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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1月14—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7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11月14—15日）
昨晚进行了代表选举。[1]经过一个极其混乱的会议以后，我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当选。这一次我完全没有暗中进行活动，而且也没有机会这样做。反对纯粹是做做样子；一位工人被提名也是做做样子，而推荐他的那些人都投了我的票。
钱正在筹集。请写信告诉我，你和特德斯科去不去。如果你们不能去，我也不能一个人去，不能一个人参加代表大会，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们两人不能去，那么事情就要落空，就得推迟几个月。如果是这样，请你给伦敦写信，好及时把这件事通知各地。〔……〕
我在去伦敦途中不能到布鲁塞尔去了，因为手头太紧。我们只好约定在奥斯坦德相会27号（星期六）晚上，星期日渡过海峡，以便星期一我们就能够开始工作。可能在29日，星期一，波兰纪念日，“民主派兄弟协会”要进行某些活动，届时我们一定去参加。[2]这是很好的事情。你在伦敦要作一次法语演讲，然后我们把它登在《改革报》上。我们德国人一定要有所作为，好让法国人看看。一次演说比10篇文章和100次访问还管用。
你在10月2日的《北极星报》上大概已经看到哈尼和“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召开一次民主派代表大会的要求。[3]要支持这个要求。我在法国人中间也一定加以支持。我们可以争取明年在伦敦召开这个代表大会，也许同我们的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如果这个代表大会能够举行，那么这对法国人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并且使他们谦虚一些。如果这个代表大会开不成，那么就是由于法国人的缘故而失败的，法国人至少会被迫作一个表白。如果能在布鲁塞尔召开就更好了[4]，在伦敦，菲格斯[5]可能会干些蠢事。
别的新闻没有了。请把附信交给伯恩施太德，并且立即写信告诉我你是否去伦敦。
你的恩·
1847年11月15日〔……〕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01-102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95—497页）
[1]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选举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一事。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召开。
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波兰的代表，可能还有来自丹麦、瑞典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其中作为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有：卡·沙佩尔、亨“鲍威尔、约·莫尔等，然而根据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草案，他们出席大会，但不能起决定作用。伦敦区部也派出了专门的代表。布鲁塞尔区部的代表是马克思，而恩格斯则是巴黎的代表。除了马克思之外，来自比利时的还有代表吕莱希区部的维·特德斯科。从新章程的署名可以推断，大会是在主席沙佩尔主持下开始的，恩格斯是秘书，负责编辑和签发大会文件。大会的重要任务是制定章程和纲领。章程在大会上最终得以通过。但是对纲领进行了详细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详细地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通过长时间的认真讨论，代表们认识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正确性，委托他们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他们起草的这个纲领就是《共产党宣言》。
[2]1847年11月29日“民主派兄弟协会”在伦敦举行了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的国际大会。马克思转达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致“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两个组织之间建立更密切联系的呼吁书。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发表了关于波兰问题的演说。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说的报道和概述发表在1847年12月3日《德意志伦敦报》第140号、1847年12月4日《北极星报》第52号和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98号上。恩格斯还就此事专门给《改革报》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1847年12月5日的《改革报》上。
[3]《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声明。致欧洲民主派》，载于1847年10月2日《北极星报》第519号。——编者注
[4]召开国际民主派大会的倡议是民主派兄弟协会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共同提出的。马克思在1847年11月底逗留伦敦期间，和宪章派领导人以及无产阶级与民主派侨民的代表谈过此事。1848年初，他们同意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大会计划在1848年8月25日即比利时革命18周年纪念日举行。但是，由于1848年2月欧洲革命爆发，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5]菲·奥康瑙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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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大会的报道（1847年11月7日和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75
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大会的报道[118]
（1847年11月7日和15日）
〔……〕11月7日和15日，以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目的的民主协会相继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成立了新的协会，任命了常务局，通过了为期三个月的临时章程，会员人数明显增加。会员中有来自比利时各城市的人，他们是艺术家、工人、律师、房产主、商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教授、著作家等（特德斯科、迈因茨、若特兰、斯皮特霍恩、阿“皮卡尔，费德尔、丰克、马萨尔等先生，来自列日、根特、布鲁塞尔等地的律师，阿格奈桑协会的主席塞诺[119]、梅利奈将军、日果、凯洛博士、内兰），一些波兰人（列列韦尔、科达契夫斯基、扎莱夫斯基等等），许多德国人（马克思、莫·赫斯、柯尼斯堡的弗·克吕格尔、布雷斯劳的威·沃尔弗、柏林的布赖尔医生〔现在布鲁塞尔〕、《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编辑阿·冯·伯恩施太德、波尔恩、施洛特曼），马赛的《人民主权报》前任编辑安贝尔等等。
常务局是在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上最后成立的，梅利奈将军被提议为名誉主席[1]，这个建议经鼓掌欢呼通过。
若特兰律师先生被一致推选为主席。安贝尔和马克思先生为副主席。（鼓掌）阿尔伯丨皮卡尔先生为书记。丰克律师先生为司库。列列韦尔、迈因茨、斯皮特霍恩和格奥尔格丨维尔特为翻译。（鼓掌）[2]协会的下一次会议将在28日星期天举行，地点届时另行通知。在两次会议期间始终保持秩序井然。有40人出席了第二次会议，他们在28日的会议上才能被吸收入会。〔……〕
1847年11月18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92号
节录
[1]这个提议是由威廉·沃尔弗提出的。
[2]会议记录表明，当选者得到的票数分别为：若特兰47票，安贝尔37票，马克思36票，皮卡尔35票，丰克46票，列列韦尔35票，迈因茨35票，斯皮特霍恩33票，维尔特25票。
〔注释〕
[118]创建“以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目的的民主协会”的倡议是在1847年9月27日举行的公开宴会上提出的（参看文件171），会上选出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创建工作本身是在两次全体会议上完成的，这两次会议的记录见路易·若特兰《沙尔·路易·斯皮特霍恩传》1872年布鲁塞尔版第40-46页和I贝尔特兰德《1830年以前的比利时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史》1906年布鲁塞尔一巴黎版第258—263页。
马克思和其他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的民主协会，很快便发展成了革命力量的重要中心。它同民主派兄弟协会的联系非常紧密，并准备同它一起召集一次国际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参看文件186）。
在11月7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主要讨论了章程草案，草案的头两条是：
“第1条一个名叫‘以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目的的民主协会’的组织，是由下列各署名者以及由希望不考虑国别、职业和等级而加人协会，并根据下面规定的程序被准许入会的那些人建立的。
“第2条本协会的一切活动都将是公开的，并且将限制在比利时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本协会将通过报刊和公开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集会从事活动。它将提出、讨论并决定达到其目的的各项适当措施。它将通过宣言、公开信和请愿书以及通过联合比利时或其他国家现有的类似协会进行活动。”
关于草案讨论的情况，记录是这样写的：
“特德斯科先生就协会的原则和目标发表了一些总的看法，最后要求删去‘协会的活动将限制在比利时宪法许可的范围内’这句话。
“主席先生请他考虑：这种讨论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此外也不属于议事日程之列。
“布赖尔先生试图驳回特德斯科先生的意见。他认为，这个协会并不是行动的协会，因此它可以把自己限制在一个保障绝对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宪法范围内。但他希望将第1条阐述得更加准确。
“海尔贝格先生认为民主这个词已经够准确了。”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费德尔提出的补充意见。按照他的意见，章程有效期暂定为三个月，然后再作最后的检验。根据记录，在章程草案上签名的有：梅利奈将军、吕·若特兰（律师）、安贝尔、斯皮特霍恩（律师）、弗·克吕格尔〈著作家〉、迈因茨（律师）、冯·伯恩施太德（德文报纸编辑）海尔贝格（教授〉、雅科布·卡茨、威·沃尔弗（著作家〉、斯·波尔恩、卡尔·马克思（著作家）、康·扎莱夫斯基、让·佩列林、列列韦尔、路德维克·卢布林纳、格·维尔特、特德斯科（律师〉、布赖尔（医生）维克多·费德尔（律师）、莫·赫斯、安东·卡茨、保罗·德托马、菲力浦·日果、卡·格·福格勒、阿德里安·范贝弗伍尔德、斐·沃尔弗，施洛特曼、巴利于、奥内曼斯、阿尔伯·皮卡尔、J.梅斯肯斯。”——188
[119]“阿格奈桑人民协会”是比利时工人在布鲁塞尔建立的一个组织。在1844年作为传单散发的《致社会各阶级的公开信》中提出的、责成大会讨论的该组织的要求如下：普选权、累进税、对儿童实行公费教育（其中包括社会义务和权利，学会一种职业）、组织劳动、废除死刑。该协会的主席是钳工梅斯肯斯，他同时也是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参看注11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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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74
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11月5日）
11月5日于科隆
尊敬的先生：
我没有及时答复您的友好来信，您不要归咎于任何其他情况，而只怪我的拖拉作风。昨天，我又会见了亨·毕尔格尔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为计划中的评论[1]暂时只能承诺12个股份，但我们相信，只要您详细讲明交款的方式或者能够出版第一册，认购的人还会大大增加。同时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告诉您，那12个股份都安排给了这里的小资产者，也就是说，没有安排给前《莱茵报》的任何一个股东或领导人，德斯特尔医生至今还没有恳请这些先生入股。因此，您也许认为有必要直接求助于其中的一位或几位先生。
我们迫切等待着您的反蒲鲁东文章的译文[2]我可以担保销售很多本，如果这种担保对该书的出版能起到某些作用。奥·韦勒已在他的《民主手册》中发表了反蒲鲁东的结尾部分，译文相当蹩脚。[3]我们希望，在我们试图竭尽全力出版您和朋友们的著作时能抵制卢格一格律恩集团的阴谋。[117]因此，我已嘱咐安内克夫人写信给阿恩斯贝格的谢弗，建议他一开头就发表您的著作或由赫斯翻译的巴贝夫和德萨米的著作[4]，他是《威斯特伐利亚瞭望台》杂志的出版人，正打算创办一家出版社。他的回信一到，我就马上告诉您。莱比锡的奥·韦勒也写信对我们说，他完全不受阿·卢格的影响。我们将在可供我们使用的各家报纸上戳穿格律恩的牛皮，给《杜塞尔多夫日报》附上的文章[5]可以证明这一点。反蒲鲁东一书的详细广告已经寄给《德国旁观者》，另一份将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顺便说一句，它要经受非常严酷的斗争）上发表，第三份将在《布雷斯劳人民明镜》上发表。
我以尽快获得您的消息为荣，请接受我的由衷敬意。
安·哥特沙克
手稿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52
[1]参看文件155；从哥特沙克1848年1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58）中可以看出，出版该杂志的计划因1847年底1848年初的严酷形势而未能实现。
[2]参看文件167；译文没有完成。
[3]指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即从“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开始的最后8段，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题发表在《1848年民主手册》1847年莱比锡版第215—217页。
[4]莫泽斯·赫斯当时没有发表他的译作：泰奥多尔·德萨米《公共法典》（1842年巴黎版）和菲力浦·邦纳罗蒂《为平等而密谋，又名巴贝夫的密谋》（1828年布鲁塞尔版）。赫斯1846年才开始着手翻译这两部著作。
[5]参看注117。
〔注释〕
[117]卡尔·格律恩把蒲鲁东的书（当时还没有出版）从长条校样翻译成德文(约·皮·蒲鲁东《国民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要性》，卡尔·格律恩译，1847年达姆施塔特版，两卷本)他竭力在德国搜罗更多的蒲鲁东追随者，使他们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相对立。格律恩除了在《特里尔日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外，还在1847年10月8—30日《科隆日报》第281、285、290、293、294、300、301和303号上连载了一篇关于蒲鲁东的书的长文，公然诽谤共产主义者。在这一方面，他同阿尔诺德·卢格站在一条战线上，后者在《关于共产主义的三封信》中详尽地评价了蒲鲁东的书，并明确主张批判共产主义者。
哥特沙克的这封信表明，科隆的共产主义者曾为在报纸上反对格律恩作出了努力。例如，他们成功地在1847年11月1日的《杜塞尔多夫日报》第303号上刊登了下面这篇论战性文章：
“⊙科隆，10月30日。《科隆日报》现已载完蒲鲁东的大部头著作《贫困的哲学》的摘要。干了这件费力不讨好的蠢事的那个人，即向德国人特别是《科隆日报》的读者公布这个经济学的神秘主义者的废话的那个人，从他对自己的暗示，对他的‘朋友蒲鲁东’的暗示，以及对他未来的《现代经济学史》的暗示来看，他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该书的译者卡尔·格律恩先生。卡尔·格律恩先生最充分地表明，他以前曾作过不少努力，试图向‘德意志祖国’介绍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甚至要给已故的歌德冠以共产主义圣人的美名，而对他的同乡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即他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出版的旨在驳斥和否定蒲鲁东那套胡说八道的著作却只字不提。但是，格律恩先生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吗？否，他在发表于同一家《科隆日报》上的共产主义小说中曾提到了这部书；不错，他给他的小说起了一个滑稽可笑的题目《格律恩先生的贫困》；他想必要使自己重振家业，也就是说，在未来，卡·格律恩先生也将在《科隆日报》的编辑部天堂里引人注目。”——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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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至11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7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16]
（1847年10月底至11月底）
《共产主义原理》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
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1]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工商业繁荣期和萧条期的更替，取决于没有节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生活在上述条件下的这种穷人、这种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一向是自由的和没有节制的一样。
第四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因而只有大资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生产的又便宜又好。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工业全部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于是资本家很快就占有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从此，在衣料生产方面就实行了工厂制度。机器和工厂制度一经采用，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和金属品制造业等部门。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于是，从前完成整件丁作的工人，现在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分工可以使产品生产得更快，因而也更便宜。分工把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一种非常简单的、时刻都在重复的机械操作，这种操作利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甚至还要好得多。因此，所有这些工业部门都像纺纱和织布业一样，一个跟着一个全都受到了蒸汽动力、机器和工厂制度的支配。这样一来，这些工业部门同时也就全都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除了原来意义上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也渐渐受到丁厂制度的支配，因为这里的大资本家也在通过建立可以大量节省开支和实行细致分工的大作坊，不断挤掉小师傅。结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劳动部门都照工厂方式进行经营了，在所有劳动部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几乎都被工业挤掉了。于是，从前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日益破产，工人原来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现在已经几乎独占了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这个阶级叫做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
第五个问题：无产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把劳动出卖给资产者的？
答：劳动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劳动的价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也是由同样的规律决定的。正像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在大工业或自由竞争的统治下，情形都一样，商品的价格平均总是和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费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并使工人阶级不致灭绝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工人的劳动所得不会比为了这一目的所必需的更多。因此，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将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额。但是，因为工商业有时萧条有时兴旺，工人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像厂主出卖商品所得有多有少一样。如果把工商业繁荣期和萧条期平均起来，厂主出卖商品所得既不多于他的生产费用，也不少于他的生产费用，同样，工人平均所得也是既不会多于这个最低额，也不会少于这个最低额。大工业越是在所有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工资的这一经济规律体现得就越充分。
第六个问题：在工业革命前，有过什么样的劳动阶级？
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直到今天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他们还是这种奴隶。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贵族的农奴，直到今天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他们还是这种农奴。此外，在中世纪，直到工业革命前，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渐渐出现了受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单个的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与主人利害攸关，他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单个的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财产，他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做物，不被看做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处于比奴隶更高的阶段。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占有并使用一种生产工具，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用别人的生产工具为这个别人做工，从而得到一部分收益。农奴是交出东西，无产者是得到报酬。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农奴可以通过各种道路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财产所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获得解放。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第九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2]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有什么区别？
答：16—18世纪，几乎任何地方的工场手工业工人都占有生产工具，如织布机、家庭用的纺车和一小块在工余时间耕种的土地。这一切，无产者都没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几乎总是生活在农村，和地主或雇主维持着或多或少的宗法关系。无产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和雇主只有金钱关系。大工业使工场手工业工人脱离了宗法关系，他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而变成无产者。
第十一个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划分为资产者与无产者首先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第一，由于在世界各国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旧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工业迄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半野蛮国家，随之也就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获得解放，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这种革命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丁人也获得解放。
第二，凡是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地方，工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和势力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专制王朝。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势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摧毁了行会师傅的势力。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取代行会和手工业者的特权；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什么也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只是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才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从而资本家，资产者成为社会上的第一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势力以后，也就消灭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上升为第一阶级以后，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阶级。它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做到这一点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的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立宪君主制的形式。在这种立宪君主制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这些资产者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利，选出资产者政府。
第三，工业革命到处都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者越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越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才能增加，所以无产阶级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是完全同步的。同时，工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其次，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把工资压得越来越低，把它压到上面说过的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越来越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工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
第十二个问题：工业革命进一步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变得这样容易，这种大工业必然产生的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兴旺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因此，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3]，每一次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
第十三个问题：这种定期重复的商业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第一，虽然大工业在它的发展初期自己造成了自由竞争，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大工业必须粉碎它，而且一定会粉碎它。大工业只要还在现今的基础上进行经营，就只能通过每七年出现一次的普遍混乱来维持，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因此，或者必须完全放弃大工业本身（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大工业使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成为绝对必要的，在这个全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
第二，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在现今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
这就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
（1）从现在起，可以把所有这些弊病完全归咎于已经不适应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
（2）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这些弊病的手段已经具备。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因为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公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
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私有制本身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不是一向就有的；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工场手工业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工场手工业便产生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要看生产的发展阶段。在依赖农业的中世纪，是领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行会师傅、帮工和短工；在17世纪是工场手工业主和工场手工业工人；在19世纪是大工厂主和无产者。非常明显，在这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能以足够的产品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还没有发展到私有制成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障碍。但是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越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
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七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第十八个问题：这个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
答：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也许还需要第二次斗争，但是，这次斗争只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向私有制发起进攻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录入者加粗）这些作为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现在已经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
（3）没收一切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4）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
（5）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为止。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6）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货币经营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
（7）随着国家拥有的资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国家工厂、作坊、铁路和船舶，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
（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12）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家的生产力大大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以致连旧社会最后的各种交往形式也能够消失。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第二十个问题：最终废除私有制将产生什么结果？
答：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所以同现在的大工业经营方式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到那个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还必须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过剩将成为新的进步的条件和起因，它将实现这种进步，而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因此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摆脱了私有制压迫的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场手工业和我们今天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农业在目前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小块化而难以利用现有改良成果和科学成就，而在将来也同样会进入崭新的繁荣时期，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因此，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而迄今为止的分工方式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面说过的水平，单靠机械和化学的辅助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当上个世纪的农民和工场手工业工人被卷入大工业的时候，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成为完全不同的人，同样，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共同经营生产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越来越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破坏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分工，将完全消失。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于是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必然消灭。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为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点现在人们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迄今为止的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号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民族？
——保留原案[4]。
第二十三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宗教？
——保留原案[5]。
第二十四个问题：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
答：所谓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这种社会已被大工业、世界贸易和由它们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所消灭，并且每天还在消灭。这一类社会主义者从现今社会的弊病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恢复封建和宗法社会，因为它没有这种种弊病。他们的所有建议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这一目的。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尽管他们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并为此而洒出热泪。因为：
（1）他们追求一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2）他们企图恢复贵族、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主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他们想恢复的这种社会固然没有现今社会的各种弊病，但至少会带来同样多的其他弊病，而且它根本不可能展现通过共产主义组织来解放被压迫工人的任何前景；
（3）当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阶级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总要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那时他们马上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
第二类是现今社会的拥护者，现今社会必然产生的弊病，使他们为这个社会的存在担心。因此，他们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弊病。为此，一些人提出了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另一些人则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今社会的基础，从而保存现今社会本身。共产主义者也必须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希望沿着和共产主义者相同的道路去实现XXX问题[6]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做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做足以消除贫困和现今社会的弊病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同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
第二十五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
答：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坚持的社会主义措施中越接近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就是说，他们越明确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越依靠无产阶级，这种共同的利益就越多。例如在英国，由工人组成的宪章派就要比民主主义小资产者或所谓激进派在极大程度上更接近共产主义者。
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即全国土地改革派[7]。
在瑞士，激进派虽然本身也是个成分极其复杂的政党，但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所能接触交往的唯一政党，其中瓦特州和日内瓦州的激进派又是最进步的。
最后，在德国，资产阶级和专制君主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因此，在同政府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者，只是应当注意，不要跟着资产者自我欺骗，不要听信他们关于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
（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
（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所采取的党的政策，将和在资产阶级现在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361—380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76——693页）
[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50年代，即马克思制定出剩余价值理论以前所写的著作中使用过“劳动价值”、“劳动价格”、“出卖劳动”这样的概念。）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本小册子所写的导言中指出：“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这些概念“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0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使用的是“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出卖劳动力”等概念。
[2]在恩格斯的手稿中，以下是半页空白，没有答案。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同于无产者的所谓手工业者，上个世纪几乎到处都有，而今天还散见各处，他们顶多是暂时的无产者。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得资本，并用它来剥削其他劳动者。当行会仍然存在，或者当经营自由还没有导致手工业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还没有导致激烈的竞争时，他们往往还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一旦手工业采用了工厂制度，竞争也非常盛行时，这种前景就消失了，手工业者就日益成为无产者。因此，手工业者获得解放的道路是：或者是成为资产者或一般是变为中间等级，或者是由于竞争而成为无产者（正如现在所经常发生的），并参加无产阶级的运动，也就是参加或多或少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77页）
[3]恩格斯曾指出：“……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71页）
[4]在回答第二十二个问题的地方，写着“保留原案”的字样。这是指答案应当维持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的答案，即“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80页）
[5]在回答第二十三个问题的地方，写着“保留原案”的字样。这是指答案应当维持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的答案，即“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单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而共产主义却是使一切现有宗教成为多余并使之消灭的发展阶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80页）
[6]手稿此处空白，指的是第十八个问题。——编者注
[7]全国土地改革派即北美土地改革派，又称美国“全国改革协会”，成立于1845年，是一个以手工业者和工人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场奴隶主和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民主要求。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原卷末注
〔注释〕
[116]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是《共产党宣言》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同盟纲领讨论过程中的一个草案，产生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原理》的基础就是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1847年6月中旬发表的信条草案（文件147而恩格斯对信条的起草曾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恩格斯于1847年10月15日前后从布鲁塞尔到达巴黎时，巴黎的讨论早已展开，讨论的基础是经莫泽斯·赫斯修改后的草案。10月22日的区部委员会会议决定撤销赫斯的草案，并委托恩格斯在10月29日以前起草一个新的信条（参看文件170。巴黎的讨论一直继续到11月27日恩格斯离开巴黎为止（参看文件177）。
现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所拟草案的文本，从时间上看可能是写得比较早的一个稿本；它可以说是一个残稿，因为其中没有第九、二十二和二十三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只要把它同伦敦代表大会的草案作一比较，残缺部分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补。在第九个问题（它同伦敦草案中第十二个问题是吻合的）下面，恩格斯留出了写答案的空白。与此相反，在另外两个问题下面，恩格斯注明“见”伦敦草案，但也可能是“见”一个后来又经过加工的文本。只要同伦敦代表大会的草案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恩格斯在撰写一些问题时比较尊重伦敦代表大会的草案，在有的段落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引用了该草案；这一点在第二、三、四、七、八和十六个问题的答案（在伦敦草案中是第七至十一和十四个问题的答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另一些答案中，恩格斯作了彻底加工，而在他的《原理》中基本上都用详尽的答案对一系列问题作了全新的阐述。在撰写《原理》时，恩格斯纯粹是表面上采用了当时流行的信条（教义问答）形式。但在大多数答案中，恩格斯都作了叙述性的阐述，从而突破了以简短的回答为特征的教义问答的框框。在后来起草纲领草案的时候，恩格斯认为，教义问答的形式是不适用的，最好把纲领改称《共产党宣言》（参看文件177）。
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后来又作了许多增补和删改（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柏林历史考证版旧版第1部分第6卷第501-522页），本书在印行时参考了这些增补和删改（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76-693页）。——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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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卡尔·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摘录（1847年10月28日至11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72
卡尔·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摘录
（1847年10月28日至11月25日）
〔……〕“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租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懦怯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正如我已在《德法年鉴》上证明的，德国染上了基督教德意志的特殊病症[1]。它的资产阶级出现太晚了，当它开始同君主专制进行斗争而力图确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一切先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同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斗争了，它那种政治幻想在欧洲人的意识中早已过时。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还保存着君主专制的政治贫乏以及一大群已趋没落的半封建等级和关系，同时又局部地存在着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德意志对世界市场的依附而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引起的现代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2]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尚未形成阶级之前就同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臣民”之间的斗争不顾一切汉巴赫之歌[3]而在君主和贵族被赶出国土之前就爆发了。
海因岑先生对这种充满矛盾的事态（这当然会在德国文学上有所反应）做不出别的解释，只是说，这要唯敌人的良心是问，这是共产主义者进行反革命阴谋的后果。
可是德国工人非常清楚：君主专制在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向无产阶级敬以霰弹和皮鞭的时候是毫不犹豫的（而且也不能犹豫）。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宁肯受专制政府及其半封建侍从的粗暴压迫而不愿受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呢？工人非常清楚：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为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阶级创造团结的条件，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尽管如此，他们对海因岑先生的资产阶级幻想也是不会同意的。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
工人在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在不久以前反谷物法同盟的运动中，英国宪章派就做出了光辉的范例。他们一刻也没有相信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的虚伪保证和捏造，一刻也没有停止同他们作斗争，他们充分自觉地帮助自己的敌人战胜了托利党人；但是当谷物法废除后的第二天在选举斗争的战场上两相对抗的已不是托利党人和自由贸易派，而是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了。宪章派就是因为同这些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作斗争才在议会中给自己争得了席位。〔……〕
注意。我们向《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的读者推荐一篇斯蒂凡[4]写的批评文章：《海因岑的国家》。不言而喻，对著者来说，海因岑只是一个引子；即使他随便用一个德国的空谈著作家来使真正革命工人的观点同好辩、谩骂的小资产者的观点对比，也同样会成功的。〔……〕
摘要
1847年11月11、18、25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90、92、94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
第4卷第338—339、351—352、359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331—332、346—347、355页）
[1]见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18页）。——原卷末注
[2]指1844的6月4-6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和1844年6月下半月捷克工人的起义。——原卷末注
[3]指汉巴赫大典进行时唱的歌曲，这次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邦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国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宪制改革而斗争。——原卷末注
[4]斯蒂凡·波尔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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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0月25—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7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10月25—26日）
1847年10月〔25—〕26日于巴黎
亲爱的巴托洛缪：
我今天才给你写信，是因为我今天才得以见到小个子路易·勃朗（经过同看门的女人的剧烈斗争之后）。我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结果是这个小个子对一切都表示同意。他十分客气，十分友善，而且看起来他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要同我们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他也完全没有那种以保护人自居的法国人派头。我曾经写信告诉他，我将正式受伦敦、布鲁塞尔和莱茵地区民主派的全权委托，同时也是以宪章派代表的身份去拜访他。[1]他详细地打听了各种情况；我对他描述说，我们党目前的状况非常好，谈到了瑞士[2]、雅科比[3]和我们的同盟者巴登人[4]等等。
我说你是领袖：“您可以把马克思先生看做我们党（就是说，德国民主派中最先进的一派，我在他面前就是这一派的代表）的领袖，把他最近出版的反对蒲鲁东先生的著作[5]看做我们的纲领”。他对此十分注意。最后他答应在《改革报》上发布关于你这本著作的消息。他告诉我很多目前在工人中开展的地下运动的情况；说工人们已经把他的《劳动组织》这本书廉价印了3000册，而且两星期以后不得不重印了3000册；他说，工人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革命，不过，他们已经学会了等待适当的时机，不搞暴动，只进行有把握获得成功的决定性打击等等。〔……〕
我同样在积极地做弗洛孔老爷子的工作。[6]我先是以英国人代表的身份同他见面，并且以哈尼的名义问他，为什么他对《星报》[7]那样冷淡。他说，是的，他很遗憾，他很愿意谈谈这件事，只是编辑部里没有人懂得英文！我自告奋勇每星期给他写一篇文章，他乐意地接受了。〔……〕
我到弗洛孔老爷子那里去了一次。这个老实人对我极为诚恳，我向他叙述我同《工场》的来往经过时那种老实真诚的态度，几乎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从《工场》谈到《国民报》：“当我们在布鲁塞尔讨论我们应该去找法国民主派中哪一派的时候，我们一致的意见是，必须首先同《改革报》建立联系，因为在外国对《国民报》存在着强烈的和完全有根据的成见。首先，这个报纸的各种民族偏见妨害它同别人接近”。——是的，是的，一点不错，弗洛孔说，这甚至就是《改革报》创办的原因；我们从第一天起就声明：我们不挤占别人。——而且，我继续说道，如果说我可以相信我的先行者（因为我从未到《国民报》去过）的话，那些先生们老是装出一种愿意保护外国人的样子，而这同他们的民族偏见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他们的保护，我们不要任何一个保护者，我们要的是同盟者。——对呀，但是我们完全不同，我们没有想过这一点。——这是确实的，因此我对《改革报》的先生们的这种态度表示赞扬。〔……〕
此外，对这些人，我已经用不着作任何让步。我对路·勃朗说，我们同他们在一切实际问题和时局问题上是一致的；在纯理论问题上我们也正朝一个目标走；他的著作[8]第一卷中所阐述的那些原则，在许多方面同我们的原则是一致的；至于其他的问题，他可以在你的著作中找到比较详细的叙述。关于宗教问题，我们认为是完全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同一党派内的人们互相争执的理由。尽管如此，对于理论问题进行友好的讨论是完全可行的，甚至是值得欢迎的，他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施特劳宾人那里的情况极度混乱。在我到达的前几天，最后的一些格律恩分子（整个一个支部）被赶了出去，不过其中半数是会回来的。现在我们只有30个人。我立即建立了一个宣传支部，整天奔波，勤勉工作。我立即被选进了区部，任务是搞通讯。有20—30个人被推荐正待接收入盟。我们很快又会更加壮大起来。对莫泽斯[9]，我开了一个很厉害的玩笑（此事请保密）。他的确写成了一篇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稿。[10]而我就在上星期五[11]的区部会议上对这篇稿子按问题逐个进行了分析，我还没有谈到一半，大家就表示满意了。在没有任何人反对的情况下，我受托草拟一篇新的教义问答[12]在本星期五的区部会议上进行讨论，并且要背着各支部寄往伦敦。当然，这件事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否则我们全都得下台，并且会引起公愤。
波尔恩要到布鲁塞尔你们那里去，他是去伦敦的。[13]也许在这封信到达以前他就能到。他够冒失的，竟要经过普鲁士，沿莱茵河顺流而下，冒着被捕的危险。在他到达时，请给他指点指点，这个小伙子最能领会我们的观点，所以如果给他点引导，他在伦敦也非常有用。〔……〕
可怜的莫泽斯是不是中邪了，不断地在报上发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的幻想？[14]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93—95、97—99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84一491）页）
[1]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2]瑞士当时正处在国内战争前夕。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特权于1843年締结了单独联盟〈宗得崩德）。它的反动企图遭到了40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宗得崩德。于是后者在11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军事行动。1847年II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天主教僧侣和城市上层贵族后来不止一次地利用一部分落后保守的农民企图抗拒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夺取各州的政权。联邦政府的胜利和1848年宪法的通过，使瑞士由国家的联盟变成联邦国家。——原卷末注
[3]约·雅科比是德国激进派的代表，自1847年普鲁士召开联合议会以来，他就批判它是人民代表制的代用品。1847年4月和6月，他游历萨克森、德国南部、瑞士，访问了科隆和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与《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取得了联系。——原卷末注
[4]我们的同盟者巴登人是指巴登的反对派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代表有弗·黑克尔、古·司徒卢威等，他们在1847年9月12日于巴登大公国的奥芬堡召开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激进的政治改革纲领。——原卷末注
[5]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6]斐·弗洛孔是法国《改革报》的编辑。这里是说恩格斯积极为《改革报》撰稿。1847年10月26日《改革报》刊登的《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是他发表在该报的第一篇文章。之后，他又自告奋勇把他为《北极星报》写的有关宪章运动的报道的综述译成法文提供给《改革报》。这些文章通常都以《宪章运动》和《宪章风潮》为题，附有编者按。恩格斯直到1848年1月还在为《改革报》撰稿。虽然恩格斯的观点与该报编辑光其是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的观点有分歧，但他的有关宪章运动的文章在《改革报》克服民族排外性方面仍有一定作用，对该报读者法国工人和中间阶层的激进分子也产生了革命影响。——原卷末注
[7]《北极星报》。——编者注
[8]路·勃朗《法国革命史》。——编者注
[9]莫·赫斯。——编者注
[10]1847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把《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分给同盟区部、支部讨论，这个草案是恩格斯起草的，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后决定分发到各支部讨论。10月中旬，当恩格斯从布鲁塞尔返回巴黎时，以教义问答形式写成的同盟纲领草案已经在巴黎支部讨论。莫·赫斯向巴黎区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他拟定的修正草案；在受到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之后赫斯的修正案被否决。但恩格斯对他自己的那个草案也不再满意，因为在起草它时，他必须考虑到参加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还受到空想共产主义的影响这一事实。恩格斯又起草了新的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克服了这种缺陷，更为详细地阐明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纲领原则，不过仍然是以教义问答的形式写的。这一新文件后来获得巴黎支部的批准，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原卷末注
[11]1847年10月22日。——编者注
[12]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编者注
[13]斯·波尔恩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恩格斯说他是途经布鲁塞尔后去伦敦的。1847年10月到达布鲁塞尔，拜访了马克思，但是没有前往伦敦参加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原卷末注
[14]指莫·赫斯在1847年10—11月的《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连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一组文章。——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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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反对卡尔·海因岑的声明（1847年10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70
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反对卡尔·海因岑的声明
（1847年10月24日）
声明
（迟到的声明）
最可尊敬的伯恩施太德先生：
刚才我在贵报上看到海因岑先生反对弗·恩格斯的一篇长文[1]，他在该文中提到共产主义者时使用了带有极端侮辱性的语言。他在文中再次故技重演，竟把共产主义者同奴才和警察相提并论，而且这次竟然如此寡廉鲜耻，甚至胡说什么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已把他的一批小册子（顺便说一句，这些小册子无非就是喋喋不休地毫无意义地呼吁人们采取暴力行动，至于暴力行动结束后应该怎么干，却未作任何说明，而为了不致重蹈1830年法国人的覆辙，竟为资产者老爷们自相残杀，对此作出说明是非常必要的）直截了当地交给了警察局。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发生，尽管上述海因岑的小册子对总的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小册子鉴于上述原因早已被退回了。〔……〕
关于海因岑嫁祸于共产主义者的其他事情，那实在太可笑了，以致不值得再一次在这些报纸上作出回答，因为那样做无异是浪费时间。此外，如果海因岑先生再这样攻击共产主义，那么他在工人共产主义者中不难找到敢于同他拼搏的战士。我希望能借贵报一角发表这篇短文。
致以崇高的敬意
工人共产主义者C.兰格[2]
代表许多共产主义者
1847年10月24日于巴黎
1847年11月4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88号
节录
[1]卡·海因岑《共产主义的一个“代表”》，载于1847年10月21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84号。
[2]可能是阿道夫·克路斯在同盟内部使用的化名，参看文件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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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区部的信（1847年10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69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区部的信
（1847年10月18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47年10月18日于伦敦
中央委员会致布鲁塞尔区部
兄弟们！
你们就告同盟书[1]给我们的回信，已经收到了。比利时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自从发生不愉快的误解（那次误解，正像我们希望的，已经被遗忘）以来，你们的来信总是十分勉强和冷淡。什么原因，你们最清楚；至少我们不明白，我们在哪些方面使你们采取如此冷淡的态度。
布鲁塞尔区部派代表参加下次代表大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要决定，同盟作为一个整体是应该分崩离析呢，还是应该从中切除在许多地方存在的溃疡。我们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想有所建树，后者是我们能够采取的唯一办法。当前，同盟内一片混乱，成员中有那么多鼠目寸光者，他们总想不惜任何代价突出自己。真是活见鬼。
沃尔弗大概1月初就要完全迁居伦敦，所以，如果马克思能来参加大会，那我们一定会感到满意。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减轻你们的开支。贡献出你们的全部力量吧，如果我们能克服这次危机，就一定能胜利。
你们批准买印刷机的款项，为何还不给我们寄来？
我们得到了来自美因茨的消息。我们的特使已经在那里和支部成员见了面。你们想想，被开除的魏特林分子竟已写信去美因茨，以最无耻的语言诽谤我们，要当地的支部同我们断绝关系而归并到他们那里去。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搞到美因茨的地址的。他们的信发出不久，莱宁格尔就亲临美因茨，使尽浑身解数，动员美因茨人脱盟。他们的目的虽未达到，但由于魏特林分子的无耻游说，我们当地的成员还是被搞糊涂了，陷人了惶惶不安之中，也就是说，意志消沉了。幸好我们的特使及时赶到，重新纠正了一切。他在美因茨和威斯巴登为我们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工作。
瓦劳到布鲁塞尔时（他说是受美因茨支部的委托）就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报告了那里的十分可喜的消息。而现在我们感到十分惊奇，我们的特使说，瓦劳在美因茨期间，连一次支部会议也没有参加过。现在你们接受他参加了你们的区部委员会，所以我们要求你们调查一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如此玩忽同盟盟员的职守，并把有关情况告诉我们。
汉堡方面还没有来信。一位从那里来的同盟盟员说，马尔滕斯对我们十分不满，原因是我们曾经劝告汉堡支部别再傻里傻气。在汉堡，那个习惯于侈谈爱的日耳曼基督徒席尔格斯，就像一块铅砣似的挂在同盟（他是同盟盟员）的脚上。汉堡是我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据点，那里有我们的优秀分子，但是我们要想在那里有所建树，首先必须让那个老帮派滚蛋。
在巴黎，已经发生了分裂。有一个支部，除两个人外全都表示反对共产主义原则，因此，我们把这个支部暂时开除出了同盟。一个头脑不清的名叫恩德斯的人是支部主席，他读了格律恩翻译的蒲鲁东的书[2]，就把这些人的头脑搞糊涂了。其余的支部为了同被开除的魏特林分子重新联合，已同他们进行会谈。我们一了解到这种情况，就严厉禁止他们继续进行这种会谈，因为代表大会已经开除了魏特林分子，所以任何个人都不能擅自同他们联合。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如果他们认为重新联合是适宜的，那也应当通过他们的代表向下次代表大会提出这个提案，因为只有代表大会才有权作出决定。真可悲，有些人想成为共产主义者，也想懂得共产主义的原则，可是连民主主义者都不如。他们不遵守民主原则，就是证明。
鬼知道，瑞士方面在搞什么名堂。在伯尔尼，就有一个姓厄博姆的瑞典人，是支部主席。他糊涂得惊人，目光短浅，以对学者的无比仇恨而闻名。这大概是由于他本人实在过于愚蠢，成不了学者，可又十分想当学者的缘故。这个人以前曾给我们写过信，毛遂自荐，要当我们杂志的编辑——这真是难以形容的无耻。要知道，他连一个正确的句子都不会写呢。自然，我们对这样的自荐无从回答。从此，他对我们就怀恨在心了。他总是在寻找合适的机会，以便对我们泄私愤。结果，这样的机会终于找到了。当伪君子霍恩苏赫如泣如诉地向他乞求公正的支持时，这个厄博姆竟不顾我们特使[3]的抗议，把霍恩苏赫作为魏特林派的代表介绍给支部全体成员，并把我们臭骂了一通，还使支部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我们立即重新联合。自然，警告信是委托厄博姆写的。据我们的特使说，这封信一开头就把魏特林派吹捧了一番，接着，又把我们狠狠地侮辱了一通，最后，要我们重新联合，并威胁说，否则伯尔尼支部就要退出同盟。其次，还说什么一切罪过都在于学者，应该把这些骗子从我们队伍里驱逐出去；什么接受一个学者入盟，就无异于向警察当局告我们的密，因为十个学者里总有九个是叛徒，等等。
经过激烈的斗争，我们的特使终于使大多数人都反对发出这封卑鄙而又毫无意义的信。可厄博姆这家伙，当时就摆出独裁者的架势，站起来说，他一定要发出这封信，并心甘情愿承担一切风险，包括不利的选举结果。就这样，伯尔尼的组织分裂了。由于伯尔尼支部是瑞士方面的主要支部，这次分裂就可能对我们和瑞士方面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后果。在日内瓦，有很干练的人，我们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将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并给瑞士各支部发出专门的通告。淸烂的组织必须切除。
阿姆斯特丹支部有8名成员，而且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还要成立区部。一个月后，一名全权特使将去鹿特丹组织教育协会和支部。
我们有意告诉你们这些详情，以便让你们明白，你们必须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目前，伦敦和布鲁塞尔是整个同盟的顶梁柱，如果这两根顶梁柱动摇或倒塌，那整个大厦就要土崩瓦解。
我们收到了西里西亚弗兰肯施泰因方面的来信。他们还要30份试刊号。[4]
等待你们的回信。
敬礼并握手。
代表中央委员会，并受其委托
约莫尔卡尔·沙佩尔
亨利希·鲍威尔
又及：两周后，你们将通过书商蒂姆收到25—30份试刊号[5]。请伯恩施太德从10月1日起将《[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寄给东区的协会。该协会已决定不订《德意志伦敦报》，改订《[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请转告伯恩施太德，让他写信告诉我们，这半年的报费寄给谁。
又及：《[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的挞伐号[115]我们在这里是以4苏的价格出售的。他如若愿意按这个价格再给我们寄100份，我们将很高兴。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7年10月18日给布鲁塞尔区部的信（首页和末页），信中邀请卡尔·马克思参加大会【图（略）】
手稿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16
[1]文件160；布鲁塞尔区部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
[2]比·约·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由卡尔·格律恩译成德文，1847年达姆施塔特版。
[3]可能是斯蒂凡·波尔恩。
[4]《共产主义杂志》，文件156。
[5]《共产主义杂志》，文件156。
〔注释〕
[115]1847年10月10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81号上刊登了一幅图画，（另见一本旅行手册中按原件复制的一页插图，插图下面有这样的说明：“因请求施舍而挨了十棍子惩罚的业主，今天继续穿过美因茨和兰道。1847年8月11日作于哈瑙。”）这幅图画是《德国的伤口》一文的插图，它描绘的是“一名穷苦的手工业学徒”，该文比较真实地描绘了图画中所勾勒的情景。——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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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莫泽斯·赫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一文摘录（1847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68
莫泽斯·赫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一文摘录[114]
（1847年10月10日）
布鲁塞尔，10月10日。当前，我们的朋友需要讨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在推翻了统治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必须采取什么措施。这个问题在两个方面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1．我们常说的受到许多指责的“激进派阵营”的分裂，是不是不可调和的，或者对我们有害；1我们的敌人非常害怕，而我们则非常希望并努力争取的革命，是否迟早必定要爆发；我们认为，这次革命是否又是只对资产者老爷有利，或者，它是否将对人民、对工人有益。为了有助于我们在这里，在激进派机关报上回答这些问题，为了让我们的外国朋友也了解即将开始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愿意在本报报道有关讨论的情况，同时作一些述评。〔……〕
1847年10月14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82号
摘要
〔注释〕
[114]《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一文（本书只刊印了引言部分），是在1847年10月14日至11月11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82、87、89和90号上连载的一组文章，再版于《莫泽斯·赫斯〈哲学和社会主义文集（1837—1850年〉〉》第425-444页。赫斯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尽管有些歪曲）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进行的关于同盟纲领草案的讨论情况；除了）847年9月14日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文件160）中的一些说明外，这组文章是保留下来的能够证明布鲁塞尔区部所属各支部的讨论的唯一证据。赫斯在其论述中许多地方没有遵守自己许下的“扼要概述这些讨论”的诺言，而是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因此，他的这组文章前后矛盾百出：一方面，他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重要思想，并且以布鲁塞尔工人协会和布鲁塞尔各同盟支部在马克思领导下进行的讨论为依据；但是另一方面，他采取折衷的办法掺进了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同时主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思想庸俗化并加以歪曲。参看恩格斯在信中对重印这组文章的评论（文件171和17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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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奥托·吕宁（雷达）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0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67
奥托·吕宁（雷达）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10月5日）
尊敬的先生：
我赶紧给您回信。关于代表大会的文章[1]我是很欢迎的，但由于第10期的版面已经排满，所以我不得不请求你把它压缩一下（约1/2印张）；也就是说，主要评论这件事本身，而对那些人，即对各篇演说，只要提一提，点缀一下就行了。不过论据要像车夫的老马一样脚踏实地。此外，布雷斯劳的沃尔弗[2]也寄来了一篇这方面的通讯[3]最迟在两周内就发表！
关于你的小册子[4]的出版问题，我已写信给克吕韦尔。您将收到的这封信，就是他转来的。如果他没有写什么，那是由于他没有时间或者对此事不感兴趣。我也担心，检查机关看到某些论述（关于无产阶级的必然革命的态度等等的论述）时也许会提出严厉的非难。〔……〕
鉴于书商方面的原因，《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月号不得不在今年12月中出版发行。您是愿意转告布雷斯劳的沃尔弗，让他（除了他自己知道的为11月号写的通讯[5]外）再为1月号写一篇很详细的内容比较一般的通讯[6]（如果没有特殊内容的话），在11月15—20日连同为12月号写的通讯一起寄来呢，还是您愿意自己写？请同沃尔弗商量一下。您只要别忘了在11月20日左右把两篇通讯一起寄来就行。
还有一个请求。《人民手册》[7]今年不出版了，书商认为办不到。这样一来，第四年卷要到1848年中才能出版。我很喜欢巴黎的沃尔弗，我准备把他写的关于您的小册子的文章[8]收入《汽船》）月号；这样，无论如何要比在《人民手册》上发表得早。文章一发表，克吕韦尔将马上支付稿酬。劳驾您转告一下，好吗？
魏德迈前天同我的妹妹举行了婚礼；他向您问好。眼下我简直无法脱身，只要有可能，我就去看望您，先向您和异教徒沃尔弗[9]致以亲切的问候。
您的奥·吕宁
手稿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49
[1]指马克思的关于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文章，该文没有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发表。
[2]威廉·沃尔弗。
[3]《布鲁塞尔，9月22日》，载于1847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第10期第594—599页。
[4]指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在帕德博恩的克吕韦尔出版社出版。
[5]《布鲁塞尔，10月22日》，载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7年卷第11期第667—669页。
[6]《布鲁塞尔，12月》，载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8年卷第1期第22—26页。
[7]指吕宁编辑的《人民手册》年刊，第一、二年卷（1845年卷和1846年卷）1845年在比勒费尔德出版，第三年卷〈1847年卷）1847年在帕德博恩出版。
[8]斐迪南·沃尔弗《马克思反对蒲鲁东》，载于1848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第I期第7—16页、第2期第51—43页。
[9]威廉·沃尔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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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维克多·特德斯科（列日）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0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66
维克多·特德斯科（列日）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10月初）
亲爱的马克思：
我趁此机会让拉比安给你捎去一封短信。一周后你们将收到列日区部的半月报告。消息很好。德国人支部一共有7个成员，我是其中之一。现在，我们正在为联合会寻找会址。民主协会[1]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15个年轻人已经登记加入。民主派的名流们不愿意参加。巴耶派则断然拒绝，因为他们认为，只要举行几次会议，人民就会要求采取行动，但现在采取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我下决心对此不予理睬；不幸的是，几个年轻人因巴耶派的拒绝而发生动摇。
我收到了你的几份演说[113]，并分发给大家。巴耶曾答应我对此发一篇报道，顺便提一下《哲学的贫困》。当我向他要回我的文章时，他对我说，他的兄弟已把我的文章要走了。我原想把文章寄给《社会辩论报》的，而迈因茨竟把此事忽略了。
卡·格律恩想让人在分会[2]中介绍他入会，但是，我详细介绍了他的情况后，大家一致表示拒绝。他的兄弟讲了一次文学课，并且，为了办成此事，为《自由报》写了一篇歌颂巴耶的长文以表示支持。根据我的请求，巴耶把该文锁进了抽屉的底层。有人为了格律恩的事提过十来次申请，但全是枉然。而他们的协会至今什么也没有干，这个协会全是由那些缄口不谈政治的小商人组成的。
至于我，事情办得很糟糕，我看我的事还要糟糕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尔还没有找到工作。
再见，我的朋友，我希望你夫人和你保持对我的真诚的好感。[3]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op.1，Nr.13
[1]指“共和民主协会"，即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列日分会。
[2]很可能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
[3]接下去是草书签名。
〔注释〕
[113]马克思、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和威廉·沃尔弗也出席了1847年9月16—1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国际经济会议。维尔特在会上发言，阐述了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格奥尔格·维尔特《在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维尔特全集》，布鲁诺·凯泽尔编，1956年柏林版第2卷第128—133页。关于格奥尔格·维尔特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作用，参看科切特科娃《格奥尔格·维尔特》，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196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313—359页）马克思本来也要发表演说，但被大会主席拒绝了。（参看恩格斯《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299—308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285—296页）会议以后，马克思把他的讲稿加以整理，发表于比利时报纸，即1847年9月29日的《民主工场报》（布鲁塞尔、但是，这个演说除了恩格斯在报告中引述的部分外，保存下来的只有第一部分的德文译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296—298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282—284页），这一部分是由约瑟夫·魏德迈于1848年初以《卡尔·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的两篇演说》为题发表的1848年哈姆版），魏德迈先把演说从法文译成德文，然后加上了前言和注释。至于手稿，马克思可能在1847年9月底或10月初寄给了《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的出版人奥托·吕宁（参看文件167）。在1848年1月9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马克思宣读了他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经过扩充后的演说稿(参看文件194)。根据这次大会的决议，马克思的演说出版了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44—759页）——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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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佩尔·格特雷克《论无产阶级及其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获得解放》一书摘录（约1847年10月至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65
佩尔·格特雷克《论无产阶级及其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获得解放》一书摘录[112]
（约1847年10月至11月）
论无产阶级及其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获得解放
引言
普遍的误解以及在关于真正的共产主义及其学说和目标的演说、小册子和报载文章中到处可见的愚昧无知，就是本书出版的动因。
共产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福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基督教，也就是说，它与基督教有着共同之处，即它的学说不是通过高等学校，而是通过穷人的工场和住所来传播的。基督教福音曾经使犹太人非常恼火，使希腊人非常难堪，而共产主义必然使特权阶级十分恼火，必然使世俗观念十分难堪。
瑞典的共产主义者请求，除了这本小册子中论述的各项原则以外，将来再不要把其他原则强加给他们和他们在国外的志同道合者。他们最大的希望是，但愿这些学说和原则尽可能成为每个人自己思考的对象，而且成为普遍而公开讨论的主题。
如果他们从现在起公开阐述自己的信条，那么，他们希望今后不再听到这样的话，即叫他们承担下列任务：推翻社会和王权、在社会成员中分配财产、用暴力剥夺现今的所有者、废除家庭生活和婚姻等等。因为每一个喜欢阅读这一著作的人也许都会明白，他们什么也不要，只要由民族意志准备好了的、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改革。他们听命于人类的整个秩序，而且是为了上帝及其事业。〔……〕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专靠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生存的社会阶级，因此，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都取决于总的经济情况的繁荣或萧条，总而言之，取决于竞争的激烈程度。
在古罗马，被称为无产者的是这样一些公民：他们收入低微，以致不得不免缴国家的各项税收，他们除了把自己生的孩子交给国家以外，对国家再无用处。他们特别热衷于从事活动，即为了出价最高的人们的利益而参加各种革命运动，因为他们作为罗马公民把各种和平的劳动都看成是同他们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与绝大部分属于工人阶级的当代无产者相比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任何时代都有穷人和工人阶级，而且从事劳动的人几乎总是穷人，但无产阶级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也并不是一向自由一样。
无产阶级是由于机器的使用而产生的。机器是在18世纪中叶发明的，其中最主要的机器是：蒸汽机、各种纺纱机和织布机。这些价格昂贵，因而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机器排挤了当时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制造出来的商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纱机和织布机生产出来的更便宜。这样一来，机器使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完全转移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那一点薄产，主要是工具、织布机等等变得一钱不值。资本家垄断了一切，不给工人留下一点东西。
从此便实行了工厂制度。
资本家发现这种制度对他们非常有利，于是他们不断试图扩展新的劳动部门。他们日益在工人中实行分工，以致以前能制造整个产品的工人现在只能制造这个产品的某一部分。因此，工人本身就变得像一部机器，并且通过这种分门别类的简单化劳动可以比以前更快地生产出更便宜的产品来。人们终于发现，这种有生命的机器或工人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同机械的机器相交换，以致几乎在每一个劳动部门都能使用机器。因此，任何一个使用机器的劳动部门，完全像过去的纺纱厂和织布厂一样，也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而工人仅存的一点独立性也被剥夺了。我们渐渐发现，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尤其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实行了工厂制度。这样一来，原来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就日益破产，工人的原来状况完全改变了，从而产生了两个逐步吞没其他阶级的新阶级，即：
1．大资本家阶级。现在他们在所有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活所必需的日用消费品以及生产这些日用消费品的工具（机器、工厂、车间）的独占者。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2．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它被迫向资产者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只是为了换取生活必需品。但是这两种人在这场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好处总是在资产阶级一边，所以，无产者不得不屈从于资产阶级提出的苛刻条件。这个依附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叫做无产者阶级，或者如上所述，叫做无产阶级。
下面让我们把无产者同他们的每个近亲奴隶、农奴和手工业者分别比较一下。
奴隶是一次性地被出卖的，而无产者不得不每日每时地出卖自身。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因此，尽管生活极其困苦，却是有保障的；而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奴隶，而不是某一个主人的奴隶，所以生活没有保障，因为凡是不需要他们的劳动力的人，是不会去购买他们的劳动力的。奴隶被看做是一件物品，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的生存条件可能比无产者好一些，但从社会角度看，无产者正处在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奴隶只须变成无产者，在一切所有权关系中只须废除奴隶制关系，就能获得解放；而无产阶级只有彻底废除所有权，才能获得解放。
农奴有权占有一块土地，也有权占有一些生产工具，而且这些或多或少是他们用一部分收入换来的。无产者也用生产工具从事劳动，但这种工具是属于另一个人的，这个人为无产者的劳动转让一定份额的产品，但这一份额的大小是由竞争决定的。劳动者的份额在两种情况下由他自己的劳动决定，也就是说，他作为农奴，就由他自身决定；而作为无产者，虽说也由他自身，但主要是由竞争，即首先是由资产阶级决定。农奴的生存有保障，而无产者的生存却没有保障。农奴获得解放的途径是，或者他的封建主将其释放，或者赶走他的封建主。如果是前者，他将变成无产者；如果是后者，他将变成所有者本身，也就是说，他自己介人竞争，加入有产者的特权阶级行列。而无产者获得解放的途径只能是废除一切所有权、一切竞争和一切阶级差别。
手工业者除了自己的劳动技巧和劳动力以外，大多数人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别的资本，因此，他实际上属于无产阶级，但一般说来，他只在一定时期才是无产者。他的目标是自己挣得资本，以便有朝一日能使用他人的劳动力。这个目标，在还有行会的地方，或者职业自由尚未导致按工厂方式去经营手工业，从而还没有导致激烈竞争的地方，很快就能达到。但是，一旦在手工行业中也实行工厂制度，展开十分激烈的竞争，这种希望就会付诸东流，手工业者本身就会每况愈下，变得像无产者一样。手工业者获得解放的途径是，或者在有利的经济繁荣时期成为资产者，或者直接转变为中产阶级；而如果他（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经济不景气、由于竞争而被迫成为无产者，那么就更加接近无产阶级，即或多或少不自觉地更加接近共产主义的前进运动。
现在我们已考察了当代无产阶级的产生，并把它同过去各个被压迫的社会阶级作了比较。自无产阶级产生以来，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如果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当前的各种社会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无产阶级已经相当强大，以致可怕地威胁着社会大厦。无论政治家还是慈善家，对如何排除这种危险都感到束手无策。他们惊讶地看到，无产者的人数在对自由的国家宪法宣传和阐释得最多的国家中增长得最多。甚至在北美合众国这样一个拥有最自由的国家宪法的国家里，群众的贫困也是与进步同步增长的。只要共产主义运动——它在那里发展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快——不与民主派领导人联合实行阻碍革命改革的那种和平改良，那里和欧洲完全一样，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看来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个人主义能一如既往地用法律来保障自己的特权的那些国家里，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只对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有利，只有加强宣传教育才能使被压迫群众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认识到拒绝他们的权利是不公正的行为。政治家和慈善家只要顽固地坚持个人主义及其法律保护下的所有权，那么，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无法排除这种危险。只要他们不想向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共产主义转变，修改立法，实现财产公有制，就随时准备在万不得已时用所谓的合理分配去代替所有权。社会的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鉴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利益，迟早要作为两股敌对的力量相互对立。斗争是无法避免的。这场斗争关系到社会，关系到人类及其未来，花时间去调和是徒劳的。如果事先不通过和平途径实行改革，那么，一场暴力颠覆、一场革命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当代的政治家无非分成两派：他们或者是改革的朋友，或者是革命者，有一些极为充分的理由迫使我们把保守派算做后者，因为他们比谁都更起劲地进行顽固的反抗，从而使局势更加恶化。
还有某个政治学派的追随者也是改革的朋友，该学派的学说在最近10年中以惊人的速度得到传播和同情，特别是在新旧大陆各国的工人阶级中得到了传播和同情。但是，尽管如此，无论是上述所谓聪明的国务活动家还是世俗的和教会的学者，通常都称该学派为癫狂或渎神。然而，危险越临近，就可能越为人们欢迎和接受。这些改革的朋友被称为共产主义者。毫不奇怪，在那些无法摆脱由教育和社会制度铭刻在他们心灵上的一套关于当代个人主义所有权观念的人看来，共产主义及其财产公有制是毫无意义的、不公平的、不可能的。任何反对日益强大、受压迫日益深重的无产阶级的法律，到头来也保护不了这种所有权。
在共产主义中，也像在其他体系内部一样，存在各种不同的派别。〔……〕
德国共产主义者，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共产主义者，同上述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相比，只有一些细小的区别，但绝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他们特别反对后者的移民运动。
无论是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是德国的共产主义者，都不承认同傅立叶派有任何联系，而傅立叶派也不承认人们相互之间的基督教平等，他们的目标是这样来组织劳动：让资本家能够有更大的把握从中得到好处。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非宗教和非道德的原则排斥一切宗教上和道德上的志同道合者。
我们的意图是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来阐明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我们首先要探讨前面提到的共产主义前进运动，搞清它是想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当今社会制度的改革，还是想通过过渡时期的共产主义来实现上述改革；然后，我们要把共产主义看成是完善的社会组织（就与当前的社会组织比较而言）。
过渡时期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是这样来建立社会：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挥和运用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但不得因此而损害他人的权利。他们想通过废除私有制，用公有制取而代之，从而达到这个目标。
为了能达到这个目标，共产主义者要求建立在完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选举改革，要求运用被基督教神圣化了的平等和博爱原则。
此外，共产主义者还要求彻底实行民主，但不允许为了实行财产公有制而用暴力剥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他们只要求人民代议制容忍一种过渡时期制度，这种制度将日益缩小公民相互间的不平等并日益扩大平等，首先它将有利于那些愿意加入共同体的人们。
共产主义者希望公民愿意参加这种共同体，并希望在每一个人的意识中或感情上都有一定的不可动摇的原则。这些原则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有一条原则可以表述为下面一句话：每一个人都为得到幸福而努力奋斗；也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个别人的幸福同所有人的幸福是密不可分的，等等。
共产主义者相信，这种有益于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制是能够实现的，即使人数增长许多倍。他们的根据是，工业、农业、商业和移民区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生产力和生活资料，而且机器和化学等等辅助手段的应用还能够无限增加生产力和生活资料。
共产主义者想对无产阶级进行宣传教育，改善他们的道德状况并使他们联合起来，从而实现向这种财产公有制的过渡。
历史告诉我们，共产主义观点过去在各国人民中间也曾经发挥过作用。历代的一些极其正直、聪明过人的先哲也宣扬过公有制的学说。但是，不管这种学说对人类如何重要，却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它遭到了利己主义和权力欲的激烈反对。这种学说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表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个人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它被基督教彻底消灭了。这种学说只有当机器和其他发明能够向每一个社会成员展现全面教育和幸福生活的前景时，才能指望取得完全胜利。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者的解放的学说，而不是关于奴隶、农奴和手工业者的解放的学说，因此，共产主义必然属于19世纪，在以往任何时代它都不像现在这样，由于需要而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如上所述，共产主义者是要通过对无产阶级进行宣传教育、改善他们的道德状况并使他们联合起来以传播财产公有制，他们的奋斗目标不是暴力颠覆，不是革命，因为他们确信，一切密谋行动都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还是有害的。同样他们也知道，没有明确的目的，不具备条件，革命是无法进行的。无论何时何地，革命总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或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们也明白，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公民权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这样一来，共产主义者的敌人无异于在用暴力导致一场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由此被卷入革命，如果共产主义者像从前用言论一样用行动来维护无产阶级的事业，那完全是正常的。广大群众在遇到这种灾难的时候，越是能更多地了解和平的博爱的共产主义原则，就越不会对革命通常带来的复仇、残忍和恐怖感到害怕。
此外，共产主义者的目标不是立即实行财产公有制；因为群众成长的时间是不能预先确定的，而且财产公有制有赖于群众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因此只能逐步实行。
实行财产公有制的第一个主要条件，就是通过民主的国家宪法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只有达到这一点，才有可能确保无产阶级的生存。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
（1）通过立法实现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逐步变私有制为社会所有制，比如通过有利于国家的累进税和限制继承权等等；
（2）通过工人在国家工场和国家工厂，以及在国家农场就业；
（3）通过由国家负担费用对所有儿童进行教育，使他们从不需要母亲照料的时候起，就在国家开设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照料和训练。
倘若现存制度干扰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者就要干涉丈夫和妻子间的私人关系，甚至干涉家庭生活。此外，他们完全清楚，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家庭关系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是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因此，废除私有制也会对家庭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其最重要的结果将是妇女解放。
至于民族性，在根据公有制原则联合起来的各国人民中间，民族性由于这种联合而必将被同化或被消灭，就像各个等级和等级差别由于它们的根源——私有制的废除而消失一样。
此外，还讨论了宗教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地位，并且就共产主义者对现存宗教抵制到何等程度这一问题作出答复。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所有现存的宗教仅仅是各个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发展的表现，所以，它们将由于公有制原则而融合在一起，因为共产主义正是赋予社会制度本身一种完全的宗教性质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的统一和财产公有制必然导致宗教精神的统一和爱的普遍性。共产主义教育全体公民，彼此之间以兄弟相称，都看做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一个父亲的孩子。共产主义使那些同这种政治的和宗教的观点没有必然联系的教条变成多余的。共产主义者千方百计地避免有关宗教教义的一切争执，因为他们很清楚，宗教教义在任何时代都在人们中引起分裂与不和。从保罗给提摩太的信中可以看出，最初的真正基督徒就遵守这条原则。他在信中写道：“但你要抛掉俗不可耐的无聊寓言，应该笃信宗教。”（第4页第7行，参看第1页第行、第4页第3行、第6页第3——6行，以及参看第二封信第2页第23行、第4页第3、4行。）〔……〕
节录
〔佩尔·格特雷克〕《论无产阶级及其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获得解放》
1847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15页
〔注释〕
[112]佩尔·格特雷克的小册子，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同盟内部进行的纲领讨论写成的，其中的主要部分再现了纲领草案（文件147），该草案是在恩格斯直接参与下由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构成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草案基础。格特雷克的著作是瑞典同盟具有巨大积极性的一个明证，这种积极性在其他一系列文件中也有所表现。格特雷克本人是同盟盟员，1848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瑞典文本。格特雷克在斯德哥尔摩开有一家小书店，他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色宣传家，翻译过圣西门学派和卡贝的一些著作，对于卡贝的学说，他最后还专门进行过研究。格特雷克是斯德哥尔摩工人教育协会和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成员。
斯德哥尔摩工人教育协会〈教育社〉，是1845年10月在裁缝帮工奥洛夫·伦胡尔特、斯文·特雷高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共同倡议下成立的。它很快就从一个小团体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在1848—1849年间拥有会员1500多人。不久，在瑞士的其他城市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团体。在建立这些团体的过程中，同盟盟员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846年7月，在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封信（本书第1卷文件109）中，哥德堡就被称为根据地。1847年2月的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文件139）就强调了同盟在瑞典，特别是在斯德哥尔摩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了继续建立团体的必要性。1847年9月14日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文件160）特别详尽地探讨了同盟在瑞典所取得的进展。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瑞典的盟员中，裁缝帮工卡尔·丹尼尔·福尔塞尔的表现也很突出。他于1843年漫游到了巴黎，在那里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1846年旅游到过伦敦。1847年1月，一个牧师在斯德哥尔摩工人教育协会作的一个报告（后在《晚报》上发表）中试图证明，共产主义和真正的基督教是一致的。福尔塞尔当时可能在瑞典南部，他撰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寄给了格特雷克。后者于2月21日在工人教育协会中宣读了这篇文章，此外还把它出版，题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847年2月21日在教育协会的演说，评牧师英内尔关于共产主义的报告]。共产主义者卡·丹·福尔塞尔作。[应多方要求予以出版]》。
正当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迅猛增加的时候，在1847年这一年，它的领导权却日益落入反动势力之手。这种反动势力禁止进行各种讨论，给特雷高和伦胡尔特的报告活动设置了越来越大的障碍。斯德哥尔摩的同盟盟员，正如他们在1847年7月8日的信（见文件160所引证的）中表明的，被迫把自己的活动重点转移到格特雷克所领导的斯堪的纳维亚协会去。
《论无产阶级》这本小册子是匿名出版的。警察当局的调查报告认为它可能是格特雷克的挚友、裁缝勒夫斯泰特写的。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它的作者是格特雷克。这里只能提供一些大致的说明，用以比较确切地确定该小册子的出版日期。从扉页上看，它是1847年出版的，这一点同下列情况是吻合的：在第10页上，在评论卡贝的移民计划时谈到“明年，即1848年”实现这个计划。它也不可能在1847年9月以前出版，因为在小册子中引用了9月初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上的论述；但是，要是把伦敦和斯德哥尔摩之间交通路线较远这一点也考虑在内，那么，10月以前出版的可能性似乎也很小。因此，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时间最早也不可能是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纲领讨论达到高潮的那两个月。
格特雷克的这本小册子共有24页，分成三章，此外，前面还有一个简短的序言，后面加了一个说明卡贝的移民计划（参看注107）的附录。这几个部分各有各的特点，因为格特雷克的小册子是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再加上自己的论述编写而成的。从这个小册子中可以看出，格特雷克受到空想主义观点，特别是卡贝观点的深刻影响，有的地方还竭力运用基督教的思想。但同时他又努力接受并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第三章，即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章，题目是《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这里集各种论述和评语之大成，几乎全是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开头的两章则基本上再现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因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同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有许多共同之处。各章依据纲领草案的程度差别很大，但无论如何，问答方式已被连贯的行文所取代。在第一章《无产阶级》中，格特雷克几乎寸步不离伦敦《信条》的文本。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即最大的一部分，除少数例外，有些地方是逐字逐句地，有些地方是基本上逐字逐句地翻译了第七至十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正好翻译了伦敦草案中可以最明显地看出是出自恩格斯手笔的那一部分。与此相反，第一章的第二部分，即结论部分，则是格特雷克自己的阐述。在第二章《过渡时期的共产主义》中，格特雷克复述了第二至六和第十三至二十二个问题的答案。但他同时使用了较多承前启后的过渡语，并加进了本人的不少论述，在引用第四、五两个问题时还作了一些小的改动，不再逐字逐句地照抄纲领草案。最明显的是，他在引述第二十二个问题的答案时，把伦敦纲领草案的内容同他自己的观点掺杂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很短，而格特雷克却添加了对自己的宗教观的详细论述。
格特雷克作为草案引用的也许不是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立即发出的那个复制本（参看文件149），而是1847年7月中旬前后专为瑞典的同盟盟员准备的拉丁文副本（参看文件160），而这个副本可能含有某些出人或修改。因此，在格特雷克特别准确地引用草案、没有插人自己的评语的地方，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文字上的出入，当然是细微的出入。本书印行了格特雷克小册子的第一部分，即引言和开头两章，只作了很少删节。印行的部分，没有把正字法现代化。
关于瑞典工人运动的开端和格特雷克的作用以及他的著作《论无产阶级》，参看克努特·贝克斯特伦《瑞典工人运动》1958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卷第47—75页、1961年莫斯科版第61—87页；康捷尔《〈共产党宣言〉的历史的新材料》，载于1960年《近代和现代史》（莫斯科）第4年卷第2期第111一126页、1961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8年卷第1期第63—76页；亨里克松-霍尔姆贝里《社会主义在瑞典。（1770—1886年〉》1913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56—192页；伊瓦尔·文纳斯特伦《瑞典乌托邦》1913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26—181页。——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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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给卡尔·马克思（荷兰）的信（1847年9月28日和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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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给卡尔·马克思（荷兰）的信
（1847年9月28日和30日）
〔1847年〕9月28日星期二
30日星期四〔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近几天这里出了一件很怪的事。这里的德国人中间所有对我们和我们的表现怀有不满的分子组成了一个联盟，为的是推倒你、我和一切共产主义者，并与工人协会[1]竞争。伯恩施太德极为不满。奥特贝格说我们利用了伯恩施太德，这种说法得到了赞德库尔的传播与支持，并被克吕格尔和莫拉斯所利用，这一切使伯恩施太德对我们大家充满了怨气。莫拉斯和克吕格尔到处诉苦，说我们对他们态度傲慢，更是给他火上加油。载勒尔发火，是因为在成立工人协会时他遭到了不可原谅的忽视，同时还因为协会的顺利发展，与他的全部预言背道而驰。海尔贝格正在设法进行不流血然而却是有力的报复，因为他觉得自己遭到了而且每天都在遭到粗暴的对待。伯恩施太德发火的原因也是如此，他赠了书和地图，竟没有能为自己弄到一个有影响的民主派的地位，也没有搞到荣誉会员资格，使协会陈列他的半身雕像；相反，他的排字工人[2]明天晚上将要把他当做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来投票表决。使他发火的原因还有，他，一个高贵的绝顶聪明的人，在工人中间找到嘲弄人的机会要比他原来期望的少得多。至于莫拉斯，则是因为他没有能够把《布鲁塞尔报》[3]争取到海因岑那边去而感到恼火。总之，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分子联合起来向我们出击，是想把我们贬低到与安贝尔和比利时民主派相比的次要地位，并且建立一个比我们微不足道的工人协会更了不起、更广大的团体。所有这些先生们都渴望有朝一日也发明点什么东西，而且这些胆怯的坏蛋们认为，干这种事最恰当的时机是你不在这里的时候。但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
因此，他们决定偷偷摸摸地举行一次世界主义民主派的晚宴，并且在晚宴上完全出人意料地建议组织一个“民主派兄弟协会”[4]之类的团体[5]包括举行工人大会，如此等等。他们建立了一个什么委员会，为了装装样子还把对他们不构成危险的安贝尔拉入了委员会。在听到各种不确定的传闻后，星期日[6]晚上我才在协会里从伯恩施太德那里得到这件事情的一些确实的消息，晚宴已经定在星期一举行。详细情况从伯恩施太德那里打听不出来，只听说要来参加晚宴的有若特兰、梅利奈将军（AnneFrançoisMellinet，法国将军，支持共和与民主，王政复辟期间被流放，1830年参加比利时革命后归化比利时，1848年参与欧洲革命被比利时政府逮捕，后无罪释放——录入者注）、阿道夫·巴泰尔斯和卡茨等人，以及波兰人、意大利人等等。虽然关于整个这个联盟我一点也没有料想到（星期一早晨我才知道，伯恩施太德有些恼怒，莫拉斯和克吕格尔满腹牢騷，正在搞阴谋诡计；而载勒尔和海尔贝格怎么样，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件事有可疑之处。然而，为了比利时人，为了在小小的布鲁塞尔不致发生任何没有我们参加的民主主义的事情，还是得去。不过，应当设法去一伙人。因此，瓦劳和我宣布了这件事，并表示坚决支持，结果马上就有三十来个人愿意前往。星期一早晨鲁普斯[7]告诉我，除名誉主席老梅利奈和执行主席若特兰以外，他们还要选两个副主席，其中一个是安贝尔，另一个是德国人，可能是工人。可惜瓦劳不合适，因为他不会讲法语。这是伯恩施太德对他说的。他（鲁普斯）回答说，那么，应当由我做副主席。于是我对鲁普斯说，由他来当这个副主席，他绝对不愿意。我也不愿意当，因为我看起来太年轻，但是最后我想，为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件，最好是我同意当副主席。
我们是晚上去的。伯恩施太德装成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还没有筹备好似的，仅仅有一些负责人（依然是把德国人除外），和几个报名登记了的发言者，其中除克吕格尔和莫拉斯以外，我没有打听到其他人的名字。伯恩施太德因布置会场而不停地奔忙，一会儿找这个人，一会儿又找那个人，竭尽全力进行欺骗、搞阴谋诡计和阿谀奉承。不过我当时还没有发现搞特殊阴谋的任何迹象，这种阴谋后来才暴露出来。我们是在法院广场的列日瓦酒馆。选举负责人时，伯恩施太德违反一切约言，提名选瓦劳。而瓦劳听了沃尔弗（鲁普斯）的请求没有接受这个提名；并建议选我，这件事顺利通过。这样一来，整个阴谋就被打乱和破坏了。这时他们多少有些张皇失措，露出了马脚。在安贝尔举杯纪念为自由而死的殉难者以后，我用法语提议为纪念1792年的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共和元年葡月1日[8]这个纪念日而干杯。[9]继我之后克吕格尔发言，他的发言令人发笑，经常停顿，最后不得不掏出自己的稿子来。接着莫拉斯慷慨陈词，而说的仅仅是他个人的琐事。这两个人都用德语讲。他们的发言语无伦次，我完全记不得了。然后是佩列林用佛来米语、根特的律师斯皮特霍恩用法语建议为英国人民而干杯。接着，使我大为惊讶的是，驼背蜘蛛海尔贝格用法语作了一个冗长的、说教式的、乏味的演说。在演说中，第一，他神气活现地称自己是《民主工场报》的编辑；第二，他声称，他，伟大的海尔贝格，好几个月以来一直追求着——不过这段话应当用法语转述：L’associationdesouvriersbelges，voilalebutqueJepoursuisdepuisquelquesmois（c.a.d.depuislemomentouJ’aidaigneprendreconnaissancedudernierchapiterdelaMis.d.l.phil）[10]因此，追求这个目标的是他，而不是卡茨和其他的比利时人。“我们要前仆后继，踏上父兄的道路”[11]，云云。他要完成卡茨和若特兰无法做到的事情；第三，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派兄弟协会，并重新组织大会；第四，把建立这两个组织的工作委托给选出来的常务局[12]。
这是多么混乱啊！第一，把世界主义的事情同讨论比利时事务的比利时大会混为一谈；第二，虽然他们一切都成了泡影，但却不是完全抛弃这个建议，反而把这个建议委托给现常务局！而如果他认为我就要离开了，那他难道就不知道，除了你以外，根本就别想让随便什么人进常务局吗？但是，这个蠢货已经把他的讲话稿准备好，写出来了，他的虚荣心不允许他放弃任何足以表现自己首创精神的事情。这件事当然是通过了，然而在那种虽然十分做作、但是仍吵吵嚷嚷的狂热气氛中，根本别想把这个混乱不清的建议叙述得更好一些。接着是阿·巴泰尔斯发言（茹尔[13]不在这里），其后瓦劳要求发言。但是我惊讶地看到伯恩施太德突然跳起来，十分热情地要求让载勒尔发言，说他是早就报名登记过的发言者。载勒尔抓住这个机会，作了一个冗长、空洞、愚蠢、荒唐可笑而且简直是丑态百出的演说（用法语讲的），对立法权、行政权和执行权发表了惊人的胡说，向民主主义者提出了种种英明的忠告（海尔贝格也是这样，他对教育和培训问题大大胡扯了一番）；然后，载勒尔就摆出大人物的姿态，谈到各个民主主义团体，说自己加入了这些团体，也许还领导了这些团体（原话就是这样〕；最后，他叙述了他那个高贵的常务局以及来自巴黎的最新消息等等。总之，令人恶心。随后还有许多人发言，——一个瑞士的蠢驴[14]、佩列林、卡茨（很好）等等；到10点钟若特兰（他为德国人感到十分惭愧）结束了会议。突然，海尔贝格要求肃静，并宣布，维尔特在自由贸易问题大会上的演讲[15]明天将载于《工场报》的增刊上，增刊将单独出售！！！扎莱夫斯基也抽抽噎噎地讲了些不幸的波兰同伟大的、高尚的和富有诗意的德国的联合。最后，大家都十分安静地，但是十分不满地回家去了。
9月30日星期四。写完上面的话以来，又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并且多已解决。星期二早晨我弄明白了这整个阴谋，于是我就到处奔走，设法抵制；深夜两点钟我就跑到常务局找鲁普斯，想打听一下：能否在伯恩施太德加入工人协会的问题上投反对票？星期三我又到处走了一趟，但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搞不成这件事情。星期三晚上，我来到协会，伯恩施太德已经在那里了，态度暧昧；最后，托米斯带来了新的一期报纸[16]，我星期一给他送去的反对海因岑的文章[17]没有登出来，我送去的时候（中午两点）他不在，所以就送到印刷所去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有版面了。我提醒他记住你曾和他说定的事。[18]他否认这件事；我一直等到瓦劳来了为止。瓦劳告诉我：有足够的版面，但是，星期二伯恩施太德派人从印刷所把这篇文章拿走后没有再送回来。我走过去找伯恩施太德，很不客气地告诉他这件事。他试图撒谎为自己开脱。我重新提起那桩说定的事，他再次否认，用各种空话来搪塞。我向他说了几句不客气的话（这时克吕格尔、日果、安贝尔等人都在场），并且问他：“这篇文章你是否想在星期日登出来，是不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商量一下。”——“我不再同你谈这个问题了。”说到这里，我就不再理他。会议开始了。伯恩施太德用手托着脑袋，带着一种特殊的必胜信心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待事态的发展。托米斯先生登场了；正如你所知道的，他曾经要求过发言。他从口袋中取出一篇写好的演讲稿，照本宣科，对我们的佯攻[19]进行一连串极荒唐的反击。这样拖了很久，还是没完没了，所以就引起大家的不满，许多人要求发言，瓦劳就提醒托米斯注意时间。于是，这个托米斯就这个问题念了6句古怪的话，便回到坐位上去了。接着是赫斯讲话，他很出色地为我们进行了辩护。然后是云格。再后是巴黎的沃尔弗[20]，他的讲话虽然有3次卡住了，但是博得了热烈掌声。接着还有很多人发言。沃尔弗透露说，我们表示反对，仅仅是表面文章。于是我不得不出来说几句。我谈到我的讲话使伯恩施太德茫然不知所措，他本以为我尽搞私人纠纷——我谈到保护关税制度的革命方面，自然把那个托米斯完全撇在一边，并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被采纳了。接着是休息。我对伯恩施太德的严厉态度、托米斯的完全失败（从托米斯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一个伯恩施太德的影子）以及我结束讲话时的厉害口气使他大受震动，他跑来对我说：亲爱的年轻人，您太感情用事了，等等。总之，我应该在文章上署名。不。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商量一下简短的编者按语。好，明天11点在瑞士咖啡馆。
后来，就开始讨论接收伯恩施太德、克吕格尔和沃尔弗人会的问题。赫斯首先站起来，就星期一的会议向伯恩施太德提了两个问题。伯恩施太德用谎话来搪塞，而赫斯十分软弱，竟然表示满意。云格责难伯恩施太德私下在协会中的活动，因为他冒名引进了赞德库尔。费舍非常激烈地反对伯恩施太德，尽管事先没和我们商量，却做得很对。还有很多人要发言。总之，陶醉于胜利的伯恩施太德先生着着实实地受到了工人们的嘲笑。他非常丟脸，惊惶失措他本来以为自己赠了书自然就完全取得了信任——因而只能躲躲闪闪地、软弱无力地、吞吞吐吐地作出回答，尽管瓦劳狂热地袒护他，会议主持得很糟，并且时时让他打断发言人的话。当瓦劳让推荐对象退席，并且提议进行表决的时候，一切还不明朗。我推荐的克吕格尔获得通过，他是个很纯洁的人，不会有损于协会，而且得到了沃尔弗无条件的支持。讨论到伯恩施太德的时候，瓦劳作了长篇激烈的发言为他辩护。这时我就起来发言，揭露了涉及协会的全部阴谋，逐条驳斥了伯恩施太德的遁词，最后，我声明：伯恩施太德阴谋反对我们，要和我们竞争，但是，我们胜利了，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允许他入会。在讲话时这是我所作的最好的一次讲话我的话常常被掌声打断；特别当我说到，这些先生以为已经赢得一切，因为我，他们的副主席，要离开这里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我们之中有一个人，他有充分理由占据这个位置，只有这个人才能够在布鲁塞尔这里代表德国民主主义者，这就是马克思——这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总之，在我以后没有人再发言，这样一来，伯恩施太德就没有得到被驱逐的光荣。他站在门外，听到了一切。我本想对他当面讲这些话的，然而当时不能这样做，因为要养精蓄锐准备作最后一击，而瓦劳也打断了讨论。但是，他像沃尔弗和克吕格尔一样，听到了每一句话。与他相比，沃尔弗几乎是被全票通过。
总之，在昨天的会上伯恩施太德、克吕格尔等人遭到羞辱，所以他们为了面子在很长时间内是不会再来协会了。但是他们还是会来的。这个不知羞耻的伯恩施太德，由于我们比他更不讲礼貌，由于他的一切计划遭到彻底失败，并由于我们的坚决反对，已经完全被击败了。他别无他法，只能在布鲁塞尔奔波，到处诉说自己蒙受的耻辱这是他垮台的最后一个梯级。他愤怒地回到会场，但是无精打采，当我向协会告别，并且带着一切应有的荣誉被欢送离去的时候，他生气地溜走了。在讨论他的时候，毕尔格尔斯在场，他是前天晚上来到这里的。
我们的工人们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得十分出色；对赠送的26本书和27幅地图只字未提，他们对待伯恩施太德极其冷淡无情，所以当我发言并作出结论时，我手中已掌握足以使他落选的绝大多数票。连瓦劳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对他很厉害，把他羞辱一通后吸收了他。这事给协会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工人们第一次起了作用，击破种种阴谋而控制了大会，从而使那个想在他们中间扮演头面角色的人有所收敛。只有几个办事员之类的人仍然不满，群众是热情拥护我们的。他们感到，一旦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就会成为怎样的一种力量。
今天上午我到瑞士咖啡馆去了，伯恩施太德没有露面。但是，我见到了维尔特和载勒尔，他们刚才和伯恩施太德谈过话，而载勒尔一贯俯首听命和阿谀奉承，我当然没有理睬他。还有，昨天的会议是那么富有戏剧性，会议的安排和进展是那么成功，以致巴黎的沃尔弗单纯出于对这件事的美学感觉马上就站到了我们一边。今天我还去过阿·巴泰尔斯那里，并且对他说：德意志协会对星期一所发生的事情不负任何责任；克吕格尔、伯恩施太德、莫拉斯、载勒尔和海尔贝格等人连会员都不是；在德意志协会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件事，其目的显然是要同协会进行竞争。明天，还要发出一封同样内容的信给若特兰，由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明天我同鲁普斯一起去找安贝尔。此外，关于我离开此地后布鲁塞尔“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组织委员会里的空缺问题，我给若特兰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阁下：我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几个月，所以我认为我无法履行荣幸地受9月27日会议委托的职能。
因此，我请您从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中找一个人，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负责建立一个国际民主团体。
我冒昧地向您推荐一位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当时参加了会议的话，会议本来会选他担任我的职务，由于他没有出席，大家委托我担任了这个职务。我说的是马克思先生，我深信，他最有资格在这个委员会中代表德国民主派。因此，不是马克思先生将代替我的职务，而是我当时在会议上代替了马克思先生等等。
因为我事先已经和若特兰约定：我将书面通知他我要离开此地的事，并且建议让你参加委员会。若特兰也到外地去了，两星期后才回来。如果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我想是如此），那就是海尔贝格的建议落空了；而如果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我们把这事办成了。不管怎样，我们赢了，你，继你之后是我，都被公认为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而他们的整个阴谋也都一败涂地了。
今天晚上举行了支部[21]会议。由我主持。除瓦劳以外（这个人已悔悟，他昨天的表现当然可找出各种辩解的理由，我也承认这些理由有根据），大家对于处置伯恩施太德一事一致感到欢欣鼓舞。这些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他们是第一次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一种力量来对付别人，而且他们感到极为骄傲的是，一切都进行得如此顺利，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云格乐不可支，里德尔高兴得都不知道做什么好，连年轻的奥内曼斯也扬扬得意，像一只神气的斗鸡。我还要重复一遍，这件事对协会来说，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极大的鼓舞，而且今后仍然是这样。那些从来不发言的人也抨击了伯恩施太德。甚至连阴谋也有益于我们：一方面，伯恩施太德到处散布说，是德意志民主主义工人协会举行了大会，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否认了这一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到处都在谈论协会的事，而且他们把协会看做一个十分重要的、多少有些神秘的力量。巴泰尔斯今天说：德国民主派正在布鲁塞尔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
顺便说一下，在委员会给若特兰的信上也有你的名字。日果将以马克思不在期间的书记身份来签字。
你要尽快把你的钱款问题处理好，回到这里来。我实在等不及了，我想走，但是，我却必须在这里静观这些阴谋的进展。现在我是绝对不能走了。因此，你来得越早越好。不过首先要把钱款问题处理好。无论如何，我会尽一切可能坚守我的岗位；只要有可能，就一直等到你来。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希望你快些来。
你的恩格斯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84——92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71-481页）
[1]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协会的大多数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原卷末注
[2]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主席卡·瓦劳。——编者注
[3]《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4]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乔·哈尼、威·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该团体中也有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在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1853年协会完全解体了。——原卷末注
[5]世界主义民主派晚宴于1847年9月27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参加者有120人，其中有比利时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瑞士人和一个俄国人。宴会作出两项决定：1．1847年11月2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波兰革命周年纪念大会。2，按照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模式在比利时成立一个国际民主协会。恩格斯被选入组织委炅会。民主协会就是根据这个倡议在1847年11月7—15日的布鲁塞尔大会上成立的。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吕·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原卷末注
[6]1847年9月26日。——编者注
[7]威·沃尔弗。——编者注
[8]共和元年葡月1日纪念日，即1792年9月22日，这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奠基日。1793年10月24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以共和历代替基督教历。新纪元自共和国奠基日开始。——原卷末注
[9]恩格斯在1847年9月27日民主派宴会上的演讲没有保存下来。有些发言人的演讲发表在1847年10月7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80号上。原卷末注
[10]“比利时工人协会，这就是我几个月以来（就是说从我有幸读了《哲学的贫困》最后一章的时候起）所追求的目标。”编者注
[11]《马赛曲》第7段首句歌词。编者注
[12]指塞·载勒尔和卡·莱茵哈德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办的德国报刊通讯常务局，发布德国各报的各种消息。威·沃尔弗也在该局工作。原卷末注
[13]茹·巴泰尔斯。——编者注
[14]来自苏黎世的马蒂。——编者注
[15]指格·维尔特在1847年9月18日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的演讲。这次讨论自由贸易的大会于1847年9月16—18日召开。马克思、恩格斯和威·沃尔弗等人参加了大会，准备在会上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自由贸易的学说；并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当维尔特9月18日本着这一精神发表演说后，会议组织者于当日就结束了讨论。马克思未能在会上发言。维尔特的演讲曾被摘要刊登在当时的德文、英文和法文的报刊上。——原卷末注
[16]《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17]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编者注
[18]马克思和阿·伯恩施太德说定的事指1847年9月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经常撰稿问题与伯恩施太德达成的协议。1847年的后几个月，该报实际上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原卷末注
[19]1847年9月29日，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一次讨论关税保护和自由贸易问题的会议上，为了活跃气氛，马克思和恩格斯假意开始争论。后来，恩格斯在1891年1月29日给海·施留特尔的信中回忆此事时说道：“有一次在布鲁塞尔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中，辩论显得很沉闷。于是我和马克思说好，装作开始争论，他主张自由贸易，我则主张保护关税。——原卷末注
[20]斐·沃尔弗。——编者注
[21]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该支部是1847年8月5日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支部委员会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阿·云格和威·沃尔弗等，马克思任支部主席。——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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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斯蒂凡·波尔恩《海因岑的国家》一书摘录（1847年9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63
斯蒂凡·波尔恩《海因岑的国家》一书摘录
（1847年9月底）
〔……〕但是，如果说真的存在国家变革的需要，如果某些迄今被压制的利益想要产生效果，那么，只有孩子们才会相信（他们以后也会感到失望〕，有人想要实现“永恒的自然规律”或“永恒的真理”或“理想的国家”。手握武器的阶级希望获得自由，而要获得自由，就必须夺取政权。这个阶级想把自己的利益变成国家的利益。因此，它进行革命，但并不是为了某种理想国家的所谓伟大思想。
在任何时代，国家都是统治阶级镇压其他弱小阶级的阶级组织，无论是共和制、君主制还是君主立宪制，都是如此；而且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我们不要寄厚望于未来。
你们要革命吗？为什么？你们要建立被压迫阶级的统治吗？统治！统治！这是突然发出的什么样的呼救声啊！我们不要任何形式的统治！庄重的共和主义者要同一些昏昏欲睡的社会主义者试比高低。
但是，我们主张，国家就应该是统治阶级镇压其他弱小阶级的组织，一点不错，就是为了镇压！
海因岑不满意，我也不满意。他要革命，我也不甘落后。但是，究竟谁应该进行革命呢？
难道是所谓被奴役或被歧视的德国？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回答！
哪个阶级应该而且能够成为统治阶级？
全体人民！又一个庄重的共和主义者叫道，统治属于全体人民！
〔……〕
海因岑可能厌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词，可惜我们不能为他创造新词。
这就是在普鲁士宪法通过以后在这里也势必相互对立的两派。如果我们走得这么远，那么，海因岑就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收回他的文章，转向资产阶级；或者站到工人阶级一边。但是，工人阶级根本不想知道他的国家，它要成为统治阶级。我告诉你们，到那时谁不愿在理智上屈服于这个统治阶级，谁就要倒霉，这将是一种非常严肃的统治。我们敢于直截了当地断言，到那时谁不愿服从工人阶级的法律，就要强迫他服从，我们有权这样做！谁不愿把自己算做工人阶级的一员，不愿为国家劳动，他也就不能享受国家的任何福利。如果海因岑被迫承认，这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为了保障它的物质幸福所必不可少的，土地不是个别人的财产，而是公共的财产，那么他就不能要求工人阶级像他一样不彻底，宣布一切其他财产为圣物，并一味加以限制，除非土地的所有者非常客气地感谢这种公正的照顾。
没有教养的工人和本文作者一样，从未想到根据哲学的原理来建立国家，更确切地说，他们把社会上的伟大运动理解为党派斗争。这些工人属于一个被压迫的、现在正变得强大的阶级。他们同一个德国著作家相比，必然更有兴趣进行这样的斗争。他们说，他们现在每天都要受12—14小时的折磨，而用于独立发展的时间则少得可怜。他们深信，废除私有制不可能成为他们个人发展的障碍，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私有财产，而公平合理地分工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对他们必然有利，因为他们能赢得更多的时间和手段用于他们的自我培养。〔……〕
斯蒂凡·波尔恩【图（略）】
波尔恩批评卡尔‘海因岑的《海因岑的国家》一书封面（亦未截全）【图（略）】
节录
〔斯蒂凡·波尔恩〕《海因岑的国家。斯蒂凡的批评意见》
1847年伯尔尼版第6、11一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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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摘录（1847年9月26日至10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6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摘录
（1847年9月26日至10月3日）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第一篇〕
布鲁塞尔9月26日。今天的《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刊登了海因岑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海因岑以反驳编辑部的无谓指责、为自己进行辩护为借口，大张旗鼓地开始同共产主义者论战。〔……〕
党的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德国民主派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从以下各个方面证明民主制的必要性：目前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贵族的政府是应当受到鄙弃的，那种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立宪制度是不完备的，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种报刊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应该说明，为什么不仅产生了政治压迫，而且首先产生了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种压迫；它应该证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取得政权是采取这些手段的首要条件。其次，它应该探讨，立即实现民主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党有哪些手段可以采取，当它还很软弱不能独立行动的时候，它应当联合哪些党派。所有这些任务，海因岑先生完成了一项吗？没有。他根本没有花费精力这样做。他没有向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说明任何问题。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各阶级和党派的情况。他所做的，无非是在“暴动，暴动，暴动！”这一个题目上玩弄花样。〔……〕
然而海因岑先生也答应进行社会改革。当然，这是由于人民对他的号召表示冷淡才慢慢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又是些什么改革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步骤。在海因岑先生那里唯一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却又是他从他所激烈抨击的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一到他的手里，也成了荒谬绝伦、虚无缥缈的东西。一切旨在限制竞争和限制大资本聚积在个别人手里的措施，一切限制或废除继承权的办法，以及一切通过国家来对劳动进行组织的办法等等，所有这些措施作为革命的措施不仅是可能实行的，甚至是必须实行的。这些措施之所以有可能实行，是因为整个奋起反抗的无产阶级赞同这些措施并用武力支持这些措施。尽管经济学家借口一些困难和弊端来反对这些措施，这些措施还是有可能实行的，因为正是这些困难和弊端将迫使无产阶级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这些措施作为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措施和过渡的中间阶段是有可能实行的，而且它们也只能是这样一种措施。
可是海因岑先生却要把所有这些措施都当做确定不移的最终的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不应当是为实现任何目标而采取的准备步骤，而应该是最终的措施。在他看来，这些措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些措施不是要导向革命的社会状态，而是要导向宁静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状态。这样一来，这些措施就成为不能实现的，而且是反动的了。与海因岑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措施与自由竞争比较起来是反动的，他们这种看法完全正确。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现在我们知道并不是，垄断比自由竞争更高级，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终点是寡头垄断，类似西欧封建制，财阀割据，一个势力不强的共主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录入者注）因此一切从私有制的基础出发而同时又反对自由竞争的措施都是反动的，都力图恢复私有制的低级发展阶段，因此，这种措施最终必将在竞争面前遭到失败，使目前这种社会状态重新恢复。只要我们把上述社会改革看成单纯的社会福利措施，看成革命的过渡的措施，资产者的这些反对意见就会显得毫无力量，而这些反对意见却会使海因岑先生的农业的、社会主义的、黑红黄色的共和国彻底破产。〔……〕
总之，这些措施在共产主义者那里是有意义的、明智的，因为它们不是随意提出的措施，而是从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中，以及由此决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结果；由此产生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最终的措施，而是从过渡性的阶级斗争本身产生的过渡性的社会福利措施。
这些措施在海因岑先生那里却既无意义，又不明智，因为在他那里它们纯粹是任意编造出来的改善世界的庸俗幻想，因为他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些措施和历史发展的联系，因为海因岑先生一点儿都不考虑实现自己的建议的物质可能性，因为他不是力求表述工业领域的各种必然性，而是力求用法令来消除这些必然性。〔……〕
〔第二篇〕
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说明，共产主义者之所以抨击海因岑，并不是因为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蹩脚的民主派政论家。他们并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而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对他进行抨击的。至于同他展开论战的恰恰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完全是出于偶然；即使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肯定是要起来反对海因岑的。〔……〕
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无益的争论，相反，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他们自己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派的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完全可以从理论上进行讨论，而决不会使共同行动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人们甚至可以对民主主义实现以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见，如大工业和铁路交给国家管理，所有儿童的教育费用由国家负担等等。〔……〕
海因岑先生异想天开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的教义。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总之，共产主义者应当而且也希望同德国激进派采取共同行动。但是他们保留对任何一个败坏整个党派声誉的政论家进行抨击的权利。仅仅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才对海因岑先生进行了抨击。
弗·恩格斯
1847年10月3日于布鲁塞尔
注意：我们刚才收到一个工人[1]写的小册子：《海因岑的国家。斯蒂凡的批评意见》伯尔尼版，由雷策尔印行。如果海因岑先生的写作水平能赶上这个工人的一半，那他就可以感到欣慰了。除了其他一些东西外，海因岑先生从这本书中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到，为什么工人对他的农业共和国丝毫不感兴趣。我们还要指出一点，这是第一本由工人写成的书，这本书不是进行道德说教，而是力图说明当代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首页【图（略）】
摘要
1847年10月3、7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309、312—316、317、321—322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57、660——663、665—666、671——672、675页）
[1]斯·波尔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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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两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7年9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61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两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
（1847年9月20日）
9月20日，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一些民主主义者在伦敦白鹿酒馆举行友好宴会，庆祝1872年法兰西共和国建立[1]。
伦敦宪章派委员会委员琼斯先生首先为人民主权干杯。他说：人民主权是我们唯一承认的主权。
接着为法兰西共和国建立祝酒。
《北极星报》（英国最好的人民报纸）编辑哈尼先生讲了话，表示希望能看到正在复活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原则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主席卡·沙佩尔先生补充说明了意大利人今天为这些原则而进行斗争的情况。他说，他们要通过这些原则重新取得民族独立，撵走奥地利的专制君主。卡·沙佩尔先生大声疾呼，让所有这些可恶的暴君灭亡吧，他们竟同加里西亚的卑鄙刽子手相勾结，镇压意大利高尚的蓬勃发展的运动；意大利，从阿尔卑斯山到塔伦特海湾同仇敌忾，群情激昂，一致反对外来统治。
接着，卡·沙佩尔先生也同琼斯、哈尼和其他所有到会的民主主义者一样，坚决反对向美洲移民。他说，这是一个理论家[2]的梦想，这种移民同逃亡毫无二致。[111]
伦敦的民主主义者对你们说，我们应该在欧洲同专制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在法国的处境不太好，就到意大利去，帮助我们在那里的兄弟们砸烂他们那沉重的锁链，人们就不会再把你们称为人民事业的叛徒。
因此，这个非常正确的观点就谴责了卡贝先生在巴黎提出的反民主主义的移民计划，顺便说一句，卡贝将永远无法实现他的计划。
接着，基恩、奥博尔斯基上校和普芬德三位先生相继祝酒，祝各国人民的民主繁荣昌盛！
接着为工人的解放祝酒：愿各国无产者团结在一起，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的幸福就是奖赏。[3]每一次祝酒都有《马赛曲》和其他爱国歌曲为之伴奏。
又及：
27日晚上，在布鲁塞尔这里举行的民主宴会也想到了伦敦的兄弟们，我们虽分处大海两岸，但我们的心是连结在一起的。
1847年9月30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78号
[1]原件上是革命。
[2]指埃蒂耶纳·卡贝。
[3]在《北极星报》上发表的报道中，狄克逊的祝酒词是这样说的：“为了劳动的解放，愿各国无产者共同行动，争取实现自身的社会解放！”
〔注释〕
[111]1847年9月25日，《北极星报》（伦敦）刊登了一篇关于周年庆祝活动的报道，详细地复述了厄内斯特·琼斯的讲话；根据这一报道，他在谈到卡贝的移民计划（参看文件156）时说：“我们必须防止两种危险——移居国外和我们的力量在家乡分成小股力量。我已发现这两种危险倾向确已存在。兄弟们，我把每个移居国外的宪章主义者看成是人民大军的逃兵。（请听，请注意听！）那些移居国外的人都是最有实力的人，最有进取心的人，而我们在家乡恰恰就最需要这些人。〔……〕我遗憾地看到，一个伟大而有天才的人转移了他的力量和2万名法国人的力量。可怜的爱国者！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失去三色旗和《马赛曲》。而路易-菲力浦如果看到他的2万个敌人在他面前落荒而逃，一定会在土伊勒里宫里捧腹大笑。他很清楚，他们是逃往自己的政治坟墓。兄弟们，要做男子汉大丈夫，留在这里，别像胆小鬼一样逃跑。〔……〕你们应当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你们的移民区。在你们自己的国家里已有现成的材料，使你们的努力更容易实现。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更新旧的国家，就定能组成新的国家。”（热烈鼓掌）——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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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47年9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60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1847年9月14日）
中央委员会致同盟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兄弟们！
自从代表大会结束和把大会的通告信[1]发给你们以来，已经三个月过去了。因此，我们向你们再作一次关于过去这段时期的工作总结，并且向你们概述一下同盟的当前状况。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告诉你们十分令人髙兴的消息，可是我们决定把一切事情的真相告诉你们，而不管它是令人高兴还是令人忧虑。有些人大概会认为，始终应该强调情况的最好方面，以便使人们不致失去勇气。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应当让大家知道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那些巨大的和多种多样的困难。——谁是一个真正的人，谁就不会被困难吓倒，相反，却会受到激励而采取新的行动。
当我们的同盟还没有强大和巩固起来的时候，当它还没有积极地参与时事的时候，我们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的确，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基础，而且某些地方似乎也在以新的热情进行工作，可是总的说来，离我们早就应该做到的还很远。——在代表大会的通告信发出之后，我们就希望能从各地得到对这封信的令人满意的和明确的回答。——中央委员会随通告信发出了一封附信[2]，在附信中再次强调了必须答复的问题，并请求迅速而明确地作答。
直到现在，我们只收到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明确答复[3]，其他地方则通知我们已经收到通告信，对我们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发表了一些一般性的意见，这就是全部情况。
这种懈怠是从哪儿产生的？它要把我们引向何方？——许多德国无产者希望获得解放，可是，如果他们不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那么他们的确将不会有所进展。——烤鸽子不会自动飞人我们口中。——他们精神上的怠惰妨碍着许多人去行动；另一些人虽然说得很多，但是一旦要求捐款，他们就满脸的不高兴，提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一文钱也不给；还有一些人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怯懦；只看到巡警和宪兵，并且总是认为，行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看到这一切，真是气得肚子痛。西里西亚、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威斯特伐利亚、黑森等地的绝大多数无产者，而且是最有活动能力的人，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领导，至少没有共产主义者的领导。
因此，我们再次要求我们的盟员能最终从睡梦中觉醒，着手工作，并要求首先对代表大会的通告信作出明确的回答，以便至少使我们知道，我们能指靠谁。
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我们把代表大会的通告信、新章程、共产主义信条和中央委员会的附信寄往瑞士、法国、比利时、德国和瑞典的十个建有支部的城市。——此外，我们还从伦敦派出了全权特使，两个到美国，一个到挪威，一个到德国，一个到荷兰[4]。——所有的特使向中央委员会保证尽力工作，并且在他们将要逗留的地方立刻建立新的支部，使这些支部与我们取得联系。
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新的同盟机关刊物[5]必须在八月份出版，大家答应为这个刊物投稿，并给予财力支援。此外，要求所有的盟员尽力予以帮助。遗憾的是，在这方面绝大部分诺言又停留在口头上了。除布鲁塞尔区部目前每月为报刊提供一镑，为宣传提供五法郎以及海德兄弟寄给我们一篇文章以外，直到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收到。有人答应给编辑委员会送必需的稿件来，可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最后编辑委员会还是不得不亲自动手，包办一切，以便至少能出版一个试刊。如果我们今后得不到比以往更多的支援，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无法前进。要使我们的印刷所设备齐全，除了印刷同盟机关刊物之外还能印刷传单和小册子，我们还缺少六百法郎。这笔钱如单独在伦敦筹集，我们是办不到的。
自从代表大会的通告信发出以来，我们得到了以下几个地方的消息：
瑞典。[6]我们收到从这里派出的一位特使[7]——他经过赫尔辛格到达瑞典并且徒步走遍了这个国家——的信，信上注明：5月23日于乌普萨拉。这位特使在伦敦这里别无长物，就在他的小手提箱里装满了共产主义的传单，并且顺利地越过边界把传单带到瑞典。——他给我们写道，在所有有德国工人的城市中，他就在作坊里访问这些工人，在他们中间散发我们的传单，他的宣传得到工人们的巨大响应。遗憾的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工作，所以不能在一个地方逗留那么长的时间去建立支部。——在斯德哥尔摩他把中央委员会最初的两份告同盟书[8]转交给地方支部〔我们在北方的共产主义前哨），他带去的消息给那里的兄弟们增添了新的勇气。——他从斯德哥尔摩到乌普萨拉，又从乌普萨拉到耶夫勒，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正在去于默奥和托尔讷奥的路上。这真是拉普人中的一位共产主义特使！（拉普人，瑞典北部拉普兰省的土著，类似黄种人——录入者注）
从卡尔斯克鲁纳到伦敦来的一个盟员告诉我们说：以前在巴黎和伦敦的C兄弟在W建立了支部，并且那里的盟员已经超过一百名。从卡尔斯克鲁纳来的兄弟给了我们C的地址，我们把这个告同盟书连同新章程以及给那里的盟员的一封专函一起寄给了他。——我们收到从斯德哥尔摩寄来的一封注明日期是7月8日的信。我们那里的兄弟们满腔热情地赞同我们的原则。盟员福尔塞尔兄弟在他用瑞典语写的一本小册子[9]中反驳了一个公开攻击共产主义的教士，同时也在这本小册子中向人民阐明了我们的原则。——瑞典最大的报纸《晚报》也捍卫共产主义，反对僧侣主义。此外，他们给我们写道：“我们以前把斯德哥尔摩这里的教育协会看做是共产主义的预备阶段，可惜现在它已落人市侩的手中。然而，在这里的斯堪的纳维亚协会[10]内部大半是真正的民主分子，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协会的会员，而且我们中间还有一个人是这个协会的主席，我们正从这个协会中招募我们的盟员。”在收到这封信之后，我们立刻用拉丁字体抄写了代表大会的通告信、共产主义信条和章程，因为多数瑞典人不认识哥特字体，我们通过邮局把所有这些文件寄给了他们。——我们等待着对最近这次信件的答复。
德国。约在六个星期以前，一位特使从这里到柏林去，他给那里的兄弟们带去了我们的信，他一定会鼓励那里的兄弟们坚持下去。——他想在那里只逗留大约一个星期，然后到莱比锡去，并从那里给我们写报告。我们希望不久就得到消息。
在Br.[11]的兄弟们通知我们收到了我们的寄件，并且答应在最近给予详细的答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兑现。
汉堡的兄弟们确认已经收到我们的寄件，并对改变正义者同盟这个名称表示遗憾，他们希望恢复这个名称；其次，他们声明，像在代表大会的通告信中所说的那样，如此激烈地攻击威·魏特林的追随者和格律恩的追随者，这使他们深为不满。他们主张温和、团结，并且说：一个人在原则方面不管是站得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我们不应当因此而攻击他和分裂自己的队伍，因为，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表现得如此片面，我们能够行动吗？我们要把所有进步力量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并设法通过说服的方法逐渐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思想。”
我们必须答复汉堡的兄弟们，在代表大会通告信中陈述的关于改变同盟名称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如果提不出重要的反对理由，中央委员会将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坚持保留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恰恰表明，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要求什么，而老的名称却反映不出这个情况。正义者同盟这个名称是模糊不清的，然而我们必须是明确的。——因此，但愿汉堡的兄弟们再读一读代表大会通告信中提出的理由。如果他们能驳倒这些理由，那么我们就同意他们，如果相反，光是感情用事，我们将不予理睬。
关于第二点，我们想指出，我们决不是攻击魏特林分子和格律恩分子’而只是揭露了他们的真面目。觉醒的时候到了，因此我们不能再同失去所有活力的梦幻者和贩卖体系者打交道了，我们不愿意拖着尸体走。格律恩分子是这样的人：他们喋喋不休地空谈平等，但并不懂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批评一切，唯独不批评自己，一句话，他们是说得很多而什么也没有做的自命不凡的人。我们不是圆滑的资产者，因此我们说话不是拐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也就是直言不讳。
十余年来，有人在同盟内鼓吹温和、宽容和团结，尽管进行了这些说教，尽管宣传兄弟友爱，可是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干，而且在最近一年来濒于瓦解。——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做法，如果要求我们一辈子庸庸碌碌，耽于空想，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看法是：一千个盟员，其中有一半不坚定和不热心，还不如一百个能干的盟员。——我们不是停下来，去扶助那些裹足不前的人，而是勇敢地向前进，这样，也许能使其他人快一点行动起来。——此外，汉堡的兄弟们尽管提倡温和，可是看来收效甚微，因为关于为宣传和办刊物寄钱来的事，他们只字未提；关于同盟机关刊物的事，他们说，由于失业增加，只能购买很少几期刊物。
我们在这里必须说清楚，每个盟员必须购买一本杂志，如果盟员付不起钱，就让他所在的支部代付。
再说一遍，兄弟们，不要为了不合时宜的温和，为了互相对立的力量的凑合而消耗掉我们的全部力量，从而使我们成为其他党派嘲笑的对象——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有效地工作。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不要别的，要的只是：勇气！勇气！勇气！如果人们不能或者不愿像我们那样走得那么远，——好吧！只要他们心怀诚意，我们就不会不尊重他们，可是要我们为了同他们联合而倒退，那我们声明：永远办不到！
不久以前，我们莱比锡的兄弟们来信说，一些盟员被中央委员会的措词有点激烈的书信吓倒，从而退出了同盟。其余的盟员答应同心同德，尽力工作。——我们只能祝贺莱比锡的兄弟们，因为他们摆脱了那些没有勇气成为真正的人的人。昨天我们收到了莱比锡的来信，这已经是以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更为坚强有力的语调写成的信。——可以看出，那里的支部摆脱了犹豫不决的状态。
首先，莱比锡支部认为，必须把信条制订得更科学，更适合于社会各阶级。——它建议对信条进行差不多是全面的修改，并为此申述了理由。我们将把这些建议修改的地方提交下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央委员会同意信中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其次，莱比锡支部声明，为了推销我们的杂志，它除了为盟员购买的份数外准备还购买十二份。如果所有的支部都学习莱比锡支部的榜样，那么同盟的机关刊物就可以每个星期出版而且半价出售了。——我们要求把为宣传和办刊物而收集起来的捐款尽快地寄来。——我们估计，在莱比锡很快会成立第二个支部，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第一个支部就可能并入Bl.[12]的支部；我们将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们没有从Mn.[13]得到一点消息，也不知道那里的通讯地址，因为我们在那里的通讯员想必是到巴黎去了。——我们将设法尽快地同那里的支部恢复联系。
我们不可能把代表大会的通告信由邮局寄往美因茨。——这里的一个盟员刚刚在一个月之前动身前往，我们已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随身带去。——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得到那里的答复。不久以前我们收到美因茨的盟员的一封来信，信中告诉我们说，那里正打算成立第二个支部，从而组成一个区部。——我们的美因茨的兄弟们经常受到警察的监视，然而这只能更加促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努力地工作。——光荣属于勇敢的美因茨的无产者；如果在德国到处都像那里一样行动，那么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了。
荷兰。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教育协会同我们保持着联系，协会中有些能干的人。——三个星期以前我们派去一个全权特使[14]，打算成立一个支部。[15]
美国。今年春天从这里前往纽约去的特使，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同盟在新大陆的状况的可悲图景。——当魏特林到达那里[16]并在同盟内播下不和的火种的时候，纽约的同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各次会议上都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吵，结果是整个组织瓦解。——纽约的支部以前经常劝告我们要温和，固请我们同魏特林和解；可是，现在，在魏特林到达后十四天，这些支部自己就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此，通讯员情绪低落，以致为了避免把那里的同盟的可悲情况揭露出来而不想再给我们写信了。——这些情况是在那里的特使写信告诉我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纽约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于是就到威斯康星州去，他答应在那里为我们的事业尽力工作。
在菲拉得尔菲亚还有好多盟员，我们坚决要求他们在那里重新建立支部。——我们委托几个星期以前从这里前往纽约和菲拉得尔菲亚去的两个特使，要他们尽最大努力按照修改了的章程在这两个地方把同盟恢复起来。
法国。马赛的情况还是和以前一样。有几个盟员从里昂往那里去了，他们答应尽他们的最大可能使那里的同盟获得新生。
里昂来信说，那里的盟员在尽力地工作，并在讨论信条。——除关于接收新盟员问题的第七章以外，里昂区部同意全部新章程。里昂的盟员认为，没有必要要求被接收者宣誓，因为有许多例子证明，有的人什么事都满口答应，结果一点也不履行；主要应该看一个人的品行怎样。——我们向里昂人指出，我们要求的决不是誓言，而是诺言。此外，里昂人写道：
“因为我们在九月又处于危急状态，所以我们请求你们征询巴黎人的意见，他们能否派出一些愿意为共同的事业牺牲、愿意在里昂居住一些时候的能干盟员。老的盟员都想离开，因此缺少能够担任领导的人。
因此你们要设法防止可能发生的瓦解。
关于即将在你们那里出版的杂志，我们还不能确定能要多少份，因为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
关于为办刊物和宣传而寄钱来的问题，他们在信中没有提到。
我们坚决要求巴黎的兄弟们尽快地派一些能干的盟员到里昂去。
巴黎来信告诉我们说，章程在那里获得一致通过，各支部正在讨论信条，盟员的人数有了显著的增加。我们还没有获悉讨论的结果，也没得到关于他们是否为办刊物和宣传而筹集经费的消息。但是，我们必须说，巴黎人值得赞扬的是：他们最近捐了不少钱，用于派遣一个代表[17]出席代表大会和一个特使[18]到瑞士。
很遗憾，从一位在巴黎的盟员写给中央委员会的私人信件[19]中，可以看出，在巴黎的各支部中还有许多人尚未摆脱格律恩的谬论和蒲鲁东的稀奇古怪的观念。奇怪的是，这些身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人，似乎在摒弃共产主义；他们只要平等，此外什么也不要。——看来这些内部纠纷也是我们很少从巴黎得到消息的原因。蒲鲁东成了这样的真正德国的哲学家，以致连他自己也不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格律恩把蒲鲁东的观点弄得更含糊了，因此，当然不能要求这两个人物的学说的追随者有清楚的认识。我们要求蒲鲁东的信徒和格律恩的信徒读一读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我们听说，这本书也译成了德文[20]。他们将会明白，他们噜噜苏苏和拐弯抹角地要求的平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现代的国家。——可见，他们在一个错误的思想圈子里打转，最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们要求巴黎的共产主义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使错误思想在各支部中消失。如果格律恩的信徒和蒲鲁东的信徒坚持他们的原则，那么只要他们还是正直的人，他们就应该退出同盟而单独行动。——在我们同盟中只能有共产主义者。——只要我们的支部中有格律恩的信徒，那就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都不能进行有效的宣传；力量将会分散，年轻人会泄气。——可见，分裂要比内部纠纷好。[21]
被清除的魏特林分子又给我们写来一封冗长的信，在信中攻击我们和巴黎的支部并硬说他们自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信的结尾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可靠的通讯地址，因为他们大概还有事要委托我们办。——但是，他们丝毫没有谈到：他们虽然是少数，却把巴黎各支部的全部储金扣留，掌握在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手中。这样的行为同他们的领导者的盗窃理论[22]无疑是一致的。
我们很客气地给他们回信说，我们是根据义务和信念行动的，我们也将坚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诽谤不能损害我们。——我们把他们索取的地址寄去了，但是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瑞士。中央委员会把一个特使[23]即将到达的消息告诉了在拉绍德封的兄弟们，并要求他们尽力协助他改组瑞士的同盟。
伯尔尼支部从前些时候起就已经表现得模棱两可。那里来信告诉我们，他们打算出版一个共产主义的刊物《漫游者》，并请求我们予以支持。
我们给洛桑和拉绍德封寄去二十五法郎和一张五十法郎的支票。但是，这笔钱却被伯尔尼人用于印刷当时已经表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最凶恶敌人的卡尔·海因岑的小册子。——6月29日，我们又收到伯尔尼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们，青年德意志派[24]用尽一切手段来反对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信中还要求我们尽快地创办一个同盟机关刊物。同时给我们寄来了一本小册子《德国的饥饿和德国的君主们》，并请求我们为了使《战争条例》、《准备》[25]等能继续传播而自愿捐款。信中写道：“共和派中的某某人，也就是勇敢的海因岑，的确怀有高尚的意向，但是他的双手被缚住了，他不是德国共和运动的灵魂，现在他是得力助手，等等。”
海因岑极端疯狂地反对共产主义者，但是伯尔尼支部却印刷和传播他的小册子，看来是同他有着密切联系的。我们对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有怀疑。——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每一个正直的人今天都应当亮出自己的旗帜。因此，我们给伯尔尼支部写了一封严肃的信，请它立即作出解释，然而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答复。
我们的特使从日内瓦来信说，在那里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十分可喜的进展。——今年春天，有两个盟员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支部；当特使在那里逗留时，成立了第二个支部，而且第三个支部也可望成立。——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公开的协会，正被用来培训能干的共产主义者。因此，看来我们的党在日内瓦又站稳了脚跟，如果我们的兄弟们在那里继续像以前那样努力工作，那么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不久就会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正如特使在信中所说的那样，被开除的魏特林分子已经往拉绍德封写了许多信，这些信充满着对一些盟员的最恶毒的人身攻击，并要求那里的盟员加入他们一伙。但是，拉绍德封各支部没有接受这些人的要求，而是等待我们的特使到达，再给予明确的答复。我们的特使在日内瓦同洛桑的彼得逊取得了联系，后者对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愿我们的特使能够争取他参加我们的运动。
巴黎的魏特林分子用从我们的同盟那里强占去的钱把一个叫霍恩舒的人作为特使派往瑞士，他的任务是把那里的支部拉到他们那边去。这个霍恩舒现在在洛桑。他以前在伦敦待过，因此我们对他很熟悉，可以断定，他根本没有能力进行任何宣传。——他是一个非常无聊的空谈家，根本没有多大用处。他在离开伦敦的时候请求他的支部垫付一小笔旅费，答应在最短期间内归还。支部同意给他二十五法郎。——从那时起两年过去了，尽管时常提醒他，但他还是分文未还。像霍恩舒这类以迎合自己好逸恶劳和傲慢自负的脾气为唯一目的的人，至今还有机会糟蹋无产者辛辛苦苦挣得的钱，这确实是可悲的。
我们的特使现在正在日内瓦湖周围的各城市旅行，然后将到拉绍德封等地去。——为了能完成这次旅行，他请求我们继续提供经费；我们立即给他寄去五十法郎，但这些钱是我们借来的，因为我们的储金已经用光了。
比利时。在比利时，我们的事业很顺利。——自代表大会以来，在这个国家已成立了两个区部。其中一个在列日，我们与它尚无直接联系，但是，每天都在等那里的来信。
布鲁塞尔区部同莱茵普鲁士建立了联系，工作很努力。[26]它已建立了歌咏团和教育协会。[27]这两个团体都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领导，它们是入盟者的预备学校。
章程在布鲁塞尔获得通过；不过提出两处修改意见交下次代表大会讨论。——第一处修改涉及第一章第三条的“e”，第二处涉及第五章第二十一条。[28]布鲁塞尔人说：“我们认为，禁止盟员加入任何政治的或民族的组织是不策略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丧失能影响这些组织的一切机会。”其次，关于第二十一条，“如果处于革命高潮时期，那么这种限制就会束缚代表大会的全部活动能力。我们记得，1794年贵族们在国民公会上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想使它的所有活动瘫痪。”
我们要求各支部仔细审查上述建议，并向自己的大会代表发出与这两项建议有关的指示。
关于共产主义信条，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我们将把它们提交代表大会讨论。
上面提到，布鲁塞尔区部同意为办刊物捐款二十五法郎，目前每月为宣传捐款五法郎。——我们请其他区部尽快地仿效这个范例。
伦敦。在伦敦，新的章程一致通过了。所有的支部都在热烈地讨论共产主义信条。讨论一结束，这里的区部委员会便会把所有的修改和补充意见送交我们。——最近两个月，有一大批盟员离开这里，但是，我们一定会在近期内把这个已经形成的空额重新补上。教育协会是我们的预备学校，它们的巨大效果正日益明显。
伦敦区部十分团结，而且有为我们的事业尽力工作的良好意愿。——最近半年，我们在这里支出了一千多法郎用于书刊，用于杂志[29]、邮费、印刷费、与代表大会有关的各项开支和派遣特使等等。——其次，每个盟员每周须向教育协会储金会交纳三便士，此外，几乎没有一次晚间会议不为急需救济者进行私人募捐。——我们的盟员一半以上没有工作，生活贫困。——因此，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单独承担所有的费用。因此，为了使同盟的印刷所能有齐全的设备，为了继续发行我们的杂志以及为了宣传，我们不得不恳切请求所有的区部和支部尽力和尽快地给予我们以金钱上的帮助。目前，我们的钱已全部告罄。以前一旦别人需要钱时，我们总是把钱寄去，因此，现在我们也可以料想到，人们不会把我们抛开不管。
我们同盟的杂志的试刊在伦敦销路很好，并且引起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的重视。——我们把它陈列在许多书店和报亭里销售。杂志已按所有地址寄去，而且还存有一千份，以便能寄到还需要它的地方去。
关于同盟的情况和我们的工作情况的报告就到此结束；现在你们自己可以判断一下：我们的事业的情况怎样，中央委员会作为同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在最近三个月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你们将会看到，如同我们已在告同盟书一开头所说的那样，虽然到处都在积极地工作，但是，整个说来，我们离早就应该达到的目标还很远。因此，兄弟们，我们希望你们现在贡献出你们的全部力量，使我们能迅速前进，并能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比以往更为令人兴奋的消息。
然而在结束这个报告之前，我们还要求你们认真考虑以下各点。我们坚决要求：
1．所有的区部和独立支部只要有可能都必须选举一名代表出席下次代表大会，并设法使代表能于今年11月29日抵达伦敦。——你们知道，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未能作出最终决定，因此，认为有必要在今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30]——第二次代表大会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大会不仅要拟定共产主义信条，而且还要作出关于同盟及其机关刊物的最终组织以及将来如何进行宣传的决定。——因此，有尽可能多的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是完全必要的。——兄弟们！我们希望你们要为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惜牺牲。
2．凡是还没有为办刊物和宣传募集捐款的区部和支部必须毫不迟延地做到。——如果大家都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更有效地工作。——没有钱我们就不能进行宣传。——我们要求那些已经募集了捐款的区部和支部尽快把款寄来。
3．凡是还没有对代表大会通告信作出明确答复的区部和支部必须迅速地作出答复。
4．凡是还没有说明自己需要多少份我们的杂志的区部和支部，必须立即告知所需之数。其次，务必把能够最迅速、最安全地将杂志投递到各有关地点的路线通知我们。
5．所有的区部和支部必须向我们报告：在他们所在的地区是否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以及宣传的方式是怎样的。
6．欢迎所有盟员给我们的杂志编辑部投寄文章和诗歌。我们已经说过，不少盟员曾答应为第一期撰稿，但是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我们只能认为这是我们显然不应有的懈怠。
希望不久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令人满意的和明确的消息。向你们致敬。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并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
约瑟夫·莫尔
1847年9月14日于伦敦
又及。正当告同盟书要付印时，我们收到德国和瑞士特使的来信。
德国的来信说：我们在柏林的兄弟们，特别是在那里发生了尽人皆知的事件[31]之后，热情空前高涨。——政府正好帮了我们的忙。——由于围绕着共产主义者掀起的喧哗，我们的原理已为大家所熟知，人民对我们的原理不但不畏惧，反而受到鼓舞。特使在他的信的结尾写道：兄弟们，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到处都有捍卫正义事业的能干的人。
来自瑞士的消息最为可喜。——同盟在那里已组成，并且在十个以上的不同地区已经有了组织。——彼得逊被争取过来了。
特使写道：在拉绍德封和洛克勒，我们有在我看来是最好和最热心的盟员。——他们的斗志不可动摇。——好啊，兄弟们，前进吧！——被开除的魏特林分子到处碰壁。——与伯尔尼支部的误会消除了。——我们现在声明：我们对那里的兄弟们采取了不公正的态度，他们是坚定地遵循我们的原理的。——我们为能作这样的声明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其余的在下次报告中再谈。
中央委员会
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
亨利希·鲍威尔
复制的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441-457页）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424—437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438-440页。——编者注
[3]在原稿中有这样的脚注：“昨天收到莱比锡来信，见下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447页）——编者注
[4]大概指约·多尔。——编者注
[5]《共产主义杂志》。——编者注
[6]在原稿上本段开头有个数字1。——编者注
[7]指奥古斯特·安德斯，后来他有个绰号叫“拉普人”。——编者注
[8]指的是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于1846年11月和1847年2月，即在它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前发出的两份告同盟书。——原卷末注
[9]指的是福尔塞尔的小册子《共产主义和基督教》1847年斯德哥尔摩版。——原卷末注
[10]斯堪的纳维亚协会是存在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的激进民主派的协会。曾与共产主义者同盟有联系。参加这个协会的主要是工人和手工业者。该协会的主席是同盟盟员、翻译家、出版商和书商佩尔·约特雷克，秘书是埃克斯特廖姆。——原卷末注
[11]可能指不来梅或者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12]大概指柏林。——编者注
[13]大概指慕尼黑。——编者注
[14]约翰·多尔。——编者注
[15]1847年8月被派往阿姆斯特丹的约翰·多尔在10月把由八人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阿姆斯特丹支部成立的消息告诉了中央委员会。阿姆斯特丹工人教育协会成立于1847年2月14日。在它的组织和活动中，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起了积极的作用。1848年3月，伦敦的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给阿姆斯特丹的工人教育协会送去一百册《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阿姆斯特丹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由于组织1848年3月24日的阿姆斯特丹人民群众大会以支持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遭到警察的残酷迫害。——原卷末注
[16]在1847年初。——编者注
[17]弗·恩格斯。——编者注
[18]斯·波尔恩。——编者注
[19]可能是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20]马克思准备出版《哲学的贫困》德译本的计划没有实现，在马克思生前只用德文发表了这部著作的第二章的一些片断。这部经恩格斯校订过的著作的第一个德文本于1885年出版。——原卷末注
[21]1847年初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中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被第一次代表大会开除的魏特林分子同格律恩的拥护者联合起来了。10月发生分裂，有一个支部声明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它开除出盟。当时在巴黎的恩格斯于1847年10月25—26日写信给马克思说：“在我到达的前几天，最后的一些格律恩分子（整个一个支部）被赶了出去，不过其中半数是会回来的。现在我们只有30个人。我立即建立了一个宣传支部，整天奔波，勤勉工作。我立即被选进了区部，任务是搞通讯。有20—30个人被推荐正待接收入盟。我们很快又会更加壮大起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89一490页）——原卷末注
[22]暗指1845年在伯尔尼出版的威“魏特林的著作《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作者在这本书中为盗窃辩护，认为它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手段。——原卷末注
[23]斯·波尔恩。——编者注
[24]指的是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的秘密革命组织“青年德意志”的前成员，这个组织在1845年被警察破坏。——原卷末注
[25]提到的是下述印刷品：匿名小册子《德国的饥饿和德国的君主们》、卡·海因岑的小册子《为专制国家官兵制定的近代战争条例三十条》（纽施塔特版）。——原卷末注
[26]指科隆、威斯特伐利亚、埃尔伯费尔德的共产主义者小组。这些小组早期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有联系，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建立同盟支部。——原卷末注
[27]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对工人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意志工人协会。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在比利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实行公开联合的中心。协会的优秀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协会对比利时工人运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由于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了它的成员而终止。——原卷末注
[28]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的修改意见，反映了马克思为使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完善化，为在党的结构中克服正义者同盟所固有的宗派主义关门倾向的残余而进行的斗争。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接受了这些修改意见。关于代表大会的决议要经过支部批准的条款取消了，而关于禁止盟员参加其他政治组织，则只限于那些目标与同盟背道而驰的组织。——原卷末注
[29]《共产主义杂志》。——编者注
[30]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文件一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章程是初步方案，必须在地方上讨论，经过修订并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2月）最后批准。——原卷末注
[31]指1847年春在柏林被捕的正义者同盟盟员的审判案。由于盟员的出卖者、主要证人门特尔否认了自己以前的口供，法庭不得不对许多被捕者判处很轻的惩罚，并宣告一些被捕者无罪。——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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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科隆）给莫泽斯·赫斯（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9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59
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科隆）给莫泽斯·赫斯（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9月5日）
亲爱的朋友：
〔……〕一个适合我口味的小团体终于建立起来了，而且是由安内克夫妇建立的。我们每周聚会两次，读报、唱歌和讨论，不言而喻，我们也搞一些零星的宣传鼓动。[110]我们希望，至少在《德国旁观者》上刊登一则发行马克思的书[1]的广告。广告一登出来，我就把它寄给你。〔……〕代我向马克思以及我认识的所有人问好。向你的夫人致意。
你的哥·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73,op.1，Nr.2632
[1]指卡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
〔注释〕
[110]哥特沙克在这里显然是指一个社会主义者小组，这个小组的核心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其中有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弗里德里希·安内克和奥古斯特·维利希。这个科隆小组中的有些人接受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与此相反，以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罗兰特·丹尼尔斯和卡尔·德斯特尔为首的同盟支部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紧密联系。（参看恩佐别尔《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三月革命前的同盟科隆支部》，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4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76—104页；德译文载于1925年《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第11年卷第299—335页）——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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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卡尔·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摘录（1847年9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58
卡尔·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摘录
（1847年9月5日）
〔……〕相当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经常叫嚣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而结果，除了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现在像《莱茵观察家》一类的政府报纸竟根据这些先生的词句声称，硬说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不是自由资产阶级，而是政府；共产主义者不论和前者还是和后者，都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
的确有人力图把这些论调强加在德国共产主义者身上，并责备他们和政府结成了联盟。
这种责难是很可笑的。政府不会同共产主义者联合，共产主义者也不会同政府联合。原因很简单：在德国所有的革命党派中间，共产主义者的党是最革命的，这一点政府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
〔……〕人民，尤其是其中主张共产主义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自由派资产阶级只关心他们本身的利益，很难指望他们会对人民表示同情。但假如国教顾问先生由此做出结论，说人民参加政治运动会被自由派资产阶级利用来达到其自身的目的，那我们就不能不这样回答他：这在国教顾问看来也许完全近乎真理，但同时又是极端的妄想。
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考虑问题的方法却是和宗教事务部的人士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不会问，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资产者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资产者想怎么样，他们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
国教顾问先生也许以为，日益靠近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不会利用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吧？请他看看英法的工人报纸吧！请他看看（即使一次也好）宪章派的群众大会吧！〔……〕
我们不打算浪费时间来证明：除非资产阶级和人民共同努力，否则便不能推翻贵族；要人民在除了资产阶级还有贵族存在的国家里居于统治地位，是荒谬绝伦的事。艾希霍恩的国教顾问的这种论调，不值得我们提出郑重其事的理由来反驳。
有些先生以为，对人民采取一些残酷的措施，就可以挽救处境极其令人担忧的普鲁士君主制度；为了教训这些先生，我们只想提出一些善意的意见。对国王来说，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危险的是人民。但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所说的那种吃了拳头、得点小恩小惠就感动得流泪的人民，这种人民自然不危险，因为他们只存在于国王的想象中。而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正像霍布斯所说的，是叫puerrobustus，sedmalitiosus，一个结实而调皮的孩子；他不会让国王（无论是瘪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这种人民首先要向陛下要求有普选权的宪法，要求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令人不快的东西。〔……〕
摘要
1847年9月12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73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191、193—194、20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207、210、22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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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57
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9月1日）
亲爱的马克思：
我和吕宁终于幸运地先后收到了你的书。[1]这次拖延的主要责任不在邮局，尽管我曾委托雷达邮局把所有寄给我或吕宁的邮件立即给我寄往哈姆。这一次，应负主要责任的是那些在雷达收到了这个邮件却误认为是吕宁的邮件的人。我几次去信才把书给我寄来。
几天后吕宁就回来了。我把你的愿望[2]告诉他了，以后的事由他张罗。
尽管我确实知道，我的信件被拆开过好多次，但是，我还是不怕经常利用普鲁士邮局。这帮人不敢利用他们所读到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愿公开承认他们破坏通信秘密。只要尽量避而不谈密谋的事，我相信，利用邮局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截取信件的事我还根本没有碰到过。
在我们这里，我最指望利用铁路进行宣传鼓动。不久以后，我们威斯特伐利亚人通过铁路将无往而不至。有了铁路，这里迄今为止的死气沉沉、与世隔绝的生活才会复苏。有些能干的人还分散地蛰居在小圈子里，到头来他们一定染上了庸俗习气，因为他们只得永远生活在庸人们中间。而今人们聚会就方便了，因为情况总会发生变化的。就是在英国，也只允许我们拥有很小一块地盘去发展工业无产阶级，情况是会变化的。第一台织机至少已在威斯特伐利亚制成。
《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的近况怎样？我听说你们要支持它。以前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它实在太可悲了，人们哪有兴趣传播它，就连我至今也还不信任冯‘伯恩施太德先生，以致不敢给他寄去文章。我相信，其他人的情况也不会更好，否则决不会缺乏经费。[109]
请来信谈谈这个问题。
祝好
你的约·魏德迈
书报检查官又开始卑鄙可耻地删节了，沃尔弗只要把他在9月号上发表的通讯同8月号上发表的通讯作一比较就肯定会发现这一点。[3]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44
[1]指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参看文件150。
[2]可能是指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发表一篇评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文章的计划。斐迪南·沃尔弗撰写的题为《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评论文章，刊登在该杂志1848年1月号和2月号上。
[3]指威廉·沃尔弗的两篇通讯《布鲁塞尔，7月18日》和《布鲁塞尔，8月22日》，载于1847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第8、9期第477—482页和537—538页。
〔注释〕
[109]1847年夏天，马克思在威廉·沃尔弗的帮助下，终于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太德和从1847年年初开始作为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出版的《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早在1847年春天，沃尔弗就已经为该报撰稿，同年6月，恩格斯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从1847年9月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同伯恩施太德达成的一项特别协议，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且他们很快便确定了编辑部的政治路线，而已经相继加入工人协会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伯恩施太德表面上仍然是编辑部的领导人。从此，《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实际上就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为《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撰稿，曾经遭到各方面的反对，比如魏德迈就顾虑重重，在他看来，伯恩施太德这个人原先在政治上比较糊涂。关于伯恩施太德同德国各邦政府有勾结的谣传不胫而走，但他在出版《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的时候，也遭到了普鲁士政府的迫害，尽管他过去曾经向普鲁士政府写过报告，但现在，普鲁士政府还是千方百计唆使比利时政府把他驱逐出境。而马克思在评价《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时，主要着眼点是支配一家新闻刊物对共产主义运动所具有的意义；他在1847年8月8日给海尔维格的信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信中谈了普鲁士公使馆的阴谋诡计以及针对伯恩施太德的三个案件，并补充说，这些案件对伯恩施太德来说是不会有结果的，接着又说：“不过在另一方面，《布鲁塞尔报》却面临突然发生经济破产的危险。这家报纸虽然存在许多缺点，毕竟还有一些功绩，特别是现在，伯恩施太德已经表示愿意在各方面都适应我们，报纸将会办得更好些。那些高贵的德国人在这个事件中采取了什么态度呢？书商们诓骗了伯恩施太德，因为他不能依法对他们提起诉讼。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不是在写作上或经济上尽哪怕微薄之力，而是认为，更方便的是对伯恩施太德的名字有反感。这些人什么时候会找不到什么也不干的借口呢？这次是说某人不行，下次是某女人不行，这次是倾向欠妥，下次是文风不佳，再下次就是版面有问题，或者推销起来多少有一些危险，等等。这些先生想要坐享其成。如果有一家不受书报检查制度约束而又是政府所讨厌的反对派的报纸，而报纸的编辑通过他的工作的结果本身表明他是愿意从事一切进步活动的，难道不应该首先利用这种机会吗？！如果认为这家报纸还不令人满意的话，难道不应该使它令人满意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467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68页）1848年3月，伯恩施太德在巴黎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参看文件2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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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第1期（1847年9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56
《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第1期[105]
（1847年9月初）
共产主义杂志
（试刊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47年9月于伦敦售价：2便士[1]
第1期
引言
各政治党派、各宗教团体出版了数以千计的报章杂志，因而都有了自己的喉舌。唯独无产阶级，即一无所有的大众至今未能创办一个持久的、能够完全维护自己利益的、特别是可以当做工人自修指南的刊物。虽然无产者迫切需要这样的刊物，而且很多地方已经作过出版这种刊物的尝试，可惜都没有成功。在瑞士有人先后出版了《年轻一代》、《喜讯》和《现代报》；在法国有《前进报》和《未来报》；还有莱茵普鲁士的《社会明镜》等等。然而，没过多久，这些刊物就全都销声匿迹了。有的是由于警察的干涉，编辑部被查封；有的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不能继续发行。无产者对此爱莫能助，而有产者又不愿资助。继这些不幸事件之后，有人从各个方面向我们呼吁，要求我们再作一番尝试，说我们在英国可以享受完全的出版自由，不用害怕警察的追究。
学者们、工人们虽然答应资助我们，可是，我们仍有些犹豫不决，因为我们担心创办不久就又缺乏维持刊物出版的必要资金。最后，有人建议我们自己办一个印刷所，这样，这一筹办中的刊物就可以有保障了。预订开始以后，伦敦两个教育协会的会员们给了我们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帮助，很快就筹集了25英镑。我们用这些钱到德国预约了必要的稿件。我们协会的排字工人义务排印。于是，我们的刊物的第一期就这样与大家见面了。我们的刊物还得到来自大陆的一些资助，继续出版将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我们还缺少一台印刷机，一俟我们筹足资金买到这台印刷机，我们的印刷所就完全有能力除了印刷我们的杂志外，还印刷其他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书籍。我们决心稳妥行事，所以出了这个试刊号后，暂时还要等一段时间，看看能从外界得到多少资金，然后再继续出版。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能得到一个准确的消息，然后决定我们的杂志是出半月刊还是出周刊。目前暂时每月出一期，资金大部分来自伦敦。现在每一期的价格定为：2便士、4苏、2银格罗申或6克罗泽，但是，等订数达到2000份，每期的价格即可大大下降。（19世纪1英镑含金量22克拉合7.32238克，1镑=240便士；1法郎含金量0.2903225克，1法郎=20苏；1821年后1格罗申=1/30塔勒（含银量16.7克），1871年德国统一，格罗申被10芬尼硬币取代；1837-1873年南德货币联盟1克洛泽（Kreuzer）=1/60南德古尔登（含银量9.545克）——录入者注）
无产者，现在是你们开始行动的时候了，请给我们提供稿件，根据你们的经济能力订阅我们的杂志，利用各种机会传播我们的杂志。这是一种神圣的正义的事业——正义反对非正义、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事业，我们相信真理，反对迷信，反对谎言。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无偿的，不拿报酬的，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无产者，你们要获得自由，就要从沉睡中觉醒，互相紧密团结！人类要求每一个人尽到自己的义务。
无产者！
我们把你们称做无产者，可这个词的来源和含义，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此先对这个词作一个扼要的解释。
早先，罗马国家日趋昌盛，达到高度文明的时候，它的公民便分化成了两个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向国家缴纳直接税，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国家，国家用他们来保护富人，让他们在无数的战场上流血丧命，以巩固有产阶级的政权，扩充他们的财富。拉丁语Proles的意思是孩子、后代。于是，无产者构成了除贫困和孩子以外一无所有的公民阶级。
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文明，随着机器的发明和大工厂的建立，随着财富在少数人手里越来越集中，无产阶级人数也越来越多。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占有了全部财富，广大人民群众则除了贫困和孩子以外一无所有。今天，我们无产者和我们的孩子，像在罗马国家时一样，被迫在兵营里、在机器旁受苦受难，保卫压迫他们的压迫者，按照压迫者的旨意去流血牺牲；我们的姐妹和女儿也像那时一样，被迫去满足那些淫荡的富人们的兽欲；被压迫的穷人也像那时一样，对富有的压迫者怀有刻骨的仇恨。不过，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比起罗马国家的无产阶级来，条件要好得多。那时的无产者不具备自己解放自己的手段和必要的文化，他们除了复仇和在复仇斗争中死去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而今天的无产者，多亏有了印刷技术，有许多人受过很高的文化教育，其余的人也日益强烈地通过努力联合奋起反抗。而当奋起反抗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互相团结得越来越紧密的时候，特权阶级就在我们面前显出一副极端自私自利、道德极其败坏的面孔。现代文明提供了足以使全社会的人幸福的手段。因此，现代无产者的目的，不仅仅是破坏、复仇，在死亡中寻求解放，而是要建立一个使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幸福地生活的社会。现代社会的无产者，就是一切不靠资本生活的人们，即工人和学者、艺术家和小资产者。小资产阶级虽然还占有一点财产，但是很明显，由于大资本的可怕的竞争，他们正在迅速下降到同无产者完全相同的地位。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把他们算做我们一边的人，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十分关心不致落到我们应当摆脱的那种一贫如洗的境地。我们双方必须团结起来，互相帮助。
本杂志的宗旨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促使无产阶级的解放尽快实现，鼓舞一切被压迫者联合起来。
我们把杂志命名为《共产主义杂志》，因为我们深信并且懂得，要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对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变革。一句话，必须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为此，我们打算写一个简单的大家容易理解的共产主义信条，信条草案已经写成。从今以后，这个信条就是我们的宣传准则，因此极其重要，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首先把草案寄给大陆上的朋友们，以便听取他们对草案的意见。收到朋友们的答复后，我们将立即对草案作出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并在下一期上发表。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许多人都把它理解错了，有些人甚至故意诽谤和歪曲。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此根据我们对运动的认识和参加运动的情况，为共产主义运动说几句话。我们主要想在这里声明，我们不是什么样的人，以便预先驳斥人家可能对我们进行的种种诽谤。
我们不是某种制度的兜售者。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光对未来社会应采取什么制度进行讨论和冥思苦想，而完全忽视能引导我们走向这个制度的途径，是十分无谓十分荒谬的。如果哲学家和学者们能为建立一个未来社会设计出制度，我们认为那是一件有益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无产者一本正经地去讨论未来财产公有制条件下的工厂制度和管理形式，甚至在服装的剪裁、打扫厕所的最好方法等问题上争论不休，那就太可笑了，我们也就该戴上人家常常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家的桂冠了。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是寻找和创造建立一个新型大厦所必需的建筑材料，下一代的任务将是建设这座大厦。我们深信，到那时将不乏其建筑师。
我们不是沉湎于爱的梦想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并不在月光下为人们的苦难痛哭流涕，也不沉湎于向往金光灿烂的未来。我们知道，我们的时代多灾多难，它要求每一个人都努力奋斗，爱的梦想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消沉，而每个自我消沉的人必定无所作为。
我们不是现在就来侈谈永久和平的共产主义者，此时我们在各地的敌人正在磨刀霍霍。我们完全明白，在我们用暴力争得政治权利以前，大约除了英国和北美的自由国家外，要达到一个美好的世界，是绝不可能的。也许有些人会诅咒我们，骂我们是革命者，我们不在乎。我们至少是不想欺骗人民，而是要向他们讲清事实，提醒他们注意即将来临的风暴，以便他们能够有所准备。我们并不发誓说要在某一个预定的日子开始革命或杀死君主。但是我们也不是百依百顺的绵羊，毫无怨言地忍受种种苦难。我们完全清楚，大陆上的贵族派和民主派一定会进行一场战争，我们的敌人也知道这一点，而且正在准备。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做好准备，防止敌人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把我们消灭。这将是一场最后的严重的斗争。如果我们党能赢得这场斗争，那么，我们所希望的永远不动刀枪的时代就会到来。
我们不是那种以为斗争一胜利，便可以像变魔术一样立即实现财产公有制的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人类没有捷径可走，而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不和谐的社会跨进一个和谐的社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这里还需要经过一个长短不定的过渡时期。私有制只能逐步地转变为公有制。
我们不是主张消灭个人自由，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兵营或一个大习艺所的共产主义者。诚然，有这样一些共产主义者，他们只图省事，认为个人自由有碍于和谐，主张否定和取消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不愿意拿自由去换取平等。我们坚信，而且在下几期上还要证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比公有制社会有更大的个人自由。
我们已经说明我们不是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的信条里，我们将要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和我们要做什么。现在我们还要对属于其他政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无产者说几句话。我们大家都反对压迫我们、把我们置于苦难之中的现代社会；可遗憾的是，我们不去想这些，不团结起来，却常常同室操戈，让我们的压迫者幸灾乐祸。我们大家不是携起手来共同行动，建立一个各党派都可以在其中通过自己的言论和著作为自己争取多数的民主国家，而是每当我们取得一次胜利时，就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问题上争来争去。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猎熊者的故事：他们还没有见到熊的影子就为争熊皮而争吵不休。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必须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同维护我们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各党派的著作家们必须立即停止对不同意见的刻薄指责，立即停止对各党派的拥护者的恶毒辱骂。就我们而言，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即使是一个自以为正确而固执己见的贵族和虔诚主义者也罢。只有那些戴着某一个政治党派、社会团体或宗教团体的假面具，心目中却只有一个卑鄙的自我的人，我们不能宽容。每一个正直的人都有义务尽快揭掉这些伪君子的假面具，把他们的丑恶灵魂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中。一个人有时维护一种错误的观点，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只要他认为这种观点正确，并忠心地捍卫它，我们就不能歧视他。从这个角度来看，比如卡尔·海因岑就没有权利像他在《德意志代言者报》第2期上那样攻击共产主义者。看来，卡尔·海因岑如果不是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那就是因他同一些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个人的敌对情绪而放肆地辱骂了一个始终站在民主大军最前列的大党。我们读了他攻击共产主义者的文章，感到十分惊讶。可是，他的辱骂无损于我们，因为他笔下的共产主义者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显然是他凭借自己的想象力臆造出来，供他消灭的。我们说我们感到惊讶，还因为我们不理解，一个民主主义者怎么可能把不和的火种扔到战友的行列里去；更使我们惊讶的是，我们读到他的文章的末尾时发现，他所提出的九点要求[106]同共产主义者的要求几乎完全一样。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卡尔·海因岑公民认为，他的九点要求是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原则基础；而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走向完全的公有制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原则基础。因此，我们大家联合起来，达到卡尔·海因岑的要求，是明智的。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些要求人民就满足了，就想止步不前，那么我们就要服从人民的意志；但是，如果人民要同共产主义者一起继续前进，那么海因岑公民要反对恐怕就没什么理由了。我们知道，海因岑公民眼下火气很大，因为我们的压迫者正在想方设法追究、诽谤和污蔑他。因此，我们绝对不会在这时指责他，相反，我们决不拒绝伸过来的团结之手。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才能使我们奔向目标。
因此，我们各国无产者要联合起来在法律允许的地方要公开联合，因为我们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但在暴君专横地下令禁止的地方要秘密联合。那些禁止人们集会讨论时事和要求权利的所谓法律，是暴君们的命令。尊重和恪守这种法律，就是胆小和可耻；蔑视和破坏这种法律，就是勇敢和光荣。最后，我们还要说明一点，我们的杂志将不给那些个人争论提供篇幅，但要辟出篇幅表扬那些尽到自己义务的人。无产者要是受到压迫和虐待，他们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将勇敢地维护他们，把他们的压迫者的名字交给公众舆论去唾骂，而在公众舆论面前，就是最顽固的暴君也会发抖。
公民卡贝的移民计划[107]
巴黎的公民卡贝向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发出了一个呼吁书。他在呼吁书中说：我们在这里遭到政府、牧师、资产阶级甚至革命共和派的迫害、诽谤和诬蔑，他们甚至企图切断我们的生路，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毁灭我们。所以，让我们离开法国，让我们到伊加利亚去。他希望有两三万名共产主义者愿意跟随他到世界的另一边去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卡贝想迁移到什么地方去，他并没有明说，但可能是北美的自由国家，或者是得克萨斯，或者也许是不久前才被美国人占领的加利福尼亚，他打算在那里建立他的伊加利亚。
我们无疑也像所有共产主义者一样，乐于承认卡贝以不知疲倦的热情和值得钦佩的毅力为受苦受难的人类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而且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我们乐于承认他告诫人们反对一切阴谋，为无产阶级立下了不可估量的功勋。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们容忍他安安稳稳地走下去，因为我们认为，他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我们尊重公民卡贝这个人，但我们反对他的移民计划。我们坚信，如果他提出的移民计划得以实现，那么，共产主义原则将会受到莫大损害，各国政府将获得胜利，而卡贝的最后岁月将因痛苦的幻想破灭而黯然失色。我们持这种观点，其理由如下：
1．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无耻透顶的贿赂盛行，人民遭到极其卑鄙的剥削和压迫，权利和正义不再发挥作用，社会开始分解为无政府状态〈就像目前的法国那样），那么，正义和真理的维护者务必主动承担义务，留在国内，对人民进行宣传教育，使意志消沉者鼓起新的勇气，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奠定基础，勇敢地同流氓无赖作斗争。如果想把正直的人，想把为美好未来而斗争的战士统统搬走，想给蒙昧主义者和流氓无赖腾出地盘，那么，欧洲将会而且必定会沦丧——欧洲正是世界上由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原因能够最先最容易地实行财产公有制的地方——而贫穷的人类还要经受几百年之久新的战火和贫困的考验。
2．因为我们深信，卡贝的计划是在美洲建立一个伊加利亚，即建立一个以财产公有制原则为基础的移民区，而今这个计划尚未能实现，也就是说：
（1）因为所有愿意跟卡贝一起移居国外的人，尽管是热情的共产主义者，但因其所受的教育还带有太多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偏见，以致他们在进入伊加利亚时还不能马上抛弃这类弊端和偏见；
（2）因为人们还带有种种弊端和偏见，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在移民区内产生争执和摩擦，而且外部强大的敌对社会以及欧洲各国政府的密探还会日益加剧这种争执和摩擦，直到这种争执和摩擦导致这个共产主义社会彻底瓦解为止；
（3）因为大多数移民是手工业者，而移民区首先需要的是能开荒种地的身强力壮的农民，而使一个工人转变成农民，可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4）因为气候变化而造成的贫困和疾病会使许多人失去勇气并考虑退出移民区。现在，许多人只看到这个计划好的一面，所以满腔热情地接受它，但是，如果他们看到了严酷的现实，如果发现样样东西都匮乏，如果大家失去了赤贫工人在欧洲暂时还能得到的那一点点文明的舒适东西，那么，许多人的悲观失望就会代替原来的满腔热情；
（5）因为对于那些承认个人自由的原则（伊加利亚人肯定也是如此）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建立财产公有制而不经历过渡时期，即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个人财产将逐步变为公有财产），就像农民不播种而想收获一样是不可能的。
3．因为像卡贝打算搞的这种尝试遭到失败，固然不可能压制共产主义的原则或者永远阻碍这个原则的实施，但是，却可能使成千上万共产主义者丧失勇气，脱离我们的队伍。因此，忧心忡忡的无产阶级很可能还要忍受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贫困。
4．最后，因为几百人或者几千人根本不能建立财产公有制，除非这种公有制像美洲的拉普的公有制等等那样采取某种完全与世隔绝的宗派的性质，否则就休想维持下去。但是，建立这样一种公有制，既不是我们的意图，（我们希望）也不是伊加利亚人的意图。
此外，我们还要提到一点，美洲的伊加利亚人如果想同外界保持联系，很可能甚至几乎肯定会遭到迫害。但愿每一个想随同卡贝到美洲去的人先读一读那篇关于摩门教信徒遭受迫害的报道。摩门教是一个宗教共产主义派别，它在那里曾遭受而且现在仍然遭受迫害。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卡贝的移民计划有害的原因。我们号召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兄弟们！让我们留在古老的欧洲这个突破口吧！让我们在这里工作和斗争吧！因为现在只有在欧洲这里已经具备了建立财产公有制的各种因素，只有在这里，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将首先建立这种公有制。
〔威廉·沃尔弗：〕[108]普鲁士邦议会与普鲁士和全德国的无产阶级
从1815年以来，德国的资产阶级即中等阶级就为夺取政权，同中世纪无限王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即“天赋”制度进行斗争。由于其他国家对所有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进行日益广泛的改造（德国羞羞答答地缓慢地跟在那些国家后面匍匐爬行），这种斗争已经成为必要。新形势要求采取新形式；建立在资本和自由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力量，不想而且也不能再扮演一个从属的哑角了。但是，不能迅速赢得胜利，其障碍不仅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那种天生的胆怯，而且更由于它的四分五裂和互不联系。资产阶级分成38个地区和邦，彼此不相往来，甚至相互忌妒。它时而在我们德意志祖国的这个地区，时而又在那个地区作出零散的努力，试图达到它所希望的目的。它在许多地区都订立了条约美其名日——制宪或宪法——并多少获准参与了各邦的行政管理。在这期间，它所获准的东西尚属纸上谈兵，实际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天赋”制度以及与之相结合的那些夸夸其谈、专横跋扈的土地贵族和官僚。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德国各邦诸侯发动一系列整体会战来对抗矛盾重重、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对抗它所作的零零散散的努力和孤立无援的进攻。诸侯的这一系列会战都是在梅特涅这个大恶棍的指挥下进行的，并且善于利用这种整体性，全面战胜一切反抗企图和进攻。而德意志联邦议会是由德意志各邦诸侯的走狗和雇佣政客拼凑而成的，是唯一能被利用来再次清除使资产阶级在德意志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大小邦中暂时取得的优势的那些东西的阵地。上面所说的那个“邦主”由此得益匪浅：他每次都可以假仁假义地担保，他本人是非常自由主义的，乐意批准一切，乐意恪守一切诺言，但联邦议会不允许他这样干，为此他很苦恼。他的邦要对抗强大的普鲁士、强大的奥地利，显得太弱小了。于是人们不得不忍受他深感遗憾的东西。而这个“邦主”却在幸灾乐祸，暗中窃喜。
正因为如此，普鲁士目前发生的政治运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普鲁士拥有1600万人口，这一点在德国的天平上是举足轻重的，而且，要是同一个只有三四百万人口，甚至只有6000人口（如利希滕施泰因一瓦杜兹公国）的德意志祖国相比，那普鲁士的作用就更不同凡响了。它的1600万人口可以说比分散在33个邦的其余2800万人口的意义还要重大。普鲁士资产阶级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同时就是德意志其余2800万人的胜利。如果普鲁士资产阶级能使其波茨坦的“基督教日耳曼”国王改掉怪脾气，并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使他服从自己的意志，那么，德国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也就能立即放手去干。那时，德意志联邦议会的专制主义就会破产。德国整个资产阶级正在逐步采取联合行动，正在把“天赋”国王和中世纪地主老爷送去见鬼，今后这帮人只有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成员才能享有席位和表决权。让我们粗略地看一看普鲁士邦议会的工作。柏林白厅发生的事件表明了普鲁士各党派的现状，清楚地反映了普鲁士的政治运动对整个德国其他地区的重要性。我们只有首先说明召开邦议会的原因，才能理解邦议会的工作方法。波茨坦的国王终于同意采取他自从登基到最近一直愤怒地明确表示反对的措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无论谁试图在普鲁士报纸上阐述帝国各等级的必要性，无论谁要求那个波茨坦的统治者兑现二十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不是都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无情删节和阻挠吗？每个在公开演说中对帝国各等级的要求进行辩护的人，难道没有被指控为叛逆犯而遭到惩治吗？而现在，波茨坦的那个统治者忽然自己变成了叛逆犯，证明他过去是撒谎，现在竟干起他曾经那么不厌其烦地强烈表示决不愿意干的事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如此一反常态呢？
无非是已经枯竭的国库，加之得不到帝国各等级的支持；国库是再也无法填满了。尽管已有30年的和平期，尽管每年的收入持续上升，尽管劳动人民要上缴各种苛捐杂税，但是，由于国王和宫廷挥霍无度，由于军费开支庞大，由于本来就很有钱的文武百官还寡廉鲜耻地领取退休金，由于整个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无能和浪费，所以，所有钱财都被花得一干二净。国王及其大臣们挖空心思想出的各种办法均不奏效。甚至王国银行的最后计划也只取得微不足道的成功，只得到一点暂时的慰藉。因为普鲁士政府惊讶地发现，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得不到分文贷款。啊呀！1820年的那项法律中有一段太死板、太令人讨厌了，以致非加以修改不可。否则，那些曾经同意给普鲁士政府哪怕预支1塔勒的国内外资本家必定要更加执拗地改变初衷。
因此，“基督教日耳曼”的国王陛下煞费苦心，终于抛出了二月三日诏书。在诏书中，一切都构思得那么圆滑，那么巧妙，仿佛专制王权将要得到它迫切需要的东西，而又不致使它迄今所拥有的权力遭到丝毫损伤。为了这个目的，这个诏书不仅给像一群小学生一样的邦议会预先规定了“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而且照顾到了元老院的整个发明。这个由若干多少有些愚蠢、富裕和傲慢的王子以及一帮最大、最髙贵，因而最反动、最卑鄙、最无耻的地主显然违背了原来的法律——组成的元老院，肯定成为第二元老院的绊脚石。此外，甚至在第二元老院中，中世纪地产的代表也已经占据了优势，因为贤明的国王喜欢把所有八个地方等级的大杂烩称为第二元老院。至于这个元老院的其他成员，可怜的选举法已有明文规定，宁可选用其他各个等级的人，而不能让大量既有知识又精力充沛的资产阶级人物进入元老院。因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先生在议会演说中口气极为强硬，态度极为粗暴，试图吓倒那些对“仁慈的”政府的邪恶良心稍感忧虑的人们。他作了这一番表演以后，竟感到洋洋得意、自满自足。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捞钱，并且亲眼看到他的政府早已丧失殆尽的信用重新恢复。他对实现自己的希望充满信心。“只要我拿到5000万到1亿贷款，在资本家中间恢复我的信用，那么，我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把这帮善良的年轻议员送回家去，我将使他们难以马上再召集议会。这是我对付各委员会的权宜之计，让他们出色地为我效劳。要对600名议员行贿，代价实在太大了，而如果我只贿赂几个委员会成员，那事情就好办多了。一个基督教政府的勋章、金钱、奉承和其他手段，定会发生作用。我只要有金钱和信用，就能成为‘强大的’国王，今后继续以上帝的名义放飞我的爱好和情绪，一如既往地随心所欲地拔掉我那些羔羊般的忠实臣民身上的毛。”波茨坦的那个统治者就是这样对他的亲信说的。邦议会怎么回答呢？
邦议会的回答是，它拒绝一切涉及钱的提案，拒绝关于地租银行的法案，拒绝关于贷款修建柏林一柯尼斯堡铁路线的法案；同时声明，它可以批准向政府提供资金，但条件是，政府必须恢复二月三日诏书中被贬抑的土地权利，定期召集帝国各等级会议，向他们充分解释国家收入的使用情况，总而言之，政府必须永远放弃那种可笑的“天赋”要求，转到立宪的或符合宪法的轨道上来。关于废除餐饮税、屠宰税和实行所得税的法律草案也遭到类似的命运，即遭到了议会的拒绝。这方面的决定性原因有一部分如上所述，有一部分则在于富有的议员们反对比过去缴纳更多的国家捐税。元老院中有一大批特别出名的这样的议员，其中包括王室最富有的王子（如阿尔布雷希特亲王等等）以及全国大多数高贵的地主。此外，还有许多议员投反对票，是因为他们对普鲁士官僚们的残忍、高傲和无耻暴政了如指掌，以致在国民的收入问题上不愿把新的宗教裁判权拱手让给普鲁士的官僚们，只要他们仍穿着“天赋”的外衣而不依赖资产阶级。
这些事件发生以后，人们本来可以期望，邦议会也将顽固坚持它屡次都肯定地作为等级的权利所要求的东西。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在7月26日邦议会会议结束以前不久，国王给议会作了答复。这个波茨坦的统治者在答复中对“忠实的”等级的一些要求作了让步；至于其他一些更重要的要求，他在“慎重考虑”以后把它们推迟了，还有一些要求他根本没有提到；最后，关于“委员会”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他命令，根据二月三日诏书的规定马上选举委员会。
各等级怎么办？他们都服从了。莱茵省、西里西亚等地的一些议员忠于自己的观点，并拒绝参加这次选举；另一部分人参加选举，但只是为了抗议和反对等级的权利罢了；其余的人则是作为日耳曼统治者的驯服走狗参加选举的。
如上所述，德国资产阶级所固有的怯懦本身对邦议会改变结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改变对于邦议会来说当然是非常可耻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许多成员的勇气看来经受了过分严峻的考验，他们的勇气变得消沉了，因此，他们终于来了个向右转！一些被看成是自由派首领的阴险奸刁的议员也起了同样恶劣的影响，冯·奧尔斯瓦尔德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申请出版自由（这种自由暂时已成为泡影）的时候，早已充分证明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扒手和骗子。此外，如果考虑到等级的整个构成，考虑到中世纪地产的优势，考虑到盘踞在第二元老院里的大量王室官员，再估计到王室宴会款待、说奉承话、满脸堆笑所起的作用，再加上其他更加有效的宫廷手腕，那么，对于这个最后结果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但是，即使目前取得的成绩显得如此微不足道的，执政党还是那么兴致勃勃。但是，那种成绩立即会带来迥然不同的让步，而这些让步很快就会变成悲哀，因为负责国债的代表团和各个“委员会”境况不佳，未能为政府做出任何使它感兴趣的业绩。它们不敢不顾舆论去损害帝国各等级即将得到的权利。代表团和各个“委员会”的多数人表示支持政府，自由派成员落选了，而即使在这种未必真实的情况下，专制王权也不会前进一步。任何一个资本家都不会如此幼稚天真，在邦议会进行谈判以后，在反对派一再表示抗议以后，面对原先的至今没有付诸实施的法律条文，竟把自己的钱袋拱手交给政府。如果资本家还是把钱袋交给政府，那么，当他们的一切要求在短期内遭到拒绝（本来就会如此）时，就只能怪他们自己了。
这里的关键首先就是钱。王国没有足够的钱，而它又非常需要钱，所以资产阶级将会而且一定会实现自己的要求。此外，所谓“强大的”的王权也无力顶住现代“时代精神”那带有破坏性的惊涛骇浪。普鲁士邦议会的不同凡响的重要性是不能按照弗里德里希-威廉先生最近向邦议会发表的声明来衡量的。邦议会的谈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普鲁士舆论在11周内有了很大进展，而如果没有邦议会，要取得这些进展非要花多年时间不可。在这里，普鲁士资产阶级仿佛第一次在舆论面前同官僚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斗争，沉重打击了这两个敌人，使它们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以致战败者不久便无条件地向胜利者让步。在此之前，一个大臣在普鲁士，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被看做是至高无上的，以致一个普通公民几乎不敢正视他一眼。而今，就连这种目空一切的大人物也不得不屈从于邦议会，凡是参加过辩论的大臣们，无一不暴露出自己的无能。在11周内，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受到了嘲弄；他们因自命不凡、头脑简单，带有中世纪的狂妄自大以及对邦事务的拙劣管理，时而受到尖刻的讽剌，时而受到蔑视，时而受到愤怒的声讨等等的惩罚。这帮“国王顾问”所起的作用如此可怜，真可谓史无前例。可悲的艾希霍恩连同他的“基督教国家”在邦议会面前惨遭失败。不懂历史的萨维尼不得不羞羞答答地把他的历史胡说塞回了口袋，他的那套陈旧货色得不到一个买主的青睐，因而受到了更多的冷嘲热讽。蒂勒、杜厄斯堡、博伊恩等人的处境也与其大同小异。甚至连博德尔施文格的厚颜无耻也不能保证原先围绕在内阁头上的光环有一点点安全感。而波茨坦的那个统治者同样也遭到了大臣们所遭到的一切打击。从来没有一个议会开幕演说像他4月11日的议会开幕演说那样，几乎遭到了每一次邦议会会议的讽刺。大家虽然没有直接点到它，但是，邦议会的辩论本身就是对这位“基督教”国王4月11日发表的议会开幕演说的一份长篇抗议，其论据即不乏讽刺性，也不乏严肃性。现在，辩论的内容已全部公诸于众，共计数百页之多，其中有探讨，有阐述，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引起了公众对国家事务的关心，而在过去，只有在个别地方，首先在一些较大的城市才有这类情况。现在，关心国家事务，在全国范围内已经相当普遍，原先那些只扫自家门前雪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事务几乎不闻不问的人，而今也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是的，现在，整个德国都像普鲁士一样，密切注视着柏林发生的事件。人们已经感觉到，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每一个胜利也就是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也已经感觉到，普鲁士实行的一切也必定将在德意志联邦的其他各邦迅速发挥作用。
然而，我听说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叫喊：我们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什么兴趣？难道资产阶级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难道他们不是又在普鲁士邦议会中明目张胆地蔑视我们，在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请愿问题上，暴露出其明显的险恶居心吗？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能否夺取政权，同我们有什么关系？甚至有人说，阻止资产阶级的胜利，拥护政府而不是反对政府，对我们来说不是更必要、更有利吗？
在我们中间，提出这类问题和持这种观点的人，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是正当的，然而这些仇恨心理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以致既没有看清无产阶级的状况，也没有看清使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手段。
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毋庸争辩的。它的全部力量的基础是私有财产、资本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东西。只有废除私有财产，消灭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进而一劳永逸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我们无产者才能获得解放。因此，资产阶级同我们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要使用言论，而且要使用拳头和毛瑟枪。
光凭我们德国无产者就能走得那么远，以至能按照我们的利益彻底改造社会制度，即马上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原则吗？除了资产阶级，而且早在资产阶级以前，同我们势不两立的不是还有另一个敌人吗？我们要打倒资产阶级，不是首先要打倒那个敌人吗？这另一个敌人，就是专制的、无限的王权。它自诩“天赋”王权，以上帝的名义剥削我们，使我们落到中世纪地主的魔掌中，把我们禁锢在“基督教日耳曼”国家里。每当我们被奴隶的锁链弄得遍体鳞伤并试图挣脱锁链时，它就向资本提供警察、宪兵、牧师和大炮给予支持。它真的要我们去感激它，去支持它反对资产阶级吗？为了从我们这里得到感激和支持，它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仅看这个最新时代，它在30年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就达8.5亿塔勒（塔勒，德意志古货币，1837年普鲁士关税同盟规定1塔勒等于1.75南德古尔登（含银9.545克），含银16.7克——录入者注）。它用我们缴纳的税金养着芭蕾舞女和王室妓女[2]；用我们的钱豢养了一支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粗鄙的官僚大军；给本来就富有的人支付了高得出奇的养老金；从所谓的救济金中抽钱支持放荡不羁的贵族地主，给贵族以越来越多的特权，而把我们的生活降低到还不如领主的牲口；让我们这些人听凭警察任意宰割，为我们制造打人的机器和建造监狱；使我们的劳动服从于资本和自由竞争，通过髙明的抽税泵把我们口袋里的劳动所得的最后一点剩余吸得一干二净，只为我们的肚子规定了阳光这一最廉价的食物。这种专制王权难道不能为我们多做一点事情吗？当然能！波茨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先生（也被称为威廉四世）曾经证明，“慈父般的”统治艺术也懂得为无产阶级做一点好事。由于警察当局颁布了1845年的工商业管理条例，工人阶级同以前相比就更受资本家和雇主的操纵了。有人曾试图联合起来，积聚力量，以期抵制降低工资或维持较高工资（这样做至少能满足最迫切的需要），但这类尝试在实施这个新的管理条例以后竟受到了严惩。而资本家只要站在政府一边，就可以享有反对工人的一切自由。在新的雇工条例中，“慈父般的”政府允许面包业雇主不仅可以给雇工加上形形色色带侮辱性的绰号，而且还可以任意鞭打，只要不使挨打者致残就行。而被迫侍候人的人只要不被打成残废，就不得申诉和控告。在1844年6月14日的一份秘密诏令中，波茨坦的那个“基督教”国王命令书报检查部门压制各种杂志讨论无产阶级同有产阶级的关系，不允许把工人的状况同中世纪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状况相比较。1844年，当西里西亚山区数千名织工不甘忍受贫困和绝望，奋起反抗工厂主时，“慈父般的”国王就下令把其中的一部分人枪毙或用刺刀刺死，把另一部分人投入监狱，对大多数人则施以鞭打背部20-40下的惩罚。我们无产者把这种仁政善举归功于“基督教日耳曼”王权。
1847年是个歉收年，它使我们经受了进一步的考验。莱茵省、威斯特伐利亚、西里西亚、波兹南和东普鲁士的成千上万名无产者忍饥挨饿，成了饥饿病的牺牲品，而“基督教日耳曼”国王及其走狗却一如既往地寻欢作乐、耽于酒色、逍遥自在。这时，国王忽然心生一计，他也要摆摆救济灾民的架势。于是他颁布了禁止用马铃薯酿酒的法令和若干类似的规定，企图以此蒙蔽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正在日益使人感到畏惧，柏林等地发生粮荒骚乱以后，更是如此。“慈父般的”政府正是出于这种畏惧心理，正在努力“改善工人阶级的福利”。那么这种努力表现在哪里呢？首先从柏林派一名政府要员前往不来梅，责成他尽快地而且无条件地购买6000吨粮食，立即运往柏林等等。这位要员找到了不来梅的德利乌斯[3]商号，向其出示了全权证书；由于他要不惜任何代价买到6000吨粮食，所以粮食经纪人涌向四面八方去抢购，以致每吨粮食的价格在两小时内就提高了40金塔勒。价格还在上涨。在不来梅，只能买到1500吨，于是，粮食经纪人把在什切青、但泽等地买到的、还存放在那里的粮食以惊人的、由那位普鲁士政府要员自己哄抬起来的价格卖给了他。这次在不来梅哄抬粮价造成了严重后果，整个德国北部的粮价在几天之内都上涨了，迫使工人阶级比原先多付三分之一的钱去购买面包，而且作为纳税人还不得不承担由于政府笨拙地做粮食生意所造成的损失。用德语说，这就叫做“慈父般的仁政善举”；作为强大的“天赋”国王施这种仁政的基础是：如果那些挨饿的工人像在柏林、什切青等地那样竟敢聚众闹事，就实行镇压和枪杀。同时，“慈父般的”国王却让人用工人阶级的钱制造了价值50多万的盾牌，作为一份王室玩具送给他伦敦的教子，一个几乎还不会擦鼻涕的孩子。（爱德华七世——录入者注）
如果要一一列举这个“专制”王权的全部罪名，那实在不胜枚举，但愿仅举这几个例子就够了。从这些例子中可清楚地看出，与只为自己谋利益的资产阶级相比，王权至少同样是我们的敌人。但是，资产阶级为了建立自己的统治，就需要政治自由，这是“专制”王权绝对不会同意的。而我们无产者到那时则能利用较多的政治自由，作为我们加速推翻现存制度的杠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就不言而喻，我们当然有兴趣参加现今的政治运动，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帮助资产阶级加速消灭王权。我们同资产阶级同路就到此为止，不再往前走了！一旦消灭了“天赋”敌人、“基督教”警察国家和“慈父般的”政府，那么，我们就要同最后一个对手即资产阶级作斗争了。到那时，我们就更容易认清战场，胸有成竹地制定作战计划。
当然，只要我们相互之间还不亲近，只要我们无产者还缺乏联系，还没有组织起来，还没有用联合一致的力量改造我们的状况，那我们就既不可能对“慈父般的”统治制度，也不可能对资产阶级取得显著的胜利。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德国既没有维护我们利益的出版自由，也没有举行公开集会的权利，以便我们相互讨论和阐明社会状况，讨论和阐明无产者和有产者的状况，简言之，讨论和阐明一切同无产阶级有关的问题。毫无疑问，上述政治自由定会促进解放事业，无产阶级借助这类政治自由，就能加速地组织起来。因此，现今的政治运动，其中也包括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对我们具有巨大意义。当然，在取得那些权利以前，我们不要那么愚蠢，在那里袖手旁观、耐心等待。凡是法律禁止我们干的事情，我们偏要同法律对着干。法律是我们的敌人，是“慈父般的”政府为了富人和有产者的利益制订的；法律之所以能约束我们无产者，就是因为我们太软弱。凡是人家公开禁止我们干的事情，我们就秘密地干；在这方面，非法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合法的。我们遇到的艰难险阻越大，我们就越要有更大的毅力，越要开展更多的活动，排除艰难险阻，把自己组织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好汉不求人”。说实在的，我们无产者如果不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谁也不会也不能解放我们。
现在，我们无论对“天赋”王权还是对资产阶级都已经无所畏惧了。我们感到恐惧的是，我们的人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而只有频繁的同室操戈和自相残杀，只有无知，甚至不懂得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柏林的几百名无产者不就是这样吗？他们没有计划，没有一致意见，没有共同目标，就参加了那次使整个首都胆战心惊，使地方当局甚至最高当局半天不知所措的粮荒騷乱。两位政府高级官员不是也承认，无产者只要稍微懂得使用自己的力量并采取共同行动，柏林即使拥有再多的军队，也早已在无产者的控制之下了吗？是的，柏林掌握在人民手里甚至达5小时之久，只是人民自己并不知道罢了。在普鲁士的其他地方，在德意志的其他邦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若干为数不多的，而且没有计划、没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的无产者，就能给现存制度带来如此危险。显而易见，只要我们组织起来、联合一致、万众一心，那么，什么力量也不能夺走我们的胜利。我们由于四分五裂，甘当软弱无力的奴隶，所以就得忍受贫困和苦难，忍受上等人和富有者的歧视，乞求他们慈悲；我们要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砸碎私有制或者“基督教日耳曼”政府缠在我们身上的像干柳条一样的锁链。
德国的移民
早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向往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在那里，他们期望得到幸福。即使在今天，他们仍然一心希望这样的新世界。可惜，希望也只不过是希望而已，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们长期以来明知那里找不到新世界，却还在老地方寻找。少数人甚至今天才知道、才理解，这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离我们近在咫尺，只要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找到这个新世界。当然，那些认为只要到美洲去寻找，就能找到新世界的人是极端错误的。这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是找不到的，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得到。我们只有坚定地站在一起，自己帮助自己，上帝才会帮助我们。
从前，数百万欧洲人拥向东方，以期摆脱封建领主的暴政，以期走出地狱，进入天堂，因为他们还希望，在换了他们的拯救者的地方，在人间就能与上帝同喜。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了他们预定的目的地，而大多数人则由于疾病和土耳其人的刀剑，在见到耶路撒冷以前就归天了。现在，数百万欧洲人又拥向西方，认为在西方能为自己和家属找到一片自由的乐土和幸福的未来。但是，大多数人的希望都落空了。成千上万的人挤在脏乱不堪的轮船上，由于疾病，还未见到美洲海岸就一命呜呼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在合众国的街头和习艺所，当然他们不是死于土耳其人的刀剑，而是在被骗子和无赖抢走了所有财物，在肉体上精神上受到彻底摧残后死去的；成千上万的人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向美国资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在那里和在欧洲一样受剥削，甚至受到更深重的剥削，当他们的体力完全耗尽的时候，就像在欧洲一模一样，只要能死在某个医院或习艺所，就感到很高兴了；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的人为数极少。
善良的德国人生活在一个统一而自由的、有幸处于34个拥有主权的大小诸侯统治下的德国，心情自然不十分好，因此对迁徙异国他乡心驰神往。可惜，在所有的移民中，没有人像德国人那样遭到如此残酷的欺骗、抛弃、掠夺和虐待。
在德国、荷兰、比利时的一些城市，在伦敦、纽约以及德国移民起程和到达的所有地方，都有那么一批人自成一帮，骗取这些多半没有经验的德国移民的财物。英国人称这帮人为地头蛇，这种称呼十分恰当，因为他们贪得无厌，不管是穷人的十字币[4]，还是比较富裕者的杜卡特[5]，他们都要统统吞下，以肥私囊。比如在伦敦这里，移民们一到，就被这帮地头蛇团团围住，然后被带到某个地方。只要移民身边还有一些钱财，就很难逃脱这帮地头蛇的手心。那些事先已经交付过渡洋费的人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至少还能前往美洲，而另一些人则不得不留下来，到头来，也迫不得已只好干起抢劫自己同胞的勾当，就像他们被抢劫一样。有人可能会惊奇地问：出现这种事，警察干预了吗？回答很简单，英国法律明文规定：“没有原告的地方，就没有法官。”这些可怜的德国人语言不通，在这个大城市里人生地不熟，几乎没有人收留他们，所以，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找到偷窃他们财物的那些人并把他们交给法庭审理。地头蛇们只需从一个洞穴迁到另一个洞穴，暂时在那里藏身，等被窃者乘坐的船只一起航，就又可以爬出洞来重操旧业，继续干他们的勾当。一个移民即使能把一个地头蛇交给警察当局，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小偷虽然被送进了监狱，但被窃财物已经无影无踪了，并且陪审法庭尚未开庭，轮船就拔锚起航了，而被窃者要继续赶路，于是没有原告出庭，地头蛇也就被宣判无罪释放。成千上万的人在勒阿弗尔、安特卫普、鹿特丹等地的境遇也像在伦敦这里一样，那些还带了一点东西前往纽约的人算是幸运的，大多数人都落到了当地的地头蛇手里。这帮地头蛇对德国移民干的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坏事，几乎都是人家告诉我们的，我们将在我们的下一期杂志上刊登几篇这样的报道，借以全面告诫移民。我们请求住在本市东区的朋友们，把他们听到的有关移民们受骗上当的经过告诉编辑部。
在德国，许多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伦敦有不少公使和领事，他们怎么不收留本国移民？
英国人和法国人，不管是旅游者还是移民，到处都能得到他们本国的领事和公使的保护、劝告和支持。而德国人，至少德国的无产者就不是这样，他们一旦退出所谓的“臣民联合会”，一旦离开德国，就没有一个德国公使或领事再关心他们了。德国驻英国这里的公使和领事（德国人民每年在他们身上要花10万之多）有别的事情要干。虔诚的本生建立了青年会和福音教会，使无产者不受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毒害，并把他们赶进“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大羊圈；其他人有时派遣密探打进各个工人团体，或者去寻欢作乐。
现在还有谁来关心无产者，况且还是想要成为共和派的无产者呢？战友们，顺便说一句！如果你们以后不再向那个遥远的美洲共和国迁徙，不在旅途中遭受虐待和勒索，而是在德国联合在一起，不信“基督教日耳曼”的胡说，不听你们的最仁慈的邦主们的劝说前往友善的乐土（也许就是虔诚的兄弟们非常乐于派你们去的得克萨斯或者中非），或是去寻找更适合于你们体质的气候（大约是俄国），而是在德国建立一个人人愿意劳动、适于生存的共和国，情况会怎么样。——嗯！你们认为怎么样？这种尝试是值得花费力气的，这样可以节约许多时间和金钱，同时肯定会比进军那个新大陆少牺牲百分之九十的人。
无产者，想想这个问题吧！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首页【图（略）】
1847年9月《共产主义杂志》（伦敦）第1期（试刊号）第1-15页
[1]下面编辑部有关编辑部的地址的说明和该杂志在其他国家的售价见注105。
[2]在原件中有这样的脚注：能槁女人的难道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之流吗？
[3]在原件上是德林斯。
[4]十字币是1300—1900年在德、奥、匈通用的辅币。——译者注（即克洛泽（Kreuzer）正面有双十字——录入者注）
[5]杜卡特是1300—1900年在欧洲通用的金币名。——译者注
〔注释〕
[105]《共产主义杂志》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出版的，1847年春同盟曾对创办一个同盟的机关刊物作了初次尝试，但没有成功（参看注100）。在杂志的扉页上首次出现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此外，卷首还印有下列告示：“我们敬请国外所有支持我们事业的朋友们，把稿件和订阅本杂志的订单一并邮寄给‘工人教育协会’，地址是：伦敦霍尔博恩车站德鲁里巷191号，邮资统付。杂志定价：在德国每份为2新银格罗申或6十字币，在法国和比利时为4苏，在瑞士为1.5巴岑。”在杂志的封底上印有这样的附注：“在伦敦瑞琴特公园梅里勒榜街8号德国书店，西区霍尔博恩车站德鲁里巷191号教育协会，东区怀特查珀尔善人城堡街教育协会均有出售。”版权说明：“伦敦西蒂区圣玛丽阿克斯街18号，梅尔多拉-坎恩出版公司出版。内部发行。”
杂志编辑部由卡尔·沙佩尔负责，开头两篇绪论可能出自他的手笔，关于卡贝移民计划的那篇文章可能也是他写的。政治思想极其明确的那篇论文是威廉·沃尔弗写的，他可能也是编辑部成员之一。从沙贝利茨9月4日的日记（参看注100）的一则记载中可以看出，试刊号是1847年9月的头几天出版的。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昨天，沙佩尔来看望我们，带来几本《共产主义杂志》，让我们发送。”（藏于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沙贝利茨遗著1）原计划把威廉·沃尔弗召回伦敦，参加杂志编辑部的工作，杂志应于1848年初开始定期出版。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原因不明。关于试刊号的推销情况，参看文件160。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保存着一份《共产主义杂志》，上面有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的两条题词，其中一条是写在封面上的：“共产主义杂志。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于1847年出版”；另一条是：“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为当代和未来工人运动史收藏。1890年于伦敦。”（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op.11，Nr.111）
本卷完整地刊印了《共产主义杂志》，除了最后的那篇《政治和社会评论》，这是一个关于各国发生的事件的简讯汇编，可能出自威廉·沃尔弗的手笔。
完整的重印本见韦尔纳·科瓦尔斯基《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1967年柏林版第391-417页；此外参看影印本，载于《社会科学新版图书检索丛刊》（苏黎世）第1期（未注明出版日期)。——67
[106]卡尔·海因岑在九点要求中阐述的小资产阶级纲领具有明显的空想、反动的特征。在前四点要求中，他要求推翻君主制，建立一个能保障公民的“物质”和“政治”幸福的共和国。在第五点中，海因岑认为，共和国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权占有公共土地，所以土地必须是人类的公共财产，即必须是国家的财产”。但是，根据第七点，每一个公民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都有权“按照自己的个性，在这个公共财产上……建立和理应要求个人生存”。海因岑把“个人所得”和“所得者的个人占有”明确地称之为“个人生存的需要”。在第七点中，海因岑试图通过直接的“最高限度”的占有或者累进税来防止因自由竞争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有害的不平等”，并且声明：“任何人都不得要求更多的报酬，只能得到根据约略估算所必需的东西，以维持人的生存，过得像他人一样幸福。”同时，在海因岑看来，国家的任务应当是“限制个人的任意所得”。根据第八点，国家应当负责为成年公民的自由发展而向他们提供“最低限度”的东西，即“有一定期限的自由住房”以及为“从事所选择的职业的开始阶段”准备“最低限度”的物质和资金。海因岑在第九点中力图非常详尽地证明，国家“在一切有利益冲突的场合充当发挥调停作用的第三者”。[卡尔·海因岑《共产主义的》，载于《德意志代言者报》（米尔豪森）1847年第2期第125—13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的文章反映了他们同海因岑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争论是多方面的，见文件162和172，参看文件163和170。——73
[107]早在1843年，当伦敦的共产主义者还深受卡贝影响的时候，他们就已反对他的移民计划了（参看本书第1卷文件40）1847年5月，卡贝在他出版的《人民报》（巴黎）上发表了一项呼吁书，题为《伊加利亚旅行记》。《共产主义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作者，可能是卡尔·沙佩尔，同这一呼吁书展开了争论。1847年9月8日，卡贝离开法国来到英国，利用在那里逗留的机会试图说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支持他的计划。对此，列斯纳在回忆录中写道：“1847年夏，著名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埃蒂耶纳卡贝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发出了呼吁。〔……〕这一号召也传到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大约在1847年9月，卡贝亲自到伦敦，要我们相信他的思想。我们对他这个建议讨论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同盟表示反对一切试验。”列斯纳接着详细地引证了《共产主义杂志》上那篇文章所列举的论据，然后继续写道：“这就是我们给卡贝的答复。我之所以在此把这些都详细地记述下来，是因为它们很有历史价值。这些东西表明，那时已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的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当时就驳斥了各种空想的尝试；此外还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时间则完全证实了我们的忧虑。”[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48年前后》，载于1898年《德意志言论》（维也纳）第8期第106—108页；参看《人间的普罗米修斯》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6页]
1847年9月22日卡贝回到德国后，又在10月8日和10日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地引用了《共产主义杂志》上的那篇文章的论据，试图对它们一一加以驳斥。[参看阿图尔·莱宁《卡贝答沙佩尔》，载于1953年《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公报》（阿姆斯特丹）第8年卷第1期第7—15页。]1847年12月，卡贝又一次到伦敦，为他的移民计划辩护。对此，沙贝利茨在日记中写道：“星期二（12月28日）晚上协会举行了一次有趣的会议。巴黎的卡贝到会阐明了他的移民计划并驳斥了反对这个计划的意见。这一点他做得很不光彩，因为鲍威尔和沙佩尔的讲话是无懈可击的。”（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沙贝利茨遗著1）——74
[108]有一段时间，恩格斯也被猜想为这篇论文的作者。但是，只要把这篇文章同威廉·沃尔弗发表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的各篇文章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也是出自沃尔弗之手。（参看瓦尔特·施米特《威廉·沃尔夫为〈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撰稿》，载于1961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3年卷第2期第334—335页）现在，这个事实已为1847年9月14日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文件160）所证实。——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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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8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55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8月30日）
请注意：
写于收到你8月28日的来信之前。[1]
亲爱的马克思：
我早就打算给你写信了，特别是最近，你批判蒲鲁东的那部著作写得精彩极了，我读后觉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为此我特向你表示感谢。
我们迫切地列为公开辩论的各种问题，竟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德国资产阶级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就是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它还受着博爱主义的影响，而博爱主义尚未预料到从属于它的阶级的抗争。比如，在科隆从事生产和商业的人们中间，可称之为有知识的坚定的资产者的也许不足10人，大部分人在实践的推动下才会认识到他们的阶级立场的后果。当然，人们只要进一步考虑一下德国的无产阶级，这一点是不难得到解释的。这里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状况和前途，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少数人在法国或英国的那种社团式的与外界隔绝的手工业者学校里虽然学到了一些东西，但他们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他们的抽象意识在德国的实践中毫无用处。只有赫斯和魏特林这样的人才对此抱有幻想。德国的工厂工人和施特劳宾人[2]还在自始至终地倾听相互进行激烈竞争的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笨拙的饶舌，以便接受从世界市场的行情中推论出来的宣传。因此，我根据日果的指示上报了详细情况，而他似乎也没有对我们作出如实的答复。
不过，如果有谁凭空想象德国有一个共产党，那确实是个天大的误会，据我们观察，这是没有影子的事。因为人们根本不会认为皮特曼的改革年鉴[3]的观点就是共产主义！当然，比如在威斯特伐利亚，有许多人都顽固地自封为共产主义者。还有目前正在布雷斯劳出版《人民明镜》的柏林候选人尤利乌斯·贝伦兹，看来也自以为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人们日益看清了其中的奥秘；结果是什么？是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混合物，是关于人性的人的一套空话，是关于爱是同竞争即利己主义相对的社会准则的一套空话，是包括赫斯的贫困编年史[4]在内的关于无产阶级的思辨体系，这就是一切！这些人也自以为非常革命，急于并拢双脚向前一跃便进入共产主义。由于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于是他们就辱骂资产者和禁止娱乐活动的警察，而且在谈吐和穿着方面都很下流。如果他们最终失去耐心，就前往美洲。如果说这些共产主义者主要不是由格律恩的蒲鲁东[5]造就的，那么，就是由纯粹的惰性造就的，因为声明“扬弃”财产，然后把它看做是不值一提的东西，根本不再为它费心劳神，要比探索经济学范畴乃至研究各种生产关系更加省事。很明显，依靠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不能建立任何政党。他们完全置身于实际运动之外，因此他们在实践中很有可能被证实是精明能干的资产者。我说的是比勒费尔德人，他们这样发展下去，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带着模糊不清的博爱主义倾向完全倒向资产阶级一边，或者远走异邦，流亡国外。
再说一遍，在实际生活中谁也不知道在德国有什么共产党，因为我不相信德国其他地方会与这里及威斯特伐利亚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我可以担保。〔……〕
我正想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收到了你28日的来信，我很想把开头的三分之二删掉，但我终于没有这样做。你至少会清楚地看到，我欣然同意你准备主管评论性月刊的计划。我想，为了使你的活动重新转向德国，还需要作一些介绍。我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而感到高兴。至于你所说的杂志的领导权问题、认股问题以及计划性、对你的绝对信任和立即出版的必要性等问题，我都没有意见。我只对第一点，即经费问题有些想法。如果要建立自己的排字车间、印刷所和发行部，那势必又要同书商建立联系，而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购置印刷所的设备及其必要附件的经费是否准备从杂志的利润中提取？为杂志[6]争取一个同时靠出版其他著作获利的书店或印刷所，价钱是否更便宜？当然这是后话。〔……〕
手稿
节录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2
[1]这句话是后加的，马克思1847年8月28日给毕尔格尔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2]见本卷第24页脚注[1]。
[3]指皮特曼于1845年和1846年的《莱茵社会改革年鉴》。
[4]指赫斯1845—1846年出版的《社会明镜》，它主要报道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贫困状况。
[5]指格律恩翻译的蒲鲁东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的德译本，该译本以《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为书名于1847年在曼海姆出版。
[6]该杂志的出版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参看文件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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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成立和发展的报道（1847年8月底至10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54
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成立和发展的报道[104]
（1847年8月底至10月底）
〔……〕迄今为止，德国工人在布鲁塞尔都居住得很分散，彼此不相往来，没有集会的场所。他们充其量只不过在星期天和不上班的星期一在这一家或那一家小酒馆里小聚一番，在一块儿喝喝酒、抽抽烟而已。除此之外，一般说来，多数人都互不相识，同样，他们对德国故土所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他们只能看懂德文报刊——因为那时工人们没有钱光顾咖啡馆——看不懂比利时报刊。由于大多数人根本不懂法文，或者说他们无法充分利用法文报刊，因此，在一个大都市里，不懂法语又对佛兰德语懂得很少的人或多或少是孤独的。
两个月前，一些工人决定创立一个团体，以满足社交愿望。于是，37个人在8月底集体讨论了一次，结果便成立了一个名叫“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团体，全体与会者〈37人）全都注册人会，成了会员。他们起草了章程。章程规定，该协会的宗旨是联合迄今或多或少孤独生活在布鲁塞尔的德国人，在指定的白天或晚上进行社交活动（唱歌、朗诵等等），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现在两个月过去了，协会已拥有70多名成员。会员们在每个星期日和星期三（目前都在市政厅附近的天鹅旅馆〉集会。每星期日都有一个会员综述上周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接着便是唱歌、朗诵等社交活动。现在，有不少妇女也来参加集会。星期三晚上，讨论由某个会员在上周提出并得到多数人同意的问题。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采用机器和实行工厂制度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问题，关于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制度等问题的几次富有教益和生动活泼的讨论。
协会现有一个小图书室，内藏65册图书和小册子，还有1本地图册和若干幅地图；协会订了3份德文报纸；我们专门规定星期五为读报日。此外，为了娱乐，由会员们自编自演的剧目，博得了不参加演出的会员们异口同声的喝彩。〔……〕
1847年10月28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86号
节录
〔注释〕
[104]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建立是以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为基础的。马克思在后来的一则笔记中曾谈到他和恩格斯在建立该工人协会时所起的作用。他说：“在他旅居布鲁塞尔时，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德意志共产主义工人协会，这个协会同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们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马克思《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法文版前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第181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1页）
协会主席是卡尔·瓦劳，莫泽斯·赫斯曾一度担任副主席。马克思曾在协会作过几个报告，其中包括《雇佣劳动与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威廉·沃尔弗是“最受爱戴的演讲人之一。他每星期都到那里去发表时事评论。这种评论每次都是一篇叙述通俗、幽默而又十分有力的杰作，特别是对德国的统治者和臣民的狭隘性和卑劣性，进行了应有的抨击。这种政治评论成了他十分喜爱的题材，在他参加的每一个社团里，他都要发表这种评论，而且每次都讲述得同样完美而通俗”。（恩格斯《威廉·沃尔弗》，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第59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71页）威廉·沃尔弗写的会员名单（文件191）清楚地表明，这个工人协会建立几个月后就拥有约100名会员。——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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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卡尔·马克思所作的关于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的记录（1847年8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53
卡尔·马克思所作的关于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的记录
（1847年8月5日）
8月5日。建立新支部。
马克思当选为主席，日果当选为秘书兼财务员。
区部委员会：日果、荣格、马克思、沃尔弗
卡尔·马克思1847年8月5日所作的关于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的记录（片段）【图（略）】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593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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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斯蒂凡·波尔恩关于他以特使身份而作的瑞士之行的回忆摘录（1847年7月底至10月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52
斯蒂凡·波尔恩关于他以特使身份而作的瑞士之行的回忆摘录[103]
（1847年7月底至10月中）
〔……〕今年10月，我受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访问了里昂和瑞士的“支部”，向它们作了几个报告，把它们引向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为即将发生的事件做好准备。天空乌云密布，预示着宗得崩德战争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在巴黎一个交易所的院子里，我同恩格斯握手告别。〔……〕
我在里昂时就有人告诉我，我在所到之处，即我要去完成我的使命的地方，保证会像在里昂一样受到友好的接待。几天以后，我可能前往日内瓦继续旅行。〔……〕
我不愿充当像机器一样运转的游说者，我要找工作，而且已经找到了工作。为了在经济上自主，我在日内瓦多待了几周。〔……〕
在秋高气爽的夜晚，我和新朋友们一起散步，向他们介绍我的新感受，简直就同逍遥学派的讲课一模一样。每个星期天，我们都登上萨莱沃山，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觉得幸福，所以四个星期以后我才满怀喜悦的心情穿越纳沙泰尔山脉，前往当时已有近两万人从事钟表生产的大镇拉绍德封。
纳沙泰尔州当时由于君合国的缘故还同普鲁士王室有联系，因而它还有一些机构会使人想起这个君合国。瑞士的任何地方都不像这个州，竟用一种警察式的警觉眼光死死盯住外国人的一举一动，特别是死死盯住按照法国模式组成社会主义团体的那些德国工人的一举一动。因此，秘密的夜间集会就得在汝拉山里举行。〔……〕
我的下一站是伯尔尼。〔……〕
我在雷策尔[1]的印刷所找到了工作，我征得“老板先生”的同意，在印刷所排印我在晚上写成的批判海因岑的著作。[2]雷策尔先生虽然是个地道的保守分子，但在我缴纳了必要的费用后，他就同意在他的刊物上发表该著作，而我则把它寄往伦敦，广为传播。〔……〕
斯蒂凡·波尔恩《一个四八年战士的回忆》
1898年莱比锡版第54—62页
节录
[1]在原件中是雷伯尔。
[2]文件163。
〔注释〕
[103]说“10月”是不对的，很可能是“7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恩格斯就从伦敦回到巴黎，但他在巴黎只住到7月底，后来就到布鲁塞尔去住了几个月。波尔恩所说的分手想必就是在这段时间。从伯尔尼工人联合会理事会的记录本中可以看出，波尔恩184·年9月初就已同这个联合会有来往。（参看罗尔夫·德卢贝克《关于弗·恩格斯1848年底至1849年初在瑞士的政治活动》，载于1960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2年卷第4期第749页）如果我们根据波尔恩关于他的逗留所作的说明，从这时推算他的旅程的各个阶段，那么就能算出他离开巴黎的时间大约是在7月底。关于波尔恩在其特使旅行中所起作用的重要说明，见中央委员会1847年9月14日的告同盟书（文件16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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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7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51
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7月7日）
1847年7月7日于哈姆
亲爱的马克思：
吕宁带着年轻的夫人到瑞士旅行去了，我目前代替他的职务，所以你的来信暂时由我答复。但我会马上把你的信寄给吕宁，以便让你尽快得到满意的解释。至少我不相信，吕宁会拖延答复。[101]〔……〕
关于你再次谈到发表批判《人民代言者报》的那篇文章一事[1]，在你向我表示不希望发表时，我早已把文章交给吕宁了。同时，《人民代言者报》已刊登了那篇文章，吕宁不认为你的顾虑有充分的根据。[102]但考虑到文章所产生的效果，我还为他没有顺从你的顾虑而感到高兴。我的文章所表述的观点本来就是在你的激励下产生的，甚至完全有赖于你才产生的，我随时随地都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有机会，我还将公开声明这一点。我如果不在布鲁塞尔逗留，那我从国民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所得到的收获恐怕连一半都没有，是的，我也许根本就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对于你的悉心指导我将永远感激不尽，铭诸肺腑。
请转告沃尔弗，希望他把通讯[2]的续篇，至少是7、8两个月的续篇寄到哈姆来，因为我在这里以测量专家的身份参加科隆一明登铁路线的工作。关于他的稿酬问题，我已写信给书商。但请他把你反对蒲鲁东的书直接寄往瑞士。
祝你安好
你的约·魏德迈
手稿
节录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39
[1]本书第1卷文件88。
[2]为《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写的通讯；并参看文件157。
〔注释〕
[101]魏德迈接着比较详尽地论述了马克思的打算，即准备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帕德博恩）上发表其批判卡尔·格律恩所著《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的文章（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段论述和魏德迈1847年7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41.）一样，都说明了当时出现的种种困难。有些困难是由于误解造成的，而产生误解的原因首先是丹尼尔斯的疏忽大意，他到7月中旬才把手稿寄给魏德迈，而马克思早在4月就已经预告要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发表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37—39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42~45页）；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由于吕宁反对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原则性批判（参看注102）。——58
[102]奥托·吕宁（魏德迈把马克思的信转给了在瑞士的吕宁）在1847年7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从该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反对吕宁竟对批判格律恩持保留态度并提醒大家注意吕宁在刊登《反克利盖的通告》(参看本书第1卷注85)时竟作了篡改。这封给马克思的信充分证明了吕宁的动摇不定态度，信中这样写道：
“您的来信使我很高兴，我早就希望同您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关于您预告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发表您的著作，事先您没有同我商量，我并不想因此责怪您。您无论如何可以指望《汽船》，因为我相信，不仅魏德迈的著作，而且我本人的著作，都同您的观点相差不远。我在有关的章节中指出了一些难以通过书报检查的地方，在其他章节中我作了如下改动。恕我直言。
“您对我们的现状的看法，我是知道的，而且非常赞成，而您的论战方式我不能苟同。您向以某种方式不同意您的观点的所有人开火，也就是说，您常常把这些人说得一无是处，仿佛他们从此以后就成了时代的废物，必须尽快把他们从运动者的行列中清除出去。尽管我本人决不充当四平八稳的和事佬，而且也不相信我会对任何一个我所认识的人留下这种印象，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不认为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个人对自己可以随便批判和指责，但当一个人在同一个方向的半道上停步不前（虽然一度曾是同路人）为什么就要打棍子呢？为什么要让愚昧无知的或者幸灾乐祸的公众看笑话呢？而公众是把它看成自己阵营内部的一场激烈斗争的。这对于本来就不太巩固的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非常赞同您对克利盖的极端无知所作的批判性阐述，但是，如果我可以把您的原话作一番重大修改，那么，为了读者起见，我宁愿把责备之词弄得温和些。顺便说一句，我没有把这些责备当做自我批评，而只是清楚地介绍了布鲁塞尔的通告；我只是考虑到书报检查这一关才没有直接把这个通告看做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一道命令。我不知道您不愿意刊登这一通告；此外，它在我们这里已经不胫而走，广为传播，甚至已寄给克利盖本人去刊登。
“言归正传，凡是对格律恩先生的种种非难，我全都了解，他的夸夸其谈，他的抄袭才能，如此等等。您不要以为我对他抱有什么幻想；我从一开始就非常了解他。尽管如此，但我不能不认为，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是无害的，是顺从党的；尽管他犯过那么多的错误和干过那么多的欺人勾当，但公众的愚昧无知确实是严重的，以致他们还能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此外，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多产作家，因此他曾激励了一些人，至少使一些人感到好奇。又由于他正好在社会主义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期偶然在威斯特伐利亚出现，由于他那满怀信心的举动，他在我们这里居然成了一个公众人物。因此，为了党的利益，我认为，在他的个人品德没有表现出来以前，就把他弄得太丢人现眼是有害的。因此，我希望您不要把您的非难搞得过于尖酸刻薄，过于令人厌恶，希望不要把他整得太惨。我没有读过您的手稿，所以，我已请求魏德迈征得您同意，把一些地方改得缓和一点。我希望您能认可我的理由，并对此表示赞同。”（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40）
马克思的文章发表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8月和9月合刊第439-463、505-525页上，这次编辑部未作修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473—520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573628页）——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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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卡尔·马克思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1847年7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50
卡尔·马克思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
（1847年7月初）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深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在英国，工人们就不限于组织一些除临时罢工外别无其他目的并和罢工一起结束的局部性同盟。他们还建立经常性的同盟——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现在，所有这些地方工联已组成为全国职工联合会[1]，拥有会员8万人，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工人在组织这些罢工、同盟、工联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斗争，现在工人们正在宪章派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
工人们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起来。竞争把他们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下面这个事实就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是单只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的统治呢？不是。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2]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3]
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和布鲁塞尔版第118—119、174—17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143、180—18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157—158、195—198页）
摘要
[1]全国职工联合会（NationalAssociationofUnitedTrades）是工联的组织，1845年在英国成立。联合会的活动限于争取出卖劳动力的优惠条件和改善工厂立法的经济斗争。联合会一直存在到60年代初，但是1851年以后它在工会运动中没有起多大作用。——原卷末注
[2]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严格限定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3]乔治·桑的历史小说《扬·瑞日卡》的序。——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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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汉堡支部的信（1847年6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49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汉堡支部的信
（1847年6月24日）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致汉堡同盟支部
1847年6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兄弟们：
你们本月18日的来信及柏林的附件我们都按时收到了。你们准备一如既往地用言论和行动来争取我们的权利，这使我们感到髙兴。
现在我们把代表大会致同盟的通告信以及新的章程和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寄给你们，并且请你们对下面六个问题尽速作出答复，以便我们现在就能开始为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1．你们是否满意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否同意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议；
2．你们对新章程是赞成还是反对；
3．你们能否每一季度或每半年为我们提供一次用于代表大会通告信中规定的目的所需的经费，以及能提供多少；
4．你们是否已经组成区部，如果尚未组成，那么你们在什么地方能最容易和最妥善地将它组成。——见章程第十四条
5．在你们那里能否发行将在八月份出版的同盟机关刊物，以及能发行多少册；
6．社会的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否在你们那里的居民中间得到传播，是以什么方式传播的，它们在居民中间有什么反应。
其次，我们请你们对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进行一次认真的讨论，并且尽快地把你们认为适当的补充和修改的意见告诉我们，以便我们能够加以整理和提交下次代表大会讨论，从而由大会确定信条的最后文本。
你们是否单独地或者同另一地方一起派一名代表出席下次代表大会。此事现在如已商妥，把情况告诉我们，那也是很好的。
我们希望你们尽一切努力巩固和组织阿尔托纳、马格德堡、柏林等地的同盟，因此，请你们一有机会就把章程、信条草案以及代表大会的通告信转交上述地方的盟员。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因为现在只有代表大会有权修改章程，所以你们应当简单地表明，你们对章程是赞成还是反对。如果你们认为必须修改和补充，请把你们在这方面的建议寄给我们，然后由我们把这些建议提交下次代表大会讨论和作出决定。
兄弟们，再见！我们希望不久将得到你们的好消息，衷心地问候你们。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并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秘书主席
约瑟夫·莫尔卡尔·沙佩尔
既然威·马尔在汉堡，你们或许还认识他本人，那么请问，吸收他为我们的事业工作，是不可能和不恰当的吗？
通讯地址：伦敦肯宁顿路切斯特街44号
罗斯夫人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NL.11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438-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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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1847年6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48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
（1847年6月9日）
代表大会致同盟
亲爱的兄弟们：
中央委员会（人民议事会〉于今年2月[1]宣布召集，并于今年6月2日在伦敦这里开幕的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工作。鉴于我们同盟的整个处境，大会的各次会议未能公开举行。[2]
然而，我们代表大会的成员有责任事后把会议的情况向你们公开，至少向你们提供我们讨论的概况。
我们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前中央委员会向我们作过总结报告，而我们现在应向你们声明，代表大会对这个总结报告是满意的。我们之所以必须这样做，还因为我们在新章程中加了一条：代表大会的一切立法性决议须经各支部表决[3]；因此，至少就我们决议的这一部分来说，我们已经出于双重原因要向你们说明我们的理由了。
在审查了代表资格证以后，前议事会首先向代表大会作了关于它的领导工作的总结报告和关于同盟情况的报告。代表们对议事会维护同盟利益和着手改组同盟的活动深表满意。于是这一项就完成了。我们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呈交代表大会的书信原件中引用了一些材料，现概述如下。
在伦敦，我们同盟最坚强有力。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极其便于宣传，并且使许多能干的盟员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以利于同盟及其事业。为此目的，同盟利用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4]和它的怀特査珀尔分会。此外，盟员还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法国共产主义讨论会[5]等组织。
巴黎的前议事会自己认识到，伦敦的同盟比它更有能力担任对同盟事务的中央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文件的妥善保管和中央委员会成员本身的安全，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这里有保障。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有充分的机会看到，伦敦各支部拥有足够数量的有才干的人，可以把同盟的最高执行权托付给他们。因此，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仍然设在伦敦。
在巴黎，同盟最近几年来大大地堕落了。[6]区部委员会成员和议事会成员长期以来只进行关于形式的争论和关于所谓的违反章程的争论，而不注意整个同盟的或同盟各区部的事务。在各支部内，也是讨论这样一些浪费时间的、多余的而且会引起分裂的琐事。至多也不过是讨论那些自魏特林的《保证》[7]发表以来就反复讨论而且讨论得厌烦了的老问题。巴黎同盟本身丝毫没有进步，丝毫没有参加阐明原则的工作，没有投入无产阶级的运动，而这一切在其他地方的同盟组织中，以及在同盟之外都做到了。结果是，所有那些对在同盟内得到的东西感到不满的人，就在同盟外寻求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寻求解释的需要被一个文坛上的骗子和工人的剥削者——德国著作家卡尔·格律恩利用了。这家伙看到共产主义的著作能赚钱时，就附和共产主义。过了不久，他看到今后充当共产主义者会招致危险，于是就在新近由他译成德文的蒲鲁东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矛盾一书[8]中，为自己的退却找到了借口。上面说到的那个格律恩把这本一般说来毫无意义的书中提出的国民经济学推论作为自己在巴黎向盟员讲演的基础。听他讲演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对共产主义已经感到十分厌烦；第二种人也许希望在这个格律恩那里找到支部会议上未能解决的一大堆疑问和问题的解答。后一种人数相当多，他们是巴黎各支部的最有才干和最有发展前途的成员。上面说到的那个格律恩用自己的空话和徒有虚名的博学曾在一段时间内迷惑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因此，同盟分裂了。一方是在人民议事会和区部中完全占优势的一派，即魏特林派，另一方是那些仍然认为还可以向格律恩学点东西的人。可是这些人也很快就看到格律恩发表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恶毒言论；看到他的全部学说根本不能够代替共产主义。激烈的辩论发生了，在辩论中表明，几乎所有的盟员都仍然忠于共产主义，只有两三个盟员为上面说到的那个格律恩和他的蒲鲁东体系辩护。同时查明，就是这同一个格律恩惯于欺骗工人，把他们为波兰起义者募集的总共三十法郎的捐款[9]用于他的私人目的，并且为了出版论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这本毫无价值的小册子[10]，向工人骗取了大概数百法郎。结果是，格律恩以前的听众多数不到场了，他们另外组成了一派，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阐述共产主义原则的所有结论以及这个原则与社会状况的联系。由于这次分裂，巴黎的同盟组织瓦解了。中央委员会在去年冬天派去了一名特使[11]，他尽了最大努力把组织恢复了起来。但是不久争论又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派别和三种不同的原则是不可调和的。进步派借助于魏特林派让三四个顽固的、直接声明反对共产主义的格律恩分子离盟。可是在选举代表大会代表时，两派在区部委员会的会议上又互相争吵起来。分裂已不可避免；至少是为了进行选举，进步派力量最强的三个支部作出决定：同作为魏特林派的主要支柱的两个支部分开，并且在自己的全体会议上选举一名大会代表。这些都实现了。这样，魏特林派被暂令离盟，盟员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代表大会研究了两派提出的辩护之后，声明同意这三个支部的做法，因为魏特林派到处阻碍同盟的发展，这种情况在伦敦和瑞士都是经历过的。代表大会一致决定让巴黎的魏特林派离盟，并让巴黎多数派的代表[12]出席代表大会。
这样，巴黎的盟员的人数固然大为减少，可是起阻碍作用的分子被清除了，并且由于这场斗争人们振奋起来从事新的活动。一种新的精神、一种崭新的毅力出现了。警察的搜捕看来已经停止，而且一般地说，搜捕并不是针对现在取得了胜利并且只有一个成员被驱逐的那一派，而几乎只是针对格律恩派的，这证明，整个搜捕是以普鲁士政府的情报为根据的，这一点马上就会看到。如果说政府驱散了城门附近的几次公开集会，那么这主要也是与在那里大放厥词并激烈地攻讦共产主义的格律恩分子——因为在这里共产主义者当然不可能自由地还击他们有关的。这样一来，现在在巴黎的同盟的情况比它同意让人民议事会迁走时好得多。现在我们的人数少了一些，但是我们是团结的，而且我们在那里有一些有才干的人。
在里昂，同盟有了有组织的成员，看来他们是在尽力地参加工作。
在马赛，我们同样建立了组织。关于那里的盟员，有人写信告诉我们：“马赛同盟的情况不很好。通过信件来鼓励未必会有什么帮助。”我们将设法在今年秋天从我们中间派几个人到那里去，把同盟重新组织起来。
在比利时，同盟也站稳了脚跟。在布鲁塞尔有一个干练的支部，它的成员是德国人和比利时人；在列日，他们已经在瓦龙族的工厂工人中建立了第二个支部。在这个国家里，同盟的前途非常令人鼓舞，我们希望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比利时有一些代表出席。
在德国，我们曾经有几个支部在柏林，今年春天这些支部突然被警察强行解散。盟员们可能已经从报纸上得知，警察驱散了由盟员主持的一次工人集会，进行了追查，结果有好几个领导成员被逮捕。在被捕的人中有一个叫弗里德里希·门特尔的人，是个裁缝，出生在波茨坦，大约二十七岁，身材中等，长得很结实，等等。他以前在伦敦和巴黎待过，在巴黎时属于格律恩派，是一个伤感主义的惯会说关于爱的呓语的人，此外，他在历次旅行中，对同盟情况了解得相当详细；这个人没有经受住这次小小的考验。这一事件再次表明，这种低能、思想混乱、多愁善感的人最终只能在宗教中得到满足。就是这个门特尔在几天之内就完全被一个牧师感化了，并在监禁期间两次参加圣餐礼这种滑稽剧。一个柏林的盟员给我们来信说：“……他在法庭上讲了巴黎、伦敦、汉堡和基尔的支部（这些支部他全都亲自访问过）的情况，并且供出了海尔曼·克利盖往柏林邮寄自己的《人民代言者报》时使用的地址。他同另一个被告当面对质：难道我没有把这些书卖给你吗？难道我们没有在某处和某处集会吗？难道你不是正义者同盟的盟员吗？当所有这些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不’时，门特尔说：你能为此对全能全知的上帝负责吗？还说了许多类似的蠢话。”幸好这个门特尔的卑鄙行为没有能够使其余的被告上当，这样，政府别无办法，只好把被捕者暂时释放。这个门特尔的告密显然是与在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受到迫害一事有密切关系的。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个格律恩分子门特尔错把格律恩分子当做同盟的真正领导人来告发了。因此，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一般没有受到迫害。当然，由于这个事件，整个柏林区部在组织上就乱了。可是，由于那里的盟员具有我们所熟悉的毅力，我们希望，很快就会着手同盟的改组工作。
在汉堡，也建立了组织。诚然，柏林的迫害事件使那里的盟员有些害怕了。不过联系却一直也没有中断。
此外同盟在阿尔托纳、不来梅、美因茨、慕尼黑、莱比锡、柯尼斯堡[13]、托恩[14]、基尔、马格德堡、斯图加特、曼海姆和巴登-巴登也建立了组织。在斯堪的纳维亚，同盟已经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组织。
在瑞士，同盟的情况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令人高兴。在这里魏特林派一开始就占优势。瑞士各支部在发展上的缺点特别表现在：一方面，它们没有能够把过去同青年德意志派的斗争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它们只是以宗教精神来反对青年德意志派，并且听任例如像荷尔斯泰因的傲慢的格奥尔格·库尔曼那样一些最卑鄙的骗子任意愚弄自己。由于警察的迫害，瑞士的同盟在组织上遭到很大破坏，以致大会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来重建组织。不言而喻，关于这些措施的结果和性质，支部只有以后才能得知。
关于美国，首先必须等待中央委员会所派去的特使的详细消息，然后才能对那里的同盟的活动情况提出确切的报告。[15]
从这个报告和交来的同盟信件本身，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当伦敦的人民议事会担负起领导职责时，同盟的处境无疑是很困难的，前中央委员会[16]一点也不重视它所承担的义务；它完全忽视了同盟的团结，除了同盟这次遭到的组织上的破坏外，在个别支部中还逐渐产生了敌对分子。在这种威胁到同盟生存的情况下，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即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派遣特使，让危害整个组织的生存的个别盟员离盟，重新建立联系，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和拟定须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同时，它采取步骤，吸收其他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而一直在盟外的人士加入同盟，[17]这些步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代表大会在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便对章程进行审议。这次讨论的结果是章程的所有条款获得一致通过；大会建议把新章程提交各支部最后通过。为了陈述进行修改的理由，我们特作如下说明：
正义者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一事被通过了，因为：第一，由于前面提到的那个门特尔的无耻叛变，旧的名称已被政府知道，因此改变名称是适宜的。第二，而且也是主要的一点，因为旧的名称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并考虑到一些特殊的事件才采用的，这些事件与同盟的当前目的不再有任何关系。因此这个名称已不合时宜，丝毫不能表达我们的意愿。许多人要正义，即要他们称为正义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我们同盟来说，要有一个合适的名称，一个能表明我们实际是什么人的名称，于是我们选用了这个名称。按照同样的精神，我们换掉了从政治联合遗留下来的名称：“区”和“议事会”，这些名称带有德意志特性，这种特性会对我们同盟的已向各国人民公开的反民族主义的性质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把这些名称换成另一些真正能表达所应表达的意思的词。采用这样简单明确的名称，更加有助于我们的带宣传性质的同盟去掉敌人竭力想强加于我们的那种密谋性质。
大会没有任何争议就一致认为：必须重复召开现在在这里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定期地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并且在保留各支部批准权的条件下把同盟的全部立法权移交给代表大会。我们希望，在这里作出的决定中会找到一些重要的条文来保证代表大会为整体利益进行有效的活动。
一些条款被删去了，其中属于盟章规定的，用明确的盟章条款来代替，而其中属于一般共产主义原理的，则用共产主义信条来代替；这样，章程就具有更简单和更划一的格式，同时更准确地规定了每个领导机构的作用。
在章程的问题解决之后，就转入讨论由中央委员会准备的或者由各代表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建议。
首先讨论一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六个月后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的建议。代表大会认为，本届大会是在同盟的组织被削弱的时候宣布召集和举行的，它作为第一次代表大会，首先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组织建设的大会。它认为，为了彻底解决当前的重要问题，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是必要的；同时由于新的章程规定例行代表大会应在八月份召开，这样只有两个来月的间隔时间，又由于不能把第二次代表大会推迟到1848年8月，于是就决定，今年11月29日（星期一）在伦敦这里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不管是恶劣的季节还是又要增加费用都挡不住我们。——同盟已经经受了一次危机，在当前的情况下决不应当害怕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新的同盟章程包括关于选举代表的必要规定，因此我们希望，将有许多区部派遣代表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
同一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拨出一定的基金用来派遣特使的建议，也获得了全体的赞同。大家认为，我们的同盟要派遣两种特使。第一种是用同盟的费用派到一定地方去执行特殊的使命：或者在同盟还不存在的地区建立同盟，或者在同盟已经瓦解的地方重建同盟。这种特使必须受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第二种是要回自己的故乡或者要到其他地方去的工人。这些工人往往是很能干的人，只要同盟补偿他们为同盟而花费的额外开支，就可利用他们去访问一些距离他们旅居之处不远的支部，这将对同盟有很大的益处。这样的临时特使当然只能受区部委员会的直接监督，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受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向每个区部委员会收取一定的经费，并用这笔钱来建立派遣第一种特使的基金。此外，委托各区部委员会比过去更经常地以上述方式利用外出旅行的能干盟员作为临时特使，并从区部委员会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给他们额外的旅费。在特殊情况下，区部委员会可以请求从中央委员会的基金中拨给这笔费用；至于是否满足这类金钱要求，当然要由中央委员会来决定。每个特使应对给他提供经费的委员会负责并向它汇报工作。
你们大家都将看到，通过特使来组织宣传并使宣传服从集中的领导是多么需要。——我们希望，我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决定能受到你们的欢迎并给我们的事业带来良好的效果。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同盟机关刊物的问题；大家没有任何争议地认为，这样的刊物极端需要。大家还同样没有争议地认为，这个刊物只能在伦敦出版，最多每星期出一期，最少每月出一期。——刊物名称、题词、开本已经确定，你们将通过在7月出版的试刊看到。有一个委员会负责编辑工作，直到杂志出版为止；然后将由一个编辑[18]——已经任命——在委员会的协助下担任领导工作。——这一点讨论完以后，代表大会就转到开支问题。首先为了使印刷所完善，还需要很多东西，特别需要一台铁制印刷机，为此中央委员会受托向各区部收取一笔费用。然后对开支进行了估算。——结果是：如果一个印张的周刊每期售价2便士=4苏=2银格罗申=6克利泽，那么为了弥补开支就需要有相当多的订户，可是目前还不可能精确估计到是否有这么多订户。——如果出月刊，没有编辑，也许订户少些就能维持，可是月刊满足不了同盟的要求。——但是，如上所述，我们能否为周刊征求到必要数量的订户，是没有把握的，以致我们无法为此承担必需的义务。因此我们决定如下：在7月份暂时免费发行一期试刊。然后各个支部通过它们的区部将自己有多少盟员呈报上来，因为大会决定，至少在杂志每月发行一期的时期内，每个盟员要付一本杂志的钱，而每个支部只能得到一本，剩余的免费分发。——此外，盟员必须调查清楚在自己的地区里肯定可以推销多少份，必须征求订户，并汇报这方面的情况。——然后代表大会将在11月根据中央委员会提供的情况作下一步的决定，而且，尽可能在新年前出版杂志。目前伦敦印刷所将用于印刷传单。[19]
最后是关于共产主义信条的问题。——代表大会认识到：公开宣布同盟的原则是极其重要的步骤；一种信条，过几年，也许过几个月，就不再合乎时宜，不再符合多数人的意愿了，这种信条一定会起有害的作用，而一个有用的信条将会带来益处，因此，对待这一步骤必须特别慎重，不应操之过急。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同盟机关刊物的问题上一样，大会深深感到，它不应拿出最终的方案，而只应提出建设性的倡议，以便通过对信条提纲的讨论给正在复苏的同盟生活提供新的养料。因此，代表大会决定草拟这个提纲，把它发给各支部讨论、编写，各支部要把修改建议与补充意见寄给中央委员会。提纲[20]随信附上。——我们把它推荐给各支部进行严肃的、仔细的考虑。我们一方面想离一切粗制滥造体系的行为和庸俗的共产主义远一点，另一方面又想避开多愁善感的共产主义者关于爱的粗俗无聊的呓语。相反，我们力求通过对共产主义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的不断考察，永远保持一块稳固的基地。我们希望，中央委员会将从你们那里收到很多的补充意见和修改建议，并且再次要求你们就这个问题进行特别热烈的讨论。
亲爱的兄弟们！这就是概况，就是我们讨论的结果。[21]我们很乐意以最终决定的形式解决向我们提出的各项问题，很乐意创办同盟机关刊物，很乐意以信条形式宣布共产主义原理。但是为了同盟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应当在这里限制自己，应当再次向大多数人呼吁并把我们准备好的东西留待第二次代表大会去通过。
亲爱的兄弟们！现在你们应当来证实你们对同盟的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关心。同盟胜利地度过了一个分崩离析的时期。优柔寡断和萎靡不振已经克服，同盟自身中出现的敌对分子已被清洗。新的成员已加入了。同盟的前途有了保证。可是，亲爱的兄弟们！我们的处境不允许我们有片刻放松我们的努力：还不是所有的创伤都已治好，还不是所有的漏洞都已填补，我们所进行的斗争的某些痛苦后果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同盟的利益和共产主义的事业还要求你们在一个短时期内进行紧张的活动；因此，在几个月之内，你们对自己的工作不能有片刻厌倦。特殊的情况要求特殊的精力。我们的同盟经历过这样的危机时刻：在此期间，我们首先必须同由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警察迫害的沉重压力，更多地是由于迅速改善社会状况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引起的沮丧作斗争；在此期间，我们不仅必须同我们的敌人，即受资产阶级控制或者与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反对我们的各国政府的迫害作斗争，而且要同我们自己内部的敌人作斗争；我们考虑到同盟的危险处境，考虑到讲德语的整个共产党有瓦解之虞，还必须不顾情面地战胜这些内部敌人并使之不能为害。——兄弟们！这样的危机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克服的。尽管同盟存在，尽管组织的力量又得到加强，但也还需要几个月的连续工作，然后才能说：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者、作为同盟盟员尽了自己的责任。
兄弟们！我们坚信，你们像我们一样，也会感到这些情况的重要性；坚信你们也完全能对付这种困难的情况，现在我们满怀信任地向你们呼吁，向你们对共同事业的热忱呼吁！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的无耻的利欲使你们几乎没有一点时间去为我们的事业工作；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把你们靠艰苦劳动换取的微薄工资压到最低限度；我们知道，现在正处于饥荒和商业萧条时期，你们的负担特别沉重；我们知道，一旦你们终于找到时间和拿出钱来为共同事业进行活动时，资产阶级就会迫害你们，逮捕你们，损害你们的健康，威胁你们的生命；所有这些情况我们是知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要求你们再捐献一些钱，号召你们加倍努力。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为谋求整体福利作出决定而把我们选举出来的人，也准备努力和毫不犹豫地执行我们的决定；如果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同盟内，没有人不把共产党的利益，把推翻资产阶级以及把公有制的胜利视为他自己切身的、最宝贵的利益；如果我们不知道，有足够决心参加同盟，不怕因此而招致巨大危险的人，也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甘冒这种危险，使同盟成为整个欧洲的一个强大组织；最后，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人遇到的障碍越大，他们就越勇敢、越积极、越受到激励；如果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就该羞得面红耳赤，退出整个运动。
兄弟们！我们代表着一个伟大壮丽的事业。我们正宣布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无论就其彻底性还是就其成果的丰硕来说在世界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享受这次变革的成果。可是我们知道，这次变革来势迅猛，日益临近；我们看到，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到处都有愤怒的无产阶级群众投入运动，并且用一种有时还是嘈杂的但越来越响亮和清楚的声音，要求从金钱的统治下、从资产阶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看到，资产者阶级越来越富，中间等级则日益破产，这样，历史的发展本身将引起一场伟大的革命。由于人民的苦难和富人的骄横，这场革命有朝一日终将爆发。兄弟们！我们大家都希望活到那一天。即使革命没有像议事会的信件[22]中所预料的那样在今年春天发生，即使我们未能有机会拿起武器，那么你们也不要因此而迷惘！这一天必将到来，那时人民群众将集结自己的队伍，打垮资本家的雇佣军，那时将显示出，我们的同盟是什么样的组织，它是怎样工作的！即使我们享受不到这场伟大斗争的所有成果，即使我们有千百人牺牲在资产阶级的霰弹之下，但是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牺牲者，终究是经历了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和这一胜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就此结束。祝一切顺利！
以代表大会的名义
秘书主席
海德[23]卡尔·席尔[24]
1847年6月9日于伦敦
复制的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NL.11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424——437页）
[1]领导正义者同盟的人民议事会（它的所在地于1846年11月由巴黎迁往伦敦）在1847年2月写信给同盟的地方组织，要求选举代表，出席定于6月1日在伦敦开幕的代表大会。在人民议事会的信中还确定了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代表大会决定同盟的执行领导机关仍设在伦敦，这个机关按照通过的章程草案从这个时候起开始称为中央委员会。——原卷末注
[2]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秘密组织不能公开举行自己代表大会的会议和公布会议的材料。——原卷末注
[3]指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第二十一条（见文件146）。——原卷末注
[4]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协会在自己的不同活动时期都有分会设在伦敦工人区。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可是，由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引起分裂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在协会中势力的暂时增强，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在颇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在第一国际纲领中的确立。协会作为国际俱乐部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原卷末注
[5]指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秘密的工人团体，在其成员中广泛传播着空想派别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卡贝、德萨米和其他人）。——原卷末注
[6]在这个总结报告中描述的1845—1846年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情况，同自从1846年8月15日起旅居巴黎的恩格斯寄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的报道是相符合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所载恩格斯1846年8月-12月的信、总结报告的这一部分看来是根据恩格斯的报道写成的。恩格斯在克服同盟巴黎各支部内部的思想混乱，在划清它们的革命一翼同倾向于庸俗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魏特林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界限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不排斥，这一部分可能是恩格斯自己写的。——原卷末注
[7]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沃韦版。原卷末注
[8]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Systemedescontradictionseconomiques，ouPhilosophiedelamisere》），由卡·格律恩译成德文，于1847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原卷末注
[9]大概指的是正义者同盟的巴黎盟员为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参加者募集的捐款。原卷末注
[10]指的是卡·格律恩的小册子《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1846年比尔文肯版——原卷末注
[11]约·莫尔。——编者注
[12]弗·恩格斯。——编者注
[13]现在称做：加里宁格勒。——编者注
[14]现在称做：托伦。——编者注
[15]文件到这里为止是威·沃尔弗的手迹；以下是另一人（不是约·莫尔就是亨·鲍威尔）的笔迹。——编者注
[16]指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它在其所在地从巴黎迁到伦敦0846年11月）以前主要是由魏特林分子组成。——原卷末注
[17]显然是指正义者同盟的领导面晤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和参加同盟在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改组工作。1847年1月底-2月初，约·莫尔代表人民议事会同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在巴黎的恩格斯进行了谈判。——原卷末注
[18]威·沃尔弗。——编者注
[19]伦敦中央委员会计划出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定期机关刊物〈报纸或者杂志），因为缺乏经费而没有成功。只是于1847年9月初在伦敦出版了一期《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它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印刷所中印刷的。从这期的内容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在刊登的（威·沃尔弗、卡·沙佩尔和其他人的）文章中，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其他派别，回击了海因岑对共产主义者的攻计，叙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策略原理。在杂志的试刊中，第一次在刊物里作为题词出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从1847年9月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事实上固定的机关报是《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成为该报的撰稿人，并把报纸的编辑事务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原卷末注
[2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73—380页。——编者注
[21]从这里开始，又是威·沃尔弗的手迹。——编者注
[22]指的是《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1847年2月》。——原卷末注
[23]卡尔·沙佩尔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24]威廉·沃尔弗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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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847年6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47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847年6月9日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第一个问题：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答：是的。
第二个问题：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
答：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
第三个问题：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目的呢？
答：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
第四个问题：你们的财产公有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
答：第一，建立在因发展工业、农业、贸易和殖民而产生的大量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因使用机器、化学方法和其他辅助手段而使生产力和生活资料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
第二，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论证的。
第五个问题：这是一些什么原理呢？
答：例如，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的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等等。
第六个问题：你们打算用什么方法为实现你们的财产公有作好准备呢？
答：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
第七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为生的社会阶级；因而这一阶级的祸福和存亡取决于生意的好坏，一句话，取决于竞争的波动。
第八个问题：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者几乎一向都是穷人。但无产者却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一向是自由的一样。
第九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采用机器而产生的，这些机器发明于上个世纪中期，其中最重要的是蒸汽机、纺纱机和织布机。这些价钱很贵、因而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机器，挤掉了当时的工人，因为用机器生产商品比原来的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生产商品又便宜又快。这样一来，机器就使工业全部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一点薄产，主要是他们的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以致资本家占有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从此就实行了工厂制度。当资本家看出这样做对他们是何等有利时，他们就力图把工厂制度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劳动部门。他们使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多了；结果，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每个工人，现在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了。这种简化的劳动使产品生产得更快，因而也更便宜。这时人们才发现：几乎在一切劳动部门都可以使用机器。一个劳动部门只要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它就像纺纱业和织布业一样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而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我们逐渐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都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了。于是，从前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日益破产，劳动者早先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的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他们在所有先进国家里几乎独占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机器、工厂、工场）等、这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无财产者阶级，他们仅仅为了换得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第一个阶级，即资产者。由于在这种劳动交易中买卖双方不是平等的，而是资产者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无财产者就不得不接受资产者提出的苛刻条件。这个依赖于资产者的阶级叫做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而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奴隶，不是某一个主人的奴隶，如果没有人需要他的劳动，就没有人购买它，因而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奴隶被看做物，不算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奴隶通过成为无产者，并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就能解放自己。无产者却只有废除一切所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十一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使用一块土地，也就是使用一种生产工具，为此，他要交出或多或少的一部分收入。无产者用属于他人的生产工具做工，这个他人把由竞争所决定的一份产品让给无产者，作为对他的劳动的报酬。在农奴那里，劳动者得到的那一份是由他自己的劳动决定的，因而也是由他自己决定的。在无产者那里，劳动者得到的那一份是由竞争决定的，因而首先是由资产者决定的。农奴的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的生活没有保障。农奴获得解放的道路是：把他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财产所有者，从而进入竞争领域并暂时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即特权阶级的队伍。无产者则通过消灭财产、竞争和一切阶级差别而获得解放。
第十二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答：不同于无产者的所谓手工业者，上个世纪几乎到处都有，而今天还散见各处，他们顶多是暂时的无产者。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得资本，并用它来剥削其他劳动者。当行会仍然存在，或者当经营自由还没有导致手工业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还没有导致激烈的竞争时，他们往往还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一旦手工业采用了工厂制度，竞争也非常盛行时，这种前景就消失了，手工业者就日益成为无产者。因此，手工业者获得解放的道路是：或者是成为资产者或一般是变为中间等级，或者是由于竞争而成为无产者（正如现在所经常发生的），并参加无产阶级的运动，也就是参加或多或少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十三个问题：这么说，你们并不认为任何时候都可能实现财产公有？
答：是的，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只有在机器和其他发明有可能向全体社会成员展示出获得全面教育和幸福生活的前景时，共产主义才出现。共产主义是关于奴隶、农奴或手工业者不可能实现而只有无产者才可能实现的那种解放的学说，因此它必然属于十九世纪，而以往任何时候是不可能有的。
第十四个问题：让我们回到第六个问题吧。如果他们打算用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的方法来为公有制作准备，你们是否因此就拒绝革命呢？
答：我们确信，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我们也知道，革命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的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么，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五个问题：你们打算一下子就用财产公有来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吗？
答：我们不想这样做。群众的发展是不能命令的。它受到群众生活条件的发展的制约，因而是逐步前进的。
第十六个问题：你们认为，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从目前状况到财产公有的过渡呢？
答：实行财产公有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通过民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第十七个问题：一旦你们实现了民主制，你们的第一个措施是什么？
答：保障无产阶级的生活。
第十八个问题：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点呢？
答：一、限制私有财产，以便做到为私有财产逐渐转变为社会财产作好准备，例如实行累进税、对继承权实行有利于国家的限制，等等。
二、让工人在国营工场和国营工厂，以及在国营农场工作。
三、使所有的儿童享受公费教育。
第十九个问题：你们在过渡时期怎样实施这种教育呢？
答：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在国家设立的机构中受教育和学习。
第二十个问题：在实行财产公有时不会同时宣布公妻制吗？
答：绝不会。只有在保持现有的各种形式会破坏新的社会制度时，我们才会干预夫妻之间的私人关系和家庭。此外，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历史的进程中，家庭关系随着所有制关系和发展时期而经历过变动，因此，私有制的废除也将对家庭关系产生极大影响。
第二十一个问题：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将继续存在吗？
答：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
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排斥现有的各种宗教吗？
答：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单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而共产主义却是使一切现有宗教成为多余并使之消灭的发展阶段。
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并受代表大会的委托
秘书主席
海德[1]卡尔·席尔[2]
1847年6月9日于伦敦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首页1，1847年6月9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图（略）】
复制的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NL.116（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73一380页）
[1]卡尔·沙佩尔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2]威廉·沃尔弗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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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章程草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847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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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章程草案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847年6月9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一章同盟
第一条同盟的目的：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
第二条同盟分为支部和区部，同盟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作为权力执行机关的中央委员会。
第三条对每个志愿入盟者的要求：
（a）行为正当；
（b）决不做可耻的事；
（c）承认同盟的各项原则；
（d）有公认的谋生手段；
（e）不属于任何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
（f）必须获得一致通过，才能被接收入某一支部；
（g）忠实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保守机密。
第四条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因而有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
第五条盟员皆有盟内化名。
第二章支部
第六条支部的组成至少三人至多十二人，超过十二人时须另立支部。
第七条每个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主席主持各种会议；副主席管理盟员缴纳的盟费。
第八条支部成员应满腔热忱地努力吸收能干的人入盟，以壮大同盟的队伍，始终力求做到以原则为准绳，而不是以这个人或那个人为准绳。
第九条接收新盟员由支部主席和充当介绍人的盟员办理。
第十条各支部互不相识，须有各自选定的特别名称。
第三章区部
第十一条区部辖有两个以上十个以下支部。
第十二条区部委员会由这些支部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区部委员会从委员中选出领导人。
第十三条区部委员会是区部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
第十四条各独立的支部须加入已有的区部委员会，或同其他单个的支部成立新的区部。
第四章中央委员会
第十五条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
第十六条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
第五章代表大会
第十七条代表大会是同盟的立法机关。
第十八条每个区部派遣一名代表。
第十九条代表大会于每年八月举行。遇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有权召集非常代表大会。
第二十条每届代表大会指定本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
第二十一条代表大会的一切立法性决议须提交各支部通过或否决。
第二十二条中央委员会作为同盟的权力执行机关，有义务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因此应出席代表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六章一般规定
第二十三条凡行为不正当或违反同盟原则者，视情节轻重或令其离盟或开除出盟。凡开除出盟者不得再接收入盟。
第二十四条犯有罪行的盟员由区部委员会审理，区部委员会还应督促判决的执行。
第二十五条各支部必须对被令离盟者和被开除出盟者进行最严密的监视，同时还应密切监视该地区的可疑分子，如发现他们有危害同盟的活动，必须立即报告区部委员会，然后由区部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同盟的安全。
第二十六条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
第二十七条支部每周或每月缴纳盟费，数额由各区部委员会规定，盟费将用于传播财产公有的原则和支付邮费。
第二十八条区部委员会每六个月向所属各支部报告收支情况。
第二十九条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一年后必须重新当选，方可连任，否则由他人替换。
第三十条每年九月进行选举。选举人如认为自己的担任公职的人员执行职务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可随时召回。
第三十一条区部委员会应关心其所属支部有可供进行有益而必要的讨论的材料。中央委员会有义务将所有对我们的原则有重要意义因而应予讨论的问题交给各区部委员会。
第三十二条每个区部委员会、尚未成立区部委员会的支部以及单独活动的盟员’必须同中央委员会或某个区部委员会保持定期的通信联系。
第三十三条任何一个盟员改变住址时均须事先报告本支部的主席。
第三十四条每个区部委员会可以采取它认为适当的措施，以保证区部的安全并加强其活动。但这些措施不得违反总章程。
第三十五条有关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必须送交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请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七章接收盟员
第三十六条在宣读章程后，由第九条中规定的两位盟员向被接收入盟的人提出下列五个问题。如果后者对这些问题回答：“愿意”，那么就要他许下诺言，然后宣布他为盟员。这五个问题是：
（a）你相信财产公有的原则是真理吗？
（b）你认为要尽快地实现这些原则，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同盟是必要的吗？你愿意加入这样一个同盟吗？
（c）你保证始终不渝地用言语和行动来传播财产公有的原则并促其实现吗？
（d）你保证对同盟的存在及其一切事情保守机密吗？
（e）你保证服从同盟的决议吗？
那么请向我们许下你的诺言作证！
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并受代表大会的委托
秘书主席
海德[1]卡尔·席尔[2]
1847年6月9日于伦敦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NL.11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419——423页）
复制的手稿
摘要
[1]卡·沙佩尔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2]威·沃尔弗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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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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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6月）
1847年6月于巴黎
亲爱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写信了，因为恩格斯可以处理一切事务。不过我今天去信是想打听一下你的健康情况，打听一下你亲爱的夫人和孩子们的近况。正像你从恩格斯那里知道的那样，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过时的施特劳宾人[1]已被恩格斯和他的一些积极拥护者搞垮了。我之所以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我现时已是老朽无能；在立宪国家中，老朽无能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必须换个新官上任去放三把火。另一方面，我想，有目的地同卡贝老爷子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是必要的。我相信我是了解这个老撒旦的，所以我认为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因为只要你对他献一点殷勤，他就会对你有很好的看法。比如你不妨从他把《人民报》改为周刊的那个月起就订阅该报；他改出周刊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的实力，经济实力和其他实力都大大地加强了。〔……〕
请你不要对我的建议感到奇怪，它对卡贝将会产生良好的影响。我觉得他在我们中间物色反对傅立叶派和蒲鲁东派的同盟者。〔……〕
矮子[2]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恩格斯为他吃尽了苦头，这一点我可以作证。自去年秋天以来，我就没有见过他。目前，我同莫泽斯·赫斯根本没有什么来往。他多次邀请我，可我总共同他见过三次面。我知道他是肺结核病患者，理应给予同情，但我不能同情他。他满嘴尽是谎言，一味毫无意义地吹嘘，为此我很讨厌他。不过，你们似乎对这种喜欢饶舌的人已习以为常了。他独断专行，不时往卡贝那里跑，关于这一点，无论他还是卡贝，对我和恩格斯都只字不提，还自以为有理。要留神。
尊敬的牧师卡尔·格律恩博士我只是在明信片上见过。有一次他在给我的信中称我为莫逆之交，我严词拒绝了，同时还附带说明了理由。我受人愚弄已经够多了，再也不想同干这种事的人称兄道弟了，今后我要加倍小心。〔……〕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1
节录
第一次发表
[1]施特劳宾人是德国的手工业者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个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用这个绰号来称呼某些参加德国工人运动、暴露出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倾向的人。——译者注
[2]指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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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的信（184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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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的信
（1847年5月15日）
（1847年]5月15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恩格斯：
你知道，福格勒已于5月初在亚琛被捕。这样一来，目前已没有可能出版你寄来的那本小册子[1]。我十分喜欢这本小册子的前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肯定要修改。关于这一点，留待下次专门详谈。〔……〕
我不能去伦敦了。[2]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去。但愿我们会派沃尔弗[3]去。这样，有你们两个人在那里，也就够了。〔……〕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8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63—464页）
[1]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编者注
[2]马克思去伦敦是打算参加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威·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从同盟开除了魏特林派。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章程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密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的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一原卷末注
[3]威·沃尔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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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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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3月9日）
〔1847年〕3月9日星期二〔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的小册子是今天早晨云格交给我的；几天前艾韦贝克把这本小册子带给了他们。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我说，这是莫泽斯[1]写的，并且给云格逐点作了分析。今天晚上我见到了艾韦贝克，他承认小册子是他带来的，而在我对这个东西给以彻底批判以后，他才说出来，这本糟糕的低劣作品的作者原来就是他——艾韦贝克自己。他说，这是他在我来这里的头几个月里写成的。由于他最初陶醉于我所报道的新闻而产生了灵感。这些小伙子就是这样。他曾经嘲笑赫斯用那些跟自己不相配的别人的羽毛装饰自己，并禁止施特劳宾人[2]把我对他们作的报告内容偷偷传达给格律恩，以防格律恩剽窃，可是他自己却埋头干起来，像往常那样怀着最良好的愿望——而且干得一点也不比别人高明。莫泽斯和格律恩搞坏的事不会比这个民间的淋病医生更多。当然，我先是嘲弄他一下，然后就禁止他在任何时候再搞这种玩意儿。但是，这种人显然是改不了的。〔……〕
我在萨塞勒的贝尔奈斯那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这个人也做了些蠢事。他给《柏林阅览室》写稿，而且高兴得像个孩子，因为那里常发表他针对资产者而发的所谓共产主义的空谈。当然，编辑部和书报检查机关保留那些仅仅反对资产者的部分，而删去那些为数不多的、会使他们自己难堪的暗示。他咒骂陪审制、“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代议制等等。我解释给他听，这叫做不折不扣的pourleroidePrusse[3]，间接地是反对我们党，他听不进，热烈的感情相当冲动，说不可能有什么成效；我向他说明，《阅览室》是由政府津贴的，他坚决否认，还援引了一些迹象，而这些迹象，除了萨塞勒多愁善感的居民以外，在所有的人看来恰恰都证明我说得对。结果是：高尚的热忱、热烈的感情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去写作，不能理解要宽恕他至今仍恨得要死的那些人的这种政策。“这不是我的风格！”这就是永恒的最后的论据。我已经读过不少这一类注明来自巴黎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再好不过地符合政府的利益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风格。我快要放弃贝尔奈斯了〔……〕
你很快就会收到关于宪法问题的小册子[4]。我将把它写在单张纸上，以便你能够补充或删节。〔……〕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77、78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57一460页）
节录
[1]莫·赫斯。——编者注
[2]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原卷末注
[3]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
[4]指恩格斯1847年3—4月写的《德国制宪问题》一文。恩格斯本来预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德国发表。可是由于出版者被捕，这本小册子当时未能发表。——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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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给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的信（1847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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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给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的信
（1847年3月7日）
〔1847年〕3月7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丹尼尔斯：
你或者你们科隆的某一个人可能会收到赫斯关于共产主义事务的一封信。我迫切地请求你，在我通过W.[1]把文件和书信交给你们以前，不要让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回信。无论如何我要再一次迫切地请求你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而这些事情是不能通过信件告诉的。如果你不能来，那么亨·毕尔格尔斯在一两天内务必来。你或者你的代表就住在我家里……[2]
总之，你或者亨·毕尔格尔斯尽快到梅赫伦来。
请立即把所附的信[3]交给埃尔伯费尔德格律恩街的楚劳夫。
别到布鲁塞尔来，要到梅赫伦；你或者毕尔格尔斯何时来，请提前一天来信告知。
你能把你的日常事务搁几天吗？[4]
你的马克思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1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464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56-457页）
节录
[1]大概是指魏德迈或维尔特。——编者注
[2]原信此处缺损。后面几句话是写在信的前头空白处的。在“在我家里”这几个字后面，马克思注了“见上面”的字样。——编者注
[3]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4]这一句话和签名写在信的左边空白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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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共产主义者在普鲁士联合省议会召开以后的任务（1847年2—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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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共产主义者在普鲁士联合省议会召开以后的任务
（1847年2—3月）
德国的社会主义著作界一个月不如一个月了。它日益局限于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髙谈阔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本领不过是把德国哲学、德国式的庸人伤感情绪和一些被歪曲了的共产主义口号掺混在一起。它标榜和平，以至在经受检查的书刊上它也可以倾吐肺腑，畅所欲言。甚至德国警察对它都很难有什么挑剔。这就足以证明它不是德国著作界的进步的革命的因素，而是守旧的反动的因素。
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包括自封为parexcellence〔最道地的〕社会主义者的人们，而且还包括德国大部分盗用“共产主义者”名义的著作家。后者比前者更坏，如果他们之间可以比较好坏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不言而喻，这些soi-disant〔所谓的〕共产主义著作家决不代表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党。党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他们也不代表党的利益。相反地，他们维护的是完全不同的利益，捍卫着完全不同的、在一切方面都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原则相对立的原则。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前面已经讲过，德国的soi-disant〔所谓的〕共产主义著作家大都属于这一种人）从法国共产主义者那里听说，由君主专制过渡到现代的代议制根本不能消灭广大人民的贫困，只不过使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获得政权而已。他们又从法国共产主义者那里听说，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利用它的资本压迫人民群众最厉害，因此它是作为人民群众代表的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parexcellence〔真正的〕敌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懒于把德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和法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比较一下，或是研究研究决定着今后全部发展的德国的现实情况。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就忙着把刚刚听到的东西搬到德国来。党的活动家总是力图达到实在而具体的效果，总是代表整个阶级共同的特定利益，如果他们真是党的活动家，那他们至少会注意到法国资产阶级的反对者（从《改革报》的编辑们一直到极端的共产主义者）是怎样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论战的，特别应该注意到法国广大无产者的公认的代表老卡贝是怎样进行这种论战的。他们早应该看出，党的这些代表人物不仅经常接触到迫切的政治问题，而且甚至像选举改革草案这一类往往不代表无产阶级直接利益的政治措施，他们也决不会傲慢地等闲视之。但是我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党的活动家，而是德国的理论家。在他们看来，要紧的不是实际的利益和效果，而是永恒的真理。他们所努力保护的利益，是一切“人”的利益；他们所力图达到的效果，只限于哲学上的“收获”。这样，他们只需使自己的新观点符合于自己的哲学良心就可以在全德国大喊大叫说，政治进步和一切政治都是祸害，正是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把对人民危害最大的阶级资产阶级捧上了王座，不论资产阶级遭到了怎样的攻击，这种攻击还远不算多。
在法国，十七年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独掌政权，这种情况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因此，法国无产者、他们的党的领袖和他们的著作界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就是对统治阶级、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攻击。这是肯定的革命行动。下面一些事实表明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这一点知道得多么清楚：出版物和社团无数次地被起诉，集会和宴会遭到禁止，资产阶级利用警察对改革派[1]和共产主义者进行百般吹毛求疵的迫害。而德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德国，资产阶级不仅不是统治者，它甚至是现存各邦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对各邦政府说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转移目标的活动是正中下怀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给法国共产主义者所带来的后果，十之八九是监禁和流放，但是它给我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带来的，却无非是书报检査机关的赞扬而已。法国无产阶级论战的革命热火一到了德国理论家的冰冷的胸膛里，就冷却到书报检查机关所准许的程度，而革命的热火经过这一番阉割之后，就恰中德国各邦政府的心意，它们就利用它共同去反击进攻的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竟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原理变成了保护德国statusquo〔现存秩序，现状〕这个泥坑的一道围墙。“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
资产阶级早已注意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反动倾向。可是它又毫不犹豫地径直地把这一流派当做德国共产主义在著作界的表现，它公开或暗地里责备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反对代议制、陪审制、出版自由以及叫嚷着反对资产阶级，都只是有利于各邦政府、官僚和贵族。
德国共产主义者该解脱他们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行为和欲望所承受的这种罪责了。代表着德国无产阶级的非常明确、非常具体的要求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应该无比坚决地和上述这一帮（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帮歹徒而已）文人划清界限了。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代表谁，因而不由自主地就投入了德国各邦政府的怀抱；他们自以为“使人们变得现实”，其实他们除了把德国的市侩的庸俗气奉为神圣而外什么也没有做。实际上，我们共产主义者同这帮在理论上胡说八道、摇摆不定的狡猾家伙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完全不同于反动的贵族，譬如说法国的正统主义者或“青年英国”[2]对它的攻击，同样也完全不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攻击。德国现状的代表者根本无法利用我们所采取的攻势，因为这种攻势与其说是针对资产阶级，不如说是针对这种现状。如果说资产阶级是我们的自然敌人，只有把这个敌人打倒我们的党才能取得政权，那么德国的现状就是我们的更大的敌人，因为它横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妨碍我们打击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决不置身于反对德国现状的广大群众之外。我们只是这一反对派大军中最先进的支队，同时，由于我们并不掩盖自己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打算，所以这个支队的地位也最为明显。
随着普鲁士联合省议会的召开，在反对德国现状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这种现状是继续存在下去还是被消灭，都要取决于这届议会的行动。这样一来，德国那些态度很不明确、彼此间界限混乱不清但在思想方面又各不相关的党派，就必须弄清楚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和应该采取的策略了：它们应该彼此划清界限，开始进行实际活动。这些党派中的最年轻的共产党不能规避这一必要的任务。它也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战斗计划和手段。第一个步骤就是揭露那些力图钻进它队伍里来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它应该尽快地完成这一步骤，因为它已足够强大，用不着同那些败坏它声誉的同盟者合作。〔……〕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40一43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46—65页）
节录
[1]这里指的是《改革报》（《Reforme》）的支持者。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原卷末注
[2]法国正统主义者是1830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主义者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说自己维护劳动者，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青年英国”是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的集团，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英国”的活动家们反映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增强心怀不满，他们采取蛊惑手段，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級。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些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一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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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7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7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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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7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
（1847年2月8日）
2月8日，星期一晚上，手工业者教育协会在其装饰得焕然一新的宽敞明亮的大厅（德鲁里巷191号）里隆重庆祝协会成立七周年纪念日。该协会现已拥有300多名会员，并在去年争取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在伦敦东区怀特査珀尔诞生的姐妹协会；这个协会成立刚八个月，会员人数就达到了169人。[2]晚宴结束后，卡尔·沙佩尔以主席身份首先以强有力的语气向协会致词。他扼要地描述了协会在过去一年中的活动情况，并呼吁会员们继续努力，决不畏惧主要由这里的德国牧师向协会发起的攻击。教育协会早在上次会议上，在同姐妹协会取得了联系以后就作出决定，要建立一个印刷所，出版一个定名为《无产者》的月刊（非政治性的），其宗旨应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100]这个决议在各方面都很重要，它将取得不可估量的成果。接着是《北极星报》编辑朱利安·哈尼讲话，他向与会者报告了刚刚收到的关于普鲁士宪法最后通过的消息，并对宪法作了尖刻辛辣的评论，在这里他引用了下列名句：“大山分娩，生个耗子！”[3]
接着，公民米什洛、毕茨、厄内斯特·琼斯博士、普芬德、施特劳斯、亨·鲍威尔等人相继讲了话，也同前两个人一样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两位丹麦人以他们同胞的名义许下诺言，将来要在斯堪的纳维亚宣传协会的原则。接着，公民约·莫尔在一片欢呼声中不得不演唱了《马赛曲》，当他唱到叠句时全体与会者报以欢乐的喝彩声。公民沙贝利茨还为行将出版的协会机关刊物《无产者》举杯祝酒，爱尔兰人多伊尔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847年2月12日《德意志伦敦报》第98号
节录
[1]雅科布·沙贝利茨的日记〔参看注100〕表明，这篇报道是他写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7年第3年卷第5期第266—267页）也发表了一篇关于协会成立纪念日的报道。
[2]1847年2月25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16号也刊登了这一段。
[3]贺雷西《诗论》第139行。
〔注释〕
[100]雅科布·沙贝利茨在日记（藏于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沙贝利茨遗著1）中也谈到了出版一个杂志的尝试。沙贝利茨是一个进步的瑞士出版商的儿子，于1846年5月来到伦敦。不久以后就担负了《德意志伦敦报》的编辑工作，这家报纸是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由失去王位后移居伦敦的不伦瑞克公爵资助。沙贝利茨最初只是由于社交活动才于1846年9月加人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但不久他就成了教育协会和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积极会员，最后，于1848年初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参看文件225、沙贝利茨在其日记中写道，1847年2月7日，他在工人教育协会中参加了一次“关于准备出版协会刊物的讨论，赞同采用《无产者》为刊名，而反对用《工人》为刊名”。接着他还写道：“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关于2月14日会议上的一次讨论，沙贝利茨继续写道：“上星期天，在刊名的问题上我们取得了胜利，而这次在出版协会刊物的问题上我们失败了。沙佩尔、普芬德、舍尔瓦尔德[应为舍尔瓦尔]、班贝格尔和我分析了我们主张出版月刊的理由。只有施奈德和舒斯特（他们对这种事简直一窍不通，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而主张出版半月刊。沙佩尔、班贝格尔和我都将不再插手此事，让这些人去干去。这就叫做‘万事开头难’，因此凡事都应从小事做起，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才出版了《共产主义杂志》的试刊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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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184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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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
（1847年2月）
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承担起主持工作的责任[1]以后，曾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但我们的希望落空了。因为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给我们写过一封信或一个报告。这种不正常的做法应该结束。目前，当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的时候，当无处不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的时候，当我们显然是在迎接着一场波澜壮阔的、决定人类世世代代命运的革命运动的时候，可不能睡大觉，一刻也不能突出个人。不！现在人类要求每个战士都应履行自己的职责。
人形魔鬼吞下了不幸的波兰的最后部分，现在他们联合起来，胡作非为，试图消灭法国人民的自由精神，随时准备攻击瑞士和意大利。他们不是公正地对待各国人民，而是用霰弹和刺刀强迫他们保持沉默。成千上万的俄国蛮子驻扎在德国边境，随时准备吞并中欧和西欧各国，并把我们的父老兄弟赶往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糟蹋我们的妻子女儿。兄弟们！我们能袖手旁观吗？我们能光有言论，没有实际行动吗？我们能缩着脖子，屈服于奴役吗？！不能，我们听见了你们大家的呼喊，我们或者胜利，或者死亡。因此，兄弟们！在人民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如果战斗就在这个春天打响，那么，就请投身到正义的战士的最前列中去，并且表现出我们能像掌握语言那样好地掌握武器。同时，你们走到哪里，就要把共产主义原理传播到哪里，人民一定会高兴地欢迎这个卓越的学说的，因为这个学说使他们有希望从苦难中获得彻底解放。如果暴君要在今年春天发动进攻，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给你们提供的一点意见。到那时，我们的作用也将告终，而我们最后的一项任务将是，以我们的言行来促使那些掌握共产主义原理的人进入临时政府。如果相反，敌人今年还不动手，那我们就该全力以赴，认认真真地来组织我们的党。只有在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人类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因此，我们的神圣职责是：尽快组织起我们的战斗力量，并尽速地使无产者摒弃信口雌黄的自由派的影响。因为自由派可能会参加政治革命，目的是能够戴着总统的冠冕去占领君主的王位，他们愿意使我们摆脱君主的暴政，是为了置我们于钱袋的专制统治之下。
我们在第一个告同盟书[2]里曾提出在5月初召开一次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把它推迟到今年6月1日。[3]因为发生了一些不测的事情，必须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
建议你们赶紧选出参加大会的代表，并为他们筹集必要的旅费。为了能在6月1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全体代表应于5月30日报到。大会上，我们将首先报告工作，并授权代表们决定我们今后的常设机构所在地。
第二，必须进行彻底的改组。人类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人们的意识正在觉醒，随着这种意识觉醒的是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人们的各种需要，不要强使他们屈从于违背自己意愿的各种法律。
第三，需要制订一个简明的共产主义信条，用欧洲各种文字印刷出来，并在各国广为散发。这一点十分重要，因而，请你们集中注意力，认真讨论下面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以便我们能最终一劳永逸地弄清楚，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第四，应该谈一谈有关创立一种能全面代表我们党的报纸。[4]你们大概不难理解，没有专门的机关报，一个党是难以存在的。因此，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全力以赴保证这个刊物于6月份开始出版。全体代表都必须搞清楚，在他们本地区能有多大的销售量。
最后一点，也就是第五点，任命将要分赴各地去进行组织工作的代表。因此，请把你们知道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全部联系地址，以及至今没有向你们报告工作的人的地址，告诉你们的代表。把这几点和你们打算提交大会的问题，一起讨论一下，并把必要的细则告诉你们的代表。
至于当前的状况，那么，我们虽然可以说，成员的数量确是不少，但遗憾的是，还必须承认，我们既缺乏紧密的团结，又缺乏和谐的工作。而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对事物的进程施加真正的影响。很遗憾，共产主义者还没有组织坚强的政党，还没有建立一定的牢固的根据地，因而在那些共产主义者还不够坚定的地方，他们就经常依附于其他党派。他们说反正这些党派也是要求进步的，可不能对人家过于求全责备。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当前，我们是站在运动的前列，我们就应该有自己的旗帜，而且一定要时刻团结在这面旗帜的周围，不应该湮没在庸夫俗子的汪洋大海之中。如果我们的队伍能紧密团结、奋勇前进，那么，其余的人就会跟随我们前进。如果我们是四分五裂、依附于其他党派的话，则必将永远一事无成。我们应该以站在英国运动前列的宪章派为榜样。他们提出了六点宪章，并声明：“谁不支持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起初，虽然庸夫俗子们都因此发出绝望的狂吠，但现在呢，这些人开始越来越向他们靠拢了。我们也应该提出自己的目标，提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坚持这些目标和原理，而需要讨论的只是，采取什么办法能促使这些目标更容易更迅速地实现。你们到时候就会看到，我们在前头走，凡夫俗子大军就会尾随而来。
我们从瑞典方面得到了十分喜人的消息。共产主义思想在那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只是还杂掺着一些基督教的色彩，就像我们当初的情形一样。但是，这一定会妥善解决的。我们的不少兄弟打算在瑞典各地组织公开的无产阶级联合会。在斯德哥尔摩，他们已经着手干起来了。
不论君主或牧师采取什么办法来反对我们，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的，因此，勇敢地前进吧！
在法国和比利时，我们按新的方式暂时组织起来了。我们希望，至今还是我们主要宣传阵地的巴黎，将来依然如此。我们希望并要求巴黎的兄弟们在将来同样要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开办一所学校，以培养能在世界各地传播我们学说的人才。
伯尔尼传来了喜讯，我们的兄弟将在那里出版一种共产主义杂志。[5]请你们给予支持。对瑞士来说，创办一个代表我们党的刊物是极为必要的。但十分遗憾，由于近两年来恼人的意见分歧，在那里我们处于涣散状态。信奉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者向非基督教徒，或者说，向所谓的无神论者进行了一场极为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主要是由威“魏特林挑起的，他企图在瑞士组织一个党，因为到处碰壁，结果一事无成。我们希望瑞士方面的兄弟们懂得，我们是在地球上建立生活，我们不需要地球以外的辅助手段。
我们得到洛桑[6]的兄弟们的消息说，他们正在勇敢地、干劲十足地工作，并且为我们的正义事业已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伦敦，事情进展顺利。伦敦东区和西区的两个协会日益壮大，现在成员已发展到500名左右。德国牧师在教堂的讲台上绝望地哀鸣（这恰好帮了我们的事业的忙），否则就无声无息地待在几乎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的青年会中。他们得到这种下场，可能是因为虔诚的日耳曼基督徒、德国的本生眼下也帮不了他们的忙。因为他正为了在英国内阁和英国国内掩饰骗子的交易和普鲁士外交上的招摇撞骗而忙得不可开交。关于英国宪章派的活动和奥康瑙尔的土地计划的报告，我们下次再谈，否则这个告同盟书就太长了。顺便说一句，这个计划我们绝不同意，相反，我们认为，它是荒谬绝伦的一派胡言，是愚蠢透顶之作。
现在提出下列三个问题供讨论，并请你们尽速把对这三个问题讨论的结果以及对我们在第一个告同盟书中提出的三个问题讨论的结果一并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在下一个告同盟书中向你们概述各种不同的意见。
（1）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追求的是什么？
（2）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是什么？
（3）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最迅速、最容易地实行共有共享制？
下面是我们的看法，可作为引子。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一种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土地是全民的公共财产；按照这个制度，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劳动，即“生产”，根据自己的力量享受，即“消费”。可见，共产主义者的目标是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制度，并用崭新的制度去代替它。
“社会主义——词来源于拉丁文socialis，即“有关社会的”。因此，“社会主义”，如这个名称本身所表明的那样，是研究社会组织、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但它不提出任何新的制度，而主要是给旧楼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给因天长日久而出现的缝隙上抹上灰浆，以掩人耳目，或者充其量像傅立叶派那样，在老朽的、被称做资本的基础上，增盖一层新楼。“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那么含糊不清，甚至连一切监狱改革的发明者，办公大楼、医院、廉价食堂的创办者，统统都可算做社会主义者。正因为“社会主义——词实质上并不表明确切的概念，所以它既表明一切，又什么也不表明。所有浅薄之徒和幻想主义者以及所有想有所作为但却缺乏行动勇气的好汉们，都聚集在这面旗帜之下，辱骂那些不愿修缮旧楼而要建立崭新大厦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不难理解，修补和装饰陈腐不堪的社会制度，简直是白费时间。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并勇敢地把它写在我们的旗帜上，然后再来清点集合在这旗帜周围的战士人数。当我们听到说什么“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回事的时候（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说法更流行），当有人建议我们用“社会主义者”这个称号来代替“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共产主义者”这个称号把某些神经不很坚强的人吓住了），我们决不能沉默。相反，我们应该对这类谬论给予有力的反击。说到共有共享制，那么，主要问题是，它是否可以立即实行，还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过渡时期，以便在这个过渡时期对人民进行教育。如果应该这样，那么，这个过渡时期需要多久？其次，是能够而且必须大规模地实行，还是应该首先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试验？在实行时，是应该使用暴力，还是必须以和平方式进行改造？我们认为，在此已为你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引子。最后，我们再次重复一下上一个告同盟书中提出的要求：不论傅立叶主义（其目的是保留用糖衣裹着的奴役劳动）在哪里出现，都要起来为捍卫我们神圣的原则而斗争。此外，我们要求你们，要同浅薄的幻想主义作斗争。遗憾的是，这种幻想主义在一些地方显然已经渗透到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中去了。困难的时刻正在来临。因此，我们需要强有力的男子汉，而不是幻想家。幻想家不是诅咒人类的贫困，拿起剑去战斗，而只会抛洒廉价的眼泪。最后我们还要进一言：要当心叛乱、阴谋、购置武器等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我们的敌人将采取一切手段，挑起街头骚乱然后再进行镇压；用他们的话来说，这就是恢复秩序和实现自己的魔鬼计划。严肃的、镇静的态度，将迫使暴君抛弃假面具，到那时——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再见，兄弟们！请速回音。
《1847年民主手册》1847年莱比锡版第290—299页
1847年2月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载于《1848年民主手册》【图（略）】
[1]参看本书第1卷注91。
[2]本书第1卷文件134。
[3]在原件中有这样的脚注：关于代表大会的讨论将在以后报道。
[4]参看文件140。
[5]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6]也可能是莱比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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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7年1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第三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及其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制定
（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
138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99]
（1847年1月20日）
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下列署名的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员授权公民约瑟夫·莫尔，代表他们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进行会谈，并口头转告伦敦方面的情况。同时，建议布鲁塞尔委员会对公民莫尔——他是我们委员会的成员就——所有重要问题作出准确的解释，并把你们要转告伦敦委员会的一切告诉他。
卡尔·沙佩尔
亨利希·鲍威尔
卡尔·普芬德
弗里德里希·德珀尔
阿尔伯特·列曼
卡尔·莫尔
约翰·格伯尔
1847年1月20日于伦敦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99
〔注释〕
[99]约瑟夫·莫尔带着这份由卡尔·沙佩尔起草的委托书，实际上是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的一封信，前往布鲁塞尔会见马克思并前往巴黎会见恩格斯，就邀请他们加入正义者同盟一事进行谈判。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记述了这次谈判的经过，而马克思则在《福格特先生》中写道：“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的混合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混合物，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认识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在我们的活动的影响下，伦敦中央委员会同我们建立了通讯联系，并在1846年年底派了一个中央委员、钟表匠约瑟夫·莫尔（他后来作为一个革命士兵在巴登战场上阵亡了）到布鲁塞尔来，邀请我们加入‘同盟’。我们对这种建议存有疑虑，但是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说，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们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将作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宣言中提出来；他又说，为了同保守派和反对派作斗争，我们必须亲自参加大会，而这就要求我们加入‘同盟’。于是，我们就加入了。”（卡尔·马克思《福格特先生》，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4卷第439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13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莫尔交谈中也反对形形色色的“迷信权威”的东西，对此马克思后来写道：“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马克思1877年11月10日给威廉·布洛斯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22-423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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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游击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四十八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游击队
↘苏联的游击队
↘中国的游击战争
↘东欧和中欧的游击战争
↘西欧的抵抗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是游击队，或是半正规的武装力量。这在欧洲和亚洲称为“抵抗”“民抗军”，或称“游击队”。他们做了许多鼓舞人心、慢慢地破坏敌人正规军队的事情。他们在敌占区和半敌占区进行活动。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恩格斯指出过这种群众性战争的巨大意义，这种战争是当时战败的法国用来反对胜利的德国的。他认为，“从美国独立战争到美国南北战争，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群众参加战争不是一件例外的事，而是一个规律。”[1]恩格斯描写了普鲁士残酷地镇压游击队，但是他也指出，然而“在美国的英国人，在拿破仑统治下，在西班牙的法国人，一八四八年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奥地利人立即被迫把人民群众的抵抗战争完全当作合法的战争。”[2]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残暴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军官把被俘的游击队几乎总是当作歹徒和匪盗。
游击队从来没有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有如此广泛的、有组织的、成功的基础。他们的活动范围从西方的法国直到东方的中国。游击队常常是，但并不总是与正规军进行有组织的合作。这种游击运动的广泛地发展、这种群众性的对敌人的抵抗，表明了战争的进步性和人民性。
斯大林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人民群众自己的武装行动的基本重要性，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即在德国开始侵略苏联之后的第十一天，即号召到处组织游击队。他说，“在被占区内，必须组织骑兵或步兵游击队，组织军事破坏队，以便与敌军斗争，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烈火，以便炸毁桥梁、道路，毁坏电话、电报交通，焚毁森林、仓库、辎重。在被占区内造成使敌人及其走狗们困苦不堪的条件。到处追逐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设施。”[3]因此，西方资产阶级的武装部队也去发展游击力量。
在大战的整个地区中，富有战斗性的游击队政策需要真正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政策是被人民群众所应用。在这种危险的工作中，共产党员差不多在每个地方都是战争的领导，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比的勇敢精神，坚强的组织和纪律性，不倦地献身于事业，对资本主义敌人的血海深仇，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无论在城市或乡村组织游击队时，共产党面临毒辣的警察的迫害，必须过着地下的政治生活，这种广泛的经验对他们很有用。
一般说来，抵抗是建立在人民阵线的基础上，所有愿意与法西斯作斗争的人都可以参加。这是应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制定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策略又一例证。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他们的领导者常常希望使抵抗力量的士气消沉，其借口是德国人的野蛮的镇压会吓坏人民力量——这是十足的谬论。另一方面，共产党有一个勇敢的战斗政策。没有这个政策，整个的抵抗运动几乎要失去作为战斗力量的价值；这个政策是工人农民群众所拥护的。
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给予游击运动以坚强的领导。很典型的，一九四二年五月“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宣称，“希特勒占领国的工人将重申他们无产阶级的和民族的天职的决心。每一盎司的精力和每一点技术都被他们集中起来以瓦解凶恶的敌人的军事生产和军需的供应。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包括射击和爆炸，破坏为敌人工作的机器设备。”[4]共产党和共青团到处有力地执行着这种政策。至于第二国际的政党，他们大多数在被占领的国家中消失了。普来斯说，“在政治方面，劳工社会主义国际在法国沦陷以后就停止了活动。”[5]
抵抗或游击战运动除了在使法西斯轴心国在军事失败上起了巨大作用外，对于在战争结束时的民族革命运动和战后政治形势的形成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这个问题。
苏联的游击队
俄国人民有着群众性抵抗暴君的、悠久的、丰富的、游击战争的传统。在过去几世纪中，有许多次农民起义反对残暴的沙皇，经常是具有游击战争的性质。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在进入莫斯科和离开莫斯科的可怕的远征中也尝到了俄国游击战争的痛苦的致命的滋味。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因此，在一九四一年抵抗希特勒的侵略时，苏联人民已有许多游击战争的老前辈来指导他们。
斯大林号召发动游击战争并实行“焦土”政策，给整个欧洲进行这种战争以很大的鼓舞力量。在苏联波罗的海沿岸的加盟共和国和巴尔干的游击战运动的规模特别巨大。苏联广泛的游击战争运动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可尔纳卡夫说，“它早在事先就组织好。每样都准备好了——男人、女人、青年，他们的武器、军事训练、士气。”[6]游击队的力量是红军的一部分。
游击战争也是斯大林取得战争胜利拯救世界脱离法西斯主义的伟大的政治军事策略的一部分。它服务于一个目标——进行“纵深的战争”。可尔纳卡夫这样描写过，“我们可以说，纵深的战争的巨大策略计划如下：红军在前线作战，游击队散布在德国所有的后方；武装的人民使它不能伸到苏联的后方。”[7]
集体农庄制度很适宜于游击战争的发展，每个农庄成为爱国主义的抗战的中心。在整个苏维埃社会秩序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对于强大的游击队组织的另一有利的因素，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这种坚固结实的防御战争。
游击队常常包括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的红军正规部队的支队，他们实际上控制了德国前线后面整个土地。例如，一九四二年在列宁格勒附近有三千方公里的面积被游击队“占领、控制、管理”，他们通过德国的前线把给养送给被围的城市。[8]在国内被德国占领的其他许多地方，存在着这种游击队控制的“岛屿”。
游击队有组织地破坏铁路、公路、桥梁、电报与电话线，等等。它使得德国军队的整个支队来进行修理，如果他们在做这种工作时的队伍较小，那就会被消灭掉。史龙这样描写游击队如何在农田上应用“焦土”政策：“挤牛奶的姑娘从集体农庄上把牛赶到长着谷物的田地，践踏它，毁坏它。妇女用镰刀把谷物割下来，拖拉机被用来把谷物压进地里。整个种着甜菜的田地都耕了一遍。猪都被宰掉了，送到附近的红军连队里。猪栏、马厩和牛棚都被毁坏了。最好的马匹被赶到森林里以供游击队战士之用，农具也被击毁了，池塘干涸了，当地的糖厂被破坏了。”[9]
游击队给法西斯敌人以巨大的损失。明兹说，“在十个月当中，列宁格勒地区的游击队歼灭了近二万一千名德国士兵和军官，破坏了重型和轻型的坦克一百一十七辆，装甲车二十五辆，飞机九十一架，运油车一百辆以上，摩托车两千辆以上。根据斯摩林斯克地区仅仅二十八个单位的报告，游击队消灭了一万五千八百名德国的士兵、军官、间谍、奸细，破坏了飞机二十七架，坦克三十四辆，俘获了大量的战争物资。”据估计，仅仅白俄罗斯一地，游击队就消灭了一十五万德国人。[10]许多前线的这些数字的总和，可以体会到游击队所做的对敌人的巨大损失。
游击队战士们对法西斯分子心理上所做的损失并不比他们在物质上所做的破坏次要。札契卡罗夫说，“游击队使纳粹心惊胆战，敌人不敢在村子里露营，他们在村外过夜，挖战壕，煞费苦心地布置哨兵。”[11]在被俘的一个德国军官身上找到一封典型的信，内容如下：“该死的，在以前任何的战争中我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我不能在森林中打鬼。当我写这封信时，我望着落日，无限恐惧，不寒而栗。最好不要去想它。夜幕已降，我感到在黑暗之中鬼影正在静静地爬上来，我的心里打着寒战。”最著名的游击队之一是一个老年人领导的，称为“老祖父队”。
明兹说，“德国人以最残酷的方法来镇压游击队。如果他们在任何村子里抓到一个游击队，他们常常要焚毁整个的村子。他们往往要抓上村里居民的一半作为人质，并成批地枪决。在暂时被占领的苏联地区遭受的法西斯分子惨无人道的恐怖统治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如此，这种恐怖并没有破坏苏联人民铁的意志，广泛的游击队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希特勒大大地低估了苏联人民“深入的战争”的各方面的力量——红军的空前惊人的力量、辉煌的前方后方良好的组织和对战争的支持，以及游击队的惊人的战斗能力。希特勒在一种社会制度的岩石上碰得头破血流，这种社会制度无论是在生产领域、人类自由的领域，或军事行动的领域都是无可比拟地胜过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希特勒就是这个腐朽制度的最典型的代表。
中国的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像在人民中国那样更能成为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这是最适合于该国情况的战争形式。毛泽东这样提到它：“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12]中国人民非常巧妙地利用这个自然的武器来沮丧他们的敌人。
自从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出卖革命造成内战的时候起，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战场上继续保持强大的游击队的力量。在以后的年代中，这些队伍有了巨大的发展，他们成为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派所不能控制的一种威胁。一九三八年，人民军队的主要军事领袖朱德说：“各级游击队的联队中有着数百万英勇的千锤百炼的战士。”[13]在整个这几十年痛苦的战争年代中，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中国人民能够控制大量的土地，在战场上能保持正规组织的军队。这是巨大的游击队组织的根据地。在菲律宾、缅甸、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都有较小的而重要的抗日游击队的运动。
游击队主要是农民组成的，他们是土地革命的直接的武装表现。同时也有许多工人和其他分子在这些队伍中。朱德说，“中国人民，不论他们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在游击队的各级联队中作战。”青年在所有这些英勇的队伍中是主要的动力。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其游击队的活动中一如在革命的其他许多方面具有光荣的历史。妇女和老年人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力量，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他们一面骚扰敌人，同时也帮助当地的农民，也就是他们的兄弟、朋友、邻居，种植并收割谷物；他们也是有效的宣传员，他们积极地从政治上组织当地群众。总之他们是培养革命领导干部的大的学校，特别是在农民中。
游击队尤其重要的是人民的军队。他们之所以能起作用有赖于他们能够表现人民大众的意志，就中国情况来说，特别是农民的意志。游击队的组织是人民生活的组成部分。中国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一书中说，“士兵住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去之前，司令员先要征求他们的同意。任何东西损坏了，……主人能得到金钱方面的赔偿……作战时，当地居民帮助运送伤员和缴获的战利品。”[14]这种具有最大的军事价值的合作是游击战争制度的核心，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或国内的反动派决不能得到这种合作。
中国人民的游击队不是零零散散的小组，而是训练有素、有组织的队伍。例如，毛泽东说过，“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部队，则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5]在这些游击队中发展成为正规的红军组织。毛泽东这样描写了当地的发展过程。他说，“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16]人民中国是游击战争的标准地方，这些队伍有系统地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坚强地组织起来的军队。
日本和蒋介石的正规的军队，拥有比游击队远为优胜的武装，但是不能与在他们的后方到处出现的革命的游击队抗衡。这些队伍用向敌人夺来的武器来武装自己，避免重大的攻击，出其不意地在晚上袭击敌人，他们摧毁小的军队，破坏运输路线，破坏工业，等等，给敌人以不可估计的打击。朱德说，“游击战争挫败了敌军的士气；因之大大地有助于我们的正规军。”[17]在战争中，游击队为正规军建立了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这在中国广泛地表现出来了。
在日本侵略战争的时候，主要是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这些侵略者完全不能控制他们的军队所占领的地方。他们只能依靠铁路线和主要城市，但是广大的乡村多少都是由游击队控制的。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个巨大的障碍。它象征着人力的重大损失，尤其严重的是，它把侵略军队与乡村隔绝。蒋介石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的长期内战中有很多同样的经验。然而在最后一次内战时期，即自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巨大的、很有组织的、以美国供应给蒋介石的武装充分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甚至能够占领最大的一些城市，他们的确这样做了。
蒋介石和日本人都以极端恐怖的手段来对付游击队，不分皂白地拷打农民，将他们处死，焚毁他们的村庄。但是这种恐怖行动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人民革命的精神战胜了这种野蛮的屠杀。游击战争的极其广泛性以及它在取得对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派的最后的、彻底的人民胜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表现了无数的农民英雄的勇敢精神。
东欧和中欧的游击战争
在东欧，红军的战斗精神的影响特别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最为发展，游击战运动特别强大、广泛、有效。这包括了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大多数国家里，这些游击战运动在大战初期就已进行，随着红军最后解放这整个地区而发生的一系列的革命中，他们也成为很重要的力量。他们都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支持，西方资本主义政府也给予少量的援助。
抵抗运动是在广泛的民族阵线的基础上组成的，共产党在各种情况下领导建立这种组织，并在战场上领导实际的斗争。希腊的抵抗运动在其组织上是典型的，包括有农民党、社会党、共产党、人民民主联合会、自由青年、统一总工会、各种妇女组织、泛希腊青年组织，加上一些主教，甚至以前的保皇党。南斯拉夫的组织也相似，它包括共产党人、斯洛文尼亚人、基督教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农民、克罗其亚农民党、工会、青年体育组织，以及塞尔维亚民主党和塞尔维亚农民党的左派。[18]凡是有托派分子的地方，这些托派分子总是起分裂作用。
一般来说，抵抗运动的纲领具有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反法西斯的性质。南斯拉夫的纲领是很典型的，它建议，“把国家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争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独立、真正民主的权利和自由。……战后社会生活和国家组织中的重要措施都由真正由人民自由地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决定。……人民解放运动充分地承认克罗其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以及马其顿和其他民族的权利。”[19]
东欧的游击战运动给轴心国家及其傀儡政权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例如，在保加利亚，一九四四年六月的警察报告指出，游击队进行了八十二起破坏事件，四百一十五次武装进攻。[20]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游击队在国内大部分地区活动，牵制了许多德国和意大利师团的兵力。在南斯拉夫，游击战运动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约牵制了二十个德国的师团，希腊的民族运动打败了墨索里尼的军队，阻碍了德国的国防军，当战争结束英国军队进入希腊时，他们已占领了全部国土的五分之三。
在捷克斯洛伐克，战时虽有纳粹的恐怖，仍有很多地下活动。在奥地利也是这样，那里有一个广泛的自由阵线。甚至在德国本身，那儿所进行的反希特勒的地下活动远远要比一般所了解的为多。一九四四年在欧洲的一个美国政府官员艾伦·杜勒斯报告称，“在德国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它指导并调整在德国的共产党活动。这个委员会已经与在莫斯科的自由德国委员会有接触。它的力量由于俄国数百万战俘和工人的出现大大地加强了。……极端“左倾”的趋势已占有巨大的力量，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长”。[21]虽然如此，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对于具有战斗性的游击战活动是强大的障碍。
西欧的抵抗运动
被法西斯占镇的所有西欧国家多少都有充分发展了的抵抗运动——如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它们具有广泛的政治性，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自由派分子、天主教徒和其他团体，特别是青年团体。许多机会主义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分子，眼望着将来政局的发展，也附和抵抗运动，他们的意图是想扼杀运动的战斗性。在一般情况下，共产党人在实际的战斗队伍中和实际的游击队的工作中都是领导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反共分子波尔堪诺不得不这样说，共产党在法国“终于有效地控制了抵抗的武装部队”。[22]盟国政府认识到游击战争的合法性，给予一定数量的武器和款项，作为正式的鼓励。驻在伦敦的一些流亡政府做了巨大的努力来控制他们自己国家的抵抗运动。
在意大利，共产党英勇地与法西斯政权斗争了二十多年。在这艰苦的斗争中，党的领袖安东尼奥·格拉姆奇和许多其他人都牺牲了。“墨索里尼法庭判刑的政治犯有一十四万人，其中85%是共产党员。”[23]自从一九三四年社会党和共产党签订协定以来，反法西斯战争是以两党紧密的合作为基础的。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斗争大大地前进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建立了广泛的民族反法西斯阵线；[24]民族解放委员会于一九四三年九月组成。它包括了共产党、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激进党、自由党、劳工民主党，它指导着日益扩大的地下运动。梵蒂冈进行两面活动，它有力地支持墨索里尼政权，同时在天主圣体的压力之下，以其基督教民主党参加民族阵线。[25]一九四三年三月，米兰、都灵及其他北部城市的工人宣布总罢工，参加者三百万人，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这个总罢工以意大利北部全部的总暴动来结束。同年七月墨索里尼被迫辞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工人们在涸木湖公共地区把他和他的情妇吊死了。抵抗运动在法西斯意大利的军事失败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法国，共产党势力也很强大而且有良好领导，抵抗运动也同样地有力而活跃。从战争一开始，地下运动就领导罢工（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卡雷的一十二万煤矿工人罢工），它并积极地从事延缓或破坏军火生产，阻碍纳粹的交通运输的各个系统。它在揭露维希的卖国分子方面也特别注意。因为一九四一年六月苏联的参战，战争性质也随着改变了，所有这些活动大大地增加了。
共产党人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发起者。在严重的战争危机中，他们作为法国民族的真正领袖在前进。一九四一年五月，法国共产党第一次号召为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阵线。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个地下组织，包括共产党和戴高乐派在内，发布了类似的号召，最后，一九四四年三月建立了民族抗战委员会，它是由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民主联盟、共和联盟党、总工会*、基督教工会、各种武装游击队组成的组织，当然还有青年组织。民族抗战委员会的总纲提出“密切配合法国和盟军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以解放我们的祖国。”[26]
共产党人要求一个军事行动的政策，因为只有这种政策才能真正地损害纳粹。然而，戴高乐派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比起冒着生命危险去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分子来，对于从政治上控制抵抗运动更加有兴趣，他们不重视所有的军事行动，其借口是这会引起更严重的报复。他们的政策是“等着瞧”的政策，他们认为，只有在将来某个时候他们“行动的时刻”才会到来。纳粹的报复的确是可怕的，在占领期间，共产党人由于遭到杀害，损失了七十五万人。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这类恐怖主义，但是参加抵抗运动的精神是不可能被征服的。[27]法国公开的游击战争首先发生在萨伏伊，不久在中部高原和比利牛斯山区也跟着发展起来了。这些就是著名的“马基”，他们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法国游击队射击手所组织起来的。一九四四年初，据估计有三万个“马基”在战场上。这个运动在整个抵抗力量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艾森豪威尔将军宣称，法国的抵抗运动对他来说值十五个师团，但是其他的人说它等于上述数字的两倍。一九四四年九月，有五十万个武装的战士进行抵抗。[28]这整个运动有许多妇女参加，它的目的是推翻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华生能够说，在纳粹最后的打击中，巴黎主要是由它自己的抵抗力量所解放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三卷，第二分册，第一七四页，俄交版。
[2]“世界新阳与评胞”，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
[3]斯大林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一六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4]“世界新闻与评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5]约翰·普来斯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二一六页，一九四五年伦敦版。
[6]塞尔盖·N·柯尔纳可夫著“俄罗斯的战斗力量”，第二〇五页，一九四二年纽约版。
[7]同上，第二〇六——二〇七页。
[8]同上，第二〇六页。
[9]柏特·史龙著“俄国抗战”，第一五五页，一九四三年纽约版。
[10]美苏协会著“战时的苏联”，第六页。
[11]路西安·札契卡洛夫著“战斗的俄罗斯之音”，第二〇六页，一九四二年纽约版。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〇〇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13]“共产国际”，一九三九年三月。
[14]“中国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第二五页，一九三八年纽约版。
[1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〇三八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16]同上，第一卷，第一〇二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17]“共产国际”，一九三九年三月。
[18]马克辛·李维著“共产党人与欧洲的解放”，第一一、一七页，一九四五年纽约版。
[19]同上，第一二页。
[20]“保加利亚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一九四六年索非亚版。
[21]A·W·杜勒斯著“地下德国”，第一三七页，一九四七年纽约版。
[22]弗朗士·波尔堪诺著“欧洲共产主义”，第四四一页，一九五三年纽约版。
[23]李维著“共产党人与欧洲的解放”，第三六——三七页。
[24]“共产党人”，一九四三年九月。
[25]L·H·拉赫曼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凡蒂冈政策”，一九四五年纽约版。
*这里指在一九三六年以前两个总工会合并的基础上建立的法国统一的工会。——俄文编者
[26]李维著“共产党人与欧洲的解放”，第二八页。
[27]法尔南得·格兰尼尔著“法国射击手和法国游击队”，一九四七年伦敦版。
[28]皮尔·孟陶般著“共产主义教程”，一九五0年七月巴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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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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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过程
↘战争的帝国主义阶段
↘苏芬战争
↘希特勒粉碎西方强国
↘战争性质的改变
↘不忠实的资本主义盟国
↘苏联粉碎纳粹德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产物，是这个制度内部矛盾的浩劫性的爆发，这个爆发由于各个资本主义强国不平衡的发展而加速了。具体来说，它就是帝国主义以暴力重新瓜分世界。德国、日本、意大利对战争应负主要责任，有一大部分罪恶也与英国、法国、美国有关，因为他们主张妥协，奉行反对苏联的路线。在战争中，有各种对立的倾向——所有帝国主义强国都想摧毁苏联；帝国主义强国的两个集团都努力去取得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世界广大的民主力量抵抗法西斯的奴役。
战争的帝国主义阶段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正式宣战以后，有六个月的时间没有战争，即所谓“奇怪的战争”时期。英法并未伸出一个指头来援助遭受攻击的波兰，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反对德国的措施。这是因为他们的反动领袖最不希望反对纳粹德国；他们的目的是把已经爆发的战争转变成为苏德战争。同时，美国在九月五日宣布“中立”。美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这种政策，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主要是要站在战争之外，用出售军火给西方交战国以致富，然后，当所有交战国都因战争而削弱的时候，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出动自己的武装力量。
希特勒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讨好全不理会。他和他的日本同谋都是为了要征服世界，他们不想与英、法、美帝国主义共享唾手可得的财物。希特勒的计划，正如苏联以前所揭露的，决定首先摧毁软弱的西方强国，然后动员他们的工业和人力，最后大规模地进攻苏联，同时日本应当夺取英、荷、法在东方的殖民地。此外，希特勒不打算使自己受到在两条战线作战的危险。当英法两国的武装摆在自己背后时不想进攻苏联。因此，当希特勒充分准备就绪时，进攻一开始就是指向西方。法西斯的计划是英法帝国主义完全不能接受的，他们不能在法西斯世界中接受一个完全屈从德国帝国主义的地位。因此，当希特勒进攻他们的时候，除了战斗以外，别无办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这样做了。张伯伦代表想同希特勒做一笔反苏买卖的资产阶级；丘吉尔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当了首相，他代表拒绝投降希特勒的资产阶级。
英法帝国主义（背后还有美国）很明显地企图把希特勒的枪口朝向苏联，这种发展使得各地的共产党必须改变政策。在这些事件以前共产党人认为，一旦发生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苏联会站在西方民主国家这方面，这样会给予战争以民主的内容，进步力量就必须支持战争。过去几年来共产党政策的意义就在于此。但是西方慕尼黑分子的背叛行为使这个过程完全成为不可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此，不得不采取不支持战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表现就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一九三九年十月，共产国际发表了一个宣言，规定了共产党新的政策。宣言明确地说明了业已开始的战争的性质。它宣称，“这次战争是多年来资本主义阵营中帝国主义倾轧的继续。”它指出，英、法、美支配了世界主要的经济资源，而法西斯强国设法夺过来。“这是这次非正义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真正目的所在。在这次战争中，应受谴责的是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府，首先是交战国的统治阶级。工人阶级不能支持这个战争。”[1]共产国际提出这样的口号，“不要支持目的在于继续扩大帝国主义屠杀的统治阶级的政策！”“要求立即停止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2]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写道，“工人阶级要按照它自己的方法、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以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来结束战争，以创造废除帝国主义战争基本原因的条件。”[3]这个革命政策共产国际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的五一节宣言中都加以重述。
西欧各地的共产党，当他们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新形势，经过了开始时的某些犹豫与混乱之后，遵循了这个总路线。在中国，所进行的是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是民族自卫战争的领导。西欧各国共产党要求在各自的国家里组织人民阵线政府，结束战争，建立民主和平。英国、法国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要求激烈地改组政府，作为胜利的防御的保证。这个新的路线给许多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带来了迫害。在法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它在国会中的代表被驱逐了，一百五十九个党的报刊被迫停刊，三百一十七个共产党的市委会被解散，党的许多领袖被捕入狱。[4]在日本，共产党采取坚决反战的态度，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至于第二国际的党和工会，按照他们寻常的办法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他们百依百顺地遵循他们的政府、慕尼黑、帝国主义战争等政策。
苏芬战争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法西斯芬兰和苏联之间爆发了战争。这是在芬兰有组织的挑衅下发生的，它一再侵入苏联的边境。列宁格勒完全是在芬兰的重炮射程之内。在芬兰劫掠者的背后是英、法帝国主义，他们长期以来把芬兰当作反苏的傀儡。他们希望芬兰法西斯分子对苏联的挑衅会给他们提供组织渴望已久的资本主义全面反苏战争的机会。他们认为会有机会把已经开始的、他们认为是错误的对德战争转变为合乎心愿的反对苏联的战争。
在芬兰战争期间，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进行着广泛的反苏宣传；小小的“民主芬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人。关于战争中幻想芬兰成功的异想天开的报告传开了。罗斯福总统得意洋洋地捐了一千万元美金给芬兰以做给别人看。支持芬兰的“志愿军”在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组织起来了。苏联被赶出国际联盟。英法等国家公开地努力动员希特勒参加计划中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战争。第二国际的各党参加了这种反苏宣传。[5]
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战争不合希特勒的胃口。他相信，除了英法美三个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外，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一定的时期内会解决有关征服世界的所有问题。
红军打退了芬兰政府的冒险行动。它粉碎了“难以攻克的”曼纳希姆防线，这里显示了日后对希特勒国防军进行致命打击的力量。芬兰军队已被粉碎，战争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三日结束了。苏联政府与芬兰签订了民主的和约。这个危险的插曲已成为历史上的事件。但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民主的”芬兰又参加到希特勒方面反对苏联了。
希特勒粉碎西方强国
希特勒在武装准备完成时，不顾英、法资产阶级的讨好的计划，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以进攻挪威开始来反对西方。德国的法西斯军队很轻易地就粉碎了英、法、荷兰、比利时的军队。事实上为希特勒效劳的法西斯将领可以在其中为所欲为的参谋部和广大的军官很少抵抗；比利时的利奥波尔德王立即放弃战争。到五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已摧毁了西方的军队，并在法国的敦刻尔克把他们的残余赶到海里，并使自己成为西欧的主人。西方共产党建议把战争变成保卫自己国家的民主斗争，但是没有成功。
在此时期，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过去都是俄国的一部分，首先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来又重新参加了苏联。[6]因反动的波兰政府在希特勒面前吓跑了，红军占领了东部波兰，一直到所谓的寇松线，这部分领土在凡尔赛和会中早已宣布合法地属于俄国。[7]
英国的军队已被摧毁，它已准备停止战斗了，这时苏联突然出兵，挽救了它于危亡之中。红军占领了过去俄国的领土白沙拉比亚，当时在罗马尼亚手中。这种惊人的步骤立即迫使希特勒放松对英国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德国的元首非常害怕两条战线，被迫巩固自己在巴尔干的地位，并进一步加强他在苏联边境上的主力部队。因此，在后来的九个月，他正在忙于加强自己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的地位，并已准备好进攻苏联。无疑地，他估计到击败苏联以后，他能够容易完成占领衰弱了的英国。他犯了致命的错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派遣了一百九十个师跨过了苏联的边境。
同时，美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害怕英国衰亡而有更强大的德国帝国主义兴起，愈来愈多地倾向于积极支持战争中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罗斯福的口号是，“给以除了参战以外的一切援助”，号召把美国变成“民主国家的军火库”。但是资产阶级中非常有力量的集团，最法西斯化的分子，公开设法帮助希特勒，虽然他们嫉妒地望着日本在亚洲的出色的胜利。至于爱好和平与民主的美国人民愿意帮助英国，但绝大多数是不愿卷入战争的。
战争性质的改变
苏联参加战争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加强了战争的解放的、反法西斯的性质。在此以前，战争只是在帝国主义手中，也包括西方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在内，是为了保护他们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完全的反法西斯战争。苏联参战后完全改变了：它不仅给予战争以明确的反法西斯的性质，而且也给了西方民主国家取得胜利的机会。到那时为止，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实质上完全被击溃，他们获胜的机会实际上已等于零。苏联是战争中真正的政治领导，它给予战争以民主的性质和获胜的可能性。
大致说来，战争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人民的因素，即反法西斯奴役的群众斗争。这种因素最后成为主导的，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正义的、人民战争的烙印，但是在苏联巨大的民主力量投入战争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无疑地，它的经过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反对轴心国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是反法西斯的战争，解放战争，其目的之一也是恢复民主自由。苏联参加战争反对轴心国家只能加强，实际上也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法西斯的性质、解放战争的性质。”[8]第二国际不承认苏联参战具有决定意义，至于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宣布战争从头到尾是帝国主义的。
希特勒进攻苏联一开始，丘吉尔接受与苏联建立军事同盟的计划，并作了他们对待共产主义的必要的保留，接着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也接受了。这样就在战争的情况下，出现了苏联自从三十年代中叶以来一直提倡的反法西斯同盟。那时广泛的和平阵线能够防止战争并能在法西斯主义的早期就把它制止，虽然如此，它是轻蔑地被拒绝了。只有当英、法、美帝国主义在走投无路、实际上被打败的时候，才求救于共产党将他们从死路里拖出来。统一战线虽迟，总比没有来得好。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全面的民族和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就这样成为战争取得胜利的总的战略；这证明了共产党在全世界的政治领导。
由于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法西斯问题较为尖锐，那时的反法西斯阵线在国际和国内都比战前的规模要广泛得多。因此，在国际范围，它的表现形式是反法西斯总同盟，最后成为联合国，在各国国内，表现为所有准备为反法西斯而斗争的阶层的联合行动，包括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内。各国的民族阵线的情况不同，包括反法西斯集团的松散地合作一直到参加联合政府的形式。
不忠实的资本主义盟国
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结成同盟，有共同的战线，但是他们从不把这个国家当作真正的盟国。他们的策略是尽量利用苏联在战争中粉碎德国，同时也想看到苏联在这过程中尽可能地被削弱。胡佛、杜鲁门及其他的美国的反动派在那时多次地公开这样讲。胡佛在战后仍然夸耀这种无耻的背叛行为。[9]特别是在为同盟国打开了胜利的前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暗害苏联的这种阴谋产生了。从那时开始，帝国主义在心目中特别有一个由英、美控制战后世界的想法，以为在这世界中社会主义的苏联仅仅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这些反动的帝国主义想法在英、美对苏联的军事政治路线中兀立如山。这表现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把非常重要而又亟须知道的军事秘密向苏联隐瞒起来，例如雷达、投弹瞄准器。更坏的是，所有关于原子弹的情报完全不告诉苏联。
此外，在租借问题上也表现了很大的歧异。据说送到苏联的租借物资只有英国所得到的四分之一，虽然前者进行的战斗至少要大十倍。反动派为了明显的理由，美国反动集团总是大大地夸张美国租借物资对苏联取得胜利的重要性。实际上，送去的一百亿美元的物资－大部分在路上沉没了。这些物资只占美国战时军火生产总数二千一百亿的5%。此外，胡佛说过，“它（苏联）甚至在租借物资到达之前，已经阻止了德国前进。”[10]
对苏联大加歧视还表现在美国以它主要的军事力量投入击败日本的战争中。罗斯福一再强调纳粹德国是欧洲主要的敌人，欧洲应当是主要战场。但是事实却是这样，在提出“日本第一”口号的集团的压力之下，美国主要的斗争是反对日本。让苏联去对付并击败主要的敌人德国，事实上，除了西方进行次要的军事行动的配合、非决定性的轰炸以及少量租借物资之外，苏联是单独作战的。
形势首先是因美国和英国故意拒绝在欧洲开辟西战场而严重起来。苏联面对着希特勒国防军的强大的主力，它有一大部分军队在中国边境为了牵制日本而不能动用，竭力要求它的资本主义的“同盟”从西方来进攻希特勒。这是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方法。为此，共产国际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提出“在一九四二年胜利结束战争！”的口号。[11]但是英、美却毫无动静。西线战场的开辟在它有了可能之后至少故意地推迟了十八个月。英、美的反动派肯定地要对延长战争、丧失了千百万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的这种滔天的罪恶负责。事实上，西线战场的开辟是在苏联已击破德国国防军的背后，迅速前进，势如破竹，并已进入波兰，距柏林仅一千英里。英、美帝国主义害怕最后还不行动，红军将要占领欧洲的全部。
共产党人经常指责西方盟国的这种背叛行为，但仅仅得到愤慨的否认。但是丘吉尔后来还是泄漏了秘密，他公开吹嘘说，在战争将要结束的那几个月中，他给战地司令官蒙哥马利元帅的指示中大意说，在解除德国人武装时，他应该准备重新武装他们，如果他认为必须阻止前进中的红军。[12]
美国的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苏联盟国的态度与这种可耻的背叛毫无共同之点。相反地，在整个战争时期，他们表现了与苏联人民热情地、友好地、令人羡慕地团结一致，当时苏联人民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斗争。自由主义的罗斯福也不是应受主要谴责的。一般来说，他对苏联人民也有友好的态度，但他绝不是美国战争政策的独裁者。
苏联粉碎纳粹德国
当希特勒的军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越过苏联边境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军事专家一致预言希特勒全部击溃苏联不过是几个星期的事。事实上，希特勒的闪电战也确实使他走得又快又远，到九月已走到列宁格勒的门口，虽然这是他永远不能占领的城市。十月三日，非常自负的希特勒向世界高声宣称苏联已经被粉碎，它再也不能兴起。
但是希特勒的话说得太早了。他大大地低估了苏联人民、他们的红军和他们的社会制度的战斗力量。国防军长驱直入苏联已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它在徒劳无益地企图攻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中又遭到了迎头痛击。一九四三年一月在斯大林格勒，德军从背后被击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光辉的战役。
纳粹分子开始了他们可怕的一千五百英里的撤退，红军一路追击，把他们打得粉碎，而美、英却把大量军队留在英国，悠闲度日。两年以来世界的报纸热烈地欢呼红军的伟大胜利（这在“冷战”的日子里早被美国战争贩子忘得精光），甚至反动的麦克阿瑟将军也说，“文明的希望落在英勇的红军的有价值的旗帜上。”[13]共产党人是伟大的人民，他们把世界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犯罪的蠢物手中拯救出来。最后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在欧战已基本上决定，希特勒被打败之后，盟军开辟了他们拖延已久的西战场，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英、美和苏联的军队在德国易北河岸会师，希特勒眞的被消灭了。
太平洋战争联合作战的程度比起欧洲战争来要大得多。中国人民在多年来的斗争中已给日本的战争机器带来了沉重的损失；当然，美国海陆空军的大进攻对日本军事力量是一个灾害；日本的关东军在整个战争时期牵制在西伯利亚边境上不能调动，最后被红军消灭，这也是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次大战死亡二千五百万人，伤三千二百万人，终于结束了。
战争的最后几天，在日本方面有件不祥的事件发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杜鲁门总统发布的命令之下，原子弹投在广岛（八月六日）和长崎（八月九日）。这是滔天的罪行，残暴地屠杀了大量的非战斗人员。这个罪恶尤其是不可饶恕的，因为日本已经战败，而且是在投降的时候。然而，最可怕的是，以投弹来告知世界，华尔街将要以这个可怕的武器为基础来建立它的战后世界的统治权。这个炸弹更主要的是对付苏联而不是日本。
[1]“共产国际”，第八——九期，一九三九年，第四页。
[2]同上，第八页。
[3]同上，第三六页。
[4]威廉·皮克著“国际团结”，第二七页，一九四一年纽约版。
[5]“帕姆·杜德书信录”，一九五三年十月六日。
[6]雅孔托夫著“苏联外交政策”，第二一九页。
[7]D·N·普利特著“寻求和平”，第一四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8]斯大林著“为了和平共处”，第八页，一九五一年纽约版。
[9]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纽豹时报”。
[10]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纽约时报”。
[11]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世界新闻与评论”。
[12]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联社讯”。
[13]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美联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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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慕尼黑：通向战争之路（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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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慕尼黑：通向战争之路（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
↘罪恶的“绥靖政策”
↘苏联力量的增长
↘慕尼黑会议的出卖
↘扩军备战
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时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一整段时期中，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强国的扩军备战加速进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严重沾染了法西斯主义，这些国家毫不制止危险的法西斯的进攻，反而以绥靖政策来帮助它。共产党虽用尽一切的不倦的努力，并未能得到足够的群众压力来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制止法西斯的侵略。苏联和各国的人民运动没有能够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站在统一的伟大的反法西斯的和平阵营之中。至于第二国际的政党，它们总是遵循着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路线，他们追随本国的资产阶级奉行各种叛卖性的绥靖政策。
在这整个时期中，资产阶级的经济是处于停滞状态中；它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深刻的周期性危机以后井未如往常一样得到恢复，仅徘徊在斯大林所谓的“特种的萧条”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工人仍然失业。虽然有着罗斯福凯因斯的“调整”，美国的失业人数平均仍达一千万人。只有在法西斯国家，因为他们狂热地准备战争，工业才全部开工。
罪恶的“绥靖政策”
法西斯强国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对他们的计划中所存在的弱点，他们以最无耻的手段来进行侵略阴谋。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占领莱因地区。两个月以后意大利占领了亚的斯亚贝巴，完成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德意两国签订一项条约，从而形成了所谓柏林－罗马轴心，其矛头是指向共产主义的。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又签订了所谓“反对共产国际公约”。公约的参加者必须反对共产国际。后来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意大利也参加了“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于是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日本继续猛烈地侵略中国，而法西斯的德国和意大利则发动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战争。在这整个时期中，希特勒蔑视凡尔赛条约，匆匆地建立起自己的军队。一九三八年三月，他以武力占领了奥地利，不久以后就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区割归德国。梵蒂冈对于法西斯的掠夺几乎给以不加掩饰的祝福。
非法西斯强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制止这些蛮横无理的侵略，如果他们当时这样做的话。它们拥有三倍的人口，生产的钢铁多50%到100%，电力有两倍，汽车十四倍，液体燃料五十五倍，纺织原料九倍，粮食四倍，黄金储藏量四十九倍。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政府为法西斯主义所浸透，拒绝采取任何行动，而向贪得无厌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再三让步。共产国际叙述它们的“绥靖政策”如下：
“意大利法西斯被允许大胆地进攻埃塞俄比亚。它不仅奴役了埃塞俄比亚，并且猛攻西班牙。德国法西斯被允许毫无阻碍地武装莱因地区。它利用这点来袭击西班牙。然后它侵入奥地利并击溃了捷克斯洛伐克。日本海盗能够占领满洲和华北各省。日本军国主义日益横霸，发动了奴役全中国的战争。西方民主强国在法西斯强盗面前一步步地撤退。法西斯强盗则一步步地加强他们的地位，增加他们的侵略行动，采取新的暴力行动，同时，利用所有这些来使他们自己的人民更加陷入困境。”[1]有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英国的丘吉尔、艾登、库柏，谴责这种政策，罗斯福说要“孤立这些侵略者”，但是美国仍然继续大量地将废铁运到日本去。
在国际联盟破产之际，苏联设法组织反法西斯力量以阻止法西斯的暴行。它要求执行国际联盟章程第十六条，即“集体行动”的一条。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苏联争取使国际联盟执行对意大利的制裁；它并要求放弃对西班牙共和国所采取的灾难性的“不干涉”政策；它要求集体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它建议采取联合行动以制止希特勒侵略奥地利；它并采取了坚决的立场反对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但是所有这种要求进行斗争的坚决主张，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却都充耳不闻。他们以绥靖政策毫无抵抗地导致了慕尼黑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
苏联力量的增长
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苏联在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在国内的团结方面都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些事实后来在世界法西斯威胁最后失败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第四十一章已经看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惊人的成就，大大地增加了苏联工农业的产量。一九三三年至三七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也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它使苏联的工业生产超过了一九三二年的120.6%，而且在经济制度的每个方面都加强了。自从一九一三年以来到一九三八年，苏联的工业生产从一百增加到九百零八点八；而美国在同一时期中，仅仅从一百增加到一百二十。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到一九四二年底提高产量92%，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完成了约四分之三的时候，苏联卷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了。苏联已经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工业力量巨大的增长是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决定性的因素。
苏联社会主义惊人的发展由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著名的斯大林宪法而更为加强了。宪法规定除其他重要权利以外，苏联所有的公民保证有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享受物质保证权，还有妇女在各个方面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这是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宪法。
彻底击溃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反对派对于苏联在战前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增长也是极端重要的。我们在第三十九章已经看到，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斯大林领导的党内大多数已分别地、作为一个集团地击败了这三个集团。和他们一同被击败的是他们的基本论点，即社会主义不能在单独一国建立。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完全证实了上述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被击败的反对派领袖拒绝接受党的决定。他们仍然在暗中进行分散活动。在他们的绝望和堕落之中，他们从事破坏，破坏工业，暗杀，最后甚至成为纳粹德国和日本的间谍。托洛茨基于一九二九年从苏联被驱逐出去，他于一九三三年在国外组织了“第四国际”，它是由在许多国家邪恶的集团所组成的。它的许多反革命活动之一，就是公开提倡推翻联共（布）党的领导和苏联政府。在西班牙、中国，以及其他别的地方，托洛茨基分子证明都是警察的谍报人员。
阴谋和贩卖的最高峰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在列宁格勒暗杀党卓越的活动家基洛夫。这次凶杀导致了广泛地检查，暴露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杜卡契夫斯基的阴谋的广泛性和拼死的行为。这些人轻率地夺取权力的这种已经证实了的目的就是，“协助外国实现武装干涉，准备使红军遭受失败，分裂苏联，把苏维埃的沿海州割让给日本，把苏维埃的别洛露西亚割让给波兰，把苏维埃的乌克兰割让给德国，消灭工人和集体农民所获得的成果，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度。”[2]这次惊人的揭发是完全证实了的，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进行了几次大的审判，并处决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杜卡契夫斯基、李可夫、克列斯庭斯基、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及其他人。[3]
消灭纳粹日本在苏联的这支第五纵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苏联不得不在这次战争中担负起巨大的战斗任务。此外，如果在为它的生命而战斗的时候，它还要与这些内部的间谍、破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集团进行斗争，那战争的结局和世界文化的结局将会是灾难性的。
慕尼黑会议的出卖
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使战前紧张局势极为加剧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建议希特勒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同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希特勒利用罗斯福的创意，召集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慕尼黑开会，出席的有希特勒本人、墨索里尼、达拉第、张伯伦，而苏联则故意地被排斥在外。九月三十日，这个会议达成了协议，其实质是瓜分捷克斯洛伐克以符合德国的利益。
世界资产阶级的领导者，包括罗斯福在内，欢迎这种罪恶的出卖，把它当作和平的伟大胜利。张伯伦和达拉第胜利地回国，资产阶级称赞他们“建立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十月三日希特勒军队进入苏台德区，后来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领土。捷克斯洛伐克沦陷了。整个和平民主事业受到了打击。
世界资产阶级的忠实的工具第二国际，也欢迎慕尼黑的“和平”。英国工党参与了这次出卖，特别是恬不知耻地在它的一九四六年和一九五〇年的两册“历史”记录中完全没有提到慕尼黑。在法国，里昂·布鲁姆说，“现在我们又可以高枕无忧了。”法国其他的社会党领袖也接手慕尼黑。维达尔说，“张伯伦和达拉第十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阴谋之后不久，法国的社会党就宣布它自己几乎是一致赞同慕尼黑的基本政策。”只有一个社会党人在法国国会中与七十三个共产党人一起投票反对。波兰与匈牙利社会党也无耻地欢迎希特勒并吞苏台德区。只有后来当第二国际的各党派看到慕尼黑政策已引起了何等悲剧性的后果，并感到工人阶级对慕尼黑叛卖日益不满的时候，才开始作出惯用的词句（像往常一样是口头上，而不是行动）来反对它。在远东，日本社会党欢呼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并号召加强执行“反对共产国际的条约”。
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不是这样。英法两国的慕尼黑会议一召集，各国共产党就坚决抗议这罪恶的阴谋。在英国是很典型的，正如杜德所说，“唯一的反对这件事的呼声来自国会议员共产党员格拉赫，他高声说，‘可耻’，‘这意味着战争’。”[4]全世界的共产党都采取相同的立场来反对慕尼黑的叛卖行为。“共产国际”杂志表示了这种总的立场，“中欧民主国家最后的根据地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阴谋的牺牲者，这个阴谋是希特勒和张伯伦用来反对民族的自由与和平的。法国政府默许这个阴谋，并对法国最忠实的盟国作出了历史上空前的叛卖行为。”[5]
共产国际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的宣言中严厉地谴责了慕尼黑的背叛。它把贩卖的主要责任放在英、法帝国主义身上，指出统一的世界工人运动是能够击败它们的。这种力量是能够防止慕尼黑协定的，会“使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犯罪行为成为不可能，并能将毫无约束的法西斯强盗赶回去。”共产国际建议第二国际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世界大会，组织一个国际统一战线以制止法西斯的前进，但是这些要求完全被漠视了。前言列举了自从一九三三年以来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提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以反对发展中的法西斯主义的建议共有十次，但都无结果。这个宣言上也说，希特勒会在一九四一年秋天发动进攻，计划进攻苏联。但是大家知道，这件事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一九四一年六月——发生了。
英法资产阶级制造慕尼黑叛卖事件的主要目的是使希特勒的刺刀从他们自己身上移开，而去反对苏联。慕尼黑协定事实上奠定了，全部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这是帝国主义集团早已梦寐以求的，直到今天，也是它们最神圣的目的。因此毫不奇怪，当苏联政府根据苏、法、捷三国之间所签订的条约，建议用武力支援捷克的时候，得不到西方，包括法国在内的任何回答。无疑地，如果苏联当时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与希特勒作战，它所面临的敌人将不仅是德国，而且还有英国和法国，这正是欧洲帝国主义者所计划的。
自从苏联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直到现在，世界资产阶级曾梦想联合进攻苏联，并拼命进行准备。这是他们所有外交政策中的主调。有时这种反革命计划进行得比较积极，有时较消极，但是它总是存在的。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资产阶级对于可能组织反苏的整个资本主义的进军的希望特别强烈。
对于苏联政府来说，它总是遵循着坚定的和平政策。斯大林在一九三四年十分明显地说明了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它今天仍然是苏联的路线。斯大林说，“我们的对外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它是维护和平并加强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的政策。苏联不想威胁任何人，更不想侵犯任何人。……谁愿意和平并力求和我们建立事务联系，谁就一定会得到我们的支持。而那些企图侵犯我国的人会遇到毁灭性的回击，使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把自己的猪鼻嘴伸到我们苏联的荣园子里来。”[6]
扩军备战
当然，慕尼黑的叛卖并不能满足希特勒，仅仅是刺激了他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要求更多的征服。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他进军布拉格，对波兰也已经垂涎三尺了。达拉第在八月设法安排另一次慕尼黑事件来牺牲波兰，但是蛮横的希特勒相信已经到了与动摇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摊牌的时候，因此，他拒绝了达拉第的建议，决定以武力占领波兰。正如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时一样，苏联政府再一次地向西方国家提出，共同武装保卫波兰。但是英、法不愿这样做，却从另一方面寻找同盟者，而且他们的法西斯傀儡波兰政府也坦率地拒绝苏联军队通过它的领土。
同时，苏联政府正在尽一切力量建立总的反法西斯的和平阵线，这是它过去五年来的政策。为此目的的谈判在莫斯科进行。但是英、法希望希特勒进攻苏联，不愿与苏联结成同盟，因为德国法西斯一旦进攻苏联，它们就不得不站在苏联一边。因此，他们为了拖延时间，并利用种种借口来阻止建立任何真正的同盟，便派遣了次要的官员来应付莫斯科会议。
苏联政府给了英法几次直接的警告，说它不能让他们来玩弄它的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说它并不准备为他们火中取栗，但是终于无效。此后，苏联政府即与德国进行谈判，并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宣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期十年。这个条约与苏联和其他邻国如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蒙古、中国等所订的类似的条约相一致。
英、法想使苏联任凭他们摆布，因此在它们通过新的慕尼黑阴谋而和希特勒共同决定苏联的命运以前，就大声疾呼苏德条约是一种叛卖。但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断然拒绝了这些虚伪的谴责，并指出英法政府会一再出卖苏联。莫洛托夫说，“正如谈判中所表现出来的，缔结互助条约没有希望，我们只有寻求其他的可能性以保全和平，消灭苏德之间的战争危险。”[7]丘吉尔后来公开地承认，苏联需要条约给它两年的时间以准备防御纳粹的侵略，它知道这是会到来的。
帝国主义集团常常谴责苏德条约帮助希特勒，这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件事，雅孔托夫说，“它的直接效果是分裂法西斯集团。希特勒触犯了他的盟国日本。他疏远了他的秘密的同谋者张伯伦和达拉第。他失去了某些银行家的财政上的支持。”[8]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已经充分地被历史所证实，它不仅粉碎了英、法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反苏的资产阶级战争的阴谋，而且给予苏联二十二个月喘息的时间，使它能够准备对付不可避免的纳粹的进攻。在这个时期中，苏联在工业上和军事上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个增长的力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不是决定性的力量的话。
希特勒早已在发展他的战争路线，他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之后，进军波兰。因此英、法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被迫对德宣战。英、法帝国主义用尽他们的计谋仅仅得到一种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战争。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是在与德国作战，而不是他们所虔诚地希望的、准备的苏德战争。全世界被德、法、英、美帝国主义所欺骗、所出卖了，被带到了另一次可怕的大规模的屠杀。
[1]“共产国际宣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
[2]“联共党史”，第四六一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3]维辛斯基著“托洛茨基为法西斯服务，反对社会主义与和平”。
[4]“杜德通讯”，一九五三年十月六日。
[5]“共产国际”，一九三八年十月。
[6]“斯大林全集”，第一三卷，第二七0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7]莫洛托夫“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第六——七页，一九三九年纽约版。
[8]雅孔托夫著“苏联外交政策”，第二一七页，一九四五年纽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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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行动中的人民阵线（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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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行动中的人民阵线（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
↘中国的民族反帝阵线
↘法国人民阵线政府
↘美洲的人民阵线
↘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和内战
从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四年中，许多国家中的工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以反对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威胁。这些斗争主要是在人民阵线的口号下、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总的领导下进行的。第二国际对于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主义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日益加深的法西斯和战争威胁的呼吁充耳不闻。因此，这个时期中的大部分人民阵线运动基本上是以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为基础而进行的。
芒努依尔斯基这样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过去五年中曾经十次提出关于联合行动的建议。我们从社会主义国际的反动领袖那里得到了怎样的答复呢？他们回答说，国际联合行动需要在各国初步形成统一战线。当共产国际的政党向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建议时，这些党的领袖回答说，首先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达成协议。”
在这几年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工会组织保持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和赤色工会国际之间有了协议，而只是由于后者劝告它所属的工会尽可能与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工会取得一致行动。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以后，赤色工会国际由于所属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逐渐与阿姆斯特丹系统的工会合并，逐渐地消灭了自己。它在一九三七年底解散了。虽然如此，拥有二千万会员的苏联工会仍然独立存在，因为阿姆斯特丹害怕他们参加。
中国的民族反帝阵线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密切地注意了被压迫民族中人民阵线的运用。大会决议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中，最重要的在于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吸引广大的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来反对正在加强的剥削，反对残酷的奴役，以便将帝国主义驱逐出去，争取国家的独立；必须积极参加民族改良主义者所领导的群众反帝运动，争取在明确的反帝纲领的基础上与民族革命的组织和民族改良主义的组织采取联合行动。”[2]
这个政治路线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著名的论文相吻合，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长征胜利地到达陕西之后不久（见第四十三章），这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工人、农民、城市中产阶级的意志，建议蒋介石组织广泛的民族阵线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代表军阀、财阀和拥护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轻蔑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宁愿打共产党而不愿打日本人。
虽然如此，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这个独裁者却栽了大跟斗。蒋介石在西安张学良的司令部视察的时候，他被爱国者扣留起来。当他被监禁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去看了他，并迫使他同意签订建立民族阵线的临时协定，因此他才得以释放。后来蒋介石却调舷转舵，设法避免组成这个阵线，但是国内的压力太大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他终于不得不签了字。
中国共产党为了达成这个协议作了重大的让步。党在其所控制的广大地区撤销了苏维埃，改变红军的名称，使它隶属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暂时停止没收土地。这个统一行动的运动将根据孙中川的著名的“三民主义”来进行。两派之间的内战将告一段落。蒋介石在他那一方面则同意扩大人民民主权利，召开所有抗日党派的救国会议，进行抗日战争。这个历史性的协定标志着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内战的结束，和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的开始。我们将要看到，蒋介石一贯有计划地破坏抗战，特别是在后期。在整个抗战期中，他把共产党当作主要的敌人。
民族反帝阵线的建立唤起了中国人民群众的炽烈的热情。它标志着共产党是人民真正的领导者，并表明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它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人民阵线政策的正确性的惊人表现。它使中国避免了完全被日本人征服，它引起了一系列的事物的发展，并导致了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在邻国日本，虽然共产党提出了许多建议，社会民主党拒绝建立人民反战阵线。
法国人民阵线政府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也大大地鼓舞了人民阵线的发源地法国的总的斗争。法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三四年二月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并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日益取得胜利，因此他们的战斗情绪很高。一九三六年三月法国总工会在杜罗斯召开的代表大会中，建立起这个组织同法国统一总工会之间的正式的统一。这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战斗精神。
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全国选举中，人民阵线内的各个派别作为一个集团来参加选举。结果他们得到了惊人的胜利。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党派的联合阵线取得了三百八十席，在国民大会中占大多数。共产党的席位从十席增至七十三席，社会党从一百零一席增至一百四十八席。共产党的选票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了一倍，而激进派失去了四十五万选票。结果是社会党的里昂·布鲁姆成为法国的总理。共产党并没有真正成为这个人民阵线政府的一部分，但是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必要地批评。
同时，工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广泛的静坐罢工，这是意大利工人在一九二0年所采用的策略。资本家只得屈服，总的结果是承认了工会，规定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增加工资，假日工资照付，等等。多列士说，“当总工会的代表在一九三六年到马蒂农旅馆布睿姆的办公室里访问他的时候，他对他们说，‘好吧，我将在十月支持这些提出的法案。’弗拉雄（共产党工会领袖）说，‘它们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在国会中通过。’这就是在群众压力下所发生的事情。”[3]政府把军火工业国有化，还接管了法国银行。在这些斗争中，法国总工会的会员人数在一年之内从一百万增加至五百万。
里昂·布鲁姆（一八七二－一九五〇年）是一个律师，出身于大资本家的家庭，在一九二三年马沙尔·山巴逝世后成为法国社会党的领袖，他是典型的第二国际的知识分子。在党内他是右翼分子、露骨的修正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慕尼黑协定的策划者之一、苏联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在他身上毫无社会主义的气息。布鲁姆这样典型地向法国资产阶级再次保证决不损害他们：“我不是克伦斯基；我走了之后，列宁是不会来继承的。”[4]
在布鲁姆的领导下，人民阵线政府很快就失败了。一九三七年二月布鲁姆命令工人“停止”提出自己的要求以便“调剂精神”，“消化”一下人民阵线的改革。他的法郎贬值政策、向资本家一再让步的政策，从根本削弱了这个选举过他的巨大运动的基础。布鲁姆对西班牙内战所采取的臭名昭著的“不干涉”政策完全侮辱了人民阵线。一九三七年六月他并没有在议会中遭到多数反对就辞去了总理之职。继任的是声名狼藉的爱德华·达拉第，激进社会党的领袖。一九三八年布鲁姆又执政二十八天。
在这次人民阵线运动中，法国共产党由多列士（一九〇〇年——）领导，得到杜克洛的有力的协助。多列士是煤矿工人的儿子，从年轻时代开始就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他在一九二四年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一九三〇年成为总书记。一九三六年底，共产党党员人数增至二十五万四千人，“是几年前的十倍，”青年组织在两年中也从三千人增至八万九千人。社会党及其青年组织也有大量地增加。在伟大的人民阵线的斗争中，共产党成为人民的真正的领导者。在整个运动中，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党推行“伸出手来”的政策，与广大的天主教工人建立了巩固的联系，这个发展对将来有着重要的意义。
美洲的人民阵线
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法西斯轴心的中心目标之一是在拉丁美洲的广大的土地上建立他们的统治。那里的人民处在半饥饿的状态中，受着残酷的压迫，很可能成为法西斯煽动者及其当地的同盟者的牺牲品。但是法西斯的目标遭受挫败，主要由于强有力的、反法西斯的、拥护人民阵线的运动。这些运动在一九三〇年代的中期和末期在这些国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各国共产党是这个广泛的运动的推动力。
在这些运动中，比较重要的有一九三八年智利的人民阵线的胜利才选举赛尔达担任总统。在巴西，共产党和社会党、工会、农民组织、学生团体，等等，组成了统一战线的民族解放同盟，在一九三六年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反对拥护法西斯的瓦尔加斯政府。一九三六年在阿根廷也有强大的人民阵线运动；从一九三三年以来，古巴共产党领导了广泛的人民阵线运动。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〇年间，墨西哥的革命在人民阵线运动的鼓舞之下有了巨大的进展；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尼加拉瓜、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等国也发生了同样的运动。总的效果是，除了阿根廷之外，到处都制止了法西斯轴心的力量夺取这些国家的阴谋。这些领导者都是共产党员，如普列斯特斯、柯都维亚、罗加、维拉，等等。运动阻挠了社会民主党人海雅·德·拉·多列的计划。海雅企图用他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来建立“美洲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其中起领导作用的将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5]他现在是美国帝国主义公开的支持者。
那几年中整个拉丁美洲广泛的统一战线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建立了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以维圣梯·伦巴多·托利达诺为领导。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墨西哥市成立。它差不多吸引了拉丁美洲所有的工会组织来参加它的队伍，并大大地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建立。约翰·刘易士出席了它的成立大会。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在战时会员约有四百万人，无疑是拉丁美洲历来所建立的工会中最大的最进步的劳工联合会。
在里约·格兰得河的北面的美国，这些年来以罗斯福为领导人物的广泛的人民运动也包含了人民阵线的因素（见第四十二章）。在它的行列中包括了大部分的工人阶级、黑人、贫农、城市中产阶级。强有力的青年运动是这个群众运动一个明显的特点。美国青年代表大会领导人之一是吉尔·格林，这个组织在三十年代的后期有五百万人参加。[6]整个广泛的群众性的人民运动贯穿着强烈的反法西斯和反战的精神。虽然如此，这个运动是以自由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已经提出他们的主要发言人是罗斯福。保守的工会领导甚至没有发挥足够的积极性来坚持与罗斯福合作，更没有把当时在政治上站起来了的巨大的群众力量组成一个工农党。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说过，这样一个政党将成为美国的人民阵线的形式。虽然如此，这个广泛的群众性的“新政”运动制止了美国的法西斯主义。
在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主要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合并，不论他们愿意与否。一九三五年，拥有大约十万个会员的美国工会统一同盟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合并了。在不久以后开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发展组织的运动中，共产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基本的、托拉斯化的工业部门中组织工会当中，他们被公认为是一个主要的因素[7]。为刘易士写传记的人说过：“事实上，在为产业联合会组织那些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方面，共产党做了主要的贡献。”[8]
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和内战
西班牙的工人阶级迅速地从一九三四年的惨败中恢复过来以后（见第四十三章），就在一九三五年，在共产党的鼓舞下，重新开始英勇的斗争。这时期组织了强大的人民阵线。它是由社会党、共产党、总工会、派斯当纳的工团主义组织、无政府主义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马努伊尔·阿萨纳的小资产阶级的共和党、阿瑟的加他隆尼党、巴利阿的共和同盟、巴斯克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千百万的无党无派的农民。[9]人民阵线就这样包括了西班牙的广大人民群众。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在全国选举中，人民阵线使吉尔·罗伯尔所领导的反动力量遭到惨败。人民阵线在国会中得到二百五十三席（其中社会党和共产党占一百一十二席），右派一百五十三席，中派六十五席。[10]
虽然人民阵线在国会中占有大多数，但是法西斯反对派的力量仍然强大：它控制着军队、银行、工业、政府机构的大部分，并得到天主教会的全力支持。共产党对于法西斯叛变的严重危险已提出警告，并催促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粉碎反动势力，特别是清洗军队和警察。但是阿萨纳政府丝毫没有采取这种激烈的措施。政府领袖说，“不要管军队，军队不谈政治。”
七月十七日，弗朗哥、莫拉及其他法西斯将领在摩洛哥开始叛变。如果采取有力的行动，反革命在开始时是能够被粉碎的。但是阿萨纳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动摇了，弗朗哥运动就蔓延开来。九月四日，阿萨纳被解除职务，左派社会党人拉哥·卡巴利罗被任为总理。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他的政府。政府竭尽全力开始建立共和军队来制止进逼的法西斯军队。
同时，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从一开始就大量运送兵员与军火到西班牙去帮助弗朗哥。这对于所有国家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是一种挑战。由于世界正逐步地走向一个巨大的战争，很明显地，民主力量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胜利对整个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全世界的共产党清楚地了解这种意义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苏联经常把飞机、枪炮、粮食、军事顾问送去帮助战斗的共和党人，在国际联盟中为西班牙共和国等交战国所应享的充分权利。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提出了为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利益建立世界统一战线的建议。举行了多次谈判，但毫无结果。所有欧洲和美洲的共产党号召工人自愿地参加西班牙的斗争。
国际纵队就这样组织起来，不仅包括了共产党员，也包括了左派社会党人和具有其他的政治观点的战士。他们约有三万到四万人。有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苏联、保加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战士。他们成为共和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抱敌对态度的波尔堪诺也承认他们防止了马德里在战斗初期的沦陷。[11]他们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其中约有50%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祖国。
第二国际和过去一样没有为西班牙采取战斗的工人阶级的立场。虽然它发表宣言赞助西班牙共和国，要求给它一切外交权利，但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和它的政党对于这些声明却不断进行破坏。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领导人布鲁姆采取了“中立”政策、“不干涉”政策，拒绝给西班牙共和国向法国购买军火的权利。这成为所有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政策。因此，当弗朗哥法西斯分子在国外不断得到大量军火的时候，而共和国却遭到它的所谓的“朋友们”的禁运。这是对共和国的致命的打击。在西欧各国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推行了这种背信弃义的绥靖政策。
缺少着枪炮、坦克、飞机，面对着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战斗力受着饥饿与疾病的影响，托派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又在内部进行卑鄙的破坏活动——在这种种艰苦的情况下，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马德里、瓜达拉哈拉、雅拉马、铁鲁尔、厄波罗河等地的战役中，以及其他的许多战役中，英勇的共和国军队的战士们的名字永远载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史册之中。但是双方的力量极不平衡，在这个鼓舞着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斗争进行了几乎三年之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马德里陷落，这场残酷的战争结束了。胜利的法西斯分子在报复和兽性的狂暴之中监禁并屠杀了成千累万的囚犯。资产阶级政府，包括罗斯福政府在内，急急忙忙地承认了弗朗哥政权。
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内部有着严重的弱点，这些弱点导致了失败。右派分子如阿萨纳和普利耶托的破坏行为，必须反对，还必须消除“左”的社会党人如卡巴利罗，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特别是托派分子的反抗，他们的领袖是所谓马克思统一工人党的安德烈·宁。这些分子将人民的斗争转变为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共产党认为，如果人民阵线在大敌当前要避免完全分裂和瓦解，它必须仅仅提出打击法西斯主义的任务。在整个战争中，“超左派”分子经常是违法乱纪、混乱和贩卖的根源。弗朗哥的间谍和煽动分子可以为所欲为。一九三七年三月，他们设法在巴塞罗那制造叛乱。一九三七年三月卡巴利罗被逐下台，因他无能，而且是个分裂分子。代替他的是社会党的璜·尼格林。
在战争时期，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间建立了真正的战斗的合作，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分子制造的违法乱纪和混乱。在加达隆尼亚，两党团结起来了，共产党建议以此为榜样在全西班牙成立一个联合政党，然而并未成功。事实上，全国性的青年组织也已合并成为“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但是这个组织后来被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开除，因为与共产党团结是违背第二国际的政策的。
西班牙内战的真正的领导是来自共产党人，他们使这个战争成为世界劳工历史上最光荣的斗争之一。只有他们了解人民阵线运动的真正作用，也只有他们具有必要的组织能力和坚决的战斗精神。党的两个杰出的领袖是总书记底亚士和著名的阿斯都里亚的革命战士伊巴露丽（热情之花）。
西班牙人民阵线的爱国者的辉煌战斗对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是莫大的鼓舞。但是战争的失败是惨重的。它又一次地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及其忠实的同盟第二国际的叛卖性的“绥靖政策”，它也怂恿了法西斯强国进行进一步的侵略。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打开了通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门户。
*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会在政治、民族、宗教以及行业上曾有严重的分裂。
[2]“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决议”，第三五页。
[3]“共产国际”，一九四〇年二月。
[4]同上。
[5]“劳工月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6]格林著“共产主义青年和青年的团结”，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7]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三四五——三五五页。
[8]爱林斯基著“约翰·路易士”，第一五三页，一九四九年纽约版。
[9]爱科里著“共产党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10]“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11]包肯努著“世界共产主义”，第四0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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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人民阵线：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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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人民阵线：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
↘法西斯是什么？
↘国际和平阵线
↘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劳工力量的统一
↘新的策略方针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的有六十五个共产党的五百一十个代表（有表决权的三百七十一人）。大会是在法西斯战争攻势正在全世界范围和各国内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召开的。代表大会整个的工作集中在制定各国的和国际的纲领以制止并击败对人类自由和幸福造成惊人的威胁的法西斯主义。这些总的纲领采取的形式是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国际和平阵线与国内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制定了纲领的要点。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是由季米特洛夫阐述的。斯大林在大会的准备工作和大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
法西斯是什么？
鉴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涵义普遍地存在着混乱的看法，特别是关于自由社会民主党的错误的，说它是中产阶级革命的解释，季米特洛夫在这个定义问题上费了很大的力量来加以阐明。他重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的著名的分析（第四十二章），就是“法西斯是金融资本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的专政”。这样就把产生这个谋杀性运动的责任放在各国财政和工业的垄断资本家的头上了，也是工人能够理解的地位。
“法西斯主义并不是超阶级的政权，也不是小资产阶级或流氓无产阶级控制金融资本的政权。法西斯主义乃是金融资本自己的政权。这是用恐怖手段摧残工人阶级、革命农民及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权。法西斯主义在外交方面是最野蛮的民族侵略主义，像野兽一般地仇视其他民族。”[1]法西斯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力量增长的证明，而是他的日益衰弱的证明。他是资本主义制度衰亡的表现。“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是残暴的，但同时却又是不稳固的政权。”[2]法西斯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工人阶级本来可以防止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但是，为要防止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德国工人阶级当时就应当建立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3]
“法西斯主义者上台执政，并不是表示普通由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替代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是表示有资产阶级统治的某一种国家形式替换另一种国家形式，就是说，由资产阶级的公开的恐怖专政替换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4]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导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他们应对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建成法西斯主义负主要的历史责任。
法西斯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按照他们国家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德国采取的是最野蛮的形式。法西斯主义假装保卫人民最迫切的利益而赢得群众的支持。“法西斯主义是毫无限制地剥削群众的。……法西斯主义放纵贪官污吏们任意蹂躏人民。……法西斯主义是拥护极端帝国主义者的利益的，可是它在群众面前却假装是被凌辱民族的保护者，利用群众的爱国雪耻心理来欺骗群众。”[5]
国际和平阵线
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以下决议；必须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国际统一战线，即支持苏联努力建立巨大的世界和平阵线以反对狂妄的法西斯军事同盟。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决议（报告人为芒努依尔斯基）这样叙述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作用：“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胜利，已经成为能够影响世界政策的伟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它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是所有人民、国家，甚至是对保全国际和平感兴趣的各国政府的团结的核心。它已成为所有国家的劳动者反对战争威胁的堡垒。它已成为加强全世界劳动者反对世界反动势力的有力的武器。”[6]
代表大会分析了所有国家的积极的反战斗争，特别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广泛的同盟以制止和击败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国际备战运动。这个国际性的政策如果在当时能被西方民主国家接受，那么就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能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迅速灭亡。
大会以下列论点作为基础：世界人民有力量制止战争，如果他们能够一致行动。列宁曾经正确地说过，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次战争（或任何其他一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除了采取被动的、宿命论的态度来对待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相反的，全世界共产党都以一切力量来制止正在酝酿中的战争。
关于战争危险的决议（报告人陶里亚蒂）说，共产国际在它的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是根据第二国际一九〇七年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中列宁一卢森堡所加的一段著名的话：“虽然如此，如果战争一旦爆发，他们的责任是尽快地结束战争，并努力以一切力量利用战争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来唤起群众的政治觉悟以便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覆亡。”[7]
大会一方面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矛盾是英美的矛盾”，同时并把当时战争危险的主要责任放在德国法西斯身上。“德国法西斯分子是战争的主要煽动者，并努力使德国帝国主义成为欧洲的盟主”。他们正在组织“一次战争以向法国报仇，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并吞奥地利，破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他们想把这些国家变成进攻苏联的基地，并想把乌克兰从苏联夺去”。他们的目的是发动“世界大战以重分世界。”[8]
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大会最关切的是发展资本主义各国的人民阵线，作为这些国家人民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整个斗争的基础。季米特洛夫指出，在坚决为广大群众当前的需要，特别是反对法西斯威胁而斗争的基础上，包括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广泛的运动能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不过，这个运动不能建立在立即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基础上，因为这些群众在思想上还没有进行这种斗争的准备。
人民阵线的核心必须是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也就是“实行工人行动统一。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世界范围内实行行动统一，这就是强大的武器，这种武器使工人不仅有能力去作顺利的防御，而且有能力去顺利地反攻法西斯主义，反攻阶级敌人”[9]。这种政策需要建立工人及各种形式的组织间的合作协定——如政党、工会、合作社、青年、妇女、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天主教徒，等等。甚至同在法西斯组织中的工人也必须建立联系。
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应该建立在工人阶级政治团结的基础之上。季米特洛夫说，“为要使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得到胜利，无产阶级就必须和劳动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成立战斗的联盟。因为，甚至就是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劳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也占人口的大多数。”[10]这两种过程，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反法西斯阵线，应该同时进行，因为其间并无任何障碍。
组织这样大量的群众，即每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民，其前途必然提出建立人民阵线政府的可能性问题。大会也答复了这个问题。季米特洛夫提到这个事实说，前几次大会已论及这个问题，在一九二二年第四次大会（第三十八章）已预见到统一战线政府的五种可能的形式。
人民阵线政府，以各种形式的工人组织及其他组织形式为基础，将在废除资本主义以前而不是以后出现。它只有在政治危机的时期，即“当统治阶级再也不能对付强大发展起来的群众反法西斯运动的时候”，才能掌握政权。它应当以一个明确的反法西斯纲领为基础。它不应该是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单纯的议会协议，而是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它的纲领必须是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合作，它应该实行“明确的基本的革命要求。例如，监督生产，监督银行，解散警察而以武装的工人组成的民兵来代替，等等”。它是对于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所必需的。它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人民阵线政府是可能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共产党能否真正地参与人民阵线政府有赖于特定的环境。
季米特洛夫强调共产党必须保持他们政治上的特点而不能在这种广泛的运动中丧失立场，机会主义地成为群众的尾巴－后来党的经验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警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布兰德勒在一九二三年领导萨克森和绍林吉亚的统一战线政府中所犯的错误。这是在行动上的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工人政府。“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锡格涅尔集团）一起参加萨克森政府本身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应该利用他们的地位去武装群众，征用富人的房屋作为工人住宅之用，并组织工人群众运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这样做。他们的行动根本就好像‘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的’通常的、国会部长们一样。”[11]
劳工力量的统一
工人阶级的有机统一对于最大限度胜利地实现人民阵线的纲领是很重要的；因此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政策来巩固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政党、青年组织等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大会着重指出应该与社会党内发展着的新的左派势力合作。
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宣布：“每个产业部门应该只有一个工会；每个国家应该只有一个工会联合会；每一个产业系统应该只有一个国际工会联合会；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应该只有一个工会国际。”[12]参加赤色工会国际的小型工会应该参加到其他工会组织中去；大的工会则应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工会协商合并。共产党应在“阶级斗争和工会民主的基础上”[13]为争取工会的统一而斗争。
政党和青年组织的合并更为复杂。大会规定了这种组织上的统一的五项基本条件：包括完全与资产阶级断绝关系，在统一组织之前先有统一的行动，承认“必须用革命手段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建立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拒绝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援助本国的资产阶级，要把“民主集中制当作党内建设的基础”[14]。这个统一的纲领并不要求附属于共产国际。
后来芒努依尔斯基在评论这个统一纲领时说，“我们常常听到有人问为什么我们现在规定统一的五个条件来替代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所规定的二十一个条件。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第七次大会的五个条件基本上包括了第二次大会的二十一个条件；因为共产国际现在不是陷在宗派主义的危险之中；因为工人阶级不仅经验过战后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而且也经验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左”倾）政策；因为现在还没有很多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加入’共产国际，我们现在所有的只是大量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倾向于共产主义；因为我们的五项条件完全符合于这些工人的思想与感情的。”[15]
第七次代表大会估计了每个党的力量。大多数的党，除了在法西斯国家的以外，在力量上都有相当大的增长，共产主义势力正在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向法西斯组织内部渗入。芒努依尔斯基说，“在过去两年中，共产国际中几乎没有一个（公开的）党的党员没有增至两倍或三倍。”[16]中国、法国、波兰、日本、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地方的党，都有巨大的收获，青年共产主义同盟也有同样的情况。皮克报告说，“共产国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六十七个组织中只有二十二个，在欧洲只有十一个，能在合法的或半合法的地位进行工作。四十五个组织，其中有十五个在欧洲，不得不在极端非法的和非常恐怖的情况下工作。”[17]
共产党的发展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中特别值得注意。在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人民真正的领导者，在印度支郡、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朝鲜、马来亚、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坚强的共产党已经建立起来，他们为争取各种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而斗争。所有这些国家正在走向革命的新的阶段。代表大会向在殖民地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牺牲的无数烈士致敬。
新的策略方针
季米特洛夫说，“我们的大会是制定共产国际新的策略的大会。”很明显的，事情就是这样。芒努依尔斯基补充说，“一个政党的策略不是陈腐的档案管理员的眼镜，他从来不把它们取下来，甚至睡觉时也不取下来。策略是政党的斗争方法和手段的总结，如果形势变化需要它改变的话，它就应该改变。”[18]法西斯攻势的发展剧烈地改变了世界的局面；因此，真正具有列宁式的灵活性的共产国际相应地改变了它的策略，在某些方面也改变了它的战略。虽然如此，这个策略的重新制定并不意味着弃绝共产国际以前的策略路线，而是它的逻辑性的发展，特别是在它既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上面。
共产国际的新的政治路线有深远的影响。在国际上，它的计划包括了组织苏联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广泛的和平同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如事实所表现的，苏联在这场生死存亡的军事斗争中真正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政治领导。当然，这一切在共产党的实际政策中是很新的事情。人民阵线在各国的实践中对共产党来说也意味着组织工人阶级、农民和大部分城市中产阶级的史无前例的同盟这样一个新的政策。当然，在这种包括大多数人民的广泛的联合中国共产党从此不仅必须代表工人阶级，而且要代表整个国家。
人民阵线的政策也包括许多其他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共产党人要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建立民主政府；这种政府很可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由共产党参与并通过正规的选举产生出来的。后来的经验证明，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中清楚地制定出来的人民阵线政策在十年以后的结果是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形式（人民民主国家）。因此在资本主义大大削弱、世界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组织大大加强的情况下，相对地和平建立社会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有了可能。这种可能性的基础在于强有力的人民民主力量能够击退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每一次的进攻。
共产国际的政策也计划与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天主教徒以及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其他非共产党分子建立新的团结。人民阵线政策的应用急迫地需要工人在产业上和政治上团结起来，它并为达到这种团结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共产国际充分地适应了这些新的需要，担当起这些责任，并利用了这些机会。
为了使共产党能够运用人民阵线政策，第七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它尖锐地警告了在实行新的广泛的政策之后发生的右倾危险，并举出了许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例子。它也尖锐地批评了许多“左”倾情绪、错误和缺点，这些已存在于大多数共产党的工作中，特别是自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很明显的，如果共产国际及其所属的党要领导人民阵线和国际和平阵线政策所计划的广泛的群众运动，或者要在其中起重要作用，那么它必须与各种形式的宗派主义断绝关系。
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所举行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也是共产国际最大的代表大会之一。在这次历史性的集会中，共产国际给了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法西斯屠杀或奴役的危险中的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以真正的领导。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发展起来的人民阵线政策，在后来的十年中，对世界人民的政治命运起了最深远的影响。
[1]“季米特洛夫文集”，第七五——七六页，解放社版。
[2]同上，第九二页。
[3]同上，第八六页。
[4]“季米特洛夫文集”，第七六——七七页，解放社版。
[5]同上，第七八页。
[6]“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集”，第五五——五六日，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7]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集”，第四八页。
[8]“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集”，第四一页。
[9]“季米特洛夫文集”，第九七页，解放社版。
[10]“季米特洛夫文集”，第一〇五页，解放社版。
[11]“季米特洛夫文集”，第一四二页，解放社版。
[12]“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集”，第一八页。
[13]同上，第一九页。
[14]“季米特洛夫文集”，第一五六页，解放社版。
[15]芒努依尔斯基著“第七次大会的工作”，第四二页。
[16]同上，第一〇页。
[17]皮克著“自由、和平和面包”，第六七页，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18]芒努依尔斯基著“第七次大会的工作”，第五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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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战斗争的发展（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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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战斗争的发展（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
↘中国的革命斗争
↘法西斯在法国的失败
↘奥地利的武装斗争
↘西班牙的武装革命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受审
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大大地刺激了各国的法西斯主义；猛烈的法西斯总攻势得到了更大的动力。日本加紧侵略华北；意大利在一九三五年侵略埃塞俄比亚；同年希特勒占据萨尔，撕碎了凡尔赛条约，要求与奥地利结成同盟并把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领土割让给德国，他并狂热地重建德国军队。德国和日本早在一九三三年即脱离国际联盟，意大利也立即步其后尘。在许多国家中，法西斯分子开始了夺取权力的运动，这使得他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能够成为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埃塞俄比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西班牙、土耳其、希腊、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爱沙尼亚等国的主宰，更不用说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了。法西斯列强正在努力取得世界的统治权。
法西斯主义大规模地发展，社会民主党要负重大责任。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资产阶级就会已经被完全摧毁了，而社会主义也会在中欧和东欧的全部地区建立起来了。社会民主党帮助打败了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的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当时有着与资产阶级合作反对共产党的纲领，在以后的年代中法西斯迅速发展，他们对于反动力量总的加强是要负责任的。由于他们用这些阴谋诡计的政策严重地分裂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他们应该受到责难。他们的“较小的恶魔”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支持拥护法西斯的候选人——在奥地利他们甚至支持一个法西斯集团以反对另外一个法西斯集团。在整个的中欧和东欧，当社会民主党心甘情愿地把恐怖主义的法西斯政府当作是合法的而且建议同他们一道工作的时候，他们已公开地与法西斯政党和政府合作，特别显著的是在德国、意大利、奥地利。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面临着粗暴的、到处泛滥的法西斯侵略时已经表现了“妥协”政策，这终于成为他们自己和全世界的灾难。这是因为这些“民主”政府本身也渗透了法西斯的精神，希望以希特勒及其盟国正在如此明显地准备着的武装力量来对付苏联。本着这种反动精神，国际联盟拒绝采取任何实际的步骤来阻止日本侵略中国和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武装进攻，它在希特勒在欧洲的有计划的侵略的面前一步步地倒退了。国际联盟作为和平机构这一点完全失败了。
在面临着法西斯主义奴役世界的严重危险的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第二国际是完全软弱无力的。在德国遭受的灾难性的失败使它的锐气挫折，它不仅失去了巨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已经被消灭，而且它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基本政策也已破产。它所属的政党正在为德国溃败的原因争论不休，而它的领导者则玩弄资本主义没有痛苦地转变成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比利时的得曼计划。总的结果是，正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时期中一样，工人阶级的国际领导的责任已完全转到了共产党身上，他们已证明是能够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的。
在这个人类巨大的危机中，苏联进入了国际舞台。一九三四年五月，苏联参加裁军会议的代表马克辛·李维诺夫建议把这个组织变为永久性的和平会议以实现世界和平。他宣称，“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一九三四年九月即法西斯列强退出国际联盟一年以后，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以李维诺夫作为它在国联的发言人。苏联自此开始了阻止世界大战的伟大斗争，组织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参加它所建议的国际反法西斯的和平阵线。为了这个目的，它并且开始与各个强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从一九三五年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如果苏联的建议能被听取，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法西斯主义是可以绞死的，因为相对地来说它那时还是软弱的。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罗斯福总统对苏联给予外交上的完全承认，但对它的国际反法西斯和平阵线的计划并未给以积极支持。
共产国际充分地认识到在法西斯的进攻中对和平民主的严重的危险，也不断地向第二国际（劳工和社会党国际）提出组织统一战线的建议以反对法西斯。赤色工会国际也向阿姆斯特丹国际提出同样的建议。例如一九三四年十月共产国际向劳工社会主义国际提出建立总的统一战线以卫护在西班牙艰苦奋斗的工人，一九三五年九月它又号召反对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青年共产主义国际也遵循同样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但是劳工社会主义国际与国际工会联合会在各种借口之下反对共产国际、青年共产主义国际、赤色工会国际所提出的所有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就在当时资产阶级政府也在国际联盟中反对苏联关于建立一个大的世界反法西斯和平组织的建议。社会民主党常常反映了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要政策。同时在许多国家中，工人本着共产党战斗性的政策的，精神，正在发展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坚决斗争，法西斯分子正在设法征服他们的国家并消灭工人运动。
中国的革命斗争
与希特勒在德国取得胜利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加速干涉中国。一九三三年三月，他们占领了华北的热河，一九三四年三月，他们在满洲立溥仪为傀儡政权的皇帝。他们宣布要救治全中国，并拒绝遵守一九二二年华盛顿海军条约。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民的北京和天津陷于日本人之手。
日本社会党很典型地早就支持这种厚颜无耻的对中国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三一年它的书记叛徒赤松说，“干涉满洲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即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日本，它也需要发动战争为取得我们工业所需的原料。”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社会党在庆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胜利时发表宣言说：“我们谨向天皇三呼万岁，并感谢我们的官兵劳苦功高。”[1]另一方面，日本共产党虽然面临着严厉的镇压仍然英勇地反对战争。
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阴谋地与中国共产党分裂（见第三十九章）以后，继续进行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屠杀性战争。甚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没有制止他的疯狂行为。像社会民主党一样，蒋只能看见左方的敌人。他简直没有动员中国人民来抵御快要灭亡他们国家的日本法西斯强盗。
虽然如此，共产党却以言论和行动来努力组织中国的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党鼓舞人民英勇地保卫上海，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出色的战斗力震惊了全世界。一九三二年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区开始与日本人作战，一九三三年他们向蒋建议组成统一战线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毫无效果。[2]在这段时期内，蒋向红军发动的主要攻势不下六次之多，全都被红军击退了。朱德是红军的司令员，在一九三五年，他的亲密的战友毛泽东成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红军为了改变它的不利的战略地位，决定从江西省转移到中国的西北。这样就开始了著名的二万里长征，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三五年十月。这次长征从旅程之遥远、艰苦及其总的军事和政治意义来说，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著名的行军。在长征结束的时候，红军约有三万人，他们必须与七十万具有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作战。[3]在行军时，每天平均走二十四英里，有一次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走了八十五英里。他们越过十八座大山，渡过二十四条河流，[4]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遭到远远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袭击。红军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其中有许多是青年妇女。在红军中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个重要的力量。红军胜利地到达陕西后不久就开始了我们将要看到的对中国全世界都具有最伟大意义的、引人注目的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法西斯在法国的失败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法国的法西斯反动势力认为建立一个法国希特勒的时机成熟了，乃在下议院中发动了激烈的反对以达拉第为首的政府“左派集团”的运动。这次蓄意的颠覆活动的核心为以洛克上校为首的“火十字架”，洛克宜称拥有三十万武装的群众。政府并未做任何努力来镇压这次蓄意的法西斯叛乱，但是许多机动卫队不顾他们长官的命令，自发地向法西斯示威者开火。[5]翌日显然与反动派有着默契的达拉第政府虽然在议会中占有相当大的多数，还是辞职了。继任的是绝顶保守的杜墨格政府。
法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总的政治领导之下，向法西斯的进攻发动了摧毁性的反攻。虽然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游行（这条禁令使得社会民主党温柔地取消了他们在二月八日的示威游行！），共产党在二月九日组织了战斗的巨大的反法西斯示威运动，当时有十个工人被枪杀。四方多军队和警察无法破坏这个人民的示威运动。
同时，共产党和左派领导的法国就一总工会要求举行总罢工。在广大的工人群众压力之下，法国总工会号召罢工，法国统一总工会也参加了。结果四百五十万工人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然而不愿罢工的改良主义领袖采取了例如在铁路上仅限一分钟罢工的阴谋来达到部分地破坏罢工。
这些巨大的事件深深地打动了工人阶级，共产党和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及其他左派的组织不遗余力地来唤起群众。反法西斯的联合运动在七月十四日（巴士底纪念日）表现了惊人的力量，当时在巴黎有五十万工人游行示威（其他地方也有大的示威），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的领导人走在巨大行列的最前面。
这些惊人的游行示威是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名义下进行的，具有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使法国的法西斯分子遭受重大的挫折。而且，巴黎的游行示威大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欧洲。自从一九二二年以来，共产党曾经向法国社会党提了二十六次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但每次遭到拒绝。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在伟大的游行示威后的一日，触会党的领导白鲁姆—季罗姆斯基在群众巨大的压力下终于同意这种联合行动。[6]事实上，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早已广泛地达成，社会党的领袖在这件事上几无选择的余地。
一九三四年十月，共产党提出著名的“人民阵线”的口号，建议法国工人阶级所有的组织和同情分子联合起来以击退和击败法西斯主义。（这时第二国际的领袖已拒绝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以支持在西班牙战斗的工人的建议。）法国的社会党勉强地赞同这个联合行动。在制定人民阵线的纲领时，法国的社会党以虚伪的激进主义来要求这个纲领以工业广泛的社会化为基础；但是共产党清楚地指出，如果人民阵线的纲领要吸引广大的群众，它只能包含人民在努力制止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中最基本的要求。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列宁的观点，特别为杰出的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所阐明的，使人民群众整体能引起法国人民巨大的共鸣。在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整个斗争中，托派分子以其超革命的借口斥责并攻击人民阵线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共产党不仅发起了人民阵线使广大的劳动人民进行合作，它并推动工人阶级中有组织的力量的团结。共产党提出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如此，共产党和统一总工会坚持了好几年的统一工会组织的建议有了较好的成果。约奥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照常是要抵抗的，但是法国统一总工会开始使它自己的下层工会与法国总工会的下层工会联合起来，因此当法国总工会联合代表大会最后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在杜罗斯召开时统一的过程已经很好地在进行了。在这次代表大会中，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开始的工会中的分裂到此合缝了。[7]
法国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的紧张局势很清楚地表明：法国工会运动不像德国的情况，它遵循共产党的总的政策，没有卑怯地屈服于法西斯的奴役。因有正确的领导，共产党在一年之内党员人数增到三倍，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增加到五倍，党的机关报“人道报”得到了五万新的读者。阿姆斯特丹委员会以法国的罗曼·罗兰为首倡导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在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也大大地增加了会员和威信。
奥地利的武装斗争
紧接着希特勒在德国胜利之后的年代中，欧洲工人的许多反对法西斯进攻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发生在奥地利，时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这个国家在两个法西斯国家中间，一边是法西斯的意大利，另一边是法西斯德国，它的政治大部分受到梵蒂冈的控制，分成意大利与纳粹两派的法西斯运动是相当强大而狂妄的。因此，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道尔弗斯，一个法西斯分子同时是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突然解散国会并宣布今后将以非常的职权来统治。实力雄厚的社会民主党在六百万人口中拥有党员六十万人，拒绝作战。它以前会宣布过，它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武装斗争，“如果没有与国会商议而宣布一个法西斯的宪法，如维也纳市政机关被取而代之，如果党受到了镇压，或者，如果工会受到了镇压。”[8]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鲍育、德契、芮奈及其同流的著名的“防御力最”的理论。但是他们从未实行过，甚至当道尔弗斯违反了所有的条件的时候。这些人从前是第二国际的中派领袖，当他们遵循第二国际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基本路线时，善于用革命词句来掩盖自己的叛卖活动。
一九三三年社会民主党投降以后，接着而来的是奥地利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情况急剧地恶化。道尔弗斯为社会民主党的软弱和胆怯所鼓舞，接连地进行政治攻击。在整个时期中鲍育及其同僚尽一切力量与正在发展的法西斯政权合作。最后，他们竟让步到仅仅允许这个党存在的地步。正如鲍育后来所承认的，“我们已用尽了一切力量。为了一个社会党，我们已做了非常的让步。我们说……我们同意这样一条法律，即授权政府可以两年不要国会，而用紧急命令来统治国家。”[9]
这一切简直是像德国发生的事件的重演。社会民主党虽有马克思主义的言辞但仍遵循它的“较小的恶魔”和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并走向了法西斯主义。道尔弗斯像希特勒一样，再也不需要利用社会民主党了，甚至在它降格以求的条件下。到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他停止了议会，宣布社会民主党、工人保卫队以及工会为非法。[10]
甚至在这种猛烈的攻击之下，鲍育及其同僚还号召工人不要抵抗。他们仍然希望与法西斯独裁者道尔弗斯取得协议。虽然如此，工人由于曾经对他们的领导者的激烈的言论信以为真，发动了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这些事没有一件是党所正式号召的。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拒绝支持总罢工，他们甚至使强大的鈇路工会继续工作，在斗争中来回地运送政府军队。芒努依尔斯基说，这次起来武装斗争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工人中的一小部分，即工人保卫队。
斗争的中心在维也纳，特别是在卡尔·马克思公寓大厦——大居民区之一。经过四天英勇的战斗，在这四天中，政府出动了最大的重炮，工人进行了猛烈的回击。四天后工人终于被打败，并遭受残酷的报复。在这次起义中，共产党具有一个战斗性的勇敢的政策，但是它不够强大，不能取得决定性的工人阶级领导权。
这样法西斯也统治了奥地利。甚至鲍育自己最后也承认，如果党能一开始就领导一九三三年三月的斗争，法西斯是能够被打败的。他说，“那时，我们是可以战胜的。但是我们在斗争中退缩了。”[11]奥地利是工人阶级另一个灾难性的失败，这应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的变节。
西班牙的武装革命
西班开在三十年代的初期，经济情况很恶劣，狂妄的法西斯运动正在成长，当时西班开出现了革命形势。一九三三年罢工的次数为一九三一年的两倍之多。共产党为了适应这个局势，建议同社会党在一九三三年选举中组织统一战线。这个建议被冷嘲热讽地拒绝了。其结果是社会党在国会中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从一百一十五席降至七十席），而共产党增加了三十万张选票。
一九三四年十月爆发了总罢工，以阿斯杜利亚斯的煤矿工人为中心。这次总罢工很快地成为武装起义，主要在阿斯杜利亚斯、加太龙尼亚、马德里、巴斯克等省。共产党再一次向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一工团主义者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又遭到上层领导的拒绝。结果是在起义的倡导中造成分歧与混乱，对整个运动造成巨大的损失。
在共产党和左派社会党势力强大的阿斯杜利亚斯煤矿工人夺取了该地区的政治领导权。他们在奥维也多建立了苏维埃，在占强大优势的政府军队的进攻面前，以真正的英雄主义坚持了十五天。革命在大屠杀中被镇压下去。三万工人被逮捕，交付法西斯法庭审判，许多人都被处死或者长期监禁。在工人的勇敢的斗争中，青年共产主义同盟像平常一样，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对西班牙工人阶级来说是重大的失败，但是，正如以后所表现的，工人阶级从这次失败中很快地恢复了战斗力。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受审
当此反法西斯斗争的决定性的年代中，季米特洛夫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莱比锡受审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纳粹为了激起反共的歇斯底里并争取在大选中的胜利于二月二十七日纵火焚毁国会。三月九日他们逮捕了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汤尼夫（以上保加利亚人）、托尔格列尔（德国人）、卢贝（荷兰人），并控告他们为罪犯。希特勒计划使这次审判成为纳粹的巨大胜利，但是季米特洛夫完全粉碎了他的计划。
乔治·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年）生于保加利亚一个革命工人的家庭。季米特洛夫是个排字工人，从小就是个革命者，他因从事工人运动会被捕入狱。他在保加利亚社会党和工会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成为共产国际和赤色国际职业同盟的热心的工作者。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审判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特别是当被告开始反抗纳粹希特勒的法庭和他英勇地保卫共产主义的时候。在法庭上铐着手铐并在监狱里遭受法西斯威胁的季米特洛夫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比起从前的德国共产党领袖托尔格列尔的卑怯态度来，季米特洛夫是更加突出了，托尔格列尔与季米特洛夫的布尔什维克品质毫无共同之点。
希特勒使戈林和戈培尔站在见证人的地位，企图压倒季米特洛夫，但是这完全失败了。季米特洛夫是头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无比的坚定性，他揭露了这一对伪誓者。他赢得了世界民主舆论的支持，完全粉碎了纳粹的阴谋。结果纳粹不得不释放除了卢贝以外的所有的被告，虽然卢贝是他们的工具，政府的见证人，但终于被砍了头。
纳粹用报复手段威胁季米特洛夫，把他关在监狱里，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在世界舆论和苏联直接干涉的压力下才把他释放。他到苏联去了，在一九三五年，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几个月，他被选为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布哈林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季诺维也夫失败后成为总书记，由于他反对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路线，他在一九二九年被撤职了。于是莫洛托夫在形式上成为共产国际的领袖，但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由三人组成的书记处——芒努依尔斯基、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领导的。季来特洛夫从一九三五年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直到一九四三年它被解散时为止。
[1]考尔勃特著“日本政治的左翼”，第五一页。
[2]范朋克著“中国共产主义史文献”。
[3]甘尼斯著“当中国统一的时候”，第一八九页，一九三七年纽约版。
[4]约翰逊著“中国的新生时期”，第一五六——一六〇页，一九五三年纽约版。
[5]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二五三——二五四页。
[6]多列士著“法国的人民阵线”，第五九页，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7]拉弗朗格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三九五——四〇一页。
[8]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四三页。
[9]匈诺著“奥地利内战”，第二五页，一九三四年伦敦版。
[10]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二月二十三日“国际新闻通讯”。
[11]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四四——一四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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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四十二章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希特勒取得政权
↘德国法西斯
↘罗斯福的“新政”
正如列宁在一九〇七年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一般统治方法有两种，即恐怖主义和对工人阶级作些小的让步。这是由来已久的“大棒和胡萝卜”的政策，两者又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德国和美国提供了两种不同方法的应用的明显例子：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它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各该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解决因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经济大危机所引起的可怕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两个基本的因素决定了德国和美国资产阶级政策的不同的路径。首先是两国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的实力不同。在美国，资本家仍然掌握着向工人作某些物质上让步的财力；但是德国的资本家比较缺少这种财富，乃求助于法西斯的暴力。资产阶级政策的第二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工人阶级所表现的革命精神的程度。在德国，资产阶级面临着革命情绪日增的工人阶级，他们之中的千百万人愈来愈多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资产阶级采用极端的暴力手段来粉碎正在成长中的革命运动。然而另一方面，在美国，虽然工人具有战斗性，处在战斗的状态，响应共产党关于反对失业的口号，但是却没有像在德国那样的紧急的革命威胁。
虽然如此，在美国的大资产阶级中间也有浓厚的法西斯情绪。事实表明，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抱有一种当时世界上资产阶级所共同的幻想，就是，历史性的时机已经来到，工会可以最后被法西斯暴力所粉碎，议会民主被消灭，社会主义的威胁，特别是苏联，将要从地球上永远消除。这些极端的反动分子相傅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即将来到。因此，虽然实行“新政”，美国仍然存在着法西斯的威胁。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1]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胜利只有从以下的意义来了解，就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击破了工人阶级的反对，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主要的敌人是在“左方”，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德国“从布尔什维主义中挽救出来”。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的守护者，他们遵循与资产阶级紧密合作的路径。当资产阶级愈来愈右倾时，就把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导向了法西斯主义的灾难。
纳粹主义的种子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于大战期间的出卖和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时期中就已种下了。这些事情很清楚地帮助，社会民主党将不惜任何代价地为反对工人推翻资本主义而战斗到底。反动分子想以一九二〇年的卡普武装暴动作为反革命活动的巨大一击，但是这还没有成熟。他们走向胜利的道路是远为困难而复杂的。在德国革命整整十五年之后，反动分子在社会民主党的不可缺少的帮助下才走向法西斯主义。
阿道夫·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年）在一九一九年参加纳粹党，但是到一九二八年，虽有资本家大量的财政上的支持，在那一年的选举中，纳粹党所能得到的选票只有八十万票，而社会民主党有九百一十万票，共产党有三百二十万票。但是巨大的经济危机的灾难迅速地改变了这种局面。一九三二年四月，纳粹的选票增至一千三百四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七票，而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约共得一千三百万票。国内有八百万工人失业，工资多方遭到削减，魏马政府（其中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无法改变局势，而希特勒及其党羽又大肆煽动。
几乎一直到最后，社会党和共产党有着大大超过希特勒的势力的潜在力量，由于工人阶级战斗情绪高涨，两党之间的统一战线原是足以把大多数的工人团结起来使成为一支能取得胜利的战斗力量的。工人正增长着的革命情绪已经表明出来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间共产党的选票增加了一百三十八万四千，而社会党却减少了一百三十三万八千。
在四个决定性的时机中，共产党都曾建议成立第一战线；一九三二年四月当反对即将到来的普遍降低工资的时候；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当日本的独裁政权将社会民主党从他们所控制的普鲁士政府中驱逐出去的时候；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当希特勒成为总理的时候；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国会纵火案以后。这些都是希特勒前进中的紧要关头，如果工人阶级在这些时候中的任何一次联合起来进行打击，这对纳粹的事业都会是灾难性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与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大资产阶级紧紧地结成同盟，每人都反对共产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对他们来说要比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危险小得多。
虽然当希特勒进军去夺取政权的时候，纳粹党人在街上屠杀工人，但是社会民主党人竟通过魏马政府禁止红色阵线的战士，解除工人的武装，帮助建立黑色的国防军、钢盔队、突击队，使它们成为强大的反动武装力量。他们也支持布鲁宁（基督教中心党）独裁，它是没有民主的，用非常的职权来统治国家。他们最后的叛变是重选兴登堡为德国总统，借口说他比起希特勒来说是“较小的恶魔”，而且是可以防止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栅栏。一九三二年四月的决定性的选举结果是兴登堡以一千八百六十五万七千四百九十七票超过希特勒的一千一百三十三万九千四百四十六票而当选，共产党候选人台尔曼得到了四百九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一票[2]。
希特勒取得政权
当然，兴登堡比起希特勒并不是“较小的恶魔”，恰恰是使希特勒取得政权的方便工具。共产党说明了危险性，并警告工人说，“投兴登堡一票就等于投希特勒一票”，兴登堡与希特勒之间的选择仅仅是两条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之间的选择。但是社会民主党还是一直坚持到底要同资产阶级结成悲惨的同盟。
芒努依尔斯基估计德国当时的情况时说过，“社会民主党说，‘既然共产党宁愿选择资产阶级民主而不要法西斯，他们也成为支持“较小的恶魔”这个政策的人了。’是的，我们共产党人宁愿要‘较小的恶魔’而不要较大的恶魔。这并不是我们与社会民主党分离的原因。我们揭露社会民主党的较小的恶魔的政策，乃是因为这个政策意味着出卖资产阶级民主而直接地帮助法西斯主义。”[3]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出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及其他民主力量之间的统一战线的候选人名单。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兴登堡完全屈服于纳粹党，并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纳粹立即加倍地进行他们的恐怖行动。共产党完全被认为非法，好几百个共产党员被害或被捕。最有名的犯人是共产党总书记台尔曼。台尔曼于一八八六年生于汉堡，是码头工人。他在一九〇二年参加社会民主党，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一九二〇年参加共产党。台尔曼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他表现了德国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品质。一九二三年照逐了费歇尔—马斯洛夫的“左”倾的、腐败的领导之后，他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4]。他于一九四四年在纳粹监狱中被谋害[5]。
希特勒掌握政权以后，社会民主党完全期望着希特勒会接受他们作为权力不等的伙伴，因为自从一九一八年以来的德国历届资产阶级政府都是这样。他们卑躬屈膝地宣布希特勒是以合法的、民主的方式取得政权的。国外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比利时的冯德凡尔得和在法国的布鲁姆——都采取同样的论调。柏林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在二月二日甚至这样吹嘘，“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的话”，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普通人是从来也不可能成为总理的[6]。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尔士，为了抗议外国谴责纳粹暴行，而辞去了第二国际执行委员的职务。社会民主党同意与希特勒合作，工会领袖菜柏特一格罗斯曼欢迎希特勒的胜利，把它当作胜利的“一九一八年革命的继续”，并号召工人参加希特勒的五一节庆祝[7]。
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阿谀奉承都落了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日子在德国已成过去：傲慢的资本家现在已走上对工人采取恐怖主义的道路，他们需要一群新的政客和“工人领袖”来执行他们的政策。因此，在五月二日，希特勒以暴力控制了工会，后来把它们并入到专制政治的劳工阵线中去了。六月二十二日社会民主党宣告解散，强大的合作运动也随即被解散。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被逮捕，其他的一些逃亡国外，而社会党的上层官僚分子则个别地与希特勒勾结在一起，并成为他的镇压机器的齿轮。
希特勒行动的速度远远超过墨索里尼曾经所能做到的。虽然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就已夺取了政权，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才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并借口一次企图暗杀他的事件，正式解散了共产党以及所有敌视这个政权的其他组织，禁止它们的报刊的发行，大批地逮捕他们的领袖，等等。希特勒之所以能够行动得比较快是因为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十足的怯懦和投降。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完全为改良主义者所控制，他们在共产党的鼓动下，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斗争。
工人阶级在七十年间建立起来的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毫无反抗地投降了。它遵循着与资产阶级结成的同盟，和它的“较小的恶魔”的政策，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目标——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后来主张共产党当时应该单独地起来革命，但是这只能是徒劳无功的起义，只能使赤手空拳的工人被当时为社会党人所支持的强大的国家武装无谓地屠杀而已。而且，在希特勒出现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控制了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在工业中工人委员会的选举清楚地帮助，大多数的工人仍然追随着右派的领导。杜德说，“一九三〇年，在雇用五百九十万个工人的企业中，改良主义的工会有一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九个工厂委员会的委员，即占所有工厂委员会委员总数的89.9%。”[8]可悲的事实是，当希特勒掌权时，共产党号召以总罢工来反对他，但从工人中却没有得到有效地响应。
赫克尔特指出，当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取得政权时，他们有着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奴的支持；然而在德国，共产党甚至没有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格言“单有先锋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宣布在德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在当时还没有成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指出，“听了赫尔克特同志关于德国形势的报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常务委员会认为，在希特勒政变以前和政变时，台尔曼同志领导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9]
德国法西斯
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当时断言纳粹运动基本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共产党一开始就和这种谬论挑战，指出纳粹主义虽然吸引了失去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落后的工人，而其背后的冥正的力量是垄断资本——克鲁勃、梯森、西门子、波希、伏格勒及其他大的工业大王和银行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行委员会，对社会主义下的定义是：“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的专政。”[10]这个定义自此就相当普遍为人所接受，至少是在实质上。
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企图利用他们所建议的“新秩序”，计划把世界资本主义安置于更稳固的基础上，完全受他们指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订出了极富侵略性的对内和对外交政策，并用了一切必需的煽动性的和思想上的言论为自己辩护。德国法西斯主义从它的先驱者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学了不少东西，但它却不是那个运动的单纯的继续，相反，它是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广泛地流行着的企图，在国内实行残酷无情的恐怖主义和在国外实行其残忍并不稍减的帝国主义。他们企图在这个基础上从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危机中逃出去。
纳粹资本家在他们的内政上只追求一个目的，就是要为金融垄断资本取得不可抗衡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政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用煽动和恐怖有步骤地消灭了与之竞争的较小的资本主义分子，并进而瓦解他们的最可怕的敌人，工人阶级。他们破坏了每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剥夺了工人所有的权利，削减他们的工资，并在企业中促使他们加快工作的速度。他们无法从工人的意识里摧毁“阶级斗争”和“阶级组织”的概念。鉴于德国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纳粹党人狡猾地将他们的行动涂上了虚假的革命的色彩。他们滔滔不绝地发出许多“反资本主义”的煽动性的论调，把他们的组织称为德国国民社会工人党，拿着红旗（纳粹式的），庆祝五一节。他们也给工人以“工会”。然而是由资本家、农民、商人以及工人所组成的。独占资本家完全控制了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为他们的利润带来了相应的有利的结果。
在外交政策上，德国法西斯资本家的侵略性也并不稍减。他们极力引用传统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口号“为争取生存的空间向东方进攻”，他们把对凡尔赛条约的攻击作为残酷地侵略他们邻国人民的掩护。他们要把他们的“新秩序”扩张全世界去。厄本斯坦说，“纳粹的外交政策只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统治世界。”[11]自以为是未来的世界统治者的纳粹党人，没有感到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是困难的。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只有蔑视，认为他们已陈腐不堪，他们确信：推翻苏联不过是几个星期武装进攻的事情。
为了便利他们实行建立法西斯“新秩序”的诡计与暴力的纲领，纳粹的思想家们制定了一整套政治上的煽动言论。他们把德国人当作高于一切的阿利安族的这种“理论”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烟幕。根据他们的论调，德国人从生物学上说就注定要站在全人类的头顶上；他们的“领袖”和“优秀人物”的理论就是要强迫德国人民接受资本家和纳粹政客作为他们的天然的领导；根据这些“理论”，他们的谋杀性的反犹太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对自由为德国人民由于资本主义而受到的痛苦提供了方便的替罪的羔羊；他们用凯恩斯式的经济和对精武主义的赞美来证明军火生产，匪徒政治以及建立广大的战争机器是正确的，而他们对科学和理智的蔑视又在知识界中为野蛮的戈培尔的宣传鼓动的统治扫清了道路。
罗斯福的“新政”
当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正在德国以火与剑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时候，美国的资产阶级正在奉行让步的政策，虽然他们并不心甘情愿。不过他们这样做是由于受到了已贫困化的、觉醒了的、被巨大经济危机时期中胡佛政府野蛮的虐待所激怒了的工人阶级汹涌澎湃的群众的压力。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民主党罗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总统的选举中群众表现了他们对共和党反动分子的愤慨。在以后的年代中，他们继而还进行了许多其他的有力的群众运动。在三十年代初期，他们展开了巨大的罢工运动，其中一九三四年日金山的总罢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快地建立了工会，终于组织了实行所谓“开放工厂”[12]的工业部门中的工人；他们推动了失业工人、黑人、农民、退伍军人、青年、老年等的强大的群众运动的继续发展；最后，他们使罗斯福史无前例地四次速任总统。
资产阶级想设法消灭正在发展着的劳动群众的运动，但是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在这方面缺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能够控制并镇压工人阶级，像资产阶级在英国、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分子，虽然喊着反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仅仅是为了适合美国工人阶级政治上的落后），是社会民主党的一种。他们努力设法来制止这个运动，但是他们太软弱，因此失败了。事实上，群众运动在一九三五年自行分裂了（产联诞生）并向前推进了。
罗斯福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第一次上任，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三十五天以后。面临着破坏了的经济制度，混乱的、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工人阶级，罗斯福立即发动了有力的改良主义的运动。他的构成“新政”的许多法案迅速地冲过了国会，迅速到如所说的，“立法委员都来不及设它们”。在他执政的第一个一百天中，所通过的改良措施比自从南北战争以来的七十年中通过得还要多。
新政纲领的目标最后归纳为：“（一）重建动摇了的财政银行制度；（二）以大量的贷款和津贴挽救摇摇欲坠的企业；（三）刺激私人资本的投资；（四）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以提高下跌的价格；（五）通过减少耕地面积和毁坏谷物来克服农产品的生产过剩；（六）保障田产房产所有者不受抵押期满如无钱取款即行充公的限制；（七）通过设立公共事业来创造就业条件并刺激群众购买力；（八）为陷于饥困的失业者提供最小限度的救济”[13]。
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剥削分子从这种改良主义的立法中得益匪浅，如可能发生的失业和老年保险，保护他们基于取消了取农田和房屋等抵押品的权利，保证银行存款，等等。但是他们最主要的收获是承认他们有组织起来的权利，这首先表现在国家工业恢复法案第七条甲款中，后来表现在华格纳法案中。罗斯福没有特别为遭受双重压迫和迫害的黑人做什么事，除了在一九四一年，作为战时措施，建立了公平就业实行委员会。私刑和歧视黑人制度在他的全部执政时期中实际上是通行无阻，他所领导的民主党应负主要责任。
在经济政策方面，罗斯福基本上奉行当时正得势的凯恩斯理论。在这个时期，豹翰·梅纳尔得·凯恩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罗斯福与他有直接联系）以其著作而闻名于世。他的著作的要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量失业能由政府加紧向企业投资而改变，甚至能治好[14]。罗斯福和希特勒都应用凯恩斯的理论，但方法不同：罗斯福用公共事业作为他“调整”的主要方法，而希特勒则用目前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所熟知的扩军备战来作为他最恶的达到充分就业的办法。
罗斯福并把他的“新政”糊涂应用到外交的领域中去。在拉丁美洲，他用他的帝国主义的“睦邻政策”来缓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行动中某些非常野蛮的地方。他也期望与苏联和平共处，在美国坚决拒绝承认苏联十六年之后在外交上承认了这个国家。他也赞成世界和平；当他了解到法西斯侵略世界的意义时，他采取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同样的立场，并开始有组织地准备战争。
罗斯福是资产阶级分子、自由主义者和百万富翁，他的政策从长远来说，对独占资本有巨大的利益。他的“新政”所进行的改革都是严格地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无疑地会阻止富有战斗意志的工人阶级推行更激烈的改革和组织广泛的工人政党。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罗斯福的凯恩斯思想在工人当中散布了危险的改良主义（而使马克思主义受到排斥），到现在尚未克服。但是它并不能医治大量的失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仍有七百万到一千万失业人口。罗斯福在拉丁美洲推行的“睦邻政策”从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在他的执政时期，独占资本更为巩固起来，他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也从来没有忽视过美国帝国主义的基本利益。
罗斯福一开始就受到超大部分独占资本的代表的支持。毫无疑问，大多数资本家认为他的政治将导致法西斯主义。有很多这种迹象，例如，罗斯福著名的全国产业复兴法案是仿效墨索里尼的国家企业而由美国商会制定的。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大多数金融资本与自由主义的罗斯福分道扬镳了。这些独占资本家特别反对罗斯福赞成职工会的组织，这种态度对于工会掌握拥有“开放工厂”制度的大工业的基本部门是很有利的。因此，华尔街的资本家成为罗斯福的疯狂的故人，他们发动了激烈的、以法西斯主义为根据的反对罗斯福的运动。他在一九三六年、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四年就任总统，首先是因为美国人民中巨大的民主力量的努力的结果。
在开始时，特别是当罗斯福的政策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论调和华尔街的支持时，共产党采取了明确的反对他的立场，并将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建立当时的工会组织和进行罢工运动上面。然而在一九三六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党给予罗斯福以坚强的支持，虽然是有批评的。
[1]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二三——一三二页，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2]纽曼著“巨兽”，第三一页，一九四二年纽约版。
[3]芒努依尔斯基“第七次大会的工作”，第二〇页，一九三六年纽约版。
[4]巴博斯著“你知道台尔曼吗？”，一九三四年纽约版。
[5]勃列德尔著“台尔曼傅”，一九五〇年柏林版。
[6]黑客尔著“德国发生了什么事？”一九四五年柏林版。
[7]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二九页。
[8]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三〇页。
[9]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国际新闻通讯”。
[10]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国际新闻通讯”。
[11]爱勃斯坦著“纳粹国家”，第二九八页，一九四三年纽约版。
[12]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都属与的工厂。——译者
[13]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二九三——二九四页。
[14]凯恩斯著“关于就业、利润和货币的一般理论”，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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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世界经济危机（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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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世界经济危机（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
↘危机打击下的美国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战争的准备
一九二九年十月开始的经济崩溃是世界资本主义全部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它具有世界规模，危机的中心是美国，其影响遍及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危机前几年是资本主义稳定和略有发展的时期，在美国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在那里盛行着对“新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极其过分的估计，认为它是不会遭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这个危机对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和经济上的狂欢情结来说是无情的打击。
这个大危机具有周期性，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的作用，这个大危机更加深了。它的根本原因是通过资本主义剥削来掠夺工人阶级。这表现在一方面生产迅速增加，而另一方面则市场日渐缩小。“临近的危机的最初迹象是农产品堆积在仓库。世界各国农产品的库存量，以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为基数作为一百，到一九二六年底增至一百三十四，一九二八年增至一百六十一，一九二九年增至一百九十二”[1]。不断积累的压力终于冲破了堤坝。
虽然有许多令人吃惊的迹象，更不用提共产党多次发出的关于危机的警告，事实上危机的爆发对世界上每一个资产阶级的和社会民主党的经济学家来说都完全是出乎意料的。经济的崩溃使过分乐观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拥护资本主义的忠实仆人社会民主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一夜之间，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理论，如“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超帝国主义论”“更高的劳工策略”，都被粉碎了。思想上的混乱笼罩着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另一方面，巨大的经济危机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几年前的分析，特别是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所作的、曾经遭受诽谤的决议。这个决议正是预见到了这个危机的。
危机的国际影响是具有灾难性的。到一九三三年美国工业降到一九二九年水准的65%，英国工业降到86%，德国工业降到66%，法国工业降到77%。危机也严重地冲击到远东出产原料的殖民地国家，它也蹂躏了拉丁美洲。在这后一地区，“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二年之间，二十个共和国出口物品的价值降低了64.3%。”[2]国际贸易一落千丈，贸易总额从一九二八年的三百三十亿美元降低到一九三二年的一百二十亿美元。许多国家都取消了金本位，国际财政体系陷于紊乱。
严重的失业达到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美国有一千七百万人失业（不包括大量的部分失业的人），德国八百万，英国四百万，在所有资本主义的工业国家都有同样的情形。全世界失业人口共有四千万到五千万。这个危机也使各国千百万的农民处于贫困境地。
危机打击下的美国
美国，福特制的“惊人的成就”和大量生产的所在地，遭受的危机最为严重。在这个国家，致资本主义于死命的生产扩大和市场缩小的过程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虽然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的繁荣时期，总的工业生产增加了20%，然而工业工人的总数却减少了7.6%。危机加速到来的原因是：由于被20年代末期极为盛行的阶级合作主义（表现为支持血汗制度）的政策而陷于严重的瘫痪，工会甚至不能支持工人的工资以与迅速上涨的生活费用相一致。劳工研究协会公布的数字表明，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工资、物价、就业、生产），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从一九二三年的八十五降低到一九二九年的六十九（以一八九九年为一百。——译者）[3]。
生产过剩的现象在农业中已长期普遍存在，到一九二八年在工业中也明显起来。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发生的奇异的混乱以后，美国的危机就以排山倒海之势爆发了。在一个星期里，疯狂地抛售股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日销一千二百八十万股的数额。一九二九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股票价值的指数从二百一十六跌至三十四。约有一千六百亿美元的有价证券在三年之内化为乌有。拥有五十亿美元存款的五千七百六十一家银行在危机的年代中倒闭了。工业生产大受挫折——煤下降41.7%，铁下降79.4%，钢下降76%，汽车下降80%。工业年产量的总值从七百亿美元跌到三百一十亿美元。农业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以来就在危机中，因此栽的跟斗更大。战前每一蒲式耳值一美元的小麦跌到二十五分，玉蜀黍跌到十分，棉花跌到五分。一九三二年农产品的总产值只有一九二九年的一半。急疯了的破产的资本家从摩天大楼的窗口跳楼自杀。
资本家无情地执行着他们传统的政策，即把危机的全部重担转嫁于工人阶级。大量的失业工人被抛到街头，没有任何的失业保险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之后，政府才颁布了最吝啬的救济制度。国内有大量的人饿死。千千万万的人在每个城市的垃圾场上的“胡佛村”（贫民区）苟延残喘，许多任务漫无目的地沿着铁路奔走，找不到工作。侥幸有工作做的那些人的工资也大大削减了，平均减少了45%。根据劳工统计局的统计，美国工资总数从一九二九年的一百七十二亿美元降为一九三二年的六十八亿美元[4]。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由于取消收取抵押品的权利丧失了他们的家园和农田。
和平常一样，在这次巨大的经济危机中，痛苦最深的是黑种工人：他们最先遭到解雇，他们得的救济费最少，他们任何地方都受到歧视。这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伴随着私刑、种族冲突以及其他反对黑人的恐怖主义。
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美国，被吹嘘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乌托邦中所发生的悲惨的情景。这就是会被认为可以避免危机的国家，它的总统，臭名昭著的胡佛，在一九二九年夸口脱美国已经处于最后消灭一切贫困的边缘上。在德国、英国、日本、法国和世界上其他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情况也并不见得好些。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再一次表明了另外一个可怕的历史事实，就是它已不能雇用世界上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供给他们衣食。这个猛烈的经济崩溃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加深的又一个基本的表现。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正当世界资本主义这样绝望地在翻滚着捶扎着，将痛苦与贫困带给千千万万的人的时候，苏联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突飞猛进，以空前的速度建设着自己的工业与农业。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间，苏联实现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这个广泛的计划宣布的时候，到处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经济学家都发出嘲笑之声。他们说布尔什维克又在以另一种巨大规模的宣传伎俩来款待世界！但是苏联的工人以四年中完成他们的伟大计划来回答这些侮辱。
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投资六百四十六亿卢布，其中工业一百九十五亿，运输一百亿，农业二百三十二亿。结果发展工业和改进农业的进展使抱怀疑态度的资本主义世界大为惊异，苏联在这方面大大打破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地方所达到过的发展纪录。这种成就能够在世界上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经济上陷于筋疲力尽的时候取得，因此更加显得光彩。这对世界来说完全是个历史教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避免危机的，它已经永远地消灭失业。“偌大的工厂在苏联各地都建立起来了。瓦尔加说，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间，当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38%时，苏联的工业生产却增加了不止81%。”在巨大的高潮中，农业也集体化了。一九三四年在苏联农业中工作的已有二十八万一千架拖拉机，三万二千架康拜因机。
在这场发展工业的声势浩大的斗争中，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起了巨大的作用。共青团员们是全国建设大工厂当中的标兵和突击手。他们不知疲劳地建立功绩的精神，当时已得到全国的称赞。
斯大林这样总结了历史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一）苏联已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品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增加到70%。（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把工业方面的资本主义成分消灭，而成了工业中唯一的经济体系。（三）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把农业方面的富农阶级消灭，而成了农业中的统治力量。（四）集体农庄制度已把农村中的贫穷困乏的现象消灭，——千百万贫农已上升到生活有保障的地位。（五）机会社会主义体系在工业中消灭了失业现象，在几个生产部门里保存了八小时工作制，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在有害于健康的企业中规定了六小时工作制。（六）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一切部门中的胜利，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
这些在资本主义深刻的经济危机达到高峰的时候所达到的成就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胜过资本主义的内在的优越性。瓦尔加详尽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特定的优越性之后，总结如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巨大的‘不必要的代价’也能领导所有有工作能力的人进行生产，使有可能迅速而有计划地积累资金，同时也扩大消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样使苏联劳动人民迅速改善物质文化生活，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却导致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道德的标准的日益低落。”[5]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巨大经济危机期间，衰亡的资本主义和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比如此鲜明致使在以后的年代中；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企图“抄袭苏联”，特别是它的计划经济。因此，资本主义的五年计划、三年计划以及其他定期的计划，都在许多国家中出现。卡耳说，“全世界有无数苏联五年计划的仿造品，有的是内容上的，有的是形式上的，叙述起来，必令人生厌。”他又说，“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成为决定性的历史事件。”[6]但是这些资产阶级的计划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是无效的，计划经济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在苏联从开始到现在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具有内在的战争倾向的资本主义强迫苏联为了自卫而不得不浪费人民的精力来建立强大的军事机构，而这与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不相适合的。这种形势也加重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负担。一个几乎是同样有害的困难来自过去的政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的残余分子的代表们。这些分子和世界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一布哈林反对派。这些反对派中的人物都是苏联国内和国外每个仇视苏联的人的宠儿和英雄。
正如我们在第三十九章所看到的，正当党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作斗争的时候，布哈林一李可夫一托姆斯基集团提出了它的右派机会主义的纲领，要降低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速度。苏联急需尽一切可能加快工业化的速度——这个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清楚地看出来了由此可见，右派的纲领的致命性并不比“左”派稍差。在斯大林英明的领导下，党认识到了这个基本的事实，中央委员会井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规定，散布右派机会主义的观点是与党员资格不兼容的。这就使得反对派的领袖们很不老实地提出对党忠诚的保证。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只意味着右派活动的暂时停止，他们暗地里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残余分子仍保持着联系。
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战争的准备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的年代是阶级斗争尖锐化、法西斯主义发展、威胁性的战争准备的时期。所有这些社会冲突及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的基础是正在加深着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但是正在到处使资本主义制度陷于瘫痪的巨大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这些冲突和矛盾加剧了。
虽然如此，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对于这个大危机并没有多少反应。罗尔文指出，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领袖们对于随着一九二九年十月的财政恐慌而来的经济萧条的严重性领会得很慢。[7]这是因为危机的到来对于他们全部洋洋得意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突然的打击。当他们清醒过来并活跃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反对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努力使工人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但并没有为失业工人做过什么。例如，在美国，努力于分裂共产党所领、导的巨大的失业工人运动的劳联的领袖们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还宣布，政府建立失业保险是违反“美国的生活方式”的，会破坏工会运动的。
共产国际对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新形势立即有了反应，它到处加强了它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八至九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宣称，因为苏联力量的增长，经济危机的尖锐化，革命斗争的发展，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反对苏联的反革命战争准备的加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末日已经来到”[8]。这种稳定仅维持了几年。会议并宣称，革命的危机在德国和波兰已经发展起来。
共产国际和共产党、赤色工会国际和各国的左派工会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各地受到重大打击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免受大量的失业和削减工资之害，而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人联合会则只对挽救资本主义感兴趣。赤色工会国际在一九二九年共有会员一千七百万人，分布在五十个国家中[9]。它特别注意动员失业工人起来斗争。早在一九三〇年一月，赤色国际就号召举行反对失业的国际性的抗议和斗争日。这一运动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举行，在许多国家都获得巨大的成功。
在英国、美国、波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工会领导失业工人进行了重要的斗争。在美国，三月六日的示威出动了至少有一百二十五万失业工人。在许多国家成立了失业工人委员会，无数的反饥饿游行和其他失业工人的斗争都在进行。当时美国老工人争取养老金的运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在危机的年代里，在各国进行了诸多斗争，如德国、波兰、英国、美国。那时之所以没有更多的斗争，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控制着绝大部分工人运动的社会民主党采取了反对罢工的叛卖政策。他们的总路线（像资本家的一样）就是强迫工人接受削减工资，似乎这是“使资本主义制度恢复起来所必需的。”例如，当美国一百多万铁路工人“自愿地”接受削减工资的时候，劳联副主席马修·臭尔便称之为工人的政治家风度的重大表现。如果改良主义者能够控制失业工人，他们也就不会进行斗争了。在这段时期罢工比较少的一个次要原因是，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哥多党内产生了强烈的“左”倾，过分强调工会独立的意义而忽视统一战线，因此削弱了与群众的联系。
经济危机时期的斗争也牵涉到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一九三一年西班牙革命，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四日英国海军在英雄奈斯[10]的罢工，一九三一年九月智利海军的自发的起义，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荷兰海军的哗变，和日本驻华占镇军中的哗变[11]。
在这个巨大的经济危机的总时期中，共产国际及其所属的各种组织密切地注意着日益迫近的法西斯和战争的危险。党、工会、妇女和青年组织，在这个斗争中都非常积极。一九二九年七月在法兰克福举行了它的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青年会议[12]，同年三月在柏林举行了国际反法西斯的大会。强烈的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运动在拉丁美洲也展开了。法西斯的危险不断在增长，扩大着的战争准备最后在日本军队侵略华北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他们占领了沈阳，几个月之内他们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国际联盟丝毫没有制止他们的表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的开始。
[1]杜德著“世界政治”，一九一八——一九三六年，第七一页。
[2]苏尔、爱佛龙、温斯著“在未来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第九八页，一九四五年纽约版。
[3]劳工研究协会著“美国资本主义的趋向”，第九八页，一九四八年纽约版。
[4]‘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5]瓦尔加著“两个制度”，第一五页。
[6]卡尔著“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影响”，第七页（序言），第二一页，一九四七年纽约版。
[7]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一六七页。
[8]“资本主义稳定已经结束”，第八页，一九三二年，纽约版。
[9]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一四八页。
[10]英维奈斯是在苏格兰西北部的一个县。——译者
[11]“共产国际十五年”，第三四页。
[12]“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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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共产国际纲领：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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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共产国际纲领：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
↘共产国际的纲领
↘共产国际的政治展望
↘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地革命
↘几点组织事项
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到九月一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它的第一个完整的纲领。在这以前的五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主要文件只是一个总纲领的片段而已。事实上，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是自一八六四年为第一国际所通过的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以来的第一个这类文件。第二国际及其所属政党经常为互相冲突的资产阶级民族利益而发生争执，在它的全部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够一致通过一个世界工人运动的总纲领。
共产国际的纲领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为基础的共产国际的纲领，表现了一百年来世界工人运动的经验。在指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同时，它概括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并追溯资本主义的历史，从它早期的自由竞争阶段直到垄断和金融资本时代即帝国主义时期，它分析了多民族国家的成长，军国主义的巨大扩张，以及国家作为资本家剥削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的作用。
在这个方式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它的帝国主义时期，是在不断扩大的范围内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小资本家的相互竞争只有停止，以便让位于大资本家间的竞争；大资本家的相互竞争终止了的地方，则勃发了资本主义的互相联合之间以及它们的国家组织之间的相互竞争；局部的和一国的危机变为包括数国的危机，最后变为世界的危机；联合战争与世界大战代替了局部性质的战争；阶级斗争脱离了各个工人团体单独行动的形式，而变为全国性的阶级斗争，最后更变为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国际斗争。与金融资本强大的联合势力相对抗的，终于有两个革命的主力结合起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外国资本所奴役而站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和领导之下的殖民地民众。[1]
由于帝国主义者得以在物质上和思想上腐化工人阶级的上层熟练工人阶层，革命的进程暂时缓慢下来。这样，以工人贵族为基础的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就成为一种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现在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作用是葬送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必需的统一。社会民主党由于分裂和破坏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一战线而成了帝国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这样，各国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及其附属的工会——阿姆斯特丹职工国际，都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后备军，成了它的最可靠的柱石。”[2]
帝国主义大量地发展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它实现了组织社会主义社会之一切物质的先决条件。帝国主义的战争证明：世界经济的生产力已冲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界限，而需要经济方面的一种国际的或世界规模的组织。帝国主义要解决这个矛盾，它就用火与剑来为统一的国家资本主义世界托拉斯开辟一条道路，以组织整个的世界经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膜拜此血腥的乌托邦，认为是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和平方法。实际上，此乌托邦遇着了这样强大的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使资本主义必然在自相矛盾的重载下土崩瓦解。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在帝国主义时期是更加尖锐了，使帝国主义列强的任何长久稳固的国际联合成为不可能。成为世界战争的帝国主义大战，表现着资本集中的道路已达到它的界限——世界托拉斯，是伴随着这样的破坏作用，加重工人阶级和千百万殖民地工农以巨大的负担，使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打击之下必然更快地趋于崩溃。”[3]
不断的紧张与日益加强的斗争加剧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并使它进一步加深。这个总危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而开始成熟。此后它就表现为整个资本主义和殖民地世界的惊人的一系列的巨大经济危机，大规模的罢工，以及革命高潮。反动的资产阶级企图阻挠这个正在兴起的革命高潮，于是使用了新的不顾一切的手段，其中主要的是法西斯主义。“适应着当时种种的政治行情，资产阶级或者用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或者用联合会民主党的方法；不过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危急的时期也常常起着法西斯主义的作用。”[4]
在增长着的矛盾的压力之下，资本主义面临着不可避免的革命与灭亡。“世界帝国主义的构造以及资本主义的部分稳定便这样从四面八方破坏了：首先，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与冲突，第二，由于殖民地广大群众斗争的兴起，第三，由于宗主国内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最后，还由于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国际的革命在大踏步地前进着。帝国主义结合它的一切力量去反对革命：派遣到殖民地去的远征队，新的世界大战和进攻苏联，都被帝国主义提到日程上来。这不可能地要引起国际一切革命力量的爆发和必然地走向推翻资本主义。”[5]
“共产国际所努力的最终目的是以共产主义的世界系统代替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消灭社会内阶级的分立……共产主义世界系统既取消了生产手段的私有，而把它变成社会的财产，所以世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互相竞争的、漫无计划的管理及社会生产之盲目地进行，都归于消灭，而代之以适合着全人类迅速增长的需要的有计划的社会的调节。……文化成了一切人的公共的东西，从前的阶级思想被代以科学的唯物的宇宙观。”[6]这个纲领很详尽地解释了苏联新型的社会制度基础的形成。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过渡时期；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社会主义发展的时期，在这时期中旧社会的残余正在被肃清，共产主义的基础正在建立。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只有用强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这种政权机关首先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工具。……无产阶级政权的最适当的形式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这种形式非但在阶级内容上，并且也在内部结构上和资产阶级国家根本不同，这就是苏维埃的国家形式。……苏维埃国家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它一个阶级的独裁。……和资产阶级民主相反，苏维埃国家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无遮掩地提出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下压迫剥削者的任务。……资产阶级民主及公民在法律上的形式上的平等，是以各阶级之经济上的极端不等为基础的。……在政治权利的领域上，剥夺了人民公敌及剥削者这种权利的苏维埃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剥削制度下因性别、宗教、民族等等不同而产生的公民的不平等彻底消灭了……。[7]
在阶段斗争中，纲领的战略和策略除其他考虑以外是以群众政治成熟的程度为基础的。在革命高潮的时期，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口号是权力归苏维埃、工人管理工业，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工人，等等；而“当革命不是在高涨的时期，共产党必须将部分的口号与要求适合于劳苦大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并将其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结合起来。”[8]
在代表大会中和纲领一同被通过的还有共产国际的章程。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导师。共产国际避免了一切政策上的教条主义和组织领导上的专断独行，并且在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纲领、深刻的自我批评的实践、革命的纪律、实事求是地发展各国党的政策，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无限忠诚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战斗性。
由于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共产国际和参加共产国际的党能够组织全世界的运动和发动，这对被各种民族分歧所分裂了的第二国际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国际的决议在广泛的国际斗争中得到实现——如反对失业，保卫萨柯一梵赛蒂和汤姆·孟乃，每年纪念国际妇女节和青年节，五一劳动节，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支持苏联，支持中国革命。这一切表明共产国际已成为强大的世界政治力量。
共产国际的政治展望
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展望它的最近将来时，把战后的年代分为三个主要的时期。提纲上说，第一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极端尖锐的危机时期，无产阶级直接进行革命的时期。这个时期在一九二一年发展到顶点，一方面在苏联战胜外国的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加强了共产国际而终止，另一方面西欧无产阶级一系列的严重的失败，资产阶级的总反攻开始了。这些事件的最终的一个环节是德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二三年的失败。
这次失误标志着第二个时期的开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和局部稳定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时期，是资本主义攻势的发展和扩张时期，是被严重的失败所削弱的无产阶级队伍继续采取守势的时期。另一方面，这个时期是苏联迅速恢复的时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有极其重要成就的时期，同时也是共产党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政治影响加深的时期。
最后，第三个时期来到，在这个时期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超过战前的水平，而苏联的经济也几乎是同时超过战前水平（在所谓的“恢复时期”开始时，社会主义经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大为发展）。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这是技术迅速发展和卡特尔与托拉斯加速成长的时期；在这时期中，发展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是可以觉察到的。同时这个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矛盾剧烈发展的时期，这些矛盾以资本主义危机形成的整个过程所决定的形式起着作用（市场的缩小，苏联，殖民地运动，帝国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
“在第三个时期中，生产力发展与市场缩小的矛盾特别加强。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发生新的一系列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巨大的阶级斗争。全部国际矛盾的尖锐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过资本主义稳定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稳定更不可靠，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尖锐。”[9]
这个激烈的革命的代表大会提出了“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由于这次大会的结果，在以后的时期充满着反对共产党内和党外右派分子的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时期里，许多国家都产生了严重的“左”的偏向，其实质是建立二元工联主义，没有强调统一战争，等等。社会民主党都一般地被认为是“社会法西斯分子”，而没有区别他们和他们的随从者的各种不同的趋向。
布哈林向大会作了主要的报告，但是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程度、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等问题的论点，受到苏联代表团尖锐的批评和纠正。对局势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基本上是斯大林的贡献。这个分析预见到经济危机、伟大的阶级斗争、革命、帝国主义战争已日益紧迫，它使得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人发出狂笑。这是一个所谓资本主义的隆盛时期，特别是在美国，那里广泛流行着最荒诞的关于“繁荣”的幻想。因此共产国际的分析，特别是对第三个时期的观念，被嘲笑为“左派分子”空想的明显的例子。但是在以后的几年中所发生的事件，一九二九年巨大的经济危机的发展，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完全证实了这个分析的正确性。
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地革命
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即将来临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采取了与纲领相一致的明确的决议。帝国主义列强在可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十年之后就很明显地在准备另外一场大屠杀。他们正在准备以暴力重分世界。他们这次主要的目的是摧毁俄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并瓜分这些国家。为了便利于备战起见，帝国主义者正在欧洲各地培植法西斯反动分子，并且到处煽起剧烈的仇视苏联的情绪。军费开支激增。社会民主党人执行其反动的任务，不断地攻击苏联。国际联盟已不再是一个和平的组织，而成为好战的帝国主义者策划的场所。一九二八年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毫无用处的美国凯洛格和平公约。这个公约名义上要停止战争，但它所起的作用只是解除人民对于世界形势的日趋严重的警惕而已。
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废除战争才有可能。”[10]这个决议把被压迫民族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正义的战争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或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非正义的战争区别开来。至于目前日渐迫近的战争，代表大会敦促工人，“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内战以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这是遵循列宁所领导的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的总的路线的。
代表大会采纳了关于殖民地形势的广泛的决议。这个决议欢迎英勇的中国革命，印度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印度尼西亚一九二六年的革命，埃及和其他近东国家人民的觉醒，北非加比尔和里夫部落反对法国和西班牙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拉丁美洲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尖锐化。
在总的方面，代表大会再一次表示拥护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著名的报告。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宣称，在斗争中，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劳苦大众的合作提供了战胜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保证，在殖民地一如在帝国主义国家。在先进的殖民地国家里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同“民族解放斗争一样，以土地革命为中心”。[11]决议详尽地分析了殖民地解放斗争中各个阶级的作用。它指出在外国帝国主义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相互矛盾的压力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工人阶级坚强的组织和与农民的紧密的同盟是革命达到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坚强的共产党，它们能了解复杂的斗争，能给予斗争以总的政治领导：“无产阶级的有机部分是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能完成，更不要说社会主义革命了。”[12]
陶里亚蒂在一篇分析深刻的报告中指出了殖民地世界中改良主义的危险。劳工社会主义国际在当时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终于对殖民地革命开始予以注意。它的掌管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是以英国殖民地牙买加的“社会主义者”总督为首的。代表大会的路线
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辩护，只是批评其过分野蛮的方面。陶里亚蒂在报告中说，“所奉行的政策是扑灭革命斗争转移群众的注意力于不起作用的行动。……至于工党（英国），在它向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所提供的所有材料中，它认为民族自决权不适用于任何英国殖民地。其他有殖民地的国家的社会党也都有同样的表示。”[13]他们奢望在渺茫的未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会趋于消灭。
几点组织事项
第六次代表大会由五百三十二名代表组成，其中有一百五十一人有咨询权，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只有五百一十人（一百六十四人有咨询权）。这些代表着五十五个党和组织，它们共有四百零二万四千一百五十九个成员。其中一百七十九万八千八百五十九人属于五十二个共产党，二百二十二万五千三百人属于青年共产主义国际。在填了表格的四百七十个代表中，男的四百五十一人，妇女十九人，其中50%是体力劳动者。绝大多数，即三百五十九人的年龄在二十一岁和四十岁之间。表决权分配如下：苏联五十票；青年共产主义国际、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各二十五票；英国、中国、美国各二十票；波兰十五票，其他的票数不等，直到一票为止[14]。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所有的共产党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共有党员一百七十万七千七百六十九人——比一九二五年以来略有
减少。下列的表，略有“保留”，表明了主要党的党员发展的情况：
1924年1925年
1926年1927年
德国共产党121,394122,755
134,248124,729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38,99693,220
92,818150,000
法国共产党68,18783,326
75,00052,376
美国共产党17,00014,000
11,99012,000
瑞典共产党7,0118,650
10,84915,479
英国共产党4,0005,000
6,0009,000
苏联共产党446,089741,117
1,078,1851,210,954
代表大会关于世界共产党的报纸的报告很不完全。这时的重点是放在建立车间报纸上面。这种报纸数量很多，仅在法国就有好几百种。
在第五次－与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举行了五会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还举行了七十一次政治书记处会议和三十五次组织部会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经常包括不到两百个世界各国的代表。
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标志着共产党在全世界建立了新的巩固的领导权，它的领导者包括斯大林（苏联），台尔曼（德国），多列士（法国），陶里亚蒂（意大利），毛泽东（中国），哥特瓦尔德（捷克斯洛伐克），波立特（英国），布克（加拿大），罗加（古巴），可多维拉（阿根廷）。季诺维也夫已被联共（布）党开除出党，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由布哈林接替他作共产国际的主席，布哈林不久后就发展成为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后来产生的执行委员会由委员五十七人和候补委员四十二人组成。
[1]“共产国际纲领”，第一五页，一九三六年纽约版。（一九四九年东北书店出版中文版，第一一——一二页）
[2]同上，第二二页。（中文版第二〇页）
[3]“共产国际纲领”，第一六页，一九三六年纽约版。（一九四九年东北书店出版中文版，第一三——一四页）
[4]同上，第二四页。（中文版第二二页）
[5]同上，第二八页。（中文版第二六页）
[6]“共产国际纲领”，第三〇——三一页，一九三六年纽约版。（一九四九年东北书店出版中文版，第二七——二八页）
[7]共产国际纲领”，第三七——三九页，一九三六年纽约版。（一九四九年东北书店出版中文版，第三四——三六页）
[8]“共产国际第六大代表大会速记录”第六册，第五二页，俄文版。
[9]“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录”第六册，第五六——五七页，俄文版。
[10]“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录”第六册，第八五页，俄文版。
[11]“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录”第六册，第一三六页，俄文版。
[12]同上，第一三八页。
[13]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国际新闻通讯”。
[14]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国际新闻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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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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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
↘工业的合理化
↘英国的总罢工
↘中国的革命斗争
↘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反动派的斗争
共产国际第五次与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四年是资本主义“部分的、相对的、暂时的”稳定时期。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都有了提高：英国提高13%，美国15%，德国25%，法国30%，比利时35%，加拿大40%[1]。但是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也增加了，他们坚决地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像有毒的草一样从意大利蔓延到波兰、巴尔干、德国。美国虽然在国际联盟之外，但它是最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国际为资本主义的复兴而欢呼，全力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当一九二七年奥地利工人武装起义的时候，被称为是“左派”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具有诺斯克的传统，他们帮助军队镇压起义。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同时也是国际联盟的最热心的支持者，在国际联盟里每个党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坚持要履行凡尔赛条约。他们并且不遗余力地使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保持分裂状态。他们也参加了资产阶级扼杀苏联的阴谋，领导反苏宣传。他们的精神上的领导人，政治上的老恶棍考茨基，赞成抵制苏联，煽动国内的颠覆活动，赞成外国资产阶级的干涉[2]。
反映着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力量的配置，英国工党成为工人社会主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导政党，德国党占第二把交椅；这种情况一直支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劳联根据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胜利者的阴谋有资格在国际工会联合会中占领导地位但因感到这个组织“太激进”，它在一九二〇年就退出来了。像美国的资产阶级一样，美国劳联的领导宁愿要自由自在的所谓孤立主义。
工业的合理化
在战后时期中，以美国为首的各国资产阶级利用榨取血汗的制度，发动了加速工业生产的紧张的竞赛。这个工业合理化运动是以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为基础，包括新的工业技术和机器，加强阶级合作，在工人中散布对资产阶级的新的幻想。他们说，如果工人与资本家一同增加生产，生活水平自然会提高，工作日会缩短，大量的失业会消灭。社会福利将会普遍提高，经济危机再也不会发生。工人将把他们多余的工资积蓄起来，结果变成企业的主人。
这是本世纪20年代美国“新”资本主义的兴盛时期，在这时期资本家叫嚣说：“福特征服了马克思”。
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劳联的官僚主义者以及社会党的领袖们，把这个资产阶级的纲领全部囫囵吞下。工会雇用了有能力的工程师以加速生产；他们从事商业，设立了许多劳工银行；他们采取了新的哲学，即“高级的劳工策略”，罢工的方法被咒为陈腐不堪，增加生产则看作是工人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们并加强了他们的开除政策以对付那些敢于反对阶级合作的共产党员和其他工人。同时，当生产提高，资产阶级的利润增加，而工人的薪金和工作条件却在降低，工会失去了会员，美国工人运动的战斗精神降落到历史上最低的水平[3]。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像他们美国的兄弟一样，在自己的纲领的基本原理方面永远向资本家学习，并与后者同样地有着对“新”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热情。亨利·福特成了新的、政治的上帝；他的制度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为资本家、为工人、为消费者。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二三年他的汽车生产量从年产量一万八千六百六十四辆增加到二百二十万零六百八十二辆，他的工人的工资从每天美金二元提高到六元，他的资本一九〇五年是美金十万元，一九二三年增加到二亿四千万元，同时汽车的价格从美金九百五十元减到二百四十元[4]。这完全是工业上的魔术，而那些钦佩他的社会民主党人竟然没有注意，这些结果是在对独占资本繁荣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取得的。
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急急忙忙与资本家携手加快工人工作速度方面互相超过并超过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比美国的工会领袖们有更多的理论，他们用类似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他们的叛变行为掩盖起来。柏林“前进报”的总编辑认为“社会问题在资本主义范圈内解决了”[5]；著名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希法亭于一九二七年在该党吉也尔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是处在资本主义大体上克服了自由竞争的时代，处在资本主义支配盲目的市场规律的时代；我们来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中……有组织的经济之中。”[6]
在此露骨的机会主义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力图使伯恩斯坦的修主义现代化了。其实质是说资本主义正在逐渐地转变成为社会主义了。正如蓝氏所说，“国家对劳动条件的控制加强，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总的趋势，以及工会转变成受资本主义国家津贴的机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执行机构，这些都受到改良主义的理论家的赞扬，称之为经济民主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措施。”[7]
共产国际和开展合理化运动的国家的共产党坚决反对这个运动，认为这是对工人的工资、工作条件以及工会组织都是有害的。英国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在一九二八年声明，“我们宣称，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合理化运动。”[8]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合理化的骗局仍坚持他们的愚蠢行为，成为政治官僚，一直到所有这些肮脏之物在一九二九年十月经济大危机时为历史所清算。
英国的总罢工
社会民主党人用生产合理化的思想毒素去挫折工人的战斗性并未获得成功，这在共产国际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从各国发生的许多重要罢工中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些斗争中主要的一次是一九二六年五月英国五百万工人大规模的总罢工。在这方面强有力的、左派进步的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是一个重要因素。
英国工人阶级很快从一九二一年工业同盟的叛卖所遭受的严重失败中恢复过来，开始采取攻势反对不可容忍的工资低落和大规模的失业。这个运动中的领导人都是煤矿工人。他们的精彩表现在选举左派的库克为英国矿工工会的领袖，数年以后则由共产党员阿瑟·洪尔纳继任。
英国工人的新的战斗性主要表现在工会理事会对于赤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世界工会的建议的反映。国际工会联合会以多数票否决了这个建议，而英国工会理事会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同俄国工会的代表在伦敦开会并与他们签订了合作的协定。英俄委员会产生了，它开始推动世界工人运动总的统一。英国的工会由柏尔塞领导，俄国工会则由M·托姆斯基领导。
麦唐纳工党政府于一九二四年为保守党政府所代替，英国矿工准备罢工。一九二六年四月矿工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英国工会代表大会的总理事会迫于工人正在高涨的战斗情绪，决定以总罢工来支持矿工。工人运动历史上最大罢工中的一次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四日开始。
罢工时英国工人阶级已经团结好自己的队伍，支持罢工的保证排山倒海地来自整个欧洲和美洲。俄国工会征集苏联所有工人捐献一天收入的四分之一来帮助英国的罢工工人，共送去了美金五百七十五万元，即为整个阿姆斯特丹组织所捐献的两倍之多。英国经济全部瘫痪，形势非常紧张。共产国际宣布，“总罢工使英国无产阶级面临着夺取政权的问题。”然而，很明显地，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对这一场生死斗争并不感兴趣。他们是资产阶级十分忠实的仆人。他们太忠实了，因此他们不愿参加斗争。毕宇（工会理事会主席）、西特林（总书记）、汤姆士（铁路工人工会）和比万（运输工人工会）倡导这个斗争仅仅是为了要断送它。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在粉碎革命运动中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了，如在德国，在匈牙利，以及别的地方，故必然担任粉碎英国的大规模总罢工的工作。
鲍尔温政府斥责罢工威胁到英国社会，不惜用一切手段破坏罢工，广泛地使用军队和罢工破坏者，但并不能阻止工人团结一致。故必须利用工人的假心假意的领导人的叛变行为来担任此项工作。他们并没有真正尽力去组织罢工——建立群众侦察队、关心工人群众的粮食供应，等等。他们只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尽可能地及早了结罢工。五月十二日根据鲍尔温首相最初的关于争论中的问题继续协商的空洞语言，罢工突然中止。库克说，“当在广播中宣布了结束罢工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中，工会群众中的混乱情况简直无法形容。”[9]
这个悲剧性的贩卖给工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严重地削弱了英国整个的工人运动。资本家利用这个胜利于一九二七年在议会中通过工业纠纷法案，严重地限制了工会的权利与作用，工会大会的领袖们对这次解散罢工是应当负责任的，当俄国的工会工作者批评他们的时候，他们怀恨在心，解散了英俄委员会。
中国的革命斗争
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中，中国甚至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斗争。正如前数章所述，马克思和列宁已预见到中国、印度和其他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大规模的革命。列宁是伟大的理论家，他把殖民地国家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革命之间的利益统一起来了。第五次代表大会认为，在最近的将来世界革命发展的中心可能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这些马克思主义的预见为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大革命所证实了。这一阶段的大革命是中国大规模革命斗争的最早阶段。国民党是民族主义者的组织，为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所创立，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前。一九二四年邀请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他们也参加了。国民党并申请参加共产国际，但由于它不是一个共产党的组织，未被接受。孙中山是列宁和苏俄的热情的政治上的朋友。当他临死的时候，他打了一张电报给苏维埃政府说，“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0]
改组后的国民党达到了巨大的成就。在一九二四年初，它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只控制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但在虽小而有力量的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它立即吸引了大量的工人和农民参加斗争，开始取得重大的胜利，扩大了它所控制的地区。特别是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起义和罢工遍及上海、广州、香港、北京以及许多大城市，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侵略者。共产党从一九二五年的九百八十四人增加到一九二六年的五万七千九百人，共产主义青年团有三万五千人，工会会员有二百八十万人，有组织的农民达九百五十万人[11]。
在国民党内，孙中山一派的势力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产党代表工人和农民。这个联盟是根据列宁的策略原则。他说，共产国际必须与在殖民地和落后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的同盟，但却不能与它合并，必须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12]。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忽视这条基本的教训。他们没有维持党的团结，没有坚强地掌握国民党中的工会和农民群众。许多共产党人受到典型的孟什维克幻想的影响，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领导者似乎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当时党的领导人是陈独秀。毛泽东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领袖。共产国际的代表是俄国人米哈伊尔·鲍罗廷。
接着而来的是巨大的灾难。迄今为止比较革命的资产阶级震惊于工农的坚强的群众运动井感到目前已足够强大、可以不需要共产党的合作，于是他们一变而反对革命。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国民党的组织机构落于他的襟兄弟、军队的指挥官、国民党右翼的代表蒋介石之手。蒋企图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向共产党进行第一次打击，但没有成功，接着于一九二七年四月沉重地打击了共产党。数千个共产党员遭到了屠杀，其中有许多遭受了最残忍的中世纪的酷刑。这种反革命的袭击实质上就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在凯末尔的领导下所做的，也就是俄国的资产阶级在克伦斯基的领导下想做而没有成功的事。
共产党坚决地回击，但损失已经造成了。一九二七年八月陈独秀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他的党委书记之职被撤换，由瞿秋白继任[13]。广东在十月建立了最初的苏维埃，但很快就失败了。十二月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大城市广州组织了苏维埃，但蒋介石用了空前残暴的酷刑，苏维埃于三天之后在大规模的屠杀中被推翻了。中国的革命在反动派的血腥手段下遭到了重大的挫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转而反对工人和农民，并与封建地主和外国帝国主义者达成了反革命的谅解。
反对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一布哈林反对派的斗争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与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中，比英国的总罢工、奥地利的起义和中国的革命斗争更为重要的是在俄国反对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危险的反对派运动的斗争的发展[14]。这个斗争不仅是在俄国革命千钧一发的时机发生，而且决定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托洛茨基势力的胜利将会是世界反动派决定性的成功。
托洛茨基的整个历史打上了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激烈派的烙印。托洛茨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小宗派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他到一九一七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甚至在参加党以后，他在许多问题上继而反对列宁。当一九二二年秋天，列宁生重病的时候，托洛茨基企图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他集合了那时党内的几个小的反对派，发表了反对派的纲领，即“四十六人的政府”。这个网络的实质是控诉党的领导是巨大的官僚主义，煽动青年来反对党，宣称新经济政策完全是退却，要求有成立派别的自由，以德国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来谴责党，埋怨党因处理不当而引起的许多困难，宣称俄国革命本身是处于“温和党人[15]衰颓”的状态中。
斯大林受到委托来领导党反对这个分裂性的反对派的斗争，在这个任务中表现出他是很有才干的。约瑟夫·斯大林（朱加施·维里，一八七九——一九五三年）生于佐治亚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在神学院读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即离开学校参加了革命。他和列宁一同工作了一个很长时期，成为民族问题上著名的理论家。他被逮捕过好多次，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七年放逐到西伯利亚，直到革命时才被释放。一九二二年四月被选为共产党总书记。
斯大林是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战士，他在思想上粉碎了托洛茨基，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以压倒的声势指责反对派为“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偏向”。在这个斗争中，斯大林写了一部巨著“列宁主义基础”，这部书在论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被击败的托洛茨基以轻蔑的姿态保证自己遵守党的决定，然而他自己却立即开始违反这种保证。
不久以后，正值欧洲革命的低潮，党面临着决定革命前途的基本问题。在一九二五年初，斯大林卓越地解决这个巨大的理论工作。他宣称，苏联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条件，这个论点受到党中央的支持。列宁在以前也指出过，如果必要的话，在俄国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般人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只有工人同时在几个国家内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斯大林的论述是与此不同的大胆的见解。
斯大林的基本论述立即引起冒险家托洛茨基的论战，后者提出了他所谓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论。托洛茨基绝对否认在俄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提出国内外革命斗争尖鋭化，革命斗争的实质意味着在国内是反对农民（各个阶层）[16]的斗争，在国外是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俄国革命的命运在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论时是处于危难之中。斯大林成功地使全党认识到，托洛茨基的路线意味着推翻苏维埃政府并断送革命。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托洛茨基的政策失败了，而斯大林的政策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托洛茨基同意遵守党的决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同时，在党内长期以来政治上不稳定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展成所谓的“新反对派”。他们的纲领基本上和托洛茨基的相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们在讨论中受到严厉的斥责。像托洛茨基及其随从人员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假意地答应实现党的路线，但是他们在实际中并没有这样做。
在一九二六年夏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样的事，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一帮人形成了一个集团，重新向党中央开火。这个引领还是托洛茨基的，反对派的口头禅还是这样：“你们不能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建议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被谴责为沙文主义和完全放弃世界革命。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控告党的领导严重地出卖了中国革命和英国的总罢工，他们反对党的经济纲领的每一个方面。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还设立了非法的印刷厂，很明显地，他们决心要成立一个新的党派。
一九二七年十月，在反对派对停止其派别活动的保证相继破坏之后，党内的争论开始，那是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两个月。结果是七十二万四千票对四千票，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遭到惨败。虽然如此，但宗派分子忽视了这个事实，他们在十一月七日举行了游行来反对党。这些破坏性的活动的结果是，托洛荚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斯米尔加、藤发罗夫以及其他一百来人被开除出党，然而，其中的大部分答应服从党的纪律的人后来恢复了党籍。
同时，右派布哈林一李可夫一托姆斯基集团不赞成党的反对富农的坚决措施及其积极工业化的政策，他们根据社会主义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实现的右派的教条也开始成为积极的反对派。这一派的头子布哈林也是长期以来就是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主张放松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清算对外贸易的独占，并主张削弱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其他基本措施。当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这个危险的右派反党集团正在开始积极活动。
很自然地，在苏联，世界社会主义的堡垒中发生了严重的派别斗争的这件事，在全世界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党派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任何地方只要党内有左派或右派集团存在，在苏联也就会反映出相应的政治集团的路线。虽然如此，这些党差不多一致支持斯大林所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共产国际第六火代表大会严厉地谴责苏联反对派的集团，特别是坚决拒绝了托洛茨基向大会提出了反对苏联共产党把他开除的呼吁。
苏联共产党长期的党内斗争，就党和群众而言，反映出苏联在当时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极端复杂和困难的。至于反对派的领袖，他们无疑表现出垂死的剥削阶级——资本家、地主、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及其拼命挣扎的情绪。正如斯大林所指出，这些阶级的处境愈困难，他们的斗争也愈加不顾一切①。反对派用它的强烈的反党路线表现了那些失败的、垂死的、但仍在斗争的敌对阶级的愿望。正如党后来所具体接受到的经验，卷入这场历史斗争的还有邪恶的外国法西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使这大派别斗争直接转变成推翻苏维埃的斗争。
[1]杜德著“世界政治”，一九一八——一九三六年，第二七页，一九三六年纽约版。
[2]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轰”，第二五〇——二五一页。
[3]罗伯特·顿著“美压化的劳工”，一九二七年纽约版；福斯特著“从白利安到斯大林”，一九三七年纽约版。
[4]斯瓦德著“亨利·福特的故事”，一九四八年纽约版。
[5]华尔赫著“福特呢，还是马克思呢”，一九二五年柏林版。
[6]杜德著“世界政治"，第六七页。
[7]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二五四页。
[8]“什么是合理化？”，第六五页，一九二八年伦敦版。
[9]克鲁克著“总罢工”，第四三五页。
[10]“中山全书”（四），第五十五页，一九二八年上海中山书局版。
[11]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第一四页，一九五二年北京版。
[12]参见“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一一——二一二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3]布兰德、斯华兹、范朋克著“中国共产主义史料”，第七七——一二三页，一九五二年剑桥版。
[14]“联共党史”，第三五〇——三八七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15]温和党人采指法国革命时期一七九四年热月（即法国共和政历之第十一月，自公历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七日）九日赞助或同情罗伯斯鸠和雅各宾党败亡之人。——译者
[16]参见“斯大林文集”，第六卷，第三一六——三一八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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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局部稳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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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局部稳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
↘两个社会民主党国际的合并
↘德国十月的失败
↘代表大会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
↘统一战线问题
↘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失去列宁领导的代表大会，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已于大会召开之前六个月的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了，享年五十四岁。四十九个国家的代表随着红军军乐队的后面悲哀地走到红场前面向安息在克里姆林宫前的伟大的列宁表示他们的崇敬。主席加里宁和大会代表都讲了话。
列宁为着被剥削人类的解放给陈旧的衰颓的资本主义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在理论方面，他重申马克思的革命原理，并发展这些原理，以适应于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改变了的条件。在实践方面，他领导了伟大的俄国革命，这个革命摧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最重要的堡垒之一。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世界工人已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剥削者及其忠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力量永远不能毁灭或抵消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列宁所做的革命工作。
加里宁简单而确切地总结了列宁的工作。他说，“列宁思想的三个主要特点是：工农联盟，民族问题，无产阶级专政。”[1]这是俄国革命的三个政治基础，是最后结束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力的原理。
斯大林在他的一本关于列宁的书中，叙述了这位卓越的领袖和战士的基本思想，列宁的纯朴、谦虚和天才的智慧、坚毅的性格，以及革命的精神，都同样的著名。“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2]
列宁的逝世，对于俄国人民和世界上被压迫者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幸而列宁的最优秀的学生斯大林已经发展成为另一个成熟的领袖。他的伟大的才能，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任务中经过严峻的考验，当时面对着敌意的世界，而内部又有托洛荧基反对派乘列宁病之际即已开始其长期的、冒险的、反革命的争夺权力的阴谋诡计。
两个社会民主党国际的合并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与第五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个重大事件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合并。一九二三年五月在汉堡进行合并。两个国家出席的代表约四百人，宣称代表三十个国家的四十三个党派的六百七十万个成员。这个改组后的机构称为劳工和社会党国际，总部设在苏黎世。弗列德里希·爱德勒被选为书记。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的书记奥德吉斯特出席了大会并为合并式致祝辞。
这个组织活动的基础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纲领。实质上是作为国际联盟的一种激进派，即所谓“资产阶级的第三党”。各个国家的党派在讨论中反映出各自的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至于大会上的中派，在纲领上的若干革命词句和组织机构中的一些重要职位已足够满足他们了。这样就结束了第二次国际不到两年的可耻的生命。第二国际在一九二一年二月组成，只不过是第二国际的助手，成为当时不愿参加第二国际的激烈的工人们的陷阱。第二牛国际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就被放弃了，这也是企图引诱那些大声疾呼劳工团结起来的工人们的一种策略，使这些工人又回到反动的第二国际的控制之下。
德国十月的失败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法国为了从抵抗的德国榨取赔偿，突然进军鲁尔工业区（德国到战争结束时还没有完全被军事占领）。法国的侵略行为几乎引起战争危机，并大大地造成了物价的狂涨。这次突然的袭击更在工人中激起了革命的情结。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一致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来到。五月，共产党在鲁尔发动罢工；总工会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于八月十一日号召总罢工。工人接管了波罕和格耳曾基尔享等城市。但第二国际拒绝与共产国际合作来保护鲁尔的工人。在以后的几天中，革命工人驱逐了全国资产阶级的肯诺政府，成立了以斯特拉斯曼为首的包括社会
民主党的希法亭、梭尔曼、拉德布鲁赫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与寻常一样，就是挽救受到威胁的资本主义制度[3]。
共产党的计划是共产党人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共同在这一战线中工作以发动群众参加即将来到的革命斗争。在萨克森和绍林吉亚，这两派构成为州议会和政府的大多数。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左翼社会民主党对于统一行动的纲领只作了形式上的同意，此外并未做任何事。德国共产党在右派分子布兰德勒—达列海麦尔的领导下，已代替了不被信任的李维集团而取得对党的领导权，与共产国际的拉狄克合作很密切，也无意于斗争，并向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不抵抗路线投降，这样使情况更加恶化。因此，当德国政府调遣军队进攻萨克森和绍林吉亚时，这些据点虽然还可能守住，但却不战而退了。汉堡工人在十月二十三日起义，英勇地战斗了几天，但因孤立无援，终被镇压下去。数千人进了监狱。再度由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反动派，使德国革命失败了，反动派得到胜利。这次叛变行为不仅刺激了德国的而且也刺激了整个中欧的法西斯主义。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前数月，工人遭受的另一次严重的失败是发生在保加利亚。这个国家自一九二〇年起一直是由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主席斯坦白林斯基的政府统治的，但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它被由资本家、外国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组成的法西斯之类的集团推翻了。共产党对此政变的反应迟缓，企图在同年九月起义以挽回局势，但这次起义却淹没在血泊中了。法西斯的恐怖主义又前进了一步[4]。
代表大会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对于世界工人当时所面临的经济与政治形势作了深刻分析。它指出，苏俄的劳动者正在顺利地克服国内外的困难，并已着手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然而，代表们非常担心并谴责了正在发展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在列宁逝世以后变得非常猖獗。
资产阶级已击退了在德国的新的革命浪潮，还使其他国家的工人遭到许多严重的失败。显然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欧洲大革命时机将告终止，资产阶级得到社会民主党在各方面的帮助，暂时至少得以挽救其融会制度。工业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在决定欧洲形势的德国，主要由于美国道威斯计划予以八亿金马克的资助，工业和财政方面有了起色。同时美国进入柯立芝总统执政时期的工业繁荣时期，在英国和法国也有相当的恢复。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形成的总形势在一九二五年三至四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所作的著名决议中，称为资本主义局部的、相对的、暂时的稳定。
共产国际宣布资本主义又达到某种程度的然而是有限的稳定，引起了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欢乐地叫嚣。他们喊着：“革命死亡了，共产国际都承认了。”但是，正如事实所证明，这是荒谬的。但是应当指出，甚至在共产国际本身，对形势也有错误的估计，因为常常站在右的或“左”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
社会民主党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已完全恢复元气，并预言会不断地发展。当然，共产国际与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毫无共同之点。共产党在其分析中一再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的恢复仅仅是局部的，而且是不能持久的。欧洲的情况只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暂时地平静。它处在总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瓦尔加在大会上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了正在分裂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的许多特征。他着重说明，俄国革命不可改变分裂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个事实在我们的时代已成为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情。瓦尔加并指出经济危机在美国正在成长，这个预言在五年后完全得到证实（虽然这个国家这时正走上20年代中的著名的“昌盛”时期，使世界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感到羡慕）[5]。
第五次代表大会并注意到，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体系衰弱的情况下，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地来统治了，它采用了新的策略，即在政治手段方面采用微小的让步，或者用恐怖主义，或两者兼而有之。例如，在德国，他们和参加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合作成为一种既定的政策；在英国他们忍受麦唐纳工党政府少数派的执政；在法国，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左派集团”控制了政府；在瑞典和丹麦都有工人政府，诸如此类。这就是共产国际指出的所谓民主和平主义的时代。在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日益诉诸最残暴的镇压政策，如在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其他中欧国家。很显然，这种恶毒的压迫和剥削工人的法西斯手段成了资产阶级主要的武器。
统一战线问题
第五次代表大会鉴于统一战篾策略的巨大重要意义，对于这个政策，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予了密切的关注。讨论的中心是八个月以前在萨克森与绍林吉亚的失败的经验。争论以尖锐的自我批评精神进行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名词第一次被运用，承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
代表大会严厉地谴责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拉狄克、布兰德勒、达列海麦尔所执行的政策。他们被谴责，是因为他们完全歪曲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他们以为统一战线是与“左”翼社会民主党的联盟，这样他们就不能捍卫共产党的独立的路线。特别是他们没有武装工人并发展革命的斗争。总的结果是一个灾难，使布兰德勒一达列海麦尔—华尔契领导的威信下降终于被撤换，左派分子路特·费歇尔一马斯洛夫集团在德国共产党中掌了权。
代表大会的决议研究统一战线的政策时强调指出，统一战线既是动员工人为革命而斗争，而不是把共产党的目标降低到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水平；统一战线不是与社会民主党人建立像萨克森似的联合；在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势力强大的国家中，统一战线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即团结下层的普通群众，同时与领导人物协商，但绝不是仅仅从和后者取得协议的基础上来建立；共产党在谈判的任何时刻必须保持充分的绝对的独立性，在统一战线的队伍里无条件地保持共产党的面目。
对于“工农政府”这一口号的正确意义展开了许多理论性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决议这样写着：在刚过去的时期中，共产国际内的机会主义分子竭力歪曲“工农政府”的口号，把它解释成为‘保留在资产阶级民主机构内’的政府，解释成为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同盟。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绝对反对这种解释。‘工农政府’这一口号对共产国际来说，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翻译成为革命的语言、群众的语言。[6]
在共产国际为工人团结而进行的斗争中，它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为工人运动的统一作了特别重要的建议。比较当时两个组织各自的成员力量，洛梭夫斯基说过：“阿姆斯特丹国际团结了一千四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我们团结了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三百万人。”关于团结的第一个步骤，代表大会建议“共产党员及其控制下的工会必须建议阿姆斯特丹国际组成联合的行动机构，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行动。”[7]它并建议，“在群众中不断进行争取恢复工会运动的团结的斗争，其方式为召开一切工会的联合大会，按比例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8]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两个国际将合并起来。这个建议在不久以后有了非常重要的反响。
第五次代表大会并给予青年共产主义国际和妇女书记处的工作以密切的注意。大会所关心的另一个组织是国际农民委员会（绿色国际）。这个第一次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组织于一九二三年秋天在莫斯科成立，到会者有来自四十个国家的一百五十八个代表。这个新的组织在农民中非常活跃，它引起了共产党组织对土地问题的注意，但它从未成为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
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共产国际的其他次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特别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参加国际的共产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这意味着这些党根据列宁的新型政党的原则在发展。在其他基本措施中，有以车间为基础重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非民主国家利用所有的方式来进行工作，培养自我批评精神，坚决纠正所有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有系统地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建立党内坚强的团结，培养清醒的、灵活的、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
建立坚强的共产党，以便最后领导人民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件艰巨的工作。资产阶级积蓄他们的力量、发展他们的统治技术，已经有了好几个世纪的经验，他们既有权力又很狡猾。因此建立群众的强大的革命组织来打退他们的进攻，是在所有政治历史上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
历史上有过许多为工人所抛弃、宣告失败因而没有达到伟大的目的的运动。第二国际及后来它的只会空谈的支派第二半国际，像在它们之前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一样，装作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士；但是阶级斗争的残酷的经验证明，他们是完全不能废除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这个历史任务的完成有待于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原则组织起来的共产党。
还有许多自称为革命领袖的人，有些甚至还在共产党内，也已证明他们是经不起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的。他们在某个时期走着正确的道路，然后他们就会以各种偏向表现出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他们的思想上和物质上的有害影响来。这样他们就成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代言人了。在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特别是面临着各种各样严重问题的共产党，都有系统地清理并撤换了它们的领导。于是就消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左”倾宗派主义分子如德国的李维、布兰德勒、达列海麦尔，以及后来的路特·费歇尔，法国的福洛沙德、棱法林、孟钠特、罗斯墨、洛利阿，美国的勒夫斯通、吉特洛、洛尔，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尼克，波兰的柯扎瓦、波尔斯基，印度的罗埃，中国的陈独秀。甚至高度发展的俄国共产党正在这时进行最大规模的清党，开始走上终于清除异己分子的道路，如清除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人。因此，第五次代表大会强调建立健康的列宁主义的领导，也是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心工作之一。
[1]“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速记录，第一部分；第三四页，一九二五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版。
[2]“斯大林文集”，第六卷，第五五、五七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3]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七五页。
[4]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轰”，第二三六页。
[5]“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速记录，第一部分，第一〇三页，一九二五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版。
[6]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入日），速记录，第二部分，第四四、四五页，一九二五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版。
[7]同上，第一一一页。
[8]同上，第一一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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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统一战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三十七章统一战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
↘列宁和劳工的团结
↘三个国际的柏林会议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
↘统一战线的政策
共产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它的其他各次代表大会一样都是在莫斯科举行的。这次大会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五日举行，出席者有五十八个国家的四〇八个代表，代表一百九十二万零五百四十九人[1]。许多国家的党，如巴西、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匈牙利、印度、日本、波兰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由于国内的反动政府，都处在非法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党员人数是不确切的。这次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工人统一战线的问题。这是伟大的列宁最后参加的一次代表大会，他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一次生病，一年多以后就逝世了。
列宁和劳工的团结
列宁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任务具有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力和责任感，他的全部著作完全渗透着这种思想，即认识到争取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迫切需要。他的全部工作都是朝着这个伟大的目的——即在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上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工人阶级的事业。在他所有的战略策略和他的纲领中，列宁总是明显地坚持这个基本目的。
由于右派社会党人和中派在战争中的叛变行为以及他们公开的或隐蔽的对俄国革命的敌对态度所造成的工人运动的严重分裂，世界的工人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寻找一个方法能促使分裂的工人队伍实现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是必需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才能在面临着资产阶级日益猛烈的攻击中得以前进，甚至才能保持已取得的基地。虽然如此，对于达到工人团结的这件事却使右派感到烦恼。他们并不想摧毁资本主义，因此他们的口号是，“敌人是来自左方的”。他们情愿让工人运动分裂下去，以便击败共产党。所以在这个形势下，工人的团结只能由左派的力量来建立，而且是面对着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反对。
当列宁认识到战后在中欧方面的革命攻势已被压制下去时，他立即制定并提出工人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很清楚地了解：和工人运动中修正派的叛徒们建立政治上有机的团结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他也知道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和压力之下，虽然领导是反动的，但是无论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为了当前的目的，在工人中还是迫切需要建立合作。然而列宁在推行统一战线的活动时，规定共产党必须保留进行政治上的批评的充分权力，以便使工人阶级避免受到机会主义社会党领袖们必然要进行的叛卖活动。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特别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已开始强调统一战线的政策。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和一九二二年二月的执行委员会上，这个政策更加审慎地被规定了下来，并被提交世界各工会组织加以考虑。十二月的执委会上所制定的这个政策指出，反动派向工人的进攻日益加强，必须团结所有工人的力量一致行动，以击退这种进攻。这个文件并宣布，“整个工人阶级已为史无前例地走向团结而受到撼动。”文件号召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意大利、瑞典和美国等国的共产党为建立统一战线主动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具体建议。这个文件并称，“共产国际既已发出口号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并允许共产国际的所属单位与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党派达成协议，它自然不会拒绝在国际范围达成类似的协议。”[2]后来这个文件又列举过去为采取统一的行动向这些机构提过的建议，如关于拯救俄国的灾荒、反对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白色恐怖，以及当前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威胁有关的问题。
各国共产党立即为争取统一战线而斗争。德国共产党写给两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封公开信，建议为工人最迫切的工资问题采取统一的行动，并建议共同为争取“工人阶级联合政府”而斗争。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地方，也与社会民主党有了类似的接触。但是关于新的政策在党内也需要做些澄清思想的工作。有“左”的宗派主义者，他们在原则上反对统一战线，有些人宣称这些政策在经济方面可以实行，但却不能运用到政治上去，另外有些人以为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将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还有些人认为他们看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与新的统一战线政策之间的矛盾，前者反对与右派社会民主党成立联合的政治组织，后者却建议在一定的目标上与之合作。
三个国际的柏林会议
第二国际的领袖也感觉到共产党所提出的“工人群众不可抗拒的要求团结的冲动力”，于是建议召开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以考虑联合行动。共产国际立即同意，但第二国际却是非常勉强地同意的。会议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柏林召开，出席者四十七人，代表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的代表是拉狄克、蔡特金、福洛沙德，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各以爱弥尔·冯德凡尔得和弗列德里希·爱德勒为首。会议由爱德勒主持。
克拉拉·蔡特金提出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当然这些提案并不是建议一个不可能的政治上有机地统一，而是如何加强工人日常的斗争。这计划包括下列的联合行动：“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与反动派作斗争；准备为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支援当时在伏尔加河地区遭受灾荒而严重地影响经济发展的苏维埃共和国；关于凡尔赛和约的问题以及被战争蹂躏地区的重建问题。”[3]
冯德凡尔得站在第二国际立场发言，立刻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抵制凡尔赛和约的建议，并提出整个一系列影响到俄国国内问题的建议[4]。他要求共产国际与苏维埃政府“放弃建立核心的策略”，放弃对第二国际领袖的批评，指定一个委员会考察苏维埃佐治亚的现状，将莫斯科当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讯（因怠工、谋杀和叛乱）置于联合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控制之下，保证各种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有自由的政治活动。总之，冯德凡尔得想的只是把富饶的佐治亚共和国从苏维埃俄国中拖出去，并想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半国际的代表（那时两个组合正在进行合并）同意冯德凡尔得的意见。
共产国际的代表企图在会议中得到可行的协助，尽了种种努力，甚至做得有些过分。他们赞成指定一个委员会考察佐治亚的现状，对社会革命党人不判处死刑，允许社会民主党组织保卫社会革命党人。这很明显是侵犯苏联的主权。后来，统一战线策略的创始者列宁会在一篇题为“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的文章中，一方面接受所签订的协定，另一方面尖鋭地批评共产国际代表作出太大的让步[5]。
通过许多激烈的争论以后，大会发表了执委会的联合声明，大意是，设立九人委员会以准备工人组织广泛的世界代表大会，考察佐治亚的问题，成立关于社会革命党人审讯的协定，为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而采取统一的立场，建立各国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支援遭受灾荒的俄国。大会在此基础上闭会。
这些纸上空谈似乎很动听，但是社会民主党无意于实行统一战线的纲领。他们仅仅是从团结的行动中走了一下过场，而这样做却足以蒙蔽日益要求联合行动的工人们。甚至叛徒波尔堪诺在论及社会民主党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时，勉强地提到，“三个国际的会议以后，社会党人的官方领导对于要求合作的呼吁充耳不闻。”[6]事实上，他们今后的路线和以前一样，还是积极地反对统一战线的政策。
为了执行大会的决定，九人委员会于五月二十三日在柏林开会。共产国际代表企图根据大会宣言中规定的路线行事，却遭到无形的抵抗。因此会议决裂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不久以后，共产国际的代表向早已不存在的委员会正式辞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就是这样地对第一次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怠工。但是这个政策远远没有像这些骗子们所希望的那样永远沉没下去了，相反地，它将在今后世界工人运动中起着非常伟大的作用。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
在工人运动中组织国际统一战争失败以后六个月，共产国际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认为资产阶级在各个战略上发动攻势造成总的坚强局势。说到这个事实的时候，洛佐夫斯基也指出，由于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执行卑怯而保守的政策，许多工会组织丧失了大多数在战时和战后所增加的会员以及其他收获。例如，法国职工会会员总数从二百万人降至六十万人；意大利从二百万人降至七十万人；英国失去了一百三十万会员，美国失去了一百五十万人。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等国也有同样的趋势。只有德国和奥地利例外，因为群众经济条件极其恶劣，工人具有革命情绪，当地工会得以保持原有的会员人数。
大会决议在估计总的形势时又称，“由于各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俄国的以外，没有利用资本主义已削弱的情况给以最后的致命的打击，资产阶级在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帮助下，镇压富有战斗性的革命工人，加强它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开始反对无产阶级的新的攻势。”[7]
大会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所不会进行的攻势的最尖锐的形式，决议洞察时局，并告知这个具有国际性的新危险以为警戒。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大会数星期前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一事。决议称，“今天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已潜伏在许多国家中：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差不多全部的巴尔干国家、波兰、德国（巴伐利亚），在奥地利和美国，甚至在像挪威这样的国家。这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甚至在像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不可能的。”[8]
大会决议关于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的严重威胁发出清晰的信号；但是季诺维也夫在做总报告时，对法西斯主义作出一系列的危险的错误的解释。他想把法西斯说成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阶段，是必须经过的。他把法西斯当作只是意大利革命成熟的一个阶段，他指出，“在中欧经过一个比较充分或不够充分发展的法西斯时代恐怕是不能避免的。”
季诺维也夫的这种论点后来倾向于创造一种幻想，特别是在德国，大旨为法西斯主义虽然可怕，但仍不失为革命过程中的某种进展。事实正相反，法西斯主义是反革命，它的胜利造成工人阶级惨重的失败，虽然这个失败是可以避免的。在这个基础上，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虽然如此，季诺维也夫的“不可避免”的概念并未在决议上出现，决议将法西斯主义当作一种潜势力。
统一战线的政策
第四次代表大会特别强调统一战线，工人借此得以建立必要的团结以对抗并击败资产阶级的日益成长的攻势。这种攻势的趋势是想实现彻底的法西斯主义。决议声称，“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口号‘到群众中去’，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完全要求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支持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在这个问题上掌握主动权。”[9]这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见，以后的年代直到我们的时代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完全证实了这个预见。
大会对此重要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各方面都予以审慎地考虑。它检查并讨论了过去数月中统一战线及工作在几个国家中所犯的右与“左”的错误。它最后评论了半年前失败了的柏林会议在三个国际中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所做的巨大努力。它制定了工作路线。根据这个路线，统一战争运动能在各国正确地表现出来。
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可避免地促进最后建立联合政府这一基本问题的可能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德国和英国的共产党在向他们本国的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已是非常具体。这次大会在列宁的天才的理论指导下，讨论了人民政府的各种形式。关于这个问题，决议中说：
“共产国际必须预计到下列的可能性：
1．自由工人政府，如目前澳大利亚所存在的，在不久的将来将在英国形成。
2．社会民主工人政府（德国）。
3．工人农民政府——这种可能性在巴尔干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均存在。
4．共产党参加的工人政府。
5．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工人政府，这种政府只有共产党才能在单纯的形式中体现出来。”[10]
头两种形式都不是革命的工人政府，仅仅是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集团之间掩饰起来的联合。在危急的时候，削弱了资产阶级容忍这种工人政府，以便欺骗工人对于国家真正阶级性的认识，或者在腐败的领导者的帮助下，转移无产阶级的革命，并争取时间。共产党人不能参加这种政府；相反地，他们必须在群众面前无情地揭露他们的本质。
决议继续将共产党与这些政府的关系分析如下：
共产党人愿与那些尚未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工人建立共同的事业，愿与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社会党人、无党派人士、工联主义者建立共同的事业。这样共产党在一定的情况下具有某种保证有准备地支持非共产党的工人政府。同时，共产党公开地与群众帮助，如果没有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要建立真正的工人政府是不可能的。
“另外两种形式的工人政府（工人和农民政府以及共产党参加的工人政府）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历史上不可能避免的转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但建立起来以后能够当作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起点。只有共产党组成的工人政府才能真正体现无产阶级专政。”[11]
第四次代表大会从根本上打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凡尔赛条约。它宣布，鉴于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不稳定，以这种分赃似的解决办法的冠冕堂皇的理论已证明是行不通的了。决议说，“以凡尔赛和约为中心的许多和约表现出一种企图，就是要巩固四个战胜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把世界其他国家置于殖民地的地位，以供其剥削；在社会方面，以资产阶级就治其本国的无产阶级，并联合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反对苏俄的革命无产阶级。”
共产国际和社会民主党国际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对待凡尔赛和约的相反的态度。共产国际对和约的抵制政策表现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对于这个帝国主义的孕育战争的解决的反抗；而社会民主党“实现”和平的政策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的明显的反应，也是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希特勒后来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
[1]“美国劳工年鉴”，一九二五年，第二八〇页。
[2]“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一九一九——一九三二），第三〇九页，俄文版。
[3]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轰”，第二一六页。
[4]卡耳著“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第三卷，第四〇八——四一二页。
[5]参见“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二九三——二九七页，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
[6]波尔堪踞著“世界共产主义”，第二三四页。
[7]“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第三九页，一九二三年彼得格勒俄文版。
[8]“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第四一页，一九二三年彼得格勒俄文版。
[9]“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第五四页，一九二三年彼得格勒俄文版。
[10]同上，第四八，四九页。
[11]“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第一三四页，一九二三年彼得格勒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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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赤色工会国际（一九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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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赤色工会国际（一九二一年）
↘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的工会国际联合会
↘赤色工会国际的建立
↘赤色工会国际的纲领
↘赤色工会国际纲领的制定
↘新的革命的工会运动
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的领袖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叛乱行为导致工人阶级队伍的根本分裂，不仅影响了工人的政党，并且影响了他们的工会组织。工人运动的每一个方面都由于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而受到打击。工人运动分裂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三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赤色工会国际。
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的工会国际联合会
工会国际联合会在一九一三年已大体形成，它是从以前的全国工会中心的国际书记处产生的，书记为卡尔·列金，总部设在柏林。工会国际联合会在战时却被社会党领袖解散了。更加狡猾的列金声称战争不是工人所引起的，并和其他国家的各种中心保持一个时期的通信往来。这一点使极端沙文主义的法国工会领袖里昂·石乌（一八七九——一九五四）感到厌烦，他自己就和列金断绝了通信关系。因此，到一九一五年五月，国际工会的中心就有三个——柏林、阿姆斯特丹、巴黎[1]。
在战争时期，许多国家的职工会发展很快。首先是因为对劳力的惊人的需要为出卖劳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且因为资本家努力使工会支持战事，因而不可能阻止工人组织的发展。在战后暴风雨般的时代，在有些已达到革命斗争时期的国家中，工会的发展更为迅速。据罗尔文估计，全世界工会的会员人数从一九一三年的一千五百万发展到一九二〇年的四千五百万人[2]。在这期间，主要国家工会会员人数发展情况大致如下：德国从二百二十五万人发展到八百万人；英国从四百五十万人到六百五十万人；美国从二百五十万人到四百万人；法国从五十万人到二百万人；意大利从四十万人到二百万人；苏俄从一百五十万人（一九一七年初）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
工人对于国际性工会组织的要求是很迫切的，战争一停止，左右两派立即采取步骤为此而努力。一九一九年七月右派和中派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工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者有十四个国家的代表。职工会国际联合会重新组织起来，据官方统计，拥有会员二千三百六十六万二千人。这次职工会国际联合会设立书记处以代替卡尔·列金的领导。书记处的成员有芬曼、奥德吉斯特（比利时和荷兰的代表），主席是阿普列顿（英国），里昂·石乌（法国）和塞穆尔·刚普尔斯（美国）为副主席[3]。德国及其同盟国的所谓“敌人”的工会均有序参加，但他们都完全从领导机构中排斥出去。苏俄职工会拒绝出席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同时，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领袖们，以刚普尔斯为首，正在计划使他们成为在凡尔赛产生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的一部分。刚普尔斯是美国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成为和会的国际劳工立法委员会主席。因此通过了所谓的劳工条例，这是以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劳工建设纲领为基础的[4]。这个纲领号召建立世界“劳工议会”；但国际联盟的条例并不如此，它规定成立国际劳工组织，是由政府、资本家和工人的代表组成的一个团体。以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永存为基础的国际劳工组织成为国际联盟正式的组成部分。此后许多年中，它一直干涉世界各地工人的阶级斗争。它到今天还存在，已合并在联合国的机构中，这是过去的国际联盟遗留下来的唯一的机构。苏联和苏维埃工会虽然自一九三五年开始就参加了国际劳工组织，但仅在近来才和该组织积极合作。
凡尔赛和约签订不久，工会国际联合会在阿姆斯特丹工会代表大会上重新建立（因此称为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们严厉地批评出席大会的刚普尔斯以横暴的态度在凡尔赛和会上出卖工人的利益。刚普尔斯公开拥护资本主义的论调以及他的缺乏像社会民主党人所具有的那种激烈的煽动性，特别使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受到震动。大会当着刚普尔斯的面通过谴责国际联盟劳工条例的决议，争论才告平息。列金甚至控诉刚普尔斯为老板的代理人。虽然如此，大会决定参加国际劳工组织[5]。
国际劳工组织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在华盛顿举行首次会议。其主要决定就是同意制定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大为欢呼，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然而事实上，在战时和战后不久，八小时工作制在多数大国早已得到。因此，认可这个制度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特定的要求，是资本家一种破费不多的让步，以便挫败大部分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赤色工会国际的建立
当劳工运动的右派正采取步骤重建职工会国际联合会的时候，左派也并不是没有积极地重新聚集其工会的力量。列宁以其敏锐之思想早已了解被修正派在战时的叛变和他们反革命态度所造成的巨大分裂，也必然会影响世界工会运动。早在一九一七年六月第三届俄国工会代表会议时已认识到需要组织一个新的工会国际，如果不是因反对苏俄的帝国主义干涉战争的发生；阻碍了所有的交通，一个已经计划好的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就会在彼得格勒举行了[6]。
最初共产国际和它以前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一样，接受工会参加，但是这种实践几乎很快就放弃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切合实际的。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五日，由于欧洲各国革命的工会工作者举行代表会议的结果，工会国际委员会在莫斯科成立。它所宣布的目的是“重新组织工会运动的战斗性的国际委员会”。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号召，一九二一年七月三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出席的有全世界的工会代表二百二十人，成立了赤色工会国际。赤色工会国际当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正当苏俄内战已告胜利结束。
国际委员会关于过去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列举了参加这个新的工会组织的人数如下：俄国，六百五十万人；德国，二百五十万人；意大利，三百万人；法国，五十万人；英国，五十万人；美国，五十万人；西班牙，八十万人；澳大利亚，六十万人；波兰，二十五万人——共约一千七百万人。和工会国际的合作有三种类型：直接参加的工会，同情的工会，未参加的工会中的少数派。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著名的工会工作者有曼恩（英国）、赫克尔特（德国）、罗斯墨（法国）、海伍德和福斯特（美国）、塞波托斯基（捷克斯洛伐克）。俄国杰出的老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并对法国的工会运动具有丰富经验的洛梭夫斯基当选为总书记。
上述资本主义国家会员数目仅仅是一个约数。赤色工会国际的力量差不多只将这些国家旧的工会中左派集团包括在内。在捷克斯洛伐克几达整个工会运动的半数，在法国与德国略少于一半。在英国的全国少数派运动，即赤色工会国际在该国支部，在各种问题上，都得到全体工会会员多数或半数以上的支持。甚至在美国和加拿大，正当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的暴风雨般的时代中，工会教育联盟能在三个重要问题上得到劳工运动的50%的拥护，即关于职业工会合并于产业工会、工人党以及承认苏联[7]。赤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的宣言称：“全世界五分之二有组织的工人已加入了赤色工会国际。”[8]
赤色工会国际的纲领
赤色工会国际或通常简称为赤色国际的纲领，提出组织世界工人，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它支持阶级斗争的政策反对阶级合作。它所采取的立场是反对国际劳工局和工会国际联合会[9]。
为争取工会运动的纲领、方法和倡导革命化，赤色工会国际总是在工人的组织和阶级斗争中保卫并加强工人的团结。为了这个目的，赤色工会国际在接受工会和工会中心参加的时候，严厉地反对分裂工会组织。它坚决地站在列宁主义的原则，即革命的工人应留在改良主义的领导的广大的工会组织中。大会宣称：“革命工人从工会中分裂出去的政策只会帮助反革命的官僚政客，必须坚决地、无条件地加以否决。”[10]
虽然如此，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修正派工会领袖却以驱逐的政策来回答赤色工会国际的团结政策。他们已经在许多方面出卖了工会运动，他们毫不犹豫地分裂工会运动。他们为了保持对劳工组织的控制，有序系统地一个个地或成批地驱逐大量有战斗性的工人，因为这些工人敢于反对他们总的阶级合作的政策路径。这种驱逐政策在以后的几年中大规模地进行，将推广到所有的国家。这种分裂政策迫使好几个国家中主要的工会产生分裂，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针织业工会和其他工会。
这些工会分裂中最严重之一发生在法国。如前所述，战时法国总工会人数到达二百万人。但由于一九二〇年大罢工中改良主义者的叛卖政策，立即降至六十万人。这种大溃散的结果，在工会内部产生极大的不满情绪。一九二〇年十月在奥尔良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参加那时初步形成的赤色工会国际的建议。这提案以一，四八五票对六八五票而被否决。但共产党和其他的左派分子在他们的宣传中仍旧坚持，逐渐一个接一个地争取全国性的产业工会。石乌的领导在这时期经常和改良主义者站在同一的立场，以驱逐他们组织的整个支部来回答左派的胜利。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总的分裂。分裂发生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成立法国统一总工会，以孟毛梭、塞马、罗斯墨、孟纳特为首[11]。法国的工会运动就这样差不多均分为两个全国性的组织。
赤色工会国际纲领的制定
在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在阐明这新的国际劳工中心的纲领和策略方面，只有两个严重的争论。其中之一是关于左派如何在旧的改良主义的职工会中工作的问题。在大会上有几个“左派”集团——如美国的“世界产业工联”，法国和西班牙的无政府派工团主义者，德国的共产主义工人党——他们坚持宗派主义观点。他们建议革命分子应当从旧的职工会中撤退出来建立独立的革命组织，其政策、机构、倡导均可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这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展开论战反对的“左派”主要的表现之一。
二月革命工会主义，除了在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圈子之外，是欧洲一种新的思想上的分歧；但是如果说到美国的“世界产业工联”、社会党和社会劳工党，它就有了很长的历史。十五年以来，这些组织一直推行将具有战斗力的分子从美国劳联中拉出来的政策，这样大大地妨害了劳联。在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左派”为他们的路线而斗争，但是代表们以压倒的多数支持列宁主义的原则，即左派留在有组织的群众中，并在其中为争取实现阶级斗争纲领而斗争。
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第二个争论更带有根本性，牵涉到这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这个争论是关于工会的政治行动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建议赤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建立组织关系的问题。这建议是，两个组织互派代表出席对方的执行委员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激烈地反对一切的政治行动，他们掀起大的论战反对赤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之间任何有组织的联系。这件事是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者与今天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政治上的祖先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争论的反映。
这个争论是很激烈的，因为约在大会两个月前无政府主义者在波罗的海咯琅施塔得海军基地领导流血暴动。叛乱者占据了这个头等要塞，连同几艘军舰和大批枪炮弹药。他们的口号是：“赞成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苏维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公开地希望他们成功。但是政府平定了这个危险的反革命叛乱。具有战略意义的炮台很快就夺过来，步兵踏着港内的薄冰，俘虏了钢甲的战舰，这是历史上所仅见的。
无政府主义者也在俄国南部进行活动。在莫斯科举行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期间，反苏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在策划以土匪马克诺为领导在乌克兰发动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武装暴动。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哥德曼和柏克曼，是公开的反苏分子，都非正式地出席了大会，他们忙于设法纠合一些代表为其无政府工团主义服务。
大会以超大多数通过支持政治行动，赤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通力合作。一年以后两个国家放弃互派代表之事。在一九二一年大会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大会的决议非常不满，但在当时他们并没有分裂出去。西班牙、法国、荷兰、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在柏林开会，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国际组织。他们称之为国际工人联合会。会员人数非常稀少，在世界劳工事务中几乎看不出它的作用。
新的革命的工会运动
赤色工会国际表现了列宁主义型的工会组织，它的发展将整个工人运动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这是在第二国际统治时期所未曾达到过的。工会充满了较饱满的战斗精神，它们也有了较明确的前景，即反对改良主义所培植的麻痹阶级斗争的阶级合作主义以及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们并且强烈地认识到阶级团结和政治上的坚强，这方面与狭隘的行业工团主义和典型的改良派工团主义的“中立主义”思想正相反。在赤色工会国际中，工会第一次从科学的观点慎重地考虑到战略和策略、罢工问题，包括总罢工的运用在内[12]。赤色工会国际以同样的精神有助于成立广泛的一战线组织，如国际劳工保卫会和国际工人援助会，都是为了支持工会的每一方面的斗争并保卫各种倾向的工人战士以免遭到法律上的迫害。
赤色工会国际用新型的工厂委员会和工厂代表会为工会在车间中建立了新的基础。这些组织吸引了本厂所有的工人，包括各种工会的会员和非会员，进一步加强了工人的力量和团结。车间委员会按照情况的不同，以各种方式控制工厂直到完全管理工厂。这种组织形式在整个欧洲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且成了各国工会的基础。赤色工会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称，“工厂委员会的创立是革命的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政策和最重要的武器。”[13]
共产党的工会的重要特点也就是在改良主义者领导下的工会中建立共产党的小组。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因为引起了无谓的反对，结果是一般地都废止了。车间的报纸和小组继续存在，与反对派的小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制度也还继续存在，然而这是与工会的传统大抵是一致的。
赤色工会国际为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所鼓舞。工会国际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却仅满足于通过一般性的决议，而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大会则仔细地研究各国工会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有助于粉碎地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倾向。
赤色工会国际的产业工会在组织上也是真正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改良主义者的工会特点是，差不多在任何地方主要是组织较熟练的工人。这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它们的人数总是相对地少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在刚刚停战和战后数十年中，工会的会员人数激增，主要是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左派、主要是共产党人影响的加强，井着重组织一向被忽视的非熟练工人、女工和青工。
在这方面突出的表现是共产国际第四火代表大会在关于组织美国黑人工人所采取的立场。大会宣称，“共产国际将利用它所控制的任何一种工具来强迫工会接受黑人工人参加；或在名义上有权参加的地方，则要发动一个特别的运动来吸收他们参加工会。如果在这方面失败了，它将把黑人组织成一个他们自己的工会并将特别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强迫他们接受。”[14]
赤色工会国际并为工人运动增加了新的活动范圉，它从一开始就把工会带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去，实际上这在第二国际统治时期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亚洲国家建立全国性工人组织——印度（一九二〇年），中国（一九二二年），其他东方国家也在同一时期——在俄国革命的有力影响之下并经常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获得了成功。据片山潜的报告，日本的总工会于一九〇一年在警察当局的影响下组成，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暴动中，左派工人掌握了总工会，把它建成一个真正的工会中心。此外，赤色工会国际于一九二八年在拉丁美洲建立第一个总的工会运动的组织，即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这就是一九三八年成立的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的前身。在工会工作方面，赤色工会国际体现了列宁的伟大统一战线的战略原则，把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联合起来。
[1]罗尔文著“国际工人运动”，第五四页。
[2]同上，第六一——六二页。
[3]特拉岑柏格编“美国劳工年鉴”，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第二二三——二二七页。
[4]斯特本著“战时的劳工”第一二二——一二三页，一九四〇年纽约版。
[5]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五九页。
[6]特拉岑柏格编“美国劳工年鉴”，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第二二七页。
[7]“劳工先锋”，一九二三年版。
[8]“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章程和决议”，第一一页，一九二一年芝加哥版。
[9]劳工研究协会编“劳工资料”，第一册，第二一二页，一九三一年纽约版。
[10]“章程与决议”，第五九页。
[11]勒弗朗克“法国工会运动史”，第三二九——三三三页。
[12]洛左夫斯基“罢工战略问题”，一九二九年纽约版。
[13]“赤色工会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章程和决议”，第九页，一九二二年芝知哥版。
[14]“共产国际第四次代丧大会决议”，第一八四页，一九二三年彼得恪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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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革命的发动：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三十五章革命的发动：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诞生
↘第二半国际的成立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纲领
↘若干组织问题
↘妇女工作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代表聚集在莫斯科过去的沙皇皇宫的大殿内举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资本主义的攻势在发展中，正在向战斗的工人进行冲击。资产阶级在出卖革命利益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之下，扼杀了德国和匈牙利工人的革命发动，虽然在俄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现在又开始在许多国家采取反革命的措施。
在一九一九年初，法国有一系列的铁路工人、金属工人及其他工人的大罢工，但结果是对工人不利[1]。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美国工人在许多工业部门中进行了大的防御性的罢工是美国工人运动历史上最大的罢工，因刚普尔斯领导的叛变和懦弱，这个总的斗争使职工会丧失了一百多万会员[2]。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前夕，英国工人，由于威廉斯、何吉斯、汤姆士的类似的错误领导，在他们殷切期望的著名的三业同盟中遭受严重的失败[3]。工业同盟是由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组成的，在十年前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中出现的，大约包括二百万工人。一九二一年发生了一，一五〇，〇〇〇年煤矿工人罢工，他们因为无法得到解决的办法，请求三业同盟予以支持。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领袖们无可奈何地择定四月十二日总罢工。后延期至十五日，所谓“黑色的星期五”，而在含糊的诺言的调解下解散了罢工。结果使英国工人阶级遭受严重的失败。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诞生
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像所有东欧和中欧的工人一样，战后处在革命高潮的状态中。他们很快地就建立起自己的劳工总联盟，拥有会员二百万人，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九二〇年中，金属工人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35%，资本家不肯表示让步。九月工人们想用武力强迫老板满足增加工资的要求，并试图破坏资本家的同盟歇业，便占领了意大利全部的金属工厂，进行巨大的罢工表示抗议。红旗在工厂上飘扬。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他们在占领的工厂里制造自卫所需要的枪支。
资本家惊慌失措，吉沃利迪政府几乎在瘫痪中。意大利濒临革命的边缘，如果共产党的领导表现了更多的坚决性和组织性，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是领导整个运动的社会党中，却有右派分子和中派动摇分子居其要津。虽然党已经采取反战的正确立场，并拥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二十一条”，但是它拒绝把机会主义的领导清除出去。结果，它在最严重的危机中失败了，是塞拉第[4]、屠拉梯、达拉贡纳的领导使得它失败的。他们的办法很像在德国一九一九年革命的日子里工会领袖列金等所采取的叛卖政策。尽管左派要求夺取政权，但他们却把斗争限于“经济的水平”，把伟大的革命运动用工资上微不足道的提高和少数其他的对工会的让步出卖了，把工厂又还给资本家的手中[5]。
结果是惨重的失败，工人的士气大为沮丧。同时，在前社会党人墨索里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的领导下，老板们又建立起恐吓工人的匪党。罢工被出卖，造成这些匪徒以破坏工人运动的机会。墨索里尼在资本家积极帮助和政府完全纵容之下，于一九二二年十月，终于“进军罗马”（坐在一辆花车上），取得了政权。虽然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斗争，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很快被摧残了。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对于世界工人运动是最严重的灾难[6]。
一九二一年初，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前夕，德国发生了遭到厄运的革命斗争，即所谓的三月发动。这是对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卡普反革命叛乱的回答，当时冯·勒特维支将军领导国卫军突然推翻了魏玛政府，使保皇党的卡普掌握了大权。工人们以德国历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的总罢工来回答这件事。叛乱分子失败了。四天以后卡普放弃大权。这是工人掌握德国政权的良机，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控制厄森、刻姆尼斯和鲁尔盆地的大部分，达三星期之久[7]。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再一次拒绝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在得到了一纸空文的允诺之后，又忠实地向资本家屈服。
对卡普的罢工取得胜利，在工人身上留下了战斗的情绪。革命斗争正在继续。结果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发生了主要由共产党和左派独立派分子领导的数十万工人的暴动。但在右派泄会党刽子手的屠刀下，这次暴动在血泊中淹没了。它至少是冒险的行为，党领导做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保罗·李维在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害后成为党的领袖。他谴责并破坏这次斗争，使形势更为恶化，因此他被开除出党。三月发动的影响弥漫了整个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第二半国际的成立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另一件重大事件是一九二一年二月在维也纳成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以弗列德里克·爱德勒为总书记。这个组织，在政治上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一般通称为第二半国际。它在政治上是一个中派组织[8]。
维也纳国际忠实于考茨基的“字面上的而不是切合实际的”原则，在右面反对第二国际领袖的粗暴的反革命工作，在左面反对第三国际的革命行动。因此它必须取得中间路线。但是实际上，正如中派分子一贯所处的情况，维也纳国际只是掩盖了第二国际右派机会主义分子。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它所附属的党派一样，是树立一道城墙，阻碍“左倾”的工人从第二国际的控制下移向共产国际的领导。在革命时期，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主要的支柱。
在成立大会上出席的有十三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残余分子，瑞士社会民主党，俄国孟什维克。主要的代表有英国约翰生、辛威尔、华海德；法国福尔、期格；德国克里斯本、希法亭、菜指布尔、罗森弗尔德；俄国马尔托夫；瑞士格拉伯、格里姆、黑格勒、莱因哈德；澳大利亚爱德勒、鲍厄。
第二届国际果然通过了调子激烈的纲领，它甚至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工人将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它也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兵委员会（苏维埃）。但是它表明了自己的原则，却小心地规避了对俄国革命的公开拥护，而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对它好像是毒物。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类型的激烈纲领为了取悦于欧洲的具有革命头脑的工人是必需的。然而它的实质是这样的贫乏，两年以后第二半国际就合并于（应读为投降）第二国际了。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纲领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描绘出革命的远景，同时认识到战后的革命运动产生某些松弛现象。自从一九一九年起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等国家的工人从失败中取得的经验中不能得出别的结论。总之有了巨大的革命高潮，俄国工人在此高潮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了自己的政权，文件说，但是，“这个有力的革命浪潮并没有扫清国际资本主义，甚至没有扫清欧洲的资本主义秩序……战后第一阶段的革命运动……大抵已告结束”[9]。在大会上，列宁这样地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们所预料的国际革命正在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现在必须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作充分的准备，并深刻地研究它的具体发展情况。”[10]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在稳定资本主义制度上已经成功了。相反地，战争和战后的革命斗争已给这个制度甚至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内部矛盾。在战争中发生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在牺牲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下，美国惊人地强大起来，其次是日本。“资本主义欧洲在世界经济上已完全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11]文件指出，准备已经开始，列强之间新的战争的安排已在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清晰的预见，在二十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实了这可怕的预言。
大会非常清楚地指出，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之下，不仅当时得以在大部分欧洲保全资本主义制度，并已发展到对工人阶级进行反攻。这个分析也在以后的年代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增长而极为清楚地被证实了。这条可怕的毒蛇已经在意大利抬起头来，但其发展的一切后果尚不明显，因法西斯还没有能够掌握政权。
代表大会从它的总的形势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是把各阶层团结起来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剧烈斗争的时刻已经到来。主要的口号是：“到群众中去！”大会讨论实现这个口号的方法时，非常重视组织和群众工作的问题，党的组织和实践的问题，在职工会中、在合作中工作的问题，在妇女和青年中工作的问题。对于最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德国的三月发动和在意大利占据工厂的事件。
围绕着急迫的、局部的经济和政治要求来发展群众斗争的必要性，得到大会密切地关注。把这种要求视为改良主义是错误的，大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并为在这种斗争中与其他工人团体组织统一战线的策略打下了基础，共产党在自己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一直坚持这种策略。
代表着世界工人阶级的最高成就和堡垒的苏维埃共和国可以报告它在一九二〇年末扑灭主要的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力量上所取得的辉煌的进展。在代表大会的前夕，它镇压了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所发生的叛乱，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组织的孤注一掷的叛乱。大会称赞了苏维埃政府在制定新经济政策时所执行的总路线。苏俄在七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之后，经济上已疲乏不堪。它原来的工业与农业充其量也不过是衰弱的和落后的，在战争蹂躏、经济封锁和反革命破坏之下已濒于破产。当它将进入恢复时期，它又被另一个重大的灾难，即伏尔加河流域的严重饥荒所袭击。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们组织了国际性的运动来救济俄国的灾区。以拥有美国救济总署的胡佛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这样，他们想以粮食作为工具来颠覆被包裹的苏维埃共和国。
若干组织问题
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主要的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大约数字如下：俄国七十万，捷克斯洛伐克三十万，德国三十万，法国十万。其他所有的重要国家几乎都有较小的共产党存在。大会的目的是根据列宁的新型政党的组织原则来加强各国的党，以准备工人阶级下一个步骤的革命攻势（见第二十章）。
第一国际建立了一个传统，就是要有一个有组织的国际领导，具有明确的纲领和可行的革命纪律的措施。第二国际却将它破坏，正如同它破坏了许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特点一样，并推行空洞的官僚主义的国际领导制度，即党的行动纲领大半决定于政党本身。第三国际重新建立并强调有组织的国际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以总的政治纲领和明确的领导作为基础。
共产国际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它的领导是以民主方式产生的，它的执行委员会经常在两代表大会之间开会，是以代表组成的。有人控告共产国际充满了苏维埃代表，他们一意孤行，这是典型的反共谎言。这次在三十一个执委中，俄国党的代表一共才只有六人。俄国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政党；然而这并不是由于机械的多数，而是由于它是伟大的俄国革命的成功的领导者，它有无限的威信。
共产国际对于问题进行充分而自由地讨论，然后严格地执行决议。虽然如此，这种执行基本上还是自愿的；了解和完全接受决议是以这些党都是完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建立的。在各国的党中，包括俄国在内，有时也有少数人，常常不同意党的路径的某些方面，但是还得执行。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有各种的意见不同的派别出现，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者的共产主义派，右派机会主义者的李维派（也是德国的），还有中派拉萨里一马非分子，意大利致命的塞拉第路线的支持者。在大会上思想斗争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中派和左派的宗派主义倾向都加以反对。
妇女工作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举行了第二次国际妇女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举行的）。这次会议是在主题明确的基础上举行的。第二国际在妇女中做了一定的工作，但从来没有真正努力来开展此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妇女问题上都是科学的先驱者。倍倍尔在十九世纪80年代所写的一本名著“妇女与社会主义”，已销到第五十版。但在这个问题上，各个社会民主党并未表现做出了相应的努力。第一国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到一八七五年在德国制定哥达纲领时，倍倍尔建议列入妇女选举权一条，结果以六十二票对五十五票遭否决，其中反对者之一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当时妇女参政权在美国已积极地提倡了三十年，伟大的黑人领袖弗列德利克·陶格拉斯是一八四八年在纽约辛尼加瀑布举行的关于妇女权利的大会上主要的倡导者之一。
第二国际的政党并不积极支持妇女投票权，直到一八九一年采纳考茨基的爱尔特纲领。甚至在此以后，虽然蔡特金和其他人非常努力，但第二国际在妇女问题上相对来说，仍显得毫无生气。甚至在以后的年代中，第二国际的政党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掌握了政权，他们仍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根本改善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
与右派这种迟缓的态度相反，左派经常维护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的权利，列宁的著作可以作为范例。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使妇女在经济方面、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地位立即得到改善。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每方面都为妇女开放。今天在苏联，全国各地方苏维埃共有委员一百五十万人，其中妇女占五十万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妇女二百八十人。女科学家共六万人。妇女成为苏维埃生活中各方面的领袖。后来取得革命胜利的人民中国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对于妇女的自由和幸福也有同样的深刻的关切。
因此，在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妇女问题已经给予注意；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举行了妇女代表会议；而和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妇女代表会议，听取了在列宁直接的领导下就妇女问题拟定的提纲。这个文件指出争取妇女是革命权利的决定性的条件。当它提到妇女的特殊要求时，它否认有某种特定的妇女问题，而认为妇女的基本利益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相同的。它阐明了在苏维埃国家的妇女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中，以及广大的殖民地妇女中的工作总纲。这个总纲包括了各方面妇女利盆的全貌。
共产国际的妇女工作是由久经锻炼的革命战士克拉拉·蔡特金领导。她领导国际妇女书记处，它的中心设在莫斯科。区域性的组织已建立起来，在各国党中设立相应的妇女委员会。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在斗争时，往往在最前线发现女共产党员。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注意了合作社运动，制定了这方面的行动纲领。这个文件谴责了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幻想，以为合作社可以在政治上中立，同时也谴责乌托邦思想（在这方面引起了一个世代的混乱），即合作运动的发展意味着社会主义的逐渐发展。共产国际的纲领号召合作社与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和职工会是一个整体。大会设立合作部，指导附属的政党也设立同样的工作部门。总之，大会再度拥护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中所表示的态度，即合作社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有价值的武器，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使工人获得解放。
[1]勒弗朗克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三〇四——三一八页。
[2]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一九八——二〇一页。
[3]克鲁克著“总罢工”，第二三三——二八二页
[4]塞拉第到一九二二年才与屠拉梯机会主义者分裂，那时已在墨索里尼进入罗马的前夕，工人运动已受到损失。
[5]戴洛罗著“意大利的工会运动”，第一〇九——一一二页，一九五〇年罗马版。
[6]福斯特著“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的革命危机”，第三二——四九页。
[7]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二一三页。
[8]特拉岑柏格编“美国劳工年鉴”，一九二二——一九二二年，第三八二—三八七页。
[9]“论交与决议”，第六页。
[10]“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四六七——四六八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1]“论文与决议”，第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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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共产国际与殖民地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三十四章共产国际与殖民地世界
↘卡尔·马克思和被压迫民族
↘社会民主党的帝国主义
↘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列宁起草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是具有最强的政治性。这个强有力的打击直接针对着资本主义最敏感的部分之一——殖民制度。这是世界工人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对殖民地广大群众的命运给予极大的注意力。
在列宁的演说和决议中指出民族有两种，即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并说，“全世界人口70%左右是属于被压迫民族。……”[1]“欧洲资本主义汲取自己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殖民地和附属国。如果没有控制殖民地的广大的可供剥削的场所，欧洲的资本主义甚至不能维持他们短时期的生存。……如果没有销售过剩的产品和供给日益发展的工业所需原料的广大殖民地，英国的资本主义也许早已垮台了。英国帝国主义使亚洲和非洲几万万居民处于奴隶地位，同时又使本国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从殖民地所取得的超额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最主要源泉。……”[2]列宁特别强调超额利润的一部分用来收买工人贵族，使他们不能不支持帝国主义。
列宁解释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要削弱和粉碎附属国人民的抵抗，常常允许这些国家得到虚假的独立。这种诡计由英国创始以来已成为美国建立遍及世界的帝国的主要办法。这个帝国是由一些形式上有政治独立的国家所组成的。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是这种虚假独立的典型例子。在这个著名的决议中，列宁把美国的黑人与爱尔兰入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一同列为被压迫的民族。
压迫国家的整个工人阶级，和推翻帝国主义作为根本废除资本主义的一个条件有着深厚的利害关系。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说，“粉碎殖民帝国，同时在国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将会推翻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3]。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民族亟需携手合作。这是共产国际将要实现的伟大任务。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是被压迫民族进行斗争的关键问题。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有两种倾向，即改良主义的倾向和民族革命的倾向。它要求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共产党给予附属国人民公正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以积极的支持。这不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注意不要把这种运动标名为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当时的革命危机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是“落后国家的群众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可以达到社会主义”。[4]列宁说，“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5]这事在中国现在已经发生。斯大林特别致力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研究。
卡尔·马克思和被压迫民族
第一国际特别是它的两个伟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已觉察到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政治意义。那时，在资本主义竞争时期，进行积极斗争的主要是欧洲大陆的被征服的民族。第一国际的领袖们这样密切地关注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第一国际时期民族斗争的主要中心意大利、波兰和爱尔兰所发生的事件，就是这个原因。一八五九年意大利人民争取从奥地利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震动了整个工人运动，值得注意的是，组织第一国际的要求乃是抗议镇压一八六三年的波兰起义引起的。第一国际特别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马克思奠定了今日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基础（见第二章）。马克思在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指出了对爱尔兰人民的剥削对于加强英国资本主义是如何重要，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又是如何的迫切。在本书前面几章所提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美国黑人在内战中争取解放的英勇斗争，是第一国际的领导在民族解放斗争方面又一个突出的事例。
马克思很关心远东国家发生的事件。他指出，一八四八年以后，欧洲资本的力量来源之一是它向亚洲扩张。马克思看到了一八五〇年到六〇年间太平天国的真正意义，他认为事实上这是中国革命的开始。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不仅反对国内的反动的封建势力，并且反对欧洲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后为臭名远扬的英国土匪将军“中国通”的戈登率领的军队所击败[6]。马克思关于这个重要的中国革命运动作了如下的著名的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制度的那装满着炸药的地雷上，并引起早已成熟了的总危机的爆发，这种危机，当它传播到英国国境以外去的时候，就会直接在欧洲大陆上引起政治革命。你看，这将是一幅多么奇妙的图画啊：中国引起西方的震动，而同时西方列强却在英法美军舰帮助之下将在上海、南京以及运河口等处规定秩序”。[7]
马克思也非常敏锐地注意到那时在印度开始发生的革命。关于这个国家，他写得很多，天才地分析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杜德群细地描绘过这一点。在马克思关于印度的许多著作中，应当指出他在十九世纪50年代为“纽约论坛报”写的一系列文章。他对于一八五七至一八五九年伟大的印度兵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他的“资本论”中有许多地方述及资本主义伸入亚洲和其他殖民地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巨大的重要性。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也展望了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的前途。
马克思说过，“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另一个是改革的使命——即消灭古老的亚细亚式的社会；以及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8]在许多革命的因素中，马克思举出政治上的统一，“土著”的军队，自由的报刊，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印度知识界的产生，与欧洲的正常而迅速的交通。但同时，马克思非常明白地指出，尽管如此，英国人在印度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将仅仅会为印度人的革命创造物质基础，印度人自己会解放他们自己的。
马克思解释说，“英国资产阶级将要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解放人民大众，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前后两点都是不但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占有。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所必定要做的一点，就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的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在什么时候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在什么时候不能迫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耻辱而达到过什么进步吗？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能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所播下的社会新元素成熟的果实的”。[9]
社会民主党的帝国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许多伟大的革命原则当作第一国际的遗产傅授给工人阶级的后代，但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们却在埋葬它们并设法使工人忘记它们曾经存在过。关于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一。第一国际打开了通向这一伟大斗争的大门；但第二国际却又把它关闭了。
从第一国际解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三十八年，即第二国际成长和繁荣的时代，也是世界帝国主义成长和扩张的时代。第一国际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竞争时代，而第二国际的时代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时代。在第二国际的兴盛时期资本主义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到世界一切角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巨大的垄断组织；主要列强完成了分割世界作为他们的殖民地；远东广大的被压迫民族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蓬勃发展。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
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和领袖从不反对帝国主义，从不保护欧洲被压迫人民，也不保护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这并不是单纯的疏忽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基本事实是这样，第二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修正派的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设法把工人运动系之于帝国主义的车轮上。
诚然，有时第二国际的个别政党甚至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情甚至答应支持被压迫人民的决议，但是总的说来，第二国际很少关心这种问题。在第二国际期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等国的肚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袖们，除少数例外，都支持他们国内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列宁指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这些领袖们认识到，他们在所依靠的熟练工人贵族，在实行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的时候，从剥削殖民地人民所得的超额利润中，得到了一定的好处。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过，“第二国际也讨论过殖民地问题。在巴塞尔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也说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的党也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们看不到第二国际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没有看到它们援助被剥削和被压迫民族举行起义反对压迫民族，我认为，大多数已经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10]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年中，列宁辛勤地劝导第二国际承认，要使欧洲和世界广大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包括分离权在内。但是在大战以前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从没有支持过这样一个民族自决的政策，甚至对于爱尔兰、波兰、捷克及其他发达的民族也没有支持过，更毋庸说对殖民地的“落后”民族了。斯大林说，“高雅的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应该认真地谈那‘保持’‘文明’所‘必须’的殖民地之解放。第二国际的活动家们说到民族自决权的时候，通常不提及国家分立之权，——顶多他们把民族自决权解释为一般自治权。[11]社会民主党人对于帮助他们本国殖民地的人民有意地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他们只是常常在殖民地建立一些可怜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殖民地人民日渐展开的斗争却不加以领导，反而用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典型的卑鄙的手段来证实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合理的。他们甚至制造“社会主义的殖民主义”的下流理论。他们追随本国资产阶级进行卑鄙的帝国主义冒险，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浴血战争中重分世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充分地表示对帝国主义的忠诚。
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
共产党人在列宁的领导之下，恢复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总的革命原则，并且考虑到新的帝国时代的要求，以新的眼光在实际活动中运用伟大的先进理论家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列宁是最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者，从他的最早的活动开始，就主张给被压迫民族自决权。他的“最有能力的学生”斯大林继承了他的事业。
具有反帝斗争一切特点的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大大地影响了在迅速觉醒中的中东和远东的人民。今后直接发生影响的许多事件中，有一九〇六年的波斯民族革命，一九〇八年的土耳其民族革命，一九一一年的中国民族革命，并刺激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更深刻地震动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革命情绪。当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废除沙皇时代强迫在中国和其他殖民地所订的治外法权和租界时，被压迫人民把它看作一个强有力的朋友。这种新的态度反映在苏俄与土耳其、阿富汗、印度、中国的密切的政治关系的发展上面。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对列宁感到特别亲切，他是苏俄的朋友。
苏联国内约有五十个原来受压迫的民族，约占总体人口的40%。苏俄对待国内被压迫民族的人道主义的态度对于在被压迫民族中取得威信具有重大意义。斯大林在发展民族问题的理论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说，“沙皇制度对这些民族的政策，地主和资产阶级对这些民族的政策，就在于杀死它们中间任何国家性的萌芽，摧残它们的文化，压制它们的语言，使它们永处于愚昧无知之中，最后，尽可能地使它们俄罗斯化。”[12]
列宁称沙皇俄罗斯是各民族的监狱。与这种残酷的压迫政策成为强烈的对比，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立即给予俄国各民族以民族自决权，并包括分离权在内。我们会看到它们中的一些包括芬兰在内实行了分离权，而成为独立国家，但是原来沙皇帝国的大部分民族都留在苏俄的版图里，他们在各方面享受完全的平等。最初，许多苏维埃国家是一个松弛的联盟，但到一九二二年，它们自愿联合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的苏维埃国家团结一致，和睦相处。苏维埃政府从开始以来就有系统地发展这些过去是落后民族的文化、工业，使社会进步，并取得很大的成绩。苏维埃的民族政策使他们越过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些民族一般的发展，特别是过去的游牧民族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引起了亚洲所有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良好的反响。
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开始，这是中国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具有苏联和中国革命力量密切合作的气氛。在酝酿中的印度解放斗争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也出现了很大的高潮。基末尔领导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土耳其革命也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发生的，没有苏维埃力量的积极支持，它是不能成功的。今天反动的土耳其政府倒希望全世界能够忘却这件事。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在阿富汗、朝鲜、埃及、伊拉克、蒙古等发生的革命大都是受了俄国革命深刻的影响。这些区域的发动主要是反对那时几乎统治着全部近东、中东和远东的英国帝国主义。
由列宁起草经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和列宁的政党与苏俄在这些问题上的全部历史是相一致的。它在理论上和具体纲领上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一般问题提到更高的水平。它特别阐明了殖民地人民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国际斗争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与世界上广大的殖民地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有印度、土耳其、波斯、中国、朝鲜和亚洲的苏维埃共和国各民族的代表。美国代表约翰·里德代表美国的黑人发言。
在这次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以后，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在俄国巴库举行了一次广泛的殖民地人民的政治会议。出席的有三十七个民族。这会被称为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在一八九一个代表中，土耳其二三五人，波斯一九二人，亚美尼亚一五七人，格鲁吉亚一〇〇人，并且还有许多中国人、印度人及其他民族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三个重要的决议，这些决议概括了对待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宁主义总路线。设立了一个四七人（包括二〇个民族）的委员会，出版了一个刊物“东方民族”[13]。莫斯科东方大学在一九二一年设立，为殖民地人民训练了成千成万的政治领袖。一九二二年一月东方劳动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4]。
各殖民地国家建立共产党的过程开始了。共产党成立时期如下；以色列一九一九年，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一九二〇年，中国一九二一年，日本一九二二年，马来西亚一九二六年，越南和菲律宾一九三〇年，印度一九三三年，缅甸一九四一年。共产党在许多中东国家里也组织起来了，但他们大都处在非法的条件下。在所有这些国家里，积极地展开了建立和发展工会的工作。同时，在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国家里，共产国际也鼓舞了共产党的建立。在殖民地世界中这样紧张的工作在作为世界工人政治组织的第二国际的时代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了要在全世界破除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共产国际所领导的更广泛更深入的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第三国际实在是一个世界组织，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口号在工作，这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一〇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2]“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的出版局，莫斯科一九三四年版，第四九六页。
[3]“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的出版局，莫斯科一九四九年版，第四九七页。
[4]同上，第四九八页。
[5]“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一三——二一四页。
[6]“大英百科全书”，第一〇卷，第五二五页。
[7]“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四八页，人民出版社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三六二——三六三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三三三页，莫斯科中文版。
[10]“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一四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1]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一六〇页，人民出版社版。
[12]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三九四页，人民出版社版。
[13]卡耳著“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第三卷，第二六〇—二六八页。
[14]史威林格和兰格著“红旗在日本”，第四——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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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革命的前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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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革命的前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
↘青年共产国际的成立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二十一个条件”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在莫斯科举行。在第一，第二两次代表大会之间，革命运动新的浪潮在中欧和东欧高腾起来。虽然由诺斯克领导的政府实行恐怖政策，德国的工人又采取一致行动，并击退了危险的反革命的卡普政变（见第三十五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两星期，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产生了，当时苏俄的红军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内清除了武装敌人，那时还包括波兰军队。世界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前途充满了恐惧，豪斯上校对威尔逊总统说；布尔什维主义在各处都占了上风。“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是坐在一个露天的火药仓库上面，总有一天，星星之火会将它点着。”
在革命斗争最紧张的时候成立共产国际大大地推进了世界工人运动。共产国际的成立大大地鼓励了各国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许多政党开始倾向于革命的国际。愈来愈多的人认为列宁是世界工人的伟大领袖。在一九一九年三月至一九二〇年三月之间拥护或声言参加共产国际的有下列国家的社会党：意大利、挪威、保加利亚、希腊、瑞典、匈牙利（共产党）、荷兰、瑞士、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劳工联盟[1]。当这些政党和联盟向左推进的时候，其内部不时发生分裂。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一九二〇年秋开会时，出席大会的有三十五个国家的四十二个党派[2]。
出现了大规模地投奔共产国际的现象。不仅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就是许多踌躇不决的机会主义分子，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群众的“左倾”，也陆续加入共产国际。列宁说，在中派的机会主义分子中，加入共产国际已成为时髦的事情了。
青年共产国际的成立
在两次代表大会之中聚集新的革命力量，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组成的青年共产国际也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二十九个代表在非法的情况下在柏林举行青年国际的大会，出席的有十三个国家。大会制定的纲领和共产国际的总路线是一致的，但特别着重青年关于教育、生活与工作的条件和军事训练的要求。虽然青年共产国际在形式上是独立的机构，但它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两个组织在他们的执行委员会中互换代表。青年国际的领袖是威里·孟森柏格，是在这期间向共产主义运动徐徐前进的许多机会主义分子之一。
最初，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运动在十九世纪90年代以体育俱乐部和友好团体的形式在西欧各国出现。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起初并不注意他们，但毕竟在一九〇七年，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青年建立了一个国际青年局（见第二十四章），此后他们定期开会。到一九一四年，就有十五个组织，团结了十七万会员。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个青年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正是青年领袖中的大部分人——德曼、唐南伯格、佛兰克等等跟随了第二国际倾倒者的路线，支持战事。虽然如此，青年群众很快地开始反对这个方针，并集合了他们的力量反对战争。一九一五年四月在伯尔尼举行的青年代表会议（见第二十七章）是最早的、反对战争的，还有组织的运动之一。一九一五年十月三日规定了国际青年的节日。但是会议的反战决议采取了和平主义的路线。的确，俄国的青年根据列宁的政策曾要求接受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成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但这个政策遭到了否决。在伯尔尼会议之后，国际局出版了“青年国际”，列宁曾为它写过文章。
在战争和随之而来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每个战线上都有青年在积极工作。在德国和匈牙利革命中，他们也是最优秀的战士，并且还有很多烈士。在苏俄，青年—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国内战争的一切战争上，他们都参加了战斗，他们在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中积极地担任了巨大的工作。到一九二〇年底，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已有会员四十万人。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是要建立青年组织使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像在战前第二国际领导下那样只是一个空架子。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体育运动国际。列宁对于青年工作给予了最密切的关怀。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网络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主要的报告。他在报告里天才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列宁描绘出战后资本主义列强中的混乱情况，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想重建并扩大他们的统治。他对这个形势做了总的估计以后，说：“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都正在遭受巨大的革命危机。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3]当然，列宁那时首先是号召欧洲的工人，但是假如德国和几个中欧的其他国家已推翻了资本主义，就会在世界的基础上产生革命形势。
列宁指出在欧洲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他说，“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庇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不但俄国克伦斯基统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伯·托玛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和美国的类似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4]
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报告的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实际措施，目的在于保证共产国际及其所属的政党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取得胜利。大会全面地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各个主要方面，讨论了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法建立苏维埃的问题，关于议会制度和政治行动的重要策略问题，革命以前、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问题，共产党人对待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态度问题，关于青年和妇女运动的提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接受参加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社会民主党的叛变行为，以及列宁的党的革命作用。
在共产国际初创时期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的几个文件可列入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伟大文献之中。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有“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以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思维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中最重要的之一。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思维病”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思维病”这本著名的小册子，它是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写成的，约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它是为了批判共产国际内所存在的极端左派分子的错误。列宁认为右派的危险是极其严重的，但是为了保持党的力量和团结，必须和那些有着比布尔什维克更“革命”的论点、善于花言巧语的“左派”作斗争，因为归根到底，右派和“左派”机会主义者都是要使无产阶级遭到失败。列宁所写的文件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在以后国际存在的全部时间内起了重要作用。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
“左派”宗派主义者想在革命中走捷径，他们忽视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的基本问题。列宁严厉地批评了“左派”的许多缺点，包括反对参加议会和政治选举，退出改良主义的工会，对政治问题和组织一般地采取生硬和不灵活的态度，在原则上只承认秘密的方法，不善于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为党工作等等。
俄国革命以前，在工人运动中有许多“左”派分子，表现为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的非政治倾向，美国的“世界产业工联”[5]的双重工团主义，美国社会劳工党的“没有迫切要求”的立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经常不参加工人阶级的群众的发动。在第一国际期间，这种倾向的主要形式表现为巴枯宁派的“左”倾。俄国革命的发展以及战后欧洲革命高潮的到来，大大地加强了这种“左倾”的情绪。所有的政党，包括俄国党在内，都或多或少地破坏了这种情结。例如，美国的两个地下共产党成立将近两年，在他们的纲领上从未提出任何迫切的要求；英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充满了“左”倾；在许多其他的党派对于“左”倾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意大利的共产党（波尔地加派），德国的共产主义劳工党，荷兰的“左派”等等，他们都参加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树立了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的伟大典范，他粉碎了这种革命高潮。在他的小册子中，他帮助了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作为讲台以接近群众的必要性；在许多例子中他指出“不妥协的左派分子”——托洛茨基、布哈林及其他——如何在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采取一种不灵活的、所谓“革命的”立场，拒绝签订苛刻的条约，几乎毁灭了新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尖锐地批评了英国共产党的宗派主义，他说，他们在选举中的政策应该是与工党合作的政策。这样就为日后成为共产国际策略路径的基础的广泛统一战线纲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列宁猛烈地抨击党内外所存在的一种思想，即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仅仅是纯粹俄国的现象。他阐明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意义。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相同的，虽然在某些重要的具体问题上会有不同之处。
列宁特别揭穿那些拒绝在群众性的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并坚持要创立新的和“完善”的双重工会的“左”派分子，例如美国的“世界产业工联”，在过去十五年中，对工人运动遗害无穷。列宁说，“毫无疑义，龚帕斯、韩德逊、茹奥之辈以及列金之流的先生们是非常感谢这样一些‘左的’革命家的，因为他们像德国的‘原则上的’反对派（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种“原则”吧！）或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某些革命者一样，鼓吹退出反动工会，拒绝在那里面进行工作。”[6]这种双重政策使群众性的工会置于反动领袖的手中，听凭处理。
正如列宁所预见，左派这个总倾向的最明显的表现——“不妥协”的政策，即没有当前的要求，没有选举的政治行动，不参加改良主义的工会等等，都迅速地被肃清了，并且列宁这本伟大的著作在这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今天，“左的”宗派主义的巧妙形式——一般参加群众伟大的阶级斗争各方面的工作不够积极——如果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共产党也是许多共产党的严重的障碍，因此必须经常地予以斗争。
“二十一个条件”
二十一个“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是第二届代表大会另一个重要的文件，这是为了防止当时想要参加共产国际的右派分子而写的。这种中派分子的党派中有英国独立工党，意大利社会党，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他们都有代表出席。正如列宁所指出，这种分子是革命运动最严重的危险，德国和匈牙利的工人付出惨痛的代价后得到了这个经验。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划清左派与中派间工人阶级早已需要划清的界限。在一定的条件下与中派合作是一件事；但吸收中派分子参加到革命政党的领导地位中来是另一件事。
列宁所写的二十一个条件规定了列宁主义的新型政党的基本原理。简而言之，这些条件提出，党要完全掌握党的报刊并进行有力的宜傅；把改良主义者从党的领导岗位上赶走；在任何条件下维持党的机构；在农民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工作；揭露“社会爱国主义”和改良主义，谴责本国的帝国主义，在改良主义的职工会中进行工作；必须与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作斗争；党严格掌握议会党团；组织上的民主集中制，定期重新登记党员；保卫苏联免于帝国主义的进攻；起草共产党的党纲，接受并实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些党派须重新定名为共产党；在党报上刊登共产国际的材料。党要根据二十一个条件来考虑和行动：党的领导委员会要在新的基础上改组，拒绝接受二十一个条件的领导者都要驱逐出去。如屠拉梯、毛低尼、考茨基、希尔奎特、朗格、麦克唐纳这些中派机会主义分子，在“条件”的条文内特别帮助要把这些人开除出党。
列宁看见动摇者和机会主义分子都在场，为了要保卫二十一条，他特别坚持地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像他们所误认为的纯粹是俄国的，而是考虑到各国的特殊条件，具有普遍性。企图把布尔什维主义贬低成是纯粹俄国的，不适用于其他地方，这是机会主义者的目的之一，在共产国际的早期必须反对这种观点。
首先为了打击中派和右派的“二十一个条件”，“在那时存在的紧张的革命形势中，为共产主义运动制定了国内和国际范围的工作原则……这些‘条件’是指导原则，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死规则。各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都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美国两个共产党从来没有正式采纳过‘二十一个条件’”[7]。
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前后，那时几乎要加入国际周围的党派广泛地展开了关于参加共产国际是否适当的讨论，特别是关于“二十一个条件”。一九二〇年六月，英国独立工党投票反对参加。同年十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哈勒开会，以二三六票对一五六票通过参加共产国际。德国的右派分子拒绝遵守这个决定，结果党内造成分裂，较大部分的党员约三十万人参加了重新组织的共产党。法国社会党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开都尔会议时，以三二〇八票对一二二〇票通过参加，但是右派又分裂出去，组织了一个新的社会党。一九二一年初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接受了“二十一个条件”，通过参加共产国际。意大利社会党也通过加入共产国际，但塞拉第和其他中派领袖拒绝骗逐改良主义的领导官员。在意大利大罢工中工人遭到卑鄙的叛卖以后，一九二一年一月党分裂了，共产党就在这时产生。一九二〇年，美国社会党通过参加共产国际，但它的申请被拒绝了。社会劳工党对“二十一个条件”颇感失望，在一九二二年决定不参加。[8]
这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力量在俄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它也有西欧、近东和远东、拉丁美洲等专门地区的工作委员会。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是“共产国际”，以好几种文字出版[9]。
[1]杜德著“两个国际”，第三六页。
[2]特拉岑柏格编“美国劳工年鉴”，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第三九〇页。
[3]“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一九九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4]同上，第二〇三页。
[5]这个组织也叫做“世界工业工联”。——俄译本编者
[6]“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三六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7]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一七九——一八〇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8]哈斯著“社会劳工党与各国际”，第一四一页，一九四九年纽约版。
[9]特拉岑柏格编“美国劳工年鉴”，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第三九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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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第三国际的成立（一九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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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第三国际的成立（一九一九年）
↘第二国际的复活
↘成立第三国际的号召
↘莫斯科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纲领
↘第三国际的成立
一九一九年三月，当第三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疲惫和混乱的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给予资本主义制度以沉重的打击，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还不能恢复。这些重大的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标志着它衰亡和腐朽时期的开始，标志着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资本主义总危机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和外在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工人和资本家在分配工人产品上的斗争，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资本家与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利害冲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和侵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战争，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的日益加深。所有这些斗争和矛盾的根源都可追溯到资本主义的初期，但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便日益增长和尖锐了。它们有系统地对资本主义机构进行破坏，并开始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当共产国际产生的时候，资本家想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的俄国革命中遭到的毁灭性打击的资本主义制度重新整顿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是资本主义的致命的总危机的最令人信服的标志。资本主义的国家活动家制定了凡尔赛条约，这个条件在一九一九年六月由协约国和德国签字。这是盗匪的条约，是根据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原则制定的。这个条件剥夺了德国的殖民地及其在欧洲的许多领土，并使其担负巨额的赔款。凡尔赛条约因此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床。
为了实行他们以暴力来重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阴谋，战胜国建立了国际联盟。英法从内部来控制这个机构，而美国为了保持行动自由，从未参加国际联盟，但开始从外部来策划对世界的统治。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谴责凡尔赛条约，列宁斥责它“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条杓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压在弱小民族头上的暴力。”[1]交战双方的社会民主党人虽对条约过于苛刻有些怨言，但他们一般地还是采取了履行这些条款的立场。
第二国际的复活
在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重大打击后重振资本主义力量的总的题目之下，第二国际的尸体又被发掘了出来并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于伯尔尼召开的社会党会议上复活了。第二国际在战后比过去作为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机构更为露骨地担负了极端反革命的任务；与资本家密切地合作，阻碍正在发展中的无产阶级革命。
在伯尔尼出席会议的有二十六个国家的一〇两个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革命的原因而不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俄国、意大利、瑞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芬兰、拉脱维亚、波兰等国的左派政党以及青年国际和国际妇女书记处的代表。极端沙文主义的比利时党拒绝与“敌对”国家的政党一同参加会议[2]，美国劳工联合会为了同样的资产阶级的原因而未出席。
像资产阶级的国家活动家在凡尔赛和会中一样，“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在伯尔尼激烈地争辩着战争的祸首的问题。这是议程上第一个而且是主要的项目，用了两天时间来讨论。尽管迫切需要，但是没有任何人斥责应该被责难的叛变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他们像他们的老板们在巴黎所做的一样，认为战败的德国人是战争的祸首。然而他们最后是被“饶恕”了，理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然推翻了凯撒政权，“他们就已经用事实表明要坚决把他们的一切力量贡献给重建被战争破坏的世界，并在国际联盟内为社会主义而奋斗”[3]。这当然是一句俗话，德国社会党的领袖无论在那时或后来都没有任何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打算。德国的考茨基分子特别积极于粉饰右派分子应负的战争责任以及谋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责任。
这次大会没有正式讨论俄国革命的评价而留交下次会议去做，但是，正如杜德所说，“这次会上很明显地带有谴责的情绪。”[4]由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布朗丁起草的修正派式的决议被一致通过，它拒绝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并宣布代之以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5]。这是十年来反苏宣传运动的正式开端，其结果相当于或超过了资产阶级本身所做的任何反苏宣传。
此外，伯尔尼会议通过决议，承认国际联盟，支持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工局，支持民族自决权。然而，这种民族自决权却不包括殖民地的人民，他们只能处于“国际联盟的保护之下”，会议认为，他们应该按照适合于成为国际联盟之一员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性质的建议。右派完全掌握了这个会计。会议建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每个政党派两个人参加，并有一个由三个修正主义者——布朗丁、汉德逊、惠斯曼——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为领导来准备下次的会议。
成立第三国际的号召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巴黎和会正在开会，伯尔尼社会党会议召开之前，八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包括俄国、波兰、匈牙利、德国、奥地利、莱特兰、芬兰等国的党，巴尔干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加上一个美国社会劳工党的非正式代表（芮因斯坦），以俄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召开世界性的大会以建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并向全世界的三十九个左派政党、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发出邀请。大会的号召圉述了耦倾的原则基础，是根据德国“斯巴达克”团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拟定的，它一共包括十五点。大会号召以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没收生产资料方面的私有财产以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的财产，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右派和中派所起的作用，建立称为共产国际的新的世界组织[6]。
这个历史性的号召发表在最决定性的时候。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同苏维埃政权一道为政治上的生存正在进行生死的斗争以反对凶恶的国内反革命和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协杓国的帝国主义所组织的武装干涉。那时可怕的大战刚刚结束。革命的浪潮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和巴尔干等地高腾起来；在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大规模的群众罢工也在发展着，甚至在大战中遭受困难最少的美国，战后的大革命危机的影响也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的史无前例的罢工运动中表现了出来。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类犯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今天罪恶以后，在西方世界觉醒了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压力之下已动摇起来了。
当时成立的共产国际是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就已开始的左派群众革命运动的成果。它产生的最近的背景是一九〇三年在俄国党内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派，战前在俄国和在第二国际内反对孟什维克和考茨基中派分子的长期斗争，在左派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中反对战争的艰苦的斗争，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当时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革命斗争。伟大的列宁是这整个革命发展的杰出的领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躞上。他所长期并极力争取的革命的国际诞生了。
莫斯科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举行，出席的共有十九个党派的代表；许多代表在来莫斯科途中为敌对的政府所逮捕。代表团的名单和投票权如下；亚美尼亚（共产党）一人，德属奥地利（共产党）三人，爱沙尼亚（共产党）一人，芬兰（共产党）三人，德国（共产党）五人，匈牙利（共产党）三人，拉脱维亚（共产党）一人，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一人，波兰（共产党）三人，俄国（共产党）五人，乌克兰（共产党）三人，挪威（社会民主工党）三人，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三人，巴尔千革命联盟三人，德国在俄国的殖民地（共产党）一人，俄国东方民族一人，法国的左派齐美尔瓦尔德分子五人，瑞士（社会民主党非正式代表）三人，美国（社会劳工党非正式代表）五人。出席的还有荷兰、南斯拉夫、朝鲜、波斯、瑞士、突厥斯坦、土耳其、美国、阿塞拜疆、保加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格鲁吉亚、英国等国的个别的观察员[7]。
大会的议程是；（1）报告；（2）共产国际纲领；（3）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4）对社会党和伯尔尼会议的态度；（5）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6）宣言和白色恐怖；（7）委员会的选举和组织机构。
列宁主持开幕，并致下列的简单的开幕词；
我受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首先，请全体起立，为第三国际最优秀的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致衰。（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们会议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它证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幻想已经破灭。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在德国，内战都已经成为事实。
资产阶级在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前吓得丧魂失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的事变进程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强起来了。
人民已经认识到目前爆发的斗争的伟大意义。现在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以前，这个名词是群众不了解的拉丁字。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字已经译成现代各种流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被工人群众找到了。由于有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斯巴达克联盟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例如英国的ShopStewardsCommiltees（工厂工长委员会），这种实际形式已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理解。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形式已经找到了；现在无产阶级已经能够实际运用自己的统治权了。
同志们，我认为，在俄国事变之后，在德国一月斗争之后，应当特别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新形式也在其他国家中生长起来，取得统治地位。今天我在一份反对社会主义的报纸上看到一条电讯，说英国政府接见了北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并表示要承认苏维埃是经济组织。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胜利了。
尽管资产阶级还在横行霸道，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8]
代表大会的引领
这个新的世界组织，是值得怀念的第一国际的事业的继承和继续。事实上，它甚至正式地沿用了它的名称。“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决定成立第三国际，命名为共产国际。”[9]
代表大会产生了两个主要的政治文件。第一个文件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一直作为共产国际的纲领，主要是由列宁起草的。第二个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总提纲。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写成的共产国际纲领的决议包括了列宁在过去十五年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原理。旨在反修正主义，深入地分析帝国主义战争，谴责右派社会民主党和中派的叛变行为的这些原理在列宁的天才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宣言说，“新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是资本主义没落的时代，在内部分崩离析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
帝国主义体系正在崩溃，殖民地发生暴动，统治阶级完全不能控制人民的命运了。这就是世界目前情况的一幅写照。”[10]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通过苏维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使生产社会主义化，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些是代表大会的纲领所预见到的前途。革命的时代强迫着无产阶级利用战争的手段。这种手段能集中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即群众行动，而其逻辑的结果乃是与政府机构以公开的战斗进行直接的冲突。所有其他的方法，如革命地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斗争，都只有次要的意义……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残暴的斗争中，在反对君主政体的斗争中，在反对既得利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国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斗争中，在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和民族的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11]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是新的革命时代一份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战斗的文献。列宁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断，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真民主并用以反对苏维埃的真正的民主。他并抨击了那些伪善的资产阶级代表，他们本身就是经过暴力的革命和阶级专政才得到政权的，现在却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骇人听闻的事。列宁说，“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12]。但是这个苏维埃专政与一切其他的不同，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福利的，而不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
在第一国际时代主要的工人运动的国家是英国和法国，在第二国际时代是德国，但是现在俄国工人的组织领导着第三国际。在大会上，列宁阐述了像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领导世界的工人运动的问题。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在新的国际中的领导作用证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列宁着重指出：这是由于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打击具有莫大的力量。恩格斯，后来还有考茨基（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早已预见到这个可能性。苏联的先锋作用一直继续到我们的时代，这时苏联已成为伟大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同它的新的伟大的盟国人民中国一起，是世界民主、和平、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
第三国际的成立
大会着手从组织上建立新的国际。这方面的第一个步骤是正式解散左派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决议指出，“齐美尔瓦尔得联盟的存在已失去了意义。其中所有真正革命的人都已奔向共产国际”。另一方面，“那些中派分子，可从伯尔尼会议看出，现在已加入社会爱国派，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13]
是否要即刻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会上曾经加以讨论。德国共产党代表爱伯伦以本党的名义建议以后再解决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这件事表明德国左派集团（以及许多其他派别）尚未清楚了解到修正派由于支持世界大战，公开地敌视俄国革命，已经使世界工人运动遭受深刻的分裂。列宁坚持国际必须在目前的这次会上成立，后来是成立了。
对新国际的组织机构只采取了最初的步骤，并决定由下届人数更多的代表大会制定明确的章程。但是作为临时机构，由最大的政党选举一个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并选举一个五人的执行局。执行局包括拉科夫斯基、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拍拉吞。执行委员会由俄国、德国、德属奥地利、瑞士、瑞典及巴尔干联盟的党的代表组成，美国的社会劳工党没有包括在内。季诺维也夫被选为主席，安吉利卡·巴拉班诺夫为书记。第三国际就这样产生了，它在将来的年代里，在充满革命事件的世界中担任了重要的任务。
[1]“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一二五——一二六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2]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轰”，第一八五页。
[3]同上，第一八六页。
[4]杜德著“两个国际”，第一五页，一九二〇年伦敦版。
[5]莱德勒著“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第三五三页。
[6]杜德著“两个国际”，第二三——二四页。
[7]杜德著“两个国际”，第二五——二六页。
[8]“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四三三——四三四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9]“共产国际第一代表大会”，第二一八页，党的出版局一九三三年版。
[10]同上，第一七三页。
[11]“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七页、二一一页，党的出版局一九三三年版。
[12]“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四三五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13]杜德著“两个国际”，第二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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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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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德国的苏维埃
↘革命被出卖了
↘资产阶级恢复全面进攻
↘匈牙利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数的生灵涂炭，巨量的物质财富被毁，结果是四大帝国的崩溃——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奥图曼王朝和土耳其。它的最高潮是推翻了四个封建的专制君主，即俄国的沙皇、德国的凯撒、奥地利国王、土耳其的苏丹，随同也推翻了他们的君主制度。在俄国还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不是右派社会民主党的罪大恶极的叛逆行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个东欧和中欧也都会被摧毁。
这个广大的革命转变是按照列宁早已预见到和阐明了的总的路线进行的。他是战后巨大的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拥护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上的领袖，这是任何人所不及的。俄罗斯人民及其领导者共产党领导了整个的斗争。在这影响深远的革命中，列宁的作用可从三个总的方面看出。
第一，斗争的全部过程是符合列宁早在事件发生以前很久所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战争，以反对对这个可怕的屠杀负责的反动政府的口号。大革命各个阶段的顺序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里都相同，各地革命的政治内容也是不相同的；但是大体说来，整个运动的根本一致的目标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不可否认地是列宁主义的。
其次，在四大帝国崩溃的同时，强烈的民族革命力量显示出来。在斗争中，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其中有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个发展也是与俄国共产党的纲领以及列宁的教导非常一致的。在这事以前许多年，在威尔逊总就还未梦想到他的“十四点”以前，列宁就表明各民族的希望热烈主张民族自决的原则，虽然这个主强遭到社会民主党右派甚至群多左派分子强烈的反对。
第三，在这四个帝国里的伟大革命中，也产生了强大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这当然无疑是列宁主义的。这就证实了列宁关于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论点。它在领导着这整个运动的俄国最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才阻止了社会主义的普遍胜利。这个胜利假如不是在发生革命事件的一切地区出现，也无论如何会在大部分地区出现。
这三个基本事实证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革命形势里，列宁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走着正确的道路，保证了世界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个道路完全符合于共产主义的历史性的任务，当国际资本主义腐朽和衰落的时候，共产主义是一种进步的建设力量。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巨大的世界革命运动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证实。
德国的苏维埃
战争无限期地拖长，人类陷于屠杀和痛苦的极大的混乱中。德国的工人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一样，反抗的心理愈来愈加强，反战的情绪也愈来愈增长。在一九一八年初，德国发生了巨大的罢工运动，参加者达一百万人，在柏林和其他地方发生了强大的工人运动，为了抗议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苛刻条件而举行的群众大会遍及全国，许多粮食暴动发生了，军队的叛乱常常发生。一九一八年秋，德皇政府因其反动的性质及其军事实力的日益衰落，在群众中完全丧失了威信。附近的俄国革命胜利的伟大范例成为鼓舞德国工人阶级坚决行动的巨大力量。
在战争年代中，社会民主党在右派叛变行为的影响下，已分裂成为左、中、右三派。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若吉士西、皮克及其他人所领导的革命的左派组成了一个小的团体。它早在一九一六年，即在战时，已建立了“斯巴达克”团[1]的国际主义者小组。共产党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才成立，大部分是由“斯巴达克”团的力量组成的。动摇的中派是由考英基、海斯、莱指布尔、巴尔土、狄特曼及其他人所领导的。这些人的口头上是革命的，而实际行动是保守的。中派把他们的大部分工人首先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组织在社会民主工人社会中，不久就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成立了新的组织（“斯巴达克”团早先附属于它），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中著名人物有厄伯特、诺斯克、谢德曼、列金、威尔士等人。这些露骨的修正主义者把持着大部分党的机关报和党的组织，继续利用在旧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及其职员中的影响。他们并控制了大部分的工会，会员人数减至二百万人，大都是熟练工人，但到一九一八年工会却得到猛烈的发展，到一九二〇年人数已增至四倍。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日水兵在基也尔的成功的暴动点起了德国革命之次，这些水兵拒绝为了使英国不能得到这些船只而与舰队“光荣地同归于尽”。暴动像野火一般遍及全德国。俄国革命的影响立刻就起了作用：起义的工人、士兵、水兵在全国主要的城市和武装力量的主要中心都建立了苏维埃。这些仿效俄国早期的苏维埃而建立的苏维埃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群众的支持。十一月七日以克尔特·爱斯奈为首的苏维埃取得巴伐利亚的政权。十一月九日国民政府毫无反抗地崩溃了，凯撒逃往荷兰。这实际上是个不流血的革命。
革命被出卖了
这时帝国的政权已经瓦解，只要是有统一的领导，德国工人阶级能够很容易地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正好是有势力的右派社会民主党领袖最不愿意的。这些人既不相信社会主义也不希望社会主义，他们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类一样，其本性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是努力于在某些地方补救资本主义。他们的整个路径是与资本家合作以粉碎革命。他们的态度是可以用一切方法来阻止社会主义在德国胜利。他们的领袖厄伯特曾说过：“我痛恨革命正如我痛恨罪恶一样。”[2]这表明了他们总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修正派领袖们的思想与在德国建立社会主义这件事之间的距离可从那时举行的劳资互动会议表现出来。这个史无前例的会议在柏林举行，会期是十一月八日至十五日，百万富翁雨果·史丁斯代表所有的资本家，劳方的代表是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老板、工会领袖卡尔·列金。在开会时甚至于城里街道上还响着机关枪声。他们根据反革命的推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像从前一样继续下去，认为大规模的工业社会主义化不会发生，因此会议制定了狡猾的集体合同，承认工会，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设立工厂委员会等等。当该党的政治领袖正在向工人作鼓动性的演说，告诉他们打算如何领导德国走向社会主义，而其真正的领袖们却在幕后这样可耻地“解决革命”，也就是为了比较次要的经济利益把革命出卖掉了[3]。整个阴谋的目的在于分裂工会运动，把大部分熟练工人组成的工人贵族与革命的群众分裂开来，以便整个地打败这个斗争。
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在十一月十日宣布，“旧的德国已不存在……工人士兵委员会（苏维埃）现在是政权的掌握者”[4]这与俄国早期的工人政纲“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是相符合的。委员会号召总罢工。这个纲领更要求迅速地将工业国有化、全国民主化。虽然柏林苏维埃由修正派和机会主义者所控制，但是至少在字面上，这些要求和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要求是一致的。它驳斥了叛徒波尔堪诺及其他人认为德国工人中没有革命精神的论调[5]。列宁认为德国的形势是革命的这一分析非常正确，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像恐惧死亡一般地害怕工人的革命精神和德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他们最初的反革命目标是窒息并摧毁羽毛未丰的苏维埃。他们与资本家密切合作，以“拯救德国脱离布尔什维主义”。他们的头一步是建立以费得利克·厄伯特（一八七一——一九二五）为首的“看守”政府。厄伯特原来是马鞍匠，是极端的修正主义者。一九一三年倍倍尔死后，他就成为党的领袖。厄伯特立即取消柏林苏维埃所号召的总罢工。右派的第二个步骤是在几天以后建立临时政府，由三个右派分子——厄伯特、谢德曼、蓝斯博格——和三个独立派分子——海斯、狄特曼、巴尔士——组成。虽然很明显修正主义者完全决定仅限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独立派分子一面假装赞成一切政权归于工人的委员会，一面却与右派合作，显然企图自上而下地破坏革命。这是致命的。这种无原则的阴谋活动致使列宁称中派分子为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
十二月十六日工人士兵委员会（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右派大部分由于他们有力地控制了党的组织、工会、合作社，因此有了四分之三的代表，独立派则占其余的大多数。所以大会支持临时政府，并且投票赞成举行国民大会，反对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个情形与俄国最初建立苏维埃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其中占大多数并拥有众多的跟随者的情形一样。
反革命势力还不信赖它在工人委员会中可疑的多数，乃寻求一个机会把革命淹没在血泊里，这机会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找到了。政府突然将柏林的军事指挥官、独立派分子爱弥儿·艾奇洪撤职。这件事引起了“斯巴达克”团分子与独立派的左翼联合的武装反抗，他们集合起来支持艾奇洪，总罢工遍及全国。社会民主党国防部长诺斯克下令动员过去凯撒的军官及其他反革命军人，使他们反对战斗的工人。两星期中，柏林及其他城市的街道都被血染红了，但是起义终于被击败了。它对于新成立的共产党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工人在巴伐利亚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但十八天之后就失败了。
刚释放出狱不久的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在这次总的斗争中遭到残酷的杀害。根据预定的计划，他们在一月十五日在柏林再次被捕，有人假装把他们送入监狱，实际上却毫无人性地把他们枪毙了。这场谋杀是由当局事先有意地计划好了的，但是政府否认对此事应担负的一切责任，也并未做任何努力来逮捕众所周知的罪犯。世界革命运动中两位最伟大的战士就这样死去了[6]。
资产阶级恢复全面进攻
这次浴血斗争致使独立派向政府辞职，自此以后，右派积极进行反革命的国民大会。他们在一月二十一日举行选举，正当革命斗争刚被镇压而个人沮丧的时候。因此，右派在选举中得到相当大的多数是不足为奇的。社会民主党修正派得到总票数的39%·九，独立派占7%·六八，共产党没有参加选举。
资产阶级威玛共和国在以后的数星期内建立起来。但是资本家认识到工人革命的情况，为了要引导他们走入歧途使他们发生混乱，就把社会民主党右派分子厄伯特、谢德曼、诺斯克作为新政府的领袖，资本家知道这些人会忠实地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革命工人阶级的进攻。国民大会的领袖也给工人一些甜言蜜语来安慰他们，起草了工业社会主义化、改善工资、居住条件和教育、支持工人委员会等等的激进的纲领。但是他们根本不打算实行这个纲领，也从未实行过。他们竟恬不知耻地把苏维埃作为新政府的咨询机构。
总的说来，这是资本家所要求的完满的结果。他们重新得以控制政府机关，他们把扼杀革命的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分子放到政府机关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准备承担签订不名誉的凡尔赛和约的沉重的义务，这个行为在十年以后他们不得不面临着法西斯崛起的时候成为他们的严重的负担。
虽然有了不幸的一月事件，德国工人仍在继续斗争，在以后的四年中进行了几次革命，以图消灭德国的资本主义。但是这些革命都失败了，每次都被社会民主党右派所组织和领导的反革命势力扼杀了。德国资本主义在其最困难的时候，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找到了有效的保护。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打算采取的也正是这种方针，但是布尔什维克有强大的力量足以粉碎反革命的阴谋，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德国革命的失败阻止了即使不是全部欧洲也是大部分的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走向社会主义。如果这一点能够成功，它当时就会给予世界资本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并将改变世界的局面。所以，对于法西斯主义在世界上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屠杀，以及由于延长过时了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所产生的其他社会灾难这一切的罪恶，正是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应该担负的。而且这些牺牲和灾难还没有终止。德国革命的失败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在镇压革命当中德国资产阶级比俄国的强大而且更善于作战。德国工人比俄国工人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更深（特别是关于威尔逊的“十四点”），然而，在正确的领导下他们也能够完成革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除上述以外还应当指出斯巴达克团即后来的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软弱。面临着当时的重重困难，党在动员和倡导德国的工人阶级方面不够坚强。柏林暴动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左派”拒绝留在旧的工会组织中和拒绝参加政治选举也是错误的。但是革命失败的基本的、最决定性的原因，是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凶恶的叛变，以及“言论革命行动保守”的中派的从旁协助。
匈牙利革命
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伟大的革命高潮中崩溃了。帝国最后剩下的只是今天的小小的奥地利共和国，这仅仅是当日帝国广大版图的一小块土地。这个革命主要是具有民族解放的特点，主要的被压迫民族——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赫尔吉亚人、匈牙利人都脱离了帝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奥地利本身，以维克多·爱特勒、卡尔·芮奈、沃图·鲍厄为领导的人数众多的社会党表现了微弱的战斗性，发动了广泛的罢工，并在一九一九年五月的选举中企图在资产阶级的议会中得到多数。在全国来说，保守党取得大多数的席位，但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
但是，匈牙利的革命并没有停止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而是明确地继续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旧政权在群众的压力下被推翻了，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卡洛利伯爵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十一月十六日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成为总统。但是，卡洛利政府面对着混乱的政治和经济的局势，不能有任何的进展。它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不得不让位给一个共产党占优势的政府，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新政府领导的政党是匈牙利社会党，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而成的。
新政府的实际领袖是它的外交部长共产党员贝拉·肯。政府中的其他活跃人物有著名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入二十五年以后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国元首马提亚士·拉科西。新的苏维埃政府失败了，首先因为它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的领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打击下，共和国在一九一九年八月被推翻了。
在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短暂的生命中，政府领袖在政策上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最重要的是没有把土地给予农民以吸引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虽然苏俄已经有了这个伟大的教训。他们并且还忽视了列宁在签订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时期的天才的战略思想，没有利用即使是以重大的代价与协约国谋求和平的机会。他们在基础还很差的时候就匆促地进行工商业的国有化，使软弱的政府无法贯彻执行。更基本的原因是，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把社会民主党人、修正派及其追随者都合并在一个党内，这些错误受到了列宁尖锐的批评。
除领导方面的不幸的错误外，消极的因素还有德国革命被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出卖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它阻碍了整个中欧的革命斗争，还有奥地利的社会党人明确地拒绝帮助匈牙利，匈牙利工人运动的软弱，共产党的领导缺乏经验，以及协约国以武装力量残酷地扑灭匈牙利的共产主义。由于这些不利的条件，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充其量只是一种没有成功机会的举动。
[1]以斯巴达克得名，他是特雷斯的群众领袖，在公元前七四——七一年领导古罗马的伟大的奴隶暴动。
[2]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七八页。
[3]福斯特著“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的革命危机”，第一一——一五页，一九二一年芝加哥版。
[4]茶德勒著“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第三七一页。
[5]波尔堪诺著“世界共产主义”，第一三四页，一九三七年纽约版。
[6]罗莎·卢森堡的丈夫里奥·若吉士西也被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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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苏维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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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苏维埃制度
↘政治结构
↘经济基础
↘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会
斯大林说，十月革命与其他所有的革命不同，它推翻了所有的剥削者，把政权转交给劳动人民中最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在它的领导下，旧的剥削制度被摧毁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剥削与压迫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表明了人类历史中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1]。新政府开始时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全部政权属于城乡劳动者，由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实现之”，并规定，“土地及其蕴藏、水流、森林、工厂、矿井、矿山、铁路运输、水上及空中运输、银行、交通工具、国营大规模农村企业（苏维埃农庄、农业机器站等等），城市与工业地点公用企业及主要住房，概为国家财产，即全民财产”。人剥削人的制度特别受到禁止，“按‘不劳动者不得食’之原则，劳动为苏联每一有劳动能力公民之应尽义务与光荣事业。”在苏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之社会主义原则[2]。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俄国革命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革命。它改组了俄国每一个主要的机构，包括剥除东正教的政治色彩在内。革命没有一个可以依据的蓝图，只有以前制定出来的总原则。因此，在列宁天才的领导之下，进行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创举和实验，大大地便利了以后其他地方的革命。这里只能极其简单地概述一下苏联政权初期的形象，及其以后年代里的发展情况。
自从劳动者取得政权以后，具有高度灵活性的进步的苏维埃社会经过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当时是处在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年代中。由于工业和农业已崩溃解体，也由于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反对许许多多的国内外敌人政府被迫实行极其严格的管制，普遍地实行配售制度，人民生活非常艰苦。第二个阶段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在这时期中，为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刺激生产，为农民开辟了自由市场，准许开设小企业，准许私人贺易。然而，对外贸易和经济命脉的工业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期，全部生产的超大部分是国营工业和集体农庄所进行的。这阶段从一九二七年左右就已开始，直到现在。目前苏联已经开始进入没有阶级的社会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世界在右派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帮助之下，从一开始就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斗争，曲解并诽谤苏俄生活的每一方面。这些联盟分子——主子及其代理人——自始就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它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必须设法使世界上的劳动者无从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真相。因此他们不厌倦地努力玷污和贬低苏联的成就，并筑起一道思想上的障碍来反对它，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为此利用了拥有很好的组织和报酬的报刊。不幸他们的谎言竟收到了相当大的成效，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美国，人民群众几乎完全不知道苏联人民中间真正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另一方面，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一开始就团结起来保卫苏联。他们认识到世界的民主与和平的未来是同苏联的命运相联系的。对待苏联的态度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最高准则。
政治结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工农社会主义国家”[3]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的统治。苏维埃社会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的初期，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通过的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它允许每两万五千个工人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中拥有一名代表，农民则每十二万五千人才有一名；但是这种不平等和差别在一九三六年的宪法里就废除了。目前苏联由三个友好的阶级构成，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一致，并在胜利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共产党是人民和政府的领导，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是由最先进、最忠诚、精力充沛、工作不倦的分子组成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也包括农民和知识分子。党的觉悟性和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保证了对国家的领导，给全国树立榜样。它在每个机构——政府、军队、工业、农庄、工会、学校及其他，都有支部。党与人民血肉相连，它以自己的榜样鼓舞了全体人民群众建立功勋。今天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具有史无前例的政治才能，它是在革命前许多年列宁所开始的天才的建党工作的结果[4]。
共产主义者，从马克思写成第一部著作的时代起，一贯拥护没有阶级的社会将终于建成，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消灭国家的原则。虽然如此，这不可能立即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到现在也还没有发生，理由很简单；苏维埃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必须经常保持和加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包括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以击退国内外反革命的武装进攻。只有当资本主义国家进攻的危险消失以后，消灭国家才能开始。苏维埃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的刀口是朝外的。对内，军事力量已失去效用，因为国内已没有敌对的阶级，剥削阶级早已消灭了。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苏维埃政府的力量是用来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证他们的福利，而不是为了一小撮剥削者的利益。因此，苏维埃国家从一开始就以科学的方法作为管理的基础，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能有的。
苏联的民主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都要高级，自从大革命以来就是如此。下面的重要事实可以说明，如所有的工业和国家的资源都属于人民所有，组成苏维埃国家的各族人民享有政治上充分的平等，妇女和男子在生活各方面都享有的完全平等，排犹主义以及其他种族和民族沙文主义都作为犯罪来惩办，高等教育的普及，工作权与休息权的建立，人民的群众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及其他——直接参加政权，人民公民权的高度水平，以及世界上最民主的一九三六年宪法。苏联的政治基础是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这些组织把立法和行政在人民直接监督之下结合起来。
悉得尼和贝特利斯·韦伯许多年来有着机会主义的费边主义的背景，他们在分析苏联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时，在一九三六年写过：“在这种（工作）方式中，个人专政已没有存在的余地。个人的决定是受到怀疑的，并且层层地加以防止……”至于政府，他们写道，“我们的推断是，在事实上它是和专制截然相反的。它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由整个一系列的委员会组成的政府……我们自己的结论是，如果专制意味着一个政府事先没有经过公开的舆论或者私下的会议讨论或辩论即行裁夺的话，那么，苏联政府在这个意义上实在要比许多的议会更不专制些。”[5]
在十月革命期间，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为了保卫克伦斯基政府，采取了公开反革命的立场，因此他们终于遭到查禁。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决心向布尔什维克妥协，便参加了政府。那时还有各种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及其他倾向的分子所组成的许多仇视革命的其他党派。约翰·里德提到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选举的各种政党不下十九个之多[6]。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盟，一开始就发生分歧，仅仅支持到一九一八年中，社会革命党就退出了政府。他们反对布勒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合约，要求与德国继续作战，为了这个目的，他们谋杀了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米尔巴哈。再者，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也采取了暗杀政策——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社会革命党的卡普兰在莫斯科枪击列宁，使他受了重伤。
从那时开始，苏联就趋向于一党制度。在一个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既然全体人民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只能有一个政党，即共产党。人民民主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在那些国家里却有好几个政党，但以共产党为领导。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许多政党，每个政党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这仅仅意味着阶级斗争正在激烈进行，所有的党派都进行着为他们本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的斗争。
经济基础
十月革命之后的一个短时期中出现了一种强烈的趋势，就是通过工人的工厂委员会来管理受到破坏的工业。这是工团主义的倾向，很明显不适于建立管理现代化的工业的。为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工业管理以代替逃亡的资产阶级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所采取的最初的实际步骤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成立了最高经济委员会。早在一九一八年，列宁已提出了大规模工业计划生产的步骤。然而真正的经济计划一直到一九二〇年底内战结束时才开始。一九二一年列宁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力化”。[7]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一九二一年四月成立，但是好几年以来，它的工作主要是局限于个别工业部门的计划－如冶金、纺织、运输，等等。直到一九二八年，在著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以后，才制定全国各地所有工业部门的总的生产计划。从此以后，苏维埃的生产突飞猛进，其速度甚至超过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到一九三三年，苏联已经从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而它的巨大的工业的发展才刚刚开始。
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十年中，农业生产是农民在他们个人的土地上进行的，这些土地完全属于全民所有。当时也存在着少数的示范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是直到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真正的社会主义农业组织才开始发展。它大体上是采取了集体农庄的形式（即农业合作社）。这个发展之所以正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发生是因为工业发展当时出现了巨大的高涨，这就意味着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已经开始。到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在各出产省中基本谷物区里，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40%至50%（在一九二八年春季，还只有2%至3%）。到一九三一年末，80%以上的农庄合并成为二十万个集体农庄和四千个国营农场。到一九三四年，有二十八万一千架拖拉机和三万二千架联合收割机在苏维埃的农村中工作。这个深刻的农业革命是苏维埃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使得前次还抱怀疑态度的资本主义世界感到惊异。这个工业革命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甚至像工业社会化把大资本家当作经济和政治因素消灭掉一样。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总额为六百四十六亿卢布，所有这些资金都必须由遭受战争蹂躏的苏维埃人民积累起来。要得到这样一笔巨额的资金必须紧缩工人和农民的腰带。虽然如此，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已大为改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消灭失业现象，在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里，像可诅咒的资本主义制度那样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的失业是无法产生的。这主要是因为苏维埃的生产不像资本主义生产那样为了私人利益而是为了社会的需要进行的。
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会
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工会起着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会大为不同的作用。它们的作用决定于工人管理政府，没有资本主义剥削者可以作为斗争的对象。这使得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阶级的工人对工业情况的好坏以及对一般的成败产生了直接的责任，这是他们在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所不可能有的事情。
今天的工会，像其他苏维埃的机构一样，都是许多试验和首创工作的结果。在开始的时候，工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如何进行工作没有明确的概念，工厂委员会与全国性的工会之间有了分歧，许多人认为后者是多余的。但是不从工会就以工厂委员会为基础，以他们作为在工业中的主要组织。
从最初阶段开始，工会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生活条件担负了新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工会是主要的组成部分。新的任务包括这些重要的事情，如在工业中建立劳动纪律，直接参与工业管理，不断提高产量，改进生产方法，对大量新工人的教育和技术训练，制定并执行工厂法规，直接掌握国家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有时甚至拿起武器击退帝国主义干涉者。当然，通过所有这些事情，工会关心工人的经济利益，其方式规定和执行正确的工资比例，遵守规定的工作时间及监督集体合同规定的劳动条件。工会一方面与政府密切地合作，另一方面保持了独立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必须同企业主与政府进行斗争，罢工是他们主要的武器，但是，在没有剥削阶级并具有工人阶级政府的苏联，罢工不起任何作用。然而，在革命的早期，政权成立时期，会有过许多的罢工，常常是反革命分子发动的，他们企图摧毁苏维埃政权。在一九二〇年，记载的罢工共有四十三起。苏维埃俄国很快就完全消灭了引起罢工的原因。即使是落后的工人也认识到以罢工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是愚蠢的。此后罢工虽然仍然是合法的，但已中止，而现在则是非常稀奇的事了。苏联劳动条件的改善，不是由于艰苦的阶级斗争，而是由于友好的协商和科学的经济计划。
苏联采用计件工资制度使访苏的工会工作者感到惊奇，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计件工资制是被坚决反对的。但是事情是非常简单，只要记住苏联已经没有剥削者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掠夺工人这个基本事实就可以理解。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三二年曾这样解释过这种情形：“计件工资制使每个工人在物质上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发生兴趣。我们必须强调，在我国的计件工资制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那些国家里，计件工资制是进行剥削的工具。在这里国家对劳动保护已尽到最大的努力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计件工资制会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保证工人的物质和一般生活条件的改善。”[8]
在苏维埃工业中实行各种不同级差的工资制。这是根据“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这是经过精心考虑过的为了激发苏维埃工人积极性的制度的一部分。极为重要的是每种教育和提高的门路都对工人大开方便之门。争取更高的工资，更为熟练的技术，更加负责的地位，这都是每个工人自己可以做到的。
[1]“斯大林文集”，第一〇卷，第二〇三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2]“苏联宪法（根本法）”
[3]“苏联宪法”第一条。
[4]参看“苏联共产党五十周年”。
[5]韦伯夫妇著“苏联共产主义”，第一卷，第四三三、四三六、四四九页，一九三六年纽约版。
[6]里德著“震撼世界的十天”，第三六七页。
[7]“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四六八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社版。
[8]韦伯夫妇著“苏联共产主义”，第二卷，第七○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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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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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
↘夺取政权
↘苏维埃政府最初的措施
↘保卫革命
俄国的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这一决定意义的时期是党的迅速成长和准备革命的时期。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于七月二十日成为总理）因为继续战争的政策，显然不愿给农民以土地，剥夺民主权利，以及因为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的罪恶行为，已经威信扫地。政府没有能力领导国家是日常明显的了。
在这期间，各种人民群众组织大为壮大，特别是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这些组织日益坚决地转到布尔什维克这一边，并接受他们的领导。在战胜科尔尼洛夫叛乱后的翌日，即八月三十一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就已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五天以后莫斯科苏维埃也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的影响也一天天地增长，农村的革命运动加强了。全国各地发生着农民擅自夺地的事。革命的危机很快地在成熟中。
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党在彼得格勒半公开地举行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此时已有党员二十四万人，而在二月革命时期只有四万五千人。根据党的命令，列宁匿居芬兰，斯大林做了主要报告。他说：“革命的和平时期业已终结，不和平的时期，搏战和爆发的时期已经到来……”党正在准备即将来到的革命考验。
在这次代表大会中，托洛英基小集团宣称完全同意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因此准许他们参加了党。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生在俄国一个开店铺的家庭，在一八九六年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他十多年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游击战，虽然由于他终于进入党内，给了他很负责的工作，但是后来证明他是不可改变的异己分子。
克伦斯基政府不顾一切地企图防止并击败即将到来的人民政府，在十月初组成了所谓预备国会，作为召开立宪会议之前的一个临时组织。布尔什维克抵制了这个反革命的组织，结果它在即将发生革命的风暴中被扫除掉了。群众不能听任一番花言巧语来使他们放弃正在争取的和平、面包、土地和社会主义。
列宁在他被迫居留芬兰的期间，写了另一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国家与革命”。这部巨著极其明确地揭示了国家的高级性，这是马克思所提出而为第二国际的右派机会主义者所摒弃的理论。列宁粉碎了修正派认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人民国家的理论。他说明了大为加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作用乃是反对日益革命的工人阶级。他指出工人不能把这种专职国家接手过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而必须摧毁它，并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
列宁发挥了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并深入地分析了将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他这本书呈现出来的正是俄国工人阶级在他领导下即将开始建立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幅清楚的图画。革命的危机中断了列宁的写作，他再也没有机会写完这部基本的著作。他这样解释：“因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2]
夺取政权
列宁在十月七日从芬兰归来以后，他曾两次向中央委员会阐述他在流亡中所写的东西，即人民准备进行革命。他说：“多数人民是拥护我们的。……我们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3]（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他说，革命形势的成熟须有三个条件，即起义必须以先进的阶级为基础，必须与人民革命情绪的高涨相一致，统治阶级必须踌躇不决并陷于混乱之中。他强调指出，所有这些条件都成熟了。列宁进一步详细地阐述了为保证即将到来的暴动胜利所必须采取的军事步骤。
然而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遇到强有力的反对。加米涅夫一季诺维也夫集团一般地反对起义，托洛茨基想拖延起义以便后来使它遭到失败。列宁证明了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中央委员会在十月十日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在评述了对起义有利的形势之后说：“所有这一切，都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起义时机业已完全成熟，兹特号召全党一切组织以此为准绳……”[4]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在彼得格勒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它成为革命的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里建立了党总部，由斯大林负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所有这一切，他们公开在党外的报刊上谴责起义，因此列宁称他们为革命事业的工贼，并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但在当时没有做到）。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即十一月六日列宁到达斯莫尔尼学校，亲自领导起义。十一月七日武装起义开始了。赤卫队和革命军队占领了次车站、邮政局、电报局、政府各部、国家银行。预备国会解散了。当天晚上临时政府的人员在冬宫被捕，革命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其他城市都效法了彼得格勒的革命榜样。经过了莫斯科的四天斗争以后其他的中心也发生了搏斗。
当革命的起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十一月七日深夜开会。布尔什维克占了压倒的多数。孟什维克、绷得分子、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看到自己已经失败，便退出会场。大会痛斥这些逃兵，大会正式宣布全部政权已经转归苏维埃掌握。大会并建立了以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这就成为掌管一亿六千万俄罗斯人民的机构。这时党已有党员三十万人，并有数百万苏维埃代表和职工会会员同情和支持党。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与农民结成战斗的联盟，打倒了沙皇与资产阶级的血腥的统治。这样一来他们就在国际帝国主义最弱的一环冲破了它，并给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使它永远不能恢复。“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乃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胜利。我们党由于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推翻了俄国帝国主义政权，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便实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5]
由于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的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才使伟大的胜利有了可能，但中心的问题是列宁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与孟什维克和其他修正主义者的说法相反，俄国人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各阶层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在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时都和工人联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揭示了新的道路，列宁和伟大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中把广大的贫农和中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他们同工人在一起推翻了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政府。现在列宁和党要做出另一个甚至是更大的政治“奇迹”，这就是领导据说是与社会主义无关的广大的小土地私有者在工人阶级的引导之下走向社会主义。
苏维埃政府最初的措施
共产党人一旦掌握了俄国这只船的舵，就以其特有的精力、速度和细致地对待问题的态度，立即着手实现他们的纲领。若干年来拒绝第二国际的右派领袖的宗派主义和乌托邦空想主义的幻想的布尔什维克已经证明他们是具有最坚决的行动的人们。他们以一系列的措施粉碎了日的政府机构，而使新的政权行动起来。在十一月八日，即在取得政权以后的第一天，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号召交战国家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当天晚上，代表大会又制定了土地法令，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将地主、沙皇家族、寺院等的土地一亿五千多万英亩都转归农民。同时，工人们正通过工厂委员会在忙于接管工厂。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四天，八小时工作制就建立起来，社会保险制度也建立了。一九一八年一月，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所有的工厂、矿山、交通事业等等都收归国有。
英、法、美拒绝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关于停战的建议，因此后者开始与德国单独讲和。谈判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城开始的。德国政府提出的和约条件很苛刻，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托洛茨基在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其他人的支持下违反党的指挥，拒绝签字。德国使停战中断，又向俄国进军，占领了广大的地区。俄国的军队在战争中已遭到巨大的损失，无法做有效的抵抗。列宁坚持应该接受德国提出的甚至最苛刻的议和条件，他的建议终于被接受了。他说，革命必须得到喘息的时机，否则就会遭到毁灭。列宁同托洛茨基及所谓“左派共产党人”集团做了剧烈的斗争以后，他的意见终于得到伸张。当时列宁的行动显示出他作为战略家的光辉天才，简直可以说正是他挽救了革命。资产阶级的战争制造者和他们的遍于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人发出愤怒的咆哮，说“布尔什维克出卖”了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神圣的事业。
苏维埃将土地给予农民的法令也是列宁天才的光辉表现。它吸引这样广大的农民坚决地走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苏维埃政权是不可能在接踵而至的艰苦岁月中熬过去的。党内“左”派分子和第二国际的右派领袖唱着同样的调子，宣称布尔什维克加强农民土地所有权这种做法等于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建立起一座不可攻克的障碍物。但是列宁确信最后一定能够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走向社会主义，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这样。他宣称在建立社会主义的这段时期中，要与富农进行斗争，要中立中农，要把广大的贫农培养成为同盟军——这是在农民政策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创见，也是革命成功的依靠。
另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政策是，在一开始就赋予俄国各民族以政治上的平等和民族自决权。这个政策协同其他的因素为新政权赢得了一贯受到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支持，给它打下了巩固的基础。然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由于接受了德国和英国的反革命方面的援助，不智地决定运用赋予它们的分离权而独立。这样一来，另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邪说”，民族自决，又成为暂时还微弱的被故人包圉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有力支持。
定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立宪会议应如何处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大多数代表都是大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列宁和平常一样，一下就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并提供了根本的解决办法。他指出，革命的结果，是苏维埃成为统治机构，而不是立宪会议。在立宪会议与苏维埃的对立中产生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次革命之间的历史性的争论。立宪会议的选举（根据十月革命前所拟定的名单）表明旧的力量对比关系。列宁说，“因此，这个应当作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花冠的立宪会议，就不能不成为横亘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道路上的障碍。”[6]罗森堡同意列宁总的结论，他说：“如果列宁命令举行新的选举，苏维埃政府一定会得到绝大多数的选票。”[7]因此，当立宪会议投票否决了号召承认苏维埃政府为最高的国家政权的决议时，就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正式被解散了。
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使所有这些革命的政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是没有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布哈林、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许多其他的人。列宁不得不一直为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进行斗争，他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是斯大林。对于苏联以外的工人运动的人士看来，列宁的革命政策也常常是新奇的。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左派分子对于这种政策是无法理解的。甚至在政治上成熟的像罗莎·卢森堡这样的左派领袖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尖锐地批评新政权犯了“错误”，包括把土地交给农民、规定民族自决权、解散立宪会议、限制反革命政党的权利等等。
保卫革命
世界资本主义在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为死敌这方面并不亚于俄国国内的反动派。因此，从一九一七年底到一九二一年初，年轻的苏维埃政府不得不为它的生存而斗争，为反对俄国反革命进行了艰苦的国内战争；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人民已被战争弄得疲态不堪，又遭到饥荒，呈现一片破坏的惨象，军队大部分在战争中摧毁了，但人民极其英勇地团结在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败了最强大的反革命军队。他们击破了尤登尼奇、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克拉斯托夫、谢米诺夫、高尔察克、弗兰格尔等许多白卫军，并击退了英国、日本、法国、美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军队。曾有一个时期，大部分国土陷于敌人手中，政府主要的粮食、燃料、原料的来源都切断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人每隔一天才配给八分之一磅面包的口粮。虽然如此，人民以无比的英勇进行着斗争，他们建立了红军，到一九二〇年底，所有的敌人都从苏维埃的土地上被赶走了。
在反动派军事力量的武装进攻之下，保卫斗争中的苏维埃政权对世界工人运动有最重要的意义。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齐美尔无尔得）发表了几份声明，号召工人支持被围困的苏俄。一九一八年一月在奥地利和德国发生了大罢工，大部分是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在英国，甚至在美国也发生了较小的罢工运动；西雅图和费城的码头工人都拒绝为在苏俄的干涉军队装运货物。
群众保卫俄国革命的运动影响到同苏维埃政府作战的联军。在巴黎和会上，有人问劳合·乔治，为什么英国不能在苏俄更积极地作战，他宣布说，如果他建议派一千名英军到俄国去，定会发生兵变，如果要制定军事计划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么这只会使英国布尔什维克化，而使苏维埃在伦敦出现[8]。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日在俄国北部的美国步兵第三三九联队的1连就发生过兵变[9]。结果这个地区的所有的美国军队即被美国统治集团全部撤退。
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对苏维埃却采取了极其敌对的态度，他们是改良主义者，资本主义的“弥缝者”，所以他们自然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像俄国孟什维克一样，从一开始就仇视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为恢复第二国际分散的力量而召集的伯尔尼会议上，他们就谴责了苏俄。在此以前，卡尔·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写了一本小书：“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本书里，他恶毒地攻击了苏维埃政权。他露出自己的原形，公开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人甘愿为帝国主义的屠杀千百万人民寻找借口，然而他对于新政权对凶恶的反革命分子采取的镇压措施却感到愤怒。他的这本小册子为不如他这样狡猾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提供了反对苏维埃的主要论点。
列宁立即写了一本“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来回答他，揭露了他的反动概念。列宁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最重要的政治原则。他根据布尔什维克有大多数群众支持这一事实证明了推翻临时政府和解散立宪会议的正确性。他支持镇压从前的统治阶级，因为镇压武装反革命是迫切需要的政治上的措施。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国家与革命”的继续，它分析了革命事件，而这个革命在“国家与革命”这本名著里加以概述。
[1]“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九九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2]同上，第四七九页。
[3]同上，第二六卷，第一页。
[4]“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三九八页，一九五四年莫斯科版。
[5]“苏联共产党五十年”，第一五页，人民出版社版。
[6]“列宁全集”，第二六卷，第四〇八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7]爱·罗森堡著“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第一一〇页，一九三四年伦敦版。
[8]“美国对外关系（一九四三年）”，第三卷，第五九〇——五九一页。
[9]舒曼著“一九一七年以来美国对俄国的政策”，第一三六——一三七页，一九二八年纽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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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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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三月）
↘发生革命的原因
↘反动的临时政府
↘党的革命的纲领
↘走向革命的和平道路
↘斯德哥尔摩（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一九一七年一月全世界为俄国强有力的革命罢工运动的发展所震动。在巴库和尼什涅夫哥罗得发生了大罢工，到一月九日莫斯科已有三分之一的工人罢工。彼得堡的庞大的普梯洛夫工厂在三月三日也罢了工。布尔什维克组织了大规模的街头示威，到三月九日已有二十万工人在罢工，翌日并发展成为总罢工。工人举着旗帜——上面写着“打倒沙皇！”“我们要面包！”“打倒战争！”。三月十二日彼得堡的军队拒绝向人民开枪，到晚上他们中已经六万人参加了游行的队伍。工人们打开了折磨革命者的监狱，并且开始逮捕沙皇的将军和官员。在全国各地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到三月十四日革命胜利了。
沙皇退位，临时政府建立。其中包括以杜马的主席地主兼保皇党人罗将科为首的一群反动派。这是一个短命的政府。几天以后成立了新政府，以李沃夫侯爵为总理，米留可夫为外交部长，克伦斯基为司法部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告完成。政权转入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手中，正如列宁所说，这个阶级“在经济上早已统治着我国”[1]。
同时资产阶级的统治也面临着直接的威胁。早在沙皇退位以前，工人就仿效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初次建立的苏维埃开始组织工人和士兵的苏维埃。不久以后差不多每一个市镇都有了它的苏维埃。党史说，根据列宁的分析，其结果是“两个专政特殊结合的局面，一个是实现着资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实现着工农专政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结果就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2]。
然而苏维埃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挑战在当时还只是潜在的，因为苏维埃的组织除了极少数之外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下，苏维埃的领导者也很故意把政权放在资产阶级的手中。苏共党史解释这种形势还由于当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在苏维埃中夺取代表位置，并在苏维埃里组成自己的多数。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大多数领袖还在监狱和流放所（列宁侨居国外，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还在西伯利亚流放所），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可能在彼得格拉街道上自由游逛。
这次革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这路线主要是列宁制定的。这次革命证明了列宁的论点，即主要由劳动人民组成的常备军在革命时期是会站到革命者方面来的，它也给予第二国际的右派领袖们的谬论以迎头痛击，这些人认为在拥有现代军队的条件下，人民的武装起义是不能实现的。这次革命也证明了列宁的原理的正确性，他认为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力量，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基本农民群众是一支可靠的革命力量。这次革命也驳斥了孟什维克修正主义的倾向，就是把农民当作反革命的群众而撇开他们。最后，它证明了列宁以革命的方式来反对战争的伟大纲领的正确性。
发生革命的原因
二月革命的背景是成长着的资本主义和与它同时日益扩大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从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三年俄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62%[3]。虽然大部分基本工业，如煤、铁、石油、铁路等等，都属于外国资本家（法国、英国、比利时），然而俄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甚至更为迅速。
俄国工人阶级面对着野蛮的封建的专制政体，因此阶级觉悟特别高，特别富有革命性，他们的这些特点在布尔什维克的天才领袖列宁的指导下发扬光大。工人为了一点可怜的工资每天要奴隶般地工作十一小时至十三小时，他们在工厂里受虐待，他们没有权利按产业系统或是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他们的罢工和其他的抗议运动均遭到血腥的镇压。监狱中关满了工人阶级的战士。农民也面对着同样残酷的统治；经常遭到剥削，土地被人巧取豪夺，租税沉重使他们无法生活下去，还经常处在高利贷者的铁掌之中。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只要政府认为合适，就会成百万地被征调到战场上去为帝国主义分子和沙皇的利益去送死。俄罗斯帝国土地上的许多民族也遭受无情的压迫，常常残杀犹太人。东正教的教会对这整套的掠夺和压迫的残酷制度给予完全的支持。
然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败后不久，战斗的工人阶级又开始斗争了。一九一四年一月彼得堡有十四万工人罢工，在巴库和许多其他的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而又顽强的罢工。在一九一四年上半年，尽管在有着野蛮的镇压的情况下，整个俄国罢工的人数不下于一百四十二万五千人。这个运动是如此强而有力，因此党史说，“革命高潮进程因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4]
沙皇尼古拉第一欢迎这个战争，他认为它可能防止革命，但结果恰恰相反。俄国军队遭受可怕的屠杀，这是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无能，政府官吏的贪污腐化，人民中间饥饿盛行，工业和运输完全停顿，人民厌战，而布尔什维克对群众的正确领导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革命。日俄战争产生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
反动的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在五月改组成联合政府，由立宪民主党人（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组成。它的纲领是保存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阻碍工人农民的革命要求。这个纲领和第二国际的右派修正主义者的总路线是完全一致的。
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俄国继续参战。在这点上，它受到同盟国家积极地支持。这些国家在彼得堡都有代表团，包括了右派社会党的领袖，他们督促俄国政府不要停战，并要防止俄国革命向左发展。四月十八日俄国外交部长无耻地宣布“全国人民要求继续参加世界大战，直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代表政府宣誓坚决推行原来的政策。为了实现这个保证，临时政府七月在前线发动了一个攻势，结果使俄国军队遭到毁灭。
克伦斯基政府以召开立宪会议的承诺来敷衍工人和农民的一切要求，其实立宪会议是一再地延期。斯大林对这政府作出了正确的估计，他说，在它的统治下，农民将永远看不到土地，工人将永远掌管不了工业，俄国也得不到和平。同时，这个政府阉割了苏维埃，并使它们处于从属地位，这样秸束了列宁所说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政治迫害开始了，布尔什维克被迫转入地下。科尔尼洛夫将军在政府的反动的方针的鼓舞下，在八月组织了武装暴动，其目的在于恢复沙皇制度。经过了很大的困难，主要是通过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这个危险的暴动才被镇压下去。
党的革命的纲领
二月革命的时候，列宁在瑞士，他立即了解到这不过是斗争的第一阶段。在他的“远方来信”中，他告诉革命工人说，“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们在推翻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地主资本家的政权时，也一定会再次表现出这种英雄气概来。”[5]这是“不断革命”的理论，即最先是由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时阐明的理论后来列宁在一九〇五年重新提出。托洛茨基说似乎最先叙述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的是他，这种说法完全是谎言。
列宁和二十个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坐在一辆密封的车厢里从瑞士回到了俄国，德国人放过了这一群人，天真地以为他们会因此而得到什么好处。列宁一到彼得格勒就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纲，照亮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列宁的四月提纲给党规定了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第二阶段，即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天才计划。党本身所经过的全部历史，已把党准备好来执行这一伟大任务。四月提纲指出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它所进行的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并号召工人一点也不要支持临时政府或者它的战争计划。提纲敦促双方在前线的士兵进行友好活动。
在提纲论述从革命第一阶段向前过渡的问题时，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过渡措施：号召土地国有化，地产充公，在工兵苏维埃的监督下把所有的银行合并为一个全国银行，在工业方面建立工人监督的制度。
在政治方面，四月提纲号召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过渡到以无产阶级和贫农为基础的苏维埃共和国。它要求一切政权归于苏维埃，建议武装人民以代替目前的军队。它宣布“如果没有在历史上最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不可能以真正民主的方式来结束。”列宁并建议党的名称应改为共产党，因为这是党纲更为正确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曾把他们建立的组织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最后，列宁并且要求建立共产国际以代替威信扫地的、已经瓦解的第二国际。
许多年以后，党会这样估价四月提纲：列宁在其有名的‘四月提纲’里完成了新的发现，这个发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的政治形式，不是像先前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苏椎埃共和国。这一天才的发现，对于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胜利，对于苏维埃政权在我国的胜利，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6]
经过一番党内斗争，其间列宁曾经提出辞职（但后来撤回），最后中央委员会终于通过了列宁的革命的四月提纲，表示反对的只有加米涅夫、李可夫、皮达可夫几个人。在这整个有决定意义的时期中，这些人，常常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是季诺维也夫，有时有布哈林，都站在反对地位，始终反对党的列宁政策。
走向革命的和平道路
对于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列宁曾坚决地证明必须进行武装起义。他说，在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关于英国和美国能够进行和平革命的论点已失去效用。虽然如此，列宁在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政权的早期活动中，很快地看出俄国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列宁就是根据这一点进行活动的。克伦斯基不能顺利地利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反对工人农民的革命力量。
敌人说似乎共产党人在原则上是提倡暴力的，列宁揭露了他们的谎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共产党那时一方面提出了“不要支持临时政府！”的口号，同时又执行一种和平的鼓动政策。正如列宁所说，必须“耐心地、经常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查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发错误，同时宣传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7]
党史在评论这个政策时说，“这就是说，列宁并没有号召实行起义反对当时博得苏维埃信任的临时政府，－没有主张推翻这个政府，而是力求用解释性的和征集力量的工作来争得苏维埃中的多数，改变苏维埃的政策，经过苏维埃而去改变政府的成分和政策。这是预计到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8]
共产党运用这个政策在陆军、海军、工厂委员会、工会中争取到了多数。五月二十日在彼得堡工厂委员会的会议上有四分之三的代表支持布尔什维克。在许多其他的城市中，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也从少数变成了多数。然而在六月三日全俄苏维埃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仍旧是少数派。政府关于在前线发动七月攻势的决定激怒了群众，加速了扩大党的队伍的洪流，并且使党的影响蓬勃发展起来。
政府鉴于不可能以自由的政治争论来击败共产党，就决定以暴力来粉碎党及其背后的巨大的群众运动。街上的游行示威受到镇压，逮捕列宁的拘票也发下来了，好几个中央委员进了监牢，党的印刷所被破坏了。因此党被迫转入地下。在七月攻势的时候，在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苏维埃从属于政府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自由也在各方面被剥夺了。
临时政府废除了共产党和群众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就发动了内战。很清楚地看出，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工人农民满足他们对和平、面包、土地的要求的唯一方法只有武装斗争。共产党已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个艰苦的最后通牒。正如党史所说，它“开始来实行准备武装起义，以期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建立苏维埃政权。”[9]政府决定开始公开的斗争。俄国正走向十月无产阶级革命。
斯德哥尔摩（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俄国革命在世界工人之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在世界劳动群众中产生了深厚的热情，并空前地刺激了正在增长的和平情结。一九一六年底在奥地利，党的领袖维克多·爱德勒的儿子弗列德里克·爱德勒为了要发动群众争取和平，枪杀了总理史图厄格伯爵。在德国有饥饿暴动，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了分裂，成立了一个以狄特曼为首的中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整个社会主义的集团反对军事拨款[10]。在法国，反战的工团主义者和左派社会主义者在军事工业中发动罢工。英国的军火工人也进行了多次罢工。在意大利的工人中展开了强烈的反战运动。美国的资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使美国投入战争，但是也面临着以社会党为首的群众的强烈的反对，这是由德布斯、路登堡、威根克涅哈特及其他的左派分子发起的。
这种反战情绪广泛地发展导致了一九一七年的广泛的和平运动。已从布鲁塞尔迁至斯德哥尔摩的社会主义国际局通过荷兰—斯堪底那维亚委员会号召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美国的社会党积极地参与这个运动。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在齐美尔瓦尔得）支持这个建议。最后国际社会主义局、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荷兰—斯堪底那维亚委量会同意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为开会日期。
建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会议得到各国社会党的广泛的支持。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和其他各国的党派都同意参加。但联盟国家的政府因鉴于胜利在望，以为这个会议是走投无路的德国所进行的和平试探，因此都反对这个会议。他们的工具右派社会民主党也就诅咒这个会议。美国的刚普尔斯特别肆无忌惮地谴责这个会议，英国海员工会的负责人威尔逊宣布该工会拒绝派代表到斯德哥尔摩去。
在伪善的“为了民主而拯救世界”的借口下参加大战的美国政府给斯德哥尔摩会议以第一个打击：拒绝发护照给美国的社会党的代表希尔奎特、李、柏格。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政府很快地效颦，结果会议竟落了空。
同时在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中的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在是否应当参加即将来临的大会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列宁是主张抵制这个会议的。九月五日至十二日他们自己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会议。列宁没有出席。因为在建议召开大会的问题上原则不明确，这次出席齐美尔瓦尔得分子的会议的人数非常少。会议只是重复了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上早已接受的原理。会上通过的宣言拥护俄国革命，号召战斗性的群众罢工和争取社会主义和平的总斗争，并宣布“国际无产阶级争取和平的斗争同时也意味着拯救了俄国革命”[11]。
当时齐美尔瓦尔得的左派坚决反对领导这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中派半考茨基主义者。他们使左派分子格里姆失去了主席的职位，因而运动的领导权落入安吉利加·巴拉班诺夫之手，他那时还属于左派。左派反对右派和中派的领导不肯支持结束战争的革命政策，反对他们赞成注定要失败的右翼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反对他们不愿意同第二国际决裂而建立革命的第三国际的路线，并反对他们在整个一系列的其他政治问题上的混乱和保守。列宁当时已经得出最后的结论，新的国际将不顾这些动摇分子的抗拒而建立起来。
[1]“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三一一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吐服。
[2]“联共党史”，第二三五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3]卡耳著“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第二卷，第二四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4]“联共党史”，第二〇九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5]“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三三一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6]“苏联共产党五十年”，第一四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7]“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三页，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
[8]“联共党史”，第二四五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9]“联共党史”，第二五七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10]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一六〇页。
[11]盖金和费歇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六八一——六八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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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三篇共产国际（一九一九—一九四三年）
第二十七章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
↘第三国际最初的步骤
↘社会主义的反战会议
↘第—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昆塔尔会议
↘爱尔兰一九一六年的起义
↘列宁的伟大的理论斗争
机会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的背叛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分裂了第二国际。各个政党可分为下列几类，交战双方的政党即主要国家及其同盟国的政党，它们当时已有剑拔弩张之势；中立国家的政党；以及俄国的政党，这是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政党。
在第二国际一直起着巨大作用的左、中、右三派之间的思想上的分歧，在战争中更为明显，特别是在战争向前推进，反对战争的运动采取日益确定的形式的时候。这三种倾向结果就形成了三种独立的国际组织——即恢复了的右翼第二国际、中派分子的第二半国际，以及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右派的路线是阶级和平井全力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中派追求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和平；只有左派根据斯图加特一哥本哈根﹣巴塞尔会议的决议，力求使群众的反战情绪转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第三国际最初的步骤
第三国际的历史是从俄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小组的时刻开始的。列宁在战前的许多著作加上马克思的著作成为它的革命思想的基础。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中，俄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完全是根据这种思想进行的。在战前第二国际中所成长起来的左派的萌芽，即列宁所精心培养起来的左派，是这种思想在国际上最初的表现。但这种思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特别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背叛之后，才成为真正的国际运动。
列宁一开始就认识到第二国际的领导者在大战中的卑鄙叛卖意味着这个组织作为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来说已经死亡了，因此迫切要求建立新的国际。在大战爆发时，侨居在加里西亚的列宁，为了要居住在距离俄国近一些的地方，便启程赴瑞士，于九月五日到达。在他的领导下，一群布尔什维克开始出版一种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准备了一篇初步的提纲以后，列宁写了一篇关于战争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由中央委员会发布。
在宣言中规定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和建立共产国际的过程中所遵循的路线的基础。宣言指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并宣称：“国际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投票赞成军费开支，重复‘本’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口号，为战争作辩护，参加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内阁，等等。”它又宣称：“机会主义者撕毁了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受到谴责，宣言的起草人称之为“机会主义的天然的'助手”。[1]
宣言号召在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的基础上组织欧洲联邦（这口号因不正确，后即撤销）。党的宣言宣称，“在一切先进国家中，战争已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宣言继称，“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由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提供，由巴塞尔决议（一九一二年）所肯定，并且是由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中产生出来的”[2]。它宣称第二国际已崩溃，并且号召成立新的国际。
俄国布尔什维克反对战争的英勇立场立即招致了迫害。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议员被监，有些中央委员亦被捕，“真理报”被迫停刊，许多党组织被破坏。但是党的力量很快又组织起来，反战的斗争继续在俄国国内和在瑞士的中央委员会总部的领导下进行。
社会主义的反战会议
战争所造成的令人发指的牺牲和损失使群众的反战情绪日益增长，在战争初期的爱国热情消失了之后，这种情绪表现得特别坚决。到处都出现了反战运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在德国，在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会议中投票反对战争拨款的十四个人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一个人在国会中站起来，大胆地在“一群爱国者”的咆哮中发表了反对战争的演说[3]。他的勇敢的声音成为全世界正在高涨的反战运动的标志。
在此期间，举行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国际反战会议。一九一五年一月，中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哥本哈根开会，在二月又有协约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伦敦开会。德、奥的社会主义者也在同年四月在维也纳开会。一九一四年九月美国社会党建议召开包括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的会议，但是并无结果。
布尔什维克对这几次会议予以密切地注意。他们派代表参加了伦敦会议和哥本哈根会议。但这些会议都坚决反对列宁关于战争的革命路线。他们除了呼吁各国政府建立和平——一个没有希望的计划——而外，不愿再前进一步。
战时第一个有意义的反战会议是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伯尔尼举行的国际妇女社会主义会议。会议由第二国际的国际社会主义局的书记克拉拉·蔡特金领导。这也是包括所有主要交战国家妇女代表的第一次会议。布尔什维克给会议以坚强的支持。俄国代表团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伊涅沙·阿尔曼德、齐娜依达·李林娜和奥尔加·拉维奇。虽然如此，大会还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大会决议虽然谴责了资本主义并且拥护社会主义，但局限于一般的反战号召[4]。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于一九一五年四月四到六日也在伯尔尼开会。左派真正支持了会议。但是代表们没有采纳列宁的纲领，俄国的决议遭到了反对。大会的决议和前次举行的妇女会议的决议大体相同。这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局，嗣后建立。这个机构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青年国际”，列宁曾为之写稿。
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这时，站在反对战争的立场上的意大利社会党看到自己号召最大的社会党召开总的反战会议没有结果，它就自己来召开一个会议。在七月十一日伯尔尼的预备会议之后，在伯尔尼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齐美尔瓦尔得举行了第一次国际主义者大会，会期一。九一五年九月五到八日。右派社会党人为了阻止反对战争的联合行动，声称在战时召开所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会议是不可能的。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像此前举行的妇女会议和青年会议一样，令人信服地揭露了右翼社会党人的说法的虚伪性。
出席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德国、法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意大利、荷兰、瑞士、瑞典和挪威等国家的三十八个代表。俄国出席的三个党派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领导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团、托洛茨基代表分裂派。德国共有十个代表，包括莱德布尔、霍夫曼、墨埃尔、达列海麦尔、布哈德。墨尔黑姆和布德龙代表法国工团主义的工会。英国的工党和社会党的“三个代表”未能取得护照。美国的社会党也有类似的困难。那时李卜克内西在军队里，他送来了一封信；蔡特金和卢森堡都在监狱里。
这次会议表明了反战情绪的高涨，不过它无法制定明确的路径和目标。代表们分裂成三个集团。右派是大多数，它主要由德国人、法国人、一些意大利人、波兰人和俄国的孟什维克组成的。左派大部分是从俄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巴尔干来的代表，由列宁领导。托洛茨基和平常一样，领导着由五六人组成的中派[5]。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这一派起草了一个决议和宣言，号召立即停战，拒绝给予战争贷款，从英国、法国、比利时的内阁中召回社会党人，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决议以十九票对十二票遭到否决，而宣言的草案则交委员会处理[6]。但是以建议形式提出的宣言草案已被拒绝，大会通过了中派分子提出的宣言，而且包括左派在内的全部代表都签了字。这个文件也体现了列宁一派提出的许多建议，谴责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要求立即停战，谴责过去的领导机构不愿反对战争，要求没有并吞的和约。宣言坚持了斯图加特一哥本哈根一巴塞尔大会决议的总路线，但对于达到社会主义」义的道路却含糊其词。宣首里根本没有号召用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宣言拒绝支持左派关于必须建立新国际的要求。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的决议，由每个国家的一个到“三个代表”组成。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格里姆被大会选为委员会的书记，委员会设在伯尔尼。
左派代表提出声明说他们对宣言威到不满意，“宣言无论对于公开的机会主义者或以激烈的词句掩盖起来的机会主义都没有明确的分析。……宣言也没有明确地分析反对战争的方法。这个女性列宁和其他的左派领袖都签了字”[7]。后来列宁在一篇论文中，在承认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弱点的同时，指出这个会议还是前进了一步，因此必须加以支持。齐美尔瓦尔得会议是第三国际的胚胎。
昆塔尔会议
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第二次会议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瑞士昆塔尔乡村举行。在第一次会议以后的七个月中，这个运动在群众反战活动增加和反战怒潮高涨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已有二十五个党派和团体参加，包括意大利、瑞士、英国、罗马尼亚、俄国、波兰、保加利亚和葡萄牙的社会党，以及美国的社会党和社会工人党。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工会也参加了，青年组织尤其活跃[8]。
这个时期中特别重要的是德国左派的代表在一九一六年一月成立了“斯巴达克”团（即国际主义者小组）。这个事件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德国在战争中是一个主要的角色，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有巨大的规模和威信。“斯巴达克”团的纲领是罗莎·卢森堡写的。这个纲领后来提到昆塔尔会议上，号召成立“一个新的工人的国际”，但并没有采取具体的革命行动来结束战争。
昆塔尔会议或称为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的会议是由四十三个代表组成的。列宁、季诺维也夫、伊涅沙·阿尔曼德代表俄国布尔什维克出席会议，马尔托夫、阿克赛尔罗德代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派了“三个代表”。德国有七个代表，意大利七个，法国四个，瑞四个，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一个，还有其他党派的代表。
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号召工人应该“放下你们的武器。你们只应把武器对付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政府”。这个草案遭到会议里的中派和右派大多数的反对，而代之以采纳了齐美尔瓦尔得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所提出的决议。这决议比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的决议有了明显的进步，号召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但在实际的步骤上除了要求大力联合起来努力争取立即停战，争取没有并吞的和豹之外，没有实际的建议。争取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的问题是在涉及对待社会主义国际局（第二国际的领导机构）的关系问题时产生的。社会主义国际局已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但会议拒绝与之破裂。齐美尔瓦尔得的左派，主要是布尔什维克，虽然投票支持了这些有限度的决议同时却采取了保留。他们对会议的总的估计，后来是这样总结的：“但是昆塔尔代表会议也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本原则，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成立第三国际。可是昆塔尔代表会议终究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分出的过程，后来这些分子便组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9]
爱尔兰一九一六年的起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酝酿的伟大革命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欧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情绪的日益增长。它们终于在后来粉碎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和土耳其帝国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第一个明显的信号是一九一六年复活节周爱尔兰的起义。爱尔兰在七百年来长期地反对英国的统治和剥削，这是最后的一次斗争。我们在第八章已经看到，卡尔·马克思认为爱尔兰的独立运动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为了受压迫的爱尔兰人民本身得到自由，而且是反对英国资本主义的总斗争中的一个武器。
爱尔兰的领袖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帝国主义战争。当英国正在忙于清除它的危险的帝国主义的劲敌德国的时候，爱尔兰的领袖们就利用了这个良机来加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不过，困难是爱尔兰人民对这个突然的起义没有准备。起义在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五天后就结束了。起义者英勇的小小的军队总共只有一百二十人，抵挡不住英国的武装力量。皮尔斯、康纳里以及其他的领导人物在五月十二日都被处死。康纳里受了重伤，在枪毙时他站也站不起。列宁评论这次勇敢的但是无效的起义时，指出它表现了真正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冒险分子的叛乱，他说，“爱尔兰人不幸之处，就在于他们起义得不是时候，因为当时欧洲无产阶级起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10]
这次起义的杰出领袖是詹姆士·康纳里。他早期积极参加组织“世界产业工联”的工作以及美国社会劳工党和社会党的活动。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最巨大的理论上的成就之一就是把爱尔兰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了。赖安说列宁对康纳里的评价很高，并且对访问俄国的爱尔兰工会代表以热情的语言谈到他的“工人阶级在爱尔兰历史中的作用”一书[11]。继爱尔兰一九一六年的遭受厄运的起义而来的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的更大更有成效的起义。
列宁的伟大的理论斗争
从本世纪开始，列宁就不倦地、卓越地致力于制定一个革命的政治纲领。但自一九一四年八月大战爆发至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一段时期对他来讲尤其是紧张的理论工作和论战的时期。当时他所进行的基本任务是教导社会主义运动与整个工人阶级一个主要的道理，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是制止战争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正如早在这些事件十年以前他在这著名的斯图加特一哥本哈根一巴塞尔会议的决议中所写的一样。这样他的工作乃面临着现实的严酷的考验。
列宁很了解当时工人运动所面临的伟大任务，他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的活动已明显地证实这一点。出席会议的都是国际中最先进的最革命的战士，但他们并不能接受列宁的以革命的方法摆脱战争的口号。在这两次会议上，跟随列宁的只是少数。
列宁不仅不得不向社会主义政党的右派和中派的幻想和叛变进行斗争，而且要向左派本身的缺点和幼稚进行斗争。在俄国党内他也要经常向各种倾向展开斗争。这是他建党以来所进行的巨大的理论工作的继续。多年来他和托洛茨基在许多问题上进行论战。当时，他必须同布哈林一皮达可夫集团和其他人进行着的两个最紧张的党内斗争就是民族自决的问题和武装人民的问题。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论战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她是“尤尼乌斯”小册子的作者，这本小册子是她在监狱里写的。列宁的目的是要消除她有关在战争情况下建立地下（党）组织的必要性，在德国捍卫共和国的问题，以及在帝国主义时期民族战争的可能性等问题上的错误。
列宁在他对右派和中派无限尖锐和剧烈的论战中，给予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叛徒考茨基以最沉重的打击。在这期间，群众很快地“左倾”，列宁指出考茨基主义是在工人队伍里面主要的危险。因为正是这种机会主义的变种（其代表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漂亮地运用着革命的词句，它的保守的行动，这些特别阻碍了无产阶级的运动。它扼杀工人阶级的战斗性，把群众出卖给右派叛徒们和统治阶级。
列宁称考茨基主义为隐蔽的、胆怯的、具有糖衣的、虚伪的机会主义。“考茨基想使革命群众同‘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的’机会主义者首领‘调和起来’。用什么来调和呢？用空谈：用国会中少数‘左派'的’左的‘空谈来调和’，让少数派像考茨基那样一面斥青革命行动，称这种行动为冒险行为；一面又用左的空谈来款待群众，这样，在党内就能……同休特古姆之流、列金之流、大卫之流、Monitor之流保持统一与和平！”[12]考茨基中派主义是战时社会主义者的群众起义反对右派领袖的基本障碍，他们并且是在战争末期挫败德国革命的决定性因素。
一九一六年春，列宁写了一本伟大的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我们在第十八章已有简要的说明。这本书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最卓越的贡献，它使马克思主义有可能认识到世界帝国主义发展后所产生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某些特殊的问题。列宁在他所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著中强调地阐明了目前资本主义独占时期与早期的资本主义竞争时期及其比较平和的发展之间的基本区别。列宁说，帝国主义时期是一个新的时代，“更多的激荡、跳跃、灾难和冲突的时代。”[13]
列宁特别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理论，亦即关于有组织的稳定的资本主义优越的理论（它假定资本主义世界会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引用了集中表现考茨基的观点的一段话：“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考茨基写道，——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争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停止战争的阶段，由实行国际联合的财政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阶段。”[14]
列宁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所写的前言中，对于考茨基和所有其他主张“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最后也包括了布哈林本人）等的“超帝国主义论”以粉碎性的回击。他说，“然而，能不能反对抽象地'设想'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即超帝国主义呢？不能。抽象地设想这种阶段是可以的。不过这在实际上就是机会主义者，他为了幻想将来的不紧急的任务，而否认了当前的紧急的任务。从理论上讲，这就是为了这些幻想而不依据实际的发展，随意地脱离了实际的发展。毫无疑问，现在正在朝着一个唯一的、世界性的、囊括一切企业、一切国家的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态——绝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托拉斯，即各民族财政资本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以前，帝国主义必然要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对立物。”[15]
帝国主义时期的俄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日益分崩离析，证明了列宁的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1]“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一二、一四、一五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译者
[2]“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一六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3]蓝乐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四二页。
[4]盖金和费歇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二八六——三○二页。
[5]盖金和登歌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三六九页。
[6]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妾”，第一四六耳。
[7]盖金和费歇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三三三——三三四页
[8]管金和费歇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三六九。
[9]“联共党史”，第二一九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0]“列宁全集”，第二二，第三五二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1]李安著“詹姆士·康纳里"，第五页，一九二四年都伯林版。
[12]“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四二六——四二七頁，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13]同上，第二二卷，第九四页。
[14]同上，第二六三页。
[15]“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九七——九八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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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第二国际的作用（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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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第二国际的作用（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
↘第二国际早期活动的作用
↘机会主义的代价
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这个决定性的日期投票赞成了凯撒政府的战争预算时起，第二国际就不再作为一个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而存在了。这一行动完全出卖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纲领和前景。这个行动标志着被机会主义领导者牢牢控制着的这个组织最后转变为服务于世界帝国主义的机构了。同时，它也是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的信号。列宁很快就看出了这个历史必要性。
第二国际初成立时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但是它的领导分子受到处于高潮之中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动影响而腐化了。斯大林说过：“第二国际不愿与机会主义作斗争而主张同机会主义和睦相处并让它巩固起来。第二国际既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政策，于是自己也变成了机会主义的了。”[1]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国际成了一支反动势力，成为世界工人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叛变不仅说明第二国际没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还说明它已抛弃了社会主义。因为受到列宁影响的斯图加特一哥本哈根一巴塞尔大会的决议一再指出反对战争的斗争必须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为基础。在后来的几年中，第二国际特别明显地表现出了在赞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暴露出来的反动性质。
列宁说：“第二国际的破产是在以往的（所谓‘和平的’）历史时代特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并于近几年来在国际中取得了实际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者早就准备好了这一破产。他们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顶替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鼓吹阶级合作；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名义下宣扬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忽认或否认共产党宣言早已阐明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只是以温情庸俗的观点同军国主义作斗争，不承认各国无产阶级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各国的资产阶级；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成崇拜这种合法性，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2]
第二国际早期活动的作用
第二国际是在世界帝国主义成长和扩展的时期进行活动的。这个时期里资本主义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同时资本主义各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走向衰亡。资产阶级从进步转到反动。曾经推动过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到了一九一四年已成为妨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斯大林说：“第二国际统治时期主要是在比较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的时期。”[3]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一个时期中，战争和革命都比较少，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的稳定。因而，国际把主要的力量用于组织和教育的工作，着手建立社会党、工会和合作社。（除了俄国和在程度上略次于俄国的美国）当时一般处于较温和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讲究现实的国际的右翼领导者的口号是日常的工作。
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在悲惨的、贫困的和受压迫的情况下进行着劳动。过去几十年中机器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技术工作方法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都没有使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绝大部分的利益为那些掌握着工业和国家资源的人们所占有了。工人们在现代工业的野蛮不堪的条件下做工；他们几乎没有物质保障来防备失业、疾病和老年；并且许多基本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在内，他们都不能享受（妇女没有，常常男子也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集中了全力来对付这些目前的祸害，却拒绝攻击产生这些祸害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导致第二国际最后瓦解的根源。
虽然如此，第二国际在日常的斗争中还是有不少成就的。正如我们在第二十四章中已概述过的，它建立起一个巨大的经济和政治的组织。列宁会就这方面写道：“第二国际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最迅速发展的漫长的'和平'时代里把无产阶级群众初步组织起来。”[4]在工资、工时、社会保险、工厂立法和争取男女工人的选举权等方面第二国际使查本家和政府做了不少让步。可是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大资本家们愿意为了削弱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和革命性向工人贵族做了某些让步；这种做法大大地便利于国际取得以上的成就。日益巩固和发展的工人运动也迫使统治阶级对他们残酷镇压工潮的政策作了某些修改。根据俾斯麦的社会保险计划的精神，资本主义统治者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子”的政策。罗尔文提出了有关这种情况的一些例子，如英国劳合·乔治和爱斯奎司的“新自由主义”，美国提奥多·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和吴德鲁·威尔逊的“新自由”。
此外，第二国际也扩大了有组织的国际劳工运动的规模。第一国际的影响几乎没有超出西欧的范围，而第二国际的活动却逼于全欧洲，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达到了美洲。然而，第二国际的影响却没有达到像印度、中国、近东各国、非洲各国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这些地区的人民一直到无产阶级第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组织，第三国际成立以后才得到真正的领导。
机会主义的代价
第二国际的一切成就是以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国际领导集团为了获得目前利益而忽略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在第一国际时期，奠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可是，在第二国际时期这些原则全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当第二国际面临最大的考验的时候，即恰好在工人们最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和组织的时候，全世界的工人为这次政治叛变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是第二国际的完全瓦解。
诚然，在第二国际时期，列宁切实领导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他不仅恢复了那些领导着第二国际的冒牌社会主义者认为已被他们埋葬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原理，而且他还把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了，把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它在资本主义制度进入新的，帝国主义的阶段时能够适应工人运动的需要。但是，列宁是在和控制着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的强烈反对进行斗争以及和国际的机会主义纲领进行斗争的情况下取得这一切的。第二国际的领导人物把列宁看成一个可恨的陌生人。
第二国际瓦解的根本原因是，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官僚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操纵下，它屈服于世界帝国主义迅速扩展时期所带来的腐化和幻想。它的领导者抛弃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在资本主义制度当时的“繁荣”和相对“稳定”中得出了这种反革命的结论，目前的制度正在转变成社会主义，或者不如说转变成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当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充满着战争和革命的新阶段，开始了资本主义衰亡的时期之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的腐朽性就暴露出来了。
第一国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中光荣地结束了，并且留下了光辉的传统。第二国际却被腐化的领导者出卖了。这些领导者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厚颜无耻地背叛了他们向工人所作的全部誓言，背叛了他们自己所宣传过的、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当时工人组织起来的力量使他们有可能进行一场有力而必胜的反战斗争，但是他们被自己的领袖可耻地出卖给敌人。因此，国际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得不而且也的确是由第二国际领导人的耻辱的手中转到新的、最高的组织——第三国际亦即共产国际的手中了。
[1]“联共党史”，第二一七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2]“列宁全集”，第二一，第一四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3]“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三二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4]“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二三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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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大叛变：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二十五章大叛变：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叛变
↘大叛变的发生
↘“保卫祖国”
↘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第二国际的恶性循环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许多年来在资本主义列强各国之间成熟了的帝国主义矛盾的爆发。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战争就如同取得利润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其他现象一样的自然。战争的导火线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地利大公爵弗朗斯·斐迪南的被刺事件。他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被一个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所暗杀。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局势已紧张到如此地步，几乎任何一个政治冲突都可以促使战争爆发。这次战役就是恩格斯早已预见到的一次大战。当时他说，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拿着武器的人们将要互相残杀。这也就是第二国际建立以来一直害怕的战争。
当然，参战的各国政府都采取一种虚伪的立场，宣称他们是为民族自卫而战。事实上这场战争只是帝国主义列强拼命争夺殖民地、市场、原料和战略地位而已。这场战争杀死了一千万名士兵，使两千万人成为残废，千百万人变成乞丐，战争带来了大概五百万名寡妇、一千万孤儿，损失财产达三千八百亿美元[1]。对于那些发动这场历史上最可怕的人类大屠杀的冷血的资本家来说，这些事实仅仅是些统计数字而已。
这是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列强各国工业发展速度不平衡破坏着他们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均势。这个事实更加促使各大国要求重分世界。这就是列宁所发现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基本规律产生的作用（第十八章）。例如，”在一八六〇年，英国生产了占全世界一半的煤和生铁以及几乎占全世界一半的棉织品。到一九一三年，英国所生产的这几种商品在全世界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22%，13%和23%。许多别的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美国建立了许多新的工业和英国竞争。”[2]佩洛写道：“一八九九至一九一三年间，美国和德国的钢的产量增加了三倍，但英国钢的生产仅仅增加了50%，铁的产量反而减少。英国这个世界的老牌工业先进国家被它的劲敌远远地甩在后面。美国成了最重要的工业国家。”[3]
这场杀人的战争是一种使各国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关系均衡起来的资本主义手段。发动战争的是两大军事集团——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组成的同盟国以及包括英国、俄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协约国——许多年来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准备战争。
德国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是要从英、法两国手中夺去殖民地，从俄国手中夺去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沙皇俄国则力谋瓜分土耳其，并且梦想攻占黑海通地中海的海峡（鞣靼尼尔海峡），夺取君士坦丁堡。它还计划要夺取奥匈帝国的加里细亚区。英国也力图用战争把它的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击破，因为战前德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日甚一日地排挤着英国商品。它还想从土耳其手中夺去美索不达来亚和巴力斯坦以便巩固它在埃及的地位。法国资本家希望从德国手中夺取盛产煤铁的萨尔区，以及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战争时被德国占去的亚尔萨斯一洛林区。在这一切背后则站着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美国，它利用这场战争以达到它称霸世界的资本主义目的。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进攻揭开了大战的序幕。俄国进行动员，德国在八月一日向俄国宣战。法国在八月三日参加战争，一天以后英国也加入了。其他国家在此后的年月中相继参加了战争。美国狡猾地避免参加战争，却向参战的“同盟国”出售军火，获取互利。但是由于害怕它的协豹国的"朋友们"要吃败仗，美国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也借口“自卫”加入了战争。
大叛变
大战的爆发使第二国际面临极其重大的责任。工人的利益迫切要求保卫和平。国际在历届大会特别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大会上一再重申，社会党不仅要宣传鼓动反对战争而且要投票反对征集兵员和军费。最重要的，大会还宣布社会党要利用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来唤起人民，以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当这个严峻的考验到来的时候，第二国际大多数的党对这些庄严的誓言都完全置之不顾，而且公然抛弃了他们对工人阶级应负的神圣的责任。他们卑鄙地跟随着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喊着帝国主义的“保卫祖国”的口号，并且把本国的人民赶到帝国主义的战场上去送死。只有在布尔什维主义占优势的两个欧洲国家——俄国和塞尔维亚——社会党才采取了反对战争的坚定立场。第二国际多数政党的叛变，是世界工人阶级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的灾难。
造成这次严重灾难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宜揭查本家阶级固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心怀叵测地把制造战争的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解释为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各国造成这次叛变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工资很高的工人贵族、工人运动中各式各样的众多的工会官僚分子以及往往领导第二国际各党的大批的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无法反对战争亦即事实上容忍战争是第二国际中从它成立以来一直发展着的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造成的后果。我们已经谈到许多表现这种倾向的事情。列宁说：“十九世纪末叶的客观条件格外助长了机会主义，使利用资产阶级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一个官僚和贵族小阶层，把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内的队伍中来。战争加速了机会主义的发展。使它变为社会沙文主义。使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的秘密联盟变为公开的联盟。”[4]受机会主义控制的第二国际中的一丝国际主义精神在这次危机中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淹没了。
如前所述，战争的突然爆发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惊慌失措。相反地，正如法维格所说的，几年来在历届的大会上他们都讨论过大战的逼近；而且他们很清楚地指出这是一场对工人阶级毫无好处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是理论。在实际上，这些党和工会的机会主义领袖们（后者在这里起了主导作用）完全抛弃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并且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精神来支持战争[5]。
大叛变的发生
七月二十九日社会主义国际局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决定把原定于八月二十三日召开的第十届大会提前到八月九日举行。很显然，需要立即在一个中立国召开一次大会以便制订一个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国际性的对策。但是，由于国际领导中心的软弱以及主要政党无法召开这次大会（当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势力已在积极地活动），这件事没有实现。布鲁塞尔和其他的城市举行了群众抗议大会。曾经在一次大会上讲演的若列斯于七月三十一日在巴黎被军国主义者暗杀[6]。法国和德国的代表开过几次会但并未产生任何结果。实际上，当时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努力把国际的力量组织起来反对战争。
国际的瓦解发生在八月三日，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领袖们以七十八票对十四票决定支持战争。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控制着党的列金派工会领导集团在八月二日就事先暗示过并且确定了党的决议，他们和资本家们达成了一项保证社会和平——在战时不罢工的协议[7]。第二天党的决议在国会中提出，所有的一百一十名党的议员一致投票拥护军事开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其他很少数的人在党的会议上投票反对军事开支，考茨基弃权。可是他们为了服从党的纪律便在国会里和所有的人一起投票赞成了军事开支。由中派分子海斯所宣读的党的声明提出了“俄国入侵”的威胁，接受了“保卫祖国”的口号，并宣称“在危险时刻我们不会抛弃祖国。”[8]
奥地利、法国、英国、比利时以及除了俄国和塞尔维亚以外的欧洲交战国家的社会党都采取了和德国党的同样的行动[9]。但是保加利亚的狭隘的社会党人投票反对战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党也投票反对战争。除了美国的“世界产业工联”以及俄国、意大利和其他少数国家的工会以外，其他的工会组织，包括曾经坚决地建议举行反战总罢工的法国工团主义分子，都接受了拥护战争的社会党人的领导。不久，盖德和伐揭参加了法国内阁，冯德凡尔得也参加了比利时政府的工作。克鲁泡特金支持沙皇政府，加入了社会爱国人士的行列。
在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瑞士、意大利、美国等等，党一般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但是，当意大利和美国后来参战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党就分裂了，它们党员的基本部分都投票反对战争。第二国际是垮台了，只有中立国家的党表面上还在维持着它的工作。
造成这次大崩溃的祸根应归罪于社会民主党的右派。而在所有的这些组织中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应负最严重的责任。它是在第二国际中起领导作用的党，全世界的工人把它看成为自己的领导者。如果它真正地反对战争，毫无疑问，参加国际的大部分组织都会跟着它走的。然而，它暴露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投票赞成军事开支，从而就不可挽救地瓦解了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为工人阶级产生了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党现在已落在像考茨基、厄伯特、列金、诺斯克、谢德曼、辛格、奥欧、达维等等冒险家的手中了。它玷辱了自己，无耻地出卖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工人对它的信任。
“保卫祖国”
社会民主党在“保卫祖国”的资产阶级的口号下支持战争。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伪装来掩盖他们的叛逆行为，他们企图为他们支持战争的政策制造一种理论根据。他们硬说这是一场民族战争，本国人民的利益遭到了严重的危险，因此他们的立场似乎完全是正当的。他们设法使这种论调具体化，于是说他们自己的国家在边境上遭到外国军队的进攻，因而别无他法，只好起来保卫自己。表明右派分子这种无耻立场的说法和资本家们本人使用的说法很难加以区别。而具有考茨基倾向的中派分子的行动有些不同，他们企图用表面上反对战争的姿态来掩盖他们对战争的支持。
长期以来就是修正主义者的伏尔麻宣称：“当前一种不可征服的意志唤起了圣德国的人民。这种意志就是要进行反对包围着德国的敌人，保卫祖国，保卫它的独立和它的文化组织的斗争，一直到敌人被征服为止。”[10]谢德曼实际上是以全体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名义把战争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沙皇俄国。他说：“目前这场战争的主要罪过应由俄国来负。就在沙皇表面上为了取得和平同德皇信件往来的同时，他竟然不仅以反对奥地利而且也以反对德国为目的而秘密地进行动员……我们德国人有责任保护自己。我们有责任保卫社会民主主义最发达的这个国家，使它免遭俄国的奴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因为我们参加了社会党国际而不再成为德国人了。”[11]另一方面，法国、英国、比利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又指责德国是对他们国家的威胁。
德国的中派分子真正地起了他们的作用。他们编造出更为狡猾的论据，从而指望把最进步和最革命的工人也拖进战争。考茨基基本上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认为这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并用一种虚伪的反战言论来掩护他的立场。他不是投票反对战争拨款，而是在表决中弃权。有趣的是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派分子伯恩斯坦参加了考茨基的集团。考茨基使用一贯的手法，企图证明一种无法成立的理论即证明这次大战既是帝国主义战争，又是民族战争。譬如，他一方面说小国是为着生存而战，但是同时又说：“在那些基础巩固的大民族国家里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的独立当然没有受到威胁，而他们的领土完整也显然并没有受到威胁。”于是，他说，对大国来说这不是一场自卫战争，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转到和这个论点截然相反的方面去，号召各国工人支持他们本国的政府。他说：“可是从这里产生了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要担负的另外一个责任，那就是要把战争仅仅看成为一场自卫战争，规定它的目的是自卫而反对敌人，而不是为了‘惩罚’或消灭敌人。”[12]
考茨基想借助于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名望，以“证明”一件无法证明的事情，即国际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可能的路线，别无他路可走。他说，当时的世界局势过于复杂，以至不可能采取无产阶级统一的反战行动。他认为，面临着迫切需要进行民族自卫的紧急关头，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就必然要垮台。他说，“所以，目前这场战争证明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希望在世界大战中它会保证使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社会党全都采取步调一致的态度，那么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了。只有在少数特别简单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才是可能的。世界大战使社会党人分裂成不同的阵营，尤其是分裂成许多民族阵营。国际无法阻止这件事。那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战争期间的有效工具。在本质上它是和平时期的组织。”[13]
结果，右派和中派乃在“保卫祖国”的名义下参与了战争。这几个国家的社会党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团结的教导而号召他们本国的工人为了主谋这次大屠杀的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而互相残杀。
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回顾起来，除了政治上的蠢材和白痴外，现在谁都会很清楚地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它全部的过程或从每个国家的范围来看，都是一场冷酷无情的帝国主义战争。它的基本目的是帝国主义大国的利益而重新瓜分世界。所谓工人们在这场战争中有任何民族或阶级利益乃是一种极端无耻的说法。
当时，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列宁和其他的左派，已经清楚地指出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他们彻底揭露了战争的实质，这是一场不正义的、侵略性的、反动的战争。这种坚决认为这场战争是属于帝国主义性质的论点是把左派同右派及中派区别开来的基本界限。因为右派及中派的观点的实质是，这个战争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来说是民族战争，因而是正义的战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
在战前的许多年月里，列宁不断地指出将要爆发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他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初写的关于战争的论文中把战争的实质阐述得非常清楚。在这个文件中，他写道：“（1）这场欧洲的和世界的大战具有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战争唯一的真实内容和意义是，争夺市场；掠夺其他国家；力图制止国内的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革命运动，力图愚弄、分裂和屠杀各国无产者，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唆使一国的雇佣奴隶去反对另一国的雇佣奴隶。（2）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强大最有威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投票赞成军事预算，重弹普鲁士容克和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老调，这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不管怎样，即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非常软弱，必须暂时服从本国资产阶级多数的意志，这个政党的领袖的行为也是不能原谅的。实际上，这个政党现在执行了民族自由主义政策。（3）应该受到这种谴责的，还有比利时和法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行为，他们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出卖了社会主义。（4）第二国际（1889—1914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14]列宁特别斥责了考茨基派的背叛。
各种各样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企图把这场大冲突说成是正义的民族战争。他们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一八七〇——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和十九世纪其他的民族战争的政策来证明这种论调。对于这种感言，列宁回答说；
“这一切引证全是令人愤慨地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讨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就像吉约姆之流的无政府主义者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替无政府主义辩护一样。从德国方面看来，1870—1871年的战争在拿破仑第三失败以前，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为拿破仑第三和沙皇会一道压迫了德国许多年，支持了德国的封建割据。但是当战争一转到掠夺法国（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坚决斥责德国人。在这个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赞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拒绝投票赞成军费开支的做法，劝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而要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利益。把对这个资产阶级进步的和民族解放的战争的评价用于评价现代的帝国主义战争，这简直是嘲笑冥理。至于1854—1855年的战争以及19世纪的一切战争，更是如此，因为那时既没有现代的帝国主义，又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的客观条件，在一切交战国内也没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就是没有巴塞尔宣言借以得出由于列强战争而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的那些条件。
谁现在援引马克思对进步的资产阶级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恰恰针对反动的垂死的资产阶级时代、针对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15]
第二国际的恶性循环
战争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各党发现自己陷于一种杀人的恶性循环之中。德国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都自以为是为自卫而战，以免为俄国和西方国家所侵占和灭亡。另一方面，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等等也好像是为了保卫他们的民族独立，反对最富有侵略性的德国人而进行战斗。战争要打到最后胜利为止的口号表明了资产阶级的逻辑。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也采取同样的看法。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叛变使得各国社会党和无产阶级面临一种严重的抉择，或者在反对“俄国野蛮的威胁”而进行自卫的借口下参加了战争，或者是一切都完蛋。这个参战的借口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谎言。假如德国的党忠实于斯图加特—哥本哈根一巴塞尔大会的决议的反战政策的话，非但不会使俄国征服德国，反而会促使俄国的革命早日爆发，而且也可能促成了德国的革命。
巴塞尔大会的决议所包含的列宁的路线，号召坚决反对战争。这个路线本来可以拯救那些因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政策而陷于恶性循环中的政党。它可以引导他们走出绝境。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英国和法国的党能够坚持历届国际大会的决议，英法两国也不会像它们的社会爱国领袖所说的那样会丧失独立而沦于德国人之手，相反地还可以加速德国和俄国的革命，而且可能加速他们本国的革命。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粉碎了本国沙皇一资本主义的统治，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指出了跳出这一恶性的“防御”循环的途径。俄国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德国革命。在俄国革命以后，推行列宁的政策在俄国赢得了一场几乎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对于工人们来说，这个政策是唯一能够对付可怕的大屠杀的办法。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完成了保卫和平的伟大使命。
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场人类大屠杀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它在双方互相残杀的血泊中日益强大起来，而它的欧洲帝国主义劲敌却互相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然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这场战争中国际无产阶级却是胜利者。尽管全世界的工人受到严重的生命和其他各方面的损失，但是，由于俄国工人阶级发动了伟大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主要的攻击，全世界工人给世界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使资本主义制度一直没有复原，而且永远也不能复原了。
[1]尼摩著“从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大战”，第九——一二页，一九三四年纽约版。
[2]伊顿著“政治经济学”，第一三五页。
[3]维克托·佩洛著“美国帝国主义”，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中本第三八页。
[4]“列宁全集”，第一一卷，第二八九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5]法格著“关于工会的斗争”，德文本。
[6]华合著“社会党人和战争”，第二〇八——二一〇页。
[7]法維格著“关于工会的斗爭”，第二一九页。
[8]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第一二入页。
[9]虽然孟什维克在杜马中也拒绝支持战争拨款，但是他们的镇导者包括普列汉诺夫，阿克尔罗德、马尔托夫等的路线是支持作战的同盟国的。
[10]华令著“社会党人和战争”，第二四三页。
[11]同上，第二四〇页。
[12]华令著“社会党人和战争”，第二二九，二二六页。
[13]同上，第二三一页。
[14]“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一一二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15]“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二八八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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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战云密布：巴塞尔大会（一九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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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战云密布：巴塞尔大会（一九一二年）
↘巴塞尔宣言
↘言行不一
↘第二国际的力量
↘世界大战前的右派和左派
根据哥本哈根大会的决定，下一届的世界社会主义者大会应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在维也纳召开。原于第二国际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开幕的第九届大会本来有特别的意义，但是紧的国际局势改变了这个计划。社会主义国际局不得不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在巴塞尔召开非常大会，准备讨论如何朱采取措施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保卫世界和平。
当时，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以及他们的附庸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剧烈恶化。在欧洲，危机不断发生。一九一一年七月德皇派了一艘巡洋舰到阿加的尔港去保护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造成了所谓阿加的尔事件。这一事件几乎燃起了德法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战火。双方签订了一个暂时的协议，冲突才得以避免。同一年爆发了意大利和土耳其争夺的黎波里的战争。但是使得第二国际召开大会的原因乃是一九一二年十月初爆发的巴尔干战争。土耳其、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黑山国都卷入了战争。过六个月土耳其就被击败了。但是在一九一三年六月又开始了第二次巴尔千战这次所有的巴尔干国家都参加的全面战争一直持续到同年八月。原先，这些战争是作为属于土耳其帝国的被压迫的巴尔干国家基督教民族为了摆脱他们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所进行的民族斗争而爆发的。然而，这些战争立即变为欧洲各大国展开战争的序幕。巴尔干各国都是这些大国的附庸。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三国同盟和三国协会正准备着你死我活的斗争。
巴塞尔宣言
为了防止巴尔干战争的扩大和欧洲全面战争的爆发，巴塞尔大会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的精神是根据斯图加特宣言中列宁和卢森堡共同起草的著名的两段话，并指出巴尔干战争是导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机。大会对于各交战国社会党和工会在反对战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团结一致表示满意。而且它过分乐观地宣告说统治阶级对于世界大战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畏惧是和平的一个重要保障[1]。照例会上有人设法将总罢工作为反对的主要手段，但是没有成功。
宣言祝贺俄国工人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进展，并且大致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规定了巴尔干各国社会党的具体任务。但是，宣言说，国际的最重要的任务落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身上。目前，这些国家的工人的任务是要求他们各自的政府不去帮助奥匈帝国和俄国任何一方，不去干涉巴尔干问题并严守中立如果由于塞尔维亚和奥地利为了一个港口的争执而引起一三个主要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将是疯狂的罪行……。德国和法国的工人决不能承认秘密条款所规定的要参与巴尔干冲突的任何义务。
宣言号召各国工人以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力量来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它宣布说：让各国政府记住这个事实吧！在欧洲当前的情况和工人阶级的心情下，任何战争对于政府都不能不是危险的。让它们记着吧！普法战争惹起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爆发，日俄战争推动了俄因人民的革命力量，陆海军的重复竞争使得英国和大陆上的阶级矛盾剧烈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引起了一系列的罢工。政府如果不是神错乱的话就不应该不知道只要工人阶级一想到残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他们的愤怒和革命。无产阶级认为，为了保证资本家的利润、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野心或者为了替秘密的外交条约带来更大的荣誉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罪恶。宣誓以一个响亮的号召作为结束，它号召全世界的工人反对一切导致战争的行动。
言行不一
从字面上说，巴塞尔决议号召乐取革命的立场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如果这个决眞正能付诸实现，那么孩人听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会在企欧范圈内引起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机会主义的右派投票支持这个决议而且还热情地支持它大会一致通过这个决议。代表团中有不少修正派分子，而他们甚至在委员会里也没有提出一点反对的意见。
当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和反战情绪的普遍高涨可以用来解释这件不幸的反常事件。这种斗争情首先表现在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2]，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内危机，英国的矿工、运输工人和铁路工人所组成的巨大的工业同盟运动，表现在一九一四年六月的总罢工的意大利工人战斗意志的加强，当时法国总工会所组织的许多罢工以及世界产业工联和其他租在美国的劳偷斯、派特逊、西弗吉尼亚、卡罗曼特等地和哈里曼铁路公司所领导的一系列大罢工。
而且，社会党（大多数是较小的政党）在过去十年国际局势不断紧张时期采取了坚决的行动。因此左派和中派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如果敢于发动战争他们这种倾向会继续发展下去。譬如，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等中，俄国和日本的社会党所采取的反战立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班牙的社会党和工团主义的工会组织在一九〇九年摩洛哥战争中也会乐取了无产阶国际主义立场。意大利和巴尔干国家的党在巴尔干战中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战政策。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法国社会党号召工人阶以一切方法，包括社会斗争、公开鼓动、发表宣誓以至发动总罢工和起义来防止战争的爆发。所有这些是符合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时期法国和德国工人的光荣传统的。
鉴于群众的这种日前高涨的反战情，参加巴塞尔大会的右派决定最好暂时退在一旁而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来实行他们的政策。然而，列宁却没有被大会上右派和左派这种表面的－一致性所欺骗。他看了这个宣言之后说，他们慷慨地提出诺言，但还需要看他们如何来实现它。
同时，正当欧洲大战的危机日益迫近的时候，在第二国际的最主要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了不祥之兆的几件事情。出席一九一二年九月薛姆尼英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有许多是工会和党的上层官僚分子。大会以压倒多数票否决了左派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说明在帝国主义问题上中派和右派已以共同的机会主义观点基本上结合在一起了[3]。在一九一三年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用迁逦的办法投票赞成了军事预算[4]。在一九一四年国会五次会议期间，国会正在向德皇欢呼时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仅以五十一对四十七票的多数决定留在国会里[5]。但是，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好：在一九一二年的选举中党的票数从三百二十九增加到四百二十五万票，在国会中的席位从四十三增加到一百一十席。一九一三年奥古斯特·倍倍尔逝世。四十二年来工人出身的他一直领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倍倍尔早期的革命活动里，他有许多成绩和贡献，包括在一八六九年建立了独立的觉，反对普法战争。一八七二年被捕入狱，在反社会主义法期间他领导着党，他终身为社会主义进行宣传等等。然而我们早已指出，在他的晚年他却陷于中派主义的立场。他的去世使得党的领导权牢牢地落在右派的手中。
第二国际的力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参加第二国际的有二十二个国家的一十七个社会党和工人党，共有选民一千二百万人。罗尔文叙述了这些党派的人数如下：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党员－－一百零八万五千人，在一九一二年选举中得四百二十五万票；奥地利社会党有党员十四万五千人，在一九〇七年选举中得票一百四万一千张；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党的党员为十四万四千人；匈牙利社会党为六万一千人；法国的统一的社会党有八万零三百名党员，在一九一四年选举中得票一百四十万张；意大利社会党有五万党员，在一九一三年选举中得票九十六万张；美国社会党有党员十二万五千五百人，在一九一二年选举中得票九十万零一千张。在这些年代里比利时、瑞典和阿根廷的社会党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工党都得到大量的选票。[6]这时，英国的工党有党员一百六十一万二千人[7]。列宁说，在俄国一九一二年的杜马选举中，选举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人的有二十一万四千人，而选举六个布尔什维克的有一百万零八千工人[8]。
在一九一四年，各主要社会民主党派在议会中所拥有的席位情况如下，德国一一〇，法国一〇三，芬兰九〇，奥匈八二，意大利八〇，瑞典七三，英国四二，比利时三九，丹麦三二，挪威二三，俄国一三，荷兰一六[9]。当时，澳大利亚工党控制了联邦议会。如果不是在德国、俄国和其他国家所实行的所谓“阶级投票制度”的话，这些数字还要大得多。在国家的下层机构中也有数以千计的社会民主党代表。
在第二国际的影响和领导下还有大量的工会会员。在一九一二年，共拥有七、三九四、四六一名会员的十九个总工会的组织参加了由列金担任总书记的柏林国际工会书记处。他们包括德国的二、五五三、一六二名会员，美国的二、〇五四、五二六名会员，英国的八七四、二八一名会员[10]和法国的三八七、〇〇〇名会员[11]。
欧洲的工人合作社运动大部分也受社会民主党领导。在一九一四年欧洲约有三万个供销合作社，会员人数约九百万。在英国约有三百万合作社社员，德国二百万，俄国一百五十万，法国八十八万一千，等等。在欧洲有二十四个批发合作社，其中五个社每年的营业额就达四千万美元，有时还要多。这些数字还包括大量的建筑、信贷、农业和生产合作社③[12]合作社组织往往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的经费来源。
社会民主党在妇女和青年中也大力进行工作。当时有一个组织不严的国际妇女书记处，克拉拉·蔡特金担任了这个妇女组织的领导者达二十年之久。它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于一九〇七年在斯图加特召开。同时还建立了一个类似宣传机构的国际青年组织。到一九一四年它在欧洲各国已拥有十万会员。这两个组织在哥本哈根大会期间都举行了会议。
尽管这些联合的工会、合作社、妇女和青年组织极其重要，但是社会民主党却对它们不加重视，特别是在早期。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不愿放手给妇女和青年以必要的行动自由来建立他们的强有力的组织。合作社方面也常抱怨政治领袖忽视它们。列金的发言人兹温后来曾对德国党的领袖们在早期过度估计甚至妒忌工会的作用表示痛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拉萨尔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影响，另一部分是由于害怕工会夺取主导地位。兹温提到党当时强烈地反对成立工会的总会，他说这种反对甚至阻挠了一八九五年工会代表大会的召开[13]。
世界大战前的右派和左派
在大战爆发时右派分子已肯定地控制着第二国际中大多数最重要的政党，包括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斯千的那维亚各国的党。其他国家的党，包括美国的党，大部分为中派和修正派所控制。在这个时期，中派集团的特点是和右派愈来愈勾结在一起了。列宁说：“'中派专讲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他称中派分子为“被腐败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14]在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大多数党员群众支持考茨基—海斯—莱德布尔的中派倾向。
第二国际的全部活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集团得到许多职员和官员的支持。其中有近一千名全国性立法机构的成员以及几千名地方的和省的立法机构的成员。还有好几万名在党、工会、合作社、体育及其他组织里拿薪水的职员。从阶级基础来看他们是工人贵族。大部分由右翼分子所组成的这些官僚主义队伍就成为维持现状的巨大势力。在以后关键性的年代里，他们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悲惨命运的决定力量。他们竟使得中欧和西欧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战斗意志受到挫折。
在大战的前夕，左派还是软弱和不成熟的。从第二国际成立以来的二十五年间是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大致说来，这个时期对于建立一个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很强大的左翼是不利的。要建立这样的左翼需要战争和革命。
一般说来，在当时第二国际内外的左派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有拉丁国家的工团主义的工会和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在美国，英国、德国、斯干的那维亚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都有这类组织的分支。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特点是超政治、宗派主义和“来自‘左的’修正”，他们无法给被引入歧途的工人阶级以他们所迫切需要的政治领导。
属于第二类的是各国个别的工人小组和领袖，像德国的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蔡特金、梅林、偷希和皮克；波兰的拉狄克和马歇莱夫斯基；英国的兴德门；奥地利的白劳恩；法国的盖德；荷兰的贾特尔和潘尼哥克；瑞典的霍格伦德；和美国的德布斯、海伍德和德里昂[15]。这些“左倾”分子并不是步调一致的，他们也没有明确的纲领。
他们之中起的作用最明显的要算德国社会民主党软弱的左派的领袖罗莎·卢森堡。不过，如果拿她同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来比较的话，那么她会经历过许多理论上和策略上的错误。在前面我们已提到一些。在这一个时期，她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在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建立新型的集中的有纪律的政党问题、群众自发性的问题和武装起义问题上等方面。而且，随着战争和俄国革命的发展她叉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尽管如此，罗莎·卢森堡仍然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列宁称她为鹰。
第三类的左派是整个国际左派的头脑和心缘。当时属于这一类的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也有自己的纲领和领导机构。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布拉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除了孟什维克，为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指出了一个坚持政治原则性的榜样。此后，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得到大约五分之四的俄国觉悟工人的拥护。到战争爆发时为止，社会主义国际局在托洛茨基和其他的孟什维克帮助下一再企图使俄国党重新统一。但是如同蓝氏所评论的那样，很幸运这件事没有成功。因此，战争爆发以后，至少有一个党“能够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16]。
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列宁积极地设法把第二国际的分散的不成熟的左派组织起来。他们以自己的党在俄国的工作提供了制定革命纲领和策略的良好榜样。列宁于一九〇八年以他的著作“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重大的贡献。布尔什维克会经进行过具体的工作设法在各国的左派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在斯图加特大会（一九〇七）期间，列宁为此目的召集左派代表开过一次会。此后他成为社会主义国际局的一个委员，他在国际局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对机会主义，可是他向国际局提出的建议几乎总是被机会主义分子多数所否决。在哥本哈根（一九一〇）列宁召集了另一次左派会议。出席的有尤利斯·盖德、查理斯·拉伯包、罗沙·卢森堡、杰·马歇莱夫斯基、阿·白劳恩、普列汉诺夫、黎亚然诺夫、德·勃劳歇和帕·依格里西亚斯。会上显得一团糟。当时列宁还不太为人所知，而且有人实怪他分裂了俄国的党。所以这两次会议都没有产生什么具体结果[17]。西方各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懂得列宁在俄国所运用的政策。[18]例如在美国列宁的名字简直就没有人知道。
列宁在第二国际工作的过程中曾经打算组织左派，甚至尽可能将中派也包括进去以反对修正主义的右派。托洛茨基分子造谣中伤列宁，他们故意把这种灵活的政策解释为列宁低估了宗派主义的危险。事实上，列宁比谁都懂得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的危害性。他不仅无情地批判和揭露右派修正主义分子，而且也批评左派和中派的错误和缺点。当中派——倍倍尔、考茨基、莱德布尔等一类人——日益转向右倾，列宁对他们的批评也就愈加尖锐，而且他总设法使得他们广大的追随者不受机会主义右派领导的影响。但是尽管在理论上、论战上和策略上富有灵活性、技巧和活力，列宁没有能够在战前年代中在第二国际内部建立一个左派广泛的联盟。在这个时期中左派力量所能做到的，最多也不过是在某些大会上左派暂时联合起来击败机会主义的势力而取得个别的胜利而已。
[1]盖金和费歇尔著“布尔什維克和世界大战"，第八一真。
[2]一九一二年连那金矿罢工中有五百名工人被沙皇军警打死或打伤。
[3]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一三页。
[4]哈利·莱德勒著“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第二六一——二六四页，一九一五年纽约版。
[5]华令著“社会党人母战争”，第九〇页，一九一五年纽约版。
[6]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二八页，一九五三年纽约版。
[7]寇尔、波斯特盖特著“英国的平民"，第五三一页。
[8]参阅“列宁全集"，第一九，第四六一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服。
[9]爱格卜特和柏生编辑的“美国生活中的社会主义"，第一，第六五页，一九五二年普林斯顿版。
[10]当时英国工会会员总数达四、一四五、〇〇〇人。
[11]获温著“德国自由工会史’，第一九——二〇页。
[12]莱德勒著“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第一九一页。
[13]茨溫著“德国自由工会史”，第入七页。
[14]“列字全集”，第二四卷，第五四页，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
[15]德里品逝世于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16]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二三页。
[17]盖金和费歇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一七一页。
[18]斯大林、卡冈诺维奇、泡斯梯竭夫：“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问题”，第一九三二百，莫斯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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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哥本哈根大会（一九一〇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二十三章哥本哈根大会（一九一〇年）
↘反战决议
↘工会运动中的民族主义
↘合作社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思想
↘考茨基和列金
第二国际的第八届大会于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哥本哈根开幕。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军备竞赛的规模更大了，自前一届斯图加特大会以来的三年中战争危机日益加剧。因此，如何对付一旦爆发的战争和如何反对军国主义继续增长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再一次吸引住这次社会主义者大会的注意力。
当前不稳定的局势的另外一个特点表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人民的斗争不断高涨。在土耳其和波斯刚爆发了革命。印变和中国的人民酝酿着沸腾的革命情绪。波斯的革
命是为了反对沙皇俄国帝国主义的统治。第二国际的右翼的领袖们根本就不想去支持这种运动，所以他们仅仅满足于向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战士们派发了假仁假义的贺电而已。
反战决议
主张把总罢工作为对付战争的万灵药的人这一次也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但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坚决。英国的凯尔·哈代和法国的伐吉联名就一个提案提出了如下的修正案：大会认为工人的总罢工，特别是在军事工业部门（武器、弹药、运输等）的罢工以及在遭遇到极端手段的时候，向人民进行积极的鼓动是防止战败的最有效的办法。
在不久以前西班牙的事件发生以后，以总罢工来反对战争的运动加强了。一九〇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巴塞罗那的工人提出了经济要求，为了抗议西班牙在摩洛哥所进行的反动战争举行了总罢工。这次具有高度战斗性的罢工也扩展到了其他城市，最后有三十万工人参加罢工。罢工一直继续到七月三十一日，但是原定在八月二日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总罢工由于遇到警察的恐怖行动：社会党和无政府工人主义工会的领袖遭到逮捕而没有实现。[1]
德国代表莱特波尔领导了反对总罢工修正案的斗争。虽然他本人是一个中派分子，他却沿用了德国修正派用来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形式的战斗行动的老调，即认为总罢工会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遭受警察的恐怖而最后归于毁灭。这次他更加大声疾呼，因为在上述事件以前不久卡尔，李卜克内西就由于发表了他的反对军国主义的讲演而遭到了逮捕[2]。修正案仍然以一一九对五八票被委员会否决了。这个问题被交给社会主义国际局来进一步审议。
这次大会最后通过的反对战争的决议采纳了斯图加特决议的基本路线。这个决议说：为了贯彻一再重申的社会党的国会议员们的责任，使他们尽全力来反对扩军和军事预算，大会希望他们：（甲）继续不断地要求所有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都必须由国际仲裁法庭来处理；（乙）为了实现普遍裁军，要不断地提出新的建议首先建议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限制各国的海军和除公海捕权；（丙）要求废除秘密外交和要求公布一切现有的和未来的政府之间的条约和协议；（丁）支持人民的自决权利和抵御武装进攻与镇压的斗争。这里紧接着就是斯图加特决议中的列宁和卢森堡提出的著名的两段，它号召在大战爆发时进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见第二十二章）
这个决议获得了大会的一致通过。波兰的拉狄克代表左派发言。他反对决议中有关裁军和国际仲裁的建议，认为这种建议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但是因为决议包含了列宁——卢森堡的两段革命的文字他支持了整个决议。右派照例假惺惺地投票赞成这个决议。他们显然丝毫也没有打算去执行这个决议，即以社会主义革命来对付帝国主义大战。
工会运动中的民族主义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乃是最后使得第二国际分裂的暗礁。修正派的领袖们控制了各国党和工会组织，使得他们所主张的民族主义的偏见压倒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并且最后使整个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覆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情贯穿在国际的一切工作和历届大会中。这一点在哥本哈根大会讨论工会问题时，具体地说，在讨论奥地利工会运动由于民族主义而分裂的问题时，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这些年代里，列宁在斯大林的密切配合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乃是在复杂的民族问题上制定了一个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政策。由于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对俄国的党和工人阶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列宁的解决方案是根据两条基本原则确定的。第一条，俄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本着眞正的国际主义精神，都应该属于一个社会民主党。第二条，党和各个民族应该坚持被压迫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包括分离权。这就是今天苏联、人民中国和其他正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的各国行之有效的政策。在第二国际多数主要政党中盘踞领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修1主义派本身富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不愿接受这个革命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努力去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办法。但是某些中派分子却制定了一种机会主义的使被压迫民族在现存的帝国内部取得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鼓吹和捍卫这种几乎毫无掩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是奥地利的领袖们克多·爱特勒、沃图·鲍厄和卡尔·芮奈等。多民族的奥地利是执行这种理论的主要国家。这一点造成的后果是分裂工人运动，使最坏的民族主义偏见在工人当中非常流行，并使党在思想上受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
斯大林这样叙述了这个理论在实际中应用的情况：一八九六年以前，我国还存在着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就在这一年，捷克人在伦敦国际代表大会上首先要求单独的代表权，并取得了这种代表权。一八九七年，在党的维也纳（姆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告取消统一的党，而成立了六个民族'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联邦制同盟。后来这些'团体又都变成了独立的政党。这些政党彼此又渐渐断绝了关系。接着国会党团也随着党而分裂，成立了几个民族'俱乐部。后来工会也按民族分裂了，最后甚至不合作也被殃及了……[3]
在俄国机会主义者领导的犹太族绷得派企图应用这个民族文化自治的原则，宣称有管辖所有在俄国的犹太人之权。但是党拒绝了这种分裂主义的政策。
哥本哈根大会强调了国际各工会加强团结的必要性。特别考虑到奥地利的形势，它号召每个国家的工会运动加强团结但是这种号召并未产生任何效果。产生分裂的真正病根在于各党的领导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以及低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水平。机会主义的领袖们根本不打算采取任何坚决的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况。因而这个缺点得以继续发展。
合作社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思想
哥本哈根大会很注意合作社的问题。在讨论这一主题时，再一次暴露了在第二国际中所存在的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在前几章我们已看到，对合作社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所抱的混乱看法是造成第一和第二国际全部历史中的前多偏向和宗派主义活动的基础。大家还会记得，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誓中就已谈到了对合作社的作用的错估计。产生这些错的根源是一种不正确的想法，认为合作社是工人阶级取得解放的重要道路之一，如果不是一条主要道路的话。这种思想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著名的论合作制文章是列宁最后的几篇著作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含有多幻想。他们的幻想常常是可笑的。究竟他们的幻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不懂得工人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根本意义。”[4]正因为如此，修正主义在合作社中根深蒂固地滋长着，对合作运动作用的传统幻想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又突然出现了。
列宁和工人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对它的整个发展道路具有深刻地理解。列宁不论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上都密切关心着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的各个阶段。不仅在党的活动以及关于党的理论和纲领上，而且在工会运动、合作运动以及妇女、青年的政治活动中他都具有高度的权威。正是俄国代表团向哥本哈根大会提出了一个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合作社的提案。但是这个提案没有通过。
列宁特别反对向大会提出的主要提案中若列斯所加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说合作社可以协助工人准备生产和分配的民主化和社会化。列宁觉察到隐藏在这种论调背后的是臭名昭彰的伯恩斯坦式的修正主义观点，即长入社会主义。为了防止这种倾向，他和盖德建议对决议提出如下的修正：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协助准备在资产阶级被推翻后进行生产和分配。这个修正案又照例地被否决了。列宁在委员会里对决议投了反对票而在公开的大会上投了贺成票。以后他说，尽管有着它的缺点，但国际提出了一个关于无产阶级合作社任务的正确的定义。[5]
考茨基和列金
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间，即哥本哈根大会开会期新时代的编辑、在恩格斯死后成为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的卡尔考茨基，同德国工会运动的领袖、工会中心国际书记处书记卡尔列金之间发生了一次有名的辩论。他们直接争论的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学说究竟正确到什么程度。考基的意见是肯定的，而列金是否定的。考茨基的意见发表在政权之路的小册子上，列金的意见也在一本题为徒劳无益的工作还是良好的成就的小册子上发表。
在他们这个理论上的争论后面隐藏着德国党内最有势力的修正主义派即工会官僚主义领导集团的一种阴。他们企图削弱左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威信并巩固他们在整个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地位以便起眞正的主导作用。这个辩论也是一种在一切社会民主党工会官僚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的反党的中立主义的表现刚普尔斯最露骨的反党态度是这种倾向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到极点的表现。这次辩论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因为它暴露出在第二国际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从考茨基总的倾向来看，他这时已肯定地成为一个中派分子，并因而成了右派机会主义的挡箭牌。因此这本小册子也就是他最后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写的作品了。列宁在论中派分子时说他们用尽了一切的革命嗣旬但是却不做一件实际的革命工作。考茨基始终根据中派主义的精神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出修正主义毫无用处，预见到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是当他遇到具体的事情时，他的见解显然就偏右了。
当时腐蚀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并影响整个第二国际的病根是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它常常削弱了党的战斗性。但是当考茨基指出党所面临的危险时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可能造成的危险却只字未提。他最害怕的是急躁的左派分子使党和德国的反动势力发生过早的和灾难性的冲突。他一再重复这个论调。下面是他所说的一句很典型的话：目前无产阶级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要求避免任何足以引起统治阶级滥施暴力政策的事情。他警告党防止任何疯狂的起义……任何无目的的对治阶的挑衅，任何可能引起他们的国务活动家造成资产阶级及其信徒疯狂仇视社会主义的一切机会。[6]
他的警告脱离了实际的情况。在德困党内，左翼行动和疯狂起义的危险简直不存在，而真正的危险却来自右翼的工会和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派。他们使得党日渐丧失战斗精神。
考茨基的立场帮助了修正主义派。他的立场进一步打击和削弱了党（原已被削弱了）的迫切需要的战斗精神。而党在不久将来要担负起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的迫不及待的任务。列金在他的小册子中赤裸地表达了机会主义的伯恩斯坦派的理论，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生活情况似乎是在不断地改进，而且还会继续很长一段时间。他认为工会已打开了向上的道路[7]。列金的观点模糊了摧毁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他在战前访问美国时所发表的言论，包括一篇受到列宁严厉批评的国会演说，证明他的观点是一种以社会主义的词句所掩盖的刚普尔斯主义。由此又可以看到左派，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左派，把列金和旅柏特这一类社会主义的工会领袖和哈弗洛克威尔逊和塞缪尔·副普尔斯这一流工人运动中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之间划分得太清楚了。事实上，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都起着资本家在工人中代理人的作用。他们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论调则随着他们本国工人阶级觉悟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尽管考茨基和列金的争论引起了不小的乌烟气，但是在实质上它不过是一场虚假的争辩而已。他们两人的方向是相同的都是右倾。当时美国的机会主义社会党领袖和刚普尔斯之周所进行的激烈的争吵也同样属于这种情况。
[1]克鲁克著“总蛋工”，第一八二——一八三页。
[2]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第一○九页。
[3]“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三三八页，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4]“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四二二页，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
[5]盖金和蛩欲尔著“布尔什維克和世界大战”，第七八页。
[6]卡尔·考茨基著“到政权之路”，第五六，五五页，一九〇九年芝加哥版。
[7]列金著“徒劳无益的工作还是良好的成就”，第三，一九一〇年柏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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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殖民主义和战争：斯图加特大会（一九〇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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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殖民主义和战争：斯图加特大会（一九〇七年）
↘殖民地问题
↘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战争
↘斯图加特决议
↘美国的沙文主义
第二国际的第七；次大会于一九〇七年八月在斯图加特召开这是第一次在德国举行的国际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千人。和几十年前第一国际召开的人数不多的大会比较起来，这个数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大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工人的组织——党、工会和合作社－－在不断地和迅速地发展着，大会上充满着热情的气氛。大会在五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之后宣告开幕。全世界的工人都关心着这次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大会。
一九〇四年第一届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以后发生了俄国声势浩大的革命。但是，如同蓝氏所评论的那样，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们不愿对这次重大事件给以过多的注意，因为它充满着会引起激烈争辩的教训。所以，他们的讲演仅限于用热烈的词句来赞美俄国工人的英雄精神以及一般地到和俄国工人们的团结。斯图加特大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乃是列宁作为俄国代表团的团长出席了这次大会。在那些领导大会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中间，他还不是很有名望的。他们通常把他当作俄国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极端左派的代表。
殖民地问题
殖民地问题是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已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列强各国都攫取了广大的镇士，并且建立了压迫和剥削当地人民的最残暴的制度。这些国家为争夺殖民地而激烈斗争。殖民主义已成为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公开地或秘密地支持他们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或者为这种政策作辩护。工会的官僚分子也很快就看出来，资本家为了收买有组的工人，不惜把他们从殖民地人民身上斜创得来的大量超额利润分出很少一部分来给熟练工人和工人
贵族。小资产阶也分享到由于掠夺殖民地而得来的繁荣。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正好反映了小产阶级的情绪。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尽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号召，英国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构成防止大部队夺取广大殖民地建立帝国的严重障碍。当时工会的大多数上层领导并不反对大国，尤其是他们的本国，去统治落后的国家。寇尔和波斯特盖特谈到边派时：多的费边派，特别是萧伯纳，并不是完全没有染上帝国主义的气息。例如，萧伯纳极其厌恶弱小民族和落后的人民，认为他们妨碍了文化的发展。他认为，大英帝国……具有开化别人的潜在力量。[1]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修正派的观点通常和萧伯纳是相同的，虽然他往往没有这样露骨地说出来。某些左派分子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这种情况。
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帝国主义倾向也表现得同样明显。起先，把持工会的刚普尔斯寡头集团售抗议过美国在一八九八年美西帝国主义战等中夺取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行动，但是不然就沉默下来并且转而支持目空一切的断资本家所进行的任何帝国主义冒险事业。凯普尼斯给当时美国社会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政策作了如下的总结：对属于两党（社会党和社会劳工党）的社会民主党人说来帝国主义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他们认为那不过是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之间的争吵而对于工人阶级那是没有关系的。……既然工人只能买回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一半，而本家又无法全部消费其余的一半，那些大的托拉斯就不得不在国外寻找市场。左翼领袖欧金·德布斯（在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一篇讲演中）萨论到仓西·德佩所说的美国只占有远东市场的5%而它所需要的却是50%这句话时说：要取得其余的45%乃成为当前白人的负担。[2]一件有典型意义的事是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完全忽视了在美国长期以来对黑人的惊人的迫害。
大会讨论殖民地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会前不时发生的事件。一九〇四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为了抗议德国军队大批屠杀西南非洲的西勒洛人而拒绝对军事预算投票（以后则投了反对票）。由于小资产阶分子在一九〇六年社会选举中叛变的结果，党所得到的票数虽然总数获得了大约二十五票，却失去了三十八个席位。[3]右倾机会主义的领袖因而下结论说，制订一个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的时机已成熟了，这样可以在将来避免和帝国主义分子在殖民地问题上再引起类似的冲突这个问题列入了斯图加特大会的议程。
声名狼藉的荷兰修正主义分子凡·柯尔所领导的斯图加特大会委员会通过了包括下面几段文字的决议案：大会认为殖民地的签处和它的必要性一般地说来－－特别是对工人阶级来说－－极端地被夸大了。然而，大会并不在原则上以及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殖民地政策，因为在社会主义的政权之下它可以起发展文化的作用。显然，这种观点就是正式接受帝国主义。第二国际的各党几乎根本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反对殖民主义，尤其没有在殖民地的土地上去进行这种努力。这个决策反而会使事情变得更坏。
但是，大会的左派和中派坚决反对委员会的这种十足的机会主义决和反对删去了分人慷慨的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一段。盖金和费歇尔评论说：就包含这种论调的一段话所进行的表决说明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大多数拥有殖民地的大国的代表团和所有来自小的殖民国家的代表都主张保留这一段。[4]可是，大会终究以一二七票对一〇八票[5]通过了修正的决议案，从而批准了一九〇〇和一九〇四年大会的决议，直率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但是，大会没有制订出一个为落后民族独立地发展他们的工业和政治的明确的纲领。这是修正派的一个失败，不过，这个决议并未影响他们机会主义的实际活动。
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战争
斯图加特大会为反对日益增长的战争危机所采取的行动引起了大会的热烈争论。预兆着欧洲大战的咆哮声已清晰可见，各国的工人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几个大国已开始加紧储备重火，它们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加着。一八九九年成立了国际联盟的前身海牙和平仲裁法庭，但是，它显然无法调停帝国主义各国政府之间的尖锐的矛盾。一九〇六年召开的阿尔几西拉斯会也没有能够使得德国和法国关于摩洛哥问题达成明确的协议。
向大会提出的反对战争的决议案有四个，其中三个是法国代表团提出的。最有意义的两个决议案是由倍倍尔和古斯太夫·艾尔弗提出的。充满了空泛词句的倍倍尔决议案奉行着第二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传统路线。由于它的措辞非常一般化以致极右派也很积极地拥护它，这使得倍倍尔感到窘迫不堪。第二个决议是艾尔弗以法国代表团部分团员的名义提出的。艾尔弗是一个知识分子，工团主义的泛泛的信徒，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可是他最后却又拥护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决议中要求一旦宣战就举行罢工和起义。例如决中说，鉴于外交照会已从各方面威胁了欧洲的和平，大会号召全体同志以武装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不论从哪一方面所提出的宣战
对这几个决议所进行的讨论暴露出第二国际在反战斗争的问题上充满着混乱和机会主义。倍倍尔不正确地认为放第一枪的那个国家就是侵略者。他说：事情已不再是那样了，战争的征兆已瞒不过有学识的、观察敏锐的政治学家。秘密外交已不存在了。艾尔弗对于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不加区别，而笼统地加以反对一切战争。若列斯一伐扬的立场与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国家的修正派一样，含有保卫资产阶级祖国的爱国主义因素。[6]
列宁也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和马克思一样列宁并不认为总罢工足以制止战争。他宣称，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胜利地防止帝国主义战争。他和罗沙·卢森堡一起就倍倍尔的决提出了一个相应的修正案。罗沙·卢森堡以布尔什维克和波兰会民主党人的名义向小组委员会提出了这个修正案。尔托夫也在这个提案上签了名。倍倍尔坚持要和语气，因为他认为不这样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就要被政府解散[7]。可是修正案的主要精神得到了保留。列宁一卢森堡的修正案表达了布尔什稚克在日俄战争中所乐取的立场，它决定了将来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斗争中的路线。正如蓝氏的评论所说，它使得倍倍尔的含糊的决议具有了明确的革命的性质。这个修正案在实质上乃是建议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来反击帝国主义战争。这个著名的决议至文附后。修正案就是决议的最后两段。
经过了相当长久的辩论后，这个决议通过了。在表决修正案时，右翼分子再一次表现了毫无原则的立场。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机会主义分子的观点与列宁的革命的建议是毫无共同之点的，可是他们却投票赞成。艾尔弗愤忿地指出了这个事实，他，倍倍尔和伏尔麻在委员会的发言是黑色的，而这个决议却是白色的。他说由于存在着这样显著的矛盾，德国代表团应当向大会保证他们的确愿意执行这个决议。
罗莎·卢森堡向大会提出这个决议时说明这个修正案和若列斯和伐扬的建议是不同的，因为决议中说，“一旦战争爆发，不仅应该鼓动群众来结束战争而且应该鼓动群众利用战争来加速推翻阶级统治。”她并且指出：俄国的革命不仅是战争的产物；它并且使战争得以结束。列宁在后来论及这个反对战争的决议时，批判了艾尔弗用来对付一切战争的机械的办法。他指出了区别革命战争的必要性。他说，这个斗争的目的不应当……以和平代替战争，而应当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单地防止发动战争，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8]他尖锐地批评了倍倍尔决议的缺陷。
斯图加特决议
大会批准了前几届国际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议，并再一次宣称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不能和一般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分开。
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起源于他们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这是因为每个国家不仅想保持它原来已取得的市场而且还要夺取新的市场。这主要是通过征服其他民族和国家来实现的。而且这种战争是由带有军国主义特点的，不断的军备竞争所引起的。军国主义是资产阶级统治以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胁迫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
战争是由民族偏见促成的。治阶级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签有系统地在文明人之间灌输着这种偏见，其目的是移广大的无产阶级对他们本阶级的问题和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所应尽的职责的注意力。
所以，战争是资本主义本质的一部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被摧毁，或者在军事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扩张军备所引起的仇恨促使人民起来推翻这个制度的时候，战争才能不再发生。
因此，提供主要兵源和遭受物质上最大损失的工人阶级是战争的当然反对者。工人阶级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使各国人民都能团结一致。而战争和这个目的是相违背的。
所以，大会认为工人阶级，特别是议会里的代表们有责任以至力来反对扩张海陆军备，并且要拒绝承担军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本质和揭露挑唆民族仇恨的目的。他们还需要负起责任，以各国人民团结友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教育无产阶级青年一代并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大会认为在军队中建立民主的制度和以民兵制代替常备军制是一种重要的保证，它可以制止侵略战争而且有助于民族仇恨的漕除。
第二国际不能为工人阶级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规定一个硬性的斗争形式，因为斗争必然会随各国的情况、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各异。但是国际有责任尽全力来配合和加强工人阶级反对战争的斗争。
事实上，从布鲁塞尔国际大会以来，无产阶一方面用反对扩充海陆军军费和设法使军事组织民主化的方法不屈不挠不断地进行着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日益重视采用许多不同方式的行动来防止和制止战争以及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社会不安以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在这方面也不断取得了胜利。
这一点可从下列的事实中得到证明：英法两国的工会组织在法绍达事件之后为了维护和平和恢复英国间的友好关系所签订的协定；在争夺摩洛哥的危机中德国和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里所表示的态度；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为了同样的目的所举行的示威游行；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人为了消除两国间的冲突而在的列亚斯特相会的联合行动；瑞典社会党的工人为了阻止向挪威的进攻所进行的有力的干涉；最后，俄国和波兰的社会党的工人和农民为了反对沙士所发动的战争，为了迅速制止这个战争以及为了利用这个民族危机来解放工人阶级所进行的英勇的、奋不顾身的斗争。
所有这些斗争证明了无产阶级可以用自己日益强大的力量采取坚决的干涉行动来维护和平。如果这种行动的精神能够事先通过类似的行动加以传播，如果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国际的鞭策下更加巩固，工人阶级的这种斗争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大会深信，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以及借助于人为真地运用仲裁法庭来代替政府所采取的微不足道的措施，各国可以保证得到裁军的好处，而且可以使得它们把现代化在扩军备战上的巨额金钱和人力用到文化事业上去。
如果出现了战争爆发的威胁，工人阶级和他们在国会里的代表们在社会主义国际局牢固的支持下有责任采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尽力设法防止战争的爆发。这种方法自然应该随着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紧张程度而有所不同。
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他们的责任就是设法迅速制止战争以及尽他们的全力利用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来唤起人民，以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美国的沙文主义
许多社会民主党染上了民族沙文主义。美国的社会党表现得特别明显。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在阿姆斯特丹和斯图加特大会上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多是应美国代表团的请求而讨论的。许多年来，工会方面为了阻止向美国移民而进行着活动。这和熟练工人的认定倾向相适应。他们企图不让别人参加他们自己的行业。在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工人中流行的中国人必须走的口号是这种倾向的最坏的表现。在这个口号下受到排挤的也有许多从欧洲来到美国的工人。
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会官僚所控制的社会党非但不采取反对这种反动倾向的立场，反而常向他投降。以刚普尔斯为首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集团是这种反动倾向的堡垒。在一九〇四年的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希尔奎特和其他的美国代表根据党所发出的指示，勾结了荷兰代表凡陀拉特和凡·柯尔以及澳大利亚代表汤普生，联名提出一个决议案，要求把落后人种（中国人、黑人等等）的代表开除出党。德里昂痛斥了这个提案。很明显地看到这个提案得不到代表们的支持，就把它撤回了。[9]可是，美国代表团三年后在斯图加特大会上以希尔李特为首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决议案，建议把那些不能被当地的工人所同化的移民开除出社会党。同时，在美国社会党内像克多·尔格和依·翁特门之流的沙文主义的领导者公开地进行着排斥移民的运动。斯图加特大会拒绝了美国代表团的提案，通过了一个正确的关于移民问题的决议。决议一方面谴责按合同引入劳动力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种族或民族为理由企图限制移民的自由的一切措施。它建议把移民组织起来并使移民得到经济和政治上平等的权利以保证工人的生活水平。[10]
外国出生的工人要占主要工业部门工人总人数的30%到七十五。他们总是站在工人阶级的前列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建立工会和成立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斗争。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开展主要依靠外国出生的工人。
斯图加特大会否决了美国社会党的领导者排斥移民的这一行动触怒了各种沙文主义分子。凯普尼斯这样叙述了当时的反应：“右派以及部分的中派和左派对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感到十分气。维克多·贝尔格当即责难希尔奎特、阿尔格·李和阿·姆·西门斯等出席大会的美国代表们，称他们为一群出卖美国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说他们竟然容忍通过使日本和中国的苦力工人可以到美国来的决定。贝尔格说，如果我们要在美国和加拿大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必须使它们永远是'白人的国家。”[11]这同该党容忍在美国对黑人进行歧视、加以私刑和其他迫害的可耻立场是十分吻合的。德布斯激烈地抗议了党所采取的排斥移民的政策。
[1]寇尔、波斯特盖特著“英国的平民”，第三七七页。
[2]凯普尼斯著“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九五页。
[3]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轰”，第八八页。
[4]盖金和费歇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五一真。
[5]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实行比例代表制，最小的党有二名代表，最大的党有二十名。
[6]盖金和费歇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九四——一〇三页。
[7]同上，第五五页。
[8]“列宁全集”，第一三，第六四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9]德里昂著“阿姆斯特丹大会的闪光"，第一五九页。
[10]华令著“进化主义及其后果"之附录，一九一四年纽约版。
[11]凯普尼斯著“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一八九七——一九一二，第二七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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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二十一章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高涨的革命浪潮
↘孟什维克的策略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革命高潮和反动势力
↘第二国际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群众政治罢工的问题
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〇五）是两大敌对的列强为了瓜分和占领中国的北部地区（满洲）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日本采用了后来珍珠港式的不宣而战的手段，在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夜里先发制人，使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受到严重的损失。这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武装力量遭受一系列失败的开始。庸无能、贪污腐败而傲慢成性的俄国最高统帅部遭受接二连三的失败。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旅顺口沦陷。一九〇五年二月俄军在沈阳遭到空前的毁灭，俄国三十万军队中死伤和失踪人数达十二万。－一九〇五年五月几乎所有的俄国舰队都在对马海峡海战中被歼灭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美国总统老罗斯的停下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査茅斯签订了和平，俄国失去了旅顺口、南页岛、俄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和整个南满。这对俄国帝国主义来是一次惨败。
高涨的革命浪潮
俄国工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次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大部分工人的革命情绪这时之所以更为高涨，是因为俄国军队在战中蒙受了惨重的牺牲。沙皇政府和将军们采取了罪恶的行为，把粮饷不足、装备窳陋的部队派去送死。战争的悲惨结局使被压迫的人民无法忍受，他们乃
以伟大的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作为回答。战还在进行的时候，革命就已开始了。这是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人民革命的第一个范例。
这次革命是从一系列的罢工开始的。这些罢工主要是（但不全部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石油工人大罢工在巴康爆发。这次罢工最后获得了胜利，订立了在俄国史无前例的集体合同。斯大林写道：巴座的罢工是正月和二月间圣俄光荣行动的信号。许多其他的罢工跟着发生，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五金工厂里的一月罢工。这个厂是党的一个据点。这次罢工迅速地扩大到全彼得堡。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发生了全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在彼得堡冬宫前发生了流血星期日的大屠杀。十四万人的和平示威队伍由加邦牧师率领冲向冬宫，而这个人却同秘密警察有着联系。布尔什维克自警告过工人，说沙皇的军官会向示威人群开火的，可是游行还是举行了。工人申请书要求大赦、舆论自由、正常的工资、土地逐渐交给人民，根据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召开立宪会议[1]。正如同党所警告的那样，沙皇下令向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们开枪。结果一千多人被击毙，两千人受伤。
沙皇希望通过这次恐怖行动来压彼得堡的总罢工并恐吓全俄国的工人。可是结果适得其反。不仅俄国工人阶级，而且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义愤天雄。革命运动的火焰非但没有被扑灭，反而大大热烈地燃烧起来。国内许多大城市里都爆发了罢工。一月份内罢工人数达四十四万，超过了过去二十年中罢工的总人数。革命开始了。
在以后的数月中，对日战争仍在进行，而罢工运动已发展到俄国所有的工业中心。列宁说，在一年中罢工的人数约达二百八十万，即等于国内工人总数的两倍。在波兰的洛兹，工人在街道上堆筑了街垒，和军队进行战斗。在重要的纺工业中心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在长期英勇的罢工斗争中成立了工人代表会，它实际上是俄国最初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之一。
革命运动也发展到农村。列宁写道，一九〇五年秋天农民放火烧毁了近两千个贵族庄园，平分了贵族强盗从人民那里抢走的生活资料[2]。在各个被压迫民族中革命情绪也高涨了。学生撕毁了沙皇的肖像和俄文的教科书，他们向政府的官吏们喊叫：滚回俄国去。波兰的学生要求建立苏维埃，突出的事件是一九〇五年六月间波将金号铁甲舰的起义。黑海舰队拒绝对起义的铁甲舰开火。但是由于缺乏煤炭和粮食，波将金号的水兵不得不向罗马尼亚投降。沙皇对日本发展的革命感到惊慌失措，于是在一九〇五年八月向俄国人民答应召开国家杜马。它是根据不公平的按阶进行投票的选举法选出来的。杜马必须成为某种类似咨询议会的东西。它的政治目的是想把蓬勃发展的革命激流引导到无关痛痒的议会中来。这是统治阶级所采用的一种臭名昭彰的俾斯麦式的手段。当统治阶级发现单凭暴力已不能维持统治时，也就采用政治上的“让步”了。
孟什维克的策略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在群众堂大的革命高潮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列宁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从几百个变成了几千个。党仍然分裂（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为孟什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为了取得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行动，布尔什维克邀请了孟什维克参加－九〇五年四月在伦敦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但是，孟什维克拒绝了，反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结果，产生了两条相反的政治路线。如同列宁所预见到的，两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发展成为政治网络上的尖锐的对立了。
孟什稚克宣称，俄国革命只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他们硬说这个革命只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把工人阶级在推翻沙皇专制政权中的作用归结为支持资产阶级，他们认为，工人阶级不应当进行自己的革命活动，因为这样做会把自由资产阶级吓退而投入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中去。他们反对农民，认为这个阶级没有革命性。托洛茨基也有同样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早就说过，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外，俄国没有其他的可为反政府运动或革命运动所依恃的社会力量。孟什维克认为革命胜利后的一个长时期将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的前途则被推迟到没有定期的将来－－很可能要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工人才会安静地靠投票选举取得政权。
布尔什维克也承认当时进行的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他们和孟什维克立场上的相似之点也仅限于此。党的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在大会落幕后不久列宁所写的大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都极其严厉地批评了孟什维克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同时明确地估计了局势，提出了与孟什维克根本不同的纲领。列宁强调指出，资产阶级不能也不愿意把革命进行到底；它害怕工人阶级，所以它会同沙皇政权取得政协（的确也这样做了）。因此，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列宁把农民当作会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向胜利的强大的革命同盟军。列宁所看到的革命前途是根本不同的。同以前社会民主党人的见解不同，他看到的前途不是建立一个典型的资产阶政府，然后过几十年，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之后再建立社会主义，而是要立即建立一个工农的革命民主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这个专政应当提出的目标是比较迅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列宁说：“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3]
和孟什维克相反，列宁认为只有通过武装斗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工人和农民对以流血星期日来对待人民的和平要求的残酷的沙皇专制政体所作出的唯一有效的答复。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以一种背叛的口吻说道：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句话特别明显地暴露出孟什维克关于革命斗争的和平主义幻想。
列宁的革命理论是以马克思早就确立的原则为基础的。它代表在现代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新纲领。它同第二国际的理论和政策是根本相反的。俄国孟什维克的纲领就是这种理论和政策的典型。列宁向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革命大道。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了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这条道路为全世界的工人揭开了新的前景。
革命高潮和反动势力
一九〇五年秋天革命进一步高涨。十月铁路工人的总罢工波及全国。参加这次罢工的还有其他产业的大批工人。政府职员、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参加了。罢工人数约一百五十万。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推翻专制制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在国内许多地区，农民起义扩大，被压迫民族的起义开始了。在陆军和海军中也爆发了起义。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群众政治罢工的口号已变成了事实。克鲁克称它为“世界上最大的群众政治罢工”[4]。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许多城市成立了工人代表苏埃。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苏维埃也包括了农民。
十月十七日，沙皇殖民了另外一个宣言。这次他答应实行政治改革并召开立法杜马。布尔什维克在这以前会抵制布里根的说杜马，他们也抵制了第一届立法杜马*[5]。另一方面，并不想用起义来推翻沙皇制度而仅仅想把它改革和改进一下的孟什维克却完全赞成召开杜马的计划。于是孟什维克就滚进了政协主义的泥潭，成了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
响的人的向导，实际上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代办。[6]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起义使这场革命达到顶点。列宁在十一月回到俄国，但仍然躲避着沙皇的暗探。党发出了武装起义的号召。这个号召尽管遭到孟什维克和其他机会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却得到群众广泛地响应。托洛基、巴乌斯*[7]和另外的一些人领导着最重要的彼得堡苏维埃。他们使这个租来反对起义。十二月七（二十）日莫斯科开始政治罢工，两天后罢工演变为武装起义。至城很快地都堆筑起街垒。工人进行了九天英勇的斗争，但是面对着占绝对优势的沙皇军队，这次斗争失败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皮尔姆、诺沃罗西斯克、索尔摩沃、塞瓦斯托坡里和喀琅施塔得等城市都爆发了起义，但是都被压下去了。
在一九〇六和一九〇七年中罢工的浪潮仍然继续。但是规模渐渐缩小。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届杜马。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根据沙皇大臣斯托雷平而命名）开始了。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所获得的权利已被全部勾销。然而，俄国工人阶级很快就从失败中恢复过来。工人们不顾从暴的恐怖压到一九一二年又重新展开罢工运动和政治斗争。这－一次运动以不断增强的力量开展着，从而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败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缺乏巩固的工农联姻，很大一部分农民不了解推翻沙皇制度的必要性，以及沙皇政府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得到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拨助。但是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党本身存在着政治上的分裂：孟什克在斗争的每一阶段都进行了破坏。列宁把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称为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总演习。在这次总演习中，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也学习到一些进行反革命经验。
第二国际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对全世界的革命工人运动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在中东和远东的被压迫民族中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然以后在中国、波斯和土耳其所爆发的民族革命就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这次伟大的起义震动了世界各地的查资产。从巴黎公社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的威胁，而这一次的规模和威胁性都要大得多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都感觉到这种惊天动地的震撼。
这次革命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乃是加速了工人运动在思想上的分化。由于不及俄国劳动人民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所进行的有力的斗争，不同派别在理论上的争论就业激烈起来了。从这个时期起，党内的各种倾向和派别更明确得多了。右派的立场比较明显、更富有侵略性；中派开始更具体地形成，并且向右派靠拢；而左派则着手创立明确的纲领和组织。
国际工人运动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到严重的教训。这个大革命澄清了许多重大的命题，例如在当前的条件下采取武装起义，群众政治罢工的方法及其结果，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苏维埃作为未来社会基础的作用，成立巩固的、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义，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叛卖作用等等。全世界的工人必须学习这些经验。
左派打算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中派也打算这样做。列宁关于这次革命写了许多天才的著作。罗沙·卢森堡，工人运动还要多年地学习这次巨大斗争所提供的经验。然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从一开始就懂得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工人们了解这次革命的真正的意义。他们仅限于在公开的演中大量地恭维俄国工人阶级的英勇精神。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更符合于第一和第三国际的精神而非第二国际的精神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特别不希望西方国家的工人知道俄国工人武装起义的巨大意义。他们认
为歪曲了恩格斯的文章之后他们已永远地解决了这个烦恼问题（见本书第十六章）。他们把普列汉诺夫的叛逆性的声明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作为他们的法宝，他们说使用这种武装斗争是俄国封建落后的一种象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一般已享有选举权，所以不会发生这类斗争。他们企图这样一笔勾销这次革命的意义，而且大体上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修正主义者得以抹杀武装起义仍然有效的意义。这个系统的革命武器是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在许多次的革命中检验过的。但是修正主义者无法完全抹杀工人阶级本身所创造的现代革命武器－－总罢工－－的意义。
群众政治罢工的问题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全部活动中几乎每个国家都提出成宋用总罢工的坚决要求。总罢工一般是作为反对战争或者导致革命的斗争方法，但是有时也成为替工人取选举权的方法。然而，这个要求往往遭到否决，只有第一国际一八六八年的大会通过了以总罢工作为反对战争的办法。后来，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证明在任何情况下总罢工都是不可能的。他们硬说，总罢工从原则上就是错的。但是从一九〇〇年以后在欧洲各国所发生的总罢工，尤其是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总罢工完全粉碎了这种谎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根据他们所作的大规模群众性政治罢工的经验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种有力的武器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之一。
结果拥护群众罢工的情绪很快地散布到许多国家。罗莎·卢森堡在第二国际中宣传群众罢工当中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8]一九〇五年十月俄国大规模罢工的消息傅到也纳时（当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正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就中止了，党就着手准备群众罢工。奥地利的群众示威开始了。十一月二十八日做了一次使一切工业部门陷于瘫痪的声势浩大的罢工。在布拉格筑起堡垒。普选权是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政府长期拖延这个问题，但是面临着罢工运动进一步扩大的威胁，政府终于在一九〇七年一月接受了这个要求。在同年春季的选举中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得到了一百多万选票，它在议会里的席次从十一席增加到八十七席，群众罢工的问题也出现在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面前了。德国人民日前坚决地要求取消具有公开的阶级性质的选举权而建立一个普遍的、直接的、秘密的和平等的选举制度。譬如，普鲁士的社会党人在一九〇三年的选举中得票三一四，一四九张，保守党人得票三二四，一三七张，但是保守党在众议院中得到一四三席而社会党人却一席也没有。修正主义派看到举行群众政治罢工对于他们全部阶级合作纲领具有巨大的危险，便决定用一切手段来扼杀总罢工。一九〇五年五月在科偷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以列金为首的工会集团就已在尖锐地攻击总罢工了。他们知道党代表大会要讨论总罢工问题，因而企图预先决定党的行动。以绝大多数票通过的决议宣称：大会认为，总罢工正如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的人所描写的，是完全没有考虑到经济斗争这个范围，因此不值得讨论。大会向主体工人阶提出警告，不要因为接受和散布这种见解从而疏忽了当前的任务。[9]
一九〇五年九月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耶拿召开。倍倍尔作了一个关于群众政治罢工的报告。他把这种罢工形容成为一种防御性的武器。罗沙·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和其他左派人士都发表了激烈的马克思主义的演说，拥护政治罢工。在这个问题上中派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右派则以全力来反对总罢工。列金、大维和其他的机会主义者指责总罢工是全部
胡说。他们硬说总罢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他们力图证明总罢工本身即革命。虽然如此，大会仍以绝大多数票支持倍倍尔，并通过了决有限制地承认了群众政治罢工的重
要性。决议说：如果普通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投票权或是结社权受到侵犯时，全体工人阶级有责任用任何适当的方法来击退这种侵犯。党代表大会认为，防止这种危害工人阶级的政治罪行的发生以及争取工人阶级解放所不可缺少的权利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尽可能广泛地发动群众性罢工。[10]同一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相反的决定，一个大会反对总罢工而另一个赞成，造成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危机。这次事件使得几年来在工会和党的领导者之间进行的斗争达到顶点。或者，确切一点说，这是控制着当时具有强大力量的工会的反动官僚分子和掌握着党的领导权的比较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一九〇六年二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工会的总委员会在曼亥模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打开了这个僵局。在会上的领袖们不仅同意放开他们组织群众政治罢工的号召而且还接受工会领袖们所提出的哀的美敦书，这些领袖认为，甚至在工会的一般会员中间不能讨论总罢工。倍倍尔是这次投降的组织者，以倍倍尔和考茨基为首的党的领导向机会主义的工会官僚的投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性的进步。它大大地巩固了右派的地位，削弱了中派和左派。老练的工会机会主义领袖们控制了党。国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分可以说明当时党的领导机构的性质。从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六年，党团的组成如下，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十三人，小资产阶十五人，出身无产阶级的五十四人，其中大多数是工会领导干部。一九〇六年的投降大体上决定了党的修正主义领导以后的路线。修正派的错领导在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德国工人阶级遭到极大的困难。
[1]“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二四三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2]“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二五四——五五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3]“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二二一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4]克鲁克著“总罢工”，第一七一页。
[5]列宁后来认为第二次的抵制是一个错，因为革命在当时已进入低。第一次抵制是正确的，因为当时革命运动正在不断地高涨。
[6]“联共党史"，第一二三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7]巴乌斯在第一大世界大战中成为德国间谍。
[8]卢森堡著“党与工会组织”，一九一九年比锡版。
[9]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第七二页。
[10]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第七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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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列宁。新型的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二十章列宁。新型的党
↘列宁和他的活动
↘革命纲领的制定
↘俄国建党的最初步骤
↘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一九〇三年的伦敦代表大会
↘国际的调解
到二十世纪初期，第二国际明显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变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了。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都愈来愈成为小资产阶级幻想的牺牲品。在他们的国家里帝国主义发展时期的繁荣带来了这种幻想。的确，右派在一九〇四年阿姆斯特丹大会上被击败了而且在以后的几年中也接连遭到失败，特别是在修正主义的最终据点德因党内。可是，尽管是这种情况，总的说来右派的势力愈来愈强大了，并且用它的修正派的日渐夺取好几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权。此外，发展着的中派集团日益证明了他们对抵抗右派的进攻是无能为力的，而且经常有投降右派的倾向。至于在欧洲大多数社会党里的软弱的左派，是混乱的，不成熟的而且完全没有能力克服逐渐席卷国际的政治上的退化。
然而反对第二国际的令人窒息的修正主义的左派反对派还是在不断成长。这个运动到一九〇四年已很显著。它的中心在俄国，当时俄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以前在国际中起不了多大作用。它的领导者是列宁，当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还很少知道他。俄国会民主工党能够而且也已成为第二国际中领导反对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这件事情之所以发生，基本上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看来只是模糊的和造远的，而在俄国，它作为日益迫近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已逼近了，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主要由列宁所发展的新的革命的纲领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也即是以后所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发展了的世界帝国主义和俄国革命时代的产物。它的策源地自然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的和迅速酝酿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沙皇俄国。列宁的最大的作用在于他以他的天才的智慧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从理论上说明了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经济和政治现象并且把这种理论成功地运用于革命斗争的实践。
列宁和他的活动
列宁（一八七〇——一九二四）在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生于西姆比尔斯克域。他的父亲是农民出身，后来成为教师，他的母亲也是普通家庭出身。他的哥哥阿历克山大是恐怖组织民意的最积极的组织者之一，一八八七年被沙皇政府绞死。同年列宁进喀山大学。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学都不让他进去，因为他是被处死的革命党人的弟弟。他从幼年起就积极参加革命运动，进大学后一个月，由于参加喀山大学学生的革命活动而被开除了。不过，他后来设法，主要是在自学的基础上，在彼得堡大学取得了法学学位，但是他从来没有开过业。他最积极地参加了工人的革命运动。为此他在一八九七年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流放期三年。流放结束以后，除了一九〇五年革命期间的一个短时期（当时他回到了俄国）外，他一直住在国外直到一九一七年。
列宁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是一个既精通理论又从事于实际工作的人。他不仅复活了修正派认为已经被他们稳妥地埋葬了的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原则，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使它包括帝国主义时期所产生的许多问题。成年以后的列宁毕生积极地参加了工人们的斗争。他善于把巨大的理论工作和实际活动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在领导工农进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当中起了主导作用。
列宁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都反对修正派。他特别猛烈地攻击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根本错误的理解。修正派在帝国主义的发展中看到的是阶级矛盾的稷和，阶级合作的必要，国家转变成脱离阶段而存在的一种机构，资本主义稳定性的增长，有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总而言之革命时期的结束和工人开始有机会可以和平地、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景。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已经过时，它们仅适用于早期的、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而列宁把帝国主义看作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资本主义没落的开始和充满着大战和革命的新纪元的开辟。他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并认为这个学说在新的时期也完全正确。他把这个学说作为自己后来全部理论工作和实际革命活动的基础。
革命纲领的制定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列宁在实际工作中和他的许多伟大的著作中，重新着手建立起被第二国际的修正派的领袖们早就抛来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修正派接受者资产阶民主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观点相反，列宁令人信服地指明本主义的国家乃是资产阶级用来镇压工人阶级的一种机构，他并且证明工人们为了获得解放必须把它推毁而建立新的政权。他从理论上，也从巴黎公社的超验以及最后从俄国革命本身证明胜利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只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自己天才的著作中说到了。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坚实基础还制定了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他并且在许多国家里直接领导了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的工作。他提出的基本论点包括：在当前所有的革命中，不论它的性质于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应该起领导作用；工农联盟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和殖民地人民的联盟；农村阶级分化；被压迫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当前的迫切要求和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之间的关系；工会的作用和工会与党的关系：无产阶级起义的战略和策略；建立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等等所有这些都和当时的右派的观点相反。他们宣扬工人阶级应当跟着资产阶级走的理论，把农民当作反动的群众而加以遗弃，视民族自决权和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单纯集中力量解决眼前的要求而且简直不去考虑也不参与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列宁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于制定了建党的理论并且建立起共产党，因为没有党，所有一切关于工人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言论都将流于空谈。右倾机会主义所特有的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把党理解为一个不定型的东西，没有真正的网，包括各种各样的墙派和机会主义分子，也不要纪律。列宁和这种观点相反，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确立的原则建立了党，即建立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列宁的党是革命者的党，它的群众基础是工人阶和它的同盟者，它的成员由工人运动、各种人民团体、合作社等等方面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战士和最忠实的工作者组成的，他们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和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总之，它是这样的一个政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在战场上、在车间里、在农场上、在学校中和在立法会议里都真正地站在工人阶和我国人民的前列。由伟大的列宁所缔造的共产党是人类社会建立起来的最高度发展的一种政治形式。它是实现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
列宁以他的伟大的政治和组织纲领创立了帝国主义时期革命斗争的科学。由此他为以后的俄国、拉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印度支那、朝鲜等国的革命以及将来要发生的多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当俄国革命在一九〇五年爆发的时候，列宁已制定了革命纲领的大部分基本原则。这个领域向当时已在第二国际中取得统治地位的修正主义发出了大胆的挑战。
俄国建党的最初步骤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是由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保尔·阿克雪里罗得、拉·查苏利奇、里沃·陶意启等人在一八八三年所组织的劳动解放社[2]。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最初是一个民粹派，后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早期活动中，他是第二国际中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可是后来他日渐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转到宗派主义，最后变成了修正主义。列宁于一八九三年到达彼得堡，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并于一八九五年组成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列宁的小组以战斗的精神参与了高涨的罢工运动并且制定了俄因马克思主义者的路线，从而为建立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准备了基础。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沙皇俄国建立起来的党不得不在斗争中成长着。它不仅反对资本家和反动的地主，而且也要反对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之间所产生的各种不纯的政治倾向。它要击败的第一个思想上的敌人是民粹派。民粹派虽然含糊其词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远景，但错地认为主要的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他们认为单靠农民“骚动”，就能把沙皇和地主政权推翻。民粹派低估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未来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和以后的列宁向小资产阶级民粹派展开了光的论战。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在俄国迅速发展，并且说明了促成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因素。他们论证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并且主张采取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进行有限的政治活动的纲领。他们谴责民粹派（民意社）宣扬的个人恐怖主义理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可是，民粹派在农民中还保存着阵地，他们后来以社会革命党人的面目出现，在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列宁被捕后以及在工会斗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更确切些说是在一八九九年，在俄国工人队伍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主义派别。他们被称为“经济派”。他们说，工人的任务只是进行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则是工人应当加以支持的自由资产阶级事情，政治斗争中的领导权应属于自由资产阶。……这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组织中最初出现的一个妥协主义的、机会主义的集团。[3]列宁的论证指出这个机会主义的派别是属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派。列宁在一九〇〇年从西伯利亚回来后给“经济派”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且击清了这个派别。在这次历史性的斗争中，列宁写了一本深刻地分析工会运动的书：做什么？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队伍在这个建党的紧要关头的形成时期中还有另外一个敌对的流派，即以彼德·司徒卢威等人为首的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派从马克思学说中抛弃了最主要的东西，即抛来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竭力要把工人阶级运动服从和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对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且彻底肃清了它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剩下来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和一九一七年革命中主要的资产阶政党－－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合并了。
在这个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列宁居于首要的地位，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而代替了普列汉诺夫。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列宁写了好几本著名的书和小册子，它们成了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包括：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做什么？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尝试发生在一八九八年，列宁还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时候。是年三月，九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明斯克相会，他们开了一次秘密的代表大会，开始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沙皇恐怖主义的摧残，这次的努力并不成功。在会后不久，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都被沙皇政府逮捕了。这个新的组织既没有具体的纲领又没有党章，党员人数也很少，没有同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建立巩固的联系。实际上，党在五年以后才建立起来。
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一九〇三年的伦敦代表大会
伦敦代表大会是在俄国国内群众斗争进入高潮的形势下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建立了党。在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发生了一次工业危机，大大地破坏了俄国的工业；全国许多城市爆发了大罢工。这些日益具有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罢工遭到了沙棘政府残酷的压。在一九〇二年运动发展到农村，农民放火焚了地主的房屋，夺取了他们的土地。学生也参加运动了，在许多大学里举行示威。俄国正在走向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列宁在伦敦为建立未来的党准备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火星报”；他在上面发表了名著“做什么？”；他通过它在各种马克思主义小组中进行了广泛的教育工作。在这些初步的工作中，列宁已清楚地把即将建立的这个有纪律的、先锋的党的面貌刻画出来了。
代表大会于一九〇三年七月在布鲁塞尔开幕。但是，由于警察的迫害它不得不移到伦敦去。参加大会的有四十“三个代表”，代表着二十六个组。火星报派有二十四票。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托洛基都出席了大会。斯大林没有出席，他当时流放在西伯利亚。反对派反对在网站上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参加第二国际的所有的政党都没有在党网上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也反对把民族自决权和农民的要求载入党网。纲领包括了最低（当前的）和最高（最终的）的要求。列宁在普列汉诺夫的支持下击败了反对派，结果大会通过了火星报派的革命纲领。
中心的斗争发生在党章问题上。围着这个问题，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观点。列宁的观点（当时得到普列汉诺夫的支持）认为：凡承认党，在物质方面帮助党并参加党内某一者，皆得为党员。而受到托洛茨基等人支持的马尔托夫却坚持成立一个广泛的不定型的组织。他认为，只要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帮助党就可以成为党员而不一定要参加某一党组的活动。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列宁要建立一个战斗的、革命的党，一个起先锋作用的党；而反对派却打算依照西方的机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榜样成立一个松懈的、没有纪律的组织。
在大会上讨论党章时，列宁没有能够使他的观点在大会上取得绝对优势；但是当大会进入选举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的时候，列宁派取得了优势。正是在这次选举领导机关的投票以后，两个派别取得了他们历史性的名称——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大会闭幕后，两派之间的斗争更尖锐化，在一九〇五年一月分裂为两派，每一派都有它自己的中央机关和出版物。在这个时期，列宁写成了关于党纲和党的组织的名著“进一步，退两步”。他领导着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领导着孟什维克，他日常得到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的支持。
国际的调解
社会主义国际局根据一九〇四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每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可以参加国际，乃着手消灭俄国党内的分裂状态，其目的是建立统一。一九〇五年二月社会主义国际局决定成立一个以倍倍尔为首的仲裁委员会来考虑俄国党的问题。这就等于承认德国党有权利去坚决干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派别之争。孟什维克接受了这个提议并指定考茨基和克拉拉·蔡特金为他们的代表。然而，列宁不服从这个决定，他指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所以应当由党代表大会来解决，而不应当由仲裁委员会来解决。
这次事件表明第二国际的左派如倍倍尔、考茨基等人理解或接受列宁的立场少到何等程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周刊新时代上，罗沙·卢森堡非难列宁派的路，而该刊考茨基则拒绝刊载列宁写的阐明自己立场的文章。为了抗击这种行为，列宁宣称卢森堡的文章是为破坏党组的行为辩护，并且谴责考茨基的行为是企图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粗暴的和机械地抵制这篇论文的手法来达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压制我们的声音的目的。……考茨基宣布，如果他出席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伦敦，一九〇三），他会投票赞成马尔托夫而反对列宁[4]。俄国革命的发展结束了这次毫无结果的关于恢复党的统一的审判。
第二国际完全不了解布尔什维克运动在俄国出现和发展的重大的政治意义。列宁建立新型的党意味着一个根本的转变，它同那些愈来愈抛弃马克思的原则和观点的、为机会主义所侵蚀的西方各国政党相反，而转向建立一种真正的革命的政党，这种党是以共产党宣言上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为它的基础的。事实上，党是产生一个新的、进步的国家的种子。后来革命事件的杀部进程产生了这样的国际。列宁派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册的胜利后来不仅对第二国际而且对整个国际运动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六三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2]“联共党史"，第一○——一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3]“联共党史”，第一四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4]克尔赞彩夫著“列宁的一生”，第八一页，一九三九年纽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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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阿姆斯特丹大会（一九〇四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十九章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阿姆斯特丹大会（一九〇四年）
↘德国党的内部斗争
↘反对修正主义的国际斗争
↘美国社会党内的白色沙文主义
↘左翼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的胜利
↘德莱斯顿—阿姆斯特丹决议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第二国际一九〇四年于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六届大会的中心话题。这一类的机会主义和米勒兰的机会主义有着有机的联系。它是一般的帝国主义，特别是德国的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它也是第二国际从成立以来右的倾向发展的结果。
爱德华·伯恩斯坦（一八五〇——一九三二）是一个银行职员，是一个铁路工程师的儿子，生于德国。在禁止社会主义的合法实行期间，他逃亡伦敦，与恩格斯一起工作，担任了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的编辑。伯恩斯坦根据帝国主义初期的特征下结论说，马克思主义全部错了。伯恩斯坦所列举的特征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迅速发展和相对稳定，大托拉斯的普遍建立，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的稍微增加，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巨大发展，工人取得某些民主权利特别是普选权以及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的形成。伯恩斯坦过去在伦敦受到英国费边派的很大影响，他根据这些发展提出了一种理论，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变成反动和过时，相反地却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大大地超过了伏尔赢的机会主义。他一方面仍然假装成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阶中深受众望），一方面却企图从理论到实践，彻头彻尾修改（即摧毁）马克思主义。他在一九九九年十月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年会的信上第一次正式公开宣布他的意见。一八九九年他写了一本书概括了他的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书的英文名为进化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挑战，他反对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否认资本集中的规律，并且武断地说，所谓中产阶级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在发展。他支持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赞同米勒兰主义并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撰稿。他特别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相对和绝对贫困化的理论。他把德国帝国主义繁荣时期工人实际工资的暂时的稍微的改善解释为肯定的进步的现象。伯恩斯坦嘲笑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他宣称革命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他歪曲恩格斯的论文（特别广泛地利用这一歪曲，见第十六章）。恩格斯在文章中强调税明街垒的巷战在以后的时期中所遇到的更大的困难，他根据这一点就把恩格斯说成是革命的反对者。
伯恩斯坦宣扬向社会主义循序渐进，这基本上和英国费边派的主张相同。他说持久胜利的较大保证在于稳步前进而不在于灾难性的打击所提供的可能性。[1]他说，对他来说，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毫无意义的而日常的运动才高于一切。刚普尔斯说的是同样的话。）伯恩斯坦认为，封建主义的严密机构必须用暴力来破坏它，正如同它已被破坏那样；但是，资本主义的伸缩性的机构只要进一步的发展就行了。伯恩斯坦否认阶级斗争的现实，而以阶级合作作为他的纲领的基础。他声称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选举权使得它的成员成为这个社会里事实上的伙伴，而这种事实上的合伙最后一定会导向真正的合伙。[2]
批判伯恩斯坦的罗沙·卢森堡把他的理论体系作了如下的归纳：根据党在目前的观点看来，工会和社会活动对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这些活动为无产阶级准备了，也就是创造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观因素，以完成时限社会主义的任务。但是，根据伯恩斯坦的看法，“工会和议会的活动逐步减少了本主义的剥削。它们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他们在客观上实现所盼望的社会变更。”[3]
伯恩斯坦制定了社会民主党右翼反马克思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实质在于同资本主义调和，并企图尽量使这个制度发挥作用。他的镇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者的镇，后来丰富了这个纲领的无非是爱勃尔特一诺斯克的反革命，希特勒的反苏背景以及凯恩斯的对工业的津贴以实现进步的资本主义的概念。
德国党的内部斗争
伯恩斯坦的信造成了一时的轰动。它被列入一九九八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全国年会议事日程上。过了三天热烈的论它被否决了。伯恩斯坦的路线在一八九九年汉诺威年会上也被击败了，而它在一九〇三年党的特莱斯顿帝国年会上受到了最大的挫败。他的观点以二八八票对十一票被否决了。倍倍尔和考芙基，特别是倍倍尔积极地参加了反对伯恩斯坦的斗争。虽然他们自己在逐渐走向中派主义的道路，然而他们当时还不愿意接受那种明显的、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的伯恩斯坦的网。考基责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一种方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概念。以后的斗争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着。
在反对伯恩斯坦的斗争中特别突出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年轻领袖罗沙·卢森堡（一八七一——一九一九）。她生于波兰。从80年代起她在波兰的社会党内很活跃。一八九七年以后她把她的主要注意力转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她宣称，“伯恩斯坦的理论意味着放来实行社会改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目的；相反地，把阶级斗争的工具－－社会改革作为目的……。[4]伯恩斯坦所怀疑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快慢而是发展的本身，因而也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5]她辉煌地驳斥了伯恩斯坦的整个路，指出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是根本不兼容的。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在那一年的特莱斯顿年会上发表到了顶点，这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那一年的选举中获得胜利而产生的直接结果。和一八九八年相比，它的票数从二百十万增加到三百万，它占投票总数的百分比由十八点四提高到二十四，它的席位从三十二席增加到五十五席。[6]鉴于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增加，右翼认为，坚持参加政府的时机已到来，想仿效米勤兰的方式以取得德国国会副议长的位置。伏尔赢和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中的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支持伯恩斯坦的这个要求。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会使得党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合作。这恰恰就是修正主义者所要求的。所以，年会以压倒多数票否决了伯恩斯坦的提案，而且通过了一个强硬的决策，严厉斥责工人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在耐中，考茨基假心假意地承认了，在一九〇〇年国际大会上他没有谴青米勒兰的变节是一个。伯恩斯坦主义虽然在大会上受到挫败，它却与当时工会领袖们中周所滋长着的机会主义相吻合。这两种倾向的结合后来使德国党和整个国际遭到严重的后果。
反对修正主义的国际斗争
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在特莱斯顿大会以后，以新的力量在第二国际内展开了。几乎第二国际内每一个重要的党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卷入这个斗争。圉绕着社会主义者能否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具体问题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毫无疑问，欧洲的资本家们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认到破坏和削弱这个运动的一个有效办法乃是把它的领袖吸收到政府中来，以便于控制和腐化他们。
米勤兰是这群叛徒中的头一个。毫无疑问，本家们对于伯恩斯坦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皇政府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企图是支持的。就在一九〇五——〇六年这个时期，有名的工人袖和会经一度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会员约翰·柏恩斯成为亨利·培尔一白纳曼爵士内阁的一具，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阿利斯梯得·白利安和钳尼·维维安尼被吸收到塞利安和克雷孟梭政府的内中。所有这三个叛徒在政府里都很忠实地为资本家服务，将工人们引入歧途。白利安和维维安尼最后还成为法国的总理。不然，许多工人阶级的右派叛徒们随着他们相继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在国际上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是由左翼发动的。其中不少人受了中派主义的影响。在德国，倍倍尔、考茨基和卢森堡反对伯恩斯坦、列金和伏尔；在法国，盖德反对若列斯；在俄国，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坚决反对马尔托夫；在英国，兴德门反对哈德逊和麦克唐纳；在美国，德里昂、希尔至特和德布斯反对贝尔格、翁特门和刚普尔斯。在所有的其他国家里只要存在着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也就有这个斗争。
这个斗争中的重大弱点之一乃是过分强调党的团结。参加斗争的人没有认识到，和伯恩斯坦之流的团结并不是党的力量的源泉而是产生弱点的祸根。最重要的是列宁已了解了这个危险。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就是在一九〇三年这个斗争中发生的。罗沙·卢森
堡也感觉到这个危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莱斯顿大会上，她提议开除所有投票贺成伯恩斯坦提案的人；但是，倍倍尔和考茨基没有支持她。普列汉诺夫，当时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替成开除伯恩斯坦。
一般说来，右翼的代表，特别是在主要的德国和奥地利党内的右翼的代表设法避免分裂。他们甚至投票赞成他们自己立场的提案，他们用最没有原则的办法来避免和强有力的左派进行直接冲突。在美国，以德布斯、希尔奎特和且尔格为首的社会党是于一九〇一年从以德里昂为首的宗派主义的社会劳工党中分裂出来的。可是社会党的左派还不够成熟不能乐取真正的坚强的立场来反对以维克托·具尔格为主要代表的公开的伯恩斯坦派。
美国社会党内的白色沙文主义
第二国际中机会主义最恶劣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白色沙文主义，例如表现在美国社会党对待黑人的政策上那样。黑人群众自从一八六一－一六五年的内战把他们从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以后，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最野蛮的迫害。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剥夺了进工厂工作、公民投票、在军队内服役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同白人一起住旅馆、乘火车的权利等等。几乎每星期都有使至世界受到震动的黑人受鞭笞、枪击、刑或死等等的野蛮的私刑事件。
但是，社会党对这种恐怖的情况完全熟视无睹和无动于衷。它并没有提出废除私刑和杰姆·克劳制度的要求。凯普尼斯在论这种麻木不仁的罪恶行为时说道党在一九〇一到一九一二年期间曾经积极地反对对黑人的歧视的记录是没有的（他所研究的时期）[7]。再者，党的报刊上塞满了攻击黑人的沙漠主义的论文作者包括且尔格和翁特门这一类极恶的伯恩斯坦分子。党对黑人所处的悲惨境地采取了漠不关心态度，甚至把这种态度理论化了它重复地宣布：作为全体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不能特别重居民中个别集团的要求。对这些受到虐待、剥削和残酷压迫的黑人，党所给予的唯一安慰是：希望终有一天社会主义要建立，他们就可以得到解放了。
在一九〇三年阿姆斯特丹大会召开前，黑人在美国受到迫害的惊人消息震动了社会主义国际大局，它写信给美国社会党表明了它对私刑的立场。这封信招来了以下的根据白色沙文主义的拥护者所特有的精神写成的无耻的答复：社会党指出如下的事实，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而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提供条件不再产生饥饿的狂人、盗窃狂、色情狂以及其他所有犯案的人和现在可以向他们施以私刑的堕落了的人。[8]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任何信件来往了，这种为私刑无耻的辩护很显然并没有使社会主义国际大局大吃一惊。
左翼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的胜利
刚爆发的日俄战争是阿姆斯特丹大会所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最初的大规模的战争之一。与此最有关的两个社会党－－俄国的和日本的－－采取了正确的革命立场，强烈地反对这场战争。当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日本的片山潜热烈地握手并且双方都保证在反对战争的共同斗争中加强他们自己党内的团结的时候大会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涨[9]。可是，一旦战爆发时举行总罢工的决议和往常一样被大会否决了。
一九〇二年在比利时、一九〇二年在瑞典和一九〇三年在荷兰新近所发生的总罢工向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特别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阿姆斯特丹大会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迫切的伯恩斯坦主义问题会议上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着这个斗争。如同蓝氏所说的，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的身份出现而反对修正主义。[10]对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是倍倍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卢森堡、盖德和德里昂。受冯德凡尔得、阿德菜和其他人支持的若列斯领导着右翼。
讨论关于通过盖德分子所提出的决议时发生了主要的分歧，这个决议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三年召开的特莱斯顿大会的决议基本上是一致的。盖德分子的决议尖锐地谴责了修正主义和参加政府的主张，坚决赞成阶级斗争的政策。如果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大家知道，是他于一九〇〇年提出的）再次通过的话，若列斯的追随者会感到满意的。阿德莱和冯德凡尔得赶紧来协助修正主义派了，他们提出一项模棱两可的决议。他们在决议里广泛使用革命词句，一点也没有谴责修正主义。
德里昂也提出一个决议，断然拒绝四年前的考茨基决定。但投德里昂决议的只有他自己一票。至于阿德莱—德凡尔得的决议几乎获得通过：投票结果是二十一票对二十一票；只是由于票数相等规则的规定才没有通过。德菜斯顿一阿姆斯特丹决议以二十五票对五票通过了。投票时拥有十二票的六个党来权。投反对票的国家有澳大利亚二票，英国一票，法国一票，挪威一票。弃权的有阿根廷、比利时、丹麦、荷兰、瑞士和瑞典。决议是这样写的：
德荣斯慎——阿姆斯特丹决议
大会极力斥责修正主义者的企图。他们的目的在于修改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受过考验的和所向无敌的政策，并且想用一种对固有的社会秩序作让步的政策来代替向资产阶级不断进攻以夺取政权的政策。
这种修正主义的策略的后果是使得等待以最快速度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党－－在革命的意义上来说这才是现在的革命政党－－变成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
为了这个原因，大会和修正主义倾向相反，认为阶的对抗不但不会丝毫减弱，而其残酷性在增长。大会宣称：
一、在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决不容许企图支持统治阶级政权的任何措施。
二、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社会民主党可以作不参加政府的努力。这个决议和一九〇〇年在巴黎国际大会上所通过的考茨决议是符合的。
大会进一步斥责为了与资产阶级政党取得谅解而模糊了不断增长中的阶级对抗的任何企图。
大会依靠人数增多了的和得到更多选民支持的社会主义议会党团来运用它的权力，在它们的对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宣传中保护着，以及在遵守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坚决地保卫着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并巩固政治自由，以争取普遍的平等权利；更加努力地进行斗争，以反对军营主义、殖民地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反对不公平、压迫和各种形式的剥削；最后要大力争取改善的社会立法和促使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任务的实现。……[11]
左派和中派的联合力量在大会中取得胜利，但是显然，右派没有遭受决定性的失败。在投票表决含糊其词的阿德莱一冯德凡尔得决议时（这个决议几乎被通过），修正主义表明了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对主要决议案的大量弃权也进一步说明了机会主义的力量。第二国际还必须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进行多次搏斗，它最后使第二国际解体了。
[1]伯恩斯坦著“进化的社会主义”，第一四页，一九○九年纽约版。
[2]伯恩斯坦著“进化的社会主义”，第一四四買，一九〇九年纽约版。
[3]卢森坚著“改良呢还是革命”，第二五页，一九三七年巴黎版。
[4]卢森堡著“改良呢还是革命”，第三页，一九三七年巴黎版。
[5]同上，第八页。
[6]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五四页。
[7]凯普尼斯著“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八九七——一九一二”，第一三三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8]凯普尼斯著“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八九七——一九一二”，第一三二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9]亨德著“社会主义者在行进中”，第三一入页，一九○八年纽约版。
[10]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五四其。
[11]德里昂著“阿姆斯特丹大会的闪光”，第一五二——一五三页，一九〇六年纽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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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帝国主义和米勒兰：巴黎大会（一九〇〇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十八章帝国主义和米勒兰：巴黎大会（一九〇〇年）
↘米勒兰事件
↘巴黎大会上左派的失败
↘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
↘社会主义国际局
第二国际的第五届大会于一九〇〇年九月在巴黎召开。在当时资本主义业已达到最高发展阶段，而变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早已开始了。如马克思在很久以前所指出的那样，世界资本主义从它早期的竞争时期不断发展，已逐渐加强了垄断性，最后成为帝国主义*[1]。一八七〇到一九〇〇年代是资本主义转入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说：对于欧洲，我们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完全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二十世纪初。[2]列宁在他一九一六年所写的伟大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称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财政资本时期。他分析了帝国主义，认为它包括如下的五个主要特征：
“（一）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已经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融而为一，在这个‘财政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财政寡头；（三）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四）分割世界的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五）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3]
在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许多大的工业和金融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出现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中发展的标志。美国的工业发展在一九〇〇年已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当时已有四百四十个工业和运输业的托拉斯和辛迪加，共有资金二百亿美元，[4]而在以后的年代里增加了很多。德国在一八九六年有二百五十个垄断卡特尔组织；在一九〇五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三百八十五，而且继续不断地迅速增加。在一八七〇年，法国的三大银行有六十四个分行，共有存款四亿二千七百万法郎；到一九〇九年，他们的分行已达一千二百二十九个，存款总额达四十三亿六千三百万法郎。在英国，虽然它的发展速度远远地赶不上美国和德国，然而它的工业和银行业却在大大地发展和巩固。作为当时的特征，到一九〇〇年，大的银行—工业资本家已不仅是工业的真正主人，而且也成为各个资本主义列强的政府的主宰人了。
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建立在工业的高度发展和垄断以及金融寡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统治。它的特点也是强国有组织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侵入和征服落后国家。资本输出日益增加，使得输出国取得了限制输入国的权力。在这方面，英国占着首位，它的国外投资从一八五〇年的二亿英镑增加到一九〇五年的大约二十亿英镑[5]，一九一三年竟达四十亿英镑。同时，一个卡特尔合同的网罗控制着许多落后国家，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用以瓜分他们的市场和资源。
最后，起主要作用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不发达国家的瓜分。这些地区的人民无力自卫。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中，中非洲和波利尼西亚已几乎全部被强盗般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去了。根据霍布森的资料，从一八八四至一九〇〇年，英国夺得了三百七十万平方哩的面积连同五千七百万人口；法国夺得了三百六十万平方哩的面积连同三千六百五十万人口；德国夺得了一百万平方哩的面积连同一千四百七十万人口；比利时夺得了九十万平方哩的面积连同三千万人口；葡萄牙夺得了八十万平方哩的面积连同九百万人口[6]。
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所造成的最重要、最起作用的特点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国家里它的发展速度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表现了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表述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这条规律的实质在于：从前占第一位的国家在工业方面发展得比较慢，而从前落后的国家却迅速跃进，赶上并超过它们。
依顿说：在一八80年，英国的生铁产量是七百七十万吨，德国是二百五十万吨，而美国是三百八十万吨；到一九一三年，英国已增加到一千零三十万吨，而德国已达一千九百三十万吨，美国三千一百万吨。[7]列宁说：财政资本和托拉斯并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8]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促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而且它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基本原因。因为，列宁曾指出，既然势力对比变更了，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武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9]在这个时期最早的武装冲突事件有一八九八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一八九九年英布战争，一九〇〇年列强干涉中国和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这些事件宣告已进入帝国主义超掠夺性战争的时期。
在帝国主义发展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熟练工人和普通工人之间工资差额增加的趋势对世界劳工运动来说也是一件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是工业迅速发展和工人阶级受到更厉害的剥削的时期，是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实际工资的提高也很缓慢的时期。英国雇主的一般情况是，资本家从殖民地榨取来的超额利润中抽出一部分来讨好国内的熟练工人，他们的目的是削弱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和团结。同时，各国的工人群众仍然进行奴隶般的工作，而生活情况陷于贫困。譬如，在德国，工人基本群众的实际工资（一般说来仅能维持贫困的生活水平）指数从一八八七年的一〇〇增加到一九〇九年的一〇五，而在同时期，工人贵族的收入却增加到一一三[10]。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对工会的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他们的阶级合作政策是以牺牲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和相对的工人贵族的富裕的生活为基础的。但是，这种工资方面的趋势在以后的年代中有了相反的改变。
米勒兰事件
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和帝国主义发展的这个时期，作为第二国际整个时期的特点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里都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国际成员中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在一九〇〇年的巴黎大会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分析了法国亚历山大·米勒兰和德国爱德华·伯恩斯坦的名字有联系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围绕着这两个机会主义者所展开的斗争是第二国际的右翼和左翼所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国际性斗争。这个斗争从根本上震撼了这个组织，而且产生了分裂的威胁。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碰到了巨大的困难，由于它面临着强烈的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勃鲁斯主义、工团主义及其他反对派系。迟至一八九八年，法国还有不下五个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着各种社会派别。这些政党受到像盖德、伐扬、阿里曼、勃鲁斯和若列斯等这样一些人物的领导。一直到一九〇五年这几个派别才联合起来，成立了法国统一社会党。
在围绕着米勒兰主义问题的斗争中，两个著名的党的领袖约利·盖德和若望·若列斯起了主要作用。盖德（一八四五—一九二二）支持过巴黎公社，一八七八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十九世纪80年代的初期入党，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之一员。若列斯（一八五九—一九一四）是杜罗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一八九〇年成为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的创办人之一。他是党的极右派，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沾染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色彩。
米勒兰事件的背景乃是有名的德雷斐斯事件。阿尔弗莱德·德雷斐斯是法国军队中的一个犹太军官，被反动军阀诬告有叛国罪，后来被判决放逐到魔鬼岛。这个充满着反犹太主义气息的事件在法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由于国内外对此暴行群情愤激，德雷斐斯被释放了，并于一九〇六年完全恢复名誉。
起先，盖德根据他“左倾”宗派主义的概念采取了认为德雷斐斯事件与无产阶级毫无关系的立场，因而置身于事件之外。若列斯和他的右派独立社会党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们认为法国民主的命运面临危机，甚至没有和党商量就在一八九九年派了该党的代表人物米勒兰参加了华尔台克—罗素内阁担任了工商业部长的职位。屠杀巴黎公社参加者的刽子手贾利斐也在这同一个内阁里供职。米勒兰入阁不久，政府表现出它的反动性，命令警察枪杀马丁尼克和夏龙两地的罢工工人。
巴黎大会上左派的失败
米勒兰事件成为第二国际巴黎大会注意的中心。大会刚通过一个决议，限制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可能性。在讨论这项决议时，特别是围绕着米勒兰事件，产生了三种各有其说的不同立场。盖德所提出的决议代表了第一种立场，这个决议原则上谴责米勒兰的行动，声称大会只能在无产阶级以自己的力量取得席位的形式下以及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允许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大会禁止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他们必须采取坚决反对态度的资产阶级政府。盖德的立场得到马扬和罗沙·卢森堡的有力支持。后者宣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性质决定，必须起反对党的作用；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它才可以成为执政的党。[11]
若列斯以他一贯的善辩的口才表达了第二种属于极端右派的见解。若列斯和盖德一样，也把这件事提高到原则问题上，可是他却从相反的观点来看。他积极地为社会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而辩护，他赞同米勒兰参加法国内阁的行动。若列斯宣称，由于这个行动他们拯救了共和国。他把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这种行动描写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考茨基表达了第三种——中派主义的——见解。他起草了一项决议（叫做橡皮章的决议）。这个决议所采取的立场是：所争论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性的而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他并且说：无须由大会来作决定。考茨基的决议替像米勒兰这种机会主义投机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后，他接着批评了不经党的同意或者不再是党的代表而担任了部长职位的任何社会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辞职。
左派激烈地反对考茨基的决议，而右派包括若列斯在内却拥护它。它最后以二十九票对九票获得通过。每个国家有两票投票权。保加利亚和爱尔兰各投两票反对票，法国、波兰、俄国、意大利和美国*[12]各投一票反对票。[13]
这是左派的一个惨痛的失败。决议为以后的米勒兰类型的机会主义步骤扫清了道路。正如蓝氐所说：这是国际的革命派所受到的第一次大失败。这次历史性斗争的重要教训之一乃是宗派主义和右倾势力日益增长的危险的表现。一贯采取左派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考茨基对这次左派所受到的失败要负直接的责任。他在原则问题上向右派投降，同时用了一些激烈的言辞。这预告着在以后的年代里他所起的中派主义的坏作用。至于米勒兰，他拒绝退出内阁，遂被开除出党。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叛徒，他卖身给阶级敌人，为资本家服务了许多年。他死于一九四三年。资产阶级尊敬他，他的名字仍然是对工人运动的贩卖的象征。
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
一九〇〇年的巴黎大会和第一国际及第二国际所有历届大会一样也讨论了日益发展的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危险。这种危险是帝国主义初期的特别标志。罗沙·卢森堡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主要的决议。她的决议从资本主义的本质来分析产生战争的根源，她提出了反对战争的三个主要方法：教育和组织青年，社会主义政党的议员投票反对军事贷款以及在国际战争危机时期举行联合的反战示威。这个决议被一致通过了。
有一小部分的代表，主要是来自拉丁国家的代表像往常一样提出以总罢工作为反对战争的主要手段。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德国工会运动的机会主义的领袖卡尔·列金发表了演说，从原则上反对总罢工。当时的一个空头政治演说家，以后不久变成叛徒的法国代表阿利斯梯得·白利安领导了赞成举行反战总罢工的运动。
在这届大会上，除了由于考茨基的出卖，左派在米勒兰问题受到了挫败外，左的情绪占着上风。在讨论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个问题时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后一个问题上，大会采取的立场是：工人们应该积极地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在殖民地国家应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直到目前，第二国际一向是忽视殖民地人民的情况。事实上，这个国际组织甚至不可能为受剥削的殖民地人民制定一个有效的斗争纲领。[14]
社会主义国际局
一九〇〇年大会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国际局。从一八八九年成立以后的十年中，第二国际一直没有过任何形式的国际领导机构。这是一个基本的弱点。大家不断提出要求改正这个明显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缺点。所以，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国际局[15]。
社会主义国际局设于布鲁塞尔，有一个支薪的书记，每年经费十万法郞。国际局由出席大会的每个全国性代表团各派代表两人组成，共有代表约五十至七十人。国际局每年开会四次；大会休会期间由比利时劳工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其事。主席是冯德凡尔得，书记是加米尔·胡斯曼，两人都是比利时籍。根据社会主义国际局设立后所作的规定，只有承认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政党、工会和合作社等组织才能参加第二国际。以前有不同名称的大会以后乃称为国际社会主义大会。
社会主义国际局的设立虽然标志着向前走了一步，但仍然远远地赶不上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后者是一个真正的领导机构，发挥着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精神，领导工人阶级的国际行动；而新成立的国际局实质上还只是一个通讯和统计的中心机构。社会主义国际局在后来的年代中虽然有某些扩大而且为各国政党调解争执，然而它的职能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国际局的任务是召开大会，公布决议、报告和记录，收集资料等一类的工作。国际局并不是执行大会决议的机构，它也无权解释这些决议。各国政党和加入国际的其他团体可自行解释和执行大会的决议。
使第二国际最后遭到灾难的暗礁是沙文主义。从一开始，在它的活动中国际主义精神就较差。德国的政党以及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他的政党坚持在处理他们的事情上保留几乎十足的自决权。第二国际没有能建立任何的国际领导机构达十一年之久，就在设立了国际局后也拒绝给予它一般应有的领导权。这乃是加入国际的各国政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结果，而反过来它又促进和助长了这种潜在的危险倾向。一九一四年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这种倾向的最终结果。
[1]*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帝国主义不可以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雅典等等古代帝国主义相混淆。
[2]“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一九二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3]同上，第二五八—二五九页。
[4]姆迪著“托拉斯的真相”，第四七七页，一九〇四年纽约版。
[5]伊顿著“政治经济学”，第一四七页，一九四九年纽约版。
[6]参阅“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二四八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7]伊顿著“政治经济学”，第一五一页。
[8]“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二六六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9]同上。
[10]马尔克斯“近代史杂志”，一九三九年九月。
[11]蓝氐著“第二国际的兴衰”。
[12]*社会劳工党投票反对考茨基的决议；社会党投票赞成。
[13]蓝氐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五〇页。
[14]蓝氐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五一页。
[15]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八三—八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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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国际工会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十七章国际工会运动
↘单纯工会
↘马克思主义的工会
↘无政府工团主义
↘向着工会国际前进
工会之所以是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性组织，正是因为工会是在进行生产和剥削的地点直接组成的。工会主要由工人组成，拥有主要的工人群众；工会解决的是劳动群众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工资、工作日和工作条件。工会通常（但不一定）是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建立的第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或者采取完善的劳工组织的形式，或者采取友好团体的初级形式。
工会组织发展到参加政治活动的阶段时，他们就建立自己新的政治组织，其形式是议会的委员会、劳动党派或马克思主义政党，或者支持已有的组织。工会本身不能胜利地开展政治运动。逐步发展的工会经过了几十年的斗争，到一九〇〇年已在欧洲的中西部国家和美国争取到了合法成立的权利。但是，实际上，特别在美国，这个权利受到雇主们激烈地反对。在俄国以及东欧的一般国家里，这个时期的工会还没有取得合法存在的权利，处在恐怖的条件下。虽然工人们曾经常进行英勇的斗争来建立这种组织。
资本主义的发展早于其他国家的英国是工会运动的诞生地。那里的工会组织在十八世纪中叶就已存在了。其他各国的工人从英国工人阶级学到很多经验。但是，英国工会的性质与活动深深地受到了他们国内的特殊条件的影响。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工会通常可分为三大类——单纯工会（纯粹的工联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工会。在有些欧洲国家里，还有根据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一八九一年的谕告而成立的为数很少的天主教工会。
单纯工会
列宁把这种单纯工会组织称为经济主义，这一类工会的原来形式目前几乎已绝迹了。他们的特点是默认或公开承认资本主义；他们的阶级觉悟不高，国际主义精神较差。他们所依据的原则是牺牲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来保护熟练工人。这种做法恰好迎合了雇主们腐化和收买工人贵族和工会官僚的政策。单纯工会往往是熟练工人以行业为基础建立的，阶级团结的精神较差。在罢工时，采取的原则是：人各为己，其他人则听其自便。他们通常把自己的活动限于解决基本的经济问题。在政治问题上，他们追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后面。他们的领袖所提出的口号是：工会不谈政治——也就是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
单纯工会的拥护者安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轻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管眼前的日常事情而没有具体的长远打算。早在一八八三年，塞缪尔·刚普尔斯的亲密同伙斯特拉塞（曾经一度是个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前对这种最初的劳工路线作了如下的解释：我们没有最终的目的。我们一天天地工作下去。我们只是为了那些眼前的，在几年内可以实现的目的进行斗争。……一般说来，我们要求穿得好些，生活得好些，做更好的公民。[1]
单纯工会的发源地是大不列颠和她的白种人统治的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洲——还有美国。这类工会有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和早期帝国主义的特征：在这个时期，工人的，特别是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有稍许的提高。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当工人阶级开始形成时的工会即使不算是革命的，也算是激进的。这可以从富于战斗性的一八三〇年的美国工会和一八四〇年的英国宪章运动中得到证明。在一九〇〇年，英国工会会员总数达一百九十七万二千人[2]；美国工会有会员八十万人，其中五十八万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3]。
到一九〇〇年，英国工人阶级已脱离了单纯的工会主义阶段。这基本上是因为在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下，英国帝国主义已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经济困难。规模日益广泛的英国工人运动日益具有政治性质。一八八一年成立了社会民主联盟（其领袖是兴德门）；一八八四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同盟（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一八九三年建立了独立劳工党（凯爱尔·哈代领导的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组织）；一九〇〇年工会组成了劳工代表委员会，五年后，该委员会成为以费边派机会主义者如麦克唐纳、哈代、柏恩斯、斯诺顿等之流为领导的工党[4]。一般说来，单纯工会组织比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得要早得多，因为某些国家的工人所面临的问题还没有尖锐到要以政治斗争来争取国内的权利。当他们发展到要采取政治行动时，他们成立了广泛的劳工政党而不拥护社会民主党。
在美国，工会运动从单纯的工会主义向前发展的速度要慢得多。这基本上是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经济地位要强大得多。美国所受到的工会在初创时期所产生的坏影响比任何国家都严重。一九〇〇年，以社会主义的敌人自居的塞缪尔·刚普尔斯（一八五〇—一九二四）领导着美国劳工联合会。许多参加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工会领袖们，个人的腐化堕落达到极点，在世界的劳工界几乎有独无偶。他们明目张胆地窃取工会的经费，出售罢工保险给雇主，在工会和工厂中抵制黑人和妇女，和公司订定协定不去组织不熟练的工人并且借武力来控制工会。阶级合作是他们的原则，社会主义是他们的主敌，他们的神圣口号是工会合同是不可侵犯的。他们用行业工会特有的工贼行为破坏了无数次的罢工，他们一贯推行使工人运动失去政治意义的政策。他们之中很多人用各种欺骗和贪污的手段发财致富。
一九〇〇年，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从德里昂的宗派主义的社会主义工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以德布斯和希尔奎特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党。可是，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从腐化了的刚普尔斯集团手中取得对工会的政治领导权。今天美国大多数的工会都已拥有争取最迫切的政治要求的基本政纲，并且参加了政治活动。他们已不再属于单纯工会了。但是，他们的极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上层领导分子仍然是工人阶级进行独立的政治行动的敌人，仍然是美国帝国主义公开的和热情的辩护者。
马克思主义的工会
在一九〇〇年，除了在拉丁国家以外，几乎在所有的大陆国家，从英吉利海峡到俄国，它们的工会都具有社会民主党工会的性质；只是每个国家都有某些不同之处。就其差别而言，俄国的工会是个突出的例子，比西欧社会民主党劳工组织要富于革命性——而且这种革命性在继续发展。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工会不同于美国的工会。他们拥护社会主义的前途而且正式地或非正式地接受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导。他们是按产业组成的，领导是集中的，它们提出了政治目标。他们的活动具有较多的政治性质，主要是因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在这些国家里的封建残余势力强大得多，而工人要比在英国或美国进行更多的活动才能取得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组织权、罢工权等等。一般说来，这些工会是在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建立的，至少大体上是如此。
德国的工会是世界上这一类工会组织的模范，其次要算是奥地利的工会了。德国工会运动的萌芽大部分是以行业组织的形式大约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后出现的。这次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把它们摧毁了。到十九世纪60年代中期，它们又重新开始发展，但发展得很慢。直到它们受到一八七八年反社会主义法的打击为止，这个法令解散了大部分的工会，工会出版的报纸实际上全被消灭[5]。工会像社会民主党一样，受到第一次打击后，仍然开始逐步成长起来。等到这次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在一八九〇年废除时，工会的力量已较前更为强大，拥有会员总数二十八万人，分别属于五十八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到一九〇〇年，德国工会会员达六十八万人。工会进入了发展特别迅速的阶段。当总工会于一八九〇年成立时，卡尔·列金（一八六一—一九二〇）担任总书记。以后，他一直领导着德国的劳工运动直到三十年后他逝世为止。
德国工会的上层领导很快就滚入了机会主义的泥坑，结果（在组织上，如果不是理论上）它成为整个德国劳工运动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修正主义倾向的最坚固的核心。这些领导人在工会中建立了严格的集中控制制度，将工会的民主减到最低限度，并且有系统地压制普通工人战斗性的表现。企图使五一节失去政治方向只是执行这个政策的许多例子之一。社会民主党工会的领导者口头上宣称忠实于党，实际上却坚持工会中立的原则并且设法以他们自己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来控制工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这种倾向对德国工人运动造成很大损害。左翼与这种分离主义的倾向进行斗争并坚持和党采取一致行动。
无政府工团主义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运动到一九〇〇年时也同样形成了工人运动中一种明确的倾向。他们一般都属于蒲鲁东主义派和巴枯宁主义派。他们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工会组织的主要形式，虽然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工会也有相当的力量。在拉丁美洲——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工团主义者终于在工会运动中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从一九〇五年以后）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主要在世界产业工人的组织中，存在着某些工团主义的倾向。产生工团主义工会的主要因素大体上和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因素相同。这就是工业落后、小手工业生产、对选举权的限制、政府的极端政治腐败、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天主教的极权主义等。
这一时期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所拥有的革命的计划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盼望着将来的社会要由工会来管理。他们的革命武器是总罢工，并逐渐发展成为起义。他们是激烈的直接行动派，反对政治斗争，避不参加选举和有组织的议会活动。他们在罢工时也进行破坏，一般采取在车间里磨洋工的方式。工团主义的工会在组织上是不集中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在联合行动中，他们主要依靠群众的自发性和具有战斗性者少数人的有组织的活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一般原理，但同时，他们的思想却又充满了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列宁曾经批评过无政府工团主义，批评他们拒绝细小的工作以等候‘伟大日子’的到来，批评他们不善于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6]。
法国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要根据地。法国的工会在成立时就有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传统。在历史上，他们曾进行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法国第一批真正的工会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后不久就建立了。一八八四年的法律使工人得到组织工会的有一定限度的合法权利。勒弗朗克指出，这仅仅是使既成事实合法化而已[7]；因为，工人们虽然没有法律的许可却早已在组织工会了；一八八四年以前，在巴黎就已存在着五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组织了。法国工会运动主要沿着两条组织路线发展：一方面建立地方工会联合会，另一方面是全国性的产业和行业工会联合会。工会运动在一八九五年统一于法国总工会。
法国的工团主义运动——或者称为革命的工会运动——的创始人是斐南德·贝罗蒂埃。他是一个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他创立了工团主义的一般原则。一个叫乔治·苏勒尔的法国知识分子奠定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的主要贡献是推崇暴力以及把总罢工形而上学地了解为不可能[8]。后来，苏勒尔的思想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上占很重要的地位。法国的工团主义运动最后在爱弥安代表大会（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上制订了它的纲领。代表大会产生了著名的爱弥安章程。这个文件说，总工会为取得彻底解放而进行准备，总罢工是行动的工具。大会认为今天作为对抗组织的工会，在将来要成为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成为社会重新改组的基础[9]。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团主义运动大体上和法国相似。
向着工会国际前进
各国的工会在一开始即表现出强烈的国际主义倾向。第一国际乃是由法国和英国的工会工作者在一八六四年创建的。他们在历届大会上和该组织的其他活动方面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国际非常关心工会斗争的问题，而美国全国劳工协会就是对第一国际这方面的工作感兴趣的。在以后的年代中，当工会有了发展和增加，当第一国际愈来愈多地注意政治问题的时候，滋长着建立只包括工会组织的另一个国际的情绪。
国际工人协会的大会讨论过这件事；一八七七年九月在根特召开的全世界社会主义代表大会（见第十四章）通过了一般性的意见，尽管并没有取得具体的成果。第一国际在它全部的历程中接纳工会组织参加国际。第二国际也继续容纳工会组织；可是，关于成立单独的工会国际这件事仅仅在第二国际一八九三年和一八九六年的苏黎世和伦敦大会上讨论过。同时，国际工会会议的召开和书记处的成立也具体地反映了建立工会国际组织的要求。在这方面带头的有一八七一年的雪茄烟制造工人工会[10]，一八八九年的印刷工人工会和一八九〇年的煤矿工人工会。到一九〇〇年，这种书记处已成立了十七个[11]，包括了手工业和大工业的主要部门。这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际合作。这使得工人们发现这种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要求建立一个兼容并包的工会国际组织的斗争与日俱增。罗尔文写道：英国和法国的工会工作者憎恨社会党人在第二国际内的统治。[12]不听从欧洲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因此，也赞同工会组织国际更密切地合作。为此目的，他建议在一八九三年和世界博览会同时，在芝加哥举行世界工会工作者大会。这个计划遭到一八九一年第二国际布鲁塞尔大会的拒绝因而彻底失败。
妨碍建立工会国际的障碍是领导列金式的德国劳工运动（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的保守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看到英国、法国和美国工会运动中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倾向，因此害怕国际工会运动会不受他们的控制。要求国际劳工合作的运动在不断前进，他们至少暂时成功地阻止了专门的工会国家的形成。
在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广泛的哥本哈根工会代表会议上，德国工会的领袖们带头反对建立工会国际。召开这次广泛的代表会议的目的是考虑召开定期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问题。列金以及其他的多数出席者都认为第二国际是讨论劳工运动中重大问题的适当场合；认为没有召开国际工会代表大会的必要。[13]不过，在一九〇二年斯图加特会议和接着召开的一九〇三年都柏林会议之后，通过了一个妥协的方案，建立各国工会组织的国际书记处来应付日益增长的成立工会国际的要求。第二年，十四个全国性的工会参加了这个组织，拥有会员二百三十七万八千九百五十五人。[14]
这个书记处由每个全国性工会组织各派代表两名组成，预定两年开会一次。它阻止了广泛的工会国际的建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5]。国际书记处的总书记由德国工会运动的领袖像刚普尔斯一样的卡尔·列金担任。也就是这位无处不在的先生担任了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总书记。由于有来自法国、英国和美国不断的压力，这个联合会终于在一九一三年建立了它的主要机构。但是，直到一九一九年改组前，它并没有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工会运动的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约有二十来个全国性组织参加国际工会联合会，会员人数约七百五十万。没有参加的重要工人运动，只有日本、阿根廷、保加利亚和澳大利亚。
[1]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一〇四页。
[2]寇尔、波斯特盖特著“英国的平民”，第五三一页。
[3]“美国劳联史百科全书参考书”，第六三页，一九一九年华盛顿版。
[4]比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二卷，第三二〇页。
[5]茨温著“德国自由工会的历史”，第二六页，一九二二年雅拿版。
[6]“列宁全集”，第一六卷，第三四八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7]勒弗朗克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一七四页，一九三七年巴黎版。
[8]俊累著“暴力的回忆”，一九一五年巴黎版。
[9]勒弗朗克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二五六—二五七页。
[10]欧姆勃莱德著“德国工会运动二十五年，一八九〇—一九一五”，第一三三页，一九一五年柏林版。
[11]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九八页。
[12]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一〇〇页。
[13]同上。
[14]茨温著“德国自由工会的历史”，第一一九页。
[15]*一九一一年八月，在布达佩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是威廉·福斯特）曾尝试过以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来代表协会；可是，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只有法国总工会的两个代表投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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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37．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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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布鲁塞尔大会、苏黎世大会和伦敦大会（一八九一—一八九六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十六章布鲁塞尔大会、苏黎世大会和伦敦大会（一八九一—一八九六年）
↘滋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
↘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
↘改良主义反对革命理论
↘左翼的斗争
↘恩格斯逝世
第二国际分别在布鲁塞尔（一八九一年八月）、苏黎世（一八九三年八月）和伦敦（一八九六年七月）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大会。这些年代是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业化发展得很迅速，垄断资本主义已开始取得统治地位。非洲正在被大国瓜分。英国在大量地输出资本。这是一个列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日益增长的时期。
同时，这些年代也是第二国际和它的工会、合作社和工人政党取得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一八九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德国国会以一六九票对九八票取消了德国反对社会党人的法律。这件事对整个国际工人组织是一个强大的动力。一八九三年英国二十万煤矿工人的罢工是这个时期许多著名的大罢工之一。在美国阶级斗争特别尖锐。这个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艰苦的罢工斗争有一八九二年和姆斯忒德钢铁工人的罢工、一八九二年纽奥连的总罢工、一八九三年煤矿工人大罢工、一八九四年全国铁路工人（美国铁路工会）罢工和一八九〇年初西部金属矿工的几次罢工。所有这些美国工人大罢工都达到真正的地方性内战的激烈程度。
滋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
这个时期的第二国际基本上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在我们所要讲的三届大会上有一个最值得注意的不少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大会上所表现出来的不断增长的右倾倾向。在三届大会中都充满着这种愈来愈厉害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二十年后终于给第二国际、全世界以及整个工人运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至于在伦敦大会快结束时，就有一个真正的第二国际的右派。虽然这个右派还没有成熟的纲领和它自己的组织。这几届大会所讨论过的重大问题都感觉到这种日益增长的右倾危险。
对于全世界工人斗争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问题的讨论中右倾势力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在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大会上德国和英国的机会主义者都反对过关于五一节的基本想法，那就是要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罢工示威来显示劳工运动不断增长的力量以及坚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的一些当时的要求。他们的计划是想把五一示威移到五月第一个星期天来举行，这样当然会大大地削弱它的战斗性。蓝氐说：就他们所控制的势力的比例来说德国人在执行巴黎大会关于‘五一’节的决议所做的努力比任何其他党派要少。[1]在一八九三年苏黎世大会上德国人建议纪念五一节的方式可由各党自己决定，这就意味着他们能够毫无拘束地执行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坚决反对阉割五一节的实质。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辩论中德国党的领袖们也宣称，在策略问题上他们是不愿接受第二国际的命令的。
在这三届大会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势力的另外一个例子表现在有关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无政府主义者在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大会上是争论的主要对象，但在一八九六年的伦敦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却终于由于通过了一条决议的结果，将他们开除了。这条决议把赞成政治活动定为参加国际的一个先决条件。无政府主义者是不肯接受这一条的，于是他们就永远地退出了国际。倍倍尔起草的措辞强硬的决议本来还可以开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但大会以五十七对五十六票没有把他们开除。[2]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国际完全正确地抵制了小资产阶级极端左派，同时却向右派大开方便之门。采取了这一路线所引起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不顾恩格斯的忠告，在一八九四年接受了法国的约瑞—米勒兰—维维安尼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三十个国会议员作为会员。这个反动的做法在后来对整个国际都有深刻地影响。
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
早在前一时期，几乎在第一国际的历届大会上，战争问题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但当时危险主要在于民族之间的战争，例如，英国被卷入一八六一年的美国内战，一八六六年的普奥战争和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法德战争。而第二国际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严重得多的战争威胁，即全欧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可能。贪得无厌、正在逐渐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欧洲列强已开始组成最后导致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同盟。恩格斯在很早以前已预见到这场大冲突。德、奥、意在一八八二年建立了三国同盟。法、俄、英在一八九四年就建立三国协约。协约国终于在一九〇七年形成。所以，在布鲁塞尔、苏黎世和伦敦的三届社会主义国际大会上就这个日益发展的战争危险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正是在解决这样一个带关键性的重要问题上，发展中的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又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为了对付正在增长的欧洲战争的危险，一八九一年布鲁塞尔大会通过了几个充满着革命词句的决议。这些决议建议工人们应该极力反对战争威胁，应该加强他们的国际团结。一八九三年苏黎世大会增加了要求工人们为普遍裁军而斗争，要求他们的议会代表投票反对战争借款的条款。一八九六年伦敦大会提出废除常备军、武装人民、设立仲裁法庭、人民战争表决权等要求。
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为了反对这些预防战争的办法提出了自己的决议，要求在战争爆发时举行总罢工。支持这个建议特别卖劲的是荷兰的道米拉·纽文惠斯。到一八九四年止纽文惠斯（一八四六—一九一九）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以后他参加了无政府主义派。总罢工的提案总的说来和第一国际一八六八年布鲁塞尔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相吻合（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马克思批评这个决议是乌托邦式的）。这个决议号召工人们一旦发生战争就停止工作。
三届大会都以多数票否决了关于宣布总罢工作为反对战争威胁的手段的建议，德国人特别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的领袖们都利用这个机会完全谴责总罢工。在苏黎世大会上普列汉诺夫阐明了委员会的立场如下：在今日的社会，总罢工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可以实现总罢工的手段。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已处于可以实现总罢工的地位时，无产阶级已经控制了经济权，那么总罢工只是一桩荒唐的事情。[3]
显然，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和以后列宁详加说明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是抱着一种幻想，以为他们可以简单地借总罢工来制止日益逼近的战争。然而，第二国际从原则上拒绝总罢工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表现，这种做法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右派的路线。显然，工人阶级不准备抛弃这个有力的武器——像一八四二年英国工人在宪章运动中所表现的，一八八六年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一八九二年比利时工人争取选举权的罢工[4]，以及后来在全世界各地工人的行动中得到了证明。
在这些关于战争威胁的辩论中，造成一九一四年大叛变的理论基础的保卫祖国的概念已开始产生了。这个概念就是，德国应当保卫自己，抵抗可能与法国联盟的极端反动的俄国的攻击。在一八九三年时，恩格斯赞成过德国反对沙皇俄国进行民族自卫。毫无疑问，当倍倍尔说他自己也要拔剑参战时，他指的是这样的战争。当他声明俄国人民将欢迎德国军队为解放者时普列汉诺夫指的也是同样的战争。但是，如同斯大林后来指出，恩格斯的观点是不现实的，在20世纪90年代所酝酿的战争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准备参加的不是一个解放俄国的革命斗争，而是一个沙文主义式的为了保卫资产阶级德国的战争。
改良主义反对革命理论
在十九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在迅速地扩张，所有工人组织的力量在不断增加，同时从政治角度来观察也还看不见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在于坚持日常斗争中的迫切要求。可是，第二国际却肯定地发展了一条右倾的路线，过分强调这些部分的要求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发展。这种倾向的极端表现就是完全否认社会主义的革命目的，如同当时左派所称，右派的策略是改良反对革命，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愈来愈支持当前的要求而完全牺牲革命的理论。
这个时期国际的几届大会关于总的政治纲领的讨论特别是在策略的名义下提出来的，而德国代表团一般是反对予以充分讨论，理由是这些策略问题是各个国家政党的事情。一八九三年苏黎世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可以很好说明国际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的方向。这个决议的特点是特别强调争取当时各种迫切的要求而几乎完全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蓝氐正确地总结说：这个决议虽然提出了反对无原则妥协的警告和提醒工人群众永远不要忘记他们革命的目的，然而在国家概念上却表现出十足的改良主义的观点。并不是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而是想把资本主义的统治机关即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所属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改造成为解放无产阶级的工具。[5]
在第二国际内处于领导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倾向比国际大会上表现得更明显。像共产党宣言这一类的文件被认为已经过时，而看作是博物馆的陈列品。从许多事件中可以看到这一点。首先，应该提到考茨基所起草的，后来成为全世界各社会党蓝本的一八九一年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虽然堆满了革命的词句，却忽略了或轻视了革命的基本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它也没有提出在德国成立共和国的要求。当时齐奇·冯·伏尔麻所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纲领特别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冯·伏尔麻和第二国际的主要改良主义派的英国费边派的精神很类似，提倡实现局部的要求来逐步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议党去和富农结成联盟，欢呼三国同盟为和平的保证并且拥护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收容了这种小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党员。
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发展得特别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表现在党的正式领导者歪曲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方面。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着重分析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带给在城市里进行街垒的巷战更大的困难。街垒的巷战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传统方法。前进报——它的主编是李卜克内西——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删节了某些关键性的段落，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恩格斯同意了右派的意见——已经放弃了在革命时采取斗争的希望。人们还记得德国党的领导机关曾扣压了马克思所写的一八七五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同样地恩格斯对一八九一年爱尔福特纲领的批评意见直到十年后才出版。
恩格斯的导言中被删去了的关键性的一段如下：
“这是不是说，街巷斗争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一八四八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街巷斗争，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街巷斗争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用更大的力量来举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九月四日和十月三十一日在巴黎一样，自然是宁愿采取公开进攻，不是采取消极街垒战术的。”[6]
在后来的许多年代中，受到粗暴歪曲的恩格斯导言被改良主义者有效地利用来反对左翼。但是以后爆发的许多革命却显示出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所认为的恰好相反，资产阶级的先进军事技术并不能成为他们的最后防线来对付几乎每次都可以争取到很大部分武装部队的革命人民。
左翼旳斗争
左翼为了反对第二国际右翼进攻的立场，它的纲领和组织所进行的斗争只收到了部分的效果。在许多情况下，当时的左翼有忽略或忘记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重要教训的倾向；他们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把自己和已经开始发展的中派主义倾向区别开来。把革命的左派和动摇的中派区别开来这一发展需要最高的政治认识水平。不到阶级斗争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时期，这种区别是不能，也不曾实现的。
在这个时期，最后形成中间派的倍倍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分子已经表现出右的倾向。但他们仍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再者，他们自夸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还没有面临严肃旳革命斗争和任务。这种斗争和任务使他们的中间派主义原形毕露，最后迫使这种倾向去和右翼结成联盟。然而，毫无疑问，甚至就在这个早期，考茨基派的领袖们，即所谓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日益增长的动摇性已为右翼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掩护作用。
所以，当时的第二国际的左翼是一个广泛的、无形的集团，包括许多半机会主义者和有改良主义倾向的人，也包括像罗沙·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和弗朗世·梅林等坚决的战士。可是，当时第二国际正统派突出的领袖们，考茨基、盖德和普列汉诺夫却从来没有成为共产党人。这个广泛的集团针对着主要的危险开火。这个危险就是以英国的费边派和德国冯·伏尔麻的支持者为代表的日益增长的极端右翼。但是，它在自己的队伍里却容忍了许多右的倾向和错误。
当时已上了年纪的恩格斯领导着革命左翼的斗争。可是，他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们，尤其是从那些德国的领袖们所得到的帮助往往是不肯定的。考茨基以及他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有问题的提法以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德政党的政治路线所进行的不带批判的辩护往往削弱了在德国和整个国际向成长中的右派进行的斗争。
马克思在一八七七年十月致左尔格的信中曾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正在萌芽的机会主义。他说：在德国，我们的党有一种腐败的精神流行着；群众之间还没有像在领导者（上层与工人）之间那么盛行。[7]于是，他列出了在党内一系列危险的倾向。恩格斯在一八八三年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尽全力来反对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和庸俗的倾向。[8]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全面批判以及后来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所给予的尖锐的批评仅仅是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战斗中的两个例子而已。他们既要和右派也要和极端左派进行斗争——既反对英国机会主义的和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也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然而，尽管恩格斯和成长中的右派进行了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他却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致命的一着，机会主义正在夺取德国的党。一八八五年六月他写信给柏克尔说：在像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中，党也必定会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右派，在紧急关头就把他们赶出了。[9]然而不幸得很，后来虽然在―国内的斗争中党的确制止了和击败了右派，可是到了最危急的最后关头，到了一九一四年需要采取坚决的革命斗争的关头，党并没有能够赶出腐败的右派。
恩格斯逝世
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英国伦敦逝世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的工人。他享年七十五岁，死于喉部癌症。他的遗体火葬了。根据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在海里。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的去世使全世界的工人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马克思的坚强的战友。
恩格斯几乎到他逝世的那天止在政治上一直是活跃的。一八八三年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放下了他原来计划要进行的有关科学方面的著作而把他一生最后的十一年主要地化在整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只能来得及完成他伟大的著作的一部分第一卷。他的遗稿大部分是笔记的形式，其中仅有部分经过整理。恩格斯完成了一项巨大的任务，把这些材料编纂成册。恩格斯在他临死之前正准备写第一国际的历史。但不幸，他还没有动手就去世了。
恩格斯也花了很多时间对国际工人运动进行日常的实际政治指导。在两个国际之间的时期中，他和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一贯起着领导作用。在第二国际形成后，恩格斯继续这样做；因为，如前所述，新的国家在十余年中并没有任何正式的世界组织、刊物或总部。恩格斯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主义的领袖。他和全世界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访问过美国并多年来成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战友和顾问。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中有大量的写给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俄国、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社会党的书信。
杰出的、谦虚的、不倦的恩格斯对世界工人的思想和斗争有许多伟大的贡献。恩格斯的名字将和他的伟大的战友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一起永远留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1]蓝氐着”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二九页。
[2]克烈茨基着”法国工会主义的发展”，第二三七页，一九〇八年巴黎版。
[3]蓝氐着”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二六页。
[4]克鲁克着”总罢工”，第五八页，一九三一年版。
[5]蓝氐着”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三三页。
[6]马克思着”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一一〇页，莫斯科中文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四〇页，解放社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四一二页，纽约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六〇页，解放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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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二国际的创立（一八八九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十五章第二国际的创立（一八八九年）
↘大会的工作
↘大会上马克思主义的方向
↘右倾危险
↘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
第二国际成立大会是在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庆祝法国大革命中攻克巴士地狱一百周年时在巴黎召开的。大会是德国人发起并由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参加大会代表三百九十一人，来自二十个国家，美国出席代表四人。这次大会迄今为止是世界劳工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集会。大会是在热情激发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厅里挂满了下列字样的旗帜：以一八四八年巴黎的名义和一八七一年三月、四月、五月的巴黎的名义，以及巴贝夫、布朗基和法林的法国的名义，祝贺新旧大陆上社会主义的工人们。[1]
但是，第二个国际工人大会也同时在巴黎开会。这是由英国工会领袖们和法国保罗·布鲁兹集团所组织的实行派或机会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在资产阶级守法主义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会议。两个大会都做了巨大的努力以达到合并的目的，但是在大会开会之前以及开会期间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亨利·麦·兴德门和其他一些人做了特别巨大的努力以联合两种势力，而恩格斯则表示反对。但是两年以后，在一九九一年布鲁塞尔大会上，两个集团统一起来了。
马克思主义者大会集合了许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闻名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注定要在未来很长的时期内领导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并在第二国际活动的过程里成为它的领袖，他们之中有的出了名，有的变得声名狼藉。他们之中有英国的克尔·哈代；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爱德华·伯恩斯坦、乔格·冯·伏尔麻和克拉拉·蔡特金；法国的朱利斯·盖德、拉法格、伐扬和朗格；比利时的盎塞耳和冯德凡尔得；意大利的安德烈斯·科斯塔；奥国的维克多·阿德莱；荷兰的杜买拉·诺也文豪斯；西班牙的帕勃洛·依格里西瓦斯；俄国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2]。美国的刚普尔斯曾被邀请出席第二国际的大会，他向两个大会致送贺词，吁请它们联合起来。阿布·卡汉和麦克思·潘恩是纽约统一犹太人工会的代表。在两个大会上都有少数的无政府主义者出席。
巴黎的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引起了全世界舆论界的重视，并激起了各国工人的热情。劳动者终于将要拥有一个能够对资本主义顺利进行斗争、总有一天能将它完全消灭的组织。它将要成为第一国际的再生，而且它的基础将更加广泛和强大。大会本身为这个新的世界运动而欢呼，认为它是有光荣名声的旧日国际工人协会的延续。大会开幕时的主席是巴黎公社社员伐扬和经验丰硕的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
大会的工作
听取出席各国的报告占去了大会大部分的时间。在大会上出现了一个年轻茁壮、生气勃勃、日益发展的以及富于乐观情绪的世界工人运动的总的情况。欧洲和美洲的工会正在发展，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国家现在都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德国、丹麦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正在开始被选进议会。总之当时的局势是非常有希望的。
因为大会听取了各个党的许多报告，用在讨论通过的几个决议的时间就不很多。这些决议包括取消常备军和武装人民的决议。另一决议是具体承认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这一八小时工作日制度在一八六六年第一次国际大会上曾经提请全世界工人们加以注意。另一决议是利用投票箱和在不与别的政党妥协或联合的基础上的政治行动的问题。这一问题引起了一小群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他们一般说来是反对政治行动的，所以就被驱逐出大会。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支持瑞士政府关于创立国际劳工立法的一般建议。法国代表团关于主张总罢工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的一项提案受到德国的强烈反对，被代表们否决了。
然而，大会通过的最著名的决议是规定五月一日为国际工人示威游行日。法国代表拉维尼提出的这个提案是拥护美国劳工联合会所提议的为争取每日八小时工作制而规定在一九九〇年五月一日举行的总罢工。大会决议说：大会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示威运动，所以所有国家和所有城市的劳动群众在指定的那一天应当要求国家当局以法律程序将工作日缩短为八小时，并同时贯彻实行巴黎大会的其他决议。因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在一八八八年十二月该会圣·路易全国大会上已经决定于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举行类似的示威游行，所以国际示威游行决定在该天举行。各国工人必须按照每一国家的当时情况组织他们的示威游行。以后举行的大会上重新讨论和通过了这个决议，于是五一节就被建立为正规的制度。全世界工人的伟大的战斗的假日就是这样产生的[3]。
大会上马克思主义的方向
巴黎大会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工人运动中已经变成了主导力量，它在政治组织方面尤其如此。在第一国际解散以后的十三年期间，在已经发展起来的一群新的工人阶级组织中，马克思的追随者一般地是人们寻求领导的对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有很大增加，并且他们的报刊大大增多了。这种情势比起第一国际的整个时期来有着根本的进展，当时，为数极少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为争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政治潮流而经常与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倾向进行斗争。然而，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导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曾经使第一国际的存在受到危害的几个流派已经完全消灭了——但是，至少它们之中的大多数已经减少到容易对付的程度了。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大体上已成为过去；布朗基主义者只不过是法国的一个小派系；拉萨尔分子在德国和奥国已陷入绝境；巴枯宁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变成工团主义者的那些人——已经是一个孤立的流派了。
马克思主义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德国，而且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在第二国际中树立了它的政治领导，这一政治领导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之前，实际上没有被动摇过。如同列宁后来所说，德国工人阶级几乎在半个世纪内都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组织的模范。德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社会党和工会也在飞速发展。自从第一国际成立以后，许多后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经在各国中成长起来了（通常具有严重的理论上的缺点）。这些理论家中的主要人物是德国的卡尔·考茨基（一八五四—一九三八）生在奥国，他的父亲是捷克人，母亲是德国人。恩格斯逝世以后，他成为第二国际著名的政治领导者。一八八九年巴黎大会之后不久，考茨基写下了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在许多年内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都将这个政纲作为榜样。这一纲领虽然忽略了争取一个德国民主共和国的基本要求以及遗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问题，也遗漏了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但在其他方面却基本上遵循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著作所规划的总的路线。
处在革命形势比较成熟的时期的第一国际，往往不得不讨论革命问题，这不是因为实际的政治事件的影响，就是由于当时强大的极端“左倾”流派的压力。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当时英国的宗派主义者兴德门）期望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欧洲革命将是一件既成事实，但是，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相对平稳时期的第二国际并不觉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是那样急迫。大会一方面认为它的最终的革命前途是与第一国际一致的，同时却竭其全力基本上从事于当时阶级斗争中这些紧急的工作，如反对军国主义，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扩大工人普选权的范围，制定工厂法，当然还有工会、合作社以及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等工作。
右倾危险
第一国际是灭亡在相当活跃的假革命流派的手中，这些极端“左倾”分子企图驱使工人对资产阶级进行不合时宜的生死斗争。事实证明，第二国际的灾祸从相反的政治方向而来——来自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瘫痪了工人们的战斗主动性，想把工人运动降低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小资产阶级附属品的地位。极端“左倾”分子这是一个很小的因素。终于统治并毁损新国际的右倾，至少有两个显著的方面已经明显地出现在成立大会上。
这些右倾表现中的第一次为下面一个事实：实行派有足够的强大力量，竟敢于召开他们自己的大会，向世界工人运动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权进行挑战。在第一国际时期，有一个以英国机会主义的工会领袖——奥翟尔、克里麦尔、艾普加斯和其他人——以及没有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德国的拉萨尔运动所代表的右派（也存在着强大的“左倾”集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对国际发生了不小的损害作用。一八八九年实行派巴黎大会的狂妄傲慢表明这一危险的右倾已经在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的中间年代里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实行派没有达到它的具体目标，但是它的存在是未来严重危险的凶兆。
右倾的第二种表现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内部。这一表现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在发展着，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同样是危险的。这是因为代表们没有建立一个国际中心机关在大会闭会期间继续工作。事实的经过表明，在十二年期间，新的国际没有国际领导委员会，没有全世界的总部，没有国际刊物、没有正规的组织章程、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执行决议的纪律，并且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
在所有这些方面，第二国际远远赶不上第一国际，如前面几章所示，第一国际有一个组织章程、一个刊物、一个纲领和一个名称，有完备的国际组织——一个总委员会。事实上，第二国际甚至够不上无政府主义国际组织的概念。蒲鲁东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坚决要求，国际的中心机构应该是一个通讯和统计的机关，可是，第二国际在它创立时和以后的十年内，甚至没有达到世界组织的这一最低标准。
当然，如若第二国际也像第一国际在它与巴枯宁主义者进行的生死斗争中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上所作，建立那样一个强大的世界中心机构，那是不适宜的；但是根本不建立任何中心机构是过于忽视了国际主义并且过度强调国家的组织和行动。正如一九一四年终于发生的大战所证明，这是更加危险的，因为世界强国间战争冲突的可能性已在开始酿成，并且在即将来到的时期内工人们的最大危险是各国的工人运动向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民族压力让步的危险。
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
后来对国际工人运动造成如此巨大破坏的第二国际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有两个主要的根源。首先和最危险的是因为它是在技术工人中和在工会中的工人官僚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通过高工资开始利用他们以破坏罢工、使工会停留在小规模的基础上并使工会分裂而不统一以及打击阶级觉悟和反对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方法来反对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二个根源是数目众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想通过领导工人的政治组织，通过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占据各个城市、各邦以及国家政府职务的方法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他们经常不断地拼命把劳工政策改换为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的和缓的改良政纲。一般讲来，在第二国际的存在期间，这两股机会主义的潮流无拘无束地相互合作着；工人阶级机会主义主要在——但不完全在——工会里活动，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在政治场合中进行活动。两个集团都以工人贵族作为它们的基础，并且都有使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从属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倾向。
第二国际成立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最为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内，英国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且英国的雇主们大都正在广泛运用主要以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超额利润为基础的腐化工人贵族和他们的领导人的帝国主义国内政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这种从物质上和思想上进行腐化的破坏作用是非常显著的。罗斯坦说：上一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英国工人阶级觉悟最低落的时期；政治行动——甚至简单而没有害处的工人提出候选人的行动——也肯定地被放弃了；工人们不是投自由党的票，就是投保守党的票。一提起‘革命’这两个字，如果没有引起直接的谩骂，也会引起轻蔑地耸一耸肩膀[4]。一八七九年恩格斯就曾经写信给伯恩斯坦：必须承认，目前英国不存在欧洲大陆所认为的一种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5]而这就是三十年前曾经产生过伟大的宪章运动国家里的情况。
雇主们和他们的代理人保守的工人官僚们的政治方针是将工人阶级置于自由党的保护之下；但当一八80年以亨利·麦·兴德门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一个在一八八九年成为社会民主联盟的团体时，资产阶级不得不将它的政策稍微改变—下。悉尼·韦伯、萧伯纳以及其他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费边社于一八八四年的成立使这一事实明朗化了。这一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削弱马克思主义，并且使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行动不发生任何作用。所有这一切对于资本家都有极大的用处。宣传一种含混不清的进化论的社会主义的费边社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每一原则。费边社员们鉴于英国工人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就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费边社的历史家皮尔斯说，该社的首要成就在于破灭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引诱力[6]。
悉尼·韦伯和他的同伙们开始使一个普通的和可敬爱的英国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像成为一个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一样的容易和理所当然[7]。韦伯说：英国必须有社会主义，它必须与算术的四则法相一致，必须与十诫相一致，并且必须与英国国旗相一致。不应该实行没收。[8]韦伯还说：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不是马克思，而是罗伯特·欧文，而罗伯特·欧文宣传的不是‘阶级战争’，而是人类兄弟关系的学说。[9]具有含糊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费边主义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害处。它的影响在十九世纪90年代的保守工会领袖中间迅速地得到发展。事实上，它仍然在英国工党的理论方面占着统治地位。
机会主义也正在美国扎下深根。铁道工程师协会的首脑特伦斯·维·包德莱和波·姆·阿瑟是这一时期反动工人官僚的特有的例子。已经公然宣称反对社会主义者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刚普尔斯等正在为他以后几十年内极端腐败的官僚主义奠定基础。在法国情况也是一样，布鲁斯主义的实行派运动证明是法国右倾机会主义的开端。仅仅几年以后，法国资产阶级腐化法国社会主义领袖们的厚颜无耻的企图就从头到尾动摇了第二国际。
此时，在巨大的资本主义的德国，机会主义很少发展。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会内和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方面都极其稳固地领导着工人运动。从组织方面来讲，德国党是所有共产主义政党中最无产阶级化的[10]。右派仍然处在相对的弱小和不发生影响的情况下。这主要是因为，具有专制的和半封建的政府的德国，那时正处在变成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强国的时期，它的统治阶级所用以腐化工人贵族、工会和政治官僚机构的具有特征的政策，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反社会主义法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处于非法的状态下——这种局势培育了党的战斗性，并吓跑了无数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职业政客们——工会的活动也正遭受着各种严峻的法律限制。在以后几十年内，德国工人运动，随着德国帝国主义的勃兴，变得非常腐败，并且它就是第二国际中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毒素的源泉；但在一八八九年，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并且被整个国际视为领导。
[1]杰·伦兹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三页。
[2]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七〇页。
[3]亚历山大·特拉腾堡著“五一节的历史”，一九四七年纽约版。
[4]罗斯坦著“从宪章主义到工党主义”，第二五五页。
[5]梅耶尔著“恩格斯传”，第二六八页。
[6]皮尔斯著“费边社的历史”，一九一六年纽约版。
[7]“费边文集序言”。
[8]杜德著“共产国际”，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版。
[9]“工党会议”，一九二三年。
[10]米哲尔斯著“政党”，第二七〇页，一九一五年纽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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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一国际的解散至第二国际的创立（一八七六—一八八九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二篇第二国际（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
第十四章第一国际的解散至第二国际的创立（一八七六—一八八九年）
↘工人运动的发展
↘哥达大会上的妥协
↘国际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卡尔·马克思逝世
在一八七六年第一国际解散到一八八九年第二国际创立的十三年间，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与扩张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从它的竞争阶段正在向帝国主义的初期发展。尽管每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周期性危机暂时使这个制度陷于瘫痪状态，并且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遭受失业与贫困，但是，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化却飞速地向前发展，工业化在亚洲也开了端。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在几个国家中工业发展的速度有很大的差别。不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业上有了发展，许多新兴的国家也有了发展。日本正在开始她的蔚为壮观的工业发展，俄国大工厂和铁路上雇用的工人人数从一八六五年的七十万六千人增加到一八九〇年的一百四十三万三千人，这表明俄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这个时期是工业和金融托拉斯在所有的国家中产生和发展的时期，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开始的时期。所有这一切留待第十八章作详细叙述。
总的说，这一时期是国际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最长久的和最完整无缺的一个稳定时期。随着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的结束，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已经结束了前几十年间破坏资本主义的一长串的民族战争，并且它们还没有开始发动以后多次出现的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它们以武力和暴力建立起它们的国界，这些国界在欧洲几乎没有变动，延续了大约三十五年之久，或者说到一九〇五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日俄战争之后，接着就是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巴尔干战争和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单是这样，在一九〇五年以前的这些年代里，各个资本主义强国的国内情况是相对安定的，几乎完全没有发生过标志着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创立时期的那种大规模的革命起义运动，这些运动的突出例子是一八三〇年法国的革命，一八四八年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国、匈牙利以及其他各地的革命，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美国内战，以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
工人运动的发展
这一时期内，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雇佣工人的数量有巨大地增加。这也是一个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稍有提高的时期，技术工人的情况尤其如此。主要国家的大资本家——特别是在英国——已经开始采用以细微的让步来腐化工人贵族的政策，他们用这种方法来分化和麻痹工人们的战斗中的团结。
虽然这不是一个工人阶级暴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然而在这个时期内却爆发了许多次在规模上、纪律性上、组织方面以及时间上前所未有的罢工。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在美国情况尤其如此，一八七七年爆发了凶猛的铁路大罢工，一八八六年爆发了历史性的全国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除了其他许多次罢工外，在英国爆发了她的划时代的一八八九年海员罢工。俄国的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并进行罢工，在一八八一到一八八六年的五年期间，俄国的罢工超过了四十八次，参加罢工工人达八万人，所有这些罢工都被残暴地镇压下去了。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正在登上国际工人运动的舞台。
在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的中间年代里，工会运动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到了一八八九年，英国工会会员的总数已经空前地达到一百五十万人左右；兴盛时期会员达六十万人的美国的劳工协会快要结束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八年前已经成立了，并且在所有工业国家里，工会运动正在扎下根基。工会运动大规模发展的时代早就开始了。
两个国家的中间阶段又以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为标志。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于一八六九年在德国成立了，随着这一政党的成立，社会主义政党接二连三地在下列国家中很快地组织起来了：荷兰（一八七〇）、丹麦（一八七一）、波希米亚（一八七二）、美国（一八七六）、法国（一八七九）、西班牙（一八七九）、英国（团体）（一八八〇）、俄国（团体）（一八八三）、挪威（一八八七）、奥国、瑞士以及瑞典（一八八九年底）。其后组成的政党有：澳大利亚和芬兰（一八九〇）；波兰和意大利（一八九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智利（一八九四）；阿根廷（一八九六）；日本（一九〇一）；塞尔维亚（一九〇三）；加拿大（一九〇四）；中国（一九一一）以及巴西（一九一六）。最早一批社会主义政党大多数是由以前第一国际的支部或团体产生的，因此，这一新起的国际运动就比国际工人协会期间包罗了更多的国家。
许多新的政党，如同工会一样，不得不面对政府各式各样的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有突出的经验。首相俾斯麦利用两次暗杀德国皇帝的事件（社会主义者与此事件毫不相干）试图以恶名昭彰的反社会主义法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而达到摧毁该党的目的。党的非法活动时期自一八七八年十月开始一直到一八九〇年年终，这一期间，社会主义的组织和集会遭到禁止，许多领袖被放逐和被关进监牢，党报被封闭了。俾斯麦政策的另一方面是答应设立一个虚伪的社会保险制度作为贿赂工人的手段。这个政党的大会都在国外召开，它的地下报纸也是在国外印刷的。虽然有俾斯麦的迫害和欺骗，然而该党发展了，它的全国选票自一八七八年的四十九万三千票增加到一八九〇年的一百四十二万七千票。工会也从五万个左右增加到二十八万个。这些胜利不但迫使俾斯麦辞职，而且使德国政府解除了对社会党的禁令。这一巨大的胜利鼓舞着整个国际运动。恩格斯提到俾斯麦和他的反动法律时说：即若我们出钱雇佣这个老家伙，他也不可能为我们干得再好了。[1]
哥达大会上的妥协
马克思主义派和拉萨尔派于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德国哥达大会上的合并，是两个国际的间隙时期开始时发生的一件在思想上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此前几年中，这两个集团是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结果德国工人运动只能有极小的进展。在合并大会上，拉萨尔派有七十一个代表，代表着一万六千五百三十八个会员，占着多数，而马克思主义者出席代表是五十六人，代表会员九千一百二十一人。虽然在谈判中马克思主义者居于劣势，但这次的统一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拉萨尔倾向完结的开始。
第一国际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发展中的工人运动继续进行着直接的政治领导。以他们广阔丰富的经验、智力和锻炼，以及他们所具有的非凡的对所有主要欧洲语言的知识（他们甚至在晚年掌握了俄文），他们是光辉灿烂地具备这一领导任务的能力的。在随后的年代中，这两位伟大领袖写了许多的信件给各个年轻的和正在成长着的政党，并且不同国家的那么多的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们前来访问，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征询劝告和意见。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忽视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分子在德国合并这一重大发展。恰恰相反，虽然整个哥达纲领仅只有几页，而马克思在分析它时却写了一本范围广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结果变成了马克思最伟大的科学的和纲领性的著作之一。
马克思严厉地批评了哥达协定。这一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倾向的早期榜样，它假借党派团结的名义，模糊了原则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对纲领中的每一句话都作了抨击。在他的著名的小册子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谴责了它的虚伪经济学，它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它对拉萨尔（马尔萨斯）工资铁律概念的投降，它所采取的国家补助合作社的无用的灵丹妙方，它没有肯定地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它对国际主义表现的恶劣态度以及其他等等。恩格斯说：这个纲领的每一个字几乎都可予以批评。[2]
这一时期另一国际领导的卓越范例是数月以后恩格斯给柏林大学的欧根·杜林教授的经典的答复。杜林教授新近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正在着手以一种资产阶级的倾向从头到底地重新草拟该党的政纲。恩格斯的答复（阐述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里）是哲学上和科学上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种基本表现。它成为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已经存在的强大的机会主义倾向，表现在它的领导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部历史性的著作的反映上。梅林说，马克思将他的哥达纲领批判送给李卜克内西，但是这封强而有力的信件的唯一效果不过是使收信人在他们的草案上作了一些细小的和比较次要的修改[3]。当时系身狱中的倍倍尔，直到许多年后才听说有这个文件。它被扣压了十六年之久，直到一八九一年才发表。而一八七七年初次在该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登载的对杜林的深刻批评惹起了党的正式领导集团的一场批评的风暴，以致恩格斯勉强逃脱了正式的谴责。
国际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中间时期，在各个不同的工人政党和工会中间，存在一种继续不断增长着的要求国际合作与成立国际组织的压力。这种情绪最先一般地表现在一八七七年九月在比利时根特举行的全社会主义者大会。出席代表四十二人，包括李卜克内西和克鲁泡特金。德·白普代表纽约州欧涅达城无政府主义协会。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两派之间在国家、集体主义、政治行动、暴动以及其他各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会上提出一项重要的提案要求创设一个广泛的国际工会大会。会上无政府主义者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少数，而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占着上风。有些人对两派合并所抱的希望证明是没有结果的。大会期间，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召开了他们自己的委员会，并且决定在比利时设立一个国际局，但这个计划从未实现。
一八八一年十月在临近苏黎世的一个小市镇楚尔地方召开了另一次社会主义者大会。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出席。李卜克内西出席了大会，木匠与装修木匠统一公会主席波·杰·麦克奎尔是代表社会主义工党的美国代表。代表们对组织一个新的国际的问题予以很大的注意，可是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斯德克罗夫说：楚尔大会本身导致一个结论，即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还是不实际的。[4]一个国际性的刊物也不可能出版。年轻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组成真正的国际组织问题上，仍然无能为力。
在70年代的后期和80年代的初期，重新建立国际的建议也屡次提出，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这一举动为时尚早。一八八三年和一八八六年期间在巴黎召开了国际劳工会议，并且在一八八八年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些会议的报告表明整个西欧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有迅速的发展，而美国工人运动站在全世界战斗工人的最前线正向四处放射着光芒。工人们对国际团结的需要是迫在眉睫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国际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这一运动在一八八九年在巴黎召开的富于历史意义的大会上得到了实现。
卡尔·马克思逝世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世界无产阶级丧失了它的最伟大的领袖。卡尔·马克思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五岁。他在他过去几年居住的伦敦麦特兰公园路四十一号的寓所里，在他的安乐椅上安详地死去了。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内脏出血，显然是由于他的一个肺上的瘤子引起的。由于工作过劳和贫困，多年来他的健康一直在恶化中。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他的爱妻燕妮和一八八三年正月他的女儿——也叫燕妮——两人的去世加速了他的死亡。所有政治思想家中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就这样与世长别了。就是他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写下了灭亡的预兆。
因为马克思有着黝黑的皮肤，他的亲密的朋友们都管他叫摩尔人，他生活朴素，他的埋葬也很简陋。除了恩格斯，弗雷德里克·勒斯涅尔和罗黑涅尔等共产主义者同盟旧日的同志外，还有他的两个女婿保罗·拉法格和夏尔·朗格，从德国来的李卜克内西以及两位著名的科学家斯宼尔勒麦尔（有名的化学家）和埃德温·雷·兰克斯特勋爵（杰出的生物学家）。三月十七日，他被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现在墓前立着一个小小的碑文以志纪念。马克思的长年以来的朋友和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这位争取人类自由的永垂不朽的斗士的墓前发表了下列赞扬死者的演说：
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发现了直到最近还被思想体系的积淀所遮盖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而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所达到的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形成一个基础，人们的国家组织、法律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便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也就必须由这一基础来加以说明，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做得相反。
而且不止于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其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从剩余价值发现时起，这方面的情形立即明朗起来了，而先前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作的一切研究，却都是在黑暗中徘徊摸索。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有这样两种发现就已经很够了。―个人甚至只要能做出这样一个发现，就算是很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部门中，——甚至在数学部门中，——都有独立的发现，而他研究的部门很多，并且他对其中任何一个部门都没有肤浅从事哩。
这位科学巨匠便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个新的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的发现都使他感到异常喜悦，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起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所感到的喜悦更是完全不同了。例如，他缜密地注意了电学部门中各种发现的发展，最近还注意到了马塞尔·德普勒所做出的那些发现。
须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只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第一次出版的‘莱茵报’（一八四二年），巴黎的‘前进报’（一八四四年），德文‘布鲁塞尔报’（一八四七年），‘新莱茵报’（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纽约论坛报’（一八五二至一八六一年），以及许多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及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一直到最后出现了作为集此一切大成的伟大国际工人协会，——这确实是创造者——即使他再没有创造过什么别的东西——可能引以自豪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是最遭嫉恨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是专制的或共和的——都曾把他驱逐出境，资产者——无论是保守的或是超民主的——都曾争先恐后地纷纷毁谤和诅咒他。他把这一切都曾当作蜘蛛网一样抹去置之不理，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以答复。而现在他死去时，受到整个欧洲和美洲——自西伯利亚矿井至加利福尼亚止——千百万革命战友崇敬、爱戴和哀悼，并且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个人的仇敌恐怕是一个也没有哩。
他的名字和他的事业将永垂不朽！[5]
[1]梅耶尔着”恩格斯传”，第二四六页，一九三六年纽约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三三七页，纽约版。
[3]梅林着”马克思传”。
[4]斯德克罗夫着”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三六六页。
[5]恩格斯着”马克思墓前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六六—一六八页，莫斯科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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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第一国际的作用（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十三章第一国际的作用（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
↘各流派思想的破产
↘国际工人协会解散的原因
↘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
在卡尔·马克思的领导下*[1]，并遵循着它的先导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总的道路，第一国际在理论上和组织上（见第二章）都奠定了现代工人运动的基础。它在这一宽广镇域内的基本成就是普及了并且实际应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无产阶级哲学与世界观——科学的社会主义。具体地说，它制定了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一般国家的政策，它对工会运动、合作社和民主选举权的作用作了估价，它并且对妇女的社会地位作了深刻的分析。它发展了工人政党的基本作用，并且明确了无产阶对于农民、战争以及民族问题上的态度。它对武装暴动的方法、目前要求与无产阶级革命最终目的之间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远景予以评价。它并且开始在各国培养了成批的过锻炼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
第一国际产生了一系列不朽的工人运动的文献，这些文件大部分出于马克思之手，包括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协会的共同规章，以及对巴黎公社的伟大评价－－法兰西内战。这一时期，马克思又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和其他重要的作品。
除了这种理论工作，第一国际为国际斗争与世界各国工人力量提供了实际的体现和真实的含义。它初次并极其有效地以国际团结的基本课程教育了工人。它将这一时期分散的、原始的和零零落落的工人运动团结在一起，并且将它们集结成一个有组织的世界力量，使所有国家的剥削者威到惊吓，并使他们预感到事变的来临。它是工人国际主义的开拓者。在一八八九年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上，李卜克内西说：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死亡－－各国强大的工人运动承继着它的工作，并且在工人运动中存在下去。它还要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这个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结果。
国际工人协会在它存在的时代里在若干国家中领导过许多次重大的罢工和政治斗争；它积极建立工会，在许多国家，在以后发展成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建中，它进行了拓荒者的工作。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巨大的工作中，国际工人协会是巴黎公的鼓舞推动力量。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恩格斯把这一大事件叫做第一国际的婴儿，这种叫法是正确的。国际对爱尔兰、波兰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支持也做了不少工作，奠定了未来大民族解放斗争的基础。
各流派思想的破产
第一国际内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对许多当时流行的，目的在使工人们的努力误入不符合他们叙利亚的轨道上的宗派主义的倾向进行了不倦的和有效的斗争。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粉碎了各式各样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马志尼的资产阶级激进共和主义、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巴枯宁的左的词句的卖弄和阴谋策略，以及奥霍尔和艾普加斯的单纯工会主义。当第一国际不存在的时候，这些流派大多数在理论上已被击败了，但是新的更加危险的和在我们的时代里仍然需要与之进行斗争的流派——机会主义的工会主义、政治修正主义以及工团主义——正开始形成。第一国际在世界工人运动的思想方面、活动和政治活动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地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在解决为工人阶级开创理论的和实践的政策所遇到的卫大困难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有许多做错的地方。不但工人的敌人会经抓住过这些错，而且它终于变成为一种风气，即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如考茨基、梅林和其他人在这些错上令人作呕地喋喋不休。关于这些攻击，列宁说道：“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而且常常犯错”[2]，特别关于一八四八年德国和法国的革命。列宁说：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两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说革命是无谓的，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3]
国际工人协会解散的原因
第一国际停止活动的基本原因是，资本主义那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给工人阶级提出了新的任务，而这些新任务是第一国际所无力完成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时期（一八六四－一八七二）是在两个时代的分界上。国际兴起于第一个时代就要完结的时候，这一时代开始于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结束于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列宁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代，是它的全盛时代。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阶段，一般说，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时代”[4]。这是在专制封建主义的废墟上成长的资本主义的巩固时期。
这一刚开始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时期。它开始于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起义而结束于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苏维埃革命的大胜利。一方面，这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没落时期，是进步的资产阶级过渡到反动的和极端反动的财政资本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时期……它是一个无产阶级开始慢慢地积量，随后胜利地开始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一时期开始的几十年内，在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数量众多的工会，组织全国工人社会主义政党以及推行一个广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工作，而不在于进行革命。
列宁说：“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迅速向前发展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5]
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
按照当时第一国际的组成情况，它不能够履行这些新时代的具体任务。这些任务的履行必须首先依靠各国年整的和发展中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工作。国际工人协会的经验已表明，它的组成部分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建立一个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领导。虽然几个流派已经遭受一种致命的打击，但它们仍有强大力量足以起很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工人协会直接建立于工人群众运动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这些群众运动在若干国家中仍然处在与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相去甚远的情况下。英国的工人运动被机会主义的工会主义者们控制着；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在德国和奥国仍然沉浸在拉萨尔主义中；在拉丁国家和斯拉夫国家中，巴枯宁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蒲鲁东主义的倾向仍甚严重。的确，正如我们已看得到的，迫使第一国际解散的，正是这些各种不同的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这几个国家中，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非常少。对于当时所有运动中最先进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里阿藏诺夫：当70年代的前半期，德国社会主义者们的著作－－甚至威廉·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的一位学生）所写的小册子－－显示出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可怜处境。虽然在这些不幸的情况下，第国际在这么多年内仍能给予这样的英明领导，基本上那是因为马克思的高超的天才，他写下了这个组织的一切决定性的政策文件。这一年轻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于面临着新的时期于是要求新的方法和组织。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明领导下成长、祖上固定并且巩固了。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是世界工人运动的非正式顾问和指导者，而不像在第一国际时期是该运动的正式首领了。但是，他们的领导力量并没有减弱，正如他们浩瀚的国际通信雄辩地指出，在这些年代里，他们仍然与德国、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发展着的运动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一切正在为不久就要来临的一个新的有租的国际运动打下基础。
社会主义的敌人，不论他们挂着资本主义的海盗旗帜公开在航行，或鬼鬼祟祟地航行在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脏污旗帜下，他们从不厌烦地告诉工人阶级说，第一国际是一次失败，它因为马克思的错误思想而崩溃了。但这是一个漫天大。第一国际是一支巨大的建设力量。它奠定了世界工人运动的真正基础。下列事实是它的总体的正确性的无可辩驳证据：当俄国的工人阶级－－后来中国、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牙利、罗期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真的开始在他们的国家内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吸取了被第二国际的反动头子们埋案已久的马克思所总结的和第一国际的教训。正在沿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道路迈进的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对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污蔑者的一个完美的回答。
[1]在第一国际在欧洲进入结束阶段以前，恩格斯在“国际”内并不是积极积极的参加者。
[2]“列宁全集”，第一二卷，第三六二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3]“列宁全集”，第一二卷，第三六二——三六三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4]同上，第二一怨，第一二四——一二五页。
[5]“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一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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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迁往美国后的第一国际（一八七二—一八七六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十二章迁往美国后的第一国际（一八七二—一八七六年）
↘美国的形势
↘国际工人协会和美国的阶级斗争
↘反对“宗派”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分子
↘内在的危机与政治进展
↘第一国际的解体
根据海牙大会的决议，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会址于一八七二年十月由伦敦迁往纽约。弗·艾·左尔格是总书记，弗雷德里克·波尔特是一八七〇年组成的联邦委员会即北美支部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总委员会的官方机关报“工人报”创刊于一八七三年二月八日。
美国的形势
一八七二年的后半年，美国处在内战结束以后工业繁荣的尾声时期。当时忙于盗窃这个国家自然资源的胜利了的本家们正在扩大他们的工厂，组成工业线，并对工人进行史无前例的剥削。已粉碎了南方奴隶主权力的北方工业家们控制了政府并彻底地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受到咄咄逼人的资本家种种压迫的工人们有着高涨的战斗情绪。一八七三年深刻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大大地增强了这种战斗情绪。由于上述原因，当时全国劳工联合会销声匿迹，劳工协会虽然自一八六九年即已存在，但仍然是幼弱的，而且距一八八一年劳联的成立尚有九年。但是地方的和全国性的工会正在发展，各种不同的工人政党和农民政党已组成，在一八七七年铁路大罢工的时候，美国爆发了本国历史上最艰苦的阶级斗争之一。方纳说，到了一八七二年，第一国际在美国的有三十个支部和五千个会员[1]。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纽瓦克、斯普林费尔德、新欧尔里恩斯和华盛顿（城）设有地方租。如前所述，美国在第一国际的生命史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这表现在美国代表出席了国际的各届大会，国际常研究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林肯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与总委员会之间更大的通信，在马克思领导下，英国工人为阻止他们的国家在美国内战中参加南方联盟一力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第一国际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之间的密切关系，以上种种事实都说明了这个问题。事实上，美国支部绝不是第一国际组织中一个不关重要的支部。
国际工人协会和美国的阶级斗争
虽然美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赞成总委员会迁往豹，然而，它却在一定的时期内对美国的运动起过刺激作用。支部数目和会员人数增加了。美国的国际工人协会领导人左尔格（一八二八—一九〇六）是一位普通教师，一个生在本地的撒克逊人，参加过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是马克思的战友，很了解斗争的目标。
忠实于国际工人协会路线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参加了工人的日常斗争，建立工会并组织罢工。这些活动随着总委员会的来到美国而加强了。刚普尔斯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领导过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一八七一年十月一日声势浩大的示威，当时的旗上写着如果可能，就用和平方法，如果必须用武力就用武力。康蒙斯摘引了当时一家描游行者会见国际会员的情况的地方工人报纸的话：当游行队伍最后往阿走时，工会领袖们带队的国际会员的队伍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震耳欲聋的欢呼向出现在群众大会会台上的他们的旗帜（红旗）表示祝贺……有同等重大意义的是，黑人的组织第一次参加了英语工会所组织的示威运动（好几年前，德国人的工会已等地对待它们〔黑人组织〕了）。[2]
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八七四年一月十三日在纽约汤普金斯广场举行的规模宏大的失业工人示威大会的领导者。这个抗失业工人饥饿景况的示威是美国历来举行过的最大的工人示威。警察狂暴地骣散了示威者，打伤了许多工人。在芝加哥和其他大城市里举行了类似的示威运动。
这些年代中，许多闻名的工人领袖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就是它的支持者。这些人是工人拥护者的辑伊·普·麦克唐纳尔、阿道尔夫·斯特拉塞和后来成为劳联创始人的普·伊·麦克奎尔。塞缪尔·刚普尔斯担任劳联主席多年，如果实际上不是国际的会员，也与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他的嘴里，他回想起当时许多工会领袖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他并且：无疑地，在'7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国际支配着的城的工人运动。用他的话来说：纽约城是美国工人运动的摇篮[3]。刚普尔斯常常说，他学习德文是为了能阅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
反对宗派的斗争
如同在欧洲一样，在美国的国际不得不反对企图妨碍广大工人阶级运动发展的内部倾向。当总委员会迁到豹以后：这一斗争特别尖锐起来了。当然，这些邪恶的和破坏性的势力有其独特的美国特点。对于美国工人运动最危险的是外国出生的工人特别是德国人力图脱离美国当地工人与广大群众的生活与斗争不愿学习英语，不愿取得美国公民资格以及不愿参加美国当地工人的组织和斗争，这些事实说明了这种倾向。总委员会没有大力纠正这种有害的倾向，它在逐渐衰落的情况下持续了六十年之久，直到现代的共产党成立以前。恩格斯特别坚决地反对过这种狭隘的做法。
宗派主义最有害的后果，是对于黑人问题的极端忽视。大多数居住在北部大城市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被认为对黑人工人是友好的，他们保卫黑人工作的权利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可是，国际工人协会几乎不注意黑人和他们的白人同盟者在内战后的南方对顽强的反革命所进行的残酷斗争。
国际工人协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个时期所发生的强大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也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事实上，这一弱点一般贯穿着第一国际的全部工作。美国的马克思主
义者在他们为争取妇女在生产上、法律上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同时，却没有强调她们选举的权利。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的实质表现在美国工人党（一八七六年）的党网上面说：所谓妇女问题将随着工人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一个宗派主义的公式它大大地使马克思主义者与当时生气蓬勃的妇女运动隔起来同样狭隘的宗派主义政策也使得国际工人协会孤立于这一时期正在中西部开始发展的农民运动之外。
在美国的国际工人协会又不得不对想霸占这一组并改写它的纲领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些阶级已分子是驰名的两姊妹维克托里亚·伍德赫尔和田纳西·克菜弗林所导。她们原先领导一个名为新民主的组织，宣传必须给予妇女选举权，男女平等，精神主义以及一个普遍通用的语言。她们又主张一个通过普通公民投票而建立的自愿社会主义。一八七〇年她们解散她们的组织而加入了国际。伍德赫尔夫人具有高度战斗的性格，是个卓越的演说家，她很快地在纽约租了大部由当地美国人所组成的第九及第十二两个支部，她成为支部的领导人。这两妹还出版了她们自己的刊物——伍德赫尔与克莱弗林周刊[4]。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不久就与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冲突。伍德赫尔和克莱弗林要求美国的领导支部是第十二支部而不是第一支部。问题提交伦敦总委员会审查，拒绝了两姊妹的要求。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伍德赫尔及其追随者分裂出去，结果，有两个联邦委员会在美国同时进行活动。
伦敦总委员会于一八七二年三月决定开除第十二支部并在美国召开一次新的大会。但是，伍德赫尔集团拒绝接受这一决定，并于一八七二年七月九日集会于费域。出席会议的有十三个支部，出席者大都出生在美国。他们组成了美国国际同盟，通称为泉街委员会。眞正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几天后也在费城举行会，出席代表二十五人，代表二十二个支部和九百个会员。在海牙大会上，伍德赫尔集团又－一次被击败了并且又一次拒绝接受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5]。当总委员会迁到美国的时候，这个运动正处在精疲力竭的情势中。
维克托里亚·伍德赫尔在当时英勇的女权运动中是一个杰H的人物，但很显然，在工人的国际中，她是没有地位的。她是一位积极的战士并发表过富有特性的谈话：如果下一届国会拒绝给予妇女由公民权而产生的合法权利，我们将要召开另外一个全国大会，急速地通过一个新的宪法并成立一个新政府。我们正在计划革命；我们要推翻这个虚伪的共和国。伊丽萨伯·克德·斯坦顿对于伍德赫尔夫人的讲演与写作表示，称她是“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导人”[6]。她作为权利平等党候选人参加了一九七二年的总统选举。她夺取至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领导权的企图终于失败了，这次失败正如她要夺取国际工人协会美国支部时那样惨。
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分子
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宗派主义斗争中最重要的敌人之一——拉萨尔分子。当国际迁往美国时，空想的社会主义（除十九世纪90年代的白兰梅运动外）已销声匿迹了。因为从拉丁国家和斯拉夫国家移居美国的人还不多，所以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在美国的徒众为数不多。在十九世纪80年代以前，巴枯宁主义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大批德国移居工人中有多人相信拉萨尔主义，他们把这一主义从德国带了过来。
几年中间，拉萨尔主义的错误倾向就是国际的美国支部的一个主要争论和严重冲突
的问题。国际工人协会所第一支部－－纽约德国工人总会－－是拉萨尔分子组的。这个集团由于相信拉萨尔的工会铁律，认为工会组织是无用之物。但他们强调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总的目标是工人通过政府津贴的生产合作社可以得到解放。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分子之间的斗争反映了当时两者之间在德国正在进行的激烈斗争。
在美国，这个斗争主要圉绕着工会以及选举中的政治活动问题进行的。顺便说说，刚普尔斯当时支持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会作用的看法，而反对拉萨尔分子忽视工会。国际工人协会在一八七四年的全国大会上，一方面大力支持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另一方面通过了一项原则的声明：拒绝与有产阶级所组成的政党发生一切联系与合作，并宣称：“在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而能发生可以看得见的影响之前，联盟将不参加真正的政治运动或选举运动。”[7]这－－决议是针对拉隆尔分子的机会主义政治理念和活动而作的。一八七二年后，总委员会陷入了这一斗争的深圳，这一斗争变得更加严重并且瘫痪了整个组织。
内在的危机与政治进展
到了一八七四年，被矛盾并得四分五裂的国际工人协会陷入深刻的危机中。总委员会实际上已经与盛存的欧洲支部失掉了联系，只有美国、德国和奥国缴纳会。美国组的会员在不断减少，他们分裂成纽约与芝加哥两个新的组——一八七四年在芝加哥组成伊利诺伊州工党，一八七四年五月在豹成立北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这些组织大都处在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很少取得成果。
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分会第二届全国大会于一八七四年四月十一日起在费城召开，试图解决内部危机问题而没有成功。大会将联邦委员会的职务移交给总委员会，并选出一个新的总委员会，这就使该组织实际上成为一个美国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如上所述的一般的政策声明以修正拉萨尔分子所制定的政策的错。新的总委员会的委员是左尔格、斯贝尔、亨尼格、哈斯、诺瓦克、伏斯以及波勒斯塔其兹。左尔格是总书记[8]。
然而，费城全国大会召开以后，内部的斗争激烈起来了。在工人报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场事和一八七五年三月该报的停刊。费城帝国大会召开后不久，总委员会命该组织内最强大的纽约第一支部停止活动。在斗争中，豹的第五，第六和第八支部退出了；总委员会开除了波尔特和卡尔。一八七四年八月十二日，左尔格提议，总委员会应休会一年。他的建议被接受了，因此，在一八七五年六月一日前，该委员会没有再开过会。然而，总委员会恢复工作以后，内部斗争又开始了，九月二十五日，厌烦于内部派系纷争的左尔格辞去他的国际总书记的职务，卡尔·斯贝尔被选出代替了他*[9]。一八七五年，国际工人协会稍有起色，会和支部的数目增多了，特别是杰·波·麦克唐纳导的美国工人联合会（爱尔兰人）参加了协会。但是，这种精神制止不了这个组织总的衰落趋势。所以在一八七六年二月，总委员会决定在即将来临的六月在城召开一个国际大会，打算把它散。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国际分裂倾向预示的那样坏。所发生的事实基本上是，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分会像欧洲的分会一样正在为建立一个全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创造条件。这是与这一时期国际的整个发展相一致的。这个运动并不是在没落，而是在以痛苦的代价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一般情况，实际上，它的国际组织形式已不存在了。
由于在美国的国际组织的衰落，在社会主义者与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们中间发展着要求团结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已在早前分裂的两个政党－－伊利诺工党与北美社会民主党－－内广泛地重新建立了政治领导权，他们并且在一八七六年四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在匹兹堡举行的工人大会上也起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者队伍中普遍存在着团结一致的情绪。一八七五年五月在德国召开的哥达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政党与拉萨尔派政党的合并大大地增长了这种情绪，这一事件在美国的德国籍工人中间发生了普遍的深刻的影响。康蒙斯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作了下面的叙述：一八七五年年中，在芝加哥和美国东部的分裂运动都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以便重新皈依'国际最初的主张。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派团结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0]
第一国际的解体
虽然总委员会想尽办法将召开费城大会的决定通知了欧洲的支部，并请它们选派代表。然而，当一八七六年七月十五日第七大也是最后一次国际工人协会大会在费城开幕时，只出席了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派来的外国代表。其他十位代表是美国人，其中两位是左尔格和奥托·魏德迈耶。会谈未很多讨论就着手进行解散国际。大会通过了一项三点决议，决议宣称，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解散了，北美分会联邦委员会受命保持并发展目前的国际联系，联邦委员会并受命当条件具备时召开一个国际大会[11]。委托左尔格和斯具尔保存国际的文件并发出一项解散国际工人协会的声明（声明附后）。
国际工人协会大会之后，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盟也于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召开了全国大会。[12]出席大会有十三位代表，代表十七个支部和六三五名付会费的会员。在选出出席即将子曰内召开的社会主义者続一大会的代表之后，北美联盟也解散了。
紧接着这次全国大会的闭会，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者按照以前的计划，于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又在城的同一个大厅里举行集会，组成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美国工人党。这一组织主要以左尔格与奥托·魏德迈耶所领导的已解散了的国际工人协会与阿道尔夫·斯特拉塞和普·杰·麦克尔所领导的拉尔分子两大势力之间的团结为基础。菲立普·范·派顿被选为总书记，杰·普·麦尔唐纳克成为党的英文机关报工人旗帜报的总编辑。这些肯定地促成了美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工作。这一政党经过了社会主义工党与社会主义党的阶段，一直存在，直到今天的共产党。
因此，在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三个大会中，在一个星期之内，把全世界社会主义者队伍里普遍发生着的具有历史性的发展推向了顶峰：就是第一国际的解散并在全国基础上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
左尔格和斯具尔草拟的关于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性声明全文如下：
“工人同志们：
在费城召开的'国际大会已取消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该组织的对外关系已不复存在。
“国际”消亡了！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将要叫喊，并且它将以讥讽和欢欣的神情指着这次大会的会议记录，认为是世界工人运动失败的证明文件。让我们不要被我们敌人的所影
响！我们放弃'国际租，是由于目前欧洲政治局势所造成的原因。但是我们得到了补偿，我们看到整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工人承认了并且保卫了这个组织的原则。让我们给欧洲工人同志
们一些时间去加强他们的国内事务，他们将一定能够解除他们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工人之间的障碍。
同志们！你们曾经真诚热情地遵行了'国际的原则：甚至在没有形式的情况下，你们将想出方法扩大它的皈依者的范围。你们将找到新的拥护者，他们将为我们协会的目标的实现而工作。美国的同志们向你们保证，他们将忠实地保卫并珍惜'国际在这个国家内的成就，并将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再度将一切国家的工人团结起来进行共同斗争，并且较前更加昂扬的呼声将再度发出鸣响：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3]
[1]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第六一四页，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2]康蒙斯著"美国工业团体史"，第九卷，第三五二页。
[3]刚普尔斯著"七十年间的生活与工人运动"，第一卷，第六〇页。
[4]康蒙斯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第二一○——二一三頁。
[5]史虑特尔著"美国的国际”，第一六七页。
[6]卢兹著"生来的平等"，第二一一页，一九四○年纽约版。
[7]希尔奎特著"美国社会主义史”，第一入五页。
[8]史虑特尔著"美国的国际"，第二九五页。
[9]第一国际的总书记是：吴·尔·克里麦尔（一八六四——六六），庇特·福克斯（一八六六），杰·格·爱尔留斯（一八六七——七〇)，约翰·赫尔斯（一八七〇——七二），弗·艾·左尔格（一八七二——七四）和卡尔·斯贝尔（一八七五——七六）。
[10]康蒙斯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第二三三页。
[11]史虑特尔著"美国的国际"，第三五六——三六一页。
[12]北美支部共召开三次全国大会：一八七二年七月六日于纽约；一八七四年四月十一日以及七月十六日于费城。
[13]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二入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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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无政府主义国际（一八七二—一八七七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十一章无政府主义国际（一八七二—一八七七年）
↘圣伊米也大会
↘无政府主义者的下坡路
↘继承巴枯宁的克鲁泡特金
↘无政府主义运动衰微的原因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瓦解
巴枯宁主义者拒绝承认海牙大会的决议。这个决策将巴枯宁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人开除了，因为他们在国际国内进行破坏分裂活动。相反地，他们宣称，由于这些决议和国际的迁往，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结束了。他们就以他们自己的组织为基础一直干下去，并且声称，他们的组织事实上就是国际工人协会。因此，在以后几年中，存在着两个国际，两方面都用着同样的名称，它们都认为自己代表世界工人的利益。
这两个组织进行着一场感热的相互攻击的战斗。社会主义民主与国际工人协会的联盟这本恩格斯和保罗·拉法格所写的小册子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而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则由在巴枯宁指导下写就的小册子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作了概述。
圣伊米也大会
一八七二年九月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大会落幕后不几天，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派在瑞士的圣伊米也举行了一个大会。事实上，它是那个地方的热拉联合会会议的继续和延长。无政府主义者国际大会从九月十五日开到十七日。斯德克罗夫将出席代表团的人数列举如下：西班牙四人；意大利六人；瑞士二人；法国二人；美国一人，出席代表勒弗朗西代表已从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分裂出来的美国第三支部和第二十二支部[1]。这个集团召开大会，宣称这次大会就是国际的大会，并以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事实上，这是新的外形下的旧联盟。
无政府主义者在圣伊米也大会上不再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席而受到妨碍，正式拒绝了海牙大会的决议，并着手按照巴枯宁的心意和形象来塑造他们的新的国际。大会断然拒绝承认所有一切大会－－不论总的或地方性的－－的立法权，并且认为“这些大会的任务不过是表明各个地区的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希望、需要和意见，以便使意见得到翻和就一。……大会的多数决不能将它的意志加之于少数者的身上”[2]。这乃是无政府主义者代表们在国际的历届大会如此热烈倡导的通讯和统计中心的理论，现在已明文规定了。在以后的一次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把总委会全部取消过一段时间。
圣伊米也大会宣称，工人阶级支部或联合会的自主和独立构成工人解放的主要条件。大会又声称：“消灭一切种类的政治权力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3]。它拒绝承认所有一切形式的政治组织和行动，声明说：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接来一切赢得社会革命胜利的妥协办法，必须建立与资产阶级政治毫无关系的革命行动的团结[4]。
现在工人们必须在对立的两个“国际”上有所抉择。比利时支部和荷兰支部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一伙。一部分英国人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虽然他们骨子里是机会主义的工会主义者。他们对进行一个反对马克思的派系斗争颇感兴趣，倒不一定是被无政府主义者分权、自主以及自发性的理论的魅力迷了心窍。基本上声明拥护马克思主义者国际的支部是法国、德国、奥国、波兰、丹麦、匈牙利以及美国支部。这一形势使雅克下了一个结论：因此，大多数的支部仍然拥护原来的'国际。
但这种保留下来的关系只是形式上的而实际并不存在。国际迁往美国使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它的寿命已完结。因此，德国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很快丧失了兴趣，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新而强大的趋向，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发动工人运动和建设政党。这就是一八七三年九月在德国召开的国际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尝试证明如此失败的原因。
无政府主义者的下坡路
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七年是巴枯宁主义者国际的实际生存时期。一八七七年以后，巴枯宁主义者所进行的那些具有国际规模的活动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在这五年期间，巴枯宁主义者举行过几次他们称之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国际大会。大会中有一八七三年日内瓦大会，一八七四年布鲁塞尔大会，一八七六年伯尔尼大会以及一八七七年在比利时召开的佛维尔大会。他们的正式机关刊物热拉联盟公报于一八七八年三月十五日刊出了最后一期。
一八八一年七月，无政府主义者在伦敦的大会上，尽最大的努力使他们的国际事业重新复活。这就产生了所谓黑色国际[5]。但它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个运动不再能在欧洲发生作用。但它却在美国引起相当大的反应。无政府主义者国际工人协会在其初期并没有吸引住多少美国的拥护者，虽然方纳的书里说：远在一八七五年，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小集团已在芝加哥组成一个称之为'文武协会的武装俱乐部。[6]
但是，在美因发生了有关伦敦一八八一年运动－－劳动人民国际协会－－的严重后果。这一黑色国际运动在外国出生的工人中——特别在芝加哥地区——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这些大多数没有公民权的、以最低廉的工资受雇于工厂的、受尽横暴摧残并在循环不已的经济危机中受害最深的工人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7]。社会主义工党的领导当时奉行的机会主义的政策乃是造成这种形势的一个因素，该党拒绝组织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这个运动发展到最高峰就造成了一八八六年伟大的八小时运动中的芝加哥海玛克特广场惨案。在这次惨案中，由于五月四日群众大会上一枚来历不明的炸弹爆炸的结果，四位工人领袖——艾尔伯特·帕逊斯、奥古斯特·什皮斯、阿道夫·席尔及乔治·英格尔——遭到囚犯的诬陷并被杀害，另有路易斯·林格，据警察当局说是自杀了，其他几个人被判长期徒刑。
在一八九一年、一八九三年和一八九六年也举行过无政府主义者国际大会，但它们不过是小规模的宗派会议。
无政府主义国际在它几年日趋衰微的存在期间，很少进行群众斗争。一八七三年和一八七四年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发生的革命尝试是其中最主要的斗争。无政府主义国际在西班牙拥有大量的信从者。在他们的主要根据地巴斯罗纳他们号称大的有五万会员[8]。这个国家革命的热潮在沸腾，结果于在一八七三年建立了西班牙共和国。由于他们常有的拒绝政治斗争的看法，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有组织地参加这次群众运动。但是，他们趁着群众激动也会在有些城市里发动过总罢工，然而罢工失败了。在巴枯宁主义者的另外一个根据地意大利，在十九世纪70年代的早期政治形势动荡不定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在两年当中组织了不下六十次的地方性暴动。他们最重大的举动是一八七四年七月企图在波伦亚发动的起义；但这次起义彻底地失败了。
继承巴枯宁的克鲁泡特金
巴枯宁遭到疾病的侵袭，并为他的宏大的革命计划的失利而深感痛苦，他在十九世纪70年代的中叶隐退了。直到临，他仍然对马克思主义抱着十分敌视的态度。他在给热拉工人的告别信中说，与俾斯麦外交别无二致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代表着反动的核心力量，工人们必须对它进行不倦的斗争。而马克思却对巴枯宁的真诚表示怀疑，并且把他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一九一九年在俄国沙皇警察的档案中找到了对巴枯宁很不光彩的文件。文件证明，一八五一年当他在狱中时，为了减少他的监禁处分，他经自称为一个忏悔的罪人，并在这样的立场上给沙皇上过呈文。巴枯宁于一八七六年七月一日死于伯尔尼，享年六十二岁。
在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突出的人物，包括瑞士的阿德门纳·史维茨格卜、意大利的安里口·拉特斯塔、荷兰的杜买拉·诺也文豪斯、法国的詹姆斯·尧姆和埃利·克鲁、比利时的塞萨尔·德·白普、德国的约翰·穆斯特以及其他人等。但是，无政府主义领导者的衣钵却落在一个在国际斗争领域内比较说来是一个后来者的俄国人克鲁泡特金的鞋上了。彼得·克鲁泡特金（一八四二——一九二一）是一个亲王，出生在沙皇俄国一个出名的贵族家庭中。除了他在俄国的许多活动之外，他还是一个有名的地理学家。他对革命运动发生了兴趣，一八七二年在瑞士加入国际，参加了巴枯宁一派。克鲁泡特金坐过几年的监牢，主要是在俄国和法国。他死在苏联，是一个受尊敬的公民，但他是布尔什维克的顽固的反对者。在他的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本书是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
克鲁泡特金称他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承认了巴枯宁自发暴动的革命概念和自动建立在完全自治权基础上的社会概念。他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他认为，主要的敌人是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根据克鲁泡特金的讲法，资本家在他们革命的时期，同样地向国家进行过攻击，而不是攻击封建制度。他说：“试想一想，资产阶级本身为了取得跻身于商业社会的权利而不得不向国家作进攻的斗争”[9]。巴枯宁是个诉诸行动的人并参加了多次的暴动，而活跃于一个资本主义处于比较稳定时期的克鲁泡特金万不得已几乎是专门致力于理论以及宣传工作。
无政府主义运动衰微的原因
在许多国家内工人阶级取得巨大进展的时代里，无政府主义国家的失败及其灭亡的基本原因是它缺少健全的理论：因为对毫不延缓的革命的指望；它对阶级斗争的解决；它对国家任务的错的解释，它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无知；低估了组织的作用而过分强调了群众的自发性以及它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的日常阶级斗争的需要缺乏了解。在这一大堆的混乱与幻想的重压之下，无政府主义运动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由于无政府主义国际将它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暴动上，实际上忽视了工人的日常斗争，于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势必要缩小成脱离阶级斗争等主要方向的狭小的宗派。各国工人在数量上在增加，他们的阶级觉悟在提高中，他们正在建立广大的工会、政党以及合作社，并且为争取各种不同的局部要求而进行着斗－－选举权、增加工资与缩短工作时间以及工厂立法等。可是，无政府主义者把他们的双眼主要盯死在他们的灵丹妙药——暴动——上，并且轻视工人的一切局部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对工人的哄，基本上置身于工人阶级的生活、斗争以及发展的洪流之外，甚至还起来反对。他们很少参加罢工，并且他们还破坏工人们日益发展中的选举斗争。这一局部行径清清楚楚地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宗派性质。
因为无产阶级的人数飞速地增长并渐渐地取得选举权，这些年内欧洲劳动群众向政治行动方面发展的初步运动对无政府主义者是格外不利的。它动摇了巴枯宁使工人阶级放开政治斗争的概念的基础，表现在：大体而论，拉丁国家的工人没有选举权，并且是比较弱小的，因此不可能指望在选民中占多数。俄国情况也是一样，在俄国自从十九世纪70年代以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民意社整整活动了十年。
由于在十九世纪60年代的后期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大体上趋于稳定这一事实，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的宗派性质及其孤立情况就更加厉害了，其后几年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中，工人阶级的暴动就更是不容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总的趋势对于把每桩事情都寄托在早日暴动的希望上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一次拦腰打击。这一趋势为无政府主义的宗派主义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无政府主义国家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指出：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这一概念就使无政府主义者与阶级斗争的现实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10]。这一概念将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投入了阶级斗争的流。因为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恐怖行为，它（指无政府主义）使无产阶级抛弃了群众与群众斗争的方法。由于无政府主义以'抽象自由的名义绝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就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了它的最重要的和最锐利的对抗资产阶级，它的军队以及它的所有压机关的武器。[11]
无政府主义运动不但从外部感受到群众要求组织起来并为争取他们的眼前要求而斗争的压力，而且也从内部感受到这种压力。因而，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常常因为在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上发生争执而弄得四分五裂——这些讨论中最出名的一次讨论是关于一八七四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大会上德·白普提出同相当于一个人民的国家的提案。所有这一切搅乱了和瘫痪了这个组织，并且加剧了它的理论的破产。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投向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事件也常常发生——尤利斯·盖德（法）卡洛·卡菲罗（意大利）、塞萨尔·德·白普（比利时）格·普列汉夫和保罗·阿克雪里罗德（俄国）以及其他许多人。
无政府主义国际衰败的具体原因是它盲目相信无产阶级革命立即到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都毫不掩饰地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相当大的错。在一个革命时期，发生这种错也很自然，在这一时期内——一八五九至一八七一年——发生过奥法战争、奥普战争、法德战、美国内战以及几次小规模战争；当时奥国的专制主义被推翻了，一的意大利诞生了，在西班牙发生了一次长期的革命，巴黎公社建立起来了，在俄国取消了农奴制度，并且在整个欧洲正在发展着一个规模广大的工人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之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凭借他俩的科学理论，能够迅速纠正他们在这方面存在的错；而头脑里装满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不能够重新适应新的形势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宗派，而马克思主义却止步向前成为世界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瓦解
十九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无政府主义运动不但在组织方面和对工人群众的影响方面趋于衰落，而且，由于它的实践的失败，它在理论上也分裂了。这个运动在政治上站不住脚，开始阻落成几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的理论倾向和集团。其中之一是所谓哲学的或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集团。他们将他们在政治上的联系回溯到纪元前四百年古希腊的则诺，他们的典是麦克思·斯特奈尔（卡斯佩尔·史米特一八〇六—五六）所作自我与他自己。他们逐渐变成小资产阶级咖啡馆革命者，波希米亚的革命空谈家以及卖弄革命文辞的人。而实际上他们正阻碍着革命的进行。这种趋势至今仍然在未绝。
激进的恐怖主义倾向也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得到一个时期的发展。恐怖分子是些乖戾的家伙，他们看到群众暴动的希望渺茫了，想借暗杀国家领袖的办法来运用他们以行动进行宣传的理论，力图如同他们所表明的以个别人的冒险行动来推动迟的群众。一九〇〇年以前几十年内以及一九〇〇年以后发生的暗杀各种政治活动家，不管是不是他们干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受到了指责。在这些事件当中有一八七八年对德国凯撒的武装打击，一八八六年的芝加哥海玛克特广场炸弹案（几乎可以肯定是警察当局的诬陷），一八九二年美国钢铁罢工中福里克谋杀案，一八九三年爆炸法国国民议会，一八八一年暗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八九四年暗杀法国总统卡诺，一八九八年暗杀奥国王子伊利伯，一九○○年暗杀意大利皇帝哈姆柏尔特，以及一九〇一年暗杀美国总统麦克肯莱。恐怖方法毫无依据，因而破产了。
也出现了第三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它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工人比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更为实际，在工会运动中运用了无政府主义。但是，他们这样就大大脱离了无政府主义基本原则；因为就自主的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工会而言，工会的纪律也是与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相冲突的；实际上以工会为基础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未来社会的概念直接达反了无政府主义反对国家的概念。工人们于是就产生了重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这一倾向以后在多国家中发生了重大的作用，关于这点，我们以后将详加叙述。无政府工团主义趋向的起源远在第一国际早期的历次大会上就看得出来。并且这一倾向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更加显著。它成为瓦解中的无政府主义的主流。
[1]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二五八真。
[2]同上。
[3]同上，第一五页。
[4]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二五八——二六〇页。
[5]劳动人民国际协会。
[6]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四九五页。
[7]康蒙斯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第二九○——三○○页。
[8]“甘内斯与列柏德着·叛乱中的西班牙"，第二○九页，一九三六年纽约版。
[9]克鲁泡特金著"国家；它的历史任务"，第三七页，一九○八年伦敦版。
[10]"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三页，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11]"共产国际纲领"，第七五页，一九二九年纽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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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海牙大会上的分裂（一八七二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十章海牙大会上的分裂（一八七二年）
↘内部危机
↘伦敦会议
↘海牙大会
↘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
↘政治行动问题
↘“国际”迁往纽约
↘开除巴枯宁主义者
↘分裂后的余波
随着巴黎公社的灭亡，国际在欧洲各个国家中遭到日甚一日的迫害。公社使统治阶级认眞地大吃一惊，他们下定决心，如果可能就防止类似事件的重演。各地的资产阶级报纸向国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海牙大会上说：被用的资产阶级报纸所掌握的一切造谣中伤的阀门忽然间都敞开了，放出来毁谤的洪流企图淹没讨厌的仇敌。这一造谣中伤运动是史无前例的……芝加哥大火后，电报将新开傅送到世界各地，这大火是“国际的凶险行为。”[1]
一八七一年，法国的统治集团通过一项宣布参加国际为犯罪的法律，它并且要求所有各国都应将流亡的巴黎公社社员作为普通犯人移交给它。同年，荷兰拨款三百万盾用来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在德国，抗议过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并宣称过他们与公是团结一致的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遭到逮捕，并判处在城堡内囚禁两年。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以及别的地方，疯狂的警察迫害堆到国际会员的头上来了。一八七二年年初西班牙政府吁请别国政府合作镇压国际[2]。罗马教皇帮腔叫要复仇，一八七三年，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签订了一个攻击国际的共同协定。它们企图把英国也拉进来，但没有得逞[3]。
内部危机
然而，比这种警察迫害对国际更加危险的问题是内部的危机，这一危机在巴黎公社覆亡以后时常严重地威胁着这个族。这个周题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之周日签长着的斗争；是巴枯宁领导的联盟与支持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在前章中我们已知道，马克思主义很可以讲，公社已经赞同了他们的总方针，但巴枯宁主义者激烈地辩言，公社没有赞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总方针。他们坚持说，巴黎和其他法国城市的自发性的工人暴动驳斥了马克思的说法，并且一般地支持了巴枯宁所宣扬的自发性哲学。巴枯宁主义者得到激励就加紧了他们的宗派活动，并且他们在若干国家中培植势力的工作居然成功了。在拉丁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法语地区以及瑞士的法语地区和意大利语地区－－他们的力量特别强大。日内瓦是他们的主要中心城市，巴枯宁阴谋计划将国际的总部迁往日内瓦。由于巴黎公社的经历，人们的脑子里实际上在政治上已经把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道忘了，但它却到处给巴枯宁主义者展开了生命的新地一阵。
在较大的国家里－－国际的堡垒——，内部危机尖锐化了。公社失败以后，法国的整个工人运动陷于疲态。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分子间的争吵，加上政府的迫害，将工人运动至混乱的境地。在美国，对国际持友好态度的全国工人协会在急剧地衰落中。在英国，曾是马克思在国际国内的主要支持所由来的地方，也存在着内部的不和。所有工会领袖们，除一人外都辞掉了总委员会的职务表示对马克思支持公社的反抗，而其他机会主义的工会领袖们，采取了具有特点的机会主义的方法打击总委员会：成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英国联盟，目的在使他们的工会与总委员会断绝直接的联系。当卡留斯和赫尔斯——相继为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与马克思决裂以后，这种恶劣的情况就更加恶劣了。
伦敦会议
在这种困难的和险恶的情势下，国际于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在伦敦召开了一个特别扩大会议，以代替原来规定的一八七〇年九月在德国梅恩兹召开而并未举行的大会。为了保护法国代表，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二十三人出席了大会；其中十七人是总委员会的委员。马克思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纳·尤亭代表俄国，爱卡留斯代表美国[4]。据波斯特盖特说，将两个派系的报纸全部计算在内，国际当时拥有五十八家报，包括美国的三家报纸。
伦敦会议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际分裂的危险。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有了瑞士的热拉联盟（巴枯宁的总部），就存在着两个针锋相对的组织。关于西班牙的派系情况，雅克做了如下的叙述：在大多数的城市中，一边是'联盟的支部，而另一边是'国际的支部，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5]他对意大利的巴枯宁组做了同样的描述，这个组织充满了马志尼共和主义者。所有这些冒充的'国际的支部是下面一些人物所领导的：没有当事人的律师没有病人和缺乏知识的医生，打弹子的学生，跑街售货员和其他机关人员，特别是小报的和有几分可疑称号的新记者。[6]伦敦会除了支持总委员会的方针政策外，对于恶劣的情势不能有所作为。大会从公社汲取了一个主要的教训，增强各个国家工人组政党和进行政治活动的极端重要性。会议又祝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新近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当然，所有这一切对巴枯宁主义都是致命的毒剂。会议确定了来年召开国际工人协会下次大会的日期。
然而，巴枯宁主义者们拒绝遵守伦敦会议的决议。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他们在瑞士宋也尔召开一个正式的大会。朱利斯·盖德是大会代表之一，他以后在法国社会党的发展上起了重大作用。由联盟分子所组成的大会是对总委员会权威的一个直接挑战。它向国际所有支部发出一个声明，责骂总委员会，它是腐败的和独裁的，指责它的政治行动纲领，并要求立即举行大会[7]。思想的分歧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上的分裂。
海牙大会
一八七二年九月二日在海牙召开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五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次亲自出
席了大会，马克思在早先写给左尔格和库格曼的信上说，他认为这次大会是关系着'国际的生死存亡问题，事实证明正是如此。巴枯宁自己没有出席，但他的信徒在詹姆斯·纪尧姆的领导下结队而来出席会议，并且准备停当要摊牌。
大会上立即显露出分裂的局势。在困难的资格证书审查问题上消耗了三天的时间。在最后出席开会的六十五位代表中，大豹有四十位代表拥护总委员会的主要政策，反对派豹二十五人左右。拥护马克思的人如下：总委员会的委员十人，德国代表十人，法国代表六人，瑞士代表三人，美国代表二人（马克思主义者左尔格和布朗基主义者德努瓦），西班牙，捷克，丹麦和瑞典各一人。巴枯宁的拥护者人数如下：比利时七人，英国五人，荷兰四人，西班牙四人，瑞士二人，法国一人。意大利的巴枯宁主义者拒绝出席大会。
在区分为上述两派的情况下，大会的代表并非在一切场合下都是以纯粹的思想原因为准则的。某些代表决定自己属于哪一派时，不是依据大会所面临的原则问题，而是以其他的原因为移的。包括爱卡留斯和其他三个总委员会的委员的英国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重大关系的。他们是单纯工会主义者，基本上不同意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见解，但他们又投票反对马克思主义者。
大会在它一系列的决议中，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总委员会的任务和权力；国际工人协会总会会址；国际的政治路以及巴枯宁联盟的地位。让我们将这些问题分别加以叙述。
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
巴枯宁主义者将这个问题当作了中心问题。作为群众自发性和极端地方自治权的崇拜者，他们的提案是，总委员会除了是一个通讯联系机构和一个统计资料的搜集者外，不应有其他任何任务他们激烈反对总委员会应贯彻大会决议并充当国际总的政治指导机关的主张。有人想把总委员会完全取消。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坚决主张需要有一个高度的国际集中政策和纪律。鉴于这一严重的内部危机，大会支持了后者的意见，投票结果四十比四，十一票弃权，通过授予总委员会更广泛的权力使它能够更有效地执行大会的决议并建立纪律。这些权力使总委员会在下次大会开会前能够暂时开除拒绝服从国际工人协会决议的国际的一个分会、一个支部、一个联邦委员会、委员会和联盟[8]。
巴枯宁主义者对总委员会实行独裁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自从国际成立以来，总委员会不过是一个理论中心，而不是一个直接的政治和组织中心。马克思在通过康格曼给布劳恩施魏克委员会的信中，对它的理论任务作了这样的解释：审判各个不同地区的纲领的理论，并不是它的职责。它只看那些是否包含有直接违反章程和它的精神的地方。[9]总委员会（即马克思领导的）伟大的成就是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总委员会也没有在各个国家中发动过罢工或具体的政治运动，不过在一旦国家支部发动罢工或政治运动时予以支持。但是，即使是这样一种有限的中央领导对于具有过分夸大的自发性概念的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主义者也是太多了。只有当国际工人协会的生命最后处在危险关头的时候，它才采取了强硬的集中制。
政治行动问题
巴黎公社的余波未息，在各个国家中存在着一种强烈地采取政治行动的趋势。这样，工人们便立图员正使公社社员的历史斗争最基本的教训之一变成现实。照着这种正确的趋向，马克思主义者将实际上是一八七一年伦敦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重新提交海牙大会加以认可。决议写道：
“在它和有产阶级联合力最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将它的力量组装成独立政党，对抗所有有产阶级组成的旧有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为了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尤其为了达到它的消灭阶级的最终目的，这样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可缺少的”[10]。
这项决议挑起了激烈的争论。布朗基主义者通过他们的主要发言人，法国人伐携，主张：如果罢工是我们革命斗争的一个武器，那么街垒就是另外一个武器，并且是所有武器中最强有力的武器。他们企图把决议按照这种意思加以修改。在纪尧姆领导下的巴枯宁主义者予决议以迎头攻击，并且攻击共产党宣言，说决议和宣言表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见解。下面两句格言讲明了多数派积极政策与少数派消极政策的区别：“多数派的目的在于夺取政权；少数派的目的在于消灭政权。”[11]大会以二十九票对五票及九票弃权通过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提案。
“国际”迁往纽约
恩格斯提出的将国际总部迁往美国纽约的提案使大会为之轰动。以法文写成的决议说：我们建议，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三年期间，总委员会的会址应迁至纽约，其委员应包括下面人：北美联邦委员会：卡范纳、圣克蒸尔、格特、卡尔、劳雷尔、弗·勒·具特兰、弗·波尔特以及克·卡尔。他们将有权互选，但总人数不应超过十五人。签名人，马克思、恩格斯、萨克斯顿、朝格、杜鹿、塞阿也、沃罗布列夫斯基、芭莱、麦克唐纳尔、利斯纳、勤·摩舒，一八七二年九月六日于海牙[12]。
这个决议在大会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巴枯宁主义者向决议发动了猛攻，在大会上一般来讲支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布朗基主义者也起来攻击决议。美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左尔格也反对这个提案，不过最后被争取过来而赞同提案了。过一场复杂的斗争后，将会址设在巴塞罗那和布鲁塞尔的提案没有被通过，恩格斯的建议最后以三十票赞成十四票反对十三票弃权获得通过。布朗基主义者宣称国际不复存在，富戏剧性地脱离了这个组织，再也不出席大会了。新的总委员会是在它的委员必须在美国居住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委具有卡范纳、圣克莱尔、劳雷尔、弗纳其里、勒也、杜儒尔、卡尔、波尔特、伯里安和瓦尔德。左尔格被选为总书记。
正如恩格斯在提出建议的发言中说明的，国际迁往利是迫不得已的。在国内外，情况的发展已使国际不可能在欧洲有效地进行工作。最大的危机是，国际会被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所篡夺，并利用它进一步展开他们的宗派主义活动，这种活动会给年轻的世界工人运动带来灾祸。另外总委员会被布朗基主义者控制的可能性也存在着，他们许多人是从巴黎公社逃出来的，已在伦敦住下来了。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除了将总会迁往美国外，没有其他切实可行的办法。在美国，工人运动正处在青年时代，国际在那里也许能扎下一个坚强的根基。
开除巴枯宁主义者
早在海牙大会开会以前，国际的分裂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宋维也尔无政府主义者大会的召开；无政府主义者在某些拉丁国家成立的双重组；毫不容情的派系斗争在进行着；以及巴枯宁的明显企图想不惜任何代价以保证自己在组织中的政治地位；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这种分裂。海牙大会上，正式将巴枯宁从领导机构中开除出去仅仅是正式认定了实际上已存在于国际内部的分裂的既成事实而已。
为了准备解决这一问题，大会一开始就指定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两派的其他领导者们去考虑正在国际中进行活动的有关巴枯宁联盟的情况，并且也去权衡各个巴枯宁主义者支部对总委展会所提出的控告。根据这个委员会五个委员中四人多数的报告，在大会将近闭会时，执行了开除巴枯宁主义者的决。在一八七二年三月五日的总委员会的会上，马克思提出一个总结对巴枯宁集团进行斗争整个过程的长篇报告，以后这个报告印成了小册子——“国际内盛伪的脱离”[13]。委员会在这个报告以及广泛地听取证词和开展调查的基础上宣布，联盟的章程与目的都与国际的章程与目的相违背，它是作为一个广泛的宗派集团而存在于国际内部。事实表明，各支部是被国家兄弟秘密集团所控制的，而联盟本身是在大约一百个国际兄弟的掌握之中。委员会认为，巴枯宁和其他人等的支部行径已经使他们自己丧失了这个组织成员的资格。
千是，委员会的多数建议开除巴枯宁、纪尧姆、史茨格卜、马隆、鲍斯盖特和马昌特。对于巴枯宁主义集团的其他领导人的指控则被取消了，因为他们保证脱离联盟。少数派的报告重申了巴枯宁的路线，坚持各国支部有完全自主的权力，并反对总委会有权对他们进行任何的干涉。这时出席代表减少到仅剩四十三人的大会通过了开除巴枯宁和纪尧姆。史维茨格卜未被开除，然而他自己辞职了。
分裂后的余波
紧跟着大会闭会之后，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马克思、左尔格和其他人等在会上讲了话。马克思乐观地回顾了大会的工作。他特别着重指出下述的事实；大会拒绝接受无政府主义者的单一政治路线，已宣布工人阶级应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向摇摇欲坠的旧社会发动攻击[14]。但他警告说，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各个国家的制度、习惯和传统；我们不否认，在某些国家里，如美国和英因，工人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法达到他们的目的。如果我没有记错，荷兰也属于这一类的国家。即便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多数欧洲大陆国家中，武力将必须是革命的手段[15]。马克思向巴黎公社所树立的大榜样欢呼，比它的失败是因为在所有首都如在柏林、在禹德里以及其他首都没有同时发生一个与巴黎无产阶级的强大暴动相结合的大的革命运动[16]。
关于将总部迁往纽约去的严重问题，马克思说：海牙大会已决定将总委员会会址由伦敦迁往纽约。许多人，甚至我们的朋友们，对这一决定都不十分高兴。他们忘记了：美国正在显著地发展成为工人的国家；每年有五十万工人移入这个新的世界；并且忘记了“国际必须在这工人至上的国土上生下深根。”[17]
马克思在一年后给左尔格的一封信里写道：按照我对欧洲情况的看法，让“国际的正式组织暂时隐蔽一下，如果可能的话，仅仅对纽约的中心机构加以控制，以防像佩莱特那样的蠢材或克鲁塞莱那样的冒险家僭夺领导并危害事业，这样做将完全是有益处的。时局本身以及事物复杂性的必然发展将保证'国际以一个改善了的形式重新出现。”[18]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国际总部迁到美国去的重要性当然没有抱什么幻想。但里阿藏诺夫却说：国际的迁移被认为只不过是暂时性的。[19]但事实并非如此。国际工人协会总会再也没有迁回欧洲，海牙的集会是它的最后一次国际大会。一八七七年管想在日内瓦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大会，但没有开成。只有少数代表前往开会，他们所代表的无非是一个分崩离析的运动。总会迁往和豹一般被理解为等于结束了国际这个世界性的组织，其用意正是如此。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的四年期，大多作为一个国家组而进行工作，而不是以一个国际组从事活动。同时，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徒劳无益地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和形象使国际存在下去。
[1]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一三○页。
[2]罗尔女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五二页。
[3]“共产国际”，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出版。
[4]波斯特益特著“工人国际”，第一一四页。
[5]雅克著“国际”，第一入○页，俄文版。
[6]雅克著“国际”第一八○页，俄文版。
[7]雅克著“国际”第一八○页，俄文版。
[8]同上，第一八六页。
[9]马克思著“致库格曼书信集”，第九四页，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
[10]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二三五——二三六真。
[11]同上，第二三六——二三七页。
[12]赫·史虑特尔著“美国的国际"，第一三七页，一八八○年纽豹版。
[13]马克思恩格斯“论无政府主义”，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三卷，第二分册，第六六八页，俄文第一版。
[15]同上，第六九九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三卷，第二分册，第六七○页，俄文第一版。
[17]同上，第六六九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一六四——一六五页，纽约版。
[19]里阿藏诺夫著“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二六三页，一九五○年正风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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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九章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
↘法国共和国的成立
↘公社的诞生
↘“国际”和公社
↘公社的工作
↘公社的失败
↘公社的历史意义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长期以来就会警告工人法意普法战争爆发的危险性，而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总委员会于四天后即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发出一项号召工人国际团结的宣言。马克思所写的宣言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法德两国的统治者们。宣言一方面说德意志已经被置于防御战的地位上，并且东方边境上出现了反动的俄国，但宣言另一方面同时警告德国工人防止战争变成侵略性战争的危险。马克思又说，不论战的结果谁胜谁败，它将标志着法国第二帝国的终结，事实正是如此。
各国的工人们表现了国际主义的高贵品质。在德国，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议会中投票反对战争支出，并且为此而被关进牢狱（然而拉萨尔分子投票赞成），德国工人召开的大会表示我们很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伸给我们的兄弟的手[1]。在法国盛行着同样的国际精神，工人们保证他们同德国工人的紧密团结[2]。在移居美国的工人当中，情况也是一样，总委员会的反战宣言傅布得非常广泛，并且法国和德国工人联合举行了集会抗议这一战争。
同时，战争已经破坏了国际的组织进程。下一次大会原定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五日在巴黎召开；但鉴于法国盛极一时的政治迫害，大会会址以后改在德国的美因兹。但战争的爆发迫使这一安排无从实现，有充分准备的德国军队很快地将战争发展到了高潮。法军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惨败。战场阶段在六个星期内已告结束。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色当一战，拿破仑第三本人和他的军队无条件地投降了德国。
法国共和国的成立
当色当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巴黎的人民于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暴动了，他们推翻了拿破仑第三的王朝，建立起－一个共和国。一八七一年二月八日选举的新会却由三分之二的保皇党和三分之一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所组成，少数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被拉进议会是为了适合工人阶级的口味。这一事件的全部发展使巴枯宁分子受到刺激而采取了行动，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他们徒劳无功地企图在巴黎、里昂、马赛、布勒斯特以及其他城市里发动暴动。布朗基主义者也急于发动一次暴动。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几个小时内，布朗基就控制了巴黎，但最后他不得不放开巴黎。
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出另一个也是马克思所写的宣言*[3]。在这个文件里，马克思指出，德国的所谓防御性战争确确实实已经变成了一个侵略战争，俾斯麦夺取法国亚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决心已经很明显了。马克思警告，假若这样做，就终于会引起另一次防御性的战争，如同事实上在一九一四年以剧烈的暴力所进行的战争一样。宣言促使德国工人去反对所提出的合并并要求同法国达成光荣的和平。宣言提醒法国工人们对诡计多端的法国资产阶级保持警惕，并利用每一机会以巩固他们本阶级的力量。一般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像巴枯宁和布朗基所正在奋力进行的推翻反动的共和政府的革命行动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德国军队包围着巴黎。但俾斯麦对进攻巴黎犹豫不决，因为据传巴黎城内大约有二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言过其实），并且他对于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精神知道得很清楚。大部分是国民卫军的巴黎部队主要是由工人组成的，他们已在二月十五日选举出一个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员会[4]，这个委员会大体上控制着辽阔的巴黎。国民卫军特别警惕以防梯也尔政府发动政变。这个政府害怕革命的无产阶级并急于将这座城市拱手让给德国人。二月二十六日，政府签订了一项同意放弃巴黎的停战（投降）条件。
公社的诞生
目的在强迫起义的巴黎投降的梯也尔于三月十八日晨三点钟，命令他的在维努阿将军统帅下的部队试图夺取国民卫军的二百五十问大炮。计划在继续进行中，直到饥饿交迫的巴黎苏醒过来开始行动为止。巴黎人民以妇女为前导，用亲如兄弟般的口吻的说服以及直截了当的青黑阻止了抢夺。十一点钟光景，梯也尔的军队完全被打垮了，巴黎城为人民所占据。政府的两个将军在战斗中被打死了。红旗飘扬在市政厅的上空，国民卫军中央委员会执行着临时政府的职务[5]。中央委员会宣称：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着统治阶级的失败和叛变，知道他们自己应该负起管理社会期望的责任来挽救时局的时候已到来。[6]
布朗基主义者是领导暴动的基本的力量。据悉他们拥有四千名良好的武装战士，并有很大一批同情者[7]。布朗基本人于三月十七日暴动的前夕被政府逮捕，在整个公社存在期间他是在监牢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成员在巴黎为数稀少，没有准备举行暴动，但当暴动开始以后，他们吴常积极地参加了暴动。
以男子普选权为基础的公社是一个立法与行政合一的机关所有它的委员都可以被罢免。巴黎是一般的典型。革命的计划要把这样的公社推行到法国所有的城市和村落。所有的公社应派代表出席巴黎的国民议会。马克思说：这个制度是要使乡村生产者们受到每一省区内各主要城市方面的精神领导，并保证他们能以城市工人为其自身利益的天然代表者。[8]——清清楚楚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的作用。
公社的基本弱点是工人们缺少政党和政府；在斗争过程中爆发的革命和产生的政府都不是经过很好的准备而完成的。在十八日那天，中央委员会就应该代表人民逮捕当天还在巴黎的梯也尔政府的首脑人物，然后向反动政府的巢穴凡尔赛进军。暴动大大地挫败了政府军的士气，并且梯也尔本人以后也承认，如果迅速发动一个攻势，他们就不可能支持得住。但不幸得很，竟让他们在难得的时间内重整他们的部队，这一事实以后给公社带来了灾祸。中央委员会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并且由于道德良心的考虑反对发动国内战争，然而，由于梯也尔的进攻巴黎，梯也尔反动分子事实上已经挑起了内战。中央委员会对于它自己的权威缺乏信心，打算举行地方选举。同时，在法国其他的城市里正发生着瞬间即逝的暴动——里昂、圣亚田、克鲁索、马赛、都鲁斯和那邦。巴枯宁参加了里昂的暴动并破坏了它。
三月二十六日的选举以及四月十六日的补选，选出了九十二个公社委具，组成巴黎公社。选举了由各部部长组成的九人执行委员会：军事、财政、后勤、对外关系、劳动、司法、公
务、教育、内务以及保安总部等部门。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派在公社中占多数：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蒲鲁东主义者集团，十八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会员以及其他少数不属任何派系的人。公以工人为领导，以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为基础。这时，大多数大资产阶级已经逃离巴黎，工厂陷于停顿，三十万工人在失业中。
四月十九日，公社第一次发布它的领声明。这一声明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纲领要求承认并巩固共和国，将公社的绝对自治权扩展到法国的所有地方，以保证每一个公社权利的完整性，并保证每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和一个生产者，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纲领接着列举了必要的公民权。它进一步说：“巴黎要求的政治统一是一个所有地方的积极性，一切以人民的福利、自由和安全为共同目的的个人努力的自由自发合作的自愿联合。”[9]对地方自治权的加强，部分是对第二帝国极端专制的反映，部分也是当时在法国工人阶级中间广泛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巴枯宁）思想的反映。
“国际”和公社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马克思所写的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的宣言中警告法国工人说，在那时企图推翻新创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乃是绝望的蠢举。可是当暴动发生以后，作为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却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革命开始后三个星期，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上说：目前巴黎的起义－－即使被旧社会的凶狠贪婪之徒、蠢猪以及卑鄙的家伙们压下去——是我党自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壮举。[10]他宣称巴黎人正做出惊天动地的事迹。
过后很久，列宁谴责普列汉诺夫时，拿他的态度与同样情况下马克思的态度作比较，而盛赞马克思的态度。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在英勇的斗争开始后他可耻地宣称：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11]可是，马克思虽然在事先反对举行暴动，一旦暴动开始，就给予坚决的支拨。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即公社失败后两天，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一个宣言为公社申辩，这就是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最大的作品之一法兰西内战。除了奥霍尔和卢克拉夫特（英国工人领袖）外，总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同意了这一历史性的文件，他们俩宁愿辞职而不肯签名。马克思以德国和荷兰通讯书的身份签了名，而恩格斯代表了比利时和西班牙。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的激励和领导下，国际的不同派系均给枕戈待旦的公社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国际的会员在巴黎非常活跃。斯德克罗夫所提供的当选为公社委员的一部分委员名单如下，法林、马隆、儒德、阿弗雷、品第、阿西、杜瓦、西斯、勒弗朗西、福兰克尔、朗格、塞埃和翰尔德。他们不但在公社委员会中表现积极，而且在日益加剧的内战中也是积极的。他们对公社通过的许多建设性的法律和可取的行动是负责任的。很多在巴黎的欧洲革命流亡者也积极地参加了公社，并在公社内担任高级职务，例如，一个波兰人董布罗夫斯基做了巴黎的军事司令官。
英国的普通工人向公社表示祝贺，纵然总委员会里他们的机会主义工会领袖们——除艾普加斯外——看到这一伟大的革命斗争转头就跑。在德国，埃森纳赫派和拉陆尔主义者不顾面对着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反对，都对公社加以支持。虽然资产阶级报纸对公社进行完全不
符合事实的报道，和美国驻巴黎大使瓦希柏恩一贯企图摧毁公社，公社在美国的工人群众中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12]。工人代言人报和其他工人报纸登载了总委员会的声明。本恩·巴特勒将是为公社进行解说的著名美国人物之一。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五日马克思通知总委员会，服奴法制主义者和工人的友人温德尔·菲力浦斯已参加了国际。在后来的许多年中，纪念英雄的巴黎公社是美国工人阶级社会的一个生动活泼的传统。
公社的工作
巴黎公社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遭遇了许多困难，包括各种不同派系之间的内部倾轧和缺少与法国其他地方的联系。缺少一个明确的政纲和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也好像自始至终悬挂在公社脖子里的一块磨石。而且，仅仅有七十二天历史的公社不得不在内战日渐加剧的情势下进行工作。公社虽然拼命为它的存在进行战斗，然而却取得了值得赞许的建设性成就，这些成就足以使它的名字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历史上永垂不朽，并且像一座名副其实的疆立海面的灯塔指出了工人们向社会主义社会行进的道路。
在它的重大政治决定中，公社宣布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取消对教会的津贴，废除常备军而拥护人民的武装，去除警察的政治性职务，责令所有公务人员对选民严格负责，规定薪金的最高为每年六千法郎，选举并监督所有的法官和审判者，建立自费的普及教育，焚毁了断头台，推倒了象征军国主义的樊多姆广场上的圆。它还通过了许多项经济和社会的措施——面包房夜班的除，工厂雇主罚款的取消，封闭当铺，没收关门的工厂交由工人合作社经营，对工人失业群众的救济，劳动统计局的设立；公社还配给房屋，帮助负债的人。所有这一切工作都浸润着一种浓厚的国际主义精神，公社委员会以世界革命运动的红旗作为它的社旗。
但是除了已经指出它的成就之外，公社犯了许多错和存在着许多缺点。如前所述，有极大重要性的这些错和缺点之一就是——－开始没有将反对反动的凡尔赛政府的战争猛烈地进行下去另外一个错误是对内部敌人采取过于宽大的态度，这种态度妨碍追捕充满着巴黎的资产阶级间谍和叛卖者，并且对于军官团中的严重阴谋诡计以及破坏行动不加戒备。公社也没有做足够的努力大力地扩展到法国其他地区去，特别是没有将农民争取过来为它的事业而斗争——这是个最大的弱点。再一个错是没有公布一七八九年以来的国家秘密档案，这些档案为公社所掳获，载满着秘密警察、外交官、资本家以及他们的政客们的贪污与腐败情况。档案的公布对反动势力必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最奇怪的错误是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所储存的三十亿法郎。而且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领导人们还忘记了他们以前的诺言并否决了想占有银行的那些人的意见，而以外交的方式去与银行官员交涉借款。公社领袖们总共只得到一千六百七十万法郎；其中九百四十五万法郎本来是属于巴黎的，其余是一笔七百二十九万法郞的贷款——这笔贷款在银行理货出之前是先取得了梯也尔的同意的[13]。如果没收银行，就会摇摇欲坠凡尔赛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公社的失败
四月初，内战在热地进行着。公社社员（或联邦主义者）打了一个勇敢的，但是失败的仗。梯也尔政府借助于恶毒的谎言与歪曲已将大部分法国农民地区动员起来以对抗公社。俾斯麦又释放了十万个法国农民战俘去帮助凡尔赛政府[14]。五月二十一日，凡尔赛的部队冲进巴黎，血战八日，公社坚持逐街战争，但在敌人的优势兵力下被迫退却了。五月二十八日在柏勒拉歇兹公墓、具尔维勒城以及其他各个工人住宅地区他们的最后抵抗遭到摧毁。公社被粉碎了。
在以后的几天内发生了惨不忍睹的屠杀。刽子手德卡里菲将军和他的爪牙们至少惨无人性地枪杀了三万名工人及其妻子和小孩。还有四万五千人被逮捕。一万五千名被逮捕的人被处死或投进监牢，更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
这次屠杀甚至比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以后的屠杀更加残酷。成千上万的公社社员不得不逃离法国流亡到瑞士、英国，大部分逃到美国。协助这些流亡者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项繁重的工作。于一八七一年六月写下世界工人战斗歌曲国际歌的不朽歌词的，就是一位公社社员流亡者欧仁·波蒂埃。
在防寨的后面，在浴血的战斗中和在随后的政治苦难日子里公社妇女同动员们为她们自己特别地创造了光荣的事迹。路易斯·密歇尔和伊丽降伯·德米特里耶夫仅仅是数以千计女英雄当中的两位著名的战士。面对法庭，密歇尔骄傲地说：革命的全部过程中都有我的活动，我情愿对我的一切行动负责。[15]她被判有罪，在牢狱中度过了十年流放的时光。
欧洲的反动统治者们对于巴黎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欢天喜他们向惨无人性的梯也尔发出潮涌般的贺电，并且采取压措施企图把他们自己国内的社会主义消灭干净。列宁说，特别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心满意足了。“社会主义长此休矣！——资产阶级的领袖、嗜血的侏儒梯也尔在他和他的将军们对巴黎的无产阶级实行血洗之后这样说。但是这些资产阶级的岛的叫喊是徒劳的，公社被镇压后过了不过六年，当公社的许多战士还在苦役和流放中受折磨时，新的工人运动又在法国开始了。”[16]
公社的历史意义
巴黎公社傅留给全世界的工人们许多重大的教训，这些教训直到今天仍然是有用的。列宁是所有的人中最彻底地了解并总结出了这些教训。最突出的教训是，所有国家的工人不可或缺地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目光锐利的并且纪律严明的共产党——如同马克思所坚决坚持的－－在没长的困难的道路上领导着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甚至在资产阶级政府腐败无能的情况下，如像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在巴黎，实际上没有过一番斗争而政权落到工人手中，由于缺少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工人们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仍然不可能继续前进。这是巴黎公社有决定意义教训中的一个教训，它彻底推翻了巴枯宁的论点，说政党不必要和只要有群众自发的积极性就够了
公社另一个基本教训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它提供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社会的基本形式。公社形式与未来苏联苏维埃组织形式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明白无疑的。但是，几乎过了半世纪起，公社的真正意义事实上是被忽略了，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也忽略了它的真正意义，直到最后，列宁拿它的意义重新教育了他们。
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提示的明确的例证也有其基本重要性：工人打败了资本家并取得政权后，他们就必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新型的国家－－以便以武装力量制服资本主义反革命力量，同时做成奠定新社会基础的工作。公社又教导我们国家的消亡将是一个比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想象的过程要漫长得多，虽然这个教训也实际上被忽略了几十年。这一切特别与巴宁无政府主义的胡说形成尖锐的矛盾，巴枯宁认为，一旦资本主义被推翻后，仅仅靠群众的自发性就能提供有效的租。
公社同时表明，在目前情况下，欧洲工人援助政权的方法是武力推翻一般极端反动的政权，这些政权拒绝给工人以任何民主的外观。但是，马克思没有把这一重大事实当作一个教条。如同第二章所述，他也承认在英国和美国存在着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那时（帝国主义时期之前）工人采取和平手段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公社也教导我们，资产阶级会毫不迟疑地为了它本阶级的利益而出卖人民的利益。如同一七八九年伟大的法国革命中，封建反动派勾结国外敌人进攻革命的法国一样，一八七一年的反动派如法炮制地与俾斯麦合起手来反对巴黎公社。
马克思和列宁都着重强调的公社另一教训是，工人一党执政不能够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适应革命的需要的事实。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看到我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一书最后一章，那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试，不应如迄今以前一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甲手转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毁坏，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17]这正是公社正在建毂中的它的新型工人国家，这个总的结论在以后对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中具有很大的重要意义，机会主义者认为工人能够将资本主义制度一点一滴地转变成社会主义制度。
巴黎公社留下的一个最重大的教训是它所提供的无产阶专政的实际的活生生的例证。在这一主题上，公社是马克思理论正确性的一个出色的证明，二十四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明确地概括地将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了论述。公社以这样的理论推翻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论点，他们是极端仇恨工人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
公社并不是单单由工人参加组成的。事实上，正如李陆格里和雅克指出而为列宁同意的，政府大多数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代表组成。这些人很多是革命知识分子。九十二个公社委员当中，仅仅二十五人是工人，并且这些人不全是国际的会员。虽然这样，但由于巴黎工人阶级完全动起来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占着主要地位。马克思对于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说的：其中大多数自然是工人或已被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18]
如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的：公社同样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的饭。虽然如此，它的社会主义的趋向是鲜明的。马克思说是的，诸位先生，公社会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会想要把剥夺者加以剥夺。[19]他又，它的决定清楚地带着一种无产阶级的特性。列宁说公社的特点是一个深得人心的工人政府，他并且说，公社企图实行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最低纲领。
公社确实是无产阶级的专政。马克思说，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对占有者阶级进行斗争的结果，是究发现了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0]，他并且又说：三月十八日光荣的工人革命完至掌握了巴黎[21]。后来，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庸人说：“诸君，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专政。”[22]
巴黎公社虽然终于被推翻了，但它是世界工人阶级第一次真正的革命胜利。它打开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一个缺口。半世纪后，伟大的俄国革命又跟着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围墙上冲破了一个巨大的和不可修补的裂口。列宁说，公社虽然存在着很多错，但它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最伟大的典范。[23]
[1]“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集)，第一，第四六八页，莫斯科中文版。
[2]同上，第四六六页。
[3]恩格斯于一八六九年摆脱了他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事务，一八六四年以来他一直在曼彻斯特，自那时起他在工作上与马克思关系很密切，在经济上马克思很大帮助。
[4]李隆格里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第八五页，一九二九年巴黎版
[5]同上，第九五——一○七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四九五页，莫斯科中文版。
[7]“大英百科至书”，第三卷，第七○○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五○一页，莫斯科中文版。
[9]菲特里基著“巴黎公社”，第一五〇页，一八七一年纽约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三〇九页，纽约版。
[11]“列宁全集"第二五，第四〇○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2]非特里基著“巴黎公胜”，第五一二——五一五页。
[13]李鏖格里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
[14]托姆·柏尔著“共产主义郎論”，一九三〇年三月版。
[15]伯恩斯坦著“科学与社会”，第一三四页，一九五一年春版。
[16]“列宁全集”第一七卷，第一二四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第四六二页，莫斯科中文版。
[18]同上，第一，第四九八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第五○二页，莫斯科中文版。
[20]同上，第五〇一页。
[21]同上，第四九〇页。
[22]同上，第四六四页。
[23]“列宁全集”，第一三，第四五四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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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巴枯宁主义和巴塞尔大会（一八六九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八章巴枯宁主义和巴塞尔大会（一八六九年）
↘埃森纳赫派
↘巴枯宁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巴塞尔大会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
↘爱尔兰问题
↘普法战争的爆发
一八六九年九月六日至十二日在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国际的第四届大会。运动确实是在向前发展。罢工的浪潮正在不断'冲击，威尔斯的矿工，诺曼底的纺织工人，里昂的丝绸工人，日内瓦的建筑业工人，以及其他许多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瑞士和美国的成批的工人都卷进了罢工浪潮中。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国际”的信从者都站在领导的岗位上进行斗争。从而，国际工人协会快速地继续发展着。一八七〇年，据法国警察当局的估计，“国际”的会员在法国有四三三、七八五人；瑞士四五、〇〇〇人；德国一五〇、〇〇〇人；奥匈帝国一〇〇、〇〇〇人；英国（250个支部）八〇、〇〇〇人；西班牙二、七二八人[1]。过分夸张的报纸上的估计竟高达七百万人。会员的确实数字远不到这么多，但缺乏官方统计可供查考。在许多地方工人的报纸在迅速发展。在欧洲大陆上，一八七〇年大约就有二十九家报刊在支持第一国际[2]。
七十六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名额如下，法国二十六名，瑞士二十二名，德国十名，比利时五名，奥国二名，西班牙二名，意大利一名，美国一名以及七位总委员会的委员。马克思又没有出席大会。美国代表是凯麦隆，代表全国工人协会。言过其实的凯麦隆说他代表了八十万会员，他告诉大会说，“你们新世界里的朋友们认识到在全世界工人的儿子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他们并且期待着他们的队伍定将出现一个统一战线的日子正在到来。”凯麦隆对于国际工人协会阻止将罢工破坏者运进美国的行动特别感兴趣，并且他在促使“国际”设立移民局一事上获得了成功，可是它没有发生多大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全国工人协会内存在着支持参加“国际”的强大力量。一八七〇年的全国工人协会大会在听取了凯麦隆的报告后“声明它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且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参加进去”[3]。但这个愿望终未实现。一个强有力的国际主义者西尔维斯已经在一八六九年逝世了，这对全国工人协会参加“国际”是个重大打击。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八日写了一封吊唁的信——由马克思和其他人签名——盛赞西尔维斯是一位为工人进行斗争的战士，并且对他的陨落表示哀悼[4]。一八六九年十二月，新成立的全国黑人工人协会也决议派一位代表去出席国际工人协会一八七〇年的大会，但是，我们将要知道，这次大会根本没有召开[5]。
埃森纳赫派
“国际”巴塞尔大会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在那里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德国十人代表团，其中有李卜克内西、里庭豪森、贝克尔和赫斯。他们代表社会民主工人党——参加国际的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个主要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组织经过几年的筹备工作已经在一个月前即一八六九年八月在德国埃森纳赫成立了。这个新的政党一般称之为“埃森纳赫派”。
威廉·李卜克内西（一八二六——一九〇〇年）是个数员，出生在德国的基森。他在早年是个共和派积极地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他被监禁并从德国放逐出来过很多次，在伦敦同马克思一起工作十三年，变成了一个有修养的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于一八六一年回到德国，并且立即在年轻的人民运动中活跃起来。他变成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杰出领袖。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是拉萨尔的一个共同工作者，写了许多小册子和书籍，并且很长时期是德国联邦议会的议员。
奥古斯特·倍倍尔（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年）生在德国临近科伦的地方，父亲是一个普鲁士军队里的下级士官。他成为一个淤木工人，参加了拉萨尔的组织。与李卜克内西有密切联系的倍倍尔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俩都积极地反对一八六六年的普奥战争。倍倍尔是一个卓越的演说家，拥有人数众多的信从者。他的最驰名的着迷是“妇女与社会主义”。他和李卜克内西一起有助于在埃森纳赫完成工人团体的合并工作，这次合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开端。倍倍尔领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达四十余年之久。
一八六九年李卜克内西发表的一个公开演说阐明了这个年轻的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革命精神，就因为这次演讲他被关进了牢狱。他说，“革命不能在最上级的许可下来完成，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思想，为了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粉碎这个国家。”[6]
但社会民主工人党在埃森纳赫的建立并没有把德国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拥有国家津贴的合作社万灵妙方的拉隆尔组织——全德意志工人同盟——在施维泽尔的领导下仍然固执如故不改己见。施泽尔在拉陆尔死后已经成为这个组织的首脑了。在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马克思时常插足这个争吵，反对施深尔，说他是一个宗派主义者。在德国、奥国、捷克以及美国有相当多信徒的拉萨尔分子拒不加入国际。
巴枯宁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巴塞尔大会上另外一桩极其重要的事件是巴枯宁作为一个代表前来出席（他的简历和政纲见第五章）。巴枯宁第一次和马克思见面是在一八六四年，并且保证他对国际的支持。但是，他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在意大利动手建立另外一个组织。嗣后，他到瑞士，在那里参加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与自由同盟，并当选为该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一八六八年，他脱离了这个同照，但是他不去参加国际，却和他的朋友们建立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一般称作联盟[7]。
在联盟中，巴枯宁将他的超革命的纲领加以发展。纲领宣布立即对上帝和国家进行总体战；要求废除一切宗教的崇拜建立一个科学的统治；要求阶级间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平等（不是消灭阶级）；废除继承权；否定任何一种政治行动，除了工人们和资本家进行的斗争，为了直接取得他们事业胜利的那些行动，并否定所有地方协会自愿组成一个总会[8]。
为了实现这一纲领，巴枯宁把重点放在知识分子，学生团体以及堕落的无产阶级身上。他几乎责骂整个无产阶，说它是一个保守的工人贵族集团。
马克思对巴枯宁的纲领进行有力的攻击。他称它是陈词滥调的杂凑品，闲扯淡的空谈，虚浮到使人肉底的意念的集，除了使人暂时兴奋而外别无目的本庸的即兴之作[9]。马克思在另一地方更为严厉地批评了巴枯宁他的纲领是肤浅地从'左到'左'剽窃而来的旧瓶里装的新酒——'一切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出发点（圣西门主义者的无稽之），命令信徒们信从的一个教条——无神论等。[10]
联盟的实力在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瑞士的法语地区等国有所发展，在这些国家中，它的先行者鲁东主义运动一直是势力雄厚的，联盟的支部又发展到俄国和美国。这一时机对于像巴枯宁运动的发展是适合的。欧洲一般政治形势是非常的动荡，资产阶级在它以摄取政权为鹄的行进中，逐渐排除了封建主义的政治残余，而快速发展中的工人阶初步地为着他们的阶级纲领与组织进行着斗争。因为工人思想上仍然普遍地存在着非常落后的情况并且在阶级斗争的策略上缺乏经验，所以他们中间很多人就容易轻信巴枯宁走向解放的简捷办法。
巴枯宁和同他一起的人注意到国际在群众中的迅速发展，并觉察到国际是他们鼓动宣传收获丰富的园地，就在一八六八年－十二月请他们的联盟集体参加国际。但总委员会拒绝答应这一申请。巴枯宁也同意解散联盟，建议他的联盟的盟员应以支部的形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但实际上，它继续存在着并在各个国家进行工作。它是个半秘密的团体，保持着一个由特别可靠的活动分子偶所组成的内部控制组。
巴塞尔大会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
巴枯宁以法国代表团一个团长的身份来出席大会，代表着里昂的丝绸工人。他是一个顽强的和非常干练的战士，一分钟也不放松使别人知道他的来临。但是，巴枯宁发现他自己与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有权使土地成为集体财产的问题上共同投了赞成票。蒲鲁东主义者的残存分子又将这个基本问题——对他们是如此重要－－提了出来，结果以绝大多数而被否决。另外一个在大会上没有发生显得派系分歧的话题是对工会的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大力强调工会以及工会之间国际联系的必要。决定责成总委员会为建立一个工会国际组织而进行工作——在整整半个世纪之内也没有达到这一目标[11]。法国代表品第在向大会提出委员会的报告时，简略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推翻之后最后构成新社会结构的工会情况。由于这一报告，“国际”中产生了另一流派或思想上的错误倾向——无政府工团主义，这一流派将成为异常对抗的东西。
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分子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冲突。当瑞士代表们在李卜克内西以及其他德国代表的支持下提议大会通过决议替成人民直接立法（创权与复决权）时，发生了第一次冲突。这违反了巴枯宁主义者的一个基本原则－－反对局部政治改革的原则－－他们猛烈地向这一提进攻。这一提案最后暂时搁置留待以后讨论，但事实上再也没有重新提出。这个事件在大会上造成了严重的派别间的紧张情势。
第二次重大冲突发生在继承权问题上。这是巴枯宁的一个得意教条，他并且把它以决议的形式提交大会，要求代表们投票赞成立即彻底取消继承权。事实上，这个权利的废除问题的提出就好像真正提出革命问题本身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二十多年前写的共产党宣言中说道，“在无产阶取得政权以后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于国家手中，即集中在已成为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2]作为完成这一剥夺财产权和社会改组的手段，宣言于是提出十项过渡办法，十项中的第三项就是废除继承权。总委员会按照这一总的方针向大会提出了它的报告。报告指出，继承权系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不能当作除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并且指出，这样做的任何企图不但在理论上是错的，实际上也是反动的。经过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辩，投票情况如下。总委员会决议：十九票赞成，三十七票反对，六票弃权，十三票缺席；巴枯宁决议：三十二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十三票弃权，七票缺席[13]。巴枯宁的这一胜利使他的联盟从此以后变成了国际国内所有反对分子的集合中心。
爱尔兰问题
虽然爱尔兰问题这头没有正式在巴塞尔大会上提出来，但它在“国际”的生命史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它成为制定有关殖民地国家与殖民国家之间关系的政策的时机。直到今天，这种政策对于世界工人运动仍然是最重要的。
七百年来，爱尔兰人民已经对英国统治阶级彻底制服爱尔兰的决心进行着防御性的斗争。在这几百年内，这一斗争导致了许多次的暴动，在后一期间所发生的一些比较重大的暴动是一六四一年、一七九八年，一八四八年以及一八六七年的暴动。在爱尔兰最后于一九二一年能够取得它目前的不完全的和分裂的独立之前，还经历过几次暴动包括一九一六年以及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的暴动[14]。爱尔兰问题在我们正在论到的这一时期成为注意的中心了，这一期间是爱尔兰独立租藏在企图拯救爱尔兰政治犯的过程中，在曼彻斯特杀死一个警察的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的时候。由于这一事件，爱尔兰独立组织的三个袖——艾伦、拉尔金和欧勃莱恩——于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处死刑。
自从宪章运动以来，马克思就赞助爱尔兰独立的要求。一八六六年，他促使总委员会派一个代表团去见国务大臣乔治·格雷勋爵，对爱尔兰人民所受到的暴行提出抗议，但代表团未获接见。[15]一八六六年，他要总委员会积极地支持当时发生的大救爱尔兰政治犯的运动。奥霍尔、艾普加斯以及别的保守的英国工会领导人非常含糊地支持马克思关于爱尔兰的总方针。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后牛年的讨论以后，'国际的任务是处处将英格兰和爱尔兰间的冲突放置在最引人注意的地位，并且处处公开地表明和爱尔兰站在一起[16]。
马克思在长期处理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深信爱尔兰是英国地主贵族政治的堡垒因此，爱尔兰是英国贵族政治保持其本身在英格兰的统治的巨大工具[17]。他指出了由于爱尔兰和英格兰工人之间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分裂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的致命弱点，他说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的、社会的以及民族的偏见，而爱尔兰的工人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马克思的结论是——总委员会作了这样的决定——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是唤醒英国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对他们来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并不是抽象的正义或人道的问题，而是他们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18]
在我们这个时代，殖民地人民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支持下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中，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所制定的基本政策显然根本上依然是正确的（参照三十四章）。九世纪以后，列宁对这个政策倍加赞许。在一篇论民族自决的论文中，列宁表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至今还是有极大实际意义的伟大榜样，表明各殖民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19]。
普法战争的爆发
巴塞尔大会到普法战争开始的十个月当中是国际满怀希望和不断发展的时期。它的各种文件以及大会决议证明，这一组在奥定一个总纲领的基础工作上已经取得了成功；实际上它在西欧和中欧的每一个国家里，已巩固了它自己的地位；并且在各国中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至少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已建立了全国工会中心。巴塞尔大会冲突之后，在瑞士正爆发着巴枯宁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间的斗争。但这一斗争还不至于严重破坏国际工人协会。
这一时期在国际组织的队伍里充满着强烈的革命希望与期待。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中正酝酿着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并且工人们怀着一种高涨的战斗的心情。巴枯宁主义者们以为社会革命正在到来，并且他们极端鄙视任何类型的改革。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在十九世纪60年代的后期，马克思同样预料到重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早日来临，但是，马克思是一个敏锐的现实主义者，这并没有阻止他去鼓励工人们在经济的和政治的领域内为眼前需要而进行的每一斗。国际的巨大发展大大地刺激了当时对工人所领导的革命的广泛的希望。
巴塞尔大会以后，在法国与普鲁士两国之间开始密布着战云，拿破仑第三和俾斯麦都想打仗，他们千方百计以求达到战争的目的。拿破仑第三知道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地位是摇摇欲坠的，他无疑地考虑到，向东侵占日耳曼邻邦的胜利战争会使第二帝国延长寿命；这就会使他得以控制莱茵河的西岸。狡黠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也在布置和准备战争。他遵循着自己的铁血政策，图谋取得法国领土，他知道得很清楚，通过一场抗击法国的战争，他可以使分散的各邦统一成一个包罗一切的德意志国家。一德意志在历史上是一桩进步的资产阶级事业，而这桩事业德国资产阶级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本来是能够完成的，然而却没有去完成。
俾斯麦的策略是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拿破仑第三的身上这位德意志首相是如愿以偿了。俾斯麦去篡改了威廉一世致拿破仑第三词句缓和的电报，激怒法国对德宣战。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两国政府的愿望得到实现，战爆发了。这场斗争注定要引起深远的政治后果。由于德国的统一，它在欧洲便成为主要的强国，不久以后定必在工业生产上超过英因；并且因而形成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发展。战争又终于使有组织的德因工人在半世纪期间居于世界工人运动的主导地位。这次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加速了与巴黎公社有关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这一系列事件关于导致第一因际的解体。
[1]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四八页。
[2]维塔尔著“国际的历史”，第一二六页。
[3]康蒙斯著“美国工业团体史”，第九卷，第三三九页。
[4]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六一二页，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5]“全国黑人工人协会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会议记录”，一八七○年华盛顿版。
[6]李卜克内西著“社会民主党、代议制和政治”，第二二页，一九○六年基朝版。
[7]里阿藏诺夫著“马点思与恩格斯”，第一八二页。
[8]斯悠克罗大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五四——一五五页。
[9]梅林著“马克思传”，第四五页，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10]马克思恩格斯著“致美国人书借集”，第九○——九一页。
[11]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一八二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第四入九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3]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围际的历史”，第一四四页。
[14]杰克逊著“爱尔兰问题”，一九四七年纽约版。
[15]雅克著“国际”，第六五页。
[16]马克思恩格斯著“致美国人书信集”，第七九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六，第四九页，莫斯科版。
[18]同上，第七七——七九页。
[19]“列宁文选”，第五卷，第二入五页，一九四三年纽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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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一国际影响的加强：洛桑大会和布鲁塞尔大会（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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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一国际影响的加强：洛桑大会和布鲁塞尔大会（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
↘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会和罢工
↘“国际”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洛桑大会
↘布鲁塞尔大会
↘资产阶级攻击的增长
↘“国际”的发展
一八六六年日内瓦大会以后的这个时期是第一国际的发展时期和它在政治上取得进展的时期。工人阶级斗争在这个时期汹涌澎湃地在展开着，特别是在经济的领域内。一八六六年的深刻经济危机和其后果在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以及别的国家激起了一个罢工浪潮。第一国际的会员们在这些罢工中非常积极，翻阅一下当时总委员会的记录就说明了这些事实。
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会和罢工
一八六七年二月巴黎铜业工人的罢工是这一时期无数次罢工中最出名的罢工。这些工人已经组成一个拥有一千五百会员的工会，因此雇主就停止了生产。国际立即拨助工人。在总委员会的领导下，英国工会捐送一千多支持罢工工人。马克思：老板们很快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让步了。[1]这是企业工人的一次正的胜利，于是他们工会的会员激增到四千人。波斯特盖特：这次罢工的影响是巨大的。工会如雨后春笋似的在法国全国发展起来，经济斗争变得激烈了。国际的声誉在西欧各国扶摇直上。法国克鲁索罢工者的领袖阿西对这一点作了圆满的说明，当他在法庭前受审判时，法官问他是不是国际的会员，他回答：不是，不过我希望被批准为会员。[2]
欧洲其他重要的罢工为伦敦裁缝的罢工、日内瓦建筑业工人的罢工、法国丝工人以及比利时查理罗伊煤矿工人的罢工。所有这些罢工都取得了组织起来的国际力量的强大支持。大多数罢工都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英国罢工工人的团结尤其坚固有力波斯特盖特说：“破坏罢工工人的供应来源枯竭了，那些已运过海来的工人被劝说而逃掉了。”[3]日内瓦建筑业工人的罢工结果取得了部分胜利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在遥远的美国，在内战以后，全国工人协会在波澜壮阔的工会运动中领导了许多次重大罢工。
“国际”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国际工人协会不但领导罢工，而且对各国的政治运动也予以密切地注意。这一斗争也是
特别是在为了争取当前的立法改革的斗争中。在德国北部，工人们在一八六六年的普奥战争之后已经取得了选举权，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所领导的力量于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二日第一次
参加了国会选举。一般地说，选举权乃是欧洲工人手中的一个新武器，对于它的潜在力的认同处在刚刚开始的阶段。在法国一八六八年拿破仑第三联合通过法律承认了男子普选权和出版自由，工人们将他们新得的自由加以广泛地运用。特别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的广大政治示威中巴黎工人表现了他们的高涨的英勇顽强性。在民主较多的国家中，一些成就务须加以记述。特别显著的是英国一八六七年改革法的通过，这项法律（以后扩大适用于苏格兰和爱尔兰）赋予城市英国男工以投票权——但是，农村无产阶级和妇女却仍然不能参加选举。在美国取得一次胜利，格兰特总统于一八六九年发布一个行政命令，实际上在政府机关中建立了八小时工作日制，国会将这个行政命令于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制成法律。
然而，国际工人协会在一八六六至一八六九年期间主要的政治运动却是反对正在形成的战争危机的斗争。一八六六年爆发了普鲁士与奥国之间六个星期的战争，战争结果奥国彻底失败。总委员会痛斥这次战争的反动性，认为任何一方都不配得到工人的支持。这个时候法国与德国之周的战争紧张局势正在迅速发展由于内战的余波未平，战云也正笼罩着美国和英国。总委员会号召美国工人向这一威胁性战争表示抗战。
从一开始，“国际”就已强烈地表明它是反对资本主义战争的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总委员会坚决反对英国参加美国内战并且谴责普奥战争。日内瓦大会在关于常备军议程上也讨论了战争问题，以后的洛桑大会和布鲁塞尔大会都通过了反对战争的决议。
布鲁塞尔大会的决议是更加具体了。决议在斥责战争是对工人的一个严重威胁后写道：国际工人协会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会，表示对战争的最为激烈的抗议。鉴于战争是在生产者中间进行的，它只会是一个兄弟和公民之间的斗争，所以大会劝请协会的所有国家的支部和一切工人阶级的社团以及所有不论什么样的工人团体在它们的各个国家中以最强有力的行动阻止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除了被认为是内战以外，不能被认为是别的任何东西。一旦在他们各该国家发生了战争，大会要求工人们停止工作。[4]
这个决议标志着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总罢工是否能够用来有效制止战争的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长期的分歧的开端。这个论在“国际”的大会上屡次三番地被提出来。马克思反对这个概念，把布鲁塞尔决议中所提到的这种意见称之为无稽之谈。
反对战争主题的讨论引起了国际工人协会与小资产阶和平主义者团体和平自由同盟的关系问题。该同盟计划在一八六七年九月九日国际工人协会洛桑大会刚刚休会以后在日内瓦召开一个大会。马克思在一八大七年九月四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斥责了同盟的喋喋不休。虽然如此，国际工人协会洛桑大会还是接受了和平自由同盟的邀请，并派了“三个代表”－－纪尧姆、德·白普和托伦——去出席它的大会，会上宣读了洛桑大会的反战决议。大年国际工人协会在布鲁塞尔又收到该同盟一个同样的邀请，协会拒绝这一邀请，并请它的盟员参加国际。该同盟拒绝参加，但留恋踌躇，最后是一个无声无响的结局。
在这些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国际奠定了近代工人运动的真正基础。在一八六七年这个时期，全世界的工人在思想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点表现在马克思出版了他的历史性著作本论第一卷。特别是在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精辟分析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革命理论完全拟订出来了。一年后，国际工人协会正式赞扬并认可了马克思的伟大作品并且要它的会员去研究它。
洛桑大会
一八六七年九月二日至八日的洛桑大会－－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二次大会——出席代表有七十一位，其中瑞士代表三十八名，法国十八名、德国六名、英国两名、意大利两名、比利时一名以及总委员会四名（卡特、杜庞、爱卡留斯和里斯涅尔）。许多支部因为缺乏经费而没有派出代表。英国的“单”工会主义者们大都避而远之。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支部有一投票权。马克思虽然对会议的进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没有出席大会。他在这些年月里受尽了工作过度、疾病、贫困以及缺乏营养之苦。
法国和瑞士的互助主义者或蒲鲁东主义者（见第五章）在大会上异常活跃。如同梅林所说他们来时已准备停当，并且他们在开会期间自始至终宣扬他们的机会主义和混乱主义的观点。他们想尽办法使反对罢工和认可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人民银行和工人无息贷款的万灵药方的决议获得通过。
大会的一个重要而且有建设性的行动是通过了所有一切运输工具及交换工具应归国家所有的决议。斯德克罗夫，这一行动是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集体所有概念的第一次具体的规划，它并且预示着以后在“国际国内环绕这一主题而掀起的激烈斗争。”[5]一个得不到支持的土地国有化的动议提交下次大会讨论。
另外一个同样预示着以后在国际国内发生凶猛斗争的重要决议，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争取政治改革而进行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议程上是这样写的：政治自由的剥夺不是工人的社会解放的一个障碍和社会紊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吗？如何能够加速重建政治自由呢？大会最后一致投票决定，鉴于政治自由的剥夺是人民社会进步与无产阶级解放的障碍，大会宣布：（一）没有政治上的解放，工人们的社会解放是不能够实现的；（二）作为一个准备阶段来讲，政治自由的建立是绝对必要的。在其他方面有些混乱不清的决议的这一节与马克思前次已经提出的总的看法是一致的。
前已述及，大会也讨论了与目前战争危机有关的主要问题。洛桑大会以后，这一基本的争论注定将成为世界工人们所有大会议程上的一个永久的问题。
布鲁塞尔大会
一八六八年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大会在这个城市召开，其本身就是一个含有真正重要性的政治事件，显示出增长中的国际的力量，因为比利时是一个西欧最反动的国家。这次大会是国际召开的规模最大的大会，由九十九位代表组成，包括五十五名比利时人、十八名法国人、七名瑞士人、五名英国人、五名德国人、两名意大利人、一名西班牙人以及六名总委员会的代表（爱卡留斯、荣格、勒斯涅尔、卢克拉夫特、萧氏和斯特波内）。马克思没有出席。英国人在总委会中仍居多数，但他们对派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历届大会却表现得兴趣不大。
布鲁塞尔大会的政治中心问题是以前提到的反对战争的决议。除了其他讨论过的重要问题外，大会重新审查了一八六七年九月在洛桑通过的关于罢工的决议，经过反复讨论之后，承认罢工是工人的一个合法的和不可少的武器。合作同样被重新认可了，但是在它们的业务中常常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经营思想受到了尖锐的批评。
关于工业中的机器问题，大会一方面说关于工厂采用机器生产的问题工人必须有发言权，但由于宣称，只有通过合作社的方法和通过互助贷款组，生产者才能取得机器的所有权，这也就给互助主义者一个让步。蒲鲁东主义者在工人互助贷款问题上也有所收获。虽然遭到强烈的反对，但他们又一次使国际大会通过决议建立工人的兑换银行，这个银行将把工人从资本的治下解放出来。斯德克罗夫说，在这个问题上，蒲鲁东主义者在“国际”中取得了他们最后一次的胜利。[6]
但是，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们在国际工人协会对所有权特别是土地所有权问题上遭到重大的失败。主要代表小店主和农民利益的互助主义者们坚决反对土地国有化——洛桑大会交下来的一个问题。但是，布鲁塞尔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一决议，不但号召铁路国有化，而且号召将耕地、森林、运河、公路以及电讯设备等都实行国有化。这是互助主义者的一个决定性的失败。如同斯德克罗夫所说，虽然国际工人协会的前三次大会对待蒲鲁东主义有几种偏差，但根本上它往往是一个财产集体所有主义的租。这大多是因为马克思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和在它的许多决议以及实际决定中给予了明确的领导。自从日内瓦第一次大会以来，共产主义的或集体所有制主义的情绪已在增长，到布鲁塞尔大会就有了决定性的表现。其后，蒲鲁东主义者在国际工人协会内的作用就很小了。工人运动中第一个强大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已破产了。
资产阶级攻击的增长
一八六四年九月第一国际成立以后，欧洲的资本家们对这一组织仅仅表现了一种轻微的兴趣。资产阶级的报刊仅仅注意到它的成立。工人国际组织的概念是一个这样新奇的议题，以至于它的潜在能力很容易被低估。有些比较清醒的资产阶级分子如英国的自由党人、意大利的马志尼的信徒以及法国的反动的波拿巴党人甚至相信，他们能够在政治上利用国际工人协会。
但是，一俟国际开始行动起来，资产阶级分子很快就觉悟过来了。在工业领域内情况尤其如此。如前所述，国际工人协会的早期是一个发生很多次罢工的时期，毫无疑问，国际给予这些罢工以有力的领导和激励。这使雇主们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第一次遭遇到真正的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当他们看到欧洲国际利用罢工破坏者的勾当破产的时候，他们特别感到心神不安。他们再也没能使这一勾当大规模地重新复活。
反动的报刊马上就将罢工和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的罪名加在“国际”的头上。他们把它描绘成一种政治怪物。雅克说：“在从日内瓦大会到巴塞尔大会的年代里，资产阶级把‘国际’看作是一个可怕的秘密势力，而在觉悟的无产阶级看来，它却是一个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使者。”[7]此后，资产阶级报刊展开了一个对“国际”进行污蔑和歪曲的运动，对它的每一行动做了歪曲的报道。
在法国，拿破仑第三的警察对“国际”的成员——大多是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迫害。政府宣布，由于“国际”在法国进行政治活动，政府有权对它的成员提起诉讼。因而，从一八六八年三月到一八七〇年六月，在巴黎有三大批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被判罪。被判罪的有出门的领袖们如托伦、法林、福兰克尔、歇马拉、马隆、兰德林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他们被判处一年以下刑期不同的徒刑[8]。“国际”在法国被宣布为非法。这是几年以后在整个欧洲最后宣布“国际”为非法的反动进攻的开端。
“国际”的发展
由于它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结果，“国际”在几个国家内得到快速地发展。就是日益增强的警察的迫害也不能阻挡它的进展。国际工人协会对罢工的领导对它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国一八六九年的工会大会敦促所有的工会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并且许多工会因为赞佩“国际”的工作，就参加了。一八六九年，据估计“国际”在法国约有会员二十万人[9]。洛左夫斯基说，“在法国的每一个角落里，地方工会、抵抗团体、互助社、政治团体的参加罢工的男．工和女工都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10]在比利时，紧接着那里发生的煤矿和铁矿罢工之后，在工业区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二十多个分会，并且有几个分会拥有几百个会员。斯德克罗夫说，罢工胜利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在瑞士的实力有很大的增长。“单是在日内瓦，'国际'的会员在数以千计地增加着。此外，几个新工会也参加了'国际'”[11]。但此一时期会员的可靠总数尚无可考。
在美国，“国际”在年轻的工会运动中也有一批强大的信从者。全国工人协会自一八六六年成立时起就对国际工人协会抱着同情的态度。西尔维斯（一八二八——一八六九）、特勒夫里克、杰塞普、凯麦隆以及其他的领袖们对于从欧洲运进罢工破坏者的危险特别感到震惊，因此他们希望得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帮助。一八六四年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增加了罢工破坏者的威胁，法案允许雇主运进签订合同的工人并且在工资内扣除运费[12]。一八六七年全国工人协会大会投票通过派理查德·特勒夫里克为代表去出席国际工人协会洛桑大会，但因为缺少费用，他不能去开会。一八六八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总书记杰·格·爱卡留斯邀请全国工人协会派一位代表出席洛桑大会[13]，但是全国工人协会答复说，因为经济困难不能派人前往。然而，在一八六九年全国工人协会终于派出一位代表去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国际”本身的经费也同样是微乎其微。总书记的菲薄的薪金通常发不出来，总办事处的房租常常欠付。世界上的工人们尚待学习通过按期缴纳会费制度继续不断地给他们的运动以经济支援的重要劳工纪律。
在这一期间，不但国际工人协会工会会员的人数在增加，而且它的政治组织也在增多。工人们一般地正在初步参加独立的政治活动，脱离了资产阶级左派的监护。“国际”的支部——由个别会员组成，不同于工会的集体会员制——在西欧许多国家中增多了。美国也开始有了这样的情况。一八五七年弗·艾·左尔格和别人所创立的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于一八六七年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并且在一八六九年德国工人联合总会（倾向于拉萨尔）也参加了“国际”。
同时，为了组成各国工人政党的明显的趋势正开始在发展中，这些政党在以后年月中将变成一切工人的政治上的国际主义的基础。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发展是当时在德国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领导下正在孕育中的政治运动，它在一八六九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产生了第一个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工党。在美国，也表明了强大的趋势朝着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发展。在一八六六年和一八六七年的全国大会上，全国工人协会通过决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工人政党，而在一八六八年就采取步骤使短命的全国工人改进党登上政治舞台。
在英国工人们虽然在工会斗争中非常活跃，但还没有显露出组织一个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的迹象。他们仍然与自由党继续保持着同盟关系——一个以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疾速向上发展为基础的不适当结合。
[1]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一二五页。
[2]波斯特盖特著“工人国际”第三一页。
[3]同上。
[4]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二二页。
[5]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〇一页。
[6]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二三页。
[7]雅克著“国际”，第四四页，一九〇四年来比锡版。
[8]艾德孟·维塔尔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八二一一二〇九页。
[9]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四六页。
[10]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七二页。
[11]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一九页。
[12]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四四页。
[13]康蒙斯著“美国工业团体史”，第九卷，第三三七页，一九一〇年克利夫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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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巩固时期：日内瓦大会（一八六六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六章巩固时期：日内瓦大会（一八六六年）
↘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活动
↘日内瓦大会的工作
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会议是第一次召开的世界工人大会。所以，大会遇到了许许多多罕见的和困难的在我们这个多种多样工人大会的时代几乎不能理解的问题。本来预计一八六五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大会，但是，日期过于紧迫，并且因为比利时政府的反动性质，于是大会不能在这座城市里开会。一八六五年在伦敦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会上最后决定大会应在一八六六年九月三日在日内瓦举行，此时距圣马丁会堂会议已有两年。
新的国际工人协会所面临的基本意识形态上的困难是组成大会各种“流派”的复杂性，而组织问题上的最大困难是在各个国家内缺少工人阶级运动。在大多数的地方，工人运动才刚刚产生。这个组织的章程规定“工人会社”即可入会。这一点被解释为包罗各式各样的工人组织。于是，第一次大会由工会、政治团体（大都是些欧洲大陆上小的秘密团体）、互利社、消费合作社、教育团体等组织的代表组成。除了德国的拉萨尔组织以外，在各个国家中还没
有全国的工人或社会主义政党。国际工人协会从头到尾就继续生存于在这一广泛的包罗万象的基础之上。
进步的工人们热烈地祝贺大会的召开，大会组织者（自愿的）不论到什么地方，都受到盛大的欢迎。英国工会工人的响应是最有力的。一八六六年的夏菲尔德工会大会赞同了国际工人协会并且建议各地方工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同业委员会采取了类似的合作态度，但是它不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大会开会时，十五个英国工会出席了大会，代表正式的会员二万五千一百七十三名[1]。
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的互助团体也以强大的阵容出席了大会。积极的工人们热心地着手进行工作，搜罗各种分散的诸如当时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大会。参加国际行列的这一运动的每一支派带来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的价值毫无的废物、幼稚的幻想、纯学理上的空想、宗派主义的软弱性以及民族偏见。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数量有限的成熟的共产主义者对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进行斗争。美国夜游，反应，斯德克罗夫报道说，在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日芝加哥工人大会赞同新成立的国际[2]。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大会召开前两个星期，代表约六万名工人的全国工人协会在巴尔的摩举行了它的成立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对全国工人协会的组成表现得非常积极。*[3]大会上充满着支持国际工人协会的强烈情绪，但大会宣称因时间过于仓促所以不能派代表出席日内瓦大会。马克思深切注意到全国工人协会提出的工人要求与他自己在日内瓦大会上所提出的要求的酷似之处。美国马克思主义在这两个大会的相同要求上起了很大作用。
国际工人协会在它开幕了的大会上同样地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共和分子发生了强烈的引诱力。他们正在时时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起着主要作用。斯德克罗夫说这些分子——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在各个国家大批地参加这一组织。他说，在法国医生、新闻工作者、制造商以及军官都予以支持。……不少政治界中的有名人物都正式在国际规章上签了名。但是这些分子们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新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它的革命目的。当时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政府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它们没有给予日内瓦大会很大注意。
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活动
在后来的几年中表明了国际工人协会支持所有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且培育了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组织——经济的、政治的和教育的。在一八六四年九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到一八六六年召开第一次大会的两年期间，它的基本政治性质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了。无产阶级在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下在指导国际事务的过程中第一次获得了一直是统治阶级神圣不可侵犯的发言权。这成为标志着社会进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一间歇期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对当时正在波兰进行着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予密切的注意。在世界上各个城市中举行了群众大会和会议，给予对正处于危殆境地的争取自由的波兰战士们以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全体居民的支援。总委员会给予直接援助的另外一次重要斗争是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无记名投票而进行的斗争。工人们为了争取投票权已经进行整整三十年的斗争，但是直到一八六七年，他们才最后得到胜利取得了选举权。资本家们能在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八年拒绝给予宪章运动的选举权，他们不得不在二十年后把它给予工人阶级。这次让步的次要原因是，英国的雇主们看到波拿巴皇帝正在法国运用广泛的普选权而为他的利益服务，也就不再像在宪章运动时期那样地死命害怕选举了。
日内瓦大会召开前一时期，总委员会也经常关切着当时正在美国进行着的伟大内战。它积极地从事动员反奴隶制度的情绪，并积极地参加挫败英法政府的各式各种支持南方的阴谋活动的工作。当林肯再度当选为总统时，总委员会在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他一封马克思写的信——或是祝词。林肯经由驻伦敦大使查尔斯．弗．亚当斯回了一封措辞友善的短笺。国际工人协会在信上赞扬林肯是一个“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并说，自内战开始时起，“欧洲的工人们本能地感觉到星条旗维系着他们阶级的命运。”[4]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三日总委员会又给约翰逊总统一封信——也是马克思草拟的——对于林肯总统的被暗杀表示深切的哀悼与气愤。这封信对林肯致以热切的敬意，并且也提醒约翰逊注意他的政府所面临的“政治重建与社会革新”的巨大工作[5]。
关于从事这些果敢活动的总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马克思在给美国的约瑟夫·魏德迈耶（一八一八——一八六六）的一封信中说：“它的英国成员大部分由地方工会领袖们——伦敦的工人皇帝－－组成，也就是那些预备盛大欢迎加里波第并且当麦斯顿就要对美国宣战的时候，通过规模巨大的圣马丁会堂大会（布赖特为主席）阻止他对美国宣战的一批人。”[6]
在最先由工会以及废止贩奴法主义者发起而后来为第一国际继续进行的反对英国政府赞助奴隶制度活动的坚决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一斗争——，工人们为世
界工人的主要无休止的斗争中的一项斗争奠定了基础，这一斗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反对战争的斗争。并且特别具有意义的是，他们的斗争赢得了胜利。毫无疑义，英国工人阶级展开的抵抗是阻止英国政府站在南方一边参加美国内战的决定因素，如果英国万一参战，也许对北方的事业已发生了致命的后果。
一八六四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写着：“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远巩固和推广奴隶制度进行可耻十字征讨冒险的，并不是各个统治阶段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胡作妄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7]宣言说出了和马克思致魏德迈耶信中的相同意见。在一八七九年的一次国会辩论中，马诸塞州参议员何尔证明这一历史声明的正确性时说：美国内战期中，阻止英国政府对美国作战的是“兰开夏工人的愤怒的呼声。”[8]
日内瓦大会的工作
一八六六年九月三日至八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大会出席了代表国际工人协会二十二个支部的六十名代表。瑞士代表二十人代表十三个支部，另有十四名工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法国代表十七人代表四个支部；德国代表（流亡在伦敦）三人代表四个支部。总委员会的奥霍尔、卡特、荣格、爱卡留斯、克里麦尔以及杜庞都出席了会议，但马克思没有出席。我们已在前章中讲过，代表们的政治倾向是五花八门的。这种差异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使大会的工作遇到困难，再者，代表们所做的完全是一种新工作。他正在为工人阶级国际群众组织和策略铺下基石。
虽然遇到这些困难，但是大会的成就是非常有建设意义的，实际上，大会所做的每件事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经过了嗣后工人运动经验的考验。几乎全部是马克思所执笔的这次大会通过的所有制定无产阶级基本要求的决议都写入了所有工人阶级政党的实际最低纲领中。
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一）在协会帮助下，巩固正在不同的国家中为劳资斗争所作的努力；（二）工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合作社劳动；（四）直接税和间接税；（五）短工作时间；（六）女工和童工；（七）莫斯科人使欧洲和恢复独立的、完整的波兰（八）常备军及其对工人阶级利益的影响。”[9]
马克思和恩格斯了解到国际工人协会将是一个工人阶国际政党的开端，并且它就是以这一基础而建立的。大会正式通过稍加修改的两年前总委员会发出的成立宣言，因而赞同了它的总的政治纲领的主要原则。这就给国际工人协会提供了一个国际观点一个总的革命远景并提供了一个积极参加所有一切工人阶日常斗争的策略。
大会还接受了马克思以前所拟定的“临时规章”。国际的基层组织是各国受联合委员会统一领导的地方支部。同时也接受工会、教育团体等组加人为成员。每一组织不论大小派一代表出席大会。总委员会由大会选举产生对其负责，总委员会应执行大会决议并予整个运动以政治指导。会费规定为每年三十生丁（法因货币名，等于1%法郞，三十生丁等于三便士）。从开始国际的财政问题就很严重，一八大五至一八大六年期间国际的收入仅仅豹二八五美元。大会上，法国代表团设法想使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仅仅限于无产阶级（这就会使马克思和其他经验丰富的政治领导置身于国际工人协会之外），但是主要靠英国代表团的坚持，这个提案被否决了。
大会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在工会运动时间上制定了一个明确的方针。这一总的问题在各国中产生多混乱现象，从那些认为工会不过是争取次要经济让步的工具的英国保守工会主义者，直到一般认为工会是不必要的累赘和对工人阶级的一种危险的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大会承认
工会在日常斗争中的重大价值，它认为工会也是教育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它并且认为工会在争取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有其根本重要性。长久以来马克思就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基本核心。例如，在他所写的就某些问题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指示中说：“如若工会在劳资间小规模战争中已变成不可或缺，那么它们在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以促成这一雇佣劳动制的废除时就越发重要了。”[10]决议促使工会除了它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外更多地注意政治行动，并且把不熟练工人和农业工人群众也吸收到它们的队伍中来。作为开路先锋的日内瓦大会所形成的工会概念，大体讲来直到现在仍然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会运动的概念。
关于工会问题，破坏罢工的国际活动引起了很大的注意。这个问题特别影响到英国工会，也影响到那些美国工会。在他屡次的同盟罢工中，英因罢工工人不得不对付从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引进来的不参加同业工会的罢工破坏者。大会提醒工人警惕这一危险情况，并设法展开一个强大的国际团结运动以制止这一情况的发生。
大会所做另外一项重要的首创工作是基本上澄清工人阶级对于合作社的政策。这一类型的租在当时是比较新奇的，于是关于它的潜在力存在很多的混乱看法，特别是在蒲鲁东和拉萨尔的信徒中间。他们认为他们的那种合作社是通向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途径。这样的决议遵照着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规定下来的政治路线，一方面强调合作社特别是生产合作社的重要性，同时宣称，单凭合作社本身，它们不能完成工人的解放。但是，遇有机会就鼓吹他们的灵丹妙方的蒲鲁东主义者却想办法引诱大会投票赞成要国际设立一个互助信贷银行，这一计划在大会休会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说了。
大会的一个重要行动是它把法定八小时工作制提出来作为一个必须争取的当前政治目标。大部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当时正在为十小时工作日而斗争，大会的行动又给他们提出一个奋斗的较高目标。早在一八三六年，在美国工人报上已提出过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11]到了一八四二年波士顿的造船工匠工人在他们的工作中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一八六六年召开的全国工人协会成立大会把这一问题列为它的主要讨论事项。这个口号在英国也有一段历史。日内瓦大会的行动从此以后把半小时工作日制度问题提高到一个基本国际要求的地位，并且在往后几十年内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会要求废除妇女夜间工作的制度，并要求制定妇女和儿童参加工业生产的条例。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宣称妇女的地位是在家庭之内，根本反对在工业生产中雇用妇女。大会没有完全取消工作，但是要求制定童工条例。幼年工人按其年龄分为三－九至十二岁；十三至十五岁；十六至十七岁——每一级工作时间有所不同[12]。基本的目的是把工业上的训练与一般教育结合起来。关于议程上的赋税问题，大会拥护直接税制而不赞成间接税制。
大会驳斥了反对立法行动的那些人（在以后几十年中都有他们的宗派主义的政治继承人）的论点，关于一般的劳动保护立法问题，大会宣称“工人阶级迫使政府采行这些法律，并不是要巩固政治阶级的权力，而是，相反地，它将要把现在用以反对它的那种权力变成为它自己的工具。”[13]
工人对待宗教的态度问题也由法国代表团提到大会上来。但是，代表们将这个问题搁置一旁未予讨论，并且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明确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大会给下代工人战士们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宗教问题当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工人阶级正关心的问题，但是，在像国际工人协会这样的广大群众组织中，它只能变成一个引起分歧的问题。所以，在像国际工人协会这样的广大群众组织中它只能变成一个引起分歧的问题。所以，在反对教会政策的时候，工会和其他一般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传统上正如日内瓦大会所做的那样总是巧妙地避免使它们自己在宗教的哲学或理论问题上纠不清。只有教会才热切盼望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分裂工人阶级。
讨论到各个国家的武装力量问题，大会同意取消常备军并赞成建立人民的民兵制度－－这样就给正在发展中的世界工人运动在政策上提出了另外一个基本的前导。大会还猛烈谴责了俄国沙皇主义对欧洲的威胁，并且号召通过实行民族自决的权利“在民主与社会基础上重建波兰”。
[1]波斯特盖特著“工人国际”，第二六页，一九二○年伦敦版。
[2]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五九瓦。
[3]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物魏德迈耶患霍乱症于全国工人协会大会开幕之日逝世。
[4]马克思恩格斯著“致美国人书信集”，第六五——六六页。
[5]同上，第七二页。
[6]马克思恩格斯著“致美国人书借集”，第六五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三六一页，莫斯科中文版。
[8]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四入〇页，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9]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一一二页。
[10]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一六页。
[11]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五四五页，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12]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八二页。
[13]梅林著“马克思传”，第三九四页，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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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工会主义、蒲鲁东、拉萨尔和巴枯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五章工会主义、蒲鲁东、拉萨尔和巴枯宁
↘单纯工会主义
↘布朗基主义
↘蒲鲁东主义
↘拉萨尔主义
↘巴枯宁主义
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一桩极其复杂的事业，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护工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的废除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等问题。这一斗争的革命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它的同盟者在它们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与剥削阶级斗争中学习到的教训的总体。某一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应当以它所掌握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程度来衡量。
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在它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前，对于它的社会地位和本身解放的途径，不是自发地产生就是从敌对阶级摄取许多错误的观念。因此就在工人队伍中孕育出许多组织，马克思称之为流派，但现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通常叫做“左倾”的和右倾的偏向。最初这些流派当中有一些——例如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起过建设性的作用，但是当工人运动成熟并且发展的时候，它们就变为反动的了。这些流派或“左倾”或右倾的偏向通常其本身曾经存在过一点点真理。例如在最初，它们是以工人阶级正确的观念、组织形式或策略为基础的，但由于曲解、夸张和误用，这些观念、组织形式和策略完全被歪曲而丧失了它们的真正意义。这些流派也时常树立他们自己特有的如何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这些流派往往有利于资本家并危害工人运动的团结和斗争，在革命的年代它们能变成反革命，正如马克思死后几十年内工人们尝到的惨痛经验那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好暂停一下对我们的第一国际的编年史的叙述，而对这个组织内的一些主要思想倾向加以分析。它包括几个流派，它们在运动中发生决定性作用。
消除这些有害的流派和宣传工人阶级革命科学的真正原则一贯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关心的基本事项，在第一国际时代这一事项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心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十一月给一位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美国委员波尔特的信中说：‘国际’的成立其目的在于以一个以进行斗争为目的真正工人阶级的组织代替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流派。最初的章程和成立宣言了然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程度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往往是成反比例的。……‘国际’的历史是叙述总委员会反对各种流派并反对业余试验的无休止的斗争。这些流派和业余试验企图在国际国内崭露头角反对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1]
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能够充分领悟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者著作意义的人，相对地讲是微乎其微的。在各个国家中各式各样的宗派主义分子统治着幼弱的工人运动，并且在屡次大会中他们也居多数。日内瓦和其他早期的大会之所以能够制定出那么多的良好政策，是因为政策的绝大部分是马克思亲自撰写的。在那时，所有宗派分子中最早的宗派分子即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就要渐渐隐没不见了，而工人运动虽然犯过许多错误，终于开始掌握真正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但几个流派仍然存在，并且以后的工人运动历史必然还要产生许多更多类型的流派。
单纯工会主义
第一国际整个存在时期，它的最强有力的群众组织是加入国际的英国工会。著名的工会议会——非正式的工人运动领导委员会——委员乔治·奥翟尔和克里麦尔被选为国际工人协会主席和名誉总书记一事表明了英国工会和国际联系的程度，并且许多其他著名的工会领导人也是总委员会的委员。英国大部分的工会或前或后以不同程度的关系和国际工人协会发生联系。十年期间国际在英国工人事务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
国际工人协会时期，英国工人运动的情势比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宪章运动如火如荼的年头是大不相同的。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并且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开始阶段。工人阶级的地位尤其是技术工人的地位有些改善，工人运动就丧失了它以前革命精神的大部分。列宁后来搜集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如说那时的英国工人运动缺乏宪章运动者的气质；英国工人领袖们正在向介乎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方面发展；以及资本家正企图使工人资产阶级化。
一八六六年左右，英国工会深深地走进了恩格斯称为无产阶级四十年冬眠时期。这个时期是英国帝国主义勃兴的总时期。罗斯坦说在这个时代里产生了新的领袖，新的方法，新的利益，新的目的，过去（宪章运动）的痕迹消失得如此快，以致下一代几乎把它忘掉了，还活着的少数人如欧勃莱恩、哈奈以及欧内斯特·琼斯好像生活在错误的年月中，几乎变成了凤毛麟角[3]。
到了最显著的单纯工会主义时期，大部分属于各种狭隘的同业工会性质的工会相互之间缺乏团结，他们的视野超越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界限。这些工会把它们的目的局限在有限度的经济目标上。它们轻易就举行罢工，并且在工会内部组织广大的互利制度。这样的工会一般几乎不注意政策问题，当它们注意政策时（为了争取选举权，反对某些压制性的法律以及其他问题），那是在自由党的领导下，并且通常是为了争取达到使工会摆脱法律的限制的有限目的。
奥翟尔、克里麦尔以及国际工人协会内的其他工会领袖表现了这些机会主义的气味。他们的路线实质上代表了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并不把“国际”当作是争取工人解放的工具，认为它不是可以帮助英国工会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在反对从欧洲大陆引进罢工破坏者的问题上。但是和蒲鲁东分子以及巴枯宁分子不同，他们从来不力争“国际”工人协会内的统治地位。可是，他们的机会主义思想却经常拖住“国际”的发展，终于——我们将要看到——它使工会与“国际”发生了决裂。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在“国际”国内进行着一个不休止的战斗反对这个单纯工会主义或经济主义——以后（现在仍然发生作用）在美国工人运动中也起了很大影响的一个错误倾向。
布朗基主义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八一）是法国工人的一位重要领袖，尤其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期间。他研究过法律和医学，但很早就对政治发生了兴趣。在一八三〇年的革命中，他曾协助将路易·菲立普推上王位，革命之后，布朗基开始与工人阶级运动祸福与共。他是一个不明确的共产主义者，并且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把他的政策建筑在武装起义和秘密团体的基础上，他在他那个时期所发生的许多次法国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一八三九年他在巴黎领导过一次中途失败的企图推翻反动政府的革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他也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将要知道，他又是巴黎公社的中心人物。他几度入狱，被判处一次死刑，最后死于疾病。
布朗基是法国第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的拥护者。他摒弃了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改革。布朗基主义只强调武装起义，是法国早期工人运动特有的产物，当时的工人运动受到严酷的压制因而保持着战斗性的革命传统，并且这个运动大都是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进行工作的。布朗基完全不懂得如何来建设强大的政党、规模宏大的工会以及广大的合作社，并且不懂得积极地参加工人阶级争取目前要求的日常斗争。布朗基主义仅仅在法国有着影响和拥护者，它从来没有威胁过要控制“国际”。布朗基主义在“国际”中肯定地是一个“左倾”势力，虽然它的许多优秀战士最后都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对于布朗基的革命精神深表钦佩，但是他却不是他的阴谋政策的赞扬者[4]。作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力量来看，布朗基主义随着巴黎公社而寿终正寝了，但是它的影响却历久犹存，最后，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布朗基主义党与法国统一社会党合并了。
蒲鲁东主义
皮也尔·约瑟夫·蒲鲁东（一八〇九—一八六五）是一个印刷工人，靠自学求得知识并且非常聪颖。他是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十九世纪60年代他在法国工人尤其是巴黎奢侈品熟练手艺工人中间有广泛的影响。在比利时他也有很多信徒。在国际的最初年代里，他的集团在国际机构中很有势力。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贫困的哲学出版于一八四六年，马克思说，它产生了一次巨大的轰动。蒲鲁东主义者为了他们自身的目的顽强地试图控制“国际”。
蒲鲁东的纲领主张建立一个巨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作社——他称之为互助社——系统，这个系统由于不断地扩大最后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通过人民银行无息贷款给合作社。一八四六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给这一计划的经济方面作了这样的结论：目前这些先生们所计划的，不外是或多或少地先买得整个法国，然后，或许也就买得其余整个世界了，收买的方法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储蓄和放弃他们的资本所生的利润与利息。[5]蒲鲁东的著名格言财产就是抢劫是指资产阶级的财产而言，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财产。蒲鲁东说他的合作社不但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要消灭国家。未来的社会将由他的自由互助社发生主导作用。他把这个制度叫做无政府。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的，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它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派，这个正在被勃兴中的资本家所粉碎的小资产阶级希望借这种办法逃避斗争，然而资产阶级激进派却屡次与它的大资本家和封建敌人进行斗争。蒲鲁东总的思想是，工人和农民不能够靠对资本家和封建残余进行斗争而求得自身解放，而只可以通过他的合作社，渐渐地变成了土地和他们赖以工作的工具的所有者而达到解放的目的。蒲鲁东分析认为，至于妇女，工厂和政治领域内没有她们的地位，她们的地位在家庭里。蒲鲁东的总思想很多是从傅立叶以及他以前的其他伟大法国乌托邦主义者汲取而来。当时法国的政治镇压的环境使许多工人和农民从他们生活其中的暴虐景况下转向蒲鲁东的仿佛是通向自由的方便之门。
蒲鲁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反对阶级斗争。他反对工会组织、反对罢工、反对增加工资并且反对劳动立法。仅只在他的晚年，他才多少修正了这种偏激的反劳工立场。他还反对政党，他说政党是暴政的产物。他认为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不幸得很，他说这话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到的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两个星期。蒲鲁东认为压迫劳动者和帮忙资本家的国家机构既不能民主化也不能当头一击使之消灭；它必须渐渐地被他的互助制度所代替。
马克思和恩格斯持续不断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二十年的斗争，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最后消灭了它。蒲鲁东于一八四六年发表了他的名著贫困的哲学，次年马克思以他的著名作品哲学的贫困答复了蒲鲁东。在哲学的贫困里，他把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攻击得体无完肤。这一猛烈的攻击永远断绝了以前存在在这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友谊。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蒲鲁东主义的特征，这一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没有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
托伦、傅利布，有一个时候法林，都是第一国际早期大会中法国强大蒲鲁东主义组织内的主要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觉他们自己经常与这一集团的反复提出的主张相抵触，这些主张大抵企图削弱“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并且使朝着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迈进的全世界组织起来的工人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前途转而接受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拉萨尔主义
曾使工人运动在前进道路上遭到困难的几个富于传统性的错误倾向是与合作运动的作用有关系的。正如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的，合作社是无产阶级斗争和组织的一个有效方式，但是光靠它们自己是不能完成工人阶级的解放的。它们能解放工人的这个概念是自发的，这个观念已经长期地危害着合作运动。我们刚刚看到过这种幻想如何在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中间表现出来。英国的合作社产生了相似的虚伪的革命观念，不过没有达到如此鲜明的程度。拉萨尔主义——它是一个合作运动的特殊形式——也遭受着这种类型的幻想的烦扰。
斐迪南·拉萨尔（一八二五—一八六四）出生于布勒斯劳的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在柏林大学读书。他变成了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和马克思是朋友，很早就对德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斗争感兴趣。他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关心工人阶级的解放。他所想象的完成这一事业的方法是通过建立一个政府津贴的合作社网，这一合作社网慢慢地将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为了确保政府津贴得以实现，拉萨尔号召给予工人以普选权，错误地认为男子的普选权会使工人在议会中得到90%的席位。拉萨尔主要在工人纲领和公开信（一八六三年）中将他的观念加以概略说明，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政纲，他在一八六三年创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德国工人总会。这样拉萨尔就变成了一个德国工人阶级政治组织者的开路人，虽然他从来没有像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样真正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6]。马克思称赞了拉萨尔的组织活动，并说他曾经重新唤醒了酣睡十五年的德国工人运动。
同时，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路线直接与建立一个广泛的工会和建立自由运用一切能够运用的武器的工人政治运动发生了矛盾。马克思对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进行了猛烈的斗争。他说，拉萨尔的活动不过是一个宗派组织而已，所以它对于国际所努力进行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采取敌对态度。拉萨尔曾经是马克思早期的门徒之一，他曾经同马克思、恩格斯一起为争取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进行过斗争。为着替他的得意杰作国家津贴的合作社进行活动，拉萨尔就同一直渴望挫败工人运动的狡黠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发生了暧昧关系。因为有这些勾当——后来完全证实其为事实——，马克思谴责拉萨尔出卖了工人阶级的事业[7]。
拉萨尔和蒲鲁东一样，反对工会和罢工，认为那是没有用处的，并且是浪费了工人的精力和财力。在他那个时候，德国工人工会组织还没有完全组成。拉萨尔企图在他的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基础上证明他反工会立场的正确性，根据这样一条铁的规律，工人被钉死在仅得糊口的生活水平上不能移动一步。任何通过工会争得的工资的增加都会自动地被生活费用上涨所抵消。马克思同拉萨尔这一小资产阶级理论发生了正面冲突。他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载在他的著名的价值、价格和利润一书中。这本书是他在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至二十七日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作报告的全文。
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工人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我们这个时代千百万工人参加了工会，这个论点已经明明白白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马克思认为工会的行动是能够把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维系生命水平之上，正像雇主的一致垄断的行动能够把工资压低到那个水平以下一样[8]。这样马克思就为工会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关于增加工资后果的具体问题，马克思在他的报告里说：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它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9]不过马克思警告说：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趋势不是引起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增加工资不是走向解放的道路。关于工会，马克思批评它们只顾结果而不察原因。工人们应当排斥所谓‘公道的工作日获得公道的工资’这句保守性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10]
他们的领袖死后，拉萨尔主义者们在“国际”的大会中不再发生重要作用。伊·布·施维泽尔变成了拉萨尔主义者中最有名的人物。他们普遍地对“国际”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以免遭受警察的迫害。但是我们将看到，他们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拉萨尔的门徒们在捷克和奥地利的工人中也有其重要性，并且他们在很多移居美国的德国工人中有很大的影响。
巴枯宁主义
米哈依尔·巴枯宁（一八一四——一八七六）生在俄国特维尔地方的一个地主家庭中。他是在波兰供职的一个王室军官，但是他脱离了那里的职务以抗议沙皇的暴虐统治。巴枯宁被放逐在外，变成了一个革命家，在一八四九年德列斯顿的保卫战中参加了领导。因此他被判死刑，旋被移交给沙皇政府，沙皇政府于一八五七年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他逃脱了，于一八六一年回到西欧，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非常活跃。他于一八七六年死在瑞士的伯尔尼。
巴枯宁是蒲鲁东的一个门生，和蒲鲁东有私人交情。他接受蒲鲁东的关于国家的一般概念和以生产者自由结合为基础的未来社会的一般概念。但是，他以若干新的概念代替蒲鲁东的概念。他放弃了通过互助合作社而逐渐消灭国家的概念，反而主张应该用暴动攻击的手段去摧毁国家机构。他对于工会运动也采用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他坚持说，除了暴动，工会斗争是仅有的实际斗争。但是工会应该面向着最后的暴动，在未来的政权下，它们要成为生产的基本组织。巴枯宁这样就实际上成为将来强大的无政府一工团主义创始人之一。
巴枯宁把他的纲领称为：“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制度，我们扩大了它，发展了它，祛除了一切形而上学的、唯心的和纯理论的虚饰。”[11]巴枯宁的主要思想发表于一八八二年出版的他的“上帝与国家”一书中。在这本书中，他把国家和宗教扯在一起说成是权威的压制力的基本来源，两者都应该予以猛烈地摧毁。他的总纲领的主要原则如下，（甲）普遍宣传无神论；（乙）毁灭国家；（丙）拒绝一切政治行动，因为只有通过暴动国家才能摧毁。他大力主张废除财产继承权。
巴枯宁基本上代表了失去阶级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及欧洲工业落后的国家的工人。无政府主义——巴枯宁修改过的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种无政府主义——同样地大多存在于半封建的天主教国家里，在这些国家里，新教（资产阶级革命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而且在那里拥有至高无上威权的天主教教会浸透了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这就特别说明了无政府主义的富于挑战性的反崇拜牧师主义。巴枯宁没有强调这样的社会阶级，他也不了解阶级斗争。他着文论述“穷人和全体人民中遭受贫困的阶层”，他拿“流氓无产阶毅的革命精神与工人贵族的反动精神作对比，他把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包括在工人贵族中”[12]。他错误地认为贫穷的人常常渴望着暴动。
生气勃勃和富于战斗性的巴枯宁在他的周围争得了很大一批追随者——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瑞士的法语地区、俄国并且最后在美国的国外出生的工人中间。他于一八六八年加入第一国际，嗣后领导着一个日益加剧的激烈斗争以求控制第一国际。不可避免地他同马克思和共产党人发生了直接冲突。此后，在“国际”的全部历史上渲染着这些互不调和的集团间的急剧的斗争，终于造成了它的解体。
马克思主义者原则上大体同意无政府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必须废除的看法，但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制度而被消灭所采用的方法上与无政府主义者有根本的不同，并且在什么样的社会政权将取代资本主义政权问题上也存在着根本的分歧。马克思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和巴枯宁发生了冲突，（甲）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乙）无产阶级专政；（丙）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特别攻击巴枯宁的阴谋和恐怖路线。伯恩斯坦说，对于巴枯宁来说，“意志而非经济条件是永远改变事物的决定因素。这种想法直接导致暴动主义。”[13]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它们是“国际”的生死问题，也是后来一般工人运动的生死问题。
巴枯宁瞧不起一切政治改革的斗争。他特别责怪目的在使资产阶级国家民主化的政治行动。在全部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总暴动到来之前，他仅仅赞成那些为达到局部目的的小规模暴动性质的罢工。马克思相反地却对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童工条例、工厂立法、扩大选举权等）的价值予以实际的估价。总委员会和国际工人协会历届大会在马克思的赞许下对于罢工、建立工会以及为局部要求而斗争的各种政治斗争的发展，连同它们对主要政治问题的考虑所给予的巨大注意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没有人比马克思知道得更清楚，工人阶级的解放决不能通过这种部分的要求而取得。去解放工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是，这绝不是如巴枯宁所主张的少数几个阴谋家所能完成，而是要靠大部分工人的行动。如同马克思再三所表示的，工人们在日常斗争中得到的很大好处是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和组织。如“共产党宣言”本身所证明，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最低纲领也有一个最高纲领；而巴枯宁只有一个最高纲领。这就是一个广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和一个狭小的假革命流派之间的差别。
巴枯宁的论点是，群众给予资本主义制度以致命的打击，就自动地使国家结束，并且他的“个人、公社、社区和国家的自由联邦”会立刻代替国家。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们同样期望着一个没有压制性国家政府的社会政权的最后到来，但是他们嘲笑巴枯宁所持的概念，这个社会政权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推翻事实上就会在一夜之间来到人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要有一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工人的阶级统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反革命才能够被镇压下去，资产阶级国家才能被摧毁，才能最后建立没有国家机构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当前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最终目的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巴枯宁主义者们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概念。他们单单为摧毁国家而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斗争。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具有目前的纲领和最终地发纲领，而与之相对的是巴枯宁主义者的简单的最高纲领。
巴枯宁又把他的极端的反威权观念带进政治组织的领域中来。他的总概念是一个争取高度分权的运动，运动出于自发，各国国内组织完全有自治权，而“国际”不过是个通信联络的中心地点。相反地，马克思认为“国际”是坚固地组织起来的工人世界政治组织机构的开端，而总委员会是一个有效能的世界领导的幼芽。在这个实际的组织问题上和在政治策略以及最终目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激烈的争吵。
巴枯宁犯了下列种种基本错误，他过分地缩短了革命和把革命看得过分简单；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不了解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粗枝大叶地低估工人为了争取目前改革的迫切努力的重要性；企图把无产论作为斗争中工人阶级团结的一个条件：以及忽视了一个强大政党的根本必要性。所以，在一切方面都是无可比拟地更加现实的马克思主义面前，它只有归于失败。
[1]马克思恩格斯著“致美国人书信集”（一八四八—一八九五），第九〇页，一九五三年纽约版。
[2]*但奇怪的是韦伯夫妇在他们的工会史一书中，仅仅在二百三十五页用一个简单的脚注来叙述“国际”。
[3]罗斯坦著“自宪章主义到工党主义”，第一九五页。
[4]伯恩斯坦著“科学与社会”，一九五四年夏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一九页，纽约版。
[6]*拉萨尔的事业由于一八六四年他死于决斗而突然中断了。
[7]“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五六页，莫斯科中文版。
[8]毛里斯·杜卜著“经济学家马克思”，第一六页，一九四五年纽约版。
[9]“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四一六页，莫斯科中文版。
[10]同上。
[11]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三四页，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12]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三三页，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13]伯恩斯坦著“科学与社会”，一九五四年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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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一国际的成立（一八六四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四章第一国际的成立（一八六四年）
↘第一国际的先驱者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
↘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和组织规程
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本来就具有国际性质。因为工业和交通运输系统超越了一切国界；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冲破了国界的限制。资本主义向各个不同国家的传播和世界市场的发展无可避免地在工人中间产生了国际主义的情感。当他们开始摆脱资产阶级的观念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前途的时候情况尤其是这样。某一国家工人运动的政治成熟性可以用鼓舞它的力量和生命的国际主义的表现来判断。
十九世纪的早期，年轻的无产阶级已经觉察到强烈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团结。工人们在反对贪得无厌的资本家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有必要相互了解和相互支援，这些资本家虽然在一个国家的利益方面有尖锐的矛盾，可是他们在反对工人阶级的要求上都表现出一种国际团结。更具体些说，工人们必须和国际破坏罢工活动进行斗争，并且他们还认识到反对战争的需要天天在增长。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愈深，他们就更是国际主义者了。
工人们的国际主义精神还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国际倾向的刺激。在以革命方式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这些阶级肯定地超越国界进行了合作。这一点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各个不同的革命中表现出来。一七七六年的美国革命、一七八九年和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以及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和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所得到的国际资产阶级援助可作例证。这些大部分是知识分子的激进资产阶级分子，还混进了当时的工人国际运动中，企图利用这些运动为他们本阶级的利益服务。
第一国际的先驱者
英格兰——早期资本主义的中心地——有最广大的和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并且在这里产生了工会组织，自然无产阶级初期努力取得国际团结和建立国际组织的工作大部分是在这里进行的。自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工人运动勃兴以来，日益增长的工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很多的表现。宪章运动显示了强大的国际主义的趋向。罗尔文说威廉·罗维特——宪章运动创始人之一——是第一个具有国际观点的现代工人。[1]我们在第二章里讲过的流亡者联盟（一八三四至一八三六）、正义者同盟（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七）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八四七至一八五二）肯定地是属于国际主义的，并且在这些组织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成员。他们的主要活动和中心地点是在英格兰。
这一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是一八四五年九月在伦敦由好几个英国斗士的小组以及欧洲流亡者所组成的民主主义者兄弟会。该会的纲领中着重指出：土地和其上的一切自然产物是所有一切人的公共财产。[2]斯德克罗夫讲到民主主义者兄弟会时说：就它令人鼓舞的概念而论，它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组织，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被认为是第一国际的先驱。[3]哈奈、琼斯、欧勃莱恩以及其他杰出的宪章运动领袖们都是这一重要组织中的积极活动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和这一运动进行了合作。民主主义兄弟会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并且积极地关心着大陆上工人的斗争和其他革命发展。它肯定地为第一国际铺平了道路。这个组织的重要特点是它创立了以后为第一国际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即设立书记代表各个国家。譬如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以及西班牙的书记。这个组织在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的反动时期中消失了。
第二个同样起源于英格兰的意义重大的运动是欢迎与抗议委员会，后称为国际委员会（或国际协会），一八五五年年末在伦敦组成。这个机构也在和它有联系的几个国家内设立了书记。欧奈斯特·琼斯和其他著名的宪章运动者也都是运动里的重要人物。这个委员会举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以庆祝过去几次的欧洲革命，它并且对欧洲当时反动势力的横暴提出抗议。到了一八五九年年末国际委员会已经不存在了。
在法国，声势浩大的国际主义趋势也在工人群众中表现出来。他们有巩固的国际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著名的共产党人巴贝夫和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革命中以及其他许多法国人民起义中的战士们。一八四三年福罗拉·特里斯坦在法国写了一本小册子号召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组织。她说：‘工人协会’应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主要城市，简言之，在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建立通信委员会。[4]一八五六年四月一个法国工人代表团到伦敦，并建议成立一个世界工人大同盟以指导国际斗争。
所有这些国际组织最重要的活动是它们对废除英帝国、美国以及全世界黑人奴隶制度运动的积极支持。一个强大的废除运动持续了几十年，属于宪章运动的工会运动者和欧文主义者在这一运动中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英国和美国的废除奴隶制度的运动进行了密切合作。一八三三至一八六〇年间，威廉·劳埃德·加里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其他许多卓越的美国废除奴隶制度运动者访问英国，他们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乔治·汤普逊——代表英国工人的废除奴隶制度运动者——也来到美国并且积极参加当地的斗争。内战之前以及内战期间，英国工会运动者屡次举行规模巨大的反对奴役制度的示威游行。在法国，工人阶级也显示了同样的反对奴隶制度的国际主义团结，反对拿破仑第三把英国和法国拖入战争而参加同盟国一方的既定阴谋。
英国工人的这些拥护废除奴隶制度、拥护和平的活动促使林肯总统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这些工人因为棉花禁运*[5]而濒于饿死的境地。他说，这种支援塑造了一个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会超过的崇高的基督英雄主义的典型[6]。一八六三年三月二日美国参议院对英国工人的支援表示感谢。马克思早先在纽约论坛报上就说：美国应该永不忘记：从这次纠纷的开始直到它的终结，至少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抛弃他们。[7]
经过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以后的长时期的反动，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斗争的汹涌波涛中奠定了第一国际的基础。资本主义正在西欧各地飞速地发展，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和战斗意志上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发展。工人运动——特别是在英国——正在加强它自身的力量，伦敦工会委员会在一八六〇年成立了，并且类似的机构正在其他中心地区形成中。在德国，第一批工会刚刚出世；一八六三年斐迪南·拉萨尔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全德意志工人同盟；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正在积极地进行着一个共产主义的鼓动工作，这一鼓动工作于一八六九年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组织形式。在美国在一八六三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工会也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成长中。第一次具有世界规模的一八五七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大地影响了工人，并在英国和包括美国的其他国家于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二年促成了一次强大的罢工运动。
第一国际成立之前，在许多次声势显赫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中，有几次特别地唤起了所有国家工人的觉悟并且加强了他们对国际团结的迫切要求。一次重要的运动是反对英格兰压迫者的爱尔兰解放斗争的猛烈高涨。另外一次是重新滋长起来的强大群众情绪，要求德国的统一和民主化。还有一次是一八五九年的意大利反对奥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在加里波第领导下的这场战争以意大利的解放和统一而告终，并且施行了许多民主改革。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人中间引起了广泛的热情。接着是一八六三年发生在波兰的英勇起义。这次遭受俄国暴君血腥镇压的起义唤起了广泛的无产阶级同情和支持的表示。最后是第一国际成立时在进行着的革命的美国内战。被组织起来的英国、德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从这次伟大战争开始时起就清楚地了解他们的阶级利益无疑是和北方相一致而反对奴隶主的南方。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他们以高昂的声音喊出了他们强烈的废除奴隶制度的主张。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8]
第一国际是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伦敦圣马丁会堂成立的。这次会议召开前，三百多名法国工人和十二名德国工人曾经于一八六二年参观过在伦敦举办的国际展览会[9]，他们在伦敦停留期间和英国工会运动者们商谈了工人国际的计划。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又于一八六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共同合作在伦敦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抗议对克拉科夫起义的镇压并要求波兰的独立。这就引导到进一步讨论组织一个国际组织的问题，约四个月以后，著名的英国工会领袖乔治·奥翟尔向法国工人发出一个关于需要工人们在国际范围内采取行动的呼吁书。法国工人停了一年没有答复，可是当他们回答时，他们派遣曾在一八六三年出席伦敦联席会议的那些工人将他们的答复送到了伦敦。在圣马丁会堂召开的驰名的九月二十八日大会就是为着听取他们的报告而召开的。
这次集会规模很大，工人和生在国外的亡命者占出席人之中的大多数。埃·斯·比斯莱教授是主席，马克思也出席了。奥翟尔宣读了一年以前送给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呼吁书提议：让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以及在那里存在着一个为人类利益而合作的意愿的所有国家的代表聚集一起。让我们召开我们的大会；让我们讨论国家间和平攸关的重大问题……[10]法国代表麦·托伦宣读了法国的响应，受到热烈的欢呼。在回顾了工人所面临的艰苦情况之后，大会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团结起来[11]。当时法国工人提议新国际的总部设在伦敦；蜂窠报——一个英国工人报纸——应成为它的机关报；暂时建立自愿会费制度；并且提议这一新的机构暂时应由一个中央委员会领导，在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设立委员会分会。提案在欢呼中通过，并选举了由二十一人组成的委员会总会来执行决议事项。大会授权委员会在适当情况下补选增加的委员。
十月初，委员会总会举行几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名称，并选举了干事。乔治·奥翟尔被选为主席，威廉·尔·克里麦尔当选为名誉总书记。选出了德国（马克思）、美国（普·福克斯）*[12]、意大利、波兰、瑞士及法国的通讯书记。总委员会各国分会的委员如下：英国——朗梅德、沃尔莱、勒诺、惠特洛克、福克斯、布莱克摩尔、哈特威尔、皮锦、卢克拉夫特、威斯顿、德尔、希尔曼、尼牙斯、萧氏、莱克、巴克莱、奥翟尔、豪威尔、奥斯本、卡特、格雷、惠勒、斯坦斯贝、摩根、格罗斯密斯、克里麦尔和迪克；法国——德努尔、勒·鲁贝、儒丹、马里索、勒儒、博达日、博盖特、法郎第埃和杜庞；意大利——沃尔夫、方塔纳、塞塔西、阿尔罗范德、拉马和索柳斯特里；瑞士——努帕尔莱和荣格；德国——爱卡留斯、沃尔夫、奥托、勒斯涅尔、范达尔、罗黑涅尔、马克思、康德和波莱特尔；波兰——何尔托尔普和里波辛斯基。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大会定于一八六五年在布鲁塞尔召开。
总委员会立即动手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纲领和规章。洛·沃尔夫——一个意大利马志尼党的特派员——宣读了他的要把这个组织变成一个秘密组织的纲领草案；但在马克思的反对下，这个纲领被否决了。一个老资格的欧文主义者威斯顿也提出一个充满混乱观念的纲领草案，也被否决了。最后通过了一个勒·鲁比兹草拟的具有浓厚马志尼主义气息的文件。
马克思是撰写这个含糊不清文件的小组委员会委员，按照他的说法，他更换了全部序言，删掉关于原则的宣言，最后以十项规则代替了原来的四十条。[13]到最后一致通过的时候，这一文件除了总委员会坚持加进去而马克思后来表示不满意的一些小资产阶级词句如真理、正义以及道德以外，几乎全部是马克思的作品。马克思最后被邀请撰写这个重要文件这件事证实了共产党宣言的广泛影响。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马克思就是第一工人国际的智力的首领，卓越的理论家以及实际的领袖。[14]
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和组织规程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它的第一个纲领声明——是世界工人阶级史中最伟大文献之一。它是将共产主义原则运用到日常斗争和工人阶级总的远景的辉煌样本。宣言宣称：工人群众的贫困程度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一件不可争辩的事实，但这个时期按工业发展和贸易增长程度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15]关于随着英国工业的发展会自动消除贫困的预言已完全被活生生的事实驳倒了。政府工作报告表明，对于工人来说，生活几乎都是为生存而挣扎。实际上，官方数字表明，被判有罪的最恶劣的犯人——英格兰和苏格兰犯罪的农奴——就此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所进行的劳动要轻得多而所得工资又多得多。许多部门的产业工人正辗转在生命线上无从维持生计。同时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都飞速地增加。
宣言分析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临到整个欧洲的反动时期。宣言向工人斗争三十年后赢得的十小时法令的伟大胜利表示祝贺。它宣称：十小时工作日法律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并且是一个原则上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16]所有西欧的政府正被迫通过类似的法案。
宣言热忱地对当时正在发展的合作运动表示赞同，它说，这个运动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苦负担。[17]宣言把重点放在政治行动上。它宣称：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义务。工人有一个成功的因素——人数，但人数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18]。因为缺乏组织，欧洲工人已经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宣言又强调了工人需要有一个对外政策。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团结和合作，那么当存在有哪位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19]宣言向使西欧免于卷入美国内战的英国工人阶级致敬。宣言明白地宣称主张拥有一个民主的和平的对外政策。它说：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20]这一文献以伟大的历史性的共产党宣言的口号为结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临时章程”（或称协会组织规程）规定了上述组织方法。它的序言上说：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制度所赖以支持的基础，是任何社会贫苦，精神低贱和政治屈从状态所赖以支持的基础；
所以，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乃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先前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作的一切努力，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团结不够，由于各国工人彼此间缺乏亲密联合，总是没有收到效果；
劳动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包括一切存在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问题，其解决是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际上和理论上实行合作的；
目前欧洲各先进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同时也郑重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21]
[1]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一七页，一九二九年华盛顿版。
[2]罗尔文著“从宪章主义到工党主义”。
[3]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二一页，一九二八年纽约版。
[4]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二三页。
[5]*棉花禁运系指美国内战时北部美海军封锁海面不让南部的棉花运往英国。——译者
[6]卡尔·桑德堡著“林肯：战争年代”，第二卷，第二四页。
[7]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第五〇页，人民出版社版。
[8]*一八八九年第二国际组成后，一般称国际工人协会为“第一国际”。前此，国际工人协会通常就叫做“国际”。
[9]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三二—三三页。
[10]“第一国际的建立”，第四页，一九三七年纽约版。
[11]同上，第七页。
[12]*普·福克斯（PeterA.Fox），是一个英国新闻记者，一八六六——一八六七年间为美国通讯书记，于圣马丁会堂大会加入“国际”。
[13]“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一九页，纽约版。
[14]丹格尔著“共产国际”，第九八三页，一九三九年九月版。丹格尔著“共产国际”，第九八三页，一九三九年九月版。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三五四页，莫斯科中文版。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三六〇页，莫斯科中文版。
[17]同上。
[18]同上，第三六一页。
[19]同上。
[20]同上，第三六二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三六三页，莫斯科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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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一八四八年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三章一八四八年革命
↘法国革命
↘德国革命
↘资产阶级的叛卖
↘政治反动年代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之一，由于这些变革，资产阶级逐渐地在西欧终而在全世界建立了它的统治。马克思称之为大陆革命的这一运动发轫于法国，迅速地席卷了德国、奥国、意大利、匈牙利、比利时、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英格兰和爱尔兰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个运动，并且向东远至波兰和俄国都深受其影响。甚至在美国和拉丁美洲也发生了反应。它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给腐朽的封建制度最大打击之一。
波澜壮阔的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因是疾速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压力和同样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对陈腐老朽的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桎梏的冲击。革命的近因是深刻的一八四七年经济总危机，这次危机引起了广泛的工业倒闭，大规模的失业以及大批群众的贫困。除了它的其他后果外，革命形成了对新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它的著名纲领共产党宣言的重大考验。共产党宣言曾经预见到大变革的来临。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造成欧洲总形势的决定力量，几年后在这一总形势中诞生了第一国际。
法国革命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法国爆发了革命。革命发轫在这一历史上有名的革命的国土上，因为那里的工业较之欧洲大陆其他地方更为发达，法国的资产阶级是最强大的和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最为成熟并且习惯于采取暴动的方式，而法国的封建制度，由于一七八九年来遭到不断的革命的打击，是欧洲封建制度最软弱无力的一个。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一八四八—一八五〇）一书中曾经写出了法国这一革命阶段的科学历史。
在红旗的招展下，发动起义和投入战争的巴黎工人，推翻了失败了的一八三〇年革命的产物路易·菲利普王的统治。在反抗君主主义者的同盟者即银行家和大财政家的斗争中，工人与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下层结成了同盟。新组成的临时政府对宣布为共和国政体犹豫不决；于是工人领袖拉斯拜尔曾警告政府官员，要他们必须在两小时内宣布共和，时限一过，他就要命令二十万工人炮轰市政厅。然而这个限期还未到之前，吓坏了的政府赶紧在所有城墙上涂上了标语：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工人们又强迫迟疑不决的政府制定男子普选权；准许工人进入国民卫军（以前仅只中等阶级有此特权）；建立大规模的国有工厂（雇用十万个工人）——目的在于消灭贫困——；并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社会改革的一般问题。
被工人革命精神吓得魂不附体的资产阶级有计划地组织他们的武力镇压他们不久以前的同盟者工人。大部分由农民投票选出来的新国民议会是保守的。反动派动员了二万四千人——大部分是盗贼和其他流氓无产者——把他们编入了别动卫军；他们进攻国有工厂，强迫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及其他办法破坏工厂。五月十五日拉斯拜尔、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了一个小规模的暴动企图推翻目前的反动政府，结果归于失败。最后在六月二十一日所有大型工厂统统被政府关闭了。政府的挑衅完全是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迫使工人进行不会有结果的总暴动。
在这些进攻下，巴黎工人在六月二十二日掀起了一个勇猛的起义，马克思把这次起义称为使现代社会为之分裂的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巨大的战争。墙壁上写满了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等口号。马克思写道：那些没有领袖、没有共同行动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怎样空前勇敢和英明地抗拒了军队、别动卫军、巴黎城内的国民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卫军联合势力，一连坚持了整整五天之久。[1]可是这次起义失败了，工人们终于被打败了，三千名工人遭到了刽子手卡芬雅克的残杀。数以千计的起义者被投入牢狱。
一八四八年六月法国工人的失败对全欧洲革命形势具有消极的影响。一般而论，不久前还是革命的资产阶级逃进反动的封建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的队伍中去了，并且和他们齐心协力反对革命的工人阶级。所有这一切的政治后果是在几个欧洲国家中延缓了——但并非完全停止——资产阶级攫取政权的进行。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保守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路易·波拿巴为总统。他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夺得专制政权，一年后宣布自己为皇帝——拿破仑第三。这个政治冒险家就是终于把法国人民领到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的灾难中去的那个人。
德国革命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的革命在巴黎开始，很快地传播到德国、奥国、意大利、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像法国一样因为有相同的一般原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机是成熟了。在三月四日，巴黎革命爆发后仅仅一个星期，德国科隆的工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发动了起义并占领了这个城市。三月十三日维也纳的人民赶跑了梅特涅亲王和他的政府，并且控制了这个重要城市。在三月十八日，柏林的民众也武装起义，经过十八小时的顽强斗争之后，满意地看着国王屈服在他们手下了。[2]其他许多城市发生了类似的起义。选举了一个国民议会，成立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资产阶级有可能以坚决的行动来统治整个德国和奥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如同所有伟大的共产党领袖一样是行动的能手，同样也是理论的巨人。他们不但剖析世界而且积极主动地进行斗争以改革世界。在法国和德国都处于革命的情况下，他们选择最有根基的德国作为他们行动的地区。所以，他们就从比利时赶赴普鲁士，在莱茵区的革命的科隆居住下来。斯特凡·波恩、约瑟夫·摩尔、卡尔·沙佩尔、约翰·贝克尔以及威廉·沃尔夫是他们的最积极活跃的同志。马克思后来解释他们去科隆而不去柏林是因为科隆工业比较发达并且有一个较为民主的政权，他们会有较多的行动自由[3]。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盟员为数很少，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得不通过就近的广大民主组织从事工作。在革命时期，德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了。马克思成了新莱茵报的主编，这个报纸起初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可是他把它变成了支持工人的报纸。
革命前夕，民主政党的代表曾在奥芬堡开会，并且制定了自由资产阶级的纲领。纲领包括集会自由、男子普遍平等的选举权、民兵代替常备军、累进所得税、陪审官审判制度、普及教育、劳动改革以及代议制政府——所有这一切都在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掌管之下。
资产阶级这一纲领的中心思想是要把支离破碎的德国统一成为一个单一国家。一八三四年建立的德国关税同盟向这个方向推进了一大步，但是资本家们力图建立统一的国家和中央政府。一八七一年，德国由二十五个独立的国家（四个王国、五个大公国、十三个公国和诸侯领地以及三个自由市）建立了统一的德国（奥国在外）[4]。
推翻封建君主政体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德国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追随者们积极地支持这个纲领。但是他们这样做同时也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更加深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备阶段。后来恩格斯写道：对我们来说，如果这几个月不是终点，相反地是一个拖长的革命运动的起点，那么二月和三月（革命的第一阶段）就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人民由于他们自己的斗争会更前进一步……并且在革命中无产阶级会逐渐地在一连串的战争中一个个地夺取阵地。[5]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英勇地为争取一个民主共和国、为了一个统一的德国（包括奥国的德国部分）、为了工人日常的阶级要求以及为全力支持法国、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而进行斗争。
这一政策的总方针是不断革命的方针，六十年后在托洛茨基的歪曲下，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时，这一政策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它是与共产党宣言的观念融融相谐的，共产党宣言宣称：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6]恩格斯后来承认他和马克思估计错了，他们曾希望很快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不过，在指出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一点上，他们仍然是正确的。由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巴黎工人的二月起义以及在六月反革命中他们与资产阶级针锋相对的武装反抗，欧洲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已被提上历史日程。事实上，只不过隔了比较短的时间，法国工人阶级就在英勇的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斗争中表现了这一毋庸置疑的伟大事实。
资产阶级的叛卖
一八四八年德国资产阶级不去摧毁封建各邦以继续发挥它的最初的革命优点，相反地却动摇了，并且耍弄两面派手法。恩格斯说：这德国的假充的新中央权力机关，对于一切事情都毫不能有所更张。[7]他们怕革命工人比怕封建反动还要厉害。他们担心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会真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正像法国资产阶级在二月起义后所做的一样，德国的资产阶级与反动势力结成同盟以反对工人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所设立的国民议会不敢弃绝君主政体，而继续采取妥协的道路，直到被采取主攻的反动势力把它解散为止。
资产阶级实际上甚至摈弃了它的统一德国的基本要求，更不用说共和政体了。马克思斥责资产阶级，说它是没有开创之才……没有一个普遍的历史的任务，它是一个注定灭亡的年老的家伙。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与那些还能够继续斗争的中等阶级分子决裂，而主要注意工人阶级的斗争。可是事态的发展表明无产阶级是太弱小了，并且政治上的成熟程度还不足以领导并顺利地把资产阶级本身正在如此穷凶极恶地进行贩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且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还不存在。
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工人所遭受的毁灭性的失败复活了全德国和东欧的反动势力。同年十一月反革命势力在维也纳取得胜利，并且在十二月反动分子解散了柏林的普鲁士国民议会。德勒斯顿等城市的人民发动了武装起义（巴枯宁参加了德勒斯顿的起义）。群众等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总行动的号召，可是这个号召从未到来。在国民议会占据多数的资产阶级从它本阶级的狭隘利益出发正忙于将国家出卖给反革命。到了一八四九年七月，十六个月前蓬勃焕发开始了的革命完全被镇压下去了，反革命再次掌握了政权。
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没有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其实他们是能够得到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设法打开了足供将来德国迅速工业化的大门。这就是他们基本上所想望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叛卖他们的同盟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种阴谋诡计是资本家兽类的天性。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训，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国第二次革命运动中的工人阶级和黑人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工人和其他民主力量还要重新取得这个教训。一八四八年革命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教训是工人迫不及待地需要有他们自己的独立政党。
由于反革命在德国取得胜利，许多革命者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他们中的许多人移居到美国，在美国，后来他们在反抗奴役制度和在创建年轻的工人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的战士们回到了伦敦。
政治反动年代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到第一国际建立的十余年间，是一个政治反动和革命斗争削弱的时期，同时也是工业化迅速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广泛地壮大起来的时期。在法国、德国以及别的地方革命者遭到迫害，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著名的一八五二年科隆审判，审判中九个共产党领袖被控告叛国罪。这次审判是以密探和挑拨者的证词为根据的。审判结果，这些领袖中的七人被判处了长期徒刑。欧洲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特别显著。在这些年里，英国工人的情况有些改善，比尔说：由于贸易扩大和谷物法废除的结果，在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六六年间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都提高了。[8]大大地挫减了工人的革命精神。韦伯说在这个时期在迅速改进和相对的繁荣的影响下……宪章运动的鼓动性衰落下去了。[9]虽然如此，由于十九世纪50年代后期工会理事会在许多城市中的建立，英国工会运动有了相当的发展。在政治情况更加恶劣的德国，工会仅仅开始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后从德国回到伦敦，重新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这个组织变成了宗派主义的牺牲品。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反对威里赫—沙佩尔派冒险主义政策的立场。这一派想在德国组织一次毫无成功希望的武装起义。马克思警告对起义采取儿戏态度的人谨防危险。他也和威廉·惠特林的乌托邦妄想发生了冲突。一八五二年同盟分裂为两派而瓦解了。
直到国际工人协会组成的这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住在伦敦苏合广场一所小房子里，陷入极端的贫困中。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情况比较好些。他经常在经济上援助马克思，使马克思能继续他的科学工作。这两个人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私人关系上都是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
马克思在科隆审判前几个星期所写的下面一封信说明这位伟大科学家和革命家工作和生活的悲惨境地：我的妻子病了，燕妮（马克思的大女儿）病了。李讷（马克思家庭的管家）也生了一种神经性热症。我没有钱买药所以不能请医生。八九天以来我们全都只靠面包和马铃薯过生活，并且甚至我明天能不能弄到这些东西都丝毫没有把握。如若女房东把我赶出公寓那就太好了——或者我应当希望如此。那时我至少可以免掉二十二镑的欠债。那么还有面包店、牛奶店、肉店以及其他等等的欠款。这些东西也正在催逼我。[10]
虽然他遇到巨大的困难，但这是马克思着述格外多的时期。一八五二年他在美国约瑟夫·魏德迈耶的革命周刊上发表了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这篇著作给予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法国革命与反革命以精辟的分析。一八五二年到一八六二年，马克思已经成为霍雷斯·葛里莱的纽约论坛报的经常撰稿员，为这个报纸写了论欧洲和亚洲的出色的论文，并且还写了关于美国反对奴隶制度斗争以及早期美国内战的基本分析的文章。一八五九年他发表了他的经济学基本著作之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写他的不朽的巨著资本论。资本论的第一卷出版于一八六七年。
[1]马克思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一三七页，莫斯科中文版。
[2]恩格斯著“德国革命与反革命”，第四四页，人民出版社版。
[3]里阿藏诺夫著“马克思与恩格斯”，第八七页。（一九五〇年正风出版社中译本，第一〇七—一〇八页。）
[4]“大英百科全书”，第一〇卷，第二九三页。
[5]“马克思传”，第三〇—三一页，一九三四年纽约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五〇三—五〇四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7]恩格斯著“德国革命与反革命”，第五七页，人民出版社版。
[8]比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二卷，第二二一页，一九二九年伦敦版。
[9]比埃特莱斯与韦伯著“工会主义史”，第一八一页，一九二〇年纽约版。
[10]索伯尔、康恩合著“马克思是工人的保卫者”，第二一页，纽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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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顾正红之死（田汉，193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话剧〕
顾正红之死
田汉
1931年
说明：顾正红之死是计划中的《黄浦潮》（为纪念“五卅惨案”而作）中的一场，写于1931年5月．1933年2月收入现代书局版《田汉戏曲集》第二集，仅此一场。1983年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版《田汉文集》。
人物
顾正红
工人代表A、B、C、D、E、F、G……
女工A、B、C、D、E……
童工A、B、C、D……
养成工A、B、C………
大班――日华纱厂日监督。
警长
厂警1、2、3、4……
李阿根――黄色工人。
翻译
〔工人代表A、B、C、D、E、F……等包围着设在数层台阶上的事务室。
〔室门紧闭，有厂警数人木然不动地持枪实弹守护。一警长携手枪严重而狡猾地在廊上，监视群众。
工人A我们的代表怎么进去这样久还不出来？
工人B快些给我们答复，不然，让我们都进去。
工人C或是叫大班出来当面回答我们。
工人D妈的，他怎么单要李阿根几个人进去？
工人E李阿根同大班有点要好。
工人D我们刚才为什么叫他去代表我们？
工人C不要管，听他出来怎么说！
工人E对的，说得不对，叫他吃生活。
工人D说得不对，我们换一个。
工人B还是爽爽气气大家一道进去。
工人C不，叫大班出来！
女工A（愤然）叫大班出来，把我的孩子还给我。我的孩子病了，向他领那点点存工去吃药，他定规不肯，把我的孩子活活地害死了。（哭叫）死东西，出来，还给我孩子，那样好的孩子！
工人A不要哭，这不是哭的时候！
女工B你的孩子才满三个月，死了还好想一点，我的妹妹十四岁了，给机器轧死了，他一个铜板也不给，还骂我们不当心。外国人真没有天良！
工人B“天良”？什么叫天良？“人有天良，狗不吃屎！”
童工A那个没有天良的拿马温仗着东洋人的势力，随便就下毒手打人。金生的头打得这样肿起来。
工人A打肿了头还不怎么伤心。我一瞧到你们五六个孩子全都十七八岁了，还老是这么高，老是长不大，才真是叫人伤心哩。
女工B对呀，他们几个都是同年。都是八九岁做起的。
工人B他妈的，拿起他们和有钱的资本家的十七八岁的小开比一比只怕还不够他们一半高哩。
工人C他们要真是资本家的小开，这个时候应该在大学堂闹他妈的什么恋爱了。
工人E不要提我们中国人。只瞧瞧铃术那矮鬼吧。进厂的时候瘦得和猴子似的，现在不过五六年工夫就胖得像个肥猪了。四十多岁的人了，头上一根白头发也没有。
工人F听说东洋人现在这几年都变了种了，从前我们中国人骂他们矮鬼的．现在他们年年变得又高又大了，我们中国人倒像金生他们一样．变成这样矮小了，再隔一两代只怕东洋人倒要反过来骂我们作矮鬼哩。
童工们（悲惨地叫）我们要高起来！我们不愿意做矮鬼。
工人G（他年纪有点老了）咳，孩子，这也是我们命该如此。我们这一辈子是做定了矮人了。……
〔顾正红从人丛中站起来。
顾正红为什么我们命该如此？为什么我们这辈子做定了矮人？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高起来？为什么忘记了我们在两个月以前的胜利？
工人A（见了他很欢喜）顾正红，站到这里来说。
工人B说到我们的代表出来为止，我们等得不耐烦了。
顾正红（站在一个木箱上）兄弟们！我们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因为我们的血汗都给东洋资本家吸去了。我们每天不管是做日班或是夜班，也不管是男工，女工．童工，幼年工，都得在机器旁边整整地站十二个钟头。我打听得清清楚楚，我们每天要替东洋资本家赚五六块钱。东洋资本家给我们多少酬劳呢？顶多的不到一块钱，顶少的只有廿几个铜板。我们三四家人家合住小屋子，吃的是喂猪喂狗的东西。每天下午六点钟，或是早上六点钟精疲力尽地从车间回到工房，吃了几口饭，死人一样的躺在又脏又臭的阁楼里，第二天早上五点四十五分或是下午六点钟，又回到车间里去吃纱尘子，去卖命。——是这样我们的血汗，被东洋资本家的机器一天天地吸去了。我们的血汗，天天变成雪白的大洋钱飞到东洋去了，飞到东洋资本家的荷包里去了，变成了他妈的什么牛锅，变成他们的汽车、洋房了，变成他们的军舰、大炮了，变成他们的大学校了，运动场了；不但是他们自己更加肥胖了，他们的子弟也一年年更加聪明、更加高大起来了。但是，兄弟们，不要以为东洋人现在都享福了，都聪明了，都高太了。从东洋回来的同乡们告诉我，他们国内的工人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的苦，一样的读不到书，一样的矮小。不，除了他们中间一小部分贵族工人得了一些好处以外，其余的大部分工人比从前生活更加苦，更加受不到教育，更加矮小了。
工人B、C他们为什么不吼起来？
顾正红自然，东洋的我们的弟兄也吼起来了，他们比我们还要早地就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了。他们的斗争越厉害，东洋资本家越加慌起来，他们就只好越加到我们中国来打主意，越加拼命地剥削我们的血汗了。
工人A、B、C等说得对！顾正红。
工人D、E、F及
女工们、童工们我们中国工人们也要吼起来！
顾正红对的，兄弟们，我们中国工人也要吼起来！东洋资本家，把我们当猪当狗，我们不是猪拘，我们要叫他们认识我们是一个个的人。但是，我们一个个的工人，无钱无势，不是资本家的敌手，尤其不是东洋资本家的敌手，我们要叫他们认识我们是有组织的一个阶级。
工人们对的，我们是有组织的一个阶级！
顾正红我们不是没有帮手的，全上海的工人，全中国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都是我们的帮手。连东洋的工人也是我们的帮手。现在我们工人阶级已经有了最初的国家苏联，苏联的工人是我们最大的帮手！
〔大喝彩。
警长（把手枪比着顾）过激党，你再要说下去我就要开枪。
工人们（狂吼）妈的，你开枪试试！顾正红，不要怕，讲下去。
〔工人愈集愈多。都叫：“讲下去！”
顾正红兄弟们，我们该记得两个月以前的事吧。该记得我们从二月九号到三月一号这差不多一个月的大罢工吧。谁都晓得这次的大罢工是因为内外棉第八厂粗纺部的工人，被资本家无故歇了生意不发工钱还要拘捕工人才引起来的。为什么为着他们几十个人引起了我们七万多工人的大罢工呢？就因为我们工人不是一个个的没有帮手的可以任人家欺负的人，我们工人是一起的。谁欺负我们中间的哪一个，就是欺负我们大家，我们就大家一条心起来反对他，打倒他。这个才叫作“有组织的阶级！”
工人们（大喝彩）讲下去！讲下去。
顾正红两个月以前的罢工，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大家提出的那七个条件虽然没有条条做到，也做到了好几条了。我们在那一个月的斗争里面得了很多的经验，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会。因为那样大的罢工，是上海从来不曾有过的事。不但是东洋资本家被我们吓得发抖，连全上海中外的资本家都不敢小视我们了。我们的地位忽然就高起来了。兄弟们，这是一定的，只要我们的组织一天天严密，我们的战斗力一天天强大，我们的地位总是一天天要高起来的，那么可见得我们的八字完完全全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为什么可以说：“我们命该如此”，为什么可以说：“我们这一辈子做定了矮人”呢？
工人们（大喝彩）对的，顾正红！
童工们（欢跃地）我们要高起来，我们不愿意做矮人。
顾正红是的，东洋资本家是想要把我们中国全变成金生们这样的矮人的。不，他们是想把我们中国人变成一种很合他们用的特别人种。体格像牛一样的结实，手脚像猴子一样的灵便，性子像蜜蜂一样的勤快，脑子像猪一样的蠢。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一年到头不请假，一心一意地替他们做工，替他们增加利润，又不会弄坏他们的机器，糟蹋他们的原料，又不会负伤生病要他们化钱，又不管吃得多坏，穿得多薄，住的地方多脏多窄，东洋人多么狠毒地打我们，骂我们，扣我们的工钱，我们都可以一声不响，听天由命，再也不想和他们反抗。――兄弟们，遇难道是我撒谎的吗？东洋大班不每天对我们恭维这样的人吗？他不说都要学这样才是好的中国人吗？东洋厂里为什么都有什么“养成工”，不是为的养成这一种专会替他们赚钱的贱种吗？不是为的养成将来破坏我们斗争的工贼吗？
养成工A、B、C顾正红，谁不是没有法子到东洋厂里来做工，我们谁愿意做什么贱种！
顾正红不愿意做贱种的都加入到我们的工会里来。
养成工A、B、C来的，来的。谁不来谁就是贱种。
工人们好的，顾正红，说下去！
顾正红兄弟们！我们――（正要说下去）
〔事务室的门一开，李阿根等出来站在廊上，扬手对大家。
李阿根喂，我们不要聚在这里，等明天再来听信。
工人A（和大家一道急转过头来）我们的条件怎么样了？你怎么进去了这样久？
工人B大班怎样答复我们的？
李阿根我们再三和大班说情，大班说他不能做主。
顾正红妈的，我们向资本家提出要求，谁要你说情？混蛋！
工人C叫大班出来当面答复我们。
李阿根大班说，他一个人不能做主，要等他开过董事会才能做主。
顾正红回答我们的要求不能做主，为什么压迫我们的工会，无故开除我们工友，克扣我们的工钱又能做主？
女工B对啊，为什么虐待我们女工童工又能做主？
女工A为什么不发存工，害死我的孩子又能做主？叫他还我的孩子来！
女工B叫他还我的妹妹来！
童工B叫他医好我的头！
童工A我们要读书要休息。
工人A我们男工只做十个钟头，女人小孩子只做八个钟头，这能算是过分的要求吗？
李阿根你们都这样乱七八糟的！静下来听我说。大班说他是很体恤我们的，明天开董事会的时候一定替我们好好地说，我们的条件但凡可以承认的，没有不承认的。
工人A那么，哪一条不可以承认呢？
李阿根他没有说。
工人B是不是都不可以承认呢？
李阿根他没有说。他叫我们暂且回到车间里去好好地做工，等到明天自然有答复的。
工人E不，我们不信他的骗。
工人F马上就要他答复我们。
工人D我不能饿着肚皮等他明天后天再回信。我们爽爽气气都拥进去，和他当面交涉。
李阿根你们都这样不讲道理，我不做你们的代表了。
工人A谁不讲道理？
工人B谁要你做代表？
工人C谁要你代表我们？
工人E谁不知道你和东洋老板要好，才单叫你进去谈这么许久？
工人D叫这个“东洋老板的代表”滚开，我们另派一个。
工人之一部叫顾正红做我们的代表！
工人们（一齐）赞成！顾正红，你去交涉。
〔顾正要上去。
〔李阿根拦阻他。
李阿根不成，东洋老板只承认我是你们的代表。
工人们（一齐）我们不承认。滚下去！
工人E汉奸！
工人C工贼！
李阿根（奸笑）你们爱骂的只管去骂。这个厂里一万多工人都承认我。你们几个人不承认也没有用。
顾正红（挥拳击一颊）打死你这汉奸！
工人们打得好！
李阿根（以手掩面奸笑）哼，好是好，你瞧着吧。（他跄踉地退到事务室去。警长跟进去）
工人E我们一道拥进去！不知道这汉奸进去说些什么去了。
工人们（一齐）拥进去！
〔警士们方欲举枪瞄准。
〔事务室门砰然而辟，日本大班随翻译及警长昂然出，怒目视群众，一时上下空气异常紧张。
〔大班见群众情绪激昂，故装冷静谦和，喁喁对翻译耳语，在翻译口译中他仔细观察群众。
翻译大班说．你们的要求看见了，他的要说的话已经告诉你们代表了。
顾正虹我们不承认他是我们的代表。
工人们（一齐）我们举顾正红衙我们的代表。
翻译（和大班耳语了一会儿）大班说，不管谁是你们的代表，你们只有快些回到车间等明天的同答是最好的办法。（大班又说了几句）你们今天的情形已经不是本厂规则所能许可的，若非大班是提倡中日亲善的人早已把你们都开除了。（大班又说了几句）大班说我们日本老板在上海开工厂，并非为着想赚钱，实在是固为你们中国穷人太多，来替你们解决生计同题的．你们若是安安分分地做工。老板就怎样赔钱也愿意维持下去．不然他关厂回国，你们就都投有吃饭的地方了。
一部分工人（喁喁耳语）……
顾正红（决然）撒谎！准不晓得因为你们外国老板看上了我们中国油水多．才干方百计把我们害得这样穷，谁又不晓得你们看上了我们穷人多，工价低．才到我们中国来开工厂，好剥削我们更多的血汗。我们不要听好听的话。除非大班关厂回国，不然就请同答我们的条件。
工人们（齐声）顺正红的话不错！快给我们回答。
翻译（又听了大班的话）大班叫你们不要信过激党的话，好好地回到车间里去，他不见责你们……
工人A我们是好好地要求……谁是过激党，
工人B谁是过激党？
翻译（一边耳语，以手指顾）他就是过激党！
大班（对警士）彼奴ヲ缚し！〔注：日语：把这家伙抓起来！——原书编者〕
〔警士捉顾，顾反抗。
工人们谁敢捉我们的代表！（拥上去抢）
大班（愤怒，用中国话）你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
工人们我们要回答。快回答我们的条件。——回答我们的条件！
顾正红（奋然）给我们回答！或是给我们死。
大班哈哈。（拔枪击顾）这就是我的回答！
顾正红（倒地犹奋呼）把事务所包围起来！不要紧，我们不是没有帮手的，把全国的大罢工回答东洋资本家的屠杀！
工人A、B、C、D……（不等他说完）不要走了凶手！
男女工人（潮水似地涌上去）不要走了凶手！
大班（回头望埋伏的警士）开枪！（旋由大门遁去）
〔弹如雨下，工人群众纷纷倒地。
李阿根（从窗上伸出头来，奸笑）哈哈哈。
〔群众蜂拥而上。
工人们打死李阿根那汉奸！
童工们不要走了凶手！
女工人们不要走了凶手！
――第一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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薜亚萝之鬼（独幕话剧）（田汉，192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独幕话剧〕
薜亚萝之鬼
田汉1922年
说明：《薜亚萝之鬼》写于1922年1月，同月16日由留日学生首演于日本东京基督教青年会剧场，发表于1922年4月《少年中国》杂志第3卷第9期。1931年收入现代书局版《田汉戏曲集》第四集。1983年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版《田汉文集》。
人物竹君——某资产家的大小姐，二十七岁。
兰君——竹君的长妹，二十四岁。
梅君——竹君的稚妹，十八岁。
阿金——婢女。
时间一九二二年冬月，某礼拜六下午三点钟。
地点长沙。
布景蒋公馆内书室，中置炭盆，火光熊熊然，左前方置书桌，上陈镜、瓶、书、杂志等，后方一门通堂屋，正面有玻璃窗以纱帘笼之，窗前亦置一桌，桌上置大镜、花瓶及化妆用物品，右方置钢琴一台，上搁留声机及花瓶等，前有一圈椅，琴侧壁上有悬衣架，炭盆侧置两腕椅、一摇椅。
〔兰君坐炭盆左边一腕椅上，一面织物，一面哼歌，忽望桌上钟已交三时半了，反首呼仆妇。
兰君阿金！
〔阿金在内应：“嗳！”
兰君梅小姐还没有回来吗？
〔阿金在内应：“还没有回来。”
兰君快三点半了，不早就应该回来了吗？
〔阿金在内应：“是啊，平常到了礼拜六，梅小姐早就回来了的。今天不知怎么这样晏还不回。”
兰君阿金，你在那里于什么？
〔阿金在内应：“我在这里刷皮鞋。”
兰君那么，皮鞋不必刷了，快上学校里去接她一接吧。
阿金（上）我现在走不动，曹妈李妈都出去了。
兰君怎么？她们两个都出去了？
阿金是啊。
兰君这曹妈真不好，时常爱走人家，现在把李妈也带坏了。到年底一定要打发她走。
阿金不过她也真是太可怜了，刚死了丈夫，家里又遭火烧，方才她儿子来找她说话呢。
兰君那么你待会儿去接一下吧。
阿金好。（下）
兰君嗳！今天真把我闷死了，三妹还不回来，大姐也不在家。（编物，翻书都无有是处。结果走到钢琴前去弹一弹曲）好冷的天气，手指头都冻僵了。
〔阿金在内：“您喝一杯热茶吧，外面下大雪哩，怎么不冷。”
兰君好。
〔阿金在内：“啊呀，曹妈你回来了。冻得这么猴子似的。你儿子哩？……这时候了还要下乡吗？”内声应：“没有法子呀。”阿金端茶上。
阿金二小姐，曹妈回来了，我去可以了。外面雪下得大，我披这条围巾去，好不好？
兰君好，就给了你吧，三小姐已经不要了。
阿金谢谢。（退场）
〔兰君坐下把壁炉的火松了一松。依然靠沙发上哼歌编物，忽见桌台上照片，仔细看了一看，嫣然微笑，旋坐下自怀内取红色信封的信很甜蜜地在低读。梅君上，见其姊在看信，轻轻地走到沙发后面欲袭取其姊的信。
梅君姊姊，你在看谁的信？
兰君（急匿之）不是谁的信。（回头见其妹）啊呀，三妹，你回来了。
梅君回来了。
兰君我要阿金接你去了，你碰见她没有？
梅君我没有碰见她。你刚才看谁的信？我要看，是他的信不是？（指相片）
兰君不是，不要看。你瞧你的大衣上粘着这许多雪花还不赶快脱掉。（替她脱大衣，左手为梅解外套扣子，至带子上扣有安全针，一手不能解，因合右手来）
〔梅君趁势夺她手中的信。
兰君你这个顽皮的妹妹还不快些还我。
梅君不还你便怎么样？
兰君不还呀，……我就要胳肢胳肢。
梅君好好，我还你，我还你。
兰君（停手）那么还我啊。
梅君好姊姊，等我看之后再还你。
兰君那不行。
梅君你瞧，还不是他来的信1
兰君胳肢，胳肢。
梅要得啦，谁要看你们的什么loveletter（情书）。
兰君真是顽皮。今天怎么回得这样晏呀？学校里有事吗？
梅君嗯。大姊呢？
兰君她一早就和几个朋友去参观纱厂去了。
梅君是不是我家有股子的那个保丰厂？
兰君是啊。我们这架piano（钢琴）不是去年保丰的红利买的吗。
梅君保丰的总经理陈大小姐上个礼拜来参观我们学校，我们校长先生还找她捐了些款呢。
兰君陈大小姐真是能干，她爸爸死了，人家以为保丰要弄糟的，哪知反被她办得更加兴旺起来。
梅君我不喜欢一个女子太能干了。
兰君能干还不好吗？谁不说我们大姊能干，难道你也不喜欢她吗？
梅君大姊的能干可不同。不像陈大小姐那样只晓得赚钱。
兰君你难道不喜欢钱吗？我们家要是没有钱，我们也得像曹妈李妈的女儿一样了.
梅君咳，今天真把我气死了。
兰君为什么？
梅君我们同学组织了一个学术研究会，最初我去和同学们商量的时候大家都赞成，及至今天开会大家都不来了。
兰君那因为是礼拜六的关系吧。
梅君是呀，到了下午，各人家里都把她们接回去了。
兰君实在中国人还没有过得惯团体生活呢。三妹，你去看阿金回来没有？要不然叫曹妈弄点炭来。
梅君（至门口）曹妈！阿金回来了没有？
〔阿金在内应：“啊呀！三小姐已经回来了吗？二小姐要我去接你，我走到前面横街碰着杨小姐说你已经回来了。”
阿金（上）今天好大的雪啊。
梅君对啊，到明天早晨起来一定好看得很。嗯？你身上为什么弄得这个样子？
阿金因为我刚才急着接你去，一个不留神，裁了一个跟头，还幸亏摔在雪地上哩。
梅君快弄炭来到火炉旁边来烤一烤。
阿金好。
梅君（到窗前看一看）二姐，明天早晨我们去做个雪人好不好？
兰君好得很。我们去做一个很大很大的雪人。（起身至窗前以手搭其妹背上）啊呀，真是好大雪啊，一下子就下了这么厚。你瞧那树枝上刻子就像开了许多好花似的。
梅君那只大鸡婆在院子里走，它的脚印真像一个个的个字吗？还有，喏，树枝上那个鸟不是简直冻僵了吗？
兰君哪里？
梅君（指示之）那里！
兰君（细视之）那怎么是个鸟。是一片树叶！要不然背上驮了那么多雪冻也冻死了。
梅君我打给你看！（捡阿金搬来的一颗碎炭远投之，闻鸟飞鸣之声）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个鸟？
兰君真是个鸟，我以为是一片树叶子哩。怎么这样没有感觉，不怕冷。
梅君那不和老王一样吗，这么冷的天，他还赤着脚在雪地里跑。
阿金（刚要下去）啊呀，大小姐也回来了。
〔大小姐挟着一个皮包、一个纸包上。
竹君三小姐呢？
阿金三小姐也早回来了。
兰君、梅君啊呀，大姊！回来了。（急往迎之，友爱异常）
梅君啊！大姊买吃的东西回来了。（急抢纸包）我要橘子。
兰君我要苹果。
梅君我也要苹果。
竹君好了，好好，你们不要抢，大家坐着吃吧。
〔梅君随抢随坠下橘子和苹果，都被兰君捡起了.
梅君我不来了，你看我抢了大半天还只有一个。
竹君我说一个笑话给你们听，你要听吧？
梅君什么笑话？我要听。
竹君我同爸爸在北京的时候，听他们讲那熊偷玉米的笑话非常有趣。（指水果）给几个我，再给一个我。（三妹递与之）他们说那熊偷玉米的时候，（站起来做样子）摘了一个夹在这里（指胁下），等一下摘了一个又夹在这里，它摘了大半天结果拿回去了的还只有一个，你说这有点像谁？
兰君像三妹。
竹君对哪。
梅君讨厌的大姊，一回来就骂人，我看你自己才是个大熊呢。
〔大姊、二姊都笑了。
竹君咳，从外面一回到家里来，不知道空气怎么就这样热温温的，还是我们姊妹幸福啊。
梅君（口中还衔着橘瓣）大姊姊，你今天不是参观保丰去来吗？
竹君是啊，我还对女工们演了说呢。职工会送了我一张照片，我给你们看看。
〔两人争看。
竹君咳，什么都要抢。别抢坏了，我还要留下作纪念的呢。
兰君怎么都是些老婆子。
梅君都和曹妈李妈一样。
竹君（沉痛地）咳。你们仔细看看，是不是都是老婆子。
兰君是啊，仔细看也有些年轻的，可是怎么都是这样一点没有表情的样子。
梅君是呀，这个梳辫子的很年轻。
竹君可不是。她们中间有好几个小姑娘年纪比三妹还要年轻，并且都长得不坏。假若她们都生长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受了我们这样的教育，穿了三妹这样的好衣裳，那么也一定和三妹一样的整齐活泼。可是她们不幸没有生在这样的家庭，没有受得这样的教育，又没有你们这样的好衣服穿，所以她们就不能不这样的难看了。你们说她们每天要做多少工？
梅君五六点钟吧。
兰君七八点钟吧。
竹君五六点，七八点哩，她们一天简直要做十二个钟头的工！
兰君那岂不要做一整天吗？
竹君自然是一整天。
梅君那么能赚多少钱？
竹君多的七八毛，少的四五毛，顶熟练的女工可以赚得一块钱一天。
兰君吃谁的呢？
竹君自然是吃自己的。她们早上五点钟就得上工，下半天天快黑了才得回来。
梅君她们不吃午饭吗？
竹君前天，我们的车子走过那湖丝厂时，不是看见那些散工的女工一个个手里提着小饭篮吗？那就是她们的午饭了。……她们的白天里做工还不算，有许多想多赚几个钱的晚上还要做晚工。我从前不是老和爸爸赌气说爸爸不给钱我也不要紧，我可以去做女工吗？今天亲自到那里看了一天才知道那才是梦话。我们哪里做得来。
兰君为什么做不来呢？
竹君第一，走进工场里去的时候，就比回到家里来空气太两样了，那里面的空气简直使人一进去呼吸都要困难起来，那机器纺纱的时候不要飞出一种灰尘似的细纱吗？那种东西呼吸久了就要生病的。
梅君生什么病？
竹君就要生痨病。比当教员的喝粉笔灰还要不卫生。我在那里面站了几点钟恨不得立刻出来。
兰君那么姊姊怎么不出来呢？
竹君就是那位课长先生偏要仔仔细细地替我说明：哪里是绹纱的，哪里是打包的。这副机器做什么用，那副机器又有什么道理。那细纱一阵阵地向我鼻子里口里飞，连我的眼镜也模糊起来了，我只好掏出手巾来掩着口和鼻子，又加上那种机器的声音啌咙啌咙地把我的耳朵震得发聋。....
兰君大姊姊，那种机器的声音是不是这样的？（走到钢琴前弹啌咙啌咙之声）
竹君对呀，对呀，一点都不错。不过哪一天想带你到工场里去把那种piano的声音让你听一点钟试试。那种不间断的单调的声音，我们只要继续听上一点钟就要使我们的神经衰弱起来。可是她们一天硬得听上十几点钟，你看她们的神经要不要麻木，要不要没有表情？我们把各厂都参观了之后，陈大小姐因为我和她是从前做参政运动的同志，这又是她办的模范工厂，特为停了一点钟工，把女工集在一个大坪里，请我对她们演说。
兰君、梅君姊姊讲了些什么呢？
竹君陈大小姐原要我讲些勉励她们好好地做工的话，因为工厂里近来时常闹风潮，可是我讲了些女权运动的历史。
兰君、梅君她们听了怎么样？
竹君她们不知我是怎么一个女伟人，一个个恭恭敬敬地在底下听。我一讲到我们女子除开了几种没有公民权的人以外，其他都可以和男人一样的参政。她们中间就有一个人问不识字的有没有公民权，我说没有，她们许多就不大热心听我的话，好像我说的话都与她们无关似的。我看天也快下雪了，她们都只穿那一点点衣裳，头上帽子也没有戴，站在风里面冻得可怜，我也不敢再说下去了。我出了工厂之后不知起了多少感想。（一面起身脱大衣挂起）我想我们当初运动参政的时候，以为我们只要争得政权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了。可是现在怎么样？政权争到手了，可是事实上享有这种政权的，不过是我们有些财产能受教育的，与那些没有财产没有机会受教育的特别是工场里吃纱尘子的，却点没有关系。她们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爱生活，可是她们为着那一点点工钱不能不把她们的青春卖掉。……
梅君（感动）那么大姊姊，为什么不要她们到我们家里来玩呢？姊姊过小年的那一天一定邀她们来玩，我弹钢琴给她们听，她们没有听过钢琴的是不是？
兰君她们听够了哩。
梅君讨厌的二姊。人家这样同情她们，你还要笑我。
兰君她们那样多人这屋子挤得下吗？
梅君那么，我们把院子打开，开个园游会好不好？
兰君是呀，园子里梅花快要开了，请她们来看梅花也好。梅君假若那天下雪，那么看雪里的梅花可更有趣了。
竹君嗳哟，我的三小姐，你要她们穿皮袄来看吗？三妹的良心好，我知道，平常叫化子来了你总要和阿金争着给钱，可是你要拿起对叫化子的态度来对她们你可就错了。我从前和陈大小姐谈起这个问题，我也以为只要每年开几次园游会，到了年节多给几个欢喜钱就行了。现在我才知道错了，她们不是些可怜的个人，却是一种新兴的阶级。她们所要求的不是什么同情，不是什么恩惠，却一定有一种什么更正当更强有力的要求。我们假如不把我们的小姐气质丢开，对于她们的要求是不会有什么理解的。同时我深觉得假如我们对于她们的要求没有理解，我们的将来是了不得的危险的。今天我才发见我们的一切是建筑在她们的身上的，所以我在路上就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兰君、梅君什么决心？大姊姊？
竹君我想从今日起把我们所有的财产都丢掉，去做她们的战友。
兰君、梅君（紧张）哦？
竹君你们明天同我搬到新屋子里去。
梅君你是讲太湖边新起的那个别庄吗？
竹君不是，那房子我安排捐作公医院。
兰君那么是哪一所房子呢？
竹君我今天在纱厂旁边租定了一所房子了，是女工头胡二嫂介绍的，她起初还以为我说着玩的呢。
梅君明天就搬吗？
竹君明天就搬。
梅君（走到琴前）这piano也搬去吧？
竹君不，那屋子放不下这样大的东西。我已经把它退给恒茂公司去了，一会儿就有人来搬去的。你把那上面的花瓶哪，杂志哪，给拿下来吧。
梅君姊姊你把它也卖掉了，不可惜吗？（抚摩piano依依不舍）
竹君三妹！你不要弹！那里面有鬼！
梅要有鬼？！（急回到她们中间）
竹君你一弹起来，那里面就好像有无数的鬼在那里诉冤一样！
梅君为什么？
竹君你可知道这台piano是什么钱买的？
兰君不是保丰分的红利买的吗？
竹君是呀。去年保丰因为销场很畅，行市又好，所以奖励晚工，货出得多自然赚钱也多，就是我们家里也分了千多块钱的红利，这是你们都知道的啊。可是我今天去参观那所女工寄宿舍的时候，却看见第三栋楼下有一间屋子空在那里黑洞洞的没有一个人住。
兰君、梅君（好奇地）为什么没有人住？
竹君我向那带路的课长先生，他说得含含糊糊。后来我私下问一个女工，才知道去年奖励晚工的那时候死了好几个女工，那间屋子里死了三个，而且三个都害的是痨病，至今到晚上还闹鬼，所以没有人敢进去住。（二小姐、三小姐靠大姊愈紧）你想我们既然知道这架piano是那些女工的生命换来的，我们还忍弹它吗？所以我要立刻卖掉它！
兰君大姊姊你不是说把一些财产都丢掉吗？那么.....
竹君你的结婚问题吗？我想为着财产结婚的时代已经过了！妹妹。
梅君那么我们以后怎么样生活呢？
竹君傻孩子，你想我们这样健康的身体，（起立出粗大的皓腕）还怕饿死吗？
〔阿金上。
阿金大小姐！
竹君什么。
阿金恒茂公司的工人来了，说来搬钢琴的。
竹君啊，请他们进来！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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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版导言（克里斯·哈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1948）
1988年版导言
克里斯·哈曼
1948年6月，本书的初版以复制本的形式发行，名为《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本质》。1955年，本书的修订版《斯大林主义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出版。1964年，本书的内容出现于一部更大著作《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第一部分。1974年，这部分内容由英国普鲁托出版社以《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一名首次出版。
此版本的核心文本来自1955年版，该版在各方面都与最初的复制本区别很大（主要是章节顺序，此外也添加了关于1948年南斯拉夫和俄罗斯决裂的新材料，还修订了书中讨论国家资本主义危机的部分）。
本书中作为第一个附录发表的，讨论托洛茨基对俄罗斯的观点的内容，是原始复制本的部分正文。虽然成为附录，但对那些受恩斯特·曼德尔（ErnstMandel）或艾萨克·多伊切尔（IsaacDeutscher）影响的人来说，该部分依旧是最彻底的回应。在整个战后时期，这些人都声称自己坚持托洛茨基的分析。
第二个附录写于1948年，就在原始复制本完成之后，是一篇独立文章。该文针对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俄国是一种新的阶级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截然不同。在当时，该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美国前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斯·沙赫曼（MaxShachtman）；近年来，它又被多名作家重新提起，如鲁道夫·巴罗（RudolfBahro）、安东尼奥·卡洛（AntonioCarlo）、希勒尔·蒂克廷（HillelTicktin）和乔治·本斯（GeorgeBence）与亚诺什·基斯（JanosKis）（此二人以笔名“拉科夫斯基（Rakovski）”联合写作）。此观点似乎是所有非斯大林主义左翼知识分子的“常识”。正是克里夫的这一批判同时摧毁了该观点的新旧版本。
最后再提一点。正如克里夫的这本著作的1964年版所警告的那样：“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陌生的读者可能在通读下列章节时感到困难。第五章、第六章，特别是第七章尤为如此，可留至最后阅读。”不过需要指出，克里夫正是在这几章中，与那些试图将俄罗斯纳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人正面交锋。
克里斯·哈曼
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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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在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墓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1948）
导言：在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墓旁
《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一书的初版写于1947年，并作为复制本面世。当时斯大林主义正值巅峰时期：在俄罗斯战胜纳粹德国和占领东欧之后，在铁托与斯大林分裂之前。另外，毛泽东的军队也在中国成燎原之势，即将全面胜利。
42年后的1989年，斯大林主义政权在东欧和俄罗斯接连崩溃。斯大林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死，使此书早在1947年做出的理论分析的有效性得以盖棺定论。尸检揭露的是一个人在世时沾染的顽疾。以此类推，一种社会秩序灭亡之际，同时也是它的真相暴露之时。
认为斯大林主义政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甚或堕落的工人国家——总之，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的观点，假定了这个政权比资本主义更进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首先必须意味着，相较于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能更高效地发展生产力。然而，东欧和苏联不断加深的危机，只能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经济增长率的降低来解释。危机导致了东欧和苏联发展的停滞，它们和西方先进国家间的差距从而不断扩大。
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如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存在夸大嫌疑）；1950-59年—5.8%；1970-78年—3.7%。到了1980-82年，增长率降至1.5%，最后十年甚至是负增长。显然，苏联的生产力水平没有得到有效发展。
如果东欧和苏联的劳动生产率比同期的西方更有活力，那么它们的领导人就没有理由求助于西方的市场机制。如果东欧占据经济优势，那么，德国统一后，东德的工业应当比西德更繁荣。然而，事实上，东德的经济在统一后就崩溃了。东德的雇佣工人数量从1989年的1千万锐减至今日的6百万，而其劳动生产率仅有西方的29%[1]。因此，1989年后，与西德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公开竞争时，东德的劳动生产率尽管已经是东欧国家中最高的，但仍然低于前者。
如果苏联曾是一个工人国家，只是后来堕落了，那么当资本主义来袭时，工人们会出来守卫自己的国家。即使是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最尖锐的批评者，也承认这是不证自明的：哪怕苏联被腐朽和败坏的官僚主义宰制，但若遭到资本主义的攻击，工人们还是会站到它这一边。
然而，在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命悬一线之时，东欧的工人们没有保卫“他们的”国家。如果斯大林主义国家曾是一个工人国家，那么，为何它仅存的卫士是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Securitate）和东德的国家安全局（Stasi），为何工人阶级支持市场的代言人，鲍里斯·叶利钦（BorisYeltsin），将无法得到解释。
倘若东欧和苏联是后资本主义政权，只是在1989年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缘何这复辟如此轻松写意？
1989年东欧剧变的显著特点是，未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暴力行为。除了罗马尼亚以外，也没有出现武装冲突。事实上，东德、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政权倒台时的暴力冲突，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撒切尔执政时，罢工的英国矿工和警察间的暴力冲突来得更少。
一种社会秩序向另一种的过渡，必然伴随着国家机关（stateappratus）的更迭。但在1989年，国家机器（statemachine）几乎毫发无损。俄罗斯的苏联军队，克格勃，以及国家官僚依然存在，其他地方的许多类似机构亦然。在波兰，军队推动了国家资本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1981年政变的策划者，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将军和内政部长兼戒严令首席执行官基斯查克（Kiszcak）将军，在与团结工会（Solidarity）的谈判和马佐维耶茨基（Mazowiecki）联合政府的组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是反革命政变，是资本主义复辟，那么一个统治阶级应整体上取代另一个。然而，我们却看到社会顶层人士继续执政。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管理经济、社会和国家的红色权贵〔nomenklatura，俄语词，来自拉丁语词nōmenclātūra，原意为某门学科的术语表。在前苏联，指党任命的政要和各行业领导名单。在斯大林主义批判的语境中，通常指共产主义国家中身居高位者们。——译者注〕，在“市场”下萧规曹随。
俄罗斯和东欧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垮台，造成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浩劫。对那些不认为俄罗斯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左派而言，这也是一场灾难。世界各地数百万计的共产主义者及其拥趸曾经认可，斯大林主义政权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还有数百万计的社会主义者也认可了这一点。不仅仅左派如此。右翼费边主义者（Fabians），西德尼（Sidney）和碧翠丝·韦伯（BeatriceWebb）出版过一本名为《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的文明》（1936）的书，对斯大林主义政权推崇备至。对于将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政权的垮台导致了他们意识形态和道德理念的毁灭性危机。
英国共产党的意见领袖（guru），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0年2月，他在受访时被问及此事：“在苏联，工人们似乎正在颠覆工人国家。”他回答说：“它显然不是一个工人国家，没有一个苏联人曾经相信它是一个工人国家，苏联工人知道这一点。”[2]为何霍布斯鲍姆没有提早50年，或者20年告诉我们这点？
在苏联解体后，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极端混乱。党的总书记尼娜·坦普尔（NinaTemple）说：“我认为社民党（SWP）是对的，托派是对的。东欧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我想我们早该这么说了。”
尼泊尔共产党（CPGB）国际秘书，克里斯·米恩特（ChrisMyant）所言更甚。他说，十月革命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它的后果很严重。”他接着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古拉格集中营、形式公审（theshowtrials）、第三世界法西斯独裁和军备竞赛、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世界贫困、乃至越南战争，都归咎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英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崩溃，事实上导致了它的全面瓦解。它从1945年的6万多人，从一个在工人阶级中拥有相当影响力的政党，缩水成了一个数百人的小组，他们大多垂垂老矣、心如死灰。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也大多如出一辙。
意识形态危机也深刻影响了英国工党左翼（theBritishLabourleft）。1981年，托尼·本（TonyBenn）在工党副领袖竞选中获得了约320万张选票，坐拥数十万活跃支持者，而在1995年4月，投票支持保留党章第四条[1918年，英国工党的新党章第四条含糊地承诺，“通过生产、分配和交换方式的共同所有权，可行的最好治理制度，以及对各行业部门的控制，手脑并用，确保工人的全部劳动成果。”——译者注]的工党人数，仅剩8500人。当然，斯大林主义的破产只是工党左翼衰退的原因之一，尽管该原因相当重要。
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革命运动的童年时期。斯大林主义在不断消耗这种自我解放运动的活力，是革命的掘墓人。那些被它迷惑的人曾以为，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他们的观点以社会主义的灾祸而告终。
我相信，对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分析，正如48年前所阐述的那样，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必要反驳，也是对其腐朽的必要回应。
托尼·克里夫
1996年7月
[1]金融时报，1992年5月12日。
[2]星期日独立报，199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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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简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1948）
中译者简介
该文本是一份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党（BritishRCP）内部文件的复制件，1948年6月发布，名为《俄罗斯的阶级性质》。
1955年，该文本首次出版，名为《斯大林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1964年，作为《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第一卷再版。
1974年，改动了章节顺序后再版，名为《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此电子版采用了该版本的标题和章节顺序。
1988年再版，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作跋。1996年再版。
实体书版见于英国书签出版社的网站（https://bookmarksbookshop.co.uk/view/2954/Marxist+Theory+After+Trotsky+v+3+Selected+Writings）。
已修订部分明显的排版错误，未添加注释。
由迪伦·斯蒂尔伍德（DylanStillwood），罗尔夫·冯豪克（RolfVorhaug）和艾因德·奥·卡拉汉（EindeO’Callaghan）录入并收录于马克思主义文库（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2018年11月，由巴勃罗·施特恩（PabloStern）转为ebook格式。
封面：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1943年德黑兰会议；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所作的突击队海报（维基媒体共享资源）
托尼·克里夫
1917年，伊加尔·格卢克斯坦（YgaelGluckstein）生于巴勒斯坦，其双亲是犹太复国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格卢克斯坦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了一次工人运动，尝试团结阿拉伯和犹太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眼看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胜利势不可挡，格卢克斯坦移居英国，化名托尼·克里夫。
20世纪40年代末，克里夫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并非一个工人国家，而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政权。这一观点伴随了他余生的五十多年。1950年，被第四国际官僚式地开除出党后，克里夫与“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决裂，但他始终以托派自居，尽管他也吸收其他马克思主义传统。
如今，托尼·克里夫的政治遗产保留于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https://socialistworker.co.uk/）及其前身，国际社会主义者传统〔InternationalSocialistTendency，或称”国际社会主义者倾向“。克里夫是该党派的创立者。——译者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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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
一
近年来，在所谓波兰问题上出现了一种很有意义的转变，凡是注意观察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社会主义世界对波兰追求自由的愿望的关注由来已久，几乎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一样长久。早在1848年，在西欧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对波兰问题表示同情以后，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把波兰的独立列为他们对外政策的一项要求。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把有关波兰问题的口号列入自己的对外纲领，是对资产阶级的民族掠夺政策和民族压迫的抗议，首先是对尼古拉一世的俄国的抗议，那时俄国是反动势力中唯一的一块坚硬的岩石，它准备扼杀欧洲的任何革命运动。但是，在立即进行一次革命的希望长时间无法实现以后，重建波兰的口号也就不切实际了；要想使这一口号有可能得到实现，只能指望欧洲政治发生有利的转变，指望欧洲发生战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资产阶级国家在国际政策方面的合作，今天以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不为无产阶级的势力范围所掌控。
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在80年代初才开始。但是，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仅对重建波兰的要求漠不关心，而且简直是敌视这一要求；在这里讨论个中原因，就会离题太远。这既涉及俄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也涉及普属波兰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因为那里早在1890年以前就存在工人运动了。撇开与工人运动无关的一个国外的社会主义小组，即《觉醒》[1]不谈，波兰的独立过去只是在一个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派别（它在波兰被称为爱国主义派）的纲领中被表述过，——请注意，“爱国主义”一词的含义不是西欧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不是指个人对祖国的爱，而是指一个旨在重建波兰国家的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一派别和波兰本土的工人运动的关系，可以简练地用“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爱国主义！”这句流行语来描述。
当德国和奥地利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波兰运动[2]时，情况大体上没有改变。1890年，这一运动刚一出现，加利西亚的和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就同社会民主党或德国社会民主党站在完全一致的政治立场上。共同的纲领，——在德国是爱尔福特纲领[3]，在奥地利是海恩费尔德纲领[4]——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策略，这就是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关于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特殊政治任务，例如关于波兰的独立问题，还谈不上。
当然，有些只会使民族主义流派内明确的关系变得模糊和混乱的重要迹象，很快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1891年，在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5]上，波兰代表脱离他们各自的政治上的战友，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波兰代表团，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此的解释：他们组成这个代表团“是为了波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国际的社会主义政策”。
1892年，加利西亚社会主义者在党的维也纳代表大会[6]上认为，有必要对刚刚投票表决而且也得到他们赞同的党的组织采取保留态度，他们宣布，鉴于他们这个地区的特殊情况以及他们对生活在奥地利以外的同胞的义务，他们同整个组织的联系不能像章程所要求的那样紧密。
1893年，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终于退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组成一个单独的波兰社会党。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一是为了驳斥由于他们隶属于德国党而遭受的来自波兰资产阶级方面的诽谤；二是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语言自由，反对政府的日耳曼化意图。
但是，尽管如此，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态度，就其本质来说，依然如故。人们对于波兰党的上述行动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可以认为这一行动的理由是不成立或站不住脚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行动是出于纯粹实际的、从属性质的考虑，并没有触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即政治纲领。只要社会主义者根据一个共同纲领在同样的政治形势下进行活动，即使他们结合成不同的党组织，他们在活动中也多少会表现为一个唯一的整体。
但是，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纲领却仍然是奥地利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个政治纲领。前者在他们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对共同的海恩费尔德纲领作丝毫修改，后者在党的科隆代表大会[7]上，由他们的代表尼库尔斯基宣布，虽然他们有单独的组织，但还是遵循爱尔福特纲领。在他们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1894年圣诞节在布雷斯劳召开）上，他们又放弃了由建党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纲领修正案，从而保留了纲领的本来面貌。
只是在最近，波兰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把原来的“爱国主义的”纲领直接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人们第一次知道这个流派——可以正确地称之为社会爱国主义的流派——是在1893年，它的表现形式是一个与此有关的纲领草案（见伦敦出版的波兰杂志《黎明》1893年5月号）。但是，1895年7月，在伦敦出版了一家法文小报《波兰社会党公报》，其中断然宣布，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党力图重建波兰。正是由于这一情况，即由于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与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完全不同，《公报》才补充说明两个党最近几年的行动方式：前者在1892年党的维也纳代表大会上的保留态度，后者的特别组织，等等。
毫无疑问，《公报》的武断的论点和说明与事实——至少在形式上——不符，因为上述两党从来没有透露它们通过了一个新的纲领，甚至也没有在它们的代表大会——唯一有权处理这些问题的机构——上讨论过这个问题。有时它们发表过一些言论，有些模模糊糊地暗示它们有意重建波兰，但是很明显，在讨论是否通过一个新的党纲这一问题时，是不能把这些言论考虑在内的。
但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当前在奥地利和德国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它们暂时悄悄地发展，无论如何要使上述各党的纲领发生决定性的转变。正是现在伦敦《公报》公开明确表述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倾向，使人们可以重新审视波兰运动中曾经的那些迹象，如德国的波兰特别组织、加利西亚社会主义者的保留态度，以及类似情况，那时是以十分次要的实际考虑为理由来解释这些迹象的，它们在党的报刊上始终很少引人注目。现在人们至少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似乎并不重要的迹象自觉或不自觉地导向的目标，同样，可以猜到这个联结各种表面上没有联系的措施的内在过程。
鉴于一部分波兰社会主义者的这一脱毛过程，波兰问题对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具有了新的意义，必须从新的角度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可以不考虑社会主义世界以前对波兰独立的关注。在那种情况下，波兰独立只是无产阶级对外政策的一个要求，现在要成为对内政策的纲领，即一部分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纲领，因此具有一种纯粹实际的性质。以前在解决波兰问题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欧洲的外交——无产阶级除了对这个期待中的解决办法表示关注以外，暂时还不能做很多的事情。现在波兰的独立应当由波兰的无产阶级本身，由它的阶级斗争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是指通过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通过解放一切人的社会主义革命来使波兰作为一个民族得到解放，而是指在现行制度的范围内使波兰作为国家实现独立，就是说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国家。波兰的无产阶级要把建立这一国家作为自己进行阶级斗争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正如奥地利的无产阶级要争取普选权，比利时的无产阶级要废除复选制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再是关注，而是利益，一方面是阶级利益，另一方面是实际的可能性，也就是完成任务的物质力量。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全新的论证。一方面对波兰犯下了从国际法上说骇人听闻的罪行；另一方面需要一道保护墙来抵挡尼古拉一世的俄国。这足以说服国际无产阶级把波兰问题的口号纳入自己的对外纲领。但是，这些理由不足以说服波兰的无产阶级把这一口号纳入直接实践的纲领。在这方面，对社会民主党纲领中一切其他要求起决定性作用的所有观点都应适当加以考虑。可见，首先要考虑这一要求同波兰三个部分的客观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关系，以及同这一发展本身为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任务所提供的那些物质手段的关系。这些观点是唯一能够决定重建波兰是否真正符合波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波兰无产阶级是否能够实现重建波兰。波兰的报刊，还有法文的《公报》第一期，多次论证过这一新的思潮，我们在这里无需详加探讨，只要笼统地指出，这一论证以纯粹的空想为基础，与社会民主党的思维方式毫无共同之处就行了。对于俄属波兰来说，这一论证的基础是比较两个尚不存在的宪法——独立波兰的可能的宪法和俄国未来的宪法，同时承认前者居优先地位。
但是，对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来说，关于必须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重建波兰的理由是，这两个部分据说充斥着德国资本，这使身受异国资本剥削的波兰工人有“倾向于采取一种纯粹民族主义反对派的非无产阶级政策”[8]的危险。接受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纲领据说可以消除这个民族主义的危险。由此可见，在第一种场合，用来论证整个纲领的是一种预测，在第二种场合，却是一种担心。这类不是从实际的社会发展产生，而只是凭空捏造并且硬加在波兰无产阶级身上的“阶级利益”，当然完全是一种虚构，并使实质上是民族主义的纲领仅仅十分勉强地表现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纲领。
但是，我们虽然不想详细讨论对纲领的这个论证，但我们要比较详细地探讨对这个问题的两个在实践上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个纲领的实现可能性和波兰社会主义者在鼓动中接受这个纲领以后可能产生的实际后果。
二
只要把波兰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概括起来，就能大致描绘波兰社会状况的图景，这一图景以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使人得出结论说，通过波兰无产阶级的行动来重建一个波兰的阶级国家是无法实现的。社会爱国主义派自己说：“波兰的贵族、波兰的僧侣和资产阶级感到在狗窝里很舒服，并且开始发誓要抛弃起义的旗帜。”[9]到此为止，他们也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只是确认波兰三个部分的统治阶级都忠于政府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可惜他们并没有从这个非常正确的考察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时资产阶级的政治表现同往常一样，如实地反映了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利益。如果我们把波兰统治阶级在所有三个兼并国家中都忠于政府这一政治现象，还原为他们的物质利益的语言，那么，我们便会得出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重建波兰不可能符合波兰的恰恰由资产阶级代表的经济发展的利益。
例如在德国，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很早就主张政治统一。政治统一在德国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生存条件，而且在小邦分立的基础上就已经通过关税同盟[10]为此作了准备。当前的波兰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波兰三个部分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微不足道的，以致对于它们，对于这三个部分的经济生活来说几乎不值一提。相反，波兰每个部分与它们有关的兼并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支配着前者的整个经济，因为它已经采取了现代的形式。波兰资产阶级所热衷的确实也根本不是波兰的重新统一，而仅仅是从经济上利用由于他们从属于兼并国家而产生的那些有利条件，如俄国的广大劳动力市场和保护关税政策、德国的谷物市场、下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等对原料的刚性需求。俄属波兰是一个拥有大工业的地区，而在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大地产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统治阶级，这一情况虽然在很多方面会使后者和前者的社会关系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波兰的所有三个部分在这里涉及的关键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容克完全像俄属波兰的大资产者一样牢牢地依附于吞并国家。可见，如果说在德国分裂的各邦之间起作用的是经济的吸引力，即所谓资本主义的向心趋势，那么波兰的经济发展恰恰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确切地说，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结果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趋向同有关的吞并国家相融合。这个融合过程在俄属波兰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波兰的其他两个部分也在顺应这样的过程，虽然比较缓慢。因此，重建波兰远不是波兰社会发展的结果，确切地说，与这个结果直接相矛盾。
综上所述，通过波兰无产阶级的力量来争取波兰的独立，是一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未曾承担过的艰巨任务。这里涉及的已不再是争取一定的，哪怕是广泛的政治让步，例如俄国的宪法或者奥地利的普选权。因为这些让步绝不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相矛盾，相反，它们本身就是这一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爱国主义派却不是这样，他们给无产阶级出了一个极为困难的难题。以前是占有者阶级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即利用民众各阶级这个无意识的工具，创造新的国家形象，而现在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本身要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不仅如此，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还要违背占有者阶级的愿望和利益，用暴力把那些拼命反对移植的资产阶级，确切些说，它的三个资产阶级移植到新的阶级国家，同时强力扭转它三个部分既定的经济发展方向。可见，无产阶级要争取波兰的独立，不仅必须粉碎欧洲三个最强大的政府的强权，而且必须自身强大到足以战胜它的资产阶级的物质生存利益。换言之，无产阶级必须不顾自己作为被奴役阶级的地位，而去取得一个统治阶级的地位，并利用自己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再有意识地创造一个今后继续对它实行压迫的工具。
在简单地表述这个问题时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波兰的无产阶级有朝一日能不顾三个兼并国家的政府和波兰的资产阶级而实现重建波兰，那么，它也能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完成第一个任务所需的力量和阶级觉悟的程度，无疑足够用来完成第二个任务，在完成第二个任务时仅仅需要利用经济的发展，而在完成第一个任务时必须打破这一发展。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已经就类似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在关于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举行总罢工的争论中（这个问题要简单得多，只是消极地反抗资产阶级政府所作出的决定），历次国际代表大会都表示，无产阶级在现存制度的范围内，无力削弱阶级国家的那些最重要的职能。但是，如果说无产阶级甚至无力阻止统治阶级进行战争和随后重洗欧洲的政治牌，那么，它显然更加无力违背统治阶级的生存利益，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并打碎现存的国家。因此，社会爱国主义派的纲领，无论从它的实现可能性的角度看，还是从它的理论构思看，都同样是空想。
三
一个站不住脚且不具实际操作性的纲领，也许不能排除其暂时被接受的可能性。因此，除了描述这个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特点，还应当指出波兰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因接受这个纲领而不得不经历的变化。我们说“不得不”，是因为在这个方面——牢记这个方面非常重要——他们以前的活动不算数。以前，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既没有接受这一要求，也没有在鼓动中让它发挥某种重要作用。相关的倾向至多偶尔表现出某种动摇和不彻底。相反，比如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以前参加选举鼓动，以及加利西亚的党为普选权而进行积极的斗争，显然只归功于他们的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同志的共同纲领，而绝不能视为把波兰独立的要求付诸实践。然而，在讨论这一要求可能产生的实际后果时，我们绝不打算充当预言家。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只是从这个纲领本身的特征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且随时都用已有的事实材料检验我们的结论。
首先，如果我们在事实上接受这个可疑要求，这就会反过来影响组织关系。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一旦为自己制定一个单独的政治纲领，那他们就不可能隶属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党。而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拥护者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比如援引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建立的特别组织为例，认为这正是接受重建波兰这一要求的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明和一个直接的后果，虽然这种判断与那里的社会主义者的声明确实相矛盾。关于加利西亚的同志1892年在同奥地利的党实行组织联合的问题上所采取的保留态度，社会爱国主义派也作了这样的解释。[11]
可见，纲领的差别必然使波兰社会主义者脱离德国的和奥地利的组织，一个共同的波兰纲领必然同样会导致波兰的所有三个部分的社会主义者联合成一个唯一的波兰党。而且第二个结论已经得到一些事实的证明。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波兰代表组成一个单独的民族代表团，它代表一个虚构的全国性的波兰党，而且本着国际声援的精神同德国的和奥地利的党进行交往。他们在这样做时忘记了，在社会主义代表们组合成“民族代表团”时，“民族”一词与“国家”一词是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的，社会主义代表团不能代表过去的或者未来的国家，而只能代表当前的国家。上面引用的伦敦《公报》也企图假装是共同的统一的波兰党的机关报。
可见，同样政治情况下的不同政党的形成和在三种不同情况下的一个统一政党的形成，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党派团结和同一个国家的同志之间的国际团结，这些似乎就是接受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下一个实际后果。
仅仅这一后果就排除了进行任何有益的政治活动的可能性。
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本来就在于使国家机器民主化，并且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而利用这一机器，所以这个斗争在其目的和任务的问题上，显然必须与各个国家当时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当前，波兰的无产阶级虽然有着共同的民族性，但实际上他们是生活在具有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的三个不同国家。
波兰无产阶级的共同的政治制度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未来的事情。但是，当前进行的政治斗争只能考虑当前的情况，因此，它在这方面必须提出三个不同的纲领，并且必须由三个不同的斗争组织来领导。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当前能够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下把所有三个部分的波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那么这个纲领是显然不能适应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干脆无视所有三个部分的政治环境。这同人们打算以一个共同的纲领把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整个无产阶级联合在唯一的一个党内是一回事。这种做法的荒谬一目了然。可是，怎么区别这种做法与建立一个总的波兰党的计划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那个共同的民族因素来区别，然而，对于纲领的共同性来说，这个因素是可以不必考虑的。
但是，如果这个纲领不适应各个部分的政治形势，如果纲领无视这种形势，那么纲领的制定者就必须有所准备，他们自己也会被活生生的现实所无视。为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无产阶级制定个共同的纲领，只能使这三个国家的波兰运动走上共同的绝路。
确实如此。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在与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同样的政治条件下活动，却必须提出与这两个党不同的政治要求。即重建波兰。为了使波兰工人容易接受这一要求，不言而喻，他们必须把波兰无产阶级的状况与德国和奥地利无产阶级的状况的不同特点，作为他们进行鼓动的出发点，设法在前者和后者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但是，波兰工人的阶级状况与德国和奥地利的无产者的阶级状况毫无差别，因此无法在它们之间划出这条分界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强调唯一不同的东西，即民族因素。因此，他们将必然经常解释在德国的波兰工人作为一个被征服民族的成员所遭受的苦难，因为他们与德国工人有着共同的阶级状况。因此，他们必须把民族压迫——这一对于工人来说是次要的现象——上升为主要问题。但是在奥地利，波兰人享受民族自由，就必须直接诉诸民族感情、诉诸历史传统等等。
情况又能怎么改变呢？在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强大运动中，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一切需要都得到了表现，并不以其民族性为转移，鉴于这种情况，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能够坚持他们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纲领的独立的党的存在，必然不得不越来越明确地强调民族因素。可见，党要进行自我维护，它有可能面临被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总的潮流吞没的危险，可以说，这种情况必然迫使他们要把自己的整个鼓动民族化。除了在隐蔽阶级立场的同时强调民族因素外，他们也必须给党的一切极其重要的行动（这些行动由于共同的情况对于波兰的和非波兰的无产阶级来说必然是共同的）打上一个特殊的民族印记。这后一件事，社会爱国主义派已经在做了。他们本着他们所提出的纲领的精神，例如把波兹南和西里西亚在1893年帝国国会选举中投给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选票，本能地解释为民族波兰的一次示威。他们说：“如此之多的选民已经通过他们投票给波兰社会主义的候选人表明，他们今后既不想忍受德国的统治，也不想忍受本民族的贵族和黑帮的统治。”[12]同样说明问题的是，他们把德国政府的警察对波兰工人运动的迫害更多地归咎于民族压迫，而不是归咎于德国政府的阶级政策，因为他们把这些迫害理解为“把德国的法律应用于被征服的省份。”[13]
加利西亚社会民主党人最近的这次党代表大会（1895年9月28—29日在新松奇召开）的一项决议就是对我们的结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证明。决议中说，为了表示波兰所有三个部分的波兰无产阶级的统一，决定发出一份对所有这三个部分都适用的共同的五一节宣传册，而且责成出版《公报》的伦敦小组办理此事。[14]至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上面我们得出的那些结论已经以非常简练的方式得到证实。
加利西亚的社会主义者企图使党的主要行动，即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具有一种典型的波兰性质，并以这一主要行动与整个奥地利的党划清界限。他们还企图使五一节的活动具有一般的波兰性质，即不以三种十分不同的政治形势为转移的那样一种性质，从而突出共同的民族因素，淡化各种政治因素。这种做法在奥地利尤其突出，尽管五一节在那里首先具有，而且必须首先具有政治性质，由于那里的群众在政治上没有权利，五一节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
但是，加利西亚代表大会决定进行的这样一种五一节鼓动活动，在实践中能有什么样的前景呢？在上述的五一节宣传册中，会号召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特别是在整个奥地利号召争取普选权吗？显然不会，因为争取普选权的口号对于俄属波兰和普属波兰（宣传册也是针对它们的）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会不会号召重建波兰呢？但要是号召重建波兰，加利西亚党在奥地利采取的就完全会是分立主义的政治态度。最后只提出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吗？要是提出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就等于取消五一节活动的所有政治意义！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排除这样的情况，这本宣传册只是对拥有三种不同政治要求的俄属、普属和奥属波兰这三个独立部分的简单概括，因为，如果在五一节宣传册中罗列一些只对波兰其他两个部分具有意义的鼓动材料，那么就会使加利西亚的五一节鼓动更加困难，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引起代表大会的注意。而且还专门要求这个宣传册特别重视所有的波兰工人共同的民族因素，[15]结果就会使加利西亚的工人同奥地利的其他无产者的紧密团结更加退居次要地位，使他们共同的政治斗争更加走下坡路。可见，分立主义和掩盖政治上的阶级立场，始终是制定典型的波兰纲领这一倾向的后果。
如果波兰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想把重建波兰的要求，补充到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去，那么，很明显，这样做既不能在原则上也不能在实践上达成内部的统一。确切地说，这样的拼凑必然是纯粹的表面文章。
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各种纲领要求相互之间总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们的任何一项要求的实现，都会激励无产阶级为实现其他要求而进行更加坚决的斗争，同时创造客观条件去实现那些要求。相反，社会爱国主义的要求与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之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关系。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逐步实现，德国和奥地利从而也包括它们的波兰各省的运动的发展和加强，只能削弱，绝不会加强这些国家的重建波兰的运动。那里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越成功，工人阶级本身的影响越大，波兰的工人就会感觉到，为自己的解放而努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的需要就越小。
同样，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加强很少能够为实现这一意图创造更加有利的客观条件。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增强最终将导致在现存国家建立自己的统治，但绝不会导致打碎这个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提供力量，使它能够消灭作为一个社会机体的现存国家，用社会主义社会取而代之，但绝不提供这样的力量，使它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打碎作为一个政治机体的现存国家。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增长总是该国的资本主义的同时增长的反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后果，是政治上的集中、国家各个部分的更紧密的结合，是加强和扩大把各个部分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无产阶级只能利用资本主义的这些引起集中化的后果，使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使统一的国家民主化，但是无产阶级无法抗拒那些后果，并且使国家的各个部分重新获得独立。我们可以预言，奥地利如果争得普选权，将会激励无产阶级大踏步走向自己的各个阶级目标，但远远不会同时促使奥地利国家走向崩溃，确切地说，会使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在新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
因此，重建波兰的要求不能同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的其他要求和活动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把这一要求写入共同的党纲，那么，就会使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活动中经常摇摆于民族主义立场，即所谓代表波兰无产阶级特殊利益的立场和各个社会民主党的一般的阶级立场之间，使他们在一个地区的鼓动与另一地区的鼓动之间失去内在的联系。
但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会把他们的活动重点放在哪一种立场上，是放在典型的波兰民族利益的立场，还是放在共同的阶级利益的立场，这是不难猜到的。
我们已经看到，波兰社会主义者与德国党和奥地利党并列这种状况，必将迫使他们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但尽管如此，波兰的社会主义者能在其中进行活动的那些特殊的社会条件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鉴于在波兹南和加利西亚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几乎可以令人想起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情况，鉴于大工业的缺乏，社会主义者主要在手工业者中间争取拥护者，而这些拥护者受着小资产阶级，即举足轻重的城市阶级的强烈影响。但是，加利西亚和波兹南的小资产阶级是纯粹民族主义传统的最后的维护者，尽管是无能为力的维护者。既然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活动，并且以一种特殊的民族纲领区别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整个运动，他们也就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将使他们日益远离同德国和奥地利的党共同进行的阶级斗争。
德国的波兰社会党把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诽谤，称作使它退出德国组织的原因之一，它因属于整个德国组织而遭到了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指责，这种情况证明，上述第二个结论也不仅仅是预言。[16]因此，当前波兰的同志在德国的特别组织差不多是他们在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压力下作出的让步。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像在谈到加利西亚党代表大会那个独特的决议时一样，不涉及接受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最后的后果，甚至也不涉及最初的后果。我们在这里暂时只谈在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内部起作用的那些倾向的一个表现。
如果德国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策略，那么，他们自然就会从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党变成一个跟着资产阶级的节拍跳舞的党。
四
这就是把重建波兰的要求列入纲领的实际后果。这个纲领无论就其构思（像我们提到的）还是就其可操作性（像我们所指出的）来说，都完全是空想主义的，而且在实践中导致纯粹的民族主义，但非常奇特的是，纲领的起草者却试图给它贴上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他们以为只要利用各种机会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重建波兰的思想所表示的同情就万事大吉了。他们特别频繁地援引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发表的那个意见：重建波兰是欧洲民主派反对俄国反动派严重威胁的一道防线。
但在我们看来，喜欢援引这条老意见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恰恰忽视了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虽然不太合他们的口味，但对于这个问题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恩格斯已经非常透彻地指出，由于现在俄国军官力量不足，由于俄国士兵的思想特点和俄国官吏的素质，尤其是由于它的整个经济，特别是财政状况严重失常，所以它绝对无法侵略欧洲，甚至连进行一场防御战争也不可能，而且它简直可以说已经处于政治破产的前夜。[17]可见，现在的俄国已不再是尼古拉一世的俄国，那时必须有一道人墙才能阻挡它入侵，在它国内也根本没有任何发展的因素。目前在它的内部正孕育一场专制制度无法控制的巨大的变革过程，而且如果政府不懂得及时作出让步，那么，它会面临“就像地震破坏鸡窝”那样被推翻的危险。[18]
此外，社会爱国主义的拥护者首先还应证明，在今天存在全面的国际交往和各个国家经济上互相依存的情况下，在欧洲同俄国之间人为划界是否还有意义。然而法国的事例表明，俄国反动势力的手伸得很长，它能够越过若干中间国家去扩展它的影响。
他们寄托于未来的波兰民主制的希望原来也是一个尚不存在的政治银行的支票，可能掌管这个银行的人——波兰的有产阶级——完全有可能拒绝兑付，而且甚至会像法兰西共和国那样死心塌地去充当“不共戴天的敌人”即俄国沙皇政府的同盟者。
所有这些打算和希望显然完全是空中楼阁。
总之，不管人们对这个问题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话至多能表明，重建波兰是可以向往的。但是社会爱国主义者忘记了：不是所有值得向往的东西也都因此能够实现；不是所有就其本身来说能够实现的东西，专门对无产阶级来说也能够实现。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教导工人阶级说，不要把单纯的愿望，不要把单纯的争取值得向往的东西的意志理解为它一切意图的动力，而是要把社会发展的实际的物质条件理解为检验它的一切意图的标准，唯有实际的物质条件才能决定值得向往的东西是否也有可能实现，并使有可能实现的东西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毫无疑问，在社会爱国主义者如此频繁地引用可能重建波兰的那些说法时，无论如何没有考虑波兰的物质发展情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比如恩格斯说：“如果普鲁士（在同俄国的战争中——罗·卢·）为了本身的安全而不得不去恢复强大的波兰，那么这也将是它应得的惩罚。”[19]可见，这里说的不是波兰无产阶级，不是它的日常的阶级斗争，而是普鲁士、欧洲的外交和战争。一切认为重建波兰对欧洲是必要的人，也期望从战争中得到这个结果。现在人们对这些期望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不管怎样，以下几点是清楚的。
第一，这些期望尽管也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说过的，但毕竟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甚至根本不是党的原则；如果人们想把关于重建波兰的这些说法变成社会主义教条，从而把对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责任间接地转嫁给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他们恰恰要冒把马克思下面的话应用到自己身上的危险，即：“他们从来不以具有自己的思想为荣。他们只有别出心裁地曲解别人思想的本领，他们把别人的思想奉为信条，并且认为他们已经把这些思想连同词句都掌握了。”[20]
第二，只要战争不是按照计划进行并且使社会主义政党感到不满，未来战争的结果就不能为社会主义纲领提供基础。对一场未来战争所抱的希望至多能决定波兰社会主义者在战争期间的策略，却绝不能够决定他们用于日常斗争的纲领，现在甚至连这一策略也无法确定，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战争发生的时间和一切伴生的情况。
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那些话根本不能也不应该被理解为对波兰无产阶级的实际的日常纲领的指针，因为这些话只涉及对外政策中的偶然情况，而不涉及波兰的内部阶级斗争和波兰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一般说来，那些话就其来源和特点来说，更多是属于那个美好时代的，那时“波兰人和革命者——至少在民族意义上说——是同义语”。[21]在波兰的一次起义和另一次起义[22]之间国家始终处于群情激愤之中。但是现在，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都早已成为过去并被人遗忘了，因为从那时以来，在俄属波兰——波兰的心脏和所有民族起义的策源地——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件大事，即农奴制已经被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大工业正在发展。可见，波兰的社会关系也被颠倒过来了。1848年波兰的“革命者”——贵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一个新的角色——资产阶级——登上了舞台，现在它担任第一小提琴手，而且在那里演奏的不是民族歌曲《波兰还没有灭亡》，而是俄国的赞歌《神佑沙皇》。
如果说，30年来已经听不到的波兰起义的号角声突然在1893年吹响了，并且传到了社会爱国主义的拥护者耳中，那么尽管如此，这也纯粹是他们的政治审音力的幻觉造成的。在真实的自然界没有发生这样的奇迹。其实，任何一个波兰统治阶级现在都不会想到重建波兰。而波兰的无产阶级本身也正是只能跟着历史车轮前进，而不能使这个车轮倒转。
顺便说几句。伦敦《公报》的出版者（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赞成社会爱国主义的纲领，并迫使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接受这个纲领。他们强调，这两个党在它们的纲领中十分明确地接受了重建波兰的要求，只是没有公开表述出来，以免被控叛国罪。[23]因此，这两个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说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暗语，它们有纲领，同时又没有纲领——视情况而定——它们可以用这种暗语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不必与人对着干。当然，这是很狡猾的，但是，在重大事件上耍滑已经使不少人送了命，因为伪装在历史市场上是行不通的。现在对波兰运动最迫切的事情正是政治态度是否鲜明的问题。因为政策上的动摇不仅给各个波兰党的纲领，而且给它们的实际生活造成了不可救药的混乱。对于加利西亚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混乱是从最近的有关五一节活动的决议开始的。但是对在德国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来说，混乱早在他们有了特别组织的时刻就开始出现了。正是他们同德国党的关系（他们从1893年以来一直未能厘清这一关系）为这一点提供了最好的样板。当波兰的同志组织一个独立的政党时，他们同时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他们的代表尼库尔斯基出席了科隆党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提出了一项提案，其内容是：党代表大会应当责成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国会提出一项关于在德国的波兰省份实行语言自由的法律草案。他们派遣一个代表参加德国的党代表大会，这就表示他们必须同德国党保持紧密联系。但是波兰的同志在作出决定时似乎忘记了，他们要退出一个党，同时又要留在这个党内，或者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样的），他们派代表参加一个党的代表大会，而这个代表却不是这个党的成员，那是不可能的。在党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24]上也就不再有波兰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了。在布雷斯劳代表大会[25]召开时，他们又决定派遣一个同志参加，并作关于波兰运动的报告，这个同志是否具有代表身份，决议没有明说。然而，我们在布雷斯劳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既没有看到波兰的报告，也没有看到本应代表波兰组织的那个同志，不管他是代表还是来宾。而且，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可能派遣一个人作为自己组织的代表——不言而喻，这与关于党组织的任何概念都相矛盾——但还是没有解决下面这个问题：这样一个代表有什么意义？如果波兰的同志认为德国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他们也具有约束力，那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要退出德国党，从而放弃积极参与执行这些决议的权利，从而同时也拒绝接受德国党方面对自己的支持。但是，如果这些决议对他们不是决定性的，那么，他们向德国党的代表大会派遣代表显然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
可见，在德国的波兰同志明确地感到有必要加入德国的运动，但是，正是这种政治态度的动摇现在和将来都将妨碍他们为自己同德国党的关系找到（明确地说，重新找到）相应的组织形式。
加利西亚的社会主义者也必定很快陷入相似的处境。最近这次奥地利的党代表大会[26]一致确认——这正是代表大会讨论中的基调——，鉴于即将进行的选举改革，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党的新的重要政治任务是无条件地建立一个严密的集中制的组织和实行统一的政策。可见，党在政治权利方面所取得的第一项成就的下一个结果，是党的集中化和统一化。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还会加强这一趋势。这样，整个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利益和发展同加利西亚组织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分立倾向彼此之间就直接产生了矛盾。加利西亚的社会主义者因此必然要采取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他们一是赞同布拉格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二是在判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与这一决议的性质截然相抵触的关于五一节活动的决议。如果这两条船驶离得越来越远，那么，那些打算脚踏两条船的人的最后处境是不难预料的。
可见，为了波兰运动的利益，必须结束这一切民族主义的动摇。在德国和奥地利不存在提出一个特别的波兰的工人纲领的物质基础，德国的民族迫害也不会提供这样的基础。相反，对于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卓有成效地为波兰工人的一切利益而斗争的唯一方法在于：他们完全站在同德国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共同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把现存的国家界限看作是历史上的一个既成事实，彻底放弃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一个波兰的阶级国家的空想。从波兰的社会主义者的角度说，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加速那个时刻的到来，那时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也将使波兰民族得到彻底解放。[27]
1895—1896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4年卷第2年卷第176—181、206—216页
[1]指波兰流亡者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者支部于1889—1893年在巴黎出版的《觉醒》杂志的拥护者。他们只向知识分子提出建立共和主义的民族国家的要求，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编者注
[2]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倡议下，于1890年12月在柏林建立了波兰社会主义者联盟。1893年9月，在弗·莫拉夫斯基和弗·麦尔柯夫斯基的领导下，联盟和其他波兰社会主义团体一同组成普鲁土兼并地区波兰社会党，直到1903年，该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个自治的组成部分。1892年1月，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组织在利沃夫召开了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伊·达申斯基和赛·黑克尔等的领导下，加利西亚社会民主党成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编者注
[3]在1891年10月14—20日于爱尔福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纲领。——编者注
[4]在1888年9月30日—1889年1月1日于海恩费尔德召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基于这份纲领，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各个团体联合成为一个革命的党。——编者注
[5]国际工人代表大会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编者注
[6]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892年6月5—9日在维也纳召开。——编者注
[7]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893年10月22—28日在科隆举行。——编者注
[8]《波兰社会党公报》第1期第3页。——作者注
[9]《波兰社会党公报》第1期第4页。——作者注
[10]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之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了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德意志几乎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关税同盟的成立促进了于1871年完成的德国政治上的统一。——编者注
[11]《波兰社会党公报》第1期第4页写道：“我们在波兰这两个部分（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朋友们要公开表明他们的分立主义倾向，就不可能不冒被判叛国罪的危险。但是他们已通过以下行动充分表明了这种倾向——至少对于就此发言的那些人来说是如此；波兰无产阶级在1893年奥地利的党代表大会上对组织问题采取保留态度；在德国建立了一个波兰社会党，它是自治的并且仅仅同德国的党联合（？），而不像原来那样是德国党的一部分。它的代表在科隆党代表大会上也发表了声明。”至于专门谈到后者的问题，波兰代表尼库尔斯基在科隆党代表大会上只是提到，他的党打算致力于“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波兰独立。这番话的意思只能是说通过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使波兰民族得到解放，绝不能说这是一个直接的政治纲领。尼库尔斯基同时还解释说，波兰的党坚持爱尔福特纲领，这就证实了上面的说法。伦敦的社会爱国主义杂志《黎明》编辑部认为，波兰代表尼库尔斯基的这个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发言是不正确的（我们从该杂志1893年第11期引用了这个发言，在科隆代表大会的德文会议记录中只是发言的摘要）。但是对我们来说，这里的关键不是这一个或者那一个编辑部的意见，而是这个代表实际上认为应当解释些什么，而且首先是这样的事实：这个代表所作的发言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得到权威方面的纠正，因为在德国的波兰同志在他们的代表会议上既没有拒绝爱尔福特纲领，也没有通过任何其他的纲领。因此《公报》的断言也与事实相矛盾。——作者注
[12]《波兰社会党公报》第1期第7页。不用强调，这只是任意作出的解释，因为1893年整个德国的选举鼓动都是由德国党领导的，而且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出版物中只字未提重建波兰。——作者注
[13]《波兰社会党公报》第1期第7页。——编者注
[14]见加利西亚党的机关报《前进》的报道，1895年《黎明》杂志（伦敦）第10、11期转载；另见1896年1月12日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第41号的加利西亚通讯。——作者注
[15]见克拉科夫《前进》关于达申斯基讲话的报道，“波兰的无产阶级懂得对五一节的意义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五一节对于他们还有这样一层意义：它把他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波兰的三个部分的波兰工人在这一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深切的归属感。因此，五一节宣传册必须编写得使我们牢记节日的这一方面，因此它对所有的波兰人来说也必然是共同的！”1895年《黎明》杂志（伦敦）第10、11期转载；另见1896年1月12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作者注
[16]尼库尔斯基在科隆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1893年《黎明》（伦敦）第11号的报道，另见1895年《工人之声》（苏黎世）第5号由特别组织的一个拥护者所写的社论。——作者注
[17]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480—487页。——编者注
[18]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81—482页。——编者注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483页。——编者注
[20]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479—480页。引文中的“他们”指沙佩尔—维利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编者注
[21]恩格斯的原话是：“正是因为波兰的解放同革命密切地联系着，正是因为‘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词成了同义语，波兰人就赢得了全欧洲的同情，保证了他们民族的复兴，而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俄国人却受到全欧洲的憎恨，整个西方都用流血的革命战争来反对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339页）——编者注
[22]1860—1861年的农民起义浪潮导致1863年1月22日在波兰王国、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而于1863—1864年遭到血腥镇压。——编者注
[23]我们在波兰这两个部分的朋友们要公开表现他们的分立主义倾向，就不可能不冒被控叛国罪的危险。《波兰社会党公报》第1期第4页。——作者注
[24]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编者注
[25]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895年10月6—12日在布雷斯劳召开。——编者注
[26]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896年4月5—11日在布拉格召开。——编者注
[27]本文写成以后，我们在阿列曼派于巴黎出版的机关报《工人报》上看到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显然是社会爱国主义者方面拟向伦敦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的，它宣布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重建波兰。达申斯基在布拉格代表大会上提到“波兰人向沙皇政府提出抗议”时，心中想的就是这个决议。因此，他们打算通过取得国际无产阶级的批准而鼓舞各个波兰党坚决地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列入社会爱国主义的要求。鉴于这种情况，从社会民主党的立场看，对这一纲领作批判性的说明，看来是更合时宜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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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工人运动的奠基者：追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波兰工人运动的奠基者：追忆[1]
1月28日，库尼茨基、巴多夫斯基、奥索夫斯基和彼得鲁辛斯基四位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英雄，在华沙被俄国沙皇的刽子手绞死已逾10年。当时，其他许多人被判监禁、劳役、流放西伯利亚；大部分人被折磨致死，其中包括他们中最杰出的人物瓦棱斯基。[2]
这些英雄的犯罪行为确实闻所未闻：他们在波兰首次宣布了“暴动”的福音；他们首次将为反对资本而进行不懈斗争的波兰工人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党；他们最早为波兰工人介绍社会主义原则这个指路明灯。暂时的、血腥的、肉体上的胜利属于沙皇制度，但是永恒的道德上的胜利属于那些昂首无畏、英勇就义的人们。
波兰无产阶级从未停止以感激的心情纪念这些英雄和烈士，他们在人民的良知中播下了满浸着自己鲜血的种子，它们永远不会被根除和灭绝，而是不断茁壮成长，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
这些波兰运动的先驱特别值得波兰工人感激的，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
在波兰，贵族的伟大民族运动，即为重建波兰国家而开展的运动，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洪流中折戟沉沙，然而也留下了不容忘怀的优良传统。
不难想象，社会上总是会有人再次将这些民族斗争的传统提升为纲领，会企图用这个社会历史上已经破产的口号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而波兰工人运动的奠基者们提出了明确的毫无异议的工人纲领，从而一开始就挫败了这种企图。他们善于思考这一问题，并试图全力以赴地向工人们讲明国际社会主义的原则。他们向波兰无产者高呼：你们的利益是阶级利益，而不是民族利益。你们的任务不是重建波兰民族国家，而是在各个使你们遭受剥削和奴役的国家中争取政治权利，进行阶级斗争！
他们情绪激昂，愤怒地反对“爱国主义者”渗透工人运动的各种企图，不管这些爱国主义者是毫不掩饰地采取赤裸裸的形式，还是作为社会爱国主义者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因为在那时就已出现迫使工人将民族主义列入下一个纲领的微弱苗头。
1881年，这些烈士和全党的精神领袖路德维希·瓦棱斯基在回答当时发表的社会爱国主义纲领时写道：“提出这样一个纲领，不管清楚与否，对于波兰所有三个部分也好，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单独部分也好，对社会党人在其活动中必须加以考虑的那些任务都是有害的。社会党人为反对资本的日常斗争提出直接的政治纲领，目的不是‘重建波兰’，而是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为群众性组织与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和社会的阶级进行斗争提供方便。”[3]
这些英烈利用一切机会，使工人运动与爱国主义流派实行彻底决裂，在两者之间建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比如，他们于1881年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纪念波兰起义[4]50周年的大型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约·菲·贝克尔、维拉·查苏利奇等许多国家的杰出的社会主义者，会议掘弃了重建波兰的口号。取而代之的是工人运动的国际旗帜。
瓦棱斯基说：“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作为争取未来波兰国家的战士，而是作为波兰无产阶级的代表和维护者。”[5]“我们的爱国主义者的理想——这样或那样的波兰国界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的祖国是整个世界。我们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员，这是一个比波兰民族更加不幸的民族——无产阶级的民族！”[6]
同样在1881年，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库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试图将重建波兰作为波兰工人的政治纲领。但是路·瓦棱斯基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从而使工人运动拒绝了民族主义的非分要求。[7]
站在国际阶级立场上的波兰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也知道，在波兰三个不同部分[8]中的波兰工人鉴于三种不同的政治条件，其政治任务也必须有所不同。他们说：“社会党的组织能够存在，一方面由于经济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实际存在的国家政治条件。同时，民族的人种学界限不能作为组织的基础。因此，波兰社会党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是无法存在的，在奥地利、德国和俄国存在的只能是波兰的社会主义小组，它们与其他民族的社会主义组织在各自国家中组成一个组织联盟。”[9]
瓦棱斯基在1881年写道：“（正是他和同志们提出的）‘加利西亚工人党纲领’具有这种特征，这个纲领不仅是为波兰工人制定的，而且也是为在加利西亚一致组成一个党的各民族工人制定的。”他接着写道：“不难预见，在波兹南，运动也将走上与加利西亚同样的道路，在那里，波兰工人也将团结一致地与德国工人组成一个唯一坚实的组织。”[10]至于俄属波兰，1881年运动的这些领导人发出了致俄国同志的呼吁书，其中写道：“必须组建一个总的社会主义政党，吸收俄国境内各个民族的社会主义组织，作为自己的组成部分。”
“必须为所有在俄国境内活动的社会主义者制定一个政治纲领。”[11]
波兰工人运动的这些10年前被杀害的奠基者也毕生贯彻了这些原则。库尼茨基同时也是属于俄国“民意党”[12]的波兰“无产阶级”党的成员。1884年，他与同志们一起达成了这两个党的联盟，目的是共同进行反对俄国嗜血政府的政治斗争。
这些英雄的伟大壮举以这个联盟的达成而告结束；他们使波兰工人运动与所有重建波兰的民族主义企图一劳永逸地实行决裂，树立了一个明确的政治路标：波兰工人必须在各个国家中与所有其他无产者团结一致地并肩战斗。
可见，他们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为波兰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穿着宪兵制服的刽子手们却急不可耐。1883年，党的灵魂瓦棱斯基被捕，1884年，库尼茨基、巴多夫斯基等人被捕，他们也没有能逃脱刽子手政府的魔爪。失去了这些头脑清醒的巨人和强大的精神领油后，波兰运动开始受到布朗基主义的影响，越来越裹足不前。然而，直到“无产阶级”党存在的最后时刻，运动直是“国际的”。1889年，诞生了纯粹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吸收“无产阶级”党的残余部分，宣传教育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制定以科学为基础的纲领。[13]它焕发新的活力接过了波兰国际运动的旗帜，继续瓦棱斯基和库尼茨基等人未竟的事业。
今天，这些英雄和烈士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一种超越历史的意义。最近几年，波兰民族主义重新抬头，最后一次拼命地抓住工人运动不放。有些趋势已经初见端倪，比如切断波兰工人与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之间的联系，将他们组合成一个一般的波兰党，迫使他们承认重建波兰是下一个纲领。[14]这已经到处结出可悲的恶果。比如，德国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就离开了他们的德国战友，使瓦棱斯基对他的同志们所寄予的厚望成为泡影。同样，社会爱国主义也在加利西亚浮出了水面。[15]
但是，波兰的运动拥有稳固的基础。库尼茨基、瓦棱斯基等英雄在10—15年前撒下的种子已经深埋在土壤中，社会民主党现在有一个强大的科学武库，足以粉碎这种企图。社会爱国主义的最近几次努力不久之后将化为灰烬，消失得无影无踪。
今天是这些真正的波兰国际社会主义捍卫者和各种民族主义倾向的死敌的10周年纪念日，对他们的纪念是对社会爱国主义的猛烈鞭笞，是波兰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胜利。
1896年2月1日《工人之声报》（苏黎世）第10号
[1]本文署名L。罗莎·卢森堡在1901年1月19日给采·沃伊纳洛夫斯卡的信中证实她是本文的作者。——编者注
[2]路·瓦棱斯基在1882年建立了第一个波兰社会主义组织，即社会革命党“无产阶级”，这个党被称为“第一无产阶级”党或“大无产阶级”党。这个党在1886年大逮捕浪潮中遭到镇压。在1884年对该党的审判案中被判处16年监禁的瓦棱斯基，1889年死于施吕瑟尔堡要塞。——编者注
[3]1881年《黎明》第3、4期。该杂志从1893年起拥护民族主义立场。——作者注
[4]指1830年11月开始的1830—1831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解放起义。起义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波兰小贵族的手中。由于他们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因而没有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从而导致起义的失败。起义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恩格斯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37—541页）以及他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有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74页）。——编者注
[5]《纪念波兰起义50周年日内瓦国际代表会议的报告》1881年日内瓦版第77页。——编者注
[6]同上，第83页。——编者注
[7]库尔代表大会，1881年10月4日的会议。——编者注
[8]波兰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被瓜分。西部属于普鲁士，加利西亚属于奥地利。而1815年建立的所谓会议桌上的波兰，即波兰王国则和俄国实行合一君主制。——编者注
[9]1881年《黎明》第6、7期。——作者注
[10]同上，第3、4期。——编者注
[11]1881年《黎明》第6、7期。——作者注
[12]见本卷第2页脚注【4】。——编者注【即《在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的第四段的脚注——录入者注】
[13]指尤·马赫列夫斯基和扬·莱德尔1889年在华沙建立的波兰工人联盟以及马·卡斯普沙克1888年建立的“第二无产阶级”党，或称“小无产阶级”党——编者注。
[14]1892年，各种社会主义小组在巴黎附近建立了波兰社会党，缩写PPS。该党的纲领内容除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外，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提出了波兰独立的目标。——编者注
[15]指1892年在伦贝格（利沃夫）建立的加利西亚社会民主党，该党起源与1897年以伊·达申斯基为代表成立的波兰加利西亚和切申西里西亚社会民主党，缩写PPSD。——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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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社会民主党与民族性（答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波兰社会民主党与民族性（答复）
在《工人之声报》第5号上，一位同志试图证明，德国的波兰社会主义者特别组织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目的是向那些为数众多且“不理解波兰社会主义者的做法”[1]的德国同志进行宣传。
《工人之声报》的读者也许乐于知道，也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对所谓的特别组织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
在谈到特别组织的合法性时，通常会像上述文章的作者那样提出两个论据：第一是反对压迫波兰民族的必要性，第二是反驳波兰资产阶级所谓波兰社会党是“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收买的仆从”这种诽谤性言论的必要性。
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两个论据。
所谓普属波兰的社会党人必须立足于“现实基础”，因此必须进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而一个政党只有“在它独立时”，才能成功地进行斗争。
现在，我们要问：立足于现实基础与归属德国党对波兰社会党人来说难道是互不相容的概念吗？而独立性——本身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与成功地为语言自由而斗争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也反对民族压迫。
论爱尔福特纲领[2]的第二项明确要求各邦和乡镇实行自决和自治。那么，波兰社会党人怎么会将归属德国社会民主党看作他们进行特殊民族斗争的障碍呢？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种归属即使在全党范围内，也不可能影响波兰社会党人在鼓动中，在报纸上，在小册子中，在集会上足够重视民族因素，除非他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或不能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相一致。以上是关于进行斗争的可能性。——当然不是全部。
说到成功与否，那么不言而喻，波兰社会党人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强大组织的一部分，更能有望实现自己特殊的民族要求，而建立零星的薄弱的团体，靠自己的力量与民族压迫作斗争则不尽然。恰恰鉴于普属波兰处于极其落后的社会状态，几乎完全受土地贵族和僧侣的统治，一个特别的波兰社会党在最近的将来在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生活中将只能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尽管柏林《工人报》在这个特别组织的出色影响下订户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尽管波兰社会党人所投的票数是“可观”的。可见，如果波兰社会党人真的想立足于现实基础，成功地进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那么，他们就必须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范围内，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他们的所有努力都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柱。
“现实基础”和“独立性”与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特别组织有何关系？在这两个单词的背后包含着哪种现实的和独立的概念呢？其背后显然不包含任何概念，它们仅仅是两个单词，因为“缺乏概念的地方，字眼就及时出现。”[3]但是，在德国的波兰社会党人又论证说，让我们留在德国组织中，还怎么保护自己，不受资产阶级的料想中的诽谤呢？
而这正是阻止波兰社会党人这样做的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倍倍尔的话用在这里恰如其分：如果资产阶级谩骂我们，那么我们的路便是走对了；如果资产阶级赞美我们，那么我们很可能犯了错误。[4]
资产阶级为波兰社会主义组织与德国组织的联合感到怒不可遏，这种情况极为清楚地表明，这样的联合多么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既然波兰资产阶级试图离间波兰社会党人和德国社会党人，那么他们追求的目的就只能是搞乱波兰社会主义。如果波兰社会党人因顾忌资产阶级的挑拨而退出德国组织，那么，他们就是让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甚至连最近的目标也达不到。他们永远也不会使资产阶级感到满意。只要他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持团结一致的友好关系，那么，爱国主义的煽动挑唆就不会消失。但是，如果他们要坚持现在的策略，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们最终必然违背无产阶级的立场，到头来从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党蜕变为一个随着资产阶级的节拍跳舞的政党。
对无产阶级的事业来说，幸运的是，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没有受各自资产阶级的误导，没有采取波兰社会党人的策略，否则他们势必会仅仅为了让资产阶级的“叛国”喧嚣沉寂下来而不断互相争吵。
我们看到，波兰社会党人列举的证据根本不经一驳。但是，如果在德国的波兰社会党人认为，建立特别组织完全是理所当然，不需要任何理由，那么，他们就表达了一种与无产阶级斗争条件完全相悖的观点。工人阶级的斗争首先是政治斗争。工人们在其中生活和受苦的共同的政治制度，共同的国家领域决定社会主义者共同属于一个政党。民族差别不能成为这方面的隔阂，因为民族差别只在很小程度上对阶级状况产生影响。在同一国家疆域的各种无产阶级团体的特殊意图，绝不能为建立特殊的社会党创造基础。相反，只有通过共同的政治组织联合国家中的所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进行统一的共同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各个部分的特殊的合理意图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壮大也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统一，而不是越来越分裂。共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不是国家中的这个或那个无产阶级团体所承受的压迫程度的大小，而是国家制度，是政治界限。一个社会党的建立如果仅仅基于所遭受的特殊迫害，那么，这个党简直就是空中楼阁。略施小计，放弃民族迫害，就足以使波兰社会党人的特别组织丧失所有存在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特别组织从一开始便处于含混不清的困难状态便不足为奇了。这一点在纲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去年的建党代表会议上，这个年轻的政党才决定，要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纲领。他们出席科隆党代表大会的代表[5]虽然声明说，波兰社会民主党接受爱尔福特纲领，但实际上，这个党仅仅声明，以爱尔福特纲领的一般原则为基础，即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结果呢？在今年的布雷斯劳代表大会[6]上，根本没有涉及纲领问题，纲领问题根本没有列入议事日程。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党的困难状态使它不可能通过某个纲领。这个党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将爱尔福特纲领变为自己的纲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脱离德国党就显得令人费解。
但是，它也不能把争取波兰的独立作为其最近的实际纲领，因为它感到这个纲领既不能在理论上得到论证，也不能在实践中付诸实行。因此，这个特别组织左右为难，成了没有纲领的政党，这个怪物充分证明，单独的党派不能在民族差别的基础上，而只能在政治—国家差别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斗争。
总而言之，普属波兰的社会党人特别组织既没有必要又毫无用处——它是多余的、有害的。普属波兰的社会党人及其特别组织已误入歧途。他们要么继续悄悄爬行到纯粹的民族主义立场，要么坚决掉头，回到纯粹的社会主义立场。如果他们不想逐步堕落为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唯一可行的爱尔福特纲领，重新加入德国党，《工人事业报》也已经通过波兰方面向他们提出了这个建议。
最后再说几句。我们当然不会自命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保护者，他们自己懂得最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仅仅关心波兰工人的事业。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明，恰在这个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的策略也许有某些值得改善的地方。
1895年1月26日《工人之声报》（苏黎世）第8号
[1]见《波兰社会民主党与民族性》，署名“一个波兰工人”，载于1895年1月16日《工人之声报》（苏黎世）第5号。——1893年9月10日，建立于1890年的波兰社会主义者联盟在弗·莫拉夫斯基和弗·麦尔柯夫斯基的领导下，与其他波兰社会主义团体一同组成了普鲁士兼并地区波兰社会党。到1903年为止，该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自治的组成部分。———编者注
[2]指1891年10月14—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编者注
[3]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书斋》，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5页。——编者注
[4]据说奥·倍倍尔在19世纪80年代就在苏黎世这样说过，后来又反复说过这句话。见他1903年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载于奥·倍倍尔：《报告与论文选》（七卷本）第2卷（1899—1905年的报告与论文），由安·贝斯克和埃·米勒编，1997年慕尼黑版第445页。——编者注
[5]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1893年10月22—28日科隆代表大会的波兰社会党的代表是罗·尼库尔斯基。——编者注
[6]普鲁士兼并区波兰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2月25日在布雷斯劳召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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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辟谣
《前进报》第236号刊登了德国的波兰社会党执行委员会的一篇短评，其中提到我是全体革命者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的一篇文章的作者。[1]这一说法纯属捏造，其中没有一丝真实的成分。[2]我与“独立派”[3]及其方针没有任何瓜葛，我在读了其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的最初几期之后便再也没有读过它。我从未给《社会主义者报》写过哪怕只言片语，如果我想给德文报刊写文章，那么，我无论如何会向与我志同道合的报刊，即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投稿。在我的社会民主党代表资格申请遭到拒绝之后，“独立派”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代表大会，那时我就毫不含糊地对他们说，我与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毫无干系，他们在这个时刻向我发出邀请绝非友善之举。
可见，我坚决反对关于我为《社会主义者报》撰稿的说法，这种说法非常武断，并且毫无根据，为了维护德国的波兰社会党执行委员会的名誉，我权且认为这种说法出于毫无恶意又无法解释的误解。
此外，这种说法也涉及我的代表大会代表和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正式机关报《工人事业报》编辑部成员的身份，因此，我和在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同为我们党的代表的卡尔斯基同志以编辑部的名义明确地、一次又一次地强调：
1.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要证实这一点，只需读一读我们向苏黎世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4]，或我们报纸的任何一号。顺便提一下，8月8日的《前进报》已经对此发表了短评。
2.在我们的政治纲领方面，我们认为，与俄国无产阶级携手推翻沙皇制度和争取民主宪法是我们最近的和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波兰及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当务之急。
我们的报纸正是主要致力于领导和加强俄属波兰在这个方向的政治斗争。
鉴于这些事实，一切将我们与“独立派”哪怕略微联系起来的努力以及诸如《前进报》短评中硬说我们同情“独立派”的指控，都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
我们迫切请求在贵报发表上述文字，并致以社会民主党的问候。
罗·卢森堡尤·卡尔斯基
1893年9月10日于苏黎世
1893年10月13日《前进报》（柏林）第241号
[1]1893年10月7日《前进报》第236号刊登的这篇文章是由奥·贝尔福斯受波兰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委托署名的。——其实，拉·古姆普洛维奇是1893年9月23日《社会党人报》第39号上那篇文章的作者，这是贝尔富斯告诉罗莎·卢森堡的。——编者注
[2]拉·古姆普洛维奇在1893年10月21日《社会党人报》第43号上的《让大会懒虫维托尔德·约德科先生牢记教训并答复党首贝尔福斯先生》一文中也说，认为罗莎·卢森堡是《社会党人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纯属谎言。——编者注
[3]独立派即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编者注
[4]见本卷第1—8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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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1893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在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1]
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1893年8月
同志们！来自被俄国征服的那一部分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这是第一次。
华沙和罗兹的工人是从实行政治专制主义的黑暗国家和顽固的反动堡垒派遣他们的代表（同时也是我们的代表）参加这个两大陆的工人议会的。
我们向你们表示兄弟般的祝贺并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在我们那里也已扎根。尽管有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使用残暴的警察力量对我们进行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这面旗帜已经成为波兰工人群众进行解放斗争的指路明灯。当你们在西方取得节节胜利之时，我们坚持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在东方同俄国的专制制度，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最强大的堡垒，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完全不同的政治条件迫使我们采取另一种斗争形式。我们不得不在秘密状态下坚持不懈地进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自由和生命经常受到威胁，因此我们不能像你们那样完全公开地进行活动，目前只有在像五一节那种个别情况下才能采取和你们相同的斗争方式。不言而喻，甚至这一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也必须有所不同。因此，你们在重要和富有成果的讨论中，就是说，在你们考虑使两大陆的无产阶级达到崇高目的，即取得社会主义思想胜利的方法和道路时作出的那些决议，只有少数是适合我们情况的。
所谓会议桌上的波兰[2]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有15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一运动直到四年以前都还谈不上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3]。革命的“无产阶级”党[4]③的伟大功绩，是它代表了第一批社会主义思潮，并把它们联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领导这个运动直至1889年。它虽然在形式上承认《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一般原则，但是要把这些原则应用到政治情况与西欧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的新的条件下，那的确不容易。这个党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不过也应当看到，俄国的革命政党“民意党”[5]④的英勇斗争必然会对我们的运动产生影响。要知道，革命者同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的这一英勇无畏的决战，已经使整个欧洲感到十分钦佩，并且使人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希望。因此，如果说波兰社会党从与俄国革命者共同进行斗争这一正确的立场出发，使自己深受那个党的影响，这是不足为奇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党的实际行动和策略同正式的纲领相矛盾，表现出空想的、密谋的布朗基主义。
那时的革命者认为，推翻沙皇制度会与社会革命同时发生。那时的革命者像他们的兄弟党“民意党”一样曾经确信，只要有一批坚定的、机警的和目标明确的密谋家，就能进行社会革命。只要求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支持社会主义密谋家。
根据这一前提，党的鼓动工作几乎全是为了一个目的：通过宣言和恐怖行动来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人想到提高工人群众在现存制度下的精神和物质水平。各国的工人党都把迫使当前国家作出社会的和政治的暂时让步视为最近目标，而这个党却完全没有这样做，它只限于争取某些个人，——这件事有助于后来的社会民主党顺利开展鼓动工作——另一方面，就是激起群众对暴政和现存社会制度的仇恨。由于它处在一个专制的国家，因此它致力于在最短的时间内直接进行社会革命。这个党曾经不得不多次支持群众中自发的、争取经济或政治目标的暴动，尽管这些暴动与它的整个活动的性质相矛盾，但它也曾参加1890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
然而，社会主义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并真正体现工人的阶级斗争，就必须最终同布朗基主义的传统实行决裂，必须以西欧的工人运动为基础。社会党人这一观点和策略上的转变是从1889年开始的，而且最终导致了一种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人们终于认识到，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在于目标明确地领导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为了劳动阶级的日常利益而在经济领域进行的斗争、为了民主政体而进行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在有能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以前非进不可的学校。新的组织在进行活动时始终坚持这种观点。
我们这里的社会民主党像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一样，曾经努力培养工人阶级中最优秀和最有活动能力的分子，并使他们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但同时，它的着眼点不是要造就即将发生的革命的领导人，而是要培养目标明确的鼓动家和带领工人阶级完成自己的一切任务和进行一切斗争的领袖。
波兰工人受到的剥削极为严重，物质状况极为恶劣，因而必然会使他们不顾一切地进行经济斗争；社会民主党人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为这一斗争制定统一的计划，建立组织，并设法使这一斗争具有明确的目标。
最近三年中，大约举行了30次罢工，几乎涉及30个同业公会。[6]这些罢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基本成功的，这都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积极领导的结果。这些数字在西欧几乎不值一提，但在我们这里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的罢工同任何地方的罢工相比，都更加是唤醒漠不关心的群众，并吸引他们去进行反抗的一种卓越手段。这些就是我们的第一批实际成果，它们明确无误地证实了团结一致的阶级觉悟的意义，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原则对立，揭示了政府的阶级性质，指出了同资产阶级和政府作斗争的绝对必要性。为了掌握和顺利地进行这场斗争，社会民主党必须创立相应的组织，于是建立了行业工会，它们追求直接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鼓动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还设立了图书馆和读书会。
在两个主要工业中心，我们设立了一些有几百名工人参加的正规的罢工储金会。这些储金会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直接服务于工人的日常物质利益，因此受到了最厂大的阶层的拥护，而且单是它们的行政管理工作就使它们的成员能够持续不断地行动起来。另一方面，它们也成了进行社会主义鼓动的极好的联络点。
社会民主党就这样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实际领袖，在广大群众中赢得了声望和信任。
工人采取的这种坚决态度迫使资产阶级和政府作出了某些让步；在有些地方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工作日缩短了，而政府不得不扮演劳工保护者的角色，监督极其必需的劳工保护立法的实施，从而至少消除了某些地方的触目惊心的弊病；工厂视察的范围和视察人员的数量也扩大了。当然，在这里，也像在实行“来自上面的社会政策”的所有国家一样，主要是装饰门面，并没有采取什么彻底的改进措施。
无产阶级由于政府在经济问题上的态度，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因为一方面，这一劳工保护政策装模作样，为无产阶级提供微不足道的治标条件，其中大部分还是纸上空谈；另一方面，这一政策企图用粗暴的警察手段镇压被剥削阶级的任何独立的斗争；通过特别的法令，禁止罢工，如果还是发生罢工，那么警察和军队就立即前去镇压。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储金会同样遭到禁止，一旦被发现，参加者就要被判长期监禁。这类事情对于工人来说都是一个个新的实际教训，说明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证明社会民主党的学说是正确的。因为这些事情都十分清楚地表明，专制制度是个障碍，它阻碍劳动阶级的现状得到任何改善；而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目标来说，它同样是一个障碍。无产阶级必须全力消除这个障碍，应当调动一切力量向沙皇政府争得一个民主的宪法。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口号，即政治斗争，为劳动人民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斗争，在五一节那一天发出了最响亮的声音。
五一节庆祝活动对于我们这里的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890年，就有将近10000名工人，主要是华沙的工人，同全世界的工人一道参加了庆祝活动。189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25000—30000人，除了华沙之外，齐拉尔多夫和罗兹两个工业中心的工人也参加了庆祝活动。1892年五一节，仅仅罗兹就有80000名工人停止工作，由于警察进行挑衅，节日活动以流血而告终，以致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注意。也是在这一年，虽然党由于许多党员被捕而遭到严重损失，虽然政府采取狡猾的严厉控制的办法和进行特务活动，但还是有数千人举起了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旗帜；只是由于布置了大量兵力才使几个工厂城市得以“保持平静”。
五一节的性质和意义，在我们这里和在奥地利是最为接近的；但是五一节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公开举行群众示威的唯一机会。五一节震动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使他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由于我们的处境，示威在我们这里无法采取除停工以外的其他形式。只有采取这种具体的、引人注目的示威方式，才能鼓舞人心和产生影响；像在奥地利一样，这种示威方式带有某种政治示威的性质。在完全缺乏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的情况下，这一示威既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又提出了普选权、集会权和结社权以及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等要求。所有乘此机会刊印的宣传材料都包括这些要求。最后，五一节是使我们的群众明显地看到国际声援的唯一的具体形式，是使无产阶级感到自己是强大的国际工人大军中的一员，并以这种身份进行活动的几乎唯一的机会。
最近四年来，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情况就是这样。它依据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始终不渝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它每跨出一步，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短短的四年中，有几百名同志失去了自由；在四次五一节活动中，有两次像在富尔米[7]一样，是以与军队发生流血冲突而告终的。1891年，工人们像各地一样平静而严肃地举行庆祝活动，军队仍袭击了他们并且挑起了流血冲突。1892年，罗兹有80000名工人同残暴的士兵正式打了一仗，这次也是由警察方面挑起的。我们的战土队伍中几乎每一天都有同志被捕；华沙的“要塞”经常人满为患，关不下那么多的犯人。尽管要付出这样的牺牲，但斗争仍然在顽强地进行。最近，社会民主党在国外出版的工人杂志《工人事业报》为这场斗争提供了新的武器。
波兰王国的工人运动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现象。我们的资产阶级毫无任何历史传统，只知道拼命追逐利润，为了争取政府保护他们的物质方面的蝇头小利而寡廉鲜耻地出卖一切爱国和政治的意向。俄国的销售市场能使资产阶级实现它从波兰工人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所以使资产阶级成了“王位和祭坛”的忠实支柱。它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波兰的小资产阶级很早以前就具有爱国主义的革命传统。它的利益同因波兰与俄国的政治结盟而发展起来的大工业相对立，所以它满怀爱国主义情绪，并且渴望实现波兰的独立。但是，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一样不能独立进行活动。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唯一进行反对活动的要素。当然，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任何一种反对活动都在努力争取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的载体。此外，还有我们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领域不自觉地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理想，目前也正在努力使工人运动接受爱国主义的影响。因此，最近几年这些“知识分子”尝试把重建独立的波兰王国的纲领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爱国主义的合题。今年，他们作了第一次实际的尝试，硬要使五一节具有半爱国主义的性质，但是这一尝试在遇到社会民主党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后失败了。
爱国主义思潮，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王国的理想，都不可能争取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阶级。原来波兰王国的三个部分的社会经济历史，已经把这三个部分有机地并入三个进行兼并的大国，并且使每一个部分都有特殊的意向形势和政治利益。在世界市场商品持续过剩的情况下，今天会议桌上的波兰的大工业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只是依靠它同俄国在政治上的共存，由这一共存产生了两国间的经济联系。俄国政府通过阴险的政策，还在不断加强这种经济联系，总的来说，它部分是为了俄罗斯化的利益而为自己争取资本家阶级，部分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促进波兰的工业。鉴于这种植根于资本主义的无法克服的逻辑的经济联系，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波兰国家的愿望缺乏任何的现实基础。面对这一事实，爱国主义就成了这样一个纲领，它以制定者的主观愿望为根据，并且把发生欧洲战争的种种无法预料的偶然性作为实现愿望的手段。我们的爱国主义者指望获得欧洲民主派的支持，但是这一支持尽管具有巨大的道义价值，却无法弥补纲领贫乏的物质基础。
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的纲领，由于没有考虑实际情况，所以无法指导与无产阶级的需要相适应的政治活动。波兰的这三个部分，其中的一个享有相对广泛的政治自由和普选权；第二个享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政治权利，普选权却还有待争取；第三个则完全处于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因此这三个部分的工人阶级制定共同的最低政治纲领在今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政党的政治活动必须与现存政治形式相适应。如果今天把那个纲领当作一个政治纲领，那就等于打算放弃任何政治活动。但是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活动，而要争取工人阶级，就必须提出现实的要求，而且要以真正的、迫切的和重大的需要为名，提出在今天就会引起实际斗争的要求。今天对于加利西亚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和整个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共同进行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就是这样一种以现实情况为依据的政治行动。对于波兹南和西里西亚的无产阶级来说，政治纲领就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共同行动；对于俄属波兰的无产阶级来说，政治纲领就是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情况相适应的口号，也是俄国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口号：推翻专制制度。这一纲领既是从他们的日常经济斗争的需要中产生的，也是从他们的整个社会主义意图中产生的。同时，这一纲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一方面把争取那些最能符合它的局部利益的政治权利作为自己的目标，同时又不致受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的影响。最后，这一纲领引导工人阶级通过直接行动的道路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也使他们接近这样的时刻：在彻底消除一切压迫的同时，消除对波兰民族的奴役，使一切文化压迫失去基础。
在实现以推翻沙皇制度为最近政治任务的纲领时，不能指望欧洲政治中的偶然性变革，这个纲领也不依个别【人物】和没落阶级的愿望和理想而存在。确切地说，这个纲领的形成是由于这样的客观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瓦解了宗法式的农民经济，从而埋葬了沙皇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发展了资本主义，从而造就了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力图争取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他们具有高尚的觉悟，意识到他们是在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而发挥作用，通过夺取欧洲反动势力最强大的堡垒，将有效地促成伟大目标的实现，而这些目标今天正在用一种思想和一种情感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同志团结起来。
《在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无出版地点和年代
[1]这是罗莎·卢森堡以《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起草的给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报告。——编者注
[2]1815年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波兰王国被称为会议桌上的波兰。它一直存在到1915年，实行合一君主制，俄国沙皇也就是波兰国王。——编者注
[3]1889年，社会民主党人尤·马赫列夫斯基和扬·莱德尔在华沙建立了波兰工人联盟。这一联盟首先注重经济斗争，在无产阶级中做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并要求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结盟；1893年，这一联盟同“第二无产阶级”党的一部分一起建立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4]1882年路·瓦棱斯基建立了波兰王国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工人党，这个党被称为“第一无产阶级”或“大无产阶级”。1886年在大搜捕浪潮中被镇压。
1888年马·卡斯普沙克建立了“第二无产阶级”党或称“小无产阶级”党，该党活动至1893年。——编者注
[5]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新闻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公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编者注
[6]从1890年5月1日起，罢工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华沙的金属加工业和化学工业、罗兹的纺织工业、栋布罗瓦的煤炭和冶金工业，以及齐拉尔多夫的纺织业等等大多数行业都参加了罢工。1892年5月5日约有80000罢工者参加了罗兹暴动，使罢工运动达到了高潮。——编者注
[7]富尔米是法国的一个小城市。1891年5月1日，军队在这里向游行示威者开枪打死10人，其中有一个12岁的男孩，打伤36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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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本卷前言
本卷收入的是罗莎·卢森堡在1893年8月—1899年11月期间写的文章、著作和研究笔记。这些文献记载了罗莎·卢森堡成长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两段不平凡的经历：一段是从1893年9月至1898年5月，这是她逃亡瑞土，在苏黎世大学读书期间从事革命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成长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波兰工人运动的思想领袖的经历，这一时期的文献展现了一个波兰的罗莎·卢森堡的风采；一段是从1898年6月至1899年11月，这是她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一起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迅速地
成长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袖的经历，这一时期的文献展现了一个德国的罗莎·卢森堡的风采。从波兰的罗莎·卢森堡到德国的罗莎·卢森堡，既是罗莎·卢森堡对她早年接受的波兰“无产阶级党”的国际主义优良传统进行理论提升的过程，又是罗莎·卢森堡走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舞台的道路。把波兰“无产阶级党”的国际主义优良传统提升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是罗莎·卢森堡走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舞台道路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思想基础中，我们可以发现罗莎·卢森堡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赴德国参加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层原因，也可以发现罗莎·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学术理路。这说明，德国的罗莎·卢森堡是从波兰的罗莎·卢森堡发展而来的，也是她在新的、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的发展，因此，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德国工人运动舞台上的罗莎·卢森堡。基于这两段经历的联系和区别，为了更清晰地呈现罗莎·卢森堡成长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道路，本前言将分两个时段介绍罗莎·卢森堡这一时期的文献。
一
1893年8月—1898年5月，是罗莎·卢森堡流亡瑞士的岁月，也是她成长为波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的关键时期。
在流亡瑞士之前，罗莎·卢森堡在波兰参与了“第二无产阶级”党的地下活动，了解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接受了波兰无产阶级党所秉承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主张，接触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到工厂区对波兰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社会现状作过许多调查，这些都为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考和解决波兰工人运动的问题奠定了经验的基础。但是，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仅有这些经验的积累是不够的，必须要在理论上成熟起来，而苏黎世的流亡生活恰恰给了她把在波兰获得的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成长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的条件。这种条件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来自于她的大学生活。罗莎·卢森堡到达苏黎世的第二年就进入了苏黎世大学社会政治学系学习。先是听哲学史、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课程，同时也学习了数学、地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课程。1892年5月7日，罗莎·卢森堡被苏黎世大学正式录取，主攻哲学。在大学期间，罗莎·卢森堡除了学习大学规定的课程之外，还系统地钻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这些学习不仅使罗莎·卢森堡获得了广博的知识，打下了扎实的研究基础，而且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如此，罗莎·卢森堡还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分析波兰的历史和现实的经济、政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波兰的工人运动，提出和解答波兰工人运动中的诸多理论难题，揭示波兰革命的道路和未来前景。这些都标志着罗莎·卢森堡对波兰革命的认识已经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她也因此成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另一个方面来自于她在苏黎世从事的革命活动。如果说苏黎世大学的学习生活是罗莎·卢森堡成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的重要一环，那么，苏黎世的革命活动是罗莎·卢森堡成为波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一环。早在波兰上中学期间，罗莎·卢森堡就接触到进步思想，中学毕业后，罗莎·卢森堡参加了波兰“第二无产阶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并且是以革命者的身份流亡瑞士的。但是，无论如何，在流亡瑞士之前，罗莎·卢森堡只是参与革命活动，并未成为革命活动的组织者，到达苏黎世后，罗莎·卢森堡不再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而以一个组织者和领导人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1893年7月，罗莎·卢森堡和约吉希斯等人共同创办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杂志，并负责该报纸的主要撰稿和组织编辑工作，在她所撰写的文章中，有阐发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思想观点的，有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介绍和评论波兰以外的工人运动的，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批判“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的民族主义倾向的，等等，总之，罗莎·卢森堡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波兰工人运动的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工人事业报》杂志在推动波兰工人运动的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1893年8月，罗莎·卢森堡以《工人事业报》杂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并向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提交了由她起草的《工人事业报》杂志给大会的报告，阐发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观点；1894年3月，罗莎·卢森堡和约吉希斯等人共同创建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896年7月27日，罗莎·卢森堡以普属波兰工人运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1897年底，罗莎·卢森堡开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及该党主办的《前进报》、《社会主义月刊》和《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系列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有：《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波兰的社会主义》、《逐步前进——论波兰资产阶级的历史》等。这些论文批判了波兰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阐发了波兰社会民主党在波兰工人运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政治观点。这一系列的活动以及所发表的论文表明，罗莎·卢森堡在这一时期已经走到了波兰工人运动的前列，成为波兰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思想领袖，同时也为她进入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
本卷前半部分收入的文献，集中反映了罗莎·卢森堡在苏黎世期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革命活动的状况。这些文献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政论文；一个部分是学术研究论文。在这两个部分的文献中，前一个部分的文献主要发表于1893年8月—1896年12月，即本卷的第1篇《在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1893年8月》至第10篇《再论“东方问题”》。在这10篇文章中，只有《土耳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民主党》、《论<前进报>的东方政策》和《再论“东方问题”》三篇是讨论土耳其的民族斗争问题的，其余的全是讨论波兰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除此之外，在这个时间之后发表的两篇政论文，即1897年6月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的《在波兰民众中的鼓动》和1897年9月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的《俄国立陶宛各省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逮捕。——罢工。——历史。——工会。——五一节。——党报》，也是有关波兰工人运动问题的；第二部分的文献集中撰写于1897—1898年5月期间。在这部分的文献中，有罗莎·卢森堡攻读博士学位相关的笔试论文《国家条约》、《工资基金理论》和《工资基金理论和产业后备军理论》；有罗莎·卢森堡的博士学位论文《波兰的工业发展》；有罗莎·卢森堡以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历史形成的论文。这些论文的主题也都是有关波兰问题的，是对前一个部分的政治观点的科学论证。由此可见，这两个部分的文献有着内在的联系：前一部分的文献表达了罗莎·卢森堡在波兰问题、民族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后一部分的文献表达了罗莎·卢森堡思考波兰问题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总之，这两个部分的文献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波兰的罗莎·卢森堡。
这里所说的波兰的罗莎·卢森堡，是站在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解答波兰工人运动中的基本问题的罗莎·卢森堡。波兰工人运动中的基本问题，就是波兰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始终存在两个派别：一派是波兰社会民主党，这是从波兰“无产阶级”党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波兰工人阶级的政党；一派是波兰社会党，这是从波兰民族主义思潮中延展出来的社会爱国主义的组织形式。这两个派别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民族解放观点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但两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民族解放观点的理解和吸取却截然不同。波兰社会党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和立场上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民族解放的观点，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的说法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简单地运用于19世纪90年代的波兰工人运动，强调民族问题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首要性，要求把重建独立波兰作为波兰工人运动的纲领，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从属于重建独立波兰这个任务。与之相反，波兰社会民主党则根据《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和理论框架来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民族解放的观点，强调阶级斗争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首要性，要求把阶级斗争作为波兰工人运动的纲领，主张波兰三个部分的工人阶级联合所属吞并国的工人阶级共同斗争，在世界革命的框架下解决波兰独立的问题。作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坚持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和观点，但又不满足于陈述波兰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是力图对波兰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给予理论的论证。罗莎·卢森堡认为，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民族解放的观点，还是在《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框架下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民族解放观点，这是一个需要进行理论论证的问题，而这一理论论证的标准即是，哪一种理论框架在波兰更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很显然，这一论证是不可能在经院哲学的推理中完成的，而只能在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哲学方法运用于考察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变化这一经验事实中来完成。从这一观点出发，罗莎·卢森堡对比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民族解放观点的态度。
在《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一文中，罗莎·卢森堡分析了19世纪90年代波兰社会和波兰工人运动的新变化，指出：“波兰问题对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具有了新的意义，必须从新的角度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可以不考虑社会主义世界以前对波兰独立的关注。在那种情况下，波兰独立只是无产阶级对外政策的一个要求，现在要成为对内政策的纲领，即一部分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纲领，因此具有一种纯粹实际的性质。以前在解决波兰问题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欧洲的外交——无产阶级除了对这个期待中的解决办法表示关注以外，暂时还不能做很多的事情。现在波兰的独立应当由波兰的无产阶级本身，由它的阶级斗争来实现。”（本卷第23页）罗莎·卢森堡这段话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世界以前对波兰独立的关注”，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的说法，她说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的说法“可以不考虑”，不是要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的观点，而是强调不能孤立地、单单从字面上择取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的说法，而应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说法背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欧洲乃至世界革命的角度来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观点的历史辩证法。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观点的历史辩证法是什么呢？就是把波兰起义置于欧洲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去分析，说明波兰起义对于瓦解德国、沙俄和奥地利的反动联盟，争取欧洲民主革命胜利的意义。由于波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还处在彼此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之下，它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受着三个吞并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波兰起义虽然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却没有民主革命的现代工业基础和阶级基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支持波兰独立只是表达了一种期望，更多的是出于建立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兄弟联盟的考虑。这就是罗莎·卢森堡所说的“以前在解决波兰问题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欧洲的外交”的含义。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之后，波兰逐步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机器工业的发展、交换和分工已经成为波兰与它的吞并国之间发生经济联系的纽带，在政治上，波兰工人阶级已经发展起来，但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别与其吞并国的政治相联系的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此外，由于波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波兰问题的解决就落在了波兰工人阶级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波兰社会党主张把“波兰独立”作为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要求波兰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服从于“波兰独立”的任务，实际上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独立”的说法从“外交政策”的一个要求变成为“对内政策的一个纲领”。罗莎·卢森堡认为，波兰社会党在这里所讲的波兰独立与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波兰独立其实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讲波兰独立是一个有关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波兰社会党讲波兰独立是一个有关波兰民族统一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期望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在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兄弟联盟的阶级基础上实现波兰独立，而波兰社会党是要求波兰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波兰独立。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波兰独立置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平台上，这与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基础是一致的，因而是合理的、现实的，而波兰社会党是把波兰独立置于波兰小资产阶级的愿望之上，它无视波兰的现实条件，无视波兰三个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上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现实，也无视波兰的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利益与它的附属国的政府连为一体，而对波兰独立漠不关心这一事实，只是空谈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想在独立的波兰国家中追求民主自由，这实际上是把“重建波兰”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因而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既然如此，那么，波兰社会党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民族解放理论，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对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有害的。相比之下，社会民主党在《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框架下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民族解放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独立观点是一致的，而且在实践上是符合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的，因而是合理的和现实的。
罗莎·卢森堡批判波兰社会党的“重建波兰”的主张，并不是不赞成波兰独立，不是轻视波兰民族解放的意义，而是主张把波兰的民族解放与波兰的阶级斗争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在现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平台上争取波兰独立。这就是她在解决波兰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历史辩证法观点。她不仅用这个观点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独立的说法，而且用这个观点来分析波兰民族解放的现代工业基础和阶级基础，阐发波兰民族独立与阶级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道路和未来前景。
《波兰的工业发展》是罗莎·卢森堡的博士论文，也是她离开瑞士的最后一篇文献。这篇论文虽然在发表的时间上晚于这一时期的其他文献，但是，其中的主题思想早在罗莎·卢森堡在波兰从事工人状况调查时就已经形成了。不仅如此，这篇博士论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也具有总括性，是她在这一时期钻研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因此，是我们了解罗莎·卢森堡这一时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的最重要文献。在这篇博士论文前言的开篇，罗莎·卢森堡就阐明了她写作这篇博士论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她写道：“虽然这篇论文的主题非常专业，但我们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对西欧的读者仍然会有不小的裨益。经济问题是当今所有文明国家精神生活的主题。人们已经认识到，它们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如果不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及从中产生的所有社会后果，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形象与历史命运对我们而言就是一本天书。………所谓的波兰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和讨论，但是，有人认为，一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是其政治发展的关键，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只能根据波兰的经济生活及其发展趋势来解决波兰问题。我们努力在这篇论文中收集并尽可能清楚地整理解决这个问题的现有材料，同时我们还在某些段落中直接指明某些政治特性。”（本卷第130页）在这里，罗莎·卢森堡阐发了她研究波兰问题的两个最基本的哲学观点：其一，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来分析波兰问题，强调波兰的政治问题、波兰的前途、波兰的命运必须到波兰的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其二，以俄属波兰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为经验原型，分析波兰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及其对于波兰的工人运动和政治前景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两个基本的哲学观点中，前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的运用；后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方法的运用。这两个哲学观点是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不过，《资本论》是马克思把这两个哲学观点运用于分析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而《波兰的工业发展》是罗莎·卢森堡将这两个哲学观点运用于考察俄属波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由干波兰的资本主义发展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罗莎·卢森堡笔下的资本主义论题与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论题不尽相同：英国是资本的母国，它的资本主义是从它自身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由此决定，马克思笔下的论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波兰的资本主义是在俄国沙皇颁布的系列敕令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沙俄的政策和俄国的市场是波兰工业发展的两大要素，决定了波兰资本主义的前景，由于这一特点，罗莎·卢森堡笔下的论题是政府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市场、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等。与马克思笔下的论题相比，罗莎·卢森堡的论题既是波兰的，也是时代的。
作为波兰的论题，罗莎·卢森堡通过研究波兰工业发展的特点，揭露了民族主义的反动实质，论证了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在《波兰的工业发展》中，罗莎·卢森堡考察了波兰工业发展的历史，指出了波兰工业发展的两个重要特点：一个重要特点是，波兰的工业发展是在沙皇政府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沙皇政府的政策对于波兰工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波兰的工业发展对俄国市场和俄国经济政策的依赖性。进而，罗莎·卢森堡考察了波兰的工业发展所引起的波兰工厂和俄国工厂之间的一系列竞争和冲突，分析了政府对这些竞争和冲突所持的态度，指出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不是民族的对立，而是利益上的对立。这种对立既表现在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上，也表现在沙皇政府在处理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冲突的态度和方式上。在分析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上，罗莎·卢森堡考察了罗兹和莫斯科之间的斗争历史，比较了波兰和俄国的工业生产条件与经济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处在利益共同体之中，而创立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因素主要有三点：一是“生产上的分工”；二是“共同的关税边界”；三是“共同的销售市场”（本卷第194页）。这三个因素不仅引发了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而且也引发了波兰资产阶级内部和俄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和冲突。由此可见，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不论何时何地出现，不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差异性，而恰恰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同质性，并表现出同一个经济机制内的所有资本主义竞争斗争的特征”（本卷第195页）。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波兰的资本家，还是沙皇政府，在面对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时，都不是在“祖国”、“民族”的概念下，而是以利益为原则来处理问题。从波兰资本家方面看，波兰资本家在面对与俄国资本家的利益冲突时，也会使用“祖国”、“民族”之类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是非常不确定的。比如，罗兹的工厂主为了自身的利益，“极为卑躬屈膝地向俄国政府出卖索斯诺维茨区的同胞兄弟”（本卷第190页），而华沙钢铁厂的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以保护“祖国”的名义与管辖南俄铁矿区的英国人、比利时人、俄国人一起，“卑躬屈膝地向政府请愿”（本卷第190页），而这次的“祖国”指的是南俄。可见，“祖国”、“民族”之类的概念不过是波兰的资本家用以争取自身利益的一个幌子，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更不是为了争取波兰民族的权利。从沙皇政府方面看，俄国政府针对波兰经济采取的各项措施“不是为了有利于与波兰竞争的俄国工业，不是为了消灭波兰工业，而是为了有利于与波兰工业相关的俄国中间产品的生产，为了实现波兰工业的某种形态”（本卷第197页）。这些足以说明，沙皇政府并不把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的对立看作是民族之间的对立，而是当作资产阶级各个群体利益上的对立，因此，“政府在推行一般的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时，也必须时而优惠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群体，因而又时而迎合这个或那个群体”（本卷第197页），在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中，即便触犯了这个或那个波兰资本家群体，也绝不是为了消灭波兰的资本主义。据此，罗莎·卢森堡有力地驳斥了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指出：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将人种学意义上的‘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经济政策强加给俄国政府，是肤浅而错误的。这样的政策只存在于被表象误导的新闻记者的想象中。事实上，沙皇政府——正如当今任何其他政府一样——实行的不是民族政策，而是阶级政策，它不分波兰的和俄国的臣民，只分那些‘有地的’人或‘有产的’人和那些劳动的人。”（本卷第198页）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考察和分析，罗莎·卢森堡得出了三个结论：其一，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本质上是反对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把重建独立波兰的希望建立在俄国政府消灭波兰资本主义发展，回复到波兰专制制度下的旧经济秩序的基础上，这注定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正确的观点应该是，坚持在波兰大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在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联合中争取波兰的独立和解放。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观点。这个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看待波兰问题的观点是根本一致的；其二，“波兰和俄国之间的资本主义融合进程也有重要的辩证的一面”（本卷第214页），即俄国的资本主义和波兰的资本主义是在沙皇政府的政治守护下发展起来的，但同时，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必然会与沙皇专制的政府产生矛盾，波兰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会对“自己的政治守护者——专制制度感到厌倦，并将战胜沙皇”（本卷第214页），因此，波兰资本主义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沙皇的统治将毁灭自己开创的事业”（本卷第214页），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其三，与波兰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在合力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相伴的，是波兰无产阶级和俄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因此，波兰资本主义和俄国资本主义融合的最终结果是：“波兰和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成未来辛迪加之日，便是俄国的沙皇统治和波兰—俄国的资本统治的崩溃之时”（见本卷第214页）。这三个结论归结起来就是，波兰社会民主党是从经济的利益、从历史进步的观点来分析波兰的社会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前景，而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则无视波兰资本主义发展这一事实，力图通过重建独立波兰来阻止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波兰返回到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的社会，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观根本对立的。因此，在波兰目前的状况下，波兰的无产阶级不应提重建独立波兰的口号，而应该联合它所属国的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个结论表明，罗莎·卢森堡反对民族主义的观点、反对提重建独立波兰的口号，有着十分具体的内容，有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因此，对于罗莎·卢森堡的这些观点，我们只能将其置于波兰的具体情况下来理解，而不能将其夸大为一般，运用于说明一切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作为时代论题，罗莎·卢森堡通过研究波兰工业发展的特点，揭示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发展的新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非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剩余价值的生产，还需要通过不断扩大的市场把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这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是由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产品的实现两个环节构成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剩余产品的实现尚可以通过它的内部市场来完成，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剩余产品日益增多，资本主义对市场的需求也日益增大，这时，资本主义的内部市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了，于是，资本主义就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发展外部市场。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外部市场已经成为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也是帝国主义经济的主要问题。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的工业发展》中并没有研究帝国主义经济，但她在研究波兰工业发展的历史中、在研究波兰工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中，已经把外部市场、政府在调节市场中的作用等问题提出来了，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都为她后来研究垄断资本主义、剖析帝国主义经济现象，作了理论上和资料上的准备。
在罗莎·卢森堡看来，波兰工业的发展是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条件，除此之外，波兰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主观条件，这就是，波兰社会民主党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和领导工人阶级运动。如果说《波兰的工业发展》重在论述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条件，那么，《波兰的社会主义》则重在论述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观条件。在这篇论文中，罗莎·卢森堡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入地研究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斗争，阐明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基本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点，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①；第二点，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是工业革命中的工人阶级，因此，社会革命不能是密谋家的活动，而应该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有机结合；第三点，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也只有在政治斗争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形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三个观点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观，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区别于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观的根本点。[2]②在《波兰的社会主义》一文中，罗莎·卢森堡正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的这三个基本原理来衡论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各不相同的社会主义观念以及由此而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一种是布朗基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一种是“无产阶级”党的社会主义观；一种是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这三种社会主义观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构成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波兰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在这三种社会主义观的斗争中发展和成熟起来。在论述这三种社会主义观的意识形态斗争时，罗莎·卢森堡以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为主线，分析波兰社会主义观的历史演变。
首先，罗莎·卢森堡论述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与“无产阶级”党的社会主义观的联系和区别。罗莎·卢森堡肯定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人，并高度评价了“无产阶级”党把阶级斗争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原则，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但她同时指出了“无产阶级”党的不足，这就是，“无产阶级”党因受到波兰社会革命党的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在行动纲领上宣传恐怖主义，把党的活动重心放在秘密小团体的活动上，这不仅造成了“无产阶级”党的政治纲领与行动纲领之间的矛盾，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波兰工人运动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鼓动只要不超出秘密的小团体，波兰的工人运动实际上便无从谈起”（本卷第107页）。然而，若没有广泛的工人运动，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不可能获得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与“无产阶级”党不同，社会民主党把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系列工人群众自发的罢工运动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创造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观念，即把组织工人的斗争与社会主义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坚持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与坚持发动工人运动、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行动纲领能够统一起来。这个新观念，就其完完全全地接受了《共产党宣言》的纲领而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而就其立足于波兰工人运动，把唤起波兰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实际内容而言，又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一事实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的确立标志着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上和在行动纲领上已经彻底地摒弃了布朗基主义，走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其次，罗莎·卢森堡批判了波兰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揭露民族主义纲领的实质，指出了它对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有害性。所谓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就是强调民族问题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首要性，要求将重建独立波兰作为工人阶级的纲领，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从属于重建独立波兰这个任务。这种社会主义观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出现过，并且受到了“无产阶级”党的奠基者们的严厉批评，但是，到19世纪90年代，这种社会主义观在波兰重新出现，并且有了自己的思想表达方式——社会爱国主义，有了自己的组织形式——波兰社会党，有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民族主义纲领。这样一来，民族主义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社会主义观念，而且成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派别，一个与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主义观念上和在政治纲领上都尖锐对立的派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莎·卢森堡把社会爱国主义定义为“波兰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三个派别”（本卷第111页），并对这个派别的政治纲领的错误和意识形态的反动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罗莎·卢森堡指出，民族主义纲领的实质内容是“要求波兰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断绝与三个波兰资产阶级和三个附属政府的关系，凭借自己的努力，废除一切阶级国家，自己首先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本卷第111页）。这就提出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在现有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是否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波兰无产阶级能不能断绝与三个波兰资本主义和三个附属政府的关系？如果不能，那么，提出“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的要求就是一种空想；如果能够，那么，提出“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的要求就是正确的、实际的。在这里，是否认清波兰的现有条件，是否坚持从波兰的现有条件出发，就成为判定一种政治纲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标准。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上的一系列分歧正是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民主党坚持从波兰现有的条件出发，努力“在波兰自身的社会条件中寻找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本卷第110页）。这里所说的“波兰自身的社会条件”，包括了波兰资本主义与波兰附属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捆绑在一起的现实、波兰的资产阶级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而对波兰独立漠不关心的事实、波兰的工人运动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在罢工运动、五一节庆祝活动中登上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舞台、获得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一社会基础。社会民主党是从这一现实出发来制定自己的政治纲领，强调波兰的工人运动必须把阶级斗争置于首位，波兰三个部分的工人运动必须与它们的所属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而波兰社会党则从波兰小资产阶级的主观愿望出发，无视波兰的现实条件，无视波兰三个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上了阶级斗争道路的现实，也无视波兰的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利益与它的附属国的政府连为一体，而对波兰独立漠不关心这一事实，只是空谈“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想在独立的波兰国家中追求民主自由”（本卷第112页）。罗莎·卢森堡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将波兰与俄国捆绑在一起的今天，波兰社会党的这一愿望，从意识形态上看，不过是“波兰那些被资本主义进程消灭的阶层——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的意识形态表达”；从其社会特征看，“无非就是无意识地模仿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从其社会主义观看，只是“表面上掌握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术语，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奢谈阶级利益、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发展。但是在这种革命的外表下露出来的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马脚，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那个本身软弱无力的阶层的利益，他们无力在自己的旗帜下捍卫自身利益”；从其政治实践看，“可以归结为全盘否定包括波兰在内现存国家的政治斗争，归结为反对在专制主义的俄国争取宪法自由的斗争”（本卷第112页）。通过上述分析，罗莎·卢森堡对波兰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观作了总体性的批判。
最后，罗莎·卢森堡论述了自1890年开始，俄属波兰、奥属波兰和普属波兰的工人阶级在它们各自的附属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下所开展的工会斗争和选举活动，证明波兰社会党在“这个国家本身并不存在”（本卷第112页）的情况下“要求波兰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断绝与三个波兰资产阶级和三个附属政府的关系，凭借自己的努力，废除一切阶级国家，自已首先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本卷第111页）的政治纲领，不仅是不现实的，而目对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有害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90年代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批判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纲领。
在罗莎·卢森堡那里，研究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观条件，还需要考察波兰的资产阶级。因为，波兰资产阶级是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独立波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对待重建独立波兰的态度，决定了波兰民族是否具有生命力，进而关系到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如果波兰资产阶级热衷于重建独立波兰，能够成为重建独立波兰的阶级力量，就证明波兰民族是有生命力的，那么，波兰的社会主义就应该以重建独立波兰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正是民族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家所期望的。反之，如果波兰资产阶级不关心重建独立波兰，不能成为重建波兰的阶级力量，就证明波兰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那么，波兰的社会主义就不应该以重建独立波兰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而应该以阶级斗争为波兰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这正是社会民主党所要论证的观点。《逐步前进。论波兰资产阶级的历史》一文就是为了解决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写的。在这篇论文中，罗莎·卢森堡坚决地站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动态地考察波兰资产阶级对待重建独立波兰的态度，论证波兰资产阶级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不可能成为重建独立波兰的阶级力量，反而是促使波兰民族生命力衰退的力量。
对于罗莎·卢森堡的这一立场和观点，《新时代》编辑部在刊登罗莎·卢森堡的这篇论文时，专门加了这样一段注释：“我们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我们对波兰民族的生命力的评价比她更高。我们已经在1895—1896年《新时代》第14年卷第2卷发表的文章《波兰灭亡了吗？》（第484页及以下几页，第513页及以下几页）中分析了我们的观点与她的观点之间的对立。但我们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波兰民族思想的基础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传统的民族政策已经过时。不管人们对卢森堡小姐的观点作怎样的思考，但无论如何她的著作都十分有助于对这个过程的考察和理解。”（本卷第114页注释【1】）这段注释向我们传导了两个信息：其一，波兰民族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当时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当时存在巨大争议的问题。这足以证明罗莎·卢森堡这篇论文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二，罗莎·卢森堡的这篇论文最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它的研究方法，即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这里所说的历史辩证法，具体地表现为把资本主义置于波兰的背景下进行历史地考察，把握波兰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这里所说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地表现为从资产阶级的一般特性研究波兰资产阶级的走向，发现波兰民族生命力衰退的内在逻辑。在这两种方法中，前者是历史的，后者是逻辑的。罗莎·卢森堡将这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波兰资产阶级对俄国政府的依附性为主线，考察了波兰资产阶级对待重建独立波兰的态度。
罗莎·卢森堡认为，波兰资产阶级对俄国政府的依附性是由波兰现代工业发展的特点决定的。从19世纪初开始，波兰工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俄国政府的政策与法令。19世纪初，波兰现代工业的兴起得益于沙皇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敕令，“将外国的手工业者诱骗到波兰，打破旧贵族秩序，才得以创造现代工业的首要条件；那时，公开的变节分子、俄国的仆人和波兰的大地主，作为会议桌上的波兰的自治政府与俄国极为一致地同意发展大工业。最后，俄国为暴力和背叛的私生子提供了第一批乳汁：在最初的十多年中，俄国的销售市场确保了波兰工业的整个存在。”（本书第115页）也正因为如此，不仅波兰的现代工业，而且波兰的资产阶级，都表现出对俄国的依赖关系。就波兰的资产阶级而言，在19世纪初，是“一群形形色色的来自各个国家的不可靠的存在：破产的德国手工业者、放高利贷的犹太人、碰运气的荷兰人、比利时的‘产业天才’、出身可疑的波兰冒险家——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没有历史和传统，人生地不熟，在全国受到歧视”（本卷第116页）。这个时期的波兰资产阶级只是充当“波兰与俄国融合的代表”（本卷第115页），并没有进入波兰的内部生活，成为波兰内部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支持波兰独立的阶级力量。罗莎·卢森堡形象地表达了第一批波兰资产阶级对待波兰独立的态度：“滚开，波兰的完整！滚开，波兰与俄国之间的关税边界！‘波兰属于俄国，两国构成一个唯一的整体。’”（本卷第115页）波兰资产阶级对待波兰独立的这一态度似乎在19世纪中叶有了改变。“1864年的农民改革、从此引入的货币经济和波兰产品在俄国开辟的大市场，为工业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资产阶级成为波兰的领导阶级创造了前提”（本卷第117页）。在这个时期，波兰资产阶级进入了波兰的内部生活，但并没有完全成熟起来，波兰贵族还在波兰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波兰的内部阶级正处在变革之中。面对这一现实，波兰资产阶级不得不向波兰贵族妥协。1876年7月由知识分子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公布的“有一定重要性的或基础的劳动纲领”（本卷第117—118页）就是资产阶级向贵族妥协的结果。这个纲领把波兰独立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但这个最终目标“一开始就不断改变，这个目标的实现，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性情，任意设想为在不久的将来或遥遥无期”（本卷第118页），而在纲领中得到明确表述的则是直接的任务，“其核心是，建议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和平地工作，而不是进行民族的武装斗争；建议个人在本行业从事与世无争的活动，而不是一切服从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统一的政治意志”（本卷第118页）。罗莎·卢森堡指出，这实质上是“植入民族纲领中的曼彻斯特主义，政治上的通行证，在拯救祖国过程中的自由竞争。这种自由竞争在70年代波兰的具体条件下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就是资本主义。”（本卷第118页）总之，这个纲领是在借助重建波兰的口号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而当波兰内部的阶级关系变革一旦完成，资产阶级就不再借助重建波兰这个口号，而直截了当地把致富当作口号，并公开地接受俄国的专制统治。据此，罗莎·卢森堡描述了波兰资产阶级对待波兰独立的态度：“在第一个时期，贵族以波兰的名义领导与俄国作斗争，而资产阶级——外来的，而且人数较少——则公开表现他们对俄国的友好。在第二个时期，资产阶级接管了国家的领导权，将民族分裂主义转化为政治禁欲，并用民族的谎话使贵族社会接受资本主义。在谎话消散、资本主义自己得出政治结果之后，资产阶级以发展的形式回归他们原来的纲领，不仅支持兼并，而且支持专制制度，但这一次回归不是与波兰相对立，而是以波兰的名义回归。”（本卷第125页）这个过程表明，波兰的资产阶级从来就不是波兰民族的生命力，相反，它是不断瓦解波兰民族生命力、迫使波兰在经济上依附于俄国市场、在政治上接受俄国政治奴役的阶级力量。既然如此，那么，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把重建波兰作为自己的纲领，而应该把阶级斗争作为自己的纲领，与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共同的专制制度，并在帝国争取宪法自由”（本卷第127页）。
由此可见，罗莎·卢森堡提出波兰民族不具有生命力的观点，是她运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波兰资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得出的科学结论，它表达了有关波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从阐发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民族解放的基本原理到考察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业基础和阶级基础，罗莎·卢森堡提出了解决波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问题的理论框架，这就是，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与波兰19世纪80—90年代的工业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以阶级斗争为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与三个吞并国的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共同斗争，争取波兰独立和波兰民族解放。这个理论框架既是罗莎·卢森堡有关波兰民族独立和波兰民族解放的理论，也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在波兰独立和波兰民族解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罗莎·卢森堡在这一时期写的政论文就是阐明社会民主党是如何将自己的这一立场、观点和理论付诸工人运动的实践的。
《在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是罗莎·卢森堡以《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起草的给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罗莎·卢森堡向大会报道了俄属波兰的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90年代所取得的三个方面的工作成就：第一，在思想上，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有了明确的认识。这个认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消除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布朗基主义，“目标明确地领导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本卷第3页）；其二，社会民主党必不可少的一件工作，是“培养工人阶级中最优秀和最有活动能力的分子”和“培养目标明确的鼓动家和带领工人阶级完成自己的一切任务和进行一切斗争的领袖”。罗莎·卢森堡强调，这是“为了劳动阶级的日常利益而在经济领域进行的斗争、为了民主政体而进行的斗争”，进行这样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在有能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以前非进不可的学校”（本卷第3页）。这两点认识表明，波兰社会民主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而且是成熟的波兰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第二，在实践上，波兰社会民主党扎根于工人运动之中，掌握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罗莎·卢森堡向大会报道了社会民主党在1890—1893年的四年间在组织罢工、庆祝五一节的活动、群众示威活动及其在群众中产生的广泛的和积极的影响，报道了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期间从事工会工作、设立图书馆和读书会等工作的成就。她指出，正是这些活动，使“波兰王国的工人运动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现象”（本卷第6页），社会民主党也由此而“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实际领袖，在广大群众中赢得了声望和信任”（本卷第4页）。第三，在政治思想上，揭露社会爱国主义思潮对工人运动的有害性，阐发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及其现实基础。罗莎·卢森堡分析了19世纪90年代社会爱国主义的新思潮，指出，19世纪90年代波兰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唯一进行反对活动的要素”（本卷第6页），也成为爱国主义者努力争取的阶级力量，于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尝试把重建独立的波兰王国的纲领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爱国主义的合题”（本卷第6页），使工人阶级能够成为他们思想的载体，使工人运动能够接受他们的爱国主义纲领。针对爱国主义者的这一行径，社会民主党不仅在理论上对爱国主义的政治纲领进行了批判，揭露了它的反动性和对波兰工人运动的危害性，而且要求波兰三个部分的工人政党结合现存的政治形式，提出实际斗争的要求。在罗莎·卢森堡看来，由于波兰三个部分所处附属国的情况不同，波兰的无产阶级运动必然面对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提出重建一个独立波兰的纲领不具有现实性，即便是要求制定一个统一的最低纲领去统一波兰三个部分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也是不现实的。正确的做法是，波兰三个部分的工人政党应该在最高纲领的指导下，结合所属国的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制定一种适合现存的政治形式的最低纲领，领导该地区的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今天的波兰三个部分的无产阶级斗争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奥属波兰，加利西亚的无产阶级“和整个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共同进行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就是这样一种以现实情况为依据的政治行动”；在普属波兰，波兹南和西里西亚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就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共同行动；在俄属波兰，波兰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既是“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情况相适应的口号，也是俄国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口号；推翻专制制度。”（本卷第7页）罗莎·卢森堡强调，波兰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才能“在彻底消除一切压迫的同时，消除对波兰民族的奴役，使一切文化压迫失去基础”（本卷第7—8页）。可见，罗莎·卢森堡并不是绝对地排斥波兰的民族解放，而是强调波兰的民族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的框架下才是可能的。具体地说，波兰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不可能由波兰的资产阶级，而只能由波兰的无产阶级来完成；它的现实路径只能是：波兰的无产阶级与波兰三个部分所属国的无产阶级共同行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阶级压迫，才能铲除波兰民族压迫的土壤，使波兰民族获得解放。这样一来，波兰的民族解放就被置于现代工业的基础上，置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之中，而不是回复到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埋葬在沙皇制度的物质条件下。这就是社会民主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观，也是社会民主党与爱国主义者在波兰民族解放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报告的结尾处，罗莎·卢森堡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目标：“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力图争取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他们具有高尚的觉悟，意识到他们是在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而发挥作用，通过夺取欧洲反动势力最强大的堡垒，将有效地促成伟大目标的实现，而这些目标今天正在用一种思想和一种情感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同志团结起来。”（本卷第8页）
波兰社会民主党在短短的四年中，虽然在自身思想的认识上、在领导波兰工人运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上并没有战胜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思潮。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罗莎·卢森堡以《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起草的给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这个报告并没有为这次大会所接受，罗莎·卢森堡也没有获得正式的代表资格。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只有尤·马尔赫列夫斯基一人获得了代表资格，而以伊·达申斯基为首的波兰社会党人占了上风。这就使批驳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论点成了当时波兰社会民主党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主要任务。罗莎·卢森堡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政论文《辟谣》、《波兰社会民主党与民族性（答复）》、《波兰工人运动的奠基者：追忆》、《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波兰民众中的鼓动》、《俄国立陶宛各省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等，都是围绕批驳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论点而展开的。在这些政论文中，罗莎·卢森堡剖析了波兰社会党把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肢解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指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民族主义观点的方法论弊端在于，机械地看待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之间的关系，以波兰的民族解放来否定已经发展起来的波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了彻底地驳倒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观点，罗莎·卢森堡阐发了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罗莎·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是无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而民族解放是各民族的特殊利益，民族的特殊利益只有在争取普遍利益的斗争中才能实现，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并不矛盾，相反，它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如果舍弃这个前提，民族解放不过是空中楼阁。她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首先是政治斗争。工人们在其中生活和受苦的共同的政治制度，共同的国家领域决定社会主义者共同属于一个政党。民族差别不能成为这方面的隔阂，因为民族差别只在很小程度上对阶级状况产生影响。在同一国家疆域的各种无产阶级团体的特殊意图，绝不能为建立特殊的社会党创造基础。相反，只有通过共同的政治组织联合国家中的所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进行统一的共同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各个部分的特殊的合理意图才能得以实现。”（本卷第13页）初看上去，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观点过于强调阶级斗争，而轻视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有机械论的倾向，但是，如果仔细地读一下罗莎·卢森堡对这个观点的具体内容的阐释，立即就会看到罗莎·卢森堡的辩证法的丰富性。罗莎·卢森堡的解释是，就波兰目前的情况看，波兰三个部分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微不足道的，相反，波兰三个部分的各个部分的经济生活受着其吞并国的经济的支配，并与其吞并国的政治生活相融合，这也就是说，波兰三个部分的无产阶级是生活在具有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下的三个不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用一个纲领将这三个部分的无产阶级统一起来，而只能考虑当前的情况，“提出三个不同的纲领，并且必须由三个不同的斗争组织来领导。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当前能够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下把所有三个部分的波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那么这个纲领是显然不能适应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干脆无视所有三个部分的政治环境。这同人们打算以一个共同的纲领把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整个无产阶级联合在唯一的一个党内是一回事。这种做法的荒谬一目了然。”（本卷第29页）在这里，罗莎·卢森堡是把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的关系置于波兰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高度——加以阐释。由于这一阐释，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辩证法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公式，而具有了十分具体而现实的内容，成了波兰无产阶级革命的辩证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莎·卢森堡指出，波兰社会党把波兰的民族解放与波兰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对立起来，要求建立特殊的独立组织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土耳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民主党》、《论<前进报>的东方政策》和《再论“东方问题”》三篇论文表达了罗莎·卢森堡对东方问题的关注及其基本态度。在这些论文中，罗莎·卢森堡就政治和民族运动与经济原因之间的联系、东方政策等问题与威·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开展辩论。这些都增加了罗莎·卢森堡在第二国际的影响力。
本卷收入的《国家条约》和《工资基金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公开发表的罗莎·卢森堡在读大学期间的笔试论文。这两篇论文表明，罗莎·卢森堡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钻研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这些研究，无论是对她完成博士论文，还是日后开展帝国主义理论研究，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罗莎·卢森堡在这一时期开展的科学研究工作和进行的理论论战连同她在瑞士从事的革命活动一起，为她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赴德国从事革命活动提供了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
二
1898年5月，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罗莎·卢森堡踏上了德国的土地，开始了她人生中的一段新的斗争征程。当时的德国，正值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稳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另一方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废除反社会党人的“非常法”后得到了快速增长，工会活动、国会党团空前活跃，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工作。在这种环境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滋生了机会主义的思想。1896年10月至1898年6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家和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理论杂志《新时代》上相继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公开发表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宣称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邮政、电报、客运、货运等交通通讯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企业家联合组织的扩展等新机能的出现，能够使资本主义克服自身的危机，并逐步生长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也使得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都变得不再适用了，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工会和社会改良的方式实行社会主义。这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激烈争论。在1898年10月3—8日举行的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作为对自己观点的辩解，伯恩施坦于1899年1月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9年、1901年、1902年、1903年相继在汉诺威、吕贝克、慕尼黑和德累斯顿举行党代表大会，就伯恩施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除慕尼黑代表大会外，其他三次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案。这些论战构成了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主线。罗莎·卢森堡进入德国后，积极投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战斗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前沿，写了《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英国眼镜》、《被蛀空的核桃》等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名篇，她也由此而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人物和杰出的理论家。从这时起，罗莎·卢森堡获得了她作为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第二个身份：德国的罗莎·卢森堡。
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它需要批判者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透彻地了解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发生的新变化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二是要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基础，尤其是要系统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勇气，即以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分析世界历史的新变化，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卷收入的这一时期的文献充分地展示了罗莎·卢森堡在这三个方面所作的艰苦努力。
研究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新变化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是罗莎·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整个计划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罗莎·卢森堡在1898年7月2日给约吉希斯的信中写道：关于批判伯恩施坦，“我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我感到这不是更好的，因为我又碰到了一些难题。我拟定了一个极好的提纲，其中包括了两个难点：（1）写出有关危机的观点；（2）要确凿地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要证明这一点，就意味着要为科学社会主义写一个新的、简明的论据。”[3]①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把这个极好的提纲变成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著，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观点，与她在这一时期大量地研究19世纪末的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新变化是同步展开的，两者分别从理论批判和经验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罗莎·卢森堡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活动。
在19世纪末的欧洲工人运动中，工会斗争成了工人争取生存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主要形式。于是，如何看待工会运动、如何对待工人阶级参加竞选的问题、如何理解工会斗争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就成了这一时期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罗莎·卢森堡不仅积极地参与和组织普属波兰的工会斗争，而且还广泛地研究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会斗争。罗莎·卢森堡参与和组织普属波兰的工会斗争，是她进入德国后的第一件工作。罗莎·卢森堡初入德国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忙于竞选活动，并不关心普属波兰的工人运动，这与普属波兰地区的工人运动在废除非常法之后进展缓慢不无关系。面对这种情况，罗莎·卢森堡决定去普属波兰区域的上西里西亚和波兹南开展工作。在那里，罗莎·卢森堡先是同波兰社会党波兹南地区组织的著名活动家马·卡斯普沙克建立了联系。马·卡斯普沙克因为拒绝谴责罗莎·卢森堡在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而被开除出党。罗莎·卢森堡与他建立联系，是为了共同支持和团结波兰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者，在普属波兰宣传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主张。紧接着，罗莎·卢森堡遍访了上西里西亚的各工业中心，与该地区的工人积极分子建立联系，发表演说、组织该地区的工人群众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打开了波兰社会民主党在普属波兰地区的工作局面。本卷收入的《上西里西亚的选举》、《波兹南消息》就记载了罗莎·卢森堡初入德国的工作成就。这些成就表明，罗莎·卢森堡对波兰问题的研究和她领导波兰工人运动的地区已经从俄属波兰扩大到普属波兰。不仅如此，她在这一时期领导波兰工人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从原先的领导罢工运动转变为领导工会斗争。除此之外，罗莎·卢森堡还研究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会运动，尤其关注法国的工人运动。从本卷收入的相关文献看，仅来自法国的消息就多达28篇。在这些文章中，罗莎·卢森堡分析了德雷福斯事件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分析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派别的分歧。本卷收入的《意大利社会党人在市镇参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报纸重新出版》、《关于意大利人民贫困状况的例证》、《比利时工商业仲裁法庭工人陪审员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比利时的工会运动》、《英国女工厂视察员1897年年度报告》等文章，不仅表明了罗莎·卢森堡对意大利、比利时和英国工会运动的关注，而且表明罗莎·卢森堡已经充分认识到工会运动在工人运动中的重要性。这些研究为她从理论上弄清楚工人的日常斗争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经验材料。
在研究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新变化方面，罗莎·卢森堡十分重视统计资料。她认为，统计资料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础，她本人对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也是以当时的统计资料为根据的。但她绝不把统计资料和统计资料的运用看作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数字的计算工作，而视为一项分析现代社会的变化，“为工人阶级本身提供其经济斗争的全貌和在这种斗争中组织的有用性的数字证明”（本卷第403页）的工作。从这一观点出发，她从哲学的高度审视统计资料的方法，强调统计资料工作的价值取向。她在1898年12月写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论》的第九节中，批评了德意志帝国在统计资料上的价值取向。她指出，德意志帝国把统计资料变成了地方警察机关的专职，其目的是收集“诉讼材料，用于反对现代工人运动，支持反动计划，剥夺人民的权利”（本卷第404页），因此，德意志帝国的统计工作“一开始就带有片面的，甚至直接偏袒的性质”（本卷第404页），其统计出来的数据必然是错误的和片面的。她强调，正确的统计资料的方法应该是本着“为社会改革，为有利于工人的措施收集材料”（本卷第404页），其收集材料的范围包括“工会的报纸报道，劳工局驻各大工业中心的兼职通讯员的报告，特别是通过向企业主和工人以及工人组织发放问卷而查证的材料”（本卷第404页）。不仅如此，她还进一步强调，在采用现代企业发展的数据时，不应该只看数量的变化，而应该引进质的观念，要从数量的变化中去发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给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质变。她在1898年12月至1899年1月发表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论》中，批评了奥托·维德费尔特在其著作《1720—1890年柏林工业发展史统计研究》中使用的统计方法。罗莎·卢森堡认为，奥托·维德费尔特对手工业和大工业的状况只作数量上的统计，或“机械地根据企业数量的统计”说明手工业受到大工业的全面排挤和打压。或“只考虑企业及其雇员的表面统计”就界定企业大小的性质（本卷第422页），是非常不科学的，他以此为基础提出的理论也存在巨大的错误，因为“中小型企业的社会史，从本质来看，绝不能用统计数字来表示，至少不能用一直给予考虑的两个数字——工人的数量和在企业中从业的工人的数量——来表示”（本卷第423页）。比如，在现代社会中，大企业的数量虽然少，但它在市场上的销售比例上却大得惊人，小企业的数量虽多，但它只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极小部分；还有，企业大小的性质也不能由雇用工人的数量来确定，“因为雇用八名或十名帮工的五金作坊总归还是一个手工业企业，而雇用四名职员的银行却绝不是手工业企业。如果只考虑企业及其雇员的表面统计，那么，只能得出一个与其说是完全相反的，倒不如说是有利于小企业的结论。”（本卷第422页）很显然，这个结论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势完全不相符的。从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评价中，可以看到，在统计方法上，罗莎·卢森堡重视的是质，而不是量。她所说的统计中的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从数据中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新变化，即从资本主义企业的增长中发现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由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的转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世界市场的发展；二是要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工人阶级财富增长之间的比率中揭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状况，在此基础上，制定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和组织形式。
正是因为对统计资料进行了哲学方法论的审视，所以，在对统计资料的提取与采用上、在评论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每一个新的变化上，罗莎·卢森堡都得出了与伯恩施坦相反的结论。伯恩施坦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象层面上看待股份公司的出现、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垄断组织的建立等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式，提出了“资本主义适应”论的结论，断言资本主义将不再发生危机、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都不再适用了、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工会和社会改良的方式实行社会主义。与之相反，罗莎·卢森堡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层面上分析股份公司的实质、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垄断组织的建立所造成的世界市场竞争，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内在机制，指出资本主义新机能的出现只不过是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绝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相反，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只会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所造成的世界市场的日益缩小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中日益加深，直到走向最终的崩溃。不仅如此，罗莎·卢森堡还以大量的数据，包括《德意志帝国统计》季刊公布的1897年少年男工和女工的惊人数据、巴黎社会资助公布的工人贫困化状况的数据，来驳斥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证明：“《宣言》中所说的话至今仍完全符合事实，工人阶级中许多人的贫困化一如既往地继续存在”（本卷第443页）。罗莎·卢森堡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并没有过时，“阶级斗争将在工人阶级的上层发展，最后必将埋葬资本主义及其所有典型形象”（本卷第444页）。本卷收入的罗莎·卢森堡在1898年12月至1899年3月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的四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论》以及同期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的《一次胜利的代价》、《沙皇的又一个通告》、《船舶制造业的变革》等文章清晰地展现了罗莎·卢森堡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在分析股票买卖及其相应的股份公司建立这一现象时，罗莎·卢森堡肯定股票的买卖及其相应的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新形式，但她同时指出，股票买卖不过是一种投机活动，股份公司的运作充满了欺骗性。她在1898年12月写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论》第一节“资本主义的骗局”中，以柏林的艾德思股份公司为例，分析这种新的经济形式的实质，指出，股票买卖是一种“自己不动一根手指，甚至还不直接让其他人劳动，也不与现行法律发生冲突——就能获得财富”（本卷第395页）的经济形式，而以这种经济形式为主业的现代保险股份公司“就是必须千方百计地筹钱，而股票就是为此向公众出售的。……明确地说，面向公众运营的保险股份公司的目的无非是用别人的钱来偿还土地所有者的债务”（本卷第395页），而投资股票的小资产者所获得的“不是实际存在的、所生产的财富的一部分，而是外债的一部分”（本卷第395页）。由此可见，股票买卖与企业主通过工业资本来积累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不过比之后者更具有欺骗性。
在分析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这一现象时，罗莎·卢森堡指出了这一事实：资本主义国家兴建大型的交通运输设施是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利益和军事利益，为了增加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就决定了大型交通运输设施的兴建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的特点，是服务于世界市场竞争的。罗莎·卢森堡在1898年12月发表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论》的第四节“美国的水利建设”和1899年2月发表的《船舶制造业的变革》中，考察了美国当时正在修建的两大水利工程：即“拓宽伊利—休伦湖之间的河道”和“修建一条通过尼加拉瓜湖的运河”（本卷第398页）的目的和后果，考察了造船业的发展及其趋势。她指出，大型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和世界市场的竞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是世界市场的扩大，使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也由此而成为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二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集中与技术变革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这并不能得出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的结论，恰恰相反，它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变得越来狭小了【按上下文推断，此处应为“越来越狭小”之误。——录入者注】。在1898年12月发表的《经济和社会评论》的第五、六、七、十一节中，罗莎·卢森堡分析了英国、德国和美国向亚洲和非洲倾销商品以及由此而引起世界市场争夺及其变化的情况，得出了三个结论：其一，殖民国家的趋势是大力修建铁路、运河等交通线，而铁路、运河的修建带来的“交通的便利，特别是殖民军的机动，只会使欧洲强国之间在亚洲和非洲的冲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最后，正因为如此，还因为贸易的增长，这些新的交通线会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加速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本卷第402页）；其二，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竞争是恶意的竞争，这种恶意竞争的后果只可能是“世界市场变得越来越狭窄，发达的生产力日益超过市场的容纳能力，竞争斗争越来越激烈，而多少带有普遍性的贸易冲突，作为不可避免的后果，迟早会动摇资本主义国家。”（本卷第401页）其三，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竞争势必翻开工人阶级斗争的新篇章。在第十一节中，她研究了英国在与德国和美国竞争世界市场中日渐衰落的趋势。她认为，英国在世界贸易上的倒退会打破英国国内“资本与劳动的和谐”的假象，使英国阶级斗争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因此，英国的工人阶级“没有理由对英国商业的衰落感到遗憾”（本卷第407页）。在《船舶制造业的变革》中，她指出运输业中的技术变革使劳动变得越来越简化了，这就“抹杀了职业中的专业化和个人因素，把工人从一个人和艺术家贬低为无差别劳动力的非个人的载体”（本卷第465页）。总之，从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中，是得不出“资本主义适应性”的结论的。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垄断这一现象时，罗莎·卢森堡考察了美国和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主联盟的形成及其在工业和银行业中的发展，揭示了企业主联盟的本质及其特点。在考察工业企业主联盟的形成及其发展时，罗莎·卢森堡研究了俄国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原因，研究了美国的工业卡特尔的形成和组织，揭示了企业主联盟的本质。她指出，企业主联盟是工业的集中，但是，这种集中绝不是单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国家政策干预的结果。俄国钢铁工业在1896—1897年获得惊人的发展是“俄国政府在最近几年坚持奉行的保护关税政策的直接结果”（本卷第397页）。同样，美国的工业卡特尔的惊人发展也是许多人为的因素干预的结果。她赞同保罗·德罗西埃在《美国的垄断化工业（托拉斯）》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美国工业卡特尔的普遍化是美国的“铁路政策、关税政策、私人经营公共服务——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这些因素，卡特尔就不可能形成和持续存在”（本卷第451—452页）。在这里，罗莎·卢森堡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上阐发了企业主联盟的本质，指出企业主联盟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经济垄断形式，而这种经济垄断的形成又是国家干预的结果，它体现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和发展趋势。罗莎·卢森堡也按照这一思路研究了德意志帝国的银行法案。她指出，德意志帝国的银行法案是基于工商业的巨大发展和汇兑、信贷业务的集中化趋势，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汇票贴现的大幅增长证明了这一事实：“工业在发展，用于创办企业和经商等的货币需求在扩大。而贷款利息的高低，可以直接决定国内工业和商业活动的难易”（本卷第454页）。从这些研究中，她得出的结论是：垄断是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集中，但垄断既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也不能减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只会加剧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激化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唤起有觉悟的工人阶级起来抵制卡特尔的形成。这个结论表明，罗莎·卢森堡从资本主义企业主联盟组织的普遍化中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而是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日益加深、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加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必然为统一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所代替。这就是她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普遍发展的基本观点。她把这个观点完整地表述为：“无政府状态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领域蔓延到另一个领域；私人利益的自由支配，私人利润的无限支配，被宣告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和福音，这在发展的一定阶段证明是不可能的、不可持续的，甚至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是不相容的。制定统一的计划，列出整个经济的一览表，由同样自然形成的中央对经营活动的管理——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独特的结果。因此，这个结果的最终结果——将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其无政府状态最终将无法维持，必须把计划和统一管理引入整个社会经济，也就是实行整个生产和交换机制的社会化。”（本卷第455页）
罗莎·卢森堡不仅在分析19世纪末资本主义新经济形式中得出了反对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的结论，而且还从理论上揭露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错误。罗莎·卢森堡认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致命错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是曲解和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而这个错误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调是完全一致的。在1899年2月发表的《经济和政治评论》的第三节中，罗莎·卢森堡驳斥了法国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朗博在他的《经济学说史》中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种种曲解，指出，“如果看看里昂天主教派法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在上面证明马克思发展理论的错误的那些报纸，那么，人们乍一看会误以为手中拿的是伯恩施坦发表在《新时代》上的《社会主义问题》。伯恩施坦反对‘崩溃论’，而资产阶级天主教派教授反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完全是一脉相承。”（本卷第471—472页）。
上述的经验研究与理论批判表明，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是建立在她对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深入研究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透彻理解之上的，她的目的是通过深入研究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新变化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当代有效性。她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就是她在这一时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剖析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证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当代有效性的杰作。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由三组评论文章合编而成。第一组文章写于1898年6—9月间，是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发表在1896—1897年《新时代》上总标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的评论。文章完成后，罗莎·卢森堡送交《莱比锡人民报》，得到报纸编辑布·舍恩兰克的极高评价，并立即付印，从1898年9月21—28日，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为总标题连载。第二组文章是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1899年2月底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评论，在1899年4月的《莱比锡人民报》上连载。这组评论文章刊出后，受到极大的重视。于是，编辑部根据社会民主党内同志们的多次建议，将这两组文章以同名《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编辑成册出版。出版时，编辑部又将罗莎·卢森堡发表在1899年2月《莱比锡人民报》上的关于民军和军国主义的文章作为附录一并收入。这就构成了《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的结构。其中，第一组文章编为第一部分，第二组文章编为第二部分，第三组文章编为附录。这一结构生动地展示了罗莎·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进路。从历史过程上看，《社会改良还是革命？》汇集了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在1896—1899年间发表的两个重要文本——《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批判性文献，表明，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其间既有理论的批判，又有经验的研究（这一经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这期间发表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论》中），是一个理论批判与经验研究交错展开的过程；从逻辑进路看，《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的两个部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体现了罗莎·卢森堡与伯恩施坦之间的论战史。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的第一部分是对伯恩施坦1896—1897年在“社会主义问题”这个总题目下发表的他的修正主义观点的系列文章的评论。罗莎·卢森堡在评论伯恩施坦的这组文章时，不是在现象层面上一一评论伯恩施坦的某一个具体的论点，而是把它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高度，从分析伯恩施坦的方法入手，指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观点中隐藏的实质性的理论问题。罗沙·卢森堡指出，伯恩施用以资本主义的信用体系的建立、交通运输的改进和企业主联盟组织的出现为根据，提出“资本主义适应”论，力图以社会改良取代社会革命，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是提出了“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本卷第482页），从更深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看，是提出了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本身，以及同这个发展进程有关的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本卷第485页）。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哲学观：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坚持马克思的崩溃论，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内在矛盾的层面上。运用危机的方法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式，揭示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新形式背后的危机和资本主义不可消除的内在矛盾，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一种是伯恩施坦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反对马克思的崩溃论，从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的层面上，运用“适应工具”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式，论证资本主义经济新形式的出现“能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让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并消除它的矛盾”（本卷第487—488页）。罗莎·卢森堡认为，这两种哲学观的对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源于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不同理解。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在本质层面上探究资本主义的“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本卷第485页），即资本主义内在的结构性危机；一个是在现象层面上预言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生的时间，如10年或20年一个周期等。这两个层面的内容中，前者讲的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它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崩溃的内在必然性；后者讲的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外部形式，它所考察的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偶然原因，因而是“非本质的、次要的东西”（本卷第485页）。伯恩施坦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就在于，他机械地理解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每10年发生一次周期性危机的预言当作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全部内容，又以近2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没有爆发震荡性危机来否认马克思的崩溃论，断言资本主义因其建立了信用制度、改善了交通工具、形成了企业主联盟组织而具有了适应机能，不会再发生危机了。然而，如果转换一个视角，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本质方面来分析，人们就会对近2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普遍表现出来的萧条过程作另种解释，即资本主义在1825年、1836年、1847年爆发的危机都不过是“资本主义幼稚的表现”，并不是“马克思用公式分析的资本主义的老年危机”（本卷第493页），而近2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所表现出来的“短期的繁荣与长期的萧条交替出现”（本卷第495页）的现象则使人们看到了信用制度是如何“复制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主要矛盾，把它们引向荒谬绝伦的地步，……加快它走向自己灭亡的（崩溃）的速度”（本卷第490页），也看到了“卡特尔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终影响，不仅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反而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的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一个手段”（本卷第492页）。这些正好说明，“我们正在不断地接近末日的开端，即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时期”（本卷第495页），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并没有过时，它依然是人们分析现阶段资本主义危机现象的方法论。据此，罗莎·卢森堡得出结论：伯恩施坦的错误在于，用机械论的、非辩证的方法来解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把危机的停滞视为资本主义经济‘适应’的征候”（本卷第511页），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适应”论这个结论。从这个结论出发，伯恩施坦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谈论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以为“这种斗争能对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产生社会主义的影响”，这“其实纯粹是想象”（本卷第507页）。最后，罗莎·卢森堡把伯恩施坦的全部理论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这是符合庸俗经济学精神的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本卷第513页）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所作的这一系列的哲学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批判，逼迫伯恩施坦不得不从哲学理论的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系统地阐发他的修正主义理论。这就构成了伯恩施坦写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理论背景。在这本书中，伯恩施坦指责罗莎·卢森堡对他的“资本主义适应”论和社会改良主张的批判是在玩弄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规律”。他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绝不只有辩证法规律的一面，还有肯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创造能力的一面，因此，问题不在于马克思的一般社会主义文献本身，而在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文献中的哪一方面“正确地表达了今天的情况”[4]。伯恩施坦的观点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辩证法的规律”一面已经不能正确地表达今天的情况了，只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和创造能力的一面才能表达今天的情况，所以，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要按照后一面来评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力图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变得适合于他的修正主义理论。这又构成了罗莎·卢森堡写作《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第二部分的理论背景。罗莎·卢森堡认为，伯恩施坦为自己所作的理论辩解，使社会民主党与伯恩施坦的讨论“变成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式的争论”（本卷第541页）。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的第二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分析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体系与伯恩施坦的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进而揭示这两种理论体系的思维方式，以此证明伯恩施坦的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是给机会主义奠定基础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本卷第543页）。罗莎·卢森堡认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体系与伯恩施坦的理论体系之间的对立首先体现在两者的逻辑前提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是坚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发现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而伯恩施坦的逻辑前提是“否认在现代社会中存在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本卷第514页），代之以法的前提。罗莎·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用发行股票这种经济现象来证明“资本家”这个范畴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不再是指资本家个人，而是指的持有股票的集体，是指拥有大大小小股权的集体。于是，在伯恩施坦那里，“资本家”不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一个生产的范畴，而是一个所有权的范畴，不是一个经济单位，而是一个税务政策的单位”；资本也不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一个生产的整体，而是一个简单的货币财产”（本卷第516页）。在这一解释中，伯恩施坦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概念偷换成了法的概念，将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偷换成了法的关系和所有权的关系。这样一来，伯恩施坦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置于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下加以解释，这就构造了一种与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体系完全对立的思维方式。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前提为根据，从肯定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出发，建构的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本卷第545页）。在这一思维方式下，社会民主党用马克思的历史的观点、社会主义的观点来剖析资本主义新形式中隐藏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得出了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工人运动的最高目标只能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伯恩施坦的理论以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为根据，从否定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出发，建构的是改良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思维方式下。伯恩施田逐一地修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基本原理，最后毁掉了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罗莎·卢森堡在第二部分的第四节中描述了伯恩施坦是如何在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下一步一步地毁掉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而滑入机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她指出，伯恩施坦从抛弃资本主义的崩溃论开始，“没有资本主义的崩溃，就不可能剥夺资本家阶级，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剥夺，把逐步实行‘合作社原则’作为工人运动的目标。但是，合作社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是行不通的，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生产社会化，着手改良商业，发展消费合作社。但是，消费合作社，哪怕与工会一起来改造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的物质发展不相容，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伯恩施坦关于经济发展进程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不相容，于是他就放弃剩余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从而放弃卡尔·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但是，没有确定的最终目标，没有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不能进行，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阶级斗争，声明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好。但是，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一个十分自然而又不可避免的现象，于是伯恩施坦就在进一步的结论中甚至否认我们社会中存在阶级斗争。……但是，如果没有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并且根本没有阶级，那么，不仅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的未来斗争，而且也不可能有它们迄今为止的斗争，社会民主党本身及其成果也就无法理解。或者说，如果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也只是来自政府方面的政治压力的结果，不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是霍亨索伦方针的偶然产物；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的儿子，而是反动派的私生子。这样一来，伯恩施坦就极为合乎逻辑地从唯物主义历史观转到了《法兰克福报》和《福斯报》的立场。在否定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社会主义批判以后，剩下的基本上就是满足于现状了。就这样，伯恩施坦完全合乎逻辑地从头走到尾。为了运动，他以放弃最终目标为起点，但是，由于没有一种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真的没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所以他必然也是以放弃运动本身而告终。这样一来，伯恩施坦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就崩溃了。雄伟、对称和神奇的马克思体系的建筑物，在他那里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认为各种体系的碎片，所有大小思想家的思想片断，在这里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本卷第537—538页）在这里，罗莎·卢森堡揭示了伯恩施坦理论体系的资产阶级法律体系的逻辑前提与改良主义的思维方式、与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证明，伯恩施坦主张合法改良的实质“不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仅仅是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要为了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为了多少减缓剥削，一句话，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本身。”（本卷第531页）这样，罗莎·卢森堡就从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上阐明了社会民主党与伯恩施坦在世界观、阶级立场和社会形式上的对立：社会民主党在哲学的世界观上坚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前提，建构“革命无产阶级的思维方式”，与它在实践上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立场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是一致的，而伯恩施坦在哲学的世界观上坚持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建构改良主义的思维方式，与他在实践上强调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立场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是一致的。从另一方面看，罗莎·卢森堡对待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没有采取机械论的态度，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而是将其置于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来阐发两者的辩证关系。罗莎·卢森堡认为，合法改良在资产阶级法律体系下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当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框架下进行的时候，就成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了。从这一观点出发，罗莎·卢森堡阐发了社会革命与合法改良之间的辩证关系。罗莎·卢森堡指出，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是人们在历史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活动方式：社会革命是一个阶级为了实现经济形态变革的目的而发动的政治行动，即是“阶级历史上的政治创举”（本卷第530页）；合法改良是一定社会为解决人们的权利关系而进行的立法活动，即是“社会在政治上维持生存的手段”（本卷第530页）。这两种活动，由于其性质不同，对于历史进步的意义也各不相同；社会革命发生在社会形态更替、社会制度变革的阶段，是推动社会发生质变的力量，而合法改良只是在一定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起作用，是社会变化的量的积累过程。这往往是一个阶级刚刚夺取了政权，处在上升时期所采取的方式，如果一个阶级要推翻旧的阶级，要取得政权，开始新的社会制度的建设，就必须采取社会革命的方式。这就意味着，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是历史进步中的两个必不可少的、不可相互替代的因素，它们在哪一个时期起主导作用以及起作用的方式，都是由社会历史进程决定的。伯恩施坦的错误在于，他不是把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放到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而是把它们抽象出来、对立起来，以为它们是可以供人们任意挑选的实现社会进步的方式，于是，他就用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来评判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强调合法改良是比社会革命更好的方面，以此取消社会革命。针对伯恩施坦的这一错误，罗莎·卢森堡指出：“立法和革命不是历史进步的不同方法，——不能像在历史的食堂里那样任人挑选热炒和冷盘——，而是阶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要素，既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同时又像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本卷第530页）罗莎·卢森堡在社会革命的框架下阐发社会革命与合法改良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她解决工会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日常斗争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的关系提供了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根据。
《附录：民军和军国主义》是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分子席佩耳的文章的答复，也是对席佩耳有关军国主义问题观点的批判。其中，罗莎·卢森堡特别驳斥了席佩耳把他对军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理解与恩格斯的历史观等同起来的说法，指出，席佩耳的军国主义的观点绝不是恩格斯的历史观的运用，而是伯恩施坦的历史观的运用。这一批判表明，对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罗莎·卢森堡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的。在她看来，机会主义在实践上的危害性，一点也不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害性低。基于这一认识，罗莎·卢森堡在完成《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后，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分析和批判了伯恩施坦在工会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和议会等实践方面的机会主义观点。
工会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一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施坦提出，德国工人运动应当以英国工会运动为榜样，通过工会运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工会运动本身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对于这个问题，罗莎·卢森堡的答案是，工会运动本身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工会运动只有纳入阶级斗争的框架下，通过政治行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时候，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反之，在资产阶级的框架下，完全致力于日常要求，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的工会运动，就只能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了。在《英国眼镜》一文中，罗莎·卢森堡考察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分析了英国工会运动在19世纪50年代前后的变化，指出，在19世纪50年代前，英国的宪章运动、欧文主义运动都是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下进行的，都是通过政治行动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这些斗争中，工会的任务是“进行阶级团结教育的活动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活动”（本卷第573页），由此决定，这一时期的英国工会运动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然而，自50年代初开始，在宪章运动和欧文主义运动失败后，英国的工人运动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英国的工会运动“变成了交易活动，工会成为一个特别复杂的机构，一所为长期生活布置得舒适的住宅，而且在那个时期的所有工人存在‘一种谨慎的、纵然有些狭隘的政客思想’”（本卷第573页）。通过考察英国工联运动的历史，罗莎·卢森堡得出的结论是：英国的工会运动本身还丝毫不是社会主义的，相反，“在德国和整个大陆，工会一开始就是在阶级斗争，也就是在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简直可以说是社会民主党的产物，是它的产儿”（本卷第578页），因此，德国的工会运动比英国的工会运动更先进。伯恩施坦推荐英国的例子，“等于建议德国工会放弃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基础，而立足于资产阶级的基础”（本卷第578页）。据此，罗莎·卢森堡提出了与伯恩施坦相反的主张：“为了有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是德国工会应当效法英国工会，而是相反，英国工会应当效法德国工会”（本卷第578页），因为“英国眼镜之所以不适合德国，并不是因为英国的情况比德国先进，而是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它落后于德国”（本卷第578页）。罗莎·卢森堡强调德国工会的先进性，是建立在她对工人运动的这一观点之上的：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政治斗争获得了政治权力，才能真正获得自己的经济权力，如果没有政治权力，“工人的‘经济权力’是一个幻想”（本卷第594页）。在这里，罗莎·卢森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德国工会运动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入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议会、参加政府的社会改良活动，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那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如何对待社会改良活动呢？这是德国工人运动面临的又一大问题。罗莎·卢森堡于1899年7月写的《一个策略问题》，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解答。罗莎·卢森堡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政府的社会改良活动，首先提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改良活动的观念问题，即是在伯恩施坦主张的“社会主义逐步长入资产阶级社会”（本卷第583页）观念的主导下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改良活动，还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下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改良活动？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主导下的社会改良活动，其性质和斗争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在伯恩施坦主张的“社会主义逐步长入资产阶级社会”观念主导下的社会改良活动，本质上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作为政府的成员，“实际上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充其量压缩为资产阶级民主或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本卷第585页）。相反，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主导下的社会改良，是工人阶级为寻求自身解放的一种策略，其本质上是服务于“夺取政府并把它变成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的政府”（本卷第585页）这一最高目标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无论是进入政府，还是进入议会，都会在试图实行社会改良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立法和整个资产阶级政府（在否决预算时极为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从而使他们争取资产阶级改良的斗争具有原则上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本卷第584—585页）。从这一分析中，罗莎·卢森堡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一，“社会民主党的斗争首先不在于争取什么，而是怎样争取”（本卷第584页）；其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民主党按照其性质来说，只能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它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才能表现为执政党”（本卷第585页）。这两个结论，归结起来，就是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或议会不过是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它的目的是把社会改良变成整个社会革命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使其服务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国家的最终目标。这就构成了罗莎·卢森堡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改良实践问题的解答。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出场的前提。当时，德国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把德国资产阶级教授们鼓吹的“马克思学说过时”论和“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移植到社会民主党的阵营中来，证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出现了危机，要求以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取代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这样一来，“马克思学说过时”论和“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就成为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进而削弱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影响力的基础性问题。为此，罗莎·卢森堡写了《被蛀空的核桃》一文，驳斥了“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她指出，“马克思主义危机”论是近25年来德国资产阶级教授们向马克思射出来的毒箭，其实质是用空洞的社会理想来否定马克思“对经济现象的客观的研究”（本卷第588页）和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及其灭亡的揭示，否定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继承而来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特别是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证明马克思的学说是错误的、已经过时的理论。然而，“形式上的社会理想”（本卷第589页）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因此，马克思的学说也是不可战胜的；那些鼓吹“社会民主党危机”论的讲坛社会主义的教授们所做的一切，除了能够带给资产阶级“自我安慰，或至少能够自我麻醉”（本卷第590页）外，什么也做不了，当然也不可能带来“马克思主义的城墙”的“倒塌”（本卷第591页）。这样，罗莎·卢森堡就通过驳斥“马克思主义危机”论，论证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展开的犀利的理论批判和透彻的实践分析，得到了蔡特金、倍倍尔等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支持，也吸引了社会民主党内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1899年10月1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召开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批判伯恩施坦对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亲自出面主持和组织这次会议。为了配合倍倍尔的主题报告，也是为了保证这次会议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罗莎·卢森堡在1899年9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针对当时社会民主党内的大多数人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上的种种模糊认识，阐发了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和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原则。在阐发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时，罗莎·卢森堡强调：“社会民主党不是一个清谈馆，而是一个战斗的党。它应该有权呼吁自己的党员，如果你们想改变立场，那好吧，你们就与同道者为伍，与他们保持一致；如果你们想与我们为伍，与我们并肩战斗，那就站到我们的立场上。”（本卷第606—607页）在阐发社会民主党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原则时，她指出，社会民主党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绝不是单纯的理论争论，而是关系到社会民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社会民主党绝不能允许借“科学研究”、“保护批评自由”之名来攻击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策略。在《关于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一文中，罗莎·卢森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对待批评的原则：“我们党内的自我批评只有顺着我们斗争的方向，它才能达到为发展服务的目的，因此才会受到欢迎。所有的批评，只要能使我们为实现最终目标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更有力、更彻底、目标更明确，都应当受到由衷的感激。但是，如果批评是旨在拉我们的后腿，让我们完全背离阶级斗争和放弃最终目标，那这样的批评已不再是前进和发展的因素，而是崩溃和瓦解的因素。”（本卷第621页）在这里，罗莎·卢森堡把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提升到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和生死存亡的高度。她强调，汉诺威大会的主题，绝不是学术的和理论的问题，而是“一系列关于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的纯粹实践的问题”（本卷第622页），因此，“党代表大会的口号必须是：批评的自由要受到充分尊重，‘科学研究’的神圣性不可侵犯。但是，正是在伯恩施坦集团长期和畅行无阻地运用了‘批评’之后，为了揭露这个集团的内在特性及其倾向，现在是时候了，党作为一个政治整体必须对这种批评的后果表明态度并宣布：这种批评是一种堕落的理论，它在我们的队伍中已经没有容身之地。”（本卷第624页）她大声疾呼，伯恩施坦绝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机会主义思潮的理论的诠释者，他的理论对社会民主党的不断侵蚀，必将会像倍倍尔所说的那样，迟早会打断“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脊梁”（本卷第627页）。因此，社会民主党在伯恩施坦分子的批评面前，不能作任何的让步，尤其是不能在原则上妥协。这些思想构成了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大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伯恩施坦没有出席汉诺威大会，但伯恩施坦分子爱·大卫出席了会议，并针对倍倍尔的主题报告中列举的伯恩施坦理论的种种错误进行逐一的辩护，再次陈述了伯恩施坦有关经济权力的观点。针对爱·大卫的发言，罗莎·卢森堡在理论上重点驳斥了伯恩施坦及其拥护者的所谓经济权力理论，在实践上重申了她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党内自由批评”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并批评了伯恩施坦分子席佩耳在他的发言中为军国主义辩护的言论。罗莎·卢森堡为汉诺威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所作的理论准备以及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表明，此时的罗莎·卢森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的斗争中，都已经融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名理论新兵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袖。至此，罗莎·卢森堡实现了她人生中的一次重大的身份转换，从波兰的罗莎·卢森堡转换成了德国的罗莎·卢森堡。
本卷收入的文献出自于德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上册和第6卷。在收入这些文献时，本课题组根据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思路和编辑原则进行了重新编辑，对其中的文献进行了辨识，将那些不是罗莎·卢森堡本人亲笔撰写，而是由报纸报道的罗莎·卢森堡观点的文章提取出来，作为附录发表。我们认为，把这些不是罗莎·卢森堡亲笔撰写的文章编入正文，从文献学上看，是不妥当的，但这些文章比较准确地报道了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同时又反映了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是我们了解罗莎·卢森堡思想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研究罗莎·卢森堡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把这些文献以附录的形式发表出来，是十分恰当的。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收入本卷的文献中，仅有16篇曾被译成中文发表，其中有些还只是摘译，并没有全文译出。译出的16篇文献中，《在1899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英国眼镜》、《一个策略问题》、《关于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我们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央机关报》，以及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等，虽然是罗莎·卢森堡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但单单阅读这些文献，要想全面地理解其中的思想，尤其是想把握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精髓，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阅读了这一时期的全部文献，才能了解罗莎·卢森堡这一时期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的历史背景，并从罗莎·卢森堡这一时期思想创造的历史过程中领会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内容及其对于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斗争的重要性。本卷收入的文献有助于读者从历史深处把握罗莎·卢森堡这一时期理论创造的思想脉络，了解罗莎·卢森堡的历史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她的民族理论和工人运动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和工人运动理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何萍
2021年3月5日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2]见《共产党宣言》第三节《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64页。
[3]ComradeandLover:RosaLuxemburg’sLettertoLeoJogiches,editedandtranslatedbyElzbietaEt-tinger,MITPress,1979,p.53.
[4]《伯恩施坦文选》，殷叙彝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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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总序
罗莎·卢森堡（1871—1919）是第二国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有争议的思想家之一。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某个思想家的思想产生争议，并不意味着这个思想家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或者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恰恰相反，它是以一种严肃的、理性的思考方式证明了这个思想家的思想充满了魅力，值得人们去不断地认识和开掘。罗莎·卢森堡就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论是在她生前，还是在她身后，争议都是她的思想创造和延续她的思想生命的必不可少的一环。在生前，她的每一次思想创造是在争论中展开的：在早年，她对波兰问题的思考，是在与波兰社会党的激烈论战中展开的，在这场论战中，她阐发的有关波兰独立问题、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民族性和国际性等问题的观点对她思考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自治问题产生了持续终身的影响；在进入德国后，她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阐发了革命与改良的辩证关系，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方理论家们的争论中阐发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她还在资本积累、民族自治、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发表过不同于列宁的观点，等等。这些争论不仅没有随着她生命的逝去而消失，反而因其触及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些基本问题而不断地被提起、被反思。正是这个不断地被提起、被反思的过程，使人们走进了罗莎·卢森堡的思想世界，引导了《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罗莎·卢森堡全集》编辑出版的历史，就是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历史。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编辑了《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力图把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编辑与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研究贯通起来，以《罗莎·卢森堡全集》来呈现罗莎·卢森堡的全部思想。
《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罗莎·卢森堡全集》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个成果，它参照和借鉴了《罗莎·卢森堡全集》其他版本的思想成果，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代表了中国人研究罗莎·卢森堡思想的最新成果。因此，我们认为，在《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付梓之际，有必要写一篇序言，历史地叙述《罗莎·卢森堡全集》编辑出版的思想史，重点论述《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的特点。
一
要编好《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先要了解罗莎·卢森堡的生平和思想创造活动。在我们着手编辑《罗莎·卢森堡全集》时，国内外已经有了多本罗莎·卢森堡传记，但这些传记都只是书写者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理解，并不能完全为我们所用，因此，在编辑《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的过程中，本课题组对罗莎·卢森堡的生平和思想创造活动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定位，形成了我们自己对罗莎·卢森堡生平和思想创造的看法和观点。于是，对罗莎·卢森堡生平和思想创造活动的梳理就成为编辑《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的基础性工作。在这里，我们先简述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活动和思想创造的过程和特点，以此呈现《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编辑的认识论起点。
1871年3月5日，罗莎·卢森堡出生在波兰卢布林省与乌克兰接壤的一个小镇——扎莫什奇（Zamosc）。这座小镇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地理位置上，是连接克拉科夫、乌克兰、布拉格的交通枢纽。正是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给这座小镇带来了曾经的繁荣。自16世纪末开始，这座小镇就成为重要军事要塞，也迅速地发展成为巨大的商业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大批犹太商人来这里经商定居。在18—19世纪，来到这座小镇居住的犹太人发生了分化：一个派别非常讲究宗教信仰，主张发展犹太教；一个派别非常讲究文化、技术和文学的发展，讲究本地化，强调你住在波兰，就必须说波兰语，必须像波兰人那样从事经商贸易活动。在这两派中，后一派非常适合这个城市的文化背景，他们不想发展宗教，而是致力于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他们在这个城市创建了许多出版社和图书馆，而他们自己也本地化了，完全变成了波兰人。罗莎·卢森堡的祖辈就是属于本地化一派的犹太人。尽管罗莎·卢森堡在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这座小镇对她来说只是一个记忆，但这座小镇的犹太文化和她的犹太家庭还是对她的成长，尤其是对她的社会主义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罗莎·卢森堡家庭的语言十分复杂，有波兰语、俄语、德语、法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她父亲的家人原来住在奥地利，所以讲的是德语，他父亲喜欢德语，平常在家里说德语，所以，罗莎·卢森堡从小就说德语，并且十分喜欢德语。罗莎·卢森堡的母亲喜欢法语，她也从小就跟她母亲学习法语。她的家人与保姆交流时用的是波兰语，她的家庭成员之间交流时也讲意第绪语。罗莎·卢森堡的母亲曾经教她讲这种语言，可她讲得既像德语，又不是德语，后来，她母亲说，我们不讲这种语言了，还是讲德语吧。于是，罗莎·卢森堡就不再学习希伯来语言。她在华沙上高中时，华沙是俄统治区，教学用的是俄语，甚至波兰语的课程都是用俄语来教授，这又使她的俄语讲得十分流利。到高中时，她已经能够流利地讲德语、波兰语、法语、俄语四种语言，同时，还会一点意大利语。她逃亡瑞士，在苏黎世大学读书时，讲的是德语。这些语言为她后来进入德国、从事国际工人运动创造了条件。此外，她的犹太家庭的地方化特点，给了她对波兰文化的高度认同感。参加革命后，在处理犹太民族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她始终坚持这一观点：犹太人在波兰只是一个少数民族，不可能在波兰独立存在，波兰的犹太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说波兰语，学习波兰文化，与波兰人交往。所以，她反复强调波兰是自己的祖国，自己是一个波兰人，而不说她是犹太人。这种观念主导了罗莎·卢森堡对于民族自治、波兰的工人运动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等问题的思考。
1873年，罗莎·卢森堡随家迁居华沙，并在华沙完成了她的中学教育。在中学期间，罗莎·卢森堡参加了进步的自学小组K.谢潘斯基小组的活动，开始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思考波兰问题。临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罗莎·卢森堡参加了波兰“第二无产阶级党”领导下的青年社会主义小组的革命活动。中学毕业后，罗莎·卢森堡全身投入“第二无产阶级党”的革命活动，深入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研究，开展工人运动，在理论上，继承“无产阶级党”的传统，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力图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决波兰的社会解放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关系问题。这一段革命经历及其所形成的思想，对罗莎·卢森堡后来的革命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产生了持续终身的影响。
1889年底，因波兰进入白色恐怖时期，罗莎·卢森堡不得不逃往苏黎世。在苏黎世，罗莎·卢森堡一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一边进入苏黎世大学读书。在大学期间，罗莎·卢森堡除了攻读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数学、生物学、地理学等专业课程外，还系统、深入地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研究波兰的工人运动和波兰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探讨波兰革命和波兰民族独立等问题，她的博士论文《波兰的工业发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波兰资本主义特点的杰作。在实践上，罗莎·卢森堡与流亡瑞士的波兰革命者约吉希斯等人一起创办了《工人事业报》杂志，同“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行斗争，参加第二国际的重要会议。1894年，她还与约吉希斯等人共同创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与在波兰境内的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领导和参与波兰境内和那些被瓜分地区的波兰工人运动。这些都使罗莎·卢森堡迅速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898年5月，罗莎·卢森堡迁居柏林，投身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革命活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所处的中心地位把罗莎·卢森堡推向了一个更广阔的革命舞台。进入柏林后，罗莎·卢森堡先是到普属波兰地区调查波兰的工人运动情况，同时也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一起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参加了德国的工人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罗莎·卢森堡多次撰文并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揭露军国主义的实质，反对战争危险，呼吁社会民主党把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与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去唤醒群众，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1915年，罗莎·卢森堡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月刊》上发表《国际的重建》一文，斥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径，总结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经验，要求按照革命的原则重建国际，以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也因此被称为国际派；1916年1月，国际派在柏林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际派的行动纲领，决定出版地下刊物《斯巴达克书信》，国际派又由此而称之为斯巴达克派，罗莎·卢森堡也成为斯巴达克派的领导人之一和思想领袖；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刚刚出狱的罗莎·卢森堡立即投入了斗争，走在斗争的最前列，并在1918年底至1919年初与卡·李卜克内西等人一起创建了德国共产党；1919年1月，德国革命失败，罗莎·卢森堡于1月15日被捕，当晚惨遭杀害，她的遗体被抛进护城河，直到5月31日，人们才在护城河发现了她的遗体。6月13日，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队伍前往弗里德里希墓地为罗莎·卢森堡送葬，把她安葬在李卜克内西墓旁。
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期间，罗莎·卢森堡多次被捕入狱，却始终坚持革命信念，平静而乐观地对待生活。1915年，她在狱中写给她的秘书玛蒂尔德·雅可布的信中谈到她的监禁生活时说：“不要忘记，不论发生什么，都要冷静地和乐观地面对生活。”[1]
罗莎·卢森堡绝不把自己的活动舞台局限于德国，而是把整个欧洲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把眼光投向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她多次出席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在会上，就革命和帝国主义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1905年底，她亲赴华沙，领导波兰的革命运动；1906年，她先后赴彼得堡、库沃卡拉和列宁见面，交换意见；1907年5月，她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共产党双重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赢得了与会代表雷鸣般的掌声，也得到了列宁的赞同。她还关注欧洲以外的无产阶级革命，她研究过中国的鸦片战争和中国革命、研究过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化问题。1902年5月，罗莎·卢森堡写了一篇谴责欧洲和美国殖民者在拉丁美洲残暴行径的著名短文——《马提尼克岛》（见本版第2卷）。这篇短文在她生前并没有发表，但却体现了罗莎·卢森堡对欧洲以外，尤其是对欧洲殖民地事件和革命的关注。她的这些思想是当代人们研究欠发达国家的重要思想资源。
由于这些活动，罗莎·卢森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不论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论历史经历了多少沧桑，都不能使人们忘记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这个名字深深地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铭记在人们的心底。
在理论上，罗莎·卢森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系统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写下了《社会改良还是革命？》（本版第1卷）、《资本积累论》（本版第6卷）等名篇，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如此，罗莎·卢森堡在深入研究波兰革命、德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中写下了《民族问题与自治》（本版第5卷）、《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本版第7卷）、《论俄国革命》（本版第8卷）等名著，表达了一个战斗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前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注和对世界历史规律的思考。这是罗莎·卢森堡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份思想遗产，在罗莎·卢森堡去世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质疑，尽管如此，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罗莎·卢森堡著作的出版也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二
罗莎·卢森堡在世时，列宁就坚决支持和赞扬罗莎·卢森堡有关德国革命的系列主张，他指出，罗莎·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等共同创建的“德国共产党”标志着“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在事实上成立起来了。”[2]在罗莎·卢森堡去世后，列宁称罗莎·卢森堡是“第三国际最优秀的代表”[3]，并且高度地评价了她的著作和思想，指出：“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同时，列宁也批评“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4]。列宁曾经计划在俄国出版《罗莎·卢森堡全集》，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
最早启动《罗莎·卢森堡全集》编辑和出版工作的，是德国。20世纪70年代，在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决定编辑出版《罗莎·卢森堡全集》，但把编辑规模限定在10卷。根据这个精神，德国学者整理和出版了《罗莎·卢森堡全集》和《罗莎·卢森堡书信集》各5卷；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陆续地将新发现的材料加以整理和编辑，先是补充编辑出版了《罗莎·卢森堡书信集》第6卷，后来又以补卷的形式编辑了《罗莎·卢森堡全集》第6、7、8卷，其中，第6、7两卷将新发现的各个时段的文献按照时间序列编辑，第8卷集中编辑和翻译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文文献。这些构成了《罗莎·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的结构。《罗莎·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的出版，不仅为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推动了罗莎·卢森堡著作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和出版。自21世纪初开始，《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和出版成为一项大规模的国际合作项目。2011年，美国的罗莎·卢森堡研究专家开始启动编辑和出版《罗莎·卢森堡全集》英文版。此外，日本、法国、葡萄牙、土耳其等多个国家也在推进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编辑和出版。
《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的编辑、翻译和出版工作始于2014年。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将“罗莎·卢森堡著作的整理、编辑和研究”列为重大招标课题，并于当年立项。这是中国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本课题组加大了国际学术交流。一方面，本课题组在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支持下，参加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组织的“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研究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赴波兰罗莎·卢森堡的出生地及从事革命活动的各个地方进行考察和搜集资料、参加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美国办事处组织的《罗莎·卢森堡全集》英文版翻译的工作会议，等等，吸取其他版本编辑和翻译的长处；另一方面，本课题自从2015年开始，每年（2020年因武汉疫情没有举办）在武汉大学举办一次有关罗莎·卢森堡著作翻译、研究和出版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德文版、英文版、日文版等各种版本的专家与会，共同研讨《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翻译和出版的问题，而每次讨论的主题都是根据《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编辑的进度来确定，有专门研讨罗莎·卢森堡早期思想的、有研讨《罗莎·卢森堡全集》编译史的、有研讨罗莎·卢森堡思想和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的，等等。这些研讨对于梳理和确定《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的编辑思路、编辑体例和解决翻译中的难点问题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呈现给大家的《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就是本课题组反复研讨的思想成果。
三
半个多世纪的《罗莎·卢森堡全集》出版史表明，编辑、翻译和出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料搜集和文字翻译工作，而是一项艰巨的科学研究工作。
首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和出版要受到国际范围内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水平的限制。
罗莎·卢森堡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个十分奇特的人物。在理论上，她是一个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思想家，她坚持用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时代特征、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在实践上，她却屡遭失败，她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力图唤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意识，但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还是滑入了机会主义；她极力阻止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投票赞成政府军事拨款，呼吁德国社会民主党起来反对德国政府发动帝国主义战争，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还是投票赞成政府军事拨款，支持政府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她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领导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在德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却失败了，而她本人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是这一系列实践上的失败，使罗莎·卢森堡成为马克思主义史上的边缘人物，她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为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理解、所接受，她的著作不是遭到封存，就是被置于一边。这些都在客观上妨碍了《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翻译和出版。直到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才从第二次全球化运动中发现了罗莎·卢森堡思想的价值，于是，出现了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热潮。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罗莎·卢森堡的著作相继解密，《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和翻译才再一次提上日程，成为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罗莎·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的编辑结构，就鲜明地体现了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这一坎坷历程。
《罗莎·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的编辑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经历了两次大的修订过程：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个时期的修订主要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罗莎·卢森堡有关西欧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新认识，在内容上，除了修订《罗莎·卢森堡全集》外，在《罗莎·卢森堡书信集》上增加了1卷，即第6卷，该卷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民主德国时期不允许发表的书信；另一个方面是新发现的书信。这套全集的出版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一次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罗莎·卢森堡有关资本主义危机思想的新认识和对新解密的罗莎·卢森堡文献的研究，在内容上，主要根据新发现的罗莎·卢森堡文献增加了《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第6、7、8卷，其中，第6卷收入了罗莎·卢森堡1893—1906年之间的从未出版过的著作；第7卷收入了罗莎·卢森堡在1907—1918年间未曾出版过的著作；第8卷专门发表罗莎·卢森堡用波兰文撰写的全部文献，包括罗莎·卢森堡1893年到1896年在《工人事业报》上发表的文章、1902—1913年在《红旗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1902—1904年和1908—1910年在《社会民主党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她于1893—1914年期间撰写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著，其篇幅多达3000页，占了罗莎·卢森堡全部文献的三分之一。至今为止，第8卷仍在编辑和出版之中。2016年，本课题组前往波兰搜集罗莎·卢森堡的资料时，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波兰办事处又接受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新解密的罗莎·卢森堡文献，约1000多页。这些文献尚需进一步鉴定和研究。
可见，《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和出版至今还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而以补卷的形式不断完善《罗莎·卢森堡全集》德文版这一编辑方式，记载了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历史，也体现了《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史与罗莎·卢森堡思想的认识史的内在关联。
其次，《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和出版要受到各国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传统和认识方式的限制。
以英文版为例。英文版是从德文版翻译过来的，但在编辑结构上却打破了德文版的编辑结构，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以新出版的德文版为文献基础，将新发现的文献与先前发表过的文献统一编辑，不再以补卷的形式将其分开，这就在文献编辑的整体性上优于德文版；第二，在编辑结构上，强化了德文版隐含的分类法，明确地把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分为三类共14卷；第1—2卷为政治经济学卷，汇集了罗莎·卢森堡早期的《波兰的工业发展》、在社会民主党党校授课时的笔记、手稿等和她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第3—9卷为政治学著作卷。其中，前三卷按照年代顺序编辑了罗莎·卢森堡1897—1919年的政治学著作，余下的分别为罗莎·卢森堡论述民族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的著作、笔记、讲话、札记等，被冠之以文化类；第10—14卷为书信卷；第三，将罗莎·卢森堡的著作类和书信类作为一个整体编辑，增强了罗莎·卢森堡全集的整体感。
英文版之所以采取这一结构，是与英语世界研究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历史传统和当代认知水平相联系的。英语世界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重视和研究，严格地说，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当时，在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眼中，罗莎·卢森堡不过是一个革命家和政治家，所以，这一时期的译本几乎都是与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活动和政治思想有关的著作和书信。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英语世界对罗莎·卢森堡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集中在两点上：其一，改变了以往对罗莎·卢森堡身份和思想的单一化、片面化和碎片化的理解，把罗莎·卢森堡看作是一个集革命家、政治家、艺术家、经济学家于一身，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把她的经济学、政治学、文学等各个方面的著作看作一个整体，考察她为欧洲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所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罗莎·卢森堡全集》英文版的主编彼特·胡迪斯（PeterHudis）指出，这是今天人们认识罗莎·卢森堡的最重要的观点。他说：“卢森堡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能通过将它作为整体来看待才能充分理解它的意义。关注其遗产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当然是可能的——比如在牺牲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考查她的政治学著作，或者在牺牲她的政治学著作的基础上考查她的经济学著作，抑或是在牺牲她独特个性的基础上考查她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著作。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它使我们不能以她所希望被看待的方式——作为‘拥有无限可能性的领域’——去理解她。如果我们将卢森堡的遗产碎片化，我们就无法把握罗莎·卢森堡在现时代的意义，正如如果我们仅仅关注马克思所做工作的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我们就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体思想的内在一致性一样。”[5]；其二，改变了以往重视罗莎·卢森堡的政治学理论而轻视她的经济学理论的倾向，把罗莎·卢森堡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她的全部思想的基础。基于这两点认识，彼特·胡迪斯和凯文·安德森（KevinB.Anderson）于2004年出版了《罗莎·卢森堡读本》（TheRosaLuxmeburgReader）。《读本》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选编了罗莎·卢森堡的经济学著作；第二个部分选编了罗莎·卢森堡的政治学著作；第三个部分选编了罗莎·卢森堡有关俄国革命的著作；第四个部分选编了罗莎·卢森堡论述革命和战争问题的著作；第五个部分选编了罗莎·卢森堡从1899—1917年间的重要书信。这是按照分类的方法编辑而成的罗莎·卢森堡著作文集，也是第一个将罗莎·卢森堡的经济学著作、政治学著作和书信收于同一套书，并将其系统化的英语版本。这个版本就是《罗莎·卢森堡全集》的雏形。在此基础上，彼特·胡迪斯将罗莎·卢森堡的文献进一步归类，就成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罗莎·卢森堡全集》英文版的结构。对于这一结构，彼特·胡迪斯作了专门的说明：“《罗莎·卢森堡全集》英文版被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包括了她主要的经济学著作，第二类包含她的政治学著作，第三类则包含她的全部书信。如果不了解她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家的工作，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她的全部贡献，因此我们选择以她的经济学著作作为《全集》的开端。必须承认，将她的毕生之作分为经济学的和政治学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武断的。正如她在书信中所说，她最初研究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政治问题的刺激，即欧洲帝国主义向亚洲和非洲的扩张。她试图理解帝国主义现象以及它如何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或灭亡，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在经济学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同时，她的很多‘政治学’著作，如《社会改良还是革命？》（本版第1卷），也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及其走向周期性危机倾向的绝妙分析。然而，考虑到卢森堡在其主要经济学著作上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关注程度，我们觉得，以包含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精妙和严密理解的经济学著作作为全集的开端是很有意义的。”[6]
很明显，《罗莎·卢森堡全集》英文版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认识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结晶，它适应了英语世界的学者研究罗莎·卢森堡思想的需要。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负责《罗莎·卢森堡全集》翻译工作的埃费琳·维蒂希（EvelinWittich）博士十分尊重并充分肯定了《罗莎·卢森堡全集》英文版的编辑工作，指出：“全集英文版与全集德文版是不同的。……英文版全集是供研究用的，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对罗莎·卢森堡抱有不同兴趣的群体的需要。”[7]
四
《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的编辑在时间上晚于德文版和英文版，也正因为如此，《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的编辑能够在思想的起点上高于德文版和英文版。
德文版编辑在时间上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在不断地补充、修订中完成的，因此，它的主导思想是澄清以往人们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种种误读，还原罗莎·卢森堡作为一个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原貌。这个版本在罗莎·卢森堡文献的搜集和对文献的考证上有很高的价值，是一部严肃的考据版的《罗莎·卢森堡全集》。这个版本为《罗莎·卢森堡全集》其他版本的编辑和翻译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但就它现有的编辑结构而言，还称不上是一个研究性的版本，如果以这个版本来研究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是十分困难的。这也是德文版的编辑者反复强调的观点。所以，在每一次的《罗莎·卢森堡全集》编辑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主持这项工作的同志总是鼓励其他版本的创新，他们不仅对英文版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而且也建议中文版不要采用德文版的体例，而应根据中国读者的需要，创造新的体例。
《罗莎·卢森堡全集》英文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研究性的版本，但它的思想起点是对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全球化运动的再认识，其目的是阐发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对于人们认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意义，因此，它尤其重视罗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并将其作为罗莎·卢森堡全部思想的基石而置于《罗莎·卢森堡全集》之首。
与英文版的编辑目的一样，中文版也是致力于将《罗莎·卢森堡全集》编成一个研究性的版本，与英文版不同的是，中文版的编辑起点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全球化运动的快速行进上，而是在第二次全球化运动的快速行进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点上，是建立在对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历史变化的新思考上。
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引发的一次结构性危机，充分地展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这场危机的爆发凸显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同时也使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再度成为国外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复兴的思想资源。2013年，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本版第6卷）发表10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年，西方左派发出了强烈的声音：要求以纪念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发表100周年为题，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变化，尤其是总结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世界的复兴和新发展。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经过精心准备，于2014年3月7—9日和2015年8月21—22日分别在德国柏林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总部和美国纽约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纽约办事处举办了纪念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发表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在德国柏林举办的会议题目是：“纪念《资本积累论》发表100周年——对帝国主义的一种经济学说明”，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资本积累论》中的货币、需求和金融思想及其对于解答当代全球金融危机问题、生态问题、女性主义问题、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诸多问题的意义；2015年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会议题目是：“罗莎会怎么说：对一部久远经典的新理解——纪念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发表100周年”，会议讨论的主题是：从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占领华尔街或当代深层的生态危机的角度反思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当代意义。这两个会议的题目和主题表明，在现在的研究者眼里，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不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的著作，而是一部融经济学、政治学、女性主义、生态学、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于一体的综合性著作，而贯穿这众多领域的主线，就是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就是说，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这部著作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不是它的有关帝国主义经济的具体结论，而是蕴藏于其中的哲学思想，并且，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不属于她所处的时代，而是属于当代。那么，罗莎·卢森堡的哲学思想包含了哪些内容，具有哪些特点呢？它的哪些思想是属于当代的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和研究罗莎·卢森堡的思想起点，也是《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编辑的思想起点。
对于罗莎·卢森堡哲学思想的探讨，自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这些探讨，概括起来，主要是围绕两个论题展开的：一个是围绕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探讨罗莎·卢森堡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一个是围绕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民主主义理论，探讨罗莎·卢森堡的革命与改良、民主与专政的辩证法思想。如果结合当代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作更深入的思考，不难发现罗莎·卢森堡哲学思想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坚持辩证法的具体性。在罗莎·卢森堡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抽象、僵死的公式，而是思考现实问题的辩证方法，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告诉人们如何走向具体。基于这一理解，罗莎·卢森堡把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贯穿于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最重大的理论问题的思考与解答之中，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所以，在罗莎·卢森堡的著作中，我们是读不到以抽象概念的形式表达的纯哲学著作的，但却能够在她的资本积累理论中、在她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理论中、在她的民族问题的论述中，读到她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第二个特点是建构了危机的思维方式。危机，是罗莎·卢森堡那个时代的特征，当然也成为她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共同研究的课题。但是，把危机作为研究课题是一回事，把危机提升为一种思维方式是另一回事。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创造高于她同时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的地方就在于，她不仅把危机当作研究的对象，而且把它提升为一种思维方式，力图以危机的内在结构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论证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性。她在批判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时指出：“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社会主义变革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蔓延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而无政府状态迫使这个制度进入死胡同。如果人们同意伯恩施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会走向自己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的必然了。”[8]正是运用这样一种危机的思维方式，罗莎·卢森堡创造了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而当罗莎·卢森堡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去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又创造了她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辩证法。她的资本积累理论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之所以对人们思考当代全球经济、政治问题具有方法论启示，就在于这些理论中有当今所需要的具体辩证法和危机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坚持辩证法的具体性和危机思维方式是罗莎·卢森堡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把罗莎·卢森堡的各部分思想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阿基米德点。我们编辑《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的目的，就是要以文献的形式来呈现罗莎·卢森堡哲学思想的这一精髓。
五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在编辑的体例上，我们继承了中国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传统和罗莎·卢森堡著作编辑的风格。
在中国，最早对罗莎·卢森堡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者、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1921—1922年两年间，李达写了三篇文章介绍罗莎·卢森堡。第一篇是《介绍几个女社会革命家》，第二篇是《李卜克内西传》，第三篇是《女权运动史》。在《介绍几个女社会革命家》中，李达主要介绍了罗莎·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在介绍罗莎·卢森堡时，李达把罗莎·卢森堡的性格、才华、诗性的气质和理论家的智慧融为一体，展现了德国一代革命家的风采。在介绍罗莎·卢森堡其人时，李达写道：“伊在社会民主党中，算是一个有名的马克思派学者，代表最激进的左派。伊能运六国语言，俄德法波四国语言尤特别擅长，每逢开国际大会的时候，都是由伊担任翻译的。伊底风采，伊底才气，都冠绝一时。又会演说，做文章，真不愧为社会党中第一流名士。伊又有高尚的趣味，又爱好文学和美术，伊又曾加入波兰社会民主党和那标榜国民主义底波兰社会党挑战。”在介绍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和思想时，李达介绍了罗莎·卢森堡的四部著作：《资本之集中》（《资本积累论》）（本版第6卷）、《波兰产业的进化》（《波兰的工业发展》）（本版第1卷）、《改良呢？革命呢？》（《社会改良还是革命？》）（本版第1卷）、《德国社会民主党底危机》（本版第7卷）。李达写道：“伊所著的书有四种，《资本之集中》一书，是伊在柏灵社会主义学校中讲演底草稿，把《资本论》第二卷上所表现底思想，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军国主义底关系（如殖民政策的膨胀和征服底关系）都阐明了出来。《波兰产业的进化》一书，是用马克思主义解说时事的。伊又因为要驳斥修正派，著了《改良呢？革命呢？》底小册子，对修正派主张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提携一层，痛加攻击。伊最后又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底危机》一书，说明此次欧战的原因，由于国际间资本的帝国主义相互冲突，攻击黄色社会党变节主战，唤起无产阶级底觉悟。”[9]在这里，李达通过评价这四部著作，论述了罗莎·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创造和批判修正主义斗争等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开创了中国的罗莎·卢森堡其人其思想的研究传统。这个传统，概括起来，就是把罗莎·卢森堡其人其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语境之中，历史地考察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活动和理论创造的问题与特点，展示罗莎·卢森堡其人其思想的整体风貌。这个研究传统在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编译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罗莎·卢森堡著作编译中，中共中央编译局整理、翻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卢森堡文选》上卷和下卷（上卷出版于1984年，下卷出版于1990年）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两卷本的文献均摘自1972年出版的《罗莎·卢森堡全集》德文版，在编辑体例上，以时间为序，选择了最能代表罗莎·卢森堡各个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和观点的文献来展示罗莎·卢森堡自1893—1919年的思想历程。1893—1898年5月，是罗莎·卢森堡在瑞士从事革命活动和在苏黎世大学读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罗莎·卢森堡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是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和策略等问题，根据这一特点，《卢森堡文选》上卷选译了这个时期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一个是《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向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一个是《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潮流》（本版第1卷译为《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思潮》）。在这两个文献中，前者集中表达了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后者表达了罗莎·卢森堡汲取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波兰民族解放观点时所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立场和观点。1898年6月—1899年11月，是罗莎·卢森堡进入德国后从事革命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罗莎·卢森堡从事革命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的重心是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根据这一时期的问题，《卢森堡文选》上卷重点选译了罗莎·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的文献：《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英国眼镜》、《一个策略问题》、《烂核桃》（版本第1卷译为《被蛀空的核桃》）、《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均收入本版第1卷）等一组文章。这些文章鲜明地表达了罗莎·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上的坚决态度和分析方法。自1900年开始，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经济学领域研究帝国主义现象，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个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批判马克思主义“停滞论”和“过时论”，阐发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一个方面是在政治领域研究政党和工人运动，思考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的政党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这三个方面的理论研究是交叉展开的，但依然有一个理论研究重心变化的过程。在1915年前，罗莎·卢森堡研究的重心在帝国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上，在这个时期，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成就当然会更加突出；自1915年之后，罗莎·卢森堡的研究重心在思考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的政党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上，这些思考反映了罗莎·卢森堡在她生命最后几年的理论研究特点和所取得的思想成就。根据罗莎·卢森堡思想创造的这一历史过程和特点，《卢森堡文选》在上卷的后半部分重点选译了罗莎·卢森堡谴责军国主义和阐发马克思辩证法方面的文献，其中《我们的导师的遗著》、《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卡尔·马克思》（本版第2卷）等文章，凸显了罗莎·卢森堡帝国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和哲学基础;而在下卷则重点选译了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方面最重要的文献，如《俄国革命》、《群众罢工、党和工会》（本版第4卷）、《民族问题与自治》、《疲劳还是斗争？》、《理论与实践》（本版第5卷）、《国际的重建》（本版第7卷）、《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本版第7卷）、《斯巴达克联盟想要什么？》（本版第7卷）、《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本版第8卷）等等，集中表达了罗莎·卢森堡在生命最后几年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政党问题和革命民主主义建设等问题的思考。如果我们联系罗莎·卢森堡的生平活动和思想创造来通读《卢森堡文选》上、下卷，就必然得出这一结论：《卢森堡文选》上、下卷的确是一部精选的罗莎·卢森堡著作译本，它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同时也表明，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革命思想在她生平思想创造过程中是既相互融合，又呈阶段性发展的，因此，只要把握了她在不同时期思想创造的特点，并根据其特点进行分卷，就可以发现她的思想创造的主线，历史地呈现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革命理论等各个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使人们看到一个充满思想活力的罗莎·卢森堡。相比之下，采用机械的分类方法，将罗莎·卢森堡文献分为政治经济学、政治学、革命理论几个部分进行编辑，容易导致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碎片化。正是基于这一对比，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选择了《卢森堡文选》上、下卷的体例，一方面以时间为序编辑全部文献，另一方面又力求从文献与思想创造的内在关联上进行分卷，以呈现罗莎·卢森堡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创造成就及其特点。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分卷方式，看似没有明确地分类，却比那种机械的按学科分类来编辑各卷更能全面而生动地呈现罗莎·卢森堡的思想。
编辑和出版《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是力图以丰富的文献来呈现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历程，深化中国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解密的罗莎·卢森堡文献以及国内外学者对这些文献的研究看，我们以往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许多理解是存在问题的，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又主要是因为研究文献的缺失。比如，在罗莎·卢森堡反对波兰民族独立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人们只是凭着她早期有关波兰问题的少量文献去理解，其结果是，只知道她在波兰工人运动中反对提波兰独立的口号。却不知道她为什么反对提波兰独立的口号，不了解她提出自己观点的根据是什么。但是，如果读了罗莎·卢森堡有关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波兰资产阶级的历史和波兰工业发展的文献，我们就会看到，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是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辩证法分析波兰的历史和现实，尤其是分析波兰工业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成果。还有，在罗莎·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问题上，如果不广泛地阅读罗莎·卢森堡这一时期研究垄断资本主义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文献，就不可能知道罗莎·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当然也不可能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有机联系上去把握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部著作的丰富内容，更不可能了解这部著作与她的《资本积累论》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不理解这些又会影响到人们对罗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准确、全面的把握。在对罗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上，只读罗莎·卢森堡的《国民经济学入门》（本版第8卷）、《资本积累论》和《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本版第7卷）等几部著作，是不可能把握她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真谛的，更看不到她的帝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之间的深刻联系，而要把握这些思想，就需要读她的经济学研究笔记，读她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的笔记。同样，在罗莎·卢森堡有关俄国革命的观点上，以往的一些认识和评价也在新解密文献的研究中被不断订正。这些都表明，把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置于思想史的语境下进行研究，光有思想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足够的文献支撑，只有把思想的研究与文献的整理和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把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这正是我们编辑《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所追求的目标。
本着这一目标，《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在结构上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已经整理出版的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手稿、讲话和研究笔记等文献；第二大类是罗莎·卢森堡的书信；第三大类是正在整理中的罗莎·卢森堡用波兰文撰写的文献。本课题组在编辑这三大类文献时，一方面遵循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卢森堡文选》上、下卷的体例，以时间为序编辑全部文献；另一方面又力求从文献与思想的内在关联上进行分卷，而不是简单地以年为单位进行分卷。第1—8卷为著作卷。在这8卷中，我们按照罗莎·卢森堡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进行分卷。比如，第1卷收入的是罗莎·卢森堡1893年9月—1899年11月期间的文献。这些文献记载了罗莎·卢森堡从一个最初的革命青年成长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特殊道路，呈现了波兰的罗莎·卢森堡与德国的罗莎·卢森堡之间的思想关联；第三卷收入的是罗莎·卢森堡于1904年4月—1905年12月期间的文献。这些文献记载了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和思考，也表明罗莎·卢森堡研究工人运动的重心开始由工会斗争转向了无产阶级革命；第六卷收入的是罗莎·卢森堡1911年7月—1913年7月期间的文献。这些文献呈现了罗莎·卢森堡研究帝国主义现象的方方面面，展示了她思考帝国主义问题的广阔视野，该卷的文献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地把握《资本积累论》的思想极其重要；第八卷收入的是罗莎·卢森堡1916年7月—1919年1月的文献，这些文献体现了罗莎·卢森堡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思考。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分卷方式，虽然没有对罗莎·卢森堡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著作和论文进行严格的分类，但它却以问题为中心，从经济、政治和哲学研究的整体上生动地呈现了罗莎·卢森堡的革命经历和思想发展的脉络，既符合罗莎·卢森堡思想创造的特点，又便于研究者从历史的深处领悟罗莎·卢森堡的历史辩证法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罗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思想。
在编辑和出版《罗莎·卢森堡全集》工作中，最困难的，是文献的搜集和翻译工作。在文献的搜集上，本课题组得到了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全力支持。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无偿地授予了本课题组翻译和出版所有罗莎·卢森堡著作翻译、出版的版权，同时，还向本课题组赠送了德文版的所有罗莎·卢森堡著作和书信的文献，并从多方面提供翻译上的技术支持和学术研究方面的经费支持。在出版工作上，本课题组得到了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多方面的帮助。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作为本课题的承担单位，参与了《罗莎·卢森堡全集》的整理、翻译和研究中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在承办相关学术会议、开展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方面，为《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翻译和出版提供了学术方面的和经费方面的支持。
编辑和出版《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是一件十分有价值而又繁重的工作，没有上述单位和有关专家的支持和协同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在《罗莎·卢森林堡全集》出版之际，谨向这些单位和参与专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何萍
2020年10月
[1]【德】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傅惟慈等译，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2]《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443页。
[3]《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483页。
[4]《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643—644页。
[5]彼·胡迪斯：《关于《罗莎·卢森堡全集）英文版的编辑和出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8页。
[6]彼·胡迪斯：《关于<罗莎·卢森堡全集>英文版的编辑和出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9页。
[7]埃·维蒂希：RosaLuxemburg’sWorkNationalandInternationalDiscussionandtheImportanceofTranslationsforHerWorks。引自《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研究和出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2015年7月30-31日，第18页。（引文根据作者的修改稿译出）
[8]本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86页。
[9]《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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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相关链接：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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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少数派于1946年7月出版机关报《建立》，后改为《新旗》半月刋。现找到其中第7-10、16期电子版，整理各期目录及个别篇目于此。其中王凡西的笔名有：振声，凤岗（凤冈），木君，三男，双山，等。郑超麟的笔名有：兰因，舒严，穆德，等。其余笔名归属不详，待查。
目录
1946年：
Ø第1期
Ø第2期
Ø第3期
Ø第4期
Ø第5期
Ø第6期
Ø第7期
Ø第8期
Ø第9期
Ø第10期
Ø第11期
Ø第12期
1947年：
Ø第13期
Ø第14期
Ø第15期
Ø第16期
1948年：
Ø第17期
Ø第18期
Ø第19期
Ø第20期
1946年第1期
我们要替谁说话？（代发刊辞）（振声﹝王凡西﹞）
东北问题之我见（尊一第1页）
从四国外长会议失败说起（兰因﹝郑超麟﹞第1-2页）
关于罢工权（刘默第2-3页）
工人运动的危机（镇远第3页）
两种民主：前几日在五四运动文艺纪念会上……（K.T.第3页）
论国民大会（三男﹝王凡西﹞第4-5页）
美国参战之后果（第5页）
革命问题漫谈（未完）（穆德〔郑超麟〕第6-7页）
英国参战之后果（第7页）
日耳曼沙漠（伦敦论坛）（第8页）
书评：天下一家（唐盛第9-12页）
生物战争和化学战争（EugeneVarlin第9-11页）
苏联参战之后果（第11页）
中国革命悲剧（未完）（HaroldR.Isaacs；唐盛第12-15页）
1946年第2期
中国工人的工资比美国工人多么？（舒严〔郑超麟〕第1页）
怎样解决内战（刘默第2-3页）
正视与理解（凤冈〔王凡西〕第3-5页）
常识：从第一国际到第五国际（兰因﹝郑超麟﹞第6-8页）
“胜利！谁胜利？”（舒严〔郑超麟〕第6-7页）
解决通货膨胀的两条道路（三男﹝王凡西﹞第7-8页）
列甯论国际主义（第8页）
革命问题漫谈（续）（穆德〔郑超麟〕第9-10页）
救济原来也是武器（第10页）
访问一个工人家庭（凯仑第11-13页）
中国革命悲剧（续）（HaroldR.Isaacs；唐盛第13-15页）
1946年第3期
骗谁？
有密约应该公开出来
论生活费指数（舒严〔郑超麟〕第1-2页）
休战期满后（舒严〔郑超麟〕第1页）
为工人伸寃（鎭远第2页）
书评：“腐蚀”（木君〔王凡西〕第3-6页）
从荷印华侨被屠杀说起（凤冈〔王凡西〕第3-5页）
天主教与世界政治（兰因﹝郑超麟﹞第5-7，12页）
人类的灾难（LarissaReed第6-7页）
革命问题漫谈（续）（穆德〔郑超麟〕第8-9页）
上海丝织厂五十三天的罢工（工厂通信）（李阿德第10-12页）
知识分子与工人（考茨基第10-12页）
中国革命悲剧（续）（HaroldR.Isaacs；唐盛第13-15页）
1946年第4期
“六二三”的教训（振声﹝王凡西﹞第1页）
应有的声明（三男﹝王凡西﹞第1页）
菲律宾果眞独立了么？（兰因﹝郑超麟﹞第1页）
工人与政治（舒严〔郑超麟〕第2-3页）
动荡中的日本（日本通信）：旧思想在崩溃中（附表）（郭温源第4-9页）
一个老口号的复活（凤冈〔王凡西〕第4-9页）
革命问题漫谈（续）：五（穆德〔郑超麟〕第10-11页）
中国革命悲剧（续）：第二章：中国革命问题（HaroldR.Isaacs；唐盛第11-14页）
读者通信：工人与农民（罗光勋第15页）
1946年第5期
关于政治暗杀（振声﹝王凡西﹞第1页）
解决失业与合作工厂（鎭远第1-2页）
女工们应有的自觉（云弟第2-3页）
菲律宾底国内战争（兰因﹝郑超麟﹞第3页）
国大问题的症结何在？（三男﹝王凡西﹞第4-5页）
第三国际解散后的各国共产党（兰因﹝郑超麟﹞第5-7页）
革命问题漫谈（续）（六）（穆德〔郑超麟〕第7-8页）
书评：窃国大盗袁世凯（舒严〔郑超麟〕第9-13页）
日本群众斗争的开展（日本通信）（郭温源第9-12页）
中国革命悲剧（续）（HaroldR.Isaacs；唐盛第13-15页）
1946年第6期
如此和会！（兰因﹝郑超麟﹞第1页）
怎样抵抗资方反攻？（舒严〔郑超麟〕第1-2页）
如何发挥人民的力量？（振声﹝王凡西﹞第1页）
“胜利”一周年（唐盛第2页）
论中共的土地政策（凤冈〔王凡西〕第3-8页）
敬悼陶行知先生（三男﹝王凡西﹞第3-6页）
日本工人斗争的新形式：生产管理（日本通信）（郭温源第7-10页）
革命问题漫谈（续完）（七）（穆德〔郑超麟〕第11-12页）
中国革命悲剧（续）（HaroldR.Isaacs；唐盛第12-15页）
第7期（1946年9月1日）
内战扩大以后（作者：振声﹝王凡西﹞第1-2页）
马歇尔元帅的新胜利（作者：刘默第2-3页）
从工人立场看外汇新汇率（作者：舒严〔郑超麟〕第2页）
印度革命悲剧（作者：兰因﹝郑超麟﹞第3-4页）
威尔斯逝世（作者：唐盛第4-5页）
大战留下的创伤（作者：E.Atwood；唐盛译第5-6页）
硬杀与软绑（作者：木君〔王凡西〕第6-8页）
一篇值得学习的追悼文（读者论坛）（作者：守敬第8页）
论“中间派”（上）（作者：凤冈〔王凡西〕第8-12页）
选举和示威（法国通信）（附表）（作者：朱海声第12-13页）
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读者通信）（作者：华世明第13-16页）
第8期（1946年9月25日）
政府问题应如何解决？（作者：三男﹝王凡西﹞第1-3页）
关于劳协事件（作者：振声﹝王凡西﹞第3-4页）
十月革命道路（作者：兰因﹝郑超麟﹞第4-5页）
保甲制度压榨下的农民（慈溪通讯）（作者：辉益第5页）
论“中间派”（下）（作者：凤冈〔王凡西〕第5-8页）
人生观与社会主义（读者通信一）（作者：言保珍第8-9页）
从田赋说到土地革命（读者论坛）（作者：大化第9-11页）
中立与是非（读者通信二）（作者：管佩秋第11-14页）
中国革命悲剧（续）：第三章：新觉醒（作者：HaroldR.Isaacs；唐盛第14-16页）
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我们要的国民大会是甚么？（作者：舒严〔郑超麟〕第1-2页）
我们看华莱士事件（作者：刘默第2-3页）
再论内战扩大以后（作者：振声﹝王凡西﹞第3-4页）
工会人员的安全问题（作者：萧振华第4页）
收回港九问题（作者：三男﹝王凡西﹞第4-5页）
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作者：穆德〔郑超麟〕第5页）
美国社会主义工党对中国内战的态度（第5-6页）
欧洲革命之第一阶段（上）（作者：ErneatGermain第6-9页）
再论中国共产党底革命观（作者：穆德〔郑超麟〕第9页）
评胡绳《论发展生产力》（读者论坛）（作者：守敬第9-12页）
·青年人的两大问题（读者通信）（作者：朱醒石第12-13页）
中国革命悲剧（续）（作者：HaroldR.Isaacs第13-16页）
电话公司怠工事件（工厂通信）（作者：觉新第16页）
编者底话：本期出版恰逢辛亥革命纪念日（第15页）
第10期（1946年10月25日）
如何解决中国危机（作者：舒严〔郑超麟〕第1-2页）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作者：兰因﹝郑超麟﹞第2-3页）
欧洲革命之第一阶段（下）（作者：ErnestGermain第3-4页）
大战后的苏联（作者：唐盛第4-8页）
中国经济发展走甚么路线？（作者：舒严〔郑超麟〕第8-9页）
我们的真正美国朋友（上）（作者：刘默第9-14页）
中国革命悲剧（续）（作者：HaroldR.Isaacs第14-16页）
1946年第11期
如何反对国大？（振声﹝王凡西﹞第1页）
十月革命纪念（兰因﹝郑超麟﹞第1-2页）
“民主的”骗谎（三男﹝王凡西﹞第1页）
工人与民主（舒严〔郑超麟〕第2-3页）
美国选举（兰因﹝郑超麟﹞第3页）
欧洲革命问题（上）（ErnestGermain第4-6页）
我们的真正美国朋友（中）（刘默第7-9页）
读者论坛：党化敎育（大化第10-14页）
国际斗争：美国托派参加纽约州选举（第10-11页）
国际斗争：日本全国大罢工（第11-13页）
国际斗争：自治后的印度（第13-14页）
国际斗争：德国红军占领区第一个选举（第14-15页）
读者论坛：从徵兵说到战争（吕右文第14-15页）
国际斗争：埃及在革命发酵中（第15页）
1946年第12期
我们对宪法的认识（振声﹝王凡西﹞第1页）
法国选举意义（舒严〔郑超麟〕第2页）
工人自编生活指数（萧振华第2页）
欧洲革命问题（上）（ErnestGermain第2-4页）
论反官僚运动（唐盛第5-9页）
我们的真正美国朋友（下）（刘默第8-14页）
读者通信：国民大会口号质疑（一）（高登；张瑞莲第9-14页）
小厂家工人的痛苦（工厂通信）（阿根第15页）
1947年第13期
“中间派”的一次考验（凤冈〔王凡西〕第1页）
“十一卅”斗争底教训（舒严〔郑超麟〕第2页）
美国煤矿罢工屈服以后（刘默第3-4页）
威尔斯等致纽伦堡战犯法庭书（第5-7页）
书评：反苏大阴谋（舒严〔郑超麟〕第5-8页）
一位战友之死（广东通信）（孙桂华第8-9页）
国际斗争：荷兰兵士和工人示威反对出兵印尼（第10页）
国际斗争：义大利革命运动（第10-11页）
国际斗争：墨西哥农民也夺取土地（第11页）
国际斗争：在意大利的德国战俘要求回国（第11页）
国际斗争：美国罢工工人包围法院（第11-12页）
国际斗争：印度纺织工人罢工（第12页）
国际斗争：希腊史大林派和托洛次基派公开辩论（第12-13页）
国际斗争：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开国际会议（第13页）
中国革命悲剧（续）（HaroldR.Isaacs；唐盛第13-15页）
告读者：从本期起，“新旗”祗能每月出版一期了……（第15页）
1947年第14期
撤退美军与学生运动（振声﹝王凡西﹞第1页）
法共与越盟（刘默第1页）
日本总罢工流产（舒严〔郑超麟〕第2-3页）
我们对中间派政治组织的态度（凤冈〔王凡西〕第2-3页）
向陶行知纪念委员会抗议（第3页）
“联合政府”问题答客问（上）（三男﹝王凡西﹞第4-8页）
国情的秘密（第8页）
中国机会主义者与民主口号（穆德〔郑超麟〕第9-14页）
论机会主义者之利用民主口号（ErnestGermain〔曼德尔〕第9-14页）
中国革命悲剧（续）（HaroldR.Isaacs；唐盛第14-15页）
1947年第15期
延安失守以后（刘默第1页）
从劝工大楼血案得来的教训（舒严〔郑超麟〕第1-2页）
生活指数解冻与罢工权（振声﹝王凡西﹞第2-3页）
“抗暴”与“护权”（木君〔王凡西〕第3页）
我们应当怎样看台湾事件？（穆德〔郑超麟〕第4-8页）
书评：中国四大家族：陈伯达著，长江出版社出版，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唐盛第7-10页）
国际斗争（5篇）
动荡中的西班牙（第8-10页）
西欧诸国罢工（第10-11页）
东方也有罢工潮（第11页）
对于越南屠杀的抗议（第11页）
美国托派统一组织（第11页）
读者通信
（一）继续撑持我们的新旗（陈康成第11页）
（二）甚么是机会主义？（唐中流第11-12页）
中国革命悲剧（续）（HaroldR.Isaacs；唐盛第12-15页）
第16期（1947年6月1日）
“五四”“五卅”结合起来（作者：凤冈〔王凡西〕第1-2页）
苏联有反动的设施，我们也要反对（作者：木君〔王凡西〕第2页）
工人自编生活指数，工资不打折扣！（作者：振声﹝王凡西﹞第2-3页）
我们的政治主张（本社第3页）
时局与革命党（作者：凤冈〔王凡西〕第3-5页）
我们要“制宪会议”（作者：穆德〔郑超麟〕第5-6页）
“联合政府”问题答客问（下）（作者：三男﹝王凡西﹞第6-13页）
是谁杀死了托洛次基？（作者：兰因﹝郑超麟﹞第13-15页）
国际斗争（第15页）
托洛次基派在朝鲜（第15页）
驻防东欧的苏联军队逃亡了很多（第15页）
国际通讯4篇（第16页）
↘日本战俘不肯被人利用去破坏罢工
↘印度托派为印度共产党受迫害事向政府抗议
↘美国托派统一进行顺利
↘越南政府感谢美国托派援助
1946年第17期
编者的话：本刊第十六期出版于去年六月，以后便因政治反动底加深和纸张印工底激涨……
战争或革命（兰因﹝郑超麟﹞第1-2页）
召集普选全权的制宪会议（刘默第2-3页）
“宪政”呢法西斯呢？（三男﹝王凡西﹞第2页）
论史大林主义的新转向（凤罔第4-12页）
第四国际为史大林党设立“情报局”告世界工人书（第12-14页）
中共在东北（东北通信）（林林第14-15，3页）
向日本兄弟们伸手（第1页）
1946年第18期
第四际国第二次世界大会（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页）
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尊一第1-2页）
美援与中国（商吉士〔尹宽〕第2-3页）
反对美帝镇压日本革命（严凤冈〔王凡西？〕第3-4页）
中共军胜利与中国工人阶级（舒严〔郑超麟〕第4-5页）
捷克发生了什么事情？：第四国际国际书记部决议案（第6-7页）
美苏对立与国际工人运动：“第四国际”社论（第7-9页）
从纳粹文件看到德苏协定（兰因﹝郑超麟﹞第9-14页）
国际斗争：德国东部反托运动（第14-15页）
国际斗争：美国社会主义工党参加总统竞选（第14页）
国际斗争：锡兰托派反对独立法案（第14页）
国际斗争：印尼反动（第15页）
编者的话：这期出版，不幸又因偶然的事件拖延了时日……（第15页）
国际斗争：希腊白色恐怖（第15页）
1946年第19期
反对恐怖（振声﹝王凡西﹞第1页）
工人阶级与币制革改（林原第1-2页）
中共胜利与革命胜利（三男﹝王凡西﹞第3页）
战争与革命（尊一第3页）
狄托与毛泽东（E.Germain第3-4页）
给八一九被迫害的同学（陈维希第4-5页）
编者的话：不幸得很，我们这一次还是脱了期……（第5页）
中国第四国际党的纲领问题：犀照草案的批判（连根第6-11页）
我们的政治主张（第11-12页）
读者论坛：中共在机会主义道路上摇摆（黎维佛第12-13页）
1946年第20期
不要让历史重演！（木君〔王凡西〕第1页）
从天津某工厂透视共产党底工人政策（附图）（舒严〔郑超麟〕第1-3页）
中共在北平表演了什么？（月牙第1页）
我们的和平条件（连根第4-6页）
经济恐慌与工人斗争（林原第6-7页）
中共军事胜利的原因与意义（严凤冈〔王凡西？〕第8-10页）
内战与革命（舒严〔郑超麟〕第10-11，3页）
中国革命悲剧（续）（HaroldR.Isaacs；唐盛第12-14页）
新书預告：第四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重要决議……（第15页）
新旗丛书：托洛次基自传，何伟译……（第15页）
我们的政治主张（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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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关于人民团结联盟的讲话（﹝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1970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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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关于人民团结联盟的讲话
﹝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Allende）1970年1月6日
木易贺雄翻译
原文链接：DiscursoenelSenadosobrelaformacióndelaUnidadPopular
总统先生，在智利的政治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自己前景的渴望以及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心。
我不想去分析代表我国大多数政党和团体的团结力量的重要性，当然这也是无关紧要的。我只想指出，在我看来，在这个国家的动荡时刻，对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抱有信仰和信心，以及对他们的领导人像我们左派人士一样面对历史职责的能力抱有信仰和信心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今天我从个人角度出发，我作为社会主义党候选人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份决议被浓缩成了一份文件，使得我能在议会里朗读，它的内容符合我们的政治使命因为它来自于我们的政治论坛刊物。如果我认为诸位议员们关心的只是个人问题，那么你们可以说我是草率的。但是在此，这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想让我的思路跟随着《议会会议纪要》。
我曾向全国发出声明：左派政党的唯一候选人遇到了让人感到遗憾的困难，因为在起草纲领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之后就确定了未来人民政府性质，并以此作为竞选总统指导性文件。
实际上，是因为社会主义党想要获得更多的团结而把我的名字摆在台面上的，谁当候选人其实还没有达成一致，这使我采取了一种态度-这关乎到我的政党-我相信对此公开解释一下是必要的。
我敢肯定中央委员会和各党派的党员们会同意我取得候选人资格的，他们也记住了我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在我的政治生涯中以及为了团结人民而从未放弃过的努力中他们也看到了这一点。
在三十多年中，我积极地参加了人民阵线的成立。这是一个左派的团结运动，为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合法诉求而奉献。作为社会主义政党，我们使得佩德罗.阿吉雷.希尔达当选了总统，我作为集体的代表也有幸当选了卫生部部长。
在1952年，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政治团体面对了一个困难时期，我也面对这一个领导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的艰巨任务，在一场没有成功可能性的选举中承担起了代表工人阶级的职责。
1958年到1964年间，巩固了1951年开启的程序，我在两次总统竞选中为了人民行动阵线履行了责任，尽管我们没有取得最终的政权，但是对表达我们的态度和扩大革命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
团结民众的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重要。
人民团结联盟想要成立一个不同的政府；它是为了人民而掌权。国家经历了基督教-民主党改良主义的失败和前政府对承诺的兑现仍然遥遥无期，这两者都是受到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启发。
国际局势迫使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长臂管辖，他们对我们的打压以及反革命行为在与日俱增，洛克菲勒总督的报告就是一个露骨的证明。
团结发展的过程包括了以前从未实现的官渡，并且还展示了革命政党的决定性力量。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主义党人和共产党人14多年来联合行动的产物。团结也使得中产阶级政党激进化，这是戏剧性社会现实的结果，对激进分子及其同情者产生了不利影响。
这些特点把人民阵线和以往的经验清楚地区分开来。
人民政党签署的协议中包括了可以指导团结行动的且有希望的表态。
同样，在任命谁会代表左派参加下一次总统选举变得出奇的困难。
在双边对话中没有达成一致，所以我立刻在几天前和我的党派沟通了一下，转达了关于认真考虑取消另一名党员成为候选人的请求，我后来有重申了这一要求。
社会主义党的政治委员会觉得接受我的建议有些不妥。同样他们及实地向共产党传达了我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袖以及代表我们唯一的议员刘易斯.费尔南多.卢恩戈先生和他们抱有同样的态度。
社会主义党从不会因在现阶段不支持某位候选人或认为该候选人与其队伍无关而取消他的资格，这种情况是一种政治上的傲慢。
为了人民团结联盟，在漫长的且充满奉献和不懈努力的进程中没有人违规行事。
在对人民进程和国家来说，在这个重大时刻，我永远无法采取一种和我以前不一样的态度：我肯定是我长期参与革命斗争后能现出来的最好的品德。
当然，正是对这种情况的考虑才使得我的政党再一次提出我的名字。以合作的方式，我将再一次展现我应有的职责，对我一如既往以诚实，决心和良心为之奋斗的事业做出贡献。
我愿意以相同的程度来做出个人的贡献，如果我的名字肯定能把大家团结起来，那么我将下定决心来订到我们的党，就像以前那样；如果我的名字是远比实现个人主义的目标要重要，那么我的名字就会为工人阶级实现现在和未来。
我之所以向我的党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我认为，目前我们不是在为了竞选共和国总统而斗争，而是为了帮助人民夺取政权之后，为有效的革命进程开辟道路，这将会开始建设一个新的智利社会，也为拉丁美洲指明一条新的道路。
我们在人民团结联盟面前重要的事宜是有历史性的急事，如果不及时完成，不可抑制的社会紧张局势将把智利拖入混乱，造成体制的崩溃。
即使是盲人也能看得到司法部门和塔克纳集团罢工的意义。除了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和创造以外，青年反抗的火焰熄灭了。
如果那些自称先锋队的政党不能充分和统筹地发挥其革命作用，那么绝望的叛乱和独裁将不可避免地作为臭名昭著政权上台。没有负责任的政治领导将不会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的可持续的方案。我们为了完成智利革命，努力地创造最广泛最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人民革命性的洞察力将粉碎一切可以将我们击倒的阴谋。我们不搞宗派主义也不具有排他性，我们以后也将如此。这样一来，在智利，人民就不会在追求政治和经济独立时显得可笑。
反革命的独裁这圈当然没有能力为国家开辟可能性，也不能通过帝国主义力量傲慢地压制智利战斗人员的合法叛乱。
我们国家的前景非常清晰。从知识分子到农民都在表达挫折感，青年人寻求斗争策略，他们要坚定挑战现状，即使他们对革命过程的有机发展还不太了解。在我们之中，一些对人民负有重大责任并把自己命运与人民命运结合起来的人，跟有义务承担一种超然的态度和到的后果。
这正是我们为何再次进行讨论。在采取对个人负责的行动之前，我重申我的决定，即如果一个候选人未能获得提名，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立场的错，他将会替我实现党派的职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区被迫单独面对下次总统选举而且重复他们的立场，我的同志们就要在最困难的时刻和条件下做出奉献，为这样一个光荣的党站出来，就像以往一样。
我还要强调党书记和领导层支持我参选的态度。
最后，我要感谢成千上万的智利人，无论是不是人民政党的成员，以及每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集会上所表达的支持。感谢您一如既往的忠诚，我也永远会向您报以忠诚。我不会成为革命斗争的叛徒，即使我不是作为候选人出现。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我们的责任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受到反动和独裁的威胁的时候，如果它们成为现实，那么这就意味着青年和工人会被镇压。
对我个人而言，我只希望得到一种亲密的鼓励：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在何方，我继续为人民做“阿连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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