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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玛莎·米列诗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玛莎·米列诗选【PDF电子书】
SelectedpoemsofMarthaMillet
玛莎·米列诗选
〔美〕玛莎·米列（MarthaMillet，1918-2004）
新文艺出版社，1957译者：袁可嘉
作者序（玛莎·米列）
玛莎·米列的诗（袁可嘉）
大清早
胜利的死者
静
像灰烬
密西西比
这般如意的天气
“那些糟蹋我们的人”
步行的人们
“——麦克白斯断送了睡眠”
接近
赤狮子
四行诗
纪念罗森堡夫妇
歌手（三章）
1．济慈和雪莱
2．布莱克
3．惠特曼
大地母亲的哀歌
卡尔家居
和平大合唱
春来了
中国
广岛
“你们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
↘母与子
↘警报
↘百善之首
↘暴风雨
↘陷阱
↘这些手
↘播种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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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承诺（﹝美国﹞乔安娜·布伦纳（JohannaBrenner），2014年9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承诺
﹝美国﹞乔安娜·布伦纳（JohannaBrenner）YangChenhuan翻译、K校对
〔作者简介〕约翰娜·布伦纳（JohannaBrenner）是一位长期的活动家，也是《妇女与阶级政治》（WomenandthePoliticsofClass，美國每月評論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作者。
原文链接：ThePromiseofSocialistFeminism
重建左翼需要借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传统。
在美国，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然而，当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关键方面被纳入统治阶级的议程时，承认这场运动的革命时刻已成为一段模糊的记忆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被动员起来，以支持一系列新自由主义倡议，包括紧缩政策、帝国战争和结构调整。
首先要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这无疑是重要的。但女权主义学者最近提出的一些解释却将我们引向了一个不幸的方向。这些作家认为，第二波女权主义过度强调合法权利，及有偿工作作为通向平等的途径，在不知不觉中为新自由主义铺平了道路。这种说法令人欣慰，因为若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我们斗争的结果有如此程度的影响，我们现在就可以改正错误，改变观念，重新取得革命的立足点。
我想提出一个不同的论点:自由女权主义将其部分纳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资本积累制度的出现更好地解释了这一点，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北方和南方的经济结构。
在全球北方，这种新制度是由雇主对工人阶级、福利国家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性防御机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发起攻击而引入的。这种攻击带来了新自由主义，这就是有效抵制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活动人士、土著人民和其他人的激进要求的政治背景。
虽然新自由主义扑灭了第二次浪潮的激进希望，但它也为工人阶级妇女领导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的复兴和传播创造了物质基础——无论是在正规经济、非正规经济、农村的女性，还是从事无偿劳动的劳工。
此外，21世纪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话语和组织策略也是左翼斗争的资源。人们有时会感觉旧形式的左翼政治行不通。在寻找替代方案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大有作为。
在第二波女权主义政治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经典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一种想要清除女性行使个人权利的任何障碍的女权主义——而是我所谓的社会福利女权主义。（在美国以外实际上存在着左翼政党的地方，女权主义活动人士更容易接触到社会主义政治话语，这种政治可以被称为社会民主女权主义。）
社会福利女权主义者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同样致力于个人权利和平等机会，但他们走得更远。他们期待一个广泛而积极的国家以解决职业女性的苦难，减轻“双工作日”（译注：即同时照顾子女和上班挣钱，一天当两天用）负担；改善女性，尤其是母亲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提供公共服务使护理劳动社会化，并扩大护理的社会责任(例如，为照顾残疾家庭成员的妇女提供带薪育儿假和津贴)。
专业/管理阶层的富裕女性是古典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社会基础。社会福利女权主义政治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在专业管理阶层的下层，特别是在教育、社会服务和卫生领域中的妇女。这些行业比私营部门更有可能雇用有色人种的专业/管理女性。女性工会积极分子在领导和组织社会福利女权主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大方地将工人阶级妇女/贫穷妇女和中产阶级职业妇女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矛盾的，职业妇女的工作是帮助和规范那些被定义为有问题的人——穷人、不健康的人、文化上不适应的人、性变态的人、教育程度低的人。这些阶级的紧张关系渗透到女权主义政治中，因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倡导者声称代表工人阶级女性。
这些阶级紧张关系的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阶级位置的其他维度的影响，如种族/民族、性别、国籍和能力。至关重要的是，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政治立场也会随着工人阶级女性的激进程度、自我组织和政治力量而动态变化。
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是这种动态变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在黑人争取经济公平的政治背景下，在黑人工人阶级和福利权利运动(民权运动中工人阶级女权主义者的先锋)的推动下，社会福利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项具有卓见和广泛基础的计划，以扩大国家对关怀劳工的支持。
例如，在1971年，一个由女权主义者和民权组织组成的联盟赢得了一项立法，将托儿所设为一项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发展服务，向所有需要的儿童提供服务。尽管女权主义者坚定认为这一举措是为了保障妇女的就业，但他们并没有把这种福利的受益人限定为就业妇女。该方案包括为从婴儿到14岁的儿童提供医疗、营养和教育服务。服务的费用是浮动的。尼克松总统否决了该法案，但在整个70年代内，围绕该法案的组织工作一直在持续。
国家福利权利组织（NWRO）推动并宣传社会福利女权主义。NWRO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能够将哲学家、律师和学者往往认为相互冲突的主张结合起来。简而言之，他们打破了“需求论述”和“权利论述”之间的界限。
母亲主义（Maternalist）的政治话语是“需求论述”的典型例子。在这里，提倡者基于孩子的需要和母亲满足这些需要的独特能力提出主张。另一方面，要求男女平等就业或接受职业教育是典型的“权利论述”，坚持将已经给予男性的个人权利扩大到女性。
NWRO主张为单身母亲提供有保障的、无条件的最低收入。贫穷的妇女应该有选择如何养育子女的权利，并声称她们自己是确定子女需求的唯一合适的权威。无论她们是全职母亲还是在职父母，都应得到经济资助和社会服务。
福利权利活动人士还批评向贫困就业项目发起的挑战，这些项目试图让单身母亲接受培训，从事传统的、低薪的粉领工作。最后，他们将对做母亲是一项宝贵的工作的承认，与妇女的经济自主自决权相联系。
这种“both/and”政治也反映在有色人种妇女支持堕胎的运动中。女权运动的激进和自由主义派别关注的是妇女的身体自主权——以及拒绝生育的权利——而贫穷的有色人种妇女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攻击:在她们分娩的公立医院里被强迫绝育。此外，福利权利运动正在组织贫穷妇女，特别是黑人妇女，拒接接受对其母亲身份的诋毁和对其性别的污蔑。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结合有色人种工人阶级妇女的思想，阐述了一种超越选择论述的生育权利政治。生育权利包括做母亲的权利和在有尊严和健康的环境、在安全的社区中，在有足够的收入和住所的情况下抚养儿童的权利。
这种生育权利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一项非改良主义的改革计划。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些要求可以被争取并赢得——例如，禁止种族主义绝育或歧视女同性恋母亲——但大规模的收养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在这方面，生育权利的政治话语将女权主义与反资本主义政治联系起来。
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鼎盛时期，女权主义主张将护理劳动社会化。从个人护理到社会责任的转变，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需要将财富再分配，使其从资本转移到劳工。
护理的社会责任依赖于公共产品的扩大，而公共产品的扩大又依赖于对财富或利润的征税。对员工的育儿时间进行补偿（例如，带薪育儿假）以牺牲利润为代价。此外，要求(通过条例或合同)工作场所容纳和补贴雇员在工作之外的照料，干扰了雇主对工作场所的控制，因此在私营部门往往遭到抵制。私营部门只会继续组织工作，就好像工人不需要照看孩子似的。
换句话说，推行社会化护理需要能够对抗资产阶级的力量。正因如此，二十世纪的社会福利女权主义破灭了。
面对资本阶级的权力，需要一场广泛的、激进的、破坏性的社会运动——一个将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权利、移民权利与工会和工人斗争联系起来的反资本主义阵线。然而，当时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官僚主义的、僵化的、部门主义的工会，他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建立任何形式的运动。
在社会福利女权主义最强大的时刻，即1970年代，资本主义重组的海啸到来了，开启了一个对几乎没有自卫手段的工人阶级进行攻击的新时代。随着人们挣扎着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求生，随着集体能力和团结变得遥不可及，随着竞争和不安全感的加剧，随着个人主义生存追求成为当今的秩序，让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通往霸权的大门打开了。
中产阶级社会福利女权主义者被夹在瓦解的工人阶级和被新自由主义掌控的民主党之间，他们开始适应现有的政治现实。例如，中产阶级的倡导者抛弃了NWRO的“both/and”政治，远离了母亲主义话语——“幼儿需要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尽管这些话语存在一定问题，但它们一直在扞卫为单身母亲所提供的收入支持。
面对两党对高福利养懒人的指控，他们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他们接受了通过有偿工作自给自足的想法，尽管很明显，大量向单身母亲开放的工作收入低且不稳定，永远不足以支撑生活，所提供的育儿津贴（给最贫穷的妇女）也无法保证优质的儿童保育服务，而且也无法满足儿童课后活动的需要。
换言之，第二次社会福利女权主义浪潮与其说是被接受，倒不如说是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在这场失败的背景下，自然地，自由女权主义政治不仅来到了舞台的中心，而且融入了一个日益成为霸权的新自由主义政权。
讽刺的是，随着中产阶级倡导者的右倾，工人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尤其是在女性成员占多数或占多数的工会中，正在取得可观的收益。他们增加了女性在领导层中的代表性，推动工会支持捍卫合法堕胎的政治动员（例如，工会妇女联盟的“支持工会，支持选择权”运动），反对歧视LGBT人群，并在谈判桌上要求同工同酬和带薪育儿假。然而，随着工会迅速失去谈判桌上的阵地，后一种诉求无望实现。
过去的历史是具启发性的。女权主义和其他反压迫运动必须是跨阶级运动，所以它们也必须提出“谁将主导这些运动？”的问题。这意味着谁的世界观将决定运动的要求，这些要求如何表达和证明，以及运动本身是如何组织的？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中产阶级。然而，正如在第二次浪潮运动不断激进化，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那样，社会运动中的权力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
二十一世纪，通过一系列惊人的运动，妇女进入了全球政治舞台。在全球南方，妇女发现自己流离失所、从事不稳定的工作、囿于家庭、在非正规住区和城市贫民窟中挣扎求生，她们不仅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而且还在建立基层组织项目以挑战父权制形式的组织、领导和运动。
在全球北方，这些基层项目采用了新的工人组织模式（如家务佣工运动），这些模式依赖于动员成员和建立社区联盟。当然，这些迥异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项目并非完美，但在北方和南方、社区和工作场所，它们有力地提供了关于性别平等的新话语、新的组织模式和参与式民主的愿景。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自我组织的承诺为非等级和民主的组织结构提供了支持，因此更具包容性。他们在关注交叉性歧视，以此作为计划和政治话语的指南——运动提出的诉求和我们用来支持这些诉求的语言——提供了克服深层社会分歧而非再生产分歧的基础。
通过了解工作场所、家庭和社区相互关联的方式，可以认识到更有效的组织模式和联盟政治的更多可能性，在通常被视为迥异和独立的问题和斗争之间建立联系。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关于领导权和领导权发展的愿景提高了积极分子参与民主决策和群体的能力。不断重塑对情感、情绪和性别的认知，并塑造着社会关系，鼓励积极分子的自我反思、同理心和对世界上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
如果我们要建设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那么是时候关注二十以及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将其理论和实践从边缘转移到激进左翼的中心。
201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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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布朗，无产阶级战士（﹝美国﹞詹姆斯·P·坎农（JamesP.Cannon），1938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
比尔·布朗，无产阶级战士
﹝美国﹞詹姆斯·P·坎农（JamesP.Cannon）1938年7月
李玥翻译、穆秋校对
出版：《社会主义呼吁》（SocialistAppeal），第二卷第27号，1938年7月2日，第2页。
原文：BillBrown,AProletarianFighter
这是坎农同志[1]关于西北部工农运动两位杰出领袖的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前几期的《呼吁》报道了他们的牺牲。——编者
最近几天，在被压迫者的解放运动中，残忍的暴行导致了两次死亡事件的发生。若没有比尔·布朗和罗德尼·索尔兹伯里（RodneySalisbury）二人的帮助，根本无法适应西北部的动荡环境。比尔·布朗是本地544的主席，而索尔兹伯里曾经是农工治安官兼蒙大拿州农场假日协会（Farmer-LaborsheriffofSheridanCounty,Montana,andpresidentoftheMontanaFarmHolidayAssociation）主席。他们如同当地的植物一样熟悉自己祖国的情况。他们都是个性独特又才华横溢的人，他们将自己的才华慷慨地奉献给了比他们自己或我们任何人都伟大的事业。他们真实地反映和展现了他们的运动，这些运动塑造了他们，而他们反过来又为这些运动打上了他们的烙印。
他们的精神永存！
他们牺牲了，但我相信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将永远留在对他们充满感激和爱戴的数千名同志心中。除此之外，他们的记忆理应在比他们生前和死后更广泛的圈子里受到敬礼，并传给我们的年轻人。这些记忆将激励他们继续奋斗。以上种种大概是我写下这篇的动力和原因。写死者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当伤口是新鲜的时候；我一直相信斯文伯恩（Swinburne）的观点，“在悲痛之后保持沉默是件好事。”（silenceaftergrievousthingsisgood）
从威廉·S·布朗13岁时成为一个单马车的车夫，直到他在41岁时不幸去世，他一直与工人们联系在一起；具体地说，是司机和他们的工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们所关心的一切——他们的不满、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社会大学
在社会中的丰富经历以及天生的智力和精明很大程度弥补了他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缺憾。因此，当他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获得领导地位，不得不与老板们和他们油滑的律师们斗智斗勇时，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他没有受过任何公众演讲技巧方面的教育，但在工会的伟大斗争中，他表现出惊人的口才，并成为一位雄辩家和语言大师。没有人能像比尔那样严厉地打击贪婪的雇主和凶残的警察，也没有人能如此深刻地鼓舞工人。
如果说有“典型的美国人”的话，他就是这样的人——强硬、冷酷、老于世故，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会对一个不幸的故事很着迷。和所有美国人一样，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边学习边思考，并倾向于在问题每次出现时即兴给出答案。至少，在1934年大罢工之前，他一生都是这样。此后，他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大型而复杂的活动中，在这些活动中，经验法则的实践已经失去了意义，变得无能为力。在新环境的影响下，比尔越来越多地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启发或——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这就是他从一个或多或少普通的工会官员转变为一个激进群众行动领袖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我认为，他开创了一条美国成百上千的小工会官员注定要走的道路。
勤奋的学生
他成了一个党派人士，一个相当刻苦的学生，学习我们伟大导师的理论教诲。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他没有宣扬这件事。这位顽固的工会主义者直到最后都没有解释这个怪事，即与旧式的工会主义、有限前景和单调惯例相去甚远的全面理论和全球视野。然而，正如他在党内亲密圈子中不吝承认的，这为比尔打开了一扇新的世界之窗并极大地提高了他在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中的领袖地位。
考虑到他一生都在老式工会主义死气沉沉的泥潭中工作，这一点更为显著。比尔从1921年起连续担任第574号（现为544号）地方司机总工会主席。那是一个小工会，他继续当司机直到1932年。在所有这些年里，直到1934年，与大多数同类工会一样，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与小老板签订了一些琐碎的合同。有一项日常事务，那就是保持办公室的开放，收取会费，让自己过得足够好，就像老派的手工艺工会一样。
比尔身上有一种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法发掘的特质。在那令人生厌的日常工作的这些年里，表面上看他与普通的商业代理人没有多少区别。
但是，进一步的发展充分地证明了这只是表面现象。比尔需要重大事件和新观念来发现自己，并展现他隐藏的才能和能力，去做更伟大的事情。危机的发展打破了资本主义的稳定，为最终结束其统治的激进的大规模劳工运动扫清了道路。
这场危机沉重地压在卡车运输业的工人身上，而明尼阿波利斯是该行业的西北大中心。明尼苏达州的老板们贪婪而又无知，他们肆无忌惮地削减工资并增加工时。这些大部分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卡车司机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了，只需要一点火星就可以引起撼动整个国家的爆炸。
一群新人介入了这一完全成熟的局面，他们与比尔·布朗建立合作，提供了爆炸需要的火花。这些“新人”是一群煤场工人，他们有时被称为“托洛茨基派”。这些勤奋的理论人士罕见地也是合格的大众工人，他们经由煤场的运动加入了卡车司机工会。比尔·布朗为这一新发展打开了工会之门，并张开双臂迎接新的充满活力的力量，这是比尔·布朗不朽的功劳。他们之间形成的契约——这是劳工运动有史以来最幸福、最富有成效的契约之一——一直持续到最后，并发展为政治和工会团结，更不用说不可动摇的个人友谊了。
不可或缺的品质
比尔在工会运动中的丰富经验、他迷人的个性、演讲能力和广泛的受欢迎程度是后来发展中绝对不可或缺的因素。他和来自煤场的“新人”一起工作，将新的叛乱群众运动和旧司机工会的机构融为一体。剩下的就是历史了。他们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从未在一次订婚中被击败的组合。
在1934年的大罢工中——特别是在7月至8月的罢工中——比尔·布朗脱颖而出，展示了他作为群众领袖的真正才华。让他做行政工作或是坐办公室可能有点勉为其难（比尔在这些方面没有天赋），但他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很坚强，在行动和危险时刻表现出狮子般的勇气。他在纠察线上最出色地履行了工会主席的职责；并且具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在罢工的关键时刻，以及后来工会生活中的决定性转折点，比尔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地表达了工人们的愤怒和群众的勇气。在这一领域，他也几乎是一个即兴发挥者。我认为他一生中从未“准备”过一次演讲，但他发表了一些非常好的演讲；一些几乎完美的演讲。像真正的演说家一样，他感知并“感觉”他的听众，为不善辞令的群众发表观点。
优点大于缺点
所有那些一起经历命运的人，都非常喜欢比尔。“小家伙”，他的朋友们有时会这样称呼他，他的心胸宽广而坚强，总能让人们喜欢他；人们很容易减少或者忽略他的缺点，顺便说一句，他也有自己的缺点。比尔不是石膏圣徒，而是人，太人性化了。
他的优点大于缺点，这是任何人所能说的最好的。比尔·布朗是个偏袒他人的人，他总是站在自己曾经站过的那一边。他痛恨老板们是一群贪婪和欺诈的寄生虫；他每次都站在失败者一边，他宽广的胸怀中充满了对各地受苦受难的工人的同情。他对警察和副手以及老板的所有走狗都怀有强烈的仇恨和蔑视。他热爱工人、工会、大总部和大礼堂，他经常在那里主持会议并讲话。他的一生都围绕着它。
未来先驱
作为一名劳工领袖，比尔非常重要，名声也很好，他一直是一个无忧无虑的谐星。一切似乎都轻轻地落在了他的肩上，即使在工会斗争的危急时刻，他似乎也要自己承担全部的重担。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比比尔更热爱生活；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没有人能从中获得更多的乐趣。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死看起来如此不协调。他绝对是个爱交际的人。友谊是他生命的源泉。他一直喜欢行动。他在战斗中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当战斗暂时结束时，他在庆祝中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比尔·布朗在我心中是美好未来的先驱，那时社会关系将被理智地组织起来，并将被人类的欢乐和笑声照亮。他是劳动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一名好战士，在他们解放胜利的那一天，他奋力拼搏，加快步伐。他身边那些幸存下来并继续奋斗的人们，将满怀感激地缅怀这位自豪地获得544地区主席头衔的人，他是一位英勇无畏的斗士，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朋友，比尔·布朗。
《社会主义呼吁》编者按：下周的文章将讨论另一位杰出工人领袖罗德尼·索尔兹伯里（RodneySalisbury）
[1]编者说明：第二周发表的文章不是詹姆斯·P·坎农写的，而是查尔斯·E·泰勒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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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诺利：一位为了今天的反抗者（﹝爱尔兰﹞肖恩·哈金（ShaunHarkin），2018年6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康诺利：一位为了今天的反抗者
﹝爱尔兰﹞肖恩·哈金（ShaunHarkin）张耀隆翻译、树林校订
原文链接：Connolly:ARebelforToday
为庆祝詹姆斯·康诺利诞辰150周年，爱尔兰《反抗》（Rebel）杂志邀请了《詹姆斯·康诺利读本》（JamesConnollyReader）一书作者肖恩·哈金撰写文章，表达对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政治生涯的看法。
詹姆斯·康诺利（JamesConnolly,1868-1916）是一位杰出的工人阶级反抗者。他生长于爱丁堡的贫民区，在他首次参加苏格兰的工人阶级斗争前，他在爱尔兰的英国军队服了七年兵役。在他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他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并成为一名革命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宣言》给予了他阶级愤怒的理论方向，也给予了他希望。社会主义等同于希望。这一希望意味着贫穷和帝国能被终结，能以更美好的事物所取代。从那时起，他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目标，即“工人共和国”（workers’republic），成为他在苏格兰、爱尔兰和美国所有政治努力和斗争的核心。
那些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均试图掩盖或曲解康诺利对社会主义的承诺。而他对社会主义的愿景对于当今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应当是一种激励。犬儒主义者试图无视或者忽视他那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军国主义和没有压迫的社会目标。资本家的统治、帝国的暴君们和君主们将为工人阶级多数派民主所取代。工人阶级将自下而上进行统治，对剥削和不平等发动闪电战并将其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康诺利将其称之为“社会主义共和国”（socialistrepublic）并将这一概念广泛应用。
将斗争联系起来
对康诺利来说，认为工人、妇女或所有其它为正义和平等而奋斗的人都应该“等待”，并把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寄托在某些抽象的未来时刻的概念，与他的理念其格格不入。这些非常迫切的要求才是改变社会、给予受压迫、被剥削和被剥夺的人以信心、勇气和希望的关键。他认为，下层的被动行为只会加强上层的暴政。当被迫屈服以寻求正义时，他们感到自己的枷锁愈发尖锐了。而反抗唤醒了人们的思想，打开了新的视野。对康诺利来说，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促进反抗和反击的火花；带镣铐者从不畏惧这些缺少管理和引领的安全通道的反击。对不公正的单独活动和集体对抗，赋予工人阶级群体生命，并给予其所有参与者自我信念、集体信心和统一组织。这就是成为一个反抗者的意义。这就是反抗者的形成。这就是工人阶级反抗运动的建立方式。
同时代引领女性平等的活动人士称康诺利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他对她们的要求表示了强烈的支持。他支持妇女的反抗，并认为妇女自己有权决定移除那些对她们生活的“束缚”。妇女必须有投票的权利、组织工会的权利和积极参加爱尔兰国民军的权利，以及在自由的爱尔兰被平等对待的权利。他坚持认为，反抗的女性应该期望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对她们参与摧毁整个“压迫的堡垒”斗争的热情支持。
在爱尔兰历史上，康诺利辉煌的劳工运动生涯的全部意义，是为了展示爱尔兰精英，﹝代表天主教﹞的绿色大爱尔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greatGreennationalistpatriots），是怎样在争取自由和自决的斗争中背叛爱尔兰工人阶级的。他强烈反对工人阶级运动应该缓和自身需求以免疏远民族主义的中上层阶级和爱尔兰富裕阶级的观点。他希望通过任何机会加强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界限。他完全反对下层争取上层的支持。工人阶级将同时领导反对帝国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工人阶级的要求不是为了抚慰大企业雇主或地主。
阶级战争
对康诺利而言，1913年的都柏林罢工是在占多数的爱尔兰劳动者和爱尔兰地方自治主义（HomeRule）[1]的政治和雇主精英之间即将到来的阶级战争的预兆。每一次罢工都带有革命的种子。一天的罢工可能演变成全面罢工。全面罢工演变成大罢工。大罢工则可以演变成一场起义。“我们最温和的要求便是”他说，“我们仅想拥有整个世界。”
作为交通运输工人联盟（TransportWorkersUnion）的领导者，康诺利为1913年罢工的英雄主义和工人阶级勇气所深深影响。在他们的牺牲和斗争中，我们明显看到了一个新社会的种子。他坚信，工人阶级将建立一个基于平等、合作和友谊之上的新社会，这不是因为他们在个体上比其他阶级更好，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让他们别无选择。个体对平等和自由的渴望只有通过一个奋起的工人阶级斗争才能够被实现。奋起的人民将建立一个摆脱帝国、君主、剥削与压迫的新文明。
在贝尔法斯特，康诺利目睹了宗派主义对贫困工人阶级群体的有害影响。尽管如此，他还是分析了这个爱尔兰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分裂的历史根源，并为那里的工人阶级斗争和英雄主义潜力而努力工作。康诺利相信﹝代表新教﹞的橙色民族主义的鼓噪不会阻止北方工人阶级的团结。对帝国的支持和存在于贝尔法斯特工人阶级中的偏见必须被挑战，但任何一个导致斗争中潜在团结的问题也应当被解决。这将是不容易的任务，但在他们的社会与经济需求上团结起来的奋起的人民，将冲破世世代代主导他们群体的观念与制度的束缚，建立一种新的工人阶级意识。在1907年成为反抗城市的贝尔法斯特也将再次如此。
反对帝国主义
康诺利反对爱尔兰分治，号召劳工运动尽一切力量阻止它。他的反对倾向不是基于某些煽情的“民族”概念，而是基于分治对爱尔兰工人阶级生活与自我解放斗争的影响。他将分治定义为一种“反动派的狂欢”，因为它将加剧爱尔兰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南方的工人会被迫支持绿色民族主义资本家，北方的工人则被迫支持橙色资本。而南北两边的精英力量得到了增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因分治而被削弱。两边的精英将不断利用永久性分治，以提醒他们各自的“工薪奴隶”应该效忠哪里。分治为民族主义和统一主义精英提供了讲坛和指挥棒，以便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灌输他们各自的法律和秩序。每年的7月12日都被用来制造宗派紧张局势，使天主教少数派恐惧不已，并将新教的下层阶级与他们在工业、军队和宫殿中的上级联系起来。天主教会让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接受他们的立场。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康诺利就开始策动一场起义。他策动在整个欧洲崛起一个伟大的工人阶级来反对帝国和不合理的经济体系，这一体系造成了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前所未有的屠杀和欧洲大陆大城市的毁灭。为了资本家、金融家、国王和掠夺者的利益，派遣工人杀害其他工人的帝国战争应该变成一场反对让他们去白白送死的人的内战。他呼吁自下而上进行大陆革命。对康诺利来说，爱尔兰革命的崛起可能会引发整个欧洲摧毁帝国主义和进入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反抗。康诺利1916年在爱尔兰的计划没有一个是基于殉难之上，也没有一个是与他毕生都反对的传统民族主义的某种形式的和解。1916年4月，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目标：“我们谋求爱尔兰人的爱尔兰。”但谁是爱尔兰人呢？不是抬高房租[2]、拥有贫民窟的地主；不是流汗、牟取暴利的资本家；不是圆滑、油腻的律师；不是妓女般的新闻记者——敌人雇佣的骗子。”
由于康诺利在1916年起义中的地位，英国军队的步枪谋杀了他，但爱尔兰精英领导了处决他的煽动活动。1913年的都柏林罢工让他们看到了康诺利所设想的未来爱尔兰，但他们憎恨它。他们不会被康诺利的工人阶级暴徒统治。他们想要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在那里他们的特权和权力得到了扩张和保护。他们嫉妒地看着海峡对岸的英国同行的权力和声望，并希望效仿它。1913年的都柏林这一案例也吓坏了英国的统治阶级。崛起的都柏林可以是崛起的利物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而爱尔兰工人阶级和康诺利必须被控制起来。
今天我们所能向康诺利表示的最好的致敬是组织起来去让他的愿景成为现实：
“这一天将如一声晴天霹雳，在边境再也不能阻止人民之间友谊的握手的时候到来。但只有当我们将那些当前压迫人类的国王和皇帝、女王和沙皇、金融家和资本家们赶出他们的位置和权力之时，当地球上被解放的工人不再是富人贪婪的盲目工具之时，这一天才会到来。我们将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文明，它以劳动为基石，其鼓舞人心的原则将是正义，只有人类才能约束其界限。”
2018年6月14日
[1]HomeRule，即爱尔兰地方自治，一般指发生在1870-1914年间的爱尔兰地方自治运动，由主要来自资产阶级的爱尔兰民主主义者所领导，主张建立爱尔兰地方国会，以推动爱尔兰在大英联合王国下享有一定的地方事务自治权。爱尔兰议会党于1912年提出《第三次地方自治法令》，并于1914年得到英王乔治五世批准，但由于民族派和联合派的矛盾以及暂时排除阿尔斯特省，此法案一战期间被搁置。最终，修订后的《第四次地方自治法令》于1920年由英国过会通过，但这种自治权对爱尔兰民主主义者来说却是来的太少和太晚（toolittle,toolate）。──校订者注。
[2]Rack-renting，即通过拍卖租约的方式以提高房租价格，在18世纪的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房东能够通过“拍卖”租约的方式，将房子租给出价最高的人，这种做法迫使租房者出价高于他们能够支付的价格。──校订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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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亡者同盟章程（“山岭”章程或“营地”章程）（约1834—183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流亡者同盟章程（“山岭”章程或“营地”章程）
（约1834—18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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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12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3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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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1）
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1）
中央编译出版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第一章正义者同盟的产生及其发展（1836—1844年）
1．卡尔·马克思论正义者同盟（1836—1846年）
2．威廉·魏特林论正义者同盟的产生（1836—1839年）
3．海尔曼·艾韦贝克论正义者同盟的产生（1836—1840年）
4．关于正义者同盟的产生——正义者同盟和流亡者同盟盟员的供词摘录（1836—1838年）
5．正义者同盟章程（1838年）
6．卡尔·沙佩尔《财产公有》一文草稿（1838年）
7．威廉·魏特林论《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的写作和出版（1838年）
8．威廉·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摘录（1838年）
9．关于30年代末正义者同盟的发展——正义者同盟和流亡者同盟盟员的供词摘录（1838—1840年）
10．关于正义者同盟参加巴黎四季社的起义（1839年5月12日）
11．关于正义者同盟汉堡支部的建立——卡尔·弗里德里希·霍夫曼的一篇供词的摘录（1839年底至1840年初）
12．弗里德里希·门特尔关于正义者同盟的供词（1840—1845年春）
13．巴黎罢工裁缝帮工的呼吁书（1840年7月）
14．威廉·魏特林发表在《吁助德国青年》上的呼吁书（1841年9月）
15．安德烈亚斯·谢尔策尔（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日内瓦）的信（1841年11月15日）
16．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反对《德意志人民报》的声明（1841年12月16日）
17．威廉·魏特林为正义者同盟盟员入盟仪式规定的方针（1842年）
18．威廉·魏特林为共产主义者在瑞士各工人团体中进行活动而制定的组织计划（1842年）
19．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为《年轻一代》写的通讯（1842年3月21日）
20．格尔曼·莫伊勒（巴黎）给埃蒂耶纳·卡贝（巴黎）的信（1842年6月1日）
21．西蒙·施米特（洛桑）给威廉·魏特林（沃韦）的信（1842年9月16日）
22．奥古斯特·贝克尔（日内瓦）给威廉·魏特林（沃韦）的信（1842年9月24日）
23．威廉·魏特林（沃韦）给正义者同盟某成员（苏黎世）的信（1842年10月9日）
24．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沃韦）的信（1842年10月26日）
25．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为《年轻一代》写的通讯（1842年11月5日）
26．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摘录（1842年底）
27．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西蒙·施米特（洛桑）的信（1842年12月5日）
28．格尔曼·莫伊勒（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沃韦）的信（1842年12月11日）
29．奥古斯特·贝克尔（洛桑）给威廉·魏特林（沃韦）的信（约1842年12月中旬）
30．正义者同盟章程（残稿）（约1843年1月）
31．塞巴斯蒂安·载勒尔（莫拉特）给西蒙·施米特（洛桑）的信（1843年1月2日）
32．奥古斯特·贝克尔（洛桑）给威廉·魏特林（沃韦）的信（约1843年1月中旬）
33．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沃韦）的信（1843年1月31日）
34．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沃韦）的信（约1843年2月）
35．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沃韦）的信（1843年2月19日）
36．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一位成员（巴黎）给威廉·魏特林（沃韦）的信（1843年2月21日）
37．洛伦茨·彼得逊（洛桑）给威廉·魏特林（伯尔尼附近的朗根塔尔）的信（约1843年4月初）
38．奥古斯特·贝克尔（日内瓦）给威廉·魏特林（苏黎世）的信（1843年5月6日）
39．佐默尔（洛桑）给威廉·魏特林（苏黎世）的信（1843年5月7日）
40．伦敦法国民主协会会议记录摘录（1843年5月8日和15日）
41．康拉德·特雷布斯（洛克勒）给威廉·魏特林（苏黎世）的信（1843年5月8日左右）
42．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威廉·魏特林（苏黎世）的信（1843年5月15日）
43．巴黎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的公开信——答布伦奇里的报告（1843年8月29日）
44．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的公开信——答布伦奇里的报告（1843年9月10日）
45．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汉堡）给威廉·魏特林（马格德堡）的信（1844年8月4日）
46．关于威廉·魏特林同汉堡正义者同盟盟员会晤的供词摘录（1844年8月20日左右）
47．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德意志电讯》编辑的信（1844年9月21日）
48．关于伦敦欢迎威廉·魏特林大会的报道（1844年9月22日）
第二章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开端——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正义者同盟的进一步发展（1844—1846年底）
49．卡尔·马克思论他与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最初联系（1844年）
50．卡尔·马克思论工人的联合（1844年）
51．卡尔·马克思关于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文章（1844年7月31日）
52．卡尔·马克思（巴黎）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布鲁克贝格）的信（1844年8月11日）
53．卡尔·马克思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1844年8月底9月初）
5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4年10月初）
55．威廉·魏特林（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4年10月18日）
56．关于伦敦各民族民主之友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4年10月19日）
57．洛桑工人联合会给巴塞尔裁缝帮工的信（1844年11月8日）
58．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4年11月19日）
59．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成立大会筹备会议记录（1844年12月30日）
60．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5年1月20日）
61．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汉堡）给格奥尔格·魏森巴赫（巴黎）的信（1845年2月10日）
6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5年2月22日至3月7日）
6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关系（1845年3—5月）
64．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讨论（1845年2月18日至1846年1月14日）
65．弗里德里希·门特尔关于伦敦正义者同盟的供词（1845年4月至夏天）
66．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5年6月）
67．海尔曼·克利盖（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5年6月9日）
68．关于筹建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会议的报道（1845年8月20日左右）
69．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5年8月31日）
70．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建立民主派兄弟协会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大会的文章（1845年9月22日）
71．威廉·魏特林（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布鲁塞尔）的信（1845年9月22—27日）
72．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5年10月31日）
73．格奥尔格·韦伯（基尔）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5年11月22日）
7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真正的”社会主义（1846年初）
75．弗里德里希·门特尔关于正义者同盟在柏林的活动及其同巴黎和伦敦的联系的供词（1846年）
76．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1月30日）
77．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六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6年2月9日）
78．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3月7日）
79．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1846年3月15日和17日）
80．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3月30日）
81．帕·瓦·安年科夫关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1846年3月30日）
8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1846年3月30日）
83．威廉·魏特林（布鲁塞尔）给莫泽斯·赫斯（韦尔维耶）的信（1846年3月31日）
84．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6年4月14日）
85．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4月30日）
86．正义者同盟一领导成员（伦敦）给海尔曼·克利盖（纽约）的信（1846年5月1日）
87．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菲力浦·日果（布鲁塞尔）给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巴黎）的信（1846年5月5日）
88．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反对海尔曼·克利盖出版的《人民代言者报》的通告（1846年5月11日）
89．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5月14日）
90．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5月15日）
91．罗兰特·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5月15日）
92．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埃尔伯费尔德）的通告（1846年5月24日）
93．莫泽斯·赫斯（韦尔维耶）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5月29日）
94．罗兰特·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约1846年5月底6月初）
95．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6月6日）
96．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埃尔伯费尔德共产主义小组的信（1846年6月15日）
97．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6月24日）
98．亨利希·楚劳夫（埃尔伯费尔德）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6月28日）
99．约瑟夫·魏德迈（贝克罗德）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6月28日）
100．弗里德里希·门特尔（柏林）给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贝伦兹（马格德堡）的信（1846年6月29日）
101．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6月30日）
102．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初）
103．一位社会主义者（布雷斯劳）给威廉·沃尔弗（布鲁塞尔）的信（约1846年7月）
104．格奥尔格·韦伯（基尔）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7月3日）
105．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英美工人阶级的信（1846年7月4日）
106．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摘录（1846年夏）
107．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17日）
108．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菲格斯·奥康瑙尔的信（1846年7月17日）
109．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7月17日）
110．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7月20日）
111．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6年7月20日）
112．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22日）
113．威廉·沃尔弗对西里西亚社会主义者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所作的摘录（约1846年7月底）
114．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27日）
115．莫泽斯·赫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28日）
116．格奥尔格·韦伯（基尔）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8月1日）
117．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11日）
118．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14日）
119．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约1846年8月中旬）
120．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19日）
12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8月19日）
122．约瑟夫·魏德迈（雷达）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19日）
123．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20日）
124．卡尔·沙佩尔（伦敦）给正义者同盟一盟员（莱比锡）的信（1846年8月28日）
125．卡尔·沙佩尔（伦敦）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9月初）
126．卡尔·沙佩尔为《普罗米修斯》写的通讯（1846年9月）
127．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公开信（1846年9月13日）
128．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9月16日）
129．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9月18日）
130．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6年9月21日）
13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10月18日）
13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10月23日）
13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10月23日左右）
134．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1846年11月）
135．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11月11日）
13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12月底）
137．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月8日）
附录
1．流亡者同盟章程（“山岭”章程或“营地”章程）（约1834—1835年）
2．流亡者同盟章程（“一般”章程）（约1834—1835年）
3．宣传小册子《流亡者同盟信条》摘录（1834年春）
4．宣传小册子《流亡者同盟告德国人民之友书》摘录（1834年春）
5．泰奥多尔·舒斯特《一个共和党人的思想》一文摘录（1835年）
注释
插图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9年的威廉·魏特林
威廉·魏特林撰写的正义者同盟第一部纲领性著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封面
安德烈亚斯·谢尔策尔1841年11月15日给威廉·魏特林的信（首页）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反对《德意志人民报》的声明（首页）
威廉·魏特林1842年10月9日给正义者同盟某成员的信（首页）
海尔曼·艾韦贝克1842年10月26日给威廉·魏特林的信（首页）
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一版封面
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一位成员1843年2月21日给威廉·魏特林的信（首页和末页片断）
洛伦茨·彼得逊1843年4月初给威廉·魏特林的信（首页）
巴黎《前进报》刊载的卡尔·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
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证
乔治·朱利安·哈尼
乔治·朱利安·哈尼1846年3月30日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首页）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反对海尔曼·克利盖的通告（首页）
约瑟夫·魏德迈1846年5月14日给卡尔·马克思的信（首页）
海尔曼·艾韦贝克1846年5月15日给卡尔·马克思的信（首页）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6月6日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末页）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6月15日给古·阿·克特根的信（首页）
威廉·沃尔弗
厄内斯特·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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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洛茨基——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老师（李福仁，1944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列夫·托洛茨基——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老师
李福仁（1944年8月）
老炸疯翻译；先知在1917校对
〔说明〕本文刊载于《第四国际》（FourthInternational），1944年8月。
原文链接：LeonTrotsky：RevolutionaryTeacherOftheColonialPeoples
殖民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和战略的发展，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这一纲领和战略首先由列宁提出。但对它进行详细的阐述和首次具体应用，则是由列宁的伟大同志列夫·托洛茨基进行。托洛茨基关于殖民地革命问题的著作（其中许多仍待出版）足以填满数卷。它们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和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中最伟大的一部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首次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南非荷兰语版序言中，托洛茨基指出，这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奠基文件丝毫没有提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他指出，这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至多只需几年的时间。而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灭亡将“自动”给被压迫人民带来解放。然而，历史并没有遵循这一乐观的时间表。欧洲的无产阶级不仅没有摧毁资本主义的传统根据地，反而让资本主义更加深入地渗透到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并及时催生出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个新的、强有力的革命因素。它的出现确立了殖民地革命计划和战略的客观需要。
如果在资本主义前进上升的时期里，资产阶级夺取殖民地是为了能够履行马克思所描述的它特殊的历史使命，即“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卡尔·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58年10月8日）[1]——那么在今天，在资本主义经济衰落和衰败的时代，保留殖民地，并有机会掠夺其自然财富和剥削其居民，已成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生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革命的国际主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基于这一深刻而又明显的真理。后者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殖民地居民的解放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同他们继续被奴役对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样重要。对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他制定殖民地革命战略的出发点。这是他始终不懈地围绕着的国际主义轴心。“共产党人，”1848年的《宣言》宣称，“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托洛茨基补充道：
“有色人种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的运动是反对现存秩序的最重要、最有力的运动之一，因此需要白人无产阶级给予完全、无条件和无限的支持。”（列夫·托洛茨基《共产党宣言九十年》，载于《新国际》1938年2月）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后展开的，是由战争创造出的条件的直接产物。
工人阶级的成长
直到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剥削几乎完全是赤裸裸的抢劫和掠夺。殖民地地区的经济发展仅限于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取原材料和销售其生产的成品所必须的措施。例如，英国资本首先渗透到印度。这种工业发展是以商业开发为中心目标的附带产物。人们发现用印度廉价的劳动力就地处理印度产的棉花，要比运去兰开夏纺织便宜得多，特别是当成品的绝大部分是销往印度及其周边国家，所以英国资本家在孟买建立起了棉纺厂。根据同样的政策，英国资本家在上海建立起了棉纺厂，以处理中国的棉花作物以及部分印度作物。
这种附带的工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在这些广阔而落后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与帝国主义剥削者作斗争的工业无产阶级。外国商业资本仅仅是培养了一个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买办）的本土或民族资产阶级的雏形。随后而来的外国工业资本却产生了一个工业工人阶级，这个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有一种毫不掩饰的利益冲突，他们将毫不妥协地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的军事斗争，帝国主义的经济压力减轻了，各大殖民国家的工业发展加快了步伐。当地的买办和一些大地主们也进入了工业领域，建立了同帝国主义竞争的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就这样开花了。工业无产阶级也相应地增长了。正是这些发展为战后十年殖民国家的伟大革命剧变，尤其是为1925-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奠定了阶级模式。
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阶级关系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决定了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前景，以及实现革命运动所必需的政治战略。阶级标准对于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大都市来说都是强制性的，托洛茨基继马克思、列宁之后，在反对斯大林和其他一切修正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叛徒时，都坚持这一标准。这一标准就像条红线一样，贯穿于他关于殖民地革命问题的大量演讲和著作中。这些演讲和著作大多同中国和中国革命有关。在中国的阶级关系中，折射出殖民地阶级关系的总体。因此，托洛茨基关于中国的思考之精髓，将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政策在整个殖民地问题上的关键。
革命的性质
托洛茨基在1938年写道：
“就其直接目的来说，未完成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这个术语作为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简单回声来使用，实质上很难推动我们向前。为了不让历史类似成为思想的陷阱，必须让它经受具体社会分析的检验。在中国彼此斗争的是哪些阶级？这些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这些相互关系朝哪个方向变化？中国革命的客观任务，即发展进程所授意的任务是什么？这些任务的解决落在哪些阶级的肩上？这些任务能够用什么方法解决？……
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人口占人类的一半多，在落后程度上彼此差别极大，形成从游牧甚至是人吃人的野蛮到最新工业文化的历史阶梯。把这两极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是每一个落后国家的特点。但是，落后的等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由每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生活中的野蛮和文化的比重决定的。赤道非洲远远落后于阿尔及尔，巴拉圭落后于墨西哥，阿比西尼亚落后于印度或中国。在它们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经济依赖的整体情况下，政治上的依赖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公然殖民奴役的性质，在另一些情况下被国家独立的假象所掩盖（中国、拉丁美洲）。
落后性在土地关系上能找到自己最有机的和残酷的表现。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完成了稍稍深刻的民主革命。半途而废的土改被半农奴制的关系消耗，后者在贫困和压迫的土壤上的复苏是不可避免的。土地关系中的野蛮总是与道路不畅和各省之间彼此割绝、‘中世纪’的割据、缺乏民族意识携手共进。把旧封建主义的残余和新封建主义的层面从社会关系中清除出去，是所有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任务。”[2]
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在保留对外国帝国主义依赖的情况下，土地革命的完成是不可思议的，前者一手播种资本主义关系，一手支持和恢复所有形式的奴役和农奴制。这样，为争取社会关系民主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就不断地转变为反对外国统治的公然的起义。
历史落后性并不意味着在迟一两百年或三百年后简单地重复英国或法国这些先进国家的发展，而是产生全新的‘组合式’的社会结构，其中资本主义技术和结构的最新成果植入封建和封建前的野蛮之中，改造它们，并让它们服从自己，创造独特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些迟滞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能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完成，因为后者在外国管束下迅速崛起，是一个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敌视人民的阶级。它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把它与外国金融资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实质上是后者的代理。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商贩，首先成为与外国资本的悬殊斗争的牺牲品，在经济上变得微不足道，失去阶级属性，沦为赤贫，扮演独立的政治角色，它连想都别想。农民的人数最多和最分散，是最落后和最受压迫的阶级，能够发动地方起义和游击战，但为把斗争提高到全民族的水平，它需要更先进和更集中的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领导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殖民地无产阶级的肩上，它在其头几步就不仅与外国的，还与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对立。”（列夫·托洛茨基《哈罗德·R·伊萨克斯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伦敦，1938年出版）[3]
托洛茨基指出，这些关于在历史上迟来的国家中阶级关系的特殊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性的观点，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上。它们在1905年和1917年2月和10月的俄国革命中接受了“宏大的历史考验”。这三次革命无疑地证明了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必须是使无产阶级朝着夺取政权的方向前进。列宁是这样说的：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自身的组织，自身的团结，自身的武装。”（《列宁著作集》第十四卷第一部分第11页）[4]
中国的灾难
在沙皇俄国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关于在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十月革命的胜利里得到了肯定的证明。俄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与底层农民结盟，推翻了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任务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解决，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的任务。
相反，在中国，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权理论，在一场巨大的革命灾难中却被否定了。当时共产国际的理论家斯大林和布哈林，按照一种死气沉沉的计划，将历史进程分割成各个独立的阶段，规定只有“民主”革命才是当时的时代铁律，因此，革命的领导是属于也只能属于资产阶级的。列宁在1917年摒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公式，转而支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公式又得到了复兴，并被扩展成臭名昭著的“四个阶级的联盟”，即后来所谓的“人民阵线”的原型。在这个联盟里，农民的代表权是被赋予给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实际上是给了上层阶级的集团。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放弃了政治独立，加入了国民党。工人因此服从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控制。这种背叛无产阶级阶级政策的罪行，这种无视俄国革命的历史教训的行为，这种拒绝列宁仍然崭新的学说的行为，都被年轻而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当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
为了证明这种背叛的阶级合作政策的正当性，斯大林-布哈林引用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事实，据说这种压迫将迫使“全国所有的进步力量”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如此，民族资产阶级被赋予了一个进步的角色，一个为了民族解放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的角色。但这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但当初俄国孟什维克的论据正是这样，唯一的差别就是在他们那里，帝国主义被沙皇专制制度所取代。”[5]
资产阶级反革命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进行一场进步的斗争，一场为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而斗争到底的斗争，在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这种无能力有双重基础：1.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密切联系和农村反动的因素；2.害怕动员群众，而人民群众在斗争的高潮中，必然会不可避免地转到破坏资产阶级财产的斗争中去。但是，当民众们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时，如1925-27年在中国所做的那样，资产阶级就竭力像要控制这场运动，并利用它来迫使帝国主义作出让步。然后，它就会压迫革命群众，把他们赶回旧的奴隶制度。这就是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性质。
然而，斯大林-布哈林坚持认为，蒋介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是在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克里姆林宫的肤浅头脑们看来，这是真的。但实际上，蒋介石与大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某些军国主义势力进行了一场有限的斗争，目的仅仅是想迫使大英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做些让步。这与反对整个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斗争原则上是不同的。今天，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投靠到英美帝国主义的麾下，替中华民族备好了向其服务的新的奴隶制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所谓反帝的作用，在托洛茨基的话语中被鲜明表现出来，并使其在革命先锋队的意识中熊熊燃烧：
“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只要还有希望保持住自己的特权，它就能承受任何形式的屈辱。但在外国资本把霸占全部国家财富当做自己的任务时，殖民地资产阶级被迫回忆起‘民族’责任。在群众的压力下，它甚至表明它能投入战争。但这将是只反对一个最不好说话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并怀着转而为另一个更宽宏大量的帝国主义服务的希望。蒋介石只是在他的英国或美国保护人指示的范围内进行反对日本强盗的斗争。把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只能是那个除了自己的锁链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阶级。”（列夫·托洛茨基《哈罗德·R·伊萨克斯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6]
中国的教训
按照斯大林-布哈林的说法，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是要在中国完成民主革命，以此开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道路。所发生的事已是历史。蒋介石并没有领导一场“民主”革命，反而成为一场胜利的反革命的领袖。已动摇的帝国主义又恢复了一切阵地。土地问题仍未解决。这一切对于未来的革命政策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这是托洛茨基教给新兴的革命干部的最重要的一课——在蒋介石的资产阶级军事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可能有中间的“民主”政权。这意味着，在未来殖民革命的高潮中，如果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去寻求建立这样一个政权，而不是引导工人们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只会导致新的革命的灾难发生。
列宁在1917年4月为重新武装布尔什维克党，准备革命胜利而写的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几乎是提前回答了中国革命中斯大林主义叛徒的错误及背叛政策，特别是愚蠢的孟什维克阶段理论。他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完成土地革命并为被压迫人民争得自由的唯一手段。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把自己局限于资产阶级财产关系框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的统治将自动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破坏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和消灭阶级统治——置于首要目地。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将与民主革命不间断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民主革命的有机产物。
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概念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托洛茨基观察到的）正是这个概念保证了无产阶级的十月胜利。”（同上）[7]在中国，正是对这种布尔什维克观念的违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这种观念的彻底否定，才保证了蒋介石和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
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首创的。列宁把它称为革命胜利的有力杠杆。托洛茨基是马克思、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者，他在与斯大林主义的诽谤者和叛徒近二十年的斗争中，从多个方面捍卫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进而重新武装起革命先锋队，为未来的伟大斗争作着准备。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理论源泉，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凡是希望领导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都必须学习它。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反动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对立，后者在斯大林统治下成为苏联的官方国策。不断革命论同斯大林的孟什维克政策完全对立，正是后者使中国革命陷于灾难。
“不断革命，从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说，”托洛茨基写道，“意味着一种同阶级统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而要进一步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进行反对外国反动势力的战争；这就是说，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阶段相衔接，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灭的时候才能够结束。”（列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32页，纽约，1931年出版）[8]
托洛茨基对理论的解释
这对所谓的落后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意味着什么呢？托洛茨基接着解释道：
“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较迟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说来，不断革命论意味着，要彻底地真正解决它们的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民族的领导者，首先是作为它的农民群众的领导者——的专政才有可能。
在民主革命中，不仅土地问题而且民族问题都给落后国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没有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可能解决，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提出。但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只有通过同民族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才能实现。
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同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有密切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革命战争。这里就包含着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质，不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昨天才完成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一个在民主革命后经历了漫长的民主制与议会制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国家。
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不再能同民族国家的界限协调一致。因此，一方面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就产生一种资产阶级的欧洲联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获得最后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列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151-155页）[9]
在实际政治方面，这些关于革命性质和阶级动态的观点，迫使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先锋队采取同帝国主义及其本土盟友——民族资产阶级——作不可调和的斗争政策。当民族资产阶级因其自身的阶级利益，而像蒋介石那样，对群众表现出其“左”的一面时，它绝不能让自己实行那些阶级和解、阶级合作的政策。它必须完全独立于所有其他党派，不与它们结成任何集团或联盟。它不能把自己的阶级旗帜和其他阶级和政党的旗帜混在一起，更不能跪在别人的旗帜面前。它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领导无产阶级联合农民群众夺取政权这一单一目标。
在中国的革命危机中，托洛茨基努力向共产国际、中央政治局灌输这些基本的革命思想，想使中国共产党偏离莫斯科所采取的致命的机会主义路线。但都无济于事。反对十月革命列宁主义思想的反应越来越强烈。中国革命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被逐出了俄国党内。托洛茨基本人也被流放了。
并不像资产阶级评论家们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托洛茨基个人的失败——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失败。这次失败反映了苏联内外反应的增长。这是托洛茨基对所发生的事作出的评估。但托洛茨基不仅是一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也是一位积极的革命家。对他来说，中国革命的失败，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胜利，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避免未来的灾难，并为未来的革命胜利扫清道路。首先要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便为组织和重新武装革命先锋队提供一个基础。
重新武装的先锋队
托洛茨基在1925-1927年伟大而悲剧性的事件中引导中国共产党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努力，对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准备价值。有几千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到莫斯科的共产主义东方劳工大学接受培训。在托洛茨基为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不懈斗争的影响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左派反对派的行列。剩下的大多数人是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方案的默默支持者。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第十年，当时斯大林正准备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年轻的中国革命者与其他外国共产党代表团一起在莫斯科红场游行。他们举着的横幅上写着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认为合适的口号。但当他们经过斯大林面前时，他们把横幅翻了过来，上面写着“托洛茨基万岁！”。这不仅是对列宁最伟大的战友的个人致敬，也是宣告对他思想的声援。这些旗手后来被斯大林的反革命政权逮捕并杀害。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中，有少数人（非常少）逃脱了血腥清洗，设法回到中国，组成了左派反对派的核心，后来成为了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
托洛茨基在他的第一个流放地阿拉木图，为自己设定了分析中国革命灾难的任务。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集团试图让中国共产党成为替罪羊，并阻止对发生的事情进行任何真正的讨论。然而，托洛茨基坚持要把整个悲惨的事件公之于众，从中汲取一切必要的教训，以便揭露失败的主要原因，为将来的胜利做准备。因为，正如他所说，“一个未被揭露和未被谴责的错误总是会导致另一个错误，或者为它奠定基础”。在这部重要的作品中，他不仅想到了中国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即使有些延迟），而且想到了整个殖民革命运动的未来。在阿拉木图时，他写道：
“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教训是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但首先是东方一切国家的教训。
一切为中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路线辩护的论据，如果我们认真加以看待的话，必然三倍适用于印度。在印度这个经典的殖民地，帝国主义枷锁比在中国采取了更加直接得多、明显得多的形式。在印度，封建和农奴制关系的残余更加根深蒂固得多，更加巨大得多。尽管如此，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运用于中国使革命遭到破坏的方法，在印度必然会造成更加致命的后果。推翻印度封建制度、推翻英印官僚制度和不列颠军国主义的任务，只有人民群众的规模巨大、不屈不挠的运动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个运动的强大发展和不可抗拒，由于它具有的国际目标和国际联系，它不能容忍政治领导采取任何半途而废的、妥协的机会主义措施。”（列夫·托洛茨基《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第212页，纽约，1936年出版）[10]
从他在各个流放地——先是在阿拉木图，后来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托洛茨基满怀热情地关注着殖民地国家中的革命先锋队的重组，（这些先锋队）根据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方案，首先成为了左派反对派的干部，后来又成为了第四国际的一部分。托洛茨基在远方参与他们的争论，在他的努力下，1931年三个不同的中国左派反对派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即现在的第四国际中国支部[11]。之后，第四国际基于托洛茨基对殖民革命的教导——尤其是他从失败的中国革命中汲取的所有教训——在印度、锡兰、印度支那及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国家中不断发展壮大。
注释：
[1]参见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3月17日）。
[2]参见《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418页。《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伊罗生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1938年）。
[3]参见《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418-419页。《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伊罗生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1938年）。
[4]参见中文第三版《列宁选集》第3卷第10页，《远方来信》（1917年3月）。
[5]参见《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422页。《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伊罗生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1938年）。
[6]参见《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419-420页。《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伊罗生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1938年）。
[7]参见《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421页。《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伊罗生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1938年）。
[8]参见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中文版第85页，三联书店1966年内部出版。
[9]参见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中文版第222-224页，三联书店1966年内部出版。
[10]参见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文版第178页，三联书店1965年内部出版。
[11]中国最早创立的反对派组织为1928年12月创立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出版刊物《我们的话》。1929年9月，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正式成立，出版刊物《无产者》。1930年1月，刘仁静、王凡西等人成立了“中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同盟”，出版刊物《十月》。1930年12月，赵济等人成立了第四个反对派组织，出版刊物《战斗》。
1931年5月1日，以上四个反对派组织统一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派”）。
1935年，“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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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劳伦斯与力量的顶峰（191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第十二章劳伦斯与力量的顶峰
（1912年）
1912年是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进入高潮的一年。从马萨诸塞的劳伦斯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那些不停息的好斗分子用惊人的罢工及言论自由斗争使全国为之震动。《团结》与《产业工人》所报导的罢工行动与言论自由斗争显示，1912至1913年间此等战术的出现率高于世界产业工会历史上的任何相应时期。1911，1912，1913这几年共发生十五次极为重要的言论自由斗争，比该组织在此以前或以后各年的此类斗争加在一起的总数还要多。这个时期活动方面的突出之处，就不再是言论自由的宣传，而是标新立异的工团主义罢工宣传。但罢工行动大多发生在1912—1913年这一较短时期。如前所述，1909—1910年间，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活动多于以前各个时期。这些宣传活动上的丰收、组织活动上的歉收的年月过去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十二个月的全面歉收，幸亏有十几次紧张热烈的言论自由斗争，才得免于颗粒无收。接着便是“瓦布利”的两个丰收年。在此期间，在全国不同地区《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达三十余次。①1912年世界产业工会罢工活动有关情况见附表3。
①“世界产业工会罢工”并不一定由世界产业工会经管。可能由世界产业工会领导人经管，但罢工者当中“瓦布利”为数不多。作者力图排除世界产业工会没有以某种方式积极参与的罢工。
表三1912年世界产业工会在劳伦斯的罢工（部分情况）
分会编号产业地点罢工次数参与次数被捕人数持续时间结果
10供电弗里蒙特，俄亥俄130…………失败
161纺织与制鞋工人哈佛希尔，马萨诸塞2572607周胜利
169
194成衣西雅图，华盛顿10……13从几小时到两月一次失败
327铁道修建鲁伯特太子港，不列颠哥伦比亚②2235012……胜利
326劳工申喃克拉辛，不列颠哥伦比亚1………………胜利，成功
327铁路修建利顿，不列颠哥伦比亚150003007个月和解
全国森林与伐木工人产业工会72个分会参与路易斯安那及太平洋岸西北部27000“几百人”1—3周，1—2月和解
436纺织工人洛维尔，马萨诸塞218,00026……一胜，一败
557钢琴波士顿1200……5周失败
20纺织工人劳伦斯529,000333……胜利
157纺织工人新贝德福德113,000………………
罢工全部开支全部参加人数罢工时数
被捕总人数判刑人数
101,504.05美元75,15272周
1,446577
②加拿大一省名，下同。——编者
在重要性上使其它罢工相形见绌的是劳伦斯纺织工人的大罢工。这一伟大斗争在罢工方法上别开生面。它把“怠工”，“直接行动”，“工团主义”这些词美国化了，并使前此一无所知的公众清楚地看到这些所谓从法国输入的概念运用于现行产业格局时的方式与效果。把世界产业工会介绍给美国公众的便是劳伦斯，还有圣迭戈以及其它一两个曾展开“言论自由斗争”的城市。该组织及其活动，仅仅研究劳工问题的学者或斗争发生时正好在现场目击的人才有所了解，绝大多数公民是一无所知的。劳伦斯及言论自由斗争使这个不妥协的小团体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和“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被人谈及，对它的认识却一点也不多于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认识。
1月11日，大约一万四千纺织工人离开工作。罢工持续到3月14日。罢工期间，罢工人数增加到二万三千人。根据联邦报告，“罢工的近因是工人减少了收入。1912年1月1日生效的州法令，要把女工及十八岁以下的童工的每周工作时数减为五十四至五十六小时。”罢工开始时，仅有少数工人是有组织的。联邦报告说，直到罢工开始，就整个而言，工人中几乎没有起作用的组织。少数技术行业，主要是说英语的工人，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组织，但在罢工开始时，这样组织起来的行业工会，也只有大约二千五百人。几年以前，世界产业工会就在劳伦斯成立了一个组织。罢工开始时，他们声称有会员约一千人。他们的会员名册上的人数曾超过此数，但据估计，1912年1月初缴纳会费的产业工会会员不超过三百人。”上述情况已为卡登先生在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作证时证实。他说，当罢工开始时，“根据世界产业工会的正式名册，他们有会员二百八十七人。”
罢工时期，厂方、警察、民兵及罢工者均曾多次举行暴力示威，采取暴力行动。艾托尔与海伍德于罢工初期来到劳伦斯，嗣后，即成为领导罢工的突出人物，鼓吹以“团结”、“消极抵抗”、“直接行动”与“怠工”作为取得胜利的手段。报纸关于罢工的报导过分夸大了罢工者的暴力，而几乎一致避而不提另一方的暴力行为。在世界产业工会的刊物上，情况正好相反，过份渲染了合法当局的不法行为。一位决非同情世界产业工会的作者描述过罢工活动。他说，五点钟以后不久（1912年1月29日晨），天还未亮，对有轨电车进行了袭击，把电车的电线拉开，用冰块把玻璃砸碎，把司机和售票员赶下车，有的不准乘客下车，有的把电车拉出轨道。他又说，还在进行谈判时，世界产业工会领导人
决定用各种武力与威胁阻止那些愿意复工的人去工厂上工。布置了一条连绵不断的链状纠察线，强迫妇女和“力士”一起担任纠察。妇女受到男人的攻击，有些工人与警察的眼中被撒进了胡椒粉。早晨，有力气的男人跟踪、威胁、拦阻上工的工人，扭他们的手腕，抢走他们的午餐，使他们普遍感到恐怖。晚上，陌生人会到工人家里访问，威胁说，如果坚持上工，就要割断喉管……
另一方面，也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艾托尔与海伍德的出现，如果没有完全消灭暴力战术，至少也明显地使暴力减少，并将重点转移到消极抵抗的战术。一位目击者说：骚乱的发生
是在艾托尔的组织发挥作用以前。那时，罢工者像一群组织起来的暴徒，聚集在工厂周围，在零度的气温下工厂主用水龙对付他们。“身沾鲜血的无政府主义者”来到罢工地点以后，对警察与民兵的侵犯行为普遍采取不抵抗政策。
不论罢工者对警察和民兵的态度如何驯顺，他们在争取新成员扩大罢工队伍方面很可能是相当放肆的。劳伦斯的一位工厂监工说，世界产业工会罢工委员会是这样作的①：“工人的住址都交给委员会。晚上九点钟以后就会有生人拜访，一般是波兰人。‘今天上工了吗？’‘嗯’。（这个说话的人拿着锋利的刀，并且用刀在不停地削一个木棍。）‘明天还去吗？’‘我不知道’。如果你明天去，就割断你的喉管。’‘不，不，我不去。’‘握手’。于是他们握手。”
①委员会的主席属于世界产业工会，其它成员属其它组织。
劳伦斯的工商界力图搞臭世界产业工会，他们的行动中至少有一次是可找到确实证据的。在该市有三处地方共发现二十八捆炸药。罢工者宣称那是“栽赃”。后来，一个与罢工者毫无关系的劳伦斯商人被捕受审，并以“埋藏炸药阴谋伤害罪判刑”，还被判处罚金五百美元。
世界产业工会与其它劳工组织的分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摩擦。社会党人与世界产业工会指控美国劳工联合会力图破坏罢工。一份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刊物写道：“所有机械行业，包括技师、火夫、电工、机师、铁路职工……继续工作，在他们负责人的充分支持下，破坏他们工友的罢工；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般会员不顾阻挠，踊跃为罢工捐款，金额达一万一千美元。社会党捐款估计为四万美元，世界产业工会分会捐款为一万六千美元。联邦调查报告说这些救济金来自全国各地，罢工时期，平均每天一千美元。”
劳伦斯罢工为某些人提供了宣传总罢工这种办法的机会。海伍德到达劳伦斯后第一次演说时说：“如果我们能劝说那些运输货物的人用罢工的办法来帮助你们打开一条出路，我们就可以使铁路瘫痪，整个城市都处于黑暗之中，还可使士兵挨饿而不得不撤走。”罢工以后在世界产业工会两位鼓动家艾托尔和焦万内蒂受审期间，进行了更为有力的关于总罢工的宣传鼓动。他们监禁在马萨诸塞的萨伦监狱，1912年9月世界产业工会第七届大会时，总执行局在其报告中威胁说：“如果不释放这些工友，国内的产业将感觉到工人在所有产业中进行总罢工时所表现出来的力量……。”
除总罢工以外，还要求进行联合抵制。《产业工人》的封面在“联合抵制劳伦斯”的标题下，用大号字印出了一项通知。通知说：
联合抵制劳伦斯……。铁路工人：让他们找不到车厢！报务员：让他们收不到电报！运输工人：让他们收不到包裹！联合抵制劳伦斯！竭尽全力进行抵制！……
联合抵制劳伦斯！
用产业民主的沉默的力量对付产业暴君的大棒！
联合抵制劳伦斯！
罢工的结果是罢工者获得明显的胜利。联邦政府的调查报告说：
在劳伦斯大约三万名纺织工人分别增加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的工资；增加了超时报酬；习艺期由四周减为两周。劳伦斯罢工还有一个间接的成果：新英格兰全境其它纺织工人的工资也有大幅度的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幅度在所有工人中是最高的。世界产业工会总执行局报告说，工资增长幅度是“待遇高的工人为百分之五，待遇最低的为百分之二十五。”①此外，还有其它同样重要的效果。这一次罢工显示，非技术的和没有组织的工人（各种不同国籍的移民占压倒多数）也可以和雇主进行斗争。罢工显示，在广大半技术及非技术工人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而且，也显示新型劳工领袖对无知识、无技术移民工人的领导力量。关于艾托尔，一位毫不同情革命工联主义的作者写道：
这个人……对革命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造诣都很深，得心应手地掌握着那些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正如一位将军掌握有纪律的军队一样……能把形形色色、互不同情、互相妒嫉、不同国籍的工人组成一支有阶级觉悟、有战斗性的队伍。他的追随者坚信他所说的话：成功将意味着他们可进入一个新的亲如兄弟的世纪，再也没有行业工会，再也没有部门的区别，所有工人都成为工厂的真正主人。
①魏尔在《劳伦斯的罢工者》一文（见1912年2月10日《展望》，第311页）中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工人的真正态度是拥护旧式的行业工会主义者。”
劳伦斯公民联合会报告说：艾托尔
作为力量哲学的信徒，公开声明自己拥护“直接行动”及暴力的原理。他曾一再宣称……“那一方有力量，那一方就掌握法律。”他也主张破坏雇主的机器，如果他们不满足罢工者的所有要求。
罢工使劳伦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大为增加，但这种影响只是暂时的。罢工刚结束时，该组织声称在劳伦斯有一万四千名会员。1913年10月只剩下七百名。联邦劳资关系委员会一位调查员报告说，该组织在罢工刚结束时，会员人数超过一万人。世界产业工会自己说，1912年7月在劳伦斯有会员两万人，在洛维尔有二万八千人，并夸口说：“差不多新英格兰每个城都有它的分会，每个分会的会员人数，少者八百，多者达到五千。”联邦调查员估计1914年时，劳伦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大约为四百人，并说该组织的当地负责人把会员人数减少归因于失业，但他自己却认为有其它原因。他说，増加的工资的好处由于机器速度的增加而被抵消了。被抵消数约占百分之五十。另一原因是，罢工以后世界产业工会领导人被迫分散到各地。他发现劳伦斯罢工时，世界产业工会当地分会八位负责人中，只有一位留在该地，并说雇主在工厂中建立了一套间谍体系。
劳伦斯使世界产业工会出了名，尤其是在东部。它以一种新型的令人惊惧的革命口号震动了全国。相形之下，社会主义是规规矩矩的——甚至是反动的。“瓦布利”坦白地鄙弃那些他们所谓的资本家为耍弄花招而制定的规则。他们说：“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如果服从某些公认的行为准则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要服从，不服从就不利于我们的阶级了劳伦斯的罢工不是一次普通的罢工。那是一场小型的社会革命。据说圣约翰曾写信给海伍德说：“劳伦斯的胜利意味着工资制度崩溃时期的开始。”这是一场阶级战争，所以世界产业工会坚持执行一种威胁政策时，尤其是对财产，必须有武装力量的原则是完全有理的，而在工团主义的假设中，财产从开始就是被偷走的。世界产业工会鄙弃现行伦理道德，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对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是有害无利的。要为无产阶级树立得到认可的无产阶级道德新体系。在这种新体系中，行为的规范要看对无产阶级本身是否会有（物质）利益。标准是效益，有利于达到某一特定目的——推翻工资制度，建立某种产业民主或合作共和国，就可采用。产业民主或合作共和国这些词，一般是用来指所有激进派戴一副多少有点灰暗的眼镜所看到的朦胧的未来国家。这就意味着古老稳重的新英格兰面临着一场挑战，世界产业工会在嘲弄着这个地方所珍惜的一切道德准则。最令人震惊的是该组织对教会的挑战，其次是对国旗的挑战。世界产业工会说教会按大商业的意旨行事，要工人百依百顺，以便死后可进入假设的天堂。他们说“因此，教会是不道德的，我们必须抛弃它，而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准则。”他们认为国旗已被用来掩饰吃人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的目的是对外扩大，占领市场，对内加紧剥削劳工。总之，教会和国旗都是用来服务于商业主义。商业主义是一种罪恶，因为它是非正义的。为它服务的也是有罪的，理所应当地要受到谴责。
罢工时，劳伦斯街头出现两幅标语牌，说明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世界产业工会游行时打着一幅标语牌，上面写的是：
二十世纪的文明……为了人类的进步，对那些出钱养“兵”杀害他们自己的人，当他们起来反抗伍德和资本主义其他沙皇时，我们准备了监狱、绞架、断头台……和电椅。
起来！！！全世界的奴隶们！！！
没有上帝！没有主人！
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
劳伦斯（与纺织工人无关）的公民们游行时，表示他们义愤的标语牌是这样写的：
为了上帝与国家，
星条旗永远如此，
红旗从来不这样。
向世界产业工会抗议，
反对它的原则与方法。
关于当时国内大多数进步公民对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戏剧的反映，《观察》杂志在罢工期间发表的一篇社论中的这段话可能是最好的说明：
各方面的人都在问、这是产业界的新事物?……难道我们又要看到按产业而不是按行业把全部劳工组织起来的另一次严重的、而且可能成功的尝试？难道我们要听任工人去相信无政府主义者那套诡诈的哲学，什么“直接行动”、“怠工”、“工团主义”、“总罢工”及“暴力”等稀奇古怪的主张，不按规矩办事，而明目张胆地破坏法纪，去从事我们很善于对付的骚乱？……我们认为这涉及我们现有的关于财产、甚至生命的神圣性的一切道德准则。
1912年9月，在芝加哥举行第七届大会，出席代表四十五人。二十九名来自二十九个分会；属于世界产业工会的两个全国产业工会——纺织业和森林伐木业，各派代表一名；总执行局成员七名；另有七名“兄弟代表”，系由八个州及不列颠哥伦比亚木工兄弟会分会派出。①召开第一届大会时，总执行的成员之一艾托尔正在马萨诸塞州萨伦的艾赛克斯县监狱中候审。他写信给代表们说：
①当时已投向社会主义工人党那一派的特拉特曼指责说：“整个大会三分之二的表决权”都掌握在两名代表手中，而其中之一是被收买的负责人。
过去所取得的一切进步，主要是由于大会，尤其是第六届大会，制定的政策，……我迫切地感到有责任向大会提出忠告：只要条件许可，应当批准上次大会制定的路线……。
总执行局明确地向大会推荐，用直接行动作为工人阶级的武器。执行局的报告说：
工人阶级要对付这种情况，惟一有效的武器就是使自己开动的和接近的机器成为不生产的机器。在世界上所有产业中，富于战斗性的直接行动是他们必须依靠和必须学会使用的武器。
随着世界产业工会对农业及伐木工人的兴趣日益增加，出现了制订某种土地政策的需要。代表霍尔提出一项呼吁，最后由大会作为提案通过。提案说：
为什么……不在今天就宣布我们明天非宣布不可的土地政策？为什么不用俄罗斯农民的格言“谁的汗，谁的地”作为基础来制定我们的政策，并且配上一句新的世界产业工会的格言“谁的汗，谁的机器”?换句话说，我们要宣布机器的所有权属于使用机器的人，此外，我们不承认任何其它所有权。
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方面是某些代表主张缩小全国管理机构的权限时所表现出来的情绪。这一管理机构，本次大会经常称为中央办事处，下次大会则称为“总部”。分散权力的主张并未取得成功，但大会听取了这种想法。在下次大会上曾进行广泛的讨论，而且是与另一问题联系起来讨论的。1912年大会讨论了一项动议，要让总执行局有权下令举行、领导并解决言论自由的斗争，这一动议的目的据说是限制这类争执的频繁发生。“瓦布利”一向是倾向于举行更多的言论自由斗争，而不是罢工。有些人认为如果分会不能轻易地从总会获得支援，这种倾向可能有所克制。这项动议以绝大多数票否决。投票结果显示对世界产业工会传统的集权政策的反动。关于剥夺总执行局管理该组织罢工活动的权力的动议遭到压倒多数的否决，表明这一政策依然是强有力的。于是，大会的政策是：在罢工上，采用集权主义，在言论自由斗争上，采取分权主义。《鼓动家》的编辑，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产业工会主义的宣扬者，认为这是由于世界产业工会对言论自由斗争已很有经验，了解到分会自主的必要性，而对罢工则经验有限，“还没有认识到让少数人……控制罢工活动的危险性。”这位编辑认为地理因素也是原因之一。主张继续集中罢工权利的，是比较有纪律的东部会员。在言论自由斗争上，维护地方自主权的是西部的“瓦布利”，他们的生活与经历使他们身上滋长着更多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气质。
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底特律的教条主义派认为这次大会是毫无意义的集会。教条主义派的一位成员描述这次大会时说：“大约三十个人作为代表出席，加上十几个列席的人，背靠着墙，悠闲地抽着烟斗，嚼着烟叶……。这就是这次大会的写照。”但一位同情直接行动派的人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
这次大会明显地证明了世界产业工会的哲学基础是健全的，所以过去一年的巨大进展并未随之带来任何机会主义的细菌。没有一位代表吐露任何想法要背离该组织毫不妥协的革命立场。也没有人伸手去要什么“社会地位”。每个人都是“红色分子”，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坐过牢，……。大家都在促使这一天的迅速到来，那时“哨声一响，老板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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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国外的乌克兰社会主义者：来自冷战时代团结运动的教训（﹝英国﹞马尔科·博伊库恩（MarkoBojcun），2018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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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国外的乌克兰社会主义者：来自冷战时代团结运动的教训
﹝英国﹞马尔科·博伊库恩（MarkoBojcun）易天放翻译、cjq校对
〔说明〕本论文发表于2018年5月23日至24日在巴黎举行的“1968-2018：东西方的激进实践运动”（1968-2018:MilitantpracticesEastandWest）会议上。
1972年，乌克兰裔加拿大学生为支持乌克兰政治犯而绝食抗议。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乌克兰裔加拿大人的年轻一代致力于为苏联的政治犯声援运动。挑战国家在东西方对话中的垄断地位在今天仍然很重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一场由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激进运动在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兴起。他们声称，我们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战后移民的子女，也是在自由民主国家长大并上大学的第一代人，我们把自己视为乌克兰裔加拿大公民而非乌克兰移民，但在我们的激进化过程中，我们也对乌克兰的局势产生了强烈的担忧。
我们这一代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被学生运动、反越战的抗议、非裔美国人和第一民族运动、女权运动、争取多元文化权利的斗争和魁北克民族运动裹挟，也被诸如反抗传统权威、反从众和反保守社会习俗的反主流文化裹挟。
我们关注东西方欧洲国家的情况，包括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乌克兰20世纪60年代的shistdesiatnyky（字面意思是“60年代的人”，20世纪60年代的争取自主文化和政治运动）对我们产生了尤其强烈的影响。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诸如莉娜·科斯坚科（LinaKostenko）、伊万·德久巴（IvanDziuba）、维亚切斯拉夫·乔诺维尔（VyacheslavChornovil）、列夫·卢基延科（LevLukianenko）和伊万·坎迪巴（IvanKandyba）。我们知道，他们抗议1968年华沙公约组织（WarsawPact）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也是对他们进一步镇压的开始。他们是我们了解乌克兰的核心，因为他们告诉我们的与我们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截然不同。他们是促使我们激进化的关键因素。从这种广泛的国际经验中，出现了一个更加政治化和自我组织的团体，其议程是为我们这些海外侨民的权利和我们对乌克兰的愿望而斗争。关于后者，我们的统一口号是“在独立的乌克兰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ForDemocracyandSocialisminanIndependentUkraine）。
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挑战美国和苏联统治阶级对东西方对话的垄断，打破华沙公约组织国家对民主、民族、工人阶级和民权运动的孤立，保护它们免受压迫。
我们的目标是让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这些运动在西方更加广为人知，促进西方和东方新解放运动之间的独立对话，同时与东方的同行们一起组织国际团结和实际援助。
我们的方法是这样的，通过“保卫苏联政治犯委员会”（CommitteesinDefenseofSovietPoliticalPrisoners）来组织抗议活动，出版和发行关于乌克兰事务的英文期刊META和乌克兰语期刊Diyaloh，这些期刊中包含了关于东方的国际政治和各个反对运动中的重大事态发展的信息、以及分析和评论。我们为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反对派组织秘密运输和分发文字作品、打字机和一些基本印刷设备。同时，还与这些国家的流亡反对派团体和西方的社会主义组织合作，将他们的和我们的文字作品一起输送到东欧。
为了开展这项工作，我们的一些成员从加拿大移居西欧上学或永久居住在那里。我们仍然是一个大约25名成员组成的小组。直到1985年，我们的公开和秘密工作一直持续了大约13个年头。同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化浪潮在那会儿也已经平息了。而我们的组织也没有统一且活跃至苏联的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时代。
1968-2018
过去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工作延续和放弃的部分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指定新的工作方向和目标？
我们确实实现了一些目标，例如：帮助释放列昂尼德·普柳什（LeonidPlyushch）和皮奥特·格里戈连科（PiotrGrigorenko）等政治犯。他们和其他囚犯事后告诉我们，他们的监禁条件有所改善而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因为，这些被囚禁的政治犯和当局都知道国外的人正在为争取释放他们而活动。这意味着国际团结是有效且值得的，尽管，监禁我们所捍卫的人民的那个政府从未承认这一点。
在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被边缘化和受到压迫的活动人士如果能得到国际社会更好的支持，他们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倾听。那么，首先，针对那些被监禁和被迫流放的人，需要一场永久性的国际声援运动。
自20世纪70年代来我们的组织团体，一直采取的广泛目标：民主、社会主义和独立，还有哪些仍然有效？苏联解体了，社会经济和国家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欧和北美出现了新一轮移民潮，乌克兰成为一个正式独立主权国家。乌克兰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腐败统治阶级，它剥削社会劳动，侵犯民主权利，没能保护国家主权，无法对抗复兴的俄罗斯国家。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十年后的尊严革命没能够推翻这个新的腐败阶级。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一员，也是冷战时期的一员。如今，乌克兰处在俄罗斯帝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前线。其统治阶级在两个对立阵营（北约、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安全圈）的区域扩张和霸权活动中被不断的拉扯。
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竞争主导着国际话语。与冷战时期一样，仍然需要一个独立的国际观察站，以乌克兰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以其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观察乌克兰国内的现状及其在国际体系和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这个观察站可以由海外活动人士联盟组织成立，以产生和传播独立的批评、分析和政策建议，以及传播独立工人运动、人权团体、LGBT社区和乌克兰其他团体的批评、分析和政策建议。
我们仍然需要恢复根植于普遍解放哲学的激进乌克兰传统，以对抗极右翼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传统。在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浩劫和向西方式民主和市场模式转型失败后，这就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小团体将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目标之一，这既是我们所处的西方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我们自己对乌克兰本土社会主义传统的重新发现。乌克兰本土社会主义传统与斯大林主义相抗衡，前者几乎被彻底消灭。后者来自我们对1917年革命、20世纪20年代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我们正视由斯大林主义和民族主义学派创造的历史空白点和对历史的篡改。这些空白点和造假，至今仍然在东西方当代年轻一代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今天，历史上的那种改写在乌克兰仍继续着，但它是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诉求下进行的，这种意识形态要求在非共产化法律和为官定历史服务的国家记忆研究所（InstituteofNationalMemory）中给出阐述。那么，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历史学术是被用来为新的乌克兰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论证的工具，并用来取缔对他们提出批评的批评者。
最后，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为什么如此多的西方左派没有像宗教狂热式的反对美帝国主义那样，抗议今天的战争？谁在为今天乌克兰和相关国家的被镇压者和政治犯们辩护？
除了缺乏意识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每一次反对既定秩序的历史性反抗浪潮都会瓦解，并再次融入现状。这一过程留下了一些政治角色的残余，他们说的是还是以前的激进主义的语言，但却是为了现在的一部分或另一个部分的利益而服务。在国际政治中，这就是所谓阵营论（campism）现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在试图捍卫苏联政治犯时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来自我们的一些左翼同志。对于我们对斯大林主义镇压的谴责，他们的回应是，像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样的西方国家机构在拉丁美洲实施的镇压更为严重。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实际上是对斯大林主义的辩护，是对其罪行的开脱，实际上他们认为苏联是一个比西方先进资本主义更优越、更进步、更人道的文明。这是一种含蓄的阵营论，一种支持保护苏联统治阶级免受其国内批评者——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ySakharov）、彼得·格里戈连科（PyotrGrigorenko）、列昂尼德·普柳希（LeonidPlyushch）和穆斯塔法·哲米廖夫（MustafaDzhemilev）等持不同政见者——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政治倾向。事实证明，恢复资本主义的是苏联执政的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的批评者。
今天的西方左派与之前20世纪70年代的自己相比，显得黯然失色。甚至有人质疑它是否还应该被称为“左翼”。然而，我们仍然要面对其残余势力中的阵营论倾向…。因此，如果我们要在今天的防御和团结工作中取得成效，我们就必须对抗当代的阵营论。它的范围很广，从蒙昧主义者对苏联的怀旧，到由俄罗斯政府自己培养和资助的西方游说团体的行动。
2018年5月31日
马尔科·博伊库恩（MarkoBojcun）是一名自由记者和乌克兰团结运动（UkraineSolidarityCampaign）的成员，也是《1897-1918年乌克兰的工人运动和民族问题》（TheWorkers’MovementandtheNationalQuestioninUkraine1897-1918）的作者。
译文有微小删节
原文链接：Ukrainiansocialistsinthediaspora:lessonsonColdWarsolidarityfromanother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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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一国际、工会和巴黎公社（1864—187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八章第一国际、工会和巴黎公社（1864—1876年）
↘英国工会所起的作用
↘德国工会和第一国际
↘工会和巴黎公社
↘法国工人运劫的再起
第一国际是一个政治组织。它的目的在于联合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反抗资本主义剥削者和他们的社会制度而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联合斗争。它为了反对战争，反对垂死封建制度的残余而进行战斗。它也为了废止美国的黑人奴隶制度，为了波兰和爱尔兰获得独立，为了工人获得选举权和为了争取社会立法而进行战斗。它同时还不断对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数育。
国际工人协会同时还是工会运动的国际，它为了工会的特殊需求而英勇地进行战斗。它积极地支持罢工，建立工会，并且反对使用童工和反对歧视女工。它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先驱斗士。筒而言之，他制订了现代工人运动的基本工会纲领。国际工人协会一共存在了十二年，它所召集的一切会议和代表大会都反映了它对工会运动的基本关切。[1]
[1]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届大会如下：1864年在伦敦（会议），1866年在日内瓦，1868年在布鲁塞尔，1869年在巴塞尔，1872年在海牙，1876年在费城。
国际工人协会在它186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由卡尔·马克思执笔的一项决议，阐明了对工会运动这个基本议题的立场。这项名为“工会；它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决议在赞助工会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所进行的传统斗争的同时，还批拜了这些团体通常所具有的狭隘性。它宣称，工会“还没有能完全认识它的力量来攻击雇佣奴隶制度和当前的生产方法”，它还说，“现在，工会除了它的本来任务之外，必须学习怎样作为组织工人阶级的枢纽，以实现完全获得解放这一更大利益。它必须支持旨在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社会和政治运动”。
在国际工人协会存在的时期内，工人阶级还没有发展起来，在政治上也还未臻成熟，对于工会运动，正像对于其他各种社会问题一样，自然有着许多混淆不清的观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蒲鲁东、拉萨尔、布朗基、玛志尼、巴枯宁和其他集团间的长期争论中，工会运动经常是争辩的中心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为建立强有力的和政治性的工会而战斗。
英国工会所起的作用
从一开始，英国工会便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重大的作用。他们大部分是这个运动的发起者，并且它们自始至终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们已经谈过，这个时期内的一群领导人物的领导集团“准塔”便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成员。许多工会都直接参加加了这个国际，据说在某些时候大多数英国工会都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在设菲尔德召开的各业工会会议建议所有工会一般都加入国际工人协会。1869年在北明翰召开的职工大会也热烈地采取了同样的态度。[1]同年，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阿帕莱加斯的报告说，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有95000个会员，这数目几乎包括全部工会的会员。另一方面,有些工会肯定地拒绝参加，其中包括伦敦工会理事会。马克思便是建议工会直接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人，这说明马克思对工会运动极为重视。[2]
[1]斯戴克罗夫：“第一国际史”，第133页。
[2]罗佐夫斯基：“马克思和工会”，第51页。
英国工会的领袖大部分都是与马克思的革命领导和国际工人协会的总的政治目标不大协调的。他们一般都从狭隘的工会观点看待国际工人协会，认为它是一个结束或限制国际破坏罢工行动的有效工具。他们也很满意国际工人协会能够为他们发动的各种罢工取得国内和国际方而的财政支持和道义支持。这些领袖在因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削弱工会力量的影响下，很久以来就失去一个世代以前具有斗争性的宪章主义者那种革命精神。他们所领导的工会主要包括熟练工人和新兴的工人贵族，在那个时候，在这些既得利益分子看来，资本主义似乎是一个很可以接受的制度。
一般说来，英国工会领袖在国际工人协会中是不太活跃的；他们从来没有作出像蒲鲁东分子和巴枯宁分子作出的那种坚决的努力以夺取工人协会。他们一般都仅仅有气无力地参加工人协会的几届代表大会，并且相当消极地接受大会的决议。他们对国际工人协会讨论的问题所采取的“单纯”工会的态度，是加在国际工人协会头上的一个保守的赘瘤。他们渐渐地趋向于同富于战斗性的卡尔·马克思争吵。他们中间较为活跃的分子像海勒斯、奥哲尔和艾卡留斯等终于公开地反对马克思，并且和蒲鲁东和巴枯宁领导的反对派勾搭，虽然他们不采纳这些反对派的具体纲领。他们同时还利用国际工人协会的英国支部作为反对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武器。他们不喜爱马克思提出爱尔兰应获得自由的要求。他们和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公社问题上的对立曾导致过一次危机。他们特别反对马克思对奋起斗争的巴黎公社的积极支持——这种具有革命精神的支持触犯了他们的自由党伙伴。除了阿帕莱加斯之外，他们在1871年都退出了总委员会。这是削弱国际工人协会和最后终于使它解散的打击之一。
德国工会和第一国际
德国的马克思玉义者在有限程度上参加了第一国际的工作，但是疲弱无力的德国工会运动对第一国际的工作，几乎完全没有起什么作用。在第一国际这个时期里1864到1867年——工会在面临雇主的巨大反抗和国家的横暴迫害下，在生存和发展方面都非常困难，而最糟的是，德国工人阶级许多社会党领袖严重地低估了工会的重要性。
拉萨尔为工人提出的纲领规定建立由国家补贴的合作社制度。他是工会运动的一个坚强的对手。拉萨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被一种“工资铁律”的约束住了。这个规律使工资不可避免地下降到仅得一饱的水平（马克思在和威斯顿进行的著名的讨论便是和这个理论进行斗争——见第七章）。因此，照拉萨尔的说法，不但罢工和工会没有什么价值，徒然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是一个危险，拉萨尔派甚至反对1869年通过的对产业工人（但不对农业工人）让步而准许他们有权组织起来的法律。马克思说：“李卜克内西违反拉萨尔的意志组织了柏林印刷工人工会。”[1]拉萨尔于1868年在和人决斗时被杀，但是继承他的人，最有力的拉萨尔派政治组织、全德工人协会首脑约·巴·冯·施维泽尔仍然继统执行拉萨尔反工会的政策。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部分，第三卷，第236页，柏林，1930。
然而，在资本家愈来愈大的剥削压力下，德国工人中间对组织工会的需要和决心都增强了。因此，拉萨尔派在1868年9月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他们在会上成立了工会。这个工会起初宣称拥有会员142000人。由施维泽尔任主席——他同时也是政治性组织、全德工人协会的首脑。施维泽尔是一个专制官僚，他把这个新经济组织仅仅当作政治组织的一个次要部分。他竭尽全力把工会降为一种类似谋求福利的社团，并且阻止工人利用它来作为进行罢工的工具。
在这个时候，倍倍尔已经从英国回来，带来了典型的工会组织法。他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开始组织独立的工会。也就差不多与此同时，希尔施和邒刻尔这两个也曾在英国研究工会运动的资产阶级政客开始组织工会，作为他们的自由派政党——进步党——的助手。于是，全国性的工会一共便有三个：拉萨尔派的，社会民主党的和进步党的。它们彼此之间斗争着。这种困难更因为警察不断的迫害、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不利影响和1873年发生的严重世界经济危机而加深。
1875年5月，拉萨尔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哥达协调了它们的分歧，建立了统一的党。这个行动立即导致了统一工会的运动。但是工会的前途并未由此好转，因为拉萨尔派低估工会作用的曲解带到了统一的党中。社会党人广泛地相信，如果工人获得的工资增加因为物价上涨而自动消失，那末工会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上代表德国，他曾经试图在德国党的队伍中建立团结和使党员对工会运动有较好的了解。但是他仅仅获得了局部的成功。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在1900年谈到这个时期时说，“党认为工会的特别任务在于多少是一个为党吸取成员的场所。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仅仅由于这个理由才支持工会。就是我个人，起先对工会也抱着这种看法。”[2]至于在政治方面，德国社会党人一般的看法都认为工会作为组织来说，应该完全脱离政治，而工人都应该参加社会民主工人党。
[2]倍倍尔：“工会和政党”，第227页。
面对这些限制和障碍，德国工会是很少能够向前迈迸的。在1877年，据报告全国性的工会总共只有25个，会员5万人，占产业工人总数的25%。最大的几个工会是“烟草工人工会（8100个会员）、印刷工人工会（5500个会员）、木工工会（5100个会员）、五金工人工会（4400个会员）。许多行业根本就没有工会组织。[3]而德国工会这一点的进展也由于发生德皇威廉一世在1878年5月和6月两次险些被刺的事件而中止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谋刺德皇的事件本来亳无关系，而政府却以声名狼藉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把整个社会民主运动——包括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列为非法，而迫使它转入地下。
[3]奈斯特雷普克：“工会运动”，第一卷，第182页。
拉萨尔主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操德语的工人队伍之中。它的追随者几乎完全局限于德国和奥地利境内，以及局限于移居到美国的德国人。拉萨尔对美国工会的影响一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还很强烈。尽管拉萨尔派一般支持第一国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正式加入第一国际。
工会和巴黎公社
把重点放在互助原则和经济合作上的蒲鲁东主义（见第六章）是工会运动的敌人。蒲鲁东不仅在法国和比利时对工会和罢工作战，而且他还把这种战斗带到第一国际里面来。在第一国际的头几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同这些反对工人政治行动、反对罢工和反对八小时工作日的反对派分子不断进行斗争。186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蒲鲁东派在他们的互助银行办法上赢得了多数的赞成；1868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提出主张在工人中间施行互相借贷的办法决议通过。然而到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击败了他们，于是第一国际才肯定地采纳了工业和土地国有，进行政治活动、建立工会、举行罢工和将来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具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蒲鲁东派，由于他在巴黎的主要银行在1869年破产而进一步地溃败了。[1]
[1]斯戴克罗夫：“第一国际史”，第131页。
另外一个消极的趋势（这回却是“左”倾的了），是布朗基的追随者也打算制止工会运动的发展。布朗基是1848年革命中的老战士。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及早发动起义上。因此，他对于耐心地建立工会这样一个逐渐推进的前景缺乏耐心。后来，他的运动改变了方针，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合并起来了。
工会虽然遭受到这些阻碍它前进的因素的影响，但是仍然逐渐巩固了自己。罢工行动在法国、丹麦和比利时大大增加了。各国政府无情地对付它们，使若干工人被杀，成千的工人被逮捕。在建立工会方面，克里特斯基曾说：“第一国际起了巨大的作用”[2]。在最初的数十年里，工人的战斗组织命名为“抵抗社团”，而在1867年，制鞋工人的组织第一次称他们自己是一个工会。当1868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的前夕，巴黎有70个工会[3]，而在法国全境，第一国际的会员估计有20万人[4]。比利时的工人运动也成为第一国际中最强大的工人运动之一。
[2]克里特斯基：“法国工团主义的演化”，第98页。
[3]莱汶：“法国的工团主义”，第43页。
[4]罗温：“工人和国际主义”，第46页，华盛顿，1929。
普法战争在1870年7月19日爆发，腐败的拿破仑第三政府在六个星期内便无希望地被击溃了。9月4日，法国人民推翻第二帝国，建立起一个共和国。共和国反动领袖的叛国行为激怒了巴黎的工人，1871年2月15日工人举行起义，在城内成立了公社，以便把法国从德国人和法国反动派手中拯救出来。类似的公社也曾在法国全境其他城镇试图建立，但是这种努力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第一个范例。[5]虽然在公社政府中工人没有形成实际上的多数，但是整个运动是在无产者的精神鼓舞下推动的。它的旗帜是工人的红旗，它的长远目标是社会主义。公社政府中布朗基分子最多，而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少数派。第一国际最初虽然劝告不要在巴黎举行起义，因为它认为那是没有成功希望的。但是在起义发动之后，它马上热心地支持巴黎公社。马克思在研究这次伟大斗争的教训时，写下了他的名著之一——“法兰西内战”。
[5]参阅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页。
巴黎公社在到5月28日瓦解为止，虽然总共只存在了两个半月，并且整个时期内差不多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内战，然而它在立法和无产者的组织上做了许多工作。它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成立民兵来代替常备兵，剥夺了警察的政治权力，让一切公务人员对选民负责，规定年薪最高额为六千法郎，选举和控制所有法官和地方行政长官，焚毁断头台，拆毁万恶的黩武标志凡多姆纪念碑（这碑是为了歌颂拿破仑第一的武功而建立的。——译者），并且通过了许多保护粮食供应和关于人民保健事业的实际措施。
工会积极地参加了这些建设性工作，也积极地参加了武装保卫城防工作。工会的许多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开始在合作的基础上重行组织生产。当起义发生之后，许多雇主逃出巴黎，使工厂的生产陷于停顿。因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失业问题，并旦减少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因此，公社在4月16日要求工会在工人合作社的基础上来解决恢复生产的问题。工会积极地执行了这个命令。最后，一共组成了43个生产合作社和7个消费合作社。[6]
[6]勒弗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145页。
然而英勇的巴黎毕竟不能单独抵御敌人纠集起来的大队人马。凡尔赛政府的军队在5月21日开始进入巴黎，经过八天激战之后，巴黎公社及进行巷战守城的工人们，终于在屠杀和血泊中倒下。于是，胜利的武装反动势力在梯也尔总统和加利费将军等刽子手率领下残酷地杀害了成千的战败工人。这次大屠杀比1848年革命斗争失败后进行的屠杀甚至还要恐怖。世界工人建立社会主义的第一次伟大尝试被击败了。[7]
[7]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第303——359页，巴黎，1929。
巴黎公社使全世界工人得到了许多基本教训。许多年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极其仔细地研究了这些教训。这些教训中有：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工人便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和农民建立密切的联盟是取得工人阶级胜利的基本需要；在革命中取得胜利的工人不能简单地接管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而必须另行建立自己的机构；巴黎公社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动范例，以及提供很多其他教训。
法国工人运动的再起
巴黎公社被倾覆之后，政府野蛮地迫害它的领袖和著名的战士。在武装抵抗停止后，至少有三万名工人阶级的男女和儿童被加利费枪杀。巴黎公社失败后，又有四万五千人被逮捕，其中有一万五千人被处决、遭受酷刑或被流放到海岛上可怕的监狱里去。成千的人逃往国外，逃到英国、瑞士、特别是美国。所有工会都被摧毁和取缔，其中包括蒲鲁东派的工会。法国的无产者被屠杀了。全世界工人都悲悼着这次可怕的失败。
虽然工人在巴黎公社时拥中遭受巨大的损失，并且又受到接踵而来的迫害，但是法国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很快地就再次站起来，积极地参加阶级斗争。在这个时期里，法国的工业正在迅速发展。1860到1881年间巴黎工人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工厂的规模和性能都迅速发展。工人很快地就开始就试图打破政府为反对他们而实行的戒严令（这个戒严令在1876年才取消）。表示他们进行抵抗的第一个反应是互助（或者叫做“友好”）会和合作社的再度成长起来，而不久真正的工会开始出现，罢工也开始发动起来了。
共和国新闻工作者巴巴瑞在甘必大的支持下开始有步骤地把工人组织到工会里面去。这是和那种试图控制工会的自由资产阶级政策相吻合的。资本家知道工人是必不可免地要组织工会的。巴巴瑞的政策是不进行罢工，争取社会和平。工人们着手组织起来——印刷工人，首饰工人，大理石匠，皮革工人，机器工人，铸造工人，纺织工人和其他各业的工人。勒弗朗说，1875年时就已有135个工会。[1]1876年在巴黎召开了全国工人代表大会。这是在法国工人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参加的有360名代表，宣称代表工会、各作社和互助会的110万名工人。
[1]勒弗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166——168页。
然而这还不过是一个初步的临时步骤。大会把自己局限在工人当前的许多要求上，讨论工会组织的权利、工业中的女工问题、学徒制度、合作社、互助银行和工人在议会里的代表权等等。大会甚至于排斥社会主义。[2]所有这一切温和政策使抱有革命主张的布朗基大为震惊。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微弱和怕事的组织也被政腐禁止了。但是觉醒了并且就要行动起来的法国工人阶级很快摆脱了巴巴瑞保守的纲领和领导。在以后召开的几次代表大会中，运动就带有较多的战斗性和革命性了。于是，1879年在马赛召开的代表大会明确地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现代法国的工会运动诞生了。
[2]莱汶：“法国的工团主义”，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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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选演讲（﹝智利﹞阿连德（SalvadorAllende），197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胜选演讲
﹝智利﹞阿连德（SalvadorAllende）1970
木易贺雄译
〔原文链接〕VictorySpeech
当我站在这个台子上通过这些劣质麦克风向你们讲话时，我已经深深地被感动到了。代表广大智利人的圣地亚哥人民出席的重要性用语言无法形容。圣地亚哥人民聚集在此，再次确认了我们获得了公平公正的胜利。这次的胜利将会为我们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参与者的国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些智利工人阶级今天就聚集于这里。今天是多么有不平凡意义的一天啊，我可以向智利人民以及圣地亚哥人民在学生联合会讲话。这是极其有价值且有意义的，依靠人民的意志和奉献才取得胜利的候选人从来没有站在过像这样重要的平台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场伟大的战斗不是属于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这个国家的青年人是先锋；这场胜利属于智利的战斗在今天下午公平地结束。
我想让你们理解，我只是凡人，就像所有人那样有缺点有短处的凡人。我不会骄傲，也不会想去报复谁，但如果我能承受昨天的失败，那么在今天我就担当的起的胜利。这次胜利也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我亏欠人民团结各个政党的，是我亏欠于所有和我们一路走来的各个社会力量的。我亏欠于激进党党员，社会主义党党员，共产党党员，社会民主党党员，MAPU和API的成员，和成千上万的独立人士。我亏欠于那些隐姓埋名却又无私的同胞；我亏欠于我们祖国谦虚的妇女。我亏欠于智利的劳动阶级，他们将会随我一同在十一月四号进入拉莫内达宫。
今天的这场胜利有深深的民族意义。我现在想再此澄清，我会尊重所有智利人的权利。但是我也想澄清，我也想让你们都知道，我们一旦进入拉莫内达宫，一旦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我们将会履行我们曾经的承诺：把人民团结阵线的纲领变为现实。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我们目的现在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复仇。我们也永远不会以任何理由放弃人民团结阵线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智利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民主的，大众的，民族的，和革命的政府的旗帜。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我在此重复一遍：胜利来之不易，巩固胜利和建立新的社会，新的社会契约，新的道德，和新的国家也会同样困难。
但是我知道是你们让工人阶级掌权，你们将会有把智利的夙愿变为现实的历史责任，智利的溯源就是：把我们的国家在进步，社会正义，我们国家各个男人女人和青年人的权利等方面得到无与伦比的进步。
我们已经去了的打击帝国主义剥削的胜利，也和垄断企业一刀两断，我们要来一场深刻且严肃的土地革命，控制进口出口，债务国有化，这些都会使治理得到进步，会建立起会使我们发展的社会资本。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属于历史的傍晚，在这庆祝的时刻，我想要想向你们所有人，所有人民政党的武装人员，和让这场胜利成为可能的以及目标比我们的国界更伟大的各方社会力量表达我最真挚的感谢。
从潘帕斯到大草原，从观海听涛的人到安第斯山上劳作的人，从朴实的家庭主妇到大学学生和教授，从小商人到智利的所有人所有青年人，我对着我的良心和对着工人阶级也就是这场胜利的主导者保证，我要为对我们大家和共同目标保持真切的忠诚。就像我说的那样：我唯一对我自己的希望就是在你们眼中，我既是同志也是总统。
在智利，是隐姓埋名的男人和被遗忘的女人让这场重要的社会事件成为了可能。成千上万的智利人在这个属于人民的时刻释放了他们的苦难与希望。穿越国家，在别的国家，人们对于我们的胜利感到十分满足。智利将会为美洲和全世界开辟他们可以踏上的新道路。团结的力量将会打破独裁的水坝，为其他寻求自由和自治的他国人民打通河道。
我们足够敏感去理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显示。面对这些现实，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将会成为那些选择策略的人。我们只能和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保持最好的关系。我们要求他们尊重被智利人推选上来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除此之外他们也别无选择。
我们现在尊重，以后也会尊重民族自治和不干涉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团结那些在各个大陆上为经济独立和人生尊严而战的人民。
我只想在这件历史大事上告诉你们，你们已经打败了金钱的傲慢，还有和金钱与之俱来的威胁和压力；你们打败了来自于恶意和阴险的扭曲思想，一个恐怖政权。如果一个民族有能力做到这个份上，那么这个民族也将会有能力明白只有通过更多的劳动和生产之力才会进步，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才会有真正的权利：工作权，住房权，健康权，教育权，休息权，文化权，和娱乐权。
我们要绷紧我们创造的力量，以此来实现人民团结阵线设立的目标。
我们齐心合力让智利的所求所需变为现实。我们会成立一个革命的政府。
革命不是破坏，而是建设；它不是爆破，而是搭建；而且智利人在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同志们，朋友们：我多么希望媒体允许我再和你们多说说话啊，你们每一个人都听见了我的讲话，也沉浸情绪之中，但是同时也坚信我们能够完成摆在大家面前的伟大人物，对于这些人物，我完全接受。我希望这场前所未有的集会将会展示出人民的良心。
当你们回家的时候，你们不会感到一丝激愤，你也不应该允许你感到激愤。人民知道打碎玻璃砸碎汽车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未来人们会说，像这样的骚乱将标志着我们的胜利，将会满足你的自觉性和责任心。明天或星期一你将会感到十分开心，你会一边唱歌一边上班；为了我们公平公正的胜利而唱歌，为了我们的未来而唱歌。伴随着手上长满茧子的人们和儿童的笑声，我们将会完成那些只有勤恳和有纪律的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在盼望着我们的未来。我完全相信我们将会足够强大，足够平静去开辟一条朝向美好生活的美丽道路；智利人民将会用他们双手建立起一条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我再次向人民团结阵线的武装人员，激进党党员，社会主义党党员，共产党党员，社会民主党党员，MAPU和API的成员表示感谢；以及对那些和我们一路走来的成千上万的无党派的左翼人士表示感谢。我对各党派的领导同志表示敬意和感谢，是你们使工人阶级的团结变为可能。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团结才让我们得到胜利，让人民得到胜利。
我们充满希望且幸福的现状并不代表我们将会放弃保持警惕：这个周末，人民将会和国家翩翩起舞，从阿里卡一直跳到马加兰尼斯，从山丘一直跳到海洋，我们跳的奎卡舞将会成为我们胜利喜悦的标志。
但同时，我们要让我们的人民行动委员会保持警惕，这样我们就可以为任何来自人民团结阵线领导层的指令做好准备——如果这是必须的话。他们将会对公司，工厂，医院，居民区的委员会以及普罗大众发出指令。我们要去研究我们的问题并想办法去解决他们，因为我们即将会让我们的国家行动起来。我信任，我深深地信任每一个让这次胜利成为可能的人的诚实与壮举。
我们将会更勤奋地劳动，更勤奋地生产。
我们为了智利的家庭，智利的工人阶级和智利这个国家更加勤奋地劳动，我们要有作为智利人的骄傲以及对我们伟大的历史性事业的信仰。在我本人的最深处，在我战斗的灵魂中，我们感受到你们赋予我的力量。今天萌发的东西是漫长旅途的一部分。我要接下和我们一路走来的工人阶级传递给我的火炬。
我们必须把这次胜利奉献给那些在社会斗争中倒下的人，和那些用鲜血浇灌智利革命种子的人。
在我完成之前我想说明，只有这样才是诚实的，政府发表了这次选举的数据也证明了结果的准确性。这个广场的负责人卡米洛·委内瑞拉将军授权了这次集会，我向他保证了人民将会负责人地集会，人民也知道他们赢得了这种权利；人民知道他们在今天十一月四日将随我进入拉莫内达宫。
我想强调一下，我们的对手基督民主党已经承认的人民的胜利。我们不用让右派做同样的事，我们也没必要。我们没有任何反对他们的情绪。但是右派永远不可能承认人民在痛苦中为希望而斗争时的伟大。
我从未像今天感受到过人类的温暖，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受到国歌的深刻意义。我们之前说过：我们是祖国奠基者的合法后裔，我们要为智利带来第二次独立：智利经济独立。
圣地亚哥的市民们，这个国家工人们：只有你们是胜利者。人民政党和社会利益给我们上了伟大的一课，这堂课的反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国界。
我希望你伴随着公平胜利带来的喜悦回家。今晚你怀抱着你的孩子，在你休息的时候想一想明天我们将会面对的困难，明天我们会投入更多的激情，更多的关心，让智利变得更伟大，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公平。
谢谢你，谢谢你，同志。就像我之前说的：我的党，工人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我最珍贵的东西。
我将让你的忠诚成为对人民领袖的忠诚——对既是同志又是总统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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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团结联盟基本纲领（﹝智利﹞阿连德（SalvadorAllende），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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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团结联盟基本纲领
﹝智利﹞阿连德（SalvadorAllende）1969
木易贺雄译
〔原文链接〕ProgramabásicodelaUnidadPopular
序言
所有党派和运动通过人民团结联盟的协调委员会团结在一起，协调委员会不妨碍个人的理念也不妨碍个人的政治议程。要完全同意以下对国家现状的描述，也要同意将会成为我们共同行动基础以及为人民而深思熟虑的纲领提议。
智利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这个危机在经济与社会的停滞展现出来，在贫穷的普遍化以及使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饱受苦难的无序中体现出来；员工，技术工以及中小企业的境况越来越艰难，妇女和年轻人获得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智利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的国家有丰富的资源，如铜和其他矿物。同样也有水力发电的潜力，广茂的森林，充满丰富水产的湖泊，超出我们所需的农业区等。但是智利人民有工作与发展的意愿，他们也有专业技术。那么是什么除了问题呢？
智利失败的原因是一个不符合我们时代需求的制度。智利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帝国主义，与外国资本有结构性联系，所以外国资本成为了主导。这不能解决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那些恰好从出身特权阶级同源不会自愿放弃他们的特权。
除此之外，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的后果，国家垄断企业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交易越来越大，外国资本的低级买办的重要性也随着每次交易日益凸显。
每天把智利一片一片地卖掉或多或少地成为了一个不错的生意。替他人做决定是他们每天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每天出卖自己的劳动，脑力和工作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为自己命运做决定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剥夺。
在智利，所谓的改革派和发展派成立了一个进步联盟，并且想把弗雷政府变成自己的政府，但他们没能改变任何重要的事情。
资产阶级的新政府是为了国家资本和外国资本服务的，他们想改变的微弱尝试在经济停滞，饥饿和对人民的暴力镇压中不痛不痒地覆灭了。这再一次证明了改革主义在解决人民的问题上是无能的。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遏制了民主的扩大而且加剧了反对人民的暴力。
人民斗争扩大的水平随着改革主义的失败巩固了反动派的地位，使得人民最终只能强迫它。
现在国家的形式暴力且野蛮的，就像流动小组的行动，和对农民以及学生的暴行，对移民和矿工的屠杀和其他对智利人有影响的暴行是不可分开的。
因为暴力就是伴随着那些住在豪华别墅的人一同出现的，而另一些大部分人口仍生活在没有卫生保障的住所中，有的人甚至还没有地方住。暴力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帝国主义的剥削可以以多种方式使得经济倒退：通过投资矿物（铜，铁等），通过投资工业，银行业，商业等；通过技术封锁，迫使我们在设备，许可证，和专利方面支付高额费用；以美国提供的高息贷款中的条款来迫使我们在美国消费，以及有义务用美国提供的船上运输购买的商品。
只通过数据就能展示。从1952年到今天，美国人在拉丁美洲就投资了74.73亿美金，并且拿走了160亿美金。
在智利，帝国主义掠夺了相当于我国历史上所有累计资本两倍的大量资源。
美国垄断企业联合资产阶级政府几乎掌控了我们全部的铜，铁和硝石。掌控了我们的外贸，而且我们政治和经济都要听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的。
它们主导者重要的工业和服务部门；获得了特权地位，而且还使我们的货币贬值，工资下调，通过农业盈余来扭曲农业活动。
它们同样也介入了教育，文化和传媒。还利用军事和政治协议试图渗透我们的武装部队。
掌权阶级使得情况变得更复杂也无法解决当前的局面，他们在过去的十年里加剧了智力对国外的债务。
有人说债务和国际银行的协议可以产生大幅的经济进步。但是他们唯一的成就是使智利获得了在世界上人均负债最多的国家的记录。
在智利政府和立法部门或多或少倾向于大财团和他们的奴才，以及掌握着我们经济的大公司，和几乎不受掌控的且拥有权力的地主。
资本家只想专心挣更多的钱而且他们不会满足智利人民的需求。举个例子，如果他们的生产和进口的更昂贵的车辆是一个好生意，那么我们经济的宝贵资源就会被转移到这个项目上来，而不会考虑只有一小部分智利人能够买得起，也不会考虑去满足那些更迫切的需求。
企业家集团掌控着经济，舆论和其他媒体，还有政治体制。当国家进行干预且拒绝偏袒他们时，所有智利人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因此财团们需要继续“工作”，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选择在必要的时候不去工作：
+给他们各种帮助。大企业有压榨国家的威险，如果他们要求的帮助和保证没有得到批准，就不会有私人投资。
+他们可以用所有智利人的钱生产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生产本国大多数人所需要的东西。
+他们把赚来的钱向国外银行账户上转移。
+如果工人要求更好的工资，他们就解雇工人。
+允许他们操控食品的分配，囤积粮食以造成事物短缺，并以这种方式太高食物价格，一边牺牲人民来赚更多的钱。
与此同时，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处于艰难的状况中：
+五十多万家庭住房困难，许多人还没有污水处理，饮用水，电力和卫生方面的保障，生活极为糟糕的环境之下。
+人民必要的教育和卫生得不到满足。
+超过一半的智利工人的工钱不能满足他们的最低生活所需。失业和工作不稳定使得每个家庭都遭受苦难
数不清的青年人在就业上面临困难和不确定性。
帝国主义资本家和特权集团占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但是他们却掌握着国家一半的收入。这就意味着智利人民生产出的每100块钱里都有50块进入10个寡头的口袋里，剩下的50块才能被90个智利农民和中产阶级所享受。
生活成本的上升对于农村地区简直就是地狱，特别是对家庭主妇来说。来过去的10年里，据官方数据统计，生活成本几乎上升了10倍。
这就意味着每一天自食其力的智利人民的工资和血汗钱都在被偷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退休人员，自由从业人员，工匠，和小生产者身上，他们的本来就不多的收入又因通货膨胀而减少。
亚历山德里和弗雷曾保证可以结束通货膨胀。可结果是就摆在眼前。事实表明，智利通货膨胀是因为我们社会服从资本主义，所以由结构性问题；而不是由于历届政府为了试图给维护体制和给工人减少收入时说的那样因为工资提高才会有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大资产阶级在维护通货膨胀以从中获利。他们的房产和资本会增值，他们和财政部之间的建筑合同也会得到调整，他们产品的价格上涨的速度也是永远领先于工资上涨的速度。
智利营养不良的人数在上涨。根据官方数据，15岁以下百分之五十的儿童都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以及学习能力。
这说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和特别意义上的农业系统不能满足智利人对营养的需求，尽管智利可以养活3000万，是当今人口的三倍。
相反的是，我们每年必须进口数十万美元的农业产品。
地主阶级是所有智利人食品问题的罪魁祸首，他们要为当今智利农村地区的悲惨现状负责。儿童和成人死亡率，文盲率，缺乏住房，和疾病在农村地区远远高于城市。
这些问题没有被民主政府的农业改革解决。只有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当下，土地斗争的发展以及对地主阶级的清算为智利的人民运动开辟的新的视角。
我们经济的增长太少了。过去的五年里，我们的经济平均以每人每天百分之二的速度增长；自从1967年就没上涨过。相反，根据政府本身的数据，我们已经倒退了。这就意味这在1966年，每个智利人有着比我们现在更好的生活质量。这解释了为什么当今大多数都不满意，都在为了我们国家寻找着新的道路。唯一真正为了人民的新道路就是人民政府结束帝国主义，垄断集团和地主寡头的统治，开始在智利建立社会主义。
人民团体的团结与行动
工人的力量在随着他们的人数，组织，斗争，权利意识，深度变革意愿的加强和宣传，对现有的结构批判以及阶级之间的冲突的增长而增长。我们的国家有300万有生产力的工人，然而他们巨大的生存力不能在只会剥削他们的现存体制中解放出来。这种力量和人民一起，动员着所有不为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利益和淫威而妥协的人；大多数智利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可以打破目前的结构，推进他们的解放任务。
人民团结的意义就在于此。
帝国主义者和本国的统治阶级将会反对人民的团结，他们会尝试再次欺骗人民。他们会说自由是宝贵的，暴力将会接管这个国家之类的话。但是人民群众会越来越不相信他们的谎言。
社会的动员力在与日俱增，今天，左翼力量的同意加强了这一点，而且还鼓励了这种动员。
为了激发和指挥智利人夺取政权的动员力，我们将成立人民团结委员会，在每个工厂，农场，城镇，政府机关和学校中活动；由左翼运动和党派的武装人员以及智利大众组成，这些智利大众将会由根本性的变化而定义。
人民团结委员会将不仅是一个选举组织，也会成为群众直接要求的传声筒和战斗员；最重要的是，它准备行使人民的权力。
这样一来，智利所需的这个新兴力量必须现在开始被孕育，人们应该组织起来，为他们的具体问题而站，也要开始培养需求意识。
这种集体劳动的体制将会成为纲领永久发展的动力，会成为人民群众有动力的学校和在所有层次上深化人民团结联盟内容的具体途径。在特定时期，该纲领的基本内容和人民的建言献策，以及一系列的政府措施将在一项人民的法律中得到说明，这项法律会组成新的人民政府和支持它的同一阵线，这将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纲领
+民权
革命的转变只有在智利人民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以及有效运用时才能实现。
智利人民通过长期斗争，终于获得了一些自由和对民主的连续性保障，但是我们应该保持警惕，并且继续进行斗争。但是权力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陌生的。
人民与革命的力量不会仅仅为了共和国总统的宝座而团结，也不会为了政府内部的党争而团结，而是要在工人，农民，进步分子，城市农村中的中下层掌权的基础上根据国情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人民的胜利将会为我国史上最民主的政权开辟道路。
在政治结构方面人民政府由两个任务：
1．保卫并且深入贯彻民主权力以及工人政权。
2．把当今的国家转变为工人和农民由真正选举权的新国家。
+深化民主制度和工人政权
人民政府将会保障民主选举权和尊重所有个人与社会阶层。意识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结社自由，住所不受侵犯和工会以及组织的权力将会得到有效的管理，同样也不会像当今这样受到来自统治阶级的约束。
工会组织和由工人，雇员，农民，移民，家庭主妇，学生，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匠人，中小企业主，以及其他部门的工人会介入与他们相匹配等级的事务。举个例子，在社会保障与安全部门，我们将建立管理机构来保证民主选举以及不记名投票。企业的董事会和生产委员会必须有工人和雇员的直接代表。
在住房机构里将会有多层级的居委会和其他的移民组织，这些组织在其他机构的监督下运转并在多个方面进行干预。这些不仅仅是一些例子，而且还是人民参与国家机构运转与管理的新概念。
同样，人民政府将会保障工人的就业权以及罢工权，保障全体人民受教育和享受文化的权力，充分尊重一切信念和信仰，保障他们进行宗教仪式的权力。
通过建立起可以使人民在不同层次的国家机构的机制，一切民主权力和保障都会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的行使权力的土壤而得到伸张。
人民政府将会通过人民组织有效地获得权力与权威。这就是我们强大政府的概念，因此我们要反对由寡头和帝国主义创造的政府，因为他们把权威建立在对人民的威胁之上。
人民政府将实行多党制。它将会包括所有当买，运动以及革命潮流。这将会一个真正民主，有代表性，团结的行政机构。
人民政府将会在法律范围内尊重反对党的权利。
人民政府将立即实行权利下放，实行民主且有效的计划，消除官僚集中制，取而代之的是所有国家机构的协调。
城镇的结构将会现代化，根据整个国家的协调计划承认其权力。这将会使地区性的部门转化为政治组织，向他们提供足够的资金，赋予他们应有的权利，以便它们可以和居委会相互协调，处理其社区和居民的地方利益问题。而且省级议会必须支持这一目的。
警察部门应该重新组织，它不应该成为一个反对人民，镇压人民的机构，而是成为保卫人民，使人民不被反社会行为侵犯的机构。警察将会人性化执法，这样就能有效且充分地保证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监狱系统是当今制度中最糟糕的一个环节，必须从根源上对其改革，要让那些犯罪者重获新生，洗心革面。
新的组织秩序：人民国家
+政治组织
在所有层级以及动员组织上实心民主化进程，新的权利结构将从头开始建立。
新的政治宪法将会使大量人民参与国家政权。
建立统一的国家，地区，地方组织，这些组织将会由人民议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
人民议会将会成为唯一的议会，它在全国范围内行使人民的主权。在这个机构中不同观点将会得到讨论与调解。
这种体制将会从根源上遏制智利在总统独裁制和腐败的议会制遭受的种种缺陷。
特定的规则将会决定与协调总统，总理，人民议会，地区和地方组织和政党的权利与责任，为了保证立法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政府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
为了协调民意产生的各种权力并使其用一致的方式得到履行，一切选举都应该在同一个时期共同进行。
一切人民代表组织都应该由不记名而且直接的普选产生。所有超过18岁的男人和女人，公民与军人，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都可以参加。
人民议会的成员以及一切代表人民的机构都将会被选民所控制，选民通过可能被撤职的机制来控制他们。
建立一个严格的各部门分离的体制，这样就能结束当高级官员任职结束或被撤职时继续为私人利益插手公共事务。
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应该由国家规划，应具有执行性，它可以协调指导和使国家行为合理化。这些规划将由人民议会审核。工人组织将会介入规划机制。
人民国家的地区和地方的权利组织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行使权力，并且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
他们还可以给上级机构提供建议或提出批评。
但是地区和地方机构权力的行使应该符合国家法律以及经济社会层面的总体规划。
人民国家的每一级别的社会组织都会有特殊权力。他们有责任在各自的领域分担责任并制定倡议，审查和解决其职权范围内的各种问题。这种权力将不会限制各个组织的独立性与自治性。
在它接管的那一天起，人民政府将会打开工人和人民施加影响的渠道，以便调解各个社会组织，进行决策，以及监督国家行政的运作。
这些决定都是为了加快当今集权官僚政府的清算。
+司法组织
司法组织和管理必须体现在宪法和真正经济独立中的自治原则作为基础。
最高法院的成员由人民议会人名，其成员除了个人能力的限制之外再无任何限制。该法院应自发产生司法系统的内部权力，无论是个人还是合议。
新的司法组织与机构将会为多数人服务。此外，它将变得更加有效且不那么繁重。
在人民政府中，新的司法概念将取代当前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司法概念。
+国防
人民国家将会优先注意维护国家主权，保卫国家主权将会是全体人民的责任。
人民国家将会对来自帝国主义和邻国寡头阶层的对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威胁保持警惕态度，这些威胁以及对人民的镇压滋生了扩张主义和和复仇主义。
爱国和人民在现代概念下有以下几个标准：
a)加强武装部队各个兵种的国家性。也就是说，拒绝利用它们来镇压人民，也不能参与为外国势力的利益服务的行动。
b)技术培训以及开放运动一切现代军事科技的成果，但是一切都要根据智利的利益，民族独立，和平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为标准。
c)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整合军队。人民国家将会为军队提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不损害其在保护国家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以上原则的基础上，有必要是确保军队物资，技术，正义性，民主的薪酬和晋升以及退休制度，保证官兵在退休后的及经济安全，并保证所有军官在服役期间的军队安全，而且还要保证所有人仅根据个人能力而晋升。
新经济的建设
团结起来的人民的力量将会寻找方法取代目前的经济结构，结束国内外垄断资本和地主的权利，开始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
在新经济里，规划将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央机构将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通过民主决议产生的政策将会具有行政效力。
+社会财产方面
我们的经济转型过程从从一项关于占有主导地位的国家性政策开始，开政策由目前的国有企业和被征用的公司组成。作为第一步，诸如铜铁硝石等被外国资本掌控和国内垄断集团的资源将会被国有化。因此，以下部门将会被国有化。
1．大型铜矿，硝石矿，碘矿，铁矿，和煤矿。
2．国家的金融胸痛，特别是私人银行和证券。
3．外贸。
4．大型公司以及垄断零售商。
5．战略性产品垄断企业。
6．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命脉的企业，例如电能的生产和分配；铁路，航空，航海运输；通信；石油及衍生产品包括液化气的生产，炼制与分配；钢铁，水泥，化工纤维制品和纸张。
对这些的征用使用都要在保护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社会财产方面
这个方面包括仍然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工业，矿业，农业以及服务业。
这些企业在数量上来说是占大多数的。举个例子，在1967年，共有30500个企业（包括手工业）、在全部市场中，大概只有150个被国家垄断所掌控，银行信贷剥削了其余部分的市场。该国的工业企业家向他们出售昂贵的原材料，并且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产品。
+个人财产方面
构成该部门的公司将受益于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国家在这方面企业寻求必要的财政收入和技术援助，以便它们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在其中工作的人数和它们所生产的产量。除此之外，这些公司的专利，关税，行会费，税收制度将会被简化，并且确保其产品的充分且公平的商业化。
这些公司应该干政工人的权利，雇员工资以及合理的工作环境。对这些权利的尊重将得到国家和公司工人的尊重
+混合方面
一些部门将会是混合制的因为这些部门将会有国家资本和个人资本共同构成。
国家应该向这些部门的公司发放贷款和信贷，而且应该成为这些公司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债权人。
这同样适用于这些公司获得国家和其下属机构的担保。
+深化扩大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一个和国家，社会，与经济结构中的变革相辅相成的过程，因此，土地改革的实现和其他的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了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们将会按照一下组织政策重新制定土地所有权制度：
1．根据不同地区的条件，包括水果，酿酒和林业等条件制定标准，通过征用过剩财产加速土地改革进程，地主无权优先选择保护区。被征用的财产包括全部或部分资产（机器，工具，牲口等）。
2．废弃和开发不善的国有土地将会被种植。
3．被征用的土地将会以优先以合作的方式进行开发。农民将会拥有地契来证明他们对分配到的房屋和果园的所有权，以及对合作社不可分割财产的相应权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土地将作为个人财产分配给农民，促进在合作基础上的组织工作和营销。
4．同样，土地用于还会创立具有现代化农业科技的企业。
5．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土地将会被分配给农户，佃农，医生和受过培训的农业工作人员。
6．通过合作化的农业劳动对小农所有制进行重组。
7．为中小农建立可以保障福利和服务的合作社。
8．保护可能受到掠夺威胁的土著社区土地的完整和民主领导，而且还要确保马普切人和其他土著人民获得足够的土地和适当的技术与信贷援助。
+经济发展的政策
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应该通过计划经济制度，计划生产，定向生产，技术员朱，制定税务制度，和国有经济部门管理来执行。以下是目标：
1．立即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问题。为此，在满足了国家所需的昂贵物品的生产之外，高收入部门转向大众消费，生产廉价且优质的产品。
2．保证所有工作年龄的智利人都有工作，而且还要有稳定的收入。这就意味着将制定一项政策，通过适当利用国家资源和科技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使得国家得到发展。
3．把智利从外国资本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我们将没收帝国主义的资本，为正常运行自行筹集资金，限制未被征用的外国资本，以便获得更大的技术独立和对外运输等方面的独立。
4．保证经济快速且呈分散式的增长，寻求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运用最佳的人力，自然，财力，和技术资源以增加生产效率和加快必要的经济独立，以及劳动人口的日常需求以及对尊严与人性的需求。
5．实施发展多样化的外贸出口政策，开发新市场，实现日益增长的技术独立和金融，避免货币贬值。
6．采取一些有利货币稳定的措施。对抗通货膨胀基本上是有结构性改革决定的。而且这必须包括适应市场需要，控制和再分配中的资本的流动，以及避免货币贸易中产生高利贷的措施。使得商品分配和经销合理化。稳定物价，防止结构性对高收入的需求导致物价上涨。
实现这些目标在于人民组织对政治与经济权利的控制，这种权利表现在国家经济领域和总体计划中。这种人民权力将会保证特性目标的实现。
社会职能
智利人民对社会的期望是合理且可以实现的。
例如，他们想要体面且不会挤压其收入的住房；为孩子们准备的学校和大学；足够的工资；终结物价上涨；稳定的工作；即使的医疗护理；明亮的街道；污水处理；饮用水；用砖铺好的街道；没有特权，公平且可操作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电话服务；警察；幼儿园；体育场；旅游服务和温泉。
人民要对这些正义的愿望进行满足——实际上这也构成了权利，社会不许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人民政府最关心的问题。
政府行动的基本点：
a)
出台工资政策，在工人的参与下立即建立相关部门，在全国各个地区确立最低工资标准。只要通货膨胀仍然存在，生活正本就会继续上涨，因此，依法建立调整通货膨胀的机制。这些政策每六个月执行一次，或者每当生活成本上涨超过百分之五时。在所有国家机构中，首先是在行政部门中要实行符合我们国情的工资帽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它将在技术上决定并构建起工资以及同工同酬制度，无论这些公司的所在地。这项政策将会在地区率先执行，然后再扩散到整个经济体，但不影响不同公司不同生产率的差异。用同样的方式结束男女或年龄在工资方面的歧视。
b)
整合，优化，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维持已取得的合法成果，消除滥用职权，效率低下以及官僚主义，改善有关方面的舆论关注，将退休金制度扩大到尚未实行退休金制度的工人部门，并移交公积金部门管理，这些部门将在规划范围内运作。
c)
由国家，雇主和社保机构出资，为所有智利人提供预防性和治疗性的医疗以及牙科护理服务。这项任务承担和保护公共健康的职责。在实验室实行严格成本管控和合理化生产，在此基础之上，药品将以足够的数量和低廉的价格供应。
d)
用足够的自己来进行全部住房保障项目的发展。建筑行业的工业化将会通过控制价格来发展，限制在这一领域的私人运营和混合运营的利润。在特殊情况下，土地将会分给有需要的家庭，为他们提供技术和材料帮助，以便它们盖房。人民政府有责任出台住房政策保证家家户户有房住。这将会消灭可调股息制度。月供或租金由不得高于购房者或租户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十。进行城市和社区改造，无论核心社区或边缘社区都要改造，要保证改造地区居民和在那里工作的小商人的利益，也要确保未来居民的利益。
e)
确保已婚妇女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平等的法律地位。所有孩子无论父母又没有结婚都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以及解除婚姻关系也需要设立相应的法律，，充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
f)工人和雇员之间的法律分工将被废除，要确立工人的共同素质，也要将工会的权利或达到所有没参加工会的工人。
文化和教育
+社会的新文化
随着人民获得胜利，社会进程将塑造一种新的文化，它将会把劳动视为最高价值，表达对民族独立的意愿并对其进行肯定，而且要形成批判现实的看法。
深刻的变革需要有社会意识和支持变革的热敏，他们受过教育，能够行使和捍卫自己的政治权利，在社会和技术上能够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并且可以用多种形式创造与享受艺术和智力活动。
如果今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已经开始了与畸形的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斗争，并试图将他们的成果带给工人，并将自己与他们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那么在新社会中，他们将会以先锋的身份继续行动。因为新文化不会通过命令创造；它将从反对个人主义的斗争中产生；重视人类劳动，反对污蔑劳动；反对在文化上殖民化的民族价值观；为了广大群众接触艺术，文学和媒体，反对将它们商业化。
新国家将寻求彻底改造的教育制度和建立新属于人民的文化制度，将群众纳入智力与艺术活动。广泛的流行文化中心网络将会促进群众的组织，以便他们行使文化权利。
流行文化体系将会不会孤立艺术和文学的发展，并增加艺术家和观众之间交流的渠道。
+民主，团结和计划的教育系统
新政府的行动将会加大和改善受教育的机会。
这些目标的实现将受到工人生活条件的普遍改善，而且要考虑到对教育工作者的影响。此外，还将制定一些国家奖学金计划，奖学金进化的范围足够官方，以确保左右智利儿童，特别是工农子弟的入学。
另一方面，新国家将在基本权利机关的调动下，以及地方和中央的支持下，制定一项建设学校的计划。豪华建筑将会被新建学校和寄宿学校征用。通过这些手段，将会出现智利每个农村公社，每个社区，每个有人的地方至少有一所学校（小学或中学）的趋势。
为了满足学龄前儿童的个人发展和需求，并使妇女能够参加生产劳动，将迅速扩大托儿所系统，优先考虑我们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阶层。这种政策可以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孩子更顺利地进入正轨学校系统。
为了使新的学习更有效率，要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参与和批评性，而不是让他们像现在一样保持被动接受。
为了快速消除现行文化教育制度中的赤子，我们将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消除文盲，提高成年人受教育程度。
成人教育将主要根据工作场所组织，为工人提供一般的，技术的和社会的教育。
教育制度改革不仅是技术人员的工作，而是一项由教师，工人，学生，家长，和监护人在国家框架内组织的研究，讨论，决定和执行的任务。
在内部，学校系统的规划将尊重教学的统一性连续性相关性和多样化原则。
在教育机构的领导层中，将会有有效的代表和社会组织，并纳入地方，区域和国家教育理事会。
为了实现教育规划的统一化，民族化和民主化，新的国家应该把教育用法律管控起来，首先是那些以社会阶级，民族血统和宗教信仰为基础选择学生的学校。这将会实现个人教育系统和其他私立教育系统的统一。
+体育
体育和所有运动从教育的基本层面，到青年和成年的所有社会组织中将会被人民政府重点关注。
+大学的民主，自治，和定位
人民政府将为大学改革进程提供广泛的支持，坚决推动其发展。这项民主改革将导致大学对智利革命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学术的教学和研究功能将会随着国家的需要在人民政府鼓励下重新定位。国家将会赋予大学足够的资源以便它们能够履行他们的职责以及进行国有化和民主化。因此，大学政府将会有各自的社区。
由于整个教育系统取消了阶级特权，工人子弟也有可能进入大学，并将允许成年人通过奖学金或者别的便利条件得到更高的学历。
+大型媒体
这些媒体（电台，杂志，电视，报刊，电影）在建立新文化新公民上有重要作用。
因此，必须给予它们教育方向，摆脱其商业性质，采取措施，使社会组织通过消除垄断的有害存在来拥有这些手段。
国家的大众文化系统将特别关注电影业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节目。
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
+目标
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目的是确保智利的政治自治和经济自治。
在尊重智利人民的利益基础上，智利将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建立关系，无论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
和那些被殖民的人民建立起友谊和团结的纽带，特别是那些正在为解放和独立战斗的人们。
推崇强烈拉丁美洲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将通过各国人民的外交政策来促进，而不是通过各国总统府来促进。
新政府将促进坚决捍卫人民的自决权，以此作为共存的基本条件。因此，政策将会是有警惕性且积极的，捍卫不干涉原则，并且拒绝帝国主义国家的任何歧视，压力，入侵和封锁。
巩固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交流与友谊。
更大程度的民族独立
积极捍卫智利的独立意味着要谴责现有的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国家组织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并且要与该组织吹捧的一切形式的泛美洲主义作斗争。人民政府将要成立一个真正代表拉美国家的组织。
必须审查，谴责和反对那些限制我国主权和贸易自由的承诺和条约，特别是智利和美国签署的互助条约。
以政治动机为条件的外国援助和贷款，或是背地里侵犯我国主权和人民利益的条件下进行的外国援助或贷款，将会遭到政府的拒绝和谴责。
同样外国对于铜矿和其他对来自拉丁美洲的原材料的掌控，以及长期以来导致贸易无法正常进行的贸易壁垒将会被废除。
+国际团结
各国人民为了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将会得到人民政府的有效援助。
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将会受到谴责，受到这些制度约束的人民有权反抗。同样，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挑起的一切形式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智利的外交政策必须谴责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承认和积极声援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
我们同样也会有效地援助古巴革命，援助拉美大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步。
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将会得到人民政府的团结，人民政府支持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所有宣扬或实行种族隔离和反犹太主义的反动政权都将受到谴责。
+拉美政策
在拉丁美洲范围内，人民政府将推崇一项在世界范围内肯定独立性的国际政策。
拉丁美洲一体化必须建立在摆脱帝国主义的依赖于剥削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且智利在发展的事项上要保持双边协定的积极政策。政府将会采取行动以防止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阴谋之间对智利领土问题的谈判，同时还要考虑到智利和邻国人民的利益。
智利的国家政治和外交手段必须打破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和消极怠工。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斗争里吸取教训，向他们提供我们自己的经验，以便在实践中建立起我们所倡导的国际团结。
人民政府40条
1．废除高薪厚禄
我们将限制官员的高薪。我们将会结束职位和工资的累积（理事会，经历，代表）。我们将结束行政管理人员和政治投机客。
2．更多的幕僚？不！
所有官员都属于同等级别，任何官员都不可以行使超出法律规定的权利。在智利，将不会有幕僚。
3．行政诚信
我们将结束偏袒行为和公共新政中的僭越行为。官方将不会滥用职权。任何因不会因为政治和宗教思想而受到迫害；应当注意官员的效率，城市，与公众的良好互动。
4．不再有奢侈的出国旅行
政府官员出国旅行将会受到限制：当然除了对于国家利益必不可少的旅行除外。
5．娱乐场所不再有公务用车
公务用车不得以任何结构用于私人目的。公务用车可以用于公共服务，例如运送儿童，转移病人和巡逻。
6．财政部不会制造暴发户
严格地掌控高级官员的收入和资产。政府不再是暴发户的工厂。
7．公平的退休金制度，而不是百万富翁的退休金制度
结束百万富翁的退休金，无论这些钱是来自议会还是任何公共或私营部门，我们将利用这些资源来改善低端人口的养老金。
8．公平且及时的退休
我们将给予所有60岁以上的人退休的权利，他们以前无法退休，因为这项制度没有执行。
9．对所有人开放的临时工
我们将把中小众商人，企业家和农民，自由职业者，工匠，渔民，小矿工和家庭妇女整合进一个临时工制度。
10．立即全额支付给退休人员养老金
我们将立即全额支付武装部队退休人员的费用，我们将公正地支付社养老金。
11．保护家庭
我们将设立家庭保护部门
12．家庭津贴平等
我们将平等地分配所有家庭津贴。
13．儿童为了快乐而出生
我们将为所有接受基础教育的儿童免费提供学费，书籍，笔记本和学习用品。
14．为孩子提供更好的营养
我们为所有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提供免费早餐，并为父母无法提供午餐的学生提供午餐。
15．所有的智利孩子都有奶喝
保证每个孩子每天都有半升牛奶。
16．按照人口提供妇幼保健院
我们将在所有人群中建立妇幼保健院。
17．为所有学生提供真正的假期
从全国挑选最优秀的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到总统府参观。
18．打击酗酒
我们不是通过镇压手段，而是要通过提倡更好的生活习惯打击酗酒，我们将根除酗酒行为。
19．所有人都有房子，灯光，饮用水
实现紧急快速建设计划，保证住房饮用水和电灯。
20．住建部不再有可调控名额
我们将取消住建部的股息和债务调整。
21．固定房租和月供
设定最多百分之十的家庭收入作为租金和月供。立即取消房东持有钥匙的权利。
22．荒原？不要！人口？要！
向所有荒原进行财政，半财政或市政场地建设。
23．只向豪宅受建筑费
八十平方米以下且没有温泉的非豪华自住房将免于征收建筑费。
24．真正的土地改革
我们将深化土地改革，这将使中小农户，小农户，一生，雇员和移民收益。我们将提供农业信贷。
我们要确保所有农产品的市场。
25．没有官僚主义的医疗援助
消灭所有阻碍残疾人和失业者获得医疗援助的官僚主义和行政障碍。
26．医院里药品免费
医院里药品和体检禁止收费。
27．不再有关于药品的价格骗局
我们会使药品价格大幅下降，降低制药材料的税务。
28．为学生提供奖学金
为接受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所有好学生提供奖学金，要考虑他们家庭的经济收入。
29．体育
我们将会支持体育以及为公众和学校建立体育场。每个学校和社区都有自己的体育场。我们将组织起来并鼓励民众参观。
30．为了结束通货膨胀的新经济
我们将会加大人民日用品的生产以及控制他们的价格，通过新经济的立即实行停止通货膨胀。
31．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有任何联系
我们会取消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承诺，结束可耻的货币贬值。
32．食品不再收税
我们将结束生活必需品的税务。
33．买卖不再收税
我们将取消买卖方面的税务，取而代之的时更公平且快捷的制度。
34．停止投机行为
我们将严惩经济犯罪。
35．不再有短缺
我们保证所有智利人工作的权利，并防止他们被解雇。
36．人人有工作
我们将启动工程和住房计划，开发新产业和启动发展项目等方面创造工作岗位。
37．解散移动警察小组
我们将保证社区和城镇秩序还有人身安全。
宪兵和调查组被指派履行打击普通犯罪的警察只能。我们将废除移动警察小组，其成员将被警察加大监视。
38．结束阶级非正义
我们将建立居委会，还要建立快速且自由的司法程序，以便知晓和解决特殊情况，例如现已可疑行为，欺凌行为，家庭被抛弃，以及攻击社区的安宁。
39．按人口提供法律服务
我们会为所有人提供法律服务。
40．成立国家文艺学院
成立国家文艺学院，以及在所有社区成立文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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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共产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十一章共产国际
↘社会改良主义的破产
↘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我成为一个共产党人
紧接着赤色工会国际1921年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国际便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数百名代表中，有伟大的列宁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重要的革命战士。我参加了大会的各种会议，并非常注意会上的讨论。这次大会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问题，即打入保守工会内部去工作与工团主义的问题，它自然跟赤色工会国际采取同样的路线。但我不准备详细评述大会的工作，只是一般地谈谈共产国际发展的情形，以及对这些发展的主要分析，这些分析使我成为一个共产党人。
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共产国际的起源开始于战时在基色尔（Kienthal）与齐墨瓦德（Zimmerwald）举行的革命者会议，甚至开始于战前世界各国社会党中正形成的左翼集团。共产国际的最后建立及其构成要素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需，是由于第二国际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党破产的结果，这种破产由于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拥护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保卫资本主义避免威胁着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达到顶点。
社会改良主义的破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地的革命工人群众（工团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少数人除外）都将他们推翻资本主义与建立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社会党身上。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虚妄的希望。苦痛的经验证明了：社会主义国际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大威胁，而是资本主义的支柱与救星。
至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与恩格斯已根据革命的原则建立社会主义运动。这两位领袖在共产党宣言中已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如何引起群众遭受资本家的高度剥削与贫困，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因其工人与其他劳动者中革命阶级意识的觉醒，这些人最后将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作为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
但是，在资本主义战前长时期相对和平的发展与扩张中，各国的社会党都落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保守的工会官僚们的手中。这些机会主义的领袖们逐渐拒绝与摈弃革命的马克思见解。而他们发展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理论，主张在资本主义下面不断改进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加群众的公民权利，主张资本主义经由收购工业是指国有化的渐变过程，与通过在国会中建立社会党人多数派而达到控制政府的办法，毫无苦痛地进入社会主义。
从这些改良主义理论中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不仅完全不相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而且完全不相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改良主义的社会党领袖们从不疲倦于坚称革命就是混乱，缺乏经验的工人们绝不能掌握与运用复杂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机构，工人们必须在很多年过程中一点一滴取得这种控制权，并学习如何指导社会。为第一个结论所需要的第二个总的结论就是：为了要使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根本必须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完好无损，使其免除来自工人方面的革命袭击，以及免除资本主义自己内部力量有助于破坏与分裂其本身的行动与影响。所以，整个改良主义思想的结果，是完全使社会党的利益与各国资本家的利益结为一体。这样，他们便帮助了雇主们反对正在发展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并帮助他们实行种种剧烈的措施，使各国资本主义制度走上帝国主义的扩张，使资本主义免于崩溃。
社会改良主义在1914年遭到第一次不可避免的瓦解。当资本主义列强强调他们急需从事帝国主义扩张而发动了世界大战时，其本身利益已与资产阶级结为一体的、机会主义领导下的各国社会的，在其资产阶级主子的领导下，几乎毫无例外地进入战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改良主义社会党领袖们这种叛变行动，宣布了社会改良主义的破产与第二国际的分裂；其必然的结果是建立由列宁领导下的革命的共产国际，社会改良主义及带有社会改良主义倾向的第二国际，迅速衰亡。所以，当大战结束时，伟大的革命浪潮席卷了欧洲几个国家，击败这一浪潮的正是社会党领袖们。由于他们控制了工人大众，由于这些领袖们不相信革命，且坚决不惜以一切代价来保存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基地，以便由此发展为社会主义，所以，他们一再违背建立社会主义运动所根据的基本原则，帮助资本家击退伟大的革命浪潮，并保持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完好无损。
在德国，1918年大战结束时，工人们由于自发的革命高潮推翻了威廉皇帝，给资产阶级重大打击，并循着胜利的俄国劳动者的道路，在全国各地组织了苏维埃。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如反动的毫无革命性的厄拍特（FriedrichEbert）、诺斯克（GustavNoske）、谢德曼（PhilippScheidemann）等，竟能够制止德国的革命，并组织革命胜利的巩固他们应对摧残苏维埃、建立威玛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及最后将政权交还资产阶级负责。在这一进程中他们枪杀了成百的革命工作者，其中包括英勇的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因为这些人反抗社会民主党人出卖革命的这种罪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这样公开无耻地拯救被击伤的德国资本主义行为，只有政治上的盲人才看不见。资本家们承认这事，社会党领袖也吹嘘他们拯救资本主义的功劳。德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德国的摩根、杜邦与洛克菲勒）在给大资本家们的信中，曾坦白说道：
“在战后资产阶级政权重新巩固的第一个纪元中，…金融资本家之所以可能维持其统治，仅仅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工人阶级导致。感谢它原来是一个带有社会性的工人政党的性格，社会民主党在那个时期（1918——1919）使那个制度重新巩固；它除了它的纯粹政治力量外，还有更可贵而持久的力量，就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同时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力，将其牢牢锁在资产阶级国家上。”
假如说在1936年，人类遭受到法西斯主义与恐怖的新世界大战危险的可怕威胁，造成这一形势的主要责任应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负。在1918年，社会民主党是有机会在德国结束资本主义与建立社会主义的，这对整个欧洲开始走向社会主义会有决定性影响。但是，社会党领袖们拒绝了那个革命机会，他们反而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我们看见了他们的出卖行为所造成的最严重危害：就是目前全世界法西斯主义恐怖与战争的威胁。
在意大利，在1929年战后革命浪潮中，工人与农民以进行一连串的大罢工，而发动了革命的进攻，使资产阶级感到束手无策，但又是改良主义社会党人摧毁了整个运动，而这次是以拍卖革命来换取一些小小让步。这一行动保存了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由于无产阶级随后产生的精神颓丧，墨索里尼得以展开他的攻势，并建立起法西斯国家。社会党领袖们已不像马克思谈到工人阶级的作用时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成为它在几个国家里的就行了。他们未能拯救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是由于他们没有控制住群众，在1917年11月俄国的群众是跟随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导的。
在战后长时期中，即从1918年以来，受了致命伤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各国的改良主义社会党领袖们中找到最好的看护士，这些人在很多国家里的资产阶级政府中都占有重要职位。资本家们为了挽救其衰亡的制度而采取的每一步骤，都获得这些虚伪的领袖们的拥护。他们利用他们的威信与权力引诱或强迫工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低微工资与失业苦痛；他们取消罢工及工人的其他尖锐斗争；他们赞助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赶快制度或工业合理化运动，并对工人们说这是走向繁荣的大道；他们拥护日益则更佳的备战预算；他们用最难听的名词诽谤苏联；在印度，英国工党政府枪杀反抗的工人与农民等。总而言之，各地的社会党领袖都成了被打伤了的资本主义的志愿援救人，他们正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他们的一切反革命勾当。
社会党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破产，在希特勒当权时才达到顶点。当被无法解决的种种困难包围下的德国金融资本家，开始转向法西斯欺骗宣传与恐怖主义方向，以便保存其受威胁的社会制度时，社会党改良主义领袖们忠于他们充当资本主义保护人的角色，也开始使他们自己走同一方向。他们当时有数百万工人作后盾，握有粉碎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但他们不愿与法西斯主义作战。他们拒绝与共产党结成统一阵线，拒绝反对日益增长着的法西斯威胁，而参加搜捕进步分子；他们拥护白鲁宁（HeinrichBrüning）政府，这政府替希特勒攫取政权铺平道路；他们牺牲工人的公民权利；他们号召工人投票拥护兴登堡，他被选上后就迅速将政权移交给希特勒。而且，为了完成出卖工人阶级的行为，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与工会头子们都拥护希特勒政府。正是这些工人骗子替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所以共产党把这些人称为社会法西斯分子，是很恰当的。
机会主义的社会党领袖们以为他们在法西斯新政权中可以找到充当资本家忠实仆奴的一席地位；但当他们知道下面这件事时，也感到惊异与狼狈：利用法西斯分子为其工具的大资本家们，决心继续镇压一切不是完全法西斯化的东西，不仅镇压共产党，也镇压改良主义社会党人，其中最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与天主教徒也在内。于是，社会党领袖们便驯服地让他们的庞大的党、工会、合作社等，不经丝毫斗争而被完全消灭掉，顽强地拒绝与共产党结成反希特勒的统一阵线。
假如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一道参加总罢工，将会改变欧洲的面貌：希特勒将被摧毁，法西斯主义将遭到决定性的败北，现在日益接近的世界大战（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也将可避免。他们不接受共产党的同一阵线建议，给社会改良主义长久的、灾难性的恶迹又加上一个大悲剧。这是他们出卖1918年德国革命后的适当继续。
社会党的社会改良主义在这样投降希特勒主义中，达到必然的完全崩溃。甚至跟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应遭谴责的社会党第二国际，也不能不说出下面的话来：
“这是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永远不能抹去的事实：参加德国国会的六十五位社会民主党议员中，就有四十八位决定对希特勒投信任票。”
这一战时与战后年代，也暴露了工团主义的破产，（工团主义归根结蒂也是社会改良主义的一种形式）并完全说明了他并不是能够摧毁资本主义的一种革命力量。甚至在战前，法国工团主义便已丧失战斗力量与战斗精神（法国的工团主义曾经一度吸引人们极大注意，唤起很多革命的希望）。它抛弃总罢工，放弃怠工行动，而大大降落到单纯的工会的社会改良主义水平。当战争到来时，法国工团主义的领袖们除少数例外，都完全支持法帝国主义的目的。当战争结束时，斗争热情曾一度很高的法国总工会（C.G.T）官僚们也跟社会民主党工会同流合污，政治领袖们坚持努力拯救资本主义，极力诽谤苏联与阻止有爆发之势的普遍共产党革命。法国总工会的反动方针最后于十二年前，造成分裂，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法国统一总工会（C.G.T）。意大利的工团主义战后也步他的后尘而堕落成社会改良主义；工团主义工会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猛进以前就最后崩溃，它的很多领袖都变成墨索里尼欺骗性工会的官僚。在西班牙，工团主义在这一时期也同样走上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尽管在战时采取英勇的立场，后来又怎样退化成为一个狭隘的反苏宗派组织。
工团主义的工人是革命的，但他们的传统纲领是不革命的。1936年表现了工团主义的破产，那时西班牙的工人，尽管相信反议会政治斗争的理论，但在铁定的客观需要的压力下，首先投统一阵线候选人的票，然后又英勇地拿起武器保卫人民阵线政府，而且，他们迫于同样严重的客观需要，可惜要以严重的失败为代价，终于消除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抛弃关于在社会主义下面工会管理工业的幼稚幻想，抛弃他们关于地方分权与自发性的错误观念，他们对工人进行政治组织的抗拒以及他们对中央集权政府与有纪律的军队的反对等。同时西班牙的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工人，由于有苏联工人阶级及其伟大共产党的革命经验做指导，将容易记取这些基本的经验教训。
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因为机会主义控制下的社会民主党与工会战争爆发前很久业已开始陷入社会改良主义的泥淖中，觉悟程度很高的革命分子逐渐形成了反对放弃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目标。这种反抗于二十世纪初在苏联表现得最尖锐，很快在德国及其他国家也发生这种反抗。美国社会的1909年与1912年的分裂，就是全世界日益高涨中的反对社会改良主义斗争得一部分。这种运动在社会党内部一直进行到该党领袖拥护世界大战的行动造成最后分裂为止。至1919年，共产国际诞生了，由左翼社会党人、革命工团主义者与个别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也诞生了，几乎包括了从英国到中国与加拿大到智利的每个国家。甚至当我写这书时，即1936年时，第二国际内部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规模更宏大而有力了，这是由于改良主义的领袖们已显然破产，及在法西斯主义进攻的面前急切需要建立统一阵线与战斗性政策的结果。美国社会党内反对“老卫士”的斗争，只不过是第二国际中新的世界性革命精神复活的一个方面而已。我将在下面几章中再加以评述。
在反对工人运动中社会改良主义的革命斗争中，不仅就苏联来说，而且就全世界来说，列宁是卓越的领袖。列宁是马克思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与实际领袖。他的观点是以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为根据的，斯大林阐明列宁主义的定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见《列宁主义问题基础》）曼努意斯基（DmitryManuilsky）在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上，对于斯大林的定义解释如下：
“列宁进一步发展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说，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殖民地民族革命的作用诸问题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中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列宁超越任何其他人，制订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他进而领导这运动赢得最伟大的实际胜利——俄国革命。罗佐夫斯基（AlexandrLozovsky）谈到他在党内的作用时说：“他是党的理论家、党的实行家、鼓动家、宣传家、组织家与领袖。他是一位士兵同时也是一位将军，他是一位导师同时也是一位学生。”（见《列宁，阶级斗争的伟大战略家。》
但这里不准备详述列宁的作用或共产主义的原则。在我的《走向苏维埃美国》（此书已绝版——译者）一书中，我曾力图概述共产主义运动的方法与目标。现在，我只能提到列宁在他反对社会改良主义与拥护革命运动这一斗争的，他所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
社会改良主义者在伯恩施坦的领导下，背叛了马克思的学说，而发展了这样的理论：资本主义正逐渐克服其内在矛盾，而走向一个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群众的生活水平将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经由零星的改革将会产生进步的、必然的进化，到达社会主义。列宁曾以猛烈的火力攻击这种机会主义的不革命理论。他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作了精确的分析，指出事情发展正与改良主义社会党领袖们的说法相反，资本主义正日益接近自由扩张时代的告终，而正进入衰亡与没落的帝国主义时期。他进一步指出：这一帝国主义必然产生较前更深刻的工业危机，使劳苦大众更加贫困；它使一切阶级矛盾更尖锐化，并挑起国家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他并证明帝国主义是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一分析为以后的整个形势发展光辉地证明了。
列宁也粉碎了改良主义者的谬论，他们说什么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工人可以用选举的方式把这种国家和平地夺取过来，然后利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他用有力的逻辑力量证明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已证明过的真理：资本主义国家只是稍加伪装的有组织的资产阶级专政；历史上从未有过不经激烈斗争统治阶级就放弃它的统治的事情，结果，革命工人必须与农民结成同盟，用公开斗争来摧毁资本主义国家，而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苏维埃政府，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地政权。列宁也仔细地分析了新无产阶级国家的形成与作用。我们只要看德国、意大利与西班牙的法西斯恐怖，就会了解列宁的整个分析的正确性，就会了解社会改良主义者们经由只是合法的议会斗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计划，是多么无济于事。
列宁并不反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争取经济与政治的改革。相反地，他充分了解：争取满足较小要求的日常斗争，必然是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起点。但是，这种改革绝不是像社会改良主义者们所了解的，是运动的最终目的。这种改革只是革命斗争的“副产物”，是保卫工人的旗帜，是教育、组织与训练工人阶级准备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后一击的一种方法。
改良主义社会党领袖们，依靠的是熟练工人与小资产阶级，他们一贯不照顾非熟练工人与农民，而且像真正的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让殖民地国家中被压迫的群众，遭受“宗主国”帝国主义国家中资本家主子们的无情剥削。列宁为了反对这些狭隘的机会主义政策，发展了一切受压迫人民的广泛同一阵线。他使非熟练工人与熟练工人结合起来，，组织工人与贫苦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同盟，并使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
在反对战争中，列宁嘲笑改良主义者的谬论，他们说帝国主义战争是可以用非战主义的宣传来制止的。列宁也嘲笑了工团主义者认为战争是可以用一个“叉起双手”总罢工来击败的理论。列宁主张一方面应运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来组织战争与使战争更加困难，包括反战宣传与总罢工等，但反战斗争必须用基本上从下述政策出发：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变为推翻资本主义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
为了实行这个革命的纲领，列宁制订了共产党的主要基础。党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原则为基础的。共产党不像社会党那样党员是无定形的，它只包括工人阶级中最先进最优秀的、有战斗性的分子。它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的，并具有强烈的纪律性。就组织结构说来，它的基层组织是由从事各种工作的各个机关：如工厂、农场、学校、政府、陆军、海军等机关中的革命分子组成。列宁认为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够是真正革命的党，它比改良主义社会党好得无可比拟，配得上领导一切领域中满足工人政治、经济与文化要求的斗争，并领导工人最后推翻资本主义与建设社会主义。
当资本主义制度进入世界大战与总没落时，历史对共产主义运动与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运动提出最严重的考验。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改良主义的结局多么悲惨，虽然它拥有那么些选举人，控制了很多政府，有千百万工会会员与合作社社员，但是最后仍然支持世界大战，使无产阶级革命遭到失败，使工人阶级情绪沮丧，使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
但是，萌芽的共产主义运动胜利地通过了这一生死交关的考验。正如列宁所预言的，在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统一战线同盟的工农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粉碎了资本主义制度，并用苏维埃政府的形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使世界资本主义堡垒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从而，在任何现代国家从未遭受过的最严重的阻碍与困难情况下——经济封锁、武装干涉、内战、饥馑、疫疠、经济崩溃、怠工破坏、工农业停滞等——他们在地球六分之二的面积上从事建设社会主义。
由于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德、意与奥地利的革命都暂时遭到失败，全世界又面临法西斯主义与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同时，由于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的不革命性质，西班牙的革命斗争遭到危险的威胁，只有首先为苏联示范的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才证明了劳苦大众的胜利，与达到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
当社会改良主义陷于衰亡与危机中时，而共产主义的苏联却有了现在为斯大林所领导的伟大共产党，用创纪录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工业，使中世纪的农业制度深刻的革命化了，并迅速提高苏联广大群众的经济文化水平。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第一个大胜利的苏联，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希望，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与革命力量的领袖与鼓舞者，它是社会主义新世界纪元的开始。
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参加共产国际的、日益壮大的共产党，正努力在统一阵线的斗争中，教育、组织与领导工厂与田庄中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他们已因第二国际改良主义政策的破产而感沮丧，已被法西斯主义狂乱的欺骗宣传与没落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反动弄得头昏眼花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共产党是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一切真正斗争的心脏与领导者，中国、德国、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巴尔干国家及其他很多国家中工人与农民进行的英勇斗争，雄辩地证明了这点。但我这里不可能评论这些斗争；我现在必须回过头来谈谈我1921年在莫斯科的情形。
我成为一个共产党人
我在莫斯科住了约三个半月，我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各种派别的共产主义运动，革命的历史与组织，共产国际与赤色工会国际的历届会议。我广泛阅读共产党的政治文献。由于密切观察与阅读的结果，我宣布我自己是一位共产党人。
工团主义者们，由于他们具有反对国家与反对政治行动的理论，在了解与接触共产主义上，经常有很大困难。但是，我从事革命运动多年来的整个经验，使我能欣然成为一位共产党人。使我接受共产主义观点立场的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就是列宁与共产国际其他领袖处理到保守工会中工作这一问题时的高度英明方法，这个问题使美国带反抗性的领袖们约三十年来碰破头皮，也不能解决。但更带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我认识俄国革命本身的结果。很显然地，共产党不仅是要革命的人，而最重要的是实际促使一个革命发生的人。拿他们的成员与工人运动的成就比较，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在1921年，俄国革命处于非常困难的情况中。内战刚胜利结束，但国家经过七年的战争与革命（在这一时期中，它通过了成千的困难）已衰弱不堪。工业生产降到只有战前产量的百分之十，农业生产也大大下降。国家又因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封锁而遭受可怕的苦难。到处发生饥荒，平常一个人的每日配给量只有约半磅左右的黑面包。在莫斯科及其他城市，很多人在严冬只有用他们自己房里的家具与碎木块当燃料烧。很多城市里整个地区都没有水电供应。成千成万的人从饥饿的城市逃到情况稍为好一点的乡间去。乡村中的反革命暴动与城市里的罢工与破坏，乃是常事。伤寒霍乱很常见，医药治疗几乎是没有。伏尔加地区可怕的饥荒，刚刚才开始。这的确是非常凄惨的情景。被击败的资本家与地主们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帮助下，只替在建立中的社会主义，留下了一团残破。但是，在这混乱与毁坏中，站立着英勇的俄国工人阶级，它在以伟大的列宁为首的跑不可破的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地克服了无数敌人，准备在这落后而被毁坏的国家里，开始十倍“不可能的”社会主义重建的任务。
在我到达莫斯科以前，我必须承认：我对俄国革命的结果甚表怀疑。由于自己埋葬在屠宰业与钢铁业工人大罢工中，找不到机会使自己摆脱当时流行的机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才可能产生。但是直接接触到革命时，这种错误意见就几乎立即被粉碎了。很快我就一目了然，在苏俄发生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正是我整个成年生活所奋力以求的革命。情况困难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阶级正在进行拼命的革命斗争，我处的地位是参加它的队伍尽力帮助这一斗争。我必须与戎装的俄国工人们肩并肩地走向胜利、失败或撤退。尽管革命不断遭到困难，但我详细研究了情况之后，仍然相信：工人们将最后赢得了胜利。在我回国后立即出版的《论俄国革命》一书中，我曾这样写道：
“革命是艰苦的斗争，但我对革命的结果并不感到沮丧失望。俄国工人们由于他们在过去已获得英勇而惊人的成就，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虽然全世界都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他们仍在极大劣势中解决了组织与管理政府的政治问题，用建立大军鸡腿很多敌人的办法解决了军事问题。他们也将解决巨大的经济问题。就我判断，俄国革命将会执行完成其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自由国家的任务的。”
我写了上面这些话后十五年来，虽然革命的问题间或的确是极端困难，但我的乐观主义反而加强了。在这一时期中，我到苏联去了很多次（这样使我对复杂的俄国语言有些了解），而且我可以观察革命在每个阶段中的情形。我目睹列宁伟大的新经济政策的胜利，而各地的资本家与社会党领袖欢呼以为这是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结束。我亲眼看见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完成了改造旧工业的任务，并开始建设新工业体系。我看见斯大林所领导的反对布哈林所建议的会造成大害的机会主义纲领的斗争，获得光辉的胜利。我看见最后堕落为叛徒与暗杀者的托洛茨基与齐诺维耶夫被击败。在苏联各地旅行中，我亲眼看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工业迅速建立起来，农业大大集体化，武装防御力量也加强了，广大群众的文化与经济水平也已提高。总而言之，我从各个不同方面观察到：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迅速建设中，这个国家给全世界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指出了他们从资本主义地狱中解放出来必经的道路。
虽然我在1921年已深信：俄国工人已找到在苏联走向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但仅仅这一事实并不使我深信：达到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纲领是其他国家所必需的最好纲领，特别是就美国说来。相反地，我是就美国的情况及我自己参加阶级斗争的长期经验，来衡量这一纲领的各个方面。而最后的结果是，我在列宁主义中找到了对每个重大革命问题的解答。
一开始时，我还未在原则上相信必须进行革命斗争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再早十二年，我已认识到社会党企图经过零星的改革使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政策，是徒劳无益的，而我的整个工团主义思想（甚至连最带机会主义色彩的那些思想也在内），是基于这样的命题：就是用工人的优势力量来摧毁资本家的权力。我在与冷酷无情的、专横独裁的美国托辣斯进行阶级斗争的整个经验，使我充分认识到，当权的资产阶级永远不会经过谈判、收买或投票而放弃它的政权的，它将不惜施用一切暴力来维持它的统治。但共产主义给我上了很多重要课程，关于进行这样革命斗争的方法与方式，其中包括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革命的宣传鼓动及斗争与工人争取满足迫切要求的日常斗争相结合，工人与农民的统一阵线的政策，这些政策在俄国革命中都光辉地加以运用了，这些政策在适当的情况下，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是可行而必不可少的。
至于革命政治行动的问题，虽然我十二年来都是以为工团主义者，但我觉得我接受这一思想并没有什么困难。在后来若干年中，由于我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在屠宰业与钢铁业工人罢工运动中，我已逐渐感到有政治行动的需要，并且愈来愈感到力图使工人的斗争只局限于经济要求，是不聪明的政策。的确，如我前面所说的，由于我对政治行动的观点大大改变了，所以，1920年在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劳工党运动中，我已经是一位积极分子。当我以疑虑的心情观察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其他国家工团主义的削弱时，我更深信有进行政治行动的必要；此外，在经由伦敦赴莫斯科的途中，难道我还没看见我们工团主义者如此期待着的矿工、铁路员工与运输工人的三角同盟，遭到可耻的崩溃吗？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难道俄国革命本身还没完全揭穿工团主义的无用吗？工团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在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反对英勇的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时的不革命行动（这还是温和的说法），使我对反政治斗争的工团主义的幻想完全破灭了。这些事实更使我深信：政治行动对工人说来是基本必需的，不参加政治行动，胜利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
很多工团主义者与其他真诚的工人，在了解苏维埃政府——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的作用中，也有很多困难。这是因为：他们抱有幻想，以为国家的性质与社会的条件，可以由资本主义轻易一跃就进到完美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他们忽视过渡时期的整个问题。然而，我没做很多观察就了解：在苏联，严格执行革命的无产阶级意志的强大国家，是维持工人的统治与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而且它是达到最后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步阶段。
假如俄国工人愚蠢到力图根据社会党人的计划，用一般的、一切阶级的民主政府来建立新社会，或者像工团主义者所建议的，通过工会接管的制度来建立新社会，抑或按照无政府主义者单纯依靠群众自发性活动的思想来建设新社会，那么革命很快就会被国内外的很多阶级敌人破坏与摧毁了。这些敌对分子，经常从事阴谋诡计、破坏与骚动，必须加以镇压，而且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确被镇压下去了。镇压这些敌对分子，是工农胜利的第一条件。
我也十分相信，当美国发生革命时，在从前的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基础未被完全摧毁以前，它将永不能保持政权或建设新社会，除非它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组织，足以镇压强大的资产阶级分子与仆从（这些人那时将是或多或少疯狂的法西斯分子与好战的反革命分子）。这样一个革命国家最好的形式，就是苏维埃：这是一个以由工厂、矿山、铁路、农庄、军队等直接选出来的代表为基础的政体，这政体在劳苦大众中建立了最广泛的民主，并建立了反阶级敌人的最坚固的战斗阵线。
俄国共产党的高度纪律性，在工人中间，特别是在工团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也引起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顾虑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而已。就我本人说来，甚至1921年我初步观察俄国革命后，便完全消除了这种顾虑，由于我有机会研究俄国革命，只有政治上最幼稚的人才会不了解，没有这样一个有纪律的政党，首先就不能够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工人们就是一旦取得了政权也不能保存他们的政权。我仔细研究了俄国共产党，它的集中制是与党内民主相结合的，它的基本核心是建立在工厂、农庄、学校、军队里面的，它的党员都是工人阶级与贫农中最优秀的富有战斗性的分子，它在超人的困难创造了胜利的记录，经过研究后我必然得出这样结论（当时我表示过这一件）：俄国共产党是人类所创造的最高级的组织形式。我无需乎再怎样想就认识到：美国工人在强大的美国资产阶级作战中，除了记着他们自己的特殊情况外，最好是根据苏联伟大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来建立他们的党。
我也毫无困难地接受了共产党建立一个强大的、集中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的政策。很显明地，这样一个组织时世界资本主义作战所必需的，而共产国际本身的活动也表明了它能够指导这世界革命运动。共产国际的领袖们是各地马克思主义者无比优秀的部分，他们掌握了各国的情况，他们有很多亲身经验，特别是俄国领袖们，其中很多人都在很多国家在居住过，而且亲身参加了祖国的三次革命。这样一个中心，比任何社会大团体、资产阶级政府或经济组织都更消息灵通，并且遵行一贯的革命政策，它比自治的、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无比优越，配领导世界革命运动。
我不仅了解了俄国的革命，特别考虑到俄国革命的纲领适用于美国的问题，只有经过这样来考虑共产主义以后，我才宣布我是一个共产党人。我从前参加社会党九年，参加工团主义运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与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十二年，及为各种工会会员二十年的时间，获得相当广泛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根据这些理论只是与实际经验，我作出了这一决定。因此，我看清楚了，共产党纲领是表示在一切国家在资本主义注定死亡，建设社会新秩序——社会主义的一种纲领。所以，在1921年中期，当我回国时，我便参加了共产党，并在革命的共产国际队伍中站在我适当的地位上。以后十五年的过程中，苏联仍继续前进，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社会改良主义破产、法西斯主义增长，这些只证明了我1921年的决定是对的，是我相信共产党纲领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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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赤色工会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十章赤色工会国际
↘老毛病——双重工会主义
↘意外的援军
↘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9年钢铁工人罢工的失败，打乱了我的整个战略。我原来想利用这次斗争来作为一个跳板，以便在一切产业部门中开始一个总的组织工会运动，但这计划破产了。我企图把未经组织的群众组织起来，推翻龚柏斯机构的希望也破灭了。但是，从我们在屠宰与钢铁工人罢工运动的经验中，除了取得急需成立产业工会等的重大教训外，对我们战斗者说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也是明确的，我们并着手根据这两个经验教训来行事。
第一个经验教训便是，我们的“打入内部”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工团主义分子中极少数人曾在美国这两个高度托辣斯化的产业中，协助着发动与领导组织了五十万以上工人——本国工人与外籍工人、白种工人和黑种工人、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女工与青工——的运动。而且，我们曾将这些运动引导到基本工业部门中去，而整个工作都是在不顾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方面的极端无能、冷淡与完全怠工的情况下完成的。
在屠宰与钢铁工人罢工中一再对我们着重指出的第二个特殊教训就是，为了要实行“打入内部”政策，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左翼集团，一个有组织的、富有战斗性的少数集团。我们与进步人士建立的松弛的统一战线，是不够的。在这个运动中，缺乏强大的左翼组织，成了我们害处很大的障碍，因为正式的工会机构本来就是操在反动的高级工会领导人手中。在屠宰工业中由于缺乏一个有组织的左翼运动来支持我们，我们遭到严重困难。在钢铁工人罢工中，由于有约一八五是个组织者在我们的领导下，其中约一半是社会党人、进步人士、农工党人及其他工会战士，并包括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老战士，如曼雷与汉默斯马克，我们所处的情况便不像在屠宰工人罢工时那样恶劣。就是有了这批人，我们才能够极力反抗威尔逊与龚柏斯所提出的钢铁罢工“延期”举行的要求，延期实际上就是要取消罢工。然而，这个组织也是很不够的。
显然，我们必须建立另一个打进去工作的组织。旧有的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及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确都已触礁，但也许下次我们将获得更大成功。由于有了这个总的思想，因而于1929年1月当罢工结束时，我便辞去了美国铁路车务工人兄弟会的组织者及濒于死亡的全国钢铁委员会书记的职位。我决心再回到铁路上去工作，以一个小兵的身份再试图在工会中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左翼运动。花费几个月时期写钢铁工人罢工的书籍后，我力图在铁路上找到一个工作；但我发现我的名字已被列入芝加哥铁路工人黑名单中。我曾短期替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官方报纸撰写文章，但后来又放弃了这种工作，于是又告事业。
当时约翰斯东、曼雷和我以及芝加哥其他若干战斗分子都曾准备了建立我们新的左翼工会组织的道路。最后在1920年11月，我们成立了这个组织——就是芝加哥的二十四个人，我们将这个组织名为工会教育同盟。我又被选为书记。
老毛病——双重工会主义
新成立的工会教育联盟立刻又碰到碰沉它的两个前身（即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于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同一岩礁——那就是革命分子们普遍持有的双重工会注意。这种情形似乎较前更厉害。在屠宰业与钢铁业组织工会运动中，双重工会的幻想曾给我们极大阻碍。我们简直不能劝说左翼富有战斗性的分子积极参加两大组织运动，由波兰、俄罗斯、立陶宛及其他地方移民过来的广大工人群众中，就有很多这样富有战斗性的左翼分子。再屠宰业约翰斯东曾对左翼社会党人讲话，并极力请求他们帮助他与勒恩的反动领导作斗争。但完全落空，美国劳工联合会对他们简直是毒药，而他们一点也不要它。
在钢铁业组织工会运动中，情况也差不多一样。主张双重工会的社会党左翼（共产党就是从社会党左翼中间产生的）除了个别地方而外，对我们的运动表示冷淡与很不同情的态度，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社会劳工党用最尖锐的词句来则被我们的运动。在阳士敦城我们与德布斯发生冲突时，便可看出那时双重工会情绪的高涨。1919年，在这大钢铁中心，美国劳工联合会因为出卖了罢工，威信扫地，我们要经过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才能把工人组织起来。那时，正是德布斯因在坎吞城发表反战演说将入狱的前夕，他在那里举行大会，用典型的双重工会主义论据尖锐攻击我们的运动。这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激怒了我们的组织者，我作为三人委员会的一员去访问德布斯，要求他停止他的攻击，否则我们将公开反对他。最后，他同意这样做，但是，我们并不能劝导他去告诉参加他的大会的钢铁工人们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然而，后来发生大罢工时，德布斯衷心赞成罢工。并从亚特兰大城反省院写信给我说，假如他获自由，他将与我们并肩作战以争取罢工的胜利。
至1920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双重工会主义者的传统希望——经过战时的大发展后已大为衰弱，并大大退化成为一个营救它的很多政治犯的组织了。但是，双重工会情绪感染了一些独立的产业工会，这些工会都很弱，有的甚至工作毫无成果，其中包括混合食品工人工会与统一劳工委员会等。这种工会中主要的一个工会就是加拿大的“一大工会”（OneBigUnion），这工会在美国有很大影响。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加拿大的激烈分子便不像美国左翼分子那样深受双重工会主义的影响，他们若干年后便赢得对西部整个工会的控制权，并迅速取得对加拿大整个工会运动的领导权。但是双重工会的幻想最后还是控制他们，他们所预期的情势，也由于1919年3月在加尔加利成立了一个苦命“一大工会”而被破坏了。“一大工会”由于照常把富有战斗性的分子从旧工会中拖出来，结果将整个控制权交给了反动分子。
尽管老不成功，但双重工会主义理论仍对几乎整个美国左翼人士起着催眠术般的影响。狂热的双重工会主义者——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甚至根本不讨论在工会中工作的问题，社会劳工党与1919年分裂后仍留在社会党内的左翼人士也都不讨论这一问题。萌芽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运动是以两个共产党的形态从社会党中产生出来的），也同样主张双重工会理论并赞助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甚至参加工会与没有参加工会的自由主义分子，都深切明白在旧工会中不能做什么工作。我还记得1920年参加纽约这样一些自由主义分子所举行的会议的情形，当我发表关于钢铁工人罢工运动的演说后，他们都嘲笑我的建议，我当时是建议革命分子应当放弃他们建立双重工会的愚蠢政策。
意外的援军
由于左翼几乎一致敌视“打入内部”政策，新生的脆弱的工会教育联盟面临最无希望的生存斗争。似乎这个组织很快也遭到与它不行的前身同样的命运。但是，忽然意外地获得非常有力的帮助。这种极端需要的帮助就是从俄国革命伟大的领袖列宁哪里来的。
这是发生在工会教育联盟成立后不久，我发现了列宁著名的小册子，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一书。这书使我感到非常高兴与惊异，我发现书里面比我们以前更明确而有力地斥责了革命的双重工会主义，而赞成“打入内部”政策。列宁在攻击双重工会主义中曾说道：
“……而德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做的正是这种蠢事，他们以工会上层分子反动和反革命为理由，便主张……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要建立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蠢举，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以莫大的帮助。……不到反动工会内工作，这就是把不十分开通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委弃在反动领袖、在资产阶级的走狗、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影响之下……无疑地，龚柏斯、亨德逊、石屋与勒琴一流先生们，是很感谢这样‘左倾’的革命者的……”
工会教育联盟中富有战斗性的分子当然在左翼人士中有效地运用了列宁的这本小册子。接着又从莫斯科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原来共产国际在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在美国代表团的压力下，在全神贯注初步动员其力量的重大任务的情况下，曾赞助了双重工会主义，因会上曾要求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率先努力建立基础，以便将带有阶级自觉性，接受阶级斗争的一切工会，例如工人国际产业联盟与‘一大工会’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的某些反叛工会，都统一成一个组织。”但是，1920年初，共产国际举行第二届代表大会，虽然美国代表团反对，仍能对这问题予以更加密切注意，并明白宣布反对双重工会主义而赞成在保守的工会中进行工作。
我们这些早就主张执行“打入内部”政策的人，对这些影响深远的突然的情势，不仅是高兴而已。这表明了我们十年来力争在保守的工会中工作的斗争，终于走向胜利。我们并无错误。列宁的著作与共产国际的行动，第一次因其人们认真讨论双重工会主义的问题。这种结果是必然的。双重工会的神话被揭穿了。很快两个共产党（当时并未合并起来）便赞成共产国际的政策，这样便使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双重工会主义遭到致命的打击。美国的革命运动走上新的转折点。
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正当此时，我被邀请参加1921年春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工会国际第一届代表大会。我们芝加哥集团的人同意我以工会教育联盟的代表之一的身份出席。工会教育联盟代表团也包括白劳德和布鲁尔。此外，还有以霍乌德为首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威尔斯与伯蒂是从底特律和西雅图中央劳工委员会分别选出来的代表。纽约独立的革命工会也选派了少数代表。
赤色工会国际第一届代表大会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旧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是该协会的政治领袖）时代以后展开的第一个革命工会的国际运动。这个运动的组织是由于阿姆斯特丹劳工国际及其社会党控制下的工会联合会多年来叛变的结果。新成立的赤色工会国际是由下列组织组成的：苏联工会，很多国家的左翼社会主义工会与工团主义工会以及很多国度中社会民主党工会中有组织的少数集团。
然而我不准备详细评论赤色工会国际第一届大会的工作。这里我将只谈谈与美国情况下最直接有关联的一些问题。而这方面主要的问题就是打入保守工会去工作的问题。围绕着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提出赞成双重工会主义的要求，展开了斗争，这要求获得纽约革命工会的支持。接着发生了尖锐的斗争。但是代表大会根据关于工会问题的总政策方针，基本上宣布赞成在美国实行打入保守工会中工作的政策。大会决定称：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应参加他们各自的工会，在这些工会中展开他们的宣传工作，解释工人阶级的种种问题。他们本身脱离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时间愈久，他们将遭受的困难就愈大，提高没有组织的工人的过程也就愈艰苦。……”
决定继而指出：
“因此，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与独立工会中建立革命的核心与小组，至关重要。除了领导在工会中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外，我们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争取美国的劳动大众。”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们，因大会拒绝了他们崇拜的双重工会主义，大为生气。而这决定的确也使他们感到聊可告慰，因为决定中规定：已经存在的群众性独立工会的地方，便不应肃清他们，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对于下面这件事感到极大暴怒：新的革命国际拒绝了他们想成为美国唯一的真正工人运动的要求。其他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双重工会主义者，也跟他们一样感到不满
争论热烈与分歧很多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政治行动的问题。代表大会明确宣布赞成采取政治行动，赞成与共产国际进行兄弟般的合作。至于我自己，我是准备接受这一决定的，因为在屠宰与钢铁工人罢工期中，我旧有的工团主义反对政治的主张已开始崩溃。正因为如此，到1920年初，我已开始成为劳工党中的活跃分子，而那时劳工党人集中在芝加哥。但对于其他工团主义者（包括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及从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德国等国来的一些集团与小工会）说来，政治行动的整个思想是该咒诅与禁止的。他们猛烈反对这种思想。
我们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及其他工团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也产生冲突。他们实质上是要求取消苏维埃国家而将工业交给工会去管。至于我，由于我已知道苏联的情况，认为这种建议简直是狂妄。这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当革命就摆在工团主义者们的眼前时，他们还是不知道革命的道路。也不认识革命。工团主义者们在代表大会上的反苏态度，竟发展到公开批评镇压几个月前才发生的危险的克隆斯塔德叛变。在后一问题上，他们接受了哥德曼与柏克曼的领导，他们在大厅中跑来跑去，组织反对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的斗争。
由于对工会工作方针，政治行动与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很多工团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参加新成立的赤色工会国际，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他们预见到要发生分裂，不久前便在柏林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并决定成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国际。对他们说来，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只是他们组织他们自己的国际的一个有利的跳板而已。他们的脱离最后组成了短命的宗派主义的所谓柏林工团国际。
当他回到美国时，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代表团的威廉士，作了一个非常敌视的反革命报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并赞成不承认赤色工会国际及其一切工作。1921年12月，他们宣布：“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领导机关建议该组织不参加赤色工会国际”，他们继而大肆污蔑诽谤赤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党与苏联政府。从此以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便坚持反苏诽谤，甚至连美国劳工联合会、赫斯特系报纸与公民联合会的攻击都比不上它。
然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少数派，如霍乌德、哈第、乔治、史密斯、明克等还是拥护赤色工会国际。霍乌德当时生病，又因面临进行反战活动而遭判处二十年徒刑，会后便留在莫斯科，再也没回美国了。这样，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儿子之一便退出美国舞台，霍乌德是一位战士，以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是西部矿工联合会创造最光荣的斗争传统时的领袖；他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正充满伟大战斗性并获得很大胜利时的领袖，那时该会领导了多次大罢工，并培养了像圣约翰、李特与富林等战士；1912年它在社会党富有历史性的斗争中领导了左翼，而且在他的领导下，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曾进行了美国一切团体中最卓越的反战斗争。德布斯是美国革命运动中最伟大的宣传鼓动家，霍乌德却是这运动中最出色的战士。霍乌德由于确切的无产阶级天性，知道他的阶级敌人是谁，并与他们作战，既不乞求也不饶恕，无论他们是与罢工纠察队为敌的打手暴徒也好，资产阶级战争贩子或控制社会党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集团也好，他唯一的严重政治错误，是陷入美国特有的双重工会主义与工团主义的偏向。霍乌德这位卓越的战士终于参加战斗性的组织——共产党，这并不是偶然的。他于1928年在莫斯科逝世，他一部分骨灰现在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英勇的革命先烈的墓旁，其余的骨灰葬在芝加哥的海马克特烈士的墓旁。[1]
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对于打入保守工会内部去工作表示同意，这种行动因为赤色工会国际批准工会教育联盟成为赤色工会国际的美国分会而更加有力。我们的代表团对这感到兴奋鼓舞。我们确信终于在美国奠定了健全的革命工会政策的基础，而且我们相信可以获得很大胜利。后来的事实发展完全证明了：我们这样的乐观是正确的。
[1]海马克特烈士，英文原文为HaymarketMartyrs，1886年5月4日芝加哥干草市场（Haymarket）事件中，由于发生爆炸案，1人被处15年徒刑，7人被处绞刑，其中4人被处决，1人于行刑前自杀，2人被减刑。他们被称为干草市场烈士。——录入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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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钢铁工人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九章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钢铁工人运动
↘把劳联的老爷们套进来
↘芝加哥会议
↘组织运动
↘1919年的钢铁大罢工
↘失败能够避免吗？
↘钢铁工人大罢工的战略
↘关于某些批评
↘钢铁工人继续前进
在本章无法综述钢铁工业的组织运动和1918——1920年的大罢工的主要事件。这些我已经在我所著《钢铁工人大罢工及其教训》一书和《把钢铁业工会化》及《在钢铁工业中组织工会的方法》两本小册子里写过了。在这里我只能说一说在这些书里未能充分发挥的这个斗争的几个方面。我尤其希望更详尽地谈谈美国劳工联合会官僚们的反动态度。鉴于这些官僚们在1936年产业组织委员会组织钢铁工人的伟大运动中（就在我写本书的时候）的破坏活动，现在这样写是更合时宜的。
把劳联的老爷们套进来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按照他们“社会和平”的战时政策，不努力在时机烂熟的基本工业中组织工人。老实说，他们实际上是妨害了这个工作。充分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我，一个普通的在业工人，不得不发起全国性的屠宰工人组织运动，而自始至终我们都遭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对。该会领袖们对于组织钢铁工人更加不感兴趣。这一回又是最重要的工作非我自己动手不可，而我当时不过是次要的干部；同样，突破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破坏又成为组织工人的主要问题。美国劳工联合会在组织屠宰业和钢铁业工人方面的反动态度，是它在一切工业里的政策的典型特征。工会在战时的无论什么进展大半是自发的，是普通有战斗性的工人的功绩。
在芝加哥提案一通过后，美国劳工联合会马上就开始破坏钢铁工业的组织运动了。我们的提案要求劳工联合会来领导这个工作。但龚柏斯却想把芝加哥提案交给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即将举行的年会，来随便把这件事了解，他当然也可以像这个公司御用工会的干部一样，把它送给“美国钢铁公司”去。自然，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年会规避了这整个事情。但我还不是这样容易被转移目标的，我就把这个提案再度提交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在那里又通过了一次，我也以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代表身份被派去参加1918年6月在圣保罗举行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年会，争取通过这一提案。
在年会上发生的正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方法的典型。龚柏斯使提案毫无修改和反对就通过了，因为这类的提案对于普通工人是很冠冕堂皇的读物。而且除了直接否决以外，还有更巧妙的办法来闪开令人讨厌的提案。我提出的提案要求钢铁工人代表在大会期间开一个会来发动运动，所以在等了几天之后还不见召开会议，我就感到诧异。询问书记毛立森之后，我才知道会议大概“在六星期左右”可以召开。时间是我的组织计划中最要紧的东西，拖延就会招致失败：要它成功，我们必须利用战争情况，而战争很可能很快结束了。我于是就向毛立森抗议这种拖延是会造成灾难，而且是与提案违反的，提案中特别规定了在大会期内举行会议。然而，结果却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一两天之后，突如其来地，而且连我也没有通知，正在大会中午休会前，含含糊糊宣布钢铁会议要在午饭休息时举行。想想吧！要组织全国五十万钢铁工人的一个会议要挤午饭的时间来开，代表们还要赶着在下午会议以前出去吃饭。很明显这是一个蓄意消灭这个运动的阴谋。尽管我富有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官僚们打交道的经验，我还是大为震惊。我可以预见钢铁工人的组织运动从一起头就趋向覆没了。
在大会厅内指定的角落，有几个代表在出去吃饭的时候，主要地出于好奇心，停下来看看是什么一会事。龚柏斯或毛立森都不在，而且没有一个人主持，我连忙叫遵守开会秩序，而组织干事汤姆·富林就站到桌上，开始发表组织钢铁工人之必要的演说。我一看时间迫促，这种会议进行方式要糟糕，于是就把富林的演说打断，并建议只进行下列事项，就是：把所有在场者的名字记下来，而且决定在第二天晚上召开会议，而且我们必须请龚柏斯主持。随后，我们的饭间钢铁组织会议就休会了。
现在怎样把龚柏斯搞来参加我们的会的问题来了。当天下午，我把开会经过告诉他。这位大官僚以厌烦的态度听着，到我请他参加要开的会议时，他就冒起火来，而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显而易见，他已经腻透了这个讨厌而不肯罢休的钢铁组织运动。于是我就把我的锦囊妙计掏了出来。我把参加钢铁“会议”的人的名单给他看（这时我们的一群好奇者），我并且告诉他是他们请他参加的。马上，他的声调改了，而且嘟噜着说他“也许”可以参加。
于是龚柏斯总算被套进了这个会议，现在就是怎样去套其他必要的工会领袖了。为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问龚柏斯，他能否向大会宣布召开计划中的钢铁会议。“不行，你来吧！”他几乎是向我咆哮了。于是，当天下午，我就冒险向大会说明，在龚柏斯先生的请求下，我奉命邀请所有有关者来参加钢铁会议，龚柏斯先生自己也将出席。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可以看到龚柏斯的脸都涨紫了。我们有不少的群众被龚柏斯的名字吸住了的。这样我的小小的策略就成功了，一面我用“好奇者”的名字来套住龚柏斯，另外又用龚柏斯的名字来吸引一些别的人进来。由于这种手法，我果真名副其实地把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骗进了这个重要的组织运动。但是，在使用这个妙计之后，我感觉得像在阴沟里游泳一样，工作的前途也似乎不乐观。
我们钢铁会议所做的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在六个星期之后召开一个正式的会议。这是时间的可怕的浪费。美国工人组织运动所从来没有的绝好时机，因为战争接近结束而急速地溜走了。从我在四月七日最初提出这个提案起，到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八月举行止，整整四个月白白糟蹋了。这种迟误只能说是有意的破坏。然而，经过我一番努力，在圣保罗年会上，我设法使得计划中的会议定在芝加哥召开。我这样做是希望在那里费兹巴特立克（他没有来圣保罗）可以以美国劳工联合会驻芝加哥组织干事的身份来参加这个工作，因而可以有助于保护才萌芽的运动免受那些充满敌意的反动官僚们迫害。
芝加哥会议
芝加哥钢铁会议是在1918年8月1日至2日在新莫利生饭店举行的。有十五个国际工会的代表参加。当会议谈到正题的时候，主席龚柏斯转身向我说道：“喂，福斯特老兄，你已经把我们都召集在一起；现在你有什么建议呢？”这就是“伟大的”龚柏斯对组织钢铁工业工人的态度：他连什么建议都没有。于是我就来谈我的计划的梗概，大要如下：
应该立刻在所有重要的钢铁业中心同时发动一个旋风式的组织运动，这个运动应由一切关系钢铁工业的各工会联合进行。应该以大的群众大会、名演说家、军乐队、游行、整版的报纸广告等等方法来使群众行动起来。至于经济来源，我建议每一工会向每个会员征收两角五分钱；并开始建立一个组织人员的班子，每个工会都应该派出三个或更多的组织干事。为了进行这个工作，所有的工会都要在由一个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为首的全国委员会之下，紧密地联合起来。各工会应该设立一笔小小的统一的开办费。我估计以这种大规模的运动，我们可以在六星期左右把大部分钢铁工人团聚在我们的领导之下，这就是以三星期的时间来集中经费和组织干事，再以三星期的时间来在每个城市进行一连三次群众大会。我估计这些大会可以使我们把工人群众掌握到能立刻派我们的委员向钢铁托辣斯去谈判的程度，假如他们不接受要求的话，就可以以全国性钢铁罢工的暗示相威胁，这种威胁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这个在一切钢铁业中心来进行大规模的、迅速的、同时并发的组织运动的计划时显示的，而且是可以实行的。它符合实际的形势和工会的实力。它提供了最好的方法来唤起钢铁工人的热情，并战胜雇主们不可避免的对策。工人们处在一种战斗的情绪里，而且运动一定会以有决定性的群众行动来响应。
我的六星期计划也是完全可行的。在屠宰业里也只用了九个多星期就把广大群众争取到我们的领导之下，并使罢工威胁成功；而且，由于我们更加成熟的经验，提得更高的威信和更加丰富的人力、物理，我们在钢铁工业中的工作可以进行得更快一些。这可以使我们的运动趁战争还在进行时就有个头绪，而政府与钢铁托辣斯经不起在这个大军火工业中发生一个战时罢工。假如我的提议通过了的话，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赢得胜利，并且一定能在钢铁工业里成立起工会来。
把工会联合起来的计划也是一样切实可行的，这在当时是走向产业工会运动和成立单一的钢铁工人组织的一个合理步骤。因为在那时候，在美国劳工联合会里面没有一点对产业工会运动的积极情绪，而也绝不可能使很多行业工会放弃其管辖权而归属于小小的，半死不活的，领导上腐败之至的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产业联合会的制度在铁路方面成功了，而我们又刚刚在屠宰业里取得一个大胜利。这是一种要就是各行业共同行动，要就是根本不要任何运动的情形。自然，我是打算，假使我们的运动成功的话，就把各行业工会合并入一个最后的总的钢铁联合会去的。
我的收费计划是同样切实可行的。一切大一点的工会都因战时基金和会费的激增而大为宽裕（例如，我自己所属的铁路车务工人工会的库存就有差不多三百万美元）。每一个工会都能毫不困难地从它的基金里拿出那两角五分钱的。因为在最后要加入我们的钢铁组织运动的二十四个工会里，约有二百万名工人，这就会给我们几十万块钱。我估计五万块钱大概就足够支持我们计划中的大规模运动六星期之用了。
但是芝加哥会议把这整个现实的计划作了大大的删改。等到那些不热心的官僚们改完之后，全部剩下来的就只有联合行动的原则了。会议成立了组织钢铁工人的全国委员会，它后来包括了铁矿工人、煤矿工人、风镐手、粘土匠、海员、炼钢工人、蒸汽机匠、救火队员、小工、翻砂工人、钢板工人、气管装配匠与转辙手等二十四个工会。这个运动因此包括了整个工业，从生产原料的工人起大成品运上铁路的工人为止，但是其中竟没有一个工会在这个庞大的没有组织起来的钢铁工业中说得上有几个会员。龚柏斯担任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我被选为书记。（这和屠宰场劳工理事会书记的职位一样，是没有薪水的，我是从铁路车务工人工会领取正式组织干事的薪水的）。我要在一切钢铁城市同时立即进行巨大的全国性运动的建议也被勾销。当我说明这样一个全国性运动定然会产生的胜利时，与会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官僚们以毫不掩饰的轻蔑，瞪着眼睛来听。也有几个人发言，把我的计划当作完全是幻想，荒谬绝伦地提议把工作集中在一个区域，甚至于一个钢铁工厂中，说是“好让工人们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当我提出每人征费二角五分的提议时，龚柏斯听得十分不耐烦，连讨论都不讨论它，别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干脆就不加理会。于是最重要的征费建议就此完结。与会的十五个工会拒绝了必不可少的起码的五万元而决定每个工会给全干过委员会一百美元；我认为迫切需要的一百或一百以上的组织人员也不愿排除，仅派六个人参加工作。至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则连一块钱也没给，或者答应给。
在会议的第二天，在我的提议受到迎头痛击之后，龚柏斯就退出会场，在附近的饭店里去找他的以酒食相征逐的建筑业里的密友去了。他指定费兹巴特立克，高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驻芝加哥组织干事，在他缺席时来主持会议。这还不错，至少，我想把费兹巴特立克弄进运动来的计划算成功了。
我深为芝加哥会议的结果馁气，它把我组织钢铁工业的实际可行计划粉碎了。十分明显，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对组织钢铁工人并不感兴趣。谁要看看我们全国委员会的人力物力，谁就会认为我们不过是计划去组织一批花生摊，而不是到钢铁工业（美国金融资本的主要自由雇佣制的据点）中去组织几乎全无组织的五十万工人。就是注入此类的反动政策，才使得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战时失去了五百万到一千万完全可能得到的会员。钢铁工人在十六个月后的最后失败，其原因可以直接追溯到芝加哥会议在龚柏斯领导下，拒绝了我的计划这件事情上面去。
组织运动
我敢说在芝加哥会议休会的时候，没有一个与会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们会想到那惹人讨厌的钢铁运动还会有下文。但是，我们还是照旧进行。不过，我们不能同时在全国五十个到七十五个钢铁城市中以大会、游行等等来开始一个巨大的、席卷一切的“全国钢铁工人运动周”运动了，而不得不把我们的活动局限在芝加哥（凯鲁末特）区。我们马上在盖利、南芝加哥、约里埃和印第安那港开始工作。我们尽可能地把我们想用于全国的方法都使用上。自然，这些地方性的活动只能是我们计划中的全国大运动的小小模仿行动而已。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获得了当时的重大的胜利。我们在盖利第一次会议上，由一万五千钢铁工人参加了，而且在同一星期内在其他三个钢铁城市里，也有数量差不多的群众参加。数以千计的钢铁工人涌进我们的工会里来。在一个月终了时，如果有必要，我们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所有芝加哥区的大钢铁托辣斯工厂发动罢工了。
这是对我原来计划正确性的一个绝好的说明。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我们在芝加哥区所做到的，在全国各重要钢铁城市同时完成（假如工会领袖有此愿望的话）。而且经验表明，我们可以在比我预计还短的时间内，得到群众的拥护。我们在芝加哥区的成功说明，假如龚柏斯曾以必要的人力财力（两者他们都很富裕）来支持我的计划的话，在我规定的六个星期之内，我们就能去敲格利法官的大门，拿全国性罢工来威胁他了。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这样的罢工行动，结果必然是钢铁工人胜利，不通过我原来的计划就等于拒绝把钢铁工业组织起来。
但是，现在我们着手进行组织工人时，前途是何等不同啊。我们在芝加哥的一些胜利已大大惊动了以前并不比龚柏斯更把我们当作一回事的钢铁托辣斯的头子们（虽然那些胜利在引起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机构的热心方面是完全失败的），这样，他们就开始无情地和我们斗争了。
在以后几个月里，在缺少人力和组织人员的情况下，我们艰苦地把我们的运动推行到其他地区。我们遇到钢铁雇主们的最巧妙和最凶猛的抵抗。为了拦阻我们，他们连续四次在全国增加工资，最后更答应了基本上的八小时工作制。在芝加哥胜利后一月，大战结束了，全国陷于工业不景气状态。这种情况减弱了我们的攻势，使我们失去出奇制胜的有利条件，而雇主们对我们的反攻却同时大大加强了。当我们现在缓缓地一个一个地攻进钢铁工业堡垒地时候，我们遭遇到钢铁城市中对集会自由的全面镇压，我们的组织工作者受到痛殴，并且被捕，其中有一个，芬尼·色林斯，竟被暗杀。很多公司工会成立起来，来抵制我们，三万名工人因为是工会会员而被解雇，三K党的运动受到扶植，周密的特务制度专门用来对付我们，总而言之，我们面对着大钢铁托辣斯地全副武器地进攻。
自然，如果采纳了我的计划，所有这些难以抵挡的困难，都可以避免。我们现在的工作要困难好多倍。但是，在我们多种多样的困难中，最严重的还是从我们自己队伍里，从工会领袖们的不断破坏方面来的。他们有系统地把钢铁工人无耻地出卖到钢铁托辣斯受理。对于工人阶级有极大意义的组织钢铁工人这件事，虽然引起资本家们的强烈反抗，却受到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机构地全然的冷淡。
美国劳工联合会这种破坏，最厉害的方式之一，就是高级领袖们很少例外地都避开全国委员会的会议，而派毫无实权的地方业务代表为代表。他们借此逃脱对于运动的支持，同时在表面上却装作随着运动并进。其结果就使我们经常苦于缺少人力物力和一致行动。
在这方面，龚柏斯本人是最可恶的罪人。他是我们的全国委员会真正的主席，但他在整个运动中从来没有在钢铁工人的会上发过一次言，也没有帮助我们募过一块钱，或者组织一批组织人员。而且我唯一能使他来开我们的会的办法，就是在他面前，在华盛顿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屋子里召集临时会议。就是这样，他还有时要逃开。龚柏斯老是辩解说他没有时间。但是，他却有充分时间在欧洲用好几个月来帮忙赶制那臭名远播的凡尔赛条约；他也有时间私自以公款到墨西哥城去建立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泛美劳工联合会。但是，对于为成立工会而拼死斗争的钢铁工人，他就没有时间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特别需要经费、组织人员和各工会一致行动的一个关头，我起草了一封非常强硬的信，要求各会员工会的首脑来参加我们下一届全国委员会的会议。接着，我们的组织总干事布朗就到华盛顿去找龚柏斯和我一起联署。他很不爽快地签了字。但结果是，各钢铁工会领袖们在收到龚柏斯和我联署的信以后，纷纷造访龚柏斯，并且问这封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否事情真正如此急迫等等？于是龚柏斯就向他们说：“这没有什么，不过是个常会”。结果：还是照旧举行老一套的会议，几乎全部能起作用的领袖们都为出席。就是龚柏斯自己也没有来。在龚柏斯这种带头作用之下，各工会头子们关于他们对钢铁工人组织运动的经常忽视和出卖，也就颇为心安理得了。
龚柏斯在我们全国委员会上挂了一个主席的名，通常都是委托费兹巴特立克来代替他。但是，在我们大罢工的前夕，他终于离职以避免负责，并明白地指定费兹巴特立克为主席。
在我的总结报告里，关于运动的财务数字明确地揭露了加入全国委员会二十四个工会的高级官僚们如何破坏钢铁工人组织运动，这是决无反驳余地的。二十四个工会向全国委员会缴纳的全部款项，总共只有十万一千零四十七美元。我们在几个月的时期内辛辛苦苦从他们那里挤出来的这一笔吃不饱穿不暖的钱，竟要作十四个月的全国规模的组织运动的经费，来供应、或者接济三十六万五千个钢铁工人三个半月的罢工之用。实际上，像我所叙述的那样，一切事情都证明，钢铁工人们是以他们缴付的入会费来充他们自己的运动的经费的。而且甚至于这笔十万一千零四十七美元的款项，加上二十四个工会自己为各工会平均派出的三个组织干事所花的钱算在一起，也远不能抵消我们交给它们的及由它们代收的钢铁工人的入会费和会费的大笔款项，这笔款子决不会少于五十万元。在当时，各个工会都很有钱，只要他们能有足够的关心，几乎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能单独给我们的罢工运动以比它们全体拿出来的还要多的钱。有事为证：三个完全不属于钢铁工业之内的急进的校工会，联合成衣工人工会、女装成衣工人工会与毛皮业工会，就捐献了十八万美元作我们的罢工救济基金，换句话说，也几乎是二十四个钢铁工业工会全体在整整十六个月的斗争中唢呐出来的款项的两倍。
这种从财务上破坏的丑行在特别反动的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事件上达到最高峰了。这个钢铁工业中的基本工会，确是从组织工人的运动中赚了一笔钱。我们的全国委员会从这个工会那里一共只收到了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一元八角一分钱，连罢工救济金都包括在内，可是，我们却交给它十五万以上的入会费，而它又从钢铁工人哪里直接收到了大概两倍此数的入会费和会费。这个工会的库存盈余就有二十万零六千美元之多。在罢工之后，反动的铁格（Tighe）和其他领袖们就拿这笔钱在匹茨堡买了一所工会总部大楼。
至于美国劳工联合会本身，根本没有给组织运动募过一个钱。当罢工开始时，实际上是我们强迫它发出了一个募捐基金的一般号召。这样募集了四十一万八千一百四十一元一角四分，但它大多数是我们钢铁工业中的组织干事募集来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们并未出过力。这就是我们从美国劳工联合会那里收到的仅有的一点点钱，而且是在运动开始以后十四个月，在三十六万五千个罢工者已经罢工了六个星期之后才收到的。。
然而，不顾钢铁托辣斯的一切阻碍——如特务制度，大批地解雇工人，工资上的让步，公司工会，恐怖政策，和压制公民权利等等，不顾高级工会领袖的致命的怠工，在十四个月的斗争过程内，我们终能坚决地在各主要钢铁区各钢铁托辣斯的主要工厂里把工会成立起来。我的财务总结报告表明：至少有二十五万工人组织起来了。可能比这还多得多。我们的忠实的组织干部很可无愧色地吹一吹我们完成了“不可能”的业绩——组织了钢铁工业中的大批工人。美国劳工联合会二十五年来所办不到的，我们却办成功了。工人运动终于逐步攻上一切自由雇佣制的堡垒中最大的一个堡垒的壁垒。
1919年的钢铁大罢工
接着就来了1919年9月22日开始的钢铁大罢工。我们的全国委员会曾将我们的要求送交“美国钢铁公司”的头子格利法官，但是他拒绝见我们。当时，整个工业中，有一个摧毁我们的工会的大攻势，我们有三万以上的会员已经因为从事工会活动被解雇而失业了。这已到了不是战斗就是死亡的地步。我们选择了战斗。
三十六万五千钢铁工人响应了我们的罢工号召，在十个州内的五十个城市里举行了罢工。（劳工部的数字说是三十六万七千——作者注）
几乎“美国钢铁公司”和大的附属工业的主要工厂都陷入了瘫痪状态。钢铁工人们给了他们巨大的敌人以一下毁灭性的打击。无论是在此以前或以后，钢铁工业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次罢工，能有这样巨大的规模和有力的影响。
用不着我再重复说了，罢工收到了钢铁公司拼命的回击。英勇的罢工者不得不面对大批工贼、私人枪手、县治安官员、警察和军队所造成的恐怖统治。在很多钢铁中心区，公民权完全受到压制；全国各地都在进行着反对罢工的凶猛宣传，但最糟糕的还是我们自己队伍内部的怠工。高级领导机构一贯地出卖工人的行动，现在常常达到破坏罢工的程度。例如：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企图出卖整个运动来缔订单独合同。定置机器工人工会要他们那一行业继续工作；在所有这一切中最痛心的是：铁路车务工人兄弟会竟拒绝号召它属下在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联接钢铁工厂与铁路干线的短铁路线上工作的会员们（他们是有组织的，但是没有工会合同）罢工；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全国总部未能集中整个工人运动力量来支持罢工等等。
钢铁工人的应用还不足以对抗所有这些敌对力量。二十二个人被杀死了，成败的人遭到痛殴和枪击，几千人被逮捕，还有一百五十万以上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饿着肚子在挣扎。但这次的大罢工，虽然最后取消了十二小时的工作日，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改善，却并未达到组织工会的主要目标。在1920年的1月8日，我们无条件地停止了罢工。大约有十万人还坚持罢工，但这个罢工已失去作用了。三个半月艰苦的罢工已遭到失败，而在这种难以尽述的困难下建立起来的钢铁工人的新工会也被打垮了。
失败能够避免吗？
在1922年4月4日纽约的《世界报》上，龚柏斯拿下面的话来谴责我应负1919年钢铁罢工失败的责任：“这就是那个福斯特，它在已经有确切的情报告诉他美国钢铁公司已经严阵以待，而且就希望我们在1919年罢工的时候，在美国总统已请求至少把罢工延迟一些的时候，他还是坚持那个惹起灾祸的斗争。”
像龚柏斯那样对罢工怠工的人竟来谴责我破坏了这个运动，是需要很厚的脸皮的。但除此而外，容我在这里说，我以接受钢铁工人罢工的全部责任自豪，虽然它是失败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罢工是笔者信息更必要，更有价值的。如果接受了龚柏斯所说的延期罢工的建议，就会造成对钢铁工人的最恶毒的背叛。他的“延期”与他从罢工一开始就实行的怠工政策，是一个东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9月10日，恰好是我们预定罢工的日期的前十一天，威尔逊总统向报界发表一个消息，要求把罢工延期到10月6日举行的全国工业会议之后。这个会议据说是要在美国工业的劳资双方之间建立起和平来。龚柏斯，甚至没有和我们商量，就立刻发出公开的声明，赞成威尔逊把罢工延期的要求。随着，为了要证明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高级领袖中确实行动一致，支持威尔逊和龚柏斯的立场的电报，就由组成我们全国委员会的多数工会主席那里雪片飞来。这里只要举几个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意向了。
我愿声明我赞成总统的要求
国际机匠协会主席琼斯顿
机匠们将遵守威尔逊总统要我们把行动延期到华盛顿劳动会议以后的建议。
蒸汽机匠工会主席斯奈灵斯
砌砖匠、石匠、泥水匠国际工会的执行部切盼钢铁罢工的行动延至华盛顿工业会议之后。
主席包温
我们认为除非在十月会议之后不应通令罢工。
铅管及气管装配匠工会主席阿尔宾
此刻就罢工是非常不合时的。
铁路车务工人兄弟会主席里安
把通令罢工延期到10月6日威尔逊总统的会议之后更为合适。
锅炉匠工会代理主席亚金生
除非在威尔逊总统召开的工业会议休会之后，我们反对在钢铁工业中举行罢工。
铸模匠工会主席韦耳森
很多别的工会主席都有类似的通电；特别反动的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的官僚们，不敢公开赞成延期，就躲闪这个问题。坚决反对暂停罢工的，只有铁匠和采矿冶炼工会的主席。
这一切给我们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危机。钢铁托辣斯凶猛地攻击我们的工会，我们就面临着政府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脑们在我们全国委员会多数支持下，要我们取消罢工的要求。更糟的是这个要求是装得如此狡猾，看起来它好像只不过是要求延迟到“工人之友”威尔逊总统可以圆满地调整整个问题为止。
至于我本人，我马上就认识到罢工的任何延期都是致命的。我对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劳方、资方、公众三角会议能为钢铁工人谋福利一事，毫无信心。延期罢工只能不可避免地破坏工人对我们的运动的信心，让工会听凭万恶的钢铁托辣斯处置，而在一团混乱和一个未经批准的罢工中把全部组织毁掉。因此，我们二十五万以上的有组织的钢铁工人来趁机斗争要有利得多。不论什么情况，取得工业会议的重视的最好方法，就是大罢工。
但是，我应当怎样坚持罢工的日期呢？召开我们的全国委员会就等于自杀，因为其中大多数是反对罢工的。时间的短促也不容许举行任何正式的工人投票，或是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于是，我自己做主，就以电报或电话通知我们的各地组织人员请表示他们当地的钢铁工人委员会的态度。他们中间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忠实可靠，而且是全心全意要把钢铁工人组织起来的。马上我就收到一大批电报，表明绝大多数的群众要求进行罢工，有几封说：
除非你在星期五上午以前下令罢工，不然我们就不得不自己做主了。
盖利与南芝加哥钢铁工人委员会联席会议
伯利恒全体工会的总委员会一致票决要求你的委员会采取罢工行动。
组织干事威廉士
假若罢工延期，我们将无法应付愤慨的工人。他们将认我们为叛徒。
阳士敦区的组织干事同启
不使罢工延期至为紧要，因其结果将使我们的力量丧失斗志，而且会造成绝对危险的局面。
阳士敦、朗金、布拉多克、荷姆斯德、勃特勒、匹兹堡、约翰敦、灰令、斯梯宾维尔、布法罗等区的组织书记同启
费兹巴特立克虽然一般地对罢工毫无信心，却也同意各地组织人员和我的意见，以为把罢工延期是要坏事的。于是我们就起草一封电报给龚柏斯（我们委员会里的第三位委员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的反动分子铁格是不敢不签字的），说明：“延期就等于绝对使斗志丧失和完全破坏我们的运动”，并要求罢工如期进行。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钢铁工人的英勇群众，和有美国总统撑腰的反动的高级工会领导之间的正面冲突。但由于龚柏斯一帮的支持，冲突没有发生。他们之所以支持，只是因为不敢负公开破坏我们的运动，和打消钢铁工人们唯一可能胜利的机会这个责任。于是大罢工得以如期在9月22日举行；但是，用不着说，它胜利的机会已经受到了威尔逊——龚柏斯辈“延期”阴谋的严重损害，这个阴谋转移了舆论对我们的同情。
威尔逊的全国工业会议的结果，表明我们不把钢铁工人的命运交付给它是很正确的。当时大雇主都加入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大的自由雇佣运动中，这是战后对工人们最凶猛的攻势，它想剥夺他们在战时得到的较多的工资、较短的工时和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威尔逊的会议在最大的资本家的利益控制下，反映了这个发展中的攻势，而且这一会议竟反动到不久就在劳方要求给予工人们以组织工会的基本权利这个建议上形成分裂。甚至于反动的龚柏斯派领袖们也不得不退出会议。
此后十四年，钢铁工人们曾再度发动一次大运动，而且在1934年的全国复兴法时代高涨的罢工斗争和工会运动的浪潮中有所发展，这是在钢铁工业中发动胜利罢工从来未有的好机会。但他们很不明智地附从了罗斯福总统（是和威尔逊总统一样的“工人之友”）和格林的呼吁，“延期”了他们前途远大的罢工运动，把工人的事业托付给政府部门加以仁爱的照顾。结果是工人们完全失败。他们的工会，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也归于解体与信用扫地。这种情形和1919年我们碰到的一样，不过情况更糟。我们在进行罢工时，还维护了工人的斗争机会，而且要是没有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各种破坏罢工的计策，我们就会赢得罢工。若是采取了威尔逊——龚柏斯的“延期”，就等于一场大难，和美国工人运动中前所未闻的破坏罢工的最大的耻辱。
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要寻究钢铁罢工失败的责任所在，那他们就不必远出他们自己的总部去找。失败的真正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始至终对于钢铁工人组织运动所持的冷淡，怠工和破坏罢工的反动态度。如果他们在芝加哥会议上采纳了我的原定计划，我们至多以一次短暂地战时罢工就能得手了。但是，他们不肯给运动以必需的组织人员和款项，这就残害了整个运动，而且他们还把它挤到下一时期：这时战争已经结束，对军火的强烈需求已经完结，工业不景气已经在望，政府已放弃了妥协的态度，雇主们的大攻势也已开始了。就是钢铁工人以他们在艰苦的组织运动和英勇的罢工运动中所有的勇气与牺牲，也还不足以克服这些困难。这些主要都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动领袖们的怠工政策所造成的。
钢铁工人大罢工的战略
自然，组织钢铁工人运动的胜利，会给予一切工业部门中组织工人的工作以巨大的动力。以我对工会运动的重要性的高度估价，我很体会到这种胜利会造成的种种可能性，而我就以此作为我总的战略的基础。当我们在屠宰业中成功后，我曾很快地利用它给工人们的刺激，把运动扩展到钢铁工业去；而且，要是再钢铁工业中成功了的话，我还准备把这种做法重复用到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上去。
如果工会在自由雇佣的各工业中占领了钢铁工业这样一个主要的堡垒，就会使其他工业的组织运动轻而易举。我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这种情况，使美国劳工联合会同时也在各主要的没有组织的工业中发动一个组织工会大运动，具体地说，我计划建议仿照我们的钢铁工业委员会成立一个大的全国委员会，来监督每一工业所属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我估计，假如我们能够打败钢铁托辣斯，我们就能因此使美国劳工联合会参加这一伟大的组织运动，并且不顾其上层领导分子的一切怠工而胜利地把它进行到底。我们就能因此名副其实的组织起成百万的工人，并能在真正把全体工人阶级组织工人工会这方面获得进展。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但是只要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能容许钢铁工会运动取得胜利的话，这是能够实现的。
我很自觉地认识到，这样大批涌入的会员，会深刻地改变工会的性质。可以断定的基本变化会有：
（一）把中心由熟练工人转移到非熟练工人身上；
（二）把旧的行业工会制度破坏，并奠定产业工会的基础；
（三）给工会以更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政策，并扩大他们的社会观；
（四）培养更忠实和进步的领导机构。
总之，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大运动会向实现我们几年培养的“打入内部”计划——革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计划——前进一大步。
上面所说的革新的趋向，在屠宰业与钢铁业的工会运动中已显然有了明证，这两个运动都是主要以非熟练工人群众为基础的，二者都纯然是产业工会运动的，二者都有一个战斗的政策，而且二者都产生了新的反龚柏斯的领导机构。
在这些运动里，我曾特别积极地推动了费兹巴特立克，我把他认是一个忠实而勇敢的战士。我从不放过提高他的威信和加强他的地位的机会。他之成为我们钢铁委员会的主席，我是直接起了作用的。而且我把我心目中的大组织运动寄托在他做主席这件事上。我看到了他在一旦取龚柏斯而代之时，可能表现的一切进步。但我不能把全部这些计划和打算告知这个只能慢慢进步的费兹巴特立克。他必须一步一步地前进。因此，当我发动组织屠宰工人的运动时，他最初还是怀疑的，而当我后来又建议组织钢铁工人时，他竟说我在发疯，但，在运动发动以后，他就替这些运动打气，并给以全力协助。我认为他在我们运动中即将到来的更高阶段，也会同样做的。
要说明上述各项在钢铁工业中胜利的主要成绩，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才智——那成绩就是：它把几百万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和把美国劳工联合会改变了样子——格利的狡猾的顾问和他有实力的银行家朋友们是很知道这种成绩的。他们无疑地认识到如果我们赢得了钢铁大罢工，他们就会碰到一个卷土重来而更加强大的工人运动，因为如果钢铁工业都被征服了，那还有什么工业能抵挡得住组织工会运动呢？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以如此无情的暴怒来击败罢工的原因。
精明的老狐狸龚柏斯也知道钢铁工业中的胜利对他会有着何等不利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他也要阻挠我们的罢工的原因。他早已清楚地看到了在屠宰工业与钢铁工业的运动中，发展着的产业工会的趋势，他不能自禁地感到它们是对他的整个统治的一种威胁。至于成立一个新的反龚柏斯的领导机构的问题，这实际上已成为公开而且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韦斯特到我们匹兹堡的办公处来。我们过去是很要好的，我就粗心大意地把钢铁工业工会运动的真正意义透露了出来。不料韦斯特一点也不告诉我，就突然把它当作一条独家新闻在1919年4月9日的《民族》杂志上刊登了出来。他戏剧性地刻画了正在兴起的费兹巴特立克——福斯特集团对于式微中的龚柏斯——毛立森集团的威胁，以及使美国劳工联合会革命化的作用。龚柏斯为此勃然大怒，并要求费兹巴特立克给他一个解答。后来就把我叫到芝加哥去。我们当时正在搞组织运动，如果来一个公开地斗争就一定会毁了它。这样我和费兹巴特立克决定同意对韦斯特所说的事，置之不理，听其自然发展。但是，几天后，费兹巴特立克给我来的一封信却使我惊奇失望，他在这封信里附来了一份他给龚柏斯的复信的副本，荒唐地对后者在屠宰工业与钢铁工业工会运动中的成就备至赞扬。这是一个很坏的撤退，而且它预示四年以后费兹巴特立克将在那时的艰苦斗争中对龚柏斯最后投降。
但是，龚柏斯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其他领袖们并不能从费兹巴特立克软弱的、谢罪的信中重新得到安全保证。他们只有当罢工与其基金的领导，以及对于他们说起来是可怖的各种可能性受到击败的时候，方才感到安全。如果说这些领袖们，除了少数的几个例外而外，是从头到尾都在阻挠这个运动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既得利益处在危险中，例如格利就是如此。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把钢铁与其他基本工业的个人组织起来，那是工人运动中进步人士的任务，而且一定要冒反动的工人领袖的反对才能完成。这在进步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在1936年组织钢铁工人的运动中和1919年钢铁工业工会运动中都证明是如此的。
组织钢铁工人的工作是美国工会运动所曾达到过的最远的一点。工会已经深深地突入自由雇佣制的最大工业中。1919年钢铁工人大罢工对于美国工会运动的成败关系，大于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罢工。这一次斗争的胜利，（这是工会的领导本来能够取得的）就会把整个工会运动提高到一个在力量上与发炸是内行远远比过去为高的水平。同样，它的失败也就是加紧此后雇主大力的进攻与加深后来几年中工会内部反动趋向的一个巨大因素。
关于某些批评
我在屠宰业与钢铁工业工会运动中的活动，并不是没有收到尖锐的批评。那些从雇主方面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官方来的批评，并不需要答复，我也就置之不理。但是，有些“左翼的”分子也一样大叫大嚷地批评我，认为我在这一时期曾放弃了我的革命的观点而成为龚柏斯机构的一部分。他们也曾严厉地斥责我对战争的态度。这种批评主要是从我在美国参议院调查钢铁工人大罢工的委员会上作证而来的。
参议院委员会的事件是这样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开始的那一天，参议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个纠纷。罢工形势是极端紧张的。全国正处于政治上极反动的战后时期战争歇斯底里的浪潮犹未小腿。司法部长巴尔墨正在“搜捕赤色分子”，美国退伍军人团与三K党的到处横行，资产阶级对逼近的工人阶级高潮充满恐惧。钢铁工人全国大罢工之发动加紧了所有这些恐惧与歇斯底里。报纸肆意叫嚣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罢工，而是一个革命的爆发，一个“赤色的”阴谋，想推翻政府而在美国建立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
在这种尖锐的激动下，我被召到华盛顿向反动的参议院委员会作证。鉴于我过去曾参加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于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我曾被大大戏剧性地描绘为“赤党”首要分子，正在利用钢铁工人大罢工来开始革命。十分清楚，参议院委员会的目的是要从我嘴里套出一篇革命的演说来，好用它煽起已经存在的恐怖，并从而使反动力量得以真正把钢铁工人大罢工撕成粉碎。
在这种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正如我老早已说明的那样，我把赢取钢铁工人大罢工的胜利认为有最深远的重要性。我从它的胜利中不仅看到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男子、妇女与儿童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还看到了它会打开在其他工业中把数百万工人组织进工会的大门，它会促成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机构上、政策上与领导上的彻底改组，会把强有力的革命武器放在工人阶级的手里。我因此准备去做一切，去牺牲一切来赢得这次罢工的胜利。而且，我也完全认识到在当前的反共歇斯底里的环境中，我如果在参议院委员会的作证席上把我的观点做一个坦白的声明，就会给资产阶级敌人以它所正需要用来破坏罢工的武器。我也知道龚柏斯的官僚机构会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把罢工扼杀。此外我害怕，这样的一篇演说，在歇斯底里的报纸的篡改与歪曲之下，会使钢铁工人自己也莫名其妙而丧失斗志，他们还远没有革命化，而且也没有准备应付这样一种发展。后面这种为限特别大，因为并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支持这个罢工。共产党还只是刚刚诞生，而社会党又十分不可靠，
因此，我事前就决意不去把我的观点做一次坦白的暴露，而是，不惜以一切代价来掩护罢工。我认为保障钢铁大罢工使之免受进一步的打击，要比大声宣扬我的革命道理要重要得不可比拟。不管发生什么，我总是决心不让政府利用我来破坏罢工的。
在作证席上，我想把问题限制在工人的经济要求方面，而避免涉及在这一点以外我个人的意见。但是，这证明是不可能，因为这使我处于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因此，我提议如果能摒除报纸记者旁听，就可以把我的观点充分发挥。但是，这也被敌意的参议院委员会拒绝了，我于是就面临了发表演说的必要。在感到自己被强迫而且出于某种警察设造的县境内的情形下，我发表了使我为之受到很尖锐的批评的演说。总之，我把我关于工会的革命性的概念弄得十分模糊，并且不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与我自己间划出一条尖锐地政治上的界线，而且说我曾支持过战争。
这个在上述种种情形下从我自己身上逼出来的证言，并不表明我真正的认识。它并不符合于我过去的态度、我在战时的工作以及我以后的活动。让我详细说明吧：
首先，关于所谓我已放弃我的革命主张的谴责方面：我确实能对参议院委员会说，在我写了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小册子《工团主义》（这本小册子是在整个局势中起了极大作用的）以后，已经大大改变了我的观点。但是，这只是意味着我已改变了我对革命前景的看法而并不是放弃了它。正如我在前面论述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几章中所说到的那样，我发展了这样一种理论（工团主义的一种），即尽管工会的眼界是保守的，但由于它们的力量与要求不断增加，它们就在直接造成资本主义的倾覆。因此，我确切地感到我在战时领导屠宰与钢铁工业中的五十六万五千的组织工人工作，并打开了组织数百万更多的工的道路，实在做着真正的革命工作。一切工团主义的理论，我的也同别人的一样，都是机会主义的、非革命的，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我在发展我的特种工团主义时，已放弃了我的革命目标。与此相反，我深深地认为由于我在战时的组织工作，我是在沿着一条最快与最短的道路，走向革命。
现在，再说到所谓我已变成龚柏斯机构之一部分的指责：从我上面所说的可以明白，这是全然的胡说。虽然我在组织屠宰业与钢铁业工会的运动中很少对龚柏斯派的领袖们作公开的批评是事实，而且，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如果因此而假定我已向这些反动派投降，就绝对不正确了。与此相反，我的全部工作都是以粉碎龚柏斯的全部统治为目的的。我是以下述自觉的认识进行我的组织工作的：第一、它只有击败美国劳工联合会上层领袖才能成功；第二、在钢铁工人胜利之后，我心目中的工会运动之成功将完全击破龚柏斯机构，并改变整个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机构、领导与观点。因此，我总的纲领中有一部分便是培养一个新的领导机构，而我们的运动的全般趋势便是要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左翼集团。我用来与龚柏斯分子作战的方法是侧翼进攻。这就是说，不是正面的抗击，因为这在当时我并没有有组织的后援的环境下，会造成一种公开的破裂，而使我的组织工作成为不可能。我竭力要以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所不能击败的巨大的组织运动来对付他们。这样，最后就会以激进的、进步的领袖为领导的广大的非熟练与半熟练工人群众被动员起来反对他们而结束全部的龚柏斯统治。这个计划是与我反对腐败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的斗争一致的。
最后，关于我对战争的态度，在这点上我应受最尖锐的批评，因为不可否认地，我的立场是高度机会主义的。但是，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在参议院委员会上的证言并没有表达我真正的感情。我战时立场的错误导源于我的错误的工团主义的概念，即认为决定性的革命任务就是建立工会，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一切其他的活动都应该置于从属地位，或者予以取消，其中甚至也包括直接的反战宣传在内。正确地政策应该是把反战的斗争置于第一位，而使其他的一切斗争辅助这个中心任务。我在反对世界大战与美国参战这一点上是对的；而在一旦美国参战以后，我却错误地把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这一件事情上了。我说过，我把利用战时对工人的巨大的需求来推进工会运动的英勇的罢工，作为中心政策，认为这样做就是在以可能最快的方式创造着能把资本主义送终的工具——群众性的工会。这个机会主义的政策，倒并没有使我真的去参加拥护战争的活动（目前关于我兜售战争公债的故事是无根据的），但是，我无疑地不曾反对过这种活动。而这种活动却大大地缠住了所有我周围的工会。我只是把组织工会当作我的主要任务去做。而我在这些托辣斯化的、供应军需的基本工业中发动的这种进攻性的组织运动与罢工，是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及政府的“社会和平”政策、“不罢工”政策尖锐地对抗的。
钢铁工人继续前进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1936年7月），一个新的组织钢铁工人的运动又在开始了，这次是受以联合矿工工会主席路易斯为首的产业组织委员会领导的。不过，现在的工作是在远较1919年为有力的环境下进行的：
（一）（钢铁工业的经济情形是处在上升中，而1919年时，钢铁工业却是在走入萧条之中；
（二）政治形势也要好一点，而1919年的工会运动却是在“搜捕赤色分子：与反动加紧的气氛中进行的，目前的运动是处在一个大选以前的年头，两党都要争夺工人的选票，而政府则不大反对这个运动；
（三）工人们现在感觉得到群众中间总的高潮，因而处于攻势——但是，在1919年，他们面对着雇主发动的巨大的、全国性的攻势；
（四）目前的运动有着一百二十五万工人坚固得后援，此外在工人运动中一般地得到广大支持，而我们当时却很少这种支持；
（五）在1919年，我们只有一千四百美元来发动我们的运动，而现在产业组织委员会却有五十万美元，而且随时可以募得到一百万、两百万、甚至更多的钱；
（六）现在1936年的运动是以一个产业工会为基础的，而在1919年却有二十四个互相争吵的行会；
（七）公司工会现在已经相当彻底地声名扫地，而在1919年时，它们却是十分时髦而且笼罩着许多幻想；
（八）不会说英语的工人们的重大的语言问题在1919年是十分尖锐的，而现在却已大大减少了；
（九）1936年的组织者面前已有了从1919年斗争中学来的一系列重要教训，可以为他们的指针；
（十）这些组织在还具有一种由于钢铁工会确实曾在1919年组织起来过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信心来工作，而我们的组织者却曾必须面对那组织钢铁工人工会是否有可能性的重大悲观与普遍不信任；
（十一）无线电广播现在已使钢铁工人能大大解除他们在1919年时所感到的恐怖，因为它使工人可以在家里得到工会的信息；
（十二）最后，现在在可以求援的战场上，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共产党，这是一个我们在1919年时根本就没有的强大力量。
所有这些1936年的运动优于1919年的运动的好处预示：尽管有钢铁托辣斯的反对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破坏，钢铁工人都可以顺利地组织起来。决定性的问题是系于赢得那在钢铁托辣斯肯与工会打交道以前几乎一定要发生的罢工上。而这一个可能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大而且是最重要的罢工，是能够取得胜利的。但是，它必须有一个工人力量的强大的动员。也许有许多工业会被卷进去。特别重要的是要有钢铁工业地区的矿工与铁路工人坚实的支持。
钢铁工人组织运动的胜利将为工人运动开辟巨大的前途，正如它的失败将成为一大惨剧一样。胜利将使数百万工人有可能顺利地组织起来。我们在1919年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单，并依照此种情况工作。可是，现在的前途比1919年时甚至还要广阔。把数百万新工人组织到工会里来，把美国劳工联合会改组，并使之新生，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政党——这些就是一个成功的组织钢铁工人的运动所应有的若干主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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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屠宰工人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八章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屠宰工人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
↘开始屠宰场的组织运动
↘一个攻势的运动
↘政府援救屠宰商
↘屠宰工业组织起来了
↘屠宰工业组织运动的余波
↘从屠宰工业到钢铁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半，美国资产阶级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看着他的国际敌手逐渐地彼此残杀，而它则卖给它们以必须的军火，占据了它们的市场，并且跳上了世界首席帝国主义国家的地位。然而，到1917年年初左右，德国可能赢得战争的危险出现了。对于美国说来，除了害怕丧失它战时的借款以外，还需要像英国那样迫切地去粉碎正在兴起的德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威尔逊总统就把他在大选时和平主义的口号弃若敝履，很巧妙地找到了参战的借口，而在1917年4月6日，美国也就参加了这场大屠杀。
广大的工人群众是不主张战争的。他们中绝大多数拒绝参加志愿军就是明证，这迫使政府几乎马上就实行了强迫征兵。很自然地，作为资本家忠实仆从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踊跃地充当政府的征兵员。甚至在参战前，在1917年3月12日，他们就对威尔逊保证予以支持，声明工会“兹特保障，不论在战争与和平中，在危急与风暴中，都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人民的自由与安全的标准，以及制度与理想的保存。”接着随着战争的发展，这些领袖全心全意地参加了战争活动的各个领域的工作（只有战场除外）。他们又决定自己不去领导罢工，也不在工人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业中组织工人。
一般说来，革命团体采取了反对美国参战的立场，虽然它的反对很大一部分采取了非战主义的形式。社会党在其左翼的压力下，也通过了一个反战的决议。但是，机会主义的美国社会党领袖们，正如他们欧洲的兄弟们一样，是赞成参战的。当像德布斯(Debs)与鲁腾堡(CharlesE.Rutheberg)这样的战士们因为反战活动而入狱的时候，希尔奎茨（MorrisHillquits）、奥尼尔（JamesOneal）这些人就忙于破坏党的反战政策，而他们中间的另一个大集团，如华林（WilliamE.Walling）、斯巴尔哥（JohnSpargo）、鲁塞尔（CharlesE.Russell）等人，就索性退出党，而参加威尔逊与龚柏斯的主战运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霍乌德领导下作了最好的反战斗争。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迅速扩大的情形下，在各个工业中都实行着一种攻势的罢工政策，它只是因为没有力量才未能号召一个反对战争的总罢工。它的有战斗性的工人受到了任何组织中都从来没有受到过的最严厉的战时迫害。
至于我自己的态度，我当然是反对世界大战，也反对美国参战的。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与国际工会教育同盟两者都一般地谴责资产阶级战争，而尤其谴责世界大战。我们抱有工团主义的论点，就是如果欧洲工人曾以举行总罢工来对付战争，战争就可以被迫停止。我们正确地斥责社会党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们。他们在情感上与利害上与本国资产阶级打成一片，乃是应负破坏工人反战斗争责任的人，应负引导工人们为资本家的利润而被杀戮责任的人。
在美国参战时，我除了我的工会，铁路车务工人工会以外，不属于任何组织。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已经解散了。至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社会党的左翼，我同它们和它们的反战活动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同它们两者几年前在政治行动与“打入内部”的问题上意见不和。而且，我对于战争形势和革命运动当前的主要任务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我的意见可以归纳如下：
我深信资本主义要在战争中把自己打得粉碎。我确认它已把自己削弱到了这种程度，可能在战争结束以前，或者在战争结束以后不久，就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我庆贺1917年俄国二月（公历三月）革命，（以及其后同年的十月革命），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开端。但是我怀疑俄国是否已经足够工业化能把它的革命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因此我宁肯期望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特别是德国与英国领头实行社会主义。
什么组织会发动欧洲的革命呢？我肯定社会党不会这么做，而且我的判断并不错，我的观点是从旧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理论中得来的，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把工会看作革命的主力。因此，工会即使在哲学方面还并不是明显地革命，它也会贯彻推翻资本主义的行动的。在所有的工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当时的工会成长得很迅速，而且很快就远超过历史上的最高峰。我深信那急速扩张着的工会将强大到足以推翻老朽的资本主义机构，而接管社会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我从这种概念，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战争时期的首要的革命的任务，即建立工会运动，组织千千万万无组织的工人的运动。其他一切都要服从这个中心目的，为它的成功而牺牲。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建立起工会这一资本主义的最后的破坏者来，而我的计划就是充分利用战时对于劳动力的巨大需要，通过组织运动和罢工来扩大工会。这样，配合着英、德、法等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情势，工人们就可以把他们的工会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武器，由于这个武器的力量和要求日渐增加，他们就会利用工会摧毁资本主义。
依我看来，非战主义的要求结束战争的呼号显得既不够劲，又无实效。应该做的事情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勇敢地利用战争局势来创造唯一能结束资本主义的力量——工会。而且，按照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对阶级觉悟在斗争中的作用的错误观念看来，这些工会即使是属于所谓保守派的，也是足以发动最后的革命的。在美国，不管威尔逊政府对于工会运动如何“宽容”，大工业中群众性的工会也只有在斗争中建立。而这种罢工斗争政策，据我了解，是与政府要有效地继续进行战争一事抵触的。
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大战时期，我竟然领导了两个主要的战争工业中的组织运动和罢工——以“食物使战争得胜”为口号的屠宰工业和一切军火工业的心脏：钢铁工业。而且在这两种工业里，不管有政府和大托辣斯的不断威吓，不管有反动的工人领袖的出卖，我还是尽可能地贯彻上述积极组织的政策，那是以保卫工人要求和反对政府的战争利益举行的英勇的罢工为基础的政策。
除去我心目中的革命的目的而外，我全部的战时政策大体上是不正确的。当然其中有一定的反对战争的成分，而且也与龚柏斯的不罢工，不进行组织运动的“社会和平”政策（一种确实妨碍了战时把数百万工人组织起来的纲领）有着尖锐的对立。但是，基本上它还是错误的，它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我对单纯的组织工会运动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有一种工团主义式的过高估计。工人为成立工会而牺牲得太多了。这就忽略了当时全体工人阶级的活动根本必须集中在反对战争的直接鼓动和英勇的政治斗争上。当然，建立工会并进行英勇的罢工，必然是反对战争的有效行动所必需的基本因素，但是这只在一种条件下才会如此，那就是这种工作只是一个更广泛的政治斗争中有限的一部分，这种政治斗争的目的，如列宁所明确指出的，是要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但是，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建立工会方面，希望他们终究将能实行革命。不管我的愿望如何好，它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机会主义的对战争妥协的政策，而且任何这种妥协都不可避免地有利于资本主义战争制造者。
开始屠宰场的组织运动
我有一个理论，即战时是组织工人的大好时机而且也是迫切的需要。然而理论是一件事，这个理论的实践又是迥然不同的另一件事。我还不至于天真到认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老爷们能够组织群众。那么应当怎么办呢？
当美国参战的时候，我正在芝加哥的“苏”铁路线（SooLine）上做检车员；因为在我做铁路车务工人工会的业务代表的一年任期届满以后，我拒绝了我们是三个地方工会要我连任一年的一致提名，而回到铁路工作上去了。当我在检查火车的时候，我对于应该怎样开始一些真正的组织工作是有些茫然的。老实说，我感到毫无办法。我们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已经不存在了。我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一礼拜工作七天，由于工作时间太长，连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会议都不能参加，虽然我还是代表。但是，最后有一天，当我步行去上班的时候，我清楚记得那是1917年7月11日，我忽然想到也许我可以从组织芝加哥屠宰场的工人来开展一个运动。在好几年间美国劳工联合会完全忽视了他们。除了车运工人以外，他们是完全没有组织的，他们的工作条件简直骇人，而当时对工人的需要又很大——这正是发动组织运动的绝妙时机。也许还可以设法取得进步的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支持呢！
想到就做。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芝加哥区铁路车务工人工会委员会。我们这一行在屠宰场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因为我们所造的冷藏车，是这个工业的基础。于是委员会马上赞成我的建议。在十三日，我已我们委员会委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已垮台的屠宰夫工会所属半死不活的第八十七地方工会的会议。我们得到了它的勉强的同意，在十五日，两个工会就向芝加哥劳工联合会提出决议案，号召在当地屠宰工业的各行业中发动一个联合组织运动。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一致通过了我们的决议案。于是，只在计划诞生后四天，把大屠宰托辣斯里的工人组织起来的运动就开始进行了。
在七月二十三日，我们组成立屠宰场劳工理事会，下面有十二个地方工会，分别管辖屠宰夫、铁路车务工人、机器匠、电气匠、箍桶匠、木匠、职员、汽管装配匠、技师、救火队员等各行业的工人。我当选为书记，摩尔菲（一个普通屠宰工人）为主席。我们的工作计划是要组织一个联合会。我们拒绝了发动一个新的“单一的大产业工会”传统的左翼政策，因为这种双重工会会分散我们的力量，而且在一开头就使我们的运动破坏掉。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产业联合会，把所属各种产业工会紧密地在一个理事会，一个执行委员会，一组业务代表之下连结起来，在整个工业中成立一个坚固的阵线，一次走向产业工会运动。工人们毫不踌躇地接受了这个产业计划，因为他们在1904年的大罢工就是由于几个行业工会不团结和有些工会擅自上工而完全失败，而这些工会是组织在两个分立的、互相争吵的理事会里面的。我们以产业工会运动的精神贯注于我们的全部运动中。
在屠宰场劳工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就决定了，我们的运动首先要依靠非熟练工人群众，那就是，占工人中大多数的外国出生者和黑人。在六万名芝加哥屠宰工人中间，有一万二千黑人，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无论我们费尽气力，许多技术性的行业的工会都抵制他们，只有主要的屠宰工人工会许可他们参加。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我们还遭受着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种族歧视政策所激怒的黑人知识分子的公开仇视。当我们开始组织工作时，首先从把黑人编入大的群众性的屠宰夫工会各地方工会里去的政策着手，我们认为这样就解决问题了。但是，马上黑人领袖就大叫说我们把黑人编进白人的工会里去了，而他们在那里面是无能为力的少数，并提出要求成立一个单独的黑人工会。我们很天真地同意了这个要求，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种族隔离”的声浪就传遍了斯戴特大街。但是我们终究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叫做睦邻政策，就是在黑人区和白人区都成立群众性的工会，但对黑人、白人都同等接受。这就消灭了“种族隔离”的政治，而迫使黑人知识分子中的腐化分子，屠宰商的代理人，不得不公开露面来反对我们的组织运动，并主张破坏工会的政策。这种意见是不难击破的，结果我们就争取到了黑人的多数，成立了在美国都市内黑人会员最多的工会。
但是，让我回过头来说一说我这个故事的本末吧。我们这个运动的组织人员和费用是从哪里来的呢？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总会连一个铜板都没有给我们，而它的当地总组织干事佛乐德是无耻的和瞧不起人的。超等反动的屠宰夫工会的干部们，和他们半死不活的工会，视我们为暴发户和危险的敌手，除了敌视而外什么也不给我们。初步工作主要是靠约翰斯东、我自己、和以前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几个有战斗性的盟员自动来完成的。芝加哥劳工联合会是对我们友善的，但是，它初期的财政的援助只是支付我们第一次群众大会的费用。在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和铁路车务工人理事会的推荐之下，美国铁路车务工人兄弟会的主席，里安才极其不痛快地派我做九十天的组织干事。在我们进行得还不错，而我们的运动也颇有希望时，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又派了贾克·约翰斯东来做有薪水的组织干事。最后伊利诺斯州劳工联合会也给了我们两个黑人组织干事，而我们也不时得到屠宰夫工会及其他行业工会的业务代表的帮忙。此外，工会运动本身也可以自筹经费，并提出自己的组织员。
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主席约翰·费兹巴特立克，一直是同情我们的运动的，但对其结果却表示怀疑，他也是受了当时工会圈子中流行的悲观主义的毒害，认为屠宰工人是无法组织的。但等到我们的运动开始有成效时，他就积极参加了，而且后来成了全国运动的主席。特别是在打击反动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的分裂战术，以及与屠宰商和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他的贡献是特别有价值的。
一个攻势的运动
我们勇敢地进行我们的组织运动，并把力量放在芝加哥的牛肉托辣斯中最大的屠宰商的五个大工场中。工人们大批地来旁听我们的会议，到那时，由于对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长期出卖和无能所产生的怀疑，他们加入工会的很少。在六星期的紧张工作之后，我们只不过吸收到了五百个会员。费兹巴特立克认为结果良好，因为自从十三年前生死交关的罢工以后，还不曾有过这种现象。但在我看来，我们的进展是绝难以令人满意的，一个一个来的办法决不能在庞大的屠宰业中组织工人。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大批大批把工人们发动到工会里来。
我们小小的有战斗性的分子的领导集体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工人组织起来，我们准备为此目的而使用激烈的手段。我们根据一个英勇的罢工政策行事，这政策与龚柏斯的战时“不罢工”的纲领毫无共同之点。我们深信工人们是充满了“罢工情绪”的，而且只要他们认识到罢工行动能支持我们所宣传的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组织工会权）前途时，就会响应我们的行动。于是我就向我们小小的领导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使我们的五百个会员，在充分准备以后，在其他工业中的有战斗性的工人有组织援助的配合下，可以用来使六万工人群众罢工。
这是一个冒险的提议，但我仍坚信只要我们努力就可能成功。组织干事们都同意我的建议，但在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却幸运地又找到了一个更保险的方法，利用罢工运动使工人群众行动起来。那就是：在受到我们芝加哥工会运动的影响和一般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在西部的几处屠宰业中心，地方性的组织运动和罢工正在酝酿。于是，我就提出一个策略：召集全国性的屠宰工人会议来讨论准备向屠宰商提出的要求。屠宰夫工会的领袖们是十足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动派，他们预感到可能的罢工，就坚决反对这个提案，甚至于粗暴地谴责我们整个英勇斗争的路线。但是，他们又怕被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所撵掉，最后还是怨言啧啧地同意了。于是我们就不管他们的抗议，而向新闻界说明会议的趋向最后可能造成一个全国屠宰业的大罢工。
在战时，美国政府竭尽全力供应各盟国千百万饥饿的军民，因此，这是个了不起的消息。不出我所料，第二天全芝加哥的报纸都以通栏标题登载“罢工在迅速发展中”。在其他屠宰中心也是如此。整个屠宰业都为行将到来的罢工而沸腾起来。
这对于那些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他们终于看见了他们所需要的行动，看见了一个回击他们的剥削者的机会了。他们于是争先恐后地大批大批加入了芝加哥的工会。弱小的屠宰场工会不断地壮大。例如，奄奄一息的屠宰夫工会八十七号地方工会，在报纸宣布了要罢工滞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吸收了一千四百个会员。同意，在苏市、圣路易斯、乌兹堡、奥马哈、堪萨斯城、圣约瑟、圣保罗、奥克拉荷马城、丹佛尔以及其他西部的大屠宰业中心，运动也像月桂树一样飞速成长。成千上万的工人用尽了劳工联合会的地方工会。我们的战略甚至比我们预料的还要成功得多。我们已经大大打开了多年来被工会方面认识认为绝对没有希望的组织全国屠宰工人的工作。同时，我们也把十几个合作社性质的屠宰工会合并进来成为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委员会，由费兹巴特立克当主席，我当书记。
但是屠宰商也并不是一无作为。开头，他们除了把大量奸细打进我们的运动以外，还没有什么敌对行为，显然他们认为我们的运动和过去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很多“运动”一样，会自然寿终正寝的。但当他们一旦认识到我们的工作进行顺利时，他们就大为惊慌，并以通常用来解雇工会积极分子的自由雇佣权（按指雇主可以任意雇佣工会会员与非工会会员的权利，区别于工人要求公司仅能雇佣工会会员的权利——译者注）的武器来报复。这种解雇运动传播甚远，而到斯威夫特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利比、麦克奈尔和利比（Libby,McNeill&Libby,Inc.）”公司解雇了约莫五十个芝加哥工人时，达到了最高峰。
我们英勇的组织者的政策就是要向一个全国屠宰工人大罢工的方向前进。我们估计只有用这种罢工才能使工人完全获得他们的要求，建立起他们的工会来。我们鉴于对食物的强烈需要也深信屠宰商与政府在战时决受不住一个大规模的屠宰工人大罢工。所以屠宰商的挑衅行动正适合我们的战略，于是我们就马上以举行全国性的罢工投票来作为对“利比、麦克奈尔和利比”公司的回答，投票的结果几乎百分之百的赞成罢工。这样我们就忙碌地筹备罢工了，但是就在这时，美国劳工联合会插脚进来，并把整个运动引上了政府仲裁的出卖工人的道路。
政府援救屠宰商
必须记得，威尔逊政府，有一种战时在政府与工人间订立协定的政策，来使许多罢工运动转向，并阻挡工会扩张到自由雇佣的工业里面去。它的联邦仲裁委员会就是按照这种原则而周游全国，解决罢工纠纷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自然是与这种反工会的政策完全协调的。
约翰斯东、我本人和其他屠宰场的有战斗性分子是反对政府的这种干涉的。费兹巴特立克也反对政府的干预，但是，他对罢工没有信心，因此，约翰斯东和我的战略的根据就是必须来一个罢工，用直接的压力来迫使屠宰商签订工会合同。
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不管我们的反对，还是把政府引进来了。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我们像平常一样，正式把我们的罢工表决情况通知劳联的总部，而他们连通知我们一声都没有就立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政府，我们立刻就受到了联邦仲裁委员会人员的骚扰。以后，当我向龚柏斯抗议他引政府来压迫我们时，他只好无以自辩地说，我们的电报送到时，他不在办公室，而他的秘书勒嘉德小姐把这当作一件当然需要仲裁的事情，报告给劳工部了——这正好说明了美国劳工联合会战时不罢工的主张。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这一行动完全推翻了我们的罢工战略。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能否不理会政府的仲裁人，而仍然罢工呢？一切情势都不利于这样做。那些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都会一致反对，因此，参加我们共同行动的一打工会的全体全国委员们也会一样。我们芝加哥屠宰场劳工理事会的最大弱点始终是：虽然给予全国运动以全部的动力和英勇的领导，但有关的国际工会的实际的控制权却操在反动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干部手里，而且不幸的是我们也没有组织有战斗性的少数派可使我们与其他屠宰业中心的工人们保持联系。
约在此十八个月后，在1919年组织钢铁工人的运动中，我也遇到差不多类似的情形。我们的委员会面对着由威尔逊总统、龚柏斯主席和二十四个钢铁工会的大多数领袖所提出的要求，说我们应当避免正在发展中的罢工运动，信任政府的调度。但是，我们的组织，那时坚固得足以不理睬这个要求，继续进行全国大罢工的准备。而在屠宰场的情况下，以我们的工会还年青与缺乏全国性的控制权来说，这种路线是愚蠢的。所以，我们只能对优势让步，违心地参加了政府的调解，并且依靠我们运动的日益壮大的力量和战斗性来取得调解胜利，不管它有什么样的敌人：屠宰商、政府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高级领袖们。
屠宰工业组织起来了
经过许多次的周旋之后，我们终于在1917年12月和联邦仲裁委员会成立了合同。这个合同规定了工人有组织工会、成立工厂委员会、提出申诉、参加工会会议等等权利；合同里也答应了增加工资百分之十，承认按年资优先雇佣的原则，取消“信仰、肤色或国籍”的歧视，公布计件工资表，取消擅自解雇，取消强迫性的福利团体，建设合适的更衣室、饭堂和洗衣房等等。我们另外还有六大要求被提到联邦法官阿尔兹丘勒那里去仲裁决定。
1918年初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屠宰业仲裁得程序是非常动人的。梅耶和康顿二位律师代表了阿摩尔、斯威夫特、摩理斯、柯达海和威尔逊五大屠宰商，工人们则有华尔希和费兹巴特立克代表。整整三个半星期，我们在证人席上列出了许多见证人——工人、经济学家、劳工领袖（包括龚柏斯）——揭示了屠宰工人们可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屠宰商所赚的丰厚利润，阿摩尔本人就承认在1917年得到了四千万美金的战时利润。我应该说我对屠宰业的这种揭露以及他们的狼狈状态，感到双重的快意，因为我曾亲身吃这一个行业的苦头，1915年，我曾在斯威夫特公司的车厂里为了微不足道的工资，工作了一冬天，而还是穷得连一件大衣在严冬御寒都办不到。
1918年3月31日，阿尔兹丘勒法官发下他的仲裁判决。他看到我们的英勇行动，而且也看到假若判决不能令人满意的话，全国性的屠宰场罢工是不可避免的，就对工会的六大要求答应了百分之八十五。他的仲裁判决规定另外增加工资百分之十到二十五，基本上是八小时的工作付十小时工资，逾时工作算额外时间，男女同工同酬，在淡月中保证每星期有五天工作，在八小时轮班制中吃饭的休息不扣工资。这仲裁判决是有追溯效力的，所以五大屠宰公司的十二万五千名工人共收到了六百万美元追加工资，或者说平均每人收到四十美元。
屠宰工人们以热烈的情绪来欢迎这些条件，认为是极大的胜利。他们涌进了全国各地工会，并且在每一工厂里成立坚固的组织。我们进一步给屠宰商打击的工作现在开始了，我们使几百个小屠宰商在阿尔兹丘勒的仲裁判决上签字，随即把组织运动贯彻到这个工业例如零售肉店这样的许多附属部门里去，以及许多独立的肥皂、洗濯粉、胶料、罐头、人造牛酪、肥田粉、造桶工厂等。除此之外，很多地方工业如机器工厂、造车工场的工人也受到了影响，而组织起来了。
在芝加哥，我们举行了几十次罢工来继续这一运动。最严重的斗争是和联合养畜场与转运公司的斗争。这个强大的康采恩是大屠宰商所有的，每天要收进、饲养和分发成万头牲畜到芝加哥各屠宰场去。是当地屠宰业的神经中枢。它那大权独揽的领袖，一位叫做里昂纳德先生，拒绝在阿尔兹丘勒德仲裁判决上签字，因此，我们向他的三千个工人发出了一小时后罢工的通知。一切牛、羊、猪的转运都立刻停止了。屠宰商们慌乱地向整个西部打电报停止运牲畜来。约翰斯东、墨菲和我被召至市内的司法部办事处，克雷保以妨碍战争为名用监禁来威胁我们。但是，我们站稳立场，并坚持联合养畜场与转运公司应该同意工会的条件。巨大的屠宰场因为牲口供给来源断绝逐渐地停工了。巨大的屠宰业罢工的威胁隐隐出现。几天之后，联合养畜场与转运公司软化了，并在合同上签了字，这是个真正的胜利，被压迫的屠宰场工人大喜欲狂。
巨大的屠宰场工人的组织运动现在已达到了主要的目标。这一工业以在全国范围从上到下都组织起来了。有二十万以上的工人已编入了一打联合起来的工会中。这些工人包括了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外来的和本地的，而且有整整二万五千新会员是黑人。很多职员也加入了组织，甚至养畜场的经查，也成立了工会。最后，独断专横的屠宰商们也被迫不得不与工人接头，并且与他们谈问题了。对于和约翰斯东及我的谈判，他们由其感到不舒服。
屠宰场的胜利标志着美国工人组织的新的高潮阶段。这是被工会组织起来的第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托辣斯化了的工业。如果就它是由坚决政策和使用产业工会原则来完成的这点而论，这一胜利就有更大的意义。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动官僚们自然不会从这里面得到积极的经验教训。
对于我们这些旧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有战斗性的分子说来，这次运动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是我们的“打入内部”政策的光辉说明，而且也说明了我们英勇地利用战时情况来组织千百万没有组织的工人的理论，能做出些什么来。
屠宰工业组织运动的余波
事实是在阿尔兹丘勒法官判决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屠宰业而进行钢铁工业中的组织工作去了。但我还不能讲到这些，除非我说完屠宰工人优秀组织怎样在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的“得力”协助下终于被屠宰商破坏掉。那真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可耻的背叛事件之一。
从1917年起，屠宰夫工会中龚柏斯派的干部们，以当地某屠宰公司的一个股东丹尼斯·勒恩为首，就尽一切可能来破坏组织运动。他们的目标就是破坏屠宰场劳工理事会，破坏它了不起的团结和英勇的领导。他们打算消灭它的产业工会的倾向，而重新建立那陈腐的、声名狼藉的行业工会制度。于是，他们就努力于取消从地方工会来的每人缴纳的会费；他们要求每一地方工会都设立自己的业务代表，以代替我们的集中制；他们坚持必须成立第二个理事会，就是限于屠宰夫工会地方工会的屠宰业理事会。这就是予1914年的罢工致命破坏的双重理事会制，那是我们在屠宰场组织运动的开头就发誓再也不用了的。他们派出了“组织干事”充斥芝加哥地方工会。那些组织干事在全体屠宰商的奸细和工贼的支持下，为这一分裂的纲领而奋斗。我们是在面对这这种分裂阴谋的情况下来继续进行我们的组织工作的。
这一斗争变得非常尖锐了。最后，勒恩的一帮，与臭名昭著的奥唐尼尔的一帮建筑业的打手暴徒们朋比为奸，决定以暴力手段接收屠宰场劳工理事会。他们企图强迫我们给他们的打手们以一个代表席位，作为硬打进来的一个楔子。我们拒绝了，而且为了这个我还被列入“干掉”的人名单，臭名远扬的枪手外号人称“大墨菲”的，还曾公开地威吓我。但是，我们也并不是毫无办法，我们把它公开，以备万一出了什么凶事，就知道去找谁，和怎样去找。勒恩——奥唐尼尔的计划失败了，我们仍然掌握着全权。
在我离开屠宰业后的第一年，斗争更加尖锐了。有两个组织干事遇害。继我当屠宰场劳工理事会书记的约翰斯东，有一次曾成功地持枪击退了勒恩手下一帮企图武力夺取总部的武装暴徒。
操纵着芝加哥以外（那些地方一直是我们的弱点）的官办屠宰夫工会机构的勒恩，终于组织了一个芝加哥屠宰业理事会。只有大约二千人加入。不久他就把他工会里的四万个仍然是属于屠宰场劳工理事会的工人开除了。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对这种无理行动提出抗议，但是，龚柏斯警告它不要过问。于是屠宰业内其他美国劳工联合会干部们也就着手协助勒恩来分裂屠宰场工人和破坏一直是组织运动胜利之关键的产业内部的团结。结果出现了三个理事会，屠宰业理事会、机器业理事会和屠宰场劳工理事会。此外，还有几个不加入上述三个理事会的地方工会和大批没有组织的工人，都被劳联的出卖弄得意志消沉。同样的分裂手段也曾用于其他各屠宰业中心。
在我们1918年的大胜利之后两年半之久这种情况一直未变。到1920年秋季，一度十分出色的组织大为削弱了，于是屠宰商配合着战后反对有组织工人的“自由雇佣”大攻势，成立了公司工会，削减了工资，并且与工会断绝了一切关系。工人在1920年12月5日举行全国性屠宰场工人大罢工，作为回答。但是，虽然他们斗争得很英勇，还是吃了败仗，而且他们的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了。这真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动政策的灾难。假如今天的格林与霍奇逊之辈要希望知道为什么许多基本工业里的工人一点都不想要行业工会，而要求产业组织的原因，那就让他们去看看1917年到1921年屠宰业工会运动的悲剧吧。
从屠宰工业到钢铁工业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谈谈1918年的大事吧！从我的理论看来，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成百万的工人组织到工会里来，而且应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利用战时迫切需要工人的情况，来达到这个目的。为此，我自然要用屠宰业中的大胜利来作为一个新的组织运动的出发点。我丝毫没有安居下来做屠宰业工会干部的意思。在考虑之后，我决定在钢铁工业中试验一下。工会已经征服了第一个托辣斯化的工业——屠宰工业，而我还深信，只要它们稍微努力一下，在最大的托辣斯化的钢铁工业中也一样可以得胜。
因此甚至在阿尔兹丘勒法官批下仲裁决定之前，我就确信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大部分要求。因此，我写了一个提案，使芝加哥劳工联合会要求美国劳工联合会基本上按照已经在屠宰业证明成功的路线，在钢铁工业里发动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运动。但是，为了一个奇怪的原因，我有两个星期没有向芝加哥劳工联合会提出这个提案。在我们的仲裁期间，屠宰商的律师康顿，曾很戏剧性地宣布，假如阿尔兹丘勒答应我们的要求，那么在各工业的工人中就会全面地引起极大的高潮，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就会排队走到老板那里提出同样的要求来。甚至当他说这种话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就放着预备提出的组织钢铁工人的提案，我为了担心它提到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去会对阿尔兹丘勒显得康顿的预言太像真的一样，以致会影响它的裁判对工人不利，不得不把它保留到法官的仲裁判决以后。
最后，在1918年4月7日，在阿尔兹丘勒判决以后一星期，我就把这个由铁路车务工人工会和一打其他的五金工会联署的提案提到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去。提案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个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钢铁工业工人的工会的共同行动。它是以广泛的产业性运动为基础的，从整个工业中的煤矿工人、铁矿工人和湖泊运轮工人起，一直到钢铁工业的装配部门中做最后一步工作的工人，和把最后成品运到铁路干线上去的工人为止。这样一种联合行动，正和屠宰工业里面一样，是建立必需的产业形式的组织最实际的办法。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提案，而组织钢铁工业工人的大运动也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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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国际工会教育同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七章国际工会教育同盟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纲领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纲领的错误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工作
↘芝加哥同盟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之未能使它自己在工人运动中建立成为永久性组织，乃是对我们这个小小的工团主义者团体的一大打击。然而，它并没有动摇我们相信“打入内部”政策的正确的信心。因此，当我们又开始进行另一个新的全国性组织时，很难说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是崩溃了。这个努力表现在1915年1月17日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出席的有从芝加哥、圣路易斯、奥马哈与堪萨斯城来的十二位代表。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国际工会教育同盟。芝加哥被选为全国总部所在地，又选出了由我们四个主要据点来的代表组成的一个小小的全国委员会，以我为书记。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组织结构与“打入内部”政策，都是追随着旧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总路线的。全国委员会只是一个咨询机关，地方组织自行决定其组织形式与政策。没有全国性的会费制度，这些做法主要只是为了避免被指责是双重工会主义。工团主义的分散经营与自主自动的原则，完全由这个同盟继承了。国际工会教育同盟也把它的组织扩展到加拿大去。
在这个时候，旧的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刊物，奥马哈的《工会运动者》，和圣地牙哥的《国际》仍然存在。但是，同盟决定在芝加哥创办一个新的全国性的机关报。它终于以芝加哥《劳动新闻》的形式出现，由原来堪萨斯城一个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领袖狄慈特尔主编。
会议暂时同意把旧的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小册子——《工团主义》作为它的纲领。但是，我们的意见那时正发生急骤的改变，而我就受托把我们的新思想编入另外一个文件中去，我最后把它写进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工会运动：到自由之路》。这是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发表过的唯一的正式文件。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纲领
虽然像我的小册子所表明的那样，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纲领基本上是工团主义的，但是，它却因为大大地离开了正统的工团主义理论而具有重要性。这种脱离的开端在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纲领里就可以找得出来。这些新观念中最重要的是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对工人阶级觉悟的重要性没有那样重视。我们采取的立场是，工会运动不管是否获得革命理论的激励，本质上就是向着革命的目的前进的。我们认为在一切工会运动中，保守的与激进的一样都是在一个两方面的进程上前进的，一方面相应地提高他们的要求，而这个继续不断造成更大的力量与更高的要求的进程，就不可避免地要推动工会，不论它愿意不愿意，前进到把资本主义推翻为止。这确实是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左的宗派主义大不相同的，而它也造成了转向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
这个理论是要由我负责的，我的结论主要是根据1910~11年英国运输工人、铁路工人与矿工罢工的教训得来的。但是，我们在美国工人运动中也发生着同样的过程，不过步调比较缓慢。我这种理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工会，能够自发地发展足以推翻资本主义的力量。我的小册子这样解释道：
“四年半以前，庞大的运输工人联合会把它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并宣布在英国全国实行总罢工。这个巨大的罢工使全英国的资本主义都发抖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雇主联合会，而且是在英国航海业方面多年来绝对的独裁者——航运联合会在两天之内就因为这一劳工巨人的攻击而崩溃。连英国政府本身也惊慌失措。一种深刻的恐惧攫住了统治阶级。
这种恐惧到铁路工人参加这一总罢工时变成了慌乱。他们看到必须有所举动，而且要赶快，否则觉醒的工人们就会迅速起来掌握全部局势。因此，铁路工人很快收到了招抚，而不久以后，运输工人也恢复了工作，获得了世界上任何地方劳工从来没有赢得的最大胜利。
这些大罢工使英国社会瘫痪到这种程度，可以说英国自从被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时到今，从没有碰到过这样危急的情势。这个罢工竟以气焰赫赫的英国政府被迫按照煤矿工会的吩咐行事而告终。
但是，连这些震撼全社会的运动也还丝毫没有把工会运动的潜力发挥无遗。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英国运输工人、铁路工人与矿工的工会已联合组成了庞大的攻守同盟。这个包括一百五十万以上工人的大团体，已以‘三角同盟’著称。
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个三角同盟中的一个工会，单独举行罢工，就能予资本主义的心脏以如此的恐怖，而证明其本身堪与政府相抗衡，那么，如果三个罢工合并举行，又会发生什么呢？可能的结果是，如果三角同盟举行罢工（而它只是在等待一个有利的机会来这样做），它就会证明它自己是英国社会中最强有力的因素。工会最后会占上风。但是，如果情形不如此，工人阶级中有潜力组织一个甚至较这个庞然大物更为巨大的联盟，而且只要等待局势发展就可组织起来。”
因此，由于一切工会自然会发生的过程，工会会继续建立愈来愈大的工会联盟与罢工，直到最后，他们就会发现由于它们永远扩大而不可战胜的力量，它们自己已成为社会的支配着。然后——这里又有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理论的第二个原则——一旦它们在一个总罢工中间，觉得自己是局势的主宰时，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勇往直前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全社会发号施令。他们定会这样做，虽则他们总罢工的要求是次要的。因为，我认为，工会的基本政策，不管它外表看起来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终究是按照它们的力量来提出要求，而随着它们力量的增长来扩大其要求的。我的小册子说明：
“实际上工会运动总是按照尽量利用其力量来逼迫雇主对它作让步的革命政策而行动。它的方法是尽其所能，尽量争得多，而且它常常是超出了它所能争得到得限度，正如许多失败的罢工所证明的那样。
说工会会停留不前而满足于任何不能使工人得到完全解放的东西，那是废话。因为它们正同任何所已经把工资提高到二、三、四、五、六、七、八美元一天，把工时缩减到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个钟头一天，而且还有各种别的权利。现在它们的要求比历来都更激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永远满足的工会将是是介绍第八个奇迹，而使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在趣味上相形见绌。这是不可能的。有组织的工人将以其日益增长的力量继续使得资本家愈来愈大的让步，不管这些让步有多么深刻的意义。说工会会阻碍工资制度之推翻乃是纯粹的假想。”
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这一类工会运动由自发革命性质的理论，尽管它有着明白的保守观念。最后，我们取消了美国劳工联合会这种保守的口号：诸如“一天公平的工作应有一天公平的报酬”；以及“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一致”等，认为这些口号只是模糊工会运动基本上革命的趋势的保护性的伪装。在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看来，少数有战斗性的工人的任务，不是通过教育工作来使工会革命化，他们所能做的顶多只是加速它们自然的革命性的发展，我四年后在《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一书中曾说明过着同样的理论：
“工会并不是因为其会员之某种观点或由于采纳某种纲领而成为反资本主义的。它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的组织与方法。我们所能做的顶多就是阐明它们争取自由的目标，并促使它们争取自由的努力。”
我从这一论点，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革命主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群众性的工会。一切其他的事情都是从属的。革命宣传的问题是一个第二义的问题，随着群众性工会的发展，工人自会或多或少地自发地走向革命。当然，他们会犯许多错误，而且他们会多次地被保守的领袖所出卖；但是，工会运动的基本趋势（一）建立更大的，最后是不可抵抗的工会联盟与罢工，（二）从雇主那里夺取它们能够夺取得到的一切，是一定会不顾一切障碍，把甚至保守的工人都导以革命方法推翻资本主义的。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纲领的错误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这个理论，也应受到前几章对工团主义所作的同样批评。它同样有着伯恩施坦主义的遗迹，它错误地认为工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永远能够改进工人的景况，这个理论已经被近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而完全推翻了。但是，它的基本弱点是它有着工团主义那种把革命问题过分简单化的特点，它假定单单靠工会的行动就能够把资本主义推翻。而且，它还因为缩小了革命的阶级觉悟与革命的理论的必要性，而使这种过分简单化更坏。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关于自动的工会革命的理论，大体上与工团主义同样严重地低估了资产阶级用来抵抗革命的暴力。它所预测的那种多少是和平革命的总罢工，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第一次世界战后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多次的革命斗争，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等等——已经清楚地显示，正如马克思在很久以前就指出过的一样：资产阶级将以其国家权力和别的力量，拼命与新兴的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战斗，只有革命群众的优势力量才能把他击败。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也没有能在天生的阶级本能与经过教育的阶级觉悟之间作重要的区分，前者能使为觉悟的工人进行要求资本家让步的工会斗争来减轻资本主义的暴虐，而后者乃是肃清迷惑工人的幻想，并领导他们走向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所必需的。清醒的阶级觉悟对于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革命先锋队尤其不可缺少，他们身上负着领导比较落后的群众走向革命的任务，如果没有他们，群众就会无望地迷失在资本主义的丛林中。
列宁本世纪初在其反对俄国“经济主义者”的斗争中，（虽则我们当时对此毫无所知），清楚地指出了低估革命觉悟性的危险。他宣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他指出了这样的工会并不能打破资产阶级的包围。他说：“自发性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见列宁著：《做什么》一书。[1]）列宁也说明对革命认识的低估造成了对革命的障碍，他宣称：“对于‘觉悟成分’作用，即社会民主党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不管轻视者愿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同书。）俄国革命与其他革命的经验深刻地证实了列宁的分析而显示了组织在共产党内的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理论也低估了反动工会与社会党官僚的反革命作用。这个理论，一方面承认这些官僚们破坏罢工的作用，一方面却又相信他们不能阻止工会基本上向前推进。这样一种结论的错误，以后曾在许多国家中显示出来，尤其是在1918年的德国，当时反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领袖，因为他们在组织上与思想上控制了工会群众，竟能在连资本主义的武装部队都办不到的情形下，打败了革命。
生活终于要粉碎谬误的理论，尤其痛苦的是，我亲眼见到，它打破了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理论。我已经说过，我们是围绕着英国的运输工人、矿工与铁路工人的三角同盟而发展起我们自发的工会革命的理论来的。（且把我们的故事说得远一点）1921年我刚好在伦敦，当时，我寄以极大希望的三角同盟正面临着伟大的罢工考验。战后的危机在持续，雇主们削减工人的工资。煤矿工人在全国到处都罢了工，它们号召与他们联盟的运输与铁路工人跟他们一道罢工。这是工团主义者久已瞩望的伟大的运动；巨大的三角同盟将要发动毁灭性打击了。但是，资本家们并没有把他们的时间花在哭泣他们的命运上；相反，他们忙碌地通过他们的个人仆从，麦克唐纳、克林斯、霍奇斯、汤玛斯等人进行布置，而使这些人们出卖了工人的斗争。这些叛变的领袖组织了铁路工人与运输工人的罢工。矿工们于是只好单独地听凭命运摆布，英国工运史上于是发生了“黑暗的星期五”。结果是三角同盟完全崩溃，而且立刻解散了，工人们遭到他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
接着，好像是为了要使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工团主义理论的不中用显得更清楚些似的，生活又进而粉碎那些“庞大的保守工会的联盟”，这个我们已经在三角同盟不能以其总罢工来结束资本主义的事件中预见到了。这样，又来了1926年英国巨大的总罢工，参加的工人达到四百万人。当然，如果我们那种以为部分的要求而进行罢工的所谓保守工会将会粉碎资本主义的理论有点什么道理的话，现在就是它表现自己的最好的机会了。但是，资产阶级处置这么一个大工会的罢工并没有多大的困难。虽然他们曾动员了他们的武装力量准备对工人施用暴力，但他们并没有动用它。他们的工人仆从，改良主义的工会与社会党的领袖们，又一次胜利地干出了他们破坏罢工的勾当。他们使用了每一种手段来防止工人们把罢工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而最后他们索性完全中止罢工，结果是：又一次的悲剧，甚至比1921年的“黑暗的星期五”的后果还要惨痛。
显然，要使英国的三角同盟与总罢工获胜，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要有一个能把斗争的领导权从工党的错误领导者的控制中夺取过来，并使之发展成为真正的政治斗争的群众性的工会反对派；但是，英国共产党与少数派运动力量还太弱，不能这样做。总起来说，两种情况都是工团主义理论不中用的生动说明，它过高估计了工会运动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而忽视了革命觉悟与有组织的工人革命先锋队，即共产党的根本作用。
为了要批判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关于自发的工会革命的理论，我多少预先做了这些叙说。当然，在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时代，我是完全不知道对我们纲领的这种分析，以及上述英国的惨痛经验的。让我再说一遍，对于我们说来，最大的事情就是建立工会。然后，工人们以其不断发展的组织以及越来越大的要求，即使没有革命的理论，也会多多少少自动地从事推翻资本主义。少数有战斗性的工人所能做的，只是去加速工会运动的这个基本的革命趋势。这个错误的概念，一种对于保守的工会运动的极大的夸张，支配着我以后好几年的活动。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一方面引导着我完成了若干年我从来没有做过的最有效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错误之一。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工作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不到几个月中产生的，这时适当1914-1915年的工业危机之中，而正在战时大繁荣的前夕。这是一个生活费用急速高涨，工人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时期。工人们处在战斗的心情中，但是他们的组织却不给他们以战斗的领导，而斗争也很少。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在工业危机中毫无活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两年前，盛极一时以后没落了，社会党也仍然因为1912年的大分裂而未能恢复。
客观上，这种局势是有利于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它把它自己主要的努力转向于组织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但是国际工会教育同盟从来没有能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在西部做了一次七千哩的宣传鼓动旅行，在冬天也跟平常一样到处走动，想把这个运动开展起来。各地的有战斗性的工人力图在各处建立组织，然而却没有成效。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在全国范围内甚至还没有北美工团主义同盟那样散布得广。它最后竟慢慢降到实在只好算是芝加哥的一个地方同盟的地步，然而，它还是一个必须在整个工人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组织。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未能成长的原因是正好与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情形一样的。它有着工团主义通常的弱点。当时有着传统的左翼反对“打入内部”政策。虽则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在不景气中，双重工会主义却仍然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社会劳工党与社会党左翼，不容诘难与不可置辩的真理。双重工会的理论当时因为对美国劳工联合会所产生的愤懑而得到了支持。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腐败已愈来愈厉害，并在托辣斯化的工业中毫无作用了，这种理论也因从联合成衣工人工会分裂出来的独立工会，统一服装工人工会之成立而得到支持。另一个使国际工会教育同盟与左翼力量隔离的因素，是我们所加以发展了的工团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这与当时一般流行于左翼方面的宗派主义观点发生了猛烈的冲突，而且倾向于使我们的力量与总的革命运动进一步脱离。
芝加哥同盟
芝加哥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组织很值得提一提，因为它在发动许多战斗性的运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它在最后把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建成为美国最进步的工会委员会，在这上面它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这是由于它在发动1917到1919年的屠宰与钢铁工会的组织运动方面的创议，由于它在劳工党运动中的活动，由于它对蒙尼——比林冤狱[2]的支持等等的结果。它在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大的团体；也许全部可以马马虎虎算作“盟员”的还不超过一百人。但是，它的盟员却十分英勇而有影响，其中包括约翰斯东、曼雷、狄兹特尔、琼斯、赖斯等人。它的主要基础是在油漆工人、铁路工人、木器工人、理发师、零售店员、成衣工人、女装成衣工人、金属打磨工人，与翻砂工人中。它的许多盟员都是当地工会的干部。就拿我自己来说，当1915年下半年在屠宰场区斯威夫特公司车厂中工作时就曾被芝加哥区铁路车务工人委员会所属十三个地方工会的复决投票选为业务代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就是这个委员会的组织员。在这个职位上，我学到了许多如何做一个组织者的宝贵经验。
从1915年到1916年，我们是致力于在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中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代表团。我们的政策是要在许多问题上与费兹巴特立克的领导集团成立一个非正式的统一战线。虽然我们认为费兹巴特立克对于阶级斗争的任何理论知识毫无所知，我们却把他看作一个正直与勇敢的人，他能尽其所能为工人做最好的斗争。几年以前，进步的费兹巴特立克——诺克尔斯——杜尔德派击败了劣迹昭彰的建筑业的马顿骗子集团，[3]并且从他们那里夺取到了对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控制权。这次斗争，继之以费兹巴特立克对于斗争得极为艰苦的，被宣布为“非法”的芝加哥印刷业罢工的支持，以及在此以前曾有之产生了联合成衣工人工会的成衣工人的激烈斗争的支持，使费兹巴特立克的领导与龚柏斯的全国机构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结果竟使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分会两度被吊销执照。
这个对龚柏斯的斗争正合我们的心意，我们要把它推广到一切战线上去。我们也支持了费兹巴特立克漫无目标地反对社会党的斗争，而且也希望使它尖锐化。然而，我们也对费兹巴特立克的政略划下了一道界限，这种政略是劳联的一个特征，就是在两个老政党的候选人方面，不偏不倚地支持所谓工人之“友”。我们对日益严重的流氓把持工会行为大为不满，与墨菲、奥唐尼尔之流以及其他暗淡的阿尔·加邦时代的前辈成了死敌。[4]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也把它的宣传鼓动散播到了全国，我们送了许多文章到各工会的刊物上去，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还把我们的小册子《工会主义：到自由之路》散发到好几千个地方工会。
芝加哥国际工会教育同盟有一个极重要的行动，就是使芝加哥劳工联合会通过一个建议，建立一个由所有铁路工会的地方工会组成的芝加哥铁路工会委员会。铁路行业工会的投资们把这看作一个危险的工会会员群众运动而加以反对。但是，在国际工会教育同盟死亡很久以后，这个运动逐渐地扎下了根，特别是在车厂的各业工会中。一直到1919年，在霍佛尔（他是我们在1911年的罢工以后就一直与之密切工作的）领导下，它竟成为一次有二十万工人参加的“非法的”车厂工人全国大罢工。
在1916年，社会党提出了一个全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法案。我们芝加哥的组织对此进行了拼到最后的斗争，主张以实行总罢工来赢得八小时工作制。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内被击败了，费兹巴特立克支持八小时工作制。他不大相信罢工可以作为一个武器，我还记得，他取笑我们直接行动的意见。例如，他曾说，对于那些贫困的，受尽压迫的，为托辣斯的支配而斗志消沉的屠宰工人，除了立法以外，有什么可能得到八小时工作制呢？然而，奇怪的是，仅仅两年之后，费兹巴特立克和我们就站在二十万屠宰工人的全国大罢工的前列，以工会的行动不只是为了芝加哥，而且是在美国全部屠宰工业内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
芝加哥的组织最后在与费兹巴特立克共同工作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我们“劳工新闻”的主编狄兹特尔，逐渐与建筑工人、公寓看守工人、电影放映工人等工会的腐化官僚们成立同盟，他愈来愈采取了反对费兹巴特立克的立场。最后，他的这种方针发展成为我们与他之间的决裂。《劳工新闻》继续向右倾，而腐化也就愈来愈深。到美国参战的时候，它已蜕化为一时典型的狭隘爱国主义的、反共的、为龚柏斯所接受的报纸了。狄兹特尔积存大量金钱，在他死的前一年，甚至吹嘘结清了五万美元的账。每天早晨，为了他个人一天的消耗，他要替自己开一百美元的支票。他最后是在一夜荒淫之后，在一辆黄色出租车里发生事故而死掉的。他的报纸还拖了好几年，成为工人身上的一个寄生虫。
客观的条件不允许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建立在一个群众性的基础上：它本身的政策是有缺陷的，而左翼一般还是完全充满了双重工会主义。芝加哥《劳工新闻》（我们曾希望它成为能把我们的影响推广到全国工人运动中去的一个工具）的丧失，对于国际工会教育同盟是最后一个打击，我们的组织的瓦解因此加速了；这样，到1917年，芝加哥的组织就取消了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名称，从那时以后，它只包含了一批松散的、有影响的斗士，只是偶或当他们在工会内工作时，彼此接触而已。国际工会教育同盟，作为一个正式的组织，在存在两年之后，又步它的前身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后尘而消失为历史的陈迹了，虽然它先前的盟员马上就又在芝加哥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为美国革命运动建立“打入内部”政策的长期斗争中的第二个插曲，就这样告终了。
[1]现译为《怎么办》，此后不再赘述——录入者注
[2]1916年旧金山爆炸案中，美国劳工领袖托马斯·蒙尼（ThomasJosephMooney）和华伦·比林（WarrenKnoxBillings）被伪证诬陷并定罪，1939年两人被释，蒙尼于当年被赦免，比林于1961年被赦免。——录入者注
[3]芝加哥劳工联合会早年由腐败的Martin“skinny”Madden主导，长期操纵选举，1905年7月选情不利时，其支持者砸毁投票箱和销毁选票，并暴力抵制8月的选举，引发抗议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调查。1906年1月，在超过150名警员在场维持秩序的情况下，费兹巴特立克（Fitzpatrick）胜选。——录入者注
[4]Murphy、O'Donnell、AlCapone均为当时著名的黑帮分子，部分黑帮分子把持工会后，利用工会权力向企业勒索财物。——录入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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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北美工团主义同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六章北美工团主义同盟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纲领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活动
↘对于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纲领的批判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意义
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期间，我们曾开过好几次会，并决定要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内部展开一个广泛的运动，把它争取到“打入内部”的政策方面来。我们选定芝加哥作为我们当然的中心，而以我为行将组成的有战斗性的少数集团的全国书记。
为求实现这一目标，我在隆多，做了一次横贯西部的六千哩偷乘火车的旅行，对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地方组织讲话。我冻坏了脸和手，而且有好几次，差一点被车轮碾死。然而终于在好些地方把一些重要的富有战斗性的分子争取了过来，而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内部组成了工团主义者的地方小组。
但是，正在我这次旅行中间，劳伦斯大罢工发生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热情由此重渐高涨。从此以后，我们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内双重工会运动的复活使我们的策略不得不有所改变。我们新成立的许多小组，就开始说脱离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参加到美国劳工联合会里去工作。首先这样做的是英属加拿大纳尔逊地方约翰斯东所组织的第一地方工团主义小组。很短时间以后，我们就在堪萨斯城、奥马哈、芝加哥、明尼阿波里斯、英属加拿大的温哥华、圣路易斯、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大科马、丹佛尔，以及中西部和西部的好些其他城市中组成了类似的团体。
至于我自己，我在1912年2月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缴纳了最后一次的会费。我当时是在做铁路工人，因此在芝加哥加入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内我这一行的公会——美国铁路车务工人兄弟会。
这个新的运动所赖以开始的少数力量，如前面所已谈到的，几乎完全是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来的。我们实际上与充满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那种双重工会运动情绪的社会党左翼毫无联系。但是，我们却从当时在没落着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分子那里得到若干十分重要的生力军，其中包括：福克斯、曼雷、汉默斯马克等等，福克斯把他的报纸《鼓动者》一起带了来。他从海麦盖特的时代起就是芝加哥劳工界的老战士。至于小资产阶级的，流浪汉的哥德曼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它注意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袭取”工会的经验，曾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工团主义同盟，希图以此阻碍我们的前进，但是这种企图并没有得到结果。
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我们的运动，就是阿伯拉莫维兹（EstherAbramowitz），她在1912年成了我的妻子。她是在旧俄的科夫诺省出生的，在幼年时就到了美国，长期在一个工厂里，在报酬低、工时长的条件下工作。她在她全部成年的生命中都一直是一个最热情的革命家。她是那样的一种人，工人的斗争对她是生命，在与我结婚以前，她已结过一次婚，生了三个孩子：利蓓嘉、雪尔维亚与大卫。她在1921年参加了共产党。作为一个聪明与忠诚的同志，她是我的永久的伴侣，和我这么多年来的一切劳工活动中的得力的助手。
我们的新的运动召集一个全国代表会议或全国代表大会力量还不够。因此，在外地各小组的同意下，芝加哥的地方同盟，就作为全国性机构而活动。它遴选了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并选举我为全国书记。这个团体正式称为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所以起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名称，是因为同盟包括了加拿大的团体，而且还希望把它的活动扩展到墨西哥去。这样，美国第一个革命者打入工会内部的固定组织就诞生了。
同盟成立了一个机构，打算在旧的工会的内部把有战斗性的少数派组织起来。它在各个工业中心都成立了地方总支部。这些支部都是按个别入盟的原则建立的，盟员都按照各自工会的组织，分编入各产业或行业的小组中。依照我们分散经营的理论，这些地方小组都是高度自治的。各小组募集它们认为适当的基金。发行它们自己的刊物，并制定它们的地方政策。全国总部并不收会费，而是靠销售它的刊物、小册子、与募捐等等来充作收入。我也不支薪水，我还是干我火车检车员的行业，一天干十二个钟头，一星期干七天。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纲领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纲领的正式声明包括在两个文件中：第一个是芝加哥同盟通过的一个简要原则与章程，另一个是由福特和我写的一本名为《工团主义》的小册子。这个纲领后来在传布甚广的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报刊中得到进一步的阐释。这些报刊有：在芝加哥出版的、福克斯主编的《工团主义者》半月刊；在堪萨斯城出版的《劳动者》月刊，在圣路易斯出版的《工会运动者》周刊，在圣地牙哥出版的《国际》月刊，与在奥马哈出版的《工会运动者》。除这些报刊而外，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战士还广泛利用了工会刊物的篇幅来发表宣传文章。
大体上，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奉行着法国工团主义的总路线。它一方面以推翻资产阶级与没收工业为目标，一方面也尽力争取资本主义方面一切目前可能的让步。它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生活与工作条件而斗争。它主张六小时工作制。为了赢得其当前迫切要求，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不仅依靠局部罢工，而且也十分注重一切方式的怠工破坏，从消极抵抗与放慢策略到积极的毁损成品与破坏工业。在那时候，工团主义者中间，一般都把怠工看作一个最有力的武器，而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机关刊物还特为开了一个专栏，名为《社会纪要》，专门供给工人以如何在罢工期间对各该行业与产业进行怠工的详细知识。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纲领中最主要的武器是总罢工。它主张以总罢工来直接从雇主与政府那里逼取部分的让步，来结束战争，它视总罢工为最后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手段。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带有强力的反议会斗争色彩。它反对参加选举与参加政府。议会行动被认为是对工人力量的浪费与滥用。为了赢得它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的要求，它仅仅依靠经由罢工、怠工等等而表现出来的工人的经济力量。它以进攻的态度反对社会党以及一切其他的工人政党。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主张按产业分别组织工会，但是，他没有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那样着重这种组织形式，而后者对工会组织机构的问题是抱着盲目崇拜态度的，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更加着重提高工人的战斗性。他们当时由于自发性的力量，常常会不顾他们工会的组织形式，和工会领导干部的保守性，而起来一致行动。北美工团主义同盟赞成工会分散经营的组织方式，建议以合并有关的行业工会，废除高额会费与入会费，组织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去除保守的领导，与对下层工人进行革命教育，来实现革命的产业工会。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是以打入保守的群众性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战略为基础的。它的会员仅限于这一类工会中的会员。它坚决地与双重工会政策作战，这个政策主张把有斗争性的工人从群众性的保守的工会中撤退回来，而使他们在“纯粹的”、只剩了骨头架子的、宗派主义的双重产业工会中孤立起来。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工作原则是组织少数有战斗性的工人，它力图在一切工会中最自觉的革命份子中成立有组织的团体。它宣布：“有斗争性的少数乃是整个工人阶级当中思想与行动的部份。它制定战斗的纲领，并带头使其实现。”有组织的战斗性的工人乃是使整个面包发酵的一点酵母。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上述这些原则，总的来说来是与法国工团主义者一致的，但是，我们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与法国人不同，这就是关于工会在新社会中作用的问题。法国的公式（它是大体上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公式相符合的），有一条是“今天作战的工会就是明天生产的机构。”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对于这一点曾经有过重大的争论，认为工会并不适于领导工业。我们坚称，工业有它自己特殊的组织，诸如结合起来的工人、工程师等等，我们称之为“生产组织”。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生产力而言，生产组织要比工会优越是一目了然的。生产组织是专门用来进行生产的…而工会却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建立的。工会实质上是作战的机构。”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工业所自发地发展起来的、由技术人员们、工人们等组成的生产组织，将在革命中生存下来，成为新社会工业机构的基础。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纲领表示，这个组织，除了从法国来的影响之外，还从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接受了许多概念。事实上，我们把工团主义认为是“切实可行的无政府主义”。同盟自觉地把自己认为是由帕逊斯、史派斯等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1886年大斗争的传统的继承人，而且我们也与这个英勇斗争中的许多老英雄保持经常接触，其中包括露西·帕逊斯，我们经常在她家里开会，而且把那里作为同盟的地址。至于我自己，在这个时期内，正深深地迷醉在无政府主义与半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中。我一方面仍然接受，或者说相信自己仍然接受马克思的革命的经济学，一方面却丢开了他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战略，组织制度与主张。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我想应该在诸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尼采、斯蒂纳、雷斯特·瓦尔德这类作家的主要作品中去找（所有这些作品我都读过）。我的思想发展确实有一种朝向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我成了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活动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存在了两年，从1912到1914年。这是一个在普遍的工业危机日益迫近的情况下，工人斗争日益增长的时期。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迅速成长，而且发动了几次重要的罢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得到了发展与斗争的全盛时代；社会党的党员从1909年的41479人增加到1912年的118045人。在1912年，它得到的票数是它历史上最多的。尽管老罗斯福用他的进步党运动，来打击劳动群众的时期，但这一切还是照样发生了。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最强的据点是在堪萨斯城。它在那里确实控制了厨役、理发匠、写字间工人与其他工会。那里属于这个同盟的有战斗性的工人领导了好几次非常成功的罢工，表现了充分的战斗性。他们的威信大大提高，很快就在实际上控制了中央劳工理事会。他们又进行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组织运动，一个“工人前进”运动，吸收了大批工会会员，建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好几个地方工会，在他们反对工贼的斗争中，他们领导的一个审计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报告，竟迫使工会分会的头子，奸险的龚柏斯分子纳尔逊连夜跑掉。
在圣路易斯城，同盟的领导者是拉比尔。它领导了几次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出租汽车夫、侍者以及其他工人的英勇的罢工。在奥马哈，同盟在麦卡佛莱和顾茨领导下，成为当地工人运动的一股力量，但是，并没有取得控制权。在英属加拿大的纳尔逊，同盟在约翰斯东领导下，实际上控制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地方工会。在芝加哥，同盟在诸如铁路车务工人、漆匠、理发匠、零售店员等等许多工会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有战斗性的工人，这批人在芝加哥美国劳工联合会中好多年来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太平洋岸的城市中，同盟都有它的力量，而在西雅图，它有许多有战斗性的工人在几年后的总罢工中成了领导分子。
就全国而言，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积极地参加了伊利诺斯中央哈里曼铁路工厂行业工会三万八千工人的大罢工。这个芝加哥一直蔓延到墨西哥湾及太平洋沿岸的大罢工，是靠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少数坚强的下层个人所发动，而由卡尔培逊斯和霍佛所领导。它是一个极其艰苦的斗争。
从1911年九月开始，直到四年后在1915年六月才宣告结束。而在结束时，伊利诺斯中央哈里曼铁道公司芝加哥各工厂的周围还布置着纠察队。为了争取将行业工会组成联合会的权利的这一次罢工是失败了，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来组织联合会的权利在铁路上一般还是争取到了的。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勇敢地挺身保卫了在1910年10月1日因为爆破洛杉矶时报大楼而北部的麦克那马拉兄弟们（McNamaraboys）。[1]这些忠贞的战士们为了挽救其工会免受攻击以及许多工会领袖免于被控，误信他们的朋友们、亲戚们、律师们以及工会干部的话，进行这一有勇无谋的犯罪行为。这件事乃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悲惨的故事之一。今天，在二十五年以后，工人阶级所曾产生的最勇敢与最忠诚的战士之一，麦克那马拉（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勇敢的施密特）仍然在福尔生感化院阴森的高墙里面虚度他的生命。难道现在不正是工人争取释放这些不屈的战士们的时机吗？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在翻砂工人中领导了一个会员群众的运动。我们的领袖是汤姆·蒙尼，他当时还是一个年青的战斗性的工人，后来因为横遭诬陷而成为出名的受难的政治犯。蒙尼和我一起参加了1912年密尔乔基的翻砂工人代表大会。他是大会代表之一，在会上提出了同盟关于通过组织机器翻砂工人与合并五金业各行业工会来组织产业工会的纲领。就在大会期间，蒙尼组织了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全国翻砂工人部，后来又制定了地方组织的章程，印发了会费收据等等。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重要活动之一是汤姆·曼（TomMann）在1913做的全国旅行。那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汤姆·曼是从当时英国矿工、码头工人与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新产生出来的人物。他是被社会党的左翼请到美国来的，但是，当他们见到他支持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打入内部”纲领时，他们就把他冷淡地抛掉了，为此，我们的同盟就给他组织了一次旅行，汤姆·曼与德布斯、霍乌德等人讨论了双重工会运动问题。从此以后，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就与以他为首的英国产业工团主义同盟取得了密切联系，我们并且派了一个代表到伦敦去参加国籍工团主义者会议，但是这次会议并未开成。
在1913年到1914年，国际木材工人工会在西北太平洋沿岸发动了一个总罢工运动，要求自1914年5月1日起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这个工会里，我们同盟的力量是很强的；我们全国机关刊的总编辑就是这个工会的副主席，我自己在1914年夏天也有几个月成为这个工会的组织者。我当时正在周期的鼓动旅行途中，就被邀到林场与锯木厂中去帮助推进这一个我们的盟员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激发的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工作进行得很好，但是，这个有前途的运动却在原定日期以前几个月为华盛顿州右翼社会党人的阴谋所破坏了。正当整千整千的工人潮涌般地参加工会，准备在五月一日举行总罢工时，社会党在州议会提出了一个八小时工作制的法案。然后工会里的社会党人就发动了一个复决投票，支持那个法案而拒绝总罢工。理由是，木材工人既然能够在议会中简单地靠投票来获得八小时工作制，就用不着以罢工来争取它。地方工会一个接着一个宣布拥护这个法案而反对罢工。这时，工会干部们，不去采取既支持罢工，又支持八小时工作制的法案这种必要的程序，却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否决了总罢工。这有很大害处，不仅因为罢工被绞杀了，而且结果，那个八小时工作制的法案后来也在州议会中为压倒多数所击败了。最后，木材工人的意志涣散了，工会也在后来被破坏了。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曾参加过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14年6月布特矿工起来反对西部矿工联合会莫耶的反动官僚主义统治。矿工们夺取了布特的地方工会，赶走了受公司操纵的工会干部，并着手成立一个新的工会。我当时正好路过布特，曾与麦克唐纳、汤普逊以及其他底层的领袖们举行了一个会议。我提出既然具有关键性的布特地方工会现在是在他们手里，他们就可以很容易地以参加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手段来把整个联合会争取过来。但是他们脑子里塞满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双重工会主义思想，并不肯听我的意见，他们搞起了新的工会，不可避免地，两个工会自相残杀的斗争发生了，而久已成为工会运动的堡垒的布特，竟马上就成了一个自由雇佣制（按：指雇主雇佣工人可不必以工会会员为限，工会对雇主之雇佣无权过问。——译者注）的大本营。这真是双重工会主义一个可悲的例子。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始终对根深蒂固的双重工会运动的幻想进行不停的斗争。这种幻想使整个左翼陷于瘫痪，而且不容置辩的，使工会变成龚柏斯的机关。把有战斗性的工人从群众性工会中撤退出来，而把他们放在“纯粹的”只剩下骨头架子的、宗派主义的双重产业工会里。这种政策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我在这一点上经常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社会党的左翼僵持不下。我们主要的论争之一是与德布斯进行的，他是一个热忱的双重工会主义者。虽然，他在不多几个月以前还曾支持过“底特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这时却忽然改变了他对那个组织的态度，然而，他仍然提出了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实行总分裂的另一计划（这个计划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在1914年5月7日在《矿工杂志》上他写道：
“谈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没有用处的：芝加哥的一派，现在已经看得很明白，似乎是主张无政府。
既然如此，就让那些反对政治行动而爱好怠工与无政府主义纲领的全去参加这一派好了。底特律（德雷翁）的一派，为了不必在这里讨论的理由，绝不会比它今天所做的更进一步。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由矿工们、各主要的产业团体，领导这一运动。”
尽管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活动很多，它却没能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同样，它也从没有能打入工业化的东部，而几乎只是完全处于芝加哥以西的地区——传统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据点。它主要由熟练工人组成，其中大多数是美国出生的。现在已没有什么精确的统计留下来，但是，它的有战斗性的工人盟员实数不会超过两千人，虽则这些盟员所领导的工会的人数至少也等于这些盟员的是被到二十倍。同盟的影响，特别从它比较大的刊物来看，远比它小小的盟员数字所表示的为大。在存在两年之后，北美工团主义同盟逐渐没落了。在1914年夏天，它的全国中心解散了，这个运动分散为一个个不相连属的有战斗性的盟员小组，在各地工会运动中工作。
对于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纲领的批判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纲领表现了一般工团主义的基本缺陷，这就是：它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大大地把工人革命的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工团主义的过分简单化表现为企图忽视资产阶级国家。它无视工人对于革命政党与政治行动的需要，而企图把工人阶级的组织与斗争限制在工会行动的范围之内。因此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战线就狭小了，使工人在争取民主权利、社会保险等等的斗争方面成为瘫痪无力；他们被取消了从事议会选举斗争、利用政府立法机构为对群众说话的讲台、以及在总政治斗争中使工人收到思想澄清影响等利益；他们不能与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被压迫的黑人中可能的同盟军成立同盟。总之，工团主义在政治上使工人解除武装，而且阉割了他们对资产阶级敌人进行的斗争。很多经验指出它实际上不是在公开斗争中走向失败，就是通过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而投降。
工团主义者（包括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内）把工人革命问题过度简单化的一个根本方面，可以从它的总罢工理论中看出来：它幻想工人们可以以“叉起双手”的罢工来停止一个战争，或实现革命，因此，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纲领中说：“工人控制工业的权力，乃是现代社会中最大的力量，工人们只要整个阶级暂时停止工作，就可以推翻作为主人的资产阶级而使他们自己获得自由”但是，俄国的、德国的与其他各国的革命已经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就指明了的一个事实——而最近的法西斯主义更给了它以佐证——就是除非工人与其他劳动人民有着优势的力量，资产阶级就决不能在最后被击败。总罢工能够而且必须有效地应用于战争革命的情况中，但是，它本身决不能产生革命。“叉起双手”的总罢工的工团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党理论，只能使工人走向投降，或被残杀。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关于组织的非集中制与工人自发行动的理论同样是错误的，而且对于发展巩固的组织与坚持的斗争是一种障碍。此外，它对怠工破坏活动的过分注重，会使挑拨分子进入工会，并势必把少数人的勇敢的个人的行动来代替广泛的群众行动。同样，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左派对工人的民族主义的情感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所做的攻击，也是毫不必要地见外于深受这些糊涂观念影响的工人群众，而且造成了宗派主义。
但是，无论如何，同盟关于战斗性少数派的理论是有健康的中心内容的，而且是当时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概念的一大进步。但是，工团主义的战斗性少数派却被“直接行动”的理论、组织与实践的限制所阻碍，因而不可避免地只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先锋——共产党的脆弱的先驱者，后者有广泛的政治纲领，有不仅存在于工会中，而且也存在于作坊、农村、军队、学校、政府等等中间的有组织的战士。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关于“打入内部”的政策是基本上正确的，而且大大优越于当时流行的左翼双重工会运动的幻想。但是，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有时把它应用得太狭窄了，而没有能在当时业已存在的这种双重工会中有系统地工作。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关于在新社会中将由生产机构管理工业的理论，对于当时的工团主义者认为未来工业将由工会管理的观点说来，也是一个进步。在今天的苏联，工业是由在国家指导下的为经济机构管理的，这多少类似我们的“生产组织”工会虽然也直接与工业生产进程有关，却只是在生产中起附属的作用。在革命初期，工团主义者所主张的工会管理工业的理论已证明是无用的。
虽然我们关于“生产组织”的理论包含着一些真理，但是在同盟的观点中仍有两方面错误。这就是：（一）未能了解党与苏维埃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二）天真地把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抗拒估计过低，同盟之假定资本主义经济机构只要做小小的改变，即能在新社会里沿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事实是，如苏联现在所明白显示的那样，整个经济机构必须重新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工业与农业机构，必须造就新的技术人员，必须对资产阶级工程师的怠工作斗争……这些组成了革命最重大的任务。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意义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在纲领上的缺点，是阻碍它成为一个能在阶级斗争起永久作用的群众性组织的基本因素。这些缺点都势必使同盟的活动范围缩小，使它在群众中孤立，使它陷于当时毒害左翼的宗派主义。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之失败及其解散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它不能吸收足够的有战斗性的工人，因为它们固执于双重工会主义的理论。正像我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在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时代，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在上升中，以其眩目的产业工会乌托邦的光彩，催眠着整个左翼，包括社会党内的有战斗性的党员在内。
那时，社会党内正发展着一个很大的左翼斗争，它是我们在1909年在社会党内部的斗争的延续与加强，是由霍乌德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集团领导的。这个斗争在环绕着双重产业工会与怠工这两个工团主义的问题而进行的争论上达到了顶点。左翼在两个问题上都失败了。在产业工会的问题上，1912年的社会党大会在牧师与律师的控制下，通过了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的决议。它在原则上支持了产业工会，但未解释如何来建立它，是靠改造旧的工会呢，还是另创一个新的工会呢。这样，社会党实际上就没有政策，这就是说，左翼可以继续奉行他们通常的双重工会主义，而右翼也可以继续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追逐选票与猎取地位。在怠工的问题上，左翼惨败，霍乌德被迫退出了全国执行委员会，连党章都被修改，规定赞成怠工的主张竟要受到开除出党的处分。
左翼这个历史性的失败，造成了大量的退党与双重工会主义变本加厉的发展。成千的社会党员在霍乌德亲自领导下，退出了党。这些有战斗性的党员中的大部分，在思想上都有浓厚的工团主义色彩。他们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有的作为会员，有的作为同情者。他们对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并不重视，而且对它“打入内部”的政策表示轻蔑，他们认为这个政策是最严重的机会主义与对工人阶级的出卖。然而，他们却并没有特别受到同盟的宗派主义的排斥，因为他们自己和他们加入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所受美国左翼传统病症的毒害还要深些。左翼在这个时期内的整个趋势是反对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和它的纲领的。
不管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生命如何短促，它终究在左翼留下了它的印记，而且它定然要在美国革命史上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它代表着革命工人把工会的领导权从它们的反动工会领袖那里夺取过来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努力。它在这方面代表了比当时左翼所固执的、粗糙的双重工会运动前进了大大一步。革命分子此前为在工会中争取领导权而做的仅有的严重努力，是史派斯等人在1886年与革命先进分子们在社会劳工党早期所作的斗争。但是，这是在左翼染上了它双重工会运动的痼疾以前的事。而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就领导了对于这个瘫痪性政策的第一次严重的进攻。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也应该以它的“打入内部”的政策而在工人运动史上占据地位，因为这个政策对美国左翼全都犯有的罪过——宗派主义，进行了自觉的斗争。马克思与恩格斯老早就指出了美国的这个弱点，甚至直到我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1936年，左翼仍然还在为脱除这个弱点而斗争。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在使有战斗性的工人脱出孤立状态而参加群众性的工会这一点上，曾切中要害地打击了这个致命的宗派主义的痼疾。
的确，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没有能克服它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左翼所继承来的总的工团主义观点，但是，虽然如此，它却在它打入旧工会的纲领中包含着正确的革命政策的种子，这一个政策，我们以后可以看得出来，美国革命工人终于最广泛的加以接受，而且它是与世界工人的经验一致的。
[1]1910年10月1日洛杉矶时报大楼爆炸案中，20人死亡，另有约百人受伤。国际桥梁和结构铁工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BridgeandStructuralIronWorkers）的约翰·麦克那马拉与詹姆斯·麦克那马拉因此被捕，约翰被处以15年徒刑，詹姆斯被处无期徒刑。事后证明，洛杉矶爆炸案并非孤立案件，而是一系列爆炸案的一部分，自1906年以来，逾百起爆炸案都有两个共同点：业主雇佣非工会工人，以及建筑使用钢铁，最终所有证据都指向国际桥梁和结构铁工协会，其后的1912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审判中，数十名工会官员被定罪——录入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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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第三版，200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译后记
（第三版）
马克思，作为在人类历史上掀起轰轰烈烈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家与革命思想的实践者，是永远谈论不完的。一个人眼中有一个马克思，每个人眼中有不同的马克思，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马克思？麦克莱伦作为国际上知名的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在他所著的《卡尔·马克思传》中从思想、生活和情感等多个不同角度给人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生动且有血有肉的马克思形象。
麦克莱伦的《卡尔·马克思传》出版于1972年。该书自第一版出版以来，在西方学界一直是研究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剧变的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发展似乎走人低谷，而麦克莱伦却于1995年在新的形势下，
重新修订并出版该书的第三版，这既反映出作者对马克思思想的执著信仰，也表明马克思思想的学术和理论价值经受了时间检验。在当前中国学界日益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一些以前不为人所重视的版本文献的情况下，相信本书的出版定能给人们带来新的启迪。
人物是离不开思想的。在论述马克思的思想方面，本书对马克思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作了细致的论述。这包括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一些著作、稍后的著作，尤其是对马克思致力的经济学思想，本书都作了比较系统的剖析。此外，书中常常能够引用那些能表达马克思的深刻思想却可能为很多人所忽略的引文，因此对马克思的研究者而言，往往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实践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特征，那么如何看待意识、信仰和思想的作用？作者引证的是：“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这就以无穷的意味说明，在马克思那里，理论具有巨大威力，同时也说明超越意识的艰难性和悲壮性，说明要战胜、挣脱的超越理论，首先要经历的无奈与坚定，即服从它。
除了对马克思各个阶段的思想作了典型和清晰的叙述之外，本书还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立的、与传统不同的理解。例如，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诗作中有这样的句子：“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它标志着马克思抛弃费希特转向到现实本身中寻求理念的开始，但麦克莱伦却提出。“如果把它当成马克思本人的话，那么这段话的意义就会完全被误解。”因为在他看来，它正是“为马克思所批判的”。
书中还很注重对学界比较关心的有关马克思思想研究的热点问题，甚至敏感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例如，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是否产生了马克思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最初萌芽？青年马克思为什么从宗教批判开始，而后为什么这种批判迅速地变成了世俗化的政治性反对运动、从纯理论领域转向直接的实际的政治领域？马克思描述的无产阶级是否是非经验的、为什么他突然之间支持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对这些问题，麦克莱伦都有自己的思考和答案，相信一定能给读者以启迪。
另外，对于棘手的马克思与犹太人自我意识的问题，本书也作了探讨。马克思的犹太身份似乎是毫无疑义的，他的同时代人，例如梅维森等也都把他看作犹太人。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少地方却充满了反犹的语句，那么他是否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这在西方曾引起了很多争论。作者在此书中旁征博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探讨，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犹太人身份以及马克思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等问题。
学术界关注的、也是一直处于争论中而又时时更新的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与宗教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宗教”；有人试图宣称马克思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还有一些人宣称马克思理论的基础框架是基督教的救世观念，而无产阶级则扮演了以色列的受难仆人的角色。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对此，麦克莱伦一方面提出并引用了“问题在于忏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的理论观念，认为这里面有着通过“意识改革”的救赎观念。他甚至认为，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思想中还有根深蒂固的宗教“救赎”观念。而另一方面，麦克莱伦也分析批判了“真正的马克思”后来的思想与有神论有任何联系这种观点，认为“为了把马克思变成一个不管别人阻拦的信仰者，改变‘无神论’的意义是合理的，但是这样过多地抹杀了区别，会把问题变得毫无意义”。
思想更多的是理性的产物，因此它是冷峻的，甚至是锐利的，虽然很多时候它并不乏热情。拨开思想的光环，本书给我们展现了产生这些思想的马克思的富有魅力的人格、真实而不平凡的个人生活、包括个人的情感生活等。思想是花朵，而这些丰富的个性才是产生花朵的最为直接的土壤。如果不是经过作者对马克思的生活细节、情感世界进行这么精心的、细致的描写与刻画，很难使读者对马克思思想的伟大、超越个人私利的高远境界与他生活的艰辛和愉快之间的反差产生出巨大的心灵震撼。侧重于对马克思家庭所经历的辛酸、痛苦、快乐、幸福的记述，是本书的另一突出特点。
无疑，马克思有着极为广博的书籍涉猎、极为严密的思考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他所认定的最为彻底的理论；有着对手所惧怕的清晰智慧的头脑、锐利的语言、骄傲甚至不羁的性格。在个人方面，麦克莱伦对马克思的描述是，他的生活是“奢逸”的（一旦他有了钱的话），只是对生活的安排显得异常凌乱和没有条理。本书是把马克思当作真实平凡的人来叙述的：年轻时马克思酗酒、打斗，并因此被学校关禁闭；书的作者甚至认为，因为耶拿大学比柏林大学级别低，比较容易拿到博士学位，加之又有熟人在那里，因此马克思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了博士学位；此外，本书甚至还披露了马克思与海伦·德穆特及其私生子之间的一些生活细节。这些内容，作为历史的事实，在西方学界早已为人所熟知，相信读者自有公论。但是，人的思想与精神的光芒不会因为他作为物质性的人的真实性而被淹没，马克思仍然是伟大思想的奠基者。
另外，本书还记述了马克思与其生活及工作周围一些人的交往关系细节，特别是通过马克思与恩格斯、海涅、赫斯、魏特林、拉萨尔、巴枯宁等一批影响时代的知识分子交往过程大量的细节描述，使得读者能够从感知上把马克思与他的时代、他的同时代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描述使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的形象更加真实和丰满起来，并能够让读者透过他深邃的思想触及他跳动的脉搏，以及与其他人共同的喜怒哀乐。
特别是书中很注意引用同时代人对马克思外貌特征、思想、气质的评价，从不同角度增加了读者对马克思的认知。例如，书中引用的其他人对马克思的描述，如说他“体格健壮，脸庞匀称，一头浓密的黑发”，“谈话极富活力，在自制冷静的外表之下是坚毅的灵魂迸发出来的显而易见的火一样的激情”，以及“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自信，但同时又非常严谨、博学”等，这些都有助于读者立刻感性地勾勒出马克思显然与众不同的特征。
本书的翻译比想象要来得艰难，这不仅因为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编排与中文版有所不同，大大增加了依据英文对《全集》的引用寻找相对应的中文出处的难度，更有英文版在进行从德文等原文的翻译时，一些地方选择的词语，与我们《全集》的中译文显然有不同的或者更多的含义。针对第一种情况，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在对《全集》引用的地方一律以中文版《全集》为准，在英文版与中文版明显不一致的地方，都以脚注作了说明。例如第一部分注释亡186]引文，中文版是：“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在英引文中，并没有“即新的世界观”这样的表达，本书在脚注中进行了说明。针对第二种情况，或者有助于更完整理解、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在我们感到有必要指出或强调中文用语对应的英文用语的时候，也尽量以脚注的形式作了说明．例如第二部分注释[71]引文，中文版是：“一句话，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消灭”一词在中文中有“彻底毁坏”、“摧毁”、“毁灭”之义，而在英文中相对应的是“transcend（超越、突破）”，完全不同于中文“消灭”之义；再比如第二部分注释[144]引文，中文版是：“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中文版中翻译的“联系”在英文版中对应的表达是“nature（自然、自然力、性质）”，这里有中英文语言本身对应于德文等语言表达的差异，也有《全集》的中英文版译者对原著理解的不同，这些不同在该书中也尽量用脚注作了说明，希望有助于读者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
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陈文庆博士、刘元琪副研究员、黄皖毅博士和弟弟王亮等给予了一定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此书经历了一个认真、艰苦的翻译和校对过程，由于水平有限，讹误之处在所难免，诚盼学界识者不吝指正。
王珍
2004年11月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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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图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马克思“经济学”图表
马克思计划中的著作用罗马字母表示；生前完成但未发表的著作斜体字母表示；生前发表的著作用粗斜体表示。[1]
[1]在此表中马克思生前发表的著作用黑体表示；马克思完成但生前未发表的著作用楷体表示；其他为计划中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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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家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马克思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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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国际工人协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七部分国际工人协会
一、国际工人协会的源起
二、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
三、国际工人协会的顶峰
四、普法战争和国际工人协会的衰落
它[1]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要求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争论。
——恩格斯
一国际工人协会的源起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之所以需要如此长的时间，而其后各卷根本就没有问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人，压在马克思身上的工作占据了他的时间。
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之后，马克思曾谨慎地避免任何党派的政治性委任。一方面，19世纪50年代是一个反动时期，左翼激进主义不合时宜。但到60年代初，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刺激了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复苏。在英国，建筑工人为争取9小时工作日的成功斗争促进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并促成了1860年伦敦工商联合会的建立。在法国，拿破仑三世已经开始放宽了反工会法，企图利用工人来平衡日益增长的自由主义的对抗。至于中欧，“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1]。（拉萨尔就死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前几个星期。）
这一复苏运动正好和不断增强的国际主义精神相一致，在英国尤为强烈。意大利的独立运动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已经深得人心，加里波第到伦敦时受到了欢迎，马志尼本人也为很多工人阶级领导人所知晓，林肯的废奴宣言在内战中把工联主义者团结到了北方的阵营，1863年3月工会组织的“大规模的会议”给马克思的印象极为深刻，这次大会他例外地参加了。但是，直接促成国际工人协会建立的事件是1863年的波兰起义。一个由拿破仑资助的法国工人代表团在1862年的博览会中已经访问了伦敦，因此，很自然地法国应派代表团参加1863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关于波兰的群众大会。这种联系由于法国和英国工人互相支援罢工资金而进一步加强了。波兰大会之后，伦敦工商联合会的书记乔治。奥哲尔受委托起草宣言——《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书》，这份宣言是提议建立国际协会，以促进和平，增强各国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法国方面草拟了一封回信。1864年9月28日，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圣马丁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交换宣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国际协会。[2]
虽然马克思在召集这次会议中根本没有起作用，但他一直在关注着波兰的发展。[3]1856年，他着手研究波兰历史，因为“1789年以来一切革命的强度和生命力，都可以由它们对待波兰的态度相当准确地测量出来”[4]。1863年的起义让马克思充满了强烈的希望。“有一点很明显”，他给恩格斯写道，“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纪元……但愿这一次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而不是相反，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法国首倡作用的‘光荣’”[5]。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马克思构思了一本小册子——恩格斯写军事部分，他自己写政治部分，并由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出版。计划的框架形成之后，马克思从1863年2月至5月一直在做这件事，直到他的肝病迫使他停了下来。这些直到1961年才发表[6]的手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极为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历史的部分带有纯粹政治的性质，而丝毫没有提到经济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马克思的恐俄症。按照他的说法，瓜分波兰导致了德国其他地方对普鲁士的依赖，而普鲁士反对波兰的政策又反过来促成了俄国对普鲁士的完全控制。这样，“波兰的恢复意味着……挫败了俄国控制世界的企图”[7]。尽管马克思没能完成这本小册子，但他积极地和一个陆军上校拉品斯基讨论了组建抗击在波兰的俄国人的德国军团的问题。[8]1863年10月，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事实上确实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作者很可能是马克思。
马克思是如此积极地关注着即将到来的圣马丁堂会议。关于他被邀请参会的事，马克思在几个星期后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如下：
定于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召集人是奧哲尔（鞋匠，这里的各工联的伦敦理事会的主席……）和克里默——泥水匠，泥水匠工会的书记……一个叫做勒·吕贝的人被派到我这里来，问我是否愿意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参加会议，是否愿意专门推荐一个德国工人在会上讲话等等。我推荐了埃卡留斯，他干得很出色，而我也在讲台上扮演哑角加以协助。我知道伦敦和巴黎方面这一次都显示了真正的“实力”，因此我决定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9]
事实上，马克思被邀请参会好像是很匆忙的事情，因为在会议之前的几个小时，他才收到克里默正式邀请他参加的短信。法国人大部分是蒲鲁东的追随者，他们认为应该由工人管理自己的组织，埃卡留斯是一个当然的选择，因为他是1863年10月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宣言的签名人之一。
会议有2000人参加，“挤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伦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最主要的实证主义者之一比斯利作为会议主席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接着是德国工人合唱团演唱，随后奥哲尔宣读了他去年12月份写的宣言。法国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1862年和1863年访问过伦敦的代表团成员昂利。托伦宣读了作为回应的法国的宣言，这篇宣言几乎仅仅局限于（用蒲鲁东主义者的术语来说）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改良，说这将使工人的工作有一个合理的回报。之后勒。吕贝简要地说明了法国在伦敦设立中心联合会的计划，它将联系欧洲各国首府的分会以制定共同的方针政策。两个英国工联主义者乔治·威勒尔和威廉·德尔则提议成立国际协会，并立即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起草该协会的章程。经过一轮辩论（埃卡留斯在辩论中代表德国发了言）之后，会议结束，选举了由34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27名英国人（其中11名来自建筑行业），3名法国人，2名意大利人和2名德国人，这2名德国人即埃卡留斯和马克思。
总联合会（很快更名为总委员会）lO月5日开了会，选举奥哲尔为主席，在马克思的提议下选举克里默为书记，还选举出了法国和波兰通讯书记。马克思建议德国书记由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选出，不久他本人当选为书记。接着总委员会转向它的重要议题，经过“一次很长时间的热烈讨论”[10]之后，委员会没能达成一致的纲领，鉴于它的规模（加上新增委员超过了50人），这并不奇怪。当马克思被选入一个9人小组，即小委员会来起草宣言原则时，他已经离开了会议。在3天后的小委员会会议上，一位年老和蔼但啰啰唆唆的欧文主义者韦斯顿宣读了原则；加里波第的前任副官沃尔弗少校（现在是马志尼的秘书），提议把意大利工人团体的规章作为基础。马克思由于疾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及其后的总委员会的会议，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韦斯顿和沃尔弗的提议被提交回了小委员会。埃卡留斯焦急地给马克思写信说：“您绝对应该给这个欧洲工人组织的初生儿打上您简洁但意味深长的风格的印记”[11]。紧随埃卡留斯之后，奧哲尔和其他人也对所提议的草案极为不满，他们认为“某些位置的恰当的人选将是马克思”[12]。克里默亲自写信敦促马克思参加。但是，马克思还是没有参加接下来的一次会议，说是没有及时被告知会议的地点。而在这次会议上，勒·吕贝被委派整合沃尔弗和韦斯顿的草案。
马克思最后在10月18日要讨论综合稿的总委员会中露面了。他写道：“当我听到好心的勒。吕贝宣读妄想当做原则宣言的一个空话连篇、写得很坏而且极不成熟的引言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引言到处都带有马志尼的色彩，而且披着法国社会主义的轮廓不清的破烂外衣。”[13]马克思设法让这些草案又提交回小委员会。两天以后小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寓所召开了会议。他的目的是如果可能的话，“这种东西连一行也不保留下来”，为了赢得时间，他建议先讨论章程。这个策略的结果是，到夜里1点钟他们仍在讨论第一条章程，总委员会的会议不得不推迟，直到他们有时间再开小委员会会议。文件就留下来给马克思继续修改。他所写的提要只是表达了对已被总委员会采纳的勒·吕贝的草案的“感情”。为了证明他本人认为处理这个问题使用一种“极其特殊的方法”的合理性，马克思写了《告工人阶级书》，他称之为“对1845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命运的一种回顾”[14]。他还把章程的条款缩减到10条。在小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的草案获得通过，只是正如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写的：“我必须在《章程》引言中采纳‘义务’和‘权利’这两个词，以及‘真理、道德和正义’等词，但是，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为害”[15]。接着总委员会通过了引言、宣言和章程，其中有所修改。马克思不能完全地自主行事，这一点可以从一个动议的段落中看出来，其中他使用的术语“投机商”被删掉了。
《告工人阶级书》[2]在一个星期内写成，这是一篇巧妙地适应了其听众的文章，还包含了以后在《资本论》中出现的资料。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16]正因为如此，这篇宣言和《共产党宣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没有一览无遗的概括或对革命行动的呼吁。宣言开头写道：“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17]接着就摘录了英国官方的材料证明了这种论断，说明劳动群众的贫困与财政大臣关于国家财富正日益增长的乐观声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马克思最后关于英国状况的原因的详细论述显然还是很朴素天真的观点：“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18]他承认尽管“实际工资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1848年来，“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19]。他的结论是：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向每个不带偏见的灵魂都呈现出一个真理，而这一真理也只会为那些视自己的利益为愚昧天堂的其他人之障碍的人所否认，即：
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20]
这是马克思学说中关于相对贫困最为清楚的阐述之一。矛盾的是，在英国国际工人协会主要使境况比较好的工人获益，这样一来使得马克思提到的这种贫富悬殊加剧了。[21]
马克思更多地转向了政治方面，他评述了1848年来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失败。但是他认为这种失败为两件重大的事实所缓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资产阶级[3]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22]）和合作运动。但是（马克思这里想到的是法国蒲鲁东的学生们），这种运动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才能取得反对资本力量的胜利。这样，“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23]。最后，马克思简要描述了工人群众在废除奴隶制、支持波兰和反抗俄国——“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内阁里有其爪牙的野蛮强国”[24]——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以惯常的呼吁结束全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章程的引言部分，马克思从这样一条原则开始，即“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这一斗争最终将“消灭任何阶级统治”。由于经济奴役是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病症的根源，“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25]。这些内容搀进了马克思不能避免掉的种种术语，如“真理、正义和道德”等，引言之后是10条章程，涉及了每年的大会和总委员会的选举诸如此类的问题。
《告工人阶级书》表明了在没有任何强加的蓝图下，马克思准备把工人阶级运动带到它所能达到的程度。他谨慎地避免了任何可能伤害英国或法国情感的东西，特别是英国大多数工联主义者使马克思不能以任何方式提及革命的目标。比斯利曾谈到圣马丁堂的听众：“他们中只有几个人（也可能一个也没有）属于社会主义派别。我认为他们大多数人不会接受社会主义者这个名字。”[26]同样，尽管马克思对合作运动持有谨慎的批评，但他不得不避免提及任何国家的中央集权主义，这是法国人极为厌恶的一项政策。
二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
19世纪60年代初，欧洲典型的动荡氛围——它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诞生——继续促进国际工人协会在这10年中的发展。政局动荡导致普法战争爆发，1866年至1867年的经济危机使罢工增加，这都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威望，所以在头几年中，它能够在马克思设计的相当宽松的理论框架内稳步地发展。
在英国，国际工人协会在开始的几年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它巩固了其他组织——如砖瓦工人和皮匠工人协会之间的联系，它的活动定期在最有影响的工人报纸《蜂房报》上进行报道，总委员会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把马克思起草的《告工人阶级书》寄给“工人阶级的诚实儿子”林肯。1865年4月，爱德蒙·比尔斯和其他一些中产阶级激进派联合6名工人，创建了改革同盟，鼓动成人选举权。马克思与老朋友厄内斯特·琼斯恢复了联系，积极促成了改革同盟的创立。这6名工人都是总委员会成员，马克思给恩格斯在信中热情地写道：“国际协会的伟大成就是：改革同盟是我们一手建立的”[27]。然而事实上，改革同盟只不过削弱了国际工人协会，协会的很多成员认为它的工作没有改革同盟本身的纲领那么具有直接重要性。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很多显然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的。例如，1865年3月，他对恩格斯解释他上个星期是怎么过的。2月28日是又一个总委员会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接下来还要在一间酒店开另一个会议，在那里他必须签200多张会员卡。第二天他参加了一个公众会议，纪念波兰起义。3月4日和6日是几小时的小委员会会议，7日总委员会会议又开至深夜。[28]几个月后，马克思佯称旅行以抓紧写作《资本论》；到年底他还抱怨“协会以及有关的一切事情像梦魇一样萦绕着我”[29]。
1866年继续保持了上一年的发展态势，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显示出了英国人认为的主要优点：它能够防止破坏罢工的人从大陆的涌入。马克思对李卜克内西强调：“这样一证明协会能带来直接的实际好处，就在讲求实际的英国人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30]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伦敦缝纫工人联合会的罢工取得了胜利。他们不久申请加盟国际工人协会，几个小的团体也加盟了。8月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谢菲尔德贸易代表大会推荐它的会员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到1866年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大会时为止，据报道可能有17个组织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另有13个组织正在协商中。11月，宪章派惟一保存下来的组织——国家改革同盟申请加入。如果能够说服伦敦工商联合会加入，马克思认为：“那末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31]然而，恩格斯并没有让自己受到马克思热情的影响，几年来他对国际工人协会所取得的成就一直保持着明显的沉默。他没有加入曼彻斯特的六人小组，甚至拒绝成为通讯员。
在这期间，马克思和英国人之间关于总委员会的一些问题偶尔有些摩擦，例如，关于对马志尼的崇拜和对埃卡留斯（马克思坚定但不老练的支持者）的嫌恶问题。但是马克思在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时毫无困难，这部分归因于他能在英国和大陆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至于马志尼的反对，他向恩格斯解释道：“吕贝曾经竭力向他们证明，我作为委员会的英国部分的首领要压倒其余的大陆部分；相反地，英国的先生们现在确信，只要他们一做蠢事，我就可以在大陆部分的帮助下把他们完全掌握在手中。”[32]马克思还把他的支配地位归因于德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性以及总委员会中的其他人认为“德国科学”是“极为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33]。
当总委员会在1865年1月讨论波兰问题时，马克思的加入引起了非同寻常的热烈反应，通常是以事实为根据的会议记录写道：“马克思博士的发言充满了以公开形式出现的、极有价值的重要历史事实”[34]。1865年夏天，总委员会讨论了约翰·韦斯顿的观点（这些观点已经在《蜂房报》上发表）：工资的提高只能导致价格的上涨，因此生产者的合作是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惟一途径。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是极为肤浅的，尽管“不可能把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压缩在一小时之内讲完”[35]，他仍然采取了以前对工人阶级听众演讲的方式，分两个长部分向总委员会作了演说。他极力表明，通常工资的提高不会影响商品价格；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降低平均工资水平，那么工联的压力对抵制这些侵占是必需的；当然，工联应该永远记住“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也就是最终消灭工资制度”[36]。在论证时，马克思融入了大量《资本论》手稿中的材料，特别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这里是第一次做公开阐述。尽管委员会中有几名成员想把这份演讲内容刊印出来，但马克思犹豫了：考虑到把韦斯顿当作敌手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而且也不愿意分散他的伟大作品的出版最终给人的印象。[37]
对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地位的第一次真正威胁是在1865年底，马志尼的追随者绝不原谅马克思如此大幅度地修改他们成立宣言的第一稿，尤其反对马克思思想中的“阶级”特征。马克思在给表妹南尼达·菲力浦斯的一封信中叙述了这件事：
当我……没有出席国际协会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马志尼费了很大的劲掀起一种暴乱来反对我的领导。“领导”从来就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所以我绝对不去追求它。我一直记着你的父亲关于托尔贝克说的一句话：“赶驴子的人总是被驴子憎恨的。”……马志尼这个自由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死敌，非常嫉妒地注视着我们协会的成就……他……在几个英国工人中进行阴谋活动，挑起他们对“德国人的”影响的嫉妒心……他在这方面做得十分起劲，因为他非常讨厌我的原则，在他看来，这些原则体现着最可怕的“唯物主义”。[38]
马克思把所有的国外书记召集到他的房间中，协调力量反对马志尼的追随者（他们从此放弃了与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切合作），回击他们的指责。[39]1866年9月，马克思被提议为总委员会主席，但他谢绝了，因为这个职位应由体力劳动工人来担当，最后奥哲尔当选了。从一开始，马克思就认为英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关键。国际工人协会建立几个月之后，他写信给库格曼说：“我倒万分愿意通过‘国际协会’在这里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40]
在总委员会中，马克思的正式职责是德国通讯书记。但是尽管他认为在德国扩大国际工人协会影响很重要，在第一年他却几乎没有为此做出努力。拉萨尔死于国际工人协会建立前的几个星期，他的党、德国惟一存在的劳动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出现了领导人的问题，以及关于党的集权组织和党对俾斯麦政策的态度的争论。这个党并没有充分联合起来对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种立场，直到J.B.冯·施韦泽（一名具有天赋的律师，贵族世家，该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1866年领导该党。马克思对拉萨尔遗留下来的财产长期怀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无产阶级的黎塞留”，他想把工人阶级出卖给俾斯麦。[41]“毫无疑问”，他在信中给施韦泽写道，“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但是，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42]
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的第一年中，恩格斯曾谈到柏林的李卜克内西，说他是“我们在德国的唯一可靠的联系”[43]。虽然李卜克内西使成立宣言得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但由于他要艰难地维持家计，而且由于受冯·哈茨费尔特的委托，答应撰写拉萨尔生平而把自己置于暧昧不明的立场，他几乎没能做更多的事情。1866年7月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出普鲁士，马克思失望地写信给恩格斯说。“他……不能在德国为国际协会建立一个哪怕只有六个人的分部”[44]。
在柏林发展国际工人协会可能是异常困难的，因为马克思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关系不久就濒临破裂。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之前，李卜克内西和克林格斯在佐林根建议马克思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职务。马克思开始的时候拒绝，后来又同意了，虽然决定如果被选举上了但也不打算公开担任这一职务。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会是一次反对普鲁士政府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很好的党的示威”[45]。但是，拉萨尔的遗嘱任命伯恩哈特·贝克尔（他已经行使这种权力了）为主席。这份遗嘱在选举的前几天公开了，马克思的努力彻底失败了，甚至在佐林根他也没有获得支持票。但马克思仍然敦促他在德国的一些老相识保证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2月份大会上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在给恩格斯的堂兄弟卡尔·济贝耳的信中，他写道：“……要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只是适应开始时的需要，即为了反对我们这里的敌人。这个联合会的整个组织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以后应当予以摧毁。”[46]
11月，李卜克内西向马克思、恩格斯转达了施韦泽的邀请，希望他们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马克思的第一篇稿子（除了成立宣言）是为普鲁东写的长篇讣告，其中充满了矛盾的情感。在文中，他复述了《哲学的贫困》中的一些观点，并考虑到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德国的立场，批评普鲁东显然是“与当权者妥协”[47]。然而，马克思和施韦泽之间的关系很快变得紧张：《社会民主党人报》忠实于拉萨尔的信条，似乎在直接与国际工人协会对抗——它刊登了赫斯在巴黎的一篇文章，文章重复了托伦和他的朋友们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谣言。马克思极为愤怒，虽然施韦泽同意让李卜克内西负责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切材料，但马克思最后还是中止了与他的合作，并对施韦泽向俾斯麦政府让步予以强烈的谴责。如果马克思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设想会产生某种结果，那会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因为他活跃于德国的时间超过15年之久[48]，但他在那里的亲密朋友和支持者屈指可数。
起初，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南部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当李卜克内西到萨克森时，他在那里为国际工人协会所做的事并不比他在柏林做得更多：在萨克森有可能进行活动的惟一政党是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这是一个由几个自由的人民党成员组成的松散联盟，主要是由于反对普鲁士而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坚领导人，社会主义性质极少。此外，这里的政治气氛还受到即将爆发的普奧战争的影响。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都曾用尖刻的称呼谈到他）愿意帮助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很明显是受到马克思人格力量的威慑），但政治形势已经不允许这样做了。马克思为正好是他所负责的地方缺乏活动热情而感到困窘，大为夸大了（如果不是公然的不真实）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进展。那时，在德国为国际工人协会工作最富有成效的人是老社会主义者约翰·菲力浦·贝克尔。[49]在国际工人协会创立时，贝克尔积极地在瑞士从他的根据地日内瓦招募成员。1866年底，贝克尔在马克思的鼓励下，至少在12个城市创建了国际工人协会活跃的分部，并在1867年使之形成了一个以日内瓦为中心的组织良好的“说德语的分部”。
即使在那些进展相对缓慢的年代里，由于德国无产阶级缩短社会历史中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能力，马克思仍然像当初一样深信德国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天职。在这种背景下，他1867年2月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27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特别令人感兴趣。据记载，他在演讲中把德国革命的优越性归为三个因素：“德国人已经从宗教无意义的说教中获得了巨大的自由；他们不必像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要经历冗长的资产阶级运动；他们的地理环境将促使他们对东方的原始落后状态宣战，因为所有反对西方的反动力量都来自亚洲。”[50]
法国仍然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中心，国际工人协会在这里获得了相当的进展，但由于其内部的以及与总委员会的意识形态争论而受阻。法国有两个曾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代表的独立派别：托伦领导的蒲鲁东的追随者以及勒弗尔和勒·吕贝领导的激进共和党人。蒲鲁东主义者希望形成以工人为压倒性多数的纯粹的工联运动，而激进共和党人主要是中产阶级，有着政治性的目标。由于蒲鲁东主义的追随者主要是店主、农民和手工业者，所以他们认为合作机构、信用建制和保护性关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其怀疑一切中心化倾向和罢工行动。冲突在蒲鲁东主义者翻译宣言章程时就开始了，在宣称“因此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个目标”[51]这样的关键性的句子中，普鲁东主义者删掉了“作为手段”这几个字，这就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政治活动是某种完全次要的东西。共和党人认为这等于向波拿巴主义妥协。蒲鲁东主义者回应说，惟有工人才可以在工人的组织中任职，而勒弗尔是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的新闻代理人，因此应该辞职。勒·吕贝（作为法国书记和在伦敦的法国工人的杰出人物，不轻易接受总委员会权威）被派去调查情况，很自然地写了一份支持勒弗尔的报告。但是，托伦到伦敦来亲自处理这件事。总委员会中英国成员对法国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争吵迷惑不解，也感到厌倦；鉴于“勒弗尔（文人，而且是个有财产的人即‘资产者’，但是这是一个最纯洁的人，并且就美丽的法国来说，是我们协会的真正的奠基人）站在一方面，而托伦、弗里布尔、利穆津等等即工人站在另一方面”[52]，马克思希望双方都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解决。然而，托伦使问题激化了，在一次长时间的、激烈的讨论之后（按照马克思说法，这次讨论“特别给英国人留下了一种印象：法国人的确需要一个波拿巴”[53]，总委员会被迫批评了工人方面。勒弗尔被除去当前职务，勒·吕贝辞职，同情法国共和党人的马志尼的追随者们最终也退出了。
在1865年的伦敦会议、1866日内瓦会议和1867年洛桑会议上，正是这些蒲鲁东的法国追随者成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主要对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大会计划1865年秋天在布鲁塞尔召开。但马克思为当时占上风的理论混乱而担忧，他说服总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认真准备来年日内瓦大会的议程。这次秘密会议除了英国和法国之外，只有比利时和瑞士两个国家出席。会议主要讨论组织上的问题，法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他们所谓的“普遍选举权”问题，即所有的会员应该有权参加会议并投票。这项极端民主的提议由于遭到英国人的强烈反对而受重挫。会议其余时间都用于为即将召开的会议起草议程，其中最重要的争论就是波兰问题，它曾在创建国际工人协会中起过作用，所有早期会议的议程都和这一问题有关。在年轻的比利时人代表德·佩帕的带领下，大多数法国人对支持波兰独立、反对俄国专制的决议引言表示反对，因为它只对波兰工人阶级有益，而专制需要从总体上加以谴责。这一反对意见被多数代表否决。然而法国人确实成功地保证会议议程包含了关于国际信用团体的形成以及“宗教观念”的决议。[54]
波兰问题1866年在总委员会中又被早早地提出来。在新近成立的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法国分部的支持下，要努力达成与伦敦会议相反的决定。马克思智胜了这一企图，并得到了恩格斯的支持。恩格斯在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关系上是第一次露面，他为《蜂房报》之后的总委员会机关报——《共和国》写了三篇文章，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当拉法格（他不久成了马克思的女婿，但随后受到蒲鲁东的影响）提出一切民族特性甚至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时，普奧战争还带来了马克思称之为“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55]的泛滥。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他们在这里直接反对了拿破仑对民族复兴的鼓励——，一切国家本质上是被集中化起来的，因此具有专制性，带来诸多战争，还与蒲鲁东追随者代表的小规模经济利益相反。马克思嘲笑了这种观点，正如他告诉恩格斯的：“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56]。
在日内瓦会议上，大多数代表——约六十人中就有33人——是法裔瑞士人，还有一个法国大代表团。为了迎接来自法国人的不可避免的挑战，马克思（只有国际工人协会最后的1872年海牙大会马克思才亲自参加）为总委员会代表起草了详细的指示，主要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57]。会议议程大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的。马克思的指示强调了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工联的必要性，以及工联在未来的角色，即“在实现其彻底解放的普遍利益中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核心”[58]。这些指示被法国的一份以正义和“互惠”为最终目标的提议所修改。法国人还反对总委员会关于8小时工作日法案，因为他们不相信国家可以作为改良的中介，但他们没有成功。马克思关于童工是“进步的、合理的、合法的趋势”[59]，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扭曲而令人深恶痛绝的论述没有遭到反对。蒲鲁东主义者则使一项限制妇女劳动的修改决议得以通过。
马克思认为，常备军最终应由“人民的普遍武装和对他们使用武器的普遍引导[60]来取代，这一观点也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获得了通过。他还指示，关于国际信贷和宗教观念的问题应“留给始作俑者法国人”。波兰问题又一次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马克思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因为法国人出台了一份引人注目的反对决议，上面写道：“我们，自由的坚定追求者，反对一切专制。我们强烈谴责俄国专制的机构和社会倾向，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致最野蛮的共产主义形式。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会议的代表，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波兰的政治重建问题上不发表任何意见。”[61]蒲鲁东主义者并没有他们所谓的马克思的“恐俄症”，也没有看到与其他事情相比，俄国专制为什么更应该特别地受到谴责。大会最终采取了由贝克尔提出的折衷解决办法，这个方法与法国人的提议更为接近，对马克思来说就意味着失败。在关于组织的讨论中，托伦又一次提出：惟有工人才可以成为大会的代表。克里默反驳说，在英国很多事情更应归因于中产阶级，“在那些成员中间”，他补充说，“我只提一个人——马克思公民，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谋求工人阶级的胜利之中。[62]马克思曾对日内瓦大会抱有巨大的忧虑，但正如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所写的：“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63]。
三国际工人协会的顶峰
1867—1869年间，随着洛桑、布鲁塞尔和巴塞尔的三次会议的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的力量和影响达到了顶点。洛桑会议再度成为法裔瑞士人的集会。马克思太专注于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以至于不能花更多时间来准备会议。法国大代表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成功地促成了一项关于国家教育职责的折衷决议；在有关比利时促使铁路和其他垄断国有化的决议的问题中，他们将只同意“社会所有”这一用语。蒲鲁东主义者支持农民所有权，关于土地国有化的讨论不得不推到来年。关于合作和信用方案的决议也是受了法国人的启发。使马克思和法国人联合起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答复和平与自由同盟的邀请；和平与自由同盟是一个半和平主义者的国际组织，得到了各种不同的人的支持，例如约翰·司图亚特·穆勒、维克多·胡果、赫尔岑、加里波第和巴枯宁。在国际工人协会开会的同时，这个同盟正在瑞士召开会议，并邀请代表们出席。在总委员会上，马克思强烈反对与这个“无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团体有任何联系，洛桑的大多数代表赞成与这个同盟合作，托伦则设法包括了这样观点的声明被接受：战争只有因为财富公平再分配而建立的新社会制度而终止。该同盟非但没有发现这种观点令人不快，还热情地接受了它，但没有寻求与国际工人协会的进一步合作。
英国当时的工业动荡以及1867年改革法案的通过，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工人阶级运动上，洛桑会议被英国媒体广泛地报道。马克思乐观地给恩格斯写信说：
事情在向前发展着。在下一次革命到来时——它也许会比表面看起来到来得更快些——我们（也就是你和我）就将把这个强大的机器掌握在我们手里。请把这一点同马志尼等人三十年来的活动的结果比较一下吧！而且我们没有经费！此外，在巴黎有蒲鲁东主义者的阴谋，在意大利有马志尼的阴谋，在伦敦有怀着嫉妒心的奧哲尔、克里默和波特尔的阴谋，在德国有舒尔采—德里奇和拉萨尔分子！我们可以十分满意了！[64]
然而有关总委员会的事情却远远不是那么顺利。英国人对埃卡留斯在《泰晤士报》上关于洛桑会议的报道的居高临下的语气强烈不满，马克思又一次反对了英国人，维护了埃卡留斯。奧哲尔带来的麻烦一直存在，直到马克思取消了他的主席职务，他的影响才得以清除。伦敦的法国分部造成了如此多的困扰，以至于马克思有一段时间认真地考虑要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转移到日内瓦，直到恩格斯提醒他想起1851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总部迁往科伦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才把他劝止了。
在英国，国际工人协会失去了前进的动力，1867年后，几乎就没有进展了：几乎没有新的工联加入，也没有在重工业工人中取得突破，总委员会甚至因为债务从办公地点被赶出来。当马克思意识到改革同盟只不过使得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分散了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的注意力时，他对于改革同盟的热情逐渐消退了。然而爱尔兰也是一个问题，它确实牵引了英国工人阶级领导人以及马克思的注意力，让整个马克思派别都为之吸引。芬尼亚组织的恐怖分子在1867年很活跃，政府用一种显而易见的专制手段来对付它。马克思代表他们起草了一份建议，提交给英国内政大臣。他还在总委员会上发表了演说，叙述了爱尔兰幼小的工业被毁灭的历史以及为英国人的利益而做出的农业上的牺牲，马克思对恩格斯解释说，总委员会中的英国会员没有认识到的是，1846年以来，英国人不再希望以罗马的方式对爱尔兰实行殖民统治——像他们从伊丽莎白和克伦威尔时代以来所做的那样——，而用猪、羊和牛来代替爱尔兰人。第二年，马克思谈到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如何发生了变化：
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因此，爱尔兰问题才对整个社会运动有这样重大的意义。[65]
解决的办法在于爱尔兰自治、土地革命和保护关税。马克思还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上发表了同样内容的演讲，他写信对恩格斯说，只要有可能，他就很愿意这么做，因为他的痈使得只有站着才是惟一可以忍受的姿势。
和在英国停滞不前的情况相反，国际工人协会在欧洲大陆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在作为不同国家的工联之间的联络组织，支持彼此的罢工方面——这一活动最初是在英国获得成功的。英国工联的对巴黎铜业工人的经济援助使他们取得了罢工的胜利，于是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的名声大大提高。不久之后，一个自称为“实证主义无产者”的巴黎人团体申请加入国际协会的要求，在马克思给总委员会的提议下得到了批准，条件是他们只能称自己是“无产者”，因为“孔德主义的原则是同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66]。国际工人协会还在为日内瓦建筑工人和巴塞尔纺织工人提供帮助上发挥了作用，由于这是一个罢工高涨的时期，所以它获得了远远高出它的实际影响的名声。在德国，李卜克内西直到1867年底仍然没能进一步推进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除了他缺乏组织能力之外，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反普鲁士主义仍然是它的、也是李卜克内西的主要关注点。但是到了1868年初，形势朝着有利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方向发展了。一位天才的组织者——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主席倍倍尔，感到联合会需要一个更为可靠的纲领；李卜克内西看到施韦泽重新给马克思的建议对于自己产生了威胁；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面对俾斯麦与自由主义者联合的问题上逐渐“左”倾，由于这样的一些事实，国际的工作变得相对容易了。贝克尔通过他的说德语的支部的网状联系奠定了稳固的根基。[67]1867年在整个欧洲大陆，国际工人协会的规模、成功和威望都获得了稳步发展。
洛桑大会的结果就使马克思深信，一定会在布鲁塞尔与蒲鲁东摊牌。他写信给恩格斯：“在下次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将亲自置这些蒲鲁东派的蠢驴们于死地。在我的书没有出版和我们的协会没有扎下根以前，我用外交方式进行这整个事情，而不愿亲自出面。”[68]布鲁塞尔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开的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确实是蒲鲁东思想衰落的一个标志。会议公开讨论并通过了万一爆发战争就举行总罢工的提议，虽然马克思把这种想法当作“比利时人的愚蠢”而拒绝接受——因为“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还不能对事变进程起某种决定性作用”[69]。关于和平与自由同盟进一步的出路，大会的回复是其会员最好解散自己的同盟，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大会接受了罢工是工人阶级施压的合法武器的观点，还采纳了一项由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提出来的关于机器的影响的提议，用《资本论》中的大段引文加以论证。这项提议是由马克思起草的，概述了他已经在《资本论》中发表的机器的矛盾性质的观点。马克思以前在草拟布鲁塞尔会议议程的总委员会上曾详细地论证过这种观点。[70]蒲鲁东主义者关于自由信贷和交换银行的提议被返回到各分部研究。最为重要的是，大会采纳了一项要求土地、铁路、采矿以及森林的集体所有权的提议。马克思对大会的结果特别高兴。有一项被通过的决议特别赞美了《资本论》，认为“卡尔·马克思作为第一位把资本置于科学分析方法之下的经济学家，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71]。在大会之前和大会期间，马克思给总委员会的代表埃卡留斯和列斯纳的指示定下了大会的基调，而庞大的比利时代表团的大力支持使之提升了。马克思曾为之奋斗的主要有两点：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必要性，这两点都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一部分。《泰晤士报》刊登了埃卡留斯两份详细的报告。尽管马克思对埃卡留斯在报道中关于机器的争论部分忘了提及《资本论》很恼火，他还是热情地给在美国的迈耶尔写信说：“《泰晤士报》丢掉对工人阶级的嘲笑腔调而‘十分’认真地对待他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72]。
1869年的巴塞尔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顶点，它巩固了对蒲鲁东主义者的胜利，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还不具有危险性，这次会议它还是一次最具有代表性的大会，第一次有德国代表团参加。施韦泽恢复了与马克思的通信。1868年秋在汉堡召开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热情地赞扬了国际工人协会和马克思。这样，李卜克内西被迫声称他亲自说服了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在1868年9月的联合会大会上采用了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引言的前四段。以此为基础，李卜克内西接着试图使马克思发表对自己有利的言论，谴责施韦泽。马克思拒绝了，他仍然认为李卜克内西对国际工人协会缺乏热情。事实上，德语分部的贝克尔小组在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方面更为积极了。马克思总结了自己对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态度；“总委员会就其地位来讲，应该采取中立态度。因此，是否再等一下更好？即等到：第一，施韦泽的表演毫无成果暴露得更明显的时候，第二，李卜克内西等人能够真正有所组织的时候。[73]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最后终于明朗了。施韦泽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与哈茨费尔特重新联合，这一步使得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更具自由思想的成员大批地离去。这些人在1869年8月的爱森纳赫大会上，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一起创建了社会民主工人党，并派包括李卜克内西在内的12名代表参加了巴塞尔会议。
这次大会以决定性的多数重申了布鲁塞尔大会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决议，这一点对马克思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土地国有化是爱尔兰民族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马克思认为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74]巴枯宁支持这个决议，这是他在大会上第一次露面。他还支持了总委员会的一项提议，即总委员会在下次会议做出决定前，应该有权暂停任何一个违背国际工人协会利益的分部，这项提议不久就被用来反对巴枯宁本人。他还尽力说服总委员会废除财产继承权。正如在总委员会中所讲的，马克思认为第一项任务是要改变社会的经济机构，继承法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关于这个具体问题，站在巴枯宁一边的大多数人——虽然没有达到法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普遍支持他的观点，反对总委员会。
财产继承权只不过是巴枯宁在意大利和瑞士鼓动的许多观点中的一个，1861年他罗曼蒂克地从西伯利亚逃离之后，最近几年一直在意大利和瑞士活动。巴枯宁没有一个有条有理的头脑，但是当他确实要表述他的观点时，常常和马克思的思想相对立：他反对任何的和一切的国家政权的表现（他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独裁的共产主义”），他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任何集中形式，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合作。马克思则认为新社会要从旧社会的胚胎中汲取营养，因此新旧社会之间就存在某种连续性，而巴枯宁则深信要彻底摧毁现存社会的一切方面。马克思认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是“继续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主要指蒲鲁东主义者、拉萨尔派，最终也包括巴枯宁的追随者）。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宗派是有其（历史的）理由的……可是，在国际的历史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东西。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75]
在俄国和意大利任何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都不可能的背景之下，巴枯宁发展了他的思想，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马克思首先考虑的是德国、英国和法国。在国际工人协会初期，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关系还是友好的。巴枯宁1864年在伦敦拜访了马克思，马克思认为“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76]。到1868年年底，巴枯宁在和平与自由同盟中已经很活跃，由于该同盟不接受他废除继承权的思想而从中退出。一退出他就创建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接着这个组织就申请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第一次听说这个组织，就认为它是“死胎”[77]，不过恩格斯更为他试图建立“国中之国”[78]而担忧。总委员会没有接受该同盟的申请，因此这个同盟就解散了，并鼓励它的各个分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虽然马克思极端蔑视巴枯宁起草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79]，但总委员会还是接受它早就拟议的加入，条件是在纲领中去掉“阶级平等”而代之以“消灭阶级”。即使如此，日内瓦还是争吵不断，在那里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支部拒绝接受该同盟为一个成员组织。
巴枯宁的思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巨大的影响，这些思想在法属瑞士和法国南部产生了某种冲击，参加大会的比利时代表团在很多问题上更倾向于巴枯宁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的。但是，认为巴枯宁实际上在国际工人协会内组织了一个反对派，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正确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它更接近于这样一种状况，即它只不过是一个巴枯宁用于他的全部朋友、熟人和通信者的名称而已。巴枯宁并无心挑战马克思，尽管他被马克思的合作者李卜克内西和赫斯恶毒地指责为俄国间谍。当赫尔岑鼓动他挑战马克思时，他回信说马克思是一个“伟人”，“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已经用智力和精力公正无私地为此工作了将近二十五年。在这项事业中，毫无疑问他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
他接着写道：
马克思对于协会的影响毫无疑问是非常有益的。直到今天他一直对他的党有着明智的影响力。他是社会主义的最为坚强的支柱，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意图侵蚀的最为坚固的堡垒。如果我仅仅为报复他，而曾努力破坏或削弱他的有益影响的话，那我绝不能原谅自己。[80]
不久之后他写信给马克思说：“现在我的祖国是国际工人协会，您是它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因此亲爱的朋友，您看到，我是您的学生，我以此为荣。”[81]
然而在日内瓦，由巴枯宁的追随者控制的《平等报》开始攻击总委员会，建议它从伦敦迁往日内瓦。总委员会的回应由马克思起草，并在说法语联合委员会上宣读，强调了总委员会在英国领导革命运动的必要性。这对于大陆运动的成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仅仅凭借自己的资源，英国的运动就会失去一切原动力。在接下来的3月份，马克思（他一直更为强调巴枯宁的被指控的阴谋诡计，而不是他的思想）给爱森纳赫党的布伦瑞克委员会寄去了同样内容的函件，并附加了一份材料，抨击巴枯宁是彻底的阴谋家和谄媚的寄生者。虽然这场争论在以后几年中一直支配着国际工人协会，但当时它还不是一个主要因素。
如果说1869年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力量和影响发展的顶峰的话，那么它有多大的重要性，而马克思又发挥了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呢？[82]很多同时代的人认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泰晤士报》认为它有25万，甚至大约50万的追随者，该报还报道说国际工人协会可控制的资金达数百万英镑。这当然是夸大其词。1869—1870年，总委员会的收入大约是50英镑。总委员会的确从一个国家的工联贷款给另一个国家的工联，尤其是用于支持罢工，但它本身却经常为一些小的债务而烦恼。
至于它的成员，重要的是要记住，与后来的第二、第三国际不同，第一国际允许个人会员组成地方支部，地方支部反过来又在全国性的同盟中联合起来。英国到1870年底为止，个人会员总数不超过254人；德国到1871年为止，有58个支部，会员总人数385人；法国在1870年有36个地方支部；意大利在巴黎公社后，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增加了，但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其会员总数也不会超过几千人。巴塞尔大会的西班牙代表声称有20000名会员。据说美国有30个支部，500名会员。但是任何一个熟悉这种松散组织形式的人都会知道，其领导人会多么地倾向于夸大它的会员人数，甚至提供的这些人数本来就不会缴纳会费，否则总委员会就能解决所有的财政困境。
我们可以在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不同组织形式中发现这些较为庞大的数字的某种基础：工会的加入和政党的加入。[83]英国由工联加入的总人数是50000人（当时的潜在会员数大约是800000人）。法国在罢工期间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帮助，可能有庞大的会员人数。在德国，虽然联合为国家法律所禁止，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最终都宣称为百万工人代言，也声称它们是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基本原则的。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这种承诺是情感上的，并没有严密组织形式上的、思想学说上的或者（除了英国）财政上的联系和支持。
即使在英国，重要的工会领导人很多在总委员会中任职，并与马克思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制定工人阶级的政策，但没有提到国际工人协会。工会领导人对马克思的智力水平有着深刻的印象，在处理有关欧洲的大陆的问题上，他们的支持给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以极大的威望，英国人对这些问题只是有微弱的兴趣。但是当涉及本国的事情时，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就变成外围的了。1867年后尤其是这样，当时随着芬尼亚主义威胁的消失，在爱尔兰任何改变现状的希望似乎也失去了，改良运动的成功使得工会领导人在要求上也具有较少的革命性。马克思仍然深信，正如他在从1849年以来所深信的，如果没有类似于英国的运动，欧洲的革命不可能成功。但是，在国际工人协会甚至不能成功吸收新的工联之外，他也越来越没有办法给加入进来的英国工联主义者灌输“社会主义理论和革命特性”。1867年之后，只有三个新的工联加入进来。国际工人协会这种动力的丧失是由于它不能吸引重工业工人——它在除了比利时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是这样。在英国它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中心机构设在伦敦而大多数重工业都集中在了北部工厂，在那里工人安心于自己的技术优势，不像手工工人那样认为受到了大陆方面的威胁。一般而言，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中手工业者比工厂无产阶级人数要多。
在德国，尽管爱森纳赫派坚持国际工人协会的基本原则，但是德国的政治形势阻碍了与总委员会任何严肃的合作。《合并法》（ThcCombinationLaws）的使用变得越来越严，无论如何，布伦瑞克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和莱比锡的李卜克内西都更多地关注建立与拉萨尔派对立的爱森纳赫党。马克思往德国免费发了几百张会员卡，而大概也只能做到这样了。此外，贝克尔在许多方面曾是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极为可靠的联系，对爱森纳赫党的形成已没有很大影响了。恩格斯后来在总结这一情形时，解释说：“德国工人党同国际的关系始终是不明确的。这种关系纯粹是柏拉图式的，甚至个人（极少数例外）也没有正式会籍，而建立支部又为法律所禁止……实际上，这些人竭力企图使国际服从于德国的特殊目的”[84]。马克思的通信表明了在支持国际工人协会方面，他对李卜克内西的影响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对其他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更是这样了。当然，他关于活动策略的建议是受到重视的，人们总是征求他的同意，特别是随着《资本论》的出版和再版他的一些早期著作的要求被提出、他的威望提高之后。但是他具体的思想在德国几乎没有影响，这种影响在他去世之后才开始。[85]
虽然法国人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者之一，并且显然是最强大的国家支部，但他们几乎不受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影响。他们从来不做任何常规的捐助，并且对伦敦的本能反应是某种不信任。马克思不能反对像托伦这样的蒲鲁东主义者，而甚至当瓦尔兰开始取代托伦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的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时，他的思想中仍有太多无政府主义的东西，认为可以轻易地与总委员会合作。
虽然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国家团体之间的非常松散的联盟，每个团体的政策都更多地根据地方利益而不是考虑到总委员会，然而马克思却理性地对前5年的工作感到高兴。更为重要的是，蒲鲁东主义者在土地国有化的决议中曾被决定性地击败；和平与自由同盟的挑战被击退；作为帮助罢工者谈判的结果，国际工人协会如果说不是在财力上，那么就是在威望上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宣称他们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基本原则；最后，总委员会曾使自己对地方支部的权威提高了，至少大体上到巴塞尔大会为止是这样。即使如此，国际工人协会也是一个太脆弱的组织，以至于不能经受普法战争的风暴。
四普法战争和国际工人协会的衰落
总委员会决定在巴黎召开1870年的大会，但国际工人协会遭到法国政府越来越多的迫害使他们把会议地点改在了美因兹。然而在大会将要召开的前两个星期，拿破仑三世（俾斯麦通过精心编写了一份特快专递电报，有谋略地给拿破仑三世以蓄意的侮辱性）向德国宣战了。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分部立即对战争进行谴责；在德国观点有分歧，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战争是防御性的：拉萨尔派在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德国国会）中投票支持战争贷款；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由于决定弃权而被孤立。马克思起初好像是同意李卜克内西的立场——虽然他看到了德国胜利的有利条件，因为他认为德国的“社会运动”比法国“成熟得多”。在李卜克内西弃权之前，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
法国人是该受鞭打的。如果普鲁士人取胜，那末国家权力的集中将有利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此外，如果德国人占优势，那末，西欧工人运动的重心将从法国移到德国。只要把1866年以来两国的运动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德国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超过法国工人阶级。它在世界舞台上对于法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同时也就会是我们的理论对于蒲鲁东等人的理论的优势。[86]
1870年7月23日，即战争爆发的第四天，总委员会签署了由马克思起草的第一篇宣言。宣言的开篇摘录了法国分部的声明，宣布这场战争是纯粹王朝性质的。宣言作了预言：“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87]，接着马克思宣告，就德国方面来说，战争是防御性质的，但他谴责了普鲁士，因为它通过在德国建立一个虚假的波拿巴主义王朝怂恿了战争。宣言警告说：“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88]。但是马克思继续乐观地写道：“……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并扎下了很深的根，使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惨的结局。”这里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俄国的阴森形象”。宣言充满信心地得出结论：法国和德国工人之间的友爱互助将证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89]总委员会对事件的过程不可能有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篇宣言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向总委员会发了贺信，甚至莫利也表示了他的赞同，和平协会筹措资金印刷了30000份宣言。
恩格斯比马克思更为坚定地站在德国一边，8月中旬他给马克思写信说：
如果德国胜利了，那末，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无论如何都要遭到破产，因恢复德国统一而发生的无穷无尽的争论就将最终平息，德国工人就能按照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国规模组织起来，同时，不管法国出现什么样的政府，法国工人无疑将获得比在波拿巴主义统治下要自由一些的活动场所。[90]
马克思也有这样的感想：“波拿巴的最终失败，或许会引起法国革命，而德国人的最终失败则只能使现状再持续二十年”[91]。事情发展很快：法国国王最终战败，被迫在色当投降。9月4日晚，共和国在巴黎成立。布伦瑞克委员会发出呼吁，支持光荣的和平，反对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但他们马上被逮捕，并被投入监牢。
随着德国采取了较少的“防御性”军事姿态，总委员会发出了第二份宣言，这份宣言也是由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在着重提出第一份宣告关于第二帝国终结的预言之后，接着提出抗议说，面对企图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事实，现在这场防御战争已经变成一场侵略战争了。借鉴了恩格斯的军事经验，马克思指出不存在善意的军事原因，比如认为占有阿尔萨斯和洛林会加强统一的德国的安全，这种吞并只不过播下了新的战争的种子。马克思接着以深刻的洞见预言：
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92]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告诉一位德国流亡共产主义者：“……目前的战争必然会导致德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除了同俄国结成同盟并屈从于俄国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独特的‘普鲁士主义’。此外，第二次这样的战争将是俄国的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助产婆。”[93]和第一份宣言相比，马克思某种程度上更为现实地承认了工人阶级的虚弱。“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阻止侵略者，那末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有较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94]尽管临时政府中有奥尔良党人和公开宣称的工人党人组成的可疑的联盟，马克思还是继续写道：“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95]。
随着色当失陷和巴黎共和国的宣告成立，马克思认定国际工人协会有两个直接目标：通过英国发起承认共和国政府的活动，通过法国工人阶级防止任何革命的爆发。第一个目标已得到英国工人的广泛支持，尽管马克思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了——他说：“这里的工人阶级中间发起了一次反对格莱斯顿……的强大运动，这也许会使他垮台”[96]。总委员会向巴黎派了一名密使，以防止伦敦法国支部“在那里用国际的名义干蠢事”[97]。公社宣布成立的当天，巴黎的政府报纸刊登了一封信（据说是马克思写的，而实际上完全是伪造），信中力劝巴黎人放弃一切政治性活动，不要越出国际工人协会的社会性目标。马克思极为蔑视巴枯宁在里昂发动的短命的政治行动，当时，后者攻取了市政大厅并立即宣布废除国家政权。恩格斯1871年9月写信给马克思，认为如果工人们试图发起革命的行动，那么他们“将无谓地遭到德国军队的镇压，并又会倒退二十年”[98]。然而，随着临时政府变得越来越反动，马克思开始修改他关于起义的可取性的观点。无论如何，总委员会再次沦为无助的旁观者的角色。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普鲁士人兵临巴黎城下这种“偶然性”的结果。他写信给库格曼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但是他仍然极其乐观地认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99]
与公社陷落之后公众普遍的看法相反，国际工人协会不论是对于公社的创立还是对于它的政策都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当马克思提到公社是“六月起义以来我们党的最伟大的成果”[100]时，他是在极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党”这个词的。恩格斯甚至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称公社是“国际思想的孩子”[101]，还提到它是“无产阶级专政”[102]。公社的建立不是任何事先形成的计划的结果，而是在梯也尔把地方和中央所有的官员撤走到凡尔赛之后留下的空当造成的。这样就剩下了国民军中央委员会是惟一能有效实施控制的团体。中央委员会立刻进行了由成年人投票的直接选举，组成了一个著名的团体机构，它在1871年3月28日采用了巴黎公社这个名称，沿用了1792年法国革命期间成立的委员会的头衔。[103]
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没能在公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在普法战争爆发之前不久就被拿破仑的警察击垮了，当时只是刚开始重组。在公社委员会的92名成员中，只有17人来自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和总委员会之间的接触是艰难的，虽然马克思也收到几封公社领导人的信件。拉法格甚至建议恩格斯过去提供帮助。[104]自然状态的公社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上并不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政策，它的三分之二的会员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关键的职位要么是布朗基主义者，要么是老派雅各宾党人。制定公社现行措施的是改良者，而不是革命者，比如：雇主严禁降低工资，违者处以罚款；面包店中不再有夜班，租金暂延。所有已废弃的事务被转交到合作协会，其中根本没有抨击私有财产。这些措施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实际上公社的生命是如此之短，构成它的因素是如此迥异，它又是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下运行，以至于很难把它归为任何连贯清晰的方针路线。
几乎从一开始马克思都对公社的成功感到悲观。按照奧地利社会主义者奥伯温德的说法，“起义开始之后的两天，马克思写信给维也纳说它没有成功的可能性”[105]。“看起来似乎巴黎人将要屈服”，4月6日他给李卜克内西写信道，“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过分老实而造成的。”[106]由于他们不愿意发起内战，由于他们花时间选举、组织公社，马克思认为他们让梯也尔重新获得了主动权，并集中了自己的力量。几天之后，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表达了他对公社社员的勇气的赞美：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107]
然而他重申了他的观点，认为他们本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而国民军中央委员会过快地失去了自己的力量。1881年他断言：“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108]。马克思给公社领导人的信件只有两封保存了下来。负责劳动和贸易的弗兰克尔曾征询马克思的具体建议，然而马克思的回信丟失了。在保留下来的信件中，马克思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只是认为“我觉得，公社浪费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了”[109]。
马克思本人对公社的不明确的态度对解释另外一个奇怪的事实大有帮助，即在公社存在的整整两个月中，总委员会一直保持绝对的沉默。3月28日，即公社成立的第二天，马克思提议起草《告巴黎人民书》，委员会让他来负责。一星期后，他在委员会上说，宣言“不合时宜了”[110]。4月18日，他宣称给国际工人协会一份关于法国斗争的宣言可能很合适，但是总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既然到目前为止的信息只是建立在报纸错误的报道之上，那么不可能有任何具体的评论。马克思一丝不苟地核对了不同的新闻报道，然而遗憾的是，他好像没有采用事实上最为出色的《泰晤士报》记者的报道。马克思4月底写信给弗兰克尔说：“总委员会在最近几天就要发表一篇关于公社的宣言。它所以把这个宣言一直拖到现在，是因为天天都在等候巴黎支部的确切消息。”[111]马克思由于没有完成宣言不得不在三次连续的会议上道歉，在最后两次会议上，马克思没有参加，恩格斯解释说马克思病了。但是，这并没有阻止马克思在5月中旬告诉弗兰克尔，他“已经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地……”[112]接下来的最后期限又一次被打破，该宣言直到5月30日，也就是公社覆灭后的第三天，才交给委员会。
这篇宣言标题是《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最终确实交给了总委员会大约四十页的文章，并在此之前曾有两份明显迥异的详细草稿。这些手稿与其他东西相比，表明了马克思对一些公社社员的激进的暴力行动基本没什么好感。在最后版本的四部分的第一部分中，马克思分析了梯也尔领导下的共和国政府，得出结论说，与其说它要击败普鲁士，倒不如说它更为关心镇压工人阶级运动，因为“武装巴黎无疑是武装革命”，这个所谓的国防政府的第一优先考虑就是有条件地投降。马克思用一系列尖刻的素描刻画了政府领导人的特征。例如，关于对外大臣茹尔·法夫尔，马克思写道：
……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113]
而对共和国总统梯也尔，则是：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114]
第二部分论述了公社成立之前的问题。梯也尔反革命阴谋的惟一障碍是武装了的巴黎。为除掉这一障碍，梯也尔曾编造谎言，说国民军的大炮是国家财产。正是梯也尔派士兵夺取大炮而发动了内战。公社仅有的暴行是勒康特、托马斯两位军官被他们的军队枪杀和驱散旺多姆广场武装的游行队伍事件，这与凡尔赛政府的大批枪杀囚犯的暴行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宣言最有意义的是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叙述了公社的政治组织——既有实际的，也有潜在的。他的编排方式比起《共产党宣言》结尾类似的段落来，显然没那么集中。这一重点的变化在这部分的开头就很明显，“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15]。接着马克思把国家政权机关界定为“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4]，并对它在法国到第二帝国为止的历史作了阐述：
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116]
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是1848年共和国的“肯定形式”。接着马克思叙述了公社的选举（他夸大了其组成的工人阶级性质），叙述了把常备军、警察、行政部门和法官变成了公社选举出的、负责的、可以撤换的机关：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子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脫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投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117]
和公社社员们的计划相比，这段话更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革命之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形的描绘，前者大多数人可能本就并不同意马克思的规划。[118]
马克思接着论及了对于公社的一些错误观念，它并不是要退回到中世纪，它并不是要分裂国家，它并不是蒲鲁东主义者提倡的某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
马克思写道：“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然而公社仍然只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19]。他接受了有人对公社的责难，即公社建立“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目的就是消灭阶级性的财产，剥夺剥削者，从而详细论述了这种“经济解放”的特征。同时他还断言：
工人阶级……并没有想pardécretdu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120]
马克思进一步地宣称公社的措施还有利于确实存在的中下层阶级和没那么明显的农民阶级，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同时也强调这些措施是国际性的。他承认公社的具体措施“只不过预示了一种趋势”，它最伟大的社会措施就是它自身的存在。这可以通过它给巴黎带来的变化得到证明：
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麇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121]
这极不同于：
……francs-fileurs[5]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这个巴黎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丐、荡妇目前正麇集在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消遣，它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娼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了，伤者的呼声也不是假装的，而且在他们面前演着的这场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122]
在第四部分，马克思叙述了梯也尔集结军队反对巴黎的脆弱的企图，一旦签订和约，它就会依靠俾斯麦释放的囚犯来行动。当对巴黎最后的战斗终于打响时，凡尔赛政府的暴行是惊人的：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像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前后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123]
对纵火的指控，马克思反驳说战争中火是一种武器，与任何武器一样是合法的。一些人质被杀害，然而即便不是这样，他们也会因为凡尔赛政府对囚犯的枪杀而多次丧命。巴黎公社的结果使阶级对抗更加尖锐：
……但是，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将取得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而法国工人阶级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罢了。
…………
……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存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124]
《法兰西内战》（该宣言的标题）是马克思最辉煌的论战篇章，它获得了总委员会以前的任何声明所没有的即时的成功。它两个月出了三版，第二版卖掉了800册，并被译成大部分欧洲语言。在全面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时，这个宣言很重要，因为它把权力分散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加以强调。在社会主义思潮总的背景下，在为列宁提供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这一方面，它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三章，列宁极力强调了马克思的观点，即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25]——实际上列宁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一观点更类似于布朗基的看法，列宁比马克思更大程度地曲解了公社的情况。）《法兰西内战》只不过是对公社的一种解释，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解释和马克思的一样有道理，因为他们的观点都对公社作了相似的表达。还必须记住的是，《法兰西内战》是一篇讣告[126]，其中几乎没有进行批判性评论。马克思的信件表明了他对公社的功绩保持着更多的沉默，后来他甚至在一封给荷兰社会主义者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中说，公社“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可能是”[127]。
然而，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随之而来的席卷欧洲的反动势力中，正是《法兰西内战》的成功，以及它在某种程度上不十分确切的宣称“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128]，更把国际工人协会刻画成当时社会和文明的最大威胁。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流言在新闻界被当作事实刊登出来：国际工人协会与拿破仑合谋；与俾斯麦暗通；马克思甚至曾是俾斯麦的私人秘书，而现在他死了。这种煽动性的指责发生的如此频繁，以至于甚至1871年芝加哥的大火也被归咎于国际工人协会。梯也尔政府的外交大臣法夫尔并不满足于铲除公社在法国的残留，他给欧洲所有的政府发出函件，宣称国际工人协会是现有秩序的威胁。这个函件本身就是一个许多不正确阐述的汇总，例如，它引述了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观点，好像这个观点是由国际工人协会提出来的。
欧洲政府严格了各自的律法，而西班牙却是惟一同意对法国流亡者进行引渡的国家。虽然英国新闻界对公社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加以谴责（其中充斥着最荒诞的错误，马克思花了大量时间试图进行驳斥），英国政府还是拒绝与法夫尔合作。在答复西班牙要求引渡外交大臣格兰维尔时说，英国政府没有权利驱逐没有违反英国法律或者按照引渡协定的具体规定没有犯任何罪行的流亡者。
马克思是声名狼藉的宣言的作者，这很快被人知道了。在英国，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几乎尽人皆知，马克思很快变得臭名昭著。1871年6月28[6]日他写信给库格曼，说他的宣言“引起了一片疯狂的叫嚣，而我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在度过二十年单凋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129]。纽约的《世界报》派了一名记者于7月初采访马克思。在采访中，马克思令人信服地驳斥了有关公社的耸人听闻的谣言。他说国际工人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130]。伦敦的《每日电讯》和《纽约先驱报》也采访了马克思。马克思说甚至他到布赖顿呆几天，也处于警方的监视之下。公社的事对马克思一家产生了深深的消极的影响，他们的很多亲密朋友卷进了屠杀之中，他们很快就不得不面对大批的流亡者，以及“难以名状的困苦和无休止的折磨”[131]。疏解的重担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国际工人协会身上。燕妮写道，流亡者简直是在大街上挨饿，“由国际来供养，更确切地说，由国际来援助多数流亡者度过生死关头，已经有五个多月了”[132]。除了国际工人协会所有的事务之外，马克思“不仅要和各国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和‘身体肥胖、和蔼可亲和年纪四十的’房东太太们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因为这些房东太太由于某个公社社员没有付房租就对摩尔发起攻击”[133]。
由于这一切的恶名，国际工人协会在公社之后势力衰微，随着表面的持续和平的到来，以及欧洲国家开始更多地关心国内的事务的倾向，国际主义的推动力减弱了。反抗力量只能由更好的政治组织汇集起来，而这只能在国家界限之内进行。法国革命的希望被摧毁了。欧洲革命的一切希望亦如此。此外，虽然像瓦尔兰这样的人曾帮助挫败过国际工人协会内蒲鲁东主义者的观点，但他们的工联主义者对政治行动的反对很快便把他们带进了和总委员会的矛盾之中。总委员会本身已被新吸收的大量的法国流亡者大大削弱了，这些流亡者内部很快开始了争吵，就像1848年之后那样。
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被深深地卷入公社的余波之中。劳拉和保尔在普鲁士包围巴黎之前刚离开那里。他们去了波尔多，在那里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于1871年2月出生了。保尔积极参与了公社的事业，燕妮和爱琳娜启程去照顾劳拉，于5月1日到达。公社一失陷，这四个大人和两个孩子（劳拉的第二个孩子在前一年已经死去了）就退隐到一个小小的休养胜地卢雄浴场，那里离西班牙的边境线远近合适。孩子7月底死去了，保尔由于担心会立刻被捕，就越过边境线到了西班牙。劳拉后来也一起去了那里，她仅有的一个孩子患了痢疾。燕妮和爱琳娜动身返回伦敦，但在边境线上被捕了，她们在拘留所里度过了一夜，经受了详细的盘问。燕妮最终成功地处理掉了一封来自公社的一位领导人弗路朗斯（Flourens）的控告信。她们被驱逐到西班牙，在经历了西班牙警察带来的更多的麻烦之后。她们与劳拉一起终于在8月底从圣塞巴斯蒂安离开了。[134]
德国当时成了欧洲社会主义的主要中心，爱森纳赫派不能与国际工人协会公开联合，无论如何，它不再需要后者的支持来反对全德工人联合会，因为这个老对手已经开始衰落了。虽然爱森纳赫的领导人仍然忠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从来自伦敦的呼吁表明了与1871年之前不同，总委员会需要德国人的支持甚于德国人需要它。事实上，拉萨尔主义还一直是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虽然马克思声望一直很高，但这与其说是出于学说，倒不如说是出于个人。在英国，《法兰西内战》的刊行导致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退出了总委员会，但没有任何工会退出，总委员会仍然非常活跃地支持罢工者。然而，英国工联整体上正变得越来越不激进：由于1867年改革法案和1868年他们候选人的失败，他们正希望与自由主义者的联合，作为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他们对格莱斯顿的前俄国政策的支持使他们与马克思越来越疏远。除了比利时，国际工人协会在公社失败之后获得发展的仅有地区是无政府主义的根据地——西班牙和意大利。
而这种情况只是慢慢才为马克思所察觉，他在公社失败后几乎一年都沉浸在完全的革命乐观主义之中，他认为国际工人协会的苦难类似于没能拯救罗马帝国的第一批基督徒所遭受的迫害。[135]到1871年秋天为止，国际工人协会两年来没有召开一次大会。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还是发挥了作用，把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一次大会的提议变成了一项在伦敦召开一次类似于1856年的秘密会议的决定。这次会议只关注自身的组织问题，马克思的目的是抑制正不断扩大的巴枯宁的影响。早在一年前，即1870年8月，他确实已经提议为此召开会议。巴枯宁的影响主要是以瑞士为中心，在那里日内瓦支部分裂了，他的支持者成立了汝拉联合会，这是一个日内瓦的巴枯宁主义者团体，它激烈反对那里的国际工人协会支部。公社失败之后欧洲的政治形势激化了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的分歧，马克思逐渐放弃了革命很快到来的看法，他不愿国际工人协会同意支持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零星起义（这些国家主要是很容易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任何革命起义都是向摧毁整个当代社会迈出的合理一步。对他们来说，总委员会是独裁主义的不相干的事物。[136]
对政治形势判断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冲突，这种冲突由于更多的个人因素加剧了。看起来很让人奇怪的是，巴枯宁1869年承担起了把《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任务。几乎在同一时间，巴枯宁不幸地遇见并信任了一名年轻的精神错乱的革命者涅恰也夫，他刚从俄国逃离出来，编造了很多广为流传的学生中的革命行动的谣言。涅恰也夫手段绝对无情，当巴枯宁（一个人从未完成自己任何一部著作，而去翻译其他人的著作，结果可想而知）希望暂缓《资本论》的翻译，并把预付款交还他的时候，涅恰也夫写信给巴枯宁的代理人，威胁说如果把这么多钱要回去的话，他就以死相逼。马克思把涅恰也夫的行为归结为巴枯宁对他的憎恨，他对巴枯宁毫无道理的怀疑是他的恐俄朋友伯克罕和尼古拉·吴亭灌输的，他们两个人不断地告诉马克思有关巴枯宁阴谋的传闻。吴亭是俄国的流犯，他曾在瑞士与巴枯宁合作，之后又与他发生了争吵，并在日内瓦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俄国支部，以反对巴枯宁。[137]这个支部只有六个成员，而且纯粹是昙花一现。该支部请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代表他们，马克思接受了他们的赞美，对恩格斯说：
做一个青年俄国的代表，这种地位对我来说可真滑稽！根本不知道会把你引向何处去，会使你掉进一群什么样的怪人的圈子里。在正式答复中我赞扬了弗列罗夫斯基，并强调指出，俄国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波兰工作（就是说，把欧洲从它自己的邻邦解放出来）。我认为，不管是在公开信里还是在机密信里，都只字不提巴枯宁是较妥当的。[138]
1871年9月中旬，伦敦大会就在离托登楠大院路不远的一个小旅馆里召开，这并不是很具有代表性的集会，没有德国代表；只有两个英国代表；来自法国的代表都是流亡者；来自瑞士的两个人都是巴枯宁的前支持者，包括吴亭。[139]惟一较强的代表团是一个六人团体，来自国际工人协会正蓬勃发展的比利时。这个团体在马克思（在委员会上得到了布朗基主义流亡者的大力支持）和前巴枯宁力量之间进行了调和。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是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参与者。大会首先建议总委员会应限制它的成员，不要全部在一个国家吸收成员。接着大会禁止各地方委员会使用总委员会的名称，继续日内瓦大会曾做的获得工人的全面的统计资料的努力，讨论了吸引农民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多种途径，并在总体上努力严格纪律，使国际工人协会成为一个政党，而不仅仅是一个论坛。伦敦大会的决议是国际工人协会专门谈到“工人政党”的第一批文件，会议的主要工作还是与巴枯宁主义者的争论。大会重新强调了政治行动的任务，即宣布“在工人阶级进行军事斗争期间，其经济运动和政治行动要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无产阶级的军事政权中，它的经济运动与整治行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政治运动很可能是在议会民主制的框架内活动，因为马克思宣称：“各国政府是敌视我们的；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它们以反击。每一个被选进议会的工人，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胜利。但是必须选出真正的人……”[140]而任务的解决是否是暴力取决于当权者：“……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141]。这次大会与涅恰也夫的活动脱离了干系，马克思尽力不和巴枯宁有什么关系。同时马克思希望谴责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但比利时代表进行了调停，说该同盟看起来已经自我解散，从此之后国际工人协会将只接受其支部或者联合团体作为会员，从而说服大会不公开考虑同盟的事情。在瑞士，持不同政见的巴枯宁主义者被邀参加瑞士联合会，抑或一旦他们感到这一点难以实现，就称自己是汝拉联合会。这次大会还同意建立英国联合委员会。马克思本人提议，因为认识到总委员会不可能向英国工人灌输国际主义和革命精神，他最终放弃，反对它的建立。马克思还批评了工联是“少数工人贵族”[142]的组织，不能涵盖低薪工人。对于留在工联外面的大批工人，还有爱尔兰人，马克思正日益积极地寻求支持。
尽管马克思认为这次大会的成果“超过了以前所有大会的总和”[143]。这次大会使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分裂更为突出，大会的决定几乎立刻会招来反对意见，这种反对意见很快彻底打消了马克思整个1871年间的乐观。[144]德国人和以前一样漠然（从1869年9月以来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财政捐助），马克思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请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支部与他直接联系。[145]伦敦的法国支部反对大会的决定，美国维克多利亚·伍德胡尔的追随者和意大利、西班牙的支部也是如此。汝拉联合会表达了这一反对立场，1871年9月它发了通告，谴责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权威主义和等级制度，指责总委员会已经成为一种统治，并提议它应该由通讯局来代替，作为联系各国支部的自由联合体。马克思为总委员会作了回答，标题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在这篇文章中，他准确地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许多思想的无用性，又一次谴责了源于涅恰也夫事件的巴枯宁，叙述了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巴枯宁的两个追随者是波拿巴主义者的间谍，最后把拉萨尔和巴枯宁两人的追随者作为宗派开除出去，这——
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些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的宗派，按本质来说是弃权论的，即厌弃任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结社——总而言之，厌弃任何集体的运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它们的宣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视的……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146]
最后破坏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影响的是在英国这个堡垒中他不得不面临的日益增加的困难。建立英国联合委员会刚开始时没有带来任何麻烦，黑尔担任书记，他继续支持马克思，该组织还努力发展了许多支部。第一个反抗迹象出现在被称为“第十二支部”的美国团体中。该支部由维克多利亚·伍德胡尔和田纳西·克拉夫林创建，它的成员是中产阶级，他们的主要精力是致力于诸如自由性爱主义和唯灵主义的事业，这与弗里德里希·左尔格和理查德·波尔特领导的更多是工人阶级和移民的团体组织形成鲜明对比。在总委员会中，奧勃莱恩的追随者们支持第十二支部，然而马克思仍愿意在委员会中看到他们，因为“在总委员会中形成一种常常是十分必要的、与工联主义者相对抗的力量。他们比较革命，在土地问题上比较坚定，较少民族主义，不易为资产阶级用各种方式所收买。否则他们早就被驱逐出去了”[147]。
然而，马克思的地位由于自己阵营的变节受到进一步削弱。马克思和埃卡留斯之间以前曾存在着紧张关系。埃卡留斯在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似乎试图把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归为自己，以取得声望。作为美国通讯书记的埃卡留斯与第十二支部有过交往，马克思指责他滥用职权。埃卡留斯和海尔曼·荣克两人都不喜欢布朗基主义者在委员会中出现，而愿意与工人阶级激进派合作，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方针只会导致国际工人协会无可救药的分裂。尽管马克思向埃卡留斯恳求说“后天是我的生日，因此我绝不希望以失去一位老朋友和老同志这种不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个日子”[148]，但是这次仍然是最后的决裂。对马克思地位的第二个打击是黑尔的反对，他在此之前除了有关爱尔兰和自立的英国联合委员会的问题之外，曾一直是马克思的坚定拥护者。他7月份在私人信件中曾抨击总委员会，并被停掉书记一职。在英国联合委员会的诺丁汉会议上，他曾建议英国支部建立与国外支部的联系。争论提交到总委员会那里，总委员会极为艰难地说服黑尔归还了材料。
这样，英国内部的分裂在1872年9月初海牙大会的前夜就已经凸现出来了。这次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最后一次全体大会，同时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大会，只有意大利支部拒绝参加。荣克和埃卡留斯没有从英国来参会，因为他们反对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的填满大会的举措，也反对他对布朗基主义者的报复和对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抨击。海牙大会是马克思惟一参加的一次大会。按照马尔特曼·巴里的叙述（他为《旗帜报》追踪报道大会的情况），孩子们被警告说：“不要拿着有价值的文章到街上去”，因为“国际工人协会快要来了，会偷走它们”[149]。大量的人群跟着代表们从车站到旅馆，“马克思的形象特别引人注目，他的名字总被人挂在嘴边”[150]。在会场上，马克思也是一个突出的人物：身着黑色的外衣，与他的白发和胡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他想观察听众的时候，就旋紧他的单片眼镜。大会开始的头三天是在紧闭的房间里检查证件。公众所能听到的是主席丁当的铃声，时不时地在暴风雨般愤怒的声音中响起。马克思本人很紧张，以至于在整个会议期间简直没有睡觉。总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之后，有一场关于提高总委员会权限的争论。一些人主张总委员会的权力应大大缩减。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说取消总委员会比把总委员会仅仅变成一个信箱更为敏感，总委员会的权威无论如何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在成员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存在。这场争论是32对6人，16人弃权，英国代表意见不一。
巴里报道说，投票之后，“有一段短暂的沉默。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知道将要发生某种事情，并且知道谁将发挥最大的作用，我站起来，观察事情的发展。马克思的得力助手恩格斯站了起来，说他将和大会进行沟通。这是总委员会很多成员所提的建议，关于来年委员会办公地点的问题”[151]。恩格斯提出总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应移到纽约。“当他低声说出最后的话的时候，惊愕和困惑明显地写在有不同意见的那部分人的脸上……在有人讲话之前是一段时间的沉默。这是一次行动，每个人都在指望着别人开口打破沉默。”[152]布朗基主义者反对了这一提议，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他们和德国人一起曾使得大多数人支持了马克思。当对总委员会办公地是否要迁移进行投票时，结果很勉强：26票赞成，23票反对，9票弃权。最后，报道说在大会开始之初，曾依照马克思的意思成立了五人调查委员会，以把全德工人联合会驱逐出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委员会发现巴枯宁曾努力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建立一个秘密团体。巴枯宁还被指证为弄虚作假，这个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他就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了。这标志了大会的结束，马克思退隐到施维宁根，在那里他款待代表们到海滨用餐，以示庆祝。
几乎毫无疑问，马克思认识到了纽约无法作为总委员会的办公地。迁移的争论由恩格斯引发，明显缺乏说服力。在大会之前，马克思曾写信给库格曼说：“这次国际代表大会……将关系到国际的存亡，在我退出以前，我至少要使国际不被腐败分子所占据”[153]。他希望尽一切努力要确保巴枯宁主义者在下次大会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希望总委员会（巴枯宁主义者在其中有一个令人不快的数字）仍在他的影响之下。如果委员会继续留在伦敦的话，这两点都没有把握做到。马克思由于不能花时间在《资本论》上而日益感到沮丧，他好像早在1871年9月就已经认真地考虑退出的问题了，这一决定在1872年5月最后形成了。[154]
国际工人协会没有马上死亡。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忙碌地报道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一度坚持定期和纽约方面通讯联系。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反对马克思的整体力量现在比过去更强大了，只有在德国马克思还保留着持续的个人感召力。无政府主义者在海牙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了一个对抗性的会议。会上只有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的代表，但他们很快与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进行了联系，所有这些人都作为代表参加了1873年的大会。还有一支英国来的强大的代表团参会了。海牙代表大会之后，国际工人协会的英国支部依然卓有成效地运作，但联合委员会分裂了，在黑尔的领导下它的大多数成员退出组织。联合委员会的两个支部接着迅速衰落了。1874年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在英国，国际目前几乎毫无生气，伦敦联合会委员会本身只是名义上还存在，尽管它的某些会员本身是积极的。”[155]在纽约的总委员会试图组织1873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但惨遭失败：委员会甚至不能派出一名代表，马克思不让他的支持者参加。代表大会1874年召开，埃卡留斯是来自英国的惟一代表。左尔格在同年辞去了总委员会中的职务。1876年国际工人协会在费城正式解体。对抗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工人协会存在了更长的时间，在没有总委员会的情况下，它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内支部的联合会开展工作，并于1877年召开了它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它分裂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
[注释]
（略）
[1]即旧国际。
[2]即《国际工人协会宣言》，麦克莱伦在此都以《告工人阶级书》的名称出现。
[3]“资产阶级”英文版表达为themiddleclass。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355页。
[5]Francs-filcurs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给在巴黎被围时从城里逃跑出去的资产者起的绰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770页239注。
[6]此处中文版为18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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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经济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六部分“经济学”
一、“经济学批判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二、“福格特先生”
三、马克思和拉萨尔
四、格拉弗顿坊的生活
五、《资本论》
六、莫丹娜别墅的生活
你可能认为，很少的著作能在较为艰苦的环境中写；而我能书写秘密的历史，它将揭示出无穷尽的忧伤、烦恼和不安。
——燕妮·马克思
一“经济学批判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年，马克思不止一次地预言的经济危机确实爆发了，这使他为得到经济学研究的某种结论转入了近乎疯狂的努力。关于这一点，首先应该提到的是1857年12月他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1]一个月后，他被迫服了长时间的药，并承认道：“我经常夜间工作，工作时虽然只喝些柠檬水，但是抽了大量的烟[2]。
他还编写了危机期间每天发生事情的极为详细的日记。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总结”早在1857年8月就已经以写作总导言开始了。这篇大约30页长的导言，以一种探索性的口吻和不完整的形式讨论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并试图对著作中接下来部分的非历史的秩序提供合理解说。这一导言没有出版，因为，正如马克思两年后所说：“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3]。
《导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生产”[1]。马克思把“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4]作为考察的出发点。他拒绝了斯密、李嘉图和卢梭的出发点，他们从与社会相脱离的孤立的个人开始：“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5]。接着马克思指出为了不忽略各个时代之间的本质差别，努力提出一切生产共有的一般规定是重要的。现代经济学家，例如J.S．穆勒，就有这样忽略的错误，他们竭力把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描绘成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马克思举了两个例子：像穆勒这样的思想家从财产是生产的条件这样一个同义反复的命题一步跳到了财产的一定形式——私有财产——是原始的形式这样的假定；然而历史却表明，共有财产是原始形式。第二，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定时代的法制基础是永恒不变的原理，而没有认识到“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6]。马克思用下面的话总结了第一部分：“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7]。
第二部分是“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急切地驳斥了这种观点：彼此孤立地看待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种经济活动。在一开始，他就宣称在一定意义上，生产和消费是相同的，因为一个人谈到生产性的消费和消费性的生产；而他们每一方实际上都是达到另一方的途径；每一方都塑造着对方的存在形式。同样，马克思驳斥了分配可以离开生产很远或者独立于生产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的地位，他在这个地位上生产，因而分配先于生产”[8]。外在的扩张或内在的革命，还似乎是分配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同样，交换，对马克思来说似乎是生产的一个组成要素。马克思总结道：“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9]。
第三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部分非常抽象，但对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却十分重要。他希望建立一种讨论经济学的正确方法，即由简单的理论像价值和劳动这样的概念开始，然后再进入到较为复杂的但却观察到的整体，比如人口或者阶级。相反的方法以17世纪的为典型；而18世纪的思想家采纳了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10]。
接着，马克思举了两个简单而抽象的概念的例子：货币和劳动，开始了他的分析。他认为两者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达到了它们充分复杂的形式；因此，人们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才可能充分理解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正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1]。马克思继续写道。“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12]接着他写出了一本精心研究的经济学著作的暂时性大纲，大概分为五个部分。在结尾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中明显的困难展开了有趣的讨论：为什么希腊艺术在19世纪得到如此多的欣赏？而创作这些艺术的当时社会经济背景与19世纪是如此的迥异。马克思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手稿简单地提出了如下的问题：“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13]手稿就此中断了。
马克思在《导言》的末尾处叙述了他的写作提纲：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
（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
（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
（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
（5）世界市场和危机。[14]
这一计划以简单的形式重复了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一些内容：“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5]
保存下来的手稿（在1857年10月至1858年3月6个月中写成）《经济学手稿》为人所知。它来自于它的德文题目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一个单词Grundrisse（手稿）。[16]这些手稿根本没有全部涵盖上述目录中的内容。很明显，它们大部分是该著作第一部分的草稿。该手稿整体被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货币，第二部分要长得多，是关于资本的部分；接着又包含三个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然而，这些经济学的讨论与广泛的与主体无关的论题交织在一起，这些论题诸如个人和社会，劳动的性质，自动化对社会的影响，空闲时间的增加和劳动分工的消灭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较高阶段上异化的性质，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质以及它固有的普遍性，等等。正是这些离题的讨论赋予了《经济学手稿》以根本性的重要作用，它表明对一项庞大的研究来说，这只是一部初稿；马克思后来呈现给世人的著作《资本论》只包含了《经济学手稿》明确标明基本内容中的一小部分。论述诸如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部分显示出马克思一定程度上逐渐勾勒出了他的其他五部“经济学”著作的基本论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是：“手稿（如果付印的话，将是一本厚厚的书）中的一切都乱七八糟的，有很多内容是打算在后面的部分进行阐述的”[17]。
像马克思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一样，《经济学手稿》从批判其他人的思想开始：他显然通过批判其他人的观点比较容易地得出自己的思想。因此，前面几页是对改革经济学家凯里和巴师夏的批判。马克思富有才华地把他们分别描述为19世纪中叶“美国人”罪恶（和美德）的体现和蒲鲁东的学生。大约写了10页之后，对凯里和巴师夏的理论就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马克思尖刻地评论道：“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18]。通过对这些微不足道的理论家的批判，马克思磨砺了自己的批判能力，接着他踏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些手稿笔记的探索性质，它讨论的各种论题以及极为浓缩的风格，这一切都难以对其内容做出令人满意的简明的解释，几乎不可能对它们进行解释。《经济学手稿》是一块巨大的没有开垦的土地：因为现在还几乎没有探索者，甚至他们还没有穿过它的外围。但是，有些东西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第一，在思想和风格上它都有着与1844年手稿的一致性，最明显地表现在黑格尔对作品的影响。异化、物化、占有、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的一般性质或社会性质这一切概念都在《经济学手稿》中再次出现。早在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他同时代的经济学思想提出过如下评论，这些评论完全可以使人联想到他1844年对货币的“物化”的评论：“我们所达到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即生产、分配和消费是同一的，而是它们全都是某个实体的部分，是某个集合体的不同方面。”[19]或者后来更一般地概括说：
……但是，如果说资本因此表现为劳动的产品，那么劳动的产品也表现为资本——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产品，也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物化劳动。下述情况同样表现为劳动的产品：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还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物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
如果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极度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即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20]
在这方面，《经济学手稿》中这一最引入注目的段落是马克思草拟的“经济学”的计划，它是以可能直接来自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语言表达的。[21]
然而，它们之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1844年，马克思已经读了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但还没有把这种知识融入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之中。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却以《巴黎手稿》）而为人所知）分成两个孤立的对等部分，正如该书的首批编者所加标题说明的那样：“经济学和哲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已经吸收了李嘉图和黑格尔（有趣的是，在《经济学手稿》中没有提到费尔巴哈），而且正处于总结自己思想的时候。用拉萨尔的话说，他是“把黑格尔变成经济学家，把李嘉图变成社会主义者”[22]。依据经济学历史，这一极为丰富的内容意味着《经济学手稿》虽然继续着1844年手稿的中心议题，但却以一种比他以前对自己哲学与经济学思想进行总结所可能达到的更为复杂的方式对它们进行了论述。因此，把1844年手稿作为马克思的核心著作，正如许多阐释者所讲的那样，是夸大了它们的重要性。
关于经济学，《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成熟理论的第一次阐述。有两个关键性的变化需要强调。第一，马克思没有分析市场交换的机制（像他1844年那样），而是从生产开始分析。第二，当时他认为工人交换卖出去的不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正是这两点的结合导致了剩余价值学说的产生。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剩余价值不是有交换创造的，而是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手段的发展使得资本家能够享有工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工人劳动力制造出了远远高于纯粹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这些交换价值只不过可以用来维持工人的最低生活水平。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几乎所有要素都在《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阐述。然而，既然这些要素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论述，那么对那些并没有再次展开的内容而言，《经济学手稿》对巨大著作的各个部分的完整性更感兴趣。
这些内容是围绕这样的中心议题展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以及建立没有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诸种可能性。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阐述的创新之处是试图使之深深地置于历史之中。资本，连同明显的“异化”力量，已经发挥了极为积极的作用。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发展了极高的生产力，以历史创造的需要代替了自然需要，并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克服过去的限制之后，资本不过是未来的数不清的财富的转折点：
这种具有一般性的生产的普遍本性创造了个人同自身以及同他人的疏离，但是也第一次创造了人的关系和能力的一般和普遍的本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孤立的个人显得较为全面，因为他尚未制造出自己的丰富的关系，他尚未把这些关系作为反对自身的力量和自治的社会关系来确立。试图复归于那种原始的丰富性是多余的，因为这等于相信它的全面贫乏的必要性。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未超越同这种浪漫世界观的对立，因而会作为一个合理的反题为这种浪漫世界观所伴随，直至它完结。[23]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这些思想的存在与资本主义本身同样短暂：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非常简洁的批判。指出了自由竞争最终一定要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不管它本身在最初是多么必要，马克思暗指：
……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
揭示什么是自由竞争，这是对于中产阶级先知们赞美自由竞争或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诅咒自由竞争所作的唯一合理的回答。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范围内，个人通过单纯追求他们的私人利益而实现公共的利益，或更确切些说，实现普遍的利益，那么，这只是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他们相互压榨，因而他们的相互冲突本身也只不过是这种相互作用所依据的条件的再创造。不过，一旦把竞争看作自由个性的所谓绝对形式这种幻想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证明，竞争的条件，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已经被人们当作限制而感觉到和考虑到了，因而这些条件已经成为而且越来越成为这样的限制了。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24]
理解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性质——以及它包含的无异化社会的诸种可能性——的关键是时间的概念。“一切经济学”，马克思说，“归根结底可以被归结为关于时间的经济学”[25]。资本主义的利润建立在剩余劳动时间的创造之上，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财富把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给人增加了自由时间。资本本身就是一种“不断革命”：
遵循这种趋势，资本超越了各种民族界限和偏见，超越了对自然界的崇拜和对局限于既定界限内各种现存需要的固有的、自给自足的满足，超越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
资本摧毁了所有这一切，并且是不断革命的，因为它扫除了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需求扩大、生产多样性以及对自然力和智力进行利用和交换的障碍。[26]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的这些特性导致了它的解体。它的财富建立在机器的引入以及随后的自动化之上（在这里马克思的预见是惊人的）；这反过来导致社会财富生产中劳动的不断减弱的作用和资本占有剩余劳动的必然性之间的逐渐扩大的矛盾。因此，资本既有巨大的创造性，也有巨大的浪费性：
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27]
诸如这样的段落足以明显地显示出似乎是纯经济学理论的东西（例如劳动价值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经济学理论，例如凯恩斯或者熊彼特就这样来理解。接着，不可避免地，只是把马克思看作几位经济学家中的一位就有些歪曲和误解他的意图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本人早在1844年曾宣称的那样，经济学和伦理学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手稿》表明了这一点在他后期著作中与前期著作中一样真实无疑。
伴随着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存在着一种危险性，引导人类发展的力量将会完全因机器而导致排除人类：“因此，在机器中，科学呈现为某种异化和外化于工人的东西；活劳动从属于独立活动的对象化劳动。就工人的行动不受资本的需要决定而言，他显得是多余的。”[28]在自动化时代，科学本身就可能成为促成异化的最大因素。
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29]
但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并不必然随之带来单个人的异化：它为社会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即社会由“社会的”或“全面的”个人组成——这种人非常类似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下面显示了马克思如何描述从个人生产到社会生产的过渡：
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物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30]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里（整个《经济学手稿》都是这样）并没有暗示提及这种过渡的中介，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
“全面的”个人——一个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几乎令人作呕地恢复的范畴——现在处于马克思乌托邦的核心，千年的张力（themillennialstrain）在这里并不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主义描述为“历史之谜的解答”表达得明显。马克思说，资本中固有的这种普遍趋势创造了：
结果就是：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消灭，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某种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表现为支配自然界的实际力量）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当作是并且被意识到是个人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1]
马克思很少探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在他自己看来，这是足够理智的，因为他将因此把自己置入“唯心主义”的指责之中，唯心主义的轴心是缺少现实基础。但《经济学手稿》的某些段落表达出了甚至比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和处于马克思思想核心的《哥达纲领批判》更好的思想。核心因素之一当然是时间，因为“全面的”个人的发展首先依赖于他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时间在马克思的未来社会中具有基本的作用：
如果我们假定共同生产，自然对时间的规定仍然是基本的。社会要求生产小麦和牛等的时间越少，它所获得的用于其他物质或精神形式生产的时间就越多。至于孤立的个人，他的发展、享受和活动的全面性就取决于节约时间……[32]
只有通过机器的广泛使用空暇时间才有可能。机器在过去与工人相敌对，而未来它的这种作用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从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作为活劳动的异己的财产和敌对的力量，才能产生出来；换句话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要素。但在第一种场合，机器的分配，也就是它们不属于工人这一情况，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在第二种场合，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33]
马克思驳斥了亚当·斯密把工作看成必要的强制的观点，也不赞成傅立叶认为工作会变成一种娱乐的形式的观点。依照马克思的说法，斯密的下述有关劳动的观点是对的：
……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这样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34]
马克思描述了这样一种时间，即产品不依赖于雇佣劳动的数量，而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总体水平，此时财富将由生产的增加量来衡量，它与雇佣劳动时间完全不成比例；并且，此时“人是生产过程的管理者和协调者”。接着就会带来人类的真正解放：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价值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35]
这些摘录很明显不能给出《经济学手稿》的内容全貌，但的确使人对马克思最为丰富思想留有清晰印象。启发马克思描述的这幅图景的性质至少可以大致勾勒出来：公共产品（工作的质量决定它的价值）；货币的消失和交换价值的消失；以及为单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种种机会的空暇时间的增加。《经济学手稿》不只对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思想是至为重要的。马克思对技术的双重性质的看法所具有的时代性是十分明显的。
因此，最为可取的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看作对1844年第一次探索的核心问题——这一过程在他1857—1858年的作品中达到峰巅——的继续思考。1844年手稿和《经济学手稿》之间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作为15年的研究结果，马克思本人在一封信中谈到《经济学手稿》时说：“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36]。（这封特别的信写于1858年11月，正好是马克思1843年11月到达巴黎之后15年。）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又写道：“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37]。这完全是指1844年的手稿和1850—1852年的伦敦笔记。马克思对他早年的资料不断地使用，同时加以修改（例如《资本论》就是借着1843—1845年的笔记写作的）。
《经济学手稿》关于资本的开头章节几乎逐字地再现了以前手稿中的一些段落：关于人的需要、人类作为类存在、个体作为社会存在、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身体的思想、宗教异化和经济异化之间的类比等。这两部著作还都共同地有着乌托邦以及近千年的张力。有一点特别地加强了这一连贯性；《经济学手稿》与1844年手稿一样是“黑格尔式的”。这又是被说成是肤浅的黑格尔主义，1858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经常被引用来证明这一点：“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38]。马克思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可能是偶然的，但毫无疑问黑格尔对他的影响却是深刻的。《经济学手稿》中最具有黑格尔风格的部分，其中一些——尤其是关于资本部分的索引——写于收到弗莱里格拉特的礼物之前。在马克思写于1857年11月《经济学手稿》中的一个注释中说：“以后，在继续探讨另一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改正这种分析的唯心主义方式。”[39]此外，在完成《经济学手稿》时，马克思给拉萨尔写信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但正因为如此“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端重要的”[40]。〔有时有人在马克思又重新燃起对黑格尔的兴趣与列宁在写作《帝国主义论》（Imperialism）和《国家与革命》之前对黑格尔的阅读作合理的类比。〕为了对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进一步进行举例，就可能要提及“异化”这个术语（它在《资本论》中的出现好像比一些作者认为的要多得多）。
马克思从来都不否认自己的任何作品。当然，当他再次读《神圣家族》的时候，他写到了自己的困窘，这倒是真的。但他在1846年说的这句话是典型的：“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在六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把他在六个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41]。1862年他又评论道：“我对四周前写成的东西不满意，又完全重写了”[42]。他说甚至《共产党宣言》随着时代的变迁也需要修正。虽然这样，但是，比如他1851年非常希望看到重版他早在多年以前的1842年的《莱茵报》的文章。他的思想发展是一个“自己弄清问题”[43]（用他自己的话说）的过程，所以，既不能分裂成几个时期，也不能看成一个没有变化的整体。
1858年2月底，马克思迸进发的创作努力停止了，他面对着更为困难的问题，即如何把800页的手稿整理成可以出版的形式。拉萨尔在柏林已愿意担任马克思的文字代理。马克思忽然想把自己的著作以几部小的卷册的形式来出版，他的理由是：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把他的材料整理成一部完整的著作；这样可以有更广泛的读者；还因为这样更容易找到出版商。他同时告诉拉萨尔他加工“经济学”的进展情况，他把它描述为“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44]。三个星期后，他通知拉萨尔准备放弃第一部分的版税，如果可以比较容易找到出版商的话。这一分册，他接着写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其内容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些材料实际从整体上构成了《资本论》最终的三卷。这一分册特别讨论了李嘉图正确的价值定义和他阐述利润问题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经济学家们做进一步的观察时将会发现，“总起来说，这是个难题”[45]。
到1858年底为止，拉萨尔找到了一位出版商，弗兰茨·敦克尔，他准备付给马克思版税。按拉萨尔的说法，这比柏林教授的所得好多了。虽然马克思已经答应了，但这一分册要“大约到5月底”[46]才能脱稿。马克思几乎没有进展：他给恩格斯寄了一份关于价值和货币部分的长的提纲，但没有完成关于资本的那一部分，虽然它是“第一分册中最重要的部分”[47]。马克思的肝病又犯了，燕妮给恩格斯写信：“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使病情大大恶化，现在同出版商订了合同之后，这种不安和激动自然变得更加厉害，而且日甚一日，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把这部著作写完”[48]。整个5月份，在他回到曼彻斯特之前，它只不过才刚开了个头。返回之后，他仍然通读他的手稿，尽力决定要包含的东西，但焦虑和身体的疾病使得他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难以做任何事情。
阻碍马克思完成出版计划的主要困难是再次的财政问题。恩格斯本以为马克思一旦在哈佛斯托克小山安顿下来之后，他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因此当马克思给他写信谈到目前的境况，他很吃惊。马克思写信说，迁居实际上更加恶化了境况：“……我完全搁浅了。我仅有的一点现款已投入一所新住宅，住在这里绝不能像在第恩街那样一天一天地熬日子；既没有指望，家庭费用又越来越大……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糕的是，这回的危机不是暂时的。”[49]恩格斯担保每月提供5英镑，马克思也在为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收入而奋斗——由于他如此地专注于《经济学手稿》，他为该报的撰稿实际上在下降。他还经常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但他的支出经常超出他的预算，所以很快他就欠出版商债了。他惟一求助的是典当铺，指望每一季末都爆发危机，又害怕冬天的来临，因为那时就必须赎回大衣和其他一些外衣。但1858年7月，他爆发了强烈的财政危机。他给恩格斯写道。“……这种处境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完全不能工作，因为一方面为了筹钱我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另一方面由于家务杂乱而且也许由于我的健康状况恶化而使我的抽象思维能力衰退。我的妻子被这种糟糕情况弄得精神恍惚……”[50]医生诊断为脑炎，建议把燕妮送到海滨，但即使这样也将不会有所帮助，既然“必然的灾难的结局的阴影折磨着她”[51]。马克思曾向贷款社申请过，但结果白白花掉两英镑。他附了一份由燕妮辑成的他的详细债务清单，正是燕妮与典当商，还包括一些索荷地区的商贩打交道。信的结尾写道：“现在我把全部情况坦白地说了，请你相信我曾经费了不小的力量来克制这样做。但我终究要向一个人倾诉。……我在泥沼中已经挣扎了八个星期，而且，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像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跋涉。”[52]恩格斯又一次救了马克思，用60英镑的预付款，到8月份，马克思又开始工作了。
至9月中，他对恩格斯说他手稿的两章“两星期”[53]后寄出。至10月底，他草草地写信告诉恩格斯“几星期内”是不可能寄出手稿的。延迟的真实原因”是“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然而，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54]。一个好的文风是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15年的研究成果，并且“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55]。但是至11月底，燕妮誊写了手稿，马克思添加了商品的一章（这是他在最初的草稿中所没有的），并且扩充了货币部分。至12月中，手稿将很快完成，但“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也生这种讨厌的肝病，也处在我这样的条件下，而能这样快地完成这项工作，那才真是怪事哩”[56]。至1月底，手稿实际上已经写成，但没能寄出，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57]。在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上一封信中，接着说了关于整个事情令人震惊的话：“手稿大约可排十二印张——尽管它的标题——别被吓倒了——……还一点没有谈到资本……”[58]换句话说，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同时也出版关于资本的第二分册的想法，尽管他以前曾坚持对拉萨尔说“这两分册必须同时出版。内部的联系要求这样做，整个的效果也取决于这样做”[59]。甚至当手稿寄出的时候，马克思的忧虑并没有结束：他怀疑柏林官方没收了他的包裹；当拉萨尔在邮件到达两周后还没有通知他时，他“烦恼得完全病倒了”[60]。最后终于寄到了，印刷对马克思来说太慢了：敦克尔需要6个星期出印刷校样。更糟糕的是，在马克思寄出他的最后的校稿两周后，收到了拉萨尔收费邮寄的小册子，很明显这是敦克尔赋予的优先权，这就迫使马克思当掉了他体面的大衣，支付额外的两先令邮资。
手稿最后在6月初出版，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序言，同以往一样，其中包含着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简明表达。在序言的开始，马克思论述了他的“经济学”的范围和目前的进展成果。接着是他的简短的思想自传，《莱茵报》时期工作使他认识到了“物质利益”和“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强调了《莱茵报》时期的重要作用。他接着退回到书房，研究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这一退回书房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1]
1．生产关系的总和——人们组织他们社会生产的方式以及他们使用工具的方式——构成了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2．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就变成了桎梏。这一阶段就预示着革命时代的到来。
3．在现存的生产关系下这些生产力在旧的社会秩序灭亡之前一定要尽可能地发挥出它的全部生产力。
4．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又论述了带有自传性质的更多的细节，说自己的思想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62]，最后摘录了但丁的著作，反对思想上的任何妥协。
《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最引入注目的地方是——尤其在序言的这些警示性的语言和简短的回顾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重要内容。该著作几乎一半是关于价值和货币，对以前理论家作了很多摘录的批判性阐释。其余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商品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货币的。这两部分在几年之后的《资本论》中三部分的第一部分都又进行了再次论述，——第一个关于商品的部分得到了扩展，而第二部分则进行了压缩。第一部分是比较重要的，但在对几条基本命题进行了清晰地阐述之后，突然中断了。马克思由定义商品开始，认为商品是“最广义的生活资料”[63]，并摘录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说明了商品既具有使用价值又具有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概念不难理解，但有关物品为何能作为使用价值彼此到达等价则是一个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劳动：“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个人劳动作为相同的一般劳动相互发生的关系，不过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2]形式的物化表现，那末，说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因而也是財富（就它由交换价值构成来说）的唯一泉源，就是同义反复”[64]。马克思（暂时）留下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他表述为：“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65]第二部分论述了货币。马克思继续考察了“……代表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的特殊商品……作为一种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的商品交换价值”[66]——货币；第二部分以铸币、符号和贵金属几个部分集中考察了作为价值的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货币。马克思考察了商品变为货币进一步购买商品的流通过程，但本身关于资本没有写什么。在对价值、货币和流通一些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几段长论述中，马克思揉进了他在50年代早期为第三部分——他的“经济学”的“历史”卷——收集的很多资料。
鉴于该著作极为不系统，因此它不被广泛地接受是毫不奇怪的。李卜克内西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对一本书这么失望过；甚至恩格斯也对马克思说对他来说，“这个abstract〔纲要〕的确非常abstract〔抽象〕”[67]。《人民报》——为德国工人办的一份小发行量的报纸——重印了书的序言，该报还刊登了恩格斯的一篇评论，评论的主要论点是马克思口授的。这两篇东西被美国的一些报纸转载，但这很难证实马克思有赞美的语言：“从纽约到新奧尔良的所有德文报刊对第一分册展开了认真的讨论”[68]。然而对于德国本土，马克思承认道；“我期望的是攻击或批评，只是不要完全不理……”[69]燕妮谈到“由于德国人的沉默的阴谋，我长期以来暗中对卡尔的书所抱的希望完全落空了”[70]。如果这本书在柏林走得很好，马克思还期望着有英文译本，认为可能情况会突然好一些。他为美语译本的事情写信给德纳，并且与英国出版商开始了谈判，但一无所获——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因为最近德文本的出版。
二“福格特先生”
马克思一寄出第一分册手稿，就立即开始了资本部分的写作。敦克尔说他愿意继续出版，但整个计划由于马克思与卡尔·福格特的激烈争吵消失了。[71]这次争吵占去了马克思18个月的时间，它既是马克思能够在归根到底不过是琐碎的事情上而花费了巨大精力的明显例证，也是他骂人天才的一个明显例证。福格特曾是法兰克福议会的左翼领导人——虽然还没有“左”到足以避免对《新莱茵报>>的攻击；议会解体后，他移居到瑞士，在伯尔尼大学讲授地理学。他写了数本著作，宣扬粗陋的唯物主义，并成为瑞士节食会员。法奥战争一爆发（这场战争是由波拿巴和卡富而放松了奥地利对意大利北部的减收引起的），福格特就在瑞士创办了一份报纸，该报主要基调是德国将会从奧地利的失败中获益，应该支持波拿巴。1859年5月初，马克思在乌奎哈石会议讲坛上反对了战争带来的设想中的俄国的威胁。卡尔·布林德也在讲坛上，是他告诉了马克思福格特受波拿巴的资助，他曾试图在德国和伦敦贿赂印刷者，最近他曾在一个秘密的团体中和日罗姆·波拿巴王子在一起，协助沙皇的兄弟在匈牙利即位。
马克思对《人民报》的编辑埃拉德·比斯康普提及了这些指控，后者立刻刊出了，甚至还给福格特寄了一份。《人民报》是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辑的一份小报纸的继承者，该报在金克尔给其印刷工人提供了一份更为优厚的合同来印刷自己的报纸之后，就倒闭了。当该协会请马克思接受委任进入这个缺口时，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已经回答说：“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是由我们自己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人任命的。而这种任命已由于旧世界的一切派别和政党对我们所怀的那种特有的和普遍的仇恨而得到确认。”[72]尽管他10年前决定支持该报，部分是由于同情诚实但无能的比斯康普，部分是由于很想接近金克尔。他开始的时候拒绝为任何他没有参与编辑的报刊直接撰稿，但后来逐渐地卷进去，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召集对报纸的支持；在不过3个月的时间后，它终于倒闭了，马克思为了避免流言飞语，还不得不亲自平衡优秀的印刷工人的账单。[73]
因此福格特顺理成章地把马克思看作对他进行攻击的源头，并在自己的报纸上进行相应地回应。事情本来可以平息下来，如果李卜克内西没有发现一份匿名小册子的校样的话。该小册子重复了对福格特的指控，它同样被《人民报》刊登，并且据排字工人说，是布林德送过来的（他还说笔迹经过鉴别，已经确认）。李卜克内西给奧格斯堡《总汇报》寄去了一份拷贝，该报是保守派的主要报刊之一，他是它的驻伦敦记者。在刊物上，福格特起诉了《总汇报》，该报为自己辩护就转向了李卜克内西，李转向了马克思，马克思转向了布林德。然而布林德拒绝承认写了小册子。福格特对《总汇报》的起诉案按照法律技术程序被驳回，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被告的辩护并不能证实这些指控（对福格特而言）是一个道德上的胜利。这一胜利由于《总汇报》刊登了一则声明得到加强，这则声明作者是布林德，他否认是小册子的作者，并以那个他曾贿赂的印刷兼排字的工人的陈述作为支持。马克思努力保护排字工人的法律书面陈述，其陈述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小册子事实上是布林德的手笔，他用起诉来威胁布林德。这导致了《每日电讯》的一个声明，说布林德家庭的一位朋友，沙伊伯勒是小册子的作者，至少马克思解脱了。
事情本来也可能平息下来，如果福格特没有出版《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一书的话。这本书包括了审讯所有会议记录和材料的解释，它把马克思侮辱为完全尊重纯正血统的贵族们（例如他的内弟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依靠无产阶级捐助生活的造假者和敲诈者。这本书的第一版刊行了3000册，全部卖出；马克思马上又进入了第二版的工作。柏林的《国民报》发表了依据福格特观点写了篇长的社论，文章于1860年1月底传达到达伦敦，令马克思大吃一惊。他尽力不让燕妮知道这个消息，但自然她知道了，知道后她的“情况实在可怕”[74]。马克思还与弗莱里格拉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和他的关系日益紧张：弗莱里格拉特曾拒绝听取他的告诫，即不让他参加金克尔1859年11月组织的席勒的纪念会；当李卜克内西错误地宣称他是《人民报》的合作者时，他断然断绝了同《人民报》的关系。马克思又一次被错误地告知福格特的书重刊了弗莱里格拉特的信，这封信表明了他与福格特的密切关系，此时，马克思愤怒之极。当马克思认识到他是多么地错误，就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了一封极为引人注目的信件。他说他反对福格特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接着他说：
我坦白地承认，我不能由于一些小的误会而失掉我所爱的少数真正朋友当中的一位。
如果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那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末我认为，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犯的罪过。[75]
弗莱里格拉特接受了马克思的辩解，但回信说。“我的天性，同任何一个诗人的天性一样，是需要自由。党仍然是个笼子，在外面歌唱要比在里面歌唱轻松些，甚至为党歌唱也是这样”[76]。马克思对弗莱里格拉特的回信感到高兴：“你的来信是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只和很少数的人交朋友，然而我却很珍视友谊。1844年成为我的朋友的人直到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但他认为弗莱里格拉特对关于党的解释过于狭窄了：
在“同盟”根据我的提议于1852年11月解散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加入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因而这个寿命短促的党对我来说，不存在已经有八年了。……可见，从1852年以来，关于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党”，我是一无所知的。如果你是一个诗人，那末我就是一个批评家，的确，对我来说，1849—1852年的经验已经够了。“同盟”……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77]
这样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和好了，但他们再也不如以前那么亲密，家庭之间的一切联系由于燕妮而中断了，正如马克思承认道：燕妮“是个性很强的人”[78]。
与此同时，马克思已经开始了曾被搁置的在柏林对《国民报》的起诉和在伦敦对《每日电讯》的起诉，这两个起诉都由于缺乏证据被驳回。由于福格特的反击，他开始收集材料。福格特的攻击，马克思认为，涉及广泛；因此需要一个内容广泛回答，马克思还把这一回答看作1853年科伦审判的复仇。3月，他去了曼彻斯特6个星期，查阅恩格斯保存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档案资料，因为福格特抛出了“流亡者的一切卑劣谎言”[79]。他为了使法律书面陈述写得周到全面，至少猛发了50封信（单给他柏林律师是20页的印刷文字），并与《每日电讯》进行“秘密”[80]通信，试图让它们得到修改。8月，他着手写这本书，但直到11月中才完成，燕妮和恩格斯不同意这种拖延，认为马克思论述太追求彻底。在德国不可能找到出版商。尽管有恩格斯的警告，马克思还是选定了一个伦敦出版商，马克思的书是他的第一笔商业生意，马克思甚至乐观地说服了他同意答应共享利润。诉讼费、收集材料的费用以及印刷费，马克思发现已经花费了大约100英镑，恩格斯和拉萨尔不得不捐助了大部分。
马克思花了很长时间定书名。他在燕妮的支持下同意《达—达福格特》这个书名，显然是因为它能“引起庸人的好奇心”[81]，但恩格斯说服了他用一个比较简单朴素的名字《福格特先生》。这本书非常长，马克思把它说成是“轻蔑嘲笑的做法”[82]。福格特被描写成约翰·福斯塔夫先生的化身，篇幅近两百印刷页，其风格晦涩难懂，以至于恩格斯建议在每一章的后面写一个小结，“以便庸人能够清楚地得到完整的印象”[83]。在书中，马克思极为辱骂性地写道：
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脏物排到太晤士河里。同样地，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鹅管笔把它所有的社会脏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每日电讯”里……他[3]把伦敦的社会脏物变成报上的文章，是为了随后把报上的文章变成铜，最后又把铜变成金。在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的大门上，dicoloreoscuro〔用黑颜色〕写着：《hic...quisquamfaxitoletum！》〔“此处……随意便溺”〕，或者像拜伦生动地翻译的那样：《Wanderer，stopand—piss！》〔“行人，停下来小便吧！”〕[84]
马克思把一些段落大声读给燕妮，她发现它们非常有趣。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比《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还要好；拉萨尔称它“在所有方面都是一部杰作”。然而，销售很少，以后的几代人并不能欣赏这种维多利亚王朝中期论辩的典型嘲讽风格。对于这部著作失败的失望增加了，因为这部著作的出版商破产，马克思不得不背负所有的印刷费用。10年后，随着拿破仑三世的退位，1870年的法国临时政府刊行的报纸在杜伊勒里发现福格特实际上的确从拿破仑那里接受了资助，马克思，在其生涯中曾一度被认为好辩论者，得到了完全公正的评价。
三马克思和拉萨尔
19世纪60年代初期，马克思与拉萨尔的关系左右着马克思与德国工人阶级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与拉萨尔的关系是典型的矛盾性的关系，这也是马克思的一切私人关系的特点。拉萨尔是自我奋斗成功的犹太裁缝的儿子，比马克思小7岁，他在1848年的困境中就与马克思关系密切。整个50年代，拉萨尔对马克思极为友好：他曾愿筹集资金出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给马克思找到一份《新奥德报》（NeueOderZeitung）驻伦敦记者的工作。但马克思不是那种领情的人，随时注意对拉萨尔进行一系列的指责，据一个叫勒维[4]的人说。勒维自称是杜塞尔多夫工人的代表，1853年晚些时候曾竭力使马克思确信莱茵省的革命正在迫近，并于1856年第二次拜访了马克思。按勒维的说法，拉萨尔只不过是利用工人阶级运动做自己的私事；他还与自由主义者达成妥协，背叛工人，从朋友们那里贪污。恩格斯甚至比马克思更容易相信这些责备（虽然这些话没有一丝根据）；恩格斯建议断绝关系，称拉萨尔“力图挤入上流社会，得到显赫的地位，哪怕用各种化妆品来修饰龌龊的布勒斯劳的犹太人的外表，——这始终是令人生厌的”[85]。从此之后，马克思拒绝给拉萨尔回信；当拉萨尔给他提供为《维也纳新闻》（WienerPresse）（编辑是拉萨尔的表兄弟）写稿的可能机会时，他只给了他“简短而冷漠”的回答。同样，马克思寻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商，正是拉萨尔又一次担当了与弗兰茨·敦克尔（他的妻子是拉萨尔的情妇）谈判的强有力的中间人。这样，关系得到了短暂地恢复：马克思称赞他最近出版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虽然他本人对恩格斯有不同的说法）；拉萨尔甚至在关于决斗的问题上征求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令人难以理解的回答是：虽然决斗并不合理，“它是前一个文化阶段的残余……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片面性造成这样的结果：与这个社会相对立，个人权利有时以封建的形式被巩固下来”[86]。
然而这次合作不久就由于对1859年法—奧战争的观点分歧而中断了。战争一爆发，恩格斯（又一次通过拉萨尔这个中介）出版了题为《波河与莱茵河》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由于在意大利北部对莱茵地区的初步行动正损害着自己的利益。拉萨尔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但他的观点明显地不同。他认为任何纯粹民族主义反对法国的德国战争只能有助于反动的事业，这一事业将会由于奥地利的胜利而急剧扩大；波拿巴是一个糟糕的人，但他正在支持的事业是好的，普鲁士应该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自由主义战争进行报复。马克思热情地赞扬了恩格斯的小册子：为俄国与法国的联盟和使波拿巴下马的急迫性这样的担忧所困扰。他称拉萨尔的小册子“是一个莫大的错误”[87]。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88]；并在没有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就刊登他的观点给拉萨尔发了长篇说教。但是，事实表明拉萨尔对事态的观点有更强的现实性。
令马克思更为恼火的是他认为敦克尔给了拉萨尔的小册子比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为优先的权利。当拉萨尔告诉他打算出版两册经济学著作时，马克思把对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忽略归因于拉萨尔的影响，虽然他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从拉萨尔的锰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来判断，“他会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89]。拉萨尔并没有对马克思关于党的纪律的讲演进行回应；但1860年1月马克思在他与福格特的文字斗争中感到急需帮助，于是请恩格斯给拉萨尔写一封策略的信原谅他的粗暴。但拉萨尔拒绝认为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者；虽然他同情马克思的处境，但他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攻击福格特是不明智的；他还责备马克思的“不信任”。因此马克思从他与恩格斯呆在一起的曼彻斯特给拉萨尔寄去了对拉萨尔的匿名指控，他收到的这份指控来自巴尔的摩。马克思还告诉拉萨尔这个由杜塞尔多夫方面的“正式指控”现在还在同盟的文件中。[90]拉萨尔以一种正当的愤怒回了信：
你为什么以如此洋洋得意的态度、如此骄傲的姿态给我寄来这份材料？为的是要证明你至少是对我毫不信任吗！
天呀！决不要相信在一个人的背后有一种破钱袋式的诋毁——可那是人对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责任。对任何有理解力的人来说，对任何知道我一丁点情况的人来说，相信这种对我的诋毁和愚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由于人们不相信它，你不正是给我提供了支持吗？你想把那作为一种优点归咎于你本人吗？
我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这恰好证明你倾向于毫无证据地相信每个人都尽可能是邪恶的，只要你视之为一个优点并认为它证明了某种你在这方面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的话。[91]
马克思认识到他已经走得太远了，1861年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和拉萨尔经常地以一种友善的幽默通信。
1861年初，当马克思终于摆脱了《福格特先生》的写作，就开始不是很认真地考虑正式回普鲁士。1861年1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前两年被诊断为患了精神病，去世了；他的兄弟继位，称威廉一世，他立刻宣布政治特赦。特赦的情况并不好：它只应用于那些被普鲁士法庭确认为有罪的人；流亡者只能依靠含糊的保证。当拉萨尔在他富有的资助人金钱的支持下第一次提议复兴《新莱茵报》的时候，马克思表示怀疑，认为“德国的浪潮还不够高，还冲不动我们的船”[92]。恩格斯建议拉萨尔启动一份周刊，并建议马克思合作，如果钱足够的话。尽管马克思在拉萨尔支配的一切事情上小心地合作，但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中的收入由于内战还是在大幅度地下降，于是他决定到柏林寻找机会。最后，他的财政困境迫使他去荷兰拜访他的表舅。从拉萨尔那里借了旅程的钱，他在扎耳特博默耳的菲力浦斯那里呆了两个星期——“我一生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更好的家庭”[93]。随后，他写信给他的表舅，并设法从他母亲的财产中预支了160英镑。他的表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人很吝啬，但是他对我的创作活动很引以为荣”[94]。因此，马克思让拉萨尔给他写封他能够“可以信赖地”[95]拿给表舅看的信，增加自己的名声。
他启程去柏林，拉萨尔慷慨地招待他了3个星期。他住在“柏林最为美丽的街道之一的非常美丽的房间里”，伯爵夫人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不是女学究，很有天赋，而且很活泼，对革命运动有强烈的兴趣，而又具有贵族式的落拓作风，远远胜过专事卖弄聪明的女人的忸怩作态”[96]。有一些参观者去剧院观看芭蕾舞剧（这些马克思讨厌得要死），为表示对马克思的尊重而举行的晚宴，在那里马克思被安排在伯爵夫人和外甥女万哈根·冯·恩赛中间。“这位对我热情洋溢的小姐”，马克思给南尼达·菲力浦斯信中写道：“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丑陋的人物：一副令人讨厌的犹太人面孔，非常突出的尖细的鼻子，永远微笑着，咧着嘴，说话常用散文诗，总要挖空心思说出几句不寻常的话来，装得非常热情，在忘乎所以时对你口沫飞溅。”[97]然而，马克思确实设法说服了伯爵夫人发起一场新闻运动反对法国警察对布朗基的虐待。这次拜访延长了，因为马克思在拉萨尔积极的帮助下申请恢复他的普鲁士公民身份，当局进展缓慢。然而马克思很快就开始厌倦柏林社会了：“人家像对待沙龙里的狮子那样对待我，我不得不同许多专事卖弄‘聪明’的男男女女见面”[98]。他发现整个柏林毫无生气；与警察的口角和构成了柏林整个政治的民政与军事当局之间的敌意。马克思参加了普鲁士议会代表的一次会议，看到了“官厅和学校的奇妙的混合物”[99]。这个城市中有着总体上的离散精神：每个阶层的人们都认为大灾难不可避免，下次选举将产生与国王对立的议会。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认为创办一份新报纸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他和拉萨尔不能达成协议。拉萨尔坚持说，如果恩格斯担任总编辑（除此之外还有他本人和马克思），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有一票反对他。但是，虽然拉萨尔提供资金，马克思认为即使他在“有严格纪律”的条件下当一名编辑，他也只能做有用的服务性工作。他给恩格斯写信道：
拉萨尔在一些学者当中由于他那本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书而受到尊重，在一些寄生虫当中则由于他的佳肴美酒而受到赞许，于是就被这些蒙住了眼睛，自然不知道他在广大公众中的名声是多么不令人羡慕。此外，还有他那一贯自以为是的脾气；他在“思辨概念”的世界中的留连（这家伙甚至梦想创造一种双料的新黑格尔哲学，并准备把它写成书）；法国的旧自由主义对他的感染；他那夸夸其谈的习气，以及纠缠不清和不知分寸，等等。[101]
最后，马克思（尽管由于拉萨尔的再次安排与普鲁士警察局长进行了私人交谈）没有得到普鲁士国籍离开了柏林；他也没有就某一点对报纸作出最后明确的决定。他至少满意地发现昔日的朋友科本没有变化：与科本一起喝酒谈话“真是一大乐事”[101]；科本送给他自己关于佛陀研究的两卷著作。马克思还拜访了莱茵地区的一些老朋友，并与母亲一起呆了两天。她的“机智及其坚定的平稳性格”[102]引起了马克思的兴趣，她销毁了他的一些旧借据。马克思详细说明了他返回德国的做法：“……德国这个国度美妙得最好不要在那里生活。至于我，要是我完全自由，而且又没有某种可以称作‘政治良心’的东西驱使我，那我决不会离开英国而去德国，更不会去普鲁士，而且无论如何不会去这个可怕的柏林，不管它有什么‘沙土’、‘教育’和‘最聪明的人’。”[103]燕妮的看法更尖锐：“我妻子特别反对迁居柏林”，马克思告诉他的表舅，“因为她不愿意把我们的几个女儿弄到哈茨费尔特的圈子里去，但是另一方面又很难使她们完全不同这个圈子接触”[104]。
但全家由于马克思带回来的拉萨尔送的礼物欢腾起来。是给恩格斯的一本地图集，给女孩子们和燕妮的大衣；她穿上大衣骄傲地昂首阔步地来回走动，以至于爱琳娜在她后面大叫：“真像一只孔雀！”燕妮的感激还有其他原因，“任何这样的东西都会给邻里的庸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获得对我们的敬意和赞美”[105]。
马克思回到伦敦，没有继续寻求与拉萨尔的合作。他太忙于自己的“经济学”了。只有消耗自己从报刊而来的微薄的收入：《纽约每日论坛报》由于内战无论如何都减少了马克思一半的文章数量；马克思写的大部分文章是给维也纳的《新闻报》的，该报高度赞扬马克思的撰稿，但每四篇或五篇只有一篇刊登、付稿酬。这些文章中很多是关于美国内战的。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确信尽管是早期落后的，但工业比较发达的北部将最终赢得胜利。[106]“在这场斗争中，”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道：“已经达到的民族自治的最高形式就是向历史上仍然可以看到的奴役人的最低级和最可耻的形式宣战”[107]。英国工人阶级，虽然他们的利益由于南部的封锁而受到损害，但他们却坚定地反对干涉，这一点特别令马克思感到高兴。
第二年7月，拉萨尔一度回访了伦敦，当时马克思刚刚从曼彻斯特的避难所里回来了几个星期，看到了一大堆债务。拉萨尔在马克思家呆了3个星期，在国际展览会中花费了大量时间。他给马克思带来的经济、工作时间和神经的紧张令马克思痛苦不堪。“……我的妻子为了在这个家伙面前保持一点体面”，马克思在信中给恩格斯写道：“不得不把所有东西一丝不留地送进当铺！”[108]此外，拉萨尔刚做投机买卖丢掉了将近100英镑，他来拜访他每天的花费只马车费和雪茄就超过1英镑，这一直是烦恼的事情。当拉萨尔愿意为他提供伦敦犹太银行家的保护，并让他的一个女儿给伯爵夫人做“女伴”时，马克思被大大激怒了。马克思只想做自己的“经济学”，但拉萨尔冷淡地认为马克思的文章没有市场，“无事可做”，只不过搞些“理论工作”，那么他可以同他消磨时间。[109]同拉萨尔炫耀的表现一样令人讨厌的是他的自负。在马克思看来，自从去年柏林相见以来。拉萨尔变化很大。他的成功冲昏了他的头脑，“他现在深信他不仅是最伟大的学者，最深刻的思想家，最有天才的研究家等等，而且是唐璜和革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同时，用假装激动的声音不断地唠唠叨叨，装腔作势地做出各种动作来引人注意，讲起话来带着教训人的腔调！”[110]的确，对马克思来说，与这样一个人长时间地在一起一定是难以忍受的，这个人在一次演讲中用这样的话开了头：“工人们！在我离开这里前往瑞士的斯帕斯之前……”[111]这样过了3个星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为被压抑的沮丧情绪找到了疏通口：“现在我完全明白，他的颅骨的结构和头发也证明，他是加入由摩西领出埃及的那群人中的黑人的后代（如果他的母亲或祖母没有同黑人私通的话）。犹太气质和德意志气质同黑人本体这样结合起来必然造出一种特殊的产物。这个家伙如此纠缠不清也就是黑人的气质。”[112]燕妮对拉萨尔来访的评论也值得摘录，因为她的感觉比马克思稍微轻快些：
1862年7月，我们接受了拉萨尔的一次来访。他因所获得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政治家的名声而显得几乎不堪重负。桂冠戴在奧林匹亚神式的额头和供品般的头颅，或者毋宁说戴在他僵硬竖立的黑人式的头发上是新奇的。他刚好胜利地结束了意大利运动（theItalianCampaign）——这个伟大的行动者正在努力的一场新的政治行动（coup）——并且在他的头脑中正在酝酿各种激烈的战斗。有多少科学的领域他不曾探索过！古埃及学在撂荒：“我会对古埃及学家的称呼惊奇吗？作为一个行动者、政治家、斗士或者说战士，我不应该显示自己的通才吗？”这是一个辉煌的困境。他摇摆于对自己心灵的思考与情感之间，并常常以实际上洪亮的声调表述这种斗争。因为他像风一样横扫过我们的每个房间，如此大声地斩钉截铁说着话，打着手势，把自己的嗓音提高到像浓稠的沥青一样，以至于我们的邻居都被这种恐怖的嚷嚷吓坏了，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这是在尖叫的不和谐中喷发出的“伟”人的内部斗争。[113]
拉萨尔离开主人家的当天，税收者和大部分店主都来威逼马克思，如果他不还债，他们将马上采取报复行动。拉萨尔注意到有些地方不对劲，就说在年底以前借给马克思15英镑，马克思也可能得到更多，但要有恩格斯的担保。马克思在他的名下开了一张60英镑的支票。然而，拉萨尔希望首先确信恩格斯同意了，这激怒了马克思，以至于11月份写了一封粗率的、半是致歉的信：“我认为我们友谊的基础牢固得足以经受住这样的打击。我坦率地承认，我像是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人，让环境来支配自己，而一个有理智的动物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从你那方面来说，对我采取的那种态度无论如何不是气量很大的，而是像一个法官和检察官那样，利用我宁愿给自己脑门上打一发子弹的这种心情来对付我。总之，我希望，‘不管这一切’，我们原来的关系不至于冷淡下来。”[114]但从此之后通信就中断了，虽然拉萨尔仍然继续给马克思寄来他的许多作品。
1864年4月，拉萨尔说他两年来一直没有给马克思写信，他们的关系“因为金钱上的原因”变得紧张。但马克思把关系中断归因于拉萨尔的政治观点——这是更大的原因。60年代初，德国的繁荣造成了强大的自由主义势力，这大大减弱了反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曾在整个50年代统治着这个国家。这种对立由于拒绝州议会对军队改革必要的预算进行投票而达到顶点，这一拒绝做法导致了1862年5月的选举。拉萨尔努力地参与竞选活动，激进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伦敦逗留期间，拉萨尔希望得到马克思对于他纲领的支持，这是关于普遍选举和州政府对工人合作团体的补助费的纲领。除了他的激进主义，拉萨尔还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带有黑格尔旧国家观的黑格尔派；他从来也没有经历过青年黑格尔派的那种心灵痛苦的世俗化的经历。因此，他的提议根本不会为马克思所接受。马克思把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去世后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作了总结。[115]最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任何对当局帮助的依靠都会削弱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斗争。拉萨尔的思想，以马克思看来，不是建立在一种清晰连贯的经济学理论之上，它是与封建主义的一种妥协，“而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必须是真正‘革命的’”[116]。在很多方面拉萨尔比马克思与德国的现实有更为切近的接触，因此可能会正当地宣称马克思过高地估计了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的潜在能力，而他自己的纲领代表了无产阶级运动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向。同样，马克思反对在德国进行普遍选举的思想，拉萨尔没有吸取法国路易·拿破仑处理这一政治体制上的教训。他还认为拉萨尔没有足够地把自己置于德国以前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之上（尽管实际上他的很多合作者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会员）[117]；拉萨尔的政治鼓动缺乏国际主义的维度。最后这个判断当然是合理的：拉萨尔从来没有在德国之外居住过，他的理论和他的实践都严格地局限于德国的情况。
甚至在伦敦的拜访之后，拉萨尔仍然渴望着与马克思合作办报。但在拉萨尔上一年狂热的政治活动期间马克思的批评变得更为明确。1863年5月，拉萨尔的鼓动在莱比锡工人要求参加德国工人联合会（第一个有力量的德国社会主义党）成立大会时达到顶点。大会之前11天，拉萨尔已经与俾斯麦进行了秘密会谈。尽管拉萨尔宣称他是“和俾斯麦一起吃樱桃，但俾斯麦只是吃到石头”。拉萨尔没能活到足够的寿命，以搞清他是否正确。[118]马克思异常迅速地得出结论说，拉萨尔完全地向俾斯麦兜售了自己，并非常强烈地抱怨他剽窃了《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和资本》。然而拉萨尔突然去世了：1864年8月28日，他在决斗中受了致命的伤。对方是瓦拉几亚人伯爵，17岁的海伦娜·窦尼盖斯的未婚夫，拉萨尔在此之前与她订婚近四个星期。恩格斯得到消息相当冷静，马克思表现了更多的仁爱。他写道：
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情来得太突然，使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爱吵爱闹、非常好动、不愿安宁的人现在却永远无声无息，不再言语了。至于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你说得完全对。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次轻率行为中的一次。无论如何，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关系变暗淡了——当然，这是他的过错……
真见鬼，我们这一伙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又没有新人增加进来。[119]
给伯爵夫人，他写道：
您知道，关于拉萨尔去世的完全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多么惊讶和震动。他是我所十分器重的人之一……请您相信，拉萨尔离开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为此感到格外深切的悲痛。[5]而且我最为您悲痛。我知道死者生前对您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的死对您又是什么含义。只是有一点您是大可欣慰的，就是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像阿基里斯那样。[12]
与往日对拉萨尔的态度相比，马克思在这里显示了过度的慷慨，但他与拉萨尔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含混的，不满和憎恨总是为一种吝啬的赞美所缓解。
四格拉弗顿坊的生活
就马克思家庭情况而言，1860—1863年显然是新的——但却是最后的——低谷。他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悲惨生活”的深渊，3年之中只不过努力做了关于他的“经济学”历史部分的研究。然而，186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两桩遗产送给了马克思一家人，这足够马克思使自己安全地投入第一共产国际（正好成立于拉萨尔去世之后的第四个星期）的传播，还起草了他的“经济学”关于资本的重要章节。
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马克思家庭在格拉弗顿坊所经历的贫困在很多方面要比在第恩街所经历的严重。根据燕妮的记述，房屋有“英国人居住所喜欢的四个特点：通风，阳光充足，干燥，建筑在碎石地上”[121]。天气好的日子，圣保罗是一派晴朗的风景。但马克思一家过着极为离群索居的生活，因为他们的房子开始时很难找到入口：建筑物是圆的；没有通向它的路；雨天，红黏土就变成了泥沼。这尤其影响了燕妮，她写道：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习惯于跟外界完全隔绝。我经常不能做我在拥挤的西端街、各种会见中、俱乐部里，以及在我们喜欢的公共场合和家庭会议中习惯于进行的长谈，这些长谈曾经常常使我暂时忘却生活的焦虑。幸运的是，我仍然可以每星期两次地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复写文章，以使我保持同世界事件的联系。[122]
更为糟糕的是，还要顾及更多的面子，尤其是大点的孩子上学〔“‘女子讨论班’（ladiesseminary）”[123]〕和法语、意大利语、绘画、音乐私人授课的花费大幅增长。还有，钢琴不得不租借。从1857年来，有了第二个仆人，海伦·德穆特的妹妹玛丽安娜，她一直呆到她1864年去世。马克思同以往一样坚定地，“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124]，但对他必须面临的财政困难经常感到无辜地惊奇。1859年，他希望通过拉萨尔曾为了他的缘故而商谈的为《维也纳新闻》撰稿这种帮助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一倍，他向恩格斯宣布以后不会再因为钱的问题打扰他了。燕妮对于金钱一直是非常讲究实际的，她警告马克思他一周最多可望得到2英镑，不应相信恩格斯空谈的10英镑。接下来的9月份，他发生了危机。恩格斯因为在酒馆里用雨伞袭击别人而被起诉，他必须弄到大约50英镑解决这件事情。马克思求助了拉萨尔，向他保证他能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版税中出。到年底，事情更糟，以至燕妮不得不偷偷地给他的弟弟斐迪南写信，她与他一直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但当他拒绝了她的请求，说他只依靠他的退休金生活时，她的所有感觉是：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原则。1860年这一年稍微好了些，因为恩格斯的财政情况改善了，他一次给马克思寄了100英镑。但很多钱用在了与卡尔·福格特的争论上，到年底，恩格斯不得不借钱把马克思保释出来，尽管他自己的收入由于美国内战减少了。
1861年2月，在去柏林看拉萨尔的途中，马克思决定去拜访他在荷兰的表舅，尽力期望着得到遗产。这次旅行之前两个星期马克思完全把时间花费在了不使“全家彻底垮台”[125]上了。他晚上只能通过阅读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著作来保持清醒。他最喜爱的人物是斯巴达克，“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种钦佩与对庞培的完全蔑视相当，庞培是“十足的废物”，莎士比亚在他的《爱的徒劳》中对庞培的面目已经有一些概念了。[126]到夏天，他从他的表舅那里得到的160英镑花完了。他感到情况“各方面不安定”，因此就阅读修昔底斯的著作摆脱恶劣的情绪。“这些古代人至少总还是令人感到新鲜”，他对拉萨尔谈论道。[127]秋天，他又开始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了；并且最终达成协议，他可以开始为《维也纳新闻》撰稿了。他认为给纽约和维也纳做的工作将足够维持生活，但他的债务仍然达100英镑。“令人吃惊的是”，他给恩格斯无辜地写道：“没有任何收入而又不可能在哪一天全部还清债务的状况，不管得到什么帮助，总是一再使旧日的沉渣泛到表面上来”[128]。
1862年这一年显然是马克思运气的最低点。他为了避免债权人，不得不装作还没有从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回来；燕妮甚至要竭力卖他的书。在这种境况下，拉萨尔七月份的来访只可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拉萨尔曾出60英镑援助，而到秋天马克思正考虑着到铁路部门找份工作。他只进行了面试就因为他那吓人的书法被拒绝了。[129]1863年1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谈到了近来的困境——
终于使我妻子同意我早巳向她提出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尽管有使人极不愉快的一面，但它不仅是摆脱已经造成的局面的唯一出路，而且要比最近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我们所过的生活好得多，同时，这个建议还使我们有可能重新恢复我们的自尊心。
我将写信给所有债主（房东除外），如果他们不让我安静的话，我就用不付期票的办法，在破产法庭上宣告自己是无支付能力的债务人……我的两个大女孩将通过肯宁安家找到当家庭教师的职位。琳蘅将在别的一家服务，而我同妻子和小杜西将迁入西蒂区一所模范公寓，红色沃尔弗和他的家眷曾经在那里住过。[130]
马克思实际有多认真并不清楚，但恩格斯把这封信理解为急切求助的信，马上自己冒着极大的风险借了100英镑。马克思仍然不得不去英国博物馆躲避债权者。夏天厄内斯特·德朗克为了马克思借给恩格斯250英镑。这就一直持续到了12月份，当时马克思接到一封预示着困苦巨大减轻的电报：他的母亲去世了。
从恩格斯那里借了钱，马克思就奔向特利尔。但有关遗嘱的执行管理办法花费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马克思中途去拜访他扎耳特博默耳的表舅去了。在特利尔呆的1个星期里，他写信给燕妮，他回到了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瑰宝。此外，每天到处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131]大部分钱（马克思得到的大约有l000英镑）在他的表舅那里，他是遗嘱的执行人，也是马克思主要的债权人。这里的法律程序需要的时间也很长，但马克思在被他的大得吓人的痈击倒之前（它曾使他在扎耳特博默耳被他的表舅和表妹安东尼达·菲力浦斯照顾了6个星期）只有时间看望他的法兰克福的两个姑母。在此期间，恩格斯付了账单。马克思认为在荷兰的逗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片断”[132]。他拜访了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更多的亲戚之后，带着他母亲遗赠给他的剩余的钱于2月19日回到了伦敦。一些额外的钱（卖掉特利尔的物品而得到的）后来寄给了他。
1864年5月初，马克思得到了另一笔横财。5月9日，威廉·沃尔弗去世了。马克思认为“我们为数不多的朋友和战友中的一个，就这样离开我们去了。他是一个最完美的人”[133]。马克思在他去世之前的日子里就呆在他的身边，并在他的墓前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作为沃尔弗遗嘱的执行人之一，马克思在曼彻斯特停留了一些日子。当发现沃尔弗曾辛苦地积攒了一小笔财产，并把其中的大部分（843英镑和大约50英镑的所有物）遗赠给了马克思时，他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惊奇。这使得他刚好有一年多没向恩格斯写乞要的信。
接连不断的财政灾难重重地压在了整个家庭上，而首先压在了敏感和有着家庭骄傲感的燕妮身上，她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856年晚些时候，她又怀孕了，当时是42岁。整整9个月都需要医生的照顾，在这期间，她的精神状态愈来愈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一场灾祸”[134]。孩子生下来就死了。第二年，燕妮与琳蘅和孩子们一起去了拉姆斯盖特，在那里恢复了几个星期。这最终成为每年一次的活动：马克思的家庭深信海边的空气有利于健康，几乎去了东南海滨的每一处胜地。在拉姆斯盖特，马克思这样告诉恩格斯：燕妮“认识了几个有教养的和——说来可怕——刁钻的英国妇女。她长期处在丑恶的社会中，或者说一点也没有社交活动，现在同一些与自己差不多的人交往，看来是合她心意的”[135]。由于健康问题，燕妮的乐观心情也减少了：1858年底，当她没有钱置办圣诞节，又忙于誊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她告诉马克思：“在她不得不遭受一切艰难困苦之后，革命时期的情况还会更坏，而且那时她还会有幸看到，这里的一切健谈家将怎样再度欢庆胜利”[136]。
1860年11月（这一年马克思把时间都花费在了反对卡尔·福格特的毫无结果的活动上），燕妮患了病，这是一生的分水岭。她一完成《福格特先生》手稿的誊写工作就发烧病倒了。由于刚开始时燕妮拒绝叫医生，诊断耽误了。在诊断两次之后，这种“严重的神经热”被认为是感染了天花，虽然注射了双倍的疫苗。孩子们不得不到李卜克内西家，在那里呆上几个星期，因为他们“由于宗教仪式”[137]不愿去学校寄宿。马克思雇了一名护士照顾已经失去神志的燕妮。她后来写道：“我长时间地站在开着的窗户旁，以便让11月的寒冷凉风吹打着我，那时炉子里还有熊熊的火焰，这火焰融化着我嘴唇上的冰茬，我不断地变得越来越清醒。我艰难地呼吸着，我的听觉越来越微弱，最终我合上了眼，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否仍然被包裹在这漫长的黑夜里。”[138]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的惟一的事情是专注于研究数学。
危机终于过去了。到了圣诞节，孩子们可以回到家里来了。但并留下了后遗症：燕妮听力非常弱，她的皮肤留下了明显的红色疤痕，很长时间才治愈。下一年的3月份，在她染病之前，她写信告诉路易莎·魏德迈，她“已经脱落了灰色的头发，但牙齿和手指[6]都还好，因此，人们习惯于把我列入保养得好的妇女之列。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我自己似乎显得是一种犀牛和河马之间的过渡物，毋宁说她在动物园中的地位处于高加索物种的成员之间”[139]。她的神经的状况还继续令医生感到非常担心，尤其是在财政困难的时候。
马克思发现他的财政困难和燕妮持续的焦虑使得家中的生活变得极为艰难。到1857年12月底为止，当时他正顺利地写作《经济学手稿》，燕妮说他又恢复了，“精神焕发心情愉快”[140]，这是自从埃德加尔死后所没有过的。但两个月后，他对恩格斯说：“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141]。在格拉弗顿坊的生活是很封闭的，只有亲密的朋友弗莱里格拉特一家和极少数的家庭拜访者。马克思认为恩格斯是他能够坦率交谈的惟一一个人，他在家不得不扮演沉默的坚忍克己的角色。这用来抵抗燕妮日益增加的悲观情绪是必要的。马克思自己的健康也经受着严重的苦痛：他不断地向恩格斯抱怨他的肝脏几个星期来持续地干扰他（他的父亲死于肝病），他服用了巨大数量的药来医治牙疼、头疼和眼睛及神经的疾患。不久，疖子又随之来了。
在燕妮生病之后，家庭的困难更加重了。马克思尽力不让燕妮知道糟糕的消息，因为“这样的消息总是引起她的神经发作症状”[142]。1862年这一年，他只有希望最糟糕的情况有所改善，因为“这样穷困的生活实在不值得过下去”[143]。燕妮的感觉也十分相似：“妻子天天对我说，她还不如同孩子们进坟墓，的确，我也不能责怪她……”[144]1863年1月，由于紧迫的经济困难和燕妮对此的反应，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发生了惟一的一次严重争吵。1月6日，玛丽·白恩士去世了。她与恩格斯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二十年，恩格斯把她看作自己的妻子。得知她的死，马克思只简单地写道：“关于玛丽的噩耗使我感到极为意外，也极为震惊。她非常善良、机智，而且又是那样眷恋你。”接着就立刻给恩格斯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财政困难。[145]恩格斯几天后回了信：“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146]10天后马克思回了信：
在给你回信以前，我想还是稍微等一等为好。一方面是你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我的情况，都妨碍我们“冷静地”考虑问题。
从我这方面来说，给你写那封信是个大错，信一发出我就后悔了。然而这决不是由于冷酷无情。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可以作证：我收到你的那封信（清晨寄到的）时极其震惊，就像我最亲近的一个人去世一样。而到晚上给你写信的时候，则是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之中。在我家里呆着房东打发来的评价员，收到了肉商的拒付期票，家里没有煤和食品，小燕妮卧病在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通常只有靠犬儒主义来解救。[147]
这反过来导致了马克思和燕妮之间的争吵。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写的请求原谅的同一封信中说：“还特别把我气得要死的是，我妻子还以为我没有完全如实地把真情告诉你”[148]。马克思认为燕妮已经使他进入了关于恩格斯的一种幻想之中：
现在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尽管最近这几个星期我受尽了一切压抑，但是再也没有比担心我们的友谊发生裂痕的忧虑那样使我感到沉重。我向我妻子讲过很多次，由于生活上的琐事和她的极度紧张，我在这样的时刻竟还以我个人的穷困来烦扰你，而不是来安慰你，同这点比起来，所有那些讨厌的事情，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结果家庭的和睦严重地遭到破坏，可怜的女人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而她对此本来是完全无辜的；要知道女人总是习惯于要求做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她当然不知道我在给你的信中讲了些什么，但是只要稍微想一下，也能够猜到八九分。女人是一种奇妙的创造物，甚至那些才智卓绝的也是这样。[149]
孩子们也是马克思和燕妮非常忧虑的原因。1860年燕妮患天花这一年，三个女儿的年龄分别是16岁、15岁和4岁。燕妮感到这种异常的贫穷使这些“温柔、可爱、如花盛开的女孩子们不得不同我们一起遭受穷困的痛苦”[150]。1863年初，燕妮对她的一位朋友这样描述了她的女儿们：
即使“漂亮”一词不适用于她们，即使对我作为母亲的骄傲冒着嘲笑的风险，我仍然要说，她们三个人看起来非常整洁和有趣。小燕妮的头发惊人的黑，脸盘带着孩童般的玫瑰色，眼窝深而甜美、眼睛和肤色显得非常有吸引力。劳拉就一定程度上说，在每一件事上都表现得很好和清楚，实际上她比大女儿更让人怜爱，因为她的轮廓更规整，在她的黑眉毛下有一双绿眼睛眨吧着，不断闪出欢乐的火花……对她们的教育我们作出了一切尽可能的努力。不幸的是，在音乐方面，我们不能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为她们做出很多，她们的音乐表现不太突出，尽管她们都有特别欢乐的嗓子并以让人爱怜的表情唱歌。但是，珍妮的实际长处是演说，由于这孩子有副特别美妙的嗓子，低平而甜美，从孩童时起就着迷地研究莎士比亚，实际上她早就登上了家庭未曾为她考虑的舞台。我们对她的支持是……如果她的身体健康，我们不会为她的生活道路设置任何障碍……第三个孩子，老小，是一个真正的甜美、可人而又带有孩童式暴躁脾气的复合体。她是家里的光明和生命。这三个孩子都是伦敦的不可分割的灵与肉，她们在生活习惯、方式、趣味、需求和习性方面都变成了十足的英国人——没有什么比必须让英国和德国交换更让她们可怕的了……我本人也发现这种可怕前景……首先，伦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让人消失得无影无踪……[151]
而事情并不总是充满阳光。马克思不得不急切地请恩格斯到家里来与他们一起住几天，因为“女孩子们非常需要在家里再一次看到‘人’。不幸的孩子们过早地受到苦难生活的折磨”[152]。燕妮由于持续地遭受胸部病痛的折磨，健康情况特别的糟。马克思也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穷困：“燕妮现在已经长大，她已经意识到我们景况的全部艰难困苦，我认为，这就是她生病的主要原因。[153]
五《资本论》
1861年夏天，福格特的事情终于可以放一放了，马克思就开始了认真研究“第三章”的关于资本一般的问题了。一年来，进展十分缓慢，尽管马克思认为他已经努力使自己的风格通俗化了。1862年4月，他认为应告诉拉萨尔他的书没有两个月是完不成的，又发人深省地写道：“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无论如何，著作不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损失……”[154]
两个月后，他“埋头工作，拼命写作”[155]，不是写第三章，而是写关于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尤其是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他希望把这部分添加到关于资本的一章中，正像他把货币和流通的理论历史叙述添加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样。他正在对他的著作大加扩充，因为“德国的狗东西是按篇幅来估量一本书的价值的”[156]。当马克思的家庭烦恼扰乱他专注思考的时候（1862年和1863年是马克思生活中最为艰苦的年份），他惯常的做法是转向研究他著作中的历史学部分。到夏末，他变得越来越消沉，并向恩格斯表达了要做某种事情的愿望：“我的朋友，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事业才常青。可惜，我信服这一点为时太晚了。”[157]他重读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充满了怀旧之情：“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158]几天之后，他对他的一个女儿说他感到自己“是一架注定贪婪读书的机器，然后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把书扔进历史的垃圾堆”[159]。1862年底，他告诉库格曼：“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尽管还“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这种必要的工作。他继续说：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160]。但疾病是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在1863年春天停滞了3个月，马克思把精力努力集中在给历史部分定稿上。但他仍然确信很快“誊清”余下的部分。[161]来自拉萨尔的潜在竞争鞭策着他，一直到夏天他都经常每天工作10个小时，并在有空时研究微积分。8月中，他对恩格斯说他正在整理手稿，准备付印，这一部分要比《政治经济学批判》“容易懂百分之百”。他接着说“现在我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时”[162]，就感到拉萨尔轻易地完成了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很可笑。
这一时期的一定数量的手稿或者是遗失了或者是还没有发现，因此不可能确切地知道马克思对于“第二篇”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手稿的主要部分保存下来了——来自1837—1858年马克思认为的只构成第三章的内容——付印大约3000页，这损害了“历史材料”，而马克思在1863年先天似乎已经决定要把这部分并入第一卷，因为“只有德国人相信大部头的著作”[163]其中的一些材料后来融入了三卷本的《资本论》中，但主要的部分历史部分，后来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名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出版。
《剩余价值理论》有三大卷，其中一个大的部分完全是以前理论者的摘录。[164]马克思从斯图亚特和经济学家的商业体系开始，他们竭力纯粹从流通解释剩余价值的来源。接着他论述了重农学派，他们集中思考了（在马克思看来是正确的）生产领域，虽然主要是农业生产。第一册大部分对亚当·斯密的摘录，并试图把他理论中的科学因素从意识形态因素中分离出来，尤其集中在了他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上。第二册主要涉及了李嘉图，他由于依赖并接受了亚当·斯密某种错误的前提而受到批评。这部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李嘉图的利润和地租理论上，特别是他对剩余价值与利润的混淆上。第三册论述了李嘉图学派，特别论述了被马克思称为“站在李嘉图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对立面的”[165]英国社会主义者。他还批判了马尔萨斯，是“统治阶级无耻拍马者”[166]，主张通过过多消费来平衡生产过剩。马克思把李嘉图看作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高峰。此后，阶级斗争尖锐化，“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67]。一些人竭力把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无产阶级利益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168]。英国社会主义者。莱文斯顿、霍吉斯金和其他一些人至少有着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吸取了正确的资本主义剥削概念的这样的优点。但他们缺乏必要的理论思维来完成对他体系所需的全面的重构。
《剩余价值理论》显示了马克思的思想多么牢固地置于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之中。[169]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马克思通过对前人的批判与论述引出了自己的思想。其中还有一些离题的内容，例如关于异化的讨论[170]，另外还探讨了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他谴责了李嘉图没有强调“介于工人和资本家、地主之间的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数量”[171]。
从1863年夏天到1865年夏天，马克思在信中对于他的经济学著作几乎完全保持沉默。按恩格斯的说法，他1864年和1865年在写作出了《资本论》的第三卷。1864年初，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另一个障碍立刻出现了：痈。当马克思给出版商开始发送出《资本论》的最后手稿时，他写信给恩格斯：“从第一次动手术到现在已是3年。从那时开始，事情只是短期停顿，在各种工作中，当你的体内有这种可恶的脏东西时，纯理论的工作是最不适宜的。”[172]疖子1863年夏天异常突然地爆发了，而且证明几乎是致命的。燕妮写道：“11月10日，可怕的脓肿开始了，之后，他很长时间处在危险之中。疾病持续了整整4个星期，给身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并带来了种种精神上的苦痛。”[173]因为做手术，燕妮被从房间里领出来。手术过程中，琳蘅使马克思保持住手术姿势，艾伦医生对德国哲学家的坚忍感到惊奇。然而疖子不断出现，它们通常在秋天开始长出，1个月完全长成（据说是这样）。有几次马克思身上布满了疖子，以至于他只能笔直地站着或者侧身躺在沙发上。他得到了很多建议，但很少长时间遵从下来。几年之后，他宣称对于疖子他比任何一名医生都知道得多，当然他在英国博物馆中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查阅。在各种不同的时间里，他服用了不同寻常的药物，例如杂酚油、鸦片和砒剂（几年来一直如此），有几个月不抽烟，每天都冲冷水澡。他希望疖子赐给可以利用这种苦难的善良的基督徒，但同时他也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资产阶级将有很好的理由记住他从这种“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疾病”[174]遭受的苦难。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甚至给自己做手术。他给恩格斯写道：“今天……我拿起锐利的刮脸刀（亲爱的鲁普斯的纪念品）亲手切开了这个坏家伙。”[175]当疖子长到接近生殖器的时候，为了减轻病痛，他抄写并给恩格斯寄送16世纪法国情诗（他认为自己在这一领域是“博学的”）。[176]他发现只有在去海滨的情况下疼痛才有所减轻。例如1866年3月，他在马尔吉特恢复了4个星期，在那里他高兴地发现没有伙伴，他可以同迪和岸上的磨坊主合唱：“我不关心人家，人家也不关心我”[177]。一天，他步行17英里到坎特伯雷，坎特伯雷“是个古老的、极难看的、中世纪类型的城市；从两边把旧式的建筑物围起来的一些现代的英国式兵营和一个不美观的凄凉的火车站，丝毫没有使这个城市显得漂亮些。这里一点也没有……诗意……幸亏我由于太累，而且当时已经太晚，没有去参观有名的大教堂”[178]。
1865年3月，马克思曾与汉堡出版人迈斯纳和伯尔签了协议。迈斯纳的出版社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出版社，德国为数不多的具有民主倾向的出版社之一，主要经营学校课本和历史、医药著作。这份协议，是通过威廉·施特龙商谈的。威廉·施特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会员，经常从英国到汉堡来办事。协议把1865年5月定为交付手稿的最后期限，尽管在以后的文书中不得不进行了改动。协议的条款不是特别有利于马克思，他对未来的女婿拉法格说：“《资本论》的稿酬甚至支付不起我在写作它的时候抽的雪茄”[179]。1865年7月，尽管有疾病缠身，还有方兴未艾的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马克思还是给恩格斯写信道：
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7]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80]
马克思准备特别迅速地完成，因为“这件事像梦魔一样压着我”；还有他的朋友们，例如李卜克内西，把他的思想进行过分简单化的宣传。同以往一样，马克思总有一个想法：在革命爆发之前他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181]
1866年2月，马克思在严重疾患和恩格斯的压力之下，终于答应在写出其他部分之前完成第一卷。“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也就是说＞0——来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场上，换句话说，倒毙，对我完全一样”。接着他报告了自己的进展情况：
关于这本“可诅咒的”书，它的情况是：12月底已经完成。单是讨论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我白天去博物馆，夜间写作。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点进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书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
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但是痈又出现了，以致直到现在未能再向前进……[182]
1866年11月，他可以发出第一部分手稿了，来年的4月份，整个第一卷终于完成。马克思坚持自己带着手稿去德国，并策略地告诉恩格斯他的衣服和手表在启程之前需要从当铺赎回。恩格斯这边给他寄去了7张5英镑银行券的半截，另外的半截，按照通常的做法，等接到马克思说第一部分已安全到达的电报后就立即寄出。马克思4月中旬乘船去汉堡，是船中为数不多的笔直地站着的乘客之一。他把手稿放在迈斯纳的保险箱里。既然有可能立刻付印（最终是由维干德付印的，他在19世纪40年代曾出版了许多青年黑格尔派的东西），马克思就决定继续停留在德国，应库格曼博士的邀请去了汉诺威。库格曼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会员，现在是一名很受尊敬的妇科专家，马克思从1862年就开始与他通信了。马克思说他是：“我们的学说和我们两人的狂热的……崇拜者。有一次他的热忱使我感到厌烦，这种热情是同他当医生的冷静性格相矛盾的。但是他能体贴人，极其正派，不怕吃亏，肯作自我牺牲，而最重要的是，有信念”[183]。
在汉诺威期间，令马克思感到好笑的是收到了俾斯麦信使的邀请，说要“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184]。马克思两年前曾接到过类似的邀请（经由洛塔尔·布赫尔），说是要他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杂志写金融方面的文章。后来，令俾斯麦难堪的是，马克思在1878年反社会主义浪潮高峰的时候刊出了他与布赫尔的通信。在德国的旅行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值得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讲述：
这次从汉堡回伦敦，总的说来很顺利……在抵达伦敦之前几小时，有一位德国小姐——她的军人风度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声称，她当晚要从伦敦到威斯顿一修珀一梅里去，而她带了很多行李，不知怎么办才好。情形更为糟糕的是，在英国星期六很难找到搬运工人。我请这位小姐指给我看她到伦敦后要去的火车站。她的朋友们把车站的名称写在一张名片上。这是西北车站，我也要打那里经过的。于是，我像一个真正的骑士那样建议送她到约定的地点去。我的建议她接受了。不过后来我仔细想了一想，发现威斯顿一修珀一梅里在西南，而我要经过的和那位小姐指出的车站却在西北。我便去请教船长。结果弄清了，她该去的那个地方确实不是我要去的地方，而且完全相反。不过，既然我自己已经提出愿意效劳，当然只好勉为其难。下午二时我们到了。我伴送这位流浪妇女到她去的车站，在那里才知道，火车要到晚上八点才开。这样，我算倒了霉，不得不和这位小姐一起消磨掉六个小时；我们在海德公园游逛了一番，又去吃了点冰激凌，等等。原来，她名叫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她是俾斯麦的外甥女，刚刚在柏林他家里住了几星期。她认识很多军人……她是一个愉快的和有教养的女孩子，但是连鼻子尖上都带有贵族气味和黑白色彩。当她知道，她落入了“赤色分子”手中之后，不胜惊讶。但是，我安慰她说，我们的会见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并平安无事地送她上了车。你想想看，这该会给布林德和其他庸俗社会民主党人一个多么好的把柄：我同俾斯麦有秘密勾结！[185]
这次会见纯属偶然还是“有意安排”就无从得知了。
付印进展缓慢。尽管马克思在5月5日，即他49岁生日那天能够校对第一印张，但他还不得不在5月中返回伦敦。这时返回令他害怕：“我在伦敦欠下的债务相当多，摩尼教徒们正‘迫不及待’地等我回去。然后又是家庭的烦恼，内部纠纷和忙碌，而不能以蓬勃的朝气，无牵无挂地进行工作。”[186]整个夏天，马克思都在为他的债权人担忧，时间都用来校对麦斯纳送来的校样。他定期把校样送交恩格斯，征求他的意见。（注意到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即马克思在他送给出版社之前不曾给恩格斯看任何草稿。）恩格斯认为这第一卷比较抽象，其中一些带有“受痈困扰的痕迹”[187]。他还希望马克思能够多加一些小标题，把附录用不同的字体印出来。虽然《资本论》中辩证的思路是明显的，但恩格斯认为比较起来，《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容易理解。
书中附了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德文手迹见下页）：
1867年8月16日深夜两点
亲爱的弗雷德：
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第四十九印张）剛刚校完。用小号字排印的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占了11／4个印张。
序言也已校完并于昨日寄回。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附上清样两个印张。
十五英镑收到了，非常感谢。
我的亲爱的、忠实的朋友，祝你好！
你的卡·马克思
马克思的观点一定得到了提高，因为他很快就给恩格斯写了信：“你到现在为止所表示的满意对我来说比世界上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188]。到8月底为止，最后一份清样寄出了，马克思欣喜地给恩格斯写道：“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189]1867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第一印数1000册。
《资本论》第一卷有着绝不好理解而且几乎很难读的名声。它包括两个非常明显不同的部分。前九章的确有极强的抽象性，尽管书的重排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叙述，而这部分有些地方极其生动易读。
前九章包含着马克思在他的1857年的《导言》中所说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190]。不仅仅是如此抽象的方法使得这些章节难以理解，著作中还有黑格尔的特色。在这本书的德文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解释道：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应用，通过“把它倒过来”，在“神秘外壳”中发现了它的“合理内核”[191]。他甚至（正如他在同一篇跋中所说）“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使得《资本论》开头部分难理解的第三个因素是：马克思使用了一些概念，这些概念19世纪中期的经济学家十分熟悉，而后来正统学派的经济学家则不再使用了。从19世纪的第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特定的、建构性的方式，它表现为私有财产、利润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场；他们讨论这种方式的运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价格上。这种“边际主义”经济学派没有除开价格的价值概念。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做法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似乎是肤浅的：首先，他认为就字面的意义而言这是肤浅的，因为它只是描述了建构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现象，而没有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生产方式。其次，这种方法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想当然的，而马克思则希望分析一定的社会有机体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以及被其他更高级的形式所替代的过程。
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马克思接受了“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概念，这些概念当时仍然是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并用它们得出了极不相同的结论。李嘉图已经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了明显的区分。物品的交换价值是某种脱离其价格的东西，并由体现在生产物品中的劳动量构成，虽然李嘉图认为价格实际上倾向于接近交换价值。这样——与后来的分析矛盾——物品的价值是由生产的情况而不是由需求的情况决定的。马克思接受了这些概念，但是他试图表明资本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阶级剥削的历史性的制度，他通过剩余价值概念的引入取代了李嘉图的观点。剩余价值被定义为劳动产品价值和生产这种劳动力（即维持劳动者的生活）花费之间的差额。因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是等于再生产这种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而这在通常情况下要比这种劳动力产品的交换价值低得多。
第一卷的理论部分可以非常容易地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写，分析了商品（在满足外在的物品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这种意义上）及其价值。马克思建立了两种类型的价值：使用价值，或者某物的有用性；交换价值，它由融入物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按照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它同时具有双重的性质。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要以为它们共同所有的某种形式表达出来”[192]，而它们惟一相同的是劳动，那么劳动必定是价值的源泉。但是很明显由于有些人要比其他人工作更快更熟练，那么这种劳动必定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水平。接下来是难理解的有关价值形式的部分；第一章结尾论述了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马克思在一个段落中把它称为“拜物教”，这使人回想起巴黎手稿中对异化的论述和（更多地回想起）《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在这里，马克思写道：“……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193]
这一部分最后一章论述了交换，叙述了作为商品流通手段的货币，具体阐述了商品的价值以及价值的普遍尺度。
第二部分是比较小的一部分，叙述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人们卖掉商品得到货币是为了买更多的商品。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不是为买而卖，而是为更高价地卖掉才去买——他们用货币买商品是为了用那些商品作为手段增加自己的货币。
马克思在第三部分引入了他的关键性概念：剩余价值。恩格斯把这一概念称为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最重要的“发现”[194]。马克思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作了区分，前者是“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就这一点，马克思说：“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195]这个变化是剩余价值的比率，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就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展开的。最重要的地方是资本家使工人工作的时间比仅仅用来满足体现在他产品中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要长。如果工人的劳动力（大概维持他的生存所需的花费）是每天3英镑，一名工人工作8个小时在一件产品中能够体现3英镑的价值，那么，如果他工作10个小时，最后两个小时将生产出剩余价值来，在这种情况下是1英镑。
关于这种剩余价值的性质，马克思又稍微进一步作了如下阐述：
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力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196]
因此，剩余价值只可能来自于可变资本，而不是来自于不变资本，因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很简单地说来，马克思认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由于机器的引进，劳动时间减少，这样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会减少。当然，机器会提高生产，殖民市场会吸收一些剩余的劳动力，但这种单纯的治标最终不可避免地将带来危机。
前九章的这些内容由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美的历史叙述得到了补足，后者比马克思任何其他的写作方法都要好。马克思尤其开创性地使用了19世纪中期以来的可以得到的官方统计学资料。如果读者感到《资本论》的开头太枯燥，他可以遵从马克思给库格曼夫人的建议[197]，从“工作日”，“机器和大工业”以及“资本的积累过程[8]”这几章开始读。在“工作日”这一章中，马克思详细地描述了“体力和智力的衰退”[198]迫使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恶劣卫生条件下长时间地工作，叙述了通过法律限制工作时间、通过工厂条例来减轻苦痛的艰苦斗争。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尽管这好像是资本家与工人在自由市场中交易合同，而实际上，这种买卖交易是片面的：
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199]
接着，马克思在“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谴责了资本主义，叙述了机器对工人产生的破坏性后果以及资本主义的农业剥削带来的环境影响。[200]但是马克思通过结论的总结，显示出他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发展并不完全是消极意义的：
……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末，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交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201]
第一卷的最后是一个大的部分：“资本的积累过程”——这是这本书最杰出的章节。资本家落入了“积累欲与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就必定要去生产一支“产业后备军”或巨大的暂时性失业工人蓄水池适应市场变化。马克思以令人发聩的语言总结道：
我们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隨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02]
这一对英国工人阶级前20年、英国农业无产阶级和爱尔兰的悲惨状况的断言为一系列详细的研究所支持，动人且客观。这一章以下面这一著名的段落作了总结：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03]
接下来的两卷，只是一种草稿的形式，丝毫没有第一卷优美的神韵。但是，题为“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大章，马克思似乎打算把它放在第一卷的结尾，但在最后一刻却略去了。[204]在这一章中，马克思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是如何在整个过程中再生产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关系的。书中有一些特别有趣的论述，这些论述有涉及资本家对工人关系的异化[205，以及资本主义在生产中“尽可能减少拿工资的工人数量”、在纯粹服务性行业中却增加工人的数量之趋势。[206]
第一卷论述了生产，而第二卷和第三卷则考察了当资本家要卖掉自己的产品换得现金的时候，工厂之外的情况。在第二卷，马克思探讨了利润和为下一生产循环进行的再投资，以及构成经济危机的复杂因素。
第三卷的第一部分呈现出或多或少的最终的手稿形式，但此后这本书在没有任何最终结论的情况下就结束了。它开头讨论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以此探讨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一读第一卷就问这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来衡量的，那么应该极不同于市场价格。马克思提供了这一问题的惟一答案，即认为价值“是它们的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而且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这个重心来拉平的[207]。他接着说：“不管价格是怎样调节的，我们都会得到如下的结论：……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208]。然后，马克思作了比第一卷更为详细的论述，清晰地说明了构成第三卷中心内容的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用十分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一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209]
接下来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危机的性质，他追溯了不考虑消费水平扩大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可允许的程度之间的根本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210]
结论是：
同资本主义以一种只有整个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自己的极限的方式发展生产力的生产趋势相比，一切现实危机的最终原因从来就是贫困和大众的有限消费。[211]
接着马克思论述了减缓利润降低的因素，最主要的是扩大生产和扩大对外贸易，并试图表明这些只是短期的治标方法。接下来两部分论述了生息资本和地租，内容到关于阶级的不完整的叙述就突然结束了。
即使在今天，《资本论》，尤其是第一卷，仍然是一部杰作。它的历史分析方法至少在一个方面生动展现了19世纪英国的罪恶画面，它细致而卓绝的风格不论是对历史还是对文学都是一个永久性的贡献。它的理论前提和长期性的预言都是“反驳不了的”——只要它们不是面临根本性反驳的挑战：劳动价值理论不是一种“科学的理论”[212]——，而是可以由它通向资本主义制度运作这样的洞见来断定的一种理论。马克思的著名预见只不过是建立在他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之上，这种模式在给定的条件之下可以有着几乎无限多的形态，像所有模式一样，它必须由其结果来进行评判。[213]
《资本论》没有立刻获得它后来所享有的成功。它在马克思小圈子中被热切地接受，甚至他的老同盟费尔巴哈和卢格也发表了赞扬性的评论。但在德国有为数不多的令人恼火的评论，其中大部分的态度是不友好的，尽管马克思以后的论敌杜林撰文赞扬了它。恩格斯是最勤勉的评论者，设法写了7篇，每一篇都认真地使之适合于每份报刊的性质。库格曼在德国还是一名非常有影响的公共关系官员。恩格斯努力使之在英国获得公众影响，但惟一的结果是只在1868年1月的《星期六评论》引起了小小的注意，它报道说：“作者的观点可能正如我们所想象的一样有害，但毫无疑问，他的逻辑似乎有理，辩论充满活力，他把魅力投注在了政治经济这种最枯燥的问题上了”。马克思的从事工会工作的同事的总的态度可以用彼特·福克斯（PeterFox）的话来概括：马克思把书送给了他，他回信说他感到好像一个人得到了一只大象，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的确，书的被接受程度是令人失望的，燕妮写信给库格曼：“你可以认为我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很少写出过著作，但我能写一部秘史，描写无穷无尽的烦恼、困扰和不安。如果工人们稍微感知到为完成这部著作、为他们而写这部著作、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所作的必要的牺牲的话，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更多一点的兴趣。”[214]1000册卖出去花了长长的4年时间。
六莫丹那别墅的生活
尽管1864年的两份遗产毫无疑问地给了马克思相对的舒适，这使他能够完成《资本论》的第一卷，但这绝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1864年4月，马克思一家移居到了梅特兰公园路一所相当大的房子，距离格拉弗顿坊南有几百码，接下来的11年他们一直住在那里。对燕妮来说（据她的回忆录），莫丹那别墅1号（邮寄地址1868年改为梅特兰公园路1号）“是非常吸引人的、干净的居处，我们布置得很舒适，还比较漂亮……这是崭新、充满阳光、通风的宜人房间”[215]。的确，后来对她来说，房子好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宫殿，对我来说，这是一座异常宽敞、异常昂贵的房子”[216]。这是两套分开的房子，其中一套正在该公园的入口处，它的前面是一座花园，还有一个装备很好的温室，有足够大的空间来养他们的两只狗、三只猫和两只鸟。每个女孩有自己的房间。马克思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书房。可以俯瞰公园，这间房正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的地方，并成为第一国际的焦点。保尔·拉法格留下了对马克思书房的描写：
它位于楼上，被来自可以看到公园的宽敞窗户的光线所笼罩。在窗户对面的壁炉的两侧墙壁边，并排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架，书架上各种报纸和手稿堆至天花板。在壁炉对面的窗户的一侧，有两张堆满文稿、书籍和报纸的桌子。房间中央，光线很好，放着一张小平桌和一把木靠椅。靠椅和书架之间，面对窗户的，是一张皮沙发，马克思习惯于时不时地躺在上面休息一会。壁炉台上摆满了更多的书籍、雪茄、火柴、香烟盒、镇纸以及马克思的女儿和夫人、威廉。沃尔夫和恩格斯的照片。[217]
书是按内容，而不是按大小进行排列的，书角翘起，空白处写满了评论，字里行间到处作了画线。“它们是我的奴隶”，马克思说：“它们必须按照我的意愿为我效劳”。[218]这间书房后来新添的两个特色是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库格曼博士送给他的礼物。一件是奥特里科利（Otricoli）的宙斯半身像，这件礼物寄到的时候令全家大吃一惊，当时是1867年底，大家正准备着圣诞节的布丁；另一件是一幅挂毯，上面是莱布尼茨（马克思对他有极高的敬意）在他的书房中的画像。
安置新家（包括还债）共花了500英镑。房租和费用几乎是格拉弗顿坊的两倍，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住家的年收入要大约在500英镑，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每年收入的总数。[219]此外，马克思和三个女儿在拉姆斯盖特度了三个星期的假，燕妮一个人在布赖顿码头[9]呆了两星期。10月，女孩子们（她们以前由于没有钱回答别人的盛情而不得不拒绝邀请）举行了一个有50个朋友参加的舞会。财政状况并没有由于1865年5月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的到来而有所改善。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他很矛盾地在美国内战中参加了支持南方的战斗。尽管他有古怪的倾向，但却有着很大的胃口，还令马克思愉快，马克思把他描写为“自私自利，但是人倒还善良”[220]。在埃德加尔住的六个月里，马克思的精神变得越来越紧张。
迁居几个月之后，尽管马克思在美国的投机生意赚了400多英镑[221]，但仍然被迫给恩格斯又写了一封求助的信：
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个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就我的条件来说，我住的房子的确太贵，再就是我们这一年比往年生活得好一些。但是唯有这种办法能使孩子们维持那些可以使她们的前途得到保证的社交关系，况且，她们受过许多痛苦，也应当使她们至少有一个短时期的补偿。我想你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如果只有我们夫妻两人，或者这些女孩子都是男孩子，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很好。[222]
恩格斯适时地救了难，尽力地担保每年给马克思200英镑，可能的话另外再加50英镑。1866年11月，由于法兰克福姑母的去世，马克思立刻升起了希望，但结果只有可怜的12英镑。全家很快受到了驱逐的威胁，马克思不得不从熟人那里借点钱，“像在流亡中的最困难时期那样”[223]。境况由于必须在保尔·拉法格（他正在追劳拉）面前维持住面子而更加糟糕。马克思又一次表达了他要宣布破产的想法，然而却按照医生的建议为劳拉订购了香槟酒和选了体操课程。1867年间，马克思承认恩格斯已经给了他“很多钱”[224]，但说是由于他200英镑旧债花去了。接下来的一年，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他痛苦地回忆起了母亲的话：“小卡尔要是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该多好啊！”[225]境况是如此地坏。以至于马克思认真地考虑移居日内瓦。马克思在邻居的眼里已经是一个体面人，尤其是他被选上圣潘克拉斯教区仲裁法官颇有声望的闲职的时候更是如此，此时贫穷越发紧随着他。马克思不会接受这个职务，而同意一个邻居的意见，“我是一个外国人，让他们吻我的屁股”[226]。
1868年11月，经济状况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恩格斯让马克思首先知道他需要多少钱才能偿清他的全部债务，再者，以后他每年350英镑的开支是否够用。（恩格斯自己从1860年以来的收入从来没有超出过1100英镑。[227]）马克思回信说自己“十分感动”，让燕妮算了一下总的债务，发现债务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228]恩格斯使自己被欧门收买，所以令他十分开心和值得庆祝的是，他放下自己的公司比自己预料得要早。然而，3个星期以后，马克思发现他每星期给燕妮的补贴仍然不够她用来开支。在他的压力下，“……女性的愚蠢就暴露出来了。在她替我开给你的债务清单里，约有七十五英镑她没有写进去，后来她就想办法从家庭开支中逐渐补偿这笔钱。我问，为什么要这样？回答是：她害怕一下子说出个大数字！可见，女人总是需要监护的！”[229]恩格斯宽宏大量地接受了这件事，马克思的财政困难终于清除了。通过1865年到1869年的通信来计算，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不少于1862英镑。[230]
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期间，马克思还成了岳父，并终于成了外祖父。19世纪60年代晚些时候主要发生的事情是劳拉的爱情和婚姻。早在1865年，在燕妮21岁的生日派对上，劳拉就收到了查理。曼宁热情洋溢的求婚。查理·曼宁是一个富有的南美洲人，父亲是英国人。但是，按马克思的说法，劳拉“对他并不在意”，已经懂得怎样“压制”这种“南方的热情”[231]。这一年，她遇到了拉法格，当时他已经23岁，是古巴富有的种植园主的独生子，他的父母已到法国，进入了波尔多葡萄酒行业。保尔是一名（不很热情的）医学学生。作为蒲鲁东的追随者，他活跃在学生政坛上，作为法国代表被派往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在那里他由于政治原因被从法国大学驱逐出来。到1866年8月，他同劳拉“半订婚了”。[232]马克思不是特别高兴。劳拉好像对拉法格没有真正的好感，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拉法格是“漂亮的、有知识的、精力充沛的小伙子，而且是一个出色的体操家”[233]。虽然如此，他还是极为谨慎地把拉法格作为潜在的女婿角色。他写信给拉法格以前的巴黎教授开介绍信，并给拉法格写了一封相当沉重的信，信的第一段写道：
如果您想继续维持您同我女儿的关系，您就应当放弃您的那一套“求爱”方式。您清楚地知道，并没有肯定许婚，一切都还没有确定。即使她同您正式订了婚，您也不应当忘记，这是费时间的事。过分亲密很不合适，因为一对恋人在长时期内将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这必然会有许多严峻的考验和苦恼。我惊讶地看到您的举止在只有一个星期的地质年代里，一天一天地起变化。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如果您借口说您有克里奧洛人的气质，那末我就有义务以我健全的理性置身于您的气质和我的女儿之间。如果说，您在同她接近时不能以适合于伦敦的习惯的方式表示爱情，那末您就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来谈爱情。明白人，只要半句话就会懂的。[234]
马克思接着解释说：“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他对这一点不感到懊悔，只是如果可以再选择的话，他就不会结婚了。“既然我力所能及，我就要保护我的女儿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235]在信的结尾，他仍然坚持要求劳拉的未来的经济保证，因为“我的观察使我相信，按本性说您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尽管您也有一时的狂热的积极性和有善良的愿望”[236]。燕妮也相当怀疑这个法国医学学生，但在1866年劳拉21岁生日的时候宣布了订婚，所以拉法格一定减轻了他们的忧虑。燕妮·马克思变得有活力了，保尔的父母亲曾答应他4000英镑结婚，她赞扬他的“美好性格、他的好心、慷慨以及他对劳拉的爱慕”[237]。特别幸运的是保尔和劳拉有着一致的宗教观点。她痛苦地回忆起她自己求得爱情的经历，写道：“这样劳拉将会避免一个有着自己想法的女孩子所遭受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痛苦。因为今天找到一个有着相同观点而同时又有文化和社会地位的人是多么少见。”[238]家庭之间的友好关系由于马克思的三个女儿到波尔多旅行了三个星期而巩固了。
燕妮特别希望举行非宗教仪式的婚礼，尽可能地不声张，避免邻居的闲言。恩格斯友好地建议说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劳拉是新教徒，而保尔是天主教徒。[239]结婚的公布一直拖到最后可能的一刻，因为燕妮没有准备劳拉的嫁妆，马克思不想“把她像个叫化子那样打发出门”[240]。燕妮仍然在劳拉结婚四个月为她准备了大量的衣服。婚礼在1868年4月2日圣潘克拉斯登记处举行，接下来是在莫丹那别墅用午餐。在那里，恩格斯关于劳拉的开支说了很多笑话，以至她笑出了眼泪。[241]这对夫妻在巴黎度了蜜月，然后返回伦敦，保尔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业。
在此期间，她的姐姐也开始独立了。小燕妮没有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找了一份女家庭教师的工作，每周工作5个上午，教附近门罗博士家的孩子们。实际上马克思强烈反对，在严格的条件下才同意的。小燕妮享受自己的工作，尽管从雇主家得到报酬时实际上经历了困难——报酬付清经历了将近四年，直到门罗家“可怕地发现我是为邪恶的公社运动辩护的爱挑起事端的领导人的女儿”[242]。她也开始为法国报纸写关于爱尔兰的文章，像爱琳娜一样，热衷于自治事业。马克思向恩格斯坦陈：至少“让小燕妮干点什么事情散散心，特别是使她不再总是呆在四壁萧然的家中”[243]，他是高兴的。接下来他说：“我的妻子完全失去安娴和文静的性格已有好几年了——这种变化是环境造成的，然而它并不会因此而变得使人感到好受些——，她常常抱怨，发脾气，心情不好，这使孩子们苦恼得要命，然而任何孩子都不可能更乐观地忍受这一切。但是一切总归有个限度。”[244]境况由于恩格斯移居到伦敦和巴黎公社的光鲜的效果而得到了改善。
〔注释〕
（略）
[1]英文表达为ProductioninGcneral。
[2]英文表达为labour。
[3]即约瑟夫·莫泽斯·勒维，《每日电讯》的创办人之一和发行人。
[4]即古斯达夫·勒维，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全国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家之一。
[5]英译文表达为“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为悲痛”（noonecanfeeldeepergriefthanI）。
[6]英文版中，finger（手指）误作figure（数字）。
[7]英文版对“一个”（this），作了强调。
[8]英文表达为CapitalistAccumulation。
[9]英国南部海岸避暑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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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布鲁塞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三部分布鲁塞尔
一、历史唯物主义概念
二、魏特林和薄鲁东
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
——恩格斯
一、历史唯物主义概念
马克思接下来要在布鲁塞尔度过三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偏僻的城市，这是一个在1830年才独立的、正迅速工业化的国家的首都，它拥有天主教保守派的政府，又有自由派的反对声音。比利时有点像政治逃难者的避风港，因为它比欧洲大陆的任何其他国家有着更大的言论自由。马克思到了这里，笔记本里记着燕妮写的一连串的指令：孩子们的房间和他研究的地方要“极为简陋”；厨房根本不必布置，燕妮会亲自置办，床和衣物也是这样。她最后写道，“剩下的事情我留给我们高贵的保护者做聪明的判断，我留下的惟一请求是对一些橱柜给予特别关照；它们在一位家庭主妇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都是极其有价值的东西，永远不能被忽视。那些书籍怎样储存才好呢？阿门！”[1]一开始不可能找到满意的租住处。燕妮大约在马克思到达的10天后到达，他们一家在布索瓦尼客居了1个月。接着搬到了弗莱里格拉特以前的住处，后者将前往瑞士。后来，5月份他们在城市东边说佛兰德语的乡村阿莱思斯租了一套小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年多。
燕妮在到布鲁塞尔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的母亲就把自己的女仆海伦·德穆特派过来，她是特利尔附近村庄一位有经验的、年轻的面包师的女儿，当时25岁，从十一二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威斯特华伦家。虽然不常被人们提及，但她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着这个家庭，直到马克思逝世。[2]马克思首先在得到居住许可证方面遇到了麻烦。比利时当局害怕他出版发行《前进报》的新版本，普鲁士警察机关也施加了压力。马克思不得不给当局出示他已签了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协约的证明，并声明在他等稿费期间将一直靠妻子的钱财生活。在写了一份保证放弃所有的政治活动之后，他才被允许居住下来。1845年10月，马克思想移居美国，因此甚至向特利尔市长提出了申请。当时普鲁士警察机关一直要求引渡，马克思只好在1845年12月放弃了普鲁士国籍。
虽然如此，在布鲁塞尔的几年很可能是马克思一家从未有过的快乐时光。他们有令人满意的收入来源——在巴黎卖掉家具和衣物后的所得和马克思为要出版的书收到的提前支付1500法郎的版税。此外，一得知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恩格斯和赫斯、卢格一起进行了筹集募捐，“以便按共产主义方式让我们大家分担你因此而支出的意外费用”[3]。这次筹集到了近1000法郎，主要是从莱茵地区的朋友那里募到的。此外，恩格斯还把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版税给了马克思。恩格斯也搬到了布鲁塞尔，他租的房子紧挨着马克思一家，很快赫斯和他的妻子希比拉也搬到了恩格斯的隔壁。希比拉当起了马克思孩子们的“阿姨”。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朋友圈子，其中包括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卡尔·海因茨。燕妮愉快地记得晚上他们一起在城市的一家快乐的咖啡店里度过的时光。[4]约瑟夫·魏德迈，一位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炮兵军官，马克思终生的朋友，描绘了1846初他们的一次旅行：“我们疯一样地玩，马克思、魏特林、马克思的妻弟和我深夜打牌，魏特林第一个困了。马克思和我在沙发上消磨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我们和他的妻子与妻弟一起，用想象中的最愉快的方式四处漫步。清晨我们到了一家咖啡店，接着我们乘火车到达附近的威勒沃尔德（Villeworde）村庄，在那里吃了午饭。我们尽情玩耍之后，乘最后一班火车回来。”[5]
这些活动只不过是长期紧张脑力劳动期间的休息。在离开巴黎的那一天，马克思就已经与达姆施塔特市的进步的出版商卡尔·列斯凯签了协约，要写一部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1845年夏天完成。关于经济学的著作毫无疑问是《巴黎手稿》的再创作。马克思写出了政治学这部分目录的草稿，一半内容都表明他打算通过对自由国家制度（这种国家制度被看作通向国家和市民社会消亡的一个阶段）的详细批判，同时继续探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的主题。[6]恩格斯甚至在马克思离开巴黎之前就敦促他完成这本书，因为“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7]。马克思收到许多询问和鼓励他的信件。恩格斯甚至在《新道德世界》上宣布这本书正在付梓之中。[8]恩格斯正呆在巴门父母的家里完成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在与莱茵地区社会主义者的密切接触中，制定了一系列的出版计划。其中有两项马克思答应合作：一个是对弗里德里希·里斯特的批判，他是视保护性关税为一种确保德国经济发展手段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再一个是用带有一篇批判性的导言来翻译从傅立叶、欧文、毛勒和圣西门开始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系列著作。但是这两项计划中哪一项都没有完成。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位草率研究问题的人。在布鲁塞尔的头几个月，他埋头于国家图书馆阅读法国有关经济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竭力更为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决定历史总进程的因素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多种可能性等问题。
恩格斯后来说，当他4月初移居到布鲁塞尔的时候，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即‘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作者）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9]。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他写道，马克思在1845年春就已经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10]。这一时期，马克思保留下来的惟一的文字是著名的十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它被恩格斯公正地称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1]。从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首次阅读费尔巴哈著作开始，他从来就不是完全毫无批判地接受它。但是不论是在《巴黎手稿》中，还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都只是赞扬了费尔巴哈“真正的人道主义”。现在由于对经济学的日益关注，他从费尔巴哈静止的和非历史的立场中脱离出来，已经不再是紧跟费尔巴哈的学生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概略地写出了在几个月之后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论证的思想纲要。不论依据任何标准，《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通过批判费尔巴哈这一青年黑格尔派中最“世俗性”的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12]，即梳理了从1841年博士论文而来的发展过程。
提纲第一条包含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批判的本质：“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1]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3]在第二条中，马克思概述了他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4]在第三个论题中，马克思指出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缺陷，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正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15]接下来的一条，马克思断言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解释宗教存在的原因，而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16]。最后，最为著名的一条说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著名的第十一条：DicPhilosophenhabendieWeltnurverschiedeninterpretiert，eskommtdaraufan，siezuverandern．译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3个月后，恩格斯到来，他和马克思“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18]。对恩格斯而言，形成了大部头的《英国社会的历史》；对马克思而言，诞生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年7月，他们两人花了六个星期去英国旅行。从接下来的马克思给他的出版商的一封信来看，这次旅行完全是为他的书作考察。[19]他们在曼彻斯特花了大部分时间在老切特姆图书馆阅读诸如配第、图克、库伯、托马斯和科贝特等作家的经济学著作。时隔很久，恩格斯仍然愉快地回忆道；“小楼凸窗处的方形斜面桌……这是我们二十四年前曾坐过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个位置，因为那里有彩色玻璃，阳光始终充足。”[20]打道回府时，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呆了几天，在那里他们会见了宪章派领导人乔治·朱利安·哈尼，一位最有影响的工人阶级报纸《北极星》的编辑。恩格斯还把马克思介绍给了伦敦的德国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与他们的接触成为马克思下一年精力投放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还一起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国家团体领导人的聚会，讨论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民主协会，这就是1845年9月成立的兄弟民主党。[21]
马克思离开英国期间，燕妮在特利尔母亲家里住了两个月。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劳拉将在9月底出生。为了陪伴孤独的母亲，燕妮尽力延长在母亲家住的时间。马克思从英国回来的路上，燕妮给他在信中写道：
这个小屋必须租。无论如何，在冬天，太多的房间是不必要的。在楼上完成主要的事情之后，我会又下楼。因而你可以在你现在的书房睡觉，并在那间大休息室支起帐篷，好吗？这样，就听不到孩子们在楼下的噪音。你在楼上不受打搅，在安静的时候我也能和你待在一起，我们可以将这个房间安排得很有条理。无论如何，只要可能，就应该在那间房里安装一个好的复式暖炉。那是布鲁尔（Breuer）[22]的事情，因为没有人会租一间不可能取暖的房子……其他事情我以后会想到……[23]
一从英国回来，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学研究就中断了，因为他决定要写一篇文章，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提出明确的批判。在一封给列斯凯解释的信中，他写道：“……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24]《神圣家族》并没有完成这个愿望：它是在马克思完成自己系统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之前写成的。而且，鲍威尔已经出版了回应《神圣家族》的著述，它把马克思恩格斯标识为“费尔巴哈式的教条主义者”[25]；1844年11月，另一位青年黑格尔哲学家，麦克斯·施蒂纳，已经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部有着非常的威力和吸引力的无政府主义的存在主义的著作，它认为压迫人类的一切力量，不论是宗教还是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是虚幻之物，人们应该通过拒绝任何牺牲自我的形式，通过沉浸于意识到的自我中把自己从这些虚幻之物中解放出来。[26]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学生自然是施蒂纳强烈批判的对象。《德意志意识形态》因此被首要地认为是澄清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之间分歧的著作，并且也首要地被认为是最终论述青年黑格尔派最近的和最后的唯心主义（鲍威尔的“纯粹的批判”和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表现的著作。
这部著作于1845年9月底开始写作，开头是对费尔巴哈的详细批判——“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27]，中间插有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至1846年4月底，批判已经扩展为一部大部头著作，准备用自己的版权出版。书稿由魏德迈带到了德国，他在1846年的前几个月一直与马克思一家在一起。然而，关于费尔巴哈的部分一直没有完成。事实上，这一部分包含有费尔巴哈的内容非常非常少。第二部分论述了德国当前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它只有100页左右，书稿1846年8月被废弃了。[28]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没有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由嘲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上的狂妄自大开始，把他们描述为“绝对精神的腐烂”，其特征是：
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国家产生了，但是立刻又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比起来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在它面前狄亚多希的斗争简直微不足道。在瞬息间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在1842年至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所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
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思想的领域中发生的。[29]
这一主要部分接着分为三个部分：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对比中阐述了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方法；把这一方法应用于分析历史；对社会现状及其最近的将来——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作了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开头叙述了他们的总的立场，鉴于这是他们首次明确表达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所以值得长段引述：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0]
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写道：“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31]他们揭示了分工如何导致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然后导致了工业从商业中的分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接着他们概括总结了与分工阶段相对应的所有制的不同阶段：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他们的结论，如下：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2]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33]
马克思恩格斯接下来重新阐述了他们的总方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3]，并揭示了分工导致了自由财产的出现。它如何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阶级斗争和建立起政治结构：
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然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证明的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些阶级既然已经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就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群中分离开来，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由此可见，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34]
马克思恩格斯接着论述了问题的“前提”，并对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哲学思想本身是革命的产物这种思想进行了再次批判。相反的是：
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35]
在详细阐述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这部著作接着用一个段落又特别地转到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拿樱桃树（它由于商业的原因被植入欧洲）作为例子，指出事物数量的扩大不能仅仅依靠“观察”进行理解，而必须被理解为社会发展、工业和商业的结果。然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36]。任何思想都不具有永远的、客观的有效性。它们随着变化着的社会一经济关系而变化，结果“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7]。
接下来是关于分工部分的详细论述，尤其是中世纪的分工以及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接着的一部分叙述了分工对国家发展形式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它已经宣布：“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8]这种“现实的运动”区别于以往的一切运动，因为：
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39]
建立共产主义的关键性因素是消除劳动分工。但是马克思在这里给出的惟一的例子是原始共产主义方面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40]
至少，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是清楚的。这部分结尾写道：
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迄今都表现为某种整体）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41]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述布鲁诺·鲍威尔的这一部分是非常简短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经论述过鲍威尔的思想了，所以在这里他只是用几页重述了“批判的批判”的完全贫乏，驳斥了鲍威尔对费尔巴哈的攻击。
但是，关于施蒂纳的这一部分却比《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有其他部分的总和还要多得多。施蒂纳的著作刚开始出版时，恩格斯认为它包含着可以作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积极因素，但是马克思很快就打消了他的任何这类想法的幻想。[42]马克思计划在1844年12月写一篇批判施蒂纳的文章，但是这一计划由于他被逐出巴黎和《前进报》的被查封打乱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和恩格斯自然不遗余力：对“圣施蒂纳”（正如他们所称呼的）的批判在长度上与令人厌倦的施蒂纳本人的著作相当，并轻易地超过了它。[43]施蒂纳的著作偶然有天才的火花，但是它（完全正确地）已被描述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后产物；它把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观方面推向了逻辑的顶点，这样的描述就过多地堕入了仅仅是文字游戏和无谓的细微分析的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批判的中心之处是；施蒂纳用利己主义从根本上来反对利他主义，这种观点是肤浅的：
那些有时间从事历史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他们的突出的地方正在于：只有他们才发现了“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他们知道，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因此，我们在这儿见到的不是黑格尔式的对立面的“否定统一”，而是过去的由物质决定的个人生存方式由物质所决定的消灭，随着这种生存方式的消灭，这种对立连同它的统一也同时跟着消灭。[44]
相应地，施蒂纳观点的正当性就不那么不充分了：
如果像霍布斯等人那样，承认权力是法的基础，那末法。法律等等只不过是其他关系（它们是国家权力的基础）的一种征兆，一种表现。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45]
在这部著作的临结尾处，还有一些对劳动组织的评论，这被施蒂纳抨击为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独裁主义的提法，因为分工的真正消除意味着每个人都将不得不做所有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回应道：他们并不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46]。
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47]
但这些段落只是他们感兴趣的另外一种极为激烈论战的短暂休息。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有一个非常具有时代性的主题，即被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为当时德国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思想家都知道的德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是对费尔巴哈讨论的实际应用，因为大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受到他思想的强烈影响，而且还同意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费尔巴哈的人的“真正的”、真实的本质（它存在于采取对他人的无私态度）被嫁接到了法国社会主义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自由的思想已经过时了，由此他们要求直接实现人“真正的”本质。因此，他们拒绝参加任何为争取“资产阶级”权利的斗争。他们的集会包含许多道德化的和情感的东西，而这，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不利于对历史进行合理的分析。他们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人的精神太空……和德国人的心灵太空中的变形而已”[48]。在德国这样一个滞后的国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用对人类的普遍的爱取代革命的热情，并不可避免地主要去依靠懦弱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包含在三个评论篇章中。第一个是批判丁一篇匿名文章，该文鼓吹德国费尔巴哈和赫斯的哲学社会主义，以此反对法国共产主义的粗陋性质，并认为人道主义是二者的结合。第二个评论篇章批判了卡尔·格律恩，他是费尔巴哈的亲密学生，马克思早先大学时的朋友。马克思后来提到他，称他为“德国哲学的一位教师，有一个超过我的优点，即他本人对德国哲学一无所知”[49]。格律恩没有抓住法国社会主义者本质之处（甚至在他剽窃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专注于一些“人的”消费的模糊不清的概念，以此反对研究真正的生产关系。第三个短的篇章论述了库尔曼博士，他根本不是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冒牌的弥赛亚式共产主义的瑞士传教士。
《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这一部分是马克思著作最为核心的部分之一。以当时流行的较低水平的社会主义者的著述和思想看来，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马克思后来从未如此长篇地、如此细致地叙述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今天，它仍然是具有信服力和明晰性的一部杰作。但是它在近一个世纪中不为人知。
从1846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为给《德意志意识形态》找出版商做了巨大努力。魏德迈、赫斯与雷姆佩尔、迈耶尔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谈判，后两者都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商人，他们同情真正的社会主义，已同意出必需的钱；马克思、恩格斯至少同6个其他有希望成交的出版商交涉过；手稿被寄往科伦，甚至要被分成几个部分单独进行出版。两位作者一直到1847年都在努力，但是只有关于格律恩的那篇短的评论发表了。这一失败是由于严格的书报检查条例和出版激进著作会带来严重财政风险所造成的，虽然马克思认为拒绝出版是由于出版商反对他的思想。[50]以此，后来马克思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51]。事实上，这部得以保留下来的手稿确实留有大量的老鼠牙齿的痕迹。马克思仍然疯狂地继续著述他的《政治经济学》[52]。他的出版商列斯凯已经威胁说要取消协约。马克思适时地答应了第一卷将在11月底完成。但是与蒲鲁东的论战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列斯凯因此在1847年2月取消了协约，虽然他仍然在努力完成这一著作——直到1871年！
二、魏特林和蒲鲁东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了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根本区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阐明了他们与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现在他们则注意把自己新得到的见解推向当时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左翼团体，以“在整体上把欧洲无产阶级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争取过来”[53]。布鲁塞尔是一个建立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联系的理想的、有利的地方，因为它地处与巴黎、伦敦（这些地方是德国工人移民最大的聚居区）和科伦（莱茵省的首府，德国最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省份）构成的三角形地带的中间。在布鲁塞尔，一群极有才华的德国流放者很快就开始聚集在了马克思的周围。旅途中，来自巴黎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一路陪伴着马克思，他是一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曾为《莱茵报》撰稿，在巴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在他们到达之后的上午，马克思坚持认为他们应该访问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这位诗人曾因效力于普鲁士政府被《莱茵报》抨击过，后来普鲁士政府仍然由于他写了激进作品驱逐了他。[54]这是一次令人推心置腹的会面，弗莱里格拉特发现马克思是“一位有趣的朋友，令人愉快而且谦逊”。[55]通过弗莱里格拉特和德国律师卡尔·迈因茨，马克思同比利时民主党领导人，特别是同律西安·若兰特和波兰被驱逐领导人列韦尔见了面，还会见了菲利浦·日果，一位在政府内务部工作的年轻的比利时古淡水生物学家。[56]德国人中与马克思有着亲密联系的有：塞巴斯提安·载勒尔，他原先是《莱茵报》的瑞士撰稿人，在布鲁塞尔组织了一个左翼新闻机构；海尔曼·克利盖，一位新闻工作者，魏特林的学生；威廉·沃尔弗，1846年由于在西里西亚对农民宣传共产主义而逃避追捕，他直接从西里西亚来，出入意料地出现在了马克思家的门口；格奥尔格·维尔特，德国商业公司的代表，虽然才刚二十几岁，但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了。燕妮的性情多变但令人喜爱的弟弟埃德加尔，在西里西亚的机构里有一个临时性的工作，也加入了这个团体。斯蒂凡·波尔恩还拜访了马克思，他是一位年轻的排字工人，在1848年革命中起了核心性作用。
马克思一家在布索瓦尼的旅店做了短暂的停留之后（他告诉魏德迈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57]，搬到了布鲁塞尔南部郊区的伊克塞勒。在这里，马克思的第一个儿子，命定多病的埃德加尔出生了。马克思的经济境况越来越困难了，迫不得已向海尔维格和安年柯夫写了几封求援信。他费力地从在科伦的毕尔格尔斯、还从妻弟那里弄到了一笔贷款，但是境况只是在1848年初他的母亲给了他一笔相当可观的继承财产的预付款之后才有所好转。[58]燕妮由于布鲁塞尔给她提供了家务之外的开拓眼界的机会而非常高兴。
在德国[他们一住在那里燕妮就写信给马克思]，有个孩子仍然是一件很大的荣耀，饭锅和针黹仍然带来尊敬。而且，对整天把时间花在洗刷、缝补和教育孩子上，人们也有一种应尽责任的满足感。但是，当这些老一套的事情不再视为责任和荣耀等等时，当人们都取得进步，以至于他们甚至将这类旧的表现都看作过时的东西时……从那时开始，他们就会感到对这些生活中的小责任没有太多冲动。他们想亲自享受、参与和体验人类的幸福。[59]
斯蒂凡·波尔恩在大约五十年后的回忆录中对他在1847年晚些时候拜访马克思的情景做了如下记述：
我看到他居住在一所非常俭朴——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布鲁塞尔郊区的房子中。他友好地接待了我，问了我成功地做思想宣传的经历，赞扬了我反对海因茨的小册子；他的妻子也加入我们，友好地欢迎我……我很少看到如此幸福的婚姻，共同承担欢乐和痛苦（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后者），所有的苦恼都在有意识的、完全的相互依赖中化解了。此外，我很少能看到女性能像马克思夫人这样不论在外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显得这么好，这么即刻地使人着迷。她满头金发，孩子们（当时还都小）像父亲一样，黑发，黑色的眼睛。马克思的母亲住在特利尔，资助着这个家庭的开支，虽然这位作家的笔触毫无疑问要去发现更伟大的事物……[60]
在布鲁塞尔之后，马克思几乎没有再发展亲密的友情；他在布鲁塞尔发展或得到加强的这些友情，大部分都保持了终生。
甚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了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工作，恩格斯和日果在其中发挥了最积极的作用。这个通讯委员会是所有后来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雏形。它被设想为在欧洲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融合、相结合的途径。马克思如此描述它的目标：
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述[3]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61]
这个通讯委员会以及它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第一次政治实践的尝试。委员会的建立可以说明围绕当时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两种争论。第一种（魏特林主张的）是要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论战运用到实际的政治中；第二种（蒲鲁东主张的）在20世纪的持续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蒲鲁东的追随者在第一国际中尤为活跃。
魏特林是法国军官和洗衣店女工的私生子。在他沉浸于法国社会主义者著作期间，是作为一位巡回裁缝谋生。他的第一本书《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是应正义者同盟的要求，写于1838年。他在瑞士的宣传很有效果，在那里的被监禁提高了他的声望，给他以殉道者的光环。因此，在1844年到达伦敦时，他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1845年间，他的传道士风格、阐述自己思想的类似宗教性的术语、马上革命的要求、巴贝夫独裁式的建议以及由囚禁造成的明显的心理创伤：所有这些方面都由于疏远大多数在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他们认为他的方法不具有现实性）而结束了。[62]在1846年初回到这片大陆的途中，魏特林在布鲁塞尔停下了，新成立的通讯委员会邀请他到马克思的房间里参加讨论。当时出席的人中，有恩格斯、日果、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魏德迈、载勒尔、新闻工作者海尔堡以及特邀的富有的俄国旅游者巴维尔·安年柯夫（他是马克思在巴黎时认识的）。[63]魏特林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英俊的金发[4]年轻人，着装雅致，留着迷人的、整齐的小胡须——他极像是一位商业旅行者，而不像是我原先想着要遇见的严肃的、苦难的工人”。安年柯夫接着写道：
我们随意地互相介绍了自己，但是极为恭敬地提及了魏特林。我们坐在一张绿色的小桌旁。马克思坐在桌子的尽头，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他狮子一样的头微屈在一页纸的上方；恩格斯，这位宣传工作中工人的同伴和同志（他把二者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高大笔挺，英国人一样地高贵严肃，首先开始了发言。他谈道，有必要向那些全身心转化自己劳动的人们解释他们的观点并就此达成一个普遍的、可以成为缺少时间和机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所有追隨者的旗帜性学说。恩格斯发言还没有完，马克思抬起了头，转向魏特林，说道：“告诉我们，魏特林，你在德国的宣传制造了这么大的声音：你证明自己行动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将来你打算把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唐突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热烈讨论的开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非常简短。魏特林似乎想在通常的自由谈话的气氛中继续讨论。他用一种严肃的、有点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他的目标不是要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用那些非常正确的理论（正如法国实践所表明的）打开工人们的视野，看到他们的令人恐怖的境况和一切不合理现象（它已成为压迫工人的统治者的和社会的笺言），教给他们根本不要再去相信统治者的任何承诺，而只有依靠自己，以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团体形式组织起来。他说了很长时间，但是令我震惊的是，与恩格斯相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表达混乱，很不好，不时地重复、纠正、最后艰难地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要么得出来的太迟了，要么在命题陈述之前就得出来了。现在与他的听众完全不同于通常由于他的著作聚集在他的周围或读他的有关当代经济体制的报纸或小册子的那些人：因此他的思维和发言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生气地制止了他，并且自己开始了回答的话，魏特林很可能会继续谈下去的。
马克思嘲讽的发言摘要如下：为了不给人们的行动以任何坚定的、深思熟虑的理由而唤醒他们，就要完全地欺骗他们。马克思继续说道，正如刚才提到的，无法实现的希望的发生只能导致受苦者最终的毁灭，而不是他们的得救。唤醒工人如果没有一种严格科学的思想或建设性的学说（尤其在德国），那么这就等于宣传空洞的、骗人的游戏，它一方面冒充为富有灵感的预言者，而另一方面只不过是裂开的肛门……魏特林苍白的脸缓和过来了，他恢复了生气，发言变得自如了。他用激动的声音充满感情地开始试图说明一个人以公正、团结和兄弟般互助的名义，把数百人集结在同一旗帜之下，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完全地徒劳、毫无意义。魏特林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今晚受到的攻击安慰自己，即他记得他收到的从自己的祖国各地寄来的数百封充满感激言辞的信，以及他认为自己谦逊的基础工作对共同事业可能比那些远离正在遭受和已经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思想的批判和重要分析更有意义。
一听到上面的这些话，马克思终于失去了控制，“砰”地一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桌上的灯剧烈地摇动起来。他“呼”地站起来，说道：“无知还从来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我们跟着他，离开了桌子。座谈结束了，当马克思异常焦躁、异常愤怒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匆忙离开了他和其他人回家了，我对自己刚才看到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64]
这次讨论的第二天，魏特林写信给赫斯说：马克思坚持审查团体的成员；对马克思而言财政来源问题是最重要的（魏特林认为马克思是希望把他排除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计划之外）[65]；将不会有建立在感情呼吁基础上的宣传；最终“目前不可能谈论到实现共产主义；资产阶级一定首先成为舵手”。魏特林继续写道：“我认为马克思的脑袋只是一本好的百科全书，他并不是一个天才。他影响的原因在于其他人。有钱人在新闻出版方面支持他，仅此而已。”[66]
这并不是魏特林和马克思之间一切关系的结束；几个星期后，魏特林继续接受了马克思的一顿午餐。[67]但是马克思继续他的活动，发表通告反对海尔曼·克利盖。后者是一位年轻的威斯特伐利亚新闻工作者，他在去伦敦之前已经是布鲁塞尔团体的成员了，最后他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他办起了《人民论坛报》周刊。[68]克利盖的观点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中比魏特林的更具有代表性。马克思这篇论述详细的通告批判了克利盖的思想，认为这些思想“不是共产主义”：它们“幼稚而夸大”，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美洲的声誉”，而且“使他们的意志颓废”[69]。接下来的部分激烈地批判了克利盖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表述，他仅在一篇文章中用“爱”这个词就达25次，他天真地计划着要把美国的土地平分给每一个市民，其目标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70]。魏特林是通讯委员会成员中惟一反对这篇通告的人；他立刻离开布鲁塞尔前往卢森堡，几个月后应克利盖的邀请移到了纽约。这篇通告激起了相当的反对。关于魏特林，赫斯写信给马克思：“你不会感到奇怪，你使他简直发了疯。对整个事情我再也不想做什么；得罪一个人就足够了。”[71]一个星期后他写道，他自己是想“关于你的团体再也不想做什么”[72]。伦敦的共产主义者也强烈地反对这篇通告。
对克利盖的这种抨击显然只是很多这样的小册子中的一本，因为马克思后来写道：
同时，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儿，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73]
与此同时，马克思努力建立与巴黎的联系，那里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是蒲鲁东。作为一位法国思想家，他持的立场是奇特的，因为他有着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对于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立场，并不同意使巴黎难以向德国思想渗透的爱国主义的激进共和主义。1846年5月初，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说明了通讯委员会的目标，并邀请他担当委员会的巴黎通讯员，“至于法国，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74]。在信的附言中，马克思提醒蒲鲁东提防格律恩，说他是“骗子手……滥用自己结识的关系”[5]。日果和恩格斯也在信中写了附笔，说如果蒲鲁东能接受邀请，他们会非常高兴。蒲鲁东的回信可能让马克思很不高兴。他愿意参加马克思的计划，但是有一些保留：
如果你愿意，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社会的规律，寻找这些规律赖以实现的方式，寻找我们会成功发现这些规律的过程；但是，为了帮助格律恩，在摧毁了一切至高无上的教条主义之后，不要让我们反过来梦想着给人们灌输什么……我真诚地欢迎你们请人发表方方面面的意见；让我们进行友好而忠诚的辩论；让我们不要只是因为处于运动的悬前面而使自己成为新偏见的领导人，让我们不要成为新宗教的传播者，即使是一个富有逻辑的宗教、理性的宗教；让我们一起团结、鼓励一切意见不同的人，让我们拒绝一切的唯我独尊、一切神秘主义；让我们永远不要认为一个问题会详尽无遗地被阐述，当我们可能用完了我们最后的论据时，让我们再雄辩、嘲讽地重新开始，如果必要的话。在这些条件之下，我非常高兴地加入你们的组织。如果是其他任何情况，则——不！[75]
蒲鲁东继续写道，他不赞成马上进行革命行动，而倾向于“用火焰逐渐地灼烧财产，而不是制造一个财产所有者的圣巴塞洛缪之夜赋予它新的力量”。接着是一段嘲讽性的语言：“我亲爱的哲学家，这是我当前的想法；当然，除非我犯了错误，出现了让我接受你一顿鞭打的情况，这样，我会在等待报复的期间高兴地服从……”蒲鲁东最后基于以下理由为格律恩作了辩解：他为了给家庭挣钱而不得不使用“现代观念”；接着他说，除此之外，正是在格律恩的建议下，他正准备在他的下一本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副标题是“贫困的哲学”）中加上提及马克思著作的内容。马克思显然没有回答蒲鲁东，——除了以愤怒的形式抨击蒲鲁东一年之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的著作之外。在这篇回应文章中，马克思接受了蒲鲁东玩笑似的请他报复地“给予鞭笞”。
蒲鲁东的著作洋洋洒洒地写了两大卷，其信条是不破不立[destruametaedificabo]，虽然前者远远多于后者。蒲鲁东满怀激情地抨击了宗教、学术界的经济学以及共产主义，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76]这本著作的思想在法国工人中非常受欢迎，德国安排了它的三个不同的译本，其中两本在1847年出版了，另外一个是格律恩负责的，恩格斯在巴黎曾花大量的时间批驳他的思想。马克思直到1846年的圣诞才得到蒲鲁东的书，当时他马上给安年柯夫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了他对书的印象。在信中，马克思清晰简明地把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实际地应用于蒲鲁东的思想。马克思批判的要点是蒲鲁东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因此他就诉诸于理性、正义这类永恒的概念。马克思写道：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这）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77]
然而，马克思的确认为蒲鲁东竭力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之间调和，所以他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78]。
这种批判在《哲学的贫困》的两部分中得到了详细阐述。第一部分叙述了价值理论，第二部分开始就批判了蒲鲁东的方法，末尾重要的一段论述了工人阶级运动。
马克思正是在一开始就批判了蒲鲁东的分析缺少精确的出发点。蒲鲁东的“辩证法”只不过是“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如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见，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两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骑士）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需求和供给”[79]。在这点上，蒲鲁东的目的是“为了以后能够引用他自己所去掉的各种要素中的一个要素（生产费用）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在他的心目中，生产费用就是这样构成综合价值或构成价值的”[80]。一件产品的“构成价值”，蒲鲁东意指“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81]。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学说并不是蒲鲁东的发明（如他自己宣称的那样），而是可以清楚地在李嘉图那里找到，他们之间的不同是“李嘉图的出发点是现存社会，以此向我们证明他如何构成价值；蒲鲁东是把构成的价值作为出发点，以此借着这种价值的帮助建构了一个新社会的世界”[82]。这样从这一学说中远不能得出“平均主义”的结论，这就意味着工资永远都是最低额。[83]因为蒲鲁东“把以下两种衡量的方法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他说：‘任何人的劳动都可以购买这种劳动所包含的价值’。因此按照他的说法，产品中所包含的一定劳动量和劳动者的报酬是相等的，即和劳动价值是相等的。根据同样的理由，他把生产费用和工资也混为一谈了”[84]。因此，“蒲鲁东先生用劳动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他就笼统地认为，既然劳动具有价值，是劳动商品，那就不能不把它置于这个共同的尺度之下。他预感到，这样说就是承认工资的最低额是直接劳动的自然的和正常的价格，因而也就是承认现代的社会制度。为了逃避这个倒霉的结论，他就掉转头来说，劳动不是商品，它不可能有价值。他忘了自己就曾经把劳动的价值当作尺度……”[85]进一步，蒲鲁东开始证明“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说明它和需要的真正关系[6]，所以在生产上花费时间最少的东西是最有直接效用的东西，并且可以依次类推”[86]。但是同一个论据却证明了“如果说因为最便宜的物品使用最广，因而这些物品就应当有最大的效用，这就是说，烧酒由于生产费用低廉而到处风行，这件事就是烧酒的效用最确凿的证明；这就是向无产者说，马铃薯比肉对他们更有益；这就是和现状妥协；结果，这就是和蒲鲁东先生一起为自己并不理解的社会进行辩护”[87]。
而在马克思来看来：“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88]蒲鲁东的设想抽象掉了需求、消费等的不同，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被迫陷入这样的境况：“……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89]总之，马克思宣称蒲鲁东远非第一个想到“把一切人都变成交换同等劳动量的直接劳动者这样的方法来改造社会”[90]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详细地引述了英国经济学家布雷著作中的观点，但他也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91]。接着马克思结束了著作第一章的头半部分，结尾论述了用劳动时间减少货币价值是不可能的，论述了蒲鲁东为了反对劳动创造剩余这种思想不得不假设现存的社会关系是不存在的。
在著作的第二部分，马克思抨击了蒲鲁东“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问题是想吓唬他们一下”[92]，并抨击了他对诸如正题、反题、合题虚假的解释性语言的运用。[93]接着马克思谴责蒲鲁东认为“现实的关系中知识……范畴的化身”，接着写下了著名的一段：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隨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94]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95]。但是资产阶级的学说同其他任何阶级的学说一样，是相对的；它即将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所取代。这种学说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当然只能是乌托邦的；
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7]，而是革命的科学了。[96]
蒲鲁东在对劳动分工的论述中也是有缺陷的，它不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样，竞争是18世纪最重要的产物，根本不存在“永恒的”范畴；土地所有权不是“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最后，马克思驳斥了蒲鲁东的这种观点，即认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罢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在著作的最后几页，马克思阐述了这一观点，其中包含了把无产阶级描述为本质上是革命的某种无政府主义者的宣告：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然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的统治呢？不是。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毀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97]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是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第一次公开发表和系统的论述，他在《资本论>>的序言中介绍了它。这还证明了马克思写小册子的巨大天赋，虽然蒲鲁东的著作毫无疑问是一个简单的批判对象。然而，尽管这部著作在布鲁塞尔和巴黎都出版了，但总共只印了800本，所以对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他不得不自己支付出版资金。蒲鲁东称这本书是“谩骂、歪曲和剽窃的罗列”[98]，作者是只“社会主义的绦虫”[99]。马克思认真对自己《哲学的贫困》作了注释，并很可能打算予以回应，但是因家事和1848年革命而搁置了。这是两个人极度辛辣论战的高峰。
蒲鲁东只是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吸收的几位巴黎社会主义者之一。而找其他几人也并没有更多的结果。与路易·勃朗有些简短的书信来往；艾韦贝克博士曾倡导以卡贝思想为基础的某种类型的和平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正义者同盟的存在下去的中坚力量。恩格斯在说服马克思一家与他一起在奥斯坦德呆两周之后，于1846年8月去了巴黎。他平时寄信到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报告他在德国工人中的宣传进展情况，他特别反对格律恩和蒲鲁东的弟子们。在巴黎一些主要的同业工会中，裁缝们仍然容易受到魏特林充满感情的基于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虽然魏特林本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因此，恩格斯努力吸收正义者同盟的残余分子为新成员（绝大部分成员是工匠协会的），逐渐给他们灌输某种形式明确的共产主义。到10月底，恩格斯寄到布鲁塞尔的报告说，他的新成员当时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说法，这包括：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私有财产，以及寻求促进民主革命的途径。然而，意识形态的胜利并不十分重要，因为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继续写道：“亲眼看到这场风波的上述那一伙人，是将近二十个木工。另外他们还只是在城门口同各色各样的人举行聚会；他们除了一个歌咏俱乐部外，没有一个固定一点的组织……”[100]这封信表明了恩格斯正处于非典型的现实主义时期。总的说来，很明显，恩格斯对于自己宣传的成功抱有一种过分乐观的态度。10月底，警方插手，甚至连已经存在的小规模活动都停止了。恩格斯觉得在离开巴黎之前，要转而征服许多国籍不同的女孩子得更加小心了。
德国通讯会建立在十分规范的基础之上：他们定期从下面几个地方发来报告：从西里西亚（受威廉·沃尔弗的鼓励）；从伍珀塔尔，赫斯的亲密朋友、画家克特根在这里领导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基尔·格奥尔格·韦伯医生在这里领导运动。然而，马克思对魏德迈在威斯特伐利亚找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商失去耐心了，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仍然在科伦。赫斯1846年下半年住在那里，并说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个党’和解了”[101]；他认识到把共产主义建立在历史和经济上的设想的必要性，并以极大的热心等待着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在1848年初之前，他与马克思并不是最后断交。但是马克思的思想在那里似乎没有产生影响，虽然这个团体在那里是由马克思的亲密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在德斯特尔和毕尔格尔斯的帮助下组建起来的，并且极为活跃地活动在当地政治生活中。
由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发向德国的保存下来的惟一信件是写于1846年6月寄给克特根的。马克思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批评了对政府当局请愿结果所抱的“幻想”，说明了“只有在德国已经有了强大的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下，通告才会发生影响，而实际上德国没有这样的政党”。在这期间，伍珀塔尔的共产主义者可以做些“表面上的”行动，支持资产阶级对出版自由、宪法等的要求。明确的、共产主义的要求只是到以后才有可能：“必须支持一切[8]使党前进的因素，但不能陷入无聊的、伦理性的辩论”[102]。
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通讯委员会最终的重要结果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与伦敦共产主义者之间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伦敦共产主义者是当时德国工人最大的、组织得最好的团体。直到19世纪30年代末，其中心一直在巴黎。1836年，被流放到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创立了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用代号和密码组成的秘密社团组织），这个组织本身源于早些时候的流亡者同盟。它最初的目标是把“人权”和“市民”引入德国，这个组织的成员大约一半来自手工业者，一半来自固定职业者。正义者同盟参与了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暴动，事情失败后，大部分成员逃亡伦敦，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兴旺的团体。[103]接着创立了一个“前线”组织，德国工人教育会，这个组织到1847年底有近一千名成员，并一直存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同盟由三人团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领导。沙佩尔是一位来自拿骚的资深共产主义者，一位贫苦的农村牧师的儿子。当马克思还是个小男生的时候，沙佩尔作为一名林学专业的学生，曾参加过“学生社团”（Burschenschaft）运动，与毕希纳和马志尼并肩战斗。据他的一位同事说：“与其说沙佩尔是通过他的理论知识，不如说是通过他的热情”[104]成为同盟中的革命者。鲍威尔是一个鞋匠。莫尔是科伦的一位钟表匠，也是他们三人中在智力、策略方面最具有才华的一个。[105]这个协会在比卡迪街附近的“红狮”公寓一周组织了四次活动。德国经济学教授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描写了其中的一个晚上，值得长段引述，因为它生动地传达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得以产生的氛围。（还有德国工人教育会，马克思的行动多年来一直在它的外围。）希尔德布兰德描绘了1846年4月的一个晚上，当时马克思恰好正开始与伦敦共产主义者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他写道：
我们大约八点半在紧张和不安的气氛中走向协会开会的地方。地点好像是一间啤酒铺。侍者在那里，精美的啤酒陈列在柜台中，但我没有注意到有消费者的座位。我们穿过这间铺子，上了楼梯，进到房间里，那里布置好了桌子和长椅，约能容下200人。大约有20个男人小聚在一起，坐在那里，用面前的啤酒罐喝着极为简陋的啤酒，吸着荣耀的烟（那里每张桌子上有一副）。其他人还在站着，门永远是开着的，以便让新到者进来。很显然，会议不久就要开始了。人们衣着是极为得体的，行为质朴，却不乏尊严，然而从脸庞来看，大多数是工人。主要的语言是德语，但还可以听到法语和英语。房间的最后摆着一架豪华钢琴，上面有几本音乐书。——这在伦敦是极没有音乐味的，表明我们来对了地方。我们悄无声息地在正对着门的桌边坐下来。当在等邀请我们来这里的朋友沙佩尔出现的期间，我们叫来侍者，要了一个传统的小便士的烟草袋。不久我们看到一个男人走进来，高大强壮，很健康的样子。他唇上留着黑色的胡子，目光清澈而深邃，举止傲慢，好像36岁的样子。他被介绍给我，就是沙佩尔……
沙佩尔邀请我们随他在房间后面坐下。在向后面走的时候，他只给我看一张海报，题目是“德国工人教育会条例”……协会的主要原则是人只有通过培养他们的智力才能获得解放。因此这些天所有晚间的会议都是教育引导。一天晚上，一个地方在教英语，另一个地方在教地理，第三层教历史，第四层教绘画和物理，第五层教唱歌，第六层教跳舞，第七层教共产主义政治观点……
我们坐在分配给我们的地方；当时房间全挤满了人。主持人（我不认识他，有人告诉我他是医生）开始了会议。当时是一阵庄严的沉默，每个人都抽了一口烟斗，秘书（一个裁缝工人，他的写作天赋看起来的确令我羡慕）宣布沙佩尔公民已经邀请了希尔德布兰德公民和迪芬巴赫公民，并问是否有反对意见。接着我们谈论了当前政治，沙佩尔公民做了一个关于本周事件的报告。他的演说流畅、极为翔实并且充满趣味。他和协会显然有着丰富的信息来源……自然，一种持续的强大的共产主义潮流是明显的，无产阶级是不断永远的主题，并且有一根红线贯穿了整个演说。我承认我被好好地上了解放主义的一课，但是其中几段使我毛发悚然……[106]
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试图与布朗基主义者联手在巴黎进行暴动失败之后，先是处于卡贝和平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影响之下。卡贝还劝他们放弃谋反暴乱的途径，虽然他们仍然只能是处于秘密状态的社团。但他们拒绝了卡贝的建议，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当时魏特林的影响已经变得重要。但是他立即进行革命的思想很快使他疏远了伦敦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开始更多地受到自己亲身经历的欧文主义的计划、人民宪章运动以及实实在在的英国工联成功的影响。魏特林认为“人类要么永远是成熟的，要么根本就不会成熟……革命的产生如同暴风雨一样，没有人可以预先描述出它的轨迹……智力只起着很小的作用，没有激情就会一事无成……最为伟大的壮举总是伴随着鼓动群众的激情”[107]。但沙佩尔的观点是“通过强制性地给人类灌输新思想就像强迫树成长一样容易。让我们避免机械武装暴动：它是原始的；人类并不需要它……让我们视我们自己为人性这棵强大树木上的叶子，我们播下了平静行动的种子，我们的后代将会收获”[108]。这一争论在协会讨论中持续了几个月，魏特林巧妙地获得了克利盖的支持，但大多数的工人最终站在了沙佩尔的一边。
马克思1846年5月中旬建议伦敦的共产主义者组成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办公署，定期与布鲁塞尔联系，至此，他们断绝了与魏特林的一切联系。恩格斯早在3月份就正式请哈尼担任与布鲁塞尔方面联系的通讯员。但是哈尼2月份就已经成了该同盟的成员，他坚持先与沙佩尔及同盟领导者商议，这意味着他们并不信任“布鲁塞尔方面的文字特征”[109]；马克思的观点的确很不受他们欢迎。按照沙佩尔的说法（以及他的信反映出来的同盟领导者们总体上的观点），革命不可能被命令，精神的觉醒必须在机械武装暴动之前。同盟的任务在其领导者们看来是“一个启迪人民以及宣传财产公有的团体”[110]。他们还反对马克思对克利盖的观点，抱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精神傲慢”[111]。然而，沙佩尔1846年7月的确同意了马克思的提议，即在将来某个时候举行伦敦大会澄清差异，并“给我们的宣传带来力量和统一”[112]。晚到1846年12月，恩格斯才向马克思建议（在一封信中，这封信是他们“精神傲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也许必须让联系伦敦的通讯员悄悄地退下来，以尽量与哈尼达到某种一致。[113]但是，特别是由于马克思的各个欧洲通讯委员会根本上还没有真正开始工作，所以很显然，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就其成员和组织而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最有希望进入到工人阶级政治中去。
11月，正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正式移到了伦敦，在此之前它一直在巴黎。在卡贝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遭到拒绝以后，同盟需要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办公地点的搬迁还意味着组织革新的尝试。1847年1月20日，伦敦通讯委员会决定派莫尔（他的观点显然更接近马克思，而不是沙佩尔的观点）去布鲁塞尔请求马克思的帮助，并邀请他参加同盟。马克思后来写道：“我们对这种建议有种种顾虑，但都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说，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们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将作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的宣言中表现出来；他又说，可是为了同保守派分子和反对派分子作斗争，我们必须亲自参加大会，这就涉及到我们要加入同盟这样一个问题了。”[114]马克思在加入之前提出的另一个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115]。几位其他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同时加入了同盟，恩格斯（莫尔在巴黎拜访了他）也加入了。伦敦中央委员会表示愿意改变主意，它给同盟成员发了通讯，在通讯中说需要一种对目标更为严格的规定，不要以纯粹情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并谴责了阴谋革命的方式。
大会打算（实际上伦敦中央委员会曾早在1846年11月在极民主思想下召开过）1847年6月2日至9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以缺钱为借口没有参加，因此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恩格斯代表巴黎成员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决定改组同盟的民主基础，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突出阴谋的方法是不合适的，并发行杂志。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杂志，主要是由沙佩尔写的，名字是《共产主义报》（KommunistischeZeitung），9月刊行。在新的章程中，原来的口号“一切人皆兄弟”为“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所代替。（据说马克思宣布，有很多人，他绝不希望是他们的兄弟。）章程整体上仍然代表着马克思观点与伦敦共产主义者观点的折衷；他们的第一篇文章写道：“同盟的目标是通过宣传财产公有理论以及尽快地实现它，废除人类的奴役”[116]。当时提议了同盟的三层结构：公社；圆形委员会（circlecommittee）（包括主席和相应的公社出纳）；中央委员会，包括每年的大会，每年选举的、可以随时撤销一切职员。《信仰的自白》由恩格斯起草，转发奋支部，讨论接下来11月份的第二届大会。
6月大会的成功激发了马克思在8月初就正式把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支部，他担任主席。正是同盟（一个秘密的组织）广泛的实践使公开的“工人协会”得以建立。8月底，德国工人协会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卡尔·瓦劳（一位印刷工人）任主席，莫泽斯·赫斯任副主席。开始时有37位成员，而后迅速增加。[117]除了很多社会活动之外，协会还举办每星期三讲座（有时是马克思来讲）和每星期天威廉·沃尔弗举办的每周政治评论。马克思很高兴这种“完全是议会式的”讨论，此外，公众活动也令他“非常振奋”[118]。
与此同时，马克思竭力使报纸成为他随时可以发表观点的阵地。《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净从1847年开始在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太德（他以前曾在巴黎编辑过《前进报》）的负责下，每周发行两次。伯恩施太德19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为普鲁士和奧地利做过间谍，布鲁塞尔的很多人怀疑他还在继续从事间谍活动。无论如何，该报采取了日益激进的和反普鲁士的基调。1847年4月，威廉·沃尔弗开始为该报撰稿；9月，马克思开始了经常性地写作，此时他已与伯恩施太德达成协议，该报将接受他和恩格斯写的一切稿件。他向海尔维格激烈谴责了德国人对该报工作的批评，这些德国人“总是可以拿出一千条现成的格言，来证明他们为什么要白白地放过这种机会。任何一个有所作为的机会，都只是使他们感到进退两难”[119]。
马克思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为回答《莱茵观察家》上未署名的文章而写的，该文的作者海尔曼·瓦盖纳（后来成为俾斯麦的密切合作者），该文竭力给人这样一种观念，即普鲁士政府是支持“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举措的，作者引证了最近把主要的税收重担由粮食移到收入上去的提议。马克思驳斥了这种认为共产主义者可以从政府获得支持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针对瓦盖纳诉诸于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马克思宣称这些原则只不过是——
……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
…………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120]
在德国，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联合，因为“除非资产阶级和人民共同努力，否则便不能推翻贵族”[121]。瓦盖纳下面这种观点完全错了，即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与现实中他最危险的敌人国王政府联合起来是明智的。“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正像霍布斯所说的，是puerrobustus，sedmalitiosus，一个结实而调皮的孩子；他不会让国王（无论是瘪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这种人民首先要向陛下要求有普选权的宪法，要求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令人不快的东西。”[122]
另一篇是马克思反对海因茨的论战文章。海因茨后来评论说马克思是为了砸碎一块窗子玻璃而调过来大量炮兵的那类人。海因茨曾在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1845年在马克思的团体中度过了很多时间。但他一移居到瑞士，就不仅抨击共产主义而且抨击“真正的”社会主义，在那里逐渐与卢格友好起来。海因茨是一位彻底的共和主义者，他认为君主政体是一切社会罪恶的基础，因此共和政体的宣言将会结束。在对海因茨的回答中，马克思认为“政治关系……也是社会的……关系”[123]，并分析了君主政体作为旧封建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之间的过渡机制所起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力量，并成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庄严的“人性”观念’正如海因茨所希望的，不会使阶级消失。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124]。
1847年9月16日至18日，专业经济学者大会（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强制性集团）在布鲁塞尔召开。马克思应邀参加。格奧尔格·维尔特提出了反对的意见，由于没有提及工人的悲惨遭遇，那么他们为自由贸易炮制的所有颂词都是谎言。马克思打算发表演讲支持维尔特，但是为了阻止他的介入，一串发言者都被宣布取消了。马克思立刻把他的发言给了比利时和国外的几家报纸，但只有一家布鲁塞尔小报《民主工作室》（AtelierDemocratique）打算刊登。马克思在分析了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造成的悲惨结果之后，说虽然如此，他仍然对它持支持态度，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125]。
9月29日，为在布鲁塞尔将要成立的国际民主协会（效仿伦敦兄弟民主党）举行成立典礼会餐。（当时很多政治性协会在会餐的掩饰下进行，因为这样警察更难于发现。）伯恩施太德发起并安排了这次会餐。马克思由于家事已暂到马斯特里赫特看望他的妻弟去了。虽然恩格斯把举行会餐看作反共产主义的行动，但他还是设法当选为副主席之一，并成为创建该协会的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恩格斯迅速把自己的代表职位让给了马克思，然后就离开去巴黎了，在那里他又重新开始了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公众领袖的接触。马克思及时被选为协会的副主席。协会举行多次会议，在比利时成立了许多支部，发表了有关诸如以在瑞士自由面临的威胁以及波兰革命周年纪念为主题的文章。[126]
但是马克思还有另外一件更为紧迫的事情要做：10月底，他收到了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寄来的一封信，告诉他大会要推迟到11月底，并力劝他亲自参加。11月27日，马克思跟维尔特和维多克·特德斯科一起离开了布鲁塞尔；28日马克思在奧斯坦德见了恩格斯；29日马克思恩格斯与特德斯科一起会见了坎勒尔（Channel）。马克思表面上是作为民主协会的代表参加兄弟民主党庆祝1830年波兰起义大会的。在到达伦敦之后的晚上，马克思及时对兄弟民主党发表了“充满活力的”[127]演说，到了皮卡地利附近的大风磨街德国工人教育协会总部。[128]他对他们说：“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的人所处的状况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灭亡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建立起来。”[129]马克思结束时提议把布鲁塞尔作为来年会议的地点，但这个提议被偶然的变故打断。
第二天，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二次会议在老地方开始了。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在长时间的辩论中……捍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130]。辩论持续了整整10天，期间起草了新的章程，下面的事情变得清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基本上还必须秘密地运作）将有一个从根本上讲来产生于每年举行的大会的民主机构，并有公开宣传学说的基本目标。章程搁置了他们6月份采用的“财产公有”这样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观念；宣布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131]。在大会的结束，马克思恩格斯被赋予写一份宣言的任务，公开宣布同盟的思想。这些讨论的记录没有留下来，但弗里德里克·列斯纳很久以后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对马克思的深刻印象：
马克思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大约28岁左右，但他给我们所有的人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中等身材，肩膀宽阔，体格强健，动作充满活力；额头高高隆起，棱角分明；头发乌黑浓密；目光敏锐。嘴巴已形成了令他的对手极为害怕的嘲讽线条。马克思是一位天生的人民领袖。他演说简明，逻辑严密，令人信服；从来不说废话，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思想，每一个观念都是他论证的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马克思绝不会对自己抱有任何幻想。当我越来越认识到魏特林时代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不同，也就越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代表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年。[132]
马克思回到布鲁塞尔，几乎没有时间写《共产党宣言》。紧接着他开始给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作关于工资的系列讲座。[133]在这里，马克思主要思考超越资本是由原料、生产工具等简单构成的这一想法，认为这些因素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构成了资本。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134]
资本存在的必要前提是“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135]。资本与雇佣劳动在功能上是互补的，在利益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工作条件可能会暂时得到改善，但这只不过意味着工人阶级“它本身在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罢了”[136]。接着马克思详细陈述了（在以后的著作中得以修改）随着生产力和机械化的提高，工资将下降的观点。2月，马克思开始详细整理这些讲稿，打算发表，但是由于他被逐出比利时而中断了。
马克思在民主协会中也很活跃，他一返回布鲁塞尔，便收到了兄弟民主党寄回来的信，信中说：“尊敬的代表、朋友和弟兄马克思，我们要告诉您，我们将满怀热情地欢迎您的到来，并聆听您的演讲。因你作为代表出席，所有的眼睛都散发着喜悦的光芒，所有的声音都高喊着欢迎，所有的手臂都友爱地伸向你……我们怀着最真诚的喜悦之情接受你与我们的联合”[137]。马克思帮助创建了根特这个地方的一个新支部，在新年庆祝会上引入注目，在那里燕妮由于她的社交能力获得了称赞。燕妮。马克思断然拒绝被介绍给恩格斯的情妇——玛丽·白恩士（恩格斯鲁莽地带她一起来了），这只是很多次中的一次。斯蒂凡。波尔恩回忆道：“出于荣誉和道德的纯洁，高贵的女性是不妥协的”[138]。他还把巴枯宁和德斯特尔引进了民主协会。然而，巴枯宁和同盟甚至和这个工人协会没有任何联系。在他看来，马克思是“通过使工人丧失连贯的思考伤害他们”，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团体中“自由呼吸是不可能的”[139]。无论如何，马克思1月9日还是设法在他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使民主协会采纳了他的想法（这与他在9月份的经济学大会上要发表的演说内容是一致的，如果当时允许他发言的话）。他是这样概括自己的论点：“当前的保护体制是保守的，自由贸易的体制是具有破坏性的：它瓦解了旧的民族国家，并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推向了顶点。一句话，贸易自由体制加速了社会革命。”[140]
与此同时，马克思一直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伦敦共产主义者给他提供了一叠资料，其中至少包括三份各自独立的《共产党宣言》暂定稿。恩格斯起草了一份草稿，其中吸收了1847年6月底第一次大会的观点，这份草稿在夏末秋初的多次小组会议上讨论过。[141]莫泽斯。赫斯另提了一份稿子，恩格斯讥讽地说是“神性的改善”[142]。赫斯的草稿没有保存下来，只有两篇针对时代[143]而写的《信条》保存下来了，文章表明了不论在思想上（在这一点上，赫斯坚信证明方针的合理性要诉诸于永恒的法则）还是在策略上（在这一点上，赫斯认为接下来的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差异。恩格斯代表同盟的巴黎支部，起草了第三稿。关于第三稿，他在起身去伦敦前给马克思写了信：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十分仓促。[144]
这份草稿的题目是《共产主义原理》，由25个问答组成，马克思极为广泛地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但是，公正地讲来，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恩格斯根源于启蒙运动和根源于他在工业化英国的经历而来的乐观的、决定论的方法和马克思根据法国工人阶级的经验而来的更多地对政治的强调。[145]恩格斯后来说它“基本上……是他[9]的著作”[146]，并说“……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147]。虽然《共产党宣言》的封面上出现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并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两个人共同的作品，而实际上它的写作完全是马克思一个人完成的。
《共产党宣言》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中世纪以来阶级社会的历史，末尾预言了无产阶级对当前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胜利。第二部分描述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中的地位，反驳了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批评，接着叙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要采取的措施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第三部分广泛地批判了其他几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保守的、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的。最后一部分简短叙述了共产党对其他对立党派采取的策略，结尾呼吁无产者团结起来。
文章的开始部分典型地表现了马克思的历史方法：
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48]
接着他用一段话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的结论：“现今的这个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分裂为两大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从封建社会中产生，借助于美洲的发现，它促进了世界市场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并到处强制推行阶级及其观念的统治。马克思用一个比起其他国家、更适合当代法国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短语，把现代国家描写为：“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149]。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创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哥德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同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150]然而如果资产阶级不使生产工具发生经常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正像资产阶级导致了封建社会的覆灭一样，现在它“像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51]，因此正走向自身的覆灭。资产阶级不但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运用这武器的人——无产者。
接下来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工人已变成机器的简单附属品。现在机器广泛使用和劳动分工加剧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尽管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延长，而他们的工资却越来越少。中下层阶级被迫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了：
中层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够经营大工业，经不起大资本家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中间的各个阶级补充起来的。[152]
无产阶级本身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起初他们的基本目标是使劳动者回复到中世纪后的境况；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他们开始组成工会；最后阶级斗争变成了政治斗争。随着斗争接近决战时刻，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分化，小部分人（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中的小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社会上没有其他阶级能够承担起无产阶级的革命角色；中层等级实际上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后退；“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腐化的消极产物”[153]，甘心被反动阶级收买。马克思这样总结了这部分：
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的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154]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刻画了当时他所能预见的未来发展趋势。德国当时的无产阶级事实上不到人口的5％，甚至英国资产阶级的控制力也还远没有达到“普遍”的程度。
在第二部分，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共产党并不反对其他工人阶级政党；他们的利益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两点使共产党明显区别于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是国际性的；共产党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重大作用。共产主义思想不是被发明或者被发现的：它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表述，可以把它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接着马克思论述了反对意见。
第一种责难说，共产党意欲消灭“人们亲自获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155]。
马克思回答说，资本的力量正在消灭着小手工业者和小农的财产；无产阶级并不拥有任何财产；资本是共同的东西，是社会一切成员联合工作的产物，因此理应成为共同的财产。私有财产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因此所有反对消灭它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的观点。
同样，在回答第二种责难时，马克思认为消灭家庭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的家庭——它的补充物是无产者家庭生活的实际缺乏和公娼制。
在回答第三种责难时，马克思认为所谓“妇女共同体”的要害就是要消除妇女仅仅被当作生产工具来看待这样一种地位；当前的制度不过是公开的和私有的娼制。
据说共产党还希望消灭祖国和民族。但是工人没有祖国。现代工业在消灭着民族之间的差异，随着阶级对立的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也将消失。
在马克思看来，流行的有影响的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认真探讨。在这一部分，马克思用最少的笔墨漫画式地描述了思想在社会中的作用，他问道：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隨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奧思想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56]
驳斥完这些责难之后，马克思概述了无产阶级一旦成为统治阶级将采取的措施；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57]
接下来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受恩格斯草稿启发而写成的，其中制定的计划包括地产的剥夺、继承权的废除、税收的强征、信贷的集中、国营工厂和义务教育。马克思总结道：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158]
《共产党宣言》的第三部分包含着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的三种社会主义的批判。第一种社会主义是贵族倡导的封建社会主义，他们是要向已取代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复仇。与封建的社会主义同行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马克思抛弃了它，认为它只不过是“僧侣用来涤除贵族肝火的一种圣水罢了”[159]。第二种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这个学派很好地分析了现代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但是就其积极内容来说，它却是反动的，它希望重建行会式的工业组织和宗法式的农业。第三种，马克思标志为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有一些德国哲学家（主要是费尔巴哈的追随者），他们通过把法国社会主义变为形而上学的体系而阉割了它。这在像德国这样经济滞后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在那里，思想不反映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因此这些哲学家以为自己“不是坚持真实的要求，而是坚持对于真理的要求，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是不属于任何阶级，并且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160]。
《共产党宣言》第二小部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中阐述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很短。蒲鲁东是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表，马克思花费相当的精力研究了他的学说。在这里，马克思只是考察了“社会主义的资产者要保全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要有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要保全现代社会，但是不要有那些使这个社会发生革命和陷于解体的因素。他们只愿有资产阶级而不要无产阶级”[161]。所以这些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改革丝毫没有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但是事实上他们至少缩减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简化了资产阶级政府的管理事务。
论述的最后一个学派是“批判的空想的”派别，其代表人物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样的人。它起源于早期萌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些人已经认识到了阶级对立；但是在那个时代，无产阶级还没有充分发展为变革社会的可靠力量。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和小规模的行动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反对政治性的，尤其是反对革命性的行动。他们空想的社会改良计划是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很不发展状态，“从无产阶级希望社会总改造的最初的充满预感的激动中产生的”[162]。但是，这些乌托邦的作品同时包含有批判的成分：由于它们攻击现存社会的一切原则，从而充满了对工人阶级具启发意义的真知灼见。然而作为现代阶级斗争凝聚力量的方式，这些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失去了一切实践的价值或理论合理性。这样“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也曾经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却就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163]。
仅存的《共产党宣言》的一页，最上面两行是燕妮·马克思的笔记。
《共产党宣言》的第四部分，也就是总结部分，论述了共产主义者对其他各种反对党的态度：在法国，他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在瑞士，他们支持激进分子；在波兰，他们支持农民革命者；在德国，他们支持资产阶级。但是，在德国，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向工人阶级宣传要尽可能地清楚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内在的对立。共产主义者把注意力主要地转向德国，他们认为那里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共产党宣言》结尾写道：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64]
当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共产党宣言》包含的几乎所有的思想在以前，尤其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都有过清晰阐述，《共产党宣言》坚定地继承了法国社会主义者传统。[165]巴贝夫关于革命的思想、圣西门的历史时期的划分和对工业的重视、孔西得朗的《宣言》（Manifeste），所有的这些都给马克思多方面的思想启发。他本人第一个承认他开始使用的阶级的概念，很久以前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使用了。[166]但有力的、全面的分析和一贯的唯物主义方法却完全是崭新的。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宣传性文稿，在革命的前夜迅速传播。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认为“‘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67]。就以后所有使它成为一部名著的清晰性和力度而言，《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被忽略了。《共产党宣言》还没有完成，1848年的革命就已经开始了。
[注释]
（略）
[1]“直观”一词英文表达为contemplation。
[2]“任意”一词英文表达为will，即“意志”、“意愿”。
[3]“学术”一词英文表达为scientific；“评述”一词英文表达为critical。
[4]前文说马克思黑发，提到马克思的孩子继承了父亲的黑发、黑色的眼睛。
[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l版，第27卷，465页。
[6]英译文为“真正比例关系”。
[7]“空论”英文表达为doctrinaire。
[8]英文作者在“一切”上加了引号。
[9]即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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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顶家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田球一自传（1952）
秃顶家谱
往东京去的旅途上，我访问了在鹿儿岛的外祖母的家。我的家谱中有一半是和鹿儿岛人有关的。我常对人说：“我的祖先是毛剃九右卫门！”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假话。毛剃九右卫门是在歌舞伎①中有名的近松所作的净琉璃古曲“博多小女郎航海”中出现的富有机智与胆量的海盗头目。
①“歌舞伎”是日本古典戏剧之一种。——译者
从事航海的开始，总是和海盗分不开的。而航海的兴盛和资本主义的发达又具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谁都知道，美洲大陆的发现与绕好望角航行的成功，替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天地，使行将崩溃的封建社会内在的革命因素很快地暴露出来。航海兴盛后，殖民地开辟了，资本主义就在殖民地的掠夺上面发展起来。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基础和速度，决定于这种强取豪夺是怎样大规模地进行。所以无论哪一个国家，在它的新生的暴发户的身体里面，都带有靠一叶扁舟随波逐浪杀人越货的凶暴的海盗的血统。
日本在这一点上也没有什么两样。三菱财阀就是以长崎为中心根据地的行船出身的。如果再追溯它的根源的话，无疑地它曾经是海盗。
我的祖父，虽然比三菱规模小些，但也是从海盗一类人物中出身的。他承受了这种血统，从幕府末期至明治初年，作为以鹿儿岛为根据地的贸易商人，活跃在整个日本资本主义的前期。在他的一生中，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所以，我非常喜欢谈到我祖父的事。
在近松作的“博多小女郎航海”一曲中也写道：“西至长崎萨摩湾，承办中国荷兰货，朝朝夕夕无休止，千艘船进千艘出。一日千贯又万贯，金钱飞跃银钱舞，金色世界亦如此。”从这首净琉璃古曲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外国商品冒犯着德川幕府的禁令从长崎港或萨摩海湾不断流入，在封建社会的小框子里面，已经容纳不下资产阶级的发展。海盗头目毛剃摆着架子说：“在下长崎人也，名换九右卫门，以私贩中国货物为生。”他又说：
“虎皮一百有五张，我看心发狂，
老山人参三十斤，装在五只箱，
一旦亨通遇佳运，有福大家享。
绸缎七箱二百匹，安排已停当，
由这船装到那船，麝香四十件，
但愿偷过巡哨眼，中途莫出险。”
由此也可以看出，近松笔下的毛剃九右卫门，便是专以破坏当时国家禁令的“走私”为职业的海盗或秘密贸易商人。说不定毛剃这个角色就是三菱祖先的结义弟兄。
我的祖父和这毛剃比较起来，在时代上接近幕府末期，已经有些近代化了。但是在祖父经营这种以冲绳为中途站采购欧洲、中国的杂货和冲绳的砂糖与蓝靛的买卖中，还残留着和毛剃同样的“走私”风气，而这种“走私”风气，与时俱进，已逐渐走向公开化和合法化的过程，因而海盗的血也变得稀薄了。所以说我是毛剃的子孙的话，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总之，由此可知，我的祖父在思想上是有着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的。
我的父亲的妹妹——也就是我祖父的长女，在明治初年十六岁时，和旧幕府的臣下松本土木工程师结婚。松本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便进以前的递信省工作，因为看不惯日本官厅的官僚的气氛，又回了伦敦，以后就死在英国。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祖父的长女，以后就和她的亡夫松本的友人仙石贡再度结婚。松本和仙石都是从前递信省的土木工程师。仙石以后成为宪政会的领袖，外号叫“雷爷”，曾当过铁道大臣等职。
我的叔父权次郎从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当了律师，他和后来称为日本司法界的巨头的江木冷灰、花井卓藏等人，同是日本律师的先驱者。不过他在青年染上肺病，回鹿儿岛后就死了。
前面曾提过我的父亲有一个时期进过庆应义塾，就从父亲和叔父等的事情看来，也可以想像出我的祖父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的人。他在鹿儿岛的根据地，有好几座仓库和三艘双桅帆船。并且在那霸、门司、大阪等地都设有支店。后来大阪成为重要据点，他就逐渐放弃了鹿儿岛。祖父在六十二、三岁摄的照片，到现在还保存着。从这张照片看来，光秃秃的头顶，一看就是气魄豪爽的。这种头顶秃落，似乎是我家的遗传。
我还记得多少年以后在鹿儿岛的我的祖母曾这样的说过：“川崎那些人不就是政府的御用商人吗？把那些家伙看成有一点人味儿都是错误的。如果不靠自己的力量干，是没有做人的价值的。”从这些话可以了解，我祖母也因为受了祖父的影响，进步思想极为浓厚。祖母所说的“川崎”就是指川崎重工业的祖先川崎一家。祖父虽比他们年龄较长，但作为同一时代鹿儿岛的商人，大体上是和这川崎家门户相当的。但是，明治维新这具有革命意义的历史的变动，把鹿儿岛的商人，分成了两派：一派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西乡派，另一派则与大久保派相勾结以图扩展自己的地位。川崎家就是依附于大久保派的，完全受到政府的保护，从明治政府取得造船的权利，奠定了今天隆盛事业的基础。我的祖父是支持西乡派的。西乡虽然是当时侵略主义的元凶，但是，他的冒险主义在想积极向外发展的进步人士、资产阶级人士之间，却很有声望。这就是说，西乡在另一方面是当时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勇士。像奠定自由党发展基础的江藤新平和急进分子板垣退助，全都声援西乡，并不是偶然的。大久保派是官僚主义派，这一派后来成为使日本资本主义急速向帝国主义发展的强大力量，他们认为在明治维新后先巩固内部而后再向外发展是有利的，因而就选择了这一条道路。大久保派与西乡派之间，只有在这一点上有所差别，在本质上并没有其他任何区别。如果认为这一派是进步的，那一派是反动的，想黑白分明地来区分这两派，那是错误的。
我的祖父因为是站在西乡这一边，在十年战争时，被彻底打垮，房子被烧毁，仓库被破坏，以后就一直败落了下去，最后是完全没落了。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政治与资本家的发展，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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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愿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田球一自传（1952）
母亲的愿望
1911年三月底，我在冲绳的中学毕业后，就到东京去，从那霸乘船经鹿儿岛到神户，再由神户搭火车到东京。船票连火车票一共化了七元五角钱，或者还不到八元钱。
在鹿儿岛路过母亲的老家时，外祖母①拿出一只自己非常宝贵的表给我，鼓助只身前往东京的我说：“既是上东京去，就带着这只表去吧。”我很想有一只表，但我更需要的是钱。所以我就回答说：“表，我不要；不如给我点钱吧。”这样我就拿到十元钱离开了外祖母的家。那时，我这个千里迢迢远赴东京的人，腰包中就是这般艰窘。
①这里的外祖母指德田球一同志的外祖父的嫡妻。——译者
当时从冲绳到内地的专门学校或大学去读书，是一件现在不可想像的困难事情。这是因为冲绳的物价非常便宜，生活费一般有内地的四分之一左右就够了。在冲绳，那霸的中学生的住宿费一个月三元，加上文具纸张以及零化费用两元，统计每月普通五元钱足够了；但是在东京，住宿费每月就要十元，再加上其他费用，每月就得要二十元左右。当然像我这样的学生一个月要超过十五元的话，就付不出了。在冲绳和与东京之间，就是有这么大的差别。
如果用农民们的收入来比较，那末其间的距离更大。
首先，从冲绳向内地输出的物资，普通以大阪的行情为标准；从冲绳到大阪的运输费用很大，加上冲绳各地和那霸之间的交通不便，运费又特别贵，因此如果在冲绳不先压低价格，就无法竞争。内地的商品以相反的过程运入冲绳，所以冲绳的农民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得贱卖贵买。此外，冲绳的农业生产技术也远较内地落后，渔业和其他方面都是一样，这就使两者间的贫富差别更加显著。
现在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那时内地稻米每段地①的平均产量差不多已经达到两日石②左右，可是在冲绳最多也不过一日石二、三斗，同时因为冲绳米的质量低劣，内地米与冲绳米的价格之差，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所以，要想把稻米向内地市场输出，根本是不可能的。因而，冲绳的农民不得不集中所有力是从事于在冲绳并不十分有利的甘蔗耕作。
①每段约合十五公亩。——译者
②每日石约等于6.5立方尺，约合1.8公石。——译者
当时渔业还是用非常原始的方法经营着。渔船用的是所谓“挖心船”这是用粗大的杉、松一类的木头凿成的，有如南洋的独木船。这种“挖心船”，就是张起帆来也驶不出多远，并且即使能够深入海洋，因为船的容积小，也不能装戴许多渔产物。因此那时冲绳的渔业只限于沿岸捕鱼，捕猎的鱼类也只够供给船当地人的食用；至于向外输出，根本是谈不到的。那时在内地已经有了三枝桅的捕鲣船，虽然还没有使用发动机，但已能深入远洋使用大网捕鱼，并已开始使用轮船捕鲸鱼了。
因为有像这样的经济上的差别，所以在当时要送子弟从冲绳到内地的专门学校或大学读书，并不是件普通的负担，除了地主或是经营商利贷的商人以外，一般人是办不到的。大约在我们十年以前，我们县里对于到内地留学的人还给予辅助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到了我们的那个时候，虽然也有郡公所的辅助费，但这不过只限于极少数的几个人，并且这在名义上虽是辅助费，实际上并不是白给的，而是一种“贷款”性质的，所以根本不值一提。在我的故乡国头郡，每年也只选取两名，因为我是中学有名爱胡闹的人，根本就没有被选在这两名中的可能。
我的父亲，由于祖父是鹿儿岛的贸易商人的关系，在年轻的时候，曾一度进过庆应义塾。但因他是独养子，祖母总舍不得把他放在遥远的东京，所以不到一年，他就被叫回到冲绳了，以后他就不得不终生留在冲绳这个小岛上。父亲对这件事常引以为很大的遗憾。祖母对于过去因溺爱孩子而误了我父亲一生前程的错误，直到很久以后还在后悔着。因而，在我出生之后，看到我在小学的成绩还不错，父亲和祖母便常说这个孩子无论如何也要送进大学，这成了他们不变的愿望。父亲是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去世的，但直到最后一息，他还始终梦想着要把我送进大学。祖母在我十七岁时死去，在她的遗嘱中也说务必要设法把我送进大学。我中学毕业时，家中只有母亲一个人，生活愈见艰难。甚至在那霸的中学读书时，我不得不寄居在舅父家中，从事奴仆般的劳动。在这样的情形下，母亲所以想把我法到东京去升学，多坐是要完成父亲和祖母的遗志。
但是，在我的母亲方面也有她自己的热心的计划。这就是说，她希望我将来成为一个医生。
在这个时代，日本国内到处都是医生走运，以致“求学则学医”的风气风靡了全国。因此只要是医科系统的大学和专门学校招考，无论这个学校在哪里，都有大批的投考青年涌到那里去。就是在私立大学里，医科学生也占最多数，其次才是法科。这是在文化还很低落时期的普遍的现象。在远古时代，医生曾是神的代理人，是帝王的智囊。最初，科学是以农业、土木、医学开始的。在我儿童时代的冲绳，也还是这样，一提到学问，几乎就限定是医学，对医生的向往普通都很强烈。至于我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在我中学时期一直在我的舅父的家里，金城清松大夫曾和我住在一起，所以我的母亲更格外希望使我成为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做医生保证将来可以多赚钱，对于我的贫穷的母亲来说，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也未可知。我的贫穷的母亲，抱有即使借债也要供我读书的决心。她是怀有这样一种希望：如果说是学医，那么，去借学费也比较容易借到手，甚至就是在毫无办法时，从金城大夫或是从贪婪的外祖母手中也许都可以想出一些办法来。
因此，在冲绳读完中学的时候，为了符合我的贫穷的母亲的唯一愿望，我也打算成为一个医生。
我是在明治末年的前一年春天，樱花正在含苞欲放的时候到达东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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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萌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田球一自传（1952）
思想之萌芽
“社会主义真髓”，并不是一本具有理论体系的书，而只是一本近乎中国古书中言行录体裁的书，它蒐集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克鲁泡特金这一派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并用这些人的言论来讲解社会主义的意义。因而，要想从这本书中有系统地学习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办不到的。但是对于刚进中学五年级的我，这种书却比较容易接近而又容易理解。我就从这里开始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同时也知道了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名字。书中刊载着这些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们最受人喜爱诵读的词句。
通过这本书，使我对有钱人和官僚所抱的反感，获得了从以前的唯心性质的转变为唯物性质的基础。这本书中以“马克思曰”或“恩格斯曰”开头的词句，我已经不再一一地记得了。但是对于统治阶级的掠夺群众、资本的积累、统治政权和经济的关系等理论，我却是由于这本幸德秋水的著作得到了启发并且能够初步在理论上加以掌握，虽然这种认识还是模糊的。这使我变得比以前更加勇敢了。
在对那时的回忆中，有着这样一桩事件。闲院亲王夫妇来到了冲绳，我们五年级的学生都受命扛着村田式大枪在闲院亲王夫妇通过的道路两旁并排站立。在我们这个用人组成的墙壁后面，一般人们跪坐在地上。看到这两个人打面前走过去，我对于男的方面，除了觉得他装着一副了不起似的嘴脸外，并未引起其他感觉。但是女的方面，却在我的眼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一个小小的身材上配着一个小小的脸孔；在这小小的脸孔上，简直像粉刷墙壁似地涂着厚厚的粉。我寻想着，这像个什么呢？啊，对了，这是只“白老鼠”！的确，完全令人感到是只“白老鼠”。扛着枪前来欢迎“白老鼠”，这种举动既可笑又愚蠢。我把这个“白老鼠"的印象告诉了一个同学，于是问题就麻烦起來了。学校当局认为事件重大，甚至要开除我的学籍。但是因为我在学校的成绩优良，在教师中有我的远亲冈本，以及我认识像金城大夫和金城县议员那样有势力的人，所以事情就在不声不响中不了了之。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中学生仅仅由于顽皮或不谨慎而惹起的偶然事件，而是由于冲绳人对统治势力反抗的一种思想，有意识地在我心中抬头的缘故。那时对冲绳殖民地的榨取、专制，与日本内地人不同的差别待遇，内地人官吏和承办商人的贪污腐化，以及因而发生的大多数冲绳人与下层内地人所处的奴隶地位和生活状态等等，对于这些现象，我虽然在心中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可是用社会主义的眼光来加以分析和观察的思想，却已经逐渐萌芽了。在学校里，我们和内地人的学生之间的不睦，闹得很严重，有时甚至双方暗藏匕首互相对抗。我们对于中学教师的批评与斗争也进行得相当激烈。在惹起“白老鼠”事件时，正是我逐渐克服过去那种颓废思想、无政府思想而逐渐转向到严肃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时候。
但是现在再回忆到当时读“社会主义真髓"的情形，我觉得克鲁泡特金用响亮的声音喊出的“给我们自由和面包”的口号，对我那青年的心灵也许具有更大的魔力。在那时，和马克思、恩格斯相比，他的美丽的词句更为我所喜爱。随着时间的进展、经验的积累和阅读各种杂志报纸，我这种幼稚的思想也逐渐成长了起来。不久之后，我已经能够理解到读“社会主义真髓”时所不能抓住的、比较深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了。这是我到了东京以后的事。
1911年（明治44年）三月底，我从首里中学毕业后，为了要进东京神田的补习学校，我只身离开了冲绳。由那霸经鹿儿岛而到达神户这一条航线，是我祖父在幕府时代末期至明治初期从事贸易时用双桅的帆船往来走过的黑潮，他以冲绳为中途站，把从中国及欧洲买來的商品运到京都附近的地方去出售。我这次去东京，也是航行在这同一的黑潮上。季节正是春天——在我少年结束期种在我心中的思想种子开始萌芽的春天。那时我想作一个医生。因为这是我的孤独地留在故乡的母亲的唯一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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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社会主义真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田球一自传（1952）
读“社会主义真髓”
我在十七岁那年上中学五年级的时候，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真髓”。
因为幸德秋水是中江兆民的学生，所以在他的“社会主义真髓”中比“一年半”更进一步，这正适合我的需要。在我生来第一次接解到的这一社会主义文献里，我偶然发现在封面的背面有著者的亲笔签名。从这本书里我第一次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宇，学习了他们的语言。
“社会主义真髓”在促造我的革命勇气和信心方面，是起过很大的作用的。
那时在冲绳的人民中间，也出现了程度很薄弱的政治觉醒。的确，就在由小学校长出任县议会议员的金城时男身上，也反映着这种冲绳人民的成长。这一次，我和读“一年半”的时候不同了，我是在这位金城县议员的明确指导之下，读完了“社会主义真髓"的。事情的开端是这样的，当时举行普选的主张逐渐影响到了冲绳，引起了十七岁的我的兴趣。
反对举行普选的主张的一派的理论是这样的：
“按照目前日本的情况，大多数人对于政治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而且他们多数是文盲，就是订阅报纸，也不过看看社会栏的新闻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实施普选，也不可能反映国民大众的政治意见。因而贿选一定会漫无止境地横行起来，政治的腐败将要更加严重。因此，作为实施普选的前提，首先是普及教育。……”
其实，就是在今天，在我们周围，这一类的想法仍然丝毫没有减少。官僚和学者们特别强调这种主张，那为必需首先从教育人民着手。
在为普选而发展教育的论调下，小学从四年制延长到六年制，不过是在这时的三、四年以前。全国各地也在这时前后纷纷成立了许多中学或女子中学。因为一般的趋势如此，所以我也认为很有道理，倾向于反对普选派的主张。
但是金城县议员的眼界是宽广的，在冲绳的乡间爱读中江兆民和幸德秋水的他，主张立即实施普选。有一天他到舅父家来吃饭时，我把反对普选派用作理由的文盲和贿选等问题提出向他展朗开了辩论。于是他这样地回答我说：
“不，这些事情是要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如果不做的话，永远也是做不到的。你主张从教育着手，但是教育所灌输的东西，在实际上的效果是薄弱的。因此还是实践重要。通过实践的斗争可以决定一切。不错，腐化、堕落一类的事也许会不断发生。可是由于这些事情，国民可以加深自己对政治的理解，所以就是腐化、堕落也会成为发展国民政治意识的契机的。”
但是，这样的辩论，并没有能够使我折服。于是他让我看一本书，那就是幸德秋水著的“社会主义真髓”。以此为开端，金城县议员自是之后随时热心地帮助我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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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的统治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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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的统治阶层
当时的冲绳，还强烈地残存着鹿儿岛藩以来对殖民地的剥削和专制主义。这就是我的长成和生活的一切基础与背景。
冲绳县县议会是正在我读“一年半”的那一年——1909年（明治42年）四月成立的，这和日本内地一般的府、县相比，落后了三十年以上。
金城清松大夫的友人中，有一位叫金城时男的小学校校长，他每日到舅父家里吃饭。以后我才知道，“一年半”这本书就是他借给金城大夫的，然后通过金城大夫的书箱到达了我的手里。金城校长曾当选过冲绳县县议会的第一届议员。
在县议会成立以前，冲绳地方连村长也是由上面委派的。县政府的公务人员大部分是日本内地人，只在低级职员中有极少数的人是冲绳当地人。警察局长不用说是内地人，就连小学校的教职员也都是内地人。在中学、师范学校或女子中学里，甚至连职员以外的人员，也多半是由内地人担任的。这样，一种比在日本内地更为露骨的专制主义，就由这批日本内地人，作为对殖民地的镇压加在冲绳人的头上。
在纳税方面，内地和冲绳也有很大的差别，冲绳人大体要缴纳比内地人多两倍以上的税款。
内地人还在冲绳垄断红糖市场，像榨甘蔗似地压榨着冲绳的农民。冲绳的土地同台湾或爪哇比较起來，本来是不适于栽培甘蔗的。那末为什么要种甘蔗呢？因为从冲绳输运到内地而能挣钱的，除了红糖以外，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冲绳的农民不论贫农或富农，为了要缴纳苟捐杂税和购买内地的商品，势不得不把力量集中于甘蔗的栽植方面。内地的商人乘机取巧，在植甘蔗秧的特候用高价余肥料（中国东北的豆饼）给农民，在甘蔗还没有收成以前，又以不合理的低价收买甘蔗，和前欠的肥料款相抵，手段真够毒辣了。
在这种毒辣的榨取手段下，冲绳人就不断地陷于贫困的境地；因此他们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对内地人抱着极强烈的反感。同时因为这种对殖民地的榨取，总是利用官方那种无耻的强权硬加在人民头上的，所以冲绳人对官方的反抗是更加深了。让我们举出内地资本家和政府势力相勾结的几个实例看看吧。
冲绳是个孤岛，所以一离开海运，就什么也做不成。因此，谁掌握着海运谁就可以控制一切。起初，在冲绳有“大阪商船”、“鹿儿岛输船”、“冲绳输船”三个海运公司。冲绳输船公司是由前琉球王尚家①出资经营的小公司，只有两条一千吨左右的船。鹿儿岛输船公司是由过去经营沿岸航行的地方资本合并组成的，后来和冲绳输船公司一同衰落，被大阪商船公司合并。于是冲绳的海运就集中在大阪商船公司一家之手，这个公司由政府方面取得辅助费单独控制着冲绳的整个海运。
①琉球从明朝以来一直入贡中国，在1879年被日本并吞以前，其王姓尚。——译者
制糖公司最初也是由冲绳县的糖业试验所搞起来的，它购买了土地，安装了机器，等到基础大体奠定时，就转卖给私营公司。这样向全面扩展起来，后来它就形成了垄断企业。在这个公司中，县知事、前任县知事、内务处长、警察处长等人物都列名为大股东，这充分说明了殖民地的官僚和资本家是怎样无耻地进行勾结。在这个制糖公司的上面，是由大阪的阿部工业公司、增田屋以及神户的铃木商店等内地的大资本家们操纵着。国家统治势力和垄断资本，上上下下这样两重三重地勾结起来，吸吮着冲绳人民的膏血。铃木商店和后藤新平相勾结，通过台湾的糖业，拥有庞大的产业；在冲绳，铃木也是最大的糖商。在他们这样能获得巨额利润的后面，冲绳的农民却因为受到他们的专制统治和殖民地剥削的双重压迫，陷入半奴隶的境地，度着像猪狗一般的悲惨生活。
此外，在官厅、学校、公共机关里一定有内地人的专用商人混进来，他们收买会计人员等，从中揩油。我在二十一岁那年的秋天，从东京回來后，有一个时期担任过故乡国头郡（冲绳岛本岛北半部）郡公所的职员。那时我曾为检举这种内地专用商人和下层官吏的互相勾结的腐败情况作过斗争。在这郡公所里，担任会计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鹿儿岛人，他积压了应付未付的账款足有一年多，到后来实在无法应付下去，便和我调换了工作。我检查账簿一看，简直是一塌糊涂。库存物品短少，几乎达到影响每天工作的程度，家具摇晃作响，值班室的被褥和毯子也破烂不堪。像上面所提到的，由于未付的账款积压了一年多，结果成了只好等待新预算下来时才能够清还上年度债欠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如果不变成这个样子，那倒是奇迹了。为什么会有这样情形呢？原来是从前的管会计的鹿儿岛人，把这个郡公所一切用品的采购工作，每年都指定由一个鹿儿岛人的承办商人包办。因此，不论是笔墨、纸张以及其他任何物品的价格都比市价高得多。而且在这郡公所里消耗量最大的纸张，全都时的是旧式的日本纸。于是，必然地造成超乎需要程度以上的浪费纸张的现象。我首先辞退了鹿儿岛人的承办商人，对于采购物品，采用了招商投标的办法。其次我废止了日本纸和笔墨，让大家使用洋纸和钢笔。投标的结果，最贵的不过是过去价格的三分之一，贱的则不过是五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左右。把日本纸改用洋纸的结果，只要从前纸量的五分之一就足够了。另一方面，对于购进一切物品，当场付以现款。这样一来，以前的负债很快就还清了，短少的物品添置上了，值班室的被褥和毯子重新缝制了，损坏的桌椅等物也修理了，此外，还绰绰有余。郡长一面在支付传票上盖章，一面对这些东西都特别便宜一事感到惊讶。他说：“到底这会不会使商人受到损失呢？这样做，将来会不会有人提出什么问题呢？”
但是问题是从郡长自已提出来的。郡长在半年以后把我革职了！理由是：“这个小伙子，搞得令人可怕！这样胡搞下去，那公所的预算一定是要被削減的。如果继续留在这里，这家伙不知道还要找出什么毛病来。”
以上只不过是冲绳郡公所的腐败情形的小小的一部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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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年半”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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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年半”的时期
“一年半”揭露了明治政府的官僚、军阀的劣点，强烈地攻击了它的专制主义、人物的愚蠢无能以及政治的腐败堕落等，例如：批评伊藤博文不比一个仅有小聪明而轻举妄动的事务官好多少；责骂这批人不过是一种“高级帮派”，当然不可能懂得什么是政治。对山县和松方也都是以同样的口气加以尖锐的批评。书名所以叫“一年半”，是因为兆民患了骨伤这一类的病，被医生宣告只能再活一年半，他在卧病时写的。可是，过了一年半，兆民并没有死，于是他又继续写了一本“续一年半”。写完之后，他又活了一个时期。兆民一直到死，始终是这样一个气质刚强的人。
中江兆民那种带着宏亮声音的言词，就是在四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在我的心中震荡着余韵。其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我读“一年半”是在我十五岁的少年时代对事物容易感受的转变期。
我的家境贫寒，十二岁就死去了父亲，为了要进中学，没有办法，只好寄居在舅父家里。外祖母是掌握这家实权的人，她从事放高利贷和买卖蓝靛染料从中取利。我在那里吃饭、上学，不是无代价的，每天早晚要打扫宽大的房屋，或作些擦拭洋灯罩一类的工作。此外，我还要替能不会写字的外祖母担当经营高利贷和蓝靛买卖的记账员。外祖母用“合会”或放印子钱的方法，榨取穷人的零星款项。所谓放印子钱，就是早晨把款放出去晚上收回来，在这短短的一个周转中，要勒索一分的重利。同时外祖母还利用含有多量水分的蓝靛会减少分量这件事，在从冲绳的农民手中收买的时候，和卖给鹿儿岛的商人的时候，从中进行双重的剥削。对农民，则说蓝靛会减少分量，照实在的斤数扣去二成付款；对商人，又以分量减少了为理由，比实在的斤数多加一成左右索价。计算和记下这些骗人的账目，都是我这个记账员的工作，所以我从十三、四岁的时候起，对于资本主义那种赚钱的把戏，就已经清楚地印入了脑海。更因为从讨债到收“会”钱等工作，都是我的事，我更切身地了解到高利贷是怎样残忍地剥削穷人的。我憎恨我的外祖母，我同情从外祖母手中借钱的人们，我常对他们说：借这种钱，后来不知将落到多么悲惨的地步！有时我还诚挚地告诉他们说，我将来一定要替他们报仇。
在学校里，我是一个中学生，可是在家里就同奴仆一样。离开自已贫穷的家庭而寄居在舅父和外祖母家里的我，和作为这家中主人的舅父比较起来，虽说同是中学生，但在待遇上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差得很多。不论是在饮食、衣服、以及说话方面都不一样。在中学的五年中，新衣服几乎没有上过我的身，我尽是捡舅父用过的旧东西。因为舅父的身材比我大，所以我的衣着都是那样又宽又大。不论在上学的路上或是学校的运动场上，如果在许多学生中间，看到有人套着一身宽大得连手脚都掩盖了的制服、在小小的身体上顶着一个旁大的三角脑袋而来回跑着的人，那就是我了。我的头盖骨大呈三角形，所以一进中学便得了“三角脑袋”这个绰号。这个“三角脑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而是穿着舅父穿旧了的木屐或草鞋。甚至在木屐或草鞋都没有的时候，就光着脚上学。只是在上体操的时候，因为不穿皮鞋是会受到申斥的，我就穿上“体操专用”的皮鞋。不用说，这也是舅父穿过的旧皮鞋，鞋底已有穿透了的窟窿，脚底下和光着脚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有金属制的饭盒和别的东西不同，因为舅父总腾不出旧的来，只好用大腕來代替：在大碗里盛好了饭，中间放上酸梅干或咸葡萄，用包袱包起来提着走。
在这家里不断受到舅父的欺压，加上给外祖母当记账员以至奴仆的工作，这样使得我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因而把我的脾气也渐渐弄得粗暴起来。另一方面，随着学年的增长，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和我要好的朋友也一天天多起来了，我心里必然地引起了摆脱这种寄居生活的念头。一般说来，在中学时代，认真用功的学生总是躲在家里，而粗暴爱胡闹的学生却喜欢扔开家庭跑到外面去。我开始离开舅父的家是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离开以后，有时寄居在有钱的友人家里担任家庭教师的工作，有时又跑回舅父家里，过着极不规则的生活。在这期间我结识了许多好玩的伙伴和恶少年。就在那时，正当中学四年级开始的时候，我和舅父大大吵了一场架。
记得吵架的原因，仿佛还是由于我打扫房屋不好这一类小事情。平日只变对方一动手，我也因为喜欢吵架，马上就回手，经常总是打得不可开交。这次也是因为舅父说不上两句话，冷不防地打了过来，所以我就立刻质问他我究竞有什么错处，同时回手就打。闹到最后，舅父拿出日本刀来，我便提起棍棒对抗。这一场架打了好几个小时，对方和我都受了伤。闹到这样地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在舅父家住下去了，便离开了舅父的家。以后在中学四年级这一年中我始终没有回去过。
离开舅父的家以后，最初住在那霸的安次峰的家里。安次峰就是现在住在神户的井之口政雄同志的姐夫；他是我的同学，我以家庭教师的名义住在他的家里。但是因为我这家庭教师时常喝酒胡闹，他家里的人，特别是他的母亲感到不安，在以后的半年，我便寄居在和我有些远亲关系的京都人、当时担任中学英语教师的冈本家里。从中学四年级到五年级时，学校举行了中学生所最喜炊的东京旅行，旅行的登用，是由县方辅助的。我也参加了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到鹿儿岛的母亲老家和那时已经迁到东京的父亲的出生的家去。住在东京的旅馆的时候，我们这一伙爱淘气的几个人时常聚在一起买酒喝，以学生的待遇不好为理由，大伙拥到领队教师的房间里去质问他，闹了一阵，演成了一场很大的风波。回到学校以后，我立刻受到了反省处分；同時因为冈本家中不能再容留和教师吵架的学生，所以我就不得不离开那里。可是这时候，在我离开了一年多的舅父的家中，出现了我可以重新回去的情况。因为外面一般人认为我不到舅父的家是由于外祖母和舅父行为不好大加则难，同时舅父在二十二岁中学毕业后就结了婚，也比以前和气得多了。五年级这一年中，我又住在舅父的家里，第二年中学毕业，我已经十八岁了。
刚进中学的时候，我们同学最爱读的是自然主义的文学作品。
我也喜欢被国木田独步和田山花袋的作品。在翻译作品中，我热心地读过二叶亭四迷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以及森鸠外翻译的德国、奥地利、法国的文学作品。由于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我们也染上了许多自由主义的风气，而慢慢地含有颓废思想的倾向。在我的中学生活中，有一个时期，这种倾向表现得很浓厚。但是那时候我最爱读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托尔斯泰的作品，不论哪一种，我大致都读过。他的像“傻瓜伊凡”一类的民间故事集更是我特别喜爱的。因此当中学时代初期的我，在另一方面又是生是在很浓厚的人道主义的气氛里。我曾是一个热心的富有正义感的少年。我同情那些到外祖母家来借钱的人，我感到愤慨，常诚恳地劝告他们說：“借这种重利的钱，最后不知要落到多么悲惨的地步。千万不要借，我在想法帮助你们，请等一下吧。”我对于压迫穷人以及社会上一切不正当行为抱着比别人加倍强烈的反抗情绪，也是出于这种原因。
一直到中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心中就是被这种人道主义和颓废思想混合支配着的，此外还夹杂了一些轻微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在学校里，我们对教师曾进行过很激烈的批评和斗争。但是并没有发展到够得上称为罢课的程度。只有一次，对于一位不十分高明的英语数师激起了不满情绪，形成了半罢课的状态。此外我记得对于一位好吹毛求疵、满口用纪律来压制学生的官僚架子十足的数学教师，曾进行过几次反抗。
这个时期（从明治末期到大正初年），正当日俄战役，军国主义极为横行，体操课完全成为军队式的徒手操和军事训练。到了三年级，还是身体矮小的我，对于这种要扛着比我两个人高的村田式大枪的军事训练，最感头疼。在每年一次的野外演习时，掉队出丑的也一定是我这个小矮子。因此我非常讨厌上体操课。对于体操课这一门功课我从来没有得过五十分以上。我虽然讨厌体操课，但对于器械操、游泳、短距离径赛、和徒手拳等运动可都搞得蛮好。尤其是对于器械操颇有自信。不论是虎伏或其他运动，我都搞得很熟练。在学校的成绩中，还有比体操更坏的一项：那就是操行。提起操行来，可怜得很，我总是在三十分左右。除掉这两种以外，其余各科的成绩都比较好，特别是数学、地理和历史的成绩格外好，所以我的体操尽管不及格，也不容易因此而使我留级。
“一年半”就是在我这样的生活中，在我思想发生转变的时期中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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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呢法西斯呢？（三男〔王凡西〕，来源：《新旗》1947年第1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6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宪政”呢法西斯呢？
作者：三男〔王凡西〕来源：《新旗》1947年第16期
李星按：一面推进宪政，允许“民意代表”发声，一面设立对付工人的特种刑事法庭。这是法西斯吗？不，这是平庸无奇的资产阶级选票政治。
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政府规定召开「行宪的国大」。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的立法院通过了「特种刑庭组织条例」。二事发生，前后仅去四日，可谓相映成趣。
当此案在立法院讨论之时，有一位立法委员起来反对说：他有三个理由不赞成特种刑庭的组织，「一，违反宪法中保障人身自由的规定；二，司法权不容重划分裂；三，我们既以民主号召，就不应再有这种法西斯的制度」。
话说得很不错，只是他弄糊涂了一点：「民主」原不过是「号召」，而法西斯本来是现统治的实质呀！
亏了这个公开的「墨索里尼办法」（立委刘不同语）的实施，钦赐的「宪法」的伪善总算给全部揭穿了！
再，在「行宪」之前一个星期，甚至在「特种刑庭法」通过之前二天，上海法电以及其他公用事业中由工人选举出来的许多工会人员，就被以「共匪」的罪名逮捕入狱，且送「特种刑庭」审判了。如此「行宪」！如此「法治」真是「侮辱了人们最低限度的理性」！
我们反对伪善的「宪法」，我们反对狰狞的「紧急治罪法」与「特种刑庭」！我们要为人身的确实保障与一切民主权利的真实获得而奋斗！（三男）
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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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通讯4篇（《新旗》第16期，1947年6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第十六期
国际通讯
（来源：《新旗》第16期，1947年6月1日）
李星按：这是王凡西一方的刊物发表的四篇国际通讯。内容包括马来亚的罢工，印度和美国托派的组织活动，越盟对美国托派声援活动的官方感谢。
文中难免会有一些“我们托派”如何如何的套路，这一点，王凡西也不能免俗，当然对他来说，强调我们托派如何，主要是指一种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主张，而不像彭述之，“我是来管你们的，快点让我管你们呀！我很懂管人的！”。
另外，胡志明一伙确实很懂实用主义，管你是托派毛派，给我援助就是好人派……
日本战俘不肯被人利用去破坏罢工
今年初，马来亚岛巴都阿兰地方煤矿工人罢了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资本家拒绝了工人要求，政府帮资本家忙，说要派日本战俘代替工人做工。工人不肯屈服，于是政府实行它的恐吓了。但是日本战俘在矿山工作故意做得慢，表示他们并非自愿来这里破坏工人罢工。由此，工人对于日本战俘发生了好感。马来【早晨论坛】报二月十五日社论指出：“这是战后第一次，马来人民和日本战俘中间表示了利害一致，后者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以前是被前者视为最可恶的压迫者的。”英国政府看见这情形，恐慌起来了。政府发言人汤普生赶快提醒马来工人，不要忘记那些“野蛮的敌兵”。（盛）
印度托派为印度共产党受迫害事向政府抗议
今年一月间，印度警察同时搜查印度共产党各地党部及重要分子住宅，而且捕去了好多人。据说，这是因为六个月以前印度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时代》曾有一篇文章泄露了印度政府某些秘密的军事计划。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印度政府走向压迫群众运动道路去的第一步罢了。政府所以先拿共产党来开刀，就是因为在一切党派中共产党是最不受民众拥护的。我们还记得，在此次大战中，唯有共产党拥护战争，而且反对一九四二年八月间群众反帝国主义的暴动。
“印度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第四国际支部，特为此事发表了一篇宣言，其中表明他们在政见上与共产党有不可和解的歧异，但仍旧站在共产党方面抗议此次搜查和拘捕。宣言警告印度民众，说此次警察行为不仅有关于共产党一党，而且有关于全印民众，因为这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分子三方联合向公民自由和群众运动进攻之第一步。宣言又号召了一切左倾组织结成联合战线来保卫公民自由和群众运动。
政府领袖尼赫鲁声明，此次搜查和拘捕并未曾得到政府诸阁成员的允许，诸阁员事先还不知道。托派宣言指出尼赫鲁这话是无人肯信的。此次事件应由他及其他阁员负责。但即使退一步说，尼赫鲁说的是实话，那么托派的分析和预言更加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托派曾经说：在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中的国民大会党诸阁员，不过替英国帝国主义装门面罢了，英国帝国主义者在这门面背后做着他们以前做的事情。
印度托派很活动，若干重要工会是他们领导的，有几次示威游行也在他们主持之下。
在锡兰岛上，有两个托派组织，一个就是“印度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的锡兰支部，另一个是当地的“兰加散马散马雅党”（Lan’sSamaSamajaParty）。想在这两个组织已经统一起来了。最近这个统一的锡兰岛组织参加了锡兰岛行将举行的议会选举，提出了三十名候选人，以散马拉科狄（Samarakotty）同志为首。这人曾因反对战争被捕，关在牢内，曾从监狱中逃出来，仍留在锡兰岛秘密进行工作，后来又被捕，而且为越狱事被判六个月苦役刑，到战争结束为止后，他才恢复自由。
美国托派统一进行顺利
美国社会主义工党和工人党，自从决定统一以来，双方组织开了好几次联合会议，三月十一日的会议通过了一篇联合宣言，由社会主义工党总书记加农和工人党总书记沙克曼两人签字发表。宣言开始说：“一九四零年社会主义工党发生了一次内部斗争，结果造成了分裂。少数派组织了一个独立的工人党。这分裂一直持续到现在。”接着说起战后恢复统一之尝试未能成功的经过。以后就说此次双方约定的统一基础：工人党答应参加今年秋天召开的“非常大会”，愿意接受这个大会的一切决议，社会主义工党则答应工人党有权参加大会前的讨论，并依照人数比例派遣代表参加大会。现在两党已经共同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了计划双方合作，领导共同的对外斗争，并准备正式统一之实现。（盛）
越南政府感谢托派帮助
一月二十五日，美国托派两个组织，“社会主义工党”和“工人党”，会于纽约法国领事馆门前举行市威，要求法国退出越南，要求美国勿以军火供给法国。此事，本刊上期已有记载了。二月十五日，越南政府国务副卿P.N.Thach博士，特代表越南政府致函向那两党申谢。函中说：“你们在纽约举行的大示威，赞助越南独立斗争，我们知道了深深的感动。现在，我代表胡志明总统和越南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和你们的团体深致谢意。他方面，越南总工会也请我向你们和你们的团体致最热烈的敬意和感谢。这是第一次，美国民众公开赞助我们现在的斗争。我们希望，经过你们的活动，美国进步的团体将送给我们以武器，军需和医药，为了帮助我们将法国帝国主义逐出越南之外。”（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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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玛莎·米列诗选
“你们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
——我们时代的歌——
THINEALABASTERCITIESAPoemforOurTimes
PublishedbyMarthaMillet,Brooklyn,NY,1952
↘母与子
↘警报
↘百善之首
↘暴风雨
↘陷阱
↘这些手
↘播种者……城市
献给全体为和平，真理和权利而奋斗的人们，他们“通过铁窗，通过蒙眼布，通过哭泣的夜晚，”终将获得胜利。
啊，爱国者的梦想真美，
他们预见了未来的年代，
你们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闪闪发光
不因人类之泪而幽暗下来……
——“美丽的美国”
凯瑟琳·黎·培兹（KatherineLeeBates）作
母与子
你们的黎明闹哄哄，垃圾车
轰隆轰隆挤进又长又窄的街道，
每辆车都载着叠成一堆的砖头泥土。
阴暗古旧的房子互相扶持
象默默衰亡中摇摇欲坠的家伙，
它们和蜷成一团的眠者一起喘息。
这些眠者头上的灰泥天花板裂开了缝。
精疲力尽，劳累不堪的人们，
眼睛如星的追求者，
几颗小星悬在他们头上，若隐若现……
（小小的手指想在斑驳的墙上寻求意义，
在裂缝里找到了奇迹。）
孩子，笑着，看到了母亲的眼泪，
对这种晶莹，奇怪的玩具感到惶惑。
眼泪落了一滴又一滴
象来自母亲大海的秘密的甘汁。
孩子叫道：“再多一些！”他要玩这美妙的游戏。
母：
你在火焰之中，花朵之中诞生，
坐在欢乐，希望和剧痛之中。
光芒四射的太阳照遍了世界，
我眼花缭乱，泪下如雨。
（天空是那么洁白宁静，
宁静洁白是那些繁星……）
儿啊，我的儿啊，你那小小的呼声，
在强烈的光芒里有了回音。
子：
在又黑又暖的温柔的夜里，
我睡着，心跳，生长而变得不安起来，
我的身子转动，滑落，紧紧蜷成一团，
我伸出手臂，踢出脚去，要求自由。
我奋斗，跳进世界无垠的
巨大游戏场。啊，有多少宝贝玩意儿
可以抛掷，抓住，索取，在它们中间打滚！
路途遥远，招手相迎！
我知道那儿有闪闪发光，暗中隐藏的礼物。我要全部找着它们。
我们一面玩，你会把它们拿到嘴边亲亲。
母：
儿啊，我的儿啊，你奔向黎明，
双手永远拥抱大地
和缓步天空的奇云异彩。
美好的树林瑟瑟有声，向你邀请。
可是疯神就蜷伏在丝般的草地，
魔鸟拍着罩住的翅膀飞过我们头上，
你，幼小的跑手，双脚轻软，白如珍珠，
我，气喘咻咻，一步又一步跟你上前。
子：
一路宽广，醒来的万物闪闪发光。
他们活动，歌唱，一碰到我的手就欢喜。
要是我们路上遇到巨人——
我相信就连巨人也爱游戏。
母：
我的儿啊，长得高，长得壮，而且要明白：
贪玩的时期过后，你会寻求，你会遇到
别的许多令你坚定的手，
象你一样的众多的人类的瑰宝。
他们不会低着头，在思想监狱的设计者
巧妙地建造的地道中爬掉一生。
你将揭去魔障，毁掉陷阱，
放出阳光的浪花，穿上欢乐的衣衫，
全部积储的光辉待你争取。
快点长吧，我的儿。眼睛宛如星辰：高瞻远瞩。
这儿有我供你啜饮的血，供你嚼食的肉，
幼小的游戏王子，一路上且把眼泪当玩具，
让它们在你手里觉得有了安息之地。
啊，嘴唇明亮的一群，啊，走出阴暗的园墙，人类的围栏的一切游人[1]，
你们的花朵盛开，涌向太阳——伟大善良的母亲。
警报
迎接你的爱人
就象大地迎接雨水。
迎接你的爱人
就象大地对耕犁袒胸露臂。
迎接你的爱人
就象迎接阳光的洪流。
夜间又冷又静
情侣们紧紧拥抱，又相爱又苦恼，
在灼燃的黎明，情侣们
怀着同志之情相拥相抱……
正午到了……正午，那些脉脉含情的眼睛……
不过警报马上响了，警报哀鸣，
在人们心中种下恐怖的细菌，
他们才从爱榻，童床，和梦床起身。
——跪下来吧，向铜神[2]顶礼
朝拜铜神那副笑哈哈，阴森森的嘲讽的嘴脸，
把你那最后一吻贴上枪炮，你就有福了，变神圣了。
众神披着仁慈的外衣，
给大地上的兄弟们
送来原子如雨。
所有庙堂里，铜偶象叮当作响，
时复一时，响起下流的合唱：
“有者将被赐予，
有者将被赐予，
无者将收获……石头。”
红光满面的有办法的人们一心一意把奶油涂上龙虾，
淡色的酒骨碌碌滚进吮饮的嘴巴，
血一般浓郁的酒落进嘴，一道红流。
中午警报哀鸣。
准备杀人！
（班上学生这时就要站起，歌唱：
“啊，辽阔的天空多么美丽……”）
孩子们受命，蜷伏地上。
“假使你有三支蜡笔，给素[3]二支，
你还剩几支——”就在这时
门落窗破如雹雨飞散……？
眼睛烧瞎了的魔鬼伸手来抓窗门——
警报哀鸣
拆散了人们，
拆散了在隐僻处避暑的情侣，
拆散了紧紧吻合的嘴唇，
使简便午餐桌上的人们
不再谈还能入耳的双关语。
啊，千户万室中的男男女女，
握紧拳头，让脉息平稳地跳动，
午间警报的哀鸣就象疯人的喜悦无穷。
难道就在仇恨的王朝里当一个子民……？
不要捶胸狂呼，情侣们！
且听炸弾挖下的，耙开泥土的
坑中死人的呼声：
“我们流血已很有时日……”
抢劫犯瞧见
火焰熊熊的湖就解渴，
湖中生命的金色的枝叶
碎成一堆。
我们站起——从各自的阴影中
站起。我们相聚。
我们的手，赤裸，集合在一起，
必须作出回答，
坚决要求赔偿。
从隐蔽之处出来
砍掉死亡的草莽！[4]
抓起普洛米修斯的火炬：
和平，劳动，艺术
照亮举世的家家户户！
啊，无数的情侣们，
让你们的黎明之旗，光荣之旗飘展，
让你们灼燃的爱的旗帜
飘荡飞扬。
星的旗，太阳的旗
和你们是一体。
把落入陷阱，胆小怕事的解放出来，
且看这一片天空
在受骗的众人头上伸展。
百善之首[5]
我听到过康科德，波士顿，葛的斯堡[6]，自由和纽约的名宇，
（那个城里人们住着，下面是不安的基石，
那个城里人们完成共同的任务，
与过去受人敬重的枯骨相隔两个地层。）
我儿时听说过这些以及旁的名字——
可没听说过马丁斯维尔[7]，罗拉尔[8]，密西西比[9]，
那儿昔日的呼唤落了空，
遗下的石头重受旧日的苦痛。
掘墓人的粗暴，急骤的砍击……
人生之美被抛掷于地——专横地——无可挽救。
且看被侮辱的胸膛中那颗破碎的心
仍在砰砰跳动，迸发出挽歌……！
那些老名字，好名字，哭泣吧！
整个地面让黑木槌涂满了
那可怕的名字：马丁斯维尔；可怖的名字：罗拉尔。
在法院的死亡棚里
他们烧着一个人。
红光满面漂漂亮亮的五十位旁观者
出席法庭，蠕动不安，瞪眼望着，
参与魔鬼的表演。
联邦政府不能过问。
没有根据。
高等法院不能也不愿
重审那个深谋熟虑的连篇谎言。
州法院说：不。
州长说：他娘的，不！——
但是他鼓起一腔热情
去谴责代表团和守夜队[10]——
（戒备死亡的守夜队，它创造明天；
从昨天，死者的肢体中，产生明天。）
“待人如兄弟手足乃百善之首……”
法律，登上宝座，摇摇头，要把那人消灭：
“去死吧……一直到死掉……死掉……死掉……”
上帝知道特权使法律的天平生上重重铁锈，
帝国的因循疏懒使这副古怪的天平更加笨重不灵，
是鞭子掌握着盈盈的公理之杯的行程……
因此他们必须，不问白天黑夜，
吹牛，暴饮，做卑劣的勾当；
不止一次，而是永远下去……
一直到鼓起青筋的大理石崩裂，
火热的窒息的地气在上空爆发，
风吹起，播下奇异的美丽。
高视阔步，把人烧死；
瞪着眼，打着战，流着口涎。[11]
众神都已喝醉。
他们要的是一具尸体。
天上一切如意，
（这儿丧钟敲了七下。〉
在一座黑暗的棚里，
他们烧着一个人。
这个人正值盛年，心中充满妻子的笑容，孩子的笑容。
他们捆缚他那双渴望得到大地果实的手。
他们鞭打那为他们兴建巨厦的胸膛。
他们使那个善讲奇事异迹的人停止呼吸。
名姓不同的或没有名字的立法者，战士，失败者，死去的胜利者
他们都有过伟大的梦想，
为梦想献出了鲜血……（难道以为他们的战斗已经结束……？）
且听他们如何在法庭的基石之下呻吟。
且听那刻铸完善，时刻受到污染的骄傲的传说[12]
如何贬损那些曾受爱戴的老骨头……
在马丁斯维尔，罗拉尔的鲜血之旁，
那些古老的名字垂泪而逝。
那个黑棚里，
他们鞭打，他们用火烧杀
人和真理，
放逐人和生命。
生命和光明消失……
但就在他们欢庆胜利的昏昏然的时刻，
酒吧间里充满夸夸其谈之际，
什么门打开了，一片阴沉肃穆之气？
那个走上前来，脸色阴沉肃穆的又是谁呢？
那黑人的眼睛
燃烧……燃烧……燃烧。
我看到那张脸，高贵而无畏，
那又瘦又黑的脸全力注视着世界，
那双眼睛全力注视着人们的眼睛——
在那种发着火焰，直往上瞪的眼睛的注视之下
谁会畏缩，谁会退避？
接受我的话，
接受我那跳跃的血液。
通过铁窗，通过蒙眼布，
通过哭泣的夜晚
接受并且赞美
那对否定死神的眼睛。
暴风雨
小孩子的皮球，抛起，
打在犹太居住区的墙上，
阴暗无光的厅堂里轰轰作响，
内心里一阵雷鸣；
相隔辽远的鼓声[13]。
这儿成百条街上窗子斜倾
就象早夭者的眼睛；怯懦的天空
平卧在屋顶之上。关紧了的窗子后面
有黑黑的眼睛凝望，沉思，搜索，注视。
下面——
街上人们惊恐四散。
崎岖不平的遭过抢的人行道上凶杀之神疾行，
魔掌里抓着汗珠一样烫热的枪。
法律的勇敢的保护人来了[14]。
不提什么问题。口腔张开，
伴随着下巴的有节奏的战栗。
“法律”前进。一个被追捕的人
突然用惊惶失措的步伐向前飞奔。逃到哪儿去？
他紧紧抓住门户就象抓住保护他的臂膀。
但愿石头在他四周合拢……
他向没脸的上天祈求：
“天父，……可别让我受到伤害……”
但是白色的恐怖蔓延。
难道这就是他……？
没有问题，那些房子摇摇——而坠——而粉碎。
一个人慢慢倒下，神智越来越迷糊，
他的眼睛依然寻找着一扇熟悉的窗户，
一张热爱的脸，一张嘴，一番话……
他那被打开的心弹响了
愤怒的挽歌。大好年华都被糟蹋掉，偷走了。
死神之命听来比警察的哨子还要尖厉，
它使石头和肉体哀鸣。
关紧的窗户后面妇女们的嘴张开，
童稚的拳头敲打着门。
凶手们摸着黑溜走了，
一个个象手足散开的怪物，
四肢伏地，匍匐而去。
阴暗的犹太区里又一天窒息了。
鲜红的血滴使街道变滑发光。
一个孩子的皮球躺在阴沟里，没有人理。
钱币在被遗忘的柜台上冻结，暗淡无光。
凶手们走了，
他们既怕转身，又怕不转身，
冲向铺着锯木屑的酒吧间的洞窟，
叫道：“来一瓶啤酒！”这酒他们喝了，也不付钱。
“法律”。
他们那红红的，备受抚爱的下巴。不害怕。
上帝自会替他们解忧哩。
一阵号啕大哭的风暴震动了街道，
从阴郁的嗓子发出，由无言的手把它聚在一起。
凶手们走了……荷枪实弹，脸色阴沉，
穿着象绷带一样捆住他们身子的制服，
一个个回家，去见孩子，妻子，上床。
上床……（脑海里却闪过那美丽的叉形的电光）[15]
一身制服挂在墙上。
一个没有脸的死人垂着头挂在墙上。
凶手打嗝，发出啤酒的气味；透过一道道的闪光，
看见一堆黑黑的怪物挂在墙上，
头一晕，捱着陌生的墙壁摸索，
溜下长长的闪电照亮的走廊。
就这样，上床。（但是那闪过脑海的叉形的电光……？）
难道想捆住黑人的四肢，中断他们的呼吸？
缚住他们强有力的身躯？使他们的心灵肉体
烙上担粪土，打谷子的活死人的印记？
接受抛掷给他们的破片废物；生长，毁灭；默默无声中
给筑起大厦的银行大量输血；
还要他们领谢？被缰绳牵着走路？
在暴风雨中与风暴搏斗的骄傲的树。
巨大的黑色的荣誉[16]在血管里生长……
我们全体人们的黑种母亲[17]，
我们来了。你的呼唤
在我们痛苦的胸中激荡。
我们从小小的卧房，
从围篱之内，
从多少世纪的红色的冰雹中，
把我们的黎明抢救出来！
陷阱
夜风摇晃震荡，惊醒了大理石的城市，
使得高耸的角楼战栗，铁塔发抖；
风用夜的脚爪抓呀，使劲抓呀，撕裂呀——
萎缩的月亮的下沉的脸旁，有残云朵朵环绕。
摇摇欲坠的星星熄灭了。
围着铁栅栏的牢房里，那双脚在石块上越走越软弱；
永远是歪着脸的狞笑，歪曲的审问，
雷霆万钧的手，猛拍桌子的拳头，法槌的仇恨：
招认！招认！
你有∕或者∕你是∕或者∕你将是……？
你知道这个名字[18]？（你愿意获得自由？
在畏缩的星星和战栗的天空之下自由？）
答话！答话！
你过去也说过……？
在这儿签字！发誓！
戒律的新的创制者迈着沉重的步伐在这块土地上走动，
鼓吹新的戒律：
人们注意！
你们得杀掉——一切我们指定的人；
抹上圣油，向魔影低头；
你们得污损父母的令誉，
做诬陷朋友兄弟的假证人；
你们得掠夺年青一代的生之权利；
你们将徒有自由之名；
你们将佩带遇害者的胜利装饰品，
一级又一级，走下魔鬼的阶梯。
风吹打牢门，流过甬道，
把判决书吹落地上……
沉默从丰满而无言的嘴唇滴落；
踱来踱去的脚步清冷而深沉地
在崄岨而疯狂的时刻走着。
天空和太阳都美，鼻孔
急切地想闻一闻从窗台前的花盆和五光十色的田野采来的花朵……
但有一个人把肩伸伸，感觉清新。
但有一个人在镇上的地窖里把头抬起。
围着铁栏干的地狱里，带着腐烂种子的人腐烂——
那些已经杀死良心的才能杀人，
能把门户打开，永远孤独地行进，
和讥讽结为终身伴侣[19]。
啊，巨风猛风在大理石的世界飞旋，
请你徐徐地、轻轻地吹到无声的迷宫，
法院广场的俘虏们躺在那儿。
给那些坐在铁窗阴影之下，在陷阱里保持力量的人们
吹去一阵家乡的急风……
请你轻轻地，徐徐地吹到被遗弃的床榻，
伸手抚慰那不安的小孩，
用新的，芬芳的欢乐的生活景象
激动睡眠中的妻子们的胸怀
——这景象在暗中萌芽，冲破了牢房。
幽静的牢房，你且道出心灵的干渴吧！
“你长得多美，”远方的爱人说，
中间有大理石相隔。
幽静中开放的花朵……
且听……春天悄悄地来了，
一早上就落满四周的绿草坪。
吹吧，风，把你这股和风向人们吹去，
他们呻吟诅咒往时昔日——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原因
为他们歌唱值得自豪的人性，
歌唱在欢迎声中诞生的岁月，
和满载礼物的日子的来临。
愿你撞击那贪婪者践踏人们的碾磨，
那毁灭别人者手中紧紧掌握的权力。
从夜的悬崖奔驰而去，净化一切，
驰过充满哭泣的长夜；使星星之火
成为大放光明的熊熊火柱。
这些手
他们说，古时候神明拨开云雾，
下降人世，来救人，
来替人复仇。那末这样说的人……难道他们等着，
算着日子，盲目无声地打着战，
等到他们终于憎恨自己那转动不灵的舌头？
偶象空洞，盲目，而人们祈求……
我们才是生命的赐予者！两条手臂，两条腿。
我们的五官七窍冲破内在的墙壁
命令我们：“挺身站直！要敢作敢为！”难道我们还敢匍匐而行？
广大的世界就在我们面前；到处是人们的手，
从地狱新生的手……他们伸过来，他们发言；
从血流成河的地方，那儿海洋也踌躇不前，
从炽热的闪耀如镜的沙漠，从霜花冻结的高峰，
他们伸过来，他们发言！
抓住他们！感到力量注入我们的血管；
同居地球的人们，同心同德，集结力量，
歌唱生活，歌唱光明！
说：难道让魔鬼制造者吃得饱饱的？
还有那些金圆兀鹰，捣毁天空的人？
他们挖人的眼珠
吸甘美的骨髓。
那末把他们从杀人的盛宴拉开吧；
撕碎他们那含着咀嚼过半的人肉的嘴吧；
那些魔爪，淌着口水的嘴，那些腐肉[20]的呼叫。
被抢走了孩子的我那大地说：
手……手！我们撕破死亡的头巾。警报的哀鸣
不再呜呜地响了。复仇之火被踏熄了。
让受难者复苏，我们给他们送回太阳，
耕耘中的土地，晚餐，小麦
铺着白被单的摇篮；睡眠。
温柔的安慰者，拳头握紧，
心灵正直，保持自己的结实。
这些手是我们的……那末去征服吧；别再爬行。
我们为生命——为生命战斗！
播种者……城市
从海到光辉灿烂的海……
在人的城市里我看见黎明的人民在前进，
手挽着手，高贵而挺直，挺着胸走向自由的天地，
他们的脚步跳跃之处，大地焕然一新，
他们唱着满怀信心的觉醒者的黎明之歌。
且听大海如何与阳光的播种者，
制造灿烂的流星的人们那非凡的歌声震弦共鸣！
如今人们拥抱新兄弟，满眼欢喜，
情侣们编织着欢乐的温柔的花环，
母亲们在孩子的手和脚上吻吻，燃起爱的火焰，
伸出她们那金色的拥抱的手臂。
友谊的翅膀在静悄悄的一片银色的天空浮现。
江河腾跃相交就象亲人相遇。
声音涌过所有狭小的街道，
歌声的波浪欢腾，席卷了上了锁的房室，
流向生活，一扫人间的愁容。
你们众人都来吧！全世界
人类都来参加这生之盛宴！
与风嬉戏，吻吻草地，
尝尝露水，解解渴。
黑黝黝的畦路
突然从伏在犁下的土中涌现，
枝头处处是累累成熟的果子。
分享这些果实吧；大地乐于赐予——
别再思索人生，而要生活。
这日子来了，双手敞开；这日子来了，真甜美；
就象情侣相会，久久不舍……
心灵的了解增长，在满天飞的人群中滋长。
啊，城市的丰收！歌唱的手！
[1]指出生的幼儿。
[2]意即枪炮之神，战争之神。
[3]小女孩的译名。
[4]诗人劝告陶醉在爱情中的人们从小天地中走出来扑灭冷战。
[5]语出圣经，全句应是：“待人如兄弟手足乃百善之首”，此处含讽刺之意。
[6]三个美国城市。它们在美国独立革命及解放黑奴的战争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7]英国维基尼呵（弗吉尼亚）西部一城市。七个黑人以莫须有的“强奸罪”在此惨遭杀害。
[8]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城市。黑人威利·麦克琪以“强奸罪”被处电刑。
[9]黑种小孩爱麦特·铁尔遇害之地，请参阅《密西西比》一诗。爱麦特·铁尔是个十四岁的黑种男童。1955年8月下旬他从家乡芝加哥到南部密西西比州他叔父家作客，不幸被仇视黑人的法西斯分子绑去。匪徒将他毒打致死，然后将轧棉机上的铁丝把他捆紧，沉于密西西比河中。三日后尸体浮现，引起美国人民极大公愤，芝加哥等地工人群众纷纷游行抗议。密西西比州地方法院在人民的压力下对凶手提起公诉。凶手诬控铁尔侮辱白种妇女，地方法院不愿人民反对，竟悍然将凶手开释。
[10]群众在请愿游行期间自动组织守夜队以防止破坏活动。
[11]指那五十位旁观者。
[12]指刻在公共建筑物上的赞美公理自由的字眼。这些美丽的字眼，今天已成为对于美国民主传统的讽刺。
[13]这一节诗描写法西斯恐怖统治下人民惊惶不定的心情，连皮球拍到墙上也会引起震惊。
[14]这是讽刺奉法西斯分子之命进行搜捕的警察。
[15]警察在无故枪杀黑人以后回家的路上还常常想起自已的罪行。因此看见一身制服挂在墙上也以为是一具尸体。
[16]即黑种人反抗压迫的荣誉传统。
[17]作者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黑色人种，美国的富庶依赖于对黑人的剥削。
[18]描写法西斯分子在法庭上迫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或指控别人是共产党员的情形。
[19]指那些挟嫌诬告的告密者将永远受到正直人们的唾弃。
[20]指兀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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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玛莎·米列诗选
广岛[1]
他们歌唱！
因此他们横遭杀害。
他们是囚犯，
因此他们被人憎恨。
土地是他们自己的，
因此在那块悲哀的国土里，
那些悲哀的制造者，纵火者，
那些神经过敏的人害怕他们；
那些人老是觉得颈子背后
刮着反抗的风，
老是看见不共戴天的潮流
汹涌而来，无尽无穷。
鸟儿对他们讥嘲。
小石子上的水声听来也很阴险。
阴影迎面而来。
真正的人使他们浑身打战。
真正的人……
他们的手并未在血中浸淫。
他们保卫大地，他们的母亲。
他们心灵纯洁。
他们目不斜视。
他们歌唱！
因此政策的扳机卡搭响了。
他们[2]杀人。又杀人。
难道他们能屠杀歌手？
他们屠杀人和歌
述能有多久？
[1]日本地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遭受美国原子弹的袭击。
[2]指帝国主义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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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玛莎·米列诗选
中国
中国，我们必须学习
怎样庆祝你革命的胜利。
你在工厂里庆祝它：
田庄，家园，机器
使它在昨天的废墟上开花。
我们还得领会它：我们必须
长得更大才能容纳
它的全部涵义。
幼时我听说：如果你
掘一个深深的洞，
挖呀，挖呀，
你就会发现
你的眼睛正钉着世界那边
人们的脸，
那边一个中国孩子挖着土
用一柄木铲
挖掘通向你的地下的道路。
这个童话兑现了——
从布隆克斯[1]手推车那儿
买来的水壶上
有如画的人物，
他们穿着宽袖衣服，
描在瓷器丄，张着阳伞，
站往茶馆的尖屋顶下面。
下城商业区某个阁楼上，就在屋顶下面
脸色苍白的美丽的姑娘们
用心刻描着这些人物，
她们为了一天赚块把钱
描绘得自己脸无血色——
还有那缠着旧中国破布的
荒唐无稽的走碎步子的小脚——
还有那斜着眼，文笔拙劣，
脚踏软拖鞋，又沉默又狡猾，
穿着短褂，拖着辫子的男人——
但聚集在路基下的那些心灵，
打进了金色道钉的
东方的头颅呢？——[2]
我们必须把大海老人[3]
从求知的肩上摆脱，
挖呀，挖呀，摔开
海的牙抛上来的一切垃圾。
挖得深些，
一直到金色的清脆的雷声
一路透过地层震撼我们的生命，
等中国人把第一片面包
给那个手拿木铲的小孩。
中国，我们还必须学习
怎样庆祝你革命的胜利……
[1]纽约市一地名。
[2]美国在兴建西部大铁道期间曾大量雇用中国工人，其中因生活恶劣得病而死者甚众。
[3]“大海老人”原是“天方夜谭”中的神话人物。这里是指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歪曲宣传使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有不正确的认识，如本诗中所列举的辫子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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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玛莎·米列诗选
春来了
又一次生之舞蹈
环绕着太阳旋走，
生命的芽儿萌放，
所有的江河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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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亡者同盟章程（“一般”章程）（约1834—183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2．流亡者同盟章程（“一般”章程）
（约1834—18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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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11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35．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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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泰奥多尔·舒斯特《一个共和党人的思想》一文摘录（183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5．泰奥多尔·舒斯特《一个共和党人的思想》一文摘录
（18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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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宣传小册子《流亡者同盟告德国人民之友书》摘录（1834年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4．宣传小册子《流亡者同盟告德国人民之友书》摘录
（1834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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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传小册子《流亡者同盟信条》摘录（1834年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3．宣传小册子《流亡者同盟信条》摘录
（1834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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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1846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34．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
（184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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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10月23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3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10月23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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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10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3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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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10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3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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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6年9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30．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
（1846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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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9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29．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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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9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28．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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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公开信（1846年9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27．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公开信
（1846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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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卡尔·沙佩尔为《普罗米修斯》写的通讯（1846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26．卡尔·沙佩尔为《普罗米修斯》写的通讯
（184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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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卡尔·沙佩尔（伦敦）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9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25．卡尔·沙佩尔（伦敦）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9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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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卡尔·沙佩尔（伦敦）给正义者同盟一盟员（莱比锡）的信（1846年8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24．卡尔·沙佩尔（伦敦）给正义者同盟一盟员（莱比锡）的信
（1846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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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23．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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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约瑟夫·魏德迈（雷达）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22．约瑟夫·魏德迈（雷达）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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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最后十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八部分最后十年
一、家中的马克思
二、工作
三、健康
四、欧洲景象
五、俄国、法国和英国
六、最后几年
一个人像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
——马克思
一家中的马克思
19世纪70年代期间，马克思的生活变得非常平静。他的家不再是公社流亡者或者英国工会领导人的聚集地。虽然他增强了对陌生人的警惕性——任何一个德国人在经过海伦·德穆特允许进门之前，必须出示书面的合法事由证明，然而，马克思仍然乐于接待同情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但日常的拜访是限制在他的家人和马克思喜欢称为他的“科学的朋友”的小圈子。他坚定地拒绝了无数次公开演讲的邀请。[1]他的情绪还是非常平和的，对于公开争论的兴趣大大减弱了。
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2]
现在马克思的日常活动相当规律：他喜欢在上午工作，午饭后散步，六点钟吃晚饭，九点钟接待朋友。[3]最经常拜访者是恩格斯。恩格斯在1870年搬到了伦敦，住在瑞琴特公园路一套精美的房子中，离马克思这里步行路程不到十分钟。他常常下午一点到马克思那里，两个朋友要么在马克思的书房里踱来踱去，地毯两条从一个角到另一个角的对角线都有了走出来的痕迹，要么在罕普斯泰德荒原附近散步，如果天气好的话。然而，燕妮仍不能十分乐观地面对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现在我太老了”，1872年她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没有多大指望了，但是最近令人悲痛的事件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恐怕我们这些老年人没有很多盼头了，只是期望我们的孩子们过得更好一些。”[4]1875年，马克思一家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同一条街上的一栋小一些的优雅的房屋里。虽然马克思仍然不得不十分经常地请恩格斯补充他的零用开支[5]，但过去20年的经济忧虑已经结束了。
女儿们结婚了，因此家庭变大了，联系也不那么紧密了。劳拉和保尔·拉法格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后从马德里回来就定居在伦敦。他们没有一个孩子幸存下来：分别出生于1870年和1871年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婴儿时期就死去了；沙尔·埃蒂耶纳，马克思的第一个外孙（也是依他取的名字），死于马德里，那时他刚三岁。靠药物恢复精神的保尔，在伦敦开了个照相凸版印刷品公司。来自较大公司的竞争和他完全缺乏商业头脑意味着这项事业不可能获得成功。整个70年代，拉法格一家（还非常有派头）都是依靠恩格斯资助生活。[6]
拉法格还要对马克思卷入实际的资本主义活动的一次冒险行为负责。拉法格与勒·穆修合作，后者是一位从公社来的流亡者，也是一位专业镌版工人，曾发明过一种新型的复印机。他们打算一起开发这项专利。还有第三个合作伙伴乔治·穆尔，也是一位雕刻家。拉法格和勒·穆修吵了架，马克思就取代了他的位置和穆修合作，他的股份是由恩格斯支付的。1874年初，马克思关于专利的所有权问题也和勒·穆修发生了争执。为了避免公开的法律官司，他们决定把案件提交给仲裁人弗里德里克·哈里逊来了结。这位仲裁人是比斯利的一位实证主义者朋友，那时正从事律师职业。哈里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他们提供证据之前，我要求他们按规定的仪式，按着《圣经》发誓，因为当时法律要求合法的证词。这大大地惹恼了他们两人。卡尔·马克思抗议道，他永远不会这样侮辱他自己。勒·穆修说没有人曾指控他行为卑劣。他们争论、抗议了半个小时，每个人都拒绝当着另一个人的面首先发誓。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证人同时“接触《圣经》”，不用说词。在我看来，两个人似乎要从接触《圣经》的污染中缩回，正像歌剧中的梅菲斯托菲勒从十字架缩回一样。当他们开始争论案件的时候，机灵的勒·穆修赢了，因为卡尔·马克思糊里糊涂，支支吾吾。[7]
小燕妮是个热情的亲法者，正像杜西是个热情的亲前爱尔兰者一样。小燕妮仿效劳拉于1872年春天与法国人沙尔·龙格订了婚。在此之前她已经有点爱上普通的公社社员古斯达夫·弗路朗斯了，但后者在围攻时牺牲了。龙格曾活跃于国际工人协会，在协会中他与马克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他有蒲鲁东主义的观点。他曾是公社成员，并担任公社机关报的编辑。和劳拉订婚时一样，这对恋人“眉目传情的眼睛”有同样多的欢乐。龙格试着在马克思家中做了几个法国菜，每个人都很高兴，除了燕妮·马克思。她本想能够改变一下，女儿能选择一个英国人或一个德国人，“而不要选择法国人，自然法国人有其民族素有的各种可爱的品质，但也有其弱点和缺陷……我不能不担心，燕妮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妻子，也会遭到那种与此分不开的操心和痛苦的命运”。[8]
像大多数法国流亡者一样，龙格身无分文。他是医学学生，并在皇家学院（King'sCollege）谋到了一份暂时的教职。1872年10月中旬，他们在圣潘克拉斯登记处结了婚之后，就搬到牛津了，龙格试图在那里找一份法语家庭教师的工作。但是，他们很快搬回了伦敦，因为燕妮不喜欢“牛津的正统而自大的气氛……它佯为科学之地”，正像她在信中给库格曼写道：
伦敦有莫丹那别墅，在别墅二楼的起居室里，我常常可以找到我亲爱的摩尔。我不能对你表达出和他分离的时候，我感到我是多么孤独。他告诉我他也非常想念我，并说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我的心和以前一样一直想念着他所在的地方，对我来说，其他地方的生活不是生活。[9]
小燕妮在当地的一个商人家庭作了家庭教师，教唱歌和演讲课，在此期间，龙格在皇家学院终于获得了讲法语的终身教职。虽然龙格不像拉法格一样与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但小燕妮一直是马克思喜欢的伙伴。她的第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死去，而在她1883年去世之前又生了五个孩子。马克思特别喜欢最大的孩子让（或者琼尼），他称琼尼是他的“掌上明珠”，他喜欢连续几小时地和他一起玩耍，玩着曾和自己的孩子玩过的同样的喧闹的游戏。[10]
因此，在三个女儿中，只有爱琳娜没有结婚。[11]在龙格追求燕妮的时候，爱琳娜深深依恋着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一位华而不实的法国巴斯克人，34岁，正好是她年龄的两倍。[12]他是一名新闻记者，在公社中很活跃，单独一人保卫了最后一道需要守住的街垒。但他太过于个人主义了，不拥护任何一个政治思想派别。拉法格一家故意怠慢坚持不懈的利沙加勒。爱琳娜写信给姐姐燕妮说：
昨天晚上利沙又来了……劳拉和拉法格又一次和每一个人握手……独独没有和他握手！他们的行为都非常奇怪。要么利沙加勒是保尔的信中和他自己的行为所表明的完美绅士，所以他应被如此地对待；要么他根本就不是绅士，所以他不应被我们这个或那个人所接受，但就劳拉方面而言，这真的不像是淑女行为，非常令人不舒服。我唯有惊奇利沙加勒毕竟来了。[13]
马克思也不喜欢这种结合，拒绝提到任何“订婚”的事。爱琳娜说他对利沙加勒不公平，但正如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我只要求他不是讲空话，而是提出证据来说明他比自己的名声更好些，从而可以有一定的理由去信赖他。你可以从回信中看出，这个“坚强的人物”是如何行事的。真糟糕，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14]
马克思相信他的干涉将会迫使利沙加勒“强作欢颜”[15]。但是当恩格斯不明智地把马克思的信给燕妮·马克思看的时候，她强烈反对她丈夫的态度。[16]她宣称她是唯一理解女儿的，并默许利沙加勒去布赖顿看爱琳娜，同时一直与她通信，并送成篮的特别食物和衣服给她。
与此同时，爱琳娜一直尽力使自己经济独立。1873年夏天，在两个牧师和马克思40年代的同事老阿尔诺德·卢格的帮助下，她在布赖顿的密西斯·霍尔开办的女子寄宿学校找到了一份教职。但她仍在苦苦想着利沙加勒，她的身体垮下来，不得不回到伦敦。整个1872年，她一直陪着父亲，无论是在家还是去哈罗盖特和卡尔斯巴德。马克思禁止她见利沙加勒，她就请求父亲，这可能发生在1874年中：
我想知道，亲爱的摩尔，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他。见不到他，这是多么痛苦。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忍耐，但非常困难。我感到我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我不期盼你说他能够到这里来——我甚至不应该奢望，但我不能偶尔和他一起散会步吗？你让我和吴亭，和弗兰克尔一起出去，为什么不能和他？而且看到我们在一起，没有人会惊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当我在布赖顿病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在我一天晕倒两三次的那一周里），他来看我，每次都让我更坚强、更快乐，也更能担当起我肩膀上的沉重负担。我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尽管我尽了所有的努力去快乐起来，可是我开始感到如此地悲苦。我可能（活不了）更长时间了。——相信我，亲爱的摩尔，如果我偶尔可以见到他，这对我将比安德森夫人[17]开的所有的药方加在一起都更有益处——由于经历过，我知道。[18]
年底，她恢复了健康（马克思曾把她的病情很大程度上归结为歇斯底里[19]），并且继续与利沙加勒愉快地通信。利沙加勒喜欢称她为“我的小妇人”[20]。马克思后来似乎放松了对爱琳娜的限制，因为1875年和1876年爱琳娜在新闻写作和出版计划上一直在帮助利沙加勒。她把利沙加勒的杰作《公社历史》从头到尾地翻译成了英文，该书1876年在法国出版，马克思在该书的校对翻译稿上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但当政府的特赦使得利沙加勒1880年可以返回巴黎时，爱琳娜没有跟随他。这些年间，爱琳娜事务缠身，与父亲疏远了，和母亲的情况甚至更糟：
在这些常年困苦的时间里，我和父亲之间有一片阴影……然而我们之间的爱永远是一样的，无论如何，我们永远彼此信任。母亲和我彼此深爱，但她不像父亲那样了解我。在我的生命中，最为痛苦的事情之一是我的母亲去世了，想到尽管我们怀着所有的爱，我曾倔强和不近人情，但我永远不会认为：为了不让她和父亲难过，我曾牺牲了我最美好的、最新鲜的年华。而父亲，虽然直到将近最后才了解了我，认为他应该信任我——我们的天性如此地相似！……父亲谈到我最大的姐姐和我，说“燕妮最像我，而杜西……就是我”。[21]
为了转移悲痛，爱琳娜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写文章，特别是关于俄国的文章；在伦敦学校委员会选举中替自由思想候选者拉票。她还进行翻译和写纲要的工作，并长时间地待在大英博物馆，在那里她遇见了萧伯纳。当母亲越来越多地因谈话而忽略了客人时，爱琳娜开始承担起招待来访者的女主人角色，一些来访者对她的外貌、活力和政治领悟力都大加赞赏。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海德门，关于她曾写道：
爱琳娜是她父亲最喜爱的一个，她的外貌已经达到了年轻女孩子和父亲相仿的极致。宽阔的、低矮的前额，乌黑发亮的眼睛，散发光芒的脸庞，快活幽默的笑容，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犹太风格的鼻子和嘴巴，同时她有着完全和父亲匹敌的自然活力和决断力，有着她能够但还从来没有达到的文学和政治成就的智力——因为她不但是一位敏锐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可能，她感到自己有点被父亲的天才遮盖了，她无法看到父亲的不足。[22]
19世纪70年代末，爱琳娜努力展开她的戏剧职业，对戏剧的兴趣是从父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一家一直对莎士比亚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成为对其悲剧做新的艺术处理的亨利·厄尔文的狂热推崇者。在爱琳娜的协助下，燕妮·马克思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以捍卫厄尔文以及他“对莎士比亚特别的、忠实的而又富有创新性地刻画”[23]。爱琳娜是新弗尼瓦尔莎士比亚协会的热心会员，是诸如厄内斯特·雷德福和多莉·梅特兰这些男女演员的朋友。她还是莎士比亚读书俱乐部的会员，这个俱乐部经常在马克思家里举行聚会。这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玛丽娅·昆敏夫人，这样描写了在一次聚会中的马克思：
他是一位愉快的听众，从来不提出批评，常常能把握到正发生的任何有趣的事情的精神实质，在受到触动的时候，尤其是喜剧，就开始笑，直到笑得眼泪顺颊而下——他在年龄上是最大的，但在精神上却和我们任何一个一样年轻。他忠诚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是一样地自然流露。[24]
然而马克思无论多么喜爱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他也不赞成女儿以此作为职业，爱琳娜直到1881年7月才公开演出（当时她出现在两部法国独幕剧中）。恩格斯观看了演出，给马克思写道：“杜西在充满激情的场面中演得很出色，但是看得出来，她是在模仿艾伦·特里，就像雷德福模仿厄尔文一样。不过她很快就会改掉这种习惯的。如果她想给观众留下印象，就一定得发展自己的风格，而这一点她自然是能做到的。”[25]虽然由于疾病和父母亲的去世一度中断，但爱琳娜仍然坚持她所追求的目标。最终她与她后来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一起，为那个时代的戏剧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工作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年代里，马克思几乎没有时间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1871年11月底，迈斯纳告诉他《资本论》第一版已经差不多卖完了，请他（付给500泰勒版税）准备第二版，价格比第一版便宜些，计划以12个独立的小册子发行。马克思为此忙了18个月。最后一个分册直到1873年6月才出版，主要原因是莱比锡发生了长时间的印刷工人罢工。他对第一章作了重大改动，对此他的女儿燕妮说：“他很少这么高兴”[26]。第一个外文译本是俄文，1872年3月出版。这个译本由年轻的民粹主义者罗帕廷开始译，他1870年夏天移居到伦敦，在马克思指导下在英国博物馆开展工作，同时向爱琳娜学习英语。罗帕廷没有完成翻译工作（他为了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出狱而返回了俄国，这次营救并没有成功）。翻译工作由丹尼尔逊接过来，这是一位羞怯的民粹主义学者。他在从银行工作回来后（他在这家银行工作了50年），常常用晚上的时间进行翻译。有些令人担心的是，沙皇独裁的审查可能会禁止该书，但他们感到这本书如此“艰涩，而且几乎不能理解”，以至于得出结论说：“很少有人愿意读它，理解它的人就更少了”[27]。他们在此犯了一个错误：俄文版比其他任何版本都卖得好，该书被热情地传来传去——有时候包着《新约》书皮。马克思甚至没有时间修改第一章，虽然他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丹尼尔逊，抱怨国际工人协会要求他做种种事情：“当然，总有一天我会把这项工作全部搞完的，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即责任感往往促使你去做那些比起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来较少具有吸引力的事情”。[28]
甚至在总委员会1872年迁移到纽约之后，1873年马克思在伦敦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处理未了结的零星事务。1873年秋，他的健康严重恶化。1873—1875年他的确是几乎没有时间做法文版的工作。把《资本论》翻译成法文的计划早在1867年就有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的兄弟埃里·勒克律，在马克思以前的导师莫泽斯·赫斯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头，但他很快就放弃了。直到1871年（在不少于其他五位译者试图完成这项工作之后），马克思与罗伊进行了商谈，罗伊作为费尔巴哈的翻译，享有盛誉。他当时是波尔多的一位学校教师。从伦敦来回地邮寄稿子的各个章节部分自然会延缓进度，而罗伊在辨认马克思字迹方面的困难又进一步延长了脱稿时间（他是根据德文第二版的原稿来翻译的）。马克思通过拉法格幸运地被介绍给极其活跃的巴黎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后者最近曾被流放到瑞士。马克思赞成拉沙特尔的建议，即以分册的形式出版，因为“这种形式会使得著作更容易接近工人阶级，对我来说，这种考虑比其他任何考虑都更为重要”。[29]
1872年2月马克思与拉沙特尔签订了合同。但书要由作者承担出版费用。马克思向他的表兄弟奥古斯特·菲利浦请求经济资助，菲利浦回信说：“如果需要，我作为朋友和亲戚当然愿意帮助你，甚至是在金钱上；但由于你的政治目的和革命目标，我不会那样做。”[30]而罗伊的翻译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标准，他感到自己必须要整句甚至整页地重写，结果第一分册直到1875年5月才刊行——推迟的原因部分由于马克思的健康，部分由于罗伊的缓慢进度，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拉沙特尔在他的这个版本中很希望刊出马克思的照片（这样可以出其不意地抢在俄国出版商前头，俄国出版商的照片被政府禁止刊登，理由是这意味着对马克思人格的过分尊崇）。马克思说，这比他“用法文重写这整部书还要费劲”[31]。他在这个版本的后记中写道：“这个版本具有独立于原书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有能力读德文的读者也是有用的”。[32]
在法文版完成之前，马克思就收到了他的德国和俄国出版商的督促信，要求出版第二卷。1876年10月，恩格斯向库格曼保证说“第二卷的工作日内将重新开始”[33]。两年后，马克思只是模糊地希望第二卷能在“1879年底”完成。[34]1879年4月，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一封长信中说明了情况。他刚刚得知政治形势恶化将妨碍他的第二卷在德国出版的消息。他几乎是欢迎这个消息的，因为除了健康之外，还有别的原因迫使他延迟。首先，英国正在经历与以往极为不同的经济危机，“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35]。其次，正如马克思坦率解释的那样，“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36]。
丹尼尔逊曾一直给马克思提供大量的俄国自从农奴解放以来的农业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有时使恩格斯和燕妮都激动不已。这个主题占据了马克思的头脑，特别是在1876年和1877年。正像恩格斯所写的，马克思1870年以后，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37]
对俄国农业发展的研究启发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地租的思想，正如英国工业的发展为第一卷阐述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例证一样。为能够研究第一手资料，马克思专门学习了俄语。像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时一样，马克思积累了数量庞大的资料，但是此时他缺少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综合的能力和内在动力。在他逝世之后，恩格斯吃惊地发现马克思的稿纸中有超过两立方米的材料全是俄国的统计数字。在这些年中，马克思用他那细小的字体几乎写满了3000页纸——这些手稿几乎全是他的阅读笔记。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变得着迷于这种阅读：他不再有创新的力量，但至少还可以吸收。这样，《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实际上保留在1864—1865年来的水平。1870年，马克思几乎对第二卷中的一半进行了重写，但以后只做了小部分的添加与修改，因为他意识到，正如他在去世前不久对爱琳娜所说的，恩格斯义不容辞地要为《资本论》“‘做出点什么’来”[38]。马克思一直秘密地进行手稿的工作，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恩格斯。恩格斯后来写信给倍倍尔说“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39]。事实上，手稿是如此地凌乱，以至于恩格斯只能在马克思逝世之后11年才印行了《资本论》第三卷。
马克思内心本不很情愿完成他的经济学著作，这由于70年代压在他身上的任务分散精神而加强了。他与人合著了两个《资本论》第一卷的缩写本，在德国是和约翰·莫斯特，在荷兰则是和多梅拉·纽文胡斯。他不仅帮助爱琳娜把利沙加勒的书翻译成英语，而且还在德文翻译中给予大量的细节上的指导。他不喜欢可能会成为他女婿的利沙加勒，这种情感被他对利沙加勒的《公社历史》的赞赏冲淡了。70年代中期，马克思腾出一些时间帮助恩格斯写《反杜林论》，这本著作以其系统性和清晰性，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享有盛誉，其发行量大大高于《资本论》。[40]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不久写的第二版序言中，说他把全部手稿都给马克思读了，说事实上马克思写了评论杜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论述》的一章。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马克思变得越来越接近在当时知识界流行的实证主义。这一倾向，开始于《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延续，并在苏联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达到顶点。正是这一倾向代表着作为哲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其内容是客观规律，尤其作为实在的基本要素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物质的辩证运动规律。这与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例证迥然不同。恩格斯一直有着这种对自然科学范型的倾向，马克思却并非如此，例如，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持有更多的保留态度。
马克思曾一直对达尔文的著作极为钦佩。他在1860年，即《物种起源》出版的第二年就阅读了它，并马上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41]。他认为这本书最后驳倒了宗教目的论，但他很遗憾“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42]。然而，两年之后他的这种观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43]
1866年马克思又写信给恩格斯，甚至有了更多的批判：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纯粹偶然的，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这部著作没有更多的内容。[45]虽然他承认达尔文的著作可能有“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倾向”，但是任何想把整个历史归到达尔文“生存斗争”思想下的人，都只能证明其“思想”的无力。马克思无疑用了生物学的比喻来表达他的思想，认为他在研究经济结构时运用的方法更类似于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或化学。马克思在他本人和达尔文之间作的唯一的直接比较，是在写给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的对自己作品的一篇讥讽式评论中表达出来的。[46]但这只是表明马克思很欣赏达尔文的著作，并不说明他用了与达尔文研究自然一样的方法着手研究历史。因此，恩格斯在他那篇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中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观点等同起来是极大的误导。[47]
不过，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对自然科学（物理学，地质学，尤其是数学）的关注确实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他还对刚出现的人类学很感兴趣，并热心于路易斯·摩尔根的著作。路易斯·摩尔根曾是一位极受尊敬的作家，但他的学术声望并没有在后来的研究中持续下来。1880—1881年的冬天，马克思十分认真地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作了上百页的摘录。恩格斯在他后来的《家庭起源》一书中运用了这些摘录材料。摩尔根著作中特别引起马克思兴趣的是原始部落的民主政治组织以及他们的财产共有。马克思并没有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判断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渗透到摩尔根的著作中；马克思似乎也没有像恩格斯那样对摩尔根的成就极其钦佩。特别是，他没有看到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任何密切相似之处。[48]
三健康
使马克思不能完成他生命著作的是他的疾病。到19世纪70年代初，他早期的生活方式和穷困无可挽回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为了寻求身体的健康他不得不从一个疗养点到另一个疗养点，这种让人同情的奔波越来越占据了中心位置。1871年4月，恩格斯告诉库格曼，自从普法战争的爆发马克思放弃理论工作以来，他已经开始“相当合理”的生活：他大部分时日都要散步两个小时到汉普斯泰德，并且如果他感到不适，就连续几个星期不沾啤酒。[49]但是他一重新回到理论工作（继续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旧病就会严重复发：大脑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失眠，即使大剂量的安眠药也不能使之缓解。每一次突然发作都让人提心吊胆。恩格斯说服他1873年5月到曼彻斯特咨询恩格斯的私人医生龚佩尔，他也是马克思唯一完全信赖的医生。龚佩尔给了马克思一个要严格遵守的医嘱，绝对禁止他每天工作超过4个小时。这大大改善了马克思的健康，但到秋天头痛又复发了，马克思又一次到北方去看龚佩尔医生。他在精神几乎崩溃的爱琳娜的陪伴下，在哈罗盖特又进行了3个星期的水疗。马克思的时间都用于读圣贝夫的《夏多布里昂》一书，他认为这本书“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50]。龚佩尔发现马克思的肝脏肿大，就强烈建议他去卡尔斯巴德疗养。在哈罗盖特的治疗当然没有使病情减轻；而当痈在冬天复发的时候，马克思仍然受着失眠的困扰，不能进行任何认真的写作或者工作——这种境况他描述为“对于任何一个不愿意当牲畜的人来说，事实上等于宣判死刑”[51]。1874年4月，他在拉姆斯盖特待了3个星期，7月份在怀特岛逗留了一阵，这里居民的宗教狂热使他大为惊讶。为了照顾爱琳娜（她的神经疾病再一次使她处于崩溃的境地）和参加外孙查理（他活了不到一年）的葬礼，他不得不离开了怀特岛。这样，马克思暂时没有了外孙——4个出世的外孙都在幼儿时期就死去了。
1874年6月底，马克思终于决定采纳龚佩尔的建议去卡尔斯巴德，这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矿泉疗养胜地，坐落在波希米亚（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西部）艾根河险峻的河岸上。早在1869年，库格曼曾试图劝说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去那里，马克思断然拒绝了，因为这是个“无聊而又费钱的地方”[52]。现在，由于经济状况好转而健康每况愈下，他决定去那里，带着爱琳娜随行。这次旅行由库格曼安排，他在日耳曼尼亚为他们在一家价格比较适中的旅馆订了房间。官方游客名册的记录是：“查理·马克思先生，平民，与女儿爱琳娜一起，来自伦敦”。作为平民，马克思必须支付双份的疗养税，但他希望这个自我说明可以“消除了我是恶名昭著的卡尔·马克思的嫌疑”[53]。关于预料中的警察方面的麻烦，马克思在启程之前就申请入籍为英国国民。8月初，他的律师向英国内政部递交了这份申请，并附有四位极受尊重的住户提供的必要的推荐信。但是，内政部拒绝了他的请求，而且拒绝给出理由。事实是，伦敦警察厅向内政部传送的情报是该申请者是“臭名昭著的德国煽动家”，“不忠于自己的国王和国家”[54]。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没能逃脱警方的不断监视，虽然报告只说他的行为“没有任何可疑之处”[55]。
马克思非常认真地进行治疗，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把自己变成了某种机器。他最晚5点半起床，接着散步到6个不同的矿泉水区，在每个地方都要喝一杯水，时间间隔是15分钟。早餐是特制的药物面包，早餐之后要散步1个小时，上午半晌时，要在城外的一个咖啡店里喝咖啡。接着是在周围的小山上继续散步，然后回到旅馆，以换换环境，在午饭之前打个盹。每隔一天打盹之前还要冲个澡。午饭后仍是继续散步，或者组织好的参观，接着是一顿便餐，之后早早上床，所有的活动都在晚上9点结束。马克思非常喜欢这种生活，尤其是在松树覆盖的厄尔士山花岗岩山麓中长距离地散步。他还喜欢给比较引人注目的过路者起一个诙谐的绰号。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回忆起一次参观瓷器作坊，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人正在操纵着一架旋转着的复杂机器。
“你的工作一直都是这样吗？”马克思问他，“你还有其他的工作吗？”“没有”，那人回答道，“数年来我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只有通过实践，一个人才能学会操作这种机器，把难以制作的形状变得光滑和完美。”“因此劳动分工使人类成为机器的附庸”，当我们往前走时马克思对我的父亲说，“他的思维能力变成了机械记忆。”[56]
下午和晚上，马克思通常更愿意和一些人一起，进行轻松的谈话，诸如著名的画家奥托·克尼勒和西蒙·多伊奇（奥地利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从巴黎时期就记住了他）。不论是散步还是在旅馆后的露台上写信，父亲和女儿都形影不离。据爱琳娜说，在卡尔斯巴德，尽管她在对人的态度上仍然有着令人尴尬的直率，几乎不停地在抽烟，但她和父亲相处得非常好，“他惊人的历史知识使得我们走到的每一个地方的过去比现在还显得栩栩如生”。[57]
对马克思来说，在卡尔斯巴德唯一令人不快的事情来自库格曼。从他居留一开始，马克思就对“这个人的挑剔或粗野”感到讨厌，“这使他毫无理由地把自己和家庭生活弄得很不愉快”[58]。不幸的是，库格曼为马克思选择了一间位于他自己和爱琳娜之间的房子，结果是——
……不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我都感到有他在场。我对他那种用热情的声调郑重其事地发表的滔滔不绝的无稽之谈还能忍受……但当他因闹家庭纠纷使我过于厌烦时，我就再也忍受不住了。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浅薄之徒认为，他的妻子似乎不懂得、不理解他那专注于最高宇宙问题的浮士德式的禀性，因而以极其恶劣的方式来折磨这个在各方面都比他强的女人。因此，我们之间终于发生了一场争吵；我搬到了上一层楼，完全摆脱了他（他使我的治疗受到很大妨碍），直到他启程（上星期日）之前我们才重新和好。但我向他坚决表示，我不去汉诺威了。[59]
据爱琳娜说，库格曼夫人（爱琳娜对她怀有深深的敬爱）的丈夫总是告诉她，她对他提供给她的好处没有表示足够的感激，“在昏暗的日子里，库夫人还没有扬起自己的剧装，宏大的舞台就开幕了”[60]。弗兰契斯卡后来写道，还有其他意见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和库格曼在一次长距离的散步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库格曼“试图劝说马克思停止一切政治宣传活动，首先完成《资本论》第三卷”[61]。这一直是一个极易惹火马克思的问题。9月21日，马克思和爱琳娜离开了卡尔斯巴德，有意不去汉诺威。他们先是去莱比锡拜访李卜克内西。当时威廉·布洛斯刚被从狱中释放，李卜克内西就带着他们迎候了他。布洛斯当时是社会民主党的新闻工作者，后来成为维尔腾堡政府总理。他后来写道：
我激动而高兴地迈过监狱的门槛。门外站着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小儿子。[62]他旁边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挽着一个人的胳膊。这个人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五十来岁，长长的白色胡须，只有嘴唇上的胡子是乌黑的。他容光焕发，人们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快乐的英国老头。但我看过他的照片，所以一下子就认出来了……[63]
然后他们去柏林看望了马克思的妻弟埃德加尔。埃德加尔是一位小公务员，并以此谋生，他仍然保留着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在去汉堡看过迈斯纳之后，10月初他们回到了伦敦。
马克思第二年独自去了卡尔斯巴德。他出门在外的旅行由于与一位天主教神父的交谈而变得生动起来，马克思以一瓶法国科涅克上等白兰地成功地打破了这位神父的沉默。一到目的地，他就在家信中宣称库格曼不在，对他的健康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他开始享受长距离地散步，开始享受比尔森啤酒。他花大量的时间与马克西姆·考瓦列夫斯基在一起，后者是一位俄国的自由派贵族，他同样对俄国的土地所有权历史有兴趣，后来他成了伦敦的常客。考瓦列夫斯基没有社会主义倾向，但深深敬仰着马克思，这些日子在马克思的生活中逐渐占据了库格曼最近留下的位置。
警方继续密切监视马克思，但对布拉格的汇报不过是“他过着安静的生活，几乎不与别人交往，自己常常长距离地散步”。治疗很有效果，恩格斯1875年10月提到：“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更加壮实、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很快就能够重新全力投入工作”[64]。
第三年，也就是1876年，马克思又回到了卡尔斯巴德。这一次他带着爱琳娜，说他过去一年非常想念她。他们按照嘱咐待了一个月，稍微进行了一些社会活动——主要是与德国大学的教授们交往，在这个圈子里所有人都希望谈论的一个问题是：你对瓦格纳怎么看？马克思的观点极尽嘲讽。爱琳娜的健康让马克思异常焦虑，在他们停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她差一点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在回程中，他们到布拉格与库格曼的妻弟、商人麦克斯·奥本海姆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绕道经过宾根和克罗茨纳赫，因为马克思想给女儿看一看他结婚和度蜜月的地方。
1877年，马克思没有去卡尔斯巴德，而是去了位于莱茵兰地区的小疗养地诺伊恩阿尔。他对恩格斯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到卡尔斯巴德去费用将极端昂贵，因为燕妮这一年不愿意被留在伦敦；而且换一种饮食起居方式可能会有益处。恩格斯回了信，给了马克思一些他在1849年战役中曾用过的布莱克森林的详细地图。1878年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令剥夺了马克思去德国或奥地利疗养地的机会，这一年，他不得不凑合着去了一个差不多的地方——英国的马尔文。他与妻子、女儿燕妮和外孙一起去了，三个人都病得很严重。他们在那里的时候，莉希·白恩士（恩格斯自从玛丽去世之后一直与她生活在一起）在经受长时间的折磨之后死于膀胱肿块。恩格斯按照英国教堂的仪式在她去世的床边与她举行了婚礼。马克思在下一年去了泽西，但在他的第三个外孙埃德加尔出生之后，不得不返回到拉姆斯盖特和女儿燕妮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马克思一家都忙于燕妮·马克思的疾病——无法治疗的肝癌。1880年，马克思带着妻子首先去了曼彻斯特看望了龚佩尔，接着到拉姆斯盖特多待了一段时间。由于长时间卧病在床，又不信任医生，燕妮需要家人一直照料。到下个十年到来的时候，疾病与气候的话题充斥了马克思的信件，压倒了其他一切事情——这可以理解，鉴于马克思自己的疾病和发生在家庭中的不幸，——现在他已身心交瘁：总之，他的公开活动结束了。
四欧洲景象
国际工人协会的衰亡和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四分五裂，意味着19世纪70年代民族自治党派得到了发展。和以往一样，马克思希望战争成为革命的催化剂。1874年他写信给左尔格说：“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它越来越导向欧洲大战。我们必须通过这一关，然后才有可能考虑采取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决定性的公开行动。”[65]唯一存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是德国，正如马克思曾经预料的那样，工人运动的重心在普法战争后发生了转移。正是德国在70年代占据了马克思大部分的注意力。更确切地说，在德国存在两个无产阶级政党，爱森纳赫党和拉萨尔追随者的团体，他们在70年代初试图合并起来。普鲁士领导的德国统一、施韦泽辞去拉萨尔派的主席职务以及巴黎公社余波中俾斯麦对两党的镇压，都推动了这一进程。他们第一次规模很大的选举活动的成功表明这两个党获得了几乎相同的选票，谈判拉开了序幕，并在1874年底基本上达成了协议。1875年5月，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哥达将通过统一的纲领。
德国内部的这些事情一定程度上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66]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激怒了，这不仅因为纲领的内容，还因为并没有向他们征询意见这样一个事实。恩格斯1875年3月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扼要地重述了纳入到纲领中的、不能接受的拉萨尔派的提议：把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看作“反动的一帮”加以反对，缺乏国际主义精神，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观点，以及没有考虑工联的作用。并说如果纲领被采纳，他们将会与李卜克内西断绝关系。[67]马克思5月份亲自给白拉克写了一封信，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68]。在马克思看来，爱森纳赫派本应使自己为联合行动达成某种实际的协议。实际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大会之后就立刻与纲领划清了界限。马克思在信中还附了一份题为《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的手稿，请白拉克把该文散发给爱森纳赫领导人。李卜克内西认为谈判还为时过早，应缓一缓，因此只是让几个爱森纳赫领导人看了这个文件，却没有让倍倍尔等人看。直到1891年该文才刊行出来，以《哥达纲领批判》而闻名。这篇文章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文献之一。
《哥达纲领批判》行文采取了提“几点意见”的形式，其中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对纲领中有关分配国家财产观点的批判；另一个是对纲领中国家观的批判。就第一点来说，马克思反对“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69]。他在公开宣称的劳动所得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观点中没有发现非常革命性的东西，因为“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70]。马克思进一步批评纲领没有抨击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对“公平的分配”和“平等的权利”的讨论模糊不清；工人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样一个观点，完全忽略了资本更新、社会公共部门的管理、贫困救济等的必要支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所得”这个词语将会毫无意义，因为：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71]
接着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产品的分配，由于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72]。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生产者将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在扣除作为社会基金的劳动之后），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73]
马克思继续写道，当然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衡量用的是相同的标准——劳动，而人的能力、家庭条件等是不同的，因此不平等就出现了。马克思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继续写道：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74]
马克思这样总结了他对纲领这一部分的批判：
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75]
马克思第二个基本的批判是对纲领中的“自由国家”以及“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的批判。马克思反驳说，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就弄清了：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76]
纲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它的阐述一样是错误的：它提出了政府援助的工人合作社，而不是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回到“自由国家”这一论述中，马克思坦率地宣称这不可能是配得上称为“社会主义者”之名的工人的目标。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他没有专门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77]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纲领只不过是“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很多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已经达到了。
尽管给了对方很大压力，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断绝与纲领的关系；恩格斯声明说新党派中的分裂绝对无疑是非常错误的。俾斯麦对社会主义者日益增加的反对立场，使得拉萨尔派与政权联合的政策越来越不具有现实性，爱森纳赫派很快获得了最高领导权。随着德国工业以惊人速度的发展，新的社会民主工人党获得了比以往多的选票。虽然这样，马克思仍然对他的战友和学生的政策很不满意。连倍倍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看作该党中唯一的完全可靠的人）都说：“与伦敦两位老人达成理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78]
虽然马克思非常渴望有一个理论杂志，来揭露“缺乏教养的无知之徒和浅薄的文人”[79]，但他对1877年8月出现的《未来》杂志仍然持不欢迎态度，该理论杂志计划两周一期，来取代党的机关报《前进报》。该杂志得到了一位富有的法兰克福出版商的儿子卡尔·赫希柏格的资助，他怀着最好的意图，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不理会任何‘意图’”[80]。他拒绝为该杂志撰稿；当他读到有关正义的词语和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时（这使他想到了40年代“真正的社会主义”），认为并不合理。“把资产阶级带入党”[81]结果并没有成功。马克思总结了他对德国形势的总的看法：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的“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82]
社会民主工人党创建于哥达会议，当然包含着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约翰·莫斯特倡导某种与无政府主义极为接近的东西，“博爱的”社会主义有众多的追随者，杜林的去中心化和高度平等主义的公社对工人党中的爱森纳赫一派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杜林为克服失明所带来的困难的奋斗，以及在大学权威面前坦率的激进主义言论，使他在他所从教的柏林广受欢迎；只是到了后来，他的光芒由于日益增长的妄自尊大和强烈的反犹主义才暗淡下来。总的来说，杜林认为他对马克思的批判是“来自左翼”的，他批评了他称之为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经院哲学，他的经济决定论，对李嘉图的依赖，以及他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思想的含糊性。然而，尽管诙谐地称马克思是“年老的青年黑格尔派”，但他非常推崇马克思，对他的著作也相当敬重。1877年，工人党的会议差点通过了一项决议，停止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约翰·莫斯特提出了该建议，称恩格斯的文章“对《前进报》的大多数读者而言没有意义”[83]。倍倍尔努力促成他们通过一项折中的决议，即把文章以科学增刊的形式刊行。鉴于李卜克内西对所有加入者敞开大门而造成的“党的腐败堕落”，马克思对俾斯麦1878年10月通过的反社会主义法令持欢迎态度。这个夏天，威胁威廉一世生命的两次行动自然使马克思极为愤怒[84]，因为这马上就给俾斯麦制造了借口，禁止所有社会民主党派的组织、会议以及公开出版物，这个禁令将实行12年。
马克思对德国形势的不满又一次集中于一份新的出版物。1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了三个流亡者编辑的《年鉴》第一期，这三个人是：创建了《未来》杂志的同一个赫希柏格，社会民主党新闻工作者卡尔·施拉姆以及爱德华·伯恩施坦，他是后来的修正主义倡导者，最近刚从杜林转到马克思的思想上来。工人党很显然需要一份有号召力的刊物：约翰·莫斯特曾开始启动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住在巴黎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闻工作者卡尔·希尔施，曾创建了一份名为《灯笼》的新杂志，在布鲁塞尔刊行。希尔施被说服承担了动议中的《年鉴》的编辑工作，《年鉴》的准备工作留给了苏黎世的那三个人。然而，第一期就显示出寂静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坚决反对。还使他们感到愤怒的是苏黎世编辑们对希尔施的不友好态度，因为希尔施曾在他的报纸上抨击了一位叫凯泽尔的社会民主党人，该社会民主党人曾投票赞成保护德国的钢铁工业。凯泽尔实际上事先曾与他的同事商议，并得到了他们的许可。然而，马克思不考虑这一策略，认为这是“议会白痴症”[85]。
在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的一封长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扼要地说他们的不平。他们反对苏黎世小组的观点，即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解放自身，只有改革才是党的目标，以及暂缓制定党的纲领。他们说，这种态度使他们想起了1848年，这些人
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86]
无产阶级应该由资产阶级归附者来增强力量当然是必要的。但他们必须首先要能够对无产阶级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其次要能够完全放弃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的结尾写道：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87]
然而，《年鉴》只出版了两期，1879年9月《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创立了。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份新报纸“没多大价值”[88]。他们仍然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非常不满，双方的关系依然紧张。这大多是因为恩格斯比马克思有更多军人的口气，所以，李卜克内西（其中的一位）就感到马克思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89]但是整个争吵1880年底平息了，当时倍倍尔和伯恩施坦进行了他们所谓的“卡诺萨之旅”，拜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家同意伯恩施坦承担《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多少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做得非常成功（马克思对伯恩施坦的看法没有记载）。虽然马克思对未来极其乐观，但是对正在成长的一代却极为刻薄。可以举两个例子：他对恩格斯评论说，狄慈根的工作越来越糟糕，并认为这个人的情况是“无可挽救的”[90]；考茨基（很快成为德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马克思指责为“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工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91]。
五俄国、法国和英国
直到1875年，马克思还一直极为怀疑俄国革命的种种可能性，他认为1861年俄国农奴获得解放后的乐观主义只是昙花一现。尽管《资本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而且对思想家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敬慕，但是他仍坚持认为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更容易屈从于外界的压力而不是国内的颠覆。到1877年初，随着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马克思预言“东方问题”“必然以俄国爆发革命而告终，不管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的结局如何”[92]。他和恩格斯持续地对俄国—土耳其战争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这占据了他们1877年下半年的时间），虽然他们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并不准确。马克思“非常满意穆罕默德的后裔……所持的坚定而可敬的立场”[93]。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土耳其人给予完全的支持，因为“我们研究了土耳其农民——也就是研究了土耳其的人民群众——并且认识到他们无疑是欧洲农民的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代表之一”[94]，同时也因为“俄国人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失败正在直接引起俄国的革命”[95]。
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资料……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按照一般规则，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96]
他将土耳其人的最终战败归咎于英国和奥地利的背叛（他正确地预见了其不可避免的分裂）[97]，归咎于土耳其没有进行自己的革命。
土耳其战争没能动摇俄帝制，马克思将希望越来越多地寄托于俄国内部某种革命运动的可能性。他已对俄国状况作过详细研究——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准备过程中；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在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俄国日益强大的反抗运动自然要向他征询建议——他也乐于给他们建议。随着农奴在1861年获得解放，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宽大政策使得广泛的政治运动成为可能。最为激进的运动是民粹主义的各个派别——他们的本质特征是想作为以广大农民阶级为基础的革命催化剂，并渴望通过找到一条俄国的特殊道路来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98]
1874年，这一问题由于布朗基的一位民粹主义追随者特卡切夫的一封公开信而公开化，这封信指责恩格斯低估了农村公社——传统的农民村社的革命潜力。恩格斯的回复给人的印象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对俄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一位重要的民粹主义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1877年抨击了这一观点，声称《资本论》含有对俄国人的努力奋斗的谴责，这些俄国人在为自己国家获得发展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工作。比起恩格斯来，马克思的观点更为微妙，更为含混，他在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作了回答。他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的指责：“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维护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一章的观点，继续说道：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99]
在1874年底马克思做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100]
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除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而且对宣称以此为目的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恐怖主义一派民意党人（NarodnaiaVolya）表现出了极大的赞美。1881年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之后，马克思把这些恐怖分子描述为“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认为他们力图使欧洲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像对待希沃斯的地震一样”[101]。
马克思不怎么尊重在日内瓦的民粹主义流浪者（其中有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他们反对恐怖主义，倾向于集中搞宣传：“（为了在俄国进行宣传，他们跑到日内瓦去了！多么荒谬！）。这些先生们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头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头作准备……”[102]这个团体的一个成员维拉·查苏里奇1881年2月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特别地请求马克思澄清一下他对于俄国经济发展的态度。她写道：
……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103]
他们最有力的论说常常是：“马克思这样说过”。反对方说：“但你是怎么从他的《资本论》中推导出这一点的？他并没有讨论土地问题，也没有谈到俄国。”你的学生们说：“如果他谈到我们国家就会这么讲。”
马克思对这封满腹疑虑的信的简短回答是带有预言性的：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104]
马克思的回信尽管简短，但却有三个非常详细的草稿，这些草稿透彻地分析了农民公社的发展，并且有着比较乐观的结论：
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05]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声明中，即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译本的序言中，马克思重申了这一立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06]。这样一来，马克思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理论遗产也是极为模棱两可的。[107]
在法国，社会主义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缓慢地复苏。直到1877年，又开始重新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后来的领导者盖得和马隆以前都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在他们的《平等报》上宣称了他们越来越接近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1879年10月，工党联合会（FederationduPartidesTravalleursSocialistes）成立了；1880年的大赦，由于允许流亡者（包括马克思的两个女婿）返回，社会主义者队伍壮大了。1880年5月，盖得来到伦敦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讨论竞选纲领。对这个纲领，马克思总体来说感到满意——他为纲领写了导言，因为这个纲领体现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108]，但是他反对写法定的最低工资（盖得坚持要写）。“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这种诱饵的话，那末，现在就根本不值得拟定任何纲领”[109]。他还草拟了一份长长的调查表发给法国工人，以此复活了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的思想。调查表1880年4月发表在马隆的《社会主义评论》上，25000册销售一空。[110]其前言坚定地说：只有工人“才能非常熟悉地描述他们所忍受的灾难；只有他们，而不是上帝派来的拯救者，才能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他们遭受的社会灾害”[111]。
马克思认为首要任务是进行灌输阶级意识的教育，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达到了任何效果。他怀疑新的政党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团结，这一次他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1882年9月的圣·艾蒂安大会上，工人党分裂为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两派，后者由盖得领导，他发现自己备受攻击，理由是他听命于伦敦的“普鲁士人”马克思[112]。事实上，马克思和盖得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马克思对他在法国的某些未来学生的评价如此之低，以至于他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13]。实际上，他的两个女婿由于缺少政治敏锐性令他很失望。他轻蔑地说：“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114]
英国仍然是一个马克思思想影响最小的国家。甚至美国也给了马克思以更多的鼓励。他密切关注着美国1873—1878年“漫长的经济危机”，对最新的州例如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发展特别有兴趣。他认为“建立一个严肃的工人政党”[115]是很有可能的，并认为政府的土地占有政策将使黑人和农场主与工人阶级结盟，他甚至认为把国际工人协会的办公地移至纽约可能本来是合适的。[116]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英国工人阶级现在已经如此没落，以至他们“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117]。尽管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激进派如约瑟夫·考恩有着暂时的热情，也不得不告诫伯恩施坦说：“目前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大陆上那样的真正的工人运动”[118]。然而，马克思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即认为英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他在1880年写道：
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照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前者的每一个和平的让步都是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他们的行动是随着这种压力而来的，如果说这种压力越来越削弱，那只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119]
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后，马克思在英国就开始颇为知名。在1877年的东方危机中，他声称曾在“伦敦流行的报刊”上匿名发表了很多文章，攻击格莱斯顿的俄国政策，这一切都是通过国际工人协会的熟人马尔特曼·巴里来斡旋的。他还通过巴里影响国会议员，“这些议员如果发觉，在东方危机问题上，红色恐怖博士（他们这样称呼我）是他们的策动者，他们一定会大为惊愕”[120]。1879年初，“红色恐怖博士”至少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她就是嫁给德国王储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她要求蒙特斯图亚特·格兰特·达夫先生（一位自由派的英国议会议员，曾任驻印度的副部长）去见马克思，并把他对马克思的看法告诉她。于是，达夫先生安排在圣詹姆士街的德文郡俱乐部与马克思共进午餐。格兰特·达夫对马克思的总体印象，正如他对王妃所讲述的：
他是一个个子不高、有点矮小的人，花白的头发，花白的胡须，与他嘴角上仍然乌黑的胡子形成了奇怪的对比。脸有些圆，前额轮廓分明，非常饱满，眼睛锐利，他的整个表情令人愉快，绝不是一个惯于啖食摇篮里婴儿的人——我敢说警察是这样看待他的——的表情。他的谈吐显得见多识广，而且很博学，对比较语法很感兴趣，这把他引向古老的斯拉夫语和其他一些比较冷僻的研究。他的谈话还由于很多古怪的措辞和一些冷面幽默而富有变化。当他谈到赫泽切尔（Hezechiall）的《俾斯麦亲王的生活》（LifeofPrinceBismarck）时，总是通过将它同布什博士（DrBusch）的著作对比，把它作为《旧约》而提及。
他非常讲究实际，稍微有些愤世嫉俗（这种愤世嫉俗不带丝毫的冲动），有趣；当谈到过去和现在的时候，他就像我所认为的，常常会提出异常正确的看法，但一谈到将来，他的看法就变得含糊，不能令人满意。[121]
他们谈了3个小时，关于俄国，马克思希望那里出现“激烈的但并不渺茫的垮台”；关于德国，他好像认为有军队哗变的巨大可能性。马克思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并说暗杀德国皇帝未遂的刺客诺比灵没有像他预计的那样事先到伦敦拜访他，让他如释重负。格兰特·达夫总的结论是：“不论他是否希望这样，颠倒世界的人将不是马克思”[122]。
在马克思晚年，与他联系最为密切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是亨·迈·海德门，海德门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并有相当可观的私有财富。[123]在一次去往美国的航程中，他读了《资本论》的法译本，于是非常渴望见到马克思。在1880年初一个适当的时候，卡尔·希尔施把他介绍给了马克思[124]。第二年，马克思经常在爱琳娜的陪伴下，与海德门一起在他德文郡宅邸的华美的家中进餐；海德门也会回访他（尊敬地称他为“十九世纪的亚里士多德”）[125]，两个人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一谈就是数小时。海德门坚信英国的和平革命，他的一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但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劳动价值理论。他还是一个激烈的反俄分子，这一点他们两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联系。然而，他们的友谊由于1881年6月的一次争吵而结束了。海德门当时刚刚出版了他的《民主课本：大家的英国》，该书倡导去中心化的自治帝国，认为在这样的帝国中，改革由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来进行比较好。这本书中有两章论述了劳动和资本，大量地吸收了《资本论》的思想，并在书的前言中进行了适当的致谢，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作家的著作”[126]，但是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该书在民主联盟的成立大会上分发。马克思非常愤怒，因为海德门没有对他的著作表示更特别的感谢；他还感到恼火的是，他的思想出现在他对其整个方法并没有好感的著作中。海德门为自己辩解说，因为很多英国人如果知道这些思想是马克思的，就会减弱对该书的好感，英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地向外国人学习。马克思对这种解释更为愤怒，于是淋漓尽致地写下了激烈谴责的文字，结束了他们的交往。[127]
然而，马克思由于1881年12月一本小册子的出现而感到愉快，该小册子是《现代思想的领袖》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是献给他本人的，作者是海德门的朋友——实证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在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中和对他的经济学思想的阐述中出现了很多错误，但它毕竟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128]。同时，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伦敦西区［注：伦敦西区主要住的是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对此进行了广告张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且这件事在燕妮去世前两天给她带来了快乐。然而矛盾的是，马克思在他居住和工作了大半生的国家仍然鲜为人知。他的讣告登在《泰晤士报》上，内容出现了最荒唐的错误。当《资本论》英文版终于在1894年面世的时候，在最初的几年中，英国和美国加在一起的销售量一直极低。有记载的马克思关于不列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129]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
在1881年2月龙格一家离开之后，马克思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孤独的两年。这次分别是极为痛苦的：对马克思来说，外孙是“无穷尽的乐趣的源泉”[130]；他们离开数星期后，他这样写信给燕妮说：“当我听到……孩子们相似的声音时，我往往就跑到窗子跟前去，刹那间忘记了孩子们已在海峡的彼岸”[131]。他参加户外社交聚会的时间越来越少，感到“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特别是当新出生的人“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132]的时候，更是如此。虽然马克思请了伦敦最好的医生，但是燕妮的健康继续恶化。她仍有精力偶尔去剧院，但更多时间是缠绵病榻，绝望地抓住她知道正在枯竭的生命。7月，马克思带她到伊斯特本待了三个星期，燕妮坐在轮椅上活动。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决定离开到巴黎西部郊区阿根地去，打算在女儿燕妮那里住很长一段时间，燕妮自己正患着严重的哮喘。但是三个星期后，马克思得到消息说爱琳娜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于是他立刻回到了伦敦，几天后燕妮和琳蘅也回到了那里。
六最后几年
在1881年12月去世之前的整整6个月里，马克思的妻子显然一直处在死亡的边缘。10月份，马克思自己的病严重发作。他由于支气管炎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恩格斯唯恐他死去，爱琳娜整夜整夜地坐在他旁边。燕妮就在旁边的房间里，但马克思三个星期不能去看她。爱琳娜后来写道：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我们亲爱的妈妈躺在前面大的房间里，摩尔在后面的小房间里。他们两个人，过去是如此地彼此熟悉、彼此亲密，而现在甚至不能一起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年迈的好琳蘅……和我不得不照料他们两人……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早晨，他感到有了气力，可以走到妈妈的房间去。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又年轻了——她是一位年轻女孩，而他是一位恋爱中的青年，都刚迈进生活的门槛，而不是即将永别的病魔缠身的老头和即将离世的老妪。[133]
令人无法忍受的肿瘤的痛苦症状只是在最后的几天才出现，医生用吗啡来缓解。当她12月2日去世的时候，“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134]她对丈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Good）。马克思的医生禁止他参加葬礼，他只好用这样一件事情来安慰自己：在去世的前一天，燕妮曾谈到丧礼仪式的事，她说：“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135]马克思永远也没有从燕妮的死中恢复过来。恩格斯在燕妮刚去世后看到了他，对爱琳娜说：“摩尔也死了”。马克思只能由于自己健康上的生理痛苦才能逃避失去妻子的精神痛苦，因为“对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肉体上的疼痛”[136]。迈斯纳后来写道，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是必要的，但马克思已经无心去做了。
在部分地恢复了健康之后，马克思感到自己是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137]。他决定再去一次海滨，1882年1月，他带着爱琳娜去了文特诺尔。他的咳嗽和支气管黏膜炎仍然没有减轻。事实证明爱琳娜是一个可怜的同伴：自从去年夏天俄国民粹主义者利奥·哈特曼求婚以来，她一直处于神经极度衰弱的边缘。她正处于与利沙加勒解除婚约的痛苦之中，正处于自己曾有机会立足于舞台的绝望之中。当她的伦敦朋友多莉·梅特兰得知了她的处境后，就急匆匆地到了文特诺尔予以帮助。但收效不大。要不是多莉不能独自打发时光而对马克思说了无休无止的闲话，使马克思受到了伤害，他也不会认为女儿本应向别人寻求帮助，他还焦急地认为她不应该成为“老头子的‘护士’，成了家庭的牺牲品”[138]。爱琳娜当然形成了这样的印象：父亲并没有觉察到她的精神重压，还认为她在由家庭负担的情况下沉于疾病。由于对爱琳娜和文特尔诺希望的破灭，小燕妮太忙于照顾自己的小孩而不能帮他，劳拉又太自私，马克思在恩格斯和他的医生的压力下屈从了，动身去了阿尔及尔。当他发现恩格斯那吵闹的同伴难以忍受时，他更乐意离开伦敦，他写信给女儿燕妮说：“好心的乐观的老弗雷德……容易由于爱护人而害了人”[139]。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一家可以俯瞰海湾的小旅店中度过了孤独的两个半月。这个季节格外地寒冷而潮湿，他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怀念之中”[140]。他给恩格斯和女儿们的所有信件都写满了自己健康和天气的详细情况，在他逗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天气变得非常热，以至于他不得不去理发剃胡须。他的信开始出现拼写和语法错误——这是由于燕妮的死和他患病而导致“记忆力不断衰退”[141]的结果。1882年5月，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去了蒙特卡洛［注：位于摩纳哥。］，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然而他的胸膜炎和支气管炎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
6月6日，他去了阿根地，接下来的3个月与小燕妮在一起，在“孩子们的喧闹”中寻找宁静，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142]但是，小燕妮的家庭根本不能给他提供他想要的宁静。小燕妮9月中要生一个小孩，并且得不到丈夫的帮助。她痛苦地责备她的丈夫龙格：除了有一点时间在家睡觉外，其余时间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巴黎的政治活动中，而马克思认为他的这些活动和拉法格的一样是白费力气的。龙格还不明智地邀请罗伊（《资本论》的法文译者）去阿根地，由于马克思对其人才能的看法，这自然导致了极大的尴尬。
1882年夏天，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迁移到了巴黎：琳蘅6月份过来照顾小燕妮，爱琳娜和劳拉也很快随之来了。劳拉还在伦敦的时候，马克思曾写信告诉她，当他9月份［注：似应为7月下半月，参见《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325页。］去瑞士的沃韦（Vevey）时，这“成了你的义务——作山谷老人的旅伴”。劳拉答应了，在那里马克思答应给她所有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材料，以写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并提出她承担把《资本论》译成英文的工作的可能性。[143]他们在小燕妮生下她唯一的女儿之后回到了阿根地。与和劳拉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爱琳娜与小燕妮相处很好，并在阿根地发展了她在伦敦完全蛰伏了的才能。而她也在8月底离开，带着小燕妮的大儿子琼尼回到了英格兰，在那的好几个月里，她对孩子严格管教，就像他的第二个母亲。
从瑞士回来，马克思就感到他不能再给小燕妮增加负担了，于是回到了伦敦，想独自一人在10月底再一次到文特尔诺去。在他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感到自己的健康稍有好转，于是坐下与恩格斯喝朗姆酒，直到凌晨一点。在怀特岛上，他长时间地漫步在那开阔的高地上。日益增强的孤独感使他请求劳拉过来和他住在一起。现在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年老易怒的马克思的热情才会点燃——例如当他突然被告知他的理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他激动地说：“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144]。在此期间，在阿根地小燕妮的状况日益恶化。早在4月初时，她就一直遭受痛苦的折磨，似乎一直都是膀胱癌。除了一个只会朝她叫嚷、根本帮不了什么的丈夫之外，她还有四个小孩需要照顾。她的婆婆因龙格家庭的债务而责备她，并不停地敦促她出去工作。当拉法格一家1月初来看她的时候，看到她“沉没于噩梦幻梦击溃的麻木之中”。她不久就神志不清，于1883年1月11日去世，年仅38岁。这件事要由爱琳娜来通知她的父亲了。她写道：“我经历过不少伤心的事情，但还没有像那次那样伤心过。我感到我正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父亲。在漫长的路途中，我忧心忡忡，绞尽脑汁地想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他。但是不需要我说，我的表情背叛了我。摩尔马上说‘我们的燕妮死了’”[145]。
马克思被他的“第一个孩子，他最喜爱的女儿”[146]的死彻底击垮了，他回到伦敦，就去世了。
一回到伦敦，由于喉炎而导致的音哑就使马克思不能多说话了。琳蘅为他做了最可口的饭菜，努力恢复他的胃口，并不停给他洗芥末澡来让他冰冷的双脚暖和起来。他一天喝一品脱牛奶，四天喝一瓶白兰地。他轮换着阅读出版商的目录（当他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和法国小说（当他的智力兴趣产生的时候）。肺部的溃疡使他的支气管炎恶化了。2月底，由于东北风不断带来的霜雪，他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3月10日，恩格斯对劳拉说，医生认为马克思的健康实际上稍微有所好转，并说如果他能熬过下两个月，一切都会好的。13日早上，他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汤。但当恩格斯按照每天一次的惯例在下午拜访他的时候，看到了他很害怕看到的一幕：
……全家都在掉泪：似乎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立刻衰竭了。我们那个非常好的老琳蘅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立刻又下来了，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147]
马克思表达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蔑视和他的国际主义，他去世了，没有遗嘱，没有国籍。他的文字由他的女儿们和恩格斯进行了详审，之后，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莫斯科共产主义者分别保存。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葬在海格特墓地。他的墓地在公墓远远的一个角落里，疏于管理；直到1956年，才树立了一块盖着铁铸顶的巨大的大理石作为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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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伦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五部分伦敦
一、伦敦的第一年
二、流亡者的政治
三、第恩街的生活
四、继续研究经济学
五、新闻工作
人们越来越看出……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他就必然会变成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
——恩格斯
一伦敦的第一年
正如人们所说，一切是短暂的，总不会长久。当马克思去英国的时候，他当然不认为那里会成为他永远的家。数年来，他与他的大多数流亡战友们一直认为这块大陆将很快出现新的革命浪潮。正如早期基督徒在等待救世主再次降临一样，他们认为他们当下的生活与那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部分说明了马克思大部分生活的特殊性，期间很多生活实际上是在漫长的、不眠的流亡之夜中度过的。
离开在巴黎的燕妮和孩子们，马克思1849年8月24日在瑞士共产主义者载勒尔和一位从巴登来的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的陪伴下穿越了海峡。到达伦敦，他很可能暂时住在卡尔·布林德租来的房子中，这所房子在格罗夫纳广场上的一间咖啡屋上面：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用的通信地址。他前景黯淡。到伦敦不久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1]燕妮甚至要把护照延长到9月15日也很困难（那时他们在巴黎租的房子已经到期）。17日她带着3个小孩子到了伦敦，身上还怀着不到3个星期就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格奥尔格·维尔特去接了她，格奥尔格·维尔特是一位批发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并曾在《新莱茵报》工作。他看到了他们在莱斯特广场中已布置好了的寄宿房间，他们不久离开这里，前往另一所两间的房子，坐落在切尔西城市国王路旁的时髦地段。租金昂贵（每月大概6英镑[2]），但他们贫乏的财源从燕妮母亲的资助中得到了缓解，这样他们可以度过眼前的这段时间。燕妮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11月5日，当时人们在外面高喊着‘永远的盖伊·福克斯’，戴着面具的小男孩在街上骑着人工巧手制作的驴子，一切都在喧嚣，我可怜的小亨利希出生了。为了纪念伟大的反叛者，我们给孩子取名小福克斯。”[3]所以，正如维尔特所提及的，马克思的家庭中有四个国籍，每个孩子出生在不同的国家。
马克思一家很快就从切尔西的房子中搬出来了。他们在那里的时间几乎还不超过6个月，女房东那边的麻烦来了，由于缺少现钱他们立刻被赶出来了。不久，燕妮在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都经常痛得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4]
1850年4月被从切尔西的房子中逐出，他们就在第恩街64号找了一套可以长久租住下来的两间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做饰带生意的犹太商人，流亡者委员会会计亨利希·鲍威尔也在这里住。燕妮带着四个孩子在那里过夏天，把它描述为“悲惨的”[5]。伦敦前景黯淡，以至于马克思考虑与恩格斯一起移居到美国。他准备在那里找一个地方能够继续出版杂志，于是设法寻到了租用的价格；但却是“惊人地昂贵”[6]。所以马克思一家只有移到这条街的28号了，恩格斯此时出发去了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公司。由于吉多的死，迁居马上进行了。吉多才一岁，他突然死于由于脑膜炎而引发的痉挛，是三个中第一个在第恩街死去的孩子。
虽然困难重重，马克思在政治方面依然很活跃。在伦敦的头几个月，马克思的时间被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占去了：作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流亡者的代表所进行的工作[7]；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重组；以及仿照《新莱茵报》的样式进行创建一个月刊杂志的工作。他把这三项所有的工作都看作重建1848年曾在科伦存在过的“马克思党”的途径。[8]
燕妮到达伦敦的第二天，协会全体大会选举了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它将向协会每月一次地作陈述报告。马克思与布林德、鲍威尔、普芬德和菲斯特尔一起当选为成员。委员会立刻开始了通过个人关系和报纸呼吁进行筹钱，这两方面主要是在德国进行。但是只过了两个月，委员会不得不进行重组。因为随着布林德和菲斯特尔的离开以及维利希到达伦敦，对于诸如司徒卢威和海因茨这样的激进共和党人来说，委员会的调子变得太极端了。司徒卢威和海因茨试图成立一个新的政治倾向更为温和的委员会（脱离现在的协会）。虽然这些努力（它在下年4月份又重新再起）失败了，但确实导致了原先委员会的重组——恩格斯和维利希当选，补上两个空缺的位子，并把“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改名为“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这种分歧是流亡者更为广泛分裂的一部分，因为传统的共和党人在司徒卢威和海因茨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与协会对立的工人同盟。）新的委员会由马克思担任主席、恩格斯担任书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非常活跃：虽然随着人数的增加原先大笔的捐赠在减少，但还是募集到了超过300英镑的资金，帮助了超过500名的流亡者。1850年夏天，建了一座旅馆，能容纳18名流亡者，并能供给大约40人食物：计划还将使旅馆自足——把它变成一个流亡者工作的、具有多种用途的工厂。但这些想法没有实现，当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内出现分裂的时候，委员会实际上就停止发挥作用了。
马克思还参加了协会的其他活动：参加它组织的郊游、舞会、击剑以及国际象棋，他还作了题为《什么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报告——从11月份开始，一直到1850年的上半年；他还开始在家里给自己小圈子里的朋友举办一些个人讲座；后来被说服为扩大群众听众，到大风磨街协会的一层办公室去做报告。威廉·李卜克内西，这位未来的德国社会党的创建者，在协会的一次郊游中结识了马克思，并从此成为马克思忠实的学生。他生动地描述了马克思的讲述方法：
马克思进行得有条不紊。他提出命题（越短越好），接着就比较详细地进行解释，尽量注意避免工人听不懂的一切表达。然后请听众向他提问题。如果没有人提问，他就开始考试听众。他的这种讲授技巧，任何缺陷或误解都逃不过他。我表达了我对于他的机敏的惊奇，得知他以前曾在布鲁塞尔的工人俱乐部做过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座。无论如何，他具有优秀教师的天赋。他也用黑板，在上面写公式，其中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资本论》前面的公式。[9]
另外一个对大风磨街发生的比较耸人听闻的讨论的描述保留在普鲁士政府密探的记录中，这份记录最后通过柏林的英国大使送到了英国对外办公室：
一个德国社会团体在马克思、沃尔弗、恩格斯和维迪尔的领导下，在大风磨街20号一层聚会。该团体又分成三个分会。分会B讨论最为激烈。它正式讲到并讨论了王子的谋杀者。聚会是前天进行的，我在会上帮忙，沃尔弗和马克思主持会议，我听到一名演讲者高声说：“白痴同样将逃不脱他的命运。英国的钢铁制品是最优秀的，这里有尤其锋利的斧头，断头台正等待着王室的每一个人。”这样，英国女王的谋杀者在离白金汉宫仅几百码的地方就由德国人表达出来了。秘密委员会又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领导人；另一部分是所谓的“盲人”，18人至20人，都是些有胆有勇的人。他们不打算参加骚乱，而是为伟大的事件和主要地为谋杀王储进行节制。[10]
这样的会议记录被保存下来，显示了这份报告主要由于作者的想象才能而引人注目。
大体说来，英国政府对流亡者并不重视。例如1851年3月，由于“对已经知道名字的主要革命者采取决定性措施”，“无伤大雅地把这些人放逐到殖民地”[11]，普鲁士内务大臣敦促奥地利与普鲁士联合起来应对英国政府。去年，奥地利大使曾与英国内务大臣乔治·格雷先生提出过这一问题，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其领导人是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和沃尔弗）甚至讨论弑君”，但得到的答复是：“依照我们的法律，只要与英国女王无关，只要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仅仅对弑君的讨论并不足以构成逮捕这些策划者的理由”[12]。在回答这些要求时，内务大臣准备做的主要是给那些流亡者以金钱上的资助，希望他们移居到美国。[13]
马克思还在科伦的时候曾拒绝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它在1849年早些时候曾为沙佩尔和莫尔所复兴）的提议，但现在他开始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同盟的工作上。现在还不完全清楚马克思是如何成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正式当选是不可能的，但可能被鲍威尔和埃卡留斯推选为新委员，正像后来的恩格斯和维利希那样。无论如何，他参加了他们两周一次的会议并最终成为主席。同盟在1849年还没有停止活动，虽然中央委员会的六月大会的报告中[14]说“……革命团体在去年夏天一度失败在实践上导致了同盟组织的解体……中央委员会去年年底以前一直都由于陷于停顿而受到指责”。这是夸张了。马克思后来到达伦敦后写道，“我发现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又重新运作起来，与重建的德国支部的联系又复活了”[15]。但是1849年晚些时候的这种整体上的混乱和分散自然减少了同盟的活动。而且就意识形态这方面讲，这种“秘密宣传团体”（正如马克思对它所做的描述那样[16]）也远远没有统一起来。确实，并不是每个申请者都能够成为成员，甚至有个别被开除现象，但并没有明确的常规——只要还是完全通过信函和中央委员会偶尔派特使来传达报告这样的形式来联系，明确的常规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在马克思当时和以后所称作的他的“党”中，他当然确实坚持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但是这个“党”与同盟绝对没有联系，它也不是完全由同盟成员组成：它由非常有限的一些人组成，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了解马克思本人，理解他的思想并对他藐视别人的卓越才能抱有敬意。
1850年1月，马克思试图在德国重建同盟，他给烟草商勒泽尔（未来的科伦支部主席，并在后来推翻了国王的证供），写了一封信敦促他，用勒泽尔的话说是：“鉴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事实上一直是被压制着的，他认为既然宣传活动只能秘密进行，那么就非常有必要重新建立同盟，于是要……在科伦建立一个支部，我将竭尽全力建立一个与其他莱茵城市相似的支部”[17]。勒泽尔回答说要求一个公职，这样可以避免有谋反的猜测。马克思回信说这些问题需要未来的大会认可，而目前他们应该采取《共产党宣言》制定的总方针。
在对德国的同盟进行某种统一的尝试中，中央委员会3月份派鲍威尔去视察，带着一份由马克思签署的指令和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一份策略指示。这份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表明了马克思关于策略的想法在过去一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现在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18]，并同意中央委员会以前要在德国重建同盟的打算。马克思批评一切类型的“民主主义党”，因为他们代表了德国众多的中下层阶级，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定是对立的。在这里，马克思建议道：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19]
所以工人开始时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武装组织。如果这样的革命获得了成功，工人应该继续努力，实现土地国有化并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共和国。马克思在告同盟书结尾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这一口号并不意味着他相信德国即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尽管他的确认为这在法国倒是可能的，并对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比以后要乐观得多。在告同盟书结尾马克思谈到了“较长的革命发展道路”，对德国工人提出了决定性的建议：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20]
当科伦支部发现告同盟书没有谋反倾向时，就接受了它，并进行刊印。鲍威尔继续视察德国各地类似的支部。他返回时，经过科伦，那里有一些对伦敦方面进行的批评，理由是马克思1848年已经解散了同盟，而且目前还没有正式重建。但这只是科伦支部一小部分人的观点，中央委员会普遍认为鲍威尔任务完成得是成功的。
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确切影响很难估计。[21]其成员似乎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有相当理想的无产阶级蓝图，他们获得实际影响的唯一方法是依照伦敦支部的规定与工人团体进行接触。这些团体与社会的直接需要相应，举行公开的选举，对当选代表实行严格控制，并集中于诸如互助和正规教育等实际活动上。虽然在一些城市中，例如科伦、法兰克福，同盟成员对一些团体的影响很大，但是伦敦中央委员会6月份发表的告同盟书有夸张的成分，就字面而言不应该完全相信。
虽然第二份告同盟书仍然认为“一场新的即将爆发的革命为期不远了”[22]，但口气及目的都不同于3月份的告同盟书：面对要独立自主的言论（例如对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组织以及其他所有在德国积极活动的支部就是这样），它强调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权威。告同盟书对比利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同盟支部状况作了相当乐观的叙述，并推迟了科伦先前要求召开的全体大会。告同盟书在涉及与工人团体和军队的联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华而不实风格、缺乏现实主义和过分乐观，使得下面的情况令人怀疑，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份告同盟书，所以一定默许了它的最终形式，甚至恩格斯还重印了它）。告同盟书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伦敦支部和科伦支部之间仍存在着分歧：后者一直把自己看作只不过是一个宣传性质的团体，因此当马克思责备他们“没有进行积极的活动”[23]时，就愤怒地指责马克思这种“毫无兄弟情感的行为”。全体大会预计9月份在伦敦召开，但1850年9月中央委员会的分裂使得这一计划没能实现。
告同盟书还向德国支部宣布了中央委员会与法国和英国的革命政党进行的联系。马克思1849年末曾参加了处于分裂中的宪章运动的左翼组织的一次晚宴，这个运动以兄弟民主党为人所知，其领导人乔治·哈尼是马克思前次在伦敦逗留时认识的。在这次晚宴上，马克思结识了几位被流放的布朗基派领导人；1850年4月创建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代表德国人，哈尼代表英国人，维迪尔和亚当代表法国人签了协议。六项条款的第一条就显示出了马克思告同盟书的精神，它写道：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办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24]
条款写于法国，由维利希起草。该协会同时还开始进行了革命宣传：巴特尔米，布朗基最富有才华的学生之一，给他的领袖做了汇报：“我们已经开始和德国共产主义者一道起草一本革命手册指南，指南内容包括这次革命之后人民将必须马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25]。协会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当时大多数布朗基派站在了维利希这边）中瓦解了。然而，它毕竟取得了1848年后欧洲左翼的暂时联合，并成为第一国际的先驱。
马克思1849—1850年间的政治活动的关键工作是努力创建一份报刊，继续发挥《新莱茵报》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的作用。他在离开巴黎之前，就有了关于办杂志的具体计划，即杂志将成为他分散开了的“党”的重新结集点。题目定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表明：首先，它是从前报纸的继续；其次，一旦“环境允许它回到德国”[26]，就打算把它变成日报；最后，揭示了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经济研究和政治活动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1849年的最后几个月都用来找寻资助者和出版商了。12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会员泰奥多尔·哈根告诉马克思汉堡出版商舒贝特愿意出版这个评论。舒贝特收取收入的一半，来支付出版费，余下的部分，包括发行（通过委托代理）的费用留给了马克思，他来承担这些费用。共同担负的是广告费用，希望筹到500英镑。康拉德·施拉姆打算在宪章派和布朗基派资助下去美国，到那里筹资：但是两家的计划哪一个都没实行。出版还要推迟：原来打算1月1日出刊，但舒贝特整个1月份根本没有收到任何稿件，这部分也是由于马克思在这月底生了病。2月初确实来稿件了，但由于印刷商缺少纸张以及马克思的“令人头痛的字迹”[27]极难辨认，印刷又被推迟了。此外，舒贝特还担心可能遭到迫害，他认为马克思作为编辑，应该把他文章的调子缓和一下，因为“任何人毕竟都不能像他那样能够驾驭语言”[28]。原定于1月份发行的2500份，3月初终于开始了；到5月中旬为止，极快地接连出了三期。但是，与舒贝特的关系迅速恶化了：舒贝特很迟才寄去杂志销售的信息，他不经过商量就裁减文章，而且并没有按照要求刊行。销售的收入极其微薄，5月份燕妮·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诉说苦衷，说不可能辨别出谁的行为是最糟糕的，“……是书商或者经理和科伦友人的拖延呢，还是民主派的全部行为”[29]。对舒贝特的指责当然是正当的，但《评论》的风格过于注重知识性，没有造成广泛的影响。科伦支部的一个领导人罗兰特·丹尼尔斯写信给马克思：“只有这个团体中比较有知识的人和为数不多的具备一些历史知识的中产阶级才会对您每月刊物中的革命感兴趣”。
这个夏天，《评论》暂时搁浅了；最后一期（双刊号）的出版是在11月。马克思认为舒贝特不尽职，以至于他（不成功地）要想办法起诉他。他还计划着以季刊的形式继续在科伦办《评论》，或者换一种方法，在瑞士出版。这些计划都没能实现。很难看清楚《评论》——或者它的确打算要给共产主义者同盟以思想上的指导——在这种环境中本来应获得什么样的成功：这两者都依赖于1848—1849年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以及对类似骚乱浪潮很快到来的期待。这些希望在所有的流亡者中普遍存在，包括马克思，在离开巴黎之前，曾告诉拉萨尔，他希望来年初那里会爆发一场革命运动。事实上，马克思在《评论》（它的目的是要“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30]）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进一步认识到他的政治目标的经济学前提当时还不具备。
在最初发表在《评论》中的文章中，马克思写道：“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31]这是马克思打算给《评论》写的主要文章之一，这些系列文章标题都冠上了“1848年至1849年”。恩格斯后来以《法兰西阶级斗争》为题把这些文章重新出版。文章被正确地评论为“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32]。
《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富有才华和流畅的笔触描写了阶级和经济利益背景下法国1848年至1849年间不断变换的政治场面。马克思对最近革命起义失败在整体上作了公开评论：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其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即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做斗争中才发展了真正革命的党。[33]
马克思继续对七月王朝进行了分析，把它和合资公司进行了类比，由于其不断地处于破产的边缘，以至于银行家和经纪人进行债务投机，以摧毁小投资者。[34]结果，普遍的不满带着英国1845—1846年工商业危机对法国工业的严重影响涌进了革命。而在二月事件只是反映出各个阶级之间早已产生出来的分歧之后，临时政府成立了。正是对于自己过去在德国做法的某种程度的批评，当时马克思宣称，工人抱有与资产阶级一起或在法国一个国家内获得解放这样的希望，这是一个幻想。马克思继续论述了5月选举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工人反对它只能是徒劳。但正是他们的失败为将来的胜利作了准备：
……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35]
马克思的第二篇文章讨论了1848年秋新确立的政治制度的矛盾及其赋予路易·拿破仑（他在12月份的大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诸种机会。拿破仑是农民幻想中的唯一人物。对无产阶级来说，他的当选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为六月失败复仇。对小资产阶级来说，这意味着债务人统治债权人；而对大资产阶级来说，拿破仑意味着他们要同自己以前的坚定联盟、具有潜在进步性的团体进行决裂。“这样”，马克思说，“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36]
第三篇和最后一篇文章写于3月，大约与3月份的告同盟书以及与布朗基派建立伦敦联盟是同一个时间。文章分析了对立党派中存在的不同因素。马克思在这里注意强调了“小资产阶级”或者“空论的”社会主义（他尤其认为普鲁东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与布朗基派的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革命斗争，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37]
这篇文章结尾处用典型的乐观主义宣称反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是“革命的温室”[38]。
这种乐观主义还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前几个月为《评论》所写的关于时事的深入评述中。在法国，“当然，反动势力加强的同时，革命政党的力量亦在日益壮大”，“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也被卷入运动，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了”[39]。至于英国，那里生产力的惊人发展甚至将很快超过南北美洲和澳洲市场：恐慌最迟在7月或8月会随之而至，“这次危机由于必然跟大陆的重大事件一起爆发，所造成的后果会与以前历次危机完全不同”[40]。马克思当时和以后都坚持认为工业危机将会带来革命，而不是相反。1849年12月他写信给魏德迈，认为革命在下次危机之前过早爆发“是一种不幸，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日益扩大的时候，法国、德国等地的工人群众，以及整个小店主阶层等，也许在口头上是革命的，但是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41]
文章接着对美国的工业潜在能力作了深刻评论，认为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42]。人口向西部的迁移以及铁路方面的惊人发展都说明纽约和旧金山正在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而这个中心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马克思接着写道：
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43]
欧洲国家避免工业、商业和政治上对美国的依附，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44]。在这篇文章将近结尾处，马克思对中国新近开始的社会主义，以及在与西方接触中产生的社会剧变［注：2005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中译本里译为“对中国新近开始的社会主义和社会动荡”。］进行了评论，认为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45]。
写于4月份的评论时事的第二篇文章，比较具体地讨论了欧洲革命的种种可能性。马克思认为由于英国特别是主要在羊毛业上的过分投资，危机正日益迫近。这一危机与即将发生在大陆上的动荡的相互作用，将给后者以“鲜明得多的社会主义性质”[46]。在英国，工业资本家将代替辉格党和托利党，把议会的大门向无产阶级的代表敞开，以此“把英国卷入欧洲革命”[47]中来，从而促成危机的爆发。后来《评论》在准备印刷之前加了一篇评注，承认了19世纪50年代早期经济形势曾略有改善，然而他仍宣称，“商业危机和革命一并产生的现象也愈来愈不可避免”[48]。但是几个月后，这种短暂的乐观主义观点越来越难以维系。马克思由于1850年夏天进行的对近十年来经济历史的系统研究，致使这种乐观主义彻底烟消云散了。
这年6月，马克思得到了一张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证，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经常使用。7月至9月他一直在那里阅读，主要阅读伦敦《经济学家》的过期杂志。他得出的主要结论，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是“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49]。研究结果在10月为《评论》的最后一期写的长篇时事评论中得到了详细论述。马克思坦率断言：“最近6个月的政治运动跟6个月以前的政治运动有本质的不同”[50]。这一变化的“实际基础”是开始于1848年的英国繁荣期。1845—1846年的危机是由于过剩的生产力以及伴随着的在铁路、钢铁、棉花、土豆方面过多的投机。随着1848年经济的稳定，额外的资本投资在增加，投机变得不那么容易了。这一短暂的繁荣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明证是策划了1851年的博览会，这个现代罗马的“百神庙”[51]。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繁荣，这种繁荣曾得益于欧洲的经济萧条以及加州市场的开拓。新近繁荣的英国和美国又反过来影响法国和德国，后两者都依附于英国这个“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52]的经济形势。
这一详细探讨的结论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53]
1851年末，路易·拿破仑夺得了法国皇帝的位子，巩固了1848年革命后的反动力量。马克思马上写了一系列文章，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由他的朋友魏德迈在一家存在时间较短的纽约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组成了马克思极富才华的政治小册子。这个题目暗示了1799年拿破仑一世政变的日子。马克思注意考察了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事件重现的社会经济背景。在该著作的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把自己的方法与其他两位论述同一问题的著名著作——维克多·雨果和蒲鲁东的著作作了对比，认为雨果只是进行了尖刻和俏皮的攻击；而蒲鲁东则是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结果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历史辩护。马克思写道：“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54]
文章开头用黑格尔的话证明了世界历史中一切具有重要作用的事件和人物都出现两次，并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两个波拿巴也是这样。他继续写道：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55]
马克思用这些观点分析了1848年革命，并把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了区分——前者突飞猛进，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但为时短暂；后者则进程缓慢，常常停下脚步，经常作自我批评。马克思转到最近的政变上，认为不能接受国民已经失去感觉的托词：“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56]
接着马克思总结了《阶级斗争》一书中探讨的历史时期。波拿巴成功的原因是他以“慈善会”为幌子组织起了巴黎流氓无产者，自任首领。然而，这种直接的力量为了波拿巴的利益必须反对一些长期存在的事物。首当其冲的是旧金融贵族，他们“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样做的原因是很明显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57]
工业资产阶级也在路易·拿破仑身上看到了他正是结束最近混乱局面的人。这部分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的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境况不佳的时候，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导致了政治局势的不稳。1851年法国的确经过了一场较小的商业危机，这场危机加上不间断的政治动荡，使得商业资产阶级大叫：“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58]波拿巴很好地理解了这种叫喊声。
马克思文章最后一部分较为认真地考察了波拿巴政权的阶级基础。对马克思来说，这似乎是不存在的：“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60]。文章解释道，革命已经可以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只是以便推翻它；而现在使行政权力臻于完美，以便接着摧毁它。马克思概述了官僚政治的历史：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61]
1789年革命期间以及后来，官僚为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作了准备；在路易·菲利浦和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62]。接着马克思马上论证道：“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63]这些农民利益的一致并不能使他们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互相隔离的状态。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拿破仑依靠的农民，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这些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的年债息的总额。最后，军队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64]。这样，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拿破仑一世的三个主要方面——独立的小农，支持强大的中央行政的税收，以及来自农民的数量庞大的军队——在路易·拿破仑的统治中已经完全堕落了。然而，中央集权制已经确立，这将是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65]
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上面这段话把中央集权制作为一种进步因素加以强调，而在1869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二版中就略去了这一点。
仅仅作为一场新的危机的结果新的革命才是可能的，这个结论标志着马克思的政治行动主义第一阶段的结束；接着他转向了19世纪40年代末中断了的经济学研究。自然，马克思思想的含义是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完全不能接受的。在伦敦，这种立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利希。
马克思和维利希之间的不同不仅仅是思想学说的不同。维利希来自于古老显赫的家庭。甚至有传闻说（维利希没有澄清这个传闻）他是霍亨索伦王室的后裔。他12岁就成了一名职业军人，表现很好。在1849年巴登起义中恩格斯是他的副官，对他评价道：“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智，同时能迅速而准确地弄清情况，但是在不作战时他却或多或少是一个无聊的思想家”[66]。维利希一到达伦敦，凌晨就闯入马克思家似乎给马克思一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当时他身着华丽的服装，过分和善。燕妮甚至认为维利希企图引诱她，——她后来写道：“他要来看我，因为他想追逐居住在每一个婚姻中的小虫，诱使它出来”[67]。无论如何，马克思嫉妒维利希华丽的举止是很自然的，正像维利希出于以下原因对马克思感到愤怒一样：马克思对立刻进行革命斗争的热情日益衰减，以及马克思把人类分成马克思和其他人的这种独裁倾向（照维利希的话说）。还有，维利希的朋友们在他们之间做了一个越来越令人不快的对比：“知识分子”马克思，和他的家庭住在一起，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研究，做经济学理论的讲座；“务于实际”的维利希，住在逃难工人中的单身汉，和工人一起经受艰苦的环境，认为一切都是“这样简单”[68]。马克思也许博得了工人们远距离的尊敬，但正是维利希赢得了他们的热爱。
这些不同很快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由于马克思的提议，维利希已经成为其中的一员）中引起了纷争。1850年春，维利希和恩格斯之间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吵，并拒绝中央委员会对他们的任何调停。8月，马克思反对维利希给中央委员会提出他们应该和其他民主派流亡者组织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流亡者委员会也发生了同样的意见分歧；在这里，当维利希发现自己是少数派时，他就放弃了，而把这个分歧带到了团体大会上，在那里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马克思发现自己被左翼包围，他们把他称为“反动分子”，因为他为《共产党宣言》倡议的一些策略作辩护。这样，由于力量增强了，维利希9月1日在中央委员会上进行了反击，当时激情被调动起来，以至于维利希提出要和马克思决斗。马克思早已不再是波恩的一名大学生，所以鄙弃了这个提议。但康拉德·施拉姆，马克思把他描写为他们的团体中的派尔希·霍特斯伯，他不顾马克思的劝阻接受了维利希的挑战。决斗在英国为非法，因此他们乘夜船到了奥斯坦德［注：比利时西北部港市。］，维利希由巴瑟米陪同。关于这件事，李卜克内西留下了下面的一段记述：
第二天夜里，马克思家的门是开着的，他不在家，家里只有马克思夫人和琳蘅。巴瑟米动作僵直地鞠了一躬，走进来，用沉郁的声音回答了焦急的“怎么样？”的问题：“子弹击中了脑袋！”施拉姆头部中弹，之后又僵直地鞠了一躬，转身退出去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马克思夫人处于麻木状态中的恐惧；她当时知道自己可怕的直觉并没有欺骗她。
一个小时后，她对我们讲了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当然，我们认为施拉姆永远不会回来了。第二天，当我们正伤心地谈到他的时候，门开了，一个人走进来，头缠着绷带，但带着苍白的笑容，正是我们悲悼的人。他讲述道，他中了弹，昏迷过去。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他自己躺在海岸上，旁边是他的决斗助手和他的医生。维利希和巴瑟米已乘上来时的船返回了。施拉姆跟着乘上了随后的一条船。[69]
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维利希凭自己的权威召开一次同盟伦敦成员全体大会之后。因此，马克思退出了流亡者委员会，并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大会。大会于9月15日召开，他在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长篇演说，内容是三个建议。第一，他建议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他曾反对了沙佩尔先前的要在科伦建立全德区部委员会的提议，而现在伦敦出现了大的分裂，致使在英国不能实行有效的领导。第二，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制定新的章程，因为1847年的旧章程和1848年软弱无力的条款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形势，也不为大多数同盟成员所遵守了。第三，伦敦应成立两个完全独立的区部，这两个区部与科伦的中央委员会直接进行联系。这对维护同盟的统一是必要的，因为少数派最近的观点表明这两个区部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原则性分歧。马克思继续说道：
他们用逢迎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个词正像民主派使用的“人民”这个词一样是一句空话。为了实现这句话，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者说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说，他们defacto〔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无产者。[70]
在结束时，马克思说多数派完全有权把少数派驱逐出同盟，但是这有损于这个“党”的利益，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既可以分道扬镳而又不至于引起党的分裂的途径。他希望他这边最多有12个人，这样他将自然地退出这个协会。
接着沙佩尔进行了充满激情的、很不连贯的发言。他宣布自己同意马克思的前两个提议，但不同意第三个，因为第三个提议太敏感。他们应该分成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71]。最后，他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掌权，因为这脱离了无产阶级为着整体目的而进行的运动。马克思回答道，他的建议是保证了完全的独立，但同时也保持了同盟的统一。接着他就沙佩尔关于下次革命的观点作了评述：
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路易·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例证。况且，在法国无产阶级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小资产者一起取得政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们的措施。[72]
埃卡留斯发言支持马克思，之后，维利希一言不发退出了会场，马克思的提议被采纳，获得了十分之六票数的支持。
科伦支部现在达到了（与马克思一致的）管理该同盟的雄心，在它的鼓励下搞一些耳目一新的活动，虽然维利希-沙佩尔支部很可能博得了大多数德国同盟成员的衷心支持。马克思及时制订了新的章程，伦敦成员大会接受了。此后，他似乎对同盟的活动缺乏热情，而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了经济学研究。然而，1851年5月，德国大范围的逮捕行动（这意味着同盟活动的实际结束）迫使马克思证明自己的巩固地位。1850年5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险遭暗杀，同年金克尔又从监狱逃走，至此之后，普鲁士当局加大了打击破坏性因素的强度。[73]彼得·诺特荣克是一位熟练的裁缝，科伦中央委员会成员，在莱比锡办理同盟事情的途中被捕：在他身边发现了一些《共产党宣言》印刷本、马克思3月份的《告同盟书》、12月份科伦的《告同盟书》、新的章程以及一系列的通信地址，这使得当局逮捕了科伦委员会的其他10名成员。这种迫害一开始并不成功：这次逮捕之后的6个月的调查只不过显示了被控告者是宣传性团体的成员，并没有显示任何推翻现政权的密谋或策划；莱茵地区的司法当局（它还存在着从法国占领时期中就保留着的比较宽松的法律制度和对普鲁士的反感）正当地宣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可以进行审判。但是，结果却不是释放而是进一步关押，在此期间，政府代理者施梯伯努力搜集必需的证据。
马克思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被告募集钱财并组织朋友给尽可能多的英国报纸写信，抗议没有经过审判就关押。然而，公众的意见并没有被压制住，《泰晤士报》宣称：“如果这一帮人被认为是‘坚定的家伙’，而不是谋反者，那么处理他们将更多的是依据他们诚实的品格”[74]。1852年夏天审判一再被推迟，最后终于在10月份进行，控告所显示的是它曾收集了很长时间的证据，不过它只是试图把马克思和科伦共产主义者与维利希巴黎朋友的一些较为古怪的计划联系在一起——出事的主要证据是一个笔记本，里面有最近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记录。笔记本纯是施梯伯代理者中的一个人在同盟前成员希尔施的帮助下伪造的。它并没有试图模仿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这两个假想中的会议记录者的笔迹。事实上，林格斯是该支部的成员，他当时几乎不知道怎么记录，而李卜克内西起初就错了。马克思去了两次马尔伯勒街道治安法庭，鉴别李卜克内西真手迹的样本，并支持了与他们在一起的那间公众房屋主人的证词，该房屋主人愿意证明当时不曾有会议记录，而上面的会议时间无论如何也是不对的。这一点连同其他的信息不得不用几份复印件寄给科伦的被告律师。燕妮·马克思描述了他们家发生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统统归罪于他……
…………
……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75]
他们成功地揭穿了案件中的伪造文件，但陪审团仍然判定大多数被告有罪。对共产主义者毫无好感的普鲁士外交官万哈根·冯·恩赛写道：“一次堕落的、完全不公正的审判”[76]。
这次事件还有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在案件期间，马克思已经开始写了一篇文章，把案件的主要事实摆在公众面前。这是马克思手稿的典型风格，它已经扩展成了一本小书，题名为《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分裂公布于众，并用大量的文稿论述了普鲁士警察所用的手段。因为马克思感到不得不脱离维利希-沙佩尔一派的计划和密谋，他解释说他这一派打算“将来成立一个对立的党”[77]，这样他将不参加任何马上进行革命颠覆的同谋中去。瑞士印刷了2000册，越过边境走私到了普鲁士，贮藏在一个小村庄里，但很快被发现，全部被警察没收。这本书还在美国以一种较小的版本出版，但几乎没有流入德国。
随着科伦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同盟在德国不再以有组织的形式存在。有15到20个活跃的伦敦小组1851年定期聚会，刚开始时是在索荷广场，每周二晚举行；接着在该市的法林顿街，每周四举行；最后（1852年间）在索荷广场王冠街的玫瑰王冠旅店，每周三举行。[78]马克思主持聚会，其成员称该小组为“犹太人的聚会”或“马克思团体”。[79]科伦案件结束不久，同盟基于马克思的建议解体，建议称同盟在伦敦和大陆继续存在都“不再合适”[80]。同盟中的维利希这一派不久停止了活动。接下来的10年，马克思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二流亡者的政治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体使马克思从活跃的政治领域完全退了出来，但他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都一如既往地勤勉，并且常常是伦敦流亡者各种密谋计划的讽刺观察家。这些流亡者不可能在自己国土上参与本国政治，于是就沉湎于在伦敦进行狂热的政治短搏，虽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充分的思想差异。结果是各种计划、委员会和联盟的不断变化的万花筒，即使在最大的流亡者团体——德意志同盟（theGermans）——中也没有丝毫改变，该同盟的派系让迷惑不解的赫尔岑在数量上与40倍于传统认为可以在莫斯科找到的40座教堂进行了类比。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敌意只是增加了已经存在的裂痕。马克思的支持者（除了李卜克内西，他勇敢地面对了他的愤怒）都已经从大磨坊街的协会中退出来了，但是，协会仍然在维利希的领导下运转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维利希-沙佩尔小组也是这样。这个小组宣称组成了真正的中央委员会，逐出了马克思一派，并在小圈子中给它的成员宣布道：“我们过去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如果有了正确的组织，我们的党将能够在下一次革命中为了奠定工人团体的基础而实行这些措施”[81]。裂痕由于鲍威尔和普芬德因协会资金的侵占而进行的并不成功的起诉而公开化，这一裂痕很快由于“平等宴会”的机缘扩大了，“平等宴会”是1851年2月24日为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在伊斯林顿的高木仓旅店举行的纪念会。
这次宴会是由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组织的，与赖德律-洛兰“激进”宴会相对立。勃朗依靠了伦敦共产主义者的支持，维利希主持了该宴会。马克思派了两名“奸细”——皮佩尔和施拉姆。但他们被发现，并被用暴力扔了出来，甚至在这一过程中（按马克思的说法）掉了数缕头发。这次事件的发生意味着马克思除了离开了他的团体聚会之外，他还被其他的流亡者孤立了。“马克思过着一种真正的退职生活”，皮佩尔给恩格斯写道：“他仅有的朋友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当你拜访他的时候，你听到的是经济学的范畴，而不是抱怨”[82]。而马克思坦承，面对这种情况他很愉快，同月给恩格斯写信道：
……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83]
然而，马克思越来越离群索居，并有些痛苦，他毫不容情地把他的嘲笑对准他的流亡伙伴。尤其是维利希，成了他极力挖苦的对象，例如他把他描写为“肮脏的、不像样子的和可怜的”[84]就很典型。与此同时，马克思又禁不住抓住有关流亡者活动的每一丝消息，甚至有时候自身陷入他如此鄙夷的密谋中。例如，1850年晚些时候，施拉姆曾给维利希写了一封信，是关于德国革命的奇异的计划，请维利希来负责。他以科伦支部海尔曼·贝克尔的名义签了名。维利希跌入了陷阱，用立刻进行革命的大胆计划回了信。马克思预见到了嘲笑维利希的绝好机会，并试图得到维利希写来的信，但没有成功。马克思的苦楚因维利希与“耶稣基督”金克尔（正如马克思喜欢称呼的那样）的联合而增加了。金克尔曾于1850年底到达伦敦，他以一位年轻的革命作家获得了声望，这种声望因他从普鲁士监狱中不平凡地逃脱进一步提升了。圣约翰树林中有一个富有智慧的德国流亡者团体，金克尔经常去那里，并用一人一几尼的方式进行公众讲演，很快便赚了足够多的钱，以至把一架埃弗洛德豪华钢琴送给妻子作为礼物。接下来是更为宏伟的计划：1851年晚些时候，维利希和金克尔制定了一项“为了促进即将到来的共和革命”的德国革命借贷的计划（这是受了马志尼为欧洲民主主义举办了获得极大成功的“先令基金”的启发），金克尔前往美国做计划宣传。目标是两百万美元，但实际上只借到几千美元。这笔钱在流亡者中引起了更多的纠纷之后，就进入了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地窖——（数年以后）它帮助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851年8月团结流亡者的短暂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两个主要的派别：由马克思的宿敌卢格领导的激进共和党人和由金克尔与维利希领导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
1851年底，更多的流亡者从德国到来，恰逢协会内部对维利希策略的不满情绪在增加。他的巴黎支持者的被捕以及拿破仑政变使得他的革命计划的合理性越来越小。这种不满情绪由于马克思通过李卜克内西散播的谣言加剧了，谣言说维利希秘藏了本该属于流亡者的钱财。12月，一些工人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形成了大磨坊街协会的反对派，退出该组织，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协会，新章程是由马克思起草的。它的领导人是哥特利布·施泰翰，一位桌匠，曾是汉诺威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
你还可以报道，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施泰翰领导的新的工人协会，它将同“流亡者”、“鼓动者”和大磨坊街协会一律不发生联系，并具有严正的宗旨。
……你知道，这个协会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只是派去了我们的青年；我这里指的不是我们的工人，而是我们的“有学问的人”。工人全都参加了这个协会。[85]
协会大约有60名成员，组建中的委员会掌管在“马克思团体”手里。委员会每周在新牛津街公牛头旅店开两次会，讨论贫困对革命的影响，是否有因革命利益而进行的全面战争，与其他革命党派联合是否可取，以及革命之后是否能够消灭贫困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皮佩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说教观点有时会遭到一些工人的挑战，但他们还是在讨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协会还提供英语课；6月份政治讨论被取消，代之以威廉·沃尔弗的中世纪文学课程。然而，协会还是在1852年夏末结束了，当时一些工人，包括施泰翰本人又回到了大磨坊街协会。[86]
1852年间，马克思还写文章，对流亡同伴进行激烈抨击。这段历史说明了当时流亡者政治处于的古怪状态。1852年2月，匈牙利陆军上校班迪亚与马克思进行了谈话，他是马克思前两年结交的熟人，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努力与其他革命团体进行联盟。班迪亚来自一个小的贵族家庭；1850年成了一名奥地利间谍；接着去巴黎，在那里成为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政治流亡者的联合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七分之五的会员是职业间谍！班迪亚与金克尔、维利希和马志尼的接触使得他对维也纳的情况始终很熟悉，在科伦共产主义者的被捕中他起了作用。他还卷入了1851年秋天维利希巴黎朋友的被捕，后来他本人也被捕，并图谋“逃”往伦敦。在那里2月份与马克思的会面中，班迪亚避开党派政治的话题，答应匈牙利方面将给魏德迈报纸提供帮助。马克思对此印象颇为深刻，同意了班迪亚的请求，写几篇德国流亡者领导人的短篇传记，给在巴黎的匈牙利人使用。5月末，班迪亚通知马克思，说他已经找到了愿意为该传记扩充版本出25英镑的德国出版商。马克思丝毫没有怀疑（班迪亚最近曾拒绝马克思请他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的邀请），着手开始写作。开始的时候，原来《新莱茵报》的一位工作人员恩斯特·德朗克帮助他，后来恩格斯帮助他。当最后草稿完成的时候，马克思与恩格斯5月份在曼彻斯特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我们用这些蠢才做菜都笑出了眼泪”[87]，马克思给燕妮的信中写道。然而，一旦寄出去了手稿，出版日期就一拖再拖；班迪亚陈述的理由听起来越来越不可信，调查表明了班迪亚原来提到的出版商并不存在。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手稿已经卖给了德国当局。[88]
1952年8月，进一步的事情发生了，它表明了马克思对流亡者仇视的态度。谣言落到了马克思身上，在去美国的途中，金克尔说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两个流氓，他们在伦敦被工人从小饭馆里赶出来了”[89]。他写信给金克尔：“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90]金克尔的确立刻进行了答复，说他在被囚期间，马克思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抨击他的文章，所以不想与马克思有更多的牵连。他继续说，马克思不应该相信传闻，但如果选择相信传闻，那么他可以通过法律的适当程序进行起诉。马克思确信金克尔不会看任何带有索荷邮戳的信件，所以他“让鲁普斯去温莎办事时把信投入那里的邮箱。哥特弗利德在信封里看到一张雅致而短小的情书，上面印有一束五彩的勿忘我花和玫瑰花……”[91]信中说出了关于马克思的这个美国旅途中的消息来源，并说金克尔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92]。
1852年底，流亡者中的不和开始减弱。恩格斯写道，他与马克思在圣诞节，“……毫不客气地走进金克尔维利希卢格一伙常去的酒吧间，挤在这些家伙们中间，这在半年以前不冒打架的风险是做不到的”[93]。金克尔由于美国之行的相对失败以及有关金钱的争执，他的名声在降低。维利希的名声更快地被摧毁了：巴伦德斯·冯·布吕宁克在圣约翰树林举办了一个德国流亡者领导人沙龙，宣称维利希对她有不合适的举动；之后维利希很快离开，前往美国了。他与马克思的争吵并没有马上停止，因为他不得不对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对他的指控进行回应，他的回应是题为《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的长篇文章，马克思又以《高尚意识的骑士》为题的讽刺性小册子进行反击。至此，争论结束了。维利希在辛辛那提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以赞成的口吻评论了马克思后来的作品，并研究黑格尔。他在美国内战中曾获殊荣，与薛尔曼一起齐步行进到亚特兰大，离开军队时是少将。他最后迁居俄亥俄圣玛丽这个地方，在那里成为最活跃的和最受尊敬的公民之一。超过2500人参加了他的葬礼。马克思并不是那种无限期地争吵下去的人。他并不愿在1875年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二版中写有关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内容，在前言中他写道：“维利希在北美内战中证明，他比一个纯粹的幻想家要好一些”。[94]
虽然不同国家的流亡者团体的确（这与普通士兵形成了鲜明对比）十分自由地互相来往，但马克思与他们的接触仍然很少。1850年他曾与布朗基主义者有过密切接触，但后者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了维利希。路易·勃朗，马克思认为他1848年以后或多或少地是一个同盟者，也在二月宴会的事情中站到了维利希一边。马克思第二年确实也收到了类似的宴会邀请，但让燕妮代他去了。他对燕妮描述的“备有茶和火腿面包的无酒的聚会”[95]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意大利流亡者领导人马志尼被马克思冠以绰号“已经当了两年inpartibus的民主教会的教皇”[96]，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如下地批评他的策略：
马志尼只知道拥有自由贵族阶层和文明市民的城镇。意大利的农业人口——他们像爱尔兰人一样愚昧地受到剥削、受到系统蹂躏和控制——的物质需要，对于他们的宇宙的幻想天堂来说，对于新教的意识形态宣言来说，自然是太低了。然而，要有勇气才能向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宣布，走向意大利独立的第一步，就是农民的完全解放和把他们半佃户的制度转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财产。[97]
对于流亡者另一位杰出领导人，匈牙利的科苏特，马克思认为他代表了“愚昧的半野蛮民族的精神和社会水平，这些人还停留在16世纪的半文明状态中”[98]。
唯一与马克思有长期联系的国家团体是宪章派。宪章运动高潮过后以及1848年的失败，宪章运动的缓慢瓦解过程阻碍了宪章运动；到1850年，这一过程无疑加速了。与此同时，政府的镇压措施使宪章派变得更为激进；19世纪50年代早期，它的两位最有影响的激进领导人是乔治·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哈尼是肯特州一位船员的孤儿，整个一生都在做宪章派新闻工作。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结识了他，当时他正编辑《北极星》。他是宪章派领导人中最具有国际精神的一个；这一点，连同他的共和主义，导致了他1850年被迫退出《北极星》。接着他创建了自己的报纸《红色共和国》，后来又更名为《人民之友报》，这份报纸1850年11月公开发行了“公民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观点的相似，加上哈尼有大量的拥护者和一份报纸，使得马克思试图与他保持密切的合作。然而哈尼首先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愿意在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中靠近马克思和布朗基主义者，同时他又做着必然使他疏远马克思的事情。至1850年夏，哈尼已经深信把国家宪章协会与正在扩大的（但不如此激进）联合工联结成联盟是必要的。他们疏远的直接原因是哈尼毫无区别地对伦敦各种流亡者团体的热情，它们全都是可能靠《人民之友报》发表它们的观点。1851年2月，哈尼的慷慨又扩大了：他参加了纪念波兰爱国者贝姆的一个国际性集会，发表了那天晚上最好的演说。该会议由路易·勃朗和布朗基主义者支持，沙佩尔主持。接着又一件事情发生了。2月24日，哈尼竭力出席由法国竞争派别组织的宴会。施拉姆和皮佩尔（马克思的两个年轻追随者）被逐出由路易·勃朗组织的会场，这个大事件发生时有700多人在场，大部分是德国人；当时哈尼没有积极进行反对。马克思表示厌恶“哈尼不倦地向渺小的大人物们表示的这种公开的阿谀奉承”[99]，把哈尼描写为特别容易感动，有时候不能自已，是“太容易受感动的平民”[100]。关于2月24日的宴会，他这样写信给恩格斯：
哈尼之所以被卷入整个这件事情中去，首先是由于崇拜我们早就经常嘲笑的那些官方大人物的感情驱使了他。其次，他喜欢戏剧性的场面……他陷入民主派的泥坑比他愿意承认的要深些。他有两重精神，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101]
这一分歧（恩格斯把它部分地归咎于自己离开了伦敦，而马克思不能自由地使用英语）[102]标志着马克思和整个宪章运动的明显疏远。马克思3个月后在庆祝罗伯特·欧文80寿诞的茶话会上遇见了哈尼。虽然他们有时还通信，但在他们下一次见面（在滑铁卢车站的一次短暂偶遇）时四分之一个世纪都要过去了。[103]1852年，哈尼辞离宪章派管理层，移居英国北部，从那时起到了泽西；最后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恩格斯通信，他对恩格斯一直有着比对马克思更多的热爱。
随着马克思对哈尼热情的减弱，他与宪章派左翼另一位领导者厄内斯特·琼斯的关系加强了。恩格斯1869年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琼斯的去世，认为他是“政治家中实际上完全站在我们方面的唯一有教养的英国人”[104]。琼斯是一位骑兵军官的儿子，职业律师、业余小说家和业余诗人。他出生的家庭既富裕，社会地位又高，但他放弃了这一切，1846年转向了宪章派。1848年前后他曾坐过两年监狱，一获得释放，他就毫不疲倦地努力通过巡回演讲（他是一位极为成功的演说家）和他1851年创办报纸来保持宪章运动的活力。该报一直办到1858年，开始时取名《寄语人民》，后来更名为《人民报》。19世纪50年代初，琼斯与哈尼不同，他强调阶级斗争学说，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以及工人阶级用政权进行征服的必要性，这些观点确实大大加强了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合作。虽然他是唯一值得注意的宪章派成员，但一旦哈尼从活跃的政治生活中退出，他的影响也逐渐衰弱了。工人并不欢迎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更多地注意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维护自身的利益。马克思在50年代与琼斯保持着经常性联系，并参加他的公众演说，发现其中一些演说有着“绝妙的素材”（虽然燕妮·马克思认为他的关于教皇历史的演说“对英国人来说很好、很先进，但对我们这些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洗礼的德国人来说并不很好）”[105]。
马克思起初认为琼斯站在哈尼一边；但后来，他逐渐把琼斯看作宪章“最有才能的代表”[106]，并支持《人民报》的论调。马克思倾向于把这一点与哈尼对宪章派的批评进行对比，后者批评宪章派还未成为“全民运动”的“阶级运动”[107]，这些术语曾令马克思很恼火，因为它们使他想起马志尼的表达。然而，至1852年秋，马克思认为琼斯正过多地利用他作为国外事务信息的来源和获得编辑的全面支持。“我对他说过”，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很好，不过，他表现这种利己主义应该文明一些……”[108]尤其令马克思感到愤怒的是，琼斯未履行他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本的诺言。但马克思支持琼斯反对有较少激进精神的宪章派，对琼斯报纸相对的成功和他在1853年召开的会议有良好的印象，马克思最后亲自撰写了几篇文章，虽然很多印刷错误使他极不愿再继续写下去了。当他被琼斯邀请列席参加1854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工人议会时，马克思发去了他自认为是一封充满矛盾的信，宣称“……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109]。
1855年2月，与前四年同样的麻烦又可能再度来临，当时琼斯正尽力筹备另一个宴会，庆祝1848年革命。马克思被说服参加宪章派国际委员会筹备宴会的会议，但这次会议“法国人的饶舌，德国人的死板面孔，西班牙裁缝的手势”，更不用说那新近选举赫尔岑进入委员会，这一切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纯粹的喜剧。在会上他是一位骄傲的静观者，拼命地抽烟。[110]最后他拒绝参加宴会（虽然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张贴单目上），因为所有诸如此类的会议都是“欺骗”，因为它可能给外国人带来新的迫害，最后因为他“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111]而不愿意同要出席会议的赫尔岑在一起。然而，1856年，马克思确实接受了邀请，参加《人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正如他写道：“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被邀请”。以此，流亡者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做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属于我们的地位。”[112]1857年，马克思和琼斯之间的关系紧张，当时琼斯为了选举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中产阶级的激进团体开始合作，然而此举失败了。1861年，琼斯移居曼彻斯特，从事律师职业，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着友好关系，直到1869年去世。[113]
三第恩街的生活
匆匆阅读马克思的信件，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家庭困难主要归因于他们生活在最为贫困潦倒的境地之中；马克思本人关于他缺少资金的描述好像可以证实这一点。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114]。同月，燕妮写道：“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115]。4月，马克思不得不借钱安葬他的女儿。9月，他详细描述了这种境况：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在现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
给德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读报用的便士也没有一个……
……我把向所有债权人付款的期限拖到了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我想尽了办法，但是都枉然……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二十二英镑的款子。但是，未必能够指望得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最后，在最近八至十天，我从某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116]
10月，马克思为了买报纸而不得不再次典当了他的大衣；12月，他在一封给克鲁斯的信中写道（附了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117]
第二年的抱怨就没有这么多了，但仍然“有些在当铺里的贵重物品必须办续当手续，否则就赎不出来了。现在连买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续当当然是办不到的”[118]。10月份，“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119]。
当铺对马克思一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机构。但它也曾是忧心之源：马克思试着当掉了燕妮家的一些有着阿盖尔郡图饰的银器。典当商认为这很可疑，就通知了警察，以至于马克思在能够证明自己的诚实之前，不得不在监狱中度过了周末。[120]1855年夏，他们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马克思和他的家庭隐退到坎柏威尔伊曼特的家中，这部分也是躲避弗罗恩德医生，他正在因为一笔未付的账单起诉马克思；马克思从9月到12月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匿居。
然而，对马克思收入的认真考察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金。这自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马克思未曾管理以前收到的和60年代又收到的一笔笔大数目的钱财。一到达伦敦，马克思就完全准备好了在切尔西租一套房，那里的房子非常贵——是他最后从第恩街搬出来时所付房租的两倍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他一贫如洗。他把自己的金钱大量投入到了杂志的运行上，但实际是一无所获。1850年10月，他不得不请求魏德迈卖掉所有的银器（除了小燕妮的一些物件），这些银器是他的妻子曾在一年前为了买她到巴黎去的车票当掉的。幸运的是有几个慷慨的朋友。简单算起来，在这年收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第一张支票前（这年他的收入大概是最低的），马克思似乎至少收到了150英镑的馈赠。（由于这只是保留下来的信件中提到的，因此其总数很可能还要更高些。）资助的来源是多方的：主要援助者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科伦朋友们（经由丹尼尔斯）；维尔特和拉萨尔也给了一些；燕妮的一位表兄弟给马克思寄了15英镑；弗莱里格拉特给了马克思30英镑，这些钱是他借口说“党派急需”[121]从“一些愿意支持我们事业的朋友那里”搞到的。马克思说这些帮助纯粹来自于他亲密的朋友。正如燕妮所说：“我的丈夫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他宁愿牺牲所剩下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民主派的乞讨生活”[122]。的确，他甚至拒绝了拉萨尔帮助举办一个公众捐助活动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50年代初，居住的花费实际在下降，150英镑对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层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完全足够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家庭境况和马克思相似，他一年挣不到200英镑，还自夸说他从来没有“缺过美味的肉排”[123]。
到1852年为止，马克思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因为他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伦敦记者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虽然1852年时还不多，但1853年就达到80英镑，1854年超过160英镑。1855年和1856年，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收入下降了，但马克思1854年底开始给《新奥得报》写通讯，每年大约50英镑。这种情况下当然由恩格斯来弥补；而如果细心管理的话，本来可能会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到1856年他得到了几笔大数目的金钱）。但马克思不会管理钱财。例如，在答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定期撰稿后，他几个月都完全不知道该报付给他报酬的情况。至于他这些年文字方面最大的成功——他反帕麦斯顿的告文一开始就卖出了15000份，并印刷第二版，但他未设法取得一个便士。必须保持面子既使得经济方面不能有所帮助，又减弱家庭精神。［注：2005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中译本里这句译为“经济方面不能帮助提升家庭精神，而可以保持家庭精神的必然是保持面子”。］他1852年给恩格斯写到他的困境，他说这些并不重要，不过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124]。同年，他写到了维尔特的拜访：“……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出口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125]。1854年，燕妮去特利尔，这样，“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备，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利尔”[126]，所以马克思花了几大笔钱，这自然使马克思的债权人感到十分愤怒。
1856年5月，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127]，接着她和孩子们到特利尔看望生病的母亲，母亲7月份就去世了。她9月份带着继承的大约120英镑返回伦敦，这笔钱使家庭得以离开“那饱含着我们所有欢乐和痛苦的令人忧伤的可怕的房子”，“满怀喜悦地搬到了浪漫的汉普斯泰德荒阜脚下的一套小房子，这里离可爱的樱草山不远。当我们第一次睡在我们自己的床上，坐在我们自己的椅子上，甚至有一间储藏室放一些洛可可式的家具或者小古玩的时候，我们真正地感到我们像是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城堡中……”[128]这所格拉弗顿切9号的房子，马克思以一年36英镑租了下来。这是一套狭小的平顶房，地上有3层，1个地下室，共8间。它在一个未来几年内将会完全建成的新牌发展区中，距离市中心3英里。所有的钱都用于还旧债，布置新房子。马克思很典型地又没有足够的钱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这预示了要来临的困难。
在第恩街居住的几年，是马克思生活中最枯燥和最令人沮丧的。这加重了他性情中最坚忍克己的成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通常没有这么长的痛苦期。索荷广场是伦敦的街区，大多数流亡者集结在那里，当时和现在一样开放，到处是饮食的地方、妓女和剧院。第恩街是主要通道之一，狭长，以前很繁华，而当时已无疑是衰败了。霍乱之所以在这个区仍很猖獗，特别是1854年，马克思解释为：“是因为在6月、7月、8月敷设下水道时穿过了一些埋有1668年（好像是）鼠疫死者的坑穴”[129]。1851年至1856年，马克思一家住在第二层楼房的一套房子中，起初只有两间，后来马克思租了第三间作为自己做研究的地方。一直是7个人，偶尔是8个人，住在两间房子里。第一间是一个小的卧室；另一间是大点的（15英尺到18英尺），可以看到街景的起居室，有3个窗户。
1851年1月，马克思已经拖欠房东摩尔根·卡瓦纳的房租两个星期了。摩尔根·卡瓦纳是爱尔兰作家，他转租的房屋是一年22英镑。几个月后，马克思为了避免被逐出，给他的房东签了一个借条。第二年，房东为房租等了几个月后，就威胁说要叫法警来。假期一直都是没有的，直到1854年，燕妮和孩子们去了加拿大埃德蒙顿的载勒尔的别墅，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之后去了特利尔。燕妮确实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写了信——但是没有成功——希望他们可以提供给马克思（他们驻伦敦的记者）一套房子。只是由于埃德加尔的死，以及从燕妮伯父那里继承来的钱，1856年他们最终迁居了。
他们一家周日常常尽量出去，到当时伦敦人极为欢迎的短行旅游胜地汉普斯泰特荒阜。荒阜当时还是一种天然状态，距离第恩街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步行路程。他们的目的是午饭时间到那里。李卜克内西描写了郊游：
一个在伦敦看不到的大午餐篮（这是琳蘅在特利尔时保留下来的）中有一个主角——一块巨大的烤牛肉。他们带着茶和水果；面包、奶酪和酒在荒阜就可以买到。
整个行程次序是这样的：我是先锋，带着两个女孩子——时而讲故事，时而搞些活动，时而在田野的花（那时花并不像现在这么稀少）后搜索动物。一些朋友在我们后面。接着是大队的主体：马克思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些打扮得引人注意的周日旅行者。这之后是琳蘅，身边有饥肠辘辘的帮她提篮子的客人。
午餐之后，他们“在路边拿出带来的星期天报纸，就开始阅读、讨论政治——这时孩子们会飞快地找到他们的玩耍伙伴，在石南花丛中捉迷藏”。接下来玩骑驴子游戏，马克思“原始的骑术和为了证明自己很熟悉这门艺术而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令同伴们感到快乐。[130]孩子们和琳蘅起身，大家打道回府，唱着德国爱国歌曲，背诵着但丁或者莎士比亚作品。
有时候，马克思还喜欢晚上出去。
有时（李卜克内西写道），我们也会重新回到老朋友的玩笑之中。一天晚上，埃德加尔·鲍威尔（马克思从柏林时代开始熟识的，尽管有《神圣家族》，但还不是私敌）从他海格特那边的清静之地来到这个城镇，目的是做一次“喝酒旅行”。问题是在牛津街和汉普斯泰德路间的每一个沙龙中都要“喝点什么”，由于城市里这一带的沙龙非常多，你甚至把自己限制在最小的选择数量上，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勇敢无畏地去了，努力无碍地到了托登楠大院路的尽头。那里有公共场所房间传出的高歌声；我们进去了，得知：是一个“奇异伙伴”俱乐部在开庆祝纪念会。[131]
很多烤面包已经没有了，而当时李卜克内西开始宣称德国人有优越的政治智慧，鲍威尔用英国行话暗示地说：“拳头在空中挥舞；我们足够明智，用最优良的勇气，努力做到（并不是毫无困难地）带着足够的尊严撤退。”然而，那天晚上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为了冷却我们膨胀的血液，我们开始努力地齐步行走，一直到埃德加尔被一堆铺路石绊倒。“好哇，我有一个主意！”为了纪念学生时期疯狂的恶作剧，他捡起了一块石头，啪——，咔嚓——，一块天窗的玻璃破碎了。无理的举动会传染的——马克思和我没有落后，我们打碎了四五个街灯。当时可能是凌晨两点，所以街道行人稀少。不过这种噪音惊动了一位警察，他迅速做出决定，给同一巡逻区的同伴发出了信号。信号立刻得到了回应。形势变得严峻了。此时我们迅速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幸亏我们熟悉这个地方。我们比赛似地向前跑，三四个警察在后面追，离我们有一段距离。马克思表现出我不能想象的活力。这样疯狂的追赶持续了几分钟，我们成功地拐进了一条街边，在那里穿过了一条胡同——这是在两条街交叉的后面——因此回到了我们来的地方，后面的警察迷失了方向。现在我们安全了。[132]
恩格斯在伦敦和马克思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常常一块出去；有一次，恩格斯写信给燕妮，为他带着她的丈夫迷了路表示道歉；因此恩格斯得知，马克思有一次“夜游”，冻坏了，以至于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在第恩街这三间房子里的生活极度没有规则。下面这段生动的描述总体看来似乎是真实的，这是普鲁士当局的一位密探1852年写下的：
作为父亲和丈夫，马克思尽管有着狂野和不安静的性格，但还是拥有最温柔和最温和性情的人。马克思居住的是条件最差的地方，因此也是伦敦收价最低的街区之一。他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是可以向外看到街上的用作沙龙的客房，后面是卧室。整个看来，房间里没有一件干净耐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半英寸的尘土；所有地方都处于最为杂乱的状态。客房的中间是一张老式铺着油布的大桌子，上面堆着手稿、书和报纸，还有孩子们的玩具、抹布和妻子缝纫篮子装的碎布条，还有几个边缘破损的茶杯、小刀、叉子、灯具、墨水瓶、大玻璃杯、陶土制的烟斗、烟灰。总之，一切都乱七八糟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同一张桌子上。一个二手物品的售货员都会很不好意思卖掉如此惹人注目的零碎物什。
当你进入马克思的房间，烟和烟草味会呛得你眼睛含满泪水，片刻之后，你好像在一个山洞中摸索。但是慢慢地，由于习惯了这种烟雾，你就能分辨出物体，把它们和周围区分开来。所有的东西都很脏，都覆盖着尘土，以至于坐下来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这里有一把只有三条腿的椅子。孩子们在另一把椅子上做饭玩游戏，这把椅子碰巧有四条腿。正是这把椅子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但孩子们的饭还没有擦去，如果你坐下来，就要冒着让裤子被弄脏的风险。[133]
家庭的住处如此局促，以至于1851年春天弗兰西斯卡出世的时候，因为家里几乎没有地方，而不得不交给一名护士。一年以后，她死了。
1852年复活节（燕妮写道），我们的小弗兰西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她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三天，忍受了可怕的痛苦。她死了之后，我们离开了在后面房间里的她小小的身体，到了前面的房间，在地板上支起了床。我们把其他三个孩子放下来，我们都为天使般的孩子哭泣，她那生动、无生命的身体就在隔壁。我们心爱孩子的死正发生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的德国朋友们正好在那时不能帮助我们。厄内斯特·琼斯，他那时经常长时间地来访，答应要帮助我们，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我内心感到痛苦，匆忙到了离我们不远的、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一位法国移民那里，请求他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我们。他立刻以最友善的同情给了我两英镑。这些钱被用来买了棺材，我的孩子现在正安静地躺在那里。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摇篮，长时间没有最后休息的地方。我们心情沉重地看着她进了坟墓。[134]
这种境况下，毫不奇怪，燕妮身体和精神的源泉正在迅速耗竭。1852年这一年在很多方面都是第恩街岁月中最糟糕的一年，燕妮经常躺在床上，消瘦、咳嗽，她依据医生的嘱咐，喝了很多葡萄酒。恩格斯为能使她到乡村度假曾竭力筹钱，但直到秋天，她仍连续数天地躺在床上，每小时喝一勺白兰地。两年后，她再一次生病了，但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因为医生的处方只能使她的病情更重。
由于燕妮承担了马克思秘书的职务，所以这些病也阻碍了马克思的工作。的确，她曾经参加了马克思所有的活动。她作为一名观察者参加他的会议，挑选她认为他可能感兴趣的报纸上的文章，当他离开的时候照料出版方面的琐碎的事情。作为他的秘书，她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写信、整齐地为报纸誊写文章（他的笔迹难以辨认）以及保存他寄送杂志的详细记录。她以自己的秘书角色而骄傲，后来写道：“我回忆起在他的一点研究工作中，为他誊写潦草文章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135]。对于财政事务，燕妮也积极主动：她写了无数封求援信；对付围困在家里的债权人；她甚至在1850年8月由于“对第五个孩子出生的前景和未来感到绝望”[136]，单独到马克思的叔叔，一位荷兰商人那里去了一次。然而，新近的革命剧变对商业是不利的，老人没有心情帮助他古怪的侄子，因此燕妮空手而归。
她的脾气变得难以捉摸，而且极易走向极端。马克思写信给她：“我知道你的性情是多么地善变而能给你的新生活带来的好消息是多么少”[137]。“性情善变”是马克思描述燕妮性格最喜欢用的词；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感到越来越难以沉浸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了。1850年夏天，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不要为我妻子那些激动的信生气。她给孩子喂奶，而我们这里的处境又格外艰难，忍耐不住是有情可原的。”[138]1850年11月，燕妮的第一个孩子死了，她精神几乎“发狂”，并且“极度紧张”。接下来的一年中，马克思描述她生病“与其说是身体的原因，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原因”。几个月后，他写信给恩格斯：
……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139]
1854年，马克思谈到“妻子的境况很危险”[140]；这一年她又卧床了，部分是由于“生气，因为威武的医生弗罗恩德又用讨债来轰击我们”[141]。第二年，“由于精神上的刺激，我的妻子一星期以来比任何时候都病得厉害”。[142]
当然，很多家务由海伦·德穆特承担起来了。李卜克内西写道，那时的她：“二十七岁，并不美丽，但由于相当愉快的特征而显得好看。她不乏爱慕者，很可能挑来挑去。”她在马克思家庭的很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海伦是专制者，而马克思夫人是女主人。马克思像温顺的羔羊一样服从于这种专制。”[143]
燕妮在其自传中写道：“1851年初夏，发生了一件我不愿在这里详述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极大地增加了我和其他人的痛苦”[144]。这件事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的出世，母亲是海伦·德穆特。这件事保密得很好，马克思家庭存留下来的资料都经过认真的审读，删掉了与之相关的一切内容，只是最近偶然发现的一封信使才这件事情暴露了出来。[145]这封信是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路易莎·弗赖贝格尔与海伦·德穆特关系亲密，在后者临死之际，一直替恩格斯照看房子。按照她的说法，恩格斯曾接受了他和弗雷德里克的父子关系，因此“使马克思获免家庭的窘困和冲突”。但是，如果他由于对“儿子”不公正而受到起诉的话，他给了路易莎·弗赖贝格尔揭示真相的权利。他甚至在临去世之前的床上，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心绪纷乱的爱琳娜，当时由于他不能说话了，就把它写在了石板上。这个秘密只有（马克思的）家庭和一两个朋友知道。这个孩子马上被送到了他的养父母那里，与马克思一家一直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开始了和母亲的来往。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写道：
他定期每周来看望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不从前门进来，而总是从厨房进来。而当我进来的时候，他仍然不走，我才确信他有着一个来访者所有的权利……
对马克思来说，他经常面临着与妻子（她心怀强烈的嫉妒）的分离：他不爱这个孩子；他不敢对他做出什么事情，否则就会承受太大的流言飞语；这个孩子作为付费的客人送到了路易莎夫人那里（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写了她的名字），而他的名字也是从养母那里而来的；只是在尼姆[146]去世之后，才从了德穆特的名字。[147]
这封信有着公认的无可置疑的可信性。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出生证明上写的1851年6月，这份证明保存在萨默塞特郡议院。填父亲名字的那一栏空着，母亲的名字填的是海伦·德穆特，出生地写的是第恩街28号。虽然有关这件事只有这么少的细节保留下来，但似乎是保持体面的必要性和对于难以避免的流言的担心，才促使燕妮的精神日益紧张。孩子出生后5个星期，在登记后的那一天，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的敌人……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谰言诬蔑我”，接着说：“……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为极无乐趣的日常生活操劳，神经系统遭受折磨，当民主派瘟疫的阴沟里的臭气通过愚蠢的造谣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好过的。某些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冒失常常是简直难以置信的”。[148]
马克思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149]。对于他，燕妮1850年写道：“他即使在最为困苦的时候也从未失去过对未来的信心和愉快的性情”[150]。但他与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了他并不总是如此平静地接受了这些麻烦。1852年，他写道：“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151]。两年后，他写道：“想到这些琐事没有尽头，我有时非常生气”[152]。一封燕妮在曼彻斯特写给马克思的没有日期的信，可以显示出有时候她的精神状态沮丧到什么程度：“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了。卡尔，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刻……我坐在这里，几乎流下泪来。我找不到帮助。我的脑袋正被裂扯。一周来，我一直在打起精神，而现在我不再能够这样了……”[153]
尽管有着这一切困难，他们彼此的认同和深爱仍在继续。1852年，当马克思待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时，在给燕妮的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
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你根本不应该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都告诉我。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身受这一切的话，那末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我相信就在这个星期，或者最迟在下星期一，你还可以收到五英镑。[154]
1856年他又在曼彻斯特给燕妮（当时她在特利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成为保存下来的他给妻子极少信件中的颇为引人注目的信。这封信很长，下面是几段摘录：
我的亲爱的：
……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注：海涅的组诗《归乡集》中的一首。］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诬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生学说，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复活学说。[155]
对马克思和燕妮来说，他们在第恩街遭受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和最严厉的打击是1855年4月他们唯一的8岁儿子的去世，埃德加尔，他们给他的昵称是“穆希”或者“小飞虫”。他“极具天赋，但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生病——一个真正令人难过的孩子，孩子灿烂的眼睛和充满希望的脑袋与他虚弱的身体相比是太大了”[156]。他最后得的病是一种肺病，疾病持续了整个3月份。看起来4月初是具有毁灭性的，6号，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可怜的穆希已经不在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中睡着了（真正睡着了）。”李卜克内西记下了这一幕：
母亲默默地流着泪，俯在死去的孩子身上；琳蘅在她旁边抽泣着；马克思处于极度可怕的焦躁之中，他近乎愤怒，拒绝一切安慰；两个女孩子偎依在妈妈身上静静地哭着；母亲痉挛性地紧紧抱住她们，好像是用拥紧来保护她们免受已经夺去了她的儿子的死神的袭击。[157]
尽管在曼彻斯特有过一个度假，而且由于燕妮继承的财产，新的生活局面也打开了，但悲伤仍在。7月底，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158]
几年后，马克思再次回到索荷这个地方，仍有心碎的记忆。[159]
困境并没有阻挡他把家门打开：
你要接受以最为友好的（一个拜访者写道）和最为真诚的方式送给你的点心和烟草，还有其他可能有用的；你最终还要接受我热情友好的谈话来面对你所遭遇的一切家庭困境，这样会使烦恼变得可以忍受一些。最后你会逐渐习惯这个伙伴，感到他有趣并富有活力。[160]
双方家庭和第恩街都似乎没有任何联系——除了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和与她在特利尔刚刚结婚的荷兰人。但是不断地有流水般的其他拜访者，哈尼和他的妻子厄内斯特·琼斯、弗莱里格拉特和他的妻子以及威廉·沃尔弗是所有的经常来访者。最经常来的是马克思喜欢的、进行鼓励的一群年轻伙伴。这群年轻人中一个是厄内斯特·德朗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创建者，也曾在《新莱茵报》工作；他偶尔帮马克思做些秘书工作，但后来转向商业，退出了活跃的政坛。另外，还有康拉德·施拉姆，他曾与维利希决斗，虽然马克思1851年由于施拉姆不愿意交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资料与之发生了争吵；在施拉姆不久移居美国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一位更为经常的来访者——有时几乎是每天拜访——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学习哲学的年轻学生，曾参加1849年巴登起义的战斗，接着经由瑞士逃至英国。他对燕妮有着深深的（如果是还带着羞怯的话）仰慕（他母亲在他3岁的时候去世了），并乐于做燕妮的听差，照顾孩子们，还怀着极大的顺从总体上吸收马克思的思想，这种顺从程度比他后来60年代和70年代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要大得多。最后是威廉·皮佩尔，一位25岁左右的年轻人，曾在德国学习语言，50年代初他有时连续几星期地和马克思待在一起（如果他不去找妓女或者做家庭教师的话）。他曾担任马克思的秘书，把《哲学的贫困》翻译成令人厌倦的英语。他毫无灵活性，致使燕妮心烦；做事不老练，在马克思房间中对费尔巴哈的讨论中，甚至把卡尔·布兰德的夫人弄哭了。马克思认为他有“教条主义者的味道”，对他的校长腔调感到遗憾，并苦于他试图玩“现代”音乐。尽管有这些事情，马克思仍然为他提供吃、住，帮助他战胜疾病，让恩格斯借钱给他，甚至有几次他自己还借一些钱给他。无论马克思是多么不愿接受思想上的或政党的反对意见，但在他与这些比较年轻的朋友的交往中，他常常还是愉快、容忍甚至是大度的。
对于私人关系的处理，马克思有着极大的灵活性和宽容性。他愿意因为朋友们的缺点向恩格斯解释道歉，并给魏德迈出主意如何与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弗相处。他对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审判中的被告）的妻子表现了很大的关心，组织丹尼尔斯的英国朋友给她写信，并在丹尼尔斯1855年临死的时候给她写了一封很感人的慰问信。[161]马克思甚至典当了燕妮的最后一件大衣，帮助病中的埃卡留斯。
当然，马克思最珍视的是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晚些时候伦敦分别以后，20年来，他们一直是保持频繁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通信一次。虽然这些信件到目前为止构成了考察马克思这些年生活情况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但也并不完整：这些信件在恩格斯去世之后已经经过详细筛选，去掉了任何可能给家庭或朋友带来困境的信件（例如有关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信件）。因此现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都显示了两人之间温暖的友谊，遗失的几乎所有信件部分是由于后来的这次筛选，部分也由于这样一件事实，即两人（尤其是50年代早期）怀疑当局截取了他们的信件。
恩格斯1850年移居曼彻斯特，开始了他前8年离开这里的生活。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分裂以及《新莱茵报》的倒闭使他能够继续待在伦敦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了；他必须自谋生活；他对母亲十分依恋，她敦促他至少在表面上与父亲进行和解。由于欧门和恩格斯公司的曼彻斯特分公司没有恩格斯家庭的代表，所以，他父亲同意他在那里以家庭股东的身份做事。父亲刚开始时是勉强同意，但在派儿子去加尔各答和美国的计划失败之后，以及在恩格斯在他给巴门回的报告中表现出了他的经商才能之后，就变得热情了。1851年初，他的境况比较稳定，虽然还是有一些困难。
困难在于，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我还是希望能实现这一点；我的营业信件得到我的老头的赞赏，所以他把我愿意留在这里看作是最大的牺牲。[162]
当他的父亲1851年7月来到英国时，问题得到双方的满意解决：恩格斯将在曼彻斯特至少待3年。后来他估计在那里第一年至少收入超过230英镑。他父亲在第二年的每年审查中，与合伙人签订了新的合同，给儿子增加了部分利润。到第十年末，恩格斯的收入每年超过1000英镑。恩格斯，正如马克思评论道，在钱的问题上是“非常严格的”[163]，这些钱使他能够在对待整个“马克思党”的问题上代替了荷兰的叔父。德朗克从他那里接受了钱，皮佩尔也是；李卜克内西用恩格斯的钱装备了一套新衣服，穿着它申请了家庭教师的职位。但是这个社交宠儿的钱给了马克思：数年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好像超过了他给自己的花费。这些钱（有时是通过汇票寄过去，有时是1英镑或者5英镑的半截，在不同的信中分开寄去），常常是把对金钱不感兴趣的马克思从彻底的灾难中解救出来。有一次燕妮写道：“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重复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得救了！’——他提高嗓门说。”[164]结果，恩格斯感到收支难以平衡，1853年写信给马克思：
改革我的私人开支是刻不容缓的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要搬出这所住宅，搬到比较便宜的住宅里去，同时改用较清淡的饮料……天知道，去年我花掉了我的老头的此地营业利润的一半。当我的老头快要来的时候，我们就搬到漂亮的住宅去，买一些上等雪茄和酒等等，以壮观瞻。生活就是这样。[165]
虽然，正如恩格斯以前就发现的，英国自由贸易中心可以提供有利之点，以此可以观察经济的发展，但他更愿意去其他地方。哈尼宣称他宁愿在伦敦流浪也不愿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经常抱怨他孤独无聊。尽管他1852年初计划与马克思全家一起搬到新布赖顿码头，1854年又计划作为《每日新闻》的军事记者搬到伦敦，但他还是一直在曼彻斯特囚禁了20年。有几个共产主义者朋友拜访过他：维尔特为他的公司广泛周游；德朗克在拉德福立住了身；最重要的是，马克思每年来一次，甚至两次——有时连续待几个星期。由于玛丽·白恩士，他又获得了新的生活，虽然出于“体面”，他不能与她生活在一起。为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做的工作没有使恩格斯丢掉更为重要的事情：办公室一整天的工作之后，他常常学习语言、军事科学（因此他获得了“将军”的绰号）以及替马克思写文章。
恩格斯的性格很多方面与马克思截然相反：他热情、乐观、平和，生命中洋溢着愉快，并且有着所有关于酒和女人的良好欣赏力的美名。他对朋友忠诚、忍让、无私；思维敏捷、清晰，能够把深奥和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时是过分简单化了）。在与马克思所有保存下来的通信中，恩格斯只有一次好像责备了马克思，这是由于马克思冷淡地接受了玛丽·白恩士去世的消息。整个信件很没有感情。虽然马克思有时对恩格斯的沉默感到愤怒，但真正责备的信件只有一次：马克思由于一本书与威廉·沃尔弗（其绰号是“鲁普斯”）发生了争吵，原因是沃尔弗说马克思借了这本书但没有还。当与恩格斯的交流变少的时候，马克思会暗示说恩格斯把他放在了沃尔弗和德朗克的后面：
至少这是你现在惯用的方法，自鲁普斯先生迁居曼彻斯特以来，你在涉及我同这两位先生的私人关系的一切事情上就惊人地一贯采用了这种方法。为了使我们的通信不致降到单纯的电报往来，最好我们两人今后完全不要在话里涉及你那里的朋友和受保护者。[166]
当恩格斯安慰地回了信之后，马克思写道：
你知道，每个人有时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nihilhumani》〔“人所具有的”〕东西，等等。关于“秘密活动”和诸如此类的胡说，我自然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一些忌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167]
对马克思来说，把对一场巨大灾难的感受写下来是很有必要的。当1855年他儿子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给恩格斯写道：“我真不知道怎样来感谢你替我工作而给予我的友好帮助，感谢你对孩子的关怀。”[168]之后不久，他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169]
恩格斯与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有着良好的密切关系：他不时地写信给燕妮，作为礼物给她寄去棉制物品；对于孩子们，他是非常受欢迎的“恩格斯叔叔”。但有时候，马克思的确是责备了恩格斯——尤其是对燕妮责备恩格斯。马克思去世之后，他的女儿劳拉和爱琳娜删除并毁掉了她们父母之间可能会给恩格斯带来伤害的那些信件。[170]
四继续研究经济学
鉴于马克思的家庭境况，他还能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是令人惊奇的。他的一个避风港是英国博物馆；他在家记录、整理在那里得到的资料。他的工作习惯不再像他在布鲁塞尔时那样有规律，这从普鲁士政府暗探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来：
在个人生活上，他极度没有条理、愤世嫉俗，是一个糟糕的家庭主人。他过着一种真正的吉卜赛人的生活。他极少清洗、修饰、换衣服；常常醉酒。虽然他经常一连几天都无所事事，但当他有大量工作的时候又会毫不疲倦夜以继日地去做。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常常通宵达旦，然后中午就和衣躺在沙发上，一直睡到晚上，整个世界的运转都打扰不了这个房间。[171]
爱琳娜写下了她曾听到的在第恩街前面的房子里的情形，“孩子们把椅子摞起来，代表马车，马克思就是马车上被驾驭的马，甚至在他坐在桌边写作的时候也被‘鞭打’”。[172]
尽管有这些干扰，马克思还是开始他经济学著作的基础性工作了，进行了大量的高质量的新闻写作。1850—1851年间，马克思长时间地在英国博物馆，重新开始了1844年巴黎期间以后被迫放下的经济学研究。在《评论》的文章里，他已经分析了从下列现象中得出的一些历史和政治结论，即1848年革命的失败，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循环和随之而来的1843—1845年的过度投机，1846—1847年的金融恐慌，以及1848—1850年英国和法国危机的克服。对1848年革命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减少马克思对下次革命爆发的乐观态度，而且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革命才可能爆发。50年代初，马克思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逃亡者一样，相信革命就要来临。在1849年12月一封给魏德迈的信中，他概述了自己的立场：
大陆上另一个还没有明朗化的事件，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末，英国也许一开始就会成为（即使不是出于本意）革命大陆的同盟者。我认为，革命过早爆发（除非它是直接由俄国的干涉所引起），是一种不幸……[173]
1850年晚些时候，马克思确实深信的事情是商业和金融危机将是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不断地观察这一迫近的危机产生的征兆——他发现了大量的迹象。1850年他就已经认为：“如果开始于1848年的新的工业发展周期走着与1843—1847年相同道路的话，危机将在1852年爆发”[174]；他准确地推理出了危机产生的迹象。1851年12月，他写道：“据恩格斯对我讲，现在西蒂区的商人也同意我们的看法：由于各种事件……而被抑制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爆发。”[175]1852年2月，他说：“商业危机越来越逼近，它的最初的征候在这里已经到处可见”[176]。几个星期后，他说：“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东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不久前占领的其他地区——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177]1853年9月，他说：“我认为，商业萧条将在春季开始，像1847年那样”[178]。马克思预料这一时刻，正像上次一样，首先发生在法国，（他1853年10月认为）“那里……要爆发一场灾难”[179]。1855年海德公园的游行示威使他认为克里木战争可能会推动英国危机的爆发，那里“一切正在酝酿和沸腾”[180]。对于德国他很谨慎，担心莱茵地区可能会爆发起义，将不得不向国外求助，这样他们看来就有背叛祖国的味道。1856年春天，他写信给恩格斯：“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181]。他在这些事情上的预言被朋友们取乐：威廉·沃尔弗实际上就这些预言打了赌。李卜克内西写道：“只是在关于商业危机的话题上……他落为预言的顽童，自然受到了我们强烈的嘲笑，这使他极为愤怒”。[182]
一方面，马克思不愿看到危机在他面前无限期地衰退下去：危机将会使他完成经济学巨著。1852年8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183]。恩格斯回信表示同意：危机“可能还要拖到1854年。我承认，我希望还有一年的时间来啃书本，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184]。
在英国博物馆，马克思开始的研究是关于流通和地租这两个问题，之所以研究这两个问题，是由于他持有这样的观点：在法国，1848年革命的主要受益者曾一度是金融贵族，而在英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则存在于工业资产阶级和大批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注意了到法国银行稀有金属的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它所控制的信贷的扩大。对于英国，他注意驳斥了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即认为如果谷物的价格没有上涨的话，土地的收入必然会下降。他认为通观英国之前50年的情况，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而且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可以扭转收入下降的自然发展趋势。
1851年间，马克思如饥似渴地阅读。1月，他研读稀有金属、货币和信贷方面的著作；2月，研读休谟、洛克的经济学著作和更多的货币方面的著作；3月，研读李嘉图、亚当·斯密和流通方面的著作；4月，继续研读李嘉图和货币方面的著作；5月，研读凯里、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原理著作；6月，研读价值、财富和经济学著作；7月，研读工厂制度和农业收入方面的著作；8月，研读人口、殖民和罗马社会经济学著作；秋天，研读银行、农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总之，马克思在笔记本上写满了从大约80位作者的著作中摘录的大段大段的文字，而阅读的著作还要更多。这种研读直接服务于他要完成的经济学著作。1851年1月，恩格斯就已经敦促马克思“赶快完成并出版你的经济学著作”[185]。4月，马克思写道：
……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186]
马克思朋友们热切地等待着这本著作的问世。5月份，拉萨尔写道：“我听说你的经济学著作终于要完成了……我将热切地思考摆在我桌子上的把李嘉图变成社会主义者和把黑格尔变成经济学家的三卷本巨著”[187]。然而，熟知他的朋友恩格斯说：“只要你还没有读你认为很重要的书，你是不会开始写作的”[188]。而6月份，马克思仍然很乐观，他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189]虽然他意识到“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190]，但1851年7月，蒲鲁东的新书《十九世纪革命的整体观念》到了他手里，他立刻转移精力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批判。虽然蒲鲁东的这本著作是反雅各宾主义的，但在马克思看来它只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象而没有揭示它的实质。
然而，10月，弗莱里格拉特和皮佩尔（他当时正在德国旅行）曾激起了出版商勒文塔尔对马克思著作的兴趣。马克思计划写三卷：“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和“经济思想史”。勒文塔尔希望先出版最后一卷，看看销路如何。恩格斯敦促马克思接受这一建议，但要把历史部分扩充为两卷：
……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和《宣言》，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发现了大秘密，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全有了。[191]
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历史”部分拉长使这部著作厚一些，他直率地告诉马克思：“这一次可得要讲点生意经！”[192]12月初发生了波拿巴政变，这使恩格斯预料到了勒文塔尔方面出现的麻烦，虽然马克思与这位出版商的友好联系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但仍然是任何东西都没有谈成。连金克尔都非常急切地要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得到“积极的基础”，拉萨尔建议创建一个公司，发行股份资助出版，但马克思怀疑这样的冒险是否能够成功，他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把自己的窘困公之于众。1852年1月，“由于在德国的失败”[193]，他写信请魏德迈给他在美国找一个出版商。此时，他已经放弃了“经济学”的写作。1852年夏天他做了一个短时期的笔记；怀着最后的希望，他把书稿方案交给了出版商布罗克豪斯，书的题目是《1830年至1852年的英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文献》。布罗克豪斯拒绝了。马克思顶住贫困的压力，坚持《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写作，并由于新闻约稿的增加，他的“经济学”搁置了数年。
五新闻工作
“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94]这是马克思1853年9月对于他的新闻工作的看法，当时他已经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一年了。马克思是应执行编辑查理·德纳之邀撰稿的。德纳有着坚强的独立性格：他在父亲破产和母亲去世后由叔伯养大，凭着自己的力量进入了哈佛，但由于没钱，一年后被迫辍学。1841年，他在小溪农庄公社（该处提倡傅立叶主义）加入了“空想共产村庄”团体，当时他在那里是极为活跃的成员之一。当“空想共产村庄”被大火焚毁后，德纳被霍拉斯·格里利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建于1841年，有着引人注目的影响力，《每周论坛报》对日报进行汇编，在美国有200000份的发行量。该报的策略是受到格里利启发，立场惊人地激进：它大量地报道傅立叶派的思想，赞成禁酒，支持保护国内工业的制度（至少有一段时期是这样），反对死刑和奴隶制。这种相当奇怪的矛盾立场引起了马克思的蔑视：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的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第一流报纸”，其秘密也就在于此。[195]
德纳1848年在科伦曾与马克思见过面，并对马克思留有深刻印象。1851年8月，他请马克思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18名国外记者之一，请他写了系列德国时事文章。马克思仍然想着完成他的《经济学》，还不能写出流畅的英文，于是在同一封信中关于报纸的提议他对恩格斯说：“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96]一周以后，他写道：“至于《纽约论坛报》的事，我由于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197]恩格斯答应了，10月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了第一篇文章。文章共发表了18篇（都是由恩格斯写的），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得知（你的文章）正在被大批的人满意地阅读，并被广泛地抄来抄去，这或许会使你感到高兴。”[198]作者署名的秘密被很好地保存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署名作者是马克思，数年中文章被多次重印。[199]
1852年4月，德纳请马克思定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英语文章。马克思在德国写作［注：疑为“用德语写作”之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把草稿寄给恩格斯翻译。但1853年1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第一次冒险给德纳用英语写文章”[200]。同年，由于与俄国的关系变得紧张，马克思扩大了他的主题，不久写作就涉及了世界政治的各个方面。他的文章得到极高的评价。1853年1月，其稿费增加到了每篇文章两英镑。当时的一位作家说德纳定期地“陷入了‘卡尔·马克思’或‘巴黎的一个美国人’的读物之中”。1854年初，马克思经由德纳得到了美国杂志提供的一个机会，即写一些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文章要“辛辣而又能引起兴趣”，而且“不包括任何有损该国宗教感情的东西”[201]。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如果他们在一起，可能会赚到钱，而他“一个人可不敢冒险干这项工作”[202]，但事情没有继续下去。同年，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德纳经常删减马克思的文章，有时把文章的第一段作为社论，其余部分独立刊登，并且不署名。《纽约每日论坛报》总共有165篇社论摘录自马克思的文章，虽然事实上德纳喜欢的这些文章（他并不知道）是出自于恩格斯之手。马克思坚持认为要么全部署名，要么全部都不署名。1855年以后，所有刊登的文章都没有署名。1853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了马克思80篇文章，1854年也大概是这个数目，1855年只有40篇，1856年是24篇。1857年初，马克思威胁说既然《纽约每日论坛报》对于斯拉夫语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刊登他的文章这么少，那么他要给另一家报纸撰稿了：于是德纳答应不论是否刊登，每星期都要给他一篇文章的稿酬。
1857年4月，德纳请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该书的筹划是乔治·利普利的主意，他是德纳从小溪农庄公社时期就开始结交的朋友，是《纽约每日论坛报》事实上的编辑。该书最终成书16卷，有300多名撰稿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该书以严谨的客观性为目标。德纳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写的文章不论是关于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哲学的问题，都不要包含任何带有偏见的论据。虽然恩格斯认为德纳的建议是“我们一直等了这么久的机会，这可以尽力避免财政上的不足”[203]，计划是集合一些合作者共同工作，但没有实现。请马克思主要撰写的是军事史方面的文章；当恩格斯由于祖辈方面的事情而病倒的时候，这件事严重受阻。马克思对尴尬的推迟不能给出合理的理由，后来竟撒谎说文章可能是在邮寄的过程中丢了。他大部分的稿件写于1857—1858年，但直到1860年底，他也还陆续寄去几篇。每页两美元，这是一笔有益的收入资源。马克思结束撰稿的原因不得而知。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中共刊登了67篇，其中51篇是恩格斯写的，但马克思为文章的写作在英国博物馆中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工作。
1857年底，商业危机迫使《纽约每日论坛报》辞退了除了马克思和其他一位记者之外所有的国外记者。1861年，格里利由于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让德纳把他也解雇了。德纳拒绝了，但几个月没有继续刊登他的文章。1861年底和1862年初刊登了几篇，但1862年3月，德纳写信给马克思说美国内战已经占了报纸的所有篇幅，让他不要再寄文章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一共刊登了马克思的文章487篇，其中350篇是他自己写的，125篇是恩格斯写的（大部分是关于军事方面的），12篇是合写的。
马克思的文章不单单是用来谋生的：尽管他对自己的作品评价很低，但仍然一直能写出极富天分的新闻文章，并且，用《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的话来说，他“不仅是……最宝贵的撰稿人之一，而且也是该报报酬最优厚的撰稿人之一”[204]。马克思远离传统新闻资源，因此与其他多数记者相比，较多地利用了官方的报道、统计资料等。此外，他还尽力把大量文章与他“严肃的”研究连在一起，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例如，他关于印度的一些新闻文章就几乎逐字地收入了《资本论》。他所持观点强硬，其文章异常冷静客观。在很多领域（例如，在反对反动的欧洲政府上），他完全同意《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立场，并且能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在分歧的地方，他本人尊重的是直接事实。[205]
虽然马克思开始时完全只写关于英格兰的文章（他对其情况格外熟悉），但到1853年，他也写关于欧洲的文章，其中写的最多的主题是克里米亚战争即将爆发。对此，马克思广泛地注意了维护西欧文明价值，正如1789年及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持的观点，他驳斥了俄国“亚洲的原始状态”。他几乎是病态地仇恨俄国，致使他有着认为帕麦斯顿是俄国外交工具这一奇怪的观点，并提议要“揭露”（正如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所说的）帕麦斯顿表里不一的行为。[206]这些文章中一些是为《自由新闻》写的，该报由浪漫主义保守派政治家戴维·乌尔科尔特经营。对于戴维·乌尔科尔特厌恶俄国的观点，马克思描述为“主观地反动”，但“客观地革命”[207]。在给《自由新闻》的撰稿中，马克思特别费精力地批驳了赫尔岑对俄国社会主义者使命的信念以及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俄国的专制是罗马管理国家本领的复活，是与空洞的西方民主相对立的现存宗教基本原则的体现。这是德纳批评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对法国和俄国的态度上表现了“对美国报纸来说是太过分的德国人的感情”。[208]
马克思还就远东，尤其是印度，写了相当多的文章。总体上，他认为殖民主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主义在灭亡之前必定要遍及整个世界。正像西方的工业化一样，它同时有着进步性和巨大的破坏性。他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09]。在马克思看来，亚洲没有自己的历史，情况更是如此。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其生产方式与西方不同[210]：要组织广大民众满意地进行农田灌溉，这种必要性已经导致了高度集权的政府，这种政府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村庄，完全缺乏土地的私有性质。印度唯一的变化是由入侵者带来的，最近的根本变化是英国资本带来的。虽然这些变化对英国没有益处，但终将把印度带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中。[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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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8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12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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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科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四部分科伦
一、从布鲁塞尔到巴黎
二、科伦的政治
三、《新莱茵报》
四、分水岭
五《新莱茵报》的停刊
六、重返巴黎
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克思。
——弗·恩格斯
一从布鲁塞尔到巴黎
1848—1849年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1847年11月首先开始于瑞士，当时奥地利不愿支持反动的地方政府反对激进分子，这严重损害了它在意大利的名声：不久以后，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国王斐迪南被推翻，那不勒斯、都灵以及佛罗伦萨都宣布成立共和政体。在法国，路易·菲利浦仍然洋洋自得地认为巴黎人根本不会在冬天起义，但当他的军队向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开火时，起义马上开始了；国王被流放，临时共和政府诞生了。巴黎革命的消息2月26日传到了布鲁塞尔。开始，比利时政府极为谨慎；国王甚至表示要退位。而一旦力量集结起来，政府的政策就变得强硬了。2月28日爆发了一场温和的游行，威廉·沃尔弗被逮捕，被驱逐的外国人名单被列出，马克思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民主协会已经要求政府武装工人，还给法国临时政府发了贺文。两个星期前，马克思已从母亲那里继承了6000法郎（这可能相当于他前三年收入的总和），警察怀疑（按照燕妮的说法，这种怀疑是正确的，虽然他们提供不出证据）马克思正用这些钱资助革命运动。他们甚至要求特利尔当局质询马克思的母亲，她进行斗争，说她当时寄钱的唯一理由是“她儿子由于他家庭的原因长时间以来一直问她要钱，这些钱是提前给他的继承费”[1]。马克思3月3日收到了一份由国王签署的命令，让他24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同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巴黎的、就他要求撤销先前的驱逐令的回信，信中说：
勇敢忠诚的马克思：
法兰西共和国大地是一切朋友自由的避风港。施行暴政的国家驱逐了您，自由的法兰西对您以及那些所有为这个神圣事业，为这个所有人的兄弟般的事业奋斗的人们敞开了她的大门。法兰西政府的每一位官员必须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自己的使命。致以兄弟般的敬礼（SalutetFraternite）
临时政府成员斐迪南·弗洛孔[2]
但是马克思没能安静地离开。这天晚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布索瓦尼的一家旅馆中召开会议（马克思一个星期以前在这里收到了他的继承遗产的收据），决定把中央委员会地址迁至巴黎，并给马克思自由处理同盟一切事务的权利。[3]凌晨一点，过分焦急的当地警官破门而入，逮捕了马克思。一个星期后，在一封写给巴黎《改革报》的抗议信中，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我就忙着准备出发，突然一个警官带着十名警察闯进了我的住宅，搜查了整个房间，最后以我没有身份证为借口，逮捕了我。且不说我有杜沙特尔先生把我逐出法国时发给我的完好无缺的身份证，我手中还有逐出比利时的命令，这还是几小时前才给我的。
…………
我被捕后，我的妻子就立刻去找比利时民主协会主席若兰特先生，请他采取必要的措施。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了警察，后者彬彬有礼地告诉她，如果她想和马克思先生谈话，请随他走。我的妻子马上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她被带到警察局，警官一开头就对她说，这里没有马克思先生，接着就粗暴地审问她，问她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若兰特先生那里去，她是否持有身份证……他们以游荡罪名，把我的妻子送进市政厅监狱，和妓女一起关在阴暗的牢房里。[4]次日上午十一时，一队宪兵在众目共睹之下把她送到侦讯室。不顾各方面的坚决抗议，把她拘留在禁闭室达二小时之久。她在那里忍受了严寒和宪兵的极其可恶的对待。
最后，当她站在侦讯员面前时，侦讯员对勤勉的警察就差没有把孩子们也一起逮捕表示惊奇。审讯只可能是纯粹形式主义的：我的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关于这件令人愤怒的事情的全部细节。我不想再详谈了。只告诉你一点，当我们被释放时，二十四小时的限期已满，我们不得不立即离开，连最必需的东西也没有来得及带走。[5]
此次整个事件在布鲁塞尔引起了广泛抗议，抗议导致了对下议院的质问和相关警官的被解雇。燕妮一获得释放，就卖掉了所能卖的一切，她把她的银碟子和最好的衣服留下托付给了朋友保管。全家在警察的陪同下迈向边境。因为比利时有大规模的军队行动，而法国的那部分交通由于铁路方面的麻烦事也一度中断，所以旅途很艰难。经过这一极为寒冷的旅途，在第二天，马克思一家终于到达了巴黎。
这个城市中烧焦的废墟和最近设置的路障的碎片还明显地存在。到处都是三色旗，还有红旗。马克思把家庭安顿在巴士底狱附近的一个地方，即博马舍大道（BoulevardBeaumarchais），并敦促恩格斯（现在还留在布鲁塞尔）合计一下他以前的债务，用它们把他的银器和其他一些物品带到瓦朗谢讷［注：法国北部一个城市。］靠边境线的地方来。巴黎的革命热情依然高涨，马克思在人权社团（1848年初，巴黎147个政治性俱乐部中最大社团之一）的集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个俱乐部的发起人是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马克思到达巴黎的当天就加入了该俱乐部。后来他以发表了支持推迟选举国民议会的演说而闻名，因此比较容易地成为国民军中工人新成员。[6]然而，马克思的主要活动实际上是在移居国外的德国人中间，他们中很多人都有着极高的革命热情。马克思到达之前，德国民主协会已经决定（正像其他主要的国外移居者团体一样），建立一个德意志军团。成员很快就达几千，整个3月份都在三月广场进行训练。临时政府决不愿意看到如此多的潜在肇事者行动，于是在军团场地设置了障碍，给他们行军于边境线的人每人每天50生丁。依照1789年以来的情况，军团领导人伯恩施太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和海尔维格（诗人）认为在一场成功的革命之后，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于是这次他们提议做解放力量的先锋者。马克思坚决反对这样的冒险行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后来写道：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坚决宣布他们反对用外来武力强制建立一个德意志共和国。他们在圣丹尼大街举行了公众会议，后来有一些参加者自愿参与到军团行动中来。在一次这样的公众会议上，马克思发表了一篇长的演说，阐明了二月革命应该仅仅被看作欧洲运动的表面的开端。以后不久，巴黎这里就会爆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公开斗争，正像6月份实际发生了的那样。革命的欧洲的胜利或者失败都将取决于这场斗争。[7]
为了使他们的反对更有力，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次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四个巴黎人支部为基础的会议[8]，并成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它的首任主席是亨利希·鲍威尔，继任是莫泽斯·赫斯），这个俱乐部到3月底为止已有400名成员，大多数是裁缝和鞋匠。也有可能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伦敦的兄弟民主党已经往巴黎派了一个代表团，其中包括哈尼和琼斯，带着给临时政府的致辞。沙佩尔和莫尔被派往伦敦德国工人协会。在3月10日的会议上，马克思当选为主席，沙佩尔当选为书记，莫尔、鲍威尔、恩格斯、沃尔弗和瓦劳当选为委员会成员。马克思还与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两位临时政府成员有友好的联系。弗洛孔要为开办德国语言报纸提供资助，但马克思拒绝了——他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
3月19日，一个消息传到了巴黎，形势完全改变了：一个星期前，梅特涅被逐出维也纳，奥地利国王被迫答应起义者的要求；20日，传来柏林革命的消息。军团立即准备从巴黎出发——确切地说是4月1日：军团在通过莱茵河后第一次与政府军遭遇时就几乎被歼灭了。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也决定返回德国，但是声势已经小多了。他们也得益于临时政府的资助，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前往德国各个城镇（或者单独行动或者小组行动），打算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联系网。他们随身带的有两种宣传文件：一个是《共产党宣言》，首次印刷的1000本已刚刚从伦敦运到德国；另一个是宣传单，上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在3月下旬详细阐述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十七条。马克思本人资助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出版，《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使《共产党宣言》适应于德国的一次努力。《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只有四条被包括进去了：国家银行，运输国有化，高额累进税以及义务教育。继承权被限制而不是被剥夺，没有关于土地（而只有关于封建主地产）国有化的提议。[9]《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一个资产阶级（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计划；计划的制订在于吸引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还有工人，极类似于激进共和党人提出的计划。
二科伦的政治
马克思用护照保护自己，而护照只一年有效；他在4月初离开巴黎，旅行到美因兹。随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家庭、恩格斯和恩斯特·德朗克（一位年轻的激进作家，他最近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在美因兹停了两天，那里的工人教育协会不久前刚刚发出呼吁，号召全德国工联组织并团结起来。马克思4月10日到科伦，住在该城市的北部。[10]大约3个月后，燕妮和孩子们也随着来了，之前他们一直住在特利尔等着，直到马克思得到了居住许可证明。他们全都搬进了租来的房子里，这些房子坐落在这座古老城市狭窄的街道上[11]，几乎紧挨着未来的《新莱茵报》的办公室。
科伦有着显而易见的基础：它是普鲁士的第三大城镇，近100000名居民，位于德国最发达的工业区；那里有马克思的很多故交，而且莱茵省的法律比德国任何其他一座城市的都更自由，并因此而出名。那里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小组，它在1847年中期每周聚会两次，唱歌、讨论或者宣传[12]——但马克思到达科伦时，沃尔弗报告说它“单调且涣散”[13]。它的领导成员曾是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极有才华，父亲是一位犹太屠夫，并曾是科伦贫民的医生），奥古斯特·维利希和弗里德里希·安内克（这两人都是普鲁士前官员）。科伦还是经历工人群众运动的第一个城市。3月3日，柏林革命爆发之前的两个星期，几千名群众在重要的广场集结起来，进入城市委员会会场，哥特沙克和维利希表达了群众的要求：普遍选举，新闻和协会自由，人民自卫军以及国家对工作和教育负有的责任。军队被调集进来，造成了一些伤亡，之后，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被逮捕了——3周之后柏林革命成功后被释放。马克思到达前的4天，哥特沙克就已经创立了工人联合会（他把它看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扩展）[14]，在几个月之内就吸收了8000名成员。目前事务是由50名当选的委员决定。哥特沙克受到了科伦工人极大的欢迎，其中超过1/4是失业者［注：2005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中译本里译为“其中四分之三是失业者”。］。协会按照不同职业分成了几个小组，说服市政当局制定一个民众工作纲要，并就工资和工作时间与雇主进行了谈判。当然，重要的是不能忘记工厂的工人仍然只是科伦工作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人数还很多。[15]这样，马克思在科伦就进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况：工人阶级运动已经迅速发展，有建议说如果他去柏林或许会更好，甚至还可以作为特利尔的议会候选人发挥作用。[16]
马克思和哥特沙克之间的分歧是必然的。哥特沙克是莫泽斯·赫斯的亲密朋友，他的观点是彻底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对宗教采取妥协态度，拒绝阶级斗争的观念；他还赞成用联邦制来解决德国统一的问题。马克思到了不久，便攻击哥特沙克组织的工人联合会[17]，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协会活动太狭窄了，只局限于经济要求。但马克思与哥特沙克目前的争吵过于策略了：不论是否参加5月初普鲁士国民议会和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的选举。虽然哥特沙克目前提出的要求是温和的（他认为工人应该以“带有宪章运动基础的君主制”[18]为基础进行干扰），但是他不愿意参加以间接选举制度为基础的选举，这种制度在一些国家几乎到了完全剥夺工人公民权利的地步；他还认为选举只有当工人阶级运动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时才会是成功的，他希望说服工人不要参加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在这个共和国中，胜利的果实不会属于他们。马克思强烈谴责了这种把工人与政治过程分开来的观点，他亲自帮助建立并主持了科伦民主协会，在科伦，该协会成功推出弗兰茨·拉沃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候选人。当维利希代表海尔维格的军团幸存下来的流亡者呼吁民主协会提供资助时，民主协会和哥特沙克的工人联合会之间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公开冲突。民主协会拒绝提供帮助，因为害怕与军团有关系；但是哥特沙克的协会答应解决款项，虽然哥特沙克本人与军团的目标并不一致。
马克思与哥特沙克在一件事情上的确是一致的，这就是越来越远离共产主义者同盟了。在5月中科伦分部的会议上，哥特沙克坚定地作出决定，退出同盟，认为它的章程需要重新修改，虽然他答应如果需要的话，以后会再度合作。[19]然而，此时同盟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波尔恩在柏林给马克思写信道：“同盟已经解体了；它无处不在，却并不存在。”[20]这样似乎是可能的：马克思2月份在布鲁塞尔运用赋予他的权力宣布同盟正式解散，尽管正义者同盟的前任领导们反对这一决定。依照科伦小组成员彼得·勒泽尔（他后来推翻了国王的证供）的说法是：“由于不可能达成一致，沙佩尔和莫尔坚持维持同盟的存在，马克思运用了他自由决定的权利，解散了同盟。马克思认为既然同盟的目标不是共同谋反而是宣传，那么同盟的继续存在就只是表面的、意义不大；而且既然允许出版自由，结社也被赋予了自己的权利，那么目前形势下的宣传可能要公开进行，没有必要秘密活动”[21]。马克思本人后来说同盟的活动会“自动衰退，因为有实现它的目标的更有效的途径”[22]。两年之后，马克思在伦敦发现共产主义者同盟“重新建起”[23]。马克思给出的关于解散的理由看起来似是而非：这些理由只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继续公开存在做了辩护。更为可能的是，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激进政策和“十七条要求”损害了《新莱茵报》寻求的更温和的路线。
三《新莱茵报》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要精力集中于实践从德国革命爆发以来他的一个想法：创建一份有影响力的激进报纸。科伦共产主义者已经计划了一份报纸，由赫斯担当编辑。但马克思恩格斯也制订了他们的计划。在巴黎期间他们就已经开始筹募报纸的订阅费；到达科伦后，用恩格斯的话说，是“我们（主要是由于有马克思）在24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了；不过我们做了让步，把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了编辑部”[24]。金钱是主要的困难：恩格斯前往伍珀塔尔收集订阅金，但没有成功。至于父亲，恩格斯写道：“他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1000塔勒”[25]。他们计划筹集30000塔勒，而最后只筹集到13000塔勒。马克思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中捐出了相当数目的钱。这种钱财共股的方式遭到了工人联合会报纸的尖锐批评，哥特沙克任这份报纸的编辑。该报报道：据说，马克思的报纸已经处于“金钱独裁”之中；其印刷者克劳特已经降低了工资，并竭力强制性地与工人达成不罢工的协议。克劳特回应说他只是拒绝增加工资，并说编辑委员会并不控制印刷工人。编辑委员会除了毕尔格尔斯（他很快被迫退出了）以外全部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组成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在“一人独裁”，而这“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无容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26]。唯一的批评是马克思工作进度太慢了。波尔恩写道：“马克思根本就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且永远不是。其他人可能两个小时就完成的一篇社论，他要写一整天，好像在思考解决深刻的哲学问题。他修改、润色、再修改，永远不能按时做好。”[27]
《新莱茵报》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份几乎不含任何地方性内容的国家报纸。恩格斯在初期写了大部分主要文章，紧跟法国和英国形势进展；而马克思则集中于国内政治。该报总的特点是富有实践性和讽刺性，而不是理论性的；其中有一个由格奥尔格·维尔特负责的引人注目的专栏。
马克思怀着使他在巴黎所经历的某种革命再生的希望到了德国，但是他很快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德国的“革命”只是局部的革命：只有在柏林和维也纳才有严肃的暴力行动；整个德国只有一个王子失去了他的王位，更谈不上要他的脑袋。1848年改变专制制度才是可行的：这些制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完全消失，因为独裁政府竭力保持对军队和行政比法兰西和英国更强有力的控制（这是因为它控制着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在当时需要保护）。1848年革命之所以有这种必然缺陷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普鲁士，即德国的要害，仍然与东欧和俄国，而不是与西欧有着更为相似的社会结构。[28]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者——容克们仍然有着决定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建立在基本上还未获解放的农奴的基础上。第二个原因在于对当局政府的反对性质：一旦答应组织全德国性的集会（它直到5月中才集结起来），反对派就会准备选举、发请愿书，并沉湎于这些希望。这种反对本身就存在着严重分歧，其中各种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统一的计划纲领。工人阶级的组织也不能产生影响力：虽然这些组织当时已经合法，并在迅速发展，但它们依然还是主要集中于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
面对这种形势，《新莱茵报》的纲领，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主要包括两点：“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29]。在普鲁士，三月事件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建立了一个以来自莱茵省的著名自由主义商人卢道夫·康普豪森为首的内阁。选举产生的新普鲁士国民议会制定了宪法。这个国民议会远不是激进的：它把王后的兄弟，普鲁士王子，从英国召回来（他是3月份逃到那里的）；并一致认为其任务是在“与国王达成一致”前提下阐述宪法（这是那个时代的灵丹妙药）。6月中旬，柏林爆发的一次起义失败了；略微有些民主倾向的汉塞曼代替了康普豪森，汉塞曼在位到9月份。在《新莱茵报》开始的几个月中，马克思写的几篇有关德国政治文章中的大部分是对康普豪森内阁的摇摆不定以及本质上管理的无能展开的辛辣批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30]。马克思感到必须批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一个具体方面是：它们决定，农民可以购买他们的自由，但价格却惊人地昂贵。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
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联，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31]
在刊登于该报第一期的一篇关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FrankfurtAssembly）的文章中，恩格斯抨击了国民议会没有保护人民的权利和相应的宪法主权。这立刻丧失了该报一半的股东。一个星期后，马克思对法兰克福左派提出了如下建议：
我们并不提出空想的要求，要apriori〔预先〕宣布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但是我们要求所谓的激进民主党不要把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同它们的最终目的混淆起来。德国的统一以及德国的宪法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运动来实现，这种运动的决定因素将是国内的冲突或对东方的战争。[32]
然而，该报基本上没有论及法兰克福议会（FrankfurtParliament），该议会正当地认为自己和德国事务的发展越来越不相干。虽然其中有许多卓有才华的人，但选举方法导致褊狭的中产阶级议会产生；由于被剥夺了行政权威，它发现自己进行的讨论毫无意义。几个月过去了，它还清楚地意识到了想寻求一个包括奥地利在内的统一德国的“大德国人”和只寻求普鲁士霸权的“小德国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工人运动6月份以降的低迷，中产阶级越来越发现自己面对政府时显得孤立且脆弱。
柏林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如此无力，《新莱茵报》在什么地方可以寻求到帮助呢？恩格斯十分清楚：
当我们着手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我们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但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也不是为的这个。[33]
《新莱茵报》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它支持一个由一切民主力量组成的“统一战线”。它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对科伦民主协会的支持，尽管其报纸谴责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在制定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之后，马克思认为工人的主要任务是支持资产阶级激进派，帮助资产阶级革命实现自己的目标。《新莱茵报》没有倡导社会主义共和国，也没有倡导纯粹的工人共和国。其纲领是进行普遍的选举、直接的选举，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和税收，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制度，并认为国家对失业负有责任。资产阶级（甚至国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阶级对立将仍然存在，而且的确在扩大。纲领的实质是用对工人和农民的一些妥协取得资产阶级的解放。这一立场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工人为自我改善而进行组织的努力，没有顾及马克思对哥特沙克在科伦的政策的批评，也没有顾及他缺乏对波尔恩在柏林成功地创建一个全德工人运动、各种互助资金以及合作机构的热情。马克思断言，在这种背景下，“无产阶级没有权利把自己孤立起来；无论看起来多么艰难，它必须拒绝能把自己与同盟者分裂开来的任何事情”[34]。《新莱茵报》在这一政策上表现谨慎，不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1848年间都没有发表任何有关工人阶级诸如此类的利益或境况；但有一个例外，尽管恩格斯在前面做了断言。
这个例外是马克思在巴黎写的一篇关于“六月的日子”的热情洋溢的文章。巴黎的工人发现境况比他们二月革命之前的还要糟糕，他们自发起义，但经过6天激烈的巷战数千名工人被卡芬雅克将军的军队消灭，那些幸存者被流放。马克思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自卫军，对别动队，对共和国近卫军，对现役军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将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污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35]
《新莱茵报》纲领的第二条阐述反对俄国的革命战争。[36]1789年后，有了法国反对封建德国的模型，对马克思来说似乎唯有进攻俄国才能使革命继续进行。俄国是德国极危险的敌人；俄国作为神圣同盟的中坚，如果不被革命运动粉碎，就会粉碎革命运动。而且，这样的战争也不可能完成统一德国民主力量的任务。反对俄国的战争附带的结果将是波兰的解放（当时波兰为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所瓜分）。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关于波兰形式［注：2005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中译本里没有“关于波兰形式”。］的争论中，恩格斯在报上发表了以前不曾有过的最长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报道：“这3个强国对波兰进行的瓜分的路线，乃是一根把它们互相连结起来的链条；共同的掠夺用团结的纽带把它们联系起来了……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37]
普鲁士对外政策一直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个公爵领地，一个支持普鲁士，一个支持丹麦）的复杂问题。丹麦国王，主要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资产阶级所支持，他为使他们充满斯堪的纳维亚精神正做着艰苦努力，而贵族们对德国则更为同情。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当然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然而英国和俄国在外交上支持丹麦；普鲁士8月底被迫签订马尔莫停战协定。《新莱茵报》通过恩格斯的撰文，清晰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含义是：歌颂残酷、粗暴和海盗式的古诺曼人的性格，即极端的闭关自守状态，在这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下，表达丰富的思想和感情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即粗暴地对待妇女、经常酗酒和疯狂好战〔Berserkerwut〕，而又多愁善感。”[38]
除了编辑报纸外，马克思还抽出时间活跃在当地政治领域。6月中旬，一个有着几乎一百个民主组织的代表们参加的大型会议在法兰克福举行；会议敦促成立一个全国民主同盟组织，并在柏林创立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包括克利盖、卢格和魏特林。没有开始着手创立这个全国性的组织的计划，会议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莱茵省三个主要的科伦组织——工人联合会、民主协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决定联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工人联合会代表以前是哥特沙克，他给人造就了“一个独裁者，有着铁一样的活力和断头台一样锋利的智慧：一个活生生的罗伯斯庇尔的形象”[39]。哥特沙克想融合这三个团体，因为三个团体的存在使得他的工人联合会处于支配地位；民主协会建议成立一个管理性的委员会。但事情还没有决定，形势就发生了巨大变化。7月3日，由于受到挑动暴力事件的指控，哥特沙克和安内克被捕，他们将在狱中待6个月。莫尔成为工人联合会的主席，沙佩尔是副主席。联合会立刻开始用比以前更多的时间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而讨论实际经济需求的时间比较少，因此在7月和8月失去了很多活力。莫尔还担任了联合会报刊的编辑。
这三个民主组织的合作在当时是不存在问题的：莫尔和沙佩尔代表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和施奈德尔（一位律师）代表民主协会，年轻的律师海尔曼·贝克尔代表工人业主联合会，组成科伦民主同盟委员会。委员会号召组织了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8月中旬在科伦举行。这次大会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要扩大工厂工人和农民中的不稳定情绪，马克思以一位领导者的形象参加了会议。卡尔·叔尔茨，当时波恩的一位在校学生，不久之后就移居美国，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著名的美国参议员和内政部长。他多年后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马克思，当时马克思“引人注目”，“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工人领袖”，虽然当时整体上马克思的讽刺和极度不宽容给他以深刻印象。[40]《纽约每日论坛》（马克思后来为它撰写了大量稿件）的编辑阿伯特·布里兹本对马克思的印象稍有不同，1848年秋天他见到了马克思：
在那里我看到了卡尔·马克思，这位民众运动的领袖……他当时闻名遐迩：大约三十岁，身材不高，体格健壮，脸庞匀称，一头浓密的黑发。谈话极富活力，在自制冷静的外表之下是坚毅的灵魂迸发出来的显而易见的火一样的激情。[41]
在这期间，马克思还不得不反对魏特林（革命一爆发，他就从美国回来，在柏林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再次扰乱，维护自己的学说。这次大会选举马克思为科伦民主协会6名委员会成员之一，魏特林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倾向于把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分开。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在当前只能导致混乱，提议建立起一个“具有极为敏锐洞察力的人的专政”。[42]马克思在两周后的全体会议上对此回应道，只有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才能取得全面的胜利；政治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专政，而在于“由尽可能多的不同方面组成的民主政府”，通过思想的交流，他们必定会制定出更为合适的政治纲领。[43]
虽然《新莱茵报》的发行量已达到约5000份（这使它成为德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但是资金却难以筹到，因此它只得依靠订阅金。7月份困难加剧了。印刷商拒绝进一步信贷，因此在找到新的印刷商之前，报纸停办了一期。马克思不得不亲自两次出庭；警察逮捕了安内克，马克思写了一篇抗议警察无礼的文章，在此之后，报纸办公地遭到了调查。更为糟糕的是，科伦当局不答应马克思成为普鲁士公民的要求。虽然民主协会强烈抗议，马克思也给普鲁士内政部长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当局还是坚持这一决定。这意味着他在科伦的处境很危险，因为他随时都可能被当作“异邦人”被逐出。
四分水岭
1848年8月底，马克思决定去柏林和维也纳与那里的民主派领袖见面，并竭力为报纸筹集资金。他在柏林停留了两天，在那里见到了老朋友科本、巴枯宁以及左派的一些领导人，如充满活力的德斯特尔，他在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是科伦代表。马克思在维也纳停留了近两个星期。在他到达的前几天，那里曾发生了对工人的血腥镇压；10月底，在一个短时间内整个城市将处在民主派的控制之下。马克思参加了民主派俱乐部一个会议，该会议一致同意要求政府辞职，但却对应该是由皇帝还是由国会来组织政府展开了辩论。据报道，马克思暴躁地进行了干涉，说国王和议会在这里基本上是毫不相干的：“一切力量中最伟大的力量被忘记了：人民。我们必须依靠人民，通过新闻、布告、公开集会等一切可能的方法影响他们。”[44]马克思还在工人联合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一次是关于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另一次是重复了他在布鲁塞尔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演说。一回到柏林，他就参加了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会议，并从波兰社团那里成功地获得2000塔勒的赠款，该社团对《新莱茵报》维护他们的事业有极深刻的印象。马克思另外还通过其他渠道筹集到了2000塔勒资金。
马克思在柏林的时候，汉塞曼内阁（它极端反对普鲁士的机制）已经垮台了；与丹麦这一有争议性的停战还造成了整个德国普遍的不安情绪。马克思9月11日匆忙回到科伦，经历了那暴风雨般的一年中最动荡的一个月。科伦市民与士兵（他们大部分来自普鲁士东部）的关系无论如何都是紧张的；9月13日，在经过士兵特别粗暴的挑衅和掠夺之后，沃尔弗和毕尔格尔斯在科伦主要的广场上召集了一次公众会议。数千人围在由黑色、红色、金色旗帜覆盖着的讲坛周围；散发了印有“十七条要求”的传单，选举出了以30人为代表的市民安全委员会，“代表没有为当局代表的那部分居民”[45]；委员会包括马克思和大部分《新莱茵报》成员；其中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由海尔曼·贝克尔领导，马克思不在其中。会议的最后议程是发表演说，由恩格斯向普鲁士国民议会提议，敦促他们面对政府压力要站稳。
接下来的星期天，即9月17日，为了支持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反对普鲁士政府对于丹麦的立场，市民安全委员会在沃林根（在科伦的正外围）召开民众大会。还有一点希望，就是会议地点的选择将有助于把住在几个村庄里的农民和工厂工人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大约有10000人去听支持社会民主共和国的系列演讲，其中亨利·布里兹本（《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和拉萨尔（他在一个著名的诉讼案件中对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支持使他闻名全国）代表杜塞尔多夫激进派发表了演说。基于恩格斯的提议，采取了这一行动：如果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方政权发生冲突，参加者“将为德国献出他们的生命和身体”[46]。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以前它甚至还没有被考虑过）不倾向于同意普鲁士与丹麦签订的马尔莫休战协定。这一消息还没有到，关于协定就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抗，尤其是民主派，他们认为普鲁士丢了德国的脸，而且拒绝了一切通向国家统一的渴望。法兰克福出现了障碍，两个保守派代表遭到杀害。科伦的反抗力量依然强劲，9月20日群众性的聚会组织起来，通过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以及市民安全委员会支持法兰克福的起义者。《新莱茵报》援助了他们及其家庭。
然而运动已经经过了它的巅峰时期：法兰克福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国王任命普富尔为首相，组建不能再称作自由主义的政府。
莱茵地区民主派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已计划于9月25日举行。但这天早晨，当局采取了行动：贝克尔和沙佩尔遭到逮捕，只是由于抗议人群的结集才使莫尔得以逃脱。当局还发出了恩格斯、德朗克、沃尔弗、毕尔格尔斯的逮捕令，指责他们时刻在阴谋推翻现政权。因为马克思最近在公众集会中不太活跃，所以没有受到起诉。那天下午民主协会的会议（马克思参加了）决定避免与士兵的一切正面对抗。两周后，马克思写道：
民主主义者……向工人宣称，他们无论如何不希望发生“叛乱”。当没有任何重大的问题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必然遭到失败的时候，举行这种起义是卤莽的，这特别是因为最近几天就可能发生重大的事件，决不能恰恰在决定关头的前夕丧失战斗力。[47]
人们设置了路障，虽然这些路障没有发生暴力事件就被拆除了（因此没有发生当局原来想挑起的冲突），但那天晚上还是颁布了戒严令。国民自卫团被解散，所有政治性组织被取缔，《新莱茵报》（以及其他三个较小的报刊）被查封。
戒严令持续了一个星期：柏林方面迫于科伦城市委员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压力，10月3日下令解除戒严。《新莱茵报》受到了重创：如果戒严令继续下去的话，马克思原打算在杜塞尔多夫该报出刊，但即使这样，也不可能在10月13日前做出一期来。恩格斯和德朗克去了比利时，沃尔弗去了法耳次，留下来的编辑只剩下马克思和维尔特。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是刚进来的没有经验的新手。这样，马克思不得不做更多的工作；燕妮的资金使该报得以复刊，因此报纸成了马克思本人的合法财产。
当该报复刊的时候，上面满是关于维也纳的报道：10月6日，该市已经沦陷，为民主派控制；皇帝被迫第二次流亡，于月底在文迪施格雷茨亲王率领的保皇军队支持下重新即位；文迪施格雷茨亲王早在6月份就给了反革命力量首次的打击，当时他镇压了布拉格的捷克人叛乱。奥地利为普鲁士树立了榜样：11月2日，勃兰登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与一位精神焕发的保守人士的私生子）取代了普富尔首相；11月9日，普鲁士国民议会迁移到勃兰登堡的地方小城镇。起初，它拒绝迁移，而无法避免地受到了从一个会堂到另一个会堂不体面的追逼；后来终于答应迁移，只是呼吁人民不要纳税以示抗议。
这些事件明确地显示了德国革命前景的结果。为了适应新形势，《新莱茵报》在内容和编辑策略上都有一个异常显著的转变：更少地谈论纯政治问题，更多地谈论工人阶级直接关心的问题；阶级斗争的观念随处可见，整体论调变得更为激进。由于该报人员的匮乏，马克思本人承担了该报更多文章的撰写工作。他似乎已深信，至少一段时间内是这样，即武装起义可能胜利。11月1日，该报在单独插页的社论版上刊登了一条呼吁，要求为维也纳进行武装，招募志愿者。11月6日，马克思亲自向工人联合会严肃的会议宣布维也纳沦陷，并谴责了文迪施格雷茨“维也纳资产阶级的各种背叛行为”[48]。马克思在《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一文中进行了有力的责难。该文刊登在《新莱茵报》的11月7号刊上，结尾写道：
就算武器能帮助反革命在全欧洲复活，金钱也会促使它在全欧洲死亡。欧洲的破产，国家的破产，注定要把它的胜利化为乌有。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蕊一样。
…………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49]
柏林的国民自卫团似乎要拒绝交出他们的武器、支持国民议会，这时马克思说道：“莱茵省的职责就是赶快用人员和武器支援柏林国民议会”[50]。
11月18日，民主派莱茵区域委员会宣布了由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发出的三点纲领，刊登在《新莱茵报》上，这导致了后来对马克思的起诉。纲领提议：反对强行征税；组织民团，“抗击敌人”（给贫民“供应的武器和弹药，应由市镇出钱或靠募捐来购置”）；在国民议会的决定遭到拒绝时，成立市民安全委员会。[51]科伦成立了“人民委员会”（马克思不是其中的成员），但是国民议会的无力反抗排除了对武器的求助，拒绝纳税是纲领中唯一实现的条款：从11月19日起直到12月中旬，《新莱茵报》在报纸的上端写着“拒绝纳税”这一口号，并用大量的篇幅报道运动的进展情况。马克思早在1个月前就已经针对这场运动的历史和经济背景，通俗地运用了他的唯物主义观念：
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天赋的国王，把比较细小的事情交给了世人，甚至连“武器”和陆军中尉的军服也是用人间的方法制造的。可是人间的生产不同于天上的事情，决不能无中生有。人间的生产需要原料、劳动工具和工资，所有这些总起来说就是生产费用。这些生产费用国家靠捐税来抵偿，而税收的来源是国民的劳动。因此，从经济上说，一个国王究竟能够给予人民什么，这仍然是一个谜。首先人民应当制造武器，交给国王，然后才有可能从国王那里取得武器。国王永远只能把人民给予他的东西给予人民。从经济上说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恰恰在人们开始识破这个经济秘密的时候，立宪的国王就出现了。因此捐税问题始终是推翻天赋的国王的第一个原因。普鲁士的情况也是这样。[52]
尽管《新莱茵报》发起了富有活力的运动，但它越来越难以维持。10月底，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我忙得不可开交，完全不能作更重要的工作；此外，检察机关正在尽其所能来消耗我的时间。”[53]恩格斯10月期间在法国逗留，撰写了心情愉快的旅游日记，表达了对法国农民生活方式的向往，也掺杂了对他们政治愚昧的厌恶。他一到达瑞士，马克思就一直给他寄钱——他们后来角色奇怪地颠倒了。由于编辑委员会缩减了，“愚蠢而反动的股东们”原以为可能会有些经济利益。但马克思回答道：“我有权随意付出我所要给的稿费，所以，他们在金钱上将丝毫占不了便宜。”[54]他进一步向他的朋友承认：“本来，不向报纸投入这样大笔款子，对我更加合理些，因为我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缠，每天都可能被捕，那时我就会像鹿渴求清水那样渴求金钱了。但是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55]他又说，哪怕让他丢开恩格斯一会儿也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像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56]11月4日，当他被迫站在公诉人面前时，民众举行游行对他进行支持，这大大激励了马克思。据政府报告说，“有数百人护送马克思到法庭……马克思回来的时候，他们以雷鸣般的欢呼声迎接他，并毫不隐瞒地表示：如果马克思被逮捕，他们将用暴力解救他”[57]。关于这次游行，马克思发表了一个简短演说——这是他在科伦公开集会中唯一的一次演说，他感谢同情支持他的人们。月底，他乐观地写信给恩格斯：“我们的报纸一直处在‘叛乱的’地位，但是却能够不管多次法院传讯都绕过了刑法典。它现在非常受欢迎。我们每天还出附页。革命在前进。”[58]
马克思花费在工人联合会上的时间在增加。10月12日，代表团就曾问他是否愿意任联合会主席（当时莫尔和沙佩尔不在）。马克思提出说他在科伦的情况很危险，因为他还没有得到普鲁士公民身份，极易由于《新莱茵报》被起诉，但他同意担任这项工作，以“在哥特沙克医生获释之前暂时满足工人们的愿望”[59]。联合会对一些规则作了改动：定期召开会议，会上用一半时间研究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从11月开始，详细研读“十七条要求”。
至12月，前三个月的动乱不具有革命性，这是很清楚的。12月5日弗里德里希-威廉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并亲自制定了一部宪法。马克思在系列文章中阐述了他的结论，文章题为《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发表在《新莱茵报》上。文章对他以前的观点作了重大修改。在马克思看来，既然资产阶级被证明不能发动自身的革命，那么工人阶级将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他写道：“普鲁士资产阶级以及一般德国资产阶级从三月到十二月的历史证明：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60]然而马克思当时对德国内部产生这样的社会共和革命的动力感到失望：它只能在外部撞击中得以产生。下面是他1849年1月1日拟定的纲领：
因此，欧洲的解放……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种虚无飘缈的善良愿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但是，凡是有英国参与的欧洲战争都是世界战争……欧洲战争将是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像在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将成为反革命大军的首领，但由于这场战争，英国本身将被投入革命运动，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并赎偿它对十八世纪革命所犯下的罪过。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61]
但无论马克思怎么把世界战争看作解决德国问题的途径，还是存在着更为迫切的问题：2月底将在新宪法之下举行选举。去年5月的问题又出现了：参加或者不参加。尽管对资产阶级的立场发生了急剧变化，但马克思的答案还是一样。当安内克在1月15日的委员会议上提议工人联合会将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时，会议记录记下了马克思的话：
……处在这种状态的工人联合会现在不可能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当前的问题不在于获得某种原则上的重大结果，而在于起来反对政府、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封建主的统治；而这连普通的民主主义者，即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也是能做到的，因为他们也完全不满意现存政府。考虑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既然现在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尽可能强大的反对现存专制制度的反对派，那末根据常识也可以判断：如果已明白在选举中不可能捍卫住自己的原则性观点，那就应该与其他也是站在反对派立场上的党派联合起来，不让我们的共同敌人——专制王权获得胜利。[62]
结果，科伦派往柏林的两名代表都是民主派。
五《新莱茵报》的停刊
1849年1月，恩格斯的归来加强了《新莱茵报》的工作力量。恩格斯在伯尔尼时已经写信问了马克思回来是否安全：他并不介意被审讯，但是不能忍受毫无原则地防范性的关押。恩格斯的文章许多是关于东欧形势的，但不是所有的措辞都很恰当：他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月份写的，另一篇是2月份写的；文章把整个斯拉夫人民定性（这让人想起黑格尔）为“反动”、“没有历史”的。恩格斯写的这些文章的第一篇，是特别针对巴枯宁不切实际的革命主张；文章谈到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背叛了革命，“决心要对斯拉夫人进行血的复仇”。第二篇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只要法国无产阶级的起义……一取得胜利，奥地利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就会获得解放，他们就会向斯拉夫的野蛮人伸报血海深仇。那时爆发的大战将驱散这个斯拉夫的宗得崩德，甚至将从地球上消灭掉这些顽固的小民族的名字。
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中，不仅那些反动阶级和王朝，而且那许多反动民族也要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也将是一种进步。[63]
这种观点在该报的其他通讯员中也很典型：《新莱茵报》被某部分特定的斯拉夫人在1848—1849年间所起的作用误导了，它把全部民族一劳永逸地描写为革命或反革命，描写为拥有历史的权利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拥有历史的权利。[64]
竞选期间，最后出现了对马克思的诉讼、审讯，理由是他9月份怂恿他人制造了社会麻烦。就在前一天，马克思还不得不与恩格斯和科尔夫（他是报纸的法定负责者）一起到法庭，回答对他的指控——说他去年7月在抗议安内克被捕的文章中诽谤了政府官员。施奈德尔为马克思做了辩护，他是马克思民主协会的同仁；马克思也做了详细辩解。他清晰地援引了拿破仑法典进行辩护；说明了他的那篇文章主题是揭示“汉泽曼内阁和德国各邦政府的系统反革命活动……的一种明显表现”[65]。他接着谈到了不能把科伦的逮捕与德国普遍情况和三月革命的失败割裂开来。最后他说：
为什么三月革命会失败呢？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66]
他的发言赢得了掌声，三名被告获释。
第二天的审讯情形更为严重。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被控作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委员号召人民拒绝纳税，这是阴谋推翻现政权。马克思又一次为自己辩护，时间近1小时。马克思对受到指控表示了惊讶，政府已经通过12月5日对国民议会的解散亲自废除了法律。再者，这些法律是去年三月会议通过的，这是过时的法律制度。马克思接下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陪审员进行了反驳：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CodeNapolo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
……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法律……这种做法时刻与现存的需要发生矛盾，它阻碍交换和工业的发展，它准备着以政治革命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67]
马克思接着解释道，在这种背景下，国民议会代表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反对联合议会代表的封建社会，不能与君主政体取得一致。而且，国民议会的权力只是来自人民，“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用革命来回答它”。马克思用一个预言结束了发言：“不管新的国民议会选择什么样的新的道路，必然的结果只能是：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也许，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反革命完成之后才有可能。”[68]
三个被告又一次获释，富有同情心的陪审团主席感谢马克思富有启发意义的陈述。马克思的两次辩护发言不久就被编辑成了小册子。
二月选举的一个结果是引发了潜伏已久的工人联合会的重大分裂。哥特沙克从监狱中最终获释正好在圣诞前夕。他发现工人联合会自7月份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认识到对他来说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当选主席，于是自动离开了科伦，去了布鲁塞尔。但是他仍然继续有兴趣跟随联合会做事，通过联合会的报刊表达自己的看法；报刊的编辑是他的一位亲密朋友，普林茨。普林茨发动了对民主派的猛烈攻击，第二天，即1月15日的委员会会议决定作出委派，监督普林茨的编辑工作。[69]但普林茨不愿意被监督，联合会被迫创立一份与之形成竞争的杂志。根据沙佩尔的提议，联合会组织“为了避免由于缺乏管理出现不团结的局面”[70]，应该加强团结。沙佩尔本人成为联合会主席；马克思没有担任任何正式职务，虽然他和恩格斯愿意为其会员做关于社会问题的每两周一次的讲座。2月底，哥特沙克以不署名的方式在普林茨的报纸上开始了对马克思的猛烈抨击。哥特沙克着重反对了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捍卫了他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看法。马克思曾写道：
自然，任何人都没有我们这样不喜欢资产阶级统治……
但是我们向工人和小资产者说：宁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受苦，也不要回到已经过时了的旧社会去！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自己的工业为建立一种使你们都能获得解放的新社会创造物质资料，而旧社会则以拯救你们的阶级为借口把整个民族抛回到中世纪的野蛮状态中去！[71]
这事实上的确好像标志着他12月份宣布要在社会共和的革命和封建的反革命之间作出明确选择发生了变化。哥特沙克马上以匿名公开信的形式批评了这种变化的立场，题目是《致卡尔·马克思先生》，这是1848年革命期间（及以后）很多左派对马克思的典型攻击：
为什么我们应该进行革命？为什么我们，无产阶级，要去流血？难道我们要像你（传道士先生）给我们宣称的那样，为了到达你宣传的共产主义信条的阴沉天堂，通过自愿陷入衰败的资产阶级统治的炼狱而逃避中世纪的地狱吗？……对于要解放被压迫者，你是不严肃的。对你来说，工人的不幸、贫民的饥饿只是科学的、教条主义者的爱好。你高居于这种不幸之上；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博学的太阳神照耀着各个党派。你并没有被撼动人类心灵的事物所打动。你并不信仰你表面上代表的事业。是的，尽管你每天按照既成事实的样式修剪革命，尽管你有一个共产主义的信条，但是你并不相信工人的起义，他们起义的洪流已经开始准备击垮资本主义；你并不相信永远的革命；你甚至不相信革命的先天力量……既然我们，革命的团体，已经认识到我们不能期望除我们以外的任何阶级，因此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永远的革命，现在你奉劝我们，人民是弱者、是无足轻重的。[72]
哥特沙克这样攻击的主题回应了以前魏特林的观点。马克思并没有回应这种批评，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人并不同意这种批评。哥特沙克夏天回到科伦，但9月份在城市贫民居住区处置流行病时死于霍乱。
不只是哥特沙克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不够激进。莫尔和沙佩尔也从来没有真正同意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单方面的解散决定[73]，德国之外的支部继续（相当隐蔽地）存在着。9月，莫尔一从科伦飞回，在伦敦安顿下来，就复苏了那里的支部。决定了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建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中莫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翰·埃卡留斯（移民裁缝）当选；沙佩尔应邀“甚至未经马克思的同意”[74]建立了科伦支部。沙佩尔召开了当选成员会议，提议1848年12月事件之后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再次成为必要。会议没有结果，不久莫尔出现在科伦，带着战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打算。《新莱茵报》成员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马克思在会上坚决反对了上述做法。他坚持认为还要争取言论和出版的相对的自由，同盟显得多余。他进一步反对重建同盟，“因为宣布成立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是要实现的目标，这就使得制定出来的同盟条例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共产主义性质，还因为这些条例具有密谋的倾向”[75]。会议一致反对，莫尔继续去旅行德国其他城镇，但几乎毫无结果。
这期间，《新莱茵报》的压力加大了。军方和市政当局对马克思的报纸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注意力在增加。3月2日，两位军士到马克思家里，问他一篇指责一位军官非法贩卖军火的文章作者的姓名。马克思在随后的一封给科伦司令官的抱怨信中叙述了他的遭遇：
我回答这些先生说：（1）所说的这篇文章和我没有关系，因为它登在横线以下，所以也可以说是广告；（2）他们可以免费登反驳意见；（3）他们可以对报纸提出控告。这些先生说，由于这个广告，整个第八连都感到受了侮辱。我回答说，只有第八连的全体成员都签了名才能使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这两位军士先生就向我声明，如果我不把“这个人”说出来，“交出来”，他们就“再也不能约束他们的人”，事情就可能“严重了”。
我回答这两位先生说，用威胁和恐吓从我这里是根本得不到什么东西的。之后，他们就嘟囔着走了。[76]
恩格斯在许久之后的一封信中，坦陈不是马克思辛辣的嘲讽使得士兵离开得这么快：“马克思穿着一件睡衣出来见他们，从睡衣口袋里露出了一把没有装子弹的手枪枪柄。”[77]这一场景足以使两个军士停止进一步询问。尽管他们用军刀武装着，但他们还是乱了手脚，离开了。恩格斯后来又叙述道：
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8000名驻军和岗哨做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编辑室内的8杆步枪和250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宾帽，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78]
然而《新莱茵报》被迫停刊的日子显然越来越近了。在查封的前一个月，马克思采取了他在科伦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措施：断绝了与民主派的联系，而直到那时之前他还一直如此热切地渴望与他们加强合作。4月15日，《新莱茵报》刊登了马克思、沙佩尔、安内克、贝克尔和沃尔弗的一则简短声明：
我们认为，各民主团体的现行组织成分过分庞杂，这势必将妨碍有利于事业的有效活动的开展。
我们认为最好是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的组织，因此我们声明：自即日起退出各民主团体莱茵区域委员会。[79]
马克思做这一决定的原因有可能很复杂。民主协会就是否应该变换为民主共和协会的名称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没有采纳这一提议，结果受到了安内克《新科伦报》的激烈批评。还很可能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重建以及工人联合会内部对他拖延态度的批评使马克思断绝了与民主派的一切联系。《新莱茵报》的内容曾一度达到了这种“左”倾：3月，沃尔弗已开始写关于西里西亚农民悲惨境况的系列文章；4月5日马克思开始发表他两年前在布鲁塞尔给德国工人协会做的演说稿《雇佣劳动与资本》。[80]文章开头谈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详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81]。马克思离开民主团体的前三天，科伦的工人联合会已经发出邀请，呼吁所有的莱茵地区工人联合会以地区为基础联合起来；4月16日，总会议决定停止与莱茵地区民主团体的合作；4月26日，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决定5月6日在科伦召开莱茵—威斯特伐里亚两省工人团体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任务之一是选举代表参加下个月在莱比锡举行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大会由德国唯一的全国工人组织，兄弟会（Brotherhood）组织。[82]策略上的这些变化进一步削弱了科伦工人联合会：部分成员退出组织；于是他们给哥特沙克写了一封信请他回来，说新近政策的变化仅仅表明“联合会现在的领袖们，过去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83]。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缺席的时候发生的。过去的两个月中，《新莱茵报》一直濒临破产。马克思从民主协会退出，马上就到德国西北和威斯特伐里亚进行了三个星期的报纸筹钱活动，并且，毫无疑问，就当时刚刚做出的策略变化来看，还要与工人团体进行联系。他在汉堡的上等旅馆中待了两个星期，与卡尔·冯·布鲁恩和康德拉·施拉姆（他们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一起拟订了共产主义运动下一步的计划。[84]马克思在汉堡期间，德国爆发了很多年来的最后一次革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详细地起草了宪法，但是遭到国王的强烈反对，国王此时创出了著名的新话语：士兵是反对民主派唯一有效的药方。5月早些时候，德累斯顿爆发了巷战，持续了一周；在路障后面，有诸如巴枯宁以及年轻的理查德·瓦格纳这样一些闪亮的形象。另外，鲁尔还有一些短暂的起义，而唯有巴登发生了大规模起义。
恢复起来的信心使当局又要驱逐马克思。科伦军方3月份已经向警方申请了对马克思的驱逐。申请到了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那里，没有得到立刻批准，因为科伦市政当局认为没有任何具体理由而对马克思进行驱逐会引起不适当的公愤。但到了5月份，他们足以强烈地感到可以正当地发起这件事：马克思5月9日一回到科伦，就得知他将被驱逐；汉堡当局已经发给他了只能去巴黎的有效护照。16日，马克思接到勒令，命他在24小时之内离开普鲁士，因为外人待遇法遭到了马克思的“粗暴之破坏”[85]。《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要么被驱逐，要么受到逮捕的恐吓。报纸办不下去了。5月18日，报纸用红色字体发了最后一期。首页是弗莱里格拉特写的一首诗，第一节是：
没有了公开战斗中公开的搏击，
只剩下他们对我非难的遁词；
用卑鄙偷袭的打击，
野蛮的人置我于死地；
致命的长矛在黑暗中飞过，
埋伏的小人伤害了我；
但在这里，
我就像死去的反叛勇士，
散发着骄傲的威力。[86]
首页上还刊登了编辑部给科伦工人的话，提醒他们在科伦不要进行任何变乱，结尾写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注：“他们”的英译文表达为“《新莱茵报》”。］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87]
马克思发表了一篇具有挑衅性的文章，文章难以置信地宣称报纸永远是革命的，并且毫不隐瞒自己的意图：
那末你们干吗要玩弄虚伪的词句，制造荒唐的借口呢？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诲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88]
这期“红色刊号”发行了20000份，并且价格很快涨到了原来的10倍。甚至有传闻说报纸被昂贵地框起，珍贵地保存起来。
马克思留下来处理报纸最后的事情。所有的设备、机器都是马克思个人的，必须把它们卖掉，以支付股东、工人以及撰稿人的欠单：马克思后来说因为报纸，他自己贴进去了7000塔勒。[89]停刊的时候，报纸的发行额将近6000份，而增加的只是开支，收入并没有相应增加。遗留下的一切东西，包括一些投稿，马克思都移交给了《新科伦报》。剩下来的只有燕妮的银器了。银器打成了包裹放在手提箱里，借给了一位债权人。全家1849年5月19日离开了科伦，沿莱茵河到了宾根，燕妮在朋友那里待了几天。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去法兰克福，在威廉·沃尔弗的帮助下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领导人见了面，说服他们担任德国西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职务，并把这些地区的革命力量召集到法兰克福。这期间，燕妮在魏德迈的帮助下，在法兰克福典当掉了她的银器，然后带着孩子去特利尔与母亲待了一些日子。她发现母亲变化很大：“紧张的环境和年老已经侵入了她的心灵（有时也很温和），经常显出苛刻和自私的性格来，深深伤害她周围的人”。燕妮把特利尔人的粗鄙狭隘作为消遣用来安慰自己，以对马克思的信心来鼓舞自己，“我们现在所感到的一切压力只是预示了我们的思想即将到来的胜利和更彻底的胜利”[90]。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兰克福并没有取得与左派一致的意见，他们就向南去了巴登，在那里花费了一个星期，白费力气地敦促了革命领导人（他们曾组建了临时政府）去法兰克福。在施佩耶尔，马克思遇到了维利希，他依然对运动充满着热情；在凯撒斯劳滕，马克思见到了德斯特尔，后者委托他代表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最近马克思在其中极为关键），代表他们与巴黎的社会主义者联络。马克思显然在德国没有发挥更多的作用。两个朋友决定分开：马克思去巴黎，恩格斯在巴登革命者中以一名炮手发挥作用。然而在从凯撒斯劳滕返回宾根的途中，他们被黑森人武装逮捕了。马克思恩格斯被带到达姆施塔特和法兰克福，最后在那里获释。马克思回到宾根，6月2日前往巴黎，随行的还有斐迪南·沃尔弗。
六重返巴黎
马克思到了巴黎，打算在那里待3个月，他深信不久就会爆发革命运动。事实上，随着路易·拿破仑在去年12月大选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军事独裁在迫近。马克思以M．伦博兹的名字住在荣军院附近的百合花路。他看到巴黎的“暗淡”；事实上，与上一年相比，也必然会是这样。此外，霍乱正大范围地流行蔓延。但是马克思仍然对即将到来的革命充满信心，并开始履行委托给他的代表职责。6月7日，他写信给恩格斯：“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巴黎这样逼近……我正同全体革命派会晤，过几天我就将掌握所有的革命报刊”[91]。但实际上，形势是严酷的：德国零星的武装起义在逐渐消失，匈牙利起义被俄国军队镇压，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正重新处于罗马教皇控制之中。6月11日，在由赖德律-洛兰和激进的山岳党发起的对政府进行责难的行动后，工人团体提出要在夜间发动武装起义，但山岳党反对这样做。两天后山岳党举行了和平示威游行，被政府军方轻易地遣散了。因此，这两个政党在“相互削弱、彼此欺骗”[92]。“革命”结束了。
7月初，燕妮和孩子们到了巴黎，与马克思在一起，发现自己处境贫困，并将长期如此。马克思为了能够买《哲学的贫困》的版权，并从第二版中赚一些钱，就请魏德迈帮着努力说服曾因为《新莱茵报》答应给马克思个人资助的一位女士。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说：“如果我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援助，我就完了……我妻子的最后一件首饰也已经送到当铺里去了。”[93]马克思还写信给拉萨尔，他回话迅速而且慷慨；但是当从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得知拉萨尔已把这件事作为饭后谈资时，马克思非常后悔给他写了信。然而7月19日，正如燕妮所写的，“熟悉的警吏又来了，通知我们‘卡尔·马克思及其夫人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开巴黎’”[94]。马克思被允许移居到布列塔尼半岛的摩尔比安省。马克思很不友好地把这个地方描写为“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95]，整个过程是“变相的谋杀”[96]。经由向内务部呼吁，马克思至少可以拖延一段时间。他给《新闻报》编辑写信说，到巴黎来“所抱的唯一目的是为我在5年前就已动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再多收集一些材料”[97]。马克思仍然宣称他对目前的政治情况是“满意”的。他写道：“事情非常顺利，官方民主派所经受的滑铁卢应该看作是一个胜利。”[98]尽管还背负着令人瞩目的债务，马克思还是请魏德迈努力说服列斯凯出版他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他还试探性地提出希望在柏林创办一个政治经济月刊。8月17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法国政府逐步加强的反动本质为日益迫近的革命暴动燃起了希望：“我们应该努力来办一个有收入的文字事业。我等待着你的建议。”[99]一个星期后，他乘船去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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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巴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二部分巴黎
一、婚姻和黑格尔
二、《德法年鉴》
三、《巴黎手稿》
四、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
我们打算去法国——这是一个新世界的入口。愿它能实现我们的梦想！在旅行的终点我们将看到广阔的巴黎谷地，这是新欧洲的摇篮，又是塑造世界历史的巨大实验室，这里有着永远新鲜的源泉。正是在巴黎，我们将经历我们的胜利和失败。甚至我们的哲学，这个我们领先于当今时代的领域，也只有当我们在巴黎提出充满了法兰西精神的论断的时候，才将注定能够胜利。
——阿·卢格
一婚姻和黑格尔
由于《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感到自己又一次成了失业的知识分子。他迫切的事情是要找到稳定的工作并结婚。就新闻出版业来说，马克思在德国的多种选择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了。随着普鲁士政府作出压制新闻自由的决定，青年黑格尔派在《莱茵报》上本已明显表现出来的分歧进一步发展到彻底的分裂的程度。那些在柏林受布鲁诺·鲍威尔领导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越来越倾向于与政治运动相脱离。他们曾想象自己的影响很大，压制他们的观点会导致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强烈反对。但当什么也没发生时，他们便逐渐把自己禁锢于纯理论批判，人为地放弃了直接影响政治的一切希望。卢格这一派的反应却不同：他们希望继续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对他们来说，出版自己的评论性杂志似乎仍然是最有希望的政治行动途径。因此，他们最初的想法是立足于苏黎世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出版社。弗吕贝尔是苏黎世的矿物学教授，他在1841年底为出版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的激进诗歌开始了自己的出版事业；他还出版过一份评论性杂志（海尔维格编辑），以等待时机成为《德意志年鉴》的后继者。1843年3月，海尔维格被驱逐出苏黎世，这个明显的空缺正需要有人来填补。苏黎世和巴黎一样，是德国移民的主要中心，因此对卢格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考虑到这些被放逐者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新的评论杂志把《德意志年鉴》的理论和《莱茵报》的更为直接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是明智的。卢格非常钦佩马克思，曾写信给他的兄弟路德维希：“马克思拥有很高的智力。但他对他的将来，尤其是最近的将来，感到极为担忧。因此，很自然地，我们要请他来帮助我们继续办《年鉴》”[1]。因此，当卢格1843年1月建议由他和马克思合作时，马克思热情地答应了。
很自然，马克思对该评论杂志的观点受到他对德国政治未来估计（即认为它是革命性的）的限制。1843年3月，他写道：“满载傻瓜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是因为这些傻瓜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这一点。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2]他在一封给卢格的信中责备了卢格对德国未来的悲观看法，他写道（这封信刊登在两个月后即将刊行的杂志上）：“的确，旧世界是属于庸人的。但是我们不必把庸人看做一种人们一看见就要躲避的怪物……”“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但愿我们的命运也同样如此。”[3]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当代德国的“庸人”本性，声称“只是因为这种绝望的现状给了我希望”。他已经开始设想革命的可能性存在于“思想者”和“受苦者”的联合中了：
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创造，它只是存在和享乐而已。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是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多，那么在现今社会里成熟者的果实就会愈甘美。[4]
马克思对革命有一种乐观的看法，他坚决反对简单地延续《德国年鉴》。“即使《德国年鉴》重新获准出版，我们至多也只能做到一个已停刊的杂志的很拙劣的翻版，而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5]卢格开始时曾想采取系列小册子的形式，但马克思极倾向于进行更为有效宣传的月刊形式。因此，他和卢格决定要实践德法联合的思想，而这一思想曾为大多数青年黑格尔分子或者其他一些人在前两年提出。法国思想的影响使激进派有了高度国际主义精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世纪40年代的危机使得自由派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赫斯和魏特林曾在法国学到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费尔巴哈曾有力地表达出了这样的观点，即“新”哲学（如果希望有决定性效果的话），就必须把德国的头脑和法国的心脏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对这种前景充满了极大热情：“《德法年鉴》，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6]弗吕贝尔赞成出版这种品格的杂志，于是就开始了筹备工作。5月，马克思和弗吕贝尔在德勒斯顿拜访了卢格。卢格答应提供6000塔勒，弗吕贝尔提供3000塔勒，三人决定把出版地定在斯特拉斯堡。现在，马克思眼前的生活有了保障：作为杂志的副编辑他可以得到550塔勒的薪水，另外还可以挣到大约250塔勒的出版税。
婚姻的问题终于提到日程上了。3月份他给卢格的信中曾写道：
……我们一订好合同，我就到克罗茨纳赫去结婚……
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主义地对您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那里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大两倍而且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的“论中庸”爱用的字眼）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7]
由于燕妮异母兄弟斐迪南的到来，她家庭方面的麻烦增加了。斐迪南在政府机关工作，后来成为普鲁士内务大臣。1838年他曾在特利尔被委以重任。也许是为了避免他的影响，燕妮和母亲很可能早在1842年7月就搬到了特利尔东面大约50英里的克罗茨纳赫疗养地。马克思3月份在那里见到了她，制定了结婚计划。
他一离开，燕妮就写信给他：
你现在对于我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亲切可爱和珍贵，可是，每当你和我告别时，我总是万分激动，我多么想把你叫回来，以便再次告诉你，我多么爱你，我如何全身心地爱着你。可是最后这一次你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走的，我已看不见你的身影，只有你的形象出现在我的心上，它栩栩如生，这样地忠诚，天使般温柔和美，沐浴在爱的伟大与智慧的光芒之中，这时，我真不知道，在我心灵的深处你是多么珍贵。如果你此刻能在这里，我亲爱的小卡尔，你在你的调皮而又可爱的姑娘身上会感受到多少幸福啊！如果你再次表现出坏企图、恶意，我不会采取任何反抗的[8]；我会温顺地低下头，任凭这个凶恶的男孩怎样摆布……你还记得我们在暮色苍茫中的那些谈话吗？我们那无言的嬉戏？那在半睡半醒中度过的时光，我的亲爱的，那时你是多么可爱，多么好，多么宽容，多么快乐！[9]
信中还细心叮嘱了在新教教堂举行的婚礼，要买什么和不要买什么，1843年6月19日他们在克罗茨纳赫办公处登了记。这一对夫妻的官方登记是：“卡尔·马克思先生，哲学博士，现住科伦；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女士，无职业，现住克罗茨纳赫。”两家的人，只有燕妮的母亲和弟弟埃德加尔在场，作为住在克罗茨纳赫的亲属证婚人。
马克思和燕妮立刻外出去度了几个星期的蜜月。他们先是到了瑞士的沙夫豪森附近看莱茵瀑布，接着游览了巴登省，然后回到了克罗茨纳赫。燕妮后来讲了一个故事，表明了他们两个人当时（并且一直是这样）有着多么令人惊奇的对金钱不在意的态度。燕妮的母亲给他们一些钱去度蜜月，他们带在身边，放在了一个箱子里。用这笔钱，他们旅途中乘坐马车，投宿不同的旅馆。他们看望了几个拮据的朋友，把箱子打开放在了朋友房间里的桌子上，每个人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不用说，钱很快就告罄了。[10]
回到克罗茨纳赫后，马克思和燕妮在母亲那里住了三个月。这使马克思能够“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11]，开始为《德法年鉴》撰稿。《德法年鉴》显然将成为一份特别的政治评论性刊物。虽然马克思在《莱茵报》上的文章曾涉及政治问题，但他的方法，像正规的论战文章一样，曾极大地综合吸取了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的论证方式。现在他感到需要一种更为系统的批判方法，于是决定努力采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术语，尤其是《法哲学》的术语。当普鲁士政府显然不具备成为黑格尔所讲的“理性国家”可能性的时候，黑格尔所有的学生或早或晚地都发生了这种转向。马克思心怀这个念头至少有一年时间了。1842年3月，他写信给卢格：“我为《德国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12]他接着说文章已经写好，只需要修改一下。六个月后，他还在谈论要在《莱茵报》上发表这篇文章。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这三个月对黑格尔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比他上一年纯粹逻辑—政治的方法要丰富多了。
有两个因素促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学的看法。第一个是他新近担任《莱茵报》编辑的经历。多年以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写道：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3]
虽然这一论述过于简单化，但他在《莱茵报》的经历与海涅和社会主义者（包括赫斯）对自由派政治学的反对使他能够对黑格尔的批判在更大的程度上考虑进了社会经济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阅读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简称《纲要》）对他产生的影响。马克思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已经阅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但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这部著作声称宗教的信仰只不过是异化了的人的愿望和能力的反映）对马克思产生的影响并不像对卢格产生的影响那样大。[14]但是《纲要》对马克思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它们1843年2月在瑞士发表，刊登在一本论文集中，但在审查时被从卢格的《德国年鉴》中删掉了。费尔巴哈在这些文章中把他看待宗教的方法应用到思辨哲学中，即神学还没有被彻底摧毁；黑格尔哲学（其神秘性并不比任何神学小）是它的最后一道理性壁垒。既然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始于并结束于无限，那么有限（即人类）仅仅是超人类的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神学的本质是超验的、外化的人的思想”[15]。但是哲学不应从上帝或者“绝对”开始，甚至不应从作为“绝对”的宾词（predicate）的存在出发；哲学必须起始于有限、特定、现实，并承认感觉是第一位的。既然这种方法已经率先为法国人所倡导，那么真正的哲学家就必须是“法德的混合血统”。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因此必须被摧毁。这产生于这样一种认识：“思维和存在的真正关系是这样的：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思维源于存在，存在并不源于思维。”[16]
费尔巴哈的《纲要》一出版（卢格寄给了马克思），马克思就读了，并且给卢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像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17]对马克思来说，未来的道路通过政治已经铺就了，但这是对当时流行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念进行质疑的政治。正是费尔巴哈的《纲要》使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特定的颠倒。对马克思来说，1843年（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激进民主主义者也是这样），费尔巴哈是一位哲学家。马克思在1843年夏详细论述的对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的每一页都显示出了受费尔巴哈方法的影响。事实上，马克思赋予他的批判以一种费尔巴哈所缺少的社会历史的维度，但是他们两人的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点：他们都宣称黑格尔颠倒了主词和宾词的正当关系。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分析实际的政治制度，以此揭示出黑格尔对观念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理解是错误的。黑格尔通过说明现实是观念的展开，因此是理性的，来竭力调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相反，马克思则强调理想和现实在世俗世界中的对立，把黑格尔的整个学说都归结到思辨范畴。以此，他意指黑格尔的整个学说是建立在与经验现实并不一致的主观概念基础之上。[18]
受到费尔巴哈哲学与历史分析的启发，这部书稿是马克思以许多青年黑格尔派中非常流行的术语——“批判”为书名的著作（一直到并且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第一部。这个术语所表现的方法——反思和考察别人的思想——非常中马克思的意。马克思喜欢通过批判性地分析其他思想者的思想来展开自己的思想。他在这部书稿（显然只是一部匆匆而成的第一草稿）中的方法是摘录一段黑格尔的《法哲学》，然后加一段自己的批判性内容。他在这里只论述了《法哲学》最后集中阐述国家的那一部分。按照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这是他整个努力调和哲学与现实之间矛盾的一部分），人的自我意识在法律、道德、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客观地展现自身。这些制度使精神获得完全自由，表现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系列组织中的社会道德使得这种自由的获得成为可能。家庭教育教人以道德自律，而市民社会则组织经济、职业和文化生活。只有社会组织的最高层——国家（黑格尔称之为“具体自由的实现”），才能够把特定权利和普遍理性结合成为客观精神发展的最后发展阶段。这样黑格尔就不认为人类本质上是自由的、国家剥夺了这种本性的自由；因为他认为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能游离于他自己的时代，以此拒绝把抽象的理想理论化，所以他认为他所描述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为普鲁士表现出来了。[19]
在注释中，马克思接着评论了君主制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权力。按照黑格尔的论述，国家自我分裂为这些形式，所以它在每个情形中达到的想象中的和谐统一，事实上却是虚假的。
关于君主制，马克思主要批评了它认为人民只不过是政治制度的附属物；而在民主政治（马克思这一时期喜欢的政体形式称谓）中，其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表达。为了解释有关民主制与以前的政体形式关系这一观点，他运用了一个宗教的类比：
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正如同基督教对其他一切宗教的关系一样。基督教是……〔道地的〕宗教，是宗教的实质，是作为特殊宗教的神化了的人。民主制也是一样，它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了的人。[20]
在希腊和中世纪，政治生活因素与社会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在现代，政治国家才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注：“到现在为止”，此处英文表达为formerly。］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马克思称为“真正的民主制”[21]。这一概念可以概括为人道主义的政体形式，在这种政体中，自由的社会化了的人类是政治过程（国家等将在这一过程中消失）的唯一主体。
转向黑格尔关于行政权力的观点，马克思写下了有关官僚政治有意义的几个段落，这些段落表明了他对国家权力下一个社会学定义的最初尝试，部分地反映了他自己在做《莱茵报》编辑时由于官僚风气所遇到的困难。[22]黑格尔说过，国家通过自治机关和官僚机构方式调和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方面：为了给国家施加压力，前者把个人私人利益集结起来；后者调和由此表现出来的国家和私人利益。通过官僚机构，黑格尔意指一个通过竞争从中产阶级吸收的更高级的公务员团体。公共利益的表达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任务委托给他们。他们之上的君主和来自他们之下的自治机关的压力来防止他们作任性的决定。
马克思开始就谴责了做这种调和的努力，认为这种调和并没有解决（最多只是掩盖了）历史性地被决定了的对立。黑格尔对中世纪等级的解体过程、工业的增长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战争作了很好的理解。确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道德写出的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征，都几乎是直接地取自黑格尔。[23]但是，黑格尔仍然是试图构造形式上的国家统一，所以他只是创造了更进一步的异化：已经在君主制中异化了的人类存在，如今在行政的，即官僚的权力增长中又进一步异化了。黑格尔所提供的是一种对官僚的经验描述，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伪装的。马克思驳斥了黑格尔声称的这种观点，即官僚是公正无私的，因此是一个“普遍的”阶级。他这样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虽然官僚的作用原则上是一个普遍的阶级，但他们通过建立起独立于社会的集团利益，实际上最终把它变成了他们私人的事情。因此，官僚，是国家内一个特定的、封闭的团体，擅自挪用了国家的意识、意志和权力。在反对中世纪同业公会的斗争中，官僚机构必然胜利，因为每一个同业公会都需要官僚机构反对其他的同业公会，而官僚机构却是自足的。官僚机构的存在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然后，为了使自己永远存在（raisond'etre），它又使问题得以产生。官僚机构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一无所成。正是这个过程解释了官僚机构的一切特征：形式主义、等级制度、神秘性、它自身的目的与国家目的的一致性。
马克思在一段话中总结了这些特征，其洞察力和敏锐性值得我们详细引述：
……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
官僚机构是和实在的国家并列的虚假的国家，它是国家的唯灵论。因此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意义，即实在的意义和官僚式的意义，正如同知识（以及意志）也是两重性的——实在的和官僚式的一样。但官僚机构是根据自己的本质、根据彼岸的唯灵论本质来看待实在的本质的。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但在官僚界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劣的唯物主义，变成了盲目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对权威的信赖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首先，这个官僚把现实的生活看做物质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的精神在官僚机构中有其独特化的存在。[24]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根本性批判同前几部分的批判一样：人类作为整体的特性已经转移到了一个因此而代表现代政治生活虚幻普遍性的特定个人或特定阶级。
最后，马克思讨论了黑格尔关于立法权尤其是关于普鲁士等级的论述。按照黑格尔的论述，它构成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中介。马克思驳斥道，这种观点实际上事先假定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把国家和市民社会当作实体加以调和，因此这里蕴涵着问题的全部，因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必然表现为政治市民即公民脱离市民社会，脱离自己固有的、真正的、经验的现实性”[25]。为了从历史的角度对黑格尔进行批判，马克思1843年夏天并不是仅仅使自己沉浸在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理论中，他还对近代法国、英国、美国，甚至瑞典的历史做了大量的笔记，并且对公元600年至1589年做了长达80页的历史年表。这些阅读使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法国革命已经彻底摧毁了等级在中世纪中享有的重大政治作用，——黑格尔认为这些等级已足以代表市民社会，这样的思想已经过时了，这些思想表征了德国不发达的状况。黑格尔的概念框架以法国革命思想为基础，但他解决的方法却仍然是中世纪的，这说明德国的政治状况与它的哲学相比，是多么滞后。确实，就“等级”这个词中世纪的、现在仍然残存的意义来说，唯一的等级是官僚机构本身。快速增长的社会流动性使得旧时代起初依据需要和工作区分开来的各种等级不合时宜了。“在这里，唯一普遍的、表面的和形式的差别还只是城市和乡村间的差别。而在社会本身内，这种差别则发展成各种以任性为原则的不稳定不巩固的集团。金钱和教养则是这里的主要标准。”[26]马克思写到这里突然中断了，并表示以后在合适的地方（他并没有做），即在讨论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观念时再来探讨这个问题。然而，他确实接下来在一个显示未来无产阶级在他思想中的重要性的评论中指出，当代市民社会最为显著的特点确切地讲来，是“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27]。马克思这样总结他对黑格尔的反驳：“既然市民等级本身就是政治等级，那就不需要这种中介；既然需要这种中介，市民等级就不是政治等级……黑格尔希望有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但是要具有现代立法权的意义；他希望有现代的立法权，但是要披上中世纪等级制度的外衣。这是最坏的一种混合主义。”[28]
在黑格尔看来，全部问题都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对此马克思看到了两种可能性：第一，如果国家和市民社会继续分离下去，那么作为个体的一切人除非通过议员都不能参与立法，这正是“它们互相分离的表现，并且也只是二元论的统一的表现”[29]。第二，如果市民社会成为政治社会，那么作为代表的立法权的重要作用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它依赖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神学式分离。因此，人民应该争取的目标不是立法权，而是管理权。马克思用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段话清楚地显示了他1843年夏如何勾画了未来的政治发展：
……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市民社会应该通过自己的议员来参与立法权，还是全体成员都应该单独地直接参加立法权。这里的问题在于扩大选举权，即扩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便使选举权尽可能普遍化。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围绕着政治改革进行的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
……选举是真正的市民社会对立法权的市民社会、对代表要素的真正关系。换句话说，选举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直接的、不是单纯想像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关系。……由于有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市民社会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脱离自我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的真正的、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但是，这种抽象的完成同时也就是它的消灭。市民社会确认自己的政治存在是自己的真正存在，这就使得不同于自己的政治存在的市民存在成了非本质的存在；而互相分离的各环节中有一个环节脱落，和它对立的另一个环节也就随之脱落。因此，选举制的改革就是在抽象的政治国家的范围内要求取消这个国家，但同时也取消市民社会。[30]
这样，马克思在这里得出了与探讨“真正的民主政治”时相同的结论。民主政治意味着普遍选举，普遍选举将导致国家的解体。
很明显，从这部书稿来看，马克思采用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基本原则，并以此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运用了费尔巴哈主词、宾词颠倒的方法。马克思认为，很显然，未来的任何发展都将涉及人类社会属性的复归，而自从法国革命抹平了一切公民在政治国家中的差别并因此突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之后，人类的这种社会属性就已经丧失了。虽然马克思内心深信社会组织不再会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在这里还没有对私有财产的消亡进行明确的论证，也没有清楚地论述各个阶级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他的这种实证思想的不精确毫不奇怪，因为他的书稿只不过是对黑格尔文本的一个初步考察；是他与同伴们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极为短暂的过渡阶段。况且，保存下来的这部书稿是不完整的，有一些计划中的论述要么是没有进行，要么是现在还没有找到。[31]
一封马克思1843年9月写的、后来在《德法年鉴》发表的给卢格的信，很好地表达了他即将离开德国时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同时很好地说明了他赋予了他所称作的“意识改革”多么大的重要性。他写道：未来的情况也许并不十分明朗，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32]。确定的是包括各种各样共产主义体系在内的一切教条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
……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而且我指的还不是某种想像中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鼓吹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除了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别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已。
然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涉及到真正人类实质的实际存在的这一方面……[33]
在德国，这种人类本质的实现首先依赖于对宗教和政治的批判，因为在那里，正是它们成为兴趣的焦点；现成的体系是没有用的；批判必须把当代的思想作为出发点。马克思用一种使人想起黑格尔的关于理性在历史中进步的论述术语，宣称：“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34]。理性的目标已经内在于任何一种实际的或者理论的意识中了，正等待着把它们揭示出来的批评家出现。
这样马克思同意从实际的政治斗争出发，解释这些斗争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关键是要通过灌输对宗教和政治问题的纯粹人性因素的认识，来剥去它们的神秘性。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
因此，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那神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并不在于从思想上给过去和未来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而且人们最后就会发现，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
这样，我们就能用一句话来表明我们杂志的方针：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这种工作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问题在于忏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35]
这种通过“意识改革”的救赎观念当然是很唯心主义的。但这不过是当时德国哲学的一种代表。马克思十分留心激进派中的思想混乱，在完成对黑格尔的批判不久之后就写信给卢格：“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姑且不谈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36]正是巴黎的这种思想氛围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从纯理论领域转向直接的、实际的政治领域。
二《德法年鉴》
当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评论黑格尔政治学的时候，卢格一直忙于《德法年鉴》的筹备工作。为了筹集资金，他试图在德国贷一大笔款：当这种努力彻底失败之后，他自己实际上承担了出版的所有资金。他们把斯特拉斯堡（他们以前中意的）作为出版地遭到了拒绝，于是弗吕贝尔提议他和卢格一起到布鲁塞尔和巴黎，研究作为出版地哪个城市更适合。7月底卢格向西出发，在克罗茨纳赫停留了一下看望了马克思，然后在科伦与赫斯和弗吕贝尔会合，一起去了比利时。布鲁塞尔也不令人满意，因为虽然此地对新闻出版管理相对宽松，但城市太小了，而且缺乏政治精神。因此8月（1843年），赫斯和卢格继续到了巴黎，准备把那里作为《德法年鉴》的出版地。
要吸引撰稿人，尤其吸引志同道合的撰稿人是困难的：卢格和弗吕贝尔两人都非常积极地努力使德国人参加，但自由派作家拒绝了；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只有布鲁诺·鲍威尔答应撰稿（最后甚至连他也什么都没有写）。这样，撰稿人只剩原先通过弗吕贝尔的苏黎世出版社与他相联系的那些人了：赫斯、恩格斯、巴枯宁和海尔维格。他们的观点也是不同的：赫斯和巴枯宁声称他们本人的标志是博采众长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而弗吕贝尔、海尔维格和卢格则暧昧地称自己是民主主义，强调公众教育的重要性。由于法国的影响增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意识，“激进主义”的口号开始让位于更为专门的政治术语——“民主政治”。但是卢格几个人在一起不过是希望把费尔巴哈的哲学进一步运用到政治上去；他们最喜欢的词是“人道主义”。而费尔巴哈本人则不愿意合作。马克思认为谢林在法国人中享受着很不恰当的声望：就在离开克罗茨纳赫前往巴黎之前，他就给费尔巴哈写了一封信，建议他撰稿批判谢林：
……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落得一场青春幻梦，而在您那里却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的事业。因此谢林是您的预先出现的模拟像，而一旦现实出来反对，这种模拟像就会烟消云散了。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对手。您同他的斗争是真哲学同假哲学的斗争。[37]
然而，费尔巴哈回答说，在他看来，从理论转向实践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理论仍然需要完备；他不客气地告诉马克思和卢格：他们对行动太缺乏耐心了。
所有的《德法年鉴》撰稿人至少都在这一方面团结起来了，即认为巴黎是避难所和令人鼓舞的地方。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已经使巴黎成为社会主义思想无可争议的中心，就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期望是合理的。路易·菲利浦的“资产阶级王朝”正走上穷途末路，并且变得日益保守；书报检查的法律曾在1835年变得更加严格；从1840年开始，反自由主义的基佐就控制了政府。但是政治活动在半秘密的状态下并没有丝毫减弱，那里有各式各样混乱的带有想象的党派、沙龙、报纸，每一个都声称自己是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38]卢格一到达巴黎，就在赫斯的带领下开始进行联系，赫斯从做《莱茵报》的法国通讯员时起，就非常熟悉这里的政治环境。卢格对他的沙龙之旅的评述是一连串的误会。[39]每一个团体都认为另一个落后一百年。令法国人诧异的是卢格好像对共产主义几乎一点也不熟悉，而同样令他们惊奇的是，他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倡导者，而这些是1789年以前法国的思想口号。对卢格来说，他不能理解法国人怎么还这么依赖宗教，而德国哲学曾花费很长时间的努力才从中摆脱出来。拉马丁先是把《德法年鉴》的观念描述为“神圣的”和高尚的，但后来一了解到它的革命性质时，就拒绝撰稿了。列鲁专心于发明一种新的印刷机。卡贝对卢格的无神论感到震惊，并缺乏共产主义承诺。孔西得朗也疏远了，因为他怀疑这份杂志会倡导暴力。蒲鲁东不在巴黎。这样，虽然尽了一切努力，《德法年鉴》似乎还是没有一份法国人的稿件。到11月，卢格甚至开始为他的德国撰稿人数太少而担忧起来：海尔维格正在度蜜月；巴枯宁从苏黎世被逐出后正在过漂泊的生活。这种空缺为答应撰写几首诗的海涅（他在法国停留的时间里，已经越来越同情社会主义思想），还有斐迪南·布兰斯所弥补（在他成为《曼海姆晚报》的编辑之后，最近又被从巴伐利亚驱逐）。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到达巴黎。燕妮带着4个月的身孕，跟随他来到这里。他们先租居在瓦诺街23号，这是左岸市圣杰曼区的一个安静的街区，是许多其他德国移民聚居的地方。马克思一家来到之前，卢格已经租下了瓦诺街23号的两层房子，当时德国社会主义作家领导人G.．毛勒也住在这里；《德法年鉴》的“办公室”在瓦诺街22号的第一层。卢格先前曾写信给马克思描绘了他以傅立叶思想为基础而建成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的计划：他邀请马克思一家、海尔维格一家和毛勒一家加入到他和他妻子的公社生活的实验室中来。每个家庭都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但是共用厨房和餐厅；妇女轮流承担家务。[40]爱玛·海尔维格匆匆浏览了当时的情况，就立刻拒绝了：“卢格的妻子，一个小巧可爱、美好但毫无个性的萨克逊人，怎么能与有着极高智力、还比她有着更为远大抱负、更多学识的马克思夫人很好地相处呢？海尔维格夫人，这三个女人中最小的一个，才刚刚结婚，怎么能过这种共同体的生活？”[41]马克思和燕妮也没有待很长时间：不到两周，他们便搬到了31号；接着12月份最终定居在瓦诺街38号，在那里，他们一直待到离开巴黎。
马克思还从克罗茨纳赫带来了标题为《论犹太人问题》的一篇文章，这是他上一个夏天阅读有关法国和美洲书籍的精华。其中心论题还是当代国家从市民社会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自由主义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失败。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当时在普鲁士正引起普遍的兴趣，那里从1816年来，犹太人享有的权利一直远远低于基督徒。马克思有段时间曾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早在1842年8月，他曾请奥本海姆给他寄去《科伦日报》编辑海尔梅斯的所有反犹太的文章。海尔梅斯支持在德国对犹太人实行某种种族隔离。马克思几乎没有用这些材料，但1842年11月，鲍威尔在卢格的《德国年鉴》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观点“太抽象”[42]，决定通过写一长篇详细评论的简捷途径，展开对自由主义国家的批判。鲍威尔在他的文章中宣称犹太人与基督徒为了能够生活在一起，他们必须放弃分离他们的东西。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同样地没有人权：因此不仅犹太人而且所有人都需要解放。在专制制度下，公民权是难以想象的。当公民等级、政治等级和公民特权、政治特权被消灭，所有人在一个自由的、世俗的国家中都享有平等权利的时候，宗教偏见和宗教的独立性才会消失。
马克思欢迎鲍威尔对基督教国家的批判，但批评他没有质疑这种国家，因此没能考察政治解放（即对政治权利的承认）和人类解放（人类才能的全面解放）的关系。社会不能仅仅通过把政治领域从宗教影响中解放出来治愈自己的疾病。马克思引证了几个权威资料表明了北美宗教实践的程度，接着写道：
既然我们看到，就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但是由于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那末这个缺陷的根源只应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在批判政治国家的世俗形式的时候抛开了政治国家在宗教方面的无能，但实际上也批判了它在宗教方面的无能。[43]
因此，政治从宗教中获得解放并没有把人从宗教观念中解放出来，因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并不一致。例如，国家本身已经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而公民可能仍然受到宗教的限制。鲍威尔没有认识到的是，他所提倡的政治解放体现了一种类似于他刚刚进行批判的宗教异化的异化。人类解放，因为它要通过国家的中介，所以仍然是抽象的、间接的、部分的。“即使人已经通过国家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即宣布国家是无神论者，但他还是受着宗教的限制，这正是因为他只是间接地通过中间环节承认自己的。宗教就是间接的通过一个中介物对人的承认。国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物。”[44]
这与私有财产的情况类似：就美洲宪法宣布选举并不需要财产的限制而言，它已经消灭了私有财产。但是，这远没有真正地消灭私有财产，而实际上正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结果，人类存在被深度地分裂了：
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45]
但是，政治民主并没有受到谴责，因为它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46]。就它把人当作基本原则，把人看作至高的君主这一点而言，它也许可以被称为基督教。然而这不幸意味着：
人，作为表现出来的无教化的、非社会性的人；在其偶然性存在中的人；作为起源和发生的人；作为被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腐化了的人类；迷失自我的人；屈从于非人环境的控制的人；——一句话，不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的人。基督教的幻想、梦想以及对一种必然性的基础性的设定（即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过是一种与人自身分离的异在于人的最高权力），在民主政治中变成了可感知的现实和世俗化的箴言。[47]
在表明宗教与公民权有更多的一致性之后，马克思现在与鲍威尔拒绝承认犹太人的人权要求展开了论争。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不能要求普遍的人权，因为他们特定的、独有的宗教必然使他们的要求都归于无效。马克思通过考察法国和美国的宪法驳斥了鲍威尔的观点。首先，他论述了公民权与人权的区别。公民权是政治秩序的权利；这种权利通过人参与到国家的普遍性质中表现出来，正如上文表明的那样，它绝不以消灭宗教为前提。这种权利反映了人的社会本质——虽然是以完全抽象的形式——对这种本质的要求将导致人类的解放。一般讲来，人权并不如此：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分离的表现，丝毫不具有社会性。例如在法国1791年和1793年的宪法和新罕布什尔和宾夕法尼亚的宪法中，人权并不排斥实践中信仰宗教的权利；恰恰相反，它公开承认这种权利。马克思引证条文对此进行了证明。
接着马克思问道：为什么这些权利被称为人权呢？因为这是被当作市民社会成员的人的权利；为什么市民社会成员与人是一致的呢？因为人权是自私自利的、是反社会性的。这是谈到的所有宪法的实际情况，甚至包括最为激进的宪法；它们无一例外地都使“人”屈从于“公民”。他们所宣称的一切人权都具有这种相同的特点。例如，自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48]。财产权，就是任意地、不受他人限制地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它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49]。平等不过是以上描述的自由的平等权利，安全性是利己主义的保证。
这样，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都没有脱离市民社会成员的团体。马克思总结了他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更为详细的分析，说明了政治解放涉及旧的封建社会的解体。但是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并没有带来人类解放：“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他反而取得了宗教自由”。马克思在论述的结尾宣称：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50]
在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还对鲍威尔的《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做了极为简短的评论，鲍威尔的这篇文章刊登在海尔维格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上。鲍威尔文章的主题是犹太人比基督徒离解放更远：因为基督徒只需要放弃他自己的宗教，而犹太人却还要放弃他的宗教的完成形式——基督教。也就是说，基督徒要获得解放只需要一步，而犹太人要两步。针对鲍威尔对这一问题的神学表达，马克思在争论中进一步论述了他在文章第一部分已涉及的问题：宗教是这个污浊的、自私自利世界的精神的虚伪外表。对马克思来说，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已经变成了为消灭犹太教而需要克服特殊的社会因素这一问题。他把犹太教的世俗基础定义为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把犹太人的世俗偶像定义为做生意，把他的世俗上帝定义为金钱。马克思得出结论：
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也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51]
但是，犹太人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这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基督教世界已经充满了实际的犹太精神。他们名义上的政治权利的丧失对犹太人并没有影响，因为在实际中犹太人运用着巨大的金融权力。“犹太人实际上的政治权力和他的政治权利［注：此处英译文为：“犹太人实际上缺乏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政治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52]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实际需要，这种实际需要的上帝是金钱——犹太人的世俗化了的上帝：
钱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53]
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下去，但是，它在实际中已经成功地使自己站立在市民社会和基督教世界核心之处了：
犹太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自己的顶点；但市民社会只有［注：“只有”，此处英文对应的表达是first。］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道德的、理论的关系变成人的一种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撕毁［注：“撕毁”，此处英文表达为Tearasunder。］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54]
因此，起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现在已经解体并还原为犹太教。
马克思在结论中概述了他不久将详细论述的异化劳动的思想：
……一个受着宗教束缚的人，只有把他的本质转化为外来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客体化，同样，在利己主义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活动处于外来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外来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实际创造出物品来。[55]
大体说来，这篇文章引发了这样的观点，即马克思是反犹太的。如果匆匆地不作思考地阅读一下，尤其是较简短的第二部分，会有这种令人不快的印象，的确是这样。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沉湎于反犹太的评论——但都没有像在这里具有连贯性，也确实是这样。他本人也作为一个犹太人被他很多最为强劲的对手卢格、蒲鲁东、巴枯宁、杜林攻击过；但实际上，不论在他公开出版的著作还是他的私人信件中，都没有犹太人自我意识的痕迹。马克思在科伦发生了一件事情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的态度：
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把最大量的合理东西偷运进去。至少，应当试着去做，——而激烈性将随着请愿被一次一次地拒绝而增长起来。[56]
这是马克思1843年3月给卢格写信中提到的内容。马克思愿意帮助科伦的犹太人，这表明与其说他的文章真正针对犹太人——不论是作为一个宗教群体的犹太人，还是（在更小程度上）作为一个种族的犹太人，倒不如说是针对与犹太人普遍联系的粗鄙的资本主义。事实上，德语犹太人（Judetum）还有“商业”的意思，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而且，这一点是重要的，即马克思这篇文章第二部分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包括对作为拜金主义体现的犹太教的抨击——几乎是逐字地取自赫斯的文章。而赫斯是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者。（他的文章《论金钱的本质》曾交给《德法年鉴》刊登，但还没刊登出来这份杂志便停刊了。）[57]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写于他到达巴黎后，这篇文章显示出他在那里对于阶级的发现对他产生的巨大冲击，而以后他一生都致力于这个阶级的解放。巴黎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在那里有几乎10万的德国工人移民。有些人到这里来提高各种不同行业的技艺；有些人来到这里仅仅因为他们在德国找不到工作。这立刻打动了马克思：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艺者组成协会时，教育和宣传都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但是，联合的行动创造一种新的需要——结社的需要——似乎是手段的东西成了目的。当法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联合到一起时，就可以看出这种实际发展的最惊人的结果。抽烟、吃喝都不再仅仅是把人聚在一起的手段。公司、协会以及也将结社作为自己目的的招待会，对他们说来都足矣；人的兄弟情谊不再是空洞的词句，而是一种现实，人的尊严从他们劳累的身躯上向我们投射出来。[58]
马克思参加了法国大多数工人协会的会议，当然还是比较接近德国人的，尤其是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是德国人的秘密社会组织中最为激进的一个，主要由移民来的手工业者组成，目标是把“社会共和政体”引进德国。[59]马克思与它的两个领导人关系密切：一个是医生艾韦贝克；另一个是毛勒，他曾是卢格昙花一现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的成员。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社会组织。[60]
虽然马克思第二篇文章的结尾坦率地宣布了无产阶级的命运，但第一部分只是重述了旧的论题。它是要修改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事实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概述的几个论点已经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得以论述。因为只是一篇导言，所以它具有摘要的性质。导言用一种反映马克思不同发展阶段的方式顺序排列了主题：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革命的。总体讲来，导言形成了宣言，其敏锐性和独断性使人想起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
这篇文章的所有要点已经包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了，但有一个在当时极富创新性的强调，即把无产阶级作为未来社会的解放者加以强调。虽然整篇文章写于巴黎，但是却明确地指向德国及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据此，文章从宗教开始，接着进入政治——这两个在德国最为紧迫的问题（依据是他1843年9月给卢格写的一封菜单式的信件）。
马克思以关于宗教的极为精彩的段落为开头，总结了从施特劳斯到费尔巴哈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全部工作。他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61]后面的这句断言无疑依据于两个主要因素：第一，在德国，宗教是普鲁士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必须先推倒宗教才能考虑政治的根本改革；第二，更广泛地讲来，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异化的极端形式和任何世俗化过程的起点，这给他提供了对其他异化形式批判的样本。但是他与费尔巴哈又有区别：宗教不仅仅是一个还原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把宗教元素还原为其他更为基本的元素的问题。人的宗教的虚假意识和世界本身是存在的，因为人和世界被彻底毁坏了：“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62]宗教是这个不完善的物质世界必要的理想主义补充，马克思使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性语言：“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63]。
马克思接着用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比喻表明宗教既是这个社会深处病症的反映，又是对它的抗议。然而，由于宗教同时为社会的罪恶作着辩护，所以它妨碍着对社会罪恶的清除。因此，
……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64]
马克思关于宗教的论述并不多（恩格斯的论述很多），这是他所有著作中对宗教最为详细的阐述。他在这里表达的观点——宗教是异化的人的幻想——与他早期的思想完全一致。（后来，对阶级的意识形态因素的论述占据了非常的统治地位。）他认为宗教重要，同时又不重要：重要，是因为它提供给人纯精神的补偿——使人们从改善物质的努力中转移出来；不重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宗教的真正本质已经被他的同伴——尤其是费尔巴哈——完全揭示出来了。宗教只是附属的现象，它依赖于社会经济环境，不值得进行独立的批判。
有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宗教，还有一些人试图宣称马克思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虽然这在他们的话语内似乎都是有道理的，但却把问题搞混了。这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与犹太—基督教的救世历史[65]的相似之处的人常用的手法，但一些人认为谢林或者黑格尔把这种传统世俗化为无神论的或者哲学的发现之后，马克思就接受了这种传统。[66]的确，马克思认为当时德国的宗教为一种教条的、超越精神的路德教所支配，但是，他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谈论“宗教”的，他的反对是彻底的。与如此多的早期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圣西门、傅立叶）不同，他不容忍任何妥协。他坚持认为无神论与人道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确实，考虑到他提出问题所用的术语，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当然，为了把马克思变成一个不管别人阻拦（malgrelui）的信仰者，改变“无神论”的意义是合理的，但是这样过多地抹杀了区别，会把问题变得毫无意义。[67]
接着马克思从对过去批判的总结及它所取得的成就转向了现代的发展：
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68]
因此，批判必须转向更深层次的异化，即政治异化：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69]
在这段导言之后，马克思的文章由两个部分组成：对德国政治的反动性和德国哲学的进步性之间差距的分析；由这种明显的差距引起的革命可能性。马克思开始指出，甚至对德国现状的必要否定也是一种时代性错误，而且这种必要的否定仍将使德国还落后法国50年。
不错，德国历史上有过一个引以自豪的运动，这个运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没有进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仿照进行。我们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了复辟，而没有和它们一起经历革命。我们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勇敢地进行了革命，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种情形下，我们的统治者感到害怕，在第二种情形下，我们的君主没有感到害怕。我们往往只有一度，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才在我们牧师的领导下，处于自由社会。[70]
马克思论述道，但事实上，德国在一个方面站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并给德国提供了彻底革命的机会，这就是它的哲学。所有的《德法年鉴》的撰稿人都有着这样的观点，这使他们在法国人看来好像是传教士；自从海涅在《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写于1835年）中提出德国的哲学与法国的政治具有相似性并预言结果将会是一场德国的彻底革命之后，这种观点一直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流行着。为了站在当代问题的核心之处，必须进行批判的正是德国哲学。在德国，只有政治哲学站在时代的前列。
接着，马克思通过指出在他看来并不十分正确的两种不同的态度，阐明了自己的立场。第一派，在某些方面使人想到费尔巴哈的观点，马克思称之为“实践派”。
……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并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仅限于提出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而且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生活的现实萌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生活的现实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的。一句话，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注：“消灭”，英文表达为transcend，“超越”。］哲学。[71]
第二派，具有理论派的特征——马克思意指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追随者——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是在相反的方面：
它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这个世界的批判斗争，而没有想到现存的［注：“现存的”，此处英文表达为earlier，“较早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它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认为，不消灭［注：“消灭”，英文表达为transcend，“超越”。］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72]
鲍威尔哲学，由于它拒绝任何与现实的调和，所以是非辩证的，并且注定是毫无效果的。马克思提出的是他所反对的两种观点的综合：与现实的调和，即在哲学实现自身的同时，消灭“作为哲学”的哲学。这类似于他后来提倡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如果不是更早，也是从博士论文开始，他就一直从事一个问题的研究：哲学的世俗化。从1838年希茨科夫斯基的《实践》到1843年赫斯的《行动哲学》，这个主题成为黑格尔弟子关注的中心，他们这样是为了能够紧紧抓住时代的问题，竭力冲破老师的体系。正是沿着这条思路，马克思看到了解决德国政治问题的唯一的可能道路。
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马克思接下来转而考察了革命的可能性，这一革命通过使德国首先达到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解放，从而不但消除德国的滞后状况，而且还使它跻身于欧洲各国的前列。因此，马克思这样提出问题：“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73]马克思以初步回答的方式扼要地总结了他以前的结论：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4]
对德国来说，路德的理论革命——宗教改革已经表明了“批判的武器”的重要性。当然，这一革命是不彻底的：路德只是把人的宗教意识内在化了，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75]。但是，虽然新教还没有发现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但至少它对问题的表述是正确的。德国现代的状况类似于这一宗教改革之前的状况；唯一的不同只在于哲学取代了神学的位置，结果是人类解放取代了只发生在宗教领域中的解放。
在这篇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的最后几页中，马克思从他对德国状况忧郁的评论中得出了乐观的结论：与法国相反，德国的革命不是部分的，而必须是彻底的；只有无产阶级，在与哲学的联盟中，才能完成这一革命。马克思开始论述了似乎在阻挡着德国彻底革命的一些因素。“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6]“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的产生，看来既没有任何前提，也没有必要的基础。”[77]但是正是德国不完善的政治这种现实，预示了等待着它的那种未来：“德国这个形成一种特殊世界的政治现状的缺陷，不摧毁政治现状的一般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的特殊障碍。”[78]对德国来说，乌托邦式的空想不是解放全人类的、彻底的革命，而是部分的、纯政治的、“毫不触犯大厦支柱”[79]的革命。马克思接着明显地以法国革命为范例，论述了纯政治革命的特征：
……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假定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既有钱又有教育，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80]
任何一个阶级要想在社会中扮演这个“特殊地位”的角色，它必须——
……在一瞬间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在这瞬间，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81]
对一个阶级而言，为了能够居于解放者的地位，就必须有阶级的两极分化：
……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须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个等级parexcellence〔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级……[82]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正是1789年前法国的情形，当时，“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83]
德国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因为那里每个阶级都没有凝聚力，并缺乏置自己于社会消极代表这种角色的勇气；每个阶级也都缺乏把自己同于广大人民的想象力。阶级意识产生于对较低阶级的压迫，而不是产生于对自上而来的压迫公然的反抗。因此德国是不可能获得进步的，因为每个阶级都把精力投于多个战线：
……所以当诸侯同帝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就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资产阶级还不敢按自己的观点来表述解放思想，因为社会情况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已经说明这种观点是陈旧的，或者至少是成问题的了。[84]
接着马克思对他一直详细论述的法国与德国之间的不同做了总结：
在法国，只要有点什么，就能占有一切；在德国，只有一无所有，才不致失掉一切。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conditiosinequanon〔必要条件〕。在法国，全部自由应该由逐步解放的现实过程产生；在德国，却应该由这种逐步过程的不可能性产生。在法国，人民中的每个阶级都是政治的理想主义者，它首先并不感到自己是个特殊阶级，而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因此，解放者的角色在充满戏剧性的运动中顺次由法国人民的各个阶级担任，直到最后由这样一个阶级担任，这个阶级将要实现社会自由，但它已不使这个自由受到人的外部的但仍然是由人类社会造成的一定条件的限制，而是从社会自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德国则相反，在这里，实际生活缺乏精神内容，精神生活也同实践缺乏联系，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它的直接地位、物质需要、自己的锁链强迫它，它一直也不会感到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自己实现普遍解放的能力。[85]
这段话表明了马克思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对于他观点形成的重要作用。莱茵地区——他出生和度过早年时光的地方——直到1814年一直是法国的领土，曾享受法国革命带来的好处。在这场革命中，市民解放成为真正的体验，而不是只能远远嫉妒地观望的外国人的所有物。对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法国革命（TheFrenchRevolution）就是指这场革命，马克思和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们一直把自己与1879年的革命英雄们相比。正是在1843年夏通过阅读法国革命的历史，他看到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86]
在将近文章的结尾，马克思总结式地提出问题：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他的回答是：
……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87]
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明显而关键性的问题，即马克思突然支持无产阶级事业的原因。一些人宣称马克思描述的无产阶级是非经验的，这样如此描述的最终根源是黑格尔哲学。例如，这种观点一直坚持认为“对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作用的考察是通过一种纯思辨的方式得到的，这种方式就是‘颠倒’黑格尔建立起的客观精神的两两不同形式之间的关系”[88]。还有一些人宣称黑格尔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德国新教的，因此马克思这里的基础框架是基督教的救世观念——无产阶级扮演了以色列的受难仆人的角色：
通过黑格尔，青年马克思显然是毫无意识地与构成犹太—基督教传统基础的救世思想连在一起了。构成这种救世思想的框架有：通过一个特定的群体整体得救的思想，拯救贫困的问题，对奴役人的不公正的反抗，以及解放的宽恕。无产阶级能够带来普遍的拯救，它扮演着类似于《圣经》启示中救世主团体或者个人救世主的角色。[89]
或者可以表达得更直接些：“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反映着普世性基督的观点，这一点为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所证实，即他一直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在一种苦难的、变得一无所有的境况下，确切地说在它成为普遍性的这一点上才存在——当然，这是马克思的神的神性放弃的变换形式。”[90]另一些人宣称，既然马克思的观点没有经验的基础，这就表明他的观点源于对无产阶级境况的道德上的义愤。
上述所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至少从总体上的解释是如此。马克思宣称了无产阶级的关键性作用，这是他前面扼要论述的对法国革命分析的当代应用，当时他谈到了社会的特殊等级，认为这个特殊等级“必须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91]。无产阶级现在居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的位置。正是现在的无产阶级能够回应西耶斯的话：“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因此，文章的脉络表明了无论马克思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运用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宣传语言，他对无产阶级作用的论述都是取自于他对法国革命的研究。
当代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精华融入了这一历史基础。马克思和巴黎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毗邻而居、并肩工作已经3个月了。他文章中的有关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不为青年黑格尔派团体所独有，而显然是巴黎老生常谈的事。[92]
马克思突然支持无产阶级的事业可以直接归因于他亲身接触了法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其他早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例如魏特林、赫斯也是这样。马克思现在不是为莱茵地区的资产阶级编辑报刊，也不是坐在克罗茨纳赫从事研究，而是站在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心脏。他与G.．毛勒居住在同一栋房里。毛勒是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从1843年10月起，马克思就开始浸润在社会主义的氛围中。毫不奇怪，周围的环境迅速影响了他。[93]
马克思承认他所描述的无产阶级在德国才刚刚出现——的确，14岁以上的工厂工人在男性总人口中不足4%。[94]它的特征并不是天生的贫穷（虽然这也起部分作用），而是这种贫穷是人为制造的，尤其是中产阶级解体造成的。无产阶级将通过私有财产的否定带来旧社会秩序的解体，它本身就体现了对私有财产的否定。哲学最终正是在这个阶级中实现自身：“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95]这一革命的信号将从法国传来：“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96]
第一期双月刊《德法年鉴》也是它的最后一期。政府在普鲁士对新闻报道进行压制，尤其大力禁止妨碍治安的出版物输入。普鲁士明确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而《德法年鉴》中的几篇文章都明显地带有社会主义的味道。德国当局的反应是迅速的：杂志在普鲁士被禁，数百本杂志在边境被查封。当局下发了对马克思、海涅、卢格的逮捕令；于是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首次成为一个政治避难者。《德法年鉴》在法国也没有获得成功；没有法国的撰稿人，它几乎没有引起法国媒体的注意。弗吕贝尔退出了这项事业，这一方面因为他不愿冒损失更多钱财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他不喜欢开头一期文章中革命的调子。然而，两位并肩工作的编辑日益加大的观点分歧决定了《德法年鉴》的最终命运。卢格在杂志就要出版的前几周生病了，绝大部分关键性的编辑工作落到了马克思身上。卢格非常沮丧地看到整个《德法年鉴》给人的整个印象与他自己模糊的人道主义的前言迥异；他欣赏马克思的文章，但认为他过分追求辞藻和警句风格。另外还存在一些财政问题：卢格提前付给了赫斯稿酬，而实际上赫斯后来没有写成文章，卢格立刻把钱要了回来——这使得拮据的赫斯很恼火（他还得知卢格刚通过在铁路股份上的投机买卖幸运地赚了一大笔钱）。马克思敦促卢格继续出刊，卢格拒绝了，他只送给马克思几本《德法年鉴》，算是支付了稿酬。但是，马克思1844年3月中旬收到了1000塔勒（大约是他做副编辑年薪的两倍），他的财政问题再一次解决了，这些钱是由荣克提议，以前《莱茵报》的股东寄来的。[97]
1844年春天，马克思和卢格的关系仍很密切。导致他们最后决裂的是马克思公开接受了共产主义以及他不羁的生活作风。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并没有使用“共产主义”一词，但在1844年春，他明确地采用了这一术语作为对自己观点的简短说明。[98]卢格不能容忍共产主义。他充满抱怨地给他的母亲（他经常因为财政拮据频繁地看望她）写信：“他们希望通过把人变成手工业者、通过公平地重新分配公共财产从而消灭私有财产的方式解放人；但是他们现在把最为重要的东西依附于财产，尤其是金钱……”[99]他进一步写道，他们的观念要“导致一个警察国家和奴役状态。为了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把无产阶级从苦难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他们幻想有一个组织把这种苦难普遍化，让所有的人都来承担这种重压”[100]。卢格有着强烈的清教徒色彩，这激怒了马克思这个奢侈逸乐的伙伴。诗人海尔维格最近与一个富有银行家的女儿结了婚，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正如卢格所述：
一天晚上，我们的谈话转到海尔维格和达古女伯爵[101]的关系。我那时恰在致力于重新启动《德法年鉴》，对于海尔维格的生活作风和懒惰感到异常愤怒。我数次提到他说他是一个浪子，说结婚时，他应该知道他在做什么……马克思什么也没说，友好地离开了我。但是第二天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海尔维格是一个天才，他前面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并说听到我那样把海尔维格看成一个浪子他很生气，又说我心胸狭窄，缺乏宽容……他不再和我合作了，因为我只对政治感兴趣，而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102]
从此两个人的关系就完全破裂了。马克思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天，通过对卢格写的关于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篇文章的尖锐批评把他们的分歧公开了。几千名纺织工人打碎了新引进来的降低了他们工资的机器，被残忍地镇压了。卢格的文章批评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前进报》上对待社会问题的家长式作风。《前进报》是新的双周刊物，它当时已成为（这主要归功于其主编卡·路·F·C·贝尔奈斯的才华）德国移民激进言论的一个主要论坛。贝尔奈斯近来刚从巴登逃亡过来，是一个颇为机智的杂志人；为了揭露德国保守新闻的荒谬，他曾发动一个事件：他一个星期就能使他们刊印50条显而易见的愚蠢之行；他赢了，就把这些条款以书的形式重新刊行。卢格在他的文章中明确反对纺织工人的起义具有直接重要性这一观点；他说，任何社会的起义在德国都不能成功，因为其政治意识十分低下，而社会改革是起源于政治革命。
马克思1844年7月底在《前进报》上公开回应了他。他把纯粹非现实性的作用与纺织工人的行动连接在一起，以赞赏的态度把他们起义的情况与英国工人起义的情况作了对比。政治意识并不足以解决社会贫困：英国有非常发达的政治意识，但它却是一个拥有着最广泛贫困现象的国家。英国政府拥有着任意可供取用的极大数量的信息，但是在通过关于贫困的法律两个世纪之后，仍然找不到比济贫院更好的办法。法国也是这样，国民公会和拿破仑都曾努力地消灭过赤贫，但都失败了。因此这种错误并不在于像卢格认为的那样国家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解决方法是不能在这种或那种政治计划中找到的。这种错误正存在于政治权力性质之中：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国家和社会结构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国家就是社会结构。国家一方面承认社会疾苦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把社会疾苦的原因不是归咎于任何人类力量都不能消灭的自然规律，就是归咎于不依赖于国家的私人生活，或者归咎于应由国家行政机关负责的不妥当的措施。例如英国就认为贫穷的原因在于自然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人口的增长总是要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另一方面，同一个英国却又认为赤贫的原因在于穷人的意志不好，正像普鲁士国王认为原因在于富人的非基督教情感，而国民公会认为原因在于私有者的反革命的可疑的思想方式一样。所以英国就惩罚穷人，普鲁士国王就规劝富人，国民公会就砍掉私有者的头。[103]
因此，国家要消除其行政机关的无能，就必须消灭它自己，因为国家越是强大，它的政治理智越是发达，它就越不会到国家自身中去寻求社会疾苦的原因。马克思又一次用法国革命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法国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的原理中去寻找社会缺陷的根源，相反地，他们却认为社会缺陷是政治上混乱的原因”。[104]
这样，对马克思来说，恰恰不是“政治理智”起着重要作用。西里西亚起义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的起义，因为它显示出了更为发达的阶级意识。在对魏特林的著作以及蒲鲁东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著作进行一番赞赏性的比较之后，马克思又重申了《德法年鉴》中他对无产阶级作用和彻底的革命可能性所作的预言：
……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必须承认，德国进行社会革命的能力是典型的，可是它对于政治革命的无能也是典型的……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里面才能找到适合于它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积极因素。[105]
马克思以他对社会变化研究作的一个简明总结结束了文章：
……社会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整体观点，是因为社会革命——即使只在一个工厂区里发生的时候也是一样——乃是人对非人生活的抗议；我们看到，它是从各个真正的个人的观点出发的，那个离开了个人就会引起他反抗的共同体才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实质。相反地，革命的政治精神就在于没有政治地位的阶级渴望着消除自己被排斥于国家和统治之外的这种孤立状态。政治精神的观点就是国家的观点，即抽象的整体的观点，这种抽象的整体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它脱离真正的生活……因此，具有政治精神的革命就适应着这种精神的狭隘的、二重的本性，靠着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上组织了一个统治阶层出来。[106]
因此，卢格的社会革命必然有一个政治灵魂这样一种观点与真理是相对立的：
……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
……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107]
这场争论标志着与卢格关系的彻底结束。虽然马克思继续与海尔维格保持着友谊，但也没有持续多久。马克思不久就承认卢格的责难毕竟还是有些道理的。海尔维格腐化的性格以及他对共产主义的伤感不可能与马克思的气质和思想协调起来。对于马克思的气质和思想，当时海尔维格写道：“他是最后学究的完美化身。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和伟大的学者，他知道这个世界较多地在于理论，而不是实践。他完全清楚自己的价值……他对对手的讽刺具有刽子手刀斧的冷静锐利。”[108]对海尔维格不再抱希望之后，马克思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和海涅在一起。马克思一被逐出巴黎，就宣称他本人因离开而悲伤怀念的唯一的一个人是海涅。
1830年革命之后，海涅马上就把巴黎当作自己的根据地。海涅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引以为豪的其他很多文化名人中还有缪塞、维尼、圣伯沃（Sainte-Beuve）、安格尔和肖邦〕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而且还深深地为圣西门以及后来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所吸引。海涅苦于自己的著作在普鲁士被查禁，认为共产主义的成功不可避免，但是害怕群众的胜利和“这些忧郁的反传统者将破坏我的月桂树林和种植马铃薯的时间”[109]。他与马克思的友谊与他大多数最好的讽刺诗的诞生是在同一个时期，据诗文叙述，马克思曾用下面的话鼓励他：“抛开你对爱没完没了的抱怨，显示出讽刺诗对待它的真正方式——用鞭子！”[110]据爱琳娜记述：
有一段时间海涅每天拜访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妻子，给他们读他的诗歌并听取他们的意见。马克思和海涅没完没了地修改十行的小诗——推敲每一个词、修改、润饰，直到完美的程度，除掉每个雕琢的微小痕迹。极大的耐心是必需的，因为海涅对任何形式的批评异常敏感。有一次海涅实际上是含泪拜访马克思的，因为一个平庸的作家在一本杂志上攻击了他。接着马克思以极高的策略向他的妻子说明海涅的情况，她的善良和智慧会很快使这个沮丧的诗人恢复理智。[111]
海涅还以救了马克思家第一个婴儿的性命而著名：一天，他到了马克思家里，看到孩子在抽搐，父母不知所措；他马上建议用热水浴，自己准备了热水，并给孩子洗了澡，孩子马上苏醒过来了。
马克思也用大量的时间与俄国贵族移民团体在一起。他后来说，他们在那些日子给他“捧场”[112]。这包括他后来的对手巴枯宁，马克思对他的言辞似乎有些友好。说起波兰的希茨科夫斯基伯爵就不一样了，他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开始时写过一本神学著作。马克思后来回忆道：“他令我厌倦，以至我不会也不能看到他后来做的任何事情”[113]。马克思实际上和法国社会主义者例如路易·勃朗，特别是和蒲鲁东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蒲鲁东后来也成为他的对手，其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标志已使他成为巴黎最著名的左翼思想家。马克思后来宣称，他要为教给蒲鲁东德国唯心主义负责：“在一些常常通宵达旦的讨论中，我给他灌输了大量的黑格尔哲学；再者，他的一个很大缺点是不懂德语，所以不可能深入研究这个问题。”[114]这最多可以说马克思和巴枯宁都有着这个显著的共同之处。[115]
三《巴黎手稿》
马克思怀着热情浸入到深刻的思考中。无论卢格如何不赞成他所认为的马克思毫无条理的生活、他的嘲讽和骄傲，他都不得不钦佩马克思勤奋工作的能力。
他读了很多书，工作异常勤奋。他有批判的天分，有时这种天分会堕入纯粹的辩证法游戏，但他从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他会中断任何研究陷入新的书籍海洋……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兴奋、更激烈，特别是当他工作病倒，连续三夜，甚至四夜都没有休息时更是如此。[116]
马克思打算继续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学，然后计划研究国民议会史；“他一直都想写点关于他新近读到的东西，但是他仍一直在不倦地阅读，做新的摘录”[117]。如果马克思真写了关于黑格尔政治学或者国民议会的东西，那也没有保存下来。然而，马克思在七八月间却有一段安静时期，他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5月1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是个女孩，随母亲的名字叫燕妮。孩子病得厉害，于是燕妮带着她到特利尔待了两个月，让家人看看孩子，并听取她年迈医生的建议。在妻子和孩子离开期间，马克思作了内容丰富的关于古典经济学、共产主义和黑格尔著作的笔记。这些文献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1844年手稿》为人所知，它（1932年全部出版）引起了一些人的欢呼，被认为是马克思唯一最重要的著作。保留下来的手稿的四个部分构成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虽然是一种不完整的形式。第一手稿——27页的长度——主要是关于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摘录，接着是马克思自己对异化劳动的思考。第二手稿是一个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4页纸的片断。第三手稿长达45页，包括对私有财产、劳动和共产主义的讨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对劳动产品和分工分析的片断以及一段对金钱的简短分析。第四手稿有4页纸长，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要。
手稿整体上是一部较大著作系列草稿的第一部分。这部著作的一部分经过很多修改，1867年以《资本论》问世。在序言中，马克思概述了这一著作，揭示了他为什么没有按照以前所说的（在《德法年鉴》中）要出版一本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著作：
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表。[118]
因此，他打算用单独的“小册子”论述不同的主题，这包括法律、道德、政治。首先从政治经济学开始，最后用一本综合性的著作表明各个论题之间的关系，批判性地和思辨地对待物质世界。关于这一终生的计划，马克思从未跨出第一步：《资本论》及其以前的著作。
从1843年秋起马克思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阅读经济学。到1844年春为止，他已经阅读并摘录了从17世纪晚期的布阿吉尔贝尔、魁奈到詹姆斯·穆勒、萨伊等所有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马克思还提到他受惠于未指明的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及其自己同时代伙伴，例如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恩格斯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给马克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马克思把对它的摘录放在了《巴黎笔记》的前面。这篇文章的中心是谴责私有财产和由它引起的竞争精神。周期性危机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资本的增长和积累必然会导致工资的降低，并使阶级斗争加剧。科学和技术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可以提供巨大的可能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只能服务于加大工人所受的压迫。
马克思后来称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为“天才的大纲”[119]，并在《资本论》中数次加以引用。对它的阅读标志着马克思一生中真正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恩格斯（与赫斯一样）原本就把自己描述为费尔巴哈的学生；很自然，在马克思所有的《巴黎笔记》中，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也占据着完全核心的地位。实证的批判以及以此对德国政治经济学实证的批判得以建立起来了，马克思宣称，其基础是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中的发现。“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注：英文是“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喧嚷，他的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120]
马克思的第一手稿主要是关于经济学的，开头是对他当时正在阅读的经济学著作的摘录和解释。[121]他把摘录分成工资、资本和地租三个部分。马克思把纸张分成三个竖栏，每个部分占一栏。第一部分摘自亚当·斯密的著作，摘录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残酷斗争，这种斗争对工资起着决定作用，同时也将工人降低到了商品的地位。工人不是胜利者：如果社会财富在减少，遭受最大痛苦的正是工人；如果社会财富在增加，那么这就意味着资本在累积，劳动产品与工人异化加剧。
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论述人类与它论述诸如房子用的是基本相同的术语。政治经济学不阐述“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种考察留给了其他学科。马克思继续写道：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从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2）细节上的改良主义者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122]
为回答这两个问题，马克思对以下三个资料集中作了系列摘录：首先摘录了德国作家威廉·舒尔茨关于工人贫困的论述，关于机器非人性化结果的论述以及关于女工和童工人数的论述[123]；其次摘录了康斯坦丁·贝奎尔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强压给工人的依赖性和附属性[124]；最后摘录了欧根纳·毕莱关于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和受剥削的论述。[125]
马克思在第一手稿第二部分的“资本的利润”标题下摘录了几段文字，先摘录了亚当·斯密的有关论述，马克思把资本定义为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然后描述了资本家从工资和原料中获取利润的手段，能够激励资本家的动机，以及资本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第三部分是关于地租的，马克思叙述了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相似性：结果将是他们之间差别的消失，社会只被分成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封建社会以来土地产权的特性发生了完全的变化；无论是保留大地产，还是大地产被分成若干小地产，都不可避免陷入危机。在手稿的后面，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被古典经济学家奉为神圣的“新教道德”：
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126]
马克思写到这里突然中断了手稿，不再以三个平行的栏写作，而是直接跳过这一页。同时他还改变了写作风格，不再摘录他人的论述。关于异化劳动的这一段是手稿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这里批判了他刚刚做过引述的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概念，概而言之，他们的概念是肤浅的、抽象的，马克思自己对经济学的本质作了清晰连贯的论述。从他们的假设出发，马克思认为可以说明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就越贫困。但这种分析仍是表面性的：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国民经济学也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唯一的车轮。[127]
然而由于古典经济学家不理解不同经济因素的必然联系和发展，所以他们不能对经济学进行清晰的论述。相反，马克思的目的是要“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128]。国民经济学家通常的方法是假定一个虚构的原始状态，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但是这只是把要加以说明的当作事实来接受：“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也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129]
马克思在提出自己主要的观点之前，再一次声明自己的观点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他说：“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130]。这一事实便是工人普遍的贫困和非人化的状态，马克思说明了这一事实的含义，并由此引出了这部分的主题：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31]
简而言之，当马克思谈到异化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人的本性是人本身的创造者；他是通过在与同伴的合作中作用并改变他外部的世界来形成和发展自身的。在这种人与世界不断前进的相互交换过程中，人的本性起支配作用，它是发动者，是引发这一过程的主体。然而，这种本性已经变得异化于人；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他的，而是属于另一个人或物。例如，在宗教中，上帝成为历史过程的主体。正是上帝拥有主动权，而人则处于依附地位。在经济学中，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金钱或现金交易支配着人，好像人是客体并不是主体。要害之处是人已经丧失了对自己命运的支配力，这种控制力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实体。属于人的真正东西已经变得外在于人，并且成为其他事物的属性了。[132]
在讨论了工人对自己的产品对象的关系之后，马克思接着清晰地阐述并分析了异化了的人的第二、第三、第四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生产行为中的异化。“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像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133]马克思区分了这一异化的三个方面：首先，劳动外在于工人，不属于他的本质；其次，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最后，人的活动在这里属于另一个人，马克思又一次拿宗教作了类比：“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己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是不取决于他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的，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己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134]这样，结果就是把人变成了动物，因为他只在进行吃、喝、生殖的动物活动时感到自由——在他运用明显的人机能时，却感到自己像动物。
马克思分析了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接着还分析了生产行为中的异化（第二种特点他也称为“自我异化”）。接着马克思从前两个特点中引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三个特点：人同他的类、同他的同伴相异化。马克思接下来定义了他所谓的“类”，这是他从费尔巴哈那里接受下来的术语。类存在物的两个主要特点是自我意识和普遍性：“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5]这种普遍性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人能够为自己的目的占用整个无机自然界。确实，动物也生产，但只是满足他们的直接需要。而人的本质则是全面地、自由地进行生产：他能够“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36]
马克思接下来从前三个特点引出异化的第四个特点，完成了他的论述：每个人都同他人相异化。
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因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所处的那种关系和尺度来观察他人。[137]
人的劳动产品和生产活动这两种现象变得外在于人，这一事实意味着他的产品和活动必然为另一个人所支配：
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俗人同僧侣或者俗人同耶稣基督［注：英文表达为mediator，即“中介人”。］（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138]
马克思接着得出了有关私有财产和工资的实际结论，这是由他的社会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并因此是财富分配的根据这个结论得出的。他用他的结论回答了当代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完全拒绝一切涉及支付工资的制度。工资只会加强私有财产的观念，所以甚至蒲鲁东的一切工资应该平等的提议也是完全错误的想法。第二个是马克思极为乐观地认为人类的全面解放可以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达到，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139]
马克思接下来打算全面探讨古典经济学的各个方面——交换、竞争、资本、货币——并对资本家和工人的相对异化再做一个比较。[140]但是手稿没有写完就突然中断了。
尽管这部分手稿没有完成，但还是有可能推断出剩余部分要包含的内容。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笔记中，开始思考他阅读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他的关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笔记格外长，且内容丰富；在笔记中，马克思讨论他原打算在手稿关于异化劳动未完成部分探讨的古典经济学范畴——交换、竞争、资本和货币。他集中于金钱和私有财产的非人化的作用，结尾是论述他对异化劳动进行批判中的肯定性一面的非异化劳动概念。笔记开始批判了穆勒试图确切叙述经济学中精确的“规律”，而经济学是一个异常混乱且变化不定的领域；马克思接着对穆勒把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论述作了评论。马克思论述道，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只是赋予了人与其同伴，甚至与其产品的关系意义。
笔记广泛地探讨了信贷问题。信贷只是增加了货币的非人化力量：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注：英文表达为form，即“形式”。］。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141]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信贷制度有四个主要特点：它增加了财富的力量，因为信贷更容易提供给已经有钱的人；它意味着一个得不到信贷的人是不被信任的，从而在经济的判断上加上了道德的判断；它迫使人们通过撒谎和欺骗努力得到信贷；最后，信贷在银行业中完成。在后面手稿中一个关于货币的简短部分，马克思广泛地引述了歌德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说明了货币使社会堕落。由于货币能购买一切东西，所以能够弥补一切缺陷：它是“一切纽带的纽带”[142]。“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143]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人就是人，所以一切都有确定的人的价值，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如此等等。
建立在货币和信贷之上的社会却正相反，马克思概述了人的真正的社会存在思想：
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注：“社会联系”，英文表达为communalnature，即“本质”。］，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注：同上。］、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就是这种存在物。[144]
随着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这种异化不可避免。在原始的交换活动中，人们只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但是很快人们就为交换进行生产，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145]。这个过程只会由于随着文明的发展、劳动分工的加剧而加速，它意味着“你作为人，同我的物品毫无关系，因为我自己同我的物品也不具有人的关系”[146]。
马克思以对非异化劳动的描述结束了笔记关于货币的部分，这是他详细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图景为数不多的几段中的一段，因此值得详细引述：
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
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
情况就是这样：你那方面所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是我这方面所发生的事情。
…………
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
……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147]
马克思的基本论点因此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自身的客观化否定了而不是确证了他的类本质。他宣称这是一个纯粹基于经济事实研究之上的判断；他主张运用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证据，而只批判他们的前提。他几次宣称只描述经济事实；在整个手稿的导言中，他写道：“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48]。然而，他运用诸如“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实现”这些术语完全表明了他的分析并不完全是科学的。如果这意味着价值判断缺失的话，它同样也不是经验的。马克思的笔触充满了生动的、过分简洁的、警句式的论述。经济分析是从古典经济学那里接受下来的，而道德判断却是受了舒尔茨、贝奎尔、西斯蒙第和毕莱著作的启发。为了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认识到以下这一点是重要的，即对他来说“经验的”并不涉及事实—价值的区分（这是他原本就一直反对的观念），而只是从正确的地方——人的物质需要出发的分析（无论它可能导向哪里）。[149]
马克思的第二手稿提出了他1844年论述的核心，正是这一部分在后来的解释者中引起了无与伦比的热情。这对每一个对“人化的社会主义”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个当然的基础性文本。在这一部分，马克思以生动的、梦幻般的语言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人类遭受异化的积极否定——他称之为“共产主义”。这里的概念明显地反映了在第一手稿中他与德国工人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其缺陷他一开始就进行了评论）的很多长篇大论的讨论。例如，蒲鲁东曾提倡废除资本；傅立叶和圣西门曾把异化劳动追溯至劳动的特殊形式。傅立叶因此提倡返回到农业劳动；而圣西门则就工业劳动的适当组织而言看到了关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共产主义比这些片面的具有洞察力的见解更进了一步，即“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150]。自然，共产主义思想有自己的思想史，它的思想只能阶段性地发展。
第一种形式，马克思称作“粗陋的”共产主义，仅仅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在它看来，物质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151]这种共产主义的概念主张废除婚姻，代之以communityofWomen（妇女共有制）［注：2005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中译本里译为“公妻制”。］。因为它是“人和人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的男女之间的关系……
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152]
在这里，唯一的共同体是（异化）劳动的共同体，唯一的平等是作为整体的资本家团体支付的一种工资的平等。
第二种共产主义形式，马克思赋予“不完全”的标识，它有两类：第一类他描述为“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第二类是逐步“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153]。对于这两种形式，马克思（相当晦涩地）评论道：
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154]
马克思这里提到的“民主的”共产主义一定是埃蒂埃纳·卡贝提倡的在当时的巴黎，尤其是在正义者同盟中，日益流行的、乌托邦的、非暴力的那种类型；“专制的”共产主义有可能暗指巴贝夫的追随者所提倡的无产阶级的过渡性质的专政。第二种类型的共产主义由德萨米提倡，包括了国家的废除。德萨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警句：一个会计和一个出纳员就可以保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完美地运转。
最后，马克思在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内容丰富的纸页上描述了他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使以前不完善的概念得以完善：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55]
这样概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概念之后，马克思接着在三个具体方面展开阐述：共产主义的历史基础、它的社会特征以及它对个体的尊重。
为了论述第一方面——共产主义的历史基础——马克思把他的共产主义与各种“不发达”的共产主义进一步做了明显的对比区分。各种“不发达的”共产主义（他列举了卡贝和维尔加尔德尔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企图通过诉诸与私有财产相对立的某些社会历史形式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对孤立因素或特殊历史时期的选择暗含着历史的其他部分不能为共产主义提供说明。相反，在他看来，“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156]。这样，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57]。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生命的异化在私有财产的存在中表现出来，人类迄今为止正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在生产和消费中努力实现自身。
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58]
马克思接着写道，基础性的异化发生在经济领域：宗教异化仅仅发生在人的意识领域，而经济异化则发生在人的现实生活的领域，因此对它的扬弃包含着对所有异化的扬弃。当然，无神论的宣传在宗教比较强盛的地方或许是重要的，但是无神论仅仅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一个阶段，并且是一个抽象的阶段；唯有共产主义提出了能够影响现实行动的学说。
第二，马克思强调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特征，并扩展了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关系：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59]
（这一段同其他类似的段落一样，表明了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极大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差不多认为自然是由人“创造”的。）[160]关于社会性这一方面，马克思表明了人的特殊能力是在社会交往中发展的。甚至当一个人在与世隔绝地从事工作的时候，仅仅由于他的人的本性，他也是从事着社会性的活动。甚至思想，由于思想使用语言，因此也是一种社会活动。
但是这种对人本质的社会性的强调并不损害人的个体性（这是马克思的第三点）：“因此，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161]
马克思在这部分的其他地方主要描述了非异化的人的情景，这种人他称之为“完整的”和“全面的”人。他认为，一个人对私有财产扬弃的完成不应该有过分狭隘的观念：正像异化的状态完全损害了人的一切能力一样，这种异化的扬弃将是全面的解放。它将不会局限于对物质对象的享乐和占有上。人的一切能力，马克思列举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考、观察、感觉、欲望、活动、爱，都将以不同的方式变成占有现实的手段。对异化的人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私有财产已经使人很愚蠢，以至于当他们现实地运用对象的时候，甚至当一个对象仅仅被理解为构成劳动和资本创造的维持生命手段的时候，他们才能想象这个对象是自己的。
参照赫斯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马克思断言所有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为这种私人占有所导致的异化所损害。但是绝对的贫乏将导向人类的内在财富：
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162]
这些能力的培养或创造可能只在某种境况下实现：
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63]
为饥饿所苦的人用一种纯动物的方式欣赏食物；贩卖矿物的商人看到的只是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绝非它的美的特性。为了使人的能力成为人的能力，人需要从一切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正是类似的段落使得一些评论者似是而非地认为马克思的人的活动的原型是艺术的，认为马克思主要从浪漫主义，尤其是从席勒那里汲取了原料，形成了他的人的形象。人的异化的感觉寻找适合于这些感觉的对象这种观念，努力建立自由和审美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全面发展的人的形象，这一切都存在于席勒的《书信集》中。[164]也有可能有禀性相同的更多同时代人的影响，因为马克思在巴黎大量的时间与海涅和海尔维格在一起。这两个诗人竭尽所能地表现了德国浪漫主义理想。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非异化的个人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汲取了当时时代展现给他的原型。
接下来马克思叙述了工业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几段文字预示了马克思后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更为详细的论述。他坚持认为，正是工业的历史真正地揭示了人的能力和人的心理。由于人的本质在过去一直被误解，那么历史就变成了宗教、政治和艺术的历史。但是工业展现了人的本质能力，它是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过去，自然科学一直从纯粹功利主义的角度被使用。但是它近来惊人的发展已经使它通过工业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如果工业被认为是人类本质能力的外在表现，那么自然科学将会构成人的科学的基础。这一科学必须建立在感觉经验之上，正像费尔巴哈所描述的那样。但是由于这是人的感觉经验，所以将有一门包括一切的科学：“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65]所以马克思已经较早地叙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互惠关系，这种互惠关系在这里反映在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的思想之中。
手稿关于共产主义的最后部分是关于世界是否是被创造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讨论，以他通常的讨论方法而言，既离题又毫无特色。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形象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人是他自己的创造者；任何依靠别人恩典生活的存在物都是从属性的存在物。因此，马克思拒绝世界是被创造的这种观念，但却陷入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关于第一因的讨论中，马克思被假想的敌人所击败，直到他中断了这种论证，用一种更富有特色的方法继续说道：“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166]
这样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关于某种异己的、凌驾于人和自然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存在问题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对他来说，人和自然的相互依赖是本质的，其他一切似乎都是非实在的。“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肯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167]这种观念，一旦建立起来，便不再要求消灭私有财产，不再需要共产主义。结尾，马克思用一种真正黑格尔式的对共产主义环节的过渡性评论讲道：
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的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168]
共产主义在这里似乎仅仅被看作辩证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在一个既定的时间内服务于自身的目的，又会被取代。在手稿的第一部分，“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图景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169]是极为静止和非历史的。
手稿的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马克思试图紧紧地抓住黑格尔这位大师的思想。他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种种不同态度开始讨论，单单挑出了费尔巴哈，认为他是唯一具有建设性的思想家。然后运用黑格尔表明了费尔巴哈方法的弱点。最后他对黑格尔的基本错误进行了长篇分析，黑格尔的基本错误一般来说明显地表现在《精神现象学》中，尤其是它的最后一章。在这里，马克思的风格常常是晦涩、难解、多次重复的，因为他当时在不断思考、在重新阐述他对黑格尔的看法。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曾否认黑格尔负有“调和”的罪责，并认为表象的矛盾应该求助于黑格尔的“本质意识”[170]来解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通过特定的实例表明了黑格尔的基本原则必然包含调和。但是直到他把注意力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转移到《精神现象学》，才明晰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整体批判。这里很清楚，马克思虽仍然很熟悉黑格尔的概念和术语，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对黑格尔术语的批判上。同时，他仍尊敬黑格尔，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辩证法是考察世界的有价值的工具。马克思还把这样的功绩归功于黑格尔，即黑格尔已经发现了（虽然是以神秘的形式）人类的异化过程及其克服的途径。[171]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学生没有一个曾努力面对他们老师辩证方法的价值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唯一的例外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的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恰成惊人的对照。”[172]费尔巴哈已经表明黑格尔的体系只不过是宗教的哲学表达，同样是异化的；他因此“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173]。马克思1844年8月写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简明地概括了他的功绩：
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174]
接下来的手稿第三部分和最后部分，马克思转而考察了黑格尔的体系。开头他摘录了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175]的《精神现象学》的目录，指责黑格尔把客观的和感觉上属于人的一切现存实体都变成精神实体，因为对他来说，只有精神是人的真正本质。然而，这种批判通过对黑格尔成就的剖析缓和了，它明显地表明了马克思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把这些成就归于黑格尔（尽管是以批评的口吻表述出来的）。由于马克思认为虽然《精神现象学》中的批判概念仍倾向于神秘并且没有足够地自我意识，但仍然远远地超越了后来的发展；换句话说，还没有一个学生能超越他们这位老师。的确，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作了惊人的断言：
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识”的斗争等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176]
这是因为《精神现象学》已经理解了人的异化，洞悉了人类发展过程，并看到了似乎是规定着人的生活的对象——宗教、财富——实际上是属于人的，是人的本质能力的产物。马克思这样概括他对黑格尔的看法：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77]
这样，虽然黑格尔确实理解了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然而“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78]
虽然马克思的语言（像通常一样）晦涩，行文有些混乱，但这一段却对他得于黑格尔的益处以及他与黑格尔之间的分歧作了十分充分的清晰的论述。黑格尔认为现实是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精神”。在这一过程中，精神产生了世界，精神起初认为这个世界是外在的；只是到了后来，精神才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精神自己的创造物。精神不是与这种生产的活动相分离的某物。它只在这一活动之中并通过这一活动而存在。精神在这一过程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它正在外化自己或异化自己，它只是逐渐地认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外在于自己。对黑格尔来说，正是认识不到这一点才构建了异化。当人们有了充分的自我意识并理解他们的环境和文化是精神的生成物的时候，这种异化才会消失。自由存在于这种知性之中，并成为历史的目的。宽泛地讲来，马克思所做的是要拒绝精神的概念，只保留有限的个体存在：这样，黑格尔的精神和世界的关系变成了马克思的人及其社会存在的关系的概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叙述了人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只叙述了他的观念）以及这些活动虽然是重要的，但凭借自身来解释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还是不够的。
对于《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马克思认为人是客观的、自然的存在，以此反对黑格尔把人看作自我意识。如果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马克思反对说，那么他就能够在他自身之外建立他精神建构起来的完全抽象的对象。与人的自我意识相比，这些对象不具有任何独立性。马克思自己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是很不相同的：
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179]
马克思称他的观点为“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并把这种观点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区别，宣称它融合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本质的东西。
马克思接着用简明的两段（这正是对前面关于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的回忆）谈论自然主义和对象性的意义。自然对马克思来说似乎意指反对人的任何东西，它给人提供了活动的范围，并且满足着人的需要。正是这些需要和动机形成了人的本质。马克思称他的观点为“自然主义”，这不仅因为人为本质所支配，在自然之中且通过自然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更为基本的，还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被赋予了某些自然能力、力量和动机。然而，他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从属的受动性生物。人的动机的对象独立于人，人需要对象满足自己、表现自己客观的本质。这样，“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180]。马克思得出结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81]这包含着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的回应，但是当马克思讨论本质和对象性的时候，其思想和术语的主要来源是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182]
接着在对自己的人本质的概念这种离题的讨论之后，马克思继续他对《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强调说黑格尔似乎把异化与任何类型的对象性等同，这样他只是在思想上超越了异化：对黑格尔来说，结果是只有当人从事哲学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人，例如，最真实的宗教性的人是宗教哲学家。手稿的最后几页十分晦涩。的确，整个部分马克思都在苦心地努力解决黑格尔的辩证法问题，现代读者发现这种论证难以理解。就对论证的理解而言，“共同意识”倾向于同意马克思反对黑格尔——虽然当然是通过马克思折射出的一个黑格尔。[183]但是，必须不能忘记的是（特别是由黑格尔的弟子造成的）浓厚的唯心主义迷雾是马克思为了达到某种“经验的”观点所必须加以驱散的。
马克思自己并没有提供《巴黎手稿》的结论，要从这样一部探讨了包含有经济学、社会批判、哲学、历史、逻辑学、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不连贯的作品中得出结论是不可能的。虽然每一部分都有独立的主题，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部分都有着相近的风格。恩格斯描述的马克思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似乎第一次同时出现，如果还没有融合在一起的话。正是这些所有的手稿（至少在西方）引发了许多人对马克思的重新阐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把它作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来对待。手稿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出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广泛的关注；这部手稿的某些方面很快为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所吸收，一时甚为流行，这些方面为非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提供了远远超过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动人基础。
恰当地看来，这些手稿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一种对要采纳的思想的原初的、丰富的表现，手稿在随后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发展，尤其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后来的这些著作中，毫无疑问是更系统、更细致、在极为纯粹的经济的和历史的背景之下探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但是核心的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即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及其解放的可能性（通过共产主义支配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并没有改变。
四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
当马克思在巴黎热情地撰写手稿的时候，燕妮在特利尔又一次沉浸在了狭小的生活中。她很高兴与母亲又在一起了，在法国时她曾多次为母亲哭泣；但威斯特华伦一家陷入贫困以及胆小的弟弟埃德加尔的依赖令燕妮很沮丧。婴儿现在请了一个乳母，很快便脱离了危险。这个孩子是燕妮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喜欢长段描写的主要话题。当燕妮的老朋友和熟人来看她和小孩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好像在接待羡慕者。她尽力回避掉了一些关于马克思在巴黎从事工作的问题。事实上，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充满了疑虑：
亲爱的，我对我们的未来（无论短期的还是长远的）都感到极大的焦虑，我想我要为自己目前崇高的精神和兴致受到惩罚。如果你能够的话，请在这方面抚慰我的痛苦。人们对稳定的收入谈论得太多了。对此问题的回答，我只能是羞愧难当，并答之以往后我也会有华美的服饰。[184]
燕妮满怀焦虑，踏上了去婆母家艰难的旅途，她吃惊地发现婆母的态度自从她结婚以来发生了相当的变化。马克思的母亲和他的三个姐妹仍住在家里，她们热情欢迎她的到来。燕妮的心情只是由于荣克给她寄来1000塔勒所带来的新的富足而稍有改变。她给马克思的第一封信以一种马克思式愉悦的提醒（可惜很少被留意）结束：
请不要再用这种令人心酸和不愉快的风格写信了！！！要么就如实准确地写，要么就轻松和幽默地写。亲爱的，请让笔在纸张上滑动，如果有时要脱落和停顿，也要把一句话写完，然而，你的思绪简直就像老卫士的投弹兵，急速而又勇猛……如果他们的制服轻松地挂着而不是如此紧紧地系着，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法国士兵看来，这种轻松、轻巧的制服看起来是多么漂亮呀。试想一下我们拘谨的普鲁士人——它能让你战栗吗？所以，让那些特例走开，把那些语词安排到它们该去的位置。这些武士们的竞赛不应该太按规则进行。你的部队不正在走向战场吗？祝他们的统帅、我的黑男人好运。再见，宝贝、亲爱的，我的唯一。[185]
然而，后来的一封信（从特利尔写来的，当时那里因为有近百万使徒朝圣的人流而突然热闹起来），更为忧心忡忡：她渴望返回巴黎，免得马克思受这个城市的诱惑步入歧路；同时她又害怕——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在她返回不久又怀上第二个孩子。她写道：“钱袋现在是满的，也说明了再一次倒空是多么容易，而填满是多么困难。”[186]燕妮、乳母和已经长了四颗牙齿的孩子1844年9月回到巴黎，目睹了马克思一生中刚刚开始的最重要的友谊，这就是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
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出生于1820年11月28日，是巴门（即现在的伍伯塔尔）富有工业者一个大家庭的长子，巴门在离鲁尔不远的杜塞尔多夫的东面，有几英里的距离。他的曾祖父建了一个经营花边的工厂，工厂的繁荣使得这个家庭拿到了象征自己地位的盾形徽章。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彼得·欧门合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投资，建立了更大的纺纱厂，基地在巴门和曼彻斯特。恩格斯的母亲来自教师家庭，他们任职于荷兰语学校。商业和教会是恩格斯一家的两个支柱，老恩格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把这两个支柱植入心灵。年轻的恩格斯在小学是优秀的学生，尤其是在语言方面；但是他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为获得实践经验进入了父亲的工厂。然而，他利用了一切空闲时间写了大量的（甚至超过马克思的）诗歌，到他为获得更多的商业经验1838年被派往巴门时，他已经有出版的几个匿名小册子来增加自己的声誉了。虽然他住宿在一个牧师家庭，但是巴门城市的氛围已大大不同于他普鲁士家庭充满基督教《圣经》式的、清教徒式的色彩的顽固形式了。
在巴门的三年，恩格斯努力摆脱他所接受的正统基督教的教育，尤其是命定论。[187]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由施莱尔马赫，他很快便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显而易见，柏林是适合他保持文学兴趣的地方，他愿意服兵役，在首都郊区的兵营中做了一名炮手。在马克思离开几个月后，他到了那里。他很快为“自由人”团体所吸引，写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小册子反对谢林，并为《莱茵报》撰稿。在军队的岁月结束后，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曼彻斯特分厂去工作。在去往途中，他经过莱茵地区，与赫斯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因为这次会面，他作为“一流的革命者”崭露头角。[188]他还拜访了《莱茵报》的编辑；但是马克思“冷淡地”会见了他，把他看作“自由人”团体的成员，而当时恩格斯刚刚断绝了同自由人的一切关系。[189]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为欧文的《新道德世界》写了文章，结识了几位人民宪章运动的领导者，特别是结识了乔治·朱利安·哈尼。他还从曼彻斯特继续为《莱茵报》撰稿，并为《德法年鉴》寄送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对卡莱尔《过去和现在》的批判；一篇是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90]的文章，这篇文章对资本主义即将到来的末日所做的极为明确的预言使得马克思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并开始与他通信。从对曼彻斯特状况的考察来看，恩格斯已经开始为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很可能是已出版的东西中对早期资本主义所做的最为辛辣的批判）收集材料了。[191]
恩格斯1844年8月底回德国途经巴黎。8月28日在具有法国摄政时期风格的一间咖啡屋中，他与马克思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这是当时巴黎最为著名的咖啡屋之一，伏尔泰、本杰明·富兰克林、狄德罗、格林、路易斯·拿破仑、圣伯沃和马塞特（Musset）[192]曾经是它的顾客。长时间的亲密交谈使他们在接下来的10天中一直待在瓦诺街。恩格斯写道：“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193]。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回顾这次合作，恩格斯是这样简要地概括了自己的观点：
……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194]
这段话很可能准确地描述了他们后来的关系，虽然很明显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财政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就理论来说，人们争论说（带有很大的合理性）在恩格斯使他的朋友马克思幸存的13年中，恩格斯竭力（在他所有过于清楚的叙述中）吸取了马克思很多微妙的思想。[195]虽然如此，1844年夏末，恩格斯带着关于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给予马克思的要多于从马克思那里所接受到的。
从此开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马克思生命的结束。马克思恩格斯都来自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有着相似的出身，都有对诗歌的年轻的热情，都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转向了激进政治立场，因此有足够的共同经历以形成长久的友谊。但这种友谊的不同方面要多于它的相似之处：马克思的长处在于他抽象的能力。他完全吸取了黑格尔的方法，他的辩证方法以一种机智的综合把诸多元素混合在一起。当马克思在研究黑格尔的时候，恩格斯正在获取实践经验，正在以专职商人的身份亲身考察；恩格斯永远敏于综合，写作快捷、清晰，有时还使用甚至马克思也不熟悉的教义。他们的生活作风也很不相同。恩格斯的穿着一定是毫无瑕疵，他的研究永远是有条不紊，他有着商业般的精细，花钱有条理。马克思疏于衣着，研究很没有条理，毫不关心如何管理钱财。而且，马克思毫无疑问是个有家庭的人，不管他有时可能对这一点是多么后悔；恩格斯是一位卓越的追求女性的人，虽然他长时间地拥有爱，但一直拒绝婚姻。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起的头10天中，他们就决定用小册子对布鲁诺·鲍威尔做最后的清算，公开发表他们新近共同的观点。荣克尤其敦促马克思快点反对鲍威尔，马克思也已经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宣布了他的打算，即论述鲍威尔在新创办的杂志《文学总汇报》上宣传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写了大约15页，算是这个小册子中的他这一半；并与赫斯一起出发到对共产主义兴趣快速增长的莱茵地区做宣传。马克思直到11月底才写他这部分的草稿，他（典型地）很快发现“小册子”变成了几乎300页的书。1845年2月出版，起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指鲍威尔兄弟）——《神圣家族》（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96]
现代读者很可能同意恩格斯在得知这本书涉及的范围时的观点，即“我们两人对《文学报》所持有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我们竟然对它写了二十二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197]。这本书极为松散，是《文学总汇报》上没有结构、松散的批判文章。马克思的大多批判是做无谓的细微的分析，并故意把他们对手的文章观点歪曲到荒谬的程度。这种手法在当时尤其流行，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确可以使秘密性团体理解某种非常荒诞的观点。确实，兴趣是不会长久的。这尤其表现在鲍威尔的追随者对欧仁·苏庞大的哥特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两段长长的评论中。这些评论竭力用黑格尔的方式表明苏的小说包含着对现代社会“秘密”的解答。马克思详细批判了这种发挥性的解释，也批判了把小说作者的口吻道德化的做法。书中真正有意义的三个部分是马克思对鲍威尔抨击蒲鲁东的回应，内容涉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唯物主义。
马克思赞扬了蒲鲁东，认为他是第一个对私有财产的存在提出质疑并揭示私有财产对社会产生非人化影响的思想家。接着马克思总结了自己关于私有财产和无产者之间关系的观点：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
……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198]
社会主义者把这种历史作用归于无产者，似乎把无产者看作神，在对这种观点批判的回答中，马克思继续写道：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199]
鲍威尔希望切断哲学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认为社会中实际起作用的力量是历史，这种历史是独立的个人，一个形而上学的主体。马克思的观点正相反：“‘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00]或者又说：“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01]对鲍威尔来说，知识分子精英的思想由于与广大民众的接触受到威胁，他认为法国革命思想已为群众的热情所污染。但是对马克思而言，这些思想不能充分认识群众，所以资产阶级能够把法国革命变成自己的利益。鲍威尔叙述了大量的体现在法国革命中的“人权”，而马克思则继续探讨了《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主题，断言真正被解放出来的只是那无情的自私自利。
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也不同意鲍威尔的观点，后者认为法国的唯物主义运动是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一元论的直接延续。马克思要强调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例如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的反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方面。他追溯了18世纪社会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202]
《神圣家族》出版之时几乎没有人阅读它，当然，它也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但是将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几个主题首次出现在那里，因此马克思在12年后再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评论道：“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203]
马克思不得不在《神圣家族》出版之前离开巴黎。普鲁士政府比以往更经常地对《前进报》进行责难，甚至据说路易·菲利浦已经作了指示：“我们必须对德国哲学家的巴黎进行清肃！”1845年1月25日，内务大臣基佐查禁了《前进报》，颁发了驱逐其领导人（包括马克思、海涅和卢格）的命令。马克思被获许停留的时间比24小时长一点，他2月2日带着一位年轻激进的记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他离开了《前进报》团体）前往列日（Liegehe）和布鲁塞尔。整个行程两人用唱歌的方法鼓起精神。燕妮卖掉了家具和一些亚麻衣物，和海尔维格一家人一块停了两夜，几天后随着马克思去了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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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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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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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约1846年8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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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约1846年8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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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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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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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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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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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格奥尔格·韦伯（基尔）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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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格奥尔格·韦伯（基尔）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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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莫泽斯·赫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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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莫泽斯·赫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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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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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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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威廉·沃尔弗对西里西亚社会主义者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所作的摘录（约1846年7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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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威廉·沃尔弗对西里西亚社会主义者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所作的摘录
（约1846年7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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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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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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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6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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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
（1846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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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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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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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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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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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菲格斯·奥康瑙尔的信（1846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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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菲格斯·奥康瑙尔的信
（1846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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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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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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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摘录（1846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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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摘录
（1846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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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英美工人阶级的信（1846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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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英美工人阶级的信
（1846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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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格奥尔格·韦伯（基尔）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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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格奥尔格·韦伯（基尔）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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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一位社会主义者（布雷斯劳）给威廉·沃尔弗（布鲁塞尔）的信（约184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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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一位社会主义者（布雷斯劳）给威廉·沃尔弗（布鲁塞尔）的信
（约184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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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7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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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7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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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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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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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弗里德里希·门特尔（柏林）给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贝伦兹（马格德堡）的信（184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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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弗里德里希·门特尔（柏林）给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贝伦兹（马格德堡）的信
（184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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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约瑟夫·魏德迈（贝克罗德）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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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约瑟夫·魏德迈（贝克罗德）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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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亨利希·楚劳夫（埃尔伯费尔德）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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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亨利希·楚劳夫（埃尔伯费尔德）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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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6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⑴
97．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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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埃尔伯费尔德共产主义小组的信（184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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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埃尔伯费尔德共产主义小组的信
（184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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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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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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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罗兰特·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约1846年5月底6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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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罗兰特·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约1846年5月底6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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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莫泽斯·赫斯（韦尔维耶）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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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莫泽斯·赫斯（韦尔维耶）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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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尾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九部分尾声
一、俄国贵族
二、美国参议员
三、落魄的普鲁士陆军中尉
四、忠实的学生
五、无政府主义的对手
六、崇拜的女儿
七、英国绅士
八、马克思的自白
这里以摘录七位认识马克思的人对马克思的描述作为结尾。这些描述展现出来的差异性和敏锐性是很有意义的。最后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描述，就像在维克多利亚时代流行的“自白”游戏中所做的那样。
一俄国贵族
马克思是由能量、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组成的那种人。他的外表异常引人注目，有着浓黑的头发，毛茸茸的手，外衣的纽扣时常扣错，但是不论他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也不论他做什么，他看起来像是有权利和力量来获得人们尊重。他动作笨拙，但自信、自立。其行为方式公然藐视人类规范的惯常成规，显得高贵并有些傲慢；他锐利的金属质的声音与他对人和事物的激进观点惊人地协调。他永远是用一种命令的言辞说话，不容许反驳，并且他的言论由于他所使用的令人不快的音调而显得更加尖锐。这种语调表达了他内心对自己使命的坚定信念，即支配人们的思想并为他们制定律法。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似乎只有在白日梦中才能想像出来的民主的独裁者的化身。
——P．安年科夫：《俄国人对马克思的看法》，载《新时代》（1883年）
二美国参议员
那时他刚30岁出头，但他已经是公认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派别的领袖。他体格有些粗壮，宽阔的额头，乌黑的头发和胡须，乌黑而炯炯有神的眼睛，立刻就会引起众人的注意。他因学识广博而享有盛誉……马克思的话确实意味深长，清晰而富有逻辑，但我还从未见过其举止如此令人恼火和令人无法忍受的人。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意见，甚至不会出于尊重而屈尊考虑一下。对任何反驳他的人，他都予以极度的蔑视；对每一种他不喜欢的观点，要么辛辣地讽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无比的愚昧，要么轻蔑地诽谤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动机不纯。我极为清楚地记得他以一种伤人的傲慢说“资产阶级”这个词：资产阶级，也就是令人厌恶的精神和道德极端堕落的样板，对每一个胆敢反对他观点的人他都谴责为资产阶级。
——《K．舒尔茨回忆录》第一卷（伦敦，1909年），138页及以下诸页
三落魄的普鲁士陆军中尉
我们先是喝波尔多，接着是红葡萄酒，也就是红色的波尔多，然后喝香槟。喝完红葡萄酒，马克思就完全醉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因为他在这个时候比其他可能的情况下更为容易敞开心扉。我发现了某些在其他情况下只能进行推测的事情的真相。尽管醉了，马克思仍然支配着谈话直到最后一分钟。
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有着罕见的优秀的智力和明显突出的个性。假如他有着与他的智力匹配的内心，假如他有着同样多的爱与恨，我就会为他赴汤蹈火，即使最后他表达出对我彻底的、坦率的蔑视，而他先前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了他的蔑视。他是我们所有人中间我第一个和惟一的一个信任的领导者，因为他是一个处理大事时从不会沉湎于琐事的人。
然而，在我们看来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着绝好智力的人，却缺少高贵的灵魂。我深信一种非常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吞噬了他身上的一切善良。他嘲笑那些对他的无产阶级理论鹦鹉学舌的傻瓜，正像他嘲笑维利希的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一样。他惟一尊敬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是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统治的人。为了阻止他们的统治，马克思需要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只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这种力量。因此，他修改自己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应他们的需要。尽管他的种种相反的保证，他个人的野心才是他努力的目的。
恩（格斯）和他所有的老同事，尽管他们有着非凡的天分，但远远在他的后面和在他的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胆敢片刻忘记这一点，他就会用一种可以与拿破仑媲美的厚颜无耻地把他们推回他们的位置。
——《特肖尔致席默尔帕菲尼格》，载K．福格特：《我的经历》（日内瓦，1859年）151页及以下诸页
四忠实的学生
在给他人以应有的评价方面，没有任何人比马克思更仁慈、更公正。他太伟大了，以至于不羡慕、不嫉妒、不爱慕虚荣。但他像憎恨任何形式的欺骗和伪装一样，极为憎恨由妄自尊大的无能和庸俗带来的造作的伟大和虚假的名声。
在所有我认识的伟大、渺小或者普通的人之中，马克思是为数不多的摆脱了虚荣的人之一。他太伟大、太强大、太骄傲了，不需要虚荣。他从不打击任何一种看法，他永远是他自己。他像孩子一样不会掩饰、不做作。只要是社会或政治方面不尽如人意，他总是完全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毫无保留，他的脸就是他的心灵的镜子。当环境需要他克制的时候，他会表现出孩子一样的、常令朋友们开怀的困窘。
没有人能比马克思更真实——他是真实的化身。仅仅只是看着他，你就会知道你交往的是什么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战争不断的“文明”社会中，一个人不可能总是讲真话，那样会让敌人占便宜，或者冒着被排除在外的风险。而即使说真话常常是不明智的，但也不必总是说假话。我不需要总是说出我所想的、所感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说出与我内心不一致的看法。前者是一种智慧，而后者是虚伪。他绝对不是虚伪的人，就像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孩子。他的妻子常常称他“我的大孩子”，没有人（即使是恩格斯）比她更了解、更理解他。的确，当他处于我们通常所称的社会中时，在这个以貌取人、人必定会粗暴伤害别人感情的社会中，我们的“摩尔”像一个大男孩一样，他可能会像孩子一样地局促或脸红。
——W．李卜克内西：《卡尔·马克思回忆录》（芝加哥，1801年）93页及以下诸页
五无政府主义的对手
我们常常见面，我极为敬佩他的学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热情而诚挚的奉献，虽然这中间总夹杂着个人的自负；我热切地寻求与他对话，因为这些谈话富有启迪性而且机智，只要这些谈话不是由心胸狭窄的恶意引发的话——但不幸的是，这样的谈话太经常发生了。而我们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亲密关系。我们性情不合。他称我是感情脆弱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对的。我称他虚荣、奸诈、阴郁，我也是对的。
——M．巴枯宁：引自M．内特罗《巴枯宁生平与著作传略》（巴黎，1901年）71页
六崇拜的女儿
对那些认识卡尔·马克思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个常见的传说更为可笑的了，即把他刻画为阴郁、刻薄、不屈服、令人难以接近的那种人，就像雷神一样，常常大发雷霆，从未有过笑容，冷漠而孤独地坐在奥林匹斯山上。对那些认识他的人来说则是这样的一幅永远奇异和愉快的图画：呈现出最欢乐、最愉快的灵魂，身上满溢着幽默和愉悦，发自心底的笑声富有感染力，令人不可抗拒，对同伴有着最友善、最温柔、最富有同情的感情。
在他的家庭生活中，以及在与朋友甚至熟人的交往中，我感到人们可能会说马克思的主要性格是他极好的脾气以及对人无限的同情。他的善良和耐心确实惊人。一个性情不够温和的人，一定会被各种各样的人的经常性打扰以及不断强加给他的要求搞得发疯的……
对那些研究人性的学者来说，如此一个既是战斗者，同时又是一个最善良和最温柔的人好像并不奇怪。他们理解他有如此激烈的憎恨，只因为他有如此之深的爱；假如他犀利的笔触能够像但丁一样确实把灵魂囚禁到地狱之中，那是因为他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温情；假如他尖刻的幽默像腐蚀性的酸性物质一样能够刺伤别人，那么这些幽默同样能够慰藉那些身在困境和磨难中的人们。
——爱琳娜·马克思，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莫斯科），205页及以下诸页
七英国绅士
马克思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强壮的、不修边幅的、桀骜不驯的老人，随时准备（即便说不是渴望）进入冲突之中，并经常怀疑自己会受到随时来临的攻击。
当带着强烈的愤慨谈论自由党的政策，尤其是有关爱尔兰问题时，这位年迈战士的小而深陷下去的眼睛亮了起来，浓密的眉毛皱起来，那宽阔脸庞和大鼻子很明显因激情而抽动。他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串激昂的谴责，这表明了与此相仿的热情的性情，以及对我们语言的绝妙运用能力。他那深深地被愤怒而激动时的举止和低语，与他对当时的经济事件发表观点时的态度之间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他毫不费力地从先知和激烈指责者转换为冷静的哲学家；对于后者，从一开始我就感到我在这位大师面前不再是学生，从那个时候开始漫长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H．M．海德门：《冒险生活的纪录》（伦敦，1911年），269页及以下诸页
八马克思的自白
您喜爱的优点：
一般人……………………淳朴。
男人………………………刚强。
女人………………………柔弱。
您的特点………………………目标始终如一。
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
您对不幸的理解………………屈服。
您能原谅的缺点………………轻信。
您厌恶的缺点…………………奉迎。
您厌恶的人……………………马丁·塔波尔。［注：维多利业时代的流行作家。］
您喜欢做的事…………………啃书本。
您喜爱的诗人…………………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歌德。
您喜爱的散文家…………………狄德罗。
您喜爱的英雄……………………斯巴达、开普勒。
您喜爱的女英雄…………………甘泪卿。
您喜爱的花………………………瑞香。
您喜爱的颜色……………………红色。
您喜爱的名字……………………劳拉、燕妮。
您喜爱的菜………………………鱼。
您喜爱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Nihilhumaniamealienumputo）。
您喜爱的箴言……………………怀疑一切（Deomnibusdubita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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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埃尔伯费尔德）的通告（1846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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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埃尔伯费尔德）的通告
（1846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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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罗兰特·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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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罗兰特·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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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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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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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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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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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反对海尔曼·克利盖出版的《人民代言者报》的通告（184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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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反对海尔曼·克利盖出版的《人民代言者报》的通告
（184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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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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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童年时代
二、学生时代
三、新闻出版
我……在脑海中会像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予那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你能否使你的亲人们感到幸福这个疑虑，最近一直在折磨着我。
——亨利希·马克思
一童年时代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被现时代许多工人阶级运动宣布为自己的导师和绝对无往而不胜的革命领路人卡尔·马克思，却出身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事实上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概括自己的思想的：人们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成长于德国，悠久的历史赋予他传统感，也把他和当时德国不发达的残酷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家庭具有彻底的犹太血统，又作为新教徒迫不得已地生活在天主教地区，所以他的家庭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社会环境看成是一个统一整体。就马克思个人的情况来看，由于他未能在大学教育系统（这种教育系统根本没有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一席之地）中谋得一个教职，这更加强了他的疏离感。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特利尔城。当时这个城市大约有15000名居民，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1]，也是地理位置最为优越的城市之一。它坐落在摩塞尔山谷，四周环绕着葡萄果园，其间几乎全部覆盖着地中海的茂盛植被。这个城市曾经被命名为奥古斯塔·特瑞沃洛姆，一度被称为北部罗马，并曾作为罗马军队最大司令部所在地。马克思（实际上）是在黑门（PortaNigra）［注：罗马城墙的北门，早期基督教大教堂的大厅。——译者注。（本书中星号注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本书编者）］附近长大，这里有第四世纪时期宏伟的教堂，永久纪念着特利尔的庄严与辉煌。在中世纪，该城市作为诸侯—大主教驻所，边界曾延伸至梅斯、土伦和凡尔登；据说它所拥有的教堂数量比德国任何一个与它大小相当的城市所拥有的都多。马克思不仅有着终生来自特利尔城的莱茵河畔口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历史一贯而专注的热情也正源于年少时的这种环境。不只是这座罗马时代的城市影响了他，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座城市连同莱茵河畔的其他地区都划归为法国，并且依照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进行管理，因此在足够长的时间里，这座城市都浸润在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氛围中，这种氛围是德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1814年莱茵地区并入普鲁士后，这里积蓄了巨大的不满。——特利尔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居民大多数是官员、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是葡萄果园，而葡萄果园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外部的竞争，情景日见萧条。随之而来的失业和物价上涨导致了赤贫、卖淫和外出移民的加剧，致使该城市有超过1/4的人口完全依靠公共救济而生活。
因此，毫不奇怪，特利尔是德国最早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城市之一。该地区的大主教被迫从传道的立场出发对圣西门的思想进行谴责。而城市委员会书记路德维希·伽尔倡导傅立叶学说，坚持不懈地揭露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及因此而产生的对立。
由于来自于法定地被排除在社会整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中，所以马克思更多倾向于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很难发现一个人拥有比马克思更多的犹太血统。[2]马克思（Marx）的名字是Mordechai〔摩德凯〕的缩写形式，Mordechai〔摩德凯〕后来变化成Markus〔马库斯〕。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1782年出生，是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第三个儿子。后者在他岳父去世的时候成为特利尔拉比，这一职位又被他的长子萨缪尔（马克思的伯父）继承下来。萨缪尔1827年去世。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祖辈很多人是拉比，他们最早从波西米亚来；妻子叶娃来自更为显赫的家族：她是特利尔拉比莫泽斯·里沃夫的女儿，父亲和祖父也是这座城市的拉比。莫泽斯的父亲约书亚·希尔舍·里沃夫1723年被选为特利尔拉比，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犹太名人之一；在为真理奋斗的事业中，他以一位无畏的勇士而闻名遐迩。据说犹太世界中任何重要的决定都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约书亚·希尔舍的父亲阿伦·里沃夫也是特利尔拉比，后来去了阿尔萨斯的黑森，他在那里又做了20年拉比。阿伦·里沃夫的父亲莫泽斯·里沃夫来自波兰的波兰雷姆堡（德语为里沃夫城），迈尔·卡齐涅伦包根先辈16世纪是帕多瓦犹太法科中学的校长，另一位亚伯拉罕·哈列维·敏茨先辈是帕多瓦的拉比，其父亲15世纪中期由于迫害的原因离开了德国。事实上，16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都是马克思的先辈。[3]
关于卡尔的母亲罕丽达家族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要少一些，但是她所拥有的拉比传统似乎并不比她丈夫的少。她是荷兰人，是奈梅亨城市拉比艾萨克·普列斯波克的女儿。据爱琳娜（马克思的女儿）说，在她外祖母家族中，“子孙们数世纪以来一直都是拉比”[4]。在给荷兰社会主义者波拉克的一封信中，爱琳娜写道：“非常奇怪，我父亲的半个荷兰血统很少为人知道……我的外祖母家族的名字是普列斯波克，一个古老的匈牙利犹太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由于迫害的缘故移居到荷兰，正如我所说的，它以普列斯波克的名字为人所知，实际上这个名字是他们家乡城镇的名字”[5]。
马克思的父亲很少受到数世纪以来这种严格的犹太古老正统思想传统的影响。他很早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声称“公正讲来，除了母爱之外”[6]没有从家庭中得到任何东西。他经常向儿子讲起在他职业生涯起步之时所经历的巨大艰辛。马克思出生之时，他是特利尔城市的高级诉讼法庭法律顾问，同时在特利尔地区法庭供职，并且被授以很类似于英国质量管理小组成员的头衔。虽然他主要是在自己的业务圈子中活动，但是多年来一直担任这个城市律师协会的主席，在市民社会中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
尽管亨利希·马克思似乎很少受到他幼年禀受的犹太文化教育的影响，但他“转而皈依”基督教却纯粹是为了能够继续从事他的职业。[7]拿破仑的法律虽然给了莱茵地区的犹太人一定的平等权利，但是也曾试图对他们的商业活动加以严格控制。莱茵地区移交给了普鲁士之后，亨利希·马克思就给新任总督写了一份报告书，郑重请求取消只应用于犹太人的具体律法。他谈到了他的“共同信仰者”，并完全肯定了自己的犹太身份，但是这份报告书没有起到作用。犹太人有两个时期生存状况最为糟糕：1818年颁布了一条法令，继续无限期地使用拿破仑法律；此前两年，普鲁士政府决定莱茵地区使用普鲁士从1812年颁布的法律。这些法律虽然赋予了犹太人与基督徒平等的权利，但他们在国家政权中的任职却依赖于国王的分配。省最高法院执行官冯·塞斯，1816年4月视察了莱茵地区，见到了亨利希·马克思，印象深刻，认为他“学识渊博、异常勤勉、表达清晰、绝对正直”。因此，他推荐亨利希·马克思和另外两名犹太官员继续担任职务。但普鲁士司法大臣反对这种例外，因此亨利希·马克思被迫改变了宗教信仰，用冯·塞斯的话说是为了避免“陷入贫困”。他选择做一个新教徒，虽然特利尔新教徒大约只有200人，并在1817年8月之前受了洗。[8]（正是在此期间他把名字改为亨利希，这个名字现在以希舍尔为人所知。）
马克思的母亲身材瘦削，她对犹太信仰的依恋似乎比马克思的父亲要多。当孩子们1824年受洗时，长子卡尔到了入学年龄，她作为犹太人登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一个附加条件：她同意孩子们受洗，但是由于父母的原因希望推迟自己的受洗时间。她父亲1825年去世，同年她受了洗。仅存下来的她的几封信件是用不成文法的德语写成的，没有任何标点。甚至她给荷兰亲戚的信件也是用这种德语写成的，这个事实表明她在父母亲的家里说意第绪语（Yiddish）［注：意第绪语，中欧或东欧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国际语。］。由于她非常依恋自己父母那边的家庭，所以一直感到自己在特利尔有点像个陌生人。现存的为数不多的资料表明她是一个朴素的、未受过教育的勤劳女性；活动范围几乎完全局限于自己的家庭，过度操劳，经历了悲伤和枯燥的道德说教。因此，罕丽达·马克思极有可能在家中保持着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这种强大的家族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9]，他后来写道。犹太传统习惯，尤其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很容易就摆脱得了的。马克思的两个亲密朋友海涅和赫斯，一个由于文化原因改信了新教，另一个则公开宣布是无神论者；但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他们都保持着犹太人的自我意识。甚至马克思最小的女儿爱琳娜虽然只是半个犹太人，在伦敦东区的工人集会上也用一种挑衅式的骄傲宣称：“我是一个犹太人”[10]。莱茵地区的犹太人常常被当成这一地区农民贫困加剧的替罪羊，人们认为，这种地位增强了他们的集体自我意识。因此，虽然在拿破仑法律下实现了公民平等，但是神圣同盟的成立和它的“基督教国家”政策以双倍的分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反犹太主义的麻烦中，信仰宗教的犹太人公开承认了一种异教信仰，很多人要求成为独立的人民。在马克思参与的很多极其激烈而艰苦的论战中，例如与卢格、蒲鲁东、巴枯宁、杜林的论战，他的犹太身份不可避免地卷入进去。马克思本人是否具有反犹太倾向，引起了很多争论：无疑，如果浅浅地阅读一下他的小册子《论犹太人问题》，似乎更多地表明了这一倾向[11]；他的信件包含着无数贬抑犹太人的词汇[12]；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一直反犹。一些马克思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已经在马克思的拉比家统中找到了理解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钥匙；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他的一些思想，甚至生活风格都有着先知传统的回声，但是这种传统本身或多或少是西方传统思想的一部分；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世俗化的犹太教，似乎是太简单了。[13]
很明显，正统的犹太人想法与马克思父亲的整个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据爱琳娜回忆，他“深深地沉浸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里”[14]，完全赞同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信理性的力量，认为理性可以解释这个世界并推动这个世界的进步。在这样的信念中，法国思想家们把洛克和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与诸如莱布尼茨等德国的古典形而上学哲学家的独断的理性主义调和起来。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说明人类本质上是善的，并且都同等地具有理性；认为人类的不幸完全是由于无知，这部分源于悲惨的物质状况，部分源于那些掌权人对真理人为的压制或歪曲（无论是在世俗的层面还是宗教的层面上都是如此），并长期为了显而易见的利益维持这种欺骗，让人类在这种欺骗之中劳作；认为消除这种境况的一条主要途径是教育；另一条途径就是改变物质生活条件。
从保留下来的亨利希·马克思的信件来看，用他孙女爱琳娜的话来说，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伏尔泰、卢梭熟稔于心”[15]。他的宗教信仰是表面化的、道德说教式的自然神论：卡尔·马克思未来的妻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把亨利希·马克思描述为“具有莱辛信仰方式的新教徒”[16]。他的生活观在他给卡尔的建议中作了很好的概括：“毕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这通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17]
亨利希·马克思与莱茵地区自由主义运动也有密切联系。他是特利尔卡西诺俱乐部文学社的成员。该俱乐部成立于法国管辖时期，名字来自于集会地点。自由主义运动在法国1830年革命后日益壮大。为了纪念特利尔莱茵地区议员的自由主义代表，该俱乐部1834年（当时卡尔16岁）举行了一次宴会。这次宴会是争取更有代表性宪法的筹划活动的一部分，是在普鲁士举行的唯一的一次，此类的其他很多宴会都是在德国的非普鲁士地区举行的。虽然作为这次政治性宴会的五名组织者之一，亨利希·马克思极为积极活跃，但他最后的敬酒提议却典型地温和顺从。与自由主义者要求最为接近的地方，是他热情洋溢地感谢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感谢他的“宽宏大量，所以我们拥有第一批受人欢迎的代表制度”。最后他说：“让我们充满信心地面对美好的未来，因为它掌握在仁慈的父亲、公正的国王的手中。他高尚的心灵将永远会愉快地接纳他的人民正当而合理的愿望。”[18]接着大家唱了几首革命歌曲。一份警察报告向政府汇报说亨利希参加了歌唱。这次宴会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愤怒，这种愤怒由于两周后更为激进的示威游行而升级了。这次示威游行是为纪念卡西诺俱乐部成立而举行的，当时人群高唱《马赛曲》，挥舞三色旗。普鲁士政府严厉批评了莱茵省总督，同时对卡西诺俱乐部进行了更为严密的警察监控。亨利希·马克思参加了这一运动的第二次示威，但是没有唱歌：他不是亲法国者，他憎恨被他称作拿破仑的“荒谬意识形态”的东西。[19]虽然对普鲁士所抱有一定程度上的爱国精神一直冲淡着他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他有着对被压迫者权利的关切，这一点不能不说影响了他的儿子。[20]
马克思家庭有足够的金钱过相当舒适的生活。亨利希的父母生活曾很贫困；虽然他的妻子带来了相当多的嫁妆，但他还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成功。马克思出生的地方是一幢建筑相当好的三层楼房，有一个带走廊的院子。[21]然而，亨利希只租了一层的两间和二层的三间房子。这里住着他们7个人，并且他也在这里处理法律业务。卡尔出生18个月后，他们家在特利尔买下了另外一套房子入住。这套房子比先前的要小得多，但是却有十间房，并且在庭院里有一套别墅式的房屋。[22]他们家中有两个女仆，并且在城市边缘还有一个葡萄果园。然而亨利希·马克思付的收入税收并不高，他给儿子的信中的一些言论（他敦促卡尔把几封信用包裹一起邮寄，这样会便宜些）仍表明了家中的积蓄不多了。[23]
马克思家中有九个孩子，卡尔排行老三；最大的莫里茨·大卫4岁时夭折了，当时马克思已经出生，因此卡尔成了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姐姐，索菲娅。他孩童时期，似乎对姐姐特别依恋。索菲娅后来嫁给了一位律师，住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马克思的两个弟弟都早早地死于肺结核，他的两个妹妹也是这样。剩下的两个妹妹，路易莎和荷兰人犹塔结了婚，移居到开普敦；另一个妹妹埃米莉嫁给了一位工程师，住在特利尔。关于马克思孩童时代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其中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些姐妹们。她们告诉外甥女爱琳娜，马克思早先时候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24]
马克思极有可能一直到12岁都是在家中受教育。接下来的五年（1830—1835）里在特利尔读中学，这所学校原先是耶稣会学校，后来定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马克思在这里受到了典型而纯粹的人道主义的教育。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曾由特利尔后来的特利尔选帝侯克利门斯·文采尔引入该校。他采用了著名前任费布罗尼乌斯的基本原则，努力从康德哲学的观点出发调和信仰与理性。为了对抗神职人员的无知，他把这所学校变成了一种小型学院。在法国占领期间，这所学校降到了极小的规模。但莱茵地区归并后，它重新调整，吸收了几位极有才华的教师。[25]学校有影响的人士主要是校长胡果·维滕巴赫，他是马克思的历史老师，也是马克思家庭的朋友。歌德对他颇有好感，说他是“康德哲学专家”[26]。他参加了卡西诺俱乐部的成立。1832年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汉巴赫大游行之后，维滕巴赫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学校受到了搜查：在学生的物什中发现了汉巴赫的演说稿和反政府的讽刺文学作品。1834年，也就是卡尔·马克思在校第四年，作为卡西诺事件的结果，数学老师被指控信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希伯来语老师由于参加唱了革命歌曲而被指控。维滕巴赫本人受到了免职的威胁；而最后，反动的副校长廖尔斯被认为反对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卡尔·马克思此时的态度可以通过他父亲的信中对他的埋怨看出来，他和另外一个学生以故意藐视廖尔斯而闻名。在他们离开学校时，向所有老师辞别，而唯独没有理睬廖尔斯。[27]
在马克思的同学伙伴中，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部分出身中下阶层，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据说卡尔的“同学伙伴对他既爱又怕，爱他是因为他可以随时开始男孩子式的玩闹，怕他是因为他能够毫不费力地写讽刺诗文嘲笑他的对手”[28]。在后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他轻蔑地谈道：“有一些农村来的笨人，他们准备投考教会学校（天主教的），大多数人领取助学金”[29]。马克思在学校没有交到长久的朋友，虽然他打算发展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伙伴的友情，这就是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他未来的妻弟。埃德加尔的姐姐燕妮把他描述为“我孩童时期和青年时期的偶像”。
学生的成绩并不好，他们中有一半通不过最后的考试。马克思的智力虽不是十分突出，但也在一般以上。在班里的32名学生中，他大约排第八名。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当时班里平均年龄大约是20岁。学校非常重视语言学，马克思的拉丁和希腊诗文好，宗教课程令人满意，法语和数学是弱项，奇怪的是他的历史最糟糕。[30]保存下来马克思最早的手写材料是他为德国学校毕业考试而写的三篇文章。拉丁语作文是关于奥古斯都元首的，意义不大。但是，关于宗教的一篇作文和一篇德语作文却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这两篇文章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洋溢着要通过一种方式把人的个性完全发展出来的热情，即规避权力和荣誉、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为人类整体谋福利。宗教作文的题目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31]马克思由阐述历史开始：“这个人类的伟大教师”，向我们表明了从古代以来，人的本性一直是在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道德水平。“由此可见，各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同基督一致的必要性。但是，在我们研究各个人的历史，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也看到他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32]。虽然罪恶的引诱会吞没这些自然的本性，但是信徒与基督的一致能够克服这些罪恶的引诱，并提供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未被发现的知识奥秘中想要找到而没有找到的，只有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而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孩童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它，并且它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33]。
这篇作文包含着相当多的悲情和愉快的虔诚，但是基本上还有一种理性的架构，说明了基督教的出现为何对人类全面的道德发展是必需的。马克思有一种异常遥远和毫无色彩的自然神论上帝观念，类似于他父亲和约瑟夫·居佩尔牧师的观念，后者在学校讲了宗教的教育指导作用，在1834年3月给马克思施行了坚信礼。居佩尔还掌管着特利尔的一个小型新教教区，是亨利希·马克思的朋友。他对伦理问题尤其感兴趣，对宗教的态度受康德的强烈影响，认为要达到“真正的人”，教育是最好的途径。居佩尔把自己的教学建立在基督这个人和《圣经》的基础之上，他受到理性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规避任何宗派主义。[34]马克思的文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老师的看法，这位老师称赞了这篇文章，虽然他也公正地评价说“一致的实质并不明确，一致的原因也只是从一个方面谈到”[35]。
德语作文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表现出了更多的新意。[36]马克思的主题是：虽然人选择职业不能完全地随心所欲，但正是选择的自由使他区别于动物。一个人不应该由于野心或突然的热情失去理智：重要的是在为人类服务中把握住工作机会，同时避免由于抽象的真理迷失方向。这篇文章以充满激情的、对生命价值的信仰宣言结束，而这种价值，就是为人类利益而牺牲生命。
在主题和结构上，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和他同学的一样，基本理念是德国启蒙运动和古典时期的人道主义者的理想观念——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相互依赖的人群共同体的全面发展。[37]马克思的文章中没有任何超验的上帝的痕迹：上帝、自然和创造这些词语是可以互换的，历史过程是内在的。马克思开篇写道：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38]
对每个人来说，他们在生活中都配有自己的目标，这种目标通过“轻柔而真实的”内心声音指示出来。它很容易被对虚荣的野心和渴望所迷惑，因此细心体察是必需的，看他真正适合做什么。一旦冷静地考虑了所有因素，那么就应该充满热情地去从事所选择的职业。“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39]这句话作为马克思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一个萌芽而受到热烈的欢迎。[40]但是，人的活动持续地受到已经形成的环境的限制，这是一个至少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学派一样古老的思想。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甚至已经在一个17岁中学生的头脑中出现，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种观点应是错误的，即认为在马克思早期作品中，他就提出了他后来给出答案的一些问题：他后来的著作，是在受了黑格尔和黑格尔派的强烈冲击后形成的，包括很多全然不同的问题，因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答案。无论如何，这篇文章接下来的段落，提到了人的身体或智力的缺陷，表明马克思这里的意思仅仅是当一个人选择职业的时候，他应该考虑他所处的环境。
接着马克思阐述了应该选择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赋予人人生价值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41]。这种完美的观念在职业的选择中具有首要的支配作用，它一直存在于马克思的心灵中：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似乎还是最高尚的。[42]
在这里，一些学者也竭力寻找马克思后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43]的思想萌芽。同样，这里需要比前面部分更为深入地解读马克思的文章，马克思的完整意思是指从事一种关于抽象观念的职业应特别谨慎，因为“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合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事的人毁灭”[44]。问题首要是实践的问题，而完全不是依据理论提出来的。
文章结尾带有理想性，揭示了一种纯粹的、年轻的理想主义：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45]
维滕巴赫批改了文章，认为“非常好”，他因为文章富有思想、结构合理而赞扬了马克思，同时也正当地批评了马克思“过分追求非常精致的形象表达”[46]。
马克思在大学的头几年就表现了对夸张比喻的热情和对诗歌的热爱，这种热情和热爱由于他与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友谊而加强了。后者是除了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之外，第三个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力的人。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比亨利希·马克思大12岁，1770年出生于新近显贵的家庭。他的父亲菲利浦·冯·威斯特华伦，是一位正直、坦率、极富能力的正在上升中的德国中产阶级议员，七年战争期间曾是布伦瑞克公爵的私人秘书；在以明登战役为高潮的几次军事战争中是上司极为重要的助手；后来被英国乔治三世封为贵族。战争期间，他与苏格兰贵族女子珍妮·威沙特结了婚。当时她到德国来看望她的姐姐，她姐姐的丈夫贝什维兹（Bechwith）将军掌管着英国军队。珍妮·威沙特是英国阿盖尔郡伯爵的后裔，带着一些物什，其中有一冠形的银器，这一器件后来被马克思和燕妮多次典当。[47]他们最小的儿子，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秉承了父亲自由与进步的思想：普鲁士失败后，他进入拿破仑的威斯特伐利亚统治区的政府机关工作，后来成为萨克森北部萨尔茨韦德尔城镇的地方副长官。他的第一个妻子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后来去世了；他又和一个驯马师的女儿卡洛琳结了婚。
路德维希和卡洛琳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燕妮在他们移居特利尔的前两年1814年出生。在特利尔他调任（级别稍微降了些）为城市顾问：他不完全赞同普鲁士新政府的政策，据说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前法国莱茵地区的家中更加强了。威斯特华伦一家移居到了一座离马克思一家相当近的、非常好的房子里[48]，虽然他们本不是有钱的家庭。[49]由于亨利希·马克思和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两个人都是在城市法律机构工作，又都是同一个新教徒小团体的成员，所以很自然两人成了朋友。燕妮成了索菲娅·马克思非常亲密的朋友，两个家庭经常来往。男爵当时60多岁了，渐渐对马克思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他极其有教养，讲英语，也讲德语，能够毫不费力地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著作，尤其喜爱浪漫派诗歌。爱琳娜·马克思记述道：冯·威斯特华伦“灌输给了卡尔·马克思对浪漫主义学派的热情，他的父亲和他一起阅读伏尔泰和拉辛，而男爵给他阅读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都是他整个一生最喜爱的作家”[50]。男爵在年轻的马克思身上投注了大量的时间，两人为了谈论思想，漫步穿过附近“美丽如画的小山和树林”。除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外，男爵还热心于进步的政治思想，激发了马克思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人格和著作的兴趣。
亨利希·马克思赞同儿子热爱男爵，同时告诫他：“你是幸福的，像你这样年纪的年轻人能得到这样的幸福是少有的。在你刚踏上人生的一个重要历程的时候就找到了朋友，而且是一个比你年长又比你老练的可敬的朋友……你能不能对这个朋友信守不渝，永远做个无愧于他的人，这将是对你的性格、你的才智和心肠，尤其是对你的道德的最好考验”[51]。马克思对男爵的友好心怀感激之情，以至于1841年把博士论文热情洋溢地献给了他：
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个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
我希望一切怀疑观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颂扬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52]
二学生时代
1835年10月，马克思刚过17岁不久，离开家庭去读大学。当时他全家出动，清晨四点钟起床，到汽船码头送他。船航行了16个小时，经摩塞尔到科布伦茨；第二天在那里换乘一艘船顺由莱茵河到波恩；第三天他注了册，成为波恩大学的一名法律系学生。马克思由冯·威斯特华伦激发的对浪漫主义的热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家庭和原来学校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神——随着在波恩的一年而增加了。波恩城市本身并不比特利尔大多少，但是这所有700名学生的大学却是莱茵地区的思想中心，那里的主流思想是彻底的浪漫主义，最受欢迎的讲座（马克思参加了）是年长的奥·威·施勒格尔所做的有关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一般而言，几乎不谈论政治：这所大学和德国其他大多数大学一样，经历了19世纪30年代初的自由言说和反政府运动浪潮，但这已经完全被镇压了。马克思第一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学习，报名选了九门课程，后来依父亲的建议减到六门：其中三门是文学课程。他第一个学期末报告说他怀着热情专注地完成了所有的六门功课。但是，第二个学期由于过度劳累，在1836年初就生病了，他把课程减到四门，花在正规学习上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父亲一直抱怨儿子没能和家里保持联系，把在校学习的情况告诉家人：他离开家人到波恩三个星期没有一点消息，后来三个月中只给家里写过两封短信。他还花钱一直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这是他一生的特点。第一学期，马克思与来自特利尔的颇受尊敬的学哲学的校友（早他一年入学）同室，成为30名特利尔同乡会会员之一，并且很快成为五名领导者之一。该会的活动主要是喝酒。马克思完全进入了这种生活，以至因为“喝酒的吵闹声扰乱了夜间的平静”[53]而被学校关禁闭，虽然只有24个小时。学校的“监禁室”远不那么令人难受，因为被监禁者的朋友有权去看望他，和他一起喝酒、打扑克，帮他消磨时间。1836年，来自特利尔的学生和波路西亚—可普学生会普鲁士年轻的贵族学生之间在校园里发生了争执。后来一度发展为公开的打斗。1836年8月，马克思在一次决斗中左眼上方受了伤。他还由于“在科伦携带被禁止武器”[54]，被批评并被告到学校领导那里，但事件的调查不了了之。
不再喝酒和决斗之后，马克思大部分时间用来创作诗歌，并参加了一个志同道合者的俱乐部。该俱乐部很可能有些政治色彩：卡尔·格律恩，未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位奠基者，是其会员之一；俱乐部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并且与同样被怀疑的其他大学诗歌俱乐部有着联系。在马克思给家人为数不多的信中，他习惯附上自己的、却令他的父亲无法理解的作品。当儿子要出版费用时，他警告儿子：虽然你的诗歌“天分着实使我感到高兴，对它我寄予很多期望，但是，如果看到你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我会感到伤心的”[55]。学年结束前，亨利希·马克思认为在波恩一年已经足够，他的儿子应该转到柏林大学。
但在马克思出发去柏林前，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在波恩的胡闹刚结束”，亨利希·马克思1836年暑假给他写信：“你的债务——说真的，数目可不小——刚偿清，那爱的折磨立刻又令我们震惊地开始了”[56]。燕妮和卡尔最早在孩童时候就一直是朋友。燕妮有着深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在特利尔备受瞩目，甚至被选为舞会女王。年轻的马克思——把自己描写为“一个真正热烈的罗兰”[57]——是一个不懈的追求者：在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去波恩前，他们之间默契相许，1836年夏天，这种默契变成了正式婚约。从当时的风俗来看，这种婚约极度不寻常：马克思只有18岁，燕妮大他4岁，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有些悬殊。开始时只有马克思的父母和他的姐姐索菲娅（这对恋人的牵线人）知道这个秘密。燕妮的父亲1837年3月同意了这件婚事。马克思的父母（至少在开始时）并不很热衷于这种结合；他们与燕妮的家庭也一直有着“数年来不必要的和令人心累的冲突”[58]。马克思后来激烈反对他女婿在报纸上的声明，这种来自威斯特华伦家的反对是基于反犹太主义[59]。冲突很可能源于对方一些家庭成员根本的反对态度。
1836年10月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前往柏林，追求燕妮（如果还是半秘密状态的话）的成功强化了他对浪漫主义和诗歌的兴趣。柏林这个首都城市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和波恩形成鲜明的对比。恩格斯后来回忆起柏林的时光，生动地写道：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但行动上懦怯的奴颜婢膝的小市民，有还极不发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它仅仅作为一个‘王都’所具有的一切特点”[60]。确实，柏林是一个异常没有传统根基的城市，它没有长期形成的贵族阶级，没有纯粹的资产阶级，没有新生的工人阶级。虽然如此，它有着超过300000的居民，是位居维也纳之后的最大的德国城市。它有一所大学，面积三倍于波恩大学，并且有着全然不同的氛围。早在10年前还是学生的费尔巴哈曾在信中给他的父亲写道：“在这里根本用不着考虑饮宴、决斗、集体娱乐之类的问题。在任何其他大学里都不像这里这样普遍用功，这样对超出一般学生之上的事物感到有兴趣，这样向往学问，这样安静。和这里的环境比起来，其他的大学简直就是酒馆。”[61]
我们例外地很清楚马克思在柏林第一年的情况（在那里他要待四年半），这要归功于保留下来的、他写于1837年11月的一封给父亲的信（这是在凌晨的烛光下写成的）。这是一封极为私人化的信件，在信中他用大量篇幅叙述了他在刚过去的一年间的思想变化历程。
当我离开了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爱的——，而且起初是热烈追求的、没有希望的爱的世界。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62]
一到柏林他不情愿地作了几个必要的拜访，接着就把自己完全隔离起来，沉浸在科学与艺术中。抒情诗的写作是他首要的题材；至少，正如他本人所说：它是“最愉快最合意的”[63]。他在波恩和1836年秋天在柏林写的诗歌没有保留下来。后来写的编为三本诗集：《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这三本诗集都是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据索菲娅·马克思记述，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收到诗集“掉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64]。她终生都细心地保存着诗集，虽然她的女儿劳拉记述说“父亲并不看重那些诗歌；每次父母谈起它们，总是开怀大笑这些年轻时的荒唐行为”[65]。社会民主党历史学家梅林认为这些诗歌，除一首外，都是爱情抒情诗和浪漫主义叙事诗。他在绝大多数诗歌丢失之前曾有机会阅读它们，对它们的评价：“是地地道道的尚未成形的作品”[66]。诗歌充满了箴言、海妖、对群星和英勇骑士的歌唱，“没有浪漫主义特有的充满魅力的调子”[67]。马克思认为，它们：
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情况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不过也许还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对蓬勃朝气的追求，——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的内容的特点。[68]
这些保存下来的诗歌大部分是1837年上半年写的，另外还有戏剧性幻想和幽默小说的片断。马克思试图出版部分诗歌，给《德意志诗歌年鉴》的编辑阿德尔伯特·冯·夏米索寄去了一些诗稿，但是期刊已经付梓印刷了。马克思虽然把诗歌献给了父亲，但这些诗歌不怎么符合父亲的口味。亨利希·马克思甚至鼓励儿子努力写一首长篇颂诗，一篇“应当能为普鲁士增光……强调指出王国的天才……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的和渗透德意志精神的”[69]颂诗。但马克思的榜样是海涅、歌德和席勒，他的诗歌包括了德国浪漫主义的，除政治上反进步和民族主义之外所有的著名主题。诗歌充满了悲剧的爱情，把人类命运说成神秘力量的玩物。有着富有创造力的、远离社会的同时又寻求志同道合者团体的艺术家常见的主观主义和强烈的自我欣赏。作为对燕妮爱情的结果：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70]
其他一些诗表达了对无限事物的渴望和诺瓦利斯式的对死亡的热爱，还有一些诗完全展现了神秘想象中的梦的世界。一系列典型的浪漫主义讽刺手法用于这些审美的、理想主义诗歌，对诸如医生和数学家那样的“庸人”进行攻击，他们从事功利主义的职业，而这些职业的基础是有条理的、理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了有助于写作，马克思大量地摘录了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爱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的历史》。马克思有摘录他阅读过的一切书籍的习惯（有时加上自己的评论），这种习惯保持终生；那些保存下来的笔记本有益地推动了他思想的发展。[71]他还写了几章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小说采用斯特纳的风格，后来他放弃了。接着创作的《乌兰内姆》的第一场，是当时一部幽默惊险剧本，主人公是逐渐变老的浮士德的不怎么成功的翻版。《乌兰内姆》也没有超出巨大长篇的第一幕剧，这种幕剧包括了对爱情（在它所有的形式上）、死亡、毁灭和永恒的激烈思考。[72]最后，有一首关于黑格尔的有趣的系列讽刺短诗，马克思指责了黑格尔的傲慢和晦涩。在诗的第一节，他写道：
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领会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了不起，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长久地探索着，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73]
第二节讽刺短诗有着相同的主题，开始写道：
我教授的语言，在风云急变中已全被搅乱……[74]
最有趣味的是诗的最后一节：
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
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
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
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75]
如果把它当成马克思本人的话，那么这段话的意义就会完全被误解。像前一节一样，它是“黑格尔”自己所讲的主观浪漫主义，是为马克思所批判的，因为它与每日的现实联系得过分紧密了。马克思诗的整个的主题是要对黑格尔作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批评，这在浪漫主义作家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概而言之，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伊始，与中学毕业作文中表现的思想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不再为为人类服务的思想所鼓舞；不再关注于要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可以最好地为这一崇高理想而献身的位置上。相反，1837年他的诗歌却呈现出了对离群索居天才的崇拜和对抛开了其他人的个人人格发展的内在兴趣。[77]
马克思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强烈爱好无疑由于和燕妮关系的紧张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在燕妮父母还不知道他们订婚期间，燕妮从根本上就拒绝与她的未婚夫通信。“我已得到你的燕妮的无限信任”，亨利希·马克思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但是这个善良的、招人喜欢的姑娘一直在受痛苦的折磨。——她生怕会对你不利，会使你过分劳累，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使她感到苦恼的是，她的父母什么也不知道，或者像我认为的那样，什么也不想知道。她自己也无法解释，她自认为是一个蛮有理智的人，怎么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建议儿子附一封给燕妮的信，应当“充满温情和纯真的爱情……但信中也应当明白述说你们的关系”，信中一定“不要充满诗人的幻想”[78]。
最后马克思终于决定应该给男爵写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打算；同时给自己的家留了一周时间用来观察男爵收到这封信的反应，以使他的父亲尽力保证婚约被顺利接受。燕妮本人甚至在她父亲同意了婚约之后，还异常忧虑，她已过了她那一阶级的大多数女孩子结婚的年龄。亨利希·马克思写道：“她有一种认为没有必要写信的想法……但是，这一切对事情又有什么相干呢？你可以相信，就是公爵也不能把她从你手里夺走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而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轻信的人）。她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你了……”[79]燕妮解释了她的心理：
我不能保有你现在这种带有青春狂热的爱情这一点，我从一开始便知道了，还是在有人向我冷静、巧妙而理智地分析之前，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了。
唉，卡尔，我的悲哀在于，那种会使任何一个别的姑娘狂喜的东西，即你的美丽、感人而炽热的激情、你的娓娓动听的爱情词句、你的富有幻想力的动人心弦的作品——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害怕，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注：“绝望”，英文表达为uncertain。］。我越是沉湎于幸福，那么，一旦你那火热的爱情消失了，你变得冷漠而矜持时，我的命运就会越可怕……正因为这样，卡尔，你的爱情并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它实际要得到的东西：对它十分感激，完全为它所迷恋。所以，我常常提醒你注意一些其他的事，注意生活和现实，而不要像你所喜欢做的那样整个地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耗费你的全部精力，忘却其余的一切，只在这方面寻找安慰和幸福。[80]
甚至亨利希·马克思偶尔也开始后悔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尽力给儿子一些合理的建议，而这些建议他的儿子显然不会采纳：
你用诗人所特有的那种在爱情上的夸张和狂热的感情，是不能使你所献身的那个人得到平静的，相反，你倒有破坏她的平静的危险。只有用模范的品行，用能使你赢得人们好感和同情的大丈夫式的坚定的努力，才能使情况好转，才能使她得到安慰，才能提高她在别人和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她为你作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她表现出的自制力，只有用冷静的理智才能衡量……你应当证明，你虽然年轻，但是一个值得社会尊敬、很快就会使世人折服的堂堂男子。[81]
在父亲的建议和柏林大学整体氛围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时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诗歌，甚至在柏林大学的第一年，也不是他唯一的兴趣。他还广泛阅读了法学著作，并且感到要“专攻哲学”[82]。在柏林大学法律系，爱德华·甘斯代表着进步的黑格尔派的立场。马克思第一学期听了他的讲座。甘斯是受洗的犹太人，自由主义的黑格尔派，他以才华横溢的讲座方式详细阐述了黑格尔历史发展的理性思想，这种讲座就是特别强调意志自由的因素以及社会问题的重要性。甘斯赞同1830年的法国大革命，提倡英国君主政体，动情于圣西门思想，并且渴望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冲突”。[83]反对派即法的历史学派的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卡尔·冯·萨维尼，马克思也听了他的讲座。法的历史学派宣称，法律的根据是在人们的风俗和传统中，而不是在立法者的理论系统中。这种观点把法律与历史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但是带有必然的反进步的色彩，即在看待过去的时候，强化了历史系统发展的基本原理。[84]当时的普鲁士没有公开的政治讨论，法国大革命的主张和继之而起的反对进步的主张之间的冲突在当时法律系的这种争论中进行着公开较量。
因此，毫不奇怪，马克思想通过他的法律研习进行哲学思考。他认为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试图创造出一种法的哲学。他为这一哲学写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导言，在放弃之前整部著作写了300页。在这一形而上学的导言中，他不能克服的一个特别的问题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85]。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使马克思后来考虑用黑格尔哲学来克服。第二个反对构造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意见是它“数学的教条化”。马克思认为，康德和费希特的体系当时极大地启发了他的思想，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它们是抽象的体系，像几何学一样，由公理到结论。相反，“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86]。接着马克思制定了他的法哲学的详细大纲，其中包含着他论文的第二部分。他对这种划分不满意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它本质上的空洞，正如他所说，像是一张书桌，他后来在它的抽屉里装上了沙子。
当努力探讨实体的私法时，他认识到了他所从事工作的错误：
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但在这个体系的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的。[87]
这样，第一学期将近结束了，他以写诗歌的方式躲避以前所讨论的哲学问题：
到学期终了，我又转向缪司的舞蹈和萨蒂尔的音乐。在我寄给你们的最后一册笔记中，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还渗透了那不成功的幻想剧本（《乌兰内姆》），直到最后它完全变了样，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令人振奋的奔放思路的纯粹艺术形式。[88]
但是，这项工作，在揭示了诗歌的可能性的同时，使马克思不可能再继续进行诗歌创作了：“只是在最近的一些诗中，才像魔杖一击——哎呀！这一击起初真是毁灭性的——突然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个像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89]。
毫不奇怪，这一时期常常是通宵达旦在几个领域中紧张的脑力劳动以最后的重病告一段落。马克思似乎由于肺结核的蔓延而遭受着极大痛苦，而这种疾病已经使他的许多家庭成员遭遇不测：第二年马克思的服兵役“由于肺部虚弱和大量的周期性出血”被推迟。1841年他的兵役被永久取消，而且“由于肺部的敏感性”[90]，他被认定为身体极度虚弱。医生建议他换换环境，于是马克思去了柏林附近的施特拉劳小村庄。在这里他的思想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91]
马克思，这位康德和费希特的追随者，曾认为最高的存在是脱离尘世的浪漫主义的主观主义者，先前曾反对黑格尔概念性的理性主义。但是现在，观念似乎内在于现实之中了。马克思先前“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92]。现在他不得不转向黑格尔哲学以便解决他的精神危机，这种转向很深刻，也很突然，这很可能是马克思整个一生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步。不论马克思多么激烈地批判黑格尔、指责他的唯心主义，并尽力使他的辩证法“用双脚”立地，但他是第一个承认了自己的方法直接源于他的这位19世纪30年代导师的人。
黑格尔哲学在柏林占据着统治地位，1818年至1831年在他逝世以后一直都占据着这里的哲学宝座。由康德所阐述的人类理性核心出发，黑格尔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主题（内在性、发展和矛盾）结合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黑格尔哲学的巨大功绩”，恩格斯写道：“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想像为一个过程，即想像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93]。黑格尔从这样的一种信念开始，正如他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所说，“人类存在的核心在他的头脑之中，也就是说，在理性之中，在理性的启迪之下，他筑起了现实世界”。在他极为辉煌的著作《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追溯了精神的发展，把历史运动再次引入哲学，并且断言人类精神能够获得绝对知识。他分析了人类意识的发展，从直接的这一个的感觉发展到自我意识阶段，悟性使人类能够分析世界，并相应地规范自身的行动。接着是理性自身的阶段——理解现实，之后，精神经由宗教和艺术的形式获得了绝对知识。在绝对知识阶段，人类又在世界中重新认识了自身理性。黑格尔称这些不同的阶段为“异化”，它们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但又被认为是独立的并高于人类精神。这种绝对知识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的一种缩影，因为每一个连续发展的阶段超越以前发展阶段的同时又保留着以前阶段的要素。这一既克服又保留的运动，黑格尔称之为“扬弃”，这个单词在德语中有着双重的意义。黑格尔还讨论了“否定的力量”，认为任何一种事物的现存状态与它将要成为的事物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张力。任何事物的现存状态在这种被否定的过程中，会向其他事物转化。这一过程黑格尔称为辩证法。[94]
面对这种哲学显而易见的吸引力，马克思开始通过写作澄清自己的思想——这是他以前所采用的，而且后来也多次使用的方法。他写了24页的对话，题目是《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为此，他力图使自己熟悉自然科学、历史，并研究了谢林的著作。马克思的这一对话作品结尾转向了黑格尔哲学：“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且由于写这部著作……我费了很多脑筋……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我的可爱的孩子，像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95]这样，马克思经历了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这一与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同样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放弃他浪漫的唯心主义，然后把自己移交给“敌人”，这一转变过程是极为根本的，也是极为痛苦的。他描述了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
由于烦恼，我有几天完全不能够思考问题，就像狂人一样在“冲洗灵魂，冲淡茶水”的肮脏的施普雷河水旁的花园里乱跑，我甚至和我的房东一块去打猎，然后又跑到柏林去，想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我的徒劳无益的脑力劳动引起烦躁心情，由于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而感到苦恼，我生病了。[96]
马克思向黑格尔的转变首先通过从头至尾地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完成了：在生病期间，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接下来，参加了一个黑格尔派的讨论小组：“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见面，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士。这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97]。这个俱乐部定期在宪警市场的施特黑利的一个咖啡馆聚会，后来在成员的住宅里聚会，该俱乐部饮酒、喧闹，形成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聚集点。
青年黑格尔派从宗教领域（这个领域比政治要安全得多）开始展开了对当时的正统思想的攻击。在这里，黑格尔传承下来的思想变得模糊。在他那里，宗教与哲学一起，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宗教（通过宗教，终生保持着路德教信仰的黑格尔，表达了基督新教是最高和最终的宗教形式的思想）是绝对精神返回到自身。宗教内容与哲学的内容相同，虽然它们进行理解的形式不同，因为哲学运用概念，而宗教运用想象。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想象物只能提供片段和不确切的哲学理性思维的知识。但是宗教可以通过宗教哲学与哲学联系起来，黑格尔认为宗教想象的具体教条内容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必然阶段。宗教哲学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解释了质朴的信仰和批判的理性。因此，黑格尔拒绝了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即认为宗教不合适地做了只有科学才能胜任的工作；在他看来，宗教（或者他对宗教的哲学性阐释）满足着人类不间断的心理需要，即要有一种关于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想象，并通过这个想象来给自己定位。[98]
虽然在黑格尔去世后最早的几年里黑格尔派是统一的，并在德国大学中拥有受人尊重的地位。但是19世纪30年代末期，在关于宗教的问题上，它已经开始分裂成两派。保守派奉行“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口号，把传统宗教的内容看作非理性的空无；而激进派则反对保守派的安于现状，这种不满意味着要摧毁宗教内容中视为珍宝的、而当下认为是陈旧的教条。这一切内容都必须经过进步的理性的检验，而这种理性并不是（正如黑格尔所说）只能“用灰色描画出灰色”，因此只能重新认识已经存在的事物。这位大师还认为一个在思想中得到理解的时代已经在时间上超越它当时的时代了；激进者因此得出了结论，即对宗教的理解本身甚至已经修改了宗教的内容，同时宗教的形式则变成了纯粹的神话。这场争论开始于1835年大卫·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出版。施特劳斯没能从福音记述中概要地勾画出历史上的耶稣，他把这些福音记述看成只不过是存在于原始基督教团体中的弥赛亚观念的表达，是神话，不能看成真正的历史记述。青年黑格尔派的争论一开始是神学上的，这是很自然的：黑格尔派的大多数成员都首先对宗教感兴趣；普鲁士政府的态度使得政治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争论话题。然而同意德国教会的当权和切断宗教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宗教批判运动迅速转变为世俗化的政治性反对运动。正是作为这一疾变运动的一员（这一运动的中心在柏林的博士俱乐部），马克思首先开始阐述了他有关哲学和社会的观点。
博士俱乐部的一位成员写道：“这个圈子是一些有抱负的青年人，他们大多已经完成了学业。那里充满着的理想主义、对知识的渴望和自由的精神，依然彻底地鼓舞着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在这些聚会中，我们大声朗读并评判我们创作的诗歌和文章，但是我们最多的精力仍然是致力于黑格尔哲学……”[99]在马克思几个比较亲密的俱乐部朋友中，阿道夫·鲁滕堡作为地理学教师新近被解职，当时在新闻出版业谋生；卡尔·科本是名历史学教师，他后来被公认为有关佛教起源问题的专家。科本1840年出版了《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这部著作献给了马克思，这是一本颂扬弗里德里希和启蒙运动原则的著作。[100]俱乐部的领路人是布鲁诺·鲍威尔，他从1834年就一直在柏林大学讲神学课，是马克思接下来的四年中最亲密的朋友。[101]当时有人这样来描写他：“高耸的鼻梁，尖尖的鼻子引人注目地突出着，前额高高隆起，口形优美；体形几乎就是拿破仑式的。他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冷峻的外表之下是火热的内心。他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将很快成为自己内心信念的殉难者。”[102]鲍威尔的专门研究领域是新约批判，他在这个领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马克思似乎已经成为俱乐部活跃的中心人物。埃德加尔·鲍威尔（鲍威尔的弟弟）在一首关于俱乐部成员的讽刺诗中这样描写马克思：
是谁风暴般地奋勇前行？
一位自由魔怪，来自特利尔的黝黑身影，
似乎想要抓住天空使它匍匐在地，
他自信的步履敲击着地面
震怒的双臂直指苍穹。
他似乎千万恶魔攫住身体
攥紧可怖的拳头狂奔不停。[103]
科本称他的朋友是“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宝库，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工厂”，认为布鲁诺·鲍威尔的《我们时代的基督教状况》——青年黑格尔派第一篇直接谈论政治的文章——大部分借助了马克思的思想。[104]同时马克思一直保持着的博士俱乐部故意玩世不恭的生活作风，使得他越来越疏远他的家庭。当他的母亲只是劝劝他适度地消费酒、咖啡和胡椒粉时，他1837年11月的长篇“告白”引来了父亲异常辛辣的回信：
圣明的上帝！！！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与外界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在那里，也许在异常混乱的情况下，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噙着眼泪写的、善意的告诫……难道在这么一个荒唐的、漫无目的的知识作坊里，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能成熟吗？……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好像我们是阔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105]
事实上，有关马克思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份资料宣称他曾“几次求债”，并表明他在校的5年中至少改了10次地址。
1838年5月由于父亲的去世，马克思与家庭的联系更少了。尽管马克思与父亲意见不同，但他却一直保持着对父亲的热爱：“他从来都是不知疲倦地谈论他”，爱琳娜写道，“他一直带着他父亲一张上了年纪的、用古老照相术所拍的照片。他从来不把照片让陌生人看，他说是因为它已经很不像原来的样子了”。[106]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把这张照片放在了他的灵柩里。亨利希·马克思的去世自然使马克思家庭的收入大大减少。这也导致了冯·威斯特华伦家困难的增加，他们家的一些人似乎一直完全冷落亨利希·马克思。[107]当时马克思的兴趣开始明确地从法律转向哲学。在1837年11月他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了他正成为助理法官的可能性，而越来越多地考虑要放弃在大学正式任职这一问题。甘斯1839年去世。在柏林的最后三年里，马克思仅参加听过两门课：一门是布鲁诺·鲍威尔讲的关于《以赛亚书》；另一门是关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马克思已经完全放弃了诗歌写作，当时（1839年）希望赠给燕妮更多的诗歌，他就极明智地从新近出的两本诗集中摘抄了几首。
随着来自家庭的援助日益减少，马克思选择职业变得极为紧迫，学术界似乎能够提供一个立刻行之有效的前景。布鲁诺·鲍威尔在信中给他写道：“如果你献身于具体性的职业，那将是愚蠢的。当前，理论是最富有实践性的职业，我们根本不能预料它将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实际有用的”[108]。1839年初，马克思出于取得大学哲学讲师职位的考虑，决定着手写作博士论文。他倾向于在波恩写作，鲍威尔由于他激进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出于教育部的压力已被迫转到波恩。整个1839年和1840年初，马克思一直忙于为博士论文而阅读和作摘录。他给这些笔记起的总的标题是《伊壁鸠鲁哲学》，同时，还阅读了黑格尔、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休谟和康德，这些准备笔记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的问题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之间的关系、希腊哲学智者的观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有关宗教的观点以及后黑格尔哲学的前景。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选题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和科本）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共同兴趣的影响。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兴趣：首先，在黑格尔的“总体哲学”之后，青年黑格尔派感到他们处在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相同的情形；其次，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包含现代思想的本质要素：它们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哲学基础，深刻影响了早期基督教道德，同时还含有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同样对马克思而言，斯多葛派、怀疑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是“罗马精神的原型，即希腊迁移到罗马去的那种形态”[109]。它们是“充满了特殊性格的、强有力的、永恒的本质，以致现代世界也应该承认它们的充分的精神上的公民权”[110]。马克思在论文序言部分［注：这里与中文版有出入。中文版中下面这段话不是在序言部分，而是在论文的第一部分。］继续写道：“在就体系的广博程度来说已接近完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之后，出现了一些新哲学体系，它们不以这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而是远远往上追溯到最简单的学派：在物理学方面转向自然哲学家，在伦理学方面转向苏格拉底学派，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吗？”[111]总而言之，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哲学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
马克思的论文准备笔记很晦涩，部分原因是这只是私人化的笔记，部分原因是这些笔记常常使用青年黑格尔派所具有的生动比喻性语言，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他们生活在充满危机、灾难日益迫近的整体氛围中。例如，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思在写论文期间与他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1840年写道：“我们的时代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美丽”[112]。又说：“灾难将是可怕的，而且一定是巨大的。我几乎要说它将比被预言的基督教在地球图景中的出现这一事件更大、更可怕。”[113]马克思笔记中最有意义的段落是他论述的黑格尔的世界哲学之后的哲学氛围。他宣称，当前哲学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114]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因此，哲学本身分裂了：“这个哲学的能动性也表现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成个别意识的主观形式，而哲学的生命就存在于这些主观形式之中。但是不应对这场继伟大的世界哲学之后出现的风暴，感到惊慌失措。普通竖琴在任何人手中都会响；而风神琴只有当暴风雨敲打琴弦时才会响。”[115]马克思继续写道：“撇开这种必然性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还能够出现芝诺……”
需要的是一种彻底的方向性转变：
在这样的时代，模棱两可的智者们的观点同全体统帅们的观点是对立的。统帅们认为，裁减战斗部队，分散战斗力量并签订符合现实需要的和约，可以挽回损失，而泰米斯托克利斯在雅典城遭到毁灭的威胁时，却劝说雅典人完全抛弃这个城市，而在海上，即在另一个原素上建立新的雅典。[116]
接着，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
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在这些大灾难之后的时代是铁器时代——如果这个时代以伟大斗争为标志，那它是幸运的；如果这个时代像艺术史上跟在伟大的时代之后跛行的那些世纪那样，那它是可悲的，因为这些世纪只会从事仿造：用蜡、石膏和铜来仿造那些用卡拉拉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东西，就像帕拉斯·雅典娜是从诸神之父宙斯的头颅中出来的一样。但是继在自身中完成的哲学及其发展的主观形式之后到来的那些时代具有宏伟的特点，因为形成这些时代的统一性的分裂是巨大的。于是继斯多葛派、怀疑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之后来到的就是罗马时代。这些时代是不幸的铁器时代，因为它们的诸神死去了，而新的女神还命运莫测，不知是一派光明，还是一片黑暗。[117]
在这篇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简明地叙述了以前对伊壁鸠鲁哲学的错误解读，并指出了黑格尔论述这一时代时存在的不足。接着马克思补充了一段话，赞美了哲学对于一切其他学科，尤其对于神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引用了休谟的话：“对哲学来说，这当然是一种侮辱：当它的最高权威本应到处被承认时，人们却迫使它在每一场合为自己的结论作辩护，并在被它触犯的艺术和科学面前替自己申辩。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118]因此马克思从他自己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立场出发批评了大师［注：指黑格尔。］对哲学和宗教的调和。他继续写道：
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19]
这种“自我意识”是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布鲁诺·鲍威尔，阐述的哲学的核心概念。对他们而言，人类自我意识不断发展，认识到它原本认为从它自身分离出去的力量（例如宗教），其实是它自身的创造物。因此，自我意识的任务和它的首要武器，哲学批判，就是揭示出来与人类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发展相对立的一切力量和观念。[120]
对自我意识哲学的这种热情反映在论文的主体中，在这里，马克思通过与伊壁鸠鲁自由伦理的对比，批判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121]德谟克利特，色雷斯的阿布德拉人，在公元前5世纪末以他的原子和虚空理论，对之前200年的希腊物理学进行了思考总结。伊壁鸠鲁教育了以后一个多世纪的雅典城（当时雅典的显著特点是后亚历山大时代普遍的社会混乱），被认为提供了个人行为准则。[122]马克思用一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开始了对这两位哲学家关系的叙述：伊壁鸠鲁认为所有表象都是客观真实的，但同时由于他希望保留意志自由，从而否认了世界受永恒规律的支配，这样实际上似乎是拒绝了自然的客观真实性。另一方面，德谟克利特非常怀疑表象的真实性，但仍然认为世界受必然性支配。以此，马克思正确地得出结论说，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实际上仅仅是他伦理学的一个部分。伊壁鸠鲁不是就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只不过照抄了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而是把自主性观念引入了原子运动。伊壁鸠鲁把一个人类意志起作用的富有生气的自然界加到了德谟克利特的受机械规律支配着的单调沉闷的自然界上。因此马克思倾向伊壁鸠鲁的观点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强调了人类精神的绝对自主性，它把人从一切超验对象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其次，对“自由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强调，为人们指出了一条超越“总体哲学”体系的道路。
马克思赞美的正是伊壁鸠鲁思想的这种最重要的自由因素。在几年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称伊壁鸠鲁为“古代真正的启蒙思想家”[123]，并且在以后的著述中经常用类似的语句提到他。对伊壁鸠鲁的这种热爱也可以在论文的附录中看到，附录攻击了普鲁塔克，特别是《论信从伊壁鸠鲁哲学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的文章[124]；通过对普鲁塔克论点的独立论述，马克思证明了之后的相反结论。虽然当时这要作极为枯燥的阅读，并且常常用一种不适当的微妙的黑格尔立场来解释古人的思想，但是马克思的论文仍然是一部深刻的创造性的著作。对论文的质量有很多极高的评价，其中一个写道：“看到他考虑了当时可以得到的如此多的材料几乎令人震惊”[125]。
在这几年中，马克思不仅仅忙于写论文。他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同样反映了青年黑格尔派氛围和博士俱乐部的多次讨论焦点。他曾打算编辑文学评论，并受到极大鼓舞：“因为通过大学讲师鲍威尔（他在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中起重大作用）和我的同伴鲁滕堡博士的帮助，所有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答应撰稿”[126]。但马克思为文学评论努力的唯一结果是1841年柏林的《雅典神殿》刊登了两首短诗：这两首诗是他首次发表的作品。1840年早期，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编辑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并考虑亲自写一本类似的书。他还打算在波恩办讲座课程，反对天主教神学家海尔梅斯，后者曾竭力调和宗教和康德哲学；像他那时所有的计划一样，他与布鲁诺·鲍威尔详细讨论了这件事情。至1840年夏天，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把手稿寄给了鲍威尔，并给出版商附了一封信。但实际上，书并没有出版，鲍威尔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谈到了那封附信：“你或许可以把这些话写给你的洗衣妇，但却不能写给你正寻求帮助的出版商”[127]。同时他还想写一个滑稽剧，题目是《费希尔·瓦普兰斯》，以此作为手段反击K.P.费希尔试图用哲学证明有神论合理性。此外，马克思还非常关心逻辑问题，想全力写一本辩证法的著作：他广泛地做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笔记，并在信中与鲍威尔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建议写对当代哲学家特伦德兰伯格的批评，证明亚里士多德是辩证的，而特伦德兰伯格是只讲求形式的。
这期间，鲍威尔为马克思如何结束他那“愚蠢的考试”并到波恩与他一起工作积极提供了有益的建议。1840年他写信给马克思：“你可以对加布勒（柏林的哲学教授）说出你的兴趣，当他得知又有一位黑格尔派哲学家正要得到一个教职，他会充满热情并极为高兴”[128]。一年后，他写道：“无论如何应该期望拉登堡（柏林大学校长）为你铺平道路。请让他在这里为你写封信，事先处理一下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应该想到你胜不过艾希霍恩（文化大臣）的情况。”[129]
马克思受到鼓舞，1841年4月他及时提交了论文，但不是给柏林大学：相反，寄给了耶拿大学，这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在那里“非常容易获得博士头衔”[130]。事实上，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档案中有这一记录。整个事情得力于那里的文学教授沃尔弗成功的努力，他是亨利希·海涅的朋友，与马克思相熟。他极有可能把耶拿大学的这个系的内部情况告诉了马克思。马克思即刻在1841年4月15日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了学位。
三新闻出版
马克思的论文一被接受，他就开始了极不平静的一年，这种状况1842年选择的新闻出版工作中达到了顶峰。为了寻找一种可靠的谋生手段，他在特利尔、波恩和科伦之间辗转，从来没有较长时间地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开始制定了很多计划，但是没一个完成（这确实是他早先的生活作风）。
马克思在特利尔父母家中停留6个星期后，就到波恩在鲍威尔的帮助下寻求学术职业。要获得教职，大学法令规定除了博士学位论文之外还要有一长篇论文，于是马克思开始修改论文以便发表，而且要把它扩展为“一篇更长的论文，在文章中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想，详细阐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131]。他还在论文中附了两个扩充了的笔记。
1841年底，马克思为论文附加的第一个内容充实的笔记主要是直接反对谢林的。当时为了“根除黑格尔哲学的龙种”[132]，谢林刚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回柏林。谢林在题为《启示哲学》的演讲中明确区分了消极的纯粹理性哲学与积极的哲学，其现实内容是神性在历史中的发展，正像它在人类的各种神话集和各种宗教中被记录下来的一样。谢林演讲逐渐展开，开始就引起了普遍瞩目：恩格斯、克尔恺郭尔和巴枯宁都参加听了他开始时的演说。黑格尔派反响强烈，马克思的反应丝毫不少：他这时的方法是把谢林当时的言论与其先前的著作进行对比，指出谢林教条式的柏林演讲与他先前相信思考自由之间的不同。马克思接着宣称黑格尔已经颠覆了上帝存在的传统证明并因此驳斥了它们。对马克思来说，要么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空洞的同义反复，要么这些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133]。马克思用一种后黑格尔派哲学和启蒙运动单纯的理性主义的奇怪混合物，通过从谢林早期论述中摘录两段多的话结束了他的笔记：“假如你们假定一个客观的神的观念，你们怎么能够谈理性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规律呢？因为只有绝对自由的东西才能有自主。”“把可以普遍传授的基本原则加以隐瞒，这是一种对人类的犯罪行为”[134]。
为论文附加的第二个笔记继续论述了在原来的准备笔记中已经涉及关于黑格尔总体体系之后的哲学未来的问题，第一次（虽然还是以一种很唯心主义的方式）阐述了哲学消灭的观念以及将成为他后来思想核心的实践的观念。[135]
在用这些相当理论化的讨论扩充论文的同时，马克思投入了更为直接、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大部分是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的，而后者与政府当局之间的不断增加的麻烦似乎危及到了他们两人预期的大学教职，因为后者致力于写《复类福音书批判》，这部著作不承认耶稣的历史性，把福音书描述为神话编撰故事。从1841年3月起，他们两人就曾计划创办题为《无神论卷宗》的评论，它将以鲍威尔的福音批判为基础。[136]当然，马克思的无神论带有一种极端战斗无神论的味道。卢格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道：“布鲁诺·鲍威尔、卡尔·马克思、克利斯提安森和费尔巴哈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蒙太涅’，正使无神论成为他们的格言。上帝、宗教、永恒被从它们的王座上推下来，人类被宣告为上帝。”[137]格奥尔格·荣克，一位成功的科伦青年律师、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写信给卢格：“如果马克思、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走到一起创办一个神学——哲学评论杂志，上帝最好让他所有的天使围护着，耽于自怜，因为他们三个人毫无疑问地将把上帝赶出他的天国……无论如何，对马克思来说，基督教是最不道德的现存宗教之一。”[138]
但是计划并未实现。相反，1841年11月鲍威尔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声称是一个极虔诚保守的信徒对黑格尔的攻击，题目是《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宣告》。在攻击黑格尔的幌子下，小册子意欲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神论革命者。马克思很可能本打算与鲍威尔合作写这本书，的确，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作品。无论如何，毫无疑问他们确实计划共同出版一个东西，即《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因此，马克思开始阅读一系列有关艺术和宗教的书籍。鲍威尔在1841年12月完成了他承担的部分，但是不得不在合作者没有撰稿的情况下出版：1841年12月，马克思被迫回到特利尔，因为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已患重病了。直到他的岳父1842年3月3日去世，马克思一直待在威斯特华伦家里，正如鲍威尔所说，他要为这位临近死亡的人“点亮日子”。对马克思来说3月是令人难过的：不但是失去了威斯特华伦家里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且由于鲍威尔因为他的非正统学说而被剥夺了教职，马克思谋取大学教职的希望因此就破灭了。当时马克思在特利尔已经写了一篇文章，他把它寄给了《德意志年鉴》的编辑阿尔诺德·卢格。
卢格是马克思随后两年的亲密伙伴，也是一名流放的大学教师；他被拒绝教书是因为他的非正统观点，他被大学辞退后，全身心地投身于新闻出版事业。由于这一点，他被恰当地赞美道：他是一个有着独立能力的人，虽然没有特别创新的头脑，但是他成文迅速又出色，并且交往面非常广泛。[139]1838年他创办《哈雷年鉴》，该杂志很快便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最重要的期刊。虽然早些年为《哈雷年鉴》撰写的稿件一般都要涉及开明的普鲁士国家，但是到1840年为止，公开的政治性文章开始使宗教性的文章让位了——一种逻辑隐含于“基督教国家”的观念中。因此《哈雷年鉴》1841年6月在普鲁士被禁了，从而转移到了德勒斯顿，在那里以《德意志年鉴》的名字出现。[140]1840年间，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开始为它撰稿了，到1841年中期，鲍威尔已经成为它的定期撰稿人。
马克思已经被他的柏林朋友科本（他本人就是该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介绍给卢格。马克思1842年2月寄给卢格一篇文章（一起寄去的还有一封进行书评的信，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德意志年鉴》上），阐述了1841年12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年之前继承了普鲁士王位，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曾希望自由宽大随之而来。新国王当然同资产阶级一样，憎恨限制性的官僚作风：他的理想是家长式的政体。他同意资产阶级的在议会和新闻中提出要表达自己观点的要求。他甚至在书报检查令中强调“坦率而忠诚的宣传的价值和必要性”。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想要争取的并不是一个幻想中的家长制社会，于是冲突便不可避免了。在题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被认为是放宽了现行条例的新检查令条例的矛盾之处。由于新条例禁止攻击基督教，并惩罚违背“礼仪、习尚和外表礼貌”的行为，所以他认为“书报检查应该排斥像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这样一些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要侮辱礼仪、习尚和外表礼貌。所有这些道德家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141]。而且，鉴于新的法令与行动同样地顺从了“倾向”和“意图”，那么它们与好的法律是对立的。对马克思来说，这将产生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单一的国家政权机构认为它自己是理性和道德的唯一所有者，因为“即使一种道德政权的成员反对其中的一个机构或者反对政府本身，但这种道德政权还是反映着它的成员的观点”[142]。这样，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开始得出自由民主的结论。
这是一篇杰出的论战性文章，马克思展示了他用博尔纳风格写作时事小册子的巨大天分，而且他整个一生都展现着这份天赋。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时期的所有文章，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他后来的很多著述都是用一种极为生动活泼的风格写成的：他激进而不妥协的立场、极端的爱以及使用归谬法对付对手的手法，这一切都使他的文章有着鲜明的爱憎立场。格言、递进、重复、对仗、对比以及交错排列（尤其是后两种）等表现手法都被他一一使用——有时是过度使用。因此，权威们不会通过他这篇特别的文章（它最后刊登在1843年2月瑞士的《轶文集》中，《轶文集》收集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禁止的文章，由卢格以书的形式发行）。
因为“同波恩的教授们离得太近我实在受不了”[143]，1842年4月马克思抱着至少写点或许找到途径可以发表的东西的想法移居到科伦。在波恩期间，他曾到科伦参观过几次，在那里从香槟酒和关于黑格尔的谈论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燕妮写信给他：“小野猪！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你快乐，因为我的信鼓舞了你，因为你想念我，因为你住在裱着壁纸的房间，因为你在科伦喝了香槟酒，因为那里有黑格尔派俱乐部，因为你幻想过——总之，因为你是我的亲爱的，我的小野猪。”[144]但是科伦的这种上流社会生活逐渐令他难以忍受，因为“那里的生活太喧闹；好友的众多，并不导致哲学的完美”[145]。因此，马克思回到波恩，在那里和鲍威尔在一起放松了一下。他的朋友写道：“马克思已经回到这里了，最近我们一起出去到广阔的乡村，再一次享受了所有美丽的景色。这次旅行太精彩了，我们与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在哥特斯堡租了两头驴，骑着驴子，我们疯一样地绕过小山，穿过村庄。波恩的社会名流像往常一样惊愕地望着我们，我们欢呼，驴子高鸣。”[146]但是很快他们便永远地分道扬镳了，当时鲍威尔到柏林努力使他的免职得以撤销。而马克思则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4月底，已经写了四篇文章打算给卢格。他到科伦不仅仅是香槟酒的原因：他正逐渐卷入这个城市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运动中，这种对于实际政治的卷入最终导致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决裂并开始编辑《莱茵报》。尽管燕妮劝告他不要“卷到”政治里去（她把这一活动描写为“这是最危险的”[147]），但是这对一个具有进步观点的年轻的莱茵地区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莱茵地区的政治氛围与柏林大不相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1795年至1814年归入法国，曾受益于经济、管理和政治方面的改革。那里以前有108个小政权，后来改划为四个地区；废除了封建主义、取消了各种不规范的管理现象（有关政治、法律和金融体制方面）；清除了一些贸易团体和关税壁垒，很多商品得以出口法国，生产者受到保护，以避免来自英国的竞争。以纺织业为龙头的工业增长速度非常快，以至于1810年鲁尔的市政长官似乎要宣布它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了。德国大部分进步人士都来自莱茵地区：有自由主义反对运动的领导人，1848年革命运动的很多未来的活动家，以及一些像海涅、博尔纳这样的诗人。
这一政治运动的焦点之一是“科伦社团”（莱茵地区与博士俱乐部一样更具有现实性的团体），马克思在波恩一立下脚跟就加入了这个社团。科伦社团多方面的核心人物是格奥尔格·荣克，他也曾是柏林博士俱乐部成员。在科伦社团中，他很快成为马克思最为亲密的朋友。团体中的其他一些成员还有金融家康普豪森和汉塞曼，他们两人都是普鲁士未来的内阁总理，还有实业家梅维森和马林克罗特（Malinckrodt）以及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例如莫泽斯·赫斯（可能最有资格说是他把共产主义思想带进德国）。很自然，科伦团体很欢迎能有一份报纸来宣传自己的主张。1840年时已经有了一份名为《莱茵总汇报》的报纸，创建这个报纸的团体认为《科伦日报》不足以维护他们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当这份报纸很显然快要破产时，格奥尔格·荣克和莫泽斯·赫斯劝说莱茵地区一些最有影响的富有自由主义者，包括康普豪森、梅维森和奥本海姆，创建一个团体，买通《莱茵总汇报》（避免因为条件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再次谈判），并从1842年1月1日让它以《莱茵报》的名称重新出版刊行。[148]这份报纸的副标题是“政治、商业和工业”［注：全称为《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为了维护莱茵地区大量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中产阶级的目标是保卫拿破仑法典和法律面前一切公民一律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其最终目标是达到整个德国政治和经济的统一，这一热望必然使他们起来反对普鲁士宗教政策和半封建的专制主义。
支持《莱茵报》的这个团体是不缺钱的，它开始时的共同资产超过30000塔勒。但是，他们起初在对编辑的选择上很不幸。莫泽斯·赫斯在创建报纸时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很自然地希望被指定为编辑；但是金融支持者并不愿意让一个革命者担任主编。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争取实施一些有利于扩大工业和商业的措施，例如扩展关税同盟、加速铁路建设、减少邮政收费。因此，股东把编辑职位首先交给了保护贸易论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当他因健康问题被迫退下来时）接着给了李斯特的追随者、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主编赫夫铿。赫斯压制住了自己的骄傲，接受了副主编的位子，做有关法国的专门栏目。雷纳、奥本海姆和荣克任董事。由于奥本海姆，特别是荣克曾被赫斯说服而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激进主义，因此他们与赫夫铿之间的矛盾很快增加了。赫夫铿因拒绝接受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文章，1842年1月18日被迫辞职，宣布自己“不擅长新黑格尔主义”。[149]。
赫夫铿的位子被鲁滕堡（布鲁诺·鲍威尔夫人的兄弟）取代了。马克思支持他，并且他从1841年9月份以来就一直参加有关该报组建的讨论。新的任命给该报带来的转变倾向令当局者忧虑，以至于中央政府提议进行压制；但是莱茵省总督恐怕这会引起民众闹事，只答应更进一步地进行监视。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在科伦社团中拥有极大威望。荣克谈起他，说：“虽然马克思博士是一位革命魔鬼，但他是我所认识的拥有最为敏锐思想的人之一”[150]。慷慨热情的莫泽斯·赫斯，这样向他的朋友奥埃尔巴赫介绍了马克思：
……你将会看到最伟大，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很快就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马克思博士……他将给予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彻底的打击！他具有最深刻的哲学头脑，又具有罕见的智慧；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在一起（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151]
鲍威尔1月份曾问马克思为什么没有给《莱茵报》撰稿；3月，在荣克的催促下，马克思开始把主要精力从卢格的杂志转到《莱茵报》。[152]他写的第一批文章中的一篇，是对法的历史学派的批判，但直到8月才发表。这篇文章写于1842年4月，起因于卡尔·冯·萨维尼被任命为司法大臣，他被期望着能够把新国王充满幻想和反对进步的思想引入法律体制。因此，这篇文章也就间接抨击了普鲁士的“基督教国家”制度。法的历史学派不久前刚发表了一篇宣言，以纪念其奠基者古斯达夫·胡果（1764—1844），胡果认为历史存在是法律合理性的最重要的证明。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是，这种立场迫使胡果采取了绝对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使他失掉了判断的标准。马克思运用建立在斯宾诺莎和康德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反驳这种立场，他们两人都拒绝把实证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等同起来：“胡果亵渎对正义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人来说是神圣的一切，可是，他破坏这些神圣的事物，只是为了用历史的圣徒遗物应得的荣誉去报答它们，他从理性的观点指摘它们，以便后来可以从历史的观点去颂扬它们，同时借此去颂扬历史学派的观点。”[153]总之，法的历史学派只有一条基本原则——“专横和暴力的法”[154]。
马克思撰文反对胡果的同时，决定致力于写莱茵地区议会辩论的系列文章，1841年中期议会已经在杜塞尔多夫举行过一次长会。他创造性地写了五篇有关辩论的系列文章，第一篇在4月初写成，题目是《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其他四篇论述了科伦事件，林木盗窃法，偷窃和“真正的世俗问题，本质讲来，即土地分配”[155]。但是刊登出来的只有关于出版自由和关于林木盗窃的文章。在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发现了“每一阶层特有的立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这些辩论中一样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辩论人并不把自由看作一切理性的人的自然权利；对他们来说，自由是“特定人群、特定阶级的个体特征”[156]。这样的立场是不能够起草任何管理新闻的法律的。马克思接着特别地批判了普鲁士政体的封建浪漫主义，从而提出了有关逃避和投射（evasionandprojection）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
由于这些老爷们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想像中的地位，由于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彼岸的世界里，由于他们用想像力来代替智慧和心灵，他们就不满意实践，所以他们就必须乞灵于理论，不过这是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然而，他们这种宗教具有浸透着政治倾向的论战性的毒素，并且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在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荒诞的贪欲披上圣洁的外衣。
这样，我们看到这位辩论人用想像的神秘宗教理论来反对实践要求……他用超人的圣灵来反对人能理解的东西……[157]
马克思通过概述法律在国家中应起的作用结束了这一部分：“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它认为自由是出版物的正常状态……”[158]接着，马克思总结了法的普遍本质：“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59]在这种情况下，谈具有预防性的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真正的法律并不阻止人类的活动，真正的法律是“人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160]。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欢迎：荣克写信对他说：“你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文章是一流的”[161]，卢格怀着同样的心情写道：“你在报上关于出版自由的评论妙极了。它毫无疑问是有关这一主题的最好的文章”[162]。
马克思1842年6月底与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从而被取消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于是极为渴望能以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来谋生。他写道：“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利尔待了六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极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了。我的家庭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坏。”[163]这次争吵非常激烈，以至马克思离开了锡朱恩施特拉斯的家，寄宿在附近的一所客店里。他一直在特利尔待到他姐姐索菲娅举行了婚礼，7月中旬便离开前往波恩，在那里他完全投身到了新闻出版工作上。
尽管特利尔（家庭）气氛紧张，马克思在那里还是挤出时间为《莱茵报》又撰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到1842年6月为止，这份报纸激进的调子激怒了它的强大对手——《科伦日报》，后者开展了一场对它的攻击，说它“用报纸散播哲学和宗教思想”[164]，并发表重头文章，声称宗教的堕落引起了政治的堕落。马克思认为真理倒是它的反面：
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特别的说明，因为古代国家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它们自己的“民族”，它们的“国家”。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165]
接着马克思捍卫了哲学的权利——“时代精神的精华”——即可以自由地评论一切问题，并根据现代哲学即黑格尔及其以后的哲学描绘了理想的国家，从而结束了这篇文章：
从前的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甚至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公共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看国家的。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Sapientisat〔对聪明人来说已经很够了〕。[166]
最后，马克思赞成党派分裂的思想，这是最受青年黑格尔派喜爱的另一个论题：“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167]。
1842年7月马克思一回到波恩，就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拉进《莱茵报》机构，这大概是由于嗜酒的鲁滕堡的无力胜任，马克思说，这使他非常难堪，因为为这项工作他曾举荐过鲁滕堡。与此同时，随着更多地卷入这份报纸，他与以前柏林伙伴们不一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后者曾组成一个“自由人”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以前博士俱乐部的继续。这是一个青年作家团体，憎恶柏林人态度上的奴性，他们的生活目标是在很多方面仅仅震惊资产阶级（epaterlesbourgeois）。他们很多时间在咖啡馆里度过，甚至在缺钱的时候上街乞讨。他们不妥协地反对既成的教条，尤其是宗教，从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其成员包括麦克斯·施蒂纳，他曾在《莱茵报》上发表过一些无神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为他后来发表极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拉开了序幕；还有埃德加尔·鲍威尔（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他激烈抨击巴枯宁所作的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妥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在其中，他写了几篇反对谢林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性文章。
然而，马克思反对这些有关解放的公开宣言，在他看来，这些做法似乎只是一种风头主义。考虑到青年黑格尔派与《莱茵报》联手，马克思还担心来自柏林的文章会给他的对手海尔梅斯编辑以更多把柄对该报进行攻击。马克思正在给工业相对发展的莱茵地区的一份商业报纸写文章，而柏林的“自由人”团体正变得哲学化，那里几乎没有工业，为政府官僚主义氛围所控制。因此，他支持了资产阶级争取自由主义革新的斗争，反对不加区别地进行批判。确实，正是由于他的建议，《莱茵报》的出版人雷纳答应莱茵省总督，报纸的态度将变得平缓——尤其是在关于宗教问题上。[168]
“自由人”团体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莱茵报》的编辑基本原则应该是什么。对此，马克思8月底写了封信给奥本海姆（他的意见对于编辑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决定作用），实际上表达了自己对报纸的想法，提出应该把编辑的职务委托给自己。他写道：
如果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我一致，就请您把《论中庸》［注：作者是埃德加尔·鲍威尔。］一文也寄给我，以便批判。这个问题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首先，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无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这种明显地反对目前国家制度基础的示威，会引起书报检查制度的加强，甚至会使报纸遭到查封……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做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诚然，《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批判；但是，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批判……是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
我认为必须做到的是，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上述那一类文章，提供了一个给撰稿人指出明确行动计划的极好机会。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像报纸那样掌握全盘的。[169]
结果，马克思对该报进行几个月卓有成效的管理之后，10月中旬被任命为主编。
在马克思的负责下，报纸前几个月的发行量就多了一倍多。他的个性极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纯粹“马克思一人的专政”[170]。1842年的最后几个月《莱茵报》开始声播全国。结果，罗伯特·普鲁茨，该报的一位撰稿人，后来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这样描写了该报：
普鲁士和德意志拥有的一切年轻的、有新鲜自由思想的或者（作为政府抱怨的联盟者的）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这里避难来了。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斗争，庄重、嘲弄、博学、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用诗歌，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结合一起，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与他们的争斗是徒劳的……[171]
这位编辑给人的深刻印象并不比报纸少。梅维森留下了对当时的马克思的生动描写：
来自特利尔的卡尔·马克思，24岁，充满力量，浓密的毛发生动地长在他的脸颊、胳膊、鼻子和耳朵处。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自信，但同时又非常严谨、博学，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辩论家。他用强烈的犹太人的深刻敏锐性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每一个学说命题都推到底；通过对经济学的集中研究，他当时已经准备转向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带领下，这份年轻的报纸很快开始了丝毫不计后果地发表言论……[172]
但是，马克思在完成作为编辑的第一件任务时，表现得非常谨慎：他面临着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的共产主义的指控。这可能是受了赫夫铿的激励。赫夫铿曾在一段时期里做过《莱茵报》的编辑，3月份他就因为该报刊登了一篇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而攻击该报。指控的基本出发点是9月份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住宅问题和几种共产主义政体形式的评论文章；还有10月份它报道了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会上傅立叶的追随者提出了他们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赫斯写的。马克思作了回应，批判了奥格斯堡报纸竭力避免重要问题，驳斥了《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
“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然而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智慧的作品，则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像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长舌妇希望得到比沙龙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比沙龙空话能有更多的才能的话，那她也会承认的。[173]
但是必须慎重地对待这些观念，因为思想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对于类似的理论著作所以要更加慎重，还因为我们不同意奥格斯堡报的做法……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末，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174]
这种回应反映了《莱茵报》的总体立场，即认为贫穷必然地是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但是此时文章并没有把无产阶级看作一个崭新的社会阶级，而是仅仅看作不良经济组织的无辜受害者。
社会主义思想可能最初并不是根源于德国工人阶级。德国当时才刚刚开始变为工业国，工业工人远没有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他们还没有充分的组织，而且大多数还是旧手工业者，怀恋过去，不愿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是由一个知识分子的精英团体传播开来的，他们把无产阶级群众看作社会革新的潜在工具。19世纪30年代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在德国产生影响。[175]在特利尔这个地方（马克思的出生地），路德维希·伽尔传播傅立叶主义思想；而在柏林，海涅的诗歌和甘斯的讲座都有着广泛的读者和听众。德国本民族共产主义的第一本书是莫泽斯·赫斯写的《人类的神圣历史》，他是在科伦从父亲的工厂里逃往巴黎之后，了解共产主义思想的。[176]这本书具有神秘性，是漫谈式的，但却十分明显地包含着阶级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思想。接着，赫斯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并在《莱茵报》上刊登了很多暗中宣传共产主义内容的文章。一年以后，一个裁缝，威廉·魏特林，活跃在移居到巴黎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团体中，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这是一本弥赛亚式的救世著作，它反对造成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的人间富人掌权者，主张一切人有通过社会平等和公正的途径获得教育和幸福的权利。
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知识传播的是罗伦茨·冯·施泰因的调查著作《当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由于施泰因的这部著作，1842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在当时的德国常常互换使用）开始引起了关注。受普鲁士政府的委托，施泰因曾做过一个对法国社会主义在移居巴黎的德国工人中传播情况的调查研究；虽然调查人远不是那么同情社会主义者，但是发行的报告却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知识的传播，甚至激起了社会主义者对他们事业的热忱。[177]科伦的思想氛围特别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莱茵地区的自由主义者（与曼彻斯特的自由主义者不同）具有很强的社会意识，认为国家对社会有着巨大的责任。例如，梅维森参观英国时，由于工资降低的情况而深为震撼；于是在巴黎停留的一段时间里，转信了圣西门主义。在《莱茵报》办公室举行的颇有效力的《莱茵报》编辑委员会团体会议上（该团体由莫泽斯·赫斯创建），经常讨论社会问题。其成员还包括荣克、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卡尔·德斯特尔和安内克。他们每月聚会一次，先读报，接着讨论，这些人政治观并不一定相同，但都对社会问题感兴趣。马克思1842年10月移居科伦后，便加入了这个团体。[178]
通过对莱茵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马克思受这些讨论的启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增加了。他在作为编辑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即关于莱茵省议会辩论五篇撰稿计划中的第四篇）中，讨论了新近提议的有关颁布更为严格的盗窃林木法。拾捡枯枝烂叶在传统上历来是不受限制的，但是19世纪20年代的农业危机带来的匮乏和工业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法律的干涉。局势变得难以把持：在普鲁士的所有起诉案件中，六分之五涉及林木，这个比例在莱茵地区还要高得多。[179]因此，当时提议林木监护人应该成为指控犯法行为的唯一裁决者，并且可以独自评估损失。
马克思没有用很多社会历史的细节叙述，而是从法律的和政治的立场探讨了这些问题。他主张国家应该遵从惯例来反对富人的掠夺，因为假设没有了不公正，一些东西也永远不会成为个人私有财产，而且，“如果对任何侵犯财产的行为都不加区别、不给予较具体的定义而一概当作盗窃，那么，任何私有财产不都是赃物吗？我占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不就是排斥了其他任何人来占有这一财产吗？那不就是侵犯了他人的所有权吗？”[180]马克思在这里运用了蒲鲁东的语言，而不是他的精神，因为他的讨论始终是限制在严格的法律基础上。人们的社会关系会变成“崇拜物”（即死的事物还继续神秘地统治着活人）；自然的支配和占有关系被颠倒了，人被林木左右，因为林木只是客观地表现了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商品。马克思认为这一去人性化是《普鲁士国家报》给立法者建议的直接后果，这一建议认为：“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林木，而且总的来说，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注：“国家”英文表达为civil。］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实际任务。”[181]最后，马克思通过比较古巴野人认为黄金是西班牙人的崇拜物这一信念与一个独立观察者认为林木是莱茵人的崇拜物这一看法，结束了文章。
这篇文章说明了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现实的注意力在增加。这篇文章作为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引起了他的震动。正如后来他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82]恩格斯后来也说道，他“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183]。
由于对莱茵议会的批评，《莱茵报》越来越大的成功激怒了政府，省总督11月给内务大臣写了一封信，说他打算起诉林木盗窃文章的作者。局势本已变得紧张，因为《莱茵报》10月份刊登了政府一项改革离婚法律的保密计划，这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使法律“基督教化”的第一步。这份报纸用三篇文章追根究底地对此进行了揭露，其中（12月中旬的）第三篇文章是马克思写的。他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前的法律太个人主义了，而没有考虑家庭婚姻和子女的“伦理本质”。法律仍然“仅仅想到两个个人，而忘记了家庭”[184]。但是他也不欢迎新的提案，因为新提案不是把婚姻当作伦理制度，而是当作宗教制度，因此它仍然没有认识到婚姻的世俗本质。
11月底，马克思与他以前的柏林伙伴彻底决裂了。事情起因于卢格和诗人海尔维格到柏林的拜访，他们希望邀请“自由人”团体合作创办一所新的大学。卢格（他永远有点清教徒的味道）和海尔维格引起了这些有着放纵和挥霍观念的“自由人”团体的反感。据卢格所说，例如布鲁诺·鲍威尔“佯让我忍受那些最为荒诞的事情，例如必须在理论上来消灭国家和宗教，还有财产和家庭，而不必费心考虑用什么来代替它们，不考虑要摧毁一切事物的关键事物”[185]。11月25日，马克思通过刊登一份来自柏林的报道的形式，公开地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该报告的关键是摘自海尔维格寄给《莱茵报》的一封信。决裂是彻底的，几天后，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一封信中证明了自己行为的合理性：
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注：英文中无“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186]
离婚法草案的公布带来的巨大骚动致使政府对《莱茵报》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马克思感到越来越多的时间都在对付书报检查官中耗费了。恩格斯写道：“‘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必要的文章；先是给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187]到1842年12月为止，书报检查一直由一个非常无知的官员来执行，据说他审查删去过一则关于对但丁《神曲》翻译的广告，理由是：神的事情不适于作喜剧的主题。他常常没有足够的机敏，来注意审查重要的东西。由于自己的疏忽而被上司责备，他就习惯地用这样的话对待日常工作：“如今是一块面包的问题。现在我的一切都吹了。”[188]布洛斯讲述了一个关于这个官员的故事，这是马克思告诉他的。“有一次，他被邀与妻子、待字闺中的女儿一起参加一个由省总督举办的盛大舞会，离开前必须要完成他的书报检查工作。但恰巧那天晚上印刷校样还没送到。这个不知所措的检查官坐着马车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到了马克思租住处。当时快11点了。他使劲按铃，马克思从三层楼的窗子探出头来。‘校样！’检查官吼道。‘没有！’马克思朝下喊道。‘可是——！’‘我们明天不出报了！’于是马克思关了窗子。这个检查官听了这话糊涂了，茫然不知所措。但从此以后他就规矩多了。”[189]
1843年1月，马克思发表了一篇有关贫穷状况的调查，这是他在《莱茵报》上最后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摩塞尔的酒农自从关税同盟建立之后，遭受着竞争方面的巨大痛苦。当时这种境况已激起了很多公开呼吁，1842年11月《莱茵报》记者对这一贫困境况作了报道，其真实性立刻遭到了省总督冯·沙佩尔的质疑。马克思认为这位记者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准备亲自证明该报道。他计划写五篇系列文章，结果只写了三篇，其中只有两篇在《莱茵报》查封前发表。这两篇发表的文章用大量的细节论证了该记者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篇文章在对该报的压制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摩塞尔河谷的状况是源自客观的既定关系：
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190]
为了改善这些关系，马克思认为必须进行公开争论：“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应该是政治的因素，而不是官方的因素［注：“不是官方的因素”英文为“不是官方的和官僚的因素”。］，这样，它才不会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应该是市民的因素，但是同时它不直接和私人利益以及有关私人利益的需求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191]
马克思一定感到《莱茵报》被禁的日子日益迫近。1842年12月24日，也就是宽大的书报检查令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德国一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报刊《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海尔维格的一封信，抗议他原希望编辑的一份来自苏黎世的报纸在普鲁士被查封了。结果，海尔维格被逐出普鲁士，《莱比锡总汇报》被查封；1843年1月3日，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压力下，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意志年鉴》；1月21日国王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查封《莱茵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
报纸的查封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起促成的：报纸的畅销；我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篇文章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地干了一顿）；我们坚决拒绝说出给我们送来婚姻法草案的人的名字；议会的召开（我们的鼓动可能对它产生影响）；最后，我们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和《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192]
此外，沙皇亲自向普鲁士政府抗议《莱茵报》上的几篇反俄国的文章。马克思原先抱着挽救报纸的希望表示愿意辞职，而政府则是意已决。最后一期报纸的日期选定在1843年3月31日，但由于书报检查令人无法忍受，以至于马克思宁愿在3月17日就辞职。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中，马克思说他的辞职是因为“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194]，虽然后来他把原因归于股东们意欲与政府妥协。[195]
在最后的几个月中，马克思无疑是报纸背后的主要力量。到12月底为止，报纸的发行量已达3500份。3月18日，检查官圣保尔写道：“今天，情况不同了。整个事情精神上的领导人昨天终于辞职了……我非常满意，今天我审查所用的时间还不及以前的四分之一。”[196]马克思毫无疑问坚定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圣保尔写道：“马克思愿意为自己的思想牺牲自己，他绝对地深信自己思想的真理性。”
查封《莱茵报》的决定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说：“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197]。虽然他仍然在写作，但他确信自己的未来在国外：“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198]。他已经决定移居到国外：剩下的问题只是在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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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菲力浦·日果（布鲁塞尔）给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巴黎）的信（1846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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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菲力浦·日果（布鲁塞尔）给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巴黎）的信
（1846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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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正义者同盟一领导成员（伦敦）给海尔曼·克利盖（纽约）的信（184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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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正义者同盟一领导成员（伦敦）给海尔曼·克利盖（纽约）的信
（184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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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约瑟夫·魏德迈（希尔德舍）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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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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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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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
（184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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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威廉·魏特林（布鲁塞尔）给莫泽斯·赫斯（韦尔维耶）的信（184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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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威廉·魏特林（布鲁塞尔）给莫泽斯·赫斯（韦尔维耶）的信
（184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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