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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死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玛莎·米列诗选 胜利的死者 且问什么使他们不安， 他们在瓦砾底下长眠。 我们为胜利而丧命， 可是世界还不安定。 关上，永远关上 那永恒的房门。 冬天扫过各国的人民， 两手空空的人在乞讨求情。 你们的暖被子盖得平静—— 啊，别再动荡不宁。 人类不让他们的同胞 安居家乡，不受战争侵扰！ 年青而不安的死人， 你们怎样才能安宁？ 等孩子们不再战栗， 而且人人都有吃的。
大清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玛莎·米列诗选 大清早 大清早 从天上 大踏步走来。 屋顶 弯成杯形 收集阳光。 太阳 召唤我们。 已经擦够了 眼睛， 还有活儿 在我们手上。 和早晨 齐步前进； 如此美景 使人有劲。 起来 迎接这个日子， 大地已经苏醒。
玛莎·米列的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玛莎·米列诗选 玛莎·米列的诗 展开在读者面前的是美国当代优秀的女诗人玛莎·米列的一卷诗选。这里有简练隽永的小诗，也有热情澎湃的长篇巨制；有写景诗，也有抒情诗；有的诗大声控诉，有的诗低声吟唱，但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1918年米列出生于一个迁居美国的贫苦的犹太人的家庭，父母都是针织业工人。她幼年丧母，父亲是积极组织成衣业工会的活动家。1929年美国经济恐慌爆发，银行倒闭，她家里一点微薄的积蓄也付之东流，家庭生活非常艰困。这些遭遇以及后来的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都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米列自幼失学，十六岁起开始做小职员，一直到今天，中间也当过工人报刊的记者。她11岁上开始作诗，13岁那年读到惠特曼的作品，得到很大的启发。从此以后，她就以诗歌作武器，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民主权利和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米列深刻地憎恨侵略战争。她用多种多样的手法表达了这个反战的主题思想：有正面的咒诅，侧面的讽刺，也有反面的对照，《大地母亲的哀歌》对战争贩子作了正面的控诉。一个暮色渐浓的黄昏，大地母亲来到青草地上寻找被战争夺去生命的儿女；她没有找到他们，却看见兵士在那儿操练。她质问制造战争的人们：“为什么用笑容和谎言把他们偷走，不肯给予他们本来不多的时光。”这一问使人想起同样坚决反对战争的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布莱克如何揭露好战者的诡计——总是借爱国和自由之名驱使青年充当炮灰。大地母亲因为战争给她的创伤而哀歌，但她并不悲观绝望；她号召她的孩子们“横着眉，用复仇的手臂，打倒疯狂的凶手。”《那些糟蹋我们的人》既有控诉也有讽刺；那些法西斯好战分子在葬送了别人的青春以后居然还要强迫人们欢乐歌唱——“用枯骨做成的竖琴，砂砾哽塞的嗓门，安安闲闲，兴致勃勃地欢乐一阵。”——好战分子的无耻和诗人的悲愤之情真是溢于言表。 《这般如意的天气》是一首别具风味的好诗。它对好战分子进行了侧面的讽刺，诗人的手法简洁而巧妙。她用纽约泰晤士报〔注：即《纽约时报》〕关于原子爆炸试验成功的洋洋自得的报导，与五月的午后五个小女孩跳绳玩乐的情景对照起来。这首诗不仅使读者愤怒，而且使读者发笑：笑好战者的愚昧，无知，荒唐。他们由于爆炸试验成功而得意忘形，居然忘了他们自己的孩子同样会受到原子弹的灾害。诗人问得好： 她们是你的女孩， 是你的女孩在跳绳吗？ 此外诗人还常常借牺牲于战场的死人之口来表达反对战争的思想。《胜利的死者》写得又简洁，又生动。全诗八节，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死者虽已长眠地下，但丑恶的美国现实世界使他们不能安睡。诗人就问他们是为了什么原因。他们的答复是明确的： 人类不让自己的同胞 安居家乡，不受战争侵扰。 另外一首短诗《——麦克白斯断送了睡眠》表达了年轻的牺性者要求重新降生为人的愿望。 米列对于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她在给译者的信中说，她对黑人问题曾经做过深入的研究。她自己是遭受压迫的犹大人，对种族歧视的反感自然特别强烈。这里选译的《密士失必》和《步行的人们》就是证明。这两首诗都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做背景。《密士失必》控诉黑种小孩爱麦特·铁尔惨遭私刑杀害的事件，《步行的人们》记录了蒙哥玛利城黑人抵制公共汽车公司的英勇斗争。两诗性质类似，写法也大致相同：都用重复句来加强诗的效果。此外在她的著名长诗《你们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中也有专写法西斯警察枪杀无辜黑人的篇章。 诗人曾于1955年6月出席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开会期间她写了《和平大合唱》；这首诗音调铿锵，节奏分明，确是一首优美的歌词。《赤狮子》和《纪念罗森堡夫妇》也是与美国人民的实际斗争有密切联系的作品。 《你们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是米列著名的长篇创作。这篇诗在1952年出版单印本以后，获得英美进步文学界的好评。诗人兼批评家阿尔弗拉德·克兰堡说它是“我们时代的十分优异的诗章，在反对种族歧视，保卫公民权利的问题上作者表现了巨大的勇气和艺术才能。”《政治月刊》主编，小说家兼批评家杰罗姆说它是“人道主义的呼声，诚挚、美丽而感人。” 《你们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以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执行冷战政策的美国为背景。这首诗的结构比较复杂，需要略加说明。开篇第一章写一个母亲和即将进入美国冷战世界的孩子的对话。天真烂漫的孩子把世界看作“巨大的游戏场”，那儿有无数玩具供他玩弄。母亲——也许就是诗人自己吧——是深知这小世界的，她一面告诫他“疯神就蜷伏在丝般的草地”，一面嘱咐他在贪玩的时期过了以后去寻求使他“坚定的手”，和他们一道“揭去魔障，毁掉陷阱，放出阳光的浪花。”第二章写美国当局进行防空演习，以加强冷战气氛。警报突然哀鸣，拆散了相拥相抱的情侣。诗人要求他们镇静，并且从各自的阴影中走出来，集结力量。这时诗人的笔触转向无辜的黑人惨遭焚毙的悲剧，慨叹美国民主自由的传统已经荡然无存。诗人在第四章“暴风雨”中继续揭发法西斯警察深夜枪杀黑人的罪行。恐怖统治使犹太区的居民惶惶不可终日，连皮球打到墙上也会引起他们内心的震惊。接着“陷阱”叙述了告密者的无耻勾当，以及被捕入狱者的坚定信心。诗篇至此，到达了转折点，一向崇拜神明的人觉悟到自己才是“生命的赐与者”，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为生命而战斗"。这首长诗最后在觉醒者歌唱新生活的高潮中结束。 在写诗的艺术方面，米列有她自己的特色。她一般不写谨严的格律诗，也不写松散的自由体。她的诗体介于两者之间：句子长短不拘，但有一定的节奏；脚韵没有固定的位置，但自然成韵。这种体裁给作者较大的弹性和自由，又不致发生拖沓松散之感，适宜于表现比较复杂宽广的题材。可惜由于译者水平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在译文中把这种形式移植过来。 米列创作手法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善于把抒情的和戏剧的因素结合起来。诗歌中的戏剧因素是指诗人对角色心理的用力刻划，以及客观事物的细致描写。这在米列的长诗中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你们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一诗里关于犹大区居民在冷战政策下惶惶不可终日，警察枪杀黑人后良心不安的描写都有强烈的戏剧意味。这种手法使诗人能够超越一般抒情诗的比较狭隘的限制，使诗情更为深沉，诗境更为广阔。 二十五年来米列的诗作散见英美的进步报纸和刊物。她最近的作品有诗剧《危险的杰克》和她主编的《罗森堡夫妇：美国诗选》。这里选译的二十一首诗有的曾在《群众和主流》等刊物发表，有的根据作者供给的打字稿。诗中的注解都是译者作的。 袁可嘉 1957年5月于北京
作者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玛莎·米列诗选 作者序 “译文”主编茅盾先生写信给我，代表新文艺出版社要求把我一部分诗作译成中文出版。同时我也接到译者袁可嘉先生热情的来信。一个美国人的作品今天受到新中国的欢迎，我感到极大的荣幸。 我国政府禁止美国人民到贵国访问，和贵国人民会见，使我们不能在面晤之际发现我们之间的浓情厚谊，分享我们的热爱——对于人类共同拥有、珍视和为之奋斗的事物的热爱。 但是凭一束诗，一支歌，一幅画我们可以设法携起手来，了解彼此。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化之邦，世界上许多思想，科学和艺术的成果都出于她的贡献，但她却在别人手里受了不少罪。如今她给我们——也给我自己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榜样，说明中国的儿女们如何承担一切困难，创造着崇高的历史。 我十分感谢能获得向中国学习的机会。 美国历史短暂而发展迅剧，而且国内种族复杂；她是一个充满离奇矛盾的国家。我的诗表现了一部分这样的矛盾。不过特别值得指出：我所描绘的事物——例如《你们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里所写的冷战年代的恐怖政治——遭到了美国人民的反对；他们勇敢，而且对不正义旳事情抱有传统的反感。 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可能自吹自擂，因为有人蓄意把他教坏了，使他对于别国人民只有模糊或歪曲的认识。但是他基本上确信诚实和礼仪的美德，而且一旦发现这些美德已经受到威胁，他就能为之奋斗。从早年（1776）衣衫褴褛的革命战士到后期的移民——他们不愿受压迫而逃到美洲，在那儿发现了新的压迫，又与之斗争——这种基本的美国性格保存了下来，而且还将再一次证明它的存在。 我怀着言语难以形容的满腔热诚，为我的中文版诗选写下这几句话。 但愿我们有朝一日在和平舰队上相会，但愿我们那时不需要什么解释或演说——只要歌唱和花朵——你们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在一穹青天之下共欢同乐！ 玛莎·米列 1957年于纽约
我们的政治主张（《新旗》第16期，1947年6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第十六期 我们的政治主张 （本社）（《新旗》第16期，1947年6月1日） 本文是解放战争时期，王凡西、郑超麟等人的基本立场。这些主张的基本意思，是工农群众以最广泛的行动，落实社会改良，实现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监督，从而为颠覆资本主义秩序，建立一个工人国家打开道路。文中提到的生活指数、反对“男女分校”等处，是当时的民国特色，而住宅问题，则是超越民国时空的。 （上传者注） （一）立即停止内战：——反对国民党勾结美国帝国主义讨伐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队，反对征粮、征税、征兵！ （二）彻底改善与保障工人生活：——按生活指数十足发给工资；职工代表自编生活指数；八小时工作制；工会领导机关民主化；反对国民党党棍控制工会；工人管理前敌伪工厂；工人监督“国家银行”与“国营事业”；救济失业；确保罢工权；取消一切反对劳动者的法律！ （三）没收土地归贫农：——切实没收地主与富农土地，由全体自耕农、贫农与雇农组织土地委员会加以管理，由各成员分种或集体耕种；打倒高利贷；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四）军队民主化：——一切军队（不分国共）立即成立士兵委员会；彻底改善兵士生活；废止一切等级、特权、压迫与侮辱；革斥全体反动军官；兵士自选指挥员；授退伍兵士以土地；废止常备军；由工会编练工农民军！ （五）保障贫民生活：——成立各类消费者代表会，规定日用品价格，监督一切经济活动，惩罚投机囤积；成立住户联合会，分配一切房屋；由国库广建房屋，交工会与住户联合会支配；清算并没收大官僚、一切发国难财、胜利财与内战财者的财产，用以整理币值、安定物价、兴建工厂、由工人管理，以此切实救济贫民；以单一的财产累进税代替一切捐税；革斥一切贪官污吏，官吏民选！ （六）保障青年的求学与就业：——增加教育经费；大中学生一律公费；实施普及的义务教育；反对党化教育；保障教师生活与学生营养；反对男女分校；毕业学生有充分就业机会！ （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纠察完全自由：——立即取消一切特务组织；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立即废除保甲制和警管区制；切实保障各种自由！ （八）保证中国民族之对外独立与对内自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反对美军驻华；取消中美新不平等条约；否认一切外债；实行自主的保护关税；没收外商在华产业；让台湾人自治；保证国内诸小民族的完全平等与自决！ （九）保卫苏联，打倒史大林官僚政策：——反对美国帝国主义魔爪进攻苏联；反对恢复沙俄特权的《中苏条约》！ （十）与全世界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撤退一切占领军；反对镇压殖民地独立运动！ （十一）立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制宪会议：——取消一党钦定的宪法；取消一党政府；反对各党派上层谈判改组政府；反对领袖协商的“联合政府”；主张由全体人民以平等直接无记名方式普选全权的制宪会议，产生工农政府，实行上列政纲。 一九四七年五月
（书评）中国四大家族（唐盛，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1947年第15期 （书评）中国四大家族 作者：唐盛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李星按：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一书，在解放战争时期出版，对揭露蒋党统治起到了较大作用。直到今天，这本书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惜解放以后似乎从未再版，到了今天，大概很少有人读过它了。 本文是关于它的一篇书评，主要内容是指出蒋党统治下的民国，从抗战前到解放战争，经历的急剧垄断化，证明民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与书的作者陈同志展开辩论。说起来，蒋党的统治，是值得21世纪工人阶级仔细研究的，因为它完整展现了“到底什么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书评作者指出，陈同志谈到蒋党的工业垄断时，居然只谈资产阶级，而闭口不谈工人阶级。这确实很有趣…… 《中国四大家族》陈伯达著，长江出版社出版，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政论界已经渐渐从浮泛的政治分析进而为更切实的经济研究了。人们对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经过八年战争，尤其两年胜利之后，已经认识得相当充分了，现在急欲进一步知道做这个政治基础的中国经济究竟是甚么。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本是十余年前热烈辩论过的，至今这个问题仍能引起人兴趣。但现在人们需要的，还不是那种属于社会学的，「学术性的」，比较抽象的问题，而是另一种问题，更切实的，更具体的，更直接与政治和行动有关的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美国开发中国问题，四大家族或五大集团问题，以及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有无功效问题等等，特别引起人们注意。这些问题是有相互关系的，可以说是同一问题之几个方面。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据我们所知，要算陈伯达先生著的「中国四大家族」一书写得最好了。此书的好处就在于搜集了极广博的材料，加以分析和排比，由此得出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独占统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这个结论。书中既有这样的真凭实据，我们对于这个结论就毫无怀疑余地了。 中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事业，完全操在四大家族手中！——或者说操在「五大集团」手中，如陈翰笙先生在美国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的。所谓「五大集团」，乃是在那四大家族之外再添加一个「政学系集团」。这点虽与陈伯达先生所说有点出入，但在我们今天注意之点上是无关宏旨的。总之，现在中国经济乃是独占的经济，乃是操在少数几个家族手中的独占经济，而国家内政，外交以及文化事业，则是这个独占经济所施行的政策，即都是符合于它的利益的。 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我们毫不怀疑其正确性），那么由此我们就应当断言：现在中国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而且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国家了，中国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到独占阶段了。 可是，这里，陈伯达先生就与我们背道而驰了。他也承认四大家族所代表的是「金融资本」，但他说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国家独占的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性质及其活动，是完全不同的。」（见二页）他又认为四大家族所凭藉的央中交农四大银行，其业务「不是资本主义的性质，而是更集中的封建与买办的性质；其发展并不是反映国民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恰是反映了国民经济的破产与资本主义的不得发展。」（见二五页）总之，陈伯达先生认为中国的「金融资本」是封建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同时，陈翰笙先生在上引的文章中也认为「五大集团」所代表的官僚资本是「前资本主义的」。这两位陈先生都否认中国现在已到资本主义阶段，都以为资本主义尚在中国发展路上的前面，即都幻想中国能够从独占退回到自由竞争去，或能够从金融资本退回到工商业资本去的。 金融资本支配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事业，如陈伯达先生竭力向我们证明的，——这样一个社会，难道还是封建的或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么？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么？一个社会，无论有多少封建残余，无论封建势力尚在活跃，但既然城市支配了乡村，工商业支配了农业，金融又支配了工商业，而且直接去支配农业，那么这个社会便是道地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中所有「封建的」「半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成分，或者是在迅速消灭之中，或者正是资本主义为自己利益扶植起来的，与资本主义本身结不解缘的。把这样一个社会说做是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或前资本主义的，那就是把次要的性质视为主要的性质，而把主要的性质视为次要的性质，或简直闭眼不视这主要的性质。 说中国是半殖民地，说中国「金融资本」是买办性的，是外国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独占的金融资本之附属物，——这话并没有人否认，而且不能否认。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还是封建的社会，反而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有了买办性的金融资本，为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之附属物，——这是表示甚么呢？这是表示资本帝国主义已经如此深入中国，如此动摇了毁坏了中国旧时封建的或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而支配之了，已经能够为资本主义利益去保存甚至发展若干封建的或前资本主义的成分了。殖民地资产阶级，买办与否，总是模拟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好像中国电影模拟好莱坞一般。中国金融资本照样地独占工商业和农业，照样地把「经济的和政治的直接合而为一」，照样地独占文化事业，照样地压迫和剥削境内弱小民族。 但若以为中国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国家金融资本毫无区别，那也是错误的。二者之间确有区别。区别在那里呢？区别仅仅在于二者发展条件不同。帝国主义国家金融资本是独立发展起来，而中国金融资本则是过迟的，在外国金融资本「扶持」下发展起来的。譬如两株苹果树，一株是在沃土之上阳光之下生长起来的，另一株则是在瘠土之上，或暗室之中，或其他大苹果树遮蔽之下生长起来的。后一株树也许不会夭折，也许能够开花而且结果，但是同前一株树毕究有所区别，例如高低相差得很厉害。一切区别归根结柢都是由于发展条件不同。可是后一株树毕竟结了果了，虽然是苦涩的，不中吃的，我们总不能否认它是果，总不能幻想：变更一下环境可以使这果还原为花，使这结果的树还原为幼苗。中国金融资本比起美国的来，是小巫比大巫。美国统治菲律滨好久不出乱子，中国统治台湾不到一年半就闹出那场大祸了。虽然如此，我们仍当把中国资本主义看做已经发展到最后阶段了的，已经成熟了的，再不能退回到开花时代了，再不能退回到幼苗时代了。又譬如早种的麦子和迟种的麦子，虽然相差很多日，但迟种的如果能够成熟，即使成色差些，二者收获的日子也是不会相隔多远的。 既然明白了中国是在四大家族所代表的金融资本支配之下，就应当做出结论说：中国资本主义不仅发展了，而且成熟了。由此又应当定出革命斗争上适宜的战略和策略。可是陈伯达先生做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以为中国还在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社会，还未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大错特错的。 陈伯达先生的错误，不是他自己的错误，乃是他的党的错误。把一国的统治阶级还原为若干「家族」，如法国的「二百家族」，美国的「六十家族」，以及中国的「四大家族」，这在我们看来不过说明资本愈加集中和集合，愈加独占化罢了，别无何种意义。但在陈伯达先生和他的党看来，则除此意义以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即把统治的资产阶级强分为「独占的」和「自由的」两个部分，而图谋与自由的资产阶级联盟去反对独占的资产阶级。这就是所谓「人民阵线」的路线。「二百家族」「六十家族」等等，正是「人民阵线」时代喊出来的，或那个时代喊得最响的，——可见这并非偶然的事情。中国××党现在走的正是「人民阵线」路线。它起初要同整个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要「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共同建国」（周恩来说），换一句话说，即它要同「四大家族」联盟来统治中国。此时陈伯达先生决不会著作他的「中国四大家族」的。政治协商了一年之后，证明这种联盟不能实现了，于是中国××党便要联合「四大家族」以外的资产阶级来反对「四大家族」，于是陈伯达先生才写他这本著作。书中一开始就攻击三种幻想：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能（一）放弃内战实行和平，（二）放弃法西斯专政实行民主，（三）不当美国帝国主义工具实行民族独立。他说有不少的人抱有这三种幻想，所以他才写这本书。可是他忘记了抱这三种幻想，而且散布这三种幻想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党自身，而且是不久以前的事情。书中九八页至九九页很明白地说出那个新路线：「事实完全证明，这种罪恶的四大家族，这些完全寄生的腐烂的东西，是不能够有甚么生命的，而民族自由工业，虽然是被美国帝国主义与四大家族所摧残，然而它们却具有历史进步性，是有一定历史生命的东西。……四大封建买办家族，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之下，对于民族自由工业正在不顾一切地加以毁灭，而民族自由工业要战胜这被毁灭的恶运，就必须与农业的农民解放斗争结合起来。依赖农民解放的基础，以保证民族解放，以广大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这才是民族自由工业的唯一出路，再没有也不能够有别的出路。」可是这段话又是幻想，并不减于开始时所攻击的那三种幻想呀。四大家族乃是中国资本主义成熟的果实，如果这果实掉落下来，树株本身也就要枯萎的，决不会再退回去发展民族自由工业的。而且现在帝国主义独占统治的世界也不容许中国发展民族自由工业。希望四大家族让位于民族自由工业，就等于幻想世界各国金融资本能退回到工商业资本去一般。 事实上现在中国所谓「民族自由工业」究竟是甚么？它不是别的，只是抗战以前时代中国资本主义旧形态之残余物。陈翰笙先生那篇文章虽然材料少些，但有一点比陈伯达先生更正确些，即陈翰笙先生认为现在若干家族支配全国经济这种形态，并非古已有之，也不是国民党专政以来就是这样的。陈翰笙先生认为这种新形态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这年起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话很对，我们可以说，抗战以前中国是英日美法德诸国共同开发的殖民地，那时在诸帝国主义国家竞争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还未曾像现在这般集中和集合，还有更多的「自由」活动余地。一九三八年以后，除沦陷区归日本独占外，「自由区」也渐渐落入美国独占了，因为德法英诸国先后退出了。胜利之后，连沦陷区也落入美国之手。战前在多国竞争下的资本主义形态，当然必须改造，使之适应于一国独占。四大家族独占就是这个改造的产物。但改造是困难的过程，旧形态并不能立即消除而完全让位于新形态。旧形态挣扎着，代表旧形态的人物走到反政府的阵营中来，他们向农民和工人献殷勤，以左派姿态出现于政治舞台，希望得到工农赞助取四大家族地位而代之，如同二十年前国民党所经历的。这就是诸中间党派，尤其民主同盟领袖们，所走的路线。四大家族固然没有甚么生命力，民族自由工业也不见得有更多的生命力。 惟有工人以及工人领导下的农民，才能代表一种历史进步性的有生命力的经济。惟有工农联合的努力才能推翻四大家族而在中国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的社会。很奇怪的，陈伯达先生在他的书中记起了农民，却忘记了工人。他在论农业独占一章中指示农民斗争的出路，在论工业独占一章中却仅仅指示民族资产阶级斗争的出路，而未曾指示工人斗争的出路。他号召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却不号召工农联合。他简单忘记了中国工人。他殷勤搜集材料，仔细分析和排比，只为了替民族资产阶级服务，而非为了替无产阶级服务。 陈伯达先生这本书，以其广博的材料和仔细的分析，让我们知道中国资本主义集中化和独占化到了甚么程度，但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主张工农联合的人做出的结论，是与他们主张资农联合的人做出的结论，几乎是没有一点相同的，由此可见他和他的党所代表的是哪一阶级的利益了。 （唐盛）
法共与越盟（刘默，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7年第14期 法共与越盟 作者：刘默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李星按：本文是关于抗法战争的评论，归结于“堕落的斯大林主义”和“第四国际好”。 值得一说的是，越盟作为一个跨阶级联盟，由越共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在越南北部建立了工人国家，而越盟的资产阶级部分，比如吴庭艳家族，1954年抗法战争胜利后，在南部施行了根除共产主义群众的白色恐怖，并取得巨大成功。这当中的过程，对今天的工人阶级很有启发意义。 法兰西帝国主义从希特勒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便以比希特勒的更坏手段对付越南人。法兰西帝国主义，和其他所有的帝国主义一样，一再证明出是血腥的，贪婪的，凶暴的，极端无耻的。他们在战争时期一切关于自由民主或独立解放的甜言蜜语，连半文小钱都不值。我们，同样是被压迫民族的群众，自然完全同情越南的独立斗争，反对法兰西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不过我们不愿意停留在这样一个起码的态度声明上。我们需要从这个事件理解得一点东西。我们要从法共与越盟对民族独立战争所取的态度来观察二者的性质。 法国共产党现在是联合政府的构成分子，它的国会中占着最大多数议席，该党的领袖担任着副总理，国防部长，劳工部长等等要职。无论从法理或事实上讲，法国共产党是要对越南的罪恶负责的。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名的政党，如何能够负责执行对殖民地的征略呢？只此一点，已足以说明法国共产党，业已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诚然，法共「批评」政府的越南政策，主张与越盟政府「和平谈判」，但这显然是一种伪善，一种欺骗。法共在国会中表决了庞大的针对越南的军事预算，它的部长没有因越南征略而辞职，它的领袖反而接受了国防部长的重要位置……这一切，使共产党议员加香在国会中的「批评」成了最可耻的掩饰；同时，法共没有主张越南的无条件脱离法国，而主张什么「和平谈判」，这样便使法共成了法帝国主义最狡猾的一个代言人。 列宁以及革命共产主义的整个传统告诉我们：宗主国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反对本国帝国主义，必须主张无条件放弃殖民地，让殖民地独立，不管那殖民地正在与将在何国人的统治之下。 法共主张以「和平」方法保持殖民地，实际上是要以更聪明的方法保持殖民地，以更聪明的方法替法帝国主义服务。多么彻底与惊人的堕落！ 现在让我们来看越盟方面。如果我们从越南无产阶级的立场看越盟的领导，那是一个坏领导，准备出卖的一种领导。越盟是新的「四阶级联盟」，是越南的「人民阵线」，越南版的「联合政府」。它以「共产党人」胡志明为主席，以退了位的保大帝作顾问。越南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政客显然在这中间占了支配地位，甚至越南的地主阶级也起着一些作用。现在，不错，正是它领导着越南的广大民众，在和法帝国主义的武装队作着生死之斗。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个领导是极不坚定的。只教法帝国主义肯听它本国「共产党」部长的劝告，与越盟进行和谈，替越盟领导者的越南资产阶级保持了相当独立的统治地位，越盟便十分愿意以「一个单位」资格，加入法兰西帝国去的。越南的工人，农民，以及一般的劳苦群众，自然不该只为了这样一个资格而流血，他们要的是越南的完全独立，土地关系之完全改变，一般民众生活之彻底提高；可是为了这，必须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由它进行独立的政策，藉以建立越南的工农政府，解决民族独立以及其他一切的民主问题。 现在越南共产党自动解散了，那里没有一个工人阶级的独立的与革命的党。越南人虽在进行英勇的解放战争，但越盟的政策——实际上是越南史大林主义者的政策，却正在重演中国的悲剧。为要避免这个命运，一个重大的责任落在越南第四国际支部的肩上了。
撤退美军与学生运动（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6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撤退美军与学生运动 作者：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李星按：本文是关于沈崇事件的评论。值得一说的点： 1．美国在民国下的大功夫，营造亲美气氛，民国的有心人是知道的，本文就提了一句。在资本主义全胜时代，主流的既得利益者颇想把这个亲美气氛给续上。近几年，对美国的扒皮舆论日渐增多，时代又变了。 2．作者在结尾来了一段“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复读。今天我们知道，30-40年代在华美国军人是不乏种族主义倾向的，是犯了大量杀人取乐勾当的。但作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复读仍有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顽强地让工人阶级看到历史的前途，而不是拘泥于一时一地的沉闷现实。 为了北平一位女生被美军强奸，全中国的学生举行一次愤怒的抗议。其行动的一致，口号的类似，以及波及范围的广大，竟使那些神经过敏的反动家，又相信这是苏联或延安的煽动家所掀起的。 其实，这是太把共产党的力量看大了，把群众的认识看低了，同时把他们自己所造成的罪恶的后果看漏了。 谁都明白的，强奸案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引子，其作用最多不过等于引起一场火灾的第一根火柴。问题的中心已经由学生示威时所提出的那个主要口号表示出来：「美军退出中国」。 其实，即使「美军退出中国」这个口号也只具有象征的意义，学生们在这个口号中所喊出的，乃是对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的全盘控制的抗议。这口号的全部意义应该是「打倒美帝国主义」；而且还不仅此哩，它更表示着人们对那些假美帝以自固的「自己人」的斥责。 为什么人们对美帝及其在华代理人的抗议与斥责会如此一致而普遍呢？诿之于共产党「煽动家」之手是太愚蠢，说学生被人利用也是太简单了，主要的原因，乃是：美帝勾结中国反动派企图奴役中国人民大众的行为，已经造成了极其普遍的不满。 诚然，直至今日为止，将这不满表示出来的还只限于学生，因之，无论反动派或革命派对于这次运动，都对它表示了轻视：「成得了什么事？草堆上的一把小火！」可是这样想的人是大大地错了。学生本身不是一个有决定性的力量，这是不错的。但问题不在于学生本身。在中国，乃至一般的落后国家，正如有人说过，学生是「巴力门」，即是国会，也就是说，是真正民意的代表，民意的反映。 如果燕子的飞来不就是春天的来临，但至少，这是个正确的消息，报告你春天快来了。 五四运动始于学生，五卅运动也部分地始于学生，近代中国史上每件大事，差不多都始于学生。现在信号又来了，大事变不会很远的。我们对此次学生运动寄以期望，也愿赋以它应有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反美运动，许多年青人不知道，好多老年人忘记了，因为已经很久，在一九〇五年。从那时起，太平洋对岸那个国家，始终是我们的「朋友」。费了多少钱，多少心计：从文化，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方面的应用，这位山姆大叔好容易造成了在华的友谊。这友谊到前年胜利时达到了顶点；但在此后的一年内，却将前功断送得干干净净。这次学生运动如果没有旁的意义的话，那末有一点就已经足够大了：它表示出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的野心已在中国遭到普遍的反对！ 现在，这件强奸案已经「结束」，它得到了「公正」的判决。果如统治者之所愿，问题在「法律范围」内解决了。学生运动呢？也正如反动家们所预料，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但是，它的政治意义始终存在着，愈过愈会发生影响。参加这次运动的前进的学生们绝对没有理由为此消极，失望，或灰心。将来，中国工农大众的反美反统治党的斗争也必然要加剧，配合着这些斗争，学生们的斗争是有意义与影响的。 不过我们也决不可自满，尤其要检讨一下我们这次运动的缺点。这次运动是自发的，如果有领导的话，也只是一些左倾的，多少蒙受一点史大林主义的一部分学生吧了。因此，意识上显然表示得不够健全，即太偏向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我们必须认清楚：要在中国施行美帝国主义政策的，不是全体美国人，而只是华尔街巨头，以及华盛顿的官僚与军人。美国兵士的大多数是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劳动者，他们不是自愿来华，他们自己就是想回家去的。驻屯在全世界的美国兵士曾经发生过极普遍的回家运动，就可以证明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机构并不是整个的。我们，中国的劳苦大众，反对美军留华，主要是为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而决非反对一切美国人，也非敌视全体美国兵；我们应该将美帝国主义与美军的普通兵士分开来，应该重新唤起他们的回家运动，响应他们的运动，与这些穿着制服的美国工农一致，共同反对美国的统治阶级以及他们的中国代理人。不是中国人对美国人，而是中美的劳苦大众对中美的统治阶层。我们的一切运动必须向这一方针前进。 一月二十三日
一位战友之死（广东通信）（孙桂华，来源：《新旗》1947年第1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7年第13期 一位战友之死（广东通信） 作者：孙桂华来源：《新旗》1947年第13期 李星按：本文是广东革命工人陈仲禧的一篇悼文，大概也是唯一对他的奋斗经历有所总结的文字。像陈同志这样的革命工人，在20年代的广东和全中国，曾经成千上万。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人，是一个也没有的。关于他和他的同类，可说的实在太多，又不知从何说起。 值得指出的两点： 1．在抗战中的军事斗争时期，陈常常“单独行动”，最后被有产者的暗杀团伏击。这种单独行动，其实是乡村游击活动的常见做法。八路军的指挥员在反围剿时，需要分散突围的时候，经常也是指挥员自己或一两个人走出包围圈，到了外线再与队伍汇合。 陈同志之死的真正问题，是他的活动威胁了本地有产者的利益，从而面临后者的“清扫”。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2．在二十多年前，我读郑超麟回忆录里，看到他关于“五个香港工人来开了会就回香港”的只言片语，对比他对瞿秋白如何作诗、苏兆征如何拼酒的描写，当时感到作者对革命工人有着天然的隔膜。这种隔膜来自对社会分工的自然接受，在郑同志的时代，思想上很难打破。 ××兄： 战争隔离了我们这么久，最近才转辗从友人处得到你的消息，早两天又看到了你们所办的「新旗」，使我快活极了。过去几年真是艰难的！战争以及它带来的一切苦难，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把人压得死去活来，喘不过气。我个人，几年来的生活自然是想像以外的艰苦；不过你知道，物质的苦难对我从来不算一回事，最难熬的倒还是那精神上的隔绝与孤单，——这在漫长的岁月中，确实害得我够苦。虽然我深信：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我的朋友存在，而且在继续奋斗；虽然我又深信：战争总会过去，光明总要来，革命总要到。可是一种离群的寂寞总给了我无可比拟的烦恼，这烦恼一直延续到知道了你们的消息，读到了你们办的「新旗」。 「新旗」证实了我的所信：不但你们存在，而且全世界我们的朋友都存在；不但你们和他们都存在，而且你们和他们都生长与发展了。这是多么开心的事呢？世界是有希望的，人类的苦不是白吃的，——我当时就如此自言自语。 不过我想，在艰苦的几年中，我们这些为现制度所最不欢喜的「叛徒」，这些个对现制度及其罪恶反抗得最激烈的战士，纵然渡过来了，一定是大有损失的。我约略听到了陈××同志在日敌手中的壮烈死难，也听到了别的一些朋友的英勇牺牲……。我想知道他们的详情，我要把他们的榜样告诉我所团聚的一些青年朋友，使他们的名字与事业永远活在他们心中。 这里，我要先告诉你一位朋友的消息： 你也和他相熟的，这位陈仲禧同志。那年你到香港来，一位黑瘦个子，面皮略麻的造船厂工人，招待你在他家里住了一个时期的，便是他。 过去几年我就是和他在一起，在广东的中山县里组织了农民武装队，始终打击着日敌的力量！ 不过还是先让我告诉你仲禧的生平吧。他原名陈子，是广东中山县濠冲乡人，死年三十八岁。他是一个贫农之子，没有受过教育，早年在乡耕地为活，但由于他自己的努力，也居然能读书写字。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唤醒了广东的农民，仲禧成了他们的领袖之一，他和自己的兄长都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了当地的农民运动，他积极组织农民协会，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因此他们兄弟俩成了地主恶霸的死敌，贫苦农民的救星。在斗争中，仲禧一度受人狙击，后虽治愈，他身上却始终留着一颗子弹；但他的兄长，则不幸在那时候牺牲了。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在乡不能立足，仲禧亡命南洋吧城，入机器厂学习，一九三〇年回香港入太古厂作工。此时他受了当时共产党左派（即托派）的影响，参加反对派活动；以后六年，他始终留在香港，传播托派思想，并从事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华南支部的组织工作，一九三六年，他在港编印「火星」报，在香港工人中发生了相当影响。 中日战争爆发后，仲禧潜回故乡，组织自卫队。凭了他往日的信仰，很顺利地团集了农民中的年青分子，组成了一支坚强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在中山县麻子及横门一带，与日敌作战多次。仲禧每战总是身先战友，每退总是亲自断后。在一次战役中，仲禧于全部队伍匆忙退过桥梁后，冒着敌人的枪弹，亲自炸毁了渡桥，几致受伤……。此种英勇善战精神，博得了当地民众与全体战友的敬仰。 不过，我必须马上指出，我们的仲禧同志绝对不是一勇之夫，不是张飞型的好汉，而且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甚至不是「抗日第一」的信徒。他始终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如此英勇地领导农民抗日，却丝毫不缓和了他对国内敌人与阶级敌人的对立，他顾到贫农的利益，而且首先为了他们的利益。在他的「解放区」里，虽然力量还不足以进行土地革命，但不断在扶助阶级斗争的。 这一点，不但引起了土豪劣绅的不满，不但引起了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的不满，甚至也引起了史大林主义者的不满。在这些人看来，阶级合作乃是抗日的前提。 后来中山失陷，接着香港也失陷了，日敌的势焰更张，跟着汉奸的力量也大起来。过去，高叫「抗日第一」，认为主张阶级斗争便是汉奸的那些先生们，现在却先后做「识时务的俊杰」，竞向「大事已成」的日帝献媚了。仲禧的一点力量于是受到了多方面的迫害，他本人隐蔽起来了，躲在邻近中由县的珊洲坑，秘密指挥着农民们的抗敌肃奸工作；他极其正确地执行着一个路线，就是以阶级斗争来完成这些工作。 这样，他更引起了全体敌人们的仇恨，他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 一个阴谋与暗杀的网撒布出来了：当地的地主们，党棍们，会同了日帝汉奸，组织了一个暗杀团，他们散布在珊洲坑附近，三三两两地伏埋着，想一有机会就除去这个共同敌人。仲禧很精灵，你知道，他料得到他们的把戏。敌人的诡计简直无法实行。不过他太大胆，太自信，也可以说太大意，他还是那样轻易出去，而且时常是只身独行的。一九四四年夏天，有一次，他为了一件工作到蒲山乡去，步行到半路上，冷不防有人对他开了一枪，不幸竟射中了要害。着了枪，他立即拔枪回击，但因受了重伤，不准，两个凶手一起冲上来，对他放了六枪，我们的仲禧同志便这样地完结了。 中山那几乡抗日的贫农们抬回了他的尸体，替他厚葬，还举行了盛大追悼。这些贫苦斗士们立誓要复仇，发愿要继承死去领袖的思想与事业。 多少年来我就是跟他在一起，参加了他的斗争，共尝了他的艰苦，最后，我看见了这位亲爱的同志的死，也看见了他的事功如何深深感动了一些青年战士们的心灵。我不沮丧，虽然我悲哀；我相信着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虽然我眼见了我们队伍中一员大将的损折！ 仲禧身后，除了他一生的光荣事迹之外，没有留下什么，他没有妻，自然没有小孩。那年，当你在港的时候，我记得你跟他开玩笑，问他为什么不讨老婆，他开始笑着回答：「我不要」；你再问，他就比较严肃地说：「何必叫人作寡妇」。这话虽然带着几分儿戏，但又多么清楚地透露着他献身于革命的真诚与坚定！ 仲禧死了，你读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一定会十分难过的；怎么能不呢？我们这里的朋友全都刻骨镂心地悲痛过了。这是个多么大的损失呀！一个贫农与工人的结合，一位有经验有勇气的战斗员，一个最忠诚的国际主义的社会革命家，多么难于寻找呀！同时，我们这事业，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又是何等迫切地需要着这样的同志呢？我们损失不起，但是竟损失了。……但愿仲禧的事迹能替我们感召更多的工农斗士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为了死了的朋友，也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希望你能把我这封写得拙劣的信，登载在「新旗」上。 孙桂华上十二月十三日
（书评）反苏大阴谋（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7年第1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7年第13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书评）反苏大阴谋 作者：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7年第13期 李星按：本文是对40年代中期的亲苏政论书籍《反苏大阴谋》的评论，作者郑超麟。作者指出的反驳论据，即纽伦堡审判丝毫没调查纳粹与苏联党内勾结的历史问题，确实很有趣，也很有力。但，对亲苏人士来说，这也丝毫不会起作用，因为“国际帝国主义阻挠了纽伦堡审判揭露托派法西斯”，就是驳不倒的理由。我们以前谈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许多亲苏人士第一次慌乱了，不是因为他们对斯大林的爱慕之情受到了伤害，而是秘密报告来自他们绝对服从的苏联国家。但对20世纪主流共产主义的真正打击，还是苏联自己的灭亡。 虽然已经说过了，但身为一个老托派，李星很乐意重复一遍：信仰毛主义的菲律宾共产党，从1968年建党时起，宣传了20年的“反修防修”、“警惕社会帝国主义”，但在1991年“苏修”完蛋之时，菲共却陷入了巨大的混乱，革命军队的领导者跑了，总书记以及和谈主要代表跑了……这样的反应遍布世界，因为20世纪工人革命的主要成果死亡了，而菲共人民军的指战员们，与意大利的左翼小说家、巴西的托派工会干部或者纽约的“斯大林主义”黑人社区工作者一样，都是阶级斗争的一分子，受到俄国革命历史后果的制约。 托派为自己辩解，为托洛茨基辩解，为仲甫辩解，固然都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但最符合工人利益的，最能引发阶级思想裂变的，仍然是工人斗争本身，而不可片面寄希望于“以笔为剑驳倒斯大林主义”。 Sayers和Kahn合著，梁纯夫译，「评论报」第二号起连载，已载至第七号。 「反苏大阴谋」，据「评论报」编者介绍说，「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秘记。作者根据最可靠的档案文件，把苏联从建国到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的全部过程中，国内国外企图消灭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阴谋花样，用历史演义的方式揭发出来。」 写作的方式是很生动的。书名是很有吸引力的，出版之后畅销美国，而且译成多国文字，而且改编为剧本上演，都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苏联从诞生以来的确受国内国外种种阴谋所进攻，阴谋现在还在进行着，而且是无奇不有的，而苏联是十月革命的遗产，它的存在不仅是旧俄境内工农及一般劳动者所关心的事情，而且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被剥削人类所关心的事情。 可是，我们从「评论报」已经发表的几章看来，以及从日报上登载的此书目录看来，却发现此书本身就是反苏阴谋的一个作品，就是它自命为要暴露的那个「大阴谋」之中一个部分。 为甚么呢？因为此书将那真正保卫苏联，真正保卫这个十月革命遗产的努力，统称为「阴谋」，与真正的阴谋混合一起，而有一种阴谋，最足致苏联死命的，反而不见提起了。这就是此书将苏联二大创立者之一托洛次基说做阴谋反对苏联的人，将托洛次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运动以及现在的第四国际行动说做反苏的阴谋。认真说起来，书中说的那些真正的阴谋，如各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公开干涉和秘密进攻，以及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等等，不过是拿来做陪衬罢了，著书目的明显的是「反托」，即反对那些真正保卫苏联的人以及真正保卫苏联的手段。 在这一点上，此书著者们并没有甚么创见，他们不过重覆着十年来史大林及其指挥的特务机关（G.P.U.）底一种谎言罢了。 我们记得，从十年前，即一九三六年起，莫斯科有接连几次的审判，结果整辈代的布尔雪维克派领袖，即列宁的全部助手，差不多都被枪毙了，红军高级干部，从总参谋长起，大部分被杀，全国实行血腥气的「大肃清」，受影响的达到二千多万人以上，最后放逐国外的托洛次基也逃不过G.P.U.雇用的凶手之手。这种历史上空前的冤狱藉口甚么罪名呢？据法庭正式的判决书说：这些被告，从托洛次基起，是与纳粹党人勾结，图谋进攻苏联的。托洛次基在国外主持这个阴谋，而齐诺维埃夫，加明尼夫，拉狄客诸人，则在国内接受托洛次基的训令，进行怠工，暗杀，为外敌侵略作准备。这些被告在法庭上受审时都自认犯了所控告的罪状了，但没有一点物证。法庭便是这般全凭被告口供而不靠物证判决了罪刑。法庭又指出托洛次基和希特勒之间有个协定存在，而此协定是经过纳粹第三号领袖赫斯之手而签订的。 这个毫无事实根据的谎言，当时震惊了全世界。许多有正义感的人，不仅各国无产阶级中的，而且一般社会中的，起来抗议。以美国老哲学家约翰·杜威为首，若干国际上知名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织了一个「托洛次基罪案侦查委员会」，即称为「杜威委员会」的，根据莫斯科审判所控告的罪状，一件件侦查，而且亲自审问了托洛次基及其他有关的人，并请各国政府协助调查证据。结果发现所控罪状都是虚构，而宣判：托洛次基无罪了。「杜威委员会」曾将审问托洛次基时的记录以及「委员会」的判决书，印成两厚本书，由哈泼兄弟书店出版。只要不怀成见，凡读了这两本书的人都可以明白：莫斯科审判是如何荒唐无稽的。 可是，今天，莫斯科第一次审判十年以后，无须读「杜威委员会」那两本书，也就可以明白史大林和他的特务机关如何说谎了。因为今天有了新的事实，比「杜威委员会」的侦查和判决更有说服力量。这就是不久之前才结束的纽伦堡审判。 纽伦堡国际法庭是为审判德国战争罪犯而设立的。德国战争罪犯是否应由那些法官来审判，判决的罪刑是否适当，那是另外的问题，这里只要说：这个法庭是有苏联检察官参加的，德国国家文件，公开的和秘密的，都在法庭手中。而赫斯，第三号纳粹领袖也是法庭中一个被告。莫斯科审判不是说托洛次基曾与希特勒订立协定么？不是说赫斯是这协定的中介人么？整代的布尔雪维克派领袖，列宁的全部助手，不是为此罪名被枪毙，被长期监禁或被谋杀了么？那么，现在，好了，莫斯科审判是否冤狱可以在纽伦堡法庭上得到水落石出了。 当纽伦堡法庭开始工作时，关心苏联的人，对莫斯科审判有疑问的，无论曾读过或不曾读过「杜威委员会」那两本书的，都希望纽伦堡法庭给他们的疑问以一个解答。若干共产党员，竟荒谬到这个程度，于纽伦堡法庭初开庭时，宣布：法庭已搜得无数证据，证明托洛次基确曾与希特勒勾结，阴谋进攻苏联。可是与这些史大林主义者期待的相反，法庭工作了好久，还没有拿出一件证据来，甚至没有提起过托洛次基名姓。于是不仅信任莫斯科审判的人，连怀疑此审判的人，也焦急了。英、美、荷、比诸国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先后签名写信给纽伦堡法庭，要求法庭审问被告赫斯以关于托洛次基勾结纳粹的事情，要求法庭公布一切有关于此勾结的文件（倘若有此种文件存在）。不久之前逝世的威尔斯，「世界史纲」著作者，也曾签名在这请求书上面。最后，托洛次基寡妻又曾写信给纽伦堡法庭，要求允许她委托律师出庭，亲问被告赫斯以关于托洛次基勾结纳粹的事情。各国有正义感者写的这些请求书，以及托洛次基寡妻的请求书，寄到纽伦堡法庭后，同石沉大海一般。直至法庭结束，战犯绞死的绞死，徒刑的徒刑，释放的释放为止，不仅英美诸国法官没有问赫斯以托洛次基勾结纳粹的事情，没有拿出一件有关于此事情的证据，而且苏联籍法官也没有这般做。人们干脆无视了这件事情。纽伦堡法庭，尤其其中苏联检察官，对此事情的缄默，不啻是他们大声疾呼，向全世界公布：十年前开始的几次莫斯科审判完全是冤狱，托洛次基及其他布尔雪维克领袖并未曾阴谋反苏，而史大林及其G.P.U.完全说谎了。 我们还能要求比纽伦堡法庭这种缄默更能说服人的证据么？有了这个证据之后，我们对于莫斯科审判之为冤狱还有丝毫疑问么？ 想不到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冤狱，只消十年就可水落石出！ 然而，Sayers和Kahn，「反苏大阴谋」著作者，现在还在向我们重覆十年前莫斯科审判案的判决书！他们这部「划时代的历史秘记」虽然写于纽伦堡审判以前，但是在这审判过程中出版呀！至少梁纯夫先生的中文译本，是现在，纽伦堡法庭结束以后，才发表的。 除了重覆G.P.U.底谎言以外，就「评论报」已经发表的几章书看来，我们对于这部「划时代的历史秘记」还有如下的批评： 第一，「评论报」编者介绍说：「作者根据最可靠的档案文件」。我们试看作者根据甚么文件，并怎样去根据文件。 书中第一章开始出现了一个美国人，雷孟·罗宾斯少校，一二两章就是以他为线索的，关于他的事情当然是根据于罗宾斯自己写的回忆录。 Sayers和Kahn写道： 「我是支持克伦斯基的」，罗宾斯坦白地说，「不过当我看见一个尸体时，我不能不承认他是尸体，因此我承认临时政府是死了。我要知道美国红十字会能否替俄国人民服务而不致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不赞成你的内政计划，不过这与我的业务无关。」（见「评论报」第二号第十八页下栏） 我们试查原来的「档案」，看这二位作者是怎样根据的。一九二〇年印出的「罗宾斯报告」（RaymondRobins'OwnStory）是这般说的： 布尔雪维克革命使托洛次基当政之后不久，罗宾斯就去看托洛次基。……当罗宾斯来到托洛茨基房门口时，有兵士守卫着；当他进入房内时，有一个人站在托洛次基棹子旁边，这个人立即表现得很兴奋，一手指着罗宾斯叫喊道：「这是克伦斯基党，是反革命者！」因为他曾听罗宾斯向俄国兵士演说，反对和平，主张打德国。他又说：「这是反革命者！」 罗宾斯于是举起手来，好像叫人不要响。他对翻译说：「请你告诉人民委员托洛次基，不错，以前我曾用尽我的力量帮助克伦斯基，阻止人民委员取得政权。」——托洛次基皱起了眉头。——「但是再告诉人民委员，我是同我的那些朋友不一样的。当我看见一具尸体时，我不能不承认他是尸体，此时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埋葬尸体，而不是如何同尸体坐谈。我承认人民委员现在得到了政权。」——托洛次基样子温和了一点。——「但是再告诉人民委员，如果考尔尼洛夫或加列丁或沙皇今天坐在他的位置，我也是要来找他们谈话的。」——托洛次基又严厉起来。——罗宾斯赶快把他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再告诉人民委员，我今天是来问他：美国红十字会能够留在美国，做些有利俄国人民的事情而不会损害协约国利益么？如果能留的，我们就留下来，如果不能留的，我们就走。」——托洛次基于是直对着罗宾斯看，而且考虑着。 以上是罗宾斯自己的报告。我们试比较「反苏大阴谋」书中的话，详略不同是不足为怪的，但把「托洛次基」轻轻掉换了「列宁」。而这是「根据」档案的。 接着上段之后，「反苏大阴谋」又说： 列宁对于这位坦白的美国人立刻发生兴趣。他试图向罗宾斯解释新政权的性质。 「他们说我是一个独裁者，」列宁说，「目前，我的确是的。我是一个独裁者，因为我背后有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意志支持。当我停止执行他们的意志时，他们将剥夺我的权力，而我将和沙皇一样，无可作为了。」（同上） 列宁自称为「独裁者」，这是不可信的。这也许是罗宾斯造谣的罢？可是罗宾斯自己的书并没有这段，反之，他不厌烦地转述了列宁关于新政权性质的话，列宁告诉他：苏维埃制度怎样扩展到经济方面去，而共产主义将必然在全世界范围代替资本主义。列宁又曾告诉他： 「社会主义革命火焰也许能在这里熄灭，但我们要尽量把它举得高高地，使它能燃烧到更进步的国家去。当你将来看见「工兵代表会议」出现于柏林时候，你就知道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已经诞生了。」（见RaymondRobins'OwnStory，第二页） 论及新政府性质时，「反苏大阴谋」为甚么不从「档案」中征引这些文字呢？为甚么要杜撰一段诬列宁自称为「独裁者」呢？ 以上举出两例就可以知道这部「划时代的历史秘记」是如何「根据档案」的了。 第二，就「评论报」已经发表的几章看来，我们很凑巧地发现：密探，美国的比英法诸国好，试看英国人洛克哈特，赖利之类是如何阴谋反对苏联，而罗宾斯则如何主张协约国家承认苏联！将军，也是美国的比英法日诸国好，试看格拉菲斯少将在西伯利亚不干涉苏联内政，而诺克斯将军非支持高尔察克元帅不可！此外，总统也是美国的好。「两个名字概括了群众的渴求和少数人的恐惧：列宁和威尔逊。」（见「评论报」第五号第二十二页上栏）接着，连篇累牍恭维威尔逊。 我们不知道Sayers和Kahn是甚么人。当然是共产党员，但也许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罢？他们一面「保卫」苏联，一面赞美本国的总统，将军和密探！他们著作的书由美国帝国主义左派代表人华莱士，贝柏，台维斯写序文。姑不说现在国外阴谋反苏最后的线索是操在华尔街手里，仅就十几年前情形来看罢，美国在反苏大阴谋中决不会占据最小位置的。试想世界上大国都承认了苏联好久，美国还不承认哩。美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五年才承认了苏联的。 第三，我们见到的几章中，已开始反对托洛次基了。这里，是借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会问题列宁和托洛次基间的意见不同来「反托」的。关于这个和会的争论，自然不能在这里详说，但我们只要指出一件事实，即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布尔雪维克党会议上史大林曾公开说：「在这困难的局势中，托洛次基的立场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原来讨论此问题时，列宁主和的意见很少人赞成，大多数人都赞成布哈林主战意见，托洛次基的「不战不和」意见界在列宁和大多数人中间，结果人们是先接受托洛次基意见，然后才同意列宁意见的。以上征引的史大林的话可以证明「反苏大阴谋」中关于此和会的暗示是不合事实的了。 书中真正「反托」之处尚在后面，我们等候「评论报」发表到那里时，再来批评它。 但这里，我们已经可以说，「反苏大阴谋」一书是史大林主义的，是替现时统治苏联的官僚层做辩护的，而官僚层本身就是最大的「反苏阴谋」之化身，因为十月革命遗产，即生产机关国有制，今天已陷于危险状态之中了。我们关心苏联的正是为了它尚保存着十月革命遗产，而不是为了他是斯拉夫民族的国家。而为十月革命遗产危险负责任的正是史大林主义官僚层。但是这个阴谋，这个大阴谋，这个最大的阴谋，是这部书所未曾提到的，而且不愿提到的。总之，这部书正是为了帮助这个最大的阴谋而写出来的。 （舒严）
工人自编生活指数（来源：《新旗》1946年第1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12期 工人自编生活指数 作者：萧振华来源：《新旗》1946年第12期 上海市政府编制的生活费指数，很久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与指摘，因为第一，它是秘密编制的；第二，它事实上离开物价很远。 这种怀疑与指摘自然有根据。不管吴市长多么地长于宣传，会把假的说成真的，把死的说成活的；但事实终究胜于雄辩。工人愈来愈过不下去这个事实，总使吴市长的宣传无所施其技了。 最近，因为南京杭州二地的物价都比上海低，但生活费指数却反比上海高，这一新的事实，更使人们对市政府关门秘制的生活指数不信，更对吴市长的谎骗痛恨了。在职工大众的普遍压力之下，那些主张阶级合作，竭诚替政府效劳的总工会上层领袖们，也不得不出来说话了。总工会召集了生活指数座谈会，后来吴市长又邀本市的劳工领袖去听了“训”。吴市长虽又信口开河，训些连小孩子也骗不了的鬼话；可是结果总算不是完全没有，编造生活指数的内容总算透露了一些，同时，工人大众的真正要求总算让某些领袖说出来了。 根据市府代表的话，生活指数所依据的食品中包括了麦粞苞米。正如座谈会中一位出席代表说：“试问我们现在，什么人是吃这些东西的？”吴市长的餐桌上有没有这种食品？ 生活指数所依据的项目中，没有医药费，学费娱乐费，应酬费；而且在所谓家计调查中，根本只顾到一个人最低限度的衣食住行，不让他有丝毫多余积蓄；那末试问：工人难道不会生病，不死亡，不讨老婆，不生子女，有了子女不许读书，同时又绝无戚友往来，或最起码的娱乐散心吗？ 这样的生活费指数显然是太不合理了。 我们在本刊上，从来主张公开生活指数编制法，监督其编制，而且要争到由工人自己来编制。在十月十九日的上海市总工会会议上，有人提议由工人自己组织一个生活指数硏究委员会，结果通过而且组织了，这是好的。不过光硏究还不够。最低限度，我们应该自己编造指数（当然在专家指导之下），每半月或一月，公布一次，将所依据的基础以及编制方法，统统公开出来，以便给市府所发表的不合理的与虚伪的指数做一个对照。再进一步，我们就应该要求资方完全以我们工人所编的指数为依据，凭此发给一切薪水与工资。
电话公司怠工事件（工厂通信）（觉新，《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第九期 电话公司怠工事件 （工厂通信） 觉新（《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本文谈的是1946年某电话公司的一起辞退纠纷，作者觉新，生平不详。作者描述了一幅劳资关系日常画面：管理人员因为员工屁股底下垫着报纸而训斥她“偷懒”；另一个员工仗义执言，被早就盯上她的公司找茬开除；员工们开始怠工，慢慢做事，同时找公司老板投诉，美国高管出面装好人，说不用开除调岗就行，一群中国管理跳出来说不行，一定要开除；厂里的工会代表员工去跟公司交涉，开了全体大会，要大家不必进一步行动，耐心等待劳动部门的调解…… 今天有点生活经验的人，看了这些难免会心一笑，跟今天的很多工厂，真是太像了……这件事的后续，我们不得而知。想谈谈本文的后半部分。后半部分指出公司是在拖时间，工会在配合公司拖时间，说的都对。然后批评劳资合作，号召阶级斗争，一篇工厂通信写成这样，就有点离题。如果是写给工厂外的社会读者，一本左翼杂志的读者多半不需要口号式地提醒他们“劳资合作是胡扯”“阶级斗争很重要”；如果是写给这家公司的读者，那么他们最关注的，恐怕是需要深入分析老板开除了一个，是不是要在工资上搞事情？是不是要裁人？到底要不要进一步行动？要不要给劳动部门施加压力？要不要再去找真正说了算的、躲在后边装好人的美国高管？“劳资合作”与“阶级斗争”的争论，在一起辞退纠纷中，恐怕不能让工人感兴趣。 我感觉本文不像工厂通信，倒像面对那家公司员工的传单。但作为传单，它写的也不太合格。 （上传者注） 三星期前，我们公司接线部，曾发生了一次怠工工潮。起因是由于一个女接线员工作时屁股还坐着一张报纸，给监督发见了，如［加］以斥责。女接线员否认有过错，因为屁股并没有眼睛可以看报，并不妨碍她的工作。当监督追问报纸来源时候，旁边另一接线员吴某，看不过眼，出来辩驳。监督老羞成怒，一纸报告，第二天便把这个插嘴的接线员开除了。于是群情激奋，认为这点小事不足以任意开除工人，大家起来要求收回成命并以怠工示意。 这件事情一直拖延到今天还没有解决。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当怠工发生后，工会立即出来指责工人不应未通过工会便自行怠工，但为了使群众对它有好感起见，愿出面与公司交涉，工会的代表告诉我们：此事可以由他们负责，只要我们立即复工。我们觉得事情亦无需扩大，工会能叫公司恢复被开除者的职务，未尝不好，我们就先行复工。 工会与公司交涉的结果，据说我们的要求已得到美国大班答应，不过复职后调到另一部门而已。但当我们刚刚认为满意而要求必须立即实行的时候，这一口头答应变卦了，五个部长联名主张非开除吴某不可，否则，他们五人便要总辞职。真奇怪！一个小小的接线员何以会突然使这些大享如此之重视？这是偶然的么？当然不是。我们都明白：资方现在正企图向我们进攻，它显然在计划怎样削弱我们的力量。他们必认为被开除者曾经替工人说过话，是不利于他们，是眼中钉，因此非除掉不可。接线部长所宣布吴某的罪状（如“在工作时间唱歌，随便谈话”等）也不过是一种藉口而已。 在资方的心目中，最好每个工人都成为它的忠实奴隶，死心塌地替它赚钱，然而，天下岂有此理，我们同样要吃饭，就应有权利争取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一年到底为公司辛苦，出力，赚钱，照理，资方也应随时提高我们的待遇，但它反而心怀诡计，藉口任意开除工人，打击工人，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资方现正以拖的办法对付我们，在他们看来把时间拖长了，这件事便可自我们的心中淡忘了，便集不拢一致的热情为此事再起来与之争斗，然后，顺利地，照样一个个把较自觉的工人踢掉，于是可以得心应手了！可以坐获更大的利润了！我们必须当心呀！必须团结来对付他们的阴谋诡计。 我们为了要求被开除者立即复职，为了我们今后的职业不致毫无保障，为了反对资方的阴谋进攻，我们应该组织斗争，靠自己的团结力量。工会的主持者，表面似乎同情我们，替我们出力，但谁敢说它不是敷衍我们，谁敢说它不会与资方妥协？昨天（四日），工会开的代表大会，虽然为了专门的讨论我们这件事情，但竟议而不决，还叫我们再等待社会局的调解，评判委员会的评判，光是这一点已经说明工会并没有从工人方面着想，不管它说得怎样漂亮。 我们这次局部的斗争，在表面看来似乎只为了一个人，不为人们多大注意，其实，并不简单为了个人的开除与复职，是有关乎整个工人今后的斗争的。它替我们指出一点值得注意的事：公司当局正以各种可能配合整个资本家对工人的进攻，最好的办法便是首先削弱我们的力量，把他们认为有害的人排除出去，使我们的团结松懈。劳资可以合作么？这简直是骗人！这次斗争又一次证明：任人们以拍马屁式的劳资合作说去逢迎资本家吧，但资本家讨厌地一脚踢开以后，还要去扼工人的咽喉呢！ 我们必须反对资方的有意拖延不决，否则我们便会中资方的诡计。我们要使我们的要求能够达到，除了经常保持我们的热情与团结外，还必须立即取得各部门工友的同情与援助，更重要的，必须立即完全抛弃劳资合作的念头，而代之以阶级斗争。
青年人的两大问题（读者通信）（来源：《新旗》1946年第9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第8期 青年人的两大问题（读者通信） 作者：朱醒石来源：《新旗》第8期 录入者按：本文发表的时间为1946年，通信的双方朱醒石与编者二人的生平已不可考证，本文是由香港新旗社编辑发行的。由于《新旗》的刊发是在香港，而编者的回信在朱醒石寄信的十天后。暂且假定朱醒石先生是当时暂居香港的一个小学教员吧。香港在1941年末被日军占领，至1945年被英军接收，在日占香港期间，香港工业与经济受到重创，教育体系也濒临崩溃，在被英军接管后，朱醒石先生结束了之前颠沛流离的生活，进入到教育系统中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 在此前的颠沛中，朱醒石是迷茫失望的，自己想要求学而不得，自己想要寻找一个理想的职业也寻不到。一个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能够对自身与所处环境进行思索的年轻人，在此时遇见了一本进步杂志，也就是在1946年六月创刊的《新旗》，在看到一个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新世界的可能之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热情被激发了起来。朱醒石先生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条伟大的新路，他意图为这个远大的目标而尽一份力量，但他回想到自己的过去，没有好的教育经历，没有技术技能，他为此而感到了深深的痛苦，不知道自己学习什么知识，从事什么工作才能为实现理想而努力。他将自己的苦恼倾诉给了《新旗》杂志，希望有人能帮他解惑。 回复朱醒石的《新旗》编者，也是一名受过一定教育的进步人士，他回应朱醒石的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也是学校，二是做社会主义者就是一种职业，谋生的职业则为一个副业，这个副业是帮助人在社会上存活，并且实现主业的。并安慰朱醒石，小学教员是偏远地区人们的启发者，虽然小学里可能进步人士少，但应该也是可以遇见的。 放眼今日来看，随着教育普及化和竞争内卷化，不断会有青年会陷入到朱醒石一样的迷茫，他们的迷茫主要是在职业方面，当面对一眼望得到十年后的职业生活，当面临那些无意义的竞争时，当面临被无休止的剥削时，年轻人会开始思考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答案之前已经提到过了。总之年轻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思考，要在社会中继续学习，继续思考，进步青年应怀揣着自己理想主义的梦想，但也不要脱离现实，要避免空谈比如不工作就是反抗资本的最大武器之类的大话，只有副业帮助我们存活下来，才能更加容易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主业吧，若是人都不能生存下来，主业要靠谁去实现呢？） 青年人的两大问题 编辑先生： 我是新旗的一个经常读者，我认为，这杂志不单是一本政治性的斗争刊物，同时也在指导人走上一个全新的人生观，因为我上期通信里那位言保贞先生一样，读了新旗之后，整个思想都受到了影响。 我是乡镇小学里的一个教员，虽然还只十九岁，但开始踏入社会，到今天已是四年了。在这四年中，做了一年典当学徒，六个月印刷生涯，又是一年多的钱庄练习生。为了家贫，我不能进高中读书，又因为微贱，找不到一个较合理的职业。环境打击着我，一直予我以失望。 这时候我看到了新旗，它给了我很大的兴奋，鼓励，我觉得找到了一条新路了。但想想这个远大的前途，又想想我这个一无所长的人，没有好好的读过书，没有任何技能，我能于新社会有什么贡献呢？想到这里，我又茫然了，失望了。究竟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学些什么？从事什么职业好？愿先生有以教我。 朱醒石上九月七日 醒石先生： 一个有志向的年轻人没有力量升学，本是痛苦的。我本人就受过这样的痛苦。我当初的家庭情形也没有力量供给我读书的，我勉强读毕了中学，更勉强的读了一年大学，终于还是读不下去了，中间是饱尝苦痛的。可是后来我觉悟了，求学不一定靠学校的，生活是学校，整个社会就是学校，要读书不一定进学校——从此我就怡然的离开了学校，毫不以失学而痛苦，同时我直到今天还在求学，还在读书。 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不能进学校求深造而感痛苦。 其次是职业问题。我个人从不曾找到过一个职业，一来是难找，二来也不愿找。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以谋得较善社会之现实为职业的。做社会主义者这本身就是一个职业。可是干这个职业不一定就能吃饭。在一个弱小的学术性的或甚至行动性的团体里，是不能供给很多人生活的，那么这些社会主义者如何生活呢？不得已，只好各人找一个副业干干。对于这个副业的选择，在我们是极不重要的。无所谓高低，无所谓好坏，唯一的目标就是它不是直接帮助政治的，同时最好，它能给我们较多时间来干我们的“正义”的。所以职业对于我们只具有很小意义，只为了人不吃饭便不能生活，不生活便不能谈社会主义之故。 其实这样的职业态度，任何怀有较高理想或较远情趣的人，都不能不如此。固不但以社会主义者为然的。大哲学家斯宾诺莎，是靠磨镜片来维持生活的。 我希望你也能采取这样的职业态度。 如果你能打破这庸俗的读书与职业的见解，我想你一定会大大的乐观起来，积极起来，勇敢起来。 小学教员这个职业很合于做社会主义者的副业，尤其在小镇上，小学校教员常是进步的份子，因为他们是城市文明与农村群众的媒介，是鄙陋的乡镇小市民的启发者，希望你能安于这个职业。你们那里的小教中，有多少像你那样的爱智者呢？也许很少吧？但也不会没有“芳草”的吧。 编者九月十七日
评胡绳《论发展生产力》（读者论坛）（守敬，《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第九期 评胡绳《论发展生产力》 （读者论坛） 守敬（《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本文是对1946年胡绳的一篇文章的点评。胡绳曾就读北大哲学系，抗战后是中共理论、媒体领域的重要作者之一。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胡绳写文章批判国民党发动内战，呼吁和平，本文针对胡文，进行了系统的批驳，作者守敬，生平不详。关于本文和胡文的内容，我就不谈了，因为该说的，守敬在文章里都写了。 我想说点别的。在20年代末，苏军与中国东北军围绕中东铁路，爆发冲突。托洛茨基写了长文《论中东路事件》，对各色“反斯大林主义”左翼的相关表态，进行了电闪雷鸣式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作为阶级分析工具的范文。遗憾的是，托同志的文字估计并未触及那些“激进左翼”的灵魂，因为……他们基本看不懂。 守敬对胡绳文章的剖析，也带有类似的特点，劈砍刺切，酣畅淋漓。但是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守敬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并没有什么蛋用……守敬怒斥说：胡绳先生尽管把唯物证法的公式背得透熟，但是一遇着具体问题，总是弄得离开唯物辩证法。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胡先生的唯物辩证法是背公式学来的，不足为用，同时更可能是因为胡先生遇事不知多用自己头脑，一味做人家应声虫所致。 胡绳是应声虫吗？如果他是，他就不会投身共产主义。胡绳遇事不知用自己头脑吗？那他离开北大后，本该像大批同学那样，凭着趋利避害的社会本能，进入体制，成为国民党的文化工具。胡绳的弱点，在于他加入的是一个有诸多局限的阶级运动，而这种局限在思想上尤其明显。这是那个时代主流共产主义的矛盾：参与者往往是被颠覆资本主义的动力所驱使，但头脑却被资产阶级炮制的政治偏见所束缚，而这种束缚，却被包装为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 托洛茨基也好，守敬也好，虽然他们能在抽象层次上把阶级真理掰开揉碎讲的明明白白，仍然完全不足以促使人们摆脱偏见的束缚，因为那需要有一股强大动力，去改变斗争格局的现状，让人们重新开始接近阶级的真理。而这股动力，在守敬的时代，到底还是没有出现…… 归根到底，并不存在按钮式的“唯物辩证法”，一按就有正确答案；正如人们不可能抽象地“独立思考”。守敬怒斥胡绳放弃唯物辩证法而采取经验论，但他真正应该指出的，是为何青年革命者胡绳如此的糊涂？！但这对守敬也太苛求了，这需要他具有穿透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强大洞察力，共产主义斗争奋起与挫败的历史时期。 （李星） 评胡绳《论发展生产力》 一 胡绳先生之为时髦的马克斯主义理论家，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不仅谈论唯物辩证法更不断在谈论各种实际问题。本来唯物辩证法是和实际问题分不开的，我不但不反对唯物辩证论者谈论实际问题，而且极力主张想把握唯物辩证法的人必须就实际问题来把握。马克斯是唯物辩证法的创立者，他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都渗透在各种具体问题的著作中。胡绳先生尽管把唯物证法的公式背得透熟，但是一遇着具体问题，总是弄得离开唯物辩证法。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胡先生的唯物辩证法是背公式学来的，不足为用，同时更可能是因为胡先生遇事不知多用自己头脑，一味做人家应声虫所致。在若干年前，我曾看见胡先生对于某项问题大闹笑话。这些年来我因埋头研究某项专门学问，平时不大涉猎一般读物，所以不知道胡先生的情况。可是前几天偶一翻阅《理论与现实》复刊号，拜读了胡先生的《论发展生产力》，又发见胡先生遇到实际问题就离开了唯物辩证法。 胡先生在文章的开端就揭出他的总纲领：要有和平与民主，中国的生产力才能得着解放，才能自甶发展，因此他主张：“内战必须坚决无条件的停止”，因为“内战是破坏生产力的恶魔”。他说：“实现民主的最高意义就是打碎束缚生产力的恶魔，使生产力发展，使人民能够丰足，国家能够富强”。胡先生在提出了这样的纲领之后，七扯八拉的写了几千字把国民党政府大骂特骂。国民党政府当然是该骂的，我并没有左袒国民党政府的意思。问题是胡先生在痛骂国民党政府的文章中没有指示出生产力如何解放。胡先生不但在骂国民党政府的文章中处处表示出他忘记了马克斯主义，而且在一开端就把问题提错了。 马克斯谈到“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曾拿它来和“和平”“民主”并提过吗？我虽浅学无识，未能多读马克斯的著作，但只凭我所晓得的马克斯的基本学说，我敢断言马克斯决没有这样提过。马克斯提到“发展生产力”总是与“生产关系”来并接的。马克斯明言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时候，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摧残旧的生产关系，才能为生产力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所谓革命，当然也是战争的一种，而且是国内战争的一种，可见得战争并不一定都是破坏生产力的，反过来说，和平也不一定都是发展生产力的。照马克斯的观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革命战争倒是解放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没有革命战争，不但生产力无由发展，而且整个社会都将萎缩乃至灭亡。 既然革命战争是解放生产力的必要条件，那么，说“实现民主的最高意义就是打碎束缚生产力的镣铐”也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在革命战争中，只有阶级的专政和阶级的民主，没有所谓一般的民主或抽象的民主。正因为这个原故，马克斯，恩格思和列宁在任何时候也未曾把生产力与和平民主拉在一块来谈。也许胡先生的理论是马克斯列宁主义之斯达林时代的发展吧。然而，希望和平民主能“起解放生产力的作用”，能“使人人有吃有穿，丰衣足食”，岂不正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散布的幻想一样么！ 二 胡绳先生骂国民党专政是中国贫穷灾荒和生产不能发达的根源，当然没有骂错。但是怎样才能消灭国民党专政呢？是用革命手段迫得国民党交出政权呢？还是用妥协手段请求国民党开放政权呢？胡先生走的是第二条道路。他主张劳资协调劳资合作的原则，他主张联合民族资本家来反对官僚资本家。 当资本主义还在向上发展阶段的时候，马克斯也没有主张过劳资协调，而胡先生在资本主义己烂熟，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极点，资产阶级拼命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今日，却表示赞成劳资协调，我真不知道胡先生预备要叫劳工大众如何协起。胡先生要劳资双方让歩吗，那么，不仅资本家非经斗争不会让步，而且工人们的生活已苦到无步可让，即使胡先生赞成用强制仲裁方法迫得劳资双方都让步了，问题仍没有解决。因为胡先生所提出的并不是一部分在业工人的生活问题，而是整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从解放生产力的观点来说，则失业现象不消除，工厂停工现象不消除，一切人力物力得不着合理的使用而发挥其可能发挥的效率，则生产力并未得着解放。这些问题都不是劳资协调所能解决的。 把民族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对立起来，更是大大的笑话。官僚资本就不是民族资本么？这是那里来的逻辑？也许胡先生要说官僚资本虽不是外国资本但是它依靠外国吧，其实所谓民族资本果真能不依靠外国么？整个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已实质殖民地化了，民族资本那能不依靠外国？民族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在依靠外国一点上只有间接与直接之分，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官僚资本家比民族资本家实力雄厚，且有政治力量的帮助，都无法与帝国主义的金融支配相对抗，难道民族资本家能希望和帝国主义相对抗么？中国民族资本家（本文中的“民族资本家”，都是照着胡绳先生原意的“民族资本家”，即不包括官僚资本家的民族资本家。）在经营上那个能脱离了外国的关系？他们用的机器是外国来的固不待说，就是原料，此刻也很多仰给于外国。那个产业资本家不兼做囤积生意，囤积大批的舶来品？他们周转资金的时候虽非直接从洋大人手里周转，但他们能逃过胡先生所反对的与外国有关系的“官僚资本”的罗网吗？其实一部分“民族资本家”所以反对“官僚资本家”，正因为“官僚资本家”垄断了对外关系，他们反对这种垄断，而希望自己能直接和外国金融资本发生关系，直接从外国获得物资资本，直接从事对外贸易。 胡先生的意思，要发展中国生产力就必须帮助民族资本家反对官僚资本家，或者联合民族资本家反对官僚本家。姑毋论胡先生的希望，照胡先生的办法能否实现，即使实现了，中国的生产力是否就得着解放了呢？不会的，不会的。官僚资本固需仰赖外国金融资本，民族资本也需仰赖外国金融资本的。结果虽把寄生于中间的官僚资本排除了，并不能求得中国经济的独立，也不能求得中国生产力的解放。这情形正和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排除寄生的商人，并不能解决社会根本矛盾是一样的。 金融资本统制产业资本乃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而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金融统制与政治统制相结合也是必然的现象。中国金融资本虽因先天不足而采取了稍与西洋金融资本不同的发展途径，成了外国金融资本的附庸，虽然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而与政治发生高度的结合呈现为官僚资本的形态，但是它的金融资本的本质并不因此而改变的。胡先生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在产业资本家的立场来反对这变态的金融资本家，不但要碰壁，而且是开倒车的。胡先生既未明提到以革命的手段来没收这部分官僚资本，而且从整个文章的调子推测，他宁是希望道部分官僚资本能从寄生性的投机资本变为生产性的产业资本。胡先生不了解在整个世界关系中，中国的金融资本已注定了只有走向投机而无法走向生产的运命。这正和中国的政治在全世界的关系中只有走向独裁而无民主可能是一样的。中国是全世界的矛盾的集结点之一，只有从世界革命的观点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发展生产力问题也好，和平问题也好，民主问题也好，都必须从世界革命的观点才能得着真正的解决。 三 我在上面所讲的道理本极浅显，胡绳先生当然不会不懂，可是以顶刮刮的马克斯主义理论家闻名的胡绳先生，为什么居然会弄出“和平民主”与“生产力”相连，明白主张“劳资协调”，要联合民族资本家来反对官僚资本家这些笑话来呢？一切的灾难都根源于胡绳先生不用自己的头脑，遇事不深思，只知道追随斯达林的人民阵线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人民阵线和新民主主义的罪恶不限于它把革命领导到错误路上，使革命日渐失利，他更大的罪恶是在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欺骗了广大的革命青年放下了思想上的武器，大批的向敌人投降。战斗的唯物论到处为经验论所侵蚀，机械的方法代替了辩证的方法。可是，他们却偏偏要挂着唯物辩证法的幌子。这一个倾向决不限于胡绳先生一个人，而是领袖追随者们的一致现象。不过胡绳先生《论发展生产力》那篇文章却为我们供给了在思想上投降的典型的例子，所以我特别提出来请自命为马克斯主义者的人们反省反省。 为保卫我们的思想武器，以下再从方法论方面对胡绳先生的文章重作一番检讨。 战争破坏了无数的人力物力，战争使许多工业停顿，战争使许多生产事业从建设性的生产变为破坏性的生产，战争使交通阻塞，农村荒废……从这些地方想来，“和平”的确似乎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可是马克斯为什么不拿“和平”与“生产力”并提，反倒说只有革命战争才能解放生产力呢？难道马克斯的意见错了么？不履高山，不见平地。不把真正马克斯主义的见解提出，则胡绳先生的“和平”论调确实是最能获得庸夫俗子们同意的。战争能破坏生产而和平能增加生产，的确是合乎众人直接经验的说法。可是由经验得来的真理通常总是随伴着很小［疑为“很不小”或“很大”——录入者注］的局限性，一超过这个限度就要失其效用。拿胡绳先生的见解和马克斯的见解相比，很显然的是胡绳先生的真理得自一时的表面的经验，而马克斯的真理则得自长期历史的概观和社会内部的分析。胡先生在这时候却完全忘记“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要在历史发展中去认识事物，要在内在矛盾中去认识事物”。 胡绳先生随着中共向国民党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组织联合政府，主张联合民族资本家以反对官僚资本家，来发展自由资本主义，他所根据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并没有过时，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还没有真正开始”。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果真没有过时么？国民党果真会开放政权实行民主么？在我看来，胡先生所希望的都未免要落空。胡先生所以有上面这些主张，不外是把中国从世界关系中抽象出来，机械的和若干先进的国家的发展历史对比而得的结论。中国的资本主义诚然未得着通畅的自由发展，但如果因此就以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并未过时，却是非马克斯主义的看法。从整个世界关系下来看中国，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确已过时了。中国决不会再有什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也不会有什么和平民主。中国可能有的前途只有两种：如果革命能够胜利，则资本主义经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然一开始就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果革命不能胜利，在国民党统治下，不管能否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就只会日渐走向法西斯化的道路，也不会再有什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法西斯化是资本主义没落期的一般倾向，何况中国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矛盾集结点。胡绳先生在这里又把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定律忘记了，他不在全体关系中去认识部分，而要把中国问题当作中国问题来研究。在列宁时代已经说到少数金融巨头宰割世界，现在离列宁时代又已二三十年，美国不仅以经济优越统制世界，甚至在世界各处布置军事根据地，准备独霸全球，而我们的胡先生却仍要梦想中国问题能脱离外国影响让我们独自来解决！ 总之放弃唯物辩证法而采取经验论就只有从革命家变成和平主义者，放弃唯物辩证法而采取机械论就只有从革命家变成协调论者，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一切有良心的马克斯主义信徒们，请看看马克斯主义被虚伪欺骗家们引得堕落到什么程度！起来，为保卫思想斗争的武器而战！猛省，检查我们自己是否仍紧紧抓住这思想斗争的武器！
工会人员的安全问题（萧振华，《新旗》第九期，1946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第九期 工会人员的安全问题 萧振华（《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王凡西谈劳动协会事件，指出抗战胜利后，在劳协等力量的推动下，上海工人一度活跃，但很快引发资本家和蒋帮当局的警惕，遭到打击。本文谈的，就是1946年上海当局如何打击工人。作者萧振华，生平不详。 本文指出工会的骨干不断被抓，而且抓了也不判，只关起来。老板又开始减工资、裁人，工厂里有'护工队‘，专门对付敢跟厂里交涉的工人，搞得工人已经抬不起头。顺便提一句，"护工队"的后台，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成立的“劳工福利会"，由帮会、特务机关和党棍指挥，著名劳工研究专家陈达，也公开协助这个”福利会“开展活动。 说回本文，作者指出，由于当局的压力，上海工人的工资在下降，必须有所作为。他的建议是”工人要团结、要保护工会人员“，要发起一个运动，把已经被关的工会人员救出来。这当然是对的，但如何保护？资产阶级拥有整个国家的资源，工人在国家划定的行动界限内，是注定被绑住手脚的。如何保护积极分子？考虑这个问题必须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对等关系，联系起来。否则，类似”营救工会人员“一类的运动，通常都是牺牲很大，效果很小。 （上传者注） 统治阶级的眼睛真亮，而且也真有经验，为要压迫上海刚刚抬起头来的民众运动，他们把头一颗子弹射向我们工人的工会。工会到处被改组，比较敢替我们工人利益说几句话在工会里办办事情的工友，时常被人捉去。最有名的，就像电话公司的二位工友，绸厂方面的三位职工，百货业工会的副理事长，其他还有许多不出名的工会人员被无缘无故捉去关起来。捉了去关在监狱里，并不送法院审问，一关几个月，全不讲什法律。弄到正派的工友都不敢出来过问工会事情了。有些工友还担任着工会职司的，也不敢作什么主张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都劝工友忍耐，等等风头再说。 这样一来，资本家胆子大起来了。他们开始反攻，很多厂家提出减工钱，裁人，不把工会放在心上。工人简直不能讲话，一有话，帽子套在头上，“护工队”把你弄了去。几个月来，物价涨了又涨，可是我们的工钱非但没有加，而且减了。照理说，工钱跟着生活指数，物价涨了工钱也跟着涨，可是天晓得，四个月之前我们还过得去，有几个工友还能打只金戒指带带的，这两个月拿来的工钱，却连一个人的吃用都不够了。拿我来说吧，我的底薪是一元一角钱一天，四个月前，乘了下生活指数（多少我弄不清）我拿到十五万多些，日子很好过；这个月，工钱算出来，十五万光景，我却过不下去了。什么道理呢？上次请教了人，他告诉我说，生活指数靠不住，据说这是市政府关了门自说自话编出来的，还听说管这门事情的一个专家因为良心过不去而辞职了。 难怪，市政府跟资本家唱双挡，一个瞎造生活指数，一个减低底薪，再来个特务先生乱捉工会负责人，我们工人倒霉了。可是，前两天，看见报纸上登载吴国桢老爷又在参议会上说：“上海工人拿的工钱比美国工人拿的多”，这真不知仁爱忠信的“信”字，礼义廉耻的“耻”字是怎样讲的？ 总之，我们工人现在又被打击得抬不起头来了，一年来的斗争结果，快给人家抢光了，我们又将陷入敌伪时代的痛苦中了，甚至更痛苦都不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立刻觉醒转来，睁开眼睛，不要马马虎虎。要为我们的生活改善而斗争，这个斗争中的第一步，就是要大家团结起来，作工会人员，或工人代表的后盾，要用我们全体的力量来保证他们的安全。今天起，就应该发起一个运动，把目前全上海关在牢监里的工会同志救出来；以后，再碰到同样情形，一定要用“全体进牢监”，示威游行，甚至不惜用罢工手段来反对拘捕工人。 工会人员的安全有保证，工会的事情办起来才有劲，我们的斗争才有办法，我们的生活才能改善，否则，一切都谈不上的。
我们看华莱士事件（刘默，《新旗》第九期，1946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第九期 我们看华莱士事件 刘默（《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录入者按：又是一篇春秋笔法的文章，它给工人们写，说要自立门户，针对着“德莫克拉西”同盟以及背后的…… 华莱士事件构成了九月中旬国际政治消息的主题，事情很新鲜，毋须我们在此地复述。这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尤其在中国，更尤其在中国的民主派人士及其刊物上，引起了甚大的注意与兴趣。这是当然的，因为华莱士正是美国式的民主派，他反对独占的“官僚资本”，他主张持久的和平，他主张与苏联妥协，希望有各党派参加的中国的政府出现。 人们惯常指出：华莱士是代表美国中小规模的自由企业家的利益与见解的。这话不无根据。美国的中小企业家确实是受着严重压迫的，他们确实反对独占资本，进而反对它在国内国外的政策。但是我们知道，传统的美国的自由企业家们，首先在经济上，跟着在政治上，愈来愈失去其比重与地位了。尤其是经过了这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企业家”竟可以说是一蹶不振了。根据“较小战时工厂联合会”向美国“参议院小企业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集中”一书所载，经了这次战争之后，美国的全部经济命脉，是由五大财团控制了的，它们间接直接所属的二百五十个大公司，拥有了全美国今日所有的三分之二的生产资材。至于小规模的经售商与制造商行，则有五十万家在这战争期间被完全消灭了。 独占资本如此地得了战争之赐，真已到了凌驾一切的地步，今日美国是由它操纵着政治，垄断着经济，指挥着舆论，总之，是它掌握美国的整个命运。 在这次战争之前，美国的独占资本就已达到了这个地步，非以全世界为其市场不足以继续其存在了。如今，战争使美国的工业生产又增加了一倍，那就更非使天下成为美国的“一家”不可。这是美国目前世界政策的由来。但要贯彻这个政策，就得积极地准备战争，甚至从事战争，而战争却首先要使劳动者与中等阶级的人士受灾。这些人，刚才从长期的战争压迫中出来，那是不愿意立即又被拉入这个可怕的灾难中去的。所以他们反对独占资本的政策；但直到现在，美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一个强大与独立的党，不能将平民大众的反对声浪，组织成一个独立的力量，去和独占资本的政策对抗。于是资产阶级内部某些较有远见与比较敏感的政治家，便出来“代表”大众的利益了，以便取得他们的拥护，他们的同情，借以缓和工人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对独占资本的敌视，防阻他们独立组织的出现，使这些不满仍旧导纳到独占资本的政治轨辙中去。 对于华莱士，伊克斯，毛根索等人的“民主表示”，应该首先做如是观。 因此，我们觉得，美国的工人与小资产阶级，中国的老百姓，或苏联的工人们，都不应该诚心诚意相信华莱士等所代表的是一个完全和美国现行政策，即和独占资本的政策相反的路线，是“民主的”“和平的”，或什么“罗斯福的”。我们要记得，美国的独占资本是在罗斯福的长期统治之下特别发达起来的，美国的战争是罗斯福领导的，美国的对苏与对华政策，也是罗斯福所规定的！华莱士之反对独占资本，也只能和罗斯福的反托拉斯一样：以反对之名行保育之实。 如果华莱士这次以左倾姿态，获得了美国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赢取得了今年冬季的议会选举，且能当选为一九四八年的美国总统，那末美国的政策在本质上绝不会改变。未来的华莱士和今日的杜鲁门一样，也只能执行由华尔街交来的政策罢了。再设想得大胆一点，如果华莱士退出民主党，会同了美国现成的几个大的改良主义工会组织起美国式的工党来，那末，华莱士做了美国的麦克唐纳或阿德里，即使掌握了政权，也只能和目前的英国工党一样，忠实地执行着华尔街那些“陛下们”的圣谕。 因此，如果不是美国工人阶级在一个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的领导之下，实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从根铲了独占资本的势力，则美国的国内外政策决不会有根本改变，换句话说，一定要走向新的更惨酷的世界大战的。这政策由贝尔纳斯或华莱士来执行，不过是步骤与策略上容有不同吧了。 苏联的报章与广播，这次对华莱士事件没有表示多大的兴趣，倒是对的。 中国的民主派，尤其是中国进步的工人，也不该对华莱士及其一派存着奢望。美国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改变华尔街独占资本所定下的政策的。在今日美国内部的各种力量中，只有美国强大的工人阶级，当他们政治上觉醒，组织上独立，进行社会革命，建立工农政府之后，才能给中国以真正帮助的。在这以前，也只有这个阶级的独立行动，才能阻止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进攻苏联。 我们只能对美国的工人阶级申诉，我们也只能寄希望于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取舍于华莱士与贝尔纳斯之间，结果也会如依违于马歇尔与赫尔利之间一样的。
中立与是非（读者通信二）（来源：《新旗》第8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第8期 中立与是非 （读者通信二） 作者：管佩秋来源：《新旗》第8期 李星按：本文是王凡西一方的托派，对解放战争性质，做出的一个点到为止的支持。它以读者来信的形式，指出彭述之一方以激进民主主义的面目，把国共混为一谈，是背离了阶级立场。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王凡西郑超麟说的很好。） 编辑先生： 我是一个没有党派关系的学生，不过我也看不惯那些自命为中立者。我觉得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就不能对中国的事中立，因为中立与旁观是相去不远的。我看不惯中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名称往往是一个幌子，越是喊中立，而骨子里却越是有党派。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超出于既成党派是可以的，甚至是应该的，但对于这些政党之间发生的纠纷却无所谓中立，而只应该站在超党派的立场上，即不站在纠纷有关的任一政党的立场上，评断一个是非；不论评断，我们还应该积极站在是的方面，参加斗争，以反对非的方面。 你们的态度我很赞成，虽然你们不是无党派的。你们不属于国共二党，超出于二党，但不中立，有是非。你们抨击国民党，同时也批评共产党，但你们显然不将二者看成半斤八两，显然有所高低，有所偏袒。你们对较为进步一边的批评，只是为了更进步，为了更有力地打击反动。这个立场，我是十分拥护的。 最近我看到一本杂志，是专门给「青年与妇女」看的，例如在第五期，它在一篇论内战的文章上，说过国民党如何如何不好之后，接着作者仿佛为要故示「中立」，说中共的行为是「凭着武力形成割据的军阀姿态」。这个我觉得不大对，批评双方是应该的，但不能把是非颠倒了。我们知道，内战总以区域形式进行的，我们能单凭这个形式而指较为进步的一边为「割据」吗？「军阀割据」这类字句，不管应用的人心里怀着什么想头，我觉得，总只能助长反动党的声威，替它呐喊，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管佩秋上九月一日 佩秋先生： 来信所论，极是极是。关于中立与是非之分，我们不想添说什么，有一点需要补充的，就是中国人不但对于中国事不能中立，就是于世界事也不该如此。天下已成一家，「中国事」大部分是决定于华盛顿的，你看。 中立本身是一个骗词，在此阶级分裂的社会里，真正中立不能有，也不会有。至于是非，那是有的，原因就在于阶级中有进步与反动之故。 国共间事，首先也应该就二党所代表的阶级立场来判断。一边一记耳光的办法自然不正确，帮着较反动的（就阶级立场说）一边来反对较进步的一边当然更不该。 来信所指那本杂志上的话，我们找出来看了，这话自然是错的；不过我们希望文章的作者只是犯了字句上的毛病。 编者九月十日
大战留下的创伤（来源：《新旗》1946年第7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7期 大战留下的创伤 作者：E.Atwood译者：唐盛来源：《新旗》1946年第7期 李星按：本文讲的是二战，作为资产阶级自相残杀战争的那一面，给人民大众的创伤。虽不深刻，确实好文。 美军性病比例那么高…… 正当巴黎和会准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清账才向世人公布哩。 此次大战中，人力（军人和非军人）损失为：二千二百万人死亡，三千四百万人受伤，二千五百万人无家可归，——共八千一百万人。这种损失，用美金来估计，共值一万万万元；城市，房屋，工厂，铁路等损失的价值尚未计算在内。 战后，饥荒和疾病普遍全地球。欧洲三万万人中，就有一半的人在饥饿线上挣扎着。德奥匈法意中比南捷波希阿诸国，群众在饿死之中。英国，一个“胜利国”，粮食存储又减少了，面包采取配给制了。苏联，粮食的缺乏，比官方承认的更加严重。印度有一千五百万人，中国有二千七百万人，在等待饿死。 广大区域的人口几乎全靠善后救济总署发给的粮食为生，有些地方每人所得减少至九百五十卡罗里，即纳粹配给布恒瓦德和贝尔森尔两集中营囚犯的数额。 许多城市，一岁内婴孩的每年死亡率为百分之二〇。今天欧洲有后天不足的小孩子二千万人至三千万人，亚洲此类的小孩子还更多些。 疾病和饥荒是形影相随的。今天，结核病和性病如火燎原。波兰一国，死于结核病的人约有战前四倍；大学生中，百分之一七有活动性的结核病。性病是跟随占领军来的。美军占领军中，性病流行程度随被占领国穷困程度为比例。驻欧美军害梅毒和淋病的，初停战时只有百分之七•五，今天则增加到百分之二六了。有些国家，如挪威，虽无美国或他国占领军，性病仍很流行，政府仍须努力去克服它。 在日本，美国占领军兵士抱怨不得复原〔员〕，便酗酒，盗窃，强奸日女，殴打日人，来发泄愤怒。 饥饿，疾病，死亡以及道德堕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果。但是与巴黎和会所准备的未来的大战比较起来，上述那些后果又如同小巫之见大巫了。 唐盛译自“战士”周报
马歇尔元帅的新胜利（刘默，《新旗》第7期，1946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第七期 马歇尔元帅的新胜利 刘默（《新旗》第7期，1946年9月1日） 马歇尔元帅奉令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奔走十个月，终于自认失败了。有人说：“马歇尔赢得了世界战争，但赢不到中国的和平。” 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可不这样想。马歇尔在世界战场上是胜利的，在中国战场上也同样是胜利的。马歇尔没有失败。他这次的失败便是他的胜利。 怎能说失败便是胜利呢？一句话，马歇尔到中国来自始就不曾想造成民主的和平。他也许真想造成一种“和平”的，但那不是我们所要的和平，也就是说，不是民主的和平。他想造成的乃是美国经由国民党在中国施行的一种独裁的和平，即不容许人民大众以及反对党派说话，批评或“作乱”的一种“和平”，他要的和平是绥靖，是镇压，是平定，是……，只不是民主的和平。 十个月来，马歇尔元帅，亦即杜鲁门总统，亦即华尔街的巨头们，在中国所成就的可不小呢。他使美帝国主义政策蒙上了仁慈和平的面具，他使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地位大大地改善；他替国民党加速练成了几十师美化部队；他相当稳定了国民党治下的经济危机；他很巧妙地使内战的责任放到共产党肩上。 成就了这些之后，如今是“失败”的时候了。“不欢喜失败”的将军于是坦然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发表了失败的文告，文告上还连署着一位悲天悯人的司徒大使。这样增加了力量，让人们更加感觉到中共的“好乱”，同时更加感激这二位慈祥老人的美意。 马歇尔元帅是以“失败”来完成其胜利的。他过去的成功是替美国与国民党争取了十个月的备战时间，今天的失败则是昭告了备战的完成。因此马歇尔的失败声明，实际上是华盛顿经过它的前任参谋长对国民党所下的进攻命令，他命令国民党进攻共产党，亦即进攻苏联在中国的前哨。 中国的全面内战果然打起来了，但这位“和平老人”并不以“辱于使命”而“愤然归国”，有似一般天真的中国人所想像的。他还留在中国，而且悠然地住在庐山，做着我们“最高当局”的贵宾，诗人似地欣赏着我们中国人对中国人的血肉飞舞。 有谁还愿意拿“救主”等等肉麻称呼奉送给这位老人吗？有谁还对这位元帅有着丝亳幻想吗？更有谁还企图把他和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派分开来吗？如果在事态如此明白了的今天，居然还有人保持此种态度，那是再不能让人原谅了，我们只能称他们做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不过，为使人们将来不再发生新的幻想起见，我们现在就得指出：马歇尔或代以他人的美国再度“调处”，完全是有可能的。美国并不能让中国的内战无限制地打下去，而且，可能发生影响的因素又太多了。假如一，国军不能在较短期内圆满地完成马元帅给定下的计划；二，战争形势或者竟于国军不利；三，内战迁延而美国国内市场又迅速地达到了饱和点，以致美国不得不注意市场资格的中国；四，内战引起了苏联与英国的积极抗议；五，以很高代价业已换来了美国在中国所必需的一切具有有战略意义的点与线；六，中国国内广大民众反战运动之继续高涨，甚至影响士兵的厌战情绪；……只叫发生了上述那一个有利或不利于美国的情势，都会叫马歇尔元帅再度热心起来，“替我们中国老百姓”调处国共之战的。 总之，除非美苏之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打起来，则美国对中国的内战，一定还要采取时而“调处”时而“不管”的态度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态度这里倒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即无论如何不应相信美国对华政策的“美意”。
胜利！谁胜利？（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2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胜利！谁胜利？ 作者：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2期 李星按：本文点到为止的指出，抗战胜利后，民国被美国资本所支配，民国资产阶级有存亡危机。 有的读者可能会奇怪，郑超麟不是托派么？托派为什么要写这样爱国主义的文章？至少在我看来，本文没啥问题，因为它基本是平铺直叙，讲了一个事实：被21世纪资本主义全胜地区的许多小中产引为自豪的抗战胜利、民国进入“世界四强”，实质是民国落入美国资本支配的开始。本文没有引导工人阶级为民族资产阶级而战，没有论证帮助民族资产阶级摆脱危机具有正义性。 总之写的挺好~ 夏丐尊先生死前不久曾问探病的友人说：「胜利！谁胜利？」夏先生这个问话，说出了现在，胜利将近一年后，全中国民众心中蕴蓄的怀疑。 真的，胜利鞭炮放过了，胜利牌楼搭过了，胜利典礼举行过了，究竟是谁得到胜利呢？ 老百姓么？老百姓显然没有得到胜利。中国境内还在进行战争，有些地方战争规模和使用武器并不稍逊于胜利以前，总之战区人民遭殃是与胜利以前不相上下的。没有战争的地方，人民在吃草根树皮，如广西和湖南，或者物价直线上升，由初胜利时四千元一担的米到现在六万元一担，如上海。战时，限制人民自由的种种办法，如保甲，如良民证，如清乡，现在一一恢复起来，此外添加警管制。 有钱人么？有钱人得到胜利，本是不与老百姓相干的，而且不能算做整个国家的胜利。但有钱人果真得到了胜利，也好。战争中老百姓的血也不是完全白流的，几个月以前，我们至少在这个意义之下庆祝中国的胜利。可是近日，有钱人吵起来了，他们忽然发现他们不仅没有得到胜利，而且就要陷于大规模的破产了。美国货像潮水一般涌进中国来，不仅货美，而且价廉，中国工业与之竞争，仿佛是普通炸弹和原子弹竞争一般。自从李鸿章以来发展的民族工业有完全消灭的危险。如果中国必须退回到李鸿章以前去，那算是甚么胜利呢？ 无钱的老百姓和有钱的资本家没有得到胜利，至少我们的国家得到了胜利么？即中国比从前更能独立自主，国际地位更加提高了么？外表上看，不平等条约废除了，租界收回了，领事裁判权取消了，中国被列为四强或五强之一了。但这不过是外表而已，实际上中国不仅不能支配世界命运，中国自己命运反须受美苏英三强所支配，人家在雅尔达，在波茨坦，在莫斯科，自由处理中国问题，没有邀请中国参加，甚至不须征求中国同意或追认；中国自己国内的党争须得请求外国特使仲裁，国内的战争须得请求外国军官调解，公司法受了外国压力必须修正极重要条文，同一外国压力又不许关税自由增加。这是必然的：有钱的资本家既然没有得到胜利，这个国家怎能得到胜利呢？ 那么究竟有没有人得到胜利呢？甚么人得到胜利呢？有的，那就是贩卖美国货的人，那就是能够改造中国经济使之适应于美国资本主义利益的人，那就是能够领导中国政治使之成为独立前或独立后的菲律滨的人。这些人的胜利，就是中国的失败。 中国这种「胜利」（或失败）其实早于战争开始时候注定了的。一个国家的胜利是与它致成胜利用的手段有密切关系的。它是靠外援作战呢，还是靠自力作战？在自力之中，它是依靠广大群众呢，还是依靠纯粹的军队？不幸过去抗战依靠外援重于自力，至于广大群众的动员则正是领导抗战的人所惧怕的。
（书评）天下一家（唐盛，来源：《新旗》1946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1946年第1期 （书评）天下一家 作者：唐盛来源：《新旗》1946年第1期 李星按：本文指出美国在二战后的“开明”国际姿态，本质上仍是为了落实帝国主义利益。本文又指出，美国的“反帝”姿态，与法西斯的“反资本主义”姿态，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枪刺的十分准确有力，对今天的工人阶级也有启发意义。 二战后的美国，以巨大生产力为依托，确实比老殖民主义的英法荷兰比利时更有迷惑力。想想韩国的“部队火锅”……而今天的美国，甜头是不给的，租子是一分不许少交的，盘踞道德制高点上的烂屁股是不肯挪开的，真是老耗子上秤盘——自称自赞。这恐怕也是帝国主义本身逻辑的结果。 美国WendellWillkie著，刘尊棋译，中外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三年八月重庆初版，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海五版。 去年日本投降以前，据说自由中国有二本最流行的书，一是「中国之命运」，一是威尔基著这本「天下一家」。 如果这是新闻记者或普通著作家写的书也许不会引人这般注意，可是威尔基是一九四〇年美国共和党推出的候选总统，他这书代表的并非他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的一种国策，或美国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意见。一九四〇年大选时，威尔基以二二·三〇四·七五五票，对罗斯福底二七·二四三·四六六票，而失败。当时美国和世界舆论都是认为威尔基比罗斯福更加反动的。大选失败以后，威尔基和他的党便改变作风，以更左的姿态出现，例如他批评罗斯福政策，反对同达兰合作，主张多给俄国和中国物质援助，出庭最高法院替某共产党员辩护等等，现在这本书也就是他的左倾姿态之一种表现。一九四四年，威尔基的党虽然以此左倾姿态竞选，但仍被罗斯福打败了，可是威尔基这本书却成了功，它在美国打破了近年出版界纪录。「战时图书评议会」定此书为「战时必读书」，而且给著者一个奖状，称他有「走向公正永久和平道路的远大眼光」，恭维他「对于他的国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业绩」。 书中究竟有那几点表现得比罗斯福更左呢？骤然看来，似乎有如下几点： 第一，如书名所示，威尔基主张国际主义，反对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反对种族的和肤色的成见。他告诉我们：「世界不但在地图上变得更小了，在人们的心里也变得小了，全世界有千百万人抱着一些共同的理想，好像他们住在同一个市镇里一般。」（一二六页）他说：「自给自足是全体主义国家的滥调。在一个真正的民主世界中，一个国家再也用不着自给自足，正如纽约市用不着把它自己从宾夕凡尼亚州独立开来一般。」（八七页）他又说：「我们从这些战争中懂得了一件事，就是把人类结合起来的并不是种族的划分，也不是人类学上的考虑，而是休戚与共的观念和相互接近的目标。」（一五三页） 第二，威尔基反对帝国主义，他同情于殖民地解放运动，主张废除殖民地制度。他说：「我们相信这一次的战争必须意味着一件事，就是一些国家统治其他国家的那种帝国，必须结束。」（一四七页）他说：「在非洲，在中东，在整个阿拉伯民族的世界，以及在中国和全部远东，自由的意味就是逐步地但依照预定程序地废除殖民地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是事实。」（一五〇页）他又说：「一个真正的世界眼光是与一个外国帝国主义相背驰的，它与一种可能在国内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也同样不相容。」（一五二页）他在书中很多地方对于英法荷比葡诸国统治殖民地的方法表示反对。 第三，威尔基同情苏联，赞美那里施行的生产制度，说这是苏联坚韧抵抗力量之源泉。他主张美国战后必须继续与苏联合作，否则无持久的和平之可能。他说：「苏联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它行得通，它有存在的价值。苏联对希特勒抗战的成就，已足以向我们大多数证明了这一点。」（四五页）他说：「在这农场上，我只看见一个壮年男子，他是经理。大部分工作者是妇女，儿童，还有几个老人。原来苏联农场成了红军后备兵的伟大泉源；在今天，饲养全国的无宁是红军的妻子儿女了。」他又说：「我们用不着害怕苏联，我们需要学着与它合作打击共同的敌人——希特勒，我们需要与它在战后世界中合作。因为苏联是一个有动力的国家，一个富有活力的新社会，一种任何世界中不能忽视的力量。」（七二页） 第四，威尔基批评民主国战争领袖。他说，邱吉尔声明大西洋宪章只能应用于欧洲，不能应用于印度，缅甸或不列颠帝国其他部分，——这话是不对的。他说，罗斯福在北非所行的政策「的确是一个悲剧」，罗斯福没有拿出光明正大的理由说明美军在北非登陆，而拿出的理由是同希特勒侵入荷兰和比利时时候所说的一样的。他又说史大林「未能把苏联关于东欧的希望公布于世，也加重了一般人对于领袖们所宣布的目标不能尽信的心理。」（一四二页）他不仅自以为比邱吉尔和罗斯福更左，而且以为比史大林更左些，他说：「在我看来，史大林先生的声明和大西洋宪章有一个共同的虚妄处，即都预测西欧将重行割裂为许多旧式的小国，各自有本身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的主权。正因为有这种陈旧的制度，纵使着成千百万的欧洲人民被希特勒的「新秩序」所俘虏了。即使在希特勒暴政之下，他们还至少看出一种希望，就是创造出一个区域，其范围之大足以使现代世界的经济能够成功地发挥其效用。他们已从苦痛的经验中体会到，在许多个别国家主义的高墙下分裂开的受限制的贸易区，以及随之而来的纵横捭阖的政治，使穷困和战争无法避免。欧洲许多小国家作为政治单位而重行创造出来，这是对的；把它们作为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单位而创造出来，如果我们真地希望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经济安定计，使西欧稳定下来，就不对了。」（一三九页）威尔基主张成立联合国机构，并拟订一些共同遵守的原则。 我们骤然看来，以上四点似乎可以表明此书的著作者确有「走向公正永久和平道路的远大眼光」，确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中独树一帜的人物。可是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就明白完全不是这回事了。威尔基及他的「天下一家」书中所发挥的思想，代表的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不过拿好听的左倾的辞句来掩饰罢了。这种包了糖衣的毒药比赤裸裸的毒药更加危险些。 为甚么呢？ 我们先从威尔基的反对帝国主义说起。威尔基的反对帝国主义是同希特勒，莫索里尼一流人的反对资本主义一样的。资本主义本是生产机关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只要是这种生产，那么无论是自由竞争的，如十九世纪的英国，或托辣斯垄断的，如二十世纪初期西欧诸国，或国家统制的，如德意法西斯诸国，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的。法西斯的认识则不然，他们认为不受国家统制的资本主义才是资本主义，一旦受国家统制以后就不是资本主义了。我们大家都明白法西斯的欺骗。可是现在威尔基也是仅仅把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看成「帝国主义」，至于他种表现，即美国财政资本所采取的方式，则他认为不是帝国主义的。在我们看来，则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财政资本阶段时，资产阶级采取的政策，英国统治印度，法国统治安南，以及过去日本统治朝鲜，固然是帝国主义，但美国对于古巴，巴拿马以及中南美洲诸国所行的政策，何尝不是帝国主义呢？菲律宾固然是美国殖民地，但明天菲律宾美军完全退出而政治完全独立后又何尝不是美国殖民地呢？原来，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传统的方式是直接统治，或依靠不平等条约去统治；新的方式则无需直接政治统治，也无需不平等条约，只消依靠投资或「救济」，就能达到支配一国经济目的了。这个新的方式是美国帝国主义所采用的，因为种种有利条件使得美国积聚了如许巨大的财富，能够放弃传统的方式，而采取这个新方式。日本来栖大使最后一次与国务卿赫尔谈判时曾诉苦说：日本「太穷了」，不能采用美国的方式。我们试想想，中美洲有个巴拿马国是政治独立的，又有个龚都拉斯国是英国直接统治的，但两国群众受剥削的程度有甚么两样呢？ 美国生产力发展到如此程度，缺乏市场如此程度，以致此次战争之后，不仅需要意大利和日本这两个敌国的殖民地，而且需要英法荷比所谓同盟国的殖民地了。但因美国能用新的方式，所以能以「解放者」姿态进入这些殖民地来，告诉那里的民众说：我是来解放你们，扶助你们独立，使你们脱去「帝国主义」的枷轭，「救济」你们饥荒，看哪这是我们带来的货物，你们不可购买别国的货物。其实别国也难于同美国竞争的。于是那些市场都落入美国手里了。试看香港，它是英国殖民地，但它现在成了美国的市场，英国竭力挣扎还没有用。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是威尔基称之为「反对帝国主义」。不只威尔基，现在整个美国资产阶级都是以「反帝国主义」「殖民地解放者」姿态来施行这个帝国主义了。 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仅反对这国或那国这种或那种帝国主义，而是反对帝国主义本身，则必须推翻财政资本，即必须推翻威尔基及其同情者对美国的统治。 这一点明白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威尔基的「天下一家」思想，他的同情苏联，他的批评罗斯福，他的联合国会议和原则，含有甚么意义了。 他的「天下一家」思想并非真正的即革命的国际主义，而是美国一国统治全世界的企图。世界变成如此之小了，大不列颠帝国在瓦解，其他诸帝国主义者更不用说，除了苏联以外，谁敢与美国抗衡呢？何况有个「善意的宝库」存着，即各地的人都有深挚的友谊对于美国。美国若能统治全世界，资本主义也就可以延长生命至于很久很久以后了。 然而这是梦想。资本主义已无发展余地了，限制它的发展的，除了民族国家疆界以外，还有生产机关私有制度。即使如威尔基所希望，美国资本主义能够独霸全世界，消灭那些障碍生产力发展的民族国家界限，但生产机关私有制仍是不能容许资本主义向前发展的，结果还要爆发危机，经济范围愈大，危机也愈猛烈，仍然非推翻资本主义不可。所以国际主义和社会革命是不可分离的。真正的国际主义必须依赖各国生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共同的努力。 他的同情苏联，也仅仅在于苏联能为有力的盟国以打击共同敌人的一点。他并未认为苏联的财产制度超出美国底财产制度以上，或至少能与美国相等。他是十分满意美国的资本主义财产制的。那么在这两种财产制度冲突时，他自然要反对苏联了。他说：「我们必须在战后与苏联合作，……否则似乎是不会有持久的和平的。」（四五页）这话除了表示两国战争之外还有甚么意思呢？ 他的联合国会议主张已实现为「联合国机构」了；他的「拟订原则」建议也已被人采取成为「联合国宪章」了。这种会议和原则的价值，我们已经领教过了。解决问题的，乃是「三头会议」，乃是秘密外交，而不是甚么堂皇的国际机构和好听的原则。那么他的批评罗斯福，是多余的，因为倘若他自己于一九四〇年当选了总统，他也非同罗斯福一般做不可呀！——即使不会做得更坏些。 如「战时图书评议会」所褒奖的，威尔基这本书确实「对于他的国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业绩」，但他即使有「远大的眼光」，也非领导人类「走向公正永久和平道路」的。 （唐盛）
东北问题之我见（尊一，来源：《新旗》1946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1946年第1期 东北问题之我见 作者：尊一来源：《新旗》1946年第1期 李星按：1946年，国民党要求苏军尽快从东北撤离，并指挥了相关的爱国学潮，目的是在舆论上压制中共和资产阶级反对派。当时，苏军就坡下驴，很快撤出东北了。本文是对这一风波的时评，内容中规中矩。 需要第N次指出：在那个时代，如作者所指出的，许多亲苏的左翼分子“盲目拥护苏联，连苏联要求恢复沙皇特权也拥护”，是有背后逻辑的。许多人并不真的认为“苏联恢复沙皇在华特权很好”，而是无力反对他们认定的革命权威。而服从权威，是被统治阶级一辈子被教育、训练出来的强烈习惯。即使革命者也被这一习惯制约着，一般无法摆脱。 于是类似本文的解释分析，对亲苏左派是无效的。因为本文作者不是“权威”……虽然无效，但写下这些文字，也是有意义的，即让本阶级听到不同的声音。但，同时又要明白，本阶级是听而不闻的……对当事人来说，这确实很艰难。 许多人说，东北问题是完完全全的国际问题，即美国与苏联之间的问题；又有许多人说，东北问题完全是对外问题，即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问题。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尽然。东北问题之国际性是毫无疑问的，其中牵涉到苏联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也属显然。但要在此时此地把握住这个问题的本质，却非首先由中国目前内部政治趋向及其争斗来看不可。 何以正在执政党派受到国内诸民主势力的压迫而略表让步的时候，忽而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了这个问题来？这就必须从内政方面来观察，才能了解其意义了。只有从这方面来了解，才能懂得它其实主要是执政党手中的一个武器，用以对付国内民主势力与革命势力，藉以进行反攻的。 这原本是一个老手法呀！如此例子，历史上有的是：当国内民众抬起头来反对一个统治之时，统治者往往就利用一个外交问题，或制造一个外交问题，使民众的眼光自内向外，使国内的上下斗争变成为对外的民族纠纷。换句话说，就是用「攘外」的名义来实行「安内」。本来，借「攘外」，以「安内」，先「安内」而后「攘外」，这二者是一件东西。中国的执政党执政了二十年，如果在别的方面一无成就的话，那末至少在这一个特殊的统治艺术上，是精通至于烂熟了的。 故凡以东北问题为纯粹的国际问题，或简单的对外问题的人，恰恰是钻进了这个「艺术」的圈子。 自然，东北问题也不是「纯粹的」内政问题。反映于这一问题上的美苏冲突是太明显了。德日既倒，美国以世界组织者的姿态出现于国际舞台，在这方面遇到的仅有的对手，就是苏联。现在战争初定，而关于第三次大战的鼓噪却已震耳欲聋。毋须说，这一切鼓噪都是针对着苏联的。如果人类真的不幸而必须遭受第三次大战的话，那末依现存的国际势力关系看，其将以美苏二国为主力是无疑的，同时，这战争在东方，将以我们的东北为前哨接触地带，也是无疑的。自从太平洋彼岸的盟友帮我们中国获得了胜利之后，它在我们这国家里的地位显然是提高了。经济方面不必说，我们这里的一盘混账，要全靠华尔街的巨子们来清理了；政治方面，马歇尔元帅已成了我们家事的最高仲裁者；军事上呢，一切都在马特使的统盘筹划中，整个国防计划自将符合于盟邦未来在远东的作战利益，这就是说，是以防苏为主题的。因此，我们的盟邦必须要我们「完整地接收东北主权」。 苏联自然不是傻瓜，她采取了防御的反措置，于是「东北问题」便叫嚣扰攘，首先在中国，接着在全世界，喊起来了。 在美苏冲突中，我们的同情是寄托在后者方面的，但这不是根据于什么进攻与防御的谋略，而是为了在某一意义上，即在财产的国有化上，苏联还保持其为工人国家的缘故。 然则，苏联在东北所执行的政策是否都是正确而无可批评的呢？这也不然。此次的东北问题，一方面固然是美国及其随从者利用来反对苏联，中国的执政党利用来反对国内的民主势力，但在另一方面，苏联的对外政策，也自有予人利用之的。回想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掌权，为要实行其革命外交政策起见，曾经公开宣言，抛弃了沙皇时代俄国在华享受的一切特权，可是现在，史太林当政的苏联，其以秘密条约来恢复这个为列宁所放弃的同一特权，这里是值得人们作深长思的。对外政策原不过是对内政策的延长，所以目前的苏联，如果真如某些人所说，比列宁时代的苏联更加社会主义化了，更加革命了，那末，「恢复沙俄时代特权」这一行为简直是不能解释的了。一个革命政府竟欲恢复帝国主义的特权，无论如何总是矛盾的。每一个同情苏联的人，必不可将此矛盾视作当然，必须从这矛盾里求出一个结论来。 其实要解释这矛盾并不难，只叫稍稍研究一下苏联最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便可以知道：史太林的统治，虽然在国家的建设上面有了不少进步。但在革命的制度与精神方面却摧残得太多。现在苏联所以还能够称为工人国家者，只因它还保存着十月革命的一个遗物，财产的国有制吧了。 因此，我们虽然在国际的纷争中站在苏联方面，但对它的统治层在国内外所执行的有害政策，却仍旧要反对的。并且只有反对这种政策，才是真正的爱护苏联。有些盲目的苏联拥护者，无一不赞成，无一不拥护，以致连它的「恢复沙皇特权」都无条件拥护起来，其结果是只能有害于苏联的。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东北问题，应该从这三方面来看：第一，也是顶重要的，我们要明白这问题此次被提出的动机与对内的政治含义，我们反对执政党利用这问题来阻挡国内民主势力的进展，镇压民众的兴起，反对苏联；第二，我们要明白美国在这问题后面所起的作用，要警戒它的反苏策动；第三，我们也要反对苏联现当局对东北的政策，反对它的所谓「恢复沙俄特权」；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划清楚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与狭隘的国家主义派的反苏立场之间的不同。我们不是反对苏联，而是反对它的现当局及其有害的政策。 至于东北问题之实际解决，我们坚决地反对应用内战的方法。徒苦民众的内战是必须立即停止的。东北的主权与政权问题，必须交由用平等直接秘密与普选出来的全权国民大会来处置，必须让东北人民以最民主的方法来自己决定。
金城大夫的书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田球一自传（1952） 一、我的出身 金城大夫的书斋 我十五岁在中学三年级，读了中江兆民的作品“一年半”。 那时我寄居在冲绳县那霸的舅父家里，每天到首里的县立中学读书，要走三公里左右崎岖不平的多石的山路。 内科医生金城清松租用我舅父家中正房的临街部分开设诊所。他曾在大阪学医，对呼吸器官病颇有研究，在当时营业很不错。这位年在三十二、三岁还沒有结婚的金城大夫，藏有很多经济、历史、文学等类的书籍，正房的楼上成了他的书斋。 金城大夫看见我受到外祖母和舅父的冷酷待遇，表示非常同情，他每月给我五角零用钱，有时看到我的衣服破烂不堪，就把他的旧西服、旧皮鞋送给我。但是最使我商兴的，却是他允许我自由出入他在正房二楼上的书斋，随意浏览书籍。 我很喜欢读历史。到这书斋里我也是首先翻找历史方面的书籍，一本接着一本地阅读。箕作元八博士的西洋历史讲义录虽是不完整的零本，但其中叙述拿破仑和法国革命的那些部分，却使我爱不忍释。成濑秀雄（前东京大学教授）所著厚达千页的“欧洲通史”也是在这个书斋里全部读完的。托尔斯泰的小说在我中学时代曾给予我很大的影响，而其中大部分也是在这里读的。在这个书斋里还有许多通俗的医学书籍，在别人不知不觉之间，我也把这些书都读完了。此外这里还有“大阪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在当时是一种很进步的报纸。读了这些日本内地的报纸，从年龄來说，我比一一般人更早地关心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 一天，我从金城大夫书斋的书箱里找到一本用大号铅字印的薄本子的书，封面上写着“一年半”，装订很粗糙，很像现在的小册子。我还起得，还没有读上三页，我就发现在这本书里有着我从前读过的任何书籍中所完全没有的东西，我被它吸引住了，就一口气把它读完。 “一年半”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动。 这就是中江兆民的革命热情和他向统治势力作斗争的精神。通过这本书，我初次接解到革命家的热情，并且懂得了对统治势力的斗争。
〔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196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1968） トロツキズム 托洛茨基主义 〔日〕对马忠行 風媒社，1968年 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哈尔滨1984年2月第1版，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译者前言 第一章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与“托洛茨基主义” 第二章不断革命论 1．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纲领 2．不断革命论的几个基本观点 3．围绕着“不断革命论”的列宁与托洛茨基 4．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对马克思革命学说的发展 第三章论苏联 1．苏维埃的热月与“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2．“蜕化的工人国家”观点的缺陷与托洛茨基的国家资本主义观 第四章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批判与第四国际 1．斯大林与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 2．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年）的问题 3．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批判 4．人民阵线批判 5．关于党的组织理论 6．第四国际 トロツキズム 対馬忠行 風媒社，1968年 対馬忠行
社会学方法在音乐理论和音乐史方面的运用（评卡尔·韦柏论音乐方面的书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音乐的社会学问题（1927年） 一本论述音乐的新书[1] 社会学方法在音乐理论和音乐史方面的运用 一 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艺术史，当然将来有着远大的前程。但它应该现在就开始进行。 我们可以期待这一知识领域将在近期繁荣起来，首先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导致无产阶级学术思想转向艺术问题。 过去，我们已对艺术做过一些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其中做得最突出的是普列汉诺夫。最近做了一些尝试，把马克思主义者有关论述艺术的文章汇集成一本完整的文选。这工作首先是在俄国进行，并且取得了成功。[2] 一般说，最近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理论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我们不能不怀着骄傲的心情来指出像《共产主义学院通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些杂志刊登的一些论著。 加乌津什坦的长篇论文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的宝贵贡献，虽然对它的论据和结论还有一些异议。加乌津什坦写的一些小册子，则无可指责其意义深远。 总而言之，有不少迹象表明，目前正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这一方面的进攻了。 另一方面，艺术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艺术理论）的发展也同样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国内外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浸透了本阶级的毒液，在艺术方面局限于所谓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的尝试只能具有暂时的意义：他们也许只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某些有趣的前提。 从广义上说，艺术史的社会主义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把艺术当作社会生活的表现之一。我觉得，本文已毋须论证显而易见的真理，说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毋须论证我已多次捍卫过的命题，说正是艺术的社会意义，无论从其根源或成果的观点来看，在艺术中都占着主导地位。也许，这对于那些远离我们社会创作的人，并不是那么无可争辩，但对我们最为关心的大部分观众来说，这却是非常清楚的。 艺术史研究家坚持这种观点的程度，决定他们是否在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和半科学的矛盾之中迷失方向，还是转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是必然的。可是，他们不会直接地、毫无异议地转向这个方法论，即在多数情况下，那些接近马克思主义，但总的来说还属于资产阶级阵营的研究家们，总爱强调同我们的分歧，或者说总爱把那条使他们同马克思主义隔开的鸿沟挖得更深一些。但这丝毫也骗不了我们。不过，这个或那个研究该学科的参加者，可以说，已经明确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山岭或它的水乡了，这一点从来都是很清楚的。 顺便说一下，从自己的大部分著作来看，卡尔·韦柏便属于这类研究家。 当这位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学者研究经济史问题，当他揭示（如他所说）“世界各种宗教的道德经济基础”，当他发表那些很出色的政治性文章时（如德国革命后马上撰写的），我们同他的一些结论，当然在很多方面是有分歧的。 我们始终认为他是民主主义者，是持进步信仰的人，但他身上有某种特殊的心理因素妨碍他去正视事物。他内心虽感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巨大真理，却又竭力用臆想出来的问题的复杂性和臆想出来的折衷主义必要性，来挡住这种真理。有时会觉得，正是韦柏惊人的博学，才妨碍了他观点的明确性，当然，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只要在强烈的毅力支配下，任何数量的原料，也可以经过加工变为完全有组织的产品。 韦柏不是这样。他拿出来的，总是些半成品。他内心缺少使自己的观点朴素明了、前后一致的愿望，而这种朴素性和一致性同简单化和庸俗化毫不相干。韦柏似乎尽力要搞乱这两个概念。他认为统一的主导观点和统一的方法，与对象的无限性相比，太过于简单和太笼统了，所以在需要加强战胜这个对象的任务时，他过早地放松了自己，就去寻找对他来说过于复杂、甚至内部互相矛盾的结论。这种立场有时竟使韦柏变得远离马克思主义，有时会觉得这个人故意吞吞吐吐，生怕走上他根本不愿滑上去的那条轨道。因为这条轨道是他所陌生的，完全背离他那披着民主外衣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但我认为，卡尔·韦柏并非如此，他的内心深处是真诚的。他的一生经历促使他的心理状态那样的复杂，以致他只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科学民主主义者。正是如此我们也不能不恰如其份地评价卡尔·韦柏的著作，因为它们是作为半成品提供给我们的。 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家，当然最好能掌握第一手材料。但我们目前的状况却不是那样，我们不能推举出一批可以完全胜任从搜集材料开始，然后严格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来。另一方面，半成品，即一般资产阶级学者得出的特殊类型的结论，往往有很多歪曲。这样的研究工作处于什么情况呢？那就是必须把这些不合适的原料再拿到我们马克思主义工厂进一步加工。 卡尔·韦柏则我们以上提过正是如此。尽管情况有一些改变，在个别观点方面还有很剧烈的争论，有些结论似乎做得大胆了一些，从卡尔·韦柏的著作里，多少对于我们自己的研究提供一些可宝贵的东西。 卡尔·韦柏在自己的著作里只是间接地谈及艺术问题，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翻阅了他的遗作《音乐的社会学和唯理论基础》。 不过，我在这里要声明一点，读完这部著作之后，我感到有点迷惑。的确，卡尔·韦柏在这本书里也显示了他令人惊叹的博学；他甚至在音乐这个领域里也有高深的造诣，所以，他的这本书对每一个音乐专家来说，无疑也是很珍贵的。但总的来讲，他这部著作毕竟是一份初稿，只涉及了一般主题的边缘；看来他本想回过来对每个主题再加以探讨，使之写得更完善，具有更明确的结论。 即便如此，由捷奥多尔·克罗依耶尔编辑出版的这本书是值得重视的。 二 捷奥多尔·克罗依耶尔在韦柏一书前言中对这一情况表示欢迎，即学识渊博的作者强调了一条现已毫无争议的真理：以明确的八度音程结构为基础的我们的音乐体系，并不是某种纯粹物理学和生理学的产物，而是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提炼出来的。无论在时间，或是空间方面，我们的音乐体系在地球上都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人们会不由地引起怀疑，关于这一结构是不是人为地搞出来的；也会不由地产生一种思想，就是总要从用四壁很牢固围困着的欧洲音乐中去寻找出处。 同时，克罗依耶尔在卡尔·韦柏关于各种社会生活形式、日常生活条件，以及乐器生产水平对音乐的影响等等纯社会学的或工业——唯物主义的想法面前，也只好略带恭敬而困惑地摊开双手。 遗憾的是，韦柏这部研究著作的第二部分写得有点逊色。但比起以克鲁波特式地研究我们的音乐体系的内部矛盾、这一体系与过去和现在的其他“音乐”的相似点，以及其各种形式产生的历史等等方面来，艺术史学家对这一部分的兴趣要更大一些。 我在这里要指出，韦柏本人十分推崇盖尔姆郭兹[3]有关音乐生理学方面的书籍，但又称它有点过时。很可能，盖尔姆郭兹那本书的音响学部分有许多地方是过时了。但韦柏轻易地放过了音乐的两个基础，对它们没做认真的研究，这就使他后来的论断失去了依据。事实上，不管怎么说，音乐体系也好，我们的知觉法则也好，都是物理-数学式的。诚然，我们的音阶实际上并非以准确区分琴弦的长度为基础的严格、纯粹的物理-数学系列。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音的纯度、协和等概念和以视觉可看到的各种音组合成的上下起伏的线条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记录声音的仪器，可以使我们通过仪器的指示区分出纯音，区分协和和弦与不协和和弦等等。 这里所依据的出发点，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外部世界有规律的律动印象，通过神经系统被我们接受时，就会产生美感（正号），诚然，长期的印象感受既可发展这种规律性，也可用各种方式使它复杂化。但是，一旦这种复杂化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它就会失去美感（负号）。 在卡尔·韦柏看来，情况就是这样。原始音乐是纯粹下意识的东西（而他根本没有分析原始音乐及其根源），但差不多就在音乐的最初阶段上，人类就把握住它，并使之理性化。在这种理性化的过程中，也会有各种外来的，可说是非音乐的动机掺杂进来。但音乐在很大程度上毕竟已开始要求对之进行纯理性数学式的整理了。他谈的就是这些。不过，这并不妨碍韦柏偶然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各国人民都下意识地承认五度关系在美学观点看来是正音程。我不知道，韦柏如何看待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即如何把纯音从噪音中区分出来。能否把从噪音中选择纯音叫做音乐的理性化？ 我是想说，物理世界本身就像这样存在着各种现象的排列次序。在宇宙大量的声音当中，有一些声音是经过整理的，它们最后成了音乐发展的基础，而且人类逐渐学会了发现它们和利用它们。被韦柏忽视的正是盖尔姆郭兹曾经非常详细地研究过音乐的这一物理基质（而且他的研究在这方面未必过时）。韦柏对音乐的论述之所以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其原因就在这里。 其次。卡尔·韦柏对音乐的生理学方面，确实也重视不够，他只稍微谈及悦耳和不悦耳的感觉。他确信，听惯了不合理的音程也会产生悦耳的感觉。不过，这种偶然的看法一点也不能令我们感到满意。 在转向音乐社会学之前，应当先弄清楚音乐生理学。应当试图比较准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音程是否合理？我们的器官已习惯于接受这种音乐，因而在客观生理上它并不比一切其他音组合具有任何优点，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代的和声是否都是人为的，或者相反，音乐的理性化能在某些地方带来自己的特点，甚至能对生理有某些强制作用，但总的来讲，这种理性化必须在生理学方面能给我们产生比较愉快感觉的那些音的范围内进行。 让我们从比较简单的观点再来谈谈这个问题。无庸置疑，有节奏比无节奏听起来舒服（甚至也许动物的知觉也是如此），这是绝对明显的。如果我们说有节奏的鼓声比偶然分播的声音好听，因此无须再对之进行任何理性化，因为这显然是受神经系统本身结构的制约的直接生理反应。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纯音是有规律、有节奏的音波，那又怎能胡乱怀疑纯音在生理上应该听起来会比噪音更舒服呢？ 但是，由于我们的和声中一切协和音程，总的来讲是十分复杂而又有规律的组合，那就可以引出一个结论：音乐史就是逐渐地、并越来越准确地表现在生理上能够被我们所接受的音的结合过程。 当然，我们不赞成音乐史以及音乐理论方面的任何纯生理主义。很明显，可能出现社会学上造成的偏离生理学规则的现象，可能出现寻求无节奏或在严格的节奏和无节奏之间某种中间的东西（如所谓绘画的紊乱，或在比较严谨的曲式中的黄金分割）的时代。艺术原则的纯洁性和朴素性问题，或是相反，艺术原则的极端复杂化，直至矫揉造作和颓废的问题，是纯社会学问题。我们试作这样的类比：人类历史的主要事实是劳动的逐步发展，是人类竭力把自然改造成为能够满足他一切需要的财富源泉。但难道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处处看到的都是这一“规律”的纯粹表现的说法是正确的吗？相反，我们将会发现许多非理性的因素，像错误、对妖魔的虔信，等等。我们还会发现追求奢华、满足人的邪恶的需要，这种需要有时甚至把整个社会引向死胡同。历史的真实在人类用劳动征服自然的业绩这块底布上绣出最复杂的花纹。 我认为，我们在音乐的发展史上观察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形。在各种徬徨、徘徊、停顿、间歇、争执之后，我们终究看到对自然威力的逐渐征服，看到音乐与自然的联系，看到自然的复杂而又强大的组织力，通过人类的情感和愿望自然威力这一手段得到相应的发挥。 这就是我首先要表达的对卡尔·韦柏这本书的不同看法。韦柏非常偶然地触及到音乐的物理学方面和音乐的生理制约问题（诚然，这些问题的确从未有人探讨过），这使他的书失去了某些必要的根据，导致一些推论自相矛盾。 我的第二个不同看法也并非不重要。音乐有两重性，这一点很重要。一方面，一般来说，它是给人以享受的音结合艺术，这里讲的可说是指纯感性方面的享受，诚然，康德也许会以莱布尼茨[4]和希腊人为依据，说只有在纯感性上，音乐听起来才好像是悦耳的。其实相反，正是音乐的感性美包含有某种深刻的合乎理性的伦理因素；莱布尼茨则认为，音乐家和音乐听众是在无意识地研究哲学，就是说，听音乐得到的享受具有某种哲理性，而且，就理性和伦理方面而言，后者更加纯洁；说理性方面，音乐与其他各门科学是迥然不同的，实际上似乎就是理性的自我观察；说伦理方面，音乐的严谨性、坚定性和纯洁性，为我们这个处于紊乱状态的，充满偶然性现象的现实世界，带来了秩序的观念。 让我们把这些饶有趣味的美学探索放在一边吧。我想说一点非常简单的东西。如果认为音乐纯粹是音响的形式，并且给人以纯物理的享受，因为它不触及人的复杂的情感和与之相联系的思想。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 音乐不应当是这样，我甚至倾向于认为，它不可能是这样。纯音乐的一种最高和最强的表现形式，例如赋格曲（巴哈的赋格曲）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听赋格曲的时候，世界上任何人都不会不去注意它的心理因素，也就是说，不会不把热情、兴奋、抗议、竞争等这样一些情感倾注其中。如果这一点甚至对这类最注重形式的音乐来说也多少是正确的，那么，对整个音乐范畴，我们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断言，音响带来的欢乐对人类来说，是次要的东西。音乐中首要的东西，是力度的独特而又深刻、强烈的反映，其中包括人的情感反映、意志的表达等。从最原始人的呼吼开始，人通过唱歌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 供人欣赏，是音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绝不是单纯地达到感官上的满足。即使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也会倾听一件物品撞击另一件物品所发出的声响，区分因疼痛发出的哀叫或因兴奋发出的欢呼，这一点，人与动物具有同样的功能。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需要的是情感上的满足。 如果认为器乐曲一开始就更接近于纯音响，而歌唱更接近于情感的直接表达，这种想法显然是简单化了。事实上音乐的这两个方面完全是交织在一起的。器乐善于传达人的情绪，人则善于给自己的歌喉以纯音美。而韦柏根本没有注意到情感的这个方面，这样，他等于从论述音乐社会学的这本书里，把音乐的有机体的部分抽掉了，从而使它的结构变得异常的片面。 他顺便也指出，希腊人认为一些音乐形式比较合乎伦理道德，而另一些则不大合乎伦理道德。这种说法非常表面化，虽然他也正确地指出音乐和祠神仪式的联系；但他后来的阐述则把这些问题完全忽视了。音乐对社会的依赖不大容易感觉得到，也更难发现它，他只对音乐的形式上的发展感到兴趣。 三 在谈了这些意见之后，我认为有必要从几个最重要的论点，扼要地向读者谈谈卡尔·韦柏这本书的内容。我自己不是音乐专家，因此我也不是写给专家们看的。我仅仅发现，音乐专家可以在韦柏的书里找到许多会使他认为比我从中选择的更为重要的细节。 我不否认韦柏的书里一些我谈得较少的部分对于音乐家们可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本书首先是作为艺术社会学论文引起我的兴趣，因此我特别注意这些方面。我想，作者本人也认为这些方面是最重要的。 首先，这本书的书名是：《音乐的社会学和唯理论基础》。我已说过，卡尔·韦柏忽视了音乐的物理学和生理学基础，他在一定程度上把合乎理性的心理学和社会学视为互相对立的东西，即是说，他认为，一方面音乐理性化的纯过程竭力要表现出来，而另一方面，纯音乐发展规律之外的力量的介入，又使这一过程产生了一些独特的倾向。 不言而喻，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削弱了韦柏著作的意义，因为我们很想知道，音乐的理性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一定的社会条件？ 在韦柏的书里具有某种为音乐理性化建立社会学基础的阐述。 卡尔·韦柏一开始就规定和分析了我国音乐体系的原则。他评论了音乐家们熟知的我们八度音中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后来又用另一种五声音阶体系来与之对比。但他还不敢断言说，五声音阶体系是最原始的体系，他反而倾向于认为五度音程看来是以八度音程为基础的，并且似乎是使八度音程本身理性化的尝试，因此绝不是粗陋的。 看来，有两条原则可作为产生各种音乐体系（现代西欧体系、中国体系、阿拉伯体系和古希腊体系）的基础。一方面，用单纯旋律观点看音乐，容易导致产生由同样音程互相隔开的音列的想法；另一方面，寻求和弦的音乐在这种情况下找不到合适的基础，相反，竭力趋向确定某些比较顺当的音程。 比如，在阿拉伯音乐中，带有不规则的、难以用数字表现的三度音程是它的特点。而且，由于对风笛及其独特的音列已经习惯了的缘故，从希腊人那里移植来的比较合理的音阶也多少发生破坏了。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会这样精确地改变了合理的八度音程，也是由于受了结构并不合理的乐器“磐”[5]的影响。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某种类似合乎理性的音乐的东西建立在各种音乐的本身基础上，而我们几乎没有想到韦柏引导我们走的这条路。正是有人目前力图愚弄欧洲的路，即起初曾经有过某种特别高度的文化存在，但这文化后来“蜕化”了。这种见解韦柏是没有的，但读了他的书的前几页，头脑里就会产生某种混乱，因为你不由自主地要问自己，归根结底，是什么构成了原始调性体系的基础，所有的音乐体系又是从哪里产生的？ 韦柏只局限于这样的看法：“不能把原始音乐设想为一团混乱，设想为没有规则的随意创作。某种在原则上与我们的调性相类似的感觉，绝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韦柏的见解之所以混沌，是由于它忽视了我们调性体系的物理学和生理学基础，以及早在文明社会初期就应该自己了解的那些方面。 卡尔·韦柏只是顺便提到了各种音调的产生。他指出，滑音在野人生活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个别音调是怎样能够从号叫中产生的呢？韦柏正确地指出，音调是从人的语言中产生的。我们拿自己作比方说，当一个号叫的人开始“边哭边说”，他立刻就会把自己的号叫分解为许多个别的滑音，于是音调也就被区分出来了。韦柏说：“音程明确化是凭借乐器的大力帮助而完成的”，他的话当然是正确的。但我们在这里还看到韦柏的另一个见解，更使我们接近于这样的见解，就是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一切音乐都有生理学基础。韦柏说：“和谐的纯音程（像八度、五度、四度音程等）所以被区分出来，当然是由于它们在许许多多其他音频间隔当中最容易被发现，也由于它们非常明显，因而便于音乐记忆。[6]一般来说，实际的感受比臆想的感受，健康的想法比乱七八糟的想法，更易于记忆；同样的道理，在这里‘合乎规律’的音程也比杂乱的音程易于记忆。我们在这里是把音乐上的合理性同逻辑上的合理性作类比的。” 我认为这一段说得不对。把促使原始人认为五度音是悦耳的音程的直接印象，同实际感受比臆想的感受更易于记忆这一大可怀疑的事实进行类比，是非常不可靠的。比如，各民族神话传说中分明是谎言的东西，人们记的比真正的历史事实更牢，这难道少见吗？说一切健康的想法似乎比乱七八糟的想法更好记忆，这种论断是对原始思维不加批判地理性化了。 我们清楚地知道，原始人的全部行动就是由那些对我们的逻辑来说是乱七八糟的想法所构成的！逻辑思维这一点韦柏却忘了，多么奇怪！这是人类社会生活非常后期的产物，否则我们就要同最原始的事实打交道了。韦柏自己也说，即便对任何音乐体系毫无概念的原始人也会立即指出五度音是悦耳的音程。很明显，我们在这里所接触的事实是属于物理方面的，首先是对器官发生那种节奏作用的某些特点，这种作用就是基音和五度音程的和音，其次是神经系统的特点，它是以某种欣赏的感情因素来接受上述合乎规律的节奏的。 往下也是一个颇有趣的看法：“纯音程的可测性现象，一旦被发现，就会给想象留下强烈的印象，如以上所提到的通过仪器而表示的那样。” 对这一重要看法，我只想补充说，现在还不清楚，对音程的测定主要是在最协和的和音基础上产生的，抑或相反，音乐体系本身的构成也是由许多因素所决定的。韦柏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曾提到过，之所以把八度音作十或十二等分，也许也是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比如，以八度音为基础的和音，是最简单的协和音程，最为我们一般的听觉所接受。但我们决不局限于这个基础上，而是不断地向前发展，事实上从一些当前的来看，已远远没有那种痕迹了。 我们再往下看韦柏的论述，他说：“我们应当牢记这一社会学事实，原始音乐在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并不追求纯美学目的，它只为实际目的服务。无论对祭仪，还是治病，它都有着魔法似的意义。于是它便落入了奇妙的发展，一切魔法行动的发展方式。造型艺术、朗诵、乐队、歌唱，无不如此，因为它们都被用来影响神祇和妖魔。要知道，最早阶段公式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消除这个公式的活动。从这一观点来说，唱歌时音唱得不准，就可能构成死罪。乐器的作用在于固定音程。祠神所用的乐器不同于祠妖魔用的乐器。因此，最古老的音调（调式）区别，来自在祠神仪式上采用、经过整理的典型音调公式组合。” 以下看法尤其重要：“随着音乐向集团式阶层组织（祭司、说唱家）发展，即当音乐发展为艺术时，音乐便开始超出自己的实际使用，进入理性化的美学范畴。” “这就是说，祭司和说唱家们要成为本行专家，在一定发展阶段，便不再仅仅为传统服务，而开始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技艺，由于较少受到直接的生活压力，他们就可以在工作中对自己的艺术手段进行纯文化的整理了。” 我要提醒一点，就是：这样的整理却导致了停滞，而完美性很快变成了传统和墨守陈规。我们在东方社会处处可以看到这个进程。首先是魔法停滞，接着出现的是民间传统，知识分子——祭司、歌手、医生等比较自由的思想，继而是流派传统的形成。只有社会发展的某些特点能够改变这个辩证的发展进程。遗憾的是，韦柏没有谈这些问题。 顺便指出，韦柏认为，在音乐早期阶段及其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把它划分为“小调”和“大调”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韦柏在音乐体系基础的早期阶段，发现了什么呢？首先，他认为，在音乐演奏中，可以分出基调以及他同施图姆普夫[7]都倾向称之为旋律中的重力点和引力点的那种东西。原始旋律经常翻来覆去只重复一两个音，并由它们构成旋律的阿姆比都斯[8]中心，即旋律上下起伏范围的中心。对旋律进行的这种初步整理，使它的结尾多少合乎规律了。主歌或整个乐曲的这种结尾公式是早就确定了的。 但韦柏又提到，每当我们听那些技巧细腻的乐团演奏，这些规则往往被改动。 至于音程，青年音乐创作最欢迎的是五度音程和四度音程。有时也会看到在我们看来是根本不合理的，用数字难以表示的半音音阶，这种音阶很复杂，可能是由当时当地人们爱用的乐器的特点所决定的。四度音程和五度音程总能站得住脚。[9] 五度音程和四度音程之间也有竞争。人们起初把三度音程和二度音程混淆，并未感到它也是悦耳的音程。三度和弦被认为是不协和的。直到中世纪末，多声部演唱争得一席地位之后，从北方席卷来的三度音程才被确定，并给五度音程带来了全胜，一度曾占上风的四度音程反而退为不协和的音程。但在拜占庭音乐（以及早于它的古希腊音乐）中，四度音仍然是居统治地位的音程。我们的八度音程中其他音调的命运都不如它们有趣，我就不谈了。 不论哪一种音调体系，一经确立，在韦柏看来它首先总是理论家们的财富。生动的音乐生活从来都会冲破这道篱笆，所以韦柏提出了这样的看法：“音乐表现力日益渴求得到增长，在这样的压力下，对旋律的听觉越是细腻，所有音调的限制受到的破坏也就越彻底。” 韦柏在这里努力要阐明的是，具有旋律趋向的作品，与具有和声倾向、一味追求和弦的作品相比，较少受既定体系的控制。十分遗憾的是，即便在这一论断的含义范围以内，我认为韦柏也没有试图合理地表明和声因素对旋律因素的优势，也就是器乐因素对声乐因素的优势。从而表明物体技能的掌握也开始取决于物质的文化结构。这一论点也许能够导致对各民族和各时代的音乐的社会体系进行一系列饶有趣味的观察。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韦柏很随便地放弃自己的看法，根本没有阐明“音乐表现力的渴求”是什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它在什么地方占优势，它在什么时候削弱，通过音乐正是要表达的是什么？韦柏既然绕过了这些问题，也就使他的历史性见解大为减色了。 韦柏往下转而对什么是多声部音乐做了非常有趣的研究。 首先，他完全正确地指出，八度音程发出的每一简单和音，如康姆巴里埃所指出的那样，都是男声和女声，或成年人的声音和童声结合的结果，而绝对不是多声部。东方一般不喜欢任何多声部和和音。诚然，韦柏指出了，大三和弦在那里总被认为很和谐而加以接受（如，暹罗人）。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接受琶音和弦，即一个音接一个音的出现。 对位法是很独特的，但它是不创造和声的多声部音乐。韦柏对它很重视，为它下了一些定义。我不谈它们了，因为凡对音乐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对位法。非常有趣的是他指出关于文艺复兴时代后期意大利音乐家曾像反对野蛮行为一样以最激烈的方式反对对位法，而特别赞成单声部音乐；虽然对位法是在十五世纪确立，最后到十八世纪在巴哈那里达到最高发展。我们现在极端惊异地获知，我们视为和声思想之父的希腊人曾经宣称：交响音乐（和音）是不道德的。韦柏说：“甚至在那种情况下，当这种和音作为悦耳的而被接受，希腊人也认为它没有意义。” 在这类复调音乐（对位法）中有时也会出现不协和。关于这一点，韦柏的说法是正确的：与和弦的和声相比，不协和在这里起着另一种作用。它在和弦的和声里是一种特殊的因素；在对位法里则纯粹是各声部旋律一定进程的产物，其中的不协和只是一种智时的现象。 此外，韦柏还在复调音乐领域中区分出一种和声主调音乐。他指的是主旋律由一个、两个或更多的声部作陪衬。这种第二声部或伴唱，在世界上很流行。它的萌芽出现在十四世纪的意大利；到了十七世纪（特别是在意大利歌剧里），这一形式达到了鼎盛阶段。它的痕迹早在古希腊音乐中就可看到。在古希腊音乐中，由乐器演奏的主要声部常常以花腔和装饰唱法的伴唱作陪衬。 在中世纪就出现一种定旋律的音乐，它的表达方式就是低声部持续不动，而上声部则作旋律进行。这种定旋律音乐还有一种变种，称之为变旋律，则是低声部以上的第二声部作各种旋律变化。 韦柏确信，真正的和声音乐来自北方英国人那里，一部分来自法国人的三度音和六度音声乐。长期以来，音乐家们用Fauxbourdon，即假伴奏来标志他们的各声部结合手法，这是因为，在他们那里引出旋律的主声部是高声部，而低声部是它的和声支柱。古老音乐中十分重要的bassoostinato[10]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最后，韦柏指出还有一种他称之为衬腔的东西存在。这种衬腔是一种自然的共同歌唱法，以一个声部为主，而其他声部则起和声陪衬作用。这种歌唱法在我们俄罗斯农民当中很流行。关于这种衬腔，韦柏写道：“利涅瓦女士[11]为彼得堡学院采录了这种亲切直率而又丰富多采的农民衬腔歌唱法的出色技巧。主要声部的衬腔发展，是由合唱队员即兴作成。同时，各个声部无论在旋律或是节奏方面都是配合得那样协调。这只能用传统的集体观念来加以解释。比如，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村队员就不可能一起完美无瑕地即兴演唱这种集体创作。” 当然，音乐的最根本变化，只有当各声部在严格的形式中十分和谐地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出现。那时，协和的音程便突出于首位了。但不要以为和弦-和声音乐仅仅是欧洲音乐主要在推广北方合唱声乐的影响下而产生的成熟果实，因为建立在纯音程上的和弦，无论在希腊人的古典音乐里，还是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音乐，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对五度音程和四度音程的运用是非常自觉的。偏爱三度音程和六度音程，则可视为欧洲及来自其北方的音乐最为典型的现象。韦柏同样也强调指出，和弦和声的存在，绝不会导致对音乐的这一原则的滥用。 韦柏提出了为什么多声部在一些地方出现，而在另一些地方却没有出现的问题，但未做回答。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多声部的出现是乐器的偶然特点造成的结果。我认为未必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还不能立即弄清楚多声部和和声在一些地方不仅出现，而且还巩固下来的原因，那至少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所有的情况。这些原因无疑是社会学方面的。 我们在研究另一个问题时，也从韦柏那里得到了不少启示：和声为什么在这个或那个地方、在这个或那个民族那里、在这个或那个世纪开始占据优势地位，而在另一些也许具有同样文化发展水平的地方、民族或世纪（如古希腊、日本）却不能占据统治地位？ 韦柏在这里把很大的作用归之于记谱的发明，记谱恰恰是我们西方音乐的主要特点。 他认为，记录形式从来也没有对创作产生过像对音乐这样大的影响，只有汉字是例外。因为中国的诗歌作品不仅注重作品的思想和形象，而且还特别注重书法美，因为用不同的中国方言朗读同一篇作品时，节奏和音韵美，可能会完全丧失。 在韦柏看来，如果没有我们的乐谱体系的话，就不可能产生任何一部稍微复杂的音乐作品，韦柏甚至断言，它不可能在作者的头脑里形成。 阿拉伯音乐一度是非常认真的理论研究对象。但是，在蒙古人入侵后，记录方法失传，阿拉伯音乐也就成了没有乐谱的音乐了。古希腊人曾经记谱，比如，有人发现器乐同声乐合不上，用的符号和数字同我们现在用的也完全不同，用它们甚至不能写出哪怕最简单的总谱来。 往下，韦柏对我们乐谱体系的逐渐发展过程进行了探讨、并论证说，只有这种体系才能系统地分配各声部，从而形成真正的艺术结构。教堂音乐和寺院文化把乐谱体系从中世纪深处推向文艺复兴时代，并继续发展下去。 韦柏的见解十分有趣，他说，追求世俗的音乐，或一般来说，追求非理性的音乐，绝不是不文明的标志；相反，这种追求往往是矫揉造作的风格和理性音乐学造成的结果。 韦柏在这里指的，并不是我们的近代音乐。他指的是，音乐家阶层越闭塞，著名的团体越要充当主要的音乐供应者（如在宫廷里），这种现象的影响也就越快，古代北欧歌唱诗人的诗歌发展可算是一个古典实例，即是说，一定的规则是逐步确立起来的。古典时代赋予这一阶段的社会心理学任务以完全相同的形式，这个时代以前的一切都是通向这座高峰的阶梯，然而时代不会停留于已经达到的高度，它要超越自己的古典大师，它要探索其他的道路，结果就堕入矫揉造作的唯风格化泥潭。 起初是严格的形式主义束缚创作，出现了一段死气沉沉的学院派的时期，然后它开始解体，于是，非理性唯美派随之而生。 韦柏指出了这一规律，同时所依据的又正好是我在表述类似的见解时曾不止一次引用过的歌唱诗人的例子，这使我感到高兴。遗憾的是，韦柏完全忽略了这一现象的阶级性。他从社会学观点仅仅指出，类似的情况只有在音乐家或一般艺术专门家团体形成时才可能。但这还不够。艺术的发展和衰退多数是沿着上面指出的路子走的；浪漫主义的探索、古典主义表达的充分、形式主义的传统和各种形式的毁灭，即是说，纯粹形式上的探索同这一古典文化总的发展路线是相符合的。但韦柏完全没有谈到过的最有趣的一项任务，即：正好研究形成团体的艺术的演变，在多大程度上又是怎样与一个阶级社会生活的发展相一致的，所指的艺术正是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 此外，韦柏认为非理性的背离逐渐形成的和声，往往完全是附带的而绝非原始的条件的产物。比如，阿拉伯音乐中所存在的某些不合理的三度音程，就是从作为主要民间乐器的风笛的强烈影响中产生的。那些音乐改革者，因为发明了往往用数字关系难以表现、但却为人民爱听的三度音程，便煊赫起来，并使自己名扬千古。如音乐家扎里扎里[12]创立的古三度音程，就是类似比例为22：27的东西。 乐器对音乐体系有着特殊的影响。不仅借助于听觉而得以理性化的音乐体系，后来完全靠着乐器才确立起来，而且吹奏乐器上的洞眼布局，这个布局随后是根据装璜原则或便于手指动作的，后来在听觉方面也创造了一种奇怪的音序，但这个音序渐渐固定了下来。比如，波斯音乐中有一种乐器就正确地分出食指和无名指的部位，从而产生一种比例为68：21的奇特的三度音，其间还有为中指加的很不固定的音。韦柏举了不少这样的例子。这种由视觉和技术规定的假和声在这个或那个民族的意识里看来会永远牢固地存在下去。这种现象在中国人那里也很有特点，他们有一种由大小不同的薄石片组成的乐器“磬”，无论从比例和对称的角度看，都是很合理的，但它的音阶，却同规范化的音阶完全不同。 我们在这里将不评论韦柏关于音律的有趣看法，何况他谈得较多的是音乐理论方面的看法，而不是对这些看法作社会学解释。但我们仍要指出，音律是补充理性化的特殊手段，它是进行更正本身的理性化，并不由自主地导致我们的八度音程产生内部矛盾。这是很有意思的。音律对于整个和弦音乐都有重要意义，在韦柏看来，如果没有它，现代和声未必能取得如此广泛的发展。 韦柏好像顺便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音乐的理性化方面是音乐家在一定时代、沿着合乎内部规律的道路前进时的需要，同时，它也感受到许多音乐之外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使音乐改变了面目，反变得模糊不清了。所有这些非理性影响的结果往往要在音乐中保留几十年和几百年，似乎力图改变人们本身的听觉似的。 遗憾的是，韦柏仅仅摆出了这一看法，而没有深入研究这个事实的社会学，特别是方法论的意义。必须承认，第一，人的听觉及其规律是相当柔韧的事物，它也以所谓“专门的歪曲”，而被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歪曲”就会变成一种文化独特新颖的听觉规律。理性化似乎是那些希望对自己的音乐世界进行一番整理的人（尤其是专家）完全必然要作出的努力，而进行这种整理的基础，一方面是由物理学和生理学，另一方面是由二者通过技术（乐器）和社会学影响交织成的独特的网所产生的反映形成的。 不久前，萨库林教授[13]曾作了一番努力。一方面把一定的美学现实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把“外来的”社会学力量的介入而引起的这一美学现实的思潮或美学现实本质发生的因果变化过程，确定为文学（因而也为任何一种艺术）的普遍规律。 我认为，一般来讲，萨库林教授的看法是可以同意的。我也不止一次发表过这一见解。韦柏的推论及其列举的事实证实了这一见解，但需要更加集中地对它进行研究。 第一、一定的美学现实的演变过程是由它的本质决定的。这一本质是从物理和生理规律（的确，部分地）中引伸出来的，但从来不是它们的单纯产物。它总是通过以往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社会生活现象反映出来。 第二、我认为，无论是发展的速度或是类型（美学现实的理性化或演变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总的发展方向在内，都是取决于环境，比如，专家以及这些专家为其工作的“公众”的社会品质等。 社会的发展越平静、越少局限性，演变过程就越纯粹。尤其当社会在其结构方面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时，就可指望一定的美学原则发展和巩固的路线更不受干扰，这一原则一定会在这里得到尽善尽美的体现，但随后又会僵化起来。 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比方说，在缺少这一艺术发展的新的社会学方面的动力（实际上，是没有主要团体的工作）的情况下，这一演变路线的全部特性都是由团体形成的物质状况及其目的所决定的。就这个社会中各种思想的饱和程度（如，宗教思想）或脱离这种饱和而发现纯形式主义的艺术原则等等意义上来说，美学原则既可主要向宏伟或华丽方面，也可向“理性化”方面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似乎是由韦柏指出，而萨库林又竭力要在文学领域规定的那一条规律，仍应被解释为是一个部分，而社会学方法继续对这一个部分起支配作用。 韦柏还写了一篇我国主要乐器演变概略，作为自己著作的结尾。总的来讲，这本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不仅每一个有修养的音乐家，而且每一个对艺术理论和艺术史有研究的人，在阅读它的时候，定将会发生兴趣。但它毕竟只是一个概略，无论从它的任务或结果来看，远没有从社会学角度对音乐本质和音乐史的问题进行揭示。 注释： [1]卡尔·韦柏（1864—1920）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精神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之一。韦柏的《音乐的社会学和唯理论基础》一书，1921年在柏林出版。 [2]显然指勃·格·斯托尔伯涅尔和帕·斯·尤什凯维奇编的《马克思主义论艺术》，收有卡·马克思、格·普列汉诺夫、阿·卢那察尔斯基和其他人的文章和部分摘录。列宁格勒，世界出版社1924年出版。 [3]格尔曼·路德维格·费尔迪南德·盖尔姆郭兹（1821—1894）是德国自然科学家。1863年出版《论听觉-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一书，1874年由马·奥·毕都霍夫翻泽成俄文。 [4]哥特弗利德·费里羔列姆·莱布尼茨（1646—1716）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他在给克里斯基安·哥德巴哈的信中（用拉丁文写的）阐述了如何理解音乐与哲学等的相互作用的问题：“所谓心灵，如果它不感到外界会出现什么，然而却感觉到这个下意识的结果，或者说在协和的和音所引起的吸引力中获得享受。须知正是在这无数的被感觉的适应性上产生音乐的享受。” [5]“磬”是中国一种打击乐器，用棍敲击发声。 [6]此句的着重号是卢那察尔斯基加的。 [7]克·施图姆普夫（1848-1936）是德国音乐理论家。——译者注 [8]古罗马的一种宗教仪式，在执行时的歌唱称之为阿姆比都斯。 [9]显然这是因其物理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特性。——作者注 [10]“bassoostinato”这个意大利文的意思是一种作曲方式，是根据固定的低声部而写上方的各声部，称之为固定低音。 [11]叶芙盖尼娅·爱杜阿尔多芙娜·利涅瓦（1854-1919）是俄罗斯民歌搜集家、研究家和宣传家。1897年第一个采用录音机记录民歌，利涅瓦的主要著作有《俄罗斯民欧的和声探讨》。 [12]扎里扎里（卒于1791年）是演奏弦乐器的阿拉伯民间音乐家。 [13]巴维尔·尼基奇契·萨库林（1868—1930）是文艺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从1928年起是科学院院士。他的著作主要有：《思想家-作家瓦·弗·奥道叶夫斯基爵士的唯心主义》（1913年）、《社会主义与俄罗斯文学》（1924年，第二版）、《社会学在文学中的运用》（1925年）、《文学的情感结构》（1925年）、《俄罗斯文学》（共二卷，1928―1929年）等。1920年萨库林在自己的著作中曾试图全面地阐述俄罗斯文学的主要发展阶段的特征，但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结合的方法来作研究。
一本论述音乐的新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音乐的社会学问题（1927年） 一本论述音乐的新书[1] 一 乌克兰出版社于1925年出版了安·康·布茨科依[2]的一本书，书名是：《音乐的直接因素》，副标题是：《音乐导论试探》。 作者一开头就提醒读者，他写的不是教科书，而是科学普及读物，目的是向音乐家和业余音乐爱好者介绍音乐理论；这音乐理论不是取自教学的范围，而是对音乐的直接因素进行观察和思考得出来的。 但应该说，“直接因素”这个用语，作者考虑的是一种很特殊的东西。首先，它几乎完全指的是音响，而这未必是正确的。同时作者的主要设想是这样的：就实质而言，不应把物理音的结合当作音乐，音乐是物理音所产生的心理生理效果，即所谓听众意识中的“音乐内在音”。所以，音乐的实质并不是音本身，而是音与音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认为音乐不仅由音的因素，同样还由时间因素组成，但他又认为音乐中的节拍，特别是节奏，绝不是自己本身就产生的，而是一再通过相互间的联系形成的。作者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音响似乎不应该属于音乐理论的一部分。 这个结论下得太早、太仓促。当然，即便对观赏艺术，也可以说，它们的实质不在于绘画、塑像、建筑物等物质作品本身，而在于它们给予人们的美感印象。但须知同样也可以说，比如，绘画的因素，远非颜色本身，远非空间本身的各种分割，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它们之间的比例。然而据此否定对光学规律（光、色、比例、透视等的物理性质），以及对相应的感觉器官的生理构造所进行的研究为造型艺术立下的巨大功绩，那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还可以讲得更远一些。可以这样说：宇宙实质上不是由物体和能力组成的某种综合体，而是人的意识所形成的各种感觉和概念的复合。于是，就可清楚地得出另一个结论，即个别因素在人的意识中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只有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才起作用。这样一来，我们恐怕就要走向纯粹的唯心主义了，人们批评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正是这种唯心主义，虽然也应指出，经验批判主义者对世界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把世界看作为各种感觉的复合；另一种则认为世界是各种因素的复合，即世界是物质的。 即便从纯教学的观点来看，作者的论断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失去音响基础的音乐理论，便成了空中楼阁。如果对音响规律一无所知的读者来读布茨科依的书，那么，其中有许多东西对于他只是漆黑一团。 最后，甚至用布茨科依本人的观点来看，他的论点也是错误的，因为，音调（它不同于噪声）、音的高度以及正确的音程强度的概念，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音响现象，同作为艺术的音乐及其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抹杀这个联系，比如，从音响角度看，二度应属于不协和音，明显的不协和音每秒钟是8对9的关系，音乐实践在音响上也不会把纯四度音当作不协和和音。 我们往下选择韦柏的书[3]里的许多异乎寻常的设想，恰恰就是在这种比较的基础上产生的，虽然韦柏对音的物理学说也重视得不够。 其实，这是本书带局部性的不足之处，也许甚至不值得一提（它并不是教科书，无须包括音乐基本理论的一切方面），如果作者本人的论据不反对看待任何艺术理论唯一正确的下述观点的话，而正是任何完整的艺术理论应当包括：1.物理学方面，是用物理学提供给我们的全部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去研究这种艺术的各种因素；2.生理学方面，这里包括的，首先是反射学，但同样当然也包括对有关器官的构造，以及大脑神经系统相应功能的研究；最后，3.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方面，即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因素的这种艺术的理论。 但必须指出，尽管作者对音乐的“直接因素”的理解与众不同，却把整个现代音乐的基础理论和乐谱知识，全都算作为这种直接因素。甚至遗憾的是，作者可能估计本书的读者对象不熟悉基本的音响学，而花费了许多时间讲很少创见的乐谱知识。这样，不应认为，作者在论述音乐的唯理论过程以及社会环境对音乐的各种影响之前，把某些东西也考虑在直接因素内。 这本书的目次一下就使读者感兴趣并希望往下看下去。紧接着《论音乐的直接因素》这一章，是以下各章：《音乐的音型织体》、《音型织体的产生》、《乐音的起源》、《音型织体的组成》、《音乐语言法》、《音乐语言的诗韵》、《音乐思维的逻辑》、《音乐思维的形式》、《音乐思维的器乐形式》、《音乐思维的内容》和《音乐作品是有机的整体》。 按照这一类型写出来的《音乐导论》，当然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据我所知，音乐文献当中目前还没有这样详细的著作。当看到这本书最主要和本身最新颖的部分是以勃·列·雅沃尔斯基[4]的音乐理论为依据的时候，就更提高了人们的兴趣。须知对大多数音乐家和艺术理论家来说，雅沃尔斯基的理论乃是很不熟悉的。 本书作者写这几行文字是因为曾出席聆听过勃·列·雅沃尔斯基论述他音乐世界观基础的非常深刻的报告。但这个比较简短的报告非但不可能包括全部理论，而且不可能甚至即使指出这一理论所有最实质性的部分。我不知道说得是否正确，但我认为布茨科依一书的其它几章没有直接引用雅沃尔斯基的观点，作者谈到的大部分新颖和独特的见解，也来自同一个深邃的源泉。如果安·康·布茨科依的功绩因此而有所减色的话，那么，这本书就更其有趣了。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本书丰富了艺术理论的某些方面，以及与此同时其中提到的某些有争论的论点。 二 作者把音乐看作是同社会现象一样的自在之物。作者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音乐同所有其他艺术一样是一种社会程序的现象，它同……人类具有互相交往的能力这一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对它来说，除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之外，再没有任何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了。”后一点，作者甚至说得少许有点过头，因为当然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个别方面均有自己的外加的发展规律和自己的特殊生活，而音乐比之某些其他的，更是如此。 不过，我应当说，布茨科依后来对于作为社会现象的音乐重视不够，他几乎没有研究艺术的社会学。好在我们从本书的头几页，已看到作者承认了这一点。 作者把独特的音型织体，或明显区别于我们周围自然界和生活中各种声音的音乐物质，都当作音乐和音乐创作的对象。按作者的意见，在这个特殊选择的领域里，音乐作品就是用音乐语言形式表达的思维范畴。 当然，这里应得小心注意。从以后的阐述中，我们将看到作者指的音乐思维究竟是什么。我们确信：他自己也知道问题绝不仅仅在于思维。 其实，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正常的人类语言，即由许多单词组成的语言，那么，我们在这里也不会说，这种语言似乎仅仅是思维的表达。语言不仅表达思维，语言还表达人的情绪感受。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人类语言的这一方面，即人类所直接具有的感情特点，以及常常作为明确反映客观思想的媒介的语言，它的特殊音色和语调的抑扬顿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天然的音乐因素。甚至赫伯特·斯宾塞[5]也倾向于这种看法，即正是音的这种组织方法，这种“感情信号”，构成了音乐的主要基础。 但不能用这一点来否定音乐中有思维存在，更不能用它来否定这种思维具有彻底的特殊性。 作者在第一章里，立刻就为大家提供了理解这种思维性质的关键，其基础就是倾向性，即趋向一种音会转变为另一种音。也可以这样说：与音型织体中其他音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音，类似整个一系列其它音，都具有与它们的内在共同性，内在相似程度。音型结构如保持这种特殊的音响逻辑，就能对听众产生深刻而长久的印象。有的音也会相互对峙，处于完全不一样的关系，这样，把这种或那种音归入一种音型织体，势必会引起反常、不恰当、乃至荒谬的印象。音与音之间存在着它们固有的深刻联系。因而，合乎音的互相吸引规律的音乐思维，似乎就是客观音乐。但是这种客观音乐，犹如形式逻辑学和高等数学那样，都允许完全有丰富的创造性。 然而作者紧接着就声明说，音乐当然不仅仅归结为使各种音获得形式繁多的解放，使它们结合在无数个它们所特有的音乐逻辑结构中。某种外界的力量会来干预这种变换，提出新的问题，引起新的结合；有时，那些外界力量给音的变换带来的破坏，也会迫使它们显出它们自己的全部光彩。被外界力量从自己的平衡中分出去的音群，将重新获得平衡，这样一来，有时就摆在创作者的面前更加高度复杂的任务，即使这种或那种奇妙的构思合乎逻辑地音乐化。 但这种最奇妙的构思从哪里来？是谁在发挥音乐语言的威力？又是谁在这个用音说话的特殊领域方面需要动脑筋，向他提出问题的？ 对此，作者回答说：“从个人、作曲家和演奏者的个人感受和印象起，到音的主旋律独特的纯音乐规律止，这里有着非常众多的因素范畴。” 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音的主旋律规律是客观音乐的领域，难道只是由于人为地配置纯主旋律问题，即表现在将某些纯理论地提出的怪题进一步把它解决在合乎音乐逻辑的织体中，音的主旋律规律才能成为变幻莫测。这种冷冰冰的说教，未必会在一种状况中激起作为音乐作品“消费者”的人类方面的热烈兴趣。 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就是个人的感受和印象的提法过于笼统；恰恰应当在这里对业已展开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注意。甚至人的最个性化的感受，也可归结到产生这种感受的社会力量上去。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但这还不够：感受越个性化，就越不能波及其他人，就会更容易地消失在音乐外衣的大折缝里，而这种感受本应披上这件外衣登上艺术舞台的。 一位作曲家，只有当他既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同时又是音乐大师的时候，才能成为伟大的作曲家。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样的人能够不断地提出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问题（当然是以他个人感受的形式提出）。这里包括：死亡、爱情以及人生朝露等问题，因为这些所谓的永恒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问题。但作曲家除了通过纯音结构，是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他要求音乐具有某些能够反映相应感受力度的生动的形式。而感受力度并不和音的逻辑一致。因此，社会生活一旦进入音乐世界，必将在那里造成各种各样的漩涡和瀑布。 音乐有自己的规律（犹如流水有自己的规律一样），它应当造成并协调由此引起的一切矛盾。这两种力量——一种是音乐织体本身具有的吸引力规律，一种是常常以反常的方式使这些规律失去平衡的社会感受——的相互影响，就形成了音乐作品。感受越广泛、越深刻，它在音乐中的解决越正确、越客观、越合乎逻辑，作品占据的地位就越高。 我略过论述《音乐的音型织体》的那一章，因为它写得很好，很正确。我想请读者注意写得也很出色的另一章，题目是：《音型织体的产生》。这一章着重从生活史和文化史的观点来阐述音的意义，并由此得出关于音乐的吸引力的重要性，即份量的结论。这一章阐述的思想很简单，事实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从未在别的地方见过这种对比。我认为这一章谈到的许多看法很有价值，很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论述《乐音的起源》、《音型织体的组成》的那几章，即谈到关于声部、乐器以及乐谱知识等，并不特别引人注目。谈《音乐语言法》那一章的内容，如关于“韵律重音”或论述在音乐语言中的地位、关于“韵律重音前音节”和阴性词尾的作用以及其他等等，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些看法都是属于雅沃尔斯基的。作者本人的说法是：“音乐科学尚未创造出准确的音乐语言法，也没有提供其中包含的各种因素的完整画面。”作者认为，古希腊人的理论和烦琐哲学留下的残余，至今仍给音乐理论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但有关这种所谓语法的所有问题仍然非常不明确，对于不是音乐家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音乐语言的诗韵》这一章，作者是指这种语言的规律性和节奏感，同样写得比较枯燥。目前形式的这种“诗韵”，不会引起艺术理论家，特别不会引起艺术社会学家很大的兴趣。 《音乐思维的逻辑》一章，写得比较深刻。确实，作者一开始就预先告诉我们，这门科学还没有建立，连具有这种逻辑特点的比较完整的因素体系也没有。接着，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论点：“以下事实早已为人所知，即音乐思维过程中的一个音乐结构，受着前面许多结构的约束，是从它们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结果……也是一种被人感觉到的一定的内在需要。”但作者马上又说：“如在这里把它与人的思维逻辑等同起来，那是十分危险的。这种说法将导致一系列错误的结论。”往下，我们又会遇到关于音的倾向性、不协和的解决、一个和弦音转为另一个和弦音的必要性、客观音列的存在等见解。 我们最终看到的这种特殊逻辑包含有音乐和非音乐的因素，这一本身的看法使我们产生一种思想，似乎我们觉得，比作者的语言叙述得更鲜明：音乐逻辑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及的那种人的社会任务和音乐威力的变换，只是不从一种音向另一种音的直接结合，而是从音乐结构的连续的大范围而得来。 十分清楚，从我们只是发展了的这个观点来看，这样的音乐作品一方面似乎是一定的生活内容的叙事诗，另一方面也是音乐力度问题获得解决。显然，整个作品一方面受制于现实主义因素，是音乐家竭力要把某些感受完全倾诉出来的记录，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形式上的音乐因素，即这个音乐家竭力不愿破坏所属该音乐体系的音型的内在逻辑。 同时，我要附带说明，音乐体系在艺术现实主义（我们刚刚谈论过的那层特殊理解的艺术现实主义）的压力下，正是进一步扩大和丰富，更大的充实，似乎就是音乐发展到它的一定阶段的某种内在规律；而在其它阶段，这个规律可能会走向反面，即是说，音乐的合理化能够具有现实主义至上的任务。乐音固有规律的发现，以及（可以说）为掌握这些规律而进行的练习，在其定形化的过程中，将成为任何企图使音乐与现实接近的强大抵制力。 作者认为，现代的音体系已导致音型织体的调式结构。这种调式结构是什么意思？它在于把一系列的音通过独特的结合互相联系在一起，并且不是普通的联系，而是能把各种音[6]分成稳定音和不稳定音的那种联系。调式主音，就是构成其支柱的那些音的总和。既然思维是通过一定的音的调式进行，那么，它的任务就是：在进行构思时既要建立在依靠主音上，又要使这一调式中的各种因素均得到稳定的满足。作者否定了对调式所作的旧解释，包括对小调和大调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他列举了（除雅沃尔斯基外）里曼、普劳特、勋伯格这几位理论家，他们都曾致力于阐明调式体系的内在含义。 从这些理论——主要是雅沃尔斯基的理论——得出以下这个最不寻常的结论：现有的调式（大调和小调）只不过是局部的偶然现象，在音型织体的许许多多可能出现的调式结构当中，它们先于别的调式被实践所认可，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可能出现的非常丰富的调式关系全都归入这两种调式的原因。主音概念在这个含义上也扩展了：即任何一个音，只要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对它之前出现的倾向性产生解决的印象，便可以成为主音。主音本身在任何场合下都包含有稳定的因素。 无论是和声的，或是旋律的一切音的组合，均受该调式产生的倾向性的制约。 当非稳定音向自己的倾向方面移动，转变为稳定的情况时，紧张的感觉便消失了。如出现的非稳定音得不到解决（听起来像是一种特殊音的痕迹），一直等到与它有联系的音出现，它才会消失。一般调式就是在这一性质上形成的。在一种调式里，由于尚有未得到解决的非稳定音不断出现，音乐思维就一直在进行。 作者关于音乐时间的组成的看法，亦即对节拍和节奏的见解，也是很奇异的。但我认为，第八章末尾的阐述不太明确，而这个问题很值得深入，充分地研究和论述，因为我们至今尚未详细确定节奏和节拍的区别。 关于《音乐思维的形式》一章，谈的是单声部音乐和多声部复调音乐的风格。关于复调音乐的支声部（特别是对位法）的见解，很有我们自己理解的特点，写得也很有趣。 接着，作者转为对和声的看法。他在这里谈论的和声发展简史很吸引人，同时它向音乐社会学家提示的，也就是现代音乐方面的许多东西促使他们去思考的问题，这正是：古典音乐最高峰已经过去，现在音乐现实主义——它在大多数情况的很大程度上反映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心理特点——已开始破坏合乎规律的思维形式，音乐正在进入风格解体时期，它面临的任务比以往所包含的因素更加丰富、更为奇巧精致，我们跨进了一个特殊的新巴洛克时期。 如要说明音乐中独具一格的印象主义的巴洛克，是不是由某些其它力量所造成，那我就要扯得太远了。但我不能不指出，在十七世纪真正的巴洛克时期，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主义风格的解体，曾经遇到天主教和君主政体反动的组织浪潮，尽管巴洛克本身内部也混乱，但这仍使它具有宏伟的形式。如果说世界性的兴登堡主义，[7]即资产阶级企图在一片混乱的个人主义所在地明确建立庞大的法西斯营房，从而使音乐引起了面向宏伟主义的转折，那是毫不奇怪的。在这种情况下，音乐的宏伟风格也许同十七世纪巴洛克的宏伟风格具有较大的内在相似点。我要指出，其它艺术中已经出现了这种类似的转折的强烈征兆。我还要指出，另一股浪潮，即共产主义的浪潮，也会把完全崭新的原则带进艺术，尤其是音乐领域；这种原则在初期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同贝多芬式的浪漫主义精神十分相近，而在第二阶段则与宏伟的古典风格，很难找到的明显的集体风格十分相近。但应承认大量民歌是它的一个因素。 《音乐思维的器乐形式》一章讲的内容，大家多少是知道的，也有一些独创的见解。 《音乐思维的内容》一章最有意思。这一章一开始，就指出音乐是用音响形象进行的思维。但作者反对把音乐看作为纯形式的艺术那种论点。他嘲笑那些抱怨生活中没有音乐雏形的音乐家，并且正确地肯定了我们在上面讲到的音乐现实主义的存在。不过，他认为，要求得到音乐表达的全部生动的社会现实主义，在音乐中总是表现为只是运动。作者对运动的理解很广泛，他说：“不间断的运动遍及一切，一切都在不断地产生和消失。”对音乐来说，雏型不是物体，而是状态和过程，因此，音乐是通过音响的时间关系体现出来的运动艺术。 但我认为，作者这种过于规则的见解，未必完全正确。归根到底，不能说音乐是真正的运动。音乐是时间的音响。声音同空间几乎毫无关系。仅这一点足以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必须使时间和空间关系统一起来的运动。显然，运动的艺术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因而也是很难想象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纯舞蹈）。用处在时间之中的声音来表现运动，这本身就改变了运动的性质，我们说，就像改变自然界中的任何现象一样。反之，自然界中的各种声音，比如作者自己列举的，人讲话的声音或是雷声、风声、脚步声、鸟鸣声、浪花拍岸声，音乐只能靠模仿去掌握。为什么需要这接下来的经常的运动呢？能不能用相同的方式也把感觉的内部力度，比如，我们说，愤怒爆发后渐渐平息（这无疑是一个过程），也纳入运动概念呢？这样做或者是生搬硬套，或者就只是形象性的表达。不言而喻，关于情感的运动、意志的运动，也可以这样说，这里当然也有相似之处。但如果我们说，我们感到困惑，用纯运动形式表现上面提到的愤怒爆发和渐渐平息，恐怕比用声音形式表达这一过程要困难得多。 重复说一遍：作为音乐素材的声音，不是纯运动，因为它不是在空间移动，而是在时间里发音。力度在音王国中的意义是巨大的，一一这也许是导致作者对运动在音乐中的作用产生错误的想法。 不，应当说得简单一点。音乐通过自己特殊的材料，在自己这面特殊的镜子里，别具一格地反映整个世界——当然主要是通过过程，而不是通过静物来反映，——听众在音的符号中或多或少能领会它们的力度和感性内容。但，任务不是要把生动的生活形式变成音的语言，以那样的方式让听众去猜这个有声谜语。不，用音乐表现各种感受，无论在强调这些感受的概貌特征（在比较健康的音乐里）的方向方面，或是这些感受得到和谐解决方面，同时都是对它们进行一种独特的组织过程。 另外，作者关于音乐中的现实主义的有趣而内容丰富的阐述是完全正确的，列举音乐的主要类型也是对的。 按类型音乐分四种：1、模仿音音乐；2、描写现实生活的状态和过程的音乐；3、从生活雏型出发，但在思维过程中按自己规律进行的音乐；4、“故步自封”的音乐。 《音乐作品是有机的整体》这一章写得也很有趣味。对按照对位法作曲的作品的各种形式（直到赋格曲），然后是对奏鸣曲，都提供了明确的概念。 应当说，关于奏鸣曲式的构成讲得已经很详细了，但还可以谈得更透彻些。虽然作者有的地方还引用了恩格斯的话来说明，似乎他对马克思主义也了解，但这里很重要的一点，他却没有指出，如古典奏鸣曲式，如果撇开快板乐章的传统内容不谈，就正像是黑格尔的自然辩证法三段论的图解。大家知道，黑格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按照正题—―反题——（通过它们相互之间的斗争）直到合题这个模式发展的。古典奏鸣曲式也分呈示部、展开部和再现部，在呈示部中有主题和副题。陈述副题的调性与陈述主题的调性不同。在再现部两个主题都用同一个调性陈述。音乐方面的一种主要的和优美的曲式，竟同黑格尔的哲学发现不谋而合，这真是很有意思的事。马克思主义是从黑格尔手里接过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对三段论的理解，确实要更加实际、更加广泛得多；不过，奏鸣曲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叫做具有深刻哲理性的音乐曲式，当然，这种结构作者以斯克里雅宾的奏鸣曲（作品53之5）为例来说明还是比较基本的。看来，要创作完美的中型音乐作品，采用奏鸣曲式最合适，因现实主义音乐的内在逻辑性在其中能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只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根据速度的特点，奏鸣曲通常都是把第一主题作为积极的主题，第二主题作为冥想的主题，使整个作品具有某些内省的和心理的性质；现代奏鸣曲常把即使两个分量不同，但都是积极的主题以对立的方式描绘出来。 布茨沃依这本有趣的书里，供有许多精心挑选的音乐实例。 我的阐述和一部分评论所没有涉及的问题当中可能主要会有一些使音乐专家们感到兴趣的方面。但我不能不指出，这本书是首先包含勃·列·雅沃尔斯基关于对调式的理解的某些具体材料；总的来说，本书贯穿着他的看法，而我已经说了，这只能提高本书的价值。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国家艺术科学院《艺术》杂志，1925年第2期。 [2]安郡多里·康斯坦季诺维奇·布茨科依（1892-1965）是音乐学家、作曲家，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他的著作《音乐的直接因素》于1925年由乌克兰国家出版社出版。 [3]指的是卡尔·韦柏《音乐的社会学和唯理论基础》一书，1921年柏林出版。 [4]勃·列·雅沃尔斯基（1876―1942）是钢琴家、作曲家、音乐学家和音乐活动家。是《听觉理论》一书的作者，此书1900―1920年其间开始以《调式节奏的理论》为名出版。1906年在莫斯科他是人民音乐学院的组织者之一，1917年又在基辅组织音乐学院，从1916年起在基辅国家音乐学院作为教师领导钢琴和作曲理论系，这学院是由一些杰出的苏联音乐活动家——里昂高维奇、科希奇基、韦莱夫金、斯克里浦琴斯卡娅等组成。自1921年雅沃尔斯基是国家教育会音乐方面的成员之一（某些时期是主席），他指导那尔库姆泊洛斯教育专业主要部门的音乐工作，他也是苏维埃音乐教育杂志的领导和基本撰稿人。同时是音乐文化的广大宣传者的最伟大组织人之一。1938年以后，他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 [5]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是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注 [6]指我们研究的这一体系范围内的各种音。——作者注 [7]巴乌尔·冯·兴登堡（1847—1934）是德国的弗尔德·马歇尔，1925—1934年德国的总统。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音乐的社会学问题（1927年） 序言 最近以来，艺术学受到了极大的注意，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所谓艺术学，我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学，这是真正能够阐明一切艺术理论问题的唯一科学。 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可能绕开艺术来研究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各种特点，这是马克思主义艺术学成长的原因。艺术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最鲜明、最丰富多彩和最动人的反映。艺术本身是人的思想和情感感受的出色记录，所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需要利用艺术。同时，利用作为社会生活生动反映的艺术资料，这本身也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艺术绝不是直接反映生活的镜子。艺术具有复杂的社会功能，实际生活总是通过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在社会上折射出来，而各阶级的世界观又总是通过个人表现出来，在这些个人身上都带有各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特殊社会地位的烙印。然而，在十分精确地衡量所有这些折射的时候，我们在人类任何一种记录里，都难以找到正是像各种艺术领域所提供的如此雄辩有力的证据。 另一方面，艺术学不以社会学利益为转移，也不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域总的范围和不断扩大这一任务为转移。它吸引着一切珍惜艺术、生动地实现艺术和善于享受艺术的人的注意。只有了解艺术的根源、土壤以及它周围的气氛，才能充分地享受艺术。艺术如果脱离产生它的社会环境，便失去一大半价值和芬香；但是，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武装起来的人，才能理解任何一部与产生艺术的真正生活有深刻联系的艺术作品。 我们应当庆贺弗里切同志[1]写的《艺术社会学》一书的出现，这本书无疑是在马克思主义艺术学事业里向前迈出了有意义的一大步。我们在所有其他领域——也许，特别是在文学领域，——目前也正在取得重大的成就，并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热烈的讨论，更加准确地规定了艺术学的范围、任务和方法。许多真正的同路人，越来越接近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能不叫人感到高兴。这些同路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质有深刻的认识，在完成自己的任务时认真运用这种方法，并给我们带来了有关方面的丰富专业知识。 最后，在音乐学方面，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用社会学方法论去征服它的这种迥非寻常的现象。当然，我所指的那些理论家，常常还是半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他们掌握的（也许，他们自己尚未发现）还不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而只是它的个别因素。但从历史文化观点去看待音乐，按照规律解释音乐的演变，并且把这种规律性同产生音乐的社会历史命运联系起来，这种尝试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宝贵贡献。 音乐在这方面乃是一种特别的珍品。一方面，就其概念而言，这门艺术是十分抽象的。奥利明斯基[2]说：“马赛曲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共和制和君主制国家都同样喜欢它。但是，如果它的声乐部分用词唱出来，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他是正确的。 音乐不表达明确的思想。音乐不产生准确的形象。所以就会觉得它的内在意义很难理解，也很难指出它的形式与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尽管音乐与用文字表达的它的内容相比，是非常一般和抽象的。因而对同一个音乐作品可以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而同时，音乐就其本身来说，又是非常具体的。谱写音乐的音乐家，往往自己本人也说不出想用它表达什么；但，他所寻找的所有那些音的组合，他给予自己作品的所有那些节奏形式，乃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再现的。同时，不仅当这作品对它的时代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当它开始超越时代的情况时，那打着时代的烙印，就超出时代的框框进入另一个范围，因为音乐的前进步伐同样是由社会学的规律决定的。 所以说，这里展开的任务是十分不同寻常的。音乐家几乎是毫无例外地不自觉受着社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十分强烈的，因为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阶级的音乐家，都在最鲜明不过地表达他们全部的美感风格，也可以说是表达他们生活的全部“节拍”。 引起读者注意的这本书是一本文集，其中有三篇文章是对音乐学方面几部重大著作的反应。 韦柏[3]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研究个别社会问题时，却有时接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韦柏论述音乐的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这位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物曾论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但谁也不曾料到他会写一本专门论述音乐的书。我的文章[4]既谈到这本书的优点，也指出它的不足之处；无论如何，音乐社会学将来是会重视这本书的。 布茨科依[5]的书较少独创性，但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杰出音乐理论家勃·列·雅沃尔斯基[6]对待音乐的那种独特态度的痕迹。雅沃尔斯基尚未发表自己的著作，仅口头对自己的学生们讲过它的内容。布茨科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雅沃尔斯基流派。 第三篇文章评论另一位非常有趣的理论家伊·格列鲍夫（阿萨菲耶夫）[7]学派已发表的成就。 我觉得，这些文章肯定了这几部被提到的批判理论著作的优点，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错误以及说得不透彻的地方。我谨希望，这些看法对于从事音乐学研究的人不无俾益，同时使广大读者，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读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音乐这个与众不同的领域中的运用，有某些了解。 此外，我还把我关于音乐教育的讲话速记记录也收在这个集子里。我谈的不是研究理论社会学，而是实践社会学的问题，即从我们社会理论工作中的一般前提得出的结论。几乎所有的音乐家和听众都乐于接受这个讲话，这使我能大胆设想：讲话中表达的许多见解，实际上正在逐渐成为我们音乐培养方面的基本组成部分。 最后，本书还包括对音乐社会学的独立探讨。不过，我甚至不能称之为探讨。这与其说是评述斯克里雅宾和塔涅耶夫特点的草稿，我觉得也就是他们创作的最深刻处，无宁说是值得我们从社会学观点去进行研究。我确信，以一位丰富知识武装的音乐理论专家对这两位作曲家进行更为仔细的研究，——如果他在认识产生两位伟大作曲家的社会环境方面也具有足够的知识的话，——定会使它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的《在音乐世界中》一书已在书籍市场出售，其中的探讨与今日这本文集中所收的文章相比，虽嫌肤浅，但却还是使音乐家们获得有效的方法。这就使我希望，对音乐社会学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全部问题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来说，这本文集也不是多余的。 莫斯科，1927年 注释： [1]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蒙维奇·弗里切（1870-1929），文艺学家、艺术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1926年发表《艺术社会学》一书，他反对文学和艺术中的资产阶级颓废流派，但他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消极社会学的影响。卢那察尔斯基承认他的功绩，也多次批评了他的“庸俗社会学”。 [2]奥利明斯基系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亚历山大洛夫（1863―1933）的笔名，批评家、政论家。 [3]卡尔·韦柏（1864—1920）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精神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之一。 [4]指卢那察尔斯基《社会学方法在理论和音乐史方面的运用》一文中对马·韦帕《音乐的社会学和唯理论基础》一书的评论。 [5]安郡多里·康斯坦季诺维奇·布茨科依（1892-1965）是音乐学家、作曲家，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 [6]勃·列·雅沃尔斯基（1876―1942）是钢琴家、作曲家、音乐学家和音乐活动家。是《听觉理论》一书的作者，此书1900―1920年其间开始以《调式节奏的理论》为名出版。1906年在莫斯科他是人民音乐学院的组织者之一，1917年又在基辅组织音乐学院，从1916年起在基辅国家音乐学院作为教师领导钢琴和作曲理论系，这学院是由一些杰出的苏联音乐活动家——里昂高维奇、科希奇基、韦莱夫金、斯克里浦琴斯卡娅等组成。自1921年雅沃尔斯基是国家教育会音乐方面的成员之一（某些时期是主席），他指导那尔库姆泊洛斯教育专业主要部门的音乐工作，他也是苏维埃音乐教育杂志的领导和基本撰稿人。同时是音乐文化的广大宣传者的最伟大组织人之一。1938年以后，他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 [7]伊·格列鲍夫是勃·瓦·阿萨菲耶夫（1884—1949）的笔名。阿萨菲耶夫是音乐学家、作曲家、音乐活动家、教育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有研究俄国和西欧音乐史的著作多种。
音乐的社会学问题（192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音乐的社会学问题（1927年） Вопросысоциологиимузыки 音乐的社会学问题 卢那察尔斯基 （1927年） 苏联国立艺术科学院1927年初版 据全苏作曲家联盟出版社1971年第2版翻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译者：井勤荪 〔说明〕中文本有数篇文章未译。兹附上本书网页链接，有兴趣的同志可帮忙译出，不胜感激。 序言 【未译】音乐与革命 【未译】塔涅耶夫和斯克里亚宾 一本论述音乐的新书 社会学方法在音乐理论和音乐史方面的运用（评卡尔·韦柏论音乐方面的书籍） 【未译】论艺术教育的基础 【未译】论艺术史研究的新变化
《新莱茵报》第2号（1848年6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2号 （1848年6月2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2号 科隆，星期五，6月2日 1848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将于6月1日起每日发行。 订阅价格：科隆地区一季度1塔勒15银格罗申。除科隆外，普鲁士其他地区2塔勒3银格罗申9分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 6月份只能与下一个季度（7月，8月，9月）同时订阅。这四个月订阅的价格是：科隆地区2塔勒；科隆地区之外2塔勒25银格罗申。 可通过国内外所有的邮局和书店订阅。或在报纸发行部威·克劳特先生处订阅，地址：科隆圣阿加塔街12号。 可在报纸发行部继续认购股票，外埠认购股票者也请与该处联系。 登载广告费用 四栏版面8磅铅字每行或相同篇幅…1银格罗申6分尼。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一版上部一栏〕 编辑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 总编辑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 恩斯特·德朗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格奥尔格·维尔特， 斐迪南·沃尔弗， 威廉·沃尔弗， } 编缉 概览 德国。科隆（民主派——信贷银行）；伯恩卡斯特尔[1]（抗议）；埃尔伯费尔德[2]（俱乐部——工人）；柏林（分庭谈判）；施奈德米尔[3]（波美拉尼亚[4]战时后备军的过激行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霍亚[5]（请愿书）；卡尔斯鲁厄[6]（劳申普拉特[7]）；纽伦堡（驱逐古·迪策尔[8]）；慕尼黑（分庭决议）；维也纳（最新新闻）；的里雅斯特（意大利海军离港。努根特[9]到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0]（联邦军队撤离）；库克斯港[11]（切断供给）。 瑞典。斯德哥尔摩（军备）。 比利时。布鲁塞尔（普鲁士亲王的欢迎会——军队列队——议会改革）。 意大利。热那亚（反对那不勒斯的声音）；罗马（选举——英国人夺走了利萨岛[12]和博佐岛[13]）那不勒斯（最新新闻）。 法兰西共和国。巴黎（关于离婚的辩论——有关经济状况的报道——国民议会的讨论）。 西班牙（财政）。 英格兰（米契尔——宪章会议——议会听证会）。 最新消息。柏林（俄国使节发表声明）。 汉诺威（骚乱）。 商业和交易所新闻。 官方消息 在波恩的原编外讲师爱德华·海涅[14]博士被任命为波恩大学的哲学系副教授。 在1848年5月25日之后，西里西亚[15]地区沃斯特-瓦尔特斯多夫[16]的商人和工厂主J.E.泽佩尔特[17]从沥青木料上切下木板加工成家具和其他设备，这被看作是一个新的独有专利，从5月25日那一天开始，为期五年，并且在整个普鲁士国家的范围内适用。 ————·———— 德国 **科隆，6月1日。[18]平常向代表社会舆论的任何新机关报提出的要求是：对于它在原则上同意的党派采取热烈支持的态度，无条件地相信这个党派的力量，时刻准备用实际力量来维护 〔转二栏〕 〔第一版上部二栏〕 〔接一栏〕 它的原则或者用原则的光辉来掩盖实际的软弱无力。我们将不以这个要求为满足。我们将不用虚伪的幻想去粉饰所遭到的失败。 民主派遭到了失败。它在自己胜利的时候所宣布的原则成了问题；它真正夺得的基地又逐渐被夺回去了；它已经丧失了很多东西，很快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它究竟还剩下些什么。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让民主派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对党派感到兴趣，为什么我们不去考虑民主运动的目的、人民的福利和所有的人的幸福呢？ 这是斗争的法则和惯例。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 我们要求民主派认清自己的地位。这个要求是从最近几个月的经验中得出的。民主派过分陶醉于最初的胜利。在狂欢之后，它终于大声而公开地说出了自己的原则，它以为只要把这些原则一宣布，就有把握立刻加以实现。除了在第一次胜利后宣布原则和紧随着胜利作了一些让步以外，它什么也没有干。但是，当它慷慨激昂地叙述自己的观点并把任何一个不敢立刻反驳它的人作为兄弟来欢迎的时候，那些继承有权力或者受托行使权力的人们行动起来了。他们的活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对于他们的那些仅仅是为了反对已被革命所推翻的制度而提出的原则闭口不谈，他们仿佛是为了重新建立法制和建立表面秩序的利益而小心谨慎地制止住了运动；他们向旧制度的朋友们作了一些虚假的让步，以便在实现自己的计划时能更可靠地依靠他们，后来他们基本上逐渐实现了自己的政治制度。这样一来，他们得以在民主派和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之间占一个中间位置，一方面进攻，另一方面又强行后退，在同一时间内，对专制制度来说是进步的，对民主制度来说是反动的。 这就是谨小慎微和中庸之道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狡猾地欺骗了一开始就陶醉于胜利的人民政党。在人们轻视地把人民政党推到一旁，把它的拥护者宣布为暴乱分子，并且把一切最坏的意图加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它还在梦中；当它还没有认识到，它除了资产者先生们认为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容的那种东西以外一无所得的时候，它已经被人欺骗了。被反民主的选举法弄得自相矛盾的人民政党，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现在反对它的有两个代议机关，[19]而且很难说，其中哪一个更坚决地反对它的要求。结果，它的热情自然像烟一样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醒的意识，即意识到强大的反动派已取得了政权，而且奇怪的是在一般还没有采取任何有利于革命的行动以前就取得了政权。 〔转三栏〕 〔第一版上部三栏〕 〔接二栏〕 虽然如此，但是如果民主派在遭到初次失败后（这些失败一部分是由于它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便灰心失望，并回到倒霉的、可惜是德国人所特有的唯心主义那里去，结果把不能马上实现的原则延搁到遥远的将来，而目前则把它交给“思想家们”去作无害的研究，那就非常危险了。 我们要公开警告这些虚伪的朋友们，他们虽然声明自己同意原则，但是却怀疑它们能够实现，理由据说是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这些原则的地步，而他们甚至也不想去促进世界的成熟，相反地，却宁愿在这个尘世上和一切坏人坏事一起鬼混。假如宫廷顾问盖尔温努斯[20]非常害怕这些隐蔽的共和主义者，那末我们衷心同意他的看法：这是些危险的人。 〔作者毕尔格尔斯和马克思，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25－27页《民主派》，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科隆，5月29日。显然，汉泽曼先生是借鉴了巴黎临时政府处的小额贷款机构。该机构在法国堪称实用，能够在有商品定金的情况下迅速将钱付给申请的人。然而到了普鲁士，这套做法却添上了许多附加条件，悭吝惜贷，官僚得让人气愤。诸如两个月后必须偿清的条款比比皆是，以至于根本无人还会有兴趣接受贷款。科隆信贷处的资金有十万塔勒，然而直到数天前才放出有商品定金的500塔勒贷款。莱茵省其他城市的信贷机构更是无甚可为。现在什切青[21]的股票新闻又为我们大臣务实的眼光提供了新的佐证。那里的小额贷款处已经得到授权，可以为丹麦禁运的商品提供预付，然而前提仅仅是得到一位特定同胞的表态。恰恰这种条件将授权搞成了空谈，连股票新闻都不由叹息，太难找到合乎贷款处条件的公民了！ 这就是我们富有负责心的、由两位商人[22]担任成员的政府部门对促进贸易和工业的理解。 伯恩卡斯特尔，5月18日。今天，以下抗议从这里发出： 陛下！ 这个民族的愤怒已经到了顶点，感受到了发展最初阶段不同的反动的目标。我们希望，从5月1日起号召这个还没被宪法保护的军队，在这个军队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血泊中获得民族新的自由的危险。这种怀疑因事实而加重，因为他们不是将军队用于抵御俄国，而是大量聚集在德国南部。 联邦议会[23]的秘密备忘录剥夺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议会的权力，他们只有权力许可有侯爵们同意的宪法。 普鲁士议会[24]反对预备国会[25]和五十人委员会[26]。 国防部公告从4月27日起剥夺了士兵少有的政治权利，也就是自由结社和请愿的权利。 〔下转第二版一栏〕 〔第一版下部一栏〕 滑稽的皇帝 格奥尔格·维尔特 ————————— 1.卡尔皇帝 卡尔皇帝[27]大人，虔诚笃信， 他使许多人丧命身亡， 为了保护基督教，把他们打死， 这给他带来无上荣光。 他雄踞亚琛城，金碧辉煌。 身穿水獭皮的豪华衣裳， 远近四邻的各国人们， 都朝拜这位不可一世的君王。 他们带来世界各地的珍奇礼品， 帐幕绸缎，金银宝器， 一位东方国家[28]的教主 献上座钟一架，大象一骑。 虔诚的英雄卡尔皇帝说道: “金钱对我有什么用处？ 外国的大象要它干吗? 我自已国内有更妙的宝物。” 沿着绿色的莱茵河向上走去， 皇帝把葡萄种在英格尔海姆[29]， 就是培育葡萄的这一双手， 曾使成百个部族屈服。 培育葡萄的是这双血红的手， 这双手把成百个部族奴役， 这便是在英格尔海姆的土地上， 至今还生长血红葡萄的道理。 〔译文采自《维尔特诗选》67－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施升译，有改动〕 〔第一版下部二至三栏〕 德国贸易生活的幽默随笔 作者格奥尔格·维尔特 普赖斯先生的困境 续篇 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普赖斯先生用双手捂住他的大额头，与此同时，账房棱茨撮起了鼻烟——最大的一撮鼻烟。 “我们必须紧缩开支！”普赖斯先生终于又开腔说。账房竖起了长长的耳朵，不由地中止了第二次撮鼻烟。 “我们必须紧缩开支，棱茨。唯有精简才能挽救我们。” 账房更加用神聆听了。 “我们必须像老练的海盗那样善于顺应风向。我们一分钱也赚不到了，事情不能长此以往。” 账房心神不宁起来了。 “不久前我辞退了我们的老伙计扎萨弗拉斯。”账房的两只小腿肚打起颤来了。 “我们必须继续照此办理。” “神圣的上帝！”账房心里说。 “我的决心坚定不移！精简！精简！这就是我的口号。” 账房的红鼻子变成了苍白色。 “为此，您要记……”. 普赖斯先生又一次停顿，片刻的间隙带来的可怕的忧虑使账房几乎昏厥过去。 “为此，您要记住，棱茨先生……您要记住。”说到这儿，激动的老板用拳头猛敲账台，弄得墨水瓶、鹅毛笔和铅笔全都跳起了快乐的小步舞。 “您要记住，棱茨先生，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拉车的马卖掉。” 账房深深地喘了口气。“上帝的意志实现了！”他喃喃地说，两眼感动地凝视着天空。 “不过，这样做，我们还远远未把事情办完呢，棱茨。辞退扎萨弗拉斯老头儿和卖掉两匹拉车的马 之后，下一步还该精简些什么。” “又开始了！”心惊胆颤的账房想道。 “既然没有马了，我得把马车卖掉，这是很明白的事。” “的确！”账房回答说，“这是合乎逻辑的。” “可是，这也是合乎逻辑的，”普赖斯先生继续说，“不仅在马厩和车房里实行改革……” “而且也要在厨房和地窖里。”账房插嘴说。“尤其是在我的营业机构里。”老板补充道。 “我们又回到原地了。”账房叹了口气，吓得全身毛孔直冒汗水。 “因此，您还得记住，棱……” “我记住。” “您记录下……” “我在记录。” “生产成本和管理费用必须缩减到最低限度。”“直到真正的最低限度。”账房结结巴巴地应答道。 “这种裁减首先包……” “首先……” “在我们的营业人员.....” “尊敬的普赖斯先生。”账房打断他的话。 “没有别的办法，棱茨！在我们的营业人员中……” “别把您最忠实的仆人撵走吧！” “在我们的营业人员……” “可以先从货栈里的工人下手。” “当然，棱茨，下一步我们必须着手账房间……” “把那个学徒辞掉……” 〔下转第二版一栏〕 〔第二版一栏〕 〔接第一版上部三栏〕 据称，普鲁士亲王在英格兰执行秘密任务时，他们用毫无意义的借口将普鲁士亲王召回。 同时，他们还声称将取消大量的抗议点，更多遵循人民的意愿，并取缔不受欢迎的政府部门。 此刻在我们的保护下，每一次猛烈的反击都可能向皇帝证明：直至今日，德国人民是清醒的，并且知道守护他们的权力。 伯恩卡斯特尔1848年5月17日 众人坚持 （附上255个签名） ×埃尔伯费尔德，5月31日。最近，我们的立宪（即反动派）俱乐部[30]收到了一份附带签名的文件，内容是批准收回普鲁士亲王的住所。在这次会议上，一位公民对此持反对意见，并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亲王所谓的重大使命，即英格兰之行。立宪俱乐部成员立即宣布，他不必在此表示反对，应当保持沉默或自行离开。这里更激进的人会攻击他。为了避免人们使用武力将他赶出去，他必须自行离开。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和平的人就会如此行事。接下来讨论犹太人（在接下来的解放之后）的问题和劳动问题，人们将听到好消息。 无论是立宪俱乐部，还是比较激进的成员，人们都会承认：相较于其他组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具有唯一合法性。不久前俱乐部成员前往施韦尔姆[31]，与那里等待已久的民众友好相处。反动派向俱乐部成员预报，边区的农民会给他们带来粗暴的一课。但是，这些等候着的民众非常体面，甚至在这举行了一些非常前卫的演讲。 该地区的资本家一直非常关注我们无法谋生的工人，迄今为止，这些工人仍然受雇于各种各样利润低的工作。目前已经成立各项基金，我们的资本家必须再次支付。因为即使他们自愿认捐，地方议会也会通过已经征询的所得税从他们手中获取资金，以此通过工人的工作来保障埃尔伯费尔德地区的安定。 ×柏林，5月30日。市民自卫团[32]已经意识到，目前我们部门的主要力量要不惜一切代价打破这种和平与宁静。市民自卫团的成员察觉到，他们一直是反动派的工具。通过对小型自发集会进行不合时宜的干预，挑起更大的骚乱来打破和平；通过长期巡逻和普遍的游行，使城市里的大多数人反对工人阶级，从而可能会产生分裂。这种分裂必将市民自卫团的人带入到旧的统治及绝对的王权之下。在新的斗争中，必要时应使自由获得胜利。现在，宪法草案将人民和市民自卫团团结在一起，——除了今天之外，由于无休止的谈论宪法和主席团的选举人员，（以往的）制宪会议没有什么意义。众所周知，左派已将其候选人，即柏林议员瓦尔德克[33]推举为副议长。在今天的会议上将宣布了昨天选出的各委员会的主席姓名，即：1.委员会主席议员：瓦尔德克；2.委员会主席议员：冯·基希曼[34]；3.委员会主席议员：格拉博[35]；4.委员会主席议员：温德霍斯特[36]；5.委员会主席议员：维利奇〔Willitsch〕；6.委员会主席议员：黑塞[37]；7.委员会主席议员：克勒[38]；8.委员会主席议员：品德尔[39]。洛贝尔图斯[40]要求大会休会，直至提出明确的议程。大会建议，在提出新的动议之前，以临时动议为准。埃塞尔[41]对该建议提出异议。埃塞尔指出，如果动议通过，他们会给人民展示的是一个死去的社团的面貌。岑克尔[42]议员和敦克尔[43]议员支持这一动议，希望召开的会议延期，并向国王发出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意见。冯·基希曼议员最终决定不暂停会议，但拒绝任何修改临时动议的建议，直到提交了动议的最终版本。这项修正案已被接受，我们现在分享今天会议上最有趣的新闻。康普豪森首相（被安排）对3月18日的革命发表评论。他几乎全盘否定这场革命。他指出：尽管部分现任部门源于革命时期，但它们都遵循一个规则，即并没有对涉及国家事务的政策导向产生任何影响。在大臣上任后，该部门给出一份证明，证明中呈现出他们延续以往情况，考虑将形势进一步发展，召集了联合省议会，此外他们颁布了一项选举法。保守派拍手赞同。荣克[44]向陆军大臣询问了陆军军官的反动倾向。他列举了几起士兵被剥夺了结社和请愿权的案件，他们因行使权利而受到惩罚。荣克要求该部解释：该部是否认为当士兵没有使用武器时，士兵就不应该同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陆军大臣冯·卡尼茨[45]不知如何回应，让一位不知姓名的特派专员代表他发言。特派专员 〔转二栏〕 〔接第一版下部三栏〕 “还有那个最年轻的伙计——棱茨！” “当然。” “此外还有……很抱歉……不，这位年纪最轻的伙计可以留下……非常抱歉……至于您，棱茨。” 这时账房已经忍耐不下去了。大颗大颗的汗珠从他苍白的鼻子上冒了出来。那副绿色眼镜也滑了下来。这不幸的人就像暴风雨中的朵花儿瘫了下去，账房间里一张椅子的扶手接住了他，把他紧紧抱住。 普赖斯先生这时候并没有把话说完。他的话还有个结尾留在舌头上，因为这时正好信差走进屋来，把报纸递给他。自从巴黎发生了二月事件[46]和维也纳的消息[47]传来之后，普赖斯先生总是报纸一到立即阅读，哪怕用二十四匹马也不能把他拖开。所以，他跟账房的谈话也就一下子中断了。这位可敬的先生把绿帽子往下拉到了脸上，两条腿紧紧地交叉着，双手抓住报纸，立即开始迅速地看报，浏览下世界的舞台。 可怜的普赖斯！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办。瞧，这位有势力的人物，他坐在那儿，眼望着这张不祥的报纸，才只读了一会儿——突然浑身颤抖，双膝发软，帽子从脑袋上掉了下来。“柏林爆发了革命！”他用窒息般的声音喊道。正如账房棱茨倒在西边一样，这位可敬的老板倒向东边，倒在靠椅的扶手圈里。“哎呀，现在魔鬼可真给放出来了……”这是他所能说的最后一句话，舌头不听他的使唤了，他的眼皮垂落下来，宽敞的账房间又笼罩着死-般的寂静。 可是，红色的晨光仍然透过两扇高大的、半蒙着灰尘的窗户，照射在账台的墨水斑点上。 （结束。待续） 〔译文采自《普赖斯先生的困境》15－23页，马仁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有改动〕 〔第二版二栏〕 〔接一栏〕 宣称，任何国家都无权剥夺军队的结社和请愿权。不然的话，会扰乱秩序和妨碍他人。他竭力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感谢军队所做的一切，不能忘记军队不是高于人民，而是人民的一部分，军队不接受我们，恰恰相反，它是我们所接受的。为了反对士兵不处于武装状态下必须行使公民权利的要求，他宣称士兵总是处于武装状态。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还必须煽动警察行使政治权利，因为它是“武装的”。顺便说一句，发言者仍然得出结论。大多数反动规则会被打破。这是“军队中发生的混乱”可预料的后果。德斯特尔[48]议员发言并解释，几天内他将向陆军部提交一本有关军方没有反动意图的详细材料说明书。他还轻描淡写地提及施雷肯施坦[49]将军的赦免法令和其它法令，并解释道，在他当选的省（莱茵省），军官们所做出的有关支持军事反动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该省已属于并将始终属于自由主义阵营。荣克议员对此质疑，关于外交大臣仍与俄国保持合作协议的公告的质询并没有得到答复。他想将这些从会议纪要中删除，因为它不是议程的一部分。但他们做了一些努力，要求周五回答这一质疑。在提交给各部门的许多申请中，我们注意到一些主要的申请：坚决拒绝起草草案，选举另一个委员会，即“大会主权宣言”。3月18日和19日[50]的英雄们为国家献出生命，国家应该为这些英雄建造一座纪念碑。右派几乎无人站出来发言，有趣的是，右派常常要求左派不要退后，当发言者说他不自觉地转向左派时，我们看到议长声嘶力竭地与这一方争辩。 晚上9点。约3000名工人聚集在帕托[51]大臣所在的酒店前。这位无计可施的大臣答应在两天之内给他们工作，并让他们过不会挨饿的生活，又给了他们10个银格罗申。因此，平静没被打破。 施奈德米尔，5月24日。几天前，就是5月19日。战时后备步兵团第9团第1营（波美拉尼亚的）搬进了我们这个安全且平静的城市。就算人们对他们不堪的名声有所耳闻，人们也就无法料到如今他们的名声更加糟糕。市民们礼貌地去见他们时，其中一名士兵这样向维尔特·艾斯布莱纳〔WirthEisbrenner〕（一位德国人）打招呼：他一进门，看到挂在维尔特床上的救赎主十字架，“这儿也有该死的波兰人！”叫嚷着扔到地上。 3月19日晚上，这些士兵尖叫、嘈乱到深夜，打扰了安静的人们。他们的吵闹声充斥着整个街道。3月20日，人们休息一天。这些转为暴力示威，人们聚集在天主教徒的窗户外，诅咒他们，称他们为“波兰狗”。我们几乎没有十个波兰人。 这些人进入来保护这个国家，但他们的行为无异于强盗。他们走到街上辱骂难民及手无寸铁的人们。比如，一个临时雇工从森林中收集树皮，被粗鲁的士兵拦住并质疑其合法性，不让通过。尽管这座城市的每个孩子都知道他，却还是被击打甚至被杀害。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反应慢的话，他就会被杀死。士兵把他拖进一所房子，让他穿过花园进入空地。另一个地方，这些人追捕一名犹太女孩，愤怒地把女孩扔到那个女孩的亲戚的房子里。用明晃晃的刀剑在那里肆虐。房子里的居民猛地砸开窗户逃出去。另一个地方，他们把一名居民放在商人诺伊曼〔Neumann〕的商店里，这位居民也是一个德国人。他刚刚离开病床不久，士兵们将他从病床上拽下来，对他没有丝毫的内疚感。士兵进入房间拿枪刺他，把他扔到地上，不仅用拳头打他，而且踢了他的跛脚，用一堆靴子殴打他，砸碎瓶子，碎片不幸地刺伤了他的手。他的姐姐竭尽全力才救下他。 这是我们的愿望——与德国联合！这就是他们抵制波兰全国起义并摧毁一个兵痞暴政的原因！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理解为与我们德国人的团结热情在哪里！这些原始的苛刻的东西刺激我们：“如果我们讨伐波兰人，我们将搬到柏林，在那儿耕种，并在明年播种谷物。”（《奥得总汇报》[52]） （来自诺伊施塔特[53]的a.P.和布克〔Buk〕也报告了类似的过激行为。） 法兰克福5月31日。今天的第十次国民议会会议上，代表达尔曼[54]的马雷克[55]提案涉及国籍。 提案内容如下： “德国通过其代表郑重声明：1）绝不会向压制国籍的行为妥协；2）那些不属于德国管辖范围的外国人与德国有关的公民都享有德国公民的所有权利，并维护和尊重其国籍；3）虽然德语是一种国家语言，但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不说德语。其它语言将被引入当地事务，成为教育和法律语言。 最后，理事会决定：“上述动议会提交给一个由15个部门选出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本身以公告的形式提交上述申请，供进一步讨论。另一方面，宪法决议一致要求宣布以下内容： “在马雷克提案申请之际，宪法大会一致决定提交以下版本作为议定书声明。” 〔转三栏〕 〔第二版三栏〕 〔接二栏〕 “制定宪法的德国国民议会庄严宣布，国民议会完全承认非德意志种族在德意志邦联的土地上享受此种权利，即不受阻挠地被给予本民族发展的意识；在其地域范围内，在教会事业、教育、文学、内部管理及司法方面以其自身理解的方式享有语言的平等权利；人人权利平等，这些权利由其理解的总宪法来保障。此后统一自由的德国足够宽广与强大，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慷慨地向那些在它的怀抱中成长的、说着其他语言的民族提供自然与历史赋予他们的东西。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斯拉夫人、说丹麦语的北石勒苏益格人、说意大利语的南德居民以及其他那些说着陌生语言的、属于我国人民的人，都不必再控诉他们民族起源之地的日渐衰败，或是德意志的友谊之手从他们身旁抽离。” 国民议会并未讨论商议，就以多数票表决通过了这一条款。 此后，国民议会就着手开始进行终选的国民议会议长、副议长及秘书长的选举。在议长选举中，共有518张选票被提交，其中海因里希·冯·加格恩[56]499票，勃鲁姆12票，佐伊勒[57]5票，舍勒[58]1票，兹茨[59]1票。在现任副议长冯·佐伊勒将此选举结果与宪法一同公布后，海因里希·冯·加格恩深受感动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现在我内心中充满着的，不是自豪的感情，而是谦恭。我从未预料到，我能被这样一个集体以这样的多数票选为领导者。感谢各位在这多数票中体现出的对我的肯定。我们为了伟大的事业团结地站在一起，而我将为它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我不想重复从前的话，而是想告诉各位，如同我之前说过的那样，从今天开始，我的全身心都将只属于这个议会！”（紧接着的是非同寻常的热烈掌声） 第一副议长选举的结果如下：共有513位投票者，其中408人将票投给冯·佐伊勒，84人投给勃鲁姆，8人投给冯·安德里安[60]，4人投给冯·默林[61]，3人投给阿伦特[62]，3人投给冯·罗滕汉[63]，1人投给马西[64]，1人投给布卢默德[65]，1人投给拉沃[66]。冯·佐伊勒以“请收下我对这令人感到光荣的信任的谢意。”这句话开始了他的工作。在第二副议长的选举中，来自维也纳的冯·安德里安在505位投票人中获得了310张选票并赢得选举。其他选票中罗·勃鲁姆获得116票，冯·默林66票，黑克舍尔[67]3票，冯·奥尔斯佩格[68]2票，米特迈尔[69]2票，维斯纳[70]1票，舍勒1票，基洛夫[71]1票，西蒙[72]1票，特吕茨勒[73]1票，冯·罗滕汉1票。第二副议长说，没有人比他更热心于德国的自由与统一，更满怀着对德国强大的坚定信念。第八任秘书长选举将于下一次会议（周六）宣布。 □霍亚，5月27日。前人民公仆们现在是或大或小的大臣，他们通过自己的懦弱、优柔寡断、无能和反动派暂时性的接轨，在全体民众面前出丑丢脸。在所有这些人中，没有人像我们正直的施蒂韦[74]表现得那么行为卑劣、心胸狭隘且胆小懦弱。整个德国都知道，他在议会以汉诺威国王的君权对抗德意志人民的主权，为了他先前个人的敌人的利益试图将省置于国家之上。但在这里，如同在整个德国一样，不久即被证明，对全国各地方和各省利益的呼吁只不过是借口，反对派在其后密切关注着他们的计划。施蒂韦先生不仅想使我们与整个国家陷入冲突，也想给我们凭空变出革命。施蒂韦先生有着奇特的逻辑思维。人人都知道，他全身心地抗拒1840年的宪法[75]。他成千次地声明这部宪法的非法性，却认为这部当时备受指责的宪法已经被汉诺威的三月革命最大程度地合法化了，并且变得十分出色。我们1848年的革命只有这样的目的，即合法化1838年的反革命[76]，并将施蒂韦先生扔进法尔克〔Falk〕先生的穷人堆中去！ 我们的城市立即向本州发出一份请愿书，告知了施蒂韦先生在担任大臣之前针对1848年宪法发表的意见，并提议召集一次基层大会。 卡尔斯鲁厄，5月30日。今日的本地报纸包含了一则公务通告，法学博士劳申普拉特被任命为海德堡大学的副教授。 *纽伦堡，5月27日。据奥格斯堡《总汇报》报道，“市政府警察”！（一个动听的标题）将来自符腾堡[77]的古斯达夫·迪策尔先生驱逐出境。他是政治俱乐部的领导者，《自由国民》[78]的编辑。至今为止，声名远扬的德国国民权利在实践中整个地走向了老旧的驱逐系统。那些生来就不是市侩庸俗的小城市的人都是“小城市的陌生人”。 *慕尼黑，5月27日。议会仍然忙于解决封建制的纷乱冗杂：《偿还法》、《封地所有权法》等等。贵族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并索要高额的赔偿。通过一项全新的封地法规维护了封建制度的全面法律效力。由于这项花费巨大、旷日持久且近乎虚幻的偿还政策，所有那些令人生畏的机关、反对派、领主裁判权等等将继续在革命的德国经年地存在，而这些事物早已在1789年8月4日被轻率的、狂热于改革的法国大革命一击而中并彻底根除了。 慕尼黑，5月26日。今日中午，王国[79]参议院以3票反对，其他所有人同意的票数通过了由议员决议的选举法版本。（奥格斯堡《总汇报》） *关于最近的维也纳革命，从《柏林阅报室》[80]摘录如下： 维也纳，5月26日。反动党派，即维也纳人从三月革命那些日子以来对大学生的理解。反动党很清楚地知道，这里一定会产生冲突。但为了能够凌辱我们自由的权利，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一种精神，一种自由与权利的精神鼓舞了全体人民：女人们在街垒上向丈夫和儿子说着话，最好的家具被她们扔出窗外。她们准备好将沸腾的热水浇在前来士兵的头上，窗下墙边的不是通常的垫状植物，而是铺路石。只要城市里出现了一个军队里的男人，平静便不复存在。 5月27日。整座城市都处于戒备之中。凌晨一点有消息称文迪施格雷茨和军队正在向维也纳进军，但幸运的是，这只是假警报。今天，借助军事力量解除大学生军团[81]武装的发起者们收到了逮捕令，即布罗伊纳[82]伯爵，皮埃拉〔Pereira〕男爵，海伊[83]教授和恩布里歇[84]教授。舍费尔〔Schäffer〕编辑和图沃拉[85]编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并被释放了。 5月28日。革命结束了，像从前的鲜花、音乐、灵感和盛大的游行一样消失了。以往的日子静悄悄地流逝了。大众的声音变得温和了，因为人民相信，军队是不可能进攻城市的。政府的多次食言将使其自食其果，只要5月的成就不能在撤军或认人质引渡方面得以实现，人民就再也不想获知任何的政府法令。努根特（的部队）向意大利进军，而新进入的军队“埃米尔王子军”在这里留下了一个营，只为了 〔转第三版〕 〔第三版一栏〕 〔接第二版三栏〕 与国民军取得必要的消息联通，而国民军独自占领着城门。霍约斯伯爵应作为人质留在城内；蒙特库库利被藏在一个兵营内，明天他将假扮成普通人跟来自城市的士兵一起行军。在蒙特库科利的斜面写字台里有一封来自因斯布鲁克[86]的皇帝手写信，在信中，蒙特库科利被委任成立新的政府部门。另一则传闻是，由于人们给邦贝尔[87]伯爵带来的刺耳难听的音乐，皇帝已经从因斯布鲁克动身去了博尔扎诺[88]。今天，人们甚至说，皇帝放弃了皇位，而这是为了他的侄子大公爵弗兰茨·约瑟夫[89]。到目前为止，这些消息还只是传言，然而它们是我从可靠来源得知的。 官方文件 1．为了满足人民防止危险的迫切愿望和大学生军团的强烈要求，内阁决定，不再坚持强制解散并清除大学生军团和国民自卫军，期待大学生军团和市民自愿提供（支持），目的是尽最大可能保证皇帝东山再起。 维也纳，1848年5月26日 皮勒斯多夫[90]，索马鲁加[91]，克劳斯[92]，拉图尔[93]，鲍姆加特纳[94] 2．皇帝的允诺5月15日和16日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大学生军团维持原状。同时，军队将撤回军营，城门守卫将一并从国民自卫军、大学生军团和军队以同等速度撤离。 维也纳，1848年5月26日 皮勒斯多夫，索马鲁加，克劳斯，拉图尔，鲍姆加特纳 3．通告。军队接到撤离命令。工人可以继续工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安定。 维也纳，1848年5月26日 皮勒斯多夫，索马鲁加，克劳斯，拉图尔，鲍姆加特纳 4．签字证明：驻防地军队已按照命令撤回军营，且只有在国民自卫军寻找保护的请求下召集。 维也纳，1848年5月26日 皮勒斯多夫，索马鲁加，克劳斯，拉图尔，鲍姆加特纳 5．出于应对危机的必要，内阁承认情况的特殊性，将会建立一个由公民、国民自卫军和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从而预防威胁、保证城市安全和人民权利，同时，委员会于5月26日通过的决议将继续生效：1．在国家和市民公园以及大学生军团的驻防地守卫军将独自撤离，其余守卫军和军队从国家和市民公园以及大学生军团一起撤离，在军事建筑里的守卫军将作为哨兵悄悄离开军队。2．除必要的军队外，其余军队立即撤离。3．在公民委员会的展望中，霍约斯伯爵因为在5月15和16日做出的保护和贡献，在法律上保持公民身份。4．对5月26日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将会被送到公共法庭。5．内阁向皇帝提出紧急请求，要求他5月份内立即返回维也纳，除非有重大疾病阻碍。紧急任命副代表。国务院必须立即邀请新成立的委员会，宣告皇帝为了个人安全和皇室安全给予公民权利。同样也应说明，全部公共财产包括最高法院的，国家所有的公共机构集会、机关和个人都在维也纳民族的保护下，并宣告各个机构间的相互独立。内阁应对公共安全和威胁，如人身和个人财产安全负全部责任。最后还必须说明，它被临时委托管理国家事务，只能延续到5月份国王回国，或者在保障决议安全和完成责任的前提下被罢免。 维也纳，1848年5月27日 以政府部门的名义，皮勒斯多夫 *的里雅斯特，5月25日。在意大利的16艘舰队昨天停泊在圣安德烈亚大道对面，今天他们重新驶向大海，消失不见。——此处没有的里雅斯特大众看法的报道。努根特即将到达。 （根据奥格斯堡《总汇报》报道）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95]普鲁士的伟大进军看来取得了特别的结果。据《威塞尔报》[96]报道，普鲁士接受了接下来英国和俄罗斯同意的停战条件：联邦军队撤离日德兰半岛及石荷州北部，撤退到弗伦斯堡[97]地区。丹麦人撤离阿尔森岛[98]并归还所有占有的船只。石荷州北部将被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军队占领，并自行决定，愿意归入德国还是丹麦。若丹麦方面对此表示拒绝，德国军队则会再度前进。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报纸的报道，由于德国内阁争吵不休，一个完全失败的局面再次出现，不得不进行再次商谈。真是团结的德国啊！——5月26日在松德维特[99]进行了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丹麦似乎占优势。 库克斯港，5月29日。根据今日报道，临近的“苏格兰女王”号小汽船位于4条丹麦战船上游：一艘巡洋舰，一艘反潜护卫舰，一艘双桅横帆小帆船和一艘双桅纵帆船。 （《威塞尔报》） 瑞典 斯德哥尔摩，5月25日。前天，俄国大公爵康斯坦丁[100]乘坐一艘俄国护卫舰，率两艘汽轮到达斯德哥尔摩。——瑞典的近卫军军官们昨日已乘船驶往斯科讷[101]；拉夫林〔Lafrin〕将军取得了对斯科讷的观察军团的最高指挥权。——6月4日，一个洛文希姆[102]伯爵名下的瑞典军团就要乘船直接前往菲英岛[103]。 （《柏林阅报室》） 比利时 布鲁塞尔，5月31日。人们从比利时的政府公文中获悉，我们的政府为普鲁士的亲王提供了一辆专列，这样国王的副官们就可以在奥斯坦德[104]接待这位亲王。一支仪仗队被安排在亲王所要下榻的旅店，军队在车站迎接他，合唱团排在最前面。国王拜访了亲王，并邀请他共同进餐。而在这隆重的事件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状况，人们不知道、政府公文也假装忘记了。因此，为了防止一切针对我们珍贵的客人的、带有敌意的游行示威，警方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 （《国民报》[105]） ——拉马丁对于和平宁静的法兰西共和国的阐释使我方当局陷入了一种极度尴尬的境地。一支由70000人组成的常备军队要在多远的地方进行防卫？当我们 〔转二栏〕 〔第三版二栏〕 〔接一栏〕 将《政府纪事》（ministeriellenJournale）中的解释简短地总结在一起时，这七万人是必要的；他们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他们要在整个惊讶的欧洲的眼前上演一出有关秩序与君主政治的狂热的、独一无二的戏码。 关于议会改革的新法律将11位男士和41位男士分别从参议院和众议院开除。而我们能发现，后者的41人中包含了利茨[106]、穆勒纳雷[107]、诺东[108]和加西亚〔Garcia〕先生的名字。 意大利[109] ✲所有意大利人都对那不勒斯的斐迪南[110]的背叛和野蛮行为感到愤慨。到处充斥着血腥报复的呐喊声。在热那亚，那不勒斯的徽章在愤怒的呐喊声中被人踢掉，被踩踏，吐口水，沾上尘土和烧毁：与臭名昭著的波旁威士忌一起，与被诅咒的瑞士人[111]一同下来！人们焚烧斐迪南的肖像以泄愤。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那不勒斯的战斗开始如下：瑞士人萨利斯[112]上校进入了第一个街区，要求将他们驱逐出去。这当然被拒绝了。现在萨利斯上校下令开火，虽然他不久前还向他的军队发布命令，不要开枪射击平民。但是在瑞士人开火之前，萨利斯已经被一位意大利公民的子弹射中。现在瑞士人开始进攻，街头战斗很普遍。撒丁岛的大使馆被瑞士人和拉扎罗尼人[113]（按照命令）洗劫一空。 巴勒摩的杂志《独立和联盟》[114]在本月11日出版的刊物中刊登了以下文章，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在达尔马戚亚[115]的前哨基地，利萨岛的堡垒被英国的骑士营突破了。他在这里插下了英国国旗，国旗也在邻近岛屿的堡垒上飘扬。利萨岛的面积为8平方英里，岛上人口为8500人。第二个岛屿无疑是位于利萨岛前方的博佐岛。这两个岛屿隶属于达尔马戚亚。由于它们的天然屏障和人工防御工事，以及它们的地理位置，这两个岛屿被视为第二个直布罗陀海峡，一定会控制亚得里亚海。” 奥地利政府似乎秘密地同意将这些岛屿分配给英格兰，这些岛屿的售价不能过于昂贵。 罗马，5月22日。罗马和索马卡教会议员代表的选举工作已经完成。M.A.博格斯〔M.A.Borghese〕侯爵，德·罗西〔DeRossi〕教授，卢纳蒂[116]律师，马米阿尼[117]伯爵，施图比内蒂[118]律师和西科尼亚尼[119]律师代表罗马出席；波特齐亚尼〔Potenziani〕伯爵代表列蒂[120]出席，马里亚尼〔Mariani〕代表苏比亚科[121]市，彼得·施特比尼[122]博士代表阿纳尼[123]地区出席。 在那不勒斯，英国和俄罗斯的使节在危机时刻以个人名义与国王站在同一战线。奥格斯堡《总汇报》来自罗马的报道写道——罗马似乎也有反动势力蠢蠢欲动。资产阶级对这一运动愈发不满，教皇经常看到反动的红衣主教在他那，并仍然与世俗外交大臣马尔凯蒂[124]一起进入他的办公室。——负责博洛尼亚[125]一带的那不勒斯援助部队的老将军佩佩[126]已经收到命令返回那不勒斯，但没有遵守命令，而是立即渡过了波河。 那不勒斯，5月21日。当“伊斯特号”汽船驶向马赛时，这个城市很安静；围困的状态仍在继续，红旗飘扬在堡垒上。20日，国王〔斐迪南二世〕在护卫下出现在街道上。法国舰队停在城市前方；海军上将勃丹要求赔偿200万所谓法国财产的损失。 在意大利北部，卡尔·阿尔伯特[127]策划让伦巴第人和威尼斯人[128]一起加入他的王国。为了让他们感到他的必要性，他让他的部队休整。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5月29日。今日，国民议会主席团处理了关于恢复离婚的法律提案的审查工作。人们设想着回到了1815年“无双议院”[129]的美好时代。法兰西共和国有尊严的代表人的指导原则概述如下： 第一，在这个崩溃和毁灭的动荡年代，必须避免干涉有关家庭的立法。人们必须守旧，换句话说，必须让崩溃继续下去。但是为什么要立法设立议会呢？ 第二，说到底，家庭不过是财产的事情，而构成真正家庭关系的资产可能会因为婚姻的失败而使人陷入令人不愉快的冲突中。 当然，这个第二个动机并不像我的概述中那样有心机、圆滑、无情地被表述出来。相反，一件披着道德和宗教的乞丐外套被这种资本基础的主张推翻了；比如说，离婚使家庭关系破碎，父母之间不再有激情，同时也违背了孩子的利益。一位修道院院长表示，婚姻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因为它违背了婆婆应得的敬畏之情。一个乡绅贵族用各省的愤怒来做威胁。德塞兹〔Deséze〕先生则认为，法律是“非共和的、符合贵族利益的，因为那些富裕的、狂妄自大的和腐败的家庭首先要求法律的实行。民主主义者反对这样的轻率做法。”德塞兹先生在法国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他了解到，通常情况下，这些“富裕的、自命不凡的和腐败的家庭”对任何婚姻立法是多么的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大多数工人阶级如何在“野婚”的状态下生活着，以及他们对离婚法律的立法有多么的不满。卢奥雷〔Luore〕先生甚至觉得这个关于婚姻的解决方法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他们见证了我们取得了哪些进展。《拿破仑法典》被怀疑为共产主义的手册！ 巴黎，5月29日。财政部长今日向财政委员会成员发送了几份有关我们财务状况的重要文件。从文件中可以看出，今年前四个月的收入相较于1847年同期减少33，330，000法郎，其中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的收入减少16，310，000法郎，而四月份的收入减少17，023，000法郎。资金的浮动债务从今年的2月24日到5月24日共减少了77，212，700法郎。从一份公开的账单文件中可以看出，今年5月22日的差额达到了68，630，648法郎，其中29，101，709法郎为现金，39，528，939法郎为兑换的外币。现金交易中，有10，549，766法郎记在珍宝账单上，有18，552，948法郎记在法国银行的账单上。——其中，特殊税收在5月10日只有34，558，974法郎进账，而总收入中包含了191，259，489法郎的税收。——5月24日，储蓄银行 〔转三栏〕 〔第三版三栏〕 〔接二栏〕 共计328，789，000法郎，其中巴黎为70，296，000法郎，各部门为258，484，000法郎。 ——工人委员会主席科尔崩[130]先生致信路易·布朗，在信中科尔崩先生请求勃朗不要取消非常重要的与委员会合作的事项。路易·勃朗对此回复道，有些问题并不为大众所知，例如经济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现在需要在他的研究中占据优先地位。 ——5月29日的国民议会采取了非常时期的安全措施规定。花园、革命桥、宫殿里带柱廊的庭院，以及总统花园都覆盖着国民自卫军[131]、别动队[132]的防线。到处都看不到普通民众。——法卢先生在工人委员会中作了关于国家工场的报道。他完全相信这些工厂会尽快解散。然而，由于这一点仍然过于危险，所以他提出在此期间重新建立一个组织，以此使得物价变得更便宜。应废除按日记工资制度，引入计件工资制度；那些三个月前刚刚来到巴黎的工人应该被送回家中；公共工程部长和农业部长应当被授权在工厂部门组织指导信贷。人们明天将讨论这一提议。——外交部长巴斯蒂德[133]先生表示，比利时已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西班牙也将尽快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地位。——由于艾米勒·托马斯先生、塔谢罗[134]先生打断特雷拉先生的讲话。这位部长反驳道，他从托马斯处完全不能详细地了解到，在国家工场有多少工人在工作。工人的数量从8000人上涨到12万人，而且一直给予不同的规定。托马斯也不想承担对他施加的针对若干措施的责任。所以他“自愿辞职并接受了建设国家工场和吉伦特省的工程。”（！）塔谢罗先生强调突出，托马斯先生的角色得到了充分认可。特雷拉给蒙塞尔工厂负责人的一封信中也表示，对托马斯的措施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对他的性格造成不良影响或使他的荣誉受损。因此，德国报纸的诽谤都不复存在。日程安排也已经确定。 拿破仑·路易·波拿巴[135]的一封信没有被宣读出来。 有关国民议会执行委员会地位的法令提案尚待讨论。随着议会变得不安，一般性讨论将尽快结束；更多的修正案被驳回。政府建议：执行委员会不得讨论；情况似乎是这样，如果议会召唤执行委员会，委员会有权随时被旁听；在遭到袭击的情况下，总统拉响警报；但宫殿外的军事安排属于执行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委员会建议：行政处由会议分配，但总统在40名成员的要求下召集他们（第1条），并有权随时被旁听。（第2条）其他一切都被删除。在委员会对第1条的讨论中，赖德律-洛兰声明，委员会的改变并不重要遵循它们。11点钟以来（已经是6点钟）忙碌的代表们再次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第1条被接受了。第2条也同样被接受了。委员会建议，对政府最后一条草案的驳回由陆军部长卡芬雅克[136]提出质疑。毕罗·德·普齐先生[137]回答了他。作为行政处的成员，玛丽[138]也希望获得项条款，以便在必要时查看并确保指令的统一。所有发言者都在投票表决之后被叫喊声打断了。想要再次发言的邦让先生[139]和毕罗先生，他们后来说的几句话将压倒一切。由于委员会再次提出就相关条款的讨论推迟到明天。代表们立马集体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离开去幕后，总统试图在混乱中宣读明天的议程，但是徒劳无功，在一片动荡中结束了混乱的会议。 西班牙 马德里，5月23日。法国驻马德里代办斐迪南·莱塞普斯[140]已于两日前抵达西班牙，并与西班牙评议会主席、外交大臣索托马约尔[141]先生就更换两国友谊保证书之事进行了多次会谈。 马德里，5月24日。西班牙政府仍然忙于解决财政问题。流通货币数量极少，金融业股份流失10%至11%，商业领域没有出现大变化，但基金市场仍是一片萧条。西班牙政府为支付下一季度开销，已经从巴林家族和路特希尔德家族[142]那里筹措了必须款项，但政府为此必须相应地向两家提供固定价格的水银[143]。 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法国的大革命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作为预支款项的交换条件，西班牙政府极有可能将本国的水银矿出租给伦敦的巴林家族。《先驱报》[144]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交换条件对西班牙是再好不过了，设想一下，在欧洲各国贸易危机普遍肆虐的情况下，能够得到这样一笔非贷款性质的资金，对于西班牙来说是及其合算的买卖了。除此之外，巴林这个姓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是钱袋的同义词。（巴林和钱袋——老科贝特[145]经常这样说，他给巴林家族起的绰号也就这样保留下来了） 大不列颠 伦敦5月30日。眼下所有人都在忙于处理约翰·米契尔这个不幸之人的诉讼事宜。米契尔是曾出版于都柏林的周报《爱尔兰团结报》[146]的创办者。他的主要罪行可能是在于，他向他那可怜的爱尔兰同胞们清楚明白地解释了一个道理，即用已经腐烂一半的土豆只能做出一份糟糕的食物。但无论如何，米契尔在煽动民众这一方面做得比从前的丹尼尔·奥康奈尔[147]更为兢兢业业和真心实意。与丹尼尔时代的人已经发觉，奥康奈尔此人不仅善于获取民心，还以此牟利。但可怜的米契尔无法像丹尼尔那样安然无恙地从法庭里脱身。奥康奈尔曾因为对绿色爱尔兰的爱受到了一个短暂而光荣的牢狱之灾，狱中的他甚至受到费奈迭[148]先生的关怀…在5月27日米契尔被判放逐到“英国女皇最偏远领地”，即澳大利亚十四年之久。 英国报刊以它一如既往的风格发表它对这次判决的看法，只是文章中或多或少伴有讽刺性的评注。 模范的托利党[149]报丧者最有理由对每一次革命者的陨落欢呼雀跃，当这种旧的“标准”已经可以直接宣布，在米契尔此次的辩护过程中定有幕后黑手操控时，自由派的资产阶级报刊《泰晤士报》[150]仍恬不知耻地在一篇长文章中向不幸的米契尔倾注最无情的讽刺话语。 扮演刽子手是一件糟糕的事，但是作为一个看热闹的人， 〔转四版〕 〔第四版一栏〕 〔接三版三栏〕 满怀讥讽和幸灾乐祸看着被判决的人送上绞刑架，更是卑鄙的行为。 然而约翰牛们[151]的确是如此作为。此时的他比起以往愈加肆意妄为。他为他4月10日在黑衣修士桥[152]上的警察大战感到骄傲，并将对米契尔的审判只看作是对他胜利的一次巩固。 —据《电讯》[153]称，今日上午（5月29日）由行业经销商所证实的消息要比长期以来得到的消息更好：来自印度和美国的大批量棉花订单使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们重获信心。但此外，这些棉花订单带来的利润是有限的。 —来自伯明翰市的消息称，铁器贸易量显著下滑，各个地区的工人们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难题。 —今日，所有的英国报纸上都刊登了有关于亨利∙布尔韦尔[154]爵士在马德里被免除公使职务的文章片段。 —在上星期四，宪章派的妇女们在英国莱斯特城举行了一场大约有4000余人参加的会议。在宪章派颂歌演唱后，克里〔Cully〕女士作为主席宣告了会议的正式开始。在会议上人们决定建立宪章派妇女联盟以及对抗人民压迫者的宪章护卫派。。 —除了一次关于英国与印度问题的简短讨论之外，米契尔的论断使星期一下议院议会上关于废除航海条例[155]与否的争论有所缓和。政府议案的反对者——赫里斯[156]议员提出了一个可以维持现有秩序的方案。拉布谢尔[157]议员则是捍卫着政府的提议。高级市政官汤普森[158]则陈述了反对废除航海法案的新理由。在包令[159]博士和贝利[160]议员发表看法之后，轮到精明的自由贸易者——詹姆斯∙威尔逊[161]议员表态。威尔逊议员对这场论战表现出了最大兴趣，并且一定要从政府那里赢得一些明确的利益。在关于是否废除保护英国市场竞争力的航海法案这一问题上，英国海事不应该站在其对立面。这样的论据让他想起了1823年下议院领袖赫斯基森[162]所做的关于海事相关法律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伴随着英国航海贸易的繁荣而产生。在充分理解了他的各类反对者的异议以及它们的详细细节后，威尔逊议员认为，通过政府提案，是目前自由贸易规则的一个必然结果，并写了一篇长长的论战文章赞扬自由贸易。这已经开始展示出提案对英格兰的良好影响，并且提案本身也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下议院将在周四前进行修订。 —“自由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们在昨天举行了一场会议，目的在于讨论在犹太提案遭到否决之后，路特希尔德[163]男爵应该如何对此采取行动。在成员们讨论之后，他们达成了一致：路特希尔德男爵应该采取一切的合法措施用于保障他的利益。 —根据现有的汇率，本应作为理查∙科布顿为实现自由贸易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的报酬现在缩水到了76761英镑。 —上星期六因索菲亚[164]公主过世，英国人民被免除了每年16000英镑的赋税。 —对米契尔判决的消息在伦敦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以更多的公开声明相威胁。 （《伦敦旗帜晚报》[165]） 〔转二栏〕 〔第四版第二栏〕 〔接一栏〕 5月30日3点。3%（年息）英国统一公债[166]84⅛；实时股价（AufZeit）84⅛；银行股票（BankStock）193。 最新消息 柏林，5月29日。俄国公使冯·迈恩多夫[167]与外交部的会谈中表态，如果日德兰半岛能够重新划分领土，俄国将在有关丹麦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他甚至已经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期限。（《美因茨日报》[168]） 汉诺威，5月30日。昨晚，国民议会的讨论结果引起了不安情绪。施蒂韦大臣和卞尼格先[169]伯爵家的窗户被打破。市民们通过长途跋涉聚集在此处。之后发生了一起造成40至50余人受伤的意外事故，一段时间后场面才重新恢复了平静。 交易所新闻 柏林，5月30日。St.-Sch，-Sch.69¼；B.68¼；G.-Seeh.-Pr.-Sh.78G；股份：柏林-附录76½；G.科隆-明登63¼；à64¾；bez.莱茵46⅓；à47bez.。 法兰克福，5月30日。5%金属。52%；2½同上26⅝；其余路线保持不变。 科隆，5月31日。波恩-科隆铁路*99。莱茵铁路*46；普赖尔〔Prior〕家族—。科洛尼亚（Colonia）-股份*100。阿格里皮娜（Agrippina）*100。莱茵蒸汽船航行*108；拖船航行*100。杜塞尔多夫-埃尔伯菲尔德—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科隆-明登62½. 汇率 科隆，5月31日。阿姆斯特丹K.S.145210B.G.—巴黎82B.—法兰克福85810B.—柏林100.—汉堡15710.—安特卫普81510B.—不莱梅113¼B.—伦敦2Mt.6，26½W。 阿姆斯特丹，5月31日。与上一次市场日时相比，如今的谷物市场更加萧条。小麦每公升价格降低了10至15弗罗林。营业额不高。 小麦128磅B．Pol.弗罗林288． —127〃〃〃〃281． —131〃勒斯特（Rost）251． 黑麦122〃敖得萨[170]〃154． —121〃北方〃160． 油菜籽上一次的交易价格是Lvt.60½,。卖主多于买主，没有买主出价超过60，最终在交易所未达成交易。 菜籽油：市场萧条，每公升35。九月3458。Dkt.34¾ä35.十一月35。十二月35¼。亚麻油27½。 安特卫普，5月31日。谷物市场萧条。黑麦每公升5弗罗林—以每百公升售卖。 读者来信 *科隆，6月1日。副主席司法顾问律师埃塞尔第一先生在写给他当地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对反动派在柏林国民议会上的强势出席进行了解释。他目前是司法部的一名著名高层候选人，该部门明显并不具有极左倾向，而他将司法部内起统治作用的反动派称为可怕的反动派。我们非常遗憾，不能够告知信件的全部内容。 5月23日寄往《科隆日报》编辑部得以发表的公开信被寄回，且并没有得到回复。之后它将被直接送往民主协会委员会，并附有以下附函： 寄至民主协会委员会。科隆。 诺伊斯〔Neuß〕，1848年5月26日 《科隆日报》编辑部已将信件退回我处，且并未给出回复，因此我们请求您将这份 〔转三栏〕 〔第四版三栏〕 〔接二栏〕 “感谢信”传达给施多威克大会[171]。 《科隆日报》拒绝在报纸上进行公开刊登，但相反的是，之前已有许多信件（且直到今天也标明日期为22日）在其上发表，因此我们便不得不感到诧异，因为他们已经在报道文章中表示反对省办公厅的举措。先不说这其中的矛盾之处，他们还不允许有仇视、怀疑、责备“施多威克大会”的信件在报纸上公开刊登，而相反地只允许表达感谢的信件被宣读。 关于是否要对编辑部这种糟糕行为进行公开嘉奖，我们完全听从您的决定；然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有权以同样的方式扣下其他信件。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您这一点，以便您可以采取相应措施。 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 感谢信署名人员 A.A. 约瑟夫·瑞克〔JosephReck〕莱昂纳多·赫尔茨尔德〔LeonardHerzfeld〕 信件内容如下： 为了满足国家部门召回普鲁士亲王的请求，希望清除黑暗的反动分子，对本文中的属名人员对此表示支持。诺伊斯强调，全部承认“完全有利于他们”的团结大会，在强烈反抗国家部门的这一步骤中，完全承认这些事件的合理尊严，并对他们勇敢无私地维护全部利益表示感谢。 继续你们的崇高追求吧，你们是勇敢的一代人，并且不会听到来自赖特[172]、吕登沙伊德[173]和其他荒谬巢穴发出的乱嚎声。祖国会感谢你们，我们的后代也会祝福你们。 诺伊斯，1848年5月22日 约瑟夫·瑞克，伦纳德赫兹菲尔德，彼特·策维霍，弗里德里希·瑞克，恩斯根，H.柯里尔茨。E·戴尔曼，L·哥迪尔，J·F·科尔夫坦，Fr·帕弗尔特，科尔·克纳普，尔耳，A·克纳普，J·威霖，西奥多·贝林，胡波尔茨，维尔茨·简森，雅各布赫兹菲尔，布里希姆夫人，P·布罗伊，W·克姆瑞希，H·尼尔恩茨，维尔，简，瓦尔特勒，H·J·索曼，R·杜克，A·索曼，简·古尔泰，维特，艾德，J·S·罗德棱，约旦·胡莉可丽尔，F·户勒克里姆尔，S·格里夫拉特，氩，瑞姆尔林，E·姆而诗，史特凡·海恩，普斯，比滕，G·萨斯尔，F·罗斯塔斯，乔斯，恩戈尔曼，弗兰茨·洛克，F·凡奥德格，J·奥林施来格，弗兰茨·凡·奥德格，约翰·萨森，施塔豪森，H·穆尔时东，弗尔梅尔克，斯托克，太奥多·菽德尔瑟，让普利肯，P·莱斯托夫，约瑟·赫尔茨弗尔德，约瑟夫布鲁克曼，Ch·弗莱茨，W·贝克，克梅里希，阿拉尔，布什，安托施塔普，安东伦纳菲尔德，胡博尔特·杜尔塞伦，彼得克朗，P.·得·拉特，维尔茨·索曼，P·莱尔富尔德，卡尔费尔德豪斯，C·穆勒，E·伦纳，赫尔梅格，普冷科尔，J·科勒，P·H·弗尔德，D·不来梅舒尔德，P·赫尔茨尔德，J·H·拉登，H·约瑟夫，H·J·史密西，科尔奥德夫人，P·萨科曼，W·约瑟夫，古斯特·赫尔茨弗尔德，A·埃斯尔，J·汉恩，M·梅尔特恩，奎林费尔登，彼特·汉恩，彼特·彼池，约瑟夫·卡恩，H·J·比滕，马尔赫尔茨德，安·威茨，帕斯拉特。 第三个版本已经被盗，这一版本在本地商圈中公开并且已经有很多签名。 ———————— 〔第四版下部一栏〕 邮轮。科隆，1848年5月31日 负责人：杰克船长，去往胡尔奥特区到伊姆雷区；杜克弗雷，去往杜塞尔多夫到米尔海姆（鲁尔区）；克海木尔和韦伯尔，去往安德纳赫和新维德；韦德奈尔，去往科波伦茨（摩尔河）和萨尔；拜耳，去往摩泽尔河，特利尔和萨尔；莱恩韦德，去往致宾根；赫斯曼，去往美因茨；舒尔茨，去往下美因茨；穆勒，去往美茵河中上游；慕斯女士，去往海尔布隆；胡博，去往坎城和斯图加特；布什翰摩尔，去往沃尔姆斯和曼海姆。 此外：辛根朵克船长，前往鹿特丹，科隆10号。 此外：科夫船长，前往阿姆斯特丹，科隆2号。 水位 科隆，5月31日莱茵高地7英尺2英寸。 艺术展览会 G.统格，科隆保罗岗 参观票价2½银格罗申 月参观票价7½银格罗申，季票票价15银格罗申 半年票价1塔勒。 收集了数百幅新旧时代的画作。包括范奥克、帕拉梅德斯、卡拉奇、迪德里奇、克拉纳赫、弗兰克、小布罗奇、詹森、维安登堡、特梅尔、兰格、豪斯、威廉、瓦尔特斯、塔文拉特、狄慈尔、凡艾克、洛茨、特尼尔斯、舒尔特和一些其他业余艺术家的作品均会轮流展出。 各种艺术收藏品也可以在此展出，展出是免费的，只有展出品作为商品出售时，才收取适当的佣金。本次展览吸引数千国内外访客，因此物美价廉的物品预计会有很好的销路。 展览中有一些具有艺术价值的新画作，由于一些原因低价出售。 参观者还可以观赏到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铜板雕刻画。 G.统格，科隆保罗岗 货真价实的椰子油苏打肥皂。 最好的、最健康的以及最廉价的面部、脖颈、手部等清洁净化用品。 1块18分尼，6块7½银格罗申，一打15银格罗申。 《黑红金》 一部自卫军、民兵以及体操社的歌集。 精装只要3银格罗申。 该书已经出版了6000余册。 G.统格，科隆保罗岗 一副伟岸壮丽的彩色风景画，先前售价60腓特烈钱币，现在只要95塔勒。G.统格。 各式样的臂徽，民族特色锦带，头巾，钱袋，摔炮，以及大量玩具。G.统格，科隆保罗岗。 〔第四版下部二栏〕 科隆警卫队 根据军事命令第7条款中规定的当地警卫人员的执勤令今日起生效，科隆市的警卫值勤从今天开始将以下方式执行： 一、白天警卫在市政厅先前第14中队所在的值勤地点值勤。 二、六月份晚上8点进行的夜班值勤驻地如下： 第1分队驻地在之前第10中队所在的值勤地点耶稣中学里。 第2分队驻地在市政厅，暂时位于通常所说的金色殿堂里。 第3分队驻地在之前第9中队所在的值勤地点阿佩尔庭院里。 第4分队驻地在之前第7中队所在的值勤地点，塞西莉亚街上的军火管理处。 第5分队驻地在菘蓝集市（Waidmarkt）上的军事警卫所。 1848年6月1日，科隆 警卫队指挥官 冯·维特根斯坦 售卖广告 1848年6月3日星期日，早上11点将在科隆市圣使徒教堂前的集市上会有多件家具： 6张桌子、14把椅子、一个抽屉柜等等。 拍卖并使用现金支付。 法警 克罗恩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3日，星期六早上10点在科隆市菘蓝集市上拍卖各种家具，如：多个桌子，椅子，衣柜，抽屉柜，柜台，天平，一张斜面桌，一个写字柜，一张沙发，一个炉子，一面镜子，一辆手推车和一辆独轮车，精制的铜质、铁质、马口铁质的厨具，出售给最高出价者，现金结账。 法警 福勒斯 科隆市的英式院落 在集市期间提供额外的住宿附加早餐以及符合当季的小吃。如有兴趣可拜访 海姆·何塞·提布斯。 酒店开业 在桑德凯尔大街32号的店内，友情推荐拜仁和科隆啤酒、葡萄酒和利口酒。 C.凯尔 我请求那位周四在8点的施努尔伽森教堂（Schnurgassen-Kirche）弥撒上将一把深绿色雨伞带走的女士，把这把伞默默地上交回圣器收藏室，否则会她就会被记名并予以法律起诉。 〔第四版下部第三-四通栏〕 《新莱茵报》 关于公司章程的建议和确立以及公司合同的签订的全体股东大会于： 今年6月18日星期天，上午10点， 在科劳肯伽斯街（Glockengasse）13和15号迪伦波恩（Drimborn）处（举行）。 外国人可派授权代表参会。临时收据作为入场门票。 科隆，1848年6月2日 临时委员会 刊登在下一期 《新莱茵报》 上的广告只在中午1点前接收。 《新莱茵报》发行部 主要广告代理商 在国内外报纸上 持续以之前公布的价格招收广告。克莱因和维斯 海关路9号 读报社 布瓦西埃兄弟 有关读报社简介可以在我们这里免费领取 科隆1848年6月 〔第四版右下角第三栏〕 今天星期五，6月1日，下午3点， 当之无愧 的普鲁士国王军乐团演奏 8号骑兵乐团 位于市政园附近隆盛装饰的 科隆大棚剧场。 与此同时，我在先前刊登的广告上附上一句，我在主演现场后面沿着城市花园架了一座布帐篷，这样一来，我尊敬的来宾也可以露天休息而避免受到阳光的照射。 每日供应黄油豌豆，草莓冷甜汤和精美的五月酒。 弗兰茨·斯通威尔克 〔第四版右下角第四栏〕 冰淇淋 室内外均有销售，每份4银格罗申 弗兰茨·斯通威尔克，宫廷承办商 锦带以及中队旗标 带有帝国雄鹰图案和市徽的锦带以及中队旗标。 可提供羊毛制和丝绸制的指定中队队旗或者任何其它铭文格布·瑟里希曼 担保人科尔夫 W·克劳特承印，圣阿加塔街12号 编译主持：陈力丹 翻译：郝甜甜、刘丽、陈吾宜、许楷、柴皓月、程雪清、翟红梅、张一帆、付宇娜、夏玉婷、曹昀钰彦、李慕晗、张昳昕、杨安琪、邢倩倩 审读：夏琪、杜渐 编辑：夏琪、陈力丹 编译者：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李瑾等14人，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研究生；马嘉悦，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师；孙曌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课题来源：四川大学专项课题“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编译与研究” [1]伯恩卡斯特尔（Bernkastel），位于德国摩泽尔河谷地区的一个县，现在属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2]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旧译爱北斐特，19世纪位于德国西部的小城。20世纪与恩格斯的故乡巴门（Barmen）合并为一个中等城市——伍珀塔尔（Wuppertal）。 [3]施奈德米尔（Schneidemühl），即今天波兰西北部的小城皮瓦（Piła），位于大波兰省。 [4]波美拉尼亚（Pommern），泛指德国东北部和波兰西北部一带，从波罗的海海边向陆地延伸50公里到近200公里的内陆。历史上这一带原是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二战后大部分归还波兰。 [5]霍亚（Hoya），位于今天德国下萨克森州宁堡县（Nienburg）。 [6]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德国西南部城市，属巴登-符腾堡州。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所在地。 [7]劳申普拉特，约翰·恩斯特·海尔曼·冯（Rauschenplatt，JohannErnstHermannvon1807-1868）——德国职业革命家。1831年1月德国汉诺威王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随后参与多次本国和外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的革命或起义。1848年德国3-4月，他是法兰克福预备国会（Vor-Parlaments）的与会者。1849年5月参加巴登-普尔法茨护宪起义。 [8]迪策尔，古斯达夫（Dietzel，Gustay1827-1864）——德国学者、法学家。1853年出版《俄国、德国和东方问题》（Russland，DeutschlandunddieöstlicheFrage）一书。马克思和恩格斯1854年读过此书。 [9]努根特，拉伐尔（Nugent，Laval1777-1862）——奥地利炮兵总监，后为元帅，曾参加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 [10]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现在是德国最北部的一个州。1848年丹麦和德国就此地的主权发生争执，最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者。1848-1851年发生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丹麦获胜。1864年发生第二次战争，普鲁士和奥地利获胜，该地区除北部很少部分归丹麦外，纳入德国版图。 [11]库克斯港（Cuxhaven），位于易北河注入北海的入海口，属于德国下萨克森州。 [12]利萨岛（Lissa），即现在克罗地亚的维斯岛（Vis），面积90平方公里，克罗地亚达尔马戚亚群岛西北部一个较大的岛。 [13]博佐岛（Buzo），即现在克罗地亚的比舍沃岛（Bisevo），维斯岛西侧的一个很小的岛，面积5.9平方公里。 [14]海涅，爱德华（Eduard，Heine1821-1881），德国数学家，提出过“海涅定理”。 [15]西里西亚（Schlesien），指奥得河中、上游流域。18世纪中叶以后成为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省。几经领土划分的变动，现在绝大部分属于波兰，有一小部分属于德国萨克森自由州，更小一部分属于捷克。 [16]沃斯特-瓦尔特斯多（Wüste-Waltersdorf），即今天波兰下西里西亚省的瓦利姆（Walim）。 [17]泽佩尔特，约瑟夫·恩斯特（Seppelt,JosephErnest1813–1868），德国酿酒师，曾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烟草、鼻烟和利口酒生产的商业和技术方面的知识，1849年移居到澳大利亚。 [18]这篇文章最初是由毕尔格尔斯写的。马克思校阅这篇文章时删去了一半，另一半由他重新改写过。 [19]指德意志联邦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普鲁士王国的柏林议会。左派（民主派）在两个议会中处于少数。 [20]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Gervinus，GeorgGottfried1805-1871）——德国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1847年至1848年10月为《德意志报》（DeutscheZeitung）的编辑，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21]什切青（Stettin），现在是波兰河口-海港城市。1720年被普鲁士从波兰夺取，为西波美拉尼亚省首府，曾名斯德丁。1945年归还波兰。 [22]这里暗指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前者在青年时代曾做过油类和谷物生意，后者是从做羊毛生意开始他的商业活动的。 [23]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国各邦的代表所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没有实际的权力。 [24]普鲁士议会（Landtages）指历史上德国各联邦享有特权的等级议会。 [25]预备国会（Vor-Parlaments）是指1848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各邦社会人士会议，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派。预备国会作出了召开全德国民议会的决定，并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的草案。 [26]五十人委员会（Fünfziger-Ausschusses）是预备国会于1848年选出的，它否决了联邦议会关于建立由3人组成的执政内阁作为德意志联邦的临时中央政权机关的提案。在1848年6月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出的委员会通过了类似的提案。经过讨论，议会于1848年6月28日通过了关于建立由帝国摄政王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权机关的决议。 [27]即查理大帝（CharlestheGreat742－814）——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帝国皇帝（768-814）。 [28]泛指亚洲国家。 [29]英格尔海姆（Ingelheim），在德国西南部莱茵河西岸，属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盛产葡萄，是查理大帝喜欢的地方。8-11世纪为皇帝和王国的住所。 [30]指柏林立宪俱乐部。由德国温和资产阶级人士和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联合建立。 [31]施韦尔姆（Schwelm），位于今天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32]市民自卫团（DieBürgerwehr），柏林1848年三月革命后在科隆、柏林和其他许多德国城市建立的准军事组织，由城市里不同阶层的人组成，参加者大多没有军事素养。《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德朗克和维尔特参加了科隆市民自卫团，为的是对这个组织施加革命影响。 [33]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莱奥（Waldeck，BenediktFranzLeo1802-1870）——德国律师，属于激进派。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和副议长。 [34]基希曼，尤里乌斯·冯（Kirchmann，Juliusvon1802–1884）——德国法学家和哲学家。1846年为省检察官，1848年为柏林议会议员。1871-1876年为德国国会议员。他1848年的《法学作为知识体系的无价值》引起了哲学家的关注。其他代表作还有《关于永生》《美学的现实基础》以及一批译著。 [35]格拉博，威廉（Grabow，Wilhelm1802-1874）——德国政治活动家。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选举法的主要制定者，6-10月任国民议会议长。他强调宪法权利，是1848年7月22日宪法协会代表大会的唯一议会代表。1849年2-4月为普鲁士众议院议长。1860-1861年为普鲁士众议院副议长，1862-1866年任众议院议长。属于右翼自由派。 [36]温德霍斯特，路德维希（Windthorst，Ludwig1812-1891）——1848年担任汉诺威王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尝试当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未果。19世纪50年代以后为德国天主教中央党成员，推行亲奥地利政策。 [37]黑塞，弗兰茨·胡果（FranzHugoHesse1804-1861）——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财政大臣汉泽曼的主要雇员。1835年为科布伦茨地方法院陪审员。1838年在内政部负责新闻事务，废除了对20印张以上印刷品的审查。1849-1851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属于中派。1851-1858年为普鲁士驻中美洲总领事。1859-1861年为普鲁士驻西班牙和葡萄牙总领事。 [38]克勒，卡尔·海因里希·阿道夫（Köhler，CarlHeinrichAdolph1810–1875）——德国政治活动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39]品德尔，尤里乌斯·海尔曼（Pinder，JuliusHermann，1805-?）——1848年为西里西亚总督，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温和自由主义者。1849年为第一议院议员。 [40]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Rodbertus，JohannKarl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主张“国家社会主义”。1848年担任普鲁士宗教教育大臣（仅14天）和国民议会议员。《新莱茵报》经常批评他的讲演和活动。 [41]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I，JohannHeinrichTheodor）——普鲁士官吏，律师，教权派，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中间派。 [42]岑克尔（Zenker）——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法官。来自下西里西亚罗文堡（Löwenberg）选区。 [43]敦克尔（Duncker）——普鲁士官吏，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中间派左翼的领导人之一。 [44]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Jung，GeorgGottlob1814-1886）——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2年《莱茵报》的创始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青年黑格尔派。1848年3月柏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随后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863-1867年和1869-1876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属于民族自由党。 [45]卡尼茨，奥古斯特·冯（Kanitz，Augustvon1783-1852）——伯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5-6月为康普豪森内阁陆军大臣。 [46]指1848年2月24日法国巴黎爆发的革命。 [47]指1848年3月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的革命。 [48]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维希·约翰（D’Ester，CarlLudwigJohann1813-1859）——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2年他和银行家梅维森、《莱茵报》撰稿人赫斯、《莱茵报》编辑马克思等同为“星期一群”（Montagskränzchen）成员。1846-1848年为科隆市议会议员。1848年春参与筹办《新莱茵报》。1848年4月未能当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但5月成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5月参加巴登-普尔法茨护宪起义，是起义中临时政府的智囊，恩格斯说：“在临时政府幕后站着德斯特尔，他类似于秘密总书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10卷50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 [49]施雷肯施坦，路德维希·罗斯·冯（Schreckenstein，LudwigRothvon1789-1858）——普鲁士将军。1848年4-6月任第15师指挥官，镇压马克思故乡特利尔的革命。6月25日任普鲁士陆军大臣。7月31日发生公民与军队的冲突后，被迫辞职。1849年9月任驻巴登和法兰克福普鲁士军队的指挥官。1853年为第七军团骑兵将军和统帅。 [50]指普鲁士1848年三月革命。柏林人民3月18日筑起街垒，同普鲁士军队进行战斗，当晚占领五分之三的柏林城区。3月19日清晨，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致我亲爱的柏林人》，宣布军队撤出柏林，三月革命取得取利。 [51]帕托，罗伯特·冯（Patow，Robertvon1804-1890）——德国官员，1848年4月-6月期间，担任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的贸易、商业和公共工程大臣。他提出进行土地改革的建议，旨在废除最后的封建制度。1848年5月，受到失业抗议者的暴力袭击。 [52]《奥得总汇报》（A.O.Z.，即AllgemeineOder-Zeitung），在布勒斯劳（今波兰的弗罗茨拉夫）出版的一家德文日报。1846年至1849年3月，该报叫做《奥得总汇报》，是天主教反对派集团的机关报。从1849年3月起改变了方针，成为德国民主派报纸，改用《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的名称一直出版到1855年底。马克思1855年是该报的伦敦通讯员。 [53]诺伊施塔特（Neustadt），德国西南部城市，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德国葡萄酒酿造的中心之一。 [54]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FriedrichChristoph1785-1860）——德国政治家和史学家，主张德意志统一。1837年萨克森王国奥古斯塔二世废除宪法，他与六名教授（合称“哥廷根七君子”）抗议国王违宪，被免职和驱逐出境。1848年当选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属于中右翼），并被推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 [55]马雷克，提图斯（Mareck，Titus1819-1851）——普鲁士律师，1848年5月-1849年5月，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在1848年5月27日的会议上，他提交关于保障非德语邦国在德国权利的动议，并于5月31日以修订的形式通过。1848年10月26日，在宪法委员会草案的第2和3条（关于非德语邦国）的辩论中，他否认奥地利将继续维持一个大国的可能性。1849年移居到北美，不久后死于黄热病。 [56]加格恩，海因里希·冯（Gagnern，Heinrichvon1799-1880）——德国政治活动家。1818年为全德学生协会领导人。1821年进入黑森-达姆施塔特邦行政部门工作。1832-1836年为邦议会众议院自由派领袖。1848年3月任邦政府首相，不久辞职。后为德意志预备国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同年5月被选为国民议会议长，是议会中自由派右翼领袖。12月出任国民议会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临时中央政府首脑，提出小德意志派的统一政纲（《加格恩纲领》），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意志的统一。1849年5月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57]佐伊勒，亚历山大·冯（Soiron，Alexandervon1806-1855）——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国民议会最初的第一副议长，后来担任过若干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宪法委员会和帝国代表（Kaiserdeputation）。 [58]舍勒，弗里德里希·恩斯特（Scheller，FriedrichErnst1791-1869）——律师、议员。1848年5月18日，舍勒当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8年7月1日至1849年4月12日期间，他在宪法委员会草案中任职于《大臣责任法》（Ministerverantwortlichkeit）起草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开始对罗伯特·勃鲁姆（RobertBlum）和约翰·格奥尔格·君特（JohannGeorgGünther）议员进行调查。 [59]兹茨，弗兰茨·海因里希（Zitz，FranzHeinrich1803-1877）——德国政治家，1844年为美因茨狂欢节协会主席。1847-1849年为黑森大公国议会议员。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5月参加巴登-普尔法茨护宪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年遇赦回国。 [60]安德里安，维克多·弗朗茨·冯（Andrian，VictorFranzFreiherrvon1813-1858）——奥地利的自由派政治家，1848-1849年法兰克福议会议员。五十人委员会（见本号注26）成员。1848年8月至1849年1月为法兰克福议会驻伦敦临时特使。被法兰克福国民会议推举为帝国摄政的奥地利约翰大公爵的代表。 [61]默林，弗里德里西·威廉（Möhring，FriedrichWilhelm1798-1875）——德国律师、国会议员。曾担任德尔门霍斯特（Delmenhorst）市长，1851年-1853年期间任职于奥尔登堡州议会。 [62]阿伦特，恩斯特·摩里茨（Arndt，ErnstMoritz1769-1860）——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 [63]罗滕汉，赫尔曼·冯（Rotenhan，Hermannvon1800-1858）——1831-1848年为巴伐利亚王国众议院议员，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64]马西，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Mathy，KarlFriedrichWilhelm，1807–1856）——巴登大公国记者和政治家。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65]布卢默德，奥古斯特（Blumröder，August1776-1860）——德国作家，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他是施瓦茨堡-松德斯豪森公国（Schwarzburg-Sondershausen）的代表，1832-1850年为该国首都松德斯豪森的行政长官。该市现在属于德国中部的图林根州，在该州北部。 [66]拉沃，弗兰茨（Raveaur，Franz1810-1851）——德国民主主义者、革命家，商人。1844年起开创科隆政治狂欢节，1846年当选科隆市议会议员，1848-1849年为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五十人委员会（见本号注26）成员。属于左派。 [67]黑克舍尔，约翰·古斯达夫（Heckscher，JohannGustav1797-1865）——德国法学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曾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临时中央政府司法大臣（1848年7-8月）和外交大臣（8-9月），帝国政府驻意大利大使。 [68]奥尔斯佩格，安东·亚历山大·格拉夫·冯（Auersperg，AntonAlexanderGrafvon1806-1876）——奥地利自由派政治诗人，1848-1849年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69]米特迈尔，卡尔（Mittermaier，Karl1787-1867）——德国法学家，温和自由主义者，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中间派左翼的领导人之一。 [70]维斯纳，阿道夫（AdolphWiesner，1807-1867）——1848-1849年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71]基洛夫，约翰·弗里德里希·马丁（Kierulff，JohannFriedrichMartin1806–1894）——德国律师和政治家，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72]西蒙，路德维希（Simon，Ludwig1810-1872）——马克思家乡特利尔的律师，民主主义者，1848年-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一度流亡瑞士。 [73]特吕茨勒，威廉·阿道夫·冯（Trützschler，WilhelmAdolphvon1818-1849）——德国政治家、民主主义者。1848年萨克森共和国议会议员；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5月参加巴登-普尔法茨起义，被捕后被判处死刑，牺牲于曼海姆。曼海姆市用他的姓氏命名一条大街来纪念他，曼海姆公墓有一个纪念柱纪念1849年被枪杀的起义者。他的出生地哥达市有特吕茨勒广场，德国开姆尼茨市和普劳恩市也有以他的姓氏命名的街道。 [74]施蒂韦，约翰·卡尔·贝尔特拉姆（Stüve，JohannKarlBertram1798-1872）——德国律师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曾任奥斯纳布吕克市长、汉诺威王国内务大臣（1848-1850）。 [75]汉诺威1840年宪法，是指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ErnstAugustI）废除1833年宪法后于1840年实施的新宪法。该宪法使代议机关的权利缩小到最低限度。1833年的汉诺威宪法是温和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达尔曼（FriedrichDahlmann）曾积极参加制定该宪法的工作。 [76]指1837-1838年汉诺威宪法冲突。1837年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废除温和自由主义的1833年宪法，并使1819年宪法重新生效，保留了等级代表制，严格限制省议会的权利。哥廷根大学七位教授（格林兄弟、达尔曼、盖尔温努斯、艾瓦德、阿尔勃莱希特和韦伯）对此提出抗议。结果，七位教授被解聘，其中三位驱逐出境，引发德意志联邦各国广泛反应。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见《马克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305-306页。 [77]符腾堡（Würtemberg），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符腾堡王国（1806-1918），位于德国南部，首都斯图加特。 [78]《自由国民：民主派机关报》（DerfreieStaatsbürger:OrganderDemokratie.），纽伦堡出版的一份革命民主倾向报纸，1848年4月20日至1850年4月11日期间发行，古斯达夫·迪策尔做过该报的编辑。 [79]指巴伐利亚（Bayern）王国（1805-1918），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位于德国西南部，首都慕尼黑。 [80]《柏林阅报室》（BerlinerZeitungs·Halle），德国日报。1846年起由哈·尤利乌斯在柏林出版；1848-1849年间，是民主派报纸之一。 [81]大学生军团是1848年3月在维也纳成立的大学生准军事化组织。该组织中也有部分大学教师和其它知识分子。军团的大部分成员是激进民主派人士。该军团在1848年奥地利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维也纳十月起义被镇压以后，军团被解散。 [82]布罗伊纳-恩克科沃特，奥古斯特·冯（Breuner-Enckevoirt，GrafAugustvon1796-1877）——伯爵，奥地利自由派里的反对派领导人之一，1848年3月奥利地革命中参与促成首相梅特涅辞职，随后任维也纳安全委员会主席。5月26日因政府解散学生军团再次发生维也纳起义，政府被迫收回解散的命令。他因参与解散学生军团而受到冲击。1861-1863年为奥地利国会议员。报纸原文“Bräuner”，与“Breuner”发音一样，根据历史事实，是同一人。 [83]海伊，安东·约瑟夫（Hye,AntonJosef1807-1894）——奥地利律师、法学家。1832年起担任维也纳大学刑法学教授，主张大学实行教学自由，1848年5月退出大学生军团。 [84]恩布里歇，斯蒂芬（Endlicher，Stephan1804-1849）——奥地利植物学家、古币学家、汉学家。1848年革命期间，作为自由主义者担任调解人，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出版过《植物育种新理论的基础》（GrundzügeeinerneuenTheoriederPflanzenerzeugung）和《汉语语法起源》（AnfangsgründederchinesischenGrammatik）等著作。 [85]图沃拉，约瑟夫（Tuvora，Joseph1820－1872）——奥地利记者、官员和企业家。1848年参加维也纳革命，后倒向奥地利帝国当局，1849年为政府创办奥地利第一家通讯社。 [86]因斯布鲁克（Insbruck），今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首府。15世纪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在此居住，一度成为欧洲政治和文化中心。这里提及的奥地利皇帝是指斐迪南一世（1835-1848），维也纳1848年5月17日起义后逃到这里。 [87]邦贝尔，亨利希·费朗兹·冯（Bombelles，HeinrichFranzvon1789-1850）——奥利地外交官、军官。1836年接手刚逝世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后辈们的教育，1848年5月陪同他们前往因斯布鲁克。1848-1849年期间，革命者称呼他是“大骗子犹大”（Judas,denErzschelm）。 [88]博尔扎诺（Botzen），今意大利北部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第二大城市。 [89]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Ⅰ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奥匈帝国皇帝（1867-1916）。 [90]皮勒斯多夫，弗兰茨（Pillersdorf，Franz1786-1862）——男爵，奥地利国务活动家，生于布隆（今捷克的布尔诺）。1842-1848年任宫廷总理大臣，为梅特涅的反对派。18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后任内务大臣，主持制定宪法，并于4月25日公布（史称“皮勒斯多夫宪法”）。5月19日为政府首脑，7月8日辞职。1861年为帝国议会议员，任财政委员会主席。 [91]索马鲁加，弗兰茨·谢拉弗·冯（Sommaruga，FranzSeraphvon）——律师、教授，担任过奥地利政府的教育大臣和司法大臣。 [92]克劳斯，菲利普（Krauβ，Philipp1792-1861）——奥地利国务活动家，曾任财政大臣（1848-1851）。 [93]拉图尔，泰奥多尔（Latour，Theodor1780-1848）——伯爵，奥地利君主专制的拥护者。1848年为陆军大臣，同年10月为维也纳起义者所杀。 [94]鲍姆加特纳，安德烈亚斯·冯（Baumgartner，Andreasvon1793-1865）——男爵，奥地利物理学家、政治家，此时负责奥地利电报、铁路系统建设。 [95]根据MEGA2第1部分第7卷，此篇消息作者为恩格斯。 [96]《威塞尔报》（W.Z.，即Weser-Zeitung），德国自由派报纸，1844年创刊于不来梅。 [97]弗伦斯堡（Flensburg），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北部的城市。该城最早是丹麦居民，1284年获得城镇权利，不属于德国神圣罗马帝国。1412年10月28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一世因瘟疫逝世于弗伦斯堡港口的一艘船上。1864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后，成为普鲁士王国的领土。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前任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KarlDönitz）为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5月1日，邓尼茨在这里建立弗伦斯堡政府，5月23日该城被盟军占领，最后的法西斯政府解散。 [98]阿尔森岛（Alsen），丹麦语阿尔斯岛（Als），位于日德兰半岛东南部的丹麦岛屿，面积321平方公里。1848年普-丹战争，普鲁士战败；1864年第二次普-丹战争，丹麦战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包括阿尔森岛被普鲁士统治。1920年全民公决，这个地区最北部的一小部分（包括该岛）归还丹麦。 [99]松德维特半岛（Sundewitt），即今天的松讷沃半岛（Sundeved），位于丹麦南部日德兰半岛东海岸，在于奥本罗湾（ÅbenråFjord）、阿尔斯湾（AlsSund）、弗伦斯堡湾（FlensborgFjord）之间。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第3号写过一篇《德国军队在松德维特的失败》文章。 [100]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Никола́евич1827-1892）——沙皇尼古拉一世次子。1831年起为海军元帅，建立蒸汽机舰队，并在海军中进行改革。 [101]斯科讷省（Schonen），瑞典最南部的一个省，首府马尔默为瑞典第三大城市。 [102]洛文希姆，卡尔·阿克塞尔（Löwenhielm，CarlAxel1772-1861）——瑞典军官、外交官，维也纳会议期间的谈判代表。1838年后一直担任国家统计委员会（KommissionfürStaatlicheStatistik）主席 [103]菲英岛（Fünen），丹麦第二大岛屿，位于日德兰半岛南部和西兰岛之间。 [104]奥斯坦德（Ostende），比利时西北部城市，位于西弗兰德省。 [105]《国民报》（LeNational）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40年代为温和共和派机关报。 [106]利茨，查尔斯（Liedts，Charles1802-1878）——比利时政治活动家，1831年担任众议院议员，1843年担任众议院议长，1845-1852年期间担任布拉班特省省长。 [107]穆勒纳雷，费利克斯·德（Muelenaere，Félixde1793-1862）——比利时政治活动家，1831-1832年担任首相，1848年期间为西弗兰德省省长。 [108]诺东，让-巴普蒂斯特（Nothomb，Jean-Baptiste1805-1881）——比利时外交官，1841-1845年担任首相。 [109]根据MEGA2第1部分第7卷，意大利部分3篇消息作者为恩格斯。 [110]指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II，1830-1859年在位），又译费迪南多二世。 [111]1848年两西西里王国政府与伯尔尼和瑞士其他几个州缔结提供雇佣兵的条约，利用瑞士军队镇压意大利革命运动。 [112]萨利斯-索利奥，尤利西斯·安东·冯（Salis-Soglio，UlyssesAntonvon1792-1848）——奥地利军官，1792年出生于瑞士索里奥（Soglio），1848年镇压意大利民族独立，5月6日在维罗纳附近的圣卢西亚（SantaLucia）战斗中身负重伤，5月12日因伤去世。 [113]拉扎罗尼人（Lazaroni），当时那不勒斯贫穷的下层阶级，约有五万人，从事乞丐、搬运工等工作，被称为“领导下的街角人”（streetpeopleunderachief）和“乞丐”（beggars）。他们拥护法国的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斐迪南一世，倾向于暴民集体行动。恩格斯在第1号《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中称他们是“流氓无产阶级”。 [114]《独立和联盟》（Indipendenzaelalega），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巴勒摩出版的期刊，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弗朗切斯科·费拉拉（FrancescoFerrara1810-1900）创办和主编。该刊主张意大利的统一和宪政。 [115]达尔马戚亚（Dalmatien），克罗地亚语Dalmacija，指克罗地亚沿海（亚得里亚海）地区。从北部的50公里宽到南部的几公里宽，与沿海平行的有500个小岛，其中较大的岛79个。1420-1797年，除南部小而稳定的拉古萨共和国（1358-1808）外，达尔马戚亚的大部分地区被意大利的威尼斯共和国控制。1815-1918年，这个地区被奥地利帝国控制，称为达尔马戚亚王国。1918年以后成为克罗地亚的一部分。 [116]卢纳蒂，朱塞佩（Lunati，Giuseppe1800-1878）——意大利律师、政治家，自由主义者，著有《论方法与逻辑》。1846年10月为教皇国财政事务顾问，1848年4月为财政大臣。1849年罗马共和国时期为最高法院法官。1870年11-12月曾任罗马代市长，1870年11月至1871年9月担任罗马区议会议长。 [117]马米阿尼，托伦齐奥（Mamiani，Torenzio1799-1885）——伯爵，意大利诗人和政论家，主张君主立宪。1848年5-8月任教皇领地内政大臣。 [118]施图比内蒂，弗朗切斯科（Sturbinetti，Francesco1807-1865）——意大利律师。先后担任过公共工程大臣、国会议员、司法大臣等职务。1848年5月18日开始进入庇护九世（PiusIX）领导下的国务委员会工作，6月12日担任副主席。 [119]西科尼亚尼，费利切（Cicognani，Felice）——意大利律师，1823-1837年任罗马教皇国驻美国领事，1848年为罗马教皇国司法大臣。 [120]列蒂（Rieti），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城，1816-1860年是教皇国的省会城市。 [121]苏比亚科（Subiaco），意大利中部一个古城，毗邻阿尼内河。这里有中世纪的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和圣斯科拉塔修道院。15世纪后期，德国印刷商在这里出版了意大利的第一本书。 [122]施特比尼，彼得（Sterbini，Pietro1793-1863）——意大利医生，记者，政治家，自由主义者。 [123]阿纳尼（Anagni），意大利中部一座古老的城镇，地处罗马东南偏南的丘陵中。 [124]马尔凯蒂，乔瓦尼（Marchetti，Giovanni1790-1852）——意大利诗人、政治家。1848年5月4日至8月17日，在教皇国马米亚尼政府中任外交大臣。1847年起到逝世，他是博洛尼亚阿基纳斯欧宫（Archiginnasio）图书馆负责人。 [125]博洛尼亚（Bologna），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首府，位于波河与亚平宁山脉之间。 [126]佩佩，古利埃尔莫（Pepe，Guglielmo1783-1855）——意大利将军和爱国者。早年参加拿破仑的法国军队。1848年他得到那不勒斯国王部分军队的指挥权，到达博洛尼亚时，因国王将他和他的部队召回而辞职，率2000志愿者参加威尼斯（那里推翻了奥利地统治，建立临时政府）保卫战，战败后流亡西班牙。 [127]卡尔·阿尔伯特·阿玛迪斯（KarlAlbertAmadeus,意大利语：卡洛·阿尔贝托·阿马德奥CarloAlbertoAmadeo1798-1849）——意大利西北部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国王（1831-1849）。他登基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1848年在自由派的压力下制定君主立宪宪法并对奥地利开战，1849年战败后让位给儿子。 [128]指1848年3月意大利北部人民推翻奥地利统治的伦巴第-威尼托王国（RegnoLombardo-Veneto），分别在米兰建立伦巴第临时政府、在威尼斯建立威尼斯临时政府一事。同年8月6日，伦巴第被奥地利收复；翌年8月24日威尼斯被奥地利全面控制。 [129]“无双议院”（Chambreintrouvable），指1815年10月形成的法国众议院，极端保王派占绝对优势。王国路易十八把该众议院称为“无双议院”。 [130]科尔崩，克劳德-昂蒂姆（Corbon，Claude-Anthime1808-1891）——法国工人出身的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1870-1871年为巴黎一个区的区长，1871年为国民议会议员。 [131]国民自卫军（Nationalgarde），法国大革命至巴黎公社的70年间，法国每次发生政变、起义时自发组建城市民兵组织。1848年2月国民自卫军参加推翻七月王朝的革命。6月22-26日，国民自卫军参与镇压巴黎工人起义。1871年3月巴黎公社革命时，国民自卫军是公社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失败后，被国防政府于8月30日解散。 [132]别动队（Mobilgarde），根据法国临时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成立的准军事部队，主要由流氓无产者组成。6月22-26日，别动队参与镇压巴黎工人起义。 [133]巴斯蒂德，茹尔（Bastide，Jules1800-1879）——法国政论家，共和派报纸《国民报》（LeNational）（1830-1851）编辑。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1848年5-12月）。 [134]塔谢罗，茹尔·安都昂（Taschereau，Jules-Antoine1801-1874）——法国政论家，共和派报纸《国民报》（1830-1851）编委，1833-1838年和1848年发行期刊《往事述评》（Revueretrospective）。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属于右派。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 [135]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Ⅲ，LouisBonaparte1808-1873）——法国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 [136]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LouisEugène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1848年3-5月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年5月为法国陆军部长。6月22-26日，4万失业的国家工场工人举行起义。他指挥25万军队残酷镇压了巴黎的工人起义，有“六月屠夫”之称。6月28日，他被制宪议会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首脑”至同年12月。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后，他是波拿巴的反对派领袖之一，于1852年和1857年两度当选为议员，但拒绝对拿破仑三世效忠宣誓。 [137]毕罗·德·普齐，莫里斯-佩珀（BureauxdePusy，Maurice-Poivre1799-1864）——法国议员。1848年4月23日，他当选为制宪会议的议员。 [138]皮埃尔·玛丽·圣-乔治（PierreMariedeSaint-Georges1795-1870）——法国律师。1848年担任临时政府公共工程部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6月份当选国民议会主席，7月份出任司法部长。 [139]邦让，路易·贝尔纳（Bonjean，Louis-Bernard1804-1871）——法学家和作家，法兰西第二帝国参议员。1871年5月21日被巴黎公社作为人质枪决。 [140]莱塞普斯，费迪南德·玛丽（Lesseps，FerdinandMarie1805-1894）——法国外交官和工程师。1848-1849年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1854年后赴埃及负责建设苏伊士运河。 [141]索托马约尔（Sotomayor，jureuxorisDuke1802-1855）——公爵，1847年10月至1848年7月为西班牙外交大臣。报纸姓的拼写为Sotomajor。 [142]这两个家族都是欧洲显赫的金融家族。巴林家族的创始人是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Baring1740-1810），他于1762年创立巴林银行。路特希尔德家族的创始人是迈耶尔·阿姆舍尔·路特希尔德（MayerAmschelRothschild1744-1812），起家于法兰克福。 [143]水银（Quecksilber，也称“汞”），西班牙阿尔马登（Almaden）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汞区，利用汞齐法（Amalgamation）将水银和矿石混合，加热后可以生产出纯银，但这也造成了大量工人中毒死亡。 [144]《先驱报》（ElHeraldo），1842-1854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出版的晚报。由路易斯·何塞·赛多利斯（LuisJoséSartorius）和塔皮亚（Tapia）出版，得到来自巴黎的投资。该报虽然属于政府反对派，但被称为“最具代表性的温和报纸”。 [145]科贝特，威廉（Cobbett，William1762-1835）——英国激进派政论家，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1802年创办《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WeeklyPoliticalRegister），断续出版到1835年，最高发行量4万份。马克思称“他是大不列颠的最保守又最具破坏精神的人物；他是古老的英国最纯真的化身，同时又是年轻的英国最勇敢的倡导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12卷210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6]《爱尔兰团结报》（UnitedIrishman），约翰·米契尔创办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周报。 [147]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Daniel1776-1847）——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领袖。 [148]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Jakob1805-l871）——德国激进派政论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德国民主革命失败后成为自由党人。 [149]17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政党。托利是英语Tory的音译，爱尔兰语“歹徒”，是其对立面辉格党加之于它的贬称。代表土地贵族和高级教士的利益。19世纪60年代，在托利党的基础上形成英国保守党。。 [150]《泰晤士报》（TheTimes），英国的老报纸，1785年创刊，原名《环球世鉴日报》（TheDailyUniversalRegister），创始人约翰·沃尔特。1788年3月，正式改为现名。该报在19世纪为世界唯一大报，20世纪末被评为世界十大报纸之首。该报经沃尔特三代人主持后于1908年转手英国首个报业集团老板北岩勋爵掌控。1922年，该报因北岩逝世而转手阿斯特家族掌控。1966年，汤姆森集团买下严重亏损的《泰晤士报》。1981年，在《泰晤士报》职工连续罢工11个月以后，汤姆森二世无法承受经济损失，将整个泰晤士报公司出让给了默多克报业集团。至今该报为默多克家族所有。 [151]约翰牛（JohnBull），英文中bull意即“牛”。英国文学和政治漫画中传统的英格兰或英国人的化身。 [152]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Bridge），1769年开通，总长度281米，伦敦泰晤士河上第三座大桥。 [153]即《伦敦电讯》（TheLondon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年在伦敦出版。 [154]布尔韦尔，威廉·亨利·利顿·厄尔（Bulwer，WillianmHonryLyttoEarle1801-1872）——英国外交家，议会议员（1830-1837），英国驻巴黎代办（1839-1840）、驻马德里公使（1843-1848）、驻华盛顿公使（1849-1852）、驻佛罗伦萨公使（1852-1855）、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8-1865）。 [155]航海条例（NavigationsBill），为垄断大英帝国的海运，对付外国竞争而制定的一系列条例。条例规定，进口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货物出产国的船只；英国沿海的航行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只限于英国船只。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航海条例，是1651年克伦威尔针对荷兰转口贸易而颁布的。1849年，航海条例中涉及英国殖民地贸易的部分被废除；1854年，航海条例全部被废除。 [156]赫里斯，约翰·查理（Herries，JohnCharles1778-1855）——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 [157]拉布谢尔，亨利（Labouchere，Henry1798-1869）——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39-1841和1847-1852）、殖民大臣（1855-1858）。 [158]汤普森，威廉（Thompson，William1792-1854）——英国商人、众议院议员（1841-1854）。1821年起为伦敦终身市议员，1828–1929年为伦敦市长。 [159]包令，约翰（Bowring，John1792-1872）——英国语言学家和文学家，政治活动家。英国驻广州领事（1847-1852）、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1854-1857）。 [160]贝利，亨利·詹姆斯（Baillie，HenryJames1804-1885）——英国议会议员，托利党人。 [161]威尔逊，詹姆斯（Wilson，James1805-1860）——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TheEconomist）杂志创办人和编辑。英国财政部秘书长（1853-1858）、印度财务大臣（1859-1860）。 [162]赫斯基森，威廉（Huskisson，William1770-1830）——英国金融家、国会议员。1823年担任贸易委员会主席和海军司库（TreasureroftheNavy），对航海条例进行改革，允许其他国家在航运关税方面完全平等和对等。 [163]路特希尔德，莱昂涅尔·纳坦·弗兰赫尔·德（Rothschild，LionelNathanFreiherrde1808-1879）——奥地利帝国男爵（Baron），英国银行家、政治家和慈善家，路特希尔德家族在英国的代表。英国第一位在国会任职的实践犹太人（firstpractisingJew）。1847年元旦，他与斯蒂芬·斯普林·赖斯、约翰·亚伯·史密斯和其他著名贵族成立了英国救济协会，筹集50万英镑救济爱尔兰饥荒。 [164]索菲亚·马蒂尔达（SophiaMatilda1777-1848）——英国公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1760-1820）第五个女儿。 [165]《伦敦旗帜晚报》（LondonEveningStandard），查尔斯·鲍尔温（CharlesBaldwin）于1827年在伦敦创办的报纸。 [166]统一公债（Konsols），指英国政府通过英格兰银行发行的一种长期债券。该公债不规定到期日，因此具有股票的特征，可以在股票市场进行交易，政府在一定期限间给付利息。1751年开始发行时年息3%，1888年改为年息2.75%，1903年再将利息降为2.5%。 [167]梅因多夫，彼得·冯（Meyendorff，Petervon1796-1863）——男爵，出身于俄罗斯梅因多夫外交官家族的。1850-1854年为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 [168]《美因茨日报》（M.Z.即MainzerZeitung），德国报纸，1802年起在美因茨出版；1848年该报的编辑是班贝尔格尔。 [169]卞尼格先，鲁道夫（Bennigsen，Rudolf1824-1902）——德国政治活动家。主张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19世纪60年代以后为民族自由党右翼领袖，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83和1887-1898）。 [170]敖德萨（Odessa），现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敖德萨州首府。 [171]1848年5月下旬，科隆民主协会在施多威克会堂召开一次大会。鉴于柏林国民议会召回镇压柏林起义的指挥者普鲁士亲王，大会要求清除反动分子。 [172]赖特（Rheydt），1975年前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部的一个独立小城，德国纳粹党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出生地。此后，合并于门兴格拉德巴赫（Mönchengladbach）市，该市的中央车站保留了“Rheydt”的称谓。 [173]吕登沙伊德（Lüdenscheid），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中南部一个小城。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新莱茵报》第1号（1848年6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1号 （1848年6月1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1号 科隆，星期四，6月1日 1848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将于6月1日起每日发行。[1] 订阅价格：科隆地区一季度1塔勒15银格罗申。[2]除科隆外，普鲁士其他地区2塔勒3银格罗申9分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 6月份只能与下一个季度（7月，8月，9月）同时订阅。这四个月订阅的价格是：科隆地区2塔勒；科隆地区之外2塔勒25银格罗申。 可通过国内外所有的邮局和书店订阅。或在报纸发行部威·克劳特[3]先生处订阅，地址：科隆圣阿加塔街12号 可在报纸发行部继续认购股票，外埠认购股票者也请与该处联系。 登载广告费用 四栏版面8磅活字[4]每行或相同篇幅…1银格罗申6分尼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一版上部一栏〕 《新莱茵报》原定于7月1日出版。和通讯员们商定的也正是这个日期。[5] 但是，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九月法令[6]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起就开始出报。我们和各界有广泛的联系，本来可以使报道和各种通讯内容丰富，但是由于提前出报，如果在初期还无法做到，尚请读者鉴谅。我们在最近一定能满足读者在这方面的一切要求。 编辑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 总编辑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7]， 恩斯特·德朗克[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格奥尔格·维尔特[9]， 斐迪南·沃尔弗[10]， 威廉·沃尔弗[11]， } 编缉 〔作者马克思，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3页《〈新莱茵报〉编辑部声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概览 德国科隆（法兰克福议会[12]——罗伯特·勃鲁姆[13]的声明——普鲁士政府债券——许泽尔[14]）——柏林（瓦尔德奈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维也纳（新革命）。 比利时。布鲁塞尔（比利时宪法）。 意大利。维罗纳（来自战争前线的消息）——那不勒斯（众议院被解散）。 〔第一版上部二栏〕 法国。巴黎（废黜托马斯[15]——反动势力的进展——国家工场[16]的宣传——关于那不勒斯新革命的谣言）。 英格兰。伦敦（奥康瑙尔[17]，科布顿[18]，休谟[19]——米契尔[20]的判决）。 商业和交易所新闻。 官方消息 原编外讲师小贝尔奈〔jur.Berner〕博士由于其出色的工作，被任命为本地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公告 为了减少隶属于自卫军的流动军队镇守皇家城堡各个出入口的工作，与自卫队司令部商讨做出以下安排： 各个大门设立栅栏，夜间小院的栅栏门上锁，为了方便行人大院的栅栏门开放。城堡内居民若想在夜间从小院栅栏门通过，需经过交叉楼的大门。 柏林，1848年5月28日。皇家宫廷御前侍卫办公室 （签名）伯爵克勒尔〔Keller〕 ————▪———— 德国 **科隆，5月31日。由全体德国人民选举的制宪国民议会在德国已经存在两个星期了。 德国人民几乎已经在国内所有大小城市的街道上，尤其是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街垒中，夺得了自己的主权。而且已经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行使了这个主权。 国民议会的第一个行动必须是，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的这个主权。 它的第二个行动必须是，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的宪法，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 国民议会在开会期间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粉碎反动派的一切偷袭，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主权不受任何侵犯。 德国国民议会现在已经开过12次会了，然而却一事无成。 但是它用以下的伟大事迹保证了德国的安全： 国民议会认为它需要会议规则，因为它知道，只要有两三个德国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就需要有一套规则，否则就会摔桌甩凳。有个学究已经预见到这种情况，他为最高会议草拟了一个特殊的会议规则草案。有人提议暂且通过这个学究气的草案；这个草案大多数议员连看也没有看过，但是议会根本没有讨论就通过了。因为如果没有会议规则， 〔转三栏〕 〔第一版上部三栏〕 〔接二栏〕 德国的代表们将成为什么样子呢？Fiatreglementumpartoutettoujours!〔会议规则随时随地万岁！〕 科隆的拉沃[21]先生对于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的利益在个别场合下发生冲突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22]但是议会却讨论最终的会议规则。虽然拉沃的建议很迫切，然而会议规则毕竟是更加迫切的。Pereatmundus，fiatreglementum!〔让全世界毁灭吧，会议规则万岁！〕但是，思想狭隘、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小市民代表们[23]并不拒绝给拉沃的建议提些意见，于是当还在议论应当先讨论会议规则还是先讨论拉沃的建议这个问题时，对这个建议就已陆续提出了近两打[24]的修正意见。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讨论、辩论、喧嚣、磨洋工，并把表决从5月19日拖延到22日。22日恢复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纷纷提出了新的修正意见，一再回避主题，于是在冗长的演说和无数的争吵之后，决定把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问题退回到各个单位去。这样一来，时间悠然地过去了，而议员先生们就吃饭去了。 5月23日，先是为记录问题争吵起来，然后又听取无数的建议，而当美因茨的齐茨[25]提出了关于普鲁士军阀的粗暴行为和美因兹的普鲁士司令官[26]专横暴虐滥用职权的问题时，又想马上转到议事日程上去，即转到特别受人喜爱的会议规则上去。这里曾提出了反动派公然猖狂进攻的问题，也就是提出了议会绝对有权干涉的事件。应当追究胆敢当着国民议会的面威胁要轰炸美因兹的无耻暴兵的责任；必须保护被解除了武装的美因兹市民，使他们能安居乐业，使他们不受强行驻扎在他们那里和受人唆使来反对他们的暴兵的迫害。但是巴登[27]的空谈家巴塞尔曼[28]先生却宣布这些都是鸡毛蒜皮；让美因兹听天由命去吧，重要的是整体的利益，这里是国民议会在开会，在为全德国的利益而讨论会议规则；实在说，轰炸美因兹怎么能和这相提并论呢？PereatMoguntia,fiatreglementun!〔让美因兹毁灭吧，会议规则万岁！〕但是议会又于心不忍，于是选出一个委员会到美因兹去调查这件事情。这时休会和吃饭的时间恰好到了。 5月24日我们完全失去了议会讨论的线索。会议规则大概已经准备就绪，或者被丢在一边了；不管怎样，我们再没有听到关于会议规则的任何消息。但是善意的建议层出不穷，自主的人民的许多代表在这些建议中表现出顺民的驯服[29]的顽强性。然后接踵而来的是建议、请愿书、抗议书等等，最后，民族污水的洪流在无数东拉西扯的发言中排泄出来。尽管如此，不能不指出，当时还选出了4个委员会。 最后，施略费尔[30]要求发言。埃塞伦[31]、佩尔茨[32]和勒文施坦[33]等3个德国公民接到了在当天下午4点钟以前离开法兰克福的命令。聪明透顶的警察局硬说上述几个人在工人联合会中的发言引起了公民们的不满，因此应当驱逐出境。在预备国会[34]宣布了德国公民的权利之后， 〔下转第二版一栏〕 〔第一版下部一至三栏〕 德国贸易生活的幽默随笔 作者格奥尔格·维尔特 普赖斯先生的困境 我们又在普赖斯先生的账房间里了。红色的晨光透过两扇高大的、半蒙着灰尘的窗户，照射在账台的墨水班点上。沙罐[35]、削笔刀、鹅毛笔以及诸如此类秉性温和的文具，和睦相处地挨近信笺和“为祖国”书写纸[36]打盹儿。几只皮垫高三脚椅围着账台；账台的抽屉装有纯铁制的锁和插销。 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 “这个世纪变得糟透了。”普赖斯先生终于叹气说。 “糟透了！”瘦削的账房先生以特别强调的语气应声道。 可怜的普赖斯先生！一这位往常那么肥满结实的人，现在变得相当的瘦，瘦得骇人。一双机灵而精明的鹰眼失去了全部光泽；鼻子比以前更弯了，往日神气十足地向前突出的下颚垂了下来，下垂得简直叫人疑心它碰到了围巾的花边。从这位可尊敬的大商人的衣服——别忘了他这身衣服还是在二月二十四日[37]以前由一家第一流手艺的裁缝铺子定做的——尤其可以看出，这期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裤子满褶绉……忠实可信的邻居都强调，普赖斯先生的直径足足缩掉四英里[38]。 “不过，尽管年头儿很糟，我还是精力充沛！”普赖斯先生继续对账房说。他的声调中带有苦楚。 “但愿如此！”账房嘘了口气说。“可是奥地利金属息票天天下跌。” 就像六韵步诗句后面紧跟五韵步诗句一样，老板的叹息声后面总跟着账房的应答声。 账房棱茨跟着他的主人受苦，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因为尽管年头儿不好，他却照旧领取六百个塔勒的年薪，外加新年礼金。棱茨先生还是一直保有他那个红鼻子——这是美好未来的曙光。在吸鼻烟方面，他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棕色的、散发香味的鼻涕滴在退色的背心上。从他的鼻子可以认出，他依然是那个老账房，然而他正在受苦。自从二月二十四日以来，他上过三回教堂；每小时叹气六次；每天吃十二支老式鹅毛笔。 “我可以确实对您说，”普赖斯先生继续道，“对我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这场革命来得更不合时宜了。” “该死……革命！”棱茨先生差点儿说出来。 “疯狂，简直是疯狂！我们一直欢乐而幸福地过日子。我们的生活像清澈的溪水，几乎没有让破产的事搅浑过。我们夜里睡得安安稳稳，清晨醒来精力充沛，按照上帝的旨意和我们自身的利益去行事。要是我们做了坏事，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软弱而且短寿。为了工作，我们举起双手，要是我们把手插进口袋，那也有理由——为了保住我们既得的一切。好运气跟随着我们的事业，犹如终点连着起点一样。有时赚百分之二十；有时超过一些。信件到我们手里，总有点好事。这些信件有的来自拉恩河畔，有的来自摩塞尔河畔，有的来自黑森林高地。十桶鲱鱼，一份葡萄千订货单，每次都赚钱。我们安心地放债，就像银行家一个接一个对我们放债一样。一有危险，我们马上提出强烈警告，但总是彬彬有礼。别人信任我们，我们也信任别人。我们付款一向是尽量延迟时间，但从不超过期限。只要无损于我们的利益，我们总是和和气气的。我们关心自己，不损害任何人——至少不损害我们自己。我们让别人活，自己也要活。而后者是主要的。我们对上帝和整个世界都满意，因为我们对自已很满意。尽管有竞争，但我们打赢了许多对手。我们的前程光明灿烂——正当这个时候，却闯进了这该死的革命！” “我们的三明治岛[39]证券跌落得不值一文了。”账房忧虑地打断了他的话。 “是啊，就在这时革命闯了进来，如同冰雹打在马铃薯田里，闪电打在菠菜上！我们的希望破灭了，我们的幸福完蛋了。夜里，我们做着噩梦，在床上翻滚；就在昨天，我还梦见一台斩首机[40]和一只乞讨袋在跳着可怕的华尔兹舞。早晨醒来，一身冷汗，照照镜子，活像见到一个从绞架上掉下来的死鬼。我们在祷告中祈求安宁，但很少灵验，因为灾难重重的日子就在眼前；在虔诚地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不由自主地又回到可怕的现实中来。我们胆颤心惊地开始工作，抖抖索索地拆开每一封信，因为这些信一开头往往就是:‘怀着悲痛的心情’或是‘我迫不得已’或是‘由于境况所迫，我深感遗憾地’或是别的什么宣告破了产的字句。破产者一批接着一批，于是信用的根基动摇了，接着一切都动摇了。银行家们像冬天的苍蝇一样扑落下来，还站得住脚的银行家，都患了便秘症，好像他们七个月来只喝水和吃煮鸡蛋似的。往往为了为数极微的一点零星货物都要催我们付款，仿佛我们欠了一百万，过期两年未还似的。最冷淡的朋友和最远的亲戚都来向我们索钱，就像大学生敲诈他们的大一新生一样。订货单迟迟未到；就是到了的，也都是十四个月的期限。谁也不相信自己的邻居我们打量自己就像一个罗贝尔·马凯勒[41]打量另一个罗贝尔·马凯勒一样。我们走在街上，活像邀人参加殡葬的人一样，粗鲁的无产者嘲笑我们，贪得无厌的老百姓贪婪地瞪眼盯着我们。交易所里冷冷清清的，就像置身于麦田之中。可以听见老鼠啃墙壁的声音。看到墙上挂着低落的行情，我们泪流不止。唉，棱茨先生，我们遭到了一场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全国性灾难。我就像巴比伦两条河旁悲伤的犹太人[42]一样，坐在自已账房间的椅子上诉苦。” （结束。待续） 〔译文采自《普赖斯先生的困境》（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7-15页，马仁惠译，有改动〕 〔第二版一栏〕 〔接第一版上部三栏〕 在17个“受托人”（hommesdeconfiancedeladiète）[43]起草的宪法草案承认了公民的权利之后，警察局竟敢作出这样的事情！情况刻不容缓。施略费尔先生要求就这个问题发言，但是遭到拒绝；他要作紧急发言，根据会议规则，他有权提出这个要求，而这一次得到的回答是：fiatpolitia,pereatreglementum!〔警察局万岁，让会议规则灭亡！〕显而易见，为什么回家吃饭的时间又到了。 5月25日，在潮水般的建议的冲击下，议员们的聪明的头又垂了下来，像成熟的麦穗受到倾盆大雨的打击一样。两个议员又想提出驱逐问题，但是不许他们发言，甚至不许他们作紧急发言。一些请愿书，特别是波兰人的一个请愿书，比议员们所有的建议都重要得多。后来，被派到美因兹去的委员会终于获得了发言权。它通知说，要到第二天才能提出关于调查结果的报告。果然不出所料，它来得太晚了。8000把普鲁士刺刀已经解除了1200个市民自卫军的武装，恢复了秩序。现在只好转到议事日程上去。他们也正是那样作了——立刻转到议事日程上去，即转而讨论拉沃的建议。因为在法兰克福对这个建议的讨论还没有结束，而在柏林由于奥尔斯瓦特[44]的声明，这个建议早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国民议会决定把这个问题延至明天讨论，现在大家去吃饭。 5月26日又提出了无数的建议，接着，美因兹委员会提出了最后的极不坚决的报告。报告人是过去的“人民活动家”和Protempore〔现在的〕大臣海尔根汗[45]先生。他提了一个非常缓和的决议案，但是国民议会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竟认为这个胆怯的建议太尖锐了；国民议会决定让美因兹市民去接受许泽尔指挥下的普鲁士人的恩典，并且“希望当局能执行自己的职责”，于是议会就转到议事日程上去！这个议事日程正好又是议员先生们去吃饭。 5月27日，在对记录问题作了长久的初步讨论后，终于讨论拉沃的建议了。东拉西扯到两点半钟，然后吃饭去了；但是这一次在晚上也举行会议，所以这件事情总算结束了。由于国民议会过于迟缓，奥尔斯瓦特已经使拉沃的建议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拉沃先生便同意了威纳尔[46]先生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对于解决人民主权的问题采取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 我们没有关于国民议会以后开会情况的消息，但是我们完全有根据认为，国民议会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就休会吃饭去了。议员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早就去吃饭，应当感谢罗伯特·勃鲁姆的一个意见，他说：先生们，如果你们今天决定转到议事日程上去，这个议会的整个议事日程就很可能用极特殊的方法来缩短！ 〔作者恩格斯，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4-18页《法兰克福议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注释23涉及的译文有改动〕 科隆，5月31日。议员罗伯特·勃鲁姆先生在德意志国民议会上曾表示：“前段时间萨克森-迈宁根政府已经向其他德国政府发出通函，内容如下：“人们应该充分利用德意志联邦议会全体会议，派遣代表参加每次投票，以便平衡制宪国民议会提出的〔与国王〕协商制定的宪法[47]。普鲁士政府对此回应：此举远远不够；全体议会软弱无能。这样做的唯一效果是削弱宪法；议会应该同时召开多个等级代表议会。我没有可以提供的外交档案，但我可以以我的名誉保证，所传达信息真实。” 我们希望康普豪森[48]先生作为代表，在法兰克福国民大会上对于这点进行明确的解释。 *科隆，5月31日。[49]部长的文章和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都希望我们能信任康普豪森大臣。 这些绅士们，在最滑稽的保守主义的愤怒之下，要求全世界无条件的信任；这些绅士们每时每刻都在部长的署名文章和演讲、宪法俱乐部、奏摺等等之中表达着绝对信任；这些绅士们同时也是我国大部分资产的所有者；这些绅士如何证明自己对康普豪森大臣的信任？ 事实上，250万贷款还没有借贷成功，因为联邦议会上这些官员没有一致的想法。 目前还没有人听说过拟议的贷款还有其他款项，如10000塔勒。在杜伊斯堡大概9830塔勒。 **科隆，5月31日。美因兹的许泽尔先生借助于古代的农奴服役章程和德意志联邦的陈旧法律发明了一种使普鲁士人及其他德国人遭受甚至在1815年5月22日[50]以前也没有受过的奴役的新方法。我们建议许泽尔先生索取他那新发明的专利权，因为这个新发明无疑能给他带来大笔收入。这个新方法是：放两个或好几个喝醉酒的士兵到大街上去，他们自然会和市民吵架。当局便进行干涉并逮捕士兵；这就足以使任何一个要塞司令宣布城市戒严，没收全部武器，让居民去受肆无忌惮的丘八蹂躏。这个方法在德国特别有效，因为这里的要塞多半用于反对内部敌人，而不是反对外部敌人。这个方法之所以特别有效，是因为任何一个由人民供养的要塞司令，不管是许泽尔，或者是罗特·冯·施雷肯施坦[51]之流的封建人物，都可以做出国王或皇帝所不敢做的事情：他可以取消出版自由，可以禁止非普鲁士人的美因兹居民对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国家制度表示反感。 许泽尔先生的计谋只不过是柏林反动派的巨大计划的一部分。柏林反动派企图尽速解除全部市民自卫军的武装，特别是莱茵省市民自卫军的武装，逐渐地彻底地消灭刚刚开始形成的人民武装，并把我们赤手空拳地交给多半由德国其他部分的居民组成的军队去摆布，这些居民很容易受人唆使或者已经受人唆使来反对我们。 在亚琛[52]、特利尔、曼海姆和美因茨都发生了这种事情，在其他地方也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作者恩格斯，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9-20页《许泽尔》，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柏林，5月26日。宪章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兵痞们在波兰和美因茨留下的种种劣迹亦是如此。有人说：我们徒劳无功，我们的伤亡也是无意义的。与此同时，人们要求将军队从巴登撤出。据称，巴登有四分之三的人是共和主义者；必须忍受的是，如果这是多数人的意愿，巴登预备宣布建立共和国。——国民议会非常保守，今天选出了一位傀儡主席，来自温和的布勒斯劳[53]，他将主持最终制定议事规则。莱茵省议员大多为右派。例外的是杜塞尔多夫、特利尔、沃尔德布鲁尔[54]、西格[55]、米尔海姆[56]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代表。此外，保守党已经在会议上忍受了巨大的耻辱。简单的讨论之后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许多发言者都将参与，最后由投票决定。当然，结果将是不尽人意的。 〔转二栏〕 〔第二版二栏〕 〔接一栏〕 ——左派呼吁立即释放并召集居住在特利尔的瓦德涅尔[57]议员。在右派成员从首次惊恐中恢复过来之后，他们仿佛被敲打过一样，开始表达自己的愤怒，尤其是佩尔茨[58]。如茨魏费尔[59]，汉泽曼[60]等对瓦德涅尔的入职许可[61]表示反对。虽然有14人登记发言，但是讨论还是因为噪音而缩短了。这起丑闻关系到汉泽曼的利益，如果瓦德涅尔被判有罪，他将来会因为威胁“议会的尊严”而受到无情的谴责。阻碍一个清白的人在可能发生的事件中行使最终政治权利，对人的尊严似乎并没有危害。 5月27日。今天汉泽曼向代表们发出以下邀请：“每个星期二，外交大臣都会欢迎到访的国会议员，对他们的访问表示敬意”。他还邀请众议员参加他在星期二和星期五8点开始的“晚会”，就此来商讨国家在茶叶问题上所获的利益。 **法兰克福5月29日。今天的国民议会会议再次开始，就议事规则进行了漫长的谈判。卢森堡代表对于议会席位提出质疑。——来自西里西亚的施略费尔为发展工业做出提案。——旅美德国人通过可靠的渠道捐助3500美元帮助处于困境的德国。 最后，讨论的主题重新回到议事规则上，雅科布·格林[62]表示，德国的议事规则趋向于教条，并用一篇冗长的关于委员会本质和概念的文章来进行论述。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最后决定通过一个总体的暂行议事规则，只有在50名议员提出请求时才讨论个别段落。然后，决定任命一个外交事务委员会；代表们选出了这个委员会，然后回家了。 ✱✲✲法兰克福，5月30日。5月29日联邦议会会议，皮特利〔Petri〕先生捍卫北德联邦[63]。——美因茨特派记者报道，根据要塞司令官的报告，美因茨的普鲁士驻军有望转移。再来关注一下军事委员会。——国民议会的费用暂时确定为25,000弗罗林[64]。决定在6月8日提交联邦配额实际强度的定期报告。在乌尔姆[65]和拉施塔特[66]建立司令部的预算各2000弗罗林。——黑森选帝侯国表示，接受解除手工艺人迁移到瑞士的禁令，从而与联邦议院达成协议。 柏林，5月29日下午，公报特刊发布下列新闻： 维也纳。人民正在与军队战斗。霍约斯伯爵[67]和科洛勒多-曼斯菲尔德伯爵[68]已经被人民控制。 维也纳，5月29日。据说今晚将有四个军团入驻维也纳;由于这则消息，整个维也纳透露出一丝不同寻常的兴奋。 5月25日早上7点。上面提到的军团发布了解散学生军团并上缴步枪的命令。这是战斗的第一个讯号。工人和学生现在各方都设置了路障。每次联络都受到很大的阻碍;人们只能通过攀爬或从下方爬过路障。 10点，上面提及人民和军队遭遇。人民冲进了红色的大门并且驱赶了那些在那里站岗的士兵。其中有几人受伤，一名工人遇难。战斗结束半小时之后，军队撤退到了开阔地带并在那里占领了所有堡垒。 晚上8点。休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人民和军队人员面对面对峙。考虑到在文迪施格雷茨[69]（距离这里六个半小时）驻扎着四个军团，这四个军团即将去往维也纳，这也意味着，血腥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人民提出了下列的条件： 1）继续保有学生军团; 2）撤走距离维也纳4小时路程以内的所有军队; 3）皇帝应该在8天内返回维也纳，或者由王子、其他皇族成员代替皇帝。 为了履行对人民的承诺，霍约斯伯爵和科洛勒多-曼斯菲尔德伯爵受到鞭笞之刑;现正在捉拿蒙特库库利伯爵[70]，但他躲了起来，挨家挨户未搜到而逃离了。所有的铁路局都承诺人民，不会将军队运送到维也纳。人民正准备在两层高的路障上过夜，特别是在圣斯蒂芬广场。 ——旅客们的见解在西里西亚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即军事当局就不应当在城市内再动用重要的军事力量来战斗，更确切地说是用军事力量来解放整个首府。同时也不应当堵塞所有通道，以这种方式逼迫公民反抗，来结束首都的现状。最后，为了建设军用防御带，几辆铁路列车于昨夜搭载着军队从原来的驻地前往维也纳。按照该旅客们的看法，这个计划能够成功，因为维也纳公民渴望和平和秩序，对持续骚乱和示威游行已经感到疲惫。政府部门应该就这种极端的情况作出决定，即离开首都，在省会所在地建立临时政府，让出维也纳这块地方，这一消息使得民众非常压抑，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维也纳作为首都的重要性。 以下的维也纳人民宣言已在维也纳出版：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反动派打算遏制主权人民的胜利，我们希望： 1）整个军队离开维也纳并驻扎在俄罗斯和意大利边界; 2）5月15日所达成的所有条款依旧有效，在维也纳召开紧急制宪会议; 3）派代表团前往各省，向我们的兄弟宣布我们所做的一切。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着共同的君主制的利益; 4）废除修道院; 5）实施收入税和贫困税; 〔转三栏〕 〔第二版三栏〕 〔接二栏〕 6）军队宣誓遵守宪法； 7）各民族平等； 8）与德意志保持最密切的关系； 9）按照5月15日所达成的条款迎回皇帝； 10）那些谴责皇帝以虚假借口离开的人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 以人民的名义 的里雅斯特[71]，5月23日。晚六点。我们收到了撒丁岛海军上将抄写的副本，这是那不勒斯和威尼斯联合舰队的阿尔比尼[72]给英国“可怖”号[73]蒸汽护卫舰司令的信： 尊敬的先生！ 来自的里雅斯特，5月23日 我荣幸地在1848年5月23日收到您赞赏有加的来信，也荣幸地通知您，在我的指挥下，撒丁岛国王陛下的舰队已成为这一水域中唯一的舰队。由于奥地利军事力量对我国政府持敌对态度，我会尽我的职责确保我们的贸易不受奥地利军事力量的影响。 我很荣幸等等。 少将，舰队指挥官 阿尔比尼。 我们在这里补充一点，阿尔比尼仅在口头上承诺，没有进一步的迹象表明不采取针对奥地利的敌对措施。 晚7点。根据前一小时敌方海军上将的解释，上午的骚乱已经渐渐平静，特别行动已经停止，但要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避免措不及防。人们对军队和国民警卫队在莫洛修筑防御工事，占领通往港口的街道和广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些都是为了维持内部的和平与秩序，这种和平和秩序白天没有受到严重的干扰。中尉陆军元帅居莱[74]骑马穿城而过，市民护送并高呼万岁。 英国汽船“羚羊”号原定于昨天与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爵士[75]一起离开君士坦丁堡，现在仍然在我们的港口。（《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76]） 比利时 ×布鲁塞尔，5月30日。你是否还记得比利时以它的卓越，在普鲁士和俄罗斯被认为是雅各宾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能够像比利时宪法中的自由主义那样纯粹。甚至于连一个小房间也可以作为选举室！没有基于自然的法则，这适用于所有的事情——除了利奥波德国王[77]。这也是“历史学派”和《柏林政治周刊》[78]所恼怒的地方。但是这几周来他们明白了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普鲁士〕亲王[79]被派去研究比利时宪法，一夜之间，历史上的宪法变得受人尊敬，不仅仅是受到尊敬，她就像被虫蛀过一样，如同在约翰的自治区里并没有实行和当时英国贵族所协商的宪法章程那样。过去，人们翻看味吉尔[80]的诗歌是为了预言未来；如今人们翻看比利时宪法，那不是预测未来，这是非常多余的一种行为。比利时宪法反对革命，就像《政治周刊》所表述的那样：我们不期望反革命，我们所期望的与革命相反。有了这个座右铭，再加上当时或多或少不是很成熟的比利时宪法的翻译，人们现在已经能够明白莱格古士[81]的使命，虽然在这里三格和四格[82]被交换使用了。在比利时宪法中，这种神奇的治愈能力正在下降。再见比利时！巴黎二月革命的无情大浪将这块大石击碎。他们将法兰德斯之狮斯皮尔霍恩[83]先生投入监狱，将比利时共和党人扔在沙滩上，在那里他们绝望地死去。奇妙的比利时宪法！饥荒、斑疹、伤寒和弗拉芒贫困症都可以被容忍，但二月革命不能被容忍。斑疹、伤寒和贫困症只打败了悲惨的织工和农民。相比之下，二月革命却可能使梅罗德[84]这样的“堂吉诃德”、罗日耶[85]这样的部长、勒博[86]这样的教条主义者、韦尔哈根[87]这样的煽动者，甚至一个警察奥迪[88]这样的人碰撞在一起，总而言之：前共和党人，法伦斯泰尔[89]的赞美者，和利奥波德[90]的支持者。如果一个人能够要求更多的宪法，而不是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力：例如成为选民，代表，部长，警察长官就好了！同时，只是为了在可怕的法国病当中保护纯洁浓郁的比利时宪法，几个星期之内已经花费了7000万法郎。但是，对于一个拥有大约300万居民的大国家来说，7000万法郎意味着多少？这意味着一些伤寒，一些贫困化，甚至是更多的银行赤字。当时的服装大亨，现在的男爵以及陆军部长夏扎尔[91]的保险公司在比利时也被钳制。难道比利时没有足够的财富来保证它的荣誉吗？你可以从中发现，最终证明的是比利时的君主政体就是最好的共和体制，所有先前反对官方政党、贵族和自由派的人，像德·特[92]和罗日耶都联合在一起，为了保证宪法和彼此的健康。多么令人感动的景象！ 意大利 维罗纳，5月24日。昨夜在通向维琴察[93]的道路附近发生了激烈的连续炮击。从凌晨1点持续到7点。昨日据传闻透露，受奥地利军事力量的影响，行军被迫穿过博尔戈[94]（城郊）的圣卢西亚。多个火力点已被攻破。如此顽强的抵抗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与索查河军队的汇合部分完成。放弃这里的反击以增强对维琴察的攻击。（奥格斯堡《总汇报》）[95] 那不勒斯。为进一步确定国家议员代表大会的性质，众议院议员们于5月15日投票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规定国民警卫队必须接受该委员会的领导。出于诸如众议院成员尚未执行法律规定的誓约等原因，那不勒斯国王认为众议院本身不合乎法律要求，并（于17日）解散了众议院。被捕后被枪杀的公民人数为9人；据说，与报道不符的信息是，这些众议院代表们在皇家舰船中受到了管制。据说，那不勒斯众议院代表团已前往巴黎请求法兰西共和国的援助。 *波旁王朝[96]还没有走完它那光荣的生活道路。可是，最近它的白旗上却布满了污点，雕谢的百合花无精打采地垂下了脑袋。卡尔·路德维希·波旁[97]出卖了一个公国，并被迫可耻地从另一个公国逃跑；斐迪南·波旁[98]失去了西西里岛，而在那不勒斯，革命迫使他同意实行宪法。路易-菲力浦[99]虽然是个隐蔽的波旁，但是总算走过了法国波旁王朝所有后裔的传统道路，越过海峡到英国去了。而那不勒斯的波旁则为自己王朝的荣誉出色地报了仇。 〔转第三版〕 〔第三版一栏〕 〔接第二版三栏〕 议院在那不勒斯举行会议。有人想利用议院开幕那一天来进行坚决的反革命斗争。暗地里把臭名昭彰的德尔·卡烈托的警察局的一个警官康坡巴索[100]从马耳他岛召了来。于是，经过长期休息之后，无数武装巡警在他们旧上司的领导下又在托列多大街上耀武扬威；他们解除市民的武装，脱下他们的大礼服，强迫他们刮胡子。议院开幕的日子——5月14日快要到了。国王要求议院必须宣誓对他恩赐的宪法不作任何修改。议院拒绝了这个要求。国民自卫军声明它站在议员方面。双方进行谈判，国王让步，各部大臣辞职。议员要求国王下诏宣布他所做的让步。国王答应第二天公布这个诏书。但是当天夜里，所有驻在附近的军队都向那不勒斯开动。国民自卫军相信它被出卖了；它构筑起了街垒，由五六千人守卫着。但是和他们对抗的有两万名士兵（这些士兵一部分是那不勒斯人，一部分是瑞士人），并且还有18门大炮。介乎双方之间的是两万个那不勒斯流浪汉，他们暂时还没有加入斗争。 15日早晨，瑞士人还声明他们不反对人民。但是混在人群中的一个瑞士奸细在托勒多街上向士兵们射击；圣艾里莫要塞立即升起了红旗，这个信号发出后，士兵便猛烈攻击街垒。可怕的屠杀开始了；国民自卫军虽然遭到了士兵的大炮轰击，但仍然英勇自御，反击超过自己3倍的敌人。战斗从早晨10点钟延续到半夜；如果不是法国海军上将勃丹[101]的卑鄙行动使流浪汉转到保皇党方面去，虽然暴兵占有优势，人民还是会取得胜利的。 海军上将勃丹率领着相当强大的法国舰队守卫在那不勒斯。只要及时而简单地用炮轰威胁一下皇宫和要塞，就会迫使斐迪南让步。但是路易-菲力浦的老奴仆勃丹已经习惯于在ententecordiale〔亲切协商〕时期对法国舰队的容忍态度，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而驱使已经倾向于人民的流浪汉投到军队方面去了。 那不勒斯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这一步骤预决了革命的失败。瑞士的近卫军、那不勒斯的常备军和流浪汉合力向保卫街垒的战士冲去。被霰弹肃清了的托勒多大街上的宫殿被士兵的大炮弹摧毁了。狂暴的战胜者匪帮冲入住宅，杀戮男人，刺死儿童，强奸和杀害妇女，抢光所有的东西，然后把被抢劫一空的住宅付之一炬。流浪汉贪得无厌，瑞士人残酷无情。人数多出3倍、装备精良的波旁王朝的雇用兵以及素来以同情圣仰派[102]著称的流浪汉，在战胜了几乎被消灭的那不勒斯国民自卫军以后所干出的那种卑鄙野蛮的行为，简直是难以形容的。 最后，甚至海军上将勃丹也觉得这未免太过分了。难民在他的军舰上相继出现，他们叙述了城里发生的事情。他的水兵们的法国的血沸腾了。只是现在，当国王的胜利已预决了的时候，勃丹才想到实行炮击。流血渐渐停止了；大街上不再杀人了，只是还有抢劫和暴行发生；可是，不经过法庭审讯就把俘虏带到要塞去枪毙了。半夜以前一切都已结束，斐迪南的专制政权实际上恢复了，波旁王朝的荣誉受到了意大利鲜血的洗涤。 这就是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像往常一样，正是瑞士人用自己的武器解决了这场有利于波旁王朝而反对人民的斗争。在1792年8月10日，在1830年7月29日，在1820年那不勒斯的各次战斗[103]中，我们到处都看到特里和维凯里得[104]的子孙在扮演波旁王朝的雇佣兵和奴仆的角色，这个王朝的名字在整个欧洲早已成了君主制度的代名词。自然，这种情况现在很快就会结束。各个较先进的州经过长久的争论后做到了禁止签订军事条约[105]；自由老瑞士的健儿再也不能蹂躏那不勒斯的妇女了，再也不能在发生起义的城市中大肆抢劫了；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人们再也不会像对8月10日死亡的将士那样，用托尔瓦德森的狮子来使他们永垂不朽了。[106] 但是，波旁王朝暂时又可以轻松地叹一口气了。从2月24日[107]起抬头的反动势力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那不勒斯那样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今年的第一次革命[108]正好是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开始的。但是，专制制度的阴谋和国家政变是阻止不了猛烈冲击旧欧洲的革命怒潮的。斐迪南·波旁用5月15日的反革命政变为意大利共和国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卡拉布里亚[109]已被炮火所笼罩，巴勒摩[110]已成立了临时政府；阿布鲁佐[111]很快也会奋起，所有遭到经济破坏的省份的居民将进攻那不勒斯，并和这个城市的人民一起去向叛徒国王和他的残酷的雇佣兵报仇。而当斐迪南死的时候，起码有一点会使他心满意足，那就是他的生和死都像一个名符其实的波旁。 〔作者恩格斯，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21-24页《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注97涉及的人名译文有改动〕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5月29日。关于国家工场前主任埃米尔·托马斯突然失踪的谣言仍然在流传，他被政府逮捕并在警方陪同下被带到波尔多。 公共事务部部长特雷拉[112]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谈到了国家工场的“重组”。他解释说，许多拥有自己特长的人已经被召入国家工场;其他一些人也曾多次被录用并领到薪水，但是现在政府被迫改写名单，只接受真正无法谋生的工人。 另一方面，《总汇通报》[113]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它首先告诉我们，特雷拉的出现安抚了在蒙索公园工作的工人们。新任主任拉兰内[114]先生接着说：“政府对工人有最诚挚、最无可否认的同情心；他们自己也不能怀疑。当政府想到解散国家工场（不是重组）时，他们也明确地知道，应当慎重考虑这么多工人的苦难。这些工人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在国家工场中也不能获得足够的工资。一个由国民议会任命的特别委员会正在与行政委员会合作寻找新的资源。若工人不诚实勤奋的工作，政府就不会考虑采取任何措施来举办国家工场。但如果这种混乱的状态在增加，或者工人被抓住有犯罪行为甚至迷失了自己，这就是当局最迫切的职责，使用武力，并通过最有力的措施来确保规则的实施。” 你可以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从2月24日以来巴黎有多少变化。这篇政府文章的风格再 〔转二栏〕 〔第三版二栏〕 〔接一栏〕 次提醒我们想到“国王的政府”。工人们肯定不会被当作部长来对待，而是会被当作乞丐来对待。国家工场不是通过必要的条件使工人变成资本家，这些国家工场是纯粹的慈善机构，因此当然可以不存在。通过这些情况的改变，以及部长特雷尔尝试要求托马斯成立资产阶级监督委员会，托马斯先生根据不同的情况让他辞职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因此，没有必要假设托马斯先生有很大的自卑感。德国报纸通讯员在巴黎，只是非常表面的了解这些行为和人，自从大革命后巴黎就非常混乱。但是这些人还是非常习惯于这种腐败的政权。他们在每次冲突后都试图贪污侵吞。二月的战败者，即大巴黎交易所的豺狼，也尽自己所能，通过栽赃贪污、敲诈等罪名，把罪责归咎于古老的共和党人，以及所谓激进分子。人们在巴黎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但却没有人会在乎这一点。 此外，从托马斯写给他的母亲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托马斯先生于26日晚被委任到特雷拉特，他解释道，他必须辞职离开巴约讷[115]到波尔多执行任务。部长并没有对此给出进一步的解释;托马斯必须留在酒店里，禁止与他的母亲见面，并在两名警察的陪同下于十点半离开，这两名警察应该向政府证明托马斯真的抵达了波尔多。此外他被礼貌地对待。之所以能够受到这种礼貌的待遇，托马斯给出了这样的说法：“我已经说过，一旦采取了我认为在公共安宁方面不明智的措施，我将会辞职，以免对此负责;但至少我会呼吁召开国民议会。” 政府不得不提供有关此事的更多信息。除了可能发生的个人冲突，托马斯的撤职是政府多数人采取的非常一致的举措。在路易·勃朗[116]被赶出卢森堡后，只有托马斯带领着大量工人，还处于官方领导地位。他属于左派的工作组织者，因此他必须被罢免。这样一来在工人们看来，工人们二月征战的胜利果实便到了其他人手里。 当然，国家工场的工作人员仍对政府的这一举措感到非常兴奋。国家工场的负责人宣称他们不对任何事情承担责任。工人们自己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并向执行委员会提交，他们想知道对托马斯提起诉讼的理由，以表明人民对托马斯追随的决心并要求恢复他的职位，以防他猝不及防的离世，即：“我们在2月份通过设置路障所获得权利是神圣的，我们希望你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尊重这一权利。” 顺便一提，巴黎在28日处于完全平静的状态，事实证明当局采取的所有预防措施完全是多余的。 ——国家工场的领导表示，根据公共事务管理委员会部长的命令，所有人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给国家造成负担，但不得违反保障劳动的神圣原则！我们不能断言，特雷拉特先生是否真的相信这是可能的，还是他只是向工人说了一句保障劳动的空话。该委员会纯粹由专家组成，并由公共事务部秘书长布朗格〔Boulage〕先生担任主席，被罢免的托马斯的接替者拉兰内先生任秘书一职。 ——由巴尔贝斯[117]主持的革命俱乐部，自15日起没有举行任何会议，前天起重新开放。在欢呼声中，囚犯巴尔贝斯和雷赞〔Raizan〕再次被任命为主席和副主席。在此期间有三百到四百名成员在场。 ——科西迪耶尔[118]再次成为巴黎国民议会的候选人。他承诺民众会出版一份关于他的政府的回忆录。 巴黎，5月28日。据共和报杂志报道，卡拉布里亚人已经到那不勒斯，驻军击败了人民，并且由于新一轮血腥的冲突，国王的宫殿被占领了。斐迪南终于被人民枪毙。但这则消息仍然不是十分可靠。 **巴黎，5月29日。国民议会今天在20000铳枪的保护下举行会议，听取法卢[119]先生关于国家工场的报告。对解雇埃米尔·托马斯先生，特雷拉先生给出的解释非常不充分。——关于行政权力的讨论在真正的风暴中结束。巴黎现在处于十分紧张的气氛，以至于随时都可能爆发冲突。 大不列颠 ×伦敦，5月29日。在选举新的法国领导权力之前，赖德律·洛兰[120]和他的整个政党在德国期刊上完全失败，并且正式退出了公共视野。拉马丁[121]马上宣布，如果没有赖德律·洛兰，他一定拒绝参加政府。如果没有赖德律·洛兰，那些一直支持现状的德国期刊就不能再运行了。这个冒昧荒谬的独裁者，前一天还在散播当下热门的观点，仅仅是梦想的力量，突然变成了必要的人。当赖德律·洛兰不可或缺的时候，德国的编辑们威胁要罢工。 但德国期刊知道要复仇。如果情况迫使他们重新虐待法国民主人士，那么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减少相形见绌的英国民主人士，他今天仍然得到了荣耀，因为他被英国民主人士的形象蒙住了。因此，宪章派[122]的负责人奥康瑙尔以及整个宪章派的人都不得不为这样一个事实付出代价：在德国，编辑想要表现出自由主义，在法国，社会似乎是自由的。 在这种无关紧要的混乱中，在对民主派及其代表的承认和误解的起伏中，在这种不断贬低当下的纷争和暴力的过程中，德国新闻界始终忠于其懦弱的忠诚，忠实于顽固地摇摆不定，忠实于无法动摇的本能，他知道如何在适当的时候鞭打并获得他们想要的反应和支持。 让我们回到奥康瑙尔。科布顿是英格兰工业资产阶级名义上的代表——仅是名义上的，因为科布顿实际上是广告人约翰·布莱特[123]的广为人知的替代名——这次会议上，科布顿发泄英国资产阶级对工人党的愤怒和不满。同时装腔作势地不断反对奥康瑙尔;愚蠢的装腔作势，他不得不在同一次会议上又再次放弃， 〔转三栏〕 〔第三版三栏〕 〔接二栏〕 理查德·科布顿的这个惨淡时刻正是德国新闻业的强大时刻。不久前，克里普斯[124]先生还在公开的场合中向极具竞技性的凯尔特人道歉乞求原谅。而如今凯尔特人就像兰开夏郡的印花布，干燥，单薄却有棱角，就像从压制的棉纱束中拉出的一缕棉纱，软绵绵地匍匐在肯特郡农民之子的脚下。 简而言之，我将向你描述科布顿和奥康瑙尔之间的对决，这是英国农民的儿子、资产阶级的代表和代表无产阶级的爱尔兰王子之间的对决——在英格兰，每时每刻，战斗无处不在，并不总是在两个这样的典型人物之间发生。 它所需要的只是提醒人们，在4月10日宪章派示威失败之后，出乎意料，英格兰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产生了不断蔓延的同情。反谷物法同盟[125]开始做出政治决断，休谟先生起草了一份人民宪章，该宪章将宪章派的主张公开化，并暂时使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合作成为可能。奥康瑙尔善意地建议宪章派将他们的运动与民主下放的联盟的运动联合起来。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总是与工人党缔结虚伪的和平条约，以便坚持自己对贵族统治的要求，以及随后能够以其双重权力侵入盟友当中，这一次也是如此。 休谟先生！首先，让我们首先说两个关于休谟先生的故事。休谟先生是1833-1841年为腐败势力服务的七个拐杖之一。他和其他6人通过要求扩大民众权利，来寻求势力的扩张。但在危险时刻，许多自由派坚持打击他的对手，从七个激进的拐杖下跳脱出来。休谟先生也有客观的，与政府财政支出相关的问题，并确保英国资产阶级与他们具有共同事务的行政委员会，这没有花费太多。这个拳头恰如其分地称为“收入减少的人”。最后，休谟先生是下议院的狂欢者，他知道不可分割的英国议会所允许的无数诡计和哨声。他像对待律师一样反对他的对手，他的主要武器是程序上的繁琐，无效的问题，完全的骚扰！ 休谟先生暂时阻止了宪章运动，他在5月22日的下议院会议上承诺，要求将工人和自由贸易人员联合起来。下议院里的一切都很好奇这个做法。爱尔兰自由派成员决定，与奥康瑙尔和自由贸易者联合起来支持议案。与此同时，休谟先生与皮尔特人和部长们聊天。米尔纳·基卜生[126]先生，曼彻斯特副主席和主要的自由派，与休谟达成公开协议，引发了与本因克勋爵[127]的辩论，该辩论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一刻。根据政府惯例，要采用休谟提出的议案，现在为时已晚。休谟先生说，现在，根据议程项目的数量，他不能在6月20日之前提出议案。 因此，聪明的他在整整一个月内解决了选举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放弃了议案。 改革的问题是针对自由贸易者，廉价劳动力。通过谷物法[128]，工人们不合理的雇佣劳动法案得到了废除，实现了高工资。因为奥康瑙尔和他的同事在爱尔兰使用的废除提案是一个吓唬政府的幽灵。自由贸易者打算进行选举改革，迫使资本家降低税收。科布顿、休谟和他的朋友们在议会改革的要求增加了“廉价减税”。科布顿和公司非常清楚，根据下议院人民宪章的原则，一个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本身必须下调税务。议会的激进改革是重新审视税收立法的最短途径。但它绝不是一种“廉价”的税收。据此，它敦促这些爱国者。他们目前正在施加压力，他们希望转移到其他的力量，基层和养老金领取者，或者人民的肩上。当然，这种负担的下降对他们来说同样公平。选举改革只是政府和议会追逐税收变化的鞭子。一旦完成了税务审计，他们的改革呼声就会立即停止。现在，作为贵族，资产阶级任何让步都是承认人权的表现。因此，如果工人阶级遵循自由贸易，在特定条件下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推断出，他们将像以前一样被镇压。他们“可敬”的朋友想要利用他然后践踏他。休谟先生在5月22日的会议中看到了奥康瑙尔，他透露了整个竞选计划。德国期刊描述了科布顿先生对他的谴责，他们感受到奥康瑙尔的死亡打击。 现在告诉您，伟大的科布顿如何杀死奥康瑙尔。 首先，科布顿先生说，他没有理由对奥康瑙尔感到不满，因为没有人恭维他。议会本身对这种无耻感到惊讶。奥康瑙尔在反对法案法律和科布顿的情况下，不懈地奋斗了十五年，他们在与北安普顿的科布顿，相关的宪章派，《北极星报》[129]的通信中宣称，科布顿先生是温和的慈善人。他将来会更温柔地对待他。 而且，科布顿先生继续告诉英格兰的每一个城市，我如何在奥康瑙尔的人民大会上取得的胜利。 奥康瑙尔回答说，他曾两次见过科布顿，一次是在马尔他，一次是在北安普顿，在那里，科布顿是出了名的下等人。 慈善家科布顿陷入一种明显的谎言骗局中，他试图通过新的谎言来解脱自己，他并不是指奥康瑙尔本人，而是他的同僚，即一般的宪章派。事实上，法律议员敢于在过去的两到三年里只举行票务会议，因为他们在所有公开会议上经常被宪章派打败。 最后，科布顿先生宣布宪章派成为一个小型的、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的政党，以最小的范围组织起来。奥康瑙尔的回应是，在伦敦各地张贴布告，要求理查德·科布顿周日在韦克菲尔德与他会面，以进行公开辩论。然后，在众人面前，表明“尽可能小的派系”是站在哪边的。科布顿先生明智地接受了邀请。 我已经告诉了你很多关于这件事的情况，首先要说明，庄严而尽责的德国报刊把伟大 〔转四版〕 〔第四版一栏〕 〔接三版三栏〕 的历史人物和运动拉到肮脏的想法中，这是十分无耻的。然而5月22日，下议院的会议反映了激进和慈善的英国资产阶级与英国工人阶级的关系。最后，本次会议已经引发了很多反应，也就是宪章派，英国人，再次坚决放弃与激进资产阶级的任何合作。 “一周前”，宪章派在伦敦宣称，“我们进行新的鼓动，但上周二的场景必须启发民众，防止对资产阶级计划的上当受骗。在真正的中产阶级领导人表现出愤怒的仇恨之后，任何比较都是不可能的，除非中产阶级否认科布顿并无条件地接受宪章的原则，以证明他们的能力。我们不会阻止各党派支持者保留会议。但如果他们推动法令实施并要求我们的支持，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只能在一个条件下获得：人民宪章，整个人民宪章，除了人民宪章并无其他。 都柏林，5月27日。米契尔刚被判处14年流放，这一结果在爱尔兰也被大众所赞同。 （来自下莱茵河畔） 所有国家公职人员都会感受到沉重的官僚压力，而求助于新闻自由。这是多年来不公平处理问题的结果，诉诸新闻自由，也侧面反映出对行政当局公正性不信任。几乎所有公共机构都对最高报刊管理机构提出严厉控诉。同时，在4月12日《科隆日报》[130]第103期中表明：冯·纳格勒〔v.Nagler〕先生死后，一个党派通过收买官员，拉拢唯命是从的供应商丈夫，利用亲戚关系打压正直的官员，给自己打下良好的基础，之后做到一 〔转二栏〕 〔第四版第二栏〕 〔接一栏〕 党独大。此后不久我们宣读了来自君主制的所有省份数百名官员要求从康普豪森大臣免除主管施穆克特[131]的职务，表现出对这位有影响力的官员各方面最大的不信任。最近在拥有广泛读者的《福斯报》[132]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人们如何变成报刊的检察官”，所揭露的最高报刊管理机构中的腐败，令人咂舌。——对于这些严重的多重指控，报刊管理的高层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公开的解释，仅在官方渠道发布一个不痛不痒的关于沙培尔[133]的呼吁：希望人们信任他，不要理睬报刊的控告。在其他的法治国家，均有专门的部门来处理类似的检举，而不是通过报刊渠道或者民意调查来解决事情。民众对报刊管理机构的不信任日益加强。如果相关部门对这些公开而沉重的指控没有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那么人民代表就应该全力以赴地负责这件事，这样政府才能再次赢得人民的信任。 粮油交易 科隆1848年5月31日 自今年春天政治动荡以来，近来我们城市原本兴荣的贸易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过去五月的圆满结束和最近的收成将在不久的将来消除所有人的忧虑。在下文中，我们简要概述目前的情况。 我们的小麦储量相对较大；相当多的是因为这篇文章没有任何有利可图的出路，而且除了附近生产者土壤上的数量之外，大约10,000马尔脱的限制在国内需求上留下了 〔转三栏〕 〔第四版三栏〕 〔接二栏〕 相当大的盈余。目前5⅔塔勒的价格是我们多年以来的最低值，但据现在这种情况推测，价格可能进一步降低。 黑麦相对较少，但预计在收割结束时，会有足够的黑麦，因为至此风调雨顺利于黑麦生长的天气已持续六周。黑麦是一种廉价的谷物（每马尔脱4塔勒），但是可能会由于今年谷物质量的下降而导致价格进一步降低，其中黑麦本不是一个主要的口粮，也可能会被用来当作主食。特别是高地地区，最近对于大麦每马尔脱3½塔勒的价格出现了一些问题。大麦的贸易与每马尔脱2½塔勒的燕麦一样，供应商打算屯粮直到下次收割季节。我们预计大麦和燕麦受到的影响最小，因为两种作物的收成预计会很好。 菜籽油。尽管油菜田在今年冬天经历了严寒和冰雪覆盖，收成会受到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还会有一个中等的收成。然而今年早春出现干燥炎热天气，随之出现非常严重的虫灾，预计在我们地区会减少较以往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产量。由此有一些早期占有一定菜籽油的商家，选择了恼人的商业投机，将菜籽油囤货不售出，但是在这个月也会按时交货的。由于不断的投机买卖加上谷物收成不乐观，价格由五月每马尔脱28¼塔勒将涨到十月份每马尔脱29¾塔勒。与此同时，在无动乱的时候，价格仍然会高得多，而且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推测这种高价的情况会持续很久。 上市后。收盘行情每马尔脱在27¾-27⅝塔勒之间徘徊，十月份每马尔脱将在29½-29⅜塔勒之间。 〔第四版下部一栏〕 科隆城市居民情况1848年5月27日 出生。海恩里希·约翰·约瑟夫，海恩里希·阿道夫·克勒尔霍芬的儿子，未称重,约翰大街。——格特鲁德，泥瓦工约翰·皮利希的女儿，凯瑟琳墓地一带。——玛丽亚·索菲娅·安东尼娅，律师西奥多·赫尔曼·瓦格德斯的女儿,布劳巴赫。——海恩里希，园丁安德烈亚斯·比尔施泰因的儿子,埃塔夫。——卡塔琳娜，木工雅各布·科赫的女儿,埃塔夫。——卡尔·维克托，工商联合会官员奥古斯特·里泽的儿子,下戈伊赤兰姆。——海伦娜·威廉明妮，商人萨穆埃尔·沃尔夫的女儿,弟兄大街。 死亡。戈特弗里德·舒特，1岁三周,下卡伦豪森。——弗兰茨·蒂策，木工，27岁，已婚，凯瑟琳墓地。——安东·胡贝特·尚茨，2岁6个月，李斯基尔辛。——奥迪莉娅·弗罗伊茨海姆，1岁4个月，斯培泽大街。——安娜·克莱纳格尔，4个月，下克劳巴。——伊莎贝尔·朔恩，18天，新生儿墓地。 结婚。（26日）商人Fr.威廉·贝恩多夫和玛丽亚·胡贝塔·巴尔巴拉·弗兰克·鲍姆，双方都是本地人。 （27日）来自菲尔特的鞋匠塞巴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韦斯特霍尔茨和来自吕滕的索菲娅·弗兰克·特姆。——本地木工彼得·威廉·科普斯和来自黑默斯盖斯的安娜·伊丽莎白·辛齐格。——本地短工约瑟夫·德夫勒和来自弗雷兴的安娜·玛丽亚·诺依曼。 邮轮科隆1848年5月31日 负责人：杰克船长，去往胡尔奥特区到伊姆雷区；杜克弗雷，去往杜塞尔多夫到米尔海姆（鲁尔区）;克海木尔和韦伯尔，去往安德纳赫和新维德；韦德奈尔，去往科波伦茨（摩尔河）和萨尔；拜耳，去往摩泽尔河，特利尔和萨尔；莱恩韦德，去往致宾根；赫斯曼，去往美因茨；舒尔茨，去往下美因茨；穆勒，去往美茵河中上游；慕斯女士，去往海尔布隆；胡博，去往坎城和斯图加特；布什翰摩尔，去往沃尔姆斯和曼海姆。 此外：辛根朵克船长，前往鹿特丹，科隆10号。 此外：科夫船长，前往阿姆斯特丹，科隆2号。 水位科隆，5月31日莱茵高地7英尺2英寸。 艺术展览会 G.统格，科隆保罗岗 票价2½银格罗申 月参观票价7½银格罗申，季参观票价15银格罗申，半年参观票价1塔勒。 收集了数百幅新旧时代的画作。包括范奥克、帕拉梅德斯、卡拉奇、迪德里奇、克拉纳赫、弗兰克、小布罗奇、詹森、维安登堡、特梅尔、兰格、豪斯、威廉、瓦尔特斯、塔文拉特、狄慈尔、凡艾克、洛茨、特尼尔斯、舒尔特和一些其他业余艺术家的作品均会轮流展出。 各种艺术收藏品也可以在此展出，展出是免费的，只有展出品作为商品出售时，才收取适当的佣金。本次展览吸引数千国内外访客，因此物美价廉的物品预计会有很好的销路。 展览中有一些具有艺术价值的新画作，由于一些原因低价出售。 参观者还可以观赏到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铜板雕刻画。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2日周五早晨十点，科隆老市场拍卖各种保存完好的家具：一个桌子，一张沙发，椅子，一个镜子，一个烤箱，一个货架，一个柜台，一个烧火炉子等等，公开竞价最高者，现金结账。 法警哈佩尔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2日周五中午12点，科隆新市场旧证券交易所前拍卖各种家具，包括桌子，椅子，梳妆台，烤箱，铜版画，橱柜，1个钻头，1个烘干滚筒，1个商店货架，1个沙发，厨房用具，刷子等等，公开竞价最高者，现金结账。 法警哈佩尔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2日周五中午12点，科隆新市场旧证券交易所前拍卖一些家具用品，如：1桌，椅子，1个烤箱，1个抽屉柜，床架，1个衣柜等，公开竞价最高者得标。 法警哈佩尔 〔第四版下部二栏〕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3日周六上午12半，在使徒大街广场拍卖两个桃花心木外壳的钢琴，公开竞价最高者，现金结账。 法警哈佩尔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5日周一上午11点，在科隆老市场拍卖各种家具，例如：一个桌子，一个沙发，椅子，一个镜子等等。出价最高者可凭借下属签字现金结账。 法警海依 纳税情况 关于瓦尔德布勒尔地区 难道施坦尼格尔在瓦尔德布勒尔就是一个特例吗？他截取纳税人已上交的几笔税款的流水清单，为每张税务账单索要另一页账单递送费4-5分尼。 这笔私人邮资的利润每年250-300塔勒，装进了施坦尼格尔先生的私人腰包，而非给税务局增加利润。对此税务员必须公开地进行正式全面的审查。如此大的一笔数目，一定是从穷人身上搜刮来，填满这些违法乱纪的收税人的腰包。早在很多年前，索诺尔县长严令禁止税务员乔斯顿进行这种收费，这一规则也在那个时候不再生效。所以此举一定是违法的。相信善举政府一定会为登克林根纳税区的穷人们做事。让这些人民的害虫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交出私吞的钱。 多数纳税人 与煤气相关的问题 已经向市议会委员会申请，在当地的煤气照明部门获得更便宜天然气价格，例如煤气表的分段租金。 在1840年以来我们生活的压力下。我们期望这种合理的要求最终将被采纳;特别期望煤气表租金将大幅下降，煤气价格不会高于市政当局的价格。 科隆1848年5月31日 —————————————————————————————————————— 质问！ 地区长官和民事指挥官的职位是否相似，以至于同一个人可以周旋有关各方的利益，兼任这两个职位？！ 卡尔·恩格斯。 —————————————————————————————————————— J.J.布尔巴赫, 比利时国王和普鲁士亲王弗雷德里克的达盖尔银版摄像师：更好的保真度，肖像照片惟妙惟肖. 工作室位于科隆提桶巷9号和11号〔原文法文〕 J.J.布尔巴赫, 比利时国王和普鲁士亲王弗雷德里克的达盖尔银版摄像师：更好的保真度，肖像照片惟妙惟肖. 工作室位于科隆提桶巷9号和11号 出租一个宽敞的隔为2室的房间，有漂亮的地板及储藏室，并配一间封闭的地下室（不连通）。电报大街6号 〔第四版下部第三-四通栏〕 民主社会. 会议 6月1日晚上8点，星期四，在萨勒斯通威尔克谢尔德铭牌巷49号。讨论普鲁士宪法草案。 成员可以在晚上6点到8点之间在女士沙龙处领取门票，新成员也可以在这里登记。 读报社 布瓦西埃兄弟 有关读报社简介可以在我们这里免费领取 1848年6月科隆 ☞新的重大发明！！ 现在已经不需要在石头上打磨的精细切割工具了 查尔斯·科尼尔普鲁士专利金属打磨设备 刀片边缘完美切割，仅上下几次就让胡须消失不见。甚至是十分难以打磨的剃头刀和削羽毛笔刀，以及布料剪裁工、鞣革工人、书本装订工所需的精细切割刀。此外，没有石头的帮助也可以有最高的锐度和细度。一口价每件1塔勒。 德累斯顿1848年5月31日 查尔斯，打磨设备的发明者， 独此一家真正的金属打磨设备总仓库在萨克斯，圣阿加莎街角谢尔德胡同29号。 与此同时，推荐各种各样的雨伞和遮阳伞、手帕-男士领结、项链、披肩、旅行包和其他物品，都是最便宜的。 英国金属和钢材质笔尖 前所未有过的低价优惠 共有144个，每个7½银格罗申。 通信专用笔尖、加大型笔尖，普遍型笔尖的价格，每个分别为7.5、10、15银格罗申；附带所有种类的笔架。 〔第四版右下角第三栏〕 今天星期四6月1日下午3点 当之无愧的演奏 8号骑兵乐团 位于市政园附近 科隆大棚剧场. 从当季的各种美食和饮料可以看出，我很看重（客人的）信任，这份信任在很高程度上是我经营“德国咖啡馆”过程中收获的一部分。我有信心，这个大棚剧场所在的绝佳位置，会有很多科隆人来光顾。 每日供应新鲜的五月酒[134]。 弗兰茨·斯通威尔克 如此受欢迎 樱桃蛋糕 每日新鲜出炉，整个蛋糕10银格罗申，每块1银格罗申。铭牌巷49号以及分店布林德胡同卡腾堡12号。 弗兰茨·斯通威尔克宫廷承办商 冰淇淋 室内外每日均有销售，每份4银格罗申。 弗兰茨·斯通威尔克宫廷承办商 圣马里恩教堂落成纪念日 今晚庆祝仪式地点在 哈林交易所 〔第四版右下角第四栏〕 鼓， 小号、横笛等民兵乐队所用的乐器，均有现货销售，并承诺保修。 铁匠瓦尔特·布莱瑟姆宽街100号 酒庄全新开业，为您推荐我们的白兰地，白酒和红酒 科隆 鲁文瓦尔特兄弟 蓝湾街26号 约翰·海宁格尔之子 特兰克胡同拐角27号 极力推荐 大型家具镜子店 由美因茨约翰·海明格尔工厂生产 提供最新和最现代品味的家具，样式繁多，种类齐全。接受整套房屋装修，保证价格低廉，服务真诚。所有订单卖家承诺保修。 招聘多名熟练排字工人，有意者请直接咨询 威·克劳特先生 负责担保人科尔夫 威·克劳特承印圣阿加塔街12号 翻译：刘然 审读：陈力丹、杜渐 编辑：陈力丹、夏琪 [1]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第1部分第7卷，此篇广告作者为马克思。该广告在1-15号报纸置于通栏头版头条（9-15号不再分段）。 [2]塔勒（Thlr.）、银格罗申（Sgr.）、分尼（Pf.）为19世纪普鲁士王国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 [3]克劳特，威廉(Clouth，Wilhelm)——科隆一家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该厂印刷。 [4]磅是印刷行业专有名词，8磅=⅑英寸，大小约等于我国6号字体。 [5]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第1部分第7卷，此篇声明作者为马克思。 [6]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1835年9月颁布的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该法令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现金锐，禁止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对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实行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这里是指德国很快就要颁布类似的法令。 [7]毕尔格尔斯，亨利希（Bürgers，Heinrich1820-1878）——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后为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被判刑6年。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 [8]德朗克，恩斯特（Dronke，Ernst1822-1891）——德国记者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 [9]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Georg1822-1856）——德国诗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 [10]沃尔夫，斐迪南（Wolff，Ferdinand1812-1895）——德国记者和政论家，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绰号：红色沃尔夫。 [11]沃尔夫，威廉（Wolff，Wilhelm1809-1864）——德国记者和政论家、教师，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新莱茵报》编辑。绰号：鲁普斯（Lupus）。 [12]法兰克福国民议会（FrankfurterNationalversammlung），1848年5月18日在德国民主革命背景下形成的德意志联邦国民议会，计划以民主的方式统一德国。因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故名，有议员831名。1849年4月，议会通过德意志人民权利宣言和圣保罗教堂宪法（因通过地点故名），并请普鲁士国王接受皇帝称号、奥地利大公摄政。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都不予承认，这两个主要邦国议员被召回，议会瓦解。残缺议会迁到斯图加特，1849年7月被符腾堡王国军警驱散。该议会无实权无军队，但会场悬挂的国旗，为今德国之国旗。 [13]勃鲁姆，罗伯特（Blum，Robert1807-1848）——德国记者，民主主义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内的左派。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被俘后于11月被反革命占领军杀害。 [14]许泽尔，约翰·汉斯·古斯达夫·亨利希（Hüser,JohannHansGustavHeinrich1782-1857）——普鲁士将军。1844-1849年为美因茨的卫戍司令。 [15]托马斯，比埃尔-艾米尔（Thomas，Pierre-Émile1822-1880）——法国土木工程师和化学家。法国国家工场首任主任（1848年3月6日-5月26日）。 [16]国家工场（Nationalwerkstätten），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由临时政府在巴黎、里昂、鲁昂等地开办的劳动工场，接纳失业工人12万人次，具体领导者先后为托马斯、拉兰内。6月21日，代替临时政府行使行政权的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国家工场，从而导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 [17]奥康瑙尔，菲格斯（O’Connor，Feargus1794-1855）——英国工人宪章派前期主要领导人，《北极星报》创办人和主编。 [18]科布顿，理查德（Cobden，Richard1804-1865）——英国国会议员、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 [19]休谟，约瑟夫（Hume，Joseph1777-1855），英国政治家，国会议员，激进派领袖之一。 [20]米契尔，约翰（Mitchell，John1815-1875）——“青年爱尔兰”团体的领导人，1848年由于参加爱尔兰起义而被流放到移民区。1853年逃跑并流亡美国。 [21]拉沃，弗兰茨（Raveaux,Franz1810-1851）——法兰克福议会里代表科隆市的议员，属于中左派。1849年6月6日被残缺的法兰克福议会任命为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巴登起义中临时政府委员。 [22]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5月19日会议上，拉沃建议同时被选入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的普鲁士议员有权享受双重资格。 [23]小市民代表们（Pfahlbüerger），这个德文名词原意指欧洲中世纪居住在城堡界桩外的市民，为了提升城防能力，也给予他们市民权。19世纪时，转义指小市民、市侩、心胸狭窄的人。这里具体指来自城市边缘地带尚没有达到市民思想代表水准的人。 [24]Dutzend，英语dozen的音译，一打指12个，一种十二进制的计量标准，来源于英制单位。 [25]齐茨，弗兰茨·亨利希（Zitz，FranzHeinrich1803-1877）——德国律师，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美因茨市民自卫军领导人。1849年巴登-普尔法茨起义失败后移居美国。1863年回国，逝世于慕尼黑。 [26]指许泽尔，见本号注14。1848年春，在美因茨发生几起市民自卫团和普鲁士士兵之间的流血冲突，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法兰克福议会讨论的话题。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而委员会只是在美因茨市民自卫团已被普鲁士士兵缴械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报告。参见本期《许泽尔》一文。 [27]巴登（Baden），指历史上的巴登大公国，位于德国西南部，面积1.5万平方公里，首都卡尔斯鲁厄。1803年为巴登选侯国，1806年为大公国，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现在其领地属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 [28]巴塞尔曼，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FriedrichDaniel1811-1855）——巴登王国议员，法兰克福议会里代表巴登的议员，属于中右派。这里将他的姓Bassermann写为Wassermann，意为“空谈家”。 [29]“顺民的驯服”是普鲁士内政大臣冯·罗霍夫说的一句话，在德国家喻户晓。 [30]施略费尔，弗里德里希·威廉（Schloffel，FriedrichWilhelm1800-1871）——法兰克福议会里代表西里西亚的议员，属于左派。工厂主，民主主义者。 [31]埃塞伦，克里斯蒂安（Essellen，Christian1823-1859）——德国政论家，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工人总汇报》编辑。 [32]佩尔茨，爱德华（Pelz，Eduard）——德国记者和政论家，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德意志人民报》和《工人总汇报》编辑。 [33]勒文施坦（Löwenstein）——德国东方学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主席。 [34]预备国会，指1848年3月31日-4月4日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德国各邦社会人士会议。 [35]沙罐，一种盛细沙的罐子，当时人们用细沙来吸干纸上的墨水，后来被吸墨纸替代。 [36]这里指一种带有透明水印字“Propatria”的书写纸，“Propatria”是拉丁文，意思是为祖国（FürdasVaterland）。 [37]指1848年2月24日法国巴黎爆发的革命，推翻了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38]这里是夸张的比喻，意思是瘦了很多。 [39]三明治岛（SandwichInsel），是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于1778年给现在的夏威夷群岛起的名称，到19世纪末，这个名称不再被广泛使用。 [40]斩首机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 [41]马凯勒，罗贝尔（Macaire,Robert），一个虚构的骗子，出现在许多法国戏剧，电影和其他艺术作品中。 [42]公元前597年及588年，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二世攻破耶路撒冷，把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captivity），五十年不准他们回家乡。 [43]德意志联邦议会召集的“议会受托人”（代表各邦政府）会议，于1848年3月3日-5月8日举行会议，按照君主立宪精神制定德意志帝国宪法草案。 [44]奥尔斯瓦特，鲁道夫（Auerswald，Rudolf1795-1866）——普鲁士首相和外交大臣（1848年6-9月），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贵族。 [45]海尔根汗，奥古斯特（Hergenhahn，August1804-1874）——拿骚公国议会议员，法兰克福议会里代表拿骚的议员，属于中右派。 [46]威纳尔，约翰·彼得（Werner，JohannPeter）——德国律师，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属于中左派。 [47]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召开普鲁士国民议会，议会的任务是“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德意志联邦议会是1815年由各邦国代表组成的德意志联邦中央机构，无实际权力。 [48]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ph1803-1890）——德国银行家，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 [49]根据MEGA2第1部分第7卷，此篇消息作者为恩格斯。 [50]1815年5月22日普鲁士国王颁布诏书，答应成立“人民代议机关”，成立全普鲁士的代议机构和实施宪法。但结果只是根据1823年6月5日的法律，成立了具有有限谘议职能的省等级会议。 [51]施雷肯施坦，罗特·冯（Schreckenstein，Rothvon1789-1858）——男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6-9月为陆军大臣。 [52]亚琛（Aachen），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南部，处于德国、荷兰、比利时三国交界处，为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查理大帝在这里建都，也葬于该地。1988年在亚琛大教堂发现的千年遗骨，确认是查理大帝。 [53]布勒斯劳（Breslau），波兰语Wrocław（弗罗茨瓦夫）。二战以前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与文化名城之一。二战后属于波兰，原德国居民几乎全部西迁，但保留下战后重建的大量普鲁士、奥地利乃至波希米亚风格的建筑。 [54]沃尔德布鲁尔（Waldbroel），又写作“Waldbröl”，在德国中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南部的小城。 [55]西格（Sieg），又称Hennef（亨内夫），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个小城，西格河穿城而过。 [56]米尔海姆（Mühlheim），德国黑森州美因河畔的一座小城，在美因河左岸。 [57]瓦德涅尔，维克多·尼古劳斯（Valdenaire，VictorNikolaus1812-1881）——德国特利尔的制造商，马克思的老乡。1848年3月参与领导特利尔起义，随后当选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5月10日，他以暗杀罪被逮捕，随后改为叛乱罪。国民议会5月22日讨论了他作为合法选举的议员的豁免问题。7月18日，议会经过热烈辩论，决定在议会期间解除对他的调查和监禁，立即召他到柏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签署了关于议员豁免权的法律。此案开了议员豁免权的先例。1856年12月2日，他到伦敦拜访过马克思。1862-1881年他在特利经营一家工厂。 [58]佩尔茨，阿尔诺德·埃德蒙（Pelzer，ArnoldEdmund1801-1874）——1848-1849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1848年-1849年任亚琛市市长时，镇压驻扎在当地的预备役第34步兵团起义、拒绝法兰克福议会到该市做广告，受到普鲁士王储的赞扬。后为德国进步党人。 [59]茨魏费尔（Zweiffel）——科隆检察长，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60]汉泽曼，戴维（Hansemann，David1790-1864）——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内阁财政大臣。 [61]参见上面“瓦德涅尔”注释，“入职”指瓦德涅尔担任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62]格林，雅科布（Grimm，Jacob1785-1863）——德国语言文学家，柏林大学教授。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属于中派。1852年与弟弟威廉·格林（Grimm，Wilhelm1786-1859）出版《德语辞典》。他们还是德国民间故事的编著者。 [63]北德联邦（Lippe-Detmold）是在德语区西北部（包括普鲁士西部）形成一个统一德国的设想。1867年普奥战争普鲁士胜利后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联邦，实现了这个设想。 [64]弗罗林（Florin，缩写为Fl.），荷兰等地旧时货币单位，13世纪起开始流通。 [65]乌尔姆（Ulm），现在德国西南部城市，属巴登-符滕堡州，位于多瑙河上游，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明斯特教堂。 [66]拉施塔特（Rastatt），现在德国西南部小城，属巴登-符腾堡州，位于德法边境的穆尔河畔。 [67]霍约斯，约翰·恩斯特（Hoyos，JohannErnst1778-1849）——奥地利贵族。维也纳三月革命后，于1848年3月14日被任命为维也纳国民警卫队总司令，由于他的温和政策与激进势力发生冲突而辞职，但在他的追随者大规模请愿后恢复了职务。当他返回维也纳时，于5月27日被革命中的公民委员会（Bürgerausschusses）当作人质。革命被镇压后，他退休回到奥地利的霍恩（Horn），1849年10月23日死于坠马。 [68]科洛勒多-曼斯菲尔德，费迪南德·冯（Colloredo-Mannsfeld，Ferdinandvon1777-1848）——奥地利外交家。1848年三月革命初期，他担任大学生军团的指挥官，试图对革命予以节制，被激进分子逮捕。 [69]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雷德·菲尔斯特·冯（Windischgrätz，AlfredFurstvon1787-1862）——公爵，奥地利元帅。1804年为枪骑兵军官，参加过反法战争。1840-1848年任驻波希米亚奥军总司令。18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中一度任维也纳军政长官。6月率军镇压布拉格六月起义。10月任奥地利军队总司令，镇压维也纳十月起义。1849年1月率军占领布达佩斯，镇压匈牙利革命。同年4月去职。1852年任美因茨要塞司令。1861年起为帝国议会上院议员，联邦派首领。 [70]蒙特库库利，格拉芬（Montecuculi，Grafen1802-1852）——伯爵，奥地利政治家。1843年为弗朗西斯科-卡罗莱纳行政委员会成员，1847年为下奥地利州税务委员会主席。1848年革命中参与对抗起义者的计划。 [71]的里雅斯特（Trieste），现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港口城市。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联邦时期为奥地利统治下的自由市。1920年，根据《拉帕洛条约》，意大利王国获得的里雅斯特。1947年，该市被宣布独立的城市自治实体，受到联合国保护。1954年，该市的A区（占该市的绝大部分）被划分给意大利，B区成为南斯拉夫（今斯洛文尼亚）的一部分。 [72]阿尔比尼，朱塞佩（Albini，Giuseppe1780-1859）——意大利撒丁王国海军上将、政治家。1838年起为海军少将，1848年担任王国参议员。参加1848-1849年第一次意大利独立战争，1849年起为海军上将。 [73]“可怖”号（Terrible）是英国19世纪40年代制造的最大蒸汽动力的木制明轮护卫舰。由伍尔维奇造船厂（WoolwichDockyard）的奥利弗·朗（OliverLang）设计，长226英尺。1845年12月5日在威廉·拉姆齐（WilliamRamsay）上尉的指挥下服役，隶属海峡舰队（theChannelFleet）。1847年，被派往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安哥拉。后来在地中海服役。1853-1854年期间，加入海军上将詹姆斯·邓达斯（JamesDundas）的黑海舰队，参加克里米亚战争。 [74]居莱，特伦斯（Gyulay，Terenc1798-1868）——伯爵，奥地利陆军大臣（1849-1850），镇压1848-1849年革命的执行者，时任中尉陆军元帅（Feldmarschall-Lieutenant）。这个军衔1804-1866年在奥地利帝国军队中使用，为战争中总司令任命的代表自己的“现场元帅”，相当于第二等高级军衔。 [75]坎宁，斯特拉特福德（Canning，Stratford1786-1880）——子爵，英国外交官和政治家，长期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 [76]《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JournaldesÖssterreichischenLloyd）——《新莱茵报》原文为缩写Journald.Öestr.Lloyd，奥地利官方日刊，1836-1854年在维也纳出版。 [77]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I）——比利时国王，1831-1865年在位。 [78]历史学派（historischeSchule），德国18世纪末出现的一种历史观点，创始人是格丁根大学法学教授胡果（GustavHugo1764-1844）。该学派主张保留德意志原有的习惯法，反对制定反映新兴阶级利益的全德统一的新法典。《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politischeWochenblatt），1831-1841年在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继位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支持下出版的报纸。 [79]威廉一世（WilhelmⅠ1861-1888）——这时他是当朝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弟弟普鲁士亲王，全名威廉·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WilhelmFriedrichLudwig，1797-1888），从英国返回普鲁士途中路经比利时。1861年继位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1871年起为德国皇帝。1848年3月18日柏林发生起义，他命令军队射杀起义群众。起义胜利后害怕被清算，化装经法兰克福逃到伦敦，以从事秘密外交任务为名留在英国。柏林三月革命后成立普鲁士内阁要求召回亲王，其任务是在“与国王达成一致”前提下阐述宪法。5月下旬，他经由比利时回国。 [80]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PubliusV.MaroVergilius，BC.70-19）——古罗马诗人。 [81]莱格古士（Lykurg，也译“莱克格斯”，A.D.700？-630）——古希腊斯巴达的王族，传说中斯巴达政治改革、教育制度以及军事培训的创始人。相传他对国王、元老院（Gerousia）和公民大会（Apella）实行权力分立，进行土地改革，用铁代替了金和银币，建立公共食堂，军事化教育单位负责抚养儿童。卢梭称莱格古士建立了“独特而高明的制度”（《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36页）。 [82]德语中通常把第三格宾语叫做“间接宾语”，即宾语不是某个工作的直接承受者；第四格宾语叫做“直接宾语”，即某个动作的直接承受者。 [83]斯皮尔霍恩，沙尔-路易（Charles-LouisSpilthoorn,1804-1872）——比利时律师，1830年比利时革命的参加者。共和党人，社会主义者。1848年被判死刑，后改为30年监禁，1855年有条件释放。1871年4月在巴黎公社参加过工作。 [84]梅罗德，费利克斯·德（Mérode，Félixde1791-1857）——1830年比利时革命领导人之一、政治家。他革命后担任过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财政大臣，由于不愿签署将比利时领土割让给荷兰王国的《伦敦条约》（TheTreatyofLondon），而于1839年辞职。 [85]罗日耶，沙尔-拉图尔（Rogier，Charles-Latour1800-1885）——1830年比利时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温和自由党人。比利时首相（1847-1852、1857-1858）。1832-1834年担任内务大臣时，建立比利时铁路体系。1840-1841年担任公共事务和教育大臣，1861-1868年担任外交大臣。今天布鲁塞尔的地标建筑罗日耶广场（RogierPlein）即以他命名。 [86]勒博，约瑟夫（Lebeau，Joseph1794-1865）——比利时自由派政治家。1831年3-7月任比利时首相。1831年7月后任司法大臣。后来短暂担任过那慕尔省省长。 [87]韦尔哈根，比埃尔-奥泰多尔（Verhaegen，Pierre-Théodore1800-1862）——比利时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 [88]奥迪（Hody）——19世纪40年代布鲁塞尔治安警察局局长。1848年2月将马克思全家驱逐出境的策划人。 [89]法伦斯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CharlesFourier1772-1837）为自己的理想社会设计的工农结合的社会基层组织。Phalansterianer指赞同这一理想的人。 [90]Leopoldist，指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拥护者。 [91]夏扎尔，比埃尔-埃曼纽尔·费里克斯（Chazal,Pierre-EmmanuelFélix1808-1892）——男爵，比利时将军，陆军大臣（1847-1850和1859-1866）。比利时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自由党人。 [92]德·特，即梅朗特，巴泰勒米·德·特·德（Meylandt，BarthélémydeTheuxde1794-1874）——比利时政治家，罗马天主教党人。三度担任比利时首相（1834-1840、1846-1847和1871-1874）。还担任过内政大臣（1831-1832、1834-1840和1846-1847）和外交大臣（1836-1840）。 [93]维琴察（Vicenza），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琴察省省会，位于威尼斯以西61公里山谷低地处。巴基廖内河流贯市区。 [94]博尔戈（Borgo），位于意大利台伯河西岸的古城，西邻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 [95]奥格斯堡《总汇报》（缩写A.A.Z.，即AugsburgAllgemeineZeitung），德国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先后在杜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 [96]这里是指统治意大利两西西里王国的波旁王朝（DasHausBourbon）。波旁王朝起缘于法国中部的波旁地区，父系祖先可追溯到法国卡佩王朝的路易九世（1226-1270）。1589年，亨利·德·波旁成为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法国的波旁王朝终结于1848年二月革命。这个王朝的王室成员还在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卢森堡等王国充当世袭国王。现在的西班牙国王和卢森堡大公系属于波旁王朝血统。 [97]卡尔·路德维希·波旁（KarlLudwigvonBourbon，1799-1883）——指意大利帕尔马公国公爵卡洛二世（1847-1848）。1848年发生二月革命后，他从卢卡公国逃走，再也没有回到帕尔马公国。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翻译为“查理-路易·波旁”是不准确的。 [98]斐迪南二世（FerdinandⅡ，1810-1859）——两西西里王国第三任国王，绰号“炮弹国王”。1848年1月12日西西里首府巴勒摩爆发起义，1月27日首都那不勒斯的立宪派武装游行，迫使他批准成立新内阁，并于2月10日公布宪法。4月，西西里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并于13日宣布推翻波旁王朝统治。5月15日，斐迪南二世在那不勒斯发动政变，解散议会，成立新的反动内阁，召回参加反奥战争的军队。1849年5月11日，王国军队攻陷巴勒摩，恢复封建专制统治。本号报纸后面报道他被枪毙系误传。 [99]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 [100]康坡巴索（Campobasso）——1848年革命前的那不勒斯警官。 [101]勃丹，沙尔（Baudin，Charles1784-1854）——法国海军上将。 [102]圣仰派指19世纪初教皇为镇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而建立的恐怖队成员。 [103]1782年8月10日，法国人民推翻波旁王朝君主政体（长系）。1830年7月29日，法国人民推翻波旁复辟王朝。1820年那不勒斯发生烧炭党领导的革命，但被镇压。 [104]特里、维凯里得是13-14世纪瑞士人民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战争中的民间传说人物。 [105]指15-19世纪瑞士各州与欧洲各国王室签订的提供雇佣兵的条约。这些士兵充当了保皇派的工具。 [106]指雕刻家托尔瓦德森创作的狮子，此雕刻在瑞士琉森街边，以纪念1792年8月10日在巴黎为保卫皇宫而死的瑞士士兵。 [107]1848年2月24日，法国人民推翻路易-菲力浦（波旁王朝幼系）王朝。 [108]指1848年1月12日爆发的第一场西西里独立革命，结果西西里岛脱离波旁王朝控制近16个月。 [109]卡拉布里亚（Kalabrien），意大利语Calabria。意大利亚平宁半岛南部的“足尖”部位，19世纪上半叶时属于那不勒斯王国，现在是意大利的一个区，面积1.5万平方公里。 [110]巴勒摩（Palermo），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部港城，濒临第勒尼安海。西西里王国（1130-1861）首都。现在是西西里自治区首府。该城集中了1300年以来诺曼、拜占庭及伊斯兰三种风格的古建筑。 [111]阿布鲁佐（Abruzzo），位于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大区，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濒临亚得里亚海。此地区在16-18世纪，先后被西班牙和法国波旁王朝占领；1816年后由两西西里王国统治。1860年加里波第推翻国王弗朗切斯科二世统治，将该该地连同整个王国交与撒丁王国，统一了意大利。 [112]特雷拉，于利斯（Trélat，Ulysse1798-1879）——法国医生，医学博士，共和党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副主席（1848），公共工程部长（1848年5-6月）。巴黎市政顾问（1871-1874）。 [113]《总汇通报》（LeMoniteuruniversel），法国自1789年起的历届政府机关报，1940年停刊。 [114]拉兰内，莱昂（Lalanne，Léon）——1848年法国国家工场第二任主任（5-6月）。 [115]巴约讷（Bayonne），法国西南部城镇，属比利牛斯-大西洋省，临比斯开湾，以出产刀剑而闻名。 [116]勃朗，路易（Blanc，Louis1811-1882）——法国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卢森堡宫委员会（调解劳资纠纷的机构）主席。1848年8月流亡英国。1871年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117]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és，Armand1809-1870）——法国革命家，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者。1839年参加布朗基派起义，失败后被判死刑，后获大赦。1848年成为当时有影响的“革命俱乐部”主席，被选为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5月15日因参与强力解散国民议会的活动而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 [118]科西迪耶尔，马尔克（Caussidière，Marc1808-1861）——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巴黎警察局局长，制宪议会议员。此前为1834年里昂起义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1848年六月起义后流亡英国。 [119]法卢，阿尔弗勒德（Falloux，Alfred1811-1886）——法国作家，正统主义者和新教权主义者。1848-1849年法国教育和宗教部长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20]赖德律-洛兰（Ledru-Rollin1807-1874）——法国政论家。《改革报》（LaRéforme，1843-1850）编辑，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流亡英国。1871年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121]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Alphonse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1848年担任法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共和党人。 [122]宪章派，“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355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9世纪30-50年代英国工人提出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保证实现此项权利的人民宪章。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前期主要领导人是菲·奥康瑙尔，后期主要领导人是乔·哈尼、厄·琼斯。 [123]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1811-1880）——英国工厂主，自由派贸易领袖，自由党左翼领袖，多次担任过大臣。 [124]克里普斯，威廉（Cripps，William1805-1848）——英国保守党议员。1841-1848年在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选区任职；1845-1846年，在罗伯特·皮尔爵士（SirRobertPeel）的内阁中担任财政部初级专员。 [125]反谷物法同盟（Anti-ComLawLeague），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查德·科布顿和约翰·布莱特（JohnBright）于1838年创立的组织。1815年起，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实施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目的是降低国内谷物价格，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比较注意发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与此同时，英国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 [126]基卜生（ThomasMilnerGibson，1806-1884）——英国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自由党人，贸易大臣（1859-1866）。 [127]本因克勋爵，乔治（Bentinck，LordGeorge1802-1848）——赛马老板，英国保守派政治家，主张维护谷物法。 [128]谷物法是英国托利党政府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英国本国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8年实行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引起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1838年前者建立反谷物法同盟。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 [129]《北极星报》（TheNorthernStar），英国工人宪章派机关报，周报。1837-1852年出版。最初在利兹出版，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创办人和前期编辑是奥康瑙尔，后期编辑主要是哈尼。1843年以后发表过较多恩格斯的文章。该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盟友。 [130]《科隆日报》（KölnischeZeitung）德国日报，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在科隆出版。19世纪40年代德国自由派的主要报纸，代表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利益，经常与《莱茵报》和《新莱茵报》发生争论。 [131]施穆克特，海因里希（Schmückert，Heinrich1790-1862）——普鲁士王国邮政总局长。 [132]《福斯报》（VossischeZeitung），最初为小报，1617年创刊。1721年以后在柏林以日报形式出版，正式名称“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19世纪该报发行人为福斯（ChristianFriedrichVoß），俗称“福斯报”。后来该报直接使用这一报名。1934年3月31日该报在法西斯迫害下停刊。 [133]沙培尔，尤利图斯·威廉·爱德华·冯（Schaper，JustusWilhelmEduardvon1792-1868）——普鲁士官员。担任莱茵省总督（1842-1845）时参与查封《莱茵报》。1845-1846年为威斯特伐利亚总督。 [134]Maiwein，五月酒。德国一种利用香车叶草调制的草药酒。公元854年，德国西部布吕姆修道院的本笃派教士发明该酒，用来保养心脏和肝脏的。后来，逐渐成为春季最受德国人欢迎的饮品之一。 上一篇（介绍）回目录下一篇
第七章工业革命与十九世纪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多布->﹝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第七章工业革命与十九世纪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节 从事于目前这种研究工作者，到了工业革命时期〔或翻译作产业革命——译者注〕，就要感觉到规模与远景的主要问题。在这方面的原始记录资料是非常丰富，而且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已经过从事于实际调查研究的专家，加以分门别类。正如一幅精制的油画，内容非常丰富，简直使客串者想要扼要的加以取舍，再加临一张，是会感觉无从着笔的。如果他不草草的大致画个轮廓，就会不厌其详的把细枝末节都画出来；在前者的情形下，容易失去其原有的品质，得到适当的解决，工作的方式还要靠了取舍的原则去决定，而在这一点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关于十九世纪的英国——甚而至于西欧或美洲，主要经济事迹的规模，几乎都已适当的发挥无遗。自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整个过程中还有待补充的地方，俾可使晦暗处变成光明。不过十九世纪是印刷发达，教育普及的世纪，资料的遗产，是非常充实，使我们对于主要的轮廓，以及庇得，庇尔同葛拉德士吞时代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要点，了解无疑。然而今天的经济学家，要想研究发挥百年前的资料，倒不是因为资料过多而为难。最奇怪的是一方面他所最需要的资料，正好缺乏，另方面是资料过多。当他由描写而进入到分析的阶段时，从主要的事迹到发生的动机，从每一点的静止的状况到运动的过程，他就会感觉到千头万绪不得要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所发的问题，是以前没有很正确很完善的向经济史家提出过，因之经济史家也就没有为之安排过资料。另方面也是在是由于为了解答某些问题，资料确是不凑手。最初读者可能想到，我们对这个世纪的事迹，记忆犹新，因之，丰富的资料，会使我们的看法标准提高，于分析时所提的问题，失之过苛。然而经过三思之后，就会知道，其所以如此者，不是主观的要求过高；而是由于客观的环境所造成的；换言之，工业革命之后，所出现的经济制度，异常复杂，单从外表上看，很难知道它的本质，因而使着问题的解释，益为困难。假如我们站得远一些，去看油画的全景，即会有两个突出的情况，令人为之愕然。首先，而且是最熟悉的，就是十九世纪经济变化的速率，举凡工业的组织，社会关系，产品的数量，贸易的范围与种类，以过去的标准衡量，无一不是非常的，简直使人们对于社会的概念，完全改观，以往的世界观是比较静止的，即人们一代一代的过着有生以来所注定的生活，凡是脱离传统就是倒行逆施；到了现在则认为进步就是人生的规律，任何健康的社会都要不断的改进。正如马可梨的话，从一七六零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是“飞跃式”的。无可置疑的，比任何历史阶段，还要显明，关于十九世纪经济世界的解释，要点是在于解释其变化及其动态。 其次，十九世纪的经济局面（至少在七十五年前的英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兴旺，特别有利。这技术改良的年代，迅速的扩大了劳动生产率，并带来了大量增加了的无产阶级队伍，同时投资的范围与消费品的市场，因一系列的事件而空前的扩张。[1]如所周知，在以往的几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的工业，因市场的狭隘，而受到牵制，同时由于当时一定的生产方法，所造成的低生产率，也妨碍了它的发展，另外还得加上劳动力缺乏所给予的困难。到了工业革命时代，这些阻碍，都一扫而光，而且资本积累与投资，简直是无往而不利了。 影响劳动力供应，生产率与市场的各式各样顺利的条件，同时出现，似乎不至于彼此全无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性质的关系，则并无完全的答案。不过它们是英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的那一阶段的产品，是可以肯定的，而不是发展程序以外的偶然结果。如所周知，人口的增加，是其初衷原系为了补救十八世纪劳力〔劳力即劳动力简称——译者注〕缺乏的困难；十八世纪节约劳力的发明，恐亦为了同样的原因，市场的扩张本身，就是新发明，社会分工，高度生产率与人口增加的联合产品（现在否定了的赛氏（J.B.Say）定律，倒还有强调这点的优点）然而如果片断的看这些因素彼此相连的程度与形态，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注定了的定而不移的自然秩序（持极端看法的赛氏定律，当然不在此例）。然而这正是大部分十九世纪学者所默认的。十九世纪前后的廿五年中，对于这默认的假定，已有所怀疑，到了廿世纪怀疑的阴影，又格外的加深；迨二次大战间，完全相反的意见，就成熟了。这种怀疑的意见，最初说出来的时候，确是很惊人的，不过在今天看来，一定会得到大部分人的同情。从一七七五年到一八七五年，这一百年的经济情况，只是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过渡情况的产品，久之，不但要消逝，而且还产生否定的力量，正如一位近代学者所云：“不是别的，仅是一个大的繁荣周期而已”。 如所周知，以工业革命〔可能存在印刷错误致使未出现注释[2]、[3]，——录入者注〕的名称去说明工业结构的改变，并不是指在二三十年内特定的某一件事故。这个时代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各工业发展的不平均性，不但各个工业都有其单独的历史，即是一个工业的各部分（更无论各国的工业），也都不能符合各主要阶段的节奏，而且有时某项工业结构的变化程序，要拖延半个世纪之久。变化的要点是不以人力及畜力，而改以动力驾驭机器，使生产的性质为之一变。马克思也说明变化的要点为不再以人力控制工具，而使之机械化；“从机器代替了工具的时候开始，姑不论动力是来自人力抑或其他机器”，变化就算发生了，换言之，其要点为“机械结构开动时，工作所用的工具，正是以往工人所用的”。同时他还指出：“个别的机器，如单以人力推动，是不能发挥很大作用的”，“机器体系在蒸汽机没有代替了早起动力以前，是不能适当发展的。”[4]总之，这种变化，不论是以机器结构代替了人力去运用工具，或以新的动力控制工具，彻底的改变了生产程序。这时的工人不但要集中一处即所谓工厂（以前有时也是需要集中的即马克思所称的手工业工厂）〔可能存在印刷错误致使未出现注释[5]，——录入者注〕，而且生产程序是带有集体性，即半机械半人力的活动须联合运用。联合运用程序的特点，是其社会分工的范围，达到空前的复杂程度，而且在同一的生产单位里或联合运用的单位里，在任务上或地理上，社会分工的范围也达到不可想象的程度。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力生产者的活动，逐渐的需要与机器程序的运用节奏配合；这一技术均衡的改观，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反映，就是劳力愈加依赖资本，而资本家也愈可完成其对人力生产者的约束与使之纪律化的任务。安·由尔（AndrewUre）在他的《工业的哲学》满怀信心的说：“新机器的最大目的就是使劳动平均化，不再依靠个别技术工人难得的技巧，而使工人集中注意力及熟练的能力于某一种程序，这如在年轻时加以训练，是很容易成功的。”以前的生产主要的是人力的活动，是具有个别的性质，即生产者照着他自己的式样，用他自己的工作时间，不依靠别人，他所用的器具也不过是帮助他的双手而已。关于那个时期所用之工具的特点，曼透克斯说过：“在工人的手里是被动的——他的体力与先天或后天所学习的技术，以及他的智慧，甚至于对于生产最细微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6]个别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商人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不决定于生产行为的需要本身，而为外界环境所决定；不是制成品与半制成品的买卖关系，就是由于原料与工具供应所引起的债务关系。即在手工业作坊里，也是如此的，因为虽然工作是集中的，不过是由于许多平行独立的个体活动，拼凑在一起，而不是为了机能配合运用的需要所组成的有机体。以往的小师匠，配合体力与工具从事于生产，而能存在者，是因为所用的工具有限且只是体力的附属品；但是到了新的环境里，他就站不住脚了，一方而是由于生产程序的单位非常庞大，非其能力所能控制，另方面则由于体力与生产的机械工具间之关系，已完全改观。现在的资本是用以支持辅助新式生产单位所需的复杂工具；现在资本家的任务，不是单纯的账房里的高利贷者，或仓库里的商人，而是产业的首脑，生产单位的组织者与计划者，以权威性的纪律加诸于劳动者的身上。这些劳动者被剥削了他们的经济独立性，轮番地受着饥饿与主任监督的威胁，为了完成别人所加的繁重任务而不得不工作。 在各方面的变化是这样的彻底，确是值得名之为工业革命；同时，陶因比关于这个变化的古典的叙述，后人虽曾有许多修正处，不过绝不能如相信历史连续性者所希望的，动摇这个名词。这倒不是因为技术变化的速度而如此，而是因为新发明对于技术变化、工业结构以及经济社会关系影响的程度与重要性。其实各种工业里变化发生的时间早晚不同，而且我们所谓之革命，是指着一系列有关的事件，它们在各生产部门发生的时间，彼此并无密切关系。在动力机器没有被普遍应用以前，各部门工业具有不相同的性质及技术问题，因之，我们也没有理由希望变化会同时发生。也许是最令人注意的，就是旧的生产方式继续坚持存在，并在数十年间占了相当显著的地位，甚至于在新的工厂侵占了的领域里，还是如此。 据陶因比的意见，纺织工业的革命是由于“四项大的发明”所致：“（一）哈格理佛士（Hargreaves）于一七七零年专利的纺绩机，（二）阿克来（Arkwright）于一七六九年发明的一种纺绩机（Water-Frame），（三）一七七九年发明的克伦普敦纺线机（Crompton’smule），（四）凯来（Kelly）于一七九二年发明的自动纺线机。”如果不是瓦特于一七六九年发行蒸汽机，并于十五年后可应用于纺织工业，“单靠上述各项发明本身，是不能使纺织工业发生革命的。”陶氏并且还认为卡特赖特（Cartwright）于一七八五年发明的自动蒸汽机（到十七世纪二十与三十年代才普遍应用），以及影响钢铁工业的以煤制炼的发明，同“一七八八年蒸汽机之应用于鼓风炉”都是重要环节。[7]恩格斯也提出哈格理佛士的纺绩机说：“使英国工人情况发生彻底改变的第一件发明”，然后又加上了阿克来“配合纺绩机与纺织机（JennyandThrostle）的特点”，“引用完全新的原理”，以及卡特赖特的自动蒸汽织机与瓦特的蒸汽机。[8]在这一系列的发明之外，还要提一下早期的环节；一方面如鄂宾所说的“战略上重要的发明”，即一千三三年克衣（Kay）的飞梭，解决了雷奥那耳多〔Leonardo——这与E.M.Leonard，或R.Leonard不是一人，故本书译名采不相同的音译——译者注〕所认为的重要困难问题，[9]而且有曼透克斯所说的“难以数计的结果”，又如保罗与崴阿特（PaulandWyatt）同年发明的纺织机（这与阿克来）的纺织机并无不同，在实用上也没有成功的地方，又如达比斯在寇鲁波若克达（Coalbrookdale）于十八世纪初期以煤炼铁的工作，再如科德（Cort）于一七八四年专利的炼铁方法及碾轧机。同理，瓦特的蒸汽机也非凭空而来，亦有所本。例如，一七一二年纽昆的汽机即是，在这个汽机里，“主要的压力来自空气，而实际的运转是靠了蒸汽”，又如一六九八年赛佛瑞（Savery）根据真空汽压的原理所发明的机器。但这两项早期发明，在实用上，只限于矿里抽水及喷水的装置。[10]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过，许多与工业革命有关的变化，已早于都铎尔时代末期出现。[11]正如奈夫教授许多著作最近所指出的，这些变化虽然比较例外，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时期比较新的技术方法，以它们对于就业与社会结构的影响而论，还没有深入到当时全国的主要工业部门。早起工厂型的企业，不过是产业资本主义的前哨而已，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却远非一般所想象的。有的是靠了政府的保护，或政治特权，而不是本身维持生存的经济动力。在新柏立某一约克的作坊，同纺织业某一司徒谟的作坊，虽然名之为工行，但是还不到十九世纪机器工厂的程度，只是马克思所称的“手工业作坊”。复次，以生产程序而论，工业里还很少不是个体散漫与小规模的，而它们的经济关系在商人雇主与家庭工业制下，却已经资本主义化了。[12]以一五八九年李维廉著名的刨〔“刨”后一字因印刷问题无法看清——录入者注〕发明，虽没有引导走上工厂生产的道路，却在家庭工业的基础上，使生产者与资本家的关系，资本主义化，正如早起的洗矿台租用制所起的作用一样。直至一个世纪后，一七一七年龙谟（Lombo）的纺丝机器出现，才促进了工厂生产制，“以自动的工具，专门分工的运用，从事于继续不断无限制的生产”。[13]然而影响的范围究竟是有限的。正如曼透克斯所强调的：“龙氏的机器，正式新发明起点的产品，约翰龙谟与托马斯龙谟都是先驱者而非创造者，同时仅预告了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工业革命尚未开始”。[14]钢铁工业亦复如此，在都铎尔与司徒王朝时代，虽然已经有大的熔铁炉，投资数目往往要千磅以上，同时磨粉厂与自动碾铁及切削厂，也在应用熔铁与鼓风的机器，然而因为继续以木炭燃料熔铁，致散在森林区域的小熔铁炉，仍相当普遍。燃料的供应不但限制了生产的规模，同时也限制了区位；迨以煤熔铁的技术问题解决以后，大而现代型的铁工厂，才能实现，然后钢铁生产的各部门，才不再受铳铁缺乏的限制。[15] 我们知道，主要的发明具备了革新的条件之后，工业范围内的革命速度，比一般所想象的为慢。在铁的基础生产部门，旧式小规模的木炭熔铁炉在十八世纪末已完全绝迹（虽然在一七八八年的英国约仍生产五分之一的铳铁），而且于一八二零年科德的链炼铁与碾铁的新方法也在英国产铁区有相当的基础，此外那斯米的蒸汽碾铁亦将近完成的阶段。一七一五年的寇鲁波若克达工厂约值五千磅，到了一八一二年“据托马斯艾替伍的估计，全国铁工厂的资产不会少于五万磅；等到一八三三年每周产三百吨铁条的工厂，设备成本约自五万磅到十五万磅”。[16]但是五金消费品各行业仍然是很落后的。十八世纪三十年代黑乡〔指北明翰的产煤区——译者注〕的造钉工业，仍掌握在小师匠与小作坊的手里，直至其实年代依然是如此；当时的情况是小师匠握有堆房，他分配铁杆给家庭制钉者制造铁钉，或以与堆房相连的作坊一部分租给没有炼铁炉的制钉者使用。一八四五年以为作家对于北明翰的五金业，曾作这样的评语：“像法国的农业似的，零零碎碎的”。一八五六年这里“大部分手工业作坊的师匠，只雇用五六位工人，同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整个区域里，所谓工业扩张者，是指小手工业作坊的数目增加，而不是工厂里的生产活动，更为集中”。[17]六十年代时枪炮制造，玉饰，黄铜铸造，及马具制造业里，高度生产分工与小作坊生产（作坊再把工作分配给家庭工匠）是同时并存的。蒸汽动力应用会后，并未使小工业的生产走上正式的工厂基础，因为那时的工厂只是许多小作坊的集体而已，每个作坊都有蒸汽动力机的设备，而且都市租给有动力需要的小师匠。[18]一八二零年设斐尔德的第一个利器工厂已经建立起来了，然而直至七十年代，即在大工厂里还有一部分工作是由厂外的工匠所作，而且在工厂里面的工作者，有的还是自东自伙租用工厂的动力，有时更为了其他师匠工作、[19]克兰夫谟教授针对着这些事实说：在英国乔治四世时厂外工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工业之“主要形态”，“一方面因为大工厂而失势，另方面又以代替了家庭生产与手工业而得势”。[20]在棉纺业方面，于阿克来与克朗顿的发明后一个半世纪，与卡特赖特发明后半个世纪，到了十九世纪卅年代，动力蒸汽织机才普遍应用，而旧式的纺绩机完全废除。在毛织工业方面，动力机器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才算赢得胜利，甚至到了一八五八年约克郡毛织工业所用的工人，只约有一半是在工厂里工作。迨一八五一年时制袜主要的仍是建筑在小师匠的制度上（约有一万五千小师匠，另有三万三千职工），即资本主义的袜商，采用家庭工业制。这时动力推动的轮转编织机与布鲁涅的轮转编织机，刚刚侵入到工业领域来。同时期只有四分之一的棉织企业，十分之一的毛织企业，雇用一百个以上的工人；而成衣与鞋子的生产，绝大部分都是在小企业的手里，每个企业所用的工人数目也很少有超过十个人的。直到一八七五年，因由美输入布来克缝纫机及其他自动机械如引鞋机之后，靴鞋的生产才由家庭工业制或手工业作坊改而为工厂基础。[21] 十九世纪后半叶时，家庭工业与手工业作坊仍继续存在，对于产业生活与产业人口的重要影响，过分的被人忽视了。这意味着，直至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工人阶级才具有工厂无产大众的统一性质，前此大多数工人仍保持着早起资本主义的痕迹，在习惯与利害方面，或雇佣关系与被剥削的性质方面，都是如此。永久组织的能力或远见的政策，仍未发达；利益的界线倾向于本行或本地而不是本阶级；同时工匠与技术工人的个人主义的传统，依然存在，他们希冀将来自己也可以成为老板；所有上述种种在相当长期内对于工会主义的坚强与普遍的成长，以及阶级意识之产生，都是一种阻碍。在立宪运动中的分歧，正足以反应出来，一方面是奥昆涅（FeargusO’Connor）所争取的北方城市工厂工人，穿着术底鞋与棉布短外套，长发满腮，另方面是追随罗杰特（Lovett）的伦敦技术行业的工匠，与黑乡的小师匠，它们之间是有着鲜明的对照。这种初期工人力量的互异性，益发加强了资本对于劳力的控制。这时雇佣关系的原始性，仍然是很普遍，早期的工作传统也还依旧保存，因而一方面妨碍了生产率的成长，另方面则鼓励了与延长了工作时间，加强工作的强度，童工的雇佣，低的“物品工资”或忽略健康同安全等等相连系的剥削兴涛。迟至一八七零年许多工人的雇主，还并非大资本家，而是中间的把头〔即承揽人——译者注〕，身兼小雇主与被佣者。事实上，十九世纪的技工，无论是心理上或外貌上都带有几分把头的色彩。 在厂外工作与家庭生产阶段的许多行业如枪炮制造，制钉，马鞍与车箱的铁工制造师匠，或中间商与“铁路上雾中发信号者”〔亦喻作中间商——译者注〕，固然控制着家庭工人，即在有工厂设备的行业里，把头制度〔也可称为小包工制——译者注〕还是普遍的；因之；通过“物品工资”，债务及在酒馆里发放工资的办法，贪婪残暴与欺骗，殆不可免，[22]早期的公会曾对之进行过坚强与长期的斗争。出租鼓风炉的把头，雇用男女童工以及畜力控制炉子并管理铸造工作，然后按照每吨的产品向资本家收费。在煤矿区包工开矿者，与管理当局订立合同后，即可择地采掘，有时雇用的人员达一百五十人之多，并需特别监督人员绰号为“狗腿子”监督工作，在展铁厂黄铜铸造厂链子厂等等的工头，有时要雇二三十人之多；甚至于在纽扣工厂的女工还雇用女孩。[23]当北明翰的小五金各行业采用工厂制之后，“所谓雇主应该准备工作地点、设备、原料，并监督制造过程的细节，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24]并且甚而至于在大的工厂里，在相当期内旧习惯还依然继续，例如，工资项下须减除厂房租金动力灯火费用。工人方面也沿以前家庭作坊时代的旧习，每每把星期一与星期二都‘玩掉’，一周的工作集中在三天。[25]因之此时颇需要瓦斯机器的到来（以废除把头租用蒸汽动力的旧制度），生产标准化的发展，以及以基本钢代替熟铁（便于压榨机器与机械工具的使用）作为五金业的主要原料，然后才能过渡到工厂工业的领域里，同时“因为所用机械方法的一致性，各种五金制造业所雇用的劳动力才能渐趋一致。”[26] 颇有人认为工业革命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变化，甚至于延续至十九世纪以后，而不是一个骤然的大变动，这种看法显然是与技术性的革命混为一谈了。换言之，它们忘记了工业结构改观，以及技术变化在某一重要阶段，致使生产关系改观的特殊重要性。加入我们只注意技术变化本身，变化开始之后，确是可以发生连续性的程序。而且转变一旦开始，工业体系内便有一系列的生产技术革命，这就是资本主义成熟期的特点。不过技术的进步，在经济领域内是正常的，而不是特殊或间断的。自从有了蒸汽动力以后，机器向着复杂范围大方向发展，与增加负荷方向上发展的障碍，都一扫而空，在某种程度上，技术革命是需要本身累进的刺激，因为机械每一次的进步，都会起着更精细的社会分工作用，从而益简化了每个工人的动作，这又便利了机器的发明去代替简化的动作。另外还有两种力量，去增强这累进的趋势：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从而增加了资本蓄积的泉源，剩余价值的基金（假定在稳定的局面，实际工资并不追随上升），另方面是生产与资本所有权的集中。后者的趋势，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卑之无甚高论了，它产生了技术工具的复杂性，准备了资本主义工业结构的变化前提条件，从而发生了近代垄断性（或半垄断性）的“公司资本主义”。 十七与十九世纪间，许多重要发明之产生的历史，仍有很多待考处。关于其起源，既然弄不清楚，自不便对于发生的原因加以武断，但是我们不能认之为偶然事件，与经济环境，全无关系，好像希腊戏剧里面那样有机关操纵的神，从空而降，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一般。事实上，如所周知，工业的发明是社会的产品，换言之，每次的发明，都自成一系统，其发明人从他的前辈先生接受过来索要解决的问题，及其解决的线索，因之发明人心目中的问题同他计划中的资料，是受到社会经济环境与时代需要的修整的。毕鲁斯曾很恰当的指出：在今日看来，“发明家只是时代发音的代言人，而不是创始人”。[27]十八世纪的发明，虽然无疑的与十七世纪的科学酵素有血统关系，但却是从事与实际工作的产品，为了满足当时工业需要，摸索而得者。例如，波义耳等对于气体压力主要定律的研究，虽然备了气压机与蒸汽机的发明之前提主要条件，但以煤熔炼的问题，在五金化合物的化学了解以前，就得到了解决。从事于工业者与发明家所提的问题，并不是凭空的，而是根据实际经验。复次，一个成功的发明，即对于经济发展起着作用的发明，单纯的解决了原理原则问题，是不够的。在原理原则发现之后，有待于付诸实行的例子是很多的；正如计划拟妥以后，不一定就有商业的价值而被采用实施，这当中的空隙，仍有待补填。我们不仅统一鄂宾的所谓之“成功程序的复杂性”，即成功的发明是一系列有关新发现的总汇，最初可能彼此无关，但最后的成功，则有赖于各方面；而且我们也同意这些发明之成功的综合应用，所需的经验与能力，往往是产业家所具备，而不是试验室里的工作着所能办者。[28]假如经济的发展，没有达到某一阶段，也就是说经济有利条件未具备前，就不可能有适当的经验与品质，或物力与财力，以使计划成为经济的事实，同时工业的问题也不可能具体的提出，自然也就无从解决。崴阿特与保罗虽然曾计划了并制成纺织机，但直至卅五年后阿克来发明了同类型的机械，才有了经济的前途，这也许是由于阿氏比崴保两人更具有实业家的意识。就是这样，阿氏还在早期因资金缺乏，而严重的受到阻碍，不过总算比崴保两人幸运。在一六二零年都德里似已发明了以煤熔炼铁的方法（这时根据他本人的自述），然而直至一个世纪后，达比斯才有了成功的实践。制袜业方面布鲁涅的发明是在一八一六年，而普遍的应用却在一八四七年。复次，炼铁技术进步之后，才使着锅炉与气缸能抵抗高压，在蒸汽机的发展上，始有充分的质的改良；同时在没有精密机械工具辅助铸造机器零件以前，制造简化与精确的机器，是受到限制的。[29]当时的工业情况，一方面限制了所不能容纳的发明，另方面却鼓励了指挥了所需要的发明者。以煤炼铁的发明，就是为了解决久悬不决，木质燃料缺少的问题。克衣所发明的飞梭，就是为了解决纺织者为臂长所限，致织品宽度太窄的问题（以前纺织者是把梭子由一只手扔到另外一只手）。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发明者受到“科学与制造业促进会”两种奖金的公开鼓励，因为“所发明的特优机械，可使一个人，同时能纺六股毛，麻，棉，丝线”，同时这时为了克服纺绩能力落在编织需要或商人订货单后面的困难，尤其是纺织品销售的旺月里，颇难雇得充足的纺绩人手以配合编织的需要。”[30]近代的发明，在发展上不但彼此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工业情况，经济资源，问题的性质，以及早期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人物的性格，也有密切关系。 显然这些发明没有具体化以前，工业方面是不足以吸引大规模的资本投资的。高利贷与贸易，尤其是特权贸易，在当时可能冒险性较大，但是有高利润的优点。如果认为这个技术创造的时代，是孤立的，同时以后几个世纪里技术是完全静止的，则未免失之过偏。[31]中古末期，已有漂布机与水轮机，迨十六与十七世纪，一连串新的发现，才奠定了早期工厂工业的技术基础，例如真空抽水机的改进便利了开采深矿井，又如飞行抛物体与振子的科学研究与海亘史〔荷兰的科学家，一六二九年至一六九五年——译者注〕对圆周运动的研究，便利了钟表制造与类似机械的实际应用。但在这一系列的罚命中，蒸汽机尤为特殊，因为与自动的机械，配合运用之后，开辟了节省人力投资的新园地，其推广的范围是空前的；同时五金化合物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知识，准备了史无前例那样大规模与复杂的工业设备的物质基础。 变化的结果，使着建筑在个体工匠小规模生产的生产方式，虽然挣扎生存，仍是要走上没落的道路；于是无产阶级从小规模生产为生活来源的小生产者行列里，得到补充；也就是说，师匠阶级与雇工之间，或有产与无产之间的鸿沟，因为新的经济障碍而加深，而且创办生产事业所需要的巨额开办费，使着这道鸿沟，俨若天堑。这也就无怪乎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的迟缓，并不能限制投资的范围，而妨碍了经济进步，同时如果资本的供应正常，工业的各部门能有全面的发展，只有政府的干涉与劳动力的供应缺乏，才足以使经济停滞。这种乐观的态度，可以李嘉图反驳马尔萨斯因“有效需求不足”的生产过剩论为代表。李嘉图的答复恰恰说明，马尔萨斯所面对的情况（迅速的资本积累使着货物的价值，比劳动力的相对价值下落，致利润紧缩），主要的是人口的需要问题，[32]而这正是马氏告诉我们的，只要生活资料足以压低死亡率，人口的需求总是会如愿以偿的。 李嘉图所谓之“人口的需求”，是指着愿为工厂大王所雇佣的无产阶级人口，为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是非常需要的，同时如果没有前一章所概论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人口大量加速的自然增加，这种需要是无法应付的。新发明固然可以节省劳力，但是投资扩张之后，却更增加了对于劳力的需求。我们知道，十八世纪末死亡率是在降低，而工业革命的鼎盛年代里，出生率是始终维持着高水准。复次，西北工厂城市里的工业，在当时可从爱尔兰吸收大批饥饿的移民。这批重要的产业后备军，供应了十八世纪中伦敦非技术的建筑劳动力，同时也供应了工业革命中工厂城市与一八四零与一八五零年左右与建铁路的普通劳动力。[33]死亡率于一八一一年达于最低点，惟自拿破仑战后即逐渐上升，直至三十年代都是这样的；彼时人口中年轻者较多，本可降低死亡率，但仍不能扭转趋势。大城市中婴儿的死亡率最为显著，这自然时由于经济困窘与生活环境而使然，例如加斯刻尔女士及其他作家以后所写的，不卫生的茅舍，龌龊的地下室居处，滋生了神经衰弱，发疹伤寒与虎烈拉等疾病。到了三十年代末，出生率即开始下降，一八五零年与一八七六年间曾一度恢复，但再没有到达十八世纪的水平（以十年的平均数计算）。[34]迨十九世纪末，人口的增加率已在走下坡路，而原始积累的时代亦成过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乐观看法，即无产阶级的行列与资本积累总是亦步亦趋的，已显著动摇了。 虽然在工业革命的全盛时期，人口的增加是迫使原来靠土地或家庭手工业勉强为生的人们无产化的有力因素，但是单单数目增加，并不就能满足工业的需要。劳动力这种商品不但需要有，而且必须随处需要随处都得有，才能应付裕如，因此劳动人民的流动性是很重要的前提条件。以饥饿为诱使就业的无情条件，同时劳动人民又毫无组织，因之今日所谓之许多阻碍劳力流动的因素，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所以经济学家可以主张，只要劳力市场不因立法与慈善家的干涉，而受束缚，如需求增加，短期内即可有适当的供应，以与之配合。我们在此处还必须指出，当经济学家与工厂大王所谓供给丰富时，他们心目中所盘算的，不仅是数量，同时也有价值问题，他们所需要的不只是有充足的人数，补充各种岗位，而且彼此要展开无情的竞争，以使劳动力的价格，不因需求增加而上升，迨《迁移条例》与地方法庭制定工资条例废除之后，这些条件差不多已具备当时对于斯评含兰（Speenhamland）制度之所以集中毁谤者，就是因为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那是唯一阻碍工业所希冀获得的完全弹性劳力供应的严重障碍，除此以外，圈地运动与乡村手工业副业的破产，使着农村人口过剩，而这使英国在获取都市劳力时，握有特殊优势有利的条件，同时这正是产业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封建地主与产业资本利益的冲突，曾表现于《谷物法》的斗争上（安·由尔称之为垂死的封建专制法令），而《迁移条例》也早经修正，以排除在乡村中没有负担的人们，于是斯评含兰制度遂成为唯一维持四乡劳动后备军及限制乡城流动的企图（亚当斯密称《迁移条例》为设计拙劣的条例，并公开的侵犯了人权与正义）。一八三四年，《新恤贫法》代替了这个制度，因而在劳力市场里无限制的自由竞争，获得了保障。 在其他国家，劳力流动的制度，对于工厂工业的发展，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阻碍。我们可以举两个鲜明对比的别国例子，以为说明。前面已经讲过，波罗的诸邦，于解放农奴之后，不准擅离本地，俾大地主可以雇到贱价的劳力。一八六一年后的俄罗斯帝国，农村公社的制度，包括集体纳税，及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限制（于一九零五年斯脱里宾（Stolypin）立法实施后才废除），都足以阻碍劳力的乡城流动，以及劳力由剩余的地方，流向厂矿需要劳力的地方。在普鲁士，地主大规模的自耕，于十九世纪末及廿世纪初，都在抱怨劳力缺乏，同时“贵族党”（Junkers）更不断地努力制止“劳力离村”的现象。[35]乡城间劳动后备军流动受阻情况，可于乡村与工业发达城市工资的差额，得窥全豹，例如，在沙皇的俄国，边远地区与工业中心的工资差额常可达到二与一之比（这是支持农村手工业副业以与工厂工业竞争的有力因素）。同样的。西德与东德于二十世纪初，工资差价约为一点九与一点一五之比。[36]英国的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与上述的情况比较起来，确是因为劳力市场没有限制，而处于有利地位。而且对于雇主，这样有利的市场，也很少如此彻底同长久的。 关于劳动力贵贱在工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们面对一个显然矛盾的问题。十八世纪里有许多的事实可证明，新的发明与新的及其可以节约劳力，而且是受了劳力工资过昂贵的鼓励，同时因为工资特别低廉，小作坊里手工业的旧方法与厂外工作制，才能维持生存，许多十八世纪的发明家，心目中是有着很明确目标，就是节约劳力。例如，崴阿特笔之于书，说明他所发明的纺绩机，主要优点为可节省三分之一的劳力，因之可扩大制造家的利润；[37]同时如所周知，因为纺绩工人缺乏，使着纱的产量不足以应付织布者的需要，才促进了纺织器的发明。一八零零年在郎卡郡的一个城里，曾有商人集会，鉴于织工缺少，遂以研究改进蒸汽织机为目的。当时的一位时论家，于一七八零年表示，“诺定昂，勒司特，北明翰，设裴尔德，如果不随时运用心机，改进发明，以抵销工资上涨的影响，早就没有对外贸易的希望”。[38]不过劳力缺乏，在促成工业革命的各种力量中，还值不得算是最主要的因素，也许视之为对于技术变化的时间，及采用的时间，有相当的影响，更较为恰当些。[39]然而不论我们怎样重视其重要性，上述的矛盾并不显著。我们知道，一个经济的革命，是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力量，在某种配合下所产生的，而不是由于一个单纯的力量所致，比方少量的矿物原素，即足以产生显然不同的某种合金；但如数量超过某种比例之后，即足以根本使最后的化合物变质，同理，无产劳力供应的价格，在某个关键水准下，是资本主义的工业成长的条件，但如贱价劳力的比重与当时的其他因素失调，反而可以阻碍新经济秩序所需要的技术变革。十八世纪的上半叶，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序中，劳力的供应落在其他因素的后面，因而促成技术上的变革，为新的前途开辟了道路。然而廿世纪初，如果劳力的供应不是那样的畅快，已经开始了的工厂工业，进展得不会如此的迅速，也许会停滞下来。这个时期的技术变革，姑无论其是受了工资水平的影响与否，主要的是为了节省劳力，似乎已成定论；而且这恐怕是整个十九世纪的特点。如果以上所谈的，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的结论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彼时新的发明既有上述的特点，资本主义的发展，便可在无产群众增加与节约劳力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向前迈进，结果资本的积累率，超过了劳力供应的增加率。 我们知道，资助新技术的资本，虽然是来自商号或像利物浦之类的商业中心，但主管工厂工业者，与发展创业者，却往往出身寒微，来自以往的师匠或小有资本的自耕农，他们与资力雄伟的商人合伙经营。他们有着小农村资产阶级的那种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气息，而比账房或市场出生者，更能体会生产程序中的细节，从而感觉到新技术的可能性，并能有效的运用。在这些新人物中，有钟表匠，帽匠，鞋匠，织工，农人与商人。[40]有的自耕农以纺织为副业，幸而积累了些资本，并对工业情况了解，常以土地典质或出卖，以便筹措更多的资金。十九世纪初有许多新的名子，即属于此类：如庇尔，飞尔登，斯除特，魏芝吾德，卫肯生，达尔比，得尔，达布逊，克洛世，瑞德克利夫等皆是，卡特赖特是绅士后裔，牛津大学马德伦学院的研究员（FellowofMagdalen），哈格理佛士出身织工，克伦普顿的家庭是小地主成份，而阿克来是来自小康之家，同时他的续弦太太给他带来了些资财，在这四位又名的人物中，前三人都没有建立起来大的工业康采恩。固然工厂工业的创办人是有着很显著的民主气质，与以贸易管制与经济特权为掩护的旧民权党员家族及商人垄断者，迥然不同，但是我们也不应像当时歌颂他们的斯迈路（SamnelSmiles）似的，过分强调他们出身寒微，纯以创办工业起家。如果一个人在开始时没有相当的资本，是很难爬得高的。瑞德克利夫在组织农村纺织的家庭工业时，一度曾发出一千架手摇织机；奥文的岳父得尔，因曾经作过布帛商的秘书，在创办拉拏尔克纺织厂以前，即有力组织家庭纺织工业。其出身职工或工人者，时少数中的难得者，即或有之，也是由于偶然的运气，或受到特别的栽培，就是那些以相当资本与商业关系起家者，也曾常因新技术所要求的规模，而感觉到筹措足够资金之不易（狡黠的阿克来就是一个例子）；至于在市场发展较慢，新人物发展范围有限制的场合下，小有资财者更难获得一席之地，约克郡西赖定的工厂主任，多来自资本主义的商人；[41]而小的师匠纺织者，只好在合作的基础上办理纺织厂。在钢铁与机器工业里，小有资财者更有困难，这可由当时所特别强调的借款困难的言论，得观其梗概。例如，鲍尔顿写信给一位推荐他的兄弟作学徒的某彼得，巴特谟，说：“以目前的情况而论，仅有中人之产如令弟者，来谋工作，恐非之得。甚而至于有相当财力的商人，恐怕都不易胜任，因此涉足此间者，不作普通职工便须大有资财。”[42]上述的鲍尔顿所云各节，确是经验之谈。他把他父亲所遣的产业，卖掉还不算，另外又以其妻财产变卖三千磅，他除经常负债之外，复从其富有的朋友举了五千磅的债，这样有一次为了到期付息，还感觉到非常困难。[43] 斯迈路所推崇的那廿八位不朽的成功的发明家与工业家，有十四人是小有资产者自耕农，织工师匠、鞋匠、小学教师等，有六人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仅有八人似乎是出身工人阶级。[44]在这二十八个人当中，只有八人成为有重要性的资本家，而这八个人中，仅有尼尔逊一人是工人出身。“他为了取得资本与势力，以推广他的发明，必须让合伙人分润了三分之二的利润”。[45]其余七人是属于中下或中等阶级，斯迈路所的那几位工人出身者，作为工业界的巨头，并无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例如，克尔特（HenryCort）就是死于穷困，他的发明以后为克洛世所采用，正如斯迈路所巧妙的指出：“为了计较锱铢，狡猾比发明重要，业务技能比制造技能重要”。[46]克力斗兢兢业业的在伦敦谋得职业，并获得管理员的地位，但临终时只是雇用卅人的作坊主人而已。福克思是管事的子弟，幸而他的发明引起了主人的兴趣，因而获得了创办小规模事业的资本，墨累是个学徒铁匠出身，后黎芝的一个工程公司为酬谢其改进技术的功畀以高级机械师的位置，前后在城里与别人合伙办了一个小型机器工厂；罗伯特与一沙普者合伙组织了一个企业，他担任技术合伙人，而沙普出资；寇尼格（Koenig）是德国农民之子，以借来的钱在英国办了个印刷厂，但因失败，穷困以终。比安康尼（Bianconi）的故事最为有声有色，说明他如何的幸运锐敏，并狡黠地运用意外的财，虽然出身寒微，却成为当时成功的资本家。比氏早年是随着一位去爱尔兰的印刷品商贩作学徒的。嗣以伦巴底故乡的一部遗产为资本，作起生意来；他很狡黠地利用黄金有溢价的时候，收买金币，而当时乡民不知金价的趋势，颇有利可图。他以投机转来的金钱，买了一架双轮车，专吸引窝忒福附近来往用不起马车的旅商使用。某次，窝忒福两党竞选，初他把车子租给一党使用，中途他又租给另外一党使用，促成后者的胜利，他这种两面三刀的作风，使他发了一笔意外财，从得胜党得到一千磅的赠礼。自此以后，他再也不缺少资本了，他可以“控制马匹饲料的市场”；如盖棺论定，他是一位富有而受人尊重的人物。[47] 棉纺业的资本几全来自已有成就的商人。阿克来最初为了实现他的发明，是从一个诺定昂的银行借款筹措的，以后又从袜业的两位商人雇主借款。瑞德克利夫是最著名的一位工业巨头，但在创业时是同一位自法兰克福与来比锡贸迁的苏格兰商人合伙；就是他“在晚年时还在惋惜痛苦，因为依靠别人的资本”。[48]很普遍的“棉花进口商给予正在成长的制造家三个月的信用，而出口商每周支付货款，也给予了同样的便利。这样商业资金流入以后，才使大部分郎卡郡的工业企业发展起来，并得能大规模的扩张。”[49]有时商人资本家在郎卡郡也像在约克郡似的，本身就变成了产业家，得洛特柴尔德（NathanRothschild）原在曼撤斯特法兰克福与东方之间作买卖，嗣后从他父亲所遗的两万磅为资本，从事于制造，染整，并对其他制造家供给原料；久之，不到十年资本便增加了三倍，转而注意到伦敦的金融市场。以如此的厚利当前，也就勿怪乎当时的工业家与经济家并不担心到工业投资会超过工业扩张的需要了。 第二节 我们回来讨论一下十九世纪技术变革的性质与影响，便会发问：技术变革本身是否可以加深投资的程度，从而扩大投资资本的利润率？关于此点，仁智之见，聚讼纷纭；而且这样地提问题，我们便设计到十九世纪大部分经济学家持乐观见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的核心问题。 有人认为技术的变革，纵或具有节省劳力的特点，但不能就认为可以扩大投资的利润。技术的变革固然可以增加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财富（李嘉图语，也可以说是效用的总合），唯并不能增加所创造的价值，因为用以生产较多商品的劳力，不比前所用以生产较少商品的劳力为多。换言之，改进的结果，使着成本降低，价格下落，产量增多，而单位价格与利润，反而会相对的减少。另外有人则以为否认改进的劳动生产率会增加利润率一节，简直是李嘉图理论中不可思议的一个系论。然而问题这样的提出，是无暇可疵的；同时这恐怕就是古典思想中，技术变革本身不算有影响利润的因素的理由。据此，资本投资的范围，主要的是受劳力供应的限制，而劳力供应又为用以维持生活的粮食供应情况所限。古典学派还受了土地报酬递减率的威胁（如果没有输入的自由），于是集中注意力于这个因素的最大影响，而忽略了其他，认为人口增加之后，生活费用便会增加，从而提高劳力的成本，最后只要面对利润率下降的无情结果。[50]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去认识马克思的著名提示，及时因为纯技术的理由，利润率可以下降，因之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隐藏着内在的矛盾。这个简单的事实，以往的经济学家，如栖聶（Senior）与朗菲德（Longfield）也曾注意到，但对之并不重视，更未使之织入一般理论的体系里，即技术的变革可以提高蓄积起来的劳动对有生命的劳动之比例，也就是说资本工具（以价值计算）对生产中劳力的比率提高。在某种剩余价值率下，即在创造产品过程中产品价值与劳力价值（以工资表示）的某种比率下，全部资本的利润率，即有下落的趋势（全部资本是指垫付的工资与资本工具） 但是马克思在阐明他的理论时，他又强调技术改造的另外可能性与相反的结果。倘技术改良不只对于有关工人生活的生产部门，发生影响，同时对于其他部门，也有影响，换言之，生活资料与非生活资料都便宜了，那么产业部门的产品与劳动力本身都会便宜的，固然一个资本家，以为工人消费的食品较前便宜，工资降落，劳动力所吸收的产品价值比例减少，那么资本家所分润的比例与数量，即可增加。马克思曾说过：“有若干种产业，其生产物决定劳动力的价值，或者说其生产物是属于普通生活资料的范围，或是能替代这种生活资料，要减低劳动力的价值，则在这些产业部门增进劳动生产率就成为必要的了。……但若一种产业既不供给必要生活资料，又不供给必要生活资料依以生产的生产手段，则该种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虽然增加，也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在另外的地方，他说：“商品的价值同劳动生产率是成比例。……相反的，相对剩余价值与生产率成正比例。……所以资本在内的倾向及经常的趋势，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使商品便宜，从而使劳动力本身也便宜。”[51] 在这种情形下，技术改良使着商品普遍的便宜，因此我们可以说机械的改进，使着投资范围的深度加强，但是先决条件是劳动力与产品总值比较，相对的便宜；否则就没有那种结果。[52]此处还有两点意见，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在劳动生产率增加时，这种影响是逐渐减弱的（以其对于利润的比例影响而论是这样的）。在劳动生产率低的时候，工资吸收了一大部分净产品，但技术改良后可使商品与劳动力在一定限度内便宜，从而使资本家以利润方式，分润了较大部分的剩余，在比例上便要大为减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极限情形，生活资料已便宜到成为自由货物，工人无需乎工资，生产率的改进对于剩余，也就再也不能有任何影响了。[53]所以产业资本主义达到高阶段，即劳动生产率较大的时候，投资范围的深度加强的可能性，比产业资本主义较原始的阶段为小。、 次，拉萨尔的“铁律”（Lassalleanironlaw）并未事实，换言之，工人的生活资料便宜之后，不一定就使劳动力的成本，同比例的降落。究竟其影响若何，是要视特定的地点与时间，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而定。对这一趋势，最有利的条件为劳力的供应，非常富有弹性，大量的劳力供应已经存在，或正在发展过程中。在十九世纪的前半叶，劳力市场还没有组织，工人与雇主的交涉，经常是处于不利地位，因之劳力供应富于弹性，是个合理的假定；总而言之，劳力的供应是超过了需求，因为在节省劳力的时代，对劳力的需求比资本蓄积的速率要慢，同时产业后备军经常的得到补充，对于劳力的价格，也施用着很大的压力。但这些前提条件变化之后，尤其是劳方可以组织起来，进行集体交涉，技术改良的结果，便会迥然不同。生活资料便宜并不一定就使劳动力同比例的廉价，一部分甚而至于大部分的结果，不是加增资本的利润率，而是使实际工资上升。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尤其是最后的二十五年，在英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技术改良增加劳动生产率后，使投资范围深度加强，所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最少限度同十九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全盛时代比较起来，是瞠乎其后的。 投资与投资对象的区别，似乎已不待解释，但在讨论此类问题时，常以不能分别技术改良与单纯的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影响，而混淆不清；换言之，资本额不变而技术知识变化的影响，与技术水平没有变化，而资本蓄积加强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固然两者变革的界限，是不易划得很清晰的，但为了分析目的，不弄清楚，便很容易滋生误解。复次，所谓“某种技术情况”者，也是很暧昧的，这可能是指不变的技术知识情况，而应用方面可随机应变，也可能是所用的技术方法没有变化。如果是指方法不变，那么资本蓄积之后，只好增加同样的装备的机器，即今日所谓之“增加资本的宽度”，〔WideningofCapital，这是Hawtrey首先应用的一个名词——译者注〕而马克思则称之为“以不变的资本有机构成，以增加资本”。[54]机器的数目增加之后，所以以驾驭的劳力，自必随之增加；如劳力供应不能配合资本的扩充，则“加宽的程序”迟早必然会停滞下来。等到所用的劳力，不足以驾驭新设备时，增加投资，只是增加劳力的价格，结果利润消逝而危机发生。此处我们的分析，似乎有点像古典的看法，即工业的进展，要受无产大众增加率的限制。相反的，实业可视作资本枯竭的表现（由于投资程序而骤然引起的市场困难，致有失业问题，容另讨论）。 我们姑暂不讨论市场需求问题，我们也会怀疑到这是否能代替真实的情况，至少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十九世纪的英国是否如此；而且十九世纪的经济危机能否与之吻合，也成问题。一八七零年的萧条时期，倒是有些上述投资特点的征象，但在十九世纪其他场合，缺很难辨认出来有近似的情况。也许这不是今日习惯于赓续变化想法的经济学家，所能臆度。然而问题是常常这样地提出，即在任何特定的时间，企业家面对的技术问题，不是独特的投资技术方式，而是在许多技术方式中的取舍问题。换言之，在这些方式中，每种的可能利润率是决定怎样投资的指标。事实上，取舍的范围，比经济学家所想象的为少。而且技术变革的步骤，用经济的说法，是“跳跃式”的进行；同时每一项发明都是相当远的路标，各种方法的物质生产率的差别是非常之大，直使企业家无需取舍，于是在某一特定的事件，工业所采用的方法，是决之于发明历史所达到的那一阶段。不过每逢变革迂缓的时候，机器生产程序是逐步改良的，一般的结构与原理都比较有基础；企业家事实上取舍的范围，便比较广。即在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的高潮时期，纺织者可以用纺绩机（Jenny）或走锤精纺机（Mule），或在十九世纪初，可用水力织机，也可以用蒸汽织机。所以我们可以说，不同的方法，虽然在物质生产率上有着相当的差异，惟并不比劳动力贵贱差颇对于取舍之间发生的影响大。 准此，所谓资本投资是在不变技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即不同的方法是有限制的），比每个工业已用的技术方法是固定的，更切合实际。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资本投资先是朝着增加宽度的方向进行，即增添当时最有利可图的那类设备。只要有剩余的劳力，或劳力增加得相当迅速，新的设备与用以驾驭设备的工人，是可以顺利的同时增加的。但是一旦劳力缺乏，或者是因为剩余劳力已经用竭，或其增加率落在资本增加率的后面，工资没有向上的趋势，企业家至此就要改弦更张，在不同的技术方法中，加以选择。很可能他要采用更节省劳力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以往利润较少，到了现在因劳力优昂，便较为合适。这个方向的变化，就是由资本的“加宽”，边而为资本的“加深”；同时技术方法的改换，是为寻觅投资机会的资本及劳力成本变化所“诱致”，而非知识增加的自动的结果。[55]我们可以证明，在这种新情况下，比资本加宽促成工资上涨之前，利润率为小。然而资本之加深，总比资本一直加宽下去为有利，不啻是逃避劳力价昂的结果；同时无论怎样的作，比投资程序没有推广致使劳力缺乏以前，利润率是下降了。这正是马克思要说明的情况，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胜过了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抵销影响”。如动态的情况接近这抽象的模型时，资本投资的程序，便逐渐丧失了机会。只有发明家能为资本家开辟新的园地，特别是有关工人生活资料的生产，才能扭转这个局面。 上面的分析，有两点可加以商榷之处。首先，工资普遍上升之后，是否会促进节约劳力的方法，要看借款的利润是否降低才能决定。如果只是劳力成本增加，而且机器制造与驾驭机器所用的劳力成本也都在增加，那么制造复杂的节省劳力的机器，开辟所用的成本（资本费用计入借方），与驾驭简单的机器所用的劳力成本，增加的程度是相同的。如果以前因为成本太高而没有适当的设备，现在劳力成本增高之后，设备之苦难也不会减少，因为设备所需劳力的成本，与新设备所节省的劳力成本，其增加的程度是相同的。只有利率降低以后，复杂机器的成本，增加的比例才比其他方法为小（复杂机器的开办费较大，所用的利息亦记入借方）。 对于古典型的经济学家，后者的假定，显然是非常合适，几乎是默认的；李嘉图的名言：“工资上升，利润即必下落”，使他们相信，如利润的远景有下落趋势，利率必将下落，以为调整。但是近代的理论，对此已表示怀疑，并否定在那种情况下利率下降的可能性。准此，资本主义走向以节省劳力方法的道路，便为之堵塞；同时如投资程序所需用的劳力，超过了产业后备军，致利润率下降，唯一的结果，便是经济危机，与投资程序的瘫痪，直至新发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为资本有利的投资开闭了新的出路，局面才得以扭转。 其次，为投资的资本所“诱致”的技术变革，与改变技术选择的“自动”变革间的界限，殊难划分清楚。甚而至于为了分析的目的，划分起来都很困难。每逢情况改变时，企业家并不是立刻从抽屉里取出待机而用的新机器蓝图；他可能是先令机器匠，或在今日请研究部门，先研究新方法的可能性，或对现有的模型加以改善，以最少的额外成本，去达到节约劳力的目标。[56]其实，许多划时代的发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我们面对的历史程序的变化中，新发明既不是与资本投资的进展无关的自动程序，同时资本投资的程序，也不能与新发明的成长划分开，因为发明通过对利润的影响，又可以反映到投资的程序。在联合的程序中，这两种成份，如加以区别，只要不太曲解现实的话，对于分析二者的作用，是有裨益的。但是我们却不能认之在事实上，这两者彼此并无关联，而且不是联合产品。 这就是说，无论是技术变化或资本积累的长期影响，如加以演绎的阐明，是比想象为难。这要看联合的程序中各种成份的具体组成，只有实际的经验，才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巍峨了解释的简化，并提纲挈领，在思想上，了解实际程序中的要点，我们在上面的区分办法，自然是有其重要性的。在现阶段的分析上，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扩张，经常的是受觅求投资的资本扩张，与其运用的有利条件，相互矛盾与激荡的影响；而有利的条件，则视乎技术变革的性质，无产大众与自然资源（包括输入的可能性）的增加速度，能否供应工人所需的食粮，同工业程序所需的原料，以及彼此间相激互荡的情况而定。我们有理由（如上述者）相信，资本愈积累，投资有利机会的扩张可能性便愈减少。 在我们讨论变革所以来的各种因素时，没有谈到市场问题。倘由常识判断，在各种意义上，市场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限制，甚至于古典学派的大师，亚当·斯密，就认为市场的范围，是限制社会分工（也就是机器的发展）的中心因素。其实，另外还有一直截了当的意义，就是资本的投资范围，是为市场所限制，也就是说，投下去某一数量的资本，所能得到的利润，是视工业产品的需求情况而定。[57]明乎此，显然技术的变革还可以推广资本的投资范围，而且这与上面的意义虽容易混淆但并不相同。例如，动力织机为制造蒸汽机开辟了资本的投资新园地，犹如近代飞机的发明，创造了飞机工厂的新投资机会。 无疑地如市场与投资之资本数量同时扩张，资本主义的发展，应不收限制（自然需求的结构会影响全部资本的分配及个工业相对成长的情况）。但是李嘉图学派的经济学家，以一个特殊的假定，便可忽略这个因素的作用。他们认为生产决定消费，而不是消费决定生产，而且假定（或类似的假定）无论工人、资本家、或地主的收入，在一定期内，都以某种形式花费掉；因之在收入不断的增加情况下，收入与消费，货币的收支，除了中间有些时间上的拖延，差不多是很合节奏的。所谓消费是指“不事生产的消费”，与“生产的消费”——即企业资本家雇用劳力，购置新资本货物的消费。[58]在这种情形下，对消费货物与资本货物的需求与产业设备是同时增加的；复次有关需求的问题，不是需求量的绝对不足问题，而是新产业设备如何分配在工业里的两大部门，及各小部门，及其均衡。 这个假定是李嘉图理论体系里，最聪明的一个化简办法；其在最初不成熟阶段的功用，为以后续阶段对思想上的束缚作用所抵销。然而这还并不是对于率真看法者的一种欺瞒技俩，表面是而实非。在当时的环境，倒是有几分正确性的。自然，我们无论是现在或过去，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现在的世界里，这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制度里，没有适当的机构，使人们储蓄的决定（在某特定的时间内，节约消费，因而增加手中讼保藏的货币），与企业家扩充设备，出仓原料与制成品，扩大生产的决定配合。过去虽曾有人认为利率是协调这两种决定的机构，但在今日大部分经济学家则认为利率纵不失为一种武器，不过为了这个目的则并不是完善的武器。这个另外一种提法，而且是较为时尚的提法，就是投资（及由此投资所发生的收入与消费）不能通过适当的机构，创造足以维持产业设备充分利用的需求。所以需求随时都可能延误在生产设备发展的后面；同时生产设备既不能充分利用，自然也就不能实现完全顺利情况下的利润。然而在十九世纪的前半叶，情形却大不相同，这都可以说明何以古典经济学的看法为什么是乐观的。那个时期里的影响，都是在促进对消费及资本货物的需求，而且特别的多。各方面的因素，都在推广市场，这已被认为是正常的，而且在这充满自由主义的新时代，被认为是永久的。繁荣的因素当中，主要的是迅速发展的技术发明，这不仅创造了空前未有的一系列的新机械装备，以及急剧增加的都市人口的需求影响，也在加强繁荣的作用。 在工业革命的前一两个世纪中，对于资本货物的需求，无论是相对数字或绝对数字，只是限于“大火”后重建伦敦与造船的时期。标准的建筑活动，限于经常的修补（例如修葺屋顶，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四乡主要的工业），与建筑新式住宅以应付人口增加的需要，此外都铎尔与司徒王朝时期的英国，是比较繁荣的；如四乡建筑，早期教堂的建筑，以及自耕农的农场与宽广的仓廪建造，都是风起云涌的。十八世纪逐渐的走向都市化，尤其是伦敦的成长，促成了近似长期的建筑高潮。工具制造与西部洋钉制造，也有相当规模，不过都可由地方工匠及机器匠胜任之，值不得作为资本的投资对象。早期的机械多是木质者，而且都尽量在本地就近直接或间接委托制造，只是重要的五金部分是从远地订货。木匠、锁匠或钟表匠，在需要齿轮，或装置纺绩机或织机时，便力有未逮了。在机械逐渐复杂化而早期机器工厂亦已设置后，多才多艺的工匠——建筑师，便占了重要地位；这一行业，据当时的记载，“属于木匠的行业，但也有些铁匠的工作，相当的繁重，可是富有技巧”。[59]钢铁制造的规模，是很有限的，在一七三七年分散在十八个郡共有熔铁炉五十九座，年产一万七千吨，这大部分是为了应付火炮的需求。[60]在当时“木材是个工业所用的原料，其适用的规模，确是非现代人所能想象的。”[61]运输工具与容器，船只与桥梁，炮车与房产建筑材料的大部分，都是木质的；同时木工大部分还是保存固有的技术，用传统上最简单的工具，即可办理。为一般消费的工业制造品，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的，是相当的狭隘，同时出口市场，对于羊毛工业特别需要，在重商的制度在，仍然受拘束而是有限制的。一七零零年从英国各口岸，向外航行船只的吨位。不超过三十一万七千吨，也就是相当于今日利物浦一地航运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而已。[62] 到了工业革命时，这种情况基本上为之改观。十八世纪中，出口船只的登记吨数，比世纪初增加了一倍。此后出口贸易大为增加；以纺织业而论，各方的迹象都在说明国外的需求超过了本国的生产能力，成为下半叶技术变革的主要刺激。以英镑计算，本世纪末的出口值相当于世纪中的三倍，世纪初的五倍。[63]在一八零零年，全部出口总值中，羊毛与棉花的出口约值百分之三十。一八五零年纱与织品的出口值共约占总值的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说半世纪后增加了一倍。早期的机器以蒸汽发动之后，生产工具的数量与所用的金属部分数量与复杂性都大为增加，因之必须有适当的厂房，工人的居处也必须在厂房附近，同时对机器制造的专门机构，也发生新的需求。在一八零零年唯一属于此类的厂家，就是鲍尔顿瓦特在苏侯（Soho）办的厂，截至当年共制造过三百架机器；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为纺织业，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是开矿所用的。直到一八二零年左右，在伦敦与郎卡郡才有许多专门制造机器的厂家出现。[64]十九世纪末布剌码（Bramah）与谟滋雷（Maudslay）的主要的新机器工具之发明，特别是制造螺旋的车床与附属于旋盘之上以支机具之器，奠定了以机器制造机器工业更进一步的分工。大量机器的生产与维持机器生产的进行，对于钢铁业与煤铁的开采又产生了新的需求。一八三五年铁的产量到达了百万吨的数字，廿年后又增加了两倍。煤的产量于十八世纪末达六百万吨，一八二五年则达两千万吨，一八五五年即达六千五百万吨。[65]至于国内消费品的需求，虽然因大众的收入微薄，生活困苦，不能显著的增殖，但以人口相当增加及逐渐的都市化，也是在推广扩张中。例如工厂里的无产大众，在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之外，纵仅余有几个便士可供花用，纵是要有少量物品必须由市场上购买，在以往，这些物品大部分是家里自足自给的。不只是人们喜欢以工厂织品代替手织品，而且因为人口数目增加，即每个家庭所用的披肩与木底靴也都增加了。 无疑地在拿破仑战争以后，这些因素的影响造成空前未有的扩张性。但在本世纪的四十与五十年代，又出现了空前的吸收资本与资本货物的投资高潮。这就是十九世纪中所谓之“铁路时代”。关于“铁路筑造”在此时期内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战略性的特殊重要地位，我们常常不能充分的认识到。铁路建筑，可以使资本主义大量的吸收资本，其规模只有现代的军备可以查过，甚至于现代的都市建筑，都难与之媲美。这倒不是说，铁的唯一去路，就是铁路建筑。钢铁的时代还产了许多伟大的设施，例如，码头建筑对于生铁块就有很大的需要；关于四十年代，海滨骚鹰德码头的建造，当时便有这样的记载：“非常的长，一直伸过浅水湾越有一里半之遥。”[66]在英国联合王国开辟了两千里的的铁路线，为铺设铁轨，装置铁椅，在一八四七年至四八年间，总差不多吸收当时四分之一的铁产量；同时根据屠克（Tooke）的估计，当最繁荣的那一年，在铁路线上或附近给予了三十万人的就业机会。[67]到了一八六零年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共已铺设了一万里的铁路；嗣于一八六零年与一八七零年间又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国内的铁路建筑，还并不足以说明英国铁路投资与重工业的重要性。虽然我们提到资本输出时，心目中所想到的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与一九一四年前十年的一段时期，但我们不要忽视十九世纪中，国外投资已经起着相当可观的作用。国外投资所采用的方式，是借给国外政府，而不是近代直接投资的方式。其重点还是大部分作为铁路建筑的用途，结果一方面为资本找到了有利的出路，另方面则可刺激英国资本货物的出口。紧跟着四十年代英国的铁路繁荣高潮，就是大陆上的铁路筑造；继而又有更大规模的美国铁路建筑高潮。自一八五零年至一八七五年，英国每年的平均输出的资本约为一千五百万磅，迨一八七零年连年积累的投资与净收益的再投资两共约五千万磅[68]五十年代资本货物的输出相当的增加，在前三年中钢铁的输出值增加了一倍，在七十年代初则约为一八五零年的五倍。自一八五六年到一八六五年间约有值三千五百磅的铁路用铁，输出国外，自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七五年又输出了八千三百万磅的铁；[69]同时在一八五七年铁铜铅的产品已经占到英国出口值的五分之一。从一八五七年到一八六五年，英国资本货物的输出，即转向供应印度的铁路与公共工程，同时印度的铁路用铁，几完全由英国供应。[70]到了六十年代帝俄与美国仍继续大量需要英国的铁。一八七五年德国的铁路筑造已近尾声，而帝俄的铁路建筑到了九十年代才达到顶点，约有一万六千里的铁路已经铺设，同时美国的铁路筑造，直至十九世纪最后的廾五年还在继续的进行，迨一八八七年才又大规模的活跃起来，约有一万三千里的路轨铺设完成。[71]自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五年美国铁路里数增加四五倍之多，但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铁路器材，便已能自行供应，不再由英国输入。以美国，阿根廷，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而论，总共的铁路里数，由一八七零年的六万二千里，增加到了一九零零年的二十六万二千里；在一九一四年的前七年中，英国的资本家对海外国家还在供应了六亿磅的资金作铁路筑造用途，而这些国家正是生产原料与食粮者。[72] 上而所描写的使市场繁荣之各项因素，是过渡性质的。它们的影响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因为在地球上某特定面积内，所需的铁路数量是有限的，同时一系列新的发明需要制造新式机器的工业，只能一次为之奠定基础，而不能继续不断的创造新的工业。或谓如果我们个别的看问题，这些因素好像是过渡性质，其实我们没有理由否定一连串的影响会继续下去，使需求情况不断的扩张。新的发明可以滋生更新的发明，如此子子孙孙延续下去，一代比一代所需要的机器制造工业更复杂，至少新技术的创造可以支持已经存在的机器制造工业。纵使铁路建筑已达饱和点，但经济的进步可使更新一点的目标，继续刺激投资与重工业，如电气工业，在大陆四周装设油管，或德国式的汽车道（Autobathnen）。[73]关于这个谜的可能性，除了观察数十年的实际经过外，是很难给予答复的，容即加以阐明。这些事件是否会产生同性质的事件，是要看整个综杂互相有关的历史程序如何变化而定，不能从它们本身的性质，加以演绎。 我们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如上面所讲述的，必然会是过渡性质的。这个理由是与生产手段方面投资的主要特性有关：也就是说，每次投资行为之后，生产工具的数量，便要比以前为大。恰如加来斯基（Kalecki）很巧妙的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所以发生者，是“因为投资不仅是被生产，而且也生产……投资的悲剧是其制造危机，而且是因为有用，才制造危机”。[74]如果我们认为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继续刺激下，投资增加的速率是稳定的，其结果必然是工业的生产工具相对的增加，其生产最终消费物品的各种工业，亦复如此。[75]为了使增加中的资本货物得以充分利用，并制止利润率的下降（因为不能充分利用），消费不但是要维持，而且还要继续同比例的增加。否则，滞销的市场，迟早必然会阻碍了投资的程序。在阶级的社会里，大众的消费是为贫困所限，因超过工资的剩余收入增加部分主要的是为富人攫取，而这些人的消费不是已达饱和点，便是要贪婪蓄积，于是消费程度总是要落在资本工具的增加程度后面。所以，为了抵制这个趋势，我们所谓的市场“繁荣因素”不论是输出的需求，或以新的欲望刺激富人的消费，非特要坚持下去，而且还要使之增加强度，[76]也就是说，不但本身要有影响，还要继续不断，产生更大的影响。不过，这个如意算盘，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第三节 如所周知的“长期经济萧条”（GreatDepression），始自一八七三年，断续的恢复，从一八八零年而一八八八年，迄九十年代中；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前后期的分水岭，在前期资本主义，是有生气的，繁荣的，充满了进取的乐观主义，而在后期，则比较烦恼，踟蹰，已经具有衰朽、腐败的徵象。这正是恩格斯著名的阐释：“英国工业独占垮台”的时期，这时英国工人阶级即将“丧失了特权地位”，而“社会主义在英国又有可能了”。[77]关于这次经济萧条的性质，重要性，与其原因，众讼纷纭，莫衷一是，但近人所强调的，这段时期，并不是均匀停滞的，如以生产指数与技术进展情形而论，那恐怕正是恰恰相反，不能象征萧条，如以工人的实际所得计算，工人是占了便宜而没有吃亏。[78]然而这正是经济危机益趋严重的时期，在生产力成长与业务利润间的尖锐矛盾，已经无可讳言；同时所有的徵象都在说明，以英国的资本主义而论，最低限度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廾五年，经济环境中已经发生了相当基本的变化。 在我们估计其重要性时，大班还是依靠我们的判断；关于“长期经济萧条”的某些表面特征及必然结果，固不待言，然而还有许多基本问题，尚待商榷。其中一个为各方所重视的问题，就是上述限制投资范围各种因素的相互比重。其所发生的影响，决不是任何一个因素的单独力量，而是各因素联合发挥作用所致。如所周知，投资范围是多方面的，如果说投资范围已不富有弹性，那是指着许多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不过其中之一，必然是最关重要的，即纵使各方面都在扩张，也不能补偿过来这一方面的紧缩作用，所以研究造成萧条的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仍有必要的。例如，造成七十年代的经济不景气的各原因中，投资机会的部分饱和，究竟占多少分量（即如对商品的需求与生产同比例的扩张，市场上也并无严重的性质，只以资本蓄积率过速，超过了从生产程序中榨取剩余价值的可能性，致利润率下降）？[79]再如，有效需求之不能与扩张的生产配合，究竟占多少分量；即当上述各“繁荣因素”呈现衰落状态，尤其是消费不能与生产力配合（特指用以生产消费品的生产力）时。 第一种情况的存在，可由世纪中劳力的实际工资上涨，得到证明，因为从表面上看，对劳力的需求，开始超过了无产大众的数目，李嘉图所恐惧的阴影，正将成为事实。据鲍莱教授（Prof.Bowley）的估计，货币工资从一八六零年（一九一四年是一零零）的五八，到了一八七四年涨至八零，而实际工资则自五一涨至七零。[80]对于投资最具有重要性的，就是建筑劳力成本，据估计自一八六零年迄一八七五年上涨了百分之五十，比原始原料上涨得快。[81]工资之上涨，除其他原因外，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全国工会合并之后，技术工人的组织加强，也是一个原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资本投资空前迅速的时期，同时也是工业生产工具大量增加的时期。例如，自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全世界铣铁的产量，由八百九十万吨，增至一千四百四十万吨，而英国的产量占五分之二。在克利夫兰地区，从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四年，即建筑起来三十个新的鼓风炉，使这个地区的生产力增加百分之五十。昆布兰与北郎卡郡的赤铁矿区，在七十年代初期扩充了百分之廿五，同时在林肯郡，利用磷矿石的鼓风炉，在七个增加到廿一个，[82]在一八六七年与一八七五年间，铁工厂方面的投资，增加了两倍，在开矿方面的投资，增加率一倍。[83] 复次，在危机的前两年，工资陡然上涨，[84]同时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一八七零年失业数字，略比百分之一多一些。整个七十年代里的利率，都是特别的低。尤以一八七一年冬为甚，据《经济学人》云，贴现率在那种商业澎湃的时候，还低于能够站得住的水平，[85]这一现象，马先尔归之于：“寻觅投资的资本增加如是之速，虽然投资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贴现率这是被压低下去。”[86]这时技术的变革非常迅速，吸收了较大量的资本，以推动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不过生产方面所吸收劳动力的速度，必然还是很快的（详细情况，目前尚无可靠的统计）。 有些时论家谓萧条期间即七十年与八十年代，物价的下落，并不是与黄金的供应有关（这与一般的经济学家的意见相左），而是由于过去若干年中的技术变革，才使着成本减低。[87]卫尔斯（D.A.wells）在八十年代的后期，为文论及英美，估计那些年在生产方面节约的时间与精力，有少数工业约为百分之七八十，大部分工业超过百分之五十，全体生产部门最低的平均标准，为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88]自一八五零年至一八八零年英国一般制造工业的实际劳力生产成本，下落约百分之四十。总之，此时物价之落，本身并不足以表示是需求停滞，但如物价之下落，解释作为技术改进之成本减低，则利润下落与萧条的原因，等于仍然没有解释。 我们必须于此时能分别，在投资的资本数量增加后，有两种显然具有不同影响的发展方向。第一，资本量增加可以采技术变革后，新式资本货物的形态，以提高凝固劳动对活的劳动比例，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假定以劳动量计算，销售价因实际之下降，而同比例的减价。结果，除非劳动力的价格下落，以抵销马克思所称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理论萎缩的影响，利润率便要下降了（有机构成提高特指技术发达后，机器对于直接劳动的比例提高而言）。[89]第二，资本量的增加，也可采增加同类型机器设备的形态，以增加劳力的雇佣与生产，而不必须降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使利润率下降的可能性，是市场与劳力的供应不能配合生产生产能力，那就是说，生产能力超过了需求的成长。我们所感觉困难的，是这时的投资，两种形态都有，而是很难算得出二者的比例。 如果劳动生产率在此期间，有显著的增加，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亦必有相当的增加，以为补偿。事实上，在一八六零年与一八七四年间，货币工资不特没有降落，还上涨得很多；在一八七四年以后，物价狂泻，而货币工资下降的程度仍是有限的很。因此，一八七三年前，上述的补偿因素，殊不重要，一八七三年后亦复如是。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因为美洲内地已有铁路运输对外界发生联系，同时海洋运输也有长足的进步，食粮与工业品比较起来，是相对的下落，但以当时工人组织较前有力，不像世纪初期，已能抵制货币工资的削减，结果是实际的工资上升，对雇主言，劳动力的价格只是微落而已。 在促成一八七三年经济危机的次要原因里，国外投资市场常被置于首要地位，在此以前，每逢蓄积的程序，使着利润前途黯淡时，国外投资还不是为重要的补救之道。但是当时海外投资的规模，远不若近代，同时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也不是万灵药。不过，还是很重要的。危机初袭时，确与海外投资骤然受阻有关。从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七三年，曾有一连串的国外贷款，贷给埃及、帝俄、匈牙利、秘鲁、智利、巴西，另外还有些铁路借款，及带有显著冒险性的借款。在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七三年间，美国铁路借款，上场的廿亿元证券，英国资本家承受了绝大部分。佶芬（RobertGiffen）说过：“一八七三年前许多年里，海外投资是受人欢迎的业务”。[90]在西班牙的投资失败，土耳其债券之不能付息，对于当时的投资情绪，不啻是冷水浇头，同时英国或其他工业先进国家投资的许多国家（佶芬所谓之被照顾的国家），如奥国，南美（彼时几已成为英国的属地），帝俄等，财政上的种种困难，使着英国对外投资的市场，忽然陷于瘫痪。[91] 海外投资事业，初步受阻之后，投资便转向国内。这说明了萧条期间最显著的特点，即生产与生产能力还在继续增加，只比一八七零年前稍缓一些。生产能力的增加，在七十年代中资本货物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鼓风炉的数目继续增加，以全部资本货物的生产指数而论，由一八七三年的五五·三升至一八七七年的六一·六。[92]迨一八七七年国内投资，亦如前几年的海外投资一样，也垮了台。然而一八七九年的资本货物生产值数，仅比一八七七年降落八点一，同时虽然失业统计一超过百分之十，而生产指数仅由一八七三年的六二，落至一八七九年的六零，[93]国内投资的一度恢复，促成了一八八零年至一八八三年的短期景气。但是这个期间生产能力继续的增涨，再加上一八七零年前，积累的成绩，对于八十年代中的物价与利润，是起着抑制作用的，诚如高森（Goschen）所云：“资本家感觉到很难为他们的资本，谋得适当的报酬”。在十年中铁价跌落百分之六十以上，煤价也跌了百分之四十强。[94]一八七四年值十二磅的铜，迨一八八四年则仅为四磅五先令。大部分跌价的原因，可由技术改革后成本经济化，加以解释。据估计制造一顿铁轨，所用的劳力，仅及世纪中的一半。铁价之所以便宜，主要是由于新的基本程序的经济条件（这在英国工业中是迟缓的，同时也是易于忽略的）柏塞卖法制成的钢，每吨在一八八六年的英国，可以一八七三年四分之一的价格，制成售卖；同时每吨钢轨制造时所用的煤量，仅需一八六三年之半数。[95]生产消费品的经济条件，大体上讲，虽然不大明显，也是相当的可观；例如，七十年代时，棉纺的实际成本，平均年落百分之点五。更可注意的是从一八七三年至一八八三年间，有四百家新的棉纺公司的证券登场，物价变化只有一小部分原因可归之于货币工资之下落；从一八七四年货币工资的最高率，到一八八零年中间降落还不到百分之十，自此以后则差不多平稳，或微微上涨一些。[96]无疑义地，由于生产能力提高之后，物价之下落，从各方面刊，仅以成本之减低来解释，是不很圆满的，据柏尔在“工商业萧条皇家调查委员会”前作证时说：全世界的铣铁产量，于一八七零年与一八八四年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二的惊人数字，而英国的产量即增加率百分之三十一；这促成了物价的狂落，比成本的降低程度为甚，致“工人取得了全部利润，而钢铁制造家，一点什么也得不到”（这个证人还说，工业家不无言过其实之处）。[97]“工商业萧条皇家调查委员会”在最后一次的报告书上说，在煤业里也是如此，同时纺织业里“生产虽然维持原状或在增加，利润却大为降低”。关于整个工商业的结论是这样的：“我们觉得……近年来生产过剩是商业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目前的萧条有一部分是可以这个事实解释……我们认为现在的情况与以往的萧条期，主要不同之点为长时期的生产过剩……我们感觉欣慰的是年来，尤其是萧条期间，本国一般商品的生产与资本积累，比人口哦的增加，还要迅速。”[98]近人对于长期萧条期的生产过剩情况，曾作如是解释：“生产在扩展而人的供应则有限制，因之资本不完全代替劳力。虽然节约劳力的机器可以应用，但其规模上不足以减低货币工资。”[99] 当我们考虑到市场因素的影响时，是显而易见的；在世纪初支持需求的那些“繁荣因素”，显示得很清楚，逐渐在走下坡路，最低限度已不能与扩充的生产能力相呼应了。固然新发明的刺激正方与未艾，同时机器的废置率，不但没有停滞，而且还在递增（差不多在十年期间，设备补充的需求益为加强；同时除少数例外，大部分机器废置率，都在增加）。例如，柏塞麦炼钢程序，轮机与改良的船用引擎，水力机器，机械工具（这是改良精密计算器及其推广应用的结果），制粉过程中所用的钢制罗拉，玻璃制造中所用的西门子“水柜炉”，缝纫机，与卷筒印刷机等都是证明。不过这些新发明对资本货物市场的影响比例，则远较世纪初的新发明对于当时较小的资本货物工业的影响比例为小。铁路建筑在世纪中，曾起过绝大的作用，此时则渐渐削弱，唯以八十年代铁路建筑高潮又再度回复，并扩展至亚非二洲，我们不能即谓铁路建筑曾到过饱和点。在危机前七年，美国的铁路，增加了一倍，而且在后四年中，即建筑了二万五千里。[100]一八七三年后，建筑计划骤然冻结，加上一八七三年与一八七四年的金融危机，立刻促成了停滞现象。复次，钢轨代替了铁轨后——耐久延年，使已修成的路轨不易损耗，因之未来修补的需求，大为减少。 对于英国工业言，最关重要的是国内需求的锐减，这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海外投资与铁路建筑订货减少。在一八七三年数年中，英国出口货的量，特别是价值，曾大为扩张。从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七三年间，对外贸易增加了三分之一强，一八七三年的全部输出比一八六零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钢铁的出口增加情形，尤为显著，以一八六八年与一八其二年间而论，即增加率百分之六十六，嗣于不知不觉中，惊人的逆流，遂使全局改观。一八七六年英国的出口值比一八七二年的高潮，即缩减了百分之二十五。向美国的输出，跌了一半，钢铁的输出，以量计算，跌落了三分之一，以值计算，跌落了百分之四十。[101]钢铁市场的崩溃情形，更为严重，虽然美国的铁路筑造，于一八七八年后，稳步恢复，并于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七年断续地活跃，但在七十年代后，美国所需的设备器材，都由其本国逐渐发达的钢铁业供应。诚如佶芬所云，英国的出库贸易，从来没有这样的锐减过。[102]一八八零年及一八九零年出口数字，虽曾两度恢复，唯直至廿世纪才超过了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三年的最高峰数值。而且出口减少，是表现于大量的有形入超。一八八三年的输出值，鱼油二亿四千万磅（在一八七九年只一亿九千一百五十磅），比十年前少一千一百磅，进口值约为四亿二千七百万磅，而十年前仅有三亿七千一百万磅。 “长期萧条”发生的原因，虽然不无模糊之处，其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影响，确是相当的明显。工商界人士鉴于物价与利润因竞争的原故而削减，遂倾向于限制竞争，保护市场的步骤，如物价与生产的协议方式。这正是生产集中的时代，尤以重工商为甚，因之便奠定了工商业集中所有权与控制的政策之基础。在德国与美国新型工业的集中制比英国为早。这是由于英国在十九世纪初，工业的结构，是循着个人主义的路线发展，根深蒂固，因而传统性坚强。经济结构亦如人体组织，恰如人老骨硬，运转不灵。在七十年代的美国，托辣斯已经是风起云涌，致于八十年代，立法方面予以限制，一八九零年的锡尔曼法案，更是彻底的为了制止“拘束商业的组合”。在德国，煤铁业的联合组织已于七十年代形成，三十年后此类组织的数目在煤铁及其他各业中，都大为增加，直至一九零五年，据当时“卡特尔委员会”称，全国的卡特尔已有四百个之谱。这一发展，据以为卡特尔辩护著称的李佛曼（Leifmann）所云：“是整个现代工业发展的产品，因为竞争与资本的风险都在增加，而利润下落。”[103]在英国，坚强的价格协议，到了廿世纪初，才占重要地位，即在钢铁方面，合并运动（比美国的规模要小）于九十年代的末期才开始。[104]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为了瓜分出口市场的国际钢轨制造协定，英国厂家参加的时期，与反对外货在国内倾销的所谓“公平交易”运动，都是始于八十年代。英国十九世纪末的萧条期内，生产能力剩余的程度，远较第一次战后的“第二次长期萧条”时期为小，而且主要是属于古典课本上所谓之剧烈减价竞赛的类型。第一次与第二次长期萧条的主要分别，是在它们中间的时期为了应付减缩的需求，垄断的政策是以限制生产，维持价格为目标，至于其他方面，两次萧条，是有很多地方可作比较的。我们在上面曾引过赫革斯辙教授的话，就是早几个世纪重商时代，是以“恐惧货物”见著的。在这个新时代里，同时在八十年代时已经有人称之为新重商主义的时代，逐渐表现出来也有类似的恐惧，但这次不是恐惧货物，而是恐惧生产能力。 十九世纪的最后廿年中，前几个世纪的重商主义又重新抬头，这次所注意的是对外贸易的势力范围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海外投资的势力范围问题。这是新时代的标志，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标志的前段是雏形资本蓄积时代，后端是产业资本主义。成熟的资本主义急于觅求投资范围的新出路，于是资本输出与资本货物的输出，便成为主要的特征。在八十年代殖民的经济价值，同时为欧洲三个重要国家所发现与注意，恰如吴罗甫（LeonardWoolf）所指出的：“在那十年中，五百万方里的非洲土地，六百万人口，全为欧洲国家所掠夺奴役。在亚洲，英国夺取了缅甸，马来半岛，与俾路芝斯坦；而法国则夺去安南与东京（Tonking），作为初步分裂中国的步骤。同时列强复在太平洋上争先恐后的夺取岛屿。”[105]北明翰与设斐尔德的工商业利益集团，开始提出失之桑榆收之东隅的要求，“以新的殖民地市场，补偿失去的美国市场”。同时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并呼吁政府，保护国内市场，而“开辟国外市场”最后还举杯庆祝：“贵宾们，商业与帝国是分不开的，因为让我们随便妄改一下，帝国就是商业”。[106]德国的作家，也以同样的心情，谈到德国“在欧洲以外的扩张政策，最初很和缓，嗣即坚定起来”，完全是工业生产与贸易增加的影响所致：谈到德国在近东的活动时谓：“我们在此地所作所为是与其他各地的行动是一致的，即觅取出口的新市场与海外投资的新势力范围”。[107]罗士德（Rostow）总结“长期萧条”中，资本家所得的经验教训的影响，如下：“它们开始觅求关税，独占，与资方联盟等方法，及积极帝国主义所保证的国外市场，作为逃避利润率降低的道路”。[108]为了推广投资范围，并觅求新的市场的刺激，以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当务之急，便是竞相瓜分世界尚未开发的地区，以建立特权区域特权市场。价格协议（世纪初制铁者中间，已相当普遍的应用过），与资本输出，已经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因之所考虑的新问题，与李嘉图时代产业界开路先锋多考虑的是迥不相同，于是所采取的策略，也就大相径庭了。 在英国，“长期萧条”的发展路线，略如上述，但其波及的地方，则不限于英国。德、俄、美均感受同样沉重的打击，唯法国，以工业化程度较浅，影响较小，而且比较顺利地度过难关。事实上最初德国所受的打击，较英国为重，同时自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七年，德国钢铁消耗量跌落了百分之五十。然而在这些国家里，萧条是循着不同的路线发展的。在帝俄，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初的萌芽资本主义，于七十年中的危机中，受到严重的挫折，这一次的萧条计延续了十年到十五年之谱。迨九十年代，因铁路建筑重整旗鼓，才迅速恢复繁荣，同时在投资的热潮里，工厂工人增加了一半，而工厂数目增加了一倍。[109]德国繁荣的因素，使之比其他区域恢复得快，而且恢复得力量也较为坚强。这是有其历史条件的，我们姑举一端，以为证明，即德国的产业革命那时方正开始，在统一以前，发展的范围是有限的。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的事件，是德国经济发展的转转捩点。十九世纪的后三十年中，显示着迅速的都市化；同时下半叶人口的平均增加率，比上半叶迅速。电气工业的成长，对于经济的恢复，是起着很重要的刺激作用，尤其是九十年代后期，更为显著，同时化学工业也起着相当的作用。美国“扩充的边疆”以其丰富的投资与市场机会，同时人口一面增加一面由移民加以补充，致劳力后备军不虞匮乏，给予十九世纪末美国资本主义，为大不列颠王国较为老大的资本主义所不能具备的恢复力量。[110]工商业乐观主义的精神，对于市场与劳力的供应有充分的信心，靠着本身在技术与工商组织方面的成就，几十年内都在坐享成果。铁路建筑在美洲大陆上，直至十九世纪最后几年，还在继续吸收资本与重工业的产品；至于人口，从欧洲的移民约为二千万人，自一八六零年至一九零零年人口约增加了两倍。在北美大陆上，直至二十年代的前十年当中，还在进行所谓“内部殖民运动”，这充分的说明了美国转而主义到新帝国主义的掠夺行为，比较迟缓的原因。 无疑地，新帝国主义给予英国资本输出的机会，是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四年新繁荣阶段的主要因素。[111]印度的夏天，确是冲淡了“长期萧条”所遗留下来的印象。而且还恢复了在萧条时期晦暗已久的自由贸易的光泽，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能使经济进步，维持永恒的信念，重新加强。虽然在九十年代及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于街头巷尾的议论中，又可以听到，而工党这个政治力量于一九零六年后，也成长起来。但在第一次战前的英国，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年，并没有十分动摇。 海外投资于八十年代，由于新殖民运动的鼓励，转向南美各地如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地及加拿大与印度，已经有些恢复。一八八七年投资活动之恢复，及一八九零年的崩溃；在阿根廷的土地投机，智利硝酸盐的开发，都是重要的因素，而且与对南美投资有关的贝灵（Barings）特别可以联系起来。[112]据霍柏森的估计，在一八八八年海外投资的数字又达到一八七二年的水准，换言之，又超过八千二百万磅的标准。但在九十年代，复缩减至七十年中的低水平。一八九四年仅有二千一百万磅，一八九八年则更减而为一千七百万磅。[113]在这些年里，美国还买回了许多前为英国所持有的证券。唯于一八九六年开始恢复时，这并不起什么作用。事实上，最初恢复时，出口还在降低，尤其是对南北美、澳洲，与南非的出口贸易，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同时在一八九七年与一九零零年间，美国输出数字陡增，致引起美国杂志许多文章的反映，称之为“美国对欧洲的侵略”。[114]一八九六年英国恢复得最重要的动力是自行车的发明，与北明翰自行车工业的繁荣，此外造船，国内铁路的局部扩充，以及电气建设，也都有一定的贡献。海外投资与国外市场，只是作维持复兴之用，特别是廿世纪初，又有新的滞销征象时，用以恢复活动。一九零四年却是英国海外投资开始走向高潮的一年。一九零三年脱兰斯瓦尔（Transvaal）借款之后，继之以日本借款，加拿大与阿根廷铁路借款。英国的资本，主要是流向加拿大、阿根廷，再度向美国、向巴西、智利、与墨西哥、至于去埃及、东西非、印度与中国的数额则较小。铁路、船坞、公用事业、电报、电车、开矿、拓殖、地产公司、银行、保险公司、贸易行都是投资高潮中的得意对象。然而，一九零六年霍柏森已经指出：“在过去数年中，在制造业与产业康采恩方面的投资，已在发展”，例如，加拿大的纺织，钢铁与造纸业，印度的苎麻，帝俄的纺织与制铁等是；同时“海外投资在制造业方面的障碍，都似已次第克服了”。[115]一九零六年的资本输出数字为一亿零四百万，超过了一八七二年与一八九零年海外投资的最高峰记录。一九零八年与一九零九年曾两度受挫，但于一九一三年复达二亿二千五百万磅。[11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英国海外投资约占英国资本家全部投资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每年的海外投资，还有些超过了国内净投资。[117]海外资本中的半数是投在英国的殖民地，其余的又以大部投在南北美。[118]一九一一年与一九一二年输出的资本，“比一八九零年与一九零一年间的总投资，还多百分之三十，而这两年的任何一年资本输出数字，比八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任何高峰年都多得多”。[119] 同时商品的输出也在增加，唯自一八九六年后复元的初期中，还较为迟缓。从一八九五年的二亿二千六百万磅（在一八九零年为二亿六千三百万磅），英国工农商品的输出，到了一九零零年已恢复至二亿八千二百万磅。这增加的数字，是由输向外国，与输向英国殖民地的数字平分的（南美有些地区，事实上是当时英国的势力范围，却被列作外国，因此戳殖民地的输出数字，显得比较小）。一九零六年年商品出口数字已达三亿七千五百万磅，而一九零一年正是密拆尔所云：“英国无疑地是世界各大国中最富有的”，[120]其商品输出数字为四亿三千万磅，其中三分之一是输向英国的殖民地。在这最繁荣的一年，钢铁的输出值，约当一八九五年的两倍强以，吨数计算，则只多百分之七十，比一八九零年及一九零零年的值约多百分之三十强，资本货物的输出与国外投资的关系，可于下列事实，得以解答：直至一九零四年钢铁的输出，只比九十年代中的吨数，略形增加，而在一九零三至一九零四年的数字，还较一八八七至一八九零年间者略低，但一九零四年后，输出的吨数，尤其是价值，便有向上的趋势。机械的输出，尤以纺织机为甚，也在增加，而且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约当一八八一之一八九零年间者的三倍。紧随着钢铁机械之后者为造船，在一九零六年已经如《经济学人》所说的“空前的活跃”，造船吨位超过了百万大关。克兰夫谟教授曾作如下的评语：“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三年与一九零七年商品输出增加率百分之五十，主要的原因是投资增加……制造家或有制造家想法的人都为之庆幸——资源转向国外投资，而不作为重新修建不列颠的肮脏城市，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国外投资利益优厚”。[121]然而这不仅是资本货物工业，独占其惠而已。当时人们已充分认识到，繁荣的根源是来自海外。在一九零五年至一九零七年间，只是完全依赖国内需求的行业，曾有烦言而已。[122]虽然棉纱与纺织品，只占出口的三分之一（一八五零年的值只占百分之六十），但在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一三年间全部匹头输出的码数，比一八八零至一八八四年者多百分之四十。[123] 廿世纪的前十年中，有许多因素使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前途，与十九世纪中宁静的日子完全不同，而且与暴风雨前夕，烈日当空的一八六七年至七三年也有出入。收入，人口比四五十年前的增加率大为减低。在廿世纪的前五年与大战前的四年前，英格兰，威尔斯与苏格兰的人口，增加还不到百分之九，而十九世纪中每十年的增加率为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三。[124]在这些年当中，资本的蓄积确进行得快得多。在第一次大战前的四十年（即一八七三年繁荣期至一九一三年），就业人数增加率百分之五十，而国内投资额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国外投资竟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六十五之巨。[125] 其次，国内外投资虽然发展得相当快（如与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五年的情况比较，是慢了一些），同时生产设备，每十年约增加百分之廿，但各方面的迹象都在先是着工业降低成本的改进是相当的迟缓。克兰夫谟指出，煤炭工业，“自一九零零以来，比停滞的效率还坏”，以劳动生产率计算，建筑业的效率，从一八九零年至一九一一年间，也在降低，至于棉纺“机器的经济条件，还是老早以前的”。“自一八八六年年至一九一三年间，鼓风炉及其附属物并无基本上的改进。无论是棉纺或钢铁工业，都没有增加劳动生产率的任何改进”。[126]有两位近代的作家论及钢铁工业，所得的结论为自一八七零年后，“大不列颠的工业，绝对的或相对的都落在其余世界的后面”：其特点是“忽略技术的发展”，并“缺乏弹性”，同时企业家“不肯大量的投资，使之有适当基础的机械化”，结果“长期忽略了设备与组织的发展”。[127] 再次，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与世界其余各地间的物物交易比率即进口与出口的比率，是对英有利的，到了大战前的十年，局面便翻了过来。这一趋势当时还不十分显著，人们也可能认之为以前趋势的暂时受挫。但以其影响了进口食粮与原料价格，同出口制成品价格的比率，因之在这方面任何的变动，都会起着重要作用的。这个价比，直接通过原料价格，间接通过工人生活资料价格，与工业品售价的比较，先会影响工业成本，从而影响利润。这个变化，使着久享工业先进条件的英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为之改观。上面已经谈过，十九世纪的资本输出，主要的是为了发展交通与原料的生产。海外投资，使原料之供应便宜，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言，是有助于国内的投资，因之，扩大国际贸易的范围，就是扩大这方面的利益。然而这仅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迨世界其他各地的发展，由原料之生产，进而为制造工业，或甚而为生产资本货物的工业时，那么最先进的工业国的出口制成品与原料的交易比率，便不再对于前者有利了，也可能对于后者有利，于是最先进的工业国，在世界发展初期，所恃以维持繁荣（以利润计算）的来源之一，便被剥夺了。 关于对工业获得劳力的价值各种影响中，更重要，更新颖，同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在不同的场合，使资产阶级焦虑的一个因素，现在为各方所重视的，这就是劳资问题，或称之为社会问题或阶级斗争问题。有时资方拟以威胁镇压手段，以使工人就烦，有时又用甜言蜜语加以引诱，并标榜扩大生产中，阶级利益的调协。但在十九世纪末，工人比任何以前时代更有组织。新工会主义包括了非技术工人，同时工人涉足政治，使新时代里的政府不得不承认集体交涉的合法，并开始制定小规模的最低工资率。这些年里，工会运动风起云涌，其权威与人数之强大，为前所未有，其对工业的影响，简直是空前同时也是维克多利亚时代的钢铁与棉纺工业巨子们所做梦也不能想象得到的，假若是他们活在世间，也许会觉得无限惊恐，而认为是上天掌管惩罚之神加给他们的罪责呢。 [1]陶因比（ArnoldToynbee）：《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讲话》，页八七。他说：“工业革命令人最惊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人口增加的特殊速度，十八世纪末人口每十年约增加百分之十，十九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则约为百分之十四，而一七五一年以前每十年最多增加百分之三。” [2]席克思（J.R.Hicks）：《价值与资本》，页三零二。 [3]自一八八七年陶因比的《讲话》发表以后，算是第一个使用《工业革命》一词者，据毕鲁斯云：“这个名词的流行始于《讲话》的刊行，（见《历史》，卷十四，页一二五）”事实上，恩格斯于一八四五年在他的《一八四四年英国工人阶级的情况》（一八九二年版，页三，页一五）一书，已经用过这个名词，他说：“其在英国的重要性，正如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一样”；这个名词的起源，应归功于他。（见曼透克斯：《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页二五）这个名词早于一八二零年左右即在法国作家中流行过。（见A.Bezanson论文，载哈佛大学《经济季刊》，卷三六，页三四三） [4]《资本论》，卷一，页三零八，页三七八。“产业革命出发点的机器，以同时使用许多工具的机器结构，代替了同时只能使用一种工具的工人，而且不论是使用那种动力，只以一种动力推动”。（见页三七零至三七一） [5]《工业的哲学》，一八三五年版，页二零至二一。安·由尔对于工厂所下的定义：“工厂是在自动调节的动力指挥之下……一个包括着各种机械与智慧的机构的大自动机械，在不停的有节奏的活动”。（见上引著作，页一三） [6]上引著作，页一九三。 [7]上引著作，页九零至九一。 [8]上引著作，页四至六。 [9]鄂宾：《机械发明的历史》，页二五一。 [10]同上，页三零七至九。 [11]见第四章第一节。 [12]见第四章第一节末。 [13]曼透克斯：上引著作，页一九九。 [14]同上，页二零一。 [15]同上，页一九五。鄂宾教授强调：“十六与十七世纪许多工业之所以不能大量应用动力，成本与事实上的可能性同技术上的困难，是同样重要的”，因此当时的发明，只是辅助人力畜力之不足，“对于整个工业的结构，并无影响”。 [16]T.S.Ashton：《工业革命时期的钢铁》，页一六三。 [17]阿伦（G.C.Allen）：《北明翰与黑乡的产业发展》（一八六零至一九二七年），页一一三至一一四。 [18]同上，页一五一。 [19]克兰夫谟：《现代英国的经济史：铁路时代》，页三三、九九、一七五。 [20]同上，页一七八。 [21]同上，页三三至三五，页九四至九五，页一四三，页一九三。在一八七一年有纪录的靴鞋工厂，有一百四十五处，但总共所用的蒸汽，不过四百匹马力。动力仅用以担负重的工作，例如割切厚皮，或缝纫坚硬的地方，其余制鞋的许多程序，仍由场外工人担任。以靴鞋模型制定靴鞋之形状的工人与鞋匠，在工厂里是共同工作，不过差不多最后几步手续，都是在家里作。一八八七年诺坦普吞城，有一百卅家手工业作坊，雇用一万七千到一万八千工人。（参阅A.Adcock：《诺坦普吞的鞋子》，页四一至四五）我们知道在一八九零年代的前几年，工会宣称，有两个最大的部门取消厂外工作后，等于最后废除了苦工。（见全国靴鞋制造业工会月报，一八九一年三月份） [22]在北明翰，家庭工业的把头，有个绰号叫作“屠户”，因为他们善于压低工资，同时在制钉业里，“这种中间人，常是酒馆的老板，所付的物品工资是作价很高的烂货，于是销货时比诚实的雇主卖得便宜”，“此外七十年代的早期，在米德兰及西南部，包工开矿的狗腿子们，依然在实行着辅修的物品工资制”。（见克兰夫谟教授：《经济史》（自由贸易与钢铁），页四五六）支付工资的间隔拖长，也足以造成不幸，使着工人对高利贷者如把头、旅店老板、或普通店铺负债。在爱布瓦（EbbwVale），当时是按月支付现金工资，而在锐姆尼（Rhymney）有时是按三个月支付。（见上引著作，页四五七）马克思曾说过：“便宜的未成熟的劳动力之榨取，在近代制造业〔这是郭译本的译名，本书作手工业工厂——译者注〕，比在真正的工厂，还更无廉耻。……但这种榨取，在所谓家内劳动，又在比制造业更无廉耻，这是因为劳动者的反抗力因分散而减少了；因为有一群劫夺的寄生者，介在真正的雇主和劳动者之间；因为家内劳动到处须与同生产部门内的机械经营或制造业经营相竞争，因为劳动者的贫困，使劳动者不能有最必要的劳动条件，如空间、光线、通气设备等等”。（见《资本论》，卷一，页四六五） [23]Allen：上引著作，页一四六，页一六零至一六五。 [24]同上，页一五九。 [25]同上，页一六六。 [26]同上，页四四八。 [27]《通史》，卷十四，页一二八。 [28]关于蒸汽机、瓦斯机、内燃机以及纺织方面的发明，如何构成一系列的发展，可参阅：R.C.Epstein：《工业发明》，载哈佛大学《经济季刊》，卷一一，页二四二至二四六。 [29]我们知道斯米顿（Smeaton）不得不使用直径廿八寸而差误达一小手指厚的气缸，同时瓦特因为使用差误达一寸的四分之三厚的气缸，而工作受到妨碍。一七七六年尉尔琴孙改进钻孔机器以后，鲍尔顿同瓦特才获得适当的气缸。同理，蒸汽机上的平衡大梁，经久都在使用着，因为不容易很准确的在弯曲处安置联杆器。（参阅鄂宾：上引著作，页三二零。） [30]曼透克斯：上引著作，页二二零。 [31]美国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最后一次报告里，执行秘书曾列举了各世纪的“主要产业发明”，如下： 第十世纪——六件 第十一世纪——四件 第十二世纪——一零件 第十三世纪——一二件 第十四世纪——一七件 第十五世纪——五零件 第十六世纪——一五件 第十七世纪——一七件 第十八世纪——四三件 第十九世纪——一零八件 第二十世纪（截止一九二七年）——二七件 （见《最后报告书》，页一零五） [32]李嘉图：《论马尔萨斯》，页一六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李嘉图写道：“人口的一般发展，是受到资本增加，以及对于劳力需求，与工资上升的影响”。（页五六一）换言之，只要贸易自由，食物内输没有问题，对于劳力的需要增加之后，供应自然会与之配合的。 [33]十九世纪郎卡郡百分之十的居民，籍隶爱尔兰。（参阅克兰夫谟：《历史科学国际委员会刊》，一九三三年，页六零二。） [34]克兰夫谟：上引著作，页五三至五五。马先尔（T.H.Marshall）：《经济季刊》的《经济史增刊》，一九二九年正月号。G.T.Griffith：《马尔萨斯时代的人口问题》，页二八，页三六。在一七五一年联合王国的人口约为七百万，迨一八二一年约七十年后，人口倍增；到了一八三零年已超过一千六百万人。克兰夫谟认为十八世纪末，死亡率降低的原因为天花与败血症的根除，改良灌溉，婴儿与母亲疾病的减少，以及新法接生的开始。（参阅道·乔治：《十八世纪伦敦的生活》，页一至六一。） [35]见陶逊：《现代德国的演进》，页二六六。保守党人向立法院建议的办法，有严格限制佣工介绍所的活动，禁止为农村劳动者介绍工作，对破坏合同者严惩，限制发给工人车票，并禁止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在未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许可前，离家他去。 [36]同上，页二七三。这个差价也许夸张了流动性受限制的结果，因为东德工资低廉还有另外的两个原因，一则波兰的劳力可以越界补充，再则“贵族党”需用劳力孔殷的时候，可以士兵参加农忙的工作。 [37]曼透克斯：上引著作，页二一七。 [38]LilianKnowles：《十九世纪的工业与商业革命》，页三一至三二。作者认为：“劳力缺乏，再加上国外对本国货物日在增加的需求，是采用机器的最大动力”。 [39]我们知道安·由尔认为，机器的主要优点为以易于支配的劳动，代替了“不易支配”的劳动，而且由于女工与童工的雇用，给生产程序，带来了新的纪律。 [40]孔宁翰：《成长》（现代），卷二，页六一九。 Gaskell：《工匠与机器》，页三二至三三，页九四至九五。 Radcliffe：《制造业的起源》，页九至十。 Chapman：《郎卡郡的棉纺工业》，页二四至二五。 马克思：《资本论》，卷一，七七四。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新人的发迹，是受了四乡银行迅速发展的帮助，同时苏格兰银行制度，对于苏格兰新工业的早期发展，可能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41]孔宁翰：上引著作，页六一八；曼透克斯：上引著作，页二七一。 [42]J.Lord：《资本与蒸汽动力》，页九一，页一零八。 [43]E.Roll：《工业组织的一个早期经验》，页一零至一一。 [44]《发明与工业人物》同《工业界的传记》。在斯迈路的《工程师的生活》里，他所举的工程师，如Stephenson，Metcalf-Telford，是工人家庭出身；Edwards-Sineaton-Brindley-Rennie，都是农家或乡绅子弟。其余五人则来自中上阶级。 [45]斯迈路：《工业界的传记》，页一五九， [46]《工业界的传记》，页一一四。 [47]斯迈路：《发明与工业的人物》。 [48]参阅恩文为达尼尔斯：《棉纺工业的早期历史》所作的序文。 [49]同上 [50]李嘉图：“资本的蓄积，如果没有使工资上扬的因素经常作祟，是不会使利润下落的。倘工资基金二倍三倍甚而至四倍的加上去，雇得所需要的人手，本应无问题的；惟以食粮不能随之增加，于是同价值的基金不足以维持同量的劳力。只要食粮增加无问题，资本怎样蓄积，也不会改变利润率或工资”。（见《原理》，页三九八至三九九） [51]《资本论》（恩文版）卷一，页三零四至三零五，页五七七。 [52]在这里必须指出，此处所说的是工资与产品全部价值比较，相对的降落（这两个数量的差额扩大）。这并不就是说劳动力便宜的比例，较产品（每单位的价值降落）为大。如果劳动力与产品同比例的落价，全部工资与全部产品的价值间之差额，仍要扩大，因为发明可以增加每个工人的产量。 [53]《资本论》，卷三，页二九零。 [54]《资本论》，卷一，页六二五至六三五。 [55]席克思：《工资论》，页一二五。他写道：“生产原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对于发明，是有刺激作用的，尤其是以节约涨价的那一种原素为目的之发明。过去几个世纪中，欧洲历史的特征是资本增加的速率，比劳力为迅速，因而鼓励了节约劳力的发明。”（页一二四至一二五） [56]席克思教授于建议“诱致”的发明可划分为新的方法与旧方法时，心目中所想的，可能与我们的解释相同。他所指的新方法，如果早已知道的话，即在“价格没有变动以前，也是有利的”而旧方法则不然。（见上引著作，页一二六） [57]其对利润的影响，是表现于每个工厂所用的劳力数量的变化；换言之，在现行的需求情况下，所用工人的数目变化，而不是表现于每个工人的剩余价值率。 [58]这两个名词不同的用法，关键是在于劳动者食物的消费包括在内与否。朗菲德对“不事生产的消费”，所下的定义为“商品经过消费之后，价值完全消毁，不能再转化为其他商品。这类的消费包括人们从财富中所得到的各种享受”。（见《政治经济学讲话》，伦敦政经学院翻印本，第八号，页一六四）栖聂对“生产的消费”所给的定义为“商品消费之后，可以产生较远期的产品”，并包括工人与其家庭的生活必需品。（《政治经济科学大纲》，一九三八年版，页五四）密勒指出：“生产劳动者是唯一的生产的消费者”，并且说：“只有维持与增加社会上生产力的消费是生产的消费；无论是土地、资源、生产手段，或人民的生产均属之。”（《原理》第一篇，三章，页五） [59]曼透克斯：上引著作，页二二一。 [60]L.W.Moffit：《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卷一，页一九一。 [61]奈失：《英国产煤工业的兴起》，卷一，页一九一。 [62]曼透克斯：上引著作，页一零二。 [63]同上，页一零三至四。 [64]克兰夫谟：上引著作，卷一，页一五二至一五三。 [65]同上，页四二五，页四三一。 [66]泰晤士报，一八四四年十月三日。 [67]TookeandNewmarch：《物价史》，卷五，页三五七。 [68]L.H.Jenks：《资本的迁移》，页三三二，页四一三。 [69]同上，页一七四。 [70]同上，页二零七。本书作者说，在一八六九年约有五万英国的股票债券持有人，平均持有一千五百磅的印度保证铁路证券。“印度局是铁路公司真正财政代理人，并且在市场银根紧的时候，出面借款，以弥补资本的需要”。（见页二二零） [71]D.L.Burn：《制钢的经济史》，页七八。 [72]A.K.Cairncross：《大不列颠的国内与海外投资》（一八七零年至一九三零年），页三三三。（本书系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存剑桥大学图书馆） [73]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制度》。 [74]《经济危机理论的论文集》，页一四八至一四九。 [75]这意思是说，每单位时间内，投资的增加是常数的绝对数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货物市场的扩张程度，是配合折旧需求的。在投资增加速率不变的情况下，他事均等，整个的收入是没有理由增加的；同时除非用在消费方面的收入比例增加，资本家所得到的收入是不能增加的，资本货物数量的增加，只是减少每单位工具所能得到的利润（因为每单位工具所适用的强度减弱，而且生产工具对劳动力与产品的比例增加）。我们所泛称的“繁荣因素”不仅应起着不变，而且甚至应起着递增的影响，以抵销提高收入中消费比例的困难。反过来如投资率与整个收入，都在增加，那么资本货物增加的影响，在刺激投资（直接或通过消费）的因为没有增加，以抵制滞销的情况下，是要逐渐妨碍投资的。 [76]这些刺激的因素，不是对消费，而是直接对投资起着作用，以加速度的技术发明，去刺激加速度的投资率，以抵制滞缓的消费（与我们上述的投资率不变之假定不同）。 [77]《英国工人阶级的情况》，第二版序言。 [78]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旧工会主义者，坚强地反对富有斗争性的新公会主义者，致使工人阶级的队伍分裂；同时也可以说明，廿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中，工人贵族传统之所以不易去掉的原因。 [79]所谓“资本蓄积的速度”是指经过相当时间后，资本量与其他因素成长情况比较而言，例如劳力的供应与技术上的适当的变革；今日许多学者称其比较结果为“资本边际生产效能递减的趋势”。而不是指没单位时间内，投资率对于利润边幅的影响高低而言。利润率下落的情况，应加区别：一种是在萧条开始前市况初并无变化，生产设备全部开工，亦无问题，而利润率下落；另一种是有许多因素使生产设备根本无法全部开工，致利润率下降。 [80]《自一八六零年联合王国的工资与收入》，页三四。 [81]准兹（G.T.Jones）：《递增报酬》，页八九。 [82]D.L.Burn：上引著作，页二一。 [83]D.H.Robertson：《产业循环的研究》，页三三。ColinClark估计，从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至一八七五与一八八五年间，联合王国的实际资本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增加了一倍。（见《经济进步的情况》，页三九三，页三九七。他又估计六十年代，在国民所得中储蓄所占的比例，为百分之十六或十七）。 [84]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据已有的资料，货币工资上升了约百分之十五。矿产物价指数从八六上涨至一三一，这表示生产的初期阶段，已有充分就业的徵象，于是W.W.Rostow曾作这样的结论：“高的劳动力与原料成本，开始侵袭了贸易的利润。”（见《经济史评论》，一九三八年五月号，页一五四）。LothianBall在“工商业萧条皇家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说：“劳力的价格与铁价，已经上涨到这种程度，使我认为在前几年中，铣铁的成本，也可以说各种铁的成本，上升了一倍（见《皇家委员会报告》，页死灵，问题一九二三）”。然而Burn却表示：“只看成本的报告书不能即认为：在危机时，工资偏高，致钢铁贸易困难时，价格不足以弥补成本”，其实工资是与物价行动一致的，而不是高过物价（见上引著作，页四一）。 [85]《经济学人》，一八七二年，正月廿七日。 [86]《OfficialPapers》，页五一。 [87]关于货币的解释，近有人说：“长期萧条期中，没有一个主要特点可以严格的说是银行体系的反映。当时短期资本市场的趋势，是供应充裕的。”（见Rostow：《投资与长期萧条》，载《经济史评论》，一九三八年五月号）。Bell在“工商业萧条皇家调查委员会”前作证时说：“购买力不够并不就是货币不够，因为银行里有大批不用的资金。”（答复蒲徕斯教授问题，第一九九八号）。《经济学人》当时是非常反对一般物价下落是由于货币的原因的看法（见一八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88]卫尔斯：《最近的经济变革》，页二八。 [89]如果售价与产量增加后并未降低，或至少以劳动量计算，没有随着实际成本之降低，作适当的减价，则纵使工资不变，或甚至于提高，都不会影响利润率的。因之如已知售价降低数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数，则最后的结果视下列变数而决定：资本有机构成的比例变化，货币工资的比例变化，与（每单位时间）总利润与最初情况下工资总额的比例。 [90]《经济调查与研究》，卷二，页一零一。“失败最显著的工业，就是以少量剩余资本，开发落后地区者。” [91]同上，页一零二。以土耳其、埃及及秘鲁的证券而论，一年之内贬值了一亿五千万磅。 [92]Rostow：上引著作，页一五四。 [93]同上。 [94]苏格兰铣铁价，其在一八七三年值五磅十七先令三便士者，到了一八八四年则仅为二磅二先令三便士，而铁轨的价格，于一八七四年与一八八零年间跌了一半（见《皇家调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柏尔的发言，页四三）。 [95]卫尔斯：上引著作，页二八。 [96]鲍莱：上引著作，页八，页一零，页三零，页三四。 [97]《皇家调查委员会最后一次报告书》，页八。 [98]同上，页九，页十七。 [99]Rostow：上引著作，页一五零。事实上，在一八七三年后，再度于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七九年，当事业人口超过百分之十时，工资确曾降低，但整个期间，降低得有限，在这样大的萧条时期，降低得如此之少，确是出乎意料之外。 [100]克兰夫谟：上引著作，卷三，页三八一。 [101]佶芬：《调查与研究》，卷一，页一零四至一零六。 [102]同上，页一零五。 [103]Dawson《现代德国的演进》，页一七四。 Levy：《工业德国》，页二至一八。一九二五年时德国卡特尔的数目，据说已经有三千个之多。 [104]Burn：上引著作，页二二九。 克兰夫谟：上引著作，卷三，页二二一。 [105]LeonardWool：《经济帝国主义》，页三三至三四。 [106]见一八九六年六月十日，在伦敦召开的帝国商会会议上的演讲词；一八九四年六月廿二日在北明翰的演讲词；吴罗甫：《帝国与非洲的商业》，页一八。在后一次的演讲里，他说：“我绝不放弃我们控制印度的机会，这是我们最大最有价值的雇主。为了同样的理由（即创造市场的需要），我赞成继续占领埃及；同时为了同样的理由，我怂恿政府……利用所有合法的机会，向正在接触文化与商业的大非洲，扩充我们的势力与控制”。 [107]Dawson：上引著作，页三四五，页三四八。 [108]同上，页一五八。 [109]李亚琴寇（P.Liaschenko），上引著作，卷一，页四三八。 [110]美国地理意义的边疆于七十年代，已无可扩充，惟独经济意义的边疆，直至十九世纪末，还在继续不断地进行中。 [111]这段时期就是熊彼得长期波动运动中，所谓之向上去的阶段；而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六年是前次波动运动中，向下去的阶段。他的“发明”理论使他认为这新的繁荣期是与电气发明有关。（见《经济循环》，卷一，页三九七）。 [112]密拆尔（W.Mitchell）：《经济循环》，页四七至四八。 [113]霍柏森：《资本输出》，页二零四。据Cairncross的估计，一八八八年的数字有七千二百四十万磅，一八九四年与一八九八年的数字也较低，计一千七百万磅与一千四百万磅。 [114]密拆尔：上引著作，页六四，页六九。密尔读到这个名词的起源，谓系最初为Vanderlint在《Scribners》杂志一篇文章里所首创。 [115]霍柏森：上引著作，页一五八至一六零。 [116]霍柏森：上引著作。克兰夫谟：上引著作，卷三，页五三。Cairncross修正了霍氏的数字，修正后的数字都较低，惟相差得有限，例如，一九零六年为九千九百八十万磅，一九零七为一亿三千五百廿万磅，一九一三年有二亿一千六百廿万磅。（见上引著作，表一四）。 [117]Cairncross：上引著作，页二二三，霍柏森所给的数字较低（见上引著作，页二零七）。 [118]Cairncross：上引著作，页二四七。 [119]克兰夫谟：上引著作，页六一。 [120]上引著作，页七九。 [121]见上引著作，页五三。当时建筑业还有失业现象，与九十年代建筑业的扩张，及就业情况，形成对照，并说明了国内外投资是相互竞争的，（Cairncross颇强调此点）。 [122]同上，页五二。 [123]同上，页六六。 [124]在一九一四年前出生率为每千人为二十四弱，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差不多为每千人为三十四之谱。一九一零至一九一二年年每个妇女的净生产率为一·一二九，而一八八零至一八八二年为一·五二五（见D.Glass：《人口政策与动态》，页一三）。 [125]Cairncross：上引著作，页二二三。所引数字如下，从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四年国内投资由五十亿磅至九十二亿磅，国外投资则自十一亿增至四十亿磅。ColinClark估计联合王国的实际资本，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或九十年代末，几增加了一倍，同时从一八九五年至第一次大战，又增加率百分之四五十。（见《经济进行的情况》。页三九三）。 [126]克兰夫谟：上引著作，页六九至七零。 准兹：《递增的报酬》，页九八。 [127]T.H.BurnhamandG.P.Hoskins：《英国的钢铁》（一八七零年至一九三零年），页七零，八零，一零一，一四八，一五五。这两位作者把英国工业的“内在保守性”，归咎于家族公司的持续，领导人“没有专门的训练”，“接受遗产者的安全感”，“保持年高的董事的显著趋势”，以及“没有工厂管理与工头的训练”。（页二十八）
第六章无产阶级的成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多布->﹝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第六章无产阶级的成长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节 早期的许多作家在讨论殖民地的问题时，他们争辩的中心问题，就是各种类型殖民地的利弊得失。在当时的殖民地主要的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如新英格兰，另外便是土地所有权集中，同时还有工人阶级的殖民地如维基尼阿。后者的社会组织，是抄袭宗主国典型的，因之受到了保守与有贵族气息作者们的欣赏，但前者却受到了宣扬以自由平等为新式理想社会典型者的歌颂。其实二者的分歧关键，要在于统治阶级对于土地让渡与分配所采用的政策。如果对于拓殖者让渡土地时，是分成许多小份，价格公平，可以赊欠而条件不苟，则这个社会必以自耕农为主要成份，同时很少有人愿意为了工资去工作。相反的，如果让渡土地时是整批的，那么这个社会的组成，必然会阶级分明，一边是大业主，一边是无产大众。诚如吉本威克非（GibbonWakefield）在一段有名的话里所指出的：“在地广人稀的地方，使着凡愿意有土地的人，都能成为地主，……土地便宜就是雇佣劳动缺乏的原因，……土地既然非常便宜，而获得土地毫不费力，则不但劳力的价格贵，换言之，劳动所分到的产品比例大，而且以任何代价雇得劳力，都是困难的。”[1]因此，如在殖民地也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须要土地所有权限制给予少数人，而使大多数人没有产权。近代殖民地统治者，颇能领会个中的真髓，所有非洲各地的统治者，设法利用本地部落的失业后备军，例如对于他们课之以税，俾可维持白人雇主所需的劳力供应。凡熟悉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的许多农业方面变革运动者，当可体会；例如，一八零七年格罗斯忒郡的《调查报告》就曾这样的坦率说过：“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劳动者因握有土地而独立化，使着社会丧失了一个必要的阶级。”当时另有一位作者说：“农人是像工业这一样的非常需要劳动者，换言之，他们所依靠的劳动者，是除了每天出卖劳力外，没有其他地方生活的人。”[2] 在今天说资本主义必须得有无产阶级存在为先决条件，已经是普遍尝试。然而从前的许多作家，大张旗鼓的分析在不同形式下，资本演进的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反而对于无产阶级生长的历史环境，毫不注意；这也许是因为伦巴底的高利贷者，与阿姆斯特丹的证券经纪人的左右逢源的故事，比起遭受刺金与处死命运的乞者，或被剥夺蹂躏的农民〔指圈地运动的被害者——译者注〕，更姗姗动听。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过原始蓄积创造资本与劳动者这联合产品的过程，一方面意味着通过经济压力与垄断、高利贷或直接掠夺，财产集中起来，另方面意味着以前的所有者变而为无产者，新的财产是从旧的财产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大的财产是由于吞并小的财产而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并不是如传统经济学者所描写的，是坚忍节约的结果，而是由于依赖经济与政治特权剥夺别人的结果。关于资本主义这一生产制度的发展，马克思说过：“……两个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在一方面，是货币，生产手段，生活资料所有者，他渴望由购买他人的劳动力，以增值自己所占有的价值量；在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他是自身劳动力出卖者，从而是劳动的出卖者——必须相互对立，相互接触。……商品市场上这二对极的分化，给予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条件。资本关系的前提，即是劳动者与其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完全分离。……故所谓原始蓄积，不外是生产者与生产手段分离的过程。而它所以表现为原始的，那是因为它是资本及资本生产方法的史前期。……剥夺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就是这全过程的基础。”[3] 一般忽略这方面情况的理由是默认产业后备军的出现，只是人口增加的必然结果，在已耕土地上粥少僧多。资本的历史任务，为给与产业后备军工作的机会。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无产阶级岂不就是自然的产物而非制度的产物，并且蓄积与无产阶级的成长是互无关系的程序，但是这些杜撰的理由却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无产阶级生长最快的那几个世纪，正式人口增加较慢的时候，同时各国产业后备军的多寡，与人口增加率，在统计上也无“相关”（Correlation）之处。虽然英国的工业革命恰与人口的增加相温和，但是所以能造成了大量产业后备军，还有其他原因，例如，自耕农阶级同手工业行业都被消灭了。自然正如许多作家所强调的，一旦工业资本主义根深蒂固，日渐增长的劳力供应需要，便须由无产阶级的自然增加率，即其本身的再繁殖力来补充。例如，十九世纪时欧洲人口增加了将近两倍半。但是在这三百年中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立定脚跟（由十四世纪中刀金乔治估计的时候）英国人口的增加还不到两百万人，从三百五十万人增到五百五十万人。[4]法国在十六世纪时，乞丐的数目可能比英国还多。十五世纪末巴黎一地就有八万乞丐，到了十七世纪初，据当时的人估计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民都已赤贫化。嗣后蒙托邦的主教曾宣称：“在我的七百五十个教区里，每天有四百五十人因饥饿而死。”[5]然而在一七零零年法国的人口与十六世纪及十四世纪时相同，同时乞丐最多的那一个世纪，全国的人口还在减少。[6]因此我们所考虑的，是影响各阶级人口比例的因素，而不是影响整个人口数目的因素。[7] 波士委战役〔这个战役是在十五世纪——译者注〕后的一个世纪里，大批贫民增加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封建刍从的解放，寺庙的外界，圈地运动，耕作方法的改良，都是促成人民赤贫化的因素；虽然以现代的标准衡量，受每种情况影响的绝对人数并不算大，不过与当时对雇用劳动的需求比较起来，其结果是很可观的。[8]这是一个狼群吞噬人类的时代，这个时代“贪婪无厌”的人使着乡村人烟绝灭，“农民们或因感受高压，或不堪常被欺诈，被迫背井离乡，成为贫愚可怜的一群人”，“地主们想尽方法，一倍，两倍，甚至于以七倍的罚金，压在佃户的头上，使之喘不过气来，为了一点小事，就要迫之退佃；这是一个强者铤而走险的时代，盗与贼都一律绳之以都铎尔的法典，轻者刺金或鞭笞，重者则吊死或肢解”。 当时大部份四乡的情况，可由一个典型例子窥其一斑。这个例子就是诺森伯兰有两个庄园的业主罗·达拉瓦的故事。据当时的文件称：“在达拉瓦小城有十二个能干的人，都是罗·达拉瓦的佃户。除了五个人以外，其余的人都被迫退佃。所用的手段不是勒索过分的罚金，就是高抬地租，有时竟高达三磅一块地，再不然就从佃户收回沃壤同草地，迫着佃户花费许多金钱改良沼泽地方，筑堤防水，但在一年之内，还是用尽方法无偿的把佃户驱逐出去。”收回的土地，面积相当的大，“每一份都有六十亩可耕地。”罗·达拉瓦还有一个庄园在哈特立，“从前有十五个佃户，他们备有牲畜同耕具，但是廾年来再没有一个佃户了，以前七百廾亩的耕地，变而为一块整个的公田牧场。”[9]像这类的事情，虽然不是英国所有的庄园或甚至于各州郡都曾发生过，但是大的趋势确是使着全国相当大的一部份耕地，由许多零散的小块土地变而为少数大的圈地。从陶尼教授所研究的十六个选样庄园，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最少在表面上是很显然的，这个程序运动的方向是一致的，例如在八个庄园上，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另外在七个庄园上，有四分之三以上的面积，各为一家所兼并。在一六二零年勒司特郡某一个庄园的地图上，有这样一段小志：“昔为瓦特城旧址。”[10]在都铎尔时代的四乡，饿殍载道，即那时官方文件所称的“流浪者与乞儿”也不认为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这些人流浪到城邑希冀谋一栖身之处，或移到四乡敞地的地方，在公共土地或废墟的边缘上暂时栖止。十七世纪许多专以条陈为能事的文人所说的：“有敞地的许多城市来了很多不速之客，建立起来与法律抵触的非法村子”，就是指着比较幸运的这部分谋得暂时栖止的流浪者；在这种情形下据说雇主们还在抱怨“这些游惰的人们，非有他们所认为满意之过分的工资是不肯安心工作的。”[11]为了使这群可怜虫完全就烦，对他们所仅仅依附的那点土地也必须加以剥夺。 圈地运动的影响，在下一世纪里虽然还不太严重（因为恰巧有些土地又由牧畜改为耕作），但一直继续到一六零零年以后，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圈地的法案，才又如雪片飞来，造成另一高潮。都铎尔时代的圈地影响，无论是对于所有权的集中，或对于无产者的数目，比起十八世纪末或十九世纪初的圈地运动高潮，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十六世纪末与司徒王朝时代的产业资本主义的萌芽，是与这些影响有显著关系的。然而在“复辟”后的一个世纪里，劳力缺乏的怨言载道，因此这个时期里无产大众发展的迟缓，必然会对于司徒王朝末与侨殖三世的末年间产业投资进一步的发展，发生窒碍的作用。 十八世纪中，剥夺的步子加速了。“据一位欣赏圈地运动者的估计，从一七四零年道一七八八年间，每一个教区里，平均有四家到五家的农场是被兼并了，这样全国被兼并的农场约有四万到五万处之多。当然这个作家是绝对无意夸张圈地的坏影响的。”[12]早期都铎尔时代的圈地运动，所圈的土地，即在比重较大的四个郡里，也不过是百分之十，但是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初，在十四个郡里“根据圈地法所圈的公共土地与废地竟有高达百分之廾五到百分之五十者，只有在十六个郡里，所圈土地低于百分之五，同时在早期圈地运动时只有廾五个郡受到影响，而在十八与十九世纪时，受圈地法影响的有卅六个郡。”[13]还有，后期圈地面积约当早期圈地的八倍、九倍，约当全国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14]在这种情形下，无怪乎连勒司特伯爵都天良发现，他说过：“我简直像吃人的魔鬼，把我的邻居，都给吃光了。” 然而这还不足以表示出兼并的全貌来。事实上，在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许多自耕农为债务所累，或放弃固有的乡村副业生产，或不能与采用较新耕作方法的大农场竞争，结果因需款孔殷，不待大地主的驱逐，便自动的放弃了土地。至于租佃，地主颇有集中租给大佃户的趋势。例如，鼓吹高地租的杨亚搭尔（ArthurYoung）就说过：“如果保持有效的耕作制，最好是兼并十五到廾个小农场成为一个大的农场，现有的占有者故去以后，就应该这样的作。”十八世纪二十年代里各地已经很显著的以定期的租佃制代替了终生的租佃制（即根据官册享有的不动产权），同时“收买终生租佃权的积极企图，已成为一个运动”。[15]这个程序及其高地租的必然结果，给予小佃农的打击最重，“十八世纪早期的地主充分了解，能佃给保有二百亩以上的佃户的土地是理想的田产。”[16]爱丁顿在十八世纪中叶曾经描写，在各地原来是三四十家农户，几乎都变而为六七户了。我们在前面所引的农业变革史学家，根据现有资料，总结说：“从十七世纪初以迄于一七八五年，尤其是米德兰诸郡，兼并的取向是很显然的，小自耕农的数目也在缩减”，同时他还发现在廾四个牛津郡的典型的教区里，保有百亩以下的自耕农与根据公簿的十个教区里，“小农数目减少了三分之一，而被兼并的土地超过五分之四。”[17]哥德斯密德诗并不是想象，更不是十八世纪英国的例外。 甜蜜微笑的村庄里头， 在令人陶醉的草地上面， 富人们在蒸蒸得势， 而穷人们呈现衰颓。 …… 从隐约的树荫中伸出了贪婪之手， 给翠绿的土地带来了悲愁， 领地上剩下唯一的地主， 那微晒的平原约有一半流为废污。 …… 在都铎尔时代与圈地运动同时，行会逐渐加紧的限制，也使都市职业益为困难，结果只有仆从的一途。入会的严格条件，高额的会费，及作为师匠的各种花费都足以使没有财产的人，很难越过职工的阶级。有些城市公开的禁止陌生的旅客进城，并驱逐在城外盘踞的失业者、小贩、同自充的工匠。[18]一五九七年塞西尔发表演讲称：“假如穷人从他们的居处被驱逐除去，而借住别人的地方，我们可以根据户籍法立予逮捕；如果他们在街头流浪，便可根据恤贫法加以鞭挞。”独占是含有排他的意义，在它的另外一面意味着高度的竞争，并抑制了弱者的经济地位。行会独占制度，分析到最后，是阻碍资本主义的产业发展的，但在当时却无意间为资本主义充实了屈服的无产大众的队伍。虽然因为四乡家庭工资制与商人雇主的兴起，行会制度瓦解，从而使其束缚失效，然而对于处在最底层的人们，晋升之阶还是很有限的。等到工匠的数目增多之后，他们因为不能获得充足的流动资金，而逐渐为债务所累，他们随不得不依附于资本家，沦为没有独立性的半无产阶级身份；同时到处由于资本控制生产的逐渐普遍化，学徒的人数也随之增加，只不过是增加了注定终身以工资收入为生者的数目，这些人从前也许一度有过其他的志愿。最后由于技术的进步，晋升为职工或甚至小师匠〔郭译资本论作小老板——译者注〕的道路，都为止堵塞，但所用的方法并不是限制参加行业的自由，只是因为创业所需资本非普通人的力量所能半岛，只有向隅而已。对于无力创业，或建立信誉及推广业务关系，其或获得必要的学习机会等，唯一的出路就只有不需要这些条件的以工资收入的体力劳动，至于所谓职业的自由云云者，仅徒有其表而已，因之惟有在这新兴的自由劳力市场里，那些过剩的自动自愿与赤手空拳的人们才可得到体力劳动的职业。 十六与十七实际时，无产阶级绝不是人口中的主要成份。他们的人数仍然相当的小，活动的范围也有限制，借以维持大田产上或富有自耕农场上劳力的供应，同时以工资收入的工作，往往是由与土地还有藕断丝连关系的人们担负。克兰夫谟（Prof.Clapham）估计十七世纪的英国农村无产阶级人数约为五十万，与自耕农同小自耕农的比例约为一·七四对一。[19]十六世纪贱价的劳动力与充足的供应，对于初期发轫的工业，显然的曾发生过鼓舞的作用；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叶，中间虽然有过都铎尔时代的顺利条件，但以劳动大众本身相对的弱点以及没有适当集中工业的区域，致使资本主义的工业成长受到了相当的阻碍。同时在四乡有大批农民，虽然依附于土地，但不足以获得温饱，这是家庭工业制发展的主要原因，使着资本集中于家庭工业而不集中于工厂或手工业工厂。农民继续依附于土地的趋势，鼓励了家庭工业制，却延缓了流动性的劳力供应的组成；这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态继续存在的原因，与原始蓄积尚未完成的国家里，工厂工业发展受阻的理由。迨工业革命前夕，农村里半无产大众，才算最后脱离了土地，由乡村而城市的劳力活动的障碍也就随之完全拔除了。然后资本主义的工业，始得以充分成熟。 在早几个世纪里，为了维持工资收入者的供应起见，须借助于强制办法，这说明当时无产阶级发展的落后情况。惟恐劳力供应不能满足工农需要的成见，很明显的表现于高压的手段，而且在当时被默认为公共政策中的正常部分。有时劳力十分感觉缺乏，而需求孔殷，于是图穷匕见而使用强迫劳役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所最顾虑的是工资率上涨。自从一三四九年与一三五一年国会匆匆通过《劳工法》以应付“黑瘟”后劳力奇缺的局面，是项法案制定最高工资的限制，并授权县长全权执行，凡意图以集体行动改善雇用条件的老公，或接受超过法定工资的劳工，都一律严惩不贷。[20]不但如此，这个时期的法案还制定，凡六十岁以下身体健康的男女，不论其出身农奴或自由民，只要没有独立的生计，即可依据法定工资强制工作，而且不能随便迁移。[21] 我们不否认两个世纪后，伊莉莎伯的立法会曾指令各县长不仅规定最高工资，同时也要规定最低工资。一六零四年法案，对于不遵守最低工资的布匹加工业，且课以罚金，另外还禁止这个行业的是将，于制定本行业工资时，不得作为列席的法官。然而这正是物价腾踊的时代，旧有的各种限制性的法案，已失去作用，特别是四乡，实际工资已经落到足以威胁农村人口的外流（虽然这时有不经许可不得迁移的规定）。这时农村人口的外流，可能产生工农失衡的严重后果，所以都铎尔时代的政策对之是蓄意加以制止的。例如，十七世纪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些西部羊毛工业地区，四十年来工资未涨，而价格却差不多上升了一倍。[22]十六世纪时以银计算的全国物价，约上升一倍，而货币工资只涨百分之四十之谱。[23]后次，这时没有一间房一〔“一”后一字印刷模糊而无法看清——录入者注〕地的人们已增加到了一种程度，就是单凭供需力量，实际工资〔也可译作实物工资即以实物计算的货币工资，而不是物品工资——译者注〕也不处上涨，正如官方报告所云：“国内到处都是大批无业游民。”事实上，最低工资的规定，只是字面上有次一说而已，并不能保护工人生活情况之恶化，在大多数的实例里，各县长所规定的货币工资，年复一年，虽然生活费用在不断的增加，也不加改变。[24]一五六三年通过的《工匠法》，重审工资的管制，规定凡无工作者应强制服役于农业耕作，同时还禁止仆从在没有得到书面的许可前，不得擅离他们的城市或教区；罗杰士称之为：“剥蚀与困窘英国劳动者有史以来的最有力武器”，一世纪后，《迁移条例》（ActofSettlement）〔这个名词应译作一七零一年的践祚令，但以实践不好，且与本文无关，故译今名，译者疑心原文应作LawsofSettlement——译者注〕更完成了剥蚀程序，使着工人变成为没有土地的农奴，这简直是农业中最可怕的现象。”[25]从一五六三年至一八二四年上述的作者在一段有名的话里称：“各既得利益集团预先计划着阴谋并贯彻执行，以贬低英国工人的工资，使之束缚在土地上，绝了一切的希望，接受贫困的遭遇……约有两个半世纪多的时间，英国的法律与制造法律者，迫使英国的工人，在最低的生活生平上挣扎，对于有组织的不满意情绪的任何表示，都加以镇压，并且工人只要想到他的天赋人权，就要受到各式各样的惩罚迫害。”[26]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新事业的劳力供应还是不够的，例如在矿冶方面，皇室常授权企业家强制罪犯工作，倘有倔强或逃避事件，则处以极刑。司徒王朝时代皇室特许的南威尔斯铅矿里，就曾这样地作过；许多罪犯在这种威胁下还是逃跑了，他们说“他们宁可受极刑，也不愿干这种职业。”[27]在这整个时期，自由劳力市场，总是带着强迫性地色彩。都铎尔的立法是以强制劳动解决失业问题，并以特别残酷的惩治办法去应付无职业者。一四九六年的法律制定凡强制劳动解决失业问题，并以特别残酷的惩治办法去应付无职业者。一四九六年的法律制定凡流浪的游民应处以三日夜足枷的惩罚，如再度冒犯则加倍惩罚。一五二四年伦敦的流浪者，“要曳在车后，由郡长鞭挞，或枷之以铁制硬领。”臭名远扬的爱德华六世法律，规定凡拒绝工作者，要在胸部烙之以铁印，同时对于向上项犯人通风走漏消息者，处以二年劳役；此外雇主还有权奴役所雇的工人，可“任意对之打骂捆绑尽其卑鄙之能事”，使之成为终身奴隶，倘若企图逃跑，即可在他的面部或前颈烙印。伊莉莎伯时代的立法，规定对于乞讨者惩之以穿耳骨的罚则，再度冒犯者死刑；到了一五九七年为了人道的缘故，加以修改，不再穿耳骨了，但是把上身剥光，鞭挞到出血为止。[28]“复辟”之后劳力缺乏之声，又甚嚣尘上，资产阶级慑于“共和国”时代反抗的情绪，呼吁以立法维持低的工资，驱使穷人就业，并发展“贫民习艺所”与“反省院”制度，同时把土地佃给穷人的办法又进入高潮。[29] 在大陆上，这几个世纪里的立法，其实更为严峻。在佛兰德、法国、以及德国，十六世纪是产业后备军过多与工人赤贫化的世纪，同时也是实物工资降落的世纪。政府的干涉，比英国还更处心积虑地在物价倍增的情况下，维持工资的旧水平。工人的集会，要加以严惩，对于罢工者，则施之以鞭挞，监禁，或放逐等惩治办法，工人在相当长的期间，不得改换职业，有时许多年都要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如山里之手，就像对付军队逃亡者那样的加以搜索。下一个世纪里，劳力供应感到奇缺，科尔伯特应付贫而无告者，所用的无情手段，比英国都铎尔时代的还更进一步；凡无法维持生计者，不驱逐出境，就要负担可怕的船上的苦役。荷兰同法国都曾有专以缉捕游民的组织，以补充船上的水手，同时对法庭则施用压力，使之对于轻微的犯罪，都判处船上苦役。各种特权的机构，也都可以得到被强制的劳力的补充，凡父母不送其子女去工业里工作者，常常要处以极重的罚金。“反省院”的数目大为增多，其实这就是强制劳动的养成所，里面所拘的犯人可由私人雇主雇佣，有时甚至于整个的院，也可以出租。[30] 上述无产阶级形成的方法，在资本主义的成长中，果真起了我们认为应起的作用，那么实际工资的变化，就可以反映出来这个程序与劳力市场的密切关系，从而也可辨认出来这个程序与工业的成长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不难发现的。在都铎尔时代的变革事件之前的两个世纪里，如所周知，英国的实际工资相当的上升，到了十五世纪末，是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平。据估计从十四世纪初到十五世纪末，实际工资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以麦子计算也许增加了一倍。然而自一五零零年以后，即起到了相反的变化，工人在前两个世纪里的所得，在这一个世纪竟化为乌有，而且还要多损失一些。 近年来人们每每特别重视十六世纪所谓之价格革命，认为是从中古时期过度到近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哈密尔敦教授称道这个世纪里从美洲输入欧洲的金银说：“美洲的发现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最大的贡献”，同时凯茵斯在一段人们常引的话里，曾唤起《剑桥经济史》的编者注意，因为这本经济史“未曾提及刻画伊莉莎伯时代轮廓的经济因素，也未强调那个时代的伟大”。[31]这样强调金银的作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方面意见是很分歧的。然而都没有否认金银是曾起过作用的。但是为了我们的研究工作，其影响之大小，还在其次，所应重视的倒是其影响主要的是决之于在曾发生通货波动之特定的时间与地点，产业后备军人数之多寡。无疑的，如果价格革命对于所有的物价影响一致的话，就绝不会如那些作家所想象的，对于经济秩序有那样划时代的作用。都铎尔时代价格革命的特殊意义，是在于其对各阶级的收入或财产价格，起了不相同的作用。例如在物价上扬声中，土地的收入是富有胶漆性，致使地主利益受到打击，因而愿意贱价把土地让给新兴的资产阶级。这部份影响可能因这个世纪里对羊毛的需求增加，以及圈地之后，[32]地价上升，地主坐享其利，而抵销了一部份。然而这还不失未重要影响之一。另外同样工资不能随同物价水平上涨，资本家遂可以由于劳动阶级生活水准的下降而致富；换言之，价格革命发展而为利润膨胀，诚如凯茵斯所云，“在那些黄金的年头里，现代的资本主义降生了”，而且作为“英国海外搜资的泉源”。[33]总之，关键是在于货币工资是随着物价上涨，还是落在物价的后面。 在这方面，货币膨胀的影响，殊不一致。十六世纪下半叶的西班牙，受了物价革命的冲激，实际工资最初似乎还落了些，但是以后再度上升，到了一六二零年事实上要比一五零零年为高。与此形成的是法国同英国，在整个的十六世纪里，实际工资是不断的下落，经过了十七世纪，还是比一五零零年为低。[34]根据罗杰士与卫伯的数字，哈米尔敦教授的估计，以及弩波教授同准兹的指数，不约而同的说明，英国一六零零年的实际工资还不到前一世纪的一半。[35]我们再引一段凯茵斯的话：“从一五二零年至一六零零年西班牙的蒸蒸日上，是与利润膨胀相吻合；从一六零零年至一六三零年的衰落，又可与利润紧缩相结合起来。同时期因货币新的供应对于经济体系的影响，尚未显著，致使英国之成为强权，为之延缓；从一五八五年到一六三零年这种影响才到达顶点。在西班牙无畏舰队攻击英国的那年〔一五八八年——译者注〕，腓力时代的利润膨胀已经结束，而伊莉莎伯时代的利润膨胀方正开始。”[36] 如果在不同情况下，货币的因素可有不同的影响，那就是以劳力市场情况对最后的结果，可有决定的作用为前提的，正如魏伯所云：“贵重金属输入的影响，是视劳动制度的性质而决定的。”[37]同时如果我们在这方面钻研其究竟，立刻就可发现其原委。十六世纪英国受到价格革命的冲击的事后，劳力市场的情况是过剩的，正是上述的造成饿殍载道的伊莉莎伯时代，那些游民与贫而无告者，曾遭遇到野蛮法律所规定的烙印与死刑的惩罚。同时期的法国与德国，由于农民的被放逐与压迫，以及行会的限制，也有大批漂泊的游民的特点，造成劳力过多的局面。[38]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西班牙，封建社会与教会对于劳力的需求非常的大，而劳力的供应不能与之配合；因为作为雇用兵可以有迁到新大陆的机会，同时摩尔人被放逐后人口减少，最后十六世纪末时疫流行致人口益行减少。复次，在这仍具封建形态的国家，原始蓄积的程序还未开始。事实上，在下一个世纪里，英国的产业后备军也感觉空虚，并且随着司徒王朝时代的工业成长，以及圈地与扩充农场运动的延续，真正的劳力缺乏时期开始了，一直到乔治王朝时代的圈地运动与工业革命时才终止。欧洲大陆上也是如此，不过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例如，德国于三十年战后，人口减少，致于相当期内，窒碍了经济活动。但是正在这时实际工资稳定在比十五世纪还低的水准上，同时于十七世纪时英国共和国期间，与法国（十七世纪前廿年中，尚未采用镇压法律以降低实际工资时）的实际工资，甚或呈现增加的趋势。最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圈地运动益为加强，依附于公地边缘上的村民，完全被驱逐出去，于是自一七六零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止，实际工资似乎在继续下落，这正与工业扩张的新时代恰相吻合。[39] 英国的兼并是个古典的例子，而且因为这种变革的彻底性，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才比别处为早。如果必须借重这种古典的剥夺方法，无产阶级才能兴起；那么解释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虽然时间较迟，同时初期也不太顺利），便很难自圆其说。大陆上有些地区，但不是全部，在十九世纪初，有类似英国的地方，例如，一七八九年法国的某些地区，包括毕伽的，亚多亚与伊·得·夫龙斯，已有类似十八世纪在英国占主要成分的大农场（主要的是教会地产），“少数法国地主逐步地兼并，然后以之出租给富裕的人们。”[40]然而就在这些地区，此类土地也不过占全部耕地的五分之一，此外在大部份的法国，“贵族、毫无例外的，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自耕农中的最贫苦者。”[41]在法兰德斯、诺曼底、毕伽的、勃艮第、布勒塔尼、以及凡尔赛以外的地区，很少雇工是完全没有土地的。他们大半是穷的自耕农，半无产阶级，有点土地惟不足以维持家庭温饱，但可免于完全冻馁。[42]法国的北部有些地区，百分之六七十自耕农所有的土地不足一亩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自耕农，所耕的土地不足五亩，而五亩是一般认为维持自耕农家用的最小面积，另外还同时存在着少数富裕自耕农。[43]虽然教会在大规模的收购土地，同时资产阶级与赛衣（S’ee）所谓的“农民贵族”，在革命时期收买充公没收的贵族土地，但是还没有形成英国型的圈地运动。结果资产阶级没有成为牧师或乡绅，而成为食利阶级，至于土地的租佃与耕作，则大体上如其旧。 在什列斯威好斯敦（Schleswig-Holstein）与丹麦，于十八世纪下半叶曾发生过英国型的圈地运动，在丹麦且有政府的支援，同时瑞典南部也有同样的发展情形。在从上而下的有计划的袭击还未开始以前，旧的农村生活的结构已经垮台。[44]然而在德国西部的情况，则与当时法国大部份的情况相类似。虽然也有地主兼并与集中土地的趋势，但以武士力量薄弱，同时王子正如英国的都铎尔时代，为了维持固有的经济秩序，以立法方法抵制这种趋势。在四乡还没有显著的无土地的阶级，只有法国式的不能从所有的土地维持生计之半无产阶级，佣于富农，或在地主田产上为了工资，作些辅助的劳动。在东部，即普鲁士贵族党（Junkers）的发祥地，面貌则大为不同；普遍的兼并与剥蚀情况正长足的发展着。“在波美拉尼亚各地，真正的自耕农简直是几乎消灭了”。[45]根据士泰因与哈登堡的法令，普鲁士的农奴制是取消了；农奴中之最有特权者（约相当于英国的根据公簿享有土地者）为了补偿地主须献出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土地，同时自耕农中的最底层者，即事实上之村民或自由佃户，最后成为完全无产者，补充了贵族党田产上劳动后备军的队伍。 俄国波罗的海沿岸诸邦，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农奴解放运动之后，随之以俱来的是自耕农变成无产者，以前的农奴成为无土地的无产阶级，但是不准迁动，于是只在名义上的自由工资合同的掩饰下，为地主服役。在帝俄其余各地，一八六一年的农奴解放运动使农民保持了前所占有的土地，同时也没有发生像普鲁士与波罗的海各邦那样彻底的剥蚀。农奴的主人从国家得到补偿金，而国家又令受惠农民分四十九年摊还。[46]这些补偿的规定使着农民所分到的面积比农奴解放运动前夕减少；如果全国平均下来，减少的程度并不算大，但是聂伯河以东黑土地带，减少的比例有高达百分之廿五者，而且在这些地区中的农奴有的握有土地的面积已经是非常的小。在地主的鼓动之下，补偿的规定额有所修正，即农民如愿减少摊还补偿金的负担，可选择只接受四分之一的土地分配额；这在低价高昂地区，是正合地主意图，因此所谓“贫穷摊额”，遂被迫在附近大田产上或地方工业里作佣工，或饥不择食的以高地租再佃一点土地，甚或对地主以劳役付偿（即Otrabotnik制）。这就是农奴解放运动后一世纪的特点，这一趋势因十九世纪末与廿世纪初俄国农村经济的一系列发展，愈形显著，容另行讨论。有一部分农奴，即家奴，对此次变革后成为完全没有土地者，“正好为新的产业后备军铺平补充的道路”。[47] 第二节 另外一种制造无产阶级的方法，虽然比古典的英国式自上而下的剥夺侵占土地方法，也许缓一些，不过窒碍较少，而且比较普遍，这个方法的内容是个社会所常见的，即使小生产者趋于穷困，如果没有特殊的制度足以制止上述的不平等情况的话。其所以趋于穷困的主要原因，是所持有的土地在品质或数量上，以及耕具与耕畜上，有所不同，最终剥夺的媒介是债务，在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小生产者成为资本的奴仆并变为无产阶级程序的要点。 这个程序在采冶的社会里，最为明显。采冶社会自始就有自由开采的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法律或习惯，都在保障小生产者社会的稳定性及其权利。然而使小生产者趋于穷困的力量，依然发生作用，而且这些社会最后还是逃不出崩溃的命运。在英国的“自由开矿”区（所谓自由区），德被郡德铅矿，与昆布兰德孟底喜尔斯（MendipHills）及阿鲁士顿穆尔（AlstonMoor）铅矿。按照习惯，在这个地区的居民，不论其出身农奴或绅士，都有权向皇室或本地握有领主权者缴纳相当费用后，即有权“定界”，立椿为界，开始自由开采。除非不能继续开采，或违反规定，开采权是不能予以取消的。只要有铅床可供采掘，“定界”的制度，即只以防止矿产所有权被少数人所独占。每个人所占有的范围是有明文限制的，但是“最贫穷的农奴，只要立椿为界并向有司登记，就可以变成主人”。[48]孟底的采矿法规定，凡欲从事于采掘者于领得许可证后，“在孟底森林区自由选择所最适当的地区从事于开采”。立界的范围，“或是以斧子扔出去的远近为界，或在廿四小时内以酿酒场的桶架子所能摆的远近为界”。[49]在康瓦尔与得文铭文规定，矿工有权自由使用活水去洗矿砂，以及为熔炉获取燃料，因而其独立性又受到保护。在德被郡矿工可在皇室德森林里砍柴，同时在索美塞得与昆布兰文明规定，矿工可自由选择地区融化矿砂。[50] 采矿社会与城市行会，在多方面近似。就像行会似的，他们得权益常是载诸宪章，从最初即有法庭之组织以裁判交易事件，并处理技术上的问题，同时在“锡矿区”还有议会以指定采矿法律与引用的办法。二者的主要差异是在采矿社会里对新人并不限制，只要有定界的空隙，即可自由参加。除了矿区法庭与“锡矿区”议会之外，显然别无其它团体组织，而且自由采矿者似乎没有任何团体行动。仅在第因森林，曾有近似具体的团体组织，具有共同的规章与任务。在销售方面，也有过集体买卖类型，而且在法庭指定的“订约人”管制之下，规定最低价格，不像其他地区，此处的开采，只限于自由矿工的子弟或徒弟。同时为了制止少数人集权起见，规定矿工不得保有四匹马及一辆车，或一个熔化炉以上的财产，同时为了避免依赖中间人，煤与矿砂的运输，悉由矿工担责。[51] 在采矿的社会里，虽然有这些平等的规定，但是内部还是有不平等的趋向。其先参加者与幸而颇有所获者，自然是占优势的。但只要是能维持自由采掘，少数幸运的优越条件，还不足以形成阶级分野的基础，因为在有自立基业的条件下，是没有一个阶级由于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愿雇用于人的。相对优越的利益是可以造成小的富裕阶级成长的基础，然而若无外来力量，其不平等的程度是不会大的，而且矿区是会成为保持没有贫富悬殊的小生产者，较为有平均特点的社会。迨十四世纪时，所谓“成本协议”的制度兴起，即矿工于接受一笔货币的代价，可放弃采掘，这可能是一系列失衡变革的开端，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纵有制止的规定，然而已经定界开采的人们，仍有以其权益的一部份或全部卖给本地乡绅、教士、或附近城市的商人。因此我们才会在铸币的记录文卷里，发现许多人如金匠多马，铁匠理查，白镴器匠多马，鲍德明德牧师，圣·拉多克德圣会长，拉司防奇的牧师，泰窝专奇与圣迈克尔·山的方丈，可把他所采的那部分矿区出租给一群工人或小师匠，他可取得所采矿物的一部份。[52]但只要锡的开采与买卖自由，专靠从所有权取得收入，而不是从生产活动取得收入的阶级，在这个基础上致富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因为矿的承租人，由拿“份子”的矿工所能取得的，不过是相当于比“边际”开采高出的那部分生产力，否则拿“分子”的矿工早就开掘较差的矿区了。总之，这部份剩余是相当于差别地租。 据传在十四实际时有锡矿主人名亚伯拉罕者，曾雇用三百个工人，又有“康瓦尔的许多富有的锡矿主人，以强力与威胁开采锡矿，并逼使锡工不得不按两天一个便士的工资为他们工作，此外还不准他们售卖自己开掘的锡或对之加工，而这些矿工以前自行开掘，每日即可获得值二十便士或十便士以上的锡。”[53]然而这种情况是比较例外的，不过这时另有其他力量正在剥夺自由矿工的经济独立。其中最要者为制炼者与锡的经纪人及商人的经济力量逐步提高，从而使矿工处于从属地位。从最早的记载，我们知道锡的买卖，是限于每年的两个铸币期，那时锡币可以在指定的造币城压印并照章付税。据云十四世纪初，矿工对于锡的中心市场被规定在拉司卫奇，频有烦言，因其距产地较远。[54]资力薄弱的矿工，既不常经手买卖，交易中心又较远，是相当的处于不利的地位。复次，锡的买卖是一年两次，在锡没有销售以前的六个月中，资力薄弱者是无法周转的，同时运锡到相当远的造币城也常感力有未逮；但是有资力的矿区主人及有其他收入来源者，则周转资金与运销都不致成问题。结果穷的矿工与拿“份子”者，都逐渐成了“绅士矿工”与中间人的附庸，因这些人可借给他们所需的资金及安排运销事宜，于是随着锡矿自由开采以俱来的自由买卖，至此即渐告结束。借款给拿“份子”矿工的办法，即所谓“供应”制，渐渐推广之后，使着只有矿权而无其他财产的矿工，益感其债务负担之加重，从而更损及其为谋生而劳动而营利的交涉条件。到了十六世纪，拿“份子”的矿工的附庸性，是愈陷愈深。他们的处境，因物品工资制而更形恶劣，同时他们的收入变为饥饿线上的工资了。最后计件工作制代替了拿“工资”制，在这个制度下，矿工公开拍卖他的劳力给出最低价格的流氓头子，以换取计件工资。[55] 亨利第七为改善这种困难情况，特指定另加两次造币期，“因为在只有两次造币期的时候，穷的锡矿工不能得到善价”，同时一四九五年的法令规定：“凡自有的土地及佃耕土地每年收入超过十磅者，不得私有矿区，其得自遗产，或矿区位于私有土地范围以外者例外”。然而这些办法并未发生彻底制止我们上面所说那些趋势得作用。也许行之已晚，因矿工是已经处于附庸地位而不能自拔了。同时有资产者可根据遗产权私有矿区。除此以外，关于都铎尔时代的许多法令，留伊斯（RandallLewis）说：“英国的矿冶法律，以其真正的自由精神，使着无组织的矿工，毫无保障的交由中间人及囤积居奇者宰割。”[56] 此外生产者的背上还负荷着另一种负担。以稳定锡价及周转工资资金为名，收购的独占组织因而建立起来；这曾引得伦敦白镴匠公会及锡的生产者为止哗然。中层锡的利益集团如地方经纪人、炼锡匠、及富有的矿工是否得利，则不得而知，不过对于一般矿工之无利可言是很显然的，不但如此，独占组织一方面更降低了由生产者收购的价格，另方面抬高了对白镴匠的售价；因之在出口价高涨声中，锡的收购价似乎始终维持着这个低的水平。在“共和国”时期，独占组织一度解体，结果梅一一二磅锡价上扬三磅至六磅；另外再加上造币制与限期出售的没落，拿“份子”者与计件工人的工资，因而上涨到每月卅先令。[57]但是“复辟”之后，收购的独占组织与造币规定，都先后恢复，同时工资降落了一半，继之法尔马司与特鲁罗发生骚动，矿工要求自由买卖，取消独占组织；在这次事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富有的矿工是持分歧意见的。[58]，然而矿工的反对是无效的：到了十七世纪末，生产者差不多已完全向资本低了头，在这屈服的过程中，可分为两层高利贷的阶段。商人独占者是高高在上，向锡师匠，经纪人与炼匠供应信用，他们低价收购，高价放出，于进出之间获利约达百分之六十，而锡师匠，经纪人与炼匠转而又向拿“份子”者与计件工资收入者供应信用，常因此而获利百分之八九十。到了一七零零年，熔冶作坊的主人，不再贷款给工人，而直接负担风险，以计件工资雇用矿工。[59]高利盘剥的阶段是过去了，继之而起的是资本主义的工匠制度。 关于其他自由采矿区的情况，更难稽考，其从自由采矿过渡到工资制度的原因，亦不易察觉。然而主要的轮廓，还是很清楚的。以第因森林为例，矿工触犯原来用以保障他们本身利益的规章事件，日益众多。同时还效仿行会的习惯，还举有采茶您的绅士为自由开矿者；虽然有明文禁止，但是以定界的矿区出租的事，仍层出不穷。其最使旧社会解体的有力因素，是矿砂熔冶的独占组织。十六世纪末，皇室曾颁发资本企业家，在第因森林设置鼓风炉（即化铁炉）的许可证。这代替了旧式的分块炉，并引起自由矿工的骚动，他们“抱怨皇室特许的专利人屡屡妨碍了他们的权益”。[60]在一六四零年他们的权益更受到彻底的侵害，就是皇室把第因森林所有的采冶权，以每年一万至一万六千磅的特许权使用费代价，让给一名温德者。骚动之后，继之以诉讼，但以现有的资料而论，矿工并未如愿以偿，并且在后几十年中他们所占的矿区大为缩小。在一六七八年禁止外人装运煤铁的规定，已予废除，同时九年之后，矿工放弃了控制买卖的权利。资本家以其优势的方法，与运销的便利，侵蚀的范围，愈来愈广；最后，所谓自由开采云者，不过是历史陈迹而已。[61]然而，只要矿冶法存在的一天，即足以延缓资本企业家的侵袭，因此直至十七世纪末资本家的地位才在第因森林区巩固起来。 在孟底熔冶矿砂的独占组织，似乎也是使自由开采解体的有力因素。矿冶法原有保障矿工任意自由熔冶矿砂的规定，但渐为地主所漠视，而且“较有力量的地主，为了使在他们的地里采掘的铅砂在他们的溶液炉熔化期间，无所不用其极。”[62]十六世纪末，外来的投机与冒险家，纷纷以资本贷给矿工，以换取股份，而矿工于窘迫时，亦常把矿区典质现款。据传“布里斯它尔的商人，附近的绅士，旅馆老板，都在这个把戏里，参加一手”。其有力投资者，可开深一点的井，以获得较为丰富的矿藏。同时他们容易逃避熔冶独占组织的压力，并掌握金属的运销。总之，没有资本所给予便利的矿工，逐渐都被排斥了，也许像其他地方的例子，变成为新兴有产阶级的佣工。不过关于这方面的发展，目前还没有详细的资料。[63] 在萨克森（Saxony）的银矿区，从各方面发展的迹象来看，与英国的情况，极为近似。此处的领主因故不愿以农奴开掘矿产，习惯上往往把开采权租让给自由工人的团体。这些团体是以合作的方式开采，有点像帝俄的公会形式；同时因为他们以产品的一部分献给领主，所以领主对之加以保护。有时这些团体还得到像城市社会所享受的免受封建法律拘束的优待；而且当他们发展之后，往往可以提到特别矿区城市的地位，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自治，同时还有权设置法庭，制定本身的法律。最初这些矿区团体，起源于农奴，还是自耕农，甚或是不属于奴隶阶级的工匠，已无法稽考，也许是属于后者。然而于十四世纪时，有些团体是非常兴旺并带排外性的，同时有的把团体的股份卖给本地乡绅，牧师或城市商人。为了使矿区得以迅速开发期间，矿区领主们颇鼓励“份子”制度的推广，并且规定承租矿区的拿份子的旷工，必须是物产工人，至于握有土地的自耕农，则不准参加。他们对于拿份子的旷工，供应些生活资料，但是因为这些旷工，并无其他谋生之路，于是情愿献出大部分的劳动成果。这样，以纯粹的开发矿区的食利阶级，与承租矿区的拿份子旷工，即实际工作而只能保留产品之一部分者中间，是有严格的界限的。因此这种拿份子制度，正如在英国锡矿区的情形，是走向工资制度的中途站；渐之，工资制即代替了拿份子制，“因为双方在谈判条件时，所处的地位逐渐悬殊起来了”。[64] 在萨克森，正如第因森林与孟底，拿“份子”的旷工沦为工资收入者的程序，是靠了另外一个因素完成的，这次又是炼冶者与矿砂贩卖者独占组织的成长。炼冶资本家独占权利的根源，是在于矿区领主让与他们所建筑的炼冶作坊，同时在十五世纪，“关于销售困难的记录是非常的丰富，而且拿‘份子’的旷工因受矿砂贩卖商与炼冶者的压迫，致生活困窘，简直是怨言载道”。[65]为补救计,马克西米连一世建筑了一个竞争性的炼冶作坊,以照顾拿“份子”者的矿砂，行会或罢工以示抵抗的事，是屡见不鲜，但是在十六世纪当中，他们的地位是一天一天的恶化下去，计件甚或计时工作，渐代替了拿“份子”制，同时于十六世纪末，资本家直接承租矿区并雇佣工人开掘，也成为平常的事，“这样继续下去，久而久之，承租人渐渐颇有工业巨子的气味，使旷工团体所有的矿区，都归为己有。”[66] 矿区社会历史的轮廓，事实上可以从我们记忆犹新的许多自耕农社会的记录，得到印证；在这方面，就是英国古时不太能稽考的自耕农社会，也是近似的。以帝俄的农村而论，于十九世纪末，在社会民主派的圈子里，关于与村公社相结合的农村经济中真正激荡的趋势问题，有过很多的讨论。民粹党人坚持公社就是将来社会主义的根源，因之保存了农村经济的原有形态，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可以避免。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指出了，在市场的影响面前，农村经济是注定要解体的，而且由于自耕农中阶级的分野，已经是朝着资本主义的农业路上迈进。在这发展中，高利贷（包括各种准高利贷的实物与劳力借贷合同）是担负着主要的任务。由于幸运与经营得法，自耕农往往可以有余裕的现金，以另租新地，及增添耕畜与耕具之用。但是贫困一些的自耕农，则无此便利。他的资力薄弱，因之所租土地，不是分益农法，便是劳动地租，作为租地的代价。富农租地或买地是富裕的象征，而贫农之租地，正是贫困的表示，即无法以现有的生产方法，在原来的土地上，维持家庭生活。所以他们常是在各种租佃形态下不得不支付惊人的地租。这就是当时帝俄农村文学中，所称的“渴望土地”。诚如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传统的剥削形态下，地主与富农可以得到贱价的劳力为之工作，正足以阻碍进步耕作方法尤其是机器的采用。 但是贫困的农民渴望耕畜与耕具的程度，更甚于土地，俾便能更重现在保有的土地；而且因为资金缺乏，才限制了他们所能耕种的数量，和被迫依赖富有的朋友。[67]除了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以外，一般农村的习惯是定期按照各人的耕作能力，把公社的土地重新分配。也许有人认为这可以防止不平等的发展。然而如果这样没有耕具种籽，定期的重新分配，对于农民也是无补实亏。因此富有的农民会要求最多的分配额，然后拿分宜农法再分给贫苦的邻居。但最贫苦的农民租得土地后因根本缺乏耕畜耕具，于是又要租用这些东西，结果便沦为雇佣工人的地位，即须在别人的土地上工作，以所得的物品工资，辅助自己土地收获之不足。复次，正如司台尼亚克所说：富农“在剥削自耕农的竞争上，有着优越的条件，因为他们是农村公社的重要份子，所以常可借着公社的政治力量，对个别农民施加压力。”[68] 土地出租以后，只是收得实物地租，是不足以应付需要的，例如在年中的某季须缴付租税，甚或购买种籽，在在都需要现金。面对着这时常需要现金的情况，贫农便要与富农发生借贷关系，换言之，除耕具与运销方面的依赖之外，还要加上债务的依赖。这种依赖关系是有积累发展的趋势，前后的结果是所有的土地，都归诸债主。“大致每年有两次，即缴税与耕种的时候，农民往往是需钱孔亟，甚至于典质任何东西，都在所不惜，以避免住宅之被捣毁。不数年间，自耕农就可以变成了家徒四壁的无产阶级了。”[69]在第二个阶段，富农阶级的土地集少成多，渐渐成为土地与耕具的出租者，土地谷物的经纪人，与高利贷者，并且在四乡利用债务人建立了家庭工业制及农村副业工业。这些资本家壮大了之后，往往迁到都市，成为现代工厂的主人；有的正如高尔基所著《没落》里的阿尔塔曼诺夫，成为俄国资产阶级的骨干，同时贫农债台高筑，窘境愈陷愈深，最后不能再靠了仅有的那点土地维持生活，于是或全家都参加了农村无产阶级的行列，或至少家庭中有一部分人变成半无产阶级，在附近矿区或工厂城市佣工，以工资收入补家用之不足。[70] 这些阶级分化发展的例子，与过渡到工资制度的程序，几乎在世界各地的农民社会，都可找到类似的情况，这从各方面看来都是有特殊意义的。首先他们说明了；公会的没落，虽然在原始的社会起着突出的作用，但并不若一般所认为的，是造成工人阶级的唯一，甚或是最主要的因素。[71]即或有公地存在，其他因素，如债务，或独占都可以使小生产者失去其独立的能力，前后变为无产者。同时很明显的，单纯的经济不平等是不足以造成阶级的社会，即雇主阶级与工资阶级的，除非因故使着社会上大部分人无法取得包括土地的生产手段，其次，这些例子更说明了，在为市场生产，尤其是为远地市场生产的解体影响下，小生产者经济的不稳定性，倘欲使之稳定，则必须使其能享受特权，或对贫弱的分子给予特别的支援。最后，还生动的说明，在原始蓄积的时代，高利贷是永远具有双重人格的；一面是向着旧有的统治阶级，如武士，王子，伯爵，皇室等，他们的经济如遇有困难，只要能得到现款，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另外的一面是向着需款孔殷而毫无奥援的小生产者。实利阶级的致富到底是由于前者的挥霍，还是由于后者的贫困，是很难给予清楚的答案的。不过与旧有统治阶级的交易，最后使得他们的财富转移到新兴阶级的手里，是壮大资产阶级财富的有力杠杆；至于与小生产者的交易，其结果则不仅止于此而已，另外还替以所获的财富，从事于生产投资的新资产阶级，准备了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即无产阶级的出现。这个阶级诞生以后，作为永久投资的对象，是有其特殊优越条件的。自然的资源是有限制的，矿区是可以用竭的，高利贷也可以使盘剥者灯枯油尽的，即是努力入口也有逐渐减少的可能。但是无产阶级却有着可贵的特点，就是不仅一代一代的继续生产，而且还可以递增（目前的情况是个例外）。 [1]《殖民政策的技术透视》，页三二五；《英格兰与美洲》，卷一，页二四七。威克非认为奴隶制度是所以成为殖民地经济的基础者，就是因为土地辽阔，致自由劳力昂贵。然而自由劳力的生产率较高，于是政府的对策，便是提高地价。“假如殖民地的土地是有限制，那么移民涌进以后，自然会提高地价，迫使着许多人为工资而工作。”（见《殖民政策的技术透视》，页三二八。） [2]哈斯巴士（W.Hasbach）：《英国农业劳动者的历史》，页一零三，一三六。 [3]马克思：《资本论》，卷一，页七三七至九。在其他的场合，他又说过：“为了通过集体的劳动者，使着资本的生产力丰富，每个劳动者本身的生产力则必须低落。” [4]亨利七世即位时，英国的人口还不到二百五十万人，经过两个世纪才加了一倍，而且就是都铎尔时代失业最严重的时候，整个人口并不比十四世纪中业时为多。罗杰士曾经提示，到了伊莉莎伯末期，人口也不过是二百五十万人。这样，人口的倍增是十七世纪的事，那正式因为恢复耕地同工业扩张，劳力市场相当坚悄的时候，而都铎尔时代大量产业后备军的情况，已成过去。 [5]牛斯保：《现代欧洲经济制度史》，卷一，页一六九，二零二至二零六。 [6]勒瓦索：《法国的人口》，卷一，页一六九，二零二至二零六。 达维那（G.D’Avenel）：《自耕农与工匠》，页三七零。 勒瓦索强调十六世纪时的失业与贫困是由于《阶级的分野》。 [7]在密勒谈到资薪收入等级差别时，曾作如下的按语：“每个阶级的工资是决之于本阶级的人口树木，初与全国一般人口无关。”（见《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编，第十四章，第二节） [8]有人说在一四五五年至一六零七年间，圈地面积约为五十万吨（盖氏的估计），同时从一四五五年到一六零七年间失业的人口约为三四万人之谱（详见约翰生著《小自耕农的消灭》，页五八）。伊登估计直接因寺庙瓦解而赤贫的人数约为五万人（详见罗杰士集《贫民的状况》，页八）。这差不多也有百分之十的小自耕农，百分之十到廿的城乡工资收入者；其产业后备军的严重情形可与一九三零年最严重的几个月份的情况相比拟。 [9]陶尼：《十六世纪的农业问题》，页二五七至八。 [10]同上：页二三三，页二五九至六一。 [11]（Pseudouismus）（？）：《论敞地与圈地》，（一六五三年） 哈斯巴士：《英国农业劳动者的历史》，页七七至八零。 [12]曼透克斯：《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页一七七。 [13]约翰生：见前引著作，页九零。 [14]前书，页九零至九一。 [15]（H.J.Habbakuk）：《经济史评论》，卷十，第一号，页十七。 [16]同上，页十五。 [17]约翰生：上引著作，页一三二至一三三。勒罗夫斯基教授对于在一七九三年那还未进行圈地的郊区研究的结果，所得到的结论是：“在十八世纪末，即是在未进行圈地的教区里，已经就没有了独立自耕农了。”在六十个没有圈地的教区，只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农的手里，而在全部自耕农所占的土地当中，不论是自置的、租佃的、或根据官厅公簿的土地所有者，有四分之三是为少数富农所有（富农只占自耕农中的百分之十一），其余百分之八十三小自耕农持有的土地还不到全部土地的七分之一，每户所耕土地都少于三十亩。富农与贫自耕农的数目都在增多，而“中农”反而相形之下，不甚显著（关于勒罗夫斯基的研究工作，详见喜尔论文，载《经济史评论》，卷十二，第一号同第二号，页九三。） [18]一五五七年伦敦市委会下令禁止任何住户留住流浪者，而且在伦敦及其他城市都制定抽查户口的办法，有些城市竟禁止新建筑物。一五八九年的法令限定每一栋房子只准住一家，同时在伦敦还禁止为少于五磅财货或三磅土地价值的人们建筑房屋。诸定昂更规定在未取得市长同意以前，不得作为佃户，凡三年内由外地迁来的佃户，均须一律出境。（见陶尼《农业问题》，页二七六至二七七；里昂挪：《英国贫民的救济》，页一零七至九。） [19]见《剑桥历史季刊》，卷一，页九五。十七世纪末，英格兰与威尔斯的人口总数，据金乔治的估计，约为五百五十万。 [20]例如，一五六三年的《学徒法》即曾规定，凡支付超过法定工资的雇主，课以十日的拘禁，而接受是项工资者，则课以二十日的拘禁。 [21]普第楠：《强制劳工法案》，页七一。 [22]罗谟斯：上引著作，页六九。 [23]哈密尔敦：《伦大经济季刊》，一九二九你那十一月份，页三五零至三五二；卫伯（Wiebe）：《十四与十七世纪价格革命史》页三七四。据弩波教授与准茲所编的指数（见《经济史》，卷二，页四八五至四八六）在这个世纪里，工资上涨了一倍，但同一物价指数表示食物价格上升了三倍（面价上涨了五倍），因此其净结果与卫伯的指数相同，换言之，实际工资在这一个世纪里降落了一半多。这两种指数不同的原因是卫伯系以银计价，而不是以金币计算。 [24]李普生：上引著作，卷三，页二五八，二七六。李氏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卫尔特郡的工资评定情况，从詹姆士一世即位，直至“共和国”时代，除了一六三五年农村劳力工资变更了一次之外，大体上是维持不动的。 [25]《农业与物价史》，卷五，页六二八；《六个世纪的工作与工资》，卷二，页四三三。一五六三年的法案授权法官决定工匠庄稼雇工或其他劳动者新的工资及取消失效过时的工资。一六零四年的法案规定的范围扩大，包括一切的男女工，诚如伊顿所云：“给予手工业师匠控制工人左右逢源的机会。”（见罗杰士集：《穷人的处境》，页二四） [26]《六个世纪的工作与工资》，卷二，页三九八。（RenardandWeulersee）：《现代欧洲的生活与工作》，页九三至九四。这两位欧洲史学家说：“十六世纪总是存在不计待遇的大批产业后备军，再加上在职工人，整个劳力的供应，使着工人阶级处于不利地位……伊莉莎伯时代的工资立法……迁延并阻碍了货币工资与物价的配合，致实际工资下落”。 [27]达维斯：《一八零零年前南威尔斯的经济史》，页八一。 [28]里昂挪：《英国恤贫的早期历史》，页二五；罗杰士集，伊顿著：《穷人的处境》，页一零至一八。 [29]格列高里：《伦大经济季刊》，第一号，页十五。此时推广“贫民习艺所”，就是降低所外工资的一种方法。 [30]寇鲁：《科尔伯特》，卷二，页四七三； RuscheandKirchheimer：《惩罚与社会结构》，页四一至四五；五三至五四；八四至八五； 宾深纳：《科尔伯特》（一六六一年至一六八三年），页二五六至二六九；二七六至二七八； 宾深纳：《国家社会主义，法国的工业与工业阶级，一四五三年至一六六一年》，页三零三至三零八。 [31]哈密尔敦：《伦大经济季刊》，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号，页三四四。凯茵斯：《货币论》，卷二，页一五六。从一五二零年到一六二零年间，墨西哥的银产量增加到四倍半。一五一九年第一批阿滋泰掠夺品抵达西班牙；然而最大的一批金银是在一五四五年后开发波多西矿而输入的。西班牙以银计算的物价，在一个世纪里上升了百分之四百，而英国于一五五零年与一六五零年只上升了百分之三百。参阅桑伯：《现代资本主义》，卷一，页五二九至五三三，页五五四。 [32]时论认为地租是落在物价的后面，几乎是很平常的，例如哈密尔敦所引《语录》中武士说：“国内大部分土地，还维持着从前的地租”。哈氏引这段话的目的，是在否定桑伯的看法，即地租为当时资本蓄积主要的来源。 [33]上引著作，页一五五至一五九。 [34]在法国，于这个世纪的前廿年中，曾有过短期的稳定。实际工资之所以继续下降者（在英国并不是继续不断的下落，曾有过短期的恢复），似系世纪初期刚刚一有劳力缺乏的征兆时，法国的立法即以镇压的办法应付。而英国一六四零年至六零年的革命事件，却给予职工，工匠与佃户民主活动的余地。 [35]哈密尔敦：《美洲的宝藏与西班牙的物价革命（一五零一至一六五零年）》；罗杰士：《农业与物价史》，卷四；卫伯：《十四与十七世纪价格革命史》，页三七四。弩波与准茲在上引的著作里，凯茵斯与奈夫教授都一致表示，所谓实际工资降落了一半多，恐失之夸张。然而如以麦价计算工资，其降落程度只有过之。这个时期正如罗杰士所云：“从那边来了一大片阴云，即将遮蔽了这一片劳动的阳光。”他还写道：“不幸的在漫长的几个世纪里，大家以相对的丰富与安适，换来贫困与苦脑……从‘宗教改革’到‘英国革命’〔指一六八八年放逐司徒王族的革命——译者注〕英国劳动者的境况是每况愈下。从‘英国革命’到美国独立战争，劳动者的命运稍见曙光，但那是由于天公作美，丰产丰收所致。”（见上引著作，卷四，页六至七）。 [36]凯茵斯：上引著作，页一六一。 [37]魏伯：《经济通史》，页三五三。熊彼得甚至于说：“所有英国工业与商业在建设方面的成就，是与金银的内流无涉的”，而且在西班牙，贵重金属的内流事实上还阻碍了资本主义的成长。（见《经济循环》，卷一，页二九二。）这未免言过其实。通货膨胀本身确可便利实际工资之下降，否则的话其降落必较为迂缓。我们所要说明的是：（1）通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它对实际工资所起的作用，而且是以劳力市场的情况为前提的，（2）同时已经实现的是实际工资之下降，总是没有通货的影响，泰半也是可能发生的。 [38]（RuscheandKirchheimer）：《惩罚与社会结构》，页一一至一四。 勒瓦索：《法国的人口》，卷一，页一八九。 里昂挪：《英国贫民的救济》，页一一至一三。 十五世纪时，于百年战争及“黑瘟”之后，法国也像英国一样的，人口减少。十六世纪后法国的人口似维持静止状态，经过了十七世纪，情况未变；在十七世纪时又有劳力缺乏的现象。（见勒瓦索：上引著作，页二零二至六。） [39]哈斯巴士：上引著作，页一一六至一三一，页一七四至一七六。杨·亚搭尔的数字说明，从一七七零年至一八一二年麦价上升了百分之百，而工资只涨了百分之六十。肉、牛奶、黄油的价格上升了一倍以上。克兰夫谟教授利用赛鲁伯凌（Silberling）的物价估计，认为从一七九四年到一八二四年，农民的实物所得可能略微上涨一些，不过为数殊不足道。（见《现代英国经济史》，卷一，页一二七至三一。）读者应注意此处所指的是所得而不只是工资率，而且在北方因需求增涨，所得是微有增加。但英国南部却在下落。 [40]克兰夫谟：《法国与德国的经济发展》，页一七。 [41]同上。 [42]同上，页一八。“在任何省份，自耕农愈多，则无产阶级愈少”。 [43]赛衣：《十八世纪法国的经济与社会情况》，页二至六，页一七至二一。 [44]克兰夫谟：上引著作，页三二。 [45]同上，页三七。 欧革（F.A.Ogg）：《现代欧洲的经济发展》，页二零三。 [46]为了对一九零五年到一九零六年的革命运动表示让步起见，应摊还的负担于一九零五年予以取消。 [47]罗宾荪：《旧制度下的农业俄国》，页八九，页八三到九儿。在西部尤其是波兰，为了政治的原因，在农奴解放运动时，农民所得到的待遇，特别优厚。另外，在国家或皇室土地上的农民（他们已经付出货币租税），比私人土地上者，要略胜一筹。以言私人土地，“黑土地带的土地，价高可贵，于是地主纷纷设法施点小惠以减少农民的分配额，在北方则分配额较大，但为补偿金所定的地价几加了一倍。无论是北部或南部，所定的标准，都是于农民不利的”。（见上引著作，页八八） [48]留伊斯：《锡矿区》，页三五。留氏表示：“如果矿区与土地所有权结合在一起，锡矿区必然要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49]索美塞得郡志，卷二，页三六七。 [50]《中古时期的工业》，页四六。《康瓦尔郡志》，卷一，页五二六；《索美塞得郡志》，卷二，页三六八；《德波》，卷二，页三二六。 [51]留伊斯：上引著作，页一六八至七三。格罗斯忒郡志，卷二，页二三三至二三四。 [52]留伊斯：上引著作，页一八九至一九零。 《康瓦尔郡志》，卷一，页五三九，五六六。 [53]留伊斯：上引著作，页一八九至一九零。 [54]同上，页二一零，二一二。 《康瓦尔郡志》，卷一，页五五八至五五九。 [55]蒲徕斯（L.L.Price）《西方的蛮夷》，页三七。 [56]留伊斯：上引著作，页二一一。此时锡矿区的法庭与议会，几全由绅士旷工，旷工经纪人与商人所包办。 [57]同上，页二二零； 《康瓦尔郡志》，卷一，页五五八至五五九。 [58]留伊斯：上引著作，页二二零。 [59]留伊斯：上引著作，页二一四至二一六； （H.Levy）：《独占与竞争》，页九。 [60]《格罗斯忒郡志》，卷二，页二二五； 留伊斯：上引著作，页二零八。 [61]《格罗斯郡志》，卷二，页二二五至二二八。 [62]《索美塞得郡志》，卷二，页三六八。 [63]同上，页三七四至三七六。 [64]留伊斯：上引著作，页一八零，页七四。 [65]同上，页一八零。 [66]同上，页一百一至一八三。 [67]聂伯河以东黑土地带，人烟稠密，民众渴望土地的程度也愈深，而且自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以后，所订的偿还办法于农民也最不利。 [68]司台尼亚克（Stepniak）：《俄国的农民》，页五五。 [69]（N.I.Stone）：《政治科学季刊》，卷十三，页一零七。 [70]同上。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的农村问题》，（见《选集》，卷一） 奥文：《俄国的农民运动》（一九零六年至一九一七年），页八八。 G.Pavlovsky：《革命前夕的农业俄国》，页一零七至一零八，页一九九至二零六。列宁指出当时各地，约有一半村民是为地方农民资产阶级所雇用，（见上引著作，页二八五）十九世纪末，在黑土地带约有四分之一的农民男丁是以工资收入的农业劳动者。（Pavlovsky：上引著作，页一九九） [71]例如，AchilleLorie：《社会的经济基础》，页一至九。又如，《资产阶级的分析》。
《新莱茵报》第301号（1849年5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301号 （1849年5月19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301号 科隆，5月19日星期六 1849 〔第一版通栏〕 新莱茵报告别词 在宽广的战场上没有撕裂的伤口—— 只有危险的阴谋和奸计， 我感到卑鄙的行径悄悄地行走 那些肮脏的西部卡尔梅克人[1]！ 枯死的树干从黑暗处飞跃飘过， 厮打砍杀从埋伏处悄然来袭—— 而我在自己的力量里安然躺卧， 一个骄傲的反叛者的尸体！ 抽搐的嘴唇表达着反抗的蔑视， 手里握着闪闪发光的重剑， 面对死亡仍然高喊：“反抗”！ 我如此荣幸地死去。 啊，在我的坟墓上高兴地撒盐[2] 那些普鲁士人与沙皇—— 但匈牙利人和普法尔茨[3] 三重礼炮飞跃我的尸架！ 而可怜的人穿着撕碎的长袍， 朝着我的头颅扔出欧鲽鱼！ 他用勤劳的手掌向下扔抛， 带着手上老茧和坚持不渝。 他还带着用鲜花和树叶[4]做的花环， 倚靠着我的伤口； 那是他的妻子和女儿 在劳作后为我所留。 再见吧，再见吧，你这战斗的世界， 再见吧，你们这些竭尽全力的军队！ 再见吧，你这支离破碎的旷野， 再见吧，你们的刀剑和矛枪！ 再见吧，但不是永别！ 他们并没有杀死我们的精神，兄弟们！ 不久我会在高山上指剑向前， 不久我会带着更凌人的盛气重返！ 当最后的皇冠如玻璃般支离破碎， 在风雨交加和熊熊火焰的血战里， 当民众说出他们最后的原罪， 然后我们又会站在一起！ 带着誓言，带着刀剑，在多瑙河畔，在莱茵河边—— 永远可靠的伙伴， 将是击碎王冠的人民， 被判刑的人亦是反抗的人！ 费·弗莱里格拉特 致科隆工人 在临别前，我们提醒你们不要在科隆进行任何变乱。在科隆军事管制状态下，你们会遭到悲惨失败的。从埃尔伯费尔德的例子中你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怎样要工人去赴汤蹈火，然后又极其卑鄙地出卖他们。科隆宣布戒严使整个莱茵省精神沮丧，而日前你们只要一起义，戒严就会成为必然结果。你们的平静会使普鲁士人感到绝望。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对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新莱茵报》编辑部 〔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619页〕 〔第一版中部一至三栏〕 德国 *科隆5月18日。不久之前，柏林曾要求科隆地方当局重新宣布戒严，企图按军法查封《新莱茵报》，但是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反抗。这之后，科隆行政区政府便请示本地检察机关，企图以非法逮捕的手段来达到那个目的。这一企图由于检察机关在司法上的怀疑而遭到破产，就同此前曾两度由于莱茵陪审员的明智而遭到破产一样。[5]无可奈何，只有诉诸警察诡计；这次他们达到了目的。《新莱茵报》现在暂时停刊。5月16日该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接到了下述荒唐无稽的政府命令： “查最近几号（！）[6]《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故该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博士应予被剥夺其外人[7]待遇法（！），因它已遭彼粗暴之破坏，鉴于彼未被允准继续留居普鲁士国土，应令其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境。若彼对此项要求不服，应着即押送出境。” 科隆，1849年5月11日 王国行政区政府 缪勒尔〔Moeller〕 致本市王国警察厅长盖格尔[8]先生 〔转二版〕 〔第一版下部一至三栏〕 给女士们的公告 自1848年六月一日起，当《新莱茵报》如同一颗在山海间璀璨夺目，冉冉升起的新星出现，当副刊如同诙谐的彗星尾跟随掠过，这个彗星尾承受了无法描述的重量，以至于我亲爱的读者们会流着泪掩盖住她们迷人的脸颊，当他们获悉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副刊在新莱茵报众神的黄昏的瞬间将会世俗地死去，合上它的眼睛，这是为了将来再次用它强有力又千回百转的路线把天空击穿。 “而照耀的太阳如此美丽， 最终它不得不落下。” 我总是和女人交往，而很少对男人感兴趣。 为了你们，美丽的女人，让我献上这告别的花束，我把玫瑰和蓟草与我玄妙莫测的灵魂捆绑在一起。玫瑰当然是给你们的，蓟草则在必要时给你们的男人。 你们有优秀的男人。只是看看，你们的男人都变成了什么！那些曾经伟大的政治家，人们再也不会用他们吓唬小孩;那些曾经著名的学者，在他们面前疯狗不会得到一滴水；那些曾经有名的说唱艺人，他们通过他们所有的爱国热情只得到一个小丑的红鼻子；而那些安静的原德意志的狂想者们，就像被装上尾巴的、忧郁的盘羊，看着来自未来的撒哈拉沙漠，而后者正隔着现实中的吕衲堡荒原[9]朝着他们摆动。 议员夫人，我很抱歉，您误解您的丈夫了。您把他看成梭伦[10]，但他从柏林国民议会回家后却发现他是个蠢货。我对此表示同情，议员夫人。安慰你们的男人吧：把他当作是未被发掘的天才。但更重要的是，摆脱他们吧——是的，夫人们，向你们的男人告别，他们一文不值——谁会想要拥抱一头骆驼！ 令人惊奇的是家父们也参与了柏林和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如果你们女人们曾经真正地掌舵，一切都会变的不同。你们会大笑着晃动你们飘然欲仙地鬈发，简短的辩论之后你们选举出一位阿多尼斯[11]美少年成为德国的国王，接下来三日后你们砍了他的头，然后从他的鲜血里长出了血红的玫瑰，那是爱情的花朵也是共和国的花朵！ 但是这整个灾难都会因此来到德国，因为人们把德国的政治理解成是一件严肃的，重要的,而不是一件值得用心的事情。你们女人对此最有才能，可以去从根本上纠正这个错误的理解。 不要去问：怎么做？你们心里很清楚。让你们年迈的男人们离开，带上新的男人们，那些变革者——就是这样！ 如果四十或者五十年前喊道：“法国人来了！”，那么所有年轻的女孩和女人都急切地靠在窗边，把窗帘拉到一边，然后向街道看去，即淫荡，又羞耻，直到鼓手长带着他巨大地鼓棒，以及后面那些有趣的年轻地小伙子，他们简简单单地齐步进入这个城市也进入每个人的心里。——就算是以后再也生不出好看的小孩，也要为这些法国人的远征送上祝福！ 现在不会喊道：“法国人来了！”不，“匈牙利人来了！”并且你们应该友好地接待这些匈牙利人。这是德国政治应当用心的事情。匈牙利人就是19世纪的法国人！ 以前德国的女孩们在最幸福的时候会悄声说：“你让我不快乐！”不久他们就会欢呼：“你让我快乐！”因为匈牙利人会变成德国人而德国人会变成匈牙利人，而那快乐的嘴唇的吻会在山川森林间燃烧，直到西伯利亚的积雪融化，直到哥萨克被顿河和德涅斯特河[12]浸没。 从一开始你们女人就失败了，和所有的犹太教经师和法利赛人[13]一样，但是从一开始你们比所有的犹太教经师和法利赛人要更狂热。 所以和你们燃烧的热情一起行驶，抓住你们老实男人邋遢的辫子，把他们当作稻草人竖在什么地方都行——让他们滚吧！ 断头台会拯救我们和女人的热情。 除此之外我要真诚地和你们告别。夜莺在树丛里歌唱，子弹呼啸而过，我的声明也结束了。 格奥尔格·维尔特 ————·———— 〔第二版一栏〕 〔上接第一版中部三栏〕 干嘛要玩弄这些愚蠢的词句，编造这个官方的谎言！ 最近几号《新莱茵报》按其倾向和语调来说同该报“试刊”第一号丝毫没有差别。在这“第一号”里曾经说过： “许泽尔先生的阴谋〈在美因茲〉只不过是柏林反动派企图……把我们徒手交给……军队去摆布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14] Ehbien，Messieurs，qu’endites-vousmaintenant？[15]〔先生们，你们对这一点有什么可说的呢？〕 至于我们的倾向，难道政府过去不知道吗？难道我们不曾向陪审法庭声明过：现时“报刊的任务是破坏现存制度的一切基础”？[16]至于霍亨索伦[17]藩臣，那末请读一读1848年10月19日的《新莱茵报》，那里这样写道： “国王是始终如一的。遗憾的是，三月事件把这块倒霉的纸片置于陛下和人民之间，不然的话国王就会永远是始终如一的了。看来目前陛下又要像三月事件以前那样相信斯拉夫民族的‘铁蹄’的威力，而维也纳人民也许就是把铁变成粘土的魔术家。”[18] Est-ceclair，Messieurs？〔明白了吗？先生们。〕 而“社会共和国”呢？难道我们只在“最近几号”《新莱茵报》里才宣布过它吗？ 对那些没有看出我们关于欧洲运动的全部议论和报道都贯穿着一条“红”线的蠢人，难道我们没有用坦率明确的语言说过吗？ 在11月7日的《新莱茵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就算武器能帮助反革命在全欧洲复活，金钱也会促使它在全欧洲死亡。欧洲的破产，国家的破产，注定要把它的胜利化为乌有。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也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但是发展的进程将不会等待欧洲各国转给欧洲社会的期票的支付日期。 在巴黎，六月革命[19]会给以致命的反击。随着‘红色’共和国在巴黎的胜利，军队将从各国的内地调到边境并越过边境，而各个斗争的党派的真正力量也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时我们会想起六月和十月，并且也会高声喊道： Vaevictis!〔战败者罪该万死!〕 六月和十月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20] Est-ceclair，Messieurs？ 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隐瞒我们的观点是多余的。有一次，我们在和地方检察机关争论的时候，曾大声地宣布过： “《新莱茵报》的真正的反对立场将在三色共和国的时代开始。”[21] 要知道，在当时我们是和检察机关说话的呀!我们用下面的话总结了旧的1848年（见1848年12月31日的《新莱茵报》）： “普鲁士资产阶级以及一般德国资产阶级从三月到十二月的历史证明：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22] 试问，难道只是在“最近几号”《新莱茵报》里我们才认为必须明显地以社会共和的精神发表言论吗？难道你们没有读过我们关于六月革命的文章，难道六月革命的灵魂不就是我们报纸的灵魂吗？ 那末你们干吗要玩弄虚伪的词句，制造荒唐的借口呢？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他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讳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 普鲁士政府的命令荒唐到如此地步，竟说《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粗暴地破坏了外人待遇法”。 外人待遇法是厚颜无耻的侵略者Vorder-Russen（博鲁士）[23]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给我们莱茵省居民钦定的，《新莱茵报》的确“粗暴地”破坏了这个外人待遇法。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因此受到莱茵省的感激。我们拯救了我们祖国的革命荣誉。今后，在莱茵省享受充分公民权的将只有一家《新普鲁士报》[24]了。 在临别前，我们谨向读者再提一下我们新年号上的一句话：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 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25] 看吧，在东方，由各民族的战士组成的革命军已经同以俄国军队为代表的、联合起来的旧欧洲相对峙，而巴黎已经出现了“红色共和国”日益逼近的征兆! 〔作者马克思，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600－603页《〈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 *科隆5月18日。正当匈牙利战争随着俄国人的实际干涉而变成欧洲战争的时候，我们被迫停止对战争今后进程的报道。现在只好再次向我们的读者概要地评述一下这个伟大东欧革命战争的进程。 记得还在二月革命以前，即1847年秋天，科苏特[26]所领导的普勒斯堡议会就通过了一系列革命的决议，如关于地产出卖权、关于农民迁徙自由、关于赎买封建义务、关于解放犹太人、关于各阶级同等课税等决议。议会还允许克罗地亚和斯拉窝尼亚的居民在内政方面正式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最后，在巴黎开始二月革命的那一天（2月22日），议会要求成立单独的匈牙利责任内阁，从而迈出了匈牙利和奥地利分离的第一步。 二月革命爆发了。结果维也纳政府对匈牙利人的要求的抗拒被摧毁了。在匈牙利革命的第二天（3月16日），维也纳政府同意成立独立的匈牙利内阁，因而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也就缩小为君合国[27]了。 匈牙利独立以后，匈牙利革命就立刻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取消了一切政治特权， 〔下转二栏〕 〔第二版二栏〕 〔上接一栏〕 实行了普选制，在国家补偿的条件下，无偿地废除了一切封建义务——徭役和什一税，并且同特兰西瓦尼亚建立了联盟。科苏特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叛变的总督耶拉契奇[28]被免职了。 同时奥地利政府又开始恢复元气。在维也纳的假责任内阁仍旧软弱无力的时候，音斯布鲁克宫廷的权奸依靠在意大利的奥皇军队，利用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要求，利用卢西农民[29]根深蒂固的狭隘性，却愈益加强起来了。 6月17日，塞尔维亚人在宫廷的金钱和密使的帮助下在巴纳特和巴奇卡[30]举行了暴动。6月20日，耶拉契奇在因斯布鲁克觐见了奥皇，并重新被任命为总督。他回到克罗地亚以后，就拒绝服从匈牙利政府，并于8月25日向它宣战。 哈布斯堡王朝[31]的权奸的背叛行为是非常明显的。匈牙利人曾再度企图使奥皇回到宪法的轨道上来。他们曾派出一个二百名议员的代表团到维也纳去，奥皇却支吾其词。愤激情绪增长了。人民要求保证，并力主更换内阁。于是混进佩斯内阁的叛徒被清除出去了，9月20日科苏特被任命为总理。但是才过四天，奥皇的全权代表、督军斯蒂凡[32]大公就逃到维也纳去了。26日，奥皇发布了众所周知的致匈牙利人的声明，声明中宣布匈牙利内阁为叛乱内阁，予以撤销，同时任命仇恨匈牙利的耶拉契奇为匈牙利的执政者，企图消灭匈牙利革命最重要的成果。 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匈牙利部长签署的声明曾被科苏特宣布无效。 同时，耶拉契奇利用匈牙利军官团和总参谋部——名义上是匈牙利的，实际上是前奥皇的——中的紊乱状况和叛变行为，乘机推进到了施土尔威森堡[33]。在这里，匈牙利军队虽然有许多指挥人员叛变，但是仍然击溃了耶拉契奇，并乘胜追入奥地利境内，直抵维也纳城下。奥皇和老卖国贼拉图尔[34]决定派兵增援耶拉契奇，决心在德国和斯拉夫军队的帮助下重新征服匈牙利。可是10月6日维也纳革命爆发了，奥皇的计划暂时没有得逞。 科苏特立刻率领匈牙利军队去援助维也纳人。但是由于维也纳国会不坚决和他手下的军官们的叛变，以及他这支大部分由民团编成的军队组织不佳，使他停滞在莱达河[35]附近，无法疾速前进。在那里他不得已逮捕了一两百名军官，将他们押回佩斯，还枪决了其中的一些人。在这以后，他才决定转入进攻。可是已经迟了：维也纳已经陷落，匈牙利的未受过训练的民团也在施韦哈特[36]附近被奥地利的正规军击退。 奥皇军队与匈牙利军队之间六个星期没有发生军事行动。当双方军队都在竭力加强自己兵力的时候，奥里缪茨[37]的权奸实行了蓄谋已久的政变。他们迫使因向革命让步而危及自己地位并已毫无用处的白痴斐迪南[38]退位，然后让他们的工具——索菲娅[39]的儿子，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40]登上了皇位。佩斯议会根据匈牙利的宪法，不承认这次皇位更迭。 在12月中旬，军事行动终于又开始了。在这以前，奥皇军队几乎已包围了匈牙利。现在从四面八方同时发动进攻。 最高统帅文迪施格雷茨亲自率领至少有九万人的三个军，从奥地利出发向多瑙河以南推进。努根特率领将近两万人从施梯里亚[41]沿德拉瓦河[42]左岸前进，达伦[43]率领一万人从克罗地亚沿德拉瓦河右岸向巴纳特前进。已经在巴纳特作战的，有几个边屯团、泰梅希瓦拉[44]的警备部队、克尼查宁[45]的塞尔维亚民团和塞尔维亚辅助军，共计有三四万人，由泰奥多罗维奇[46]和卢卡文纳[47]指挥。在特兰西瓦尼亚，驻有普赫纳[48]所率领的两万至两万五千人以及由布柯维纳[49]侵入的马尔科夫斯基〔Malkowski〕所率领的一万至一万五千人。最后，施利克[50]率领两万至两万五千人，从加里西亚[51]向蒂萨河[52]上游进攻。 可见，奥皇军队至少有二十万，其中大部分都是参加过战斗的，而曾经在南方和特兰西瓦尼亚参加过战斗的斯拉夫、罗马尼亚和萨克森[53]的民团和国民自卫军还没有计算在内。 匈牙利能用来同这支强大兵力对抗的大概总共只有八九万受过训练的部队，其中有两万四千人曾在奥皇军队中服过役，此外有五六万是组织得最差的匈牙利志愿兵和民兵，并且这支军队的指挥官大部分都像科苏特在莱达所逮捕的军官们一样，是一些叛徒。 但是，在受暴力镇压的奥地利目前已无法再多征到一名新兵了，奥地利在财政方面已经破产，几乎没有钱了，而匈牙利人却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匈牙利人由于民族自豪感而更加强烈起来的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热忱，一天比一天高涨，他们为科苏特提供的志愿兵，其数目之多，对于一个五百万人的小民族来说是前所未闻的。匈牙利的印刷机为科苏特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货币来源，每一个匈牙利人都把这些国家发行的纸币当作硬银币使用。制造枪炮的工厂都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军队所缺少的，只是武器、经验和优秀的指挥官，这一切必须在几个月之内准备出来。因此，问题只是在于争取时间，诱使奥皇军队深入腹地，在那里它会被不断的游击战拖得精疲力尽，并且由于必须在自己的后方留下强大的警备部队及其他部队而遭到削弱。 这也就是匈牙利人采取下面计划的原因：慢慢退到腹地，在经常的小战斗中训练新兵、在万不得已时，就在自己和敌军之间沿蒂萨河设防，这里遍布着难以通行的沼泽，这是围绕匈牙利国土核心地带的天然屏障。 根据一切推测，即使奥军有优势兵力，匈牙利人也可以在普勒斯堡[54]和佩斯之间的地区坚守两三个月。但是严寒已经到来了，所有的江河和沼泽有好几个月要冻结，其冰层之厚甚至连重炮也能通过。这就使得一切有利于防御的地形条件都丧失了；匈牙利人构筑的一切防御工事都变成无用之物，并且有被包抄的危险。果然不出所料，不到二十天功夫，匈牙利军队就由艾登堡[55]和普勒斯堡败退到腊布[56]，由腊布退到莫尔[57]，又由莫尔退到佩斯，甚至于被迫退出了佩斯，实际上在战役一开始时就已经退到蒂萨河东岸去了。 其余几个军也遭到了与主力 〔下转三栏〕 〔第二版三栏〕 〔上接二栏〕 军同样的命运。在南方，努根特和达伦对匈牙利人所占据的埃塞格[58]不断加强攻势，塞尔维亚人也越来越逼近马罗什河[59]防线。在特兰西瓦尼亚，普赫纳在马罗什瓦沙尔希耳[60]附近同马尔科夫斯基会师。在北方，施利克由喀尔巴阡山推进到了蒂萨河边，并越过密什科尔茨[61]同文迪施格雷茨建立了联系。 看来奥军差不多要扑灭匈牙利的革命了。三分之二的匈牙利和四分之三的特兰西瓦尼亚成了奥军的后方，而匈牙利人在正面、两翼和后方同时受到了打击。再前进若干德里，奥皇各军就会连结成一个愈来愈小的包围圈，而匈牙利在这个包围圈里会像让巨蟒缠住一样，被窒息而死。 现在的任务是，当蒂萨河阵地暂时还是敌人从正面无法逾越的障碍的时候，从各方面来改善自己的阵势。 这一点已从两方面作了：在特兰西瓦尼亚是由贝姆[62]作的，在斯洛伐克是由戈尔盖作的。他们两人都进行了机动，这些机动表明了他们是当代最天才的统帅。 贝姆于12月29日到达克劳森堡[63]，这是特兰西瓦尼亚境内还留在匈牙利人手中的唯一据点。他在这里迅速集中了自己所率领的增援部队以及被击溃的匈牙利军队和塞克列人[64]的军队的残部，向马罗什瓦沙尔希耳进攻，击溃了奥军，驱逐了马尔科夫斯基，先是越过喀尔巴阡山，把他赶到布柯维纳，又由那里赶到加里西亚，一直赶到斯塔尼斯拉夫[65]。然后，他迅速地折回特兰西瓦尼亚，开始追击在退却中停留在距海尔曼施塔特[66]前面几德里路地方的普赫纳。经过几次小战斗和向各个方向疾进以后，除了海尔曼施塔特和喀琅施塔得[67]两个城市以外，整个特兰西瓦尼亚都落到了贝姆手中。如果不是俄军介入的话，这两个城市也被攻下来了。对方由于一万名俄国辅助部队的增援而占了优势，才迫使贝姆退到塞克列人的地区。在那里他着手组织塞克列人的起义，当他成功以后，他就让推进到舍斯堡[68]的普赫纳去同塞克列民团周旋，自己则绕过普赫纳的阵地，直取海尔曼施塔特，赶走了俄军，击溃了跟踪而来的普赫纳，然后向喀琅施塔得推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喀琅施塔得。 这样就夺取了特兰西瓦尼亚，并解放了匈牙利军队的后方。由蒂萨河所构成的天然防线，现在又有了由齐普斯[69]到巴纳特边界的喀尔巴阡山脉和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作为自己的延续和补充。 与此同时，戈尔盖在匈牙利的西北部进行了同样的胜利进军。他率领一个军由佩斯突围到斯洛伐克后，在两个月当中使从三面向他攻击的圭茨[70]、乔里奇[71]和西姆尼奇[72]三个将军的一个军胆战心惊。当他能面对着敌人的优势兵力无法扼守自己的阵地时，他就冲过喀尔巴阡山，到了埃佩尔耶什[73]和卡绍[74]。他在这里绕到了施利克的后方，迫使施利克迅速放弃自己的阵地和整个作战基地，向文迪施格雷茨的主力军方面退却。戈尔盖则沿着赫尔纳德河[75]向蒂萨河进发，与匈牙利的主力军会合了。 这支现在由邓宾斯基指挥的主力军也渡过了蒂萨河，全线击退了敌军，并推进到了离佩斯六德里的霍特房[76]。但是敌人在这里集中了强大的兵力，这又迫使匈牙利军队退却。匈牙利军队经过在卡波尔诺、马格拉尔和波罗斯洛[77]附近的激烈防御战以后，再次退过蒂萨河，这时戈尔盖也正好接近蒂萨河边的托卡依[78]。这两个军的会合，成了匈牙利人再次发动强大攻势的信号。从后方开来了刚训练出来的新兵——匈牙利作战部队的援兵。编成了几个波兰军和德国军，培养和招收了一批有才干的指挥官；突然间，与奥皇军队相对垒的，已不是12月作战时那种缺乏领导的和缺乏组织的乌合之众，而是集中的、勇敢的、众多的、组织得很好并且有卓越指挥的军队了。 匈牙利军队分三个军渡过了蒂萨河。右翼（戈尔盖）向北面推进，在埃佩尔耶什附近迂回以前追击自己的朗堡师，并迅速把它赶到里马索姆巴特[79]那边的奥皇主力军方面去了。奥皇主力军在埃尔劳、迪恩迪厄希、格德勒[80]和霍特房附近被邓宾斯基所击溃，并仓卒地退向佩斯。最后，左翼（费特尔）把耶拉契奇逐出克奇克梅特、索尔诺克和策格列德[81]后，就在亚斯贝雷尼[82]附近将其击溃，迫使他也向佩斯城退却。在这里，奥皇军队沿多瑙河配置在由佩斯到瓦岑[83]一线，而马扎尔人[84]则对它构成了很大的半包围圈。 为了使佩斯不遭到布达方面的炮击，匈牙利人采取了他们行之有效的办法——多用机动，少用正面硬攻来把奥军赶出阵地。戈尔盖攻克了瓦岑，并把奥军击退到了赫兰河[85]和多瑙河以西，在赫兰河和诺伊特腊河[86]之间击溃了沃尔格穆特[87]，从而解救了被奥皇军队包围的科莫恩[88]。奥皇军队由于退路受到威胁，不得不仓卒撤退。新任总司令韦尔登[89]已向腊布和普勒斯堡方面退却，而耶拉契奇为了安定他手下的极端顽固的克罗地亚人，不得不仓卒地率领他们顺多瑙河而下，退往斯拉窝尼亚[90]。 在与其说是退却，不如说是窜逃的过程中，韦尔登（特别是在施利克指挥下的后卫部队）和耶拉契奇还遭到了一系列的惨败。当耶拉契奇军缓慢而吃力地冲过托耳诺和博罗尼约[91]两州的时候，韦尔登得到了在普勒斯堡收集残部的机会，这些残部已根本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力了。 与匈牙利人对奥地利主力军获得这些惊人胜利的同时，摩里茨·佩尔采尔[92]由塞格丁和托耳诺[93]向彼得瓦尔登[94]推进，解除对它的围困，占领了巴奇卡，攻入了巴纳特，以便在这里同由特兰西瓦尼亚向前推进的贝姆会师。贝姆已经攻克了阿腊德[95]，包围了泰梅希瓦拉。佩尔采尔配置在紧靠土耳其边界的韦尔舍茨[96]，所以巴纳特在几天之内就被攻占了。在这同时，塞克列人掩护着特兰西瓦尼亚各个设防的山口，民团则掩护着上匈牙利的各个山口，而戈尔盖率领大军驻守在通往莫拉维亚-加里西亚[97]的雅布龙卡山口[98]。 总而言之，再过几天，无往不胜的马扎尔军队就会驱赶着强大的奥军的残部，胜利地进入维也纳，并且永远消灭奥地利君主制度。 匈牙利与奥地利的分离，早于4月14日在德布勒森就决定了[99]。与波兰人的联盟，在1月中旬也已公开宣布，并且由于有两三万波兰人参加匈牙利军队而成了现实。从10月6日维也纳革命和施韦哈特会战[100] 〔下转第三版〕 〔第三版一栏〕 〔上接第二版三栏〕 时起即已存在的与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的联盟，也因德意志军团参加匈牙利军队、和当时的战略形势与政治形势而保持住了，当时的形势迫使马扎尔人必须攻占维也纳，使奥地利革命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所宣布的独立得到承认。 这样，匈牙利战争很快就失去了它最初所具有的民族性质，正因为它看起来是纯粹民族的行动，正因为宣布独立，这次战争才具有了真正全欧的性质。为了两国的解放而与波兰成立的联盟，为了德国东部的革命化而与德国人成立的联盟，只有在匈牙利与奥地利分离、从而宣告奥地利君主制度解体的时候，才固定下来，并获得坚固的基础。匈牙利独立、波兰复兴、德意志奥地利成为德国的革命中心、伦巴第[101]和意大利取得独立，——如果这些计划得以实现，那末整个东欧国家的体系就会完全瓦解：奥地利会消失，普鲁士会被融化，而俄国会被排挤到亚洲边界。 所以神圣同盟[102]一定要竭尽全力来堵塞具有威胁性的东欧革命的道路。俄国军队已逼近特兰西瓦尼亚和加里西亚的边境。普鲁士已占领波希米亚-西里西亚[103]的边境，并让俄军通过自己的领土进入普雷劳[104]，几天之后，俄国的第一个军就驻扎在莫拉维亚的领土上了。 匈牙利人清楚地知道，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将要对付人数众多的新开到的军队，因此没有像最初所预期的那样迅速地向维也纳推进。维也纳也像佩斯一样，他们如果不对市区进行炮击，是不能用正面攻击攻克的，可是炮击又没有可能。像在佩斯一样，他们又要被迫采取迂回运动，但是这需要时间，需要确信自己的两翼和后方不受威胁。可是恰好这时他们后方受到俄军威胁。另一方面，如果直取维也纳，预料将受到拉德茨基[105]部队猛烈的攻击。 因此，匈牙利人这样做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不急于进攻维也纳，而只是加紧肃清匈牙利境内的奥皇军队，从小喀尔巴阡山到施梯里亚的阿尔卑斯山脉坡地构成一个很大的弧形来包围奥皇军队，派出一个加强军把守住雅布龙卡，在加里西亚各山口上构筑了工事，封锁了这些山口，扩大了对布达的攻势并且迅速征集了二十五万新兵（特别是在新占领的西方各州中）。他们这样做，就保证了两翼和后方的安全，并且建立了军队，这种军队不会害怕逼近的俄国援兵，就像以前不害怕那么庞大的奥皇军队一样。这支著名的黑黄军队[106]进入匈牙利的时候是二十万人，而回去的时候恐怕还不到五万人；其余的死的死、伤的伤、病的病、被俘的被俘，或者投到匈牙利人方面去了。 不错，俄国人会派出更庞大的军队：预期将调来十二万人，而据另一些消息说，将调来十七万人。根据《的里雅斯特自由港》[107]的报道，野战军队远远超过五十万人。但是俄国人好夸大是众所周知的：在所举出的数字中通常只有一半列在花名册上，而被列在军册上的人数真正在队伍中的又不到一半。如果除了占领波兰所必需的军队之外，俄国援军的实际人数能有六七万人的话，奥地利就很满意了。而这样一个数目，匈牙利人是能对付得了的。 1849年的匈牙利战争与1830－1831年的波兰战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前者与后者不同之处，就在于当时对波兰人不利的一切情况，现在都对匈牙利人有利。大家知道，列列韦尔[108]当时曾坚持下面两点而没有成功：第一，要以解放农民和犹太人的办法来使居民群众依附革命，第二，要以在整个旧波兰发动起义的办法来使参加瓜分波兰的三个强国卷入战争，并使战争成为欧洲的战争。当时在波兰实行得太迟的事情，匈牙利人一开始就做了。国内社会关系的革命，消灭封建制度是匈牙利的第一个措施。吸引波兰和德国参战是第二个措施，从而使欧洲战争成了事实。随着俄国的第一个军踏上德国领土，欧洲战争就开始了，而随着法国的第一个营进入德国的领土，这个战争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就要到来。 正是由于匈牙利战争成了欧洲战争，它就同欧洲运动的其余一切因素相互作用。它的进程不仅影响着德国，而且也影响着法国和英国。决不能期望英国资产阶级会容忍俄国把奥地利变为它的一个省。同样毫无疑义，法国人民看到反革命日益逼近法国边境，也不会置之不理。不管法国的选举结果如何，军队都会赞成革命。而目前，问题决定于军队。如果军队希望战争，——而军队是希望战争的，——那末战争就会发生。 战争就要爆发。巴黎革命行将到来——不管这是由于选举的结果，还是由于已经发生的军队同革命政党在选举投票箱旁举行了联欢的结果。在未来德国革命军队的核心正在南德意志形成，因而妨碍普鲁士积极参加匈牙利战争的时候，法国正在准备积极参与斗争。问题将在几个星期之内，也许将在几天之内决定。不久之后，法国的、匈牙利-波兰的和德国的革命军队就要在柏林城下的战场上庆祝自己的友好节日了! 〔作者恩格斯，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612－618页《匈牙利》〕 *科隆5月18日。“告我的人民!”不是“我的英勇军队!”俄国人真的被击败了吗？难道风向变了，又像去年3月那样把“未被削弱的”俄国奴仆头上的军帽吹掉了吗？难道处于戒严状态中的“顺民”总起义又爆发了吗？ 1813年，“已长眠地下的”老头儿[109]也从哥萨克的推进中吸取了足够的勇气，来结束他所扮演的可怜的懦夫角色以及对革命帝国的血腥惩罚；那时尽管有哥萨克、巴什基里亚人[110]和由于耶拿和马格德堡两次战役以及尤斯特林举城向一百五十个法国人投降事件[111]而闻名的“英勇军队”，然而，只是由于“告我的人民书”许下的虚伪诺言，才使神圣同盟反对法国革命继承者的十字军征讨成为可能。而现在呢？难道哥萨克侵入德国领土没有使恢复了元气的霍亨索伦增加勇气来拒绝他在三月战斗以后所扮演的懦夫角色，来废除革命“在他和他的 〔下转二栏〕 〔第三版二栏〕 〔上接一栏〕 人民之间”所放置的那“一块纸片”吗？难道“我的英勇军队”没有在德勒斯顿、布勒斯劳[112]、波茲南[113]、柏林和莱茵河流域勇敢地用榴霰弹和硝酸银残杀手无寸铁的人们、妇女和儿童，以此来向革命进行报复吗？ 难道不久前钦定的军法宪章不是“甚至不用戒严”就把3月间作出的最后一些胆怯的让步——废除书报检查、结社自由和武装人民——重新取消了吗？ 不，尽管有了同哥萨克的联盟，尽管授予了横行霸道的“英勇”兵痞进行屠杀和设立战地法庭的特权，但是，耶拿和马格德堡的英雄的儿子仍然感到不够安全。未被削弱的国王非常恐惧，他下诏“告我的人民”，他“感到不得不”还要向被蹂躏的、备尝戒严之苦的和遭到霰弹射击的“人民”呼吁，请他们支持王室反抗“国内外敌人”。 “值此严重关头，普鲁士所负之使命乃在保卫德意志，使之免遭国内外敌人之侵袭。为此，我今晓谕万民枕戈以待。事关我国以及有赖我国援助之其余德意志诸邦秩序之恢复与法纪之整饬。事关建立德意志之统一，捍卫其自由，以防奸党之恐怖统治，该党为谋一己之私利，不惜置道德、荣誉、忠诚于不顾，并已使部分国民堕入其谎言与欺骗之迷惘。” “圣谕的实质即在于此”，——警察局恶棍杜蒙[114]这样叫喊道。的确，警察局收买的杜蒙的捧场者找到了真正的“实质”。 “国外的敌人”!对于勇敢的霍亨索伦说来，这是“恐怖党”，阴森可怕的党[115]，它使得我们有必要侵入“其余德意志诸邦”。莱茵省、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人民被号召“为了德意志的统一”，结束其他德意志诸邦，如巴登、巴伐利亚、萨克森等的革命运动!为此目的，霍亨索伦在1813年恩赐给人民的诱饵又重新抛出来了，经过考验的“皇上的金口玉言”又被当作可靠保证，向“国民”允诺了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有名无实的承认，以及保障权利和自由不受“无神论者”的侵犯。“我与朝廷愿效命上帝。”难道作为保证的经过考验的“霍亨索伦皇上的金口玉言”不值得进行一次十字军征讨来反对那个“对于大有希望的国王说来阴森可怕的党”吗？ 俄国皇帝的强大藩臣把普鲁士代表从法兰克福召回，只是为了在现在按照自己的三月诺言“称霸德意志”。协商议会和钦定议院被驱散了，“一块纸片”为军法宪法和刽子手的军事法庭所代替了，这一切只是为了保证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能够得到“保障”! 出版自由遭到践踏，在爱尔福特报刊受到检查，在整个波茲南、布勒斯劳以及西里西亚各个省会报纸干脆被查封了，就像《国民报》在柏林被查封一样。在杜塞尔多夫dejure〔在法律上〕重新实施书报检查，defacto〔实际上〕报刊已完全被取缔了（杜塞尔多夫各报纸、《新莱茵报》，等等）。最后钦赐给“自由”臣民的只有卑鄙无耻的作为警察局爪牙的《科隆日报》和柏林的该受绞刑者的小报[116]。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们不致对“皇上的金口玉言”的价值产生丝毫怀疑! 的确，霍亨索伦的话值得黎民百姓为了加强国王的勇气去穿上军装，值得独守空房的妻子根据后备军法按月领取皇上恩赐的一个塔勒，“以免贫困”。 〔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616－618页《“告我的人民”》〕 *科隆，5月17日。 今天来自德国的新闻令人高兴。 上帝保佑，普鲁士在萨克森不断占领城市和村庄，普鲁士居民对啤酒的迟钝感被这样治愈了。 奥地利的军事管制法像残暴的野兽一样鼎力辅佐沉迷围攻的霍亨索伦人。布拉格将会如同熟知的那样被宣布在5月10日陷入被围困状态，这除了新普鲁士宪法外再无其它理由。现在特雷西恩施塔特[117]面临同样的命运。据莱比锡的信件，奥洛穆茨和布尔诺[118]赋予了被围困的命运。 在埃尔伯费尔德，所有卑劣行为潜伏数日后，原形毕露了。志愿军、工人，他们被出卖被遗弃，就像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期待的那样。 如果武装工人立刻效仿普鲁士政府，宣布埃尔伯费尔德戒严，同时借此完全控制住那些无耻懦弱且背信弃义的资产阶级分子，那么获胜的将是这些武装的工人们，而不像现在这样成为失败者。昨天早上四点钟米尔巴赫[119]带着两列纵队离开埃尔伯费尔德，一列纵队去往索林根[120]，另一列去往锡根[121]。埃尔伯费尔德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将密使派遣到这个两个方向的各个村庄中，蒙骗农民，告诉他们：一群嗜好掠夺的无赖正在接近，若村民们没有强有力的部署来进行抵御，那么他们的住所和庭院都可能会被烧毁，即便没有如此，所有的财物也都会被抢走。 通过这样的伎俩，吕特灵豪森[122]的农民会抓住米尔巴赫和许纳拜恩[123]，残暴地虐待他们，然后送交埃尔伯费尔德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进一步进行霍亨索伦式的谋杀和残忍奴役。 据说伊瑟隆[124]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后向普鲁士人投降了。 相比之下，德国西南部已经变成了一块让这些天选之人都难啃的硬骨头。巴登[125]士兵，普法尔茨士兵和一部分巴伐利亚[126]士兵将占据1849年德国历史上最光荣的地位。首先，他们开展顺利，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过去那些人以纪律之名对他们施虐，这些纪律已经被他们送去见鬼了。他们打破了在那些带着王冠的骗子面前所被迫许下的誓言，并将人民的敌人抛到了脚下。由于那些天选之人的支持，从人民中来的这些士兵，成为了人民的强大捍卫者，一旦脱掉军装，他们便休戚与共，共享痛苦和喜悦、自由或奴役。 ÷杜塞尔多夫，5月17日。克勒布斯[127]先生似乎想要扮演文迪施格雷茨的角色。他下令，在今日凌晨1点到3点之间交出所有私人武器。在此之后，开始搜查住宅；任何被发现持有武器的人，无论武器是何种类型都要被送交军事法庭。据我们所知，只有远在维也纳的文迪施格雷茨才能保留私人武器。 政治犯现在必须承担政府的所有愤怒。拉萨尔[128]几乎完全被隔离。甚至他的辩护人最近也被告知，没有总检察长签发许可证， 〔下转三栏〕 〔第三版三栏〕 〔上接二栏〕 不得靠近拉萨尔。此外我们了解到，著名的国家检察官阿蒙[129]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也并不鄙视扮演年轻的泽特[130]。几年前，一名杜塞尔多夫公民因虐待而入狱。他的妻子（当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本可以使得丈夫被宽大对待。但是她忘了“礼貌”，她的丈夫不得不承担后果——在这次事件发生后，他遭到残酷的虐待。可以看出，如果以适当的方式满足当局，那么当局就不那么“不人道”了。 #埃尔伯费尔德，5月17日。就像反叛资产阶级的所有暴动和正在处处渗透的一些犹太民主投机者的怯懦一样，帝国的三色暴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您可以从下面提到的“仅黑红金”的街垒闹剧中出现的令人悲哀的售卖中判断出以上观点。 昨天下午之后，当地安全委员会在会议上决定所有自由军团应该离开这个城市，赫希斯特[131]博士已经被解雇了，在晚上采取预防措施除掉志愿军。他们被一种卑劣的方式欺骗了。他们收到了指挥官米尔巴赫的命令，凌晨2点集合，作为前哨行军，以便他们能够尽早知道军队逼近。每人有50个装满火药的弹药匣，包括伙食在内每天军饷15银格罗申，这也顺便暗示他们，在开始这几天不会返回。与此同时，他们再次被要求对帝国宪法发誓，并可以自愿提出辞职;只有两个已婚的埃尔伯费尔德人辞职。大约10点半，行军被击败，这导致整个城市陷入惊愕，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军队正在高歌猛进。军团响应号召，但直到次日早上还没有武器的消息。快6点时他们也应该撤离了；但是在离开之前，他们想要掌控被捕的海耶特〔Heyet〕，并强迫他随后用6,000泰勒赎身。在被枪毙的威胁下，这个贪婪肮脏的走私代理人不得不这么做了。 每个人都很激动于见到普鲁士的那群酒鬼，但不知道他们身上正上演着着怎样狡诈的背叛。 被告知这个计划的市民自卫团也整夜都拿着武器，只听到这些资产阶级走狗的污言秽语，走狗几天前甚至召集驻军，请求驻军支持，资产阶级分子向其中的50人开火，这些人没有及时离开这座城市的市界。在此期间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开了18枪，我无法告知其中是否有人幸存。无人反抗，因为双方力量悬殊。剩下的自由军团有1500人，也落入了反动派的手中。他们蓄意接近敌人，以便敌人靠近时逐步退回城市，从而引诱他们进入，随后他们希望市民自卫团和士兵能够支持他们；但是懦弱的商贩和骗子给了他们另一个命运：如果他们撤回城市并有军队尾随，埃尔伯费尔德的贵族驻军应要求来此在背后捅刀子，这样一来，这些被欺骗的德意志帝国幽灵的傻瓜便不会放过身处在波兹坦[132]的俄国藩臣——那个手染鲜血的恶徒。 这些是埃尔伯费尔德希望从黑红金暴动中收获的成果；资产阶级分子单凭他们有预谋的背叛阻碍了士兵的攻击，而他们的怯懦将使勇敢的霍亨索伦人获得尊敬。 待志愿军撤退后，昨天还有上百人试图加固的街垒被立即拆除，直至今天中午12点，所有壁垒全部消失，尽管先前建造了百余个。这个城市再次为窃贼和骗子们商业“交流”敞开大门。 市民自卫团的指挥官今天早上7点张贴布告宣布，市民自卫团占领了这座城市，希望全部皇家官员立刻开始履行职责。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我们看到了八天都没见过的警长，他们沿着街道行走并发号施令拆除街垒。 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已部分逃离。后备军的头领让人想念基贝格〔Kirberg〕。 到目前为止，下午3点，仍然没有军队进军的消息。 柏林当地代表团带来了什么还不为人知，甚至有谣言说，特赦政治犯中的波兹坦藩臣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却想要关照这座忠诚的城市埃尔伯费尔德。 倘若革命胜利，也就会知道，应该为这座“忠诚的城市”开始做些什么。 ×柏林，5月16日。从适当的选举法中撤销政府部门似乎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而国家公报替代这些部门每天给我们带来了新礼物，没有这些礼物，法律似乎都无法立足。今天，政府宣布实施军事管制法，虽期待已久，却又让人始料不及。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一则神话，讲的是宙斯的母亲让人制造各种噪声掩盖宙斯的哭声，以免被克洛诺斯听到，又要吃掉这个孩子。曼托伊费尔[133]、勃兰登堡[134]和康普〔豪森〕的做法似乎如出一辙，他们作出军事管制法、枪击等各种动作，目的是将来之不易的选举法从民众的血盆大口中拯救出来。现在，但愿全面杜绝说教者所有乖张、放肆的责难之后，全新的宪法组织指日可待。 在骇人的命运面前，算是好报纸的《国民报》[135]也甘拜下风。弗兰格尔[136]并无怜悯之意。为了熬过悲伤的生活，它努力了六个月，在最浅显的教义里升华自我，但悬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仍摇摇欲坠。目前，《施本纳报》[137]是激进主义的中坚力量，谁知道这意义非凡的报纸能够坚守多久，还能带来多少影响力，谁知道阿特罗波斯-弗兰格尔[138]是不是会长期庇护它！ 今晨，政府宣布了军事管制法。似乎就连士兵也耻于扮演如此厚颜无耻的角色，因为清晨已经有一个连队行军穿过街道。街角处，五名队员出列，领队宣读了戒严令，他还顺带补充道，现在任何人，包括政府议员，违令者，一律逮捕并送交军事法庭。 〔下转第四版〕 〔第四版一栏〕 〔接第三版三栏〕 整个宣读过程前前后后都是锣鼓喧天。铺天盖地的宣告，贴满了每一个角落，无数人得知了这个消息，这是对普鲁士赤裸裸的羞辱。政府部门最新消息使得阵阵欢乐在人民群众中蔓延开来。尽快与军事法庭进行实战演练，并射杀一些叛乱者，这事儿也许没人会犹豫。柏林似乎需要这样一些刺激手段，我们从未害怕军事管制法，相反，我们一直期盼着它的宣告。 虽然我们的围困状态终于开始从欢快的喜剧转向更悲惨的阶段，但德国国会议员已经召开会议，对德国实施宪法，并在拉多维茨[139]先生（┼┼┼）的主持下召开定期会议。并且已经成立了一个更加核心的委员会来进行筹备工作，已经可以预见，该宪法与德国议会的关系，将与于12月5日颁布的关于普鲁士国民议会宪法委员会工作的“宪法”与德国议会的关系相同。然而，这理想中的团结并没有使国会感到高兴。汉诺威[140]大使完全反对普鲁士、萨克森（必然跟随他们）和巴伐利亚的全权代表。分歧点主要在于选举法，拉多维茨先生以普鲁士的名义始终坚持三级税收制度，而汉诺威与拜仁的全权代表只是在要求一份更为准确的有关独立的定义。普鲁士将根据“帝国选举法”对下一次的第二议会进行选举，因为仍然没有决定放弃权利。符腾堡和不伦瑞克[141]的君主大使只是起到咨询的作用。 我们从5月14日来自维也纳的信中提取出以下内容，也算是好消息： 最重要的是，欧芬[142]掌握在匈牙利人手中；而整个驻防部队被裁减为10人，因为人们不会停下来炮轰佩斯。戈尔盖率85,000－90,000人绕过普勒斯堡，驻扎在了维也纳附近的格丁[143]。民众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他们进军奥地利首都。俄罗斯人已经在亚布伦卡[144]遭遇了相当大的失败。尤其是一个在其道德效应上具有无法估量重要性的事件。 邓宾斯基[145]向北移动，为了迎接船队给予支援。此外，根据他对保守党的看法，从而在这些问题上更加可信，他说奥地利军队处于最悲惨的境地。据说有几位无能的将军被带到了军事法庭，这位年轻的皇帝[146]在面对一些军队的状况时泪流满面。皇帝打算向他的人民发表一项宣言，在这一宣言中坚持各民族平等的承诺。 在马格德堡附近的城堡里，在第20（柏林）后备军军团的一个营下，军人的不情愿爆发出公开的愤慨。同样的主要人员受了重伤，今天弗兰格尔将军将命令送到城堡，以减少激动的后备军，后者不想被定性为所谓的闹事头目。 今天上午通过私人讯息到达巴登的新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星期天，著名的民主贵族赫尔策多夫-退特曼斯多夫[147]先生将在其所在地举办一次大型农民会议，这非常重要，因为乌克马克[148]一直被认为是最忠实的地区，但最近表现出模糊不清自由的态度。 正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A.福尔德[149]写信给本地一位著名的银行家，据说，在其所在地东端，法国将不得不与一个15万人的观察队签约，因为俄罗斯对匈牙利的干预在法国人民的所有阶级和庄园中引起了同样的反感。 来自莱茵河的消息受到热切关注。忠实的伍珀河谷[150]被激怒是最没有被预见到的，因此政府部门对埃尔伯费尔德灾难感到极度震惊。为了回应这些消息，国王“对我的人民”的宣布是在一个部长理事会中决定的。曼托伊费尔和拉贝〔Rabe〕完全反对这样的举动，但通过拉登堡[151]派的支持而获得通过。演讲稿由国王自己撰写，这从每一个字都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内阁自由党希望软化过于强烈的表达，但当然他们没有成功。 在宣布军事管执法后，人民已经只剩下股市可以期待一下了。巴登那边的消息并不能减弱这种良好印象，因为股市牛市预计，巴登和普法尔茨暴动不久将受到镇压。 *柏林，5月16日。“新普鲁士-俄国宪法”的福利通过以下关于“亲爱的柏林人”的公告发布： “考虑到尚未彻底排查导致政府部门于今年11月12日宣布首都戒严决定的原由；且最近在这个城市发生了各种暴动情况；况且只有通过广而深地运用所有法律手段才能废除柏林采取的特别措施，因此政府部门作出以下决定： 1）对柏林及其周边地区实行的暂时戒严，按照相关规定及5月10日的法律形式继续执行; 2）12月5日宪法文书第5,6,7,24,25,26,27和28条在围攻期间无效; 3）边境总司令兼弗兰格尔骑兵队将军将负责执行该法令。 柏林，1849年5月14号 王国政府部门。 勃兰登堡伯爵、拉登堡伯爵、曼托伊费尔伯爵、 施特罗达伯爵[152]、海特伯爵[153]、拉贝〔Rabe〕伯爵以及西蒙斯[154]。 根据王国政府部门的上述决定，仍然遵守在围困期间维持秩序的规定，并且命令军事法庭按照法律第§§8、9和10节必须对预见的犯罪和罪行进行调查和裁决。 柏林1849年5月15日 总司令：冯·弗兰格尔。” +布勒斯劳，5月14日。哥萨克骑兵不断运往德国，阻断了定期来自奥地利的信息，此外，当他们支持马扎尔人时，围攻的状态使我们的两个所谓的“人民机构”如此畏缩，以至于他们甚至不敢发表自己仍 〔下转二栏〕 〔第四版二栏〕 〔上接一栏〕 然接收的一些有关战场的消息。特别是，激进民主派的《奥得报》[155]再一次脱颖而出，并压制了其他的报纸。例如，几天前收到的消息称，英国的马扎尔人收到了10,000枚火炮。民主派《奥得报》受到俄罗斯人和霍亨索伦勋爵的兄弟情——而不是人民——的影响，在5月10日的最新国家宪法和莫特〔Moet〕先生的布勒斯劳宪法第八条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并表现出犹太人对待俄罗斯友好的行为。 我们缺乏新闻的另一个原因是进入奥地利的俄罗斯人占领了自治政府并控制了奥地利北部的铁路，把控邮局，也就是说，边境交通密封阻塞，他们打开并销毁信件。奥尔米茨的藩臣尚未完全了解情况，因此圣彼得堡的上级只好亲自处理。 现在普鲁士士兵看起来相当孤立，人民似乎已完全收回曾经的友好。这看起来与普鲁士中尉目前正在招待士兵活动格格不入，7号和8号晚上他们用杜松子酒和切肉狂热庆祝射杀民众。 在7日和8日，没有一个学生敢去酒馆。 当法国人民选举被称为“拿破仑”的乌里的公牛[156]作为他们的总统[157]时，我从维也纳写信给你们，专制主义者们认为这次选举是他们阵营的胜利。但当时的民主意味着选择乌里的公牛仅仅是对屠夫卡芬雅克的否定。它意味着更多，因为它意味着专制主义者所需要的东西。我从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乌里的公牛非常果断地直接参与了欧洲反革命的阴谋，他直接从圣彼得堡的总部接到了主要命令。这件事是由得到莫斯科支持的波拿巴王朝的洛伊滕贝格[158]和乌里的公牛共同发起的。如果公牛接受上位者的命令，他就会得到皇帝宝座，实行专制统治。法国人民自选举以来所经历的可耻故事将向世人展示他是如何遵守诺言的。正如勃兰登堡、公牛也背负着那个命令，偏离议院中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屈从于政府部门的几个走狗。当地的使臣现在已经管理了整个欧洲。我从法国那里得到了这些来自布勒斯劳的通讯，确信巴黎和圣彼得堡之间的临时国家元首约翰[159]大公正是谋杀人民最活跃的中间人。我几乎敢肯定，乌里的公牛最终会成为受害者。 在我们的围困状态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谓的陌生人的驱逐是非常严肃处理的，中尉们尽情地享受早晨的杜松子酒。中尉的妻子们咒骂着民主者，热情对待街上的新兵和农民，资产阶级谈论着无政府状态，而投机主义的犹太人则视情况改变信仰。 *本兹劳[160]（西里西亚），5月2日。接下来的“进展”版面将尝试通过下列已证实的消息，来展示“我的光荣军队”中的优秀纪律有着怎样的影响力。 “在赎罪日那天晚上”，报纸报道说，“这里的第8后备军团的一些士兵（在吕蒂肖〔Lüttichau〕少校的指挥下）亵渎了圣物，不仅逾越了道德的边界，还几近邪恶无耻。这些人抓住一个女孩，把所有的衣服绑在她头上，在空旷的街道上和她扭打在一起，他们抓住那个女孩的腿，把她赤裸的身体在路面上拖行。然而一名男子（铁路官员瓦尔特〔Walter〕）打击了这群人可耻的行径，得到了尊重。庆幸的是巡逻队的介入将这伙士兵拘押起来。这场混乱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基督教-日耳曼-霍亨索伦所拥护的“和平与秩序！”支持下发生的。 *德勒斯顿，5月13日。在反动派的无耻行径中，应该提到制毒的供应商。他们恶劣地把利口酒、巴伐利亚啤酒和鸦片混合，假装友好地分发给街垒战中的战斗英雄们，因此使许多人致残。同样的命令还包括让士兵们穿过房屋下方的秘密通道。 卡尔斯鲁厄，5月15日。当时的巴登大公[161]逃到莱茵兰的格默斯海姆堡垒[162]，威廉[163]侯爵到斯图加特，马科斯〔Max〕侯爵到法兰克福。目前尚不清楚叛国大臣走的是什么路线。人们希望每小时都能收到一封简报。 国家委员会的成员仍然被请来：斯特鲁夫[164]，达姆[165]和齐格勒[166] *卡尔斯鲁厄，5月14日。从前作为最无耻的反动派机关报的《卡尔斯鲁厄日报》[167]，现在变成了“国家委员会”的机关报，报道了以下内容： 经过十三个月的艰苦战斗，十三个月的流血牺牲已经结束。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只心存一个希望：我们的美好家园赢得自由，以及所有德国人亲如兄弟互相拥抱。然而，一旦德国宪法最终被国家代表们通过，国王的阴谋将奏效，他们背叛国家，让俄国沙皇奴役德意志的人民，这个民族去年三月刚刚宣扬他们大公无私的反革命行动！必须再次建立绝对的君主统治制度，我们在已经流逝的三月中所摧毁的铁链必须得到重铸。同胞们！在这样的斗争中，我们勇敢的军队，我们和你们的兄弟不会迟疑，他们有责任和人民站在一边;他们认识到了，他们是祖国的儿子，为人民的自由，为德国土地的统一，并为国家的领土完整战斗。因此军队加入了我们。它不与人民作斗争，只与自由和祖国的敌人作斗争。军队与人民这样的关系没有理由让大公出逃，这是叛国的大臣们给他的建议，而这些大臣却随即离开了政府，让国家政务变得一团糟糕。同胞们！考虑到我们对奥芬堡[168]州议会的承诺，并按照当地市政当局的号召，今天我们这里勇敢的战士在中午行动了。我们将利用自己的力量，保护人的充分自由，保卫个体的财产，以实现一个受欢迎的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保持政府机器的运转；我们将继续响应号召并承担人民赋予我们的职责，直到人民能够自己掌握政府为止。同胞们！我们虽背负重任， 〔下转三栏〕 〔第四版三栏〕 〔上接二栏〕 却心怀最热烈的憧憬去解决一切；这片土地上各个角落的人民，请在最艰难的起始阶段支持我们，毋庸置疑，自由终将取得胜利。 国家委员会。 以下列名义： 布伦坦诺[169]、海因里希·霍夫〔HeinrichHoff.〕。法官：A·索埃格〔A.Soegg〕、维尔纳〔Werner〕、霍曼〔Rohmann〕。 卡尔斯鲁厄，1848年5月14日。 致该国所有市政当局：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巴登军团的许多士兵已经离开了他们的驻军基地。特此要求他们尽快返回陆军分部，以便对争取自由的战事有所帮助。该国所有行政区都接到命令，要求其不择手段将已离开营地的士兵遣送回各自驻地。 代表执行委员会： 艾希费特[170]。 卡尔斯鲁厄，1849年5月14日。 呼吁官员：鉴于人民的自由和伟大祖国的福祉是他们所珍视的，并且他们清楚自己有保家卫国的责任，因此，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而不再被要求留在岗位的的下级军官应接受国防部的派遣。 代表执行委员会： 艾希费特。 *路德维希港[171]，5月17日。安内克[172]女士已被任命为这里的炮兵指挥官。 *奥芬堡。代表团在卡尔斯鲁厄遭拒并返回之后，在至少25,000人参加的国民议会上发表如下声明： “为了抵抗德国侯爵发起的进攻，也是为了德意志国民议会最终确定的帝国宪法以及完全的自由，德国持续爆发诸多革命运动。——德国侯爵密谋联合起来镇压自由运动;对人民和祖国的背叛昭然若揭；很明显，他们调动了所有军队，甚至请求俄国的军队也来镇压自由运动。——德国事态危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以争取自由；他们必须武装反抗侯爵们的袭击。德国各邦国有责任捍卫彼此的自由，以完全贯彻人民拥有主权的原则；因此，他们必须支援受到攻击的区域。所以，巴登人民将倾其所有支持普法尔茨的民众运动。” #凯泽斯劳滕[173]，5月16日。10天前在普法尔茨爆发的运动，在此期间席卷了各个民众阶层。如今不管男女老少，还是穷人富人，都团结一心支持德意志帝国宪法。 自5月13日以来，巴伐利亚第六军团的三分之二已经抵达此地，昨日又有100名狙击手和许多新兵到达，还有来自茨魏布吕肯[174]的骑兵以及来自兰道[175]的枪手等。还有一位狙击手军官施特塞〔Stöse〕中尉。他深受士兵们爱戴，士兵们欢呼着迎接他的到来。他向帝国宪法宣誓，被国家委员会升任为上尉。——他被军方留在当地中央监狱作为看守的33名驻军之一，因信任其亲民的态度，他被国家委员会所接纳，并于昨日向帝国宪法宣誓效忠。——来自巴登的消息振奋人心。前国会议员齐茨在莱茵黑森[176]集结了一支1800人装备精良的部队，并提供给普法尔委员会使用。他目前被派驻在阿尔森扎莱[177]，预计普鲁士人将在邻近的克罗茨纳赫[178]对此地进行首次袭击。昨天，第9团和第6团的200名士兵被调派到这个山谷，以做增援。——与此同时，安内克[179]率领一支由1200名士兵和学生组成的精锐部队，前往路德维希港支持巴登运动。——在萨克森沦陷之后，人们将希望寄托在普法尔茨和巴登上。这些邦国的人民不会让希望落空。已经有一万名人员的机动队获得武装，另计划增加12,000名战士。若符腾堡[180]也奋起反抗，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不在话下。至于普法尔茨对巴伐利亚政府的立场如何，普法尔茨已经选出所有区的议员，将于明天在此处召开会议，就该州的未来做出明确决议。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5月16日。红色！红色！红色！红色胜利了；红色共和国就要胜利了：反动派的垮台，民主党的胜利令我心满意足地写下这篇有关法国的文章。民主主义者！时至今日你们依旧永存！不，如今言论自由了，你们不应该被称为民主主义者，你们应该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无产阶级革命者到底在各个地方和部门赢得了多少支持？街上，咖啡馆，随处可见的人们都在对此互相打探。整个六月，无产阶级革命者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恐慌，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讨论他们。《新莱茵报》在此期间一直支持六月革命，刊登相关的信息报道。与此同时，却没有一家法国报社敢冒险做这样一件功勋卓著的事情，公开地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发声。民主主义者们！社会主义者们！谁如今还会说社会主义者呢？电报中只报道无产阶级的语言;电报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们，他们在巴黎和各项战事中大获全胜。反动派报纸惊恐地承认，如今人们已经不指望驻地部队了，因为驻地部队已经投票赞成无产阶级革命者了。军队完全支持布瓦肖[181]士官取代尚加尔涅[182]将军的位置，且时下所有的相关报道几乎都倒向这边，支持比例为100:2，22个以上相关部门的无产阶级领导者都在为战争的胜利做准备，无产阶级每获胜一次，资产阶级就遭受一次重击自乱阵脚。 无产阶级阵营，也就是在巴黎和军队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们！还能继续赢得胜利吗？资产阶级先是想饿死无产阶级革命者，再用霰弹攻击，而后将他们放在浮桥船上折磨，但这都无法打垮他们；巴罗[183]-福适[184]部长[185]镇压他们的自由组织，禁止他们组建俱乐部，迫害相关出版社及指责那些读民主革命报纸的高级军官。但无产阶级革命者们的胜利，每分每秒都在将资本主义推向死亡的深渊。 怪哉！在法国的大城市，也就是那些资本主义的主要居住地，被无产阶级革命者占领了四分之一，这都是那些实业家，时装店主及一些小资本家的居住地。在六月革命的战争中，大资本家和资本主义者们通过所谓的法律清算，毫无顾忌地将这些小资本家作为牺牲品，只求为自己捞钱。 下转本报增刊 〔下转增刊第一版〕 第301号新莱茵报增刊 5月19日星期六 〔增刊第一版一栏〕 〔上接正刊第四版三栏〕 中产阶级实业家们的幻想被摧毁了。巴黎的中产阶级现在才幡然醒悟，他们不是被巴黎六月革命的反叛者而是被大资本家毁灭的。他们现在站在六月革命反叛者这边打击资本主义，他们决定支持无产阶级。 这场阶级斗争至今呈现出一个愈发明显而突出的形势：社会的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本阶级在这场选举战中针锋相对。巴黎的选举审查公告中，公开宣布了这场革命。此次审查彻底分开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划清了两个党派战斗的阵营。如今，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数量庞大，紧紧的将资产阶级阵营包围了起来。 梯也尔[186]，摩莱[187]和蒙塔郎贝尔[188]的诡计化为了泡影：一味地墨守成规是致命的，只有以爱为出发点，至始至终冷静地筹谋才能像无产阶级一样使他们的共和国崛起。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巴黎是胜者，它的胜利将会在德国的运动中，在莱茵河畔边，在意大利得到反响。 ——国民议会。该会议于5月16日1点半开始，拉摩里西尔[189]副议长主持会议。 战区相关重要人员高度重视行政区发出的战报公函。 在我们昨天结束的议程中，多数人提出追加支出预算的申请。 布莱德〔Brard〕提出了一项关于市民养老金的新政策（不过他还是撤回了这项提议，因为他在辩论当中输掉了）。 预算委员会想要逼迫海军部长，提议每年详细上报海军部队的核心成员。 特雷西[190]找不出理由反对。 因此提议通过。 迪福内尔[191]提议公开所有政府官员名单及他们到7月1日为止的工资总额。 帕西[192]意识到，他没办法去反对发表这本名册，也无法推延公布时间。这是一件至关重要同时也需要时间去做的事情。 大会决定，于9月1日由财政部长公开这份名册。 法朗特〔Favant〕也向教育部提出了一份类似的提案，经过一些微小的调整后提案被通过。 德拉波特〔DeLaporte〕提出申请：要求敦促外交部长和战斗指挥官，对他们秘密资金支出一事进行解释说明。 同样也被通过了。 同时格雷维[193]中断了增加预算一事。 格雷维：令我震惊的是，议会如此重视这条附加提案，在此期间还针对尚加涅尔非法职位一事立下一条相当重要的法规。我提议规范议程。 巴罗不知道为什么补充条款里似乎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同时他向议会提议尽快做出收入预算。 弗洛孔[194]支持格雷维。针对昌加尼耶制定的法律被故意推迟实施。他要求重新制定议程。 巴罗建议在下周一执行。（支持！支持！反对！反对！） 大会决定在完成收入预算之后，再解决尚加尔涅的事情，最后在把重心放回到增加预算上。 收入预算第一条，给财政部长一笔1,572,569,000法郎的银行贷款用以确保正常的预算支出。 此提案通过。 更多的附加提案被陆续提出。科恩〔Corne〕的提案有关圣昆汀运河[195]，门金〔Menguin〕的是有关酒税。 N.N.提到了贸易票据的印花税。 所有附加提案的进一步讨论都延迟到大会5点45分时进行表决。 明天是基督升天节，所有会议暂停。 意大利 *法国的屈辱历史想要借此来彻底清除。为了完成神圣反革命联盟的任务，践行罗马“冷静有序”的古老箴言，乌迪诺[196]将军与那不勒斯的屠杀军队联合。他带领着一支共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其中包含了八千炮兵，此后还会有10,000名士兵作为增援。虽然反革命联盟拥有令人畏惧的武装力量，但罗马人民誓死抵抗守卫国土。 另一方面，奥地利和托斯卡纳保皇党联军对里窝那[197]进行长达24小时的轰炸后，在5月11日将其控制。大部分的里窝那共和党首领被奥地利人逮捕后立即枪毙。现驻于托斯卡纳由德斯普雷[198]将军领导的军队有16,000人和50门大炮。 博洛尼亚[199]在5月9日遭到奥地利人的攻击：他们想占领蒙塔格诺拉，这里是这座城市的致命薄弱点。但奥地利人已经伤亡惨重，且他们可能面临更大的伤亡。停战12小时之后他们投降了。但实际上他们并未投降，奥地利人再次炮轰这座城市，毫无疑问他们想占领这座城市。反革命派总是用一些所谓的高尚手段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以求达到目标。欧洲大革命这座巨型火山不仅是在奔涌沸腾，它立刻就要喷涌而出了。它红色的熔岩流将迅速并永远地埋葬这掠夺而来的繁荣经济。可耻，虚伪，腐败而又卑鄙的资产阶级终将会被逐渐壮大、聪明而又团结的无产阶级作为牺牲品扔进这炽热的火山口。 大不列颠 *数月以来，上议院和下议院这些所谓的大男人们都是在不断的争论中度过夜晚，他们在争论一些怪念和无聊的阶级头衔。 英国带着令人发怵的责任心来讨论这些问题：《海运法》，议会宣誓制度的更改，地方税收的重修，爱尔兰贫困法、爱尔兰流亡地、陆地纠纷、印度殖民地及英国对印战争。 当意大利、法国、德国以及东欧国家掀起了革命浪潮时，我们也搭上了这趟革命列车。大不列颠的勋爵们实在不必要因为一份粗浅的提要去浪费这口舌之争。 〔下转二栏〕 〔第一版二栏〕 〔上接一栏〕 无论从多瑙河畔至莱茵河畔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忽略在这个伟大国家进一步发展中的任何最微小事件，这个国家的宪章派工人阶级，注定要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 在1845－1846这个动荡的年代，手工产品生产过剩，铁路投机买卖以及类似的浮夸交易使英国在未来1847年的三个月里都陷入货币危机，这深深地撼动了英格兰的牢固根基。 另一方面伦敦的获胜者们在此刻顺利抵达据点，他们怀揣着统治世界的骄傲穿过了伦敦金融中心和英格兰银行继续行军，但他们无事可做，因为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被破坏了。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那些郁郁寡欢的工人们都面临着新一轮的威胁，与此同时他们也想要给这制定过时制度的腐朽大楼最后的沉重一击。 《改革法案》[200]施行以来，英格兰街头再也没有看到类似的游行。但是，只有在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引发了这场示威游行，20万警察在伦敦大街上驱赶这些游行者来保卫英国所谓的自由时，群众的起义才会到达顶峰 这场示威游行也推动了宪章运动的发展并获得结果，法国大革命给这场行动带来了重要的意义。4月10日肯宁顿公社会议的失败让这场游行也走向尾声。人民还是依恋着他们那些过时的领袖，依恋着喧闹者[201]奥康瑙尔，即使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也愿意冒险参与这次打击。但是伦敦的人民肯定忘记了，在此刻，英格兰南部和北部发生的大骚乱是通过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工资待遇才再一次平息的，所有的意识形态根基在工人们强烈维护物质生活的情绪下垮台。这场运动失败的轰轰烈烈就如同它起始那般。 英国革命党斗争的失败使人们丧失斗志，但大不列颠的宪章运动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却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最后的这些措施并不能挽回英国这个旧社会，旧社会无法挽回的失败与英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通过《谷物法》提案的废除，最后的措施被应用于相同困境的农业区和工业区，以减缓当下的严峻形势。几天前，相关法案的二次宣读中，上议院大部分议员坚定的投票决定废除《海运法》，紧随其后的就是《谷物法》的废除，那些新的争论议案也会很快有结果。 这些措施采取之后，资产阶级却开始怀疑这能否拯救他们。随后就打算寻找新的出路，可这是徒劳无益的！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被宪章运动成员们打败而存在的，这些胜利就是旧世界社会变革的信号啊。 在东部即将爆发一场新的工业危机，这一次危机还伴随着农业危机和一场大范围的战争。外部纷争和内部矛盾交织加速了旧英格兰的垮台。旧英格兰的垮台也就意味着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毁灭，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束和工人阶级的胜利。 美洲 *纽约，5月2日。加拿大的货币危机最终还是爆发了。4月25日周三，总督额尔金[202]勋爵将出现在议会上并给出了皇家所支持的法律草案，尽管没有确切消息，走廊还是和往常一样人声鼎沸，但今天没有女性在场，这使得人们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可能有大事要发生了。一般流程之后一系列附加法案的突然通过，令在场的听众大惊失色，但在通过叛乱损失法案时，听众就几乎可以把它了解的差不多了，随后它就变成了州法。走廊里的保守党就在议院发动了一场示威游行，他们在大街上声嘶力竭的嚎叫将这最新的消息传播开来，额尔金勋爵急忙躲在门口等候他的车旁，因为他一出现就会被咒骂。他和他的随从步履匆匆，即使他并不愿意这样，可他根本无法躲过民众的舆论。游行者用石头砸破他的车窗，再扔不计其数的臭鸡蛋，将令人恶心的东西泼向他的马车，泼向副官和他本人，或者直接将一整个鸡蛋砸向他随从们的脸，所幸他还是逃回了城外两英里蒙克来的住宅 被激怒的保守党们在练兵场聚集再一次涌向议院，冲向那个通过法案的法院。在保守党的咆哮声中，无数的石头砸向议院前方，顷刻间整个议院都被投石包围住了，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他们进攻。随后他们涌进议院，损毁家具，打碎吊灯，把所有的长凳堆叠砸毁。此时有一个人坐在议席的椅子上，愤慨的宣布议会解散。象征着君主制的权杖也在这时被夺走；麦克纳布爵士[203]和格雷吉〔Gregy〕上校是保守党中难得一见的优秀成员，他们在努力的尝试拯救这座容纳5万本书的图书馆，它是美洲最优秀的图书馆之一，可惜都是徒劳的。最后人们在这里放了一把火，靠着梯子才能逃出这里，这栋建筑里的一切真真正正的彻底被摧毁了。 这在蒙特利尔引起了一段时间骚动。这场起义 〔下转三栏〕 〔第一版三栏〕 〔上接二栏〕 之后多数人被逮捕，其中包括那些阶级地位较好的人。他们并没有被拘留很久，起初他们拒绝保释但随后很快就妥协了，重获自由之后，号召众人坚决反抗额尔金勋爵，除此之外还要求废除女王。为了不让保守党对此的敌意转变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这群配备武警装置数量庞大的法国群体很快就解散了，即使这样，还是依然会令人感到威胁。一些暴动又开始了，子弹声不绝于耳，但其间也只有两个人受了轻伤而已。 28日星期六这场骚动在持续扩大，政府动用军队的力量来保护政府大楼免受攻击。 30日星期一，州长正处于无数的嘘声、吵骂声和诅咒声中，在他进城的道路两旁站满了向他砸东西的人，此刻他被一支骑兵队伍和一个连的正规军队保护着，但他的随从们正被鸡蛋和石头砸着脑门。相似的情形也在靠政府大楼为生的议院成员们身上上演着，被粪便与烂泥而非石块狠狠地砸着。 另一方面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骚乱完全没有平息。魁北克、金斯顿[204]及其他地方的已经被烧死了；布罗克维尔[205]当地政府在典礼上受到要挟；我们从许多地方听说全副武装的人们正在朝蒙特利尔行进，不管是为了支持政府或完全是出于相反的目的，若我们应该相信这份报纸上的报道，就应该像它所呼吁的那样先放弃内战。 美国用这种煽风点火的方式吞并了更多的土地。 最新消息 *科隆，5月17日。[206]从今日报道获悉，俄国人在亚布伦科夫[207]彻底的败给了匈牙利人。 昨天那些哀嚎的人们在这里肆意地传播拉施塔特[208]的军队再一次背叛他们人民的消息，这一谣言在今日法兰克福的通告中不攻自破，这仅仅是他们的一个谎言。相反霍夫曼[209]将军应该抓住那些从拉施塔特逃跑的拉登堡[210]农民以及那16个炮兵，完好的送到卡尔斯鲁厄的临时政府。 T索林根，5月17日，晚7点半。虽然格瑞〔Grahe〕先生在当地市议会上对保险抵押一事做出了承诺，但对此成立的安全委员会却并没有当地军队的支持。与此同时步兵军队，骑兵军队连同只有4支手枪的炮兵军队抵达并占领了希尔格〔Hilgers〕的房子并肃清了周边街道。随后一个10人组的警戒队又被派遣去成功地扣押了杰林豪斯〔Jellinghaus〕先生和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 人们发现罗瑟〔Roeser〕先生和P.J格德克〔Gödecke〕不见了，他们最后的住宅也被军队从里到外的彻底占领了，上午9点半我们这座城市连同周边的乡镇都宣布了戒严。 〔第一版三栏（中部）〕 *海因斯贝格[211]，5月13日。根据今日统计数据：这里有超过2,000名战时后备军和武装市民。如下所示： 考虑到以下几点： 1）反对人民的自由，阻止国家统一很明显是诸侯王的阴谋。 2）法兰克福的核心势力似乎和背信弃义的诸侯联盟是一伙的。 3）诸侯联盟在德国各地下达的指令使全国陷入混乱当中。 我们申明： 1）根据3月28日的帝国宪法，权力法和基本法，是我们公民正当自由中所囊括的最基础的权利。 然而： 2）这些庞大的核心势力在国民议会上要求迅速实施在未来必将废除的世袭制度。 3）在此期间，诸侯王的叛乱也引发了内战，从我们的最高法律中才能窥见祖国的幸福未来。 因此： 4）勃兰登堡反人民政府对战时后备军的违法号召没有得到回应。 相反： 5）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向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表示顺从，直到大会将其暴力转移到真正保障德国自由和团结的新兴中央力量。 〔第一版三栏（下部）〕 民主机关报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接受市民的订阅 《新科隆报》[212] 这是科隆仅存的社会民主机关报了。本季度末预先付款的金额只有10银格罗申。通过和莱茵省普法尔茨总部以及路德维希港联合军队最高统帅的直接联系，我们获得批准，可以发表最新的相关消息，根据情况每日会进行再版。 在大教堂主教庭院下的默格尔和马蒂尔登街角的《新科隆报》联合发行部接受订阅。 ———————————— 主编卡尔·马克思 〔增刊第二版广告一栏〕 科隆市民状况 1849年5月12日 出生 维尔.胡贝特.,T.v.斯特凡迈尔,塞登维普.,马科斯密尼街—弗朗茨,S.v.安特.米策尔尼斯,蒂施勒姆,博勒街—海因里.,S.v.克里斯特.博普希恩,特格勒.,艾格尔斯坦.—维南德,S.v.皮特.穆尔黒格,加斯特维.,雷亚姆.—尼科.,S.v.卡尔约斯.蒂森,特皮希马赫,约翰街—海因里希,S.v.约海因里.范登希尔茨.特格勒.,恩腾普弗.—戈特弗里.克里斯特.潘克尔.胡贝.,S.v.赫尔姆.约斯.齐默尔曼,博尔莫尔.—彼得S.v.约.舒马赫,楚克阿尔拜特,林德.—伊达,T.v.海因.博登,特格勒.,gr.施皮岑格.—弗朗茨古斯塔夫,S.v:雅克布埃塞尔,德雷克斯勒,邮政街.—一个私生子 死亡 约.皮特.蒂尔,8个月,塞西莉亚大街—弗朗茨克勒佩尔,7个月,勒尔格.—维尔.勒霍尔茨,3岁6个月.格隆斯梅伦.—马丽亚埃利斯.约瑟夫.保罗.吉斯德勒,gen.帕伦特,44岁:贝内菲斯大街—维尔.约斯.米勒,库切尔,38岁,未婚,采齐莉恩斯普.—安娜·艾克霍夫,2岁4个月.卡塔里恩德尔.—马特.欧弗茨尔,1岁.gr.施皮岑—维尔.斯泰恩维希,第34纵队的步兵,24岁,未婚.加恩.-拉茨.—Sib.Hel.默斯,快三岁,弗里斯恩.—克里斯蒂娜·巴德尔,5周大,佩伦格.—克里斯特.埃塞尔,56岁,施托伊雷尔姆.已婚.布兰德.—弗朗茨雅各布伦克尔,胡夫施密勒尔勒.,16岁,哈嫩街。 1849年5月13日 出生 克里斯蒂娜,T.v.约.奥雷姆.格特纳,蒂博尔德斯格.—菲利普,Sv.阿龙·福斯,梅茨格,小施皮岑格.—埃利斯.,T.v.约.约伊.齐斯啼格,布兰特韦因布尔,施特嫩格—克里斯特皮特.,S.v.克里斯特.里克森,梅茨格,艾蕾大街.—皮特.,S.v.皮特.哈格,格拉斯勒和安大街,克默格.—赫尔姆.约斯.u.约翰娜卡特.,茨维尔v.皮特.鲍尔,施洛瑟格斯.,泽伟林斯文.—约.皮特.,S.v.格赫.赛耶尔,科布马赫,小布林克格.—安娜马丽亚,T.v.维尔.埃塞尔,比尔布.,马克西米大街.—伊丽莎白,T.v.赫尔曼·比朔夫,施耐德.,图尔姆. 死亡 海因里.胡德.奥尔特曼斯,14个月,隆根.—海因里.费德.爱德华·菲利普·魏勒,16个月,格罗格大街.—安娜马丽亚·康拉德,15个月,约瑟夫大街—米赫.布里施科,3岁2个月,小格里琴姆.—马丽亚马格.莫斯勒,Wwe.施米茨,77岁,gr.内乌格.—弗朗茨亚当约斯.洛默尔,2岁6个月,韦伯大街.—阿马莉阿·扬森,9个月,塞韦林大街.—弗里德·克罗伊德,7个月,蒂博尔德斯格.—维尔.阿道夫,1岁5个月,米尔巴赫。 司法拍卖 1849年5月22日星期二，上午10点，签署人将在科隆的旧货市场现金公开拍卖桌子、椅子、一个炉子和一个衣橱等，价高者得，现金交易。 法警， 西蒙 司法拍卖 1849年5月21日星期一，上午十一点，签署人将在科隆的旧货市场现金公开拍卖一个沙发，六把椅子，一面镜子和几幅绘画作品等，价高者得，现金交易。 法警 西蒙 司法拍卖 1849年5月21日，上午十点，签署人将在科隆的阿珀斯特大街现金公开拍卖不同的家具：比如桌子，椅子，一口柜子，一个挂钟和一个抽屉柜等，价高者得，现金交易。 法警， 西蒙 司法拍卖 1849年5月23日周三，上午十点，签署人将在科隆的旧货市场现金公开拍卖一面钟，一个炉子，一口柜子，桌子和椅子等，价高者得，现金交易。 法警， 西蒙 5月13日迪伦后备军和预备军集会 召开这次会议的同志，更确切地说是执委会在哪里？那些同志，通过在迪伦报纸上的请求，致使成千上万的有自由思想的后备军和预备军出现在布勒尔施的大厅里，然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出席，必然也没有作出决议。 他们是不是去加利福尼亚了，还是出于对黑白基督徒或是对他们上司——天才般的罗特巴特的恐惧——而躲藏在了地窖里？ 一个讨厌所有怯懦行径的后备军 给住在42号金匠楼上的二级外科医生梅尔希奥·鲍杜因先生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回复，于《科隆日报》的第117期声明如下。 请不要让我卷入到你们长篇大论的或真或假的事情中，我与其他人会对您所谨慎对待的接种进行研究，并将这些研究结果向您展示，在此请您静候医学机构所给出的判断。届时会向大众澄清。 And.Jos.鲍曼 市民自卫团 3、4、5、6、7、10、11、14、19和20连队中那些到现在都还没有授予合法权利的代表，就像那四支城墙连队恳请的那样，即刻授予相应连队的合法权利，然后于周六19号上午11点准时在霍伊集市广场上发布。 出席代表将会就一件对整个市民自卫团格外重要的事商讨并作出决议。 只有出示授权书或者持有被选举为代表的记录的人方可入内。 科隆，1849年5月16日 市民自卫团召集代表 求职 男，多年在手工造纸厂担任车间主任，了解生产制造的全过程，可以领导整个业务线做到精益管理和准时交付，有能力生产白色和所有其他流行颜色的纸张，尤其是所有种类的无丝胶的纸张，并且可以管理所需的财务工作和差旅，精通整个德国机构和结构工程，熟悉经济、林牧业，并且工作勤奋，有领导力。寻求造纸厂车间主任的职务，或者成为纸品专卖店的推销员或者店铺的店主。 如有兴趣请在科隆投递免付邮资并标记“A.Z.Nr.600”的信件到《新莱茵报》。 〔增刊第二版二栏〕 植物汁 由博伊沃·洛莫勒医生的独家授权，无论是奎西尼尔的糖浆、拉雷尔的萨尔沙植物药剂等等，与这款植物汁相比，都稍显逊色。此款植物汁完全不添加一滴水银，却能根治皮肤病、癣疹、淋巴结核、疥疮、溃疡及由分娩、意外事故或腐蚀性液体导致的皮肤问题。对于腹泻、由于过度注射造成的器官衰竭及功能减退等症状，本品无疑是最有效的清血方法。同时，本品还能治疗梅毒，在短期内能治愈由于使用柯拜巴脂、库巴巴等品或者多次注射治标不治本的药剂引起的初期的或顽固性尿液化脓症状。博伊沃医生的植物汁主要推荐治疗初发的、顽固性或水银及钾元素难以医治的霉毒病症。本品治疗说明手册将免费并包邮发放，您可向吉朗多医生提出试药申请，他的地址为：巴黎尼舍尔大街，圣热尔韦12号。同时他还义务提供远程医疗咨询。饮品价格：7法郎50分，可在下列药师处购买： 莱比锡多萝琴街道通讯出版商拉门迪乌斯；斯特拉斯堡的克诺德尔；美因茨的古莱特医生；里尔的特里皮耶兄弟；彼得堡的药师蒂默；敖德萨的科赫勒；阿姆斯特的丹卡尔弗斯塔街道165号的比格尔斯。 按照总代理人约翰先生的安排，这些文件我已交由此处公证员施托彭巴赫先生、博格斯先生、梅尔洛先生、伊芬先生以及两位施泰因贝格尔先生进行最终公证。 科隆，1849年5月15日 比格尔，公证员 希尔德街道66号 降价出售在明斯特艾费尔的恩格斯先生家的家具 5月21号星期一以及之后的三天，每天早上9点开始，将会在明斯特艾费尔劳伦斯·恩格斯先生的故居降价出售所有的家具，签字拍卖。 根据主席团第10条令的规定，出售其全部家具。 首先： 第一天早上会卖香料、手工品和其他属于零售商店的物品，器皿，车辆等等，下午卖两头怀孕的母牛，然后是房屋地产； 周二早上卖织布厂的器具，有不同的质量和颜色的棉布，大概50匹，种类丰富；下午卖库存的葡萄酒，大概40阿姆[213]，分属不同年份，然后是房屋地产； 周三早上卖家居和厨房用品，弹簧床或者其他床，亚麻布，天花板可用木材和燃料木材，干草，稻草，肥料，下午卖打折的草坪、花园、这几年生长的农作物和农田 周四是家具物件，厨房存货，木桶，圆桶，木棚。 如需付款购买恩格斯先生的遗产，或者下预定账单，请找在明斯特艾费尔的共同继承人和监护人琼瑟夫·恩格斯先生。 曲尔皮希，1849年，5月13日 普法尔，公证员。 被依法判决分配的物品，物品主人有：皮特·约瑟夫·埃尔文尼希,布雷斯劳的教授；斯特凡·埃尔文尼希,韦尔斯的医生和约瑟夫·埃尔文尼希,恩布肯的退休人员。由律师瓦亨多夫代理，对于主人约翰·波尔，于尔佩尼希的农夫，为其本人及同居的玛丽亚·安娜·埃尔文尼希所生育三个孩子的监护人，三个孩子为：皮特·威尔海姆，约翰·约瑟夫和约翰·马蒂亚斯·波尔。对于主人特奥多尔·埃尔文尼希，恩布肯的制革工人，为其本人和作为未成年的波尔的监护人，由律师克嫩代表。 〔下转三栏〕 〔增刊第二版三栏〕 〔上接二栏〕 由亚琛地方法院在1848年2月17日以及由科隆地方法院于1849年1月30日审判。 周六7月7日下午2点，决定在于尔佩尼希区饭馆老板娘——寡妇贝尔特拉姆·温嫩的住所签字，拍卖于尔佩尼希区的分配财物，包括海因里希·埃施韦勒和保罗·考12厅139号和140号房屋包括花园以及配件。 曲尔皮希,1849年4月30号 普法尔，公证员。 出售欧斯基尔辛和曲尔皮希之间的磨坊 这个属于克虏伯兄弟的磨房和油磨，位置在8英尺的坡度（还可以增加2英尺）的道路上，并且因为它离街道很近，在果实累累的产区中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形，旁边是草料棚，与面包房由一个隔断分隔， 7月1日中午4点，在老板容克斯多夫先生曲尔皮希的房子里低价拍卖。 曲尔皮希,1849年4月27日 普法尔，公证员。 ☞低价促销：精致的布料和鹿皮，完美的裤子从1塔勒25银格罗申至4塔勒,夏天的裤子衣料和夏天的鹿皮，整个裤子从20银格罗申至2塔勒，真正的东印度薄软绸，每块从18银格罗申至1½塔勒,大旅行袋一个从25银格罗申至3塔勒,所有的种类的男士领结，丝绸或者棉的从10银格罗申至2塔勒，厚实斜纹棉领带一条从9银格罗申至1塔勒，手套从2银格罗申至15银格罗申,在乔斯萨克斯购买，在耶利希斯广场对面的奥本马斯入口。 男士的衣服可以被清洗和修补，在公爵大街11号。 铭牌巷46号旧仓库的清仓甩卖，为了方便推荐给更多客户，卖家在同一个区域建立了一个商品区，通过莱比锡博览会的私人购物，可以提供给来访者价廉物美的商品。 特别的是： 94精细黑布料，35到60银格罗申/厄尔[214] 94精细帕勒尔料子，30到60银格罗申/厄尔 64个精细的夏天鹿皮，17到32银格罗申/厄尔 64个精细的½棉也是5到10银格罗申/厄尔 84个精细的女士布料，18到35银格罗申/厄尔 2,000厄尔的背心，样式好看，6到15银格罗申/厄尔 亚麻的、半亚麻和全棉的裤子布料，黑色真丝丝巾，薄软绸和不同的其他款式，价格公道，选择多样。 铭牌巷46号。 失物招领 5月17日周三从莱茵河桥到赫伊市场丢失了一个紫色的皮夹子，里面有些有价证券和手笔呈文。找到的人可以得到一笔感谢金。 请就近交至报刊广告部。 一个来自农村健康乳母，她已经哺乳了几个月，在十号车厢被找到。 多伊茨的五月活动 今天基青格牌啤酒开始售卖，由于激烈的竞争而没有涨价。 〔增刊第二版四栏〕 在阿姆斯特丹 登船开往 纽约：雅克布号,克曼船长,4月20号到达。 帝里雅斯特：弗里尼欣号,乌弗班德船长,荷兰国旗。 里窝那：年轻的瓦拉伟号，德弗里斯船长,荷兰国旗。 热内亚：阿米蒂亚号,维杰格斯船长,荷兰国旗。 马赛：蒙尼康德姆号,奥尔曼斯船长,荷兰国旗。 里斯本：科妮莉亚号,比克曼船长,荷兰国旗。 毕尔巴鄂:伊莎贝尔号,霍马切斯船长,西班牙国旗。 巴约讷：马格纳号,波尔船长,荷兰国旗。 波尔多：吉尔特耶女子号,巴克船长,荷兰国旗。 彼得堡：伊丽莎贝·约翰娜号,埃肯斯船长,荷兰国旗。 里加：里加号，克尔特船长,荷兰国旗。 斯德哥尔摩：卡尔·古斯塔夫号,伍尔夫船长,瑞典国旗。 格但斯克:戈德·韦尔瓦希廷号,里恩塞马船长,荷兰国旗。 什切青：迪韦迪纳号,P·内茨船长,荷兰国旗。 罗斯托克：特威林号,舍梅克船长,荷兰国旗。 哥本哈根：马格纳号,伊卢伊辛船长,荷兰国旗。 卑尔根：索布隆斯滕号,赫尔姆船长,挪威国旗。 德拉门，克里斯蒂安尼亚港:阿波罗号,尼克森船长 汉堡：很多帆船和三架蒸汽船 不来梅：很多帆船 如有货物需求请联系阿姆斯特丹的特霍伦和康普。 在莱比锡博览会结束之时，以现金交易而非常便宜的布料和鹿皮应该在一段时间内还会降价。仓库里有黑色、俄罗斯绿、棕色、蓝色、灰色和浅色的布料，从1塔勒5银格罗申到2½塔勒，2厄尔宽的鹿皮从1塔勒5银格罗申到2塔勒，1厄尔宽的鹿皮从15银格罗申到1塔勒5银格罗申,夏天和冬天的大衣布料由于库存太多需低价出售，质重的黑色鹿皮从20银格罗申起卖,半块布料的马甲衣料从8银格罗申到1塔勒15银格罗申,黑色的丝绸和彩色的男士围巾，其各种大小样式都非常好看，裤料从4银格罗申起卖，黑色马甲缎子从1塔勒5银格罗申起卖，为女士准备了厚重的黑色的光滑的条纹塔夫绸只卖到20银格罗申,沼泽色织布1塔勒5银格罗申,方格色织布4银格罗申,黑色的丝绸丝绒1½塔勒，全棉绒布和黑色奥利安不同价格，大围巾，5塔勒,15银格罗申（之前是10和12塔勒）。 布料厂商来自柏林，哥伦巴斯大街1号，在克莱因布罗伊奇先生的餐馆楼上。 为一个谋利的业务寻求代理商，在德国的所有州不需要资金就可启动。佣金是百分之33⅓.只需要有广泛的人脉基础，尤其是可以推荐给小地方的居民。——注册邮寄地址：弗朗哥，B.L.4号，法兰克福。 英国的清肺糖浆。 ☞止咳和清肺化痰的良方。每瓶5银格罗申，只能在以下地点购买： 法布里兄弟，糕点师傅，旧市场10号 费德·魏登佩西，欧本马斯入口42号 约·麦斯特，在道依茨。 希尔登布兰德，在林茨。 新到了。 滑稽的卡通人像。 最滑稽的人物造型在赫尔曼女士，火星广场3号。 每天新鲜的五月酒在施密茨-比尔施泰因，“金色十字”，格赫罗斯大街38号。 ☞适合大鼠、老鼠、蟑螂和臭虫的优质饲料。大布登街道5号。 〔增刊第二版三－四通栏〕 给移民的信息。 从安特卫普、鹿特丹港口、伦敦、不莱梅或者汉堡 至南美洲和北美洲之间的 定期邮件与包裹航运。 每五天有机会从这里摆渡驶往想去的地方。移民可以在这种镀铜三桅船上获得座位，因为它带有宽敞的甲板间。最低的价格可以咨询 总承包货物运送的商人， 安德烈·施塔尔, 图尔市场第46号 科隆，1849年5月 雅努斯神[215] 汉堡的人寿和养老保险公司 基础资金：一百万马克银行款项 根据最灵活的条件，公司保障健康和不健康的投保人。 您可以按季度或者按月缴费 为了保障上千投保人的本金，每个月缴纳保费只能按照投保人的年龄来划分： 25年 30年 35年 40年 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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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梭伦（Solon，BC.638－559）——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和诗人，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参与较多的立法制定。 [11]阿多尼斯（Adonis），古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塞浦路斯王卡尼拉斯和自己美丽的女儿拉密所生，寓意美与罪恶相伴而生。 [12]德涅斯特河（Dniester，俄文Днестр），发源于东喀尔巴阡山脉罗兹鲁契山，流经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注入黑海的德涅斯特湾。全长1352公里，流域面积7.21万平方公里。 [13]法利赛人（Pharisäer），耶稣时代的一个犹太人宗派。他们夸大对摩西律法的敬重，要求所有人都完全遵守。 [14]见《新莱茵报》第1号二版恩格斯《许泽尔》一文。 [15]此句和下面两句拉丁文字是法文。 [16]参见《〈新莱茵报〉审判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278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7]霍亨索伦(Hohenzollerns)，统治普鲁士暨后来德意志帝国的王室家族。起源于11世纪初的布尔夏德一世（BurkhardI），当时受封为索伦伯爵。1192年该家族在索伦前加“霍亨”（“高贵”之意）。随着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最终被推翻。 [18]参见《普鲁士国王答国民议会代表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50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9]六月革命，指1848年6月在法国巴黎发生的工人起义。6月21日，法国政府下令取消国家工场，15－25岁的未婚青年男工一律编入军队，其余工人被派往外地作苦力。22日4万多工人举行示威游行，23日演变为武装起义，提出“民主社会共和国”要求。陆军部长卡芬雅克指挥25万军队，残酷镇压起义，26日起义失败。1.1万多人被杀害，2.5万多人被监禁、放逐和服苦役。马克思28日撰写文章《六月革命》声援起义。 [20]参见《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42－543页）。 [21]参见《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25页）。 [22]参见《反革命的新同盟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146页）。 [23]Vorder-Russen（博鲁士），原文dieVorder-Russen(Borussen)。翻译不出的双关语。Vorder–Russen直译“前俄国”；Borussi是“普鲁士”的拉丁文，意指“前欧洲国家”。这是鉴于普鲁士与沙皇俄国的勾结而做的一种讽刺表述。 [24]《新普鲁士报》（NeuePreußischeZeitung）,1848－1839年在柏林出版的日报，报头印有后备军十字章图样，俗称“十字报”。前期代表普鲁士王室和德意志帝国皇室利益，后期代表德国保守党右派利益。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5页。 [26]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Kossuth，Lajos（Ludwig），1802－1894〕——1848－1849年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先后流亡土耳其、美国、英国、意大利。1859年奥意法战争期间，曾建立匈牙利军团，协同加里波第军队进行反奥战争。恩格斯认为他是“一个敢于代表本民族人民接受敌人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193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27]君合国即两个国家由同一君主统治，但两国之内政外交各自独立。 [28]耶拉契奇，约西普（Jellačić，Josip1801－1916）——伯爵，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达尔马戚亚和斯洛文尼亚总督（1848－1859）。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奥地利1848－1849年革命。 [29]卢西农民（ruthenischenBauern），应译为“鲁塞尼亚农民”。“卢西”译音不准确，这是因为1961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是根据俄译文转译的。这个概念是乌克兰语，仅在19世纪由民族志学家和历史学家使用，指生活在喀尔巴阡山东部一带的农民。 [30]巴纳特和巴奇卡（BanatundBäcska）。巴纳特指现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交界地区；巴奇卡指现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交界地区。 [31]哈布斯堡王朝，这里指统治奥地利帝国及后来奥匈帝国的王朝。始于1556年的奥地利大公斐迪南一世，1918年该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卡尔一世放弃皇位。 [32]斯蒂凡（Stephan1817－1867）——奥利地大公，1847－1848年任匈牙利督军。 [33]施土尔威森堡（Stuhlweissenburg），匈牙利语Székesfehérvár（塞克什白堡）。现在匈牙利中部的一座古城，曾是早期匈牙利王国首都，俗称“白堡”。 [34]拉图尔，泰奥多尔（Latour，Theodor1780－1848）——伯爵，奥利地陆军大臣。1848年10月被维也纳起义者处死。 [35]莱达河（Leitha），匈牙利语Lajta或Lajtha。流经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一条河流，在多瑙河右岸，长120.8公里。 [36]施韦哈特（Schwechat），维也纳东南部的一个小镇，附近即维也纳国际机场，以施韦哈特啤酒而闻名。 [37]奥里缪茨（Olmützer），捷克语Olomoucký（奥洛穆乌茨）。现在捷克中东部的一个州府城市。 [38]斐迪南一世（FerdinandⅠ1793－1875）——奥利地皇帝（1835－1848）。患有癫痫和脑积水，有言语障碍。 [39]索菲亚（Sophia1805－1872）——奥地利大公妃，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母亲。 [40]弗兰茨-约瑟夫（Franz-JosephⅠ，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其妻伊丽莎白·亚美莉·欧根妮（ElisabethAmalieEugenie，1837－1898），即茜茜公主。 [41]施梯里亚（Steiermark），奥利地西南部的一个州。 [42]德拉瓦河（Drave），流经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的一条多瑙河支流，全长725公里。 [43]达伦，海尔曼（Dahlen,Hermann1828－1887）——男爵，奥地利军官，参加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 [44]泰梅希瓦拉（Temesvär），罗马尼亚语Timişoara（蒂米什瓦拉）。现在罗马尼亚西部城市，靠近匈牙利和塞尔维亚。1849年8月9日，奥地利军队和匈牙利革命军在此地决战，匈牙利革命军战败。 [45]克尼查宁（Knicanin），塞尔维亚语Книћанин。现在塞尔维亚北部靠近匈牙利的一个小镇。 [46]泰奥多罗维奇，库兹曼（Teodorovič，Kusman1787–1858）——奥地利将军，塞尔维亚人。1849年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 [47]卢卡文纳，朱罗（Rukavina，Dzuro1777－1849）——男爵，奥地利元帅，克罗地亚人。1849年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 [48]普赫纳，安东（Puchner，Anton1779－1852）——奥地利将军。在1848－1849年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指挥奥地利军队。 [49]布柯维纳（Bukowina），东克喀尔巴阡山北坡靠近平原一带，位于现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北部国界线的东部。 [50]施利克，弗兰茨·亨利希（Schlik，FranzHeinrich1789－1862）——伯爵，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 [51]加利西亚（Galizien），现在乌克兰西部和波兰南部地区，19世纪为奥地利王室领地。 [52]蒂萨河（Theiß），流经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一条多瑙河的大支流。 [53]萨克森（Sachsen），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萨克森王国（1806－1918），首都德累斯顿，最大城市莱比锡。位于德国中南部，南邻捷克。 [54]普勒斯堡（Preßburg），斯洛伐克语Prešporok，现名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现在是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1536－1783年，该市是匈牙利王国的首都。匈牙利语和斯洛伐克语的第一份报纸都在此出版，分别是1780年的《匈牙利信使》（Magyarhírmondó）和1783年的《普勒斯堡新闻》（Prešpurskénoviny）。 [55]艾登堡（Ödenburg），匈牙利语Sopron（肖普朗）。现在匈牙利西北部靠近奥地利边境的一个城市。 [56]腊布（Raab），匈牙利语Győr（杰尔）。位于匈牙利西北部边境、通往维也纳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城市。 [57]莫尔（Moor），匈牙利语Mór（莫尔），位于布达佩斯以西60公里的一个小城。 [58]埃塞格（Esseg），克罗地亚语Osijek（奥西耶克）。克罗地亚东部较大城市，位于德拉瓦河右岸。1848年匈牙利革命之初，该市由匈牙利人控制，1849年2月4日被奥地利人占领。 [59]马罗什河（Maroslinie），起源于罗马尼亚，在匈牙利南部城市塞格德注入多瑙河支流蒂萨河。 [60]马罗什瓦沙尔希耳（Maros-Vásárhely），罗马尼亚语TârguMureș（特尔古穆列什）。罗马尼亚中部穆列什县首府。 [61]密什科尔茨（Miskolcz），匈牙利语Miskoic。匈牙利东北部的一个重工业城市。 [62]贝姆，约瑟夫（Bem，Józef1794－1850）——波兰将军，炮兵与工程技术专家。1831年波兰起义中的军事指挥官，因军功卓著，从少校提升为准将。1848年维也纳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起义失败后担任匈牙利革命军将军，多次以少胜多。后流亡土耳其。 [63]克劳森堡（Klausenburg），罗马尼亚语Cluj-Napoca（克卢日-纳波卡）。1790－1848年和1861－1867年是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国首都。现在是罗马尼亚西北部克卢日县首府。 [64]塞克列人（szeklerischen），居住在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东部的匈牙利人。 [65]斯塔尼斯拉夫（Stanislawow），原波兰东南部的一个省。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被斯大林强行划归乌克兰，现在为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Івано-Франківськаобласть）。 [66]海尔曼施塔特（Hermannstadt），罗马尼亚语Sibiu（锡比乌）。罗马尼亚中部的一个县府小城。 [67]喀琅施塔得（Kronstadt），罗马尼亚语Brașov（布拉索夫）。罗马尼亚中部的一个县府城市，市内有东欧最大的哥特式建筑“黑教堂”。 [68]舍斯堡（Schäßburg），罗马尼亚语Sighișoara（西吉奥瓦拉），罗马尼亚中部穆列什县的一个小城。 [69]齐普斯（Zips），斯洛伐克语Spiš（斯皮什）。斯洛伐克东北部的一个地区，不是一个行政区。11世纪末至1918年，它是匈牙利王国的塞佩斯县（Szepescounty）。 [70]圭茨，克里斯提安（Götz，Christian1783－1849）——奥地利将军，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 [71]乔里奇，安东（Čsorič，Antun1795–1864）——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贵族，参加镇压1848年10月维也纳起义和1849年匈牙利革命。 [72]西姆尼奇，巴尔塔扎尔（Simunić，Balthasar1785－1861）——男爵，奥地利元帅，塞尔维亚人，参加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 [73]埃佩尔耶什（Eperies），斯洛伐克语Prešov（普雷绍夫），现在斯洛伐克东部一个较大城市。 [74]卡绍（Kaschau），斯洛伐克语Košice（科希策），现在斯洛伐克东部最大的城市。 [75]赫尔纳德河（Hernad），斯洛伐克东部和匈牙利东北部的一条河流，全长286公里。 [76]霍特房（Hatvan），中国出版的地图标注为“豪特万”。匈牙利赫维什州一个小城，在首都布达佩斯东北部。“Hatvan”匈牙利语“六十”，传说距离首都60公里，实际近50公里。这个地名在“公里”概念之前就存在了。 [77]卡波尔诺、马格拉尔和波罗斯洛（Kapolna,MaklarundPoroszlö），均为匈牙利赫维什州的村庄。 [78]托卡依（Tokaj），匈牙利东北部的名镇，在蒂萨河南岸，中国出版的地图标识为“托考伊”，盛产葡萄酒。 [79]里马索姆巴特（Rimaszombat），斯洛伐克语RimavskáSobota（里马夫斯卡索博塔），斯洛伐克南部的一个小镇。 [80]埃尔劳、迪恩迪厄希、格德勒（Erlau,Gyöngyös,Gödöllö），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东北方向。Erlau，匈牙利语Eger（埃格尔），距离首都约100公里的州府城市；迪恩迪厄希，距离首都约80公里的小城；格德勒，距离首都约30公里的小城。 [81]克奇克梅特、索尔诺克和策格列德（Kecskemet,SzolnokundCzegled），均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东南方向。克奇克梅特，中国出版的地图标识为“凯奇凯梅特”，距离首都约80公里的州府城市；索尔诺克，距离首都约80公里州府城市，1075年以该城第一位管理者的姓命名；策格列德，匈牙利语Cegléd（采格莱德），距离首都约70公里，与前两者相距均约20多公里。 [82]亚斯贝雷尼（Jäszbereny），布达佩斯以东约60公里的小城。 [83]瓦岑（Waitzen），匈牙利语Vác（瓦茨）。布达佩斯以北约60多公里的小城。 [84]马扎尔人，为匈牙利主体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七成。在《新莱茵报》上，马扎尔人等同于匈牙利人。 [85]赫兰河（Gran），斯洛伐克语Hron（赫龙河）。多瑙河的左支流，斯洛伐克第二长河流。 [86]诺伊特腊河（Neutra），斯洛伐克语Nitra（尼特拉河），斯洛伐克西部的河流，全长166公里。 [87]沃尔格穆特，路德维希（Wohlgemuth，Ludwig1788－1851）——男爵，奥地利元帅。参加镇压1848年意大利革命和1849年匈牙利革命。 [88]科莫恩（Komorn），匈牙利语Komárom（科马罗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交界处多瑙河南岸的匈牙利小城。该地在1848年匈牙利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科莫恩堡垒”。 [89]韦尔登，弗兰茨·路德维希（Welden，FranzLudwig1780－1853）——男爵，奥地利将军，1848年参加镇压意大利革命，同年10月镇压维也纳起义并担任维也纳卫戍司令；1849年4－5月担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军总司令。 [90]斯拉窝尼亚（Slawonien），指克罗地亚东部萨瓦河与德拉瓦河之间的平原地区，因盛产粮食而被称为粮仓。 [91]托耳诺和博罗尼约（TolnaerundBaranyer），1920年以前匈牙利的两个州，位于匈牙利巴拉顿湖南部偏东一带。现在匈牙利州的行政区划分，有很大变动。 [92]佩尔采尔，摩里茨（Perczel，Moritz1811－1899）——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军队将军，革命失败后先后流亡土耳其、英国。 [93]塞格丁和托耳诺（SzegedinundTolna）。塞格丁，匈牙利语Szeged（塞格德），匈牙利南部大城市；托耳诺，匈牙利中部偏南的一个州，中国出版的地图标识“托尔瑙”。 [94]彼得瓦尔登（Peterwardein），塞尔维亚语Петроварадин（彼得罗瓦拉丁）。塞尔维亚北部多瑙河南岸的小城，它的对岸是塞尔维亚北部大城市诺维萨德。 [95]阿腊德（Arad），罗马尼亚西部靠近匈牙利边境的较大城市，中国出版的地图标识“阿拉德”。 [96]韦尔舍茨（Werschetz），塞尔维亚语Вршац（弗尔沙茨）。塞尔维亚北部距离罗马尼亚较近的一个小城。 [97]莫拉维亚-加里西亚（Mähren-Galizien），莫拉维亚，现在斯洛伐克一带；加里西亚，现在乌克兰西北部以及波兰东南部。历史上曾被奥地利长期统治。 [98]雅布龙卡山口（Jablunkapaß），位于斯洛伐克、波兰和乌克兰交界的三角地带，属于斯洛伐克。 [99]1848年4月14日，匈牙利议会在德布勒森（Debreczin）通过《独立宣言》，废除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统治。德布勒森，匈牙利语Debrecen，匈牙利第二大城市，位于布达佩斯以东150公里。 [100]施韦哈特会战（SchlachtbeiSchwechat），1848年10月30日发生在维也纳东南部小镇施韦哈特附近的一场激烈战斗，2.35万人匈牙利革命军对抗4万多奥地利军队，匈牙利军队战败。 [101]伦巴第（Lombardei），历史上指现在意大利西北部一带，包括皮埃蒙特、热那亚以及瑞士的提契诺州。现在这个地名是意大利北部一个区，只是当初这个地区的东部，区府米兰。 [102]神圣同盟（HeiligeAllianz），1815年欧洲各君主订立的共同对抗革命的国际联盟。这年9月26日，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下，由他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巴黎签署《神圣同盟宣言》，此后，欧洲大部分君主加入同盟。1848年同盟瓦解。 [103]波希米亚-西里西亚（Böhmisch-Schlesien），波希米亚指现在捷克一带地区，12世纪中叶，原捷克公国改称波希米亚王国，1743年，波希米亚王国成为哈布斯堡皇室的领地，1918年捷克独立。西里西亚指奥得河中、上游流域，18世纪中叶以后成为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省。几经领土划分的变动，现在西里西亚绝大部分属于波兰，小部分属于德国萨克森自由州，很小一部分属于捷克。 [104]普雷劳（Prerau），捷克语Přerov（普热罗夫）。捷克东部城市，1945年5月1日捷克起义爆发于该市。 [105]拉德茨基，约瑟夫（Radetzky，Joseph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波希米亚贵族。1831年起指挥意大利北部的奥军，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1857年为伦巴第-威尼斯王国总督。 [106]黑黄军队指奥皇军队，因为他们的兵士的领章、衣领和折袖都是黑黄两色的，所以称为“黑黄军队”。 [107]《的里雅斯特自由港》（TriesterFreihafen），奥地利统治下的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出版的报纸。现在该市属于意大利。 [108]列列韦尔，约阿希姆（Lelewel，Joachim1786－1861）——波兰历史学家和政治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47－1848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盟友。 [109]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110]巴什基里亚人（Baschkiren）。生活在伏尔加流域的俄罗斯境内的一个民族，主要分布在奥伦堡州。 [111]指1806年10月法军攻下耶拿城后普鲁士军队溃败以及1806年11月鲁士要塞马格德堡和尤斯特林面对拿破仑军队不战而降。 [112]布勒斯劳（Breslau），波兰语Wrocław（弗罗茨瓦夫）。二战以前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与文化名城之一。二战后属于波兰，原德国居民几乎全部西迁，但保留下战后重建的大量普鲁士、奥地利乃至波希米亚风格的建筑。 [113]波茲南（Posen），19世纪为普鲁士控制的城市，临瓦尔塔河，居于波兰平原中心。1918年波兹南起义后波兰获得独立。现在是波兰工业、交通、文教和科研中心城市之一。 [114]杜蒙，约瑟夫（Dumont，Joseph1811－1861）——新闻工作者，温和自由派。1831年起为《科隆日报》发行人。 [115]俏皮话。原文是：die„Schreckenspartei“（恐怖党），dieParteidesSchrekkens（阴森可怕的党）。 [116]指《新普鲁士报》。 [117]特雷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捷克语Terezín（特雷津）。捷克西北部的一座古堡，俗称“要塞城”，1784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命令修建，以他的母亲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莎（MariaTheresa）的名字命名。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这里建立迫害犹太人的集中营。 [118]奥洛穆茨和布尔诺（OlmützundBrünn）。奥洛穆茨，捷克语Olomouc（奥洛莫乌茨），捷克东部较大城市，17世纪时是莫拉维亚地区的历史中心。布尔诺，捷克语Brno，捷克第二大城市，捷克司法机构所在地，位于捷克南部。 [119]米尔巴赫，奥托（Mirbach，Otto1804－1867）——普鲁士退伍炮兵军官，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5月普鲁士莱茵省埃尔伯费尔德起义期间任城防司令。 [120]索林根（Solingen），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17世纪以铸剑著称，现有“刀片城”之称。 [121]锡根（Siegen），德国中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 [122]吕特灵豪森（Lüttringhausen），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雷姆沙伊德（Remscheid）市的一个区。 [123]许纳拜恩，弗里德里希·威廉（Hühnerbein，FriedrichWilhelm）——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5月在埃尔伯费尔德起义时为安全委员会成员。 [124]伊瑟隆（Iserlohn），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 [125]巴登（Baden），指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巴登大公国（1806－1918），位于德国西南部，首都卡尔斯鲁厄。 [126]巴伐利亚（Bayern），指德国历史的一个邦国——巴伐利亚王国（1805－1918），位于德国东南部，首都慕尼黑。 [127]克勒布斯，卡尔·弗里德里希（Chlebus,KarlFriedrich1790－1862）——普鲁士第14师指挥官，中将。 [128]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早期领导人，律师，哲学家。1848年他发表讲话，支持杜塞尔多夫市民武装抵抗普鲁士政府解散国民议会而被控煽动武装暴动。虽然此罪被判不成立，但仍以其他罪名被关押。他于1863年创建德国最早的公开的工人组织全德国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上的盟友，但他们在较多的方面不赞同他的纲领和策略。 [129]阿蒙（Ammon）——普鲁士官员。1848－1849年任杜塞尔多夫检察官，1849年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 [130]泽特，奥托（Saedt，Otto1816－1886）——普鲁士法官。1848年起任科隆检察官。1852年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人。 [131]赫希斯特，恩斯特·赫尔曼（Höchster，ErnstHermann1811－？）——普鲁士埃尔伯费尔德市的律师。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时为安全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60年代侨居巴黎。 [132]波茨坦（Potsdam），普鲁士国王夏宫所在地，该地东北方向26公里即柏林市中心。 [133]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OttoTheodor1805－1882）——男爵，普鲁士政治家。1848－1850年任内务大臣，1850－1858年任普鲁士首相和外交大臣。1859－1860年为下议院议员。1864年入选贵族院。 [134]勃兰登堡，弗里德里希·威廉（Brandenburg，FriedrichWilhelm1792－1850）——伯爵，德国将军和政治家，1848年11月至1850年11月任普鲁士内阁首脑。 [135]《国民报》（National-Zeitung），1848年4月1日创办于柏林的持保守自由主义立场的日报，总股份1万塔勒。《新莱茵报》对其持严厉的批判立场。该报主要创办人伯恩哈德·沃尔夫（BernhardWolff）也是德国最早的沃尔夫通讯社创办人。60年代以后该报是德国民族自由党机关报。1938年停刊。 [136]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FriedrichHeinrichErnstFreiherrvon1784－1877）——伯爵，普鲁士元帅。1848年奉命驱逐普鲁士国民议会。1864年丹麦战争时期任普奥联军总司令。 [137]《施本纳报》（SpenerscheZeitung），正式名称是《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NachrichtenvonStaats-undgelehrtenSachen），一家历史悠久的德国保守派报纸，1740－1874年在柏林出版。19世纪40年代为半官方政府机关报。 [138]阿特罗波斯-弗兰格尔（Atropos-Wrangel）。弗兰格尔是镇压普鲁士1848－1849年革命的主要军事将领；阿特罗波斯是希腊神话里的死亡女神，相当于罗马神话里的莫尔塔（Morta），负责半醒半睡时间段里的疼痛或死亡。把二者连接起来，是一种政治讽刺。 [139]拉多维茨，约瑟夫（Radowitz，Joseph1797－1853）——普鲁士将军，外交家和政治家。1848－1849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右派领导人之一。1850年爱尔福特联盟议会的策划者，该议会提出普鲁士是联盟的最高统帅，没有成功。 [140]汉诺威（Hannovers），指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汉诺威王国，形成于1814年，在德国中北部，首都汉诺威，1866年被普鲁士王国吞并。 [141]不伦瑞克（Braunschweig），指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不伦瑞克公国（1814－1918），在德国中北部，首都不伦瑞克。 [142]欧芬（Ofen），匈牙利语Buda（布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西岸部分。 [143]格丁（Göding），捷克语Hodonín（霍多宁）。捷克南部的边境小城。 [144]亚布伦卡（Jablunka），捷克语Jablůnka。捷克东南部兹林州（Zlin）的村庄。 [145]登比恩斯基，亨利克（Dembiński，Henryk1791－1864）——波兰工程师，旅行家和将军。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波兰军总司令。失败后移居法国。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中，一度担任革命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0年定居法国。 [146]指刚登基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I1848－1916年在位）。 [147]赫尔策多夫-退曼斯多夫，弗兰茨·冯（Holtzendorff-Vietmansdorf，Franzvon1829－1889）——德国法学家，自由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为职业律师，60年代以后为慕尼黑大学教授。 [148]乌克马克（Uckermark），德国东北部的一个历史区域，德国东北部，以流经此地的乌克河（Uecker，中国出版的地图标识为“于克河”）命名，传统“首都”普伦茨劳（Prenzlau）。 [149]福尔德，阿基里·马库斯（Fould，AchilleMarcus1800－1867）——法国金融家和政治家。1848年参与法国政治，1851年参与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成为参议员和国务大臣，负责管理王室的收入和文化机构。他的家族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最大的金融家族。 [150]伍珀河谷（Wupperthal），19世纪德国的工业区之一，位于杜塞尔多夫以东、鲁尔以南。恩格斯的故乡巴门、1849年5月发生起义的埃尔伯费尔德等，均在这个地区。二战后此区域聚合为德国西部一个中等城市——伍珀塔尔。 [151]拉登堡，阿尔达贝尔（AdalbertvonLadenberg，1798－1855）——伯爵，普鲁士政治家。学法律出身，1840年10月起在艾希霍恩任大臣的宗教、教育和卫生部工作，1848年7月－1850年11月，为该部大臣。 [152]施特罗达，卡尔·阿道夫（Strotha，KarlAdolf1792－1870）——伯爵，普鲁士炮兵将军，1848－1850年任陆军大臣，直接指挥镇压1849年5月的巴登-普尔法茨的起义。 [153]海特，奥古斯特（Heydt，August1801－1874）——伯爵，普鲁士政治家和银行家，1848－1862年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62年和1866－1869年任贸易和财政大臣。 [154]西蒙斯，路德维希（Simons，Ludwig1803－1870）——普鲁士法学家，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9－1860年为司法大臣。 [155]《奥得报》（Oderzeitung），普鲁士民主派报纸。1849年3月至1855年12月用这个名称在布勒斯劳（现在叫弗罗茨拉夫，奥得河流经该城）出版。奥得河流经该城。 [156]乌里的公牛（StiervonUri），瑞士乌里州民间传说里的一头公牛，它既为人民带来幸福也带来灾难。故乌里州州徽是一个黑色的公牛头，它伸出舌头的同时栓着牛鼻。 [157]指1848年12月10日法国第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意外地以560万票击败只获150万票的前政府首脑卡芬雅克。卡芬雅克持自由主义观点，但他同年6月残酷镇压工人起义而名声受损。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发动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自封拿破仑三世。 [158]洛伊滕贝格（Leutenberg，1817－1852）——巴伐利亚王国第三代公爵。与拿破仑一世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有亲缘和血缘关系。 [159]约翰（JohannvonÖsterreich，1782－1859）——奥利地大公，元帅。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叔叔。1848年6月至1849年12月，担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确认的德意志帝国临时首脑。 [160]本兹劳（Bunzlau），波兰语Bolesławiec（博莱斯瓦维茨）。波兰西南部小城，属于历史上的西里西亚地区。 [161]巴登大公，即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I，1790－1852），1830－1852年在位。 [162]格默斯海姆堡垒（FestungGermersheim），1834年开始修建的巴伐利亚皇家堡垒，在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尔法茨州。 [163]威廉，巴登亲王（Wilhelm,PrinzvonBaden1792－1859）——巴登大公利奥波德一世的同父异母弟弟。 [164]斯特鲁夫，古斯塔夫（Struve，Gustav1805－1870）——德国激进派革命家。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海因岑（KarlHeinzen）、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赫克（LuwigHeek）相识，1849年参加巴登-普尔法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作为北方军队参加美国内战。1863年回国，逝世于维也纳。 [165]达姆，卡尔（Damm，Carl1812－1886）——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1847年）。1848－1849年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年5月参加巴登起义，为临时州委员会和州立宪议会的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澳大利亚，在墨尔本任教。1863年回国，先后在在普福尔茨海姆、卡尔斯鲁厄任教。 [166]齐格勒，卡尔·泰奥多尔（Ziegler，KarlTheodor1812–1882）——德国律师。1849年为巴登大公国卡尔斯鲁厄市民委员会成员和地方议会议员、制宪议会议员。 [167]《卡尔斯鲁厄日报》（KarlsruherZeitung），巴登大公国政府机关报，1757年起在卡尔斯鲁厄出版。 [168]奥芬堡（Offenburg）。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1848－1849年属于巴登大公国，被称为当时革命运动的“厨房”之一，1849年这里的革命运动遭到普鲁士军队的镇压。 [169]布伦坦诺，洛仑兹（LorenzBrentano，1813－1891）——德国律师，1848－1849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任巴登临时共和国总统。革命失败流亡瑞士、美国。在美国他属于共和党，曾任伊利诺伊州众议院议员。 [170]艾希菲特，卡尔（KarlEichfeld）在1849年担任巴登革命临时政府的战争部长。 [171]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莱茵河港口城市，在莱茵河左岸，当时属于普鲁士。现在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为莱茵河第二大港口。 [172]安内克，玛蒂尔达·弗朗契斯卡（Anneke，MathildeFranziska1817－1884）——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美国女权工作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弗里德里希·安内克的妻子。1848年她创办德国第一份《女报》（Frauen-Zeitung）。1849年5月随丈夫参加巴登-普尔法茨起义。革命失败后他们流亡美国。1852年她在美国创办《德国女报》（DeutscheFrauen-Zeitung），1865年创办女子学校。出版2本女权著作《社会冲突中的妇女》和《断裂》。 [173]凯泽斯劳滕（Kaiserslautern），德国西南部城市，现在属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174]茨魏布吕肯（Zweibrücken），德国西南部施瓦茨河畔的城市，现在属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175]兰道（Landau），德国西南部的小城，现在属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176]莱茵黑森（Rheinhessen），位于德国西南部的一片葡萄酒产区，莱茵河西岸延伸到纳赫河和阿尔森兹河。当时属于黑森大公国，现在属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177]阿尔森扎莱（Alsenzthale），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一个地区，靠近克罗茨纳赫。 [178]克罗茨纳赫（Kreuznach），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温泉小镇。1843年马克思和燕妮在此地结婚。 [179]安内克，弗里德里希（Anneke，Friedrich1818－1872）——原普鲁士炮兵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1848年科隆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新科隆报》（NeueKölnischeZeitung）编辑，1849年在巴登-普尔法茨革命军任中校炮兵司令。流亡美国后，60年代参加美国内战，为第34威斯康星志愿步兵团上校指挥官。 [180]符腾堡（Würtemberg），指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符腾堡王国（1806－1918），位于德国南部，首都斯图加特。 [181]布瓦肖，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Boichot，1820－1895）——法国政治家，共和党人。当时的身份仅是少校士官（Sergent-Major），以127998票当选法国立法议会议员。法国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后被驱逐流亡国外。 [182]尚加尔涅，尼古拉·安·泰奥杜尔（Changarnier，NicolasAnne-Théodule1793－1877）——法国将军和保守派政治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年6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指挥驱散1849年六月十三日的示威游行。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遭被捕和流放。 [183]巴罗，奥迪隆（Barrot，Odilon1791－1873）——法国政治家。法国二月革命前是七月王朝的反对派领袖。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法国总统，他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和形式上的内阁首脑。1851年波拿巴政变后，他试图指控波拿巴犯有叛国罪而被监禁了很短的时间，随后退出政治生活。 [184]福适，莱昂（Faucher，Léon，1803－1854）——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曾任内务部长（1848－1849、1851）。支持波拿巴的1851年政变。 [185]巴罗-福适部长（einMinisteriumBarrot-Faucher），两位法国内阁部长用单数表述，意为一丘之貉。 [186]梯也尔，（Thiers，Adolphe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10卷本《法国革命史》和20卷本《领事馆和帝国的历史》，1830年参与创办《国民报》（LeNational），反对复辟王朝。1834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七月王朝时期任内务大臣和首相。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871－1872）。1871年残酷镇压巴黎公社。 [187]摩莱，路易·马蒂约（Molé，Louis-Mathieu1781－1855）——伯爵，法国政治家，曾任七月王朝首相，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保守的“秩序党”领袖之一。 [188]蒙塔郎贝尔（Montalembert，Charles1810－1870）——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天主教党领导人。1851年支持路易·波拿巴政变，不久成为波拿巴的反对者。1851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十来部宗教和历史方面的论著。 [189]拉摩里西尔，克里斯托夫·路易·莱昂（Lamoricière，ChristopheLouis-Léon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共和党人。参与镇压1848年工人六月起义，曾任陆军部长。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立法议会副议长。对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持反对立场。 [190]特雷西（Tracy，CharlesDestutt1781－1864）——原法国上校军官和政治家。第二共和国时期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参与镇压工人六月起义。1848年12月－1849年10月担任海军部长和殖民部长。在他担任殖民部长期间，废除殖民地奴隶制和政治罪死刑。1851年反对路易波拿巴政变。1852年以后脱离政治生活。 [191]杜福内尔，弗兰西斯卡（FrançoisDufournel，1808－1882）——法国政治家，从1842年至1849年他在自由主义的标签下在反对派中当选副主席。 [192]帕西，伊波利特·菲利贝尔（Passy，Hippolyte-Philibert1793－1880）——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两度担任财政大臣。第二共和国时期担任过财政部长。 [193]格雷维，茹尔（Grévy，Jules1813－1891）——法国政治家，温和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议员，第三共和国第三任总统（1879－1887）。 [194]弗洛孔，斐迪南（Flocon，Ferdinand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民主派报纸《改革报》（LaRéforme）编辑。1848年3月1日，他以法国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的身份邀请被比利时驱逐马克思来巴黎。 [195]圣昆汀运河（CanaldeSaint-Quentin），法国北部的一条运河。 [196]乌迪诺，尼古拉-沙尔-维克多（Oudinot，Nicolas-Harles-Viector1791－1863）——法国将军，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9年指挥法国军队侵犯意大利革命中成立的罗马共和国，恢复教皇庇护九世的权力。反对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 [197]里窝那（Livorno），意大利西岸港口城市，位于托斯卡纳区西部。 [198]德斯普雷，康斯坦丁（d’Aspre，Konstantin1789－1850）——男爵，奥地利元帅。1820年以后多次出征意大利，1840年晋升为元帅。1849年4－5月他率部来到托斯卡纳区，5月10日率部攻占里窝那，授权对抵抗者进行报复，800多死难者中，317人是被俘后枪杀的。 [199]博洛尼亚（Bologna），意大利中北部的大城市，位于波河与亚平宁山脉之间。 [200]《改革法案》（Reform-Bill，英语ReformActs），英国在1832年通过的关于扩大下议院选民基础的法案。 [201]“喧闹者”对应的名词Poltrer可能排印错误，应为Polterer。 [202]额尔金，詹姆斯·普鲁斯（Elgin，JamesBruce1811－1863）——伯爵，英属北美总督（1846）和加拿大总督（1847－1854）。英国驻中国高级专员（1857－1859）。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为英国谈判全权代表。这年10月18日，他得知被清军虏去的20多人英方人员被虐致死，下令英军焚毁圆明园作为报复。 [203]麦克纳布，艾伦·纳皮尔（MacNab，AllanNapier1789－1862）——英属加拿大省首任总理（1854－1856）。1830－1857年为加拿大立法议会议员。 [204]金斯敦（Kingston），英属加拿大联合省的首府（1841－1844），现在属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位于安大略湖东端，圣劳伦斯河的起点。 [205]布罗克维尔（Brockville），原名伊丽莎白镇（Elizabethtown），当时是一个县府小城。现在以千岛旅游区著称，属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位于圣劳伦斯河北岸、金斯顿以东。 [206]根据MEGA2第1部分第9卷，这篇消息的作者是恩格斯。 [207]亚布伦科夫（Jablunkau），捷克语Jablunkov。捷克最东端的边境小镇。 [208]拉施塔特（Rastatt），原巴登大公国首都卡尔斯鲁厄南部偏西约20公里的小城，现在属于巴登-符腾堡州。 [209]霍夫曼，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Hoffmann，FriedrichLudwig1795－1879）——巴登大公国将军。1848年3月至1849年6月为大公国陆军部长，1848年9月因镇压人民有功获得勋章并晋升为中将。1861－1863年为巴登上院议员和副议长。 [210]拉登堡（Ladenburg），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小镇。位于曼海姆以东10公里​​，海德堡西北10公里。 [211]海因斯贝格（Heinsberg），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小镇。位于与荷兰交界处。 [212]《新科隆报——面向公民、农民和士兵》（NeueKölnischeZeitungfürBürger,BauernundSoldaten），1848年9月在普鲁士科隆市出版的三日刊报纸，主编弗里德里希·安内克，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在他一度被捕时，由他的妻子玛蒂尔达·安内克继续主持出版。该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的《新莱茵报》终刊号广告，称该报主编是马克思，这时安内克夫妇已于5月15日赴巴登-普尔法茨参加起义。由于马克思被驱逐，他实际没有到任。 [213]阿姆（Ahm）是一种液体体积测量单位，1阿姆大约换算在134至174升之间，因为每个地区对其设定的标准有所不同。 [214]Elle（厄尔），长度单位，表示“一胳臂长”。具体长度各处不同，与测量者胳臂的长度及测量方式有关。 [215]雅努斯（Janus），古代罗马的门神，他有前后两副面孔，一副看着过去，一副看着未来，因此被称为两面神或时间之神。拉丁语“1月”Januarius这个词也是起源于他，后来演变成西方各国语言里的1月。有时也用来比喻两面派的人物。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新莱茵报》第15号（1848年6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15号 （1848年6月15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15号 科隆，星期四6月15日 1848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将于6月1日起每日发行[1]，如有需要会发行增刊。订阅价格：科隆地区自7月1日起一季度1塔勒15银格罗申[2]。除科隆外，普鲁士其他地区2塔勒3银格罗申9分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6月份只能与下一个季度（7月，8月，9月）同时订阅。这四个月订阅的价格是：科隆地区2塔勒；科隆地区之外2塔勒25银格罗申。可通过国内外所有的邮局和书店订阅。——或在报纸发行部威·克劳特[3]先生处订阅，地址：科隆，圣阿加塔街12号。可在报纸发行部继续认购股票，外界寄往编辑部和发行部的信件和邮件需支付邮资方可接收。——登载广告费用。第四版8磅[4]铅字每行或者相同的篇幅1银格罗申6分尼。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一版上部一栏〕 概览. 德国。科隆。（关于承认革命的妥协辩论）。海德堡。(关于组建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5]临时中央政权的委员会提案)。法兰克福。（奥芬巴赫[6]冲突）。柏林。(前大臣。——市行政团公告。——左派成员声明。——右派成员声明。——名单）。布勒斯劳[7]。（来自俄罗斯的消息)。布勒斯劳。（政府对市行政团的声明。——关于拒绝贝伦兹[8]提案投票结果的决议。——赖辛巴赫[9]报告）。莱比锡。（对奥伯伦德尔[10]大臣的控诉）。 波兰。伦贝格[11]。（煽动行为）。 瑞士。伯尔尼。（未有迹象表明伯尔尼军队从那不勒斯撤军）。 意大利。都灵。（都灵没有妥协议会）。维罗纳[12]。（奥地利人撤军）。 法兰西共和国。巴黎。（新报刊。——在杜伊勒里宫[13]找到的信件。——杜班[14]。致克莱门蒂娜公主[15]的信。圣但尼[16]集会的后果。——阿尔芒·马拉斯特[17]的声明。——综合消息）。 大不列颠。伦敦。（平静无事）。都柏林。（约翰·奥康奈尔[18]。——来自拉合尔[19]的消息）。 德国. 科隆，6月14日。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续上号）开始辩论时，柏林议员贝伦兹提出如下的提案： “议会承认革命，宣布3月18日和19日的战士对祖国有巨大的功劳。” 提案的形式，法国大革命从古罗马人那里借来的这种简要的形式，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贝伦兹先生论证他的提案的方式却是不恰当的。他的演说不是革命的，而是调和的。他本来应该在反动派的会议上把遭到诽谤的街垒战士的愤怒表达出来，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那里心平气和地进行枯燥乏味的说教，好像他还是以柏林手工业者协会的一个教师的身分在说话。他本来应该为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事情辩护，可是他的议论却混乱透顶。 贝伦兹先生的发言是这样开始的： “诸位先生！承认革命完全是理所当然的（！[20]）。我们这个议会本身就是对席卷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的伟大运动的明确的承认。议会就是由这次革命产生的，因此，它的存在就是在实际上承认了革命。” 第一，问题根本不在于一般地承认“席卷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的伟大运动”是事实，——这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不，问题在于承认那个被说成是叛乱的柏林巷战是真正的实际的革命。 第二，一方面，柏林议会当然“承认革命”， 〔下转第一版上部二栏〕 〔第一版上部二栏〕 〔上接第一版上部一栏下部〕 因为如果没有柏林的巷战，就不会有什么“协商的”宪法，最多也不过是钦定的宪法。但是由于议会召开的方式，由于联合议会和内阁授予它的权利，它同时也就否定了革命。因为，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的议会不是进行妥协，而是要发号施令。 第三，议会在表决奏摺时的态度说明它已经承认了妥协论，它投票反对到阵亡战士墓去游行说明它已经背弃了革命。它背弃了革命，因为它始终和法兰克福议会同时“开会”。 这样，贝伦兹先生的提案实际上已经两度被否决了。而这一次，议会必须公开发表意见，这个提案就更会遭到否决。 既然议会已经是反动的，既然已经看得很清楚，人民对它不再抱有什么希望，那末左派就应该使支持提案的少数尽量少些，而且只包括一些最坚决的议员。 所以贝伦兹先生根本用不着拘于礼节。他应该尽量坚决、尽量以革命的精神发言。他不应该沉溺于幻想，似乎议会是制宪议会，似乎议会想成为制宪议会，似乎议会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他应该向这个议会说明它已经间接地背弃了革命，并且要求它现在公开地这样做。 但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所有左派发言人都没有遵循民主党派应该遵循的这个唯一的政策。他们沉溺于幻想，似乎能够劝议会采取革命的步骤。因此他们作了让步，缓和了紧张局势，讨论了和解的问题，这样，他们自己也就背弃了革命。 于是贝伦兹先生继续非常冷静、非常呆板地对一般的革命特别是柏林的革命作了冗长的发言。他在发挥他的思想的时候，提到这样一个反对意见：革命是多余的，因为国王早就同意一切要求了。对于这种意见他回答说： “当然，国王陛下已赐予了很多……但是难道人民满足于这种赐予吗？难道我们得到了真正实现这个诺言的保证吗？我认为这种保证……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得到！……可以肯定，类似的国家变革只有经过斗争的大灾难才能产生，才能扎根。3月18日的一个重要的让步还没有实现，这就是武装人民……只有人民武装起来了，他才感觉到自己有了保障，不致发生可能产生的误会……因此（！），斗争当然是一种自发的现象（！），但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一种灾难，国家生活的变革是在这种灾难中成为现实，在这种灾难中实现的。” 从这段冗长、混乱、再三重复的议论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贝伦兹先生根本不明白革命的结果和它的必要性。关于革命的结果，他只知道对3月18日的诺言所作的“保证”，只知道“武装人民”；他凭空塑造革命的必要性，再一次用精细的笔法来描写“保证”，最后郑重其事地断言，任何革命没有革命就不能实现。 革命是必要的——显然这只是说，为了取得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东西，革命是必要的。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结果成正比。但是由于贝伦兹先生不明白这些结果，所以他自然只好求助于冗长的庄严的论断来塑造革命的必要性。 革命的结果怎样呢？它绝对不是“保证”实现3月18日的诺言，恰好相反，是推翻这些诺言。 18日那天允许成立这样一种君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下，贵族、官吏、军阀和牧师保持着政权， 〔下转第一版上部三栏〕 〔第一版上部三栏〕 〔上接第一版上部二栏〕 同时让大资产阶级通过钦定宪法和必须交纳押金的出版自由来行使监督权。对人民说来，是德国的旗帜、德国的舰队代替了普鲁士的旗帜和舰队，是为德意志联邦服兵役，而不是为普鲁士服兵役。 革命打倒了君主专制的一切势力——贵族、官吏、军阀和牧师。它使大资产阶级独自获得了政权。它给了人民不必交纳押金的出版自由的武器，给了他们结社的权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他们物质的武器——步枪。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结果。在街垒上进行过战斗并获得了胜利的人民，已经完全不是3月18日到皇宫前游行、只是遭到龙骑兵袭击后方明白他们所获得的让步的真正意义的人民了。他们完全能够做不同的事情，他们完全能够以另一种态度对待政府。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革命本身。 “作为一个柏林人，我完全有权利说我们饱尝了悲痛的滋味（如此而已！）……看到有人诽谤这个斗争……我要提醒大家注意首相先生的话，他……证明说，摆在伟大的人民和全体人民代表面前的任务是本着宽容与和解的精神进行工作。我也向大家呼吁要有这种宽容的态度，并以柏林代表的身分建议你们承认3月18日和19日。柏林人民在革命后的行动，一般说来，无疑一直是令人非常满意、非常尊敬的。可能有过个别的过火行为……因此，我认为议会的声明是恰当的等等，等等。” 对这个背弃革命的怯懦的结论，我们只补充一点：经过这样的论证后，这个提案应该遭到否决。（结束待续） 〔作者恩格斯，除了第一句和最后的括号，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75-7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海德堡，6月12日。由于委员会关于创建奥地利-巴伐利亚-普鲁士临时中央政权的提案是达尔曼[21]式智慧的产物，所以先前便可以预见，它很快会收到盖尔温努斯[22]大叔的祝福。这神圣的一幕已然发生；盖尔温努斯先生已经表示了他对这个“强壮结实”的新生儿的喜悦之情；他宣称它甚至具有在将来成为德意志救世主的潜质。他所自豪的是，只有诸侯才能任命三头同盟，督政府[23]只能执行“三头同盟所接受的”国民议会的决议；这位先知说，因为该临时政权中已经包含了一切“基础的”、未来的中央政府所需的“方针和形式”，那么政府大可以（因为人民对此没有发言权）尝试这样一个临时性措施，这将是在敲定宪法路上的一项“基础的”的实验。只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令这位“基础的”盖尔温努斯先生为他的救世主婴儿的成长发育担忧，那就是那些假先知——共和国的巴力[24]之子的塞壬之歌[25]，即委员会的两位少数派，罗伯特·勃鲁姆[26]和特吕茨勒[27]的特别提案。一个由国民议会任命的并可由其罢免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连同其自由选择的四位成员，是否应该作为“盲目的民意工具”执行国民议会的所有决定呢？你们要当心，沙漠里的声音叫道，这是革命之路，这是冒犯了诸侯和“各邦国”的“荣誉”的无理需求！很明显，祖国处于危险之中；让我们为了神圣的三头同盟，为了转变为世袭帝国，拿起武器吧，而盖尔温努斯先生将在帝国中作为亲王的教育者，培养真正的君主立宪的王侯典范！可盖尔温努斯先生本人又安慰我们，他立即解释道，“政党”本身不相信提案可以顺利通过。那些不详之音只是警觉的爱国人士发出的警告，那些出现在先知盖尔温努斯面前的危险很快就会被他本人驱散，如同十二个身穿麻布衣服的小伙子被约翰爵士的英雄之剑驱逐一样。 〔第一版下部一栏〕 爱尔兰移民之歌 根据M.布莱克伍德[28]的作品改编 我正坐在长椅上，安娜， 那张我们坐过长椅 在五月的那个美丽早晨， 你曾是我的新娘。 庄稼抽出了青苗 云雀在远方歌唱— 你的嘴唇粉红，安娜， 你的眼睛充满喜悦。 这张长椅平平无奇，安娜； 美丽的是那早晨的光芒。 云雀亦如曾经翱翔 庄稼又是青青一片； 只是你啊，不再出现，安娜， 我的骄傲和快乐； 还有一切，啊，全部离我远去，安娜。 就在你死去那一刻。 你那忠诚善良的心︰ 已经盼望了许久， 放下对上帝的古老信仰 同时放下我的无力的臂膀。 即便你的声音在我心中回响 同时对着我深情凝望— 谢谢你，安娜，所有那些， 你曾为我带来的美好！ 〔下转第一版下部二栏〕 〔第一版下部二栏〕 〔上接第一版下部一栏〕 谢谢你耐心的微笑， 在你忍受饥饿之时， 你为我隐藏了痛苦， 可又从不与我说明； 谢谢你最后的祝福， 啊，当你的心停止跳动— 哦，我高兴你去了一个， 没有什么再能伤害你的地方！ 别了！从那时起我打算远行， 离开家乡的海滩； 但是我还是会想起你，安娜， 在遥远的异乡。 有人说，那里有足够的面包， 太阳也从不落下—— 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古老的爱尔兰， 哪怕那里的美丽三倍于你！ 在那古老的大森林 我会坐在那里，孤身一人， 安娜安息的地方， 那是我心的归宿。 直到我感觉，我看见那小小长椅， 我们曾安然而坐 在五月的那个美丽早晨， 你曾是我的新娘。 G.W．[29] ————▪———— 〔第一版下部三栏〕 巴尔贝斯[30] （尾篇） 我所说的话没有恶意，也不含任何讽刺。我甚至认为，在首次爆发这样动荡混乱的革命之时，《国民报》[31]派的共和党人有义务站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以免运动被某位“有继承权的国王”利用，而不是袖手旁观；但若一旦发现这种拯救共和的行动不会成功，要不要在当晚或者第二天早上退出，就取决于他们自己。 发生类似2月24日事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不知道，《国民报》派是否想要追随奥迪隆·巴罗[32]。即便如此，也并非不可理解，同时也并不可怕。那些《国民报》派人士当初就不相信社会革命，就我们而言，必须坦率地承认，虽然我们想要社会革命的愿望是纯粹的，但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对成功的信心大小并不重要；政治事件中的“罪行”不会体现对事实的尊重。其中另有其恶：就像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人们总是轻易相信自己心中所愿。”反之亦然：“人们越担心的东西，就越觉得随处可见。” 和2月24日相似的事件在5月15日又突然发生了，只是人物不同，主题不同，效果也不同。我不想提事件的主要人物，除了其中一位以外。我不认识其他人，从未见过他们；我对他们的特征、目标和计划也不了解。从他们的各种名单构成中唯一可以看出的是，在一小时以前，还既无计划，又无决议，也没有明确的意图。那是一个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人；他在一天之前还发誓他和他的朋友 〔下转第二版下部一栏〕 〔第二版下部一栏〕 〔上接第一版下部三栏〕 什么都不会做。他对某人*）非常反感，这个人的名字在风暴中多次被推至台前；这一点人尽皆知。也许他对其他人的理解能力和真诚程度并不信任。我该说什么呢？他身处人群之中，宛如在狂风中飞舞的众多叶子中的一片，——忽上忽下。也仿佛市政厅中[33]坐在卡贝[34]或梯也尔[35]身边的阿拉戈[36]或拉马丁[37]，若有幸卡贝或梯也尔在2月24日打算前往市政厅的话。 巴尔贝斯想要什么呢？他想让某一派扼杀共和吗？或许，没人能严肃地说出这句话。他想向主权中的普选权动手吗？还记得他曾经在王室的监狱里坐了8年牢，曾经因为胆敢大声呼吁普遍表决权而被判死刑。他想把法国的命运交到那些在市政厅中被称为独裁者的人手里吗？不，他参加市政厅，是为了向好几个这样的人抗议。他想让巴黎陷入血与火之中吗？他认为，宣告一个新政府是必要的，因为他实在无法接受巴黎在这黑暗的混乱时刻的状态。他做的是每一个对自己有所要求并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在革命处于危机时都会做的事。他冒着生命危险，是为了让人民在这样一个极其混乱的时刻不被欺骗，在人们的思想和意愿清晰起来之前，处于这一时刻的巴黎的石板路上会一直流淌鲜血。他是想攫取权力为自己谋利吗？ 这是人们常常听到的一种反驳，似乎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所有在这场运动中怀着高贵的热情赴汤蹈火的人中， *）布朗基[38] 〔下转第二版下部二栏〕 〔第二版下部二栏〕 〔上接第二版下部一栏〕 这个人是最高贵的人之一。他生来就是为了牺牲，奉献，殉难；所有现在出于谴责向他扔石头的人，是那些在不了解此人的情况下，未对他产生喜爱与敬佩之情的人。 但是谁不认识他呢？巴尔贝斯，这个在牢底坐穿时除了担心把无辜之人牵涉进来之外别无他思的人。谁若读了巴尔贝斯写给雷伊[39]上校和路易·勃朗[40]的信之后，不会感觉到这是一个伟大的灵魂在悲伤地对抗可怕的命运呢？雷伊上校一句简单的话宛如电击震撼着所有法国人的心：“谢谢，尊敬的先生！”“是的，尊敬的先生！”这个称呼重于泰山；当今还有比这更尊敬的称呼吗？这荣耀传彻大街小巷。而虚荣却败坏了这个荣耀之词。但是未来不再属于天才人物；它属于受尊敬的人，拿破仑在未来一定是受尊敬的人。 而你，巴尔贝斯，在黑暗的监狱中还记着《浮士德》中描述地狱的话： “因你爱了，就会死去。” 断头台的闸刀有朝一日可能不再为政治罪行而打开，但你曾面临这险境，它的寒光不会让你的眼睛稍眨。前有君主制的牢房摧残你生命的力量，现在你又在资产阶级的监狱中经历生死挣扎，民主党人！即使他们为你打开大门，你的生命也是一场永恒的战斗。但是请放心！你的心只为人民而跳动，为了人民的事业，你选择了苦难、监禁、流难和死亡，即便人民的敌人还在向你投掷石块，但在你死后人民会站在你的墓前呼喊： “谢谢，尊敬的先生！” 诺昂[41]，1848年6月7日，乔治·桑.[42] 〔第二版上部一栏〕 法兰克福，6月12日。昨天夜里，在多名被拘押的军方人士重获自由之后，奥芬巴赫出现了骚乱事件，大约10人因军方火力受伤，其中几人有生命危险。具体的数字我们还在等待进一步消息。今天早上，两个骑兵连从达姆施塔特[43]向奥芬巴赫进军，以增援守备部队，他们的两门炮由骑兵运送，两门炮由步兵运送。同样，驻扎在朗根[44]等地的第二步兵军团的大军也在向着奥芬巴赫推进。 柏林，6月11日。前大臣艾希霍恩[45]、蒂勒[46]和施托尔贝格[47]伯爵现在正在波茨坦[48]，他们经常出席国王的宴会。有人看到施托尔贝格伯爵到达时，是由普鲁士亲王陪同的。前大臣先生们绝不该热衷于隐退并走向个人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事态发展的趋势，那些先生们很快再度出山的可能性并非没有。 柏林，6月9日。致普鲁士国民议会主席团 鉴于： 在今天的议会会议中，民众代表团已经冲到了前厅； 冯·阿尔宁[49]大臣从众议院出来时遭到民众的侮辱； 多名议员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通过后门躲避； 我们宣布国民议会处于限制状态，并建议立即将其所在地转移至其他城市。 (签名)哈福特〔Harfort〕、哈布洛赫[50]、穆伦西芬[51]、克尔[52]、温德霍斯特[53]、赖格尔〔Reyger〕、丰克[54]博士、迪斯特韦格[55]、里茨[56]、冯·布吕内克[57]、冯·洛埃[58]、佐美尔[59]博士、格鲁斯〔Groos〕、乌普迈尔[60]等人。 ——致我们的同胞。国家越自由，执法就必须越严格。全民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保障我们实现国家的自由并进入法律秩序的时代。但人民的自由首先也体现在不能侵犯人民代表。然而，昨天的国民议会会议结束后，在会场前集会的个别人对离开议会的人进行了身体上的攻击。这一罪行不仅侵犯了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和安全的神圣权利，同时也极其不负责任地侵犯了言论自由、国民代表大会的尊严和全体普鲁士人民，特别是我们这个城市人民的声誉。我们坚信，全体居民都与我们一样对此感到愤怒，我们在此宣布，已经对违法者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向国民议会表示，所有正直的柏林居民和我们一样对这起令人难过的事件感到痛心疾首。对于与我们身处同一个城市的人，我们希望每个身处自己岗位的人，所有[61]身为市民自卫团一员的人从此以后能够为了荣誉和自由，坚决地反对这种恶劣行为，并将每一个潜在危害扼杀于萌芽状态。 柏林，1848年6月10日。 市行政团和市议会成员。 ——多位左派成员发表了一份声明，反对乌利希[62]牧师针对周五的决议而让人印制的报告。他们指出，乌利希在他的报告中对贝伦兹提案未能得到一致通过表示遗憾，但他本人却反对该提案。签名：赖辛巴赫、施泰因[63]博士、埃尔斯纳[64]博士、德斯特尔[65]。 对察哈里埃[66]议员在妥协议会第14次会议上的提案做出表决。该提案反对贝伦兹提案中承认革命的积极议程。那些投赞成票的人不承认革命，接受妥协论；那些投反对票的人承认[67]革命。 投赞成票的人为： 阿尔陶斯[68]，小城市市长。阿恩茨[69]，法学博士。冯·奥斯瓦尔特[70]，内政大臣。 巴尔努斯[71]，新教牧师。戈斯温·巴特曼[72]，牧师。鲍尔[73]，县长。鲍尔[74]，枢密修订参事。鲍尔[75]，磨坊主。鲍尔班德[76]，教授。鲍姆史塔克[77]，校长。比格〔Bigge〕，牧师。宾特敏[78]，牧师。布利斯纳[79]，出纳员。布洛克哈根[80]，大司祭。博尔曼[81]，市政府参事。冯·博列斯[82]，县长。布雷默[83]博士，首席教师。冯·布吕内克，市辖区主官。本巴克[84]，天主教神甫。布尔克哈特[85]，地方法官。布斯曼[86]，骑士土地所有者[87]。冯·布吕宁豪斯[88]，小土地贵族[89]。 康普豪森[90]，内阁首相。克鲁什茨〔Chrustz〕，肉店老板。克劳森[91]，高级中学教师。康迪特[92]，地区法院和市法院参事。康岑[93]，高级行政候补官员。科斯林[94]，财政官。 卡尔·奥古斯特·达门[95]。达尔曼[96]，侨民。达内[97]，[98]丹尼尔斯[99]博士，高级枢密行政参事。德特洛夫[100]，县司法参事。迪斯特韦格，司法参事。蒂托尔特〔Diethold〕，小城市市长。多贝考[101]，磨坊主。弗朗茨·德雷佩尔[102]，主教。 艾希霍恩[103]，教授。冯·恩克沃特[104]，县议会议员。 〔下转第二版上部二栏〕 〔第二版上部二栏〕 〔上接第二版上部一栏〕 克里斯蒂安·埃施曼〔ChristianEschmann〕。埃塞尔第一[105]，司法参事。埃塞尔第二[106]，司法参事。埃维尔特[107]，地区和市法院院长。 法伊尔阿本德〔Feierabend〕，小城市市长。菲舍尔[108]，小城市市长。菲舍尔[109]，高等地方法院候补官员。弗莱舍尔[110]，县法院候补高级法官。弗利斯巴赫[111]，小城市市长。弗伦肯[112]，政府、教会及地方教育参事。弗雷茨多夫〔Fretzdorff〕，商人。丰克〔Funke〕，P.A.，医学博士。费尔德汉斯〔Feldhans〕，中学教师。弗莱明[113]，商人。 格勒恩[114]，司法参事。格尔斯霍恩[115]，神父助理。冯·格拉赫[116]，退休区行政团主席。格斯勒[117]，地区和市法院院长。高尔佐卡[118]，独立农民[119]。格拉博[120]，大城市市长。伊贝·格拉赫[121]，土地所有者。格罗斯[122]，小土地贵族。格鲁斯〔Groos〕，枢密行政参事。冯·盖塞尔[123]，主教。 哈尔科特[124]，商人。哈恩[125]，地区和市法院法官。哈恩里德[126]，小土地贵族。哈布洛赫。雅科布〔Jakob〕，行会主管。哈内尔〔Hànel〕，农民[127]。哈尼施[128]，农民。汉泽曼[129]，财政大臣。哈拉索维茨[130]，最高法院参事。豪斯曼[131]，小土地贵族。亨特里希[132]，地区和市法院院长。赫贝茨[133]，土地所有者。赫霍尔茨[134]，大司祭。海尔曼[135]，店员。黑塞[136]，枢密财政参事。霍弗[137]，农民。胡赫策迈尔[138]，新教牧师。许弗[139]，大城市市长，枢密行政参事。 雅尔[140]，法律顾问。约纳斯[141]，新教牧师。杨辛克〔Jansink〕，侨民。 克费施泰因[142]，校长，新教牧师。克尔，司法特派员。凯泽[143]，侨民和零售商人。凯特[144]，高级枢密行政参事。基尔施泰因[145]，小城市市长。科赫斯[146]，地方法院参事。科尼茨科[147]，区行政秘书。克拉贝[148]博士，主教大教堂修士会成员。克鲁格[149]，商人。克鲁尔[150]博士，高级中学校长。屈内曼[151]，地区和市法院院长。孔特[152]，小城市市长。孔茨[153]博士，执业医生。库岑[154]，小城市市长。屈普夫[155]。 冯·莱比锡格[156]，小土地贵族。伦辛[157]，主教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冯·洛埃男爵，小土地贵族。洛夫[158]，自由农民[159]。卢克豪斯[160]，商人。吕德克[161]，司法参事。 马格尔[162]，市议会议长[163]梅茨克[164]，高级枢密行政参事。马克奇诺夫斯基[165]，区域行政官。梅贝斯[166]，高级行政参事。冯·莫伊泽巴赫[167]，行政高级候补官员。迈尔〔Meyer〕，商人。莫里茨[168]，司法特派员。姆罗斯〔Mros〕，独立花农。姆罗齐克[169]，新教牧师。台奥多·米伦西芬[170]，商人。穆勒〔Müller〕，农民。 冯·内佐夫[171]，区参事。诺伊巴特[172]，地方法官。诺恩堡[173]，高等地方法院参事。尼迈尔[174]博士。 奥斯特曼[175]，高等地方法院高级候补法官。 波克特[176]，药剂师。保尔斯[177]，牧师，地方教区主教。佩尔策[178]，初级法院名誉法官。彼得雷克[179]，小土地贵族。彼得森[180]，小土地贵族。彼佩尔[181]，肉店主。普罗尼斯[182]，高等地方法院高级候补法官。波勒[183]，司法特派员。普鲁斯[184]，教区主教。冯·普特卡默[185]，县长。 夸斯尼克[186]，酒馆主。 拉特克[187]，啤酒商和法官。赖兴思贝格第二[188]，地区法院参事。莱提希[189]，木器店主。莱格尔斯〔Reygers〕，高等地方法院高级候补法官。里贝[190]，农民。里德尔[191]，枢密档案管理参事和教授。里茨，行政参事。勒德[192]，骑士土地所有者。雷布尼茨基[193]，小土地贵族。赖兴思贝格第一[194]，地方法院参事。 萨利斯[195]，染坊主。萨梅斯[196]，初级法院荣誉法官。沙特[197]，司法行政人员。舍勒[198]，地区和市法院院长。席勒[199]，法院记录员。施莱格尔[200]，地区和市法院参事。施利特[201]，高等地方法院参事。施密特[202]，校长。施密特[203]，行政人员。施密特[204]，独立农民。施默勒[205]，工厂主。施耐德[206]，小城市市长。冯·雪恩[207]，枢密国务大臣。雪恩[208]，最高法院高级候补法官。朔尔茨[209]，区行政秘书。舒蒂〔Schüty〕，记录员。许策[210]，司法特派员。H·舒尔泰[211]，教区主教。舒尔茨[212]，新教牧师。施旺德[213]，经济特派员。泽姆劳[214]，小土地贵族。西蒙斯[215]，枢密司法参事。佐尔魏德[216]，独立农民。佐美尔博士，司法参事。斯佩林[217]，地区和市法院参事。斯佩林[218]，司法秘书。斯塔切尔沙伊特[219]，行政人员。斯泰因贝克[220]博士，市医务管理者。斯特凡尼[221]，木匠。叙多[222]，新教牧师。亨利希·许默曼[223]，又名舒尔茨-科尔腾，自由农民。施林克[224]，上诉法院参事。 塔姆瑙[225]，司法特派员。泰德兰[226]，小土地贵族。蒂默尔第一[227]，高等地方法院高级候补法官。蒂策[228]，小土地贵族。蒂尔绍斯[229]，高等地方法院参事。 乌利希，传教士。乌尔里希[230]，高等法庭枢密参事。乌普迈尔，经济学家。乌特希[231]，司法特派员。 福格尔桑〔Vogelsang〕，地区和市法院院长。福格特〔Voigt〕，小土地贵族。文纽威茨[232]。 瓦尔特[233]，教授。冯·旺根海姆[234]，高等地方法院参事。韦格纳[235]，药剂师。韦格[236]，新教牧师。韦斯特曼[237]，司法参事。韦斯特霍夫[238]和艾伯特·威廉〔ElbertWilh.〕，神学博士和牧师。温特霍斯特，司法特派员。温特费尔德〔Winterfeld〕，县议会议员。沃尔夫〔Wolff〕，高等地方法院高级候补法官。 扎卡里耶[239]，司法特派员。茨魏费尔[240]，检察长。 投反对票的人为： 阿贝格[241]，枢密行政参事。阿尔夫[242]，牧师，[243]安万德尔[244]，药剂师。阿诺尔德[245]，泥瓦匠。 巴丁[246]，最高法院高级候补法官。巴尔策[247]，新教牧师。约翰·尼古拉·鲍尔[248]，商人。尼古劳斯·鲍尔〔Nik.Bauer〕，商贩。巴津斯基[249]，修道院院长。贝克[250]博士，区医务管理者。贝恩施[251]博士，拜塞尔特[252]博士，高级中学首席教师。贝伦兹，出版商。冯·贝格[253]，神甫助理。冯·贝塞尔[254]，县长。布吕姆[255]，律师。卡尔·博斯特[256]，医学博士。波尔恩[257]，土地测量师。布雷特[258]，高级行政候补官员。布伦德尔[259]，酒馆主。布里尔[260]，排字工。冯·布罗多夫斯基[261]，行政专区主官。布罗伊希[262]，初级法院名誉法官。布赫尔[263]，高级候补官员。切什佐夫斯基〔Cieszowski〕伯爵，小土地贵族。 冯·达姆尼兹[264]，司法特派员。德内尔[265]，啤酒商。迪施克[266]，司法特派员。迪特里希[267]，小土地贵族。德克[268]，地区和市法院参事。东克尔[269]，市议员。齐亚代克[270]，农民。 埃贝尔[271]，小土地贵族。艾希纳[272]，市司法行政人员。埃尔斯纳，医生。内斯·冯·艾森贝克[273]，教授。德斯特尔，医学博士。 弗兰克〔Franke〕，小城市市长。弗里德里希[274]，酒馆主。丰克，经济学家。 〔下转第二版第三栏〕 〔第二版第三栏〕 〔上接第二版上部二栏〕 吉尔克[275]，法律顾问。格拉德巴赫[276]，A.，教师。戈特利布[277]，参事。格雷贝尔[278]，初级法院荣誉法官。顾庭纳[279]，小土地贵族。 哈根[280]，劳伦斯。汉诺[281]，孤儿院院长。汉森[282]，牧师及督学。豪斯曼[283]，高级神甫助理。海西希[284]，牧师。赫切[285]，新教牧师。海尔曼[286]。黑塞[287]，县长。希尔登哈根[288]，新教牧师。希勒[289]，装订工人。霍费里希特尔[290]，商人。哈默[291]，初级法院荣誉法官。赫霍尔德[292]，校长。 扬德尔[293]，新教牧师。延奇〔Jentzsch〕，肉店老板[294]伊格尔[295]，教师。约纳斯[296]，枢密修订参事。荣克[297]，地方法院高级候补法官。伊万德〔Jwand〕，磨坊主。雅各比[298]，医生。 肯普夫[299]，教师。考尔[300]，初级法院名誉法官。冯·基希曼[301]，检察官。克拉特[302]，小土地贵族。克莱姆[303]，铁匠。克林根贝格[304]，教区主教。克瑙特[305]，医学博士。克勒[306]，地方法院参事。克夫根[307]，初级法院名誉法官。科施[308]，医学博士。克拉赫克吕格[309]，商人。安东尼奥·冯·克拉舍夫斯基[310]，小土地贵族。克劳泽[311]，小土地贵族。克劳泽[312]，小城市市长。库尔[313]，小土地贵族和退役骑兵上尉。库茨纳[314]，司法行政人员。克林哈默[315]，候补官员。 拉尔拉斯[316]，酒馆主[317]冯·利普斯基[318]，小土地贵族。路德维希[319]，市议员。洛斯[320]，司法特派员。李斯基[321]。 马斯[322]，司法特派员。梅策[323]，校长。米尔德[324]，商人。米尔德纳[325]，农民。莫尔登豪尔[326]，教师。穆勒[327]，地区和市法院法官。穆勒[328]，新教牧师。穆勒[329]，小土地贵族。亨利希·穆勒[330]，镇管理人员。 内施蒂尔[331]，商人。内特[332]，小城市市长。尼克尔[333]，小土地贵族。 奥托[334]，传教士。 帕克豪泽[335]，独立农民。潘科夫[336]，短工。帕佩[337]，神学学者。帕克斯[338]，教授。彼得斯[339]，高等地方法院法官。普法尔[340]，公证人。菲利普斯[341]，大城市市长。皮莱[342]，最高法院高级候补法官。品德尔[343]，省长。普拉特[344]，小城市市长。冯·波克日夫尼茨基[345]，主教法律顾问、高等地方法院高级候补法官。冯·波特沃罗斯基[346]，骑士土地所有者。波密钦斯基[347]，牧师。皮格扎[348]，医生。 匡特[349]，经济学家。 拉恩[350]，磨坊主。赖辛巴赫，伯爵。赖尼克[351]，酒坊主。雷佩尔[352]，锯木工。罗伊特[353]，县长。里希特[354]博士，主教大教堂教士会成员。里尔[355]，高等地方法院高级候补法官。里曼[356]，佃农。洛贝尔图斯[357]，行政专区参事。鲁斯茨基凯维奇[358]，马丁，小土地贵族。里希特[359]，小土地贵族。 萨吕[360]，商人。沙德布罗特[361]，新教牧师。沙夫拉内克[362]，新教牧师。舍尔[363]，教授。舍内[364]，新教牧师。朔尔蒂塞克[365]，小土地贵族。朔尔茨〔Scholz〕，零售商。朔尔茨[366]，小土地贵族。朔恩鲍姆[367]，市秘书。施拉姆[368]博士，副校长。施鲁夫[369]，医学博士。舒尔策[370]，高等地方法院评估员。舒尔茨[371]，乡工[372]。舒尔茨[373]，教师。舒尔茨[374]，司法特派员。约翰·巴普特·施维克拉特[375]。施维格[376]，司法特派员。塞德尔[377]，枢密财政参事[378]西伯特[379]，印刷工。西格特[380]，小土地贵族。斯佩希特[381]，磨坊主。斯皮茨尔[382]，小土地贵族。斯特法诺维奇[383]，校长。斯泰米格[384]，工厂主。斯泰因[385]博士。斯蒂勒[386]，区估价员。斯特里贝尔[387]，修道院院长。殊曼[388]，退休行政参事。斯塔林[389]，牧师[390] 阿尔方斯·冯·塔扎诺夫斯基[391]，小土地贵族。塔扎斯基[392]，修道院院长。泰希曼[393]，司法特派员。泰梅[394]，市检察官。特斯克[395]，佃农。图姆[396]，区特派员。特贝[397]，新教牧师。冯·特拉普钦斯基[398]，司法特派员。特赖贝尔[399]，公务参事。 冯·乌鲁[400]，行政参事。 瓦克斯穆特[401]，市法院法官。瓦尔德克[402]，高等法院枢密参事。万德尔[403]，牧师。韦克塞尔[404]，司法特派员。温塞柳斯[405]博士。威伦伯格[406]，小土地贵族，维特〔Witt〕，首席教师。 撒迦利亚[407]，商人。岑克尔[408]，市法院法官。齐默尔曼[409]，皮革商。冯·佐尔托夫斯基[410]，骑士土地所有者。佐恩[411]，校长。 未投票的成员为：阿贝格[412]，商务参事。安德施[413]，小土地贵族。阿尔诺德[414]，小土地贵族。阿尔诺德，小土地贵族[415]。贝格曼[416]，造纸厂主。欧拉[417]，公证人。福斯特曼[418]，商人。哈特曼[419]，司法参事。荣布卢特[420]，律师。基奥尔巴萨[421]，独立花农。克鲁格[422]，酒庄小土地贵族。马尔施豪森[423]，造纸厂主。雷泽〔Rehse〕，世袭佃农。诺依曼[424]，地区和市法院参事。帕里西乌斯[425]，高等地方法院高级候补法官。雷费尔德[426]，执事。里德尔[427]，小土地贵族。里斯曼[428]，前小土地贵族。罗切尔[429]，利息收入者。沙德〔Schade〕，小土地贵族。雪恩〔Schön〕，法官。申博恩[430]，教师。西蒙〔Simon〕，市法院退休参事。斯齐巴[431]，新教牧师。斯托克曼[432]，医学博士。斯图普[433]，司法参事。冯·泽特维茨[434]，小土地贵族。 布勒斯劳，6月10日。根据刚收到的来自华沙的消息，那里的公共道路上有通告称，沙皇[435]最近将发布一份声明，其内容甚至超出了波兰人最大胆的期望和计划。同样有确切消息称，俄罗斯的三支军团将在本月16日前后向西进军。中路军根据沙皇的命令向维也纳方向行进，右翼军团将在奥尔洛夫[436]指挥下向柏林前进，而帕斯凯维奇[437]指挥下的左翼军团则会占据克拉科夫[438]和西里西亚[439]边境。因此我们可能在这几天迎来重大事件，某些派别的人曾枉费口舌地宣讲的东西可能将得到证实。（《奥得总汇报》[440]） **布勒斯劳，6月10日。特别在农村地区，人们发现自由派的先生们只想追随自己的目标，并不断填满自己的钱包。这种“无政府状态”的蔓延所引起的不小的波澜值得人们深思。这只是一次小小的预演。最近到处都有骚动事件，杂音频起。这时政府突然出现，那个直到现在一直保持沉默、庆幸人们对它漠不关心的政府，那个在此刻完全由腐朽制度的追随者管理的政府，这样的政府现在带着诏书来到市行政团，威胁说如果市民自卫团不能承诺结束这个城市应受谴责的违法动乱的话，他们将授权警察越过自卫团直接让军事力量介入。人们把这称为武装人民。 ☉布勒斯劳，6月11日。当国民议会的大多数人不支持积极议程的消息传到布勒斯劳时，起初引起了一些骚动，但很快就渐渐平息，因为人们意识到多数派只超19票的政府是不稳固的。昨晚民主立宪俱乐部的协商内容也是关于此事，该俱乐部通过代表团要求民主协会参加一场旨在承认贝伦兹提案从而否定多数人决议的游行示威活动。该想法被众人鼓掌接受，而它被委任给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就此于今天上午表示：1）向国民议会发布请愿书，表示承认革命，并印制出来交给每位成员。2）向柏林公民发布公告，告诉他们在重要时刻不会孤立无援。当然这两份文件将由人民大会批准。 委员会中有布里尔、贝恩施和赖辛巴赫出席。同时，赖辛巴赫发布了重要通知，政府目前在会议结束后和一些特派代表（例如洛贝尔图斯）商量，将会议转移到———波茨坦再开。接下来就到了行动的时刻，该战斗了。 #莱比锡，6月12日。利用革命为自己谋利的并非只有康普豪森一人；所有先前的自由派都变成了德国的大臣和议员，做着和康普豪森同样的事，在分成39个邦国的德国，自由派面对的是和1830年统一的法国截然不同的场景。让我们来看一看萨克森的一位大臣，奥伯伦德尔大臣。 他首先召开旧议会特别会议，为新选举法咨议，这是一个全部从贵族、地主、富裕的中小企业主 〔下转第三版一栏〕 〔第三版一栏〕 〔上接第二版第三栏〕 和市政官员中选出的议会，它的上议院反对任何合理的进步措施，在稍好一点的下议院的会议中也是如此。而政府倚仗的正是这个并非由人民所选出的议会！下议院捍卫两院制，也就是贵族的利益，它没有尝试反对政府所安排的对法兰克福议会的间接选举，也没有要求对政府的开销进行说明。 政府还做了什么？不仅通过间接选举伪造了民意（因为相比选三十个人，人民更知道怎么选一个人！）；还让人调查了瓦尔登堡[441]的那些对小邦侯爵的无理要求进行反抗的市民，并让人把这些市民送进监狱，而不是那些反人民的官员。这位大臣驱逐了来自开姆尼茨[442]的木工兄弟比特纳〔Büttner〕，他应军事指挥部的要求，借莱比锡刑警的手逮捕了工人莱昂哈特〔Leonhardt〕，因为他向士兵分发了《面向士兵的教义问答手册》。当莱比锡民主协会对此提出抗议时，奥伯伦德尔大臣指责他们在下议院中“追求无政府主义”。若大臣的逮捕行动激怒了人民，那不就是这位大臣在促成无政府状态吗？正如一位议员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议会大部分成员对这位大臣的支持，已经令议会蜕变为警察机构。6月8日颁布了一项法令，为独裁专制和警察暴行打开了大门。然而却没有任何社团能够谈论关于违反刑法的事情——这里的界线何在？旧的刑法使所有反革命行动合法化。只有拥有荣誉市民身份者才可以建立社团，并且必须事先向管理机构事无巨细地通报。6月4日，司法大臣颁布了一项指令，将新闻媒体全然置于秘密法庭的支配之下，并正式唆使当局迫害新闻界。人民选出大臣，是为了来挫败结社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破坏人民普选吗？ 但是，自由派的政府通过聪明的行政经济措施，去弥补政治上的罪行。 他们保持自己的高薪不变，却把营业税翻了一倍。当国家从工业产出中摇下双倍的金苹果时，怎么没有像曾经那样使工业产出也翻倍呢？ 伦贝格，5月[443]6日。那些打算唆使波兰人暴动的煽动者似乎已经被追查到了。这些人可耻的阴谋活动可能很快就会被揭露出来。似乎主要针对的是最近从法国返回并在此居留的移民。和4月26日在克拉科夫一样，有人也想随便找个借口除掉他们。经确认，在施塔迪昂[444]将军设立的由少数派波兰人和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形式的顾问组中，卡尔·贾布洛诺夫斯基[445]侯爵作为本性难移的贵族中的一员，提议把移民赶出这个国家，据称该顾问组与本地议会势均力敌。——联系到当地国民议会发布的不要受那些心怀恶意竭力挑拨波兰人和军队发生冲突的人蛊惑的警告，这些移民现在给国民议会的机关报《国家公报》[446]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他们表示，赞成国民议会关于有人正在煽动运动的观点，并且认为煽动行为是4月26日克拉科夫那让人类蒙羞的一幕的延续，是莫斯科人专门针对移民的杰作。——是哪些人在发起煽动，以下事实给出了证据。5月25日，本地的大学生抓住了一个从军队退伍的画家尤利乌斯·泽埃尔〔JuliusSeher〕，他正挑唆卢西尼亚农民[447]谋杀自己的主人。尽管此人对此事供认不讳，并据审讯记录他已经说出了几个姓名，这些姓名即将公布，而且他已经被移交给市行政团，但是人们还是怀疑他是否会受惩罚，因为施塔迪昂将军大力表达了对于这个家伙被捕以及大学生插手与己无干之事的不满。——卢西尼亚农民似乎被激发出一种优秀的精神。他们似乎也要从现在开始效仿波兰人。几天前，两个农民出现在本地的卢西尼亚国民议会。一些议会成员和他们进行了交谈，其中包括不久前刚从斯皮尔贝格[448]回来的卡什帕·齐格莱维茨[449]。（他是几首优秀的卢西尼亚歌曲的作者，他在民众面前演唱这些歌曲，使之传唱成为民谣歌曲。因为这些歌，他被判了15年监禁。）一名议会成员演唱了一首悲歌（哀歌）的几个小节。这些农民眼中泛出兴奋的光彩。“哦，我们知道这位作者的名字，”其中一个叫赫里·霍洛瓦兹〔HryeHolowatz〕的指着卡什珀·齐格莱维茨说道。——“当我们的心中充满悲伤时，我们通过他的歌认识了他。你是我们的殉道者，你为我们泪洒狱中，上帝会对你嘉奖。我们很高兴能见到你，把这些话告诉你。可是我们的殉道者泰奥菲尔·维兹尼奥夫斯基[450]再也不能见到我们了。我们明天要去他的墓地，用我们的眼泪滋润他的安息之所。也许他的灵魂在天堂可以看到这一幕并为此感到欣慰。我们之中有人把我们分为朋友和敌人；但是（这时他站了起来，向天空举起手）就如天上会有上帝，地上的波兰人和卢西尼亚人也会有和睦共处之日。”（《西里西亚报》[451]） 瑞士. 苏黎世，6月8日。奥克辛本[452]先生建议把伯尔尼的军团从那不勒斯撤回，以回应国王的嘱托。该提议由于每年需要花费200，000法郎，但伯尔尼目前完全不具备这样的财政条件而被否。 （《瑞士信使报》〔Sch.M.〕） 意大利.[453] *《奥得总汇报》带来了以下关于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活动的粉饰性报道。该报道证实了我们的说法，即奥地利人放弃了伦巴第[454]地区并“载誉”而归。 维罗纳，6月7日。在对库塔通[455]的战斗胜利之后，奥地利军队做出了集中攻打戈伊托[456]的决定，该决定的计划设计完美，但执行（！）中却由于行动没能协调一致而失败。与此同时传来了关于佩斯基耶拉[457]目前情况的消息，因此这个失误已无法挽回，他们决定放弃所有针对全副武装的皮埃蒙特人[458]的进一步进攻。（！）后备军团昨天已再次开拔维罗纳，主力军则以大约25000人的兵力经过莱尼亚戈[459]、蒙塔尼亚纳[460]、埃斯特[461]向维琴察[462]前进。这一操作的目的很明确（！）：他们想要建立起和 〔下转第三版第二栏〕 〔第三版二栏〕 〔上接第三版第一栏〕 的里雅斯特[463]以及其他省份的联系；因此必须拿下特雷维索[464]的城市和维琴察，同时要把那些自称十字军并把自己的行当在卡斯特弗兰科[465]展露无遗的强盗们从威尼斯清除出去，使那些默不作声的村民脱离苦难，陆军副元帅韦尔登[466]男爵即将到达特雷维索，随后将和主力军会合。从这个简报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军队不得不完全按照“战争胜利在于腿”这句格言进行长途行军——但愿我们能取得胜利。迄今为止，尤其是对于再次向维琴察出征，我们只能说： 事做两次， 皆可圆满。 军队的行动遵循这一原则：在威尼斯的任务完成之后，如果没有其他变数，我们将增加兵力应对皮埃蒙特人。 *都灵，6月7日。众议院在昨天的会议上宣布赞成拉塔齐[467]的第22条修正案，也就是赞成由普选选出立宪代表大会，让其在最自由且通俗易懂的基础上起草宪法(chesoprabasiliberatissineepopolarifondiunostatutoetc.[468])。所有出席的大臣都为修正案投了赞成票。都灵的群众却声称对“召开代表大会协商宪法”并不知晓。大臣们认为，必须成立的无非就是制宪大会。柏林的“妥协者们”会对这样的开端说些什么呢？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6月12日。Depuisquenoussommesenrepublique，rienneva.[469]〔自从我们进入共和，一切都变糟了。〕这是诚实的资产阶级、诚实的共和党人、《国民报》派和《改革报》[470]派的普遍说法。“自从我们进入共和，一切都止步不前。”„Depuisquenoussommesenrepublique.“〔因为我们身在共和。〕没有人会说：onestenmonarchie〔我们身在君主制〕，也就是说君主制被看作是将人轻轻裹起的负面的东西。但是人们会说：onestenrobedechambre〔我们身穿睡袍〕，那为什么人们不说:onestenrepublique（我们身在共和）。那些《国民报》派的人曾认为，共和是一件睡袍，只需套上就使自己感觉身心愉悦。这件睡袍他们现在也穿上了，然后就站着止步不前。这时他们走过去拿出全套的旧共和式的穿戴，白色的罗伯斯比尔[471]式宽襟的坎肩，带红色翻领的海军卫队制服，带红色羽毛的共和式礼帽，当人们看到这样一个共和国卫兵骑马走过巴黎街头，可能在一瞬间产生错觉：onestenrepublique〔我们身在共和〕：共和[472]骑马穿过巴黎。他们拥有了所有想要的东西。《国民报》派是掌玺部长，共和国的市长，未来他们还会成为执政官和参议员，但共和并没有进展。信任与信誉消失了，正统主义者[473]推出了亨利希五世[474]，保皇党推出了茹安维尔[475]，波拿巴主义者甚至推出了拿破仑二世[476]，准备让他成为第二个拿破仑。这对于《国民报》派的共和党人来说多么令人恼火。但是他们不想放弃共和，为了让那些王位争夺者远离法国的土地，以便自己能惬意地呆在市政厅，为了建立信誉和信任，他们可以杀掉街上的所有人，也可以以共和制的一切自由为代价建立共和国的平静。 我们并没有真正拥有共和，其他人这样高喊，为了找到真正的共和，为了把它从Republique这个词、这个概念中挤出来，他们给贫瘠的共和装饰了丰富的修饰语。每当有人找到了这样一个新词，就立刻创作一期报纸，用以教授并传播新的共和制度，于是我们有了lavraierepublique〔真正的共和〕，larepubliquesociale〔社会共和〕，larepubliquesocialiste〔社会主义共和〕等等说法。这样制作出的报纸数不胜数。人们总觉得缺失了某些东西，不管是曾经的还是现在的共和党人，是《改革报》派还是《国民报》派，他们的背后肯定还隐藏着一些别的东西，人们想要找到它们。每天都出现一种新报纸，一个新共和，一种新学说；旧共和时期的旧理想每天会被重新拎出，而这还永远不够，永远有一些东西还没被说出来。卖报的人叫喊着那些稀奇古怪的名字，殷勤地向路人推销自己的报纸。刚走到palaisnational〔国家宫〕十步开外，人们手里就已经被塞上了三四十份关于共和的最重要的报刊。 „LeJournaldelaCanaille!l'aimablefaubourien.“〔《下里巴人》报！友好的乡下人。〕报纸的标题就已经表明了它的来源。像马拉斯特和拉马丁这些说着优雅语言的优雅先生，是无法帮助我们的。我们共和党人不需要遮遮掩掩地说话。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坦率地说出我们的想法。你们这些人民代表，你们只不过是人民的秘书、伙计和店员；如果你们不事先把旧制度打破，把捆绑的东西解开，你们睿智的宪法中的恶魔就会重建我们的旧制度。让我们不要管那些政策、宪法以及通奸法和共和党人服饰了，先低头看看无产阶级的状况吧！ ——这是《下里巴人》的看法!—— 再往前一步，站着一个大喊大叫的人，他扯着喉咙高喊： „LeSans-culotte.“ParlecitoyenConstantHilbey.〔公民贡斯当·伊尔贝[477]的《无套裤汉》。〕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赤裸裸的真相，没有包裹着羔羊皮手套的痛苦。拉马丁自己不是说过：共和并不一定就是自由，它只是一个工具？好吧，为什么这个工具要落入一个曾经由布瓦西-丹格拉斯[478]曾经担任主席但现在已不合时宜的代表大会手中呢？人民用这样的话攻击它： “面包，贫穷，面包！你们拿着我们的钱干了什么?从这里滚出去！我们，人民，我们要成立国民议会。” 这是无套裤汉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在任意地点花一个苏[479]买到。法国人只要拿出每日可支配的法郎里用来小小娱乐的二十个苏中的一个就可以买到。 „LaCarmagnole，“〔《卡马尼奥拉》〕[480]一个低沉的男低音不断地传入路人的耳中，使人一瞬间觉得仿佛听到了加农炮声，这是不详的响声：DansonslaCarmagnole，viveleson，vivelesonducanon!〔让我们跳起卡马尼奥拉舞，炮声万岁，加农炮声万岁！〕 〔下转第三版第三栏〕 〔第三版三栏〕 〔上接第三版第二栏〕 但是喊叫者随即又补充道：unsou，messieurs，laCarmagnole，journaldesenfantsdeParis.〔一个苏，先生，《卡马尼奥拉》，巴黎人的报纸。〕 这份报纸一周发行两次，那首著名的歌曲说明了它的方针： Ah，çaira!çaira，çaira，çairat'ybien?can'ira-t'ypas?〔啊，事将成！事将成，事将成！事会成吧？你不去吗？〕 “是的，我们想跳卡马尼奥拉舞，在上帝面前，我们只想跳这支舞；看吧，每个法国人都在跳舞，小步舞[481]和加洛普舞[482]已经跳完了。 “没人向我提起行列舞[483]；每一场革命就是一支舞，但最可怕的那支舞，是行列舞，是反革命之舞[484]。 “让我们跳起卡马尼奥拉舞，我们的祖辈曾经跳过的，古老而美丽的卡马尼奥拉舞，舞步狂野奔放的卡马尼奥拉舞。 “我们要跳这支舞，就在贫困和饥饿中，不管你们的看法，你们这些趴在自己满是黄金的宝箱上的曾经和现今的奴仆！[485] Dansonslacarmagnole， dansonslacarmagnole vivelesonducanon. 〔让我们跳起卡马尼奥拉舞， 让我们跳起卡马尼奥拉舞， 加农炮声万岁。〕 „L'apôtredupeuple，[486]〔《人民使徒》〕一个眼神明亮慧黠的姑娘在出售《卡马尼奥拉》的小贩边上高喊着。她如此盛情地叫卖着《人民使徒》，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花一个苏从她漂亮的手里接过这人民的使徒。 人民的使徒，它也许能向我们解释什么是真正的共和。看啊，它的口号不再是众所周知的liberté,fraternitéetégalité，〔自由、平等和博爱〕而是liberté,justiceetvéritépourtous.〔人人拥有自由、正义和真实。〕——“它说人民当家作主，而这权力来自上帝。”使徒报总结说，如果说人民拥有神赋的权力，那么我们要的不是忍饥挨饿的堕落的权利，我们要的是无需多说便能拥有的爱，如此这般。 使徒报有着雄心壮志，却不够明智。比如，在它看来实现自己幸福学说的唯一阻碍是那些所谓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中间商——对于路易·勃朗，它也只会责备他在安排劳动的时候没有顾及女工的劳动。——然后就是那些泛泛而谈的取消垄断、特权等等措施——对于经济发展一无所知！所有这些报纸的软弱无力唤起了另一份报纸的诞生，它声称自己终于可以直击要点，发现真正的共和。 Lacolèred'unvieuxrepublicaincontretoutlemonde：一位老共和党人针对全世界的愤怒：“共和万岁！” 这份同样只卖一个苏的报纸将一位1789年以来便怒不可遏的老人作为开头，又以一个问题作为结尾：我什么时候能够不留遗憾地死去？ ——6月12日国民议会。拿破仑·波拿巴[487]出席大会，尝试针对围绕在身边的谣言进行辩解。尽管反对声众，关于秘密基金的法律草案第一条仍成功通过。 ——克莱门蒂娜公主于1838年2月14日写给茹安维尔亲王的一封信清楚地表明，杜伊勒里宫里的人很善于评价尊敬的杜班——和那位欣然承认一切针对国家工场工人的诽谤的杜班是同一个人。这封信里说：“议会在我看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它不过是比之前的更为小心谨慎。从它在炮弹中阵亡的达姆雷蒙[488]将军的遗孀的养老金中克扣了4000法郎就可以看出其本性。这样做是有失身份且无耻的！政府还在维持运作，但愿还能长期维持下去；但它软弱无力。它不能领导议会，反而顺从议会。我们可怜的坦〔Tan〕（某个王室成员）的捐赠并没有什么效果。正如我们曾多次看到的那样，杜班的态度怯懦软弱，优柔寡断。一切都是如此。在巴黎、布里[489]、哥达[490]，所有人都舒服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 ——《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于二月革命过后几天，在杜伊勒里宫的屋舍里发现了好几封写给奥尔良家族成员以及其他周边地区成员的信。我们拿到了这些信件的原件，为我们尊敬的读者翻译了以下内容。 佛罗伦萨，1838年2月10日。 我怀着充分的信任写下这封信，唯一的目的是想了解您对奈穆尔[491]公爵殿下和符腾堡[492]的苏菲公主[493]殿下之间婚事的看法。 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法国国王陛下希望促成这桩联姻，那它将不受任何阻碍。您知道，我的先生，我当时强烈希望奥尔良公爵[494]和玛丽亚公主[495]之间结成这种联盟，并且也实际分析了对符腾堡的所有好处。如果当时所有这些好处没能得到适当的理解，那么我认为它们将在今天得到理解。 您是我非常熟悉的正直诚实的绅士，我将这封信的内容对您和盘托出——我相信，您一定会将之视为我当时对您的那种情感的新的表现。这是一种尊敬、重视和真正忠诚的情感，我的先生，请您相信我对您的这种情感的真诚。 日罗姆[496]。 (未完待续) ——昨天公布的对圣但尼港的民众集会采取的武力干预情况如下： 到凌晨1:00，已有800人被捕。他们在大批警力押送下被送往警察总局，只能在院子里露宿整晚。据悉在此过程中无人丧生，但有多人受伤。被捕者中有两名议员。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抵达奥特尼〔Autenit〕。晚报《祖国报》[497]对这一消息做了如下报道：“在即将付印的时刻，我们获悉，执法机关在各部所有成员协助下于今天上午在卢森堡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并作出决定，在国民议会星期一会议上提出针对公民拿破仑·路易·波拿巴的紧急措施（mesured'urgence）。 ——阿尔芒·马拉斯特今天在《国民报》上表示，《自由报》[498]和国民议会关于拉马丁和赖德律·洛兰[499]对5月15日的阴谋也负有责任的文章是 〔下转第四版上部一栏〕 〔第四版上部一栏〕 〔上接第三版第三栏〕 精心编织的谎言，因此不需要特别回应。 巴黎，6月12日。联盟俱乐部成员已向国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拒绝路易·波拿巴参与选举。 今天早上，在圣但尼港附近有一人被捕，他在墙上招贴煽动性的标语，并高喊：亨利希五世万岁！ 到4月底，已超过1500套房屋停止偿还，现今已上升至近6000套。 据报道：“杜克莱尔[500]的财政计划已经披露。国家欠债10亿，此外政府还需5亿。为了填补这笔凭税款无法筹集的1500万[501]的费用，政府希望通过抵押铁路从银行获得4亿的贷款。此外它还计划发行1100[502]万钞票。发行11亿现钞是否会得到银行和国民议会的批准还尚未可知。”消息提供者确认法国银行已就实施杜克莱尔方案与政府进行了沟通。 巴黎工人俱乐部曾大力反对向德国派兵出征，现在它向《改革报》派发出了新的抗议，我们从中节选了以下内容： “我们非常愤怒地读了一份用法文和德文写的墙报，这是由一个声称为了人民自由组建而成的所谓的民主德意志委员会所写，他们要求巴黎的德国无产者加入志愿军，到米兰和卡尔·阿尔伯特[503]的军队中服役。他们通过墙报向德国工人大声疾呼：你们今天在所有的大城市和工业城市中找到了什么呢？苦难。你们会在意大利找到什么呢？荣耀！这些说辞都是谎言。如今具有民主思想的工人必须在所有大城市和工业城市参与解放无产阶级的活动。在我们看来，这比为撒丁岛、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那些和卡尔·阿尔伯特相似的国王服役而血洒伦巴第更为光荣。我们奉劝我们的德国无产阶级兄弟，不要相信这个由一个没有道德和物质保证的委员会所发出的号召，尽管它有着华丽的说辞。 德国工人俱乐部代表：艾韦贝克[504]，主席。施内贝格尔〔Schneeberger〕，理查〔Richard〕，屈斯特〔Küster〕，瓦格热〔Wagener〕，工人。[505] ——拉斯拜尔[506]从万塞讷[507]为那些为他投票的选民写了感谢信。 执行委员会[508]任命了许多新省长，其中我们注意到赫克托·卡诺[509]和佩雷拉〔Pereira〕的名字。 拉马丁派的报纸《公益报》[510]发表了一篇针对路易·拿破仑的言辞激烈的文章。 阿尔芒·马拉斯特已被宪法起草委员会一致任命为发言人。 ——警察局长发布了一项针对叫卖者的法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1条。根据1830年12月10日法律第3条，叫卖时只有报刊，日报或周报的刊名，官方机构的“判决”和其他“文件”可以在街道，广场和其他公共场所大声喊出。 〔下转第第四版上部二栏〕 〔第四版上部二栏〕 〔上接第四版上部一栏〕 其他任何文章，印刷物，油印品等，只有在叫卖者或派发者已经通报过想要宣传的标题，并将文章上交一份给中央法院区域的警察局后，才可叫卖。 大不列颠. *伦敦，6月12日。昨天，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平静未被打破。但是，许多宪章派集会定于今晚举行。原定在邦纳〔Bonner〕主教的管区举行的会议没有被官方批准。截至目前（下午5:00）从各省传来的消息也表明，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地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事件。 ——由菲格斯·奥康瑙尔[511]为厄内斯特·琼斯[512]先生提供的担保责任书未被接受，因为前者是议会议员。 伦敦，6月12日。来自印度的关于拉合尔起义的进一步报道，证实了从马赛收到的消息。两名英国专员被杀，部分军队处于严重危险中。但是人们相信，由于哈丁[513]勋爵先前采取的出色的军事措施，此事可以很快结束，旁遮普省[514]的其他不满情绪也会因此消失。 ——6月12日，3点，国债84.75和84.875. 都柏林，6月10日。正如《泰晤士报》记者所说，约翰·奥康奈尔先生对战争冲突极为厌恶，他在致《自由人晚报》[515]编辑的一封信中宣称，他不能加入包括所有老老少少的爱尔兰人在内的联盟，并且自己始终是由丹尼尔·奥康奈尔[516]创立的废止协会[517]的一员。 该联盟现在发布了一份公告，阐释其内部组织结构。其成员的武器配备进展顺利。 ——“棉花救星”理查·科布顿[518]先生近日对宪章主义者的表述有些含糊不清，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再次要求他最近和自己一起去约克郡西区，在民众面前对人民宪章的6个要点进行辩论，以便人们看看自由贸易者的空话是否比宪章主义者的宣传更深入民心。 科隆市补选。 作为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 佩尔曼[519]，科隆上诉法院参事。 来自海因斯贝格[520]的议员弗伦肯先生。 在5月31日的会议上，您在回顾前几天已经结束的辩论的时候，乘机谈论了亚琛[521]的骚乱。如果您仅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鉴于不应要求议员对他的观点承担责任，我们不会进一步讨论此事，但您报告的事实并不真实；您以一个城市的名义发言，却并未获得该城市授权，因此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公开否认您的说法和您自认为的品性。 议员先生，您声称没有证据表明预备役军人有违法行为。这是不可原谅的谎言；因为，尽管可能是因为预备役人员已经不得不离开亚琛，很遗憾原本应该调查这些军人失范行为的混合委员会未能成立， 〔下转第四版上部三栏〕 〔第四版上部三栏〕 〔上接第四版上部二栏下部〕 但在针对民事滋扰的调查中已同时得到法庭确认，预备役军人侵入妇女房间，撕下德国徽章是造成所有这些骚乱的原因。 如果您对此仍然存有疑问，我们可以为您提供100位可靠证人的证词，还可以为您提供其他城市的证据，这些预备役人员在行军通过这些城市时犯下了相同的无耻行径。 但是，议员先生，既然您似乎对整个事件状况一无所知，您又怎能对这些事实矢口否认，既然您只是海因斯贝格的议员，您怎能强行以亚琛市的名义表示感谢？ 我们要求您公开解释您从何人那里获得授权；并坚决抗议您违背事实的说法，更强烈反对您代表亚琛市发言的狂妄行为。 最后我们不得不相信，亚琛市民和驻扎在这里的第34步兵团以及当时在这里的轻骑兵从未发生过冲突，而是始终与这些部队相处融洽。 亚琛，1848年6月10日。 多位亚琛市民。 哈姆[522]，1848年6月11日。 致《新莱茵报》编辑部: 哈姆工人协会在如下地址，就对埃塞伦[523]、勒文施坦[524]和佩尔茨[525]先生的驱逐行为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宣布： “致法兰克福德意志国民议会主席。我们向国民议会主席先生反映的是关乎人权的事务。当今这个时代不再有白纸黑字的法律，因此需更尊重人的永恒权利。如果这种权利遭到那些对我们没有感情且只有权力欲的当权者的践踏，如果德意志国家的代表任由对人权的亵渎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却袖手旁观，如果他们被人民真正的朋友和代表一再提醒却仍对这种亵渎视若无睹：那么即使是最有耐心的人也不会继续信任这些代表，每一个真心实意心系人权的人，都会把为自己受伤害的兄弟挺身而出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对个人的行为可能会使所有人的道德情感受到伤害。德意志国民议会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而国家是由每个个人组成的，如果个人的人权遭到了损害，那么保护他就是议会的责任，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没有法制的时代，个人对于自己的状态越是感到痛苦，议会的责任就越大。——对埃塞伦、勒文施坦和佩尔茨先生的各种驱逐都是暴力行为，是对过时的警察措施的不合时宜的模仿。赫希斯特[526]的市民已经意识到这种暴力行为有违正义，并且给予了受侮辱的人应有的补偿，法兰克福这座自由的城市至今尚未这样做。在施勒弗尔[527]先生和约丹[528]先生已经多次徒劳地为此提出自己的意见之后，我们提议国民议会对这一事项进行讨论，并希望我们的代表拥有正义感，能够给予那些深受侮辱的人与他们所受的不公正伤害相当的补偿。” 哈姆，1848年6月11日。 后附工人协会221位成员的签名。 〔第四版下部一栏〕 科隆城市居民情况 出生. 6月10日与11日。彼得·约翰，石板画师弗兰茨·奥德科文之子，毛尔堡。——贝尔特拉姆，泥瓦匠约翰·伊尔特根之子，恩腾福尔。——马格丽特·多罗特，皮革匠亨利希·约瑟夫·哈肯布鲁赫之女，彼得路。——安娜·玛利亚·凯特，裁缝弗兰茨·安托瓦妮特·赫尔奴鲁之女，萨尔兹马噶钦。——艾格尼丝，短工格尔哈特·施瓦茨之女，许内巷。——威廉·路易斯，政府候补文职人员威廉·施耐德之女，海默巷。——约翰·古斯塔夫，雨伞制造商弗兰茨·霍贝尔·哈特科普夫之子，布莱特路。——海因里希·拿破仑·约翰·贝纳德，服装制造商彼得·贝纳德·图辛之子，大希腊市场。 安娜，鞣革工人艾伯哈德·尼瑟之女，小希腊市场。——彼得，制绳工人卡斯帕·布拉姆巴赫之子，米伦巴赫。——古杜拉，裁缝亨利希·格伦之女，大威驰巷。——弗里德里希·艾贡，油漆工奥托·法尔科之子，科斯特巷——格特鲁德，铁匠弗里德里希·罗纳之女，斯塔文霍夫。——卡特琳，商人弗兰茨·阿尔诺德·普罗内之女，米伦。——胡伯蒂娜·阿德尔海德，木匠约翰·诺伊茨希之女，格勒翁修道院。——约翰·胡伯蒂娜，玻璃工人约瑟夫·玛丽亚·格罗斯之女，卡马赫巷。——特蕾莎·阿德尔海德，炼铅工人弗里德里希·威廉·贾科米恩之女，圣马丁教堂前。——劳伦茨，短工劳伦茨·布鲁诺之子，七堡前。——克里斯蒂安，木匠克里斯蒂安·埃克斯勒本之子，恩腾普福尔。——安娜·克里斯蒂娜，短工卡斯帕·科尔芬巴赫之女，格洛肯环路。 去世. 6月10日与11日。尼古拉斯·鲍尔，鞋匠，54岁，已婚，怀登巷。——约翰·海因里希·哈恩海姆，守门人，28岁，未婚，大布登巷。——卡特琳·法兰克，10个月，哥伦巴路。——弗兰齐斯卡·克劳尔，1岁8个月，沙芬路。——格特鲁德·巴赫姆，娘家姓温特，32岁，考斯特巷。——马特豪斯·法斯拜德尔，13岁，克拉嫩鲍默霍夫。 卡特尔·贝里仕，8个月，蒂博尔德巷。——安塔尔·奥登达尔，5岁，怀登巷。——斯蒂凡·希博纳勒，烟草工人，23岁，未婚，凯腾巷。——马特豪斯·戴肯，砖工，45岁，已婚，克林格皮茨。 结婚. 6月9日。泽福斯·艾克，济贫所员工，和瓦尔宾格·埃莱奥诺雷·玛丽亚·约瑟夫，来自瓦登海姆的莱弗沙伊德[529]。 6月10日。彼得·库斯特，餐厅服务员，和来自赫宁根[530]的卡特尔·雅默尔。——贝尔内特·马洛，杂货店员，鳏夫，和安娜·西布拉·贝，来自什未芬[531]。 邮轮。科隆，1848年6月14日 负责人：H.·吕贝尔斯，去往鲁拉特[532]到艾默里希[533]；约翰·布德贝尔格，去往杜塞尔多夫到鲁尔区的米尔海姆[534]；H.舒马赫，L.迪尔曼，去往科布伦茨[535]（摩泽尔河[536]）和萨尔河[537]；N.匹斯巴赫，去往摩泽尔河，特利尔和萨尔河；J.B.穆德申科，去往宾根[538]；安东·本德，去往美茵茨；舒尔茨女士，去往下美因茨；C.W.穆勒去往美茵河中上游；H.贝尔希特，去往海尔布隆[539]；彼得·科恩勒，去往坎城[540]和斯图加特；M.·奥伯达恩，去往沃尔姆斯[541]和曼海姆。 此外：佩尔船长，前往鹿特丹，科隆10号。 此外：科森船长，前往阿姆斯特丹，科隆2号。 水位 科隆，6月14日。莱茵河水位8英尺8英寸。 套房待租，含或不含家具，可看见莱茵河，霍尔茨市场71号。 〔第四版下部二-三通栏〕 来自亚琛的里茨先生，格拉德巴赫[542]选区的议员，在柏林议会切实代表我们的意愿，因此我们由衷地对于提议里茨先生参选的人以及为他投票的人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几位参加初选的该区自由派选民。 《新莱茵报》. 关于公司章程的建议和确立以及签订公司合同的全体股东大会于： 星期日，今年6月18日，上午10点， 在科劳肯街[543]13和15号迪伦波恩处举行。 外地人可派授权代表参会。临时收据作为入场门票。 科隆，1848年6月2日 临时委员会 〔第四版下部二栏〕 封闭式社交圈和普遍的友好社交。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活动有着传播人道主义思想的特征。与这个追求最为对立的是封闭式社交圈，它与人道主义背道而驰，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人们批评所谓下层民众的野蛮无知，缺少自由意识，但是却并未采取可以提升他们思想的行动。人们自认为优越且有教养，不屑于与这些卑微的小人物交往；可是他们却忽视了，只要自己举止得当，就可以大胆地进入任何社交圈而不觉有损尊严。俯身屈就某人和与某人亲切交往是不同的。封闭的社交圈包含着对那些被拒绝进入圈子的人的反感和轻视的态度；相反，撇开人道主义不谈，普遍性友好社交目前是一个远比公立学校本身更重要的群众教育手段，它的效果不是面向现在，而是面向未来。普遍性友好社交会使人反感那些带有傲慢、偏见和无情的人，除此之外人们不会受到任何损失，相反只会带来好处；没有它，所有关于自由的说辞都空洞无力，没有它，追求真正的自由也是徒劳无益。 我请求所有报纸和地方刊物的编辑部可以接受这些观点；而那些认同我观点的人，希望你们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一来我们才不会忘记这个也许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任务。 默尔斯[544]，1847年6月11日 亚历山大·沃莫维乌斯〔Alex.Wormovius〕 15至1600塔勒贷款。首次三倍抵押。询问本报广告部。 〔第四版下部三栏〕 黄铜、铅和铁制 抽气泵和压力泵，保证可以根据不同井深配制，在我的仓库库存中您还可以获得更多选择。 奥古斯特·赫里希 老市场56号，科隆。 锦带以及中队旗标 带有帝国雄鹰图案和市徽的锦带以及中队旗标。可提供羊毛制和丝绸制的指定中队队旗或者任何其它铭文于塞利格曼兄弟处。 如此受欢迎的 樱桃派 每日新鲜供应，10银格罗申一整个，1银格罗申一块，石尔德街[545]49号以及布林德巷卡滕布格12号分店有售。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546]，宫廷承办商 冰淇淋 来店内品尝和外卖均可，每份4银格罗申。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宫廷承办商 ☞我处有多把被主人遗忘的雨伞。恳请将雨伞等物交给我修理的人到奥伦加滕巷5号领取。 维克多·杨森， 雨伞制造商， 有人希望从事抄写工作，魏因加滕巷6号。 〔第四版下部四栏〕 今日周四，1848年6月15日， 晚上6点， 大型声乐和器乐 音乐会 来自科隆市民自卫团军乐团 第四第五面旗帜， 由W.海尔科斯〔Herx〕老师指导，业余爱好者以及市民手工业者歌咏协会积极参与 雷纳〔Rener〕先生的圣母像旅馆 在道依茨[547]。 (收入用于为市民自卫团合唱团购置必要的乐器和乐谱。) 节目单。 第一部分。 1．喜庆之声。F.克莱内克〔Kreinecker〕的进行曲。 2．奥伯[548]的歌剧《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Adolph〕序曲。 3．罗西尼[549]的《来自摩西》〔ausMoses〕选段，咏叹调和独唱曲。 4．K.M.冯·韦伯[550]的《奥伯龙》[551]序曲和华尔兹主题曲。 5．合唱：市民自卫团团歌，斯特瑙[552]作词，由来自巴黎的我们勇敢正直的同胞雅克·奥芬巴赫[553]谱曲。 第二部分。 6．W.海尔〔Herr〕改编自一首流行的莱茵地区民歌的新市民自卫团进行曲。 7．亚当〔Adam〕的歌剧《一日女王》〔DieKöniginfüreinenTag〕的前奏曲。 8．由舍瑙〔Schönau〕编排的大型波兰舞曲。 9．拉比茨基〔Labytzky〕的阿尔伯特华尔兹。 10．合唱：由海尔改编自赖哈特[554]和阿伦特[555]的进行曲《德意志祖国》〔deutschesVaterland〕。 第三部分。 11．罗西尼的《奥利伯爵》[556]中的集成曲。 12．不同作曲家的波尔卡选段。 13．威尔第〔Verdi〕的《尼布甲尼撒》〔Rebucadnezar〕选段和二重唱。 14．奥伯〔Auber〕《魔鬼兄弟》〔Teufels-Antheil〕中的加洛普舞曲，由坎塔尔〔Canthal〕编排。 15．合唱：改编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557]国歌的进行曲，由海尔编排。 票价：整排购买的团体票每位5银格罗申，晚上在售票处购票每位7½银格罗申。 一位在缝纫和编织方面经验丰富并善于和儿童相处的女子寻找工作，详情可向本报发行部咨询。 意大利语精进课程，专门针对商业人士的商业信函写作，位于库普夫巷1A。 发行人：科尔夫[558] 印刷：威.克劳特，圣阿加塔街12号。 编译主持：陈力丹 翻译：余茜 审读：杜渐 编辑：杜渐、陈力丹 版面图：孙曌闻 课题来源：四川大学专项课题“马克思《新莱茵报》编译与研究” 编译者简介：余茜，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资深讲师；杜渐，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孙曌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1]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第1部分第7卷，此篇广告作者为马克思。该广告在1-15号报纸置于通栏头版头条（9-15号不再分段）。 [2]塔勒（Thlr.）、银格罗申（Sgr.）、分尼（Pf.）为19世纪普鲁士王国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 [3]克劳特，威廉(Clouth，Wilhelm1807-1871)——科隆一家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该厂印刷。 [4]磅（Petit）是印刷行业专有名词，8磅=⅑英寸，大小约等于我国6号字体。 [5]巴伐利亚（Bayern），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巴伐利亚王国（1805-1918），位于德国东南部，首都慕尼黑。 [6]奥芬巴赫（Offenbach），德国黑森州城市，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东部5公里。19世纪属于黑森大公国。 [7]布勒斯劳（Breslau），波兰语Wrocław（弗罗茨瓦夫）。二战以前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与文化名城之一。二战后属于波兰，原德国居民几乎全部西迁，但保留下战后重建的大量普鲁士、奥地利乃至波希米亚风格的建筑。 [8]贝伦兹，朱利叶斯(Berends,Julius1817–1891)——普鲁士出版商和政治活动家。1847年为柏林市议会议员。1848年3月柏林起义的参加者并成为当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他在议会上提议，承认参与3月18日起义者的贡献。1849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53年移居美国。1875年回国，后来移居瑞士。 [9]赖辛巴赫，爱德华·冯(Reichenbach,Eduardvon1812-1869)——伯爵，西里西亚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为进步党人。 [10]奥伯伦德尔，马丁·古特哈德（Oberländer，MartinGotthard1801-1868）——萨克森王国律师和政治家。1842年起为萨克森王国议会议员。1848年3月至1849年2月为萨克森王国内务大臣。 [11]伦贝格（Lemberg），乌克兰语Львів（利沃夫），乌克兰西部的州府城市。当时属于奥地利帝国。1923年以后属于波兰，1939年以后属于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现在属于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 [12]维罗纳（Verona），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维罗纳省首府。当时属于奥地利控制下的伦巴第-威尼斯王国。2000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罗密欧与茱丽叶》以此城为背景，有“爱之都”之称。 [13]杜伊勒里宫（Tuilerien），法国国王亨利二世遗孀居住的宫殿。建于1564年，在巴黎塞纳河右岸。复辟的波旁王朝长系和幼系国王先后在此办公，因而它成为复辟王朝的代名词。1871年遭焚毁。 [14]杜班，安德烈·玛丽亚·让·雅克（Dupin，AndréMarieJeanJacques1783-1865）——法国法律学家、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担任过国务大臣、最高检察长；1832-1839为众议院议长。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制宪议会议员，1849年为立法议会议长。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15]（奥尔良的）克莱门蒂娜公主（Clementined’Orléans1817-1907）——法国公主，路易·菲利浦一世的女儿。 [16]圣但尼（Saint-Denis），位于法国巴黎北部的小镇，名字起源于天主教圣徒。 [17]马拉斯特，阿尔芒（Marrast，Armand1801-1852）——法国记者和政治家，温和共和党人。《国民报》（LeNational）编辑。1848年2月22日宴会的组织者之一，这场宴会引发1848年的二月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巴黎市长，1848-1849年为制宪议会议长。 [18]奥康奈尔，约翰（O'Connell，John1810-1858）——爱尔兰自由派政治活动家，丹尼尔·奥康奈尔的儿子。 [19]拉合尔（Lahore），巴基斯坦东部城市，当时是锡克帝国首都，1846年起被英国占领。 [20]“科隆，6月14日”引证贝伦兹的话，括号里的标点和文字，均为恩格斯添加。 [21]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FriedrichChristoph1785-1860）——德国政治家和史学家，主张德意志统一。1837年萨克森王国奥古斯塔二世废除宪法，他与六名教授（合称“哥廷根七君子”）抗议国王违宪，被免职和驱逐出境。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属于中右翼），并被推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 [22]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Gervinus,GeorgGottfried1805-1871)——德国历史学家，著有《德国民族文学史》。1835年起为海德尔堡大学教授，1847-1848年为《德意志报》（DeutscheZeitung）的编辑，1848年3月为起草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十七人委员会成员，随后为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 [23]督政府（Direktorium，法语：Directoireexécutif），1795-1799年时的法国政府。1795年8月，热月党控制的国民公会颁布新的共和三年宪法，规定新的立法机构分为上下两院（由250人组成的元老院与500人组成的五百人院），根据五百人院的提名，元老院选出5名督政官组成督政府。这里是喻指。 [24]巴力（Baal）——犹太教中的恶魔。 [25]塞壬（Siren），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海妖，用自己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航船触礁沉没。 [26]勃鲁姆，罗伯特（Blum，Robert1807-1848）——德国记者，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内的左派领袖。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被俘后于11月被反革命占领军杀害。 [27]特吕茨勒，威廉·阿道夫·冯（Trützschler，WilhelmAdolphvon1818-1849）——德国政治家、民主主义者。1848年萨克森共和国议会议员；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5月参加巴登-普尔法茨起义，被捕后被判处死刑，牺牲于曼海姆。曼海姆市用他的姓氏命名一条大街来纪念他，曼海姆公墓有一个纪念柱纪念1849年被枪杀的起义者。他的出生地哥达市有特吕茨勒广场，德国开姆尼茨市和普劳恩市有以他的姓氏命名的街道。 [28]布莱克伍德，普莱斯（Blackwood，Price）——女诗人，1843年写有诗《爱尔兰移民的咏叹》（TheLamentoftheIrishEmigrant）。M是Mrs的缩写。 [29]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Georg1822-1856）——德国诗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 [30]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ès，Armand1809－1870）——法国革命家，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者。1839年参加布朗基派起义，失败后被判死刑，后获大赦。1848年成为当时有影响的“革命俱乐部”主席，被选为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5月15日因参与强力解散国民议会的活动而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 [31]《国民报》（LeNational），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40年代为温和共和派机关报。 [32]巴罗，奥迪隆（Barrot，Odilon1791－1873）——法国政治家。法国二月革命前是七月王朝的反对派领袖。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法国总统，他被任命为司法大臣和形式上的内阁首脑。1851年波拿巴政变后，他指控波拿巴犯有叛国罪而被监禁了很短的时间，随后退出政坛。 [33]这里市政厅（Stadthaus）前的介词“auf”错印为“anf”。 [34]卡贝，埃蒂耶纳（Cabet，Étienne1788-1856）——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1841-1849年是《人民报》（Populaire）编辑。 [35]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10卷本《法国革命史》和20卷本《领事馆和帝国的历史》，1830年参与创办《国民报》（LeNational），反对复辟王朝。1834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七月王朝时期任内务大臣和首相。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871-1872）。1871年残酷镇压巴黎公社。 [36]阿拉戈，艾蒂安·文森特（Arago，ÉtienneVincent1802-1892）——法国记者、剧作家，共和主义者。1848年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邮政局长和国家执行委员会成员。1849-1859年在比利时流亡。19世纪60年代为《费加罗报》（LeFigaro）编辑。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短暂担任巴黎市长两个月。 [37]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Alphonse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共和党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法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 [38]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Auguste1805-1881）——法国革命家和社会主义者。1830年参加人民之友社。1837年创立四季社。1840年因发动起义被判死刑，后来改判无期徒刑。1849年因在1848年5月组织冲击议会被判刑10年。1865年再次入狱。同年创办杂志《爱国者》（journalLapatrie）。1871年巴黎公社缺席选举他为议会主席。 [39]雷伊上校（ObristenRey）——法文ColonelRey，法国军官。1848年5月负责守卫市政厅（HoteldeVille），这里是5月15日示威群众宣布解散制宪议会、推举巴尔贝斯等人组成新政府的地点。 [40]勃朗，路易（Blanc，Louis1811-1882）——法国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卢森堡宫委员会（调解劳资纠纷的机构）主席。1848年8月流亡英国。1871年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41]诺昂（Nohant），法国巴黎历史悠久的庄园，云集过很多著名文化人，如作家乔治·桑、作曲家肖邦等。 [42]桑，乔治（Sand，George1804-1876）——法国女作家，原名奥罗尔·露西·杜班（AuroreLucileDupin），代表作《安蒂亚娜》。1848年支持二月革命。 [43]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德国黑森州南部城市，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以南20公里，被称为“学术之城”。 [44]朗根（Langen），德国黑森州南部小城，位于达姆施塔特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之间。 [45]艾希霍恩，约翰·弗里德里希（Eichhorn，JohannFriedrich1779-1856）——普鲁士政治家。曾任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1840-1848）。1843年初参与查封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 [46]蒂勒，路德维希·古斯塔夫·冯（Thile，LudwigGustavvon1781-1852）——普鲁士将军和政治家。1829年为普鲁士军队准将，1832年起为中将。1838年为内阁成员和秩序委员会主席，1841年为掌玺大臣。 [47]（施托尔贝格家族的）维宁高德，亨利希（Wernigerode，HenrichzuStolberg1772-1854）——伯爵，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施托尔贝格家族代表。1825年为普鲁士内阁成员。1825-1854年为普鲁士萨克森省议会议员；1825-1845年为议长。1847年第一届和1848年第二届普鲁士八省等级议会会议主席。 [48]波茨坦（Potsdam），普鲁士国王夏宫所在地，该地东北方向26公里即柏林市中心。 [49]阿尔宁-苏科夫，亨利希·亚历山大（Arnim-Suckow，HeinrichAlexander1789-1861）——男爵，普鲁士政治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自1841年称弗埃尔·冯·阿尔宁（FreiherrvonArnim）。曾任外交大臣（1848年3月21日-6月19日）。 [50]哈布洛赫（Hambloch）——1848年来自威斯特伐利亚省锡根（Sieg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商人。 [51]穆伦西芬，西奥多（Müllensiefen，Theodor，1802-1879）——德国玻璃工业的先驱。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贸易和工业委员会委员。反对激进民主派，对贵族狩猎法、死刑和君权神授持批评态度。他的姓，报纸拼为Müllensieffen。 [52]克尔（Kehl）——来自莱茵省杜伊斯堡选区的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当地司法特派员。 [53]温德霍斯特，爱德华（Windthorst，Eduard1809-1880）——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此处报纸将“Windthorst”错印为“Windhorst”。 [54]丰克，卡尔（Funke,Carl）——1848年来自威斯特伐利亚省哈根（Hag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当地经济学家。 [55]迪斯特韦格，卡尔（Diesterweg,Karl？-1896）——1848年来自普鲁士莱茵省飞地韦茨拉尔（Wetzlar）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当地的司法特派员。 [56]里茨，彼得·路德维希（Ritz，PeterLudwig1789-1858）——普鲁士官员，1806-1816年在亚琛市政府任职。1848年是格拉德巴赫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9年以后在杜塞尔多夫市政府部门任职。 [57]布吕内克，马格努斯·冯（Brünneck，Magnusvon1786-1866）——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勒布斯（Lebus）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58]洛埃，麦克斯·弗莱赫尔·冯（Loë，MaxFreiherrvon）——男爵，普鲁士土地所有者，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59]佐美尔，约翰·弗里德里希·约瑟夫（Sommer，JohannFriedrichJoseph1793-1856）——普鲁士律师和社会活动家。1848年来自威斯特伐利亚省布里隆（Brilo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60]乌普迈尔（Upmeyer）——来自萨克森省哈雷（Halle）选区的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当地经济学家。 [61]所有（insgesamt）一词，报纸错印为“insgesammt”。 [62]乌利希，勒布莱希特（Uhlich，Leberecht1799-1872）——德国神学家，牧师。1847年为马格德堡自由社成员，自由教会传教士。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虽然他追求政治和社会革命，但因拒绝使用激进手段而受到一定批评。 [63]施泰因，尤利乌斯（Stein，Julius1813-1889）——西里西亚的教师和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 [64]埃尔斯纳，莫里斯(Elsner,Moritz1809–1894)——普鲁士中学教师、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43年为《西里西亚纪事》（SchlesischenChronik）主编，1851-1855年为《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编辑（马克思1855年为该报撰稿）。《布勒斯劳晨报》（BreslauerMorgenzeitung）创办人之一。1848年为来自布勒斯劳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发起过国家与教会分离、免费教育、废除死刑、废除贵族头衔、取消狩猎权、拒绝纳税等一系列提案。1888年以后为自由党人。 [65]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维希·约翰（D’Ester，CarlLudwigJohann1813-1859）——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2年他和银行家梅维森、《莱茵报》撰稿人赫斯、《莱茵报》编辑马克思等同为“星期一群”（Montagskränzchen）成员。1846-1848年为科隆市议会议员。1848年春参与筹办《新莱茵报》。1848年4月未能当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但5月成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5月参加巴登-普尔法茨护宪起义，是起义中临时政府的智囊，恩格斯说：“在临时政府幕后站着德斯特尔，他类似于秘密总书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10卷50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 [66]察哈里埃（Zachariae）——来自柏林选区的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商人。 [67]此处“承认”的助动词“haben”错印为“habeu”。 [68]阿尔陶斯，安德烈亚斯·约瑟夫（Althaus,AndreasJoseph）——1848年来自图灵根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ad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69]阿恩茨，埃吉迪乌斯（Arntz，Aegidius1812-1884）——德国法律学者，曾在布鲁塞尔任教授。1848-1849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自称属于左派。 [70]奥斯瓦尔特，鲁道夫·冯·（Auerswald，Rudolfvon，1795-1866）——普鲁士政治家。1835年为柯尼斯堡市长，1842年为东普鲁士议会议长。1848年6-9月为普鲁士首相和内政大臣，属于贵族自由派。1849-1850年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长。1858-1862年为普鲁士无任大臣。 [71]巴尔努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Ballnus，FriedrichAugust1807-1871）——普鲁士东普鲁士省马祖里（Masuren）地区（现在波兰东北部）牧师。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反对死刑。 [72]巴特曼，戈斯温（Bartmann，Goswin）——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特克伦堡（Tecklen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73]鲍尔（Bauer）——1848年来自波森省克罗托辛（Krotosch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74]鲍尔（Bauer）——1848年来自柏林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75]鲍尔（Bauer）——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皮尔卡伦（Pillkall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76]鲍尔班德，约翰·约瑟夫（Bauerband，JohannJoseph1800-1878）——1848年莱茵省克勒菲尔德（Krefel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77]鲍姆史塔克，爱德华（Baumstark，Eduard1807-1889）——德国律师、经济学家，1848年波美拉尼亚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e，现称Greifswald）选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78]宾特敏，安东·约瑟夫（Binterim，AntonJoseph1779-1855）——1848年来自莱茵省诺斯（Neuß）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79]布利斯纳（Bliesner）——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施拉威（Schlaw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80]布洛克哈根，瓦伦汀（Blockhagen,Valentin1809-1873）——1848年来自阿伦施泰因（Allenste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81]博尔曼（Bormann）——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里本威尔达（Liebenwerda）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82]博列斯，冯（Borries，von1811-1870）——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黑尔福德（Herfor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83]布雷默，古斯塔夫（Brehmer，Gustav1811-1879）——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卑尔根（Berg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84]本巴克（Bumbke）——1848年来自上西里西亚欧普勒（Opol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85]布尔克哈特（Burckhardt）——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魏森菲尔斯（Weißenfels）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86]布斯曼（Bußmann）——1848年来自波森省克内森（Gnes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87]骑士土地所有者（Ritterguts-Besitzer），普鲁士拥有骑士贵族称号、有一定特权（减免赋税，优先进入议会）的人群。 [88]布吕宁豪斯，彼得·冯（Brüninghaus，Petervon1794-1865）——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阿尔特纳（Altena）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89]小土地贵族（Gutsbesitzer），有的地区使用Schulze、Freischulze、Freigutsbesitzer、Erbscholze、Bauerguts-Besitzer、Erbscholtiseibesitzer、Lehnschulze等称谓，指拥有自己小片土地的贵族，他们是雇佣农民的雇主。 [90]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ph1803-1890）——德国银行家，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 [91]克劳森，卡尔·威廉（Claußen，KarlWilhelm1811-1884之后）——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拉斯腾堡（Rasten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92]康迪特（Conditt）——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安格堡（Anger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93]康岑，约翰（Contzen，Johann1809-1875）——亚琛市长，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94]科斯林（Cösling，或Kösling）——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魏劳（Wehl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95]达门，卡尔·奥古斯特（Dahmen，CarlAugust）——1848年来自莱茵省阿尔魏乐（Ahrweiler）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96]达尔曼，海因里希（Dallmann，Heinrich1799-1868）——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黑尔福德（Herfor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97]达内，约瑟夫（Dane，Joseph1813-1882）——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利普施塔特（Lippstad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98]此处报纸将句号错印为逗号。 [99]丹尼尔斯，亚历山大·冯（Daniels，Alexandervon1800-1868）——1848年来自莱茵省埃尔科伦茨（Erkelen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0]德特洛夫（Dethloff）——1848年来自下西里西亚雅尔（Jauer）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1]多贝考（Dobberkau）——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加尔德雷根（Gardeleg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2]德雷佩尔，弗朗茨（FranzDrepper1787-1855）——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帕德伯恩（Paderbor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3]艾希霍恩，安东（Eichhorn，Anton1809-1869）——普鲁士历史学家，1848年来自莱茵省布劳恩斯堡（Brauns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4]恩克沃特，爱德华·冯（Enckevort，Eduardvon1808-1883）——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厄科尔蒙德（Ueckermünd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5]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I，JohannHeinrichTheodor1805-？)——普鲁士官吏，律师，教权派。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司法委员会委员，属于中间派。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父亲）的熟人。 [106]埃塞尔第二（EsserII.）——1848年来自莱茵省维珀伏尔特（Wipperfürth）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7]埃维尔特，约瑟夫（Evelt，Joseph1794-1861）——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波尔肯（Bork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8]菲舍尔，海因里希（FischerHeinrich1807-1879）——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瓦尔堡（War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9]菲舍尔（Fischer）——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维德布吕克（Wiedenbrück）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10]弗莱舍尔（Fleischer）——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弗兰茨堡（Franz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11]弗利斯巴赫（Fließbach）——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维腾贝格（Witten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12]弗伦肯(Frencken)——普鲁士官员，亚琛政府-学府理事会成员。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113]弗莱明（Flemming）——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未记录选区。 [114]格勒恩，弗兰茨（Gellern，Franz1800-1879）——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明登（Mind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15]格尔斯霍恩，弗里德里希（Gelshorn，Friedrich1814-1875）——1848年来自莱茵省安斯贝格（Arns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16]格拉赫，威廉·冯（Gerlach，Wilhelmvon）——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奥德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nderOder）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17]格斯勒，奥古斯特（Geßler，August1811-未知）——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舒斌（Schub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18]高尔佐卡，马丁（Gorzolka，Martin）——1848年来自普鲁士省罗森贝格（Rosen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19]独立农民（Frei-Bauer），非受雇农民，有自己的土地或租用地主土地的农民。关于这种身份，不同地区还使用Eigenkäthner、Büdner等称谓，这里统一译为“独立农民”。 [120]格拉博，威廉（Grabow，Wilhelm1802－1874）——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选举法的主要制定者，6-10月任国民议会议长。1848年7月22日宪法协会代表大会的唯一议会代表。1849年2-4月为普鲁士众议院议长。1860-1861年为普鲁士众议院副议长，1862-1866年任众议院议长。属于右翼自由派。 [121]格拉赫，伊贝（Graach，Ibe）——1848年来自莱茵省泽尔（Zell）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22]格罗斯（Grooß）——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达尔科恩（Darkehn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23]盖塞尔，约翰内斯·冯（Geissel，Johannesvon1796-1864）——1848年来自科隆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24]哈尔科特，弗里德里希（Harkort，Friedrich1793-1880）——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哈根（Hag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25]哈恩（Hahn）——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罗瑟尔（Rössel）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26]哈恩里德，鲁道夫（Hahnrieder，Rudolf1815-1872）——1848年来自莱茵省赛恩斯堡（Sens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27]农民（Bauer），有的地区使用Ackerer的称谓，指受贵族土地所有者雇佣的全职农民。属于普鲁士乡村的底层人群。 [128]哈尼施（Hanisch）——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雷欧普舒茨（Leobschü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29]汉泽曼，大卫（Hansemann，David1790-1864）——普鲁士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 [130]哈拉索维茨，古斯塔夫（Harrassowitz，Gustav）——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特尔托（Teltow）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31]豪斯曼（Haußmann）——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霍伊斯维达尔（Hoyerswerda）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32]亨特里希，克里斯蒂安（Hentrich，Christian1795-1866之后）——1848年来自图灵根沃尔比斯（Worbis）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33]赫贝茨，拿破仑（Herbertz，Napoleon1807-1873）——1848年来自莱茵省克莱费尔德（Krefel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34]赫霍尔茨，安德里亚斯（Herholz，Andreas）——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海尔斯贝格（Heils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35]海尔曼，古斯塔夫（Herrmann，Gustav）——1848年来自莱茵省埃尔伯菲尔德（Elberfel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36]黑塞，弗兰茨·胡果（Hesse，FranzHugo1804-1861）——普鲁士官员和外交家。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财政大臣汉泽曼的主要部下。1838年在内政部负责出版事务，废除了对20印张以上印刷品的审查。1849-1851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属于中派。1851-1858年为普鲁士驻中美洲总领事。1859-1861年为普鲁士驻西班牙和葡萄牙总领事。 [137]霍弗（Hofer）——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斯塔鲁波恩（Stallupön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38]胡赫策迈尔，克拉默（Huchzermeyer，Clamor1809-1899）——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比勒菲尔德（Bielefel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39]许弗，约翰（Hüffer，Johann1784-1855）——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明斯特（Münster）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40]雅尔（Jahr）——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科特布斯（Cottbus）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41]约纳斯，路德维希（Jonas，Ludwig1797-1859）——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波茨坦（Potsda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42]克费施泰因，弗里德里希（Keferstein，Friedrich1813-1885）——1848年来自图灵根克洛森（Cross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43]凯泽（Keiser）——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吕贝科（Lübbeck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44]凯特（Kette）——1848年来自萨克森奥斯特堡（Oster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45]基尔施泰因（Kirstein）——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安克拉姆（Ankla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46]科赫斯（Kochs）——1848年来自莱茵省盖尔登（Gelder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47]科尼茨科（Konietzko）——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罗岑（Lötz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48]克拉贝，卡斯帕（Krabbe，Kaspar1794-1866）——1848年来自莱茵省坎普恩（Kemp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49]克鲁格（Krüger）——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明登（Mind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50]克鲁尔，格奥尔格（Kruhl，Georg1798-1870）——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雷欧普舒茨（Leobschü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151]屈内曼（Kühnemann）——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因斯特堡（Inster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52]孔特（Kunth）——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东普林尼茨（Ostprign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53]孔茨（Kunz）——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施泰因贝格（Stern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54]库岑（Kutzen）——1848年来自上西里西亚奈瑟（Neiss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55]屈普夫（Küpfer）——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威尔西茨（Wirs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56]莱比锡格，海尔曼·冯（Leipziger，Hermannvon1814-1886）——1848年来自波森省西岑森（Chedziesen，现称Chodzies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57]伦辛，吉斯贝尔特（Lensing，Gisbert1783-1856）——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奈斯（Nees，现称Nees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58]洛夫（Lohff）——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施拉威（Schlaw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59]自由农民（Kossäthenhoffbesitzer），有的地区使用Landwirth的概念，指部分收入来源为种地，另一部分为其他技术收入的农民。 [160]卢克豪斯（Luckhaus）——1848年来自莱茵省伦内普（Lennep）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61]吕德克，卡尔（Lüdecke，现在记录为Lüdicke，Carl1807-1879）——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特姆普林（Templ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62]马格尔（Maager）——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科斯林（Kösl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63]此处漏印了一个句号。 [164]梅茨克，阿道夫（Mätzke，现在记录为Maetzke，Adolph，约1799-？）——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特尔托（Teltow）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65]马克奇诺夫斯基（Marczynowski，现在记录为Marczynowsky）——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吕克（Lyck）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66]梅德斯（Medes）——1848年来自波森省布罗姆贝格（Brom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67]莫伊泽巴赫，卡尔·冯（Meusebach，Karlvon1814-1862）——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曼斯菲尔德山区（MansfelderGebirgskreis）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68]莫里茨（Moritz，？-1877之前）——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托尔高（Torg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69]姆罗齐克（报纸中为Mrozik，现在记录为Mrozig）——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普莱斯（Pleß）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70]米伦西芬，台奥多（Müllensiefen，Theodor1802-1879）——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布赫姆（Bochu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71]内佐夫，冯（Netzow，现在记录为Neetzow）——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德敏（Demm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72]诺伊巴特（Neubarth）——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梅尔斯堡（Merse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73]诺恩堡，海因里希（Neuenburg，Heinrich，1802-？）——1848年来自莱茵省诺维德（Neuwie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74]尼迈尔，海尔曼（Niemeyer，Hermann1802-1851）——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哈雷（Hall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75]奥斯特曼，威廉（Ostermann，Wilhelm）——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多特蒙德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76]波克特，卡尔（Pauckert，Carl1814-1885）——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扎赫-贝尔齐克（Zauch-Belzi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77]保尔斯（Pauls）——1848年来自莱茵省厄平（Eup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78]佩尔策，爱德华（Peltzer，Eduard1818-1905）——1848年来自萨克森纳姆堡（Naum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79]彼得雷克（Peterek）——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拉蒂博尔（Ratibor）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80]彼得森（Petersen）——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库尔姆（Kul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81]彼佩尔（Pieper）——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费舍豪森（Fischhaus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82]普罗尼斯（Plönnis）——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阿尔滕科尔西恩（Altenkirch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83]波勒（Pohle）——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古本（Gub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84]普鲁斯（Pruß）——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施图姆（Stuh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85]普特卡默（Puttkammer，现在记录为Puttkamer）——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兰多（Randow）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86]夸斯尼克（Quaßnick）——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卢考（Luck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87]拉特克，约翰（Radtke，Johann）——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瑙盖尔德（Naugar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88]赖兴思贝格第二，彼得（ReichenspergerII.，Peter1810-1892）——1848年来自莱茵省坎普恩（Kemp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89]莱提希（Rettig）——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弗里德蓝德（Friedlan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90]里贝（Riebe）——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格莱芬哈根（Greifenhag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91]里德尔，阿道夫·弗里德里希（Riedel，AdolphFriedrich1809-1872）——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下巴尼姆（Nieder-Barni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92]勒德（Roeder）——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施威尼茨（Schwein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93]雷布尼茨基（Rybnitzki，现在记录为Rybnicki）——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雷布尼克（Rybnick）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94]赖兴思贝格第一，奥古斯特（ReichenspergerI.，August1808-1895）——1848年来自莱茵省伯恩卡斯特尔（Bernkastel）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95]萨利斯，卡尔（Salis，Karl）——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弗里德贝格（Friede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96]萨梅斯，斐迪南（Sames，Ferdinand1809-1871）——1848年来自莱茵省西摩恩（Simmer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97]沙特（Schadt）——1848年来自莱茵省诺维德（Neuwie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98]舍勒（Scheele）——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奥舍斯累本（Oschersleb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99]席勒（Schiller）——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兰德斯胡特（Landeshu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00]施莱格尔（Schlegel）——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古尔达普（Goldap）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01]施利特（Schlitte）——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哈尔博施塔特（Halberstad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02]施密特（Schmidt）——1848年来自波森省扎尔尼考（Czarnik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03]施密特（Schmidt）——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比斯考-斯托尔考（Beeskow-Storkow）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04]施密特（Schmidt）——1848年来自莱茵省布劳恩斯堡（Brauns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05]施默勒，路德维希（Schmöle，Ludwig）——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伊泽罗恩（Iserloh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06]施耐德，路德维希（Schneider，Ludwig1809-1889）——1848年来自萨克森卡尔贝（Kalb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07]雪恩，海因里希·冯（Schön，Heinrichvon1773-1856）——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柯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08]雪恩（Schön）——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欧普勒（Oppel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09]朔尔茨（Scholz）——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梅瑟里茨（Meser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10]许策，恩斯特（Schütze，Ernst）——1848年来自波森省芙劳施塔特（Fraustad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11]舒尔泰，H（Schulte，H）——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华伦多夫（Warendorf）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12]舒尔茨（Schulz）——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马里恩堡（Marien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13]施旺德（Schwonder）——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弗拉托（Flatow）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14]泽姆劳（Semrau）——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施罗绍（Schloch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15]西蒙斯，路德维希（Simons，Ludwig1803－1870）——普鲁士法学家，1848年为来自莱茵省埃尔伯菲尔德（Elberfel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9－1860年为司法大臣。 [216]佐尔魏德（Sohrweide）——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格莱芬贝格（Greiffen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17]斯佩林，卡尔（Sperling，Carl1802-1864）——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古姆宾恩（Gumbinn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18]斯佩林（Sperling）——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杰里科威尔第二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19]斯塔切尔沙伊特（Stachelscheidt）——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欧普（Olp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20]斯泰因贝克（Steinbeck1804-？）——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威斯特哈弗蓝德（Westhavellan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21]斯特凡尼（Stephany）——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莫隆恩（Mohrung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22]叙多，卡尔（Sydow，Karl1800-1882）——1848年来自柏林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23]许默曼，海因里希（Sümmermann，Heinrich1805-1854）——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哈姆（Ham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24]施林克，约翰（Schlink，Johann1793-1863）——1848年来自莱茵省科布伦茨（Koblen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25]塔姆瑙，弗里德里希（Tamnau，Friedrich1806-？）——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柯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26]泰德兰（Thederahn）——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东普林尼茨（Ostprign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27]蒂默尔第一（ThümmelI.）——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蔡司（Ze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28]蒂策（Tietze）——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米尔蒂什（Militsch）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29]蒂尔绍斯，约瑟夫（Türschaus，Joseph1799-1883）——现在记录为Tüschaus。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明斯特（Münster）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30]乌尔里希，卡斯帕（Ullrich，Caspar1788-1863）——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索斯特（Soes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31]乌特希（Uttech）——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格尔利茨（Görl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32]文纽威茨（Vennewitz）——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霍克斯特（Höxter）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33]瓦尔特，斐迪南（Walter，Ferdinand1794-1879）——1848年来自莱茵省莱茵巴赫（Rheinbach）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34]旺根海姆，卡尔·冯（Wangenheim，Karlvon1797-1853）——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萨茨锡（Saatzi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35]韦格纳（Wegener）——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西普林尼茨（Westprign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36]韦格（Wenger）——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拉普劳（Labl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37]韦斯特曼（Westermann）——1848年来自莱茵省杜伊斯堡（Duis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38]韦斯特霍夫，埃尔伯特·威廉（Westhoff，ElbertWilhelm）——1848年来自威斯特法伦布赫姆（Bochu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39]扎卡里耶（Zachariä）——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格里门（Grimm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40]茨魏费尔，卡尔·海尔曼（Zweiffel，CarlHermann1800-1876之前）——普鲁士检察官。1848年在科隆任检察长；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曾起诉《新莱茵报》诽谤他，1849年2月7日败诉。 [241]阿贝格，布鲁诺（Abegg，Bruno1803-1848）——1848年来自莱茵省克罗茨纳赫（Kreuznach）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42]阿尔夫，彼得（Alff，Peter1806-1857）——1848年来自莱茵省比特堡（Bit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43]此处报纸将句号错印为逗号。 [244]安万德尔，卡尔（Anwandter，Carl1801-1889）——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卡劳（Kal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45]阿诺尔德，卡尔（Arnold，Carl1807-1877）——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勒布斯（Lebus）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46]巴丁（Bading）——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约特布克-卢肯瓦尔德（Jüterbogk，现名Jüterbog-Lukkenwald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47]巴尔策，威廉（Baltzer，Wilhelm1814-1887）——1848年来自图灵根诺德豪森（Nordhaus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48]鲍尔，约翰·尼古拉（Baur，JohannNicola1808-1874）——1848年来自莱茵省阿登瑙（Aden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49]巴津斯基，弗兰西斯科（Bazynski，Francisek1801-1876）——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布克（Buk）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50]贝克（Beeck）——1848年来自普鲁士霍兰德（PreußischHolland，毗邻荷兰）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51]贝恩施（Behnsch）——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252]拜塞尔特，弗里德里希（Beisert，Friedrich1816-？）——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劳班（Lauba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53]贝格，菲利浦·冯（Berg，Philippvon1816-1866）——1848年来自莱茵省约里希（Jülich）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54]贝塞尔，冯（Besser，von）——1848年来自原西普鲁士省托恩（Thor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55]布吕姆，弗里德里希（Blöm，Friedrich1807-1872）——1848年来自莱茵省杜塞尔多夫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56]博斯特，卡尔（Boost，Karl1802-1877）——1848年来自莱茵省科赫姆（Coche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57]波尔恩（Born）——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施泰因贝格（Stern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58]布雷特，威廉（Bredt，Wilhelm1817-1895）——1848年来自莱茵省埃尔伯菲尔德（Elberfel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59]布伦德尔（Brendel）——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勒文贝格（Löwen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60]布里尔（Brill）——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布勒斯劳（Bresl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261]布罗多夫斯基，冯（Brodowski，von）——1848年来自波森省施里姆（Schrim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62]布罗伊希，克里斯蒂安（Broich，Christian？-1876）——1848年来自莱茵省格雷文布罗伊奇（Grevenbroich）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63]布赫尔，洛塔（Bucher，Lothar1817-1892）——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施托尔普（Stolp）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64]达姆尼兹，冯（Damnitz，von）——1848年来自莱茵省阿尔维勒（Ahrweiler）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65]德内尔（Dehnel）——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施维尔贝恩（Schivelbe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66]迪施克（Dierschke）——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欧劳（Ohl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67]迪特里希（Dittrich）——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格拉茨（Gla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68]德克，爱德华（Doerk，Eduard1792-1867）——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曼斯菲尔德-西克莱斯（Mansfelder-Seekreis）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69]东克尔，海尔曼（Duncker，Hermann1817-1893）——1848年来自柏林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70]齐亚代克，伊格纳兹（Dziadek，Ignaz1812-？）——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诺尔施塔特（Neustad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71]埃贝尔（Ebel）——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弗兰肯施泰因（Frankenste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72]艾希纳（Eichner）——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古劳（Guhr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73]艾森贝克，内斯·冯（Esenbeck，Neesvon1776-1858）——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布勒斯劳（Bresl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74]弗里德里希（Friedrich）——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诺尔施塔特（Neustad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75]吉尔克，鲁道夫·爱德华（Gierke，RudolfEduard1807-1855）——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斯德丁（Stett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76]格拉德巴赫，安东（Gladbach，Anton1808-1873）——1848年来自莱茵省穆尔海姆（Mühlhei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77]戈特利布（Gottlieb）——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德拉姆堡（Dram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78]格雷贝尔，亚历山大（Grebel，Alexander1806-1870）——1848年来自莱茵省科布伦茨（Koblen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79]顾庭纳，约翰内斯（Guittienne，Johannes1809-1889）——1848年来自莱茵省萨鲁伊斯（Saarlouis）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80]哈根，劳伦斯（Hagen，Laurens）——1848年来自莱茵省锡根（Sieg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81]汉诺，古斯塔夫（报纸中为Hannow，Gustav1806-？）——现在记录为Hanow。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苏黎邵（Züllich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82]汉森，约翰（Hansen，Johann1801-1875）——1848年来自莱茵省奥特维勒（Ottweiler）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83]豪斯曼（Haußmann）——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格拉茨（Gla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84]海西希（Heisig）——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哈珀施维尔特（Habelschwerd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85]赫切（Hepche）——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施威德尼茨（Schweidn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86]海尔曼（Herrmann）——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霍伊斯威尔达（Hoyerswerda）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87]黑塞（Hesse）——1848年来自莱茵省萨尔布吕克（Saarbrück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88]希尔登哈根，路德维希（Hildenhagen，Ludwig1809-1893）——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比特菲尔德（Bitterfel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89]希勒（Hiller）——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诺伊马科特（Neumark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90]霍费里希特尔，恩斯特（Hofferichter，Ernst1809-1872之后）——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格罗高（Glog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91]哈默（Hammer）——1848年来自莱茵省梅尔梅迪（Malmedy）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92]赫霍尔德（Herhold，）——现在记录为Herbold（赫伯尔德）。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艾卡茨贝尔卡（Eckartsberga）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93]扬德尔（Jander）——1848年来自上西里西亚奈瑟（Neiss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94]此处报纸漏印了一个句号。 [295]伊格尔（Igel）——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尼姆普什（Nimptsch）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96]约纳斯，威廉（Jonas，Wilhelm）——1848年来自柏林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97]荣克，格奥尔格（Jung，Georg1814-1886）——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2年《莱茵报》的创始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1848年3月柏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随后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863-1867年和1869-1876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属于民族自由党。 [298]雅各比，约翰（Jacoby，Johann1805-1877）——1848年来自柏林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299]肯普夫，弗里德里希（Kämpf，Friedrich1810-1888）——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诺伊鲁平（Neu-Rupp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00]考尔（Kaul）——1848年来自莱茵省萨尔堡（Saar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01]基希曼，冯（Kirchmann，von1802-1884）——1848年来自柏林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02]克拉特（Klatte）——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安格穆德（Angermünd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03]克莱姆（Klemm）——1848年来自普鲁士省格劳登茨（Grauden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04]克林根贝格，简（Klingenberg，Jan1814-1895）——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勒堡（Löb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05]克瑙特（Knaut）——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黑德科鲁克（Heydekru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06]克勒，鲁道夫（Köhler，Rudolph）——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马里恩维尔德（Marienwerder）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07]克夫根（Körfgen）——1848年来自莱茵省贝格海姆（Berghei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08]科施，拉法尔（Kosch，Raphael1803-1872）——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柯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09]克拉赫克吕格，葛思文（Krackrügge，Goswin1803-1881）——1848年来自图灵根爱尔福特（Erfur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10]克拉舍夫斯基，安东·冯（Kraszewski，Antonvon）——1848年来自波森省伊诺拉克劳（Inowraclaw）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11]克劳泽（Krause）——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施普罗陶（Sprott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12]克劳泽（Krause）——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吕本（Lüb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13]库尔，约翰·威廉（Kuhr，JohannWilhelm1792-1882）——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蒂尔斯特（Tilsi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14]库茨纳（Kutzner）——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格罗高（Glog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15]克林哈默（Klinghammer）——现在记录为Klinkhammer。1848年来自莱茵省施莱登（Schleid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16]拉尔拉斯（Larraß）——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罗腾堡/奥博劳西茨（Rothenburg/Oberlaus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17]此处报纸漏印了一个句号。 [318]利普斯基，沃伊切赫·冯（Lipski，Wojciechvon1805-1855）——1848年来自波森省阿德尔瑙（Adeln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19]路德维希，诺伊豪斯（Ludwig，Neuhaus1810-1861）——葡萄酒商，1848年来自莱茵省科罗茨纳赫（Kreuznach）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20]洛斯（Loos）——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阿舍尔斯累本（Aschersleb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21]李斯基，弗洛伦蒂·冯（Lisiecki，Florentyvon1810-1875）——1848年来自波森省普雷施恩（Plesch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22]马斯（Maaß）——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兰德斯贝格（Lands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23]梅策，恩斯特·古斯塔夫（Mätze，ErnstGustav1817-1891）——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厄尔斯（Oels）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24]米尔德，卡尔·奥古斯特（Milde，KarlAugust1805-1861）——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布勒斯劳（Bresl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25]米尔德纳（Mildner）——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博伊滕（Beuth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26]莫尔登豪尔（Moldenhauer）——1848年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施托尔普（Stolp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27]穆勒，L（Müller，L）——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布里格（Brie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28]穆勒，弗里德里希·威廉（Müller，FriedrichWilhelm？-1868）——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沃劳（Wohl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29]穆勒（Müller）——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吕本（Lüb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30]穆勒，亨利希（Müller，Heinrich）——1848年来自莱茵省锡格（Sei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31]内施蒂尔（Nenstiel）——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托斯特-格莱维茨（Tost-Gleiw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32]内特，奥古斯特·威廉（Nethe，AugustWilhelm）——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杰里科威尔第二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33]尼克尔（Nickel）——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格罗特考（Grottk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34]奥托（Otto）——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里克尼茨（Liegn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35]帕克豪泽（Packhäuser）——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格尔道恩（Gerdau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36]潘科夫（Pankow）——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卡敏（Camm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37]帕佩，亚历山大（Pape，Alexander1815-1869）——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明斯特贝格（Münster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38]帕克斯，弗里德里希·威廉（Pax，FriedrichWilhelm1798-1867）——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马格德堡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39]彼得斯（Peters）——1848年来自图灵根施劳西根（Schleusing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40]普法尔（Pfahl）——1848年来自莱茵省厄斯科尔兴（Euskirch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41]菲利普斯，阿道夫（Philipps，Adolph，Adolph，1813-1877）——现在记录为Phillips。1848年来自普鲁士省埃尔宾（Elbin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42]皮莱，海尔曼（Pilet，Hermann1815-1887）——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施坦达尔（Stendal）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43]品德尔，尤利乌斯·海尔曼（Pinder，JuliusHermann1805-1867）——德国政治家，温和自由主义者。1835年为柯尼斯堡的议员。1843年为布雷勒斯劳市长。1848年为西里西亚总督，来自西里西亚布勒斯劳（Bresl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9年为第一议院议员。 [344]普拉特，马丁（Plath，Martin）——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劳恩堡（Lauen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45]波克日夫尼茨基，迈克尔·冯（Pokrzywnicki，Michaelvon1810-1855）——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柯尼茨（Con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46]波特沃罗斯基，古斯塔夫·冯（Potworowski，Gustavvon1800-1860）——1848年来自波森省克洛宾（Kröb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47]波密钦斯基（Pomieczynski）——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施塔盖尔德（Stargar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48]皮格扎，约翰（Piegsa，Johann1814-1863）——1848年来自波森省莫吉尔诺（Mogilno）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49]匡特（Quandt）——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里根瓦尔德（Regenwald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50]拉恩（Rahn）——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柯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51]赖尼克，弗里德里希·威廉（Reinicke，FriedrichWilhelm）——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东哈佛尔兰德（Osthavelland）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52]雷佩尔（Repel）——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胡莫斯堡（Rummels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53]罗伊特（Reuter）——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约翰尼斯堡（Johannis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54]里希特，卡尔（Richter，Karl1804-1869）——1848年来自原西普鲁士省贝伦特（Beren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55]里尔，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卡尔（Riel，FriedrichAlexanderCarl1818-？）——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纽马克（Königsberg/Neumark）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56]里曼（Riemann）——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西普林尼茨（Westprign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57]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Rodbertus，JohannKarl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主张“国家社会主义”。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乌瑟多姆-沃林（Usedom-Wollin）选区的国民议会议员。曾任普鲁士宗教教育大臣14天。《新莱茵报》经常批评他的讲演和活动。 [358]鲁斯茨基凯维奇，马丁（Ruszkiewicz,Martin）——1848年来自波森省伊诺拉克劳（Inowraclaw）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59]里希特（Richter）——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欧特尔斯堡（Ortels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60]萨吕（Salut）——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佛尔肯海恩（Volkenhay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61]沙德布罗特，路德维希（Schadebrodt，Ludwig）——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耐登堡（Neiden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62]沙夫拉内克，约瑟夫（Schaffraneck，Joseph1807-1874）——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博伊滕（Beuth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63]舍尔（Schell）——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施泰瑙（Stein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64]舍内，马丁（Schöne，Martin1810-1873）——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格林贝格（Grün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65]朔尔蒂塞克（Scholtissek）——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克罗伊茨堡（Kreutz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66]朔尔茨（Scholz）——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舍瑙（Schön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67]朔恩鲍姆，约瑟夫（Schornbaum，Joseph）——1848年来自莱茵省亚琛（Aach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68]施拉姆（Schramm，Carl1810-1888）——1848年来自图灵根朗根萨尔扎（Langensalza）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69]施鲁夫，安东（Schruff，Anton1804-1885）——1848年来自莱茵省道恩（Dau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70]舒尔策，海尔曼（SchulzeHermann1808-1883）——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德里茨施（Delitzsch）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71]舒尔茨-卡滕巴赫（Schulz-Kattenbach）——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索劳（Sor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72]乡工（Häusler），有房无地，在乡间从事工匠、仆人等职业的人。属于普鲁士乡村的底层人群。 [373]舒尔茨（Schulze）——1848年来自普鲁士省施维茨（Schwe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74]舒尔茨，卡尔（Schultz，Carl1814-1887）——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万茨累本（Wanzleb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75]施维克拉特，约翰，巴普蒂斯特（Schwickerath，JohannBaptist1803-1876）——1848年来自莱茵省普鲁姆（Prü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76]施维格（Schwieger）——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奥博巴尔敏（Oberbarni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77]塞德尔（Seidel）——1848年来自图灵根萨尔（Saal）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78]此处报纸漏印了一个句号。 [379]西伯特（Siebert）——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索尔丁（Sold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80]西格特（Siegert）——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施特雷恩（Strehl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81]斯佩希特（Specht）——1848年来自原西普鲁士省卡特豪斯（Carthaus）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82]斯皮茨尔（Spitzel）——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诺伊鲁平（Neu-Rupp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83]斯特法诺维奇，弗兰契斯科（Steffanowicz，Franciszek1801-1871）——1848年来自波森省克洛宾（Kröb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84]斯泰米格，鲁道夫（Steimmig，Rudolph）——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丹茨锡（Danzi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85]斯泰因，尤利乌斯（Stein，Julius1813-1889）——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布勒斯劳（Bresl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86]斯蒂勒（Stiller）——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海瑙（Hayn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87]斯特里贝尔，菲利克斯（Strybel，Feliks1814-1871）——1848年来自波森省希尔德贝格（Schild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88]殊曼，潘塔罗昂（Szumann，Pantaleon1872-1849）——名现在记录为Szuman。1848年来自波森省沃格罗维奇（Wongrowiec）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89]斯塔林，卡尔（Stalling，Carl1810-1867）——1848年来自原西普鲁士省弗雷施塔特（Freystad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90]此处报纸漏印了一个句号。 [391]塔扎诺夫斯基，阿尔丰斯（Taczanowsky，Alfonsevon1815-1867）——1848年来自波森省雷申（Wresch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92]塔扎斯基（Taczarski）——1848年来自波森省萨姆特（Samter）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93]泰希曼（Teichmann）——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施威德尼茨（Schweidn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94]泰梅，约多库斯·胡贝尔图斯（Temme，JodokusHubertus1798-1881）——普鲁士工程师，政治活动家和温和自由主义者。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中间派领导人之一，来自东普鲁士拉格尼特（Ragnit）选区。1848年10月为议会主席。后来是德国进步党的创始人之一。 [395]特斯克（Teske）——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福斯腾图姆（Fürstenthu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96]图姆（Thüm）——1848年来自波森省波姆斯特（Boms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97]特贝（Toebe）——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纳姆斯劳（Namsl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98]特拉普钦斯基，冯（Trapczynski，von）——1848年来自波森省施罗达（Schroda）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399]特赖贝尔（Treiber）——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桑格豪森（Sangerhaus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00]乌鲁，维克托·冯（Unruh，Viktorvon1806-1886）——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马格德堡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01]瓦克斯穆特（Wachsmuth）——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安斯瓦尔德（Arnswald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02]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莱奥(Waldeck，BenediktLeo1802－1870)——普鲁士律师，属于激进派。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和副议长，来自柏林选区。 [403]万德尔（Wander）——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施特里高（Strieg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04]韦克塞尔，斐迪南·弗里德里希（Weichsel，FerdinandFriedrich1788-1854）——1848年来自萨克森沃尔米施泰德（Wolmirsted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05]温塞柳斯，卡尔（Wencelius，Karl1808-1864）——1848年来自莱茵省特利尔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06]威伦伯格，约翰·埃伦弗里德（Willerberg，JohannEhrenfried1795–1881）——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利格尼茨（Liegn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07]撒迦利亚（Zacharias）——1848年来自柏林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08]岑克尔（Zenker）——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勒文贝格（Löwen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09]齐默尔曼（Zimmermann）——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劳班（Lauba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10]佐尔托夫斯基，马歇尔·冯（Zoltowski，Marcellvon1812-1901）——1848年来自普鲁士省科斯腾（Kost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11]佐恩（Zorn）——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瓦滕贝格（Warten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12]阿贝格（Abegg）——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但泽（Danzi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13]安德施（Andersch）——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尼德隆（Niederun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14]阿尔诺德（Arnold）——1848年来自东普鲁士丹茨锡（Danzi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15]此处报纸刊登的人名重复。 [416]贝格曼，弗里德里希（Bergmann，Friedrich）——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萨尔维德（Salzwedel）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17]欧拉，约瑟夫（Euler，Joseph1804-1886）——1848年来自莱茵省杜塞尔多夫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18]福斯特曼（Forstmann）——1848年来自莱茵省杜伊斯堡（Duis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19]哈特曼，路德维希（Hartmann，Ludwig1811-1882）——1848年来自普鲁士省德意志·科伦内（DeutschKron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20]荣布卢特（Jungbluth）——1848年来自莱茵省亚琛（Aach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21]基奥尔巴萨（Kiolbassa）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格莱维茨（Gleiw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22]克鲁格（Krüger）——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施普雷贝格（Sprembe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23]马尔施豪森（Marschhausen）——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维尔尼格罗德（Wernigerod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24]诺依曼，圭多（Neumann,Guido）——1848年来自波森省波森市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25]帕里西乌斯，爱德华·鲁道夫（Parrisius，EduardRudolf1818-1905）——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纳姆堡（Naumburg）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26]雷费尔德（Rehfeld）——1848年来自勃兰登堡省索劳（Sorau）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27]里德尔（Riedel）——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普里茨（Pyrit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28]里斯曼（Rißmann）——1848年来自波森省比恩包姆（Birnbaum）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29]罗切尔（Rötscher）——1848年来自萨克森夸尔福特（Querfurth）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30]申博恩，威廉（Schönborn，Wilhelm1811-1886之后）——1848年来自波森省克罗托辛（Krotosch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31]斯齐巴，安东（Skiba，Anton1805-1867之前）——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诺尔施塔特（Neustad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32]斯托克曼，卡尔·奥斯瓦尔德（Stockmann，CarlOswald1809–1873)——普鲁士民主主义者，医学博士。1848年3月普鲁士萨克森省起义领导人之一。 [433]斯图普，约瑟夫（Stupp，Joseph1793-1870）——1848年来自莱茵省杜伦（Dür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34]泽特维茨，冯（Zettwitz，von）——1848年来自波森省奥博尔尼克（Obornik）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435]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IПавлович1796-1855）——俄国沙皇。1825-1855在位。 [436]奥尔洛夫，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Орлов，АлексейФедорович1787-1862）——伯爵，俄国政治家和外交家，骑兵将军。1845-1856年为俄国内阁第三部负责人。多次代表俄国与奥斯曼帝国谈判，1856年为巴黎和约俄国代表团团长。晚年为俄内阁首脑。 [437]帕斯凯维奇，伊万·费多罗维奇（Πаскевич，ИванФедорович1782-1856）——公爵，俄国元帅。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总督；1849年为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1854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边境的驻军司令。 [438]克拉科夫（Krakau），波兰语Kraków，当时属于奥地利。现在是波兰第二大城市，位于波兰南部。在波兰几次被瓜分的历史中，它在1815-1846年间是波兰唯一的主权领土。 [439]西里西亚（Schlesien），指奥得河中、上游流域。18世纪中叶以后成为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省。几经领土划分的变动，现在绝大部分属于波兰，一小部分属于德国萨克森自由州，更小一部分属于捷克。 [440]《奥得总汇报》（A.O-Z.即AllgemeineOder-Zeitung），1846年至1849年3月在布勒斯劳（今波兰的弗罗茨拉夫）出版的德文日报，天主教反对派集团的机关报。从1849年3月起改变了方针，成为德国民主派报纸，改用《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的名称一直出版到1855年底。马克思1855年是该报的伦敦通讯员。 [441]瓦尔登堡（Waldenburg），萨克森王国的一个小城。现在属于德国萨克森州。 [442]开姆尼茨（Chemnitz），萨克森王国西部的较大城市。现在属于德国萨克森州。 [443]这里的“5月”应该是“6月”之误。《新莱茵报》6月1日创办，不可能征集5月6日的新闻；本条新闻中有“5月25日，本地的大学生抓住了一个从军队退伍的画家尤利乌斯·泽埃尔”的行文，也说明新闻写于5月25日以后，而不可能写于5月6日。 [444]施塔迪昂，菲利浦（Stadion，Philipp1799-1868）——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445]贾布洛诺夫斯基，卡尔（Jabłonowski，Karl1807-1885）——奥地利官员和土地所有者。1847年为加利西亚（现在波兰东南部）总督，签署关于规范加利西亚臣民关系的备忘录。1848年为加利西亚土地所有者协会首任主席。 [446]《国家公报》（GazetaNarodowa），奥利地统治的加利西亚地区国民议会机关报，在首府伦贝格（现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出版。议会1848年4月15日成立，4月19日该报创刊；截至10月31日出版155期。1862年3月15日至1915年6月22日该报继续出版。1865-1885年间的主编为扬·多布赞斯基（JanDobrzański）。 [447]卢西尼亚农民(russinischeBauern)，这个概念是乌克兰语，仅在19世纪由民族志学家和历史学家使用，指现在乌克兰西部、斯洛伐克东部和波兰东南部一带的农民。 [448]斯皮尔贝格（Spielberg），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州（Steiermark）的一个小城。 [449]齐格莱维茨，卡什帕（Cieglewicz，Kaspar1807-1886）——乌克兰裔波兰独立活动家，善于用诗歌鼓动乌克兰人民。前后三次被捕，最重一次判刑20年，1848年遇赦。晚年返回加利西亚教书。 [450]维兹尼奥夫斯基，泰奥菲尔（Wiszniowski，Theophil）——波兰独立活动家，被称为“波兰宣传的主要使者”（Haupt-EmissärederpolnischenPropaganda）。1846年7月31日被奥地利殖民当局杀害。 [451]《西里西亚报》（SchlesischeZeitung，缩写Schles.Z.），德国报纸，1742年1月3日由书商约翰·雅克布·科恩（JohannJakobKorn）创办于布勒斯劳，初为周三刊。后来为日报，1945年停刊。1949年9月该报财产被波兰政府没收。 [452]奥克辛本，约翰·乌尔利希（Ochsenbein，JohannUlrich1811-1890）——瑞士政治家。1847年11月反宗得崩德内战时期自由派领袖之一，时任联邦代表会议主席、联邦政府首脑（1847-1848）；1848年为国民院议长和联邦委员会委员。 [453]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第Ⅰ部分第7卷，本号意大利栏三条新闻的作者为恩格斯。 [454]伦巴第（Lombardei），意大利语Lombardia。历史上指现在意大利西北部一带，包括皮埃蒙特、热那亚以及瑞士的提契诺州。现在这个地名是意大利北部一个区，只是当初这个地区的东部，区府米兰。 [455]库塔通（Curtatone），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曼托瓦省的小城。 [456]戈伊托（Goito），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曼托瓦省的小镇。 [457]佩斯基耶拉（Peschiera），意大利北部的要塞古城，在加尔达湖南部一个半岛上，为世界文化遗产。 [458]皮埃蒙特人（Piemontesen），指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撒丁王国）的军队。 [459]莱尼亚戈（Legnago），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区维罗纳省小城。 [460]蒙塔尼亚纳（Montagnana），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帕多瓦省的小镇。 [461]埃斯特（Este），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区帕多瓦省的小镇。 [462]维琴察（Vincenza），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琴察省省会，位于威尼斯以西61公里山谷低地处，巴基廖内河流贯市区。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463]的里雅斯特（Triest），现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港口城市。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联邦时期为奥地利统治下的自由市。1920年，根据《拉帕洛条约》，意大利王国获得的里雅斯特。1947年，该市被宣布独立的城市自治实体，受到联合国保护。1954年，该市的A区（占该市的绝大部分）被划分给意大利，B区成为南斯拉夫（今斯洛文尼亚）的一部分。 [464]特雷维索（Treviso），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区的一个省，省会也叫特雷维索，在威尼斯以北40公里。 [465]卡斯特弗兰科（Castelfranco），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区特雷维索省的小镇。有1211年建造的中世纪城墙和城堡。 [466]韦尔登，弗兰茨·路德维希（Welden，FranzLudwig1782-1853）——男爵，奥地利将军，1848年参加对意大利的远征；在镇压了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后任维也纳卫戍司令，1849年4-5月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军总司令。 [467]拉塔齐，乌尔巴诺（Rattazzi，Urbano1808-1873）——意大利政治家。1848年为皮埃蒙特-萨丁尼亚王国众议院议员，1852年为首相。1862年和1867年暂短担任过意大利王国首相。 [468]这里是恩格斯所附的是意大利文原文。 [469]“□巴黎，6月12日”新闻里的非德文均为法文。 [470]《改革报》（LaRéforme），由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AlexandreLedru-Rollin）于1843年创办的法国报纸，编辑弗洛孔（FerdinandFlocon）。该报为共和派和社会主义发声，马克思曾在该报刊登过文章，恩格斯多次拜访过该报编辑部。1848年二月革命后弗洛孔为临时政府成员，邀请被布鲁塞尔当局驱逐的马克思来到巴黎。该报在政治迫害下于1850年1月11日停刊。 [471]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Maximilien1758-1794）——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政府首脑（1793-1794）。在将本派大多数领导人送上断头台后，1794年被热月党推翻而将他送上断头台。 [472]此处报纸将“共和”（Republik）错印为“Republick”。 [473]正统主义者（Legitimisten），此处报纸将此词错印为“Legetimisten”。来源于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提出法国大革命前的君主为“正统王朝”的概念。 [474]亨利希五世（HeinrichV.）——即昂利·沙尔·尚博尔（Henri-CharlescomtedeChambord1820-1883），伯爵，波旁王室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1830年七月革命后逃亡到布拉格。 [475]茹安维尔，普林森·冯（Joinville，Prinzenvon1818-1900）——亲王，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第三个儿子，法国海军上将，画家。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476]拿破仑二世（NapoleondemZweiten）——即约瑟夫·弗朗斯瓦-沙尔-波拿巴·雷希施塔特（JosephFrançois-Charles-Bonaparte，ducdeReichstadt1811-1832），公爵，拿破仑一世和玛丽亚·路易莎的儿子。 [477]伊尔贝，贡斯当（Hilbey，Constant）——法国裁缝，诗人和剧作家，诺曼底出生。1838年到巴黎裁缝铺工作，时常在报纸发表诗歌和戏剧。1848年主编《无套裤汉》杂志，在巴黎街头张贴海报《贡斯当·伊贝尔致法国人民书》，揭露资产阶级背叛革命。 [478]布瓦西-丹格拉斯，弗朗索瓦·安东（Boissyd’Anglas，François-Antoine1756-1826）——伯爵，法国文人和治家，接近吉伦特派，支持君主立宪制，确认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以及信仰自由。反对处死路易十六。参与1795年法国宪法的起草。 [479]苏（Sous），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即5生丁。 [480]法国二月革命后出版的一种小报，采用了当时流行的舞蹈和歌曲的名称。 [481]小步舞（Menuette），17世纪欧洲宫廷流行的舞蹈，源于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农民舞蹈布朗尔。后成为古典舞蹈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内容。 [482]加洛普舞（Galopp），起源于德国的一种二拍子快速轮舞，于19世纪20年代传入法国，舞曲风格欢快。 [483]行列舞（Kontretanz），指夫妇所跳的几种土风舞，来自于18世纪法国。 [484]行列舞（Kontretanz）和反革命（Kontrerevolution），这两个词在德语里拥有同一个前缀Kontre。 [485]此处报纸漏了半个引号。 [486]此处报纸漏了半个引号。 [487]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Bonaparte）——即路易-波拿巴（Louis-Bonaparte1808-1873），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时为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底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1851年底发动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 [488]达姆雷蒙，查尔斯-玛丽亚·丹尼斯·德（Damrémont，Charles-MarieDenysde1783-1837）——法国将军，阿尔及利亚军事总督。1837年10月12日在进攻君士坦丁堡战斗被子弹击中头部身亡。 [489]布里（Brix），法国诺曼底区芒什省的一个村庄。1306年，布鲁斯（Bruce）王室家族起源于此。布里城堡遗址在该村附近。 [490]哥达（Gotha），德国图灵根州的一个城市。1826-1918年为萨克森-科堡和哥达公国首都。1740年，反普鲁士的法语报纸《哥达公报》在此地出版，得到宫廷的支持。 [491]奈穆尔（Nemours）——即（奥尔良的）路易·沙尔·菲利浦·拉斐尔·奈穆尔公爵（Louis-Charles-Philippe-Raphaeld’Orléans，ducdeNemours1814-1896），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第二个儿子，将军。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 [492]符腾堡（Würtemberg），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符腾堡王国（1806－1918），位于德国南部，首都斯图加特。 [493]苏菲（Sophie）——即（符腾堡的）苏菲·弗里德里克·玛蒂尔德公主（SophieFriederikeMathildePrinzessinvonWürttemberg1818-1877），符腾堡国王威廉一世的女儿。1839年嫁给其表兄，后来的荷兰国王威廉三世（WilhelmIII.1817-1890）。 [494]奥尔良公爵（HerzogvonOrlean）——即（奥尔良的）费迪南·菲利普（FerdinandPhilipped'Orléans1810-1842），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长子，1835-1840年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死于车祸。 [495]玛丽亚公主（PrinzessinMarie）——即马克西米利安·苏菲（MaximilianeSophie1824-1880），黑森大公路德维希二世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496]波拿巴，日罗姆-拿破仑（Bonaparte，Jérôme-Napoléon1784-1860）——拿破仑一世的弟弟，威斯特伐里亚王国国王（1807-1813），法国元帅（1850）和参议院议长（1852）。 [497]《祖国报》（LaPatrie），法国保守派日报，1841年由奥古斯特·利勒（AugusteLireux）创办。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支持者。1846年发行4000份，1855年发行2万份，1861年发行3.5万份。 [498]《自由报》（dieLiberte），法文Laliberté，1848年3月2日至1850年6月16日在巴黎出版的报纸。1848年6月27日至8月暂停出版，用《出版自由报》（LaLibertédelapresse）替代。首任编辑法国文学家和剧作家圣-阿尔梅（AugusteLePoitevindeSaint-Alme,1791-1854）。 [499]赖德律-洛兰（Ledru-Rollin1807－1874）——法国政论家。《改革报》（LaRéforme，1843－1850）编辑，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流亡英国。1871年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500]杜克莱尔，沙尔·泰奥多尔·欧仁（Duclerc，Charles-Théodore-Eugène1812-1888）——法国政治家。曾任《国民报》（LeNational）编辑，1848年5-6月为第二共和国财政部长。1871年为法国众议院议员，1875以后为参议院议员。1882-1883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半年。 [501]原文如此，疑为15亿之误。 [502]原文如此，疑为11亿之误 [503]卡尔·阿尔伯特·阿玛迪斯（KarlAlbertAmadeus,意大利语：卡洛·阿尔贝托·阿马德奥CarloAlbertoAmadeo1798-1849）——意大利西北部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国王（1831-1849）。他登基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1848年在自由派的压力下制定君主立宪宪法并对奥地利开战，1849年战败后让位给儿子。 [504]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AugustHermann1816-1860）——德国医生和著作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通讯员。1850年脱盟。这里他的姓，报纸错拼为“Everbeck”。 [505]这里报纸漏了半个引号。 [506]拉斯拜尔，弗朗索瓦-文森特（Raspail，François-Vincent1794-1878）——法国科学家和革命家。七月王朝时期因组织人权社和参与暴力反抗而多次入狱。1848年12月第二共和国总统候选人之一。1849年3月因在1848年5月参与冲击议会被判刑。1869年和1875年为法国议会议员。生物学细胞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使用显微镜和防腐剂的早期倡导者。 [507]万塞讷（Vincennes），法国法兰西岛区塞纳-马恩省的一个镇，位于巴黎东部近郊。 [508]执行委员会（exekutiveKommission），1848年4月23日选举产生、5月4日就职的法国最高行政机构（由阿拉戈、马利、加尼埃-帕热斯、拉马丁、赖德律-洛兰5人组成），替代二月革命中产生的法国11人临时政府。6月底卡芬雅克内阁替代了执行委员会的职责。 [509]卡诺，赫克托（HektorCarnot）——1848年时的法国县长，流行病学专家。著有《法国引入疫苗前后死亡率比较研究》（1849年）、《天花及疫苗反应对婚姻和生育、对死亡率和各年龄段法国人口的影响分析》（1851年）和《1813-1855年间巴黎女性人口的移动以及与这段时期15-25岁青年死亡率的对比》（1857年）。 [510]《公益报》（DasBienpublic），法文LeBienpublic.法国温和共和派报纸，1843年8月在法国中东部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区索恩-卢瓦省省会马孔（Mâcon）出版，最初为周二刊。1848年5月起在巴黎出版。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拉马丁的机关报。 [511]奥康瑙尔，菲格斯（O'Connor，Feargus1794-1855）——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英国工人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TheNorthernStar）的创办人和前期编辑。1848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 [512]琼斯，厄内斯特·查尔斯（Jones，ErnestCharles1819-1869）——英国政论家，工人宪章派后期领导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之一，《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513]哈丁，亨利（Hardinge，Henry1785-1856）——子爵，英国将军和政治家活动家，托里党人，1855年起为元帅。1828-1830和1841-1844为军务大臣，1844-1848年为印度总督，1852-1856为英军总司令。 [514]旁遮普省（Punjab），现巴基斯坦东部的省，省会拉合尔。 [515]《自由人晚报》（EveningFreeman），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出版的一家晚报，1837年创刊，1871年停刊。不列颠报纸档案馆（BritishNewspaperArchive）存有1851年1月2日至1871年6月30日该报的电子版共5263期。 [516]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Daniel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领袖。 [517]废止协会（Repeal-Association），1830年由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自由派领导人丹尼尔·奥康奈尔创立的爱尔兰群众性组织，旨在废除1800年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联合法案。1840年代后期失败。 [518]科布顿，理查（Cobden，Richard1804-1865）——英国国会议员、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人之一，众议院议员。 [519]佩尔曼，安东（Pellmann，Anton）——德国法学家，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520]海因斯贝格（Heinsberg），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小镇。位于与荷兰交界处。 [521]亚琛（Aachen），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南部，处于德国、荷兰、比利时三国交界处，为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查理大帝在这里建都，也葬于该地。1988年在亚琛大教堂发现的千年遗骨，确认是查理大帝。 [522]哈姆（Hamm），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位于鲁尔区东北部的利珀河畔，因别具特色的车站建筑而闻名。 [523]埃塞伦，克里斯提安（Essellen，Christian1823-1859）——德国政论家，1848年是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工人总汇报》（AllgemeineArbeiterzeitung）的编辑。1849年在日内瓦写作《1849年德国南部五月革命史》一书。1852年移居美国。 [524]勒文施坦（Löwenstein）——德国东方学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主席，法兰克福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代表（1848年6月）。 [525]佩尔茨，爱德华（Pelz，Eduard）——德国记者和政论家，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德意志人民报》和《工人总汇报》编辑。 [526]赫希斯特（Höchst），现在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内西部的一个城区，曾经为一个单独的城市，称为美茵河畔赫希斯特（HöchstamMain）。 [527]施勒弗尔，弗里德里希·威廉（Schlöffel，FriedrichWilhelm1800-1870）——德国工厂主，民主主义者，曾参与1848-1849年革命，1848年5月19日至1849年5月30日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1848年9月参加法兰克福起义。 [528]约丹，西尔韦斯特尔（Jordan，Sylvester1792-1861）——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9世纪30年代库尔-黑森立宪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529]瓦登海姆（Wadenheim），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北部巴特诺因阿尔-阿尔韦勒县的一个区；莱弗沙伊德（Reifferscheid）是该区的一个小镇。 [530]赫宁根（Hoeningen），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部罗默斯基兴（Rommerskirchen）县的一个小镇。 [531]什未芬（Schwerfen），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曲尔皮希（Zülpich）市的一个小镇，位于波恩和亚琛之间。 [532]鲁拉特（Ruhrort），德国主要的内陆航运港口，世界最大的河港，位于鲁尔河与莱茵河交汇处以北。码头沿河延伸近40公里。 [533]艾默里希（Emmerich），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莱茵河边的小城，临近荷兰。 [534]米尔海姆（鲁尔区）（MülheimanderRuhr），德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河上一座小岛上的城市，19世纪是皮革和煤炭之城，1966年最后一座煤矿关闭。目前是许多著名食品公司总部所在地。 [535]科布伦茨（Koblenz），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摩泽尔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19世纪曾是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省会。 [536]摩泽尔河（Mosel），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莱茵河最长的支流（545公里），流经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在科布伦茨注入莱茵河。 [537]萨尔河（Saar），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莱茵河的支流摩泽尔河的右支流，长246公里。 [538]宾根（Bingen），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纳厄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 [539]海尔布隆（Heilbronn），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连通曼海姆和斯图加特的闪卡尔河穿过该城。 [540]坎城（Kannstadt），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小城之一。Kannstadt是1900年前的名称，现在叫温泉康斯达特（BadCannstatt）。 [541]沃尔姆斯（Worms），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城市，位于莱茵河西岸。 [542]格拉德巴赫（Gladbach），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部城市，现名门兴格拉德巴赫（Mönchengladbach）。 [543]科劳肯街（Glockengasse），科隆老城区的一条街道。世界闻名的科隆街道，全长376米。 [544]默尔斯（Meurs），报纸采用的是荷兰文地名，德文Moers，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部小城。 [545]石尔德街（Schildergasse），科隆市中心的一条历史悠久的商业街，2019年被评为德国人流量最大的两条商业街之一。 [546]斯托尔威尔克，弗兰茨（Stollwerck，Franz1815-1876）——德国工业家，1845年的他在德国拥有44家店铺，1847年在石尔德街经营“宫廷咖啡馆”，1848年3月20日在该咖啡馆成立了一个市民议会，该议会要求“市民代表”与“市民武装”，1848年4月1日他将其更名为“德意志咖啡馆”。他创办的斯托尔威尔克公司是世界有名的巧克力公司。 [547]道依茨（Deutz），位于德国莱茵河畔的科隆市，占地超过524公顷，是科隆五大市区之一。1864年由奥托和蓝根合伙在此建立世界第一家发动机生产厂，即道依茨公司（DeutzAG）前身。 [548]奥伯，丹尼尔·埃斯普利特（Auber，DanielEsprit1782-1871）——法国作曲家。 [549]罗西尼，焦阿基诺·安东尼奥（Rossini，GioachinoAntonio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他的二幕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LeBarbierdeSéville）是欧洲各大剧院的标准曲目之一。 [550]韦伯，卡尔·玛丽亚·冯（Weber，CarlMariavon1786-1826）——德国浪漫派作曲家，钢琴家。 [551]《奥伯龙》（Oberon），德国作曲家卡尔·玛丽亚·冯·韦伯根据法国浪漫传奇故事改编的剧作。 [552]本策尔-斯特瑙，卡尔·冯（Bentzel-Sternau，Karlvon1767-1849）——德国政治家，作家。反犹主义者。 [553]奥芬巴赫，雅克（Offenbach，Jacques1819-1880）——著名的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创始人之一。 [554]赖哈特，亨利希·古斯塔夫（Reichardt，HeinrichGustav1797-1884）——德国音乐教育家，作曲家。 [555]阿伦特，恩斯特·摩里茨(Arndt,ErnstMoritz1769-1860)——德国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反对拿破仑统治的参加者，主张君主立宪。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 [556]《奥利伯爵》（GrafOry），是罗西尼所写的二幕喜歌剧。 [557]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德国最北部的州。1848年丹麦和德国就此地的主权发生争执，最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者。1848-1851年发生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丹麦获胜。1864年发生第二次战争，普鲁士和奥地利获胜，该地区除北部很少部分归丹麦外，被纳入德国版图。 [558]科尔夫，海尔曼（Korff，Hermann1824-1882）——民主主义者。1847年因政治信仰而被革除普鲁士军职。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新莱茵报》第14号（1848年6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14号 （1848年6月14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14号 科隆，星期三，6月14日 1848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于6月1日起每日发行[1]，如有需要会发行增刊。订阅价格：科隆地区一季度1塔勒15银格罗申。[2]除科隆外，普鲁士其他地区2塔勒3银格罗申9分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6月份只能与下一个季度（7月，8月，9月）同时订阅。这四个月订阅的价格是：科隆地区2塔勒；科隆地区之外2塔勒25银格罗申。可通过国内外所有的邮局和书店订阅。或在报纸发行部威·克劳特[3]先生处订阅，地址：科隆圣阿加塔街12号。可在报纸发行部继续认购股票。外界寄往编辑部和发行部的信件和邮件需支付邮资方可接收。登载广告费用：四栏版面8磅活字[4]每行或相同篇幅1银格罗申6分尼。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一版上部一栏〕 概览 德国。科隆（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柏林（柏林投票——柏林工人——《新普鲁士报》[5]——6月9日的后续行动——欢呼阿拉戈[6]——俱乐部决定拒绝纳税——普鲁士亲王[7]对特尔托[8]人民卫士的检阅——波茨坦[9]前大臣）；比勒费尔德[10]（反动派——科斯林宣言[11]）；上西里西亚[12]（领主裁判权和警察的便利性）；波森[13]（大主教给柏林内阁的第五封信——普富尔[14]的公告）；汉堡（盈余） 比利时。布鲁塞尔（贫困化） 法兰西共和国。巴黎（对新闻界的抨击——共和党——自动聚集——6月10日国民议会—— 意大利。米兰（奥地利人撤退） 大不列颠。伦敦（罗伯特·皮尔[15]参与航运法辩论） 德国 **科隆，6月13日。妥协议会终于发表了肯定的意见。它背弃了革命，承认了妥协论。 妥协议会要谈的问题的实质就是如此。 3月18日国王答应立宪，实施必须交纳押金的出版自由，并且发表一系列的声明说，要实现德国的统一，必须把德国溶化到普鲁士里面去。 3月18日的让步就是如此，让步的实际内容归结起来就是这样。柏林人满足于这一点，他们到皇宫前去游行，向国王谢恩，这就最明显地证明了3月18日的革命是必要的。不但国家必须革命化，而且国家的公民也必须革命化。只有在流血的解放斗争中，他们才能摆脱忠君爱国的精神。 某种“误会”引起了革命。不过误会确实发生了。士兵的进攻，16小时的战斗，人民一定要军队撤退，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人民根本不懂得3月18日的让步。 革命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16]—汉泽曼[17]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 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 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去组阁， 〔转二栏〕 〔第一版上部二栏〕 〔接一栏〕 可是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建议和旧普鲁士的贵族、官僚结成同盟，因而立即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加入内阁的有阿尔宁[18]、卡尼茨[19]和施韦林[20]。 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害怕工人和民主的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 联合起来的反动派从使革命成问题这一点来着手反对民主。他们否认人民的胜利，捏造“17个被害士兵”的臭名昭彰的名单，千方百计地诽谤街垒战士。不仅如此，内阁还决定真正召开革命前就宣布召开的联合议会，以便postfestum[21]〔随即〕表演从专制到宪制的合法过渡。这样，它就公开地背弃了革命。随后内阁发明了妥协论，从而再度背弃了革命，同时也背弃了人民的主权。 这样，革命就真的成了问题。它本来就可能成问题，因为它只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只是长期的革命运动的开端。 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目前普鲁士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向民主过渡的必然阶段，为什么大资产阶级一上台就站到反动派方面去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地说明。我们现在只指出事实本身。 妥协议会现在必须表示态度：它是否承认革命。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承认革命就是承认革命的民主的一面，这是和大资产阶级背道而驰的，因为大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的这一面化为乌有。 承继革命在目前恰恰就是承认革命的不彻底性，从而承认为了反对革命的某些结果而掀起的民主运动。这就意味着承认德国正在发生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康普豪森内阁、妥协论、间接选举、大资本家的统治和妥协议会本身的活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即使可能成为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也决不能成为最后的结果。 在议会辩论是否承认革命时，双方发言都非常冗长、非常积极，但是在思想上却暴露了惊人的贫乏。很少能看到有比这种模棱两可的辩论更枯燥无味的东西了。辩论经常被喧嚷或会议规则的细节上的争论所打断。不是党派斗争的高度的热情，而是时时刻刻会使辩论变为谈心的冷静的气氛；不是击中要害的尖锐的论证，而是乱七八糟东拉西扯的冗长的空谈；不是中肯的反驳，而是关于道德的本质和特性的枯燥无味的说教。 左派在这场辩论中也并不突出。它的大多数发言人都是彼此重复；谁也不敢肯定地对问题的本质发表意见，公开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说话。他们总是怕引起别人的讨厌，怕侮辱了和吓倒了什么人。要不是3月18日的战士们在斗争中比左派先生们在辩论中显示了更大的毅力和热情，德国的情况就糟了。 〔作者恩格斯，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72-74页《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未完待续） ┼┼柏林，6月10日。目中无人的人民！即使在大臣这样的高级官员面前，也丝毫没有敬意，甚至还对他们肆无忌惮地大打出手。昨天，为了知晓最重要的谈判的结果，一大群人聚集在国会议员的会议大楼前。——大臣冯·阿尔宁伯爵离开会议厅，混入一群人中，聆听人们的谈话。人们以为大臣冯·阿尔宁伯爵是议员，便向他打听会议的情况，然而这一举动却让身为外交大臣的他感觉很不愉快， 〔转三栏〕 〔第一版上部三栏〕 〔接二栏〕 于是他开始质问民众，明明是周日，他们应该呆在家，但是在这里究竟想要做什么。大臣的这些话激怒了民众，以至于如果不是有些学生出于同情关心他，把他带到大学的礼堂里，那么一群人就会袭击他并且虐待他。——大臣惊恐万分，他（清嗓子）感谢学生们把他从失去理智的民众中解救出来，他向大家保证，他自己一直是自由的朋友（哄堂大笑），并且在学生时代，他曾高呼要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这证明了他真正的自由态度。——这不是很棒吗？——同样被迫逃往礼堂的国会议员贝伦兹[22]和荣克[23]对这个意外事件表示遗憾。有一位谄媚的演讲者激动地指责民众的卑鄙的行为，学生冯·萨利斯〔Salis〕在热烈的掌声中愤慨地进行反驳。大臣仍然在场，不得不听取那些想要责打他的人是如何受到保护的。——最后，他再次表示感谢，由于他想亲自认识保护他的那群学生，邀请在场所有人参观他的沙龙，这个沙龙于每周二开放。适当的沉默是对这种幼稚提议的回应。——但是，我相信，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一些人会向这位伯爵先生表示敬意。——和所有大学一样，这里也有一定程度的阿谀奉承，这可能会使这群民众完全误解这些年轻人。 与此同时，来自布勒斯劳[24]的布里尔[25]和斯坦[26]议员试图安抚聚集在下面的人们，但他们并未取得成功。来自这里的传教士济多[27]也有着和大臣同样的遭遇，尽管出于其他原因，他也逃到了大学里。 *柏林，6月10日。昨天晚上，数千名爱国者来到阿拉戈的下榻处，即罗马酒店前，欢呼：vivelarepublique![28]〔共和国万岁！〕他们一边振奋人心的歌唱《马赛曲》[29]，一边高呼万岁。歌声听起来有些缓慢，有一个人指出，可能是因为没有乐器伴奏的原因。另一个人好心的柏林人反驳道：“人们不能这么做；在波茨坦是会让人恼火的。”与此同时，阿拉戈走了出来，由衷地表示感谢，并由于他的特使身份而不能像在祖国那样表达自己表示遗憾。他受到关注不是因为他个人，而是代表整个法国；他可以保证，他的国家对德国有着最温暖的同情，等等。——今天，大臣们和温和的政府就保护措施进行了谈判。——在政府承认革命及其所有结果之前，俱乐部决定不再纳税。——为了保障“宝藏”的安全，同时方便国民军的值勤，每天城堡的通道将被坚固的铁栅栏堵住。对此，出现了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尤其是来自国民军本身。——普鲁士亲王访问国民议会之际，来自柏林歌剧院的两位先生分发钱，旨在为普鲁士亲王获得一些欢呼。发钱人员被拖到警卫处，拿钱的人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结果发现这两位先生是穿着便衣的波茨坦军官。——亲王在到达波茨坦时就禁止过张灯结彩，尽管如此，一些官员仍跟着内心的追求进行照明，为此损坏了一些窗玻璃。——明天，普鲁士亲王将在巴伯尔斯贝格[30]对特尔托的人民武装部队进行检阅。人们欺骗农民，如果亲王获胜，那么1麦测[31]土豆的收购价格将涨到5银格罗申（现在仅为1½银格罗申）。那究竟应该争取得到什么呢？反对派的统治？ 柏林，6月11日。“他们已经通过搭建垫子翻越了我们的路障，今天他们不想知道我们的任何事情！”“我们把路障建造得太低了； 〔下转第二版一栏〕 〔第一版下部一至三栏〕 巴尔贝斯.[32] 我认为，有一个反对共和国的政党，例如，茹安维尔[33]公爵的政党或波尔多公爵[34]的政党；——让我们进一步假设，在一个美好的一天，在动荡和“误会”的一天，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那样，这两个政党团结在一起，他们的表现有增无减并且其他各党派不迟疑地与他们结盟；——因为还有其他政党，有路易亲王[35]的政党，路易-菲力浦家族也有几个王位觊觎者，他们彼此意见不一致。首先，还活着的路易-菲力浦[36]可能会说，与他一生中所有其他政治行为相比，他的退位无关紧要；此外，奥尔良公爵夫人[37]和她的小儿子的利益总是与雷穆斯〔Remours〕先生的摄政制度背道而驰；最后，我不明白为什么蒙庞西埃[38]和奥马尔[39]先生们一点都不专横并且也没有一些小的政党。由于我们具备先决条件，因此不会失败。 因此，让我们假设，在我们不断发展的道德上的无政府状态中，所有这些先生们都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资金，足够的领导者和足够的聪明才干来激励巴黎的人民，坚定地向他们承诺他们一直承诺的东西和永远不会停止的希望。最后，在充满了闷闷不乐，不自在，痛苦和邪恶情绪的炎热日子里，由这些不同和异化元素组成的叛乱分子渗透到国民议会，侮辱它并宣布炸毁它。 为了实现这一切，国民议会只需要多一点对工作的畏惧和对无所事事的热爱；多一点温和的共和党人对反动派的倾斜，人民只需要多一点痛苦、不安和沮丧，他们中的大部分虽然不会因为背叛了未来而分崩离析，但是总有一些误入歧途的人会从他们的内部挣脱出来。为了使整个风暴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使自己在完全手无寸铁的国民议会上解脱，所需要做的只是几条分配不当、执行不力或接受不佳的命令。既不需要阴谋，也不需要背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唯一需要的是一方或另一方的混乱、意外和不幸。 除非采取简单、经济、大众化和专制的措施，否则国民议会的庇护所将永远不会从政变中幸免。我们今天提出的这一措施，希望在50年后看到，人们可能会在在国家宫殿入口的上方写上这样的话：“国民议会除保护国家合法性外没有其他任何保护。它与人民之间没有刺刀。——但是，国家宣布所有未经授权越过此门槛的公民都是不光彩的。” 恰好没有成为伟大的乐观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我相信，如果作为警卫在令人悲伤的5月15[40]早晨站在国民议会门前宣誓，议会可能将永无宁日和尊严。 相反，我们看到了什么！一队军人，仿佛哥萨克骑兵站在巴黎城门外。多么可悲的战术！整个国民警卫队全副武装，站起来——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告诉一些人民，他们不信任他，他们害怕他，他们因为他还没有参与的恶行而受到指责！ 然而，我回到自己的前提。就是整个场面都与新人重新上台有关，这些人想实行更可怕的君主制度，而不是冒险的社会主义制度。我认为这些鼓动宣传者中最聪明的是马拉斯特[41]先生和毕舍[42]先生或者任何其他温和的共和党人，为了收买人心，拥抱他并面无表情地把他带到市政厅，并在那里宣布他们的新政府成立，而且使用某些共和党的名字。如果没有这些名字，君主制篡夺的成功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马拉斯特先生和毕舍先生拒绝成为一个伪共和党政府的成员，那么在这个政府内，奥迪隆·巴罗[43]先生和其他在“国民”共和国与摄政共和国之间的“临时”过渡应该实行独裁吗？ 如果马拉斯特或者毕舍有眼睛可以看穿市政厅的墙壁，如果他看到反叛团体向外排挤他，如果他承认引导他来到这里的叛乱分子的软弱无能，他肯定会尝试一次伟大的抗议，并对现在的“无政府主义的挑拨者”说：“你们指望我为同仁是错误的。事实上，我是一个温和派的咆哮者。我想要一个非社会共和国，但我不想要一个君主立宪的共和国。放开我，我不是你们中的一员。” 但是，让市政厅在叛乱分子的控制下一两个小时，不要让国民警卫队加入，当着马拉斯特先生（或毕舍先生）的面，让君主制共和国的人民支持他，那么毕舍先生（或马拉斯特先生）会果断的做些什么呢？两个人可能都会绝望一会儿，但在绝望中会做出大胆的决定——采取暴力行动。 （结束。待续） 〔第二版一栏〕 〔接第一版上部三栏〕 他们熟视无睹。”“我们可能不得不建造新的路障。”这是我听到的许多所谓的下层人民的谈话。——当下在被官方纸条覆盖的每个角落里都有一张布告，上面说到：“间接选举是罪魁祸首。”——您也看到了，这里的信心也在减弱；政府早已失去了信心，现在人们也开始放弃制宪议会。——为了占上风，反动派当然不畏惧使用任何手段；只要有充足的资金，反动派就会秘密地执行自己的计划。自从普鲁士亲王返回以来，反动派就一直特别活跃，身着便服的警卫中尉先生们对他们装聋作哑式的欢迎感到非常恼火。在反动派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新成立的普鲁士协会，其成员多为退役军人、贵族、官僚和富有但悭吝的人；一个新的警察站和举报站，自愿向检察官开放。——该协会出版了一份名为《普鲁士报》[44]的报纸，该报旨在传播其原则。——协会的海报每天都在增加，但是——哦，糟糕！——人们可能对这些老掉牙的文件一无所知。——反动派也发钱，但却很少达到他们的目的，最多也就是赢得一些万岁的欢呼声，就像一些被收买的喉咙对着普鲁士亲王尖叫一样。毋庸置疑，军队是在极端保皇主义的意义下行事的。——人们以连队的方式召集士兵们，并向他们宣读对“上帝、国王和祖国”的忠诚宣言，以及充分表达对“挑拨者”和“煽动者”的憎怒；对此，他们当然同意；因为谁敢反对呢？忠诚宣言随后将以军团的名义刊登在报纸上。——可惜，这种策略见效并不十分明显。尽管士兵们宣过誓，但还是参加了受欢迎的人民集会和俱乐部，尽管有禁令，但还是阅读民主派在墙上的招贴。——反动派太笨拙了，以至于他们的计划不能马上浮出水面。——对于那些尚未睁开眼睛的人来说，现在是睁开的时候了。这里的反动群众每天都在增加；民主派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每天都在建立具有民主原则的新俱乐部。——和平的小市民，他们总是高呼“安宁”；市民自卫队从四周前就开始反动了，以至于他们最想用刺刀刺穿那些文人们。他们被政府的反人民的阴谋活动，特别是前任指挥官冯·阿朔夫[45]将军的阴谋活动彻底改变，以至于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进行了一场新的革命。——在这里，民主派的主要构成是工人。LepeupledeBerlinestpeupledecoeur![46]〔柏林人民是心连心的！〕就像巴黎人民一样。这些自革命以来一直处于极端困境中的柏林工人，竟然很棒地保持了他们良好的声誉，这真的很了不起。——当然，反动派不断地诱使他们走向极端，使他们与市民自卫队发生冲突，以便可以更好的攻击他们。——人们的常识总是战胜这些诱惑。他们说：“不要暴动！”；“暴动只能在针对我们的敌人时才使用。在需要团结的时刻，不要分裂！。”而正是这种和平的意识，这种博爱的精神，让许多还不信任人民的人选择站在了和平与博爱这一边。——成千上万的人因没有工作而挨饿，但仍然保持冷静，以免损害自由事业，这难道不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标志吗？ 大约4000名失业工人四处走动，他们可以工作，却没有工作。他们要求就业，但是未果。冯·帕托[47]大臣将他们送到市政府那里，市政府将他们送到大臣那里。他们来回奔波，但他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因为这里的部、市政当局和警察似乎狼狈为奸。谁接纳了工人？民主派的俱乐部。这也使得民主派的拥护者越来越多。 总的来说，人们期待着下一次妥协议会。在星期三之前同样还有休会期。人们现在谈论的是一项反对聚众的立法建议；会议室的军事占领，甚至是议会的转移。转移到哪里？也许是波茨坦或者斯德丁[48]？——大会的面貌现在肯定会完全不同。很显然，政府希望以背信弃义的诸多计划来凸显自己，因为政府希望将其工具放在更安全的地方。——一些没有达到选民期望的议员很可能会因为被他们诱使而放弃议会席位，其中包括传教士济多和议员鲍威尔[49]。 )-(比勒费尔德，6月10日。反动派不遗余力地煽动我们可怜的织布工和纺纱工人反对“自由精神和共和党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努力迄今为止取得了最有利的成功。对于像我们这样父权制产业衰落的地区来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人们仍然记得他们的繁荣，并希望恢复旧的状态。革命结束后，他们立即投身于运动，想要罢免他们不喜欢的官员，只想派遣最坚定的民主人士到柏林和法兰克福，让被罢免的官员会成为夜班的看守，然后拉拢神职人员，并选举真正的虔信主义者为议员。他们原本至少希望他们的议员能够为每个可怜的佃农带来一头母牛，现在，过了这么多周，除了让现状变得更糟糕之外，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将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民主党人士，原因是工商业没有像以前那样再次蓬勃发展。即便是虔信主义者也不能长时间的占上风；他们升的越高，就会跌的越深，因为他们也无法满足人们提出的愿望。但是，目前他们处于足够高的位置，并尽力让火烧的越来越旺。我随函附上臭名昭著的《科斯林宣言》，现在全国分发许多本，甚至由神职人员、官员和军官在教堂、学校和军营中大声朗读，然后由警察带着请愿书挨家挨户索要签名。里面的主要内容是呼吁内战，要求向柏林进行集体搬迁，“是为了从普鲁士的故乡摧毁第二个巴黎。不言而喻，所有的这些吹嘘都是对我们的革命和随后发生的事件的一种捏造，因为如果不是通过谎言和欺诈，这个政党怎么能让人民为自己投票呢？先生们不想再被‘自由、傲慢，不理解，不成熟的纪律’所束缚！”他们宁愿自己重新管束人民，就像在博德尔施文格[50]的光荣统治下一样，人民不应该接触新事物。由一名死刑执行官、一些官员和容克地主签署的这份《科斯林宣言》在全国各地向所有当局发出，这对（外交）部而言并不陌生。但是如果康普豪森先生根据应由马格[51]议员递交给柏林国民议会的请愿书上的签名来判断全国大众的看法，那么我想告诉他如何实现这样的签名。有人告诉那些虽然读了请愿书的内容但不太懂的老百姓，有人想要剥夺他们的宗教信仰；谁不在提交的东西上面签名，谁就会被强加上不相信上帝等等罪名；为了让他们签名，百姓们甚至被强制灌醉。 〔转二栏〕 〔第二版二栏〕 〔接一栏〕 我们小城里的情况要比乡下的好一些；在这里，民主发展正在日益站稳脚跟。在我们的城市，“民主俱乐部”虽然数量上不占优势，但事实上占了上风。哈姆[52]的“工人俱乐部”绝对是民主的；两家俱乐部都将派代表参加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民主大会。黑尔福德[53]和明登[54]的“教育协会”还没有明确的表态，尽管其成员大部分也由工人组成。 普鲁士兄弟们！ 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陛下以自由和慷慨的决心，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向我们承诺了宪法。——国王的兄弟和王位继承人——普鲁士亲王通过签署委任来确保这一点——在整个广阔的祖国，国王得到了感恩人民的巨大欢呼，每个真正的普鲁士人都感觉自己的地位因国王的伟大决议变高了。回顾几个世纪以来任何一个幸运的政府的过往，现在每个真正的普鲁士人知道了，祖国必须在其自由制度下谨慎和自然地发展并且平稳地进步，才会变得幸福和伟大。我们工业的繁荣、我们的艺术和科学、我们的工商业以及我们所有的物质福祉的高度繁荣现在都应该——是我们国王的意图，是我们的愿望。普鲁士唯一欠缺的是——政治自由的弥漫气息。 但是，正当我们高兴之际，3月19日和随后几天就出现了恐怖事件，这些事件是由一群心怀不轨、目光短浅、失去理智的人煽动引发的。他们在有序、谨慎地进步发展中及其带来的快乐后果中，结束了他们可鄙的阴谋活动。他们在人民赋予我们国王的崇高荣耀中看到了自己的卑劣。——被那些日子的恐怖场景所震撼，即便是正直忠诚的柏林公民也被迷惑，好像所谓的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政治自由，是的，他们盲目地辱骂了爱国的好军队、我们的儿子和兄弟，侮辱了我们的王位继承人——普鲁士亲王，并认为各省所有忠实的居民都有能力认识到这场革命及其可悲的后果！——国王在神圣的感情中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但即使这样，仍然对他的人民充满了爱和信任，他也不想呼吁人民同样的高尚和忠诚。在他自己崇高的思想中，他寻求并找到了伟大人民的真正态度——他希望，他知道，这一点必须在他的柏林人民中再次弄明白自己并改过自新，直到坚信， “摇曳的国船的舵不应由恶意的党魁和盲目、粗鲁的首都群众的心血来潮和意志来操控，否则秩序、和平与幸福将有助于确保我们的新制度。” 迄今为止，我们应将防止流血的内战归功于国王温和的思想。 各省的忠诚居民理解并尊重国王的意愿，——他们痛心地忍受国家内部一个叛乱政党在官邸的最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并希望与国王同在： “旧的普鲁士思想，旧的普鲁士英雄主义精神，也必须并且将要在被误导的政党人士中重新被唤醒。即使采取最令人作呕或最令人愤慨的方法违反整个国家的法律决定，最终也要获得理性之光、荣誉感和对祖国的爱与忠诚。” 遗憾的是正是各省忠诚的居民们搞错了。我国的首都孕育了向来爱好和平、得天独厚的人民，它的宏大与繁荣托了我们国王的福，它的富足得益于各省。而如今，各省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将继续持续、失控，毁灭与沉沦威胁着我们所有人。 一个来自人民内心的强大的政府部门，不能展现它的力量、发挥它的职能和进行深谋远虑；——可以采取法律措施，加强对国家的信任，恢复秩序和平静，恢复下降的信贷。这些都因无财产无道德党员的自私企图、无胡子且不成熟的男孩们以及工人阶级中被诱骗的群众这三重阻碍失败。——几乎还没有长大的男孩们敢于在公共报纸上宣扬社会秩序的大变革，他们敢于以毁灭和死亡威胁我们尊敬的人，大臣级别的人，他们敢于——不得不说这对我们来说是耻辱的——以无礼的、讨厌的、暴徒般的方式来接近我们神圣的国王。——是的，还有更多！男人们，我们故意说成首都的“男人们”敢于大胆地反对部里的深受全国欢迎的决定，以及厚颜无耻的反抗国王陛下的让普鲁士亲王尽快就会回到我们中间的最高命令！请想一想，忠诚而坚定的普鲁士兄弟们，柏林居民蛮横的无礼真的太过分了。他们拒绝我们的王位继承人，国王的第一个忠诚的臣子，在解放战争中为祖国牺牲的英勇的普鲁士亲王——在自己的祖国有一席之地！请想一想，令人发指的暴力及其可怕的后果。请想一想，这可能会使正在审议的整个宪法遭到质疑，所有制度最彻底的瓦解必须是其直接后果。——是的，年轻人敢于向首相宣称，忠实省份的居民也宣布反对我们王子的归来——他们敢于怀疑我们是他们奸诈阴谋和意图的同谋！——而柏林是最受欢迎的智慧之城，繁荣之城，迄今为止又是光荣之城，柏林正处在容忍这个罪恶行为之中！——现在，以上帝的名义，我们不想容忍它。——冲啊！在普鲁士祖国的所有省份的兄弟们终于武装起来，积极抵御以巨大的步伐向我们疾驰而来的痛苦。我们已经忍受的够多了，也足够宽容，更是目睹了足够多的罪恶行为！让我们被狂妄、自大、无知、幼稚的枷锁束缚更长的时间吧，这意味着，公开揭露我们“普鲁士”的名字！冲啊！让我们通过这一号召在全体人民中公开我们的意愿，让我们用所有诚实善良的兄弟们的签名来覆盖我们的意愿。让人民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一个伟大的人民声音，不是被奴役的，而是自由的，它像喇叭一样在人民叛徒的耳边回想，它决定着柏林人民的真实意志！ 但是，为了避免分歧影响我们集会的目的或者让我们误入歧途，我们的格言是：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与人民同在，” 但我们的目的和目标是： 我们的国王向我们承诺的最快的宪法章程，是在最广泛的道路上进行合乎自然规律的、审慎的、和平的发展，以及破坏首都的腐败势力，——从普鲁士祖国摧毁第二个巴黎。—— 〔转三栏〕 〔第二版三栏〕 〔接二栏〕 只有这样，在展示了我们如此伟大的意志之后，秩序和信誉才会降临到这片土地；只有这样，我们所有人才会想要并能够放下我们最后的财产，高兴地把它奉献在祖国的祭坛上！ 现在，我还想对你们说一句话，你们这些更好的、忠实的柏林市民们和居民们！当然，我们已经注意到你们是如何保持旧普鲁士的精神，旧普鲁士的正义感，旧普鲁士的英雄主义，对普鲁士来说，神圣的格言： “与上帝同在，为了国王和祖国，” 永远不会成为谎言，——但我们确实注意到，在你们中间发生令人愤慨的事件时，你们的普鲁士的心是如何流血的。—— 我们还认识到，最好以你们自卫队的谨慎和勇敢的态度，重新找到你们爱国情怀的表达方式，我们怀着喜悦和自豪，从未停止过将你们视为我们的兄弟。——但是，你们的忍耐和忍受持续了太长时间：你们早就应该用强烈的抵抗来反对你们被诱骗的同城居民们的罪恶开端。如果你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这一点，——只是一个提示，——那么我们所有人，你们在各省的所有兄弟们都会与你们同在。——从现在起，人民让你们负责维护现有秩序，尤其是那些非常接近国王的人，用你们的心血来抵御任何进一步的侮辱和任何厚颜无耻的行为。在所有你们觉得神圣的事情中，你们都要对人民负责。你们以后可能会被要求说明缘由！—— 如果最后一次关乎我们意见和决心的集会仍然被置若罔闻，如果柏林群众的示威活动继续受到压制，公共秩序继续被忽视，公共当局被阻止履行其职责——不提高信贷，不增加福利，并且法制被无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去柏林公开宣布我们的意愿吧！ 我们的呼声如今已传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恳请一切机构、团体、组织和个人：公开我们的号召！在上面签上每一位爱国者的姓名！将它尽快送到柏林我们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马格先生那里去！让他将我们的联名号召登在诸报纸上并将齐整完备的所有文件作为人民意志的铁证转交内阁。 科斯林[55]，1848年5月23日。 冯·克莱斯特-沃宁.布赫尔，文理中学副校长，男爵。冯·特姆.韦伦伯格，布劳伊根。冯·博维兹-博尔金。冯·雷斯克科夫.斯特芬哈根-巴尔凡兹.埃尔特，县兽医。哈克维茨，退役上尉。利奥波德，法官。拉斯·卡尼兹，校长。阿尔滕-蒂佐夫.E.G.亨迪，书商。冯·莱托·克伦津·劳林，肥皂厂；W.布伦德尔，屠夫。加德克·希尔德布兰德，司法委员。鲍姆加特博士，文理中学教师。F.福克斯，刽子手。J.H.施密特，经济学家。古森，OLG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兹，林务官。赖兴巴赫，州政府官员。J.H.乔纳斯，商人；J.卡斯帕里，制革匠。 上西里西亚。如果没有地主，就没有地方警察；没有地方警察，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殴打；但如果有殴打，就一定有地主。在上西里西亚，整个社会秩序像从上到下被打乱的音阶，从C大调简易版到C大调三度，时而出现在温和、富有表现力的柔板中，时而出现在奔腾而灿烂的快板中，有时会变成寂静而致命的停顿。在这方面，即便是自由党派也是贵族，至多反动派仍然偏爱独裁和俄国的暴力统治。正如大多数殴打成瘾的先生们向我保证的那样，人民会无比的轻松自在，就像胡桃树，被棒打时才能结出最好的果实。这种父权制下的教育制度无疑为人民道德的提升、情感的激发和观念的引导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几乎不了解当今的流行语和关键词，因此这种父权制下的教育制度最近轻而易举地承担了人们所赋予它的角色。由于这些原因，人们会充分意识到向（外交）部、普鲁士亲王等宣布的上西里西亚请愿书的重要价值。当然，通过地主与农奴之间的密切接触，建立了一种真正的亲切关系，这种关系很少受到那些有恶意的人的干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完全贫困的人，因为众所周知，饥饿和贫困会引起不满，因此警察会照顾他们，有时免费为他们提供住所和食物。但是，那些忘恩负义的人称这些当地警察的自愿善举是非法监禁和擅自拘留。据说拉蒂博尔[56]的高等法院经常持相同意见，这一点令人难以置信。而且鞭打制度也没有得到全体人民的赞同，因此经常有人提出申诉。为了一劳永逸地避免诸如此类的不便，据说一个地主想出一个非常明智的主意，将每个不受欢迎的人放入羊圈中，将羊毛绑在其头上，然后在黑暗中砍掉脑袋，这是我们公开推荐使用的一种方法，它证明了发明者的伟大人性，发明者可以避免看到他的同胞们应得的痛苦。除了警察之外，地主还通过一名司法官员行使领主裁判权，地主必须自行选择司法官员并给他们发薪。 在开庭日，领主法官坐在律师事务所中进行审判，旁边是精算师[57]和法院执行官，二者都是古老的传家宝，通过与他们办公室里的无赖长期打交道，与他们有一些相似之处，该论点还有一个新的证据，表明熟悉的人之间的长期接触会产生生理上的相似之处。八项审问必须在地主的午餐前完成。首先是两个盗木贼，他们否认他们的行为，尽管他们在警方的初步调查中承认了他们的罪行，因为鞭打他们假装招供。这位妻子正在接受顺势治疗法的法官认为，相似的事物可以通过相似的事物治愈，并且他知道如何通过一种新的、但不太小的礼物来刺激他们失去的记忆。三个十字架被绘制为会议纪要的签名，当然不包括鞭打，因为同样的鞭打是不言而喻的。 一块土地将被出售，其中的庄园要求支付地租和赎回金，这笔款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增加，因为除了资本和法律费用还增加了利息。根据规定邀请了买家，但没有出现。地主以最低出价购买了该土地，这对他来说是双倍的乐趣，因为他早就想把旁侧庄园收入囊中。迟到的买家不予考虑，因为他们的手表都显示晚了一刻钟。 随后发生的一些诉讼，除了可以获得一些诉讼费之外，毫无意义，也没人感兴趣。继承过程似乎更加复杂，双方都力求通过精算师和宣誓口译，尽可能说服法官他们用波兰语提出要求。然而，精算师知道如何恰当地翻译，尤其是从德语翻译成波兰语，以至于很容易发现错误并进行比较是否有利于讲话重点突出、有理有据的自己这一方。然而，所有各方都同意， 〔转第三版〕 〔第三版一栏〕 〔接第二版三栏〕 他们像上西里西亚人的代表对宪法草案和当今的政治问题所了解的那样，对自己所进行的谈判有足够的了解。当左派讲话时，唯一的反对派通过移动帽子和挠耳朵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态度，比柏林受过良好教育的多数派要温和得多。 执行官收到他认真履行的必要任务后，他只扣押那些不付钱给他的人，这位对他的公正行为感到满意的领主法官坐在地主的餐桌旁，两人由衷地互致“吃好”。 （《奥得总汇报》[58]） 波森，6月8日。《波森日报》[59]包含下列公告： 由于武器仍然处于隐藏状态，因此我特此声明，以下列任何方式找到武器的人， a)一支步枪或双步枪，可以获得1塔勒。 b)一支简单步枪，可以获得15银格罗申。 c)一把军刀或一支手枪，可以获得5银格罗申。 d)一把大镰刀，可以获得1塔勒。 这笔款项可以由根据发出指令负责接收武器的有关部队立即支付，而且根据我的命令，可以进行特别结算。在本公告发布之前，检举揭发隐藏武器的人员，可以得到有偿奖励。 波森，1848年6月5日。 皇家专员，步兵将军， 冯·普富尔 布勒斯劳，6月8日。波森大主教给文化大臣冯·施韦林[60]伯爵的信： …这是当地事件的简短而真实的速写。 今年3月20日，极少数农村和城市居民聚集在这里，成立了一个维护波兰利益的委员会；还分发了军人帽徽。 当时，用两根手指就可以将这个火苗熄灭。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向委员会屈服、诉苦和请愿，而无需采取任何方式的行动。但是，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民政和军事当局却因为恐慌，丝毫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任由一切发生。这种放纵被认为是一种同意、批准和放弃；人们任由大权旁落。 该委员会公开成立于中央委员会，并分配给县委员会，它号召群众，并在民政和军事当局的眼皮底下公开教会他们暴动；一切事情都允许发生，所有事情实际上都是被授权的。只有当4万名士兵聚集在大公国[61]时，勇气才会回归。很可惜！同样的勇气立刻变成了愤怒，变成了不可磨灭的复仇欲望，可能是因为对迄今为止无法理解的失败的愤怒。用榴散弹和弹片击倒当下卑鄙的帮派已经变成口令，人们着急执行。 就在那时，冯·维利森[62]将军出现了。他从慷慨大方的国王那里带来了宽宏大量的指示；在他自己的心中也带来了人道主义和高贵。这次运动应安抚于善；庄严地承诺对整个大公国进行全国改组，组建波兰军队，对有关人员实行完全大赦。 此举激怒了波兰的仇敌（在这场运动中），将军公开邀请了皇家和平使者，高官参加了会议。和平事业对于贵族来说从各个方面都变得困难，很难在三天的期限内完成一项如此艰巨和重要的行动。显然，人们希望该行动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那么复仇之剑就可以自由发挥。 但是，冯·维利森孜孜不倦的努力博取地方领导人的好感，他说服他们，让他们解散聚集的民众，并在指定的地点组建波兰军队。 冯·维利森等人向领导人公开向领导人证明，这些领导人们的行为即最初提出抗议，严肃警告的说，即便现在也不会想以前那样信守承诺（这一行为），是冒着生命危险导致群众骚乱的行为。 很可惜！冯·维利森离开了这个大公国，显然是因为当局甚至军队反对他的和平使命。 当然，当如此松散地聚集在一起的民众分开时，一定会发生一些混乱。冯·维利森的意图，不是让每个发动者承担责任和惩罚，也不是监督、指导以及和平地完成公约的执行，而是发出了令人愉快的战争呐喊声：“波兰人违反了公约”，复仇之剑立刻被挥舞着。 现在，暴力行为接踵而至。波森市在处于围困状态时的武断声明引起了过激的行为。四面八方派出的流动纵队虐待和杀人，他们掠夺，亵渎教堂，毁坏坟墓，激起了部分抵抗，甚至是新的自卫和聚团报复。冯·维利森将军分配给未来波兰军队军官的地方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主力被击溃；在米洛斯拉夫[63]和弗雷申[64]惨遭鄙视的人所遭受的严厉打击甚至更加痛苦；简而言之，战争的愤怒在全大公国盛行。 然后冯·普富尔将军，作为新的和平使者和组织者，来到了这里。他的第一步是将波森市的围困状态扩大到全大公国。第二步是全新的发明，即用硝酸银棒在参加战斗的波兰人的耳朵和手上进行标记。第三步，第八次瓜分波兰土地。第四步，呼吁农村人民，在这里可以发现对加利西亚[65]复仇的呼声。与此同时，国内的各种暴行仍然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在新的和平使者的主持下，农民和贵族受到了打击。这让该大公国的居民想起了原始的鞑靼时代。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和平使者先生要求我通过一封集体信函来使群众平静下来。我回答说，除非士兵们的野蛮行为得到遏制，否则这是不可能的。他还要求我公开保证天主教和教堂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受到侵犯。根据我上面的评论，我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将军似乎只受到外部的影响，即所谓德国的Centralcomité[66]〔中央委员会〕的影响。 从附在这里的《波森日报》第115号获悉，Comité〔委员会〕自夸，到目前为止，这是无可争议的。它以自吹自擂的方式列举了已经取得的成功，并说明了要达到的目标和为此要采取的方法。在那之后，Comité〔委员会〕实际上就是这里的统治力量。委员会还将其大使派遣至国外，招募帮凶来践踏不幸的波兰人。即将发布的宪法文件载有这样一位大使，即当地洛姆〔Loem〕教授 〔转二栏〕 〔第三版二栏〕 〔接一栏〕 关于他成功完成使命的报告。然而，官僚主义的统治非常令人悲痛。但野蛮派系的暴政远比这更糟糕。 从这种符合事实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军方独自引起了当地的暴行。当我本月21号的通知发布时，这些都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与之毫无共通之处。不过，我想作一个非常简短的评论。甚至神职人员也参加了这一运动。不可否认的是，欧洲运动的激流将一些神职人员卷入了漩涡中。我，一位牧师，无法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这种运动，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能够设定其不可逾越的极限了？我没有必要指挥让全民满意或不满的伟大的世界事务。我没有参与波兰的分裂，德国最伟大的人在法兰克福宣称这是可耻的不公正，这是一种无法从波兰人心中抹去的不公正。 我毫不犹豫地说这些坦率的话，是对阁下的仁爱之心充满信心。 波森，1848年5月27日 格涅兹诺和波森大主教 签署人.普日卢斯基[67] 汉堡，6月10日。由于谣言，几天前宣布的反对封闭大门的示威活动，导致昨晚在石门处发生严重的暴行。被称为“羊羔之夜”的民间节日期间，在大门前聚集了庞大的人群，试图在大门封闭后将大门拆卸下来；由市民自卫队组成的守门人试图维持秩序，但是没有成功，因此不得不撤退。人群穿过大门，纵火焚烧守卫大楼和对面的小型税务楼，即堡垒所在的地方。与此同时，由于大游行而被召集的市民自卫队的有力干预，成功地使民众平静下来。守卫大楼和税务大楼都被火烧毁了。若干暴乱分子被捕；似乎没有发生重大伤害。目前，一切都恢复了安宁。 交易所大厅(Börs.-Halle.) 意大利 *奥地利军队似乎想要放弃了伦巴第[68]。《蒂罗尔信使》[69]写道：“根据目前完全可靠的报道，中尉陆军元帅[70]韦尔登[71]男爵已经占领了巴萨诺[72]和费尔特雷[73]。穿过普斯特勒塔勒[74]到达卡多雷[75]，因此与科内利亚诺[76]的连接是畅通无阻的。根据同样可靠的消息，陆军元帅拉德茨基[77]正在和他伟大的军队对抗维琴察[78]。”也就是说，拉德茨基撤退并完全放弃了曼图亚[79]和维罗纳[80]。关于这一决定是新的失败还是仅仅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结果，目前尚无消息。大公阿尔布雷希特[81]和威廉[82]“意外”来到因斯布鲁克[83]也证明发生了决定性的事情。据说杜兰多[84]从维琴察向维罗纳进军，已经抵达诺瓦迪亚别墅。中尉陆军元帅韦尔登在威尼斯人[85]看来似乎还算幸运，他占领了贝卢诺[86]和费尔特雷，并通过普斯特勒塔勒与蒂罗尔[87]联系，派遣巡逻队前往威尼斯附近。 米兰，6月6日。根据本月5日和6日的官方《公报》[88]，6月4日预计的会战没有发生。本月5日的《公报》说：“本月4日，我军对敌军发起了进攻。黎明时可以听到一些大炮声。但当他们到达他所占据的位置时，他们发现他们被遗弃了。到了晚上，奥地利人已经撤退到曼图亚。他们的撤退是如此匆忙，以至于像逃亡一样。”本月6日的《公报》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据报道，放弃佩斯基耶拉[89]使得拉德茨基安全地将自己锁定在曼图亚内。曼图亚以外，只有库尔塔托内[90]的阵地仍然由奥地利人坚守。皮埃蒙特人[91]为了切断维罗纳和曼图亚之间的联系，将朝着伊索拉德拉斯卡拉[92]前进。——紧接着，这份《公报》说，皮埃蒙特人在向曼图亚前进时发现田野上布满了尸体，于是在本月4日与敌人就尸体的埋葬进行了谈判。据说，奥地利人的数量要多得多。本月6日的《公报》称，奥地利人在5月最后几天的死伤人数约为5000人。——阿尔伯特国王[93]因此在他的军队中晋升了许多将士。（《法兰克福邮报》[94]） 比利时 布鲁塞尔，6月12日。我们派往巴黎的公使利涅[95]亲王在正式会见时所递交的国书中表示，比利时与其自由主义制度一起自由幸福地生活了18年。自由快乐！人们可以看到亲王先生并没有受到贫困化的影响。 （《人民之声报》[96]） 以下是最广泛的民主文件中关于君主制幸福的说明。在布鲁塞尔，有30,000多穷人在慈善机构登记。如果加上在避难所、医院或私人慈善机构中的贫困人口，贫困人口数量则达到40,000，约占布鲁塞尔人口的三分之一。1818年，东佛兰德[97]的贫困人口为69,424人，而1846年为214,166人。因此，它在25年的时间里增加了两倍多。1818年至1846年间，由于缺乏工作而在乡下登记的人数增加了四倍。在西佛兰德[98]，贫困更加普遍。1816年，在642,600名居民中，有226，180人登记在慈善局的名单上，占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贫困人数增加了100,000人，这个比例在爱尔兰最不幸的区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情形。1846年，东佛兰德的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多1062人，在西佛兰德则为4010人。贫困的加剧导致死亡率不断升高。贫困、病痛和饥饿尤其给老年人和儿童带来巨大影响。 最令人困扰的标志之一就是流浪。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看到地方当局鼓励贫民窟的人去流浪。因此，乞丐和流浪汉在比利时各个城市里展现着他们的痛苦和屈辱。因此，两年来监狱人口翻了一番，从5500人上升到11,000人。在过去的三年里，有10,000多名儿童住进我们的监狱和乞讨之家，确保下一代充满希望。 〔第三版三栏〕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6月11日。就在国民议会对国家购买铁路表示厌恶的那一刻以及国民议会在一项旧的法令草案中想要通过利用证券交易所的价格波动来进行投机业务的那一刻，名为《劳动组织》[99]的刊物发布了财富统计。6月10日的《改革报》[100]从这些统计数据中刊载了以下信息： 巴黎无产阶级在二月之前就业时平均工资…………………………………………2法郎60分 二月以后巴黎和其他行政区工人就业时平均工资仅为……………………………1法郎15分 路易·菲利浦拥有的财产为……………………………………………………法郎800,000,000 奥马尔公爵拥有的财产为………………………………………………………………70,000,000 阿黛拉伊德公主[101]拥有的财产为……………………………………………………70,000,000 蒙庞西埃公爵拥有的财产为……………………………………………………………20,000,000 路特希尔德[102]男爵拥有的财产为……………………………………………………600,000,000 格里夫勒[103]男爵拥有的财产为………………………………………………………100,000,000 梅克伦堡公爵夫人[104]拥有的财产为…………………………………………………60,000,000 霍普〔Hoop〕拥有的财产为……………………………………………………………40,000,000 福尔德[105]，普里查德主义者〔Pritchardist〕和国民议会候选人，拥有的财产为……30,000,000 佩拉普拉特〔Pellaprat〕拥有的财产为…………………………………………………25,000,000 霍廷格[106]拥有的财产为…………………………………………………………………25,000,000 马莱〔Mallet〕拥有的财产为……………………………………………………………20,000,000 哈芬[107]拥有的财产为……………………………………………………………………20,000,000 阿奎雷文戈阿〔Aquirrevengoa〕拥有的财产为…………………………………………20,000,000 杜朗〔Durand〕拥有的财产为……………………………………………………………20,000,000 德莱塞尔[108]拥有的财产为………………………………………………………………20,000,000 拉丰[109]拥有的财产为……………………………………………………………………15,000,000 鲁日蒙·德·洛旺贝[110]拥有的财产为…………………………………………………15,000,000 鲍登[111]拥有的财产为……………………………………………………………………12,000,000 德拉马尔[112]拥有的财产为………………………………………………………………10,000,000 费雷·拉菲特[113]拥有的财产为…………………………………………………………10,000,000 20亿法郎，20个名字！ 这份清单的公布在6月10日的国民议会会议上引起了一场真正的风暴。禁令清单！直接叫人杀人越货！掠夺！公民乔伯〔Jober〕是人民的代表，眼里充满怒火，嘴唇颤抖，每一个手势都充满力量，目光犀利，声音铿锵有力，他以这样的方式严厉谴责了两份发表这一事实的邪恶日报。一边是克罗伊斯[114]的财富！另一边是拉撒路[115]的贫困！如果这种比较构成犯罪，那么统计数据应予以废除。如果统计数据显示出令人愤慨的、尖锐的对比，那么是统计数据的错还是对比的错？但是先生们是敏感易怒的，尤其是那些取代了路易·菲利普的先生们。俱乐部被关闭，围墙袭击受到控制，针对公众集会颁布了严厉的法律，现在是时候让毒药的伟大制造者处决新闻界了！这就是为什么工人的新闻被谴责为不光彩，而反动派的新闻则不受阻碍地侮辱和诽谤共和国及其人民和思想。财政部长杜克莱尔[116]是一位国民绅士，他在谴责勇敢的乔伯时表示，乔伯不了解这篇被控告的文章。政府尊重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革命，但如果犯罪分子犯下罪行，煽动谋杀或者本身导致仇恨，政府将履行其职责。导致仇恨！例如，1835年九月法律[117]，1822年反动派的法律。司法部长贝思蒙特[118]证实了这一学说，新闻之子弗洛孔[119]本人也予以谴责，尽管起初只是谴责那些攻击他本人的期刊。共和国找到了贝拉特[120]、佩西尔[121]和普卢古尔姆[122]。他们明白这里有多么令人沮丧，不是在习惯于发动革命和制定九月法律的工人阶级中（？），而是在共和党的思想家中，在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中，他们现在可能站在反动派一边，也许他们在部长们的长凳上，或者在我们五位国王的宝座上。 有些人不明白他们如何成为反动派的工具。其他人则不明白革命的一个又一个成就是如何迅速消失的。当然，我们忽略了宴会共和派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们，马拉斯特[123]、玛丽[124]、加尔涅-帕热斯[125]，【我暂时看到此】他们发现在他们自己的理想中超越了自己，就像所有满足的人一样，他们都感到很满意，别无选择，只能死去或对革命生活做出反应。我们拥有直接的普选权，而直接的普选权就是体现人民主权的形式！然而，这种普选权的产物是一个与1815年声名狼藉的无双议会[126]不同的大会，只是因为它以共和党的方式伪装成了反革命。 但是，先生们忘记了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构成。一方面，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其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有不同的细分，从金融巨头、食品杂货商到巴黎工匠协会的成员。另一方面，是只集中在巴黎和少数工厂城市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发动了二月革命。当然，只有在符合全国主要保守派或反动多数派利益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会受到制裁。——普选权是绝大多数人的权利。这是否违反了普选权？一点也不。装模作样有什么用？又不能让资产阶级社会找到恰当的政治表现形式。普选权使资产阶级社会中那些反进步的但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的势力置于公众的视线中，不久他们就堕落、消亡了。普选权不会造成敌对势力之间的冲突，但是会把冲突从原本被束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有力地推迟了像决斗这样能够真正解决冲突的方法。因此，与第一次选举相比，巴黎上一次选举显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阶级反对意识，真正的共和党人的幻想在痛苦的哀叹中消失了，他们不是为了某个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实现令人人喜悦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这些具有革命本能、牺牲精神和热情的人，很少能恰当地评估和处理最简单的情况，这证明了他们对银行的态度，他们现在正在为他们重新唤醒的勇气和恢复的权力问好。 他们记得：就在二月革命之后，银行不仅拒绝向临时政府提供任何贷款。 〔转四版〕 〔第四版一栏〕 〔接三版三栏〕 更严重的是，先生们最初出于反革命的原因，也拒绝了一切私人信贷。在危机中，像往常一样，银行家们首先发出警报，但也是他们发出警报的第一批受害者，因为他们拒绝向先生们提供信贷，而公众则压倒了绅士们，一部分是为了将信贷兑换成现金，一部分是为了撤回存放在银行的金银——这就是法国银行的情况。它已濒临破产。银行在困境中求助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对敌对和反叛的银行贵族没有任何救助的义务。临时政府可以让银行贵族在不干扰现行的民法情况下悄悄地破产，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受到监管的，真正的国家银行。临时政府会做些什么呢？临时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纸币具有强制汇率，临时政府赋予银行特权，而不对国家施加任何新的义务。到那时，银行可能将做出任何让步以挽救其存在。Vousmefaitespitieavecvotregénérosité，[127]〔我为你的慷慨感到惋惜〕我们的一个朋友惊呼道。银行感谢政府的慷慨解囊，通过拒绝向政府提供贷款的方式。昨天是你们，今天是我们。而且银行是对的。 巴黎，6月10日。昨日，在圣但尼[128]港，像往常一样，人们在夜幕降临时聚集在一起，人数比前几天少，但非常兴奋。好奇的人占领了圣但尼港附近的博讷诺维勒林荫大道上的高地。其他人则站在这条街的边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一群人中走到另一群人中，听大家在说什么。纪念碑周围的人群非常密集，从9点到11点，有演讲者或者尖叫者的人群没有受到武装力量的干扰或驱散。 11点15分，精锐分队和警卫队穿过圣马丁林荫大道；他们从海关那边过来，自夜幕降临时他们就在那里值勤。当他们出现时，人群就四散而去；一旦军队通过后，这些聚众团体就会重新形成并开始吹口哨喝倒彩。然后立刻有人开始敲鼓，要求人们离开。对于那些听从的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几分钟后，通往圣但尼港前广场的所有街道以及林荫大道被军队占领了；下达了禁止任何人离开的命令，煽动者和好奇的人被一起抓起来并关在一起。 现在，当我们写这篇文章时，封锁还在继续。很大一部分被拘留者们试图逃离他们被武装部队所圈进的区域，但都徒劳无功。被拘留者们极有可能不得不呆到天亮。我们没有听说在其他地方发生了任何混乱。 巴黎，6月10日国民议会。会议从任命无过失的王朝的首脑开始。乔治·拉斐德[129]被任命为副总统。该会议由秘书埃德蒙·拉斐德[130]和拉斐德伯爵[131]的女婿——时任高级财政官员的布泽·普兹〔BuzeauxdePuzy〕主持，而没有提到拉斐德伯爵的两个侄子，他们很快也会加入议会。现在是一个议会制的王朝。不久，一个更加王朝化的王朝将会是大势所趋。 整个会议专门讨论关于请愿书的报告。向公共工程部长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2百万法郎用于从图尔到南特的铁路工程的延续，以及296万法郎用于重建五座桥梁。此外，昨天提到的佩恩〔Pèan〕提案已经通过，根据该提案，申请人只有在25票赞成的情况下才有权提出申请。 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并非没有发生有趣的事件。 公民乔伯。我非常认真地谴责大会。《劳动组织》日报于6月8日公布了一份巴黎银行家名单；第二天早上，它带来了一份公证人名单，列出了他们的财产；它还承诺公布土地所有者名单。 〔转二栏〕 〔第四版第二栏〕 〔接一栏〕 这就是它描述这些公民和民众仇恨的方式。这篇文章已被《改革报》转载。我谨提请司法部长注意这一事实。我问他，是否允许每天挑衅而不受惩罚地抢劫、谋杀、暗杀。 杜克莱尔，财政部部长。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政府永远不会忘记新闻界对国家所做的贡献，但如果媒体煽动犯罪或者仅仅引发起仇恨，政府将履行其职责。 贝思蒙特，司法部部长。提出质问时，我不在场。我重复我尊敬的同事所说的话。我将立即委托公共事务部对该文作者进行起诉。 弗洛克，商务部部长：我不想发出迫害新闻界的信号。但如果走上这条路，人们首先会惩罚那些本身就要求谋杀国民议会议员的反革命刊物。财政部部长杜克莱尔：我必须补充一点，昨天执行委员会已命令警察局在一些墙壁上张贴进行迫害的布告。 其他有趣的事件。 公民奥克恩（Auquerne）。我要求发言，以便向国防部长提问。在这次大会上，有传言说，当一个步兵团进入特鲁瓦[132]时，国民警卫队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共和国万岁！”相反，他们回应：“路易·拿破仑[133]万岁！”（兴奋）我要求国防部长对此谣言做出解释！（要听，要听。） 卡芬雅克[134]，国防部长。我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我认为这是诽谤。我相信，为了我国的荣誉，路易·拿破仑是无辜的，他的名字如此不幸地被牵涉到这件事中。就我而言，我将公开诅咒那些人，他们滥用路易·拿破仑的名字来渲染祖国不幸、而不是宣传路易·拿破仑将自己的生命和洞察力奉献给了公共服务的伟大业绩。 大会热情高涨，四面八方都传来“共和国万岁”的呼声。梯也尔[135]出席了今天的会议。他坐在右边的第二张长凳上。 大不列颠 *伦敦，6月11日。上周五上午在下议院举行的航运辩论突然变得异常有趣。不幸的议员们经过了前一天整个晚上和一个半夜的讨论，已经疲乏不堪，今天上午仍然聚集了他们所有的力量，听取了最后一位发言者的意见，尽管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尽管有上百人都要求赶快结束讲话，但他还是无情地从反对党派的席位上举起手来，为了让人们理解他的同事们长达数小时的讲话和理解他自己的观点。他是罗伯特·皮尔爵士，曾经的“约翰牛”[136]最心爱之子。他穿着紧身长裤，雪白的背心和蓝色的裙子，就像他出现在下议院的第一天一样，他站在那里，这位宽肩膀的英雄，现在庄严地举起右手，用有力的拳头敲打着他的绿色纸步枪，开始了一次这样的演讲，这是老英格兰30年来一直习惯听到的令人惊讶的演讲。 在每次重大辩论中，罗伯特爵士直到表决前才要求发言。整夜，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两腿交叉着，手放在衣服胸前口袋里，帽子常常低垂在严肃的脸上；他听到了一切，他记住了所说的一切，辩论结束了，他跃身而起，整个议会房间里都充满了他金属般的声音。罗伯特爵士的一生悠长而美好；他是一位棉纺工的儿子，他的父亲曾被人从罗马请来，为了给国家建立一个部委，他习惯了在他举手之后的一种无声的沉默。就像雷雨一样，在他的演讲之前，一片可怕的沉默；没有一位议员离开自己的座位，人们认真地听他讲，目不转睛的看着他，在他演讲结束之际，一个强大而友好的党派给予他雷鸣般的掌声。 〔转三栏〕 〔第四版三栏〕 〔接二栏〕 这一切变化竟是如此之大！上周五，当罗伯特爵士抬起头来时，四面八方响起“下去吧！下去吧！”的声音。人们大喊大叫。小约翰先生[137]在他的座位上坐立不安。乔治·本廷克先生[138]的嘴唇上挂着讽刺的微笑，自由贸易派[139]的杰出人士，贵格会[140]教徒布莱特[141]和理查德·科布登[142]，他们看起来有点嘲笑他们学识渊博的弟子们。只有几十个默默无闻的崇拜者以惯常的方式向先生和大师致意——这真是可悲的景象。可怜的罗伯特爵士肯定吓坏了，发现他不再是绝对必要的了——这可能是发生在一位政治家身上最糟糕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可能在废除“谷物法”[143]方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尊贵的塔姆沃思[144]国会议员一生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保守党的地主们看着他，就像水手们看着指南针一样。罗伯特爵士是所有富人和弱者的避风港。然后是1839年的曼彻斯特同盟。科布登先生的声音像汽笛一样大；布莱特先生开始了他的世界历史争论，汤普森上校[145]为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利益，他破解了自己著名的自由贸易笑话。多年来，他们在所有的音乐厅、舞台和平台上举行辩论合奏。谁知道，如果上帝自己不来帮助他们，送上埃及的马铃薯大瘟疫——这是联盟的最佳理由——他们还会徒劳地共同演奏多长时间的辩论合奏呢？ 半个英格兰当时是为曼彻斯特人服务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决定开展议会辩论，罗伯特·皮尔爵士必须选择跟随他们，或者当场屈服于他们。他选择了前者。他向保守党告别，投身中产阶级的行列；他强大的影响力结束了这件事——英国谷物关税被取消，罗伯特·皮尔爵士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人长达一个月之久。 但是，哪怕只有一个月。谷物辩论几乎还未完全结束，他不仅要面对前保守党的朋友们，他们因他们领袖的叛变勃然大怒，而且还遭到自由党人的抛弃，因为他们在谷物辩论中只是暂时利用了可怜的罗伯特爵士，今后也不愿意把他当作领袖追随他。自由党的追随者都是激进的、疑神疑鬼的人物。 罗伯特爵士的命运已被注定。他将爱尔兰的强制规则带到下议院，但人们并没有接纳它。大人物走下神坛，小约翰先生匆匆上任。 事情就像当时一样，今天仍然如此。罗伯特爵士上周五从他的席位站起来；他在航运辩论中发言；正如他主张取消谷物关税一样，他也希望加入对航运法案的抨击，正是因为后者的废除只是前者解体的结果。罗伯特爵士一如既往地用有力的声音说话，他像以前一样猛烈地击打他的绿色纸枪，他把听众们从他身边拉走，通过他大放异彩的言辞，通过他激昂的雄辩——然而，小约翰先生在他的座位上躁动不安，但乔治·本廷克先生嘴边却洋溢着讽刺的笑容，然而贵格会的布莱特和理查德·科布登几乎嘲讽地看着他们学识渊博的弟子们，因为保守党人对他们失去的儿子感到恼火，自由贸易主义者非常清楚，如果没有罗伯特爵士，他们现在也会取得胜利，当这个不幸的人终于结束之际，一个强大的、友好的政党不会紧随其后为其送上雷鸣般的掌声，不，还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听着！听着！”，这是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的唯一感谢，因为他们失去了时间，可敬的男爵又坐下来，将双腿交叉在一起，让帽子深深地垂在严肃的脸上。 所以，一切都在改变，看到一个英雄变老是令人动容的。 也许罗素先生不再追随皮尔先生是件好事。让我们把对未来的责任托付给人民宪章运动分子[146]吧。 〔第四版下部一栏〕 邮轮科隆，1848年6月11日 到达：船长斯科尔滕满载3715克特尔[147]货物的船从阿姆斯特丹抵达；船长尤里斯满载4418克特尔货物的船从鹿特丹抵达；艘独桅纵帆船的阿姆斯特丹；船长斯莱德满载4928克特尔货物的船从多德雷赫特[148]抵达；H.W.米歇尔满载1981克特尔货物的船从阿姆斯特丹抵达；J.韦勒满载1183克特尔货物的船从安特卫普抵达。 负责人：J.A.奥尔茨，去往鲁罗尔特到埃默里希；C.克尼格斯费尔德，去往杜塞尔多夫到鲁尔河畔米尔海姆；H.舒马赫和蒂尔曼，去往科波伦茨、摩泽尔河和萨尔；N.皮斯巴赫，去往摩泽尔河、特里尔和萨尔；J.B.蒙德申克，去往宾根；本德尔·安东，去往美因茨；舒尔茨女士，去往美茵河下游；C.W.穆勒，去往美茵河中上游；慕斯女士，去往海尔布隆；库恩勒·彼得，去往坎施塔特和斯图加特；M.奥伯丹，去往沃尔姆斯和曼海姆。 此外：皮尔船长，前往鹿特丹，科隆10号船。 此外：科森船长，前往阿姆斯特丹，科隆2号船。 水位 科隆，6月13日莱茵河水位为8英尺4½英寸。 致钟表制造商 我谨在此最诚挚地表明，我一直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法国表壳玻璃，而且物美价廉。 乔·里克·斯蒂夫，瓦尔拉夫广场街149号 玻璃和瓷器仓库 署名者向尊敬的公众推荐他的普通和精美玻璃器皿和瓷器的仓库，并希望得到广泛的认可。 乔·里克·斯蒂夫，瓦尔拉夫广场街149号 机械巧克力厂 来自 乔·里克·斯蒂夫，科隆，瓦尔拉夫广场街149号 尊敬的本地和外地人士，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巧克力工厂。现在各种健康、香草和香料巧克力食品始终以著名的品质备有现货。 还有各种精致的食用粗粒盐和细粒盐。 〔第四版下部二栏〕 手工制品销售一空！ 霍斯特大街80号，在A.斯特恩的手套工厂里。 上楼梯。 仓库有布料、用于裙子和裤子的鹿皮面料、300件夏季面料、拖鞋、围巾、薄软绸缎、背心、重型床上用品、自制亚麻布、女士围巾、丝绸、雨伞和遮阳伞、旅行袋等——由于停业，所有商品的售价都远远低于进价，因此贵族、民主人士、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全部都能满意。 国民自卫军——音乐合唱团 在W.黑尔克斯老师的指导下 1848年6月15日，星期四，晚上6时， 一场盛大的 声乐和乐器音乐会 在雷纳先生的花园中，在道依茨[149]的玛丽恩比尔德钦酒店举行。 节目单将很快发布，并将与歌词一起在入口处分发。 音乐合唱团可以邀请所有国民自卫军、他们的家人和音乐爱好者参加音乐会，并邀请相关的公民领袖和排长们在他们的连队中分发预约名单。 由于此次收入是用于购买必要的乐器和音乐资料的，因此音乐合唱团相信其截至目前所做的努力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国民自卫军参与到这里来。 预定票价为每人5银格罗申，现场票价为每人7½银格罗申。 国民自卫军连队的所有连长们都必须购买门票。 《新莱茵报》 关于公司章程的建议和确立以及公司合同的签订的全体股东大会于： 今年6月18日，星期日，上午10时， 在古龙肯大街（Glockengasse）13号和15号德里姆伯恩（Drimborn）处（举行）。 外地人可派授权代表参会。临时收据作为入场门票。 科隆，1848年6月2日。 临时委员会 我们本月3日在这里捕获的一只异常大的鲟鱼，仍然活着，可以在 瓦特勒兄弟的小塔楼上看到。 〔第四版下部三栏〕 有人请西班牙燕麦公司的吕根·绍斯·索兰德先生在采用新罐装后的马铃薯面包店、粗面粉面包店和大麦面包店之间进行比较，并在《新莱茵报》第11号中进行进一步阐述。因为无论与哪一家面包店做比较，都是与我们同一家公司进行比较。（根据本周日的原文）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15日，星期四上午11点，署名人会在科隆露天集市（Waidmarkt）拍卖桌子、椅子、橱柜、一个衣柜、一张写字台、一个家用火炉、一台大型横梁秤、一台手推车、各种帆布等，出售给最高出价者，现金结账。 法警， 加森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15日，星期四早上10点，署名人会在科隆露天集市（Waidmarkt）拍卖桌子、椅子、一张写字台、橱柜、一个衣柜、火炉、一个旅行皮箱等，出售给最高出价者，现金结账。 法警，勒斯蒂格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17日，星期六上午11点，署名人会在科隆使徒集市（Apostelnmarkt）拍卖一张沙发、一张桌子、椅子、一个衣柜、一面镜子等，出售给最高出价者，现金结账。 法警，勒斯蒂格 布鲁塞尔的英文报纸 《布鲁塞尔先驱报》（TheBrusselsHerald），成立于1827年，是比利时唯一的英文报纸。它在每个星期六出版。一季度价格5法郎，不包括从比利时寄出的邮费。《布鲁塞尔先驱报》是向欧洲大陆的英国居民和英国旅行者发布的所有广告的绝佳媒介。办公室：——布鲁塞尔，布瓦提街（Boiteux）13号。 民主党的烟斗 在H.R.布罗克那里有，希尔德街47号 现有10万件普法尔茨的雪茄，来自一个倒闭的工厂。每千件价值3塔勒，在H.R.布罗克手中，位于希尔德街47号。 负责担保人科尔夫[150] 威克劳特承印，圣阿加塔街12号 翻译：张月 审读：潘华 编辑：张月、陈力丹 版面图：孙曌闻 [1]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第1部分第7卷，此篇广告作者为马克思。该广告在1-15号报纸置于通栏头版头条（9-15号不再分段）。 [2]塔勒（Thlr.）、银格罗申（Sgr.）、分尼（Pf.）为19世纪普鲁士王国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 [3]克劳特，威廉（Clouth，Wilhelm1807-1871）——科隆一家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该厂印刷。 [4]磅（Petit）是印刷行业专有名词，8磅=⅑英寸，大小约等于我国6号字体。 [5]《新普鲁士报》（NeuepreußischeZeitung），1848－1839年在柏林出版的日报，报头印有后备军十字章图样，俗称“十字报”。前期代表普鲁士王室和德意志帝国皇室利益，后期代表德国保守党右派利益。 [6]阿拉戈，艾蒂安·文森特（Arago，ÉtienneVincent1802-1892）——法国记者、剧作家，共和主义者。1848年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邮政局长。1849-1859年在比利时流亡。19世纪60年代为《费加罗报》（LeFigaro）编辑。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短暂担任巴黎市长两个月。 [7]普鲁士亲王，即当朝普鲁士国王的弟弟威廉·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WilhelmFriedrichLudwig1797-1888），后来是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Ⅰ1861-1888）。 [8]特尔托（LandkreisTeltower）,前德国勃兰登堡州的一个县（1835-1952），在柏林市中心东北方向约13公里。 [9]波茨坦（Potsdam），普鲁士国王夏宫所在地，该地东北方向26公里即柏林市中心。 [10]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东北部的城市。 [11]即本号第二版第二至三栏刊登的文件《普鲁士兄弟们！》。 [12]上西里西亚（Oberschlesien），原普鲁士西里西亚地区东南部。 [13]波森（Posen），波兰语Poznan（波兹南），波兰中西部城市，大波兰省省会。19世纪为普鲁士控制的城市，临瓦尔塔河，居于波兰平原中心。1918年波兹南起义后波兰获得独立。现在是波兰工业、交通、文教和科研中心城市之一。 [14]普富尔，恩斯特(Pfuel,Ernst1779-1866)——普鲁士将军。1832-1848年任纽沙特尔省长，1848年3月任柏林卫戍司令，5月指挥镇压波兹南起义；1848年9-10月任首相和陆军大臣。 [15]皮尔，罗伯特（Peel，Robert1788-1850）——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温和派领袖，内务大臣（1822-1830）首相（1834-1835、1841-1846）。他在任期间废除了谷物法。 [16]康普豪森，卢道夫（LudolfCamphausen1803-1890）——银行家，普鲁士莱茵省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之一。1848年3月29日任普鲁士首相，组成“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6月20日被迫辞职。 [17]汉泽曼，戴维（Hansemann，David1790－1864）——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内阁财政大臣。 [18]阿尔宁-苏科夫，亨利希·亚历山大（Arnim-Suckow，HeinrichAlexander1798-1861）——伯爵，普鲁士温和自由主义者，曾任外交大臣（1848年3月21日-6月19日）。 [19]卡尼次，奥古斯特（Kanitz，August1783-1852）——伯爵，普鲁士将军，曾任陆军大臣（1848年5-6页）。 [20]施韦林，马克西米利安（Schwerin，Maximilien1804-1872）——伯爵，曾任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1848年3-6月），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59-1862年任普鲁士内务大臣，民族自由党人。 [21]原文是拉丁文。 [22]贝伦兹，尤利乌斯(Berends，Julius,1817-1891)——柏林印刷厂主，民主主义者。1847年为柏林市议会议员。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853年移居美国。1875年回到普鲁士，逝世于瑞士。 [23]荣克，格奥尔格（GeorgJung1814-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民主主义者。《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之一。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24]布勒斯劳（Breslau），波兰语Wrocław（弗罗茨瓦夫）。二战以前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与文化名城之一。二战后属于波兰，原德国居民几乎全部西迁，但保留下战后重建的大量普鲁士、奥地利乃至波希米亚风格的建筑。 [25]布里尔，朱利叶斯（Brill，Julius，1816-1882）——德国工人运动的早期代表，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德国革命失败后移居美国，在那里他担任摄影师。 [26]斯坦，朱利叶斯（Stein，Julius1813-1889）——德国西里西亚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记者和政治家，历史学博士。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9世纪50年代为《新奥得报》（NeuenOder-Zeitung）编辑，1858年为《布勒斯劳报》（BreslauerZeitung）编辑，1862年为总编辑，任职至1885年10月。1861-1879年为布勒斯劳市议会议员。 [27]济多，卡尔·利奥波德·阿道夫（Sydow，KarlLeopoldAdolf1800-1882）——新教神学家。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他在两次暗杀中幸免于难，并拥有一大群追随者。 [28]原文是法文。 [29]《马赛曲》（LaMarseillaise）——法国国歌。鲁热·德·利尔创作于1792年。 [30]巴伯斯贝格（Babelsberg）——德国波茨坦市的一个区。 [31]麦测（Metze），旧时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谷物计量单位，1麦测合3.4-80升不等。 [32]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és，Armand1809－1870）——法国革命家，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者。1839年参加布朗基派起义，失败后被判死刑，后获大赦。1848年成为当时有影响的“革命俱乐部”主席，被选为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5月15日因参与强力解散国民议会的活动而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 [33]茹安维尔，普林森·冯（Joinville，Prinzenvon1818-1900）——法国亲王，国王路易·菲利普第三个儿子，法国海军上将，画家。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34]波尔多公爵（HerzogvonBordeaus1820-1883）——法国国王查理十世孙、路易十八侄孙，1814年获得波尔多公爵名号。全名为亨利·夏尔·斐迪南·马里·迪厄东内。 [35]路易亲王（Prinzen-Louis）——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第二个儿子。 [36]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 [37]奥尔良公爵夫人（HerzoginvonOrleans1814-1858）——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长子斐迪南·菲利浦之妻，全名：埃赖娜·路易莎·伊丽莎白，梅克伦堡-什未林公主（Hélène-Louise-Elisabeth,duchessed’PrinzessinvonMecklenburg-SchwerinOrléans）。 [38]蒙庞西埃（Montpensier1824-1890）——公爵，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第六个儿子，全名：安东·玛丽·菲利浦·路易（Antoine-Marie-Philippe-Louis）。 [39]奥马尔（Aumale1822-1897）——公爵，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第五个儿子，全名：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利浦·路易（Henri-Eugène-Philippe-Louisd’Orléans），法国将军。1848-1871年在英国流亡生活23年。 [40]这里指1848年5月15日巴黎起义。这天巴黎15万人民举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革命运动的游行，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人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者闯进制宪议会大厅，要求给予波兰独立以军事援助，消除失业与贫困，成立劳动部，并试图驱散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游行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阿尔伯、拉斯拜尔等被捕。 [41]马拉斯特，阿尔芒（Marrast，Armand1801-1852）——法国记者和政治家，温和共和党人。《国民报》（LeNational）编辑。1848年2月22日宴会的组织者之一，这场宴会引发了1848年的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巴黎市长，1848-1849年为制宪议会议长。 [42]毕舍,菲利普·约瑟夫·本杰明（Buchez,Philippe-Joseph-Benjamin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共和党人，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工人期刊《工场》（L'Atelier）创办人。1848年曾短暂地担任制宪议会议长。 [43]巴罗，奥迪隆（Barrot，Odilon1791－1873）——法国政治家。法国二月革命前是七月王朝的反对派领袖。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法国总统，他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和形式上的内阁首脑。1851年波拿巴政变后，他试图指控波拿巴犯有叛国罪而被监禁了很短的时间，随后退出政治生活。 [44]《普鲁士报》（Preußen-Zeitung），即《新普鲁士报》，见本号注释5。 [45]阿朔夫，弗里德里希·冯（Achoff，Friedrichvon1789-1854）——普鲁士中将。1848年4月11日至7月14日为柏林卫戍司令。在3月18日至6月20日还担任柏林市民自卫队指挥官。他因多次对平民的粗暴的行为而受到民众的批评。 [46]原文是法文。 [47]帕托，罗伯特·冯（Patow，Robertvon1804－1890）——德国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1848年4－6月担任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的贸易、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他提出进行土地改革的建议，旨在废除最后的封建制度。1848年5月，他的办公室受到失业抗议者的暴力袭击。1849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58-1862年为普鲁士财政大臣。1869年起为中央统计委员会主席。 [48]斯德丁（Stettin），波兰语Szczecin（什切青），波兰西北部较大城市，奥得河穿城而过。历史上曾经属于波兰，随后被瑞典、丹麦、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先后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 [49]鲍威尔（Bauer？-1850）——普鲁士波森省克罗托申（Krotoschin）的地方官员，1848年为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 [50]博德尔施文格，恩斯特·冯（Bodelschwingh，Ernstvon1794-1854）——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2年为财政大臣，1845-1848年为内务大臣。1849年为第二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51]马格（Maager）——普鲁士1848年国民议会议员，来自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科斯林地区（Köslin），原为该省科尔伯格市（Kolberg）议员。 [52]哈姆（Hamm）——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位于鲁尔区东北部的利珀河畔，因别具特色的车站建筑而闻名。 [53]黑尔福德（Herford）——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在比勒费尔德东北约10公里。 [54]明登（Minden）——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在该州东北角、米特尔兰运河和威悉河的交汇处，沿威悉河两侧延伸。 [55]科斯林（Cöslin），波兰语Koszalin（科沙林）。波兰西北部西滨海省的城市。1650年以后该市为普鲁士领土。1945年以后该市归属波兰。 [56]拉蒂博尔（Ratibor），波兰语Racibórz（拉齐布日）。波兰西南部卡托维兹省的城市，临奥得河上游，靠近捷克边境。这一带19世纪属于普鲁士西里西亚省。 [57]精算师（Aktuar），拉丁语的意思是“经营”，是一种处理金融风险的商业性职业。法院雇佣他们，主要是处理一些需要计算的案件。 [58]《奥得总汇报》（A.O-Z.即AllgemeineOder-Zeitung），1846年至1849年3月在布勒斯劳（今波兰的弗罗茨拉夫）出版的德文日报，天主教反对派集团的机关报。从1849年3月起改变了方针，成为德国民主派报纸，改用《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的名称一直出版到1855年底。马克思1855年是该报的伦敦通讯员。 [59]《波森日报》（PosenerZeitung），一家德文日报，1848-1918年在波森（今波兹南）出版。前期主编乔治·瓦格纳（GeorgWagner）对波兰独立持中立态度。1860-1866年任波美拉尼亚总督的罗伯特·冯·普特卡默（RobertvonPuttkamer，后来是俾斯麦首相之下的内务大臣）将他免职。其后任波森纳·诺伊斯特·纳赫里希滕（PosenerNeuesteNachrichten）持明确的反对波兰独立的立场。 [60]施韦林，马克西米利安·冯（Schwerin，Maximilianvon1804-1872）——伯爵，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8年任宗教、教育和文化大臣（3-6月）。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59-1861年为内务大臣。后来为民族自由党人。 [61]指波森大公国（GroßherzogtumPosen），1815年由普鲁士建立的波兰殖民公国。1846年和1848年该公国发生波兰人的起义，普鲁士随用波森省替代了波森大公国。 [62]维利森，卡尔·威廉（KarlWilhelmFreiherrvonWillisen1790-1879）——男爵，普鲁士中将和军事作家。1848年春天，在波森发生波兰起义时，他被任命为波森民事王室专员，代表波兰大公（普鲁士国王兼任）在大公国进行关系重组。 [63]米洛斯拉夫（Miloslaw），现在波兰大波兰省弗热希尼亚县的一个镇。1848年普鲁士发生波兰起义，普鲁士军队和波兰军队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战斗。 [64]弗雷申（Wreschen），波兰语Września（弗热希尼亚），现在属于波兰大波兰省的一个县。 [65]加利西亚（Galizien），现在乌克兰西北部以及波兰东南部。19世纪为奥地利王室领地。 [66]原文是法语。 [67]普日卢斯基，莱昂（Przyluski，Leon1789-1865）——波兰天主教主教。1845-1865年是格涅兹诺和波兰的大主教。他是19世纪波兰独立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68]伦巴第（Lombardei），这里是指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在意大利北部形成的伦巴第-威尼托王国（RegnoLombardo-Veneto，国王由奥地利皇帝兼任）的伦巴第部分，相当于现在意大利的西北部。1848年3月22日该地区首府米兰发生革命，奥地利人逃离，成立伦巴第临时政府。 [69]《蒂罗尔信使》（TirolerBote），在奥地利蒂罗尔州州府因斯布鲁克出版的官方报纸。 [70]中尉陆军元帅（Feldmarschall-Lieutenant，缩写F.M.L.），这个军衔1804-1866年在奥地利帝国军队中使用，为战争中总司令任命的代表自己的“现场元帅”，相当于第二等高级军衔。 [71]韦尔登，弗兰茨·路德维希（Welden，FranzLudwig1780－1853）——男爵，奥地利将军，1848年参加镇压意大利革命，同年10月镇压维也纳起义并担任维也纳卫戍司令；1849年4－5月担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军总司令。 [72]巴萨诺（Bassano），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维琴察省的小城。 [73]费尔特雷（Feltre），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贝卢诺省的一个镇。 [74]普斯特勒塔勒（Pustertaler），又称瓦普斯泰利亚（ValPusteria），意大利东北部与奥地利交界的阿尔卑斯山一个山谷。 [75]卡多雷（Cadore），意大利威尼托大区贝卢诺省最北部地区，与奥地利接壤。 [76]科内利亚诺（Conegliano），意大利威尼托大区特雷维索省的小城。 [77]拉德茨基，约瑟夫（Radetzky，Joseph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波希米亚贵族。1831年起指挥意大利北部的奥军。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1857年为伦巴第-威尼斯王国总督。 [78]维琴察（Vicenza），意大利威尼托大区维琴察省首府。1848-1849年，在这里多次发生威尼斯临时政府军与奥地利皇家军队的战斗。 [79]曼图亚（Mantua），意大利语Mantova（曼托瓦），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东南部的小城。 [80]维罗纳（Verona），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维罗纳省首府，2000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罗密欧与茱丽叶》以此城为背景，有“爱之都”之称。 [81]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鲁道夫（AlbrechtFriedrichRudolf1817-1895）——奥地利大公，陆军元帅。1849年3月他指挥奥军在诺瓦拉与意大利军队作战获得胜利。 [82]威廉·弗兰茨·卡尔（WilhelmFranzKarl1827-1894）——奥地利大公，条顿骑士团首领。 [83]因斯布鲁克（Insbruck），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首府。15世纪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在此居住，一度成为欧洲政治和文化中心。1848年5月17日维也纳起义后，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1835-1848）逃到这里。 [84]杜兰多，卓万尼(Durando,Giovanni1804-1869）——意大利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曾与奥军作战，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 [85]威尼斯人（Venetianischen），指1848年3月23日在威尼斯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军队。当时奥利地控制的伦巴第-威尼托王国威尼斯部分发生革命，推翻王权，建立了共和制的临时政府。 [86]贝卢诺（Belluno），意大利威尼托大区贝卢诺省的一个小城，在威尼斯以北约100公里。 [87]蒂罗尔（Tyrol），奥地利最西部的州。这里代指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当时他因首都发生革命而逃到了该州州府因斯布鲁克。 [88]《公报》（Bülletin），意大利语GazzettadiMilano（《米兰公报》），1816-1875年在米兰出版的意大利报纸。1816-1859年是伦巴第-威尼托王国（奥地利皇帝兼任国王）的官方报纸。威尼斯作家兼评论家弗朗切斯科·佩兹（FrancescoPezzi）为首任编辑（1816-1831）。1859-1875年，该报为四位作家合作的同人报纸。 [89]佩斯基耶拉（Peschiera），意大利北部的要塞古城，在加尔达湖南部一个半岛上，为世界文化遗产。 [90]库尔塔托内（Curtatone），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曼托瓦省的一个镇，在省会曼托瓦以南7公里。 [91]皮埃蒙特人（Piemontesen），指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的军队，他们与伦巴第和威尼斯的临时政府的军队结为联盟，共同对抗奥地利皇家军队。 [92]伊索拉德拉斯卡拉（IsoladellaScala），意大利北部文化古城维罗纳东南20公里的小城。 [93]卡尔·阿尔伯特·阿玛迪斯（KarlAlbertAmadeus,意大利语：卡洛·阿尔贝托·阿马德奥CarloAlbertoAmadeo1798-1849）——意大利西北部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国王（1831-1849）。他登基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1848年在自由派的压力下制定君主立宪宪法并对奥地利开战，1849年战败后让位给儿子。 [94]《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Oberpostamts-Zeitung，缩写O.-P.-A.-Z.），德国最早的报纸之一，1615年创办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首任编辑是法兰克福邮政局长约翰·冯·登·比格登（JohannvondenBirghden）。该报多次改名，1845年元旦起使用“FrankfurterOberpostamts-Zeitung”的报名至1852年3月31日。1848-1849年名义上是德意志帝国摄政王和内阁的机关报该报。1866年7月17日停刊。 [95]利涅，欧仁·弗朗索瓦·冯（Ligne，EugèneFrançoisvon1804-1880）——亲王，比利时自由派政治家。1849年以后为国会议员，1852-1879年为比利时参议院议长。 [96]《人民之声报》（LaVoixdupeuple）——法国蒲鲁东派的日报，1849年10月1日至1850年5月14日在巴黎出版。 [97]东佛兰德（östlichenFlandern），比利时偏西部的东佛兰德省。 [98]西佛兰德（westlichenFlandern），比利时西端的西佛兰德省。 [99]《劳动组织》（dieOrganisationderArbeit，法语：L'Organisationdutravail），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LouisBlanc）1839年出版的一本书，以后多年内不断再版，每次都更新关于劳动组织的新材料。这里提到的此书为1848年第五版。此书共有九版，相当于期距较长的期刊。 [100]《改革报》（LaRéforme），法国民主派报纸，1843年7月29日由罗林（AlexandreLedru-Rollin）在巴黎创办，编辑弗洛孔（FerdinandFlocon）。恩格斯多次拜访过该报编辑部。1848年二月革命后弗洛孔为临时政府成员，邀请被布鲁塞尔当局驱逐马克思来到巴黎。替代弗洛孔的编辑是里贝罗尔斯（CharlesRibeyrolles）。该报在政治迫害下于1850年1月11日停刊。 [101]阿黛拉伊德，欧仁妮·路易莎（Adélaïde，Eugène-Louise1777-1847）——奥尔良公主，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妹妹。 [102]路特希尔德，詹姆斯（原：雅各布·梅耶）（Rothschild，James1808-1879）——男爵，法国银行家，路特希尔德家族法国分公司的创始人。 [103]格里夫勒（Greffulhe，Louis-Charles1814-1888）——伯爵，法国政客。1839-1848年期间法国国王路易·菲力国王的支持者。 [104]见本号注37“奥尔良公爵夫人”。 [105]福尔德，阿基里·马库斯（Fould，AchilleMarcus1800－1867）——法国金融家和政治家。1842年为七月王朝议员。1851年参与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成为参议员和财政大臣，负责管理王室的收入和文化机构。他的家族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最大的金融家族。 [106]霍廷格，让-亨利（BaronJean-Henri1803-1866）——法国银行家。1833年接管他父亲让-康拉德·霍廷格的法国银行业。1848年控制了德莱塞特银行（DelessertBank）。1852年帮助建立法国第一个铁路网。1863年与其他主要的银行家族共同参与创办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银行，随后参与创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 [107]哈芬，昂塞尔姆（AnselmeHalphen1797-1852）——法国哈芬银行家族成员，巴黎珠宝商，法国银行贴现委员会成员，时任法国银行行长。 [108]德莱塞尔，加布里埃尔·阿伯拉罕·玛格丽特（Gabriel-Abraham-MargueriteDelessert1786-1858）——法国官吏，1836-1848年为巴黎警察局局长。 [109]拉丰，安东·纳西斯（Antoine-NarcisseLafond1793-1866）——法国金融家和政治家。他最初在巴黎从事葡萄酒贸易（他的父亲拥有酿酒厂）。他当时是商业法庭的法官。1848年法国大革命之前，他一直支持路易菲力浦政府。 [110]洛旺贝，德尼·玛丽·鲁日蒙·德（DenisMarieRougemontdeLoewenberg1791-1863）——法国银行家。 [111]鲍登，阿道夫-查尔斯-路易斯（Baudon，Adolphe-Charles-Louis1819-1888）——法国圣文森特德保罗银行总经理（1848-1886）。 [112]德拉马尔，泰奥尔多·卡齐米尔（Delamarre，Théodore-Casimir1797-1870）——法国银行家、报纸大亨和政治家。1818-1822年是国王路易十八的保镖。后来主管德尔拉姆雷银行和马丁-迪迪埃公司。 [113]费雷·拉菲特，让·奇隆（Ferrère-Lafitte，JeanChillon1795-1881）——法国银行家和清算人。 [114]克罗伊斯（Crösus？-前546）——B.C.1200-546年的里底亚国（Lydia）最后一位国王（B.C.560-546），以财富甚多闻名。该国位于现在土耳其西部，临爱琴海。公元前546年被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所灭。 [115]拉撒路（Lazarus），神话人物，在《圣经·约翰福音》中因病而死，最后被耶稣复活的人。他是耶稣的好友，也是玛利亚和马大的兄弟。 [116]杜克莱尔，沙尔·泰奥多尔·欧仁（Duclerc，Charles-Théodore-Eugène1812-1888）——法国记者兼政治家。1848年第二共和国时期短暂担任财政部长。1871年为法国众议院议员，1875以后为参议院议员。1882-1883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半年。 [117]指法国七月王朝政府1835年9月颁布的法令。这项法令限制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现金税，禁止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对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实行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 [118]贝思蒙特，欧仁（Bethmont，Eugène1804-1860）——法国政治家。1842-1848年为七月王朝的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制宪会议议员，短暂担任司法部长（1848年6月7日-7月17日）。 [119]弗洛孔，斐迪南（Flocon，Ferdinand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民主派报纸《改革报》（LaRéforme）编辑。1848年3月1日，他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的身份邀请被比利时驱逐的马克思来巴黎。1848年曾任法国农业和商业部长。因反对路易·拿破仑，1851年被迫流亡。 [120]贝拉特，尼古拉斯·弗朗索瓦（Bellart，NicolasFrançois1761-1826）——法国政治家，巴黎皇家法院总检察长。 [121]佩西尔，让·查尔斯（Persil，Jean-Charles1785-1870）——法国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任司法和宗教事务大臣（1834-1837）；第二帝国时期为参议院议员。 [122]普卢古尔姆，皮埃尔·安布罗斯（Plougoulm，PierreAmbroise1796-1863）——法国政治家和地方法官。 [123]马拉斯特，阿尔芒（Marrast，Armand1801-1852）——法国记者和政治家，温和共和党人。《国民报》（LeNational）编辑。1848年2月22日宴会的组织者之一，这场宴会引发了1848年的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巴黎市长，1848-1849年为制宪议会议长。 [124]玛丽·阿梅莉亚（MariaAmalia）——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一世（1830-1848）的王后。 [125]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Garnier-Pagès，Louis-Antoine1803-1878）——法国政治家，温和共和党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随后为财政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二帝国时为立法团议员（1864-1871）。 [126]无双议会（Chambreintrouvable），1815年8月法国波旁王朝再次复辟后根据《一八四八年宪章》选举的第一届众议院。因四百零二个议席中有三百五十席属贵族、上层教士和极端保王派，被路易十八欣喜地称为“举世无双”而得名。 [127]原文是法文。 [128]圣但尼（St.Denis）——法国巴黎市北郊城镇，位于塞纳河右岸。 [129]拉斐德，乔治·华盛顿·路易（GeorgesWashingtonLouisGilbertdeLaFayette1779–1849）——法国军官、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拉斐德侯爵和阿德里安娜·拉斐德之子。 [130]拉斐德侯爵，埃德蒙·弗朗索瓦·莫蒂埃（Edmond-FrançoisduMotier,marquisdeLaFayette1818-1890）——法国律师和政治家，第二共和国众议员，第三共和国参议员。 [131]拉斐德侯爵，玛丽·约瑟夫·保尔·罗什·伊夫·吉贝尔·莫蒂埃（Marie-Joseph-Paul-Roch-Yves-GilbertMotier,marquisdeLaFayette1757-1834）——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代表人物。早年参加美国独立战争。革命初期任国民军司令。波旁王朝复辟时代成为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 [132]特鲁瓦（Troyes）——法国中东部城市，奥布省首府。位于巴黎盆地东部塞纳河畔。 [133]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Ⅲ，CharlesLouis-NapoléonBonaparte1808-1873）——法国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 [134]卡芬雅克，路易·欧仁（Louis-EugèneCavaignac1802-1857）——法国陆军上将兼国防部长。他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后，便前往巴黎。临时政府向他多次提供国防部长职位；但他都拒绝了。他曾短暂地担任过这个职位两次：从1848年3月20日至4月5日以及从5月17日至6月28日。在第二个时期，他是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çoisArago）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执行委员会成员。 [135]梯也尔，（玛丽·约瑟夫·）路易·阿道夫（Marie-Joseph-Louis-Adolphe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871年至1873年，他是第三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从1830年到1851年，从1863年到1877年，他都是国会议员。1848年路易·菲利普斯（LouisPhilippes）倒台后，梯也尔奉行自由主义保守政策，并与左翼政治斗争。在他的“保守共和国”构想中，他反对（其中包括）1848年实行的普选权，并主张天主教在教育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梯也尔认为拿破仑·波拿巴是个伟人，但拒绝在政变中支持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为此，他于1851年被捕并流放。 [136]约翰牛（JohnBull）——出自18世纪一位英国作家的《约翰·布尔的历史》一书之中。在这部书中，作者刻画了一位急躁而滑稽的英国绅士，他的名字叫“约翰·布尔”。在英语中，布尔一词的意思是牛。于是，随着《约翰·布尔的历史》一书的畅销，人们便用“约翰牛”来称呼英国人。后来，“约翰牛”渐渐变为专指英国，成为英国的绰号。 [137]约翰·罗素（JohnRussell1792-1878）——第一代罗素伯爵，KG，GCMG，PC，活跃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辉格党及自由党政治家，曾于1846-1852年和1865-1866年担任英国首相，于1861年以前以约翰·罗素先生（LordJohnRussell）为其通称。他的孙子伯特兰·罗素是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38]威廉·乔治·弗雷德里克·卡文迪许-斯科特-本廷克先生（LordWilliamGeorgeFrederickCavendish-Scott-Bentinck1802-1848）——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废除谷物法运动的主要反对者。生于诺丁汉郡，第四代波特兰公爵之子。1828年进入下院，初为自由党温和派，支持《解放天主教徒法案》和1832年议会改革法。1834年脱离自由党，转入保守党。当1846年保守党领袖皮尔主张废除《谷物法》以后，成为由迪斯雷利支持的关税保护派的领导人。在《谷物法》废除后，参与使皮尔政府倒台。1847年12月辞去关税保护派领袖之职。 [139]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 [140]贵格会（Quakers，通用名称）——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又名教友派、公谊会（theReligiousSocietyofFriends，正式名称），兴起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创立者为乔治·福克斯。“贵格”为英语Quaker一词之音译，意为颤抖者，贵格会的特点是没有成文的信经、教义，最初也没有专职的牧师，无圣礼与节日，而是直接依靠圣灵的启示，指导信徒的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始终具有神秘主义的特色。 [141]布莱特·约翰（JohnBright1811-1889）——英国激进派和自由党的政治家，是他这一代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也是自由贸易政策的倡导者。 [142]理查德·科布登（CobdenRichard1804-1865）——英国政治家。他被称为“自由贸易之使徒”(ApostleofFreeTrade)，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他领导一群商人成立了反谷物法联盟（1839年），最终成功促使国会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规定谷物价格和供应的法律）。 [143]“谷物法”（CornLaws，或称“玉米法案”）——一道于1815年至1846年强制实施的进口关税，藉以“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免受来自从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外国所进口的谷物的竞争。它规定了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其目的是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要注意的是，在英式英语里，“玉米”（corn）这个词语泛指所有谷物，与美式英语专指玉米的意思有所不同。 [144]塔姆沃思（Tamworth）——英国斯塔福德郡的一座城镇，位于伯明翰东北约25公里处。这个名字来源于流经这座城市的塔姆河。 [145]汤普森，托马斯·佩罗内特（ThomasPerronetThompson1783-1869）——英国国会议员，塞拉利昂总督和激进的改革家。他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以反谷物法同盟的主要活动家而出名。他通过小册子、报纸文章、书信、演讲和无休止的地方规划会议专门从事基层舆论动员。 [146]人民宪章运动——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改革议会的运动，以伦敦激进派洛维特（WilliamLovett）1838年5月起草的《人民宪章》（People’sCharter）得名。 [147]克特尔（Ctr.）——重量计量单位，1克特尔=50千克。 [148]多德雷赫特（Dordrecht）——荷兰西部城市和港口。位于莱茵河和马斯河三角洲的汇合处。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超过五分之一是水域面积。位于鹿特丹东南约20公里处。 [149]道依茨（Deutz）——德国科隆市的一个区。 [150]科尔夫，海尔曼（Korff，Hermann1824-1882）——民主主义者。1847年因政治信仰而被革除普鲁士军职。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新莱茵报》第12-13号（1848年6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12-13号 （1848年6月13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12和13号 科隆，星期二6月13日 1848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将于6月1日起每日发行。会经常增加副刊扩展报纸篇幅。订阅价格：科隆地区，自7月1日起一季度1塔勒15银格罗申。除科隆外，普鲁士其他地区2塔勒3银格罗申9分尼。[1]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6月份只能与下一个季度（7月，8月，9月）同时订阅。这四个月订阅的价格是：科隆地区2塔勒；科隆地区之外2塔勒25银格罗申。可通过国内外所有的邮局和书店订阅。或在报纸发行部威·克劳特[2]先生处订阅，地址：科隆圣阿加莎街12号。可在报纸发行部继续认购股票，外埠认购股票者也请与该处联系。寄往编辑部和发行部的信件和邮件只需付够邮资，不要求寄件人的具体姓名地址等信息。——登载广告费用。四栏版面8磅活字[3]每行或相同篇幅1银格罗申6分尼。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一版一栏〕 概览. 德国。科隆。（法兰克福议会[4]和柏林议会[5]都承认自己有名无实。——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柏林。（妥协辩论。——处于危险中的康普豪森[6]。——从柏林搬迁波茨坦）。法兰克福。（6月9日的国民议会。——俄罗斯向普鲁士宣战的谣言。——少数派申请成立临时政府）。特利尔。（行政区的紧急状态。——对赖辛施佩格[7]先生的质问）。海德堡。（哈根[8]赢得选举）。廷根[9]。（黑克尔[10]的选举）。菲林根[11]。（同上[12]）。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来自战区的消息）。布勒斯劳[13]。（羊毛市场）。格赖夫斯瓦尔德[14]。（抗议）。埃尔宾[15]。（抗议）。多特蒙德[16]。（爱国主义报纸计划）。维也纳。（施泰尔马克州[17]代表的请愿。——皇帝[18]向维也纳市民的致辞。——对体罚的约束。——政府部门的公告）。布拉格。（临时政府。） 波兰。伦贝格[19]。（军政府）。 意大利。米兰。（逮捕。——贝加莫[20]。——谣言）。 法兰西共和国。巴黎。（国民报党和保皇党。——6月8日举行的国民议会会议。——6月9日举行的国民议会会议。斯特拉斯堡[21]。（装备。——通行令）。 比利时。（赤字）。 大不列颠。曼彻斯特。（《十小时工作日法》的庆祝活动）。伦敦。（8日的下议院会议。——宪章派。——政府的措施。——《泰晤士报》[22]和《北极星报》[23]。——9日的下议院会议。——关于《航运法》[24]的辩论结束。——伦敦的艺术家。——爱尔兰同盟[25]）。 亚洲。（锡克教教徒在拉合尔的起义[26]）。 官方消息. 关于宗教及相关事务部早前提出的和教师在最近发表的建议书与请愿书中再次提出的问题的讨论，[27] 高等教育部门需要进行何种程度的改革以符合自由国家的形象，以及如何进行改革？ 大体了解这些部门工作的所有教师的意见和愿望，以及采纳有经验教育工作者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宗教及相关事务部大臣等已安排了对文理中学以及有权进行毕业考试的高级市立中学和职业学校的所有员工进行调查。为了就这些学校事务开展进一步协商，已认命了一个由校长和教师们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下个月将在此聚会。 柏林，1848年6月8日. 宗教及相关事务大臣. 大臣代表 拉登堡.[28] ————▪———— 德国. *科隆，6月11日。[29]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都承认了自己有名无实，并把这一点郑重地记入记录。法兰克福议会通过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30]的表决承认了联邦议会[31]为上级机关。柏林议会否决了贝伦兹[32]议员的提案[33]，而通过了说明理由的转入议程的决定，这不只是背弃了革命，而且是公开声明，它的召开不过是为了协商制定宪法而已，这样也就承认了康普豪森内阁提出的宪法草案的基本原则。两个议会都给自己做了正确的评价。它们俩都是有名无实的。 〔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71页《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承认自己有名无实》，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科隆，6月12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第二阶层[34]正在逐渐远离沉溺于“正念”，正如他们试图避免极左派的严峻挑战一样。弗兰茨·拉沃[35]可以归入这一派别，他知道通过代表左派以及自发修正来帮助“理解”中间派。他们之中最精明、最成功的发言人是罗伯特·勃鲁姆[36]，他也被视为整个左派的领袖。他的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冷淡的平静，即使在他以最尖锐的表达，对右派致以粉碎性的控告之时，这种平静也没有消失。在对美因茨问题[37]的谈判中，通过对普鲁士士兵傲慢的描述，召回普鲁士要塞部队的提案得到了左派的支持，但由于对美因茨市议会的批评，受到了右派的攻击。勃鲁姆在讨论中进行了简短的发言并支持左派的提案，表示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关键是两个有争议派别的临时分歧。他的表达方式激烈且粗犷，但他始终清楚自己要走多远，任何对他言论的攻击都不会打断这种冷淡的平静。不久议长就打断他，并指责他的论断太远了；但勃鲁姆转过身回应道：议长先生，这是您与我之间的意见分歧[38] 在极左派我们发现了各种元素的多彩组合。谁曾预料，阿尔诺德·卢格[39]，这位冷静的金发思想家，也会加入这些“极端派”呢？ 〔下转第二栏〕 〔第一版二栏〕 〔上接第一栏〕 尽管我们尚未在讲坛上见到海涅[40]赞颂波美拉尼亚[41]诗句中的黑格尔[42]般伟人的卓越品格，但伟大的、前所未有的事件仍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位有思想的世界观察者在他的竞选宣言中向布勒斯劳人概括总结了本世纪的任务，特别是深思熟虑地总结了卢格的重任：“遵循事实本源进行编辑！”在各方的争论汹涌爆发时，我们也有两次看到这位“事实本源”编辑充满活力地奔向讲坛，尽管两次又都在台阶前缓慢而谨慎地回头。愿充满期待的人们平静下来！他的答案，“事实本源”的解读已经到达了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43]讲坛的台阶前！即使 阿塔-特罗尔，倾向之熊； 舞蹈极为拙劣，惟其 多毛之胸怀颇具定见； 但这位理性本源编辑至少是 虽无才能，却有品格。[44] 来自柏林现仍属于极端派的约旦[45]先生认为，当前他的职位受到了威胁。当约旦先生作为勃兰登堡州一个不知名地区的候选人出现时，他竞选的前提是要承诺为君主立宪制发挥作用。此时，他的选民要求他消除他们的“担忧”，并兑现他的承诺。约旦先生将如何做？今后他将继续兑现选民的“信任”，还是放弃他的代表权？也许他会找到出路，两者都不做。 极端派的“核心人员”，齐茨[46]先生、卡普[47]先生、梯图斯[48]先生、鲁耳[49]先生、福格特[50]先生、彼得[51]先生（黑克尔的继任）、布伦坦诺[52]先生和来自巴登的其他代表们构成了主要的反对方。如果少数派上台，那么施略费尔[53]先生可能是其中第一个知道如何行动和组织的人。 迄今为止的投票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选举议长的标准是个人的影响力。“高贵的加格恩[54]”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殊荣”，要归功于他的兄弟倒在了王侯们与德意志共和派先驱的战争中；他的当选可能且应该只是对反动的多数派的一个示威。至今为止，尊敬的加格恩领导的辩论方式表明，他至少不是一位忘恩负义的人。美因茨事件的谈判中，涉及到一位在黑森大公国联邦要塞城市的普鲁士将军，他是否有权解除由大公国政府保障的新闻出版自由和公民武装，是否有权因为由他个人挑起的私人争斗而以谋杀和纵火来威胁整个城市。在这个问题上，“高贵的加格恩”可能担心自己作为黑森大公国的大臣被迫妥协，为了同谋的大臣牺牲“公正议长”的荣誉，他以人身侮辱的形式打断了议员齐茨的发言；为了对他较为友善的多数派的利益，他在这次以及另外两次会议中都逃避了这个问题的提出；由于担心应用范围较广的提案可能会受到中间派的否决，他因此优先提出了应用范围较窄的提案，这一提案至少可以得到少数派的支持。为此，享誉一时的加格恩获得了小市民的感谢，他们在房前用火炬和号角声表达感激之情，并愉快地接受他一本正经的宗教祝福。他像一只能够熟练预测天气的青蛙，当一个提案无关紧要或者他预测中间派的意见与左派一致时，他就会倾向于左派。每次中间派和左派也都会恰如其时地给这种审慎的行为以掌声，因为 ——这种行为 会使每一位比德曼[55]感到非常高兴， 比德曼,巴瑟曼[56],艾森曼[57]感到非常高兴。 因此，这位“高贵的加格恩”是当下的红人；通过议会，理解的幸福纽带环绕着他；他对议会来说是有价值的，正如议会对他来说也是有价值一样。 希望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可以平静、顺利的度过。 ×柏林，6月9日。昨天，贝伦兹的提案获得了胜利。今天，他的提案以177比196的投票被击败。汉泽曼[58]先生利用这段时间喂饱了西里西亚[59]的农民，使得这些感激的人投票反对承认三月革命[60]。大臣的宴会至少比虔信派传教士约纳斯[61]让人翻白眼的雄辩口才更具决定性，他的发言如下： 他相信人可以超越日常。这里谈的是对革命的承认。阐明革命的意义。但这里出现了混淆，即没有明确区分改革和革命。改革是以积极的信念通过调整法律进行，而革命是以原则性的信念通过暴力的方式进行。但这里除了修改宪法外，并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这种变化是巨大的，我们已经从绝对的君主制过渡为君主立宪制。当然，没有人比他更愉快地欢迎这种改变。我们也同样需要它们，政府并非在缺少人民的参与下什么也不做，而是一切都要通过人民来做，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而做。如果有人问：这种改变是怎么来的，那么人们会回答你，这是3月18日和19日的功劳。他不愿意贬低这些战士，他们面对的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叫喊：进入正题）；这给他们和人民带来了荣誉（双方再次叫喊：进入正题）；但尽管如此，这种行为也不能被树立为道德榜样。这场革命 〔下转第三栏〕 〔第一版三栏〕 〔上接第二栏〕 完全与我们的宗教和道德观念背道而驰。（各方叫喊：下台；多方提出抗议，反对演讲者继续讲话。）根据他的判断，人们对革命的认可并不表示其可以作为道德的榜样。他否认议会对该问题的表决权。没有议会可以对道德原则进行投票，就像有人要对上帝是否存在进行投票一样。（噪音和喧哗）。 议员察哈里埃[62]提议：“考虑到三月革命者的功勋是无可争议的，且没有召开高级议会发布判决，而是就宪法进行了协商，因此，议会决定回到议事日程上来。” 左派并未充分强调，议会通过这一有动机的动议，就限制了自己的权限，对提交议会的宪法草案基本原则投了赞成票。左派现在宣称，他们的任务是“协商”宪法，即与王权达成妥协。 以莱茵地区律师为首的恐怖主义右翼，不让雅科比[63]今天再次发言，尽管他的冷静和从容不迫可能会引起市民的尊重。 正是惧怕他锋利的逻辑，所以他们故技重施，使用各种方式发出嘶哑喧闹的声音。德斯特尔[64]明白，他可以用他强有力的声音，穿过那些因反对他而起的噪音，去赢得左派热烈的掌声，即通过反对汉泽曼大臣来引起议会关注，国家的安宁不是因为接受贝伦兹的修正案而是因为否定它才受到威胁的。 人们对这一决议普遍感到愤怒。他们大规模聚集在声乐学院[65]前，目的是让首相康普豪森受到即决的私刑处决。有两位身穿紧身衣的男子甚至闯入了会议大厅。对于康普豪森先生来说幸运的是，随着“大臣们来了”的喊声，首先出现的是大臣冯·阿尔宁[66]和牧师济多[67]，伴随着一路的推撞和侮辱，他们被从声乐学院送至学校礼堂。这时候人群也跟着从声乐学院前往学校礼堂，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因此得以逃脱。在学校礼堂内，学生们释放了冯·阿尔宁先生。他们和一些左派议员警告不要采取这样的措施。群众喊道：“我们别无选择。”也许这次事故给议会提供了一个借口，以实现他们长期的愿望——议会从柏林搬至波茨坦。同时，我们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所有贵重物品和有价值的动产也从柏林送至波茨坦，大人们在那里设立总部，如今他们几个小时即可飞快地到达柏林。这种发酵是非同寻常的，如果武装革命获得胜利或者宣布进行第二次革命，几天后我们将成立一个阿尔宁政府，按照议会和大臣们的观点，这在本质上不是类似三月革命的问题。就如掉落的骰子一样，康普豪森政府失败了。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6月10日。再次对人民的不信任，再次对德国联邦的信任！是的，加格恩在拉沃的提案中断言，没有决议可以令国民议会蒙羞。 今天要关注的是石勒苏益格事件。发言人是黑克舍尔[68]，这就是一个糟糕的预兆。黑克舍尔与比德曼一样，他谈论任何事情都本着最宽广的角度，始终提防出现噱头。但是今天这个噱头不可错过；他是委员会的发言人，由于职权关系，他必须提出动议，因此，在长达四页纸的历史性演讲后，他提议： “德国国民议会声明，石勒苏益格事件作为德国民族事务，属于其效力范围，并要求在与丹麦王室签订和平协议时，要捍卫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的权利和德国的荣誉。” 此外： “德国国民议会还应满怀信心地表示，德国联邦军队向石勒苏益格南部撤退是出于战略性原因，其前提是增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联邦军队的武装，在撤退和遭到敌方入侵时，确保可以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保护暴露出来的石勒苏益格北部地区。”加格恩式的转变。相信政府会履行职责，但希望不是我们采取行动。他知道如何使用动人的誓言，而不做其它事，因为行动是危险的！他在提议时几乎落泪，好人黑克舍尔先生也差点掉下眼泪，达尔曼[69]和其他的发言人也哭了，整个圣保罗教堂几乎成为一片眼泪的汪洋，他们的演讲如此的感人和充满爱，表达如此得体，非常努力！一个比一个时间长。来自吉森[70]的福格特通过他的健康实用的方式和优美的话语打动了人们，并且十分好奇地想要知道，人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和想要什么？就他而言他似乎是清楚的。因为他谈论的是一些必要的具体问题，为什么要撤离日德兰[71]，是谁和出于何种原因下达了这个命令。他希望能够将部队从敌视的莱茵兰和巴登撤回，以抵抗丹麦和开阔的俄罗斯边境，甚至还“半官方”地谈论了俄罗斯的战争。他不仅想看到获得和平的德国人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 〔下转第二版一栏〕 〔第二版一栏〕 〔上接第一版三栏〕 还强调根据法律应当给予这些地区一半丹麦舰队，等等。 您可以想象，一项由里瑟[72]根据福格特的意愿提出的议案遭到了右派方面的“合理”否决。如果不接受，委员会为何要提出议案呢？加格恩也是如此认为，并且想要立即付诸于表决。但是因为左派的反对，仍存在一些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最终在韦茨[73]发表“令人难以形容、引人入胜且热烈鼓掌的”讲话后，提出了一项提议，议长对此表示“确信”，多数人表示赞成该提议，而非黑克舍尔的提议。“他们表示，加格恩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右派怎能否认？因此韦茨的议案被接受，他发言的在前半部分不需多论，结尾则不着边际。 他表示： “德国国民大会声明，石勒苏益格事件作为德国民族事务属于其效力范围，并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结束这场战争。要求在与丹麦王室签订和平协议时，要捍卫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的权利和德国的荣誉——这是有问题的第二部分——国民议会保留批准签订和平协议的权利。” 如果后面的话被采纳，那么他们将掌握某种相对于政府的权力：但是人们怎敢冒险？鉴于施梅林[74]特使曾给出的具有真正德国倾向的光辉承诺，联邦将作何评论？不，没有人敢冒这个险：也就是说，人们宣布的自己“具有主权和有权期待必要的事发生，当然不是通过自己或者国民议会，而是通过联邦”，删除这个不可靠的结尾。费奈迭[75]正确地指出，国民议会有能力还是无能力取决于是否采纳最后的决策。他要求进行记名投票。在长时间的争吵中，巴瑟曼先生被允许发言，解释宪法委员会制定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程序已经结束（就是如此），这引起了讽刺性的哄堂大笑，之后达成了进行记名投票的决定，有争议的语句以275比200的票数被否决。因此，我们也将这次会议搁置一旁。——来自吉森的福格特昨天在德国法院宣布，他确切地知道，俄罗斯已经向普鲁士宣战。 ——那些反对之前讨论临时政府的临时政府委员会少数派提出了以下提议： 制宪国民议会决定： 1）以绝对的多数投票选出一位成员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2）主席可以自由选择四位同事，与他一起组成执行委员会。 3）执行委员会必须执行国民议会的决议，对外代表德国。 4）主席对国民议会负责，如果遭到议会多数人反对，则必须退出。 5）在这种情况下，国民议会选出新的主席，他可以任命新的执行委员会。该执行委员会构成与上述一致。 6）执行委员会可根据个人选择分配成员到不同的部门。 7）该执行委员会将一直存在，直至国民议会确定设立德国联邦政府。 法兰克福，1848年6月6日。 罗伯特·勃鲁姆W.A.冯·特吕茨勒.[76] ǂǂ特利尔，6月7日。特里尔行政区的商业状况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所有的交易和转变都以一种令人几乎无法描述的方式停滞不前；除少数个例，几乎所有的商业都在倒退，几乎没有人谈论关于摩泽尔航运的话题；萨尔河边的哈夫们[77]已经将他们的马匹赶入森林，每天无所事事地坐在家里。国王的仓库已经全部装满了，因此不再需要果实，它们的价格每小时都在下降。这个季节农民仍要有很多工作，虽然他们已经非常忙碌，但还是要在每个社区修路；只是这种情况可以持续多久？关于工人们的薪酬，很久没有听到了。薪酬好像是通过粮食交付，没有得到薪酬的人，会将其结余记入账簿。但是他们必须要等待，看是否有更好的挣钱机会，或者仍是徒劳地寻找。所有大的工厂都已经在几个月前辞退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工人，其余的人虽然还在仓库工作，但由于没有销路，大部分人拿到的是更低的薪酬。工人们的工作变少或者完全没有，因为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避免更大的损失。 在萨尔布吕肯[78]及周边地区，聚集的工人人数比其它地区更多，这里的困境已经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顶峰。6家玻璃厂有4家已经停工。另外两家不久前还雇佣有50位工人，至今只剩余8人了。煤矿几乎一片凋零；之前还可以看到上千双手在忙碌，现今最多只剩下百余人憔悴的脸庞。 *特利尔，6月9日。8日的《科隆日报》[79]上刊登了6月5日普鲁士宪法协商议会召集的关于瓦德涅尔[80]的报告，内容如下： “仲裁人为议员赖辛施佩格先生，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所指出的，他在亚堔作为法官参与了调查，但并没有继续参与后续活动。他保证法庭应尽可能考虑特利尔当时的情况，但政治混乱仍深深地破坏了法律的土壤，在巨大的噪音和持续的干扰下，这些考虑是不够的，因此他的这些保证被当作无关的内容予以驳回。” 赖辛施佩格先生怎么能够作为法官参与到瓦德涅尔调查？因为特利尔的指导法官并非是他，而是他的哥哥[81]。我们恳请赖辛施佩格先生解开这个谜团。 海德堡，6月10日。民主党派赢得了决定性的辉煌的胜利。在昨天举行的海德堡、维斯洛赫[82]和魏恩海姆[83]地区选举中，哈根教授以73比69的票数当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他的对手是巴登的议员布尔[84]。 如果清楚反对党、特别是《德意志报》[85]的倡导者为了阻挠这次选举作出的巨大努力，就能解释民主党昨天的欢呼和庆祝。他们中午聚在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午餐，为德意志共和国干杯，最后永远为黑克尔干杯。晚上，新当选者收到了一个小火炬。他以温暖的口吻和热情的自白回应了一位公民和一位大学生的祝贺。他将尽其所能，尝试实现拿破仑预言“欧洲在50年后将变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或者哥萨克国家”的前半句。 〔第二版二栏〕 廷根，6月7日。在今天举行的德国议会议员选举中，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博士以77票当选。他的竞争候选人是布尔·冯·埃特林根〔BuhlvonEttlingen〕，获得了56票。 菲林根[86]。6月6日，在这里举行了特里贝格[87]、霍恩贝格[88]、菲林根、多瑙埃兴根[89]和新城[90]地区的国民议会议员选举。来自弗莱堡[91]的议员K·迈茨[92]当选。150名选民中有146人出席。在第一轮投票中，伍尔特·冯·康斯坦斯〔WürthvonKonstanz〕获得5票，K·迈茨获得70票，弗里德里希·黑克尔获得71票。因为没有出现绝对多数票，必须进行第二轮投票。这次黑克尔和迈茨每人获得73票。这时就必须通过抽签决定，最后迈茨当选。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93]关于6月5日的战斗，只有很少的消息。但是就所了解到的来说，并不至于像打了胜仗一样让人感到很大的喜悦。虽然丹麦人被驱逐出去了，但是他们已经在杜佩尔[94]的防御工事中坚守住了阵地。更重要的是，第二天德国人从松德维特半岛[95]撤退到鲍城[96]，即丹麦的内陆。一支力量上占优势的军队的这种作战方式，我们不能理解。 在巴伐利亚少校冯·德坦恩[97]的领导下，联合自由军团向哈德斯莱本[98]进军，有幸打了胜仗，除了俘虏几名军官外，还把从丹麦人那里缴获的第一门大炮带回了弗伦斯堡[99]。 汉诺威第一龙骑兵团也进军莱古姆修道院[100]，俘虏了一些丹麦人。 布勒斯劳，6月7日。备受期盼的国内工厂主抵达的还非常少，但昨天和今天来了一些活跃的重要的荷兰和比利时工厂主。尽管英国人买了很多，但销售量总共才有9000森特纳[101]，并且每森特纳价格下降了20-30塔勒。[102] 《奥得总汇报》[103] 格赖夫斯瓦尔德，6月8日。高级国民议会！人民托付给您的工作如此重要，我们对政府制定宪法草案事关祖国未来非常关注，为了满足您研究公共需求的意愿，促使相关署名的协会发布如下声明。我们察觉在提交的宪法草案中，缺失了制宪宪法最基础的“承认民意作为法律和所有人的平等权”的主要特征，因此正义感和时代要求我们必须要反驳。我们对政府要求的“协商”权提出抗议，抗议君主独有的宣布战争与和平之权，抗议限制公民和士兵的集会权利，抗议议会的两院制，特别是第一议会的“组织”构成。我们由衷地期盼，高级国民议会除了制定其它对国家有利的法规外，还可以通过全面引入陪审团、全民武装和全民免费教育的法律。另外，不应以那份宪法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而是要制定一份新的符合人民主权的宪法草案。 格赖夫斯瓦尔德，1848年6月6日。 人民协会市民协会. （238名成员）（191名成员.） 埃尔宾，6月8日。签名的人们感觉是不得不公开反对这个谎言和诽谤体系，那些小的反动党派通过该体系试图煽动各省公民对抗首都。他们相信自己在履行一份神圣的职责，因为他们不得不对柏林人民高贵、温和的态度给予最高的认可，因为时间紧迫性要求我们首先要团结一致，要毫不动摇地支持祖国、权利和自由。 埃尔宾，1848年6月7日。 )(多特蒙德，6月11日。自贵报面世以来，威斯特伐利亚的“旧立场”对于“西方的”有害影响倍加愤慨。这种西方的影响应该且必须消除。为了实现这种“迫切的需求”，现在找到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即在多特蒙德，在这个未来多条铁路的交叉点创办一家股份制的“主流报纸”。来自西方的消息可以像到达科隆一样尽早到达这里，他说，这里将不再缺乏理性思考文章的知识的力量。精明能干的、关注美好旧事物生死存亡的通讯员也能找到。只要积极地投入股份，整个东部腹地地区就可收入囊中。 维也纳，6月7日。在昨天市民、国民警卫队和学生的委员会晚间会议上，80名来自格拉茨[104]的施泰尔马克州的代表向维也纳公民递交了一份有数码长、上千人签名的请愿书，他们表达了对首都的友谊和忠诚，不仅赞同三月以来在维也纳发生的一切，还对维也纳人作为先行者，为捍卫自由所取得的成就深表谢意。 皇帝[105]向维也纳人的致辞。 致忠诚的首都公民。我要首先对维也纳市民和驻本地的使节们表示感谢，三月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对我来说是神圣的和庄重的，通过一部符合时代需求的、满足人民愿望的广义上来讲的自由宪法，我表达了对人民的真诚和无限的爱。我的人民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饱含这份情感，在议员们决议后，我于4月25日颁布了制定的宪法。 我以行动表明自己不愿抢在时代的要求、各州的需求，最主要的是人民的意见之前——依法办事始终是我决策的依据——采取行动。 我确信我颁发的宪法文件将满足普遍的期望，但是在各州正确理解和尊重宪法方面出现了并非无关紧要的特殊情况，正如今年5月15日突然发生在维也纳的事件，令我深感忧虑。 我于5月16日毫不犹豫地宣布下一届国家议会为制宪议会，并确保据此开展选举。这种迫于无奈的处理方法使我非常伤心。整个欧洲舆论对此态度一致，都是极端不赞成。但是关于这件事，我准备继续坚持，因为它可以确保，赋予我的帝国精神和物质力量的宪法，在其基础和细节方面成为合法表达普遍意志的产物，我决定与之携手共进。 〔下转第三栏〕 〔第二版三栏〕 〔上接第二栏〕 我的热切期盼——我坚信这番表达并非徒劳——就是在我的政府所在地维也纳能够早日设立这样的国家议会。 即使不能在其他地方迅速设立国家议会，也要确保，在维也纳城内必须保持纯洁且稳固的平静和秩序，还要确保各州代表获得议政自由。 我期盼维也纳的居民们能够尽其所能，在各方面恢复法律秩序！我期盼停止所有个人恩怨，让和解与和平精神成为充满维也纳的唯一主流。 怀着父亲般的善意，我向维也纳全体公民提出这些要求，我坚信他们会履行，在国家议会设立的那一天，我将赞美，同时庆祝和始终忠于我的维也纳人再次欢聚。因斯布鲁克[106]，1848年6月3日。 费迪南亲笔 韦森伯格[107]亲笔多布霍夫[108]亲笔 维也纳，6月8日。《维也纳日报》[109]的社论内容如下：“波西米亚[110]提交的几份声明反对在布拉格设立临时政府。制宪协会同时提出请求，即不能确认布拉格国民委员会规划的临时政府是没有依据且违法制宪本质的。该团体认为，临时政府计划的前提是不正确的，正如该程序本身是违法的一样，因此不能承认该临时政府是有效的，并且还会损害与中央政府的联系。” 国防部的声明如下： “长期以来，尽管军队中的体罚已经受到多重法令和法律法规的限制，但是在最高军事法庭的调查后，本月2日已经向各部队颁布了临时法令，根据该法令——在新的军事刑法出现之前——只能依据战争法或委员会的判决实施体罚。在由委员会宣布处罚时，应召集委员会的每一位现任成员，根据多数投票来决定。在惩戒方法方面，禁止采用街上奔跑的处罚方式。” 布拉格，6月6日。皇家州总督图恩[111]伯爵为了回应内务大臣皮勒斯多夫[112]男爵对组建临时政府的抗议，在今天的《布拉格日报》[113]上声明如下： “据我去年5月29日的公告所述，临时政府委员会所做出的从组阁到最重要的决定都在传达一个声音，就是对超出州政府的影响范围的国家内部事务作出决定。对于组阁的决定我当时立即向陛下提出过毕恭毕敬的异议。维也纳发生的特殊事件，不会影响组阁发生改变。因而组阁没有改变国家当局的状态并且只涉及我个人的责任，任何我手下的官员和公务人员都不在内。 我以冷静的意识承担这一责任，因为非常措施的效力只有以获得陛下批准的宪法为前提，而绝不可能作为维也纳违宪事件的后果，委托给我的州管理职责，只能严格地依法行事。” 波兰. 伦贝格，6月4日。为了成立一个新内阁，我们的总督施塔迪昂[114]应皇家总督府在5月26日来信中提出的要求，昨日已动身前往因斯布鲁克。他暂时将省事务的最高管理权交给驻军司令，后者与副总督共同领导。——因此，就像在克拉科夫[115]一样，我们也有了一个军政府！——当地RadaNarodowa[116]（全国委员会）出版的第31号《国家公报》[117]上发出了以下警示：某些怀揣恶意的人想借助人们的疏忽来挑起一场运动。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剥夺我们好不容易获得的自由。几天前，当地学生捉住了冒充学生和工匠的两名俄国间谍。全国委员会警告全国人民不要被这些人诱惑。1848年6月1日。全国委员会中心塞弗林·斯马泽夫斯基[118]，主席。 意大利.[119] *6月3日的《米兰公报》[120]估计，在30日的战斗[121]中，奥地利人的损失为1,500人，意大利人的损失为600人。 贝加莫战报，6月2日，上午9时。当前，从营地传来消息，根据尤金·冯·萨伏依王子[122]和外交大臣帕累托[123]的一封正式信函，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的君主和他的长子[124]已被郑重斩首。皮埃蒙特人[125]似乎已经在卡佩拉别墅果断地击溃了奥地利军队的左翼；人们谈论着可怕的死亡人数。据报道，战斗发生在前天的中午至晚上。在布雷西亚[126]有传言说，昨天早上奥地利人对戈伊托[127]进行了一次新的进攻，但再次遭遇失败，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将军和他的副官被炮弹炸得粉碎。《卢切塞改革报》报道说，6月2日有消息传到里窝那[128]，那不勒斯发生了新的起义，国王已经掌握在人民手中。 6月1日，卡尔·阿尔伯特[129]亲自抵达佩斯基耶拉[130]，在那里共发现127门火炮（根据投降书，要塞中的战争物资已移交给皮埃蒙特人）。在米兰，追捕仍在继续[131]，被捕者中有一位刚从维也纳来的名为冯·菲利普斯伯格〔vonPhilippsberg〕的先生，人们严厉谴责他：如果5月29日米兰的骚乱（米兰官方相信这场骚乱是由奥地利资助的）获得成功，他本可以顺利出任米兰的奥地利指挥官。由朱塞佩·马志尼[132]担任主席的意大利民族委员会公开斥责参与29日骚乱的人。他们的法律要求，人民的基本权利要通过自由信念而不是暴力来维护。米兰46,000名 〔下转第三版〕 〔第三版一栏〕 〔上接第二版三栏〕 有投票权的公民中，据称有36,612人表示赞成直接合并于撒丁王国，290人赞成推迟与撒丁王国的合并。共和党人投了弃权票。29日在摩德纳[133]，与皮埃蒙特的合并被宣布为组成上意大利帝国，两天后，代表们从那里去往卡尔·阿尔伯特那里，为了将有关合并的文件交给王子。如果这个谣言被证实，西西里[134]希望加入上意大利帝国，那么对这位王子来说自然是一份更大的礼物。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6月10日。《国民报》的党在选举中被彻底击败，并被立宪党赶下台。梯也尔[135]的党派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可以在与社会主义者的斗争中将支持他们的《国民报》的党候选人完全推到一边。工人的党则投票赞成社会主义者。在这些选举活动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明显。 《国民报》[136]通过把控几乎所有关键性的职位来确保自己的权力。例如，《国民报》的马拉斯特[137]既是巴黎市长，也是《国民报》的主编。克列芒·托马[138]是巴黎的拉斐特[139]，巴黎、巴黎郊区和塞纳河省[140]所有国民警卫队的总司令。财政部长欧仁·杜克莱尔[141]是《国民报》的前编辑兼加尔涅-帕杰斯[142]的秘书。《国民报》编辑巴斯蒂德[143]是外交部长。《国民报》的家庭医生雷库尔[144]是内政部长，《国民报》编辑沙尔腊斯[145]是陆军部长，特雷拉[146]，《国民报》常务编辑，公共工程部长，《国民报》的律师玛丽[147]是驱魔护身符。因此，行政权力、内政和外交事务，财政、公共工程和武装暴力都掌握在《国民报》派手里。这一定会为政府带来团结统一。除了《国民报》的党之外，还有哪个王朝可以凭一己之力占据所有职位！——自从梯也尔的党赢得选举，保皇党人就公开了他们的计划。杜班[148]，巴罗[149]，杜弗尔[150]和其他负责起草宪法的委员已经在问，是否可以允许既不会写字也不识字的无产阶级作为选民。在法国，这样的无产阶级有1000万人。普选真是棒极了！——Sèance[151]〔会议〕认为路易·拿破仑[152]是瑞士公民。因为他尚未重新获得法国公民权利，因此无法当选为人民代表。埃米尔·托马斯[153]已返回巴黎，并于6月8日致信外交部长[154]特雷拉，他在信中要求对针对他关于国家工场的可恶指控进行司法公开调查。 ——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和各行政部门参与的多次选举让整个法国新闻界或多或少进行了快乐的反思。梯也尔在给塞兹[155]大主教鲁塞莱[156]的一封信中一本正经地说道，他曾经信奉君主制；现在，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天主教机制更持久的了。 巴黎。6月8日国民议会。有来自诸多方面的提案，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公民甘邦[157]的提案，根据其提案，议员们今后应在会议期间自掏腰包支付他们喝的柠檬水费用。亚伯拉罕·杜波依斯[158]提出了一项法律草案，该法律草案规定，除了银行票据外，不得制造和流通法定强制汇率的纸币。穆尼哀〔Mounier〕宣读了一项法律草案，将据此对《民法典》第178条进行修改，即在雇主和雇员争议的案件中，雇主应信守诺言。穆尼哀建议赋予工人要求雇主承诺的权利。洛朗[159]在一个条款里提出了一项法律草案:“人民代表不可侵犯”。布吕内尔[160]就克列芒·托马关于授权国民警卫队官员作出官方裁决的提议提交报告。 公民格尔格尼埃[161]要求将内政部长提交的关于市政区和部门理事会选举的法律草案提交特别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泰尔诺[162]要求立即讨论该提案，因为巴黎没有市议会，而马拉斯特此时正在指挥、管理和控制巴黎。议会决定将该法律草案提交Comité[163]〔委员会〕。同时，议会还要求内政部长将关于500,000法郎的秘密开支法案草案，提交委员会进行进一步审议。现在是讨论不相容[164]规则的时候了。达布劳〔Dablaux〕希望将所有官员从议会中排除。议员布吕内尔解释说，官员选举是最深思熟虑的和公开的。在一般性讨论结束后，根据莱尔贝特〔Lherbette〕的提议，大会否决了法律草案的序言，并开始对个别条款进行讨论。 巴黎。6月9日国民议会。——科西迪耶尔[165]在国民议会的露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议程是继续讨论关于不相容的法律草案。由于公民科克雷尔[166]代表宪法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的两名成员首先与不相容委员会进行沟通，因此推迟了会议。 公民佩昂[167]要求，25名成员，而不是之前的5名成员，才有权共同提出议案。议程的下一项是关于监管规定的讨论。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一项关于典当行的法律草案，根据该法律，财政部长可以向典当行提供一笔281,362法郎的特别信贷，使得它们能够根据1848年2月14日的法令，向典当人退还物品的价值。 公民迪迪埃[168]要求废除1845年4月15日的法令的第31条，该条款赋予阿尔及尔总督有权将其认为危险的公民驱逐出阿尔及尔领土。此条款源于法国在阿尔及尔统治的早期。布戈[169]从未使用过这项法律，但尚加尔涅[170]将10名法国公民驱逐出阿尔及尔最平静的地区（博纳[171]）15年。现在是时候向阿尔及尔提供个人自由保障了。卡芬雅克[172]将军为尚加尔涅辩护，但承认省长的驱逐权必须被废除或修改。顺便说一句，阿尔及尔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司法行政权已经从陆军部长手中夺走， 〔下转第二栏〕 〔第三版二栏〕 〔上接第一栏〕 交由司法部长负责。同样，公共教育的管理权分配给了公共教育部长。迪迪埃的提议将不会被考虑。 公民库勒〔Courreux〕提出在朗格勒广场上开展军事相关工作的议案，以便为完全沮丧的工人们找到工作。提议不会被考虑。 公民兰多万[173]提出的以百分之5的溢价来促进羊毛织物出口的提案已提交给工商、金融和农业三个委员会参考。 勒梅尔[174]提出建议，所有有支付能力的国民警卫队队员都必须穿制服。博蒙[175]反对这一提议，认为这会将工人从国民警卫队中排挤出去。他更喜欢看到衬衫而不是制服。勒梅尔的提议不再被进一步考虑。不相容性相关的讨论定于周一举行。 斯特拉斯堡，6月6日。原本应该前往巴黎的上阿尔萨斯地区的部队中的一部分人突然收到了相反的命令。继山地部队之后，本周有许多炮兵军官，特别是浮桥军官离开了。装备补充委员会开展了许多活动。与1840和1841年相比，政府购买的价格要便宜很多。今天，一位来自巴黎的将军来到这里，考察了所有与这些新装备有关的商店。——今天以大型公告的形式发布了一项政府法令，命令所有地区的行政首长停止向工人们签发去巴黎的通行证，并提请注意以下事实，即任何没有自食其力职业技能的人都将被关卡拒绝通行。 比利时. 布鲁塞尔，6月11日。《国民报》在一份详细的清单中指出，自1830年以来，模范国家比利时总支出超过总收入71,927,861法郎83生丁，到今年年底，以国库券为代表的赤字将增加到1亿法郎，部分原因是间接税收和铁路收入不足，部分原因是该国大部分地区无法支付强制性债券。 大不列颠.*) 曼彻斯特，6月8日。昨天在这里举行了一场大型群众集会，以庆祝《十小时工作日法》通过一周年纪念日——在比尔举行。众所周知，根据此法案，未满18岁的任何人每天都不能在棉纺厂工作超过10个小时。阿什利[176]勋爵，菲尔登[177]先生，W.B.费朗[178]先生和其他为有关法案作出贡献的人出席了会议。布兰德福德[179]侯爵建议应感谢所有捍卫该法案的报纸。 伦敦，6月9日。昨天，G.汤姆森[180]先生在众议院就最近的宪章运动发表演讲，并断言警察对哈姆雷特塔[181]的和平居民们犯下了滔天大罪。G.格雷[182]爵士对此作出回答并为警察辩护，试图证明是民众首先袭击了警察。然后恢复了关于《航运法》的辩论，并给M.格雷戈尔〔Gregor〕先生、J.沃尔什[183]爵士、迈尔斯[184]先生、G.克拉克[185]爵士和其他一些人非常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机会。由于迪斯累里[186]先生的一项动议，讨论再次被推迟，今天或下周一结束。 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今天呼吁建立一个辩护基金，以应对即将进行的对宪章派审查而引发的费用。奥康瑙尔[187]已经妥善安排了厄内斯特·琼斯[188]先生要求的1,000英镑保释金，以使他暂时获释。 △伦敦，6月9日。伦敦比4月10日更加骚动。自从米契尔[189]被判刑以来，几乎每天都有人与警察发生争执。上星期日有27人，上星期一有46人倒在了广场上。据说这些被殴打的人中有9人已经因伤致死。三分之一的奥斯坦德警察[190]离职，而政府试图取代那些离开的人，但徒劳无功。自星期二以来，伦敦周围的全部警察团队都被召集到市里工作；还有地方志愿团[191]。现在驻伦敦的常规部队达到22,000人；而4月10日只有12,000人。除了先后被捕的8名宪章领导人之外，约有300人在毕肖普·邦纳土地[192]和克莱肯韦尔-格林[193]的上一次大会上被捕并被带到西门监狱。政府最担心的是星期一的五旬节可能发生意外。因此，数以千计的警察被要求再次宣誓就职。事实上，在没有公开宣布的情况下，整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宪章运动分子都同意当天开展示威活动。警察们事先不知道他们会面的地点，警方的立即介入变得更加困难。 所有这些之外，还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即某些地方的士兵们与宪章运动分子结成了兄弟会。例如在格拉斯哥，第27团的大部分人员在格拉斯哥被逮捕，其中大多是爱尔兰人。这些士兵在上次动乱期间拒绝对人民采取敌对行动。 我们现在必须等待，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厄内斯特·琼斯的被捕尤其使人民的情绪变得极其危险。 ——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似乎逐渐认识到，保持沉默的阴谋不足以压制宪章运动。几天前我们就注意到，《泰晤士报》只思考了一个晚上就发现了前一天荒谬做法的危险性。来自工厂区的各大报纸也对此事进行了仔细研究。今天《曼彻斯特时报》[194]承认，《北极星报》和《泰晤士报》是当今的两大报业霸主，《曼彻斯特时报》抱怨说，这两家报纸都同样无情地诋毁我们伟大的棉花业救星科布顿[195]，他承诺在工人工资下降时开展议会改革。 *）我们昨天关于伦敦爆发革命的消息得到了证实。 〔第三版三栏〕 伦敦，6月10日。今天凌晨差一刻3点，有关《航运法》的激烈辩论结束了。在长达九个小时的讨论中，下议院几个重要的演讲者试图质疑当晚的成功。乔治·本廷克[196]勋爵、鲍尔斯[197]海军上将和迪斯累里先生赞成赫里斯[198]先生的修正案，该修正案旨在保留《航运法》的基本原则。休谟[199]先生、科布顿先生、罗伯特·皮尔[200]爵士和约翰·罗素[201]勋爵对将《航运法》提交委员会审查的大臣提议进行了辩护，结果该提案以294票对117票获胜，该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将在下周五恢复辩论。 《航运法》的前途现在可以理解为大势已定，上议院的勋爵们只能用以后的阻挠活动来自我安慰了。 ——伦敦艺术家们在给下议院一封请愿书中抱怨有大批外国艺人，尤其是法国人，他们来英国已有一段时间，并有可能要霸占所有剧院。他们要求对这种外国竞争采取保护措施。然而，《泰晤士报》认为，自由贸易思想已经在英国扎根，这种要求将被忽视。 ——不顾所有禁令，宪章派刚刚公开宣布将于周一中午2点在毕肖普-邦纳土地举行会议。 ——国债84¼。 ——来自都柏林的消息持续到9日，爱尔兰联邦委员会已同意调解会议的提议，这样老一辈的和年轻的爱尔兰人就可以再次携手共进了。这个爱尔兰同盟的召开日期尚未确定。人们继续武装自己。除了大量的长矛以外，一批步枪运抵到联邦军火库。一支步枪的价格是11先令。 在都柏林周边，民众与和士兵们爆发了混战。士兵逃离时已有3人死亡，10至12人重伤。 24日星期六，米契尔早些时候被定罪的主题将首先在《爱尔兰人联合报》”[202]以“爱尔兰重罪人报”[203]的报名出版。 亚洲. 《先驱晨报》[204]于6月16日收到来自马赛的一封私人信函，根据该信函，5月24日离开亚历山大的“开罗”号船长带来了以下重要消息：“5月28日晚，一艘专门的快船从苏伊士抵达亚历山大港，因为时间太晚了，以至于无法用邮车运送紧急公函。 锡克教徒在拉合尔起义。两名英国专员和所有英军被杀。” 贸易新闻. 斯德丁[205]，6月9日。小麦40-43。黑麦22-23。大麦18-20。燕麦13-15。豌豆26-28每吨。 菜籽油略微坚挺，保持在9¼每吨，截至9月、10月购买价10⅓每吨。纯油，需要8⅚每吨，原购买价8⅔至8¾每吨。酒精价格上涨，二手桶装22-21½英镑，不是21¾-21½英镑，7月份21½英镑，8月份21英镑。 我们的港口仍然严重膨胀。 证券交易所的政府债券和股票新闻. 柏林，6月10日。国家Sch.3½磅，69¾Briefe。69¼Seld。海上贸易溢价券84Sb.，Pr.Bf.Anth.Sch.61½Briefe. 科隆-明登.G.=A.65Br.bittoPrA.78½Br.科隆=亚琛46½Rhein.斯坦=普里尔4.53S. 虽然今天大多数铁路股票的轮换有所缓和，但总体情况并不像昨天那么低迷，下跌幅度也不如昨天那么大；相反，证券交易所最初再次加强了一点。 法兰克福，6月10日。5％ret.50P.50G.3％Banlu.940P.920G. 巴黎，6月9日。3％compt.40f.c.45.75.5％compt.68.25.f.c.68.25.c。 关于削减军队财政预算和取消普鲁士军队中的闲职及滥用职权的问题. 退役少校冯·菲尔克斯〔Firks〕先生最近在科布伦茨的赫格特[206]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简要介绍了这个可怕的主题。冯·菲尔克斯先生指出，在33年的和平时期本可以节约2亿塔勒的军费开支，并说道：“如果浪费掉的2亿塔勒中只有⅒或1/15用在战舰上，那么在哥本哈根会谈之前，我们会对丹麦人说些什么惊人之语呢？”可以补充一点，我们不仅能购买一支舰队，还能用这2亿塔勒偿还所有计息国债。在不削弱国家国防的前提下缩减军费开支是可行的，所以冯·菲尔克斯先生建议每年节省1300万至1500万塔勒，在他看来，即使是在战争中，这样做也是可行的。 军事制度的建立与该国制定的国家宪法密切相关，两者相互反映：军队的权利和义务，与公民的关系等将在专制中以与民主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政治教师们在军事制度的建立和政府形式的相互作用之上创立了完整的制度，如果我们审查这些制度，我们就不能忽视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到目前为止很大程度上与国家专制的形式是高度一致的这一事实。未来的普鲁士军事宪法也必须遵守未来的自由国家宪法。冯·菲尔克斯先生为节省开支提出了大量修正案，这些修正案也符合新自由的利益，必须使军事系统与之保持一致，因此也具有政治意义。我们只想在这里强调这些。 国家每年花费56674塔勒用于军人儿童的照顾及支付其学费，此外还有80050塔勒用于军事孤儿院。冯·特吕茨勒先生希望将前一类款项放在教育部的预算上，并大幅减少，因为国家只负责照顾在服役期间死亡士兵的子女。而在33年的和平之后，后一类款项也支出较少，因此可以将全部 〔下转第四版上部一栏〕 〔第四版上部一栏〕 〔上接第三版三栏〕 资金分配给教育部，用于免除各个阶层的贫困儿童的学费。同时，出于政治利益废除这些军事学校也有如下原因：专制主义将士兵与公民分开，前者的孩子们上他们自己的学校，在那里他们从小就被教导他们生活在国王的恩典中，注定不能成为自由公民。众所周知，普鲁士政府非常关心新教的壮大和传播：这种军事学校现在非常适合增强新教儿童的信仰，为这种信仰赢得信徒，这一行动相当于狂热的崇拜，因此与自由主义政府形成直接矛盾。 冯·特吕茨勒先生继续说： “将军作为勋章委员会的主席，属于大臣、王室，可以完全视为闲职。” 我们完全同意最后一句话，只是希望将总勋章委员会包括在内，该委员会在1847年的预算中列有20,948塔勒。路易·菲利浦[207]，众所周知，在授予荣誉军团十字勋章方面就像他在其他方面的节俭一样奢侈，在这些授勋仪式上，他一生都没有得到总勋章委员会的帮助。然而，我们普遍反对继续颁发勋章，我们认为这不过是对人的愚昧的投机，是腐败的得力手段，真正的功勋在普鲁士很少被授予勋章，3月18日和19日晚上的英雄中还没有一个人成为红鹰勋章的骑士。 “军事神职人员的预算为41,055塔勒。除了美因茨和卢森堡，这在和平时期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军队可以到其驻地的民众教区。” 在美因茨，也可能在被新教统治33年的卢森堡，都有新教教堂，因此这里也不需要随军牧师。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将驻军转移到民众教区，国家可以将其留给个别士兵，以确保他的宗教需求得到满足。但整个军事教堂制度除了 〔下转第二栏〕 〔第四版上部二栏〕 〔上接第一栏〕 经济原因之外的其他原因必须被废除，它将士兵与公民分开，限制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并违反与其他教派的平等关系。 随军教会系统是完全按等级组织的，最上层的大主教、师团和随军牧师都是新教徒。不久之前，还雇用了天主教随军牧师。所有教派都嵌套在这个等级制度中，天主教随军神职人员进行的婚礼、洗礼等都记录在新教教会的记事簿里。以前，甚至连不同信仰的士兵也被勒令每月参加一次新教礼拜。众所周知，1817年起草了一份单独的教会议程，以协调普鲁士的所有新教教派。这个议程全部是在随军教会系统中进行的，每个路德派和改革派都在义务兵役中学习，而在以前，他们还能结识天主教徒，并且有可能他们的传教者。除了实际的军事人员外，还有大量的非战斗人员，如军事工匠等也属于随军教会，他们脱离了民间教会，也多或少地与民众完全脱离了关系。 “军校应该被取缔，因为它们与当下的理念不符。” 是的，当然！军事教育与民众教育的分离是专制主义的精神；一支人民军队的领导人必须从人民自身中产生；自由人的领袖绝不能在过时的阶级偏见中长大。已经半官方宣布，军校的学生宿舍将被关闭，并将立功的士官提升为军官：但两者似乎又都不太可能。 “步兵的两年服役期应缩短至1½年，这将节省约一百万塔勒。” 难道不能进一步减少步兵的服役时间吗？其他专家建议，即使服役半年，也可以派遣步兵保卫祖国。从政治上决定这个问题是希望，士兵们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脱离民间生活。 〔下转第三栏〕 〔第四版上部三栏〕 〔上接第二栏〕 “带有流苏的步兵军刀完全没用，可以用来帮助武装人民。” 这种节约开支的方法很新颖的，这一方法是否可行，将取决于步兵是否仅需要军刀作为武器，而不是用于其他目的，比如野营需要一把刀。为了士兵和民众之间的和平，取消佩刀肯定是众望所归的。 “军事法庭的法学家可以从每个师2名减少到1名，从而共节省18名，因为将来士兵只有在纯军事犯罪中才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军事法庭的专属管辖权，可以延伸到民事罪行，但是不应当广泛使用军事法，它导致军人阶层与公民相分离，成为特权阶层。在这方面，普鲁士宪法文件草案仍有一个重大漏洞。近卫军应当被解散，因为近卫军每年要多花费50多万塔勒，这并非是一笔微不足道的节省。12个近卫军后备陆军营将解散并移交给省后备军。“[208]为了从政治上推动废除近卫军，并表明在必须通过宪法宣誓的军队中，不能允许任何特权部队，我们援引察哈里埃[209]在其40余本书中对国家的看法，其中谈到了近卫军的宗旨和立场： “专制主义需要其它直接基于利益的手段，以维持军队的服从。例如专制君主身边会有一位十分有特权的警卫，他的特权受到军队其他人的嫉妒，这样的一位警卫会服从军队的命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吗？”。 从书中这些相互交流的片段可以看出，冯·菲尔克斯先生的言论也是关于普鲁士人的政治自由的。公民在赚钱时只想着他们作为纳税人的眼前福利。作者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只能依依不舍，但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军官到国防部工作。最后，我们热切地向国会议员推荐这篇文章，作者也正是想要将它献给议员们。 〔第四版下部一栏〕 科隆城市居民情况. 出生. 6月8日和9日。卡尔，工厂主威廉·皮克特之子，凯瑟琳格拉本街。——凯瑟琳娜，铜匠卡尔·吕肯豪森之女，福勒大街。——海因里希，园林工人彼得·奥赫雷姆之子，蒂博尔德斯街。——玛丽亚·约瑟夫·卡尔·休伯特，木工阿道夫·博克之女，仙鹤树大街。——玛丽亚·威廉敏娜·劳拉，总税务局助理约瑟夫·施尼茨勒之女，克林格尔普茨。——安德烈，羊毛工人约瑟夫·布卢门塔尔之子，斯普尔曼斯街。——威廉，短工威廉·克莱纳格尔之子，艾格尔街。——罗伯特·约瑟夫，经纪人彼得·约瑟夫之子，马查比斯大街。 奥古斯特，车匠彼得·布洛赫之子，安东尼特恩。——凯瑟琳娜，木工艾吉德·埃里斯海姆之女，洛尔街。——玛格丽特，采石工雅各布·布鲁尔之女，彼得大街。——约翰·卡斯帕，木工约翰·迪克之子，电报大街。——塞西莉·阿德尔海德·胡贝蒂娜，木工约翰·克罗嫩伯格之女，马尔茨布歇尔。——弗朗兹·约瑟夫，无业人员海因里希·霍夫曼之子，约瑟夫广场。——马特，工厂工人保罗·霍施之子。 死亡. 6月8日和9日。凯瑟琳娜·梅兹，7周，图姆申斯沃尔。——威廉·休伯特·施洛默，雕塑家，27岁，已婚，鲁尔。——戈特弗里德·鲁普勒，无业人员，从前是鱼贩，鳏夫，小桑德考尔。——凯瑟琳娜·波奇，29岁，未婚，克林格尔普。——格奥尔格·格罗斯巴赫，粉刷匠，24岁，未婚，克林格尔普。 海因里希·约瑟夫·达曼，3个月，大桑德考尔。——玛丽亚·卡塔琳娜·穆勒，寡妇，94岁，星巷。——安娜·卡塔琳娜·穆勒，2岁2个月，大桑德考尔。——路德维希·恩斯特·爱德华·希尔特，13个月，大布登巷。——约翰·巴普·怀尔德，泥瓦工，50岁，鳏夫，马格达莱纳大街。——安娜·拉兹，本姓泽延，38岁，安腾普福尔。 结婚. 6月9日。本地贫困管理部门职员塞尔维托·艾克和来自瓦登海姆[210]的瓦尔伯加·埃莱昂·玛丽亚·约瑟法·赖弗沙伊德。 6月11日的结婚公告. 来自伯特姆的裁缝阿诺德·曾多夫和来自之前在海德堡最近刚搬到道依茨[211]的安娜·卡塔琳娜·施拉根豪夫。——住在格力西姆大街的木工安德烈·罗里希和住在格力西姆和玛丽亚·西比勒·沃纳·威特威·韦勒。——鳏夫木工奎林·里伦多夫和格特鲁德·西蒙，双方都住在埃伦大街。——韦伯大街的勤杂工迈克尔·洛夫和约瑟夫广场的安娜·玛格丽特。——鳏夫鞋匠克里斯特尔·甘斯和海伦娜·卡罗琳娜·克莱恩，双方都住在斯普尔曼斯街。——住在珍珠坟附近的短工约翰·福斯特和住在马西大街的索菲亚·冯哈根。——住在厄尔街的马车夫海因里希·法尔克和住在乌尔苏拉修道院附近的玛格丽特·奥登达尔。——住在塞韦林修道院附近的木工弗朗兹·埃修斯和住在卡尔特豪瑟霍夫的艾格尼丝·罗斯巴赫。——短工海因里希·约瑟夫·库珀和伊娃·穆伦斯，双方都住在安腾普福尔。——住在埃伦大街的箍桶匠亚当·约瑟夫·迈克尔·卡斯珀·普林斯和来自汉格拉的伊丽莎白·韦尔。——住在毛里求斯石径的金工约翰·彼得·阿洛伊斯·施米兹和来自波恩的克里斯蒂娜·韦勒。——住在市民大街的鞋匠米切尔·克尼普和住在麦芽从的安娜·凯瑟琳·伦纳特。——来自法兰克福的商人乔治·莱昂哈德·博斯和住在贝尔小巷的奥古斯特·伊丽莎白·韦尔特。——住在新巷大街的水手雅各布·埃瑟和住在勃兰特的塞西莉亚·卡佩尔。——采石工人约翰·彼得·布希和奥克塔维耶·海因里希斯，双方都住在阿姆霍夫。——住在安东斯小巷林茨的木工约翰·卡尔·威廉和住在魏尔街白教堂的寡妇格特鲁德·戈尔。——住在博尔特街的商人休伯特·约瑟夫·戈尔斯坦和蒙索伊的玛丽亚·伊娃·威廉米娜·詹森。——以前在埃伦费尔德，现在住在阿赫特大街的印染工卡尔·亚伯拉罕·韦根和住在阿赫特大街的伊丽莎白·斯坦伯恩。——来自埃佩尼奇的农夫海因里希·法布里修斯和曾经住在谢尔德街现在布尔韦尼奇的安娜·凯瑟琳·阿莱夫。 邮轮.科隆,1848年6月11日。 出发。D.施莱格尔去往科布伦茨；J.拜耳去往萨尔河[212]。 负责人：J.A.奥尔茨，去往鲁拉特[213]到埃默里希[214]；C.克尼格斯费尔德，去往杜塞尔多夫到鲁尔河[215]畔米尔海姆[216]；A.博克和H.舒马赫去往安德纳赫[217]和新维德[218]；L.蒂尔曼，去往科布伦茨、摩泽尔河[219]和萨尔河。N.皮斯巴赫，去往摩泽尔河、特利尔和萨尔河；J.B.蒙德申克，去往宾根[220]；本德尔·安东，去往美因茨；弗兰茨·舒尔茨，去往美茵河下游；C.W.穆勒，去往美茵河中上游；弗兰茨·穆西格，去往海尔布隆[221]；彼得·库恩勒，去往坎城[222]和斯图加特；M.奥伯丹，去往沃尔姆斯[223]和曼海姆。 远航：皮尔船长，前往鹿特丹，科隆10号船位。 远航：科森船长，前往阿姆斯特丹，科隆2号船位。 布鲁塞尔的英文报纸 《布鲁塞尔先驱报》（TheBrusselsHerald），创办于1827年，是比利时唯一的英文报纸。每星期六出版。一季度价格5法郎，不包括从比利时寄出的邮费。《布鲁塞尔先驱报》是向欧洲大陆的英国居民和英国旅行者发布各类广告的绝佳媒介。编辑部：——布鲁塞尔，布图街13号。 〔第四版下部二-三通栏〕 市民自卫团——音乐-合唱 在W.海尔科斯老师的指导下 与业余爱好者和歌咏协会的愉快合作 1848年6月15日，星期四，晚6时， 一场盛大的 声乐-和器乐-音乐会 在雷纳先生的花园，道依茨的玛丽恩比尔德钦酒店举行。 节目单将很快公布，并将与歌词一起在入场口分发。 合唱团邀请所有市民自卫团成员、他们的家人和音乐爱好者参加音乐会，并邀请相关的自卫团上尉和排长们在他们的连队中分发预约单。 由于此次收入将用于购买必要的乐器和音乐资料，截至目前，音乐合唱团相信其所做的努力可以有更多的市民自卫团成员参加。 预定票价为每人5银格罗申，现场票价为每人7½银格罗申。 可以在自卫团连队的所有排长们那里获得门票。 《新莱茵报.》 根据股东大会的决定，各位股东第二次购买的10%股票将在本月10日之前视为持股凭证。 外地股东敬请尽快将这10%或每股5塔勒的股票在担保人签字后邮寄到圣阿加塔12号，随后临时收据将由本处立即寄出。 科隆，1848年6月4日。 发行人海·科尔夫[224] 〔第四版下部二栏〕 今天星期二，在舞蹈老师J.D.布里乔德的指导下，埃伦大街的新库伯格举办第13场舞会。 目前，可在上述酒店购买门票，如在兄弟大街21号仅需10银格罗申，女士免费；在售票处购买价格会增加。从早上7点开始。 会前会议 今天晚上8点，克莱奇先生在沃尔库切的上层大厅讨论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国民议会代表的选举。 若干选民. 老市民皮特·朱塞普说！ 我们知道埃达佩尔斯-机械-制造是在哪里生产的，这有多好呀。 在我们的圈子里，E....I和II先生们（沉浸在小工作室里）和他们出色的同事S....代表莱茵省的（主鼓手）。让我们向这些勇敢的普通人献上当之无愧的认可——音乐。 不用肩带. 以15次每次支付1600塔勒的3倍价格寻找第一批借贷。发行部会告诉地点。 这些如此受欢迎的 樱桃蛋糕 每日新鲜供应，价格为整个蛋糕10银格罗申，每块蛋糕1银格罗申，在谢尔德大街49号以及我在布林街和卡滕布街12号的分店。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225]，宫廷承办商 冰淇淋 每日供应，每份4银格罗申，室内外均可享用，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宫廷承办商 〔第四版下部三栏〕 激进俱乐部 今晚将举行一次会议，主题是革命的闷热。为所有党派人士准备了用于冷却的清啤、来自北方纯正的朗姆酒以及为了所有来自制宪议会的特别难以消化的演讲而备的健胃苦味酒， C.凯尔组织， 大桑德考尔32号 我们荣幸地通知您，我们提供多种 巴黎的时尚饰品和 珠宝首饰 进入本地市场，其中包括最精美的彩绘瓷器胸针以及价格从5银格罗申到4塔勒的浮雕和玛瑙；还有由在橹舰上划桨的奴隶们制作的带贝壳装饰的小盒子以及镶嵌在小盒子上的饰品。 期待您的光临 RosoVigerdeParis[226]〔来自巴黎的罗索·维格〕. 摊位在第一排末尾的右侧。 雷纳先生！ 您是靠市民还是士兵过活？ 作为市民自卫团指挥官，您雇用军队音乐家而不是市民音乐家是不可原谅的！ 若干市民自卫团成员. 德国体操联合会委员会已宣布今年7月2日为体操日，并在此提醒其成员按照规章派遣代表参加。 此外，委员会还呼吁尚未加入体操联合会的社区派遣2名成员，以便了解委员会的决定，并在必要时参加联合会。 哈瑙[227]，1848年6月6日. 德国体操联合会委员会. 注意：所有支持体操事业发展的尊敬的编辑，请在您的报刊中加入这些内容。 〔第四版下部四栏〕 阿尔伯特·德尔扎普夫以合理的价格提供耐用便捷的书架，豪和街106号. 从Belle-vue[228]〔美丽的景色〕到诺伊斯[229] 第一处河畔浴场. 署名者推荐店主E.戴曼两年前在埃潘乔尔[230]旁建造的牢固实用浴场，这些浴场有不同的水流，它既含有多种养分，还配有强力的淋浴设备，被视为一种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手段，并且据他们的体验而言，使用或摒弃其他辅助手段，合乎规定地使用这些工具，被证明在对抗皮肤、肌肉与神经衰弱及其并发症方面是有益处或治愈性的，此外，对于盆腔充血和痔疮，还有癔症、妄想症和易怒症引起的类似病症及慢性风湿病等病症也有同样作用。 诺伊斯，1848年5月20日。 海勒贝格博士.C.莱茵多夫博士. F.W.莱茵斯. 基于医疗经验，我同意上述观点和证言。 诺伊斯，1848年5月22日. (L.S.)耶格尔博士, 皇家军团医生和卫生委员会. 我声明上述浴场非常值得推荐，我的同事们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诺伊斯，1848年5月25日. 赫金博士. 参考上述当地医生的医学证明，请允许我向尊敬的公众推荐我小有名气的河畔洗浴疗养所。 及时而彻底的清洁，以及其他有可能的舒适便利体验，最大限度为顾客服务。 诺伊斯，1848年6月7日. E.戴曼 五旬节和杰龙斯街集市之际. 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 下午3点开始， 合唱 由皇家普鲁士音乐合唱团演奏. 第八轻骑兵团 在城市花园旁装饰典雅的 科隆大棚中. 每日供应鹰嘴豌豆、草莓冷盘和优质的五月葡萄酒。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 我的名叫奥迪拉玛的餐厅，在所说的青年花园的地方， 紧靠波恩 火车站，衷心推荐给大家。 约翰·吉布哈德·格里格 民主党的烟斗 在 H.R.布罗克那里有，希尔德街47号. 现有100,000只普法尔茨[231]雪茄，来自一个倒闭的工厂。每千只价值3塔勒，在H.R.布罗克那里，希尔德街47号。 最优质、最便宜的林堡[232]奶酪在迈克尔·沃克那里，毗邻希尔德街的圣阿加塔街12号。 发行人科尔夫 威·克劳特承印，圣阿加塔街12号 编译主持：陈力丹 翻译：张月、马嘉悦 审读：张月 编辑与注释：邓元宏、陈力丹 版面图：孙曌闻 编译者简况： 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张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马嘉悦，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讲师；邓元宏，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孙曌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1]塔勒（Thlr.）、银格罗申（Sgr.）、分尼（Pf.）都是19世纪普鲁士王国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 [2]克劳特，威廉（Clouth，Wilhelm）——科隆一家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该厂印刷。 [3]磅是印刷行业专有名词，8磅=⅑英寸，大小相当于我国6号字体。 [4]法兰克福国民议会（FrankfurterNationalversammlung），1848年5月18日在德国民主革命背景下形成的德意志联邦国民议会，计划以民主的方式统一德国，因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故名。有议员831名（实际人数585人）。1849年4月，议会通过德意志人民权利宣言和圣保罗教堂宪法（因通过地点故名），并请普鲁士国王接受皇帝称号、奥地利大公摄政。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都不予承认，这两个主要邦国议员被召回，议会瓦解。残缺议会迁到斯图加特，1849年7月被符腾堡王国军警驱散。该议会无实权无军队，但会场悬挂的国旗，为今德国之国旗。 [5]这里指首届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PreußischeNationalversammlung）。该议会是普鲁士第一次普选产生的，1848年5月22日开幕，1848年12月5日被强令解散，议会起草的民主宪法被否决。但是，许多基本条款被以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名义颁布的1848年12月宪法和1850年修订宪法采纳。 [6]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ph1803-1890）——德国银行家，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 [7]赖辛施佩格，奥古斯特（Reichensperger，August1808-1895）——德国天主教政治活动家。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9年为科隆上诉法院院长。1850-1863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和天主教议员领袖。1867-1884年为德国议会议员。 [8]哈根，卡尔·海因里希·威廉（Hagen,KarlHeinrichWilhelm1810-1868）——德国历史学家。1837年在海德堡大学任教。1848年当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后移居到瑞士，1857-1858年任伯尔尼大学校长。 [9]廷根（Thüngen），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南部小城，南临瑞士边境。 [10]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卡尔（Hecker,FriedrichFranzKarl1811-1881）——德国巴登大公国共和派，民主主义者。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巴登起义失败后侨居美国。同年6月当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未到任。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军队上校。 [11]菲林根（Villingen），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南部小城。 [12]这里的“同上”（Dito），是指与前面的主题相同，也是选举。 [13]布勒斯劳（Breslau），波兰语Wrocław（弗罗茨瓦夫）。二战以前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与文化名城之一。二战后属于波兰，原德国居民几乎全部西迁，但保留下战后重建的大量普鲁士、奥地利乃至波希米亚风格的建筑。 [14]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德国东北部波罗的海沿岸城市。 [15]埃尔宾（Elbing），波兰语Elbląg（埃尔布隆格），现在波兰东北部省会城市，波罗的海沿岸港口。1772年起属于普鲁士王国以及其后的德意志帝国，1945年后属于波兰。 [16]多特蒙德（Dortmund），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鲁尔东部的行政、商业和文化中心。 [17]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奥地利的一个州，位于奥地利的东南部，首府格拉茨（Grätz）。 [18]这里指奥地利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FerdinandI，1793-1875），1835-1848年在位。 [19]伦贝格（Lemberg），乌克兰语Львів（利沃夫），波兰语Lwów。历史上曾经属于多个国家：波兰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奥地利帝国与奥匈帝国、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波兰、苏联，现在是独立国家乌克兰西部的主要城市。 [20]贝加莫（Bergamo），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中部的一个省，首府是贝加莫市，1815年起被奥地利统治。1859年归入意大利王国。 [21]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法国东北部城市，下莱茵省省会及大东部大区首府。欧盟议会驻地。 [22]《泰晤士报》（TheTimes），英国的老报纸，1785年创刊，原名《环球世鉴日报》（TheDailyUniversalRegister），创始人约翰·沃尔特。1788年3月正式改为现名。该报在19世纪为世界唯一大报。1908年转手于英国首个报业集团老板北岩勋爵。1922年该报转手阿斯特家族。1966年，汤姆森集团买下《泰晤士报》。1981年，在《泰晤士报》职工连续罢工11个月以后，该报出让给默多克报业集团。 [23]《北极星报》(TheNorthernStar)，英国工人宪章派机关报，周报。1837－1852年出版。最初在利兹出版，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创办人和前期编辑是奥康瑙尔，后期编辑主要是哈尼。1843年以后发表过较多恩格斯的文章。该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盟友。 [24]《航运法》（Schifffahrtsgesetz），英国的法律，产生于1651年，目的是维护自身的利益。由于自由贸易的政策逐渐居于主导地位，1854年该法被废除。 [25]爱尔兰同盟（IrischeLeague），英语IrishConfederation。1847年1月13日由脱离废除协会（RepealAssociation，主张废除1800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的法案，允许爱尔兰拥有独立议会）的青年爱尔兰运动成员建立的组织，要求爱尔兰独立。 [26]拉合尔（Lahore），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旁遮普省省会。曾是锡克帝国首都，1846年起被英国占领。 [27]此处报纸排版出现问题，应该与下句衔接。 [28]拉登堡，阿达尔贝特·冯（Ladenberg,Adalbertvon1798-1855）——普鲁士政治家。1848年7-11月代理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同年11月-1850年12月为该部大臣。1850年11-12月为普鲁士内阁临时首相。 [29]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第Ⅰ部分第7卷，此文的作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30]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德国最北部的州。1848年丹麦和德国就此地的主权发生争执。1848-1851年发生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丹麦获胜。1864年发生第二次战争，普鲁士和奥地利获胜，该地区除北部很小一部分归丹麦外，被纳入德国版图。 [31]联邦议会（Bundestag或Bundesversammlung），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国各邦的代表所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它没有实际的权力。议会由奥地利代表主持。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普鲁士占领法兰克福，该议会不复存在。 [32]贝伦兹，朱利叶斯（Berends,Julius1817-1891）——普鲁士出版商和政治活动家。1847年为柏林市议会议员。1848年3月柏林起义的参加者并成为当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他在议会上提议，承认参与3月18日起义者的贡献。1849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53年移居美国。1875年回国，后来移居瑞士。 [33]指贝伦兹在议会的提案：“议会承认革命，宣布3月18日和19日的战士对祖国有巨大的功劳。”提案被否决。 [34]这里的“第二阶层”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间派。 [35]拉沃，弗兰茨（Raveaux,Franz1810-1851）——德国民主主义者，商人。1844年起开创科隆政治狂欢节，1846年当选科隆市议会议员，1848-1849年为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左派。筹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五十人委员会成员。1849年6月6日被残缺的法兰克福议会任命为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巴登起义中任临时政府委员。 [36]勃鲁姆，罗伯特（Blum，Robert1807-1848）——德国记者，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派领袖。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被俘后于11月被反革命占领军杀害。 [37]1848年3-5月美因茨市民与美因茨要塞的普鲁士驻军发生多次暴力冲突。当时该城属于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 [38]此处报纸缺失一个句号。 [39]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1802-1880）——德国作家和书商。1838-1843年先后在哈雷、莱比锡出版《德国科学与艺术年鉴》，1843年被查禁。1844年与马克思在巴黎共同主编《德法年鉴》，创刊号出版后因普鲁士查禁和他们之间观点分歧而停办。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40]海涅，海因里希（Heine，Heinrich1797-1856）——德国著名诗人和散文家。代表作《诗歌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西里西亚织工之歌》《你像一朵鲜花》等等。1843-1844年与马克思相识，他的创作达到顶峰，作品具有更多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 [41]波美拉尼亚（Pommern），波兰语Pomorze。泛指德国东北部和波兰西北部一带，从波罗的海海边向陆地延伸50公里到近200公里的内陆。历史上这一带原是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二战后大部分划给波兰。 [42]黑格尔，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WilhelmFriedrich1770-1831）——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代表作《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哲学史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法哲学原理》等。1829年任柏林大学校长。 [43]圣保罗教堂（Paulskirche），德国法兰克福市中心一座椭圆形的新教教堂，始建于1789年，完成于1833年。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址。 [44]海涅：《阿塔·特罗尔》，《海涅文集·诗歌卷》第4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45]约旦，威廉（Jordan，Wilhelm1819-1904）——德国作家和政治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在波兰问题辩论后转向中间派。 [46]齐茨，弗兰茨（Zitz,Franz1803-1877）——德国律师，民主主义者。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参加普法尔茨-巴登起义，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移居美国。1868年回到德国。 [47]卡普，约翰·克里斯蒂安（Kapp，JohannChristian1798-1874）——德国哲学和神学家，巴登王国政治家。1846-1849年巴登议会议员；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激进左派。 [48]梯图斯，尼古拉斯（Titus，Nikolaus1808-1874）——德国巴伐利亚政治活动家，律师。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67年与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建立联系。1873年是班贝格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49]鲁耳，约翰【b】·奥古斯特（Rühl，JohannAugust1815-1850）——德国黑森选帝侯国政治活动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50]福格特，卡尔（Vogt，Karl1817-1895）——德国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发表有关于动物学、地质学和生理学的著作。1848–1849年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1860年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揭露他是路易·波拿巴的间谍，1870年在法国档案里发现了波拿巴政府拨给他4万法郎的记录。 [51]彼得，约瑟夫·伊格纳茨（Peter，JosephIgnatz1789-1872）——德国巴登大公国政治活动家，1848年4月参加巴登第一次起义，后当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因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被判处20年监禁，1862年获得特赦。 [52]布伦坦诺，洛仑兹(Brentano,Lorenz1813-1891)——德国巴登大公国民主主义者，律师。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巴登临时共和国总统，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定居美国。1872-1876年为美国驻德累斯顿领事。 [53]施略费尔，弗里德里希·威廉（Schloeffel,FriedrichWilhelm1800-1870）——普鲁士西里西亚省工厂主，民主主义者。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5-6月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被缺席判处死刑。1849年11月流亡瑞士，后移居美国。1866年大赦回国。 [54]加格恩，海因里希·冯（Gagern，Heinrichvon1799-1880）——德国政治活动家。1818年全德学生协会领导人。1832-1836年为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众议院自由派领袖。1848年3月任大公国首相，不久辞职。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议会议长，议会自由派右翼领袖。12月出任德意志帝国临时中央政府首脑，提出统一政纲（《加格恩纲领》），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意志的统一。1849年5月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55]比德曼，弗里德里希·卡尔（Biedermann,FriedrichKarl1812-1901）——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萨克森王国上议院议员。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1871-1874年为德国国会的议员。1863-1879为《德意志总汇报》编辑。 [56]巴瑟曼，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FriedrichDaniel1811-1855）——德国出版商和企业家、自由派政治家。巴登大公国众议院议员，1844年最早提出建立全德国民议会，促成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召开的人之一。属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间派。负责起草德国宪法的十七人委员会副主席和议会宪法委员会主席。 [57]艾森曼，哥特弗里德（Eisenmann，Gottfried1795-1867）——德国医学作家和巴伐利亚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筹备召开该议会的五十人委员会成员。这里将“每一位比德曼”与“比德曼，巴塞曼，艾森曼”连在一起，以“曼”字押韵的诙谐表达。 [58]汉泽曼，戴维（Hansemann，David1790－1864）——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内阁财政大臣。 [59]西里西亚（Schlesien），中欧一个历史地域名称，指奥得河中、上游流域。18世纪中叶以后成为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省。几经领土划分的变动，现在绝大部分属于波兰，有一小部分属于德国萨克森自由州，更小一部分属于捷克。 [60]三月革命（Märzrevolution），指1848年3月在德意志邦联各地发生的革命。3月13日，奥地利帝国首都维也纳人民起义，首相梅特涅辞职，皇帝被迫改组内阁；3月18日，普鲁士王国首都柏林人民起义，国王被迫改组内阁，承诺召开全民选举的国民议会和起草宪法。 [61]约纳斯，路德维希（Jonas,Ludwig1797-1859）——德国神学家，柏林的牧师；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62]察哈里埃（Zachariä）——1848年来自波美拉尼亚格里门（Grimm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63]雅科比，约翰（Jacoby，Johann1805-1877）——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德国医生、政论家和政治家。1841年出版《一位东普鲁士居民的四个答题》小册子，批评普魯士的国家制度，最终髙等上诉法院宣判他无罪。恩格斯1842年在《莱茵报》发表《普鲁士新闻出版法批判》一文声援他。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袖。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72年加入马克思支持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64]德斯特尔，卡尔·约翰（D’Ester，CarlJohann1813-1859）——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2年他和《莱茵报》编辑马克思同为“星期一群”（Montagskränzchen）成员。1848年参与筹办《新莱茵报》。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起义临时政府的智囊，恩格斯说：“在临时政府幕后站着德斯特尔，他类似于秘密总书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10卷50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 [65]柏林声乐学院（Sing-AkademiezuBerlin），1848年5月22日至9月，普鲁士国民议会开会地点在该院礼堂。 [66]阿尔宁-苏科夫，亨利希·亚历山大（Arnim-Suckow,HeinrichAlexander1798-1861）——男爵，普鲁士政治活动家，温和自由主义者，曾任外交大臣（1848年3月21日-6月19日）。 [67]济多，阿道夫（Sydow,Adolf1800-1882）——德国新教神学家。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68]黑克舍尔，约翰·古斯达夫（Heckscher，JohannGustav1797-1865）——德国汉堡自由市律师。1848年筹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五十人委员会成员，属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间派右翼。德意志帝国临时中央政府司法大臣（1848年7-8月）和外交大臣（8-9月），帝国政府驻意大利大使。 [69]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FriedrichChristoph1785-1860）——德国政治家和史学家。1837年萨克森王国奥古斯塔二世废除宪法，他与六名教授（合称“哥廷根七君子”）抗议国王违宪，被免职和驱逐出境。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右翼，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70]吉森(Gießen），德国黑森州中部地区的行政中心和大学城。 [71]日德兰（Jütland），指日德兰半岛，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构成丹麦的大部分国土。广义上这个地理概念包括半岛南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 [72]里瑟，加布里埃尔（Riesser，Gabriel1806-1863）——德国律师、记者和政治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副议长，1849年辞去国民议会议员职务。1859年为高级法官，在德国任此职的第一位犹太人。 [73]韦茨，格奥尔格（Waitz,Georg1813-1886）——德国法律史学和中世纪史学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 [74]施梅林，安东·里特·冯（Schmerling，AntonRittervon1805-1893）——奥地利政治家。1848-1849年为奥地利驻法兰克福特使。1849年和1861年为奥利地司法大臣。1867年以后为奥地利参议院议员，1871年以后先后为副议长、议长。 [75]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Jakob1805-l871）——德国激进派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32年在曼海姆被捕后越狱逃到法国，1834年成为法国流亡者同盟领导人。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后返回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反对普鲁士作为霸主统一德国。德国民主革命失败后成为自由党人。 [76]特吕茨勒，威廉·阿道夫·冯（Trützschler，WilhelmAdolphvon1818-1849）——德国政治家、民主主义者。1848年萨克森共和国议会议员；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5月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革命失败后在曼海姆被捕，1849年8月13日经普鲁士军事法庭仅5分钟的审理被判处死刑，第二天在当地被枪杀。曼海姆市用他的姓氏命名一条大街来纪念他。他的出生地哥达市有特吕茨勒广场，德国开姆尼茨市和普劳恩市也有以他的姓氏命名的街道。 [77]哈夫（Halfe，也称Halbwinner、Halbmann或Halberling），有特殊租约的租户，他们必须将他收入的一定份额（一般是一半）交给地主或雇主。 [78]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德国萨尔兰州的首府。1815年以后为普鲁士的一部分。根据《凡尔赛条约》划归法国。1935年通过公民投票重归德国。1945年成为法国占领区，1957年回归德国。 [79]《科隆日报》（KölnischeZeitung），德国日报，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在科隆出版。19世纪40年代普鲁士自由派的主要报纸，经常与《莱茵报》和《新莱茵报》发生争论。 [80]瓦德涅尔，维克多·尼古劳斯（Valdenaire，VictorNikolaus1812-1881）——德国特利尔的制造商，马克思的老乡。1848年3月参与领导特利尔起义，随后当选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5月10日，他以暗杀罪被逮捕，随后改为叛乱罪。国民议会5月22日讨论了他作为合法选举的议员的豁免问题。7月18日，议会经过激烈辩论，决定在议会期间解除对他的调查和监禁，立即召他到柏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签署了关于议员豁免权的法律。此案开了议员豁免权的先例。1856年12月2日，他到伦敦拜访过马克思。1862-1881年他在特利尔经营一家工厂。 [81]赖辛施佩格，彼得（Reichensperger，Peter1810-1892）——德国法学家。先后就职于科布伦茨、科隆法院和柏林最高法院。1848年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预备会议。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后来是历届普鲁士议会、北德议会和德国议会议员。 [82]维斯洛赫（Wiesloch），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小城，在海德堡以南约13公里。 [83]魏恩海姆（Weinheim）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小城，在海德堡以北15公里，曼海姆东北10公里。 [84]布尔，弗朗茨·彼得（Buhl，FranzPeter1809-1862）——德国政治家和酿酒师。1844年为巴登大公国议会议员。1848年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预备议会，但没有当选议员。1855-1861年为巴伐利亚王国议会议员。他在代德斯海姆（Deidesheim）的酿酒厂成为德国许多州众多政治家的聚会场所。 [85]《德意志报》（DeutscheZeitung），1847年7月在海德堡由巴瑟曼（FriedrichDanielBassermann）和马蒂（KarlMathy）创办的日报，1848年10月迁至法兰克福出版，支持德国统一和帝国宪法，1850年9月停刊。 [86]菲林根（Villingen），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城市，以钟表业闻名。 [87]特里贝格（Triberg），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小城。 [88]霍恩贝格（Hornberg），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小城。 [89]多瑙埃兴根（Donaueschingen），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南部小城。 [90]新城（Neustadt），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南部小城，以水疗和冬季运动闻名。 [91]弗莱堡（Freiburg），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西南部城市，以大学城著称。 [92]迈茨，卡尔·克里斯蒂安（Mez,KarlChristian1808-1877）——德国巴登大公国实业家、自由派政治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93]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第Ⅰ部分第7卷，此篇新闻的作者是恩格斯。 [94]杜佩尔（Düppel），丹麦语Dybbøl（迪伯），丹麦小镇，位于松德维特半岛中部。 [95]松德维特半岛（Sundewitt），丹麦语Sundeved（松讷沃半岛），丹麦日德兰半岛东海岸的一个半岛，居于奥本罗湾（ÅbenråFjord）、阿尔斯湾（AlsSund）、弗伦斯堡湾（FlensborgFjord）之间。 [96]鲍城（Bau），丹麦语Bov（博市），位于松德维特半岛西南部，东临弗伦斯堡湾。2007年与其他几个市合并为奥本罗自治市。 [97]祖·德坦恩，路德维希·冯（zuderTann，Ludwigvon1815-1881）——巴伐利亚将军。1848年以少校身份指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德国志愿部队。1855年为少将，1869年为上将。1870年参加普法战争。 [98]哈德斯莱本（Hadersleben），丹麦语Haderslev（哈泽斯莱乌）。丹麦南部小城，现在是机器、纺织和食品工业中心。 [99]弗伦斯堡（Flensburg），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北部城市。该城居住的最早是丹麦人，1284年获得城镇权利，不属于德国神圣罗马帝国。1412年10月28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一世因瘟疫逝世于弗伦斯堡港口的一艘船上。1864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后，成为普鲁士王国的领土。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前任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KarlDönitz）为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5月1日，邓尼茨在这里建立弗伦斯堡政府，5月23日该城被盟军占领，最后的法西斯政府解散。 [100]莱古姆修道院（Lygumkloster），丹麦语Løgumkloster（勒古姆修道院）。丹麦南部岑讷（Tønder）市的一个小镇。 [101]森特纳（Centner，缩写为Ctr.），古代部分欧洲国家的重量单位，1森特纳约等于50公斤。 [102]根据本号“概要”的标题“羊毛市场”，这里降价的商品是羊毛。 [103]《奥得总汇报》（A.O.Z.，即AllgemeineOder-Zeitung），在布勒斯劳（今波兰的弗罗茨拉夫）出版的一家德文日报。1846年至1849年3月，该报是天主教反对派机关报。1849年3月改用《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的名称出版到1855年底，成为德国民主派报纸。马克思1855年是该报的伦敦通讯员。 [104]格拉茨（Grätz），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州（Steiermark）首府。 [105]斐迪南一世（FerdinandI，1835-1848）——奥地利皇帝。1848年12月退位，让位给侄子弗朗茨·约瑟夫。 [106]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奥地利西部城市，蒂罗尔州首府，濒临因河(Inn)，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谷之中。1848年三月革命后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从首都维也纳逃到这里。 [107]韦森伯格-安普林根，约翰·冯（Wessenberg-Ampringen，Johannvon1773-1858）——奥地利外交官和政治家。曾任奥地利驻柏林、慕尼黑、海牙大使，1848年6-11月为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 [108]多布霍夫-迪尔，安东·冯（Doblhoff-DierAntonvon1800-1872）——奥地利政治家。1848年奥地利国会自由派议员，1848年短期担任内政和教育大臣以及首相。 [109]《维也纳日报》（WienerZeitung），奥地利最古老的报纸之一，1703年创刊。1848年时由约瑟夫·卡尔·伯纳德（JosephCarlBernard，1781-1850）主编，更多地关注外国以及文化新闻。1857年12月奥地利帝国政府接管该报，至今属于奥地利共和国政府。 [110]波希米亚（Böhmisch），指现在捷克一带地区。12世纪中叶，原捷克公国改称波希米亚王国。1743年，波希米亚王国成为哈布斯堡皇室的领地。1918年捷克独立。 [111]图恩，莱奥（Thun，Leo1811-1888）——伯爵，奥地利政治活动家，捷克人。奥皇弗兰茨-约瑟夫的顾问之一，曾任波希米亚总督（1848）、宗教和教育大臣（1849-1860）。1848年布拉格六月起义中被起义者俘虏。 [112]皮勒斯多夫，弗兰茨（Pillersdorf，Franz1786-1862）——男爵，奥地利国务活动家。1842-1848年任宫廷总理大臣，为梅特涅的反对派。18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后任内务大臣，主持制定宪法，于4月25日公布（史称“皮勒斯多夫宪法”）。5月19日为政府首脑，7月8日辞职。1861年为帝国议会议员，财政委员会主席。 [113]《布拉格日报》（PragerZeitung），现存最早1825年在布拉格出版的报纸，德文版。终刊年份不详。 [114]施塔迪昂，弗朗茨·塞拉菲库斯（Stadion,FranzSeraphicus1806-1853）——奥地利官员。1846-1848年任加利西亚总督，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后在施瓦岑贝格（FelixzuSchwarzenberg）内阁里任内政和教育大臣。 [115]克拉科夫（Krakau），波兰语Kraków，当时属于奥地利。现在是波兰第二大城市，位于波兰南部。在波兰几次被瓜分的历史中，它在1815-1846年间是波兰唯一的主权领土。 [116]波兰语“全国委员会”，1848年4月13日在伦贝格由波兰民主派成立的组织，以对抗加利西亚总督斯塔迪翁的统治。 [117]《国家公报》（GazetaNarodowa），在奥利地统治的加利西亚地区首府伦贝格（现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出版的波兰革命派报纸。1848年3月24日创刊，4月以后由全国委员会（RadaNarodowa）掌控。编辑扬·多布赞斯基（JanDobrzański1819-1886）。 [118]斯马泽夫斯基，塞弗林·瓦伦蒂（Smarzewski，SewerynWalenty1818-1888）——加利西亚政治家，波兰人。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波兰派系领袖。报纸将他的名拼为“Severin”。 [119]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第Ⅰ部分第7卷，本号意大利栏的两篇新闻作者均为恩格斯。 [120]《米兰公报》（MailänderBülletin），意大利语GazzettadiMilano（《米兰公报》）。1816-1875年在米兰出版的报纸。1859年以前是伦巴第-威尼托王国（奥地利皇帝兼任国王）的官方报纸。威尼斯作家兼评论家弗朗切斯科·佩兹（FrancescoPezzi）为首任编辑（1816-1831）。1859-1875年，该报为四位作家合作的同人报纸。 [121]1848年5月30日在意大利伦巴第区曼图亚省小镇戈伊托附近发生的激战。意大利皮埃蒙特军队在此地战胜了奥地利军队。这是第一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的一场战斗。 [122]这里的“尤金·冯·萨伏依王子”，本是萨伏依公国卡洛·埃马努埃莱二世（1638-1675）的小儿子、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17-18世纪的著名将军（1663-1736）；恩格斯用这个名字实指意大利萨伏依王朝的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国王卡尔·阿尔伯特，消息最后再度称他为“王子”（他是前任国王卡尔·费利克斯的远方表亲），略有讽刺意味。 [123]帕累托，洛伦佐·尼科洛（Pareto，LorenzoNicolò1800-1865）——意大利地质学家和政治家。历任萨丁尼亚-皮埃蒙特众议院议长、外交大臣、首相。 [124]这里指两西西里王国（首都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Ⅱ，1830－1859）和后来的国王、他的儿子弗朗切斯科二世（FrancescoII1859-1861）。他们被斩首的消息系谣传。 [125]皮埃蒙特人（Piemontesen），指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的军队。 [126]布雷西亚（Brescia），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的城市，在加尔达湖西侧，该区第二大城市。 [127]戈伊托（Goito），意大利语Gùit（吉特）。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曼图亚省的小镇。1848年4月8日和5月30日意大利皮埃蒙特军队在此与奥地利军队展开戈伊托战役，前者胜。 [128]里窝那（Livorno），意大利西岸港口城市，位于托斯卡纳区西部。 [129]卡尔·阿尔伯特·阿玛迪斯（KarlAlbertAmadeus,意大利语：卡洛·阿尔贝托·阿马德奥CarloAlbertoAmadeo1798-1849）——意大利西北部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国王（1831-1849）。他登基后开始工业化进程。1848年在自由派的压力下制定君主立宪宪法并对奥地利开战，1849年战败后让位给儿子。 [130]佩斯基耶拉（Peschiera），意大利北部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的要塞古城，在加尔达湖南部的半岛上。1848年，这里成为意大利民族军队与奥地利皇家军队发生激战的地点。 [131]1848年3-6月，米兰脱离奥地利的统治，由意大利人的米兰临时政府控制。6月底，米兰被奥军攻陷。 [132]马志尼，朱塞佩（Mazzini，Giuseppe1805-187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与加富尔、加里波第并称为“意大利建国三杰”。 [133]摩德纳（Modena），意大利中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城市，以汽车业、大学城和烹饪业著称。 [134]这里的“西西里”（Sicilien），指两西西里王国。 [135]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10卷本《法国革命史》和20卷本《领事馆和帝国的历史》。1830年参与创办《国民报》（LeNational），反对复辟王朝。1834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七月王朝时期任内务大臣和首相。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871-1872）。1871年残酷镇压巴黎公社。 [136]《国民报》（LeNational），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40年代为温和共和派机关报。 [137]马拉斯特，阿尔芒（Marrast，Armand1801-1852）——法国记者和政治家，温和共和党人。《国民报》（LeNational）编辑。1848年2月22日宴会的组织者之一，这场宴会引发了1848年的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巴黎市长；1848-1849年为制宪议会议长。 [138]克列芒-托马，雅克·莱昂（Clément-Thomas，JacquesLéon1809-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将军，共和党人，《国民报》（LeNational）发行人。1848年法国制宪议会议员，参与镇压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1851年因反对路易·波拿巴政变而流亡比利时和卢森堡。1870年11月至1871年2月为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1871年3月18日秘密潜入巴黎蒙马特尔高地侦察时被起义的巴黎公社士兵抓住枪毙。 [139]拉斐德，玛丽·约瑟夫·保尔（Lafayette，Marie-JosephPaul1757-1834）——法国将军，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参加者。在美国罗德岛战役中表现出色。法国《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和立宪派首脑。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 [140]塞纳河省（DepartementderSeine），1790年以“巴黎省”的名义设置，1968年废除，环绕巴黎市中心重设为4个区。 [141]杜克莱尔，沙尔-泰奥多尔-欧仁（Duclerc，Charles-Théodore-Eugène1812-1888）——法国政治家，共和党人。《国民报》（LeNational）编辑，1848年5-6月为第二共和国财政部长。1871年为法国众议院议员，1875以后为参议院议员。1882-1883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半年。 [142]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Garnier-Pagès，Louis-Antoine1803-1878）——法国政治家，共和党人。1842年起为七月王朝反对派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第二帝国立法团议员（1864-1871）、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 [143]巴斯蒂德，茹尔（Bastide，Jules1800-1879）——法国政论家，共和党人。《国民报》（LeNational）编辑。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1848年5-12月）。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退出政坛从事写作。 [144]雷库尔，安得列·阿塔纳兹（Rècurt，AdrienAthanase1798-1872）——法国医生，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1830年参加七月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后先后担任巴黎市副市长、内务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塞纳河省省长。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退出政坛。 [145]沙尔腊斯，让-巴蒂斯特-阿道夫（Charras，Jean-Baptiste-Adolphe1810-1865）——法国共和国士官出身的政治家。1830年参与七月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后晋升为中校，4月5日起为陆军部副部长，5月11-17日为部长。同时还是制宪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军事委员会报告员。1851年因反对路易波·拿巴政变而流亡国外，1860年曾参加意大利统一的军事行动。 [146]特雷拉，于利斯（Trélat，Ulysse1798-1879）——法国医生（医学博士），共和党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副议长，公共工程部长（1848年5-6月）。巴黎市政顾问（1871－1874）。 [147]玛丽，皮埃尔·亚历山大·托马斯（Marie，PierreAlexandreThomas1797-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家。1842年为七月王朝反对派议员。1848年2月临时政府成员和公共工程部长，同年还担任过公共教育和宗教部长。1849年5月脱离政坛。 [148]杜班，安德烈·玛丽·让·雅克（Dupin，AndréMarieJeanJacques1783-1865）——法国法律学家、政治家。1848年制宪议会议员，1849年立法议会议长。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149]巴罗，奥迪隆（Barrot，Odilon1791-1873）——法国政治家。法国七月王朝的反对派领袖。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法国总统后，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和形式上的内阁首脑。1851年波拿巴政变后，试图指控波拿巴犯有叛国罪而被监禁了很短的时间，随后退出政坛。 [150]杜弗尔，朱尔（Düfaure，Jules1798-1881）——法国律师、政治家。1839年为七月王朝公共工程大臣，1840年成为反对派领导人之一。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制宪议会议员和内务部长（1849年6-10月）。1871-1873、1877-1879年为法国总理兼司法部长。 [151]原文是法文。 [152]即路易·波拿巴（LouisBonaparte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 [153]托马斯，比埃尔-埃米尔（Thomas，Pierre-Émile1822-1880）——法国土木工程师和化学家。法国国家工场首任主任（1848年3月6日-5月26日）。 [154]这里的报道有误，外交部长（MinisterderauswärtigenAngelegenheiten）应该是公共工程部长。 [155]塞兹（Séez），法国天主教的一个教区，位于西北部的奥恩省（Orne）。 [156]鲁塞莱，查尔斯-弗雷德里克（Rousselet，Charles-Frédéric1795-1881）——法国天主教主教，教皇宝座助理、罗马伯爵和荣誉军团成员。1844年11月26日起为塞兹教区主教，直至逝世。 [157]甘邦，夏尔勒·费尔迪南（Gambon，CharlesFerdinand1820-1887）——法国政治活动家，从共和党人转向社会主义。1848年法国制宪议会议员，这年6月他与起义工人进行数小时谈判，未能阻止双方的战斗。六月革命失败后被判刑10年。1871年和1882-1885年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持社会主义立场。1871为巴黎公社公安委员会成员，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加入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 [158]亚伯拉罕-杜波依斯，伊波利特（Abraham-Dubois，Hippolyte1794-1863）——法国政治活动家。1832年起为七月王朝议会议员。1848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议员。 [159]洛朗，让·欧仁（Laurent，JeanEugène1802-1882）——1841-1842年为七月王朝国民议会反对派议员。 [160]布吕内尔，阿列克西（Brunel，Alexis1793-1849）——1848年法国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161]格尔莫尼埃，依波利特·德拉（Germoniere，HippolityedeLa1807-1876）——法国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法国制宪议会议员，1849-1850年立法议会议员，属于右派。不赞同1851年的政变。 [162]泰尔诺，莫尔蒂梅（Ternaux,Mortimer1808-1871）——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1842-1848年2月为七月王朝议会议员，属于政府多数派。1848年第二共和国制宪会议议员，1849年立法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51年因抗议路易·波拿巴政变而退出政坛。1862-1881年间出版八卷本巨著《恐怖史》（HistoiredelaTerreur）。 [163]原文是法文。 [164]不相容（Inkompatibilitäten或Inkompatibilution），法国选举制中有关代表资格的限定，限制当选议员身兼数职。例如，参议员身份与众议院身份不相容，众议院议员身份与各级地方议会议员身份不相容，议员身份与行政职务不相容等。当选议员必须在30天内自行辞去不相容的公职。 [165]科西迪耶尔，马尔克（Caussidière，Marc1808-1861）——法国民主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长，1848年5月被解除职务，6月初补选为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六月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 [166]科克雷尔（Coquerel，AthanaseLaurentCharles1795-1868）——法国新教神学家，自由主义者。1832年担任卢浮宫首席牧师。1848年法国制宪议会议员和1849立法议会议员。 [167]佩昂，吕西安（Péan，Lucien1809-1871）——1848年法国制宪议会议员和1849年立法议会议员，属于温和左派。 [168]迪迪埃，亨利-加布里埃尔（Didier，Henry-Gabriel1807-1891）——法国法官和政治家。1847年为阿尔及尔省副总检察长；1848年法国制宪议会议员和1849年立法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79年为最高上诉法院顾问。1881年以后为法国参议院议员。 [169]布戈，托马斯·罗伯特（Bugeaud，ThomasRobert1784-1849）——法国元帅。1833年被派往阿尔及尔，1844-1847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 [170]尚加尔涅，尼古拉·安·泰奥杜尔（Changarnier，NicolasAnne-Théodule1793-1877）——法国将军和保守派政治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年6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指挥驱散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游行。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遭被捕和流放。 [171]博纳（Bona），阿拉伯语意“枣树的地方”，现在中译文“安纳巴”，阿尔及利亚东北角的海港城市。 [172]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LouisEugène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1848年3-5月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年5月为法国陆军部长。6月22-26日，4万失业的国家工场工人举行起义。他指挥25万军队残酷镇压巴黎工人起义，有“六月屠夫”之称。6月28日，制宪议会任命他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首脑”至同年12月。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成为波拿巴的反对派领袖之一。1852年和1857年两度当选为议员，但拒绝对拿破仑三世效忠宣誓。 [173]兰多万，让-巴蒂斯特（Randoing，Jean-Baptiste1789-1883）——法国工业家和政治家。1848年为法国制宪议会议员；1849年为立法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52-1863年法兰西第二帝国议会议员，属于君主派。1863年退出政坛。 [174]勒梅尔，马克西姆（Lemaire，Maxime1786-1870）——1848年为法国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右派；公共工程委员会成员。 [175]博蒙，费利克斯-贝拉托·德（Beaumont，Félix-Bellatorde1793-1866）——法国政治家。1839年为七月王朝反对派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制宪议会议员、索姆省专员。支持路易·波拿巴政变，为第二帝国参议员。 [176]阿什利（Ashley，AnthonyAshleyCooper1801-1885）——勋爵，英国政治家、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犹太复国主义和基督教青年会的早期支持者。“阿什利勋爵”是他1811-1851年的铭号。父亲去世后他的身份是“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ofShaftesbury，第七代）。“勋爵”铭号报纸采用的是“Ashlei”。 [177]菲尔登，约翰（Fielden，John1784-1849）——英国工业家和英国议会激进派议员。1832-1847年作为议员敦促废除新济贫法，引入并试行10小时法案，限制妇女和儿童在纺织厂的工作时间，一度参与工人宪章派的活动。 [178]费朗，威廉·布斯费尔德（Ferrand，WilliamBusfeild1809-1889）——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841年和1863年两度成为英国议会议员，批评济贫法，反对反谷物法。他的姓报纸采用“Feyrand”的拼法。 [179]布兰德福德（Blandford，GeorgeSpencer-Churchill1793-1857）——侯爵，英国政治家，第六代马尔堡公爵（DukeofMarlborough），温斯顿·丘吉尔的曾祖父。1817年以后使用“布兰德福德侯爵”铭号，1818-1840年为保守党议员。响应《罗马天主教救济法案》，1830年提出过一项重大改革法案。 [180]汤姆森，乔治·多尼索普（Thompson，GeorgeDonisthorpe1804-1878）——英国废奴政治活动家。1836-1847年，参与英国每一次重大的废奴辩论。1847年为英国众议院议员。 [181]哈姆雷特塔（Tower-Hamlets），伦敦东区的一个自治市。 [182]格雷，乔治（Grey，George1799-1882）——男爵，英国辉格党政治家。1834-1866年，在四位首相之下三度担任内政大臣以及几个部的副大臣、总检察长等职务。 [183]沃尔什，约翰·本（Walsh，JohnBenn1798-1881）——男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830-1868年间担任英国众议院议员。写有《爱尔兰的济贫法》《法国大革命的教训》等7本书。 [184]迈尔斯，威廉（Miles,William1797-1878）——男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和农业家。1818-1865年间为英国众议院议员。支持谷物法，支持修改济贫法。在任35年7个月零30天，英国议会中任职时间最长的议员之一。 [185]克拉克，乔治（Clerk，George1787-1867）——男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811-1852年间为英国众议院议员。曾任海军大臣、财政大臣和贸易委员会副主席。 [186]迪斯累里，本杰明（Disraeli，Benjamin1804-1881）——伯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和作家。1868和1874年两次担任英国首相，还担任过财政大臣和众议院议长。从1826年起写小说共17部。 [187]奥康瑙尔，菲格斯（O'Connor，Feargus1794-1855）——英国工人宪章运动前期的主要领袖，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TheNorthernStar）的创办人和前期编辑。1848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 [188]琼斯，厄内斯特（Jones，ErnestCharles1819-1869）——英国政论家，工人宪章派后期领导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之一，《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189]米契尔，约翰（Mitchell，John1815-1875）——爱尔兰民族主义活动家、作家和政治记者。“青年爱尔兰”团体的领导人，1848年由于参加爱尔兰起义而被流放到澳大利亚。1853年逃跑并流亡美国。1874年回到爱尔兰，当选为爱尔兰议会议员。 [190]奥斯坦德警察（Ostend-Polizei），雇佣自海峡对岸比利时沿海城市奥斯坦德的警察。 [191]地方志愿团（Land-Yeomanry），由自耕农组成的英国陆军预备役部队，始于19世纪上半叶。 [192]毕肖普·邦纳土地（BischofBonner'sFeld），伦敦摄政运河边的一片空地，靠近维多利亚公园，现已不存。 [193]克莱肯韦尔-格林（Clerkenwell-Green），伦敦的一个街区，在伊斯灵顿自治市的西南部，以米德尔塞克斯会议屋为中心。 [194]《曼彻斯特时报》（TheManchesterTimes），1828-1922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出版的周报。创办者为苏格兰激进改革者阿奇博尔德·普伦蒂斯（ArchibaldPrentice1792-1857）。19世纪30-40年代是反谷物法同盟的代言报纸。 [195]科布顿，理查（Cobden，Richard1804-1865）——英国国会议员、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人之一，众议院议员。 [196]本廷克，乔治（Bentinck，George1802-1848）——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保护关税主义的拥护者。 [197]鲍尔斯，威廉（Bowles，William1780-1869）——英国海军将军和政治家。1841年起为英国众议院议员，发表有多篇海军建设方面的论文。1859年为朴茨茅斯海军总司令。报纸误把他当时的少将军衔（Real-Admiral）写作上将（Admiral）。他于1857年晋升为海军上将。 [198]赫里斯，约翰·查尔斯（Herries，JohnCharles1778-1855）——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和金融家。19世纪早期至中期为保守党议员或保守党内阁成员，担任过造币厂长、财政大臣和陆军大臣、货币控制委员会主席。 [199]休谟，约瑟夫（Hume，Joseph1777-1855）——英国医生和政治家，1818年起为英国第11-16届众议院议员，激进派领袖之一。主张自由贸易，反《谷物法》，保护劳工，解放天主教徒，废除《宣誓法》等。 [200]皮尔，罗伯特（Peel，Robert1788-1850）——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温和派领袖，内务大臣（1822-1830）首相（1834-1835、1841-1846）。他在任期间废除了谷物法。 [201]罗素，约翰（Russell，John1792-1878）——英国政治家，辉格党人。1846-1852年和1865-1866年担任英国首相。 [202]《爱尔兰人联合报》（TheUnitedIrishman），1848年2月12日由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约翰·米契尔在都柏林出版的民族主义周报，5月27日该报被查封，共出版16期。 [203]《爱尔兰重罪人报》（TheIrishFelon），在都柏林出版的报纸。《爱尔兰人联合报》（UnitedIrishman）被查封后，编辑部的其他人于1848年6月24日出版第1号，副标题为：接续《爱尔兰人联合报》（SuccessortoTheUnitedIrishman）。报纸将报名“IrishFelon”错拼为“FrishJelon”。 [204]《先驱晨报》（TheMorningHerald），1780年由亨利·贝特·达德利爵士在伦敦创办的报纸。早期持自由派立场，后来逐渐倒向保守党，1848年被詹姆士·约翰斯通收购，1869年停刊。 [205]斯德丁（Stettin），波兰语Szczecin（什切青），波兰西北部大城市，奥得河穿城而过。历史上曾经属于波兰，随后被瑞典、丹麦、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先后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 [206]赫格特（Hergt），科布伦茨的一家书店和印刷厂。老板是鲁道夫·赫格特（RudolphHergt1790-1862）。 [207]路易·菲利浦（Philipp,Louis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奥尔良王朝唯一的君主，远祖为路易十三。 [208]此处半个引号原文如此，应该去掉或在后面某处补上另半个引号。 [209]察哈里埃，亨利·阿尔伯特（Zachariä,HeinrichAlbert1809-1875）——德国法学家，1835年起任哥廷根大学教授。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起草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十七人委员会成员，筹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五十人委员会成员，1864年任哥廷根大学校长。 [210]瓦登海姆（Wadenheim），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北部巴特诺因纳尔市的一个历史街区。 [211]道依茨（Deutz），德国科隆五大市区之一，面积524公顷。1864年由奥托和蓝根合伙在此建立世界第一家发动机生产厂，即道依茨公司（DeutzAG）前身。 [212]萨尔河（Saar），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莱茵河的支流摩泽尔河的右支流，长246公里。 [213]鲁拉特（Ruhrort），德国主要的内陆航运港口，世界最大的河港，位于鲁尔河与莱茵河交汇处以北。码头沿河延伸近40公里。 [214]埃默里希（Emmerich），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莱茵河边的小城，临近荷兰。 [215]鲁尔河（Ruhr），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莱茵河的一条由支流，219.3公里，流域面积为4485平方公里。 [216]米尔海姆（鲁尔河畔）（MülheimanderRuhr），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河上一座小岛上的城市，19世纪是皮革和煤炭之城，1966年最后一座煤矿关闭。目前是许多著名食品公司总部所在地。 [217]安德纳赫（Andernach），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生产徽章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传统。 [218]新维德（Neuwied），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城市，位于莱茵河东岸。 [219]摩泽尔河（Mosel），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莱茵河最长的支流（545公里），流经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在科布伦茨注入莱茵河。 [220]宾根（Bingen），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纳厄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 [221]海尔布隆（Heilbronn），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连通曼海姆和斯图加特的闪卡尔河穿过该城。 [222]坎城（Kannstadt），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小城之一。这是1900年前的名称，现在叫Bad-Cannstatt，突出该地温泉特色。 [223]沃尔姆斯（Worms），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城市，位于莱茵河西岸，德国神话“尼伯龙根”传说的起源地。 [224]科尔夫，海尔曼（Korff，Hermann1824-1882）——民主主义者。1847年因政治信仰而被革除普鲁士军职。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 [225]斯托尔威尔克，弗兰茨（Stollwerck，Franz1815-1876）——德国工业家，1839年创建斯托尔威尔克公司，1845年时已拥有44家店铺。1847年1月获得“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亲王法定供应商”头衔。1847年在科隆石尔德街经营“宫廷咖啡馆”，1848年4月1日咖啡馆更名为“德意志咖啡馆”。19世纪60年代该公司享誉欧洲。1900年该公司是美国第二大巧克力生产商。 [226]原文是法文。 [227]哈瑙（Hanau），德国黑森州的城市。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东25公里。 [228]原文是法文。 [229]诺伊斯（Neuß）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位于杜塞尔多夫对面的莱茵河左岸。该城始建于公元前16年。 [230]埃潘乔尔（Epanchoir），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诺伊斯市附近的一座水利工程。拿破仑一世建于1809年。首席工程师是艾默贝尔·哈吉奥（AimableHageau）。 [231]普法尔茨（Pfalz），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南部地区。 [232]林堡（Limburg），德意志联邦的一个邦国——林堡公国，位于该联邦的最西端。根据《伦敦条约》（theTreatyofLondon），林堡1839年9月5日加入德意志联邦。1866年8月23日以后，该邦国成为荷兰的一个省。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新莱茵报》第8号（1848年6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8号 （1848年6月8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8号 科隆，星期四，6月8日 1848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将于6月1日起每日发行[1]。 订阅价格：科隆地区一季度1塔勒15银格罗申[2]。除科隆外，普鲁士其他地区2塔勒3银格罗申9分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 6月份只能与下一个季度（7月，8月，9月）同时订阅。这四个月订阅的价格是：科隆地区2塔勒；科隆地区之外2塔勒25银格罗申。 可通过国内外所有的邮局和书店订阅。或在报纸发行部威·克劳特[3]先生处订阅，地址：科隆圣阿加塔街12号。 可在报纸发行部继续认购股票，外埠认购股票者也请与该处联系。 登载广告费用 第四版8磅[4]铅字每行或者相同的篇幅…1银格罗申6分尼。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一版上部一栏〕 概览 德国。科隆（提案问题——妥协辩论）；特利尔（调查）；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韦瑟尔[5]（普鲁士亲王的接待）；多特蒙德[6]（亲王之行）；柏林（妥协辩论——反对宪法草案的抗议——克劳斯尼克[7]——布莱桑[8]——革命庆祝活动——康普豪森[9]内阁被推翻的预兆）；波森[10]（新分界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辩论）；维也纳（针对布拉格临时政府的抗议——给公民委员会的指令——财政法令——暂停死刑）。 比利时。布鲁塞尔（联盟——选举）；列日[11]（泰德斯科[12]被捕）。 法兰西共和国。巴黎（6月5日的国民议会会议——马拉斯特[13]关于国家工场的法令——《共和国报》[14]上有关马拉斯特法令的评论——本地治里[15]——国家工场工人的墙报——路易·勃朗[16]关于国家工场的宣言——新期刊）。 德国 **科隆，6月6日[17]。在6月2日的柏林妥协会议上，罗伊特[18]先生提议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波森[19]内战的原因。 帕里鸠斯[20]先生要求立即讨论这个提案。 主席正想把这个问题提交表决，康普豪森先生提醒说，帕里鸠斯先生的提案根本还没有讨论：“从我自己方面来说，我也应该提请大家注意，通过这个（罗伊特的）[21]提案就意味着通过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但是，这个原则有权sic！〔原来如此！〕[22]要求各部门事先加以研究。” 我们很想知道这个包含在罗伊特提案中的“重要原则”，可是康普豪森先生对这个原则一直避而不谈。 当我们不得不耐心地等待这方面的解释的时候，会议主持人（副主席埃塞尔[23]先生）和许多“票”却在准许或不准许辩论帕里鸠斯的提案这个题目上谈论起来了。当时埃塞尔先生所依据的是soidisant[24]〔所谓〕国民议会的主席口中发出的各种怪论，例如，“我本来想，凡是国民议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准许讨论！” “我本来想”！人在想，而康普豪森先生在操纵，——他拟定了谁也不能理解的会议规则草案，并且强迫自己的国民议会临时通过。 〔下转第一版上部二栏〕 〔第一版上部二栏〕 〔上接第一版上部一栏〕 这一次康普豪森先生是仁慈的。他需要讨论。要是不讨论，也许会通过帕里鸠斯的提案，会通过罗伊特的提案，也就是说，会间接通过对康普豪森先生的不信任案。而且，更糟糕的是，如果不讨论，他的“重要的政治原则”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于是进行讨论。 帕里鸠斯先生希望立即讨论主要的提案，以免浪费时间，并且使委员会能够在讨论奏摺以前提出自己的报告。否则，在草拟奏摺时势必对波森的情况一无所知。 莫伊泽巴赫[25]先生起来反对，但是态度相当温和。 可是里茨[26]先生接着起来发言，他迫不及待地要否决罗伊特的煽动性的提案。他是普鲁士王国的谘议，不能容忍任何议会（即使是妥协议会）干预他的权限。他认为只有一个机构有这种权利，这就是总督署。在他看来，再没有比从属关系更高的东西了。 他大声叫道：“诸位先生，你们想怎样派遣委员会到波森去呢？难道你们想把自己变成行政当局或司法当局吗？诸位先生，从提案中我看不出你们打算干什么。难道你们想向司法当局（可怕！）[27]的统帅或者向行政当局（谘议只要一想到这里，就说不出话来）的统帅要文件吗（何等狂妄！）？难道你们想委托仓卒成立的委员会（大概没有经过任何考试）去调查任何人都还没有弄清楚的东西吗？（大概里茨先生只是为了调查任何人都已经弄清楚的东西，才任命委员会的。）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你们竟要越爼代庖……”（抗议。） 对于这个旧式的谘议，这个微末小吏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倒像卡姆[28]画中的那个乡下人，二月革命后他来到巴黎，看见墙上都贴着《Républiquefrançaise[29]》〔法兰西共和国〕的标语，就到总检察官那里去告密，说有坏分子要推翻国王的政府。这个可怜的人过去一直在睡觉。 里茨先生也睡着了。“波森问题调查委员会”这句雷鸣般的话把他惊醒了，他还在睡眼朦胧中就惊叫起来：难道你们想越爼代庖吗？ 敦克尔[30]先生认为成立调查委员会是多余的，“因为奏摺起草委员会应该要求内阁作必要的解释”。但是要知道，成立委员会正是为了查对内阁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布洛姆[31]先生说这个提案必须立即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在讨论奏摺前解决。有人谈到仓卒成立的委员会。昨天汉泽曼[32]先生的内阁信任案也是仓卒提出的，但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表决。 在进行所有这些乏味的辩论的时候，汉泽曼先生大概正在反复考虑他的新的财政计划，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才从金色的幻梦中惊醒过来。他对谈话的内容茫无所知。但是既然已经叫到他的名字，他就得讲话。 〔下转第一版上部三栏〕 〔第一版上部三栏〕 〔上接第一版上部二栏〕 他还记得起来的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有两点：他的上司康普豪森的演说和里茨的演说。他在奏摺问题上说了几句空话以后，用他们二人的演说拼凑成了下面这篇雄辩的杰作： “现在还不知道委员会到底要做什么，要派遣自己的委员到大公国去，还是要做别的什么事情。正是这种情况证明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在这里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对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采取草草了之的态度。我想国民议会不会这样做，我信任国民议会，相信它会慎重行事……” 汉泽曼先生给国民议会下这种结论，未免太轻视国民议会！我们要任命的委员会也许会派到波森去，也许不会派去。正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委员会应该留在柏林，还是应该派到波森去，所以是否应该任命一个委员会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所以它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但是这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到底是什么，汉泽曼先生现在还没有说出来，正如康普豪森先生不肯说出自己的重要的政治原则一样。让我们再说一遍，我们要耐心等待！ 汉泽曼的逻辑给人一种非常可怕的印象，以致立即有人起来要求中止辩论。当时就表演了这样一幕戏： 荣克[33]先生要求发言，他反对中止辩论。 主席：在我看来，要发言反对中止辩论是不许可的。 荣克先生：按通例，可以让人发言反对中止辩论。 泰梅[34]先生念了暂行会议规则第42条，根据这一条，荣克先生是对的，而主席是不对的。 荣克先生获准发言：我反对中止辩论，因为最后发言的是大臣。大臣的发言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把大部分人都吸引到一边去了，因为议会上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拒绝大臣…… 啊哟！啊哟！一片喊声经久不绝。右派席位上发出可怕的喧嚣声。 法律顾问摩里茨[35]先生（即席）发言：我提议叫荣克先生守规矩，他竟敢对整个国民议会进行人身攻击！（！） “右派”那一边又有人喊道：我附议，我抗议…… 喧嚣声越来越厉害。荣克使尽了浑身力气也无法压倒这种喧嚣声。他要求主席让他继续讲下去。 主席：既然国民议会表示了自己的意志，我的职责已经尽到了。（！！） 荣克先生：国民议会没有表示自己的意志；您首先应该进行正式的表决。 荣克先生不得不走下讲台。他不离开讲台，喧嚣声就不会平息。 主席：看来（！）刚才这位发言人是反对中止辩论的。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想发言赞成中止辩论。 罗伊特先生：中止辩论还是继续辩论 〔下转第二版上部一栏〕 〔第一版下部一栏〕 悲喜剧的比利时 众所周知，比利时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这个国家到处流动着牛奶和法老啤酒[36]。法老啤酒喝起来是酸的。比利时有无数的花园和茂密的草地，牛和驴在草地上漫步。驴不应该比其他地方的驴更加与众不同。——弗拉芒人[37]和瓦隆人[38]居住在比利时。弗拉芒人喝了他们酸味的法老啤酒，然后讲弗拉芒语。其他人则更喜欢喝波尔多和勃艮第[39]酒，并用法语和瓦隆语表达自己。弗拉芒人特别善良。他们还没有伤害过任何人。1830年，他们有礼貌地从荷兰撤军，并将比利时独立战争的所有暴行留给了法国人。比利时是一个受到祝福的国家。比利时盛产小麦、大麦和黑麦——甚至还有一些谷物、大理石、石英和黄铁矿。在佛兰德斯[40]，四分之一的人是贫血病患者；在布鲁塞尔，人们一出生就有80%的几率是工人阶级，不幸的是……比利时的宪法非常出色，铁路交通每年都将成千上万人运至首都，以便他们可以在那里品尝一杯法老啤酒时，实地考察比利时雄狮的辉煌宪法。比利时也有国王，但是国王是个德国人，天气好的时候，他坐着敞篷马车从莱肯[41]到布鲁塞尔，然后，友好的、服从君主立宪制的比利时人站在道路的左右两侧，脱下帽子，大喊：“你好，利奥波德国王[42]！” 认真地说，在2月24日之前，比利时是真正的 〔下转第一版下部二栏〕 〔第一版下部二栏〕 〔上接第一版下部一栏〕 君主立宪制的乐土。当这样一个戴着帽子、留着胡须、穿着长裤的年轻的布鲁塞尔人举着一杯12厘米高的法老啤酒杯坐在小酒吧前，不要忘记，他微笑地看向巴黎，轻蔑地看向莱茵河，然后为了伟大的比利时民族的兴盛而举杯。 哦，如果不是这位巴黎的老岳父突然对他们采取所有恶作剧中最糟糕的一个，并以一种真正令人不安的方式偷偷溜走，完全无法预见，比利时会发生什么。这是灾难性的！ 法老啤酒杯倒了十几打；最长的脸拉得更长；大多数人看起来好像刚刚在埃卡泰纸牌游戏里[43]损失了一千路易多[44]；心坠到低谷，整个民族的勇气荡然无存，苍白、发抖的恐惧凌驾在中立的比利时爱国者身上，如同骆驼上的幽灵。一言以蔽之，英勇的比利时狮子已经被革命了。它于2月24日受难。它不再喝法老啤酒。 第一次危机持续了一天一夜，然后人们才想到，如何帮助这只可怜的动物。这是一个可悲的景象。罗日埃[45]医生随后派遣范德韦耶[46]先生到伦敦，请求他征询上帝的意愿，为这个地方开出一份小药方；还委派一位在维也纳的老庸医去作为信使，在那里寻求快速的帮助。罗日埃医生认为，善良的梅特涅[47]对动物疾病的了解比自己还多，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医术。 在人们忙于照顾这只皇家猛兽的同时，国王的一些年轻臣民犯下了违宪的放肆举动，以非常令人惋惜的方式扰乱了病狮周围的平静。不管雄狮如何痛苦，他们不仅 〔下转第一版下部三栏〕 〔第一版下部三栏〕 〔上接第一版下部二栏〕 在封闭的房间里举行了气氛非常高涨的集会，不，他们还让革命的情绪在开阔的道路上放肆成长，以至于“共和国万岁！”的呼声不再是少量的，甚至呼声在贵族的窗外响起。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堕落的喧闹给不幸的人早已沮丧的情绪带来了什么样的印象。贵族意识到他那摇摇欲坠的比利时君主立宪制只能靠奇迹维持。 贵族认为，在治病良方从维也纳和伦敦传来之前，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危急时刻创奇迹。 它戴着睡帽，爪子穿着宽松并发出声响的脱鞋，高贵的尾巴扬起忧郁的圈，我们的雄狮走出了它高雅的房间，走到了它的王国贵族面前。这是一个严肃的、重要的时刻，是比利时历史记载中最难忘的时刻。狮子开口道：“我是一个哲学家。”它脆弱的爪子在强烈的震颤，担心贵族们突发惊厥。“我是一个哲学家，”它再次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理解我的时代。我看到，有一种力量紧紧地掐着我们雄狮的脖子，我们的时代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您们听不见吗，外面的人们是多么迫切地要求我的政府终结啊？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只会为您们带来不安及混乱的新的一天——这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依旧是要死的，所以我宁愿立即死，因为我是一个善良、体贴的雄狮，如果每个比利时人都能从容地再次喝一杯12厘米高的杯子装的法老啤酒，我会很高兴......所以您们赶紧猎取我，打死我吧，我的先生们——我不在乎，比利时万岁！伟大的民族万岁！”雄狮沉默了，当它戏弄地、讽刺地从王室的喉咙里伸展舌头时，它的尾巴再次转起 〔下转第二版下部一栏〕 〔第二版上部一栏〕 〔上接第一版上部三栏〕 的辩论已经化费了15分钟；再辩论下去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位发言人接着又絮絮谈到必须立即讨论任命委员会的提案。这使得汉泽曼先生不得不再次发言，阐明自己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汉泽曼先生：先生们！事情关系着一个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就是说，国民议会是否打算走上那条会引起严重冲突的道路的问题！ 果然！汉泽曼先生就像始终如一的杜沙特尔[48]一样，又宣称所讨论的问题是信任问题了。对他来说，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说，都是信任问题，而信任问题，对他来说，自然又是“最重大的政治问题”！ 看来，这次康普豪森先生对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是不满意的。他说话了。“应当指出，要是议员愿意提出质问（要知道人们愿意亲自查明！）[49]，国民议会也许已经了解情况了（关于波森）。这就可以成为一条使问题得到阐明（但是怎样阐明？）的捷径。……我最后要宣布，整个提案的本质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国民议会必须决定我们是否应当为了某种目的而成立调查委员会；我完全同意这个问题应该加以周密考虑和阐明，但是我不同意在这里这样仓卒地把它提出来讨论。” 这样一来，这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就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妥协议会有权利成立调查委员会，还是它自己有意放弃这个权利！ 法国和英国的议会早已成立了这类调查（enquête，parliamentaryinquiry[50]〔调查，议会调查〕）委员会（selectcommittees[51]〔遴选委员会〕），而且那些循规蹈矩的大臣们从来不反对这样做。没有这些委员会，大臣们的责任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可是康普豪森先生却否认妥协派有这种权利！ 够了。说话容易表决难。辩论快要结束，表决就要进行，而无穷的困难、犹豫不决、卖弄聪明和良心谴责都产生了。但是我们不想使我们的读者陷到这里面去。在连续不断的高谈阔论之后，帕里鸠斯的提案被否决，罗伊特的提案被提交给各部门。愿它安然瞑目！ 〔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54-59页《妥协辩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注释19、22、50、51涉及的译文有改动〕 ***科隆，6月7日[52]。柏林议会为了使内阁有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证明它过去的活动是正当的，决定向国王呈递奏摺。据说这个奏摺不应当像过去省议会的感恩书那样，甚至也不应当成为请安的文疏：据陛下至尊的“负责任的”各部大臣承认，陛下只是提供了使多数派的原则和内阁的原则“调和”的一个“最方便的”、“最好的”机会。 既然国王这个人物（我们又要引用首相本人的话了）实际上只是像用来进行交易的货币一样的交换手段，那末就商讨的形式来说，他（这个人物）就远不是无足轻重的了。首先，人民意志的代表因此便要直接同国王打交道了，由此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奏摺问题的辩论本身就是承认“妥协论”[53]，否认人民的主权。其次，同需要特别尊重的国家元首谈话决不能像直接向大臣们说话那样。表示意见要很谨慎，多暗示，少开门见山，此外，还要取决于内阁的决定，看它能不能接受甚至是怯懦的批评，认为这种批评可以和它的继续存在相容。至于矛盾非常尖锐的复杂问题，则尽可能避而不谈，或者只是表面上谈谈。这里很容易引起害怕同国王过早破裂的心理，据说这种破裂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并且很容易用这样的借口来掩饰：不应当操之过急，因为对各个问题还要进行认真的讨论。 因此，对君主个人或君主政体的整个原则衷心敬仰，担心操之过急，害怕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一切都会使内阁在讨论奏摺时占很大的便宜，而康普豪森先生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声言，这是造成稳固的多数的“最方便的”、“最好的”机会。 现在要问，人民代表是不是存心使自己处于这种恭顺的从属地位？制宪议会已大大地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因为它甘愿放弃自己的首要职责，不去要求各部大臣报告他们在临时执政期间的一切活动。据说议会之所以提前召开，是为了要用人民的间接意志来支持政府的措施。实际上，现在在议会召开之后，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它的召开仅仅是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可以指望长期存在的宪法”。 议会不仅没有用适当的行动一开始就宣布它的真正任务，反而辱没了自己，在各部大臣的压力之下答应同意总结报告。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一个议员反对成立奏摺起草委员会的提案，而要求内阁除了只对它过去的活动负责以外，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出席议院。而这却是反对奏摺的唯一能令人信服的论据；任何其他的论据都是对各部大臣有利的。 〔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60-61页《奏摺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二版上部二栏〕 ┼┼特利尔，6月5日。在经历了令人伤心且荒谬的路障事件之后，我们这个沉闷的城市几乎与外面隔绝，我们的城市也已经接受了这副可怜的模样。8天前遭受革命性颠覆的奉行极端自由主义的人们，想亲自扮演共和党人，他们面色苍白，耷拉着耳朵在街上溜达。这里的一切，包括资产阶级、军队、公务员，以及最重要的是数量惊人的年轻的、年老的省救济金领取者都在哀嚎。喔！所有这些人的哀嚎声令人格外难过，这实在是令人心碎。 从开始到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民主党人忠于自己。尽管遭受了所有的迫害和恶意的怀疑，但他们并没有迷失方向。 上周，他们成立了一个民主协会，其协会成员名单人数已超过600。 早先的说法是，必须对特利尔的居民发出一种奇怪且虚假的信息，以解释路障闹剧，但由于人们重新主宰了自己的思想，已使这一说法大为减少。某些人一度热衷于将这类不符合事实的事情吹捧到全世界。如果他们能闭上嘴，他们就能做更多事情了。 人们再也无法从与梅斯[54]有关的罪恶的信件往来中听到任何东西。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封信，我们坚信这是基于对当局的恶意神秘化，而不是基于其他动机。路障倒塌的几天里，迫害一方所思所想只能是叛逆罪和叛国罪，绳索和绞架，他们变得如此沉默，以至于人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在已经有230名证人出席听证会之后，那些亵渎上帝并向全世界提出调查请求的人，现在都闭嘴了，因为调查无意揭示世界上不容置疑的确定性。这些绅士中的一人甚至声称，即使调查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他仍然知道有罪恶的信件往来，只是出于涉及私人通信的谨慎而未获得正式公开的许可。 通常，据说在调查过程中甚至发生了恶劣的事情，这很可能使上级当局有理由启动对个人而言不太愉快的程序。一份市面上的当地报纸，甚至是特利尔报纸，已经以一种严格的，往往是极端简洁的语调说了很多话。但是，某些官员似乎没有太多的能力称这些谴责是虚假和恶意的，他们宁愿以蔑视死亡的方式吞下这些药丸，并宣布不应回答匿名文章。 由于国民议会尚未决定释放瓦德涅尔[55]，明天，瓦德涅尔议员的代理人将从这里前往柏林，代理人是地区法官格拉夫[56]。首席检察官在陪审团和主审法官的陪同下，搜查房屋以查找刑事书信，但一无所获。这一次，首席检察官独自一人在场，他如同一个惊愕的家庭主妇，提出了一个事实，这一事实虽然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他只是搜查房子，在面对全世界时，以装作他的亲爱的同事和朋友是无罪的。” 两天后，主审法官打开了写给梅茨地方法院顾问的两封信。它们包含家庭事务。 据我们所知，在行动结束后，格拉夫先生将向申诉法院第一院长及总检察官提出审查请求，以求起诉一些违反职权的人。 -§韦瑟尔，6月7日。周六晚上7时，普鲁士亲王于从阿纳姆[57]抵达韦瑟尔。大约5点钟，鲁拉特[58]的斯汀尼斯[59]先生的汽船已经载着约700名来自杜伊斯堡和鲁拉特[60]的人，由于亲王的邀请，从鲁拉特抵达了杜伊斯堡的韦瑟尔，准备与亲王见面。 这些亲王的追随者占据了司令部后面的内部庭院，等待亲王的到来。军方被命令在埃默里希大路上迎着亲王的马车走一个小时。当亲王临近韦瑟尔时，市民用吹口哨向他打招呼，此时司令部庭院里的杜伊斯堡人和鲁拉特人大呼万岁，军官太太们和政府官员太太们献上鲜花。 韦瑟尔市民的接待（吹口哨）使亲王非常高兴，以至于他必须出现在指挥部的阳台上向市民表示感谢。在这里，他再次受到了吹口哨式的欢迎，军队则接到“孩子们快高呼万岁”的命令。 在停留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的马车离开了柏林大门，继续他的旅途。一路上，韦瑟尔的公民通过各种顽皮的集会方式向他告别。同时，杜伊斯堡人和鲁拉特人 〔下转第二版三栏〕 〔第二版三栏〕 〔上接第二版二栏〕 试图重回汽船，以躲避苦苦追赶的韦瑟尔人的袭击。 杜伊斯堡人和鲁拉特人仓促离开，避免人民的愤怒给他们带来的恶果。 *多特蒙德，6月5日。今晚两点钟，普鲁士亲王乘坐道依茨夜行列车抵达这里。人们被提前通知在这里等候他的抵达。据说有数百名以地区行政人员为首的忠实的马尔坎人[61]伴随着音乐、旗帜和木制灯笼到达火车站，现场高呼万岁向亲王致意。据说行政区长致了欢迎辞，亲王在不离开马车的情况下也说了几句话表达感谢。然后是“致敬你......”等音乐响起：最后大家高唱了普鲁士卑躬屈膝的一首古老而亲切的歌：“我是普鲁士人，你知道我的颜色”。——尽管所有这些，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和以前一样保持不变。德国统一像变色龙一样不断变换着颜色，这可能会让你的心感到厌恶。 *柏林，6月5日。昨天我们进行了一次精彩的示威，也许我们那直到现在既没有勇气也不敢说出反对革命的怯懦的国民议会，现在将采取行动！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敢于批判，批判那些通过剥夺获得席位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像基佐[62]一样，支持民众意志，并在美好的一天里被人民所废除。昨天我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游行，以纪念3月18日至19日去世的英雄。所有阶层的人都统一在一起：立宪议会中的左派，市民国民自卫团、协会、各式各样的俱乐部、手工业者、民兵，所有这些人都伴随着响亮的音乐；高举旗帜，佩戴徽章，行进在宏伟的，持续三小时的游行队列中。队列向弗里德里希斯海因[63]行进，直至死难英雄的墓地前，再次向革命表示敬意，再次向萌生了我们那朝气蓬勃的、曾饱受威胁的自由的力量致敬。五位代表发言：赖辛巴赫[64]伯爵、陪审员荣克、牧师穆勒〔Müller〕、神甫伯格〔Berg〕和教师范德〔Wander〕，以及代表行业的排字工人波尔恩[65]，代表学生的萨利斯〔Salis〕，代表民主俱乐部的伯纳[66]，最后是英雄代表。他们的演讲包含了对几省出现的模棱两可态度的坚决抗议。这些省不仅反对我们的革命，还反对大臣们的谎言、等级议会中（如同曾经的军官中）的反动派。这些演讲获得了那些热情洋溢又极守秩序的公民的欢迎。自宪法草案公布以来，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已被遗忘，双方都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老敌人，即对抗绝对君主制度。 ⊙柏林，6月3日。充斥着秘密的国民议会的右翼已经开始表现出一些开化。现在他们至少允许在讨论过程中提及这个称呼：波兰人。他们也同意3月18日至19日死难者应该被称为自由英雄，尽管在这之前右翼极对此为反感，因为他们每次都得读有关暴动的文件。这种改善让人们相信政府不会垮台。 ——在今天的妥协议会第十次会议上，关于在西里西亚[67]发生的随意逮捕事件，议员埃尔斯纳[68]提出了质疑。埃尔斯纳先生详细地描述了令人讨厌的事实；司法大臣博奈曼[69]的回应仅限于承认这些事实的准确性。由于第一营第12后备军信息部的第一批招募征兵不符合规定，议员哈诺夫[70]向陆军大臣提出了控告。议会安排作为政府专员的布里格尔本〔Briegleben〕中校回答该问题，他指出有关法律需要做出改革。——关于瓦德涅尔议员豁免权的议案，委员会的建议是：暂定议程，直到议会通过关于议员豁免权的法律。这一提案得到议会通过。 ——柏林第62选区参加初选的选民，即那里的宪法俱乐部选民和格赖夫斯瓦尔德[71]的208名居民抗议康普豪森先生的宪法草案。马格德堡的科赫斯特[72]选区的民众对该宪法草案同样持反对意见。 ——在三月革命后，以“休假”为名辞职，以便进行适当调整的克劳斯尼克[73]市长已经再次休养好了，他最近向市议会表示，他即将尽快再次恢复任职。 ——布莱桑先生现在是柏林国民自卫团最终指挥官的候选人，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关于准许军队在祖国参加政治事务的研究》。在这篇论文中，他解释说，君主立宪制的宪法是使人堕落的，军人不应该按照宪法宣誓，士兵的盲目服从仅仅是荣誉，掩饰一场革命发起人的行为永远都是谎言，等等。 ——来自民主俱乐部（带有一面红旗）、宪法俱乐部、人民俱乐部、人权协会、工人协会、学生、治安维持会、130位左翼代表等共计60,000人参加游行队列，队列前往3月18日至19日死亡的人的墓地。示威游行队伍行进过程中没有一点喧闹。 ——在队伍游行的场所，国民自卫团临时负责人布莱桑先生多此一举地下达了下列当日命令：“国民自卫团各级军官必须确保自己的连队在今天下午留在该地区（！），以便在发出第一个警报信号时，到达警报地点。因此，鼓手和号兵也同样必须留在室内。柏林，1848年6月4日。布莱桑，陆军少校。” 柏林，6月5日。妥协议会的波兰议员已致函普富尔[74]将军（冯·霍伦斯坦），以回应他对波兰农民的指责。我们在此摘录信中以下内容： 首先，他们抗议将军四处散播的对土地所有者的怀疑。然后反对将非普鲁士的波兰人称作“外国人”，而将从柏林人民手中解放的波兰革命者称作“被判死刑的罪人”。将军声称他们煽动人民：波兰代表宣布："正是那些所谓的煽动者不遗余力地平息和制止了暴力，因为人民自己在看到公约被践踏，遭受到了公开的、无处不在的攻击后，人们心怀绝望，被迫进行战斗。” 波兰议员还宣布，有人强迫这些人成为新教徒的说法是谎言。但是，与此相反，“狂暴的军队亵渎了圣徒图像、坟墓、教堂，而在库尔尼克[75]、布克[76]、米切西卡〔Mieciska〕、科施敏[77]、老考布〔Alt-Caube〕等地，神职人员被谋杀”。 此外：据说向那些会拿起武器的人许诺三英亩的土地是假的；相反，应该向那些在会晤结束之后回家的人保证这一点。正如National-Comités[78]〔民族委员会〕4月16日所宣布的，这是一种安抚手段。据说，诺言已经在一些地方实现了，并且将在“屠刀停下来”的所有地方实现。 假如普富尔先生对农民撒谎，说普鲁士国王做的第一件事是给他们自由，那么这就相当于议员们 〔下转第三版一栏〕 〔第二版下部一栏〕 〔接第一版下部三栏〕 最忧郁的圈，房间的门在他红色的拖鞋后面再次关闭。 贵族实现了他想要的。他的王国贵族们在感动中流下了眼泪。“不，这只狮子不是动物，它是人，是天使。从尼禄[79]时代到今天，从未有过如此高贵的野兽！”因此，王公贵族们欣喜若狂，急忙向所有人宣布他们所听到的。 当善良的布鲁塞尔人知道一切的时候，吃惊的他们僵硬得像鱼干一样。他们立即用布鲁塞尔内存有的少量的灯来组织节日灯彩。“和撒那[80]！和撒那！”的喊声响彻街头巷尾。“我们有一头狮子，其宪法值得维护！贵族万岁！伟大的国家万岁！”每个布鲁塞尔人都拿起剑和一杯12厘米高的盛满法老啤酒的酒杯。 人们做出决定了。他们想捍卫自己的国家的独立性和宪法，直到死甚至更久。已经做出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德·夏扎尔[81]男男男男男爵先生，用德语说：陆军大臣冯·舒萨尔先生让立宪的近卫步兵呆在罗斯[82]那里。奥奥奥奥奥迪[83]先生，用德语说：奥迪先生全副武装了这对高尚的Hermandat[84]〔兄弟情谊〕。好笑的是精锐部队是独自到场的，并且在14天过去之前，所有边界充斥着君主立宪的胡须和刺刀，整个比利时看起来像是一只豪猪。 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故事就迎来了结局，因为没有战争，所以结果出人意料。勇敢的比利时人真可惜！没有人渴望伟大的王国。拉马丁[85]先生运用自己顶尖的口才，从法国给他们寄来了最冷静的，最令人放心的保险产品。莱茵河上的人们仍然喝着自己的美味莱茵葡萄酒，还关心着自己的事情；荷兰人叼着塞满了烟丝的庸俗的烟斗，通过印度和美国谋取利益；而英国人最后还是烘烤着他们的牛肉并酿造出多泡沫的黑啤酒。 〔下转第二版下部二栏〕 〔第二版下部二栏〕 〔接第二版下部一栏〕 勇敢的比利时人身后没有公鸡和母鸡[86]在啼叫。 然后他们爆发了，他们极度愤怒，不仅落在自己身上；落在从巴黎返回的同胞身上；尤其落在居住在布鲁塞尔的外国人身上，以便至少有一次通过一些轰动的事实[87]证实他们的英勇和残暴。容易被人们指责的德国工匠和德国学者暗杀所有欧洲管理体系中最荒谬的狮子，却被罗罗日埃先生仆人肮脏的手抓住，不仅仅是逮捕，不，还有监禁，监禁在那个可悲的比利时慈善家杜克佩西奥[88]的出色牢房中，以最残暴、最臭名昭著的方式虐待他们。普鲁士的使节，巴伐利亚[89]的使节，简而言之，所有居住在布鲁塞尔的德国使节都没有张口！三月革命还没有发生... 从那以后几天乃至几周，经过他们的英勇事迹，比利时人喝着12厘米高的酒杯里的法老啤酒休息。比利时雄狮还在挥舞尾巴：它已经逐渐恢复了一点，或许它也高兴和活泼了一些，如果沙扎尔先生和奥迪先生的战争欲望没有带来那么多的花费，善良的布鲁塞尔人以至于拥有许多强制债券，接下来可能无法购买14厘米以下的法老啤酒杯。现在这很糟糕！ 但是，我们把著名的宪法让给比利时人；被驱逐出境的法国人坐在巴黎，为他们的共和国感到高兴；以及德国的工匠和学者，他们再次站在莱茵河上，挥舞着绿色的玻璃酒杯，嘲笑那些微小的家伙。如果德国人和法兰克人握住共和党兄弟的手，民主风暴有一天将剥夺他们所有的悲惨民族爱好，足以对抗全球所有人民，并创造一个自由与人性的时代。 〔第三版一栏〕 〔上接第二版三栏〕 反对解除了中世纪奴役制的1791年波兰宪法[90]，“而在普鲁士，人们几乎没想过这样的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普鲁士谴责这种思想为“雅各宾”[91]时）。即使普鲁士-俄罗斯入侵和波兰的第三次分裂阻止这部宪法的完全执行，所有农民随着法国法律（1802年）[92]的出台而也会变得不再屈从，“因而普鲁士政府使他们获得自由”[93]。 “至于他们获得的宝贵财富，一种手段[94]，我们对此高度赞扬，所以……这种财富绝不以财产或Chatouille[95]〔取悦他人〕为代价，而完全来源于曾经的土地所有者们拥有的〔精神〕财富，农民们更愿意为之献上自己的力量。” 签名：珀瓦洛夫斯基[96]、巴茨斯基[97]、克拉斯泽斯基[98]、苏曼[99]、特罗玛斯基〔Trompczynski〕、科斯策尔斯基[100]、茹思科巍茨〔Ruszkiewicz〕、切什科夫斯基[101]、斯特里比尔〔Strybil〕、布罗多夫斯基[102]、塔卡诺夫斯基[103]。 波森。普富尔将军为该省部分地区引入了新的划界方法。我们明天继续关注此信息。 *法兰克福，5月5日。国民议会。奥尔斯瓦特[104]建议对军队事务的状况进行调查。委员会将由各部门任命。 霍夫肯[105]向委员会提出了建立德国贸易和运输政策的建议。 朱塞佩·泰斯蒂[106]向宪法委员会提出了将特伦托和罗夫多[107]地区从德意志联邦分离出去的议案。 缅济胡德（比恩包姆）[108]地区的波兰人反对加入德国。 在关于省政府的委员会上有四种观点。1）一种观点是由政府任命；2）一种观点是由政府提议，经议会批准；3）一种观点是综合前两者；4）一种观点是仅仅从国民议会委派州政府成员。对于最后一种观点，只有罗·勃鲁姆[109]和特吕茨勒[110]支持。 人权委员会已经就以下基本权利达成协议： 信仰-表达自由、礼拜自由、结社自由、废除教堂强权、公民婚姻自由。 为全部公立学校和职业学校的所有人提供无偿的课程，为所有教育设施中的贫穷学生提供无偿的课程。国内外所有机构中的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并对此进行准备。（教授们尚未谈到保障人身自由，陪审团法庭等等。） 霍夫肯为调查波希米亚[111]的地位做出提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决定将德意志联邦中的奥地利斯拉夫民族的选举事项移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 由于林堡[112]被许可拥有林堡公国的议员，林堡公国的事务将转到至国际法委员会。 在关于波森的辩论中，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结束时如一场席卷全场的风暴，左翼被右翼击败，甚至连雅科布·费奈迭[113]都成为受害者。最后，此事移交给国际法委员会。我们希望先获得会议上速记员的报告，然后再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维也纳，6月2日。《奥地利报》[114]在一则附言中提及：“我们刚刚听说，公民、国民警卫队和学生军团所属的委员会收到了更高的[115]指令，该指令认为，应当拒绝政府在众所周知的5月27日公告[116]中提到的妥协：将那些对5月26日事件[117]负有责任的人送上公众法庭。现在将看到，这个委员会所贯彻的精神，以及我们能对委员会期待什么。” 维也纳，6月3日。政府从5月31日由布拉格的报纸刊载的立宪信息部分中获悉，在布拉格已成立了一个波希米亚临时政府。一旦官方确认此消息后，政府将这一非法的事件通报给皇帝，以应付代表对承认这些步骤的任何干预。同时，内政大臣[118]在给波希米亚地区长官的一项法令中宣布整个行为是非法和无效的，并要求在他职责范围内不遵循这个政府的指令。此外，向所有省长发布了以下指示： “根据今天收到的消息，由于维也纳管理部门的运行受到当地事件的阻碍，临时政府已在布拉格组建。而局势正在加速发展，必须做出远远超出现有当局影响范围的措施，并且这个负责任的政府理事会的两名成员将被立即派往因斯布鲁克[119]，以获取该措施的最高批准。 我发现有必要通过以下方式告知陛下：我在给波希米亚省政府官员的一项法令中宣布，这一步骤完全非法、无根据，其后果极其危险，与皇帝的意图背道而驰，因此宣告该临时政府毫无意义。同时，我敦促那里的政府官员不要遵循这项非法决定，直到皇帝做出决定，并严格遵守司法部的指示，正如我要他们对非法程序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一切后果和不利方面负责，并将这种责任扩散至所有参与此决定的人。最后，如果有人仍然认为自己受到决定的约束，我请政府官员将地区办事处主席团和地区领导人移交给那里的副州长。 通过此通信，我必须明确敦促您在类似的不合理要求的情况下避免使用任何非法宪法，挫败一切这样做的企图，并在您的重大责任下，避免在这个重要时刻出现任何削弱政府团结的行为。尽可能最大程度地阻碍违宪力量的发展，因为这股违宪力量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及到君主政体的荣誉，福祉和生存。”《威塞尔报》[120] 维也纳，6月1日。为了向国库提供建设资金，财政部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将全国各省和宗族法庭[121]存管处的款项或将来将保留在存管处的款项以纸币或硬币的形式，移交给政府债务偿还基金的储蓄银行，这些款项直到还款日为止，财政部应该支付3%的利息。——在奥地利国会确定后续法令之前，应该不会再执行死刑。 《奥得总汇报》[122]和《威塞尔报》 比利时 *布鲁塞尔，6月6日。很多年来一向代表年轻的自由派比利时人的社会联盟， 〔下转第三版二栏〕 〔第三版二栏〕 〔上接第三版一栏〕 昨天在当地大广场上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下届选举的候选人。该社团主席，共和党人基德比昂[123]先生再次表示，他将效法卡斯蒂欧[124]，并拒绝比利时国民议会的任何授权。然后，他宣读了联盟打算戴上标牌的人的名字，然后请维克多·费德尔[125]先生发言。他表达了他的观点，即共和党人即使被击败也不应撤离。联盟必须抨击或废除宪法，必须提交另一份候选人名单，或排除任何干涉。 鲁塞尔〔Roussel〕先生对此观点提出了异议，因为它与比利时宪法认定为神圣的社会章程不符。而在比利时为数不多自由公开宣布自己是共和党人的若特兰[126]先生发表了讲话，并争辩说，如果人们拒绝通过选举的方式进行政府变更，那么该国将只能被迫以暴力的方式相互推翻。 鲁塞尔先生，白领，黑色长发，典型的比利时神父，然后以候选人的身份发表演讲，并告诉听众“如果人们选择他，他将以基督为例效法，为议会内的小资产阶级办事。” 在普罗维〔Prové〕先生也发言并承诺了很多之后，进行了投票。鲁塞尔、马可·杜邦〔Marocque-Dupont〕、西蒙尼斯〔Simonis〕、皮卡尔〔Picard〕、波维尔斯〔Pauwels〕、德普洪[127]、普罗维和多雷兹〔Dorez〕先生负责议会；斯泰勒曼〔Stielleman〕、道美瑞〔Daumerie〕、梵·穆森〔vanMuyssen〕和梵·伦普尔〔vanLempoel〕先生被提议作为参议院候选人。君主立宪制的比利时狮子获胜。狮子吼声嘹亮！ 列日，6月6日。我们只是担心，《列日自由报》〔LibéralLiégeois〕的编辑之一特德斯科先生今天早上被捕并入狱。这次逮捕的原因仍然未知。特德斯科先生是著名的共和党发言人。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6月5日。议会的第一部分与总统选举的审查密切相关。瑟纳[128]在628投票中以593的高票当选。 全世界人民都在等待总检察长波塔利斯[129]对辞职申请的解释时，该辞职申请已经被司法部长所接受。司法部长克雷米厄[130]说，执行委员会[131]不必调查有关路易·勃朗事件的程序和做指示。公共事务部的两名代表提交了起诉书，威胁说如果不向议会提出起诉路易·勃朗的授权申请，便辞职。执行委员会不想阻碍司法进程，在克雷米厄放弃以司法部长身份参加辩论后，他认为对此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人民代表的信念。波塔利斯：他不了解司法部长如何能够如此迅速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先前在执行委员会在场的情况下同意起诉行为。克雷米厄声明这个保证是错误的。兰德林[132]证实，司法部长已注意到所有程序文件，并承诺在他将起诉书提交执行委员会后立即与他和波塔利斯进行合作，并确保在这里不会遇到任何政治障碍。克雷米厄再次登上讲坛，并再次宣布这些保证的错误，并且——他宣布——如果议会不相信他的话，那么他只需要辞掉他的部长职务和他作为议员的议会席位。讨论议程时喧闹声很高。茹尔·法夫尔[133]要求解释，他认为执行委员会和司法部已经同意了起诉行为。在周六上一届会议上发生了一些事之后，他不再相信自己可以继续隶属于外交部。 议程以绝大多数票获得通过。 巴黎，6月5日。关于国家工场的法令内容如下： 国民议会考虑到国家工场的工作缺乏成果。在现有条件下继续保留工场，将与对公共财产的良好管理、秩序的复兴以及工商业的复兴产生冲突，那将是另一种不良的支持。在国家工场中注册的大多数工人自己想以一种更自由的方式谋生，而不再希望获取仅孤儿、丧失劳动力的人和老年人适合的公共财产。内容如下： 第一条：在国家工场中，计件工作将在最短的时间内代替日间工作。工作将直接按件价格进行，不扣除任何费用，也无需中介人员，根据性质，向员工或个体工人分发工作。 第二条：公共工程、贸易和内政部将获得特别贷款，借助预支和奖金的方式加快部门、市政或私营行业的复兴。 第三条：尚未在塞纳河行政区域工作三个月且无法证明其生存手段的工人，将获得本人及其家人的求职和旅费补偿，其中部分费用将在补给时支付，部分费用则在目的地处支付。 第四条：应市议会的要求，本法令适用于各城市和各行政区居民。 第五条：第三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每年定期去巴黎且在前一年停留了六个月以上的工人。 ——巴黎市长向十二城区的长官宣告： 政府不得不注意在首都各个地方已经聚集了几天的人群。 已经下达了驱散人群，并在受到干扰或中断的地方恢复交通顺畅的命令。 共和政体的权力决定了只能伴随着痛苦的严厉干预。它相信人民的良好感知；它十分注意右翼势力；在紧急情况下，它将知道保持反击任何有所尝试的反应。 但是，它越坚定地维护自由，就越有责任不让它受到任何浮躁、徒劳无益的 〔下转第三版三栏〕 〔第三版三栏〕 〔上接第三版二栏〕 煽动行为的危害，这种煽动行为只会助长混乱，一些雄心勃勃人的下属雇佣军经常使用这种行为制造新的混乱，制造无政府状态。 在法律的严格制裁之前，应由市议会警告公民。 因此，请您使用对下属的影响力，来预防群众愈加旺盛的徒劳的好奇心，而这好奇心会影响公共秩序。正如您和我所遇到的那样，聚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并且会造成不愉快。这种聚集有损于首都内的所有利益。没有信任就没有商业往来，当无法保证秩序的时候，信任就不复存在。谁是这场持续不断的危机的下一个受害者？工人，被生产停滞夺取谋生手段的工人。以工作的名义，必须保护秩序，必须确保公共和平，必须再次为工业提供安全保障。 这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发出您的声音，请您警告这种不成熟的做法。司法部门将知道逮捕和惩治有罪之人。 ×巴黎，6月4日。最近墙报上包含以下文件： “国家工场的十一万五千名工人致工头杜班[134]的抗议信！[135] 已经到了有责任揭露阴险的攻击的时候了。因此，在国家工场工作的工人强烈抗议工头杜班于5月13日在国民议会讲台上所说的话。工头杜班说：“我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有着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愿望，而这个愿望是整个法国，巴黎市的愿望以及巴黎好的部分地区的愿望。我们不必将这种可任意处置的工人群众视为首都的一种标志，这些工人可以很轻易地被拖入最猛烈的运动中。最好将这些工人送到军事组织的工作坊中，让他们在那里工作，工作后他们会得到日薪，〔日薪低廉得〕好似他们今天没有工作一样。”（右翼表明：非常好，非常好！） 因此，工头杜班将工人分为了两类：一种是工作的工人；另一种是不工作的工人；一种是好工人；另一种是坏工人。他什么时候这么说的？在国民议会被可悲的冲击后的第二天。他知道如何将他的毒药滴入伤口，这是多么阴险，多么狡诈！工头杜班，您应该更乐意向武装资产阶级大声疾呼：击毙这些乌合之众！然而，这些乌合之众把顺从的路易·菲力浦[136]赶走了；他们现在想要工作组织；2月25日，他们向我们伸出了其胜利之手，而没有要求我们提供关于过去行事的解释。这才正常，工头杜班，您不要再弄错情况了。当然，我们非常了解，工头杜班和他那一派的人永远不会原谅我们带来二月革命，他们想扼杀二月革命的成果。这种反应是如此糟糕，民主将抨击这种反应，直至这种反应落空，不仅因为这种反应是毫无根据的，仅仅是基于谎言和掠夺的，而且因为民主是永恒的真理。工头杜班，您是否要求解散国家工场以便节省国家资金？社会名流杜班尚未如此，只是从巴黎及其宜人的郊区*撤走了共和国真正的支柱，并使杜班摆脱了噩梦。——您声称我们没有赚取日薪，没有赚取应该被支付的工资。但是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自己用血汗来填补了国库，年薪三万法郎落在了您的口袋里，而为了您的花言巧语，我们每天只能从委员会那里得到二十五法郎的佣金......如果我们太晚上班，我们就只能得到一半工钱。那么您，伟大的道德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应该举个例子，应该仅仅按照您的能力范围和工作表现来严格支付您的薪资。这么做的话将是正确且实惠的。然后是公共财富，我们的财富，将会被减少打压。您现在侮辱了我们。更甚至，杜班，您组织了工作，以便不会有人剥削我们，我们中也不会再有人今后被压迫。如您所说的那样“手握铁锹去乞讨”，而是更愿意使用他们的特殊工具。可以这么说，在最后短短的一个小时里，工头杜班听到了很多很多官员的箴言，其准则是“只有工作的人才能生存”，“会实现的”。 有许多国家工场的负责人和普通工人的签名附在下面。资产阶级的愤怒是无止境的。他们到处撕下选票。宪法使这位可怜的律师作出“答复”；答复中澄清并声称他自二月份以来只领到一万八千法郎，并把二十五法郎的日薪送给祖国，可以看出这个答复多么聪明。不久，新闻业的呐喊呼吁将成为“民主的弊端，破坏民主并通过激起民众不安来破坏贸易和变革”，当局或议会将废除新闻业。人们在大广场（例如圣但尼门[137]和圣马丁运河[138]）周围聚集，整个晚上在露天的环境下谈论劳资关系。巴黎市长马拉斯特禁止该行为，用武装部队干预来威胁市民。阴险的叛徒原来以为这些晚间交流活动来自“反动派”。我们经常把自己混进这群人里。有一个新教徒正试着用油嘴滑舌的腔调到处宣传，不用说，他很快便招来人们的嘲笑，同时人们大胆宣布：如果资产阶级过分压榨工人，那么工人肯定会被迫筑起街垒（应避免设在资产阶级分子的住房周围），更准确地说是工人们直接将自己的据守地建立在怒火之上。——在议会上提名茹安维尔亲王·奥尔良公爵[139]和路易·波拿巴[140]为候选人，而后者本人则在街上分发选票，与此同时，卡贝[141]、科西迪耶尔[142]，这两个阴谋家和路障起义参与者报名参选，毫无疑问，梯也尔[143]进入了议会。目前，反应是平淡的。正如布朗基[144]在一封已被发现的信件中所说的那样：labourgeoisie,àl'heurequ'ilest,l'emportesurtoutelaligne.[145]〔此时，资产阶级占据了上风〕但是，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够鲜明，人们经常左右摇摆。人们并不了解拉马丁和赖德律·洛兰[146]。议会本身就摇摆不定。 路易·勃朗在传单中解释说，他并没有组织所谓可悲的国家工场，只是在克利希[147]拥有1800-2000名裁缝，在这里他们已经净赚了39000法郎，尽管工人没有钱，没有信贷，常常遭受阴谋的侵扰，例如：拉梅耐[148]对这些裁缝师傅极尽讽刺、严厉抨击；资产 *）如您所知，路易·菲力浦如此称呼巴黎的郊区。 〔下转第四版上部一栏〕 〔第四版上部一栏〕 〔上接第三版三栏〕 阶级派遣了（这已由公正人士证实）许多之前的不再有能力胜任裁缝工作的人去干裁缝活儿；5月15日之后的两周，当一个领导人牵涉进五月事件的时候，他被人从床上带走了。在这个克利希的工厂中，路易·勃朗的队伍蓬勃发展。每个人每天要得到40苏[149]，懒汉在门口大喊大叫丢人现眼，生产小组长秉持最严格的管教。然而，市长似乎正在密谋反对它，他多次禁止工人收取已完成的订单。——愤怒在逐渐发酵。资产阶级政权在在地方法官和法庭上的肆无忌惮，资产阶级新闻界的不知羞耻，资产阶级警卫队的傲慢大胆越来越令人钦佩。新的反动名单已列出，例如：《油灯报》[150]被定义为海盗；另一方面，还有《度申老头》[151]，《1848年的罗伯斯庇尔》〔leRobespierrede1848〕，《下里巴人报》〔leJourndelaCanaille'oulefaubourien〕出现在名单里了。被逮捕的爱国者索布里埃[152]所在的《巴黎公社》[153]〔laCommunedeParis〕几乎遭到国民警卫队员的抢劫，接着又遭到镇压。民众一如往常在每个星期天出现。资产阶级的警卫人员夜间还在办公室内搜查武器（不是从市长，也不是从督察那里搜集的武器），而是从邮政局长埃蒂涅·阿拉戈[154]那里搜集出来，埃蒂涅·阿拉戈是弗洛孔[155]的朋友，也是《改革报》[156]的前编辑。——被抓捕[157]的拉斯拜尔[158]、巴尔贝斯[159]和布朗基的俱乐部将继续以新名称运营。 ——4月19日，法国印度殖民地的最高长官宣布了之前的消息， 〔下转第四版上部二栏〕 〔第四版上部二栏〕 〔上接第四版上部一栏〕 即在本地治里引入法兰西共和国的消息。殖民地维持的是最完美的秩序。 ——梯也尔的竞选团队建议在墙面布告中写上以下宣传词： “公民们！ 按你们的需求，请 1）根据以前的九月法令[160]， 2）根据巴士底狱事件， 3）根据梯也尔的伟大演讲， 4）根据叛乱的情况， 5）和根据其他当局的恶行 你们自我判断吧。让我们选择梯也尔吧! ——关于马拉斯特宣布反对工人们公开的聚会，《共和国报》指出：真正的人民群众，即作为工人的人民群众，既没有固执己见，也没有交流沙龙。像雅典人一样，只要有公共场所可供他们聚会，一起阅读期刊，从而得知他们的管理者正在做什么，能称赞或者谴责他们。给予他们日常聚会所用的大厅，他们将不再聚集在大街上。马拉斯特谈到了“嘈杂的骚动”。他以非常谨慎的方式讨论了在大街上，在圣但尼门和圣马丁门[161]路口的巴士底狱大道上的人群。国民议会的局势十分动荡。马拉斯特先生向巴黎十二位大区领导人提出的建议，也就是让他们警告自己的下属远离这些团体，这和路易·菲力浦时期的警察管辖区曾发布的一项命令别无二致。 〔下转第四版上部三栏〕 〔第四版上部三栏〕 〔上接第四版上部二栏〕 马拉斯特先生保证，他“充分尊重”人民的权利，同时威胁说司法部门“非常清楚”利用公民权利中“自由结社”权利的罪名。马拉斯特先生通过在这些公共聚会中发现的商业危机的原因来回应大众。事态如何？——《共和国报》最终发问了——这项声明是由马拉斯特签署的，而不是舒维尔[162]警长签署的。警察辖区是否已脱离巴黎市长的管辖？—— ——国民议会中现在有两个政党在相互争执：共和党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党此时已掌握一切；保皇党资产阶级的政党想把一切都从共和党资产阶级那里夺走，并且这个想法可能会实现。因此，“国民”的政党们对梯也尔先生发动了猛烈攻击。他们认为，梯也尔先生在二月革命前后都用非法行为对他们进行了攻击。——现在宣扬三色旗的、保守的共和国的人，即宣扬以君主制机构构建共和国的人，与以前宣扬以共和制机构构建君主制的人是同一伙。 贝恩卡斯特尔[163]区的补选 为柏林选出： 科隆的博尔夏特[164]律师。 今天报纸截稿时，英文报纸还没有来到。 〔第四版下部一栏〕 科隆城市居民情况 出生，6月4日。安娜·古杜拉，约翰·弗里德里希·菲佛之女，制糖工人，西斯大街。——约瑟瓦·埃里斯，克里斯提安·楞次之女，音乐家，布兰特大街。——格尔哈德,休伯特·温德克之女，采石工人，佩尔伦巷。——格尔哈德，菲利普·赞德之子，织带工人，凯巷。——约翰·克里提安·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斐迪南·舒尔特之子，私人秘书，克雷布街道。——彼得·约瑟夫，亨利希·德伦之子，鞋匠，布劳巴赫。——安娜·西贝尔，格尔哈德·何荣之女，收银员，犹太巷。——卡塔琳娜，约翰·冯·德尔·阿赫特之女，制绳工人，弗里森大街。——玛利亚·马格德·约翰，约瑟夫·雷查德之女，商人，布吕德大街。——亨利希，约瑟夫·豪斯曼之子，马车夫，梅希蒂尔迪斯大街。——玛格丽特，威廉·斯坦布歇尔之女，印花布织工，马克西米街。——卡尔·约瑟夫，卡尔·约瑟夫·阿尔夫之子，制糖工人，乌尔里希斯街。——另有两个私生男婴。 死亡，6月4日。雅各布·伦斯多夫，年龄21/2个月，卡姆大街。——安娜·玛格丽特·胡贝尔蒂娜·莱恩博尔特，年龄3周，滕珀尔大街。——约翰·卡尔·埃斯曼，年龄1岁10个月，老墓大街。 航运广告。科隆[165]，1848年6月7日 出发。L.杜乔夫，去往杜伊斯堡。 负责人：J.A.奥尔茨，去往鲁拉特到艾默里希[166]；C.柯尼希斯费尔德，去往杜塞尔多夫到鲁尔区的米尔海姆[167]；A.博金，去往安德纳赫[168]和新维德[169]；D.施拉格尔，去往科布伦茨[170]（摩泽尔河[171]）和萨尔河[172]；N.拜耳，去往摩泽尔河，特利尔和萨尔河；B.蒙申克，去往宾根[173]；安东·本德，去往美因茨；舒尔茨女士，去往下美因茨；C.W.穆勒，去往美茵河中上游；慕斯女士，去往海尔布隆[174]；彼得·科恩勒，去往坎城[175]和斯图加特；M.奥伯达恩，去往沃尔姆斯[176]和曼海姆。 此外：佩尔船长，前往鹿特丹，科隆10号。 此外：科森船长，前往阿姆斯特丹，科隆2号。 水位 科隆，6月7日，莱茵河水位是7英尺9英寸。 〔第四版下部二栏〕 真正的威斯特伐利亚火腿 量大可供挑选。第28号棚屋（圣奥尔本街拐角）。 运输-关系 星期四晚上7点30分，在科劳肯伽斯大街德里姆伯恩的后厅举行活动，为与城市共同利益有关的公开信征集支持者的建议与签名。 出租一楼，包括4间漂亮的房间，厨房和储藏室及地下室，高门街5号和7号。 如此受欢迎的 樱桃派 每日新鲜供应，10银格罗申1整个，1银格罗申一块，石尔德街[177]49号以及布林德巷卡滕布格12号分店有售。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178]，宫廷承办商 冰淇淋 来店内品尝和外卖均可，每份4银格罗申。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宫廷承办商 一名商店学徒 正在招聘，我们将确保您在商业簿记和通信方面得到详尽的指导。我们更希望您来自外地，有良好家教。委托人提供膳食和住宿。有意应聘者请与本报发行部联系。 〔第四版下部第一-二通栏〕 民主协会 集会 星期五，6月1日[179]，晚上8点在斯托尔威尔克的厅堂。 商业条件的照明， 选举主席。 还没有入场券的参与者可在入口处获得门票。 委员会 市民自卫团音乐合唱团 由W.海尔科斯〔Herx〕老师指导 在业余爱好者和歌咏协会的积极参与下 1848年6月15日，星期四，晚上6点， 一场盛大的 声乐和器乐音乐会 在雷纳〔Rener〕先生的花园中，道依茨圣母像旅馆举行。 将尽快印制该节目单，并在入口处发放附带歌词的节目单。 音乐合唱团冒昧邀请全体市民自卫团成员，他们的亲戚和音乐爱好者参加这场音乐会，并请相关的上尉和排长在其连队中散发节目单。 这笔收入用于购买必要的乐器和乐谱，音乐合唱团相信在他们迄今为止所做的努力下，会有大量市民自卫团的人员参与活动。 预订价格为每人5银格罗申。现场购票时价格为7.5银格罗申。 致所有手工业专业人士 在德国的许多城市，手工业的工匠们已经就工商业管理条例的准则达成一致，借此来抵抗现在所有行业中存在的毁灭性的无序，消除当前工匠不仅作为工人、工匠助手受到压抑的现状。 最终，为了在小范围内提前检验有关法律草案的可行性，科隆这里也已有很多行业聚集起来，将在本月18日举行的所有委员会的大会上提出，每个行业都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委员会。为了呈递给与此有关的制宪议会，这个法律提案最后应该在所有手工业者和技术手工业部门的大会上得到最终检验和确定。 为了尽可能地代表多方利益，我们请求莱茵省所有城市的工匠聚集起来，任命委员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任命委员代表出席上述提到的大会，进行商议和表决。 我们请求城市的委员代表先生们进一步了解关于工商业联合会举行预备会的时间和地点的信息：金匠路第24号，17日星期六下午或者18日星期天上午。 科隆，1848年6月7日。 G.杜塞尔〔Düssel〕.卡尔·屈泽.[180]托马斯·约瑟夫·雷默〔Remmer〕.P.A.林斯〔Rings〕. A.沙斯尼〔Schasny〕.H.J.许森多夫〔Schützendorf〕. 〔第四版下部第三-四通栏〕 《新莱茵报》.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第二个10%的股份将在本月10日之前发行临时凭证。 恳请外地股东，尽快将这10个百分点或者5塔勒每股通过邮寄方式寄到圣阿加塔12号给已经署名的发行负责人，这样他们就可以立即收到这些临时凭证。 科隆，1848年6月4日 发行负责人海·科尔夫[181] 《新莱茵报》. 关于公司章程的建议和确立以及公司合同的签订的全体股东大会于： 星期日，今年6月18日，上午10点， 在科劳肯街[182]13和15号迪伦波恩处举行。 外地人可派授权代表参会。临时收据作为入场门票。 科隆，1848年6月2日 临时委员会 刊登在下一期 《新莱茵报》 上的广告只在中午1点前接收。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四版下部三栏〕 A,沙夫豪森 本月3日举行的沙夫豪森贸易公司的债权人大会明确宣布，不清算暂时停滞不前的银行业务，除少数人员外，其他出席人员立即签署了声明，他们希望加入拟议的股份公司，但要经过章程草案和财产状况法规的讨论和最终确定。因此，在事先对所有各项规定进行讨论之后，在一次后续会议上通过章程，随后，该会议通过全体股东大会的审议选出了已签署的临时委员会，并采取必要措施，以求能在短时间内加入为满足3月29日出现的各种需求而即刻生效的标准化股票协议。 所签订合同的副本可供签署委员会的每位成员以及A.沙夫豪森贸易公司商行查阅。从今天起14天内，我们非常急切地邀请目标经销商的所有债权人亲自检查或通过委托人批准该合同。 委员会无法向债权人足够清晰地描述立即做出明确声明的必要性，因为债权人的任何拖延都会带来无法预测的不利影响。因此，该公司可以每天在正常工作时间内接受每个债权人的签名，并在A.沙夫豪森贸易公司商行上接受注册和签名。 为了防止出现错误，应该指出的是，那些在本月3日举行的债权人大会上已经签署了上述初步声明的债权人或受委托者，也必须签署当前合同草案，以表示批准，因此向他们发送上述邀请。 1848年6月5日，科隆。 委员会： 杜比安〔Dübyen〕，高街，97-99号。 科特豪斯〔Kotthaus〕，斯特拉斯堡大街，15号。 齐默尔曼[183]，长街，2号。 茨维尔讷[184]，里奇，大教堂旁边1号。 约斯特[185]，木头市场，43号。 吉斯勒[186]，星巷，3号。 贝尔〔Bel〕，马尔斯巷，1号。 招聘熟练的面包师，埃克尔施泰因大街15号。 致I.......eR.........小姐 被您的魅力神奇地拥抱， 我的自由早已被剥夺。 我现在是否赢得了你的心意 你的举止如何让我相信？ M. 〔第四版下部四栏〕 明天星期五，下午4点，将在签名者那里àtoutprix[187]〔不惜成本〕拍卖一组精美的绘画作品。 G.统格，保罗岗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9日，星期五上午10点，签署人将在科隆使徒市场拍卖一张沙发，一个研磨炉等等，出售给最高出价者，现金结账。 法警 卢斯蒂格.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9日，星期五上午11点，签署人将在科隆老市场拍卖桌椅，一张写字桌，油画等等，现金结账。 法警 卢斯蒂格. 寻求有6-7个房间的、离市中心不远的房子。有房出租者请与位于K.L.10号的本报发行部联系。 锦带以及中队旗标 带有帝国雄鹰图案和市徽的锦带以及中队旗标，或提供羊毛制和丝绸制的指定中队队旗或者任何其它铭文于塞利格曼兄弟处。 ☞每日新鲜：☜ 高地面包，大蒜香肠，香肚。香菜奶酪，烤鱼，正宗巴伐利亚啤酒，长巷1号高地风味餐厅的上等红酒和利口酒。 黄铜、铅和铁制的 抽气泵和压力泵，保证可以根据不同井深配制，在我的仓库库存中您还可以获得更多选择。 奥古斯特·赫里希 老市场56号，科隆。 我的 餐厅 位于大家所说的青年花园 （西洋镜餐厅）在波恩火车站附近，我强烈推荐给尊贵的读者。同时，为了防止出现任何疏忽，谨记我们位于莱茵河门的老店“老窖”照常营业。 波恩，1848年6月1日。 约翰·格尔哈德·贝尔 发行人：科尔夫。 印刷：威·克劳特，圣阿加塔街12号。 编译主持：陈力丹 翻译：陈吾宜 审读：潘华 编辑注释：杜渐、陈力丹 版面图：孙曌闻 课题来源：四川大学专项课题“马克思《新莱茵报》编译与研究” 编译者：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陈吾宜，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研究生；潘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研究所教授；杜渐，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博士生。孙曌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1]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²）第Ⅰ部分第7卷，此篇广告作者为马克思。该广告在1-15号报纸置于通栏头版头条（9-15号不再分段）。 [2]塔勒（Thlr.）、银格罗申（Sgr.）、分尼（Pf.）为19世纪普鲁士王国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 [3]克劳特，威廉(Clouth，Wilhelm1807-1871)——科隆一家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该厂印刷。 [4]磅（Petit）是印刷行业专有名词，8磅=⅑英寸，大小约等于我国6号字体。 [5]韦瑟尔（Wesel），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城市，该市曾是汉萨同盟成员。 [6]多特蒙德（Dortmund），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鲁尔东部的行政，商业和文化中心。 [7]克劳斯尼克（Krausnick），柏林市东南约60公里的一个村庄，属于德国勃兰登堡州。 [8]布莱桑，约翰·乌尔班（Blesson，JohannUrban1790-1861）——普鲁士军事家、工程师。1838-1861年为普鲁士保育保险机构负责人。1848年一度担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挥官。在柏林多年担任《军事文学报》（Militär-litteratur-Zeitung）编辑。 [9]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ph1803-1890）——德国银行家，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 [10]波森（Posen），波兰语Poznan（波兹南），波兰中西部城市，大波兰省省会。19世纪为普鲁士控制的城市，临瓦尔塔河，居于波兰平原中心。1918年波森起义后波兰获得独立。现在是波兰工业、交通、文教和科研中心城市之一。 [11]列日（Lüttich），比利时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列日省省会。 [12]泰德斯科，维克多（Tédesco,Victor1821-1897）——比利时律师，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参加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创始人之一；《列日自由报》（LibéralLiégeois）的编辑之一。1847-1848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1848年因组织比利时流亡者远征军被判处死刑，后改为20年监禁，1854年被释放。 [13]马拉斯特，阿尔芒（Marrast，Armand1801-1852）——法国记者和政治家，温和共和党人。《国民报》（LeNational）编辑。1848年2月22日宴会的组织者之一，这场宴会引发了1848年的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巴黎市长，1848-1849年为制宪议会议长。 [14]《共和国报》（laRepublique），法国一家共和派日报，1848年2月26日至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出版，主编埃·巴莱斯特（E.Bresta）。 [15]本地治里（Pondichéry），法国在印度东南部的殖民地，293平方公里，1673年形成。1954年11月该地和四个法属印度地区被印度接管，以“本地治里”的地名组成印度的一个中央直辖区。1963年，法国国会最终无奈地予以承认。 [16]勃朗，路易（Blanc，Louis1811－1882）——法国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卢森堡宫委员会（调解劳资纠纷的机构）主席。1848年8月流亡英国。1871年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17]MEGA²第Ⅰ部分第7卷对这篇恩格斯文章确定的标题是《1848年6月2日的妥协辩论。第2篇》。 [18]罗伊特，罗伯特（Reuter，Robert1816-1864）——德国律师、普鲁士政治家。1847年为约翰尼斯堡议员，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同年6月他要求调查波森省的改组及大波兰省的起义。 [19]原译文为“波兹南”（Poznan），此地名1918年以后才使用。报纸原文是Posen。本篇所有的Posen现均改译为“波森”。 [20]帕里鸠斯，爱德华·鲁道夫（Parrisius，EduardRudolf1818-1905）——普鲁士法官，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后来是进步党人。 [21]这句话是恩格斯加的。 [22]sic是拉丁文，此词前面的德文词“har”错并为“hat”了。原译文“请注意”属于错译，现改为“原来如此”。 [23]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I，JohannHeinrichTheodor1805-？)——普鲁士官员，律师，教权派，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司法委员会委员，属于中间派。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马克思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的熟人。 [24]原文是法文。 [25]莫伊泽巴赫，奥特弗利德·汉斯·冯（Meusebach,OtfriedHansvon1812-1897）——普鲁士保守派官员，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26]里茨（Ritz）——普鲁士官员，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27]此段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 [28]诺亚，阿梅代·查尔斯·德（Noé，AmédéeCharlesHenride1819-1979）——法国讽刺漫画家，幽默报纸《喧声报》（LeCharivari）的固定撰稿人，艺名卡姆（Cham）。 [29]原文是法文。 [30]敦克尔，赫尔曼·卡尔·鲁道夫(Duncker，HermannCarlRudolf1817-1893)——律师，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6年为柏林市议会议员。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59-1861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31]布洛姆第二，安东·约瑟夫（BloemII，AntonJoseph1814-1884）——德国律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后来属于中间派。 [32]汉泽曼，大卫（Hansemann，David1790－1864）——德国大资本家和银行家，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实行同反动派妥协的政策。 [33]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Jung，GeorgGottlob1814-1886）——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2年《莱茵报》的创始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青年黑格尔派。1848年3月柏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随后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863-1867年和1869-1876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属于民族自由党。 [34]泰梅，约多库斯·胡贝尔图斯（Temme，JodokusHubertus1798-1881）——普鲁士工程师，政治活动家和温和自由主义者。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中间派领导人之一，10月起为议会主席。后来是德国进步党的创始人之一。 [35]阿伦特，恩斯特·摩里茨(Arndt,ErnstMoritz1769-1860)——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反对拿破仑统治的参加者，主张君主立宪。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 [36]法老啤酒（Farofleußt），比利时的一种拉比克啤酒的品牌，呈淡黄色至棕色。该酒相当提神，口味略甜，但有点酸。 [37]弗拉芒人（Vlamländer），指居住在比利时北部弗兰德地区的人。弗拉芒人占比利时总人口58%。还有一些弗拉芒人分布在荷兰和法国。 [38]瓦隆人（Wallonen），当时居住在比利时王国地区讲法语的居民。 [39]勃艮第（Burgundy），指法国中部略偏东一带，以丘陵为主，属大陆性气候，被称为“地球上最复杂难懂的葡萄酒产地”。 [40]佛兰德斯（Flandern），泛指古代尼德兰南部地区，包括比利时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法国的加来海峡省和北方省、荷兰的泽兰省。 [41]莱肯（Laken），布鲁塞尔北部地区。“Laken”是荷兰语官方写法，古时的布拉班特语写法与现在的法语写法均为“Laeken”。 [42]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I1790－1865）——比利时国王（1831-1865）。 [43]埃卡泰（Ecarté），纸牌游戏。19世纪时盛行于法国与英国。游戏由2人玩，旁观者常参与下赌。 [44]路易多（Loiusd'or），1640年，法国路易十三时期一种法国硬币，名称取自硬币一侧的路易王肖像。 [45]罗日埃，沙尔-拉图尔（Rogier，Charles-Latour1800-1885）——1830年比利时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温和自由党人，比利时首相（1847－1852、1857－1858）。1832－1834年担任内务大臣时，建立了比利时的铁路体系。1840－1841年兼任公共事务和教育大臣，1861－1868年担任外交大臣。今天布鲁塞尔的地标建筑罗日耶广场（RogierPlein）就是以他命名的。 [46]范德韦耶，西尔万（VandeWeyer，Sylvain1802-1874）——比利时自由派政治家。1830年比利时革命时为临时政府成员，负责外交事务。1831年，国王利奥波德一世任命他为比利时的伦敦“特别代表”。1845-1846年为比利时首相。1848-1874年为伦敦图书馆（theLondonLibrary）副馆长 [47]梅特涅，克雷门斯（Metternich，Klemens1773-1859）——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48]杜沙特尔，汤讷吉·沙尔（Duchâtel，Tanneguy-Charles1803-1867）——法国政治家，曾任七月王朝的内务大臣（1839-1848年）。 [49]此段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 [50]原文是英文和法文。原译为“议会调查”，漏译了第一个法文词“enquête”（调查）。 [51]原文是英文。后面的译文“议会特别委员会”错译。现已改。 [52]经MEGA²第Ⅰ部分第7卷的考证，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恩格斯。 [53]Vereinbarungstheorie（妥协论），指康普豪森内阁对普鲁士国民议会作用的认知：它是一种限于“在合法基础上”通过同国王协商来确立的立宪制度。 [54]梅斯（Metz），法国东北部城市，摩泽尔省首府，在特利尔以南约80公里。该省与普鲁士莱茵省接壤。 [55]瓦德涅尔，维克多·尼古劳斯（Valdenaire，VictorNikolaus1812-1881）——德国特利尔的制造商，马克思的老乡。1848年3月参与领导特利尔起义，随后当选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5月10日，他以暗杀罪被逮捕，随后改为叛乱罪。国民议会5月22日讨论了他作为合法选举的议员的豁免问题。7月18日，议会经过热烈辩论，决定在议会期间解除对他的调查和监禁，立即召他到柏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签署了关于议员豁免权的法律。此案开了议员豁免权的先例。他的副手是格拉夫（JosefErasmusGraeff）。1856年12月2日，他到伦敦拜访过马克思。1862-1881年他在特利经营一家工厂。 [56]格拉夫，约瑟夫·伊拉斯谟（Graeff，JosefErasmus1803-1877）——德国法学家、地区法官，1848-1849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法国革命运动追随者，因想将对法国的希望在一个统一的德国中实现，而被称为“叛逆者”。 [57]阿纳姆（Arnheim），荷兰海尔德兰省的首府。 [58]鲁拉特（Ruhrort），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的一个区，位于鲁尔河和莱茵河交汇处以北，世界最大的河港，码头沿河延伸近40公里。 [59]斯汀尼斯，格奥尔格·马蒂亚斯（Stinnes，GeorgMathias1817-1853）——德国煤炭贸易与船运公司老板。1845年接手父亲马蒂亚斯·斯汀尼斯（MathiasStinnes1790-1845）的家族企业；1853年去世后其弟约翰·古斯塔夫·斯汀尼斯（JohannGustavStinnes）接手。 [60]杜伊斯堡（Duisburg）,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工业区最大的城市，位于莱茵河和鲁尔河的交汇处。 [61]马尔坎人（Markaner），信仰基督教马可福音的人。 [62]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François-Pierre-Guillaume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内政大臣、教育大臣和外交大臣，1847-1848年任首相，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随着七月王朝的倒台而避居英国。作为历史学家，他在法国史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著作等身，是法国复辟时期阶级斗争史学的代表人物。 [63]弗里德里希斯海因（Friedrichshain），柏林“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克罗依茨贝格”地区的一部分，2001年后脱离柏林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区。 [64]赖辛巴赫，爱德华·冯(Reichenbach,Eduardvon1812-1869)——伯爵，西里西亚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为进步党人。 [65]波尔恩，斯蒂凡（Born，Stephan1824-1898）——德国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7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识。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后在柏林创办《人民报》（DasVolk），组织工人中央委员会（ZentralkomiteesderArbeiter），是《新莱茵报》的柏林通讯员。1849年5月参加巴登-普尔法茨起义。革命失败后脱离工人运动，在瑞士从事教学工作。 [66]伯纳，保罗·阿尔布雷希特（Börner，PaulAlbrecht1829-1885）——德国医生和医学新闻工作者。1848年读书期间组织条顿兄弟会（BurschenschaftTeutonia），是柏林民主党俱乐部的主旨发言人之一。普法战争中为医院列车首席医生。1875年创办《德国医学周刊》（DeutscheMedizinischeWochenschrift），1879年起出版《实用医学年鉴》（JahrbuchfürpraktischeMedizin），1880年创办《德国医学日历》（Reichs-Medizinal-KalenderfürDeutschland），并主持《德国周报》（DeutschesWochenblatt）医疗保健和救援栏目。 [67]西里西亚（Schlesien），指奥得河中、上游流域。18世纪中叶以后成为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省。几经领土划分的变动，现在绝大部分属于波兰，有一小部分属于德国萨克森自由州，更小一部分属于捷克。 [68]埃尔斯纳，莫里斯(Elsner,Moritz1809–1894)——普鲁士中学教师、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43年为《西里西亚纪事》（SchlesischenChronik）主编，1851-1855年为《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编辑（马克思1855年为该报撰稿）。《布勒斯劳晨报》（BreslauerMorgenzeitung）创办人之一。1848年为来自布勒斯劳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发起过国家与教会分离、免费教育、废除死刑、废除贵族头衔、取消狩猎权、拒绝纳税等一系列提案。1888年以后为自由党人。 [69]博奈曼，弗里德里希·威廉·路德维希（Bornemann，FriedrichWilheimLudwig1798-1864）——德国法律和政治活动家，主张德国法律统一和司法独立。1848年革命期间任司法大臣，后随着康普豪森的下台退职。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70]哈诺夫（Hanow）——孤儿院院长；1848年为来自普鲁士波森省苏莱胡夫（Sulechów）选区（现在是波兰卢布斯卡省东部小城）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9年是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左派。 [71]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e），现名Greifswald，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东北部城市。 [72]科赫斯特（Cochstedt），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中部黑克林根市西部城区。 [73]克劳斯尼克，海因里希·威廉（HeinrichWilhelmKrausnick1797-1882）——德国政治家，当时任柏林市长。 [74]普富尔，恩斯特(Pfuel,Ernst1779-1866)——普鲁士将军。1832-1848年任纽沙特尔省长，1848年3月任柏林卫戍司令，5月指挥镇压波森起义；1848年9-10月任首相和陆军大臣。 [75]库尔尼克（Kurnik），波兰语Kórnik，波兰大波兰省中部小城，在波兹南东南约20公里。1848年时属于普鲁士。 [76]布克（Buk），波兰大波兰省西部小城，在波兹南以西约20公里。1848年时属于普鲁士。 [77]科施敏（Koschmin），波兰语Koźmin，波兰大波兰省南部小城，在波兹南以南约70公里。1848年时属于普鲁士。 [78]原文是法文。 [79]尼禄·克劳狄乌斯·凯萨·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NeroClaudiusCaesarAugustusGermanicus37－68）——罗马帝国皇帝（54-68）。 [80]和撒那（Hosiannah），基督教和犹太教中对上帝的欢呼之声。 [81]夏扎尔，皮埃尔-艾曼纽埃尔·费利克斯·德（Chazal,Pierre-EmmanuelFélixde1808-1892）——男爵，比利时将军，陆军大臣（1847-1850和1859-1866）。比利时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自由党人。后面的冯·舒萨尔（vonScheusal）是将德·夏扎尔的名字谐音为德语，Scheusal意为“作恶多端之人”。 [82]罗斯，埃德加尔·丹尼尔（Roß，EdgarDaniel1807-1885）——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海军委员会成员，负责沿海防御工事。1848年9月辞职。比利时与法国海陆相邻。 [83]奥迪（Hody）——19世纪40年代布鲁塞尔治安警察局局长。1848年3月初将马克思全家驱逐出境的策划人。 [84]原文是西班牙文，应为Hermandad。 [85]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Alphonse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共和党人。1848年担任法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 [86]公鸡和母鸡（HahnundHuhn），暗指法国人。“法国人”的拉丁文Gallus另有公鸡的意思。法国大革命时期，公鸡取代王权的标志百合花，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国徽上有公鸡形象，是法国革命的象征。这里是对比利时的讽刺。 [87]暗指比利时政府1848年3月3日夜逮捕马克思，第二天逮捕马克思夫人燕妮，在监禁了十几个小时后将马克思全家驱逐出境。 [88]杜克佩西奥，爱德华（Ducpétiaux，Édouard1804-1868）——比利时监狱和慈善设施视察员，比利时监狱系统的改造者。 [89]巴伐利亚（Bayern），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巴伐利亚王国（1805-1918），位于德国东南部，首都慕尼黑。 [90]1791年波兰宪法（polnischeKonstitutionvon1791），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马克思说，该法“宣布立法权归人民代表掌握，宣布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公开审判、废除农奴制等等。”“这部宪法虽然有不少缺点，但是面对野蛮的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仍不失为东欧曾经创造过的唯一的自由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53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马克思《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该法使得以建立独立公正的社会为目标的波兰梦延续下去。现在波兰将宪法通过的5月3日定为最重要的节日。 [91]雅各宾（jakobinisch），指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激进派别，因在圣雅各修道院活动而获此称谓。该派1793年发动政变取得政权，采取恐怖手段维持统治，1794年被热月党推翻。马克思评论说：“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6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92]1802年拿破仑击败第二次反法同盟，给波兰带来了法国革命的思想，但并没有使波兰成功复国。此前的1797年，波兰爱国将领扬·东布罗夫斯基与拿破仑达成召集波兰流亡者组成波兰军团在意大利作战、换取法国支持波兰复国的秘密协议。 [93]意为：因而，普鲁士政府迫使他们获得了进行反抗的自由。 [94]意为：一种通过反抗获得自由的手段。 [95]原文是法文。 [96]珀瓦洛夫斯基，古斯塔夫（Potworowski，Gustaw1800-1860）——伯爵，普鲁士波森省波兰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848年波兰全国委员会（LigaPolska）的创始主席。报纸原姓拼写是：Potworowsky。 [97]巴茨斯基，弗兰西斯科（Bażyński，Franciszek1801-1876）——天主教神父，社会和教育活动家、出版商。1848年和1850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波兹南联盟主席和波兹南科学之友协会的成员。 [98]克拉斯泽斯基，约瑟夫·艾格纳西（Kraszewski，JózefIgnacy1812-1887）——波兰作家、出版商、历史学家、记者和画家。创作了波兰史诗79章，小说200多部和大量艺术评论，波兰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 [99]苏曼，亨利克（Szuman，Henryk1822-1910）——波兰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律师，一生活跃于波兰各文化和经济组织。1848年革命时，曾在柏林组织150人波兰学生军团带到波兹南。 [100]科斯策尔斯基，弗拉基斯拉夫（Koscielski，Władysław1818-1895）——波兰民主主义者，1848年波兹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资助马克思《新莱茵报》2000塔勒。19世纪50年代为土耳其军队将军。 [101]切什科夫斯基，奥古斯特（Cieszkowski，August1814-1894）——波兰政治家，1848-1855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2]布罗多夫斯基，亚历山大（Brodowski，Aleksander1794-1865）——波兰经济学家、政治家。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3]塔卡诺夫斯基，瓦迪斯瓦夫（Taczanowski，Władysław1819-1890）——波兰动物学家和自然历史收藏家，足迹遍布俄罗斯最东部、南美洲和非洲。 [104]奥尔斯瓦特，鲁道夫（Auerswald，Rudolf1795-1866）——普鲁士政治家。1835年为柯尼斯堡市长，1842年为东普鲁士议会议长。1848年6-9月为普鲁士首相和外交大臣，属于贵族自由派。1849-1850年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长。1858-1862年为普鲁士无任大臣。 [105]霍夫肯，约翰·威廉·古斯塔夫（Höfken，JohannWilhelmGustav1811-1889）——德国记者、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经他的老师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List1789-1846）推荐，1842年担任《莱茵报》首任主编（1月1-18日）。1847年为海德堡出版的《德意志日报》（DeutschenZeitung）主编。1848年当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左派。革命失败后在奥地利商务部工作，参与商业、金融、邮政立法和铸币设计，被奥皇封为贵族。他的姓，本报写为Höffken。 [106]泰斯蒂，朱塞佩（Testi，Giuseppe）——奥地利控制的意大利北部特伦托和罗韦雷托投票区派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递交请愿书的代表。这个地区的政府和议会要求本地区脱离德意志邦联。此问题被国民议会提交一个委员会讨论，未在议会投票表决。 [107]特伦托和罗韦雷托地区（daTrentoundG.aPratodaRoveredo），现在意大利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的两个城市。前者是该区首府，后者是其南面20多公里的城市。该地区14世纪至1919年，为哈布斯堡王朝控制，1815-1866年是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的一部分。1919年根据《圣日耳曼昂莱条约》归属意大利。 [108]缅济胡德（Miadzychod）（比恩包姆（Birnbaum）），波兰语：Międzychód。现在波兰西部的一个小城市。1793年以后属于普鲁士，德文地名是Miadzychod或Birnbaum。1918年以后归属波兰。 [109]勃鲁姆，罗伯特（Blum，Robert1807－1848）——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内的左派。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被俘后于11月被反革命占领军杀害。 [110]特吕茨勒，威廉·阿道夫·冯（Trützschler，WilhelmAdolphvon1818-1849）——德国政治家、民主主义者。1848年萨克森共和国议会议员；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5月参加巴登-普尔法茨起义，被捕后被判处死刑，牺牲于曼海姆。曼海姆市用他的姓氏命名一条大街来纪念他，曼海姆公墓有一个纪念柱纪念1849年被枪杀的起义者。他的出生地哥达市有特吕茨勒广场，德国开姆尼茨市和普劳恩市也有以他的姓氏命名的街道。 [111]波希米亚（Böhmisch），指现在捷克一带地区，12世纪中叶，原捷克公国改称波希米亚王国，1743年，波希米亚王国成为哈布斯堡皇室的领地，1918年捷克独立。 [112]林堡（Limburg），指德意志联邦的一个邦国——林堡公国，位于该联邦的最西端。根据《伦敦条约》（theTreatyofLondon），林堡1839年9月5日加入德意志联邦。1866年8月23日以后，该邦国成为荷兰的一个省。 [113]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Jakob1805-l871）——德国激进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32年在曼海姆被捕后越狱逃到法国。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后返回德国，当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失败后成为自由党人。 [114]《奥地利报》（OesterreichischeZeitung），1848年3月起在维也纳出版的日报。其前身是《奥地利观察家》（OesterreichischerBeobachter），1810年至1848年3月在维也纳出版。 [115]这里“更高的”（höheres）一词错印为“höherrs”。 [116]政府当局于5月27日宣布投降。 [117]1848年5月25日，维也纳政府下令解散学生军团。第二天学生、工人群体发动起义。 [118]皮勒斯多夫，弗兰茨·冯（Pillersdorf，Franzvon1786-1862）——1848年三月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辞职后任内政大臣，1848年5月同时任首相，7月8日下台。 [119]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首府。15世纪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在此居住，一度成为欧洲政治和文化中心。1848年5月27日维也纳起义后，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1835-1848）逃到这里。 [120]《威塞尔报》（W.Z.，即Weser-Zeitung），德国自由派报纸，1844年创刊于不来梅。 [121]宗族法庭（Patrimonialgericht），指直到19世纪中叶在德语地区一直存在的贵族、容克地主的家私法庭。 [122]《奥得总汇报》（A.O-Z.即AllgemeineOder-Zeitung），1846年至1849年3月在布勒斯劳（今波兰的弗罗茨拉夫）出版的德文日报，天主教反对派集团的机关报。从1849年3月起改变了方针，成为德国民主派报纸，改用《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的名称一直出版到1855年底。马克思1855年是该报的伦敦通讯员。 [123]基德比昂，亚历山大（Gendebien，Alexandre1789-1869）——比利时政治家。1830年比利时革命期间临时政府成员。 [124]卡斯蒂欧，阿德尔松-约瑟夫-阿道夫（Castiau，Adelson-Joseph-Adolphe1804-1879）——比利时自由派政治家。1843-1848年为来自图尔奈（Tournai）选区的比利时议会议员。 [125]费德尔，维克多（Faider，Victor1820-1882）——比利时律师、记者。 [126]若特兰，律西安·列奥波特（Jottrand，Lucien-Léopold1804-1877）——比利时法学家和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7年起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席。 [127]德普洪，弗朗西斯·约瑟夫（dePouhon，FrançoisJoseph1796-1872）——比利时政治活动家。1848年为韦尔维耶选区自由派议员。 [128]瑟纳，安托万（Sénard，Antoine1800-1885）——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30年七月王朝后为鲁昂地区反对派领袖。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鲁昂总检察长、法国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6月5-29日为制宪议会议长。镇压工人六月起义后担任卡芬雅克内阁的内政部长，10月13日辞职。12月路易·波拿巴担任总统后成为反对派，重返律师界。1874年为巴黎律师协会会长。1879年为法国众议院副议长。 [129]波塔利斯，奥古斯特（Portalis，Auguste1801-1855）——法国官员。1826年任塞纳河省一审法院法官。1830年七月革命后任塞纳省法院副院长、巴黎皇家法院顾问。1837-1848年为塞纳-莫城区议员，属于左派。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总检察长，6月6日被迫辞职。7月6日参选议员失败后退出政坛。 [130]克雷米厄，阿道夫（Crémieux，Adolphe1796-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法国犹太人权利的捍卫者。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年他作为司法部长，废除政治罪判处死刑的法令，并使法官职位不可动摇。同年，他宣布结束所有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 [131]执行委员会（Executivkommission），1848年4月23日选举产生、5月4日就职的法国最高行政机构（由阿拉戈、马利、加尼埃-帕热斯、拉马丁、赖德律-洛兰5人组成），替代二月革命中产生的法国11人临时政府。6月底卡芬雅克内阁替代了执行委员会的职责。 [132]兰德林，阿芒德·皮埃尔（Landrin，ArmandPierre1803-1859）——法国政治家。保守派共和党人，曾任法院公报编辑，1848年2月任塞纳法院法官。 [133]法夫尔，茹尔·加布里埃尔·克劳德（Favre，JulesGabrielClaude1809-1880）——法国律师、政治家，温和共和派领袖之一；1848年先后任内务部秘书长、外交副部长，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134]杜班，安德烈·玛丽·让·雅克（Dupin，AndréMarieJeanJacques1783-1865）——法国法律学家、政治家。1848年任制宪议会议员，1849年立法议会议长。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135]此处原报缺半个引号。 [136]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报纸将Philippe拼为Philipp。 [137]圣但尼门（PorteSaint-Denis），法国巴黎一座象征胜利的拱门，为了纪念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138]圣马丁运河（CanalSaint-Martin），于1825年建成的运河，可以通船，位于巴黎东部。 [139]茹安维尔，普林森·冯（Joinville，Prinzenvon1818-1900）——法国亲王，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第三个儿子，法国海军上将，画家。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140]路易·波拿巴（Louis-Bonaparte1808－1873）——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时为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底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1851年底发动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 [141]卡贝，埃蒂耶纳（Cabet，Étienne1788-1856）——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1841-1849年是《人民报》编辑。 [142]科西迪耶尔，马尔克（Caussidière，Marc1808-1861）——法国民主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长，1848年5月15日发生占领国民议会事件后被解除职务，随后在6月初的补选中当选议会议员。1848年6月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 [143]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10卷本《法国革命史》和20卷本《领事馆和帝国的历史》，1830年参与创办《国民报》（LeNational），反对复辟王朝。1834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七月王朝时期任内务大臣和首相。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871－1872）。1871年残酷镇压巴黎公社。 [144]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Auguste1805-1881）——法国革命家和社会主义者。1830年参加人民之友社。1837年创立四季社。1840年因发动起义被判死刑，后来改判为无期徒刑。1849年因在1848年5月组织冲击议会被判刑10年。1865年他再次入狱。同年创办杂志《爱国者》（journalLapatrie）。1871年巴黎公社缺席选举他为议会主席。 [145]原文是法文。 [146]赖德律-洛兰（Ledru-Rollin1807－1874）——法国政论家。《改革报》（LaRéforme，1843－1850）编辑，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流亡英国。1871年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147]克利希（Clichy），法国塞纳省的一个镇，位于巴黎郊区。 [148]拉梅耐，于盖·罗伯尔·德（Lamennais，HuguesRobertde1782-1854）——法国神父、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年轻时曾与卢梭有过交流。 [149]苏（Sous），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即5生丁。 [150]《油灯报》（LeLampion），1848-1850年的法国报纸，由法国记者依波利特·德·威尔梅桑（HippolytedeVillemessant1810-1879）创办主持，以对时事的讽刺为特征。 [151]《度申老头》（LepèreDuchesne），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杂志，于1790-1794年发行。筑炉工度申，是法国大革命之前剧目中家喻户晓的角色。该杂志于1848年二月革命后再度出版。 [152]索布里埃，玛丽·约瑟夫（Sobrier，Marie-Joseph1810-1854）——法国革命家。1848法国革命期间参加街垒战，同年3月编辑社会主义倾向的《巴黎公社》。同年5月15日率领部分游行队伍冲击国民议会。1849年被布尔日高等法院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后获释。由于精神问题被拘留在一家精神病院。 [153]《巴黎公社》（laCommunedeParis），1848年3月由约瑟夫·卡海涅（JosephCahaigne）创办，约瑟夫·索布里埃（JosephSobrier）编辑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编辑部驻地沃利街（Rivoli）16号公寓。 [154]阿拉戈，艾蒂安·文森特（ÉtienneVincentArago1802-1892）——法国记者、剧作家，共和主义者。1848年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邮政局长。1848年5-6月为法国执行委员会成员。1849-1859年在比利时流亡。19世纪60年代为《费加罗报》（LeFigaro）编辑。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短暂担任巴黎市长两个月。 [155]弗洛孔，斐迪南（Flocon，Ferdinand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民主派报纸《改革报》（LaRéforme）编辑。1848年3月1日，他以法国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的身份邀请被比利时驱逐马克思来巴黎。1848年曾任法国农业和商业部长。因反对路易·拿破仑，1851年被迫流亡。 [156]《改革报》（LaRéforme），由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AlexandreLedru-Rollin）于1843年创办的法国报纸，编辑弗洛孔（FerdinandFlocon）。该报为共和派和社会主义发声，马克思曾在该报刊登过文章，恩格斯多次拜访过该报编辑部。1848年二月革命后弗洛孔为临时政府成员，邀请被布鲁塞尔当局驱逐马克思来到巴黎。替代弗洛孔的编辑是里贝罗尔斯（CharlesRibeyrolles）。该报在政治迫害下于1850年1月11日停刊。 [157]这里指1848年5月15日巴黎起义。这天巴黎15万人民举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革命运动的游行，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人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者闯进制宪议会大厅，要求给予波兰独立以军事援助，消除失业与贫困，成立劳动部，并试图驱散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游行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阿尔伯、拉斯拜尔等被捕。 [158]拉斯拜尔，弗朗索瓦·万桑（Raspail，François-Vincent1794-1878）——法国科学家和革命家。七月王朝时期因组织人权社和参与暴力反抗而多次入狱。1848年12月第二共和国总统候选人之一。1849年3月因在1848年5月参与冲击议会被判刑。1869年和1875年为法国议会议员。生物学细胞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使用显微镜和防腐剂的早期倡导者。 [159]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ès，Armand1809－1870）——法国革命家，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者。1839年参加布朗基派起义，失败后被判死刑，后获大赦。1848年为当时有影响的“革命俱乐部”主席、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5月15日因参与强力解散国民议会的活动而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 [160]九月法令（Septembergesetzen），法国七月王朝政府1835年9月颁布的法令。这项法令限制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严峻措施。该法令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保证金，禁止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对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实行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 [161]圣马丁门（PorteSt.Martin），建于1674年，高18米，是一座巴黎的凯旋门，位于巴黎第三区。 [162]图维-舒维尔，阿利斯特·雅克（Trouvé-Chauvel，AristeJacques1805-1883）——法国政治家。1840年为勒芒市市长。1848年5月担任巴黎警察局局长。 [163]贝恩卡斯特尔（Berncastel），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中部小城，特利尔东北约40公里的摩泽尔河边。 [164]博尔夏特，弗里德里希（Borchardt，Friedrich）——德国民主主义者，科隆律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165]此处“科隆”（Köln）错拼为“Kön”。 [166]埃默里希（Emmerich），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莱茵河边的小城，临近荷兰。 [167]米尔海姆（鲁尔区）（MülheimanderRuhr），德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河上一座小岛上的城市，19世纪是皮革和煤炭之城，1966年最后一座煤矿关闭。目前是许多著名食品公司总部所在地。 [168]安德纳赫（Andernach），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生产徽章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传统。距离当时普鲁士莱茵省首府科布伦茨21公里。 [169]新维德（Neuwied），是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莱茵河东岸，在科布伦茨西北12公里。 [170]科布伦茨（Koblenz），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摩泽尔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19世纪曾是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省会。 [171]摩泽尔河（Mosel），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莱茵河最长的支流（545公里），流经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在科布伦茨注入莱茵河。 [172]萨尔河（Saar），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莱茵河的支流摩泽尔河的右支流，长246公里。 [173]宾根（Bingen），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纳厄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 [174]海尔布隆（Heilbronn），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连通曼海姆和斯图加特的闪卡尔河穿过该城。 [175]坎城（Kannstadt），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小城之一。Kannstadt是1900年前的名称，现在叫温泉康斯达特（BadCannstatt）。 [176]沃尔姆斯（Worms），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城市，位于莱茵河西岸。 [177]石尔德街（Schildergasse），科隆市中心一条历史悠久的商业街，2019年被评为德国人流量最大的两条商业街之一。 [178]斯托尔威尔克，弗兰茨（Stollwerck，Franz1815-1876）——德国工业家，1839年创建斯托尔威尔克公司（StollwerckGmbH），1845年时已拥有44家店铺。1847年1月获得“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亲王法定供应商”头衔。1847年在科隆石尔德街经营“宫廷咖啡馆”，1848年3月20日在该咖啡馆成立“市民议会”。同年4月1日咖啡馆更名为“德意志咖啡馆”。19世纪60年代该公司享誉欧洲。1900年该公司是美国第二大巧克力生产商。他的后人1993年在科隆创建巧克力博物馆（Imhoff-Stollwerck-Museum）。 [179]1日明显差误，根据“星期五”这个节点，应为9日。 [180]屈泽，卡尔（Kühtze，Karl）——1854年时为科隆政府工作人员。 [181]科尔夫，海尔曼（Korff，Hermann1824-1882）——民主主义者。1847年因政治信仰而被革除普鲁士军职。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 [182]科劳肯街（Glockengasse），位于科隆老城区的一条街道。世界闻名的街道，全长376米。 [183]齐默尔曼，约翰·冯（Zimmermann，Johannvon1820-1901）——德国企业家。被视为德国机床机械制造业之父，1848年在开姆尼茨建立自己的第一间机床制造工厂。 [184]茨维尔讷，恩斯特·弗里德里希（Zwirner，ErnstFriedrich1802-1861）——科隆建筑师，教堂设计者。 [185]约斯特，爱德华（Joest，Eduard1821-1892）——科隆企业家，制糖工厂主。1831年9月在科隆开办制糖工厂。 [186]吉斯勒，弗里德里希（Giesler，Friedrich1973-1870）——德国商人，19世纪40年代是科隆西南10公里的布吕尔地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曾为修建科隆至波恩之间的铁路转让许多土地。 [187]原文是法文。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新莱茵报》第6号（1848年6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6号 （1848年6月6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6号 科隆，星期二6月6日 1848年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将于6月1日起每日发行。[1] 订阅价格：科隆地区一个季度1塔勒15银格罗申。[2]除科隆外，普鲁士其他地区2塔勒3银格罗申9分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 6月份只能与下一个季度（7月，8月，9月）同时订阅。这四个月订阅的价格是：科隆地区2塔勒；科隆地区之外2塔勒25银格罗申。 可通过国内外所有的邮局和书店订阅。或在报纸发行部威·克劳特[3]先生处订阅，地址：科隆圣阿加塔街12号。 可在报纸发行部继续认购股票，外埠认购股票者也请与该处联系。 登载广告费用 四栏版面8磅[4]铅字每行或相同篇幅…1银格罗申6分尼。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一版上部一栏〕 概览 德国。科隆（反动派。柏林社会安全委员会）；科布伦茨[5]（加固防御工事）；法兰克福（6月3日国民议会[6]——统一节——激进民主党宣言——国民议会——联邦议会[7]）——；柏林（民主俱乐部代表——阿朔夫[8]下台——布莱桑[9]——市民自卫团[10]俱乐部——警察局发表声明——协议讨论——学生反抗）；卡塞尔[11]（铁路局禁令）；慕尼黑（工人游行——警方和工人）；汉堡（第一届工商界会议）。 瑞士。苏黎世（伦巴第[12]代表处的建议）。 意大利。那不勒斯（人员变动——来自各省的新闻）；博岑[13]（佩斯基耶拉[14]处于惊慌状态）。 法国。（6月2日的国民议会——6月3日大会——《辩论日报》[15]写给选民的公开信——路易·勃朗[16]的辩护书）。 大不列颠。伦敦（上议院因暴乱召开会议——下议院会议《航运法》——日益加剧的贫困）；都柏林（米契尔[17]）。 君士坦丁堡。（普鲁特河[18]边的俄国军队）。 德国 *科隆，6月5日。愿死者安然升入天堂。[19]康普豪森[20]先生背弃了革命，反动派竟敢建议妥协议会辱骂革命是暴乱。在6月3日的会议上有一个议员提议给3月18日[21]死亡的士兵建立纪念碑。 〔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41页《反动派》，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科隆，6月5日。像1793年的巴黎一样，柏林现在有了自己的Comitédesûretégénérale[22]〔社会安全委员会〕。不同的是：巴黎的委员会是革命的，而柏林的委员会却是反动的。据柏林的消息说：“负责维持治安的各个当局”认为必须“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因此他们成立了一个社会安全委员会，会址设在奥贝尔瓦尔大街。这个新机构的成员如下：（1）主席：内政大臣[23]普特卡默[24]；（2）卫戍司令及前任市民自卫团总指挥阿朔夫；（3）警察总监米努托利[25]；（4）检察官泰梅[26]；（5）市长瑙宁[27]和两名市政局委员；（6）市参议会议长和3名参议员；（7）5名军官及两个市民自卫团士兵。这个委员会将“了解一切妨害或可能妨害社会安宁的事件，并将全面地和认真地研究事实。它将不采用过去种种旧的和不适用的手段和方式，它将避免多余的手续， 〔下转上部二栏〕 〔第一版上部二栏〕 〔接上部一栏〕 它将和各方商议采取适当的办法并通过各个管理机关来迅速而有效地实行必要的措施。只有采用这种在目前条件下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一致行动的办法，才能作到既迅速、坚决，又有先见之明。特别是负责保卫城市的市民自卫团将有可能在必要时使得在它参加下通过的当局的各项决定产生应有的效力。完全可以相信，这一定会受到全体居民尤其是可敬的（！）手工业者阶层和（！）工人的同情和协助。同任何党派的观点和倾向没有关系的议员已经着手执行自己的艰巨任务，并希望能够主要采用使大家安宁的和谐调停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任务。” 这种阿谀奉承、委婉哀求的语调使人预感到，一个反对柏林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活动的中心已经在这里形成了。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就证实了这一点。首先是普特卡默先生，就是那个在担任警察总监时曾以发布驱逐令闻名的普特卡默先生。完全和在官僚专制制度下一样：无论哪一个重要机关至少都要有一个普特卡默。其次是阿朔夫先生，他由于粗暴的丘八作风和反动的阴谋诡计而引起了市民自卫团的极大憎恨，以致市民自卫团决定要撤换他。他也确实辞职了。其次是米奴托利先生，他在1846年揭露了波兰人的阴谋，因而在波森[28]拯救了祖国，不久前当排字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而实行罢工的时候，他又用流放来威胁他们。再其次是已经变得极端反动的两个机关即市政局和市参议会的代表，最后还有市民自卫团的军官及其反动头子布莱桑少校。我们希望柏林人民无论如何不要让这个冒牌的、反动的委员会来保护自己。 这个委员会已经开始进行反动活动，要求取消原定昨天（星期日）举行的到三月牺牲者的陵墓去的群众游行，因为这是示威游行，而示威游行总是有害的。 〔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42-43页《柏林社会安全委员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注释23和28涉及的译文有改动。〕 科布伦茨，6月3日。我们本地的防御工事每天都在进行加固，人们目睹着货车载着沉重的大块木料，源源不断运往各个要塞。在这些向前推进的要塞中，原先储备弹药和炸药的仓库，现经调整，炸药被送往工事的内部核心。然而征召的战争预备队抵达后人手还是不足。与此同时，我们周围的军队仍在继续调动。第八猎兵营[29]已经于昨天开始从韦茨拉尔[30]行军至新维德[31]，与之碰头的是第二十七军团，该部从新维德向韦茨拉尔行进。第四龙骑兵团以小分队形式分布在当地，第八轻骑兵团一个中队已率先进入了波恩。 （《德意志报》[32]） △法兰克福，6月2日。我们也有我们的统一节了，它是如此独特，以至于在任何情况下您都必须重视它。如您所知，世袭的皇帝[33]这位世人仰望的核心，很遗憾他目前是统一节麻烦的制造者。然而，从统一节中产生的意义、精神与和谐，在国民议会的议会主席大选之日可喜地显示出来了：一个节日也是一种普遍情绪的表达。 〔下转上部三栏〕 〔第一版上部三栏〕 〔接上部二栏〕 加格恩[34]是充满活力和阳刚之气之人，他向民众表达了他领导的主席团平稳发展的无限信心，但他最看重的还是火炬游行，这场游行引领着镇静与秩序的朋友，即市民自卫团和卫戍部队，伴随着音乐和古代风格的“地方旗帜”[35]在埃申海默城门[36]前走过。 议员精英们聚集在穆姆别墅[37]前；我们看到了右派和中间派的贵族阶级，还有一些左派的核心人物。拉沃[38]是最先完成这次联合壮举的人，这看起来似乎是极度的妥协，这群聚集者的组成也不再让人感到舒适了。像往常一样，左派今天晚上在德国法院前集会。 民众在外面享受火炬，音乐和演讲。工人和帮工没有成立自卫队；所有被歧视的，即那些由于共和国最仁慈的允许下可以留在法兰克福的人，就像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一样。但是，在穆姆别墅前的群众的队伍已经足够大了。当火炬手们站起来时，一切都静止了，人们在阳台上说的话都比圣保罗教堂讲台上讲的话更悦耳动听。 加格恩的开场很民主：个人什么都不是；只有人民拥护他，只有人民的声音才能使他明白自己的职业。但他越来越有议员的风格了。他认为，根据国民议会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原则就可以完善一部好的宪法的承诺——从统一视角而言，这是不太让人振奋的。他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以德国统一的话题来结束，而是以高度评价证实了自己卓越之处的法兰克福市民来结束了他的开场白。 掌声和演讲一样是矜持的。我不知道，法兰克福市民是不是出于谦虚而不想对自己的荣誉大加赞赏，还是像通讯记者和工人协会的成员一样，想起了德国统一前最后辉煌的考验期。即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公民要求驱逐参议院[39]的三名徳裔外国人。参议院也根据“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原则驱逐了他们，还说他们沉浸在下一次精彩考验期的想法中，其中包括禁止6月14日在此召开的民主协会会议。 索隆[40]就像一个旧时的学生社团成员一样，谈论要争取的自由，并庆祝“为能力而奋斗”！只有德国人才会走如此多的弯路，发明这些根本不可能转化为法国的和民主的东西。 安德里安[41]作为第二副主席，也谈及友谊的崇高性。但是因为他还没有在国民议会发言，可能没人认识他。如果说加格恩代表严肃的中间派，索隆代表温和的中间派，安德里安则是以右派冷峻的沙龙语调讲话。他声称，奥地利和德国一直相互战斗了几个世纪，然后只以“相互对抗”就纠正了这段历史。直到卡尔[42]公爵为止，无人谈及这场战争是针对谁的。 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节。 〔第一版下部一至三栏〕 不管这一切！[43] 改变。 那是炎热的三月时光， 尽管下雨，下雪，和类似的一切！ 但是现在，那里下雪了， 尽管如此，现在还是很冷！ 尽管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在维也纳，柏林和其他所有地方—— 严酷的冬风 使我们感到唇竭齿寒，尽管所有这一切！ 那是回应之风 夹带着粉霉病、霜冻和其它的一切！ 那就是宝座[44]上的资产阶级—— 尽管如此，它却仍然屹立不倒！ 尽管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尽管有血债、欺骗和所有这些不齿之事—— 它仍然屹立着，并斥责我们， 几乎和以前一样，尽管所有这一切！ 胜利为我们赢得的武器， 战胜一切的正义的胜利， 有人却要将它们悄悄拿去， 连同酸白菜、焊料和其它的一切！ 尽管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尽管有议会和它的一切—— 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枪支， 以及士兵的野性，尽管所有这一切！ 然而我们活泼又开朗， 没有颤抖，尽管所有这一切！ 内心深处愤怒的光芒， 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保持温暖！ 尽管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尽管所有这一切！ 我们颤抖着身体：这讨厌的风呀， 没有什么值得惧怕，尽管所有这一切！ 国会是否丑态百出 冒着学究气，尽管所有这一切！ 魔鬼是否也有所反应 用它们的蹄、角和它们的一切—— 尽管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尽管有愚蠢，诡计和所有这一切， 无论如何，我们也知道： 人们要保持胜利，尽管所有这一切！ 是否王子也会回来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他的一切：—— 尽管如此，他的剑是一把破碎的剑， 是一把没有荣誉的剑！ 是的，那么：尽管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无论如何，尊重民意吧， 用利剑将他劈成两半， 在上帝和世界面前，尽管所有这一切！ 要用砂浆填满他的喉咙 还要用铁、铅和其它的一切： 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颤抖！ 尽管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无论如何，你们都要行动， 就像那不勒斯那个恶棍[45]： 这才有所帮助，尽管所有这一切！ 只有被摧毁的东西才能代表你们的勇气！ 无论如何，这些都是破烂玩意儿！ 我们是人民，我们是人类， 无论如何，我们始终团结一心！ 尽管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无论如何，你们尽管来吧！ 你们虽阻碍了我们，但你们却不能强迫我们—— 世界是我们的，尽管所有这一切！斐·弗莱里格拉特[46] 〔第二版一栏〕 *法兰克福，6月3日。经过三天的寂静之后，今天国民议会在“高贵加格恩”主席团的主持下，再次做出他们所期望的决议，即实际上没做出任何实际决定；如果人们想到，是什么让每个代表在法兰克福商业共和国里操心，如何有效利用每天从人民口袋里流出的3塔勒，就不会对大会的过早松散而感到吃惊。在新的申请、请愿书和报告中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议会主席提到了为建造一支德国舰队做出的贡献，其中曼海姆[47]出了100古尔登[48]，由此看来，德国人似乎变得很善于戏水，应该离开沙滩进到水里了。冯·罗纳[49]先生报告了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情况。（全场鸦雀无声，会场和走廊上充满了好奇和期待。）首先，罗纳先生说到，委员会的组建是实实在在的；（钦佩和欢呼!）它不会就此止步；它成立了一个由报告人冯·布鲁克[50]先生和埃森史鲁克[51]先生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标是，通过“信任体系建设”——国民议会申请批准投机活动，还要培养“专家”（“国民经济委员会”由哪些人组成？），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与政府当局保持联系。国民议会对这样的热情和工作极为满意，一致同意了该申请，然后又无限期地推迟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实际谈判。来自特里斯特的冯·布鲁克代表海军委员会，目前还没有作报告。高贵的米特迈尔[52]先生十分谦虚，他说波兰人在抗议德国国民议会接纳波兰代表，因为波森不应该被扯到德国联邦里；委员会不认为自己有权管辖；紧接着他建议波兰人可以暂时允许在议会有一席之地，但其后续的事情则只有期待日后“宪法委员会”的下一步动作。以普鲁士王国逃亡者著称的雅科布·费奈迭[53]，因为“抗议”克拉科夫[54]被吞并而出名。（海涅[55]说：这件事情值得怀疑，帕麦斯顿[56]和费奈迭已提出抗议！[57]）雅科布·费奈迭走上台前喊道，他“抗议”过接纳代表这件事，他表示自己一直都在“抗议”，并会一直坚持“抗议”。当议会主席表示这并不算问题时，费奈迭先生再次沉默了，国民议会接受了米特迈尔先生的动议，等待宪法委员会对波兰问题能有所决策。以下是议事日程：优先权委员会关于临时组建中央权力的提案。优先权委员会的设立是为了“分别处理议员们的动议，并确定他们陈述的顺序”。人们能够期望优先权委员会在处理执行委员会的议案时已经将其他相关提案“整理得当”并进行报告吗？这太过急躁了!该委员会在报告中一致指出，中央权力问题十分紧迫需要优先着手，谈判也刻不容缓；委员会要求选出一个新的委员会，对所有组建执行委员会的提案进行审查和“排序”。该委员会的提案申请人，来自特里尔的西蒙[58]先生，只谈到了事情本身的重要性：一个人是想在口头上和纸张上享有主权，还是切实投入行动，这是一个问题；通过组建完成的中央权力可以帮助人们对抗“无政府主义企图”和“个别国家的分裂主义思想”等等。没有人对动议需要马上进行谈判的紧迫性有异议，即使是提出了一些与执行委员会相关动议的左派也没有异议。在库尔森[59]被称赞为“激进派”的施瓦岑贝格[60]认为这是值得考虑的，要首先考虑“已经发生了的事”（这难道不包括联邦议会里的行尸走肉吗?），还要考虑如果该提案在宪法草案引起宪法委员会的“重视”，该提案就能得到最好“实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论是芬克[61]男爵还是德国联邦议会的代表韦尔克尔[62]，都听不到他们吹小曲儿了。国民议会催促尽快进行表决，西蒙的动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审查委员会的选举完全与右派背道而驰，因此他们立即对此开展行动。——还提交了一份优先权委员会职权范围的报告。在优先权委员会中，来自布勒斯劳[63]的富克斯[64]先生是一位狡猾的律师，他对是否有人会指责委员会的无能提出了严重的怀疑；此外，他还问到，该委员会是在暂行议事规程下产生的，那么是否新的议事规章通过后国民议会关于该委员会的授权就要被废除；按照一项命令只能由授权人明确撤回的原则，富克斯先生认为必须遵循“一般法律原则”对此做出统一决议；他还说到，新的议事规则可能使人怀疑优先权委员会是否真正能安排提案的优先次序；此外，从法律角度来看他也认为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个法律上的荒诞闹剧，戏法般地变出了自相矛盾的疑虑来，获得了严肃的议会还有走廊上嬉笑的人们的认同。而后国民议会又同意再新增15名议员，前者是独立的议案，后者就要将意见书“规范化”并讨论。在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完成了这些重要工作后，国民议会休会到后天；明天将是每个人都能尽情享受那3塔勒会议补贴费的日子。 法兰克福，6月3日。激进民主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的宣言。 “谁将伟大的人民割让给凯撒， 就是把民众出卖给他。”[65] 毫无保留地说出这一宣言是必要且有效的，它引导着我们，相信激进派民主党宣言的生命力和不断向前的力量，1848年欧洲革命也正来源于此，在此，我们在人民面前应该大声地、坚定地喊出这一宣言，因为这一宣言充分地体现了我们民主党在人民群众中坚持无限自治的根本任务。 Ⅰ. 对内我们想实现完全民主的国家体制，目的是人人自由，对外实现全民族解放和自治，停止一切掠夺与压迫邻国和其它民族的欲望。欧洲人民将自由地聚合为自由的国家。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国家的真正含义，并且期望在不远的将来，除了自由国家主权议会的法律以外不再有其它任何法律，自由的国家不会相互划分界限，也不争夺贸易优势，而是联合起来形成共同体。 在自由平等的共同体或联合同盟中，我们找到了在德国（和在欧洲）建立统一 〔转第二版二栏〕 〔第二版二栏〕 〔接第二版一栏〕 和自由的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想建立像北美同盟一样的体系。如果我们希望德国主权和民族统一，那么我们就要希望其国民议会和政府管理机构能够团结统一。 德国已经统一了。德国统一不是各个不同领地归为一个国土的统一；更多的是通过在法兰克福议员行使主权的议会上的团结而形成的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在这个联合中我们看到了它的自由；当我们想要民族自由，我们就要借助国民议会和议员来实现完全不受约束的自治。议员、政府委员会、法院陪审团、武装部队都要执行人民不受约束的意志和主权，而绝不能交付给个人或某个议院。 和统一一样，人民自由目前也已经实现了。人民意志结成了国民议会。议会知道它必须维护国家主权，根据国家赋予其生命的权利，认真切实地遵循这两个原则去通过德国宪法，那么它必须保护自由，将无序自由转化为有序自由。这是一项伟大、积极的革命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国民议会要建立人民主权，即组建理解人民意志的机关，国民议会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人民主权。 这些机关是：1）国民议会的人民代表，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在任职期满后辞职；2）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大臣要对国民议会负责，当失去多数票后，应重新回到议会。 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都是对人民主权的侵犯。只有由人民代表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由议会产生的政府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自由意志。假如享有主权的人民让他们的代表们决定他们的统一，认为必须因此在德国选出世袭国王，那么这就不是自由人民的联合，而是在一个国王王冠下诸侯们的联合。我们的任务不是将所有的王侯带到同一个屋檐下，而是团结人民不受压迫，保护享有主权的自由人民不受侵犯。如果一个民族在革命和无政府状态下掌握了主权，制定了国王的法律，并将主权移交给国王，那么这将是对自己的背叛。这样的愚蠢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我们不应当再去模仿丹麦人了。[66] 但是立宪主义者却说，我们要拥立一位基于君主立宪制的德国国王。国王只是继位而不是被选举出来，除此以外，君主立宪制的国王是绝对的残余，在1848年的民主革命以后，这种残余已经逐渐减少。人民主权才是我们当下的现状，国王将不再拥有权力，他实际上仅仅是职能非常有限的国家公务员。他负责首相的任命和继承人选。让专制主义只剩下这两种闲职是非常聪明的智慧，我们钦佩这种智慧，当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智慧，我们会对其更加钦佩。但是在整个德国（与整个欧洲一样）根本就没有统治者的存在，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创造统治者的残余。君主立宪制与国王是绝对要摒弃的；我们德国人应该在1848年的法兰克福这样解决问题吗？这就像做一顶旧帽子而不是将它扔掉那样。我们不希望如此。 那么还剩下什么呢？议会主权，或者根本没有国王，仅是任职的总理和他的内阁，或者是由议会主席领导的执行委员会，或者是由负责的总理领导各负其责的执行委员会。 智者们却对此有异议：这虽然是正确的，但不符合实际，因为人民没有逻辑思维能力，只有一味的思想困惑。这些自以为很实际的人民代表们自我迷惑，因为他们代表困惑而不是解决困惑；他们是不切实际的；每个人都会为摆脱他们的困惑而高兴。当人民有了困惑，并且没有意识到，就会一直保留着它。因此只要教会人民正确思考，他们就会感谢你。 认为人民的情感和本能不会激进，这也是完全错误的；相反，1848年民主革命的一切后果将在各个地方以无情严肃的方式展现出来；我们今天必须要提要求，即便它可能明天才能实施。 我们不断地压抑理性，因为我们在前进的运动中产生了不信任感。的确，欧洲人民的解放目前正在停滞不前。革命也在俄国的边界上止步不前。但是，从这一点恰好可以看出，斯拉夫的解放问题是革命的关键问题。波兰和俄国以及所有其他斯拉夫部族的专制制度被推翻，也就意味着它在欧洲的庇护能力消失了；这是确保德国解放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的内部敌人同俄国的军事独裁力量一同密谋，我们就会屈服于反动派和野蛮暴力。 因此，我们希望各国人民建立神圣的联盟。我们和法国人、意大利人、民主的斯拉夫人一起前进；我们希望波兰、意大利和德国同时重生。法兰西共和国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我们也欣然接受。 II. 为了德国的重生顺利进行，我们想借助德意志人民主权的力量，通过制宪国民议会，通过一部坚持永远保障国家主权的宪法。因此我们希望： 1)德国的国民议会每三年选举一次，直接选举产生，不需要人口普查。[67] 2)一个执行委员会，由一名在任主席和相关负责部门组成，并由议会多数成员选举产生。因此，每一届重新选举的国民议会都要重新委任其执行委员会。 3)我们要求开始拟定和宣布人民权利以及德国宪法，并委托宪法委员会立即草拟人民的权利。 4)我们采用了德国1848年3月以来的制度，并认为我们德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如下：德国各邦国通过统一的德国国民议会组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各邦国应当放弃国民议会认为建立整体主权国家所必需的权力。 5)各联邦州可以像帝国自由市、 〔转第二版三栏〕 〔第二版三栏〕 〔接第二版二栏〕 共和国那样自由立宪，或像其他国家那样君主立宪；但在国民议会宣布人民权利确定了的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给予人民由国民议会确定和颁布的自由权。 6)整个国家的最终宪法不需要各州的进一步批准，只要国民议会通过即可。议会将集中整个国家的权力，要将不同权力和政治体制通过制度立即付诸实施，并颁布国家的内部和外部政策。 法兰克福，6月3日。今天由国民议会选出的关于临时中央权力建设的审查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冯·特吕茨勒[68]、冯·加格恩[69]、冯·梅恩[70]、冯·索肯[71]、弗洛特韦尔[72]、达尔曼[73]、冯·林德瑙[74]、克劳森[75]（秘书）、施泰德曼[76]（第一主席）、武尔特[77]（副主席）、芝纳缇[78]、布鲁姆[79]、敦克尔[80]、冯·劳默尔[81]、威普尔曼[82]。 ——6月2日，在联邦议会，符腾堡州皇家特使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报告了在美因茨发生的事件[83]，以及他们对事件采取的措施和调查的结果。 5月28日要塞政府[84]发布的报告中提到，在普鲁士皇家军队——通过国民议会的决议拿到足够的补给来弥补冲突损失后，表达了将全部或者至少一部分军队从美因茨转移的期望，而这个期望已经由普鲁士皇家国防部出面做了说明。同时，要塞政府对城市遭到爆炸的威胁和已经显现出来的焦虑表示关注，但是没有提出有效的建议措施，表示根据多年的管理经验，该要塞在践行特殊规则时一直遵守人道和公正的基本法律，且只会在要塞安全受到威胁和攻击时才会根据其保障安全的义务采取大规模行动。 该政府认为市民自卫团在短期内的重组是不可行的，那只能是在调整之后以特定的方式，在要塞规则的保障下并根据军事法进行。 在考虑了这些汇报的情况以及联邦议会议员收集的信息后，联邦议会对5月27日萨克森皇家特使提出的建议做出以下决议。 1)只有在普鲁士皇家军队提出想要完全或者至少部分调离部队的意愿，并且在向普鲁士家国防部提交了申请后，驻军变更的提案才能通过。最有效的方法是，今后应尽量避免因为相互仇视而挑起冲突。 2)目前要塞政府深思熟虑的意见还不能指导市民自卫团的重组事项，必须建立更严谨的解决方法，包括令人期待的《市民自卫团法》应当和联邦要塞规定的内容相一致，以及在目前的局势下是否允许美因茨市民拥有武装的决定。 3)要塞政府因动乱爆发而做出的特殊规定已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修改，特别是对结社的总体禁止只不过是禁止在封闭的空间进行集会；新闻出版自由不受任何审查制度的限制，只是禁止展示挑衅性的图片和文字，并指示编辑们不要收录任何可能增加驻军和公民痛苦的文章；联邦议会无法预期政府的积极努力能在多长时间之内完全恢复要塞的有秩序状态，期望遵守纪律的驻军和热爱和平的公民，相互理解避免相互敌视，避免破坏美好和谐状态。 联邦议会直到最后一刻都坚持己见。除了对要塞政府做了指示之外，没有对其他人做出指令，这当然是好的。这项新决议可以向国民议会表明，即刻启用新的中央行政机关代替迂腐的、对人民怀有天然敌意的政府是多么有必要。 柏林，6月3日。过去几天令人紧张的谣言，如秘密撤出武器装备、钉固桥梁、集合柏林周围的军队等等，导致六个大规模民主协会在6月1日组成代表团与首相进行了交流，大家都在关注这场武装部队和手无寸铁的公民之间的冲突，敦促当局为了平息公民的愤怒而严肃认真地采取行动，建立人民武装。代表团提出，享有政治权利的人民武装是有法律基础的，因此这只是一个执行法律规定的问题。如果每个公民都有同样持有武器的权利，就必须从实际角度出发考虑大城市尤其是柏林的特殊情况，要弥补武器的不足。当地似乎武器装备充足，而且现在更重要的是通过临时拿出部分武器，通过认真的接收规则和恰当的武器分配，来表达诚意。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分配不合适、不公平的现象，例如训练有素和力气强壮的机械制造工人没有武器装备，而几乎所有政府官员，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人，都是在武装警卫部门而不是公务员部门工作，那么这显然就会成为维持治安的破坏因素。由于宪法草案中对人民武装只字未提，也没有一项相关法律，这就增加了人们的不信任感。到目前为止，内阁没有在此关键时期站出来采取任何措施，或通过诚实和有所作为来获得国家的信任，而是一直采取不作为和蹩脚的做法，即使他们有最好的意图，也会不断引起大众的愤怒。保守党成员大量宣传关于柏林当局猛烈批评并且威胁将议会 〔转第三版一栏〕 〔第三版一栏〕 〔接第二版三栏〕 转移到各个地方的言论广泛传播，这甚至使人们对国民议会的期望也降低了，认为它只是在通过敲锣打鼓来展现自己的作为。只要人们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就不能继续否认反动派的努力是成功的。那不勒斯和维也纳发生的事件[85]更是增添了人民的不信任感，内阁的毫无反应也使人们担心被欺骗甚至会出现更糟糕的情况。因此代表们提出以下要求： 内阁作为国家最高行政当局，应顺应未持武器但合法拥有武器的柏林人的意愿，满足公民需求，立即，或至少为人民装备部分武装。为了安抚人心，发布公告承认人民武装的权利，同时社区有关当局要公正、平等、快速地指导武器分配工作。 工人武装不是危险；尽管目前是人民对任何措施都异常愤怒的时期，还有极度贫困的压迫，但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值得最信任的，而且首都在最平静时期的道德状况都比现在糟糕得多；国务部也不可低估危险的存在，不要对此秉持乐观态度。 内阁召开会议后，首相[86]在1点钟开始重新安排与机械工人团体和人民代表团就目前的问题听取意见，但是他认为在刚刚获得这种意见的情况下，很难迅速采取有效行动。全面的人民武装需要100万支步枪，这意味着巨额的开支，国务部无法面对国民议会承担这样的责任。可以肯定，国民议会将在短时间收到一项关于人民武装的法案并进行讨论。对国务部不信任，认为它找不到办法，是没有根据的：任何一个即使是最长远的意见，国务部都敬而远之。它首先期望议会作决定——如果议会不行的话——就依靠国家；它是乐意服从国家的。毫无目的地运送武器人人皆知，不是秘密；在国民议会决定立刻增加柏林的装备供给之前，国务部什么也做不了，这种广为流传的令人生气的说法也绝对站不住脚。另一方面，他本人——首相——承认了分发武器的无目的性；然而他认为这是社区有关当局采取的措施，他除了鼓励后者即刻审查和纠正错误外，无计可施。 《柏林阅报室》[87] 柏林，6月3日。无法担任市民自卫团领导的阿朔夫先生终于下台，布莱森[88]少校接管了指挥权。对此任命，《柏林阅报室》做了解读：如果布莱森先生在新岗位上也能继续他之前在当地幼儿保育机构的做法，那么市民自卫团将前途光明。布莱森先生开始让军队重新占领军械库。他说这是市民自卫团的决议。但是市民自卫团俱乐部声称，来自各个地区的参加5月2日会议的所有450-500名成员，无一人知晓这项决议。——俱乐部已向所有地区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这些委员将作为市民自卫团指挥官一职的候选人。——俱乐部还对凯勒[89]伯爵的公示表示抗议，根据这一公示，政府“为了减轻市民自卫团的负担”将在夜间用栅栏封闭城堡。俱乐部向凯勒伯爵解释说，市民自卫团足够强大，在没有栅栏的情况下可以保卫城堡，我们自卫团从未抱怨过保卫城堡的任务繁重，并且对凯勒所谓的“达成协议”一无所知。此外，除了眼下临时安全规定外，柏林居民在任何时候都拥有自由通过城堡的传统权利。俱乐部抗议的问题，比该规定在民众间散播导致的不满和不信任的情绪要多得多。——应一学生代表团体的要求，在参加3月份遇难者的葬礼后，俱乐部支持在周日举行游行，俱乐部代表就游行的秩序等问题开会展开讨论，同时对那个公开反对游行的所谓的安全委员会表示抗议。另一方面，讨论会同意在周日举行大游行。 （摘自《柏林阅报室》） ——以下声明展现了柏林警方正在做什么：应相关人士呼吁，我号召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通过每月自愿交费（！）来偿还国家债务的提案公之于众：将有10,000册传单发放给本地房主。相关人士希望从地方领导们那里得到号召成功的消息（！）。柏林，1848年5月29日，皇家警察局主席，冯·米努托利。——这和“皇家警察局”有什么关系？发布德意志号召书到底抱有什么样的类似种种“期望”？ ——民主俱乐部通过在议院墙上张贴布告的方法来控诉军事部，雷耶[90]将军颁布命令，剥夺士兵自由结社的权利。——《柏林阅览室》确认，这一禁令主要是禁止士兵，特别是24军团的士兵，参加群众集会和阅读墙上的布告！ ——钢铁工人已经开始武装起来。500支旧步枪分配给了博尔西格公司[91]的工人——这当然还不足以武装这些工人的六分之一；当然，博尔西格先生——市民自卫团少校，解释说，这500支步枪目前已经足够了。 昨天，令人高兴的是，学生武装团体之间达成了和解，他们一致认为，大学委员会一直在压制学生们的权利，这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得益于3月18日的抗争，这种压制实际上已经不再有效。大学生们都要抗议大学委员开除部分学生学籍的处分，那些学生在市民自卫团示威游行期间展示黑旗和挥舞黑布，因为大学委员会已不再有这样的权利了。大家期待着文化部对该事件的决议。 《德意志报》[92] 柏林，6月2日。为了整个柏林的安全，机械厂的铁路工人现在也拥有了军械库发放的步枪。除此之外，其他拥有自己家庭和美满生活的工人也逐渐地被纳入市民自卫团的行列。 柏林，6月3日。根据今天的《军事周刊》[93]报道，副官冯·海茨梅尔〔v.Ratzmer〕将军和副官罗斯蒂茨〔Rostiz〕伯爵已被批准退役并领取相应养老金。 ——柏林。[94]协商会议。6月3日大会。——已经确认七次补选。赖辛施佩格[95]向委员会提交了有关瓦德涅尔[96]问题的报告。 〔转第三版二栏〕 〔第三版二栏〕 〔接第三版一栏〕 瓦德涅尔涉嫌征用马匹，分派武器并试图乘坐火车前往特利尔。瓦德涅尔于8日当选为议员，根据确凿的证据，他在9日被捕。特别委员会决定，不提出停止拘留的要求，因为还没有议员不可侵犯的法律。如果有一部这样的法律存在的话，就能对是否停止问题进行讨论了（！）。4名委员会成员不同意，其他4名同意并表示，目前人们可以对此发表评论（至少《阅报室》是这么报道的，该报没有说这4位委员究竟如何讲的）。讨论意见将于明天印发。——内斯·冯·埃森贝克[97]坚持要求议会在三月革命烈士的葬礼后加入到游行队伍中。他为了该提案为了能快速做出表决而积极寻求广泛的支持。洛〔Loh〕提议纳入议事日程。议会同意了，但是内斯的提案最终遭到了否决。——埃尔斯纳[98]对一些申瓦尔德和基希贝格[99]的居民将在4到6周后在没有判决的情况下被遣散的法律规定向司法大臣提出质询。他们希望司法大臣在制定宪法草案时能提出新的刑事诉讼程序草案。司法大臣博奈曼[100]表示：草案已经出炉，个人自由保护法的草案也已经拟定。他将收集有关上述情况的信息。布舍尔[101]要求废除1845年1月31日的有关租借商品支付的法律，克拉克鲁格[102]请求国家公务员报名去做国民学校教师，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薪酬，然后派往各个部门。——哈根[103]提议让请愿者参与讨论请愿书。已接受。 当贝伦兹[104]在申请将学校转变为国家机构时，教育大臣什未林[105]宣布：学校将成为一个市政机构，教师目前的状况已经得到改善，教师代表将与政府就学校事宜进行讨论。（掌声）——格雷贝尔[106]提议将前财政大臣蒂尔[107]传唤到议会，并要求他对其在任期间掌握的国库以及使用情况进行汇报（难以忘怀的开心）。——波克罗夫斯基针对与法国就波兹南问题进行外交谈判而提出质询。大臣阿尼姆[108]进行解答。——施拉姆[109]请求取消秘密诚信名单；司法大臣博奈曼声称，他已经禁止了该名单的传播。 卡塞尔，6月1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北部铁路[110]的负责人宣布一项命令，禁止所有员工参加示威游行，因为5月17日（为了庆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开幕）在卡塞尔山脊燃起的篝火是人力部办事处的人干的。一名技术部的员工拒绝支持该命令而被卡塞尔的总工程师斯普林加德[111]发派到二等车站。为此，一千多人昨晚以吵闹的音乐向后者致敬。同样的小夜曲在城市管理员和警察局长那里也有。噪音持续到夜里2点钟左右；市民自卫团认为不需要做任何干预，这当然得要批准，否则就无法避免与最大规模的暴动者发生流血冲突。 （《法兰福克新闻》[112] 慕尼黑，5月31日。当局目前已经采取了军事措施，因为他们担心鞋匠及其他手工业者爆发类似的示威游行；可又似乎没有理由这样做。也许公众的不满会转向警察，因为警察昨天堵住鞋匠们的嘴，然后把他们押走，但他们并没有对公众说他们是暴乱分子。一位佩戴战时后备军团徽章的警察也参与了这次拘留。类似事件发生时还出现过一位政府高级官员，他被认为是一位重要官员，曾出席过著名的阿勒曼交易会[113]。 （《法兰克福新闻》） 慕尼黑，5月31日。《总汇报》[114]在一封粉饰过的通讯中提到当地一些外来的鞋匠伙计被抓走，通讯说：“警察部门的执法过于粗放，他们抓人的方式非常伤害人民的感情。他们被带走两次，又关押了两次（编辑部发现，共有15到16名伙计被关押，警察拿着棍子闯入了工头的会议。用棍子！就这样被关押起来！）突然之间这些人连最需要的东西都无法带上，是的，当局甚至禁止他们在今后两年里重新返回这座城市。”这些警察如此蔑视他人，提出这些无理命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技工的要求不过是：为那些睡在工头住所里的技工提供更好、更健康的睡眠场所和床；在车间里提供更好的清洁用品；通过工头拒绝必要工具的零碎支出；最后每份工作的收入增加几个克罗斯[115]。 ×汉堡，6月3日。今天举行了德国的第一届工商界会议。其中有很多来自柏林、马格德堡、布伦瑞克、不来梅、汉诺威、卡塞尔、梅克伦堡、奥登堡和荷斯坦的代表。不来梅的威士曼[116]先生，《不来梅通讯》[117]的撰稿人，被选为临时主席。 这位主席以一段历史概述开启会议。德国每一个不同时期都致力于支持手工业，国民议会在1731年的决议最为重要，它决定了目前的行会规则。然而从那以后政策就一直停滞不前，没有进步，这就是为什么过时的制度如此顽固。人们既不想被迫进入行会，也不想要自由贸易，这两者对人们来说都不够，人们更想要的是一个工商业秩序，一个工商业组织。自1810年以来，普鲁士的工商自由削弱了手工业者的地位，造成了现今被迫进入行会的局面，熟练工人被迫服从于富有的工头，并且不允许他们独立。为了保护德国工商业，会议起草了一项新的行业秩序规则草案，其中包括以下条款： Ⅰ.行业组织。A.行会、公会、合作社。1.同一机构的内部组织包括：a.董事会。b.资格委员会。c.仲裁委员会。2.学徒与师傅的关系：师徒的权利与义务。3.职业培训。a.职业学校，b.多次学徒评价考试，c.出师作品。4.成为师傅：a.无师傅资薪，熟练工资，b.不能在25岁之前成为师傅。B.成立行会银行。C.创办杂志。D.每年举办行业展览会。E.行业全会处于整个行业的最高地位，负责管理和决策。1.行业委员会，其构成方式：a.行会或者公会组织，b.咨询专家。2.行业理事会，其构成方式：a.行业委员会选举，b.国家委派或者任命。3.行业仲裁委员会，其构成方式：a.行业理事会的成员，b.法律人员，c.行业委员会选定的人员。 Ⅱ．贸易与工商业。1.生产加工企业，2.零售业，3.市场公平，4.保护工商业。 Ⅲ．国家与工商业。1.国家向行业委员会委派代表，2.每位工商业主 〔转第三版三栏〕 〔第三版三栏〕 〔接第三版二栏〕 必须向行业委员会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会员，3.任何想从事工商业的公民必须在入会之前提供自己的能力证明，4.国家许可，由行业理事会评估，以及行会和工会自己评估来获得，5.国家在制定影响商业利益的新法律之前，有义务将法律草案交给工商会的和行业顾问以获得评价意见。 该草案将于明天进行讨论，今天的时间都用来讨论初步问题。发言人都是普通的手工业者，他们说话时坚定自信，精明干练。值得一提的发言者有卡塞尔的黑克曼〔Heckmann〕先生、马格德堡[118]的贝伦斯〔Behrens〕先生、柏林的比斯利希〔Bislich〕先生、塞伦卡〔Selenka〕先生、科尔曼瑟克〔Kielmannsegg〕先生、德克尔〔Decker〕先生和柏林地区手工业行会代表，汉堡的里克汗〔Rickhahn〕先生、沃格桑〔Vogelsang〕先生、科尔〔Koll〕先生和豪斯曼〔Hausmann〕先生。一些人代表整个地区、州或者城市，如代表黑森州手工业者的黑克曼〔Heckmann〕先生和代表萨克森州所有城市的贝伦斯〔Behrens〕先生，这些城市已经在马格德堡举行了预备会议，选定贝伦斯先生作为他们共同的代表前来。 瑞士 在5月31日，联邦主席让人宣读了一封来自外地的信，其内容如下：伦巴第地区的商业代表通报，一个法国—意大利联合军团从巴黎出发前往伦巴第，建议采取必要措施，阻止那些没有真正必要的、可能由于意大利的局势而遭受损失的人前往该地区。代表处将情况上报给国会并将情况通报各地。 （《士瓦本信使报》[119]） 意大利 那不勒斯一直到5月22日都很安静，冯·塞拉卡普廖拉公爵[120]在5月19日被提名为国务委员会[121]副主席；尼科洛·吉格利[122]担任宗教和司法大臣（保罗·鲁杰罗[123]作为宗教和司法大臣也于19日签署了一项命令）；那不勒斯国民警卫队被一再要求交出他们的武器，特别是剑、短剑、匕首等；5月21日起，将通过搜查住所寻找武器；加布里尔·佩佩[124]将军再次获释。流血事件最后还是发生了，警察夺走了拉扎罗尼们[125]的一些物品。许多代表前往他们的选区，要去领导一场运动。在阿里亚诺[126]——这是正式的——建立临时政府的行动被压制了下去，并致使国民警卫队解散，（似乎是在14日发生的）；在福贾[127]国民警卫队阻止了该行动：在特拉尼[128]和阿布鲁佐地区，发生了保皇派挑起的暴乱；在那不勒斯周边地区，也发生了暴乱，起因是国王想要维持宪法。在皮佐[129]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同样地，科森扎[130]的国民警卫队在附近搞起独立，和科森扎的人民一起，反对那不勒斯；在卡拉布里亚[131]许多地区武装被缴械。在奇维塔韦基亚[132]（19日）停了五艘来自博丹[133]骑兵中队的船舶，载着三千名那不勒斯的难民，其中包括七个代表。斯塔特拉〔Statella〕将军从博洛尼亚[134]——逃亡或被流放——到佛罗伦萨（26日），就是为了前往那不勒斯；他想在裴礼康〔Pelikan〕的一位地主那里借宿被拒，只好继续逃亡，他逃跑用的车也被扣留，拖走然后烧毁了；里面值钱的物品被移交给了当地市民组织。 《总汇报》[135] ——那不勒斯，军队过去几天的工资比平时高，但在5月26日还没什么动静。议会直到7月1日才会重新召开。26日在维琴察[136]驻扎至今的奥地利人越过卡尔迪耶罗向维罗纳[137]方向前进。佩斯基耶拉在29日米兰公告发布后并没有投降，停火期满后再次遭受炮击。 ——博岑，5月30日。[138]今日邮局送到的私人信件和一位游客的说词一致，信中说到我们的军队在5月27日从维罗纳联合向前进军，因为皮埃蒙特人被赶出了维罗纳、索马坎帕尼亚、帕斯特伦戈等地的防御工事，并撤退越过了明乔河。佩斯基耶拉每天都遭到炮轰和攻击，不免令人吃惊；提洛河边界通过在阿迪杰河到基耶塞河周围集中军队和护卫队加强了阵地，预计这些10支军队将对抗布雷西亚人以配合主力部队。副总司令冯·韦尔登在几天前就做好了准备，聚集了约8000人，即将前往科内利亚诺。 《总汇报》报道——昨天在《法兰克福新闻》（米兰，5月31日）得到的消息称佩斯基耶拉已被攻占，我们希望明天能确认该消息，并且希望奥格斯堡的消息如我们所料，在那些夸大其词的报道自行消失。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6月2日，在今天的国民议会上，当茹尔·法夫雷斯[139]代表委员会要求授权起诉路易·勃朗时，所有人都震惊了。委员会以15票比3票的多数通过。该起诉书的讨论定于明日（6月3日，星期六）进行。经过了短暂的讨论后，比洛特[140]被授权代表财政委员会发言，他提议颁布一项法令，规定24日前发行并将继续流通的国库券按5%的比率转换为70法郎养老金。对于储蓄银行的用户，也应采取同样措施。然而，这种将浮动债务转化为合并债务的做法只对持有国债和储蓄银行账户的人适用。在法令颁布后14天内，人们还没有向财政部长发出声明，表示拒绝接受合并。财政部长迪克莱尔[141]先生表示，他将尽其所能抗击比洛特提出的政策。他认为，财务委员会蛮横无理提出的命令，是一种强取豪夺。他认为，重新购置铁路是共和国新金融制度的基础。 按照会议议程，接下来是皮耶特里[142]关于废除1832年波拿巴家族驱逐法[143]的提案。德拉贡〔Daragon〕先生提议不废除这项法律，而是将其落实到议事日程中，并如此激励说：“对拿破仑家族的三名成员的选举实际上就等于废除了1832年的法律，国民议会要将选举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克雷米[144]支持德拉贡的提议。但是议会否决了德拉贡的提议，并决定审议皮耶特里的提议。 〔转第四版上部一栏〕 〔第四版上部一栏〕 〔接第三版三栏〕 接着，雷伊[145]上校提议恢复在荣誉军团勋章十字架上拿破仑的肖像，取代亨利四世[146]。另一方面，格莱斯-比佐恩[147]只想保留军礼，但荣誉军团协会却以其精神与革命相违背而将其废除。克莱门特·托马斯[148]也这样认为。他的发言被猛烈的抨击打断了。辩论因此延期。 ——该委员会的三名成员表示反对正式授权内政部起诉路易·勃朗，他们是里克〔Leac〕先生、阿巴图奇[149]先生和弗雷斯隆[150]先生。 巴黎，6月3日。委员会负责审查了关于高级官职不能兼任众议院议员席位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拒绝了将高级官职绝对排除在众议院之外的体系，正如公职人员在参加众议院议员选举时可以在会议期间将其职务交与代理者的提议一样。此外，不仅在会议期间，还有获得新职务后的那段时期，已经是公务员的代表不能在众议院中升职，还不是公职人员的众议院议员也不能分配职务。任何公职人员均不得在会议期间得到薪酬，但其作为议员的养老金不包括在内。部长、副部长、警察局长、巴黎市长、国民警卫队第一指挥官和巴黎上诉法院的总检察长除外。这些职务的薪酬将由相对应的众议院议员领取。但他们不再拥有作为议员的豁免权。国民议会议员可以接受特殊和临时任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拥有豁免权，但失去了作为议员的权利。——总部设在卢森堡的工人联盟的代表们刚刚在巴黎的墙上张贴声明，他们反对对路易·勃朗的指控，但同时警告工人不要有任何示威游行活动，这只能让路易·勃朗妥协。 ——委员会对路易·勃朗进行司法调查的请求以369票对337票被驳回。 ——《辩论日报》向巴黎选民发出以下倡议：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求选民不要通过一句话和一个徽章就做出选择。当他们说“我是共和派”时，有些人就认为答案显而易见了。是哪个政党里的共和派呢？自5月15日以后我们不能再搞错了：我们有这样和那样的共和国，三色共和国和红色共和国，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共和国，保守的共和国和激进的共和国。选民在候选人身上不仅要看到政治态度，还应当看出他们的洞察力、经验和能力，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已有的名誉中，在洪亮的声音中，在立宪的看台下找到。总而言之，旧制度的资本迫切需要新的共和国来承担。难道他们没有从二月革命[151]的“经验”中得到些什么吗？难道他们的“认知”没有准备好迎接这场震撼世界的大事件，共和体制的法国不应该为此而感谢他们吗？ ——当朱尔斯·法夫尔[152]听到针对路易·勃朗的报告时，国民议会中形成了许多派别。其中一派的议员对弗洛孔[153]说：你们让控告这件事发生在路易·勃朗身上。六周后就会轮到你们被控诉，两个月后就会轮到拉马丁[154]了。 巴黎。国务部在国民议会上要求授权起诉路易·勃朗，因此路易·勃朗准备了一份辩护书为他5月15日的行为进行辩护。我们将该辩护书的内容摘录如下： 我从来没有与布朗基[155]、拉斯拜尔[156]和胡伯[157]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最后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前面两个人我一生中只在几年前见过一面。在国民议会联合前，我和索布里埃[158]见过几次；从那以后我们就几乎形同陌路了。至于阿尔伯特[159]和巴尔贝斯[160]，我笃定地说他们是我的朋友。 14日我听到传言，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样，有大批公民将在15日向国民议会请愿，支持波兰。谣言也就局限于此，并没有关于闯入国民议会的计划。然而，无论示威游行者有哪种最初目的，人们都不应当冒险在精神激动的状态下助长无政府主义企图， 〔转第四版上部二栏〕 〔第四版上部二栏〕 〔接第四版上部一栏〕 并且将武器给予反动分子。尤其是4月16日的游行，令人不得不感到恐惧。我和阿尔伯特分享了这种恐惧。他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未完待续。） 大不列颠 伦敦，6月3日。昨天在上议院，布鲁厄姆勋爵[161]提到几天前在城中心发生的骚乱，他对这种不理性的示威表示出极大不满，这些示威当然没有带来任何重大危险，但干扰了贸易和改革。威灵顿公爵[162]希望能找到办法来结束这种喧嚣的聚会。他认为，最好每次都让非法集会的人承担他们造成的所有后果。 兰斯唐侯爵[163]、里士满公爵[164]和丹曼勋爵[165]也以类似的方式谈论这件事。 ——下议院昨天继续开展关于《航运法》的讨论，格兰德斯通[166]主持该辩论并首先说明了该《航运法》的一些变化。哈德森[167]先生作为桑德兰[168]的发言代表表示反对，同样哈里斯[169]船长以及胡德爵士[170]也持反对意见。该辩论进行到下午一点后，仍无结果，只好推迟到下周一继续。 ——根据《电讯报》[171]提供的一份清单明细，1846至1847年间，扶贫部门资助的工人数量增加了两倍，1846至1848年间几乎增加了三倍。 ——爱尔兰联邦发表了由史密斯·奥布莱恩[172]一份署名讲话，他指出，现在是迅速采取措施的时候，武装起来对抗英国的压迫者是一项神圣的义务。每个人都应为保卫爱尔兰的自由做好准备。 ——从都柏林传来消息，米契尔在流放途中得到了悉心的照顾。 土耳其 君士坦丁堡，5月17日。当地报刊发表了一封来自布加勒斯特[173]的信函，那里的俄国总领事今日收到了圣彼得堡的指示，内容如下：各王国发生任何动乱时，国王可作为保护人行使权力，为了建立秩序而加以干预。此信函还指出，普鲁特河边集结了一支由7万人组成的俄国军队。——俄国政府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如果欧洲坚持施压，让俄军为波兰的重建做出贡献，俄军就可以立即获得充分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谁比俄军更有可能占领多瑙河——公国，甚至是君士坦丁堡——难道德意志没有决心声明，它绝不容忍俄国占领多瑙河下游地区吗？ （《总汇报》[174]） 致全体德意志民主协会的一封信 因为目前已经存在有许多民主协会，尽管名称不同（民主协会、人民协会、共和俱乐部等）在德国各地（如法兰克福、莱比锡、卡塞尔、柏林、科隆、布雷斯劳、马尔堡等）成立后，所有俱乐部现在应当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德国协会，以便于以一种共同的、封闭的和有组织的方式进行运作并实现其利益。这在眼下更加有必要，因为德国国民议会已经召开，与它建立统一战线，德国民主党应当根据情况在议会中占据尽可能重要和有力的地位。 〔转第四版上部三栏〕 〔第四版上部三栏〕 以此为目的而求助于所有民主协会，我们有一个前提，即只有那些将民主作为毕生愿望求其结果、并从中受到鼓舞的人，才会被人们理解；因此，没有王子、贵族、官僚、没有特权，只要他们反对自由、平等、博爱、人民的自治，就会有更多的人承认并将社会民主共和国作为理想，竭尽全力地作为使命来实现。 因此，我们呼吁立志在这方面有所成就的所有协会都能在信函中承认马尔堡民主协会。然后，我们将起草一份协会名单，并将其分发给各个协会，以便他们能集中的推选出一个市郊，在我们看来，法兰克福或莱比锡是最适合的。由多数票选定的市郊，或在口头会议上被多数人提议的第一次会议的举行地点，可立即被指定为所有协会的中心，建立民主协会的统一方针，并且让那些有话语权的机构参与决策。毋庸置疑，统一的民主协会作为一个整体，还应尽可能与工人协会和体操协会联合起来，壮大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借此机会将地方民主协会章程的一些手稿交给我们的分协会。 因为时间仓促，我们期望能立即得到答复，并请求收到信件后能初步确定举行大会的地点，能让全体协会成员尽快开会。 马尔堡，1848年3月19日 马尔堡民主协会 审阅：拜尔霍夫[175]主席 音乐会 八天前，我们有机会在一部日场音乐剧中欣赏到我们两位同胞的演出；雅各布·奥芬巴赫[176]先生长期在巴黎居住，是在欧洲享有杰出声誉的大提琴家，他演奏了自己的几个作品和一首由他将门德尔松的曲目改编而成的大提琴演奏曲。我们可以大胆地宣称，奥芬巴赫先生是当今音乐界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非凡的技巧，令人赞叹的演奏，再加上熟练掌握这些有难度的乐器技巧，只有少数人才能称自己是能与他相提并论的艺术家。送给奥芬巴赫先生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说明我们城市的观众知道如何欣赏他们的杰出成就。索菲·施洛[177]女士几周前刚刚回到这里，她分别演唱了雅各布·奥芬巴赫和门德尔松的歌曲。施洛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艺术家，她将奥芬巴赫优美而亲切的音乐演唱得如此热情和娴熟。我们不得不承认，奥芬巴赫先生同我们一样幸运，为他的音乐找寻了一位像施洛女士这样的艺术家。施洛女士将门德尔松的歌曲唱的如此美妙，在我们看来，很少有歌手能与她匹敌。科隆现在可以自豪地说出音乐界两位名人的名字——施洛女士和雅各布·奥芬巴赫先生。如果这两位艺术家能再为我们奉献更多这样的音乐会，就令人非常期待了；本地观众当然不会缺席这类大型的音乐盛典。（读者来信栏） 〔更正〕 《新莱茵报》第5期上的与原文有出入的印刷错误： 第1版，第1栏，第4行左边“我们”（„Wir“）改为“怎么样”（„Wie“）。 第1版，第2栏，第11–12行改为“大会请两名左翼党成员发言”。 第3版，第3栏，第50行“一个工人”（„einArbeiter“）改为“没有工人”（„keinArbeiter“）。 —————·————— 〔第四版下部一栏〕 《新莱茵报》 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本月10日前对照临时收据收取股票款的第2个10%。 请外地股东尽快将股票款的10%或每股5塔勒邮寄到圣阿加塔街12号，凭临时收据可免付邮资送达。 科隆，1848年6月4日。 负责担保人：科尔夫[178]先生 《新莱茵报》 咨询和批准章程的股东大会 以及公司合同的缔结大会： 拟于今年6月18日星期日，上午10点， 在迪伦波恩，钟声巷13和15号。 外地股东可以委托其全权代理人出席。临时股东会员证作为入场券。 科隆，1848年6月2日。 临时委员会 刊登本报广告 《新莱茵报》 有意在本报的下一期上打广告者，请于今日中午1点前与我们联系。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四版下部二栏〕 成年人的体操协会 为了讨论新规定，原定于6月6日星期二举行的大会改为6月7日星期三晚上8点在韦尔克〔Welker〕举行。 体操顾问 现有一份工作面向资历丰富的乡下女佣。详情咨询本报发行部。 诚聘商店学徒 可提供商业会计和书信的全面指导。优先考虑家教良好的外地人，店长家提供统一食宿。薪酬请咨询本报发行部。 浓缩柠檬汁 施泰恩大街9号和11号 朗姆酒、科涅克酒[179]和亚力酒[180] 施泰恩大街9号和11号 广受欢迎的 樱桃蛋糕 每日新鲜出炉，整个蛋糕10银格罗申，每块1银格罗申。铭牌巷49号以及分店布林德巷卡腾堡12号。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宫廷承办商 冰淇淋 每天出售冰淇淋，在本店品尝及外送均可，每支售价4银格罗申。 弗兰茨·斯通威尔克，宫廷供应商 一辆可供郊游的大型马车和其他车辆寻求租用。小桑考尔街2号，J.J.库珀。 〔第四版下部三栏〕 寻求一栋有6-7个房间的房子，邻近市中心为佳。有合适的房东请将地址寄到K.L.10号。 手工钱包，一只老明斯特犬[181]，真正带劲的哈瓦那和不莱梅雪茄，尽在 齐格勒兄弟 下金施密特街13号 一只黑白相间的长毛垂耳狗跑丢了。寻到重金酬谢。黄油市场33号。 邮轮广告。科隆，1848年6月5日 抵达。M.吕茨恩科尔希船长来自阿姆斯特丹，载重1834森特纳[182]。皮尔船长来自鹿特丹，载重2012森特纳。 已经出发：M.伦茨船长开往奥伯曼〔Obermain〕。 负责人：J.A.奥特斯船长去往鲁尔到埃默里希[183]；L.杜克弗雷船长从杜塞尔多夫到米尔海姆（鲁尔区）[184]；J.克莱米尔，去往安德纳赫[185]和新维德[186]；D.施纳德，开往科布伦茨[187]和摩泽尔河[188]；N.拜耳，去往摩泽尔河和特里尔；J.B.姆德申克，去往宾根[189]；安东本德尔，去往美因茨；舒尔茨女士，去往下美因茨；C.W.穆勒，去往美茵河中上游；慕斯女士，去往海尔布隆[190]；彼得奎勒，去往坎城[191]和斯图加特；M.奥伯丹，去往沃尔姆斯[192]和曼海姆。 此外：皮尔船长，去往鹿特丹，科隆10号船。 此外：克伊森船长，去往阿姆斯特丹，科隆2号船。 水位 科隆，6月4日莱茵河水位为7英尺4英寸。 担保人科尔夫 威·克劳特承印圣阿加塔街12号 编译主持：陈力丹 翻译：钱轶琨 审读：潘华 编辑和注释：邓元宏、陈力丹、夏琪 版面图：孙曌闻 课题来源：四川大学专项课题“马克思《新莱茵报》编译与研究” 编译者简介：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钱轶琨，安徽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生；潘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研究所教授；邓元宏，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夏琪和孙曌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1]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²）第Ⅰ部分第7卷，此篇广告作者为马克思。该广告在1-15日的报纸置于通栏头版头条（9-15日的不再分段）。 [2]塔勒（Thlr.）、银格罗申（Sgr.）、分尼（Pf.）都是19世纪普鲁士王国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 [3]克劳特，威廉（Clouth，Wilhelm1807-1871）——科隆一家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该厂印刷。 [4]磅（Petit）是印刷行业专有名词，8磅=⅑英寸，大小约等于我国6号字体。 [5]科布伦茨（Koblenz），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城市，位于摩泽尔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19世纪曾是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省会。 [6]法兰克福国民议会（FrankfurterNationalversammlung），1848年5月18日在德国民主革命背景下形成的德意志联邦国民议会，计划以民主的方式统一德国。因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故名，有议员831名（实际人数585人）。1849年4月，议会通过德意志人民权利宣言和圣保罗教堂宪法（因通过地点故名），并请普鲁士国王接受皇帝称号、奥地利大公摄政。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都不予承认，这两个主要邦国议员被召回，议会瓦解。残缺议会迁到斯图加特，1849年7月被符腾堡王国军警驱散。该议会无实权无军队，但会场悬挂的国旗，为今德国之国旗。 [7]联邦议会（Bundestag或Bundesversammlung），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DeutscherBund）的中央机关，由德国各邦的代表（并非选举）所组成的德国唯一的中央机构，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它没有实际的权力。议会由奥地利代表主持，协调德国各邦国的权力。1848-1849年联邦议会暂时将权力交给法兰克福国民议会（Nationalversammlung）。1850年重新建立。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普鲁士占领法兰克福，联邦议会不复存在。 [8]阿朔夫，弗里德里希·冯（Aschoff，Friedrichvon1789-1854）——普鲁士中将。1848年4月11日至7月14日为柏林卫戍司令。3月18日至6月20日还担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挥官。他因多次对平民的粗暴行为而受到民众的批评。 [9]布莱桑，路德维希（Blesson,Ludwig1790-1861）——德国军事著作家。1848年6月任柏林市民自卫团司令。 [10]市民自卫团（DieBürgerwehr），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后在科隆、柏林和其他许多德国城市建立的准军事组织，由城市里不同阶层的人组成，参加者大多没有军事素养。《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德朗克和维尔特参加了科隆市民自卫团，为的是对这个组织施加革命影响。 [11]卡塞尔（Cassel），德国黑森州北部的一个城市，是卡塞尔行政专区和卡塞尔县政府所在地。 [12]伦巴第（Lombardi），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大区，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南麓，与瑞士接壤。1848年时该地区为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的西部，奥地利皇帝兼任国王。 [13]博岑（Botzen），意大利语Bolzano（博尔扎诺），意大利北部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的城市。 [14]佩斯基耶拉（Peschiera），意大利北部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的一个要塞古城，在加尔达湖南部的半岛上。1848年，这里成为意大利民族军队与奥奥地利皇家军队发生激战的地点。 [15]《辩论日报》（JournaldesDebats），法国日报，全称《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desDébatspolitiquesetlittéraires）。1789年在巴黎创刊，对法国国民议会的辩论进行了确切记录。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报纸。此后长期持保守立场。由于该报20世纪40年代德国占领法国期间继续出版，1944年被取缔。 [16]勃朗，路易（Blanc，Louis1811－1882）——法国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卢森堡宫委员会（调解劳资纠纷的机构）主席。1848年8月流亡英国。1871年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17]米契尔，约翰（Mitchell，John1815－1875）——“青年爱尔兰”团体的领导人，1848年由于参加爱尔兰起义而被流放到澳大利亚。1853年逃跑并流亡美国。1874年回到爱尔兰，当选为爱尔兰议会议员。 [18]普鲁特河（Pruth），多瑙河下流的支流。现为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界河。 [19]这句话引自德国诗人哥·奥·毕尔格尔（GottfriedAugustBürger）1773年写的叙事诗《列诺尔》（Lenore）。 [20]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ph1803－1890）——德国银行家，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 [21]1848年3月18日，柏林爆发群众起义。 [22]原文是法文。 [23]原中译文是“部长”。普鲁士是王国，故改译为“大臣”。 [24]普特卡默，欧根·冯（Puttkammer，Eugenvon1800-1874）——普鲁士律师和政治家。1839-1847年为柏林警察总监。1847年为奥得河法兰克福地区总督。1848年4-12月为普鲁士内政大臣。1851-1852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51-1860年为波森省总督。 [25]米努托利，尤里乌斯（Minutoli，Juliusvon1805-1860）——男爵，普鲁士外交官。1847-1848年6月为柏林警察总监。1851-1859年为普鲁士驻西班牙和葡萄牙总领事，1859-1860年为驻波斯总领事。 [26]泰梅，约多库斯·胡贝尔图斯（Temme，JodokusHubertus1798-1881）——普鲁士工程师，政治活动家和温和自由主义者。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中间派领导人之一，10月起为议会主席。后来是德国进步党的创始人之一。 [27]瑙宁，弗兰茨·克里斯蒂安（Naunyn，FranzChristian1799-1860）——普鲁士律师，1848-1850年任柏林市长。柏林1848年3月18日事件中他要求军队从街头撤走。 [28]波森（Posen），现在是波兰城市波茲南（Poznan），波兰工业、交通、文教和科研中心城市之一。19世纪为普鲁士波森公国首府，临瓦尔塔河，居于波兰平原中心。1848年三月革命后，波森爆发波兰人反抗普鲁士的起义，普鲁士镇压了起义。 [29]猎兵营，普鲁士兵种之一，善于射击，执行战场侦察和保障类任务，最早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的林木工人和猎场看守组成，因此得名。 [30]韦茨拉尔（Wetzlar），德国黑森州的城市，位于法兰克福以北51公里。 [31]新维德（Neuwied），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莱茵河东岸，在科布伦茨西北12公里。 [32]《德意志报》（DeutscheZeitung，缩写D.Z.），德国自由派的日报，主张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君主立宪派机关报；1847-1848年在海德堡出版，1848-1850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格奥尔格·盖尔温努斯（GeorgGervinus，1805-1871）在海德堡担任编辑，因而《德意志报》又被称为“盖尔温努斯报”（Gervinus-Zeutung）。 [33]这里指奥地利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FerdinandI，1835-1848）。 [34]加格恩，海因里希·冯（Gagnern，Heinrichvon1799－1880）——德国政治活动家。1818年为全德学生协会领导人。1821年进入黑森-达姆施塔特邦行政部门工作。1832－1836年为邦议会众议院自由派领袖。1848年3月任邦政府首相，不久辞职。后为德意志预备国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同年5月被选为国民议会主席，是议会中自由派右翼领袖。12月出任国民议会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临时中央政府首脑，提出小德意志派的统一政纲（《加格恩纲领》），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意志的统一。1849年5月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35]地方旗帜（Quartierfahnen），指带有古代风格的德意志民族地方部落或者地方政权的旗帜。 [36]埃申海默城门（EschenheimerThor），早期法兰克福城堡的重要城门之一，后来是位于市中心的代表性建筑。 [37]穆姆别墅（VillaMumm），法兰克福市中心美因河畔的宫殿式建筑。现在是德国联邦制图与国土测量局（BundesamtesfürKartographieundGeodäsie）的办公地。 [38]拉沃，弗兰茨（Raveaux,Franz1810－1851）——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代表科隆，属于中左派。1849年6月6日被残缺的法兰克福议会任命为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巴登起义中任临时政府委员。 [39]参议院（Senat），法兰克福市的权力机构。1372-1866年，法兰克福市是独立的城邦，拥有完整政府体系。 [40]索隆，亚历山大·冯（Soiron，Alexandervon1806－1855）——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国民议会最初的第一副主席，后来担任过若干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宪法委员会和帝国代表（Kaiserdeputation）。 [41]安德里安，维克多·弗朗茨·冯（Andrian，VictorFranzFreiherrvon1813-1858）——奥地利的自由派政治家，1848-1849年法兰克福议会议员。五十人委员会成员。1848年8月至1849年1月为法兰克福议会驻伦敦临时特使。被法兰克福国民会议推举为帝国摄政的奥地利约翰公爵的代表。 [42]卡尔，路德维希·洛伦兹（Karl，LudwigLorenz1771–1847）——奥地利公爵，特申公爵（HerzogvonTeschen），奥地利元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第三个儿子。因军事指挥能力和改革奥地利军队而闻名，拿破仑的对手。 [43]这首诗是弗莱里格拉特仿照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Burns，1759—1796）风格写作的。马克思和他的夫人燕妮多次在信里引用过该诗。彭斯创作了许多音乐性诗歌，代表作有《友谊地久天长》《一朵红红的玫瑰》等。 [44]Thron，既指宝座，也指小孩用的夜壶。 [45]“恶棍”指两西西里王国国王费迪南多二世（1830-1859），那不勒斯是该国首都。由于国内发生革命，他于1848年1月29日同意颁布具有民主内容的新宪法，任命自由派人士为首相。5月15日他又食言并解散议会，任命保守派人士为首相。1849年，他的军队炮轰两西西里发生起义的各主要城市，固有“炮弹国王”的绰号。 [46]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Ferdinand1810-1876）——德国诗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 [47]曼海姆（Mannheim），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坐落在莱茵河畔，欧洲最大的内河港口之一。 [48]古尔登（Gulden），中世纪以来中欧和东欧交易的主要货币，早期为含3.54克纯金的金币。 [49]罗纳，弗雷德里希·冯（Rönne,Friedrichvon1798–1865）——普鲁士律师，外交官。1834-1843年为普鲁士驻美国大使。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议会经济委员会主席。1849年为德意志帝国中央临时政府驻美国特使。1858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62年以后为进步党人。 [50]布鲁克，卡尔·路德维希·冯（Bruck,KarlLudwigvon1798–1860）——奥地利政治家，男爵。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8年10月-1851年为奥地利商务和公共工程大臣，对产业政策进行改革，建立电报线路，修建公路和铁路，成立了奥德邮政联盟。1855年为财政大臣。 [51]艾森斯图克，伯恩哈德（Eisenstuck，Bernhard1805-1871）——来自萨克森王国的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年残缺法兰克福议会副主席。随后一度居住在比利时，后来是萨克森王国议会议员。 [52]米特迈尔，卡尔（Mittermaier，Karl1787－1867）——德国法学家，温和自由主义者，著有20多部法学著作。来自巴登大公国的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中间派左翼的领导人之一。1845年当选为美国古人类学会会员，1853年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国荣誉会员。 [53]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Jakob1805－l871）——德国激进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32年在曼海姆被捕后越狱逃到法国，1834年成为流亡者同盟的领导人。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后返回德国，当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反对普鲁士作为霸主统一德国。 [54]克拉科夫（Kraukus），波兰南部较大的城市。1795-1809年并入奥地利；1815-1846年为中立的自由市；1846-1918年并入奥地利。1918年回归波兰。 [55]海涅，海因里希（Heine，Heinrich1797-1856）——德国著名诗人和散文家。代表作《诗歌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西里西亚织工之歌》《你像一朵鲜花》等等。1843-1844年与马克思相识，他的创作达到顶峰，作品具有更多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 [56]帕麦斯顿，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HenryJohnTemple1784—1865）——勋爵，英国著名政治家，辉格党人。两次对华鸦片战争的发动者。曾任军务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41、1846-1851）、内政大臣（1852-1853）和首相（1855-1858、1859~1865）。 [57]这句话出自《莱茵附页。曼海姆晚报文学副刊》（RheinischeBlätter.LiterarischeBeilagezurMannheimerAbendzeitung）1847年1月23日第10号第40页，标题为《H.海涅的一个辛辣讽刺的笑话》。1846年，克拉科夫发生波兰人民起义，起义被俄奥联军镇压，随后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出于警惕俄国扩张而反对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海涅的话在于讽刺费奈迭没有实力而说空话。马克思在新闻里添加这句话，意在表达对费奈迭的厌烦。 [58]西蒙，路德维希（Simon，Ludwig1810－1872）——律师，民主主义者。来自马克思家乡特利尔的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一度流亡瑞士。 [59]库尔森（Kurhessen），又称黑森·卡塞尔（Hesse-Kassel），16世纪德国中部地区一个相对独立的诸侯国，1803年成为选侯国。1807年并入威斯特伐利亚王国。1814年复国。1866年被普鲁士吞并。 [60]施瓦岑贝格，路德维希（Schwarzenberg，Ludwig1787-1857）——律师、法官。来自库尔森选侯国的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35-1857年在该国首都卡塞尔从事司法工作。 [61]芬克，格奥尔格·冯（Vincke，Georgvon1811-1875）——男爵，德国政治活动家。1837-1848年为普鲁士威斯特伐利亚省哈根市行政负责人。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法兰克福议会与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联络人。后来为温和自由党人，1867年北德联邦国会议员。 [62]韦尔克，卡尔·西奥多（Welcker，CarlTheodor1790-1869）——德国法学教授，自由主义政治家和记者。1831年为巴登大公国议会议员。1832年创办《自由报》（DerFreisinnige）。来自巴登大公国的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代表作《宪法词典》（Staatslexikon）。 [63]布勒斯劳（Breslau），波兰语Wrocław（弗罗茨瓦夫）。二战以前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与文化名城之一。二战后属于波兰，原德国居民几乎全部西迁，但保留下战后重建的大量普鲁士、奥地利乃至波希米亚风格的建筑。 [64]富克斯，卡尔（Fuchs，Carl1801–1855）——德国法律工作者。1846年为布勒斯劳法院院长。来自布勒斯劳的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1855年为布勒斯劳高级公共检察官。 [65]“伟大的人民”（MajestasPopuli），借用了席勒一首诗的标题。该诗歌颂民众中少数高尚、智慧人。 [66]1848年1月，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逝世。3月，在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妥协下，新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登基。他接受君主立宪制，制定新宪法并成立由国家自由党主导的新内阁。 [67]早期西方的民主选举常常对选民资格设置各种条件，如拥有特定的财产、收入，以及性别、年龄、民族、出生地，等等。这里所说的不要人口普查，指拒绝以各种条件来限制民众参与选举。 [68]特吕茨勒，威廉·阿道夫·冯（Trützschler，WilhelmAdolphvon1818-1849）——德国政治家、民主主义者。1848年萨克森共和国议会议员；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5月参加巴登-普尔法茨起义，革命失败后在曼海姆被捕，1849年8月13日经普鲁士军事法庭仅5分钟的审理被判处死刑，第二天在当地被枪杀。曼海姆市用他的姓氏命名一条大街来纪念他。他的出生地哥达市有特吕茨勒广场，德国开姆尼茨市和普劳恩市也有以他的姓氏命名的街道。 [69]报纸在此处加格恩名字前多写了“M.”。 [70]梅恩，弗朗兹·费迪南德（Mayern，FranzFerdinand1799-1889）——奥地利军事工程师和政府官员。1847-1849年任维也纳军事地理学院副院长。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1849-1859年为奥地利商业、工业和公共建筑部大臣级专员。这里梅恩（Mayern）的名字错印成v.Meyern。 [71]索肯-塔普特申，恩斯特·弗里德里希·法比安·冯（Saucken-Tarputschen，ErnstFriedrichFabianvon1791-1854）——东普鲁士政治家。来自东普鲁士安格堡（Angerburg，现名Węgorzewo，归属波兰）的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右翼。1850-1852年是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72]弗洛特韦尔，海恩里希·爱德华（Flottwell，HeinrichEduard1786–1865）——普鲁士政治家。1844-1846年为普鲁士财政大臣。1848年是代表萨克森州阿舍斯乐本（Aschersleben）的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1858-1859年为普鲁士内政大臣。 [73]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FriedrichChristoph1785－1860）——德国政治家和史学家，主张德意志统一。1837年萨克森王国奥古斯塔二世废除宪法，他与六名教授（合称“哥廷根七君子”）抗议国王违宪，被免职和驱逐出境。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属于中右翼），并被推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 [74]林德瑙，伯恩哈德·奥古斯特·冯（Lindenau，BaronBernhardAugustvon1779–1854）——男爵，德国政治家和艺术品收藏家。1831-1843年为萨克森州行政首脑。1848年是代表萨克森州阿尔滕堡（Altenburg）的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 [75]克劳森，汉斯·赖默（Claussen，HansReimer1804-1894）——德国律师、政治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后来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议会议议员。1852年德-丹战争后移居美国，当选爱荷华州参议员。 [76]施泰德曼,卡尔·约翰·威廉·冯（Stedmann，KarlJohannWilhelmvon1804–1882）——德国自由派政治家。1835-1848年为莱茵省等级议会议员。1848年为代表莱茵省克罗伊茨纳赫（Kreuznach）的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1850年为德国爱尔福特联盟议会议员。 [77]武尔特，奥托·卡尔（Würth,OttoCarl1803–1884）——德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代表巴登西格马林根（Sigmaringen）的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参加巴登-普尔法茨起义。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被以叛国罪缺席判处3年徒刑。他在瑞士库尔市任律师，1872年为库尔德国援助协会的主席。 [78]芝纳缇，约翰·巴梯斯特（Zenetti，JohannBaptist1785–1856）——德国巴伐利亚王国官员。1848年是代表下巴伐利亚州兰德舒特（Landshut）的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1849-1850年为普法尔茨地区行政长官。 [79]勃鲁姆，罗伯特（Blum，Robert1807－1848）——德国记者，民主主义者。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左派领袖。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被俘后于11月被反革命占领军杀害。 [80]敦克尔，马克西威廉·沃尔夫冈（Dunker，MaximilianWolfgang1811-1886）——德国历史学和政治家。1848年是代表萨克森哈勒（Halle）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9-1852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67-1874为普鲁士国家档案馆馆长。 [81]劳默尔，弗里德里希·冯（Raumer，Friedrichvon1781-1873）——德国历史学家。曾在布勒斯劳大学、柏林大学任教，担任过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秘书。1848年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支持小德意志方案（即排除奥地利在外的德国统一计划）。报纸在此处排版时将劳默尔最后一个字母“r”排倒了。 [82]维珀曼，卡尔·威廉（Wippermann，KarlWilhelm1800–1857）——德国黑森-卡塞尔选侯国官员。1832年为黑森议员。1835-1837、1841-1846年为首都卡塞尔市长。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属于右派。1848年9月为黑森内阁首脑。1850年为爱尔福特联盟议会的议员。 [83]指1848年美因茨市民与普鲁士要塞武装发生的暴力冲突。 [84]要塞政府（Festungs–Gouvernements），普鲁士军队在美因茨军事要塞的管理机构。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普鲁士军队在美因茨城设立军事要塞。 [85]指1848年5月，意大利两西西里王国当权者在首都那不勒斯、奥地利帝国当权者在首都维也纳用武力镇压人民起义。 [86]1848年3月29日至6月20日，普鲁士内阁首相是卢道夫·康普豪森（LudolfCamphausen）。 [87]《柏林阅报室》（BerlinerZeitungs-Halle，缩写：Zeit.-Halle.），德国日报。1846年起由哈·尤利乌斯在柏林出版；1848－1849年间，是民主派报纸之一。 [88]布莱森，约翰·路德维希·乌尔班（Blesson，JohannLudwigUrbanBlesson1790-1861）——普鲁士军事家、工程师。1838-1861年为普鲁士保育保险机构负责人。1848年一度担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挥官。在柏林多年担任《军事文学报》（Militär-litteratur-Zeitung）编辑。 [89]凯勒，古斯塔夫·冯（Keller，Gustavvon1805-1897）——伯爵，德国政治家。1848年是代表萨克森州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8年5月20日脱离议会。 [90]雷耶，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Reyher，KarlFriedrichWilhelm1786-1857）——普鲁士军官，1848年4月2-26日在康普豪森政府中担任陆军大臣。 [91]博尔西格（Borsig），一家位于柏林的德国机械工程公司，主要生产蒸汽机车，19世纪后半叶的公司规模达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92]《德意志报》（DeutscheZeitung），德国自由主义的日报，是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君主立宪派的机关报。1847年创刊，1850年停刊，1848年10月前在海德堡出版，期间由著名的历史学家盖尔温努斯主编，后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人们一般使用《盖尔温努斯报》来称呼该报。 [93]《军事周刊》（Militär-Wochenblatt），1816-1943年德国柏林出版的一种军事主题的刊物。 [94]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²）第1部分第7卷，这篇消息的作者为恩格斯。 [95]赖辛施佩格，奥古斯特（Reichensperger，August1808-1895）——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特利尔地方法院院长；1849年起为科伦上诉法院院长。1852年起为普鲁士议会中的天主教议员的领袖。 [96]瓦德涅尔，维克多·尼古劳斯（Valdenaire，VictorNikolaus1812－1881）——德国特利尔的制造商，马克思的老乡。1848年3月参与领导特利尔起义，随后当选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5月10日，他以暗杀罪被逮捕，随后改为叛乱罪。国民议会5月22日讨论了他作为合法选举的议员的豁免问题。7月18日，议会经过热烈辩论，决定在议会期间解除对他的调查和监禁，立即召他到柏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签署了关于议员豁免权的法律。此案开了议员豁免权的先例。他的副手是格拉夫（JosefErasmusGraeff）。1856年12月2日，他到伦敦拜访过马克思。1862－1881年他在特利经营一家工厂。 [97]内斯·冯·埃森贝克（NeesvonEsenbeck，1776-1858）——德国植物学家，1848年代表布里斯劳市，参加柏林的普鲁士国家议会。他支持工人运动，曾领导柏林工人大会，参与创立德国工人兄弟会。 [98]埃尔斯纳，莫里斯(Elsner,Moritz1809–1894)——普鲁士中学教师、编辑和政治家，1848年柏林国民议会议员，发起过国家与教会分开、免费教育、废除死刑、取消狩猎权等一系列提案。 [99]申瓦尔德（schönwalde）和基希贝格（Kirschberg）是柏林市的两个居民区。 [100]博奈曼，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Bornemann，FriedrichWilhelm1798-1864）——1848年普鲁士国务部司法大臣。 [101]布舍尔，洛萨（Bucher，Lothar1817-1892）——德国政治家，1848年为柏林国民议会议员，后来流亡至英国伦敦，1860年返回德国后与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成为好友，1864年被俾斯麦任命至普鲁士驻外办事处工作，后来成为俾斯麦的得力助手，遂与早期联系朋友和协会中断关系。 [102]克拉克鲁格，戈斯温(Krackrügge,Goswin1803–1881)——普鲁士商人、政治家，曾担任1848年柏林国民议会议员和第二届工商业协会会员。 [103]哈根，兰贝特（Hagen,Lambert）——德国律师。 [104]贝伦兹，朱利叶斯(Berends,Julius1817–1891)，普鲁士政治家和出版商，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6月8日在议会上提交动议，主张承认3月18日士兵们的贡献。1853年移居美国，1875年回到普鲁士，后来移居到瑞士直至去世。 [105]什未林-普查尔，马克西米利安·冯(Schwerin-Putzar，Maximilianvon1904-1872)，德国伯爵、自由派议员，1848年3月19日-6月25日期间担任教育大臣。 [106]格雷贝尔，亚历山大（Grebel,Alexander1806-1870)，普鲁士律师和政治家，1848年担任柏林国民议会议员。 [107]蒂尔，路德维希·冯·古斯塔夫（Thile,LudwigGustavvon1781–1852)，普鲁士将军和政治家，1841年威廉四世委任他为国务大臣并掌管财政和铸币。 [108]阿尼姆，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Arnim，HeinrichAlexandervon1798-1861）——普鲁士政治家，1848年3月21日-6月20日期间担任外交大臣。 [109]施拉姆，鲁道夫(Schramm,Rudolph1813–1882)——普鲁士律师、政治家，1848年柏林国民议会议员。 [110]弗里德里希-威廉-北部铁路（Firedrich-Wilhelm-Nordbahn）——19世纪中期的一个德国地方铁路局，主要负责盖斯屯根（Gerstungen）和卡塞尔（Kassel）之间的路线。 [111]斯普林加德，弗兰斯（SplingardFrans）——比利时工程师。 [112]《法兰克福新闻》（FrankfurterJournal）——德国早期报纸之一，创办于1639年的法兰克福，1903年停刊。报纸倾向民族自由主义，同情德国天主教徒，多次与威廉·伊曼纽尔·冯·凯特勒（WilhelmEmmanuelvonKetteler，1850-1877年任美因茨大主教）激烈辩论。 [113]阿勒曼交易会（Alemanenkommerce）——德国南部地区的商品交易会。阿勒曼尼人（Alemanni，亦作Alamanni或Alamani）是古代日耳曼人中的一支，主要生活在德国南部莱茵河东岸地区。 [114]《总汇报》（缩写A.A.Z.，即AugsburgAllgemeineZeitung）——德国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先后在杜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因而对其称呼时常加地名“奥格斯堡”）——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 [115]克罗斯（Kreuzer）——也称十字币，1300-1900年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一种辅币。 [116]威士曼，科尔（Wischmann，Cord1800-1857）——德国木匠和政治家，最初是一名椅子制造商，1824年左右登上《不来梅通讯》，1848年开始为不来梅呼吁政治自由。1848年6月2日在德国工商界会议上发表了著名演说，批评普鲁士的工商业制度，寻求手工业和贸易之间的平衡。 [117]《不来梅通讯》（BremerAdresse）——19世纪德国北部海港城市不莱梅地区出版的报纸。 [118]马格德堡（Magdeburg）——德国北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首府。 [119]《士瓦本信使报》（SchwabischerMerkur，缩写为S.M.）——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785年至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120]塞拉卡普廖拉，尼古拉·马雷斯卡·唐诺索·迪（Serracapriola，NicolaMarescaDonnorsodi1790-1870）——意大利公爵、政治家，1848年1月27日-4月3日期间任两西西里王国外交大臣。 [121]1848年时那不勒斯是两西西里王国的首都。因此《新莱茵报》在这里称的“国务委员会”是两西西里王国的政府机构。 [122]吉格利，尼科洛（Gigli，Niccolo）——意大利政治家，曾担任两西西里王国大臣、意大利第九届议会副主席等职务。 [123]鲁杰罗，弗朗切斯科·保罗（Ruggiero，FrancescoPaolo1798-1881）——意大利律师、经济学家和政治家，1848年曾在两西西里王国中担任教会事务大臣。 [124]佩佩，古利埃尔莫（Pepe，Guglielmo1783-1855）——意大利将军和爱国者。早年参加拿破仑的法国军队。1848年他得到那不勒斯国王部分军队的指挥权，到达博洛尼亚时，因国王将他和他的部队召回而辞职，率2000志愿者参加威尼斯（那里推翻了奥利地统治，建立临时政府）保卫战，战败后流亡西班牙。 [125]拉扎罗尼（Lazzaroni），17-19世纪那不勒斯下层阶级的称呼。 [126]阿里亚诺（Ariano），是位于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地区的城市，1848年时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127]福贾（Foggia），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的城市，为福贾省省会，1848年时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128]特拉尼（Trani），意大利南部亚德里亚海海滨港口城市，1848年时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129]皮佐（Pizzo），意大利南部滨海小镇，属于卡拉布里亚大区，1848年时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130]科森扎（Cosenza），意大利南部城市，属于卡拉布里亚大区，1848年时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131]卡拉布里亚（Kalabrien，意大利语Calabria），亚平宁半岛南部，1848年时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132]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意大利中部海港城市，属于罗马地区。 [133]勃丹，沙尔（Baudin，Charles1784－1854）——法国海军上将。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 [134]博洛尼亚（Bologna），意大利北部城市。1848年，意大利革命群众与占领该城的奥匈帝国军队发生激战，反抗取得短暂胜利，最终失败。 [135]《总汇报》（缩写A.A.Z.，即AugsburgAllgemeineZeitung），德国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先后在杜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因而对其称呼时常加地名“奥格斯堡”），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 [136]维琴察（Vincenza），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琴察省省会，位于威尼斯以西61公里山谷低地处，巴基廖内河流贯市区，1848年时被奥匈帝国占领。 [137]维罗纳（Verona），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省省会，1848年时被奥匈帝国占领。 [138]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²）第1部分第7卷，这两段消息的作者为恩格斯。 [139]朱尔斯·克劳德·加布里埃尔·法夫尔（JulesClaudeGabrielFavre1809-1880）——法国政治家，在1870年9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他成为国民议会中机会主义共和派的领导人之一。 [140]阿道夫·奥古斯丁·玛丽·比洛特（AdolpheAugustinMarieBillault，1805-1863）——法国律师和政治家，曾在拿破仑三世的政府中担任主要角色。 [141]迪克莱尔，夏尔勒（Duclerc，Charles1813-1888）——法国政治家和记者，1848年5月11日-6月28日期间任法国财政部长。报纸在此处将他的名字错印成“Lcclerc”。 [142]皮耶特里，约瑟夫·玛丽（Piétri，JosephMarie1820-1902）——法国律师，1848年期间支持革命，后来又支持路易·波拿巴，1866年担任巴黎警察局长，1879-1885年担任科西嘉参议员。 [143]1815年，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Bonaparte，1769-1821）在滑铁卢会战中败于英国、普鲁士等国组成的联军，被流放到南大西洋。1832，当时的法国政府颁布了波拿巴家族驱逐法，将拿破仑的后代和家族成员都驱逐出法国。1848年，随着民主革命运动在欧洲爆发，保皇派势力也在积极扩张。这里记载的事件就是波拿巴王朝复辟的开始。在法国议会废除了波拿巴家族驱逐法之后，拿破仑·波拿巴的继承人，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回到法国，并于1848年12月当选为法国总统，1852年12月复辟登基成为法国皇帝，史称波拿巴三世。 [144]克雷米，艾萨克-雅各布·阿道夫（Crémieux，Isaac-JacobAdolphe1796-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家，1848年担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司法部长，坚定捍卫法国犹太人权利。 [145]雷，菲利普（Rey，Philippe1793-1860）——法国政治家，1793年7月9日生于塔恩省（Tarn）的拉巴斯蒂德（Labastide），1860年6月31日卒于滨海夏朗德省（Charente-Maritime）的拉罗谢尔（LaRochelle）。1813年圣西尔军事学校毕业，参与第一帝国最后一役，故波旁王朝复辟后被降半薪。1823年西班牙战役时复职，1830年升为营长，几年后升为上校。1848-1851年任制宪议会塔恩省代表，立场为温和共和派。1848年6月12日升为准将。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退休。 [146]亨利四世（HeinrichsIV，1553-1610）——1589年成为法国国王，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创建者。他是忠实的天主教信徒，执政时将天主教确立为法国国教。1610年5月14日，亨利四世在巴黎街头遇刺身亡。 [147]格莱斯-比佐恩，亚历山大（Glais-Bizoin，Alexandre1800-1877）——法国政治家，1848年改革了法国邮政系统。 [148]雅克·莱昂·克莱门特·托马斯（JacquesLéonClément-Thomas，1809-1871）——法国将军、政治家，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时任塞纳省国民卫队指挥官，以后曾两次担任法国国民卫队总司令，并任议会副主席，1871年在巴黎遇刺身亡。 [149]阿巴图奇，雅克-皮埃尔（Abbatucci，Jacques-Pierre1791-1857）——法国政治家，1791年出生于科西嘉岛，1830年当选科西嘉议员，1839年-1851年代表卢瓦雷省任国民议会议员。 [150]弗雷斯隆，亚历山大·皮埃尔（Freslon，AlexandrePierre1808-1867）——法国律师，1848年成为制宪议会议员兼任教育和宗教部长。 [151]法国二月革命（Februar-Revolution）是1848年欧洲民主运动的重要事件，推翻了法国的路易·菲利普王朝，建立起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152]朱尔斯·克劳德·加布里埃尔·法夫尔（JulesClaudeGabrielFavre，1809-1880）——法国政治家，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后被选为里昂市制宪会议代表，在1870年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他成为国民议会中机会主义共和派的领导人之一。 [153]弗洛孔，斐迪南（Flocon，Ferdinand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民主派报纸《改革报》（LaRéforme）编辑。1848年3月1日，他以法国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的身份邀请被比利时驱逐的马克思来巴黎。 [154]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Alphonse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共和党人，1848年担任法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 [155]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Auguste1805-1881）——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以布朗基主义而知名，曾以领导人的身份参与过1871年的法国革命，担任巴黎公社议会主席。 [156]拉斯拜尔，弗朗索瓦-文森特（Raspail，François-Vincent1794-1878）——法国化学家、博物学家、医师、生理学家、律师和社会主义政治家。 [157]胡伯，阿洛伊修斯（Huber，Aloysius1815-1865）政治煽动者，在巴黎从事皮革制造和贸易，1848年被法国布尔日高等法院驱逐出境。 [158]索布里埃，约瑟夫（Sobrier，Joseph1810-1854）——法国革命者，1848年法国革命期间参与过街垒战，5月15日率领部分游行队伍闯入国民议会，1849年被布尔日高等法院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后来获释，但由于精神问题被拘留在一家精神病院。 [159]卡尔·阿尔伯特·阿玛迪斯（KarlAlbertAmadeus，意大利语：卡洛·阿尔贝托·阿马德奥CarloAlbertoAmadeo1798-1849）——意大利西北部萨丁尼亚王国的国王（1831-1849）。他登基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1848年在自由派的压力下制定君主立宪宪法并对奥匈帝国开战，1849年战败后让位给儿子。 [160]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és，Armand1809－1870）——法国革命家，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者。1839年参加布朗基派起义，失败后被判死刑，后获大赦。1848年成为当时有影响的“革命俱乐部”主席，被选为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因参与强力解散国民议会的活动而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 [161]布鲁厄姆，亨利（Brougham，Henry1778-1868）——英国政治家，法官，1830–34年被任命为英格兰大法官（lordchancellorofEngland），在通过1832年《改革法案》和1833年《废奴法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62]威灵顿公爵，即亚瑟·韦尔斯利（ArthurWellesley，1769-185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贵族，第一位威灵顿公爵，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率领英军战胜拿破仑而闻名于世。他在通过1832年《改革法案》和1833年《废奴法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63]兰斯唐侯爵（MarquisvonLansdowne）是一个英国世袭爵位，1848年在位的是第三位兰斯唐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HenryPetty-Fitzmaurice1780-1863），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做过内政大臣、财政大臣，还做过三任枢密院院长（LordPresidentoftheCouncil）。 [164]里士满公爵（HerzogvonRichmond）是一个英国的世袭爵位，以北约克郡的里士满市命名，1848年在位的是第六位里士满公爵查尔斯高登-伦诺克斯（CharlesGordon-Lennox1818-1903）。 [165]丹曼勋爵（LordDenman），即托马斯·丹曼（ThomasDenman1779-1854），律师、法官和政治家。他在1832年至1850年间担任英国首席大法官。 [166]格兰德斯通，威廉·爱德华特（Gladstone，WilliamEwart1809-1898）——英国自由党政治家，他于1832年首次进入下议院，开始了保守党政治生涯。他从1868年至1894年连任四届英国首相，长达12年。他还四次担任财政大臣。 [167]哈德森，乔治（Hudson，George1800-1871）——英国金融家和政治家，由于在19世纪40年代掌控大部分英国铁路网，有“铁路国王”的称号。 [168]桑德兰（Sunderland）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地区，毗邻北海，首府是桑德兰市。 [169]爱德华，理查德（Harris，Edward1808-1888）——英国海军军官、外交家和政治家，1844-1852年任下议员议员，1858-1867年任驻瑞士公使，1867-1877年任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 [170]胡德，亚历山大（Hood，Alexander1793-1851）——英国勋爵，属于保守党，1847-1851年期间代表西萨默塞特郡任下议院议员。 [171]《伦敦电讯》（TheLondon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年在伦敦出版。 [172]威廉·史密斯·奥布莱恩（WilliamSmithO'Brien，1803-1864）——爱尔兰国民党议员，也是年轻爱尔兰运动的领导人。他还鼓励使用爱尔兰语。他在1848年的爱尔兰青年叛乱中因煽动叛乱罪被判死刑，但后来死刑被减为流放。 [173]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现在是罗马尼亚的首都，1848年时还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 [174]《总汇报》（缩写A.A.Z.，即AugsburgAllgemeineZeitung），德国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先后在杜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因而对其称呼时常加地名“奥格斯堡”），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 [175]拜尔霍夫，卡尔·西奥多（Bayrhoffer，KarlTheodor1812-1888）——马尔堡大学的哲学教授，1847年领导马尔堡自由宗教运动，1848年参加法兰克福议会，1852年移居美国。 [176]奥芬巴赫，雅各布（Offenbach，Jakob1844-1880）——作曲家，大提琴家，出生于德国科隆，法国国籍。他是著名的轻歌剧大师，是法国轻歌剧的奠基人和杰出的代表。 [177]施洛，索菲（Schloß，Sophie1822-1903）——德国女高音歌手。 [178]科尔夫，海尔曼（Korff，Hermann1824-1882）——民主主义者。1847年因政治信仰而被革除普鲁士军职。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 [179]科涅克酒（Cognac），法国科涅克地区的葡萄酿造的一种白兰地酒。 [180]亚力酒（Arrac），东南亚、南亚等地用椰树汁酿造的一种高度烈酒。 [181]明斯特犬（Münsterländer）是FCI认可的德国犬种，是德国领先犬种中最小的代表。目前它在德国、法国、瑞典和挪威等国广泛存在，主要用于狩猎及陪伴。 [182]森特纳（Centner，缩写为Ctr.）是古代部分欧洲国家的重量单位，1森特纳约等于50公斤。 [183]埃默里希（Emmerich），莱茵报流经德国与荷兰边境的一个城镇。 [184]米尔海姆（鲁尔区）（MülheimanderRuhr），米尔海姆的地名德国共有6个，这里是指德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河上一座小岛上的城市，19世纪是皮革和煤炭之城，1966年最后一座煤矿关闭。目前是许多著名食品公司总部所在地。 [185]安德纳赫（Andernach），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生产徽章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传统。距离当时普鲁士莱茵省首府科布伦茨21公里。 [186]新维德（Neuwied），是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莱茵河东岸，在科布伦茨西北12公里。 [187]科布伦茨（Koblenz），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摩泽尔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19世纪曾是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省会。 [188]摩泽尔河（Mosel），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莱茵河最长的支流（545公里），流经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在科布伦茨注入莱茵河。 [189]宾根（Bingen），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纳厄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这里除了盛产葡萄酒外，还有坐落于莱茵河小岛上的古罗马人修建的猫堡（MouseTower）。 [190]海尔布隆（Heilbronn），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连通曼海姆和斯图加特的闪卡尔河穿过该城。德国戏剧家海因里希·冯·科莱斯特写有戏剧《海尔布隆的卡塔琳娜》。 [191]坎城（Kannstadt），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小城之一。Kannstadt是1900年前的名称，1900-1933年称康斯达特（Cannstatt）。1993年7月23日在名称前加“Bad”一词，突出该地的温泉特色。 [192]沃尔姆斯（Worms），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城市，位于莱茵河西岸。它是德国神话“尼伯龙根”传说的起源地，有著名的莱茵河尼伯龙根桥。1521年，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面对皇帝卡尔五世，为他的九十五条论纲辩护，因而该城还被称为“路德之城”。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新莱茵报》第5号（1848年6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5号 （1848年6月5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5号 科隆，星期一，6月5日 1848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将于6月1日起每日发行。[1] 订阅价格：科隆地区一季度1塔勒15银格罗申。[2]除科隆外，普鲁士其他地区2塔勒3银格罗申9分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 6月份只能与下一个季度（7月，8月，9月）同时订阅。这四个月订阅的价格是：科隆地区2塔勒；科隆地区之外2塔勒25银格罗申。 可通过国内外所有的邮局和书店订阅。科隆地区订户可在报纸发行部威·克劳特[3]先生处订阅，地址：科隆圣阿加莎街12号 可在报纸发行部继续认购股票，外埠认购股票者也请与该处联系。 登载广告费用 四栏版面8磅[4]铅字每行或相同篇幅…1银格罗申6分尼。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一版上部一栏〕 编辑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 总编辑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5]， 恩斯特·德朗克[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格奥尔格·维尔特[7]， 斐迪南·沃尔弗[8]， 威廉·沃尔弗[9]， } 编缉 概览 德国。科隆（质问）；诺伊斯[10]（民主党）；亚琛[11]（弗伦肯[12]先生的政府咨询报告）；柏林（胆小鬼作为击鼓手——关于5月31日暴乱的更多细节——强制公债——公民——协议辩论）；布勒斯劳[13]（波森[14]的普日卢斯基[15]大主教与柏林内阁的信件往来）；波森（禁令）；法兰克福（因中央区暴力而设立的立宪委员会）；马尔堡[16]（民主协会）；维也纳（上次革命——在克恩滕[17]废除了一些封建负担——废除体罚等）；布拉格（工人运动——奴仆大会）；伦茨堡[18]（普鲁士人撤退）；阿尔托纳[19]（丹麦人被击败——弗兰格尔[20]再次前进）；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21]（战争的喜剧）；汉堡（海军大会）。 匈牙利。佩斯[22]（国民议会定于7月2日召开——贷款）。 比利时。布鲁塞尔（拉舍尔[23]和罗日埃[24]——卡斯蒂欧[25]给图尔奈[26]选民的信件）。 意大利。那不勒斯（5月15日之后的状况——国王的公告——新选举）；威尼斯（警察措施的规则）；米兰（佩斯基耶拉[27]被占领）；伯尔尼（瑞士上校关于5月15日的报告） 法国。（参加新选举候选人名单——艾米尔·托马斯[28]——宪法草案——《劳动者日报》[29]刊文论及白色共和党人）。 瑞士。伯尔尼（议会章程——乌里[30]的施米德〔Schmid〕）。 大不列颠。伦敦（《泰晤士报》报道宪章派人物——伦敦示威游行——《泰晤士报》再次报道宪章派议会的具体议程） 贸易和股票交易新闻。 德国 *科隆，6月4日[31]。康普豪森[32]首相不仅驳回了波森[33]方面对维利森将军[34]的叛变起诉，而且在给维利森将军的一封信中还承认他的功劳。那么，如何解释[35]还未对科隆布将军、施泰因埃克尔[36]将军和波森其他官员的调查，没有一项是被强加的，难道他们不是在公开反对皇家军队要员吗？[37] **诺伊斯，6月3日。在我们城市，一个民主俱乐部正在组建中，这一俱乐部不会放弃与科隆其他民主协会建立联系。《诺伊斯区报》[38] 〔转二栏〕 〔第一版上部二栏〕 〔接一栏〕 将作为该组织的宣传机构而在周边地区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民主党的这些活动似乎向我们承诺，他们将在下次选举中取得较上次选举更加可喜的结果。 *亚琛，6月3日。来自亚琛的海因斯贝格[39]政府议会议员舒拉特·弗伦肯先生，在5月31日的议院会议上宣布“已达成协议”，“不可能完全肯定军队在亚琛的光荣行为，即人们应当用令人钦佩的克制力来看待军队值得尊敬的行为”。 这位政府议员舒拉特，这个“达成协议”议会最大的反动派之一，最近在一次私人聚会中解释道，“在柏林长久的动乱中，是时候让公民撤退啦，应派军队进城，并枪杀柏林人”。 政府议员舒拉特是否能代表亚琛公民？对此问题的回答涉及到亚琛市的自身利益。 我们发现，这位政府议员舒拉特总体而言也和普鲁士王国其他官员一样，在这次所谓的不道德行为中有办法自善其身，并会在普鲁士王国士兵和莱茵地区国民的冲突中以公正的面孔而亮相。 *柏林，6月2日。谁第一次参加普鲁士国民议会[40]，都一定对该议会的各种行为方式感到惊讶。本来根据其外在威望，人们应当相信，大会是绝对民主的；但反观辩论的过程，情况完全相反，只能说毫无民主。决定性的政党问题还没有被讨论，事实上还没有进行任何实际的讨论，因为在谈判中，正如他们迄今一直喜好的那样，更多的是用未明确的语气，恰似用脚敲鼓打不到鼓点上、狂叫和以类似的方式谈判，毫无理智的言语和充分的理由。迄今为止，大会已表现出对任何有秩序的审议和彻底讨论的强烈厌恶；几乎在还没有正式提出一项请求前就迎来一阵狂野的呼喊：“停止！投票！”。懦弱者已吓得不敢上台演讲，有勇气的人好不容易获得了上台演讲的权利，也会即刻又被用脚踩踏地面发出噪音的狂叫者轰下台。谁是这些不断干扰的始作俑者呢？就是那些会场中的捣乱分子，是保守右派，是政府部门的参会者，其中莱茵地区的法官们占绝大部分。你们知道胆小鬼作为击鼓手的形象。前天，当内阁政府提出是否应该讨论一份请愿书，一个内阁信任案时，左派应感谢财政大臣先生的恩典，因为正是他自己要求议会允许两名左翼成员发言[41]。这个通过利用已提出的内阁信任案达到肯定的机遇而获得的胜利，还完全不能证明他继续执政的安全性。因为大会中的一大群人，即左翼中间派，投票支持起草一份请愿书，以便有机会彻底推翻内阁。当然，如果先生们前天立即应战内阁抛出的请愿书，并告诉内阁他们拒绝有关改动请愿书的议案，那么他们也许就能更容易、更快、更富有成效地达到目的。提交的宪法草案 〔转三栏〕 〔第一版上部三栏〕 〔接二栏〕 在两院普遍遭到否决；即使是最坚定的两院议员们也不敢说赞成第一份草案。由此可见，草案的流产当然就是预料之中的事了。 柏林，6月1日。关于昨天相当不安静的一天有必要进行以下补充说明。也许有人在城堡上已经注意到一根信号杆，这是为回应莫阿比特[42]监狱第一根信号杆竖立的第二根信号杆。应市民的要求，这根信号杆从城堡中移走；然而，引人注目的事情又发生了，施普雷河[43]上的所有桥梁都被木板钉住，几乎无法拔出，以此来阻止部队的任何入侵。目前木板已被拆除。传闻这是将要受到一次沉重打击的应急反应，因此所有俱乐部、民众集会和协会又聚集在一起。民主俱乐部、帐篷集会[44]、工匠协会和在蒙比约广场[45]聚集的铁匠们（3000人）决定立即武装人民；今天中午，他们向区长通报要得到武器，如果此要求被拒，将于今天下午在宿营地举行大规模的民众集会商讨后续事宜。目前，由施拉姆[46]先生、佐尔格[47]先生、赫克萨默[48]、威斯特〔Wyst〕和科恩[49]先生组成的委员会在晚上驻扎在大学后面的栗子森林里，以便登记已报名但还未领到武器的人的姓名。因为被收买的个别人四处游说挑起不和，一场宣布共和国的斗争将在夜间发生的谣言已传开，为了逮捕这些安定局面的破坏者，学生、市民和工匠通宵巡逻。然而，当夜相当安静。——今天已正式告知铁匠们，他们将在明天或以后几天分到15000支武器。进一步的信息尚不知道；武器库中的枪支已被市民自卫队[50]大量占用，虽然天气非常不好，但武器库附近仍有许多团体等待领取枪支。(《德意志报》[51]) ——据可靠信息透露，即将在这里按3¼%发行一种强制公债。(《莱茵-摩塞尔日报》[52]) *柏林，6月2日。民主党在这里的权力和影响力每天都在增加。许多危机使我们近一半的小心翼翼的公民接近民主党，并准备形成两者新的兄弟关系。柏林市民有时候为革命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并为此感到自豪，但他们不得不就康普豪森先生5月30日对革命进行谴责的方式，对通过宪法草案和秘密清空武器库感到痛心。康普豪森先生如果每天早上阅读了在《福斯报》[53]或《施本纳报》[54]上来自梅基施[55]、波美拉尼亚[56]、西普鲁士[57]、劳西茨[58]和撒克森[59]等城镇和村庄的战事报道，他肯定会愤怒。同样，他会对3月18日革命的街垒战士[60]，其中也不乏柏林人，对德国北部的公民、农民、官员和容克地主[61]们的过激行为而震惊。如果他看到，各种党派是如何使后备军狂热化，以便利用它作为推翻其他敌对党派炮灰时，他一定会感到极度受伤。当他听到被他鄙视的维也纳人， 〔转第二版第一栏〕 〔第一版下部一栏〕 荷兰行 格奥尔格·维尔特 I. 彩旗飘飘—— 这里就是鹿特丹！ 小巷和广场散发着 神奇的奶酪味。 在桥边 在清晨和傍晚 老伊拉斯谟斯[62]身着厚重的衣衫站立着。 他仍然站在时代前沿； 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屹立着； 他翻阅着手中的大开本古籍 直到书的末页—— 谁知道，何时才能使他心满意足： 是整个奶酪世界的逐渐消亡吧。 〔转二栏〕 〔第一版下部二栏〕 〔接一栏〕 如果是这样，你将会屈服于美味的菜肴， 哦荷兰的这里—— 用黄油、奶酪及烟草 使世界历史充满芳香。 II. 阿姆斯特丹是这样一座城市 它建造在低洼的土地和坚硬的桥桩之上， 有道路、运河和桥梁， 还有成千上万的生灵。 很多女人和男人，很多男人和女人 他们穿着半高统靴和海狸皮衣[63]： 这样的男人们，我很少恭维， 但女人们，使我心花怒放。 可爱的女人们！牙齿那么白 脸颊那么红， 我衷心地爱她们，我热忱地爱她们—— 她们腿上穿着裤子。 如果她们去睡觉， 她们轻柔地脱下裤子， 然后欢欣鼓舞地跳进松软的床上—— 而后将裤子挂在床的靠背上。 一次波恩的哈教授闹个笑话， 他入寝时心不在焉： 他把裤子放在床上， 却把自己挂在床的靠背上啦。 〔第一版下部三栏〕 III. 在这些平静的水域里 我是多么的安详： 在荷兰，我感觉一切皆好， 我找不到什么需要改进的。 虔诚的教堂钟楼演奏得如此美妙 用钟声演绎着华尔兹和波尔卡[64]舞曲 用足足一刻钟赞美了敬爱的上帝。 在平静的内河航道上船舶奇特地穿行； 在船上诚实的交易者为生活而欢欣鼓舞。 身着裙子的男人们，身着礼服的男人们， 他们都微笑地享受生活； 他们品尝奶酪，吸着烟草 用胡椒、杏仁和咖啡做着美味佳肴。 这些都忠实地继承和发扬了日耳曼人的风俗传统， 因为在那里只有咖啡水 是从它自己的工厂获得的。 哦，我走过的可爱田野， 那里趣事不断 那里人杰地灵 那里的风车转动得多么惬意啊！ 风车在晚霞中奇妙地舞动—— 哦，快乐的家园，也许只有我 唯一的堂·吉诃德能够独享此景。 〔第二版第一栏〕 〔接第一版上部三栏〕 不仅通过人民的胜利引起了柏林三月革命[65]，而且还通过众多胜利起义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一切反动企图时，他不得不默默地脸红。柏林市民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因为正是它强加给他们对贸易危机的恐怖；他们也强烈反对政府，并越来越多地加入民主党。 ×柏林，6月2日。我们的制宪会议似乎只有在内阁的相关部委有机会澄清自己的前提下才有召开的必要。根据临时通过的《议事规则》，质问者在不用陈述理由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地向大臣提出他的问题，在大臣回答了该问题后，他必须满意而退，不允许就同一问题再进行讨论。今天有许多议案被列入日程，但大部分议案都会在官方搪塞几句空话后惨遭被拒绝的命运。大臣们一直躲在议事法则的背后，当他们应该给出一个答案时，不管这个答案是否正确或圆满，他们也算回答了。关键是这个问题要由每个人，而不是议会来决定。贝格[66]先生首先提问。他说，人们曾期待大臣们在就职后应该放心地行使权责，以便在我们新的情况下重新唤起公众的信赖。在莱茵河地区，人们曾希望法律能够恢复，根据这项法律，该地区因暴乱造成的损失将归咎于市政当局，并将行政权力移交给司法当局。奥尔斯瓦尔特[67]大臣答复说，正在拟订立法；然而，没有人民代表，该部感到无权颁布如此重要的法律。警察和民防部门现在必须确保维持安定。然后，议员荣格[68]问国防大臣是否采取了必要步骤解除与俄国的同盟协约，以及引渡是否仍在进行。冯·阿尼姆伯爵[69]答复说，同盟协约只涉及流浪汉和弱势群体，而不指政治犯。特雷茨多夫〔Tretzdorff〕议员对封锁丹麦采取的措施进行提问，他说什切青[70]遭受的损失是否应由德意志联邦来补偿，以及该城市是否仍必须支付海峡税[71]。这位国防大臣回答说，联邦议院认可英国发起的谈判，他们将以必要的精力参加哥本哈根谈判。该大臣根本没有提到要支付的赔偿以及海峡税。他透露出的希望是，这场战役将很快结束，并暗示退出日德兰半岛的原因是普鲁士人在那里没有发现敌人。——在今天提交的许多修正案中，我们强调一下废除领主专有狩猎权，但对领主没有补偿的议案，即议员赖辛巴赫[72]伯爵提出废除农民负担、废除劳得民[73]，废除保护费等，作为补偿，他要减轻领主裁判权的负担。（哄堂大笑）汉泽曼[74]大臣在这里指出，在财政部的促使下，现在可以放弃收取保护费。正如我们所听到的，大臣们已经敲定了一项有关农村条件的法案，他们对于该法案从一开始就在个别动议中被分开感到非常不满。此后，罗伊特[75]先生发表了一项持续很长时间的提案：议会是否没有立即指定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在波森省[76]实行的重组中，造成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如此血腥冲突的原因。申请人希望将这个议案付诸表决，而不是及时地移交到有关部门。汉泽曼大臣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它包含了太多关于“议会”希望采取的立场，以至于应尽快做出决定。这是对议员罗特先生的观点的回应，即分庭在所有案件中都绝对有权任命调查委员会，即它完全拥有主权。此提案被移交到了分庭。——最后当选议员有瓦尔德克[77]、勒韦[78]、莱多〔Lydow〕、蒂尔施克〔Tierschke〕、鲍姆施塔克[79]、格拉博夫[80]、敦克尔[81]、冯·达尔维茨〔vonDahlwitz〕、瓦克斯穆特[82]、菲利浦斯[83]、埃塞尔[84]、巴尔策[85]、埃尔斯纳[86]、埃贝尔〔Ebel〕、察哈里埃[87]和贝伦茨〔Behrends〕。 布雷斯劳，6月1日。从格内森[88]和波森普日卢斯基大主教与柏林官员们的有趣通信中，我们愿与读者分享其中最重要的地方，这些地方也是描述波森形势和普鲁士当局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大主教给施韦林[89]大臣的信 我已收到4月15日的大臣行政答复、4月17日内政大臣阁下的信件以及尊敬的总司令冯·科隆布将军16日及3日的有关法令。应他们的请求，我将“亲自出场和通过我教区的神职人员，为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博爱与和谐宣讲和劝诫”。 我再次指出，在柏林事件之后，德国对波兰事态表示同情，并怀着对该省波兰人接受这一崇高正义运动的感激之情，这既是因为波兰接受了这一崇高正义运动的合理表达。不论是从我本人还是其他人，都接受了这种崇高的正义运动。博爱与和谐的劝诫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们本来就存在，而且似乎是不朽的，由我的神职人员在所有讲坛上宣扬，并以敬拜来庆祝。 然而，很快一个可悲的转折发生了。大批部队被调来，德国人和犹太人居民立即出现对波兰的敌意反应，特别是在布龙贝格[90]政府部门，波兰人受到迫害和异化。 大臣阁下，关注所有这些细节并非我的本事，我只注意到，这些地区的神职人员由于这种迫害而不得不逃离那里。 波森市被围困，特遣队无处不在，与此同时柏林在进行民族重组谈判，这同样是增加人们激进思想兴奋而不是安抚他们的手段。 阁下自己也明白，如果要以武力的方式建立秩序，我就无法以教会的名义再宣讲什么和平的空话，因为上帝的话语不应也绝不能是通过刺刀得到支持的。 只有通过与雅罗斯瓦维奇〔Jaroslawicc〕达成协议，其他具有影响力的人们的努力才能成功，流血冲突才能被阻止，从而温和地缓和而今迫在眉睫的紧张局势。 1848年4月17日，冯·维利森将军在公告中宣布：“该省渴望的和平状态应当完全恢复”。 人民被煽动到当地的武装集会，军队和狂热分子、德国人和犹太人均出现混乱和过度行为，这些行为的动因都是受到了为保住自己乌纱帽的官员的煽动。 每天都收到最悲伤的报告，城镇和村庄被洗劫一空，民族徽记和旗帜被撕毁，人民受到侮辱和殴打，教堂受到亵渎， 〔转二栏〕 〔第二版第二栏〕 〔接一栏〕 神职人员受到侮辱和虐待，死亡的屠杀被激起，各种流言蜚语四起。 发号施令的冯·科隆布将军自己也发现，并通过兵团命令宣布，部队中有个别害群之马。调查也表明，这种现象已存可怕的蔓延之势。 如果再加上官员们忙于煽动、波兰农民反对其地主、波兰事件[91]和德国政府内斗，即所谓的德国国民议会的过度要求和喧嚣——波森大公国[92]的分裂以及一夜之间出现的各种谣言，——那么，冲突和个人反叛，甚至种种过激行为和罪恶煽动当然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我似乎难以理解的是，由德国人和军队挑起的动乱，怎能用一份主教通告去劝说波兰人民保持安静。我只能用宽容去理解此事，要他们用基督教的奉献精神，继续忍受各种的责备和暴力吗，我不能对他们这样做，人民真的已忍受了很多，可谓有羔羊的耐心了。 然而，我似乎难以理解的是，由德国和军队挑起的动乱，怎么能用一份主教通告去劝说波森人民保持安定。我只能用宽容去理解此事，要他们用基督教的奉献精神，继续忍受如此的责备和暴力吗？我不能对本省人这样做，人民真的忍受了很多，真可谓有羔羊的耐心了。 四个星期过去了，承诺的全国重组尚未开始，对波森的敌对行动却已采取了巨大的进步！ 然而，重组是最适当的安抚手段。我保证，当军队撤出和重组开始时，我将竭力维持安定。 波森，1848年4月22日。 格内森和波森大主教 普日卢斯基 大主教的第二封信 写给奥尔斯瓦特大臣 杰出的大臣阁下，我衷心地感谢本月17日你在信中向我表达的善良和信任的话语。 大臣阁下，我从本月22日收到的文化事务大臣的报告的副本了解到这个省的可怕局势。 我将以柏林冯·维利森将军本月24日的公告为证。维利森将军给波兰当地领导人提供了证明，即他们相信了王室的承诺，镇压冒着生命危险的武装群众，这样就更能够造成双方的分崩离析。 针对此分裂，我正要向人民述说安抚的话语。 不幸的是，波森宣布处于戒严状态，并向该省派遣流动纵队，使尚未建立的和平重新被破坏，并辜负了冯·维利森将军和波兰领导人的努力。 流动纵队渗透到全国的四面八方，他们到处犯下最粗俗的暴行，他们虐待男人和女人，他们掠夺和杀害人民，他们亵渎教堂和带来死亡，他们无恶不作，必然挑起局部的反抗，滋生新的流血事件。 此外，还有规定，波森大公国应该再次分裂——这将是不幸的波兰的第八次分裂。这种不幸的命运传播着最深刻的抱怨，它粉碎了每一个信任，每一个希望，每一个对正义的信念。 如何才会是另一种情形？如果德国人在高级官员的带领下，能够公开打倒冯·维利森将军和国王的全权代表，能够在舆论中不怕把冯·维利森将军视为叛徒，情况也许会好转。但如今波森处于包围状态，禁止大街上聚集超过4人，情况将会进一步恶化。 也许阁下会说，这一切导致了波兰人的反抗运动。嗯，那好吧。但是，在瑞士、意大利、法国、德国、匈牙利、甚至维也纳和柏林，谁又为这些反抗运动负责？它们使当地人民身心俱毁，世界上有哪个民族的人比波兰人更大声疾呼这种不公正？ 杰出的大臣阁下，你也许考虑到，在悲伤的情况下，和平的话语可能会在我的一边结出果实，我能对此用何种方式做些什么呢？用基督徒的爱吗？但是基督徒的爱正在被受到侵犯的波兰人所嘲笑。用有一个更好未来的希望吗？但是，这种希望正在将波兰人撕裂。还是我应该对人民说，让自己耐心地等待践踏吗？我不能那样做。我相信上帝的公义。我要是那样说话，只会是火上浇油。 波森，1848年4月22日。 格内森和波森大主教 普日卢斯基 波森。冯·施泰内克[93]先生（堡垒指挥官）在当地报纸上宣布，在戒严时期，禁止出现除普鲁士和德国旗帜以外其他色彩的旗帜，当然波兰旗帜也是被禁止的。同时，它明确禁止在未来几天内悬挂波兰国旗和丝带的游行——还禁止人们与温尼里堡[94]的囚犯发生一切联系。（《阅报室》[95]） 法兰克福，6月3日。制宪国民议会今天决定成立一个15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审查和评估有关组建临时中央权力委员会的议案。这个委员会的选举应在制宪小组公开大会之后立即由议员们进行。 ⊙马尔堡，6月2日。我们的民主事业正在迅速前进。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民主协会，由拜尔霍弗[96]先生和卢道夫〔Ludolph〕先生领导，最近，该组织非常坚决地抗议法兰克福议会关于美因茨事件的决定[97]。民主工人协会也成立并取得了良好进展。当然，也不乏怀疑之词。还有一件事，即最近不少马尔堡人，他们在基希海姆[98]公开发言，说受到反动党暴力的威胁和逼迫，被迫离开该镇。这些反革命者散布最令人厌恶的谣言。例如，为了保护国民议会而应在这里形成的一个大讲坛，以及诸如此类的愚蠢行为。在这里，人们当然嘲笑这种胆小的空谈家。 维也纳，5月31日。《维也纳日报》[99]5月25日登载了皇帝发布的法令，根据该法令，在库尔森〔Kurnthen〕封建负担被取消，补偿金将由国会在以后决定。这些被解除的封建负担涉及下列方面的利好消息：羊群、谷物、治疗、鸦片酊、荣誉、购买津贴、彩票发售处、地区法院、警长、狗、行政官员、海关、燕麦等等。同时还颁布了一些法令，如废除体罚作为一种独立的纪律处分、不得羞辱他人、不得告密、房屋搜查只是法院的专属权限，以及对一般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 《阅报室》在一封信中说：5月26日的伟大成就[100]是民主体制，特别是人民主权的决定性胜利。 〔转三栏〕 〔第二版第三栏〕 〔接二栏〕 市民、工人、学生团结一致赢得了这场胜利。通过绑架皇帝，反动党企图敦促维也纳宣布建立共和国，从而达到无政府状态并造成各省决裂。但维也纳人民并没有陷入圈套，他们把君主制放在自己手中，迫使君主制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愿。该政府由国民警卫队和学生组成的委员会提供半监测和半支持；两者相互对抗且不信任的立场防止了事态恶化。 布拉格，6月1日。斯拉夫大会[101]的客人越来越多。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已经抵达，黑山的弗拉迪卡[102]也有望在这几天到来。就大家需要讨论的议题将有一份用四种语言制作的日程：波兰语、波希米亚[103]语、德语和伊利里亚[104]语。目前，我们将只提及方案的要点：1）关于斯拉夫人在奥地利帝国中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2）关于斯拉夫人民与奥地利国家其他人民的关系;3）关于奥地利人与其他斯拉夫人目前的关系;4）确定奥地利斯拉夫人与欧洲其他非斯拉夫人的关系。（《德意志总汇报》[105]） 伦茨堡，6月1日。经证实，德国军队已撤离哈德尔斯列本[106]，大批居民已离开此地。5月31日，哈德斯列本已经被丹麦轻骑兵占领。在克里斯琴斯费尔德[107]，180人将被强行服兵役。在哈德尔斯列本，已经飘扬着丹麦国旗。——来自弗伦斯堡[108]的《汉堡记者》[109]5月30日晚报道。——哈德尔斯列本现在无疑被视为“德国的叛徒”。还可以肯定的是，丹麦人也已经进入艾本哈德[110]，之前他们曾发射过一些子弹。许多难民也从艾本哈德抵达弗伦斯堡。5月31日，一位旅行者把丹麦人前一天晚上6点占领奥本罗的消息带到了伦茨堡。原本给哈德尔斯列本的信息只能送去西加德[111]。 5月29日临时政府专门宣布将于6月14日召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议会。同日临时政府的一项法令载有对基尔[112]德国舰队委员会章程的确认。 在《伦茨堡日报》〔Rendsb.Tageblatt〕的一份转录中有如下内容：根据一名目击者的报告，昨天（5月31日）在松德维特[113]有一次激烈交火。丹麦人遭到惨败，不但阵地战损失惨重，还从梅克伦堡[114]被追打到海岸。最后大部分人投降，其他人淹死在海里。（《威塞尔报》[115]） ×阿尔托纳，6月2日。这是丹麦人再次被击败的消息；据说2000名丹麦人被分散包围了；几百人被俘虏，我们的民防队已经被叫来今晚接收和看守他们，因为直到明天早上他们才会被继续运送到施塔德[116]。然而，与此同时，弗兰格尔将军率部队继续前进，这次不仅推进到北石勒苏益格，而且一直要推进到日德兰半岛。这一军令昨天迅速传达到总部。如果是这样，将在某种程度上洗刷我们最后的耻辱。顺便说一下，这对德国人来说是无上光荣的。要不了几周，整个旧帝国经济就会复苏；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再次享受往日的盛世，就是亲爱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德国帝国军队曾经享受过的那个盛世。今天早晨，有一个代表团从哈德尔斯列本前往法兰克福，抗议哈德尔斯列本从公国[117]被割让出去。人们会在法兰克福被俄罗斯的淫威吓倒吗？无论如何，英国已经表示，如果俄罗斯和瑞典企图制造事端，它将派出舰队干预。丹麦人对从瑞典得到帮助几乎不报希望，正如最新的丹麦报纸最明显指出的那样。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我们德国目前正在对丹麦这个小国进行全民的战争，像这样的战争，这样的以武力和外交双管齐下的惊人手法，实在是史无前例的！拥有600个司令官、总参谋部和军事委员会的旧帝国军队的伟大行动，1792年联盟的司令官之间的互相倾轧，已经仙逝的帝国内廷军事顾问的出尔反尔的命令，——这一切和德意志联邦[118]的新军队目前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演出的、成为全欧洲的笑柄的战争喜剧比较起来，似乎反而是意义重大、激动人心和带有悲剧性的了。 现在扼要地谈谈这个喜剧的情节。 丹麦人从日德兰出发进攻，使部队在北石勒苏益格登陆。普鲁士人和汉诺威人[119]占领伦茨堡和艾德河战线[120]。丹麦人是生气勃勃和勇敢的人民，他们不理会德国人给他们制造的坏名声，迅速地展开进攻，经过一场战斗就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军队击退到普鲁士人的阵地上去。而普鲁士人却在袖手旁观。 最后，柏林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德国的联军向丹麦人发动进攻，并借助于优势的兵力在石勒苏益格击溃了丹麦人。所以能取得这次胜利，主要是由于波美拉尼亚近卫军像从前在格罗斯培伦和登内维次[121]那样灵活地进行了白刃战。石勒苏益格又被占领，德国为它的军队的英勇事迹而欢呼。 与此同时，为数不超过20艘大军舰的丹麦舰队拦截德国的商船，封锁德国所有的港口，掩护军队向各个岛屿撤退。日德兰因而听凭命运的摆布，而且部分地区已被普鲁士人占领，他们向日德兰索取200万塔勒的香料作为赔款。 但是，连一个塔勒的赔款都还没有取得，英国就提出了调停建议，主张退出石勒苏益格和宣告该地中立，俄国也发出了威胁性的照会。康普豪森先生立刻落入给他设置的圈套，陶醉于胜利的普鲁士人按照康普豪森的命令从韦耳[122]撤向克尼格绍河[123]、哈德尔斯列本、艾本哈德和弗伦斯堡。一度消声匿迹的丹麦人立刻又出现了；他们日以继夜地追击普鲁士人，使撤退的队伍陷入混乱状态，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登陆，在松德维特打败了联军第十军，只是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才实行退却。5月30日的战斗又是由白刃战来解决的，但这一次枪托却操在梅克伦堡人的坚强的手掌中。德国的居民和普鲁士人一起逃跑了；整个北石勒苏益格遭到洗劫，丹麦的旗帜又飘扬在哈德尔斯列本和艾本哈德的上空。显然，普鲁士的各级军人在石勒苏益格就像在柏林一样只是盲目地服从命令。 柏林又发出命令：普鲁士人必须再次发动进攻。现在他们又精神抖擞地向北推进。但是这个喜剧还没有结束。我们等着瞧吧，看看这一次普鲁士人又会在哪里接到撤退的命令。 总而言之，这是康普豪森内阁为了自我欣赏和为了德意志民族的荣誉而演出的地道的卡德里尔舞[124]和军事芭蕾舞。 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个剧场的舞台是由燃烧着的石勒苏益格村庄的火焰照亮的，而合唱队是由丹麦的“兵痞”和叫喊复仇的志愿兵组成的。 康普豪森内阁用这个事件证明了他在国际舞台上负有代表德国的崇高使命。 〔转一栏〕 〔第三版第一栏〕 〔接三栏〕 由于康普豪森内阁的过失而两次被弃置不理和遭受丹麦人侵略的石勒苏益格，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来纪念我们“负责任的”大臣们的这个初次的外交实验。 我们可以信赖康普豪森内阁的英明和毅力！ 〔作者恩格斯，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38-40页《战争的喜剧》，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注释122、123提及的地名翻译有改动〕 〔〕汉堡，6月1日。今天，海军大会今天已经开幕，但这次会就像贵族阶层和高层会议的所有工作会议一样，大会被包裹在一个神秘的面纱中，没有人可以知晓其具体内容。虽然会议的预算被非常公开地讨论了，但是，他们应该如何花销纳税人用银格罗申和先令[125]筹集到的钱仍是非常模糊不清。在所有事情上，即便在最小的细节中，旧体制还大行其道。老大臣已经垮台了。新大臣虽然对旧体制感到震惊，但如果通过他组建的官员继续维持这个制度，又有什么好处呢？只要我们一直不像法国那样这样做，即毫不犹豫地解雇无所作为的大臣们及公务员们，我们的官僚管理体制就一直与旧体制完全一样。如果坐在柏林、维也纳、汉堡、卡塞尔[126]等地的政府办公室里的仍然是那些守旧的老顽固，你会期望他们会走出那早已习惯的老路，而走上一条新路吗？ 从发布出版自由以来创刊的民主机关刊物《共和党人》[127]已经发行10期，关注者可谓日新月异。 后天，名为“德国工人阶级大会”的人民大会即将召开，会议将向公众开放。我将就那里的议题进行报道。 〔〕汉堡，6月2日。我刚刚听说，海军大会已经圆满闭幕，只留下一个理事会处理后事。 匈牙利 佩斯，5月20日。为确保选举顺利举行和议会在7月2日如期开幕，内政部长发布了所有相关规定。财政部长科苏特[128]建议发行总量200万的自愿债券，债券利息为5%，面值为50至100古尔登[129]，债券期限为3个月、6个月或12个月。（《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 比利时 *布鲁塞尔，6月3日。罗日埃大臣采取了第一项重大举措，这项措施将把比利时从失败中拯救出来。他禁止拉舍尔小姐在当地剧院里演唱马赛曲。但是，她被授权可以演唱： Laliberté,pourconquerirlemonde N'apasbesoindepasserparcheznous.[130] 自由是为了征服全世界， 但这种自由不需要经过我们这里。 ——如你所知，比利时众议院最杰出的议员卡斯蒂欧先生在二月革命后不久辞职。他现在给图尔奈〔Tournay〕的老选民发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他在这个时候不愿接受新的议会职务的缘由。这封信可以被看作是比利时共和党的宣言。我们在此给我们的读者摘录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尽管我在众议院发言中已解释了我拒绝议会职务的动机不是沮丧，但仍然有人认为我是因为气馁。我希望比利时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共和国，这种转变完全可以和平进行，而不会陷入革命的危险。我相信，我说过此话。作为一个公民和议员，这是我的权利。不幸的是，在国民议会的议事中仅有我一人提出了这一观点。一些愚蠢的人利用目前恐惧、自私、诽谤和武装企图的社会现状，居心叵测地达到了使比利时人民害怕自己的主权的目的，并唤起了一种从议会蔓延到全比利时的反动的君主立宪制趋势。由于我和选民之间的这种分歧，我觉得我有责任辞职。在分歧没有彻底解决前，我不能接受新的任务。 我知道，有人正在以君主立宪制的名义浪费我们今天最辉煌的承诺。这种论调是1830年陈述[131]的第二版。当时君主立宪制也被认为是能使国家变得幸福和强大的最完美的国家组合。它也许还是共和国中最好的政体。 先生们，你们大家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承诺带来了什么后果。 这个本应在外交政策中拥有独立权的政府，却使比利时接受屈辱的中立法，使比利时处于昏迷和孤立状态。 这个本应保证我们各省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的政府，却同意了国家的分裂，结果像波兰政府那样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把我们的林堡[132]和卢森堡[133]拱手划归荷兰，由此出卖了40万比利时人，这些同胞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独立而献出了鲜血和财富的啊。 这个政府本应是国家秩序最有力的保障，却不知道如何预先阻止1834年丑陋的抢劫。这次掠夺就发生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就发生在首都，就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啊。这次掠夺深深地伤害了这个国家。这个自由、进步和廉价的政府15年来一直阴谋反对我们的机构，歪曲我们的自由，重新插上蒙昧主义的旗帜，并恢复旧的统治体制。这个政府通过无法形容的痛苦使我们的工业陷入泥潭；这个政府通过极端的贫穷化使我们人口众多的省份惨遭蹂躏；这个政府不是尽力促成这些省份的进步，而是用夸夸其谈的姑息剂来麻痹人民。 最后，这个自称道德和民主的政府重新追逐幼稚的荣誉。它扭曲了民族性格，发展了宠臣和宫廷精神，建立了百个无用的机构，复制了无数闲职，把公共财富作为贡品留给宫廷和政府机关，在行政机关的各部门中引进了同样无益的奢侈之风。这些使国家年度支出增加了5000多万法郎，并造成了赤字。目前向银行提供担保后，赤字将达1亿法郎。这个政府耗尽了我们的财务，摧毁了我们的信用，吞噬了我们的救助来源，颁布了大量发行强制债券和纸币的命令。在这个政府垂死挣扎之际，它似乎只找到一种残余的力量，就是继续毁灭国家，使其仅留下光秃秃的废墟。 这是1830年革命承诺的结果，这是君主制政府的福祉。 1848年的承诺不会比1830年好。人们甚至不会抵制参议院有关选举权的不公正规定，这使得选举代表权成为400个家庭的垄断。苦难的震撼、国家的耻辱和革命的危机将是比利时君主立宪制的告别辞。” 意大利 那不勒斯，5月21日。我们又陷入了极端的恐怖主义的泥潭中。迄今留下来的人名单中还包括1753名死者。 〔转二栏〕 〔第三版第二栏〕 〔接二栏〕 这里发生了各种暴行，儿童、妇女和老人被唾弃、烧死、杀害，还有流浪者的嚎啕大哭、敌人肆无忌惮的抢劫和焚烧。他们扛着旧波旁王朝旗帜，举着圣母玛利亚像，在城市中穿行，对着市民的尸体大叫，并狂喊着他们的国王万岁！国王斐迪南二世[134]出现在阳台上，感谢他的忠实信徒。17号，瑟上校〔Se.Maj.〕在圣弗朗西斯科·迪·保拉教堂的拱廊下十分惬意地抽吸着雪茄，然后在忠诚的士兵和流浪者的拥簇下漫步全城。国民警卫队被解散，议会同样被解散，整个城市被解除武装；大量肮脏的流浪汉携带着步枪，并幸灾乐祸地大笑着。兵痞们身着令人发指的军装，老警察再次身着旧制服。宪兵队又回来了，并强迫无辜的公民致摘帽礼或类似的礼节。禁止所有期刊、所有对城墙的围攻和所有人群在大街小巷的聚集。那不勒斯处于持续的戒严之中。而在这看似沉闷的沉默中，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已燃起愤怒的复仇之火。法国军舰上满是难民。我在海上、在巴拿马和在弗里德兰[135]拜访了许多姓罗密欧、佩利卡诺、夏洛亚、萨利切蒂的人，他们都拯救了自己。如有可能，每个人希望回避那不勒斯，这也许是正确的。许多贵族用掷色子来赌这最后波旁王朝的生活，然而其美好时光不久便被击得粉碎。法国船只将难民带到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136]，14天内卡拉布里亚在反抗。阿里亚诺[137]已经开始了激烈的战斗。但在这里国民警卫队也打了败仗。我不敢说那不勒斯人有很大的勇气，但卡拉布里亚人却提供了最大胆的蔑视死亡的范例。部队的军事行为是残忍的；瑞士人也同样残暴。斐迪南国王失望了。他过去常常可以把民族的怨恨与他的大臣们一起分担，而如今他只有自己独自全部承受了。那不勒斯是一座不幸的城市。普遍的看法是，整个大屠杀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政变。这个观点至少可以给出十几个理由。保皇派声称国王斐迪南被彻底激怒了，并已被迫正式宣布血战到底！南齐安特[138]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殷勤的刽子手：他下令迅速将第一批53名（有罪的和无辜的）在押囚犯枪杀在新堡[139]的战壕中。愤怒是无尽的；明天人们担心新的灾难。拉布拉诺〔Labrano〕以军事上的严厉性发布命令。该国不安全，各地旅行者都遭到袭击。这是斐迪南国王想要的，他放了1000个刑事犯。瑞士人现在处于最困难的境地，毒药和剑等待他们。5月15日聚集在蒙托尔[140]的议员们已经决定罢免斐迪南。（奥格斯堡《总汇报》[141]） 那不勒斯，5月25日。国王斐迪南今天向他的人民发出以下宣言：“那不勒斯人！我们对5月15日的悲惨事件深感悲痛，我们渴望尽可能减轻恶果。我们的坚定决心和不可逆转的意愿是以纯粹和无懈可击的方式维护2月10日《宪法》。同样，作为唯一符合意大利目前实际和现实需要的国家，这将是我们最深爱人民的命运和我们皇冠的支柱。立法会议将在短时间内召开，我们期望它们的聪明才智和坚定性将使我们在所有需要明智和有益的改革的公共事务中给予我们强有力的支持。因此，恢复你们通常的追求，全心全意地相信我们的正义、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圣洁而自愿的誓言，并生活在完全的自信之中。这将是我们最不懈的努力。尽快从目前我们所处的特殊和暂时的困境中振作起来，也尽可能消除影响我们的严重不幸的悲惨记忆。斐迪南宣。”新的选举团将于6月15日开会。各分庭定于7月1日开放。选举法仍使用原来的，后来的大部分修改已经撤回，但有一个例外，即选民中的贵族减少为12人，原选举法规定为120人。（《德意志报》） 威尼斯。在这里看起来似乎既无反革命，也无新的革命准备滋生。政府赋予警察维持内部稳定、征用食物的特别权力，并（在25日）向公民委员会提供宪兵队和民兵队。在答复政府关于据称下令归还那不勒斯舰队的一封信时，那不勒斯代表彼得罗·莱奥帕尔迪[142]回答说：他没有对威尼斯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但他在其25日的指示中就要求过海军上将，至少大部分的舰队应该留在威尼斯，并指出海军上将和他的官兵们如果离开此地，将承担给那不勒斯和意大利民族带来的一切后果。 ——据说佩佩[143]将军已经把自己置于卡尔·阿尔伯特[144]的指挥之下。 ——佩斯基耶拉在26日被要求投降，考虑时间限定为24小时，并获准派一名军官前往维罗纳[145]。后者拒绝了卡尔·阿尔伯特，但提出休战时间应到27日凌晨2点。这座城市遭到如此沉重的炮击，以至于邻近城镇的窗户都碎了。 ——努根特[146]将200头牛作为粮食供给带到了维罗纳。(奥格斯堡《总汇报》） 米兰，5月31日。佩斯基耶拉终于真的放弃了。或者说的更好一点，投降出现在决定性的时刻。这一次，您可以信赖此消息的真实性。卡尔·阿尔伯特脸颊受了轻伤；他的儿子大腿上有点伤，二人都不危险。 ——与此同时，在帕斯特伦戈[147]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而战斗细节不详；这对我们就是幸运的啦——今晚这里注定灯火辉煌。（《法兰克福报》[148]） 伯尔尼，5月30日。政府收到了瑞士第四军团上校关于15日事件的报告。根据这些官方文件，发生的屠杀绝不是军队与国民警卫队偶然交火的结果，而是为了消灭自由反对党，而且这项工作当时也是按计划执行的。代表们要求：军队撤出城市30英里外，将军事要塞移交给国民警卫队，并承认这些代表为制宪会议代表。国王不想同意（在那不勒斯流传的关于所谓的让步消息是谎言），国民警卫队和人民同意了代表们的意见，开始设置路障等等。瑞士军队从凌晨1点一直到中午左右，他们几次全副武装出来清除路障， 〔转三栏〕 〔第三版第三栏〕 〔接二栏〕 但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最后，正如上校所说，他们终于等来了“渴望已久的，为其王公贵族抛洒热血的时刻”！12点，警报信号发出（可能是枪械“意外走火”），部队绕道蜂拥前往宫殿。第4（伯尔尼）团第一个抵达广场，并立即被命令反击。瑞士军队冲进被人民占领的街道，但在这里遭到猛烈的反击，以至于上校不得不命令撤退。现在炮兵也走近了，炮火四处开花，散弹不时击中窗户，这次战斗的结局已是众所周知啦。国王对瑞士人的热情和勇气感到非常高兴；他立即付给他们月薪；正如上校所言，加官晋升，颁发奖章等等都已等着他们，这当然也使他很高兴。(《伯尔尼报》[149])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6月1日。在各党派中收集了11名新任命的国民议会代表候选人名单。 立宪议会和《世纪报》[150]提出了以下候选人：梯也尔[151]、尚加尔涅[152]将军、银行家古德肖[153]、尚博勒[154]、《世纪报》主编、亚当[155]、巴黎市长助理、莫罗[156]、前议员、巴亚尔〔Bayard〕、工人、拉沃〔Lavaux〕、布瓦塞尔[157]（《世纪报》建议雷诺〔Reyneau〕先生取代该人）、维克多·雨果[158]。依照9月份的法律，《巴士底狱法》和《摄政法》，作为路易斯·菲力普的君主立宪制的主要执行者，梯也尔当然最有希望成为国民议会的成员，而国民议会致力于一共和党形式进一步发展的这一制度。在波尔多，大多数选民已经宣布支持他。我们也许会在短期内看到这位竞选人，同时也是基佐[159]先生的同事，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首脑。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之间的全部差异将归结为，前者使激进的记者梯也尔当选为路易-菲力浦[160]政府的大臣，而后者会使保守派前大臣梯也尔成为共和国总统。 《国民报》派候选人名单：埃德蒙·亚当[161]、巴亚尔工人、道尔顿-谢[162]、当吉〔Danguy〕、工人、让·巴蒂斯特·德莱斯特[163]、德罗林[164]、利奥波德·迪拉斯[165]、《国民报》[166]主编、热尔韦〔Gervais〕、米歇尔·古德肖、维克多·舍尔歇[167]、蒂埃里〔Thyerri〕、医生。 《改革报》派候选人名单：科西迪耶尔[168]、皮埃尔·勒鲁[169]、蒲鲁东[170]、格朗梅尼尔[171]、里贝罗耳[172]、《改革报》[173]主编、托雷[174]、《共和国报》[175]主编、杜波蒂[176]、凯尔索济[177]、沃斯〔Wors〕、莱瑟雷[178]、舍尔歇[179]。 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工人[180]出现在民主报刊《改革报》提交的候选人名单上。然而《世纪报》推选的梯也尔先生必须对应至少一位工人，同时《国民报》推选的银行家古德肖先生必须对应至少两位工人，如此展开的竞选就像阿拉伯式花纹[181]异常复杂。 ——前财政大臣拉卡弗-拉普拉涅[182]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并试图在这本小册子中重新对路易-菲力浦领导下的财政管理部门提出指控。 ——据巴黎第一次电报透露，艾米尔·托马斯在抵达波尔多时被宪兵逮捕，并护送过街道；然后根据第二次电报信息，他重获自由。从波尔多，托马斯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上司，公共工程部长特雷拉[183]，信中他试图以最礼貌的方式告别这位正直的先生。但特雷拉先生劫持了他，然后给他一个任务，并向他承诺此任务不是将他送往该省的任何角落监狱。〔特雷拉后来〕立即通过电报改变主意。这个托马斯，正如他在波尔多自己解读的一样，特雷拉先生本来要逮捕他，然后又撤销了这个命令。最后特雷拉允许他仍然和以前一样，可以研究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的排水工作。托马斯先生明白，该事原来只是特雷拉先生给自己开了一个玩笑。 ——根据5月26日的决定，弗朗索瓦〔Francois〕准将和曼杜伊特〔Manduit〕准将被任命为巴黎城市指挥官。前者负责塞纳河右岸，而后者负责塞纳河左岸。 ——科西迪耶尔向巴黎媒体发送了一份循环论证，驳斥了执行委员会5月15日报告中对他的指控。 ——随着重新结盟的希望增加，人们发现，如今一些前巴黎的议员和其他议员仍然依恋君主立宪制。他们是不允许将自己列入国民议会候选人名单的。议会审议时他们也用含蓄的言辞批评了他们对君主制和流亡家族的感情。 巴黎，6月2日。根据《宪法》，行政权力委员会打算在几天内向国民议会提交关于设立警察总局的法令。也许以后还要有关于嫌疑犯的法律。一个新的梅兰·德·杜艾[184]将会再现。 ——根据《地方法院公报》，宪法委员会已经选择一院制议会由全体人民选出共和国总统，任期4年（只有在4年之后才能重新选举）；宪法草案的导言已经通过，开头是：“以神的名义……”；宪法委员会可能比最初预计的更早完成工作。 ——《劳动者》对声称有权代表索维林人民的白色共和党人名单进行了抽样调查，内容如下： 日拉丹[185]，法国和阿尔及尔唯一有能力的共和党人，只要求保留奥尔良公爵夫人和王子茹安维尔[186]的摄政权。 梯也尔。其述求是：英国宪法；寡头政治和贫穷化；法国的爱尔兰化；恢复法国的九月法令；尽快恢复疏通特涅诺宁街的福西拉德路段。 伊波利特·帕西[187]，大家都知道，他是最纯净的共和党人；摩莱[188]、帕基耶[189]、德卡兹[190]和康普〔豪森〕同样方式的共和党人。 阿基里·福尔德[191]，银行和股票交易所工人，以色列路特希尔德[192]家族的杰出后代。 维克多·雨果，灭亡皇室的歌颂者。 工人们抱怨典当行委员会的残酷无情和唯利是图。许多家庭在目前的困境中都必须典当物件。但典当行并非安全的避难所，因为人们典当价值100法郎的物件，典当行只给典当人5法郎的典当费。 瑞士 伯尔尼，5月30日。根据图尔高[193]特使的提议，在国民议会大会上进一步讨论了法济[194]议员关于在意大利的瑞士雇佣军的议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该议案获得通过。议会要求进行全面调查，并在解散雇佣军的工作结束才进行相关后续事宜的谈判。 乌里，5月30日。前总督施米德[195]——我们州政府主席施米德〔Schmid〕的兄弟——早已经溜之大吉了，留下了大约20万法郎的赤字，大部分是借来的资金，而欺诈者则通过自己制作的虚假抵押贷款来投保。 〔转四版一栏〕 〔第四版上部一栏〕 〔接三版三栏〕 这一案件的不良后果可能还牵涉有其他许多以前貌似安然无事的先生们。 大不列颠 *伦敦，6月2日。《泰晤士报》[196]昨天刊登了瓦尔特[197]先生愿意支付10或20英镑资助发表的文章之一。这是一篇关于无神论的英国宪章运动[198]的美妙的悲叹的文章，文章指责宪章运动者仍然不想停止以非常不体面的方式来破坏富庶安宁的伦敦城的和平。《泰晤士报》惊呼道，几天以来，约有五千或一万个肮脏的、充满敌意的人非法聚集在伦敦的大街小巷。这对于一个聪明、忙碌的伦敦人来说完全是一种巨大的妨碍，因为伦敦人已经习惯了在餐厅里和壁炉旁悠闲地打发他们的时间。例如，昨天人们发现，这些人的示威不但完全空洞，而且还令人非常厌恶。人们看到迎面走来的游行队伍就像看着一条迎面爬向自己的巨蛇。它没有牙齿、但是长长的、滑溜的、阴险的，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美好城市的居民不禁要自问，如果前两件事情只有利于对宪章运动者，而后者对什么都不利的话，为什么我们纳税人必须要为城市街道、城市照明和警察买单呀。自从他们读到我们的邻国在巴黎目前所经历的可怕生活后，他们就更加要追问这个问题了。——在我们安静、悠闲、舒适的伦敦，我们一个星期都忍受不了巴黎国民革命军所带来的痛苦。当我们想到此事时，我们仍然还算幸福的，每个伦敦市民每天都要感谢他的造物主，感谢他从这种恐怖生活中幸免于难。他可以安静地坐在桌旁，安静地上床睡觉，不是像巴黎、柏林和其他二十个大城市的居民一样每二十四小时至少听到一次军队的激烈战斗。这些居民过着真正致命的无政府状态、不信任、破产和绝望的生活。然后，《泰晤士报》指出制止伦敦暴乱的建议就是用武力使其尽快结束，并感谢伦敦市政府迄今在这一点上所作的努力。 当然，我们乐意看到友好的伦敦人一直享受他们的安宁。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想方设法尽快治愈英国可怕的社会顽疾，然而只要有人认为前往安德沃[199]穷人坟墓[200]或者被放逐到荒凉的植物学湾[201]就能尽快治愈英国可怕的社会顽疾，大部分宪章运动者的政治诉求就很难得到满足。 ——6月2日的《泰晤士报》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让人们反思宪章运动。该报呼吁，所有英国人都应该注意和思考过去几天的事件。宪章运动者既没有死也没有睡着。毫无疑问，要更多地关注他们的愿望、意图和力量。他们一定会自由地、公开地重登历史舞台。然后，该报回顾了布拉德福德事件[202]，并提出了如何防止这种政治示威的问题。该报相信，政府必须尽一切可能更好地促进人民的社会福利，并最终看到更好的教育就是促进人民社会福利的手段之一。当然，一如既往地也不要忘记以最迫切的方式时刻关注流亡者的动态。 4月初，《泰晤士报》〔还认为〕对宪章运动者没有找到比发射霰弹更有效的手段，但如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对此表示祝贺。在最近阅读该报后人们发现，发射霰弹后其实还跟随着一个结果。这一结果涉及人民的教育问题。有些人仍然还记得，几年前议会批准为皇家马厩提供一笔经费，而这笔经费是同期拨给小学的经费的三倍呀。 伦敦，6月2日。约翰·罗素[203]勋爵昨天在下议院宣布了两项动议。一个涉及废除《改革法案》的税收条款，另一个是因为每个议员首次在众议院露面必须完成的誓言。第一项建议是修改1831年的法律，包括对改革运动做出让步；第二点涉及下议院最近通过的，但被上议院否决的犹太法案， 〔转二栏〕 〔第四版上部二栏〕 〔接一栏〕 该法案现在将由一份内容表述不同，但目的一致的新犹太法案所取代。 科尔维尔[204]先生的议案，涉及到德比市[205]新的选举问题。该问题引起了休谟[206]先生，汉默[207]爵士，格雷[208]爵士和西布索普[209]上校之间的一个较长时间的辩论。这导致了帕麦斯顿[210]勋爵发表了有关在西班牙和英国内阁之间存在差异的一些观点。 约翰·罗素勋爵接着说，该部委的一名成员将在6月15日或16日主持众议院会议，专题讨论政府关于西印度群岛问题的一些打算。 随后，莫厄特[211]先生恢复了关于航运法的质询辩论。在罗宾逊[212]先生、米切尔〔Mitchell〕先生、格兰比[213]侯爵等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之后仍毫无结果，此辩论只好被推迟到下次会议。 贸易及交易所信息 的里雅斯特，5月28日。染料及泻鼠李果[214]无交易，因为卖家不想让自己的商品低价出售。有一些小批量的士麦那坚果和阿勒波松子在合理的价格下得到销售。 读者来信 科隆，6月3日。今天，沙夫豪森企业银行[215]的许多债权人聚集在当地赌场的大厅里，讨论通过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合法地位的章程，以便应对本家族银行业务的交割期限展延。5月6日，由债权人当事方选出的代表起草了《规约》。在公布贝格豪斯[216]先生当选公司主席之后，埃塞尔第二[217]律师先生建议进一步通过规约草案，该草案之前已经得到债权人的共同认可。首席律师海姆佐特[218]先生指出：团结是我们最需要的要求；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规约》就不能通过。那些现在反对建立匿名公司的人被要求在这里解释这一点；如果他们的数量不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今天就可以承认，就必须宣布破产。在马蒂亚斯·赫尔特霍夫[219]先生表示所要求的声明会使一些人感到尴尬之后，海姆佐特先生提议进行秘密审查，并要求将所有加入声明的最后期限规定为3周。齐默尔曼〔Zimmermann〕律师提议任命可以代替出席的债权人签字的代表，并审查提交的法规和资产负债表中一些可疑内容。例如，沙夫豪森的所有房地产是否属于交易公司，还是只属于712，而其他512属于沙夫豪森的子女。尊敬的坎茨〔Cantz〕和迪尔加特[220]先生强调，应支持建立一家匿名公司的草案。如果宣布破产，但提交章程时将达成一致，少数债权人随后必须提交建议书，那么才有可能在年度期限完成此事，就如大家在几周内自愿通过法规一样。此外，就协约而言，国家是否能根据《专业合作条约》第50条契约条款保证利息，就像国家为股份公司做出的承诺的一样，这点令人怀疑。对此，埃塞尔第二先生反驳道：个别债权人宣布他们不想加入，已经导致放弃股份公司。因为一些债权人仍然记得，作为赎回抵押品的限期，三个星期实在太短了。因为许多债权人居住的非常遥远，委员会认为，可以将此限期延迟到8月15日。该期间是收集所有债权人的申报的适当时期。在场的债权人似乎同意这一限期，同时也同意首席律师海姆佐特先生和赫尔特霍夫先生的意见。他们认为，如果公司没有取得成果，应委员会的要求，最迟必须在8月16日前宣布破产。律师卫尔[221]呼吁立即签署加入协议，并深信他们不希望破产或庭外清算。这一提议获得最响亮的掌声。而后埃塞尔第二先生提出了一个议案，宣布加入本草案。 〔转三栏〕 〔第四版上部三栏〕 〔接二栏〕 然而，这一点遭到反对，有人只是希望签署一个同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意见书。考虑到这一点，该提案得到了批准，并开始全体签字。然后值得注意的是，必须选出七名当选代表，以便审查自沙夫豪森家族暂停付款之前的财务管理细节，并代表所有债权人继续完成此事。这次选举进行了，谈判定于下午3点继续进行，届时将就《规约》进行特别讨论。 （读者来信） 一位来自赖特[222]的朋友，我刚刚询问了他这个城市的激进内阁的思想态度。他对此向我澄清说，内阁首相的妻子出生在赖特，还罗列了一系列他的亲戚和表兄弟，以及这些人的朋友和邻居的姓名，但他们的思想均不能代表这座城市的精神。很快就会证明，这次示威游行是否不过是一次空洞的表演。赖特市政府把自愿捐款变成了一个内阁信任案；我们想看看，富有的赖特市是否会筹集到5万塔勒的资金。 Z. 致德国大学生的呼吁 同学们！ 本月11日，耶拿[223]日耳曼尼亚大学生协会宣布所有德国大学生协会在瓦尔特堡[224]举行会议。——我们惊讶地发现，即将召开的这次会议，与其说是为了保障和讨论我们大学的整体利益，不如说是为了了解有限的、大学生的党派趋向。这样的一个集会与德国学生团体在我们时代中必须解决的任务并不相符。这不是涉及平衡各大学生协会之间的一些分歧的问题，而是为了公开交换意见和原则来团结所有学生协会的问题。这样的集会在今天不是有利于旧大学生协会的恢复，而是有利于在我们时代充满威严的精神感召下德国大学的转变。因此，非常有必要让大学生协会中所有各方党派团结起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工作。正如所有各方党派代表都团结一致，实现国家重组一样。如果大会以这种方式举行，它将作为整个德国大学生团体的代表，通过他们的诉求来表达全体德国大学生的总体意愿。 因此，我们根据在哈雷[225]的德国报纸（5月24日）发出的呼吁再次宣布，所有当地学生团体都要求选举代表参加瓦尔特堡集会，以及在爱森纳赫[226]的预备会。我们可以期待所有德国大学生都同意此次集会的上述目的。除非距离会议地点实在太遥远，否则所有德国大学都将派代表前往那里。 因此，我们十分期待着6月12日。愿集会的这一天，在我们的大学历史上成为意义非凡的一天吧！ 1848年5月29日，波恩。 以今天在学术礼堂举行的学生大会名义发出上呈呼吁。 主席团 （执笔）恩斯特豪森[227]，克洛斯特曼[228]，滕德林〔Tendering〕 更正 在本报第二号的报纸中，诺伊斯的署名末尾处写成了：“absurdenNestern”，更正为：“obscurenRestern”。[229] 〔第四版下部一栏〕 科隆市民状况 出生，5月31日。奥古斯特·卡尔，阿尔伯特·威施之子，阿尔特-布里格8号的顶级消防队员，乌尔里希巷。 6月1日。玛格丽特·弗兰斯，弗朗茨·兰森之女，木工，埃伦斯特街。——约翰·克里斯蒂娜卡罗琳娜，卢卡斯先生之女，中学教师，安克街。——莱昂，约翰·约瑟夫·埃瑟之子，木匠，大希腊市场。——米夏·胡贝尔，雅科布·赫肯拉斯之子，园丁，弗里森街。——米西，佩恩·绥茨之子，丝织工，恒特普甫尔街。——伊莉丝，佩恩·博斯科之女，银器工，林特巷。——马克西米安·蒂尔姆，格奥尔格·洛特之子，公务员，韦伯斯特大街。——克雷门斯·奥古斯特·胡贝尔，约翰·略温施泰因之子，锁匠大师，胡斯巷。 6月2日。伊萨伯拉，西吉茲蒙特·布利斯巴赫之女，钳工，玛丽安加滕街。——艾娃，贝尔塔·韦伯之女，小商品手工者，塞韦林大街。——康拉德，约瑟夫·亨德根之子，木匠，大希腊市场。——弗朗茨，约翰·斯托尔维克之子，饭店老板，约瑟夫大街。——玛格丽特，约瑟夫·希弗之女，马车夫，胡恩大街。——弗兰齐斯卡，弗里德里希·坎伯特之女，漆匠，兰德伯格大街。——奥托·弗里德里希·胡贝尔，路德维希·冯·菲森之子，申诉法庭顾问，沃尔夫大街。——一位非婚生男婴和一位非婚生女婴。 死亡，6月1日。亚当·罗恩，面包师，51岁，未婚，米罗里滕斯比塔尔街。——马蒂尔达·约瑟夫·马斯，2岁20天，布林德巷。——阿德尔海德·奥森多夫，65岁，未婚，佩茨大街。——佩特·约瑟夫·胡贝尔·莱博尔德，3周，寺庙街。 6月2日。马蒂尔达·约瑟夫·耶利希，2岁3个月，珍珠沟大街。——威廉·克莱恩，12岁，玛丽安加腾大街。 结婚，6月4日。约翰·威廉·雷嫩斯，炮兵中士，和安娜·卡塔琳娜·施米茨，小希腊市场。——海因里希·艾瑟曼，屋顶工，恩加巷，和格特鲁德·维特，约瑟夫广场。——海因里希·迈耶，制糖工人，卡伦豪森，和玛格丽特·佩茨，黄油市场大街。——约翰·彼得·韦斯特曼，泥瓦工，布莱特大街，和爱丽莎·罗斯，公鸡巷。——泰奥多尔·胡贝尔·加尔斯多夫，修车人，哈嫩大街，和玛格丽特·格拉斯马舍，毛里求斯斯坦大道。——本亚明·科尔施塔特，扣带制造商，埃伦费尔德，和玛格丽特·菲利普·奥古斯塔·爱尔福特，高街。——卡尔·爱德华·阿尔伯特·恩斯特，木工，哈姆，之前在卡腾布格街，和玛丽亚·特蕾西娅·施密特，卡滕布格街。——理夏德·弗朗茨·亚历山大·莫里茨·特奥多尔·古斯塔夫·巴龙·冯·雷兴贝格，无业，前候补军官，约翰大街，之前在亚琛，和埃玛·波特曼，约翰大街。——约翰·海因里希·科特曼，玻璃装配工和油漆工，和安东塔·威廉明妮·布斯曼，都来自卡特豪斯沃尔街。——卡尔·威廉·海因里希·尤利乌斯·霍恩，泥瓦工和木匠，和安娜·格特鲁德·冯克，都在泽韦林大街。——弗朗茨·青多夫，短工，珍珠沟大街，和埃娃·鲍姆，牧场巷。——约翰·威廉·甘格尔，屋顶修缮能手和水泵技工，克林格尔佩茨大街，和玛格丽特【b】·伯恩哈特，战斗工具巷。——克里斯蒂安·布德，制锉工匠，多伊茨，和玛丽亚·安娜·科普，福勒大街。——约翰·魏因加茨，鳏夫，木匠，多伊茨，和卡塔琳娜·埃尔肯斯，施普尔曼斯巷。——彼得·赖弗沙伊德，铁道包装能手，明登，和埃丽萨·胡贝蒂娜·戴曼，堡垒巷。——约翰·阿纳·翁克尔斯，鞣革工人，格贝尓巴赫，和玛丽亚·安娜·鲍姆，寡妇，莱切尼奇。——克里斯特【b】·特罗斯特，鳏夫，鞋商，乌尔苏拉广场，和安娜·玛丽亚·布利格，使徒街道旁的旧城墙。——威廉【b】·约瑟夫【b】· 〔转二栏〕 〔第四版下部二栏〕 〔接一栏〕 斯特芬斯，钟表匠，科伦巴大街，和西比勒·穆勒，毛毡沟街。——马蒂亚斯·科布伦茨，短工，大希腊市场，和海伦娜·沃尔夫，勒尔巷。——安滕·施图尔姆，鳏夫，手工鞋工人，艾格尔施泰因，和芭芭拉·德克尔，多明尼加街。 邮轮科隆1848年6月4日 已出发：H.莱尼韦伯到宾根[230]。雅各布·舍夫到韦瑟尔[231]。 正在候客：威特.J.A.奥尔茨，去往胡尔奥特区到埃默里希区；L.杜克弗雷，去往杜塞尔多夫到米尔海姆（鲁尔区）[232]；D.施莱格尔，去往科布伦茨[233]以及摩泽尔河[234]和萨尔河[235]；J.科海梅尔，去往安德纳赫[236]和新维德[237]；D.施莱格尔，去往科布伦茨以及摩泽尔河和萨尔河；N.拜尔，去往摩泽尔河，去往特利尔和萨尔河；J.B.蒙德施恩克，去往宾根；安东·本德，去往美茵茨；弗兰肯·舒尔茨，去往下美茵；C.W.米勒，去往中美茵和上美茵；弗兰肯·米西希，去往海尔布隆[238]；彼得·库恩勒，去往坎城[239]和斯图加特；M.奥伯登，去往沃尔姆斯[240]和曼海姆。 远航：去往鹿特丹，船长辛根东克，科隆10号。 远航：去往阿姆斯特丹，船长科夫，科隆2号。 水位 科隆，6月4日莱茵河水位为7英尺3英寸。 所有的书店都可购买： 《值得关注的大预言》 1847年至1850年 新版价格1银格罗申。 B.普莱美书店。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6日星期二上午11点，在位于科隆爱泼斯坦市场广场上将出售各种家具物品，包括桌子、椅子、一面镜子、一个烤箱、标牌、一个完整的木工刨台等，各种物品将卖给公开竞价最高者。现金结账。出售付款。 哈佩尔女士，法警。 大桑考尔32号 在激进的俱乐部里，你可以找到真正民主的窖藏啤酒，并在晚上与志同道合的客人们娱乐聊天及畅饮宪法朗姆酒和共和小杯啤酒。 交通运输情况 交通运输委员会协商和决策大会将在6月5日星期一晚上8时，在德林伯恩附近的后厅举行。 交通运输委员会。 也许有人认识潘恩斯和弗兰克公司的尊敬的代理人斯勒西特公民，因为他自从上次公开露面后就音讯了无？？？ 〔第四版下部第三-四通栏〕 五十人委员会 全体大会 6月5日，周一晚8点，贝克尔酒馆 铭牌巷8和10号 由于此次会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要讨论，因此要求全体成员不得缺席。 科隆，1848年6月3日。 五十人委员会。 《新莱茵报》 咨询和批准章程的股东大会 以及公司合同的缔结大会： 拟于今年6月18日星期日，上午10点， 在迪伦波恩，钟声巷13和15号。 外地股东可以委托其全权代理人出席。临时股东会员证作为入场券。 科隆，1848年6月2日。 临时委员会 刊登本报广告 《新莱茵报》 有意在本报的下一期刊登广告者，请于今日中午1点前与我们联系。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四版右下部三栏〕 如此受欢迎的 樱桃蛋糕 每日新鲜出炉，每块10至1银格罗申不等。石德尔巷49号以及分店卡腾堡布林德巷12号。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241]，宫廷供应商。 冰淇淋 每天出售冰淇淋，在本店品尝及外卖均可，每支售价4银格罗申。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宫廷供应商。 出租一个宽敞的隔断为2室的房间，有漂亮的地板及储藏室，并配一间封闭的地下室（不连通）。Kl.电报大街6号。 一只黑白相间的小母狗走失。有拾到并归还者必有酬谢。黄油市场第38号。 〔第四版右下部四栏〕 一辆可供郊游的大型马车和其他车辆寻求租用，小桑考尔恩罗2号，J.J.科尔佩。 ☞每日新鲜： 农家面包，大蒜香肠，香肚和兰芹小奶酪，烤鱼，真正的巴伐利亚啤酒，优质葡萄酒和利口酒，这全部的美酒佳肴在高地厨房等候您的光临，兰加塞巷1号。 劳施〔Rausch〕的一幅壮丽风景画，不久前售价还是60弗里德里希金币[242]，如今只要95塔勒。供货商G.统格。 担保人科尔夫[243] 威·克劳特承印圣阿加塔街12号 编译主持：陈力丹 翻译：潘华 审读：夏琪、陈力丹 编辑：孙曌闻、陈力丹 版面图绘制：孙曌闻 课题来源：四川大学专项课题“马克思《新莱茵报》编译与研究” 编译者简介 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潘华，成都外国语学院教授；夏琪、孙曌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1]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²）第Ⅰ部分第7卷，此篇广告作者为马克思。该广告在1-15号报纸置于通栏头版头条（9-15号不再分段）。 [2]塔勒（Thlr.）、银格罗申（Sgr.）、分尼（Pf.）为19世纪普鲁士王国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 [3]克劳特，威廉（Clouth，Wilhelm1807-1871），科隆一家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该厂印刷。 [4]磅是印刷行业专有名词，8磅=⅑英寸，大小约等于我国6号字体。 [5]毕尔格尔斯，亨利希（Bürgers，Heinrich1820-1878）——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后为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被判刑6年。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 [6]德朗克，恩斯特（Dronke，Ernst1822-1891）——德国记者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 [7]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Georg1822-1856）——德国诗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 [8]沃尔夫，斐迪南（Wolff，Ferdinand1812-1895）——德国记者和政论家，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绰号：红色沃尔夫。 [9]沃尔夫，威廉（Wolff，Wilhelm1809-1864）——德国记者和政论家、教师，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新莱茵报》编辑。绰号：鲁普斯（Lupus）。 [10]诺伊斯（Neuß），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城市。已经与杜塞尔多夫连成一片，在该市中心南面。 [11]亚琛（Aachen），在德国莱茵河地区的西端，为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查理大帝在这里建都，也葬于该地。1988年在亚琛大教堂发现的千年遗骨，被确认是查理大帝。 [12]弗伦肯，舒拉特（Frenken，Schulrath）——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 [13]布勒斯劳（Breslau），波兰语Wroclaw（弗罗茨瓦夫）。二战以前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与文化名城之一。二战后属于波兰，原德国居民几乎全部西迁，但保留下战后重建的大量普鲁士、奥地利乃至波希米亚风格的建筑。 [14]波森（Posen），波兰语Poznan（波兹南），波兰中西部城市，大波兰省省会。19世纪为普鲁士控制的城市，临瓦尔塔河，居于波兰平原中心。1918年波兹南起义后波兰获得独立。现在是波兰工业、交通、文教和科研中心城市之一。 [15]普日卢斯基（Przyłuski，MichałLeon1789—1865）——1845—1865年为格内森和波森（波兹南）大主教，活跃于19世纪后期的波兰独立运动。报纸此处和后面两处误写成“Pzryluski”。 [16]马尔堡（Marburg），今德国中西部城市，位于黑森州的中部。 [17]克恩滕（Kärnthen），又名克恩顿州（Kärnten），是奥地利最南面的一个州。 [18]伦茨堡（Rendsburg），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中部的一个镇。 [19]阿尔托纳（Altona），汉堡自由市西北部的区名，1866年归属普鲁士。 [20]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FriedrichHeinrichErnst1784—1877）——伯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11月指挥军队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丹麦战争时期（1864）任普奥联军总司令。 [21]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德国最北部的一个州。1848-1851年发生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丹麦获胜。1864年发生第二次战争，普鲁士和奥地利获胜，该地区除北部很少部分归丹麦外，被纳入德国版图。 [22]佩斯（Pesth），现经常写为“Pest”，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多瑙河东部地区，占该市面积的三分之二。 [23]拉舍尔，伊丽莎（Rachel，Elisa1821—1858）——法国悲剧演员，她使法国古典主义传统再现于舞台。 [24]罗日埃，沙尔-拉图尔（Rogier，Charles-Latour1800—1885）——1830年比利时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温和自由党人。比利时首相（1832—1834、1847—1852、1857—1868），1832—1834年兼任内务大臣时，建立了比利时的铁路体系。 [25]卡斯蒂欧，阿德尔松（Castiau，Adelson1804—1879）——比利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1843—1848年为众议院议员。 [26]图尔奈（Tournay），又名“Tournai”，比利时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位于埃诺省斯海尔德河畔，距离布鲁塞尔85公里，居民主要讲法语。 [27]佩斯基耶拉（Peschiera），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米兰省的一个镇，位于米兰市东南约12公里。 [28]托马斯，比埃尔-艾米尔（Thomas，Pierre-Émile1822—1880）——法国土木工程师和化学家。法国国家工场首任主任（1848年3月6日-5月26日）。 [29]《劳动者日报》（DasJournaldesTravailleurs），全称为《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LeRepräsentantduPeuple.Journalquotidiendestravailleurs），法国的一家报纸，蒲鲁东派的机关报，1848年4月至8月在巴黎出版，主编是比约·蒲鲁东。 [30]乌里（Uri），瑞士中部的一个州。 [31]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第1部分第7卷，此篇消息的作者为恩格斯。 [32]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ph1803—1890）——德国银行家，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月29日—6月20日任普鲁士首相。 [33] [34]维利森，卡尔·威廉·冯（Willisen，KarlWilhelmFreiherrvon1790—1879）——男爵，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1848年3-5月在波森（波兹南）任皇家特派员；1850年在与丹麦的战争中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军队总司令。 [35]科隆布，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Colomb，FriedrichAugustvon1775—1854）——普鲁士将军，抵抗拿破仑战争的参加者，1843—1848年是波森（波兹南）的普鲁士军队司令。 [36]施泰因埃克尔，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Steinacker，ChristianFriedrich1781—1851）——男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是波森（波兹南）的要塞司令。 [37]根据《新莱茵报》第6号的更正，此处的“Wir”改为“Wie”。此句是根据更正重译的。 [38]《诺伊斯区报》（NeußerKreisblatt），德国小城市诺伊斯出版的报纸。1826年由出版商伦纳德·施万（Schwann,Leonaed）创办，1835年曾被迫与其他出版商共用报名，1848年重新获得该报专有权。 [39]海因斯贝格（Heinsberg），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小城，位于亚琛以北35公里，是德国最西的县城。 [40]普鲁士国民议会（preußischeNationalversammlung），1848年3月革命后在普鲁士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产生的议会，其任务是制定宪法。议会于5月22日开幕，12月5日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解散，起草的民主宪法遭到拒绝。但1848年12月国王颁布的宪法和1850年修订的宪法，采纳了其中的许多基本条款。 [41]这里第5号原文为“derselbstdieVersammlungersuchte,auchzweiMitgliederderLinkendasWortzukommenzulassen”，第6号更正为“derselbstdieVersammlungdarumersuchte,daßauchzweiMitgliederderLinkenzuWortelassen”。此句是根据更正重译的。第6号的更正写的是第5号第一版第2栏第11-12行，应该是第5号第一版第2栏倒数第11-12行。 [42]莫阿比特（Moabit），柏林的一个内城区，其边界由三条水道界定：施普雷河（Spree）、西哈芬运河（WesthafenCanal）和柏林-施潘道航道（Berlin-SpandauNavigationCanal）。 [43]施普雷河（Spree），德国东北部河流，易北河（ElbeRiver）支流，流经柏林。 [44]帐篷集会（Zeltenversammlung），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前后，群众经常在市中心的读书咖啡馆和市外自发组织的一类群众集会。 [45]蒙比约广场（Monbijouplatz），位于柏林东部米特区，与蒙比约公园（Monbijoupark）相邻。有时也翻译为蒙比悠或蒙比尤。 [46]施拉姆，鲁道夫（Schramm，Rudolf1813—1882）——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后流亡英国；《新莱茵报评论》发行人康拉德·施拉姆的哥哥。 [47]佐尔格，赖因霍尔德（Solger，Reinhold1817—1866）——1849年巴登-普尔法茨起义的参加者，失败后流亡瑞士。后在美国定居。 [48]赫克萨默，威廉（Hexamer，Wilhelm1824—1859)——德裔美国工程师。1849年巴登-普尔法茨起义的参加者，失败后流亡瑞士，后在定居美国。 [49]科恩（Korn）——柏林工人。1848年为柏林人民党（BerlinerVolksverein）负责人；1848年6月参加了柏林街垒战（BerlinerZeughaussturm），被判刑两年。 [50]市民自卫队（DieBürgerwehr），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后在科隆、柏林和其他许多德国城市建立的准军事组织，由城市里不同阶层的人组成，参加者大多没有军事素养。《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德朗克和维尔特参加了科隆市民自卫队，为的是对这个组织施加革命影响。 [51]《德意志报》（DeutscheZeitung，缩写D.Z.），德国自由派的日报，主张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君主立宪派机关报；1847-1848年在海德堡出版，1848-1850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格奥尔格·盖尔温努斯（GeorgGervinus，1805-1871）在海德堡担任编辑，因而又称“盖尔温努斯报”（Gervinus-Zeutung）。 [52]《莱茵-摩塞尔日报》（Rhein-undMosel-Zeitung，缩写Rh.-u.M.-Z.），天主教日报，1831-1850年在科布伦茨出版。 [53]《福斯报》（VossischeZeitung），又名《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PrivilegierteBerlinischeZeitungvonStaats-undGelehrtenSach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85年起在柏林出版；该报所有人是福斯，所以有《福斯报》之称。 [54]《施本纳报》（SpenerscheZeitung），又名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NachrichtenvonStaats-undgelehrtenSachen）。德国君主立宪派的报纸，1740年至1874年在柏林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处该报曾为半官方的政府机关报；通常按该报出版者的名字称为《施本纳报》。 [55]梅基施（Märkische），德国勃兰登堡州东部的一个县，首府塞洛。 [56]波美拉尼亚（Pommersche），又称波莫瑞。濒临波罗的海，原为波兰领土，1815年成为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回归波兰。 [57]西普鲁士（Westpreußen），在1773－1824年普鲁士的一个省。1824年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合并为普鲁士省。 [58]劳西茨（Lausitz），中欧历史地区名称，其地域横跨德国、波兰及捷克三国的疆界，是索布人（Sorben）的聚集地。 [59]萨克森（Sachsen），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萨克森王国（1806－1918），首都德累斯顿，最大城市莱比锡。位于德国中南部，南邻捷克。 [60]指1848年3月18日柏林起义的参加者。3月19日清晨，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致我亲爱的柏林人》，宣布军队撤出柏林，三月革命取得取利。 [61]容克地主（Krautjunker），指19世纪德国东部地区（主要为普鲁士王国控制）的贵族地主，他们长期垄断军政要职，是军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支持者。 [62]伊拉斯谟斯，戴斯狄留斯（Erasmus，Desiderius1466—1536）——荷兰神学家，被誉为荷兰人文主义的泰斗。主要作品有《新约全书》新译本、《愚人颂》、《伟大的朱利安》和《自由意志论》。 [63]二者是欧洲的传统鞋服。 [64]波尔卡（Polka），较轻快的四二拍捷克民间舞蹈，19世纪中叶流行于全欧及美国。 [65]柏林三月革命（BerlinerMärzrevolution），指1848年3月18日柏林人民反对普鲁士专制的起义。起义取得胜利，3月29日成立自由派的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 [66]贝格（Berg）——瑞士军官，1848年为国民院议员。 [67]奥尔斯瓦特，鲁道夫（Auerswald，Rudolf1795—1866）——普鲁士首相和外交大臣（1848年6-9月），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贵族。 [68]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Jung，GeorgGottlob1814-1886）——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2年《莱茵报》的创始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青年黑格尔派。1848年3月柏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随后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863-1867年和1869-1876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属于民族自由党。 [69]阿尼姆-布岑博格，阿道夫·海因里希·冯（Arnim-Boitzenburg,Adolfvon1803—1868）——男爵，普鲁士内阁大臣（1842—1845）和首相（1848年3月19—29日）。 [70]斯德丁（Stettin），波兰语Szczecin（什切青），波兰西北部较大城市，奥得河穿城而过。历史上曾经属于波兰，随后被瑞典、丹麦、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先后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 [71]指通过波罗的海和丹麦卡特加特间的海峡所交付的税款。 [72]赖辛巴赫(Reichenbach,Eduard1812-1869)——伯爵，西里西亚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为进步党人。 [73]劳得民（Laudemien），丧失土地耕种权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的耕种权所支付的一种手续费。 [74]汉泽曼，戴维（Hansemann，David1790—1864）——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内阁财政大臣。 [75]罗伊特（Reuter，约死于1860年）——普鲁士官员，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76]波森省（ProvinzPosen），原为波森大公国（GroßherzogthumPosen），1815年由普鲁士建立的波兰殖民公国。1846年和1848年该公国发生波兰人的起义，普鲁士随用波森省替代了波森大公国。 [77]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莱奥(Waldeck，BenediktFranzLeo1802－1870)——德国律师，属于激进派。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和副议长。 [78]勒韦，威廉（Löwe，Wilhelm1814—1886）——德国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左派。1849年“残阙”议会迁移到斯图加特后为议长；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在纽约主编德文报纸《新时代报》，1861年大赦后回到德国。 [79]鲍姆施塔克，爱德华（Baumstark，Eduard1807—1889）——德国教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80]格拉博夫，威廉（Grabow，Wilhelm1802—1874）——普鲁士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曾任普楞茨劳市市长；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长，属于右派；普鲁士众议院副议长（1850—1861）和议长（1862—1866）。 [81]敦克尔，赫尔曼·卡尔·鲁道夫(Duncker，HermannCarlRudolf1817-1893)——律师，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6年为柏林市议会议员。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59-1861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82]瓦克斯穆特，弗兰茨·鲁道夫（Wachsmuth，FranzRudolf1810-？）——普鲁士官员，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 [83]菲利浦斯，阿道夫（Philipps，Adolf1813—1877）——普鲁士官员，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副议长，属于中间派。 [84]埃塞尔，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JohannHeinrichTheodor)——普鲁士官吏，律师，教权派，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中间派。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父亲）的熟人。 [85]巴尔策，威廉·爱德华（Baltzer，WilhelmEdouard1814—1887）——德国传教士，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86]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Elsner，KarlFriedrichMoritz1809—1894）——西里西亚政治活动家，激进派；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之一，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 [87]察哈里埃（Zachariä）——斯德丁司法代表；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中间派右翼。 [88]格内森（Gnesen），波兰语Gniezno（格涅兹诺），波兰中部城市，在波兹南东北约50公里。 [89]施韦林，马克西米利安（Schwerin，Maximilien1804—1872）——伯爵，1848年为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3—6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59—1862年任普鲁士内务大臣。 [90]布龙贝格（Bromberger），波兰语Bydgoszcz（比得哥什），波兰北部城市，库亚维滨海省首府。 [91]指1848年波兰人民掀起革命，迫使普奥当局废除农奴制度。 [92]波森大公国（GroßherzogthumPosen），1815年由普鲁士建立的波兰殖民公国。1846年和1848年该公国发生波兰人的起义，普鲁士随用波森省替代了波森大公国。 [93]施泰内克，弗里德里希·冯（Steinaecker，Friedrichvon1781-1851）——普鲁士将军。1840年3月30日，他被任命为普鲁士第5军团第10师师长、波森（波兹南）地区指挥官。 [94]温尼里堡（FortWiniary），波森要塞（FestungPosen）的一部分，19世纪在普鲁士统治下建造。 [95]《柏林阅报室》（BerlinerZeitungs-Halle，缩写：Zeit.-Halle.或Z.-H.），德国日报。1846年起由哈·尤利乌斯在柏林出版；1848－1849年间，是民主派报纸之一。 [96]拜尔霍弗，卡尔·泰奥多尔（Bayrhoffer，KarlTheodor1812—1888）——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1847年创立马尔堡自由宗教团体（MarburgerFreireligiöseGemeinde）；1848年6月当选法兰克福第一届民主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97]1848年5月23日，普鲁士军队解除了美因茨市民自卫队的武装。5月26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作出决议要求普鲁士军队必须保护被解除了武装的美因茨市民，并选出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 [98]基希海姆（Kirchheim），德国黑森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 [99]《维也纳日报》（WienerZeitung），全称《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OesterreichischKaiserlicheWienerZeitung），奥地利政府的官方报纸，1780-1931年出版。 [100]指1848年5月26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的人民起义。 [101]斯拉夫代表大会（Slawenkongreß），1848年6月2-12日在布拉格举行，会议呼吁斯拉夫人联合起来，抵制在布拉格表现出的德意志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号召欧洲各民族平等看待斯拉夫人和斯拉夫文化。 [102]弗拉迪卡（Vladika），东正教斯拉夫人中主教的称谓。 [103]波希米亚（Böhmisch），指现在捷克一带地区，12世纪中叶，原捷克公国改称波希米亚王国，1743年，波希米亚王国成为哈布斯堡皇室的领地，1918年捷克独立。 [104]伊利里亚（Illyria），现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一带（不含塞尔维亚）地区。 [105]《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AllgemeineZeitung，缩写D.A.Z.），1843-1879年用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1848年夏天以前持保守方针，以后则采取自由主义方针。 [106]哈德斯莱本（Hadersleben），丹麦语Haderslev（海泽斯莱乌），丹麦南部一个小城。 [107]克里斯琴斯费尔德（Christiansfeld），丹麦南部一个小城，在海泽斯莱乌以北约10公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08]弗伦斯堡（Flensburg），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北部紧邻丹麦的一个城市。 [109]《汉堡记者》（HamburgerKorrespondent，缩写Hamb.Corr.），全称《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StaatsundGelehrteZeitungdesHamburgischenunparteiischenKorrespondenten），德国保守派日报。 [110]艾本哈德（Apenrade），丹麦语Åbenrå（奥本罗），丹麦南部的一个小城，临波罗的奥本罗峡湾。 [111]西加德（Seegard），丹麦语Gaasevad（高斯瓦特）。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北部靠近丹麦的村庄。 [112]基尔（Kiel），德国北部城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首府，19世纪60年代后一直是德国主要的海军基地。 [113]松德维特半岛（Sundewitt），即现在的松讷沃半岛（Sundeved），丹麦南部日德兰半岛东海岸。 [114]梅克伦堡（Meklenburg），现在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西部地区。 [115]《威塞尔报》（缩写W.Z.，即Weser-Zeitung），德国自由派报纸，1844年创刊于不来梅。 [116]施塔德（Stade），德国汉堡以西约45公里的一座小城。 [117]即石勒苏益格公国（DuchyofSchleswig），位于德国和丹麦交界处。哈德斯莱本当时属于石勒苏益格公国。 [118]德意志联邦，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由30多个邦国组成松散邦联。没有中央政府，没有预算。 [119]汉诺威人（Hannoveraner），这里指当时的汉诺威王国的军队。 [120]艾德河战线（Eiderlinie），艾德河一带的战线。艾德河是当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与德联邦的界河。 [121]格罗斯培伦和登内维次（GroßbeerenundDennewitz），柏林附近的地名。1813年8月23日德联盟军队在格罗斯培伦、1813年9月6日在登内维次的战役中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 [122]韦耳（Veile），丹麦语Vejle（瓦埃勒），日德兰半岛南部东岸城市，因有许多棉纺厂而被称为“丹麦的曼彻斯特”。 [123]克尼格绍河（Königsau），丹麦语Kongeå（孔厄河）。丹麦南部西海岸的一条长65公里的河流。 [124]卡德里尔舞（Contretanz，即Kontretanz），起源于法国的一种集体舞蹈，四对男女交替配对起舞，流行于18-19世纪欧洲宫廷。 [125]先令（Schilling），原奥地利货币单位，1先令=100格罗申，2002年后被欧元取代。 [126]卡塞尔（Kassel），是德国黑森州北部的较大城市，一度曾是黑森大公国的首都。 [127]《共和党人》（DerRepublikaner），朱利斯·弗勒贝尔（JuliusFröbel，1805-1893）1848年在曼海姆创办的期刊。1848年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他和罗伯特·勃鲁姆（RobertBlum，1807-1848）共同参加维也纳十月起义，被捕后被判处死刑，处决前被文迪施格雷茨公爵赦免。1849年后移居美国。 [128]科苏特，拉约什（Kossuth，Lajos1802－1894）——1848－1849年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先后为匈牙利革命政府财政部长、总理。革命失败后先后流亡土耳其、美国、英国、意大利。1859年奥意法战争期间，曾建立匈牙利军团，协同加里波第军队进行反奥战争。恩格斯认为他是“一个敢于代表本民族人民接受敌人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193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29]古尔登（Gulden），德国古代银币，1马克重的纯银制造成24个古尔登（另一种说法是20个），1776年起，在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德国南部其他各邦通用。 [130]原文的法文，内容与下面的两行德语完全相同。拉舍尔演唱时交替使用了两种语言。 [131]1830年陈述（Betheurungenvon1830），指比利时1830年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这年比利时脱离尼德兰王国（荷兰）而独立。 [132]林堡（Limburg），比利时东部的一个省。1839年比利时和荷兰签订和约，将林堡和卢森堡的大部分划归荷兰，以此换取荷立承认比利时独立。 [133]卢森堡（Luxemburg），欧洲内陆国家。1815年形成大公国。1839年卢森堡西部划归比利时，东部成为由荷兰国王兼任大公的独立国家。1890年摆脱荷兰统治，由拿骚-威尔堡家族的阿道夫公爵出任卢森堡大公。 [134]斐迪南二世（FerdinandⅡ，1810—1859）——两西西里王国第三任国王，绰号“炮弹国王”。1848年5月15日，斐迪南二世在那不勒斯解散议会，成立新的反动内阁，召回参加反奥战争的军队。1849年5月11日，王国军队攻陷发生革命的巴勒摩，恢复封建专制统治。 [135]弗里德兰（Friedland），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小城。 [136]卡拉布里亚（Calabria），泛指意大利南部。 [137]阿里亚诺（Ariano），意大利坎帕尼亚区的一个小城。 [138]南齐安特，亚历山德罗（Runziante，Alessandro1815-1881）——公爵，两西西里王国将军。1848年因镇压那不勒斯起义而获得国王授予的圣乔治勋章。1861年归附意大利王国，1867年为意大利参议员。 [139]新堡（Castellonuovo），意大利那不勒斯市中心的中世纪城堡，1279年建造。 [140]蒙托尔（Montol），指橄榄山广场（PiazzaMontoliveto），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市中心。 [141]奥格斯堡《总汇报》（AugsburgAllgemeineZeitung，缩写A.A.Z.），德国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先后在杜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因而对其称呼时常加地名“奥格斯堡”），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 [142]莱奥帕尔迪，彼得罗（Leopardi，Pietro1797—1870）——意大利政治活动家。1848年作为两西西里王国的全权代表派驻萨丁尼亚－皮埃蒙特国王；1849年因参加意大利国家民族联合会被驱逐出境；1861年以后为撒丁王国参议员。 [143]佩佩，古利埃尔莫（PePe，Guglielmo1783—1855）——意大利将军，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1820-1821年参加那不勒斯革命，指挥起义军队；1848-1849年参加意大利革命。 [144]卡尔·阿尔伯特·阿玛迪斯（KarlAlbertAmadeus,意大利语：卡洛·阿尔贝托·阿马德奥CarloAlbertoAmadeo1798-1849）——意大利西北部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国王（1831-1849）。他登基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1848年在自由派的压力下制定君主立宪宪法并对奥地利开战，1849年战败后让位给儿子。 [145]维罗纳（Verona），现为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Veneto）维罗纳省首府，2000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罗密欧与茱丽叶》以此城为背景，有“爱之都”之称。 [146]努根特，拉伐尔，西米斯伯爵（Nugent，Laval，comtedeWestmeath1777—1862）——奥地利炮兵总监，后为元帅，曾参加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 [147]帕斯特伦戈（Pastrengo），意大利威尼托区一个小城，位于威尼斯西约120公里，维罗纳西北约15公里。 [148]《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Journal，缩写F.J.），德国日报，从17世纪到190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149]《伯尔尼报》（Berner-Zeitung，缩写BernerZ.），瑞士的一家报纸，1845-1894年用德文在伯尔尼出版；19世纪40年代是激进党的机关报。 [150]《世纪报》（LeSiècle），法国一家大众化日报，1836-1939年在巴黎出版；19世纪40年代反映温和宪法改革的观点；50-60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报纸。 [151]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10卷本《法国革命史》和20卷本《领事馆和帝国的历史》，1830年参与创办《国民报》（LeNational），反对复辟王朝。1834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七月王朝时期任内务大臣和首相。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871—1872）。1871年残酷镇压巴黎公社。 [152]尚加尔涅，尼古拉（Changarnier，Nicolas1793—1877）——法国将军和保守派政治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年6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指挥驱散1849年六月十三日的示威游行。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遭被捕和流放。 [153]古德肖，米歇尔（Goudchaur，Michel1797—1862）——法国银行家，共和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50年代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 [154]尚博勒，弗朗索瓦·阿道夫（Chambolle，François-Adolphe1802—1883）——法国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183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848年当选为制宪议会议员，右翼；在抗议1851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后被迫流放；几个月后被授权返回，放弃从政。 [155]亚当，埃德蒙（Adam，Edmond1816—1877）——法国共和派政治活动家。1848年3月担任巴黎市长助理；1849年4月为国务委员会委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辞职；1870年任巴黎警察局局长；1872年任巴黎塞纳区议员；1875年为终身参议员。 [156]莫罗·德·若奈，亚历山大（MoreaudeJonnès，Alexandre1778—1870）——法国经济学家，写有许多统计学著作。1840-1851年担任法国农业和贸易部下属的法国统计总局负责人。 [157]布瓦塞尔，让·马里·埃居尔（Boissel，JeanMarieHercule1795—1861）——法国政治家，1841-1849年是巴黎塞纳区议员，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反对派，第二共和国时期为议会右翼。 [158]雨果，维克多（Hugo，Victor1802—1907）——法国作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51年十二月十二日政变后流亡泽稷岛。 [159]基佐，弗朗斯瓦（Guizot，François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君主立宪派。1830-1848年先后为七月王朝的内政大臣、教育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历史学著作等身。 [160]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 [161]埃德蒙·亚当（EdmondAdam1816-1877）——法国共和党政治活动家。1848年3月为巴黎市长助理，1849-1851年为第二共和国政府成员，波拿巴政变后辞职。第三共和国时期为参议员。 [162]道尔顿-谢，亚历山大（d'Alton-Shee，Alexandre1776—1859）——法国将军，男爵。1826年10月圣路易斯皇家军事部队司令；1833年4月任荣誉军团高级军官；1835—1841年在国家总参谋部任职。 [163]德莱斯特，让·巴蒂斯特（Delestre，JeanBaptiste1800—1871）——法国艺术家，积极参加了1848年二月革命。 [164]德罗林，米歇尔·马丁（Drolling，MichelMartin1786—1851）——法国画家。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教授。 [165]迪拉斯，利奥波德（Duras，Leopold1813—1863）——法国新闻工作者，《国民报》主编。 [166]《国民报》（LeNational）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40年代为温和共和派机关报。 [167]舍尔歇，维克多（Schöelcher，Victor1804-1893）——法国记者、政治家，废奴主义领袖。在他推动下1848年4月27日第二共和国废除了奴隶制。他1828-1830年作为家族企业代表赴墨西哥、美国和古巴，在古巴遭遇奴隶起义，转变为法国废奴主义者。此次未当选塞纳省代表，但成为海外瓜德罗普省（Guadeloupe）推选的议员（1848-1849），1871-1875为海外马提尼克省（Martinique）推选的议员。 [168]科西迪耶尔，马尔克（Caussidière，Marc1808—1861）——法国民主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月革命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局长，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6月流亡英国。 [169]勒鲁，皮埃尔（Leroux，Pierre1797—1871）——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851—1852年侨居英国。 [170]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848年为制宪会议议员。 [171]格朗梅尼尔（Grandmènil）——法国记者，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活动家，《改革报》的创办人和发行人之一。 [172]里贝罗耳，沙尔（Ribeyrolles，Charles1812—1861）——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1846—1849年为《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年2月成为主编；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流亡英国；1853—1855年为《人。世界民主主义报》主编；1858年流亡巴西。 [173]《改革报》（La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民主共和党和社会主义者的报纸。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 [174]托雷，埃蒂耶纳（Thorè，Étienne1807—1869）——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者，后来流亡英国；1860年回到法国，脱离政治活动。 [175]《共和国报》（LaRépublique），法国的一家日报，共和派的机关报，1848年2月26日至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出版，主编是埃·巴莱斯特。 [176]杜波蒂，米歇尔·奥古斯特（Dupoty，Michel-Auguste1797—1864）——法国政论家，曾参加多家民主共和派报纸的出版工作。 [177]凯尔索济，约阿希姆（Kersausie，Joachim1798—1874）——法国革命家。1830年七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革命组织的成员；1848年制定了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军事计划，起义失败后流亡。 [178]莱瑟雷（Lesseré）——《改革报》创办人之一，曾参加1848年二月革命并负伤。 [179]舍尔歇，维克多（Schoelcher，Victor1804—1893）——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左派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为巴黎国民自卫军炮兵军团指挥官。 [180]这里原文“einArbeiter”，第6号更正为“keinArbeiter”。根据更正重译。 [181]阿拉伯式花纹（Arabeskeumschlingen），一种不断重复几何图形的繁复装饰，常见于清真寺墙壁上。 [182]拉卡弗-拉普拉涅，让·皮埃尔·约瑟夫（Lacave-Laplagne，Jean-Pierre-Joseph1795—1849）——法国政治活动家，1842—1847年任七月王朝财政大臣。 [183]特雷拉，于利斯（Trélat，Ulysse1798－1879）——法国医生（医学博士），共和党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副主席（1848），公共工程部长（1848年5－6月）。巴黎市政顾问（1871－1874）。 [184]杜艾，梅兰·德（MerlindeDouai1754—1838）——法国政治家和法学家，1789—1791年国民制宪议会议员；1792年9月进入国民议会；1795年起草刑法典并被国民议会通过；曾任司法部长（1795年）、总检察长(1804年)、参政院议员(1806年)等；波旁王朝复辟后流亡荷兰；七月革命后回国成为法兰西研究院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 [185]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rdin，Émilede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在30-60断续地担任《新闻报》和《自由报》编辑，以政治上无原则著称。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共和时期是共和党人，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186]茹安维尔，普林森·冯（Joinville，Prinzenvon1818-1900）——法国亲王，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第三个儿子，法国海军上将，画家。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187]帕西，伊波利特·菲利贝尔（Psaay，Hippolyte-Philibert1793—1880）——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曾多次参加政府，第二共和国时期担任财政部长。 [188]摩莱，路易·马蒂约（Molé，Louis-Mathieu1781-1855）——伯爵，法国政治家，曾任七月王朝首相，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保守的“秩序党”领袖之一。 [189]帕基耶，艾蒂安·德尼（Pasquier，Étienne-Denis1767—1862）——法国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任皇室大臣，1842年被封为公爵。 [190]德卡兹，埃利（Decazes，Élie1780—1860）——公爵，法国大商人，复辟时期的国家活动家，保皇派，主张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相互协商。 [191]福尔德，阿基里·马库斯（Fould，AchilleMarcus1800－1867）——法国金融家和政治家。1848年参与法国政治，1851年参与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成为参议员和国务大臣，负责管理王室的收入和文化机构。他的家族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最大的金融家族。 [192]路特希尔德（Rothschild），德国的犹太裔家族，18世纪末期创建了欧洲的金融和银行现代化制度。在奥地利和英国的家族成员先后被王室赐予贵族身份。 [193]图尔高（Thurgau），瑞士的一个州，以莱茵河为界北邻德国。 [194]法济，让·雅克（Fazy，JeanJacques1794—1878）——瑞士政治活动家，瑞士银行的创办人。1846-1853年和1855-1861年任日内瓦州政府首脑， [195]施米德，弗兰茨·文岑兹（FranzVinzenzSchmid1758-1799）——瑞士编年史家和政治家。1798年瑞士海尔维第共和国期间为乌里州行政长官。1799年4-5月领导了反抗法国占领军的起义，起义失败。 [196]《泰晤士报》（The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 [197]瓦尔特，约翰（Walter，John1818-1894）——《泰晤士报》的所有者和出版者，议会议员（1847—1865和1868—1885），自由党人。 [198]宪章运动（Chartisten），1836-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为得到自己应有的权利而掀起的运动，这次运动有一个政治纲领——《人民宪章》，因此得名为宪章运动。 [199]安德沃（Andover），英格兰汉普郡的一个城市，位于南安普敦以北40公里处。 [200]穷人坟墓（BastillenfürdieArmen），根据1834年英格兰通过的《贫困法》，对穷人唯一的援助形式是将其安置在有监狱制度的工作间中；人们称这些房屋为“穷人坟墓”。 [201]植物学湾（Botany-Bay），位于澳大利亚悉尼海岸。1770年4月，库克船长首次登上澳洲大陆，并宣布澳大利亚东海岸为英国所有。1788年，来自英国的第一批流放囚犯送到此处。 [202]布拉德福德事件（BradforderEreignisse），1848年4月29日，英国警察到布拉德福德去抓捕宪章派领导人，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布拉德福德是英格兰约克郡的一个城市，英国早期文化中心之一。。 [203]罗素，约翰（Russell，John1792—1878）——英国政治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 [204]科尔维尔，查理斯·罗伯特（Colvile，CharlesRobert1815—1886）——英国地方政治活动家。德比郡议员（1841—1859和1865—1868），1875年为德比郡高级警长。 [205]德比（Derby），英格兰中部的一个中等城市。 [206]休谟，约瑟夫（Hume，Joseph1777—1855），英国政治家，国会议员，激进派领袖之一。 [207]汉默，约翰（Hanmer，John）——爵士，来自弗林特郡的英国众议院议员，1848年关税法案调查委员会成员。 [208]格雷，乔治（Grey，George1799—1882）——英国政治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1855—1858、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 [209]西布索普，查理(Sibthorp，Charles1783-1855)——英国保守派政治家，众议院议员（1826-1832、1835-1855）。通常称他为西布索普上校。 [210]帕麦斯顿，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HenryJohnTemple，Viscount1784—1865）——子爵，英国政治家，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英国首相(1855-1865)，三度任外交大臣（1830-1851）。 [211]莫厄特，弗朗西斯（Mowatt，Francis1803-1891）——英国激进派政治家，众议院议员（1847—1852和1854—1857）。 [212]罗宾逊，弗雷德里克（Robinson，Fredtrick1782—1859）——子爵，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23—1827）和首相（1827—1828）。 [213]格兰比，查理（Granby，Charles1815-？）——侯爵，托利党人，众议院议员。 [214]泻鼠李果（Kreuzbeeren），为鼠李科植物达乌里鼠李的果实。又名稠李子、老乌眼、乌眼。类似于鼠李科的拐枣。它既是一种水果，又是一种泻药。 [215]沙夫豪森企业银行（A.Schaaffhausen），德国第一家法人实体组织的私人银行，由亚伯拉罕·沙夫豪森（AbrahamSchaaffhausen）1791年创办于科隆。1848年3月面临严重流动资金短缺，4月底普鲁士政府决定通过将其转变为股份公司来拯救这家银行。 [216]贝格豪斯，弗兰茨·克萨韦尔（Berghaus，FranzXaver1783—1869）——普鲁士总检察官和枢密委员会委员。 [217]埃塞尔第二，斐迪南·约瑟夫（EsserII，FerdinandJoseph1802-1871）——普鲁士官员，教权派。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司法委员会委员，属于中间派。 [218]海姆佐特，亨利希（Heimsoeth，Heinrich）——普鲁士官员，1848年是科隆律师。 [219]赫尔特霍夫，马蒂亚斯（Hoelterhof，Matthias1796—1880）——普鲁士实业家。 [220]迪尔加特，弗里德里希·冯（Diergardt，Friedrichvon1795—1869）——男爵，莱茵工业家和丝绸制造商。1847年为普鲁士等级议会议员，1849-1860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60年以后为上议院终身议员。 [221]卫尔，巴托洛缪斯·约瑟夫（Weyll，BartholomäusJoseph）——德国法学家，科隆律师，1848年为科隆民主协会和安全委员会委员，1848年10月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代表。 [222]赖特（Rheydt），1975年前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部的一个小城，德国纳粹党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出生地。此后，合并于门兴格拉德巴赫（Mönchengladbach）市，该市的中央车站保留了“Rheydt”的称谓。 [223]耶拿（Jena），德国中部萨莱河畔的城市，图灵根州第二大城市。1806年耶拿战役的战场。 [224]瓦尔特堡（Wartburg），德国爱森纳赫市城西的一座城堡，建于1067年。1999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225]哈雷（Halle），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南部较大城市，在莱比锡西北约30公里。 [226]爱森纳赫（Eisenach），德国图林根州西北部的一个小城。 [227]恩斯特豪森，阿道夫·恩斯特·冯（Ernsthausen，AdolfErnstvon1827—1894）——普鲁士官员，众议院议员（1865—1866和1869-1870），西普鲁士省最高行政官（1879—1888）。1848年5月曾参加爱森纳赫学生大会。 [228]克洛斯特曼，爱德华·鲁道夫·赫尔曼（Klostermann，EduardRudolfHermann1828—1886）——德国采矿法专家。1846-1849年在哈雷、波恩和柏林学习法律；1857—1866年为普鲁士商业部助理；1875年为矿务部负责人。 [229]原词“荒谬巢穴”更正为“晦涩残余”。 [230]宾根（Bingen），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纳厄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这里除了盛产葡萄酒外，还有坐落于莱茵河小岛上的古罗马人修建的猫堡（MouseTower）。 [231]韦瑟尔（Wesel），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部的一个城市，在莱茵河东岸。 [232]米尔海姆（鲁尔区）（MülheimanderRuhr），米尔海姆的地名德国共有6个，这里是指德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河上一座小岛上的城市，19世纪是皮革和煤炭之城，1966年最后一座煤矿关闭。目前是许多著名食品公司总部所在地。 [233]科布伦茨（Koblenz），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摩泽尔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19世纪曾是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省会。 [234]摩泽尔河（Mosel），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莱茵河最长的支流（545公里），流经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在科布伦茨注入莱茵河。 [235]萨尔河（Saar），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莱茵河的支流摩泽尔河的右支流，长246公里。 [236]安德纳赫（Andernach），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生产徽章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传统。距离莱茵省首府科布伦茨21公里。 [237]新维德（Neuwied），是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莱茵河东岸，在科布伦茨西北12公里。 [238]海尔布隆（Heilbronn），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连通曼海姆和斯图加特的闪卡尔河穿过该城。德国戏剧家海因里希·冯·科莱斯特写有戏剧《海尔布隆的卡塔琳娜》。 [239]坎城（Kannstadt），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小城之一。Kannstadt是1900年前的名称，1900-1933年称康斯达特（Cannstatt）。1993年7月23日在名称前加“Bad”一词，突出该地的温泉特色。 [240]沃尔姆斯（Worms），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城市，位于莱茵河西岸。它是德国神话“尼伯龙根”传说的起源地，还被称为“路德之城”。 [241]斯托尔威尔克，弗兰茨（Stollwerck，Franz1815-1876）——出生于科隆的德国食品企业家。1839年起经营面包房，40年代时拥有一家糖果和巧克力工厂和两家咖啡馆。1847年1月获得“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亲王法定供应商”头衔，其产品在60年代享誉欧洲。1900年时，他的后代经营的斯托尔威尔克公司是美国第二大巧克力生产商。 [242]弗里德里希金币（Friederichsd'or），普鲁士的一种金币，以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名字命名，铸造和使用年代为1741-1855年。1弗里德里希金币约合5塔勒。 [243]科尔夫，海尔曼（Korff，Hermann1824-1882）——民主主义者。1847年因政治信仰而被革除普鲁士军职。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新莱茵报》第4号（1848年6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4号 （1848年6月4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4号 科隆，星期日，6月4日 1848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于6月1日起每日发行。 订阅价格：科隆地区一季度为1塔勒15银格罗申；[1]除科隆外，普鲁士其他地区2塔勒3银格罗申9分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 6月份只能与下一个季度（7月，8月，9月）同时订阅。这四个月订阅的价格是：科隆地区2塔勒；科隆地区之外2塔勒25银格罗申。 可通过国内外所有的邮局和书店订阅；——科隆地区可在报纸发行部 威·克劳特[2]先生处订阅，地址：科隆圣阿加塔街12号 可在报纸发行部继续认购股票。外埠认购股票者也请与该处联系。 登载广告费用 四栏版面8磅[3]活字每行或相同篇幅…1银格罗申6分尼。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一版上部一栏〕 编辑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 总编辑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4]， 恩斯特·德朗克[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格奥尔格·维尔特[6]， 斐迪南·沃尔弗[7]， 威廉·沃尔弗[8]， } 编缉 概览 德国。科隆（部队转移——生死问题——康普豪森[9]内阁）；科布伦茨[10]（瓦德涅尔[11]被捕——弗兰格尔[12]）；柏林（勘误——动荡——试图解除手工业者队伍的武装）；奥斯纳布吕克[13]（施蒂韦[14]——手工业者运动）；慕尼黑（议会——工作安置——警方）；维也纳（政府公告）；布拉格（临时政府任命）；的里雅斯特[15]（奥地利总督的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6]（战争）。 比利时。韦尔维耶[17]（选举的前景——拒绝支付强制性债券——罗日埃[18]的聪明举措）；勒奈[19]（强制性债券——比利时繁荣）。 意大利。米兰（维琴察[20]之战——后续问题）；摩德纳[21]（与撒丁王国[22]联手）；巴勒摩[23]（对那不勒斯革命的同情）。 法兰西共和国。巴黎（国民议会——处理路易·勃朗[24]事件专门委员会）。 大不列颠。伦敦（5月31日下议院会议——宪章运动）；曼彻斯特；利兹。 商业和交易所新闻。 德国 *科隆，6月3日[25]。我们在杜塞尔多夫的报纸了解到（无信息来源）：柯尼斯堡[26]，5月28日。已确认如下命令：从正在与驻扎的堡垒军对峙的第一炮兵队中抽调30人（尽管其中有刚刚调入的预备役），以最快速度向莱茵地区进军，以求快速加强莱茵部队在科布伦茨、卢森堡、美因茨与萨尔路易[27]的力量。而驻扎在皮劳[28]的军队（现在丹麦人对此已经无所畏惧了）将在明天撤离，该联队其他的军队也将派遣部队。 〔转二栏〕 〔第一版上部二栏〕 〔接一栏〕 ­这些军队将在蒸汽船与铁路的运输下到达斯德丁[29]的规定地点。 —康普豪森先生将军队从被数十万计刺刀威胁的俄国边境撤出，进而将他们派去莱茵省，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应该坐蒸汽船还是走铁路呢？康普豪森先生将柯尼斯堡的炮兵团撤出，而在此时若不能清理日德兰半岛和石勒苏益格，俄国是否又会以战争相威胁？莱茵驻扎军队在并非高度危险的情况下还应再度加强吗？看看亚琛[30]危机的后果吧，还应该相信敌国并将新的预备役送往莱茵省吗？军事部将就这次奇怪的军队调动为民众做出解释。 **科隆，6月3日。时间在变化，我们也随着时间在变化。我们的大臣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31]先生对这句格言想来是不无感慨的。想当年，他们还以平凡的议员资格坐在议会的课桌后面的时候，他们受尽了政府委员和总管[32]的气！在倒数第二年级中，即在莱茵省[33]议会中，班主任佐尔姆斯-利希[34]阁下对待他们是多么严厉呵！当把他们升入毕业班，即升入联合议会的时候，才算让他们作了一些讲演术练习。但甚至在这里，他们的学校教员阿道夫·冯·罗霍夫[35]先生还把陛下授给他的板子高举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忍受博德尔施文克[36]的傲慢的言词，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听取博伊恩[37]用半通不通的德语所作的演说，他们还不得不对杜厄斯堡[38]的那种粗暴无礼的行为表示顺民的驯服！ 现在一切都变了。3月18日结束了政治中的这种书生气味，联合议会中的学生自己给自己发了毕业证书。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当了大臣，他们非常高兴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必要人物”是多么伟大。 他们把自己想象得那样的“必要”，以致他们一出学堂门就翘起尾巴，目空一切。每一个和他们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 他们立刻从暂时恢复旧的教室——联合议会做起。在这里必须完全按照指示的形式举行由官僚制的中学向立宪制的大学过渡的伟大典礼，隆重地发给普鲁士人民中学毕业证书。 人民在许多委托书和请愿书中声明说，他们对于联合议会连知道也不愿知道。 康普豪森回答说（如制宪议会5月30日的会议），召集议会是内阁的生死问题，这样就堵住了人们的嘴。 议会召开了，这是个对世界、对上帝、甚至对自己本身都丧失了信心的、被弄得体无完肤的可怜的议会。人们向它示意说，它的职责最多不过是通过一次新的选举法，但是康普豪森先生要求它的不仅是一纸法律和间接选举，而且还有2500万硬币。各选民组仓皇失措，开始怀疑自己的权限，并且语无伦次地在那里嘟嘟哝哝。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康普豪森先生的内阁决定，如果不给钱，如果拒绝给它“信任投票”，康普豪森先生就要 〔转三栏〕 〔第一版上部三栏〕 〔接二栏〕 离开这里到科隆去，让普鲁士的君主制度去听凭自己命运的摆布。议会的议员先生们一想到这里就出了一身冷汗，立刻停止了任何反抗，带着辛酸的微笑通过了信任案。不言自明，这2500万只有在空中王国才有行情的硬币是在什么情况下和怎样获得通过的。 宣布实行间接选举。反对这样做的奏摺、请愿书、代表团像暴风雨般涌来。大臣先生们回答说，内阁的存在和间接选举息息相关。此后，所有的人又都鸦雀无声，双方都可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 妥协议会在开会。康普豪森先生想强迫议会通过一个奏摺来作为对御前演说的回答。建议由敦克尔[39]议员提出。展开了讨论。对奏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反对意见。软弱无力的议会的无穷无尽的、慌乱怅惘的废话使汉泽曼先生厌烦了，因为这些废话同他所喜欢的那种议会是不合拍的。于是他斩钉截铁地声明：这一切都毫无用处，——或者是起草奏摺，那么一切都没有问题；或者是任何奏摺也不起草，那末内阁就提出辞职。但是辩论仍然在继续进行。最后康普豪森先生只得亲自出马，他上台向大家说明，奏摺问题是内阁的生命问题。当这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奥尔斯瓦特[40]先生也起来发言，他郑重地声明（第三次），内阁的命运和奏摺的命运息息相关。在这之后，议会才完全被说服，自然也就通过了奏摺。 这样一来，我们的“负责任的”大臣在两个月内就学会了杜沙特尔[41]先生领导议会的经验和沉着的口吻，而杜沙特尔先生（他的作用当然不容忽视）的这种经验和口吻只是在同倒数第二届法国议会打了多年交道之后才学会的。当左派的冗长演说使杜沙特尔先生厌烦了的时候，他最后也总是声明说：议会辩论结束，它可以投票表示赞成或反对；如果它投票反对，我们就提出辞职。于是胆怯的多数派（对他们来说杜沙特尔先生是世界上“最必要的”人）便向杜沙特尔紧紧靠拢，就像羊群在响雷时紧紧靠拢自己的遭到危险的牧人一样。杜沙特尔先生是个轻率的法国人，他把这个把戏一直玩到使他的同胞讨厌时才停止。康普豪森先生是个善良而稳健的德国人，他知道如何适可而止。 当然，能够像康普豪森先生深信自己的“妥协派”那样深信自己人，那就既省时间，又省论证。只要在讨论每一项问题时提出信任案，就不难堵住反对派的嘴。因此，这个方法对于最果断的大政治家，即对于杜沙特尔和汉泽曼之流的政治家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因为他们非常明了自己需要什么，他们对于任何无目的的空谈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对于喜欢在“大辩论中发表意见，就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问题交换意见”（康普豪森在5月31日会议上的演说）的辩论英雄们来说，对于坚持原则立场并以哲学家的锐利目光来观察目前事件的实质的人们来说，对于像基佐[42]和康普豪森那样高尚的思想家来说，这种微小的世俗手段是根本不适用的，我们的首相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对这点将深信不疑。让他把这种手段授予自己的杜法特尔-汉泽曼，而自己则留在更高的天体中吧；我们很乐意在那里观察他。 〔作者恩格斯，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32-35页《生死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一版下部一至三栏〕 德国贸易生活的幽默随笔 格奥尔格·维尔特 普赖斯先生的困境 （续篇） 数目字致“0”国王殿下的请愿书，语气虽然谦恭，但态度却异常强硬，是用所谓雅各宾[43]风格写成的。请愿书极其清楚地表明，上书者力图把君主和臣民的关系，从闻名于世的、法定的历史地位，往下拉到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去。为此，虚无的“0”殿下大发雷霆。部长们被撤职，大使们被召回，宫廷猎人挨脚踢，颁发的勋章令人忧虑地减少了。与此同时，国王殿下在给所有的“0”以及虚无的堂表兄弟和全国各地亲信的手书中，极其可畏地流露出他的愤怒。在国王殿下看来，数目字的群众集会对可敬的古老传统所提出的大胆无礼的指责，是犯罪的行为，所以他在手书中用了最黑暗的笔墨加以描述。人们在公然议论一个遍及全国的阴谋，这阴谋旨在推翻一切现存制度，并在举行各种无政府主义的群众娱乐活动之后，最终建立一个蓝白红[44]共和国。 无数的密探竭力设法侦查下层民众中到处蔓延开来的堕落行径。这些密探长着淡黄色的小胡子和深陷的、幽暗的蓝眼睛，他们都是些有信念、有性格的人，可以算得上是各个君主的训练有素的仆人。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殷勤的、可敬的男子汉，为了他们虚无的“0”主子们的利益，很懂得如何把蚊子般细小的真事，扩大为像一般大的谎言。这样就使得“0”和数目字之间的不祥的鸿沟越来越宽，越来越深。——如果要想把这种导致一场不幸灾祸的鸿沟的所有细枝末节都弄个明白，那未免过于费事。何况普赖斯先生所梦见的也只不过是些零星片断，而且我们都没有责任去描述入睡者的不朽的灵魂里出现的非真正现实的和历史性的任何事物。 不管怎么说，事情变得非常糟糕。在数目字递交了那份著名的请愿书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是，“0”方面深沉的官方沉默，以及数目字方面极其痛苦的期待。善良而恭顺的数目字，希望在再度欢乐地到王座前晋谒之前，得到对他们的请愿书的答复；而这些高贵的“0”却相反，他们在榴霰弹尚未大批制造出来，以及各王室之间极其短促的外交谈判尚未取得体面的解决之前，不愿意仓促地做出回答。 这些完全必要的预备性外交谈判终于完成了；而正好在这时候，基层平民中出现了一种异常的、流传甚广的怨言，所以，一位特别有关的“0”便急忙发表下列最高宣言，用一种为人们久已渴望的言词，表达了国王的旨意。 这份发表在《狂奏报》[45]上的宣言内容如下： “被引入歧途的数目字，胆大妄为的子民！我稳固地站在我光荣祖先的法定地位上，披着威严的极权的虚无外衣，深感有必要对你们表示无限的同情。你们要求我们同意把主宰权交给你们，这再好不过地证明你们在这方面还不够成熟。作为臣民，不可贪得无厌，而应该当个忍耐地接受一切的生物。你们越出了你们天然的发展范围，就该你们倒霉。只要一个‘0’还保有其价值和重要性，就永远不会满足你们的要求，因为卫护和统治你们是我的职责，正如一个真正的君主‘0’国王所应该做的那样。” 几乎所有的当皇帝、国王和诸侯的“0”，都发布了类似的宣言，而这些宣言却成了震撼王座的民愤的信号。 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要么应该发动一次革命，否则就会当着整个动物界的面出丑。在一次大规模的民众集会上，这种看法更为普遍地传开了。“1”，一个长得挺直的能干的男子汉，在他的杰出的演说中，没有用多少手势就异常清楚地表述了这种看法。“2”，看上去像个油滑的问号，提出了某些异议，因而使这种看法暂时动摇了；可是接着从人群中站出了一个背驼得相当厉害的“3”，这时候事情很快又转为顺利了。最后只需要有棱角的“4”出来一下，就为这种看法赢得了响亮的喝彩声。 接着，浮夸的“5”以高度的激情阐明了在推翻现存制度之后，大家都将有福。这时，“6”，一个果断而有毅力的人物，坚持要求进行表决；但大家还是让“7”发言，因为从他那绞架般的外表看来，就显示出他说起话来一定滔滔不绝。 “8”也上了演讲台；但因为他的由两个“0”组成的身材，使大家很容易想起上等阶层的私生子来，所以引起了群众的喧闹和轰动。“8”不得不马上让位给形似大头棒的“9”，他直截了当地提议立即把会场换到街头去，以便使会议开得更具有实际的色彩。 普赖斯先生梦到这儿，深深地叹了口气，弄得棉睡帽的穗子在他头上晃动起来。“人民站起来了，暴风雨来临了。”[46]——他惊愕地发现，数目字和“0”选择了他那册巨大的总账簿的空白平坦的表面，作为他们权力之争的战场。 〔转第二版下部一栏〕 〔第二版上部一栏〕 **科隆，6月3日。大家知道，在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之前有过一个名士会议，这个会议象普鲁士的联合议会一样，是根据等级原则成立起来的。奈克尔[47]大臣在召集国民议会的指令中援引了名士们要求召集三级会议的愿望。这样看来，奈克尔大臣比康普豪森大臣有很大的优点。他不是等待巴士底狱遭到冲击和专制王朝颠复之后再来学究式地把旧的和新的联系在一起，再来勉为其难地幻想法国似乎是在旧国家制度的合法手段帮助下建立了新的制宪议会的。奈克尔还有另外一些优点。他是法国的大臣，而不是洛林[48]和亚尔萨斯[49]的大臣，而康普豪森虽然是普鲁士的大臣，却不是德国的大臣。尽管有这些优点，奈克尔大臣也并没有把革命运动纳入平静的改良轨道。严重的疾病是不能用玫瑰油来医治的。康普豪森先生要想用目的在于确定他的内阁和普鲁士王朝旧制度之间的直接联系的虚假理论来改变运动的性质，是更难办到的。用任何阴谋诡计也绝不能把三月革命和德国革命运动变成一系列饶有趣味的插曲。路易-菲力浦[50]是否因为他是个波旁而被选为法国人的国王？或者他虽然是个波旁，可是仍然被选为国王？在七月革命后不久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热烈争论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忘记的。这个问题本身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革命已经发生问题，证明了革命的利益并不是掌握政权的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利益。 康普豪森先生的声明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他声明说：他的内阁不是由于三月革命而产生的，而是在三月革命之后产生的。 〔作者马克思，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36-37页《康普豪森内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科布伦茨，6月1日[51]。在国民议会终于有机会检验全权授予事项是否合适的时候，来自特利尔的瓦德涅尔先生却并未出席。他由于最近在特利尔发生的骚乱被捕，因为他被怀疑违抗当地政府部门。问题是：国民议会有权向被合法选为公职人员的人施加这种嫌疑吗？政府有权撤销此人在议会中的职务吗？左派成员强烈要求，立即召集瓦德涅尔先生，同时公认的法律要求中明确指出，近期被议会召集的公务人员不能被捕。大臣方面回复，这件事上不应以同情心，而应以原则来进行判断。他还抛出一个问题：人们是否会支持这样一个犯下类似罪行的公务人员，却不会将这样的人视为政府的累赘呢？这是一次糟糕的反问。首先，一般犯罪与政治犯罪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政府组织刚刚确立且尚不牢固的特殊时期，因此人们无法如此轻易判断类似政治犯罪。在此我们请求大臣回忆一下曾经，至少回忆一下政府部门中的莱茵省成员。布鲁斯特[52]先生在被省级政府招募之后不久便被调查，而原因并非政治犯罪，而是一般犯罪。在此，这件事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契机，借此不将他归入政府级别人员。但所有自由派政府成员都对此有所不满，他们认为，他们从来都是被审判者，而非审判别人的人，所以还不如不进入政府部门。而瓦德涅尔先生并非被审判，而只是被起诉了而已。因此可以让他停止政治活动，但放他自由。只有在人们能够有所期待（？）时，才有足够的安全感。（《亚琛城日报》）[53] *我们能够保证，不会对瓦德涅尔先生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但就在人们如曾经法兰西复辟时一样急切地启动在特利尔的调查事项，在高级检察官于设卡日后在公众之中宣布死刑判决之后，在人们出于信任而参军之后，我们必须说，这一次，我们决心揭露那纵横交错的阴谋，并作为国家的拯救者戴上桂冠，我们会在坚持事实的过程中挫败这阴谋。莱茵地区每一次发生在军队与民众之间的冲突都成了找寻与外国巴别塔[54]之间联系的借口，而它的开端，就在巴黎。特利尔亦是如此，美因茨亦是如此。在美因茨，人们提到的是“红裤子[55]”，并从中发掘了比“灰裤子[56]”更多的内容：阴谋，更多可怕的阴谋。 科布伦茨，6月2日。据报道，弗兰格尔将军会以第八军指挥官的身份来到这里。（《莱茵-摩泽尔日报》）[57] ×柏林，6月1日。我昨天在国民议会忙碌，因此无法向您讲述关于在军械库中发生的暴乱的具体情况，今日向您报道有关情况。人们注意到，有人将大箱子从军械库搬出并装上驳船；他们说里面是陈旧的军火，但当一些箱子被打开时，人们却发现里面是全新的军火。他们继续搜寻，发现整个货物包括霰弹枪、炮弹、步枪等，它们连同几门大炮一起被没收了。骚乱持续升温，市民自卫团占领了军械库，在他们拉出库普弗格拉本[58]炮兵营的大炮后，人群四散而逃。 〔转二栏〕 〔第二版上部二栏〕 〔接一栏〕 然而，据说市民自卫军介入并驱散了人群，这一切都是在没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进行的。 ×附记。和昨天一样，今天军械库事件仍在发酵。由于除市民自卫团之外，军队也驻扎在了军械库，因此市民强烈要求军队撤离。此时，必须阻止军队的进军。自从上次维也纳的事件和宪法草案以来，柏林变得非常动荡，而当地情况加剧了这种动荡，例如市民自卫团对罢免阿朔夫[59]投了赞成票。这位城市及市民自卫团的长官就此不再受欢迎。 柏林，5月29日。市民自卫团中的民主党派现在明显占多数。政府现在想发动一场新的政变，并试图解除手工业者队伍的武装，借口是该组织的相关证明不规范。不用说，这种尝试一定会失败。（《奥得总汇报》）[60] *柏林，5月31日。根据《普鲁士国家通报》[61]的一篇文章，柏林军械库是整个国家的中央武器库；因此，向各省的武器站运送武器不应被“视为足以引起骚动的军事部纯粹行政措施（！）”。为保护军械库而采取的预防措施与以前相比没有任何改变。——当然，如果该部从军械库中清除所有武器，并将它们分配给农民与市民，这确实不应被“视为足以引起骚动的军事部纯粹行政措施（！）”。 *奥斯纳布吕克，6月1日。许多请愿书已经公开反对施蒂韦的分裂爱国主义，“勇敢的沿海居民”似乎并不像施蒂韦先生告诉他们的那样反对与德国其他地区建立更紧密的联盟。今天，霍亚[62]和费尔登[63]人民议会举行了一次大型会议，参与者从全国各地奔赴艾斯特鲁赫〔Eistruch〕，他们很可能也将反对分裂。光是在汉诺威，民众就通过喧闹的示威和砸窗声来表达他们对施蒂韦反动意愿的反对之情。首相本尼格森伯爵[64]和市长埃弗斯[65]也与这件事有关。奇怪的是，这种反动意愿要比政府所给出的解释中提到的更加强烈。我们去年新制定的工商业管理条例对公会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第222条所载的规定，即“当地手工业公会不能保障贸易协会的成员交易那些他们仅有权生产的商品”。相比于另一条中所规定的：“手工业者也应被允许将他们的所购商品存放在自己的商店内”，在下议院的最新协商中决定保留前一条款。然而，工匠们希望废除全部贸易法，并完全恢复旧公会秩序给予他们的保护。据说一个代表团向施蒂韦大臣表示，认为他必须伴随该代表团去见首相，不久上述场景便发生在迅速聚集的人群当中。根据议会的保证，政府将尽可能恢复旧的公会关系，工匠们似乎对此感到安心，但要求完全不同的东西的人却不是这样。相当多的施蒂韦追随者把它作为一个纯粹的商业示威；而这种剥夺该示威意义的行为是徒劳的，且没有多少人会受骗；面对一个受欢迎的大臣，人民不会如此容易地被鼓动，汉诺威那些容克们[66]的中世纪欲望无法在自由派的施蒂韦上获得支持。即使在议会内，该部也遭受了失败，尽管只是暂时的。尽管施蒂韦、布劳恩[67]与伦岑[68]大臣反对，但汉特尔曼[69]提出的所有教派平等提案以35票对26票获得通过，即以9票的相对多数获得通过，但绝对多数要求41票。因此问题在于，占相对多数的35票能否在剩下的19票中获得6票。从一个真正古典的偏见可以证明施蒂韦的言论，即如果“接受汉特尔曼的要求，就为美国的野蛮取代德国教育铺平了道路”。据说，施蒂韦和卞尼格先打算辞去大臣职位；就此来说汉特尔曼是最为可能当选大臣的。贵族们已经开始受到巨大压力，对他们来说上议院的组成已经够受了；他们也希望将其推翻，但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创造一个新的议院。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开始觉得，尽管他们付出一切代价只为和平与秩序，但新贵族统治的尝试可能很快再次激发他们的革命欲望。小资产阶级相信自己的统治已经稳固，并希望在轻松获胜后休息一下；这种幸福之后，他们徒劳地叹了口气。然而，贵族越是勇敢地拼命维护自己的权利，就越容易倒下。在他们下台时，将涉及整个两院制，尽管如此，下议院现在在第三次投票中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慕尼黑，5月30日。议会暂停工作； 〔转三栏〕 〔第二版上部三栏〕 〔接二栏〕 《封地法》、《偿还法》、《未来立法基础法》和《狩猎法》最终由两院和大臣们完成“商定”。这些法律对巴伐利亚[70]人民未来的意义从奥格斯堡《总汇报》[71]的以下句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有关未来立法基础的法律——是针对赛因斯海姆伯爵[72]和阿雷廷男爵[73]的投票结果而商定的。议会同意在所预期的公证法与新闻法的出台后，取消作为特权的戒严权利。”——备受吹嘘的“德国公民权”的影响正在显现，这一点越来越清晰。例如，在慕尼黑，制鞋商已经停止工作，要求提高工资。随即自本月28日起，皇家警方所组成的人墙威胁所有制鞋匠：他们要不明天早上之前声明与老板继续合作，要不就去警方那里取自己的遣返证明！自然的！又见鞋匠们在当地不让城市安宁的人煽动下（《奥格斯堡总汇报》如是说）采取了过激行动。他们坚决要求提高工资，因此举行集会，甚至在街上表达他们的不满。然而，当局进行了大力干预，在驻防部队的帮助下，从昨天到今天有160个闹事者被抓获，其中大部分普通鞋匠被遣送回了老家。他们坚决要求工资上涨——糟糕！他们举行集会——可怕！是的，他们甚至在街上表示不满！在“自由”的拜仁地区出现了罪行，在那里戒严权利不再是一种特权！ *维也纳，5月30日。政府公布了一份“给首都居民的声明”，试图解释其行动和意图，特别是否认对其缺乏规划的指控。这篇大费周章的文件使人们想起旧梅特涅[74]式的老练，不会给维也纳人留下丝毫的印象；它似乎也只为各省考虑，为了至少保存目前的形象和政府的稳定。在最近的事件之后，如果维也纳人不能在新政府建立前保持耐心，那么教条主义也就无法被继续粉饰下去了。——4月25日的《宪法》被称为政府的“方案”和“信条”。“据说，5月份的运动表明，人们对《宪法》所有条款的期望并不一致。其任何根基都未受到攻击。《宪法》作为一份完整文件的性质存在争议；有人对选举机构的一些规定是否合适表示怀疑；有人对上议院的组成提出了上诉。这些反对意见和疑问已被解决（原文如此）；第一议会被公认为《宪法》的组成部分。”因此，当人们对一部宪法出现这种“对立和怀疑”时，当宪法的完整基础，即帝国权力被抛至脑后时，那么宪法的根基就不会受到攻击！宪法是否受上帝的恩赐，是否与人民一致，是否纯粹出于人民的意愿而产生，都无显著区别！——因此政府意识到，在民主原则的胜利中，只有“长久道路”能“实现用以补充《宪法》的组织法、实现君主制的内部秩序以及实现能够获得信任并带来财富的基础设施及规划。”这是用来反对哲学言论与政治改革的老把戏。同时，政府承诺“诚实地铺满更长远的道路”（原文如此），因为它被公认为是“更优秀”的政府。那就请正直可靠一些。它严格遵守《宪法》，只有“行政措施”部分遭到“顽强抵抗”。“他们（大臣们）放下自己的公职人员身份，以唯一的宪法方式做出了回应，是君主的意志决定他们与接下来的继任者担任这些工作。”人们发现，帝国的意愿不再是决定性的，它需要维也纳人民的批准。这就是为什么大臣们转向他们，开始谈论有关信任的事情，因为他们“力求能够确保君主制力量，注意外部世界与内部的秩序、自由和安全，以及相信、获得并促进经济发展”！是的，这些保障甚至被描述成这样：“市民，像本国其他同胞一样，在帝国全部范围内已经拥有自由和便利，像他们一样享受着这个世界最幸福的国家”！！这一大胆的断言随后被一块绊脚石所缓和，“有些事情可以加速，更快地进行必要的改革，可以完全依照帝国制定更坚定的政府路线”。但这又与信任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大臣们宣布：“他们没见过试图破坏他们的道路，或是要夺回君主地位的反动派”。因此，这些反动派似乎只存在于记忆中，如果在维也纳将蒙特库库利[75]和邦贝尔[76]象征性地吊在绞刑架上，这对未来并没有意义。 〔转第三版〕 〔第二版下部一至三栏〕 〔接第一版下部三栏〕 他清楚地看到，资本总账上的“0”，排着整齐的队伍，从一边逼近，而在另一边，数目字从所有的小账目栏中冲出来投入战斗，他们的队伍虽不整齐，但却更为凶猛。几队红色的利息数字活像外国的共和国步兵，他们的先头部队更加可怕，作用不小，直吓得国王“0”身上的血都凝结起来了。只有指挥作战的王子[77]勇敢大胆，是个地地道道的“0”，是正统的野蛮军人的偶像；在他的高贵的皮靴后跟上，用皮带扣扣上了两只有历史意义的骑士大马刺；王子紧握一把专制制度兴盛时期传下的有缺口的古剑。有时候，他骑着英国宪章的骏马，可是今天他却骑着一匹祖国的具有原始力的劣马。他一面捻着小胡子，一面用那臭名昭著的贵族腔调命令：“前进！”禁卫军用笛子吹奏着那令人厌恶的曲子：“爱情，爱情是我的生命，我需要爱情。”接着，一队“0”势不可挡地向他们的敌人冲去。数目字拿着市民的粪叉、近代的玄武岩石块和十分令人生畏的铁棍，也排成了整齐的队伍。娇柔的妇女准备把熬热的、但仍然香喷喷的菜油从房顶上再一次朝国王“0”的身上泼过去，孩子们不是用什么玫瑰和樱草花，而是用真水晶的碎片向逼近的敌人撒去。甚至在人民中最受轻视的狗和在三月间最受宠爱的猫，今天看起来也不愿让自己的勇气受到任何怀疑，于是便发出振奋人心的民族的咆哮声和刺耳的尖叫声，作为对禁卫军军乐[78]的回敬，这声音能使石头变软，使人发狂。正当这两派被一种无意的相互尊重以及一些纯哥特式的街垒十分勉强地阻隔开来，都在设法进逼对方的时候，热辣辣的、沉甸甸的汗珠，从睡梦者的额头滚落到他那纯洁无辜的衬衣的胸巾上。 普赖斯先生丝毫没有认识到他这场梦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他把数目字对资本总账上的“0”的反叛，只看成是对他的商业利益的种危害。所以，他真想一下子合上这本倒运的总账簿，这样就可以把刚开始争执的两派都闷死。敌对行动的爆发越是逼近，他的反动愿望就越加滋长。“临末，你还得花费一大笔钱来支付这次虽然十分有趣、但却讨厌的革命的费用”，他想道。那末，我倒要问问无党无派的人们，这位可敬的大商人难道没有最大的权利出一身发自慈悲之心的大汗吗？ 普赖斯先生被梦中的恐惧所引起的气喘越来越厉害了。这时候，王室禁卫军的第一枚葡萄弹终于无耻地落在勇敢的、革命的数目字头上，但随即遭到雨点般的陨石的回击，以致两个王室“0”升了天堂。这下子就正式开战了，这位睡梦者惊愕地发觉，“0”的进攻只能使数目字越加凶悍和暴怒。反叛者的佩刀，他们的猎枪子弹以及所有屋顶上扔下来的雨点般的铺路石，消灭了他的资本总账里整队整队的人马。此外，警钟的鸣声如此可怕，就好像许多伪造的杜卡特金币[79]在互相碰击；这时，他的心情犹如在一场春秋时分的季节性的暴风雨中，他有七船未保过险的咖啡飘在海洋上似的；他的一颗高贵的商人之心如同黑森林钟[80]上的闹铃怦怦地乱跳，而每当一个“0”掉进阴曹，就有一颗吓出来的新汗珠从他威严的额头上滚落下来。 这位受折磨者的灵魂这时对这一切尚能忍受得住；这位卓越的宽容大度的人，以其真正的英雄气概，目睹许多个“1000”由于其中两个或三个“0”的阵亡而变成了“10”或“1”可是，等到末了，随着卵石、枪弹、油瓶[81]和啤酒杯的碎片之后，甚至使上了火把，他们企图纵火烧毁整个总账簿连同那上面的全部当上皇帝国王、伯爵以及诸如此类的“0”：这时候，普赖斯先生绝望地叫喊着纵身跳起来，棉睡帽从他头上掉落下来。他把被子往边上一推，两条套着衬裤的腿同时滑下床来。他发狂般地抓起床头柜上的一支土耳其手枪，烛台和硫磺火柴、拖鞋和夜壶都给他撞翻了。手枪“啪”的一声开了火，整个卧房都震响了，一直响到屋子里面最后一只老鼠洞。 这时，正想去叫醒主人的账房伦茨以为主人自杀了，吓得毛发直竖，冲进屋去，却发现可敬的老板带着愉快的微笑站在窗前。普赖斯先生弄清了刚才自己是在做梦。他好奇地朝着附近的教堂尖塔望去；塔尖上，黑红金旗子[82]正在晨风中欢乐地飘扬。 〔译文采自《普赖斯先生的困境》33-49页，马仁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莱比锡，5月28日。据说夜巡人员把某人关进了监狱，这一谣言已经流传了好几天。（WM.[83]） 据报道：“目前柏林正在一天天地远离三月十八日。”这确实很值得人们注意。 〔第三版第一栏〕 〔接第二版上部三栏〕 不错，我们想看看随着大臣最终一次又一次地使用“信任”做出声明后，他们接下来将会如何行动，以及政府如何坚持下去。这份声明指出： 维护一切自由； 不拒绝承认今后的让步； 勇敢地面对无政府状态或类似反动派的干扰秩序行为，并在这些邪恶势力出现后能意识到他们政治影响力的衰败； 只有国会有权授权和任命，并以此建立有组织的秩序和法律；借助一切力量加速完成上述事项，并通过巩固管辖区域的安定环境与秩序，来保持君主制各部分之间牢固的和谐纽带； 借鉴所有倾向于收集首都或各省资料的观点； 特别是，鼓励各机构和社区通过其合法代表，通过提案、提示和解释给予他们可靠的支持； 认真对待相关措施，对建立国家预算的秩序、建立履行国家义务的信任、建立收入保障及改善中产阶级地位的措施； 尽一切可能为君主重回其首都而努力，并为其安全提供一切保障，其最大好处便是能为所有公民带来安全与权利。”[84] *布拉格，5月29日。省长莱奥·图恩[85]伯爵与捷克其他当局合作，决定成立临时政府。它由帕拉茨基[86]、博罗施[87]、布劳纳[88]、里格尔[89]、沃斯蒂茨[90]以及施特罗巴赫[91]组成，并将再添加两个成员。这样，波希米亚[92]终于有了一个强大的、果断的政府。捷克的政党能代表它自己，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唯一有活力的政党，它独自为国家的解放做了一些事，相比之下德国人则抱怨、呻吟，因软弱而一事无成。很快，我们希望从腐烂的奥地利完全分开。整个布拉格都在欢庆。斯旺诺夫特[93]在群众的号召下，搬到了临时政府已经撤出的议会大楼。 的里雅斯特，5月27日。高贵的沿海国总督向驻的里雅斯特的驻外使领馆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和领事代理人发出以下感谢信： 签署人总督认为，无论是以他本人的名义，还是代表的里雅斯特人民，都有责任向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和领事代理人表示公开感谢，在我们的城市受到敌方舰队威胁时，他们一致抵抗敌人并保护国民，同时成为整个城市的保护伞。如果这座城市也对自己的防御方式和居民的爱国精神感到激动，便能够怀着感激和自豪的心情感受到其他国家所投来的同情。 他尤其要感谢德国联邦各邦国的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和代理人，他们宣布的里雅斯特的事业是整个德国的事业，从而体现了一个联盟的价值，其成员在危机关头选择证明自己是我们的兄弟。1848年5月26日，的里雅斯特。奥地利沿海国总督罗伯特·萨尔姆伯爵[94]。（《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95]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5月30日[96]。由于普鲁士主力军队不断靠近，丹麦人在大肆侵入之后又回到了阿尔森海峡[97]的另一边，但他们貌似找到了新的落脚点。普鲁士人仍在撤退，丹麦人则从日德兰半岛朝这里前进，此时已再次抵达石勒苏益格地区。此处的德国居民对德意志当局的行为非常愤怒。大多数人由于可怕的丹麦军队而逃跑。“据《威塞尔报》[98]报道，来自哈德斯莱本[99]与艾本哈德[100]的私人信件描述了那里的居民内心中的绝望。来自艾本哈德的信中说，四十个家庭连夜于今天逃离此处。我们度过了与众不同的一个夜晚，也许明天我们会在来自哈德斯莱本的信中获悉更多不幸的消息。这儿的丹麦人实在太多了。志愿兵直到最后都在努力维护城市的安全，他们现在正寻求支援。普鲁士军队是否会再次前进，这一点无人知晓。今晚人们甚至在期待丹麦军队，至少这些军队中没有那么多丹麦暴民，相比于军队我们更害怕他们。两门大炮与一艘蒸汽船已经停靠在艾本哈德港并在今天早晨开始炮击城市。丹麦人所到的阿尔森岛[101]也变成了屠场。有人说，弗兰格尔[102]正在使战争变得更加激烈。” 这些逃难者中有很多已经抵达了伦茨堡[103]。此时此刻，那些丹麦人气焰嚣张；俄国和瑞典亲王与他们的战船前往哥本哈根，德国的船只已经报废，各报纸比以前更多地报道战争，也更敢于报道战争。可以确定的是，“消息灵通”的德国报纸从“可靠的消息源”那里获悉：人们与和平的距离比看上去更近。此时斯德丁的雷德[104]正在走向衰亡，而被大海环绕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一“德国传统的守卫者”，心在滴血地看着南方的德意志旗帜被降下。波美拉尼亚卫兵[105]一边紧紧地握着艾本哈德农民的手一边叹着气告别道：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同族啊， 保持忠诚，我的祖国！ 一边将他交给了丹麦人。 比利时 ┼韦尔维耶，6月2日。我们民主党派的候选人“宪法联盟”将在这里不战而胜。我们的小资产阶级、零售商、工业家对强制公债感到极度不满。可以预见，我们城市一半以上的纳税人将拒绝纳税。共和派的“人的权利与义务协会”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 当然，和所有国家一样，我们的工业状况还很萧条。几家厂家，为了让资金短缺不那么明显，已经开始认购债券。银行企业穆勒公司[106]据说已成立一个小委员会负责征收这些债券，并确定这笔钱给了慈善机构。我们高明的罗日埃要做什么？他把这些小钱提交国库，并要求加盖印章。当然，罗日埃先生认为税收是国家财富的来源。 *勒奈，5月29日。这里成立了一家名为“前哨”〔LaSentinelle〕的协会，其成员承诺只有在真正意义上被逼迫时， 〔转二栏〕 〔第三版第二栏〕 〔接一栏〕 才会向罗日埃内阁支付该强制性债券。 拒绝支付强制债券开始在比利时宣传开来。比利时人民似乎开始计算，需要多少钱才能制造出这一震惊欧洲的君主制狂热景象。 顺便说一下，人们不得不比较1845年、1846年和1847年的贸易清单，以便看看什么经济奇迹促使君主立宪制在其温室里走向成熟。 1845年，比利时出口了703,478公斤亚麻纱线，1847年仅233,045公斤。1845年出口2,594,528公斤亚麻，1847年只有1,893,711公斤。1845年，它出口了1,090,606公斤亚麻和大麻纤维制品，1847年只有468,196公斤，等等。 意大利[107] *在整个北意大利现在正酝酿着阴谋，一方要把那些较小的国家合并于撒丁，另一方要阻止这种合并。这些阴谋诡计同在德国为争夺霸权而策划的那些阴谋[108]极为相似。卡尔·阿尔伯特[109]谋求“在最广泛的基础上”，从尼斯[110]到的里雅斯特，建立一个意大利的普鲁士。这件事完全不符合民族利益；双方都是为了追求地方利益，为了满足各个地区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只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意大利才能消除。在这之前，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适应当务之急，而这无论如何是有助于合并的，因为合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力量集中起来，以进行反对奥地利的斗争。 〔作者恩格斯，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7页《合并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据悉，在那不勒斯将有法国船只将难民送至意大利卡拉布里亚[111]，他们将在那里集结并鼓动当地人进行起义活动。 ——托斯卡纳[112]现在（15号）才宣布了新闻出版自由并制定新闻出版法。 米兰，5月26日。根据官方消息，以下是有关进攻维琴察的详细消息：奥地利共计15000人朝维罗纳[113]迫近。贝卢齐[114]上校指挥整座城市，之后杜兰多[115]也率领他的部队也来到了这里。午夜（23号晚），奥地利人袭击了维琴察。从凌晨4点到9点，整座城市都遭受到猛烈炮火。伴随着步枪火力，超过600枚炮弹、燃烧弹与穿透弹被抛向了城市之内。但这座用路障封锁起来的城市已被10000名团结在杜兰多身边的意大利人占据，在5小时的轰击后奥地利人撤军了，可能是去找跨过贝里奇山[116]的路了。他们被跟踪，24号下午他们集结在一起。我方人员有12到15人死亡，40人受伤。 摩德纳，5月22日。公民卫队为与撒丁王国和卡尔·艾伯特的政治合作而举行了“意大利北部君主制国王”的游行活动。同时，人们在雷焦[117]也发起了一场热烈的游行活动。相关政治合作已被拟定。（《家园报》）[118] 巴勒摩。当那不勒斯的最新消息传来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被照亮，人民正在欢庆。（人们还不知道胜利的消息。）一群志愿者在两名炮兵上校和一名船长的带领下团结在了一起，为那不勒斯的人民带去武器与弹药。上议院议员们撤销了由委派而给出的许可，但没人把这回事放在心上。（巴勒摩《独立和联盟》[119]） 法兰西共和国 国民议会。31日的会议结束。——该会议于下午5¼时再次开启。议长表示，刚刚任命的委员会将于明天上午开会讨论有关路易·勃朗的提案，会议将于6月2日星期五提交报告。——议会决定因法定节假日明天不举行会议；将报告若干请愿书；并通过每一项议程。——马沙尔[120]先生宣读了一项关于抵押转让税的提案，该提议得到了支持。费鲁亚[121]先生拟订的关于在里昂、尼姆[122]与圣艾蒂安[123]建造工厂的提议，不幸在贸易部长那里搁浅，部长要求他制定更详尽的规划。—— 巴黎，6月1日。开始对袭击茹安维尔[124]亲王候选人的肇事者进行追捕。 ——在上午的会议中，执行委员会将就街道聚集和广告使用问题向国民议会提交议案。 ——阿尔及利亚在国防部长专属指导下的行政特殊地位被逐步取消。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司法和教育部长也委托给阿尔及利亚的有关部门。 ——在国民议会的大多数委员会里，多数人反对批准起诉路易·勃朗。其他委员会则在之前提出通过一个委员会进行仔细调查。当选委员的大多数反对该举措。今天，委员会将听取路易·勃朗、总检察长、指示法官和最主要证人的证词，审阅相关卷宗，并将于明天指定这些人作报告。如没有找到比条例中所提更重的指控，律政司的要求则会被取消。 早在昨晚，所有的街道和林荫大道上都挤满了讨论当天事件的人，气氛非常热烈。整个警察-便衣、强大的国民自卫军巡逻队和别动队穿过大街小巷。针对国家工场[125]的反对措施使得群众的情绪越来越恼火。周日（4日）在万塞讷[126]树林，将举行入场费每人5个苏[127]的大型工人宴会。公告说，20万工人将聚集一堂，参加一个“团结兄弟会”。这又将被称为是骚动的借口。 ——每天晚上，在圣马丁郊区[128]和圣但尼[129]有40-50个演讲者，并有500-600人聚集在他们周围，讨论工人的问题、日常事件相关话题等，——现在来自市政厅的1500至2000国民警卫队在林荫大道上不断巡逻以确保秩序；渐渐地，许多好事者聚集起来观看这一军事演变。最后，人群庞大到将场地堵得水泄不通；晚上1点左右，人群与警卫们才开始退去。而到次日晚上，这项简单而温和的市民活动又会重新开启。 ——路特希尔德[130]在叙雷讷[131]的大型农场在前一天晚上被完全烧毁。 ——巴黎和各行政区的所有激进俱乐部决定向每人收取一个苏的会员费，并将这把荣誉之剑献给科尔泰斯[132]将军（关押在万塞讷的地牢），以求日后为他因资产阶级所受到的诽谤与迫害报仇。 ——路易·拿破仑亲王[133]与他带给国民议会的信同时 〔转第三版第三栏上部〕 〔第三版第三栏上部〕 〔接三版二栏〕 抵达巴黎。警察要求他立即离开法国。 ——律西安·德拉奥德[134]先生一直被关押在礼宾监狱，目前他已被新任警察局长所释放。 大不列颠 伦敦，6月1日。昨天在教会，罗[135]先生就安斯提[136]先生所提出的天主教缓和提案发起了一项动议：委员会将这项提案分成了两个部分，这引起了纳皮尔[137]先生、法根[138]、罗伯特·英格利斯[139]长官及德拉蒙德[140]先生之间长时间的辩论，最后罗的动议以129票对42票获得通过。至少这是《泰晤士报》[141]今天版面中报道的数字。而据《伦敦电讯》[142]消息，投票以129票对142票结束并废弃了这次动议。 该部门被视为委员会性质；但是，正如《泰晤士报》所说，谈判非常混乱，以至于这项交涉到6点左右还没有取得进展，随后选择休会。 ——宪章运动者昨天在克拉肯韦尔-格林[143]再次举行会议，由于当局的干预阻止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决定放弃休息时间。 ——6月1日下午3时。英国统一公债为83⅛-84。 曼彻斯特，5月31日。即将进行的宪章运动者和废除者示威尚未开始。当局进行了干预并采取了一切措施，防止出现骚乱；目前这个城市还很宁静。 利兹，5月31日。大量在起义事件中被捕且刚刚被释放的宪章运动者，今日又被捕，并被转押到约克城堡[144]。现在城市重获安宁。（《利兹时报》）[145] 商业新闻 斯德丁，5月31日。小麦42-46塔勒；黑麦26-27塔勒；大麦22-24塔勒；燕麦15-17塔勒；乙醇24½%根据当地价格，21½%九月到十月。 当地菜籽油9⅔，到九月十月，11塔勒。 阿姆斯特丹，6月2日。由于丹麦的好消息，我们的贸易市场更加活力充沛。小麦与黑麦大约多挣了10弗罗林[146]。小麦将以下面价格出售。小麦按200单位计算的价格如下：w.波兰，127磅，295弗罗林；b.同上128，129磅，295弗罗林；m.同上128磅，292弗罗林；m.b.同上125磅，272弗罗林；吕伯纳赫，131，132磅，227，230弗罗林；布雷兹诺，128磅，225弗罗林；Z.128磅，235弗罗林；r.敖德萨，132磅，248弗罗林；林堡，134磅，265弗罗林。 黑麦在帕提亚以以下价格售卖。彼得堡，118磅，150弗罗林；同上，116，117磅，146，148弗罗林；波美拉尼亚，127磅，170弗罗林；文斯托夫，123磅，162弗罗林。 大麦，涨价3弗罗林。丹麦，112磅，150弗罗林；布雷兹诺，Wr.94磅，100弗罗林——与之前的账目相同，荷尔斯泰因，120磅，208弗罗林——菜籽，丹麦，58英镑；10月9日，60½英镑。——亚麻籽，里格，110，111磅，230弗罗林；同上，112，113磅，230弗罗林；同上，110磅237½弗罗林；埃及，106，107磅，245弗罗林。 菜籽油仍然热销。但运输方面较为滞后。价格如下。每6马尔脱[147]36弗罗林；后降至34½弗罗林；10月；33¾弗罗林，11月，35弗罗林；12月，35到35¼弗罗林。 亚麻籽油，价格如下。每6马尔脱28.5弗罗林；后下降至27.5弗罗林。 科隆，6月3日。粮食交易。小麦5⅓塔勒；黑麦4塔勒；淡菜籽油，28¼-28塔勒，葡萄浆27¼，净重。 美因茨，1848年6月2日。本周连续下雨打落了夏季果实，我们的农夫已经准备好将它们带到我们的市场了。今日向周围地区的运输格外重要，价格与上周相比也有了明显下降。 小麦价格为约9⅔弗罗林。来自当地（科隆）鲜美1847商店的小麦以10弗罗林出售，运输需8到14天，届时小麦价格可能不超过9¾弗罗林。黑麦每百公斤6弗罗林。大麦每马尔脱4⅔弗罗林；燕麦4⅓弗罗林。 亚麻籽油，价格如下。每6马尔脱28.5弗罗林；后下降至27.5弗罗林。 科隆，6月3日。粮食交易。小麦5⅓塔勒；黑麦4塔勒；淡菜籽油，28¼-28塔勒，葡萄浆27¼，净重。 美因茨，1848年6月2日。本周连续下雨打落了夏季果实，我们的农夫已经准备好将它们带到我们的市场了。今日向周围地区的运输格外重要，价格与上周相比也有了明显下降。 小麦价格为约9⅔弗罗林。来自当地（科隆）鲜美1847商店的小麦以10弗罗林出售，运输需8到14天，届时小麦价格可能不超过9¾弗罗林。黑麦每百公斤6弗罗林。大麦每马尔脱4⅔弗罗林；燕麦4⅓弗罗林。 菜籽油保持每280磅37⅓塔勒，十月之前大约为37塔勒。 交易所新闻 维也纳，5月30日。金属，5%，63；4%，51；3%，41；北巴登，83½，B.A.910。 外地俱乐部之间的纽带 持不同观点的人经常援引这一想法，他们认为让德国全体宪法俱乐部成员建立更亲密的联系是可取的，就像他们目前一样。 此时此刻，当最重要的问题在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等尚待解决时，倘若全体俱乐部要以某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我们应该重视每一种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会发出具有建议性且十分重要的声音；但正是通过这些俱乐部所代表的全国君主立宪制党派，在人民中每次都坚持自己的立场，至少目前应该是德国最强大的政党。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做到这一点。 直接通信既费时又费钱，根本不可行。 埃尔伯费尔德[148]政治俱乐部[149]提出以下建议： 1）在每天的每一个重要问题上，任何俱乐部都可以主动出击，因此它可以不需要自己的机关报，而是直接在畅销的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主动性，各个俱乐部的满腔热情将更快更准确的传达出来。有时，预测某些问题并提前回答这些问题很重要。莱茵地区将选择“科隆的”和“莱茵的”报纸作为他们的机关报。埃尔伯费尔德俱乐部也有它的机关报《人民呼声报》[150]。 2）每个俱乐部（正如埃尔伯费尔德俱乐部所做的那样）都能发布自己的报道，如《柏林宪法俱乐部报》[151]，《人民呼声报》及其他俱乐部机关报。 借此，这些俱乐部的管理者也会不断更新，还能在减少支出（宪法俱乐部报每个季度花费23⅔银格罗申，而每周两期的《人民呼声报》更是每季度只支出11¼银格罗申）的同时保持俱乐部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我们在此呼吁，与我们想法一致的不同俱乐部，以及那些想要在尚未拥有类似机构的地方建立它们的爱国人士， 〔转第四版上部一栏〕 〔第四版上部一栏〕 〔接三版三栏下部〕 朝着这一目标前进并相互支持，紧密联系。 政治教育在我们光荣的祖国大地上被过分忽视，因此每一位真正的人民朋友都必须乐于伸出手来，去提升和净化它。然而很明显，正是通过这些成熟的俱乐部，这些还必须向工人阶级开放的俱乐部，才能发展我们的政治教育，也正是这种教育才能自然而然地培养人民对祖国的热爱。 埃尔伯费尔德，1848年5月24日。 董事会。 普鲁士宪法草案中关于大臣责任的一些内容 君主立宪制的基本原则包括国王人身不可侵犯性以及大臣的责任。法国和比利时宪法文件与普鲁士草案的密切联系如第20条所述： “大臣有责任保证国王的人身安全不受侵犯。” 通过正式的表述将这两部分用一句话表述出来，而在现实中也正是这样，只有当国王的政府行动服从于大臣时，人民就开始脱离与国王的联系，同时大臣们开始接管国王的政治权利及责任。这一责任不仅在君主立宪制宪法文书中作为基础，同时也指导相应政治行为与行为步骤，而其出发点不仅是人民的利益，也是国王自身的利益，因为人民也如各大臣一样，应当保护国王的不可侵犯性，因而也出发自大臣们的利益，他们确确实实有着拒绝国王及奸臣坏党所提出的无理要求的责任。除上述第20条外，普鲁士关于大臣责任的宪法草案也载于第33条，内容如下： “大臣可能因职务行为违反法律而根据下议院的决定被起诉。”对于上述指控将由上议院做出裁决。近似条款仍保留给一项特别法律。本条款载有三项规定，第一，大臣可“因职务行为违反法律”而承担责任，第二，下议院对起诉书内容首先提出起诉，第三，受特定法律约束。最后一句有关前两项规定，因此说，关于大臣责任的实体法和正式法尚不存在，但应首先予以规定。在该段的第一部分，大臣的罪行概念似乎受到“以职务行为”等字的限制。 〔转二栏〕 〔第四版上部二栏〕 〔接一栏〕 若大臣受贿赂诱惑而向A.授予铁路特许权，这并不属于职务犯罪，因为官方职责是申请铁路特许权，法律没有禁止他向A.授予该特许权，他的罪行在于，他受到金钱的诱惑并以此为基础执行公务行为，或当他本就该为A.授予特许权时却为此获得了报酬。若该条例在开头这样说，则显得更加明确： “大臣在履行职责时，可能因与该行为相关的原因而触犯法律。” 但是，如果该条以这种方式加以改进，它将并非是完整的法律，因为对罪行的惩罚仍然缺失。但类似的完整法律也不应在最终判罚上有所保留。 不仅是普鲁士法律，莱茵（法国）法律都会惩罚类似公务人员的犯罪行为。这类法律虽然适用于大臣们，但若是第33条的末尾由于大臣们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以及君王所给出的联署声明而没有将其删除，则不会有一项专门为大臣定的法律。因为上述政治行为对立法草案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弗里德里希二世[152]管辖的普鲁士以及1810年的法国都因此未对法律做出改动，即使当时的刑法有着很大的问题。因为这必须通过那些知名法官的同意，而他们是受大臣们管辖的公务人员。但根据该条例末尾所示，上议院被视作法院而下议院被视为公诉方的形式才刚刚成立。 1814年的《法国宪法》与普鲁士宪法草案一样，只是大概决定了大臣的责任，众议院作为公诉方也只宣布了大臣的责任，这决定了法官的职责。直到1830年，一项特别刑法尚未通过，这意味着波林尼雅克[153]和他的同事在1830年的骚乱中被判处终身监禁，但这却不是通过刑法做出的，这是法典甚至不存在的惩罚，违反刑法基本原则的程序：“没有刑法就没有惩罚”。1830年《比利时宪法》也没有载有关于大臣罪行的任何刑法，但用第134条填补了这一空白，该条规定：“在法律出现之前，由众议院对大臣进行起诉及裁定，以此来对大臣的‘犯罪行为’做出判罚”， 〔转三栏〕 〔第四版上部三栏〕 〔接二栏〕 但不能比刑法中的刑期更长。 普鲁士宪法草案不包含如此短期且模糊的权利许可。尽管他们相信被奴役的媒体，普鲁士人民还是乐于反对不确定的法律中的公务原则问题，也就是法官的原则问题，也愿意在联合州议会上与有缺陷的法律作斗争，他们不愿这样的法律生效。同样，普鲁士上议院也不愿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根据法国上议院来对大臣进行审判。 普鲁士制宪议会认为，没有比《宪法》通过一项关于大臣责任的法律外更重要的事；事实上，若没有这样的能够指导刑罚的法律，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若将来的普鲁士大臣也与1819年的德国宪法王侯们站在一起的话，这些宪法就不能得到完善。 科隆市议会的谈判 会议自1848年6月2日晚6点开始。 市议会批准将古策尼希[154]大厅移交给工人协会，以便于本月4日下午（星期日）举行大会，该项批准的条件是会议必须公开，人人都能参加。——此外，因在今年于古策尼希举办的晚会而征收的济贫税[155]已降低至466塔勒5银格罗申，这与联合球业、铁路业的盈余一致，而减税的条件是那些被社会人士买走的壁纸、楼梯等商品必须留在本市。——当地的施泰因银行[156]、康普豪森银行[157]、奥本海姆银行[158]与赫斯塔特银行[159]，曾于去年建议向城市投资48000塔勒，现在受到了市议会的感谢。 此后处理了14个开店申请，就像在菲尔岑小巷〔Filzengasse〕和宽街〔Breitstraße〕的拐角处完成一个建筑申请一样。——一项尚未被市政接手的猫头鹰花园小巷〔Eulengartengasse〕的照明申请因不具备街道证明而被拒绝。——最后上述请求获得市政清洁管理者的同意，但要求在撤销该项批准之前，允许市政于每日下午4点前清理相关街道。 第三期新莱茵报的印刷错误 第一版第三栏第四十行：“ihre”而非“sieihre”。 第四十一行“Leichname”而非“Leichnamen”。 第二版第一栏第四十一行，我们的校对员将“fernhinleuchtendenKastor”，改成了“einenfernhintreffendenApollo”。 〔第四版下部一栏〕 科隆市民情况1848年5月31日 出生。海恩尔，雅克·佐鲁之子，短工，恩腾博胡。—玛利亚·罗莎·伊莉丝，威尔·赫贝茨之女，商人，穆伦巷。—赫尔曼·约瑟夫，莱昂纳德·米肯海姆之子,短工,胡斯巷。—格奥尔格，约翰·弗里德里希·黑恩之子，鞋匠，福里森沃尔。—安娜·约瑟菲妮，约瑟夫·海尔之女，工厂工人，奥尔特曼斯巷。—胡贝蒂娜·格特鲁德，海恩里希·约瑟夫·施内尔之女，伐木工人，塞费林巷。 死亡。海恩里希·约瑟夫·里希拉特，5天，福勒街。—特蕾西娅·波特，3岁，大希腊市场。—弗里德里希·奥格·科赫，10天，大布林克巷。—马蒂尔达·布卢姆，62岁，短工，敬老院。 结婚。格奥尔格·丹尼尔·布斯，布劳恩费尔斯的国家官员，与波恩的威廉明妮·施米茨。—克里斯蒂安·里克森，屠夫，本地的鳏夫，与尼德普赖斯的海伦妮·布斯巴赫。—格奥尔格·罗洛夫，本地的莱茵工人，与泰泽的阿格内斯·施特劳斯。—约翰·坎普，马车夫，与玛格丽特·蒂伦，均为本地人。—约翰·莱策，排字工人，与克里斯蒂娜·克伦，均为本地人。—安东·赫尔佐克，霍尔希海姆的制糖工人，与科赫姆的阿波罗尼亚·马斯。—米夏埃尔·约瑟夫·赫尔曼斯，短工，与伊莉丝·希托夫，均为本地人。—菲利普·格勒，温克尔的画家兼室内装饰师，与柯尼希斯温特的玛丽·卢齐厄·曹恩。—彼得·约瑟夫·霍尔，西梅尔恩的面包师，与阿拉斯的伊丽莎白·施特兰茨。—约翰·达维德·格罗厄，格明登的锁匠，与本地的威廉明妮·施努尔。 科隆市面包价格 自6月4日至6月11日 黑面包，8磅 售价4银格罗申10分尼 科隆，1848年6月4日。 皇家警察分局 穆勒 邮轮科隆1848年6月3日 已出发：来自杜伊斯堡的皇家田园号船〔Königsfeld〕。 正在候客：威特.J.A.奥尔茨前往鲁尔奥特〔Ruhrort〕到埃默里希〔Emmerich〕；L.杜克弗雷前往杜塞尔多夫到鲁尔河畔米尔海姆〔Mühlheim〕；J.科海梅尔和M.韦伯前往安德纳赫〔Andernach〕和新维德〔Neuwied〕；D.施莱格尔前往科布伦茨以及摩泽尔河〔Mosel〕和萨尔河〔Saar〕；N.拜尔前往摩泽尔河，前往特利尔和萨尔河；J.B.蒙德施恩克〔音译〕前往宾根〔Bingen〕；安东·本德前往美茵茨；弗兰肯·舒尔茨前往下美茵〔Niedermain〕；C.W.米勒前往中美茵和上美茵〔Mittel-undObermain〕；弗兰肯·米西希前往海尔布隆〔Heilbronn〕；彼得·库恩勒前往坎城〔Kannstadt〕和斯图加特；H.F.布施汉默前往沃尔姆斯〔Worms〕和曼海姆。 远洋：前往鹿特丹，辛根东克船长，科隆10号。 远洋：前往阿姆斯特丹，科夫船长，科隆2号。 水位 科隆，6月3日，莱茵河水位为7英尺2英寸。 各大书店有售： 《值得关注的大预言》 自1847年至1850年。 新版售价1银格罗申。 B.普莱美书店. 科隆市内各大书店及B.普莱美书店有售： 《古老预言家与巫术大师》，及其他能够预测我们未来命运，或带来我们所希望之事的书籍。作者是原籍来自克罗伊茨贝格[160]的吉普赛人领袖戈特〔Gotth〕博士.售价5银格罗申。 黄铜、铅、钢铁 抽气泵与压力泵在任何井下工作中均有保障。这里还有其他好货可供选择，只在 八月蜂蜜店， 科隆旧市场56号 〔第四版下部二-三通栏〕 五十人委员会 全体大会 6月5日，周一晚8点，贝克尔酒馆， 铭牌巷8-10号。 由于此次会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要讨论，因此要求全体成员不得缺席。 科隆，1848年6月3日。 五十人委员会 《新莱茵报》 关于公司章程的建议和确立以及公司合同的签订的全体股东大会于： 今年6月18日星期日，上午10点， 在迪伦波恩，钟声巷13和15号。 外地人可派授权代表参会。临时股东会员证作为入场门票。 科隆，1848年6月2日。 临时委员会. 刊登在下一期 《新莱茵报》 上的广告只在中午1点前接收。 《新莱茵报》发行部 〔第四版右下部三栏〕 约翰·海宁格[161],分支, 饮料小巷街口27号， 售卖大型家具 以及梳妆台 来自美因兹约翰·海宁格工厂。 本处同样售卖众多新旧风格的家具，同时接受整栋建筑的家具订单，所有订单均保证为您提供最划算且最可靠的保修服务。 锦带以及中队旗标 带有帝国雄鹰图案和市徽的锦带以及中队旗标。 可提供羊毛制和丝绸制的指定中队队旗或者添加任何文字。 格布·瑟里希曼 J.J.Burbach， daguerréotypistedeS.M.leRoidesBelgesetdeS.A.R.lePrinceFrédéricdePrusse:exécutedesportraitsdontlaressemblanceestdelaplusgrandefidèlité. SonatelierestsituéPützgasseNro.9et11àCologne.[162] J.J.布尔巴赫[163]， 比利时国王和普鲁士亲王弗雷德里克的达盖尔银版摄像师 更好的保真度，肖像照片惟妙惟肖 工作室位于科隆提桶巷9号和11号 父母之选 小型课堂机构还可招收2-3名小男孩，详情咨询本报编辑部。 〔第四版右下部四栏〕 今天星期日，6月4日，下午3点， 当之无愧 的普鲁士国王的军乐团演奏 8号骑兵乐团 位于市政园附近隆盛装饰的 科隆大棚剧场 与此同时，我在先前刊登的广告上附上一句，我在主演现场后面沿着城市花园架了一座布帐篷，这样一来，我尊敬的来宾也可以露天休息而避免受到阳光的照射。 每日供应黄油豌豆，草莓冷甜汤和精美的五月酒。 弗兰茨·斯托威尔克[164] 大受好评的 樱桃蛋糕 每日新鲜供应，10银格罗申一整个，1银格罗申一块，石德尔巷49号以及在分店布林德巷卡滕布格12号有售。 弗兰茨·斯托威尔克，宫廷供应商 冰淇淋 每日在我处室内及户外出售，每份4银格罗申。 弗兰茨·斯通威尔克，宫廷供应商 ☞每日新鲜：☜ 高地面包，蒜味香肠，香肠[165]，香芹奶酪，煎鱼，纯正巴伐利亚啤酒，优质葡萄酒与利口酒，这全部的美酒佳肴都在奥柏楞地利饭店等候您的光临，兰加塞巷1号。 找一间6-7室的房子，不要离市中心太远。编辑处提供联系方式。 〔第四版下部四栏〕 6月1日什托尔维尔卡餐厅进行的代表大会，反对政府部门提交的关于普鲁士宪法草案的抗议书，签名在以下地点： 1.施托尔韦克先生的德国咖啡馆。 2.哈林先生的交易所。 3.赫尔佐格大街，雷卡特先生处。 4.弗赖许茨，霍赫大街，哈姆施蓬先生处。 5.约翰尼斯大街，啤酒商勒尔根先生处。 6.木屋巷的韦尔克先生处。 7.钟声巷的约斯提先生处。 8.龙贝格的棚屋。 9.佩尔勒普富尔大街，韦尔克处。 售卖消息 6月6日周二，上午九点，经由科隆市圣使徒集市签字，会有多件家具出售：桌子、椅子、橱柜、沙发、一面镜子、一台炊具、一辆童车和一台手推车、厨房用具。拍卖且现金交易。 科隆，1848年5月31日。 菲勒斯，法警. 售卖消息 6月6日周二，中午十二点，经由科隆市圣使徒集市签字，会有多件家具出售：桌子、椅子、橱柜、沙发、镜子、五斗柜、写字桌、支架、厨房用具。拍卖且现金交易。 科隆，1848年5月31日。 菲勒斯，法警.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5日周一，经由科隆新市场签字，会有一些家具出售：桌子、带管道烤箱、以及一些皮制品、旅行毛巾、打猎袋、行李箱等，通过拍卖方式公开出售，现金结账，价高者得。 法警, 加森. 对于所有市政、铁路局、小业主、商户来说，所签协议适用于在制造载货两轮平板车时使用车皮称重装置， 各种四轮马车与手推车，均具备相关证书。以下详情请向我咨询： 1-100森特纳[166]力的各种三轮车，以本人名义担保其质量；用来存钱或重要物品的铁箱。目前尚缺两种画布。 各种样式的信纸复制印刷。 密封-冲压机，尤其适合公证人员与纸张打包，易于取下，非常推荐。 雅各布·贝伦 三轮板车/两轮板车工厂 马克西米宁街18号. 一辆多人马车及其他车辆出租，可用于踏青出游，位于小桑德考尔2号。J.J.库珀 舞会 今天6月4日在诺伊恩豪斯， 杜塞尔-米尔海默大街的艾伦·巴克尔处。 担保人科尔夫[167] 威·克劳特承印圣阿加塔街12号 编译主持：陈力丹 翻译：杜渐 审读：潘华、夏琪 编辑：孙曌闻、夏琪 版面图绘制：孙曌闻 [1]塔勒（Thlr.）、银格罗申（Sgr.）、分尼（Pf.）为19世纪普鲁士王国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 [2]克劳特，威廉（Clouth，Wilhelm1807-1871），科隆一家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该厂印刷。 [3]磅（Petit）是印刷行业专有名词，8磅=⅑英寸，大小约等于我国6号字体。 [4]毕尔格尔斯，亨利希（Bürgers，Heinrich1820-1878）——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后为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被判刑6年。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 [5]德朗克，恩斯特（Dronke，Ernst1822-1891）——德国记者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 [6]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Georg1822-1856）——德国诗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 [7]沃尔夫，斐迪南（Wolff，Ferdinand1812-1895）——德国记者和政论家，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绰号：红色沃尔夫。 [8]沃尔夫，威廉（Wolff，Wilhelm1809-1864）——德国记者和政论家、教师，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新莱茵报》编辑。绰号：鲁普斯（Lupus）。 [9]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ph1803-1890）——德国银行家，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月29日-6月20日任普鲁士首相。 [10]科布伦茨（Koblenz），德国西南部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一个城市，位于摩泽尔河注入莱茵河处。19世纪曾是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省会。 [11]瓦德涅尔，维克多·尼古劳斯（Valdenaire，VictorNikolaus1812－1881）——德国特利尔的制造商，马克思的老乡。1848年3月参与领导特利尔起义，随后当选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5月10日，他以暗杀罪被逮捕，随后改为叛乱罪。国民议会5月22日讨论了他作为合法选举的议员的豁免问题。7月18日，议会经过热烈辩论，决定在议会期间解除对他的调查和监禁，立即召他到柏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签署了关于议员豁免权的法律。此案开了议员豁免权的先例。1856年12月2日，他到伦敦拜访过马克思。1862－1881年他在特利经营一家工厂。 [12]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FriedrichHeinrichErnst1784-1877）——伯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11月指挥军队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丹麦战争时期（1864）任普奥联军总司令。 [13]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德国西北部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城市。 [14]施蒂韦，约翰·贝尔特拉姆（Stüve，JohannBertram1798－1872）——德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曾任奥斯纳布吕克市长。 [15]的里雅斯特（Trieste），意大利东北部的港口城市。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联邦时期为奥地利统治下的自由市。1920年意大利王国获得的里雅斯特。1947年，该市被宣布独立的城市自治实体。1954年，该市的A区（占该市的绝大部分）划分给意大利，B区成为南斯拉夫（今斯洛文尼亚）的一部分。 [16]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德国最北部的一个州。1848年丹麦和德国就此地的主权发生争执。1848－1851年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丹麦获胜。1864年第二次战争，普鲁士和奥地利获胜，该地区除北部很少部分归丹麦外，被纳入德国版图。 [17]韦尔维耶（Verviers），比利时列日省东部的一个城市。 [18]罗日埃，沙尔-拉图尔（Rogier，Charles-Latour1800－1885）——1830年比利时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温和自由党人，比利时首相（1847－1852、1857－1858）。1832－1834年担任内务大臣时，建立了比利时的铁路体系。布鲁塞尔的地标建筑罗日耶广场是以他命名的。 [19]勒奈（Renaix），又名龙瑟（Ronse），比利时西北部东弗兰德省的一个城市。 [20]维琴察（Vicenza），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大区维琴察省省会。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21]摩德纳（Modena），意大利北部城市，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摩德纳省省会。 [22]撒丁王国（Sardinien），又名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Sardinia-Piedmont），位于意大利西北部。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个独立王国（1720-1861），后成为意大利王国统一的核心。 [23]巴勒摩（Palermo），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部港城，濒临第勒尼安海。西西里王国（1130-1816）首都。现在是西西里自治区首府。该城集中了1300年以来诺曼、拜占庭及伊斯兰三种风格的古建筑。 [24]勃朗，路易（Blanc，Louis1811－1882）——法国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卢森堡宫委员会（调解劳资纠纷的机构）主席。1848年8月流亡英国。1871年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25]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²）第1部分第7卷，此篇消息的作者是恩格斯。 [26]柯尼斯堡（Königsberg），俄语Калининград（加里宁格勒）。1945年苏联从德国夺取的城市，现在是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州府。1701年以后为普鲁士王国领土，普鲁士省府城市。1848年革命中柯尼斯堡发生21起动荡事件。 [27]萨尔路易（Saarlouis），德国西南部萨尔兰州萨尔路易县首府。1815年之前为法国领地，拿破仑战败后划归普鲁士王国。 [28]皮劳（Pillau），俄语Балти́йск（波罗的斯克）。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港口城市，波罗的斯克区行政中心。1945年前属于德国东普鲁士。 [29]斯德丁（Stettin），波兰语Szczecin（什切青），波兰西北部河口-海港城市。1720年被普鲁士从波兰夺取，为西波美拉尼亚省首府，二战后划归波兰。 [30]亚琛（Aachen），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端的边境城市，为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31]汉泽曼，戴维（Hansemann，David1790-1864）——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内阁财政大臣。 [32]议会总管，指普鲁士省议会的议长。 [33]莱茵省（Rheinprovinz），曾是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省，其地域相当于现在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两个州。 [34]佐尔姆斯-利希，路德维希（Solms-Lich，Ludwig1805-1880）——公爵，普鲁士莱茵省等级议会主席（1837—1845）和1847年第一届联合议会主席。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 [35]罗霍夫，古斯塔夫·阿道夫·罗楚斯·冯（Rochow，GustavAdolfRochusvon1792-1847）——普鲁士政治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34—1842）和普鲁士国务委员会主席（1844-1847）。 [36]博德尔施文克，恩斯特（Bodelschwingh，Enrst1794—1854）——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2年任财政大臣，1845-1848年为内务大臣。1849年为第二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37]博伊恩，海尔曼（Boyen，Hermann1771—1848）——普鲁士将军，捷克人。普鲁士陆军大臣（1814—1819、1841—1847）。 [38]杜厄斯堡，弗兰茨（Duesberg，Franz1793—1872）——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6—1848年三月革命时为财政大臣。 [39]敦克尔，赫尔曼·卡尔·鲁道夫（Duncker，HermannCarlRudolf1817-1893）——律师，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59-1861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61-1872年从事贫困儿童救济和教育工作。1872年以后历任柏林市几个部门负责人，1878年代理市长半年。报纸在此处将其姓错印为“Dunker”。 [40]奥尔斯瓦特，鲁道夫（Auerswald，Rudolf1795—1866）——普鲁士首相和外交大臣（1848年6—9月），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贵族。 [41]杜沙特尔，汤讷吉·沙尔（Duchâtel，Tanneguy-Charles1803-1867）——法国政治活动家，曾任七月王朝的内务大臣（1839-1848年）。 [42]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François-Pierre-Guillaume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内政大臣、教育大臣和外交大臣，1847-1848年任首相，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随着七月王朝的倒台而避居英国。作为历史学家，他在法国史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著作等身，是法国复辟时期阶级斗争史学的代表人物。 [43]雅各宾，指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激进派别，因在圣雅各修道院活动而获此称谓。该派1793年发动政变取得政权，采取恐怖手段维持统治，1794年被热月党推翻。马克思评论说：“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6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4]蓝红白是法兰西共和国国旗的颜色。 [45]《狂奏报》（Staats-Charivari），1832年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政治讽刺报名称，该报无情地抨击国王、大臣和议员们。 [46]这里引用的是德国作家西奥多·科纳（TheodorKorner，1791–1813）的诗歌《男人们和孩子们》（MännerundBuben）中开头的一句：“人民站起来了，暴风雨来临了。” [47]奈克尔，雅克（Necker，Jacques1732—1804）——法国政治活动家，在18世纪70-80年代数度被任命为财政总管，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曾努力做某些改革。 [48]洛林（Lothringen），现为法国东北部大区，北邻比利时、卢森堡及德国。843年洛林原为独立公国，1766年并入法国；1871年普法战争后，其北部被德国占领；1945年最终归属法国。 [49]亚尔萨斯（Elsass），法国东部大区。曾被罗马帝国、法兰克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统治，1648年并入法国。1871年普法战争后与洛林北部一同被划归德国，1944年最终归属法国。 [50]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 [51]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第1部分第7卷，此篇消息的作者为恩格斯。 [52]布鲁斯特，约瑟夫·弗里德里希（Brust，JosephFriedrich1792—1855）——博帕德（Boppard）商人，莱茵省议会议员。 [53]《亚琛城日报》（缩写Aach.Ztg.即Stadt-AachenZeitung），德国日报，1816-1848年在亚琛出版。40年代持自由主义立场。 [54]巴别塔（DerTurmbauzuBabel），意译“通天塔”。据《圣经·创世记》记载，人类联合起来兴建能通天的高塔。为阻止这一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人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 [55]1848年5月21-22日，普鲁士驻军与美因茨市民自卫团发生流血冲突。有美因茨市民向普鲁士士兵大喊：“等着瞧吧，穿红裤子的人会把你们赶走”。这里指法国人。1792-1793年法国军队占领美因茨并进行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法国人的标志服饰是红色便帽。1848年自由主义报刊提及红裤子（rotenHosen）是为区别于穿灰裤子的普鲁士士兵，而红裤子使人联想到的是红帽子（rotenMützen）。 [56]拿破仑战争后，普鲁士在军队改革中为步兵配备了新制服，上衣以蓝色为主，裤子多为灰色。 [57]《莱茵-摩泽尔日报》（Rh.-u.M.-Z.即Rhein-undMosel-Zeitung），天主教日报，1831年至1850年在科布伦茨出版。 [58]库普弗格拉本（Kupfergraben），位于柏林米特大区的一条街道，1580建成，后来大部分都被1773年完工的炮兵营房所占据。 [59]阿朔夫（Aschoff）——普鲁士将军，柏林市警备司令官，在1848年4-5月指挥柏林市民自卫团。 [60]《奥得总汇报》（A.O.Z.，即AllgemeineOder-Zeitung），1846年至1849年3月在布勒斯劳（今波兰的弗罗茨拉夫）出版的德文日报，天主教反对派集团的机关报。从1849年3月起改变了方针，成为德国民主派报纸，改用《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的名称一直出版到1855年底。马克思1855年是该报的伦敦通讯员。 [61]《普鲁士国家通报》（Pr.St.A.，即PreußischerStaats-Anzeiger），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1848年5月至1851年7月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 [62]霍亚（Hoya），德国西北部小镇，位于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宁布尔格市（Nienburg）。 [63]费尔登（Verden），德国下萨克森州小镇，782年“费尔登屠杀”的发生地。 [64]卞尼格先，亚历山大·列文·冯（Bennigsen，AlexanderLevinvon1809—1893）——德国政治活动家，1841年起为汉诺威王国议会上议院议员，1848-1850年位王室外交事务部大臣及首相。1850年辞职。1864年再度为首相。 [65]埃弗斯，克里斯蒂安·尼古拉斯·冯（Evers，ChristianNicolausvon1775—1862）——德国政治活动家，1809年进入汉萨同盟城市吕贝克市（HansestadtLübeck）上层阶级协会，1811年当选市议会议员，1825—1852年任市长。 [66]容克（Junker），原指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泛指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 [67]布劳恩，奥古斯特·西奥多（Braun，AugustTheodor1802—1887）——德国自由派政治家，1839年成为汉诺威王国内阁成员，1848年任文化大臣，1850年辞职，1863年当选下议院议员，1863—1872年担任施塔德市（Stade）行政长官。 [68]伦岑，格奥尔格·海因里希（Lehzen，GeorgHeinrich1771–1852）——汉诺威王国大臣和吕讷堡-不伦瑞克地区议员候选人。 [69]汉特尔曼，恩斯特（Hantelmann，Hantelmann1806—1890）——德国律师，自由派政治家，1848-1850年和1865—1866年任汉诺威王国议会下议院议员，1854—1875年担任恩登市（Emden）市长。 [70]巴伐利亚（Bayern、Bavaria），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巴伐利亚王国（1805－1918），位于德国东南部，首都慕尼黑。 [71]《总汇报》，（A.A.Z.即AugsburgerAllgemeineZeitung），德国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因而对其称呼时常加地名“奥格斯堡”），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 [72]赛因斯海姆，卡尔·奥古斯特·约瑟夫（Seinsheim,KarlAugustJosephvon1784—1864）——伯爵，德国政治家，1827年后当选为巴伐利亚下议院议员，1840—1843年任下议院议长，1840—1847年任财政大臣，1845年为上议院终身议员，1848年2月25日退休。 [73]阿雷廷，彼得·卡尔·冯（Aretin，PeterKarlvon1814—1887）——男爵，德国政治家。早年在巴伐利亚和慕尼黑法院担任律师，1843年起开始经商，1845年为巴伐利亚王国上议院终身议员，1871—1887年为德意志帝国下议院议员，加入中央党。 [74]梅特涅，克雷门斯（Metternich，Klemens1773—1859）——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75]蒙特库库利，格拉芬（Montecuculi，Grafen1802－1852）——伯爵，奥地利政治家。1843年为弗朗西斯科－卡罗莱纳行政委员会成员，1847年为下奥地利州税务委员会主席。1848年革命中参与对抗起义者的计划。 [76]邦贝尔，亨利希·费朗兹·冯（Bombelles，HeinrichFranzvon1789－1850）——奥利地外交官、军官，1836年接手刚逝世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后辈们的教育，1848年5月陪同他们前往因斯布鲁克。1848－1849年期间，革命者称呼他是“大骗子犹大”（Judas，denErzschelm）。 [77]这里指当时号称“霰弹亲王”的普鲁士国王的弟弟普鲁士亲王，后来是德国威廉一世皇帝。 [78]禁卫军军乐（Janitscharenmusik），本意是指奥斯曼近卫步兵（1329-1826年）的音乐，后来指18世纪末传入欧洲的军乐。 [79]杜卡特金币（Dukaten），古代威尼斯的一种金币，十三世纪初流行于意大利，其后欧洲许多国家都曾铸造过这种货币，约等于德国10马克。 [80]黑森林地区制造的报时钟。 [81]盛油的长颈玻璃瓶。 [82]黑红金三色旗是1848—1849年全德国革命运动的旗帜，后来德国的国旗颜色均采用黑红金三色。 [83]WM.应该是某家报纸的缩写。此条新闻是一条较长新闻的第一句，已经查到当时5家报纸刊登，即《总汇报。最高特权》（AllgemeineZeitung.MitallerhöchstenPrivilegien）5月31日第152号、《拜罗伊特报》（BayreutherZeitung）5月31日第151号、《中弗兰肯报》（MittelfränkischeZeitung）5月31日第152号、《巴伐利亚人民之友报》（DerBayerischeVolksfreund.）6月4日第88号。前三家报纸标明的来源均为《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AllgemeineZeitung），但该报目前找不到。 [84]此段引文报纸漏掉了上引号。 [85]图恩，莱奥（Thun，Leo1811—1888）——伯爵，奥地利政治活动家。捷克人，奥皇弗兰茨-约瑟夫最亲近的顾问之一，曾任波希米亚省长（1848）、宗教和教育大臣（1849—1860）。 [86]帕拉茨基，弗兰蒂舍克（Palacký，František1798—1876）——捷克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为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主席。 [87]博罗施，阿洛伊斯（Borrosch，Alois1797—1869）——奥地利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布拉格的书商。奥地利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维也纳临时政府成员（1848年5—6月）；奥地利国会中德国—波希米亚议员团的领袖。 [88]布劳纳，弗兰蒂舍克·奥古斯特（Brauner，FrantišekAugust1810—1880）——捷克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捷克温和派代表；1848—1849年为奥地利国会议员。 [89]里格尔，弗兰蒂舍克·拉吉斯拉夫（Rieger，FrantišekLadislav1818—1903）——捷克政治家，1848年革命期间为捷克革命领导人之一，1879年为奥地利国会议员。报纸在此处错印为“Riegel”。 [90]沃斯蒂茨，阿尔伯特（Wostitz，Albert）——1848年波希米亚临时政府成员。 [91]施特罗巴赫，安东宁（Strobach，Antonin1814—1856）——捷克律师，民族活动家，亲奥地利。1848年为奥地利国会议长。 [92]波希米亚（Böhmisch），指现在捷克一带地区，12世纪中叶，原捷克公国改称波希米亚王国，1743年，波希米亚王国成为哈布斯堡皇室的领地，1918年捷克独立。 [93]斯旺诺夫特（Swornoft），市民自卫团的一个独立部门，大多由激进的捷克人组成，其成员为了与其他团体区别开，佩戴红白袖章。 [94]萨尔姆，罗伯特（AltgrafvonSalm，Robert1804—1875）——伯爵，奥地利政治家，曾任奥地利帝国波希米亚省省长。Altgraf是早于帝国授予的原始爵位的称呼，萨尔姆家族独有。 [95]《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缩写J.d.Oest.Lloyd.，JournaldesÖssterreichischenLloyd）——奥地利的一家报纸，1835年1月至1848年12月在的里雅斯特出版，每周不定期出版一至六期；1848年12月至1854年在维也纳出版，每日出版两次（晨刊和晚刊）。 [96]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²）第1部分第7卷，此篇消息的作者是恩格斯。 [97]阿尔森海峡（Alsener-Sund），丹麦语Alsstrædet（阿尔斯海峡），在丹麦南部阿尔斯岛与日德兰半岛之间。 [98]《威塞尔报》（W.Z.，即Weser-Zeitung），德国自由派报纸，1844年创刊于不来梅。 [99]哈德斯莱本（Hadersleben），丹麦语Haderslev（哈泽斯莱乌），丹麦南部一个小城，现在是机器、纺织和食品工业中心。 [100]艾本哈德（Apenrade），丹麦语Åbenrå（奥本罗），丹麦南部的一个港口小城，临波罗的海奥本罗峡湾。 [101]阿尔森岛（Alsen），丹麦语Als（阿尔斯），丹麦日德兰半岛南部的一个小岛，面积321平方公里。 [102]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FriedrichHeinrichErnst1784-1877）——伯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11月指挥军队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丹麦战争时期（1864年）任普奥联军总司令。 [103]伦茨堡（Rendsburg），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一个小城。 [104]雷德（Rheder），荷尔斯泰因丹麦贵族的姓氏。 [105]波美拉尼亚卫兵（pommer’scheGardist），当时参战的普鲁士军队来自波美拉尼亚。波美拉尼亚泛指德国东北部和波兰西北部一带，历史上这一带是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 [106]穆勒公司（A.MülleretComp.），比利时的一家公司，曾在1862年伦敦国际展览会上展示了通过工业方式生产的块状锌。 [107]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²）第1部分第7卷，意大利部分的消息作者是恩格斯。第一段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7页《合并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8]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争夺在德意志各邦中的霸权地位的斗争。 [109]阿尔伯特，卡尔（Albert，Karl1798—1849）——撒丁王国国王（1831-1849）。 [110]尼斯（Nizza），法语名称为Nice，今法国东南部港口城市，距意大利边界30公里。1814—1859年期间属于撒丁王国。 [111]卡拉布里亚（Calabria），意大利语Calabria。意大利亚平宁半岛南部的“足尖”部位，19世纪上半叶时属于那不勒斯王国，现在是意大利的一个区，面积1.5万平方公里。 [112]托斯卡纳（Toskana），意大利中部大区，盛产葡萄酒，首府佛罗伦萨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113]维罗纳（Verona），现为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维罗纳省首府，2000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罗密欧与茱丽叶》以此城为背景，有“爱之都”之称。 [114]贝卢齐，多梅尼科（Belluzzi，Domenico1783—1853）——意大利军官。 [115]杜兰多，卓万尼（Durando，Giovanni1804—1869）——意大利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指挥教皇国军队和志愿部队，参加对奥地利人的军事行动，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 [116]贝里奇山（berischenBerge），意大利东北部山丘，位于维琴察附近。 [117]雷焦（Reggio），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雷焦艾米利亚省首府。 [118]《家园报》（Patria.，即LaPatria），意大利自由派报纸，1847年7月2日至1848年11月30日在佛罗伦萨出版。 [119]《独立和联盟》（Indipendenzaelalega），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巴勒摩出版的期刊，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弗朗切斯科·费拉拉（FrancescoFerrara1810-1900）创办和主编。该刊主张意大利的统一和宪政。 [120]马沙尔，比埃尔·弗朗斯瓦（Marchal，PierreFrançois1785—1864）——法国左派政治家，1827—1834、1837—1845、1848—1849年为法国议会议员。1830年公开反对君主制。 [121]费鲁亚，若阿尼斯·让·巴蒂斯特（Ferrouillat，JoannisJeanBaptiste1820—1903）——法国政治家，法学博士，1848—1849、1871—1876、1876—1891年为法国议会议员，1888-1889年为司法和宗教事务部长。 [122]尼姆（Nimes），法国南部加尔省（Gard）首府，保留下来众多古罗马时期遗迹。 [123]圣艾蒂安（Saint-Etienne），法国中东部卢瓦尔省首府。19世纪以矿业、冶金业和纺织业闻名。 [124]茹安维尔，普林森·冯（Joinville，Prinzenvon1818-1900）——法国亲王，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第三个儿子，法国海军上将，画家。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125]国家工场（Nationalwerkstätten），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由临时政府在巴黎、里昂、鲁昂等地开办的劳动工场，接纳失业工人12万人次，具体领导者先后为托马斯、拉兰内。6月21日，代替临时政府行使行政权的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国家工场，从而导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 [126]万塞讷（Vincennes），法国法兰西岛大区马恩河谷省的一个镇，位于巴黎东部近郊。 [127]苏（Sou），法国18世纪最低面值的辅币。1路易=24里弗，1里弗=20苏。 [128]圣马丁郊区（Saint-Martin），巴黎东北部地区，圣马丁运河附近。 [129]圣但尼（Saint-Denis），巴黎北部小城。 [130]路特希尔德，詹姆斯（Rothschild，James1792—1868）——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行长。 [131]叙雷讷（Suresnes），巴黎西郊城市，距巴黎市中心9.3公里。 [132]科尔泰斯，阿马布勒·加斯帕尔（Courtais，AmableGaspardde1790—1877）——子爵，法国将军，共和党人。七月王朝时期的国会议员（1842、1846），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并当选为1848年制宪议会议员。由于对1848年5月15日巴黎示威者冲击议会制止不力而受到起诉，1849年被无罪释放，恢复议员身份。 [133]路易-拿破仑（Louis-Bonaparte1808－1873）——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时为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底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1851年第发动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 [134]德拉奥德，律西安（Delahodde，Lucien1808—1865）——法国政论家，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警探。 [135]埃伦伯勒，爱德华·罗（Ellenborough，EdwardLaw1790—1871）——伯爵，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2—1844）、海军大臣（1846）、印度事物督察委员会主席（1858）。 [136]安提斯，托马斯·奇泽姆（Anstey，ThomasChisholm1816—1873）——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1847—1852年为议会议员，曾任香港首席检察官（1854—1859）。 [137]麦克纳布，艾伦·纳皮尔（MacNab，AllanNapier1789－1862）——英属加拿大律师，政治家。加拿大省立法议会议员（1830－1857）、首任总理（1854－1856）。 [138]法根，詹姆斯（Fagan，James1800—1869）——英国爱尔兰政治家。取消合并协会(RepealAssociation)成员，辉格党人，木材商人，议会议员（1847—1852）。 [139]英格利斯，罗伯特·哈利（Inglis，RobertHarry1786—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 [140]德拉蒙德，亨利（Drummond，Henry1786—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 [141]《泰晤士报》（The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 [142]《伦敦电讯》（TheLondon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年在伦敦出版。 [143]克拉肯韦尔-格林（ClerkenwellGreen），伦敦市中心西南部区域。 [144]约克城堡（York-Castle），位于英格兰约克郡的一座城堡，1684—1929年作为监狱被使用。 [145]《利兹时报》（LeedsTimes），1833—1901年在利兹出版的周报，诗人罗伯特·尼科尔（RobertNicoll）是第一批编辑之一，1839—1848年由作家塞谬尔·斯迈尔斯（SamuelSmiles）任总编。 [146]弗罗林（Fl，即florin），货币名称。1754-1873年流通于德国南部；1680-2002年流通于荷兰。 [147]马尔脱（Malter），德国旧时的谷物计量单位，不同地方的标准相差很多，约合100—700升。 [148]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旧译爱北斐特，19世纪位于德国西部的小城。20世纪与恩格斯的故乡巴门（Barmen）合并为一个中等城市——伍珀塔尔（Wuppertal）。 [149]埃尔伯费尔德政治俱乐部（derElberfelderpolitischeKlubb），1848年3月在埃尔伯费尔德成立的政治俱乐部，具有无产阶级性质，机关刊物为《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1848年5月6日，马克思与格奥尔格·维尔特（GeorgWeerth）曾前往那里参加活动。 [150]《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全称为《人民呼声报。埃尔伯费尔德政治俱乐部机关报》（Volksstimme.OrgandesElberfelderpolitischenKlubb’s），1848年4-5月出版的报纸。 [151]《柏林宪法俱乐部报》（derkonstitutionelleBerlinerKlubbzeitung），由柏林宪法俱乐部于1848年创办的报纸。该俱乐部成立于1848年3月27日，总体上支持温和的康普豪森内阁，主要由高级公务员、学者和中型企业代表组成。 [152]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 [153]波林尼雅克，茹尔·奥古斯特（Polignac，Jules-Auguste1780—1847）——公爵，法国复辟时期的政治活动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曾任外交大臣和首相（1829—1830）。 [154]古策尼希（Gürzenich），位于科隆旧城区中心的礼堂，始建于15世纪，19世纪初以来用于音乐会、代表大会、社会和文化活动。 [155]济贫税（dieArmenabgabe），又称“天课”，伊斯兰教的宗教术语，这里是借用概念。 [156]施泰因银行（BankhausJ.H.Stein），科隆的一家私人银行，成立于1790年，最初经营的佣金业务涉及皮革、五金、殖民地商品、葡萄酒和瓷器，后来又专注于银行业务。 [157]康普豪森银行（BankhausA.etL.Camphausen），由康普豪森兄弟（GottfriedLudolfCamphausen&AugustCamphausen）在家族企业的基础之上于1826年在科隆开办，以贸易业为主，迅速成为科隆四大银行之一。 [158]奥本海姆银行（Sal.Oppenheimjun.etComp.），德国科隆的银行，成立于1789年，1818年成为科隆第二大银行，隶属于奥本海姆（vonOppenheim）家族，涉及铁路业和保险业。19世纪20年代以来，该银行特别为莱茵河航运以及后来的铁路系统发展以及莱茵省和鲁尔区的工业化提供资金。 [159]赫斯塔特银行（BankhausJ.D.Herstatt），在约翰·赫斯塔特（JohannDavidHerstatt）家族企业的基础上于1782年在科隆创立，早期业务涉及房地产、采矿业、金属加工业和纺织业，后来还涉足保险业和铁路业。 [160]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位于德国柏林南部的一个区域。 [161]海宁格尔，约翰（Heininger，Johann）——德国美因茨家具制造商，19世纪上半叶以本人名字成立大型家具制造公司，为美因茨8大家具公司之一。 [162]原文为法文，内容与下面的德文完全相同。 [163]布尔巴赫，约翰·雅各布（Burbach，JohannJacob）——德国摄影师，1846年起在科隆定居并从事银版照相业。1867年迁居科隆北部城市雷马根。美国加州盖蒂（Getty）博物馆展有他1850年的两张银版照片。 [164]斯托尔威尔克，弗兰茨（Stollwerck，Franz1815-1876）——出生于科隆的德国食品企业家。1839年起经营面包房，40年代时拥有一家糖果和巧克力工厂和两家咖啡馆。1847年1月获得“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亲王法定供应商”头衔，其产品在60年代享誉欧洲。1900年时，他的后代经营的斯托尔威尔克公司是美国第二大巧克力生产商。 [165]报纸在此处将“Schwartenmagen（香肠）”错印为“Schwartemagen”。 [166]森特纳（centner），19世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使用的一种重力单位，1森特纳约等于490牛顿力。 [167]科尔夫，海尔曼（Korff，Hermann1824-1882）——民主主义者。1847年因政治信仰而被革除普鲁士军职。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新莱茵报》第3号（1848年6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3号 （1848年6月3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1号 科隆，星期四，6月1日 1848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沙淦（1885-1913）和《社会世界》杂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沙淦（1885-1913）和《社会世界》杂志 沙淦（1885-1913）和《社会世界》杂志 沙淦（1885-1913），字宝琛，中国江苏省南通县人。1905年前往日本东京成城警监学校留学，加入同盟会。1911年春回国，在南京策反清军失败后前往上海，以江北副招讨使名义游说江浙军队起兵。武昌起义后在汉阳参加救护工作，之后回上海与陈其美等共同发起围攻制造局之役，事成后任陈其美都督府参谋。1912年1月参加中国社会党，是主要干事之一。4月又与陈其美等在会党人士中组织“侠团”，并同王文典等人创办《社会世界》杂志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自任主编。11月因与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决裂，另组社会党，主张“纯粹社会主义”。独立建党十日后，即因反对袁世凯被查禁解散。1913年7月参加“二次革命”，以红十字会野战医院名义回南通募集经费，不幸被捕。于8月11日被害于城北王家坝。 沙淦烈士事略（梁朱明） 《社会世界》杂志简介 《社会世界》杂志 第一期（1911） 中华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 巴古宁肖像并小引 社会世界缘起（沙淦） 社会世界发刊词（王文典） 社会世界序（殷仁） 社会世界弁言（直侠） 社会世界发刊祝词（江亢虎） 社会棒喝 社会主义述古（蔡铸九） 人问（怪侠） 我讟（讟侠） 说平等亲爱自由（病侠） 侠团宣言 时事月旦 狭义社会主义与广义社会主义（愤侠） 女子参政问题（铁鸣） 今日之僧侣，出家不出家，平等不平等，胥金钱之罪恶也（不平） 自由婚（鼎成） 法律与道德（铸九） 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挟纩） 社会革命（健生） 十不可以为社会党员（时良） 本国大事 孙中山解职记（附演说社会主义词） 唐总理莅参议院演说词 世界大事 关于民生及社会党各种之事件 本党纪事 本部江亢虎委托张克恭代理本部主任干事宣言 张克恭宣言 本部党员王文典、白悲华上孙中山先生书 本部致民立报记者率君书 再覆民立报率君记者 本部讲演会纪事 本部欢送流动宣传部演说词（江亢虎） 答江亢虎先生欢送演说词 嘉善部成立记事 南京部组织责任团宣言书 昆山部成立会演说词（陈翼龙） 崇明部成立会演说词（王春林） 宁海部纪事 杭州部纪事 江阴部纪事 大通部纪事 南昌部纪事 绍兴部纪事 荡口部纪事 中国社会党各部事务所地址表 紧要新闻 孙中山将从事社会革命 社会之希望 社会主义之良师 社会党党员之模范 唐总理与社会党 镇江官役杀人记 孙中山拯救饥民 麻雀会 亡国民之惨状 燕京之新耳食录 小说传奇 极乐世界（絮因） 第一章缘起 第二章山老人之家世及出处 文章渊薮 韩半岛歌序（悲华） 调寄浣溪纱读秋女士遗诗书后（太虚） 调寄浪淘沙秋感（太虚） 极乐世界题词（絮因） 嘉善部成立祝词（天放） 追悼周阮二烈士歌（汤金玲） 传今记古 社会党之华盛顿（努力） 万国社会党史译日本社会主义之研究 杂俎丛谈 答客难释社会党（蔡鼎成） 社会党之观察（唐仲彪） 丽丽所观剧记新舞台波兰亡国惨（正秋） 天侠上侠团书 王啸致侠团书 社会党月刊第一期出版通告 敬告本党党员速来领取证书 张克恭启事 中国社会党定期宣讲通告 海上华文日报社地址一览表
向青采访——关于香港托派的几个问题（2014年8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向青采访——关于香港托派的几个问题 访问日期：2014年8月17日 整理者和采访者：KYang 1．您是怎样加入托派？ 1947年我到了香港之后，才正式加入托派。同年，我从广西大学毕业。我是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学习，中间跑出来不念了，到1946年我才重新回到学校。那个时候联大已经解散了，因为我是休学，还有学籍，就分到清华去了，但我没去了，转学到了广西大学，1947年毕业。大概是1946年底或1947年初，我寄信给托派多数派，按照多数派公开出版的刊物，当时叫《青年与妇女》，后来改名叫《新声》，按这个刊物的地址寄信过去。1947年广西算不算有正式组织，我不清楚，总之还是有托派的人。所以他们就回信给广西大学里的一个助教，叫他来找我。这样我就正式跟托派接上头了。我知道，中国托派的人总是比较集中在上海和香港，所以我表示一毕业就到上海去，但第一步先到香港，到香港比较容易。8月15日，我一毕业，就到香港去。按照他们给我的地址去找一个同志。就这样跟托派联系上了。中途经过广州的时候，跟广州的两个同志正式见面，香港托派的地址是广州的同志给我的。这两个广州的同志是：刘平梅和姜君羊。 我正式入党的日期大概不会晚过1947年9月底。到了香港之后，几乎我的整个生活都是在托派组织里度过的，跟几个同志住在一起。7年以后，1954年12月8号，香港警察政治部（SpecialBranch）把我抓去了。他们以为当时香港正在酝酿罢工运动，首先就是电车工人的罢工。中共所领导的工联会虚张声势闹得很热闹，但迟迟不采取具体行动。按照我自己的估计，香港政府觉得这个事情相当麻烦，香港以前比较大的斗争多半是中共方面领导的。差不多每次比较大的斗争之后，他们一定会从斗争的领导人当中抓一两个驱逐出境，可是这样没什么效果，还有幕后组织的存在。他们就不想去打击公开的领袖了，想抓幕后的人。结果他们发现了我。 我的生活方式很特别，住在一个挺穷的木屋区里，家里家具非常少，可是有一大袋一大袋的书。在当时木屋区的那个环境来说，非常少见。我来香港不久结婚了，我太太天天上班教书，我没有具体的正式工作，在家里时间非常长。政治部出去找线索，很容易发觉我这个人是可疑的。事后我知道，他们已经跟踪我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他们把我抓去之后，首先在家里大搜一番，发现好多文件，拿回去一看，才知道我不是共产党而是托派。所以我猜想他们其实是想抓中共的幕后指挥，以为我是就把我抓起来了。但他们一向也要打击托派，结果一直搞了两个多月，12月8号抓去，到1955年2月19号把我驱逐出境了，就来到澳门。 1949年，王凡西还有多数派的一部分人一起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多半是来了澳门。我在澳门住了几年，到1959年年底才有老同志介绍我跟王凡西见面，之后我和他就经常来往，关系非常密切。到了1968年，香港、澳门也多少受些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像澳门搞了一次很大的反葡抗暴运动，香港也闹出一个很大的事件。这个环境的改变，王凡西跟我都觉得虽然现在澳门还是归葡国管，但实际上等于中共已经完全可以控制澳门了。群众运动之后，澳门政府完全接受了中共的要求，首先就把所有公开的国民党代表驱逐出境，所有的右派团体都受到了打击，禁止在澳门悬挂国民党旗帜。所以我们考虑，恐怕我们在澳门也不安全了，假使中共想要我们回去，随时可以来抓我们。所以我们要尝试看能不能回香港去，因为港英政府还不会完全听中共的话。王凡西社会关系比较多，用了新的名字，去过香港了，没问题。之后我就以澳门居民的身份也去香港。所以从1968年到1974年期间，我就以澳门居民的身份往返港澳。这个情况维持到1974年，我发现有有一些新的情况，就决定最好不去香港了，直到1985年，中英谈判已经定案，才又可以再去香港了。 2．彭述之在中共胜利之后，他认为中共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通过农民军和苏联帮助取得胜利的。50年代初，你以“马基”的名义写了自己对中共胜利的反思，认为这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端，当时你的意见在香港组织内部造成了什么样的反应？ 中共能够在1949年这么快取得彻底的胜利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这个事实是托派内部都承认的。可是马上就有人说，连中共自己事先也没估计到这么快夺取政权。所以这些人不觉得我们没有估计到中共胜利是一个很重大的错误。但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错误，中共的胜利等于宣布我们托派重大的失败，而且事实上是我们托派组织整个解体的开始。我的意见是在1951年初提出来的。提出的时候，托派中央实际的负责人—彭述之、陈碧兰和刘家良已经去了海外。1950年初，他们去了西贡，不久刘家良在那边死了。彭述之和陈碧兰就到法国去，一直呆在海外。我提出新意见的时候，他们不但不在场，而且连维持通信都很困难，这个消息彭陈二人过了至少一年多，在巴黎才知道我有新意见提出来，而且在香港的组织里面引起了很大争论。 我最初的意见是书面提出的。自中共胜利之后，我们内部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们的胜利是我们估计不到的而且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在新形势之下要怎么样做呢？我们的政治纲领需要有很大的改变，当时实际的政治要求和口号也应该改变。所以在香港大家马上就展开了讨论。彭述之离开香港之前，1950年1月，开了一次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他们走之前的两天，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案，是彭述之起草的。扩大会议我有份参加，在香港所有的中央委员再加上一部分的地方的负责人，一共有十个人左右吧。这个草案是到开会的时候才拿出来的。会议只开了大半天，决议案也没经过多少的讨论，很快就顺利地通过了。可是到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决议案跟彭述之对于中共胜利之后中国演变的估计都是完全错误的。 可是在1951年初，我提出新意见的时候，决议案的错误还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中共在刚刚胜利的时候，尤其在新解放的大城市里，过去反对国民党的群众运动高涨的地方，左倾青年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有相当大的失望。这是因为真正的改革还没有开始，但另一方面，中共的专制甚至腐化，尤其在广州，却非常明显了。所以当时民间把共产党叫做“更惨党”，就是比以前更惨。可是我们在托派里面，至少有一部分人认为，虽然很多真正的改革还没开始，但共产党迟早一定要做。当然政治民主不会有，但是土地改革、社会改良以及整个政权机关、整个社会结构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民主化改革中共是一定要做的。有可能不久后中共就放弃他们两阶段的革命论，很快地会跟资产阶级决裂，会实现没收财产。有这个可能性，但不是绝对的。或者真是像决议案估计的那样，中共真正腐化、右倾，也有这个可能。但我在新意见里主要估计中共向左转是最大的可能。特别我指出，中共开始改革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希望争取的第三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我就把这个新意见写出来。我为什么写呢，而且用什么方式写呢？因为我们本来已经在考虑要怎么修改我们的行动纲领以及眼前最符合实际的初步政治纲领。大家已经讨论过一番，大致已经有个意见了。大家委托我去负责，把讨论基本一致的意见写出来。但真正写的时候，我觉得，现在不能够光是提出我们要怎么努力，要把对当前中国形势的估计讲清楚。可是我们讨论的时候，大家没有讨论形势。对形势方面的估计也跟决议案没有根本不同的提法。我觉得不写这个东西，光提几句具体的政治口号没多大意思。要我自己加上去呢，这只能是我个人的意见了，不是大家已经讨论的，可以说是我自己的提议。后来我越想越觉得这个问题不简单。尤其那个时候整天在报纸、在广播里面知道国内已经开始了局部的改良。后来我就写出了新意见，表明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根本错了。其实现在中共的改革已经是第三次革命的初步胜利，已经是不断革命的开始了。而且非常有可能，在中共的手上实现从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连续的发展。所以我就把对形势的新看法简单地写出来，反倒是大家已经讨论过的、本来就关于政治口号具体要求由我做一个总结记录的东西我没有写。 当时有点戏剧化的是，本来关于纲领的讨论是从彭述之他们离开就开始，讨论到大概1950年夏天的时候，大家就委托我去写个讨论的结论。本来以为顶多几天就写出来了，后来我就越想越不简单，就拖下来了。一直拖到1951年初，我写出了这个新意见。那是在春节期间，我太太回了广州，那时候来往比较随便，不需要证件，中共的实际控制还不严格。而我就跑到真渔（即：焦励夫）家里去。我常常在他家住，开会多半在他家里，我们晚上开会开得晚了就留下过夜；有时候不是开会，也会在他家住。所以我就在他家里写。花了三天左右写完了。我把这个文件留给大家看，大家看过后都觉得把我们的见解完全改变了。但不久后，真渔等人就基本同意了我的意见。 1948年建党的时候选出了一个正式中央委员会，里面7个正式委员，2个候补委员。到48年底，形势转变，托派中央搬到香港。7个中委里面又有五个人算是政治委员会委员，4个属于老一辈，分别是彭述之、陈碧兰、刘家良和尹宽，还有一个就是广东的真渔。48年从上海南下的政治委员会成员只有三个，尹宽不来。尹宽在他们走之前和他们争论地非常厉害。那时候中共的军事胜利还没有那么彻底，可是尹宽已经觉得中共的胜利是很快的事情。他认为，我们以前没有估计到这个形势，现在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形势；我们整天去讲争取国民会议，但这些都过时了，我们应该明确地支持中共彻底打倒国民党，甚至要提出欢迎解放军。这遭到了另外三人坚决的反对。这个争论是有会议记录的。 这之后，尹宽和他们闹翻了。他们三个来了香港，在离开香港时开扩大会议，说尹宽不跟着领导机关搬来香港，放弃了中央委员的责任，所以现在要找一个候补来补上他的位置，所以把朴克补上去了。扩大会议正式确定朴克代替尹宽的中央委员位置，同时又决定把原有的政治委员会取消，确立两个常设的中央机关，一个叫政治局，只有彭、刘、陈三人。另外设一个组织叫组织局。组织局留在香港，由留在香港的三个中央委员真渔、戴颜、朴克组成。可是，设在香港的组织局对香港组织的下层不公开。只对香港以外的组织公开，直接领导它们。组织局在香港的活动就借用广东省委的名义。可另有一个正式的广东省委。这个省委由朴克、戴颜和我组成。这是一个由扩大会议委派的广东省委。所以这两个机构合起来只有四个人。在香港用省委名义做得事情，有的是真正的三人省委做的，有的其实是组织局做的，搞得非常复杂。讨论一个新的行动纲领，要写总结做记录，委托我去写，其实就是在这四个人里面决定的。我写出来这个意见，也就是给组织局的三个人看。组织局这三个人刚一看到我的新意见很震惊，但很快就同意了。 可是，因为组织局在香港不能公开，在内部也不公开，当时发表这个新意见又不能用组织局的名义；但也不按照惯例用省委的名义，因为这是讨论全国性的形势。所以临时商量之后，我们就用了一个不存在的假的机构名称--中央机关报的编委。新发表的意见也和我写的有所不同。我的观点他们基本同意，但也不是每一点都同意。中共进一步发展国有化，这是最大的可能，大家都同意。可是中共政权现在算是什么阶级性呢？以前托派差不多公认中共自1927年离开城市去搞农民战争的时候，实际上就变成了农民党了。现在确定不能说它是农民党，我认为它是建立在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基础上，代表这两个阶级共同利益的中派主义政党。中派主义意思就是在革命派和改良派中间摇摆。但他们不同意这个名称，认为中共始终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党，但不能说它的基础主要是农民阶级。它的群众基础在数量上说正在逐渐增加它的工人基础。结果以党报编辑部的名义提出了一个讨论的基础文件。这个文件是当时组织局一致同意的，而彭述之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在香港有一部分同志主要是新从上海过来的，他们是跟中央机关一起转移到香港的干部。他们坚决反对这个讨论文件，说它完全违背了中国托派的传统。甚至他们说，这个起草人他可能是个奸细，他这个意见完全是向中共投降。他们没有在他们的文章里写出来，可是这是他们真正的想法。这之后香港的组织根据对这个讨论文件的看法分成了两派。 所以，我在1951年初提出的这个意见最后导致香港托派内部激烈的争论。有些支部多数支持我们的新意见，有些是上海来的人的。这个分歧在香港支部里面也是地区之争。 老彭临走的时候，把香港组织分为五区，每个区有个区委。那个时候托派里已经有不少人消极了，支部也减少了。主要支部只剩下两个区，集中在筲箕湾和荃湾。第一区是筲箕湾；第五区是荃湾。一区是我当区委书记，上海来的一批人集中在五区。本地一区的干部支持我，上海来的五区干部则来驳斥我的意见。他们从头就反对我的意见：“你说中共的胜利就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可是，中共的胜利根本只是农民战争的胜利，不配称为革命，更不是我们多年希望的第三次革命。”所以一开始具体的争论就是争论中共胜利算不算革命，什么是革命。这个问题争了好多个月。 那个时候筲箕湾地区差不多所有支部都站在我这个立场上。而荃湾是支持上海老人的立场的。当时香港的领导机关--香港地方委员会提议，双方应该互相交流：应该派我们这一派的代表去参加支持他们那一派的支部讨论；反过来，他们那一派的代表来出席参加我们这一派的讨论。在筲箕湾，我们就马上施行了。让他们去我们这边任何一个支部参加讨论。在讨论之后，他们想和某一个人进行更多的讨论，也让他去。他们主要是派钱川来作代表。我们这一派派真渔和我做代表。可是，他们一直没让我们去，我们没有一次去他们的支部讨论。他们里面整个没有讨论政治问题的空气。他们说我可能根本是个奸细，现在彻底反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坚定的托派看也不要看我们写的东西。 这些事情老彭不在场。到后来，老彭跟我们恢复通信，他对这次争论没有直接地表示哪一派对，哪一派错。过后他只是表示：第一，他们两派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第二，他们不知道1949年底的时候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共胜利的决议案。那个里面的话已经表明了，国际认为中共胜利是一个新的革命。而这个文件中文翻译出来的时候，他们几个老人还在香港。大家都看过了。可是，实际这个文件里面没有明确地说这已经是中国第三次革命已经初步成功了。没有这个说法，它只是说中共这次的胜利是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正是走向第三次革命的开始。 当时，老彭就觉得，国际已经有文件明确表示了，而且当他们几个老前辈在的时候，他们也都是这样的看法。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快要走了，就没有把这个看法明白地告诉香港托派的年轻人。所以后来组织内部连文件都看不懂，就无谓地起争论。他是各打五十大板，没有一个具体的判断。而且他表示，他一贯正确，香港组织幼稚到这个文件都不懂得看。可是，老彭在中共胜利之后起草的扩大会议决议案文件里面很明显地说，中共在胜利之后变成了第二个国民党，中国问题要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解决。 那时，因为这个事情一区和五区对立得很厉害。另外，真渔、朴克几个领导高高在上，他们实际上是组织局，表面上又算是省委，但两个区里的同志不太尊重他们。后来，我被捕后，驱逐到澳门，剩下的筲箕湾一区所有的支部和区委里面是受李西的影响比较大了。我来到澳门之后，李西和筲箕湾其他区委、支部的好多人还常常来找我。首先，他们一来找我就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被捕，会不会是他们[五区]告密？”我说，不会，他们虽然反对我，但他们不至于做这样的行动。同时很清楚，港英是把我当作中共的人抓去的。更重要的是，一区的同志觉得上海派的人想要在筲箕湾扩充势力，想要控制筲箕湾区委。他们剩下的几个区委同志说：“假使他们真是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我们就跟他们分裂。”他们来问我这样好不好。我说：“绝对不行，现在分裂只有消极意义。”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坚决反对分裂组织。但此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组织生活了。到1956年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了，大家又积极一点，写一些文章讨论，再之后，组织就基本消极了。我和真渔是好朋友，当时我和他先做同志再做朋友。我来了澳门之后，他很快也消极了，后来当老板，我当他的伙计，他开的工厂找我去帮忙。到60年代，组织简直连最起码的组织生活都没有了。到70年代，有些年轻人从海外参加托派回来，这样才刺激革共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了起来。 3．请再讲讲您所经历的1970年代香港托派复起的经过？ 以无政府主义倾向为主的七零年代双周刊（70sBiweekly）团体为中心的这批年轻人起来之后，不久就从里面分出一部分人成为托派。这些年轻人1973年4月从海外回来，成立了革马盟，在香港发展了一些新人。首先是吴仲贤，他在国外的时候跟第四国际多数派接近，我相信，国际多数派是给了他任务的，来香港发展国际多数派组织。所以很快他没有充分理由就脱离了革共党，来搞革马盟。从他们回来后不到一年，岑建勋也和革共党的领导不和了，单他没有脱离革共党，以个人的身份参加了革马盟了。不久，他们在香港组织了一个“四反运动”，给当时的香港社会造成了相当的震动。但随后当局对他们镇压的很厉害。逼得岑建勋在生活上衣食无着。他回来之后，一直没办法找工作。好多次说找工作快成功了，忽然又不行了，显然是受到政府很大的压力。他有些亲戚在警务处工作的，后来有人告诉他，只要你在这里搞事情，你不要想找得到工作。所以他被迫离开香港。搞完“四反”，他就去海外了。后来他在英国发展了几个人，搞出一个“复醒社”（re-awakengroup）来。后来也参加了香港托派的“大团结”。 说起“大团结”，就是以革马盟为中心的组织统一。当时除了革共党中极少数最顽固的分子之外，所有的托派都统一了。可以说，我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次“大团结”。70年代以后，新加入托派的这批新人，最初就是几个在海外参加的，然后回来香港的。他们一回来经常来澳门找王凡西和我，尤其是有几个属于革共党方面的，包括吴仲贤、岑建勋和李怀明。但吴仲贤很快就退出了革共党。岑建勋在从海外回来之前，彭述之曾经跟他说，“你回去香港之后，不但应该报到参加香港托派组织；在澳门还有一个向青，一定要去看看他。”所以他回到香港没几天就来见过我。那时候王凡西还在，所有这些年轻人来的话，从来都是我跟王凡西一起和他们见面的。多半是来到我家，因为我家地方大，比较方便。岑和我来往最密切，各种见解也是跟我最接近。不久，他跟革共党的领导人张开他们合不来了。革共党中所有“反叛”的年轻分子都是跟我很接近的。到最后，他们确定宣布“大团结”，是先来和我商量确定的。 70年代，年轻的托派和老一辈的革共党有一点最明显的不同：年轻人认为应该在香港进行公开活动，但革共党坚持秘密原则，到今天也还是秘密活动。但他们的秘密谁都知道，一点秘密都没有。好多人去找他们，他们首先抱有很大的戒心，不轻易跟人深谈，甚至连见面都不想见面。 “大团结”之后，第四国际觉得香港好像有个新气象了。可惜，这个以年轻人为中心“大团结”根基太浅，不久之后就分裂了。 统一之后的革马盟内有两重组织，一个是属于党水平的革马盟，另外一个是以区龙宇为代表的社青社，也就是青年团。分裂就是从党团之间的关系里面开始。党团中间主要还是以学生背景为主，不过他们的思想水平就相当不一样。区龙宇他们青年团就比较注重理论的学习，所以他们和开始接触政治的学生组织学习班。但革马盟的党不太重视理论。他们学生的身份更明显，但不注重书本学习，觉得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不好的习惯。事情的爆发点是，区龙宇他们接触了几个快要毕业中学生，跟他们组织学习班，他们还在讨论青年问题，例如：关注社会问题、如何学习、恋爱等，还没直接讨论到政治。可是，有人直接出面指责他们。在一次革马盟工作检讨会议上，公开指责他们，说他们搞“小团体”。结果越闹越大。区龙宇他们不服，就来找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问清楚，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恐怕这是分裂的开始。这样去打击他，已经很明显是有意的。而且，在临散会的时候正式宣布，这是我们党的会议里面讨论的问题，你们回去以后不能向团的成员透露。这是最坏的官僚作风。可是，一散会之后，区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一个女团员。我建议区，你要承认这个“错误”。在道理上，他们不应该做这个决定。但是在纪律上他们既然做了这个决定，你就不应该马上公然违反它。你应该留在以后在内部跟他们争论。但这个“错误”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个决定本身是不合理的。但随后，团里一讨论，分为两派，所有“反抗”的分子最后都被开除了。 有的人会说这是宗派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里，作为一个严格的组织观念来说，有“派别”是一个正当的东西，是在共同的政治主张的基础上的一种结合。在党里面有不同见解的人，在党内根据不同的具体意见，一部分人团结起来，以一个团体的名义来发言行动，这就是派别。和党的区别在于，党内的派别不能够跟党的正式通过的政治的、组织的决定冲突，在行动上不能跟它冲突。但在意见上、在内部讨论上，可以提出反对意见，而且可以成为一个集体提出。大家是有这个权利的，而且有权要求这个组织把你们的意见传达给党内不同的部分。意见的发表和传播应该在内部有完全的自由。 4．有人说托派是杂志党，对此您怎么看？ 好多人觉得这是托派的特色，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弱点，认为他们除了办刊物就没有别的了，只会说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从马恩起，他们主要的有形的工作都是写文章办刊物、发表意见。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中心的工作。我们发表意见里面有很多评论，可是我们不应该仅仅是做评论，而且应该指出要怎么做，提出我们自己具体的要求或号召。 可是，常常由于客观的条件，我们自己的力量很小，即使是自己办刊物，销路也很窄。或者有销路的时候，我们未必有力量能印刷这么多。而且统治者和其他的意见和我们不一样的团体也特别会压迫我们、排斥我们。首先当然特别排斥我们的是各国的斯大林派或者各种各样接近斯大林派的势力。一方面是外来压力，二来是自己始终没有在全世界一个国家里真正成立一个有点规模的党。斯里兰卡曾经有个大党，但很快大部分人也脱离了托派立场。真正正统的托派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发展到一个很大的规模。所以实际上所能够做到的还是出版刊物。这个不是说我们只想做这个，而是我们现在力所能及的只能做到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始终维持刊物、不间断地长久出版，而且内容比较丰富，这个已经算很好的了，但实际上托派在很少数国家能够做到这点。在香港我们从来没有做到这点。 我认为，应该要接受这个出版刊物的传统。同时我们承认，即使刊物做得最好的时候其实影响也还是很小的。这个不是我们方法不对，而是在这个现实的条件之下，我们很难做得到。 能够刊物经常出版、内容不空虚已经算是很好了。实际上，我们从来都没有认真做到，到现在这方面没有进步，反倒是更倒退、更衰弱了。可是，这不是这种做法的错误。 我个人觉得，1974年以来《十月评论》能够坚持出版非常不易。最早《十月评论》是岑建勋做主力，可是不久他就消极了。革共党就把这个刊物继承下来。他们不能按期出版，但还能维持。 但从内容来说，他们始终是老一套，对中国问题新的讲不出来多少。老的一套还没有改变。好多还是很不现实的。比如说，在香港回归中国问题提出来之前，他们常常骂中共革命不彻底，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认识是中国现在中共上台这么多年，还不敢把收回港澳，甚至在60、70年代之后，中共和香港殖民政府是越来越妥协、越来越合作。等到开始谈判之后，他们也是集中批评中共，说你们已经拖了这么久了，以前谈也不谈，现在要慢慢谈，你们早就应该收回。但具体怎么收回，他们提不出什么具体的意见，不了解如果中共不顾一切的收回，这样收回的香港，对中国有多大用呢？尤其对香港人心的来说，是不是拥护呢？ 5．1959年，您和王凡西在澳门认识，请谈谈你们之间的交往经历？ 王凡西、楼国华是托派老前辈。我们认识之后交往很密切。因为王凡西和我都在澳门，我们来往很密切。楼国华在香港，就比较少一点。我和王凡西认识之后不久，差不多楼国华每次来看王凡西的时候多半也跟我一起见面的。 但我单独和王凡西很严肃地来讨论政治问题，可以说从来没有。但聊到政治的那就很多次了。多半是谈一谈现状、或对中共的现在的做法的批评。多半大家所说的都是一致的。没有特别地表明不一致的地方。没有提起过不同的意见，可是，彼此所写的文章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是有些不同的。但大家都看过，就没有讨论过。就是好朋友。甚至少数一两次场合，是我明显地针对王凡西已经写出来的意见来进行批评的。 举个例子，1974年第四国际代表大会，香港第一次有人去。革共党一直是第四国际正式的支部，它有权派一个代表去。那是中国支部（把香港组织也算成中国支部）自从成立以来第一次派代表去第四国际的会议。以前彭述之已经到了法国，他反倒不能回到香港和大陆，那个时候国际开会议，他自然作为中国支部作为革共党的代表。但他不是当时由中国由香港派去的代表。1974年，革共党派一个正式代表李西去参会，他不懂英文，岑建勋陪他去做翻译。去之前，革共党方面有一些准备。王凡西、楼国华和我也都知道他们有人去了。所以王凡西就特别写一个简单的意见，给他带去。讲对中国第三次革命及对中共上台的看法，检讨中国托派当时的做法。就是说后来实际的发展，中共夺取政权成功，反过来认为我们中国托派在1927年之后我们完全没有到农村里面去工作，更没有去参加农村的武装斗争，他觉得这个是我们当初的一个错误。 事后想起来，我们坚持留在大城市、留在工人里面。但在那个反动局面里面，我们在大城市里也是一筹莫展、能够吸收到的工人更是非常之少。甚至你跟工人根本没法谈政治；有的谈他也不接受；有时碰到一个他能够接受的，发现是特务。所以说，我们坚持在大城市工人里面，但实际上我们什么都做不出来。所以王说，如果当时我们也像中共那样，不勉强坚持在城市里面，我们也到农村里面，就可能会发展的好一点，或者到小城市里面，或许发展会容易一点。 他大意是这样一个意见。他事先给我看过，楼国华也看过，楼赞成他的意见。可是我看过之后，我写了一个反对意见。我形式上不是针对他。我是以一个中国托派的身份，也是考虑中共的胜利，检讨托派过去的做法哪个对哪个错。我就觉得，虽然我们实际上没有收获，可是这个主要是客观环境决定的。说我们没有发展，可我们也不是完全站不住，我们的人没有放弃。我们当时反对中共这样做，那是说中共有强大的群众基础、背后有苏联、第三国际的支持。如果他们肯在城市里面这样做，第一，不在城市里面搞冒险的暴动；第二，不自动撤退到乡村里面，在退潮的时候去最落后的乡村里面去建立苏维埃政权。退到乡村搞土地革命这是可以的。但是你那个时候自称为苏维埃共和国，没有充分城市群众基础支持你。所以结果城市里面自动地放弃了。如果不自动放弃城市，尤其那个时候暂时不把“打倒国民党”当作一个行动的口号，而是当作一个长远的真正的下一步；而提出防守性的、局部改良性的种种要求，就是托洛茨基指示我们中国的那个国民会议路线了。中共这个相对强大的力量不肯接受这个路线，去从事冒险。冒险结果也是失败，坚持了十年，到1937年也放弃了。可是，牺牲了多少人、多少时间。它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坚持在城市里面进行防守性的局部性的斗争的话，他们是可以站得住的。 我们在那个情形之下做不到是客观的困难，他们不做是他们主观的错误。王凡西那个见解非常不实际。他说早知我们也那样做，早知那样做还有什么托派？那你就跟中共是一样的啊。再说，到农村里面不容易，到小城市里面就比较容易，这个更不现实。农村里面还比较容易，因为农村山高皇帝远，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力量没那么强，还可以站得住。小城市里面，每个人都知道你什么底细，多少人是这样牺牲的。所以，我就简单把这个意思讲出来，不能够从中共的胜利，就觉得当时我们也应该放弃城市。实际是完全针对他的内容，可是形式上不是写给他看，也不是公开发表的，就是让第四国际知道，我们中国剩下的托派对这个问题是在思考的，但思考的时候是有不同的意见。他写的就给我看，我写的也给他看。他看了之后，态度很友好很温和地对我说：“哎呀，你这个意见不是针对老彭，而是针对我的”。我就笑笑，我也不答。 可以说关于严肃政治当面讨论的问题，有一个最简单的表态，只有这一次了。
马克思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马克思年表 马克思的著作，无论书籍还是文章，生前未发表的，一律用斜体字母表示；生前已发表的，一律用粗斜体字母表示。[1] 历史个人 马克思著作 1818出生 1824受洗 1830《改革法案》通过上中学 1835德国关税同盟建立入波恩大学 1836入柏林大学 1837维多利亚王朝建立《给父亲的信》 1838宪章运动兴起亨利希·马克思去世《博士论文》 1839《博士论文》 1840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博士论文》 1841获博士学位；移居波恩《诗集》 1842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去世；《莱茵报》文章 作为《莱茵报》编辑移居科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2] 1843结婚；10月前往巴黎《论犹太人问题》 18445月燕妮出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9月会面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 《神圣家族》 18452月移居布鲁塞尔；《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7月去英格兰； 劳拉出生 1月成立通讯委员会；《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6废除《谷物法》3月与魏特林争吵；《反克利盖的通告》 12月埃德加尔出生《给安年柯夫的信》 1月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哲学的贫困》 18473月前往伦敦； 6月作为《新莱茵报》编辑前往科伦《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1848革命时期； 加利福尼亚金矿开采浪潮《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为《新莱茵报》撰写的约80篇文章 18495月前往巴黎；8月前往伦敦；《雇佣劳动与资本》 11月格维多出生为《新莱茵报》撰写的约20篇文章 1850《十小时工作法案》9月格维多死去；12月《告同盟书》 移居第恩街为《新莱茵报》撰写的一些文章 《法兰西阶级斗争》 1851博览会3月弗兰西斯卡出生； 6月弗雷德里克·德穆特出生 1852法兰西第二帝国开始4月弗兰西斯卡出生、死去；〔为《纽约先驱论坛报》（NewYork．HeraldTribune）[3]撰写的一些文章〕 [1852/62]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流亡中的大人物》 1853《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帕麦斯顿：高尚意识的骑士》 1854克里米亚战争《帕麦斯顿和俄国》 18551月爱琳娜出生； 4月埃德加尔死去为《新莱茵报》撰写的约100篇文章 1856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夫人去世；《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移居格拉弗顿坊为《人民报》和《自由新闻》撰写的文章 1857印度起义《导言》[4] 1857/8《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1858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文章 1859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 穆勒《论自由》出版为《人民报》撰写的文章 1860意大利王国建立《福格特先生》 1861美国内战爆发2月至4月到荷兰和德国看望拉萨尔为《新闻报》写的15篇文章 1862俄国废除农奴制；俾斯麦出任德国首相兼外交大臣7月拉萨尔到伦敦 1862/3《剩余价值理论》； 为《新闻报》写的30篇文章 《论波兰问题》手稿 1863拉萨尔社会主义党（ADAV）建立1月玛丽·白恩士去世；《资本论》第二卷（至1877年） 11月马克思母亲去世； 12月马克思去特利尔 1864第一国际建立3月移入莫丹那别墅；第一国际成立宣言 5月沃尔弗去世；8月拉萨尔去世《资本论》第三卷 《价值、价格和利润》 《论蒲鲁东》 1866普奥战争爆发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章程 18674月至5月马克思为《资本论》出版事宜到汉堡《资本论》第一卷 1868格莱斯顿首次出任首相劳拉结婚 1869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成立恩格斯引退； 9月至10月马克思拜访库格曼 1870普法战争爆发9月恩格斯前往伦敦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 1871巴黎公社成立；《法兰西内战》 德意志帝国建立 1872共产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召开燕妮结婚《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共产党宣言〉第二版序言》 在阿姆斯特丹的演说 1873《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序言 18748月至10月马克思去卡尔斯巴德对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作了大量札记 1875哥达代表大会召开8月至9月马克思去卡尔斯巴德；《哥达纲领批判》 移至梅特兰公园路（MaitlandParkRoad）《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 1876巴枯宁去世； 8月至9月马克思去卡尔斯巴德 1877俄土战争爆发8月至9月到诺伊恩阿尔为《反杜林论》撰写评述文章 《给米海洛夫斯基的信》 1878德国“反社会党人法令”颁布 1879《通告信》 1880《工人调查表》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 关于瓦格纳著作的评论 18818月至9月去阿尔让台；《给维拉·查苏里奇的信》 12月燕妮·马克思去世《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18822月至6月去阿尔及尔、蒙特卡洛等地《〈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 1883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1月燕妮·龙格去世； 3月马克思去世 [1]在此表中，马克思的著作，生前已发表的用黑体<这儿用粗宋体>表示，其他用宋体表示。 [2]此著作实际上是1927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且此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后加的。 [3]此处似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 [4]《〈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 感谢扣易忘忧录入及杖对
似曾相识燕归来——评《中国托派史》（向青，1994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似曾相识燕归来——评《中国托派史》 向青1994年12月 （《陈独秀研究动态》发表的删节版） 〔录入者注〕转载于《陈独秀研究动态》1995年11月第6期，标题被改为“香港托派刊物《先驱》评《中国托派史》及陈独秀”，这里改回原名。 〔编者按〕唐宝林著《中国托派史》在台湾出版后，在海内外发生了较大的反响，纷纷发表书评，有褒有贬。本文是其中的一篇，刊于《先驱》1994年第12期，原标题为《似曾相识燕归来》（署名向青）。书的作者认为：文章对该书的批评，一是因为他们仍坚持托派的立场，与书作者的立场观点不同；二是对作者期望值太高，认为作者既然能写出如此详尽的著作，理应知道更多的史实和细节，否则就是“故意歪曲和隐瞒”；三是极个别地方，作者不慎误用了有水份的材料（如托派犯人写的材料）。对此，作者表示在以后有机会再版时将予以修正。本文在评书时，重点叙述了今日托派对陈独秀问题的反思，对我们研究陈独秀很有参考价值，兹摘录如下，小标题是原有的。 难得的历史资料 唐宝林著的《中国托派史》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这个题材的书，而且是一部不算小的书（连图片及索引在内，足有四百页）。这书对早期托派的事迹记载得相当详细，尤其注重记载人物来历和结局，让人对许多知其名而不大清楚的人物知道多了许多。实在，这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在过去很难看到的。 这书是台湾东大公司出版的，但作者却是中共的专业党史工作者。作者能够看到许多不公开的档案，包括中共官方所掌握的托派文件的个人资料，以及许多托派分子被捕后所写的材料，再加上他自己在好几年间所作的调查和访问，所以能够写出这部资料丰富的书。过去几十年间，在中共势力控制下，托派曾是“反革命”罪名中最严重的一种，托派历史是个极危险的禁区，根本不允许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工作。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后，情况才逐渐改变。首先允许对陈独秀作客观的研究和评价，然后取消了“托匪—汉奸—反革命”这种诬蔑的说法。现在这部《中国托派史》能够公然拿到海外出版，不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托派在一九二八年已经形成，历史不短，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里受人咒骂的名声也不小，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活动的真相没有多少人知道。流传的假话恐怕比真话还多。中共方面的说法一向尤其不可信。谁想去了解真相也十分困难，文献尤其难找。现在唐宝林这书才第一次提供了相当全面的史料,而且大体上真实，至少没有明显故意的捏造和歪曲，差不多所有比较重大的叙述都指出了根据。这是这本书值得重视的主要原因。 中国托派虽然一直很弱小，内部的派虽分歧却很不简单，组织上的变动也很频繁：刚成立不久就被摧毁，再组成，再被摧毁，一再分裂……。早年的历史连亲历其境的人，甚至是中心人物都很难说清楚了。关于这种种复杂的变化，现在读者可以从这书知道。差不多所有重大的事件，到一九五二年为止，都可以从这书中查到。 拿这本书同以前中共对托派描写相比，简直可以说这本书好得令人惊奇。但不可因此以为这本书里面的叙述就完全可靠，甚至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故意歪曲和隐瞒的地方。至于书中对托派所作的评价，可以说，几乎在一切重大的、有政治意义的方面都是错误而且非常浅薄的。 陈独秀与托派 中国托派的人物最有名声的自然是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和中共早期的首要领导人。但是陈独秀在托派里面一直受到许多人反对，有人甚至否认他的政治立场真正属于托派。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这本书也有很清楚的记载。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陈独秀方面。不过作者站在中共官方（毛派）的立场，认为陈独秀加入托派是误入歧途，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根本“荒谬”，托派内部争论不可能分清谁是谁非。其实，客观分析的结论应该是：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前，陈独秀是中国托派里面政治能力最强的一个，他比所有别人都更懂得运用托派政纲，制订实际策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非常积极地支持并且企图影响当时的抗日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就是一个光辉的例证。当时托派里面许多人骂他是机会主义，其实是他们本身犯了左派幼稚病，误解正统托派的原则。另方面，陈独秀自然也有不正确的见解。最著名的是他曾说中共所领导的红军等于土匪。但这主要是他那种爱发极端议论的毛病的表现。至于在实际上，他在这问题上的错误并不比反对他的其他托派人士更大。 抗日战争中的托派 抗日战争开始后，陈独秀的思想明显地从托派立场倒退。那时再没有一个坚持托派立场的人在政治上支持他，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当时中国托派组织本身的政策也有很大的错误，可说是同陈独秀各走极端。 托派组织和陈独秀都宣布支持抗战，停止了打倒国民党政府的鼓动，在这点上一致，而不是像当时以中共为主所诬蔑的那样破坏抗战。双方的分歧在于对抗战中各阶级和各党派之间关系的看法。陈独秀明显地号召全体人民拥护政府抗战，认为各党派都应该承认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认为国共合作是正确的，呼吁“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托派组织则虽然同意在当时（抗战初期）的情况下，应该暂时停止鼓吹打倒国民党政府，却坚持不应幻想国民党能够充分发动人民力量，领导抗战真正达到胜利。他们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认为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民族共同利益；在大多数劳苦人民（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同地主、资本家、官僚、军阀的利益之间始终有巨大的冲突，不可能平等兼顾；而只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才配算是民族利益。因此托派坚持在抗战当中工农群众也不应该放弃在适当时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权利。这些观点本是陈独秀也同意的，而且在不久之前他还发表文章非常鲜明地加以说明（例如《中国的一日》一文）。陈独秀出狱后在言论中却完全不提阶级的问题，一味鼓吹全民合作支持抗战了。他自然没有真正对国民党抱幻想，也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公开批评，还不断呼吁开放党禁改善工农生活等。但这些看来都与当时共产党的路线差不多，因此托派组织觉得他又回到一九二七年之前的机会主义老路上了。反过来，继续在组织中的托派却一味空喊抗日战争必须依靠工农，指责国共两党都反其道而行，实际上本身没有在现实抗日行动（尤其军事行动）中发生作用，这种表现也令陈独秀深恶痛绝。于是陈独秀和托派就实际上决裂了。 平心而论，一直到一九三九年为止，陈独秀虽然有右倾的偏差，但并没有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托派）的原则。他那些令托派同志大为反感的论调，一部分确实是偏差（但也仅仅是偏差而已），另一部分却是在当时特殊困难的处境中巧妙的掩护。如果托派组织本身不犯那么严重的左倾空谈的毛病，把握到正确的实干路线，用冷静而公平眼光去看待陈独秀，应该可以继续和他团结，而后互相扬长补短，在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关键时期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至于不幸决裂的责任，我认为到一九三九年为止，主要是在托派组织身上，而不在于陈独秀个人。我的理由是：第一，托派组织的实际工作路线的错误比陈更大，这个致命错误决定了以后的悲惨失败，其恶果至今还未能补救；第二，整个组织（虽然只是个小组织）的错误比一个人的错更不能原谅。 陈独秀晚年的悲剧 大约从一九四〇年起陈独秀倒退抛弃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民主党那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了。他认为一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民族独立，只能够是同盟国或者轴心国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一胜利；同时认为，民主主义的同盟国胜利比较好，所以主张支持同盟国作战。他还把独裁的苏联同德意并列为世界三大反动堡垒，主张首先打倒它们。到了这个时候，当然再没有理由把他算在托派之列。他在最后这段时间的言论，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最爱使用的武器。这是陈独秀最大的悲剧，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事迹。
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中央编译出版社 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建议成立共产国际的电报（1918年12月24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1919年1月24日） （一）目标和策略 （二）对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态度 （三）组织问题及党的名称 讨论代表会议问题的预备会议（1919年3月1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3月2—6日） 第一次会议（1919年3月2日） 列宁致开幕词 选举主席团 关于代表大会性质的讨论和决定 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 确定议事规则和日程 各国党的报告 第二次会议（1919年3月3日中午12时） 契切林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各国党的报告 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 讨论 各国党的报告（续） 第三次会议（1919年3月4日） 讨论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 决议起草委员会的通知 阿尔伯特关于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的总结发言 雷恩施坦的修正案 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行动纲领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议题的讨论 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提案 讨论成立第三国际问题 表决并通过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提案 致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 第四次会议（1919年3月5日） 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 奥博连斯基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的报告 第五次会议（1919年3月6日） 契切林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西罗拉关于白色恐怖的报告 普拉滕关于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汇报 表决并通过有关决议和大会宣言 列宁致闭幕词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材料 一、给代表大会的报告 德国代表团的报告 克·佩京的报告（奥地利） 弗·普拉滕关于瑞士革命运动的报告 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 奥·格里姆隆德的报告（瑞典） 米尔基奇的报告（塞尔维亚） 弗勒利希的报告（东加里西亚） 艾库尼的报告（亚美尼亚） 亚雷莫夫的报告（东部） 中国代表的祝词 土耳其代表苏卜希的发言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致第三国际执行局的信 匈牙利共产党代表的声明 二、决议 共产国际行动纲领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 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 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 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 告世界工人书 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定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 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代表大会给红军的致敬电 代表大会向乌克兰工人致敬 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9年3月2日会议 1919年3月3日会议 1919年3月4日会议 1919年3月5日会议 1919年3月6日决议 四、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附录 共产国际“一大”前后列宁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 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 致扎钦托·塞拉蒂（1918年12月4日） 致格·瓦·契切林（1918年12月27日或28日） 给欧美工人的信（1919年1月21日） 关于德国独立党宣言（1919年2月下半月） 对《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的意见（1919年2月） 致埃·斯坦格（1919年3月2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材料（1919年2—3月） 1．议程草稿 2．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几个草稿 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1919年3月6日） 给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贺电（1919年3月22日） 给库恩·贝拉的电报（1919年3月23日）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关于用无线电同库恩·贝拉通话的通报 昂利·吉尔波《战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小册子序言（1919年4月13日）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4月15日） 在告匈牙利国际主义者书上加的附言（1919年4月23日） 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1919年4月27日）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 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1919年5月28日）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提纲（1919年7月14日以前）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1919年7月14日） 致塞拉蒂同志和拉查理同志（1919年8月19日） 致美国工人（1919年9月23日）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 致洛里欧同志和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法国朋友（1919年10月28日） 就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19年10月28日） 致加入过统一的“德国共产党”而现在组成新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1919年10月28日） 致塞拉蒂同志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员（1919年10月28日） 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1919年11月7—10日） 俄共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草稿（提纲）（1920年1月20日） 对法国社会党决议草案的意见（1920年2月8日和14日之间）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斗争派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20年2月22日） 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3月6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 一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二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三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四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五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六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七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八不作任何妥协吗？ 九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十几点结论 增补 一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二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三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四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五怀恩科普的来信 致印度革命协会（1920年5月10日） 给英国工人的信（1920年5月30日） 《共产主义》（1920年6月12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6月19日） 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1920年7月8日） 在彼得格勒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7月19日）
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记录本 （1864年10月5日—1867年12月31日） 编辑说明 1864年 10月5日会议 10月8日小委员会会议 10月12日会议 10月19日会议 11月1日会议 11月8日会议 11月15日会议 11月22日会议 11月29日会议 12月13日会议 12月20日会议 12月29日会议 1865年 1月3日会议 1月10日会议 1月17日会议 1月24日会议 1月31日会议 2月7日会议 2月14日会议 2月21日会议 2月28日会议 3月7日会议 3月14日会议 3月21日会议 3月28日会议 4月4日会议 4月11日会议 4月25日会议 5月2日会议 5月9日会议 5月16日会议 5月23日会议 5月30日会议 6月6日会议 6月13日会议 6月20日会议 6月27日会议 7月4日会议 7月11日会议 7月18日会议 7月25日会议 8月1日会议 8月8日会议 8月15日会议 8月21日会议 8月28日会议 9月5日会议 9月12日会议 9月19日会议 10月3日会议 10月10日会议 10月17日会议 10月31日会议 11月14日会议 11月21日会议 11月28日会议 12月19日会议 12月26日会议 1866年 1月2日会议 1月9日会议 1月16日会议 1月23日会议 1月30日会议 2月6日会议 2月13日会议 2月20日会议 2月27日会议 3月6日会议 3月13日会议 3月20日会议 3月27日会议 4月3日会议 4月10日会议 4月17日会议 4月24日会议 5月1日会议 5月8日会议 5月15日会议 5月22日会议 5月29日会议 6月5日会议 6月12日会议 6月19日会议 6月26日会议 7月3日会议 7月10日会议 7月17日会议 7月24日会议 7月31曰会议 8月7日会议 8月14日会议 8月21日会议 9月18日会议 9月25日会议 10月2日会议 10月9日会议 10月16日会议 10月23日会议 10月30日会议 11月6日会议 11月13日会议 11月20日会议 11月27日会议 12月4日会议 12月11日会议 12月18日会议 1867年 1月1日会议 1月8日会议 1月15日会议 1月29日会议 2月5日会议 2月12日会议 2月19日会议 2月26日会议 3月5日会议 3月12日会议 3月19日会议 3月26日会议 4月2日会议 4月9日会议 4月16日会议 4月23日会议 4月30日会议 5月7日会议 5月14日会议 5月21日会议 5月28日会议 6月4日会议 6月18日会议 6月25日会议 7月2日会议 7月9日会议 7月16日会议 7月23日会议 7月30日会议 8月6日会议 8月13日会议 8月20日会议 8月27日会议 9月17日会议 9月24日会议 10月1日会议 10月8日会议 10月22日会议 10月29日会议 11月5日会议 11月12日会议 11月19日会议 11月20日会议 11月26日会议 12月17日会议 12月31日会议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 （1865年9月25—29日） 9月25日常务委员会与大陆代表联席会议 9月25日代表会议全体会议 9月26日常务委员会与大陆代表联席会议 9月26日代表会议全体会议 9月27日代表会议 9月29日常务委员会与代表们联席会议 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 卡尔·马克思的手稿 给总委员会报告的草稿（1865年1月24日） 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札记（1865年3月4日） 就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给海尔曼·荣克的便函（1865年3月16—18日） 就厄内斯特·琼斯致总委员会会议的信给荣克的简记（1865年3月21日） 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的札记（1865年6月） 所作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6年1月16日） 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不迟于1867年11月26日）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文件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协会临时章程 更正 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 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 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 工业报（有限）公司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与晚会 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晚会节目 告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书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致联合王国工人同志的呼吁书 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 爱尔兰政治犯。乔治·格雷阁下和国际工人协会 警告 各国工人致巴黎大学生、各国大学生和青年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国际工人协会 国际工人协会资产负债表（1865年3月29日至1866年9月1日）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组织条例 法国政府和国际工人协会 波兰茶会和公众大会的节目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致大不列颠矿工和钢铁工人 国际工人协会资产负债表（1866年9月1日至1867年4月23日）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致会员和各附属团体（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英文呼吁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致会员、各附属团体和全体工人（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法文呼吁书） 国际工人协会第三年度报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美国通讯书记的年度报告（1866年9月至1867年8月27日） 1867年8月31日为止的财政年度资产负债表 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 注释 人名索引 报刊索引 插图 1864年11月29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的一页 国际工人协会载有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议程的传单 卡尔·马克思所作的1866年1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1866—1869年记录本第1页（1866年9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 国际工人协会载有纪念波兰1863年起义公众大会节目的传单 记录本的一页（肖和福克斯执笔） 记录本的一页（1867年7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 马克思就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给荣克的便函的一页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 愿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团体的申请书格式 泥水匠协会加入国际的申请书 记录本的一页（1867年7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伊里克·哈桑（ÉricHazan）访问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ïd），200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丹尼尔·本赛德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伊里克·哈桑（ÉricHazan）访问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ïd）2007年 柏林炮兵团志愿兵译 宋自振校 原文链接：‘WhatitmeanstobeMarxist’ 伊里克·哈桑（ÉricHazan）：对于您，今天依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ïd）：我不会说我不再使用这个词了，但我很少说这个词，因为这个词的历史盖过了它的意义，它的内涵盖过了它的指称。这个词已经被用于许多迥然不同的、相互矛盾的事情，以至于它不能再被无辜地使用。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应该说是有一千零一种马克思主义。这种杂多性源于马克思思想自身的矛盾和历史局限。它是一种开放的遗产：正如德里达所说，遗产不是你存放在保险箱里的东西，而取决于继承人的处置方式。 为了理解它，我们需要回到那个坚硬的内核，回到伴随马克思近四十年的主题，从1844年的手稿到他的死亡：“政治经济学批判”。让我们以全球化为例。许多批判性的思想家谈论它是如何运作的——避税天堂、金融投机、世界（包括人的生活）的商品化——但所有这些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马克思的优势在于，他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就预见到了全球化。当他谈到19世纪40年代的无产阶级时，他在谈论谁？圣安托万郊区（FaubourgSaint-Antoine）的橱柜制造商？在自己家里工作的德国珠宝商和裁缝？他从源头上剖析了资本积累的原生机制。今天，有一种永恒的加速感，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所有的空间都被市场逻辑所侵入。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效应，即使技术对它有贡献，而是资本积累的逻辑，为了摆脱自己的阴影，它必须像一个苦行僧一样转得越来越快，以弥补它越来越少的回报。为了理解我们的世界，而不是满足于批评和谴责，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一个起点——但当然不是终点。布罗代尔（Braudel）说，如果我们想终结马克思主义，我们就需要严密监控我们的词汇。马克思思想的元素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日常言语的一部分，即使对于那些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对我来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保有这些理解世界的工具，不是为了保存它们，而是为了让它们重新活起来。这意味着，这个世界不能通过粉饰而变得更好，它必须被改变，而且这一点的紧迫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 德里达在1996年的《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deMarx）中已经察觉到了一种危险，即对马克思进行“学术上”的改造，其思路是：“他是一个强大的思想家，如果他没有涉足政治，他可以得到相当的尊重：他被列入《七星文库》（Pléiade），这已经是不朽的成就了（而列宁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七星文集！），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思想家的万神殿的一部分，但如果他不费心去写巴黎公社就更好了。”但准确地说，在马克思身上，这一点是不可分割的。这使他成为一种全新的知识分子，他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从写作《资本论》到建立实际的组织，即在19世纪60年代呼吁成立第一国际，他全都参与，如果你愿意，这些对他而言就像贴邮票一样。由于这些原因，我再次像德里达一样认为，“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支持他、反对他、配合他，是的，但总归不是“没有他”。当新自由主义者称马克思是19世纪的老古董时，我不得不笑，因为他们自己也回到霍布斯、洛克和托克维尔那里。马克思是一个当代思想家，他的当代性在于资本自身，他是资本的另一个自我。他看到了资本的非人格化的头脑，就像警匪小说中的心理分析师了解连环杀手的头脑和逻辑。今天，这个头脑已经发展了，但为了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我们需要和马克思一起思考。如果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和出于这些原因。 ÉricHazan：你认为青年马克思同《资本论》中更近于经济学家、更为生产主义的马克思之间有区别的说法有依据吗？在我看来，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作品并不共享着相同的语调，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不再发现有19世纪40年代那样的嬉笑怒骂、大胆辛辣。 DanielBensaïd：没有人的思想是从天而降的。马克思，像其他人一样，经历了一个思想形成的过程。最早的时候，马克思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一直到1843—1844年的转折点，直到他在《莱茵报》（RheinischeZeitung）工作时，他还明确拒绝共产主义的标签。然后是这种断裂，正如他所说的，与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旧哲学意识发生断裂：在基本成熟于1843年，于1844年在《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上单独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第一次谈论到无产阶级。 其次，他从一种哲学的，有时甚至是抒情的体裁转向一种批判，这种批判在努力追求其严肃性格的过程中给人以严酷的印象。从事于英国工厂的统计工作，研究再生产模式，并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恩格斯告诉他，《资本论》的第二卷将会是干巴巴的。另一方面，通过第一卷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前几章，我们看到工人如何在市场上出售自己，我们跟随钱袋先生（Mr.Moneybags）出入寓所，或者他关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章节，所有这些文字都非常有诗意。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能与之媲美的少数作品之一应该是普鲁斯特（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InSearchofLostTime）…… ÉricHazan：哦哦，请接着讲。 DanielBensaïd：这似乎很奇怪，但这是同样的结构：对于普鲁斯特，你从玛德琳娜蛋糕（madeleine）开始，而后世界从中开始浮现，从盖尔芒特一方（côtédeGuermantes）到马塞格利兹一方（côtédeMéséglise），如此等等。马克思从商品开始，从我们手头最平淡无奇的东西开始，一支铅笔，一副眼镜——然后从它开始，就像从魔术师的帽子里，出现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一个完整的世界又出现了！而这个循环是完整的：有了一个，我们恢复了时间，有了另一个，在生产、流通和再生产的循环结束时，我们发现资本本身是活生生的肉体，而不再是一具躯壳，发现资本作为现代悲剧的伟大的活生生的主体。但有些人发展了这样的观点，特别是年轻的葛兰西（Gramsci）（以及更晚的奈格里（Negri）），认为有一个反叛和主体性的马克思——特别是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后来这个方面消失了。尽管卡斯托里阿迪斯（Castoriadis）是一个极富文化的人，但他甚至说，在《资本论》中，不再有任何阶级斗争！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在《资本论》上犯这样愚不可及的错误。《资本论》不仅仅是揭开剥削和剩余价值的机制，尽管这在当时很重要，但它更是政治性的，它是批判蒲鲁东的必要的理论支点，表明不可能通过公平的信贷和公正的分配来消除剥削和压迫，必须回要到敲诈勒索剩余价值的源头去。但葛兰西的文章《反〈资本论〉的革命》仍然很有名——主体性的革命，反对冷血的科学，这条路线后来被奈格里在《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继承了。 我不认为你可以用一把剪刀就剪掉一部作品，尤其当它是一个思想家的毕生之作时。有人认为1857—1858年的手稿在文学层面上更加抒情，更加大胆，毕竟这是《资本论》的部分准备材料。而激发义愤和反抗的力量始终存在于《资本论》中，主体性也是这样。尽管激发义愤和反抗的部分所激发起的是理性的和有节制的义愤和反抗，因为只有这样斗争才会更加有效。 在人们的头脑中，对马克思作品的部分保留意见是，他的思想已经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我自己接受过来自斯大林的不朽小册子《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乔治·波利策（GeorgesPolitzer）的《哲学的基本原理》等的培训。另一个原因是法国人缺乏对马克思的了解。196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Grundrisse）还没有被翻译出来，甚至阿尔都塞也不知道它们。但他在《来日方长》（TheFuturelastForever）中声称，当时他只读过《资本论》第一卷，这就相当过分了。正是这种知识的缺乏，在法国导致了对马克思的实证主义化阅读。马克思和奥古斯特·孔德经常被认为是一丘之貉，而对马克思来说，孔德则是一个完全的白痴。在《资本论》全书中，我想只有两个脚注提到孔德，说：“在黑格尔之后三十年，一个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然而，整个法国学术界，至少是所谓的人文科学界，都是孔德主义的天下。埃米尔·利特雷（ÉmileLittré）是孔德的直接继承人，涂尔干（Durkheim）也是如此，这还包括拉维斯（Lavisse）和儒勒·费里（JulesFerry）的历史学，整个学术机构都是实证主义的。而法国的工人运动，至少是它的知识分子部分，也是在这种模式下形成的：除了饶勒斯（Jaurès）和索雷尔（Sorel）之外，其创始人中很少有会德语的人，所以很多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文本……. 因此，人们把马克思误解为一个实证科学家。马克思指出了他所谓的“德国科学”和“英国科学”之间的区别。对他来说，英国科学意味着精确或实证的科学。他对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的进步非常钦佩，有时甚至过分钦佩……。但还有德国的科学，Wissenschaft，它不是法国意义上的“科学”：它是知识的动态运动。在法国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早期的阿尔都塞，即20世纪60年代的阿尔都塞，他的名誉建立在复杂的科学性上，并建立在希望马克思主义也像这样是一门科学，以至于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被他的学术同行承认为严肃的学者，而不是仅仅作为请愿书的签署人，或作为被雇佣的喉舌。因此，他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寻找一个无法追踪的“认识论的断裂”（尽管并不成功）：马克思何时成为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家和哲学家？最后，阿尔都塞揭开了这个秘密：马克思在死前，即1883年，在一篇名为《瓦格纳边注》的小文中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时候了！ 为什么一定要在意识形态的地狱和科学的光明宇宙之间做出彻底的区分？这是为了成为一名法国意义上的科学家。有几个例外，那些明白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个不同的知识概念的人。在西班牙有（ManuelSacristan），在法国有布朗肖（Blanchot）：在《友谊》（L'Amitié）上的一篇题为《马克思的三个概念》（LestroisparolesdeMarx）的短文中，他展示了马克思如何结合三个词；“政治”、“哲学”和这个在法国文化中如此令人不安的“科学”的具体想法。最后，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使马克思和他的一千零一种马克思主义可能从囚禁它们的教条主义正统观念中解放出来。我说一千零一种，因为问题正在于：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杂多性中找到什么来构成它们的统一性，是什么可以让我们把正确的解释和纯粹的误解相区分。
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OutlawCulture:ResistingRepresentations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 〔美〕贝尔·胡克斯（bellhooks） 1994年 201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朱刚、肖腊梅、黄春燕译 译者前言：贝尔的钟声为谁敲响？——谈贝尔·胡克斯的《反抗的文化》 前言：文化革命的心跳 1．赋予阴道以力量：我们不想穿着女装长个阴茎 2．牺牲的祭坛：忆巴斯凯 3．激情与它有何相干？与玛丽－弗朗斯·奥尔德曼的访谈 4．引诱与背叛：《哭泣的游戏》遇见《保镖》 5．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审查 6．谈性：超越男权阳具想象 7．卡米尔·帕利亚：是“黑人”异教徒还是白人殖民者？ 8．反对者的激愤：交火 9．凯蒂·罗伊夫：小小的过头女性主义走了长长的路 10．不再被暴力诱惑 11．帮匪文化——性别歧视和厌女症：谁会接受说唱？ 12．冰块文化：说出真相的强烈共识贝尔·胡克斯和冰块对话录 13．消费文化：被推向市场的黑人下层社会 14．斯皮克·李拍摄《马尔科姆X》：否认黑人的痛苦 15．观看文化，制造文化：对穷人的表征 16．回归黑色：终结内化了的种族主义 17．马尔科姆X:期待已久的女性主义男子气概 18．哥伦布：已成往事，但不能忘记 19．投身女性主义，超越女性主义：只为乐在其中 20．爱就是实践自由
震撼世界的十天<!--.title_page{/*题目样式*/font-size:24pt;font-family:"宋体";color:#000000;font-weight:bold;}.content{/*内容样式*/font-size:12pt;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9{font-size:9pt}.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b1{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2{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震撼世界的十天〔美〕约翰·里德著郭圣铭译卞集校列宁序言俄译本序言著者序言注释和说明第一章背景第二章暴风雨的来临第三章前夜第四章临时政府的垮合第五章勇往直前第六章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第七章革命的前线第八章反革命第九章胜利第十章莫斯科第十一章夺取政权的斗争第十二章农民代表大会附录010203040506070809101112JOHNREEDTENDAYSTHATSHOOKTHEWORLDINTERNATIONALPUBLISHERSCOMPANYNEWYORK1934根据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34年版译出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一版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结束语（卢那察尔斯基，193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结束语 卢那察尔斯基1933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在组织委员会的最近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作了《就苏联戏剧创作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报告。因健康原因我未能参加就该题目所展开的广泛讨论。只是在不久前才看到这次讨论的速记稿。我，作为一个主要报告人，对同志们的发言，没有多少理由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就某些带有一定重要性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其意义并不是要表明我和我的为数寥寥的反对者意见直接相悖，它的意义在于我可以尽量更确切地表明我的想法，特别是在那些我的想法至少为一些人所不完全清楚理解的地方。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毫无疑问，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基本方法，是全体劳动人类和社会主义人类的世界观和实践活动的理所当然的基本方法。这是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要达到的目标，因此，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在生活中随时加以贯彻。 既然是世界观的基本方法，同时又是社会主义人类实践的基本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同样也应该是知识的各个分支的基础，就是说，也应该是一切科学学科的基础，同样，它将照亮、认识、规范五花八门的技术的一切形式，即形形色色的人类技能。当然，这方面，一切人类的艺术都应居首推之列。因此，文学和戏剧创作自然也就勿须多说了。 这个问题在我们中间，即在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人们中间争论不休，简直非常可笑。任何反对“拉普”提出的戏剧创作（或一般文艺创作）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口号的人都无意贬低这一方法本身的意义，或认为作家没有必要研究这一方法。那些提出意见反对这一口号的同志（和我一样）完全另有所指。 任何一个苏联作家，包括苏联剧作家，任何一个有觉悟的苏联公民，都应该建立、深化、把握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从这个观点看，对于每个作家，包括剧作家，对钻研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巨大好处持怀疑态度是非常可笑的。老实说，这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问题不是这么个提法。提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一个作家，包括剧作家，能不能够一面从事自己的事业，搞自己的艺术活动，同时在自己的这一领域内又不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说，不太懂得何谓戏剧创作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在戏剧技巧方面，即在收集素材，理解素材，把素材转变为某种积极的叙述时如何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把这种叙述构思成戏文时又如何具体运用，等等。 斯捷兹基同志就在不久前郑重其事地提请大家注意一件可笑的、无意中滥用这一概念的现象；[1]此事系我们一些果断有余而慎重不足的年轻同志之所为。他们找到不同专业的医生（精神病医生、外科医生、眼科医生），找了各种专家——农艺师、化学家等等，向他们提出任务，要他们立即把自己学科的理论基础改变成辩证唯物主义，并且用这种方法来阐释他们的实践活动。 对于这种要求，理论上只能有两种答案。一种人会说“得了，收起您那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吧。它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它顶多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能起某种作用，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自然科学或技术，它完全用不上。” 这样的回答可能我们经常听到。不用说，这种回答是极其错误的，它的出发点常常不是出于对事物本身的了解，而是由于小资产阶级对新的，正在节节胜利的世界的厌恶情绪。 不，辩证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同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无一例外，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毫无疑问，它对自然科学的各种实践将会带来比迄今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的新的东西。 另一种回答则是一种过于仓猝的愿望，即把我们还只是刚刚着手要确立的立场当成是已经取得的东西了。其实，如果那些严肃的学者，即斯捷兹基同志提到的我们那些年轻同志一定要人家改变理论基础的那些严肃的学者，请这些年轻人具体说一说在解剖学或生理学方面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是个什么情况，或者问他们如何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实际操作这项或那项手术，那么所得到的回答则往往是惊人的轻率和难以想象的肤浅，这种回答无疑在严重败坏我们整个的伟大理论。他们会提出一些可怜的假说，想方设法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专门术语，皮毛地移植到他们所根本不了解的领域之中。 对于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它尚未成功进入的知识和实践的各个不同方面的问题，他们的这种回答，恐怕要比对这一方法的全部意义闭目塞听、顽固守旧更加有害。 以上所谈同样适用于包括戏剧创作在内的文学艺术领域。 现在有谁能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文学理论或戏剧创作理论？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剧作家，是如何在全面、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种理论时听命于某种清规戒律大全呢？ 我们没有这样的书。我们有一些著作，它们分别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探讨文学史，探讨文学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等问题。如果我们对作家、剧作家说，只要他们没有弄通如何在工作中运用辩证法就不准他们进行创作，那样我们就会使他们的创作能力处于瘫痪状态。请想一想我在报告中引用的关于“癞蛤蟆和快腿子”的故事吧。 相反，随着社会主义戏剧创作（包括整个文学）的逐渐成熟，我们从它们建立的实践本身和对其作品的仔细分析中才能够作出理论结论，从而在充分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情况下，逐步地、谨慎地、有根有据地去创立文学实践的理论（包括戏剧实践的理论）。 对于当前这段时期，文学（包括戏剧）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我们应该行动的出发点，不是我们已经取得的某种成绩的基点。举例说，即使我们真的很好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至少说，我们在确定辩证唯物主义在艺术领域（包括文学领域）的特殊运用方面几乎还什么也没有做。 对于我们建设事业的朋友和同事的作家来说，把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就已经足够了。他们的任务就是细心地研究生活，用生活中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原则的目光来研究生活，而这些社会主义的精神原则正在逐渐压倒陈旧的生活方式。 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如果他完全投身于观察周围生活的这个方面，用鲜明的形象加以反映，就一定能表现出这一斗争的全部紧张激烈性和危险性，同时也能够表现出社会主义精神原则战胜国内、特别是国外力量异常强大的敌人的情况；这样的作家一定能够把这一切刻画得生动具体，令人信服，把说明这一宏伟进程的典型事例写得栩栩如生，从而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样一来，他便能够提供出非常好的材料，使批评家、理论家根据这些材料能够越来越明确地制定出我们新的、作家的技术规程，特别是戏剧创作的技术规程。 我觉得，我现在的思想是完全明确的，它已经不可能再使我继续犹豫不定了。 剧作家和舞台 我在报告中强调一个思想，即剧作家在剧院应起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正是表现于所谓戏剧脚本的文艺作品中的剧作家的思想感情，应该成为剧目的基础，它应当尽可能地不要走样，就是说，应当用舞台的形式尽可能充分有效地体现这一内容。在这一看法基础上发生的某些误会，产生于含义不完全确切的专门术语，兴许（这我已不记得了）我在自己的报告中也犯有这个毛病。当然，应该谈的不是剧作家和剧院之间的某种对立，好像他们是两个格格不入的对应体似的。应该谈的是统一的剧院，是剧院内部两种理应完全谐调的因素，即剧作家和舞台。 关于无产阶级风格的多样性 “风格”一词并没有一个完全准确的确定的含义，全欧洲艺术理论文献中是这样，我国艺术理论文献中也是这样。然而，我非常反对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当做风格加以界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流派，它将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它本身就可能代表社会主义人类的艺术形式，即所谓真正人类艺术的最终、最高的形式），但是，像现实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这样的流派，它们各自又包含着五花八门的流派。 这里我不是指风格的某种特殊分流。法国人说：“风格即人。”这话说得相当正确，每一位当之无愧的作家都有自己独到的风格。此外，可以说，同一个作家，在自己创作的不同时期，可能有几种风格。可以说，每一部重大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同样，我们还遇到过这样的观点，认为一部作品可以用几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写成，它们彼此排斥，互不相容或者相反，把几种不同的风格人为地连结在一起。 现在，我把这种对风格的分别的理解和高度分析的理解搁置一边。毋庸置疑，“风格”一词意味着艺术作品的观念本身特点（即它的思想、形象）和把它同其他一些作品连结在一起的形式的某种总和，因而也是艺术作品一定群体最具特色的、能够将其连结起来的、我们认为是同一种风格特点的总和。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如果持续数十年，有时甚至数百年的大的流派，重要的人际团体，它们完全可以在自身内保留几种明显不同的风格（这种情况不仅在“风格”含义明确的建筑业有，而且其它艺术中，包括文学中也有），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恰恰必须以风格多样为前提，必须要求风格上的这种多样化。风格多样化直接源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我现在不可能更详细地阐述这一观点，展开这一命题。这事最近我会做的。现在我只谈谈这一观点本身：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流派、学派和时代的作家，包括剧作家，是能够创造出自己的、风格迥异的作品的。也许会有这样的情况：同一个作家，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风格，然而这些风格并未超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界限；正像我们所约定的那样。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人称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精神的某些类别。 从这个观点看，像基尔尚同志那样，他在发表于《公报》上的《戏剧创作要站在前列》[2]的长文中愤愤不平地强调一定要把苏联剧作家分为“我们”和“你们”，分成什么“革新派”和“保守派”，他的这种做法就显得有些可笑了，当仔细看过这两种风格（革新与保守）的基本分歧所在之后，事情显得就更加可笑了，因为问题好像只在于“保守派”分幕写作，至少是力求分幕写作，而“革新派”则不要分幕。还有其他一些纯偶然性的特点，例如，让大批群众走上舞台，或者相反，只让少数个别几个人物上台，等等。 这都是些细微末节的小事情。谁愿意深入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就应该把艺术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定义作为出发点，因为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方面要求生活本身、生活本来的样子作为自己的客体；另一方面，则要求现实主义艺术家不能是奴隶式的照相师和“自然主义者”，他应该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用所谓剔除、淘汰系列不必要的细节的办法，突出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特点。 由此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艺术的现实主义的框架内，我们将拥有一个巨大的阶梯一一它起自与现实主义几乎相毗邻的艺术（例如表现某一特定个性如何从完全具体的物质环境，即他周围的环境，拓展开来，并与之溶为一体；这种手法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化为止。 关于现实主义的这一级差序列，我们还有机会更详细地讨论；它产生于这种序列自身的实质，但它本身却能够规定种类相当不同的风格。 党在处理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时，从不站出来规定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的风格，甚至也不会预言某种风格将来一定成为绝无仅有的一种。 总之，即使是在这里，我们也还不是站在道路的终点，而是站在它的起点。我们还不到这样的程度，即现在就能够在理论上确定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风格，然后对其忠贞不渝，言听计从，而对错误的风格则予以遏制或惩罚。我们应当在风格探索方面为我们的剧作家（包括作家）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然后从他们的探索、成功和失败中总结出我们社会主义艺术创作的基本风格标准。在这方面互相责骂是绝对不应该和不必要的。如果基尔尚同志真的相信他掌握了某种真正的风格，那就请他用自己的作品来证明吧。如果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围内能够用不同的方法，因而确定几种创作风格，创作出上乘佳作来，那么我们只能为此感到高兴。凡是确实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真正实质的人在这一点上不仅不会感到任何意外，而且相反，他们定能看出某种不能不从目前社会-艺术状况中引出的某种结果。 同样，基尔尚同志由于“革新派”想从西方寻求什么而表现出来很大的不满，我认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很难想像有不为苏联文学感到自豪，不知道我们比西方的宝藏更多，通向未来的道路比西方更宽广的苏联作家。但这距离同西方隔绝开来，按照格里鲍耶多夫的方式返回到某种史前时期中国“对域外人的聪明的无知”[3]还很远很远。 毋庸讳言，资产阶级的艺术变得腐朽了，有价值的东西很少，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但须知西方也有革命的艺术，有无产阶级的艺术和极为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它的创造者——先锋派——越来越有力地转向我们。我认为，从罗曼·罗兰、多斯·帕索斯、奥尼尔的戏剧创作中，[4]大概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创作中，我们现在能够找到，将来也会找到不少对我们自己的创作大有裨益的东西。[5]我们的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组织不是白吃饭的。[6]我们打算建立某种广泛的艺术国际，真中不仅包括经过考验的共产党人和思想成熟的无产者，而且包括正在向这种状态过渡的人和革命的、反资产阶级的作家。在国际内部，我们欢迎各种各样的相互帮助和相互影响。 在标准上要尽量少发生一些短路。少搞一些尚不成熟的条条框框。少来一些诗人间的滑稽争论（特列捷亚科夫斯基和苏玛罗科夫式的争吵）——“谁的韵味更佳”。多一点自由创作——在党所指定的极具广阔而又相当明确的范围内——它不仅适用于党内作家，对一切希望积极促进社会主义胜利的作家都适用。 于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舞台能不能开拓新的创作道路，剧作家是否应该跟着舞台所谓亦步亦趋，以舞台的新“成就”的需要为需要，提供文学素材，还是相反，社会意识在反映新的生活方式时，透过新的戏剧作品，对舞台提出新的要求，规范舞台的方法。 我认为，在空洞无物的文化中，只要没有停滞不前，艺术的任何进步都带有形式上的性质，因为在那里，在社会的内部，就是说，社会的整个机体没有发生多少新的重要的变化过程。很自然，在戏剧领域，布景师、导演、演员，为了引起观众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寻找新的笑料，寻找新的从未有过的效果。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特别是因为再也找不到真正新的素材了，而观众则百无聊赖，他们到剧院去纯粹是为了消遣。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任何舞台革新都成了唯一的救急手段，没有它，剧院就会空无一人。 这种情况我们在西欧大都能够看到。 如果社会生活的变化过程紧张剧烈，激动人心，人们全神贯注地希望具体了解这些变化的过程，了解是哪些力量在斗争，哪些力量在胜利，通过爱与恨，深入体验自己对这些意义重大的变化过程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自然会涌现出一批批的剧作家，他们努力地思考，赋予这些重要的社会现象以观众所需要的形式，使他们有所领悟，从而有力地影响他们，为完成新的任务而教育他们，指明新的道路，为解决有关的社会问题而加强他们这方面的重要感情。这时，很显然，这样的戏剧创作将会向舞台——导演、演员、布景师——提出种种新的、非常复杂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舞台靠原有的方法恐怕已经不能坐享其成，高枕无忧了。显然，它不得不继续寻求新的舞台表现手段。即使是旧的舞台语言有足够的兼容量，能够容纳所有这些新的内容，那么其重点至少也要放在这种内容的不断更新上。比方说，马克思在语文学方面不是德语的革新者，但是这一点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用这种与当时其他一流学者和政论家稍稍不同的德语道出了全新的内容。 在艺术中，形式和内容自然更是密不可分。可以想象，新的戏剧内容在一定时候也是可以用旧形式表达的。然而我认为，我国社会生活的蓬勃发展势必会导致舞台形式的丰富与扩大。但这里重要的是，这种丰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观众也不吃这一套——而是生活本身提出的任务。 我想，我关于戏剧创作高于舞台演出的基本思想在这里是非常清楚的。我只想补充一句，我决不鼓励戏剧创作的夜郎自大作风，因为它会使剧作家要么突发奇想，认为他无须认真琢磨已伟大而复杂的工具——舞台，要么他可能以老爷自居，把自己的要求推给“执行者”。这当然是异想天开，也很不文明。剧本一旦写好，被剧院接受。下一步就是大家认真合作的过程，其结果应当是团结所有的人，同心同德，推出自己的最终成果——一台令人难忘的戏。 [1]伊万·斯捷兹基（1893-1939），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1929年起主管俄共（布）中央的文化与宣传工作。 [2]B.基尔尚的文章刊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公报》，1935年4月20日第104期上。 [3]见格里鲍耶多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3幕第22场 [4]多斯·帕索斯（1896-1970）美国作家，20年代“迷惘的一代”的代表。 奥尼尔（1888-1953），美国剧作家。 [5]20年代卢那察尔斯基写过关于罗曼·罗兰的剧本《爱与死的较量》（1925），奥尼尔的剧本《安娜·克里斯蒂》（1922）、《毛猿》（1922、《榆树下的欲望》（1925）的文章，1933年他还与人合作翻译和改编过罗曼·罗兰的剧本《总有到来的时候》。 [6]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是革命作家的一个国际性联合组织。卢那察尔斯基积极参加了这个组织的筹建和工作，领导过1924年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学国际联络局的工作。关于该局的工作，卢那察尔斯基1925年1月9日在无产阶级作家第一次全苏大会上作过报告。1927年，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作家第一次国际大会。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卢那察尔斯基，193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卢那察尔斯基1933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那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在一切时代，文学的任务就是把自己所表现的那个阶级组织起来。即使自称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尽管它想方设法与一切政治的、宗教的或其他文化-生活的目的划清界限，可实际上它仍然在为这些目的服务，因为所谓的纯文学，也是对推出这种文学的阶级的特定状况的特定反映。 年轻有为的阶级面对的是改造整个社会的任务，它们采用人一定能够征服自然的新的方法——倾向于现实主义。这是容易明白的：它们必须把握周围的事物，审时度势；它们必须准确地了解自己，了解自然，了解敌视它们的社会力量和它们需要为之奋斗的胜利成果。 资产阶级年轻的时候在各种艺术门类中也喜爱现实主义。但是资产阶级的好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实主义在这个阶级发展的不同阶段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最初是进步的现实主义：资产阶级的讽刺作家嘲笑上层阶级，他们维护资产阶级的“德行”，赋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鲜明响亮的形式，竭力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变为追随资产阶级的所有被压迫群众的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年轻的时代已经过去。接着来到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现实主义者。这些人只不过是单纯地对周围事物进行一些观察，简单勾勒一些鲜明的现实生活图画，但是这些图画生动有趣，极富表现力，尽管这些现实主义第二阶段的伟大代表们（例如巴尔扎克或狄更斯）还不太清楚要把社会带往何处，向哪里引导，也分不清他们真正的敌人在什么地方，甚至自己究竟为什么人写作也不甚了了。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他们好像是在服务于某种艺术真实，而且对周围现实生活的描绘令人惊叹不已，有时从中能够得出意义极为深远的结论。 不管事情有多么奇怪，但是客观地说，他们服务的最大受益者是无产阶级，自然，不是当时尚处于不发达状态的无产阶级，而是后来时期的无产阶级；他们可以从这些现实主义者那里搬取武器，充实自己的军械库。 接下去我们看到的是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时候小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者对现实开始感副心灰意懒，大失所望自；他们觉得现实是丑恶的，令人憎恨。贫困恶劣的社会制度甚至对自然和宇宙都投下了自己的阴影，悲观现实主义（福楼拜就是最好的例子）开始发展起来。 自然主义距离这里也就不远了，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规律描写周围社会，什么也不号召，任何药方也不开，对一切都极其淡漠，冷眼旁观。左拉的本意就是希望这样来描写。但是，众所周知，他没有坚持好自己的这个角色。这里，愤怒或悲痛使其初衷摧折，功败垂成，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冷眼旁观的照相式描写仍被认为是一种良好的鉴赏趣味。 德国也经历了现实主义的这一阶段（年轻时候的豪普特曼、阿尔诺·霍尔茨等人）。[1] 有一个时期，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文学向德国的工人阶级涌来，《前进报》等报刊的文艺副刊上铺天盖地，比比皆是。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在布列斯拉弗尔），工人们曾经表示抗议。这种文学描写的全是贫困、疾病、愚昧、种种弊端，没有任何出路，也没有任何希望，完全不对工人们的胃口。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当时梅林不无骄傲地说，[3]代表大会就敏感的艺术问题开了好几次讨论会。[4] 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目前在我们苏联是反动的。因为它观察事物的态度是静止的，它描写事物时是什么就是什么，从不考虑它们在现实推动下所发生的强劲发展过程，根本不想作为积极的力量参加到这个过程中去；这样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者，在我们这里当然只能是一名怨天尤人者和反动分子了。 因为，不言而喻，我们的建设工地上还有很多未尽事宜要做，各种不尽如人意乃至很不像话的事情，各种令人伤心的细节，随处可见。对于这些现象，艺术家绝对不能三缄其口，保持沉默，但是，当他面对这些现象，把它们当作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作应该克服、实际上也正在克服的现象来对待时，得出的是一种结论，然而如果把这些事例看作是某种具有独立意义的现象，那他就会批评我们的整个斗争，谴责我们整个的建设事业。这是不言自明的事。 以上所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有着深刻的区别。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本人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不是在单纯地认识世界，而是在努力改造世界。他认识世界就是为了进行各种改造，所以，在他的所有的画面上有一种诸位一下子就能感觉到的独特的烙印。他知道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的，它们总是通过矛盾而发展，因此他能首先感觉到这种脉搏，这种时代的飞奔。 况且，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他知道哪儿是善，哪儿是恶，知道哪些是阻碍运动发展的力量。这一切给每一个艺术形象带来了由表及里、表里如一的全新的阐释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它自己的特殊的题材，因为对于它来说，重要的恰恰是跟我们生活的中心过程一一用社会主义精神进行全面改造的斗争——或多或少有直接关系的东西。由此可见，这样的作家本身就应该具有某些特点（它们尚未完全表现出来），他们的作品的体裁也应该是新颖的，不落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窠臼。 我们已经有了这种类型的目标明确、态度积极、思想辩证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佳作。这样的作品，如高尔基的优秀纪事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第三部已经问世。诚然，小说写的是不久以前的往事，不是当前的事情，但是他描写了各种社会力量毁灭前的情况，表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钢铁种子是如何苗壮成长的。 肖洛霍夫最近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也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它的人物形象真实可信，而且具有高度的意志力，和蔼可亲，善解人意，洋溢着作者投身当前事件的极大热情。 我们在诗歌领域同样有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优秀代表人物：有已经故去的马雅可夫斯基，还有别济缅斯基等人。 不过这里可能有人要问我：这在一定意义上能不能说是浪漫主义风格，既然我们的现实主义者不是在简单地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描写周围的现实，而是把自己主观的精神加了进去，这算不算是对浪漫主义的某种倾斜。所言极是。无怪乎高尔基曾多次说过，文学应该高于现实；认识现实，这本身恰恰是为了把握现实，于是他干脆把这种通过艺术反映对现实的战斗的、劳动的把握称为浪漫主义风格。[5] 然而，我们的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浪漫主义参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它和无动于衷的记录式描写的区别。它是现实主义加上热情；现实主义加上战斗精神。当这种热情，这种战斗精神居优势的时候，比如说，为了达到讽刺的目的，我们采用了夸张或漫画手法，或者是我们在描写我们实际尚不大清楚的未来情景，再不就是我们在塑造一个生活中尚未定型的人物典型，我们把他的形象塑造得非常高大，把他当作我们的楷模，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当然是让浪漫主义因素占上风了。 然而这丝毫不能把我们的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混为一谈。 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产生于对现实的不满，它没有任何改造现实的纲领，也不希望去推翻打倒它。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所以它不是带有纯艺术的特点（苟安于美的王国），就是带些想入非非的宗教神秘特点或悲痛欲绝、失魂落魄的特点。 诚然，年轻的资产阶级曾经有过比较好的浪漫主义形式。它们在于说明年轻的资产阶级把自己的纲领、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饰以某种幻想。而且资产阶级的优秀人物完全没有撒谎，他们真诚自然，相信自己的伟大使命。此外，为加重色彩，他们常常从过去，从被认为是顶峰的人类生活的制高点汲取营养，比如，从古代世界，从中世纪或者更早一些——从圣经时代汲取营养。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运动完全不需要用这种旧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但是他们立刻又指出，如果社会主义运动需要展示自己的光彩，它将不是因袭过去，而是从未来为自己借取服装。[6]这种从未来借取服装的作法完全不是诉诸于幻想。 关键就在这里，我们的艺术同样也不满足于现实，这也是它和浪漫主义非常亲近的原因。但是，它在不满足于现实的同时，寄希望于改造现实；它知道自己能够改造它。那个时时都令人心醉神迷，个个都企盼到那里休养生息的国度，它就是未来。 不是像谢德林讽刺的那样去单纯“追求未来美满和谐的享受”，而是那种实现我们正为之奠定基础的伟大计划的理想；关于这个计划，列宁说过：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这种想象力的共产党员会是一名真正优秀的党员。 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基本原则的大致特点，也是目前已经具有相当明确形式的那个流派的最基本原则的大致特点。当然，还需要一些时间，使这一流派的内部整合得更严实一些，使无产阶级的风格及其惯有的体裁得到落实，使属于这一流派的题材的充实与圆满得到有力的实施与兑现。这正是我们的文学要做的工作（也是我们所有其他艺术形式要做的工作）们将怀着激动的心情，关注着这项工作最近期间的逐步开展。 [1]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他的第一个剧本《日出之前》首演成功，轰动柏林，成为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作。以后他的剧作相继问世。19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阿尔诺·霍尔茨（1863-1929），德国作家，柏林自然主义作家团体“突破”的成员，创作不少自然主义的诗歌、小说、剧本，19世纪末，成了自然主义的理论家，著有《艺术的本质及其规律》（1892），认为“艺术的趋向就是自然”，并说这是艺术的科学规律，而从亚里士多德到泰纳所宣扬的美学理论全是“伪科学”，应该统统抛弃。 [2]这场发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争论不在布列斯拉弗尔，而是在戈塔，时间是1896年，是因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1933年间的机关报《前进报》的文艺周刊《新世界》引起的。有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了这份周刊。代表们谈到，工人们对周刊发表的小说内容非常不满，要求阐明党的一些重要问题，引导人们去参加斗争，而不要一味描写无产者艰难贫困的生活。李卜克内西、倍倍尔都参加了讨论。——原编者注 [3]梅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左翼领导人，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4]在戈塔党代会上谈到这一点的不是梅林，而是党的执委会主席辛格尔（1844-1911）。 [5]见《高尔基文集》（30卷集），俄文版，第26卷，第420页。 [6]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603-604页。
艺术史中的社会学因素和病理学因素（卢那察尔斯基，193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艺术史中的社会学因素和病理学因素 卢那察尔斯基1930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导言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题目非常广泛，相对来说，也很新颖。我打算对某些因素的相互关系尽量作一些说明；在我看来，这些因素正在主导着，甚至完全决定着我们的文学，那就是社会学因素和远未引起人们注意，甚至还存有争议的病理学因素。直说了吧，我的任务是：在不否认病理学现象对某些文学作品的影响的情况下，把病理学溶化于社会学之中。 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许多作家精神上有病，最后往往完全发疯——住进医院；这种疯狂，病情轻一些的，是严重心理变态，其根源是不良的遗传性和机体解剖心理学上的种种变化；这种疯病和严重的心理变态在他们的文学活动上是有所反映的，甚至常常反映在那些跻身于杰作之列的作品上。结果是：生物学因素好像闯入了文艺学的领域，同认为文学和一切意识形态都是由纯社会原因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矛盾。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证明我们总的方法的正确性——包括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但是我们证明的方法不应该是粗暴的，庸俗化的——说我们根本不想了解任何病理学因素，也不是简单地断言——说文学中的一切都是纯社会现象。相反，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把问题摆在自己面前：怎样才能把文学史上实际遇到的病理学影响及其所带来的畸形怪胎，同任何作品的社会学动因和制约性结合起来；怎么能够断定某一部作品完全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甚至置精神病专家从该文学现象中看到的确定无疑的临床特征于不顾。另一种态度可能就是驼鸟政策，用这种态度是无法创造出真正包容一切的理论的。这里有困难。这个困难我看是可以克服的：把病理学完全溶化于社会学因素之中就能解决这一困难。但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采取相当慎重和深思熟虑的方法。 一项研究工作完成后可以做一个报告。比如，如果我完成了关于文学的病理学因素及其社会学意义的问题的研究，带着最后的成果来到这里，这样，无论是对于你们还是对于我，都是一件很好的事。然而，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相反，这项工作刚一开始我就到你们这里来了。我指出一定的道路，指出源于我们总的方法的特定的局部的方法；我通过一则实例检验了这个方法，我认为这个例子在这方面恰好非常能说明问题，并且认为我是站在正确的道路之上。我想，我能够把这一研究工作进行到底。当然，我的工作遇到的合悖（即使不是直接的，间接的也好）的气氛越浓，它就越能成功。我希望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家的重要工作中也能占一席之地，希望人们思考这些问题，谈论这些问题。这里要进行的讨论应该是这种研讨的开端。[1] 我的报告在很多方面还一种假定。我提出了一定的建议。你们的事情是对这些建议进行考量、检验，给我提出意见，我将非常乐意听取。 虽然我今天的报告只是我工作的开始，但它却相当的长。不过，未必会有人嫌报告太长，也未必会指责它枯燥无味。 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尽量把问题本身提出来，通过预先的、假定的程序，指出哪条按我的意见为解决这里提出的问题应该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道路。第二部分我想谈的是专门有关荷尔德林这位上个世纪初德国伟大诗人的，[2]因为这是全世界文学的一个最惊人的例子，他把两个方面辛辣地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诗人时代特定社会集团的社会感受的极其鲜明的反映，另一方面则是诗人的典型精神分裂症的显而易见的临床症状。他得这个病非常之早——三十岁时就非常典型了。我觉得这个人极其合适，何况我们还有关于他的大量文献资料。这里有社会学家们的言论——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也是社会学方法的拥护者——如文德尔班、狄尔泰等。[3]此外，文献中有荷尔德林的同时代人，非常了解他的席勒和黑格尔的精辟评语——很有教益的评语。同时还有大量精神病学方面的材料。这里还应该补充的是，神秘主义者也想把荷尔德林抓住，然后按照自己的胃口对他进行解释。对于这些企图解释荷尔德林创作的种种尝试，我在报告的第三部分中自有评述。 由于这种种情况，我们有了今天可供认真分析的大量材料。 一 文学中的病理学现象，决不能和诸如工程艺术中的病理学问题同日而语。工程师也可能患精神病。但是，大致他的精神失常只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失去制造机器或建造房屋的可能，理由很简单：这是一种非常客观的职业，需要高度健全的思维。可是一位精神失常的作家则可能获得很大的成就，他的病不仅没有妨碍他，而且还多亏了他的这种疯病，当然，这要有一定的条件。在其他艺术领域里——比如说，在绘画领域——同样有许多呈良性反应的病态创作现象。其实，在远古时期，艺术家和诗人必定得是病态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病态型的人才被宣布为诗人。这种事实的痕迹，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中都有。举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闪米特人的作品最初只是口头传说，[4]后来才收集在古籍中，传到如今；圣经里说，诗人是先知先觉，是“上神附体的人”。至今乌克兰语中对精神失常的人还保留着这样的称谓：“神人”，即深受神的影响的人（同样还有很好的例子：在有些民族那里，某些传统概念是口头语言从远古时代传下来的）。任何呆傻人员，各种躁狂症患者，总之，一切患有不同类型神经错乱症的人。他们的言谈有些莫名其妙，难以理解——或低于一般人的言语能力，或高于中等人的理解水平——这种现象常常被视为非同寻常，表明和上界有所联系。一般疯疯癫癫、傻里傻气的人到处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尽管他们恰恰是人类的低级类型。不过，慢慢地，他们被筛选出去了，被人遗忘了；但是人类的高级类型，灵感独存者（附带说一句，灵感与轻度癫痫，而有时候干脆与癫痫有许多共同之处，古代认为癫痫是一种“神病”）被看成是先知先觉，不仅在文学中作用巨大，在社会运动中的影响也非同小可。直达神意的先知先觉（经师）和圆梦的先知作用是尽人皆知的。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文化层次中举出这样的例子：女巫或诸如此类的占卜算命，俄耳甫斯教派诗人的合辙押韵的格言警句或男女祭司们的种种预言，都是古希腊的一种主要显赫的文化势力；在古罗马文学中，诗人被直接称为“瓦戴斯”，即预言家，代言人——另外某种非人力量的代言人，等等。 总之，我们到处都能看到文学家当初都是病态型的痕迹。最初，要想成为文学家（至少是抒情诗人和叙事诗人），必须要有点并不总能提高精神活动的确定无疑的疾病。至今有时还是这样。 首先，如果我们考虑某些心理和心理结构的恃点（这些特点常常伴随一些艺术才华）——这就跟，比方说，特定的矸石包围着某种宝石和金属一样——我们就会发现，要想象一个根本没有高度感受能力的艺术家是极其困难的。很难想象一个被认为是艺术家的人，即一个恰恰在这方面出类拔萃。高于自己的观众、听众、公众等平庸之辈的人，会没有高度的敏感性。艺术才能这一事实本身说明神经的敏锐细微，说明他易于接受各种各样环境的影响，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环境方面的震动。因为对于环境（既包括社会方面，也包括自然方面），我们远不是都能完全适应的。 同样，不言而喻，艺术家不仅应该有强烈的感受力，而且还应该是容易冲动的人：否则他可能感受颇多，但就是没有把自己的感受传递给他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外向交往型的性格，痛了就喊，高兴了就叫，干脆爽快。就是说，这种人的感情很不稳定，外界影响对他的触动很大，而且很深，能引起内心巨大的反应，立刻就想以一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因为不然就不称其为社会名士派艺人了，谁还知道他是艺术家）表现出来，成为艺术作品，最初可能表现为舞蹈、格言、疯疯癫癫的歌唱，而后才慢慢成为一卷卷的故事。 所有这些艺术家几乎必备的特点，已经在证明某种心理失衡了。此外——请在座的选择这个专业的同志们不要见怪——选择艺术这个专业的人不可能是完全正常的。这一点毫不可笑。我这就说明为什么。一切当父亲的，所有“品德高尚的父辈们”在各自的传记中——确有其事的或艺术家自己杜撰的——通常对想成为诗人或画家的孩子们的愿望都有一种恐惧心理，并千方百计地规劝他们：“找个正事干吧！”确实，只有在很少情况下，艺术不仅能够养活业者，而且还能使他发财致富。在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家注定只能过所谓“流浪者”的日子，即茨冈人的生活。流浪者之所以叫做流浪者，是因为他们为现实社会所遗弃，他们生活在所谓现实社会的孔穴里。就像茨冈人生活在“破旧的帐篷里”，[5]游荡于人世各城市和乡村之间一样，这些流浪者行踪无定，过的是与众不同的游牧式的生活，虽然充满了诗情画意。某个阿乐哥找到他们，向某一位真妃儿大献殷勤，但这些人毕竟是另一个阶层。虽说这里五光十色，很富吸引力，但就社会性而言，他们同社会的其他阶层是格格不入的。当然，有整个家族、子孙后代一直步先辈艺术家的后尘的。但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艺术家大都来自精神多少有些失调、情绪颓废的无业游民，有时来自破产的农民，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或经商的市民，来自知识分子，有时来自没落的贵族阶层，等等。总之，来自一切在先前的环境中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然后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终于决定迈出在健全人看来是冒险而轻率的一步——选择写诗或绘画为专业的群体，当然，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流浪者。他们许多人以他们的才能或灵感作起交易来很有头脑，是艺术领域中杰出的企业家。但是应该说，这种经办事务的技能很少和在艺术史上能够留下显著痕迹的真正天才联系起来，大多数情况是：这些异常聪慧、敏感、性格外向的人，从生活的意义上说，都是流浪者和精神失常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职业领域常常发生严重的，往往是病态的、带有临床症状的破坏平衡的事而不必大惊小怪的缘故。例如，俄国文学中就有许多一般说应该认为是病态人物的杰出作家。 就在不久以前，有人说，好像普希金本人就是光明，就是春天。他天性严整，坚强，是一座伊奥尼亚柱型的大理石纪念柱。但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即使普希金也曾为自己内心的深刻矛盾所苦恼，他赖以生存的社会力量在经受着旧宗族世系从中等地主阶层迅速蜕化的过程，他经受了俄国从贵族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发展的过渡时期，经受了自己本身从正统贵族的行列向以写作为生的作家队伍的过渡时期；这是那么地充满病态和惊骇，以至现在我们倾向于认为普希金是一位悲剧性诗人。因此，我们认为，这些成为诗人过早死去的间接原因的悲剧性感受，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普希金作为自我保护的、希腊化时代的清新明快的作品。大家知道，普希金笔下的“发疯”一词往往是指他决心要与横行肆虐的恶势力全力斗争的一贯想法，他在自己著名的《千万别让我发疯》中表达了这种危险的全部尖锐性，他就是从这一方面亲身感受到这一点的。 目前我们所描绘的莱蒙托夫，要比以前我们心目中的莱蒙托夫更像普希金，更接近普希金。他为同样的分裂所苦恼。这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旧制度同生活中新萌芽的尖锐矛盾造成的，而这种新的萌芽，归根结底，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诞生与发展。 果戈理开始自觉生活时好像完全是个令人羡慕的幽默风趣的健康人，最后落得精神完全分裂，原因是他既要经常为俄国的政治现实进行自我辩解，又要为自己无力与这个现实展开斗争而自我开脱。 同样也完全可以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的基本秘密。这位作家的几乎全部活动都是在没完没了地试图为他和生活的黑暗势力所结下的机会主义的联盟作辩解，为自己内心抗争的转向变节，为自己在强大的思势力面前的退缩作自我辩解，因为他感到这种黑暗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摧毁的。 我认为，就是被列宁公正地视为农民老爷和独特革命者——愚钝的托尔斯泰——的“勿抗恶”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好像暴力终归消除不了恶；明知是恶，但是它势力强大，托尔泰不相信对恶进行直接攻击会有什么好处，可是他又不愿与之妥协，而竭力想创造一定的保护性适应能力，以保证他能够生活，能够尊重自己，甚至能够自认为是生活的导师。 这些有助于自我辩护的立场的探求，我们在各种场合下都能够看到：有人在回避自己作为艺术家所觉察到的和作为艺术家与生活的导师实际上应该完全解决的生活基本矛盾。这种专门为了心理适应而为错误的社会立场进行辩解的苦心探求（所有这些作家都在千方百计地为上述心理适应创造一套套的理论，一批批的形象）造成了他们在精神上的痛苦感受，这种感受完全歪曲了他们的思想和艺术创作由以发展的正常途径；如果说他们不是表现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新因素的人，那么他们干可以完全抛开或者忍受这一切矛盾，就像某个普通死硬派地主或旧的商业资本的顽固代表那样。 当然，无怪乎在戈列勃·乌斯宾斯基这样深刻而富有才能的作家的变态心理中，[6]同样的社会原因也能够得到反应。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他的病的临床症状，我们立刻就能够发现我们应该承认的乌斯宾斯基的基本意思——知识分子对苦难中的人民的责任（民粹派的基调）、革命责任心的经常增长、良心的不断责备——我自己是否尽到了责任？知识分子是刚刚出现的民主势力的爱民代表，他们这种病态的，但同时又理所当然深受尊敬的立场，有可能站到社会主义民主一边，也有可能站到资产阶级民主一边。 当然，在这种痛苦的基础上，只能产生诸如列昂厄德·安德列耶夫和赫列勃尼科夫这样有意思的作家，[7]后者至今还无人从这方面研究过。[8] 在欧洲文学中，我们同样能够举出大量病态型人物：密茨凯维奇、莫泊桑、波德莱尔——这些人全是病态的——最后死于精神病的作家；他们的精神病在灾难性的发作前很长一段时期内无疑对他们的作品投下了自己的阴影。这一切现象应该从社会方面去寻找原因，用社会学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说明，因此，我再说一遍，简单地无视病理学因素，是无法作出这种说明的。 由此可见，不能认为我们常见的卓越的作家天才和心理变态乃至精神病的结合，是一种偶然现象。对这种现象有两种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的唯物主义——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和医生的原始的、机械的唯物主义。从医生的观点看，这里的主导原因是遗传或解剖生理学上的蜕变。从社会学的唯物主义观点看，主导原因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一定时代的阶级力量的配置等。 能不能说一个具有一定遗传特性的作家在任何条件下都会有同一种命运，他的艺术王作也将有同样的特点呢？ 你们随后从我的引文中会看到的，精神病学家回答说“是的，这样的作家不管生在哪个世纪，他的作品、他的命运都将是一个类型，因为那就是病史。” 但是能不能说，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时点（不是时代，而是时点）内，在注意到一个作家个人生存的全部条件的同时，任何个人，不管其生物学方面的情况如何，都将是一样的呢？能不能说，不管有没有遗传性精神分裂症，或者，比方说，不管有没有像莫泊桑或尼采这种形式的遗传性梅毒（到一定时期必然出现神智模糊），尼采仍然是尼采，莫泊桑仍然是莫泊桑呢？ 这对于我是很清楚的：两种提法都简单化了。按照我的意见，这里有某种双重制约性，而社会的制约性明显占主导地位。我在报告中将力求表明，我们不能忽视病理学，不过，正如我说过的，应当把它溶化在社会因素中。 为此，我们必须首先仔细探究一下什么是心理疾患，什么是精神病；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对它是怎么个说法。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家（非辩证的、非社会学的）所理解的原来意义上的精神病——眼下古典精神病学还这样认为——是这样一种疾病：身体上的变化查不出来，或者说很难查得出来，这里无法指出任何明显的、能够强烈改变人体一般解剖学和一般生理学现象的解剖生理学性质的过程。与此同时，在精神领域却出现了极大的紊乱。这里有神经官能症、休克、创伤、歇斯底里。至于歇斯底里，则所有的精神病学家，尤其是在弗洛伊德的著作问世之后，在此基础上都承认（甚至包括那些反对弗洛伊德某些个别思想的人）这种非常严重的、有时是危害极大的疾病，可能发生于纯粹的精神震荡之后，就是说，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他经受了这样的震荡就可能得病。这种观点可以导致如下结论：超强刺激或矛盾的总和，能够使人致病。这样的例子在现代科学中要多少有多少。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巴甫洛夫的反射搏动：当接受实验的狗在理应引起两种完全相反的反射刺激的压力下，要么“无法自控”，成为半疯，要么昏昏欲睡，陷入昏迷状态。当这两种刺激同时把狗拉向两个方向，引起相互排斥的反射时，就会出现病态效应，而且机体会用丧失知觉和昏厥的办法来减轻痛苦。众所周知，我们人的生活往往比狗的生活还要糟，经常遇到诸如此类截然对立的力量，这就是几乎一切悲剧冲突的实质所在。不同意向的冲突就是两种或数种外部刺激的总和，这些刺激应该引起我们针锋相对的反射，这就会导致心态失衡。 现代医学越来越多地推出一种保护适应和合理反应的理论，并且开始怀疑（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应该大力推动之）许多疾病，也许——谁知道呢？——所有的精神疾患都是机体对痛苦的这种独特的合理反应。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皮肤受到强烈磨擦，上面就会起泡，泡应该保护皮肤不再接触外界的硬物；作为保护性组织的老茧是不正常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又是必不可少的。炎症、寒热病、发烧，从前都认为是单纯的病态现象，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它们是机体为消灭自身各种异己因素的一种适应。近来哈内曼的理论（顺势疗法的创始人）越来越被人看重了。[9]不久前，当代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之一比尔宣布要重新看待关于顺势疗法的全部争论，[10]并承认该疗法在自己的疾病哲学上基本是正确的；学术界的一部分人对此感到脸上无光，另一部分人则兴高采烈，整个学术界都为之震动。哈内曼的著名理论“similasimilibuscurantur”，即“要选用引起疾病的手段进行医疗”，归结到一点，就是机体自身具有几千年形成的大量遗传性自疗适应能力。因为在很长时期内，既没有医生，也没有医院和药物，这些东西只是在有了人之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动物世界的最高级阶段才出现的。机体应该自行治疗，对于所有外部的破坏性作用，它都能出色地作出反应——既像外科医生、神经病医生，也像各种内科医生。顺势疗法医师的想法恰恰是：应该加剧疾病，以引起整个机体对一定病态现象的警觉。比方说，您患了鼻炎——鼻咽粘膜出现了炎症，机体对此有所反应，但是不够有力。如果施加某种药物，使鼻咽粘膜普遍发炎（当然是微弱的），那么机体就会立刻制造出这以前所没有的相应的抗毒素。顺势疗法的医生说，试验证明，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比如说，大剂量的碘能够引起鼻炎，顺势疗法用小剂量的，即用它能够达到出色医疗效果所需要的量（这一点，比尔也予以证实）。 这对于我们非顺势疗法医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根本不是顺势疗法的追随者，而且顺势疗法的医生几乎把我看成某种残酷无情的人，因为我把他们的列宁格勒中央疗养院送给X光专家们了）。我完全不是新入门的顺势疗法医生，但我认为这中间有一种不能不考虑的极其深刻的生物学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机体确实拥有比我们的估计要大得多的，为麻痹破坏力量肆虐而出现的这种反应能力。 现在请把这一原理应用到社会现象上来。一个人生活在社会环境中，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包括不愉快的、破坏性的影响。机体对这些影响作何反应呢？在非常严重的不愉快的情况下，在惊吓和极度悲伤的情况下——会出现昏厥。这似乎是一种笨拙的生物学适应，因为失去知觉的人是无法自卫的。但是机体有一种允许打破自身平衡的倾向——不仅通过积极的、革命的办法，找出原因并加以根除，而且可以用对有关原因闭上眼睛，即通过由内部终止有关痛苦和破坏过程的办法。这是非常重要的现象。实际上，我们可以拿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拯救幻想为例。比如，列宁的格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或马克思所说的在人类不幸的生活消除之前，宗教是无法消除的，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这里形成了一系列的欺骗，不仅仅是伏尔泰所说的剥削群众的祭司们的欺骗，而且比这种欺骗要深刻得多。这就是自我欺骗。这种欺骗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对群众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群众实际上无法克服自己生活的恐惧，于是就创造了我们认为是极其病态的疯狂的适应——迷信和宗教；后来，统治阶级为达到自己的种种目的而加以利用。马克思主义在其关于宗教的学说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说它是类似的保护性组织——社会的和个人的。“睁只眼闭只眼”，“一切从好的方面去想”，这都是一种内在适应（其表现比上面提到的要小），目的在于不要破坏我们的内心世界。这是各种各样自我欺骗的一个大系列。要使这种自我欺骗达到完全入迷的程度，达到对严重的感受没有内心反应的地步，没有外在的帮助往往是不行的。于是只好诉诸于各种各样的刺激。音乐、歌唱、舞蹈自古以来就和宗教、宗教上的心醉神迷或简单地忘掉自我，摆脱苦恼与忧虑的愿望联系在一起。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化学麻醉剂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它们或使人心情快乐，或使人的心理状态降低到与动物的心理状态毫无二致，或者催人入眠，从而忘却病痛。我们正在认真开展反对使用酒精和其他种类的麻醉品——人类所有道路上的伴侣——的斗争。这决不是什么不幸的、偶然的创造发明，而是一种巨大的社会适应。如果可以说宗教是群众的鸦片，那么同样也可以说鸦片是大烟鬼的宗教，有鸦片瘾的人希望在鸦片引起的飘飘欲仙的感觉中忘掉现实世界。 现在我们知道——这一点未必会引起争论——任何神经官能症（包括癌病在内）常常都是一种内在的适应，目的在于经受或者减轻某种震荡、某种创伤的遗痕；但是许多心理疾患也能够引起同样的作用，比如躁狂性兴奋，届时一个人好像永远处于醉酒状态；这种兴奋可能是这样一种生物学上的适应，它使大脑的一切功能发生扭曲，使一切作用于大脑的印象似乎染上了某种欢快的颜色。当然，表现为精神沮丧的变态心理，如忧郁症的直接原因，常常是肉体的损伤，但是对于忧郁症患者来说，这是一种机体的适应；面对这种情况有人必然会提出问题：为什么人会突然变得（受客观生理因素制约）忧郁了呢？为什么会感到生活不可爱了呢？于是忧郁症患者就自己的过失作出最荒诞的结论，就是说，据此制造出保护性适应——找出机体能够与之因应，能够与之斗争的道德上可感的原因。但是忧郁症几乎总是（不是一时性的，而是严重的经常性的时候）导致精神沮丧：忧郁症患者整个显得那么情绪低沉，面部肌肉松弛，完全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的身体仿佛抵抗不住地心引力的规律，像枯萎的植物，向下低垂着——死气沉沉的低垂着。这同样是一种保护性反应，不值得奋力抗争，不值得恢复自己身体的活力，因为这样做毫无用处，只能带来新的苦难。 如果承认精神病（也许是大部分精神病）常常是正常机体对不正常环境条件的反应，这样马克思主义就能从非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病学家那里夺回四分之三（也许更多）的地盘。因为这等于承认了这样的结论，即个人的不正常是由不正常的环境条件所引起的。而这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还在马克思的时代有一种现象就广为人知了（而且是马克思本人发现的），这种现象后来已经为统计所证实。在农村，在穷乡僻壤，大量的精神病都带有痴呆的倾向。记忆模糊，浑浑噩噩，呆头呆脑，由此而来的是懒惰，是精神生活的泯灭倾向。城市中忧郁症和躁狂性兴奋症居多。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是城里人和乡下人不同？不，如果我们把某一年出生的孩子换换地方，把乡下孩子送进城里，把城里孩子送到乡下，那么，就环境对精神病的性质的作用而言，尽管有遗传性，结果仍然是那样。 统计材料清楚表明。在危机、饥饿、革命、战争等时期，不正常者的人数有所上升；正常的人也快变成了心理变态者，半正常的人变成了完全不正常的人。不正常人的这一极由于纯社会原因而增大了。 这里我想推出两条（我看未必能够被驳倒）规律：一个是生物学规律，另一个是社会学规律。我们的每一代人中都有相近的，甚至完全相同的人才。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一代人生来就才高八斗，另一代人则全是无能之辈。当然可以说（暂且假定说，以后对此可以进行科学检查。这是大单位的研究课题）大体上有人才辈出的时代和碌碌无为的时代。人才辈出的时代乃人人各得其所的时代，碌碌无为的时代——乃无路可寻的时代。每一个时代的人类资源的数量，在人才的意义上说，都是一样的。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能够断言：需要时总能找到需要的人。在个别情况下也许不是这样：巴黎公社需要领袖，可布朗基身陷牢笼，就是说，需要的人有时候好像没有到位。但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带有根本性的历史事件决不会因为当时的一代人平庸无能而发生变化。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只能说：经常变化着的历史的生物长卷本身——即人——在每个时代都有某种自己神秘的纹路，社会环境在这一纹路上已经打上了我们叫做历史的另一种纹路。这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会是一个重大打击，它会迫使我们变成折中主义者，并且说：历史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生物学的原因，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学的原因。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点，相反，我们认为，人类历史的生物学方面的材料和生物学的、解剖生理学的数列在任何一代人那里都是相同的。至于由此引出的结果每次各异，在同样的长卷上印出的纹路每次也各不相同，这完全取决于社会的条件，也只能取决于社会的条件。 我想，可以进一步地说，在任何一代人中，不同心理生理结构的人的数量大致都差不多，也就是说，每一代人中各种喜怒无常者和矮小肥胖者等（按照性格学理论家目前看重的外部特征和内在品质都是这样）的数量都不相上下。结果就出现一个人类键盘。这个键盘世代相传，毫无改变，它保存着所有的八度音和所有的基音。而钢琴师就是历史。它的发展规律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了解的。它在这个键盘上能够弹奏完全不同的曲调，而且有时候键盘的一部分是不需要的，没有声音，然而在以后的时代它可能发出声音。 由此我得出一个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总的结论。 有机的、所谓健康的时代，风格稳定、生活稳定的时代，不需要精神变态的表现者。如果这时候一个精神病患者说起话来——写小说或画画，人们会觉得非常奇怪。情况特别严重时甚至会把他送进医院。在文化和生活方面都失去平衡的时代，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一切正常的人都在为种种矛盾所苦恼，都在寻找对矛盾特别敏感并且能够特别外露、极富感染力地表现负面感受的代言人，在这样的时代，历史正好以其高明的艺术家的双手，敲击着病理学的琴键。 也有这样的情况，即才思横溢的人生活在相对有机的时代，但是他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且就在这个有机的时代他已在反映开始出现的恼人的矛盾了。不过他只是个半被注意的作家或艺术家。一旦时机来临，这些他早先觉察出来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那么这位往昔的作家便会“死灰复燃”，就是说，他所创造的材料正好成为最适宜的琴键。历史不仅敲击活人的键钮，甚至也敲击死人的键钮：死人变活了，成为后来时代的同代人。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即总能够找出所需要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对个人因素可以淡然处之。但从上面这段话中决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对个人因素可以完全置于脑后。我坚决反对这种观点。艺术史上和文学史上我们一些很成熟的作家——反个人主义者和反树碑立传者——经常说，在分析拜伦或普希金的创作时，只有他们所表现的那个社会集团的材料才是有意义的，而且他们在这方面所占的地位，与他们所属的大都由三、三流作家组成的整个文学团体所占的地位是一样的。诚然，这样的文学团体中充其量只有一个普希金和一个拜伦。如果我们不想确切了解这些倡导某种文学运动的作家们的社会环境，不想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受到过什么样的个人影响，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会滞留在令人肃然起敬但永远谈不上具体历史蓝图的王国中。恰恰在艺术中不能这样说“重要的是团体，而不是天才”。这是一种僵化的观点。写文学史可以一个人名不提，一个人不提。只谈文学作品，就像在谈没有人称的群众和各个社会集团的产品那样。如果您把这样的著作照原来的样子推出来，就是说，把它当作社会学的公式，也没有什么不得了。但是如果您想用它来取代文学史，那就不会有好的结果，红火一阵后肯定会遭人讥笑。 对于艺术来说，能手和大师以特别尖锐和充分的功力表现一定时代的一定阶级的感受，这是它的特点。要绕过它是决不可能的，它是时代的基本表现者。但这位大师能否总是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纯正无邪的传递者呢？能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这位艺术家属于大、中贵族或小贵族，属于大、中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属于大、中农民或小农民——把艺术家装进这个袋子，并认为他表现自己的集团，决不会扭曲和改变集团的观点呢？不，这纯系无稽之谈。具体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偏离对一定阶级倾向的准确表现是确实存在的。指出这种偏离，分析这种偏离，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我们，在我们党内，非常清楚，即使像无产阶级这样严谨的阶级的表现者，有时也会发生偏差（努西诺夫：他们表现另外的社会集团）。[12]是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完全站到另一个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去了。但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关于在表现某个社会集团利益时会出现一定的异己杂质。我们不能说是我们左倾或右倾了，不能说他的理想完全在表现资产阶级的倾向。这样讲就未免太简单化了。 但是，如果说在历史-政治的分析中个人所起作用不大的话（尽管我们有那么一些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那么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一个作家，开始时他可能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后来变成为另外一种观点，到了自己创作生活的后期又成为第三种观点的代表。差不多每个作家在四分五裂的社会中所走过的路都不是笔直的，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谁不明白这一点，他就等于什么也不懂。既然如此，当对于某人的生平传记一无所知时，那就只好去猜测。如果我们对普希金的个人生活一无所知，就必须去猜测：为什么普希金对某些过程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或者只好把这种改变和总的历史发展与重大政治事件联系起来观察。这样我们就成了半盲人。当然，我们有可资研究的材料。作品就是很丰富的材料。但是怎样研究它们？怎样作具体的分析？把历史-具体的内容化解在社会与社会学之中是可以的，只是得首先认识这些个别的具体特点。否则化解不成，搞成了公式，这是一方面；现实与公式相矛盾，这是另一方面。 这就是我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这种公式主义的原因。也许可以把公式化仅仅当作我们艺术学的必然的幼稚病；无疑，等我们的艺术学变得更成熟一些时，这种幼稚病一定能够治好，届时它就能够真正学会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说明问题的整个具体复杂性，考察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乃至个人的和独一无二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是不敢舍弃个人的和独一无二的东西的，而社会学家则必须舍弃之。 如果我们遇到纯个人的因素，那么在社会学研究中就可以绕过它，理由至少是：既然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感受绝对是个人的，那么它就不会有任何社会意义，得不到任何反响和任何评价。这样的作品（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据此我将最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会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不仅没有社会意义，而且没有任何意义，成为莫名莫妙的东西，因为如果它们不是莫名其妙的东西的话，那么就会有人理解它们，从而将它们纳入社会生活之中。只有投身于社会生活的东西才会有意义，作品投入的程度越大，对自己时代的涵盖面越广，而且能够延及后代，那么它的社会意义就越大；这样的作品也就越突出，越有才能，越不同凡响。这使我们有权利说：一切绝对个人的东西都会完全游离于艺术学的视野之外：我们的科研对象只是社会现象。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对某种内在矛盾的这样或那样的解决，就像人类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某种不满的表现一样，否则任何运动和任何行动，我们都根本无法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艺术作品所由以产生的那种生命变异状态是绝无仅有的，就是说，只为一人所独有，那么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产生艺术作品的生命变异状态一定得是社会的。产生艺术的社会原因更应该是社会的。但是这些社会的生命变异状态的感受是不同的，各人有各人的情况；它们的感受是作为我自己的困感、我自己的动摇和我自己的痛苦而出现的，由此产生的作品也是作为我的作品被人们所接受的。文学史家的任务不是要抛弃作者主体的独特性，将其一笔勾销，而是要说明这种独特性的社会渊源及其特殊的社会影响，把个人因素置于规律性的社会网络之中，而个人因素则是这种网络的独特的纽带。 我在这个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如果不是针对个人因素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研究出任何名堂。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一定个人的解剖生理学方面的不正常，对于它从现代社会材料那里所得到的反映有没有歪曲，歪曲了多少呢？这就是我在第二部分中提出弗·荷尔德林这样鲜明个性的原因，我尽量检验这些思想，以便在我后来的总结性发言中，更确切地予以表述。 二 弗利德利赫·荷尔德林1770年生于劳芬市（他是士瓦本人）。十八岁时他就是当时青年人中才华卓著和表现突出的代表。这些德国青年深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当然，他们并不了解这场革命的真正社会经济实质。他们不懂得实质上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目的在于推翻以前的统治阶级并取而代之，为自己的继续发展，特别是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部分知识分子的民主阶层（在法国革命中表现小市民利益的）的立场同这些阶级同样是格格不入的；他们超出了这一任务的范围，采取了激进的立场，大家知道，这种激进的立场也是各不相同的：从三心二意、半自由主义，经过向平等派方面的摇摆（左的雅各宾派）直到向社会主义方面迈出的最初步伐（巴贝夫主义者）。[13]这些现象的整个社会音调和德国知识分子是格格不入的。这些德国青年从法国革命中首先看到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它在理性的旗帜下反对中世纪的偏见，主张给人以自由，在人类生活中开创新的纪元。 当然，法捷耶夫同志在《打倒席勒》一文中犯了个大错误：他引用（不完全正确）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把席勒说成是一个自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说席勒一心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说他把自己的目标涂上鲜艳的色彩，以便把这枯燥乏味之物当做某种崇高的和杰出的东西。[14]事情并非如此。无论席勒还是他的追随者，包括荷尔德林，都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成是所发生现象的真正实质。所以，席勒的浪漫主义精神自然是出于至诚的了。像已故舒里亚科夫所做的那样把这些文化和文学现象称为意识形态上的自觉谎言，[15]是不正确的。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揭露欺骗，还揭露自我欺骗，而且正是这一点才使它能够揭示出意识形态的真正实质。说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用理想主义掩盖了大资产阶级经营呢绒或粮食的愿望，情况并不是这样；不，他们是从革命所提出的口号和打出的旗帜的思想价值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巨大社会变革的。正是革命的思想意识极大地震撼了他们。 不过海涅早就指出过，德国的现实连不成功的革命也决不允许发生。法国革命失败了，但它是一次行动，一个事件，可是在德国，革命被歪曲了，它仅仅具有发生在思想和形象上的过程的性质，只具有意识形态性。你们记得海涅是怎样把进步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行动同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精彩对比的吧。[16] 席勒类型的理想主义者（荷尔德林也属此类，下面我将说明他与前者的不同之处），能够向自己提出很高的理想；当您具体要建造房屋时，您往往是很节俭的，因为您必须考虑到材料、人手等等，如果您不需要建房，只作建房的设想，那时您的想象就可以放开，达到幻想的临界程度，这种幻想将表现一种在不可能建房情况下对新住房的真正需求。 当商业资产阶级或工业资产阶级的某个阶层作为阶级开始强大和定型时，根据马克思的著名观察，他们总是要从先前时代那里因袭一些服装；[17]那些以前时代的文化服饰、思想方式具有更大的成熟性，尽管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则高于它们。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例如复兴（想象的）希腊和罗马的生活方式。注定要比古希腊的资本主义强大得多的年轻资本主义却在竭力因袭古希腊盛时的形式。法国革命用内阁制、帝制的形式一心要创造出古代世界资产阶级黎明时分意识形态上的文艺复兴。但是，在法国是外部的东西——庆祝会、戏剧演出、公共建筑物的式样等——对于德国人都成了实质。而且这一代所有的人——歌德、席勒、所有的“狂飙突进”派，还有我们的荷尔德林，[18]都认为古希腊才是和谐的人类关系的真正实现。法国革命中主要以理性意志形式出现的东西，在这里则以理想、口号——“回到古希腊去”的形式出现。这好像是对这些青年所遇到的一切心理失衡、烦恼、痛苦、屈辱的一种解决。“打倒现在的德国！让德国古希腊化，返回到和谐的人那里——他们是人又是艺术家，他们在自己的神的身上体现了自然，并与诸神保持着最深的交往。” 年轻的马克思说过，古希腊决不是社会制度的某种典范；相反——他说——不让婴儿长大成人，这显然是愚蠢的；但长大成人后可能没有婴儿那么幸福，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19]他认为古希腊是在艺术中得到最完美反映的时代。正如梅林所证实的，已经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在其生活的晚得多的时代说过：“只有白痴才无法理解古代艺术对无产阶级文化有什么意义。”[20] 对于马克思来说，古代世界是非常之高的，也许是迄今人类艺术发展的最高点。[21]但他决没有把古希腊的社会生活理想化，也不认为它是高不可攀的典范。当时的人们并不是这样想的（如青年黑格尔）。对他们而言，一般地说，这是人类最幸福的时期。诚然，黑格尔很清楚，新的时代必然要从这个时代脱颖而出，但是他仍然把古希腊的社会制度看作是永远不能复返的、消失了的黄金时代。对于荷尔德林来说，这失去了的黄金时代是应该回来的。青年人像他一样认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让古希腊回归的。这是他们的纲领——一个文化大于政治的纲领。当法国革命的雷声隆隆作响时，这个纲领有政治色彩，当革命的雷声已经过去，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同旧势力达成了机会主义的交易（这种勾当在德国尤为卑鄙）时，不言而喻，他们的一切政治希望全都破灭了。 荷尔德林对古希腊的热烈向往使他对现实非常厌恶，而现实越是显得牢固，他对现实的厌恶就越强烈，他希望返回到古希腊的愿望也就越强烈。 他当时的朋友——谢林和黑格尔——也赞同他的观点。他们全部在杜宾根神学院这所令人讨厌的宗教寄宿学校里学习，在这里，连荷尔德林这样天使般的人类的绵羊也差一点打了一个教员的耳光，因为这个教员粗暴无礼，对学生们的私事横加干涉。学校里对学生可以滥施暴力。 荷尔德林的母亲非常专横，想让儿子成为神甫。可以想象，这位“古希腊迷”、泛神论者、对基督教深恶痛绝的荷尔德林怎么能成为神甫呢！在此基础上，他和谢林、黑格尔成了朋友，按照这二位的父母的意思，他们也应该成为神职人员。他们三人同住一室。我无法证实狄尔泰提出的那个观点，但是我想，狄尔泰是对的：那种设想未必正确，即这些无可争议的天才人物——谢林和黑格尔——对荷尔德林有片面的影响。相反，一切情况使人不得不认为，荷尔德林的热情性格，他对浪漫主义精神这一初级阶段的非同一般的追求，他认为古希腊的理想同现实截然对立的态度，对黑格尔相谢林倒是发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 他们三人和另外一些人组织一个政治俱乐部，自诩为法国革命的同盟者。 这时候，荷尔德林的道路同较年长的席勒相交叉了，他又遇到了赫尔德和费希特①（在耶拿），[22]于是他们三人在荷尔德林的生活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各人有各人的方式。他们对荷尔德林全是这样的态度：一个杰出的年轻人——他们相互推荐他——一位真正的才子；很有修养，但有点古怪，一个怪人，一个过于谦逊的人，不善于扼住生活咽喉。总之，所有这些人对荷尔德林都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认为他是有才能的，但是像德国精神病医生说的，患有低能症，就是说，有生理缺陷。这使荷尔德林感到奇耻大辱，于是他变得越来越孤僻了。以前对他最感兴趣的人之所以这样对待他，主要原因是他们全都汗始倾向于同当时已经建立的所谓革命后秩序达成的机会主义协议。他们所有的人通过不同的道路，常常利用非常狡猾的心计（他们自己未曾意识到，还真心诚意相信它们是正确的），即使不是在为现存制度开脱，也是在为自己对这个制度的消极态度进行辩护。而荷尔德林绝对不会这样做。他是为数不多的部分德国青年的代表，他们应当在幻想的岗位上以身殉职，因为他们看不到任何能够适应拿破仑时期形成的资产阶级德国的道路。 在荷尔德林的经历中，灾难的临近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他努力想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但是却落得同卢梭、黑格尔和十八世纪后半期至十九世纪后半期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同样的地步，即给银行家龚塔尔当家庭教师的地步。知识分子通常在有钱的资产者家中（在贵族家中较少）当秘书或者家庭教师。这种地位接近于侍从，被当作佣人，遭人歧视。这种情况对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可悲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水准方面有权认为自己是自己的顾主所无法比拟的。这决不是偶然的个人经历特点，这个特点是社会性的，是大量的。 家庭女主人常常在这里起着独特的作用。当然，大资产阶级或者大贵族为自己择偶大都挑选优媚动人的女子。这些女人的生活豪华奢侈，可以非常方便地表现自己风采照人和殷勤好客等。大家知道，那时候的女子是在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里接受教育的，生活在家庭圈子里。家庭环境限制了他们。不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产者的凶狠狡诈的特点对她们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她们是在家庭环境中培养长大的，像温室里的鲜花，应该为自己主人点缀生活，为他们生儿育女，为他们装饰门面——在主人的招待会和舞会等应酬活动中充当美丽动人的女主人。这些妇女常常感到自己脱离周围生活，寂寂一身，而且她们往往不是单纯的百无聊赖的太太，而是有所思念的人。在女主人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家庭教师之间，经常有某种约合。他崇拜她，她满足青年人的审美需要，满足他对美的渴求。他是她的内在精神生活的某种促进者。大家知道，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缔丝》曾经广为流传，其印数之多超过当时任何别的艺术作品；这部小说是对这类关系的一次文学表述；这种关系一再重复，反复出现，至少一直到瓦格纳租马蒂尔德·冯·威增顿克①的爱情故事为止。[23] 这种情况对荷尔德林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意料中的事情发生了。银行家龚塔尔是这样一种性格：年轻时跟人斗气，一怒之下，自己用餐刀把自己的眼珠子给挖了出来。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个可怕的怪物了。他的妻子苏珊塔·龚塔尔是一个大美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很聪慧——尽管是个温顺的聪明人——心地非常之好。她和荷尔德林之间产生了爱情，而且爱得很深。主人发现之后，把荷尔德林痛打了一顿，逐出家门，就像赶走一个犯错误的侍从和奴仆一样。于是荷尔德林失了业，无处安身。他去找自己唯一的朋友辛克莱。他不愿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忍饥挨饿，回到自己在纽廷根的可怜的母亲身边。荷尔德林当时三十岁。他是一个像德国人说的破了产的、翻了船的人。他想找工作做。写信给席勒，请他帮忙。席勒没有回信。荷尔德林希望到各种资产阶级家庭里教教课，但是无人接受。他前往波尔多，在那里，不知是通过书信，还是如人们常说的，通过心灵感应——也许是通过传闻——他得知他的狄奥提马（他这样称呼龚塔尔夫人）去世的消息，他经过瑞士，回到德国，情绪极度颓丧。当时他的神志已经开始不清了，后来有所好转，接着又开始恶化，终于成了完全明显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我想就荷尔德林的生活简单地说几点。 他住在龚塔尔先生的家里。他钟爱的女人用爱来回报他。他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的全部生命力都焕发出来了。下面是他写给奈非尔——他的一个朋友——的信（1796年6月初）： “你可以想象，我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高涨的艺术力量。没有欢乐就无法再现永恒的美。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大喜大悲都是很有裨益的。” 他给席勒的信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请求。席勒回信劝他从事点实际活动。他认为荷尔德林太脱离现实生活了。荷尔德林在这之后又给席勒写道： “您要我向您靠近一些。您说这样可能会使我更明白一些。这话出自像您这样的人的口里，对我来说，意义太非同寻常了。但是请相信我：离您太近——对我不合适。当我在您身边时，您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您的存在使我不能自已，以至见面后好几天都完全不能思考。在您身边时，我的心一直是沉默的，一旦我离开了您，我甚至无法控制我那沸腾的感情。在您的面前——我像一棵刚刚被栽种的植物。中午时分必须遮掩着它。您笑我吧，但这是老实话。”[24] 下面是他写给他妹妹的信，谈到他周围的环境： “这里（法兰克福）很少有真正的人。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些对人的可怕的讽刺画。财富对他们的作用，就像酒之对于农夫。他们笨手笨脚，粗野无比，自高自大。当然，这里自有其好的一面：在这些人中间，我学会了沉默。这种人往自己的马车上套的马越多，他上锁的房间越多，他身边的仆人越多，他藏匿的金银越多，他为自己这个大活人挖的坟墓也越深。”[25] 荷尔德林病后几年，德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威廉·魏布林格访问了他。[26]下面就是他所看到的情景（最初他回首往事，勾勒了青年荷尔德林的形象： “荷尔德林非常招人喜爱，这从他的外表上可以看出。他那深邃、热情、美妙的眼神，高高的额头，谦逊的风度，饱满的精神和那一眼就能动人心扉的面孔，使他在众人中超凡脱俗，鹤立鸡群。他心地善良，性情高尚，思维和感知的方式热情活泼，能迅速领会任何事物，明显的才智过人——所有这一切，使那些了解他的人对他抱有最良好的希望。” “在幸福的少年度过之后，这位天资聪慧的青年人如果能够步入正轨，得到适合予他的志趣、愿望、理想和才能的发展，那么他的神志将永远是清醒的。”[27] 当然，这是外行人的意见，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它没有绕任何弯子，而是单刀直入地说：是的，这个人死了，疯了，因为他找不到任何正常的道路。 下面是魏布林格用马蒂松的话对人们确信荷尔德林显然有病的初步事实的描述：[28] “不知为什么，荷尔德林突然重返故里（在波尔多滞留之后——卢那察尔斯基），既未带任何行李，且一文不名。马蒂松亲口对我讲了他和荷尔德林见面的情形。 “马蒂松坐在自己屋内，房门开着。这时忽然走进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人面色苍白，像一具僵尸，骨瘦如柴，两眼从头颅骨的两个小孔里怯生生地向外探视着。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很长，衣服破烂不堪。马蒂松被吓得一跃而起。陌生人站立在他面前，矗立良久，一言不发。随后走近他，用肮脏的双手扶着椅子，马蒂松看见他手上长着莫名其妙的长指甲。他用幽灵般的有气无力的声音说：‘荷尔德林’。之后立刻转身而去，这时不知所措的马蒂松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29] 荷尔德林离开马蒂松到自己母亲那里去了。在完全疯狂的情况下他把母亲痛打一顿，逐出家门；这对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是常有的事。然后便立即安静下来，变得像小牛犊一样温顺听话，智力衰竭的征兆无可怀疑地都表现了出来。然后，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他又恢复了理智，尽管他永远也摆脱不了忧郁症的困扰。他写了一些颂诗，翻译了希腊古典作家，主要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他的译文颇有争议，但是很有意思。在这之后，病情又重新发作。魏布林格是这样描述的： “望着他的身影和那高高的、充满智慧的额头，望着他那双无神但却友好的眼睛，不能不令人感到非常惊奇。摧残健康的疾病痕迹在他的双颊、口、鼻周围明显可见。同样，疾病在他的额头生也深深刻下了自己可悲的皱纹。有时候看着他的脸，甚至双肩和手指的阵阵抽搞，实在叫人揪心和发愁。”[30] 对于来访者，他不叫别的，一律称呼“陛下”，“至圣先师”或“神甫先生阁下”。 他最初在木匠那里住的时候，疯病发作得相当频繁，发病时，木匠就挥拳狠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制服他。他常常就这种样子被送回来——不是由他以前住过的医院里的人，就是由街上围着他起哄的孩子们或其他人。 荷尔德林经常地、几百次地反复阅读自己的长篇小说《许佩里翁》。他喜欢高声朗读。他不时作出各种敬重和欣喜的怪相，高声赞叹： “多么美啊，陛下，真是太美了！” 他喜欢弹琴，有时弹得还不错。他保持着很好的男高音，唱一些忧伤的歌曲。 他常写诗，不过越是往后，他的诗也越发粗糙，意思也含混不清。 提奥多·施瓦普看到荷尔德林时，后者差不多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这时荷尔德林已不再用自己的名字，如果有人当着他的面直呼其名，他就非常生气。他自称是布奥纳罗蒂，更多的自称是斯卡尔达涅里。他喜欢人们叫他图书管理员先生。当他不愿意答话时，常常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爱说：“Pallaksch”。之后就再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31] 非常有意思的是，荷尔德林对于在他生活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记得非常清楚。他深深地怀念席勒，从不提歌德，如果有人当他的面提歌德的名字，他甚至会非常生气。但是访问过他的人讲，他们常常听见他喃喃自语地说：“参事歌德先生殿下对此会怎么说呢？”关于他所喜爱的狄奥提马，他说，她是一位非常美的女子，她给他生了十三个孩子，一个儿子现在是俄国的皇帝，另一个是英国的国王，第三个是罗马教皇，但她却是个蠢人。 在简要介绍了他的生平之后，请允许我来谈谈他的最重要的作品——《许佩里翁》。这部作品是德国文学最出色的创作之一。是脱离现实的知识分子的感受的最杰出的典范。 《许佩里翁》的前言本身就很有特色： “解决这个或那个性格的不协调，既不应该单纯地把它作为议论的材料，也不应该把它作为空泛的审美满足的口实”。[32] 这话是极其深刻的。荷尔德林说：“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在解决这个或那个性格的不协调。他解释说，简单地把这种艺术作品当作享受是不对的，同样，把它仅仅作为问题看待，不讲享受，也是不对的。可见这个公式是非常微妙的。这里表现了这部作品由此产生的总的心绪。 小说主人公许佩里翁，是一位现代希腊人，生活在土耳其人征服下的希腊。他说： “一个人的心能够从祖国的繁荣昌盛中获得欢乐与力量的源泉，他的感觉一定是很好的。但是当有人向我提起我的祖国时，我感到我好像被人扔进了泥沼，或是在我头上合上了棺材盖。 “有人叫我希腊人时，我觉得我的脖子上紧紧拴着一条绳索。” 不言而喻，这里的希腊指的就是德国。许佩里翁认为自己祖国衰落的基本原因，是理性主宰了一切。 “是的。当一个人自由幻想时，他像是上帝；但当他前思后想，踌躇不定时，他就变得一无所有。 一旦失去灵感，他就像被父亲逐出家门的浪子” 许佩里翁告诉自己的朋友阿拉庞德，说他生活在理性主义者和各种资产阶级贤达中间非常苦恼： “你知道，最优秀的力量未被起用就毁灭了，这样的事目前实在太多了。” “像一头受伤的鹿被投入激流之中，有时候我也跳入消遣的深渊，想使我那燃烧着的胸膛焕然一新，洗掉我内心中无时不在沸腾的荣誉和伟大的火一般的梦幻。但是一切对我都没有用了。[33] 当我望着一个婴儿，心里想，等待他的羁绊是多么的可耻和有害啊，我想，他一定也会像我们那样凋谢枯萎，像我们那样寻觅求人，像我们那样追求美好和真理，可是他的努力将是徒劳的，因为他也会像我们一样形单影只，孤掌难鸣，当我想到他…啊，赶紧把您的儿子从摇篮里抱起来，把他抛进水里，以免他遭受您自己所遭受的奇耻大辱！[34] 当然，他认为自己这种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因素，因为他不了解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 “与人人和谐一致——这是神仙的生活，是人间天堂。与所有的生者和谐一致，在神圣的忘我中返回到自然——是思想和喜悦的顶峰，是圣山，是永远宁静之地；这里当午不热，惊雷无声，汹涌彭湃的大海和清风习习的田野分辨不清。” 这就是他的泛神论古希腊化观点。 “但是大自然关闭了自己的怀抱，于是我站在那里，像一个和它素不相识的人。” “我无法更多地了解它。” “这是科学害了我。” 这种感情同马克思的一段话如出一辙，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是生活毁灭了审美上的满足，因为审美地解决问题的地方——自然与人的斗争——被科技解决所取代了。 “是科学害了我。我变得如此的理智，学会了清楚地分辨身边的事物，使我在美好的世界中变得孑然一身。” 荷尔德林的言论达到了非常革命的程度。 请看从阿拉庞德嘴里说出来的话，毫无疑问，这些话说在黑格尔关于伟大精神、“时代精神”，关于精神的运动的著名言论之前，它们描绘的是同样的景象： “怎么会呢！蛆虫能够挡住上帝？” “须知上帝就在我们心中，对上帝而言，无限像一条道路，是畅通无阻的，可是就因为道路被蛆虫所阻，这位神灵就应该停下来等待吗？” “不，不，我们不想问你们：你们是否有所求。因为你们从来一无所求，你们是奴隶和野蛮人。我们不想努力纠正你们。作这种努力也会是徒劳的。我们关心的只是你们不要阻挡人类凯旋的进程。 “啊，给我点燃起火把，我要烧尽人类森林中的一切杂草！” “给我准备好地雷，我要炸碎地下偷懒的巨石！” “我心甘情愿地献身于未来。不管怎样，我的结局不会是庸俗的。” “成为幸福的人——这话在奴隶口中等于白日作梦。” “成为幸福的人？光是这句话就使我嘴里有一种令人作呕的甜腻腻的味道。” “你们用出卖自己的桂冠和不朽而换取的一切，是何等的愚蠢和空虚啊！” 当然，怎么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荷尔德林有过严肃的政治革命倾向。例如，阿拉庞德对所引的话当即就作了这样的说明： “我发誓，凡是认为国家能够成为道德学校的人，他甚至没有想到自己会犯下什么样的罪孽。” “国家——它仅仅是包着真正种子的坚硬外壳，仅仅是保护开花结果的人类花园的石头围墙。” “做无辜的蜜蜂，筑自己的蜂巢，比自认为是人民的牧师，在这一不洁的材料上弄脏自己的双手要好。”[35] 革命的道路为德国现实所制约。进步知识分子们知道，没有人跟他们走；革命的尝试等于自我毁灭，因此他们不想成为人民领袖（不过下面我要说明，某种形式的革命对他们还是有吸引力的）。 荷尔德林关于什么是希腊的论述是很精辟的。他关于希腊的思想非常接近于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的那段著名论述的思想，同时也是当时希腊文化迷的最尖锐的表现： “雅典人如此出类拔萃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他们的生活是自由的，没有任何束缚人的羁绊；第二，是大自然赋予他们的适中的生活条件。” “另一方面，雅典人的高尚精神培养了他们的自由感情。” “埃及人不知痛苦地忍受着专制和暴力。北方的儿子——则忍受着法律对自己意志及其不公的肆虐。” “这是因为埃及人自幼就养成了敬重和崇拜的本能。北方人则很少相信自由的自然的生活，所以总是用对法的迷信来衡量生活。” “雅典人之所以无法忍受对自己施暴，因为他们崇信自然，不愿干扰它。他们不允许法律到处插手，横加干涉，因为他们很少需要法律。” “自由创作、诗歌——这就是哲学的最佳形式。” “归根结底，这是科学的伊始和终结。” “就像密涅瓦从朱庇特的头中跃出一样，[36]哲学出自无限的神的存在之诗，而且又返回到原处。 “妙就妙在一个人很难相信他所喜欢的人会真的死去。大概还没有谁在离开自己心爱的人的坟墓时，不心存哪怕是一线的希望：一定还能在什么地方看到他。” “古老的雅典娜的奇妙幽灵，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是从死者王国里返回的我的母亲的容貌。” “啊，帕尔式农庙，[37]你是世界的骄傲！你的脚下就是尼普顿的王国，它像一头温顺的狮子，其它的庙宇、雄辩的人民大会场和学院的小树林，[38]像一群孩子紧紧环绕在你的身旁。 “当春天来到雅典时，就仿佛是姑娘胸前的一朵素雅的鲜花。太阳在恢宏的大地上走过，不会因羞愧而满面红通。” “希麦特和潘台拉的大理石断崖像孩子挣脱母亲的双膝一样从梦中大地的摇篮中一跃而起，在雅典人温存的手中获得了形态和生命。” 荷尔德林认为，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就是美感，也就是使自己的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自己同自然的关系完全和谐的追求。” “人类美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艺术。通过它，人变得年轻了，而且重现了自己。他希望感受自身，于是把自己同自己的美作了对照。” “人就是这样赋予神以生命的。” 说的是希腊，但荷尔德林认为德国也将如此： “因为最初人和神是同一回事。他只是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身的永恒的美。我谈的是神秘的东西。但的确是这样。” “美的第二个女儿是宗教。” “宗教不是别的什么，它是对美的一种钟爱。哲人爱的是美的本身——无限的和包罗万象的美，而人民大众则只爱美的孩子们——出现在哲人面前的神的形象。” 了解黑格尔这方面论断的人也会知道荷尔德林在这里与黑格尔不谋而合。荷尔德林所称的宗教之对于哲人者，和黑格尔所称的直接思辨哲学，同理念、精神、自然本质直接接触的哲学本是一回事。黑格尔认为，宗教是诸多具体形象透过一定棱镜对本质的折射，这些形象本身包含有这种理念——世界的基质，但是为了使大众明白，这种折射把理念下降了几个台阶。[39] “任何国家，没有对美的热爱，没有这样的宗教，都不过是一具没有生命和灵魂的骷髅。没有这些力量，任何思维和任何行动都不过是无冠之木，无头之柱。” 荷尔德林认为，真正的哲学在诗中诞生，又以诗为归宿。这种宗教、这些象征和形象体现了人对于自身和自然之爱，它们为出色的哲学提供了论据： “赫拉克利特的名言：统一体本身是可区分的。”[40] “只有古希腊人才能得出这种公式。” “因为这是美的本质，而且在这一公式得出之前，实质上任何哲学都不存在。” 荷尔德林指出，现代失去了这神美好的才智；谈到现代对古代的态度，他深感苦恼： “是啊！他们崇敬雅典娜。因为他们从庙里偷走了圆柱和雕像，而且相互出售。” “他们崇敬这些圣像，就像崇敬伟大的稀世珍品，就像崇敬色彩艳丽的鹦鹉和滑稽可笑的猴子那样。” 从这些片断中，我们看到了以极其崇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德国唯物主义哲学。这些片断写于一八〇〇年代。[41]是当时德国唯心主义所能提供的最高成就。荷尔德林超过了自己的盟友。 下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页，它说明后来生病并发疯的这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成了自己时代的喉舌。 “人民曾经从幼时的和谐中走了出来，这样的和谐应当成为新的世界历史的起点。” 马克思说，和谐属于希腊发展阶段的人类，但我们永远不能返回到那里。[42]荷尔德林说：是的，属于过，但我们放弃了这种和谐，我们应该返回到那里。这就是他的革命的反动性。 “一开始人们就享有植物之福。成熟之前他们一直在成长。一种伟大的骚动在此开始了——运动由内部向外部扩展…" 如你们所见，这里的表达方式在辩证法上也是极为可贵的。 “…现在，这个过程疏通了我们看来是一团混乱的整个人类。与此同时，实际情况又使我们头晕目眩。因此，美离开了人们的生活，转移到精神的王国。以前的自然，现在成了理想。” 在我看来，这就是荷尔德林世界观的突出特征，对于理解他大有好处。如果人们过着和谐的生活——而他认为古希腊就非常和谐——那么美就寓于人的自身。现在缺乏这种和谐，因此才产生了对它的怀念，就是说，产生了唯心主义和类似的唯心主义的心态。 “生命之树的根与干在枯萎，在遭受破坏，但是它还有鲜活的树盖——个别沐浴在阳光里的绿色枝条，它们像年轻时期一样，全神贯注地把阳光吸收到自身中来。 “这些青嫩的枝条就是理想。它们正在取代以往的整个生活。” “根据这一理想相互认识的还有为数不多的焕发青春的人，世界生活的新纪元当从他们开始。” “为了使我的想法清楚明白，我说得够多的了。” 按照他的意见，思想革命家有责任把人类的幸福归还给人类，他们之所以彼此了解，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得多么美好和他们本人有多么美好，而是因为他们对当前的生活非常厌恶。重心转移到了理想——这就是这种自我议论的实质。 《许佩里翁》第一部写成时荷尔德林绝对没有任何患病的征兆，当时他正在恋爱，十分幸福，他所爱的女人具有和他一样的感情，他体验到了对自己的尊重，自视甚高： “像朱庇特的神鹰聆听缪斯的赞歌一样，我也在悉心倾听我自身的美妙无尽的音乐。” 后面我将说明这一段文字有什么哲学-社会意义。 “像满目繁星的天空，我寂静无声，充满了活动。” 于是，当狄奥提马告诉许佩里翁（即荷尔德林）他是何人时，我们在此看到了他的生活的整个纲领——英勇无比且富有挑战性。狄奥提马说： “许佩里翁，我觉得你生来必有大用！切勿错失良机！不要让物质匮乏妨碍了你的事业。” “诚然，一切进行得太缓慢了。这在困扰着你。作为一名青年斗士，你上场得太早了。你的身体尚未发育成熟，你已经投身于斗争了，因此你所受到的打击多于你的出击。你好像被这一点吓住了，开始怀疑起自己来。 “要知道，你的敏感和你的勇敢是相等的。但什么也还没有毁灭。” “如果你急于活动的要求没有这样早地施展出来。那么你的精神也不致于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你没有激扬的感情，如果你感受不到痛苦，你也许就不会如此清醒地思考了。” “请相信我：你所以能够如此正确地感到一位杰出者的平衡，那是因为你自己已经遭受了不少的损失。” “你像阳光四射那样直泻而下，又像滋润万物的雨露，降落在常人的国度。” “你应该像阿波罗那样光照四方。[43]你应该像朱庇特那样复苏万物，震动寰宇，否则你就有愧于自己的上苍。” “怎么样！阿拉伯商人传播了自己的《古兰经》，于是有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像一望无际的林海，可在你那里并没有一块供你播种已经经过检验的、能够焕发新的青春的真理的土地呀！” “不，新的世界当然产生于人性的这些根源，新的神灵会管理它的。新的未来的天空将用明朗的幕布覆盖其上。” 《许佩里翁》的第一部就是这样满怀希望结束的。 有意思的是，在遭受命运可怕打击之后写成的《许佩里翁》的第二部是这样开始的：许佩里翁和自己的朋友阿拉庞德打算解放希腊，为此，他们纠集一伙匪徒，这些人在第一次冲突中就忘记了解放灾难深重的祖国的使命，开始抢劫财物；许佩里翁本人为匪徒所伤，因为他不许他们为非作歹。彻底失败了。他感到吃惊的是：他竟想以这样的代价购买自由，借强盗之手修建天堂。 这一情节决不是偶然的：例如，席勒的《强盗》中有，莱蒙托夫的许多早期作品中也有。莱蒙托夫说，最初的奋力抗争的思想，他是从可怕的童话故事和女佣们唱的关于强盗的歌谣中听来的。[44]《大贵族奥尔沙》和《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即是由此产生的。莱蒙托夫笔下的反抗者的形象经常都是些强盗。我们四十年代的浪漫主义和德国的浪漫主义在这里遥相呼应。他们说：无法指望群众——他们不会响应的。而个人活动又无济于事；必须聚集起哪怕一小批能够反抗法律，敢于触犯它的志同道合者。可这些人恰恰是强盗，是罪犯。必须不顾一切地否定现实的法律；鉴于无法从社会方面否定它们，那就从刑事方面否定它们。但问题是刑事方面的否定根本不是革命。它实际上只是对斗争的一种歪曲，使一些游离于社会之外、脱离了自己阶级的人堕落为无业游民；这些人不能改造社会，只能危害社会。席勒的《强盗》非常鲜明地表现了一定时期这种受社会制约的对强盗的同情。不过席勒同时也表明，任何人对这种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烧杀掠夺、无政府行为都不会满意，这种行为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成果。这是少数具有革命情绪的人的悲剧之一，他们脱离了阶级，失去了某种有效影响生活的可能。 甚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考虑常常以犯罪形式出现的这种强盗式反抗的农民暴动时也曾反问过自己：这能不能成为革命的运动，或者只会导致双方受害？革命者越是争取和真正的群众运动打成一片，那种打家劫舍式的浪漫主义精神就越没有生存的余地。 荷尔德林恰恰也是让自己的许佩里翁在这条道路上遭到失败的。 遭受失败的许佩里翁动身去德国了。关于这一点。荷尔德林专门腾出篇幅予以描写，长期以来德国人怎么也无法原谅他写的这些内容，因为它们是对当时的德国，部分地也是对现代的德国的辛辣的鞭挞。下面请看一段这样的牢骚文字： “就自己的出身而言，他们是野蛮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奋、科学和宗教使自己变得更加野蛮。他们根本无法体验任何神圣的感情。他们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他们感受不到幸福，不懂得神圣的优美。” “他们愚蠢笨拙，毫无和谐可言，像打破了的花瓶的碎块躺在我的面前。” “当然，这些话是严厉的，但是我应当说：我不知道任何一个比德国人还要支离破碎的民族。” “我看到了手工业者，但不是人；我看到了思想家，但不是人；我看到了神甫，但不是人；我看到了老爷和奴隶、中年人和青年，但都不是人。” “一切都使人回想起尸骨累累的战场；鲜血横流，浸染了大地。” “德国僧侣有时说，古时候的美德只不过是光彩夺目的罪行。其实，就连古代的迷误也是美德，因为美好的童贞精神当时尚在。” “相反，德国人的一切美德只不过是粉饰过的罪恶罢了。” “凡此种种皆系人为所致。是胆怯恐惧的结果，是强迫贯彻奴隶义务的结果。” 荷尔德林还有更具社会色彩的指责： “德国人不断反复说：世上的一切皆非完美。是否会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不幸的人，就说他们周围的一切之所以如此的不完美，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干净的、未被污染了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粗野的双手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夺去了呢？” “他们无从收获，因为一切收获的根基——神圣的自然——都被他们忽略了。” “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空虚，这样充满烦恼和冷漠的敌意，那是因为他们排斥了天才——它能够给每一种人类事业带来力量和高尚的情操，给国家带来欢乐，给城市和家庭带来友爱与和睦。” “这就是他们如此怕死并准备忍受苦难，只要能够苟且偷安就行的原因。” “他们打算忍辱偷生，因为除一般着活外他们不知道任何更崇高的东西。” “只有热爱美、尊崇自己的艺术家天才的人民才能感受到自己身边的生活气息，感受到普遍的精神。” “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够打破思想的狭隘性，消除夜郎自大，使自己的心胸变得既开阔宏伟，又温柔细腻，这样，灵感才能够造就英才。” “这样的人民的祖国，是一切高尚者的祖国。” “但是，在一个大自然及其艺术家如此受辱，美好的生活乐趣荡然无存，好像任何一个星球都比地球要好的国家里，奴隶精神和根深蒂固的傲慢精神日见增长；烦心的事情层出不穷，盲目情绪也在滋长，一部分人发财致富，另一部分人挨饿受冻，每年的祝福变成了诅咒，各路神灵四散而逃。” 如上所见，这是在承认：我对这个世界毫无办法，我一败涂地，焦头烂额，但不要以为我同你们媾和了。 《许佩里翁》的最后一部有顺利解决这一矛盾的暗示，在狄奥提马给许佩里翁的信中。狄奥提马在努力地安慰他，并为他勾勒出一幅美妙的图画——生活历来就是生活，它永远是胜利者： “请看看世界。难道这不是经常发生的大自然永远能够战胜各种危险的胜利大进军吗？难道大自然不是仅仅为了赞美生命而招致死亡的吗？” “不错，被金链锁着的死神，宛如一位被俘的王后，跟在统帅——大自然——的装饰华贵的凯旋马车后面，缓缓而行。” “而我们呢？我们作为伴随胜利者凯旋行进的载歌载舞的少男少女们，随同宏伟壮观的游行队伍，不断变换着花样，以改变自己的形象和声音。” 不言而喻，这种俯拾即是的安慰，实际上只是一种听天由命的形式。因而许佩里翁的绝望心态并没有减弱： “最卑微的手艺人都可能说，他干的比我多。” “精神空虚者可能讥笑我，说我是个想入非非的人，因为我的事业没有成熟，我的双手没有自由，我的时间就像疯狂的普洛克路斯忒斯，[45]他把凡是落入他手的人都放在一只儿童摇篮里，如果装不下，就把他们的肢体削去。 “告诉我呀，你说，归根结底，避难所在哪里？” “昨天，我看到了高耸于我头顶之上的埃特纳火山，我想起了伟大的西西里人，他们辛辛苦苦地描算着时间，笃信世界灵魂，在大胆渴求生活中投身于那奇妙的熊熊烈火之中；因此爱说笑的人讲：‘冷诗人想热起来了’。” 这里，我们看到了未完成的悲剧《恩沛多克勒斯》的思想雏型。[46]这部后来在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的悲剧的实质，在于他刻画了一个对众神即自然的恩典顶礼膜拜的人，刻画了一个被故乡城市奉为先知和领袖的天才。他不再需要众神的统治了，因为他知道众神本身就产生于人类的头脑。于是，他开始宣传所谓“人神”的思想，确定人、雄辩地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恩沛多克勒斯在此感到自己对于这件事的局限性太大，而且，民众开始反对他，不愿跟他走这条路，于是他陷入了绝境。 这一切，清楚反映了一个失败的先知的自我评价。 我阅读被逐的恩沛多克勒斯在投身埃特纳火山前的情况描写，因为这是荷尔德林本人在瑞士之行的确切写照。我尽量想判定这到底是荷尔德林瑞士之行以前所写，还是写于这次旅行之后。可惜他的笔记本记得很乱，没有注明他写的是预感，还是对往事的追述。 潘蒂霞——恩沛多克勒斯的崇拜者——说： 他活着，不分白天黑夜， 在峡谷中前进。 他以乌云为屋顶， 以石头为床铺， 山风吹拂着他的卷发。 倾注的雨水， 淌满了他的双颊。 只有太阳在荒凉的沙漠中， 晒干他淋湿丁的衣蒙。 她不走惯常的羊肠小道， 一味沿着峡谷的方向—— 那里栖息着和他一样的 流浪者、强盗和流刑犯。 矫健美丽的雄鹰！你不幸被击中倒下， 你的鲜血标明了你走过的道路。 很快就会山摇地动， 狩猎人定会跌入乱石堆中， 到那时你的头颅就是山地不死不活的君主， 就是雷神殿中新来的客人。[47] 荷尔德林是少数革命者这一特别有意义的阶层的表现者，为了说明他的这一高峰点，还应该谈谈他的抒情诗和颂歌。不过我只能简单地谈谈，因为颂歌实际是无法翻译的。它们的韵律非常考究，均为精雕细刻之作；目前，德国批评界，德国的诗歌风格专家，都承认这些作品是整个德国文学中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最上乘的音乐表现。这些颂歌，特别是后来他已经有明显精神分裂症状时写的颂歌（《面包和葡萄酒》、《阿尔卑斯山》、《莱茵河》），从资产阶级研究者的观点看，是神秘莫测、无法解释的。我认为这些作品的奥秘我们是了解的：“基督教的、庸庸碌碌的、小市民的、牧师的文化把德国变为不幸的国家。我荷尔德林的使命就是拯救这个国家，我是救世主。但是我势孤力单，就像耶稣当年那样，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扼杀、被毁灭了，从而德国未来的希望也破灭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非常巨大的世界悲剧”——这就是这些作品的内容。 我再说一遍，这些作品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使你们对荷尔德林创作的这个方面和他的悲剧《恩沛多克勒斯》有一个起码的概念；荷尔德林创作的这个方面是高于他的散文作品《许佩里翁》这部哲理小说的，而他的悲剧《恩沛多克勒斯》可惜我只能简单地提几句。现在我来读一首我所翻译的抒情诗，荷尔德林写这首诗时还是讲究韵律的；这首诗表明，缠身的疾病是如何反映在他的尚具社会意义的诗歌之中的。这些颂歌至今仍被看作是杰作，也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这些作品没有社会意义。 我所谈的这些用希腊韵律写成的美妙诗篇，描绘了逐渐降临的夜的愁思。 “光明”，你在哪里，通体透明的少年？ 你在哪里？每天早晨你高兴地唤醒我。 我的心没有沉睡，但是夜的神圣的刀量 总是把它牢牢抓住，死死不放。 有时候我倾听朝霞的脚步声， 在山丘上信心十足地欢迎旭日在什！ 你的报信人——习习清风， 从不欺骗我， 你容光焕发，沿着老路， 大驾光临。 如今，“光明”，你在哪里？ 我的心没有沉睡， 但是无尽的黑夜， 总是牢牢地压着， 使我无法醒来。 以前，草木给我绿草， 花儿悦我心田， 我心爱的人的明媚的脸庞， 总是在前面闪现，离我不远。 我面对天空的翅膀，在森林上空起舞， 那时我还是个热情洋溢的青年。 如今我孤身一人，在消磨时光， 日复一日，时久夜长。 只有幻想从往日的爱恋与痛苦中， 为自己编织出美好的形象。 我细心听着：是否来自远才的勇敢的朋友， 能帮助我自立自强。[48] 最后一个诗节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荷尔德林的病态情绪： 唯有夏天您这位万能者 给了我唯有秋天的成熟之歌 为的是使我的心尽情地游乐 然后毫无怨言地死去。[49] 我再说一遍，鉴于我无法翻译这些颂歌，那么我来读一段荷尔德林写作颂歌时成篇的优秀片断之一，即布伦坦诺在其《浪漫情怀》中称为德国文学最伟大的抒情作品之一的佳作。[50]其缺点要算在不以译事为职业的译者身上。这段文字译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唯一一首用六步韵诗和五步韵诗轮番写作的颂歌。它的题名叫《夜），是通过抒情诗的形式传达作者社会心态的杰作： 城市睡了，万籁俱寂；街头巷尾，空无一人， 只有马车在路灯的闪烁下不时地驰过。 人们带着娱乐与交易的重重心事， 各自回家，心里盘算着利弊得失。 家里宁静舒适。市场上既没有果子，也没有花束。 手工艺品也无声无息，只图清静安逸。 只有花园深处传来和谐的琴声： 也许是一首情歌，也许是孤独者的心声， 是在回首昔日的幸福，追忆失去的青春。 喷泉夜间发出有规律的节奏， 溪水在草地土潺潺流动， 钟声在黑暗的夜空中低声长鸣， 更夫掐算着钟点，报出几时儿分。 一阵清风，像一声叹息，在枝头骚动， 且慢！我们星球的影子——月亮出来了。 她悄然升起，凝神地与夜空窃窃私语。 周国一片闪烁的明星。 月亮根本不关心人间的事惜。 它古怪地发出光照，漫游天涯，孤身流浪， 把自己的愁思漂亮地洒向万重山岗。[51] 还有一首短诗。这时作者己处于半疯痴状态。诗中荷尔德林晚期所特有的那种节奏上的呼应就更加突出了： 湖岸垂满了黄色的玫瑰， 千姿百态， 万花纷呈。 可爱的天鹅， 低着头， 深情地一吻， 把嘴深深扎进神圣清醒的水中。 我真是一筹莫展， 隆冬季节， 我哪儿去寻找鲜花？ 哪儿去寻找阳光 和地球的阴影？ 高墙冷冷地默然矗立， 风在呻吟， 风信旗在风中拍拍起舞。[52] 荷尔德林发疯后还写过两首带有社会意义的诗。我愿意跟踪研究他的创作，直到它真正变成纯病态表现，已经没有社会意义为止。只有那时我们才允许精神病医生完全作主，因为实际上那时已经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可言，有的只是临床医学了。 已经完全发疯的荷尔德林写道： 我享尽了人间的乐事， 青春的欢乐早已逝去… 春天的桂冠已经枯萎；夏天的太阳已经死去。 我是否还活着？还有什么意义？[53] 这最后一节诗是写给狄奥提马的： 如果从把我们分开的遥远的往事中， 你还能认出我和我的过去， 你，这位痛苦的当事人， 但愿我能给你留下一点良好的回忆…[54] ……以后就再没有写什么了。 三 现在我们来看看不同作者对荷尔德林创作所作的阐述。著名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是和我们最接近的一位阐释者。如你们所知，他把文化及其发展的概念当作自己全部哲学的基础。请看狄尔泰关于荷尔德林说些什么： “在我国文学的伟大时刻——我们的诗歌总体上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法国革命和它的理想主义，对个性和自由的推崇具有特殊的意义。青年人完全被一个更完美的社会制度的前景所吸引，为实现这一任务挺身而上。他们期望的是更高级的人类类型，并愿意促进这一过程的发展。荷尔德林正是这部分青年中的一员，是较纯真、较和谐的人类个性的真正体现。他和席勒非常接近，但是他性情温和，与席勒又有很大不同。当革命注定要失败，被战争所取代，并导致欧洲反动势力气焰嚣张时，德国青年的这一运动怎样才能保护好自己呢？赤裸裸的暴力时期开始了。对于这部分青年来说，德国已经没有他们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了。专制制度、贵族和资本的社会高压政策、宗教限制，大获全胜。必须服从。许多天才的抒情诗人深感生存无望。他们的孤独感是无法避免的。”[55] 如你们所见，这里原本可以不提荷尔德林。只须谈谈这批青年人的某种集合类型就可以了，因为他们许多人都是和荷尔德林同时走上这条道路的。狄尔泰说：“必须服从”。但问题是一些人服从了，一些人没有服从。 狄尔泰进一步地说明荷尔德林——仍不是作为一个个性，而是作为一定的艺术类型——时，道出了这样一些思想探邃的话： “抒情天才首先表现在诗人非同寻常的独创性上，由于这种独创性，他成了发生在他内心的、具有自我规律性的过程的牺牲品。他对这些过程的感受是非常充分，非常纯真的。外部现象只触及他的表面，无法打破他的精神生活的内在规律。荷尔德林是这样一种诗人，他不认为自己的内心世界只属于作为个性的自己。”[56] 实际上这内心世界是什么呢？是疯子的诡计，痴呆的大脑产物，道地的“神的喉舌”，还是什么偶然的古怪念头？不。荷尔德林认为是神的声音的东西就是社会舆论之声。法国革命和荷尔德林身在其中的资产阶级青年的抗争决定了他的创作的社会内容。所以，当他说：“朱庇特的神鹰倾听缪斯尤如我倾听自己的心声”时，实际上是在说他也在关注社会的情绪，这些情绪杂乱无章，但却带着自发的力量开始在德国社会的进步阶层中流传，它们遇到了反动现实的顽强抵抗。这就是抒情灵感的内容。荷尔德林具有抒情的天赋，因此，这种冲动相他所受到的这些社会影响，在他身上便具有内在规律性过程的性质，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当时最恰当的声音。四分五裂的病态的现实在为自己寻找表现者。它要找的表现者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对现实的正面因素能够无限的信任，并且能够十分和谐和十分深刻地加以表现。只有这时这种静观才能被人理解。只有这时，时代的经济本质才能得到自己的思想表现。这样的人把内在的规律性同现实对立起来，认为这种内在规律性是神的语言，是自己内在的主观目的性，同时表现了自己的革命的召唤。如果有关的个性不是个病人，他也许会达成妥协。不表现这种矛盾，他会掩盖它。 歌德（相当了解荷尔德林）不是在谈荷尔德林，而是在谈一个才能比他略逊一筹的年轻人居特尔时写道：[57] “他不会自我控制，所以生活从他手中挣脱了出来，他的创作本身也变得模糊不清了。”[58] 至于歌德，他把握住了自己，所以他的生活没有从手中挣脱，他的创作也没有变得模糊不清。但是他的创作被扭曲了。歌德的整个经历（贡道尔夫竭力把它描绘成一个解决矛盾的真正天才的一生）是机会主义者牺牲的一生——为了保存点什么，他扼杀了自己身上的优秀东西。”[59]歌德从伟大的高峰降低到同德国当时现实妥协投降的地步。而荷尔德林做不到这一点，他根本无法接受。内在规律性使歌德发疯似地来整治维持。他仿佛在说：“凡不能把自己的内在目的性同拜倒于现实面前的必要性妥协的人，统统都应该死去。我歌德只是在小说中死了，而在生活中我屈膝投降了——不过是做得非常优雅，非常明智，非常体面，非常完美而已。”不向现实低头的灾难深重的天才人物，在我们面前受尽了折磨，最后弄得面目全非，而歌德——奥林普山的山神。但我们不应该被奥林普山的假面具给吓住了。我们应该揭露歌德的真正本质。当然，这简短的说明并不是他的全部，但却是他这个历史人物的很大一部分。 非常有趣的是，当时的另一位巨子——黑格尔——荷尔德林原来的挚友，专门谈到了荷尔德林，他把荷尔德林纳入也是伟大机会主义体系的自己的哲学之列。众所周知，黑格尔驳斥了和荷尔德林的世界观很接近的费希特的世界观，因为费希特说：“作为精神载体的个人是高于现实的，如果星星落到我身上，其碎片把我埋住的话，那么我的精神毕竟还是要驰骋于这一片混沌之上的。”于是，为了给这受害的个人（周围都在跟他作对，他只有一死了之）鼓劲打气，他向自然挑衅说：“你可以用石斧打碎我的头颅，挤出我的脑髓，但是我有不朽的精神，其本质是高于你的力量的”在正在到来的绝望时期，这些话是给人增添勇气的。 黑格尔是怎样看待这一点的呢？他说：“使自己同客观发展规律相对立的个人是不值得尊敬的。”但是荷尔德林——黑格尔自问道——蓝眼睛的荷尔德林，我的朋友，这位出类拔萃的人，他的灵魂唱出了我无法忘怀的长笛之歌，他照亮了我的青春少年，他该如何看待这一点呢？黑格尔写道： “秉性高尚的人因担心玷污自己而避开种种生活关系，因为他无法既置身于这种关系之中，而又出污泥而不染；但他避开的这种生活关系越是重要，他这种人的不幸也就越大。这种不幸既不能说是公正的，也不能说是不公正的。它之所以成为命运，那是因为这里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完全被随心所欲地否定了。” 这是黑格尔需要两副面孔时常常采用的一个很好的辩证法例子。 在俄罗斯童话中，严寒问：“暖和吗，姑娘？暖和吗。美丽的姑娘？”如果她快活并讨好地回答说：“暖和”，那样她就能得到好处；如果她说了实话，并且表示不满，严寒就会杀死她。而为严寒所杀的姑娘定是个傻瓜，命该如此；童话中这一点说得很直率，毫不含糊。可是黑格尔说：这是不公正的，但也不完全是不公正的，也许甚至还是公正的。 “这种不幸之所以成为命运，那是因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完全被随心所欲地否定了。不幸可以变得如此伟大，命运可以变得对生活如此厌恶，以至秉性高尚的人可能被逼入空泛虚无之中。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一方面因受到命运的打击而跌倒，另一方面又由于他愿意接受挑战而能够凌驾于任何命运之上。可以说，不是他背叛了生活，而是生活背叛了他。高度的自由是灵魂美的负面特性，即它为了自己的原则而弃绝一切的能力。” 你们瞧，一个怎样非同寻常的思想弯子啊。只有在非常尊重革命抗争，而且对它的胜利的可能完全不信的地方，这样的哲学才能够发展。黑格尔既没有胆量和费希特一起说，“抗争吧。你一定能胜利，”也不敢和歌德一起说：“妥协吧！不然你就是犯傻，你会被现实吃掉的”；他说：“看来，不妥协吧——这样你肉体上会被消灭，道义上却能高于命运，或者，妥协吧——那样道义上低于命运，但肉体上却能免遭毁灭”。这种骑墙的观点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黑格尔走的正是这条机会主义的道路，并且他得出结论说。普鲁士君主政体就是辩证发展的最后、最高阶段。晚年，他和僧侣们结成联盟，抛弃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只是黑格尔的后来人和持批判态度的追随者们才把他的学说从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清理了出来。不过，未能坚持住高度的黑格尔，理应对坚持不妥协的荷尔德林表示一定的尊敬。 至于神秘主义者是如何看待荷尔德林的，我只想顺带地说一下。例如，恩斯特·米海尔就说：[60] “可以这样看荷尔德林的命运：诗人一生的种种偶然性都带有骇人听闻的重要意义，他的整个一生也成了伟大的和普遍的象征。” “这证实了诺瓦利斯的话：‘每个大人物的一生都是带有象征意义的’”[61] 米海尔说，荷尔德林是俄耳甫斯型的诗人。[62]但什么叫“俄耳甫斯型的诗人”呢？就是抒情型的诗人，认为自己的内在规律性表现了某种超世界、超历史的东西，并把自己的这种内在规律性同外在命运对立起来。这样的诗人的命运，彻底分析起来，总具有象征的意义，因为它是一种与现实分离的理想。它的意义接近于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的意义，接近于关于破灭的伟大希望的神话的意义，就是说，实质上接近于有关革命暂时失败的神话的意义。 现在请允许我来谈谈精神病学家们。 应当说，写过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的精神病学家，和普列汉诺夫在看法上是完全不同的。普列汉诺夫说，马克思主义不允许自己把作家的作品看成是随心所欲的结果，或是某种精神疾患、生理变态等使然；它认为作家的作品是社会的产物。荷尔德林的例子可以说明，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家和生理学上的唯物主义者大都是机械论者，他们从没有看得如此远过。可他们关于荷尔德林写得却相当之多。 1901年或1902年，克莱因的书问世了，书名叫《荷尔德林、莱瑙、海涅的生活与爱情》，[63]书中有一篇著名精神病学家梅比乌斯的文章，[64]作者写道： “荷尔德林的大多数传记作者都想成为实用主义者。他们希望证明，生活中一切都是因因相陈、接踵而至的，灾难在逻辑上产生于生活事件。这种实用主义的想法在戏剧作品中是很好的，但在生活中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这里，主观意愿是行不通的。” “支配我们的完全是于事无关的力量，而我们的自觉的思想与活动就发生在身边，可以说是浮在表面。” 这里，梅比乌斯的思想同我们的世界观已经完全相矛盾了：自觉的思想、自觉的活动被认为是某种本原的东西，可它们实际上是社会条件的反映。但是人在自己的自觉世界中，在自己的自觉活动中，最多而且首先接触的就是这些社会条件，梅比乌斯的后一个论点使人想起了我们和弗洛伊德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弗洛伊德主义者说：“思想歪曲、自我蒙骗来源于比我们强大的我们的无意识。”我们则认为，人们的意识形态最终取决于利益。诸多的阶级的利益从内部推动、歪曲着思想，创造着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同时我们也知道，即使是潜意识的东西也渗透有社会的因素，它并没有和意识截然分离。梅比乌斯则希望表明，每一个单独的人好像是从社会环境中摘出来的，完全决定于部分生物学的、社会学上无法考虑的力量。此外，他的下述意见尤为奇特： “在医学上，唯物主义是最好的启迪原则，尽管在哲学上和理论认识上它是站不住脚的。” 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对唯物主义的典型公式！在自己的领域，在自然科学中，他希望而且能够做个唯物主义者，他说：“唯物主义是很好的启迪方法”，但是他否认它是世界观，在不理解唯物主义的实质的情况下，他要求更宽泛的“哲学观点”。这样的生物学家的观点似乎在说：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人的行为是由人的大脑发展支配的，而发展是一个过程，其一部分在娘胎里时就已经在进行了，而且是由遗传决定的。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 梅比乌斯接着说： “在类似荷尔德林这样的生活中，个人体验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荷尔德林1802年患了小儿性痴呆症。就是说，成了大脑蜕化的牺牲品，变成了白痴。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内原性疾病，即这种病是与生俱来的，是从胚胎里发展起来的。“ “由此可见，荷尔德林生来就有病。他的种种特点，爱幻想，缺乏自控力，找不到自己在世界上的用武之地，凡此种种，都是这种病的早期阶段的一般表现。即使他周围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和事，结果也还是一样，他仍然会犹疑不决，仍然会想入非非，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致命的病终归是要发作的。” 梅比乌斯把荷尔德林同和他差不多一样不幸的，最后发了疯的奥地利抒情诗人莱瑙作了比较，认为他们的才能本身取决于他们的疾病。 文德尔班力图用实用主义的观点，[65]说明荷尔德林的整个悲惨命运，来源于荷尔德林的精神基础，来源于他的抒情哲学的基本特点。[66]另一位自认为是唯物主义者的著名精神病学家弗莱坦医生（弗洛伊德主义者）在回答文德尔班时写道：[67] “应该抛开一切关于荷尔德林身上反映了‘世纪病’的无稽之谈。这种病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这里我们遇到的是铁一般的必然性。疾病的发展像任何化学变化过程一样的精确，它1804年的发展跟1904年的发展也同样的准确……”[68] 也就是说，随便把人放在哪一个世纪，只要他患了精神病学家先生们所确诊的疾病，我们将会得到同样的病史。 朗格是杜宾根大学的著名精神病学家，他写了一部名为《荷尔德林，病理志》的巨著，很有才气。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经典性著作，是一位力图客观地对待材料并进行仔细研究的精神病学家的真正值得人们尊敬的著作。所以，和那些我上面谈到的精神病学界的泰斗们相比，朗格在对待社会学观点方面（显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态度要谦虚多了。但朗格未能达到我们所能接受的那种观点。 朗格首先规定了心理变态的概念。他说，心理变态既不是健康，也不是疾病。它是一种中间环节。心理变态者可以毕生保持一般的健康状态。那么心理变态的特征是什么呢？ "心理变态者抵抗于生命有害的影响的能力降低了，整个精神生活懒散脆弱，变幻无常，明显的易于疲劳，本人容易受影响，喜欢想入非非，容易用想象的图景代替世界的真实面貌。总之，现实感被破坏了，由此常常引发一种陌生感，一种空虚感-心理变态者总感到自己好像是从别的星球上来到地球上的。” “另一方面，心理变态者特别容易表现出一种宽宏大度，即人们常说的‘宽大为怀’。” “心理变态者容易疯狂地爱恋，突然的心血来潮，同样，也容易莫名其妙的切齿痛恨。” 他们喜欢流甜蜜的眼泪，抱古里古怪的希望，高兴起来简直能闹翻天，灰心丧气时往往又一蹶不振，如此等等。”[69]" 朗格接着证明，荷尔德林是典型的心理变态者。从本质上说，这与对这个问题的社会学态度没有任何矛盾，因为朗格本人就认为，艺术家，包括诗人，尤其是抒情诗人，恰恰是以这些心理变态者为主要构成的，当然不是全部，但也不只是许多人，而是绝大多数人。 他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说心理变态决不是轻易就能看出来的疾病，心理变态者在诗歌、音乐等领域内都可能创作出非常出色的作品，甚至是伟大的作品。 对此，如果我们补充说，荷尔德林肩负着所谓的历史使命，他就是要用抒情的方式表现对现实的深切失望，就是要用对未来的理想和向往，同现实相抗衡，那么问题很清楚，在这里，事件的社会进程不可能在“心理变态者”中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现者。 所以，我们对类似他咬手指甲，经常头疼，抽烟很多，喜欢喝咖啡等诸多证明很少感兴趣。因为另一方面，我们从同一个朗格那里知道，荷尔德林从不酷酒，从未得过大病：尽管他是个疯子，但却活到了古稀之年。[70] 我们从朗格那里得知，谢林和黑格尔——无论怎么是两个天才人物，不仅对荷尔德林评价很高，而且年轻时从他那里学过一些东西。 朗格说，荷尔德林曾演奏过小提琴、长笛和老式钢琴。我们还可从自己这方面补充说，他还演奏过曼陀林琴，并且会演唱，表演也很出色，被认为是一名演技高超的长笛演奏者。 下述情况丝毫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即荷尔德林属于听觉类型的人，不是视觉类型的人，他对大自然等的自然主义情趣格格不入。 过人的记忆力，勤奋的精神，本领域（语文、历史）渊博的知识——这一切都说明荷尔德林恰恰是"世纪病"的合适的代表，而不是自己疾病的奴隶。 下面这句话与此也不矛盾。荷尔德林谈到自己的情绪变幻无常时说：“常常感到忧愁，而且容易愤怒”（那还用说！）。 “缺乏幽默”与我们的观点也不矛盾。 朗格的理论说荷尔德林对苏珊特·贡塔尔的爱情缺乏男性的特点，完全是幻想式的和柏拉图式的爱情，这话从书信中，特别是从《许佩里翁》中得不到证实。最后，请看朗格对“健康的”荷尔德林的描述： “不管怎么说，荷尔德林是一个崇高的类型。虽然他有种种不正常之处，其心态和性格的这种高度，吸引了一代代人对他的同情。” “他有高度的吸引力，为人正直，坦诚，有自豪感，爱好自由，不依赖他人。他忠于自己，在任何问题上从不出卖自己的观点。他不嫉贤妒能，对伟大的同时代人深为尊敬。同时，在感情生活中，他既不会阿谀奉承，也从不轻佻浮躁。他是个非常严肃的人，如果说他对周围世界的要求颇为严厉，那么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毫不降低。”[71] 要知道，在精神病学家们认为是确定无疑的这种性格特点的情况下，荷尔德林体质的心理变态特征丝毫也没有妨碍他严重关切自己时代的社会内容，发挥自己最大的"世纪病"患者的代表作用。 朗格直率地向自己发问： “怎样解释荷尔德林的主要作品呢？说他是早期浪漫主义者（而浪漫主义可是一种社会现象——卢那察尔斯基注），还是说他是个病人呢？” 尽管朗格非常谨慎，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对于精神病学家来说，还是令人震惊的，他直截了当地宣布：整个浪漫主义都是心理变态。 由于浪漫主义无疑是一定时代的“病症”，那就必须从两个结论中取其一个：要么是一定时代产生大量的心理变态者，要么是时代故意号召这些心理变态者进行有效的服务。 朗格下面的话狠狠击中了他自己的论点。他说： “不能不承认，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是如此的强大，恐怕足以将比荷尔德林精力旺盛得多的完全健康的人彻底摧毁。” 这里我再一次援引席勒的话，他和黑格尔同样深刻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很想知道，”他在荷尔德林发病后写道，“所有这些施米特们、里希特们、荷尔德林！门是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这样主观呢？是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他们的神经都这样紧张，他们身上都有那么多的片面性呢？一言以蔽之，这一切是起因于某种主观因素，还是因恶劣的审美食粮和外在的不良影响所致？那种他们生活其中的对经验世界的立场，那种他们深受其影响的唯心主义精神，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受外在影响的？我倾向于认为后一种情况更正确一些。 “当然，强有力的、幸运的人能够战无不胜，但是我想，许多才华卓著的人在我们时代遭到毁灭，纯粹是因为他们的不正常。”[72] 即使正常的人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也会变成病人和半正常的人。他们定然会遭到灭顶之灾，但同时对于自己的毁灭却又唱出美妙动听的歌，他们以此表明在社会的先进阶层和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这就是这一秘密的答案。 朗格是庸俗唯物论者，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也许因荷尔德林经常挨饿这一点起了作用？精神饥饿这个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很亲切的术语所表明的概念也是纯马克思主义的——诗人意识的营养短缺，对于朗格来说，是不重要的，可是要是肉饼少了，按照他的意见，倒是会决定诗人的创作和整个生活的。 我们决不否认这样的情况，即疾病在这里起了令人遗憾的和无法避免的作用。我们只是说：只要病情没有发展到使现实授意于荷尔德林的社会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变得阴暗艰涩，形式上无法理解，那么他的创作就还具有社会意义。同情荷尔德林的团体就会跟着他走，对他表示理解。克利芒斯·布伦坦诺不是男疯子，佩蒂娜不是女疯子，[73]但他们甚至在荷尔德林晚期的作品中都发现了某些东西。比如佩蒂娜在谈到荷尔德林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时说。她简直爱不释手——以致能够从书中听到神圣的韵律——非同凡响、动人心魄、情真意切。她说，这是她头一次看到把希腊的天才作品翻译成德语。[74]这不是病人的语言。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荷尔德林的诗渐渐地——随着他最后发疯的时间越来越近——开始失去任何社会意义，甚至失去了音韵的价值。是的，生物因素在这里战胜了社会因素，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名社会成员，而是一名患者，是有病的动物，除言语外什么都谈不上了，而且言语也是不明不白的，与社会没有什么联系。 这时他已被完全转交给了精神病医生。 但是当他还是一名社会重要成员的时候，他的创作只能通过社会分析来说明。如果病中的版本的社会内容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为一大批人所推崇，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病情只起了放大与“扩音”的作用，因此无法用“健全的”乐器表现有关的社会内容，这样的内容只能用带有结疤和创伤的乐器来演奏，其声音是如此的令人肝肠寸断，以至这样的音色能够使人更好地领悟用这样的乐器所表现的悲剧。 我想再谈一谈尼采的意见。当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开始成为资产阶级在伦理学、心理学的主导时，尼采也和他的同时代——瑞士伟大诗人施皮特勒一样，[75]充当了这种发展在知识界所引起的变化的表现者。 荷尔德林时期的知识界，幻想在地球上发生反对资产阶级的彻底变革，幻想某种含糊不清的、人道的民主制度。因此，问题产生了——软弱涣散，无所作为，缺乏实际力量，有些势力仅仅口惠而实不至，厚物质而轻精神。尼采也想改造整个世界，但是他与正在到来的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钢铁步伐配合默契，一唱一和，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则希望建立一个冷酷无情，但光影夺目的超人的时代。尼采把他所看到的贫穷的德国和帝国主义希望建立的时代作了对比，其眼力一点也不比把贫穷的德国与自己的古希腊相比的荷尔德林的眼力差。尼采崇拜俾斯麦，[76]崇拜资本主义的强大的侵略者。所以对他来说，物质力量；物质势力具有巨大的作用。但他本人毕竟只是一介书生，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幻想家。 不能否认尼采的查拉图什特拉和施皮特勒的普罗米修斯对恩沛多克勒斯的极大依赖性。[77]他们也是超人，是伟大的领袖，他们应该以自己天才的力量造福人类，但查拉图什特拉和普罗米修斯更为务实，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胜利，强调自信。 请看，尼采写道： “我无法充分反对虚伪的理想主义，那里的优秀人物的性格太过纤细，以至同世界发生异化现象。” “很可惜，南部欧洲并没有及时地救助他们，也没有治好他们过于控制情欲和为了精神而严加克制的毛病。” “像雪菜、荷尔德林、莱奥帕尔迪这些人的毁灭，真是太可惜了。”[78]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毁灭又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最后我已不把这些人看得那么高了。我甚至可以轻松地思考大自然和一切自然事物对他们的报复，特别是当我听说莱奥帕尔迪年轻时喜欢手淫。后来又患阳痿的时候。” “应该有讥笑这些人的勇气。”[79] 如果说尼采“有讥笑荷尔德林的勇气”，那么我们就应该有讥笑尼采本人的悲喜剧处境的勇气。他自己在性关系方面就很不正常，生来就有很坏的习性，心理变态很厉害，而且像荷尔德林那样，最后以发疯告终。尼采本人也是腐朽的小市民的旧世界大分裂的产物。尼采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抛弃了民主和基督的思想，抛弃了曾一度掩盖过资产阶级赤裸裸掠夺本性的所有那些令人作呕的破旧遮羞布，因此他才说：“世界属于强者，属于大炮多、意志强的人。”这将是某种美的胜利，将是某种新的宗教的胜利。但是，对于像尼采这样个性的人，对于像他这样天生软弱无能的理想主义者，帝国主义及其丑恶的嘴脸对他来说毕竟是一场恶梦，尽管他曾幻想借助它跳出这个泥坑。他经常因帝国主义的粗暴和残酷而备受折磨。他所有的书都在反映这种疾病——无耻的贪婪，动物般的无耻贪婪，而有文化的人，有文化的小市民是无法容忍这种无耻行径的。 我想，如果尼采的父亲没有患梅毒，他自己当然也就可能不会得麻痹性痴呆症了。他的病是由于生理的原因。但是我们也同意精神病学家的话：疾病的先期征兆的阴影以心理变态的形式在尼采的全部创作上都有所印证。而这种意识的分裂，这种心理的变态，在社会学上恰恰迎合了一种需要，即尼采能够成为小市民知识分子一定阶层的分裂的表现者。当然，以社会冲突为基础的严重而可怕的心理感受，不仅没有阻碍，而且加剧了大脑的进一步破坏。 请想象一下，我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河流的性质取决于什么——是网里的流水还是沿河的堤岸？比如说，湖里的水越积越多，最后漫过了堤岸，水向哪里流？当然向有洞隙的地方流，向下坡的地方流。社会内容也是这样，它在为自己寻找特殊的河床，并沿流而下。但河水的力量在加宽、加深着河床，形成堤岸高低不等的所谓河流，用砂砾、沙子或淤泥为自己铺垫河床。由此可见，最初的河道都是一种类似的沟渠，受沿岸自发奔流的河水的制约。 个人也会发生某种类似的现象。为什么一定的社会内容偏偏要选择荷尔德林或尼采作为自己的表现者呢？因为这样的社会内容最容易渗透进去的正是他们这样类型的人。他们把这种内容视为真正的灵感，视为某种精神和某种神的本质的作用——但这是社会的本质，决非神秘的本质。这种社会本质压制这些人身上的一切，主宰他们的本性，使其处处于自己方便，直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完全打碎和消灭这种本性。 这就是我认为从我的总的论述中和从对荷尔德林的创作和生平的简单说明中所得出的结论。 应该说，当德国被击败，德帝国主义尚未达到决定性高度就已被推翻的时候，荷尔德林以非同寻常的力量复活了。德国资产阶级和与他们接近的知识分子深感绝望。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我先前所勾勒的那幅图景。我说过，任何社会性都能够在人类的键盘上找到适合于自己的琴键，不过它所能敲击的不仅有活的人键，也有死的人键。表现主义应该创造出这样的世界观和这样的形象系列——它们足以反映这种大绝望和大破灭的情形。于是历史敲击了荷尔德林这只键。荷尔德林复活了。人们开始出版他的作品。出现了关于他的学派。人们宣称他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很明显，这只能是指“社会名人”，而不可能是指具体的病史。恰恰是荷尔德林的那些极其悲惨地把理想和现实作了对比的病态作品，说明自己是正确的。荷尔德林本人部分地预见到了自己的这种命运，对此，他写道： 有时诸神从寂静的房子里， 给我们派来亲爱者，作短暂停留； 为了让人们记住高尚之举， 唤起内心的高兴。[80] 但是同一个荷尔德林，即那个思想开朗往往大于神秘的荷尔德林，却写下了自己的《许佩里翁》的最后一句，[81]这句话他仿佛是对我们说的，也许，与其说是对我们这些当代人说的，还不如说是对我们正在建设的那个时期的人说的，到那时，社会将真正变得完全正常，不仅个别人的不正常倾斜将被消灭，甚至遗传的形态，祖传的倒霉东西，无论如何也将被消灭殆尽（用优生法或用对新获得的优良特征的自然继承法）。 “啊，你们，未来的人，新的狄俄斯库里们，[82]当你们经过许佩里翁长眠的墓地时，请驻足稍停片刻。停下来缅怀一下被忘却者的遗骸，并且对自己说：‘如果他和我们是同时代人，他会和我们一样的。’” 这仿佛是在自我辩解：我要是生在正常的时代，我也会是正常的人。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开展的工人运动，对于这一事业——建立人类正常的生活——将会有最大的促进。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一切理论工作，对于人类正常的现象战胜自发的、反常的现象，战胜我们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自然有害现象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我们有幸怀着很大的希望和信心为获取这一胜利而工作，但愿我的这个假定性报告也能为我们这项宏伟的工作做一点哪怕是非常微小的贡献。 [1]卢那察尔斯基的报告，1929年11月13日开始讨论。报告人首先发言，他简要介绍了报告的基本论点。最后他又回到艺术的社会学和病理学因素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来了。参加讨论的有许多著名学者、教授。卢那察尔斯基在结束语中一一回答了他们的批评。 《共产主义学院学报》1930年第37、38期的编辑部按语说：“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报告的讨论和报告人的结束语，将发表在下期《学报》上。”但是根据报告人和与会者协商，这些材料未曾发表。 [2]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精神病患者。 [3]文德尔班（1848-1915），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狄尔泰（1833-1911）。德国文化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4]亦称闪族人，古代包括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等，近代多指阿拉伯半岛的居民、犹太人、叙利亚人、埃塞俄比亚人等。 [5]普希金的叙事诗《茨冈》（1824）中的句子。 [6]戈·乌斯宾斯基（1843-1902），俄国作家。 [7]列·安德列耶夫（1871-1919），俄国作家。 符·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俄国诗人。 [8]我已试着对一些作家做过这方面问题的说明了。我给作为《三十天》杂志丛书出版的《莫泊桑文集》送去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希望关心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同志们看一看。同样，我在安德列耶夫选集的导言中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9]哈内曼（1755-1843），德国医生，顺势疗法（又称同种疗法）的奠基人。所谓顺势疗法，即用极微量药物（如剂量过大反而会导致本病）治疗疾病的方法。哈内曼的理论并未得到应有的实验及临床证实。 [10]比尔（1861-1949），德国外科医生，1901年提出治疗传染病的人工充血法和脊髓麻醉法。 [11]这是马克思的一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页。 [12]伊·马·努西诺夫（1889-1950），苏联文艺学家。 [13]平等派（égalité），又译平均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激进派。 巴贝夫（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 [14]法捷耶夫：（三十年间）。苏联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70-71页。 [15]符·舒里亚科夫（1872-1912），俄国革命家，批评家和记者。 [16]见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96-124页。 [1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18]荷尔德林不属于“狂飙突进”运动 [19]卢那察尔斯基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巷，人民出版社，第113-114页。 [20]卢那察尔斯基转述的可能是梅林下述的原话：“他（马克思）始终是古希腊作家的忠实读者，而他恨不得把当时那些教唆工人去反对古典文化的卑鄙小人挥鞭赶出学术的殿堂”，见梅林的《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85年，第622页。 [2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巷，人民出版社。第113-114页。 [22]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评论家，美学家。“狂飙突进”派理论家，歌德的朋友；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代表人物，耶拿大学教授。 [23]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歌剧革新家。马蒂尔德·冯·威增顿克（1828-1902），德国女诗人。 [24]1797年8月的信。 [25]作者把荷尔德林给妹妹的两封不同的信的片断联在一起，一封是1798年复活节前不久写的。另一封是1798年7月4日写的。 [26]魏布林格（1804-1830），德国诗人，作家。 [27]卢那察尔斯基引自魏布林格的回忆录《病人荷尔德林》，慕尼黑，1921年，第61-62页。 [28]弗·马蒂松（1761-1831），德国诗人。 [29]魏布林格：《病人荷尔德林》，慕尼黑，1921年，第73-74页。 [30]同上。第76-77页。下面的引文也是对魏布林格的话的转述。 [31]魏布林格：《病人荷尔德林》，慕尼黑，1921年，第108-110页。 [32]引自小说《许佩里翁》的前言。这里及以下有关这部小说的引言，皆是卢那察尔斯基自己的译文或转述。 [33]许佩里翁的这些话不是对阿拉庞德说的，是对别尔拉明说的。 [34]上述话是阿拉庞德说的。 [35]这话是许佩里翁本人说的。 [36]密涅瓦，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传说是从朱庇特（即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的头中生出来的。 [37]帕耳忒农庙，一译帕特嫩神庙，雅典卫城的雅典娜处女神庙，圆柱式。外观壮丽、匀称，建于公元前5世纪，毁于1687年（已经部分修复）。 [38]人民大会场（agora），古希腊民众集会的广场。 [39]这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许多著作的一贯思想。 [40]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约公元前48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41]《许佩里翁》第l卷1797年出版，第2卷1799年出版。 [42]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50页。 [43]阿波罗，希脑神话中的太阳神。主神周四和勒托之子，权力很大。主管光明、青春、畜牧、医药、音乐、诗歌等。 [44]卢那察尔斯基显然是指莱蒙托夫未完成的作品《我想对您说…》。其中萨沙·阿尔别宁的童年故事带有作者传记的性质，讲到冬天萨沙听女佣们讲伏尔加强盗的故事。于是在他心目中出现了粗放勇放的奇迹和阴森可怕的情形，产生了反抗社会的思想。 [45]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开设黑店，专门拦劫过往旅客。把旅客放在店里的小铁床上。以小铁床为标准，身长者截短，身短者拉长，普洛克斯忒斯后来披雅典王的儿子忒修斯杀死。 [46]恩沛多克勒斯系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这里写的是他拒绝王冠，投身埃特纳火山口的传说。 [47]荷尔德林：《恩沛多克勒斯之死》第一场结尾。 [48]摘自《盲歌手》一诗。由卢那察尔斯基译成俄文。 [49]这几句诗实际引自《致命运女神》的第l节。 [50]克利芒斯·布伦坦诺（1778-1842），德国诗人。 [51]引自《面包和葡萄酒》，这首诗的第l节在过去的一些版本中曾以《夜》的题名发表过。 [52]见《生活的一半》一诗。 [53]见《我享尽了人间的乐事…》一诗。 [54]这四行诗卢那察尔斯基译自《病中荷尔德林》一诗。 [55]狄尔泰：《经历与诗》，第221页。 [56]同上。第281页。 [57]居特尔（1695-1723），德国诗人。 [58]歌德：《诗与真》。见《歌德文集》第9卷，莫斯科，1935年。第283页。 [59]指贡道尔夫的《歌德》（1916）一书。 [60]恩斯特·米梅尔（1889-1964），德国社会学家。 [61]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诗人。 [62]俄耳甫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操竖琴，其琴声哀婉动听。能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借助音乐战胜了不少困难，后被宙斯用雷击死。 [63]莱瑙（1802-1850），奥地利诗人。在爱情和事业上双双受挫，精神忧郁。以至失常。1847年披送入疯人院，3年后去世。 [64]该文并未收入此书，而是对这本书的评论，刊载于1901年《时代》周刊第28卷第362号。维也纳。 [65]文德尔班（1848-1915），德国哲学家。 [66]文德尔班的这一观点表现在他的《荷尔德林及其命运》一文中，见《序曲·哲学论文与言论》，圣彼得堡，1904年，第120-144页。 [67]弗莱坦（1874-？），德国精神病学家。 [68]弗莱坦：《荷尔德林的精神病》一文，载《民族》1906年9月7日第40期。卢那察尔斯基转引自朗格的《荷尔德林，病理志》一书第170页。 [69]朗格：《荷尔德林，病理志》，第12-14页。 [70]荷尔德林生于1770年5月20日，死去1843年6月7日，活到73岁。 [71]朗格：《荷尔德林，病理志》，第36页 [72]1797年8月17日给歌德的信。 [73]佩蒂娜（1785-1859）德国女诗人，布伦坦谢之妹。 [74]卢那察尔斯基这里指的可能是佩蒂娜在《甘德罗特》中谈她对荷尔德林译的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的印象。 [75]施皮特勒（1845-1924），瑞士德语作家，诗人。 [76]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实行强权统治。有“铁血宰相”之称。 [77]这里指尼采的作品《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1884）和施皮特勒的作品《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1881）的主人公。 [78]莱奥帕尔迪（1798-1831），意大利诗人。 [79]朗格的《荷尔德林，病理志》，第175页。 [80]卢那察尔斯基译自《致德骚的一位亲王夫人》一诗的第1节。 [81]下面引的这句话并不是《许佩里翁》的最后一句，而出自该小说的第1卷第2部分。 [82]希腊神话中宙斯和勒达的儿子，能征善战，所向无敌，建立许多功绩。
论经典遗产（卢那察尔斯基，193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论经典遗产 卢那察尔斯基1930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那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未完成章节《导言》中提出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即古希腊艺术的审美影响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究竟何在。 马克思从十九世纪初广为流传的对希腊文化特点的理解中寻求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我们从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中可以看到对这一理解的精彩表述，而在黑格尔那里，则已经是完全成熟的形态了），[1]那就是把所有的文化因素独具匠心地联合成一个能够称其为艺术的体系。 希腊人稚嫩、新鲜的哲学（即关于自然的科学），他们的政治和道德——所有这一切，极容易形成关于大自然神话的、拟人化的观念。如果说，在较后的时代，甚至人们已不再把神话当作从附近什么地方在主宰日常生活的实际现实看待了，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这些神话还是让每一个人感到非常亲切，从对世界的远非十分牢固的现实主义的观点过渡到用创造的神话或用老的神话来理解和说明种种现象——并不存在什么困难。 对此，还可以补充一句，古希腊罗马的叙事诗（更不用说戏剧和毫不逊色的古代建筑和雕塑了）充满了公民教育的意义。 再说了，希腊人生活其中的文化制度，完全可以比其他时代和其他民族在大得多的程度上使政治服从于道德；通过艺术，从政治-道德上来领导人们。 雅典人为了同亚细亚进行斗争，唤起帝国的殖民意识，向奥诺马克利特订购了荷马民间演唱艺人整本的昔日诗歌。[2] 他们通过自己的悲剧，在真正的意义上同统治者（或有意无意追求统治的人）的高傲自大进行斗争这种悲剧在公众面前提出了当时最热点的文化-政治问题。他们组织了整整一个梯队，从被奉为人性永恒胜利的神化了的大力士——俄林波斯神——开始，如此这般，一字排开，展现出躯体美和精神美的均衡和谐发展的崇高理想。 他们感到骄傲的是，尽管他们个人的住宅非常简陋，但他们通过自己庙宇的辉煌群体和公共建筑，创造了一种诸多部分的组合；这种组合像晶莹透明的音乐，向全社会传递出一种健康的旋律，而社会则犹如一面镜子，从这些建筑中又看到了自己。 当马克思明确无误地宣称，在古希腊人之后艺术再也达不到如此的高度，甚至人类是否还有必要创造此类艺术、而且能否再创造出那样有利于艺术的条件时，他似乎是持怀疑态度的，他的这番话指的正是这一点。 马克思完全没有陷入德列彼尔之流才思枯竭的地步，[3]他不怕把古希腊称为人类的童年，并且写了一段话，说有时候童年对于成年而言反显得完美无缺，白璧无瑕；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成年人都希望变成为儿童，说成年人会把童年，把生活中各方面具有那么多优势的幸福的童年，看得比青年和成年更为可贵。[4] 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可以得出极其明确的结论：在经济的发展，或者说，在人对自然的支配力的增长，同尽善尽美意义上的艺术发展之间，是不相吻合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艺术发展的水平不受制于经济。这里的制约性还是非常充分的，就像其他上层建筑受制于经济一样。不过不能认为这种制约性是那样的简单，不能认为各上层建筑的发展水平同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同步发展的。 对自然的审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然的拟人化阐释，同样，也取决于对自然本身，即对自然形态的内在价值的认同。 相反，对自然的科学技术态度破坏了所有的拟人化思想。当然，这种态度说明人对于自然拥有大得多的支配能力，但是这种支配能力的前提，恰恰是对于自然的现实规律的认识，与拟人化思想毫不相干。 此外，对自然的科学技术态度，是功利性的态度。一位艺术家非常欣赏林中的秋叶在阳光照射下金光灿灿的效果，可是在一位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看来，这位艺术家不免显得有些迂腐可笑，因为这位工程师来的目的是要计算这座林子能提供多少木材，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些林木变成原木和板材得花去多少人力。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即无论是这位现代艺术家，还是那位现代工程师，至少说，他们都不会想到——即使他们读过很多克雷奇科夫的作品——一旦森林被伐光，森林女神们将怎么办，树妖们将如何是好。[5] 一般说来，对大自然的这种科学的、功利主义的态度，是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产物，对人类幻想有很大的伤害，而且，这种态度对艺术如果说不是完全扼杀，而只是赋予它以新的形式的话，那么它至少使艺术变得不那么繁荣了，不那么精益求精了，不那么新颖，也不那么纯情了。我特意用“新颖”和“纯情”这两个词汇，因为经常使用这两个词汇的不是别人，而是列宁（见《列宁文集》第12卷），他常常以高度赞赏的态度提到它们，您以为是针对什么？是针对古代艺术吗？不，他针对的是古代哲学。[6] 古代哲学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是非常深刻的，但若和我们现代科学相比，就以后者所拥有的精密科学知识的数量而言，它毕竟还是十分幼稚的。不过，往往正是这种缺乏精密科学知识的情况，甚至使像列宁这样思想严密的人，从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也扩大了眼界，[7]开阔了思路，受益匪浅，得出了很好的结论和道理。 这里我附带作一重要说明。如果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把话都说死了，以为他把古希腊罗马看成是万世不变的艺术顶峰，那您就想错了。马克思讲的只是过去。他不过是把资产阶级艺术同古代艺术作一番比较而已。 有许多情况发人深思：人类在不远的未来即将生活在其标志下的辩证唯物主义，恰恰就是希腊人关于世界的思维、观念和作为其对立面的资产者的科学技术思想的独特综合。 其实，工程师们的真正哲学是机械唯物主义，而机械唯物主义剥夺了生命的物质，把它干脆变成为某种类似于惯性物质的东西。物质在它那里甚至是静止不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运动只是在外力推动的影响下才会发生。机械唯物主义扼杀生命的一切质量。它将事物的外部现象本质同其自身的唯物主义本质对立起来，参照关于原子数量无限的巨大自动装置对本质加以思考，从而创造出诸如霍尔巴赫笔下那样灰色的画面，给钟情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歌德以如此讨厌的印象。[8]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还物质以生命。列宁一再坚持物质本身是发展的，坚持它蕴含着巨大的可能性，坚持它本身所潜藏着人类的思想；列宁认为这种思想的威力是不可限量的。他经常谈到生命，谈到回归于物质的鲜明生动性，只要我们不是一味从机械的方面来看待运动，而且要考虑到物质的转换。他甚至毫不嫌弃地指出伯麦关于物质素来具有力量的思想这种力量很像是某种向往和追求，是物质的“苦难”。 当然，这只是一种表象，把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对物质的概念等同于原始的物活论，[9]那简直就太可笑了。不过任何人一眼都能看出典型的机械工程人员的世界观和辩证的革命工作者的世界观之间的巨大差异。 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决不会让我们返到拟人化的时代，更不会把某种特殊的生命注入到艺术中去，因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我们周围的伟大“万物”经历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拥有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威力，根本不同于机械论的伪科学反映。 不管怎么说，时至今日，古希腊对于我们仍然是具有明显审美价值的文化现象。 但是我们反问一下自己：普列汉诺夫下面的话是否正确？他时常在自己不同的批评文章和美学论文中说，从科学的，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本质上说，不可能有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任务只在于说明为什么某种艺术与某个时代相适应。[10] 这里应该说的是，普列汉诺夫本人并没有信守这个观点。不仅如此，他在言论上走得更远，实际上他几乎推翻了自己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启蒙主义”观点的批评。至少，在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中，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对艺术的追根溯源的理论研讨增加了许多限定。这些限定成了他的理论的有机部分。这里有普列汉诺夫关于标准的理论——实质上非常灵活，但其形式又相当稳定——即关于我们顿以认识某一部艺术作品、某一位艺术家、学派乃至整个时代的相对高度的标准。这一形式上绝对、实质上相对的标准，充分地表现了有关艺术的一般原则，表现了它的社会内容；这些原则和内容是被置入到艺术中的，再不就是艺术产生于这些原则和内容。 我们随便以一个时代为例。和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是一定的社会制度。某一个统治阶级在维持和发展着这种制度。最初，也许还是在为权力斗争时期，这个阶级已经制定了自己的标准（更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这些标准。）它正处在这样一些伦理标准和审美形式的形成过程之中，这些伦理标准和审美形式同这个阶级的真正利益和它所向往建立的社会生活模式是相一致的，随着权力的取得和巩固，随着导致它上台的经济力量本身的发展成熟和盛极一时，这个阶级会通过自己圈子出身的人，或者通过精神上、物质上听命于自己的知识分子，创造出完全表达该阶级的生活原则的艺术。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经典艺术。届时，形式和内容完全一致。过一些时候，当新的经济生活现象开始在这个统治阶级的大厦中出现裂缝，而且由此而出现的敌对的社会力量逐渐壮大时，这个阶级便会失去对自己的目标的信心，它的生命力将受到威胁，它可能会变得荒淫无度或热衷于神秘主义，就像现实生活中所有被判决了的人那样。不过这时候它仍然需要艺术，需要艺术为它巩固本身的自我意识，加强对其他人的思想感情控制。它的艺术家们所达到的形式完美还将继续发展。不过这种完美己经开始向夸张、求精、铺张过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表现在羊皮纸的书写艺术和希腊罗得岛的艺术中，在希腊公民精神衰退的艺术中也有所表现。 这样一来，形式被看得高于内容；艺术家因善于耍弄所谓技巧而备受赞扬；人们开始推崇为艺术的艺术，就是说，只从外表成就这个方面大加褒扬。这将是艺术的形式衰落时期。这里已经没有什么经典可言，虽然也许能够找出几位形式主义大师。 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认为，不同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站在丘陵最高点的，有影响盛极一时的。有些时代，就外部条件而言，可以达到完全成熟的地步，而另一些时代则只能半途而废。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拥有伟大艺术的时代，而后一种情况——则是艺术上平庸的时代。当然，任何一个充满活力的和多少有些秩序的时代都能够找到一些与自己时代内容相应的表现，因此都有自己的“经典”。 普列汉诺夫关于启蒙主义时代本身的论断，稍稍超出了他自己关于艺术源头论所说的一些有关言论的范围。 他指责启蒙主义批评的地方，恰恰是说它不去阐释艺术，而是对艺术指手画脚，说“你应该如何如何”，对艺术不是像对待某种文化花朵那样，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达到启蒙主义目的的工具。 不过普列汉诺夫自己声明说，这些或那些时代之所以成为启蒙主义时代，并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别的可能。各个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各个阶级和多少表现出点意志的阶级文化，可能倾向于折衷的思想，很乐意接受其他各个时代的产物，把它们当作意中的礼物。不然就是适逢盛世，国泰民安，统治阶级纲领明确，成竹在胸，极富创造性，认为自己的任务决不是仅仅解释世界，及时行乐，而是要改造世界。这样的时代具有非常高尚的追求：决非浑浑噩噩，不问世事。如果您向他们指出一部出色地反映了一定思想的艺术珍品，但这一思想本身同这个社会的特定文化（就我们目前阶段而言，比如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又格格不入，那么您怎么也无法说服有关的公众，说这部艺术作品同样有价值，说它出色地反映了与该阶级血肉相连的思想。您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充分反映奴隶制的思想，但这样未必会受到无产者的欢迎，而表现完全不切实际的奴隶起义的思想则会受到无产者相当大的同情。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普列汉诺夫本人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不偏不倚性”上并不是那么前后一贯、始终如一的。他所列举的一个又一个时代，都是在各种艺术杰作中得到过相应反映的。我们倒是可以问问他，所有这些思想的价值彼此是否都是相同的？或者说，是不是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接触的是狭隘的思想，因为产生这些思想的阶级的目标是狭隘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接触的思想则非常开阔，有极其宽广的前景，它们来自强有力的阶级，因而有崇高的理想？ 至少可以说，普列汉诺夫对于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及的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的怎样解释一部艺术作品的长短不一的持久性的问题并不感到陌生。 普列汉诺夫写道“屠格涅夫很不喜欢宣扬艺术功利观的人，有一次他说：米洛的维纳斯比一七八九年的原则更加无可怀疑。他的话说得完全正确，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11] 普列汉诺夫接着指出，米洛的维纳斯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无可怀疑，比如对于霍屯督人就不然。他说：“不过，对米洛的维纳斯无可怀疑一定着迷的只是白种人中的一部分人。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她确实比1789年的原则更加不容置疑。但原因是什么呢？只是因为这些原则表现了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仅仅适合于白种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资产阶级制度同封建制度斗争中的自我确立时期，而米洛的维纳斯正是与这种发展的许多阶段相适应的女人形体的理想。是许多阶段，不是一切阶段……”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得知，第一，米洛的维纳斯是一种理想，而且是女人形体的崇高理想，它适应于白种人发展的许多阶段，但不是一切阶段。既然如此，那就是说，在我们给某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下断语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不仅有这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忠实表现了该时代的这种或那种思想，还需要考虑这种思想是否只是为这一个时代，还是为许多其他时代所固有。很显然，在时间的长河中，一如既往地承认一部艺术作品为杰作的时代越多，这部作品在人类艺术宝库中的意义就越大。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反问自己一句：这个时代的思想是如何对待我这个时代的思想呢？ 当我与维诺洛夫同志和其他一些从俄国各地汇集到卡普里党校的工人们参观卢浮宫，[12]向他们介绍米洛的维纳斯的时候，从他们发自内心的赞叹中我深信不疑，他们赞赏这座雕像不仅跟公元前四世纪或三世纪的希腊人一样，而且眼亨利·海涅或格·乌斯宾斯基欣赏它时也一样。[13]对于我们的时代，女性美、健康、独立、智慧和安详的典型，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我猜想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一点尤其能够为人们所接受，至少在头十年会是这样（以后的情况我不敢妄加猜想）。 因此，让我们对自己所能够把握的“经典”的说法作一些相应修改吧；我们对经常看到的普列汉诺夫的论断的态度，是有些肤浅和过分信任了。 最简单的说法是：经典艺术家，是那些最不折不扣、最有力地表现自己时代的思想，即表现该时代主导阶级的指导准则的艺术家。的确，如果我们把这些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收进一个博物馆，我们看到的将是一系列经典艺术作品，即一大串连结全部人类文化的高峰作品。不过接下来我们可以说：这些经典艺术家中有些人对我们来说恐怕已经是明日黄花了。他们是自己时代的经典，我们把他们作为经典列入经典艺术家的名单，但他们已经完全不是我们时代的经典了，因为他们如此淋漓尽致地表现的那种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僵死的了。 附带说明一下：普列汉诺夫多次说过，如果一个艺术家的思想出发点是虚假的，那么他的作品也一定是虚假的。我们不会把这种表现虚假思想的人列为经典作家。但是要知道，思想的虚假性，首先从它赖以生长的那个时代的观点出发，也同样需要加以评价。现在来维护奴隶制度——这是一种虚假的错误的思想，但是在与当时条件相适应的古代世界，维护奴隶制度，维护奴隶对自己主人忠贞不渝、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表现，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就是经典。我们接触过不少这类宣扬效忠思想的经典悲剧，它们来自我们欧洲的封建主义，特别是来自日本，因为武士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种为了荣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感情之上的。 例如，老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就写过这样的东西，他描写了挑起事端的大封建主库尔勃斯基对约纳的满腔义愤，同样，也描写了瓦西卡·施瓦诺夫对这位库尔勃斯基含辛茹苦、效尽犬马之劳的种种义举，但是我们在这里感觉得出，即使对于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的时代来说也有不少虚假的东西。[14]感觉到这一点的，当然还有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 因此，我们不能把阿·托尔斯泰的长诗算作经典，而日本的《四十名武士的悲剧》则可列为经典。不过，尽管《四十名武士的悲剧》成功地体现了社会义务的思想，毕竟它不能为无产者所喜爱，因为它掺杂了一些纯地主阶级的东西。[15] 第一个层次上的正式经典艺术家，是完美地表现了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艺术家；其次才是第二序列的经典艺术家，他们显然不是那么扎实稳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变化着；我们称他们为经典纯粹是从我们的时代着眼，就是说，由我们来确定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充分表现了决非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思想，不仅如此，他们根据自己时代的条件，比我们现在所能够表现的更为有为，比我们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所能够做到的还更加扎实。 经典遗产在这里对我们可就特别重要了。首先，经典遗产，即人类文化各时代杰作的大博物馆，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它给我们时代所带来的社会好处只能够是间接的。其次，收集经典艺术家的作品，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创作提供标准和榜样，或者填补我们文化中我们自己一时还无法填补的空白。在这里，经典艺术家就像是我们的先驱者，因为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当时人们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探究下去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恰好在我们的时代能够得到实际的体现。 例如，年轻资产阶级的经典艺术家们关于自由社会和自由个人有很多正确的和视野开阔的观点。但是这一切都被时间埋没了。他们的阶级沿着剥削的道路走了下去，于是，年轻资产阶级的经典作品遭到了践踏。资产阶级不是把自己的这些经典艺术家拒之门外，就是把他们当作标本摆放在那里，以便不时地炫耀一下这些良好的关系，用这些凋谢了的花朵，为全人类所不齿的暴政的光秃颅骨作点装饰。 但是，这些花朵，经过我们用春雨浇灌，又重新开放了。这些作品开始大声说话了，它们又重新唱起了自己的歌，而且这歌声相当好地融入了我们的大合唱；在最差的情况下，即使它们的歌声中有一些我们听起来假惺惺的东西，它也可以提醒我们一定要创作出这样的，但是比它们更好和更现代的歌曲。 我们记得列宁曾严厉批评过无产阶级的狂妄自大作风，这种自大狂力图把革命前所创造的一切都弃之不用，答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全新的无产阶级艺术。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人再坚持必须抛弃经典遗产的观点了。那种不懂得经典艺术家不仅需要选择，甚至他们作品中的某些因素也必须剔除的人恐怕已经没有了，因为经典艺术家的作品中有些东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而另外有些东西我们则感到格格不入，它们对于我们已经开始僵化了。 我们差一点受到了未来派和“列夫”的影响。[16]但是，我们要弄清楚，资产阶级世界的这些遗老遗少，通过资产阶级文化本身，表现了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己开始完全拒绝一切内容，竭力沿着纯形式主义的，甚至是未来派、达达派等完全空洞无物的风格道路走下去；而带来无限丰富的新内容的无产阶级，对于这种毫无生命力的把戏，只能够轻蔑地嗤之以鼻。 在我国，未来派或者形式主义者（例如构成主义者），他们自己希望能够消除自己理论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对形式的盲目崇拜他们力求以尖锐的社会内容来充实自己的形式。 应该不断创造新的内容丰富的艺术（虽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同时要认真研究世界和俄国的经典艺术家的作品；他们在我们备感亲切的时代所创造的作品，就其纯艺术品质而言，仍然比我们无产阶级自身的实践经验略胜一筹。 不过，受到1925年党中央关于文学的决议批评的投降主义和怀旧主义的毛病，同样也是一个不小的错误。非常明显，我的文化是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这个基础，就历史的意义而言，要高出很大一个阶段；它要求有自己的艺术，而且这自己的艺术，毫无疑问，不仅应该高出于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少有点模仿的艺术，还应该超过经典艺术的最高峰。此外，应该毫不含糊地指出，的确，时间上距我们最近的资产阶级艺术（无论是国外的还是俄国的），正处在衰落之中，因为资产阶级本身正在经受着道德-政治的衰退。 非常可笑的是，比如，米哈依洛夫对我的指责，说我过分热衷于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我是“热衷过”，不过热衷过的还有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人呢！——卢那察尔斯基注），说我对现代艺术和与我们接近的艺术重视不够。[17] 米哈依洛夫同志恰恰把两条界线给弄混了：一条甚至不是经济的，而是高度技术的界线，它标示着高度帝国主义时代的成就；另一条是深刻衰落的界线，是伴随着这个时代而发生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制度实际上腐烂变质的时代。欧洲和美国的最新型的联合收割机和大炮，我们一定要学到手，不过由此便得出结论，说我们好像同样也应该把现代资产阶级的艺术学过来，还有人几乎同样天真地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把资产阶级的现代哲学或伦理学也搬过来，这些话我认为简直是在犯罪。 相反，欧洲文化的巅峰是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而在我们俄国，贵族文化，特别是平民文化的最高表现，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充满生命和很有教益的。 当然，这种情况不会永远如此。听“伏阿普”同奥利霍维争论时无法不让人发笑。[18]奥利霍维声称：虽然无产阶级文学在我国还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地步，但是有种种迹象表明，“过不了多少年”一定会达到的。[19]您以为谁会不高兴呢？是左派和右派的同路人吗？您以为生气的会是某一位像波隆斯基或戈尔博夫这样被怀疑缺乏“无产阶级性”的批评家吗？[20]不。生气的是“伏阿普”成员。因为实际上他们拿不出任何过硬的东西来回敬奥利霍维对他们的活动的相当严厉的批评，于是他们决定指责他的不容置疑的预见是无产阶级的夜郎自大。 无产阶级文学在我国取得霸主地位真的需要许多年吗？五年——这不算长。要知道，十年也不算长。而“伏阿普”的设想是，即使再过十年，就目前的社会主义发展速度，无产阶级文学与小资产阶级作家们相比也还是稍逊一筹；我想“伏阿普”的这个想法，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无产者都不会苟同。 我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十年后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经典艺术家了。不，到那时他们对我们仍然非常有价值。要打破目前小资产阶级作家们的记录是一回事，而要打破普希金、托尔斯泰、谢德林的记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想，第二个层次的经典艺术家中将会有当代的经典艺术家出现，届时也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也许到时候我们用不着像现在这样需要战斗的经典艺术家了。也许到那时我们特别需要能够帮助我们培养全面发展的幸运者的经典艺术家了。那时候将需要巨大的文化开销（届时我们已接近取得完全胜利，甚至已将凯旋门甩在身后），目的只是为了造就社会主义的人——不是战斗中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在欢庆胜利、继续前进的社会主义的人。这时候的道路上，阶级斗争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 大概十年后这样的转变在我们的评价中还不会发生。十年时间要超过敌人的整个世界我们还做不到（若就世界范围而言），但是前面提到的凯旋门的情景已经是越来越近，隐约可见了。而穿过凯旋门，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的土壤定将培育出众多的艺术大师；过去的东西将会迅速离开我们，它们基本上只具有收藏的意义，具有不无裨益的回忆的意义；昔日的大师们，和年轻的社会主义伟人的迅速成长相比，渐渐地也就相形见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1]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许佩里翁》（1797-1799）他的一部著名书信体小说，表现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向往人、自然、宇宙的交融，认为古希腊罗马是社会与精神和谐的楷模。 [2]奥诺马克利特（公元前530-前480），雅典诗人；据古代传说，奥诺马克利特受雅典统治者庇西特拉图（公元前560-前527）的委托，主持了荷马史诗最初的收集工作。 [3]德列彼尔·约翰·维廉（1811-1882），美国自然科学家，文化史家，这里是指德列彼尔1862年发表的《欧洲智力发展史》一书的观点。德列彼尔写道：“人群或者民族像一个人一样会遇到种种偶然事件，周而复始，循环不断。一些人勉强熬过童年，一些人突然死去，另外一些人直到老死。在此事件交替中，不可能找到主宰事件的规律，并把它明确地揭示出来。每一个群体当时只能表明不同的发展程度，就像我们在家庭中看到有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一样。”《欧洲智力发展史》，第1卷，基辅，1900年，第18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页。 [5]克雷奇科夫（1889-1940）苏联作家，长于写各种传说故事，著有长篇小说《最后一位爱神》等。 [6]见列宁关于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笔记，《列宁文集》第7卷，1930年。 [7]赫拉克利特（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初。古希腊哲学家，辩证论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 [8]霍尔巴赫（1723-1789），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德国诗人歌德在《自传·诗歌与真》中对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1770）有所评论，称该书“情调阴暗，死气沉沉，内容令人难以忍受。”《歌德文集》30卷集），第10卷，莫斯科，1937年，第48页） [9]伯麦（1575-1624），德国哲学家，泛神论者，其神秘主义和自然哲学贯穿着自发的辩证思想。 [10]见《文学批评家普列汉诺夫》→文《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8卷，第222页，莫斯科，1967年。 [11]1820年出主于希腊米洛岛上的大理石雕像，当时被法国人购得，不久便运往巴黎，至今仍陈列在卢浮宫中。据说原雕像右臂下垂，手抚衣襟，左臂上攀过头，手握一只苹果。双耳还坠有耳环，但在法国人与土耳其人的争夺过程中遭到损坏。该雕像虽残缺，但被公认为是古希腊艺术家创作的爱神形象，由于爱神在古希腊神话中叫佛洛狄忒，在古罗马神话中叫维纳斯，故而名称不一，又因石雕作者无从考证，常被称作米洛的维纳斯。 [12]尼·维诺洛夫（1885-1910），工人革命家，布尔什维克。 1909年8-12月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开办的学校，是背离布尔什维克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及“造神说”的追随者们开办的。 [13]亨利·海涅（1797-1856）的，德国诗人，格·乌斯宾斯基（1834-1902），俄国作家。 [14]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小说家、诗人、戏剧家。这里所指的作品，是他的长篇叙事诗《瓦西里·施巴诺夫》。 [15]指日本作家竹田出云（1691-1756）的作品《忠臣藏》。 [16]未来派，20世纪头10年至20年欧洲艺术中的先锋派，否定传统文化，主张“未来艺术”，宣扬大都市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提倡“语言推翻”，绘画上倡导“形体推翻”和“主题重复”，他们的思想倾向各不相同，有亲法西斯的，也有拥护十月革命的。 “列夫”，全称“左翼艺术阵线”。 [17]米哈依洛夫：《<艺术>杂志最初的步子》、《在文学岗位上》，1929年第16期，第10-14页。 [18]“伏阿普”即“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联合会”的简称。 鲍里斯·奥利霍维，文学家，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成员。 [19]见奥利霍维的文章《谈“拉普”二次全会总结》（《真理报》1929年10月20日）。 [20]波隆斯基（1886-1932），苏联评论家，历史学家。 戈尔博夫（1894-）苏联文学批评家。
西欧艺术理论中的新潮流和马克思主义（卢那察尔斯基，193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西欧艺术理论中的新潮流和马克思主义 卢那察尔斯基1930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女士们，先生们！作为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我的报告当然不是要对欧洲艺术理论当中的诸多新现象做一番总结，[1]告诉你们许多新的情况，甚至在限定报告人的短短的时间内做什么充分的说明。我想，我的任务充其量只能是就多数与会者或多或少已经了解的问题，向大会做一个扼要的说明；这些问题是：关于艺术及其演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本原则，关于艺术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就上述这些理论问题向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我自认为这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恰恰是俄国做了最重要的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最近一个时期，即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做的。当然，我并不打算用我的报告来说服在座的听众，但是我希望它能引起诸位对选择艺术和文学作为自己探讨的对象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的兴趣，以促进专家们对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研究。 话虽这么说，可惜我还是要在我报告的第一部分对欧洲艺术科学的概貌作一番简单的描述。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勾画出一个背景，以便衬托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的轮廓；这里，艺术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现象，一种社会的努力和调节社会演变的规律而存在的。 艾尔曼金格尔教授不久前发表了一部相当精彩的文集，题名为《文学科学的哲学》。该书由他亲自编辑出版，并在前言中介绍了当代德国文学的状况，观点正确，论述透彻。现在我来援引他的一段话： “当前德国文艺学的状况是如此的混乱，自从关于这门科学的观念形成以后这种情况还不曾发生过。这样各行其是的现象反映了德国整个精神生活和政治经济生活的混乱状态。我们没有任何一种统一的思想。各种方法、学派、流派相互争斗不休，问题提得很尖锐，彼此间矛盾重重，甚至双方常常无法互相理解。连文学判断的最简单的逻辑道理也是这样的靠不住，以至于最莫名其妙的思想，由于时代的这种特点也会应运而生；处在这样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听到人们口口声声地谈论‘哲学’，即使他们只是稍许参加一点国家的精神生活也会这样。”[2] 我认为，艾尔曼金格尔教授关于文学史的哲学的话，不仅对德国的整个艺术科学适用，而且对整个欧洲也适用。 可以有把握地说，近五十年来，即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这几十年间，文艺学这个领域没有出现任何特别新的或别具一格的科学思想。在多数情况下，理论家和新的艺术史家们所掌握的事实都大大超过了自己的前辈。他们给我们的印象常常是：形式逻辑非常严谨，术语运用十分准确。尽管如此，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当代所有学者，或多或少都是些出色的追随者，而他们所追随的对象，则是那些生活在资产阶级文化长足进步时代的独树一帜的天才。 十八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艺术科学中得到了反映，这一点在支配着我们今天的思想家的理论研究的三个系统的观点上表现了出来。这些观点目前全都混杂在一起了，他们有时候从这个观点跳到那个观点，有时候则三个观点同时展开，时常发生争论，然而双方的论据都没有任何本质上新的或独到的东西。 至于前两个观点，它们在德国哲学中反映得特别广泛和充分。用不着感到大惊小怪的是：恰恰是十八世纪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德国，在这个方面超过了其它的国家。诚然，这个时期德国资产阶级还是个受压的阶级，但是正如海涅所指出的那样，[3]它正在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因素；德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距离积极的生活很远，他们只能关心小小德国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这类琐碎事务的本身。当时他们还没有可能直接参与社会的斗争，而这样的社会斗争在他们的法国兄弟和英国兄弟的生活中已经在起主导的作用了。因此，姑且不说是好是坏，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是有许多空暇时间来进行哲学思考的。譬如，体现1848年革命后在这方面发生变化的盖尔维努斯就说过：“虽然我们满腹经纶，但却无所事事。”[4]他用这种带有几分悲观主义色影的结论同过去说德国人是“思想家和诗人的民族”的那种充满自豪感的、但老实说意思又相当模糊的说法做了一番对照。 当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及其英国的前辈们已经发现了关于世界的相当现实和积极的概念，并且总是希望要把握事物的物质本性和最基本的力量的时候，德国人却在大搞他们自己的规模宏伟、高深莫测但纯系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他们一贯致力于肯定精神的第一性和先验的力量。[5] 持这种唯心主义观点的人，他们不自觉地、但却是深深地相信本阶级（资产阶级）在有关物质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确实是软弱无力的。 第一个认真探讨艺术并且指出它的重要意义的重大唯心主义体系，是康德在其名著《判断力批判》中提出来的美学观念，但这个体系的生命力是很脆弱的。 这一论著的主要倾向在于使艺术脱离实际的社会内容，同时极力夸大形式的意义，将艺术推入神圣的、纯形式的王国，把形式抬高到本身已经失去任何用处的地步。[6]这在事物的内在深处是逆来顺受，是安于现状。这一特点，那位跟着自己的老师亦步亦趋的伟大而不幸的席勒表达得很好，他悲伤地断言道：物质事物在空间里彼此残酷地相互碰撞，而与此同时，人们头脑里的思想却相互联合在一起，于无限繁多的幻想和理想之中和睦友好，[7]相安无事。 然而德国资产阶级都正在获取新的力量。西方革命的闪电雷鸣在威胁并动摇着牢固的社会根基，根据这种情势，德国的形而上学改变了自己的特点。对于谢林来说，[8]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是某种统一的完整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炽烈的力量。按照谢林的看法，艺术恰恰是诸多生命体和现象的奇妙的世界阶梯的顶峰，因为它最真切地表达出事物的真正本质。[9]黑格尔向前大大地迈出了一步。他透过这一世界过程的深处，揭示出它的基本规律：联结，即对立的统一；内在力量的斗争，这种力量到处都在无可避免地发展着并且主导着每一个最基本的部分和整体，经过创造的痛苦，最后达到更高阶段的综合的统一，此时，这个统一的内部已经孕育好了以后的矛盾的种子。 只有这个时代的社会革命才使黑格尔发现了这一伟大的真理。而这一点使他有可能赋予整个艺术历史以思想同一的内容。 当然，对于黑格尔来说，这一巨大发展的实体本身是精神，而客观自然界只不过是一件衣裙，一块幼稚者看不透而对于真正的智者又不复存在的布料。然而黑格尔所承认的唯一存在的精神本身则是生动的、积极的、发展的、革命的。 再向前一步，便是一部分德国的知识分子——费尔巴哈、恩格斯、马克思了；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中驱逐了黑格尔隐匿于现实对象和事物背后的绝对精神的怪影，仅仅保留了自然的本身和现实的本身。对于他们来说，自然即物质，也就是说，是统一的但是活动的实体：它拥有无限的可能性，用对比和综合的方法在巨大的宇宙过程中展开，把组成社会的、能够思想的人和主宰社会，发展的规律统统包括进来。 然而，无论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还是社会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虽然他们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马克思建立起了他的熟练的综合方法，但他们却不可能在这种新的道路上遵循人类思想的发展方向前进。这时候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了局势的主宰者。它所关心的只不过是革命的气氛而已。在社会领域内，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预言了资本主义的末日，指出了社会主义必将到来。自然，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使它不得不抛弃这一真理，因为这个真理对于它和它的制度来说都是致命的。 但是，资产阶级在背离、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向唯心主义反动势力一边的，尤其在社会进步的国家就更是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者非常热衷于精密科学的发展，因为他们从科学的发展中可以获得许多科技发明。这个情况使他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些现实主义的精神。 于是就产生了实证主义。这是个狭隘、多疑、不可知的主义，是具体事实的奴隶。这个理论体系可以作为技术发展的基础，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却是保守的。这种调和，在伟大的、才华卓著但观点保守的实证主义者泰纳的艺术理论和艺术演变论中得到了表现。[10]泰纳的实证主义理论在英国实证主义的影响和支持下（米尔、斯宾塞、格兰特·阿兰）的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1]并且在一个时期内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但是慢慢地，它丧失了自己强有力的——尽管是狭隘的和平庸的——理论特性，蜕化为目前我们所熟知的、将自己的缺乏创造力引以为自豪的、虔诚、近视的“微科学”。 关于当代艺术科学赖以成长的历史基础，刚才我已经做了一个简明的介绍。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眼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现在的艺术科学是在我上面所说的那三种观点的范围内发展的。 当代资产阶级再没有什么理想可言了，很久以来，他们已经不再要求艺术应该具有什么思想内容了。艺术完全变成了一种形式。它开始否定思想，否定感情，否定再现客观事物；它挖空心思所追求的只是形式的游戏。巴萨尔格教授就这个问题在自己业已出版的一本书中阐明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说：“艺术理论上和艺术史上的形式主义同十九世纪末期艺术中的形式主义完全是一码事。它的特点是高度评价感情上可以感知的东西，坚决摈弃一切精神的、富于艺术创造性的东西，宣称要使内在的、直接的观察摆脱任何意义。”[12] 形式主义流派在艺术科学中居统治地位的时间已经相当久远了。因此，昨天和今天一些最负盛名的理论家们——里格尔、沃尔福林、歌连、帕诺夫斯基等其他许多人都属于该派。[13] 同样，形式主义运动在我国也有其代表人物。 在欧洲著名的形式主义者中，有些人（如采连、帕诺夫斯基）一味寻找机会apriori确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的艺术原则，[14]并从中引出艺术的一切可能。另外一些人则将自己的体系建立在这个或那个极端上。譬如，阿洛伊斯·里格尔便把艺术史的哲学建立在触感和视感的两个极端之上。他认为艺术的历史就是人类眼睛本身的进步。[15]沃尔福林将线条和色彩对立起来，把造型艺术的原则同绘画的原则对立了起来。[16]康·维涅尔认为结构和反结构原则的互相矛盾，[17]即构成与反构成的矛盾，便是主导一切的联结。③[18]但所有这些极端的派别远远不能包括艺术真正生命的全部丰富多彩的内容，而且丝毫也不能说明艺术史发展的本身。 当然，所有这些观点都包含有一定的真理，但这种真理要引向哪儿去呢？去观察存在于真正的现实中的运动；这种运动经历着由简单到复杂，由坚定、明确到动摇、含混，由集体的努力到自由的个人主义的过程。然而这个运动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必然反映而已。 这种进步的全过程，我们只有在工业技术和商业技术不断进步的地方才能够看到，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够见到。形式主义者们在探索这些变化的原因时是从艺术本身的某种内在的、根本无法解释的力量上着眼的。然而，举例说，沃尔夫教授已经证明里格尔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了。[19]他十分清楚地表明，最近几十年、甚至几千年来，所谓人类眼睛的生理变化压根儿就不存在。是的，人们的观点，人们对事物的旧的传统的心理观念在发生着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在社会制度变革的压力下发生的。 最近十年来，形式主义的声誉在西欧已经明显地下降了；甚至可以断言，种种研究康德的著作正在被研究黑格尔的各种著作所取代。但这个动向的原因何在呢？欧洲资产阶级目前已经公开走上了反动的道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落伍者仍然非常推崇形式主义的艺术，但是在本来意义上先进的，即最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眼睛里，形式主义艺术只不过是一件可以随意摆弄的玩具而已。于是，资产阶级的这些领导阶层又一次要求艺术成为武器了。 资产阶级在革命面前被吓破了胆。于是它希望群众和青年最好能返回到这种或那种旧的宗教那里，或是转到在某种唯心主义理论掩盖下专门设立的宗教那里去；这种理论最好能够说明现代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而且能够加以论证。因为理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在资产阶级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下——这样的事我们的周围比比皆是——艺术理论从思想上开始胜过形式主义。里格尔本人——一位最负盛名的形式主义大师，到了垂暮之年也附和了这一观点。著名的捷克学者德沃夏克关于中世纪艺术的本质发表了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著作。[20]纪尔台依、豪尔等其他许多人也有这种倾向。[21]甚至我们看到了英国卡莱尔主义复活的现象。[22]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所有这些思想潮流，您就会发现，它们特别感兴趣的恰恰是中世纪时期。它们只是从那个时代里寻找例子，证明新理论的正确性。 里格尔的长期含意模糊的“艺术意志”现在清楚了。根据新理论的说法，这种“意志”产生于“世界观”，也就是说，产生于艺术家对世界的总的观念。 但难道能不反躬自问一下：某种哲学或某种世界观出现的原因又何在呢？如何解释它的诞生、发展、衰败和死亡呢？对于这些问题，当代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理论家中没有任何人试图给以回答。使人不禁要问一问自己的还有：为什么新的理论家们的世界观一定要抱住宗教体系不放呢？ 当然，思想美学战胜形式美学，应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不是在取得这一胜利时明显表现出来的要使艺术为更加反动的宣传服务的话。 我不想在这里过多地谈论最近一个时期实证主义美学加强活动的事；我不知道品德尔在他的代代论理论或是杰尼在从生物学里因袭自己的原则时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艺术教育和艺术史问题的解决。[23] 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将要谈谈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谈谈它是怎样在俄国建立起来的。但是我决不能闭口不提德国马克思主义作家豪因史坦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卓越的文采使我们为之倾倒，他的社会学著作使我们备感亲切，而且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认识。[24]但是我们这些充满积极、乐观精神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很为这位卓越的思想家的思想含混、衰退和悲观主义的危机情绪感到惋惜。根据我们的判断，至少豪因史坦在思想的鲜明和丰富方面大大提高了整个当代的艺术哲学。 现在请允许我非常概要地谈谈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 很长一个时期内，在俄国，进步的思想和自由的情感一直受到书刊检查机关的压制，它们几乎只能在一般的通俗刊物上得到某种表现。我们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向广大读者解释并传播了——通过人物形象——寻求解放的思想。批评界在广大公众与伟大作家们之间起着居间人的作用。俄国人民的真正预言家们——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勃夫+正是在阐释文学作品的时候提出了他们的深刻的原则。人们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他们说：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如果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完全会成为政治领袖的，他们也许根本就不会过问艺术理论的问题。然而由于当时的条件，这些艺术理论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占据着十分独特的地位。他们两个人确立了俄国艺术理论的基本原则，使以后的几十年间俄国唯心主义者们一心要动摇他们所奠定的基础的企图完全成了泡影。 可以非常简略地将他们的原则分为两点表述如下： 一、艺术本身如果不具有教育的力量，不能帮助提高本国的思想水平和道德水平，那么就不能说它是健康的和富有成效的。 二、任何艺术都是通过形象来表现自己的。它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打动人，影响他们的发展。艺术若允许自己采取直接宣传的手段，表现自己的功利主义倾向，那么它只会削弱自己，背离自身的目的。 毋须说，这两点本身包含有某种启蒙的东西，它与伟大的思想传播者、十八世纪末的法国《百科全书》的作者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艺术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普列汉诺夫所批评的，恰恰就是他的前辈们的思想的这个方面，而对于他们的理论的许多方面根本未曾涉及。他特别强调：艺术科学不能使用希望和应该这样的范畴。它只能是一门真正客观的和记叙性的科学，它的任务只在于解释艺术史上每一个现象的起源，了解它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说明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因此可以说，是普列汉诺夫创造了艺术哲学的社会学的和起源学的学派。[25] 那么，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看法艺术本身是什么呢？审美感情又是什么呢？康德认为，感情是精神的运动，与实用的概念毫不相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则完全相反。他认为审美感情只是功利主义判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找到了一条新路，他是这样说的： “自然，并非任何有用的东西对于社会的人来说都是美的，但是毫无疑问，凡是他认为美的，只能是对他有用的，也就是说，对于他在为了生存而同大自然或其他的社会的人的斗争是有意义的。这并不等于说一个社会的人的功利观与审美观是完全吻合的。完全不是这样！功利是由理智认识的，美则是通过直觉能力认识的。前者是靠算计，后者是靠本能。必须记住的是，后者属于直觉的能力，比冷静的判断要广泛得多，而且在得到他认为是美的事物的享受时，社会的人几乎从来认识不到那与他头脑里的有关这一事物的概念相联系的实际好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实际好处只能通过科学分析的方法加以揭示。审美享受的主要特点是它的直接性。但实际用处毕竟还是存在的；它毕竟是审美享受的基础（请不要忘记，这里指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社会的人）如果任何实际好处也没有，那么事物就不成其为美的了。” 由此可见，一个(社会的)人的完全不自觉的、看上去是直接的、形式上的判断，仍然可以透过评价艺术作品的人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所运用的各种标准的深刻联系来加以说明，而与这些标准相联系的则常常是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是这个整体的基本生活倾向；这种倾向，归根结底，是一切功利主义评价中最坚强有力的了。 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艺术论著中列举出大量各种各样的例证，说明每一种风格、每一个学派、每一位艺术家、每一部作品都受到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然而单是强调下述一点是绝对不够的，即说普列汉诺夫坚决果断地抛弃了这样一个简单化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人的最复杂最细微的表现，如艺术或哲学，都可以直接地从对某个时代相某个国家的生产力的分析中得出。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经济基础直接决定和说明一个社会中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存在，决定和说明它们当中每一个阶级的状况，它们之间的力量的对比，以及一些阶级上升而另一些阶级没落等情况。 现有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决定着他们自身的政策，决定着各阶级的生活利益。在这种利益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阶级的整个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必然会直接反映于思想文化之中，包括艺术在内。不能不深感遗憾的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还没有翻译成外国文字，对于不懂俄语的人来说现在还无法了解。 《艺术社会学》是我们在艺术科学领域内最近所拥有的一部比较系统的著作。该书的作者是不久前才去世的莫斯科大学教授、共产主义学院和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弗·马·弗里契。[26]《艺术社会学》是一部理论著作，由于未能翻译成西欧的文字，同样是一个很大的疏漏。弗里契的这本书并不很厚，有二百页的样子，但书中的思想内容却是非常丰富的。书刚刚出版不久。作者身后再版的这部书发行的数字很大，成了我们后来工作的主要工具。 弗·弗里契向自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艺术社会学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援引了比利时艺术史家米基·耶里斯为自己的巨著《比利时绘画史》（1847年）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27]米基耶里斯在序言里说，不研究艺术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便无法理解这个或那个时代的艺术。处理好社会制度同艺术的相互关系就能够解决社会学和艺术的重大课题。 弗里契对自己提出的任务也是这样，不过这时候已经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他的雄厚基础了，米基耶里斯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只是处于“instatunascendi”[28]（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在米基耶里斯的著作问世后第二年才发表的）。 因此，对于俄国学派来说，艺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这样被提出来的：哪种艺术才是与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定时期相适应的？请看弗里契本人是怎样说明他这本书的基本内容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回答米基耶里斯曾经提出过的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什么样的艺术同历史的一定时期是相适应的。’然而我们不打算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的观点，因为这样将使我们必须说明那些很有规律地适应着彼此交替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艺术是怎样的艺术；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大都反复出现过——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制和当代非洲和澳大利亚猎人的狩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耕作和当代‘野蛮人’的土地耕作；埃及、古希腊、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的、农事的、祭司的社会组织；希腊化时代、[29]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绝对君主制社会最后还有古典主义时期的希腊、十五至十七世纪的意大利和荷兰、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的资产阶级社会。由于相同的或近似的社会-经济组织理应产生出相同或近似类型的艺术，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同时将这些反复出现的社会-经济组织放到一起来研究，尽管它们的地理环境和年代日期相距甚远。用这样的方法进行研究，很容易确定在相同或近似的社会条件下一定的艺术类别、体裁、题材和风格的雷同现象。在深入研究人类历史上这种屡见不鲜的雷同社会结构的艺术时，我们并不是要把每一个具体情况下的艺术本身，从各个方面对它的各种表现——加以阐明；我们只是从这种艺术的个别方面入手，希望说明在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艺术所得到的表现何处理究竟是怎么样的。最初只是想试图说明，在社会演变的不同阶段，艺术的社会职能是怎样逐渐变化的，而实质上，这种职能作为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手段，从来都是一样的。接下去研究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艺术生产的形式随着主要经济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着，同时，艺术作品生产者的状况也在发生着变化。再往下提出了整个历史上艺术繁荣与衰落过程的规律性问题——这个问题最初还是蒂波神甫在十八世纪提出来的。[30]结尾的两章谈的是两种基本艺术种类的问题：关于规模宏大的综合艺术以及这种艺术的衰败没落问题；另外，与后一个问题有关，还有一个在一定时期内造型艺术占压倒优势、在另外一些时期又由别的艺术占压倒优势的问题。接下去研究了建筑上的两种基本风格（构成派与反构成派）、绘画上的两种基本类型（素描与彩色）以及绘画与建筑上的两种基本风格（唯心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31] 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弗里契完全没有忽视西欧思想界形式主义者们所关注的那些截然相反的极端现象，不过对于这些极端相反的现象，他都有一番纯社会学的解释。 在该书的末尾，作者试图探讨最近所出现的艺术的特性，这是一种与高度工业化相适应的艺术，是体现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现代社会的艺术。 弗里契在阐明艺术史时所根据的社会现象不是别的，正是人类历史长河的演变中一定时期的重复，这种重复有时是零星的、片断的，有时则多少具有一定的全貌。正是由于这个观点，他才有可能把艺术史上咋一看庞杂纷乱、光怪陆离的现象理出个头绪来。 我还想请诸位注意作者的一个非常出色的方法。我本人觉得这个方法是很精彩的。他迫使欧洲思想界那些最负盛名的理论家们——他们不仅不是与他志同道合的战友，甚至常常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为自己的理论作证。像泰纳、格罗斯、沃尔福林、康·维涅尔、比歇尔、穆台尔、列纳克、沃林·格尔等人。[32]他们每次出现，都是为了能够更精彩有力地说明弗里契的某个论点是正确无误的。他们每个人都在为弗里契所建立的大厦添砖加瓦。 这一现象很容易理解。上述这些作者中每人都有一个总的错误的观点，但是在个别的细节上，他们却常常具有独到的见解，表现出他们非凡的眼力和辨察力之精细。真理的所有这些membradisjecta，[33]在矿石和矿渣中的块块黄金，被一块强大的磁体把它们连结为一个合理严谨的体系，即能够将所有这些因素联合在一起的这一真理的基本原则。 这里，我尽可能在我报告的狭小范围内，扼要地介绍了由普列汉诺夫和弗里契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基本原则。这个学派现在还存在，而且在生机勃勃地发展之中。数十名具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学者正在继承着先辈们的伟大事业，他们在全力以赴地工作着。 不久前刚建立的，作为共产主义学院一个分支机构的艺术、文学、语言研究所，是开展这一工作的中心。共产主义学院已经出版了数卷专业性的《文学百科全书》，这套书共有十或十二卷，将于最近几年完成。[34]同样，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艺术问题也占有很多的条目。通过这些条目，我们将尽量确立我们的原则，建立我们新的术语体系；对其他社会学者们的建树，我们要做出最客观的评价。这是在艺术领域里对艺术珍品，对所有的艺术风格、事件、历史、人物和伟大的艺术作品的一次真正的再评价。这套有益的、有意义的出版物正在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它是大批撰写者，主要是年轻人的工作的产物；他们热情，有毅力，第一次在这里显示出了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我相信这定将会给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注入新的生命。 [1]这是1930年8月卢那察尔斯基在英国牛津市国际哲学家大会上宣读的报告。 [2]这段话是卢那察尔斯基从瑞士文艺学家埃米尔·艾尔曼金格尔（1873-1953）《文学科学的哲学》一书中亲自翻译成俄文的，引文与原文稍有出入。——原编者注 [3]这里大概是指海涅谈论德国思想文化的著作《论德国宗敏和哲学的历史》（1834）和《论浪漫派》（1836）。——原编者注 [4]盖尔维努斯（Gervinus，1805-1871），德国历史学家和文艺学家，德国文艺学中文化、历史学派的奠基人。 看来这里指的是盖尔维努斯把德国18、19世纪的哲学和文学的作用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较时所说的话。见盖尔维努斯的著作《十九世纪史》，第2版，第1卷，1873年，圣彼得堡，第266-267页等。——原编者注 [5]指无法认识的、超越经验的东西（先验一词出自拉丁文“transcedere”，含有超越、逾越的意思。——原编者注 [6]康德认为美是属于主观范畴的，与实用和效益无关，（见《判断力批判》，导言。第7部分，第5、6、15、17、23节）。——原编者注 [7]这里指的是把艺术和美视为人类精神特别崇高的领域而把物质的和社会的现实视为“低下”世界的那种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种观点对于席勒的许多美学著作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席勒的这些著作大都是在他抛弃了“狂飙突进”运动的激进情绪之后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撰写的。他的这种唯心主义的倾向，在其《关于对人进行审美教育的书简》（1795）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见《席勒文集》，第6卷，莫斯科，1957年，第275-278，325-326，335-336等页。——原编者注 [8]弗·威·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 [9]谢林关于自然、社会和艺术的论述，请参阅他的《先验唯心主义的体系》一书第4、第5部分。 [10]泰纳（1828-1893），法国文学理论家。 [11]米尔（Mill，1806-1903），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 斯宾塞（Spens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梅兰特·阿兰（1848-1899），英国学者和作家。 [12]这段引文是卢那察尔斯基自己翻译的，原文引自德国学者瓦尔特·巴萨尔格的《当代艺术史的哲学》一书。柏林，1930年版。——原编者注 [13]阿洛伊斯·里梅尔（1858-1905），奥地利艺术理论家。 亨利·沃尔福林（1864-1945）瑞士艺术理论家。 路·歌连（1875-），法国哲学家，艺术理论家。 艾尔文·帕诺夫斯基（1892-），法国艺术理论家。法西斯上台后侨居美国。 [14]“apriori”，拉丁文，意为脱离经验地、臆断地。 [15]奥地利艺术理论家阿·里格尔的理论是：艺术形式的不断演变就是艺术的历史，这种演变受制于一个经常的共同因素——“艺术意志”（Kunstwollen）。在里格尔的理解中，“艺术意志”一种不自觉的心理因素，是为每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入们所固有的，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艺术意志”还决定着艺术家个人的创作意志和艺术风格。“艺术意志”的具体表现是由两种感知方式实现的：触觉和视觉。触觉感受是“近视的”，它只能接触事物的表面和外层。视觉感受看得远，也看得深。根据里格尔的看法，这两种感受的演变即是艺术发展的基础。里梅尔的这个理论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有阐述，如《风格问题》(1893)和《根据奥地利——匈牙利的发掘看晚期罗马的实用艺术同地中海各族人民造型艺术总的发展的联系》（1901-1923）。——原编者注 [16]亨利·沃尔福林在自己一系列的著作中，例如在《艺术史的基本概念。当代艺术风格的发展问题》（1915）一书中，也是用经常的普遍的因素来解释艺术发展的问题的。按照沃尔福林的意见，艺术发展的基础是人的艺术视觉的演变，也就是说，是违背艺术家的自觉意志而发生的艺术家的心理本质的变化，是艺术家对世界的视觉感知的变化和艺术家的各种不同的艺术反映方法。人们的这种类学观念理应沿着由简单到复杂，由线条原则往绘画原则的方向发展。——原编者注 [17]康·维涅尔（1882-1914），德国艺术理论家。 [18]康·维涅尔在《造型艺术风格史》（1910）一书中将艺术形式的发展问题同艺术风格的演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建筑艺术史上和实用艺术史上自古以来都经常重复着两种风格：“结构主义的”或“构成主义的”和“图案装饰型的”（或“反构成主义的”），康·维涅尔所指的“结构主义”（或“构成主义”）风格是这样一种风格，它的产生只是由于实际的需要，同建筑物和日常用具的使用价值密切相关，而“图案装饰型的”（或“反构成主义的”）风格指的则是另外一种风格——在这里，装饰的因素大大超越了实际应用的意图。请参阅康·维涅尔：《造型艺术风格发展史》，莫斯科，1936年，第211-216页）。——原编者注 [19]这里指的大概是德国的拜占庭学者奥斯卡·沃尔夫（1864-1946）在《造型艺术理论的基本特点与辨析》（1917）一书中对艺术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流派的批评。——原编者注 [20]马克斯·德沃夏克（1874-1921），奥地利籍捷克艺术理论家。 [21]这里指的是M·德沃夏克的著作：《作为精神史的艺术史。关于西欧艺术史研究》，1924年，俄译本题名为《中世纪艺术史纲》，列宁格勒，1934年，以及他的一些别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德沃夏克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形式主义，特别是在有关艺术史、艺术理论同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关系方面。——原编者注 [22]威·纪尔台依（1834-1911），德国哲学家、文化史家。 盖尔曼·豪尔（1879-1960），德国哲学家、教育家 卡莱尔主义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基础但同时又美化过去的封建一套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英国哲学家和作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的主要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卡莱尔看到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但他认为克服矛盾的出路在于让少数佼佼者——“英雄”、“天才”、“新贵族”上台执政，而他认为被他美化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是这样的佼佼者——原编者注 [23]德国艺术理论家品德尔（1878-1947，他后来靠近了法西斯）在《欧洲艺术史中的代代关系问题》（1927年）中发表了关于艺术豪家代代创作的反动理论。他用生物学上的理论来说明艺术的历史，把艺术史看成是一代一代艺术家的轮番交替。持这种理论观点的还有德国文艺学家尤·别杰尔相（1878-1941）等人。——原编者注 这里指的大概是法国艺术家和形式主义理论家莫里斯·杰尼（1870-1943）在《理论，1890-1910，从象征主义和戈千到新古典主义风格》（1912年）一书所阐述的观点。杰尼认为艺术家的“自我表现”原则是艺术唯一的目的，并且提出了等同或象征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艺术形式直接地、机械地表现作者的情感和内心状态。——原编者注 [24]关于德国批评家和艺术理论豪威廉·豪因史坦（1882-1957）的著作，卢那察尔斯基曾多次提及，《威廉·豪因史坦》（1924年）一文便是一例，卢那察尔尔斯基对豪因史坦的著作的意义在评价上有些夸大。这是因为豪因史坦的许多著作二十年代颇受苏联艺术研究者们的注意所造成的，豪因史坦初期是位“形式主义方法”的代表人物，但这个时期他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广为传播的影响下转向了新的观点；他这个时候的观点是建立在下述的事实上的，即“艺术直接依附于社会的形态，而社会形态本身则历史必然地产生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之中”见卢那察尔斯基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的关于豪因史坦的条目。《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4卷，莫斯科，1929年，第677页。）然而，卢那察尔斯基在谈到豪因史坦在艺术研究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时也批评了他的观点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性，批评了他偶尔流露出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观点，批评了他对于革命对艺术发展的意义的怀疑和他“未能有机地、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同上，第679页），后来，豪因史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1950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内担任了重要职务。——原编者注 [25]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批评家普列汉诺夫》一文（1929-1930)。——原编者注 [26]引自普列汉诺夫《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一文，见《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版，第14卷，第118-119页。 [27]弗里契（1870-1929）的这本书初版于1926年。1930年出了第3版。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夸大了弗里契的著作的意义。——原编者注 米基耶里斯（1813-1892），比利时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 [28]拉丁文：萌芽状态。 [29]指公元前四世纪末到一世纪末罗马灭亡埃及之间的历史时代。 [30]让·巴蒂斯特·蒂波（1670-1742），法国历史学家，艺术理论家 [31]卢那察尔斯基这段引文见弗·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一书，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1926年，第12-13页。——原编者注 [32]盖奥尔格·格罗斯（1893-1959），德国革命艺术家，1932年移居美国。 卡尔·比歇尔（1847-193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里哈德·穆台尔（1860-1909），德国艺术理论家。 萨洛蒙·列纳克（1858-1932），法国文化史研究家。 威廉·沃林梅尔（1880-1965)，德国艺术理论家，沃尔福林的追随者。 [33]拉丁文：零散部分。 [34]这里指的是《文学百科全书》，弗里契是该书第一、二卷的责任编辑，弗里契死后，他的工作曲卢那察尔斯基接替，共出了10卷。——原编者注
艺术科学中的形式主义（卢那察尔斯基，192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艺术科学中的形式主义 卢那察尔斯基1924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一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认纯形式的艺术的存在。 人们早就给这种纯形式的艺术起了一个朴实无华，然而却生动贴切的名字：无内容艺术。 现在我有言在先，因为实在想象不出比各种各样形式主义者更迂腐更挑剔的人了。别克麦赛尔们在黑板上用吱吱作响的粉笔指出诗人灵感上的失误；比利多阿生们也时不时地大谈起“形——式”来，[1]还有艾亨鲍乌姆们——他们眉飞色舞地论证说，果戈理把自己的《外套》写得如此维妙维肖，目的在于使任何一个讲究式样的剪裁师都能满足喜欢这种奇巧外套的挑剔者的口味。[2] 为了避免比利多阿生式的无端挑剔，我直说了吧：远非一切无内容艺术都是没有价值的。 托尔斯泰是艺术内容的最坚决的捍卫者之一；面对像纯装饰艺术这样的现象，他陷入了沉思：按照他的理论，这种艺术是用什么感情来“感染”人的呢？他回答说，它所激发起来的感情是“纯粹的欣赏”。 如果有人向托尔斯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因为缺乏思想感情内容被他严厉否定了的雕像、绘画、音乐剧，甚至诗歌，都可以归入“纯粹欣赏”之列了，这个人保准完全正确。 全部问题在于，艺术的形式，或者——完全一样——艺术作品诸多因素的组合方法，是建立在我们感知的某些心理生理特点之上的；这些特点部分植根于我们感官的结构与功能，部分植根于中枢接受器官所固有的倾向。 众所周知，如果把墨水滴在一张纸上，然后把纸对折起来，压压平，接着把纸打开，这样无定形的墨点会完全一样地一变为二，每一半纸上（对称的）则会出现某种类似花纹和装饰图案的东西，就是说，会出现一种包含某种能够引起欣赏效果的东西。 质言之，艺术家的整个形式的工作充其量不过就像这种最简单的样子。艺术家要么把自己所组织的全部因素简化一番，在空间、时间、思想或感情方面把自己的素材整理一下，要么相反，使这种原始材料复杂化，不过事情一定要办成这样，即在使这些材料变得有趣、可爱、杂乱无章但生动宜人后，决不跨越可能导致真正杂乱无章的界限。 当我们同最起码的艺术，即单纯运用颜色、线条、声响之类的艺术打交道时，正是这些因素本身，作为纯粹的感觉，经过艺术家的组织安排，达到欣赏的效果。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位思想感情体验非常复杂而且强烈的艺术家，那么任务就要有所变化。这样的艺术家面对两种材料：一方面是他意识中已经成熟的体验，另一方面是他应当把自己的体验倾注其中而且在此之后应当“赋予一定形式”的那种材料（不管是石头还是词汇）。 赋予一定形式，对于这位艺术家来说，就意味着，一方面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进行运作，[3]就是说，此前相比来说还没有成形的材料，似乎一直在受到他身上流露出来的内在创作感受的激励。 有些实力很强的未卜先知型的艺术家，对于他们来说，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他们的内心冲动为他们的作品提供节奏，而反映在作品中的他们的强大的感受力则在敲击着-切接触作品的人的心扉。 然而，非常明显的是，从本来的意义上说，艺术家作为大师，作为一定社会功能的体现者，首先，他是一位表现大师。表现力是一种非常宽泛的现象，这个术语无法完全包容。这里，问题最终是要达到艺术作品的最广泛和最深刻的心理涵盖面，而这种艺术作品通常是寄希望于一定的人员圈子的（本民族、本阶级等）。 从这个观点出发，艺术家既关注自己创作材料的特点，也关注他所接受的环境的特点。 现在请想象一下，一个艺术家没有任何体验，脑子里没有一点值得公之于众的思想，也没有一点能“感染”亲近者的感情，他只是撷取别人的或者是迂腐陈旧的感情，但是他很善于表达，很会利用他所掌握的种种材料，同时也很善于最大限度地给公众造成一种引人入胜的印象。于是就出现一种纯形式的艺术，也许，这种艺术在特定的公众圈子外还能保持一定的好感。 由此再一次得出结论：形式的工作为一切艺术所固有；在某些情形下，艺术可能完全归结为形式的工作。 那么什么时候会这样呢？ 我已经说过，第一，当艺术具有最起码的特性的时候，换句话说，即当艺术在感觉和感觉组织的范围内回旋的时候。这种现象在这里完全是合乎规律的，而且在一切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主要是在所谓应用艺术或艺术工业领域。 以此类推，我们可以想象出朴实无华，具有独到之美，但是什么也不表现的声音构造——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絮语、套话或玄言。 然而，重要的是，艺术远非停留在这个阶段就停止不动了：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延及事物的组织（以最轻快和最富于直观印象的方式组织这些事物），同样，还延及最崇高和最复杂的感情及它们的综合系列、观念及其体系的世界。 在这里，艺术已经完全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了。它已经不是以赏物为目的的人类工业的一部分，而是影响整个人类的意识，影响人的“精神的”真正的强大的工具，是力量很大的教育和宣传手段。 既然一个社会需要先知先觉者、代言人和政论家，既然他们的出现迎合了这种社会的需要，所以他们（常常是不自觉地）找到艺术，首先找到诗歌，把它们作为自己教育倾向的最自然和最有力的表现。 对于耶利米来说，[4]对于索伦的六音步诗来说，[5]对于托尔斯泰明显表现于真预言期的活动来说（我故意举相隔几千年的现象），艺术形式和它们带给世界的说教相比较，居次要地位。 然而，很显然，不光是托尔斯泰懂得借助艺术手段组织起来的说教有强烈的感染力，因为艺术说教，有时能完全转化成寓言，这时讲述人的生动故事和技艺似乎完全掩盖了追求更大好处的意图，好像只是为了加强“感染力”，在所有勇敢的、进步的、强有力的时代，或者是在这些时代充当社会领头人的一切阶级那里，我们都会见到。 这种意识形态的艺术具有一系列的细微差别。说教可以占主导地位，其艺术性可能只是借喻的绘制精美的插图和冗长的复合句的音乐铺垫（如西塞罗）。[6]当然，这还不是艺术，但随着说教者越来越被感情所掌握，生动活泼的说教的重心便更多地转移到语气、音色和手势上来了。 说教者所追求的打动人的着眼点越是不放在理智上，而是诉诸于人的整个身心，希望动之以情，那么语言本身就越加失去其确切的含意，说教者从语言的声音及其组合本身中要寻求的，乍一看很像是魔术的力量——它们仿佛在直接含意之外迫使听众服从自己，走火入魔。我们终于走进了诗歌领域，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艺术综合的倾向：诗的语言一方面讲究生动优美的表现力，另一方面讲究音乐的感染力。语言本身希望为自己创造出鲜明的、仿佛看得见摸得着的插图，同时也希望借助节奏、声调、音色的力量，时而上升到旋律的地步，以影响神经系统。 我只谈文学，但所谈这一切，推而广之，用在其他艺术上也无不可。 为了我们能够拥有名副其实的思想艺术作品，而且不是艺术家个人创作的简单行为，而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很显然，艺术家把握好自己的感受是必不可少的，换句括说，他应当全身心地体验这种感受，把它当作非常重要的东西来对待；而听众也应该非常重视，全神贯注地投身其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感受本身才能够自然而然地变成为召唤形象和音乐的思想感情的有力重合。 当人们以不赞成的态度谈论倾向性艺术时，他们无意中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品，这些作品缺乏深厚的体验，无法用自己的汁液培育自己的花果，因此音乐和形象就仿佛是被挂在艺术枯枝上似的。几乎一切出于真诚希望——寓教于乐——的作品都属于此种“艺术”之列。[7] 真正的艺术家并不情愿逗乐，也不愿意说教，他希望振聋发聩，希望通过众多心灵与他自己的心灵的接触（由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东西所引起）而改变这些心灵，丰富它们，使之受到启蒙。艺术性取决于感受的力量和渴望找到尽可能圆满地将这种感受传递到他人身上的方法，这是很自然的。 读者也许会想，这样我就是承认在意识形态的艺术中，思想的存在恰恰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了。这种设想，只有在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下才是正确的。 比如，贝多芬曾狡黠地微笑着说我们那时候人们都明白不存在无思想的音乐……现在却变得糊涂了（贝克尔：《贝多芬传》）。[8] 当然，贝多芬这里指的不是标题音乐，不是为阐发观念-思想的音乐。 毫无疑问，存在着清一色音乐的、绘画的、雕塑的或建筑的观念。由于这种承认而感到兴高采烈的形式主义者可能会说，纯音乐的或纯建筑的观念不是别的什么，只能是结构性的、形式的任务。这完全是错误的理解。如果在艺术作品中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在创作行为本身中只不过是一项结构性任务，那么有关的创作作品就不会是意识形态性的，而是所谓纯工艺性的了。实际上，如果作品中除了最起码的声响及其形式上的结合外别的什么也没有，那么它们，比如说，用什么来感染观众呢？ 艺术观念既不成其为思想，又隶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那么它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很显然，它应该带有感情特色。如何解决圆柱的承受力和屋顶压力的问题，就其真正的艺术本质而言，是无法翻译成语言文字的，也许只能稍稍加以描述，在思想意识中作为稳健凝重、优美轻盈的表现，作为端庄威严、阴沉可怖的力量的表现，如此等等……况且这些语言文字完全没有反映我们看到圆柱时所产生的感情，就像任何语言都无法向天生的盲人说明什么是蓝色或红色一样。 意识形态的本能的，或者确切些说，由社会学原因而萌发的任务，一般的说，是要巩固和扩大创造这种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身的意识，是要用它来驾驭其他阶级的意识，是要削弱和破坏敌对社会势力存在的原则。 很显然，意识形态的任务决不仅仅在于组织思想，此外，它也许还要组织感情，甚至组织意向。 当某一个部族或战斗部队在威严的呐喊声和有节奏的敲击声中阔步前进并为这种乐声所陶醉的时候，这种音乐中当然没有任何思想，但是它却有完全明确和强烈的感情观念$它也许被倾注了斗志昂扬的音乐家的浴血奋战之情或者群众集体投入战斗时的群体威力意识。这是很有“感染力”的。总括起来：一切艺术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它来源于强烈的感受，它使艺术家仿佛情不自禁地伸展开来，抓住别人的心灵，扩大自己对这些心灵的控制。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控制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发展的一定时期和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为一定阶级所支持、接受和排斥的。 那么形式主义艺术呢？ 也许它是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吧？完全不是。 形式主义艺术在其发展的合理阶段和合理地点，实质上是生活形式的一种组织。人们欣赏什么或如何欣赏，决不是随心所欲的。诚然，别人的服装、饰物，特别是在民族交融和折中调和时代，也能够供人欣赏，但是最初这一切都是作为“自己的”东西出现的，是自己民族或阶层的生活纽带。 当形式主义艺术占据上风，像一大批面目全非的假面具那样闯入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各个领域时，它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一般它只是供人娱乐，确切些说，是转移人的注意力，有意无意地完全在按照梅特涅这个非常敏感的阶级的政治家的方法行事；[9]梅特涅无意中道出了这样的话：“让王公们好好地玩吧，政府是艺术的朋友，但政府不允许艺术有任何认真严肃的东西。” 不过这里应该再次说明一下，路易十四的厨师之所以吊死，是因为他未能把什么调料搞好。同样，专事娱乐的艺术家对于自己的娱乐者角色的态度可能是极度严肃的。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堂兄弟——理论家声称：娱乐艺术是“纯粹的”艺术——“甜蜜的声音”，[10]它远远离出于服务性艺术。有人补充说，纯形式的技巧是文化的最精巧的产物，不会欣赏它的人都是野蛮人和傻子；此外，由技巧所提供的欣赏，是生活乐趣的最高形式；人为欢乐而生，因此，轻松愉快的艺术，要比把思想和劳动这样的犍牛套上拉犁的吃力的倾向性远为崇高和必要。 另外一些人不满足于这种对问题的轻松愉快的解决，他们求助于形而上学，在自己的娱乐艺术或移情艺术中，抖开艺术同彼岸世界和神灵的联系的线团。他们的形式主义歌曲——“祈祷。” 什么阶级和什么时候才感到需要这样的艺术，并全力在其他阶级中加以推广呢？ 统治阶级。它不需要改善自己的地位，它内心思想空虚，就是说，它不再相信自己的使命，也不指望用自己的感受使任何人产生敬仰之情。它像害怕火一样害怕出现另一个充满自信的阶级，一个热情向往改善自己的地位、重整社会制度、充满吸引人的思想感情的阶级。娱乐这样的阶级，转移它的注意力，使其他的阶级不再注意它，显然，对于有关的国度，对已经销声匿迹的老爷们的意识和本能来说，都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俾斯麦曾说：“如果你比邻人强大——那你就打他吧；总能找到一位能够从永恒的法律的观点证明你的进攻是合法的。”[11] 糟糕透顶的是，这样的教授对于这样的任务常常是倾其心智，全力以赴，使尽吃奶的气力，像狗一样忠心耿耿地为卖牛奶人运送着牛奶。 现代资产阶级喜欢和理解的只能是无内容的和形式主义的艺术。它希望各个阶层的人民最好都接受这样的艺术。作为对这种要求的回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出一批形式主义艺术家和另一批形式主义艺术理论家。 很难指望这批人的个别部分能在几乎没有资产阶级的俄国有所成就。 我们尽量要弄明白，为什么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和艺术研究上的形式主义竟然会成为成长中的革命艺术和初露端倪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的强大竞争对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艾亨鲍乌姆公民怎么竟然能大谈起它的胜利来？[12]他怎样做实在是缺乏根据，但显然他主观上是真诚的。 二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有某些独到之处，到十九世纪末，则完全处于西欧新潮和流派的统治之下了。这一点从文学上的象征主义、绘画上的印象主义等一出现就开始了。 怎么解释这种从高度独创性的文学和造型艺术公然向欧化方面过渡呢？这是因为俄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我们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来自于他们。 俄国艺术最初从进步的贵族中招募体现者，后来在平民知识分子中网罗人才，最后在民粹派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基本轴心。民粹派倾向的这种力量在西方是没有的。而滋养着创作的民粹派源泉是如此之强大，它足以创造出穆索尔斯基和“集团”来，[13]创造出俄国的长篇小说，列宾和苏里柯夫，安托科尔斯基和斯塔索夫；他们对西方的依赖是微乎其微的。八十年代衰落之后，俄国资本开始建立新的社会形态，它的坚定立场开始显露出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大，造就了一大批有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生活方面逐渐与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打成一片，不断地把平民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佼佼者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 立宪民主党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师法欧洲文化和宪法的方针，成了知识分子的主要文化轴心。 俄国像通过镜子一样——也许稍稍有些歪曲——开始反映西方。纯艺术高高举起了自己的旗帜。形式主义的理论立场也日渐成熟。所有这一切绝对都在情理之中。 二月革命本身对这种秩序丝毫不构成威胁，因为这一革命的领导人恰恰就是欧化了的资产阶级领袖和实际被拉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的所有社会革命党化了的和孟什维克化了的知识分子——就倾向而言，如青年俄罗斯之类，而且他们的内在分歧丝毫无碍于其实际口号的一致。 如果能出现社会奇迹，上述这批人所组成的薄膜就能够抑制住革命火山的爆发，那么可以有把握地说，纯形式主义者就能够在俄国的艺术和艺术学领域大获全胜。 兴许，我们在艺术中既会有纹理清晰的现实主义，也会有色彩斑斓的阿克梅派和大吹大擂的未来主义，所有这一切，全是建立在无视“内容”的原则基础上的，即建立在艺术家用花言巧语掩盖起来的空洞无物、贫乏之极，有时是糟糕透顶的感受之上的。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暂时使我们的文化小溪几乎完全停止了流动。当文化生活逐渐恢复的时候，许多情况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即无产阶级和进步农民，开始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本身蕴藏着为发展艺术所需的一切必要东西，这种艺术既表现伟大的感受，这些感受也在“感染着”他人。这些知识分子从原则上、本能地对纯形式的艺术感到反感。然而，这些当时还非常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时还弄不清自己的立场和倾向，同时，他们也找不到多少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内容的形式。他们还处在一种口齿不清的幼儿期，也许别济缅斯基的诗第一次写出了某种能够保留在俄国文学中的东西。[14] 这一切决定了新知识分子立场的某种无可奈何与软弱无力的状况，它既表现在旧知识分子对新知识分子的强烈影响上，也表现在“岗位派”的粗暴无礼态度上。[15]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立场的巨大力量表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了这一新制度的“同路人”。不言而喻，我不仅毫不否定新知识分子从旧文化中作有益借鉴的可能，而且我坚持认为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和必不可少的。此外，我承认，不仅可以向经典作家和民粹派作家借鉴，在个别情况下，在具体细节上，也可以向形式主义艺术家借鉴。 然而，不要以为旧的知识分子会赞同以老黄牛的方式用自己的乳汁来哺育日益成长的壮士英雄。不仅是侨居国外的那批知识分子，还有我们知识分子中的右翼和中坚，随着文化生活的恢复，一切旧有的倾向也都跟着复活了。可以说，十月革命前形式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时鲜蔬菜，现在则成了很有生命力的旧的残余，成了帕拉斯·雅典娜的女神像，[16]以它为中心，展开了一场按欧洲资产阶级方式思考的知识分子的保卫战——他们深知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手段。很难想象立宪民主主义同共产主义会公开进行斗争，但是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斗争则完全是可以的，而且这样很：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领域还很年轻，它在这场斗争中只会得到加强。但是，马克思主义喜欢确切了解一切意识形态的阶级底蕴，因此在进入实质性斗争之前，一定要明确地宣布：无论是艺术中的形式主义，还是艺术学中的形式主义，它们都是被移回俄国、重归故里的资产阶级滞后成熟或早已熟透的产物。 本文的目的——实质上，主要的——是要尽可能确切地判定形式主义的社会地位。但我很想对艾亨鲍乌姆的个别论点再谈几点意见，因为他是俄国形式主义最好斗的始作俑者。 三 艾亨鲍乌姆公民在《围绕着形式主义者的问题》一文中，留出相当大的篇幅，证明任何形式主义的方法纯系子虚乌有。而且说明，作者所说的方法是指个个的研究手段；他认为艺术学（作者指的只是关于文学的科学）中的形式主义乃是科学的基本构成原则。 如果只是名词之争，那倒可以不去理会艾亨鲍乌姆的这些议论，还没有谁能够搞清楚究竟什么是方法，什么是构成原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讲究辩证法，虽然它比个别学科的任何基本原则都要广泛，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是一切知识的构成原则。可以举出几十个大权威的意见作例子，他们都说每一门学科，如果它希望自立门户，它就应该说明自己的、只有它一家所独有的方法。 如果说我想谈谈这个问题，那是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艾亨鲍乌姆公民并不掩盖这一点，即他的“原则”，比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很想进一步弄清楚这方面的情况。 艾亨鲍乌姆当初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时就喜欢探索每一位诗人的基本哲学定位。如果形式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呢？ 但艾亨鲍乌姆对这一点却没有回答，他用另外一些想法来打掩护；他写道：“最后总算弄明白（？）了：文学科学既然不仅仅是文化史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应该是一门独立的、特殊的、有自己具体课题领域的学科。很显然：把文化的不同系列的历史并列法强制地转变为功能的联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里对一种系列所作出的选择——作为派生其它系列的选择，并非科学需要之所使，而是由世界观的需要所决定的，它把倾向性的前提条件带进了科学。”[17] 首先人们不禁要反问一下自己：这一切究竟是谁弄明白了？什么时候？为什么？ 文学科学不只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这一论断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艾亨鲍乌姆由此是不是想说在文学史之外文学理论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呢？当然，语法、修辞学、诗学等等可以和史不发生什么联系，而作为集诸多规则之大成；这些规则，顺便说一句，从来都是非常烦琐的，是从作为范例或在各种臆断公理基础上创作的作品中总结出来的。 对文学的这种态度，我们绝少有兴趣，但是无论怎么说，我们早就“明白”：这种态度是站在文化史之外的，因为从一开始，它就完全置身于历史之外。 但是艾亨鲍乌姆公民所要证明的完全不是这一点：他大谈并行系列及其相互之间的独立性，不是没有原因的。很明显，他想证明文学史就是不属于文化史的领域。 除了实在令人愤慨的信口开河之外，他有哪些证据证明问题已经“明白”了呢？ 有这样的证据：文学史具有特殊的具体的任务，因此应该分立出来，等等。 请设想有一位发表这样议论的生物学家，他说：“因为大脑生理学具有特殊的具体的任务，它压根儿就应该从生理学中完全分立出来；没有比根据呼吸生理学或消化生理学来研究大脑生理学的事更令人愤慨和强人所难的了。” 每一位生物学家，作为名副其实的学者，都知道：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把对它的研究分成各个学科是人为之举，很难想象一位组织学家或解剖病理学家不把自己的学科看作是脱离与整体深刻联系便根本无法进行研究的分支。 组织学家在自己的学科内可能有某些特殊的补充方法，但这和生物学的基本方法的总武库相比，只不过是一些零部件而已。 但是任何医生和动物学家能够立刻同意的东西，则会引起社会学家（）当然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的激烈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像害怕火一样害怕统一的文化史。他们建立各种彼此独立的系列还嫌不够，还想把每一个系列的研究变成具有特殊原则的——绝对合并不到相邻学科的学科。这是为什么呢？ 请看艾亨鲍乌姆的论断构思得多么狡猾：“把历史的并行强制地转变为功能的联系。” 原来，比如，认为一定国家在一定时代的法律产生于它的经济——这种观点是牵强附会的，不是科学，是一种倾向性，是在迎合“世界观的需求”。而认为法律自古以来就是独立的，完全不依附于经济——这则是科学——这才“变得明白。” 不，对不起，艾亨鲍乌姆公民，我们暂且假定，两个系列的这种或那种功能依附关系是假设性的。但如果您是一位正直的学者，您就应该同意，它们之间缺乏功能上的依附关系，这不仅是一种假设，而且是一种明显荒唐的假设，因为不仅任何一位学者，而且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怎么能相信文化的各个方面之间会没有相互依附的关系呢？ 当然，艾亨鲍乌姆会答复说，他并不否定客观的相互依附关系，他只是假设有这种独立性——作为正确的科学工作的条件。 他是正确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统一的社会过程进行形而上学的分割，当作自己的毫无生气的学科的基础了。 打破这些障碍，还科学以统一的文化源流，让每一个个别系列、个别事实的研究，通过和总的文化图景的对比，变得丰富起来，这就是真正的科学思想的任务。按照我们的意见，这才是明白之举。 现在，再就把“世界观”原则运用到科学中去是否符合规律的问题说两句。 当然，可以想象，某些科学的运作——不是科学——用不着任何世界观来说明。可以从事钱币的科学收藏或编制蚁名录——用不着考虑世界观。可是一旦我们涉足真正的科学——不管什么科学——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它的基础就是世界观。 以自然科学为例，可以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体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完全从一切现象的量的因果性的坚定不移的原则出发。他们不仅以为exnihilonihil，[18]而且确定，至少是希望确定 一些处处都绝对准确的公式——一种能转变为另一种能，物质的转移和转变的公式。他们否定在物质与能之外有任何存在，而物质与能归根结底是由一个向另一个转化的。这是现实主义的一元论，也可称之为唯物主义。 另一部分自然科学工作者认为怀疑一切的批判主义观点在科学上更为慎重。他们认为，由理智所确定的一切规律，直到最新所确定的数学公理，实质上对于认识的客体来说并非必需，科学的任务在于积累经验，并按照有利于认识的科目加以总结，用最简单和最准确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用不着建立任何世界体系，因为这一任务是人的理智所无法企及的。 最后，第三部分人承认精神的因果性，即认为某些事实的发生，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粒子和能量子的转移和转变）是无法解释的，但是在允许类似于所谓心理现象的力量的作用下却找到了解释。 在这三种世界观的层面外，任何自然科学都是不可思议的，而且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第一种已经取得了异常丰硕的结果，第三种实质上拒绝了对宇宙的纯经验认识，而第二种在特别严格和不偏不倚的掩盖下为第三种打开了一条出路。这三种世界观中的每一种都越来越带有阶级的性质。无产阶级坚决主张第一种世界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从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手里得到的。统治阶级非常希望把宗教作为方便的保卫工具保存下去，而甘心充当其走狗的学者们则竭尽一切力量来维护第三种世界观。 许多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代表披着于自己有利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外衣，在一味掩盖自己的社会的和科学的胆怯心理。 类似的情形，我们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史中也屡见不鲜。 社会科学归结为理化定律的时代还非常遥远。但是，准确的唯物主义方法（当然只为无产阶级所接受）在这方面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的原因却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准确的唯物主义方法，第一，承认社会生活的统一性；第二，承认社会的阶级构成和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社会现象；第三，承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决定社会阶级构成性质的力量。 这一天才方法实际上为理解社会生活及其种种表现提供了一把钥匙。这里，也和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对手的主要论据是：还不是一切都已完成，一切都已解决了。 滥用这种反对意见的也有艾亨鲍乌姆，但是我们只能像季米里亚泽夫在自己领域里所做的那样：嘲笑这种反对意见。[19]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学史上的建树还很少！这还用说！他们仅仅夺取了六分之一的地盘，并正在忙于完成一项小小的任务取其余的六分之五。自然，他们很难腾出一些人来，实际上甚至很难腾出几分之几的人来解决政治、经济以外的极其严肃的科学问题。尽管如此，假如我们把形式主义者的全部废话连同某些各种有用的细节，放在天秤的一端，而另一端——放上哪怕是佩列韦尔泽夫同志关于果戈理的小册子，[20]那么，所称的结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是会完全满意的。 在文学史上，可以想象，存在着完全唯心主义的观点。当艾亨鲍乌姆公民说使用“形式主义方法”一词就像说“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一样愚蠢的时候，当他在这之后断言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的时候，他的用意是想以此承认形式主义也是世界观，但是我们不能认同这一点，因为像艾亨鲍乌姆公民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他们宁愿采取假严格科学的怀疑主义立场。 说我们连世界观都不考虑。这只会败坏我们学科的名誉，说我们把文学领域划分出来，在里面进行挖掘，像蚯蚓在泥土里钻动一样：一件件事实，一项项发现，而该文学作品在社会生活的整体上有什么意义——这就有些多此一举了。 不过这种立场也是一种世界观。这是那种独特的不可知论的多元论，[21]它是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人的世界观，他们缺乏创造力，遇事张惶失措，没有主心骨，但却大言不惭地把自己的性病当作是最最健康的表现。 部分是出于我希望了解对手的愿望，部分是因为从一堆碎石中有时也能够发现形式主义者的有趣的事实或健康的思想。我读过艾亨鲍乌姆公民的大多数文章。对于社会病理学家来说，它们是绝好的典型；实际上，他即使从古典主义时代的创作中也发现不了（也许是不想发现）活生生的感受，因为这种感受从来都是社会行为。 还记得关于一位先生的笑话吧——他在贝多芬音乐会上回答“将演奏什么”的问题时说：“将用马鬃在猫肠子上拉得吱吱作响。”艾亨鲍乌姆就是这样，他把任何文学作品都归结为文字游戏，把一切作家都看成是耍弄词汇、逗人开心的人，他们一心只考虑如何制作《外套》，从他们的作品中只能寻找诸如蹭脚后跟之类的直接满足或者更深一层的方法分析的乐趣；在这些方法的帮助下，这位机灵鬼真是频频得手。 例如，您会认为《外套》是一部幽默佳作，有强烈的感染力，是作者本人郑重其事讲述的笑与泪的温合物，[22]是独特的、其他国家体验过的、正在苏醒的民主抗争感情——这种抗争精神是你们这些旧派人物所完全没有的。果戈理只不过是出于娱乐自己和他人的天真愿望。遣词造句，把故事讲得头头是道罢了。 您以为托尔斯泰从写长篇小说转为写基督教-民粹派的寓言故事，是因为他自己的良心受到了震动，而他的良心本身则是由俄国诸多文化的巨大碰撞派生出来的。您是一位陈旧过时的野蛮人！因为直到现在才“明白”；托尔斯泰只不过是在旧方式穷尽时改变一下讲故事的方式罢了。[23]兴许他还把礼服当作短衫穿呢，目的不过是要改变一下时尚而已。 顺便说一句，有代表意义的是艾亨鲍乌姆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这太迂腐陈旧，那是老调重弹！” 赶时髦和标新立异，是形式主义必不可少的伴侣。奇谈怪论、怪模怪样，这就是形式主义时代的气息，亦即无内容时代的气息，失去内容的阶级文化的气息。 我倒很乐意回应艾亨鲍乌姆公民就某些动摇不定者半心半意承认形式主义而产生的几乎是兴高采烈的心情；这些人为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防卫时有个方便的立场才承认了夹带着某些让步的形式主义。不过这样会使我离题太远。本文的篇幅根本容纳不下有关我们的教授和知识分子团体及其变化的问题。对于艾亨鲍乌姆公民文中批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部分，我也不来作答了……这些作家自己会为自己作答的。 [1]指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又名：狂欢的一日）中的法官比利多阿生的话（见该剧第3幕第l4场，《戏剧二种》，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75页）。 [2]鲍·米·艾亨鲍乌姆（1886-1959），苏联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诗歌语言理论研究会》（1914-1923）的创立人之一，该学会推崇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是一种“工艺”，作品是修辞方法与手段的总和，可以“逐字逐句”的进行研究。他们用类比、统计的方法，颇有所获，但他们为研究而研究的态度，把作品风格与作品思想内容分割开来的态度，使他们相当时现代派的反人道思想颇为共鸣，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 [3]隐德来希，源于希腊文，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术语，意思是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有目的的起着作用的动因，这种动因就是物质存在发展的最终目的，并且主宰着它的发展的整个过程正是由于这种存在的动因，物质才得以自可能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举例说，灵魂是躯体的隐德来希；近代以目的说为基础的各种理论体系也使用这个术活，如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他的“单子说”中就把“单子”作为隐德来希，“活力论”者也把支配生物体内全部理化过程的有目的的超物质的“活力”称为隐德来希。 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9卷，第3章，第17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或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俄文版）第159页，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34年。 [4]耶利米，（公元前7-前6世纪初）犹太先知之一，揭露过奴隶主、祭司和高利贷者的不义，号召返回到旧的宗法关系中去。他的言论集《耶利米书》是《旧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5]索伦（公元前约640-前559），古雅典的政治活动家和诗人，他的诗与他的政治改革密切相关。保存下来的他的作品大部用哀歌体写成，其特点是六音步体和五音步体交替使用。 [6]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演说家、政治家和作家，主张共和体制。 [7]“寓教于乐”是贺拉斯的用语。见贺拉斯的《诗艺》，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85页。 [8]卢那察尔斯基转述的是贝克尔书中的这样一段话的内容：“贝多芬从未想到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是错误意义上的绝对的音乐，即无内容的和为音乐而音乐的音乐。后来他向辛特勒抱怨现在人们的幻想能力非常贫乏。过去我在写奏鸣曲时，比现在要有诗意……当时每个人在两部十四号奏鸣曲中都能发现有两种原则的斗争或两个人的对话，因为这一点很清楚，一目了然。’”（见《贝多芬传》莫斯科，1913年，第88页） [9]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首相。 [10]普希金的诗句，见《诗人与群氓》（1828）。 [11]卢那察尔斯基用自己的话转述了被认为是俾斯麦的格言的实质：“力量走在法律之前。” [12]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以及后面都在眼艾亨鲍乌姆的文章《围绕着“形式主义的问题”》进行争论，该文章载于《出版与革命》1924年第5期，是争论的起点。 [13]这里指由十九世纪下半期杰出俄国作曲家组成的创作集体：“强力集团”，人称“新俄罗斯乐派”，集团由巴拉基列夫（领导）、鲍罗廷、居伊、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组成。他们发展了格林卡的传统，坚持和发展了音乐的人民性和民族风格。该集团的活动70年代后实际已经停止了。 [14]亚·伊·别济缅斯基（1898-1973），苏俄诗人，十月革命后积极投身革命，被称为“共青团诗人”。 [15]苏联20年代的文学团体，其刊物为《在岗位上》，因此得名。其宗旨是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学，保卫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积极推行无产阶级的路线，但对非无产阶级作家的态度简单粗暴，宗派主义思想严重。1925年受到俄共中央的批评后停刊。 [16]即希腊神话中海神特里同的女儿帕拉斯，被指挥女神、战神雅典娜无意中杀死；为纪念帕拉斯，后来雅典篇自称为帕拉斯·雅典娜。她的神像被众神之王宙斯从天抛下，存放在特洛伊的卫城里，成了城市安全的保证。据说特洛伊战争中，保护这尊木神像成了全城生死存亡之关键，后来神像被希腊战士从雅典娜神殿取走了，特洛伊城随之陷落。 [17]参阅《出版与革命》（俄文版），1924年，第5卷，第2-3页。 [18]拉丁文，意思是：什么也不能产生于无。 [19]克·阿·季米里亚泽夫（1843-1920），俄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主义者，植物生理学学报创始人之一，发现了植物光合作用的能量规律，著有《植物的生命》、《科学和民主》等。 [20]指苏联文艺学家佩列韦尔泽夫（1882-1968）《果戈理的创作》一书，莫斯科，当代问题书籍出版社，1914年。 [21]一种哲学观点，认为一切存在之物都是由许多孤立的本质所构成，无法将它们纳入统一的原则。——原编者注 [22]见果戈理的《死魂灵》第1部第7章。——原编者注 [23]卢那察尔斯基指的是艾亨鲍乌姆的文章《论列夫·托尔斯泰》（1919）和《论托尔斯泰的危机》（1920），这两篇文章均收在艾亨鲍乌姆的论文集《透过文学》中，列宁格勒，科学院出版社，1924年。
第四章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批判与第四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1968） 第四章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批判与第四国际 1．斯大林与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 2．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年）的问题 3．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批判 4．人民阵线批判 5．关于党的组织理论 6．第四国际 “新教义（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说，只要没有外来干涉，就能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因此，为了避免外来干涉，可以采取、也应该采取对外国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可以保证建成社会主义，即可以保证解决主要的历史课题。因而共产国际各党的任务就带有了辅助性质。它们的使命是保护苏联免遭干涉，而不再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这当然不是主观意向的问题，而是客观逻辑的问题。”[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313页。 “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共产国际被贬为与军事干涉作斗争的辅助性武器。共产国际的现行政策、共产国际的体制以及其领导人的遴选与共产国际被贬为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辅助部队的情况是完全相称的。”[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313页。 1924年秋首次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个信号，它表现了那种企图把苏联外交从国际革命纲领中解放出来的努力。但是，官僚并没有想中断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如果那样一来，就会使共产国际变成世界性的反对组织，这将对苏联国内的力量对比产生不利的影响。相反，克里姆林官的方针越是置以往的国际主义于不顾，共产国际的舵把在一伙统治者手中就攥得越紧。如今，共产国际已经在旧名称下为新目的服务了。而新的目的需要新的人物。1923年秋开始的共产国际的历史，就是通过一连串的宫廷政变、自上而下的清洗和流放、更迭莫斯科和各国支部的干部的历史。现在，共产国际已经成了完全从属于苏联外交、为苏联外交服务的机构，成了可以在任何时候，走任何曲线的机构。 写到这里我必须致歉。因为按原来的计划，我应把下面谈到的几点分节详细论述，第四国际的问题还应单辟一章。但是，由于在托洛茨基的核心理论——不断革命论上花去的笔墨过多，所以到这里，这本小册子剩下的篇幅不多了。因此，很遗憾，我不得不把以上问题集中到这一章里，做一个简单的速写。我准备将来从根本上对共产国际的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详细论述只有放到那时了。因此在本书结构上，它带有一点附录的性质，下面马上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危机或繁荣这种景气变化“不过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创造了好一些或坏一些的局面。资产阶级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以亲手创造历史的活生生的人的活动为前提的。这些人不是偶然地或随意地、而是在一定的客观原因支配下创造历史的。所以他们自身的行为——决心、勇气和献身精神或与此相反的蠢举和怯懦等——是历史发展链条上必要的一环。”但是，在“蠢举和怯懦”等成为“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时，历史会怎样发展？特别是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的党表现出这种蠢举和怯儒时，历史发展又会怎样？革命形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具备一定客观条件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但是，“在促成革命形势方面，无产阶级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如果无产阶级的党麻痹工人、欺骗工人……置革命任务于不顾，那么这个时期产生的无疑就不是革命形势，而是反革命的形势了。”[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55、58页。 在托洛茨基看来，列宁卧病不起的1923年后的共产国际总的说来，是作为一部“蠢举”的历史阻碍了革命历史的发展。托洛茨基在收入《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一书附录中的一封信里写道： “十月革命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无产阶级一系列惨痛失败而导致的世界革命的迟延。1923年以前，这些失败是在共产党尚不存在，或在此之后，共产党还很弱小时所目睹的战后运动和起义的失败。1923年后，形势急剧变化，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已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失败，而且还有共产国际政策的失败。这种政策在德国、英国以及中国铸成的大错和在其他国家所犯下的较小规模的错误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样的错误只有在1905年到1917年以及还要早几年的孟什维主义的历史上才能找到。”[1]“诚然，如果有指挥部的正确领导，德国的无产阶级是能够夺取并保持政权的；诚然，如果领导层做出了正确预见，英国工人阶级无疑将推翻工党，因而使无产阶级的胜利大大提前；或者，如果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有被哄骗、被硬推到国民党的旗帜下，它们无疑将胜利地完成土地革命，并率领农民夺取政权。这样说，是在毫无实际意义地卖弄聪明。但是，门是对这三个可能性敞开的。对于德国更是大门洞开。相反，领导阶层却采取了反对阶级斗争的行动，牺牲自己的阶级去加强敌人，为保证失败干下了一切。”[2]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46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46页。 上面所说的“德国、英国”的英国，指的是1925年到1926年的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事件[1]。所说的德国，是指在革命地利用1923年秋德国的革命形势上的彻底失败的事件。托洛茨基所说的“错失革命形势的实际范例”，指的就是这一事件[2]。这是极其重大的事件。在此之后，就开始了资本的所谓“相对稳定”时期。托洛茨基说：“德国革命一失败，就开始了对反对派的第一次袭击。它的作用是使这次失败臻于完善。这场袭击是根本不可能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在的。”[3]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53—254页。 [2]同上，第89—96页。 [3]《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157，159页。 1．斯大林与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 最初，托洛茨基把德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在当时的共产国际执牛耳的三人帮中的季诺维也夫等人。1924年，托洛茨基在他发表的《十月的教训》[1]中暗示，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曾采取反对立场，与此相连系，在1923年的德国革命中，他们又站在了同样的立场上。后来，托洛茨基自己也写道，他认为当时的斯大林是“比季诺维也夫要左得多的左翼中间派”。他抨击的靶子不是斯大林，而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是，后来季诺维也夫派与托洛茨基派联合，揭开了过去三人帮领导层的内幕。于是，事情变得很明白，在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上，与季诺维也夫相比，斯大林要负更大的责任。R.丹尼尔斯在《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中说，斯大林曾在1923年8月初的一封信中强调他反对德国的起义。而德国革命失败的直接祸首就是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拉狄克（当时主管德国问题）以及受到拉狄克支持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布兰德勒等人。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 这封有名的信是写给当时在北高加索的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在1927年8月的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提到了这封信，斯大林虽然竭力辩解，推脱责任，但还是不得不勉强承认有这样一封信[1]。 [1]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78页。 关于斯大林的这封信，无论是当时德国共产党内的右派塔尔哈依玛还是左派路特·费舍都曾提到过。托洛茨基也多次谈到过这件事。斯大林在这封信里写道： “如果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企图撇开社会民主派而取得政权，他们是否成熟到足够实现这一点呢？在我看这是值得怀疑的。在我们取得政权时，俄国已经具备了下列条件：一、和平；二、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的支持；四、农民的同情。而德国的共产党人还根本不具备这种条件。当然，他们有苏维埃国家作为他们的友邦。我们则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现在能给他们什么呢？在今天的德国，如果现政府倒了台，共产党人取得了政权，他们也将稀哩哗啦地垮掉。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将是他们被击为齑粉。所有的一切并不是布兰德勒要‘教育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一定将把这种教训——实际教育——变为全面的战斗（今天一切机会都在他们一边），消灭共产党人。当然，法西斯主义者没有在睡大觉，但是如果他们首先进攻，将对我们有利。这将使全体工人阶级集合在共产党人的周围。（德国与保加利亚不同）不仅如此，所有情报都证明，德国的法西斯分子是软弱无力的。我的意见是：应当使德国人节制自己，而不要鼓励他们。”[1] [1]见《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322页或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英译本，第306页。 当然，按照“斯大林神话”，事情就截然相反了。例如这样的说法：“正是在这个时刻，斯大林同志主张建立苏维埃，由共产党立即掌权。但是，德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的领导集团（塔尔哈依玛、布兰德勒）在已经成为当时的德国谍报机关走狗的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的直接支持下，拒绝了斯大林的计划，背叛了革命。”[1]多么可怕的神话！ [1]山道健太郎著《共产国际史》日文版，第205页。 2．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年）的中国 第一次中国革命爆发于1911年（辛亥革命）。1644年建立的清王朝虽然没落了，但是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是极不彻底的。随后，在1924年到1927年，又发生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第二次中国革命。1926年7月，得到苏制武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援助的蒋介石进行了有名的“北伐”，在南京建立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过，这时国民党分裂为左派和右派。汪精卫（汪兆铭）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建立了武汉政府（作为装饰品，中国共产党中也有农民部长谭平山和工人部长苏兆征入阁），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结果不久就向南京政府屈服了。 围绕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政策，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当时的多数派——斯大林、布哈林联盟与以托洛茨基为核心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联合反对派）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原来的孟什维克、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阿尔齐诺夫把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称为“四家联盟”（“blocoffourclasses”[1]）。这种称呼很恰当地表现了这种政策的特色。斯大林和布哈林把第二次中国革命定性为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主张推行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四阶级联合政策，由中国国民党充当领导者，让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采取取消共产党独立性的、追随国民党的路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后，他们又相信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在1927年4月还称之为“革命中心”，让中国共产党服从这条路线。 [1]括弧内的英文为“四个阶级的联盟”——译者。 斯大林、布哈林对当时处于这种中心地位的国民党总的说来是怎样看的呢？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斯大林称国民党为“革命民主的组织”或“广大革命组织”[1]，布哈林也说：“国民党是特殊类型的组织，它介乎于政党与有不同阶级的团体参加的苏维埃式的组织之间。……国民党包括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就语言的通常意思上说，从组织上看，国民党并不是党。”[2]这些观点的机会主义性质是很清楚的。在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的一个星期之前，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圆柱大厅召开的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还发表了对蒋介石表示信赖的演说，这最雄辩地、最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极端机会主义[3]。 [1]《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73、274页。斯大林实际指的是国民党武汉政府，详见原文——译注。 [2]布哈林《中国革命诸问题》（1927年）。 [3]阿依札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日译本，第258页。《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6卷，第59、75、234页；第3卷，第98页。 但是，武汉政府垮了台。1927年8月，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的党的总书记的职务，宣告：“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结束了”。虽然革命形势正在转入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突然向左摆，开始宣传建立苏维埃（联合反对派还在革命早期就提出了这种主张，斯大林派认为这是“与革命的国民党斗争的口号”而加以拒绝）。1927年12月发动了“广东起义”这种极左的暴动，结果遭到惨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彻底失败（这场大失败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农村为基础的毛泽东的路线抬头。结果，作为无产阶级先锋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根本性的质变，行将到来的革命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质变，遭到了歪曲。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第10章。关于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批判，请看他写给中国左翼反对派<陈独秀派>的：《中国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等文）。 那么，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联合反对派在哪些地方对这条斯大林、布哈林派的路线进行了批判呢？ 批判的中心就是：斯大林派过高评价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党——国民党，相反却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这是孟什维克的方针。因此，必须拒绝斯大林派提出的加入国民党的方针，让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恢复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虽然斯大林派把国民党或国民党左派看作“广大革命组织”，反对建立苏维埃，但还是必须号召建立苏维埃。在联合反对派的政纲《俄国真相与共产党的任务》（1927年9月）中指出：“还在1920年，列宁就向中国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在1926—1927年的各种条件下也完全可以证明这个口号的正确性。中国的苏维埃将采取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加强农民力量的形式。它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真正机关。它是真正地支持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以及从国民党中产生出来的卡芬雅克的机关。”[1] [1]《俄国真相与共产党的任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96页。 总之，论争的核心就是如何评价民族资产阶级在第二次中国革命中的“革命作用”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1]但是斯大林却积极提出了无视列宁这一论断的方针。列宁在为这次大会草拟的提纲中还主张：“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要绝对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2]。斯大林同样积极提出了无视列宁这一论断的方针。 [1]《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11页。 [2]《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29页。 在这里，应该谈一谈前面曾引用过的联合反对派政纲中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公式。因为斯大林派也提出过与这一公式相同的公式。例如在斯大林支持武汉政府的时期就说过：“武汉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1]。但是与联合反对派的决定性的不同在于，斯大林派把国民党左派政府视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政治表现。与此相反，联合反对派强调，不要相信国民党和国民党左派，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应该把自己的基础放在工农苏维埃上。在前面提到的反对派政纲中指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如果在中国采取了苏维埃的形式，在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前时期，将有一切可能按照苏联的情况变化，比较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1]《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03页。 联合反对派的这个政纲借用的是托洛茨基曾顽强反对的二月革命前的孟什维克的战略公式。为什么以托洛茨基为领袖的反对派的政纲会成为这种战略公式的经过我已经作过说明。虽然托洛茨基个人曾加以反对，但它是与季诺维也夫派进行政治妥协的产物。丹尼尔斯教授也做了说明：“为了与季诺维也夫派和解，托洛茨基在‘把它与列宁的真正观点区别开来的条件下’，声明放弃了不断革命论（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作为交换，季诺维也夫集团承认托洛茨基对党的机构——即使是在它包括了季诺维也夫派的情况下——的抨击是正确的。”[1] [1]《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英文版，第275页。 但是，托洛茨基后来说，这个“原则性妥协”是错误的。因此，1927年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派投降后，托洛茨基又恢复了他原来的论点。例如，在批判（由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一书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展望》一章里，托洛茨基就阐述了这种纠正了的中国革命论，这个观点后来一直终其一生。在我看来，即使称为“工农民主专政”，但是只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在这个专政中是强有力的，只要主张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这个专政中起决定作用，那么即使没有意识到，这种专政在事实上与“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相差无几了。虽然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派是出于如此考虑才不顾托洛茨基个人的反对而与季诺维也夫派妥协的，但是我却有这样的想法。总之，托洛茨基提出了在中国进行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独立、统一和解放、土地革命）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一阶段革命论，并认为1927年12月的广东起义——虽然这次起义本身是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企图——证明了他提出的一阶段革命论的正确性。 “我们反对派认为，这次起义是为拯救领导者们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但是，对我们说来，事情很明显，即使这是冒险，它也仍然是按照社会环境的结构所决定了的规律发展的。我们从广东起义中寻求中国革命未来局面的特点的理由也就在这里。这些特点与我们在广东起义前所做的理论分析是完全一致的。”[1]“尽管事实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令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措施的问题只字未提，尽管与上海、汉口以及其他中国工业中心相比，广东事实上更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暴乱还是自动地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发现全部形势都使得它不得不诉诸于比十月革命开始时更为激烈的手段。无论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表面看上去如何，它都是从中国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革命的全部发展中完全合法地产生的。”[2]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197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179—180页。 不过，在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大失败后，托洛茨基就认为革命正在转入低潮，反对起义计划和一切极左的方针，他援引了列宁的话：“在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1]，主张应该在一系列的民主口号（议会、8小时劳动制、土地国有、中国完全实现民族独立，等等）下展开斗争，以恢复党的力量，准备第三次中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2]。 [1]《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93页。 [2]《共产国际第8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6卷。 另一方面，斯大林派否认革命已进入低潮。他们联系所谓资本主义“第三时期”论，仍然让中国共产党服从于极左盲动。这就是李立三、王明时代。结果造成了毛泽东主义这种民粹分子化的斯大林主义的兴起。 为了进一步理解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论，有必要同时阅读不久前翻译出版的哈洛尔德·阿依札克斯的名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两卷本，至诚堂出版）。因为这是一部用具体例子有血有肉地证实了托洛茨基的理论批判的著作。关于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历史，今天要寻找比这更多的论述恐怕是困难的。关于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的中国左翼反对派（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观点，翻译得不多，可以看波多野乾一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第1卷，第437页以下部分。 3．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批判 下面先谈谈“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然后再转入“人民战线”论。这是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尽管斯大林派为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进行于辩解，但是他们对于这次大失败，对于未能成功地利用三十年代世界大危机达到革命的目的，负有不可饶恕的罪责。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1]。作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之所以没有成为政治变革的有力杠杆，实际上是由于有意识地妨碍了它的结果（三十年代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转变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共产党”。结果，这一方面使相当于“过渡时期”社会的苏联本身逐渐变质，成为官僚制国家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延长了寿命。斯大林和他的党不仅背叛了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面且也背叛了国外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这也是我的意见）。 [1]《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1月1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82页。 斯大林在1924年9月发表的《论国际形势》一文中说：“法西斯主义是依靠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这些组织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1]这就是斯大林的有名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最初公式。由于1929年后斯大林派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的论点。这个公式又得到了新的加强和扩充。特别是在纳粹主义崛起时期的德国，它成了一块试金石。 [1]《论国际形势》《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46页。 所谓“第三时期”就是指，在第一次大战前后的革命时期（到1923年为止）和继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之后，从1929年起，是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崩溃的时期。综合当时的斯大林派的领导人的言论，这个时期被看作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阶段。在很短时间里就接替倒了台的布哈林而成为共产国际领袖的莫洛托夫当时就说过，不可能有“第四时期”，因为“第三时期”只能、而且行将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告结束。总之，在“暴风雨般的革命高潮”和“工人阶级集体激进化”的时代，德国、法国、波兰等国家被特别指定为“革命攻势的第一线”，同时，不仅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法西斯化了，社会民主派也法西斯化了，成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因此，与社会民主派的统一战线是极其有限的。在1929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决定中，与社会民主派的统一战线被限制为“仅仅是基层的统一战线”或“反对社会民主派领导集团的统一战线”（顺便指出，如休托路姆塔尔在《欧洲工人运动的悲剧》<日本岩波书店版>中所说，“社会法西斯主义”一词的正式公布是自共产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之后）。 不仅如此，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方针，主要的打击对象不是法西斯主义本身，而是被视为法西斯主义“温和派”的社会民主派——“社会法西斯主义”。甚至在希特勒在德国掌权的六个月前，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行委员会全会还这样宣布道：“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必须主要打击社会民主派。因为，使社会民主派在无产阶级中陷于孤立，是获得工人阶级多数的先决条件，是战胜法西斯主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1] [1]GuidetotheXIplenum,E.C.CISept.1932,P.65 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主义的观点受到了谴责，这种观点被指责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群众的欺骗。例如，继莫洛托夫之后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第十一次执行委员会全会（1931年3—4月）上说：“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为了欺骗人民群众，故意把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说成是法西斯主义。……‘为害较小'的整个理论的确是建立在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主义是主要敌人的假想上的，难道不是如此吗？”[1] [1]TheCommanistPatiesandCrisisofCapitalism,P.112 这种理论、政策、策略在三十年代的前半个时期主要应用于纳粹主义正在jueqi的德国，结果在1933年以希特勒的大胜告终。作为史实，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现在回顾起来，1929—1932年的世界大危机在德国也是极其严重的。在政治上，它一方面表现为德国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益衰落，另一方面却又表现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突飞猛进。1920年8月成立的希特勒的党在1928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还仅仅只有十二人当选（约八十万票），不过是位居第九的政党。但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有一百零七人当选（约六百四十万票），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号政党。然而，共产国际以及台尔曼的德国共产党却大大低估了纳粹党的这一步大发展，认为纳粹党已达到其顶点，今后将走下坡路，因而仍旧推行“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提出的政策。现实嘲笑了它们。两年后的1932年，纳粹党上升为第一大党，并于1933年1月30日建立了希特勒独裁政权。同年3月14日德国共产党被取缔。6月2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被取缔。 但是，如果当时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立反纳粹统一战线，对抗纳粹主义，情况又会如何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纳粹党在议会中的力量。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纳粹党的力量不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总和的一半。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纳粹党稍稍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力量的总和。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党失去了三十五个议席和二百万张选票，又略低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总和。单从这一点看，如果当时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立了反纳粹统一战线，是有很大把握制止纳粹主义取得胜利的。 但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以及建立在这一论点上的政策和策略却与这种统一战线背道而驰。由于认为主要敌人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社会民主党，并把主要打击矛头首先指向后者，所以不仅不能逐层地形成社会民主党领袖本来就很害怕的统一战线，相反，在某些场合下甚至形成了共产党与纳粹党的反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1931年8月，德国共产党就参加了纳粹党举行的旨在推翻社会民主党人掌权的普鲁士邦政府的人民投票，形成了共同战线。在柏林交通罢工时，也曾出现过这种共同战线。 托洛茨基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批判的核心实际上就是针对着这种理论、政策和策略的。这一批判积极主张遵循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到群众中去！”的口号为前提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这个策略的最初公式是1921年12月发布的《共产国际关于对工人统一战线、第二国际、第二个半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中的工人以及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织的工人的态度的指令》），形成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反纳粹统一战线。不言而喻，托洛茨基是把社会民主派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左翼支柱而加以反对的。但是，把社会民主派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是荒谬的。面对纳粹主义的威胁，建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绝对必要的。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由于纳粹主义危及自身，因此至少对于党员群众来说，是存在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的。而布署了这条防御战线，就有可能伺机发动进攻，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这就是通过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反纳粹统一战线、“分进合击”、“积极防御”的战术。 在纳粹主义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取得迅速发展后，托洛茨基根据这个基本方针写了许多文章，如《共产国际的转变与德国形势》（1930年9月）、《德国是国际局势的关键》（1931年11月）、《下一步是什么？》（1932年1月）以及《唯一的道路》（1932年9月），等等（均收入《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7卷），力主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改变政策。斯大林派听不进正在国外流亡的托洛茨基的话，反而骂托洛茨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分子”，攻击托洛茨基的主张。例如，当时任共产国际组织部长的奥西普·皮阿托尼基就曾这样抨击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论：“叛徒托洛茨基提倡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企图救助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除了帮助法西斯分子而一无所为的时候，为反法西斯斗争而建立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联盟”的必要性究竟在哪里？”[1] [1]《共产国际》杂志英文版，1932年3月15日号。 在这里，读一读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论是不无益处的。在著名的《下一步是什么？》里，托洛茨基概要地引用了他在1922年3月起草的一份文件（《论统一战线》）。这份文件作为关于法国共产党问题的报告的资料，是为共产国际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而作的。下而就是其中的部分摘要（这份文件曾得到俄国共产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正式承认）： “共产党在确认了它的完全独立、它的党员在意识形态上的完全一致后，正在为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置于其影响下而斗争。由于客观形势以及他们使用的策略的有效程度，这种斗争或者得到促进，或者被迫后退。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生活在这种革命准备时期也决不会停止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与全体工人阶级、它的大多数、它的各个部分性命攸关，所以在这场大斗争中，工人群众正在感到在行动中、在对资本主义猛烈进攻的抵抗中或在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中实行统一的必要。机械地反对这种行动统一的必要的党，无论是哪个党，无疑都将受到工人的遗责。……在目前的时期，尽管不能不承认，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的各种政治组织间，分裂仍不可避免，但是，统一战线的问题却是从为了工人阶级而与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中确保结成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这一迫切需要中产生的。对于不理解这一任务的人来说，党只不过是宣传组织，而决不是群众行动的组织。在共产党不过是少数派的组织的情况下，如何在群众斗争的局面下行动的问题没有决定性的实践意义或组织意义。在这种条件下，群众斗争还处在由目前还顽固存在的传统起决定作用的旧组织的领导下。同样，例如在保加利亚那样的共产党仅仅是一个劳动人民的组织的国度里，则没有产生统一战线的问题。 但是，在共产党已经拥有了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却还未具有决定性的强大力量的地方，在党仅仅组织了无产阶级先锋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地方，甚至是在组织了无产阶级先锋的过半数的地方，在这种国家，共产党面对着尖锐的统一战线问题。 如果不与社会民主派进行决定性的决裂，共产党将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将不能向革命的道路迈出重要的一步。……无论是什么人，不理解这一点，就连共产主义ABC的A也不会认得。如果在任何地方都不要求这样的组织路线，旨在使属于共产党的工人与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内的不属于共产党的工人间的统一协调的行动成为可能，那么共产党就将表明，它无力——在群众行动的基础上——获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只能堕落为共产主义的宣传机器，而决不会发展为以获得政权为目标的党。…… 统一战线将在工人群众的基础上展开还是在机会主义领袖的基础上展开？以这种形式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不理解问题的结果（统一战线策略以及与之有关的“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是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第四次代表大会与在列宁死后，由季诺维也夫扮演主角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有很大不同。即，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工人政府”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个问题上，同时特别强调“来自基层的统一战线”，拒绝了“上层的统一战线”。可以说，这是迈向“社会法西斯主义”时代的“来自基层的统一战线”的第一步。）。如果我们能够使群众很容易地在我们自己的旗帜，或我们的直接的实践口号周围统一起来，不分党派、工会，越过改良主义者的组织，那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统一战线问题就不会以现在这种形式存在了。问题就出在，工人阶级的一些重要部分属于改良主义的组织或支持它的组织。他们目前的经验还不足以使他们脱离改良主义的组织，参加我们的组织。在这种关系中起重大变化的因素恰恰将出现在他们投身于目前已提上日程的群众活动之后。我们所正在努力的也就是这一点。…… 改良主义者的害怕群众运动中潜在的革命力量。他们所喜欢的舞台，是议会的讲台、工会的办公室、劳动调停局以及内阁的休息室。与此相反，我们把一切其他的考虑都放在一边，把改良主义者们从他们的避难所中拖出来，让他们与我们肩并肩地去关心从事斗争的群众所面临的问题。只要采取正确的策略，这样的事情只会给我们带来利益。怀疑、害怕这样做的共产党人就象那些虽然承认有关最好的游泳方法的规则，却不敢跳到水里去的游泳者。因此，战线统一的前提是：只要改良主义者们代表参加了斗争行列的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意志，我们在有一定界限的内部，并进一步在特殊问题上就准备使我们的行动与改良主义者团体的行动在实践中一致起来。…… 在争取与其他组织间取得意见一致的时候，我们应当在行动中遵守一些纪律。但是这些纪律决不能是绝对性质的东西。改良主义者们为妨碍斗争，显然开始在中止斗争，采取违反群众情况和意愿的行动。在这种时候，我们保留作为独立组织，不断斗争直到最后——即使没有我们的暂时的半同盟者——的权利。对那种认为一次也不用离开自己的编辑室，只凭彬彬有礼的批判就可以甩掉改良主义的看法深信不疑，害怕在工人大众眼前与改良主义者冲突，害怕站在群众斗争一边，使工人大众有机会评价共产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式的立场不是我们的出发点，不能在这种政策中谋求与改良主义者的和解。 我们正是为了获得对工人运动内部的背叛、犹豫不决以及半途而废的情绪的批判的充分自由才与改良主义者和中间派决别的。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决不能承认任何形式的组织与组织间的协定，限制我们进行批判和鼓动的自由。我们将参加统一战线。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也不会在统一战线中溶化。我们是作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部队活动的。毫无疑问，在斗争的进行中，广大群众通过经验将会看到，我们比任何人都要斗争得更好，比任何人都要更加清醒地注意局势，比任何人都要更加勇敢、更加有决断力。……”[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2卷，第119—126页，或第7卷，第152—154页。 我相信，这段稍长一些的摘要是值得细读的。以这种统一战线策略为准绳，“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时代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则可以说是从极左方面对这个等于对之持否定态度的统一战线策略进行歪曲的例子（后面谈到的“人民战线”时代，可以说是与此相反的、从小资产阶级的、右的方面歪曲这个统一战线策略的例子）。 总之，斯大林派的德国共产党拒绝了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结果败在了希特勒手下。尽管如此，在希特勒政权建立后的1933年4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常务会议的决议中仍然声明：“直到希特勒政变、直到政变发生的时刻，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政治方针和组织政策都是完全正确的。”，云云[1]。不仅如此，1933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次执行委员会全会依然重复“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但是事实截然相反。“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政策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不是希特勒的政策自身，而是斯大林的政策为希特勒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今天，只要不是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就不能不承认托洛茨基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1]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第257页。 在这里想附带说几句。在德国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不再满足于以往的改革共产国际的方针，他认为，第三国际已经死了，决心并呼吁创建新的革命国际——第四国际。这大致是在1933年的夏季前后。关于第四国际，在后面还要稍微谈一点。接着，从1935年初起，托洛茨基采用了前文已做过说明的、在苏联进行“政治革命”的方针，即从以往的对苏联进行改良的政策转变为依靠群众武装起义进行“第二次补充性革命”的主张。 4．人民阵线批判 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大约一年，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火星就飞到了邻邦法国。1934年2月6日，右翼法西斯主义团体——德·拉罗克上校的“火十字团”、“法兰西行动”等——借斯塔维斯基[1]事件而发起暴动，达拉第政府垮台，出现了前总统加斯顿·杜迈格的半法西斯主义政府。但是工人阶级立即发动了对右派的反击。虽然法国共产党开始还根据“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政策参加了由法西斯分子筹划、领导的反达拉第政府示威，但是在群众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论。1934年7月，社会党、共产党签署了统一行动协定。到了10月，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又进一步提倡组织“争取劳动、自由与和平的人民阵线”，并呼吁保守派左翼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党，即达拉第、埃里奥、肖当领导的激进党（激进社会党）参加这个阵线。这样，社会党、共产党两党的联合阵线就发展成有资产阶级激进党参加的人民阵线。 [1]斯塔维斯基（1886—1934）俄裔法国人，以1933年的债券作骗事件而闻名。由于激进社会党内阁的成员卷入这一事件，因而发展为丑闻，给了右派以攻击政府的良机，肖当内阁因此下台，斯塔维斯基本人也在警察行将逮捕他时自杀——译注。 到了1935年，人民阵线已经形成。1936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人民阵线纲领》。在1936年4月末、5月初的众议院选举中，人民阵线在六百一十八个议席中获得了三百七十五个，从而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共产党从1932年5月选举的七十九万票倍增为一百五十万票。社会党尽管有1933年的右派脱党，也依然能够维持一百九十万票。共产党的议席从十二个猛增为七十二个，社会党则从（1932年5月的）一百二十九席变为一百四十六席，成为第一大党。但是，尽管有社会党、共产党的富有牺牲精神的援助，在1932年选举中扩充到一百五十七个席位的激进党还是席位锐减，丢掉了四十二个席位。因此，6月4日，以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为总理，激进党的肖当为副总理的人民战线内阁，即由社会党、激进党、社会主义共和联盟组成的勃鲁姆内阁取代了萨劳内阁（右翼激进党）。而共产党，据多列士说，由于害怕入阁反而被反动派利用来进行攻击，所以没有入阁，而是保证在内阁外予以协作。其实，这是根本打动不了激进党的远虑！ 在获胜的人民阵线政府下，法国工人阶级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自1922年以来，分裂为社会党系统的劳动总同盟与共产党系统的统一劳动总同盟的法国工会由于1936年3月两者的联合而复归统一。要求增加工资、实行每周40小时劳动制、带工资休假制，要求承认工会、实行团体协约制等要求的运动如火如荼。自1936年5月底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罢工风潮，工会会员由一百万人激增至近四百万人。勃鲁姆企图使劳资双方妥协（内容包括增加工资7%—15%以及其他的协定），但是事态却未在此种程度上平息下来，静坐罢工波及全国。多列士也不得不恬不知耻地呼吁：“人民阵线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每月一次的选举，而是在共和制度的范围内实行广泛的进步政策”，“同志们！我们必须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结束罢工”[1]，等等。 [1]“人民的儿子”日本国民文库版。 当时先后在法国、挪威流亡的托洛茨基认为1934—1935年后的法国形势正处在一触即发的革命前夜，在人民阵线政府建立后，他写道：“法国革命开始了”（1936年6月）；他说，“斗争或是取得最伟大的胜利，或是遭到最可怕的失败”[1]。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说，保守派报纸《火车》把这次罢工称为“革命的大演习”。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147页。 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即所谓“法国的二百个家族”也进行了反击，计划将巨额法郎带往国外，特别是流往英国，等等。中间的、拼盘式的人民阵线政府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压力，加上援助1936年7月面临佛朗哥叛乱的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问题的困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软弱。1937年1月，勃鲁姆内阁终于声明“停止”实行人民阵线纲领。6月，旨在对付金融危机的财政全权委托法案遭参议院否决，人民阵线政府随即于6月21日垮台。这是一个寿命仅仅一年的短命内阁。此后，社会党、激进党又组织了第二个勃鲁姆内阁（1938年3月—4月），但也旋即下台。人民阵线本身也由于激进党1938年11月正式退出而在形式上瓦解。 以上简要叙述了法国人民阵线的历史。托洛茨基对人民阵线进行了批判。其要点是：虽然形势处于革命前夜，但是人民阵线没有提出与这一形势相应的纲领，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而是立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阻挠、背叛了革命。如果说“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时代是从极左方面歪曲、否定了统一战线策略，那么“人民战线”作为机械的反动，则是小资产阶级、右派歪曲这一策略的表现。因为，在依靠工人的党（社会党和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党的联盟下，人民阵线采取了“人民战线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每月一次的选举，而是在共和制度的范围内实行广泛的进步政策”这种最大的改良主义政策。 托洛茨基对人民阵线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人民阵线是无产阶级与激进党及其同类的联合，是用一系列庸朽形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联合”[1]，“人民阵线是与中产阶级的最坏的政治剥削者相勾结的工人官僚的阴谋”[2]，是“以工人组织的资本作担保的激进社会党的破产保险公司”[3]。托洛茨基认为，不应在包括“法帝国主义的民主政党”激进党在内的人民阵线政府的口号下，而应在建立“工农政府”[4]这个中心口号下，有力地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180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2卷，第14页。 [3]同上，第10页。 [4]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策略纲领》，参看拙著《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第152页以下部分。 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是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8月）。这次大会从“社会法西斯主义”论这条极左路线跳到了另一极——将“人民阵线”政策确定下来，并因此而出名。大会决议或季米特洛夫关于决议的讲演都认为，“它（指人民阵线——译注）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是承担了对法西斯主义及反动采取决定性措施的政府”。成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府”的形势虽然还不是直接的革命形势，但已处在了革命的前夜。人民阵线政府没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内”，“我们根据形势要求实行必要的、带有一定根本性的革命措施。例如管理生产、管理银行，解散警察并用武装起来的工人民兵取而代之。”但是，在法国实际上并没有提出这种主张。相反，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民兵的口号等还遭到了拒绝。在与激进党的同盟下，实现这种口号是不可能的！前面说过，人民阵线的实体是在与激进的资产阶级党的联盟下，在资产阶级秩序的范围内实行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广泛的进步政策”。老实说，它也仅限于实施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反法西斯政策，而且这还是在革命前夜时期。这不是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对策，而是小资产阶级、右派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利用。托洛茨基的批判全部是针对上述问题的。他下面的话是极有教益的： “人民阵线的理论家的知识没有超出算术的第一条规则——加法。这就是说，把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算到一起要比它们中的每一部分都大。但问题是算术还不够用，至少还需要有力学。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在政治上也是正确的。众所周知，各个力间的角度越大，合力越小。政治上的伙件向相反的方向拉，合力就等于零。为了解决共同的课题，工人阶级的各个政治集团的联合是绝对必要的。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这种联合可以吸引与无产阶级利益相近的小资产阶级大众。这种联合起来的共同的力会比凑在一起的合力大得多。相反，把当前这种在基本问题上利益成一百八十度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作为原则，只能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292页。 A.休特路姆塔尔在《欧洲工人运动的悲剧》中说：“俄国政策、从而也是共产国际政策的决定性转变（从社会法西斯主义论转为人民战线论）是在1934年6月30日的事件（镇压纳粹党内罗姆叛乱的事件）后逐渐发生的”，“有两个因素，即以新盟国取代在：德国失去了的支持的需要以及在法国自发产生的统一战线，使共产党人制定了新策略。”[1]这个观察是很中肯的。总之，在希特勒德国的威胁面前，克里姆林宫的外交谋求以法国为盟邦。而人民战线之所以不能越克里姆林宫外交的雷池一步，之所以只停留在与激进党的结盟政策和改良主义的最低纲领上，其根源就在于此。不应忘记：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时代与苏联的“大清洗”时期——苏维埃热月的总完成时期——几乎是在同时。这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统一战线时代在苏联也就是施行决定性打击、最后扼杀十月革命的时代。 [1]A.休特路姆塔尔《欧洲工人运动的悲剧》岩波书店版，第2分册，第102—104页。 与法国一样，西班牙的人民阵线（1935—1938年）也扮演了背叛的角色。在西班牙，人民阵线的理论特点还特别在于，它与斯大林之流的二阶段革命论结合了起来。托洛茨基在《西班牙的教训》一文中尖锐地分析了被他称为“自由资产阶级幽灵”的阿萨尼亚、巴里奥、科恩巴尼斯，社会党右派普里埃特、内格林，社会党左派卡巴里埃罗，无政府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等集团是如何背叛的。并指出，其中社会党右派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尤为恶劣（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介绍托洛茨基关于西班牙革命的论述了，请看《托洛茨基选集》第8卷的文章。同时，还需要读一读菲利科斯·莫罗按照托洛茨基观点撰写、现代思潮社出版的《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此外，最近还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有关西班牙内战研究著作的日译本<伯尔恺诺、布列南、奥尼尔、托马斯等人著>，如能读一读就更好了。古里比奇的《斯大林时代》<根峰译>也是必读书）。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者尽管是一个只有十六个议席的小党，却依仗俄国的援助作交换而滥用权力，设立了“党监狱”、“党警察”，犯下了大量格伯乌式的“清洗”罪行。如果搞一个西班牙人民阵线清洗史的调查，将会令人怵目惊心。“内格林—一斯大林专政”的主要受害者是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左翼——安德列斯·宁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中的先进分子。陶里亚蒂在论述《通往社会主义的各种途径问题与人民阵线政策》时，对西班牙人民阵线尤为称道，认为在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方面，它给了人们以重要的启示[1]。这是毫无道理的。西班牙人民阵线不仅表现了人民阵线政策的右倾性，而且恰恰也是说明了斯大林主义犯罪性质的一个例子。 [1]陶里亚蒂《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39页。 5．关于党的组织理论 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离不开组织问题。尤其鉴于托洛茨基是斯大林之流的所谓党组织是铁板一块的理论的反对者，所以最后在这里应该稍微看一看托洛茨基关于革命政党的组织问题的观点。在前文解释不断革命论时曾谈到，1917年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在革命战略论上固然存在分歧，但在组织理论上的对立所占比重更大。托洛茨基自1904年下半年起，站在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以为两派将由于“社会革命的宿命论”而谋求联合。斯大林派对托洛茨基在1912年8月关于联合的言论津津乐道。回过头来看，托洛茨基曾经反对过列宁的组织论，即反对列宁在著名的《怎么办？》中提出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理论。他在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我们的政治任务》一文中批判了列宁的组织理论，他说：“在党内政治中，这个方式……将导致以党的组织代替全党，以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的组织，最终以个人‘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1]。但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服从列宁，认为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然而，可以说，在战略论方而反而是列宁向托洛茨基靠拢。前述越飞遗书中的话若是事实，那么这种靠拢则是为列宁所承认的）。 [1]丹尼尔斯《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部，第31页。 然而，托洛茨基强烈批判了列宁死后的斯大林的组织理论——所谓一块铁板主义。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理论是“民主集中制”理论。它一般强调反对党内派别及出现暂时的思想集团。托洛茨基对之进行了批判，他说： “当出现某些问题争论及意见分歧时，不仅苏联共产党，就连共产国际以及其所有支部的领导层和机关报都径直把争论变换为集团和派别的问题。而没有暂时的思想集团的形成，就不能设想党的思想生命。还没有人发现与此不同的道路，而企图另辟蹊径的人只能表明他们的补救方法仅仅是在扼杀党的思想生命。当然，种种集团化和意见分歧是‘恶”的。但是就如同形形色色的毒素存在于人体生命之中并构成人体生命一样，这个恶是党的辩证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把这些集团化变成组织起来的、更封闭的派别是更大的恶。党的领导艺术实际上就在于防止这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可能仅靠禁止来取消的，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最能证明这一点。 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之际发生的喀琅施塔得暴动及富农反叛的余波冲击下，列宁促使通过了禁止派别与集团活动的决议。在这里所说的集团活动，不是在党的生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暂时的倾向，而应理解为与那种掩盖自己从事集团活动的十足的派别相同的东西。党员群众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的致命危险，用通过禁止派别和宗派主义这种严格而又僵死的决议来支持他们的领袖，但是党完全明白，这个公式将由列宁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来做解释，即这个公式不会被不忠实地、粗暴地解释，更不会导致权力的滥用等（参看《列宁遗书》）。党知道，在整整一年后，或在三分之一党代表提出要求的一个月后，将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研究它的经验，如果必要可提议加以调整。……但是，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派别和集团活动的决议即便在当时也要求有深思熟虑的解释和运用，它决不是脱离国家、形势和时期，凌驾于党的其他一切要求之上的绝对原则。列宁离去后的党的领导机关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一切批评，在形式上遵循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别和集团活动的决定，但是这样做是为了日甚一日地镇压党内民主，同时却几乎不可能实现其真正目的，即消灭宗派主义。因为，任务不是禁止派别，而是使之消亡。”[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146—147页。 这是在1928年写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中陈述的观点。其后，在《被出卖的革命》（1936年）中，托洛茨基写道： “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的方法为特征的。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概念的结合一点也不矛盾。党不仅总是注意到严格规定党的范围，而且十分注意给予这个范围内的人以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实际权利。批评自由与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的不可动摇的内容。现在的所谓布尔什维主义不能默认派别的理论，是衰落时期的神话。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是各派斗争的历史。负有在扭转乾坤的旗帜下统一最勇敢的破坏偶像者、战士、叛逆者任务的真正的革命组织怎么能够没有思想斗争，没有集团活动，没有暂时的派别形成而生存、发展呢？布尔什维克领导机关的高瞻远嘱常常能够缓和对立，缩短派别斗争的时间，但是却不可能做得更多。中央委员会依靠的就是这种喧喧嚷嚷的民主的支持。由于这种支持，中央委员会才会有决定和发布命令的勇气。领导部门在一切危机阶段所采取的明白的、正确的立场使之享有崇高的权威。这种权威恰恰是集中的无比宝贵的精神资本。”“伴随着新的、巨大任务，执政党的迅速成长必然会在内部产生不一致。在国内暗地活动的反对党通过种种渠道向唯一合法的政治团体施加压力，激化了派别斗争。在内战结束的时刻，这种斗争甚至采取了震动国家权力的尖锐形式。1921年3月，在为数不少的布尔什维克参加了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发生时，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采取禁止派别活动的措施，即把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转用于执政党的内部生活。这种对派别活动的禁令应该是在形势出现重大好转后立即废除的非常手段。同时，中央委员会在运用这个新章程时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唯恐它会扼杀党内生活。但是，真正的意图虽然不过是不得已而对困难形势采取的让步，但是却正中官僚的下怀。”[1] [1]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99—100页。 将以上论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暂时的思想集团的活动是不可避免的，禁止它党的思想生命就停止了；第二、封闭的派别诚然是不如人意的，有必要使它消亡，但这有赖于领导机关的能力。禁止派别不是绝对的原则，而不过是在紧迫的国内外形势下暂时采取的非常措施。或者说，只有在出现了“害怕长期麻痹斗争能力的某种派别”时方允许取缔。这就是说，禁止派别不应该成为原则。托洛茨基这样谈到了它的根据：“在禁止形成派别的第十次党代会之前，苏联共产党已经在不禁止派别的情况下存在了二十年。”；第三、在相当多的场合，党的官僚化是形成封闭的派别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在于党的领导机关。 总之，托洛茨基的根本态度是：“不是禁止派别，而是使之消亡”。因此，他强烈要求党内民主，批判斯大林的铁板一块主义决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官僚集中制。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起了列宁对布哈林说过的话。列宁在给布哈林的信中说：“如果你把不大驯服的聪明人统统赶跑，只留下驯顺的笨蛋，那么的确会使党垮掉。”[1] [1]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一一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第336页。 与1921年禁止派别有关的，还有一个取缔布尔什维克党以外的其他政党的问题。这一取缔发生在禁止派别之前，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文中已经谈到过了。在此只介绍托洛茨基的解释。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1937年）这篇有趣的文章中说： “取缔苏维埃各党一事根本不是源出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它是在被敌人团团包围的满目荒凉的落后国家保卫专政的一种手段。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明白，其后通过在执政党内禁止派别而完成了的这种手段预示着可怕的危险。但是这个危险的根子不在信条和策略之中，而在专政的物质方面的薄弱，其国际国内形势的困难里，即使只有德国革命取得胜利，那么取缔苏维埃其他各党的必要也就烟消云散了。导致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法的出发点是单一政党的统治，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这一发展的前提既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也不是取缔其他政党这一临时战时措施，而是欧洲和亚洲无产阶级的诸多失败。”[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35页。 6．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运动以所谓第四国际的运动而知名。它的正式成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年前的1938年9月。9月3日，在巴黎郊外某地（出于自卫，公布时说成了瑞士）举行了创建会议。美国、苏联、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比利时、荷兰、希腊等大约十个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著名的《过渡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第四国际的任务》）。运今为止，第四国际已经召开了几次世界性大会，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它的第一次创建会议。但是，在这次会议前，第四国际还有其创立的前史。在这本小书的第1章写到的苏共党内斗争（特别是斯大林、布哈林派与联合反对派的斗争）中就有着它的萌芽。第四国际运动的发韧期可以从1929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算起。但是，在1938年9月正式建立前，还有种种过程。1933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 实际上，在1933年以前，托洛茨基并没有想要建立新的共产主义政党、新的革命国际以取代以往的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非但如此，他还强烈地反对这种主张。即便他是被这些现存的组织开除的，他也仍然站在主张从内部对这些组织进行改革的“改良主义”反对派的立场上。1933年夏季，他才决心创建新的共产主义政党和新的革命国际。前面说过，促成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是这一事实，即：斯大林派的共产国际及德国共产党自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1929年7月）后由于采取“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政策和策略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面前的惨败以及在这一失败后他们不做自我批评，可耻地自我吹嘘。目睹这一事实，托洛茨基认为，第三国际已经死了，再采用改革原有组织的作法已经没有用处，有必要成立新的组织。他从这时起开始呼吁创建第四国际，开始进入了创建的准备时期。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说：“需要重建共产党和国际”[1]，说明了建设新的国际的必要。他在文章中写道：“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作为苏联的落后性（农民的优势）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延迟（不存在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党）的后果而产生。”“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就不能向社会主义前进，如果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的再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不可能只凭借自身的力量使布尔什维克党再生，不可能拯救无产阶级专政。”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117页以下部分。 我已反复说过，在此之前，托洛茨基是绝对反对新的党组织的。有个叫胡戈·乌尔邦斯的人，他曾是德国共产党左派的一名领袖，1926年底与路特·费舍女士及马斯洛夫等人一起被开除。1928年春，在德国国会选举前，为了推选独立的候选人，他组建了“列宁同盟”。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走向建立新党的第一步，因而加以反对[1]。在托洛茨基派转向建立新党的方针的前一年，即1932年，他还谴责说：“在为改变老党的倾向做出某些认真的努力之前，作为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乌尔邦斯及其同事们所进行的组织新的共产党的举动是犯罪行为。”[2]（托洛茨基与乌尔邦斯从1929年以来在苏联论上就存在对立。乌尔邦斯否认苏联是工人国家的主张，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在我看来，托洛茨基与乌尔邦斯的分裂是国际左翼反对派运动中的一件十分不幸的事件。因为，当时的德国共产党是仅次于苏联党的大党，而乌尔邦斯则是德国左翼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还是1923年汉堡暴动的领导者之一。在希特勒执政前，他一直举着“共产主义旗帜”从事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死在了瑞典的流亡地。） [1]参看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献》第2卷，第442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7卷，第252页。 但是，到了1933年夏，托洛茨基自己也决心从事这种“犯罪”行动了。同时，在这里我又想起，在1933年转变为这个建立新党的方针后不久，托洛茨基在对苏联国家的问题上也变以往的“改良”方针为“政治革命”（“第二次补充性革命”）的主张。这一转变发生在1935年初。关于这一点，前面已作了介绍。 1929年，被迫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一到土耳其，就给被认为是反对斯大林派的所有组织和个人写了署名为古罗夫的信，发行了《反对派通报》（1929—1939年），企图结成国际性的反对派。当然，如前所说，在1933年夏季前，这并不意味着建立新党，而是要组织旨在革新、改良共产国际、苏联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国际反对派。在此期间，即在1929—1933年间，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建立了称为共产主义同盟的左翼反对派的派别组织，1930年4月在巴黎召开了这个派别的国际会议。1932年，在托洛茨基参加下又召开了哥本哈根会议。我在其他章节里讲过，反对派在这个时期以最大的精力投入了反对斯大林派的“第三时期”政策即“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政策和策略的斗争。但是，这一批判没有被斯大林派接受，在共产党惨败给纳粹德国后，反对派终于变更了政策，呼吁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国际，所以1933—1938年成为建立新的国际即第四国际的准备时期。 1933年夏，当时英国的独立工党（ILP）向不属于第二国际及第三国际的组织呼吁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希特勒胜利后的形势和运动，会议发表了《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托洛茨基派的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德国的工人社会党（SAP）以及荷兰的两个组织革命社会党（RSP）和工人社会党（OSP）在宣言上签了名。这份声明宣告了建立新的革命党、新的国际的必要性，谈到了建立这些组织的原则。1936年，托洛茨基派召开了国际会议，托洛茨基在会上曾希望宣布成立第四国际，但由于为时尚早，没有被这次会议通过。1938年9月，在巴黎郊外召开的国际会议宣布了（虽然也有人反对）第四国际的建立。同时，会议通过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著名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第四国际的任务—过渡纲领》[1]，纲领由以下的二十一个项目构成：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43—298页。 1．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2．无产阶级及其指挥部；3．最低纲领和过渡纲领；4．资金滑动制与时间滑动制；5．过渡时期的工会；6．工厂委员会；7．“营业秘密”与产业的工人管理；8．各个资本家集团的掠夺；9．剥夺私立银行与信用制度的国有化；10．纠察线——卫队——工人民兵——无产阶级的武装；11．工农联盟；12．反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斗争；13．工农政府；14．苏维埃；15．落后国家与过渡要求的纲领；16．法西斯国家中的过渡要求纲领；17．苏联与过渡时期问题；18．反对机会主义与不讲原则的修正主义；19．反对宗派主义；20．为女工和青年开路！21．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分为以上项目的过渡纲领是一篇相当长的文章。文章认为国际上的客观形势处于革命前夜，而革命的主观条件则大大落后于这种客观条件，处于危机中。在这种认识下，文章提出恢复和重建真正的革命指挥部，提出了这个指挥部所应采取的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政策和要求。因此这篇文章的副标题名为“过渡纲领”。 在这里不可能逐一评论这个纲领，但是应当来谈一谈托洛茨基当时的预测，即托洛茨基认为世界形势处于“革命前夜”，行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先进国家造成“十月革命的继续和扩大”的预见。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在一篇论文中作了这样的批评： 一、这个纲领指出了，在1938年9月前的直接阶段上，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指挥部，特别是由于“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和“人民战线”论等，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地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失败极其惨重。纲领虽然谈到了这些大失败，但是却认为当时处于革命前夜，过于低估了这场大失败。因为如果遭到失败，要恢复过来就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而这一点却被忽视了。 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发生的“大清洗”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的最终确立，是苏维埃热月的最后完成。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在肉体上被消灭，所以俄国无产阶级的决定性失败是不应掩盖的。然而托洛茨基过低估价了这一点，他认为，“大清洗”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的危机的表现，他甚至预期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后官僚专政就会衰败[1]。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主义政权没有倒台，它不仅使自己维持了下来，而且还扩大到东欧和中国。总而言之，无产阶级在德国、法国、西班牙以及俄国的大失败是很重要的，这些失败重大到不能容忍把形势规定为革命前夜。但是，纲领正是建立在过低估价乃至忽略这些失败的基础上的。 [1]参看《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8页。 三、纲领在一开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中这样主张： “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条件，一般已达到资本主义下可能成熟的最高点，人类的生产力失去了活力。新发明和改良已不能提高物质财富的水平。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危机下的周期性危机，把不断增长的损失和苦难加在群众身上。一方面，扩大了的失业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瓦解着不稳定的货币制度；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者一样，从破产到破产，处在风雨飘摇中。 资产阶级自己也走投无路。在已经不得不把最后的王牌押在法西斯主义上的国家，资产阶级如今正闭着眼睛在经济破产、军事灭亡的道路上向下滑。在拥有历史特权的国家，即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以国民积累为牺牲，醉心于民主这种奢侈的国家（英国、法国、美国），资本的所有有传统的政党都处在丧失意志前的混乱状态。‘新政’尽管是初期的表面的决心，但也仍然不过是只有在资产阶级成功地积累了无限财富的国家才可能有的、政治混乱的特殊形态。显而易见，由于目前这场不知何日结束的危机，同法国的人民战线一样，‘新政政策，也打不开钻出经济上的死胡同的新道路。 国际关系也不妙。在加大了资本主义瓦解的紧张形势下，帝国主义的对立陷入僵局。在这种对立的极点，各个冲突及流血的局部动乱（埃塞俄比亚、西班牙、远东、中欧）就会合为一体，引起世界规模的大火灾，这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当然清楚新战争对他们的统治有致命危险，但是与1914年的前夜相比，这个阶级目前更无法避免战争。 一切宣传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的人，不是无知，就是故意撒谎。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不仅‘成熟’，而且开始熟过了头。……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国家和国际关系完全被带有社会革命前夜特征的社会危机挫伤了。将革命前夜状态转化为革命状态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就是……无产阶级指挥部的机会主义性质。” 但是，前面说过，世界资产阶级到这时已粉碎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抵抗，摆脱了1929—1932年的世界大危机，正式向资本家社会解决资本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家占有的矛盾”）的最高阶段——国家资本主义转化。然而，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一般以资本主义危机的各种因素为直接媒介，但同时也如恩格斯所说，由于它在资本家社会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承认了生产的社会性质，所以“这些制度的稳定性是同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高度成正比的。没有这种稳定性，资本主义甚至在历史交给它的这段时期内也活不下去。”[1]可是，托洛茨基的纲领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对世界大危机、其后发生的1937—1938年危机及战争危机印象强烈，对当时资本向具有这种性质的阶段正式转变没有做深刻的思考，纲领是建立在轻视乃至否定这种转变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在1939年还谴责乌尔邦斯说：“希特勒掌权后，德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胡戈·乌尔邦斯得出结论说，‘国家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正在到来。他还举出了意大利、苏联、德国作为这种制度的例子。”[2] [1]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版，第59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3页。 从形势处于革命前夜观点出发的托洛茨基的纲领中的建立新党的方针如果是在他流亡国外后、在三十年代前半期提出的，那么它大致上还是合时宜的。但是岁月流逝，在1938年，它已经过时了。特别是俄国、德国、法国无产阶级的大失败已经不允许将形势规定为革命前夜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可利用于革命的良机，但是在大战过程中及战后，却没有能够象托洛茨基所强烈期望的那样，在先进国家出现“十月革命的继续”。 笔者到现在大体上也是这样看的，这一点暂且不去谈它。在大战爆发初期，1939年8月到1940年4月，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国际书记局移到了至今尚存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美国——也由于对苏认识的分歧而发生了严重分裂。 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苏联问题。看起来造成托洛茨基派和广义的左翼反对派分裂的大体上是以苏联问题为中心的。第一次是联合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萨布罗夫等人）在1926—1927年间的分裂，中心问题在于是否承认苏维埃热月是既成事实。第二次与第一次差不多，是托洛茨基与德国左派乌尔邦斯间以东支铁路事件为契机而出现的分裂（请参看《托洛茨基选集》第9卷《捍卫苏联与反对派》一文）。第三次是在1939年8月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时，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中发生的分裂。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得力领袖之一马科斯·夏哈托曼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的当天宣称：“关于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及未来前途，下一次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应该从讨论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开始。”同年9月，该党的一名领导人、哲学教授詹姆斯·伯纳姆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战争性质”的文件，对以往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工人国家说提出了疑问。托洛茨基的苏联论已经在第三章里做了大致的说明。托洛茨基从“堕落的工人国家”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打倒斯大林主义者官僚，无条件捍卫苏联！”的政治口号。伯纳姆和夏哈托曼反对这种“无条件捍卫”，并追本溯源，反对“工人国家”说。 这场争论从1939年8月持续到翌年的4月，虽然托洛茨基反对组织上的分裂，但是结果在1940年4月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大会上，托洛茨基和詹姆斯·坎农的多数派与夏哈托曼、伯纳姆的少数派决裂。《捍卫马克思主义》[1]就是汇集托洛茨基此时的论争文章而成。另一方面，记得在前一章说过，夏哈托曼及伯纳姆的苏联论就是“官僚集产主义”说。他们放弃了“捍卫苏联”（伯纳姆在其后写了著名的《经营者革命》，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夏哈托曼后来组织了“独立社会主义同盟”，现在这个组织也未与其他组织合并。夏哈托曼原来处在托洛茨基派发言人的地位上，是托洛茨基著作的英文译者，学识渊博的雄辩家，撰有许多论著）。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 不言而喻，这场分裂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很大的损失。但是比这更具有决定性的损失是正在执笔撰写未完成的大作《斯大林》的托洛茨基的被暗杀。这一暗杀的背景还有不详之处，但是格伯乌的走狗、西班牙人拉蒙·摩尔纳尔（还有他的生母卡丽达雅·莫尔纳尔）是受指使犯罪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次暗杀发生前不久，第四国际为了对付1939年9月初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0年5月在美国召开了紧急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有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古巴、阿根廷、智利等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的代表参加。其主要宣言——《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1]由托洛茨基起草而成，这可以说是托洛茨基最后的政治论文。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 分裂加上失去最高首脑，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战争中被削弱，但是却未被全部消灭。这一运动不分纳粹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一律实行失败主义，而对苏联则采取保护方针。它的国际书记局依然在活动，相互失去联系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欧洲大陆活动，特别是在纳粹占领地区，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牺牲者。在东方、特别是锡兰[1]的“平等社会党”（SSP）（它今天依然存在，而且在锡兰比斯大林派的共产党更要有势力）1942年就加入了第四国际。印度、细甸、中国也有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日本一个也没有！）。 [1]现在的斯里兰卡——译注。 在欧洲，1943年首次成立了临时书记局，发行了法语机关报《第四国际》等。1944年2月，据说在占领下的法国某处，欧洲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召开了六天秘密会议。在战后的1946年，欧洲大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美国、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会议。此后，在1948年4月，即恰恰是在1938年第一次大会后十年，召开了第二次大会。以后又召开了第三次大会（1951年9月）、第四次大会（1954年）、第五次大会（1957年）、第六次大会（1960年）……大约每三年召开一次世界大会，制定各种方针，做出各种决议。 但是，作为战后托洛茨基主义国际运动所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种种分裂。前面提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的分裂都是以苏联问题为中心的。其实还有另一个。这就是被称为“加入战术”的组织策略问题。战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与此关系很大。 前面说过，1933年夏季以来，托洛茨基转而实行否定过去的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建设新党的方针。由于自己的组织处于很大的劣势，所以暂时加入社会党，致力于赢得群众、扩大本身组织的方针也得到了考虑。这一方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人民战线”运动时代（1934—1938年），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生命。 由于当时的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右翼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的建立，为数不多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盟”）陷入了极端孤立和危机。为了摆脱困境，在托洛茨基的劝告下，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被建议加入法国社会党。这个加入策略虽然得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国际会议的认可，但是据说也有一些反对者（有一种说法是，在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时代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活动，后终于被斯大林派杀害的著名的安德列斯·宁等人就曾反对这个策略）。 一方面一概否定现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主张建立新的革命党，一方面却又宁为一时方便，主张抛掉自己的独立组织，加入现有组织中。这种有点自相矛盾的主张在列宁的组织理论中是不存在的。也许有人会说，列宁不是曾劝告英国共产党采取加入英国工党的“加入策略”吗？但那是例外的特殊情况。 1920年8月建立的英国共产党十分弱小。与此相比，由于拥有四百万成员的“英国工党’的情况异常独特，它的结构和欧洲大陆上的普通政党大不相同”[1]，所以它是工会的政治部分的延伸，是工会的政治联合体，具有加盟的性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顾相当大的反对，通过了这个加入策略。1921年12月发表的著名的统一战线策略纲领也指出了这个特殊条件：“当然，英国在这一点上是例外。由于特殊情况，英国工党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的工人联合体。”[2]1922年3月的一个关于英国问题的决议基于“工党是工会的政治组织，在该党中包括了诸如独立工党、费边派、行会社会主义所代表的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政治倾向”[3]——用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演说中的话说，英国工党的这种特殊性说明它“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党”——从而对加入工党表示宽容。 [1]《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雅病》《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243页。 [2]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献》日译本，第1卷，第290页。 [3]同上，第309页。 但是，这决不是无条件的。“应该公开地说，共产党是可以加入工党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共产党要有充分的批评自由，要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1]。加入策略就是带着这种不可动摇的条件的。 [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08页。 因此一般说来，不应绝对地承认加入策略，何况在转而实行建立新党的方针的同时采取加入策略就陷入了折衷主义或二元论的矛盾，是错误的。“加入策略”的方向不是其他“党”，而是工会。 我就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总之，这个“加入策略”大大动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四国际。战后的“加入策略”在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51年9月）上被作为普遍方针。围绕着这个加入策略，以元老詹姆斯·坎农为首的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得到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局支持的希腊人米歇尔·帕布洛的一派发生了意见对立。战后的“加入策略”与战前的短期“加入策略”有所不同，它是相当长期的，加入的对象不仅是社会党，而且还有共产党。虽然坎农派对这件事本身并不那么反对，但是问题是，帕布洛派主张，应该把加入策略扩大到东欧各卫星国的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一样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这就有了争论。 坎农派强烈反对帕布洛派的这一主张，这个问题的根子就在对战后苏联阵营的意见分歧上——前面说过，托洛茨基在1933年乃至1935年前的对共产党政策及对苏政策还是“改良”的——帕布洛派列举了战后形势的变化，提出对斯大林派共产党和苏联国家采取近于复活这种“改良”的态度，而坎农派则依然继续主张奉行1933年及1935年以后的方针（否定斯大林派共产党，在苏联阵营内进行“政治革命”）。加入策略这个组织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实际上反映了这种根本性的对立。总之，在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秋，两派分裂为国际书记局（帕布洛派）和国际委员会（坎农派）。在此之后，据说帕布洛被捷尔曼（比利时人）和彼埃尔·弗朗克（法国人）开除，上述分裂得到弥合，又复归统一。也有人说，还有别的分裂。遗憾的是，笔者没有这以后的第四国际的情况资料参照，不能正确地加以记述。但是不管怎样，我认为，失去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前途是可以想见的。因为，我在前面曾经引用过拉雅女士的话：“由于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等于国有财产的观点与斯大林的纲领基本上没有区别，所以尽管托洛茨基不断和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斗争，但是它的思想却不可能有力量指示独立的方向。”我的看法与拉雅女士的一致。对托洛茨基尚且可以如此说，对于作为托洛茨基追随者的托洛茨基死后的第四国际就更是如此了。我在前面说过，如果托洛茨基活到战后，他一定会象他的未亡人那样摆脱他的国有拜物教。而他的追随者却比托洛茨基还要顽固地信奉国有拜物教。这些追随者将只能停留在对斯大林主义或者其亚洲变种毛泽东主义采取所谓“左翼策略”的反对派的水平上。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 [补记] 我认为，现代世界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必须分析下列诸点，为了征求研究同道的意见，把我的构思写在下面： 一、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动因和诸形态 1．西欧国家（特别是美国） 2．斯大林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 二、国家资本主义下经济运动规律的变化 1．国家资本主义与价值规律 2．国家资本主义与危机 3．国家资本主义与利润率下降规律 三、现代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危机问题 1．国家资本主义与庞大的军国主义的结合——浪费与经常性的战争危机 2．物价上涨、慢性通货膨胀 3．自动化与失业 四、改良主义的基础和作用 1．斯大林主义（包括毛泽东主义） 2．社会民主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
第三章论苏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1968） 第三章论苏联 1．苏维埃的热月与“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2．“蜕化的工人国家”观点的缺陷与托洛茨基的国家资本主义观 1．苏维埃的热月与“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在挪威的流亡地，托洛茨基写下了有名的著作《被出卖的革命》（1936年），对他的苏联观做了系统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我国曾出版过这部书的译本，但由于那是向斯大林一边倒的时代，人们对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不断革命论又毫不理解，所以这部书几乎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断革命论、特别是在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托洛茨基的苏联论的前提和基础。根据这种理论，将不可避免地预见到，西欧各先进国家的社会革命的挫折，不能不引起革命俄国本身的某些倒退性变化。 列宁曾经说过：“……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1]问题在于，这种情况、这种“向后作巨大的跳跃”是不可避免的。在前一章里曾引用过托洛茨基的这样一段话，他说：“……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加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托洛茨基把这种“危险”看作是什么？又如何估价这种“危险”的程度呢？ [1]《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03页。 我准备从托洛茨基的苏联论的各种主张里摘出以下几条，把它大致综合起来叙述： 一、不仅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可能出现热月时代； 二、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是“蜕化的工人国家”，但“蜕化的工人国家”不是长期的存在物，而是“插曲式的倒退”； 三、即使苏联“蜕化”了，只要它还是工人国家，就应该无条件地拥护它。但这决不是拥护斯大林主义官僚，而是要求打倒他们，依靠人民武装起义，发动革命打倒他们。“第四国际认为，必须通过劳动人民的革命起义手段打倒官僚”[1]，这是“第二次补充性革命”，没有这场“政治革命”，俄国就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45页。 四、在反对把苏联看作官僚集产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时，托洛茨基提出的论点，特别是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除去把“插曲式的倒退”的观点挪到最后外，准备大体按以上顺序进行批判性的解说（我建议读者看一看托洛茨基写的《被出卖的革命》以及《托洛茨基选集》第9卷中有关苏联的论述。详细阐述此处从略。这里谈到的只是几个最能引起争论的问题）。 1928年12月，在被驱逐出国的前夕，托洛茨基写信给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信中写道：“理论演绎和政治经验证明，历史反作用、否定、即反动时代，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后也有可能产生。在苏联，在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加大的条件下，在结果是为热月清扫了道路的条件下，我们已经生活了六年。这种反动在党内最明白、最成熟的表现，就是对左派的野蛮驱逐、迫害以及对左派组织的破坏。”[1] [1]托洛茨基《我的生涯》日文版，第2卷，第1005-1006页。 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和山岳党人被保守派推翻的日子是法国革命历经的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热月即由此得名。它一般是指对革命的反动或反革命。托洛茨基认为，热月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发生，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也有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仅仅进行一次是不能达到所期目的的，补充它、完善它的革命可能会屡次发生，在这期间，在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和第二个高潮之间，就可能出现热月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也就存在着同样的可能性。如前文所述，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看来，只要革命不一定从资本最发达的国家开始，只要落后国家先进行革命，只要其他国家，特别是各先进国家不紧紧跟上，无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热月的可能性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如前文介绍，列宁也曾说过：“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1]因此他在理论上也考虑到了热月的可能性（然而如果站在斯大林等人的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就不会在理论上考虑这种可能性。如果考虑这种可能性，也只是在国外进行军事颠覆的情况下）。 [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67页。 但是，托洛茨基虽然指出了，在自己这一派以及自己这一派与季诺维也夫派、加米涅夫派的联盟遭到镇压后，苏联存在着走向热月的危险，然而当时他认为这只是趋势，反对把热月看作苏联的既成事实。例如，对于广义的左翼反对派中的一支“民主集中派”（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等人）以及德国的左翼反对派胡戈·乌尔邦斯等人提出的这种主张，托洛茨基就曾表示过强烈的反对。从1935年前后开始，托洛茨基才逐渐认识到，自1924年列宁逝世后起，热月就已经是苏联的既成事实了。他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俄国大革命的热月不是在我们的前面，它已经远远在我们的后面了。”“1924年——这就是苏维埃热月的开始。”[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05、116页。 我也认为，西欧各先进国家革命的挫折是产生苏维埃热月的主要客观条件。加上与此有关的、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由于采取了笨拙的策路而被斯大林派击败这一主观条件，苏维埃热月不幸是不可避免了。然而，所谓“热月”究竟是什么呢？在反对把苏维埃热月视为苏联的既成事实的观点时，托洛茨基下了这样的定义： “热月并不意味着一般的反动，即不意味着革命阵营的后退和衰败时期。这个词有着远为严格的意义。它标志着政权转到了其他阶级的手里，在此之后，革命阶级不凭借武装起义就不能恢复自己的政权。”“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时，热月标志着，政权从无产阶级手里转到了资产阶级手里，此外别无其他意义。如果热月完成，俄国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29、42页。 在下了这样的定义后，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主义俄国的“蜕化”迄今尚未完成，因此，“一如既往，俄国反对派根据这一基本事实采取的政策不应是革命，而是改良。”[1]然而，1935年前后，在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根据有名的“社会法西斯主义”[2]理论采取的政策在德国造成惨败后，托洛茨基开始认识到，自列宁逝世后，苏维埃热月就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他开始主张在苏联进行“第二次补充性革命”，而不是改良。但是，这场“革命”只是一场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治的“政治革命”，而决不是以根本变革社会经济组织为目的的“社会革命”[3]。托洛茨基对与之意见相左的马科斯·夏哈托曼说：“如果苏联已根本不再是工人国家，那么，要求进行的就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了。”但是，由于后面要谈到的理由，托洛茨基认为苏联还是“工人国家”，他要求进行的革命仅仅是“政治革命”。因此，他提出的口号是：彻底“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无条件捍卫苏联”。 [1]同上，第31页。 [2]作者说，所谓“社会法西斯主义”是指三十年代前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提出的一种理论和策略。其中心内容是：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双生子。社会民主主义应是各国共产党人的主要打击对象。那种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主要敌人的观点是对工人的欺骗。作者认为，这种主张直接导致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泛滥。详见本书第4章《对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批判及第四国际》——译者。 [3]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76页。 但是，从以前（1929年）所作的“如果热月完成，俄国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的定义看，这个口号岂不是矛盾的吗？不，并不矛盾。因为到了这个时候（1935年），托洛茨基已经改变了热月的含义。托洛茨基在1939年写道： “……回过头来看一看热月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主张，在苏联，热月不过是正在酝酿，还没有完成。此后，由于要给同热月所作的对比以更加正确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性质，我们得出了热月早已发生了的结论。虽然这样公开地修正了自已的错误，但我们的队伍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动摇。”[1]这就是说，1929年的定义是错误的。那么，经过修正的新定义是什么呢？1935年，托洛茨基在一篇文章（《今日苏联——工人国家与热月以及波拿巴主义的问题》）中写道：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47页。 “1794年的热月使政权从国民公会的一个集团手里转到了另一个集团的手里，从一部分胜利了的人民的手中转到其他阶层手中。热月是反革命的吗？——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取决于赋予反革命这一概念以多么广泛的意义。1789—1793年的社会变革（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变革。从本质上说，它是要以自由的资产阶级财产取代固定的封建财产。与这种革命相应的反革命，应该是重新恢复封建财产。但是，热月没有作这方面的尝试。罗伯斯庇尔在职员中寻找支持，政府求助于中产阶级，波拿巴则与银行结盟。然而，这些变化……完全是在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热月是产生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的反动。”“热月9日的政变没有清算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成果。但是它却把权力转移到了更稳健更保守的雅各宾党、转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更富裕的分子的手里。今天，苏维埃革命也在向右转。虽然比起热月来，它采取了更缓慢、更隐蔽的形式。不可忽视的是，与此、即与热月完全相似的过渡，很早就产生了。……就社会而言，无产阶级比起资产阶级来是更加划一的。但是，它的内部也有许多阶层。取得政权后，在官僚以及与官僚结为一体的工人贵族开始形成的整个时期，这一点极其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左翼反对派的被粉碎，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说明，政权从革命先锋手里，转到了更保守的官僚分子和工人阶级上层手里。1924年——这就是苏维埃热月的开始。”[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97、104-105页。 这就是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月决没有“清算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成果”，它是“产生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的反动”。那么，它虽然是“反动”的，但却根本不是“反革命”的吗？ 托洛茨基的这个新见解忘记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不同。我不能赞同这种错误的类比。这一点放在后面谈。总之，托洛茨基根据这一思想，于翌年写了《被出卖的革命》一书，提出了苏联是“蜕化了的工人国家”的观点。这部书脱稿于1936年8月，即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清洗审判的前夜。托洛茨基说：“历史还没有决定苏联的性质”。直到1940年8月21日被格伯乌的走狗杰克·摩尔纳尔（加泰罗尼亚人拉蒙·梅尔卡德尔）暗杀前，他曾执着地、反复地谈到过这一点。可以说，“苏联的现存政治体制是比总统时代更接近帝政时代的‘苏维埃’（或反苏维埃）的波拿巴体制，但就其社会基础和经济发展趋势而言，苏联今天仍然是工人国家”[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16页。 托洛茨基起草的第四国际的纲领（1938年9月）中写道：“苏联是从十月革命中产生的工人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开创了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可能性。但是与此同时，工人国家的机构却完全蜕化了。它从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了官僚对工人阶级施加暴虐的武器，并愈益成为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的武器。落后的、孤立的工人国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转化为无所不能的特权阶层，现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成为对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最有力的反驳。因此，苏联虽然呈现出可怕的矛盾，但它仍然是蜕化的工人国家。这是社会的诊断。政治的诊断则具有二者择一的性质：或是官僚愈益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机构，废除新的所有形式，复辟资本主义；或是工人阶级粉碎官僚，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84—285页。 不言而喻，社会主义革命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或第一阶段。它扬弃了阶级与阶级的对立，从而也导致了政治国家的消亡（列宁说：“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这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存在。这当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起一定公共职能<分配上的“平等权利”等>的、非政治的<权力>的残余存在。详细论述见拙著《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第167—170页。关于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理论的歪曲，请参看《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第8—12页）；在经济上，这是在价值规律消亡的情况下，以实行“劳动证书”（见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第1章、第2章）制度为特征的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后还不可能立即进入这个社会。在此期间，还存在所谓“过渡时期”，在政治上，这一时期被规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托洛茨基否认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所以当然不承认斯大林主义的俄国进入了上面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不由人民起义推翻斯大林主义官僚，俄国就不能到达社会主义。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仅仅是处在上面说的过渡时期社会（工人国家），而且这个过渡时期社会（工人国家）遭到了官僚主义式的歪曲，其歪曲及蜕化的程度是极其深刻的，以致于必然而且必须进行“第二次补充性革命”（推翻斯大林官僚的政治革命）。没有这场“政治革命”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前进，根据其情况，或许“完全有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1]——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就是处在这种变幻未定的中间阶段。 [1]《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5页。 那么，既然俄国被歪曲和“蜕化”到必然和必须进行“政治革命”，托洛茨基还认为它是“工人国家”吗？联系到热月问题，对于不进行“政治革命”就不能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托洛茨基还只把它看作“产生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的反动”，而不认为它是根本意义上的“反革命”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介绍托洛茨基对于“蜕化了的工人国家”的“蜕化”状况的意见。在《被出卖的革命》等书中，对这些意见有详细的记述，由于篇幅的关系，希望读者能看一看这些书。这里，准备通过介绍托洛茨基对俄国“政治革命”提出的几项要求，从深处揭示他的主张。 “苏联的新的革命高潮，在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的斗争旗帜下，显然已经开始了。打倒官僚特权！打倒斯达汉诺夫主义！推翻苏维埃贵族以及其等级和官级！对一切形式的劳动支付更平等的工资！ 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争取工会及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把苏维埃这个阶级机关变成了（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的神话。不仅需要在苏维埃恢复它的自由的民主形式，而且还要恢复它的阶级内容。就象从前不让资产阶级和富农加入苏维埃那样，现在需要把官僚和新贵族从苏维埃中赶出去。只有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农民以及红军士兵代表才能加入苏维埃。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1]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要通过自由投票来表示，他们认为哪个党是苏维埃政党。 [1]请注意：“各苏维埃政党”是复数。也许有许多人认为，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是“先锋”，因而无产阶级专政应以一党制为原则。当然，在不出现种种政治强制的情况下，这是可行的，但不一定是原则。恩格斯曾经说，要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就请看一看巴黎公社，而巴黎公社实行的决不是一党制。虽然“无产阶级就其社会构成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差异性最小的阶级”，但它也有各种阶层。“由于有的向前看，有的往后看，所以同一个阶级也可能建立起几个党。”（托洛茨基语）。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存在曾经得到了认可。它们被取缔，只是由于当时严峻的国内外条件所造成的暂时的特殊情况，“最初，党希望在苏维埃内保持政治斗争的自由。但是，内战严格地修正了这个预见，各反对党相继被取缔了。苏维埃领袖们并没有把这个与苏维埃民主精神明显冲突的措施奉为原则，而把它看作为了自卫的权宜之计”（《被出卖的革命》日文版第100页，《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35页）。特别是，托洛茨基考虑到了斯大林专政下的经验，允许并要求有复数的“苏维埃政党”。在关于莫斯科清洗审判事件的听证会上，托洛茨基说：“需要准备两个党……多半是三个或四个党的活动舞台”（《列昂·托洛茨基事件》英文版，第440—441页）。当然，这里说的各党是苏维埃体制内的党，与资产阶级的党无关一一作者。 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从上到下地修正计划经济！工厂委员会必须夺回管理生产的权利。民主地组织起来的消费者协会必须监督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按照在当地劳动的工人的意志和利益，组织集体农场！ 摒弃官僚的反动国际政策，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布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外交文件！反对秘密外交！ 在完全公开、公开辩论的情况下，诚实地重新审理由热月官僚演出的一切政治审判。只有被压迫群众的胜利起义才能复活苏维埃制度，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能够引导苏维埃群众起义的党只有一个——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党”[1]。 [1]《第四国际纲领》《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88—289页。 把以上各项要求与托洛茨基的以下论述对照起来看，就会抓住更清晰、更一致的要点。 “把苏维埃制度定性为过渡性的或中间性的，意味着放弃了资本主义（从而还有“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种定了形的社会范畴。但是，这种定义不仅本身不十分完善，而且还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现存苏维埃制度只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它完全有可能向后倒退到资本主义。更完全的定义不能不是复杂、冗长的： 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 1．为了使国有财产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生产力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发展路程； 2．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缝隙，产生着由于贫穷而导向原始积累的趋势； 3．残存着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方式，成为社会的新的分化的基础； 4．经济发展逐渐改善了工人的境遇，但却迅速地生产出特权阶层； 5．官僚利用社会对立，使自己成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专制阶层； 6．执政党虽然背叛了革命，但是社会革命仍存在于所有关系及劳动群众的意识中； 7．正在积蓄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可能导向社会主义，也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 8．在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须摧毁工人的抵抗； 9．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须推翻官僚政府。结局是，问题要在国内舞台及国际舞台上，通过活的社会力量的斗争来解决”[1]。 [1]《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5—246页。 托洛茨基在上文里概要地论证、展示了斯大林主义俄国的“蜕化”或变态。那么，为什么苏联仍然是“工人国家”呢？一言以蔽之，这是因为，生产资料国有化是十月革命创造的成果，它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保存了下来。与此相联系，政权虽然确实从工人群众手里转到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手中，但是这种统治官僚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整体之外的阶级，而不过是工人阶级中蜕化了的、“资产阶级化”了的特权阶层。如前文所述，托洛茨基说，政权“转到了更保守的官僚分子和工人阶级上层手里”。不过他认为官僚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这就是著名的阶层论。 “各阶级在经济社会组织中所处的地位，主要是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了它们的特征。在文明社会，所有关系是由法律确认的。土地、工业生产资料、运输以及外汇的国有化和外贸垄断，成为苏维埃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我们看来，苏联的无产阶级国家性质，在根本上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决定了的。”[1]“官僚仅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才继续保留了国有财产。这种成为救星的恐怖，是由布尔什维克、处于非法地位的列宁主义者的党（左翼反对派）所培育、所支持的……官僚作为有意识的政治势力背叛了革命。但是，获得胜利的革命幸而不仅仅存在于纲领中和旗帜上，不仅存在于政治制度中，而且还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体制里。仅仅背叛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推翻它。统治阶层背叛了十月革命，但却没有能够推翻它。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所有关系、无产阶级的活的力量……有着伟大的抵抗力。”[2] [1]《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5—246页。 [2]《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2—243页。 托洛茨基还写道： “今天的斯大林统治与革命初期几年里的苏维埃统治既相似又不相似。一种制度取代其他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过某些方式，通过官僚反对无产阶级的某些小规模的内战而产生。历史的结局是，苏维埃民主由于社会矛盾的压力而炸毁了，官僚利用这种压力，从群众组织手里搜取了政权。在此意义上，我们不仅可以谈论官僚专政，甚至可以谈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但是，官僚专政的社会内容恰恰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这种篡夺是可能的，而且能够保持到现在。因此，我们说，虽然在官僚专政中遭到歪曲，但无产阶级专政无疑仍得到了体现。这是完全正确的。”[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03页。 “官僚专政——被歪曲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在托洛茨基的最后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斯大林》中被反复阐述[1]。托洛茨基认为官僚仅仅是一个特权阶层，一个在无产阶级国家中一时生产出来的“癌肿瘤”[2]。从“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以及“被歪曲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出发，他从根本上反对官僚是一个阶级的主张。这是必然的。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着的。因为，如果把斯大林主义统治官僚定性为工人阶级（在标准的“过渡时期”社会，工人阶级处在本阶级自我扬弃的过程中）之外的一个阶级，那么按照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工人国家”的观点就不能维持了。所以托洛茨基完全反对官僚是一个阶级的主张（对此所作的批判后述）。 [1]《斯大林》日文版，第2卷，第534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48页之后部分。 总之，根据上述苏联观，在西欧资本主义与苏联的对立中——虽然绝对不降下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旗帜——必须“无条件捍卫”苏联。这就是托洛茨基的根本战略观点。 2．“蜕化的工人国家”观点的缺陷与托洛茨基的国家资本主义观 在上一节里，我指出了，在苏维埃热月的问题上，托洛茨基无视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差别，将它们做了错误的类比。这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托洛茨基本人的言论就涉及过这个问题。 “在从农奴制下解放农民、并分给他们土地的深刻的民主革命之后，一般是不可能出现封建的反革命的。被推翻的君主制度也许能再次掌握政权，让中世纪的亡灵包围自己，但是却已经无力重建封建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的关系一旦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就将自行发展，任何外部力量也无法阻挡它……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与此截然不同。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从私有制的枷锁中解放了生产力，而且使被解放了的生产力依赖于革命所缔造的国家的直接自由。资产阶级国家在革命后仅起警察作用，而市场则依靠市场自身的规律。但是，工人国家却直接担负经济家和组织者的任务。某种政体转换为另一种政体，只给予市场经济以间接的、表面的影响。与此相反，如果资产阶级政府或小资产阶级政府取代工人政府，必然将废止有计划的开端，接着就会导致私有财产的复活。同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不是自发地、而是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向社会主义前进，是不能离开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或不得不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的。”[1] [1]《今日苏联》《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111—112页。 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月，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某种政体转换为另一种政体，只给予市场经济以间接的、表面的影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月却根本不同。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1]这种“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分为两个阶段。首先，……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2]。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直接担负经济家和组织者的任务”。接着，便是扬弃各阶级，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这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在这里，问题在于第一个阶段，即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如果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热月，政权从无产阶级大众手中转到了他人（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政府或小资产阶级政府”）手中，例如象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那样，转到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手里，实际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关系、所有关系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导致私有财产的复活”，也是如此、因为，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决不仅仅是国有经济，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它是“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的国有经济。托洛茨基只盯着“私有财产的复活”，却完全忘掉了“集中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这句话。 [1]《论土地国有化》《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7页。 [2]《共产党宣言》《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89页。 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月不同，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生产资料国有条件下产生的热月中，工人阶级如果被排挤出政权，当然也就被斥之于对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另一方面自然也就意味着，在生产资料国有的条件下，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官僚作为一个集团掌握了生产资料。因为在这里，国家不仅是上层建筑，它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及“经济家和组织者”，是生产关系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政权从工人手里转到官僚手里就不能不意味着基本的生产关系本身的变动。这就是说，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工人共同占有的生产关系、所有关系就不存在了。托洛茨基忘记了：第一、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不是单纯的国有经济，其本质内容是工人共同占有；第二、最重要的是（后面将要谈到），过渡时期经济是以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劳动力商品化）为杠杆、征服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过程。如果官僚专政下的国有经济不是向着这个方向，而是与此相反（实际上，托洛茨基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应该说，这是生产关系、所有关系的更加有决定性的质变。托洛茨基注意的只是“私有财产的复活”，而没有着眼于这种经济学的分析。 如上面的引文所示，托洛茨基知道，在政权的转移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月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月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尽管如此，由于忘掉了以上两点，所以他说，“官僚专政的社会内容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出来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就其社会基础和经济发展趋势而言，苏联今天仍然是工人国家”，虽然“不仅可以谈论官僚专政，甚至可以谈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虽然在宫僚专政中遭到歪曲，但无产阶级专政无疑仍得到了体现”。结果他作出了错误的类比，认为，如法国的热月是“产生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的反动”一样，斯大林的热月也是与之大体相似的东西。 我说过，托洛茨基忘记了“集中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这句话。托洛茨基或许会争辩说，斯大林主义官僚不是工人阶级之外的一个阶级，而不过是同一阶级中寄生的特权者。但这是本末倒置的、荒谬的见解。是阶级还是一个单纯的特权阶层，这主要是由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的，就阶层说却与之背道而驰。列宁已详细地规定了阶级的定义[1]。托洛茨基也说过：“各阶级在经济社会组织中所处的地位，主要是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特征”[2]。假令如此，就不能先验地规定官僚是一个阶级还是一个阶层，而要首先看这两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但是，上文说过，由于官僚这个社会集团掌握了国家政权，所以即使以国家为媒介的官僚个人的所有，也仍然是官僚集团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工人群众，无论作为个人还是集团，都被完全排斥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之外，生产资料没有“集中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因此两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不同的、对立的。正因为如此，官僚才有可能剥削工人大众。这一剥削的事实，托洛茨基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因而，应该抵制那种认为官僚是工人阶级中的暂时的、单纯的特权者的观点。虽然并非托洛茨基有意，就他的阶层说却仅仅是为了使“工人国家”的主张与马克思的国家论的原则不发生矛盾，仅仅是为了使“工人国家”的主张“合理化”！ [1]《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10页。 [2]《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0页。 再来谈“蜕化的工人国家”观点的第二个缺陷。这就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的人民武装起义问题。托洛茨基在认识到了苏维埃热月后提出，需要的不是过去所主张的“改良”，而是“革命”（政治革命）。他主张，要“依靠劳动者的革命起义手段打倒官僚”。这一点前文已有介绍。“这个危机不会和平解决，任何恶魔都不会斩断自己的魔爪。苏维埃官僚不会不战而放弃他们的地位，事态的发展显然将导向革命的道路。”[1] [1]《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75—276页。 但是，如果“蜕化”到了必须依靠人民武装起义，而且舍此则不能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么，这个国家不就已经不是工人国家了吗？不就已经超出了工人国家的范围了吗？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其他什么，不需要用这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过渡时期”社会。或者，在即使“蜕化”了、但仍是工人国家的国度里，用人民武装起义推翻这个国家的领导阶层——即便有这种可能，或作为一种可能，它真是工人的斗争方式吗？托洛茨基在1931年曾这样说过，如果“还是工人国家”，这种斗争方式难道是不正确的吗？不，它是正确的。 “承认目前的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国家，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用武装起义以外的方法不能夺取政权，而且表示还未失去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无产阶级使官僚屈服于自己，或不发动新的革命，而是通过改良的途径和方法使党复苏，改善专政制度。”[1] [1]《苏联发展诸问题——国际左翼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纲领草案》。 无论怎么想，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的观点与举行人民武装起义的主张都是相互矛盾的。在资产阶级民主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一个资产阶级派别的政府有可能被其他资产阶级派别用武力颠覆。但是，在工人国家（虽然工人国家的政府不一定没有犯过严重错误，或不一定不存在某些腐败现象），更迭政府根本不应需要人民武装起义这种非常手段。因为，工人国家是“人民民主的惊人扩大”（列宁语），它“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就是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列宁语）。如上所说，它是包含自我扬弃的本质要素的“半国家”（列宁语）。因此，虽然存在着变态，但为了纠正它，用和平的、改良的手段就足够了。只有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工人国家的方法。如果这个国家“蜕化”到了需要人民武装起义，那就说明它已经丧失了工人国家的特殊本质，特别是丧失了自我扬弃的本质要素，因而实际上这个国家已自我表明，它脱离了工人国家的范围。斯大林主义国家正在走向自我消亡吗？——这是不可信的。无论工人国家怎样被歪曲，工人阶级也不能在自己掌权的国家举行武装起义。那样做，无异于反革命的行为。如果听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有时还需要人民武装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会大吃一惊（在马克思、列宁那里，根本不曾有过需要“政治革命”的“过渡时期”的概念。如果需要政治革命，就不成其为“过渡时期”了！） 倘若肯定武装起义，就必须放弃以往的关于苏联是工人国家的观点；如果苏联是工人国家的观点正确，就不应发动人民武装起义，而应依靠非武力的、改良的手段。显而易见，托洛茨基关于在工人国家进行武装起义的观点是悖理的（现在在仍信奉“工人国家”观点的第四国际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托洛茨基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正逐渐销声匿迹。最早摆脱这种影响的，是新近故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记者多伊彻。）。 对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的说明就到此为止了。下面准备转到托洛茨基反驳他的理论上的反对者的问题上来。这些反对者认为，苏联是官僚集产主义或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官僚集产主义的观点不大能够成立，所以这里着重以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作为中心问题。 在托洛茨基派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经常成为分裂原因之一的，就是对苏联的看法问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为契机（1939年8月23日），托洛茨基派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大分裂。派别斗争从1939年8月持续到1940年4月。当时，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骨于分子马科斯·夏哈托曼和詹姆斯·伯纳姆反对“无条件捍卫苏联”，并追本潮源，对“蜕化的工人国家”观点抱有疑问。他们主张，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如今已不是值得保卫的“工人国家”，而是“官僚集产主义国家”[1]。托洛茨基对这一观点的反驳收入了1942年在纽约出版的《捍卫马克思主义》一书[2]。把夏哈托曼在此后撰写的文章包括在内，概括其意见，就是：“斯大林主义在俄国，或在它掌权的任何地方，都是残忍的极权主义——新的剥削形态”，“工人……是现代奴隶，他们的劳动力是归国家、亦即归官僚所有的动产。农民是国家奴隶，即相当于工业部门的现代奴隶的农业奴隶。”——因此，他认为，斯大林主义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现代集产主义的奴隶制。他主张，斯大林体制“尽管是无法预料的反动杂烩，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集产主义时代的一部分。”然而，如拉雅·多娜埃夫斯卡娅所评论的：“要使关于这种既是人类社会的集产主义时代的一部分，又依赖于奴隶劳动的社会秩序的理论站得住脚是困难的”。这一派的见解不大能够成立，所以在这本小书中也就略去不谈了[3]。 [1]参见多伊彻著《托洛茨基传》日文版，第3卷，第506页之后的部分。 [2]此书收入《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 [3]曾经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如今还在意大利健在的布鲁诺·里茨也在《世界的官僚化》（巴黎1939年度）一书里主张苏联是官僚集产主义。请参看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传》日文版，第3卷，第507页以下的部分。 另一方面，在托洛茨基的营垒中，还出现了一些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与第四国际分手的人。他们是：曾任托洛茨基秘书的拉雅·多娜埃夫斯卡娅[1]，约翰逊[2]，英国的托尼·库里夫，米凯尔·基多伦等。实际上，笔者从1951年起也开始赞同这个观点。最早提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的，是德国的左翼反对派领袖胡戈·乌尔邦斯（列宁同盟的领导人）[3]。 [1]此人曾著有《异化与革命》，日本现代思潮社版。 [2]此人即撰写共产国际史的O.L.R.拉姆兹。 [3]《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73页以下部分及第153页。 由于我与这一派的主张和结论一致，所以就不能不十分关心托洛茨基为什么反对把苏联看作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托洛茨基说，“……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加大了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那么，他为什么反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呢？他在哪些地方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呢？ 首先从回顾托洛茨基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开始。托洛茨基在他起草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这样写道： “自由资本主义虽然一次又一次地抗议经济生活的国家化，但是这已经成了既定事实。从这个事实倒退是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恢复自由竞争，甚至也不可能恢复托拉斯、辛迪加以及其他有势力的经济集团的统治。现在有一个、也只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今后由谁来作国家化生产的负责人？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卷，第30页。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次演说（《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与世界革命的前途》）中，托洛茨基进一步说道： “饶勒斯以及与他并驾齐驱的法国改良主义者们经常谈论“民主共和国的彻底社会化’。对此，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只要政治权力还在资产阶级手中，这种社会化就决不是社会化，它不会导向社会主义而只会导向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这是用在国家名义下完全同一了的资产阶级商行对铁路以及其他全部企业的所有，来取代各个不同的资本家对各种工厂、铁路等等的所有。恰恰与资产阶级个人通过私人所有方式剥削‘它自己”的工人一样，作为资产阶级维持其政治权力的相同方法，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媒介，继续剥削无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一词证明了，真正的社会化在工人夺取政权后才会开始。为了证明这一点，反对改良主义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或者说，在争论中使用了它。”[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2卷，第318—319页。 但是，多年之后，为了反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又这样写道： “‘国家资本主义”一词，原来是为了给资产阶级国家直接管理运输工具和工业企业时所产生的一切现象命名才出现的。对这种方式的需要本身是一个标志，它表明，生产力增长到超出了资本主义的范围，实际已造成了对资本主义自身的部分否定。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旧制度与否定自己的各种要素一道继续生存。诚然，在理论上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自己建立股份公司，由资产阶级国家来管理全部国民经济的状况。这种体制的各种经济规律没有丝毫表现出神秘的地方。众所周知，一个资本家以利润形式得到的，不是他的企业的工人直接创造的剩余价值部分，而是从这个国家中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里，按其本身资本额所占比例分得的一份。在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下，这个平均利润率的规律不是通过不同资本间的竞争这种曲折的道路，而是立即并直接通过国家簿记实现的。但是这种制度还不存在，而且由于所有者之间的深刻对立，它也决不会存在——由于它具有资本主义财产的总贮藏所的性质，由于对社会革命来说，国家已成为过于富有诱惑力的对象，所以也就愈发如此了。”[1] [1]《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37—238页。 列宁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反复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推进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在列宁以及共产国际的文献中，这个词被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同义词使用）的转化。前面提到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里的话也表达了同一思想。它虽然指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国有经济的区别，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并不足为奇。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1920年）中阐述了这一点。列宁在评论时对此表示赞同说：“正是！”[1]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作为这种国有经济主体的国家的阶级性质与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价值和剩余价值规律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国家不是按照公社形式组织起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请参看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第4章），不是循着扬弃价值规律的方向，那么无论其国有化如何彻底，仍然要否定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我曾多次强调，是否理解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分水岭。 [1]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8页。 在托洛茨基的言论中，比这一点更能引起争论的问题是，托洛茨基主张，他所说的“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想象，但在实际上，在历史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就扬弃价值规律的问题再讲几句，因为这是个不大容易透彻理解的问题。 第一、废除劳动力的商品化（雇佣劳动制度）是扬弃价值规律的杠杆。在资本家的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成为全面、基本的经济规律，而资本家的商品生产又是以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基础的。回顾《资本论》中的这些论述，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列宁也说过，“所谓资本主义，就是那种甚至连劳动力也成了商品的、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 第二、只依靠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来扬弃价值规律是困难的。扬弃价值规律同时又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因为，无论实现什么样的集体化，只要生产力没有达到满足上述要求的水平，在今天这个时代，为了高速发展生产，就不得不反过来加强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剩余价值规律。这样一来，就不是征服价值规律，而是拜倒在它的面前（请参看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第16—19页、第340—341页）。如果只依靠集体化就可以扬弃价值规律，那么建成“一国社会主义”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天起就变得简单之至了——虽然这个国家还处在落后的经济阶段！ 如果把以上内容作为扬弃价值规律的客观条件，那么其他应被称为主观条件的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1]，亦即觉悟到这一点的无产阶级的斗争。 [1]《反杜林论》《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18页。 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是，在理论上诚然可以想象、但在实际上、在历史上不可能存在的情况是常常有的，我也不否认这一点。 那么，前面引文中托洛茨基所举出的两点理由在“完全的资本主义”下又会怎样呢？ 首先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也认为，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以想象的。例如马克思曾说过，资本集中的极限“将是在仅仅一个资本家，仅仅一个资本家公司手里合并了全部社会资本的时刻”[1]。而且如拉雅女士所注意到的那样，这不是在《资本论》的初版中，而是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特意加上去的话，所以它就更为重要。恩格斯在其著名论述中说道：“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2] [1]《资本论》日本岩波文库版，第4分册，第119页。 [2]《反杜林论》《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3页。 恩格斯指出了国家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的可能性。托洛茨基认为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以想象的，恐怕他即使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话，大概也记住了恩格斯的话。布哈林在其批判罗札·罗克森布鲁克和兹根·巴拉诺夫斯基的积累论的有名著作《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中，也设想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并论述了它与经济危机的关系，这是尽人皆知的（当列宁谈到“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集中的、有统计的、有监督的和有社会化的东西”，或谈到“全民的统计和监督”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69页，第32卷第326页>时，他所着眼的是相当彻底的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在实际上、历史上情况如何呢？ 马克思没有特别谈到过这一点。但只要看了他所读过的《反杜林论》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会知道，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相当程度上是接近这种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的。然而，一般说来，资本主义通常步履迟缓，它很难使理论上的这种极限状态彻底化。在这一点上，我基本上同意托洛茨基提出的反对意见。然而，历史比平庸的教条主义者所想到的要复杂。例如拿托洛茨基本人也首先肯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热月时代的到来（在苏联，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事来说，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吗？在代表这种热月的同类政治集团掌权的情况下，它不是可能的吗？虽然现时代是高度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反动或反革命不可能倒退到复活私人资本主义，但是，使过渡时期经济向后跃入资本主义发展在理论上的极限状态（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极点），不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吗？实际上，这才是苏联论的核心问题！ 只联系生产力的问题来谈这个问题就是，在普通的资本主义下，如恩格斯和托洛茨基所说，“生产力增长到超出了资本主义的范围”，（以各种危机的直接发生为媒介）一般造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虽然要达到上面所说的极限发展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虽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国有化，但生产力还没有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情况下——与上述情况相反，它有可能一举实现“资本主义的极限发展”。虽然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如托尼·库里夫在批判托洛茨基的苏联论时所说：“反动的胜利常常并不意味着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它使革命前的要素与革命中的要素相结合，使后者从属于前者，以螺旋形式倒返。”[1] [1]托尼·库里夫《俄国一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英文版，第145页。 当然，在这种场合，“结合”不是机械式的，而是“革命中的要素”的变质。例如，自从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以来，由于工人被排斥于国家政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所以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就变质为其他类型的国家所有，只剩下了国家这样一个抽象的形式。托洛茨基虽然有意昧地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以想象的，但不幸的是，他抓住的仅仅是这个残存下来的形式，并用以反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十月革命所缔造的不仅仅是这种抽象的形式。国有固然是国有，但十月所生产的，是在本质上导向扬弃劳动力商品化的无产阶级国家所有。这两者间有决定性的不同。 可见，托洛茨基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反驳是离奇的。因为他承认，在斯大林主义官僚的专政下，工人不处于掌权地位，而且这种官僚专政远远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说的公社式国家，与以废除雇佣劳动制度为杠杆的扬弃价值规律的方向也相去甚远。例如，前文曾引用过，托洛茨基说：“今天的斯大林统治，与革命初期几年间的苏维埃统治既相似又不相似。一种体制和其他体制的交替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过某些方式，通过官僚反对无产阶级的某些小规模内战而发生。历史的结局是，苏维埃民主由于社会矛盾的压力炸毁了。官僚利用这个压力，从群众组织手里搜取了政权。”[1]斯大林主义者说：“我国工人既不是工资奴隶，也不是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他们是自由的工人”。对于这种宣传，托洛茨基认为，“在现在，这种讨好奉承的口头禅是不能容忍的大话。”他说，“……（苏联——译注）以甚至连资产阶级各国的改良主义工会也不允许的、如此赤裸裸的、露骨的方式，使用了计件工资制这种典型的剥削方法”[2]。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03页。 [2]《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33、78页。 事实上，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斯大林主义体制正是如此。拉雅女士说过，斯大林主义体制所采取的积累方式是以雇佣工资制度（劳动力商品化）为基础的所谓生产财富中心主义这种本质上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为生产而生产”的制度）。R.丹尼尔斯在他的大作《革命的良心——苏联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中说：“作为马克思所想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产物的社会主义的替代物，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选择了这样一种制度，即强制促进落在工业西欧的进步后面的地区的发展的制度”[1]。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不正是这种东西吗！ [1]R.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53页。 总而言之，把这种制度纳入“过渡时期”范畴，是与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社会的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背道而驰的。前而说过，实际上，托洛茨基号召举行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的人民起义（“政治革命”）一事本身就已自动表明，这种制度是不能纳入“过渡时期”范畴的。如果托洛茨基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那还另当别论。我特别为这位大革命家愧惜的是，他虽然在理论上承认“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但还是被“国有拜物教”俘虏了。这本小书的第2章详细论述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继承者。但是仅仅在这个问题上，他却离开了马克思的正统继承人的道路，把社会民主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我也完全赞同托洛茨基居住墨西哥时曾一度担任过他的秘书的拉雅女士所说的话：“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主义……把马克思和列宁局限在私有财产等于资本主义、国有财产等于社会主义这个被歪曲了的哲学框框内。由于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等于国有财产的观点与斯大林的纲领基本上没有区别，所以尽管托洛茨基不断和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斗争，但是他的思想却不可能有力量指示独立的方向。”[1] [1]《异化与革命》日本现代思潮社版，第294页。 最后谈一谈应该如何给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层下定义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托洛茨基的阶层说是错误的。那么，如果将斯大林主义官僚看作一个阶级，应该定为什么阶级呢？我认为，恩格斯已经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随着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1] [1]《反杜林论》《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3页。 恩格斯的这段话，至今几乎还未被注意。但是，为了了解苏联统治层（不，是所有斯大林主义社会体制的统治层），这恰恰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可以把这些统治层规定为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资产阶级雇佣职员的最高形式。这是“资产阶级之外的资产阶级”。我想，可以简单明了地称之为“号外资产阶级”。 上面对托洛茨基的苏联论作了批判性的解说。但是最后应该补充一个问题。这就是，托洛茨基认为，“蜕化的工人国家”不是长期存在物，而是“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插曲式的倒退”[1]。还有与此有关的、托洛茨基如果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他极其固执地主张苏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他也许会重新研究他的苏联论的问题。不，不是也许，托洛茨基一定会重新研究他的苏联论的。前面说过，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托洛茨基没有脱出“国有即工人国家”这个国有拜物教的窠臼，但他并不是他的追随者（特别是托洛茨基去世后的第四国际）那样的榆木脑袋。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2页。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超越托洛茨基主义》一文里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拙著《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第50页以下部分）。囿于本书预定的篇幅，所以准备简单、概要地对此加以阐述。 首先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关于苏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引起世界（特别是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导致推翻苏联的官僚专政政治的预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至少也是与世界革命正在临近的形势判断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的。托洛茨基在他撰写的第四国际纲领（1938年9月）中指出，形势处在革命前夜。文中写道，“无法设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了”[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60页。 但是，万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起点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和扩大遭到失败该怎么办呢？——虽然托洛茨基几乎不相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认为斯大林体制是“世界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插曲式的倒退”——倘若如此，也“只有在那时，才有必要来从头确切证明，就其根本特征来说，现在的苏联是国际规模的新剥削制度的先驱”[1]，这也就是说，应该重新研究“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虽然这同时还伴之以“无产阶级不可能天生为统治阶级”等极端悲观主义的反省）！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160页。 当然，托洛茨基不相信局面会变得这样。在他看来，这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可能性”的问题上。在《被出卖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写道：“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可以说是‘属于”官僚。不管是否存在工人方面的抵抗。如果这些全新的关系固定化、标准化、合法化，那么其结果就完全清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成果……"[1]。这一主张正好为理论的重新研究开辟了道路。因为，仅仅囿于那种单纯的国有形式，而对生产关系、所有关系缺乏深入的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特别是价值论以及积累论的分析）的托洛茨基竟然也认为，在这里谈的虽然是国有经济，但也有可能产生“完全清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成果”的情况。这表明，他虽然也囿于国有拜物教，但并不象他的追随者那样执迷不悟。虽然1936年时他仍然说，“目前谈论这一点，至少还为时过早”！ [1]《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1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不幸并没有如托洛茨基所预料的那样发展。再明显不过的是，托洛茨基没有象他预料的那样，看到“十月革命”在先进国家的“继续”。所以，几乎毫无疑问，如果托洛茨基本人活到战后，他将会重新研究他的苏联论。虽然第四国际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似乎都避开研究这个问题，但托洛茨基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总之，“蜕化的工人国家”从1924年延续到今天，以后还不知要延续多少年。它度过了这样长的时期，这是托洛茨基做梦也想不到的。工人国家的“蜕化”状态不可能这样长久地继续。托洛茨基说过，“蜕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一定不可避免地要以垮台告终”[1]。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国内以及国际上的各种势力的独特组合，首先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掌握政权。但是，这一同样的势力布局也预示着：没有无产阶级在先进国家的或迟或早的胜利，俄国的工人政府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唯一剩下的，不能不是苏维埃制度的垮台或蜕化。更正确地说，是先蜕化，后垮台。1905年以来，我本人不只一次地写到过这一点。”[2]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8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8页。 托洛茨基说：“是先蜕化，后垮台”但第四国际的追随者脑子里到什么时候也只想着“蜕化”，不然他们就不心安理得！ 托洛茨基的未亡人娜塔莉娅毕竟不同，她已经采用了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她在去世前不久向法兰西晚报的报道提出抗议的一封信（1961年11月9日）里表明了这一点。她写道：“如果不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使成为产生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基础的全部警察组织、政治组织和经济织组解体，那么一切非斯大林化运动显然都不过是纸上谈兵”。 [补记]托洛茨基派的杰出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津斯基在《新经济》一书中写道，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而是计划经济的产品，不是价值，而是劳动时间的计算；不是作为发现价值规律的场所的市场，而是计划经济的簿记；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产品”（《新经济》日译本第68页、英文本第48页）。但是，应该进一步补充的重要之处是，在分配上实行的是劳动证书制度。这就是普列奥所说的“对集体工人进行的消费者分配取代了工资”。但是，由于对这一点的理解要以对马克思的价值论的理解为前提，所以是相当困难的。虽然如此，但不理解这一点，就绝对不可能从经济学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希望务必要对此加以研究。
第二章不断革命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1968） 第二章不断革命论 1．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纲领 2．不断革命论的几个基本观点 3．围绕着“不断革命论”的列宁与托洛茨基 4．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对马克思革命学说的发展 1．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纲领 首先从“不断革命”一词谈起。在我国，这个词过去一直被译成“永远革命”，并已约定俗成。但是，我认为这一翻译是不恰当的，因此将其译为“不断革命”。[1]托洛茨基根本没有设想过什么永远革命。“不断革命”是一个表示社会变革的阶段性及其在世界范围的连续性、持续性的字眼。托洛茨基自己也说过，这是马克思的话，它意味着连续革命、不间断革命。托洛茨基本人曾多次使用过这个词（中国共产党从早期的陈独秀时代起，就把这个词译为“不断革命”，这比译成“永远革命”要好得多）。 [1]在日文原版书中，作者译为“持续革命”。考虑到我国习惯，本文中将这个词均改为“不断革命”——译者 这个词原来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它表现了社会变革的阶段性以及这一变革在世界范围的连续性、持续性。它一般地要求并表明：无产阶级必须为使资产阶级革命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成长为国际革命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撰写过论述了184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前途与任务的著名文献《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与这一文献有关的问题，下一节里将较为详细地谈到。在这份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消灭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对资本主义采取小资产阶级改良等要求——引者）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阶级手里的时候为止。”马克思、恩格斯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全文——“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1]。 [1]《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1、299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一时期撰写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一文也指出：“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1]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3章里，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2]。 [1]《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05页。 [2]《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04页。 托尼·库里夫在《不断革命论》一文中指出：“托洛茨基的理论是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所做的分析的发展、运用和扩大”[1]。马克思的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革命论的关系问题，下一节里将专门论述。总之，我认为，在对马克思的革命论的“运用和扩大”中，托洛茨基发挥了其天才的独创性，适应新的条件加入了新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新因素的基本特点就是支撑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四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而其中又有两点主张最为显著。 [1]参见拙著《国家资本主义巧革命》第278页。 托洛茨基写道：“1905年到1917年问，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革命观点，即不让无产阶级加入政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使其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而到了1924年秋（斯大林修正列宁，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时期——引者），‘托洛茨基主义'又开始意味着这样一种观念：取得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一国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 [1]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259页。 就论争史而言，情况确实如此。然而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所包含的这两个基本要素从一开始就是不可割裂的。只是在1905年到1917年间，成为争论对象的是前者，而后者的问题还不成其为问题。这是因为，后者的观点与列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不可能引起争论。到了1924年末，由于斯大林修正列宁主义，它才成为受到攻击的论点之一。众所周知，1905年到1917年间，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不加入政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就不能解决的观点之所以成为争论对象，是由于它与列宁的二阶段革命论、列宁著名的革命公式“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论是对立的，或被认为是对立的。 1905年革命前，在认为行将到来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是没有分歧的。决定性的差别是，孟什维克认为，既然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由自由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停留在施加某种程度的促进压力的反对党的位置上。与此相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张，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的能力，要依靠，也只有依靠坚持对资产阶级采取不妥协态度（麻痹自由资产阶级）的、以无产阶级为先锋的工农（作为整体的农民）同盟军，才有可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即便是作为一种特殊形式，它归根结蒂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应该是在制度上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农民主专政”。1904年9月后在组织上处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托洛茨基反对这种观点，他虽然也承认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却认为不可能建立这种联合专政，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只能指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建立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通过执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取得农民大众的支持，反而会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变得更容易一些。但由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已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就不应是两阶段战略，而是一阶段战略，特殊的一阶段战略。在此之后，以波兰革命问题为契机，在斯大林、布哈林的第三国际纲领（1928年）中（不是在由布哈林起草的最初的纲领草案里）也写上了“兼有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公式。其实，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文中所说明的[1]，十月革命本身就是这类革命之一。事实上，自1904年起，托洛茨基就在倡导这种十月革命的公式了。 [1]请参看《列宁全集》日文版，第29卷，第144、194、303页，以及第33卷《十月革命四周年》等文。 由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战略论争曾被俄国共产党内的反托洛茨基派最大限度地利用，所以在后面将详细叙述这一论争。如果一定要在这里谈一点儿的话，那么我要说的就是：自托洛茨基写下了他的第一部概要论述其不断革命论的著作《总结与展望》（1906年）以来，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他的思想有着完整的历史。据托洛茨基说，这一思想产生于1904年。特别是，“正好到了1905年1月9日事件与10月罢工期间，笔者形成了这些后来被命名为‘不断革命论’的见解”[1]。翌年，在狱中，托洛茨基归纳并写下了他的上述见解，且使之理论化的著作《总结与展望》。此后，特别是在列宁去世后，即1924年后，以党内斗争为契机、这一思想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总结与展望》曾作为1906年出版的托洛茨基的论文集《我们的革命》中的一部分发表，但这部书立即被没收，而未能广泛传播。此书曾于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再版）。 [1]托洛茨基《“1905年”1922年版序言》。 托洛茨基本人曾在1928—1929年写的《不断革命论》中说：“今天，不断革命的理论在要求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给予它以最大的关注。这是因为，阶级斗争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进程完全并最终使人们在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旧见解的分歧进行回顾时提出这个问题，并使之一般转化为国际革命的内在联系和方法、国际革命性质的问题。” 在1929年所作的《不断革命论》一书的结论部分（该书第10章“什么是不断革命？——其基本要点”）的一开头，托洛茨基指出，《不断革命论》是作为对卡尔·拉狄克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发展与意义》，未公开发表）的反批判，在1928年写于流放地阿拉木图，并于翌年在土耳其的流亡地加以补充后成书的。同年，他对不断革命的理论作了简洁、概要的阐述。除他所阐述的最后一条外，我准备在下面全文引用。因为，自托洛茨基于1904—1905年形成了其革命设想以来，通过后来的革命经验和理论探讨，不断革命的理论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以成熟的形式表现出来。与早期相比，不断革命论的主要内容没有变，只是更加丰富了。特别是，它已经从俄国的革命论“一般转化为国际革命的内在联系与方法、国际革命性质的问题”。此时的托洛茨基已经不仅是俄国革命的一位左派领袖。虽然被斯大林派打败、驱逐，但这位十月的英雄已处在国际共运的领导者的地位上。他的着眼点从俄国扩大到了世界。 那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要点是什么呢？托洛茨基本人曾这样深思熟虑地归纳了他同斯大林、布哈林的共产国际的对立： 一、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论意味着：只有通过作为附属国、特别是作为农民大众领导者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完全并真正解决民族、民主解放的任务； 二、不仅农业问题，就连民族问题也使得构成落后国家居民大多数的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处于不寻常的地位。不与农民结盟，无产阶级就不能解决、也无法真正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然而，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做不调和的斗争，这两个阶级的同盟就不可能实现； 三、无论各国革命的序曲阶段情形如何，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同盟都只有在组织成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的政治领导下才能实现。其次，这意味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以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只有通过将首先解决民主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 四、历史性地确定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口号“工农民主专政”恰好表现了无产阶级、农民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具有上述性质的关系。这一点已由十月革命的经验予以肯定。但是，列宁的老公式却未事先解决这一问题，即：在革命联盟内部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相互关系如何？换句话说，这个公式慎重地保留了选择的余地，以便在历史经验的进程中寻求更加正确的答案。不过，虽然历史经验的进程告诉我们，在不会招致任何误解的情况下，农民的革命作用是何等的伟大，但尽管如此、农民既不能发挥独立作用，更不能起领导作用。他们或者跟着工人，或者追随资产阶级。这说明，“工农民主专政”只能被看作是统率着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 五、从阶级内容上看，工农民主专政作为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制度，也许只有在能够组织起代表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般利益的独立的革命党——接受了无产阶级的各种援助而取得政权，并能制定革命纲领的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全部近代史——特别是近二十五年来的俄国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在创建农民党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及其内部的深刻分化。因此，在一切决定性的场合，特别是在战争还是革命的扶择面前，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上层总是与大资产阶级一道走，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则与无产阶级携手前进，中层将不得不在这两极间作出选择。在克伦斯基主义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国民党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因此也就不存在工农民主专政； 六、第三国际企图把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早已在历史上用滥了的口号强加给东方各国的努力，最终只会起反动的效果。只要把这个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对立起来，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使无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大众中解体，为民族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从而也就是为民主革命的失败创造出最有利的条件。把这个口号写入共产国际纲领，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十月传统的直接背叛； 七、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而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而且十分迅速地面临解决与深刻侵犯资产阶级所有权有密切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立即上升为社会主义革命，并由此形成不断革命； 八、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没有完成革命，而只是使它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以民族的以及国际规模的阶级斗争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占压倒优势的条件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场斗争的爆发。这就是说，在内部导致内战，在外部导致革命战争。无论被卷入这场斗争的是昨天刚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有着已经经历了民主主义和议会主义漫长时代的背景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同样具有不间断性； 九、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民族范围内完成，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同民族国家的疆界不相容了。因此，一方面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则产生了资产阶级欧洲联邦的幻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民族的舞台上开始，扩展到国际舞台，并在世界舞台上结束。用更新的语言，就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就这样成为不断革命，一直到新社会的最终胜利在我们所居住的整个行星上实现为止； 十、以上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做了概要的描述。这份草图排除了现在的第三国际纲领的玄学的、毫无生气的分类精神所提出的问题，即“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既然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世界分工以及世界规模的生产力，它就是在为全部世界经济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各个国家将会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走过这段路程。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也许会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却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 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团结农民、取得政权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因而不可能结束民主革命。与此相反，在民主革命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国家，专政以及社会主义在此之后的命运最终不是取决于民族的生产力，而主要是依赖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十一、由于对十月革命的反动面发酵膨胀起来的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永远同不断革命的理论对立的。 在我们批判的鞭挞下，效颦者们以俄国的特殊性（地大物博）为由，企图把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应用范围仅限于俄国。但这种尝试非但没有使情况得到改善，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斯大林、布哈林的共产国际纲领中说，中国等落后国家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引者）。与国际主义立场的决裂通常必将导致大民族主义，这种大民族主义主张只有本国才能起到其他国家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并将这种作用归诸于本国的素质和特殊的优越性。 世界性的分工、苏维埃工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世界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亚洲原料的依赖等，使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从事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十二、违反了俄国革命全部经验的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论不仅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机械地进行对比，而且也割裂了民族革命与国际革命。 这个理论提出的任务是，在落后国家革命中建立民主专政这种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不可能实现的制度，从而把幻想和虚构带入了政治。它麻痹着东方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斗争，妨碍着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从效颦者们的理论观点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本身意味着革命的完成（按斯大林的公式就是完成了十分之九）和民族改良时代的开始。克拉克的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的论点，归根结蒂是与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紧密相联的。 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共产国际就被降低为仅仅是与军事干涉作斗争的辅助性武器。第三国际的现行政策、体制以及领导人的避选，完全是与共产国际降低为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辅助性部队的情况相适应的[1]。 [1]见《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309—313页，本书根据新的英译本对引文作了一些改动——引者。 2．不断革命论的几个基本观点 我曾说过，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有支撑着这一理论的、相互联系的四个基本观点。其中有两点前面已谈到了一些。后两个，一个就是前文引用过的基本纲领中的话：“各个国家将会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走过这段路程。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也许会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却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再一个就是托洛茨基的农民论，上述纲领中这样写道：“在创建农民党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以及其内部的深刻分化”。这种农民论正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革命前与列宁在战略论上产生分歧的直接基础。关于这一论争，后文将作说明。这里首先从第一个问题谈起。托洛茨基在其早期著作《总结与展望》中，有这样一段名言： “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一道成长，变得更强大有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何日转入工人阶级手中，不是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要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各种关系和国际情况，并最终取决于若干主体性因素，即传统、工人的斗争主动性及斗争准备等。工人在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比在先进国家更早掌握政权。1871年，在小资产阶级的巴黎，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工人有意识地把政权拿到了自已手中。但是，在大资本家的中心区域英国及美利坚合众国，工人哪怕连一个小时的政权也未掌握过。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会在某种程度上自发地依赖于技术发展和国家资源是荒谬的、是单纯的‘经济’唯物论的偏见。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在我们看来，俄国革命将会创造出这样的条件：在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得以有机会充分发挥其统治能力之前便将政权转入工人手里—在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必须如此。”[1] [1]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61—62页。 “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俄国的政治解放将使这个阶级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给予它巨大的资本和力量。历史已经使工人阶级成为对创造了一切客观条件的世界资本主义进行清算的先导者。”[1] [1]同上，第133页。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会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在下一节里将会谈到。虽然马克思曾经说过：“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1]，但在俄国革命家中，预言落后国家俄国将先进行革命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人。而列宁甚至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还认为，欧洲会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1]《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14页。 后来，托洛茨基根据历史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复合发展规律，对局势作了一般性的解释。对不平衡发展（国与国、政治与经济以及其他等等）规律虽然无须加以说明，但“复合发展规律”在托洛茨基的理论中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故引用如下： “历史规律与学究式的先验主义无缘。作为历史进程的最普遍规律的不平衡性在落后国家的命运中得到了最尖锐、最复杂的表现。在必要的外因下，它迫使落后国家的文化出现飞跃。这样，从不平衡性这一普遍规律中就引出了另外一条规律，它还没有恰当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复合发展规律。我们用这一名称来表示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的相互吸引、各个阶段的结合以及旧形式与更现代的形式的混合。”[1] [1]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2分册，第17页。 列宁在1915年曾经说过：“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众所周知，斯大林曾用这段话作为他的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据。斯大林还大肆宣扬说，马克思、恩格斯不知道不平衡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是列宁的新发现。然而，不能设想马克思、恩格斯会不知道不平衡发展。把列宁的话作为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也是毫无道理的歪曲。本书第一章中已对此做了阐述。 [1]《论欧洲联邦的口号》《列宁企集》中文版，第21卷，第321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更早、特别是更有力地在其革命学说中运用了不平衡发展规律的是托洛茨基。因为他的不断革命论正是建立在国家与国家、或政治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上的。不是二阶段革命，而是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与无产阶级革命阶段飞跃式地结合为一个阶段——托洛茨基的这种特殊的一阶段革命论以及他提出的俄国将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恰恰是托洛茨基对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表述。当然，如下一节所说，这些思想是来源于马克思的。在《不断革命论》中，托洛茨基针对着斯大林写道： “在这场讨论中，令人最难容忍的就是斯大林的‘理论化’。其中，有构成他的全部理论家当的两件装饰品：“不平衡发展规律”及‘阶段不可超越论”。斯大林至今也不懂得，超越阶段（或在一个阶段的停滞）正好构成不平衡发展本身。斯大林以他所特有的装腔作势，提出了不平衡发展规律来反对不断革命论。但是，在历史上，落后的俄国可能比先进的英国更早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见正是全面依据不平衡发展规律提出的。”[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70页。 当然，如果把托洛茨基的落后国家先革命论理解成、或歪曲为普遍的、必然的，那么就会接近一部分斯大林主义者的所谓“边缘地带革命论”了。托洛茨基仅仅是主张，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有先进行革命的可能，而他比列宁、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早地预见到俄国存在着这种可能性。 托洛茨基认为，即使是不平衡发展也是有限度的。诚然，落后国家俄国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仅仅在这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落后国家比先进国家晚进入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在这里已谈到了托洛茨基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这样一种观念：取得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只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在《总结与展望》一书中，托洛茨基说： “在俄国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呢？我们只能有把握地说，远在俄国技术的落后性绊住后腿之前，这一政策就将遇到政治上的障碍。毫无疑问，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国家的直接支持，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可能将暂时的统治转变为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专政。但是，另一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将使我们有可能把工人阶级的暂时统治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专政”[1] “如果只依靠自己的手段，俄国工人阶级在农民背弃他们时，将不可避免地要被反革命压垮。除了把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命运，从而也就是把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系起来外，俄国工人阶级别无选择。俄国无产阶级将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暂时危机所带给他们的巨大的国家权力和政治权力投放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的天平上去。"[2] [1]《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128页。 [2]《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144页。 1915年，在提出了“欧洲联邦”的口号的著名的《和平纲领》中，托洛茨基写道：“如果这种情况（其他国家的革命发展）没有发生，那就不能指望革命的俄国会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生存下去，不能指望社会主义德国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孤独地站住脚跟。理论考察和历史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1922年为这本书加的跋中，托洛茨基说：“《和平纲领》中曾反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也许在某些读者看来，这个观点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将近五年的经验所驳倒。但是，这个结论是没有根据的。一个工人国家，而且是一个落后的工人国家能够同全世界抗衡，并生存下来——这一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威力。如果在其他更先进、更文明的国度，这种威力将会创造出真正的奇迹。就政治、军事意义而言，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捍卫了自己，但却尚未达到，甚至尚未接近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无产阶级在最重要的欧洲国家取得胜利后，真正的俄国社会主义经济高潮才有可能到来。”[1] [1]托洛茨基《<和平纲领>1922年版序言》。 总之，“在农民人口占压倒多数的国家，工人政府所面临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有可能解决”[1]。这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一个重要属性。到了后来，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逐渐扩大，以致于认为，无论一个国家是先进还是落后，一般都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那么，这种理论的论据是什么呢？ [1]《<1905年>1922年版序言》。 “不断革命的理论有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尽管俄国从历史上说是落后的，但是在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前，俄国无产阶级仍能通过革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二：在被资本主义敌对世界所包围着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种种矛盾，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范围内，才能找到摆脱这些矛盾的出路。第一个命题是出自对不平衡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第二个命题则是依据对资本主义各国间经济政治纽带的不可分性的正确理解。”[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40—41页。 这是托洛茨基的杰作之一《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中的话。就我所知，如果把这本书的第1章（《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纲领》）与《俄国革命史》的附录《论一国社会主义》对照起来读，就大致上可以理解托洛茨基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前者尤为详细，其论据主要有两个：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前提。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仅仅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在另一方面还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二、“资本主义各国间经济政治组带的不可分性”。特别是今天各民族国家的生产力不是孤立的，而在极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或者可以说，甚至在当今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国家疆域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来说也还是过分狭小了。“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从世界分工出发，最高度地发展物质资料和服务的国际交换”[1]。以上简单谈了这两个主要论据，下面再进一步做些介绍。 [1]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195页。 托洛茨基认为：“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不仅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形式，而且使民族国家的疆界也变得狭小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在同等程度上成为世界经济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同时针对着生产资料私有以及民族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割裂。东方各民族的独立斗争包括在这个世界进程中，并与之融为一体。创立民族社会主义的目的即使能够实现，也会对人类的经济力量造成巨大破坏。但也正由于这个缘故，民族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所谓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经济事实的表现。”[1] [1]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195页。 他强调：“由于资本主义的分散的不平衡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也出现了时间上有先有后的、不平衡的、分散的性质。由于各国间相互依存关系的高度紧张，所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能的。”[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52页。 “为满足人类需要，社会主义要有计划地、协调地组织社会生产。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还不是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实现它的合法前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脱离实质上是世界性的生产力的问题。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已经是过分狭小的各个国家更不可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域。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增加了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 [1]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195页。 托洛茨基强调，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质上是世界性的”。因此，他认为，不仅象俄国那样的落后国家——他起初就是这样看的——就是象英国那样的先进国家也不可能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在《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中，托洛茨基写道：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布哈林起草）的第4章里把资本主义国家分成三部分，即：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等）；二、‘处于资本主义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1917年前的俄国、波兰等）；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印度等）’。 事实上，与今天的美国相比，'1917年前的俄国’要与今天的中国接近得多。在这个图解式的分类中，如果不是存在这样的事实，即这种分类与草案其他部分相联系，成了错误结论的根源，那么谁也不会对它认真地提出异议了。草案可以说，‘中等水平’的国家拥有建设独立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在话下，需要外部援助的只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国家的天然资源、工农业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制中的地位等其他条件抛开，而单凭这种标准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就会陷入新的、同样是严重的谬误和矛盾中。刚才谈到了英国。英国无疑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因为如此，英国没有在本岛范围内成功地建成社会主义的机会。一旦被封锁，英国在数月内就会室息而死。 的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极其有利的。如战争中的资产阶级德国所证明的那样，即使被困在封锁圈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也能使经济生活富有很大的弹性。然而，对于这种先进国家来说，在民族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普遍的衰退和生产力的大幅度下降。换句话说，这是与社会主义的任务背道而驰的。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忘记了当代生产力与民族疆界的矛盾这一基本命题，忘记了虽然原因相反，但对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来说，高水平的生产力比低水平的生产力所遇到的障碍决不更小。对于后者来说，是缺乏足够的基础，而对于前者，则是基础方面将会变得贫匮不足。正是在最需要不平衡发展规律、不平衡发展规律也最为重要的地方，这一规律却被丢到了脑后。”[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57—58页。 “对于后者（生产力水平低的国家——引者）来说，是缺乏足够的基础；而对于前者，则是基础方面将会变得贫遗不足”。首先，也许人们会对此产生疑问：如果“缺乏足够的基础”，难道不可以先提高生产力奠定“基础”，然后再建设社会主义吗？但是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发展生产力阶段只是一段短暂的时间，或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其他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那么这自然要另当别论。但倘若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就不能不是非社会主义的或反社会主义的。总之，正象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后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说过，“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曾指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2]。人们应该思考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其次，“对于前者（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引者），是基础方而将会变得贫匮不足”。举例来说，没有海外资源和贸易等，英国这个拥有高水平生产力的国家就会站不住脚。如果海外资源和贸易被切断，生产力很快就会下降。所以说，在大不列颠岛上也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愈发达，与外界的联系就愈密切，如果这些联系纽带被切断，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反而会遇到更多的经济障碍和经济困难。因此，虽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原因相反”，但可以有把握地说，一国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然而，如果英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通过某些措施，使得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以及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获取资源的途径没有中断——这在某种程度上未必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说，如果在一个经济独立性较强的先进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情形又会如何呢？托洛茨基说过：“数国间的相互依存的有机关系朝着国际分工的方向发展，使得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3]。然而，虽然“朝着国际分工的方向发展”是一个事实，但是既然它还尚未能臻于完善，不是就还不能排除经济上的独立性吗？ [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44页。 [2]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77页。 [3]托洛茨基《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2页。 我认为，在这里应回顾一下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就我所知，列宁没有象托洛茨基那样总地、绝对地否认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仅仅是认为，—国建成的社会主义或多或少是不完善的。一般说来，比起不可能说来，他更倾向于一国建成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观点。我基本上同意列宁的意见。不过，不可能说与不完善说没有多大实质上的差别，不必过于深究。现在要在细微末节上把这种区别确定下来，无法确定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如前所言，重要的倒是这个事实：在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上，列宁与托洛茨基毫无分歧，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众所周知，斯大林派伪造历史，曾竭力宣传列宁与托洛茨基间存在严重分歧。由于托洛茨基曾充分揭露了这种捏造，所以此处不再赘述。对下文的介绍只是为了揭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是列宁的一贯思想。这是列宁在1905年末和1906年初写的遗稿。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把革命划分为几个阶段，指出了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是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他还对专政建立之后的特点做了如下描述： “在第五时期所形成的关系的基础上，新的危机和新的斗争发展和加剧起来，这时无产阶级已经进行了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保持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帮助，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正象1849—1850年的德国革命党或者1871年的法国无产阶级遭到失败一样。 因此，在这个阶段里，自由资产阶级和富农（加上一部分中农）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 在这些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的，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 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么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 [1]《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71页。 这里连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论的影子也没有（这篇遗稿由编者加米涅夫发表在1926年出版的《列宁文集》第5卷上。据托洛茨基说，斯大林派对列宁这篇文章的发表咬牙切齿，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份有利于联合反对派的资料。） 接下来再介绍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讲过的一、两段话： “……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1] “……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而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经常强调，在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2]※ [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34页。 [2]《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5卷，第473—474页。 ※这段语录系译自作者引文。这段引文有错误。俄文原文应译为“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59页），但在作者引文中却变成“我们经常强调，在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请读者注意——译者。 对于不断革命论的第三个基本观点的说明就到此为止了。我曾经说过，不断革命论“是被不平衡发展规律、复合发展规律以及世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1]所丰富了的、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革命学说”。这也就是我以上说明的意义所在。如在本章下一节里将要论述到的那样，应该说，不断革命论发展、扩大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学说，是真正天才的设想。 [1]“马克思主义不是国民经济各部分的统计，它是从强大的、作为独立的现实而存在的世界经济出发的。而世界经济则是由国际分工以及在我们的时代妄自尊大地统治着国内市场的世界市场创造出来的。”（《“不断单命论”德文版序言》《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149页）。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下面就来谈谈这个应被称作不断革命论的第四个基本观点的农民问题。如前所述，这是列宁与托洛茨基战略论争的核心问题。托洛茨基否定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二阶段革命论的变形）的论据——前文曾引用过——有这样的背景：“飞跃阶段正好成为不平衡发展本身。”但直接导致托洛茨基否定“工农民主专政”的媒介，是托洛茨基与列宁在农民论上的分歧。现在来看一看，在前文曾介绍过的基本纲领中，托洛基是怎么说的： “也许只有在能够组织起代表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般利益的独立的革命党——接受了无产阶级的种种援助而取得政权，并能制定革命纲领的党——的情况下，工农民主专政才有可能实现。” 如果能够组织起这样的农民党……但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否则，托洛茨基就不必反对列宁的学说了。“在创建农民党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农民——引者）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以及其内部的深刻分化。”——这是1917年前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战略论的直接的、主要的论据。至少托洛茨基自己是这么看的。因此，应该从托洛茨基与列宁的战略论争的历史发展中，对此作出说明。 简而言之，列宁与托洛茨基在战略论上的分歧，即在承认还是否定“工农民主专政”上的分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的关系上，如何评价（作为整体的）农民的地位、作用，以及在何等程度上评价其地位、作用的意见分歧。在认为农民一般说来作用很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需要工农革命联盟这点上，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斯大林主义者一直宣传说，列宁与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这种宣传是提造出来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对此有详细说明，在下一节里将谈到这方面的若干问题）。 对于在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的关系中农民（指当时的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列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相形之下，托洛茨基所作的评价要比列宁的低。因此，一方（列宁）认为，依靠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是体现了工农革命合作的“党的政策及国家形式”——应该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与此相反，另一方（托洛茨基）认为，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政权不应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而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856年4月16日）、德国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他说：“德国革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1]。而这也就是托洛茨基的革命公式。他本人在《不断革命论》中也谈到了这个意思[2]。关于马克思的这段话，将在后面的论述中更详细地加以研究。如这里所说，实际上，托洛茨基的战略——起初并未意识到——意味着对马克思的上述战略的发展。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马恩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34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56、259、278页。 托洛茨基说：“列宁和我的争论实质上是针对着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的独立性（以及独立程度），特别是针对着建立独立的农民党的可能性进行的。在这场争论中，我批评列宁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列宁则批评我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26页。 “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和“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的对立！那么，为什么托洛茨基“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而列宁又“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呢？前面说过，这是因为，托洛茨基认为：“由于农民所处的中间地位以及其社会构成是不同质的，所以它既不会有独立的政策，也不会有独立的党。在革命时期，它将被迫在资产阶级的政策与无产阶级的政策间做出抉择。”[1] [1]同上，第218页。 无可否认，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确有这种倾向。在托洛茨基的多数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农民的这种性质的强调。在收入了其未完成的大作《斯大林》中的《俄国革命的三个概念》一文，也强调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程度。所以，在这里是难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定论的。这需要对具体情况下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封建、半封建的压迫程度，农民分化的发展程度，尤其是要对具体国家的全部阶级结构，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所谓“农业国家”以及具体的国际形势等作具体的分析；并依据这一切的程度和性质，来决定究竞采纳“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下一节将谈到，这是列宁对马克思的二阶段革命论的表述方式），还是采纳“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用“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这是马克思的一阶段革命论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的公式，难道不是如此吗？（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托洛茨基的战略一直被遗责为极左的、冒进的。但如果仅仅是由于飞越阶段的说法就遭到这种谴责，那么这种谴责就是庸俗进化论的作法。在历史上，“飞越阶段”是屡见不鲜的。“飞跃阶段恰好构成不平衡发展本身”——见《不断革命论》第6章《飞跃历史阶段》）。 正如托洛茨基曾加以引用的那样，针对着托洛茨基对独立的农民革命党的否定，列宁曾著文反对。 在《革命和反革命》一文（1907年）中，列宁写道：“现在谁也不能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今后的命运如何。也许立宪民主党人的破产会有助于成立一个农民的民主主义的政党，即真正群众性的政党，而不是象社会革命党那样终究只是一种恐怖分子的组织。也许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团结还有客观困难，使这样的政党不能成立，并使农民的民主派在长期中仍然象现在那样只是一种脆弱的、不定形的、软弱的劳动派群众”[1]。在1919年写的一篇论文（《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中，他更加充满信心地倡导这种观点。他说：“俄国革命史中的事实表明，1905年年底高潮中的第一个浪头，就立即推动农民建立了一种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的萌芽的政治组织（全俄农民联合会）。在第一和第二届杜马中，反革命势力虽然除去了第一批先进农民，但是农民（这次破天荒地在全国范围内，即在全俄选举中）马上为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维形的‘劳动团”打下了基础。在这些萌芽和雏形中，有许多不稳定的、不固定的和动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革命既然在开始时就使这种政治团体产生了，那么它在达到“结局’，确切些说，也就是达到了高度发展，实现了革命专政的时候，就一定会使更定形的和更强大的农民政党产生"[2]。 [1]《革命和反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4页。 [2]《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7页。 在该文中，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那些得到了马尔托夫同志赞许的论断是错误的”。他说：“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强大政党的存在为前提，也决不是以一般政党的存在为前提。否则就是把阶级问题同党的问题混淆起来。上述两个阶级的‘联合”根本不是以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为前提！这个道理在理论上是很清楚的，因为第一：要农民服从某个党组织，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二，建立农民政党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特别困难和特别漫长的过程，所以‘强大的独立政党”，打个比方说，只有到革命快结束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和农民曾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实行了几十次和几百次的‘联合”，但是当时农民并没有‘任何强大的独立政党’……所有这些组织大都是非党的，但是，这些组织的每一次共同行动，无疑都是阶级的‘联合”。与此同时，农民党形成、产生和出现了——如1905年的“农民联合会’和1906年的‘劳动党'——而且随着这个党的成长、发展和自决，阶级的联合也采取了各种不同形式，从不明确的和不定形的政治协议，直到十分明确的和完全定形的政治协议。”[1] [1]《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4-345页。 后来，针对着这种农民党的理论，托洛茨基指出：“这个假说被证实了吗？不，没有。可是，在历史能够提供完整、确凿的证据之前，这个假说却使列宁对革命政府问题作出了代数式的回答。”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上述战略论争，俄国革命的发展又作出了怎样的裁决呢？ 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应该附带谈一谈列宁的革命公式和托洛茨基的革命公式。如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的第5章等处所说，“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不允许农民代表等加入这个政权。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工农民主专政”与“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究竟何在？问题就在于专政的领导权。托洛茨基强烈主张无产阶级在政权中的决定性的领导权，所以他认为，不能允许无产阶级作为少数派加入这个政权。而列宁尽管也强调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但却并不认为无产阶级不能作为少数派加入政权。这大概是由于他比托洛茨基更高地估价了“农民的革命作用”。在这一点上，列宁与托洛茨基是不同的。托洛茨基说：“列宁认为在理论上可以允许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为少数派参加民主主义政府。意见分歧仅在于此。”[1]“这个专政虽然有工人参加，但在本质上仍是农民的”[2]。托尼·库里夫也说：“列宁所预见的，是工人党和农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是以农民党为多数派的'工农民主专政”。他接着解释道：“民主专政政权创建了共和国，剥夺了大地主，强制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在此之后，农民就将失去革命性，变成财产和社会现状的拥护者，与资产阶级携起手来。这时，与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的农民结盟的工业无产阶级就会变成革命的反对派。这种暂时的‘民主专政’势将为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府廓清道路”（此处需要注意下面这段话：“……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民主专政——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维持下去。这个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了列宁在1906年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时发表的所有文章和演说《与普列汉诺夫的争论，土地国有化问题等》”[3]。在列宁看来，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能够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取得胜利的。但是，没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民主的果实就不能维持和加强[4]）。我基本上也是这样看的。如果一定要就这些问题谈一点儿的话，那就要指出：在列宁的公式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处在萌芽阶段，这种领导权不可能、也决不会具有完全成熟的性质。如果能够使这种领导权具有成熟的性质，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它就不是“工农民主专政”，而应该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了（“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的联合程度以外，企图用其他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企图在它们中间建筑一道万里长城，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5]）。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28页。 [2]托落茨基《斯大林》日文版，第3卷，第678页。 [3]《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93页。 [4]请参考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一书，见该书日文版，第1卷，第132页。 [5]《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81页。 那么，下面就来看看，俄国革命的实际发展对这两者作出了怎样的裁决。 过去，我曾说过，“我倾向于列宁的意见”。但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转而认为，二者都分别掌握着一部分真理——难道不是如此吗？ 1917年4月，列宁对以加米涅夫为理论领袖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反对当时从战略上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批判。这就是著名的《论策略书》。他在为时局下了定义，指出当时“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之后，这样写道： “第一阶段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政权转入资产阶级手中。 在1917年2—3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是在一个旧阶级即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农奴主、贵族、地主的阶级手里。 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另一个新阶级即资产阶级手里。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在这里，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些喜欢把自己称为“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的喧嚷：难道我们不是向来都认为只有‘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难道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事实不正相反，土地革命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但是事情的具体演变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 ‘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农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实现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 已经提到日程上的已是一个新任务…… …… 按照旧方式，结论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才可能是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既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又有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不要忘记，彼得堡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新的政府没有而且也无法对他们施加暴力……”[1] [1]《论策略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4—23页。 尽管土地革命并未完成，尽管最初所设想的那种形式完善的工农民主专政并未实现，但列宁仍认为从战略上已经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归纳起来，这种认识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的：“实际上，现实告诉我们，一方面是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普通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除了这一个政府外，还存在着一个附属政府，它就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1]。列宁称这种局面为“两个政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不仅扫除了整个沙皇制度，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完全接近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武装的民众力量的政权），就是工农阶级的专政。”[2] [1]《论策略书》《列宁全架》中文版，第24卷，第39页。 [2]《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9页。 概括起来，列宁关于工农民主专政论的主张是：“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但是事情的具体演变与任何人所能设想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所谓“不同”是指，虽然“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的方式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改变。”[1] [1]《论策略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5页。 那么，这倒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无异于列宁自认，他过去的观点只有一半是对的。因为，工农民主专政虽然“实现”了，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并做了“许多十分重大的改变”。或者说，建立起来的政权只不过是“接近于”这种专政。其实，《论策略书》中所批判的加米涅夫等人的主张，基本上就是列宁过去的观点。列宁一直用这种观点来领导党，教育党，所以才会出现象加米涅夫那样的反对《四月提纲》的人。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他过去的“公式”只有一半是对的，并立即对这个公式做了修正。 这里附带谈谈列宁对自己提出的战略所做的修改。最初，列宁在提出其二阶段战略论时，并没有预见到民主革命会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才预见到这种将会迅速发生的转变①。但尽管如此，一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列宁还坚持这样的路线：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完成土地革命等，然后再转入下一阶段。出于前面说过的理由，《四月提纲》中则提出：尽管土地革命等尚未完成，在战略上也要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两个政权的局面即将结束时，列宁又变以往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论为俄国先行论。这样，1905年革命后，列宁的战略出现了四次变化，逐步接近托洛茨基的战略。而另一方面，在组织理论上，托洛茨基也在向列宁靠拢。没有这两位伟人的接近与合作，大概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 那么，在另一方，托洛茨基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呢？不消说，前面介绍过的列宁的那些话他都很清楚。可尽管如此，对这种经过“修正”后建立的两个政权时代的工农民主专政，托洛茨基的评价却更低了。他把这种专政称为“发育不全物”、“退化器官”。《不断革命论》的第5章《'民主专政'会在我国实现吗？如果能够，将在何时？》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对列宁关于“修正”地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话，托洛茨基大致上是这样理解的（托洛茨基没有引用、甚至无视前文介绍过的列宁的话：“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这种作法使我为之一笑。这与托洛茨基对列宁对加米涅夫等人的批判的“有条件的反驳”有关）： “工人和农民的民主联合并不能建立真正的政权。而只不过可以形成一种不成熟的政权形式——它不是固定下来的事实，而只不过是一种趋势”[1]。 [1]《十月的教训》《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81页。 列宁关于“修正”地实现民主专政的观点与托洛茨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虽然有着微妙的不同，但这种专政即便是一种“不成熟的形式”也总不能不承认它。不言而喻，由此岂不是可以认为，托洛茨基的观点也只有一半是正确的吗？因为，托洛茨基的总理论甚至否定了、而且是一般地、绝对地否定了这种“半权力”的“不成熟的形式”。 因此，我认为，在上述问题上，俄国革命是沿着列宁战略与托洛茨基战略之间的道路发展的，所以他们二人各有其正确的地方。在我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无一例外地、绝对地否定“工农民主专政”论是有些成问题的。但是，可以说，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国度，这即使是可能的，这种口号即使有一定意义，这种专政也很难成为固定的制度，它只可能是短暂的、过渡性的、插曲式的。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的意见值得重视。他说：“在只是部分利益一致的两个阶级的政治同盟上是不可能建立专政的”[1]——托洛茨基的话值得我们思考（本来，“工农民主专政”论与“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前者至少包括了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迅速转变的内容——一般说来差别不大。前者当然是彻底的二阶段战略论观点，可却不是标准的二阶段战略论。下一节里将会谈到，标准的二阶段战略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德国革命时提出的战略。“工农民主专政”论虽然也是二阶段战略，但却是把这种战略发展到极限的一种变种。“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虽说是一阶段战略，但也不是标准的一阶段战略，而仅仅是跨出“工农民主专政”论一步的一阶段战略论的变形。因此，两者间的差异——的确有差异——不过是极其细微的。（但是，岩田弘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在实践上与托洛茨基提出的由率领着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一回事。”）。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6卷，第323页及阿依札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日文版，上卷，第12页。 在这一点上，令人饶有兴味的是，在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时代提出的联合反对派纲领中，在中国问题上采用了“工农民主专政”论[1]。当然，这是出自季诺维也夫派的建议，仅仅是作为政治上的妥协，托洛茨基派才承认了它。虽然托洛茨基个人说他反对这种论点，但他毕竟没有公开抗议[2]。不过，托洛淡基后来说过，没有公开抗议这一“原则妥协”是个错误。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97页。《俄国真相》英文版，第148页。 [2]H.阿依札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日文版，下卷，第388页。 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解说到此就该结束了。可是还必须就这一问题再说几句，这就是：实际上，在二月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进行战略论争时，列宁没有看到过托洛茨基的最早概要提出了不断革命的著作《总结与展望》。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谈到过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可信的。1919年《总结与展望》再版时，列宁读了这本书，他不是又重新评价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吗？托洛茨基的挚友阿朵尔夫·越飞的遗书就是这种推断的依据。1927年11月16日，这位高尚的革命家悲剧性地自杀了。在其遗书中，有一段文字记载了越飞和列宁在1919年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谈话一事。 “……1905年以来，您在政治上常常是正确的。象我多次向您提到过的，我曾亲耳听到列宁承认，1905年时正确的是您，而不是他。临死的人不说谎，现在我再一次把这件事告诉您。”[1] [1]《我的生涯》日本现代思潮社版，第2卷，第964页、960页。引文根据俄文版作了一些订正。遗书全文见《俄国真相》英文版，第325—332页。 越飞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和列宁的谈话不会是凭空捏造。托洛茨基本人也说过，1919年，列宁第一次读了《总结与展望》，并在这次谈话中“对不断革命论做了新的评价”。 大概确实如此。因为，事实上，第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说是托洛茨基首先提出的，列宁主张这种观点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第二、托洛茨基首先提出：仅仅推翻沙皇专制是不能完成土地革命的。土地革命的完成有赖于十月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而列宁在提出《四月提纲》之前一直不这么看。“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下一节里还要谈到，最早把马克思的这一见解带到俄国来的光荣属于托洛茨基（但是与托洛茨基的预料相反，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半任务——推翻沙皇专制——还未等到无产阶级专政出现就完成了。这一事实托洛茨基是不大愿意提起的）；第三、与列宁最初的预想相反，“工农民主专政”未能以完全的形式实现。 列宁无疑看到了这一事实，赞扬了托洛茨基。遗憾的是，越飞的遗书未能告诉我们这次谈话的详细情况。至于列宁在和越飞的谈话中是否认为他在1905年前后提出的二阶段革命论统统错了，我是取怀疑态度的。因为，如果列宁全面否定了自己，我们就该发现他的与二阶段革命论相反的论述。列宁是不会对此不置一辞的。 在另辟一节，进一步论述这些问题前，我还要再附带说上几句。在现代思潮社出版的译著《总结与展望》的说明的结尾处，我曾经写道，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才有可能完成”。这个观点虽然相当正确，但“对这种观点的过分夸大多少是叫人怀疑的”。我还举出列宁曾经指出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差别作为我这种看法的理由[1]。一些倾向托洛茨基主义的读者就此向我提出了疑问。因此，我在这里要附带讲几句。实际上，当我发表上述意见时，我所想到的，就是毛泽东的中共革命。 [1]《列宁全集》日文版，第27卷，第83、84页。 如在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第10章《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所主张的，我否定了毛泽东的中共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从而也否定了中国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我认为，毛泽东的中共革命只是一种反帝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如果按托洛茨基的上述理论照本宣科，那么，既然事实上存在着包括农民革命在内的反帝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革命又不可能存在，那就得承认连库西宁也不承认的、中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了（这并不仅仅因为我是绝对反对日共1932年纲领的。对库西宁这种人物不能多理会。托洛茨基等人对他的评价很低。但是，他在死前不久发表的批判中共的演说却值得一读。这就是他在1964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批判中共的讲演。比起苏斯洛夫在这次会议上的批判演讲来，库西宁的讲演的确要高出一筹。那些蠢得无可救药的、希望在毛的“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啊，拯救我们！）中出现进步的人需要先读读这篇演说，让头脑冷静下来[1]。 [1]这篇演讲载于刀江学院出版的《国际》杂志1964年9月号上。 库西宁在这篇讲演中批判道，毛泽东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论曾被共产国际批判过。他指出，毛泽东的“人民专政”论带有旧俄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者的色彩。库西宁批判了毛泽东的与民族资产阶级妥协的理论。他说，毛泽东的中共轻视工人阶级“反而说明了，中国的工人阶级目前处于无权和贫困的境地的事实。”结果是，中共“实际上不能称作是发挥了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工人阶级的真正先锋。实际上，中国现在既没有任何人民专政，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既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也没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中国领导者们的一切假马克思主义言论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中国实际存在的专政的欺骗。这是领导者们的专政，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个人独裁”。这些话是正确的。既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中国社会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第10章里，我对此已有论述。不，不管库西宁是怎么否认的，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一定要承认！但是，这样一来会怎么样呢？毛泽东的中共革命根本不依靠城市无产阶级（按马克思的说法，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掘墓人），而主要靠的是农民军队（决不仅是农民！），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因此，承认中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说，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一定需要城市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军就有可能进行、或者说是代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前而提到的拙著（第364页—370页）中批判了主张“代行”的多伊彻的错误理论。总之，如果这种主张能够成立，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就会完全被破坏！因为，《资本论》主张并阐明了无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 不仅如此，如前所述，托洛茨基的理论甚至否定了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独立作用或领导作用，更不用说那种认为农民军队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观点了。这是足以使托洛茨基惊讶得瞠目结舌的理论（托洛茨基在《中国的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中批判了农民主体革命论）！ 我所想到的实际就是这些。与这种现实联系起来，我对过分夸大托洛茨基观点的作法提出了疑问。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可能被现实地创造出来的。而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主义下却可以自发产生。可以说，经济基础在它的上面为资产阶级革命造成了既成事实。由于这样一种强有力的东西存在于资产阶级革命中，因此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观点虽然是相当正确的，但却不能过分夸大。需要对各种情况做具体分析。历史是相当古怪的东西，平庸的教条主义者在它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3．围绕着“不断革命论”的列宁与托洛茨基 其实，在翻译出版托洛茨基的《总结与展望》[1]一书时，附在该书中的我的解说就已经包括了本章迄此所做的一些论述。以我现在的力量，也不可能写出比这更多的东西了[2]。 [1]该书由现代思潮社出版。 [2]不过，我认为在该书第202页，第6—7行上“有些倾向列宁的”这句话还还没有的好，所以在本章中删去了。 但是，在出版《总结与展望》的同时，我所作的说明也遇到了来自该书“书评”的某些批评。例如，小山弘健先生就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在解说中，对马先生纠正了斯大林历来对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对立之处的故意夸大，揭示了列宁与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的基本问题（落后的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对世界革命的向往）上是完全一致的。他论证了，两人的分歧仅在‘农民论”上。” 但是，他又说： “我读了对马这篇文章后的感觉是：完全赞同他就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理论的歪曲所作的反证。但认为文章对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对立之处过于轻描淡写……我认为这是文章的不足之处。‘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缺乏明确的思想。从这个根本错误中产生了各个错误”[1]。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这个批评指出了从对农民评价的分歧出发而导致的在整个战略设想上的更加系统的对立。”“在这个对立的底部横亘着对农民的评价的鸿沟：列宁认为，彻底地汲取庞大的俄国农民的革命能量是革命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托洛茨基虽然谈到了‘落后的愚昧的农民大众’，但却对农民的‘革命作用’不置一辞”[2]。 [1]《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4页。 [2]日本《图书新闻》第897号。 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再稍微深入一些地论述列宁和托洛茨基围绕着不断革命论的“对立”问题。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我一直在想着小山先生的上述评论，所以这个论述也就成了对我的说明的补充（引文等与前面有某些重复，敬请原谅）。 首先，我想就“……托洛茨基……对农民的‘革命作用’不置一辞”的评论谈点看法。这种评论完全是误解。1928年，托洛茨基针对着拉狄克写道，只要拉狄克读过曾在俄国出版的托洛茨基全集第二卷《我们的第一次革命》（2册）等书就会知道： “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1905年发表的告农民书就是我写的。由列宁编辑的《新生活》在社论中坚决拥护了我在《开端》报上发表的关于不断革命的论文。列宁主办的《新生活》——有时是列宁个人——常常支持、拥护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而这些决议是我起草的，而且这种会议十之八九都是由我来作报告人。1905年12月失败后，我在狱中写了论策略问题的小册子[1]。在这本小册子里，我指出，无产阶级的进攻态势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的结合是中心的战略问题。列宁让布尔什维克的出版所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并通过科努扬茨向我转达了他由衷地赞许。列宁说过，我在1907年伦敦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自由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见解，与布尔什维克‘一致’”。……”[2] [1]《我们的策略》《托洛茨基全集》日文版，第2卷，第1分册。 [2]《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191页。此外请看多伊彻的《武装的预言者》日译本，第129—130页。 我已经说过，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不承认农民革命作用和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说法完全是误解。不但如此，下面这段话还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观点之一。在1907年伦敦大会发表的演说中，托洛茨基在一段针对着孟什维克的话里说道。 “……在我国，存在着数目庞大的农民革命群众，这是事实。但是，孟什维克的同志们和我一样懂得：无论农民如何革命，它也不能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更不要说政治领导作用了。毫无疑问，农民完全能够证明它对于革命的巨大力量。但是，如果相信农民党能够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列，能够以自身的创造性将本国生产力从加在他们身上的古老桎梏下解放出来，那就不配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代社会的领导者是城市，而只有城市才能担当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1]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集》引自《不断革命论》第4章。 这也就是说，托洛茨基的主张决不否认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作用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农民既不能够起到“独立的政治作用”，更不能起“领导作用”，所以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归根结蒂只能由无产阶级的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只能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就是：“把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清算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通过一系列的尖锐的社会冲突，把社会主义革命与对封建主义的清算结合起来”。前面说过，马克思在1856年4月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1]。如托洛茨基自己所说，这也可以看作是托洛茨基的战略公式。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马恩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34页。 然而，1917年革命之前，在列宁的眼里，这个公式“……无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缺乏明确的看法。”后面将会谈到，二月革命前，列宁也没有采取马克思的战略——把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他把革命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应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托洛茨基根据他的独立的农民论，认为这种革命联合专政不可能存在。能够存在的，只有“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这样说呢？前面引用过：“从阶级内容上看，作为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制度，也许只有在能够组织起代表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般利益的独立的革命党——接受了无产阶级的种种援助而取得政权，并能制定革命纲领的党——的情况下，工农民主专政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全部现代史——特别是近二十玉年来的俄国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在创建农民党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以及其内部的深刻分化。”[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310页。 托洛茨基说：“列宁和我的争论实质上是针对着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的独立性（以及独立程度），特别是针对着建立独立的农民党的可能性进行的。在这场争论中，我批评列宁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列宁则批评我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1]就是由于在农民论上的这种差异，出现了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战略和托洛茨基的变相的一阶段革命战略，即进行伴随着执行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两种战略产生了对立。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226页。 差别仅仅是在这里。说到底，这正象托洛茨基所承认的那样：“在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或在第一次革命与第二次革命之间，围绕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程度（仅仅是程度！），存在着不同看法。”[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81页。 所以，不能夸大这种差异。 但是，只要看看1917年列宁写的《四月提纲》和十月革命前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批判，人们就不能不认为差异不止于此。人们就会要说，这是“在整个战略设想上的更加系统的对立”，是两者间的“鸿沟”。然而问题是，在今天读列宁的《四月提纲》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托洛茨基战略的批判，需要打相当大的折扣。这样说有两、三点理由。 第一、1917年革命前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批判之所以很激烈，实际上与其说是因为战略论上的差异，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基于组织论上的对立。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认，当时他错误地相信孟什维克会成长为左翼，站在了两派间的所谓“调和主义”的立场上。他说：“我的调和主义是出自一种社会革命的宿命论。我相信阶级斗争的逻辑将使两派都不得不走同一条革命路线。”而这种态度在列宁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就不会不影响到两者间的争论。 第二、在这一时期，列宁对不断革命论的片断评论不仅受到了上述组织论上的对立的影响，而且如前文所说，实际上，由于列宁是在还未读过最早归纳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总结与展望》一书的情况下进行批判的，所以他的批判或多或少是出于误解，这是不可避免的（关于列宁没有读过《总结与展望》的情况，请看《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189—190页、247页、331—332页）。据托洛茨基说，列宁几乎完全是根据帕尔乌斯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写的序、托洛茨基事先一无所知的帕尔乌斯的话：“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1905年）以及马尔托夫论文中的片断引文等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顺便指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常被宣传为托洛茨基的发明，甚至连列宁也这样说[1]，但这完全是捕风捉影。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托洛茨基说过：“不要沙皇，也不要地主，而要人民”**可在内容上，这两句话是迥然不同的。托洛茨基为此做了各种解释。他说：“到现在为止，在任何场合下我都未曾说过、写过、提到过‘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他还指出：“帕尔乌斯关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见解与我的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2]。 [1]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24页。 [2]请参看《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12—213页及250—251页。 *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译注。 **不要沙皇，也不要地主，而要人民。 第三是最重要的一点，因而也是要加以说明的一点。这就是：事实上，在发表《四月提纲》之后，列宁的见解（包括农民论）逐渐接近了托洛茨基的看法，他们的距离大大缩小了。托洛茨基说：“应当完整地理解列宁。特别是应该把从更高的着眼点观察和评价形势的十月革命后的列宁考虑在内。” 实际上，这种思想正是为研究“围绕着不断革命论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必不可少的。倘若缺乏这种思想，人们就很容易上斯大林主义者搞的“托洛茨基批判”的蛊惑宣传的当。 那么，距离是怎么缩小的呢？ 第一、诚然，列宁在1917年4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李可夫同志说，社会主义应当从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产生。这是不对的。不能说：谁开始，就是谁结束。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马克思说过（实际是恩格斯——引者），法国开始，德国完成，但是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成就比谁都大。”[1]但是在这段时间之前，列宁是主张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论的。他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跟在西欧革命之后。在俄国的革命家里，只有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断革命论根据历史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从1905年前后起就一直主张：俄国有可能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17页。 第二、在发表《四月提纲》之前，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战略论是这样一条路线，即首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沙皇，彻底完成土地革命等，在此基础上再转入下一阶段。但是，由于我在上一节里已说明过的理由，在土地革命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列宁就作出了转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决定。所以，这之后的战略方式就成了把农民的土地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的战略方式。事实上，十月革命——在另一方面兼有以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为自身成败条件的特点一一就是具有这种特点的革命。这种战略恰恰是托洛茨基自1904—1906年以来就一直主张的战略。这样，两者间的距离就不复存在了。 第三、两者由于农民论的分歧而在赞成还是否定工农民主专政论上形成的不同见解又变得怎么样了呢？ 托洛茨基说：“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到1917年间的全部经验，使它对'民主专政'紧闭大门。列宁亲手在门上写了告示；禁止通行。列宁还用下面的话使这种经验理论化。这就是；农民或者跟资产阶级一道走，或者跟无产阶级一道走。”[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67、282页。 确实如托洛茨基这里所说的，列宁极力主张这种强调否定农民独立性的农民论。这是个事实，应给予注意。 例如，列宁说： “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全部十九世纪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1] [1]《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30、333页。 “零星散漫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或者是由资产阶级来联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切国家中，在新时代的各次革命中历来就是这样，而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来还会永远这样），或者是由无产阶级来联合（在新时代某些最伟大的革命高潮中有过这种时间极短的萌芽状态的联合，在1917年至1921年间的俄国，有过这种形态更为发展的联合）。只有妄自尊大的倨傲之徒才能空谈和幻想'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力量'"[1] [1]《论粮食税》《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52页。 如我们所读到的，这里主张的是与托洛茨基的观点并无二致的农民论。但是，倘若如此，就应象托洛茨基所主张的那样，对“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紧闭大门”吗？对此，我是有些怀疑的。虽然由于1917年二月革命的经验[1]等，列宁感到这种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发育不全”的性质，但毕竟没有全盘否定它，难道不是如此吗？ [1]在这次革命中，工农民主专政未能以完全的形式实现。在列宁看来，它不过是作为一种不成熟的“半政权”，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修正才实现的——引者。 据我了解，这是因为，在对4月以前进行回顾时，列宁并没有自我否定过他在4四月提纲》发表前所主张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非但如此，毋宁说，当人们读到《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18年）、《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等著作时，感觉会恰恰与此相反。在这些文章里，列宁并未做任何自我批评，照抄了他过去写的、主张二阶段革命论的各种文献。在《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的专政”的字句，列宁有意以此表示了由复数的阶级组成的专政的存在。列宁写于1919年4月中旬、发表于《共产国际》创刊号上的文章《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托洛茨基称之为“纲领性文献”）中也认为，十月革命“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同时，文章没有对此做任何批评就接下去写道：“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初起，就坚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丝毫也未对这些思想加以否定[1]。 [1]在文章中，列宁列举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基础上进行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在1855年论到普鲁士时，就已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有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初起，就坚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 我觉得列宁的这篇文章颇为费解。因为，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并不包含“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结合”的公式（这是托洛淡基的战略公式），而是与这一公式相反，在列宁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提出的战略中，“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就已解决了的。所以，倘若硬要把列宁的这篇文章视为合理的，那就只能象托洛茨基所说的：“农民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这意味著“工农民主专政”只能理解为由无产阶级统率着站在其身后的农民的专政。”应该这样理解吗？这样理解是讲得通的。但是，我之所以感到列宁的这篇文章费解正是因为，“从1905年初起”就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与这种理解不是一回事——作者。 那么，列宁是直到去世都确信他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所主张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是完全正确的吗？ 不，这也是有疑问的。我在前面说过，我认为，由于有二月革命“修正”地实现的经验等，列宁已不象发表《四月提纲》前那样确信其战略的正确了。虽然还不至于全盘否定，但他却愈益感到，他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发育不全”的性质。 就我所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极少使用“工农民主专政”的字眼。如我在上文中所推断出的第一个理由指出的那样，列宁在农民论上与托洛茨基一致起来，并且与托洛茨基一样，强调否定农民的独立性。其次就是我在下节结尾处提到的越飞的遗书。象已多次说过的那样，我想重申这份遗书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我说过，列宁在没有读过《总结与展望》的情况下就对托洛茨基的战略进行了一些片断的批判。1919年《总结与展望》再版时，列宁不是才第一次读了这本书吗？这时，列宁在与越飞交谈时提到了不断革命论。我们可以推断，列宁对不断革命论重新做了评价。越飞在悲剧性地自杀之前，在给托洛茨基的一段遗书里写道： “……从‘不断革命论’问世后，我就和您站在了一起……1905年以来，您在政治上常常是正确的。就象我多次向您说过的，我亲耳听到列宁承认，就是在1905年时正确的也不是他，而是您。人临死是不说谎的，我现在再次把这件事告诉您。” 越飞生前就曾打算公布这次谈话，但似乎是因为托洛茨基担心越飞受到迫害，制止了他这样做。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次谈话的详情未能传下来，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 托洛茨基写道： “阿·阿·越飞说过，列宁承认我的预见是正确的。对于那些在列宁去世后被理论上的人造黄油喂大了的人来说，这是不易理解的；而另一方而，所有联系到革命发展本身而深思熟虑地思考了列宁思想发展的人都会懂得，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从未仔细研究过我的整个观点，在许多情况下，他根据孤立的引文，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一些显然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看法。现在则与过去不同，列宁重新评价了不断革命论。他没有搞错。”[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331—332页。 我相信，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值得充分注意。我已经说过，下一节里还要再谈到，马克思曾经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而第一个把马克思的这一见解用于俄国的光荣就属于托洛茨基。列宁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提出的战略则与马克思的这一见解背道而驰。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说最初是托洛茨基提出的，列宁主张这一观点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与越飞交谈时，列宁无疑想到了这一事实，想到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二月革命中做了修正，而且实现的仅仅是不成熟的半权力状态。 但是，由于我在前面提到过的理由，对列宁是否全盘否定了他过去的主张，我是抱有疑问的。然而，列宁不再象《四月提纲》发表前那样坚信以往的战略公式，这恐怕倒是事实。上文已经介绍过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农民论就暗示了这一点。倘非如此，他就不会说“即使在1905年……”的话了（十月革命后，列宁极少使用“工农民主专政”一词。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事实上，身为共产国际领袖的列宁一次也未就落后国家的革命论述“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专门谈论落后国家革命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等也对此一字不提（虽然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提纲里有关于“农民苏维埃”或“工人苏维埃”的建议，但却未说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到了斯大林、布哈林时代，第三国际又把它拿了出来！）。 我尽管对列宁是否全盘否定了工农民主专政论抱有疑问，但却不认为列宁已不象《四月提纲》发表前那样坚信工农民主专政理论的正确，不轻易使用工农民主专政的字眼是由于他个人的原因。 从以上论述可见，只要把十月革命后包括在内，全面进行评价，那么所谓列宁的战略与托洛茨基的战略间存在着“鸿沟”、存在着“牵涉到全局的更加系统的对立”的说法就没有了立足之地。诚然，在《四月提纲》发表前，这两种战略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后来逐渐在消失，或者说，两种战略的距离大大缩小了。如果还存在着那种有关战略论的系统性的对立，那么下文所介绍的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就绝对无法理解了。 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派人要求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组成联合政府（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里亚扎诺夫、米留金等），虽然列宁和托洛茨基坚决反对，但是在1917年11月1日（新历14日）召开的彼得格勒的党委会还是讨论了这个问题。联合政府的支持者在会上相当谨慎地暗示了“托洛茨基主义”。列宁是如何回答的呢？ “协定？我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来谈谈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很早以前就说过，一致是不可能的。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是很清楚的。而从那时以来，再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了。”[1] [1]顺便指出，在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时，由于斯大林的特别命令，列宁的这篇讲演在出版的过程中被撒销了，一直隐埋至今，列宁对托洛获基的溢美之词健斯大林感到难堪。不过，在1931年用俄文出版，1937年译为英文的托洛茨基著作《ThestalinSchoolofFalsification》（斯大林伪造学派——译注）中，附有上述讲演内容的校样的照相版，并收入了这篇讲演的全文。此书的日译本将于近期出版——引者。 托洛茨基在引用了列宁的这段话后写道：“在列宁看来，使我与布尔什维克分手的不是不断革命论，而是调和主义。为了作一名‘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只须懂得，与孟什维克缔结协定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就是如此。列宁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如果列宁与托洛茨基间存在着关于战略论的系统对立，那么列宁怎么会用“从那时以来，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了”的话来赞扬托洛茨基呢？这是不能想象的！ 斯大林在1926年说：“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列宁是至死一直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但是这竟没有使他感到不安。”[1] [1]《“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01页。 托洛茨基嘲笑了这个评语。从上面的说明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斯大林的这段话一文不值，完全是面壁虚构，是谎话。我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事实正好与斯大林的话相反。实际情况是，在《四月提纲》提出之前，列宁和托洛茨基虽然围绕着不断革命论有某种程度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后来逐渐消失，或者说大大缩小了。“在列宁去世后被理论上的人造黄油喂大了的人”对此也许很难置信，可只有它才是事实。 然而，在作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基本观点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特别是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存在对立吗？ 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对立——我在上文已讲到这一点。特别是，在落后国家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小山弘健先生也表示同意。所以也许不用着意下一番笔墨了。不过，既然有人至今还对斯大林所谓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对立的神话深信不疑，所以尽管有画蛇添足之虞，我在下面还是引用斯大林和列宁的话来做一个对比。首先是斯大林！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了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孟什维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1] [1]《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28页。 要是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孟什维主义的……普通的理论”，那么列宁也就成了孟什维克了！请看： “……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1] [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67页。 这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段演说。据托洛茨基说，这次大会上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异议。 4．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对马克思革命学说的发展 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所做的上述解说，到这里就大致结束。不过，还有一个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革命学说的关系问题。如最初曾说过的，托洛茨基的革命论实际上是对马克思革命学说的“运用和扩大”。在这一节里，我准备稍微深入地对此加以说明。 使我感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与托洛茨基的革命学说有深厚继承关系的有两点。托洛茨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自命，有这种关系并不奇怪，但它特别体现在两点上（不言而喻，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出色学生。不过在我看来，列宁如果是师兄，托洛茨基就是师弟）。 先从第一点谈起。前文说过，托洛茨基的革命战略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为一个阶段。但我已几次提到，这一思想的原型是出自马克思。即马克思在1856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思想的原型。托洛茨基的战略就是对它的发展。可以说，这一点是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认了的。当然，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说，他是在维也纳时才读到了收入这封信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在提出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时，他还没有直接读到过这段话。尽管如此，回过头来看，我们仍然可以说，托洛茨基战略思想特点的原型出自马克思，托洛茨基的战略是对这一原型的发展。 当反驳拉狄克在对比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时提出的某些见解时，托洛茨基说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话： “然而，拉狄克甚至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的观点。他只是蜇居屋中翻了翻马克思1850年写的那篇还把农民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天然同盟者的文章（《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当时，马克思期待着出现一个德国民主革命的独立阶段，即由农民支持、由城市小资产阶级急进派暂时掌权的独立阶段。这才是问题的要点！然而，马克思所期望的局面没有出现。这不是偶然的。还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自我表现出他们无力独立进行革命。而马克思也汲取了这一教训。1856年4月16日——也就是上面说的那篇文章发表6年后一一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提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拉狄克把这些应该注意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虽然就整体来说，这些话已经真正成为解决十月革命以及我们在此所涉及到的全部问题的宝贵钥匙。马克思超越了土地革命吗？不，没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认为在必将到来的革命中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行动吗？是的，他认为需要；马克思承认农民有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或至少起独立作用的可能性吗？不，他不承认。马克思是从下述事实出发的：在独立的民主革命中（不是由于农民、而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缺点）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将站在支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如果那样就太好了”。显然，拉狄克不愿意看到，十月革命所产生的正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还不算坏。”[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77—278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848年的德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由于“与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这场变革是在欧洲文明普遍更发达的情况下，由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进行的”，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曲”[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革命是一场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其后发生。这可以说是属于二阶段战略论范畴的观点，是最典型的二阶段革命论。《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1]《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85页。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1]（马克思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及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都提出了内容相同的主张）。 [1]《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85页。 但是，1848年3月革命开始后，德国资产阶级的行为不仅没有比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更革命，而且明显是背叛。德国资产阶级与自己的真正敌人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实行了反革命的妥协。马克思在《新莱茵报》等报刊上写的许多文章都对之进行了揭露、批判。德国资产阶级还背叛了它的“天然同盟者”——农民。但是，十九世纪中叶西欧大陆的这场革命“在巴黎有1849年的6月13日（小资产阶级山岳党的镇压），在德国有5月起义的失败（5月—7月的护宪战役），加上俄国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1848年革命的伟大时期宣告结束。”（恩格斯语）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失败，不久会再次掀起革命的浪潮。而众所周知，他们是在1850年9月前后改变了这种看法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时与空想的极左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分手）。但在改变这种认识前不久的1850年3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还以为德国革命将再度来临。如托洛茨基所说，他们“期待着德国民主革命的独立阶段，即受到农民支持、由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暂时掌权的独立阶段”，认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其后爆发。在此意义上，如本章第1节所介绍的，这篇文章虽然提出了“不断革命”一词，但仍然保持了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这就是说，虽然由于同法国工人的胜利合拍而得到极大推动，德国工人不经过充分的、长期的革命发展就不能掌握统治权）。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写道：“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很强大有力的。它不但包括了城市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和尚未得到城市中独立的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文章中认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取得一个相当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以这种统治是必不可免的为前提，文中详细谈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对策。不言而喻，文章中估计到，在这种情况下，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会充当自由资产阶级在1848年所扮演的叛徒角色，所以论述了针对着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在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采取的对策。文章中说，虽然还不能完全否定与小资产阶级政党暂时结成的联合战线，但在这场革命中贯彻始终的，是确保和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独立性，是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以及同它的背叛行为进行斗争的必要，是坚持工人的彻底武装及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文章中指出：“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即地方代表会、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这样使得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受着全体工人群众所拥护的政权机关的监督和威胁”，提出了“双重统治”的要求。文中强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暂时统治不可避免，所以在它们取得胜利后，“还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来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提出的那些乍看起来很激进的措施。但是，需要要求更激进的措施，需要进行斗争，尽可能早地促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垮台，为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做好准备[1]。 [1]见《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1—298页。 据里亚扎诺夫说，“列宁熟记此文并喜欢引用它”。列宁的二阶段战略论恐怕受到了这篇文章的很大影响。当然，这两者还不是一回事。普列汉诺夫就曾用这篇文章押击过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这篇文章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建立暂时统治，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作为“极端反对派”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这种统治采取行动。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则没有提出过这种主张。但尽管如此，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却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独立性，强调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妥协态度，并进而考虑到了革命时期的“双重统治”的要求等，由此说来，比起《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词盟书》中提出的建立在革命时期与公认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府并立的“革命工人政府”的主张来，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不是要更进一步吗？ 但是，与列宁的战略有很大不同，马克思当时认为，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在1848年出卖了它的“骨肉”、“天然同盟者”农民，但农民还仍旧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同盟者，“工人应该象民主派同农民结合那样地去同农村无产阶级结合”。然而列宁认为，不仅农村无产阶级，而且全体农民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是他的“工农民主专政”论的重要基础。 两者间的区别的产生是由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革命能力的评价不同。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自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能力，而在二十世纪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里，列宁对它们则不抱什么希望（马克思、恩格斯在《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中写道：“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 1848年的德国无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1]资产阶级革命越是属于资产阶级担负领导作用的古典的典型，农民就越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 [1]马克思《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31页。 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不用说自由资产阶级，就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事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期望。里亚扎诺夫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期望——当然，在宣言中他也提出了为实际实现合作所必需的许多前提条件——落了空。”[1]这不仅是指自由资产阶级，也是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如前面曾引用过的托洛茨基的文章中所说：“……然而，马克思所期望的局面没有出现。这不是偶然的。还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自我表现出他们无力独立进行革命。而马克思也汲取了这一教训。” [1]里亚扎诺夫《马克思、恩格斯传》。 托洛茨基说，汲取了这一教训的结果是：“德国的全部问题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前面说过，到1850年3月撰写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就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革命提出的革命战略还属于所谓二阶段战略论的范畴。但是在这段话里，马克思所设想的却是一阶段战略论——这个周密地说应称为二阶段战略论的变种的理论了。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还是从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来考虑“资产阶级革命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这句话的，所以文中的“不断革命”一词仍然带有二阶段革命论的意义。而在这段话里，马克思发展了“资产阶级革命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这句话，使它具有了压缩、合并两个阶段的意义。 列宁在1905年曾经说过：“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1]这里所说的“不断革命”，当然还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说的二阶段意义上的不断革命。但是托洛茨基说的不断革命与此不同，它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之后的发展了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列宁在1914年下半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里，也引用了前面曾引用的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的话，但是仅仅把它说成是“在德国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一直到二月革命前，列宁也没有提出过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合为一体的战略形式。上一节说过，在1919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列宁说：“马克思1856年在谈到普鲁士时已经指出过，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但是，在二月革命前，他却没有考虑过这种结合形式）。 [1]《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21页。 当然，马克思的带有这种倾向的思想不是在1856年突然产生的，马克思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1852年）一文里已经有了这种思想。马克思在文中写道：“只要法国农民对拿破仑的复兴尚未绝望，只要他们还未摆脱对小块土地的迷恋，只要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的全部国家组织尚未解体，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农民国度的独唱将只能得到挽歌式的合唱”[1]（当然，在1869年出版的该书第2版中，马克思亲自删去了这句话之前的某些话，而代之以其他句子。但在这段中稍前一些地方的话保留了下来：“农民的利益已不象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1]《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马恩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200页。 总之，列宁提出的是作为二阶段战略论变种的“工农民主专政”论这样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论点；马克思提出的不是这种二阶段革命论的变种，他提出了另外的、即作为一阶段革命论变种的资产阶级革命（农民战争）被无产阶级革命一气阿成地结合的革命公式。而这正是托洛茨基战略的原型。当然，托洛茨基的战略并不是直接从马克思的这一原型中得到启示而创造出来的。但是回过头来看，我发现这两者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 为什么列宁没有一鼓作气，提出这个革命公式呢？为什么他只停留在“工农民主专政”这个介乎两者之间的公式上了呢？——虽然由于1905年到1917年的俄国与1848年到1850年的德国的阶级斗争条件有着不同的历史，这个公式比起列宁从中受到莫大启示的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的观点来还是进了一步。恐怕可以说，这是由于沙皇俄国这个巨大的农民国家的重负感使然。前面说过，二阶段战略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但正是这种重负感使列宁提出了不同于他们的二阶段战略、而是这种战略变种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并停留在这种论点上。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到二月革命为止，列宁也不知道在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发表以后马克思提出的将资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的战略设想，而这大概也助长了这种情况。或许列宁受到了1850年发表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的二阶段革命论的强烈影响。总之，列宁的战略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战略的直接发展。托洛茨基不是从提出二阶段战略论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虽然从中得到了“不断革命”的用语——出发的，而是从马克思在这篇文章后提出的新观点出发的。更确切地说就是：回过头来看，托洛茨基的战略与马克思的一致，并使之取得了发展。师兄从老地方起步，师弟从新地方出发！我就是这样看的（在岩田弘的《什么是革命纲领》[1]中的<1848年革命与马克思的革命计划>中说，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二阶段战略论，排除了这种看法。倘若岩田弘这么认为，那显然是误解。恰恰相反，到1850年发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止，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革命论明显是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最标准的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这一革命论认为革命首先建立起来的政权不是无产阶级政权，而是“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或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不可避免的暂时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下一个阶段。在本文所说明的那种意义上，列宁的二阶段战略论是以这种二阶段革命论为根本的，是它的变种、发展。 [1]《什么是革命纲领》日本《马克思主义战线》杂志1965年6月号。 在同一论文里，作者还说：“以二阶段革命论作为前提和出发点而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过渡、并进而使这种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向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转化的理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内容”。作者大错特错了。这是列宁在二月革命前的观点，决不是托洛茨基的观点）。 下面转到第二个问题。它也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命题有关。 在整个第二国际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将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开始，落后国家跟在后面的观点基本上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普遍看法（我已指出，直到二月革命时连列宁也未能免受这种普遍认识的影响）。而自1905年革命时起，托洛茨基就反对这种普遍看法，力陈在落后国家俄国有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同时他还强调，虽然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但如果没有西欧先进国家的革命继之发生，如果没有西欧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支持，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要失败。这就是否定俄国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什么俄国有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后来根据历史不平衡发展规律做了说明。为什么没有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这种革命的支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会失败？托洛茨基说，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而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这种生产力在本质上是世界性的。这些我在上文中已经做了说明。 托洛茨基的这些思想本身实际上与马克思有着很深的联系，也可以说，他的这些思想是对马克思的学说的天才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 上文中还未更多地谈到这个问题。具体地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究竟是什么？上文中谈到的恩格斯的意见已稍稍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论述可能是第二国际时代的普遍看法的根源。他说：“……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1] [1]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21页。 当然，在这一段的前后，恩格斯还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这与第二国际的思想是决不一样的。但尽管如此，这段引文否定了落后国家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可能给人们，至少也是容易给人们以这样一种观念：革命通常总是从先进国家开始（恩格斯在引文中所讲的“同时”不应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时，而是在一定期间大体上“同时”，或者也可把它看作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 但是，恩格斯后来修正了革命在先进国家英国“最快最容易”发生的说法。因为自1858年以来，恩格斯注意到了英国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工人贵族问题，指出了它的出现给英国革命造成的困难。结果，他否定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设想社会革命由“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1]。恩格斯是在1894年6月2日给拉法格的信中表述了这一思想的。甚至在这之前的1887年，恩格斯就说过同样的话：“因此，可能将来首先发动的也仍然是法国人，但是彻底的结局只能在德国打出来。”[2]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中也对此作了摘要。 [1]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4年6月2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246页。 [2]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81页。 可见，恩格斯也开始设想革命不一定从先进国家开始。那么，马克思如何呢？下面按年代先后引用马克思的两、三篇文章。不幸这些话历来不大为人所注意，其实这里面包括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精髓。 “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中风浪…… 因此，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种虚无飘缈的善良愿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1] [1]《革命运动》《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75页。 “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睛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真正使资产阶级制度的生存条件成为问题，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1] [1]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14页。 以上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时的见解。大约过了二十年，在写了《资本论》后，他的这种见解也没有发生本质变化。马克思说：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是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几乎笼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么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做是资本的首都。”[1] [1]《机密通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72页。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1] [1]《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9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56页。 读了马克思的上述文章，最强烈的感觉有两点。第一，众所周知，英国在当时是资本最发达的国家，《资本论》也主要取材于英国。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革命将从英国开始。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将从比英国落后的大陆各国、特别是法国开始。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一论述[1]：“在资产阶级机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实际上，在马克思刚刚写下了“……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后不久，就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 [1]见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193页。 第二，尽管如此，英国毕竟是当时资本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因为，“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作是资本的首都”。 我认为，上述两点包含了建立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精髓。诚然，考茨基、布哈林等人说过，马克思的预见没有言中。托洛茨基也说过，“马克思有先见之明，往往把临近的革命看得比实际更近”，但这对革命家来说未必是不光彩的（托洛茨基接着说，“革命在他面前发生时却迎头错过，或革命过去后还硬要把革命的尾声说成是革命的序曲”才是不光彩的）。 然而，比马克思所预测的革命速度正确与否要远为重要的，是包含在上述两点中的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本身。因为在这种思想方法中包含了历史唯物论的社会革命学说。前面提到的托洛茨基的革命学说——不管他是否注意到上面介绍的马克思的文章——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社会革命学说的进一步发展，至少也同这一学说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是这一学说的直接继承者。 我在前而已经说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早就主张，落后国家俄国有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这一学说还认为，如果没有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继之发生，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遭到失败，俄国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社会革命学说的直接继承者，是这一学说的发展呢？这要稍微做一些说明。 托洛茨基说：“各个国家将会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走过这段路程。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也许会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却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前面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承认落后国家有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与第二国际中的普遍看法是不同的。但是，唯物史观的公式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乍看起来，似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更接近社会革命，革命将会从这些国家开始。事实上，考茨基及普列汉诺夫的十月革命为时尚早的观点，就是来自这种认识。但是他们的这种观点是相当肤浅的解释，是不得当的。因为唯物史观的这个公式适用于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决不适用于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无视历史不平衡发展规律，就不会运用这个公式[1]。 [1]请参看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第178—179页。 前面介绍了马克思关于“心脏”和“四肢”的关系的论述。托洛茨基的下述名言也曾被多次引用： “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一道成长，变得更强大有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何日转入工人阶级手中，不是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要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各种关系和国际情况，并最终取决于若干主体性因素，即传统、工人的斗争主动性及斗争准备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会在某种程度上自发地依赖于技术发展和国家资源是荒谬的、是单纯的‘经济’唯物论的偏见。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1] [1]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61-62页。 “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其集中程度、文化以及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无疑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但是这种依赖不是直接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时期，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与该国各阶级的政治力量之间都夹杂着各种国际、国内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有时替代了经济关系的政治表现，有时甚至完全改变了它。”[1] [1]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65页。 托洛茨基在谈到第二次中国革命[1]的失败时说： [1]指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译注。 “……现实问题不是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否成熟。这个问题可以还原为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是否成熟了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相同。如果没有不平衡发展规律，也许可以把它们等量齐观。但不平衡发展规律恰恰寓于这个问题之中，它是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完全适应的。”[1] [1]《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05页。 但是，尽管如此，没有“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的国家”（越是先进国家越成熟）的革命随之发生，先行一步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马克思说，没有当时最先进的国家英国参加，“整个欧洲大陆……的变革”"都不过是杯中风浪”，“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或者如托洛茨基所说：“如果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国家的直接支持[1]，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将暂时的统治转变为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专政。”“如果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俄国工人阶级在农民背弃他们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反革命压垮。除了把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命运，从而也就是把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系起来外，俄国工人阶级别无选择。”[2] [1]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8章的论述。 [2]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128、144页。 因此，二月革命时才总算转到了俄国革命先行说上的列宁才这样说：“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1] [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67页。 这是理所当然的。一旦站在历史唯物论的立场上，这些就一目了然。唯物史观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那个率先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落后国家并不是由于经济发展达到了上述水平。虽然由于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这个国家先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却不能说它在经济上已达到“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成熟了”的国家的水平。马克思说：“社会劳动和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历史任务，是它的历史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不知不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物质条件。”[1]可见这个先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还未达到这种成熟程度。问题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的军事于涉。托洛茨基的下述言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1]《资本论》日本碧波文库版，第9分册。第84页。 “为满足人类需要，社会主义要有计划地、协调地组织社会生产。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还不是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实现它的合法前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脱离实质上是世界性的生产力的问题。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已经是过分狭小的各个国家更不可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域。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增加了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在拒绝孤立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时，想到的不仅仅是所谓干涉这样一个机械的、孤立的问题，而是把与社会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全面综合起来加以考虑的。”[1] [1]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223页。 由于上述原因，某些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比先进国家早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尽管如此，前者却要比后者晚到达社会主义。权力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力，但是它却不能任意建立起经济秩序。这是暴力论（关于暴力论，请参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而不是历史唯物论。我多次讲过，斯大林之流的俄国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与这种暴力论相似的理论。它恰恰合乎权力主义者斯大林的胃口。但是人们必须考虑，为什么马克思为了建立新社会是如此地重视先进国家英国。必须考虑马克思说的没有英国参加的社会革命是“杯中风浪”这种态度本身。 还要附带说一下，虽然我们说落后国家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这在某些方面是有一定限度的。第一、完全是可能性的问题。不能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普遍的、必然的。第二、就是落后国家，也要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在这种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就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在这点上，应该注意不久前翻译出版的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所作的评论。由于我在本书前面的解说中已谈到过，这里就从略了[1]。 [1]参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注》人民出版社版，第59—60页。 更重要的问题是，托洛茨基说：“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增加了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后，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随之产生，而遭到了失败。因此，问题当然就不能不是，在革命俄国是否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属于苏联论的问题，所以挪到下一章——托洛茨基的苏联论中去谈。托洛茨基认为，列宁去世后的共产国际对西欧先进国家革命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因此，这也是一个问题，在苏联论结束后，我准备就这个问题简单地做一个说明。
第一章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与“托洛茨基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1968） 第一章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与“托洛茨基主义” 据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涯》[1]—书中说，“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名称是旧沙俄时代的立究民主党领袖、历史学家米留可夫发明的。但是，它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并广为人知，则是由于从列宁晚年到他去世后在苏联共产党内激化了的党内斗争。从那个时候，即从列宁卧病不起的1923年起，控制了苏联共产党的三人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就企图排挤托洛茨基。他们声称：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不同，后者是反列宁主义的。有了这种特殊的政治原因，托洛茨基主义才为人所周知。且不去说1917年二月革命后，幸乎不幸，由于在二月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在组织理论上针锋相对，并在革命战略论上有过一些不同意见，三人帮如此加以利用是很容易的，而且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当初（1923年秋—1924年）站在这场反托洛茨基宣传的前沿的，与其说是斯大林，倒不如说是季诺维也夫。虽然列宁在他的著名的《遗书》中曾警告说，不应利用二月革命前托洛茨基不是布尔什维克一事作为对他进行个人攻击的理由，但是，由季诺维也夫带头，三人帮仍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点。在此之后，于1925年与斯大林派决裂，并从翌年到1927年与托洛茨基派联合的季诺维也夫在反对派的一次集会（1926年10月）上，回答自己支持者的提问时曾坦自说：“同志们，这应当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情况就是如此[2]。 [1]《我的生涯》日本现代思潮社版，第1卷，第410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251页。 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即有着反列宁主义意义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完全是在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派别斗争过程中，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派，或斯大林、布哈林派“发明”与普及的。因此，有必要谈一下这场党内斗争。 象今天已众所周知的那样，列宁在他的晚年认为，斯大林是权力主义、官僚主义的核心人物或带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偏向的人。为了遏制斯大林，列宁在反斯大林的斗争中曾要求托洛茨基予以合作。但是，列宁中途病倒（1923年3月9日）。1924年1月21日，他志未遂而身死。从这个时期，即从1923年秋起，发生了党内斗争，并逐渐激化。 党内斗争，首先爆发于托洛茨基派与三人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之间。接着，到了1925年，三人帮分裂。斯大林一方面与布哈林、李可夫派结盟，一方面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排挤出去。结果，从1926年到1927年，由季诺维也夫派提议，形成了托洛茨基派与季诺维也夫派的联合（联合反对派）。它们与另一方——斯大林、布哈林联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斯大林、布哈林派取胜。然而，获胜的斯大林、布哈林派也在胜利后不久的1928年下半年分裂。最后，布哈林、李可夫派被赶下台，从此开始了斯大林专政时代。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以及布哈林派都上了斯大林的各个击破的战术的圈套，被斯大林击败。 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的呢？尤其是托洛茨基派或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联合反对派，其失败的客观基础当然是西欧革命（尤其是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如托洛茨基本人所屡次提到的那样。这无疑是不利于反对派的。但是，我认为，不仅仅在于这种不利的客观条件，反对派本身也有战术上的缺点。 例如，从一开始，在列宁晚年进行的反斯大林斗争中，托洛茨基就没有全力执行列宁提出的合作的任务。特别是在1923年3月上旬，列宁由于三次致命的发作而病倒后，托洛茨基并没有打算进行由列宁托付给他的反斯大林的斗争，他退却了。罗伯特·丹尼尔斯在他的大作《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1]等书中写道，1923年4月召开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如果这个时候托洛茨基不后退，而是循着列宁的方针前进的话，胜利就是托洛茨基的了。不正是由于托洛茨基低估了斯大林，而宁可把季诺维也夫视为冤家对头，才落到了这步田地吗？总之，托洛茨基错失了时机。因为当他开始进行针对三人帮的反对派活动时，已经是三人帮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团结的1923年秋了。 [1]R.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一一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哈佛大学出版部1960年版，第8章《权力真空时代》。 在这一年的10月8日，托洛茨基写信给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出了党内存在的“错误的、不健全的制度”，要求用“党内民主”取代“书记处宫僚主义”。在此之后约一个星期，著名的《四十六人宣言》（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执笔）——对托洛茨基表示赞同的四十六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声明——被提交给党的政治局。这份声明要求党内民主，抨击了当时存在的价格剪刀差危机和经济混乱的弊政，强调了托洛茨基自1923年初就提出的有计划地发展工业的主张。总而言之，托洛茨基派（左翼反对派）这时发动了反对当权派的斗争[1]。 [1]关于托洛淡基的这封信的节译，见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9—11页。目前还没有《四十六人宣言》的日译本。在R.丹尼尔斯的英文著作《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部，第239—242页上有这个宣言的节译。 接着，在同年12月，托洛茨基向党的会议发表了在后来很出名的、称为《新方针》的公开信[1]。当时的党的多数派，即以三人帮为核心的季诺维也夫派和斯大林派的联盟受到了这封信的攻击。从1923年秋到1924年，他们发动了猛烈地反托洛茨基宣传，在这场宣传中“发明”了带有反列宁主义含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结果，托洛茨基派遭到沉重打击。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1925年，多数派本身分裂为斯大林、布哈林派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后者在这一年的9月4日提出了《四人政纲》（这四个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及索柯里尼科夫），与斯大林派抗争。但是，季诺维也夫毕竟曾在过去挂帅攻击过托洛茨基派，所以据说托洛茨基派为季诺维也夫派被斯大林、布哈林派打败而幸灾乐祸，站在了对斯大林派抱善意的中立立场上。斯大林派则一面与布哈林派结盟，一面谋求托洛茨基派保持中立，孤立并集中打击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结果，在1925年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派吃了败仗。这时，季诺维也夫派第一次向前几年的敌人托洛茨基派倡议联合。1926年4月，建立了由两派阵营组成的所谓联合反对派。这样，1926年到1927年间，在联合反对派与斯大林、布哈林派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然而，已受到重创的败军之盟是无法挽回颓势的。这场已失去时机的斗争结局，就象如今尽人皆知的那样。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12—21页。 托洛茨基曾多次强调时间在斗争中的重要性。他说：“一般说来如果把时间作为政治的最主要的因素，那么在革命和战争中，时间的重要性就百倍增长。今天还可以干的工作到明天就根本无法完成。”[1]然而遗憾的是，在党内斗争中，他似乎忘掉了这一点，几乎总是受制于人。不仅如此，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以及布哈林派的决定性失策，就是他们都轻视或无视提出了罢免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要求的《列宁遗书》。诚然，联合反对派曾经拿出过这份遗书，但已为时过晚，使人有雨后送伞之感。如果这些反对派从一开始就按《列宁遗书》的精神行事，就决不会遭到这种悲剧性的失败（尤其是季诺维也夫，他做出了无法形容的蠢举。在1925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说：“列宁的担心没有得到证实”，从而救了斯大林）。 [1]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 不过，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即使是托洛茨基也违背了《列宁遗书》的精神，赞成斯大林留任总书记职务。不仅如此，托洛茨基还曾一度——虽然是由于三人帮的强迫——否认有这份遗书存在（后来，1932年12月，在土耳其的流亡地，托洛茨基写过一篇有趣的文章《关于列宁遗书》[1]）。这份否认存在遗书的声明刊登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9月号上。罗伯特·丹尼尔斯曾在《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一书中做了摘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留下过《遗书》之类的东西……流亡者、外国资产阶级以及孟什维克的报纸引用了列宁写的一封包含有组织上的建议的信（这些引用歪曲到失去了意义的程度），冒充《遗书》。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仔细地研究了这封信……关于隐瞒或亵渎《遗书》的所有议论都是有害的幻想，是完全违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实际意志以及他所缔造的党的利益的。”[2]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 [2]R.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第274页。 这当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自愿写的文章。后来曾把许多托洛茨基著作译成英文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马科斯·伊斯特曼，1925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名为《列宁死后》的书。他在这本书里摘录了《列宁遗书》，向全世界介绍。三人帮对此惶恐不安，他们强迫托洛茨基发表文章予以否认，并写了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同意在文上署名。后来，这似乎成了托洛茨基的一桩心事，他曾三次就此事进行辩解。第一次是在他写给他的同事穆拉洛夫的信中（1928年9月11日）；第二次是在杜威委员会举行的关于莫斯科清洗审判事件的听证会上；第三次是在他写给乔塞夫·汉森的信中（1940年2月29日）。虽然三次辩解的意思相同，但由于这是个重要问题，所以仍准备按时间先后引用。 “在反对派还没有把争论公开化，还寄希望于严格地通过内部的方法纠正党的方针的时候，为了维护反对派，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反对马科斯·伊斯特曼所采取的措施。1925年秋天，政治局内的多数派把他们炮制的、内容是强烈谴责马科斯·伊斯特曼的声明强加给我。我考虑到，既然反对派领导集团的所有成员都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倾向于做出许多让步，反对派当然不能为了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自行其是的伊斯特曼的个人问题而展开斗争。出于这种理由，根据反对派领导集团的决定，我在关于伊斯特曼问题的声明——这份政治局多数派用或是在已写好的声明上签字，或是卷入公开斗争的最后通谋来逼迫我在声明上署了名。 我至今仍然认为，现在根本没有理由去研究反对派在1925年的政策正确与否，那个时候别无其他办法。总之，我当时所做的关于伊斯特曼的声明，只能被看作是我们当时所采取的谋求调停及和解的方针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 [1]R.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第274—275页。 “伊斯特曼没有与我和其他人商量就发表了这个文件。由于采取了这种手段，他就使在苏联内部的、而且是在早已存在分裂端倪的政治局里的内部斗争变得极其尖锐。我们这一方面努力避免分裂。政治局的多数派希望，不，是要求我对此持鲜明立场。当时由我署名的那份声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作是外交式的文件”[1]。 [1]《列昂·托洛茨基事件》英文版，第429页。 “听说，这些新道学先生们引用了我在伊斯特曼和列宁遗书问题上犯下的可怕罪行。多么卑劣的伪君子！当我们这一派为了避免为时过早的分裂而决定中止一切公开活动时，伊斯特曼自作主张，发表了这个文件。请不要忘记，这事甚至发生在建立有名的英俄工会和爆发中国革命之前，发生在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出现之前！我们为了争取时间而不得不依靠策略。相反，三驾马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为了向反对派发起促使其流产的挑衅，则企图利用伊斯特曼发表列宁遗书的事件。他们发出了最后通谍：或者是我必须在用我的名义、由他们写好的声明上签字，或者是他们因为这一问题而立即与我们兵戎相见。反对派的领导人一致认为，在这个时刻发生这种事情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我接受了最后通谍，决定必须在政治局起草的声明上签字。只有那些小资产阶级的骗子才会把这种政治必要性偷换为抽象的道德问题。这些人成天高唱：“世界灭亡，正义万岁！”而他们平素的所作所为却只配记到比这种高调还要甜腻腻得多的帐本上去。”[1] [1]《捍卫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360页。 托洛茨基到1940年时仍然认定，他1925年采取的否认《列宁遗书》的方针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这只能叫人吃惊。他的这些辩解本身托出了托洛茨基派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一，左翼反对派在1925年所采取的斗争方针仍然是所谓“谋求调停及和解”，这实际上是被动的战术，是极其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已讲过，并在其他书中提到过[1]，这里就不谈了。第二，即便这种方针是正确的，在否认重要政治文献《列宁遗书》的文章上署名的重大行动也表明，托洛茨基低估了列宁遗书本身的重要性。伊斯特曼没有与反对派的同志们商量就公布了遗书（不过全文是发表在1926年10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固然不妥当，然而一旦发表后，无论怎样讲“争取时间的策略”，也绝对不应在否认遗书的文章上署名。这样做毕竟是因为没有足够重视这份遗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如果仅仅把握住这份遗书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最高度的重要性，那么至少也会为在否认遗书的文章上署名一事而踌踏不前了。 [1]拙著《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第13—24页。 然而，不仅仅是由于“比这份短短的、仅仅有两页的《遗书》更令人惊叹的文件在政治史上还闻所未闻”（拉雅·多娜埃夫斯卡娅语。译注：此人曾作过托洛茨基的秘书），而且还在于，这是一份对左翼反对派无比有利的文件。今天如果反复研读这份遗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托洛茨基不是在列宁在世时召开的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1923年4月举行），而是在约一年后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才得知列宁留下了《遗书》的。但是无论怎么说，左翼反对派倘若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份遗书的重要意义，以它为指导精神开展活动，局面就会大不相同。对托洛茨基派来说是如此，对季诺维也夫派和布哈林派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的悲剧性失败可以说是他们在这场斗争之初就抹煞《列宁遗书》的报应。 书归正传。1926年到1927年，斯大林、布哈林派（多数派）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反对派）的斗争点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一，针对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化而提出的无产阶级民主要求；第二，关于农业、农民问题以及工业化争论的国内经济政策问题，即围绕着反对派提出的强调有计划地实行工业化以及推行镇压富农政策的主张而展开的争论；第三，在关于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特别是在关于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年—1927年）的问题上，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采取尾巴主义方针的多数派与强烈主张反其道而行之，恢复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反对派间所进行的争论。但是，与当时的国际革命运动以及苏联的经济状况、工业化争论相联系，成为上述争论的基础的总问题是：在落后国家苏联是否有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争。多数派主张这是可能的，而反对派则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究竟是谁继承了列宁的衣钵呢？斯大林派的一贯宣传当然说是他们自己。由于这种宣传一直广为流行，许多人至今仍深信不疑。 但是，在“斯大林批判”之后，真相逐渐明朗，而且还在变得更加明朗起来；不，事情并不象斯大林派所宣传的那样。毋宁说，反对派才基本上是列宁主义的，而斯大林派倒恰恰是修正派，难道不是如此吗？例如，即使拿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这个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来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革命以来的基本理论就恰恰是主张不可能论。托洛茨基曾经详细地援引文献来论证这一点。特别是读了他写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的第1章[1]以及《论一国社会主义》[2]等文，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由于我们在解释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不断革命论”时还要谈到这个问题，所以这里就不赘述了。不过，列宁在世时根本没有提出过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点实际上已由斯大林自己作了旁证。1924年4月，列宁去世后不久，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在这篇讲演（初版本）中，他这样论述了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 [2]《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附录部分。 “还不能说，在一个国家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还没有实现。不与若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我们能在一国范围内取得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吗？不，不能。一个国家的努力是足以打倒资产阶级的，我国革命的历史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为了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仅仅靠一个国家，特别是靠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此还需要若干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努力。因此，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是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要任务。一个国家胜利了的革命不应固步自封，而应把自己看作是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支柱和助动力。” 布哈林也是如此，他也是一直反对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1]。如托洛茨基所揭露的那样，有讽刺意味的是，1921年发表的下面这些否定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正是由布哈林起草，由当时包括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内的党的政治局加以肯定的： [1]见布哈林的一些论文：1917年写的《俄国的阶级斗争与革命》；1918年写的《从沙皇制度的崩溃到打倒资产阶级》；1919年写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世界革命》等。 “在苏联，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经过与世界资本主义的三年英勇斗争，无产阶级保持并加强了他们的苏维埃政府。然而，尽管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就工业而言，它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占优势的落后国家。俄国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发展时代。”[1] [1]《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纲领》第4章。 但是，在阐述了不可能论的同一年的12月，斯大林在他写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一文中却提出了与不可能论背道而驰的可能论，并且自《论列宁主义基础》的第二版（1924年12月）起，删去了前面引用过的那段文字，而主张：“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布哈林（列宁在世时他基本上是党内的极左派，列宁去世后变成了党内右派），就是这个布哈林也随着斯大林主张的变化而改变了观点。 [1]《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10—343页。 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观点却变得截然相反了呢？ 一种说法——例如，按照斯大林的神话，这是由于，1923年10月德国革命失败，以1924年前后为基本转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形势逐渐低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所谓相对稳定时期。斯大林及时抓住了这种形势变化，提出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赢得了人心，这是斯大林获胜的根本原因。但这决不是真话。诚然，1924年是走向相对稳定时期的转折点。但是三人帮控制的领导机关是在1925年到1926年时才认识到这一点的，这比时局的发展要落后一年半。1924年到1925年，他们还没有这种认识。就象在1924年年中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所表明的那样，实际上他们在这时还是认为德国革命即将到来。看一看季诺维也夫这一时期的言行或斯大林在1924年9月发表的《论国际形势》一文，这一点就清楚了。在这篇论文中，斯大林强烈遗责了那种认为“决定性的战斗已经发生过了，无产阶级在这些战斗中已被击溃，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巩固了”，“欧洲革命被推迟到遥远的将来的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处于“普遍的经济不稳定”，“工人正在走向革命”[1]。 [1]请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46、247、255页。其中“欧洲革命被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一句，系译自本书引文。此句在斯大林全集中文本中为：“认为实行‘和平主义'一定会使资产阶级政权巩固而使革命无限期地迟延”——译者。 所以上面那种说法并不真实，而是后来编造的臆说。毋宁说，斯大林改变主张的真正原因在于托洛茨基与三人帮的权力之争。 作为论文集《1917年》的序论，托洛茨基在1924年10月发表了涉及到1923年10月德国革命失败一事的长篇论文《十月的教训》[1]。这篇文章暗中押击了当时的三人帮，特别是抨击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然而，在1923年10月德国革命的失败上，与季诺维也夫相比，斯大林有更大的责任——这一点托洛茨基后来也提到过[2]。“现在看来，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与斯大林集团间无疑正滋长着不和的时候，却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朋友硬推到斯大林一边去，托洛茨基的这种搞法无疑是战略上的失败”[3]。总之，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派的这一攻击刺激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在1924年底，甚至秘密建议开除托洛茨基。虽然斯大林认为这样干还为时过早，拒绝了这个提议，但1923年秋以来，持续进行的反托洛茨基宣传的调门却更高了，以致于到了1925年1月，托洛茨基竟被迫辞去了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321—322页。 [3]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维埃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第243页。 这一时期，对托洛茨基进行攻击的理论核心就是针对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不断革命论的。可以说，不断革命论是使托洛茨基主义之所以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将在下一章里详细阐述。总的说来，在这一理论中有两点明显的主张。第一是关于在帝国主义阶段，落后国家的革命是一阶段革命的战略理论。第二是俄国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中第一个命题当然是与列宁在二月革命前提出的战略，即著名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个二阶段革命的战略理论相对立的。所以乍看上去，托洛茨基主义恰恰是反列宁主义的“发明”。因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都向它扑了过去。然而，如前所说，第二个命题所提出的关于俄国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理论并无不同。可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反托洛茨基宣传的矛头所向，却居然到了要修正布尔什维克这一传统的基本理论的地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到底没有走得那么远，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所做的这种修正以及斯大林、布哈林的富农政策使他们感到恐惧，所以三人帮终于在1925年分裂，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发展到了对立的地步。 为什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没有走得那么远呢？在1924年到1925年间，加米涅夫还是这样攻击托洛茨基的：“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早就消失了。他的‘不断革命’论无视农民的作用，丝毫也不考虑工农联盟这个有着决、定意义的问题，企图使俄国的工人政府全部依赖于将要来临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1]。 [1]加米涅夫《党与托洛茨基主义》，引自丹尼尔斯的著作。 但是，与斯大林的重大不同在于，加米涅夫的这篇文章没有把“俄国的工人政府”与“俄国的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过渡时期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等同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间有重大分歧。在反托洛茨基的宣传中，只有斯大林把他在1919年4月所阐述的俄国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同年12月变成了恰恰相反的俄国有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什么唯独斯大林——而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走到了这一步呢？ 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涯》中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虽然缺少骨气，但在理论上、政治上比斯大林要强。“他们有在流亡期间，在列宁领导下所掌握的、比斯大林要广博得多的对于国际情况的认识和了解”[1]。相反，在不懂外语，几乎没有国外流亡经验，不了解西欧的斯大林身上，民族狭隘性是非常强烈的。列宁在他晚年写的信中，就格鲁吉亚民族问题抨击了斯大林派，指出了他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错误倾向[2]。《列宁遗书》中则进一步指出了斯大林的权力主义倾向。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同，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宣传发展到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主张——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完全与之背道而驰的可能论。这样干恰恰是同他的个性相吻合的，至少也决不是同这一点没有关系。 [1]《我的生涯》日本现代思潮社版，第2卷，第934—935页。 [2]《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369页。 象后而将要论述到的那样，这种可能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它带有合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权力主义者斯大林胃口的暴力论的性质。但是，不应忘记，斯大林在改变观点的时候，曾利用了列宁的两篇论文，即利用了《论欧洲联邦的口号》（1915年）以及列宁在晚年写的《论合作制》（1923年）等文中的词句，企图把可能论装扮成列宁的观点。托洛茨基在他写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第1章）等书中，已揭穿了这种荒谬伎俩。不过，由于现在还有很多人相信斯大林的荒谬伎俩，所以出于揭穿它的必要，我准备先谈上几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的1915年，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1] [1]《论欧洲联邦的口号》《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21页。 列宁的这篇文章被斯大林、布哈林视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证据。然而，这是根据对列宁文章的荒谬的、错误的理解所做的歪曲。因为，第一，这里所说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社会主义生产”与其说指的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倒不如说指的是过渡时期，即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托洛茨基说： “列宁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而抱有那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是在落后国家建立这种社会的幻想。他考虑的是更现实的东西。这就是我国在十月革命初期已经取得的成果。这大概还需要证据吧？这种证据多得不胜枚举。 列宁在他起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纲领（1918年1月7日）中曾经说过：‘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1]。同年，即1918年初，他在以《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为题的、抨击布哈林的文章里这样写道：‘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2] 列宁怎么会假设这样短的时间内使‘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呢？他在这段话里放进了什么样的物质的、生产的以及社会的内容呢？ 这个问题使我们想起了列宁1918年4月29日在向苏维埃政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时所讲的下面这段话，这同列宁前面讲的那段话看起来迥然不同：'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3]。1919年2月3日，列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的大会上进一步坦率地指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制，希望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4] [1]《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416页。 [2]《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309页。 [3]《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金集》中文版，第27卷，第275页。 [4]《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75页。“社会主义劳动制”一词在原书引文中为“社会主义秩序”——译者。 在这两种情况中，究竟列宁在哪种情况下讲的话是正确的呢？是说‘社会主义一年之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的时候呢？还是说不是把‘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制'留给我们的儿子，而是留给我们的孙子的时候呢？——两种情况下列宁讲的话都是正确的。因为他所考虑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两个完全不同的、不能等量齐观的阶段。当列宁说‘社会主义一年之后在我国最终地现固起来”的时候，他并不是指要在一年，或‘几个月’内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即不是说要消灭阶级、消除城乡间的矛盾。他的实际意思是要恢复已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机械厂、工厂的生产，由此确保城乡间产品交换的可能性。这一短暂的时间本身就是全面理解列宁这段话的关键。当然，甚至就连完成这一初步的工作，列宁在1918年初所设想的时间也还是太短了。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不留情地嘲笑了这个实际上的‘失误'。正确地、全面地展望前途，我们一刻也不要相信在一年内、而且是在落后国家可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劳动制'。按列宁的说法，这个主要的、最终的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的实现要交给三代人去完成，这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辈。 列宁在1915年的文章里所说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也并不意味着创立社会主义社会，而说的是我们在苏联已实现的、要初步得多的工作。这还不是很明白的吗？倘若不是如此，根据列宁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荒唐结论：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还不得不把革命战争‘延长’到第三代人。”[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6—28页。 其次，不仅如此，“列宁的这段话并不是针对俄国写的，他是在对照俄国的情况谈论西欧的事情”。如列宁当时的一些文章（如《若干纲领》、《论革命的两条路线》等）所说，当时在列宁看来，俄国面临的是民主革命，还没有直接面对社会主义革命，面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还只有西欧各国。所以上面那些话自然谈的是西欧各国。因此，托洛茨基说：“抓住了其他谈论西欧的言论，给这些话附会上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而且实际上也没有的意思，并把它说成是在谈论它根本没有涉及的国家俄国，他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新理论”[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9页。 加米涅夫在第十五次党的中央全会（1926年11月）的演说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引证了列宁的《若干纲领》，说：“同志们，我们不能不认为，列宁在1915年所说的关于在一个国家创建社会主义的话显然指的是西欧各国”，这时，会场上的斯大林派发出了“胡说八道！”等等怪叫，加米涅夫遭到了厚颜无耻地奚落[1]。 [1]丹尼尔斯《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部，第294页。 被斯大林、布哈林引为证据的另一篇文章，就是《论合作制》，他们利用的是下面这段话：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以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我们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所估计不足的正是这一情况。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第一，在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操在国家手中），第二，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1] [1]《论合作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23页。 但是，由于这段话而认为列宁论述了仅仅在俄国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一文章通篇的主要着重点都是为了指出合作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它具有极大的社会主义意义。如托洛茨基所说，这篇文章强调了“工人国家完全可能、而且必须改变合作社的社会作用，只要政策对头，合作社就能沿着社会主义渠道，使私有农民的利益与国家的总利益结合起来”，而且它还指出了“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它仅仅是一篇这样的文章而已。 当托洛茨基这样说时，他确实是正确的：“当谈到‘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条件时，列宁严格地限制了他这篇论文的主题。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构成我们的基础的苏维埃制度作为必要条件，仅仅谈到了在没有新的阶级动乱的情况下，通过分散的小农经营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的问题。这篇文章仅仅提出了从小规模的私有商品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的社会形式和组织形式，而没有论述这一过渡的物质条件和生产条件。即使今天欧洲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并且用他们的技术来援助我们，作为调节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社会方法和组织方法，列宁提出的合作社问题今天也仍然保持着它的意义……”[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32—33页。 “列宁在同一时期，即在1923年初写的文章中说：‘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作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说，在这种场合，列宁是从这样一种猜想出发的，这就是：西欧无产阶级将同俄国无产阶级一道，而且要在他们前面到达社会主义。关于合作社的论文丝毫也不包含这样的暗示，即不包含苏维埃共和国也许通过调和的、改良主义的手段创立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以取代通过敌对的、革命的发展过程进入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暗示”[1] [1]《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248页。 我想，以上这些事实足以截穿斯大林、布哈林派的伎俩了。但是，为慎重起见还应进一步指出，事实上，自1905年革命以来，列宁阐述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言论是多得无以计数的。象前面已指出的那样，托洛茨基几乎罗列了这方面的全部文献。在后面解释不断革命论时，我将对其中的一部分加以介绍。 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了。总之，应强调指出，所谓斯大林出色地把握了苏联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提倡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等说法[1]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实际存在的只有上面谈到的那些关于斯大林的情况。至于布哈林的变节，恐怕除了由于权力斗争而追随斯大林外，还没有能对此加以说明的资料。罗伯特·丹尼尔斯写道，在1923年4月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还是支持左派的，可是到了这一年年底，他已经站到了反托洛茨基的三人帮一边。他到底是怎么从党内极左派或左派的支持者变成党内右派的呢？目前还缺乏资料来清楚地解释这一点。布哈林曾写过《评继续革命的理论》、《论反对派的经济纲领批判》等许多反托洛茨基的文章[2]。《布尔什维克》杂志（1926年第19号、20号）刊载的他的《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文[3]，对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最详细的论述。然而尽管如此，和斯大林如出一辙，布哈林的根本论据仍然不外是对前面提到的列宁的那两篇文章的歪曲。 [1]举例来说，请看安娜·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书，日本米斯兹书房出版。 [2]这些文章都已译成日文，收入了1929年白杨社出版的斯大林、布哈林著作集第13卷中。斯大林的文章则收入了这部著作集的第12卷等卷本里。 [3]斯大林、布哈林著作集日本白杨社1929年版，第10卷，《建设社会主义》部分。 布哈林是一位远比斯大林卓越的理论家。不过，我们只能认为，他最终还是由于权力斗争而追随斯大林，并因此而改弦更张。后来，他失悔于同斯大林的联合。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于索柯里尼柯夫的斡旋，布哈林与加米涅夫举行了秘密会谈，要求加入了已处于日暮黄昏的反斯大林阵营[1]。不过，1926年到1927年间，在斯大林派与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斗争时，布哈林还是曾经伙同斯大林，大肆鼓吹过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 [1]丹尼尔斯《共产主义文献史》1960年版，第1部，第308—309页。 如上所说，有着特殊政治意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起源于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它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而被炮制出来的——其出现的根源正在于此。不过，事实上，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也存在着使人们便于利用这种花招的一面，它是易于被人们如此加以利用的。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就是著名的不断革命论，下一章里将详细加以说明。托洛茨基的敌人自不待言，甚至连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对他的不断革命论也并不十分理解。因此，是把托洛茨基主义从被歪曲、被作为贬意词使用的“托洛茨基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译者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1968） 译者前言 托洛茨基（1879—1940），原名列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犹太人，生于乌克兰。1898年在中学学习时因从事工人运动曾被捕流放。1902年自西伯利亚逃脱，侨居国外。1905年，托洛茨基回国参加革命，曾在短期内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同年12月，托洛茨基被捕，1907年初再度由西伯利亚逃往国外。1917年，托洛茨基从美国回到彼得格勒，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前后，托洛茨基历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1923—1927年间，托洛茨基先后组织和参加了党内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5年，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6年被开除出政治局，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次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先后在土耳其、法国、挪威等地流亡，最后定居墨西哥。1938年9月，托洛茨基在巴黎组织了第四国际，与第三国际抗衡。1940年8月21日遇刺身死。 《托洛茨基主义》是一部介绍和分析托洛茨基学说的论著。在这部书中，作者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上的有关论述，回顾并分析了托洛茨基与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关于战略问题的论争，回顾并分析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布哈林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争论以及他们在中国革命问题、德国革命问题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斗争，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同时，作者在书中还以相当篇幅介绍了托洛茨基对苏联问题的看法以及这一看法的历史演变，并对其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探讨和批判。 从总的政治倾向上说，这部书是力图为托洛茨基翻案的。但是它主要是通过理论分析，而不是对个人品质的毁誉、对秘史的揭露来论证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的正确性的。书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这些观点往往涉及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理论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例如，作者认为，不平衡发展规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思想既非列宁的发现，也不是列宁的创见。前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早已有之，而后者早在1905年前后就已由托洛茨基提了出来。 作者指出，托洛茨基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革命战略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认为，未来的俄国革命应该是特殊的一阶段革命，即结合了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列宁直到二月革命时还认为，必须首先通过民主革命，打倒沙皇，完成上地革命，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改变了上述观点，主张在尚未完成土地革命的情况下就进行这种战略转变，因而在事实上接近了托洛茨基的主张。 作者认为，在俄国的革命战略问题上，列宁受马克思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文影响甚深，列宁的战略思想即源出于此。但是这篇文章的思想由马克思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做了新的发展，托洛茨基的战略思想就是与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9月后提出的新观点一致的，等等。 这部书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在力图为托洛茨基辩护，力图证明托洛茨基学说与马克思或列宁思想的一致性。在论证这种“一致”时，作者比较多地注意到了思想史上的联系，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但是对争论双方所处时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作者的分析和论述则显得不足，没有更多地注意将争论双方的观点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因此理论上的论述有时也就不免显得空泛，在论证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一致”时，某些地方也失之牵强。特别应该着重指出的是，作者在论述中国革命问题时，提出了一些极其错误的观点，希望读者们在阅读时能够注意鉴别和批判。 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无论在其生前还是死后，围绕着他和他的学说的争论都没有停止过。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在社会主义面临着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今天，人们对列宁逝世后的苏联党内路线斗争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大的关注是毫不奇怪的，而这种关注当然也不会不包括对托洛茨基的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经闭目塞听，对国外有关研究情况知之甚少，所以，介绍一些关于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的著作，对于我们开阔视野，正确地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解决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无疑是有益的。这也就是译者把这本书介绍给读者的初衷。这里，对袁是之同志帮助校阅，表示感谢。 囿于译者水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识者不吝教正。 译者 1983年4月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狄德罗《演员奇谈》一书前言（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狄德罗《演员奇谈》一书前言[1] 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那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在有关戏剧的经典文献中，我想，没有任何奇宝异石能比狄德罗的赫赫有名的《演员奇谈》更为光彩夺目的了。当然，这篇论著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有些零乱，仿佛缺乏一个提纲。“第一位交谈者”——即狄德罗本人，屡次回过头来大谈自己的命题；为了证明自己看上去有些古怪的论点，他滔滔不绝地引出一个又一个新的论据，声称一个演员要想打动观众，必须是个绝对没有情感的人。 不过一般地说狄德罗的风格就是这样。就在这篇对话中狄德罗本人也指出了他自身的这种极端的敏感性。诚然，他在这里也指出他有时候还是能够自我克制的；这时候他那清醒的、历来周密严谨的才智便会以其全部优雅巧妙的形式大放异彩，其优美精雅不仅无愧于十八世纪的聪敏机智，即使较之十七世纪妙不可言的明快典雅也毫不逊色。 然而，传统的法兰西精神却常常被狄德罗的沸腾的激情所破坏，被他迸发出来的思想火花所破坏。狄德罗同时代的人们说，狄德罗讲话时常常被自己的眼泪所哽住，他的热情奔放的雄辩才能从来无法形之于笔墨。这一点，狄德罗本人也不否认。他首先是一个被震撼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震撼他人的人。从这一个方面来看，他这篇对话结构上的未臻极致之点也正是它的精彩迷人之处。通过这样一篇东西，狄德罗发疯似地匆匆记下了前一天所发生的一场真实而生动的对话。我们仿佛是在阅读他的一篇朴实自然而又如此雄辩多才的谈话记录。这篇对话的其他方面则是完全无可指摘的。 当然，跟这篇对话的基本论点可以进行辩论，也就是说，可以对它作这样或那样的保留，但是从总的和整体的方面来看，这篇对话充满了深邃的心理的睿智。 依我看，狄德罗这篇对话的总的论点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主要的，因为这个道理不久之前伟大的考克连已经强调指出过了，[2]即演员的艺术在于直接处于激情和诚挚的对立面。对于我们来说，主要的结论是要从这篇对话中作出更广泛的概括。狄德罗说：“演员也跟诗人一样，总是不断从无尽的自然源泉中波取营养，否则他个人的储备就要枯竭。”[3] 客观的创作来自观察，出于所受的广泛的教育和收藏在自己作为演员形象和演技储备之中的集体的方法，来源于一个演员在自己周围所能找到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将客观的创作同强烈的、受个人主义所局限的、仅仅听命于自身情感的主观主义，一句话，同主观印象主义对立起来，这一点，即使对于我们今天也是具有高度价值的。 同样，狄德罗下述的论断也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对演员创作的提高大有禅益；他认为，演员即使在自己最富有激情的、高于生活的创作当中也是个模仿者。这里狄德罗是怎样理解模仿一词的呢？他说，一个伟大的演员都是自己在为自己进行创造，艺术地进行创造，将剧作家的工作最后完成——塑造庄严的形象、幻影、错觉，然后又开始模仿它们。我不知道大多数有才华的演员是否都是这样创作的，但是我想，这的确是一种伟大的表演方法。 同激情满怀的对话节奏和风格相比，同列举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例证来证明的鲜明的中心思想相比，对话中的历史事实部分的意义决不在前者之下。 把狄德罗对当时演员的维妙维肖的描绘，和他盼望尽快有一天人们能够自由挑选演员的职业而不再被视为社会小丑的心愿，同当前的情况比较一下，您就会明白，在这一点上，从总的和整体的方面来说，狄德罗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应该记住的是，狄德罗本人也曾提到过这一点；他说他那个时候的演员是被排斥于教会之外的，他们死后是没有葬身之地的。应该记住，只是法国大革命才率先颁布了使演员具有同其他一切人完全平等的真正公民权利的法令。[4] 然而，狄德罗在为演员说了不少崇高的言词的同时，也指出了——与其说是讥讽还不如说是以一个自然科学实验者的客观态度——演员气质上的某些特点；依我看，这些特点对于一个真正的演员倒是非常典型的，也许永远都是典型的。 一本百八十页的小册子却能够以它的字字句句给人们带来莫大的享受。 您仿佛真的在跟一个活生生的人谈话，仿佛看见了他的面孔，他的举止动作，您在注意听取他那妙趣横生的谈吐和深奥莫测的思想，并且感到得益匪浅，发人深省，即使是您不同意谈话中的某些观点，甚至不同意它的中心思想也于事无妨。 我想，戏剧处若能以这本小小的杰作为起点，出一套我们非常需要的、欧洲伟大人物论述戏剧的丛书倒是很好的。[5]还要说一点的是，我总觉得我们俄国对于狄德罗的了解不知为什么一直都是很不够的。 狄德罗这个人，尽管历史上同俄国社会舆论界有所接触，然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在我们这里是很少被人所承认的。 可是须知他是所有法国人当中最富有俄国气质的人了！他那激动不安的性格，火一般的热情，时而表现出来的无限广阔的视野，以及他那种经常流露出的偏偏不安的矛盾心境和在阐明基本原则时所表现出来的条理分明的头脑——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比如说，跟我们四十年代的那些人有一种非常亲近的关当我埋头阅读狄德罗的精彩作品时，常常会不由地想到他们同当时两个互相对立的人物——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和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的亲缘关系。[6]借此机会，希望我们一些念念不忘伏尔泰和卢梭的人，不要忘记在他们身后出现的那些超过这两位老前辈的后起之秀，希望狄德罗的著作能够受到珍爱，得以出版，尽可能快地成为使自己生活焕然一新的俄国人民的财富。 [1]卢那察尔斯基的这篇短文，最初发表在1922年苏联出版的狄德罗的《演员奇谈》的单行本上，1923年经过作者的补充和修改，以前言的形式载于由H·弗罗斯编注的《演员奇谈》一书。 [2]这里指的是法国著名喜剧演员欠努阿·贡斯当·考克连（1841-1905）在其《艺术与演员》（1880）和《演员的艺术》（1886）等书中所阐明的论点。——原编者注 [3]卢那察尔斯基这段引文与《演员奇谈》中的文字略有出入——原编者注 [4]1791年1月13日，立宪会议通过法令，承认演员具有公民的权利。——原编者注 [5]这套书二十年代里一直未出。——原编者注 [6]阿波隆·亚历山大罗维奇·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俄国文学批评家和诗人，思想保守，与斯拉夫派分子很接近，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者。
艺术及其最新形式——1923年12月2日在首所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报告（卢那察尔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艺术及其最新形式 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12月2日在首所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报告[1]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打算就最近时期在一些专门的会议上，在公开场合下，甚至在党内所经常展开的讨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社会学的角度，谈一谈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和我国存在的所谓“最新”艺术流派的实质问题。 这样我就不得不涉及一些我们这里还鲜为人知的最新流派了。像德国的表现主义和俄国的构成主义就未必能列入到这里，因为我们的书刊对它们或多或少已经作过介绍。但是对于像纯粹主义（又译精良主义——译者）这一重新出现的法国艺术流派就不同了，这个流派我们所知甚少，而且它的意义又非常重大。 一切艺术流派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历来如此。但这不是说能够，甚至必须从每一个新的艺术流派中定要找出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直接后果，也就是说，自我反问一下，是人们哪些劳动组织方面的变化导致了上层建筑中某个艺术流派的产生？这样提出问题也是可以的，只要所涉及的是整个时代，是艺术整体的重大变化；但假如所涉及的只是个别一些流派——真正意义上的个别流派，它们在同一时间内成打地存在，有时甚至不是存在几年，而只是存在几个月——像这样一些表面的变化，要去寻找它们产生的潜在原因，那显然是非常可笑的。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多少保持自身平衡的同时总是孕育着某种矛盾，这些矛盾在上层建筑或社会思想的领域内造成思潮或“时髦”的迅速交替，甚至同时出现好几种“时髦”现象。最近我们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的时代是动荡不安的。这一点根本无须证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压根儿就很不稳固，而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它的矛盾尤其尖锐。世界正在向实现共产主义的时代前进，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烈和尖锐。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迅速壮大的时代，我们正处于资本同工人阶级最后冲突的历史时期，这场冲突正以双方互有胜负的交替形式向前发展着，因而在各个方面形成一种很不稳定的局面。 几十年来，资本主义本身一直在摸索跟工人阶级斗争的新方法，有时同时采取好几种表面完全相反的手法，齐头并进。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们更经常的是听命于受资本支配的那些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的团体，他们在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制订出一套又一套的思想“体系”。 另外，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在革命化的过程中。在通往共产主义自我觉悟的道路上，在不断克服一系列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同时，还要经历种种深刻的思想变化。 何况，老实说，艺术，与其说是由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所创造，还不如说是由知识分子所创造；他们的左翼依附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右翼则依附于资产阶级社会统治者一方。这两个极端，将这一类别不同的群体分别吸引到自己的一边。有时候，同一个知识分子同时被两个极端所吸引；他痛苦，彷徨，辗转于二者之间，想方设法要把二者调和起来。 这就是导致产生这样多的艺术流派的思想基础。 艺术家常常不了解自己彷徨、动摇的原因。其实，从根本上说，艺术家动摇的原因恰恰是由一条横贯整个世界的裂痕所致，是由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截然分开的街垒所为。 但是，即使了解了这一点也不能只用基本政治因素来解释所有的艺术流派。决不能把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立体派等一一拿来，然后说这里有多少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有多少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按照不同的方式搭配起来，于是便得出了相应的艺术流派。问题比这要复杂得多。这些流派的产生，就好比是各基本社会倾向的化学变化的结果，是劳资冲突所引起的总的动荡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各艺术流派才像走马灯似地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印象主义、它的变种新印象主义、颓废派和颓废的象征主义及其彼此间的相互取代。随后，颓废的象征主义在法国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了，转移到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和日尔曼各国，在那里作为表现主义盛行一时。 就在这个时候，罗曼语各国同时出现了未来主义和立体主义，前者主要在意大利，后者在法国。除立体主义外，还有一些半未来主义的形式——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探索、极端主义派；后来，立体主义派生出一些各不相同的分支，最后转变成目前的所谓纯粹主义。一派接一派，像走马灯似地此起彼伏。所有这些，不过是三十年间的事，不会再长。这其间有几个流派已经被埋葬，余下几个尚未被埋葬的流派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了。 各流派之间这种迅速交替的变化，究其原因，全在于现代社会之不稳定，这一点我下面就要讲，以便向大家说明，这种或那种流派的产生究竟是哪些社会动因所引起的。 不过，同志们，还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对于最新的造型艺术来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关于这种新的造型艺术我还要谈的，因为在这里，它们出现得最早，表现得也最为明显)。 所有这些流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某种不严肃性。诚然，这种不严肃性更多地是那些“局外”公众所感受到的，但这种印象也常常为那些革新者本人的行为所证实。对于“局外的”公众来说，一幅画，天晓得画的什么——这显然是很不严肃的：把人体画成一堆结晶体、立方体和几何图形的组合——这是很不严肃的；把颜料涂抹得什么图像都看不出来——这是不严肃的，把一幅画画得像一堆色影庞杂、形式各异的碎布头——这是不严肃的。你们可能会提出疑问，说：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印象，原因在于观众不理解作者的意图。但是革新者本人的表现常常说明他们故意在强调自己的不严肃性。他们常常一味地胡来，这一点甚至从他们的外表举止上就能看出。他们不仅夸大自己的方法，对大家吐舌头，刺激公众，极端地表现自己的派别倾向，甚至在生活中干脆也在胡闹：衣着穿戴活像小丑，举止行为尽出洋相，迈着某种特殊的步子，千方百计地想招摇过市，出出风头。 正是你们自己所知道的这种情况（只用回想一下当初我们那些颓废派的所作所为，回想一下当初我们那些未来主义者和意象派们就可以清楚地想象得出每一个这样流派最初的滑稽的表演了）才使流派之外的人看清楚了他们这批革新者完全是些态度极不严肃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解释为十足的胡闹。 而且这种解释不无一定道理。眼下他们的市场很小，他们的画或音乐作品很难推销出去，而且很难同“学院派”老一辈的大师们竞争，因为老一辈大师们的作品占据着整个市场。因此，年轻人必须另找出路。年轻艺术家必须要搞出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寻找新的良好途径。可是由于(沉思的苟安者说)一切良好途径尽被他人发现，那么这“新的良好”途径实际上成为新的坏的途径了。于是，艺术家的趣味被破坏了，大家所寻求的并不是真正好的东西，而是某种标新立异的东西，因此，十分自然，他们便产生一些缺乏内在价值的可笑的思想。 对此，“左派”代表们满口白沫地回答说：如果说我们表现得有些怪模怪样的话——而确实如此——那么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引起大家对我们的注意，否则，在你们那万头攒动的市场上是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也就是说，在当前欧美甚至亚非一些城市中，美国式的光怪陆离必须以某种荒诞不经的花样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样做决不是我们真正的本意。我们作这样不严肃的表现，是因为我们年轻，精力过盛。我们是一些敢作敢为的人；因为要革命，我们要把旧的文物统统付之一炬，打个形象的比喻，看到这些旧文物在烈火中熊熊燃烧，我们感到非常开心。（这只不过是个形象比喻，因为实际上这些“左派”并未焚烧什么）。我们摆出一副天真幼稚的样子，因为这样做对我们有益无害。不过，假如你们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你们就会发现我们是极为严肃的一群。” 的确，每一种新流派都拥有大量的理论著作，旧文学在它们面前只好甘拜下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繁荣的时候，或者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和民粹派现实主义走红的时候，理论著作相对而言是不多的。可是现在，不仅大批理论家写些高深莫测的著作，就连艺术家本人——从麦特参热到马列维奇也出来著书立说，[2]写些异常深奥的小册子！我不是开玩笑——真是异常深奥。他们的观点在各方面都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在为自己的探索寻找论据；一会儿到神学中去寻找。一会儿到社会变革中去寻找（例如勃里克），[3]再不就到柏格森那里去寻求支持（如麦特参热）。总之，为了证明革新者艺术家所采取的路线是正确的，他们援引各种各样的理论：哲学的、社会学的、神学的，无所不有。 这就是说，这些革新者对待自己这项事业是非常认真的。与此同时，不少人对他们也是认真看待的。既然如此，找们也就可以在这里探讨一下他们的社会背景了。只有认真严肃的流派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阐明，否则也不值得我们作这样的分析，比如像为什么伊万·伊万内奇或彼得·彼得罗维奇穿了件红上衣呀？为什么他们的纽扣上不插石竹花而插一个汤勺呀？这可能仅仅是他们的怪脾气而已！ 但是如果您了解到，他们不只是穿一件红色短上衣，也不只是用汤勺代替石竹花，他们还写了四大卷的理论著作，一心一意要证明汤勺就是比石竹花高尚；如果这种观点拓展成一套完整的思想，比如就说构成主义吧，那么，很清楚，对这样的现象就需要做认真的研究了。 现在我们就印象主义和颓废派的问题作一简单分析吧。事先我要说明的是：如果我们深入地看一看，就会感到，尽管这些艺术理论家和身为艺术家的理论家写了大本大本的著作，可为什么有一个思想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那就是他们的艺术中总有那么一种不严肃性（这个思想传播很广，从来我都没有忘记，虽然我个人对这些人是很敬重的），这种感觉是事出有因的，那就是：所有这些最新流派有一个共同点——作品内在思想感情的无内容性。 比如，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十七世纪的巴罗克式艺术，[4]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一一所有这些流派，它们的内容都非常丰富；它们全都认为形式具有很大的意义，甚至有时（浪漫主义者）赋予形式以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艺术家（文学、音乐、绘画、雕刻）毕竟都是诗人，是创造形象的，而形象是具有一定思想感情可以接受的内容的。 所有这些，可以用列夫·托尔斯泰关于艺术的一句话来概括：艺术家是这样的人，他凭借自己外部细腻的情感和丰富的内心活动蕴育出一种新的感情宝库，并力求以此感染他人，使之也能达到艺术家本人所达到的高度。[5]再不就像奥斯特罗夫斯基所写的那样：为什么当一位伟大艺术家去世时我们感到自己像孤儿一样难过呢？因为您看到了他思考得是多么深刻，感受得是多么尖锐，因为他把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慷慨无私地分赠给了我们，使我们成了他的创作活动的一员。[6] 现代资产阶级艺术家是不会这样考虑问题的。作品内容风化的现象正在逐渐发生。十九世纪末那些专事摹仿他人的颓废派还不曾宣称他们愿意抛弃内容，但是后来时兴了立体派、未来派、至上主义；支持这些流派的人公然声称：“我们不要内容，诗歌也不应该有内容。”由于词汇本身就是思想，他们竟然达到胡乱拼凑的地步，即把不同的音节胡拼乱凑一气，所拼出的词汇从来不曾有过，也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拼凑是十分荒唐的，是艺术逐渐脱离社会内容的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结果。“内容是无关紧要的，形式重于一切。”有时他们甚至说：“内容是有害的，应该完全剔除，”或者说：“不必关心内容如何，有，就随便它去，不过最好是完全没有，只要有形式、音响、鲜明的线条、平面或形体等等的连贯结合就行了。”这就是那些别出心裁的流派最近的言论。 当然，艺术家有时候也做一些人们实用的东西。也许可以在洗脸盆内的画上寻找内容，可以在盒子上作一幅画，但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有一个精致实用的脸盆，而且这一现象本身就是艺术工业领域中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艺术行为。 目前，艺术开始完全投身于工业这一方面，力图完全将自己倾注于这一形式之中。但是这只不过是同一种观点、同一个口号——“抛弃内容”——的另外一支罢了。而这一口号恰恰是已经出现的不要生活内容的思想在人们意识里的反映。 问题不在于人们谈论自己时说：“得了吧，你们要什么内容呀？有文艺作品不就什么都有了吗，我有许许多多的思想感情可以体现在音乐或诗歌、绘画或雕塑之中，但是一旦当我走向画架，着手进行艺术创作时，这些思想感情就是多余的了。”问题在于他们没有任何思想。他们的感情是微不足道的，是任性加胡闹。他们所有的理论跟狐狸说葡萄是酸的的理由一样。当你谈到这样一个人——他蔑视内容，忘记艺术家是思想感情领域中的创造者，而议论起来就跟鼹鼠一样，说自己不想观察，因为自己反正没有眼睛；或者像家养的鸭子那样，说自己不愿意高飞，因为自己的翅膀早已退化了——在这种时候，类似的比喻便油然而生。现代资产阶级文艺界的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在造型艺术领域中，完全没有什么内容可言，原因是这些知识分子所依附的基本阶级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内容。 资产阶级很久以来就失去了自己的进步内容，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它可以掠夺数以百万计的钱财，也可以进一步推行它的买空卖空的政治，但是在思想艺术中维护自己的社会价值却是不行的。例外情况俯拾即是：有过那么几个诗人——主要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他们试图站出来保卫资本主义，例如德·居勒尔就证明说，[7]资本主义是一头猛狮，而无产阶级则是一只胡狼，只能分享狮子筵席上剩下来的残羹冷饭。[8]但这种胡说八道。连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们也知道只能败坏他们自己的声誉。就在早些时候，当尼采借助于超越封建情感的方法间接地支持资产阶级妄想狂，提出自己的超人哲学时，也曾引起过很大的风披；很难想象可以通过查拉图什特拉这个凌驾于人生欢乐与痛苦之上的隐士，[9]就可以为专事剥夺工人之所得，在都市的餐厅和妓院寻欢作乐的大腹便便的银行家进行辩解。[10]这种辩解是毫无用处的。 不能说资本主义在艺术中从未受到过推崇。就以维尔哈这位诗人为例吧。他置身于没落艺术之外，保持一种独特的立场，从某些方面说跟无产阶级颇为接近。维尔哈伦在《银行家》一诗中塑造了一位资本家的高大形象；他想，尽管表面看上去银行家唯利是图，形象不佳，但实际上他是光彩夺目的巨人，伟大的专权者；这样的人历史上从未有过。但难道说这里有什么辩护的意思吗？没有，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在维尔哈伦看来，这位银行家是一头猛狮，一头凶残的野兽，应该尽快地加以消灭，否则遗患无穷。 现在想不出能够从哪些方面为资本主义进行辩解了。因此资产阶级对为自己进行辩解的道德方式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既然艺术对于资产阶级已不再有自我辩解的需要，那宫对于后者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摆设和消遣罢了。因此，资本家对艺术家说：“迎合我的胃口吧，充当我的裱糊匠和小丑吧。”于是，那些决心迎合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就得反复咀嚼一些非常陈旧的、谁也不需要的学院派的宝贝——矫饰艺术，[11]即资产阶级为之推崇和哀悼的旧的艺术否则他们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切内容，完全投身于纯陶器和纯地毯的工作，做些色彩和音响的游戏，等等；它们能给人以表面的满足，既不会深刻触及人的灵魂，也不会激发他们的理智。最后，滑稽逗乐的艺术逐渐增多了，这种艺术专门以插科打诨、宣扬色情为乐事。 这就是没落资产阶级在上面打下自己肥厚的烙印的艺术。但是即使在这里，也还有一些艺术家，虽然他们为资产阶级出了力，但他们并没有全力以赴，也不是心甘情愿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界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因此，他们的命运同这个阶级的历史命运是休戚相关的。1848年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小资产阶级进化的一个转折年头。你们都了解1848年革命的性质。1848年，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展开了斗争，但是无产阶级和下层农民运动的规模吓坏了他们，他们血腥地叛卖了无产阶级，并且离开了它。从此，小资产阶级开始日益没落，他们丧失了“第三等级”的革命传统，不再是进步思想和伟大理想的旗手了；这个阶级从内部瓦解了，精神上没有了信仰。出现一些反动乌托邦主义者和狂热分子，他们高喊“回到中世纪去！”有些艺术家也想表达这种意思，但因得不到响应而默不作声了。这样的人为数不少，他们一头钻进神秘绝望和悲观主义之中。所有这些情绪都很阴暗，它们不能帮助人们生活，可以说只是确认自身没落的意识。这种自身没有价值的意识导致了反犹太主义的抬头：“犹太人控制了我们，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大和狡猾。”仇视女人的征战——反女性主义开始了，再不就来个女权运动——仇视男人旗帜下的妇女运动。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属于病态现象；就算他们在劳动的社会分工方面有客观的基础，这样反而更糟，因为他们清楚地表明，这里存在的基础本身被破坏了。 那些反映帝国主义时期颓废者情绪的诗人表现了十九世纪末的没落的实质，即所谓世纪末的情绪。他们也正是这样称自己为颓废派的，而且完全明确地承认他们全都是日薄西山之人，他们在为全人类安魂祈祷（他们这样想），他们只会悲伤地哭泣。不错，他们说：我们的诗是有内容的，是象征主义的。但你们分析一下看！ 歌德是象征主义者吗？是的，他在自己的《浮士德》中是个象征主义者。那么雪莱在《普罗米修斯》中呢？[12]是的，当然是的。我们再以埃斯库罗斯为例：他也是象征主义者。但他是怎样一个象征主义者呢？[13]这位象征主义者力图从某个形象中概括大量的现实生活现象，通过洗炼、浓郁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象征，从而把握思想和感受的广阔的容量。 那么颓废派-象征主义者呢？颓废派-象征主义者说“我心灵深处有一些潜意识的半截子思想和半截子的半截子感情，但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正是这样的思想和感情；以真正的感情来生活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太粗俗了，这样的感情只适用于普通老百姓：我们是感情细腻的人，我们能够倾听出我们心灵深处创造出来的东西，无论是这种细微的音响，还是我们这种细腻的“感情”，我们——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力图通过某种极为甜蜜的、富于音乐感的窃窃私语传达给感情细腻的公众。颓废派-象征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不理解他们的作品，这样更好。兰波深感自豪的是他的《彩画集》无人懂得。[14]马拉美坚持认为只有非同寻常的人才能够理解他。[15]这种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特点——实际上是非常琐碎、非常狭隘的——恰恰是象征主义者的真正骄傲。 我们眼见他们作品的内容变得越来越肤浅，几乎是完全抛弃了内容。随后便开始出现一批不要内容的艺术家。我们说他们“不要内容”是想以此强调这些艺术家根本就不想认真表现什么思想，他们至今仍在坚持自己推行没有思想、没有对象、没有感情的艺术的权利。 这种内容衰竭的现象在整个艺术战线上都有发生，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如此之重大，以至于由此出发，既可以解释某些最新流派的基本特点，也可以说明它们的社会成因。 几乎与颓废派和象征主义同一个时期，印象主义也发展起来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正确理解印象主义的，而不理解印象主义，也就无法理解在它之后所发生的一切。 印象主义的“首领们”仿佛都出身于十分道地的现实主义，而且是现实主义的继承人。自然主义者左拉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写道：印象主义和自然主义本是同胞手足。然而印象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之间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印象主义者自己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一点。 印象主义理论家们说：现实主义者库尔贝描绘实物时就不按照人们所看见的样子来画，[16]他所描绘的是我们对树或人的中间印象，而这种中间印象，即所谓事物的本质，恰恰正是他要画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者距实际现实同样是很远的；以埃及人为例吧，他们常常以面孔的侧面、身躯的正面来做剪影。我们拿这张纸为例。你们说，这张纸是白的吗？不对。在这种光照下它当然不是白的，而是淡黄色和浅蓝色的；如果把它拿到阳光下，它将是白的，可是您把它拿到窗边，透过窗上的红玻璃来看，那它将是红色的。由于光照不同，它的颜色也不同，因为均匀的、漫射的、白色的光线几乎从来没有，所以这张纸的颜色很少能呈现为白色。于是印象派艺术家说：如果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现实主义者，那么我何必一定要把事物描绘成自然科学工作者认为的样子呢？我要把它描绘成我实际看到的样子，这是我的眼睛的真实：抓取事物给人的瞬间印象。 这是绘画中的一场巨大变革。艺术家现在已不再追求再现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的形态，而是力求反映事物给我们的直接瞬间感受了。由此，在对现实的刻画上便出现一些独特的变化，出现了由现实主义向主观主义的过渡。莫奈画鲁昂大教堂画了四十次，[17]画一垛草画了六十七次，他早上画，晚上画，有时在这样光照的条件下画，有时在另外光照的条件下画，根据自己眼睛的视觉，每次都画出一幅新画。因此他的画老也画不完，总带有草图和素描的性质。必须抓取一瞬间的光线，不然半小时后光线就变成另一个样子了。这每次的白色光点不仅取决于客观的自然条件，而且还要看画家的主观条件如何，看他的眼睛的敏锐程度怎么样，看他决定取舍什么，他当时感兴趣的是什么，作画时的情绪又怎么样。 印象主义迈出的下一步，便是声称艺术家不应该画得太详尽，只应画出最主要的突出观感'——“印象”。印象主义并不是简单描绘人们当时所看到的事物。即使高能够再现色彩的柯达照相机，也不能说这就是印象主义。不，印象主义是该事物在该艺术家头脑里所呈现的短暂印象。这里很容易得出英国印象派画家惠司勒所作的结论。[18]他说：我情绪忧郁时看泰晤士河是一个样子，心情高兴时再看，完全是另外一幅样子。的确，若是相信自己的感知，那么印象便是一种行动，通过它，能够显露出一定的气质或情绪。德国人直截了当地称印象派风景画家为Stimmungslandschafter。[19]我们知道，太阳落山时并不感到忧伤——而且它也没有落山，那是地球本身在转动——然而落日总是使人感到某种忧伤，只因为它给艺术家以忧伤的印象，而印象主义者描绘了这一令人忧伤的时刻。艺术家创作时将自己本身的感受融化于画中，把这种内在的音乐赋予艺术家所加工的情节；这就是为什么说印象主义是狭隘的主观主义的缘故。 如果您说：我希望按照我所感觉到的样子描绘事物，也就是说，不是描绘事物本身，而是描绘我对该事物的印象，而该事物给您的印象也许同给我的印象不一样。那样我就不会感到满足，也无法理解。印象主义当初就是不为人所理解的。只是后来公众才对它有了反响，才开始理解其作品的妙处，习惯于印象派所采用的那种别出心裁的色调，鲜艳夺目的怪异形态和形式变形种种。 法国的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在表层上勾画出颤动的光，画出掠过物体表面的所谓映像和光点。这就是所谓的颤动色、透明色和半透明色。怎样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为此，新印象派画家们决定在画面上涂上色彩各异的鲜明斑点，如果从一定的距离看去，这些斑点便汇集于一处，形成一定色彩的印象，于是，这一综合色彩就变活了，像真正的光那样在不断地颤动跳跃。 但是不管个别一些画的效果有多么鲜明，印象派是无法实实在在地表现现实生活的。他们超脱不了对艺术的形式主义的态度——这话是在最充分的意义上说的。他们这样说：我们的责任是用极其高超的艺术向你们传递我们所感受到的物的形象。 这里和物有什么关系呢？物的样子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何须再来传递？为什么要把自然再重新描绘、捉弄一番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印象主义者认为有充分理由要求人们欣赏他的画，为他的画出大价钱呢？问题在于这个已经失去自身内在内容并把握了其它各阶级文化（这些阶级也都曾失去自身的内容）的所谓文明的法国，对形式有着异乎寻常的趣味。因此，对于它来说，画的价值不在于上面画了一位正在洗澡的太太，而在于雷诺阿画得绰约多姿，[20]技法不凡，其意义不在于相似与否，而在于色彩的颤动。艺术家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一隅，其着眼点完全与众不同，没有它，您决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善于“从新的角度”、主观地进行观察，善于将自己主观的独特的感受描绘下来——这就是印象主义的力量和意义所在。 不过，与此同时，另外一场运动也开始了，除印象主义外，立体主义也发展起来。印象主义认为塞尚是自己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21]虽然塞尚后来与印象主义脱离了关系。立体主义则认为塞尚是自己的开山鼻祖，虽然塞尚若能看到立体主义者的作品，他大概会大吃一惊而断然否定的。但是上面这种情况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塞尚既是印象主义者，也是立体主义者。 关于塞尚，应该说，他是一位非常勤奋而且专心致志的人，几乎在所有的人已经没有可能甚至失去作画的愿望时，他却在心向往画出名副其实的画来。同普桑、克洛特、洛兰或文艺复兴时期真他伟大艺术家相比，[22]这位法兰西院士显得十分无知，而且根本不行，绘画艺术成了“棕色调料”，[23]陷入追求时尚的拙劣模仿。而印象主义者不去作画，都从大自然中临摹一些别出心裁的剪影。印象主义者从不关心画的结构问题，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色与光。 塞尚产生一种深刻的内在要求，他一心要创作出这样的画来：它布局严谨，结构完整，上下左右均没有延伸；关于这幅画，您应该知道边框为什么取到这里，为什么线条的走向在画框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颜色是这样的结合而不是那样的结合。他一心要把画画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使一切——从画帽的大小和画面的形式直至颜色的搭配——都服从于一个思想。 此外，塞尚懂得，印象主义画笔下的世界仿佛都是流动的，一切都处在云雾之中，而且他知道这是不正确的。印象主义者和新印象主义者根据自己眼睛之所见对世界描绘得越多，与现实相像的画就越少。塞尚懂得，当我们看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它的重量，感觉到它的一定规模。他感觉到每一种颜色都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有某种颜色的分量，然而，在印象主义者那里，东西是一团浆糊，世界逐渐融化为幻影。 因此，塞尚得出的公式是：我愿根据自然画普桑式的画。 塞尚常常说：我若能画得像丁托列托那样，[24]死也心甘。[25] 当然，塞尚的追随者们认为，丁托列托不过是一只破旧的套鞋，像他那样作画是很羞于见人的。人们只是现在才逐渐开始了解普桑和丁托列托、安格尔、科罗和塞尚之间的联系是怎么回事。[26]只是最近人们才开始了解塞尚主义的实质何在。 问题是作为一名画家，塞尚并不怎么高明，他画得相当差，色彩运用也相当差。我知道，我这样说会使塞尚的崇拜者大为恼火的，但眼下许多昔日塞尚的维护者正在一个跟一个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塞尚笔下的色彩是浑浊不清的，不协调和不连贯的，丝毫不能给人以真正的审美享受，而这样的享受我们从真正善于运笔调色的画家那里——无论是透纳的代表作，[27]还是威尼斯人那样深刻的作品——是能够得到的。问题并不在于塞尚故意不按威尼斯人的方式作画；[28]他达不到他们的高度，缺乏这方面的功底。甚至在结构方面塞尚也不怎么强。但是他作画热诚勤奋，正是这种劲头才使他的作品具有现在这样独特的风格。 对于真正的艺术大师，对于鲁本斯或委拉斯开兹，[29]你们就不能说他们是否在勤奋作画了，只用看看他们画成的那些画这个事实就行了。人们走过去，看看他们的画，会说，“画就应该这样画！” 举一个例子：在分析《巴赫奇萨拉依的喷泉》时发现某个特定人物说话时话中夹带大量“Л”，而另一个人物的话里夹带大量的“Р”。[30]当然，不能以为普希金在写这个作品时就想到这里一定得加上五十个“P”！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会嘲笑这种做法的，我们了解他对这事的看法。如果说普希金对自己作品的形式下过很大工夫的话，那么他是花在听觉效果上的。他推敲的是诗的音响如何，悦耳不悦耳，正确不正确；什么句点、逗点，他全然不理会。现在也许会出来个绝顶聪明的勃里克或“新的普希金专家”着手做这件事。于是就说我这儿是一位温柔多情的太太，理应让她显得婀娜多姿；这里是一位暴君，应该让他显得狂暴乖戾，于是我们就按照这样的原则下笔，最后大功告成。但是，任何一个能够看出你笔下的婀娜多姿和狂暴乖戾只不过是在做做样子的人，都不会在感情上接受这一点，而只能通过理智和反射来接受。这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通病。 塞尚痛苦地压缩自己的素材，他常常不是随心所欲地把什么都拿出来，而是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压缩已经画好了的人体肖像，这样也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获得成功。 与此同时，追随塞尚的人没有弄明白的恰恰是塞尚全部探索中的健康的东西，即热切希望从自然素材中构思画面的渴求，保留自然客观存在的信心，用现实的、高分量的绘画打破高更的平淡无奇。塞尚最听不得别人说绘画应该平淡，应该画无足轻重的东西。画出形体来，这是他的伟大任务，因为一个真正的画家应该表现现实世界的威力，创造比我们所见的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新世界的形象。但是塞尚本人中途失败了，他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应该往何处去，因此迈出的步子缺乏信心。但他的追随者所走的则是一条完全错误的路，他们以为塞尚主义的实质就是“破坏形式”。 现在我们反问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塞尚这样的人呢？他仅仅是个怪人吗？不。他不仅不是怪人，而且是一位其创作在当代欧洲艺术中构成一个转折点的人。应该说明的是：为什么他能够出现，为什么他的追随者未能正确理解他，继续他的探索，消除塞尚的错误和不彻底性，反而千方百计地歪曲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对前者和后者都有最明确不过的说明。 塞尚产生的原因，在于当时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自由竞争对资产阶级来说已经是一件危险的事了，资产阶级自由议会的蜕变可能导致灾难，必须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彼此紧密团结，组成联盟。 于是，这样一条路，即从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到垄断的强制纪律的道路，在塞尚主义中，在法国的宏伟派中都有所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道路得到了至今还在活动的、以莫拉斯为首的强大的君主立宪联盟的支持。[31]莫拉斯创立了资产阶级制度的新的理论。莫拉斯需要一位君主，但这完全不是因为过去有过这样的传统，而是为了巩固整个资产阶级。莫拉斯不是提出议会，而是提出由各行业和工场推举出来的有选举权的众议院；让这样一个机构出来作咨议，表明国家各部门间的相互关系。但为了避免各部门间的争论导致无政府主义，这一咨议机构之上应该设置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总之，莫拉斯认为，如果法国居民都相信天主教，把议会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一心一意为皇帝的宝座效忠，那么这才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但是莫拉斯懂得，重新复活天主教是不行的，颁布这样一道法令也是不行的，因此这就更加需要建立一个拥有专制权力的、非常强大的政府；这个政府的首脑必须是一个绝对独立的人，而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位君主。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认为必须组织起来，必须将个人的、局部的东西服从于中央集权，中央应该炫耀自己“宏伟的制度”与“和谐的文化”。 法国著名作曲家之间的争论同样能够证明我对塞尚主义本质的看法是正确的。德彪西追求色彩，创造流动音乐。即一种玩弄情绪、光点的游戏，一种利用色彩耍弄高超技艺的把戏。然而德彪西的反对者却说，音乐不应该像印象派的画，而应该像一座建筑。重要的不是表现情绪的游戏，不是谐谑曲，不是狂想曲，不是即兴乐章，而是整个一座音乐殿堂。应该回到巴赫那里，回到宗教音乐那里，回到旧的结构那里！丹第直截了当地说，[32]这种宏伟的音乐是和社会由无政府主义过渡到伟大君主立宪制的宏伟统一同时产生的。 资产阶级完全转向兵营式的爱国主义教育，走上扩大总统和专制者等人权力的道路；所有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出于向外部，特别是同内部敌人斗争的需要。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资产阶级潮流，它们高喊“打倒议会！祖国万岁！”的口号，同时又把祖国看成是各统治阶级的牢固组织，可以用暴力镇压一切国内外敢于反抗它们的势力？这样的思潮是有的。1914年战争之前，它表现为日甚一日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它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整个面貌。 看一看战前法国的资产阶级吧。当时，年轻资产者的典型是那些穿戴打扮几乎和女人完全一样的人；他们对外表的考虑归结到一点，即如何才能显出自己是有宗教信仰的，是非常脆弱的。他们害怕一切粗犷健康的东西。尝尝烤羊肉串怎么样？——哪儿的话！他们除了喝一些最稀薄的糖浆外别的什么也不吃。他们患有胃病、心脏病；他们不能爱女人，所以他们只好说现在生活中的爱情是肮脏的，等死后我们再和自己的心上人结合吧，等等。这就是上个世纪末娇嫩纤弱的年轻资产者的样子。他创造的以及为他创造的文学也是这样的娇嫩纤弱。 请看，从二十世纪起，马里内蒂大喊大叫的时候情况是什么样子呢？[33]资产者开始学习击剑和拳击，风驰电掣地驾驶着汽车，进行体育锻炼，以增强体质。他们仿效美国人——因为要掌握世界就必须储存巨大的能量。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勒紧腰带！勒紧腰带，组织起来！为了什么》为了使法国(或者干脆提祖国）成为强国，因为只有国力强盛了才能使在国外的政权有可能建立起高耸的民族大厦；在这里，大厦的各个部分紧密搭配，甚为壮观。他们对艺术也提出了相应的任务：要求艺术能吸引人，能给人以动力，号召人们组织起来。立体派艺术家很少能给人什么动力，他们走的是分析和内省的道路。富有文化修养的法国，虽然早就对组织的思想十分敬仰，但仍然过于萎靡不振，过于文质彬彬，没有大吼一声，摇身变成一头猛兽的准备。 现在，资产阶级艺术家的任务是要渗透进事物的“内部构成”中去，对每一事物的理解都要通过其局部的构成，并将其表现为复杂而牢固的总构成的其它事物联结在一起。 最初，构成主义者并不了解“为实现这一想法怎样才能将整体组织起来？他们作过种种努力，也曾想创作数学画、几何画，但这都不能服人。它们都是些无倾向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以将材料组织起来的中心思想。 比如说，一位艺术家为了“整体”而牺牲局部，将局部搞得面目全非。那么，每一个普通公民也应该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目标而牺牲自身了。但须知这个国家维护的是少数人的权力。这个道理怎么说呢？不知道！到哪儿去寻找能够为这种组织基础服务的崇高思想和激励大家的感情呢？无处可找！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只有诸如兵营、学生团体、官僚机构等这样一些组织；它们的力量不在于它们的目标明确，而在于它们强调严格的纪律。这样“有组织能力的”艺术流派——从无政府的印象主义到构成主义——所走的则是无对象的构成主义道路。用破坏事物的方式表现事物的内在结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同时表现事物，这等于是在拿所描绘的对象搞纯形式的游戏。于是有人便毫无根据地说仿佛这样就能揭示出事物的“内在本质”。实际上，吉他的内在本质，制造吉他的师傅最清楚，他比那些把吉他胡乱拆开，画成东一块西一块木片的立体派艺术家要清楚得多。 其实，各种各样的立体主义者、构成主义者和塞尚的追随者，他们任何实在的感情和实在的思想都没有，他们仅仅有一种意识，即必须“组织起来”“组织”世界。 简单谈几句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未来主义也符合资产阶级的需要，符合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文化转折"。资产阶级一心想使自己的机体康健，神经坚强；为了同革命的无产阶级进行较量，为了同其它资产阶级集团在瓜分世界的斗争中兵戎相见，他们需要旺盛的侵略野心。让颓废精神和坟墓见鬼去吧，我们要为生活而欢乐，要直接抓住狂热生活所能给予我们的一切机遇！人称未来主义的资产阶级艺术把一切都转变为内在的冲动，希望一切都能像轮子一样旋转，而且表里如一。一个人，如果他有重大的、很有社会价值的思想，他决不会像小丑似地扭捏作态，也不会随便把什么对象、色彩、乱七八糟的碎片做成华而不实的东西，他一定会使自己的作品达到某种和谐一致。但是，甚至在文学本身之中，一些完整的、表达明确的思想开始在消失。以马里内蒂为例，他的作品完全没有内容，而且还竭力在卖弄聪明，因为这样的作家非常爱听那种粗野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如未来派诗人的“兑尔-布尔-希尔”之类）。这种粗俗的风格眼在此以前居主导地位的甜蜜东西是互相矛盾的；其目的在于使读者不要产生以前居统治地位的悒郁情绪，而应对土耳其的大鼓有所准备——大鼓敲的什么虽然不了解，但人们一听便知道它。 未来主义表现了我们的敌人的力量。未来主义知识分子迎合了备战的资产阶级的需要。然而，这里形式上的某些东西也可以为我们的艺术所用，在战斗中伴随着我们，反对资产阶级。 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是注定要灭亡的阶级的反动，这个阶级已经失去了自身的内容，表面十分消极。未来主义是应运而生的兴奋剂。其生命力表现于它的粗俗外表的活力，而它的缺乏内容则表现在它对形式的破坏上，这就好比组织的愿望产生了立体主义，而组织思想的缺乏则产生了对形体形式的破坏一样。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最近一个很引人瞩目的现象——德国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这个名字本身已经表明这里有与印象主义相对立的东西。事实也是这样；表现主义和印象主义在许多方面是截然相反的。印象主义讲究的是“印象的艺术”，表现主义讲究的则是“表现的艺术”。印象派艺术家说：我愿完整地、一丝不苟地传递自然给予我的印象，而且要直接、纯真。表现主义艺术家则说：自然与我无关；我唯一希望于艺术的，是能够让我表现我的内心世界。 是的，我们说过，印象主义是主观的，甚至把自己的客观性几乎说成是科学的；立体主义也是主观的，法国印象主义者说，他们希望反映客观世界，但是他们当即证明说，他们所说的客观世界即艺术家所看到的世界，而且还带着一定的情绪，所以这个世界是经过主观折射的，完全受主观意识的状况所制约的。但是尽管如此，正如我强调过的，他们的任务仍然是纯艺术的，即一位大师应该向自己提出的：想方设法传达这一现象世界，务使其五彩缤纷，生机盎然，充分运用自己敏锐的目光和灵巧的双手。 立体主义仿佛在事物的“内在本质”上停止不前了。人决非只是现象的人，树木也决非只是现象的树木；什么是手，或者什么是枝条，它们如何直接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们的本质。立体主义者说，我要表现本质本身——树木的最重要内容即树木的主要“构成思想”。这一主要思想在于树木系一圆柱体，不完全挺直，也不对称；可以截下一段略带弯曲的圆柱体。树皮的颜色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这要看它受光照的情况而定，但这都不重要：因为我想传达的是结构的本质，所以应该取灰的或浅褐色的底色，因为这种底色是树木的任何色调都会有的，然后将树皮染成这样中性的颜色。接着，树干分成若干不大的枝叉。这就是一棵“体现了本质的树木”！印象主义在表现最重要的内容时仅仅抓取最独特的部分，并将其概括为许多光怪陆离的斑点。而立体主义则力求找出两三个基本“典型”特征，在几何学的帮助下，使各个线条具有更大的共性和图式的确定性。 因此，立体主义正是利用取消结构的气质，取消微小的特点、细节、将整个结构归结为一副骨架和基础的办法，使自己绘形绘色的结构具有最大的份量和最强的实物感。 但每个人对此都可能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而且，如果大家都千篇一律地简单从事，那将是很乏味的；要想点别的法子，不然这算什么呢？手——圆柱形，腿——圆柱形，肚子——圆柱形，脖子——圆柱形，头——球形，不能总是把人画得像学校上美术课时偶尔使用的模具或裁缝师傅裁衣时用的衣架嘛。这样就会令人生腻。所以应该继续前进。例如，可以同时表现您是如何观察人的，从侧面看是什么样，从后面、从正面看又是怎么样。也可以这样：画一个人的正面，同时在旁边再画上他的侧面，或者，比方说，用一种颜色画正面，用另一种颜色侧面，这侧面也是一幅正面画，使人能够看到两面，而颜色的搭配要赋予一种特殊的内在趣味，能够清楚地分辨被画人体的不同正面，甚至他的内面，要尽可能地避免色彩，即使运用，也不过是为了使构图具有更强烈的效果而已。瞧，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关于“物的结构”的生动说明！ 但是要知道，一个这样被画出来的人，不仅完全不像他自己，甚至完全不像一个人！当然，这并非因为立体主义者不会正确地临摹人体，而是他们不愿意…… 记得有一位非常有趣的“十分极端的”艺术家给我看他妻子的肖像画，他把画在地上打开，我看到的好像是一堆蔓菁和萝卜，又像是一块怪里怪气的地毯。他望着这幅画，看了良久，说，“当然，谈不上相似。”还用说么！压根儿就不像人，更不用说像他的妻子了。当然，他笔下的妻子不是写实的，他在想象中将妻子分割成许多小块，然后把它们摆好，以便人们看得更清楚些。因为当她是个完整的人的时候，是无法看清她的各个部分的，一旦切割成碎块，分别摆放，令人一目了然，相像是谈不上了，但毕竟百分之百是他的妻子，而不是别人。说来可笑，但却真有其事…… 由此可见，立体主义深深陷入主观主义之中，这是因为这些孤芳自赏的文人雅士没有人愿意去探讨社会艺术的语言。看来，他们若想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宣传性质，如果在不表现思想感情、不反映现存世界的情况下还想表现一些他们很看重的艺术旋律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努力使这种宣传能为大家所接受。是的，千万不能这样！一个主张革新的艺术家，袖手站立在公众一边，认为自己根本无法跟大家说话！必须来个彻底的改变，把这些“节奏”和“旋律”传递给工农大众，应该用全新的方法进行工作。立体主义者的方法是“非常讲究的”，只能为深谙各种流派的人所理解。所以他们的作品是属于极少数人的。 表现主义发展于战后的德国。它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呢？表现主义是可怕的社会失望的后果。德国受到了打击，它的君主制被推翻了，它的本来可以成为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理想的兵营组织被粉碎了。表现主义者，即进步的但却是资产阶级的德国知识分子，非常憎恨德皇，憎恨资产阶级，认为是他们毁灭了德国。表现主义者希望给自己实在无法忍受的处境寻找一条出路。能不能说他们既没有感情也没有思想呢？不能。他们既有感情，也有思想；他们批评现存社会，憎恨这个社会；他们准备呐喊，吼叫；当然，他们希望做一名宣传员。 表现主义者说：艺术家是怎样的人？艺术家是非同寻常的人，他比其他人更有头脑，思想感情更加丰富，他见多识广，善于把自己的见闻表现出来，善于把这一切组织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一种宣传。艺术家是预言家，甚至是神圣的未卜先知者。他活着为的是展现自己开阔而明亮的灵魂。他不只是圣贤，他是预言家。这是因为他艺术地表现了自己的心灵，也就是说，赋予这一心灵光辉以生命，让别人也能体验他自己的心灵之光，深入到他自己的生活中心，走入他最隐秘的生活底蕴，看到各种色彩、形象、线条，即他的动荡不安的心灵的预卜。艺术家不是靠明白的箴言和某些充满哲理的警句和社会格言来预预卜未来的人。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的宣传是通过形象进行的，他们的精神内容不是通过他们的头脑传递到我们脑海，尔后再进入我们的心扉：不，它直接从他们的潜意识的“我”渗透入我们的潜意识。他们的宣传直接发自他们的心理内涵，然后呈现在画布上，通过你们的眼睛，直接跃入你们的心灵，激发你们的感情。无怪乎表现主义者说：我何必画自然中已有的东西呢？假如我想表现高傲，那我就，比方说，故意画一个丑陋的马头，下面是鹰爪，鼻孔向外喷火，这就是高傲。如果你们说：这算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画？这样的马是没有的！那我就回答说：你们是十足的白痴。因为你们这样就等于去问交响乐的每一个音符的含义。任何可以翻译出来的含义也没有。如果说生活中没有这样的色彩——那又怎么样呢？这样的色彩最适合于激发某种特定的感情。——表现主义者这样说。 你们觉得这样的表现主义很有内容，富有倾向性。但有趣的是：第一，它宣传的究竟是什么？第二，它是怎样宣传的，它的宣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人理解，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抓住人心？ 和法国的绘画传统不同，德国十九世纪下半期的绘画不是从形式而是从内容出发的，因此德国绘画抽象的较少，但是不讲究形式、不讲究趣味的较多，而法国这个时期的绘画则纯净匀称，技法高超。我们看到，无论是立体主义者还是未来主义者，他们的作品中任何特定的内容都没有，有的只是某种紧张度，对此可以用下面的话来表达：可以说，未来主义在反映晚期资本主义的残酷的乐观性；可以说，立体主义是垄断主义兵营式的宏伟的构成。所有这一切，通过对纯形式的任务的解决都能够达到。表现主义不愿意只宣扬形式。表现主义关心内容。甚至可以说德国人的表现主义往往过分受累于哲学，他们的感情甚至太过于理智。几乎现代德国的每一幅画都是形而上的，画中总包含着某种哲理，某种从德国所经历的社会变动的角度的思考，如此等等。表现主义粗放，直率，它喜欢用男低音的嗓门喊叫，可是它又把握不好音调；不过它很为自己的粗犷感到自豪。 尽管这样，从内容质量和表达明快的意义上说，表现主义的情况并不妙。它的思想本质上是世界末日的思想。换言之，表现主义堕入了颓废派；它很受一部分德国知识分子的欢迎，这些人看不到任何生活出路，崇尚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从本质上讲，除了在自身挖掘外，对于注定要死的人来说，别无他途。整个世界，像哈姆雷特说的，是一具爬满蛆虫的僵尸；在自身上挖掘，除了这种蛆虫，别的什么也发现不了。表现主义者敲丧钟的目的在于唤醒大家注意不仅德意志帝国的气数已尽，世界的末日也到了。 你们知道，哲学家施本格勒对这种情绪作过哲学上的论证。[34]自然，和他一道行事的还有这样一些艺术家，他们声称今生今世等待我们的只有磨难，拯救只能在彼岸世界。艺术家们环顾生活，看到的尽是各种怪模怪样的嘴脸，而在自己身上感到的则是某种类似“至尊灵魂”受难的情形，颇有点像叔本华的“意志”，就是说，应该忘却自我，忘记个人世界，与“整体”共生，渗入存在的心脏——靠近上帝。于是，他们通过天主教、佛教，通过现代的神秘宗教或孔夫子靠近上帝。在所有情况下，这种神秘的宗教都会使每个人用自己可怜的铁锹在自己身上（不是在“隐秘世界的中心）挖掘，折腾自己的神经在多数情况下，找到某种臆想的妥协，某种杜撰的理论，制造出它的艺术模像，然后顶礼膜拜。几乎人人都说他们有自己的上帝——因为这上帝是他们从自己身上挖掘出来的，是自己的产物！表现主义甚至不分派别，他们只是一些零散的个人：几乎每一个表现主义者都有自己个人的神秘观。也有这样的表现主义者，他们向往社会主义，但大都带有无政府主义成分。这里表现出一种希望探讨某些规律和社会组织的道路的愿望，但表现主义者不同于立体主义者，他们对君主立宪不抱幻想，[35]因为这种制度已经有过试验，失败了。他们说：我们不愿走回头路。如果社会被分解为一个个的个人，这就是向前迈进了一步，摆脱了禁锢旧威廉德国的铁的文化。无政府主义状态要更好一些！ 个别一些表现主义者愿意靠近共产主义；他们眼见俄国建立了新的秩序，于是，有些表现主义便走上了这条道路。 他们不害怕破坏。他们觉得，俄国（如诽谤成性的记者为吓唬德国资产阶级所描绘的那样）像一幅被激情燃烧起来的表现主义的巨画。他们就是这样理解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把这场革命看成是纷乱一团的激情和以社会为整体的新的原则。 因此，他们放出各种“欧亚大陆论”，其实，这些理论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跟共产主义毫不相干。 表现主义的基本弱点是它实质上无话可说。它“笼统地”反抗。它说“我是预言家，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伟大的真理。”什么样的真理？“我还没有找到，我正在寻找，人们啊，寻找上帝吧，寻找出路吧，舍此无法生活啊！”当然，这是预言，但这预言可以说是完全的否定。 由于表现主义者被分成彼此孤立的个人，只能独自沉思，因此当问及他们的预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明白时，他们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他们没有社会的语言。如果您对一个表现主义者说：亲爱的，你涂抹的这玩艺儿什么也没有向我们说明，他会回答说：“我有什么法子呢？我的心灵就是这个样子！难道要我把自己的心灵梳理一番吗？那样就不是表现主义了。难道我必须降低到大众的水平吗？不，我应该把他们提高到我的水平，提高到一个伟大的、唯一正在探索的预言家的水平。”因此，表现主义者有时能够愚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现在，表现主义者翁鲁的剧作《广场》已经译成了俄文。[36]我不知道译者怎么翻译得了这样的东西！即使党中央下令要我翻译，我也翻译不了；这不是因为我的德文水平不行，我的德文不错，能够自由阅读，问题是我弄不懂它说的是什么。作者故意把所有的句子完全打乱。显然，他认为，一旦人们看懂了，那就说明他没有学问。他希望人们能够赞叹说：真够复杂的！真是高深莫测！这样翁鲁就满足了。 表现主义者的精神宗旨跟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样，他们都是些没有扎实理论的反抗者，不承认阶级的、有纪律的组织，是一些散兵游勇的倡导者，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因此，虽然他们也反对资产阶级，而且可能成为我们的同盟军，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很容易受各种资产阶级幻想的迷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表现主义说明知识分子在向无产阶级的某种转变。诚然，几乎所有表现主义者都会断然否定这一点，他们会说：“你，无产者，你算老几，你会干什么！你带来了伟大的革命，很好，我们可以跟你合作，不过以后你要建立秩序的呀！什么秩序？小市民的秩序！你会把一切都磨平，一切都各就各位，然后过起满足、安静的生活！我们跟你走的不是一条路。你缺乏想象力；你要求遵守纪律，建立组织，可我是个不守纪律的人，在你那个幸福的牲口棚里，找这个幸运儿会到处寻找挂钩上吊的。”他们受资产阶级庸俗风气的毒害太深，认为任何其它秩序都是不可能的。 但表现主义者究竟要走向何处呢？他们憎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瞧不起他们。无产阶级是有力量的，而且，德国知识分子每况愈下的境遇越突出，无产阶级越能表明他们能够建立某种牢固存在的基础；表现主义者的绝望情绪越大，那么，他们的目光投向无产阶级这边就越频繁。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表现主义者不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所谓共产未来派运动中也有一些个人主义的反抗者。[37]如何对待他们呢？这个问题可不简单。我们德国的党员同志们说：派他们去哪儿呢？去运输队？不行，他们太不安分了。去正规部队也不行——他们太不守纪律了。他们无法跟任何人共事。我们的同志害怕把这些人编入自己的队伍，可这些人一再声称愿意跟大家在一起。也许，将来德国成立工农政府后他们的人数会很多，因为到那时他们厌恶革命的情绪没有了，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联结在一起的愿望也没有了——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维护资本主义。 由于知识分子相信新生力量，追随伟大的领袖——无产者，他们会在这里为自己找到自由的。他们会发现，作为自由社会的守纪律成员这跟迎合某个威廉，赞颂兵营式的官方的一套是完全不同的。 在西方当代的艺术家中，有人早在表现主义者之前就反对资产阶级了，但是他们尚未找到通向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坚定道路。这样的艺术家有好几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比利时诗人埃米尔·维尔哈伦了。不错，1914年他倾向过沙文主义，从他的作品中还能够找出其它种种错误和不谐调的声音，但是从总的方面和整体来看，维尔哈伦是无产阶级的朋友。很难想象有比他的《黄昏》更颓废绝望的作品了。[38]当他结束自己的初期和第二个时期的作品时，他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39]为什么？因为这位杰出的知识分子被资本压迫得无法忍受了；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怕景象，可是怎样摆脱它们——他不知道。因此，他在作品中描写生活的黄昏，他抗议，他呐喊。维尔哈伦自己说，在这绝望的日子里，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运动和比利时人民之家，新的印象使他立刻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这件事说明，今后，部分感到绝望的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新阶级的思想中会找到自己的出路的。 当前法国有没有这类现象呢？ 为说明这一点，现在我们谈谈法国最新的一个流派——纯粹主义。纯粹主义完全是从立体主义而来，现在，大多数法国立体主义者都云集在纯粹主义的周围，立体主义的刊物《新精神》由两位杰出的艺术家牵头：奥桑方和让奈勒，[40]参加者中许多都是塞尚的门徒。 纯粹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为立体主义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纯粹主义，还有立体主义，声明说，应该不只是反映自然，就像现实主义者所做的和印象主义者力图要做的那样，还应该创造新的自然。他们说，纯粹主义正是在色彩和形式方面“创造新自然的新方法”。然而纯粹主义认为，在创作中，你们不应该有幻想，否则创作将成为个人的杜撰，成为应该抛弃的自由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沉滓泛起。不，不能用幻想替代来自外界的印象；应该善于把这些印象组织起来，要组织得合理、客观，跟立体主义不同，要人人遵守，个个信服。 按照纯粹主义者的想法，把对象“组织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塞尚所追求的是希望整幅画或多或少要达到协调一致。是的，但这只是外观。现在需要的是另外的东西。必须使作品清楚明白到跟用语言表达的那样，此外，必须把作品组织成这样，使该画完美的内在合理性得到胜利。纯粹主义者说，自然中的偶然现象很多，它们跟艺术没有任何关系，用不着让其千古流传；很明显，艺术家在研究风景或人体的时候应该像研究数学那样探求某种内在的公式，表达现象内在合理的、永久的、符合规律的内容，尔后予以刻画。每幅画并不是人的一般幻想，也不是圈在框子里的一块森林或田野，它是经过高度组织的，即所谓人性化了的一块现实。因为人是理性的体现者，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他——恰恰是探求理性、规律的那个自然部分——希望创造一个出于理智创造者之手的环境。绘画应该画出这样的自然，即它仿佛原来就是合理的。画中的内在思想和对自然的组织应该是冲压出来的。纯粹主义者指出，柯罗、安格尔和早些时候的普桑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41]他们说，埃及的雕像就是伟大的纯粹主义，因为埃及艺术家们懂得，问题不在于将巨石雕成幻想中的人，而在于能够不为偶然的细节所障目，在于认识其本质。纯粹主义者承认这一要求为纯粹主义和立体主义所共有，但他们一再进行声辩，强调自己的带原则性的新意与不同。由于主体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的构思是各行其是的；纯粹主义者说，必须进行社会构思，应该让每个看过画的人都说：“画得多么正确，画得多么有道理！”而不是说：“画得简直莫名其妙！”纯粹主义者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够吸引众多的人。 他们说：自然界有许多偶然的混乱的事物；反之，工业品中更多的则是自觉合理的东西，因而，各种工业品——如盘子、瓶子、汤勺，都是永恒之物。当纯粹主义者开始探讨瓶子中或盘子里永恒的东西是什么，当他们想把人的产品从一切“偶然事物”中清理出来，给工业品以“永恒的”反映时，他们就会意识到这时自己正在渗入到事物的真正本质中去；他们会发现，为理智所加强了的自然是怎样一代代走过来的，怎样受到历代人的称道，因而这些普通物的形成才变得如此完美，强似最理想的花朵。奥桑方寻思，如果说物的形式在改变，但经历几千年，基本上还保持原来的样子，那么这就清楚地说明，这样的形式是合理的，是有道理的，于是便恭恭敬敬地画起“永恒的瓶子”来，认为它才是纯形式的体现。他视这瓶子为伟大生动的题材而加以维护。 但这里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恰恰表现了纯粹主义的弱点，而这个弱点又源于它理论上强的一面。当你们阅读纯粹主义理论家的著作时，开始你们会说：他们是对的。能够把人类对世界的真正要求集中于艺术中的艺术家，能够赋予物质世界以完美艺术形式的艺术家，该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助手呀！这样的艺术家能够洞察未来，把未来刻画得如同现实一般。因而，当你们接触到安格尔和普桑的作品后就会看到他们在自己朴实奇妙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是如何进行创造的，那时你们就会说：是啊，我们是能够和这些人的门徒接近的。 但你们请看看现代纯粹主义者的绘画作品吧：从这里你们立刻就能看到它们同立体主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立体主义者画的则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以列日为例。[42]他身上有多少立体主义的东西呀！他的画使人无法看懂，它们是包在立体主义襁褓中的纯粹主义。你们清楚地知道，纯粹主义者是从立体主义中派生出来的，但是并未脱离立体主义。奥桑方画瓶子，画了一个又一个，有长颈瓶，也有别的样子的，还有“规模很大的”，一套一套的瓶子，他锲而不舍，一定要让你们明了表面光滑、线条优美的瓶子有多么漂亮。对于千百年来人类制造的大大小小瓶子、杯子的每一个细节和各种形式，他画起来备感亲切；他认为这是人类工业的真正奇葩。但他这样画一次、两次、十次、无数次，最后你会喊叫起来：世间不只是一个瓶子呀！世界大着呢，我不愿钻进这只瓶子里，也不希望整个世界都变成一只瓶子！ 这里问题不在于该流派某些代表人物的极端作法。艺术实践表明，纯粹主义是产生不出画来的。纯粹主义者不了解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可以上面，用什么样合理的感情能够使画变活。纯粹主义者害怕现实的感情和重大的思想；他自然主义地选取实物，选取瓶子，岂不知瓶子是不能成为人的理想的。 纯粹主义者只怕丢掉瓶子，千万别陷入什么倾向，但是思想感情难道能够无倾向、超党性、超阶级吗？何况还处在斗争的时期！而纯粹主义者动摇不定，他们希望置身于阶级之外。于是，一方面，他们跟君主立宪主义者调情，说君主立宪分子是一些组织者，他们具有真正的建设精神，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进步的，他们希望把社会建造成一座端庄的金字塔！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无产阶级又抱有好感，接近布尔什维克，欢迎马雅可夫斯基，将自己的刊物签名寄给我。我想，他们这样做感情是诚恳的，因为他们明知无产阶级“也”想建立一个合理的永久的社会…… 纯粹主义者坐在自己的瓶子里，望着世界说：我讨厌资产阶级的一片混乱，希望严谨和谐的自然社会。我还是坐在瓶子里，看谁来建立这样的社会。对双方我都有好感。无产阶级是伟大的建设阶级，无产阶级将带来宏伟的风格，无产阶级将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社会，它像一座座巨大的花园城市，出现在面貌一新的土地上。但是无产阶级也许做不到这一点呢？到那时，某个波那巴头子或某位至高无上的主教便会做到这一点。即使是这样也还不错，因为作为一名职业画家的我，上下都不用承受多大的压力。只要一般地有秩序、有结构、有风格就行，为此，这种风格表现出来的无论是供资产者避风遮雨的城堡，或是供人类友好相处的人民之家，都无关紧要。纯粹主义者甚至会说：这后一种情形要好得多，但就是不知道能否实现；如果实现不了，那么资产阶级的城堡也比目前混乱的局面要好。 因此，当人们说纯粹主义是道地的资产阶级现象时，这话既正确，又不正确。该派否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弃绝带有自由主义反响的现象。但这一现象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呢？当然不是。它表达当前一部分知识分子希望建立牢固的社会组织的愿望。纯粹主义者能够为两个阵营当助手。既然我们相信我们的组织是现实存在，我们的组织是人类的自由，因此这些“新”艺术家的摇摆和我们就是格格不入的。 由此可见，纯粹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社会混乱的反抗本身是带有双重性的，而他们的艺术实践距离我们就更远了。还有一个特点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纯粹主义的本质。纯粹主义者不仅认为瓶子是理性的体现，他们还非常欣赏海上的轮船、无线电报和现代航空，并且说，工程师远远高于建筑师。建筑师总离不开旧的一套，他模仿的种种建筑格式都不是摞于现代生活，建筑师心目中的风格不过是某种旧风格的人为嫁接，或者干脆什么也不是，工程师则不然，当他要建造一座工厂烟囱或一艘远洋客轮时，他并不考虑什么风格不风格，但是，由于工程师有精湛的技术，知道一定要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舒适牢固，有实用目标，因此，恰恰是他在创造真正的新的美。纯粹主义者借列·科尔比采·索尼埃之口说：建筑师疲倦了，老了，死了，向工程师学习吧！他们常常将此称之谓构成主义。[43]他们说：艺术的伟大原则在于严格地信守目标，严格合理地把一定数量的材料汇拢起来，将各种成分连结为结构，也就是说，把它们巧妙地连结为某种符合自身使命的结构。众所周知，这并不是艺术家专门的或主要的任务，这是一切行业中的师傅的任务，但是纯粹主义者却说，最伟大的艺术和美恰恰是由此这样产生的。 纯粹主义者赞赏远洋轮船、钢筋水泥建筑，赞赏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工业文化产物。但难道我们就不欣赏这些东西吗？难道我们对漂亮的大工业城市就无动于衷吗？不是这样。决不是这样。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城市，首先是千百万无产者，他们知道明天的口号，他们准备为这个能够给全人类带来解放的明天牺牲自己；可是对于纯粹主义者——资产阶级都市主义者——来说，城市，首先是轻歌舞剧剧场，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海报，是奔驰的小汽车轮子和各种各样的车辆，等等。 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的纯粹主义艺术家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一旦他们的都市主义思想倒向赞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面，倒向赞美现代城市的表面繁荣与热闹的方面，你们立即就会看到，他们是不配被称为无产阶级的盟友的。 在对待俄国未来主义演变的问题上也只能采取这种观点。早期的俄国未来主义喜欢自作聪明，毫无目的地耍弄新花样，搞恶作剧，喊叫什么：内容是不重要的，必须走“革命化形式的”道路。他们这些关于革命化形式的思想使未来主义者成了艺术老权贵们的眼中钉。这些老权贵（包括“红方块王子派”中的年轻权贵)倾向于认为未来主义者的一切东西均系胡闹。[44]由于这些权贵们顽固坚持原来的传统，他们说，这些年轻的未来主义者没有任何才华，只是一群浪荡公子而已。但是，正在走向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却在开始观察这些新的流派，发现他们任何革命的东西也没有。这些年轻人高喊：“个个年轻，肚里空空。”他们之所以喊叫，是因为他们的嗓门大，胃口好。同时他们身上还“有些新鲜东西”。外国资产者早就视马里内蒂为自己人了，而且他们有权这样做；他们认为，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艺术家很像一种使人兴奋的甜美饮料——美国的毕康酒。资产者开始接受未来主义的趣味，而西方的未来主义很早就明确地成为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时代最富侵略性的资产阶级流派。不过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未来主义产生的时候革命已经成熟，知识分子中资产阶级的情绪没有那么强烈。当革命革到了资产者的头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被打入地狱之后，未来主义者说：无产者，你是革命者，我也是革命者，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同志，请把手伸过来！ 然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和未来主义革命的内容，原来完全是两回事：无产阶级自觉地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而未来主义想的却没有准，他们说“未来主义着眼未来，不过是怎样的未来，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无产阶级拒绝了未来主义者向它伸过来的手，要求这只手多少要有点可贵的才气。无产阶级不承认唯美派的“革命”，它以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对未来主义者进行再教育。 “列夫”在其他艺术团体中率先宣布：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真心诚意地接受你们的共产主义内容。 但是，同志们，等待这些人的是很大的不愉快。所幸的是这些“左派”艺术家——年轻的、有才华的、大胆的——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并没有带着自己那些乌七八糟的三角形和莫名其妙的胶合板圆圈，他们带的是帮助我们建设重要革命事业的愿望。但是他们像刚刚脱离蛋壳的小鸡，尾巴上还带有原先形式主义的蛋皮。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专门研究技艺，后来才接触到无产阶级的内容。一个感情充沛的艺术家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使命呢？革命给他带来了感情的海洋，现在，他眼前有最明亮的思想星座。这一切新的思想内容都应该表现得尽量地单纯、可信，尽可能地有力。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感情，“共产党员未来主义者”有，而且在他们的胸中燃烧，可是他们却一个劲地写些这样的诗句：“伏罗希洛夫发了话，真叫顶呱呱。”[45]是不是因为阿谢耶夫不识字？是不是他在敷衍塞责？不是，一千个不是！阿谢耶夫是个有才华的人。可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搞出这样的玩艺儿，因为他觉得不能用简单朴实的词汇，一定得拿腔作势。与此同时，成于上万的优秀读者却很不满意这种别扭的押韵方式。决不能因为《列夫》常受到青年人的欢迎就忘乎所以，因为青年人是不会拒绝为艺术中新的极端流派捧场的，他们的这种态度很快就会过去的。为了使昨天的“共产党员未来主义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诗人，必须从形式主义向前迈进，去探索对新内容的最简明有力的表现方法。 法国和德国的“最新”绘画中正在出现分化：有些人靠近纯粹主义，另一些人走向表现主义。还有一些艺术家接近共产主义。当然，我们对这后一部分人格外地感兴趣，不过，即使是这后一部分人，他们也还不能找到进行宏伟的现实主义表现的真正语言和方法。 艺术知识分子们正在徘徊观望，他们像风中芦苇，随风摇摆；然而，对于他们来说，以无产阶级为方向，是他们唯一正确的道路。到那时，纯粹主义也好，表现主义也好，都将获得真正的意义，它们将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汇合于现实主义之中；到那时，这些艺术家自然会受到很大的精神鼓舞，这鼓舞将发自他们的内心——这里汇集着一个巨大的先进阶级的运动。到了那个时候，一种统一的伟大的艺术，将会出现，也许，它将是迄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伟大的艺术。 [1]卢那察尔斯基的这篇报告后来收在他的论文集《艺术与革命》（1924年）中。六十年代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持编选的《卢那察尔斯基文集》（8卷本）收入的也是原来这个版本。因文字不确切，专家们后来又作了订正。本篇是根据1982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新出版的卢那察尔斯基《论艺术》（两卷集）第一卷译出的。 [2]让·麦特参热（1883-1956），法国艺术家，与人合著有《论立体主义》。 卡·马列维奇（18781935），俄罗斯艺术家，无对象艺术——至上主义——的倡导者，著有《论艺术新体系》等。 [3]勃理克（1888-1945），苏俄作家，未来派理论家。 [4]巴罗克系“歪曲的珍珠”的意思，是17世纪的一种艺术样式。意在区别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端正性，绘画上讲究色影华美，线条曲折多变。 [5]见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托尔斯泰全集》第30卷，第119页。 [6]这里的引文不确切，卢那察尔斯基所指的大概是奥斯特罗夫斯基关于普希金的一次讲话（1880），见《奥斯特罗夫斯基文集》第10卷，莫斯科，1960年，第150页。——原编者注 [7]弗朗索瓦·德·居勒尔（1854-1928），德国作家。 [8]这里指居勒尔的剧本《狮子的筵席》（1891）所描写的内容。该剧意在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促进工人们的福利，剧中一个正面人物把资本主义比作猛狮，把工人比作胡狼，后者只能从前者那里分得一点残羹剩饭（见该剧第4幕第3场）。 [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1844-1900）的《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1883-1884）中的主人公。 [10]这里指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1855-1916）的诗集《喧嚣的力量》（1902）中的一首诗《银行家》。——原编者注 [11]卢那察尔斯基以此来讽刺那些保守的艺术家和作家，他们用传统的学院派精神创作些陈腐矫饰、因循守旧之作。——原编者注 [12]指英国诗人雪莱（1792-1822）的抒情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 [13]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公元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 [14]兰波（1854-1891），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他的散文诗《彩画集》（1886）表现了作者的审美原则——“将含混不清的内容传达给含混不清的人们。” [15]马拉美（1842-189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卢那察尔斯基关于他有一篇专门的文章《纪念马拉美》（1913）。 [16]库尔贝（1819-1877），法国画家。 [17]莫奈（1840-1926），法国画家，印象派创始人之一，《鲁昂大教堂》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18]惠司勒（1834-1903），侨居英国的美国画家，与印象派很接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19]德文，意思是情绪风景画家。 [20]雷诺阿（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 [21]塞尚（1839-1906），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 [22]普桑（1594-1665），法国画家、古典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 格兰（1600-1682），法国画家， [23]印象主义者指责学院派艺术是“棕色”格调画。——原编者注 [24]丁托列托（1578-1594），意大利画家。 [25]据同时代人的回忆，塞尚曾经说：“……一旦上了这些印象主义者的当，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根据自然修正普桑，这就是全部要做的事！”（阿布鲁阿兹·沃拉尔：《塞尚》，列宁格勒，1934，第79页）：“请看看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普桑吧，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经典画家。”关于丁托列托，塞尚在一封信里写道：“是的，我赞同您对最卓越的威尼斯人的夸奖。我们欣赏丁托列托”（见：爱弥尔·贝拿尔：《保尔·塞尚——未发表的书信及有关他的回忆》，莫斯科，1912年，第80页、66页） [26]安格尔（1780-1867），法国画家。 科罗(1796-1875)，法国画家。 [27]透纳（1775-1851），英国画家。 [28]这里指文艺复兴时期（15-16世纪）的威尼斯派画家——乔尔乔涅、提香、巴奥洛·维罗涅兹、丁托列托等人，这些“威尼斯人”特别注意色彩的运用和光的协调，在传达人体色调和温度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表现力。 [29]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 [30]卢那察尔斯基这里指的可能是Д.维戈茨基的《音韵学研究心得（<巴赫奇萨拉依的喷泉>）》一文，但是文章在对照该诗（主要写三个人物）的语音构成时，作者研究的不是“Л”和“Р”两个音，而是“З”、“Г”、“М”三个与“语音形象”——人物的名字——相关的字母（见《纪念维盖罗夫教授的普希金文集。普希金研究，第4辑》），莫斯科-彼得格勒，1922年，第55-58页。 [31]沙尔·莫拉斯(（1868-1952），法国批评家，诗人。 [32]丹第（1851-1931），法国作曲家，关于他的音乐见解，卢那察尔斯基在《肖邦音乐的文化意义》（1910）和《再论贝多芬》（1921）两文中均有论述。 [33]马里内蒂（1876-1944），意大利文艺理论家，发表过《未来主义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吹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意大利法西斯的帮凶。 [34]奥斯渥特·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前驱之一。其主要著作有《欧洲的没落》（1918-1922）等。 [35]当然，远非一切立体主义者都赞同君主立宪制；这里主要是一些二流艺术家，他们把莫拉斯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不过立体主义的“组织”倾向的社会反动性，这里还是指出了。——原编者注 [36]弗里茨·冯·翁鲁（1885-1970），德国作家、政论家。表现主义者，写过许多象征主义的神秘剧，其中《广场》写于1920年，1929年被译成俄文。翁鲁主张和平和各民族友好，反对法西斯主义。1933年后侨居国外，他的自传体小说《将军之子》（1957）概述了作者毕生的经历和走过的道路。 [37]“共产未来派”即共产主义者未来派；他们是一群未来主义者，希望能集体加入俄国共产党，但被拒绝。 [38]维尔哈伦的诗集《黄昏》写于1888年，反映了作者对资本主义深感绝望的心情。 [39]关于维尔哈伦创作的三个时期，请参阅卢那察尔斯基的《西欧文学史大纲》（1924)及其文章《维尔哈伦的作品》（1913)和《维尔哈伦最后的作品》（1914）等 [40]奥桑方（1886-1965），法国艺术理论家，纯粹主义的奠基人，1918年曾发表《立体主义之后》宣言。 让奈勒（1887-1965），原名列·科尔比采·索尼埃，法国雕塑家，艺术理论家。 [41]柯罗（1796-1875），法国风景画家。 安格尔（1780-1867），法国古典主义派画家。 普集(1594-1665），法国古典主义绘画奠基人。 [42]列日（1881-1955），法国画家，1945年加入法共，创作多以现代工业为题材。 [43]1933年，卢那察尔斯基在《莫斯科建设》杂志，第5-6期上发表文章谈苏维埃大厦设计竞赛的问题，其中关于当代建筑的各种流派方面有许多颇有见地的设想——原编者注 [44]“红方块王子派”是1909-1911年建立的一个莫斯科画家组织，发起人是康恪洛夫斯基和马什科夫。他们既不赞同俄国“巡回展览派”的现实主义风格，也不赞成二十世纪俄国艺术中的象征主义神秘倾向，他们着重色彩表现，与晚期印象派相似。 [45]引文不确切，此系H.阿谢耶夫的长诗《布琼尼》中的两句话。原来是：“伏罗希洛夫同志今年发了话，说得真叫顶呱呱。”红色处女地出版社，1923年。
论“实用”艺术的意义（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论“实用”艺术的意义 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那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有人认为“实用艺术”一词相当别扭。我深有同感。的确，这个词产生于对纯艺术和手工艺世界的看法。按照唯心主义美学的观点，纯艺术体现纯思想，而艺术进入手工艺世界为的是想“紧贴上去”，即所谓从表面上对生活的某些对象装饰一番。凡此种种，无不散发出唯心主义的腐臭。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来自缺乏自知之明的结构主义者营垒的“粗鲁人”还更接近于现实一些。当然，艺术是一项建设任务。艺术是全人类建设的一部分，而且是至关重要乃至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改造世界的过程当作是我们整个世界观的基础；这个过程，最初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后来逐渐变得连贯起来，人们对土地的合理经营组织得也更和谐一些，也许还能超出土地的实际范围。在我们看来，这个经济过程即是一种劳动流程，通过它，自然的一部分——社会——在改变着自然，反过来，它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又改变着自己。长期以来，这个过程是不自觉地进行的，其结果超越和改变着这一过程个别参与者对自身提出的理智目标。这个过程有时候会被打断或被拉向后退，但是就一般和整体而言，它一直是前进向上的，直到随着社会主义纲领的产生，这个过程该向哪里发展才变得十分明朗，那就是，而且首先是向严整的和合理的组织劳动力的方向发展。 资本主义为无产者的出现及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个流程一直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条是本来意义上的物质文化道路，即对生活和环境的改造；另一条是为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的道路。两条道路都很曲折，要看社会的阶级构成而定。 在这一历史过程的，更确切地说，在这一历史行动的两个方面中，艺术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很大的。 在改变物质世界的过程中，艺术的作用要视其为生活对象和环境因素所提供的最终形式而定。只要工业产品符合自身的功利使命，那么这种工业就是所谓的纯工业。不过就我们所见，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人不会仅仅停留在功利这一点上（住所、衣服、工具、武器、器具等等）。这些东西本身无不带有一定的形式特点，它们并非直接出于这些东西原来的功利目的。这些特点有时仿佛是外部的（图案装饰），有时它们又和人类双手造物的内在结构、合理本质紧密相关。尽管如此，从分析中我们仍不难相信这气点，可以设想有同样一种东西，对于自己的使命而言，它既合理，又适用，但就是风格不同，或者是不具备某些形式上的特点，这些特点根本不是仅仅由该东西使命的内在合理形象性所预先决定的。 人们认为周围美的东西都是有益的。他们一下子就能说出人类产品的这些特点。究竟什么才能称其为美呢？我们确信，这个概念是极其主观的。这里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有点确切的说法，那就是人们希望这些东西能为他们所喜欢，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能够引起他们某种正面的、欢快的感情。这种感情（审美感情），正如心理学所告诉我们的，和我们所体验过的其它任何感情都不一样。通过心理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领悟和判断主体在哪里能够得到他所能得到的最大限度的有组织的印象，哪里就有他所能接受的这种感情。人总是希望把事物弄得比它的自然状态复杂一些，有意思一些，目的在于加大自己生活的紧张度，但是他也希望将它们搞得有条理一些，简单一些，以便能够通过自己的关注尽可能多地获取一些印象。他无时不在使自己的环境多样化和简单化，以便在最大统一的情况下求得最大的多样化。一旦他达到了这样的多样化，而且解决了统一的问题，那么这本身就意味着找到了该民族、该时代或该个人的风格。 审美因素、纯韵味、色彩、旋律等等，正如实际分析所显示的那样，恰恰是有组织的统一体，在这里，一定的多样化最终会显示出它的整体性。 人们可以谈制鞋艺术，也可以谈烹饪艺术，但是每当话题深入到鞋子或馅饼的纯实用方面时，“艺术”一词用在这里就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了。而当上面提到的那些无具体所指的欣喜之情由于组织得当、花样纷呈而压倒一切时，“艺术”一词用在这里就比较合适一些。 例如，谈论制鞋艺术，就未必会那么严肃认真，即使谈论的是缝制手艺非常高超的鞋。因为很明显，它属于制鞋工业，是一种职业，一种手艺。但是，对于我在农展会上布哈拉州展品部看到的那种做工精细的山羊皮皮靴，[1]用“艺术”一词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即便这些布哈拉皮靴的颜色有些单调划一，穿起来和目前那种花样翻新的皮靴一样舒服。艳丽的花色并不追求实用的目的。它具有深刻的艺术性，充满着灵气和生动感，音乐的“斑斓色彩”是要从组织良好的视觉印象中求得更高的生活乐趣。 艺术工业或工业艺术的极限是什么？如果工业的极限一般地说是把自然改造成有益于人的环境的话，那么工业的艺术部分的目的则是使这种自然既适应于人的接受器官，也适应于人的审美判断。工业希望使自然成为某种人为的天堂，那里的一切都很完美，处处符合人的利益，而艺术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这人为的天堂应该如此的完美，以致直接的感觉——视觉的、听觉的等等——能够为我们提供最大限度的乐趣。 如果我们把世界变成某种纯艺术的画，那么，也许我们会由于这个世界缺乏诸多实际必须的东西而毁于豪华与精美之中。 如果我们把世界变成绝对工业性的和理性的世界，我们也许会变成尼采所惊呼的那种只会眨巴眼睛的小市民。[2]然而，人毕竟是人，他在追求实际利益的同时，认为生活乐趣也是一种最大实用效益。而且任何人都明白，缺少这样的乐趣，生活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人为自己建造起一个工程上尽善尽美的世界，那么也许整个的进步仍然等于零。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再补充一句，说这个世界非常美妙，令人欣喜若狂，以前从未遇到过，那么，这样我们对于是否值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值得为它而斗争的问题，作了最后的回答。 艺术工业跨出的任何一步都是朝这一理想方向的迈进。任何一个做工精细、彩画优美的杯子，任何一间明亮舒适、赏心悦目的房间，任何一束令人赞叹不已的园中花丛，等等，每一种细小的事物——仿佛都是这样一个伟大、宏伟世界的先期实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希望能够把所赋予他的宇宙改造成这个样子——因为它在很多方面现在还不能满足人的要求，还有很多不足。 这就是人类历史为艺术工业基础所奠定的所谓一般哲学原则。 在俄国，具体地说，艺术工业的任务是巨大的…… 再说了，毫无疑问，对俄国自身经济组织至为重要的种种挑战对象中，我国人民的物质情趣，是最有利、最独特的对象之一，它表现在一切方面——从手工制品到我国每一位风格各异的艺术家的产品，无不包括在内。 要使艺术，即情趣、技能显露出事物的欢快面目，使它和工业贴近，这个任务非常之好，也能够达到，尽管它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让工业用其强有力的钢铁手臂紧紧抓住艺术家，激发他们为工业服务的热情，帮助毫无乐趣的工程设计人员兴高采烈地设计构思，这也是一项非常美好的任务。[3]当然，简单地盲目仿照工程技术人员，搞出一些既不美观又不实用的我称之为“猴子机器”的东西，那是很愚蠢的。同样，如果工程设计人员为了追求美，而把机车油漆得花里胡哨，像印花布那样，那也是非常愚蠢的。这种愚蠢的东西会风行一时，成为时髦，但它们终究会过去的，不值得人们注意。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关于艺术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第二种作用，即我称之为艺术史的第二个层面的作用——社会斗争的作用。 在社会斗争中，各阶级不仅以肉体相搏，而且还运用思想武器。它们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增强信心，了解敌人；它们常常矮化对手，用愤怒、蔑视、嘲弄的武器打击对方。它们尽量用鲜明的方式分析自己，分析自己所追求的未来或自己过去所获得的殊荣；它们努力把自己的追随者的思想感情组织起来，使有关的阶级团结一致，无坚不摧。所谓的纯艺术，并不是别的什么，它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感情的组织工作。只有十足的白痴或没有任何文化知识的人，再不然就是自己这方面腹中空空，需要遮掩，即本身缺乏思想感情的人，才会对这一工作就像对待“封建主义”那样不屑一顾。在这里，说这同样是物品生产或别的诸如此类的话，就像最蹩脚的结构主义者丘扎克所说的那样，[4]只能说是在愚蠢地玩弄辞藻。实际上事情很明白，我们在工业艺术中的直接任务是创造人们喜欢的物品，改造日常生活对象和环境因素这是纯经济进步的一个部分，是经济活动的艺术部分。我们从纯艺术形式中看到的是一连串外部符号的复合体（单词、声响、色彩等），它们本身表现出用以打动周围人的思想感情世界的特定观念和情感。凡此种种，不管自觉与否，它们都是阶级斗争的因素，是历史的社会-政治的、文化的和道德的方面。 两种艺术都极其重要。要求一首赞歌或一座雕塑像机器设计出来的那样，这是绝对愚蠢的；对陶盘上的某个图案装饰一再追问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样也是愚蠢的。在前一种艺术中，一切都应该具有含义。一切都具有自己巨大的社会-心理价值。在后一种艺术中，即在艺术工业的艺术中，无论是它的某些因素还是它的综合体，都没有什么含义，它们只不过是给人以快乐，就像糖的甜味一样，没有什么含义。 这就是总的前提；它们应当成为研究艺术问题的一切方法的牢固基础，特别是应当成为研究所谓“实用”艺术问题的方法的牢固基础。 这些思想我早就讲过。它们完全不是我的思想。实质上，一切未受资产阶级偏见毒害，也未受时髦风气毒害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支持这些思想。 非常可笑的是，比如，丘扎克，他绕了个大圈子，得出的还是这些思想，可是他现在把这些思想据为己有，并认为要得出这些思想非沿着他这条道走不可，而且还要和那些一贯主张这种思想的人争论不休。 我倒希望《艺术劳动》杂志尽量少去注意当前那些瞎了眼的和视力不佳的“美学家”的无稽之谈，而要脚踏实地地做些认真实在的工作，来说明各类艺术的社会-心理实质和社会-文化价值。 [1]指1923年8月在莫斯科（现在的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举办的全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展览会。 [2]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见他的忏语式的格言著作《扎拉图什特拉如是说》（1883-1885） [3]见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业与艺术》（1923）一文，《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7卷第328页。 [4]尼·丘扎克（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纳西莫维奇的笔名，1876-1937），文学批评家、记者，“列夫”的理论家之一。
马克思主义和文学（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马克思主义和文学 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我曾说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艺术既可以被看作是工业的一部分（艺术工业），[1]也可以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目前一些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在竭力把艺术完全归之于前者。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家恰恰在对艺术的意识形态性上表现出特别的关注。甚至像豪津史坦这样的人，[2]他在自己的巨著《社会和艺术》中开宗明义地说他将主要讨论形式问题，而不讨论内容问题，可是后来却在许多地方恰恰转向了内容，而且他对形式的阐释，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直接联系起来，而一定的艺术则是一定阶级的产物；最后，他阐释的艺术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我们俄国的研究家弗里契，[3]人们猛烈批评他的恰恰是说他无视艺术形式的演变，只专注于艺术的内容。[4]不过应该立即指出的是，艺术在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例如，建筑艺术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看艺术工业的演变了，而艺术工业又有赖于不同时代发展不同的建筑材料、建筑工具、财政状况等因素。诚然，此外不可避免地还要谈到作为意识形态的建筑艺术。只须从帕耳忒农庙到科隆大教堂简单地看上一眼，就不能不指出，这里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技术的演变（顺便插一句，技术一词希腊文就意味着建设)，而且关系到阶级情绪和理想的演变。而意识形态和形式又是如此的难解难分，非同一般，二者绝对无法分开。 音乐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里对物质技术的依赖大大减少了。当然，把乐器史和乐器组合史纳入音乐史范围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非常清楚的是，乐器在这里的独立性仅仅是局部性的。千百年来，人一直是精美的乐器的掌握者，是自己的歌喉的掌握者，但是不同时代人对它们的使用也完全不同。许多乐器是比较稳定的，不过这其间音乐的演变也是巨大的。无论怎么说，音乐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艺术，它非常巧妙地表现着每一个有关民族和有关时代的个人灵魂和集体灵魂的心理结构，但是尽管如此，把内容同形式剥离开来还是非常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里需要坚持的不是艺术-工业的观点，不是乐器的观点，但毕竟是一种独特的技术观点，即音乐-技术观点。届时，音乐的感情内容及其——间接地——思想内容（例如贝多芬就非常坚持这一点）就会和这种独特的音乐技术紧密交织在一起，就像我们在建筑艺术中所看到的那样。 本来意义上的造型艺术，即绘画与雕塑，仍然处在意识形态内容意义上的新的关系之中。诚然，在一些衰败没落的时代，绘画和雕塑失去了自己的真正基础，失去了造型的基础和创造性地改变现实的基础，它们开始追求无对象性。从古代文化中，我们甚至能够举出整个的阶级，出于豪津史坦所尖锐指出的原因，使抹杀造型的似是而非的建筑风格占据统治地位。[5]但是尽管如此，当人们谈起绘画和雕塑的时候，每个人的头脑中会立即浮现出画面和雕像造型的印象，浮现出或多或少鲜明反映现实的对象的概念。至于哪样的现实被选中为艺术反映的客体，艺术在艺术家的创作心灵中经受了哪些变化，这就是艺术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在这里得到最广泛的运用。 谈到造型艺术时，我不想说应该把内容和形式完全分开。相反，在这里，我有意避免在这方面出现偏颇，比如用绘画情节史取代绘画史，但是事实并没有改变。能够表现为言词、形成概念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就展现在面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占据首要地位。 但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地位主导性最强。这是可以理解的。文学是词汇的艺术，而任何词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某种概念。词汇主要而且大部分为智性语言；以原始语言和感情语言那里保留下来的只有感叹和惊叹词了，而且语言中的这种感情成分大多表现在词汇的节奏、声调的高低、表情与手势之中。 当然，归根结底，通过词汇可以描绘出高度明确而具体的形象，但有趣的是词汇本身却不能创造形象。每一个单词都是一种抽象，它已失去了自身的艺术具体特性，只有词汇的特定组合能够表现出某种具体性。我们以下面这个句子为例：“一棵白桦树，白白净净，郁郁葱葱，宛如一位待嫁娇娘”；我们分析以下这个具体的诗意融融的句子就会发现，句中每一个单词都是抽象的，但是它们彼此连结起来，便产生一种具体的形象，再通过比较，把原来跟这一形象不相干的内容和它联结起来，从而构成某种桥梁，从各个不同领域（现实领域和古老的艺术构思或神话领域），组成某种很少被察觉的互联形象的串合，给形象以创造性特点。 文学首先是印刷出来的文字，这里我完全不谈朗诵、歌唱和演讲艺术，等等。印刷出来的文字没有对立面，没有表情和动作，没有借助声音的抑扬顿挫和高低快慢等进行调色加工。因此，印刷出来的词汇只有通过上述的词汇组合，通过韵律、节奏、重音法等诸如此类的手法才能够超越纯概念的范围。这些手法是什么呢？ 它们最初几乎多多少少都带有增强记忆的性质。之所以运用它们，无非是为了给文学作品的内容以容易记住的形式。但是，正确的韵律、节奏、重音法等事实本身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记住特定的词汇组合，其出发点无非是想用这种方法达到一定的正确性，通过外部形式把这些素材组织起来。无论所感受的素材的正确性还是组织性，其本身都是强劲有力的审美原则。这种纯形式的方面使文学同音乐十分相近。如果某个人听别人用自己不懂的语言朗诵一首诗或一段优美的散文，尽管他全然不明白所朗诵的内容，但是他还是能够感受到朗诵语调的外在之美。然而，在文学中比在音乐中更明显的是，这种语调的外在美可能跟内容的性质完全是脱节的。文学艺术家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不如音乐家那样能够对自己的作品透过外部形式的描述，实质上是音响的描述，表达他笔下的那种情愫和激情，而他笔下文字本身所表现的只能是概念。不言而喻，是无限的繁多的概念。它们常常也标示纯感情的事实相现象。从这个观点看，散文也能够用所谓炽热的言词表达一定的感受，但是尽管如此，要是舍弃上述方法，即舍弃一定具体化了的词汇的组合和对它们的一定的音乐加工，那么即使是最炽热的言词，也只是些冷冰冰的概念。 这是文学形式的首要的也是最简单的方面。由此可见，形式实质上是源于内容的，也就是说，文学家希望表达某种内容。如果他没有表达什么的愿望，那么艺术作品连萌芽本身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但这一点还不够。艺术家希望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容，他不仅仅使内容诉诸于理智（词汇最长于此道），而且或多或少使这一内容有所震动，赋予艺术家本人在理解自己的内容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感情色影和强大的感染力。为此，他通过一定的方式对它进行一番音乐上的组合加工。于是，一部艺术作品最后定型了：它既具有自己理智的、形象具体的内容，又带有艺术家内心所蕴含的感情。当然，艺术作品的内容越重要就越有意义，它自身的影响和力量也就越大。这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插科打诨或情意绵绵的吐露，有瞬息万变的激情，也有悲痛欲绝或喜出望外的心情。从我现在正努力给形式下个定义的意义上说，把内容和形式分开，当然是可以的；任何一首诗，无论其纯音乐的方面有多么强烈，它总是能够讲述出来的。不过这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它将是这一作品的思想内容。这首诗因此可能变得大为减色。作为作品基础的新思想或丰富具体的形象越少，作品由于叙述而失去的东西就越多，因为很明显，如果作品果真具有艺术性，那么在它缺乏思想和现实内容的情况下，其效果则取决于它的丰富的感情，而诗体语言或散文艺术语言中的感情表露则主要依靠音乐的成分。当然，可以系统观察文学中音乐的变化，就是说，仔细看看文学的音乐的一面，也许在这方面可以发现某些心得和规律，甚至无需注意艺术作品的具体内容。不过在这条道路上的所得毕竟是相当有限的。归根结底，就连这种形式也处于对社会的阶级构成，对该文学作品为之服务的阶级主导感情体系的某种微妙的依赖之中。因为这种阶级的内容，很自然，是通过故事情节来表达的，体现于文学作品的思想与现实实体之中，因此，即使是在这里，最好也还是认为它们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在文学史中常遇到这样的现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现实内容几乎完全消失了，甚至连感情内容也绝少存在这时候，形式既不再表现紧贴思想-现实躯体的衣服装饰，也不再表现围绕内容萦系在艺术家心头的感情氛围。这时候形式变成了独立存在的东西，成了绝对的空洞之物，一劳永逸，亘古不变，或者相反，精美绝伦，变幻无常，完全不受内容和作者的真情实感的制约，只受形式领域那些古怪念头和标新立异的愿望所驱使。 永远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种无内容的文学，其根子在于支持它的阶级的某种精神空虚。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无内容本身在社会因素这一点上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我已经说过，文学中的音乐成分问题，作为首要的形式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最容易不过的。下面该是结构的问题了。 文学作品，特别是当它拥有相当的规模，从而具有相当丰富内容的时候，它在自己的人群分割占有的意义上应该是有组织的和有作为的。 文学作品，犹如一部大型音乐作品，它在读者或听众的心灵中流过，像某种持续的、在时间上拓展开的现象。必须让读者或听众抓住整个作品，使作品的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至于被忘记和遭遗弃，归根结底，使作品留下的总的印象最好是井然有序的，在读者或听众的心目中能够引起某种共时的谐音，使他们一下子就能感受到作品的全部总和。 有空间规模的艺术作品，在自己的各个部分上应该经得起分析，即所谓让人一目了然，但即使是在这里，当涉及到重大的材料，比如说，在建筑艺术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恰恰就是要能够给人一种完整的总体印象。在文学作品中，除了非常短小的作品外，问题要复杂得多（音乐作品亦如此）。实际上内容是不可能一目了然的。要达到这一点，只能通过读者某些相应的创作行为。比如我们谈起《伊利亚特》[6]或《战争与和平》时，即使是在很久以前读过的，我们眼前也会掠过某种忽然出现的一幕幕变换迅速的独特的谐音，出现某种特定的音乐，特定的综合感觉，等等。这就是一种总的色彩，总的印象，它们以后还会回到原来的部分，各就各位，很容易识辨，只要手里牢牢抓住一根指引线索；这种总的印象，归根结底，是来自文学作品，就像公众心目中的某种心得体会一样。当然，这里有许多东西取决于读者本人的能力，但更多的东西则有赖于作品的结构。在阅读过程本身，特别是在对作品的卓有成效的回忆当中（这是作品在读者心目中毕生存在的形式），作者的构思手法或者他的结构就是一种巨大的帮助；这种帮助表现在积极地调整情绪，就是说，调整为令人愉快的审美感的形式。看来还是可以写一部民族文学或世界文学的结构规律史的，如果我们不把这种结构史同艺术家所拥有的或者确切地说，是艺术家所具备的思想-现实材料和感情材料的量与质深刻联系起来，那么其结果依然会是非常可怜的。 我讲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表明：在不忽视文学的形式方面的同时，应该经常特别强调它的思想内容。当然，一味地从题材的观点来看待作品，也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的态度，即使你再把感情史加上，说明感情是如何反映于概念（词汇）的纯思想镜子之中也于事无补。不，马克思主义者不会不明白：不能像对待哲学史那样对待文学史。他非常清楚形式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也就是说，每一部作品的节律构成和总体结构，一言以蔽之，是艺术作品中最主要的因素，然而，尽管如此，这种最主要的因素也完全不能脱离内容。因为只有在最糟糕的颓废时代，为结构而结构，以自我为目标的音乐形式才能够称霸于世，也只有那个时候才看不见艺术作品对艺术家构思作品时所面临的所谓内在任务（而这就是内容）的最根本的和无法分割的依赖关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理论，作为关于社会的科学，它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文学。它可以把文学看作是社会的反映，不过，当然喽，文学反映社会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可以通过远离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接过并分析一部艺术作品时，可以从作品对特定生活环境（这方面文学的材料很多）或多或少的现实主义反映的观点入手，也可以从作品反映的一些倾向、感情和理想的观点着眼这些倾向、感情和理想可以说明作者的个性，而且通过它，说明作者所代表的并主要为其写作的那个阶级。 不知是否应该在这里补充一句，那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艺术作品中还找不到准确的特定阶级的典型界限。这方面我们每次遇到的都是相当复杂或犬牙交错的团体，它们通过自己的表达者对我们说话，领悟有关的作品，充当作品的赞誉群体或批评群体。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社会学家，他们对文学问题也可以持另外一种态度。他们可以不把文学当作一面反映生活的完全独特的镜子来对待，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就是说，他们可以反躬自问：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需求是怎样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是如何进行反映和发展的，它怎样来影响社会，就是说，它在社会中起什么作用？大概这样的日子已经不会太远了，到时候，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将会作出完全彻底的回答，而个别具体的文学作品只能作为这种文学理论的实际例证。 除概论部分外，这样的文学理论应当包括回答诸如文学怎样反映一定阶级的需求，文学怎样反映阶级的缔合（即阶级矛盾或阶级联合）等问题的比较专门的章节。因为这些问题在任何一个具体的艺术家个人身上都会有所反映。这就意味着，这种局部的或者贯通发展的文学理论就应该联系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来阐明文学演变规律的问题了。 最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用第三种观点，即用技术的观点，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是从策略性的角度来看待文学。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用文学手段朝一定的方向引导读者或听众？在研究文学的产生和作用的规律的基础上，是能够揭示出艺术宣传作用的特定手法的。这里提出的不仅仅有利用艺术因素进行宣传的问题，因为它也牵涉到文学理论的实用部分；不，这里提出的还有真正的艺术作品对大众的影响问题（因为归根结底这些作品都是宣传性的）。这里需要进行系统研究的恰恰是被认为是纯艺术形式的东西；要清除哪些斧痕明显的倾向，取消哪些公然的说教才能够加强艺术作品对人的精神的影响？这里应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艺术作为一种纯粹的休息，作为一种单纯的娱乐，它起什么作用它；它通过怎样的结合才能创造出这样的艺术作品，即从艺术教育人的意义上它既有丰富的内容，同时在直接休息和体验生活乐趣的意义上又能引人入胜，使大家喜闻乐见。 所有这些问题，作为实践的任务，文学的社会学理论都可以提出，它们不仅是个别艺术家的创作课题，而且也是一定政党甚至国家为了既定目标组织艺术力量的课题；一方面为完成重要任务而借重艺术，另一方面则通过艺术大大丰富这些重要的任务。 由此可见，从上述设想出发，马克思主义应该写出文学史、文学概论、文学的发展理论和文艺实践的理论。对于所布这些任务，我们只是处在开始阶段。不言而喻，后者，即文艺实践，已经把我们从作为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领域引导到作为现实社会力量的马克思主义领域了。 作为这种力量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学中可以一试身手的，不是作为批评家，就是作为创作者。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一定要有纯理论经验的深厚功底，也就是说，他必须善于客观地、公正地对待一切作品，找出作品的社会根源，说明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它和有关时代的社会关系的联系，主要是和自己时代的联系。因为批评本来就不同于文学史，它应该被看作是对当代作品的活生生的反应。但与此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来说，如果在最终评价艺术作品或艺术作品的某些因素时能够从对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利弊得失着眼，表现出一定的热情，这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很好的事；这种热情的、富有战斗精神的评论已经是批评家责无旁贷的义务了。总之，在批评中，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态度严谨，科学、客观，同时，他又应该是一位真正热情洋溢的战士，就像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身体力行的那样。 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他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也有着异常牢固的联系。认为文化只能妨碍马克思主义作家，认为作家研究文学史问题、文学理论问题和文学技巧问题几乎是有害的，这种想法是十分可笑的；恰恰相反，这一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只能带来好处；那种一听说某某作家学识太渊博就直摇头的现象，同巴枯宁指责马克思“用大量的理论来摧残工人”的话如出一辙。[7]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作家来说，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渊博知识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有益的，即他必须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任何理论高招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丝毫都不能取代真正的文艺才华。 什么是文艺才华呢？当然，它只是总的艺术才华的一个方面。一个艺术才子，如果他是完整的、充分的，那就必须具备如下三种本质要素：敏锐的观察力；对观察所得进行感情加工的雄厚实力；最后，对于自己的内容一定要有令人心悦诚服，清澈见底、出神入化的表现能力（形式）。常常有一些歪才。这种人缺乏敏锐的感受力，他也许很有能耐，但总是处于一种朦胧状态，热衷于抽象与幻想。这并不妨碍有时从这样的艺术家中出现几个非常出色的人物。缺少中间的要素，我们看到的将是浅薄的印象派画家，不过他们还能对现实做出非常难能可贵的反映，除纯形式的东西外，他们很少把自己的创造融入这种反映之中。缺少前两个要素，我们看到的将是只讲究技巧的价值不大的艺术形象。缺少第三个要素，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的典型，他有丰富的体验与感受，他的内心活动仅仅为自己一个人所有；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对于少数亲朋好友来说，他几乎被认为是个天才，但是在社会上他是默无声息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人才，共产主义的文学人才同其他一切人才的区别在哪里呢？很显然，在于前者感受的敏锐和机智，而且很富有特色。有这种才能的人对于直接关系昨天和明天的斗争的事特别敏感，对大凡直接或间接与世界的轴心——社会中心现象——劳资斗争有关的事情，他的反应都特别敏感。 同样，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家对这些材料的内在加工是在的思维和感知的基本中心影响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一位真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家，显然应该具有理想主义的巨大储备，应该具有憎恶现实负面现象的巨大储备，应该具有战斗热情的巨大储备，等等；最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厚艺术才华的第三个因素就是要有一定的倾向。这是向最大限度的明确性和宏伟性的倾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感兴趣的是能够找到广大的人民群众；届时，宏伟气势和鲜明表现自身感受的任务，在他心目中始终会居于所有其它任务之上的。 不言而喻，要是我们生来就具有这种才能，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来自于我们无产阶级的出身或我们生活的最佳岁月的实践，那当然最好不过了。然而不要以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培养不出人才。这完全是可能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作家从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及其上述的有关部分中可以吸取许多的东西。不言而喻，当你写下《马克思主义和文学》这几个字的时候，展现在你面前的问题是如此之繁多，如此之广泛，要讲清楚它们，需要写一大本书；所以，在这里，就像在我其它的文章中一样，[8]我所追求的目标——为自己也为他人——只是想指出这个问题的几个基本阶段。我希望读者对我这篇文章也能持这种态度。 [1]关于这个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苏维埃国家和艺术》（1922）、《谈文化艺术工业》（1922）、《论“实用”艺术的意义)》（1923）、《工业与艺术》（1923）等文章中均有论述。 [2]维·豪津史坦（约·阿尔姆勃鲁斯杰尔的笔名，1882-1957），德国艺术理论家。 [3]弗·马·弗里契（1870-1929）俄苏文艺学家，艺术理论家。 [4]这样的批评对我也有，是针对我的西欧文学通俗教程的。——卢那察尔斯基注。 [5]见豪津史坦：《造型艺术的社会学经验》，莫斯科，新莫斯科出版社，1924年，第32-37页。 [6]一译《伊利昂记》。 [7]巴枯宁写道：“如果第一国际的奠基者们赋予这个伟大社会以明确的和积极的政治的、社会主义的和科学的学说的话，他们可能就犯下了大错……我们只承认历史上有极少的例外情况发生：当时群众被革命热情所激励，提高了思想水平，可是仍是这些群众，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饥寒交迫、奴役劳动和每日无限操劳的重压下，对思想已经感到冷漠和完全无所谓了，如果不是反对的话《巴枯宁的传记材料。巴枯宁在第一国际》，第3卷，国家文艺出版社，1928年，第354-355页）。——原编者注 [8]收入卢那察尔斯基的文集《谈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924）中的文章还有：《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和艺术》、《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等。——原编者注
出版自由与革命（卢那察尔斯基，192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出版自由与革命 卢那察尔斯基1921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那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在大多数有头脑的人的心目中，革命思想都和自由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实，按照马克思对革命所作的最深刻的分析，革命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聚集一些新的力量，它们受到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生活新形式的自发经济势力的驱动，而植根于旧经济体制的上层建筑的最高层面则把这些深层所发生的变化死死限制在自己已经陈旧过时的条条框框之内。 从阶级的观点看，这一过程总是表现在政权转到一个新阶级的手里；这个新阶级受经济演变的驱使，站出来作为文化发展新阶段的自然领导者。 而在目光短浅的人的心目中，在希望进步的凡夫俗子的脑子里，革命通常只是和十八世纪的经典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分析不到那么深刻。 首先是自由。可是实际上没有一次革命建立起自由的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革命是国内战争，它必然会伴随着对外的战争。无怪乎拉丁文谚语说：“在武器面前，法律是缄默不语的。”[1]因此，在武器面前，艺术也是缄默不语的。 自然，当谈到国内战争时，这句话显得尤为正确。整个国家充满了相互敌对的势力。新的革命政府还没有建立起像样的国家机器，它不得不提防反革命的阴谋诡计，提防反革命叛乱，它的这种迫不得已比哪怕是最僵化的反革命政府的迫不得已都要大得多。人民同昔日各种各样的利益直接或间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亲身经历着革命，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像迄今各国的情况那样）还是那样的愚昧无知，因此，正如历史所教导的，这种危险每时每刻都有变成灭顶之灾的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倡导结束一切战争，作为最终理想取消一切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目前阶段也不得不加强独特的军国主义精神，强化国家专政乃至权力机构的所谓警察性质的缘故。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是夸夸其谈的人，而是革命工作者——来说，最明白不过的道理是：反动政府手中的暴力是令人厌恶的和反动的，但是它在革命者手里却是神圣的，必不可少的。 革命者能够高瞻远瞩：他们认识到，战争和国家的消灭，只有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经过强有力的专政，经过真正的权力垄断才有可能实现，而且这种垄断不仅仅是特定阶级的垄断，甚至是特定集团的，即最能充分表现阶级意识的集团的垄断。 目光短浅的庸碌之辈是不会明白这一点的。他们嘟哝着说，革命本来是人民从下层闹起来的，是反对政府的束缚压迫的，可是它现在跟从前一样的专制独裁。他们喃喃自语地提到什么霍屯督人的道德。[2]但是在所谓霍屯督人的道德中却有着极为深刻的含义。难道世界上有打仗时判断事物不同于鼎鼎大名的霍屯督人的人吗？霍屯督人说：如果我抢了别人的妻子，这是件好事；可是，如果别人从我这里把她夺走，那就很糟糕。我再说一遍，难道世界上有不这样说话的人吗？即如果我们击败了敌人，这是件好事，如果敌人打败了我们，那就很糟糕，因此，最能够相信这种主观好与客观好相一致者，是那些为了伟大理想而进行战斗的人。 革命是为了伟大的理想。反对革命的人层见叠出，大有人在，因此在革命的道路上必须从自己的理想有所退让。手段完全不必和目的相似。如果您想逆流而上，划向一个寂静的岛屿，准备休息一下，那么您的目标就是休息，但决不能由此就可以说，您可以在船上休息：这里要求您的是聚精会神，全力以赴。 我们的目标，比如说，是废除任何纪律，是人们相互关系中的自然交往，其基础是每一个人对整体利益的理解，是他对自己所参与的社会劳动过程的明确认识，但如果因此我们就宣布说，我们现在就既不需要党的纪律，也不需要职业纪律，我们就是在耍奸弄滑，在打马虎眼！ 有一位很有才气的年轻诗人叫奥托·福利凯尔特的，以前是左派社会党人，现在是共产党人并且担任瑞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工作，他在不久前写给我的信中说：“我完全相信，您向欧洲指明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欧美的创作将会沿着这条道路走去。只是要保留住创作个性的权利。” 当然，我们的艺术家，主要是作家，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奥托·福利凯尔特：“创作个性的权利在俄国没有保留住。” 不过首先要反问一下自己：革命政府原则上应不应该保留个人创作的权利？ 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是的，应该保留。考茨基在其至今仍很杰出和有益的《社会革命后的第二天》一书中有一个完全正确的提法，他说：生产中最严格的规章制度与计划性同艺术领域中的完全无政府主义。[3] 这里，“无政府主义”指的完全不是通常目光短浅的庸碌之辈们所指的内容，即不要任何秩序，一片混乱，而是不承认向艺术家们宣布某些准则的权力机构和上级领导。 当然，人民需要艺术。我应该满意地说，我可以确认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毋庸置疑的发现，即透过所有的争论，不仅各派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广大群众本身，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懂得艺术问题之重要。无怪乎关于艺术的话题是如此之多，但是真正的艺术，即带有天才或才华印记的艺术，在笼子里是无法歌唱的。习惯于笼中生活的天才会从夜莺变成黄雀，从雄鹰变成母鸡。不言而喻，我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作为自己的诗人和艺术家，革命只能拥有一些黄雀和母鸡。相反，一位自由的演员、自由的诗人，可以是一位心虔志诚的革命者，不过恰恰是因为这样，他的创作和他的自由追求才和革命是那么的合拍，那么心心相印。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革命的有文化的国家不可能不关心国内艺术的发展，不可能对作为给生活带来欢乐，通过鲜明的形象规范时代感受的艺术的发展完全不管不问。 特别是对于那种能够与国家和谐相处的艺术，国家不可能不为之喝彩，不可能不加以保护。但是国家不应该人为地去攀折那些在它看来不是因为距离太远，就是跟它的理想很不协调的花朵，也不应该鄙俗无知地去姑息纵容那些盯着艺术的幌子竭力向它推销赝品的招摇撞骗者和阿谀逢迎的人。 这里必须再次加以说明：国家有权而且应当制作招贴画，有权而且应当上演宣传鼓动剧，有权而且应当高唱革命歌曲，如此等等。 这一切都将成为艺术，只要这些艺术家具有真诚执著的革命思想；这一切都将会受到人们的尊敬，成为具有实力的文艺行当和艺术工业，只要这些行家们的工作勤勤恳恳，只要他们能够一丝不苟地完成国家的订货，它们便是特定的宣传鼓动性的半艺术作品。 如果做这项工作的人不是艺术家，而是戴着革命假面具、专事投机钻营的卑鄙小人，那时他们的一切工作都将是令人讨厌的，有偏见的，粗俗不堪的。 由此可见，如果国家在艺术领域内能够实行高度的自由，如果国家不要说“什么什么艺术形式已经陈旧过时”，而是让旧的艺术形式自行演变或自然消亡；如果国家不要说“什么什么艺术形式是一种谬误”，而是仔细察看→下这些艺术形式的后面是一批感情真诚的艺术家团体，而不是一些有意愚弄群众的招摇撞骗者（如意象派之流，[4]他们中间也有人才，但好像他们在故意糟蹋自己的才能），从而再一次让生活本身去纠正这些谬误或者将其统统抛弃，——不过，从另一方面讲，种种情况使得革命政权从不怀疑的这一原则很难贯彻到生活中去。 首先是各革命政府（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所面临的紧张战事和物资匮乏，这使他们不得不把国家的注意力和物资储备投放到最紧迫的领域，因此从这个观点出发，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艺术，它毕竟属于第二位的需要。 就算有谁说——它多么至高无上，但它毕竟是第二位的。罗马人说过：“首先得活着，然后才能高谈阔论。 如果想一想我国三年战争期间所遭到的压倒一切的种种困难，特别是包括迄今由于那些反革命政党的阴谋诡计所造成的重重困难，不言而喻，你一定会得出结论说，历史将吃惊地在苏维埃政权转嫁给艺术家们的巨大耗费（相对于我们过去所掌握的物资）面前驻足不前。 只有那些庸碌之辈的流言蜚语和另外一些人（尤其是批评家们）的暴跳如雷才能使人们对我们在艺术创作领域所经历的富有意义的一页视而不见，虽然它看上去很有些不景气；这使他们一叶蔽目，看不见大量的群众都投身于国内的艺术生活，这里的艺术生活并没有停滞，尽管阻力很大，困难重重，但是这种艺术生活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所发展。 然而，不可否认，从国家给艺术的物质支持的绝对数量来说，自然比革命前时期要少得多。 第二条，对于各艺术领域，包括图书出版领域，都一样，那就是斗争的本身；因此，不可能放开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 言论是一种武器；同样，一个革命政权决不会允许随便一个什么人和专门挑刺的人拥有手枪和冲锋枪的，因为这种不速之客和专门挑刺的人往往就是最凶恶的敌人；同样的道理，国家也不允许出版宣传的自由放任。 有人说，旧政权当时不给革命者言论自由，革命者拼命地争取，可是在这之后革命者自己却把言论自由给剥夺了，这真是庸人之见，一派胡言。 当然，革命者希望达到完全的言论自由，但是这是最后的理想，而且，革命对顽固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对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以及由于迷惑、胆怯和昕信他人之言而参与反革命阴谋的愚昧的农民所取得的胜利越彻底，这个理想就越能够快速地付诸实现。 思想多少有些明白的人未必会对下面的一点提出异议，即国家会动用一切资源进行自己的宣传与鼓动，同时利用一切手段消除反革命宣传的余毒，从而最大限度地加强革命。 这会使一切“自由派分子”大为恼火，因为他们根本不赞成领导革命的这个党的主张；这也会使那些粉红色的和纯自由派分子们愤愤不平，因为他们说他们虽然无党无派，但是他们一贯崇尚“自由与文化”，赞赏一切“崇高与美的事物”；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战士，对于同当代共产党有些心领神会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谈到文艺书籍，谈到通俗小说，这里需不需要完全的、自由呢？毫无疑问，和任何艺术一样，通俗小说形式中也存在着刻意进行宣传鼓动的形式，就是说，也有专门诉诸人们感情的形式，这是一种最好不过的宣传。 如果国家本身希望建立和鼓励文艺宣传，那它就必须同时遏制文艺的反宣传。 用书刊检查吗？ 多么可怕的字眼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大炮、刺刀、监狱甚至国家，这些字眼儿同样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它们对于我们都是可怕的字眼儿，它们是一切资产阶级——保守的和自由的资产阶级的武器库。但是我们认为刺刀、大炮、监狱本身和我们的国家，作为摧毁和消灭这一切的手段，是非常神圣的。 对于书刊检查也是这个道理。是的，我们对必须检查哪怕是高雅文学的作品也毫不怯懦，因为在它的旗帜下，在它那优美典雅的外表下，很可能夹带有毒药，它会毒害许多尚且愚昧幼稚的群众的心灵，使他们因道路过于艰险，对自己的信心时时发生动摇，进而离开引导他们在荒凉旷野上寻找福地的指路人。[5] 还有一个不利的条件：纸张和印刷所奇缺。 国家工业困难，四面受敌；在出版方面投放的力量相应少了一些，再加上由于革命期间广泛的书刊宣传，各种教科书、通俗报纸、小册子等方面的实际需要接连不断，难以满足，这样，国家当然对自由的文艺言论的要求留下的份额就只有很少部分了。 所有这些不利的因素不能不考虑，但是不应该超出它们的范围。 要是有谁对我们说“如果连伟大的艺术作品也包含有明显的反革命内容，那就应该制止它，这样的书刊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进行选择，把无疑是需要的书同最最需要的书做一番比较，分出轻重缓急来，”——这个人的话说得是对的。要是有谁说：“打倒一切关于言论自由的偏见，我们的共产主义制度只适宜于由国家领导文学，书刊检查并不是过渡时期的可怕特点，而是使社会主义生活社会化的一种必由之道，”——要是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批评本身应当变成一种告密行为，或者把艺术作品硬塞进原始的革命楦头中去，那么此人只不过是要表明：他这个共产党人，要是稍微剥开来看，实质上是个杰席莫尔达，[6]一旦有点权力，除了耍威风，寻开心，盛气凌人，特别是抓人、放人外……干不出别的任何名堂。 这些情况，我们这里当然存在，不可能没有，我们的人民太缺乏文化了。 假低级侦探和偶然的表现者之子，把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变成为警察制度，变成军警专制统治，这种威胁，正像我们一位共产党员同志（丘扎克同志）[7]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家刊物《创造》上所说的那样，是实际存在的，必须千方百计地加以避免。 人民教育委员部，一方面，要想尽一切办法，不管心地善良的自由派们会说些什么，全力推行政治上的书刊检查制度，并且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书刊加以比较，选择其中较重要者，但与此同时，人民教育委员都一定要维护上述对艺术的原则态度，奋起反对一些也在压制、反对某些小猴子的大狗熊们；这些小猴子也戴着眼镜，面对反革命，审时度势，不过有时候把眼镜戴到尾巴上去了。[8] 诚然，我们自己的正宗的“自由主义”，我们对于完全创作自由的追求，看上去只不过是滚滚乌云中一线苍白的月光；这种创作自由，在我们一手所创造的社会制度下，百花盛开，空前繁荣，它经历了反革命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该死的、非下不可的、强行维护我们理想的决心，还经受了反革命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日益严重的贫困。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过渡时期就是过渡时期。用不着匆匆忙忙地回避这个时期某些难以避免的诸多方面，它们是通往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但也没有必要把这些往往是痛苦的方方面面几乎变成为怡然自得之源，变成目的本身。 [1]原文是：Silentlegesinterarma，出自罗马政治活动家、演说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的一篇辩护词《为弥洛辩护》。 [2]纳米比亚和南非共和国的一个部族，自称科伊科因人，是南部非洲最古老的居民，约4万多人（1970年），讲霍屯督语。 [3]考茨基的原话是：“物质生产中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中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那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类型，它是由无产阶级的统治通过经济事实的逻辑力量造成的，或者换句话说，是社会革命所造成的……”（考茨基：《社会革命后的第二天》，卢那察尔斯基作序，无产者思想出版社，彼得堡，1917年，第60页）。 列宁实质上反对考茨基的这种机会主义的提法，他在跟蔡特金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的革命已经把艺术家们……解放出来了。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定购者。每一个艺术家……都有权利按照他的理想独立自主地来自由创作。” “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袖手旁观，听任混乱的局面随意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完全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发展过程，去形成它的后果（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911页）。 卢那察尔斯基在《出版自由与革命》一文中最初同意考茨基的观点，后来才提出关于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文学艺术发展的同样的问题。——原编者注 [4]意象派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其代表人物为马利英果夫、谢尔舍涅维奇和叶赛宁等，他们认为作品的形象和形式比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更为重要，他们追求的主要是名士派的情感。1921年，卢那察尔斯基对他们出的诗集提出了批评，说他们的诗“既是对自己才能的严重糟蹋，也是对人类和当前俄国的严重侮辱。” [5]指神赐给的理想乐土，源自圣经，指迦南，即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地区的古称。 [6]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中的人物，警察。 [7]丘扎克（1876-1937）“列夫”的理论家之一，文艺批评家。 [8]见克雷洛夫的寓言《爱劳动的熊》（1818）和《长尾猴和眼镜》（1815）。
无产阶级美学原则（卢那察尔斯基，191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无产阶级美学原则 卢那察尔斯基1919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及外文有修正。 有没有特殊的、阶级的美学呢？当然有。 世上未必有否定不同民族有不同美学的学士文人。要达到能够从几乎一切艺术作品中发现美，并且能够为某个波多苦多人的木质偶像、[1]米洛的维纳斯和布尔德尔的雕像同样心醉神迷的程度，[2]这需要有相当高和相当独特的文化发展水平。 很难说哪一种观点更高明一些。是能够从不同民族和时代的所有美学家身上发现绝无仅有的统一美学的变形，发现势不两立、本身相互矛盾的变形的艺术史观点呢，还是始终严守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情趣，从而和一切异端格格不入的人的观点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很明显，不同的民族不仅对女性美、色彩美、形式美有着不同的理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举办自己的神事活动，表现自己的理想。而且在不同的时代，他们还在变更自己的情趣，直接走向真反面。 如果我们细心研究一下这些情趣为什么会发生变更，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变更的基础在于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在于一定社会阶级对文化的影响程度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一点在有些情况下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歌德就非常风趣地说过，民间集市给老百姓的便是一种纵情狂欢的印象，因为逛集市的人们衣着华丽，式样新颖，那里人声嘈杂，说话声、哄笑声、喇叭声、牲口的嘶鸣、商人的喊叫，不绝于耳。相反，按照歌德的意见，知识分子则认为这样的色调太过喧闹，这种熙熙攘攘的场面让人头昏目眩，使人厌烦，叫人承受不了，除令人头痛外别无其它。[3]反过来，知识分子参加一个什么讲究礼仪的节日——他们往往身着深色服装，举止文雅，彬彬有礼——在结实强壮的小伙子或快活的农村姑娘看来，这简直是无聊透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风趣地说过：农民有农民的女性美理想，[4]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女性美理想。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上流社会的知识人家酷爱纤手小脚。可这些特点意味着什么呢？蜕化和寄生，即某些虱虫变成没有任何机体的胚囊现象。贵族们的纤手和小脚，就是躯体蜕化的开始。它们理应使人感到无法掩饰的厌恶。相反，一个农民在为自己挑选新娘时能够准确无误地判定姑娘的健康程度，了解她能不能干活，是不是一位贤妻良母。 丰满多汁的乳房，强壮健康的体魄，明显的女性特征，这才是一个农民所赞赏的。 由此可见，我们通过社会两个极端对立的例子，看到了美学领域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特别明显的历史事实。君不见在雕花家具上，在双面挂毯和洛可可时代布满花饰的天花板上，[5]自由飞翔的镀金小爱神突然被格罗笔下道德高尚的小市民，[6]被革命画家大卫所喜爱的远为乏味，[7]但画风独特、用色克制的希腊罗马爱国者吓跑了吗。 每一个阶级，只要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对现实的态度，有自己的理想，它就有自己的美学。 当然，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截然对立起来是不对的。资产阶级美学，是暴发户、商人和工厂主的美学。当然，和它同时存在的还有老式贵族保留下来的特有情趣，这种情趣多少都有些讲究，常常处于被揭露、被动摇的状态，但往往都非常高雅，此外还有知识分子专家们的情趣，小市民情趣的某些庸俗习气，等等。 至于无产阶级，当然，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作品或生活环境中，相对来说，很少表现出自己的审美面貌。他们在这方面被压抑得太久了，可以说是处在文化的最底层，创作的阳光根本照不到那里，任何艺术影响从那里也反映不出来。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个别一些作品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展露，这些作品本身无疑带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它们要么出自受无产阶级强烈影响的知识分子之手，要么出自工人艺术家之手。这些作品正在为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美学的茂密幼芽所证实。 我们看到，它们正在苏维埃俄罗斯春天的草地上，顶着暴风雨的袭击，争奇斗妍。 无产阶级在某些方面是通过过去一些阶级和团体的创造来表现自己的审美面貌的。例如，资产阶级技术帝国主义为怀念机器和诸如凯勒曼的大规模工业，[8]写出了人所共知的艺术诗篇，它使我们接触到了为机器和生产而创作的无产阶级诗歌。只有资本家拿机器当机器，他们不会把机器当作人类的帮手，当作正义王国的伟大建设工具。 在其它方面，任何凯勒曼和任何加斯杰夫在对待托尔斯泰所说的艺术代表上，[9]即在对待精美的和古老的艺术上，或者在对待认为机器仅仅是恐惧、轰鸣和烟尘的小市民及其微不足道的感伤上，彼此都会感到更接近一些。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和革命时期的无政府-浪漫派知识分子有着亲缘关系，有时在反动时期也有这种关系。第一种情况是以团体的形式出现，第二种情况则以个别的形式出知识分子艺术家强烈地反对现实，辛辣地鞭挞统治阶级，而且往往表现得能言善辩，激昂慷慨，号召人们奋起抗争。但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作品中总带有某种过分的冲动，带有某种程度的歇斯底里和脱离生活的理想主义因素。 而无产阶级在歌唱自己的战斗歌曲时更多地是把有生命的、增强信心的东西倾注于歌内，当无产阶级诗人描绘未来的远景时，他们给这些远景注入了更大的广度、更多的镇定和更真切的幸福。 他们和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描写穷人的生活时态度严厉，不讲情面；他们往往含着同情的泪水，怀着无产者的真情实意，述说自己和自己在资本主义工厂阴影下的悲惨生活。 但是，当知识分子不是在步左拉的后尘，沉湎于自然主义的客观描写之中，就是为他们所描写的人物痛哭流涕时，无产阶级则把绝好的客观主义和镇定自若精神，还有与众不同的冷静的愤怒带了进来，这些持点顿时使艺术家变得不仅仅是一个静观者，而且是一位战士。 也许一个无产者最出众的地方就是他的作品中的集体主义情调。我指出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创造型的知识分子和无政府浪漫主义者决不是没有原因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个人主义倾向，由于尽人皆知的原因，工人接触的更多是群众。因此工人诗人必将是群众诗人。他们已经开始在歌颂群众了，他们的歌是为群众唱的，也是通过群众传播开的。 无产阶级只有到了能够亲自建造自己宏伟的殿堂和整座整座的城市，能够在无数墙壁上画上自己的壁画，使市内的雕塑随处可见，使这些殿堂里传出新的音乐，在市内广场上举行观众和演员同台欢庆节日的大规模演出时，所有这些独有的特点才能够表现出来。届时，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地狱练就的集体创作特点才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艺术的一切基本特点——对科技的热爱，对未来的广阔视野，战斗热情，无情的真实——表现在对世界和群体创作的集体主义领悟的主线上，将获得前所未闻的规模和隐约能够感到的深度。 这就是无产阶级美学的共同特点。 [1]巴西的印地安人。 [2]埃弥尔-安杜昂·布尔德尔（1861-1929），法国雕塑家，受罗丹影响很大，作品粗犷豪放。代表作有《赫丘里斯》和《密茨凯维奇纪念像》等。 [3]见《歌德论艺术》，莫斯科-列宁格勒，艺术出版社，1936，第150页。 [4]作者所引述的这一思想，源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中译本又叫《生活与美学》。 [5]十八世纪前半期的一种欧洲艺术风格，出现于专制政体的危机时期，其特点是脱离生活，迷恋幻想世界。洛可可艺术轻盈精巧，富有节奏感，雕塑和绘画优美典雅，装饰性强，但缺乏深度。 [6]格罗（1771-1835），法国画家。 [7]大卫（1748-1825），法国杰出画家。 [8]凯勒曼（1879-1951），德国小说家。这里主要指他的长篇小说《大海》（1910）和《隧道》（1913）所描绘的内容。 [9]阿·加斯杰夫（1882-1941），苏俄诗人、学者。
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191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 卢那察尔斯基1919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无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曾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过，并被差三错四地解决过，而且常常与相当不同种类的概念混杂在一起。例如，有一些头脑机敏的人，他们说：社会主义文化其实同无产阶级文化没有任何联系。任何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够哪怕部分地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观点，都是庸俗的机会主义，是文化领域里的伯恩斯坦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只能和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共同实现，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社会主义文化已经完全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了，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意味着阶级的消灭，这自然也包括无产阶级在内；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只能是全人类的。 无疑，这种提法更多地是在做智力游戏，而不是想真正了解我们所研究的重要问题。 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体现者。无产阶级将逐步实现它，因为社会主义是不能一蹴而就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天之内发生，但是要把早已成熟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变成向我们所描绘的革新的制度，问题自然是长期的了，认为无产阶级只能在取得阶级胜利之后才会有所社会创造的观点是完全荒谬的。无产阶级在处于资本的外在压迫、但是已经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者的时候就在创造自己的文化了。胜利之后也一样，无产阶级完全不是新世界的开天辟地的创造者，就是在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正如我们亲身所感受到的，还在进行着顽强紧张的斗争。虽然胜利后无产阶级手里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武器，但是一个客观的观察家，在很长很长的时期内还不能说无产阶级就一定是最强大的，一定能够巩固自己的胜利。 当然，当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地位，是一个反抗阶级的时候，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是以一种方法和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当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混合的、充满反革命陈迹的社会的专政者的时候，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则是以另一种方法和在较宽广的范围内进行的；当无产阶级将国家送入考古博物馆，而且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复存在，全人类已经变成一个劳动统一体的时候，社会主义文化便以第三种方法和在巨大而光明的范围内进行了。 当俄国还在沙皇的权标下痛苦呻吟的时候，我提出了这些道理，并就无产阶级文化同波特列索夫先生发生了争论。[1]他证明说，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时期根本没有能力创造无产阶级文化；文化，即无产阶级对科学问题的态度，无产阶级的艺术创造，无产阶级伦理学基础的制定，对于这个阶级来说，这是一种奢侈。锻造这一武器，对无产阶级来说并没有特殊的需要。何况要这样做也根本不可能。诚然，资产阶级在酝酿自己的革命时创造了这样的文化，但是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像无产阶级那样毫无生活保障的阶级。我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文化的武器，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深刻意识，把这种理想表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无产阶级本能地不可能将其置之脑后，至于对它重视不够，这当然是万不得己的结果，而且决不能再这样下去，掉以轻心，对这项任务不予理会；恰恰相反，应该千方百计地强调，必须把高度成长中的阶级的力量引导到这方面来。 现在，问题有了新的说明。一方面，无产阶级在文化方面还不成熟。它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家，或者是自己的思想家为数很少。扪心自问，我们谁都不能说无产阶级能在哲学和自然科学这样一些领域里将做出新的、十分重要的贡献，这些领域当然要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高深理论基础协调一致，然而无产阶级思想在这方面的建树还很少。无产阶级手中的艺术是什么呢？这方面只有作品中的一些苗头，诚然，这些作品往往很有才华，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报春燕子，它们正在我们的头顶上穿云破雾，划破雷电交加的天空。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必须为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而继续工作，使尽可能带有工人烙印的比较确定的作品，以尽可能宽阔的涛涛巨流之势，汇入到为未来作预备的、无处不在胜利前进的社会主义大军中去。 社会主义在最敏感的领域也将付诸实现，无产阶级的天才愈是尽快清除掉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调，他便愈能够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这个方面来。 不过，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决不能无视历史遗留给它的全部文化瑰宝，决不能不利用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所拥有的庞大的科研和教学机构。 这个规模极其庞大的集合体，汇聚了五花八门的真真假假的艺术作品；逐步地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去充实它，而不是毁掉它，是一项巨大的任务；同时我们也知道，这是作为专政者的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作为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必须利用科学院、大学、博物馆、实验室、中学、剧院、音乐会、展览会，等等，等等。 决不能停止它们的活动，决不可对它们置之不理，说它们不符合我们的阶级精神。在我们这里，符合我们精神的东西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只要把俄国这一部分光源丢开，我们就会冒使俄国陷入黑暗的危险。 这一由资产阶级之手或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手点燃的发光体，几乎也要烟消火灭了，这些发光体差不多都很昏暗，但是它们为数甚多，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把他们熄灭，而是要设法使它们更加明亮，包括从工作程序上想想办法（这方面的为难和拖延任何旁观者都感到扎眼），改变这个整体机构，使它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工具。 此外，无产阶级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探索自己独特的道路，利用科学院和大学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使它们逐渐在新的形式下获得再生；无产阶级能够而且有责任建立自己的大学，为了在教育人民的群众性活动中发挥作用，这些大学的规模目前还太小，而且力量也太弱，但是，它们作为未来文化的实验室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苏维埃国家为群众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斗争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机构，这样的问题还要争论吗？把旧的文化机构统统捣毁，在这些最敏感的结构领域中推行某种冒险的改革，能够否认这样做不是太冒失了吗？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又都看到无产阶级正在想方设法使自己了解旧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须知好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多的——他们表现出多么浓厚的兴趣啊！ 请看无产者最大的成功是什么？他们的鉴赏趣味是正确的；诚然，有人常常用各种各样的无耻谰言或胡说八道来歪曲他们，一些蹩脚的下流作家也用这种无耻滥调，操着社会上的隐语行话，亦步亦趋，拾人牙慧，不过无产阶级一旦看到经典的悲剧、喜剧或上好的歌剧，便立刻能感觉得出它们之间的全部差异。国家剧院里无产者场场满座。原彼得格勒马丽雅剧院两个月期间有九万工人前来看戏。我们在亚历山大剧院亲眼看到工人们对优秀歌剧喝彩的情形。小剧院经常爆满，其观众主要是工人。[2] 对于哪怕是非无产阶级的，但是技艺高超、于人有益的艺术的了解，也比形形色色“未来派分子”大吹大擂、内心空虚的探索更受无产阶级所欢迎，这些未来派分子在戏剧界除了为疲惫不堪的资产者搞些乌七八槽的东西外没有创作出任何像样的东西来。 与此同时，必须让无产阶级寻找自己独特的，同青年知识分子所寻求的道路未必一致的道路。 青年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所上的学校带来许多新鲜独特的东西，但是这些青年本身有许多东西也要向无产阶级学习。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够发挥一定的文化作用，[3]即如果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做这个阶级的小学生的话。 我举的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当前戏剧界的生活，其实我们在文化界各个领域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情况。 因此，我郑重声明：必须慎重对待对旧有文化单位的一切试验，使它们发扬民主，能够为人们所接受，把它们中间的敌对分子或对无产阶级无用的东西清除出去，逐步充实以新的内容，避免不必要的破坏和不必要的急躁情绪。 人民教育委员部在这方面的政策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只要这方面仍由我领导。[4] 我这样做，并不是想说我们喜欢慢条斯理，喜欢犹豫不决；除少数不熟悉人民教育委员部活动的人外，未必有人在这方面会批评我们，而令我担心的倒是在学校教育方面有些地方我们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冒进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呼吁同志们——我的同事和助手——要保持适当谨慎的态度。例如在追求建立统一劳动综合技术学校方面，无疑，我们过早地造成了对专业技术学校的伤害。[5] 这方面还可以举出一些热衷理想和不够慎重的极端例子，他们机械地加快新事物成长过程的做法，跟拔苗助长一样的荒谬。 我再说一遍，在这方面，我们更多的是急躁冒进而不是行动迟缓，将来我们也不会行动迟缓，我们将全力利用和改造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文化机构，注意避免严重伤害它们，不要在用别的尚不成熟的东西取代它们的时候就停止它们的活动；但是，同样我也将全力维护无产阶级完全独立建立自己独特文化的权利，哪怕它是独立于苏维埃国家的，是试验性的。让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地重新评价一切它能够评价的东西吧，让无产阶级在艺术领域探索新的形式，在科学领域寻求新的方法吧。 也许，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并不总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任务，也许它们有时候同苏维埃机构进行着平行的工作。这有什么关系！所有苏维埃机构之间的关系都非常混乱，它们不在乎相互之间的摩擦，但是要知道，有谁能想到应该从两个什么单位，比如说，从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中取消一个呢？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具有完全独特的地位。我完全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特殊存在和享受广泛国家资助的权利。[6] 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一运动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我赞赏这样一些知识界的同志，他们在帮助这一运动；我相信他们懂得把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趣味强加给这些年轻的组织有多么危险，我相信这些同志只能是为未来的创造者清扫道路的助手。 这就是我希望在第一篇文章中阐述的关于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条件的初步设想。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又非常令人振奋，我们必须完成它，不管是在苏维埃文化建设的道路上，还是在无产阶级探求的道路上。 当然，我很愿意向前看，并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努力勾画出社会主义文化脱颖而出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关于这个问题，波格丹诺夫同志有许多很宝贵的想法，[7]对于他的新旧著作，我希望凡是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特别应该去读一读，不过下一篇文章我将对这个问题谈几点自己的看法。[8] [1]卢那察尔斯基指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学书简》（1914）一文。 1913年，《我们的朝霞》杂志第4、5期发表了A.波特列索夫的文章《批评随笔。论没有生活的文学和没有文学的生活》，连载到第6期——《批评随笔。论没有生活的文学和没有文学的生活（无产阶级文化的悲剧）》。波特列索夫的文章引起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能否存在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B.普列特涅夫（笔名B.瓦列里扬诺夫，文章《论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载《我们的朝霞》1913年第10、11期），Я.比列茨基(文章《无产阶级与文化》，载《我们的朝霞》1914年第1期），И.库比科夫（文章《艺术与工人阶级对它的态度》，载《我们的朝霞》1914年第3期）等人。波特列索夫多次参加讨论。见载《我们的朝霞》1913年第10、11期，1914年第2、3、7-9期。 卢那察尔斯基以《无产阶级文学书筒》一文参加了讨论，他和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一起批评了波特列索夫的观点。 [2]本文写于1918年，剧院如果一直能为大家所接受，现在仍然会是这样（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注）。——原编者 [3]此事发生于晚些时候，而且不是在口头上，是马雅可夫斯基小组之所为（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注）。——原编者 [4]四年过去了，至今我仍然这样认为（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注）。——原者 [5]《俄罗斯联邦统一劳动学校规定》是卢那察尔斯基为首的国家级育委员会制定的，1918年10月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公报》）1918年10月16日，第225号）。规定强调“在劳动学校的学习带有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性质。”在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上通过的党纲中谈到了对于17岁以前的孩子一律实行免费、义务的普通和综合技术教育，以及关于17岁以上年龄者的专业教育问题（见《苏共历次代表大会、会议、中央全会的决议和决定》，第7版，第1部，莫斯科，1953年，第419-420页）。 [6]这一点我现在还完全支持（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注）。——原编者 [7]A.A.波格丹诺夫（马利诺夫斯基的笔名，1873-1928，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作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思想家之一，写过许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著作：《科学与工人阶级》（1918）、《工人阶级发展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因素》（1920）等（收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书，莫斯科-列宁格勒，1924年）。他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纯”无产阶级艺术、无产阶级科学、无产阶级文化理论的创立者，这些理论是在“实验室”里搞出来的，是脱离生活的。列宁在自己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二版中，作为附录，把B.涅夫斯基的文章《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的哲学》放了进去，列宁写道：“该文令人信服地证明，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贩卖的是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观点。” [8]关于这一点，卢那察尔斯基在《无产阶级美学原则》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
无产阶级文学信札（卢那察尔斯基，191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无产阶级文学信札 卢那察尔斯基1914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一、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它能够存在吗？ 什么才可以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学？ 关于无产者的文学。 无产者写的文学。 我想，这两个定义都与所指的对象不相符合。远非每一部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文学作品都能够称为无产阶级文学。因为有这样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品，它们跟诬蔑诽谤差不多，或者干脆就是诬蔑诽谤。可以设想，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影响的增长，怀有敌对情绪的艺术家们对该阶级的生活领域的参观访问会越来越多，他们的访问记述会更加恶毒。 不过也有这样一些无产阶级的假朋友，他们比公开的敌人还要坏。比如，著名的法国保皇党分子（主张恢复法国王朝的民族主义保皇派报纸《法兰西事业报》的主编列昂·都德，[1]不久前就把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站起来的人们》。[2]小说总的来说对工人阶级有不少溢美之词。但是到头来，这批人中最优秀、最有觉悟、最讨人喜欢的代表人物不是带有君主主义思想，就是满脑子的革命工团主义思想，而且这后一种思想一来二去地在让位给前者。在这部小说中，无论是保皇党的工人，还是工团主义的工人，都非常憎恨共和国和犹太人，他们在野蛮的反犹太主义方面跟作者本人展开了竞赛，因为作者把自己笔下的犹太人写得一无是处，无恶不作，然后则怀着欣赏的心情，描写工人们是如何残酷折磨他们的。 这算什么无产阶级文学呢？ 我们同样也怀疑，像有些才华卓著、诚实正直的作品，如左拉的《小酒店》、《矿工》、[3]《劳动》，勒蒙厄耶、罗尼等人的作品算不算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呢？[4] 我们回忆一下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说了些什么吧。起初，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其存在仅仅是为了他人而已。客观上它已经是一个特别的社会集团了，可是它自己关于自己是一个具有恃殊利益的有力整体的存在尚一无所知。[5] 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深富人道精神的作家们所感到和看到的无产阶级正是处在这个阶段。他们对待这个阶级的态度，差不多就跟人类学家第一次描写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民族那样。 的确，我们从左拉后来的作品中就已经看到他对工人们的一定的积极性和理想的描写了。不过这种积极性在左拉本人的心目中还没有完全成形，因此“第四等级”[6]的思想在他那里跟庸俗的激进社会主义没有多大区别。 罗尼在自己的优秀长篇小说《红浪》中也没有继续走下去。他力求忠于客观事实，最后描绘出的画面与其说是在鼓舞工人运动，还不如说是在为工人运动愁肠百结。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与工人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人。诚然，他倾向于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改良主义幻想而已。 毋庸讳言，工人们最容易理解那种蕴藏于无产阶级生活灰暗面貌下的精神之火，它鲜明地表现在工人斗争的行动中。安德逊-尼克索、法尔克贝格、彼得楚尔特和比比克的作品中的工人们距离无产阶级创作的理想还要更接近一些。[7]不过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即仿佛一切描写工人的作品都是无产阶级文学。 我们非常清楚，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领域，有许多道地的工人不仅成了改良主义者，而且成了最坏的自由派分子或黄色工人。工人作家中出现工人自由派分子，出现五花八门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神秘主义者或思想颓废分子乃至专事模仿、赶时髦的蹩脚作者，客观上完全是可能的……因此，尽管他们可能当过上千次的工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会承认他们为自己的艺术家和思想家的。然而与此同时，像不久前俄国工人隆重欢迎过的诗人埃弥尔·维尔哈伦这样的人，[8]或者像被德国杰出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西姆梅尔称为“对社会民主主义感到非常亲切的”康斯坦丁·莫尼埃，[9]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决不亚于已经拿起了笔的优秀的有觉悟的工人。这是非常自然的，就像马克思博士以毫不亚于制革工人狄慈根的敏感性得以创造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样，[10]而知识分子考茨基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也毫不亚于车工出身的倍倍尔。[11] 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准确地判定什么是无产阶级文艺，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呢？ 当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我们指的是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应该具有阶级性，应该表现或者培育阶级的世界观。 那么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文学的本质和任务岂不和阶级评论的本质和任务完全相吻合了吗？ 不。我们谈的是文学。艺术的基本意义在于反映自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现象（个人生活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心的），通过集中了的，特别是突出、鲜明、富有感情的形象来实现。 感情在艺术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是第一位的。说到底，艺术的最终任务是要把艺术家本人和他所诉诸的读者的感情组织起来。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致力于对已和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形成一种对世界的感知和热情活泼的态度体系。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某个阶级的诗人，就是说，他明确地站在某个大的社会集团的立场上，那么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他的一切作品（当然，如果他很有才气的话），都是在对他的阶级的充满感情的（即在对所发生事情的深切感受方面）自我肯定这一艰难事业中的一个胜利。 须知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只局限于认识什么是自然，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个人，等等。无产阶级在对待城市和乡村、过去和未来、同志和剥削者、女人、儿童和机器等等的态度上，感情色彩是十分鲜明的，不是这样一种激情，就是那样一种激情。而且这种激情是连结在一起的。无产阶级的艺术家正是把他对周围事物的这种激情满怀的态度组织给他本阶级的人看的。 因此，无产阶级文学首先是那些有意无意向着这个目标走去的作品。 不过应召的可能很多，而选中的却很少。我们可能遇到这样的艺术家，他刻意在追求上述目标，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却让无产阶级最有觉悟的部分自发要求自我阶级教育的愿望得不到回应。这样的艺术家是不会受到欢迎的；这样的艺术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充其量不过是它的糟粕，是它的失败经验，真好处可能在于这种失败本身或失败者，对于后来人来说，可以作为前车之鉴。 可是我们面前有这样一位诗人，他没有对自己提出任何自觉的目标，他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尽情地歌唱，他的歌声里凝聚的工人阶级的感情，是他歌唱的基本中心；不管他出身如何——这都没有关系——他就是阶级的诗人，哪怕只是表现在他的某一些作品之中。 从无产阶级文学的这一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无产阶级文学在无产阶级生活中的意义是多么重要。那种像波特列索夫那样的人，[12]一心要证明文学和通俗小说对工人来说只是一种奢侈；因为第一，工人抽不出时间，第二，这种东西对于工人的斗争有些多余工人需要的是武器，而不是鲜花。 认为无产阶级有觉悟的代表既没有时间读书，更不可能去创作文学作品——这种观点直接被生活本身所驳倒了。 俄国已经有好几个纯无产阶级作品的集子，例如《觉醒》，[13]《我们的歌》。[14]这后一本诗集是献给维尔哈伦的。不久又出了一本诗集，题名《无产阶级诗人诗歌集》，[15]《无产阶级真理报》已经作了宣布。[16] 也许在不久前开办的俄国工人报刊中没有一个栏目像通俗小说栏目有那么多人直接踊跃参加。有些大型刊物已经有评论文章试图对这方面的大量材料作总结了。另外，如果您看一看任何一个工人图书馆的报告您就会相信，读者读得最多的仍然是通俗小说。 奥地利的社会主义刊物《DerKampf》（《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奥地利的中央理论机关刊物）上不止一次谈到德国工人的诗歌；如果说那上面像彼得楚尔特、采尔法斯或鲍普这样有才能的作家还不多的话，[17]那么毕竟在数量上毫无疑问，这也算是很可观的文学了。 当列文施坦有意分门别类地出版工人们的文学作品，向工人作者们提出这个建议时，他得到的材料堆积如山。 关注德国工人生活的人，比如威廉·尼茨盖，在《社会主义月刊》这家德国机会主义理论刊物上认定德国青年工人阅读的差不多全是通俗小说。因此，可以认为经过事实本身的证明，无产阶级对阅读文艺作品和进行文艺创作有着迫切的需要。 认为艺术本身与社会斗争没有直接关系，这种观点我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然，资产阶级艺术在资产阶级失去战斗向往的时代（疯狂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除外）距任何社会理想都相去甚远。须知只有瞎子，而不是眼睛近视的人，才会把这种艺术和总的艺术等同起来。 每一个阶级都在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子，根据自己时代的情绪和要求为自己创造艺术。自然，无产阶级艺术不可能不是高度积极的，不可能不充满战斗的理想主义。 当罗兰·霍尔斯特（著名荷兰马克思主义女作家）认为即使是对无产阶级最有好感的文学流派——自然主义——也缺乏理想的时候，她的看法是对的，是千真万确的按照她的意见，每一部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都应该直截了当或者不露声色地照亮和温暖这种理想。 艺术是一种武器，而且是具有很大价值的武器。古代的历史神话故事说，斯巴达人大加嘲笑自己的同盟者雅典人，说他们不派援兵相助，却给他们派来一个跛腿的提尔泰奥斯。[18]但是提尔泰奥斯是一位能够鼓舞士气的歌手，于是在他的强劲奋力的进行曲的鼓舞下，斯巴达人士气大振，勇猛战斗。这个神话故事完全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歌声能够团结集体，谁没有这种体验呢？谁不知道这恰恰是艺术的因素——形象、饱满热情、声音的旋律和动作——能够使一位优秀宣传鼓动员的话变得铿锵有力、感人肺腑呢？而无产阶级的艺术，不管它着眼的是什么，它总是能够像歌曲一样团结人，能够发挥火一样的宣传鼓动作用。 我这话决不是想说无产阶级艺术家只应该对纯革命的题材发生兴趣。相反，他应该关心和关注整个广阔的世界。人类的一切激情，从最动人心魄的到最柔情蜜意的，都应该成为他的色调。但是要知道，这个世界将要经过新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折射，这些激情将在最新的、前无古人的历史上编织出自己的花纹。 像神话中的米达斯王那样，[19]触到什么，什么就会变成金子；无产阶级艺术也是这样，它表现什么，什么就会在工人阶级自我教育和团结进取的事业中变成为武器。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无产者有创作的愿望，而且无产阶级的艺术也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这事到底能不能完全像预期的那样成功，即创造出有才气的艺术作品呢？因为归根结底，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够算数。 有人对我们说：当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佼佼者会向无产阶级靠拢的。但是他们毕竟和真正的无产阶级生活相距甚远，他们很难唱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歌。很难，毫无疑问。但是丝毫不能怀疑的是，一个才高八斗的艺术家，在工人阶级的理想及其蒸蒸日上的宏伟事业的鼓舞下，擦亮眼睛，怀着对当前生活制度所充满的一切渺小可怕事物的憎恶，是能够对无产阶级的自我确立的事业，对无产阶级感受的组织工作提供巨大帮助的。 当然，起关键作用的还应该是来自工人环境中的艺术家们。不过通常这时候总是要谈到工人们没受过教育，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缺乏写作技巧，如此等等。 我觉得，这种说法散发着目前知识分子读者的一种文艺酸腐味儿。他们习惯于推崇那些风格上矫揉造作刮逗乐作品和小玩意儿。有些作家，甚至是很有名气的现代作家和批评家，他们几乎把整个艺术都归结为风格和形式优美的问题上了。[20]但是决不能忘记，对世界的独立自主的态度，与众不同的头脑，炽热的感情和与生俱来的形象语言才能，使人能够成为一名诗人；这种天赋才能是怎么也学不到的，就是上十次大学，花二十年的写作磨练也是学不到的。可是，只要具有这种天赋才能，相对来说花不太大的气力就能够在我们面前成为一个像哥本哈根的鞋匠安德逊-尼克索那样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甚至资产阶级批评界也把他和伟大的狄更斯相提并论。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创立和吸纳自己的文学的兴趣是实际存在的。这一文化工作的巨大客观重要性应该得到承认。最后，工人中间出现杰出人才的客观可能性是不容否认的；同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出现强有力的同盟者的客观可能性也是不容否认的。 这方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这种崭新文学的优秀作品到底有没有呢？ 有的。这种作品是有的。也许还没有决定性的杰作；还没有无产阶级的歌德；还没有艺术方面的马克思；但是广阔的生活在我们的面前已经展开，我们正在认识社会主义的文学，它正在引导和激励着我们向这种生活走去。 这些，我们将在下面几封信中讨论。 二、法国的社会小说 几年前，有位在一些较敏感的年轻人圈子里颇有名气，现在已经作古的作家沙尔-路易·菲力浦，他在给一个当时曾提出极端民族主义口号，反动但很杰出的作家莫里斯·巴雷斯的信中写道：[21] “您按民族来划分人们，我则按阶级来体验他们的差别。我感到我同资产阶级相距甚远，与此同时，我和全世界各国的工人们心心相印，我非常清楚地了解并且深深感受到受尽侮辱的各阶级的痛苦。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向着他们。我带着面包，把我的心捧在手里，献给他们。我看到的未来前景是：随着下层阶级人们所受教育的提高，新的文学将会诞生，于是这种新的人民的因素将会改变整个文学的面貌。” 塞舍是法国一位优秀的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不久前他出版了一本极有价值的书，题名《法国自我意识的死胡同》。顺便说一句，他在这本书中也援引了上面提到的菲力浦的那段话。他对那段话的态度很有些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担心。他问道：“文学中出现那么多名不见经传的新人，这样好吗？有一种情况，过去也曾发生过，最近一个时期越来越常出现，即按照政治态度来划分文学；但是在文学中如此明确承认按阶级划分，我们还从未听说过。” 塞舍犹疑不决：承不承认这是件好事。我们一分钟也不会犹疑。 无论是谁，只要他对无产阶级稍微有些好感，对无产阶级成长的这种兆头——无产阶级作家的出现——难道能不感到高兴吗？这些来自无产阶级的作家并没有割断与自己队伍的联系。这样的作家不可能不充满自身阶级特色的感情，不可能不表达与各民族民主力量精诚团结的精神，如果在此之后，不管哪一个非工人出身的作家加入伟大的无产阶级的运动，那么对于他来说，非常清楚，他是完全可以加盟的；唯一的代价是：转到新的阶级的观点上来。既然沙尔-路易·菲力浦对新文学的本质作了最鲜明不过的界定说明，既然他特别强调并寄希望于这种比没落阶级的文学无限严肃、无限悲壮、无限坦诚和无限真实的“野蛮人”文学能够很快的出现，那么他本人还是可以被认为是带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长篇小说的先导的。 沙尔-路易·菲力浦是外省一个偏僻小城的鞋匠的儿子。他不仅童年时饱尝贫穷之苦，一直到死都一贫如洗，长年食不果腹。他一生谋取到的最高职位就是在大街上当个商店橱窗的巡视员。 从出身和生活情况看，菲力浦理所当然应该是个无产者，而且他所受的中等教育很少有损于他整个个性的无产阶级气质。然而，尽管菲力浦才识过人，但是有一个情况极大地妨碍他成为法国工人阶级首屈一指的作家，那就是：除一般贫困外，他所关注的尽是些流浪者、妓女、乞丐和收入菲薄的公务员；也有工人，但都是清一色的小手工业者。好像我们在菲力浦的任何一部作品中都看不到工厂中的产业工人，看不到有社会觉悟的工人，而且他也从不向我们描写工人群众。 这种情况对于法国来说也是事出必然，因为它是一个较少地卷入大规模资本主义生活的国家。但是在沙尔-路易·菲力浦的作品中毕竟还是打下了非常独特的烙印。 第一，没有人像他那样对贫穷有如此深刻的感受、如此深入的了解和如此触目惊心的描写。在他打算献给父亲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夏尔·白朗沙》中，作者对贫困的描写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饥肠辘辘时面包的意义，少年儿童的乞讨以及他们面对廉价玩具或者诸如在带旋转木马游艺场看到别的孩子们游戏时所流露出的羡慕与绝望神情，母子间生离死别的恩爱情谊，与无时不在折磨他们的饥饿的抗争，所有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菲力浦以一种奇异的平静心态把自己的病态的回忆塑造成道地的艺术形象。他慢慢地构思，仔细地琢磨，遣词造句，沁人肺腑，动人心魄，使人喘不过气来。在其它许多小说中对贫困差不多有同样重彩浓抹的描写……当然，只有饥寒交迫、渴望得到女人爱抚的孤身男人才能够像沙尔-路易·菲力浦那样描绘穷手艺人大吃大喝的午宴，描写得到遗产的小职员举办的盛大笼席，再不就是描写对女人的爱情，不管是对情欲的纯生理渴求，还是情人间纯洁和谐的绵绵情意。肠胃的感觉、美味佳肴、女人的诱惑，这一切，在他的笔下，鲜明突出，栩栩如生。他的小说之所以写得如此活龙活现，有血有肉，皆得益于他贫困屈辱生活的长期积累：这是一个被抛弃者的饥饿与幻想的产物，是一个缺吃少穿、奄奄待毙的青春少年的梦想。 不过，这种贫困的阴影和对穷苦人的大吃大喝的铺张描写，两相对照，在菲力浦的作品中形成一种奇特的威胁力量，给人以粗鲁果敢、火辣辣的感觉。因为他笔下的穷苦人不仅能够痛痛快快地尽情享受——这是剥削他们的大腹便便的老板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还能够进行斗争，还能够团结起来，形成规模，冲破资产阶级生活的束缚。 不过，沙尔-路易·菲力浦笔下的这种斗争不是社会斗争。当他想描写一个危险而冷酷无情的人物——此人苦里生苦里长，满腹深仇大恨——时，像高尔基一样，他选择的是巴黎街头的流浪者，是皮条客，是强盗。诚然，在他的著名长篇小说《蒙帕纳斯的蒲蒲》中，他丝毫也没有像高尔基的某些短篇小说那样对流浪汉的侠肝义胆作浪漫主义的夸张描写。他描写蒲蒲和他的朋友们就像描写狮子和老虎一样：写他们的率直、力量、凶猛和野性。但是人们毕竟感觉得出，作者在描写这种半人半兽的任何一种动物特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牺牲品和死敌的每一种动物特性——时都没有忘记，他不能不赞赏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的大无畏气概，他们的力量和凶狠。 同样，也很难想象的出有比这部小说所描写的一文不名的知识分子无产者同街头妓女的爱情故事更令人感动的情景了；这些一贫如洗的人们在敌视、压迫他们的社会的沉重打击下，相亲相爱，团结一致。这些被社会遗弃的身患梅毒、一筹莫展的人们，他们相互同情，相互爱护，相互支持，从而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整体的幸福——一种高尚的、年轻的、香气袭人的幸福；这样的幸福是任何有钱的青年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只会诱骗自己那些身穿白缎长裙、一身珠光宝气的“贞洁”"女友。然后，这种幸福由于野蛮的暴力而无可挽回地遭到破灭…… 菲力浦把鹧鸪老爹这个年老身残的人物写得非常宏伟高大，[22]具有传统美德，而且丝毫没有夸张，也没有着力去渲染；这位老人劳累一生，最后落得浑身残疾，孤寡一人；他为了不拖累境况也很糟糕但有意帮助他的孙子，宁愿投河自尽，了此一生。 我们从菲力浦这些动人心魄的作品中看到一种体验物质必需与人性要求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十分独特的，异常强劲的和严肃认真的，但是这种能力只是一些因素，一些重大的因素，作家并没有把它们联结在一起。 沙尔-路易·菲力浦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景仰他的人看着他在精神上逐渐成长起来。他的成长有两层含义：一是资产阶级批评界一来二去也不得不常常指出他的无与伦比的天赋才能，二是他的经验正在深化与扩大之中。 但是他所经受的可怕的贫困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这位个子矮小的人，几乎是个侏儒，他的脸因为儿时生病变得非常丑陋，他一生经历了贫困与孤独的整个地狱他的朋友、工人女作家奥都说，临死前，菲力浦要求把眼镜递给他；他戴上眼镜，向窗外看了看，说：“这一切多么好啊。多么漂亮，难道不是吗？” 这就是这位法国无产阶级社会小说先驱者最后所说的话。 几乎就在菲力浦去世的那一年，一位天才工人作家安普从菲力浦播撒的种子中脱颖而出，[23]而且迎着他的召唤，立即跨越过他的坟墓，向前走去。 三、革命戏剧 就在不久前，我读了年轻的比利时诗人埃仁·巴尔纳沃里的社会剧《太空》《宇宙》）。 我对这部充满激情的剧本印象极深，同时又有一种痛苦的、充满悲壮气氛和光明前景的印象。 我先把我想跟《斗争》杂志的读者们一起探讨的大部头的有趣作品放一放，等后来的几本出来后再说，[24]现在我先来谈谈巴尔纳沃里的作品，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作品能够说明新的无产阶级文学，没有什么作品能够跟它并驾齐驱了——例如皮埃尔·安普的小说比它就毫不逊色，[25]而是因为趁印象还新，东西本身也很新的原故。 著名比利时民主主义作家乔治·埃克伍德在他的作品中说得非常正确，[26]他说：“这是道地的民众戏剧，热情洋溢，激动人心，剧情多变，它是一种集体力量，作者把它的动力、轮子和神秘功效一览无遗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埃克伍德把巴尔纳沃里的剧作跟豪普特曼的剧本《织工》（1892）和高尔基的剧本《底层》（1902）相提并论。但是对于《太空》这一杰出的社会剧来说，在其他重要前辈们那里已有过先例了。首先是维尔哈伦和他的四幕剧《黎明》，另外，不管有多么奇怪，还有安德列耶夫和他的剧本《饥饿王》。[27] 豪普特曼的《织工》的取材不是革命，而是外省一次小规模的起义，这种事目前在欧洲大概已经看不到了，起义者都是些落后的无产者，他们的领头人也是些愚昧无知的人。当然，豪普特曼在回答威廉二世的批评意见时表现出有些自谴自责的意思，声称他的戏只是一部表达怜悯之心的作品。[28]这里流露出作者某些胆小怕事的心理，因为《织工》中有许多地方描写了织工们的愤怒，在刻画工厂主德奈西格及其身边的人们时也有许多真实的讽刺，在饥饿工人们奋起反抗的一瞬间表现出某种自由的、势不可挡的威力。但是《织工》的规模毕竟是很小的，地点也很偏僻。而巴尔纳沃里在我们面前展示的却是动人心魄的社会革命的场景；这种场面，按照他的推测，按照他的艺术预见，一旦发生，就会出现在当代的比利时。如果说巴尔纳沃里笔下的群众是自发的，是在摸索中行动的，而且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落后群众的尾巴，但是就其革命干劲来说，他们比豪普特曼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中期西里西亚地区的工人不知要大出多少。更不用说许多领袖人物、思想家和实干家了！要评析这样的人物，在豪普特曼所选择的落后人群中是没有任何施展余地的。 总之，可以说：豪普特曼只是谨小慎微地走到了巴尔纳沃里勇敢完成的任务面前。 《太空》和高尔基的《底层》的共同之处就更少了。恐怕这个比利时剧本中只有描写下层人、流浪汉的那场戏使二剧在表面上有些相似。但是那场戏和安德列耶夫在《饥饿王》中所描写的衣衫褴褛的无产者在革命前的集会要近似得多。 我不知道安德列耶夫的这个剧本有没有法文译本，但是照我看来，毫无疑问，巴尔纳沃里看过这个剧本。[29]流浪者在地下室的那场戏，差不多是安德列耶夫的戏的变种。剧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者，专事破坏和捣乱的莫泽利别尔格，就是把抽象的、幻想的饥饿王这个人物本身直接搬到地面上，把他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最后，两剧的结尾（收场）——虽然巴尔纳沃里的要漂亮一些——也非常接近。 不过在描写不可避免但是过早的悲剧——诸如巴黎公社革命——上，俄国作家和比利时作家究竟有何差别呢？ 对资本的讽刺描写显然有些软弱无力的安德列耶夫，常常采取廉价的诸如死亡审判这样的恐吓手段，而在对成群的败类一时尚分辨不清的时候，他又迫不及待地投身于革命，显然，安德列耶夫未能把握好自己的主题；他在对无产阶级的苍白的公式化的描写中根本放弃了刻画运动的领袖人物的任务，在群众心理的描写方面，他没有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 相反，在所有这些方面，巴尔纳沃里恰恰表现得非常出色，同时在刻画金融集团及其对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底层群众——方面远远超过了安德列耶夫。 也许，巴尔纳沃里首先应该感谢的是维尔哈伦。因为《黎明》中早就有了群众闹事的生动场面，他们虽然懵里懵懂，常常犯错误，但他们的精神是可嘉的；《黎明》已经有了对群众和头领的关系的分析，并且试图对不同类型的领袖人物加以对比写照。 但是，维尔哈伦的《黎明》有些脱离实际。这座神秘的城市奥庇多曼，这场战争，市内、市外多少带些幻想因素的模糊不清的社会关系，（使人觉得有时候说的是未来，有时候说的又是过去）——凡此种种，使维尔哈伦的戏剧有些若明若暗，令人捉摸不定，很有点像中国画，它们的线条在我们眼前勾勒出了这幅象征主义的诗篇。然而在剧终前，虽然领头人死了，但是兴高采烈的胜利乐声，使《黎明》大大增强了光明的氛围，这一点和巴尔纳沃里的总体上阴云密布但现实主义风格很重的剧本就大不一样。 我们特意指出巴尔纳沃里的这些先驱者们，因为我们想，任何作品都不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而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我们提到的所有这些剧作，作为通向《太空》的阶梯，我国读者都能够读到，因为它们都有俄译本。 不过要是我们不指出其它一些为巴尔纳沃里的天才作品诞生创造良好氛围的现象，我们上面所说的话就显得有些欠缺了。 从许多戏剧作品和叙事作品中巴尔纳沃里都能找到自己笔下人物的个性特点。如果说他能够如此地得心应手，那就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些人从巴尔扎克起，经过左拉直到米尔博，[30]不应该忘记托马斯·曼和比昂松（他的很有意义的社会剧《人力难及》的第二部分)，[31]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易卜生他们对世界的新主人的勾勒准确细腻，栩栩如生，人物性格深沉，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萌芽》的某些场景，勒蒙尼耶和埃克伍德的作品，以及维尔哈伦的抒情作品，如《叛乱》，对群众的描写同样都有神来之笔。后面这三位比利时作家实际上就是巴尔纳沃里的老师。 我们目睹一次金融鲨鱼会议，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相互吞噬，但是一旦遭到外来危险，他们便抱成一团，组成一个冷酷无情的群体。这些一个比一个老奸巨滑的无耻之徒完全处在老杜波蛮横无礼的统治之下。 由于远处一个地方被剥削民众的起义，不仅危及到《太空》公司的利益，而且动摇了王朝的地位。由小额储蓄聚合而成的黄金河带着国王的祝福流到该地，因此国王的名声在民众的心目中也完全被败坏了。 不过这一切还可以纠正。军事科学考察队奉命在一个居民区寻找黄金。据说黄金找到了。最后老杜波把自己当大尉的儿子派去，希望他能够在那里一显身手。 这位年轻人性格倔强，跟他的父亲一样。不，他的倔脾气表现在另外的方面。他是位个人至上主义者，既不看重礼仪，也不重视金钱；他崇尚真理。他是一位学者，只求忠实于自己科学的良心。他没有找到金子，虽然他知道他的披露将会引起破产，但他还是面对种种麻烦，知难而上。一场悲剧性的冲突在他和他的阶级之间，他和他的父亲之间展开了。在最紧张激烈的那场中，这位忠实正直的人顶住一切收买他、威胁他的压力，甚至在不清楚事情会怎样发展的情况下，杜波大尉毅然站到人民的一边，决心要把他被蒙在鼓里的这场大骗局弄个水落石出。 第二幕的名字叫《暴动》，分三个场景。 在第一场中，我们来到了底层，这里尽是些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这些生活绝望的人已经感觉到了和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某种新的可能。当然，他们还达不到具有明确社会目标的高度，但是他们身上有一种破坏的冲动，一种贪婪的渴望在蠢蠢欲动。 莫塞贝格是这座地狱的真正魔鬼。他人很聪明，性格粗暴，从不讲良心，憎恨一切的事和人；他戴一顶旧礼帽，傲视一切，盛气凌人，是这群亡命之旅的公推首领。他与力大无比的屠夫为伍，到处寻衅滋事，所向无敌。他这个人的吸引人之处就是他无比勇敢，肯于冒险，喜欢报复。他是被社会遗弃的人，是罪恶的体现。一旦要挑唆群众闹事或者把事态平息下去，资本家便会利用他，并付给他报酬。这样，莫塞贝格便心甘情愿地干起了这种可怕的勾当；他认为他是在为破坏精神效力，他只相信这种精神，并且身体力行，苦恼而疯狂地向社会发泄仇恨。 这一场的结尾是狼嚎似的齐声唱歌，由小偷和杀人犯们高唱马赛曲，歌声凌空飘扬，像污水中泛起的沉渣，预示着社会的海洋已经开始动荡。 第二场向我们描写的是被包围的储蓄银行管理处。人们焦躁不安，忿忿不平，他们大都是些市井小民和仆人等。主任一面哄骗他们，一面等军队到来。莫塞贝格受金融党羽唆使，一举抢走了正往银行护送的装满钱的箱子。不过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把积存的火药燃着，对国家破产的问题尽可能地火上烧油，推波助澜。人群越来越愤怒，大叫：“还我们钱，还我们钱，”最后确信银行还不了“钱”时，他们便向主任投去了石块。回答他们的则是子弹。 第三场是群众集会的盛大场面。无产阶级在这里已经站到了前台。人群起初有些犹疑不决。有的人害怕流血，但一部分人出于好奇，一部分人出于责任才使大家没有轻举妄动。巴尔纳沃里笔下的群众各种各样：有站出来喊上几句的，也有销声匿迹，逃之夭夭的。我们面前的群众的观点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从苟且偷安的小市民观点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应有尽有；觉悟程度也各不相同：从完全的愚昧无知到具有明确的世界观，一应俱全。 简短的争论和碰撞，退潮、涨潮和漩涡。然后开始发表演讲。 自由派演讲人眉飞色舞地号召为全民选举权而斗争。他深为面前的可能所鼓舞，声称行动的时候到了，不同的党派色彩已经消除，因为“全面罢工、革命和选举权”各种口号目前已经融为一体了。 不过这时候群众中混进一些情绪激动、衣衫不整甚至身上血迹斑斑的社会渣滓。工人群众对这帮找上门来的人非常讨厌。他们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这些穿着破烂的人恶狠狠地指责无产者太贵族化了，无产者则看到自己面对这些不请自来的同盟者将会遇到多大的困难。 当社会党的代表利奥涅里说服群众并试图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时，冲突已经在酝酿之中了。风浪一个接着一个，形势越来越严峻。一个叫马丁的“干实事”的大胡子把利奥涅里推向一边，说了一些煽动性的话，这时，莫塞贝格的可怕身影已经来到马丁的身后，他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意在挑动群众，他蔑视群众，嘲笑“群氓们”正在觉醒的革命思想。眼看事情的涨潮，退潮和漩涡愈演越烈，矛盾一触即发。这时忽然有人喊：军队来了；这才把这一混乱局面变为一个巨大的英雄洪流。已经有人被打死了。人群汇于一处，渴望着报复和自由，他们感到自己拥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在嘹亮的《国际歌》声中迎着死亡或胜利阔步前进。 政府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士兵们转到了人民的一边。起义胜利了，变成了革命。 第三场——《革命》——的色彩更浓，我们只能作简短的介绍。 取得胜利的无产者自发地赋予自己的革命以社会主义性质。自由派分子惊恐万状，连忙逃进对面的街垒，同贵族教权主义政权打成一片。他们希望在自由宪法的基础上同人民讲和，成为最大的赢家。 与此同时，胜利者阵营内则缺乏规章制度和谐调一致的精神。必须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安排好国内的经济生活。这个任务是困难的。许多思想家对此都太缺乏实际经验。群众对知识分子很不耐烦，但他们自己又拿不出有组织的集中统一的意见。然而危险却在加大。莫塞贝格冷嘲热讽，扬言不久革命就会失败。马丁是个刚强的有思想觉悟的无产者，他把傲视一切、刚愎自用的莫塞贝格压下去的那场戏十分精彩。但是莫塞贝格最后还是要说话的，因为反动势力还要站出来说话。莫塞贝格一伙在帮助金融家们。他们预先策划好的对外交人员的袭击，给大国提供了干涉革命并将其镇压下去的口实。许多工人代表遭到了逮捕。正当利奥涅里激昂慷慨地发表演说，力图唤起人民力量的新的爆发时——敌人的装甲车开上了码头。 一切都完了。只剩下了一个希望；也许外国士兵在兄弟情谊的感召下能够拒绝开枪。 结果，金融家们利用革命做了一笔漂亮的国际黑幕交易，通过老杜波，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了政权；工人群众们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的压迫了。胜利或者死亡！此时此刻，连莫塞贝格这样的人，既非出于热情，也不是由于同情，而是出于某种朦胧的绝望心态，也同大家一起迎着死亡走去。反正都一样……人群在幕后唱起了《国际歌》，但歌声不时被枪声所打断，而且随着每一次的枪声，人们的声音渐渐地低下去。人民大厦内只剩下一些游手好闲的流浪汉。有两个小孩子跑了进来。 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他们在哪儿？请告诉我们。在哪儿？我爸爸跟他们在一块儿……” 年龄小一点的孩子：“爸爸，爸爸！……” 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别喊，听见了吗！” 现在只有一个女人用她清晰、颤抖的声音唱起了庄严肃穆的《国际歌》。枪声。一片沉寂。两个小孩吓得瑟瑟发抖，接着，他们突然出于孩子幼小心灵的热情，童声稚气地唱起了伟大人民的赞歌。 几个游手好闲者向他们冲过去：“别出声，别出声，孩子们，不然他们会杀死我们的！”这时候年龄大一点的孩子继续唱着，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喊道：“胆小鬼，胆小鬼！”并朝他们吐唾沫。游手好闲者四散逃去。孩子们将一切都置之度外，他们互相依偎着，越唱越有劲，好像他们要唱出变今天的失败为明天的胜利的坚强信心来似的。 能够为我们上演此剧的剧院和导演在哪里呢？ 因为和它相比，邓南遮之流那些奢华杜撰之作是多么的微不足道；[32]为了上演它们，花去了大量的金钱，请了很有才能的导演，动员成千上万的人，只是为闲得发慌的有钱人描绘一个五光十色、熙来攘往同时又麻木不仁的盛大场面。[33] [1]列昂·都德，全名阿尔丰斯·马利·列昂（1867-1942），法国作家，记者和政治活动家。《法兰西事业报》是他和法国作家、反动社会活动家沙勒·莫拉斯于1908年共同创办的，1944年停刊。 [2]列昂·都德的小说《站起来的人们》1912年问世。卢那查尔斯基在《法国文学简论。工人生活小说》一文中也谈到这部小说（见《卢那查尔斯基文集》第5卷）。 [3]即《萌芽》。 [4]勒蒙尼耶（1844-1913），比利时法语小说家，艺术评论家，著有《肉食者》、《资产者的末日》等反应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反抗斗争的小说。 罗尼（1856-1940），法国作家。 [5]见《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6]卢那察尔斯基所谈的左拉的“第四等级”的思想，大概是指左拉在流亡英国时期开始写作的系列作品《四福音书》之一、长篇小说《劳动》中所宣扬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即通过劳动社会化呼吁工人和资本家合作，从而达到人类社会和谐的一种理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7]指丹麦作家安德逊-尼克索（1869-1954）的长篇小说《征服者贝莱》（1906-1910）、挪威作家法尔克贝格（1879-1967）的长篇小说《黑山》、奥地利作家阿尔丰斯·彼得楚尔特的短篇小说《走向宽广的大路》（第1卷，1912），这些作家都出身工人，写的也是工人们的生活。 [8]埃弥尔·维尔哈伦（1855-1916），比利时法语诗人、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这里指的是维尔哈伦1913年对俄国的访问。他为诗人的来访曾专门写了《新世界的歌手》一文表示欢迎。 [9]西姆梅尔（1858-1918），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所谓形式社会学的创始人。 康斯坦丁·莫尼埃（1831-1905），比利时雕塑家和画家，创作有《锤工》（1885）和《装卸工人》（1905），生动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主人劳动之紧张与沉重。 [10]狄慈根（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才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 [11]倍倍尔（1840-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1869）和领导人。 卢那察尔斯基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1914-1916年间维尔哈伦因不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受到当时沙文主义情绪的很大影响；考茨基则公然站到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从1917年起，他更是变本加厉，成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但是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所阐明的思想总的来说还是对的。 [12]亚·波特列索夫（1896-1934），笔名斯塔罗维尔，孟什维克，批评家；1900年起担任《火星报》编辑，1917年后流亡国外。1913年波特别索夫的文章《批评随笔。谈脱离生活的文学和脱离文学的生活（无产阶级文化的悲剧）》引起了无产阶级文学能否存在的争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这篇《无产阶级文学信札》的文章就是参加这一争论的，它批评了波特列索夫的观点。 [13]指人民作家文学作品汇编《觉醒》，两卷集，1912-1913年出版。 [14]第一本工人诗歌集，1913年在莫斯科出版。 [15]1914在圣彼得堡出版，高尔基作序。 [16]现在无产阶级的诗歌和小说已经很普遍了，至少目前这个问题已经不在争论了。——1924原编者注 [17]采尔法斯（1886-）德国诗人。（原文如此，未能找到详细情况——录入者） 鲍普（1869-1939），奥地利女作家。 [18]提尔泰奥斯（公元前7世纪下半期），古希腊的抒情诗人，传说是一个跛腿教师。 [19]米达斯（公元前738-前696），弗里吉亚王。希腊神话中说，他是戈尔迪的儿子，因贪恋财富，请求神赐给他点物成金之术。酒神狄俄尼索斯把点金术传给了他，于是他到处点金，甚至把女儿和食物都点成金子，没办法他又求神把一切恢复原状。另有神话说，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米达斯在文艺神阿波罗和畜牧神潘举行音乐比赛时，出于偏袒，错判潘优胜（后来的“米达斯裁判”便成了无知裁判的同义语），阿波罗大怒，为了惩罚米达斯，让他头上长出一对驴耳（后来的“米达斯的耳朵”一语就是由此而来）。 [20]遗憾的是这种倾向至今还有。——1924年原编者注 [21]沙尔-路易·菲力浦（1874-1909），法国作家。发表过描写巴黎贫民生活的小说《蒙帕纳斯的蒲蒲》（1901），《克洛纪纽尔》（1906）、《夏尔·白朗沙》（作家死后于1913年出版）等。 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法国小说家，散文家。他的三部曲《自我崇拜》充满了个人主义情调。他要求在个人、民族、乡土、祖先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自我崇拜，这样便从原来的自我中心主义转到极端的民族主义。 [22]菲力浦的长篇小说《鹧鸪老爹》（1902）中的主人公。作者写一个小镇上的手工匠人劳碌一生，最后因无人赡养而投河自尽的悲剧。 [23]皮埃尔·安普（1876），法国作家，他写的所谓生产小说只着重于写劳动生产过程，不重视对人的刻画；如果说他早期的作品还有些法国文学的民主传统的话，那么从20年代后，他的政治立场就发生了变化，从右翼社会改良主义沦落到同情法西斯思想的地步。 [24]卢那察尔斯基说自己的这个想法未能实现，他构思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系列文论只完成了三篇（见《文论·西欧文学》，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 [25]指安普那些详细描写劳动生产过程的长篇小说，如写渔业生产的《鲜鱼》（1908）、写葡萄业操作的《香槟酒》（1909）、写纺织业生产的《亚麻》等。 [26]乔治·埃克伍德（1854-1927），比利时作家，艺术评论家。 [27]列·安德列耶夫（1871-1919），俄国作家。剧本《饥饿王》写于1907年。 [28]见《日出日落之前》一文，《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6卷，莫斯科，1967年。 [29]没有发现安德列耶夫的《饥饿王》有法译本。很可能巴尔纳沃里看了1911年发表的该剧的英译本——原编者注 [30]米尔博（1850-1917），法国作家；他的小说文笔犀利，关心社会与民主问题，有明显的颓废派影响。 [31]比昂松（1832-1910)，挪威作家、戏剧家、社会活动家，挪威民族戏剧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903）。 [32]邓南遮（1863-1936），意大利作家，政治活动家，19世纪末鼓吹帝国主义思想（剧本《光荣》），他的诗歌和小说，如《欢乐》，充满颓废情调和尼采的超人思想。 [33]1911-1913年卢那察尔斯基在国外期间巴黎剧院正在上演邓南遮的剧作。
社会民主主义艺术创作的任务（卢那察尔斯基，190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社会民主主义艺术创作的任务[1] 卢那察尔斯基1907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哼！”——读者一看本文的标题不禁叫道，同时脸上露出一种很不以为然的微笑。“世上跟这位作者一样的怪人有的是！他对艺术创作的看法是多么幼稚！他认为艺术创作可以是党的活动！不是政治活动！——而直接是党的活动！我说什么来着：可以——我深信，作者在他那篇标题幼稚、叙述自然同样幼稚的文章中将会证明说，艺术创作应该是党的活动，社会民主党的艺术呀，社会革命党的音乐呀，立宪民主党的建筑呀，十月革命的绘画呀！可怜的艺术家！接着，这位倒霉的作者不仅蔑视美学的规律，连现实本身也不放在眼里；瞧，社会民主党人的简明福音书——《共产党宣言》——已经问世五十年了，而‘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怎么仍然踪影全无！”——读者这样想。如果说他宽宏地露出微笑，那只是因为这类“文章”实际上伤不着任何人，也坏不了任何事。 我确实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创作应该存在，而且一定能够存在，它已经有了自己的任务。上面关于党的艺术的言谈是毫无意义的。 社会民主主义不仅是一个政党，[2]它是一个伟大的文化运动。甚至是迄今最伟大的文化运动之一。只有强大的宗教运动才可能部分地与之相媲美，因为没有谁听说基督教艺术时会发笑。因此，如果有人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完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那么对于他来说事情就更不妙。我会告诉他，如果他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那他还不够成熟，看问题还很片面，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主义和世界观中革新世界的、方面众多的思想和感觉体系。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极其伟大的争夺文化的斗争。如果说这场斗争所运用的主要是政治的和经济的武器，那么这完全不是说，严重的经济斗争在哲学和艺术中的心理反映不起重大作用。 资产阶级在哲学领域里已经遭受到严重的失败，在艺术领域里的斗争刚刚展开。不过每一种伟大的文化运动都有自己的艺术，其中最伟大的文化运动——工人运动也有自己的艺术。 因此，第一：社会民主主义艺术是能够存在的，就像基督教艺术、佛教艺术或古希腊人的多神教艺术能够存在一样。 与此相联系，还有第二：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然，上层阶级比较容易确定和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是统治者的艺术，它不可能满足正在蓬勃成长和追求自由的下层阶级的需要，因此，正如贵族艺术、资产阶级艺术、小资产阶级艺术理所当然地存在一样，无产阶级艺术也应该诞生。这完全不是说，无产阶级艺术的艺术家一定要出自工人本身：所有阶级基本上都是从知识分子无产者这一小资产阶级分化瓦解的有趣产物中招募自己的思想家。 现在的艺术家实际上是在向无产阶级走来吗？ 艺术家们很难克服他们对主导社会民主党人学说和实践的集体主义、群众原则的知识分子病态逆反心理。但是关于集体主义和真正的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偏见是如此的明显与荒谬，经济上的自发势力能够把它像易破的玩具那样打得粉碎。这种经济自发势力会把艺术家赶到无产阶级那里去。 我援引几段说明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材料。请看米勒的传记作者罗曼·罗兰写了些什么：[3] 当代法国的优秀画家，特别是伟大风景画家的生活，简直是一部可悲的基督教殉教圣徒志。像科罗或茹尔·丢普勒这种例外的情况为数很少。[4]他们所有的人都苦于贫困、饥饿、疾病和种种灾难的折磨。伟大的卢梭几乎毕生都生活在严重的贫困之中，和精神失常的妻子相依为命，最后死于全身瘫痪。特罗容死于疯病，[5]马利勒死于疯病，德康一生痛苦不堪，没有亲朋好友，最后悲惨地死去。保罗·雨埃最后实际上是活活饿死的，一生受尽了贫病的折磨。甚至狄亚兹也饱受贫困和肉体折磨之苦，还有米勒……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深受贫穷、孤独、世态炎凉之苦……1857年。他的《拾穗者》完成，贫穷几乎使他走上自杀的绝路，多亏他的良心打消了自己人为死亡的念头。1859年，米勒画成《安热柳斯》，[6]他在冬天写道：“我们的木柴所剩无几，只够两三天之用，不知怎样才能再弄些来。我妻子再过一个月就要分她了，而我却一无所有。”[7] 马尔赛，这位深谙法国艺术家经济状况的专家，用下面的介绍描述了大多数法国画家所经受的物质生活条件： 一个可怜的艺术家每天最多挣四个法朗，勉强度日。他住在蒙马特莱或蒙巴纳赛的五层楼上的小阁子间里，月租十五至二十法朗。在涅维尔大街或多芬大街的低价饭馆就餐，每日饭菜单调乏味。面包——十五个苏，烤肉串——四十个苏，小香肠——十五个苏，稀粥——十五个苏，半瓶葡萄酒——五十个苏，咖啡——三十个苏，这就是他们每个人的菜谱。账单很少有超过十二到十四个苏（一苏等于五个生丁）。 连那些知名度很高，作品在巴黎画廊展出的大艺术家也不得不画一些小玩艺出卖，每幅索价五至十个法朗。不用说，他们在这些画上不署自己的名字，只随便用一个笔名，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因为画上的签名在天真的买主的眼里是会抬高画的身价的。[8] 这些艺术家的例子说明，即使有名望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有饭吃。然而，资本的权力不仅表现在使大多数演员身陷屈辱的穷困境地，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在道德上的奴隶般的从属地位。列奥·贝格写道：“目前的奴隶地位是实实在在而且是极不体面的，这种奴隶性从艺术作品成为交易对象屈从于供求规律时就开始了。”[9]列奥·贝格下面的话惊人准确地描述了当代艺术家道德上的奴隶地位。“一位有才气的艺术家怎样才能够出人头地呢？他只能在他成熟之前，出卖自己的才能。有这样的艺术家，他们要人们相信，他们的灵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纯洁的和可以出卖的，而且他们能够同时为老爷的道德和奴隶的道德服务。他们屈从供求规律是为了谋生：他们画店铺的招牌，写低下的小说。一旦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填满了肚子，他们便开始为自己写作和绘画。替柏林的《地方导报》干上六年，为的是第七年能够为自己工作。一位妇女向我们宣称，为了保全自己的贞操，她必须流落烟花，对此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归根结底，艺术家本人开始以公众的眼光来看待艺术，听命于自己订货人的道德和见解。艺术家观察世界时已经不是通过自己的眼光，而是通过他所描绘和取悦的人的眼光了。”[10] 对此，万代尔维里德公正地指出： “在当前的社会制度下，艺术的充分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出现这样的成就，即在杂草丛生的田野里，独有玫瑰花在争奇斗妍。一切个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总体文化。资产阶级根据需要会把对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的奴役扩大到对知识分子无产者的奴役。因此，不足为怪的是，大多数艺术家，不管他们的见解和愿望有多么不同，他们对资产阶级制度都深恶痛绝。”[11] 因此，毫不奇怪，有才能的青年人起来造反的越来越多了。诚然，他们的造反大都带有潦倒文人怪里怪气的方式：情绪低沉，消极厌世；好一些的，也带有不太明确的（有时甚至是“神秘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情绪。但是，就是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发力量，不仅仅把艺术家推向无谓的反抗，而且正是它使艺术家和无产阶级结成了成效卓著的联盟。与其说这是艺术家向无产阶级靠拢，还不如说是无产阶级本身向艺术家迎去。艾弥尔·万代尔维里德指出这方面几件令人高兴的事： “在比利时和荷兰，工人们已经开始请艺术家为死去的同志们留个纪念或装饰他们的人民之家了。” “目前，画家罗兰德·霍斯特正在彩画阿姆斯特丹钻石工协会的房子，[12]雕塑家保尔·杜布瓦正在博里纳日为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建造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先驱者之一阿尔弗雷德·德浮伊索的雕像。雕像竖立在弗朗麦里公社的一个广场上。最后，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下面的一个事实：像尤里亚二世和美第奇一样，根特市的纺织工合作协会已经有了自己的画家和雕塑家。范·比斯勃罗克已经为工人党的两位主要奠基人范·贝维纳和让·瓦利戴斯建立了纪念雕像，在著名的根特市合作协会的建筑物内建立了自己的创作室。他像面包师和送面包的工人那样，按照工作时间从合作协会领取薪金，而且几乎完全为它工作。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完成一座1905年在列日展出的社会主义合作协会的雕像。” “而且，为根特市纺织工人合作协会工作的不只是一个范·比斯勃罗克。‘我们之家’（坐落在万德列第商业广场的‘人民之家’）咖啡厅的壁画就是由其他艺术家承担的，而且他们完全不是像从前那样，出于对艺术或社会主义的热爱，而是根据合作协会行政委员会的正式订货完成的。” “这一切只不过是个开始，它之所以应当引起注意，主要是因为这种现象说明工人阶级已经有了新的需求。”[13] 当然，工人运动本身及其世界观的魅力，意义要重大得多。我之所以以运动的自发力量为例，以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对艺术的需求为例，那只是因为我不能不承认艺术家的心灵深处存在着一个可悲的事实——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相当严重的狭隘的小市民的个人主义思想，尽管它们常常披着故作深奥的审美外衣。因此，这样的艺术家的命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当深入到运动的中心去，这样，艺术家的眼界才能够开阔，他们才能在新的美中找到自己，迎接新的重大的艺术创作任务。 不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不和它同心同德，一个完全独立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的造反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臆想中的神秘的否定世界的道路；一条是对现实作自然主义的暴露和讽刺鞭挞的道路。 第一条是假造反的道路。资产阶级很愿意保护它。颓废派、神秘主义者、象征主义者，只要有些名气，个个都很走红。资产阶级本身（通过自己的优秀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任何生命力可言了，因而非常喜欢幻想，此其一。第二，这种幻想，不管是通过宗教的形式，还是通过意向的形式，最终总是希望人们脱离生活。否定世界吧！资产阶级毫不在乎。只要别毁掉它就行。毁掉是不会受到鼓励的。不要号召进行实际斗争和实力较量。夸夸其谈——可以，脱离生活，埋头沙龙、书房，抽大麻，发奇想——怎么着都行！艺术家的美妙奇想还会得到酬谢，就像为沙龙或书房搞出漂亮新颖的陈设而得到酬谢一样，而且一定的大胆思想也是允许的，特别是当这种思想能够使原始积累骑士们吃得过饱的模仿者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候。 现实主义的道路，是实际反抗的道路。资产阶级尊崇它，只是因为这个阶级本身还没有失去革命的精神。此外，资产阶级喜欢在性生活刻画方面的大胆思想。它对于讽刺任何左拉的言论充耳不闻，一味陶醉于那些裸体的和粗俗下流的描写。 但是现在，普希贝舍夫斯基和弗·魏德金德之流已经把正宗、大胆的自然主义者的淫秽描写远远抛在后面了。[14]资产阶级对进步讽刺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感到厌倦。而且，实际进行写作的资产阶级的敌人在这方面的最重要的工作大致也已经完成。自然主义的糟糕之处在于它的悲观失望情绪。自然主义者不知道用什么能够取代他们所揭露的现实。当左拉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他仅仅想到了半市侩的半社会主义。但即使在这里，无产阶级的精神影响在米尔波、法朗士等人的身上已经有所表现。[15] 社会同情艺术是艺术自然主义的特殊门类。它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革命的民粹派多少有些直接联系。人民的苦难以及不应忘记这一苦难的义务，曾经是民粹派世界观的感情中心。一般地说，人们常把描写“人民”苦难的艺术作品称为社会的、甚至社会主义的作品。 但是，不管以群众代“英雄”，还是以描写社会底层乃至下层民众，这本身都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的或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缘的东西。此外，人们往往还有错误的议论。考茨基非常明确地廓清了这些感伤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迷误。[16]他说：“可以认为，现代戏剧有意仿效历史的样子，不去刻画英雄人物，一味描写日常生活。然而，这种接近只是看上去如此而己。无论人们关于艺术的任务想些什么，这些任务的变化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时间和地点，取决于社会环境和艺术家及其公众的需求；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艺术的任务历来都是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日常生活现象上转移开，使他们有可能凌驾于这些生活现象之上。这一点源于艺术本质本身，即艺术归根结底在于人为地、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客体。日常生活现象用不着去艺术地创造；它们自己在创造着自己。我寻求艺术为的就是要摆脱这些日常生活现象。”请大家注意我加着重点的这段文字。考茨基接着说：“只要舞台上的日常生活现象是某种新的、从未有过的表演，这就可能被看作是大胆的尝试而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日常生活现象的表演势必会使我们感到乏味，届时这种表演就不再是绝无仅有的实验，它本身亦将成为舞台上的日常生活现象了。此外，造成戏剧越来越日常生活化假象的，还有下面一种原因，即无产阶级运动越是主宰社会生活，剧作家和观众对下层阶级的生活题材，对表现他们的生活，如表现他们的语言，也就是说，对我们随处都能看到因而认为是日常生活现象的兴趣就越大。 “但是只有当诗人能够从全新的方面或者在非同寻常的环境下向我们表现这些现象时，他才能够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 “不管怎样，戏剧的这种新倾向"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毫不相干的。”[17] 我还要说，和“无产阶级精神”也毫无关系。消极的、灾难深重的农民，作为人民的客体，当然需要“有同情心的艺术家”，俄国知识界上一代的伟大艺术家——作家和画家——把他们的同情心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作为主体的人民，历史的创造者，正在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使命，深知人类工业化通过自己的双手将要达到的规模，而且明白自己有权获得幸福的无产阶级，这样的人民需要的是另外的表现者。道地的庄稼汉艺术家没有表现过庄稼汉，而那些热诚相信庄稼汉的知识分子才是他们的表现者；他们艺术作品中鲜明体现出来的毫不利己和清心寡欲的精神正是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应该和无产阶级紧密团结起来，同心同德，表现无产阶级战斗的、利己的，即阶级的社会利己情绪：“我们渴望生活，善于生活，并且能够改变生活，我们要破坏一个世界，三天之后我们再建成它！” 考茨基在介绍席勒时顺带说明无产阶级审美需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18]他说，“席勒写作的时代，是如饥似渴地寻求斗争和迅速发展的行动的时代，不是寻求消极情绪的时代。没有一个艺术天才像席勒那样迎着这一需求而上的。这正是席勒所发挥的巨大影响的根源所在，是他能够广为人知的原因所在。而且他的知名度在无产阶级中间至今犹存，无产阶级要从他的剧作中寻找斗争和行动。因此，在席勒逝世一百年之后，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依然故我，永葆青春，而且是最负盛名的德国剧作家，直到新的天才出现，其作品将骇人听闻的灾难活生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为止。”[19] 当然，无产阶级的艺术家也可能自然主义地剖析社会，揭开它的脓疮，但他们这样做，就像外科医生一样，是为了治病，而且对患者坚信不疑，不会停留在压抑的情绪之中，不会让我们在默默的郁闷心情中妥协屈从，让我们直面用鲜血写着“可怕”二字的墙壁。[20] 无产阶级的艺术家也刻画工人的生活，但是引起他们注意的首先不是工人的贫困，而是无产阶级生活的战斗的一面。他们刻画斗争，刻画巨大的努力、激情、刚毅和创新，时而义愤填膺，时而面带微笑。这是他们创作的主旋律。亲爱的读者，您注意到没有，在易卜生和豪普特曼以前的资产阶级作家中，[21]革新者总不免夭亡，其事业也总归毁灭？而且他们的革新历来都是模糊不清的，表现为一些僵死的、抽象的和虚幻的象征？ 创造的精神，希望的精神，这才是注入现实主义的新的生命——这样的现实主义才是无产阶级的。 关于这种新的艺术，罗兰德-霍斯特在和旧自然主义作比较时说了一段令人鼓舞的话： 自然主义文学只是新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报春燕子和先导，它准备和预示着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自然主义的真实和深度是有限的，它在这样一个事实面前显得一筹莫展，即自然主义不是带来新的生产方式，从而带来新的理想的新兴阶级的艺术反映。所以，尽管自然主义文学创造了许多美好的作品，但是它却未能在人类思维和创造的最高形式——诗歌中在现出来。在这里，自然主义只是触及一下诗歌，当即从诗的翅膀上抹去了闪闪的金子，使翅上的迷人光泽丧失殆尽。 ……大凡新艺术因新阶级的自觉发展，因对斗争的欢欣鼓舞和对未来的胜利充满信心而繁荣昌盛的地方，这种新艺术就不会满足于单纯刻画它的所见所闻乃至刻画斗争本身和无产阶级的生活。新艺术的独特性不在于它的客体，而在于它对客体的理解。但有一点它将是始终如一的，即幸福……之光，因为这种艺术不仅像自然主义那样了解和懂得各种事物（诗歌最乐于描写它们，即人的感觉、情欲以及由它们所引起的诸多行为），而且还能够看到事物的原因。所以，即使新艺术描绘的画面是以现实为背景，它的创作仍然渗透着创作者本人和他所在现其感情的那个阶级的钟爱、期待和希望之光。这个阶级的意识正在发展，而这些作品将被这一情况所引起的愉悦心情所照亮。[22] 社会主义者所关注的社会情绪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第一，他们憎恶濒临死亡的制度。所以，鞭挞、讽刺的因素在无产阶级的艺术中定会有所表现。第二，他们在为新世界而奋斗。因此，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斗争在新的艺术家的题材中将占有中心位置。第三，他们看到的——虽然是“透过猜想的镜子”——只是这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 这里我们面临社会主义艺术的第三个任务：刻画未来。这方面已经有过不少尝试，不过即使其中最优秀者——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也显得臃肿拖沓[23]，令人不甚满意。它不是艺术作品，而是一种空想，就像阿纳托里·法朗士在他的优美的对话体小说《在白石上》中所描写的那样，有时候还相当可信，也许是和未来的现实相去并不太远吧，但是它毕竟是以小说形式对一种社会制度的刻画。故事、感情和人的情欲统统被推到最次要的地位，首要的是刻画外部生活，有时候就像贝拉米的作品那样，[24]几乎全都是统计数字，跟阿特兰季库斯的著作差不多。[25] 跟我谈话的作家对我说：“您要我们怎么样呢？甚至对外部生活，对未来社会的刻画，都要求我们多少成功地发挥一下创作幻想，但是刻画未来人们的‘灵魂’，他们的思想感情——这可是一件非同一般的事。人们什么可能都会有。他们每天都有操不完的心。”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对我说：“作家几乎不可能了解他们内心的往事；所有这些历史小说——更勿须说史前小说了——都是彻头彻尾的，而且是相当乏味的杜撰。”这话是大实话。但是人们却在孜孜以求地对往事作“彻头彻尾的杜撰”，透过艺术的洞察力，努力显现和重新构建往世的灵魂。 不过怎样才能不让“彻头彻尾的杜撰”在这里占主要地位呢？须知，往事——多多少少都是逝去的事。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没有心灵的颤抖如何洞察未来呢？怎样窥视我们可爱的子孙后代呢？一个艺术家，一位真正的演员，如果他只是在“魔鬼”——市侩——的钳制中郁郁寡欢，在俗不可耐的氛围中苦不堪言，从不幻想一个“站起来的人”如何去爱、去说、去享受、去斗争、去认识，去创造性地、高尚地经受痛苦，这样的艺术家难道是高尚的人吗？莫非一个只关心“自我”的社会主义者（这里即共产主义者）艺术家体验不到对于感情海洋的寂寞吗？这种感情的海洋，汹涌澎湃，不断拍打着堤岸，发出巨大的声响，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这些心颗颗相连，宽阔坦荡，洋溢着人类的友好情谊。 是的，我们的艺术家还是些过分的个人主义者。等不到无产者的出现了吗？等不到在机器旁边、工厂车间里成长起来的天才工人了吗？ 才思敏捷的加林-米晗依洛夫斯基临终前一小时恰恰就上述问题讲过这样一段意义深刻的话：“知识分子还能够真心诚意地建立工人运动的指挥部，为暂时缺乏教育的无产者着想，为他们在理论上和策略上出谋划策，但是代替无产者去感觉——我们知识分子却做不到。”[26] 这样说来，只有等待的份儿了，要等到被工作折磨得精疲力尽、愚昧无知的俄国无产者中升起新艺术的明星吗？当然，这样的新星有可能从无产者中脱颖而出。但是对于一个天才的工人来说，走上艺术创作之路的困难是多么的大呀！而且不仅仅是外部的困难。可以相信，大多数幸存下来或者未被贫困窒息的天才的无产者都会投身政治活动的。他们的正确的本能会把他们引导到那里。因为那里更需要他们，那里的道路对他们也更易行一些，成就既伟大而且能够如愿。不过我们来分析一下已故的加林的意见是否完全正确。 纯正的无产阶级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自然是由知识分子（空想主义者、拉萨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现实所提供的材料所创立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让一个工人来把握全部复杂的事实，从分析和综合这些事实中得出新的世界观，这是极其困难的，其原因不言自明。一般地说，工人很容易领会马克思的学说，这一点已经很令人吃惊了；他们这种惊人的理解力恰恰说明马克思走在了自己的时代和他决心以毕生聪明才智所献身的那个阶级的前面，他所走的这条道路，恰恰是为生活本身所驱动的广大群众慢慢摸索前进的道路。的确，马克思是一位助产士，他帮助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诞生；若不是他，谁知道这痛苦的降生过程会拖多久呢？一切都使人想到，伟大的，至少是非常杰出的无产阶级艺术家的出现，也将走这条道路。第一个选择纯社会主义主题并对其进行纯社会主义加工的俄国艺术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他的《敌人》便来自于底层群众，这是个令人高兴的但又有点例外的现象。马克西姆·高尔基接受社会主义艺术创作任务时已经是一位无可争辩的知识分子了。要等待另一个高尔基出现，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一个高尔基是不能算艺术的春天的。但高尔基的周围总有一些知识分子艺术家，知识分子经常会推出一些新的天才，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亲近感也一定会有的，也许过不了多久，社会民主主义的小说就会出现，然后，社会民主主义的绘画和雕塑也会出现。一般地说，俄国土壤上的具体例子，大概是最有希望的，对此，我们倒是应该专门讲一讲。 另一方面，为什么知识分子的佼佼者都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这一点也是很明白的。离开无产阶级，要么与可耻的现实直接妥协，在“魔鬼”的殿堂内逢场作戏，要么像我们已经说过的，进行无谓的反抗，因为除了无产阶级，没有一种能够把“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和社会创造的力量。[27] 但是，如果明白了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都服务于正在成长的、投身变革的阶级的话，那么加林的主要反对意见自然也就失去意义了。从知识分手中培养无产阶级型的艺术家要比从无产阶级中直接培养容易一些，不过从无产阶级队伍中培养也是很自然的。谁能够在新的土壤上埋头工作，那么他便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我们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工人出主意、想办法”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地、拿出我们全部的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为神圣而无比重要的事业服务——用我们的认识阐明工人运动中的诸多问题。难道这不需要和工人群众同甘共苦，不需要按无产阶级的方式评价社会和生活吗？难道这不需要：1，坚决清除自己身上旧社会的灰尘；2，与旧势力展开斗争；3，全心全意热爱新的理想世界吗？ 人们会对我说：“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无产者对这一切却有着不同的感受。知识分子——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其气质而言，毕竟他们看重的只有信仰，是同盟者，而无产者则是这一运动的道地的以色列犹太人，从不耍滑头，是运动的享有全权的罗马公民。知识分子身后则拖着一条锁链——尽管是已经被打破的锁链。他们斗争的方式与群众不同；新世界在他们的心目中有自己的样子，兴许他们赋予它以自己特有的情趣，带有他们幸福童年生活的回忆和青春浪漫时期的幻想。 我们承认这些说明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出，问题不在于他们无法接受社会主义艺术创作的任务，只在于他们所谓早先的、尚未完成的决定的不可避免性，而他们的决定是带有知识分子的某些主观派别色彩的。很显然，可以同样大胆地断定，这种色彩能够使知识分子的创作失去其社会主义的价值，例如，就像论述马克思的先驱者那样，好像他们的社会主义当时是无人需要的，甚至现在似乎仍无人需要。然而，后来的更植于成熟的理论在更大程度上一笔勾销了此前对某种伟大倾向的更加充分、纯正的艺术表现。达尔文超过圣-伊列尔的程度之大，[28]是歌德超过莱辛，或小说家莫泊桑超过小说家薄伽丘，托尔斯泰超过屠格涅夫所无法比拟的。 但是这些例子还是不够的，因为这里我们还会遇到特殊的情况。恰恰是重信仰的知识分子（不过必须是名副其实的，全心全意接受新信仰的人）能够比无产者自己更明确地表达无产阶级情绪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东西，即使无产者本人同样是很有才能的。无产阶级情绪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东西——第一，是无产阶级的乐观人生的严整性，它不同于知识分子的脆弱的拼凑性；第二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同于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孤芳自赏。正是这种区别才使我们想到，胸襟开阔、社交广泛的诗人，恰恰将出在长久渴望严整性格、一直苦于被孤独所束缚的人们中间。因为，众所周知，风景画是住在砖石建筑内的城里人创造出来的。无产者的情绪的流露就像呼吸空气一样地自然，它往往只是一闪而过，就像缓缓的河流、青青的杨柳和鲜花遍野的山坡在农民眼前一闪而过一样。必须像对待无价之宝那样，用兴奋激动的目光打开无产者的心扉，以喜悦的心情创造无产者的非凡杰作。高尔基正是抱着这种欣喜激动的心情打开这一宝库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小市民的精美乖巧的荒野中，只有高尔基的心在苦苦眷恋着生命之甘泉。 因此，我认为一般地说，知识分子从自己的圈子里推出社会主义的艺术家，要比直接从无产阶级中遴选容易一些，甚至容易得多；一般地说，最早看到新制度的精神之美，通过它，又进一步看到新世界之美的，是写小说的马克思们，绘画的恩格斯们和搞雕塑的拉萨尔们。在此之前，那些名气虽然不大但同样坦荡真诚并为人们所需要的艺术工作者们，也许——甚至肯定无疑——为上述这些人在铺平着道路。 当然，艺术家应当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任务。但批评家的工作在于指出正在成熟中的任务。批评家的工作也许有助于艺术家作出选择。要用无情的批评但不是被社会遗弃的绝望者的批评来照亮现代生活的各个角落；为了心爱的新世界，作为旧世界的自觉敌人，进行批评吧。要鲜明地刻画无产阶级的斗争，同样也要刻画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斗争，总之，应该通过无限繁多的形式，刻画出斗争、破坏和创造的心理活动。同时，作为一种新的自然力量，应该揭示那种美好的社会情谊和新的友爱精神——它们是由没有生命的冷冰冰的机器培育出来的，但它们本身却炽热的，充满了精神之美。应该揭示新的心灵、战士的心灵的钢铁般的坚定性，揭示其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和他们基本的乐观、镇定……等许多其它可爱、动人与高昂悲壮的情操。应该绘制企盼中的未来之画，句勒出站起来的子孙后代们的肖像，塑造出明智的生活乐趣、新的焦虑和破灭的爱情的形象……这样能列举出未来题材的百万分之一吗？主要是要刻画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把世界引向广阔、隐秘、无所不包的博爱精神的幸福乐园。这就是社会主义艺术的部分任务。我们将怀着激动的心情期待和关注着这一艺术迈出的最初步伐。它的道路是无限宽广的。我们完全无意用我们所说的题材来局限社会主义艺术家的视野。并且应当牢牢记住，归根结底，重要的甚至不是题材本身，而是对于题材的乐观的、胜利在望的阐释，是明天的阶级成员的观点，是像旭日东升的太阳那样上升阶级的成员的观点。 [1]我保留了文章原来的题名。我们当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左翼。（卢那察尔斯基1925年注——编者） [2]目前当然只能是共产主义了。（卢那察尔斯基1925年注——原编者） [3]米勒，又译弥莱（1814-1875），法国画家，其著名作品有《拾穗人》等。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著名作家。 [4]科罗（1796-1875），法国画家。 茹尔·丢普勒（1811-1889），法国画家。 [5]特罗容（1810-1865），法国画家。 [6]祈祷名，来自拉丁文Angelus——“天使”之意，《安热柳斯》又译《晚钟》。 [7]卢那察尔斯基所用的话出自罗曼·罗兰写的法国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传记一文，见艾·万杰尔维尔德的《社会素描，社会主义和艺术》一书，大地出版社，1906年，第30-31页。 [8]战后艺术家们的状况变得更糟，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况尤为严重。——原编者注 这段引文引自马尔赛的《艺术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状况。艺术家——无产者》一文，见《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艺术》一书，圣彼得堡，1906。第25页。 [9]列奥·贝格（1862-1908），德国批评家。 [10]引自列奥·贝格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艺术》一书的《艺术与资本主义》一文，第12-13页 [11]引自比利时政治活动家、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艾弥尔·万代尔维里德（1806-1938）的《社会主义素描。社会主义和艺术》一书，第36页。 [12]罗兰德·霍斯特（1869-1952），荷兰女作家、画家、艺术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13]艾弥尔·万代尔维里德：《社会主义素描。社会主义和艺术》，第55页-56页。 [14]普希贝舍夫斯基（1868-1927），波兰作家；魏德金德（1864-1918）德国作家。 [15]奥克塔夫·米尔波（1850-1917），法国作家。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1921） [16]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三国际领袖及理论家之一，机会主义者。一次大战后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提超帝国主义论，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揭露了考茨基的叛徒行径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17]这里的引文源于K.考茨基《席勒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一文和F.梅林的《席勒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见K.考茨基和F.梅林的《席勒》一书，敖德萨，1905，12-14页。 [18]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启蒙运动艺术理论家，德国古典文学创始人之一。 [19]考茨基、梅林：《席勒》，敖德萨，1905，第７页 [20]指俄国作家列·安德列耶夫（1871-1919）的短篇小说《墙》（1901）。 [21]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 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作家，德国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1912年获诺贝尔奖。 [22]引文源自罗兰-霍斯特《现代文学中的神秘主义》一书，圣彼得堡版，1905，第22-23页。 [23]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作家。《乌有乡消息》写于1891年，描写他梦游21世纪英国实行共产主义后的种种见闻。 [24]这里指美国作家、记者、社会活动家艾·贝拉米（1850-1898）的长篇社会空想小说《回顾》（1888）。 [25]拉托维亚经济学家卡尔·巴洛德（1864-1931）1898年用阿特兰季库斯的笔名发表了《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德文）一书。 [26]这里指作家加林-米哈依洛夫斯基（笔名尼古拉·盖奥尔基耶维奇·米哈依洛夫斯基，1852-1906）1906年11月27日在《生活导报》杂志编辑部会议上的一次发言。加林-米哈依洛夫斯基参加了当时的辩论。构成本文基本思想的卢那察尔斯基的发言就是由这场辩论引起的。 在巴·鲁缅采夫写的悼念加林的文章中援引了他在这次会上的如下一段话：“我们的作家、艺术家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在现代文学运动中组成一个天才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就像他们所领导的斗争中的无产阶级军队的司令部一样。知识分子就其本性而言，不可能像无产者本身那样完全接受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但是，无产者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届时，肩负艺术再现社会主义理想任务的更多的是无产者作家，而不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小说家。”（《新报》），1906年11月30日第14期。——原编者注 [27]马克思的话。引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原话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第９页。 [28]圣-伊列尔·若弗鲁阿（1805-1861），法国动物学家。
艺术对话录（卢那察尔斯基，190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艺术对话录 卢那察尔斯基1905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那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及外文有修正。 前言[1] 艺术对话录写成后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而且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写对话录时我正在流放中，[2]住在北方的一个小城镇托契玛。[3]当时我们是地下党，利用监狱和流放的环境条件，大家一面暗中开展工作，同时又要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现在当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已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身在克里姆林宫这一工农政府的官邸中了。 十四年过去了。经历了两次革命。其中一次是空前的最伟大的革命。 不过，凭良心说，我对对话录没有什么可修改的，只有对话录的结尾部分，即《马赛曲》作为革命艺术形象出现的地方，现在有读者可能会觉得不大妥当。当时，面无血色的半民主派和妥协分子抓住这一点不放。但即使是这一段，现在我也不想更改。我们伟大先驱者的豪迈的《马赛曲》终将属于我们。它将把各国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作家洒在它翅膀上的一切灰尘抖落殆尽使自己和《国际歌》以及我们未来的国歌响彻在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头顶。 当然，艺术领域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应该对未来主义及其种种变形作一些补充分析。这需要做非常仔细的工作。可我的空余时间又太少。现在，我的工作实质上并没有多少改进。不过我认为这篇文章并没有过时，大凡希望从革命和革命的伟大任务的角度来研究艺术现象的，现在读读它也还是有好处的。我有幸指出，在我写的东西中，很少有再版时需要作重大修改的。我们现在实行的恰恰是我们以前曾经幻想和计划过的事情。 生活大大改变了，但我们却依然如故。 1919.1.28 序 日前，考茨基在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刊《Vorwärts》辩论时发表一些非常有趣的文字以说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伦理学-美学的马克思主义问题。[4]我们认为，把德国这位博学多才的政论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大致完整地介绍给读者还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将一些最重要的篇章全文援引如下。[5] 反社会主义者法取消后的最初几年，《前进报》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科学-经济派。主导该派政策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民族经济和经济史领域里的感觉就像对自己家里一样熟悉，对政治与经济的联系有极大的兴趣，而且对这种联系的阐释也很有见地。他们觉得主要的任务是要抓住并勾勒出它们的相互依存性，并向读者加以说明。他们的思维基本上是科学的，因为对于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对于一般现代政治家来说，科学地思考就意味着历史地经济地思考。 现在《前进报》中占上风的是伦理-美学思维。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理解，而是如何评价。任务是要引起尽可能强烈的伦理的或审美的感情，使读者对统治制度产生厌恶。这就是感情社会主义。这并不意味感情社会主义的代表没有受过科学教育或是他们根本没有科学兴趣，而是反映出这些，人把科学地说明事实的重心转移到感情用事上了。 我不想就科学思维和伦理·美学思维的问题从哲学上展开论述，[6]我只是想指出它们所引起的实际分歧。凡是科学思维不占主导地位，而且未能向伦理学-美学因素指出其任务和方向的地方，势必要发生冲突。 在评价日常事实的意义方面，两派的区别已经表现来。一些人兴趣极大，另一些人觉得没什么意义，或者，至少说意义不大。 须知，并非一度很能打动感情的点西就肯定能够对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发生深刻的和积极的影响。 一些能够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强烈和持续影响的事件与问题，表面上常常鲜为人扣，有时甚至很难发现它们，而要理解它们，就只能够通过复杂的脑力劳动，这和道德冲动很少有共同的地方。反对冷酷的高利贷者盘剥借贷人的长篇大论要比资本论的影响来得直接而强烈。感情效果最强烈的现象和问题，恰恰是浮在表面上的。所以，伦理道德型的读者看问题总是偏重于表面，偏重于轰动效应，他认为轰动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读者对科学地深入到现象本质的作法一向持否定态度。 偏重于伦理-美学兴趣，不仅会使关心政治的读者去追求表面的轰动技应，使他们忽视对深层次现象的研究（并不妨碍这些读者以极其尊敬的态度谈论科学和教育)，而且还会导致他们对深入研究抱直接对抗的态度。 从伦理道德上把人们团结起来，使他们对某一特别令人气愤的事情表现出道义上的愤慨，没有什么比做到这一点更容易的了。通常，这样的事情都非常单纯，因而设法使大家达到共识并不困难。例如，要激起整个文明世界对基什尼奥夫大屠杀肇事者的愤怒并不困难。所以《前进报》期望，它能够用这种办法造成社会舆论的基本一致，使居民中的反对者成为“微不足道的少数”，而这一小撮人的孤立“定会使他们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评价上”，如果我们希望理解这一现象，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而是同整体联系起来看待当代这种令人讨厌的事情，如果我们希望了解这些事情的原因以及与之斗争的可能和手段——我们一定会遇到极其复杂的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又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这就要看回答者所受的教育及所处的阶级地位了。 还以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为例。不言而喻，任何人对此都会感到愤怒。但是只要您问一句：事情的原因何在？和这种现象斗争的才法是什么？分歧意见马上就会出现。这一可怕事件跟俄国和世界的社会政治条件有什么联系？我们是应该把，犹太人同化掉，还是应该让他们自由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如果是后者，我们该不该争取俄国犹太民族的自由，或者让他们成立一个特殊的国家呢？ 由此可见，伦理-美学的评价很容易达成一致，而科学-经济的评价则容易产生分歧，甚至亲近者之间发生斗争。显然，第一种方法认为第二种方法是一种阻力和障碍，指责后者不该挑起不必要的分歧，希望让一切已经达到的或想象中仿佛已经达到的破坏道德一致的在西统统见鬼去。 但是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只有一致的行动，而不是共同的义愤和社会舆论才能使我们的敌人失去力量。还是回到我们的例子上来。对于基什尼奥夫大屠杀，道义上人人都义愤填膺。那又怎么样呢？导致灾难的那恶势力会因此而丧失力量吗？没有那么回事！动不了肇事者的一根毫毛；金融界的犹太人仍然打算给他们贷款！ 即使道义上的愤怒导致于行动的地方，也还完全不能保证行动上的一致。愤怒只说明人们有所不满，他们在谴责什么，但愤怒不说明如何消除所谴责的现象，以及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它。在此基础上产上的分歧越多，则说明以前的理论讨论太少了，对这方面问题的阐述也比较少。 然而，党的刊物上感情占上风还会导致一个现象。所有的人一般都同样富于道义感，同样倾向于谴责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恶行。因此，《前进报》希望在这类问题上把社会大多数团结起来的作法是正确的。但它能够证明这大多数人就可能站在社会民主主义一边吗？不能。它只能证明：义愤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突出标志，它只是在感情强度方面有别于他人而已。但是社会主义者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信徒和漠不关心者的地方，那就是他对于某些可怕事情的理解是采取同现有制度的本质相联束的经济观点，即认为只有摧毁现代社会的基础才能够消除这些可怕现象的观点。 伦理-美学家们在不削弱自己社会主义的感受和思维方法，不寻求任何妥协（我这样说是为了遇免误会）的情况下，却太过于经常忽视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了。 上述考茨基的想法，我们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认为，在维护劳动阶级利益的文学中，伦理-美学思维占主导地位是不行的。但能不能因此就说马克思主义者否定伦理学和美学呢？ 这里要说明的是，笔者个人认为伦理评价只不过是审美评价的一个变种，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事情本身。 关于这一点，请看考茨基在该文中说些什么。“我完全无意认为伦理-美学和我们的斗争格格不入。当然，在政治经济学中是没有伦理学的立足之地的，在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中也没有它的一席之地。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现象之间的彼此联系。如果它得出关于未来的结论，那么这些结论和伦理学也很少有共同之处，就像卫生学根据科学资料得出结论一样。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方面：它是理论与活动、科学与斗争的统一。虽然伦理学与美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领域不大，但是它们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却很重要。一个阶级能够对自己的斗士的忠诚与热情不闻不问吗？特别是像无产阶级这样的阶级，它同敌人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相抗衡的只有自身的统一和团结！何况，连纯审美因素在阶级斗争中也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政治和艺术，特别是和诗歌，有许许多多交汇点。无论是诗歌还是艺术，它们都尽力要打动人，激励人，尽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和了解人的心灵。认为“政治歌曲历来都是坏歌曲”，这是十足的谬论。政治和艺术能够以多种方式相互促进，增强活力，政治能够给艺术家以最崇高的素材，最热烈的激励，艺术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政治斗士的力量”。 这位思想深刻、态度严肃的德国政论家就是这样说的，对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文学中存在文艺批评和通俗小说而言，二者均无需作别的论证。 但是，如果说在纯粹政治的和哲学科学的论著中美学观点占主要地位是不允许的话，那么在文艺批评方面，科学的、历史经济的方法本身不仅不应该受到限制，而且除直接审美评价（或所谓伦理评价）外，还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在这里，上述第二种思维和感受方法也是允许的和必要的。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阐述过我对艺术的观点了。但我早就有一种想法，即对于我来说，对话是一种最适宜的形式。对话可以客观地阐述众多的意见，可以相互提出问题，彼此补充，建立观点体系，让思想臻于极致。我鼓足勇气，步对话大师们的后尘，在下面一点上也模仿他们，即尽量让对话者栩栩如生，气氛热烈。为此，我在选择细节和故事的时候完全没有“复活”对话的目的，而只是想更贴近地勾勒出各种人物的面貌和意见。这就是对话中所选各种细节的用意。 读者不习惯于对话的形式；因此我把自己关于艺术的想法纳入其中是不无担心的。但是，如果这种形式能够得到读者的赞许，我倒很乐意利用它来阐述某些复杂的思想；这些思想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采取过一系列的形式，遇到过许多各种各样的障碍。 对话录 一个大房间。烟雾弥漫，人声嘈杂。周围摆着几张桌子，桌上摆放一些随意小吃，有二十个左右年轻人围坐一旁；这里的人相当纷杂，但大都直接或间接跟艺术有关。房子的主人跟艺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位画家；他的妻子——叶连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作为画家的夫人和狂热的唯美主义者，同艺术存着间接的关系。 正当我想使你们加入这些人的谈话的时候，屋子里的喧闹声达到了顶点，简直是一片喊叫；这时，女主人为了使大家能够听见她的话，不得不用力抬高她的尖厉的声音。 “先生们”，她喊道，“这样不行！这里来的都是争论高手，看法、观点五花八门，大家都在吼叫！谁也不听谁的，好像连自己人的话也不听了！”争论的人们都笑了。“然而同时，我看到这里有一部分人，他们完全可以组织一场非常有趣的循环赛，彼此相识一下，像我这样的一般小人物，也会有所受益。先生们，同志们，今天我们也来学一学欧洲人：按顺序发言。现在我就毛遂自荐，报名当主持人了。” 在场足有一半人鼓起掌来，另外一些人，恰恰是那些争论得最凶的，微笑着，态度矜持。 “Paracclamation，paracclamation！”[7]一个没长胡子的年轻人喊道。他用一种爱慕的眼光，望着那位自荐当主持人的涨红了的漂亮面孔。 “因为阿金弗·福米奇最为激动”，叶连娜接着说，“现在就请他第一个发言。” 这位年轻人身穿驼色短上衣，乱蓬蓬一头浓发，一副神经质的腊黄面乱，恶狠狠地瞅了女主人一眼，然后把烟在烟灰缸里掐灭，说： “我最激动？您这是哪儿的话……我为什么要激动？” “别急，别急，爱生气的小伙子……您可以发言了……” “我发什么言？……什么言我也不想发……”福米奇插着嘴，插进来说“我要说的话很简短……艺术方面我是外行，一窍不通，而且也不想弄通……” “这就太不像话了！”没长胡子的小伙子冒了一句。 阿金弗·福米奇鄙夷地斜了他一眼。 “我认识一个人……这样说吧，一头小猪崽，一个黄口小儿。我在涅瓦大街上遇见了他，他朝我吐着烟雾，凑近说：‘感觉到我在抽烟吗？’我说：‘是烤烟。’、他说：‘对，难道在烟草方面你也略知一二？老兄，这太不像话了。’我说：‘蠢货’”。这时阿金弗·福米奇趾高气扬地抽起他谈话时卷好的烟卷来。 暴躁的小伙子眼看就要发作，但主持人的严厉目光使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不懂艺术，”阿金弗接着说，嘴里的烟卷故意翘得很高，“也不想弄懂。既然人们空闲的时间很多，那就是说，他们没有必要工作。他们感到百无聊赖。无聊是消遣之母，而艺术就是消遣。像其它事情一样，消遣也在专业化，于是就出现了专业消遣人员：小丑和各种各样的滑稽角色。他们身怀各种绝活，供游手好闲者和百无聊赖者消愁解闷。于是我从佩有绶带和勋章的大学教授身上看到了滑稽小丑。在我的眼里，一个专门以娱乐他人为己任的人——鄙俗之辈。我认为，不光是我这个普通市民，还有骑士和国会议员先生们，不仅在古代世界，而且时至今日，他们从来都有些瞧不起滑稽剧演员、长笛吹奏者和其他“娱乐能手”。一个手艺人，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节日，他舔干净酒钵，衣衫褴褛地边走边唱——他是在自我消遣。一个商人，喝足香槟酒后，打碎高级餐厅里的镜子，又打了茶房几个嘴巴——他也是在自我消遣。其他的人没这么喧闹，要文静一些，但他们同样苦于寂寞，苦于沉重的劳动或难以忍受的无所事事。至于社会花许多钱修建剧院、博物馆等等，这说明这个社会有许多腰缠万贯的寄生虫。这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一个可耻征兆。" 阿金弗因愤怒而气喘嘘嘘地停了下来，开始新卷一支烟。 “您讲完了吗？”叶连娜问。 “没有，没有讲完，”阿金弗生气地说。“好吧……”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请诸位消遣吧，花你们用别人的劳动换来的钱吧。而你们，‘娱乐能手们’，去逗人开心吧。是的！每一只蘑菇都自认为是一棵棕榈树。比如我在牢里常常透过窗口听见难友们的谈话。总能听到一个老人，一个什么教派的怪老头在宣讲说：‘您是小偷，罪过呀’有一个人回答说：‘你以为小偷就没用吗？老兄，小偷也有用呢，没有小偷也不行。’‘小偷有什么用？’‘有用就是有用……什么时候断过小偷？……总应该偷谁点什么。’这里没有真正的理论，但令人感到有一种对理论的渴求，希望能为小偷讲一番道理，抬高抬高小偷的身价。即使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他还以深信不疑的口气坚持认为总应该偷谁点什么。在‘娱乐者’那里——道理就太多了。最无可非议的道理就是为艺术服务的理论。耍盘子的杂技演员边耍边说：‘耍盘子是神圣的艺术，我全心全意为它服务。’记得有一次一位警察分局局长跟马戏团的小丑就台球的事争吵起来，分局局长说：‘一身条纹的小丑！’马戏团的小丑回敬说：‘局长先生，小丑也是演员。’而我则要说：演员也是小丑……” 屋内顿时哗然，有人愤愤不平。 “你们别再激他了，”一位身穿常礼服的大个子红头发先生操着浓重的男低音说道，“否则不知他对你们还会发些什么怪论呢。” “既然叶连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当主持人，就让她维持秩序和安静吧，”阿金弗挖苦地说，“尽管我认为维持秩序不是……不是女人干的事！” “不是娘儿们干的事吧，阿金弗？”男低音问道。 叶连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哈哈大笑，发出银铃般的声音，然后说： “好哇，往下说，往下说，爱生气的小伙子！” “爱生气的小伙子！”男低音在众人的笑声中温厚地说了一句。 “我能不能接着往下说？”发言者提出了挑战。 “我已多次请您接着往下说了。” “如果艺术界的诸位朋友不想听下去，我很乐意就此打住……让他们去作无聊的审美探讨吧……”阿金弗顿了片刻，接着说，“这是最无可指责的了，既然女舞蹈家、歌剧男高音或绿色屋顶阳光斑点的涂抹者为艺术服务时各显神通，极尽娱乐消遣之能事，并且认为这种艺术是独立存在的，目的仅在于自身，那么为什么可怜的马戏团小丑不能认为自己是演员呢，而既然是演员，那就具有某种重要性，因为毕竟要有人，一定得有人来当演员。但这对于他们是很不够的！人们说，我们呼吁尊重倒下去的人，[8]我们揭露生活的谎言，倡导光明，教人相爱！可是，见鬼！你们却在撒谎……确实在撒谎，尽管你们有些人并不是自觉的。大腹便便者和神经脆弱者需要花样翻新！身上洒满香水的太太们想亲眼看看饿得两眼深陷的纺织工人是怎样造反的，她们希望极端自然主义的东西，希望看看‘底层’的污泥浊水！[9]然后，她们会说话，甚至还会哭上一通。噢，我们可怜的织工兄弟！我们会为‘底层’的兄弟伤心落泪，并且解囊相助。这很能引起人们的怜悯之心！各方面都招人喜爱的太太说：‘诗人已经向我们证明：穿粗布衣服的人往往更看重德行’，[10]而一般招人喜爱的太太回答说：‘实际上找们都是兄弟。’前不久我在一位太太那里扮演一个小傻瓜的角色（顺便说一句，这位太太在各方面都令人讨厌）她来找我，给我十个卢布，算是付给我的十五个小时的苦差事和演小傻瓜的报酬，她说：‘哎呀，年轻人……我在读高尔基的作品……哎呀，这么多流浪汉！简直是一个新的世界……什么叫做艺术：须知我并没有跟这些流浪汉说过话，因为那太可怕了，但是多亏了高尔基，他向我展示了这些很有意思的灵魂。他使我大吃一惊……甚至梦见我好像变成了马尔华，[11]我周围尽是些流浪汉，充满爱心的、脾气暴躁的、严肃认真的，丰富极了’……我实在没有夸大其词。当时我火极了，现在觉得非常可笑。后来他们一直在鞭挞现今社会。他呀，一个什么叫左拉的人，也许他的鞭挞是出于真心实意，但他怎么就不明白这种鞭挞对于有钱人来说是很惬意的呢！否则他怎么能为自己多卷本的、从各个方面鞭挞资产阶级的作品而得到数以百万计的稿酬呢？须知每本三个半法朗的几十万册发黄的小书，实际上并不是挖煤工买光的呀？我记得这些鞭挞财迷的艺术家，同样，我也记得那位付给乡下姑娘们一枚金币，希望她们把他拖下来的将军，”阿金弗得意地顿了片刻，接着说，“整个国民文艺，冗长而无聊——全是胡说八道，读这些东西的人都是些反正不会受其任何触动的人，而能够帮助解除这些痛苦的人，由于自己苦不堪言，从不去读它们，而食不果腹的万卡也不需要作家老爷告诉他他正在挨饿。[12]可是为什么会挨饿？必须对此作出简单明了的解释。然而看看我们的周围就不难发现，现在不是弹琴娱乐而是敲响警钟的时候了，可是要敲响警钟，就没有必要去当艺术家！我基本讲完了。” 人们开始议论纷纷，但叶连娜·德米特里耶夫娜采取有力措施，使吵闹声马上平静了下来。 “不，不，先生们，不要乱吵。请大家耐心一些。我想，鲍里斯·鲍里索维奇有许多针对我们野蛮人的不同意见。” “主持人不够公道，”一位个子高高，短发，瘦脸庞，带点东方类型的中年妇女微笑地说。 这时候，鲍里斯·鲍里索维奇慢腾腾地、若有所思地搓着手，向灯光照亮的桌子走去。此人个头不高，有一张漂亮、削瘦的面孔，脸的周围是好看的黑色卷发和胡手，很像圣像中的救世主。不过他那敏锐、犀利的目光又使他和救世主绝少有相似之处。他说起话来有些急躁，而且稍稍带点口吃；不过这些欠缺只有在他刚开始说话时才使人有所察觉，随着他的话越讲越快，越发激动，他就紧紧抓住了大家的注意力，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真正的演说家那样，开始扣人心弦了。 “阿金弗的观点是片面的。关于这个问题，以前我和阿金弗未曾谈论过，”鲍里斯·鲍里索维奇开始说，一面打量这位无精打采的青年，“我和阿金弗几乎在一切方面看法都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看来我们几乎成了对立的两个方面。先生们，我担心占用大家过多的时间，不然我就……” “我们有的是时间，因为现在才八点半钟”，叶连娜打断他的话，“您尽管敞开谈，大家很乐意听。” “我想，艺术，无论是在它的起源上还是在发展中，都是双重的，虽然我谈的这两种艺术是互相交错的……艺术的第一根源是游戏。正如阿金弗所说，即使游戏、娱乐、消遣只不过是一种消磨时间和摆脱寂寞的药物，那它也是一种受人尊敬的东西。药物是受人尊敬之物，尽管疾病是令人不快的。既然是疾病，那就需要医治。寂寞也是一种疾病，因此，治疗寂寞的医生同样也会莫名其妙地染上寂寞所固有的令人不快的情绪，就像本来意义上的医生会传染上疾病一样。阿金弗想要告诉我们：‘疾病是不可避免的，而寂寞则是游手好闲者的疾病……’”阿金弗肯定地点点头，“但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歌曲和舞蹈，彩绘的器皿以及缝制或装饰鲜艳的衣裳，在劳动者当中也屡见不鲜。记得阿金弗自己也说过，繁重劳动之后同样需要娱乐。由此可见，如果艺术的目的仅仅在于消除寂寞或解除疲劳，那么这已经是很值得尊重的了。但是艺术（娱乐〉不仅具有这一层意义。小孩子爱玩并不是因为他感到寂寞或者因为干活多了；他爱玩是因为他要发展自己的肢体，消耗其旺盛的精力；通过肢体的练习——无拘无束的练习——促进自身的成长和灵活性。小孩子现在做的事，幼年阶段的人类也都做过。而且现在还在做：锻炼身体和陶冶情操。艺术和一切高尚的娱乐——体育、体操都具有崇高的意义。生活、现实、实际劳动分工和种种必不可少的事情会使人变得非常片面，人身上的许多东西变得麻木了，而这些东西在一定情况下可能是非常有用的。野蛮部族在和平时期也玩打仗，目的在于练习。艺术能够使我们的精神和躯体的轮子活动起来，使它们不至于因无所事事而僵化生锈，因为日常的生活现实与它们无关，触及不到它们。今天的艺术大概对这项任务理解得不够清楚，完成得也不够彻底。但是我觉得，艺术（娱乐）的思想正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思想非常重要和崇高。小姑娘照料布娃娃，可以培养其温柔善良的心灵。那是她想象中的孩子。小伙子也许会为压根儿不存在的索尼娅·马尔麦拉多娃的遭遇伤心流泪——他要学会同情被侮辱者，一旦时机到来，他会为她们抱打不平。不过这里我已经涉足到另一个领域……最好我还是换一个例子，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已经不是娱乐艺术，而是事业艺术了，而且是非常严肃的艺术。娱乐艺术来自小孩和永远是半小孩的野蛮人的游戏，来自急于表现出来的充沛的精力：在这里，创造者给自己的肢体和大脑以充分自由，而它们的运作并非出于外在的必须，而是出于内在练习的需求，是积累下来、正在寻求出路的精力使然。接受者无意识地感到很高兴，因为他身上已经销声匿迹的琴弦又被拨动了起来。我觉得，事业艺术有自己的原则，即一心要说服上帝或众人。人的言语，为了使人信服，就应该形象而热情，或者至少有某个语言艺术家，某个，比如说，部族的长老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说服人的欲望——抬高声调，使言语和动作的节奏协调起来；为了寻找论据，他列举例证，讲述神话，或者谈论往事，尽量把事情描绘得好像你亲眼所见似的。这种说教不只限于语言——口头的和书面的还可见诸于雕塑、绘画和音乐。宗教、道德和政治利用艺术，通过艺术来表现自己。这仅仅是因为强烈的感情能够占据整个机体，使一切都授入运动，通过一切途径急切地寻找着出路，同样，它也在通过一切途径，想方设法打入被说服者的心灵。伟大的说教者历来都是艺术家，而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历来也都是说教者。在这一点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正确的，尽管这位作家带着他固有的禁欲主义的狭隘性，绝对谴责娱乐艺术。[13]这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赞同说教艺术远远高于娱乐艺术的看法。人说教什么呢？说教他所能想到的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凡是说教达到了艺术的高度，就是说，说教被饰以感情和形象的外衣，这就说明说教的内容在说教者心目中的特殊重要性和神圣性。娱乐艺术是一种非常快乐有益的健身操；说教艺术则是生活高度紧张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戏场上的基督徒以其优美的动作向公众表明他是相信自己的上帝的，而且为了上帝，他毫不犹疑地面对着死亡和苦难，在我看来，他就是伟大的演员。而且，如果他希望影响公众，他在自己的动作中会不由自主地关注间距的条件，并使其……具有舞台效果。而且我要说，真正伟大的演员是这样的人：他用艺术的手法宣扬自己的上帝，并善于运用自己的艺术，本着艺术的真谛和专心致志、自觉自愿的力量的美，真心实意地为上帝去斗争，去受难，”鲍里斯·鲍里索维奇喝了一杯放在桌上的啤酒，在众人的注目下接着说： “由此可见，艺术的最高种类是说教艺术。但这里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且不说虚伪的乃至卖身投靠的说教。我们只谈创作者真诚信仰的艺术说教。可以说教的东西五花八门，诸如劝人戒烟、听父母教诲以及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也可以宣讲大事……但是确定层次的标准是什么呢？对我来说，这个标准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比弘扬人类统一的思想更高尚的了，没有比为了整体和每个人的幸福与发展，用兄弟合作的精神弘扬人类团结的说教更高尚的了。肉此，我举双手赞成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意见”团结人的艺术是好艺术，分裂人的艺术是坏艺术；[14]如果说我没商表示赞同这个意见，反而激烈地加以反对，那是出于以下的考虑。分裂人的艺术是坏艺术；分裂人的机构则更坏。但是机构是由人支撑的，有专门搞分裂的人、团体和阶级，有志在分裂他人的人士和协会。凡希望团结的人，遇到他们就应该与之斗争。艺术家也一样。怎么斗争呢？模仿鲫鱼-理想主义者的样子，[15]说些异常高尚的词句：‘狗鱼，你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是正义吗？’[16]这种方法的天真幼稚是如此显而易见，甚至都不值得去认真批驳。何况列夫·托尔斯泰本人在艺术中也完全没有遵循此法。难道他会同旧势力的卫道士讲兄弟团结的情谊吗？难道他会同《复活》中的一小撮达官显贵称兄道弟吗？那些为旧势力扬幡招魂的人会因为囚犯逐渐安静下来而兴高采烈，他们认为囚犯之所以变得安静是因为他们感到非常满意。[17]读了这些描写出色的篇章，难道您还会张开双臂去拥抱这些披金带银的‘弟兄’吗？伟大的爱和伟大的恨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一个古老的公理，要它将来不再成为公理，那除非地球上最后一个剥削者销声匿迹。凡是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愿意为爱作出奉献的人，他一定会憎恨。耶稣是爱的象征，他用愤怒的言词痛斥过伪善者，鞭挞过出卖良心的人。所以，崇高的艺术有两种形式：揭示人们的团结一致精神，从人的种种变形中找回人的原身，宣扬博爱、合作、同情的精神……另一方面，传播愤怒，为此，艺术家应该揭露和诅咒。我讲的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这些老的思想是正确的，如果关于这些思想的对象至今仍争论不休，那么我们除了加以重申外还能做什么呢？你，阿金弗，当你嘲笑那些呼吁仁慈和敢于鞭挞的艺术家的时候你犯了一个大错误，而且失之于肤浅。你仅仅看到了一部分观众——资产阶级，你忘记了知识分子，阿金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培养教育他们：不管他们是来自人民，例如像我这样——一个圣堂工友的儿子，还是来自官宦人家，像你一样——‘将军的儿子’……我们都需要受教育，而且教育我们的不仅仅是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还应该有伟大的作家和通俗小说家。当你好好想过之后，你就不会否认这一点了……” “我会否认的，”阿金弗阴郁地说，“生活教育了我，勤务兵戈里什卡教育了我，父亲的打骂，母亲的大吵大闹，士兵们血肉模糊的嘴脸教育了我。” “别说了，你讲这些完全是固执己见。这一切难道谢德林、乌斯宾斯基说得还不清楚吗？” “但他们不是歌德，不是莎士比亚，也不是荷马……谢德林和乌斯宾斯基都是政论家。而且如果他们直截了当地说——也许会更好些。” “亲爱的阿金弗，你这就有点认死理了……关于荷马，我根本就没跟你提过。现在，我们的理想、时代都不同了，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充其量只能属于令人尊敬的，但应归入低层次的娱乐艺术之列。不过，断言谢德林、乌斯宾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教……” “这个神经不正常的伪君子，我实在受不了，因为他毫无诚意……” 叶连娜插话说： “先生们，这已经另当别论了，我们不能这样。请继续讲，鲍里斯·鲍里索维奇。” “实际上我已经讲完了。根据古老的传说，雅典人曾经派一位诗人去帮助斯巴达军队，[18]我想说的是，他是一位出色的同盟者。仁爱正义之师需要这样的号手和鼓手：他们是能够激发士兵的勇敢精神，鼓舞他们的士气，坚定他们的爱与憎，振奋青年人的斗士。我同意阿金弗的意见：目前应该敲响警钟……但阿金弗说因此便不要去当艺术家，而我则认为一定要当。任何宣传鼓动家都应该是艺术家，正如任何艺术家实质上都应该是宣传鼓动家一样。须知我们所敲的警钟并不是真的大钟，而是人的心灵，而这可是一件十分精密的乐器。” 鲍里斯·鲍里索维奇在一部分听众的掌声中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好，现在该我讲了……不，连娜，[19]让我讲吧……你应该照顾一下自己的丈夫嘛……我的舌头直痒痒！”房子的主人、画家列夫·彼特罗维奇·斯科别列夫这样说。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美男子，总是面带微笑，有一双美丽动人的蓝眼睛。他的衣着不是俄国式的：穿一件巴黎有些青年艺术家常穿的粗条灯芯绒外套。他敞开衬杉的领子，露出强健而漂亮的胸口。他坐到桌子边上，不等妻子允许开口就说： “谢谢您，鲍里斯·鲍里索维奇，谢谢您使我有机会在贵军充当一名号手……不过请允许我斗胆地予以谢绝。告诉您吧，亲爱的朋友，关于艺术家的灵魂，您是一无所知。毋庸讳言，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他们要求艺术从属于思想，而不是相反。但这是一些被公民召唤扭曲了的艺术家。如果说他们创作出某些美好的东西，那只是因为他们背离了思想：海涅谈到鲁本斯时说过，[20]尽管鲁本斯的腿上系有上百公斤的荷兰干酪，但还是被捧上了天。[21]这就像巡回展览画派被抬得很高一样，尽管他们为你们的世界承担了罪责……这个罪责——鲍里斯·鲍里索维奇所钟爱的‘说教’，像苦役犯的金属球那样拖住他们的腿，如果一个公民病患者的良知使他抛掉镣铐，任何人都会松一口气的。可怜的克拉姆斯科伊幻想过这一点。[22]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画应该是美的，思想、焦虑如过眼烟云，但美是长存的。曾孙子对历史文献会无动于衷，但对美丽的画就会兴奋不已。其实，让曾孙子见鬼去吧！” “停一下！”一位年轻人突然喊道。他穿一件缝制考究的黑上衣，戴一副黑色的宽边夹鼻眼镜，系在一条黑的宽边带子上，“我实在受不了……啤酒、烟雾……这些思想……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开开窗户吧……”他用手捂着额头。 “窗子正对着花园……真傻，怎么刚才就没想到呢，”叶连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说着，打开了窗手，“继续说吧，列瓦。” “我说：让曾孙子见鬼去吧！艺术在曾孙子们面前也不会低头的。也许您以为我要对诸位发一通形而上学的谬论了……不必担心！” “不，给他们讲讲您那形而上学的谬论吧！”那位身着丧服的年轻人激动地喊道，“您是《浓郁的丁香花》的作者，您可以……可以让这些人领教一下您那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月光笼罩着花园，花园里的丁香……茫茫烟雾飘向窗口……已经让人感到扑鼻的芳香……讲吧，讲吧，给他们讲点形而上学的胡说八道……您是艺术家嘛！” 一时间场面有点尴尬。 “那么我让给您说吧……”斯科别列夫说。 “那好！”黑衣人站了起来，“先生们……在这里，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外人……” “不，不，等一下！”叶连娜不高兴地打断黑衣人的话，“到时候会轮到您的……列瓦还没有讲完。”[23] “非常对不起，”黑衣人说，然后他手按前额，停顿片刻，慢慢坐到椅子上，而列夫·彼特罗维奇接下去这样说： “我根本不是形而上学者。人称有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我不赞成这种理论，因为，一般地说，我对任何理论都不感兴趣。但是……喏，你们听见了吗？列夫……——是鸟儿在歌唱！它就是艺术家。多么可爱，令人心旷神怡……一路走去，周围的美景使人目不暇接……瞧，那边的丁香花正在盛开，多么艳丽！茂密得几乎看不见叶片；而天上那美妙的彩云，千姿百态，楚楚动人……噢，犹如一篇乐章，斑斑点点的音符映入眼帘，沁人肺腑，乐人心肠……再看那金色的阳光，光芒四射，灿烂辉煌！你心醉神迷地望着可爱的丁香花，呆呆发愣……然后，我敢说，你定会暗自寻思：‘真是光彩照人，美不胜收’。然后是苦思冥想，勾勒草图……不过这还不是一切，只是有所得而已！你心血费尽，成功在望……草图完成了，你既有苦，也有乐……” “可花园的围墙外响起一记耳光的声音：是警察在抽打喝醉了酒的工匠师傅，”阿金弗突然冒出一句…… “如果我看见有人打耳光，我非给他本人一顿棍子不可……有这种事情……但要时刻记住，总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打人耳光，我不会打，也不想打。我愿意生活，愿意写作。生活是美好的，也应该是美好的。请相信上帝，同志们也知道，有人喊一声，我就会跑过去……只要需要，我跑过去从不会落在最后……我不是胆小鬼！只要我还活着：噢，可爱的太阳，母亲河光怪陆离的河水……要知道，艺术家自己从来都是自由的……把夜莺关进笼子——它就失去了自由，但它的歌是自由的，它在飞翔！” “当然，黄雀和金丝雀在笼内也是自由的，可是鹰在笼中会怎么样，”阿金弗说，咧嘴笑着。 “任何恶言恶语都伤害不了我，而且也别想向我证明，说喜欢光与色，描绘它们……是很不好的。我生来如此……我既不想死，也不想变，只希望当一名艺术家。而且我知道，不仅光与色是艺术家的客体，人的心灵也是艺术家的客体。我也会有机会成功的。瞧，一个小姑娘跟一条大狗刚刚在玩耍……她坐下来，眯起眼睛，小脸儿现出诡谲狡猾的神情，一只皮球藏在两腿中间……狗伏在地下，头向上仰着，狗的一双眼睛也在嘻笑……忽然，小姑娘神气地吆喝一声，抛出皮球，大笑不止，只见这条狗狂吠一声，追球而去……在她把球抛出去那一瞬间，她脸上什么表情没有啊！——有担心，有期待，有决心，还有欢欣……我从这场游戏中构思出了我的草图……” “后来这个小姑娘的皮球飞进了上校太太戈列包娃的窗口，这位太太拧着小姑娘的耳朵……为什么你不画这样一幅草图呢？”阿金弗打断他的话，“当这位年老的上校太太冲着窗口吼叫时，她的脸上什么表情没有啊！当她揪着小姑娘的耳朵，恶狠狠地忘乎所以时，她那作母亲的脸上表现出了凶狠、病态的神情。” “我没有看见……” “可是，老弟，确有此事。” “你总在我身边唠叨个没完。但是只要太阳存在，艺术就存在。因此我们就要鼓吹，像夜莺歌唱一样，至于结果如何，这不是我们的事。我可以是一位公民，也应该如此，不过那是另一个部门，另有入口。” “你住着一大套房子。可我们兄弟的内心里——只是斗室一间：睡觉、吃饭、工作都在这里。” “您可以责怪我，”斯科别列夫答道，“但是我要告诉您：痛苦与不幸是会过去的，到时候您的艺术——不管是富于战斗精神的还是悲天悯人的一一将不会有人需要，那种充满同情并自觉投身斗争的人也不再为人们所需要。但生活将会是非常豪华的，因而画‘好看的画’将成为重要而伟大的事业……于是好的画会取得辉煌的成就，就像在旧日的佛罗伦萨那样……某位伟大艺术家以永恒的大海为背景画下了永恒的朝霞和一位永远都在欣赏它们的永恒的青年，这将是一天中的重大事件。” “您的结束语很好！”穿黑上衣的青年喊了一声。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应该了解一下还有多少种意见和几位发言人，”男低音说，然后，他不再让阿金弗有由龇牙咧嘴的机会。 “您是想趁早把自己和他分开吧！”斯科别列夫笑道，“我说，先生们，瞧，他们头一次见面就互相打起来了。” “可不是么！”阿金弗嘟囔说，“有人称鲍里斯是个死守教条的人，但是纳乌姆·维克多罗维奇，这是一种流行的理论。我没见过还有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冷静的狂热的信徒。” “那就请见识一下，”穿黑衣服的人真诚地大声说，“既然这位先生称某某为狂热的信徒，那么这应该叫做什么呢！您自己就是一名狂热的信徒！像您这样的人若是一旦得逞，文化非毁灭不可。” “让您的文化见鬼去吧，您的文化又名寄生虫和不劳而食者的文化。当囚犯用肥皂洗头时，虱子就会大叫囚犯在毁灭文化了。” “呸！呸！”叶连娜大声嚷道。 “您不是也直呸呸么！作为寄生虫的人应该指名道姓……它比真正的寄生虫坏多了……” “至于说我们的文化是反面的东西，”穿黑衣服的人气急败坏地反驳道，“不错，但这完全是从另一方面看的问题，此其一。其二，我们的文化也有正面的东西，因为它含有真正的胚芽，而且总的说来，有文化的人比没有文化的人能够更快地理解并苟安于悲天悯人之中。不管您发什么高论，从总的和整体上来说，文化毕竟是有损于生活的。” 阿金弗没有听明白。 “那么，您为什么要赞美文化呢？就因为它有损于生活吗，是不是？” “正是因为……请允许我解释。” “请吧，”叶连娜说。 “我不是要谈文化……我是想就艺术……”一位新的发言人急匆匆地说，“而且是全面地……须知一切——归结到一点，我是赞同您的看法的……您也许是位一元论者吧？……我也是一元论者……就是说，我是二元论者，但同时又是一元论者……就像费希特那样，[24]只是从一个方面来看……现在我就来解释……先生们，我把一切都向你们解释清楚……除了你们称之为……鬼东西"的东西我解释不了……你们也解释不了……‘鬼东西’向窗口里面窥视，或者您往任何一个生活窗口里看，从里面往外看，您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鬼东西’……不过，打比方说，您没有向外张望，而是随便躺在家里，周围都是您熟悉的和挂着的东西，实实在在的灯光洒满房间……您坐在那里，看着桌下的阴影；这就是‘鬼东西’。而且到处都是……灯光照亮的一面还很清楚，但是另一面就处在这‘鬼东西’的阴影之下……它无处不在，上百只眼睛在看着……我讲的是形而上学。” “应该放两盏灯，一边一盏”一直没有安静下来的阿金弗提议说。 “对了……您是说，两盏灯。我起初就说的两盏，一盏认识科学，一盏了解精神。不过要是第二盏灯已经点燃，那么我的斗室的四壁就会豁然开朗，无数的‘鬼东西’就会散落四周，我将飞向‘鬼东西’的海洋，手持阿拉丁神灯，[25]届时那另一盏灯——煤油灯、厨房用灯、实用之灯则可以熄灭了。” “好极了，”阿金弗说。“这我懂……就是说，一片黑暗。” “不……我不是个黑暗狂！”青年人激动地说，“先生们，我在这里感到很不自在……这是真的。我是艺术家和预言者。我说预言者而不说思想家，是有意识的……我同情尼古拉·别尔佳耶夫和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因为他们试图通过世界进步的结局把永恒与世界融为一体……[26]而且我对这种从源头的一端，通过中国，通过拜占庭与本恒融为一体的作法并不反感。不过我比在座的各位都要进步，因为诸位都希望在生活的范围内发展，而我却号召要走出生活。至于走什么门径，这对我都一样。无论是中国的道教，还是阿菲翁的某些僧侣和于斯曼的超文化都可以作为门径……[27]我想，门多的是……可是当你向门口走去时，你就会昕到：真正的东西是缄默不语的！因为真正的东西，先生们，是不会说话的。” “胡言乱语！”脾气火爆的青年人大声说。 “我尽量说得系统一些，”穿黑衣服的青年说道，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手捂前额，“是的！”他终于喊道，“就从费希特讲起吧……从哪儿开始都可以。好像我已经说过我是费希特式的一-二元论者，然而恰恰相反……先生们……你们在笑：其实这并不可笑……费希特实质上是个一元论者，因为除了精神，除了先验的‘自我’，他什么都不承认。实质上，唯有精神才是存在，按照费希特的意见，精神嘛，是能动的原则，是完全积极的……然而费希特出人意料地用非存在把精神限定起来，从而承认非存在的存在，他根据唯一存在的‘自我’与‘非自我’的碰撞使绝对消极的非存在变成为积极的了。我也承认现实存在是唯一的和不可改变的，我也承认它受到自我否定和绝对的‘不’的限定。但在这里我逐渐接近了巴门尼德。[28]现实存在是不变的，它缄默不语。这种缄默是一种历来与自身等同的东西。一种伟大的缄默。叔本华在佛陀之后承认缄默是目的，是理想。我和巴门尼德都承认缄默是事物的本质，是唯一的真实存在。那么是什么在限定它呢？是运动，先生们，是碌碌无为。碌碌无为和运动不是叔本华所认定的存在和意志。它们什么也不是！先生们，请你们不要笑！运动、变化不是存在，因为存在意味着处于某种状态，而这就是形成（einWerden）时，而正在形成(Waswird）的东西，从来无法等同于自身，一分一秒也不会处于某种状态，就是说，什么东西也不能在正在形成着的东西中滞留，这就意味着，那里什么也没有，一切都在那里流动，因而一切都在永远地死去……而且能够死去的也只能是早先存在过的东西，而在运动中，在碌碌无为中，在当今王公的世界之中，一切事物来不及诞生就要死去。赫拉克利特说得对：存在是一种假象。[29]我们是火，每个瞬间我们都在成为另外的样子，过去的我们已经化为乌有，我们无时不在化为乌有，只有形式的幻想在欺骗我们，于是我们便认为一切都存在着。真实除了缄默什么都不存在。但是我发了言，缄默只是暂时的。我苦思冥想，费时良久，想举出永恒的东西来。经过仔细地观察，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我找到了它；我对它说：你就是悲伤。是的，是悲伤。世界正进行着听天由命、静观与享受的斗争，享受是意志的幻想，是坦塔罗斯的果子和水，[30]我们追逐它们，同时自己又把它们推向前去，就像一个人在自己的前面用棍子举着的灯笼，可望而不可及。如果存在形式的统一，那只是因为悲伤、静观、自我否定已经使熔岩薄薄的表层冷却了下来。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完全存在的，只能是完全沉湎于悲伤的东西。暂时存在的则是形式上的以及仅可能是形式上的东西，即静止不动之物，哪怕表面看上去等同于自身的东西。而运动中的、灼热的、热情的、渴望的东西和当今世界的王国——压根儿都不是存在，而是轮回的火与阴影。[31]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如果艺术服务于任何一种饥饿，满足（假想满足）或者点燃某种欲望，那么这种艺术就是很糟糕的。这一点，无论康德、叔本华……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同意。崇高的艺术总是冰冷的，能够使自己变成静止不动的白色大理石。艺术一经接触，运动便停止了。因此，久久凝视着尤皮特就能够感受到某种悲伤……但是最崇高的艺术是悲伤的艺术，是用各种手段使我们忘掉自我，使人们昏昏欲睡的艺术……” “那是为什么？是枯燥无味吗？”阿金弗问道。 “不，不是的……枯燥无味的艺术会使人发怒……如果使人昏昏欲睡，那纯粹是生理上的。生理上的梦幻，这就是轮回的时刻：打鼾、出汗、张嘴——丑态百出。我说的是玄学上的昏睡状态，没有时间感。先生们，难道你们没有体验过吗？啊。那真是太可怜了！”这位颓废主义者真诚地说，“那真叫妙不可言……那不是非存在……相反，是它的顶峰，是纯粹的存在超越时间的存在……艺术家应该给我们以这样的时刻。艺术家通过我们，通过我们每一个人，同样在帮助我们。大海在沸腾，在咆哮，这是水的分子的运动，其本身可以说是一种纤毛运动，是一大批电子的集合体，一句话，是某种人称物质的东西……人们想抓住原子，但它却四散而去……研究原子的唯物主义者像坐在青铜悬崖上一样落入了无限之中。但我现在不谈这个……我是说：大海也罢，朝霞也罢，这些都是虚假存在的一个部分。但是您坐在它们的面前，就像斯科别列夫先生说得那么美妙动听……我已经记不起来了……然而大海走了，朝霞也去了……艺术家把它们化为悲伤留在了您的心田。它形单影只地站在您的面前，睁着一双拜占庭的大眼睛，看您一眼，走了……” “掏出表一看：天哪，您已经坐了七个小时……卡尔斯克隆附近的修道院的僧人奥拉弗不相信天堂里永远都是从不知疲倦的享受有一天早晨，[32]他沿着小树林信步走去，突然有一只小鸟从天堂里向他飞来，井开始歌唱……僧人听过后……自胡子长出来了，头发脱落了，脸上起皱纹了，身体干瘪了……小鸟展翅飞走了。他边走边想，好不容易才走回修道院，但那里谁也不认识他了——地上己经过去了许多年。艺术家也应该这样做。我是个钢琴师，先生们，但音乐如果只能使人蹦蹦跳跳，那这音乐就是坏音乐；当音乐闪耀出冷峻的纯形式的光芒，那它就是好音乐；当音乐使您长出白色的翅膀，飞离大地和星星时……那音乐就是神奇的了。叔本华的话是对的，他说：这里是纯意志的表现。意志毕竟是一种恶。不！这里表现出了世界的原悲伤性。当然，音乐好像在调节，在演奏，在变化，不过这已经是艺术家在我们心中作补充了：他让声响起化学变化，在我们心中回旋、歌唱的已经不是这些声响，而是庄严肃穆的悲伤在发出一种永恒的音调。不是悲哀。悲哀是人类的感情。是悲伤。我这是想说：它是某种客观的东西。您可能要争辩。但是怎么可以，怎么能够争辩呢？瞧，月光把叶片变成了银白色，微风在叹息……这时月亮在我的心中已经慢慢地升起，我可以走过去，走向窗口，坐下来，双手托腮……人们增大了和音，开始边拍边唱，音浪突然抓住了我，这时原来的我已经不复存在。一切都在成长和死亡，我的位置上笼罩着一片自我静观的悲伤。而且它一定会胜利，一定能够在文化-历史上取得胜利，因为进步使人的神经变得更加敏锐的同时正推动着他悄悄地向门口走去。它还会通过对热的平均分配的道路取得全世界历史性的胜利。那将会是缄默。是歌曲中的佼佼者，是和谐的巅峰。而种种贪婪的、肮脏的、丰满的、好动的……所有这些大喊大叫，希望得逞的东西——请相信吧——全都丑恶之极！都是清一色的假面孔……牛头马面，丑态百出。有这样的音乐，一听就想跳舞——这是魔鬼的小提琴声。而天使一旦操琴弄乐，人人都会屏息聆听。顽石在俄耳甫斯的歌声下建成高楼大厦。[33]我想，事情将会是另一种样子。随着俄耳甫斯的歌声，大厦会慢慢地变成碎石，碎石化为分子，一切都将消失，太阳、月亮、大地、天空——一切都将分崩瓦解，融为唯一的永恒。甚至因拒斥运动而灵魂得救的冷冰冰的艺术石雕也要冰解冻释，不过不是为了流动，而是为了在看不见的烟雾中，在无声的音乐中呆滞麻木……”这位颓废主义者说得平静而庄重，很像一个有期望、有信仰的人，因而阿金弗的尖厉声音在瞬间的静默中显得非常古怪： “如果说是丑态百出……怪模怪样，这可是您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您能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吗！” 颓废主义者哆嗦一下，急忙反驳说： “不是角色……不是姿态。颓废主义——这是个时髦的字眼儿……许多人都标榜自己是颓废主义者，而我是怎么想就怎么说。” “当然，怎么能不发自内心呢……”一位穿常礼服的红头发先生低声说。 “先生们！是不是稍微休息一下？”叶连娜问道。“有谁还要谈艺术吗？” 红头发先生——纳乌姆·维克多罗维奇·波尔杜盖斯向一位短发的中年妇女走去，然后他们小声在商量着什么。 “我和波里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还想谈……” “噢，太可怕了！”阿金弗喊道，“两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不了解波里娜·亚历山大罗夫娜，但如果她跟纳乌姆·维克多罗奇差不多，那么在她的像冰雹似的统计材料的袭击下，我们准会像玫瑰一样凋谢枯萎的……” “什么统计材料？”波尔杜盖斯问道。 “难道马克思主义者少得了统计材料吗？” “胡说八道！”波尔杜盖斯以平静的男低音说。 “不，今天我们不引用统计材料，”波里娜保证说。 “就是说，有两个发言人，”叶连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说：“是啊，兴许是一场大辩论。我提议现在休息。艾尔里赫能不能给我们演奏点什么。” 大家都很赞成。经过一番谦让和推说头痛之后，这位刚才赞美悲伤的颓废主义者在钢琴前落了座。 他演奏得很好。是一首奇异幻想曲。房间里充满了暴风雨般的急促音响。这声音相互追逐，此起彼伏，音调尖厉，忽高忽低；有胜利的欢笑，威胁的吼叫和撕心裂肺的呻吟…… “音乐净化着生活的海洋，使它变得高尚……但只不过是个大概，”艾尔里赫小声地对坐在他身边的叶连娜说，“现在是一首舒缓的浪漫曲，”他补充说。 激烈的斗争与轰鸣被一首单纯又单纯的浪漫曲所取代。他是那样的情意绵绵，那样的若有所思…… “我坐在屋子里弹呀，弹呀，”艾尔里赫喃喃地说，“突然间，墙壁大开，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白人在大地上走着……很高很大……他举起一只包裹着的白手……将一颗颗星星熄灭。人们都在睡觉，他们看不见；我想……但是不……凡是被白色长袍后摆拖过的地方，一切都已经死亡……那人的身后什么也没有……那里是一片寂静……我害怕极了！他那么阴森可怖，威胁着要踏平一切；渐渐升高的进行曲不时被短促的惊骇声所打断……巨大的身影越来越近了……他熄灭了我屋顶上的我的生命之星……他来到了。一切都笼罩在烟雾之中，乳白色的，灰蒙蒙的。可是，突然间……是这样的美好，美好……我如醉如痴……迷迷糊糊，甜甜的，既安逸，又温暖……多么好啊。” “油灯要熄灭了，”阿金弗说。 有人给灯里添了点煤油，于是它又大放光明起来，接着是纳乌姆·维克多罗维奇·波尔杜盖斯发言。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面目和善，长了一脸红络腮胡子的戴眼镜男人；他站在屋子中央，开始用他那平静的男低音侃侃而谈。放眼望去，他的这种自信而健康的神态同那些神经兮兮、精神颓丧的听众相比，反差实在也太大了。 “各位先生，艺术的对象是极其广泛的。我不喜欢打草稿。但是不得不打一个。这就是观点与别的什么。何况前面所有的发言人都谈到了观点和别的什么。我之所以要发言，那是有鉴于前面发言人提供了相当有趣的材料。艺术，先生们，很显然，是一种特定门类的利益表演，是一般的工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还是全人类经济的一部分……我没有时间详细讨论艺术品和手工艺品之间的异同。但谁能够对艺术和手工艺不紧密联系似乎就不能发展这一点提出异议呢！要发展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就必须发展技术，因为就形式而言，这些全都是技术门类：在这里，工具的发明和发展是符合一般规律的。手工艺技术的逐步提高与发展对于艺术的繁荣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工艺专家的艺术家要脱颖而出，必须要以高度的劳动分工为前提。最初只有一知半解的艺术家：一个人制成了长矛或瓦罐，将它们修饰一番，这时他并未明确意识到这里什么是必须，什么是幻想，因为这两方面在村社的体制下，在很少突出个人的创作中，只能稍稍改变一点传统的形式。唱歌与舞蹈最初完全是村社的创作活动。这两种艺术；最初被视为同祭典相差无几的节目和礼仪，目的在于培养和强化统一的村社精神，这在当时对为求生存而进行的经常斗争中是非常必要的，但个人歌唱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凸显出来了，主要是讲述古老的故事或个人生活中某件值得庆祝的事，特别是在婚丧嫁娶时表达一下感情，等等。这里只有当经济上开始有所剩余时专业艺人才可能凸显出来。他们是些什么专业艺术人呢？这里有荷马，有小俄罗斯的民间歌手，[34]还有各古老民族的歌手——老者、盲人、非劳动者等。他们编出一些歌曲并牢记在心，从而成了专业艺人，然后再传给和他们一样不幸的残疾弟子。个人演唱最初是很悲惨的。根据后来专业化了的造型艺术可以看出，只是到了13世纪末，例如，在佛罗伦萨，雕塑家的作坊才和建筑工人（石匠）们区分开来，画家才和漆匠区分开来。但是一般说来，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手工艺者和艺术家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很难说金匠、织毯工、武器制造者是手工艺者还是艺术家？能够想象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军械工不是艺术家吗？而所有的艺术家都懂得好几种手艺。根据许多材料，我倾向于认为，这种现象在希腊艺术繁荣时期已经有了。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的艺术家也不过是一种工匠，多少都会一些手艺；而在罗马时期——他们则完全是奴隶。仅从上述情况便能够得出结论：艺术的兴衰，自然是和整个手工业的兴衰是紧密相关的。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同样伟大的手工业的产儿。古希腊的古典主义、哥特式建筑风格、文艺复兴，都出自伟大的手工业时代。对它们的喜爱，不仅应该表现在菲狄亚斯们的身上，[35]而且应该表现在雅典中等家庭桌上使用的花瓶上；不仅应该表现在科隆大教堂上，而且应该表现在修道院的文献手稿的装帧上；不仅应该表现在普列奥勃热尼耶市的拉斐尔的身上，而且应该表现在梵蒂冈敞廊上用夸张手法和阿拉伯图案临摹的拉斐尔身上。[36]由此可见，要产生伟大的艺术，手工工艺劳动的高度发达从技术上说是必不可少的。很显然，对于莫里斯们和罗斯金们来说，[37]恢复鉴赏和艺术的问题，是相手工业者排挤工厂和机器的问题密切相关的。但是一个有健全头脑的经济学家是不会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更何况在未来集体化的框架内，工厂劳动很可能一步一步地，完全失去体力劳动的特点，成为纯粹的脑力操作；届时，工厂劳动只不过起着监视机器运作的功能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协调发展将会提出一些要求，这些要求大概只能由各种优美强身的体育项目来满足，同样，还要靠工艺实践来解决了。根据幼儿的需要，这些或那些艺术品还将列入寓教物品的范围。到时候我们还将期待伟大的、闻所未闻的艺术问世，这种艺术将再一次从四面八方拥抱着人们“在广场上和在家庭中……工厂大量而廉价地提供半成品，全体居民、自由手工业者将自由地加工制作，随心所欲……我会精心挑选的……” “哼！你说什么？”阿金弗大声地说。 “我会精心挑选的，”波尔杜盖斯微笑说，“把书籍装帧好，然后把这些艺术品送到市博物馆；任何同志，只要他喜欢，都可以从博物馆里借，我自己也会从博物馆借我所喜欢的日常艺术用品。” “完全是空想！”艾尔里赫说，忧郁地摇摇头。 “霍布森大体就是这样调和集体主义与手工业艺术的。[38]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茹尔·杰斯特勒也持这种观点，[39]而且，总的说来，我根本不明白未能实现这一点的原因……不过我们还是放下您称之为空想的东西吧。我只是想说，现代的艺术家和手工艺脱离了关系；我们所有的人——富人比穷人更甚—都生活在粗暴的和令人庆恶的环境里；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艺术文化不是严谨完整的，不是别具风格的，而是花里胡哨的，归根结底，是粗俗野蛮的……至少，当代所有著名的美学天才——罗斯金、王尔德、莫泊桑、尼采、莫里斯以及许多比他们略逊一筹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这样认为。现代的艺术技巧是喧闹的，不稳健的，探索性的……而且不管它讲的是什么，它孜孜以求的与其说是美，还不如说是新奇与效应……因此，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因为造型艺术缺乏深入到各个时期的工艺生活的坚实基础，而且还因为艺术家现在从事创作不仅不是根据生机勃勃、志同道合的社团的订货，甚至也不是根据文艺庇护人的订货，而是直接迎合无名的市场。因此是市场艺术在定调子。” “这种情况，当然……部分是这样……”斯科别列夫表示同意。 “一般说来，艺术家的工作都是全神贯注的，只要他感受到自己和自己创作之间的联系，感受到自己和诸如故乡城市这样伟大、可爱和令人尊敬的对象之间的联系。因此，对你们说吧：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艺术，可以说，至今总是……市际的、全市性的缘故。一座伟大的城市，一个规模巨大、充满活力而且势必具有一些民主精神的城市公社——它就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伊奥尼亚、雅典的城市、日尔曼的自由公社、米兰、佛罗伦萨、锡耶纳、比萨等……而且，请注意，它们全都是处于相对自由的时代，更确切地说，是相对斗争的时代。当贵族、霸主和自由民互相斗争，彼此保持平衡的时候，当每一种成分仍把故乡城市的利益置于最高地位的时候，伟大的、激动人心的艺术就一直存在。随后就进入了作为文艺庇护者的个别有钱的订货人的时代。惯于模仿他人的艺术家把生动表现自由公社理想的美妙形式接过来，通过折衷主义的或者怪诞、夸张的处理使它们带上哗众取宠的色彩，这样势必使它们走向颓废。只有一方面置身于自由和斗争的氛围中，另一方面又处在多少有些民主团结的氛围中，人民才能够从自己的圈子内推出众多杰出的、敢于表现其文化的本质、基础和目的，从而形成自己风格的人来。现在我们完全不具备这种情况。庙宇和大厅，教堂和市政厅——这就是古代活的艺术的生动集中表现。可是现在呢？博物馆——这个过去的及……用作展览的出色墓地……成了一个光怪陆离、奇耻大辱的市场，令人头晕目眩。只有当自由的人民重新开始兴建巨大的社会大厦——大厅、合作社、俱乐部和剧院，能够容纳数万人，成了文化中心——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伟大的艺术才能够复兴，风格才能够形成。先生们，艺术是民主的。当然，贵族是少数，它建造了或命人建造了帕耳忒农庙和圣玛丽德菲奥里大教堂，[40]不过它们是少数人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群众，为了向他们证实城市的力量与荣耀，为了说明自己的统治是有道理的。当贵族不再表达进步的倾向而是对进步横加阻挠时，当贵族从总体上开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时，他们便开始用色情或怪诞的形象来粉饰自己的生活，用拙劣粗俗的奢华把自己包装起来，即使他们希望有什么重大的建树，也只是一些怪里怪气、疯疯癫癫的东西。这就是对一般高层面的艺术技巧的粗略介绍。现在再就艺术的内在方面，即艺术所表现的思想和感情作一个大致的叙述。艺术历来反映这个或那个社会集团的思想相感情，表现这个或那个阶级的世界观。我完全不谈东方君主国的造型艺术。那里的艺术只是为愚弄人和吓唬人的宫殿和庙宇服务的；这些宫殿和庙宇用自己的文化压制自由的思想，使人民胆战心惊，充满敬畏。生活被传统所束缚，艺术也一样。思想感情之狭隘骇人听闻：皇帝无比伟大，他的严厉的法庭，他的财富和胜利，凡此种种，皆表现在夸大其词的歌功颂德之中。神同样是吓唬人的统治者。古代君主们在其名下聚敛了惊人的巨大财富，他们当然能够构建一些大型工程，使自己的奢华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创作的自由，思想感情的深邃，形式的优美，在粗俗野蛮的富丽堂皇中根本无从寻觅。统治阶级，在它健康、年轻的时候，它能够顺应历史规律，引导自己的人民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统治；它首先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但正是通过这些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当然，民主的思想或在斗争，或在抱怨，但是它的理想这时尚未明显表现出自己本身的特点；相反，它接受了贵族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艺术就是在表现贵族的理想，因为艺术在表现贵族理想的同时，总的来说，也表现了全民的理想。所以，就当时而言，这是一种和谐发展的理想。我没有必要大讲希腊的理想，我只是重复一些尽人皆知的东西。但是随着贵族阶级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随着旧的政治形式同社会生活经济内容的变化所引起的经济必然与倾向，变得格格不入，危机便出现了。 贵族失去了人民对他们的好感，他们也看不见自己面前的目标，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对生活的计划和理解……个人主义取代了崇高的社团精神或爱国精神。贵族们看不到个人生活在伟大公社生活中的补偿和延伸，他们要么从神秘主义的信仰中寻求这种补偿，要么就更加强烈的燃烧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他们希望用旧的支柱来加固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厦，热心恢复昔日的荣誉，求助于古老的形式。而身边的另外一些人则骄奢淫逸，无所顾忌。因此艺术也具有了新的特点：要么提倡古风，要么夸大感情，再不就是描写苦难或大大拓展没有灵魂的石料和画布。所有这一切，不是为满足达官显贵们个人的心灵要求，就是为使异己的和敌对的民众惊讶不已，目瞪口呆。如果总的经济发展准备好了新的生活方式，推出足以打倒腐朽老爷们的革命阶级，那时就会诞生表现全新理想观念的新的艺术，而且这种新艺术同昔日持敌对态度的老爷们的艺术，大多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新生力量不能给有关社会注入新的生命力，社会就会出现病态性的死亡，直到外部敌人给它以coupdegrâce为止。[41]当然，民主力量、被剥削者从来都渴望革命，渴望能够彻底变革现存秩序，盼着老爷们早早死掉，以报仇雪恨。当民主力量过于弱小，无法在必胜的斗争中推翻剥削者时，其艺术则带有神秘主义的特点，从上面反映对革命的神秘愿望——从非常高的上面，从天上。相反，成长壮大中的、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民主势力就能够在宏伟的、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艺术的旗帜下一展雄姿。有这样的情况：狂飙突进被打下去了，留下来的艺术大师们痛心疾首，咒骂不止；也有深感绝望的浪漫主义伟大范例，他们没有任何神秘企盼的色彩。我再说一遍：这在反革命时期是常有的事。这一切我讲得非常粗略，不得不舍弃许多细节，更不用说举例说明了。要是把这些想法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引经据典地加以证论，阐明它们的道理，需要做几十场报告。不过，下面我想非常概括地讲讲我对艺术的看法。艺术根本不会像鲍里斯·鲍里索维奇所说的那样直接号召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斗争，但是艺术在以特定的方式修饰生活，描绘一定的理想的同时，从来都是一定阶级的工具——或强或弱，或旗开得胜，或无足轻重。它确实一贯在帮助人们生活和斗争。如果没有这种帮助，那它也就不存在了。它反映生活，组织这种反映，透过生活的现实和期望，把生活理想化，或者直截了当地加以修饰，从而组织日常生活。我之所以要发言，正是想从这个观点出发，对前面几位发言人关于艺术的意见投进一束亮光这些意见反映了现代社会各个不同社会集团的愿望。” “说来就来了……马上就要对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分类排队了……须知我们大家就是各色各样的资产者！”阿金弗喊道。 “例如阿金弗，他表达的是原始民粹派的观点。最原始的造反本能使备受凌辱的穷苦市民首先把矛头指向与他们根本格格不入，但却是用他们的血汗换来的金王其表文化的罪恶奢侈品。我再说一遍，市民们破坏文明的行为和功利主义态度，是一种完全不自觉的、自发反抗的原始观点。这种反抗是不幸的人们所固有的，但是他们的反抗对于组织工作，对于提高觉悟却很少有所助益。这是无业游民的艺术观点。想必阿金弗在漂泊流浪时有意使这种观点在自己身上有所发展吧。他表达这个观点时不是‘简简单单’的，而是‘经过提炼的’，因此也就更加恶毒了。他是个在某种程度上上了贼船的变节分子，因而言语间带有一种特殊的意味，怪话连篇。我听说，甚至被黑帮‘民众’的功绩所凌辱的高尔基也表示担心：一般地说，目前民众破坏文明和否定文化的行为在所难免。[42]这当然算不了什么。谁也没有像城乡饥饿的青年那样快地认识到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之伟大。因此，如果有组织有觉悟的分子在人民群众中还没有占居多数，那些有文化的老爷们，部分由于不愿意，部分由于不善于，因之为未能把他们的艺术变成人民的艺术而胆战心惊时，这只能是个很好的教训。鲍里斯·鲍里索维奇表达的是民粹派知识分子的观点。这些脱离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力量的，他们应该尽可能积极征集志同道合者，以求哪怕部分地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制度，他们的爱民之心——不仅是他们的出身的结果，而且也是他们软弱的产儿。批评意识发达的人大都是宣传-启蒙者，为达此目的，他们什么都用上了。艺术对知识分子也很有用。此外，知识分子的观感多，苦恼多，而且非常外露。由此而来的便是：春风得意时奔走呼号，消极停滞时心灰意冷。两种情况都带有民粹派的崇高色彩：钟爱亲者，憎恨暴力。这一切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俄罗斯很早以前就有另外一种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儿女和奴仆。在座的斯科别列夫和艾尔里赫就是这些人的代表。资产者-个人主义者只求干好自己的事，其它一概不管。资产阶级银行家一门心思从事自己的业务活动，对证券交易所的竞争津津乐道，甚至满怀诗情画意，他会说：‘让我安心从事这种美妙的体育活动吧。’资产阶级艺术家对艺术也是这种态度。因为艺术是他的专长，他在艺术中找到了自己，这是首要的一点。但这和他的人格个性并没有融为一体，因此他为自己的职业要求自由。斯科别列夫说：如果需要——他将走上大街。是啊，因为资产阶级有敌人。不过，一旦资产阶级当了主人，它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另外一些艺术家的人格意识更强一些，他们因无法表现自己的理想而万般苦恼；他们在寻求理想……斯科别列夫完全不是这样：他只干自己的事，画丁香是他的业务——这里与理想有什么关系呢？不过他至少表现了健全务实的资产阶级愿望与观点。其实，我们年轻的哈特曼主义者艾尔里赫表现了资产阶级早期相当令人高兴的腐败现象。[43]他们否定生活，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生活在否定他们。他们喜欢坟墓，喜欢用鲜花装饰坟墓，因为历史已悄悄地将他们推向他们的阶级坟墓，因为坟墓已经在等待着他们。艾尔里赫们努力想死得漂亮。依我看，这种坟墓的美是很成问题的。表现真正的美——既是自由的又是战斗的，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只有那些站在劳动大众一边，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最高点——为集体主义而全线出击的艺术家才能够胜任。我讲得太长了。如果有人觉得我言词过激……请不要见怪。现在我让位给我的同志波里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请她发言。” 波里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是个高高瘦瘦的女人，梳一头短发，有一双美丽的黑色大眼睛，她开始说话时声音很小，以至有几个人喊道：“大声点儿，大声点儿！” “先生们！”波里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大声说，“我完全同意纳乌姆·维克多罗维奇的意见。我只想从另一个方面稍微谈谈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可能涉及前面发言人的某些观点。 “例如阿金弗·福米奇，他正确地指出现代艺术中虚假的通病。人们在批评现代艺术、科技的丑陋面时，总是以各自的方式表明自己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观察毕竟很狭隘……更确切地说，他们根本没有向前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懂发展的观点。” “辩证法！”阿金弗不无讽刺地说。 “没错，”波里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认真地说：“艺术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应当和人类的发展联系起来；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常常有善变成恶、合理变为荒谬的现象，反之亦然。波尔杜盖斯同志提出了这样的历史观点。这个观点不仅要比简单、直接的否定高明，而且也比鲍里斯·鲍里索维奇的狭隘的功利主义高明。鲍里斯·鲍里索维奇说：艺术家应该讲究效益。对，他不可能不讲究效益，前提条件是：既然他是前进中的阶级的产儿，我们作为这个阶级的代表，不能在此前提条件外向他提出任何重大要求。再说了，艺术的效益性的条件是什么呢？鲍里斯·鲍里索维奇说：针砭时弊，呼吁同情和斗争。我看这太过狭隘了。由于这种狭隘性，相比之下，莎士比亚和荷马沦为了二流诗人，跟什么人相比呢？譬如，跟涅克拉索夫相比，难道不是这样吗？甚至跟涅克拉索夫的追随者相比也是这样！不过，我和鲍里斯·鲍里索维奇之间的距离并没有这样大。我也认为，艺术作品的档次，就其社会效益而言，在最高的意义上说是存在的，其评价标准也是有的，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种标准不是抽象的，而是阶级的，而且它所处的地方也决非鲍里斯·鲍里索维奇之所见。” “那么在哪儿呢，在哪儿！”阿金弗问道。 “请别着急，”波里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说，“我认为斯科别列夫的话是对的，他说鲍里斯·鲍里索维奇根本不懂得艺术家的心理。确实，他认为，形式的自由创造和说教欲的联系很小，而且他认为后者是艺术家的，至少是鲍里斯·鲍里索维奇心目中理想艺术家的主要推动力。而我则认为，艺术家所以为艺术家，首先而且应该胜于说教者，按照鲍里斯·鲍里索维奇的看法：他是艺术家，因为他是说教者；正是教诲人的意图激发他去创作的。而我的看法则是：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说教者，恰恰是出于他希望透过本质反映生活的艺术追求，而且这种反映是集中进行的，因此艺术家才孜孜以求，渴望找到美的形式；所以，我心目中的艺术高低的分界线完全在另外的地方。斯科别列夫把纯艺术的动因提到首位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通过现实生活的美，通过一切富有特性的东西，热烈地、满怀激情地感受现实，用纯而又纯的形式努力把这种富有特性的东西表现出来。但斯科别列夫在维护崇高艺术创作的源泉这一正确观点时所引述的例子则是微不足道的，好像艺术家可以而且应当满足于反映生活的美好片断，而不能去拥抱生活。艾尔里赫的观点形式上略高一筹，因为他希望把艺术家和人类联系起来，和伟大的全人类的问题联系起来；他正确地指出：伟大艺术家都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对生与死的重大问题持有一定态度的哲学家。的确，真正伟大的艺术家能够借助于丁香的枝叶自我提高，并把我们也推向天空，从那里望去，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生活的深远根系，一目了然。艺术家在其反映典型生活现象的最纯粹的艺术追求中站得越高，他离哲学家的距离就越近；他和哲学家的差异只在于他的感应力较强，在于他的感情色彩大大超过认识的色彩。但是，如果说找赞同艾尔里赫把艺术和哲学相互拉近的观点，支持他在人类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命运中给艺术以地位的努力的话，那么在确定这些命运和评价艺术-哲学倾向方面，我们则恰好相反。对于艾尔里赫和艾尔里赫一类的人来说，按照波尔杜盖斯同志所正确指出的原因，倦怠、悲伤、死亡、沉寂和静止才是世界的本质，而运动和生命则是某种极不可靠的身外之物。那么我们呢，我们是最具有生命力和最有前途的阶级的拥护者，尽管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是困苦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物质上和道义上都在分担着这些困苦。我们热爱生活，呼唤生活，迎接生活，期待着从生活的一切资源中和斗争的发展中获得幸福我们相信发展中的恶会变成善的。我们呼唤生活。我们全力帮助表现和发展社会的一切内在矛盾，不幻想通过让步和降低要求的道路达到和谐。生活是斗争，是战场：我们不隐瞒这一点，我们为此而高兴。因为经过繁重的劳动，也许是浴血奋战，我们能够看到更伟大、更美好和更人道的生活方式的胜利。但愿能拥有更多的光明、斗争、活力、生命与伴随我们和他人的真理；让一切病态的、苟安的、不满的和萎靡的东西见鬼去吧！我们不怕严酷的真理，不怕寒冷的山风，甚至也不怕吓人的“不可怕”，[44]我们不惧怕骇人听闻的日常生活，因为我们对斗争的渴望很快就会被大火的余辉所照亮。我们拥护生活，因为生活支持我们。我们寄希望于艺术家什么呢？希望艺术家教我们热爱生活，但不是只爱生活中甜蜜的东西，只爱生活中的葡萄干，而是要爱它的一切，包括它的矛盾和困难。我们不是乐天派！我们不说：只要睁眼看看生活是什么样子你就会爱上它的，噢，不，恰恰相反，如果有人抓住最深刻最典型的东西，重彩浓抹、真实可信地向我们勾画出生活的肖像，我们知道，生活的悲惨面貌多半会在人的心里引起惊恐反应。但艺术家应该教会我们热爱生活，包括热爱生活中的斗争和劳动，而不管生活中有多少可怕的事。艺术家应该教我们大胆地热爱生活，生活能够在悲苦呻吟与切齿痛恨的诅咒声中举旗前进，生活能够拥抱过去，能够热情洋溢地赞颂未来，能够从人的理智同社会和自然的盲目力量的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为自己的这个位置衷心祝愿，兴高采烈地接过自己的剑与十字架。最伟大的艺术是生活的艺术，艺术家应该是——而天才不可能不是，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这种崇高艺术的导师。因此，从这一观点出发，荷马和莎士比亚永远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不光是悲剧，一切艺术都应当把我们从惊恐不安和过分同情中解放出来，然后根据我们的力量与才能，把我们变成大大小小的英雄。这里，一束出手不凡的丁香花枝就能够唤出自己的韵味，招来新春朝气和甜蜜大自然有时给人们带来的预感；这时候，警察已不再让花匠在丁香花园里翻地不止，两个人——警察和花匠已经体验到社会的这种和谐命运——携手漫步于丁香花园，谈论着高尚神圣之事。真正的艺术没有不召唤生活的，没有不教人们要无所畏惧，勇敢大胆地走自己的路，含笑攀折尚很稀疏的鲜花，全力打击敌人，一旦落入敌手，默默忍受着俘虏的生活。一切生动活泼的、真正美好的艺术，其实质都是战斗的。如果它不是战斗的，而是消极悲观的、颓废绝望的，一句话，是艾尔里赫所希望的那样，那我们就要像对待病魔那样驱赶它，把它看作是这个或那个阶级土崩瓦解、气息奄奄时刻的反映。” “艺术的层次越高，”波里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稍事休息后继续说，“它反映的生活就越充分，越鲜明，从而也越有效益。人类生活的本质是斗争。战斗精神和勇敢大胆是人的必须。天才艺术家天才地反映斗争的某种形式，而且天才地、强有力地照亮和稳定着人们的心。但是，要了解各种艺术，了解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和阶级的艺术，就必须要有历史的鉴别力，必须善于把它和它的文化环境联系起来；届时，乍一看冷漠、异己或粗野的东西就会变得生动，亲切和富有人性了。人类的任何东西对于历史感发达的人来说都不是陌生的。但是作为一切时代和民族的同胞兄弟，我们首先应该是现代人。我们自豪而幸福地看到，我们是最伟大的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在这一伟大的剧目中。哪怕我们有幸仅仅在月光下饰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呢；眼下这个剧目正在接近它的宏伟而欢乐的尾声。看一看现代的艺术家们，我们认为，大体上说，他们只是在为垂死的阶级服务，为寄生者的利益而活着，为奄奄一息者或贪婪之徒的卑微低下的思想感情而活着，他们不会、不敢、也不可能反映代表光明未来的人的运动相希望。从这一可悲的规律中我们看到：可惜呀，例外的情况实在太少了！在过去的艺术中：古希腊、文艺复兴、狂飙突进、[45]革命浪漫主义，一句话，在过去战斗时代的艺术中，我们发现有更多和我们的艺术观念相一致的东西，发现有比现代更多的真正新的东西。只有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不过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但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吗？ “无产阶级正在成长壮大，它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艺术的价值；大批消极的、受压抑的艺术家在绝望中挣扎，他们在寻找出路。难道还不清楚吗：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向工人们介绍艺术中的一切优秀作品，向他们解释、说明、强调，帮助他们了解艺术的意义，直到他们学会欣赏能够陶冶情操的伟大艺术为止。另外一方面，任务也很明确，要打开最敏感、最年轻的艺术家们的眼界——让他们的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让最伟大的世界斗争的‘嘈杂声’在他们的耳际响彻不断，让他们把这种嘈杂声化为欢乐自豪的歌曲，化为大胆的挑战，化为对胜利的渴望和企盼，化为和谐与友谊，化为威慑来歌唱！让他们用所有的艺术手段，用各种声音和色调演唱这些歌曲。他们会感到非常宽松和自由，一切都将会很好，只要他们具有真正的现代精神，他们笔下的一切都将充满意义，不需要说教和引导：歌唱吧，艺术家，像鸟儿一样地唱吧，只要你目有所视，耳有所闻，你就能唱出不幸的和幸福的歌，会敲响闻所未闻的警钟。有一个同志告诉我：‘伟大批评家的时代已经过去：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烈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培育出了鉴赏力与理解力——俄罗斯读者不再需要美学老师了。’但是新的读者已经诞生和成长起来。出现新的别林斯基的时机已经成熟，新的伟大艺术家群星灿烂的时代也已经到来。" “艾尔里赫！”波里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喊了一声，由于激动她显得更漂亮了，“您喜欢伴人思考的音乐，不喜欢伴人舞蹈的音乐。我两样都喜欢，但最喜欢的还是激励人们去建功立业和为人格胜利而斗争的音乐。先生们，我的声音太小，我不是演说家……然而我希望自己能够给你们一种热情，这种热情，无论是艺术家、读者、批评家……都应该具备。” 这时，她走近钢琴，以一种对这个弱女子来说出乎意料的强有力的气势弹起了进行曲之王——神圣的《马赛曲》。这时我只觉背上一阵发凉，顿时热血沸腾；好像头发都在微微地颤动。 正在这时，一位情绪激动的大学生走进门来，喊了一声： “又有一条新闻：日德洛夫斯基议员的把戏被无产阶级彻底戳穿了！”[46] 人们开始喊叫，询问。我不想在此转述这场情绪激动的政治谈话了。 [1]对话录此次再版，我仍未作任何更动。在革命的这些年月，艺术问题引起过多少的议论！但就是在今天，当我重读对话录时，我仍然认为它所包含的我们对艺术的某些原则观点的通俗解释依然是非常有益的。——1923年卢那察尔斯基注 [2]最初题名为《马克思主义与美学》，载《真理》杂志1905年第9、10期上 [3]1903-1904年卢那察尔斯基被流放于沃洛格达省的托契玛县。 [4]《前进报》是德国性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从1891年至1933年在柏林出版。 [5]这里引用的显然是卢那察尔斯基自己翻译的考茨基的《一场不可能的辩论的继续》一文的第4节《感情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载《新时代》1905年8月29日第49期。 [6]这一点，考茨基目前在自己的《伦理学和经济唯物主义》一书中已经做到了（卢那察尔斯基1906年原注）。考茨基的书的全名是《伦理学和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理解》，俄译本出版于1906年。 [7]法语：一致同意！ [8]指普希金的诗《纪念碑》（1836）中的诗句。 [9]指豪普特曼描写工人起义的剧本《织工》和高尔基的剧本《在底层》。 [10]“穿粗布衣服的人往往更看重德行”是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的剧本《来得容易去得快》中的一句台词；诗人杰尔查文（1784-1816）的颂诗《权贵》中的诗句是：“布衣人更敬重英雄。” [11]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马尔华》中的女主人公。 [12]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万卡》中的主人公。 [13]《托尔斯泰全集》（90卷集）第30卷，莫斯科，1951，第66页。 [14]见托尔斯泰的《艺术论》第16-20章。 [15]见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童话故事《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 [16]见《谢德林全集》第16卷，莫斯科，1937年，第114-115页。 [17]见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第19章第2部分有关老将军的描写。 [18]指关于古希腊抒情诗人提尔奥泰斯的传说。相传斯巴达要求雅典出兵相助，而雅典则派他去声援，他用歌声鼓舞了斯巴达军队的士气。 [19]叶连娜的爱称 [20]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生于律师家庭，青年时随画师学画，1600-1608年在意大利研究文艺复兴和17世纪的绘画表现技法。作品情调高昂，画面动人，富有动感。 [21]见《海涅文集》（10卷集）第4卷，莫斯科，1957年，第230页。 [22]伊·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俄国画家，巡回展览画派的创始人之一。 [23]列夫的小名 [24]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之一，主观唯心主义者。 [25]见《一千零一夜》中关于阿拉丁神灯的故事，该灯能满足其所有者的一切愿望。 [26]20世纪初，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和尼古拉·别尔佳耶夫从修正主义观点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到了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他们不否认实证科学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他们试图证明：宗教和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应该在人的生活中居中心地位，因为科学认识的方法似孚无法说明人类存在的是重要的问题。他们所持的这一观点发表在著名的《唯心主义问题》文集（莫斯科，1902年）的文章中（其中有布尔加科夫的《进步理论的基本问题》和别尔佳耶夫的《从哲学唯心主义的观点看伦理道德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自己早期的许多文章中批评了别尔佳耶夫相布尔加科夫的观点这些文章有：《俄国的浮士德》（1902）、《生活的悲剧与白色的魔法》（1902）、《作为心理学类型的唯心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1904）、《一位思想家的蜕变》（1904）。 [27]爱琴海一半岛，宗教圣地，又译阿陀斯。 于斯曼（1848-1907），法国小说家，颓废派，主要作品有小说《玛特·一个妓女的故事》、《华达尔姊妹》、《逆流》等。 [28]巴门尼德（公元前约540或520-？），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存在和思维是同一的，是不变的。 [29]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笨，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30]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吕狄亚或弗利基亚的王，因得罪诸神，被罚躺在齐脖深的水中，忍受饥渴之苦，他想喝水时，水就退下，想吃头顶上的果子时，树枝就升高。 [31]轮回是印度宗教哲学中的概念，是灵魂永存的一种学说，即灵魂可以转世，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但它是永恒的，犹如车轮之旋转。 [32]指世界文学中广为流行的关于天堂里的神鸟和僧人的传说故事。欧洲各国传说各异，其中修道院和僧人的名字也常常因国别和时代不同而不。同 [33]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色雷斯诗人和歌手，善操琴，能以美妙的歌声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使狂暴的大自然驯服。他曾远航觅取金羊毛，对爱情忠贞不渝……关于他的神话传说，在艺术作品中广为流传。 [34]小俄罗斯，乌克兰的旧称。 [35]菲狄亚斯（公元前5世纪初-约前432），古希腊古典主义鼎盛时期的雕塑家。 [36]《基督变容图》，是拉斐尔艺术生涯中最后一件杰作，是应红衣主教朱利奥·美第奇之请为法国纳博纳的数量绘制的祭坛画，画完成后，红主教爱不释手，没有运往法国，就安放在罗马蒙托里奥的圣彼得教堂内了。 [37]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画家，作家，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理论家。 [38]霍布森（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1898，第14章《文明与工业发展》，圣彼得堡出版社。 [39]茹尔·杰斯特勒(1863-1936)，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这里指他的小册子《艺术和社会主义》种《共产主义社会的艺术》和《现代生活中的艺术》两章，彼得堡“锤子”出版社，1906年。 [40]帕耳忒农庙系雅典卫城的雅典娜处女神庙，为古希腊古典盛期的著名建筑；圣玛丽德菲奥里大教堂是佛罗伦萨8-15世纪的著名建筑。 [41]法文：最后致命一击 [42]大概指高尔基对《罗斯报》记者的谈话。见《罗斯报》1905年8月13日，第187期。 [43]波尔杜盖斯称艾尔里赫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哈特曼（1842-1906）的迫随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称哈特曼是“哲学上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和彻底的反动分子”（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对于哈特曼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用心理的东西‘代换’物理的自然界”（同上，第392页）。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是“无意识”概念。他认为物质和精神是表现无意识的唯一本质的低级和高级形式。他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革命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 [44]这是俄国作家柯罗连科1903年的一篇散文的题名。作者对该文主题作过这样的证明：《不可怕》写的是我们大家司空见惯了的日常生活现象，但它却揭示了“可怕的”本质（《柯罗连科文集》第3卷，莫斯科，1953，第464页）。 [45]SturmundDrang（德文） [46]日德洛夫斯基议员的调查委员会，是一个为“立即查明圣彼得堡市及其郊区工人不满的原因并采取措施以防止未来发生类似事件”而成立的政府调查委员会。1905年1月29日经沙皇批准。工人在选举大会上向政府提出政治自由的要求，并拒绝选举代表；最后调查委员会未开展工作便被取消了。
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年表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那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875年11月23日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市一个官吏家庭。生父亚·伊·安东诺夫，母亲亚·亚·马林诺夫斯卡娅。他用了母亲第一个丈夫的姓氏。 1884年生父去世，全家迁居基辅。 1887年在基辅第一中学受教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89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向工人进行革命宣传。 1895年中学毕业后进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受业于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之一理查·阿芬那留斯，同时与侨居瑞士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有紧密联系。同年加入共产党。 1898年从国外回到莫斯科。积极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下革命工作。 1899年被捕入狱。 1900年年被流放到卡鲁加。 1902年被流放至沃洛格达省，期间发表讲话支持列宁的《火花》报并批评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们的社会学观点。发表第一篇文学评论《莫利斯·梅·特林克》。同年9月1日结婚。 1904年流放结束，迁居基辅市。7月出版文集《现实主义世界观概论》，其中登载他的第一部美学巨著《实证主义美学原理》。年底迁居日内瓦。在列宁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工作。 1905年《前进报》第一期出版。4月赴伦敦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受列宁的委托，在大会上作关于武装起义的重要报告。回国后，协助列宁创办《新生活报》，期间结识了高尔基。《艺术对话录》发表。年底因参加革命活动又一次被捕。 1906年年初获释出狱。4月赴斯德哥尔摩，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国后继续《前进报》的编辑工作，首次提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术语。《谈艺术与革命》一文发表。 1907年随列宁一起出席在斯图加特市召开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社会民主主义艺术创作的任务》一文发表。 1908年参加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前进报派”的派别活动，主张把人类的集体潜力加以神化，创造“劳动的宗教” 1909年在《宗教与社会主义》一书中，以及这时发表的其他文章中发展了“造神说”。对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毫不留情地揭穿了这种哲学的反动本质，对他进行了“同志式的斗争”。 1912年完全脱离“前进报派”，重新回到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岗位。 1914年母亲去世。开始为《真理报》撰稿。发表《无产阶级文学信札》。 1917年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积极进行宣传活动。7月被临时政府指控为叛国犯入狱。在狱中，被选为第五次党代表大会荣誉主席。8月出狱，并被选为彼得格勒市长助理，掌管文化工作。10月发起在彼得格勒召开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根据列宁的提议，就选为人民教育委员。 1918年在第一次全俄教育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学校的基本路线的报告，为苏维埃教育思想奠定理论基础。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大会上作题为《无产阶级和艺术》的报告。 1919年迁居莫斯科市。在第一次全俄校外教育代在大会上作关于校外教育任务的报告，发表《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再谈“无产阶级文化派”和苏维埃的文化工作》、《无产阶级美学原则》等论文。同年，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去驻扎在前线的第十二军进行党的工作。 1920年10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并就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任务作了发言。由于没有反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负责人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要求，使协会脱离了教育人民委员部而具有独立性，从而受到列宁的批评。 1921年发表《出版自由与革命》一文。 1923年发表《论“实用”艺术的意义》、《工业和艺术》、《马克思主义和文学》等论文。12月2日在首所国立莫斯科大学作题为《艺术和它的最新形式》的报告。 1924年在俄共（布）中央出版部召开的党的文艺政策的会议上，批判了托洛茨基的取消派观点。发表《列宁和艺术》、《艺术科学中的形式主义》等论文。 1925年戏剧《纵火犯》首次公演。为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在国家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作《弗·伊·列宁论科学与艺术》的报告。在9月举行的科学院成立二百周年庆祝大会上，以教育人民委员的身份，用俄、德、法、意大利、英、拉丁语致开幕词，号召全世界科学家为科学的发展和昌明而共同奋斗，并着重说明科学可以为各种目标服务，要看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而定。这篇演说在国外报刊上引起广泛反响。同年参与制定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 1926年戏剧《解放了的唐吉诃德》在日本上演。这是苏联戏剧首次在日本公演。 1928年在第一次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会议上作《马克思主义批评任务提纲》的报告。 1929年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职务。 1930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作《艺术史中的社会学因素和病理学因素》的报告。发表《论经典遗产》和《西欧艺术理论中的新潮流和马克思主义》等论文。 1931年出任俄罗斯文学研究院院长。发表《文学——政治武器》、《文艺学的当前任务》等文章。 1932年发表论文《列宁和文艺学》。 1933年在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苏联戏剧创作的道路和任务》的报告，后改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年被委派为驻西班牙大使，12月26日于赴任途中在法国病逝。 （李胜北）
报刊译名对照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 报刊译名对照表 《AllgemeineLiteratur-Zeitung》《文学总汇报》 《AllgemeineZeitung》《总汇报》 《ArchivfürdieGeschichtedesSozialismusundderArbeiterbewegung》《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 《Archivfür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alpolitik》《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库》 《BielerHandelscourier》《比尔商业信使报》 《TheCommonwealth》《共和国》 《DailyNews》《每日新闻》 《DailyTelegraph》《每日电讯》 《DanzigerZeitung》《但泽报》 《TheDemocraticReview》《民主评论》 《LaDémocratiepacifique》《和平民主日报》 《DemokratischesWochenblatt》《民主周刊》 《DerdeutscheBoteausderSchweiz》《来自瑞士的德意志信使》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DeutscheJahrbücher》《德意志年鉴》 《DeutschesBürgerbuch》《德国公民手册》 《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德法年鉴》 《DokumentedesSozialismus》《社会主义文献》 《L’Égalité》《平等》 《L’Égalité》《平等报》 《TheFortnightlyReview》《双周评论》 《FrankfurterZeitungundHandelsblatt》《法兰克福报。商业新闻》 《TheFreePress》《自由新闻》 《Freiheit》《自由》 《FriendofthePeople》《人民之友》 《DieGartenlaube》《凉亭》 《DerGesellschaftsspiegel.OrganzurVertretungderbesitzlosenVolksklassenundzurBeleuchtungdergesellschaflichenZuständederGegenwart》《社会明镜。捍卫无财产阶级并阐明现代社会关系的机关报》 《HandwörterbuchfürStaatswissenschaften》《政治学辞典》 《HallischeJahrbücherfürdeutschewissenschaftundKunst》《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Hermann》《海尔曼》 《JahrbuchfürGesetzgebung,VerwaltungundVolkswirtschaftimDeutschenReiche》《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 《Jahrbuchfür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alpolitik》《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年鉴》 《JahrbuchfürWissenschaftlicheKritik》《科学评论年鉴》 《JournaldesDébats》《辩论日报》 《JournaldeGénève》《日内瓦报》 《LaJustice》《正义报》 《Kladderadatsch》《喧声》 《KölnischeZeitung》《科伦日报》 《Kolokol》（《Колокол》）《钟声》 《Kreuzzeitung》《十字报》 《LaLanterne》《灯笼报》 《DieLaterne》《灯笼报》 《LeipzigerAllgemeineZeitung》《莱比锡总汇报》 《LaMarseillaise》《马赛曲报》 《LeMoniteurUniversel》《总汇通报》 《TheMorningAdvertiser》《晨报》 《Ntional-Zeitung》《国民报》 《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NeueRheinischeZeitung》《新莱茵报》 《DieNeueZeit》《新时报》 《DieNeueZeit》《新时代》 《DerNeueSozial-Demokrat》《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New-EnglandZeitung》《新英格兰报》 《TheNewMoralWorldandGazetteoftheRationalSociety》《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 《TheNorthernStar》《北极星报》 《DieNeueRundschau》《新观察》 《New-YorkDailyTribune》《纽约每日论坛报》 《NorddeutscheAllgemeineZeitung》《北德总汇报》 《NotestothePeople》《寄语人民》 《TheObserver》《观察家》 《ThePeople’sPaper》《人民报》 《DiePost》《邮报》 《DiePresse》《新闻报》 《PreussischeJahrbücher》《普鲁士年鉴》 《PreussischerStaats-Anzeiger》《普鲁士国家通报》 《LeProgrès》《进步报》 《Provinzial-Correspondenz》《外省通讯》 《Punch》《笨拙》 《TheRedRepublican》《红色共和主义者》 《LaRéforme》《改革报》 《RheinischeZeitungfürPolitik,HandelundGewerbe》《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RheinischerBeobachter》《莱茵观察家》 《RheinischeJahrbücherzurgesellschaftlichenReform》《莱茵社会改革年鉴》 《LeRéveil》《觉醒报》 《LaRévolutionSociale》《社会革命报》 《LaRevueSocialist》《社会主义评论》 《TheSaturdayReview》《星期六评论》 《SchweizerHandescourier》《瑞士商业信使报》 《Social-Demokart》《社会民主党人报》 《LaSolidarité》《团结报》 《DerSozialdemokrat》《社会民主党人》 《Staatsanziger》《国家通报》 《TelegraphfürDeutschland》《德意志电讯》 《TheTimes》《泰晤士报》 《LaTribuneduPeuple》《人民论坛报》 《TrierscheZeitung》《特利尔日报》 《DasVolk》《人民报》 《Volkskalender》《人民历书》 《DerVolksstaat》《人民国家报》 《DerVolks-Tribun》《人民论坛》 《Volks-Zeitung》《人民报》 《DerVorbote》《先驱》 《Vorwärts!》《前进报》 《Vorwärts》《前进报》 《WestdeutscheZeitung》《西德意志报》 《DasWestphälischeDampfboot》《威斯特伐里亚汽船》 《TheWorkman’sAdvocate》《工人辩护士报》 《ZeitschriftfürPolitik》《政治杂志》 《DieZukunft》《未来报》 《DieZukunft》《未来》
报刊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 报刊索引 （按译名首字的读音和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条目后系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印在本书正文页边的数码。） bei 《北极星报》（《TheNorthernStar》）——英国周刊，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出版到1852年为止，起初在里子，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创办人和主编是菲·奥康瑙尔；在40年代杂志主编为乔·哈尼；从1845年9月到1848年3月恩格斯曾为该刊撰稿。——第138、166、268页。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AllgemeineZeitung》）——保守主义报纸，90年代以前为俾斯麦的私人御用报纸；1862—1918年用这个名称出版。——第355页。 ben 《笨拙》（《Punch》）——英国讽刺杂志，从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75页。 bi 《比尔商业信使报》（《BielerHandelscourier》）——见《瑞士商业信使报》。 bian 《辩论日报》（《JournaldesDébats》）——法国资产阶级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desDébatspolitiqueset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在巴黎创刊。——第103页。 chen 《晨报》（《TheMorningAdvertiser》）——1794年起在伦敦出版的资产阶级日报。——第430页。 dan 《但泽报》（《DanzigerZeitung》）——第74页。 de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革命民主派的杂志，由马克思和阿·卢格主编，在巴黎用德文出版：仅在1844年2月出版了第一期、第二期合刊号。——第79、81—83、89、91、96、101、108、109、113、122—125、132、133、143、429、432、556、557页。 《德意志电讯》（《TelegraphfürDeutschland》）——民主派的文学杂志，从1838年到1848年在汉堡出版。——第118、119页。 《德意志年鉴》（《DeutscheJahrbücher》）——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一哲学杂志《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JahrbücherfürWissenschaftundKunst》）的简称，1841年6月至1843年1月出版。——第59、60、76、80、81、86、87、90、119、125、132、432页。 《德国公民手册》（《DeutschesBürgerbuch》）——“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年鉴，1844年12月至1846年出版。——第140—142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1847年1月到1848年2月德国政治流亡者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报纸；从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实际上掌握了它的编辑业务；该报成为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158、159、163一165、304、354、554、558页。 《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JahrbücherfürdeutscheWissenchaftundKunst》）——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一哲学杂志，1838一1841年在哈雷出版；1841年易名为《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JahrbücherfürWissenschaftundKunst》）。——第45、46、50、59页。 《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JahrbuchfürGesetzgebung,VerwaltungundVolkswirtschaftimDeutschenReiche》）——1871—1939年在柏林出版的杂志。——第556页。 deng 《灯笼报》（《LaLanterne》）——法国激进共和主义周刊，1868—1869年在巴黎出版，从1874年7月到1876年2月在布鲁塞尔出版。——第541页。 《灯笼报》（《DieLaterne》）——社会主义派的讽刺性周刊，从1878年12月到1879年6月在布鲁塞尔用德文出版。——第541、542页。 fa 《法兰克福报。商业新闻》（《FrankfurterZeitungundHandelsblatt》）——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德意志人民党的机关报；1856年创刊。——第371、559页。 gai 《改革报》（《LaRéforme》）——法国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机关报；1843年到1850年在巴黎出版；从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恩格斯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第166页。 gong 《工人辩护士报》（《Theworkman’sAdvocate》）——第一国际机关报；从1865年9月到1866年在伦敦以这个名称出版；1866年2月改名《共和国》（参见该条）；1887年6月停刊。——第374页。 《共和国》（《TheCommonwealth》）——第一国际的机关报周报，1866—1867年在伦敦出版；1866年6月以前马克思为编辑之一；1866年2月至6月恩格斯也参加编辑工作。——第374、第375页。 guan 《观察家周报》（《TheObserver》）——保守派的周刊，1791年在伦敦创刊。——第478页。 guo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日报，后成为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1848一1915年在柏林出版。——第311—313、315—317页。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第365、367页。 hai 《海尔曼》（《Hermann》）——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机关刊物，1859年到1870年用德文出版的周刊。——第302、303页。 he 《和平民主日报》（《LaDémocratiepacifique》）——傅立叶派的日报，1843一1855年在巴黎出版，主编为维·孔西德朗。——第103、129页。 hong 《红色共和主义者》（《TheRedRepublican》）——宪章派的周刊，1850年6月到11月在伦敦出版。——第268、269页。 ji 《寄语人民报》（《NotestothePeople》）——厄内斯特·琼斯主编的宪章派杂志；1851年6月到1852年4月在伦敦出版。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268页。 jin 《进步报》（《LeProgrès》）——第一国际无政府主义各支部的机关报，1868—1870年在瑞士用法文出版。——第437、497页。 jue 《觉醒报》（《LeRéveil》）——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机关报；从1868年到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第446页。 ke 《科伦日报》（《KölnischeZeitung》）——1802年起在科伦出版的德国日报；在1848一1849年反映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的卖身投靠的玫策，同《新莱茵报》（《NeueRheinischeZeitung》）不断进行激烈的斗争。——第62、63、78、111页。 《科学评论年鉴》（《JahrbücherfürWissenschaftlicheKritik》）——右翼黑格尔分子的杂志，1827年至1847年在柏林出版。——第45页。 lai 《来自瑞士的德意志信使》（《DerDeutscheBoteausderSchweiz》）——民主杂志；1842——1845年在苏黎世和文特堡用德文出版。——第80页。 《莱茵观察家》（《RheinischerBeobachter》）——保守主义日报，1844年到1848年初在科伦出版。——第160、162、354页。 《莱比锡总汇报》（《LeipzigerAllgemeineZeitung》）——1837—1843年出版的德国自由主义日报；从1843年起改而采取保守主义方向。——第76页。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JahrbücherzurgesellschaftlischenReform》）——“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总共出过两期：第一期于1845年8月在达尔林加特出版，第二期于1846年末在贝尔维尤（在德国和瑞士边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利用该杂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第140、141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ZeitungfürPolitik,HandelundGewerbe》）——1842年1月1日到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是对普鲁士专制政府怀有反对情绪的莱茵资产阶级代表创办的；某些青年黑格尔分子也应邀为该报撰稿。从1842年4月起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撰稿人，从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的编辑之一；在马克思的主编下，该报具有越来越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该报施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制度，后禁止它出版。——第61—63、66—68、70一80、93、103、105、111、119一121、125、201、268、553、556、557页。 liang 《凉亭》（《DieGartenlaube》）——小资产阶级文学杂志，从1853年1月1日在莱比锡出版的周刊。——第307、310、406页。 《双周评论》（《TheFortnightlyReview》）——1865年在伦敦出版的激进资产阶级杂志；后成为保守党的机关刊物。——第410页。 ma 《马赛曲报》（《LaMarseillaise》）——左派共和主义者的日报，从1869年12月到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第452、456页。 mei 《每日电讯》（《DailyTelegraph》）——1855年在伦敦创刊的资产阶级日报；1937年与《晨邮报》（《MorningPost》）合并；同保守党领导有密切联系的财政资本的机关报。——第313页。 《每日新闻》（《DailyNews》）——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日报；1846一1928年在伦敦出版。——第47l页。 min 《民主评论》（《TheDemocraticReview》）——宪章派的杂志，从1849年6月到1850年9月在伦敦出版的月刊。——第268、269页。 《民主周刊》（《DemokratrischesWochenblat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1868——1869年在莱比锡出版；1869年易名《人民国家》。——第406、420、422、423、432页。 niu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1841年到1924年出版的美国日报；在19世纪40—50年代具有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倾向，反映资产阶级中具有民主情绪的一部分人的观点；1861—1865年美国内战后变成反动资产价级的机关报；从1851年10月到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199、238、252、253、259、262、263、267、268、273、276、279、282、299、303、321、324、325、554、559页。 ping 《平等》（《L’Égalité》）——周刊，第一国际罗曼语系各支部的机关刊物，从1869年到1872年在日内瓦出版；1869年年终以前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从1870年1月起开始贯彻总委员会的路线。——第438、444、447、449、450、451、491、496页。 《平等报》（《L’Égalite》）——从1877年到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社会主义报纸；1880年恩格斯为该报撰稿。——第545页。 pu 《普鲁士年鉴》（《PreußischeJahrbücher》）——1858—1935年在柏林出版的杂志。——第556、559页。 《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Staats-Anzeiger》）——保守主义日报，政府的官方机关报；从1848年5月到1851年6月以这个名称出版。——第74页。 qian 《前进报》（《Vorwärts!》）——1844年1月到12月在巴黎出版的德国报纸，每周出两次；受到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积极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使该报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第108—110、113—115、158、303、473、554、557页。 《前进报》（《Vorwärts!》）——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1891—1933年在柏林出版。——第534、535页。 ren 《人民报》（《DasVolk》）——1859年5月7日到8月20日在伦敦出版的德文周刊；德国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刊物；从第六期起，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为之撰稿；从1859年6月11日起马克思成为该刊物的实际领导人；该刊物由于缺乏经费而停刊。——第303、304、306、309、310、312页。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日报，1853—1933年在柏林出版。——第316页。 《人民报》（《ThecPeople’sPaper》）——宪章派的机关报，周刊；1852—1858年由厄内斯特·琼斯主编在伦敦出版，曾得到马克思的支持和指导。——第266、268页。 《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到1876年在莱比锡出版，是1868年创刊的《民主周刊》（参见该条）的继续。——第461、464、490、541页。 《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第555页。 《人民论坛》（《DerVolks-Tribun》）——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办的周刊；从1846年1月5日出版到1846年12月31日。——第147页。 《人民之友》（《FreindofthePeople》）——宪章派的机关刊物，从1850年12月到1852年4月在伦敦出版的周刊。——第268页。 《人民论坛报》（《LaTribuneduPeuple》）——比利时工人和民主组织的机关报，1861—1868年出版；从1866年起是第一国际在布鲁塞尔的机关报。——第372页。 ri 《日内瓦报》（《JournaldeGénève》）——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日报，后成为反动报纸，1826年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第521页。 rui 《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Handelscourier》）——资产阶级民主报纸，1853—1909年在比尔（瑞士）用德文出版。——第306、311页。 she 《社会革命报》（《LaRévolutionSociale》）——无政府主义日报，从1871年10月26日到1872年1月4日在日内瓦出版，从1871年11月起是犹拉联合会的机关报。——第498、500页。 《社会民主党人》（《DerSozialdemokrat》）——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周刊，从1879年9月到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从1888年10月到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第543、544、564页。 《社会主义评论》（《LaRevueSocialiste》）——可能派代表之一边·马隆创办的杂志；从1885年到1914年在巴黎出版。——第545页。 《社会主义文献》（《DokumentedesSozialismus》）——爱·伯恩施坦于1901—1905年在柏林出版的杂志。——第557、558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4—1871年在柏林出版；1865年2月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1871年该报改名《新社会民主党人报》（《DerNeueSozial-Demokrat》）；1876年停刊。——第353一355、357、363、406页。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für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alpolitik》）——社会改良主义杂志，1879—1880年在苏黎世出版。——第542页。 《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库》（《Archivfür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alpolitik》）——1888—1933年在杜宾根出版的杂志。——第556页。 《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ArchivfürdieGeschichtedesSozialismusundderArbeiterbewegung》）——1910—1930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杂志。——第556页。 《社会明镜。捍卫无产阶级并阐明现代社会关系的机关报》（《DerGesellschaftsspiegel.OrganzurVertretungderbesitzlosenVolksklassenundzurBeleuchtungdergesellschaftlichenZuständederGegenwart》）——“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月刊，1845—1846年在爱北斐特出版，共出版十二期。——第140一142页。 shi 《十字报》（《Kreuzzeitung》）——1848年起在柏林出版的反动的君主派日报《新普鲁士报》（《NeuePreußischeZeitung》）的别名，在标题处绘有十字图形。——第74、213、357页。 tai 《泰晤士报》（《TheTimes》）——英国保守派的最大日报，1785年在伦敦创刊。——第134、413、419、473页。 te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Zeitung》——1757年在特利尔创刊；从1815年起以这个名称出版；从19世纪40年代初起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从40年代中期起处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影响之下并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第140、144页。 tuan 《团结报》（《LaSolidarité》）——巴枯宁派报纸，第一国际在瑞士的无政府主义各支部的机关报；1870年4月到9月以这个名称在纽沙特尔出版，后以《革命团结报》（《LaSolidaritérévolutionnaire》）的名称在日内瓦出版。——第454、489、497、498页。 wai 《外省通讯》（《Provinzial-Correspondenz》）——普鲁士政府机关报，周刊；1863—1882年在柏林出版。——第465页。 wei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WestphälischeDampfboot》）“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月刊，从1845年1月到1846年12月在比雷菲尔德出版，从1847年1月到1848年3月在帕德波恩出版。——第140、141、143、144、148页。 《未来》（《DieZukunft》）——社会改良主义杂志，从1877年10月到1878年11月在柏林出版。——第535、536页。 《未来报》（《DieZukunft》）——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1867—1871年先在科尼斯堡、后在柏林出版。——第406、450、562页。 wen 《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Literatu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月刊，从1843年12月出版到1844年10月。——第113、125、126、128、130、132页。 xi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Zeitung》）——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从1849年5月到1860年7月在科伦出版。——第234页。 xian 《先驱》（《DerVorbote》）——第一国际在瑞士的德国人支部的中央机关报，月刊，1866—1871年在日内瓦出版。——第372、376、413、426、433、436、454、505、560页。 xin 《新观察》（《DieNeueRundschau》）——1890年至1932年在柏林和莱比锡出版的杂志。——第557页。 《新时报》（《DieNeueZeit》）——工人报纸，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从1858年6月26日到1859年4月16日在伦敦出版。——第303页。 《新时代》（《DieNeueZeit》）——理论性杂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机关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26、556—558、560—562、564页。 《新闻报》（《DiePresse》）——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报纸，1848年到1894年在维也纳出版。——第253、279、302、324、325页。 《新莱茵报》（《NeueRheinischeZeitung》）——团结了广大民主阶层的革命无产阶级机关报；从1848年6月1日到1849年5月9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出版；列宁在1914年称该报为“至今所曾有过的最好的、无与伦比的革命无产阶级机关报”。——第182、183、185、186、188—191、193、195—200、203—206、209—214、217、237、239、263、265、266、269、322、334、335、340、355、429、433、554、558页。 《新英格兰报》（《New-EnglandZeitung》）——德国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1848—1853年在美国波士顿用德文出版。——第248页。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DerNeueSozialDemokrat）——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1871一1876年在拍林出版。——第502页。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TheNewMoralWorldandGazetteoftheRationalSociety》）——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刊，1834年由罗·欧文创办；出版到1846年，起初在里子，从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2年7月以前以另一名称出版；从1843年11月到1845年5月恩格斯为该刊撰稿。——第138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0年1月到10月出版的月刊；在汉堡印刷；共出了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杂志上对1848一1849年革命进行了总结，拟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在这个杂志上首次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第217—221、226、231、234、239、258、305页。 xing 《星期六评论》（《TheSaturdayReview》）——保守派的周刊，从1855年到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409页。 xuan 《暄声》（《Kladderadatsch》）——德国自由派和后来的民族自由派的讽刺性杂志；1848年起在柏林出版。——第475页。 you 《邮报》（《DiePost》）——1865年在柏林创刊的报纸，每天出两次。——第74页。 zheng 《正义报》（《LaJuctice》）——法国激进资产阶级日报，1880年由克列孟梭创办。——第546页。 《政治杂志》（《ZeitschriftfürPolitik》）——1907—1936年在柏林出版。——第556页。 《政治学辞典》（《HandwörterbuchfürStaatswissenschaften》）——第555页。 zhong 《钟声》（《Колокол》）——1857—1867年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出版的革命报纸，先在伦敦出版，而从1865年起在日内瓦出版，因赫尔岑把他办的“自由俄国印刷所”迁住那里；尽管赫尔岑有过个别错误并曾经动摇过，该报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却起过重大的作用。列宁认为，在国外办俄国自由报刊进行革命鼓动，是赫尔岑的巨大功绩。——第430页。《总汇报》（《AllgemeineZeitung》）——德国反动日报，创刊于1798年；从1810年到l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1842年以空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伪装出现；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曾揭露它的这种伪装。——第70、71、75、306、308—312、315、316、365页。 《总汇通报》（《LeMoniteurUniversel》）——法国的日报，政府的正式机关报；从1789年到1869年以该名称在巴黎出版。——第213、292页。 zi 《自由》（《Freiheit》）——先在伦敦(1879—1882）、后在纽约（1882一1910）用德文出版的社会主义刊物（周报）；1880年起转到无政府主义立场上去。——第541页。 《自由新闻》（《TheFreePress》）——1855—1865年在伦敦出版的有关对外政策问题的杂志。——第268、306、312、313页。
海上华文日报社地址一览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海上华文日报社地址一览表 申报：四马路望平街 新闻报：四马路望平街 时报：四马路望平街 神州日报：四马路望平街 民立报：法租界三茅阁桥 天铎报：四马路望平街 时事新报：四马路望平街 启民爱国报：三马路 社会党日刊：望平街天铎报社内 大共和日报：三马路惠福里 良声日报：四马路望平街 民报：大马路泥城桥西首 东方日报：四马路老巡捕房对过 太平洋报：四马路望平街 民权报：江西路四号 晚钟报：四马路望平街
中国社会党定期宣讲通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中国社会党定期宣讲通告 党员郭龙光君愿将金星馆（虹口海宁路二十一号）作为本党讲演所，每星期一下午一时在该处宣讲，无论男女皆可随意入听，并可随时签名入党。有志社会主义者请届期偕来，不胜欢迎之至。并该馆常备有西式大餐，外客每餐价洋八角。如我党友，减取五角，以表同意焉。
张克恭启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张克恭启事 中国社会党日益发达，党员计达一万余人，各地进口殊难一致，缺统一而所以致此之故。则实本党当有主张，而无派别。吾人今日所鼓吹，究为何种社会主义？察度国情及人民程度及普通心理，究竟主张何种社会主义？鄙人现拟发起社会主义研究会，专采本党党员意见，集思广益，何种为宜。派别既定，本其所主张，实力鼓吹，则进行似易着手矣。意见书请惠寄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为荷。
敬告本党党员速来领取证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敬告本党党员速来领取证书 本党第一次联合会决议每季发给党员证书。兹居阳严夏季，凡我党员务祈速来本部或各支部领取证书，嗣后到会入席，缴纳月费，移转他部均须出验证书为凭，无证书者作为消灭党员资格，特此通告。
在彼得格勒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7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在彼得格勒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 （1920年7月19日） 报道 同志们，各国的共产主义带路人遭到了空前的牺牲，在芬兰、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里，遭到杀害的数以千计。但是，任何迫害也阻挡不住共产主义的发展，而且像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样一些战士的英雄气概使我们精神奋发，对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充满了信心。（列宁同志的讲话被雷鸣般的“乌拉”声所淹没。奏《国际歌》。） 载于1920年7月21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15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8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56页。——编者注
报刊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报刊索引 《爱尔兰人报》（TheIrishman），都柏林。 《白鹰报》（DerWeiβeAdler），苏黎世。 《北极星》（Nordstern），汉堡。 《比利时经济学家》（EconomisteBelge），布鲁塞尔。 《比利时人民报》（LePeupleBelge），布鲁塞尔。 《辩护士周报》（TheWeeklyAdvocate），匹兹堡。 《晨星报》（TheMorningStar），伦敦。 《法兰西信使报》（LeCourrierFrançais），巴黎。 《蜂房报》（TheBee-HiveNewspaper），伦敦。 《佛尔维耶回声报》（L'EchoVerviers），比利时。 《工人报》（L'Ouvrier），洛桑。 《工人报》（TheWorkingMan），伦敦。 《工人报》（ELObrero），巴塞罗那，帕尔马。 《工人辩护士报》（TheWorkman'sAdoocate），伦敦，芝加哥。 《工人论坛》（LaTribuneOiwrière），巴黎，布鲁塞尔。 《共和国》（TheCommonwealth），伦敦。 《广告晨报》（TheMorningAdvertiser），伦敦。 《国际报》（InternationalJournal）——见《铸工国际报》。 《国际工人协会报》（JournalDeI‘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日内瓦。 《国际信使》（法文版）（LeCourrierInternational），伦敦。 《国际信使》（英文版）（TheInternationalCourier），伦敦。 《国民舆论报》（L'OpinionNationale），巴黎。 《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DeutschesWochenblattausLondon），伦敦。 《合营企业纪事》（IndustrialPartnershipRecord），伦敦。 《合作报》（LaCoopération），巴黎。 《合作劳动者报》（LeTravailleurAssocié），根特。 《合作者》（Cooperator），曼彻斯特。 《呼声报》（Voice），波士顿。 《欢迎工人》（TheWelcomeWorkman），菲拉德尔斐亚。 《吉伦特报》（LaGironde），波尔多。 《吉伦特回声报》（L'EchodelaGironde），波尔多。 《纪事》（TheChronicle），伦敦。 《经济学家》（TheEconomist），伦敦。 《觉醒报》（LeRéveil），巴黎。 《科克每日先驱报》（CorkDailyHerald），爱尔兰。 《矿工和工匠报》（TheMinerandArtisan），圣路易斯。 《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TheMinerandWorkman’sAdvocate），伦敦。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WeeklyLondonNewspaper）。 《劳动报》（LeTravail），根特。 《雷诺新闻》（Reynolds’sNewspaper），伦敦。 《联合》（L'Association），巴黎，布鲁塞尔。 《两大陆评论》（RevuedesdeuxMondes），巴黎。 《洛桑支部通报》（BulletindelaSectiondeLausanne）。 《曼彻斯特卫报》（TheManchesterGuardian）。 《每日新闻》（TheDailyNews），伦敦。 《美国人》（TheAmerican），伦敦。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 《纽约民主主义者报》（New-YorkDemocrat）。 《欧洲信使报》（LeCourrierdel'Europe），伦敦。 《派尔-麦尔新闻》（ThePallMallGazette），伦敦。 《披针》（TheLancet），伦敦。 《人民论坛报》（LaTribuneduPeuple），布鲁塞尔。 《日内瓦报》（JournaldeGenève）。 《日内瓦未来报》（L’AvenirdeGenève）。 《上莱茵信使报》（OberrheinischerCourier）。 《双周评论》（TheFortnightlyReview），伦敦。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Social-Denwkrat），柏林。 《圣路易斯每日新闻》（St.LouisDailyPress）。 《世纪报》（LeSiècle），巴黎。 《泰晤士报》（TheTimes），伦敦。 《淘气》（L’Espiègle），布鲁塞尔。 《晚星报》（TheEveningStar），伦敦。 《未来呼声报》（LaVoixdel’Avenir），拉绍德封。 《蟋蟀报》（LaCigale），布鲁塞尔。 《先驱》（DerVorbote），日内瓦。 《现代评论》（RevueContemporaine），巴黎。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科伦。 《意大利工人协会报》（IlGiomaledelleAssociazioniOperaieIteliane），热那亚。 《铸工国际报》（Ironmoulders'InternationalJournal），菲拉德尔斐亚。 《自由报》（LaLiberté），布鲁塞尔。 《左岸》（LaRiveGauche），巴黎，布鲁塞尔。
人名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人名索引 A 阿伯康公爵，詹姆斯·汉密尔顿（Abercom，JamesHamilton，Dukeof1811—1885）——爱尔兰总督（1866—1868、1874—1876）。 阿伯丁伯爵，乔治·戈登（Aberdeen，GeorgeGorden，Earlof1784—1860）——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1841—1846）和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 阿尔多夫兰迪（Aldovrandi，P.）——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5年）。 阿兰，威廉（Allan，William1813—1874）——英国工人，机器匠，工联领袖，改良主义者，英国工人的第一个大的工联组织——机械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和总书记（1851—1874）。19世纪60年代是伦敦工联理事会的领导者之一，曾反对参加国际；工人代表同盟领导者之一。 阿普尔加思，罗伯特（Applegarth，Robert1834—1924）——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改良派领袖，职业是红木工；粗细木工工联总书记（1862—1871），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1863年起）；1865年起为国际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72）；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后脱离工人运动。 阿尤，让-阿尔丰斯（Ailloux[Ailloud]，Jean-Alphonse约生于1828年）——法国工人，裁缝，法国合作运动的参加者。1866年建立的维埃纳市（法国）国际支部的主席，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代表。 艾歇尔（Eichler）——德国工人，油漆匠，1862年由全国工人联合会派往参观伦敦工业博览会；后来被揭露是工人运动中的内奸。 艾尔斯，威廉（Ayers，William）——英国工联主义者，泥水匠协会的代表；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JohannGeorg1818—188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年5月），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支持马克思，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埃利奥特，埃比尼泽（Elliot，Ebenezer1781—1849）——英国诗人，宪章主义者，铁匠的儿子。 安·斯图亚特（Anna[Ann，Anne]Stuart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 安贝尔（Humbert）—法国雇员，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 奥博尔斯基，路德维克（Oborski，Louis1787—1873）—波兰上校，革命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34年流亡伦敦，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活动家；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为革命军师长；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1866年任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伦敦中央支部主席。 奥顿诺凡-罗萨（O'Donovan-Rossa）—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耶利 米·奥顿诺凡-罗萨的妻子；1865—1866年组织募捐救济爱尔兰政治犯的家属，起草了告爱尔兰妇女书，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决定，该呼吁书刊载于1866年1月6日《工人辩护士报》上。 奥顿诺凡-罗萨，耶利米（O'Donovan-Rossa，Jeremiah1831—1915）——爱尔兰芬尼社的创建人和领导人，《爱尔兰人民报》的出版者（1863—1865），1865年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1870年获赦，不久流亡美国，在那里领导芬尼社；80年代脱离政治活动。 奥尔蒂加（Ortiga）——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 奥尔西尼，费利切（Orsini，Felice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的参加者；因谋刺拿破仑第三（1858）而被处死。 奥尔西尼，切扎雷（Orsini，Cesare）——意大利政治流亡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6—1867），曾在美国宣传国际的思想；费·奥尔西尼的兄弟。 奥弗顿，理查（Overton，Richard）——掘土工人联合会在国际总委员会的代表（1866）。 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Daniel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政治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自由派右翼领袖。 奥利里（OTeary）—见墨菲。 奥利维埃，埃米尔（Ollivier，Emile1825—1913）——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帝国时期为立法团议员（1857年起）；19世纪60年代末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政府首脑（1870年1——8月）。 奥尼尔（O'Neil）——来自伯明翰的英国牧师，和平主义者。 奥斯本，约翰（Osborne，John）——英国工人，抹灰工，工联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劳动阶级福利总同盟、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的活动家。 奥托，路（Otto，L）——见布赖特施韦特，奥托。 奥哲尔，乔治（Odger，George1820—187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职业是鞋匠，工联伦敦理事会创建人之一，1862—1872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员，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和主席（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 B 巴伯迪耶纳（Barbedienne，F.）——巴黎青铜器制造商。 巴克利，詹姆斯（Buckley，James）——英国工联主义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年11月—1869年）和改革同盟盟员。 巴拉，雅莱斯（Bara，Jules1835—1900）—比利时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司法大臣（1865—1870、1878—1884）。 巴塔耶（Battaille）——法国职员，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反对第二帝国的警察专横。 巴泰勒米（Barthélemy）——法国工人，玻璃彩画匠，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 巴特勒（Butler）——英国工联主义者，考文垂织带工人协会书记（1867），该会加入了国际。 白恩士（又译：彭斯，明斯），罗伯特（Bums，Robert1759—1796）——伟大的苏格兰民主主义诗人。 班尼斯特，威廉（Bannister，William）——1865年5月16日被提名为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但未当选。 班尼亚加蒂（Bagnagatti，G.）——共进会（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的书记；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August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旋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1867年起为主席；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1869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贝尔纳，马利（Bernard，Marie）——比利时油漆匠，总委员会委员（1868年9月—1869年），比利时通讯书记。 贝克尔，伯恩哈德（Becker，Bernhard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拉萨尔派；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代表，后任主席（1864—1865）；1870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4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Becker，JohannPhilip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1848年加入瑞士籍；三月革命以前的民主运动和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以瑞士军队军官身份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在巴登渚法尔茨起义时指挥巴登人民自卫团和志愿军；1848—1849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瑞士“革命集中”成员（1850），国际日内瓦第一支部的创建人（1864），国际日内瓦支部委员会、德国和瑞士德语区中央委员会主席（1865），国际德语区支部主席（1866年起），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志出版者和编辑（1866—1871）和《先驱者》杂志编辑（1877—188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贝里，詹姆斯（Burry，James）——英国工联主义者，伦敦裁缝保障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 贝列特（Bellet）——法国职员，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 贝律兹，让·皮埃尔（B&luze，JeanPierre1821—1908）——法国工人，细木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卡贝的学生和信徒，劳动信贷银行经理（1862—1868），合作运动的机关报《联合》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国际会员；后来脱离了工人运动。 贝尼埃，欧仁（Benière，Eugène）——国际在索恩河畔纳维尔（法国）的通讯员，曾参加组织国际的法国支部；蒲鲁东主义者。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Bismark]，Otto，VonScH.Nhausen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以“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德国的统一；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以保证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贝松，亚历山大（Besson，Alexander）——法国工人，机器匠，在伦敦的侨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8），比利时通讯书记，伦敦法国人分会的领导人之一；加入小资产阶级共和派集团，费利克斯·皮阿的追随者。 毕尔克利，卡尔（Biirkli，Karl1823—1901）——瑞士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傅立叶和孔西德朗的信徒；后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苏黎世支部的领导人之一。 比尔斯，埃德蒙（Beales，Edmond1803—1881）——英国法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主席；在美国内战期间支持北部的英国奴隶解放协会会员，改革同盟主席（1865—1869）。 比洛西（Biloschy[Bilosci]）——共进会（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委员会委员；国际会员。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Beesly，EdwardSpencer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实证论哲学家，19世纪60年代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在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上担任主席；巴黎公社时期在英国报刊上为国际辩护，同马克思保持友好关系。 彼得逊，彼得（Petersen，Peter）——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 比宗（Buzon）——国际在波尔多（法国）的通讯员。 毕希纳，路德维希（Büchner，Ludwig1824—1899）——德国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曾参加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 波拿巴（Bonaparte）——见拿破仑第三。 波特尔，乔治（Potter，George1832—1893）——英国工人，木工；工联运动的改良派领袖之一；伦敦工联理事会理事，建筑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蜂房报》的创办人、编辑和发行人，在报纸上推行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 博勃钦斯基，康斯坦蒂（Bobczynski，Konstantin）——1863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后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8），波兰通讯书记（从1866年5月起），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1866年迁往伯明翰。 博尔达日（Bordage.P.）——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一1866年），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伦敦法国人分会会员。 博凯，让·巴蒂斯特（Bocquet，JeanBaptiste）——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法国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赫尔岑的朋友；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 博凯特（Bockett）—英国装订工人，伦敦装订工人协会书记。 博斯克（Bose）——国际在圣丹尼（巴黎郊区）的通讯员。 博德朗，路易（Baudrand，Louis）—国际在索恩河畔纳维尔（法国）的通讯员，1866年索恩河畔弗勒里欧支部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 博勒特，亨利希（Bolleter，Heinrich）——在伦敦的德国侨民，索霍区拿骚街2号一家小饭馆老板，工人经常在他的饭馆里开会；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布尔东，安东-马利（Bourdon，Antoine-Marie）——法国工人，雕刻匠；法国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代表和书记，巴黎理事会理事。 布拉（Boula）—法国工人，玻璃彩画匠，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 布拉德洛，查理（Bradlaugh，Charles1833—1891）——英国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激进派，《国民改革者》周刊编辑，巴黎公社以后，猛烈攻击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 布拉德尼克，弗雷德里克（Bradnick，Frederick）——弹性织品织工协会派到总委员会的代表（1867）；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2）；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海牙代表大会（1872）后，加入不列颠联合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 布莱克莫尔（Blackmore[Blackmoor]）——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和改革同盟盟员。 布莱廷，赛米尔（Brighting，Samuel）英国工人，职业是编筐工人；工联主义者；旧伦敦编筐工人协会会员。 布赖茵（Brien）——1865年8月被提名为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但未当选。 布赖特施韦特，奥托·路德维希[笔名：路·奥托]（Breitschwert，OttoLudwig，[L-Otto]1836—1890）——德国新闻工作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布朗，约翰（Brown，John1800—1859）——美国农民，废奴运动的战士；堪萨斯州反奴隶主武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1854—1856）；1859年打算在弗吉尼亚州发动黑奴起义；受审并被处决。 布勒耶（Breuillé，A.）——法国职员，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反对第二帝国的警察专横。 布里斯梅，德西雷（Brismée，Désiré1823—1888）——比利时印刷工人；曾参加比利时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蒲鲁东主义者；国际比利时支部（1865）的创建者之一；从1869年起为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总委员会）委员；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代表，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副主席，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曾加入巴枯宁派，后来与无政府主义者断绝关系。 布鲁诺（Bruno）——法国工人，玻璃彩画匠，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 布罗许尔（Brochure）——法国工人，玻璃彩画匠，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 布泽（Bouzet）——法国的国际会员。 D 达顿，拉尔夫（Dutton，Ralph）——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 达顿，詹姆斯·弗兰克（Dutton，JamesFrank）——英国工人，马车制造匠，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 达费林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Dufferin，FrederickTempleHamilton-Temple-Blackwood，Marquessof1826—190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自由党人，格莱斯顿内阁成员（1868—1872），爱尔兰大土地占有者。 达科斯塔，查理（Dacosta，Charles）——法国教师，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反对第二帝国的警察专横；巴黎公社社员；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失败后被判处劳役监禁，逃往英国。 达希，朱泽培（Dassy，Giuseppe）——意大利工人领袖；意大利工人联合会副主席，切里尼奥拉工人互助会出席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代表，总委员会在那不勒斯的通讯员。 戴维斯，杰弗逊（Davis，Jefferson1808—1889）——美国政治活动家，大种植场奴隶主，民主党人，南部奴隶主叛乱策划者之一；美国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曾任美国陆军部长（1853—1857），南部同盟总统（1861—1865）。 丹特（Danter，R.）——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工联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机械工人联合会主席，伦敦工联理事会理事。 德·巴普，塞扎尔（DePaepe，Osar1841—189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排字工人，后为医生，国际比利时支部的创建人之一，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1885）。 德尔，威廉（Dell，William）——室内装饰工；英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活动家；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和财务委员（1865、1866—1867），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改革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德金德兰（Derkinderen）——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荷兰通讯书记（1867）。 德赖，戴维（Dry，David）——英国工联主义者，伦敦弹性织品织工协会书记。 德鲁安，让娜-弗朗斯瓦（Deroin，Jeanne-Franqoise1805—1894）——法国政论家，女裁缝，后为教师，拥护空想社会主义，参加创建女裁缝互助会；1852年侨居英国；几家妇女期刊的出版人和编辑。 德·马凯尔（DeMarckel）——国际在格朗维尔（法国）的通讯员。 德鲁里（Drury）——国际在伦敦的法国人分部会员；1867年去纽约。 德鲁伊特，乔治（Druitt，George）——英国工联主义者，伦敦裁缝协会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 德努阿尔，雅莱斯（Dénoual，Jules）——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 德瓦斯特（Devaster）——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 迪蒂（Duthy）——1865年9月，受国际布鲁塞尔支部的委托，同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 迪克，亚历山大（Dick，Alexander）——英国工人，面包师，工联主义者，面包工人联合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1865年，因为他迁居新西兰，被任命为国际新西兰通讯书记。 笛福·丹尼尔（Defoe，Daniel1660年前后—1731年）——英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 杜邦，欧仁（Dupont，Eugène1831—1881）——法国工人，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1862年起住在伦敦，1870年起住在曼彻斯特，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法国通讯书记（1865—1871），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洛桑代表大会（1867）主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法兰西信使报》撰稿人，伦敦法国人支部成员（1868年以前），曼彻斯特法国人支部创建人之一（1870），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1874年迁居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 杜阿梅尔，斐迪南（Duhamel，Ferdinand）——国际在利雪（法国）的通讯员。 杜梅尼尔-马里尼，雅莱斯（Dumesnil-Marigny，Jules，1810—1885）——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国际会员（1865）；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 杜普莱克斯，弗朗斯瓦（Dupleix，Fran·ois）——瑞士装订工人，日内瓦国际法国人支部的组织者之一和主席；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和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代表。 多德，亨利（Dodd，Henry）—国际会员（1867）。 多德森（Dodson）——英国工联主义者，1867年加入国际的伦敦鞋匠联合会的书记。 多纳蒂，托马斯（Donatti，Thomas）——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6）。 E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Friedrich1820—1895）。 F 法尔科内（Falconnet）——国际在瑞士的通讯员。 方塔纳，朱泽培（Fontana，Giuseppe1840—1876）——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流亡伦敦，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意大利通讯书记（1864—1865）。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II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1830—1859），由于1848年炮击墨西拿而得到“炮弹国王”的绰号。 菲力浦二世（PhilipII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 菲力蒲斯，温德尔（Phillips，Wendell1811—1884）——著名的美国社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和演说家；废奴运动的战士；主张用革命的方法进行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斗争；19世纪70年代参加了工人运动，主张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1871年加入国际。 费尔贝恩，罗伯特（Fairbairn，Robert）——英国贝德灵顿市居民，曾在巴黎大学生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威胁的呼吁书和各国工人给呼吁书的复信上签名。 斐拉里，朱泽培（Ferrari，Giuseppe1811—1876）—意大利哲学家和政治家，参加过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在萨伏依王朝统治下统一意大利的政策。 费里特[特雷]（Ferret[Terret]）——国际在庞坦（巴黎郊区）的通讯员。 费尼利（Fenili，F.）——共进会（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委员会委员；国际会员。 费西，托马斯·格兰特（Facey，ThomasGrant）——英国工人，油漆匠，工联主义者，劳动阶级福利总同盟书记；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封丹，莱昂（Fontaine，Léon）——比利时新闻工作者，比利时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862—1865年是赫尔岑的《警钟》（Kolokol）法文版发行人；总委员会的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代表。 福格特（Vogt，W.）——国际会员，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分会——和谐协会会员。 福克斯，彼得［真名：彼得·福克斯·安得烈］（Fox，Peter［PeterFoxAndré］死于1869年）——新闻工作者，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受实证论者的影响；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领导人之一；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1865年起为总委员会报刊的正式通讯员；总委员会总书记（1866年9—11月），美国通讯书记（1866—1867）；《共和国》编辑之一（1866）；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福雷，埃利·弗雷德里克（Forey，Elie-Frédéric1804—1872）——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12月2日政变参加者之一；1859年起为参议员，1863年被任命为法国远征墨西哥军团总司令。 弗兰西斯（Francis）——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 弗里布尔，厄内斯特-爱德华（Fribourg，Ernest-Edouard）——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后为商人；右派蒲鲁东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代表；多家工人报纸的编辑部成员；1867年作为记者参加洛桑代表大会；1871年出版敌视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 弗洛凯，沙尔（Floquet，Charles1828—1896）—法国律师，左派共和党人；第二帝国期间，在1868年和1870年对巴黎支部的审讯中担任辩护律师；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为众议院议员和议长。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Benjamin1706—1790）——美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美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独立战争的参加者，美国独立宣言（1776）的起草人之一；他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 G 盖昂，路易（Guyon，Louis）——法国职员，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的第二个呼吁上签名；1866年因“莱纳森斯咖啡馆”布朗基主义秘密协会案受审。 戈赫特（Gocht）——国际会员，1865年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主席。 格柴霍斯基（Gzechowski）——波兰人，伦敦波兰饭店的主人。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WilliamEwart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的领袖之一；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 格朗容，莱奥波德·奥古斯特（Granjcn，LeopoldAuguste）——制刷工人，国际巴黎委员会委员（1868） 格雷厄姆，大卫（Graham，David）——英国贝德灵顿市居民，曾在巴黎大学生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威胁的呼吁书和各国工人给呼吁书的复信上签名。 格雷厄姆，约翰（Graham，John）——英国的国际会员。 格雷，罗吉尔·毛勒（Gray，RodgerMaurer）——英国工人，泥水匠，《蜂房》工业报公司理事会理事长；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劳动阶级福利总同盟盟员和改革同盟盟员。 格雷，乔治（Grey，George1799—1882）——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1855—1858、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 格里利，霍拉斯（Greeley，Horace1811—1872）——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国际的支持者。 格里宁，爱德华·欧文（Greening，EdwardOwen1836—1923）——曼彻斯特合作运动的积极活动家，美国内战期间支持北部的英国奴隶解放协会会员，改革同盟盟员。 格罗斯密斯，约翰（Grossmith，John）——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和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 哥特罗，雅莱斯（Gottraux，Jules）——英国籍的瑞士人；国际会员。 格桑-哈第，格桑（Gathome-Hardy，Gathome1814—1906）——英国国务活动家，保守党人，内务大臣（1867—1868）。 H 哈考斯基（Hakowskt，F.）——伦敦的波兰侨民，伦敦波兰工人协会书记（1866）。 哈勒姆，托马斯（Hallam，Thomas）——英国工联主义者，伯明翰鞋匠协会书记，国际会员。 哈勒克（Huleck）——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伦敦的法国人分部会员，分部分裂（1868）后，反对总委员会。 哈勒克夫人（Huleck，Mrs.）——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 哈里（Harry，W.）——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 哈里斯，乔治（Harris，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前宪章主义者，詹·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成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总委员会财务书记（1870—1871）。 哈里逊，弗雷德里克（Harrison，Frederick1831—1923）——英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19世纪60年代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国际会员。 哈里逊，威廉（Harrison，William1534—1593）——英国教士，他的一些著作是研究英国16世纪历史的宝贵资料。 哈蒙德（Hammond）——英国外交部官员。 哈特，约瑟夫（Hart，Joseph）——伦敦的国际支持者。 哈特韦耳，罗伯特（Hartwell，Robert生于1812年左右）——印刷工人，前宪章主义者，《蜂房报》编辑之一；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伦敦工人联合会书记。 哈维（Harvey，F.）——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 汉森（Hansen，N·P.）——丹麦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2月—1867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代表，丹麦通讯书记（1866），丹麦和荷兰通讯书记（1867） 豪弗，阿尔伯特（Haufe，AlbertF.）——德国工人，裁缝，住在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 豪威耳，乔治（Howell，George1833—1910）——英国工人，泥水匠，前宪章主义者；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伦敦工联理事会书记（1861—1862）；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改革同盟书记和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书记（1871—1875）。 黑尔斯，约翰（Hales，John生于1839年）——英国工人，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土地和劳动同盟、工人代表同盟的成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书记（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曾参加巴枯宁的少数派，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年11月）；从1872年初起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和分裂派；该派伦敦代表大会（1873）的组织者；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 黑尔斯通，托马斯（Hailstone，Thomas）——英国贝德灵顿市居民，曾在巴黎大学生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威胁的呼吁书和各国工人给呼吁书的复信上签名。 亨尼西，约翰·波普（Hennessy，JohnPope1834—1891）——爱尔兰保守党议员，19世纪60年代初，曾提出在爱尔兰实行细小的改良提案。 亨廷顿（Huntington）——霍洛韦（爱尔兰）的糊墙纸制造商。 侯里欧克，奥斯汀（Holyoake，Austin死于1874年）——英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胡森，爱德华（Hooson，Edwani）——曼彻斯特合作运动的活动家，曾参加英国的改革运动。 华尔利（Wholly，J.C.）——美国劳工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华盛顿全国劳工同盟主席。 怀特黑德（Whitehead）——伦敦研磨工人协会在国际总委员会的代表（1866年9月—1867年3月）。 惠勒，乔治·威廉（Wheeler，GeorgeWilliam）——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64—1865、1865—1867），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土地和劳动同盟的成员。 惠特洛克（Whitlock，J.）——英国工联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总委员会财务书记；改革同盟盟员。 霍尔托普，埃米尔（Hohorp，Emile）——在伦敦的波兰侨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6年），波兰通讯书记（1864—1865），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代表；1866年参加马志尼创建的国际共和主义者委员会。 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见威廉一世。 霍姆斯，约翰（Holmes，John）——曾在利兹创建国际支部（1868）；合作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J 吉布森，威廉（Gibson，William）—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国际联络书记。 吉约姆，詹姆斯（Guillaume，James1844—1916）——瑞士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分子；国际会员，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者之一，《进步报》、《团结报》和《汝拉联合会简报》编辑；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加德纳，威廉（Gardner，William）——英国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1869）。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Giuseppe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4—7月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19世纪50—60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进军；1862年为了把罗马从教皇军队和法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组织了远征；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1866），在普法战争中站在法兰西共和国一边，70年代声援巴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 加罗，弗朗索瓦（Garow，François）——国际会员，伦敦法国人分会会员；细木工。 杰布，约书亚（Jebb，Joshua1793—1863）——英国军官，英国苦役监狱的总检查官，著有许多监狱制度的书。 贾弗里（Jafery）——1865年3月28日被提名为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但未当选。 津蒂尼（Gintini）——共进会（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委员会委员；国际会员。 杰克逊（Jackson）——1867年加入国际的肯德尔（英格兰）鞋匠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杰瑟普，威廉（Jessup，WilliamJ.）——美国工人，木工；纽约州全国劳工同盟副主席（1866年起）和通讯书记（1867年起），纽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赞成加入国际。 K 卡尔德，弗雷德里克（Card，Frederiek）——总委员会委员（1867）。 卡尔德，约瑟夫[笔名：茨韦尔查凯维奇]（Card，Joseph[Czwieizakiewicz]）——日内瓦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积极会员，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代表。 卡内萨（Canessa，L.D.）——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热那亚工人合作社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萨维死后，为意大利工人协会中央机关报《意大利工人协会报》编辑（1865年—1866年5月）。 卡梅伦，安得鲁（Cameixm，Andrew）——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工人辩护士报》编辑。 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Castlereagh，RobertStewart，Viscountof1769—1822）——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爱尔兰总督（1799—1801），对残酷镇压1798年爱尔兰叛乱负有责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0、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 卡塔内奥，卡洛[查理]（Cattaneo，Carlo[Charles]1801—1869）——意大利政治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共和派，1848年意大利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卡特，詹姆斯（Carter，James）——英国工人，香料制造工，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7年），意大利通讯书记（1866—1867）；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 考莱男爵，亨利·理查·查理·韦尔斯利（Cowley，HenryRichardCharlesWellesley，Baronof1804—1884）——英国外交家，驻巴黎大使（1852—1867）。 坎伯尔，亚历山大（Campbell，Alexander）——英国工联领袖，欧文主义者；格拉斯哥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的创建者；出版过几种工人报纸。 康宁斯比，罗伯特（Conningsby，Robert）——1865年8月在伦敦开幕的英法工业博览会组织委员会的秘书。 孔特（Konter，H.）——国际会员，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分会——条顿尼亚的会员。 考布，卡尔[威廉？]（Kaub，Karl[William？]）——德国工人，在伦敦的侨民，1865年后侨居巴黎；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凯恩，约翰（Kane，John1819—1876）——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主义者；全国锻工协会书记（1868—1876）。 凯勒（Keller）——代表伦敦法国人分部的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 凯勒曼，阿尔伯特（Kellermann，Albert）——法国邮局职员，布朗基主义者，19世纪60年代法国共和运动的成员。 凯瑟勒（Kessler，O.P.）——国际会员，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分会——和谐协会会员。 凯利（Kelly·R.）——伦敦一家印刷所的主人；国际会员。 柯贝特（Corbet）——索霍区希腊街18号（国际总委员会在1864年10月5日至1866年1月2日期间举行会议的会址）的房主。 柯恩，詹姆斯（Cohn，James）——英国工人领袖，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1），丹麦通讯书记（1870—1871）；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 科尔，詹姆斯（Cole，James）——英国贝德灵顿市居民，曾在巴黎大学生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威胁的呼吁书和各国工人给呼吁书的复信上签名。 科尔邦，克劳德·昂蒂姆（Corbon，ClaudeAnthime1808—1891）——法国政治家，共和党人，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第二帝国崩溃后任巴黎的区长，国民议会议员（1871）。 科尔奈利乌斯（Cornelius，D.）——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科尔森，埃德温[爱德华？]（Coulson，Edwin[Edward？]）——英国工联主义者，泥水匠协会伦敦分会书记；伦敦工联理事会理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6）；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克拉里翁[克拉里奥尔]（Clarion[Clariol]）——参加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巴黎印刷工人协会的代表。 科拉斯（Coraz）——国际会员；1865年迁居美国。 克莱尔，约翰（Clare，John1793—1864）——英国诗人，雇农的儿子，农业工人。 科勒特，约瑟夫（Collet，Joseph）——法国新闻工作者，共和主义者，在伦敦的侨民；全国改革同盟盟员，《国际信使》编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 克雷斯（Kriess）——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合唱团指挥。 克雷斯佩耳（Crespelle）——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伦敦法国人分会会员，在分会中支持总委员会的政策。 克里德，艾里克（Creed，Eric）——在比利时的英国旅行家，与瓦尔特·威廉斯合写了一系列论述比利时冶铁业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1866年12月到1867年1月的《泰晤士报》上。 克里默，威廉·兰德尔（Cremer，WilliamRandal1838—1908）——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粗细木工工联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64—1866），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曾经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反对革命策略，在争取选举法改革斗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普法战争时期反对英国工人声援法兰西共和国的行动，后来是自由党议会议员（1885—1895、1900—1908）。 克里斯马斯（Christmas）——工业报公司理事会理事。 克里斯提斯（Christies）——伦敦制帽商。 克利莫什（Klimosch，H.）——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 克林克尔（Klinker，A.）——国际会员，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分会——条顿协会会员。 克林斯基，扬[约翰]（Krynski，Jan[John]1811—1890）——流亡伦敦的波兰革命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中央伦敦支部的书记。 科隆（Colomb，T.M.）——国际在索恩河畔纳维尔（法国）的通讯员。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Oliver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 克洛茨，阿那卡雪斯（Cloots，Anacharsis1755—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接近左派雅各宾党人。 科洛尼厄（Colonieu）——1866年7月24日被提名为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但未当选。 柯普，詹姆斯（Cope，James）——英国工联主义者，伦敦鞋匠协会委员会委员，伦敦工联理事会理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 柯普兰（Copeland）——英国无神论运动领导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69）。 科切克（Koczek）——波兰人。 科塔姆，理查（Cottam，Richard）——英国雕刻匠，1870年前承印国际会员证的印刷所主人；国际会员。 孔博，阿梅代·本杰明（Combault，AmédéeBenjamin1838年左右一不早于1884年）——法国工人，珠宝匠；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一次流亡伦敦时成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后在巴黎积极参加国际的工作；1870年创建了巴黎的一个国际支部，并进入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在法国第三次审判国际工人协会案件中受审；巴黎公社社员，直接税局局长；后再次流亡伦敦。 库克，托马斯（Cook，Thomas1808—1892）——英国旅游代办人。 库勒里，皮埃尔（Coullery，Pierre1819—1903）——瑞士医生，民主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曾参加创建国际的拉绍德封分部；《未来呼声报》编辑；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后来脱离了政治活动。 L 腊毕叶（Hraybe[Rhabje]）——在伦敦的匈牙利侨民，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主席（1866）；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6）；1866年9月，被授权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在匈牙利进行活动，1869年前为匈牙利工人运动活动家。 拉尔多，弗朗索瓦·大卫（Lardaux，FrançoisDavid1814—1866）——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国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在伦敦的侨民；索霍区一家小酒馆的老板，小酒馆是流亡者集会的地方；国际会员。 拉法格，保尔[笔名：保尔·洛朗]（Lafargue，Paul[PaulLaurent]1842—1911）——法国医生和政论家，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大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5年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巴黎公社的支持者（1871），公社失败后逃往西班牙；《解放报》编辑部成员，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1882年回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报》编辑；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和代表，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众议院议员（1891—189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女儿劳拉的丈夫。 拉马，多梅尼科（Lama，Domenico）——共进会（伦敦意大利工人的马志尼主义组织）主席；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 拉姆齐，约翰（Ramsay，John）——英国贝德灵顿市居民，曾在巴黎大学生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威胁的呼吁书和各国工人给呼吁书的复信上签名。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和法学史方面的著作。 拉萨西（Lassassie，F.）——法国理发师，在伦敦的侨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8），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伦敦法国人分会会员，在分会里拥护总委员会的政策。 拉瓦莱，加埃唐（Lavallée，Gaetan）——法国大学生，布朗基主义者，19世纪60年代参加法国共和运动。 莱克，乔治（Lake，George）——英国TA，细木工；工联主义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和改革同盟盟员。 莱斯利，托马斯·爱德华·克利夫（Leslie，ThomasEdwardCliffe1827年左右—1882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赖因克，彼得·阿道夫（Reinèke，PeterAdolf1818—1887）——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柏林的卫生检查官。 莱诺，约翰·布雷德福德（Leno，JohnBreaford生于1826年）——英国印刷工人；宪章主义者，后为工联主义者；劳动阶级福利总同盟盟员和改革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工人辩护士报》发行人（1865—1866）。 莱维，莱昂内（Levi，Leone1821—188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法学家。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GottholdEphraim1729—1781）——著名的德国剧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18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 赖德律[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Ledru-Rollin]，AlexandreAuguste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 兰多夫斯基，让·路易（Landowski，JeanLouis）——法国书店职员，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1866年在所谓“莱纳森斯咖啡馆”布朗基主义秘密协会案件中受审。 兰利，巴克斯特（Langley，J.Baxter）——英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政论家。 朗德林，埃米尔（Landrin，Emile）——法国工人，雕刻匠；国际的积极会员，国际巴黎委员会委员（1868）。 劳伦斯，马修（Lawrence，Matthew）——英国工联主义者，伦敦裁缝保障协会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56—1868）；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代表。 朗格（Long）——国际会员；伦敦箍桶匠互相会会员。 朗梅德，约翰（Longmaid，John）—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勒伯尔（Loeber，L.）——国际会员，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分会——和谐协会会员。 勒菲弗，埃米尔（Lefebvre[Lefèbre]），Emile）——国际在讷沙托（法国）的通讯员。 勒菲弗，路易（Lefeuvre，Leuls）——国际会员，1868年1月被提名为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勒福尔，昂利（Lefort，Henri1835—1917）——法国律师，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联合》杂志编辑部成员，参加筹备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1865年3月脱离国际。 勒夫罗，莱昂斯（Levraud，Léonce）——法国医科大学生，布朗基主义者，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1866年在所谓“莱纳森斯咖啡馆”布朗基主义秘密协会案件中受审。 勒鲁，皮埃尔（Leroux，Pierre1797—1871）——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851年政变后流亡英国。 勒鲁，雅莱斯（Leroux，Jules）——法国印刷工人，共和主义者，1851年政变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5年3月）；伦敦法国人分会会员；皮埃尔·勒鲁的弟弟。 勒·吕贝，维克多（LeLubez，Victor生于1834年左右）——在伦敦的法国侨民，与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激进派分子有联系；曾参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6），法国通讯书记（1864—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由于进行阴谋活动和诽谤，被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开除出总委员会。 勒·迈特，弗雷德里克（LeMaitre，FrEd&ric）——法国侨民，伦敦一家小印刷所的主人。 勒摩恩（Lemoine，E.）——法国大学生，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反对第二帝国的警察专横。 雷德林顿，科尔奈利乌斯（Reddlington，Cornelius）——伦敦的国际会员（1867）。 雷诺（Reynolds）——国际会员，箍桶匠互助会会员。 雷布钦斯基（Rybczinsky，F.）——在伦敦的波兰侨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Wilhelm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1890—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理查，亨利（Richard，Henry1812—1888）——英国牧师，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协会书记（1848年起）；议员（1868—1888），自由党人。 里夫利，爱德华（Reaveley，Edward）—英国工联主义者，伦敦马车制造匠友爱会会员；该会在国际总委员会的代表（1867）。 里果，乌拉尔-乔治-阿道夫（Rigault，Raoul-Georges-Adolphe1846—1871）——布朗基主义者，医科大学生，政论家；19世纪60年代末法国共和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巴黎公社社员，从1871年4月26日起为公社检察长，1871年5月24日被凡尔赛分子杀害。 里歇，内斯托尔（Richet，Nestor）——法国工人，披巾清洁工，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1866年在所谓“莱纳森斯咖啡馆”布朗基主义秘密协会案件中受审。 李，詹姆斯（Lee，James）——英国工联主义者，加入国际的掘土工人联合会书记；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 利弗尔逊，蒙台古（Leverson，Montegue）——英国激进派，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伦敦1865年8月1日波兰人大会的参加者。 利诺，约翰·布雷德福德（Len。，JohnBredford生于1826年）——英国印刷工人；宪章主义者，后为工联主义者；劳动阶级福利总同盟盟员和改革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工人辩护士报》发行人（1865—1866）。 利穆赞，安托万（Limousin，Antoine）——法国工人，花边匠，法国合作运动的积极分子，蒲鲁东主义者；曾参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1865年中以前是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1866年以前是国际会员；沙尔·利穆赞的父亲。 利穆赞，沙尔（Limousin，Charles）——法国工人阶级领袖，印刷工人，后为新闻工作者；《联合》杂志管理委员会秘书；《工人论坛》编辑之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代表；1870年是巴黎联合委员会委员；合作运动的积极分子；发行过许多杂志。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ssner[Lessner]，Friedrich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为威斯巴登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50—1851年为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同盟美因茨支部领导人；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林肯，阿伯拉罕（Lincoln，Abraham1809—1865）——美国国务活动家，共和党创建人之一；美国总统（1861—1865）；美国内战时期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并采取革命措施进行战争；1865年4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杀。 林堡（Limburg，W.）——德国工人，鞋匠，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和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69）。 龙格，沙尔（Longuet，Charles1839—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左岸》的编辑（1864—1866）；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1871—1872），比利时通讯书记（1866），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主编；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后加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19世纪80—90年代被选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马克思女儿燕妮的丈夫。 卢比（Luby）——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克拉克·卢比的妻子。 鲁埃，欧仁（Rouher，Eugène1814—1884）——法国律师和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1849—1852年曾断续地担任司法部长和司法大臣；第二帝国时期任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55—1863）、国务大臣（1863—1869）、参议院议长（1869—1870）；第二帝国崩溃后逃离法国；19世纪70年代为法国波拿巴派的领袖之一。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Lucraft，Benjamin1809—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木器匠，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 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 路易斯，莱昂（Lewis，Leon）——美国新闻工作者；1865年在伦敦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和美国通讯书记。 罗弗佐斯，大卫（Lofthouse，David）——英国贝德灵顿市居民，曾在巴黎大学生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威胁的呼吁书和各国工人给呼吁书的复信上签名。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Georg1824—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底流亡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1871）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洛伦茨（Lorenz，A.）——国际会员，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分会一条顿尼亚的会员。 罗素，约翰（Russell，John1792—1878）——伯爵，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1859—1865）。 M 马迪奥（Madiot）——国际在雷恩（法国）的通讯员。 马丁，昂利（Martin，Henri1810—1883）——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1865年起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 马尔科（Marco）——制扇工人，国际会员，伦敦法国人分会会员。 马尔舍瓦尔（Marcheval）——法国织工，1866年建立的国际维埃纳（法国）支部的通讯书记。 马克思，卡尔（Marx，Karll1818—1883）。 马里尼（Marigny）——见杜梅尼尔一马里尼。 马隆，贝努瓦（Malon，Benoît1841—1893）——法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1865年起），曰内瓦代表大会（1868）代表，社会主义革命同盟和巴枯宁的国际兄弟会成员（1868年起）；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后辞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公共工程委员会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居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国际日内瓦支部成员，社会主义革命宣传和行动支部创建人之一，汝拉联合会会员，《社会革命报》编辑部成员；1880年大赦后回到巴黎；法国工人党党员；后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的首领和思想家。 马斯曼（Massman，W.）——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被日内瓦代表大会再度选进总委员会（1866—1867）；1866年秋去德国，受托在德国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利益进行活动。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Giuseppe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世纪50年代后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 迈奥尔，阿瑟（Miall，Arthur）——伦敦索霍区包佛里街18号的房东，总委员会从1866年2月9日到1867年6月25日期间在这里举行会议。 麦科尔曼，约翰（Mccolman，John）——国际在格拉斯哥的通讯员。 麦克唐纳，罗伯特（Mcdonald，Robert）——英国贝德灵顿市居民，曾在巴黎大学生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威胁的呼吁书和各国工人给呼吁书的复信上签名。 麦克劳德，亚历山大（Mcleod，Alexander）——英国贝德灵顿市居民，曾在巴黎大学生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威胁的呼吁书和各国工人给呼吁书的复信上签名。 迈耶尔松（Meyerson，E.）——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OttoTheodor，Baronof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容克官僚的代表；内务大臣（1848—1850），首相兼外交大臣（1850—1858）。 曼茨，埃德温·谢利（Mantz，EdwinShelly）——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工业报公司书记。 梅里曼（Merriman）——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7年）。 米尔纳，乔治（Milner，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爱尔兰人，职业是裁缝；詹·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成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72），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1872年秋起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通讯书记，反对脱离派。 米索尔（Measor）——查塔姆监狱（英国）的典狱长。 缪勒尔（Meller）——1867年加入国际的伦敦马车修理匠协会的会员·， 摩尔根，威廉（Morgan，William）——英国工人，鞋匠，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8年），改革同盟盟员。 摩尔根夫人（Morgan，Mrs·）——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从1868年2月起）。 莫拉尔（Mollard）——国际会员（1866）。 莫兰，加布里埃尔（Mollin，Gabriel）——法国镀金工人，国际的积极会员；国际巴黎委员会委员（1868）。 莫里斯，捷维（Maurice，Zévy）——裁缝；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匈牙利通讯书记（1870—1871）。 莫里索（Morrissot）——法国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莫雷尔（Morell，R.M.）——慈善教育组织星期日同盟的名誉书记。 墨菲（Murphy）（绰号“奥利里，Oleary”）一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1864年在爱尔兰王国军队中进行鼓动宣传而被捕，被判处十年苦役。 穆尔钦诺克（Mulchinock，G.）——国际会员，国际工人协会格林尼治和德特福德分会的书记。 穆尔，赛米尔（Moore，Samuel1838—1911）——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19世纪50年代为曼彻斯特的厂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N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III[Louis-NapoléonBonaparte]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尼阿斯，约翰·德（Nieass，JohnD.）——英国工人，泥水匠，伦敦工联理事会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劳动阶级福利总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改革同盟盟员。 尼尔（Neal）——伦敦裁缝协会西蒂分会主席；总委员会委员（1867—1868）。 尼尔（Neil）——见奥尼尔（O'Neil）。 尼曼（Niemann）——法国雕刻家，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给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 尼古拉一世（NicholasI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 尼禄，克劳狄乌斯（Nero，Claudius37—68）——罗马皇帝（54—68）。 尼梅耶（Neemeier）——国际会员（1867—1868），属于伦敦法国人分部。 纽伯里（Newberry）——英国的国际会员；1867年10月被提名为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诺布尔（Noble，H.A.）——英国工联主义者，泥水匠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862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努斯佩尔利（Nusperli，M.G.）——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5年），1864年10月被选为瑞士通讯书记，1865年1月成为国际格林尼治和德特福德分会会员。 O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1771—1858）——著名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P 帕金顿，约翰·萨默塞特（Pakington，JohnSomerset1799—1880）——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海军首席大臣（1858—1859、1866—1867），陆军大臣（1867—4868）。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HenryJohnTemple，Viscountof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1859—1865）。 帕任（Paz）——墨西哥争取独立斗争时期的墨西哥军队的统帅（1863—1867）。 帕蒂斯（Patis，B.）——英国工人，伦敦铁丝工人协会会员。 佩谢莱，吕西安（Perchelet，Lucien）——法国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 皮金（Pidgeon，W.）——英国工人，面包工人，工联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和改革同盟盟员。 蒲斯，约翰·威尔克斯（Booth，JohnWilkes1839—1865）——美国演员，美国内战中南方的支持者，刺杀阿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凶手。 普尔（Poole）——伦敦一家成衣店的老板。 普芬德，卡尔（Pfander，Karl1819—1876）——德国微型画画家，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45年起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普赖尔，约翰·达姆雷尔（Prior，JohnDamrel生于1840年）——英国工联运动改良派领袖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也被日内瓦代表大会选进1866—1867年的总委员会；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总书记（1871—1881）；工人代表同盟盟员。 普律多姆（Prudhomme生于1843年左右）——国际在波尔多（法国）的通讯员。 帕克，弗雷德里克·乔治（Packer，FrederickGeorge）——伦敦筐篮制造商。 帕里克斯，路易（Palix，Louis）——法国工人，裁缝；法国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里昂的国际领导人之一。 皮阿，费利克斯（Pyat，Félix1810—1889）——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在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活动，1869年回到法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成员；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公社报》（1880年9—11月）的出版者和编辑。 皮尔，罗伯特（Peel，Robert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1828—1830），首相（1834—1835、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 皮特曼，亨利（Pitman，Henry1826—1909）——合作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曾在曼彻斯特出版通俗的教育作品。 Q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ErnestCharles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R 热拉尔，巴尔塔扎尔（Gérard，Balthasar1558—1584）——狂热的天主教徒，1584年刺杀了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奥伦治的威廉亲王。 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rdin，Emilede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家，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 荣克，海尔曼（Jung，Hermann1830—1901）——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钟表匠，在伦敦的侨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1864年11月—1972年），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主席；不列颠联合委员会委员；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在国际中执行马克思的路线；后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之一。 茹尔丹，古斯塔夫（Jourdain，Gustave）——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48年革命后流亡伦敦；加入小资产阶级共和派集团，是费利克斯·皮阿的追随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朱利安（Julien）——法国工人，玻璃彩画匠，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 热内斯，安东尼（Jeunesse，Antony）——法国大学生，19世纪60年代参加法国共和主义运动。 若昂纳尔，雅莱斯（Johannard，Jules1843—1888）——法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石印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69、1871—1872）和意大利通讯书记（1868—1869）；1870年在圣丹尼建立国际支部，巴黎公社委员；站在布朗基派一边；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S 萨尔瓦特拉，纳尔奇佐（Salvatella，Narcisse）——共进会（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的会员；国际总委员会会员（1865）。 萨格登，爱德华，圣，莱昂纳茨男爵（Sugden，Edward，BaronSt·Leonards1781—1875）——英国律师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 萨维，菲力波[弗朗切斯科？]，巴尔托洛米奥（Savi，Philippo[Francesco？]Bartholomeo死于1865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志尼的信徒，1860年曾参加加里波第远征军；意大利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该会中央机关报《意大利工人协会报》的编辑。 赛德，罗伯特·亨利（Side，RobertHenry）——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6年）。 塞莉（Sely）——国际会员，伦敦排字工人协会书记。 塞利，罗哲尔（Therry，Rodger1800—1874）——英国律师，1829—1859年在新南威尔斯（澳大利亚）供职的殖民官员；1863年出版的《在新南威尔斯和维克托利亚留居30年的回忆》一书的作者。 塞鲁济埃，保尔（Seruzier，Paul）——法国大学生，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反对第二帝国的警察专横。 塞塔奇（Setacci，C.）——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5年）。 沙佩尔，卡尔（Sehapper，Karl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1849年2月8日）的被告之一；1849年2—5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新莱茵报》撰稿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1564—1616）——伟大的英国诗人和剧作家。 尚岑巴赫，亚历山大（Schantzenbach，Alexander）——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舍伐利埃，米歇尔（Chevalier，Michel1806—1879）——法国工程师、经济学家和政论家；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后来成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论者。 舍特尔，阿德里安（Schettel，Adrien）——法国工人，机器匠，左派共和主义者，曾参加1848年革命；国际里昂支部的组织者之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代表；1870年9月因参加发动里昂革命，被判处监禁。 舍瓦尔（Cheval）——住在比利时的法国工人，1865年9月受国际布鲁塞尔支部的委派，帮助它同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 圣·莱昂纳茨（St.Leonards）——见萨格登，爱德华。 施梅尔策（Schmelzer）——国际会员；1865年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财务委员。 施土姆普弗，保尔（Stumpf，Paul1826—1912）——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后为商人；1847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国际美因茨支部创建人（1867），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舒尔采-德里奇，海尔曼（Schulze-Delitzsch，Hermann1808—1883）——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民族联盟创始人之一（1859）；60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国会议员（1867年起）；曾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 司各脱，约翰（Scott，John）——英国贝德灵顿市居民，曾在巴黎大学生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威胁的呼吁书和各国工人给呼吁书的复信上签名。 斯梅尔斯，托马斯（Smales，Thomas）——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斯密斯，爱德华（Smith，Edward1818年左右—1874年）——枢密院卫生顾问和调查贫苦II人阶级饮食状况的医务专员。 斯坦帕，加斯帕雷（Stampa，Gaspare）——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马志尼的信徒；意大利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代表；后为巴枯宁主义者。 斯坦斯比，威廉·德（Stainsby，WilliamD.）——英国工联主义者，裁缝，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8）；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员。 斯蒂尔，乔治（Steel，George）——英国贝德灵顿市居民，曾在巴黎大学生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威胁的呼吁书和各国工人给呼吁书的复信上签名。 斯蒂芬逊，乔治（Stephenson[Stevenson]，George1781—1848）——英国著名的发明家，矿工的儿子，机器匠。 斯托凯（Stockey，W.）——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 索尔内，莱昂（Sornet，Léon）——法国铁路工人，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1866年在所谓“莱纳林斯咖啡馆”布朗基主义秘密协会案件中受审。 索卢斯特里（Solustri，F.）——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 萨姆纳，查理（Sumner，Charles1811—1874）——美国政治活动家，共和党左翼领袖之一；参议员（1851年起），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1861—1871）；主张用革命方法进行反对南部奴隶主的斗争；北部在内战中胜利后，主张赋予黑人政治权利；国际的支持者。 沙博诺，皮埃尔（Charbonneau，Pierre）——法国工人，细木工；国际的积极会员，巴黎委员会委员（1868）。 沙桑（Chassin）——法国的国际积极会员，维勒弗朗什支部的领导人（1867），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 舍马莱，费利克斯·欧仁（Chemalé，FélixEug&ne约生于1839年）——建筑师；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代表。 舍特尔，阿德里安（Schettel，Adrien）——法国工人，机器匠，左派共和党人；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里昂支部的组织者之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代表，因参加1870年9月里昂革命事件被处监禁。 舍特尔沃尔斯（Shettleworth）——伦敦木版雕刻匠协会会员，国际的支持者（1867）。 舍瓦尔（Cheval）——法国人，在比利时的国际会员（1865—1868）。 斯密斯，路易斯（Smith，Lewis）——英国的国际会员（1867）。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Stanley，EdwardHenry1826—1893）——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69年起为德比伯爵，1879年成为自由党人，曾任殖民国务大臣（1858、1882—1885）、印度事务大臣（1858—1859）、外交大臣（1866—1868、1874—1878）。 斯坦斯比，威廉（Stainsby，WilliamD.）——英国工联主义者，裁缝；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8）；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工人代表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斯特普尼，考埃尔·威廉·弗雷德里克（Stepney，CowellWilliamFrederick1820—1872）——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财务委员（1868—1870），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 斯蒂芬斯，詹姆斯（Stephens，James1825—1901）——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芬尼亚社组织）的领导人，1866年流亡美国。 斯图亚特（Stewart）——英国的裁缝老板。 斯图亚特，G.B.（Stewart，G.B.）——邓弗里斯（英国）的国际会员（1867）。 斯旺，丹尼尔（Swann，Daniel）——英国织带工人，国际会员；考文垂（英国）参加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代表。 萨克利夫，约翰（Sutcliffe，John）——伦敦刻版印刷工人协会的积极分子，国际的支持者。 叙尔（Suire）——国际会员，南特（法国）支部的领导人之一（1867）。 T 塔尔博特，爱德华（Talbot，Edouard）——法国医生，1848年在卡昂创建保险合作社，1852年被拿破仑第三政府查封；1865年在卡昂组织了一个国际支部，是国际在该市的通讯员；1871年2月是卡昂出版的《直言者》的编辑；因为他的文章被判处一年监禁。 塔朗迪埃，阿尔弗勒德（Talandier，Alfred1822—1890）——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新闻工作者；曾参加1848年法国革命；1851年政变后流亡伦敦，是亚历山大·赫尔岑的朋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议会议员（1876—1880、1881—1855）。 泰勒，约翰·罗伯特（Taylor，JohnRobert）——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印刷工人，积极参加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的工作，积极参加劳动阶级福利总同盟和改革同盟的活动；1864年10月11日被选进国际总委员会。可是，由于把国际工人协会同全国同盟合并的企图没有成功，他于10月18日退出了总委员会。 图坦，莱昂（Toutain，Léon）——孔代叙努瓦罗（法国）公证事务所的职员；国际在该市的通讯员。 特尔弗，亨利（Turff，Henry）——英国工联主义者，泥水匠协会伦敦分会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工业报公司理事会理事。 特拉尼，贾科莫[詹姆斯]（Trani[Traini]，Giacomo[James]）——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曾参加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是加里波第的信徒；流亡伦敦后，当了小商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意大利通讯书记（1866）。 特伦布莱（Tremblay）——法国商人，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 特利姆勒特（Trimlett）——英国工联主义者，工联的成年男子普选权和秘密投票协会的财务委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特里门希尔，休·西摩尔（Tremenheere，HughSeymour1804—1893）——英国官员和政论家，曾多次参加政府的工人劳动条件调查委员会。 托德（Todd）——英国工联主义者，伦敦马车制造匠友爱会的书记。 托伦，昂利·路易（Tolain，HenriLouis1828—1897）——法国雕刻工，右派蒲鲁东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代表；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尔赛分子，1871年被开除出国际；第三共和国时期为参议员。 塔奇基（Tatschky）——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领导人之一，国际会员。 唐森（Townshend，T.）——伦敦制箱工人协会在总委员会的代表（1868）。 W 瓦尔蒂埃（Valltier，A.）——法国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 瓦尔兰，路易·欧仁（Varlin，LouisEugène1839—1871）——法国装订工人，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代表，曾一度流亡比利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1871年5月25日起为公社军事委员会委员，28日即被凡尔赛分子杀害。 瓦根讷，让·路易（Waguenay[Vaganey]，JeanLouis生于1833年左右）——法国织工，1866年建立的国际维埃纳（法国）支部的财务委员。 瓦康西（Vaccansi，A.）——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一共进会的财务委员，国际会员。 瓦瑟尔，让（Vasseur，Jean1838年左右—1868年）——法国白铁匠；国际马赛和菲沃支部的组织者，总委员会在马赛的通讯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代表。 瓦斯邦太，路易（Vasbenter，Louis）—法国民主主义者，1850年是《人民之声》、《人民》和其他蒲鲁东主义报纸的编辑之一；流亡伦敦，接近赫尔岑一家；1864年10月5日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但未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后来流亡美国。 瓦特兰（Wartelen）——法国工人，玻璃彩画画匠，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 万·霍芬（VanHofen，P.）——国际会员；1865年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书记。 万萨德，皮埃尔·德尼（Vinqard，PierreDenis1820—1882）——法国工人和政论家，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曾参加卢森堡委员会；合作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写有一些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国际巴黎支部成员。 威德，本杰明·富兰克林（Wade，BenjaminFranklin1800—1878）——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参议院议长，1867—1869年任副总统；反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 威廉森（Williamson）——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 威廉一世[胜者威廉]（WilhelmI[WilliamtheVictorious]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 威廉斯，查理·欧文（Williams，CharlesOwen）——英国工人，抹灰工；工联主义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9）。 威廉斯，霍普金（Williams，Hopkin）——英国工人，细木工，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8年）；曾参加英国的选举改革运动。 威廉斯，瓦尔特（Williams，Walter）——在比利时的英国旅行家；与艾里克·克里德合写了一系列论述比利时炼铁业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1866年12月到1867年1月的《泰晤士报》上。 韦济尼埃，皮埃尔（Usinier，Pierre1820—190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反波拿巴主义者，后流亡伦敦，伦敦法国人支部组织者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6），曾参加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因诽谤总委员会于1866年被开除出总委员会，根据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的决议被开除出国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在伦敦出版《联盟报》，为世界联盟委员会委员，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1880年大赦后返回法国。 韦林一家（Warings）——英国的雇主。 韦斯顿，约翰（Weston，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欧文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土地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 韦利埃，阿尔弗勒德（Verlière，Alfred）——布朗基主义者，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1867年因反对天主教会被法国法庭审判。 维尔纳夫，亨利（Villeneuve，Henri）——法国大学生，布朗基主义者，曾在法国青年关于1866年战争威胁致各国工人的第二个呼吁书上签名；1866年在所谓“莱纳森斯咖啡馆”布朗基主义秘密协会案件中受审。 韦拉蒂（Velati）—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一共进会委员会委员；国际会员。 维列茨基（Werecki，L.M.）——在伦敦的波兰侨民，民主主义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Joseph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军官、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6—184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编辑；曾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6）；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编辑（1849—1850）；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1849—1851）；1851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沃丁顿（Waddington，H.）——内务部官员。 沃尔夫（Wolff）——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 沃尔夫，路易斯[路易]（Wolff，Luigi[Louis]）——意大利少校，马志尼的信徒，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会员；189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1871年被揭露为波拿巴的警探。 沃尔顿，阿尔弗勒德·阿姆斯特朗（Walton，AlfredArmstrong生于1816年）——英国民主运动活动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建筑师；改革同盟盟员，全国改革同盟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0），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从诺曼人征服到目前为止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土地占有史》（1865）一书的作者。 沃利，威廉（Worley，William）——英国印刷工人，英国波兰独立同盟盟员和劳动阶级福利总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改革同盟盟员。 伍德哈奇（Woodhateh）——英国工联主义者，利物浦雪茄烟工人协会书记。 X 希尔曼，查理（Shearman，Charles）——英国工联主义者，泥水匠执行委员会委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 希拉姆（Hillam）——林恩（英格兰）的国际会员。 西耳维斯，威廉（Sylvis，William1828—1869）——美国工人，铸工；美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国际铸工联合会创建人之一（1859）和主席（1863—1869）；曾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站在北部方面，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创建人之一（1866）和主席（1868—1869）；赞成加入国际。 西华德，弗雷德里克·威廉（Seward，FrederickWilliam1830—1915）——美国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家，威廉·亨利·西华德的儿子。 西华德，威廉·亨利（Seward，WilliamHenry1801—1872）——美国国务活动家，共和党右派领袖，参议员，纽约州州长（1839—1843），1860年大选中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国务卿（1861—1869）。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NassauWiUiam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 西莫纳尔（Simonard）——伦敦国际法国人分部会员（1867）。 席利，维克多（Schily，Victor1810—1875）——德国法学家，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考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秘密组织“革命集中”的成员，1852年迁居法国；国际会员，曾帮助总委员会巩固在巴黎的国际组织，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肖罗克，彼得（Shorrocks，Peter）——曼彻斯特裁缝协会领导人之一。 肖，罗伯特（Shaw，Robert死于1869年）——英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彩画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积极参加总委员会的活动，在工联基层组织中宣传国际的思想，总委员会书记（1866年12月—1867年7月），财务委员（1867—1868），美国通讯书记（1867—1869）；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的代表。 欣顿（Hinton）——国际会员，1867年10月由总委员会授权在美国代表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活动。 Y 雅耶，约瑟夫（Jayet，Joseph）——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 亚当斯，查理·弗兰西斯（Adams，CharlesFrancis1807—1886）——美国外交家和政治家，共和党人，美国驻英国公使（1861—1868）。 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II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 亚罗（Yarrow，F.J.）——英国工人，木匠，工联主义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8、1872）。 伊丽莎白（Elizabeth1533—1603）——英国女王（1558—1603）。 伊萨尔（Isard）——国际伦敦法国人分部会员，迁居纽约（1867）。 尤尔，安德鲁（Ure，Andrew1778—1857）——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写有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约翰逊，安德鲁（Johnson，Andrew1808—1875）——美国国务活动家，属于民主党，田纳西州州长（1853—1857、1862—1865），参议员（1857—1862）；美国内战时期是北军的拥护者，美国副总统（1864年—1865年4月）和总统（1865—1869），实行和南部种植场主妥协的政策。 约翰逊（Johnson，H.）——英国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 Z 扎比茨基，安东尼（Zabicki，Antoni1810年前后—1889年）——波兰排字工人，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1年从波兰流亡国外；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起侨居英国，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领导人，1863年起出版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自由之声》；波兰全国委员会书记，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1866—1871）。 詹金斯，约翰（Jenkins，John）——英国人，国际会员。 詹克斯（Janks，A.）——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 詹尼纳济（Geninazzi，G.）——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委员会委员；国际会员。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FriedrichAdolph1828—1906）——德国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侨居美国，国际会员，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纽约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72—1874），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1876）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20．爱就是实践自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20爱就是实践自由 在这个社会，无论在政治进步的激进派人士还是左派圈子里，都没有形成有关爱的强有力的话语。因为大家都没有认识到对精神的需求，而且还都过于强调物质需求，所以进步阵营里缺乏对爱的持续性关注。没有爱，我们想要解放自己、想要使全世界的黑人群体摆脱受压迫受剥削，这样的努力注定会落空。只要我们拒绝充分讨论爱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就不可能创造出一种能带来转变的文化，让大众摒弃统治伦理。 因为缺乏一种爱的伦理为我们的政治目标和激进愿望指点迷津，我们常常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诱惑，继续听命于那些统治的体制——帝国主义、性别主义、种族主义以及阶级主义。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终其一生抵抗和反对一种统治形式的人们，会在体制上支持另外一种形式的统治。让我一直感到困惑的是，那些有力量、有远见的男性黑人领袖可以用充满激情的言行抵抗种族统治，却同时接受和包容对女性的性别统治；那些白人女性主义者每天都在为根除性别歧视而努力，但一旦涉及认知和抵抗种族主义以及白人至上在这个星球的统治行径时，她们却会产生出重大的盲点。在对这些盲点进行批判审视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中很多人只是在感到自己个人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时才会行动起来反对统治。而且通常我们的愿望不是靠集体的力量对社会进行改造，也不是为了结束统治政治，而仅仅是为了消除那些使我们受到伤害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需要一种爱的伦理，来修正我们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谋求改变的愿望。从根本上说，如果我们只顾及改善眼前直接导致对我们个体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统治政治的话，我们不仅无法摆脱现状，而且还会成为伤害我们的这些统治体制的帮凶，为它提供养分，使其得以维系。诸多统治体制之间紧密相连、彼此依赖，除非有一天我们能够接受统治体制的这个性质，并认识到每个体制自我维持的特定方式，否则我们的行为方式就只能继续破坏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以及集体的解放斗争。 只有我们在考虑统治政治的问题时不再那么狭隘，能放宽心胸去关心他人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时，我们才能具备认知盲点的能力。爱的伦理会促成这样的自我拓展。民权运动之所以改变了美国社会，是因为它根植于一种爱的伦理。没有哪一位领袖曾像马丁·路德·金那样大力推崇这个伦理。凭借着先见之明，他意识到建立在其他任何基础之上的革命都将以失败告终。金曾多次声明他已经“决定去爱”，因为他深信如果我们想要“寻求最高形式的善”，那么可以“通过爱去找到它”，因为这是“打开通往终极现实意义之门的钥匙”。而且，保持和这种超验现实之间的联系，其意义就在于，在我们为了正义而斗争时，会时刻意识到我们所代表的始终不仅仅只是自己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当我回过头去考察民权运动时，我发现虽然它只是一个改良运动，在很多方面存在局限，但它却具有发动广大民众为种族正义进行斗争的力量——而且其原因就在于它深深扎根于一种爱的伦理。 1960年代的“黑人权力”运动偏离了那种爱的伦理。争夺权力成了运动的重心。一直对黑人解放斗争具有破坏力的性别歧视加深了，用厌女症的方式来对待女性成了主流，那些几乎清一色为男性的黑人政治领袖们普遍把自由等同于男权制男性气质，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的确，以男权为主导的黑人权力运动，其新的激进精神把爱视为脆弱的表现，宣称自由的典型表达方式就是动辄采用强制、施暴和恐吓的手段，也就是利用统治的武器。这是对马尔科姆X的大无畏信条“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最粗俗的表达。 从积极的方面说，“黑人权力”运动使黑人解放斗争的重心从改良转为革命，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进步，强化了反帝和全球化的视角。然而，领导层中的男权性别歧视偏见使爱的伦理受到了压制。因而这一运动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丧失了某些宝贵的东西。金强调要爱我们的敌人，而马尔科姆X则要我们回归自我，认为关爱黑性是我们的核心责任。尽管金也谈到过黑人自我关爱的重要性，他谈的更多的却是要我们爱我们的敌人。最终，无论是他还是马尔科姆X都没来得及在生前将爱的伦理完全融入一种政治的去殖民化的理想中，为消除黑人的自我憎恶勾勒出一幅蓝图。 由于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取得的成功，黑人们得以进入种族融合、美国式的生活，却突然发现我们正在应对一种更加严重的内化了的种族主义。随着这些重要领袖人物的去世（以及那些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成为我们主要盟友的开明白人领袖们的去世），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无望、无力和绝望之中。从原本可以了解爱的地方，我们收获的却是伤害，所有的黑人都在强烈的痛苦中煎熬，对未来充满了焦虑。没有公共空间可以供人们把那种痛苦说出来，与人分享。这就意味着被压抑的痛苦化脓、溃烂，阻碍了这种集体的悲伤被社群接受、得到超越，并且让抵抗斗争继续进行的可能。种族正义成为社会标准的希望已经破灭，在这种意义上，黑人感觉好像“世界末日真的到了”，生命受到威胁，生活陷入绝望。黑人男权主义者把焦点放在表现黑人的强硬上，我们永远无法了解这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公众对黑人生活中的巨大悲伤和痛苦的认可。乔安娜·梅西写了《世界作为恋人，世界作为自我》[1]，在该书“失望起作用”一章中她强调： 拒绝去感受会付出惨重代价。不仅我们的感情和感官生活会变得贫瘠……而且这种心理上的麻木不仁也损害了我们对信息进行处理和反应的能力。本来用于创作性工作的精力被用来扼制失望的情绪，催生新的理想和策略所必需的复原力和想象力也因此被耗尽。 如果黑人想要把解放斗争继续向前推进，我们就必须正视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难以消散的痛苦，因为它一直在滋生着严重的虚无和绝望情绪。大家必须一起回归那种以爱的伦理为根基的激进的政治理想来推动社会变革、必须再次设法去改变人民群众，不管是不是黑人。 统治的文化拒绝谈爱，它凭借暴力手段来自我维持。选择去爱意味着要与这个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很多人感到既无力爱自己也无力爱别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时下的歌曲如蒂娜·特纳的《与爱何干》鼓吹建立一个以欲望为基础的交换体制，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对“爱是重要的”这一思想予以讽刺。托马斯·默顿[2]在《爱与需求：爱是包装还是信息？》一文中指出，在竞争性消费资本主义社会架构下，我们学会把爱看成是一种交易：“这种爱的概念想当然地把围绕需求建立起来的买卖机制当做一切的动因。它视生活为市场，把爱当成自由企业的一个变体。”尽管很多人意识到爱已被商品化并对此进行了批判，但他们别无他法。因为不知如何去爱，甚至连爱是什么也糊里糊涂，很多人都感到精神上的失落；另外一些人则在一个否定人的价值、鼓吹物质享受的文化中寻找爱的定义，寻求维持爱的伦理的方式。 有些书着眼于自我康复，设法向人们传授增强自尊、自爱以及改善与人亲密相处的能力之道的书，这些书很有市场，这就表明公众已经意识到这正是很多人生活中所缺失的东西。斯科特·佩克的自助手册《少有人走的路》之所以大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探讨了这种缺失。 佩克为爱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定义，对我们这些想把爱的伦理当成一切人际交往关系核心的人来说，这一定义助了一臂之力。他把爱定义成“为了促成自我及他人精神成长而拓展自我的意愿”。佩克对时下盛行的关于爱的文化态度作了一番评论，他写道： 在我们的文化中，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想要去爱，但很多人实际上却没有去爱。所以我的结论是，爱的愿望并非爱的本身。爱是付诸行动。爱是一种意志行为——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意愿也是一种行动。意志也暗含着选择。没有人强迫我们去爱。我们选择去爱。 他的这些话应和了马丁·路德·金的宣言：“我已经决定去爱。”这一宣言同样也强调了选择性。金相信，要解决这个国家和整个星球所面临的问题，爱是“终极和唯一的答案”。我也同样赞同这种信仰和信念：正是选择去爱，从把爱当做政治的伦理基础入手，才能使我们拥有最有利的条件，以有助于改善集体利益的方式改造社会。 金谈到了爱的变革力量，在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文化中，这种说法通常只会被看作是情绪化的表现，但他不仅有勇气这么说，而且言行一致，用实际行动来践行这一观点，这不能不让人钦佩。在进步政治圈里，谁要是谈及爱，那他准保会被别人不屑一顾或被视为天真。但是在那些圈子之外，很多人公开承认他们饱受自我憎恨情绪的折磨，感到自己一无是处，并且想摆脱这一切。他们常常深陷于一种深深的绝望情绪，绝望到无法积极有效地参与到任何社会变革运动中来。然而，如果这些运动的领导者们对他们生活中的愤怒和痛苦视而不见，那么将永远不可能发动他们去争取个人康复和政治康复。任何政治斗争，如果在谋求解放的斗争中不忘切实关注这些精神上的需求，一定会获得成功。 过去，大多数人都是借助宗教体验来了解和满足精神上的需求。教会的体制化和商业化已经削弱了宗教团体改造灵魂以及实施政治干预的能力。科尔内尔·韦斯特在评论现代社会集体性的精神迷失时断言： 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在黑人当中，精神贫瘠的现象在不断蔓延。过去在历史上，教会之类的文化力量和文化传统曾肩负着抵御冷酷心灵和卑劣灵魂侵袭的责任。然而，当今社会精神的贫瘠表明，这种冷酷和卑劣正变得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教会以前之所以能把它们拒之门外，是因为它鼓励人们尊重他人、彼此团结以及寻求意义和价值，这些都使人们拥有了对抗邪恶的力量。 以维护生命为己任的政治团体也能为精神的重生提供类似的庇护，但前提是我们在进步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不能忽略精神的需求。 当科尔内尔·韦斯特与我一起和大批黑人探讨黑人生活中的精神贫瘠、爱的缺失时，因为我们都相信爱可以使我们所有人得到康复，现场的反应通常极其热烈。人们想知道从何入手开始爱的实践。对我而言，那正是开展批评意识教育的契机。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想要总结出帮助我一步步走向去殖民化、走向个人自我康复和政治自我康复之路的行动计划时，我意识到，了解统治体制实际运作的真相帮助了我，学会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内心和外部两个世界成就了我。在把爱当做实践自由的过程中，意识是关键。对我们这些身为受剥削受压迫团体的成员来说，只要我们敢于批判性地质疑左右了我们生活方式的定位、身份和效忠心理，我们就开始了去殖民化的过程。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自我憎恶的情绪、缺乏足够的自尊，或者有内化了的白人至上思维，能够面对这些东西，我们就能逐渐痊愈。承认我们个人和集体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是走向个人和政治成熟之路的必经之站。这常常是学会去爱的过程中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我们很多人都试图躲避这个阶段。需要再次说明的是，一旦我们选择了去爱，我们就本能地拥有了正视那种痛苦的内在能量。历经这种痛苦磨砺后的我们，会在彼岸找到爱的伦理所带来的快乐以及灵魂的自由。 选择去爱意味着我们也选择了生活在社群中，意味着我们不必独自一人去谋求变革。我们可以期待从志同道合者那里得到批判性的肯定并与其展开批判性的对话。非裔美国神学家霍华德·瑟曼[3]相信，只有在社群环境下才能最充分地了解爱是在实践自由。路德·史密斯[4]在《深层精神的外现》一文里对霍华德·瑟曼著述中的这一层面作了点评，他提醒我们，在瑟曼看来，大自然选定了美国作为理想的对象，不同的人群可以聚集在一起把它建设成一个共同体。史密斯这样解释瑟曼的观点：“在社群里真理才成其为真理。社会秩序渴求一个内核（也就是精神和灵魂），来赋予它身份、权力和目标。美国乃至一切文化实体，都在寻求自己的灵魂。”在社群中工作，无论是与一个人还是与一个更大的团体共同开展一项事业，我们都能在奋斗中体验到快乐。我们有必要把那种快乐记录下来，因为如果我们只关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痛苦和困难，那么我们展示的只是一副残缺的画面。 爱的伦理强调服务他人十分重要。在美国的价值体系中，任何与“服务”有关的任务或工作都受到轻视。服务能增强我们的同情心，加深我们的洞察力。在为他人服务的时候，我不能视他们为客体，而必须看到他们的主体性。信奉佛教的乔安娜·梅西对香格里拉勇士[5]所奉行的佛理颇为认同，她写道：同情心和洞察力是我们所需要的两件武器。 你必须得有同情心，因为它给你胆量、力量和行动所需要的激情。见到世界上出现痛苦它会使你行动起来，有所作为。但仅有那件武器还不够。它会耗尽你的力气，所以你还需要另外一样武器——你还需要真知灼见，来洞察一切现象之间本质上互相依赖的关系。拥有了那种智慧，你就会明白那不是一场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战斗，而是每个人内心都是善恶交织。对我们彼此之间盘根错节的相互关联心知肚明，你就会明白任何出于单一动机的行动都会在生活之网上发出各种回响，其结果你既无法预知也难以辨明。 和香格里拉勇士一样，梅西也认为同情心和洞察力能够“为我们成为健康的变革主体提供支持”，因为它们是“在我们目前拯救世界的过程中有权获得的馈赠”。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通过服务他人学会去爱。佩克主张为了他人而拓展自我，也包含了这方面的意思。 民权运动之所以具有改变社会的力量，是因为那些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的人们，无论孤身奋斗还是依托群体，希望所有人都能得到这两个馈赠品，而不仅仅是受苦者和受压迫者。有远见的黑人领袖如赛普蒂玛·克拉克[6]、范妮·洛乌·哈默、马丁·路德·金以及霍华德·瑟曼都曾警告人们当心孤立主义。他们鼓励黑人不要只关心自身的生存状况，而要对整个星球负起责任。这种超越自我、部落、种族和国家、建立世界共同体的号召不断激励着个人去拓展与成长。当黑人大众开始一心只从“我们和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内化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的时候，盲点就得以滋生，而建立社群所需要的同情能力则不断减弱。要想治愈我们受伤的被宰制的身体，我们必须再次承诺要“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和正义而战”，金曾在《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一文中指出，这种理想是真正的责任。金的文章使我心潮澎湃，它让我想起真正的解放会把我们带往何方。真正的解放会使我们超越抵抗，直达变革。金告诉我们：“目标就是前嫌尽释，目标就是实现救赎，目标就是创造一个至爱社区。”在选择去爱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行动起来反对统治，反对压迫。在选择了去爱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迈向自由，采取行动来解放我们自己和他人。那种行动就是见证，见证了爱就是自由的实践。 [1]乔安娜·梅西（JoannaRogersMacy，1929—）：美国佛教学者，研究系统论和生态批评，在加州多所大学任教，积极参加维护和平、正义、环境的运动。《世界作为恋人，世界作为自我》（WorldasLover，WorldasSelf）发表于2005年。2006年后参加“伟大的转变”运动，试图使社会从工业成长型向维护生命型转变。 [2]托马斯·默顿（ThomasMerton，1915—1968）：美国知名天主教作家，社会活动家。 [3]霍华德·瑟曼（HowardThurman，1900—1981）：美国黑人哲学家、神学家、教育家、民权运动领袖。 [4]路德·史密斯（LutherSmith）：美国亚特兰大埃默理大学神学院教授，研究教会与社区。 [5]香格里拉勇士（Shambalawarriors）：相传，在西藏有一名为“香格里拉”的传奇国度，隐藏在雪山深处，由八个莲花瓣状的地域组成，中央耸立的雪峰是卡拉巴王宫。“香格里拉王国”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中是“净土”的最高境界，翻译成现代词汇就是“伊甸园”“乌托邦”“世外桃源”或“人间圣境”。传说中的香格里拉人具有极高的智慧。他们身材高大，通过一处叫“地球肚脐”的普通人看不到的隐秘通道与外界沟通联系。据说格萨尔王曾发现了那个“肚脐”，并带领他的勇士向香格里拉王国发动进攻，企图把他的子民带进理想中的人间仙境，终惨败而归。根据香格里拉教法，一种基本的人类知识，即“勇士之道”，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难题。“勇士”取自藏文“帕渥”（pawo），具有无畏无惧的精神，不畏惧自己，也尊重别人；面对灾难，既表现出英勇也表现出仁慈。 [6]赛普蒂玛·克拉克（SeptimaPoinsetteClark，1898—1987）：美国教育家，人权活动家，早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就关注种族平等，被誉为美国的“民权运动之母”。
第十二章附录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h1 {margin-right:0cm; margin-left:0cm; font-size:24.0pt; font-family:宋体; } span.MsoFootnoteReference {vertical-align:super} --> 上一页 目录页 第十二章附录 1. 答复农民问题 [1] 在答复农民的许多问题时，必须说明，国家的全部政权从此已经完全转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工人革命已经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获得胜利，并将在俄国其他地方获得胜利。工农政府保证农民群众，即占农民多数的贫苦农民，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地主，反对资本家。 因此，从现在起一直到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止，农民代表苏维埃，首先是县苏维埃，其次是省苏维埃，是地方国家政权的全权机关。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现在的工农临时政府已经颁布了土地法令。根据这个法令，一切地主的土地都完全交给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 乡土地委员会必须立刻在极严格的统计下处置一切地主的土地，保持完整的秩序，严格保护从前属于地主的财产，这些财产现在己成为全民财产，因此人民自己应当加以保护。 取得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同意的乡土地委员会的一切命令都是法律，应当无条件地立即执行。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任命的工农政府叫作人民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号召农民把地方上的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工人将尽一切可能以全力支持农民，安排好机器和工具的生产，但请求农民供给粮食。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杨诺夫（列宁） 1917年11月18日于彼得格勒 2. 具有全权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约一星期后开幕，并且连续开了几个星期。这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不过是“非常代表大会”的扩大而已。一开头，绝大多数代表都是反对苏维埃政府并支持反动派的。几天之后，会众支持切尔诺夫的“温和派”。而再过了几天，大会中绝大多数的代表就拥护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的政党，并且派代表参加设在斯莫尔尼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是，右翼分子就退出这次农民代表大会，另行召开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它拖了一个时期，人数一天天减少，最后终于解散了。…… [1] 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7－278页。－译者 上一页目录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十一章附录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h1 {margin-right:0cm; margin-left:0cm; font-size:24.0pt; font-family:宋体; } span.MsoFootnoteReference {vertical-align:super} table.MsoTableGrid {border:1.0ptsolidwindowtext; text-align:justify; text-justify:inter-ideograph; font-size:10.0pt; font-family:"TimesNewRoman"; } -->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第十一章附录 1. 本章范围 本章所包括的时间范围约为两个月。在这段时间内，苏维埃政府同各协约国进行谈判，同德国人谈判和休战，并且开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进行和平谈判。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奠定了苏维埃国家的基础。 然而，我不想在这本书中描述和解释那些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那需要较多的篇幅。因此，我把那些人事留到我的另一部著作《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中去叙述。 那末，在这一章里，我就只限于叙述苏维埃政府在国内巩固其政权的工作，并扼要说明苏维埃政府逐一战胜其国内敌对分子的经过——这一进程，曾一度被那灾难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所打断。 2. 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序言部分） 工人和农民的“十月革命”，是在共同争取解放的旗帜下发动起来的。 农民正在从地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不再有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了——它已经被废除了。士兵和水兵正在从专横的将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今后将军是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撤换了。工人正在从资本家的淫威下解放出来，因为今后将建立起工人监督工厂的制度。所有一切朝气蓬勃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正在从那可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只有那些过去遭受和现在仍在遭受专制压迫的俄国各族人民，情况尚无改变。必须立即着手使他们得到解放，必须坚决地、毫不动摇地使他们得到自由。 在沙皇时代，反动势力处心积虑地煽动俄国各族人民互相为敌。那种政策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一方面是屠杀和蹂躏，一方面是各族人民横遭奴役。 那种可耻的政策只能是一去不复返了。从今以后，必须代之以一种使俄国各族人民自愿和真诚地联合起来的政策。 在帝国主义时期，在“二月革命”之后，当政权转入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手中时，那种露骨的挑拨政策就让位给一种使俄国各族人民暗中互相猜疑和互相指责的政策，让位给一种空喊“自由”和“平等”的政策。那种政策的后果也是众所周知的：加深了民族之间的仇恨，损害了彼此之间的信任。 现在必须结束那种卑劣的造谣、猜疑、互责和挑拨的政策了。从今以后，必须代之以一种光明正大的开诚布公的政策，使俄国各族人民之间彼此完全信任。只有有了这种信任，才可以建立起俄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真诚和永恒的联盟。只有有了这种联盟，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才能汇聚为一股坚不可摧的革命力量，以抵御肆行兼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切企图。 3. 几项法令 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 为了把国民经济合理地组织起来，为了彻底根除银行投机，为了使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功人民完全摆脱银行资本的剥削。并且为了建立一个单一的为人民和贫苦阶级的真正利益服务的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兹决定： （1）银行业务一律归国家专营。 （2）一切现有的私营股份银行和银行代办所，均并入国家银行。 （3）那些被清理的机构，其资产和负债均由国家银行接管。 （4）私营银行并入国家银行的程序，将另以特别法令规定之。 （5）私营银行的临时行政事务，由国家银行理事会负责办理。 （6）切实保障小额存户的利益。 关于一切军人权力平等的法令 革命人民要求迅速而坚决地废除军队中以前所残留下来的一切不平等现象。为了实现革命人民的此项愿望，人民委员会兹命令： （1）军队中所有的军衔，从下士起直到将军，一律取消。从现在起，俄罗斯共和国的军队系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所组成，他们都享有“革命军战士”的光荣称号。 （2）所有同以前的军衔连结在一起的特权，以及表示身份的外部标志，一律取消。 （3）所有的军衔称呼，一律取消。 （4）所有的奖章、勋章以及其他表示区别的标志，一律取消。 （5）在取消军衔的同时，各级军官的单独组织一律取消。 〔附注〕只有在司令部，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军事机关中，可保留传令兵。 人民委员会主席 乌里杨诺夫（列宁） 陆海军人民委员 克雷连柯 军事人民委员 波德沃伊斯基 人民委员会秘书 高尔布诺夫 关于军队中选举原则和权力组织的法令 （1）以劳动人民的意志为依归的军队，服从于这种意志的最高代表者——人民委员会。 （2）每个军事单位和联合部队的全部权力，属于相应的士兵委员会和苏维埃。 （3）部队生活和活动的各个方面，凡已由士兵委员会管辖者，从现在起即正式划归士兵委员会直接掌管。凡为士兵委员会所不能掌管的活动部门，应由士兵苏维埃管辖。 （4）指挥员和负责人员均由选举产生。团以下的各级指挥员，包括团指挥员在内均分别由班、排，连、骑兵连、炮兵连，营，团的全体人员选举产生。团以上的各级指挥员，直至总司令，均由相应的代表大会或相应的士兵委员会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附注〕“代表会议”一词，指有较其本身低一级的士兵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的各级士兵委员会会议。（例如：团士兵委员会的“代表会议”，是有连〔注：原文如此。有读者来信指出，团的“低一级”似应为营。待考——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注〕士兵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的。——著者） （5）凡职位高于团指挥员的指挥员，在选出后须经上一级最高委员会批准。 〔附注〕如果最高委员会申述理由，拒不批准被选举出来的指挥员，那末，经下级士兵委员会第二次选出的指挥员，则必须予以批准。 （6）各军的指挥员，由该军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前线部队的指挥员，由该前线部队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7）凡需要有专门知识或其他实际训练的技术性职务，如医生、工程师、技工、电报员、飞行员、汽车司机等等，应由各该单位的士兵委员会选举那些确实具有这种专门知识的人来担任。 （8）参谋长的职务，应挑选具有专门军事经验的人来担任。 （9）参谋部的其他一切人员，均由参谋长任命，并由务该单位的代表大会予以批准。 〔附注〕所有那些具有专门训练的人，必须另册登记下来。 （10）现役的指挥人员，凡是没有被士兵们选出来担任任何职务并因此被列为普通士兵者，均有权申请退伍。 （11）所有其他一切不属于指挥性质的职务，除掉经济部门的职务以外，均由各该被选举出来的指挥员任命。 （12）关于选举指挥部人员的详细指示，将另行公布周知。 人民委员会主席 乌里杨诺夫（列宁） 陆海军人民委员 克雷连柯 军事人民委员 波德沃伊斯基 人民委员会秘书 高尔布诺夫 关于废除社会等级和公民头衔的法令 （1）所有的等级和等级划分，所有的等级特权和等级界限，所有的等级性组织和机构，以及所有的公民头衔，均一律废除。 （2）所有的社会等级（贵族、商人、小资产阶级等等），所有的称号（亲王、伯爵等等），所有文官的名称（如枢密院参议等等），均一律取消，并规定一个共同的称号——“俄罗斯共和国公民”。 （3）贵族等级的财产和机构，立即拨归相应的地方自治局。 （4）商人和资产阶级组织的财产，立即拨归市自治政府。 （5）所有等级性的机构，连同其财产、管理章程和档案，均立即转归市自治政府和地方自治局。 （6）凡现行法令中涉及此等事项的有关条文应一律废止。 （7）本法令自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并由各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予以执行。 本法令业经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1l月23日的会议批准，并由下列各人签名：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斯维尔德洛夫 人民委员会主席乌里杨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邦奇－布鲁也维奇 人民委员会秘书 高尔布诺夫 * ** 12月3日，人民委员会决定：“降低一切政府机关和企业的职员和雇员薪金，不论其为一般性的或专门性的，毫无例外。” 人民委员会自己带头，规定人民委员的薪金每月500卢布，另外对每个已经成年但无工作能力的家庭成员津贴l00卢布。…… 这便是当时政府工作人员的最高薪金。…… 4. 潘尼娜伯爵夫人曾被逮捕，并解往最初成立的最高革命法庭受审。关于那次审讯的经过，在我行将脱稿的《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一书的《革命司法》一章中曾加描述。法庭对该犯的判决是：“追还款项，然后予以释放，使之受公众的谴责。”换句话说，就是让她恢复自由了！ 5. 对新政权的冷嘲热讽 摘自11月18日孟什维克的《人民之友报》 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立即媾和”的趣事，使我们好象在看一幕有趣的电影……涅拉托夫跑——托洛茨基追；涅拉托夫爬墙——托洛茨基也爬墙；涅拉托夫潜入水中——托洛茨基跟着下水；涅拉托夫爬上了屋顶——托洛茨基紧跟在他后面；涅拉托夫躲到床底下——于是托洛茨基捉住了他！他终于捉住了他！当然，和约就立即签汀了。…… 外交部里空空如也，鸦雀无声。来往的信使还是毕恭毕敬，不过他们脸上都带着一种讥嘲的表情。…… 好不好抓一个大使来同他签订停战协定或和约呢？然而，那班大使又都是些古怪的家伙。他们一声不响，好象什么也没有听见。哈罗，哈罗，英国听着，法国听着，德国听着！我们已经和你们签订了停战协定了，你们怎能一点都不知道呢？无论如何，停战协定已经发表在所有的报纸上并且张贴在所有的墙壁上了。我们用布尔什维克党的荣誉向你们保证，和约已经签订了。我们并不对你们有所苛求；你们只要画一两个字就行了。…… 大使们仍然一声不响。列强仍然一声不响。外交部长的办公室里空空如也，鸦雀无声。罗伯斯庇尔—托洛茨基对他的助手马拉—乌里茨基说道：“喂，你去见英国大使，告诉他我们正在提议媾和！” 马拉—乌里茨基答道：“你自己去吧，他不接见人。” “那末，给他打个电话吧。” “我已经试过了。那边电话机上的听筒被摘下了。” “打个电报给他吧。” “电报我也打过了。” “那末，结果如何呢？” 马拉—乌里茨基长叹一声，没有回答。罗伯斯庇尔—托洛茨基怒气冲冲地向屋子角落里啐了一口唾沫。…… 过了一会儿，托洛茨基又说道：“喂，马拉！我们必须坚决表明，我们是在执行一种积极的外交政策。我们该怎么办呢？” 乌里茨基意昧深长地答道：“再下一道逮捕涅位托夫的命令吧。” “马拉，你简直是个笨蛋！”托洛茨基咆哮如雷。突然间他站了起来，脸色可怕，神情庄严，一时看起来活象个罗伯斯庇尔。 托洛茨基用严峻的口吻说道：“乌里茨基，写吧！写封信给英国大使，要发挂号信并索取收据。写吧！我也要写！世界各族人民都渴望着立即媾和呢！” 在那宏大的空空如也的外交部里，只听到两架打字机的声音。托洛茨基正在亲手执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呢。…… 6. 关于协议问题 告全体工人和全体士兵书 11月11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所属各单位的代表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非常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普列奥布位任斯基团和谢米诺夫团发起召开的，目的在于讨论这样的问题：究竟哪些社会主义政党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哪些社会主义政党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哪些社会主义政党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哪些社会主义政党是与人民为敌的？这些政党之间能不能达成一项协议？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市杜马、阿夫克森齐也夫所把持的农民苏维埃以及所有的政党（从布尔什维克直到人民社会主义者），都应邀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在听取了各政党和各团体的代表发言之后，经过长时间的仔细讨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维护人民利益的，而其他一切政党都不过是以寻求协议作为幌子，来剥夺人民在伟大的工农十月革命期间所获得的胜利果实。 在这次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代表会议上，以六十一票对十一票（另有十二票弃权）通过了下列的决议： “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和谢米诺夫团所发起召开的卫戍部队的代表会议，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和人民团体的代表关于各政党达成协议这一问题的发言后认为： “（1）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都坚定不移地宣称，他们拥护苏维埃政府，拥护《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和《工人监督条例》，并且宣称，他们愿意在这一纲领的基础上同其他各社会主义政党达成协议。 “（2）同时，其他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代表，或者根本避而不答，或者干脆说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和《工人监督条例》。 “鉴于以上的事实，大会兹决定： “（1）严厉谴责所有那些以协议作为幌子，而实际上是想取消人民群众在十月革命中所获胜利果实的政党。 “（2）完全信任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誓以全力为其后盾。 “同时，会议认为有必要让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同志们参加人民政府。” 7. 抢酒骚动 后来才发现，有一个由立宪民主党人所操纵的正式组织，在士兵中煽动暴乱。他们用电话通知各个兵营，说某某地方正在配给酒。及至士兵们跑到那个地点去，就有人给他们指出藏酒的地方。…… 人民委员会任命了一位特派员，负责制止酗酒。这位特派员除了毫不留情地镇压抢酒骚动以外，还销毁了成千上万瓶的酒。冬宫的酒窖里藏有各种名贵的葡萄酒，估价总在五百万美元以上。那一批酒先是被倒掉，后来则运往喀琅施塔得予以销毁。 在执行此项任务时，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正如托洛茨基所称誉的那样，他们是“革命武装的精华和光荣”）纪律严明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8. 关于取缔投机商人的两项法令 人民委员会给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1] 由于投机者、奸商以及他们在铁路、轮船等运输公司中的一批帮手兴风作浪，战争和管理不当引起的粮食恐慌已经严重到了极点。 在人民灾难深重的情况下，这些万恶的强盗为了发财，竟把千百万士兵和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当作儿戏。 这种情况一天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人民委员会要求军事革命委员会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以铲除投机倒把、消极怠工、隐藏存粮、恶意积压货物等现象。 凡有这类罪行的人，应当依照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专门法令立即加以逮捕，并在送交军事革命法庭审判以前拘留在喀琅施塔得的监狱里。 应当吸收所有的人民团体参加反对粮匪的斗争。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杨诺夫（列宁） 此项命令，由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军事革命委员会负责执行。 1917年11月23日（俄历10日），彼得格勒。 告一切诚实的公民书 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 兹宣布匪徒、强盗、投机商人为人民公敌。…… 军事革命委员会谨向一切社会团体和一切诚实的公民们建议：只要你们知道有任何抢劫、盗窃、投机倒把的案件，立即报告军事革命委员会。 同这一罪行进行斗争，是一切诚实的人们的共同职责。军事革命委员会指望得到所有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人们的支持。军事革命委员会将毫不留情地搜捕那些投机商人和强盗。 军事革命委员会 1917年 12月2 日，彼得格勒。 9. 普里什克维奇给卡列金的信 “彼得格勒的局势十分险恶。这个城市已与外界隔绝，完全处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权力之下。……无需任何罪名，人们就在大街上横遭逮捕，被扔到涅瓦河中活活淹死，被关进监狱。甚至连布尔采夫也被关在彼得巴甫洛夫要塞中，受到严密的看守。 “我所领导的这个团体正在一刻不停地进行工作，以联合一切军官和士官学校中所剩下来的人，并且把他们武装起来。要挽救目前的局势，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军官和士官生组成几个团。用这几个团的兵力去进攻，在取得初步的胜利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卫戍部队的帮助；但如果没有那种初步的胜利，我们就连一个士兵也争取不到，因为成千成万的士兵都被散布在各团中的坏分子分化和吓唬住了，杜托夫将军坐失时机，当局势尚有可为的时候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由于杜托夫将军那种莫名其妙的政策，大部分的哥萨克兵都被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宣传所毒化了。协商和步步退让的政策已经结下了苦果：一切可尊敬的人都遭到迫害，而市井小人和罪犯则统治着一切——除了把他们统统枪毙和绞杀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将军，我们都在等待您的光临。而当您到达时，我们将以我们所能调动的一切武装力量发动攻势。不过为了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同您建立起某种联系，而首先是要澄清下列两点： “（l）所有那些能够参加战斗的军官都用您的名义，借口要参加到您那边去，正在相率离开彼得格勒。这种情形您知道吗？ “（2）大约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指望您到达彼得格勒？我们很想知道确期，以便使我们的行动互相配合。 “尽管此间有觉悟的人们都是罪恶地不敢有所行动，以致让布尔什维克的枷锁套在我们的脖子上；尽管大多数的军官都极其冥顽不灵，很难把他们组织起来；但我们坚信真理是在我们这方面的，我们必将战胜那些自称出于爱国动机和想拯救祖国的邪恶力量。不论局势如何发展，我们决不让自己倒下去，并将坚持到底。” 后来，普里什克维奇被交付革命法庭审讯，判处短期徒刑。…… 10. 关于广告由国家专营的法令 （1）兹宣布：凡在报纸、书刊、广告牌、书报亭上刊登广告，以及委托广告营业所或其他企业机关刊登广告，一律由国家专营。 （2）只有彼得格勒临时工农政府的机关和各地苏维埃的机关报，才可以刊登广告。 （3）在把广告业务转归政府以前，各报馆和广告营业所的业主以及这些机构中的所有职员均应各守自己原来的岗位……使本单位的工作得以不断继续进行，并将一切私方广告以及经营这种广告所得的款项，连同全部的账册和单据，移交给各地苏维埃。 （4）所有经营收费广告业务的出版社和企业的经理人员，以及这些单位中的职员和工人，应当协议召开一次全市性的代表大会，先参加当地的市职工会，然后再参加全俄职工会，以便更彻底和更合理地把苏维埃出版机关中的广告业务组织起来，并制定一套更为完善的、使居民感到方便的广告制度。 （5）凡隐匿文件和金钱，或破坏本法令第3、4两条之规定者，将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6）凡在私方印刷品中插入收费的广告，或以隐蔽的形式刊登广告，亦将严予惩处。 （7）广告营业所一律由政府予以没收，在必要的情况下，业主有权得到赔偿。在被没收的企业中，凡属小业主、存户和股票持有人的资金，将全部一予以发还。 （8）所有出版机构、营业所、发行所以及经营广告业务的一般企业，应立即将其地址呈报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办理移交手续，否则即按照本法令第5条之规定予以惩处。 人民委员会主席乌里杨诺夫（列宁） 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 人民委员会秘书 高尔布诺夫 11. 戒严令 （1）兹宣布彼得格勒市处于戒严状态。 （2）禁止在街道和广场上举行大会、会议和集会。 （3）凡企图抢劫酒窖、仓库、工厂、商店、事务所、私人住宅等等者，将不提出警告，即以机关枪扫射，予以镇压。 （4）责成房屋委员会、看门人、管理员和民兵切实负责维持所有房屋、院子和街道上的秩序。房屋大门和车辆通道，应于晚间9时上锁，次晨7时开放。在晚间9时以后，只有在房屋委员会的严格监视之下，房客才可以外出。 （5）凡胆敢分发、出售或购买任何含有酒精之饮料者，以及胆敢违犯本法令第2条和第4条之规定者，将立即予以逮捕，并予以最严厉的惩罚。 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直属 取缔暴行委员会 12月6日夜3时于彼得格勒 12. 列宁的《告人民书》 [2] 工人、士兵、农民以及一切劳动者同志们！ 工农革命……在彼得格勒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革命在莫斯科也取得了胜利。…… 从前线和农村每时每刻都传来消息，说前线的士兵和各县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拥护新政府……工农革命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因为大多数人民已经起来支持这个革命。 地主和资本家，同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高级职员和官吏，一句话，一切富人以及伸手援助富人的人，都敌视新的革命，反抗革命的胜利，用停止银行业务来进行威胁，破坏或停止各个机关的工作，千方百计地、直接间接地阻挠它们的工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每个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必然会遇到这种抵抗；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切报刊都一再指出过这一点。各劳动阶级一分钟也不会害怕这种反抗，丝毫也不会在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威胁和罢工面前表示畏缩。 大多数人民拥护我们。全世界的大多数被压迫劳动者拥护我们。正义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的抵抗定会遭到粉碎。在国家颁布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的特别法令以前，我们不会剥夺任何人的财产。这项法令正在起草。任何一个劳动者和工作者都不会失掉一个戈比，相反地，他会得到帮助。除了实行最严格的统计和监督，征收以前所规定的捐税以外，政府不打算再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 劳动者同志们！请记住，现在是你们自己管理国家。如果你们自己不团结起来，不把国家的一切事务掌握在自己手里，谁也帮助不了你们。你们的苏维埃今后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 在自己的苏维埃周围团结起来。使苏维埃巩固起来。自己由下而上地把工作担当起来，不要等待谁。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士官生和科尔尼洛夫分子等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企图。 对生产和产品统计实行最严格的监督。逮捕一切胆敢危害人民事业的分子，交付人民革命法庭审判，不论其危害表现是对生产进行怠工（破坏、扰乱、捣毁等），或者是隐瞒存粮和产品，或者是阻挠粮食运榆，或者是扰乱铁路运输和邮电业务，或者是一般地对伟大的和平事业、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事业以及保证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的事业进行任何一种抵抗。 工人、士兵、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同志们！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苏维埃手里。……我们将逐步取得大多数农民的同意和赞许，并根据他们和工人的实际经验，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地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最文明国家的先进工人一定会帮助巩固这个胜利，这个胜利将使各国人民赢得持久和平，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 13. 告彼得格勒全体工人书 同志们！革命正在凯歌行进——革命已经胜利了。全部政权己转归我们的苏维埃。最初这几个星期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必须彻底粉碎那已经被打垮的反动势力，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事业能得到完全的胜利。在这些日子里，工人阶级应该而且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坚定和忍耐，以便使新的人民苏维埃政府得以顺利地完成其全部目标。在最近几天内，政府将颁布一系列关于劳工问题的法令，其中首先就是关于在工业生产和管理中实行“工人监督”的法令。 现在，如果彼得格勒的工人群众再罢工或示威游行，那就只能造成危害。 我们要求你们立即停止一切经济性的和政治性的罢工，大家都去上工，并且在良好的秩序中进行工作。工厂中以及各行各业中的工作，对新苏维埃政府说来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这些工作有任何中断，只会对我们造成新的困难，而我们目前的困难已经够多的了。大家都各就原位去工作吧。 在这些日子里，拥护新苏维埃政府的最好方法，就是做好本岗位的工作。 无产阶级钢铁般的坚毅精神万岁！革命万岁！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 彼得格勒工会总会 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总会 14. 呼吁和反呼吁 国营和私营银行职员告彼得格勒居民书 工人、士兵和公民同志们！ 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其颁布的一项“紧急通告”中，谴责国营和私营银行以及其他机构的工人“阻碍政府为了保证前线部队供应的工作”。 同志们和公民们，不要相信这种诬陷我们的诽谤之词，我们是劳动大军中的一部分： 尽管我们辛勤劳动的生活经常受到暴力干涉的威胁而使我们的工作很困难，尽管当我们知道祖国和革命濒于灭亡边缘时是多么地沮丧，但是我们全体人员，从最高级的直到最低级的，包括职员、组合人员、出纳员、杂役、信差等等，仍一贯地充分履行我们的责任。这些责任都是同保证前线和全国的粮食和军火供应密切相关的。 工人和士兵同志们！有人利用你们不了解财政和银行方面的实际情况这一点，正在煽动你们来反对象你们自己一样的工人。因为有人在打如意算盘，想把那些犯罪分子所造成的使前线上士兵兄弟们挨饿死亡的责任，转嫁给在普遍贫穷和经济崩溃的重压下执行其责任的无辜劳动者。 工人们和士兵们，千万请记住！银行职员一向总是维护、而且将来也总是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银行职员本身就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凡为工人们和前线部队所需要的款项，银行职员从来连一个戈比都没有扣发过，将来也决不会扣发。 从11月6日至23日，即在十七天内，我们已向前线部队拨发了五亿卢布，向莫斯科方面拨发了一亿二千万卢布，此外还向其他城市拨去了巨款。 银行职员负责保护人民的财产。只有代表俄罗斯全国的立宪会议才是人民的最高主权者。银行职员拒绝支付用途不明的款项。 不要相信那些唆使你们滥用法律的诽谤者。 全俄国家银行职员联合会中央理事会 全俄信贷机关职员工会中央理事会 告彼得格勒居民书 公民们！不要相信那些不负责任者捏造出来想使你们信以为真的谎话。他们散布种种骇人听闻的谰言，诬蔑粮食部的职员以及其他粮食部门的工作人员，而粮食部门的人员在这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却一直是在为拯救俄罗斯而辛勤地工作着。公民们！尽管我们过去已经孜孜不倦地、一刻不停地作出最大的努力，并且还正在作最大的努力，设法把俄罗斯人民从饥饿的恐怖中拯救出来，但却有人张贴布告，煽动你们对我们施用私刑。他们虚构罪状，硬说我们进行破坏和罢工；他们把人民当前所遭到的一切苦难和不幸，统统归罪于我们。虽然，作为多灾多难的俄罗斯的公民，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一切，但我们一时一刻都没有放弃把粮食供应给军队和民众的艰巨而认真的工作。 军队用他们的鲜血和苦难来保卫我们的生存。他们饥寒交迫的形象，时时刻刻都萦回在我们的脑际。 公民们！如果说我们已经度过了我国人民生活和历史上最倒霉的时期，如果说我们已经使彼得格勒得以免受饥荒，如果说我们已经用艰巨的、几乎是超人的努力，设法使苦难中的军队能得到面包和粮秣，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忠心耿耿地工作。…… 对于那些篡夺政权的人所提出的“最后警告”，我们的答复是：你们正在把国家引向毁灭的深渊，我们正在竭尽一切力量来挽救国家的灭亡，你们根本没有资格来威胁我们。我们是不怕威胁的。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俄罗斯的神圣形象。只要你们不阻碍我们执行我们对祖国的职责，我们将不遗余力地继续工作，把粮食供应给军队和人民。否则的话，军队和人民即将面临饥饿的恐怖，而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只能归咎于那些使用暴力的凶犯。 粮食部职员执行委员会 告全体官员书 兹通告：所有那些自动离开政府和公务机关的人员，那些由于怠工破坏或不按照规定日期到差办公而被解除职务的人员，以及那些预先领取了薪金但却没有办公的人员，都必须在1917年11月27日以前将这些薪金缴还其原先所服务的机关。 如有不按照此项规定办理者，将交付军事革命法庭审讯，以盗窃国家财产罪论处。 军事革命委员会 1917年12月7日 粮食特设局告居民书 公民们！我们供应彼得格勒粮食工作的条件一天比一天更困难了。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派员还在继续干涉我们的工作，那种干涉对我们的业务为害极大。 他们那蛮横无理的行动，破坏了我们正常工作的程序，这可能造成奇灾大祸。 有一座冷藏库，那里面储藏着原定供应居民的肉类和黄油，被贴上了封条，因此我们就无法调节里面的温度，以使那批食品不致变质。 有一货车马铃薯和一货车卷心菜已被扣留，并且被运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有些不在征用范围之内的物品（花生酥），也被那些特派员征用了。例如有一天，有一位特派员就征用了五箱花生酥，供自己享用。 我们已经不可能支配所储存的物资了。那些自作主张的特派员不许我们把货物拿出来，并且吓唬我们的职员，威胁着要逮捕他们。 在彼得格勒所发生的这一切。外省都知道了：于是，顿河流域、西伯利亚、沃罗涅日以及其他地方的人们都拒绝把粮食运送到彼得格勒来。 这种情形，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简直无法进行工作了。 我们有责任让居民们知道这个事实。 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继续维护居民们的利益。 我们将千方百计设法避免那即将到来的饥荒。但是，万一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我们的工作不得不停烦下来，那末请人们知道那并不是我们的过失。…… 15. 彼得格勒立宪会议选举 彼得格勒有十九个政党提出候选人名单。11月30日公布的选举结果如下： 政党 所得票数 人民社会主义者 19,109 立宪民主党 245,006 基督教民主党 3,707 布尔什维克 424,027 世界社会党 158 乌克兰和犹太工人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 4,219 女权运动同盟 5,310 社会革命党（护国派） 4,696 左派社会革命党 152,230 人民事业促进会 385 激进民主党 413 东正教协会 24,139 妇女救国协会 318 工兵农独立同盟 4,942 基督教民主党（天主教派） 14,382 统一社会民主党 11,740 孟什维克 17,427 “统一派” 1,823 哥萨克部队同盟 6,712 16. 市中央杜马直属国民教育委员会通告 男女工人同志们！ 现在离圣诞节假期只有几天了，本市公立学校的教师竟宣布罢教。那些教师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农政府。 同志们！希望你们组织家长委员会，并通过决议来反对教师罢教。兹建议各区工兵代表苏维埃、职工会、工厂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组织抗议集会，以你们自己的财力物力为儿童们布置一些圣诞树和文娱活动，并要求各学校在假期后一律遵照市杜马规定的日期开学。 同志们，加强我们在国民教育事业中的阵地，坚持学校必须由无产阶级的组织来进行监督。 市中央杜马直属国民教育委员会 17. 人民委员会告哥萨克劳动人民书 哥萨克兄弟们！ 你们受骗了。有人煽动你们与人民为敌。有人告诉你们说，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是你们的敌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要拿走你们哥萨克人的土地，剥夺你们哥萨克人的“自由”。哥萨克们，不要相信那些话。……你们的那些将军和地主在愚弄你们，为的是要把你们钳制在黑暗统治和奴役之下。现在，我们人民委员会亲自出面，对你们哥萨克人说几句话。请你们仔细地读一读，并以自己作出判断：究竟哪个是真理？哪个是恶毒的欺骗？哥萨克人的一生，以及在军队中服役，总是在奴隶状态和苦役中度过的。只要当权者一声令下，哥萨克人就必须骑上战马去打仗。哥萨克人必须用自己辛辛苦苦所挣得的一点家当，来购置所需要的全副军事装备。哥萨克人在军队中服役，他的田园就日益荒芜。难道这种情况是公平合理的吗？不，这种情况必须永远改变过来。哥萨克人必须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新成立的人民苏维埃政权是愿意帮助哥萨克劳动人民的。只要哥萨克人自己决定来废除旧制度，不再听从那些奴隶主军官、地主、富豪的命令，打碎那可诅咒的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起来进行斗争吧，哥萨克人！团结起来吧！人民委员会号召你们走向新的、生气勃勃的、更为幸福的生活。 今年11月、12月间，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几次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些大会决定将全国各地方的政权转归各苏维埃掌握，即转归人民所选举出来的人掌握。从今以后，俄罗斯就必定不会再有统治者或官吏骑在人民头上来驱使人民了。人民自己来建立政权。人人平等。一个将军，不会比一个普通士兵享有更多的权利。哥萨克们，请想想，这样是好呢还是不好呢？哥萨克们，我们号召你们参加到这新的社会制度中来，并且成立你们自己的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国各地的政权都必须归这样的苏维埃掌握。政权不应该属于那些有将军头衔的大统领，而应该属于哥萨克劳动人民所选出来的代表，即属于你们自己所信任的可靠的人。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一项决议，把一切地主的土地转归劳动人民所有。哥萨克们，难道这不是公平合理的吗？那些科尔尼洛夫、卡列金、杜托夫、卡罗洛夫、巴尔狄日之流的人，一心一意要保护富豪们的利益。只要能保得住地主们手中的土地，他们就准备使俄罗斯浸沉在血泊中。然而，你们这些哥萨克劳动人民，难道不是因为贫穷、压迫和缺少生地吃尽了苦头吗？有多少哥萨克人每人能有四、五俄亩的土地？可是，那些拥有成千上万俄亩土地的地主，还想霸占哥萨克军人的土地。按照新颁布的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哥萨克地主的土地必须毫无补偿地交给哥萨克的劳动者，即最贫苦的哥萨克人。但却有人告诉你们，说苏维埃要抢走你们的土地。究竟是谁在吓唬你们呢？就是那些哥萨克的富豪，他们明明知道苏维埃政权希望把地主的土地交给你们。哥萨克们，那末请你们自己抉择吧，你们到底拥护谁：是拥护那些科尔尼洛夫、卡列金之流的人呢？是拥护那些将军和富豪呢？还是拥护农兵工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呢？ 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人民委员会，已经向各国提议立即停战，并缔结一项不使任何国家受到损失或伤害的、光荣的、民主性的和约。所有那些资本家、地主、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都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和平政策。因为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利润、权力和功勋。可是你们这些普通的哥萨克兵又得到什么呢？你们就象你们的士兵兄弟和水兵兄弟一样，只是无缘无故地白白牺牲罢了。可诅咒的战争已经快进行了三年半，那是各国资本家和地主为了自己的利润、为了掠夺全世界而制造出来的一场战争。对哥萨克劳动人民说来，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只是毁灭和死亡。这场战争已经耗尽了哥萨克农村生活的一切资源。对我们全国说来，特别是对哥萨克人说来，唯一的得救之道就是立即缔结一顶公正的和约。人民委员会已经向各国政府和人民宣布：我们不要别人的东西，我们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东西。我们要缔结一项不割地和不赔款的和约。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绝不允许一个国家压迫另一个国家。这便是人民委员会句协约国和敌国各国政府和各族人民所提出的真诚的、民主的、人民的和约。现在已经看到结果了：俄国前线已经达成了停战协议。 士兵和哥萨克兵都不再在前线流血牺牲了。哥萨克们，现在请你们自己决定吧：如果你们想继续进行这场毁灭性的、毫无意义的、罪恶滔天的人屠杀，那末，就拥护那人民的敌人立宪民主党，就拥护那驱使你们于7月1日发动攻势的切尔诺夫、策烈铁里、斯可别列夫，就拥护那在前线上对士兵和哥萨克兵施用死刑的科尔尼洛夫。但是，如果你们想立即得到真正的和平，那末，就今加到苏维埃的队伍中来，并拥护人民委员会。 哥萨克们，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我们的共同敌人，那些地主、资本家、科尔尼洛夫的军官以及资产阶级的报纸，都在欺骗你们，并且驱使你们走上灭亡的道路。在奥年堡，杜托夫已经逮捕了苏维埃的人员并且把卫戍部队解除武装。在顿河流域一带，卡列金正在威胁着苏维埃。他宣布顿河流域处于战争状态，并且正在纠集部队。在高加索，卡拉乌洛夫正在枪杀当地的部族。而那些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正在用数以百万计的巨款接济他们。他们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扼杀人民的苏维埃，打垮工人和农民，重新在军队中建立用皮鞭来维持的纪律，使哥萨克的劳动人民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我们的革命军队已开往顿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去扑灭那罪恶的反人民的叛乱。革命军队的指挥员都奉有命令，不得与叛军将领进行任何谈判，坚决而毫不留情地采取行动。 哥萨克们！要不要再使你们的兄弟们流血，现在完全取决于你们了。我们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参加到全体人民这方面来去反对人民的敌人吧。宣布卡列金、科尔尼洛夫、杜托夫、卡拉乌洛夫以及所有他们的同谋者和帮凶为人民公敌、卖国贼、叛徒。用你们自己的力量把他们逮捕起来，并解交苏维埃当局。苏维埃当局将在公开的革命法庭上审讯他们。 哥萨克们！成立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吧。用你们那辛勤劳动的双手掌握起哥萨克人的全部事务。没收哥萨克富豪地主的土地。没收他们的谷物、财产和牲畜，供被战争弄得破产的哥萨克劳动人民耕种土地。 哥萨克们，奋勇前进，为人民的共同事业而斗争！ 哥萨克劳动人民万岁！ 哥萨克、士兵、农民和工人的联盟万岁！ 哥萨克、士兵、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政权万岁！ 打倒战争！打倒地主和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 和平和各族人民兄弟般的团结万岁！ 人民委员会 18. 苏维埃政府的外交往来 托洛茨基致各协约国和中立国的照会，以及各协约国驻俄武官致杜鹤宁将军的照会，篇幅都很长，不能在这里抄录。同时，那些照会是属于俄罗斯共和国历史中的另一方面，即苏维埃政府的外交关系，不是本书所要阐述的范围。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在另一部著作《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中有详细的论述。 19. 号召前线士兵起来反对杜鹤宁 ……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斗争，遭到了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将军们的顽抗。……从报纸的报道中获悉：在前任最高统帅杜鹤宁的大本营中，集聚了一批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同盟者，如维尔霍夫斯基、阿夫克森齐也夫、切尔诺夫、郭茨、策烈铁里等等。看起来，他们甚至想成立一个反对苏维埃的新政府。 士兵同志们！以上我们所说的那一批人都曾经当过部长。他们都曾经同克伦斯基和资产阶级采取一致行动。他们对7月1日的军事进攻和战争拖延都负有责任。他们曾经答应把土地交给农民，但后来又取缔农民的土地委员会。他们曾经在军队中恢复死刑。他们遵行法国、英国、美国金融资本家的命令。…… 杜鹤宁将军由于拒绝服从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已经被解除最高统帅的职务了。……可是他却公然顽抗，在部队中散发各帝国主义协约国武官所提出的照会，并企图掀起反革命叛乱。…… 不要服从杜鹤宁！不要受他煽动！严密地监视着他以及他那一伙反革命的将军们。…… 20. 克雷连柯颁发的第二号命令 ……前任最高统帅杜鹤宁将军拒不执行命令，并且进行可能挑起新内战的罪恶活动。因此，兹宣布杜鹤宁为人民公敌。凡支持杜鹤宁者，不论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过去资历如何，一律予以逮捕。此项逮捕工作，将由被授予特别权力的人员执行。兹委派马尼可夫斯基将军负责执行上述的布置。…… [1] 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9页。—译者 [2] 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9－281页。－译者 上一页目录页 下一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十章附录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h1 {margin-right:0cm; margin-left:0cm; font-size:24.0pt; font-family:宋体; } table.MsoTableGrid {border:1.0ptsolidwindowtext; text-align:justify; text-justify:inter-ideograph; font-size:10.0pt; font-family:"TimesNewRoman"; } -->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第十章附录 1. 克里姆林宫的损失 在克里姆林宫遭到炮击以后，我迅即赶往视察，亲眼看到那边损失的实况：小尼古拉宫原为一座没有什么特殊重要性的建筑物，过去只偶尔被哪位女大公用做举行招待会的场所，这次被士官生据为兵营。它不仅遭到炮击，而且几乎被劫掠一空；幸好那里面并不藏有任何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文物。 乌斯本斯基大教堂的一座圆顶被炮弹打穿一个窟窿，但除了有几英尺镶嵌天花板被破坏以外，其他并无损失。布拉哥维什琴斯基大教堂门廊上的壁画被一枚炮弹严重毁损。还有一枚炮弹击中伊万大帝钟楼的一角。丘多夫修道院差不多中了三十枚炮弹，但只有一枚穿窗而入，其余的都打在砖砌的窗线和屋檐上。 斯巴斯基门楼上的大钟被毁。特洛易斯基门楼被打坏，但不难修复。那些较矮的塔楼，其中有一座已经失去了尖顶。 圣瓦西利教堂安然无恙。同样，大克里姆林宫也毫无损失。所有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艺术珍品都藏在大克里姆林宫地下室里，而皇家的珠宝则藏在国库里。那些地方根木就不曾有人进去过。 2. 卢那察尔斯基的声明 同志们！你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主人。尽管你们目前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考虑，你们必须懂得如何去保卫你们的艺术和科学宝藏。 同志们！目前在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是一场可怕的、无法补偿的灾祸。……人民在其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已经伤毁了我们光荣的首都。 在这些斗争激烈、战祸惨重的日子里，作为国民教育人民委员，我是特别感到可怕的。只是由于深信作为新型的和优越的文化源泉的社会主义必胜，才使我得到一点安慰。我担负着保护人民艺术财富的重任。……由于我已经无能为力，我不能再留在这个岗位上，所以我辞职了。然而我的同志们，即其他的人民委员，认为这个辞职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只好留在原来的岗位上。……此外，我也了解到：克里姆林宫所遭到的损失，并不象外间所传说的那样严重…… 然而，同志们，我恳求你们支持我，……为了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孙；来维护我们祖国的文化艺术宝藏。希望大家都成为人民财产的保卫者。 不要多久，甚至连那些被长久限制在愚昧状态中的最愚昧的人也会明白过来，理解到艺术实为欢乐、力量和智慧的源泉。…… 3. 资产阶级调查表 地区：____ 号码：____ 住址：____ 姓：_____ 教名：_____ 职业：_____ 房屋委员会号码： 性别 年龄 现有储存 纺织品 俄尺 现成衣物 件 每月平均数 衬衣料子 薄呢料 厚呢料 其他织物 外套 冬 夏 秋 各种服装 衬衣 皮鞋 套鞋 收入 支出 每月房租 整套住宅 一间屋子 以上所填数字均属确实，而且本人未在别处领取此项表格。 签名_____莫斯科，191_____年____月____日 （房客签名） （房屋委员会印章） 4. 在财政方面的革命措施 命令 根据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直属军事革命委员会所授予我的权力，兹颁布下列命令： （1）所有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中央国家储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以及邮电局附设的储蓄所，在未奉到下一步的命令以前，一律自11月22日起开门营业，营业时间为上午11时至下午l时。 （2）凡存户凭活期存折或储蓄银行存折向上述机关提款，只要每户所提取的款额在最近一星期内不超过150卢布，均应如数照付。 （3）凡凭活期存折和储蓄银行存折提款，或其他各种账户的提款，其所提取的款额超过每星期150卢布者，须在最近三天——11月22 、23日、24日内办理，惟以下列情况为限： （甲）军事单位账户前来提款，以供应部队需要者； （乙）按照工厂委员会或职工委员会核定、并经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区军事革命委员会特派员或代表签字证明的名册和报表前来提款，以发放职员的薪金和工人的工资者。 （4）汇票的兑现，每项不得超过150卢布；余额存入活期存折中，以后提取时，亦按照此项命令所规定的条例办理。 （5）在最近三天内，其他一切的银行业务一概停止。 （6）接受各种账户的存款，存款额不限。 （7）凡属此项命令第3条所列举的提款，须经财务委员会代表们的审核和批准。财务委员会的代表们在伊林卡大街的证券交易所大厦内办公，办公时间为上午10时至下午2时。 （8）各银行和各储蓄银行应于每日下午5时将当天现金收支总额的清单送至斯可别列夫广场的苏维埃大厦，交军事革命委员会转财务委员会。 （9）一切信贷机构的职员和经理，如拒绝执行此项命令，将被认为是革命和人民群众的敌人，交付革命法庭审判。他们的姓名将予以公布周知。 （10）为了监督银行和储蓄银行的各分支机构均能按照此项命令规定的条例办事，各区军事革命委员会应选派三名代表，并指定其办公地点。 军事革命委员会全权特派员 斯·谢维尔丁—马克西曼科 上一页目录页 下一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九章附录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h1 {margin-right:0cm; margin-left:0cm; font-size:24.0pt; font-family:宋体; } span.MsoFootnoteReference {vertical-align:super} -->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第九章附录 1.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第二号公报 11月12日晚上，克伦斯基向革命部队提出“缴械”的要求。克伦斯基的部队开了炮。我方炮队当即予以还击，并迫使敌军的炮火归于沉寂。哥萨克兵采取了攻势。水兵、赤卫队和士兵猛烈开火，迫使哥萨克兵撤退。我方装甲车冲进了敌军的行列。敌军正在逃窜，我军正在跟踪追击。我们已下令逮捕克伦斯基。革命部队已经占领了皇村。 拉脱维亚的步兵师：军事革命委员会已获确实消息：英勇的拉脱维亚步兵师已经从前线上开回来，并且已经在克伦斯基匪帮的背后占领了阵地。 军事革命委员会司令部的通告 加特契纳镇和皇村之所以陷于克伦斯基部队之手，只能说是由于这两个地方完全没有大炮和机关枪，而克伦斯基的骑兵则一开始就配备着大炮。过去这两天，我们司令部加紧工作，向革命部队供应必要数量的大炮、机关枪、军用电话等等。当此项工作在各区苏维埃和工厂（如普梯洛夫工厂、奥布霍夫工厂以及其他的工厂）的积极协助下胜利完成时，我们对于那行将到来的决战的结局就毫不怀疑了：在革命部队这方面，不仅有数量上的优势，不仅有象彼得格勒这样强大的物资基地，而且有旺盛无比的士气。所有驻防在彼得格勒的各团都以极大的革命热情进入阵地。卫戍部队代表大会选出一个由五名士兵所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这样就保证了总司令和卫戍部队之间完全的协同一致。在卫戍部队的代表大会上，大家一致决定要开始决定性的行动。 11月12日的炮击越来越猛，在下午3点钟达到异常猛烈的程度。哥萨克兵完全溃不成军。他们派来一名使者，到红村我军指挥部来提议停火，并且威胁着说，否则他们就要采取“决定性”措施了。我们答复道：只有克伦斯基放下武器，才可以停火。 在那越来越激烈的战斗中，我方的各种部队——水兵、士兵和赤卫队——都表现了无限英勇的精神。水兵们勇往直前，直到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双方死伤的人数尚无确实统计，但反革命部队死伤的人数要多一些，我方的装甲车使他们受到惨重的损失。 克伦斯基的司令部害怕被包围，下令撤退，并迅即变成混乱无序的溃逃。在深夜11点钟至12点钟的光景，苏维埃部队已经完全占领皇村，其中包括那座无线电台。哥萨克兵朝加特契纳镇和科尔宾诺镇的方向退去。 我军士气之盛，实非言语所能描述。我们已下令追击败退中的哥萨克兵，并立即从皇村无线电台向前线和全俄地方苏维埃发出电报。进一步的详情将陆续公布…… 2.11月13日在彼得格勒发生的事件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有三个团拒绝参加抗击克伦斯基的战斗。11月13日上午，这三个团和来自前线部队的六十名代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以便寻求某种方法来阻止内战。这次联席会议指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克伦斯基的部队中去劝他们放下武器。这个代表团向那些站在临时政府方面的部队提出下列几个问题：（1）克伦斯基部下的士兵和哥萨克兵，是否承认对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机关？（2）士兵们和哥萨克兵们，是否接受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那些法令？（3）他们是否接受《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4）他们是否同意停止敌对行动并回到自己的部队单位中去？（5）他们是否同意把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和萨文柯夫逮捕起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说道：“如果认为这个代表团就能办成事情，那是愚蠢的。只有用武力才能摧毁敌人。但是，如果我们不想尽一切和平方法把哥萨克兵争取到我们这边来，那也将是一种犯罪。……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场军事胜利。……风传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那是言之过早了。等到敌人不能再为害的时候，我军司令部才准备签订停战协定。…… “目前，我方胜利的影响正在造成一种新的政治局势。……今天，社会革命党人就倾向于让布尔什维克党人参加新政府了。……一个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可以使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不再犹豫不决。……” 在市杜马方面，一切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组织新政府这件事上。在许多工厂里和兵营里，革命法庭已经在执行任务，而布尔什维克党人还威胁着说要建立更多的革命法庭，把郭茨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交给它们审判。唐恩提议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废除革命法庭，否则那些出席协商会议的其他政党代表将立即中止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一切谈判。 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声称，市政府不应该同布尔什维克党人达成任何协议。……“要同那些疯子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放下武器并且承认司法独立的权威。……” 雅尔采夫代表“统一派”人士宣称：任何同布尔什维克党人所达成的协议，都将等于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胜利。…… 市长斯莱德代表社会革命党人发言说，他反对同布尔什维克党人达成任何协议。……“至于说到政府，它应当是由民意产生出来的；而民意已经在市选举中表现出来了。因此，能够产生政府的民意，实际上是集中在本杜马中。……” 接着还有许多人发言，其中只有一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代表赞成考虑让布尔什维克党人参加新政府。然后，市杜马通过表决决定，继续派代表参加由全俄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召开的代表大会，但坚持首先必须恢复临时政府，并且把布尔什维克党人排斥在新政府之外。…… 3. 克拉斯诺夫将军为停战问题给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答复 现谨答复你们建议立即停战的来电。最高统帅不愿看到进一步的无谓流血，同意进行谈判并在政府军队和叛乱者之间建立联系。他向叛乱者的总司令部提议，把它的部队撤回到波得格勒，宣布里哥沃—普尔科夫—科尔宾诺一线为中立地带，并允许政府方面的骑兵先头部队进驻皇村，以恢复秩序。对于此项提议的答复，必须于明晨8时以前交到我方使者手中。 克拉斯诺夫 4. 皇村发生的事情 在克伦斯基部队撤出皇村的那天晚上，有些牧师组织了一次宗教游行。他们走过皇村的大街小巷，沿途向公民们发表演说，要求人们拥护合法的政权，即临时政府。当哥萨克兵已经撤走、第一批赤卫队开进皇村的时候，目击其事的人便报告说，牧师们曾煽动民众反抗苏维埃，并要在葬于皇宫后面的拉斯普丁[1]墓前进行祷告。赤卫队怒不可遏，逮捕了其中的一个牧师伊万·库丘罗夫，并且把他枪决了。…… 正当赤卫队开进皇村之际，市内的电灯突然熄灭，使所有的街道都浸沉在黑暗中。苏维埃部队逮捕了电灯厂的经理鲁波维奇，并且讯问他为什么要熄灭电灯。隔了不久，人们发现鲁波维奇已死在那间拘留室里，他手里握着一支左轮枪，太阳穴上有一个被子弹打穿的窟窿。 第二天，彼得格勒那些反布尔什维克的报纸都以头条新闻发布消息说：“普列汉诺夫的体温高达39度！”普列汉诺夫住在皇村，当时正卧病在床。赤卫队来到他的住所，搜查有无军火，并且盘问了那老头儿。 “你属于哪个社会阶级？”他们问他。 “我是一个革命家，四十年来一直献身于争取自由的斗争！”普列汉诺夫这样回答。 “不过，现在你已经把你自己出卖给资产阶级了！”一个工人这样说。 工人们对这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先驱者普列汉诺夫已经不认识了。 5. 苏维埃政府的呼吁书 过去被克伦斯基所欺骗的加特契纳镇部队已经放下了武器，并决定逮捕克伦斯基。反革命活动的罪魁克伦斯基已经逃跑了。绝大多数的陆军均已宣布拥护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所建立的政府。数十名代表纷纷从前线赶来彼得格勒，保证陆军矢忠于苏维埃政府。任凭敌人怎样歪曲事实，诽谤革命工人、士兵和农民，都不能打败人民。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已经胜利了。……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谨向那些在反革命旗号下进军的部队发出呼吁，请他们立即放下武器，不要再为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而使自己的同胞们流血。如果还有人在人民之敌的旗号下哪怕再多留一分钟，他们都将受到革命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沮咒。…… 哥萨克们！反正到胜利了的人民行列中来吧！铁路员工们，邮电员工们，——所有的人，大家一致来拥护人民的新政府吧！ [1] 拉斯普丁（1871－1916年）是帝俄时代极其反动的妖僧。他以巫术骗得沙皇和皇后的信任，左右宫廷政事，干了许多罪恶勾当，后为其政敌所刺杀。—译者 上一页目录页 下一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八章附录<!--.title_page{/*题目样式*/font-size:24pt;font-family:"宋体";color:#000000;font-weight:bold;}.content{/*内容样式*/font-size:12pt;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9{font-size:9pt}.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b1{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2{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h1{margin-right:0cm;margin-left:0cm;font-size:24.0pt;font-family:宋体;}-->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八章附录1.克伦斯基的进攻11月9日，克伦斯基和他的哥萨克兵到达加特契纳镇。当地的驻防军不幸分裂为两派，很快就投降了。加特契纳镇苏维埃的成员被逮捕，起初威胁着要把他们处死，但后来因为他们行为规矩而被释放了。第二天（11月10日）早上，哥萨克兵的先头部队实际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巴甫洛夫车站、亚历山大车站和其他几个车站，进抵皇村近郊。皇村的驻防军立即分化为三个集团；军官们忠于克伦斯基；一部分士兵和下级军官宣布“中立”；而绝大部分普通士兵则拥护布尔什维克。那些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因为没有领导人或没有组织，乃朝首都的方向撤退。当地的苏维埃也撤往普尔科夫镇。有六名皇村地区苏维埃的成员从普尔科夫镇出发，带了一汽车的宣言文告，到加特契纳镇去对哥萨克兵做宣传工作。有大半天的时间，他们在加特契纳镇忙来忙去，从这一个哥萨克营房转到另一个哥萨克营房，进行劝告、辩论和解释。傍晚时分，有几个军官发觉了他们的行动，把他们逮捕起来，解往克拉斯诺夫将军处。克拉斯诺夫将军说道：“你们抗击过科尔尼洛夫，现在你们又来反抗克伦斯基。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掉！”克拉斯诺夫向那六个人高声宣读了任命他为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的命令，然后问他们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作了肯定的回答，克拉斯诺夫听后就走开了。隔了一会儿，有一个军官走来把他们释放了，说这是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命令。……与此同时，有几个代表困陆续从彼得格勒来到加特契纳。其中有市杜马的代表团，有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团，最后还有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铁路工会坚决主张达成某种协议以阻止内战，要求克伦斯基同布尔什维克进行谈判，并要求他停止向彼得格勒进军。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威胁说：如果这些要求遭到拒绝，铁路员工就要在11月11日午夜实行总罢工。克伦斯基请求放宽时间，让他同那些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以及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商量一下这个问题。他显然是举棋不定的。11月11日，哥萨克兵的先头部队到达红村。当地的苏维埃和那些站在军事革命委员会方面的杂牌部队仓惶撤退，其中有些人投降了。……当天晚上，哥萨克兵也打到普尔科夫镇的边缘，他们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抵抗。……哥萨克逃兵开始零零落落地进入彼得格勒。他们宣称，克伦斯基欺骗了他们；克伦斯基在前线上散布谣言，说彼得格勒已成一片火海，说布尔什维克引来了德国人，说布尔什维克正在屠杀妇女和儿童并肆行抢劫。……军事革命委员会立即派出几十名“宣传鼓动员”，带着成千上万印好了的呼吁书，去把真实情况告诉哥萨克兵。……2.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几个文告致一切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责成各地方苏维埃立即采取最有力的措施，阻止一切反革命的反犹太人的暴乱，阻止任何性质的一切大屠杀。工兵农革命的荣誉，不允许发生任何暴乱。……彼得格勒的赤卫队，革命的卫戍部队和水兵，一直在首都保持着完全良好的秩序。各地的工人、士兵、农民，你们应当学习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榜样。士兵同志们和哥萨克同志们，我们肩负着保卫真正的革命秩序的重任。所有俄罗斯革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你们。……***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命令：废止克伦斯基在前线部队中重新实行的死刑。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宣传鼓动的完全自由。凡是因为所谓政治“罪行”而在押的士兵和革命军官，一律立即恢复自由。***被人民推翻的前内阁总理克伦斯基，拒绝服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且企图对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合法政府——人民委员会进行斗争。前线部队已经拒绝帮助克伦斯基。莫斯科已经团结到新政府周围。在许多城市里（如明斯克、莫吉廖夫、哈尔科夫），政权都已经归苏维埃掌握了。没有哪一个步兵队伍肯来进攻工农政府。工农政府遵照军队和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已经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并且把土地交给了农民。……我们公开提出警告：如果哥萨克兵不阻止那一向在欺骗他们并且正率领他们来进攻彼得格勒的克伦斯基，那末革命的武装力量将一致奋起，用全力来保卫这珍贵的革命胜利果实——和平和土地。彼得格勒的公民们！克伦斯基弃城而逃，把统治权丢给基什金、卢登堡、巴里琴斯基。基什金想把首都献给德国人；卢登堡是个黑帮分子，他破坏了本市的粮食供应；巴里琴斯基则已激起全体民主派的憎恨。克伦斯基已经逃走了，把你们委弃给德国人，委弃给饥饿，委弃给血胆的屠杀：起义人民已经逮捕了克伦斯基手下的那些部长们，而你们也亲眼看到，彼得格勒的社会秩序和供应情况立即有所改进。克伦斯基按照那些贵族地主、资本家、投机商人的要求，正率领军队来攻打你们，其目的是要把土地还给地主，并继续进行这场为人们所痛恨的祸国殃民的战争。彼得格勒的公民们！我们知道，你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是拥护人民的革命政权的，是反对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科尔尼洛夫匪帮的。不要被那些日暮途穷的资产阶级阴谋家的谎言所欺骗，他们将被毫不留情地粉碎掉。工人们，士兵，农民们！我们号召你们拿出革命的赤胆忠心，并严守革命的纪律。千百万农民和士兵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确有把握的！3.人民委员会的几个法令在这部书里，我只辑录了一些就我看来是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直接有关的法令。其余那些关于苏维埃国家机构的详备法令，在本书中不予辑录。我正在属稿的另一部著作《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将对那些法令作充分的阐述。关于住房的法令（1）城市自治机关有权没收所有空闲的或无人住居的房屋。（2）城市自治机关可以按照其所制定的法令和条例，使没有住处的和住在过份拥挤或有害健康住所中的公民迁入现有可供居住的房屋：（3）城市自治机关可以设立住宅检查处，规定其组织机构和职权范围。（4）城市自治机关可以发布命令，设立房屋委员会，规定其组织机构和职权范围，并使之具有司法权力。（5）城市自治机关可以设立房屋仲裁法庭，规定其职权范围。（6）此项法令在电文到达之日起生效。内务人民委员阿·伊·李可夫关于社会保险的法令俄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上提出了对雇佣劳动者和城乡贫民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险的口号。但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服务的沙皇政府，以及妥协派的联合政府，都没有实现工人们关于社会保险的要求。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为基础的工农政府谨向俄国工人阶级和城乡贫民宣告，它将根据劳工团体所提出的原则，立即制定关于社会保险法。这些原则是：（1）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和城乡贫民，均毫无例外地享受保险。（2）各种各样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如患病、体弱、年老、生育、丧偶、遗孤和失业，均在保险范围之内。（3）全部保险费用均由企业主负担。（4）丧失劳动能力或失业的补偿金，至少应等于全工资。（5）所有的保险机构均由工人自行管理。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劳动人民委员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关于国民教育俄罗斯的公民们！由于11月7日的起义，劳动群众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政权。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暂时把这个政权交给其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掌握。根据革命人民的意志，我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凡属中央政府掌管的对国民教育总的领导工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均委托给人民教育国家专门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和执行者就是人民委员。这个国家委员会将根据哪些基本原则来进行工作呢？它的职权范围如何呢？教育工作的总方针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文盲和愚昧的国家中，任何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权在教育方面所进行的工作，都必须以消灭这种落后状态作为首要目标。它应当在最短时期内，做到人人识字，其办法是：设立符合于现代教育学要求的学校网；实行普及的、免费的义务教育；同时设立一整套的师范院校和讲习班，俾可在最短期内培养出一支强大的人民教师队伍，以满足在我们这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对人民推行普及教育的需要。地方分权人民教育国家专门委员会决不是一个管理训练和教育机构的中央权力机关。恰恰相反，全部的学校工作应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办理。工人、士兵和农民自己建立的文化教育组织，在其独立工作中，无论在对国家中心和市中心的关系上，均应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国家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就在作为一种联系和助手，为市立和私立的教育机关、特别是为工人创办的具有阶级特征的教育机关组织物力，并予以精神上的支持。国家人民教育委员会从革命开始的时候起，国家人民教育委员会便拟定了一整套宝贵的法令草案。就其组织成员来说，国家人民教育委员会是一个相当民主的团体，并且拥有很多有经验的专家。国家专门委员会衷心希望与这个委员会密切合作。国家专门委员会已经行文到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请求立即召开该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以实现下列的纲领：（1）修改关于该委员会代表人数比例的规定，使之更加民主化。（2）修改关于该委员会权力范围的规定，以扩大其权力，并将该委员会变成一个重要的国家机构，负责拟定法令草案，期能按照民主原则来改造俄罗斯的公共训练和教育。（3）同新成立的国家专门委员会联合一道，来修改该委员会所已经拟定的法令。这种修改之所以十分必要，是因为该委员会在草拟那些法令时，曾不得不考虑前任内阁的资产阶级意图，这就使它已经狭隘的形式又受到束缚。经过这番修改之后，那些法令将不经过什么官样文章的手续，而以革命方式付诸实施。教师与社会国家专门委员会谨向从事于教育人民——国家的主人翁——这一光荣而又崇高工作的教师们致敬。任何权力机关，如果不仔细听取教师代表们的意见，就不得在人民教育方面采取任何措施。另一方面，也决不能只通过同专家们的合作就作出决定。这一条，对于普通教育机构的改革也完全适用。教师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合作——这便是国家专门委员会在白己的机构内、在国家人民教育委员会内以及在其一切活动中所遵循的工作方法。国家专门委员会认为它的首要任务是改善教师的社会地位，而首先是改善那些虽然对文化事业贡献最大但却非常清苦的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他们正当合理的要求，无论如何应立即予以满足。这些学校中的无产者曾要求把他们的薪水提高到每月一百卢布，但却一直毫无结果。让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的教师再长期地陷于贫困，那将是一种耻辱。然而，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决不能仅仅满足于人人识字和普及初等教育。它必须大力设置有统一规格的非宗教性的各级学校。其理想目标是，对一切公民实行平等的和尽可能高的教育。在这一理想尚未对所有人实现以前，学校各年级的自然过渡，直到升入大学，即向高级阶段的过渡，都必须完全以学生的资质为准，而不以其家庭情况为准。在一个被长期的、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战争弄得贫困不堪的国家里，要建立起一套真正民主的教学机构，这个问题是特别困难的。不过，已经掌握了政权的劳动者必须记住：在其为争取实现美好生活和提高精神生活的斗争中，教育将是他们手中最强有力的工具。无论如何，即使不得不削减其他方面的人民预算，教育经费也必须保持高标准。有充裕的教育预算，实为一个国家的自豪和光荣。自由的、享有公民权的俄罗斯各族人民决不会忘掉这一点。为扫除文盲和愚昧而进行的斗争，不仅仅限于为儿童和青年提供一整套学校教育的设备。成年人也同样渴望从那种不能读书写字的屈辱状态中摆脱出来。为成年人设立补习学校，必须在国民教育的总计划中列于重要的地位。教学与教育我们应当着重指出教学与教育之间的区别。教学是教师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教育则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个人的品格是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不断“培育”出来的，它不断地形成，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坚强，并且越来越完美。人民中的劳动大众——工人、农民、士兵——渴望能受到初步的乃至高深的教学，但他们也渴望能受到教育。然而，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无论是国家或知识分子或任何其他的力量，都不能使他们得到教育。在这方面，学校、书籍、剧院，博物馆等等都只能起补助作用。劳动大众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造成的。而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同那些在此以前创造了文化的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劳动大众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有他们自己的感情，有他们自己那一套理解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城市工人按照自己的方式，乡村劳动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起他们浸透着工人阶级思想的明确的世界观。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现象比这一现象更崇高、更美好了：我们的子孙将亲历和目睹人们在集体劳动中养成一种普遍的、丰富的和自由的心灵。教学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却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在这方面，更重要的是批判精神，是劳动大众本身的创造性。因为，在科学和艺术中，只有某些部分是对人类具有普遍的意义。每经过一次影响深远的阶级奋起，科学和艺术都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俄罗斯各地，尤其在城市工人中（但在农民中也一样），已经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文化教育运动的高潮。工人们和士兵们所成立的这类性质的组织，正在迅速地大量增加着。欢迎它们，支持它们，为它们的发展扫清道路——这便是一个革命的人民政府在民主教育方面的首要任务。立宪会议毫无疑问，立宪会议马上就要开始工作了。只有立宪会议才能永久确立我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秩序，其中也包括国民教育组织的基本性质。不过现在，由于政权已转归苏维埃掌握，立宪会议真正的民主性质就有了保证。国家专门委员会的方针，是根据国家人民教育委员会而来的，它将被遵循，未必会受立宪会议的影响而有所修正。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并不是预先决定这种方针的，它认为它自己有权在这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求尽可能迅速地来丰富并提高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人民教育部目前的工作，应暂由人民教育部来执行。由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家人民教育委员会选举出来的国家专门委员会，有权对人民教育部的人员和体制作出一切必要的更动。当然，国家权力机关在人民教育方面的行政程序，须由立宪会议来确定。但在立宪会议未作出决定以前，人民教育部应作为国家专门委员会和国家人民教育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国家安全的保证，端赖一切朝气蓬勃的、真正民主的力量的合作。我们坚信：经过劳动人民和忠诚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努力，将引导国家渡过其痛苦的难关，并且经过完善的民主制，进入社会主义和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时代。教育人民委员阿·维·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法律批准和公布的命令（1）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法律的制定和公布，将由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临时工农政府发布命令执行之。（2）各部所拟定的每一个法案，均应由相应的人民委员签署后，呈交政府考虑；政府所属法制局所拟定的每一个法案，则由法制局局长签署后，呈交政府考虑。（3）法令经政府批准后，其最后定本须由人民委员会主席以俄罗斯共和国的名义签署，或由呈交政府考虑的人民委员代为签署，然后公布施行。（4）法令在《临时工农政府公报》上公布的日期，即为其生效的日期。（5）有些法令不是以公布的日期作为生效的日期，而是明文规定自何日起开始生效；还有些法令，是以电报颁布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各地公布此项电文之日，此项法令即在该地生效。（6）废除过去那种由国家参议院公布政府法令的办法。人民委员会所属的法制局，应按期将具有法律力量的政府法令和规章汇编成册，予以发行。（7）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随时都有权取消、修改或废止政府的任何法令。俄罗斯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杨诺夫——列宁4.禁酒问题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的命令（1）在未颁发下一步的命令以前，一律禁止生产酒精和含有酒精的饮料。（2）兹命令所有制造酒精和含有酒精饮料的制造商，至迟不超过本月27日以前，将其藏酒的确实地点报告上来。（3）凡违抗此项命令的罪犯，将交由革命军事法庭审判。军事革命委员会第二号命令芬兰警卫后备团委员会告所有的房屋委员会和瓦西里岛公民书资产阶级已经采用一种极为阴险毒辣的方法来与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在本市各地设立了许多巨大的酒窖，在士兵中配给酒类，企图用这种方式在革命军队中制造不满情绪。兹命令所有的房屋委员会，于此项命令公布后的三小时内，亲自秘密地将各该住区内藏酒的数量告知芬兰警卫团的团委会主席。凡胆敢违抗此项命令者，将予以逮捕并交付法庭审判，决不宽贷；其财产将予以没收，而被搜查出来的酒库将于提出此项警告后的二小时内用炸药炸段！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倘再不采取坚决的措施，便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记住：这是最后一次的警告，此后我们就要用炸药炸毁酒库了。芬兰警卫团团委员会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七章附录<!--.title_page{/*题目样式*/font-size:24pt;font-family:"宋体";color:#000000;font-weight:bold;}.content{/*内容样式*/font-size:12pt;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9{font-size:9pt}.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b1{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2{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h1{margin-right:0cm;margin-left:0cm;font-size:24.0pt;font-family:宋体;}-->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七章附录1.两项法令关于出版的法令在革命和革命胜利后最初几日的严重关头，临时革命委员会迫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取缔各色各样的反革命出版物。于是，各方面立即吵吵嚷嚷，硬说新的社会主义政权这样做便是违背它自己政纲中的基本原则，侵犯了出版自由。工农政府提醒民众注意：在我们国家里，在这种自由的掩护下，富裕阶级将有机会把持全国绝大部分报刊，而且利用这种手段去毒害群众思想，混淆群众的视听。人人都知道，资产阶级的报刊是资产阶级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特别是当此工农新政权刚刚确立的紧要关头，决不能把这种有时比炸弹和机关枪更具有危险性的武器留在敌人手里。因此，我们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来制止那洪水般的谰言和诽谤。那些黄色报刊和绿色报刊大量散布这一类的澜言和诽谤，企图以此来淹没人民新近所获得的胜利。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出版物以充分自由。……但是必须切记，即使在紧要关头，也只有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才允许对出版物加以限制，人民委员会特作规定如下：第一，有下列情形的报刊应予封闭：（1）煽动公开对抗或不服从工农政府者；（2）显然蓄意歪曲事实以制造混乱状态者；（3）煽动应受法律处分之犯罪行为者。第二，出版机关的封闭，不论其为暂时的或永久的，只有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方可执行。第三，本法令是临时性的，俟社会生活条件正常以后，将以特别法令于以废止。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乌里杨诺夫（列宁）***关于建立工人民兵的法令（1）所有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均应建立工人民兵。（2）这种工人民兵，应完全受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指挥。（3）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必须尽力帮助武装工人，并向他们提供技术装备，甚至可以征用属于政府陆军部的武器。（4）此项法令在电文到达之日立即生效。内务人民委员阿·伊·李可夫1917年11月10日于彼得格勒此项法令促使俄罗斯各地纷纷建立起赤卫队的队伍。这些赤卫队，后来成为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中最得力的武装力量。2.罢工基金为支持政府官吏和银行职员罢工的基金，是由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的银行和商号捐助的，那些在俄国营业的外国公司也进行了捐助。所有同意罢工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都可以照领全部薪金。而在某些情况下，罢工者所领得的钱比原薪还要多。只是由于那些捐助罢工基金的人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已经巩固地掌握了政权，并从而拒绝缴付罢工救济金，才使那次罢工归于失败。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六章附录<!--.title_page{/*题目样式*/font-size:24pt;font-family:"宋体";color:#000000;font-weight:bold;}.content{/*内容样式*/font-size:12pt;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9{font-size:9pt}.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b1{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2{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h1{margin-right:0cm;margin-left:0cm;font-size:24.0pt;font-family:宋体;}-->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六章附录1.呼吁和责难致全体公民和社会革命党各级军事组织。布尔什维克党人那种毫无意义的企图，马上就要彻底失败了。卫戍部队动荡不安。……政府各部门已经停止工作，而粮食越来越少了。除了一小撮布尔什维克党人以外，所有的党派都已经退出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孤立无援的！各色各样的苛政，毁灭文化和掠夺财物的行为，对冬宫的炮轰，蛮横无理的逮捕——布尔什维克党人所犯下的这一切罪行，已经激起大多数水兵和士兵的反感。中央舰队委员会就拒不服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命令。……我们号召一切有理智的人团结在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周围；时刻准备采取坚决的措施，一俟本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号召，就立即行动起来，去反对那些企图利用布尔什维克党人冒险行动所造成的困难来混水摸鱼的反革命分子，并严密监视那些想趁前线兵力削弱之际而谋取好处的外部敌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直属军事局***摘自《真理报》“克伦斯基是什么东西？“克伦斯基是篡夺者，他的归宿同科尔尼洛夫和基什金一样，在彼得巴甫洛夫监狱里。“克伦斯基是那些曾经相信过他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罪人和叛徒。“克伦斯基是屠杀士兵的凶犯！“克伦斯基是公然屠杀农民的刽子手！“克伦斯基是绞杀工人的罪魁祸首！“克伦斯基是第二号科尔尼洛夫，他现在又妄图来扼杀自由了！”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五章附录<!--.title_page{/*题目样式*/font-size:24pt;font-family:"宋体";color:#000000;font-weight:bold;}.content{/*内容样式*/font-size:12pt;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9{font-size:9pt}.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b1{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2{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h1{margin-right:0cm;margin-left:0cm;font-size:24.0pt;font-family:宋体;}span.MsoFootnoteReference{vertical-align:super}-->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五章附录1.军事革命委员会11月8日发布的呼吁书和文告致所有军队委员会和所有士兵代表苏维埃：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已经推翻了那反革命、反人民的克伦斯基政府。……军事革命委员会特将此项消息告知前线和全国各地的军队，同时号召所有士兵对军官们的行动提高警惕。凡是不老老实实地公开宣布拥护革命的军官，均应作为敌人立即加以逮捕。彼得格勒苏维埃谨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转达如下：立即提议缔结一项普遍的、民主性的和约；立即将大地主的地产交给农民，正正当当地召开立宪会议。人民革命的军队决不能让那些风纪可疑的部队调来彼得格勒。应当用说服、劝导的方法阻止他们。如果无效，那就毫不留情地使用武力。这道命令，必须立即在各种部队的所有军事单位中当众宣读。如果有任何人不让士兵群众知道这道命令……就对革命事业犯下了严重罪行，将按照革命法律严予惩办。士兵们！为争取和平、面包、土地、人民的政权而斗争吧！***致前线和后方所有集团军、军、师、团、营的委员会，以及所有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士兵们和革命的军官们！军事革命委员会遵从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旨，已下令把科尔尼洛夫将军以及所有参与叛乱的同谋犯立即解来彼得格勒，以便将之囚禁在彼得巴甫洛夫要塞，并交付革命军事法庭审讯。……凡拒绝执行此项命令者，军事革命委员会即宣布其为革命的叛徒，其所发布的命令一概无效。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直属军事革命委员会。***致所有省和县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根据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有被逮捕的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们，立即恢复自由；对那些曾经逮捕过他们的特派员，则应予以逮捕。从现在起，全部政权已属于苏维埃。临时政府所任命的特派员已一概撤职。我们邀请各级地方苏维埃的主席直接与革命政府建立联系。军事革命委员会2.市杜马的抗议书中央市杜马是在最民主的原则上选举出来的。在这最严重的经济崩溃时期，它一直肩负着管理市政事务和粮食供应的全部重担。现在，离立宪会议的选举日期只有三星期了，布尔什维克党竟不顾外敌入侵的威胁，在用武力推翻了唯一合法的政权之后，又企图侵犯市自治政府的职权和独立性，要求市自治政府服从它的特派员和它的非法权力。当此可怕的悲剧性的关头，彼得格勒市杜马谨向它的选民以及全体俄国人民郑重宣告：它决不向任何侵犯其职权和独立性的暴力屈服，并将继续坚守由首都民众意志所托付给它的负责岗位。彼得格勒中央市杜马呼吁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杜马和地方自治局团结一致，来保卫俄国革命所获得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即人民自治机关的独立性和不可侵犯性。3.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1]“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全盘解决。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公正的办法应该是：（1）土地私有权永远废除；禁止买卖、出租、出典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让出土地。一切土地：国家的，皇室的，阁部的，寺院的，教堂的，租有的，长子继承的，私有的，公共的和农民的等等土地，一律无偿地取消其原主所有权，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因财产制改革而受到损失的人，只有在适应新生活条件所必需的时间内，有权取得社会帮助。（2）所有地下蕴藏，如矿石、石油、煤炭、食盐等等，以及具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利，一律交给国家使用。一切小的河流、湖泊和森林等等交给村社使用，但必须由地方自治机关管理。（3）具有高度农业文化的农场，如果园、种植园、苗圃。养殖场、温室等等不得分割，而应改为示范农场，并视其规模和作用，交给国家或村社使用。城乡的宅地连同家用果园和菜园，仍归原主使用，其面积之大小，税额之多寡，由法律规定之。（4）饲马场、官办和民营的种畜场和种禽场等等，一律没收，变为全民财产，并视其规模和作用，交给国家或村社使用。关于赎金的问题应由立宪会议研究。（5）被没收的土地上的耕畜和农具一律没收，视其大小和作用，交给国家或村社使用。少地农民的耕畜和农具不在没收之列。（6）凡愿意用自己的劳动，依靠家属的帮助或组织共耕社从事耕种的一切俄国公民（不分性别），均享有土地使用权，但仅以有力耕种的期间为限。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村社社员暂时丧失劳动力在两年以内者，村社必须在该社员劳动力尚未恢复的期间，通过公共耕种的办法予以帮助。农民因年老或残废而永远无法自己耕种土地时，便丧失其土地使用权，但可向国家领取抚恤金。（7）土地应当平均使用，即根据各地条件，按劳动定额或消费定额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使用土地的方式不应受任何限制，各乡村可决定采用按户、按独立农庄、按村社、按劳动组合等方式使用。（8）一切土地从脱离原主之日起，都是全民的土地。关于分配土地给劳动者的事宜，由各地基层自治机关和总自治机关（从按民主原则组成的无等级的城乡村社起到各省总机关止）负责主持。土地应根据人口增加、农业生产率增长和农作技术提高等情况，定期重新分配。改变份地界限时，原份地的基本地段应予保留。因故离村者应将其土地交还，但其近亲及其所指定的人，有领得该段土地的优先权。施肥和根本改良土壤投入的价值，在交还份地时，其尚未使用的部分，应予补偿。如果个别地方现有土地不能满足当地全体居民需要时，过剩人口应迁往他处。移民的组织和费用以及农具供应等等概由国家负责。移民应按下列次序办理：首先是自愿迁移的无地农民，其次是品行不良的村社社员、逃兵等等，最后，才采取抽签或协商的办法。“这个委托书的全部内容是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唯一愿望，应立即宣布为临时法律，并应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尽可能立即实行，其中哪些部分必须逐渐实行，应由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决定。4.逃兵与土地关于逃兵是否有权获得土地的问题，苏维埃政府并没有必要作出任何决定。因为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军队的复员，逃兵问题就自然而然地不存在了。5.人民委员会最初，人民委员会全部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人组成的。然而，这一点完全不能怪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11月8日曾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担任人民委员的职务，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了。请参看本书第十一章。[1]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7-239页。—译者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四章附录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h1 {margin-right:0cm; margin-left:0cm; font-size:24.0pt; font-family:宋体; } -->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第四章附录 1.11月7日发生的事件 从凌晨4点钟直到天亮，克伦斯基都守在彼得格勒的总司令部里，向哥萨克士兵、彼得格勒市内以及近郊各军官学校的士官生发号施令。不过所有哥萨克士兵和士官生都回答道，他们无法出动。 彼得格勒市的卫戍司令颇〔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在总司令部和冬宫之间往来奔波不息，显然毫无办法。克伦斯基曾下令旋开几座大桥；然而三个钟点过去了，不见有任何行动。后来有一名军官和五名士兵自动前往。赶走了在那里放哨的赤卫队员，旋开了尼古拉大桥。但是，他们一离开，立刻就有一些水兵把这座大桥重新合拢起来。 克伦斯基曾下令占领《工人之路报》的印刷厂，并且答应派一队士兵跟那个奉命前往推行此项任务的军官一起去；过了两个钟点，又答应派一批士官生去，但到后来，这道命令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临时政府曾一度企图夺回邮政总局和电报局；零星地开了几枪，政府方面的部队就宣称他们不愿再与苏维埃为敌了。 克伦斯基曾经对士官生的一个代表团说道：“作为临时政府的首脑和最高统帅，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能对你们有所劝告；但是，作为一个老革命家，我呼吁你们这班年轻的革命家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 基什金在11月7日发布的命令 “奉临时政府命令……我被授予非常权力，负责重建彼得格勒的治安秩序。一切民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均由我全权统辖 .……” * ** “根据临时政府所授予我的权力，我解除颇〔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作为彼得格勒军区卫戍司令的职务。……” 临时政府内阁副总理柯诺瓦洛夫 11月7日签署的告民众书 公民们！起来拯救祖国，拯救共和制政体和你们的自由！那些丧心病狂的人已经掀起叛乱，反对这个由人民所选择的唯一合法政权——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的成员在执行他们的职务，坚守自己的岗位，为了祖国的幸福，为了重新建立秩序，为了召开立宪会议而继续努力工作。立宪会议是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各民族未来的最高主权者。 公民们，你们必须拥护临时政府。你们必须增强临时政府的权力。你们必须反对那些丧心病狂的人，他们勾结所有那些自由和秩序的敌人，所有那些沙皇政体的拥护者，要来破坏立宪会议，摧毁革命的胜利果实。断送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前途。 公民们！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安宁和幸福，让我们在临时政府的周围组织起来，以保卫临时政府的权力。 临时政府的文告 彼得格勒苏维埃……宣称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并且威胁着要用彼得巴甫洛夫要塞的大炮和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大炮轰击冬宫，要求把政权转归苏维埃。 临时政府只能把政权交给立宪会议；因此，临时政府决定不屈服，并且要求民众和军队予以援助。已经发电报到前线大本营；收到大本营的复电，说正在调来一支强大的部队。…… 布尔什维克党人想在后方掀起叛乱，让军队和民众来否决他们那不负责任的企图吧。…… * ** 大约在上午9点钟的光景，克伦斯基动身到前线去。…… 傍晚，有两名士兵骑自行车来到总司令部，作为彼得巴甫洛夫要塞卫戍部队的代表进行谈判。他们走进总司令部的会议室，只见基什金、卢登堡、巴里琴斯基、巴格拉图尼将军、巴拉杰洛夫上校以及托尔斯泰伯爵都聚集在那里。他们要求总司令部立即投降，并且威胁说，如果此项要求遭到拒绝，则将开炮轰击。……总司令部的人员惊慌万状地开过两次会议以后，就撤往冬宫去了。于是，赤卫队占领了总司令部。…… 黄昏时分，有几辆布尔什维克的装甲车在冬宫广场周围往来巡逻。苏维埃方面的士兵曾试图和那些士官生谈判，但无结果。…… 大约在晚上7点钟的光景，开始了对冬宫的射击。…… 及至晚上10点钟，开始从三方面用大炮轰击冬宫。不过，绝大部分的炮弹都是空的，只有三发小型的榴霰弹打中冬宫的正面。…… 2. 克伦斯基在逃 11月7日上午，克伦斯基离开彼得格勒，乘汽车到达加特契纳镇，在那里要了一列专用火车。当天傍晚，他到了普斯科夫省的奥斯特罗夫镇。次日清晨，当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召开有哥萨克兵代表（当时有六千名哥萨克兵驻扎在奥斯特罗夫镇）参加的非常会议。 克伦斯基对大会讲话，呼吁人们帮助他来对付布尔什维克，而他的那番话几乎完全是对哥萨克兵讲的。士兵代表们提出了抗议。 “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人们大声责问。克伦斯基答道：“我是来向哥萨克兵求援，去粉碎布尔什维克的叛乱！”人们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而当他继续说下去的时候，这种抗议就越来越激烈。克伦斯基说道：“我平定过科尔尼洛夫的叛乱，我也必将平定布尔什维克的叛乱！”这时会场上喧声震天，他不得不走下讲台。…… 士兵代表和来自乌苏里江地区的哥萨克兵决定要逮捕克伦斯基，但那些来自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兵却阻止他们这祥做，并且用火车把克伦斯基送走了。……就在那一天，当地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它曾经试图把克伦斯基的行踪告知普斯科夫的驻防军，但电话线和电报线都已经被切断了。…… 克伦斯基并没有能到达普斯科夫。革命士兵们为了阻止输送军队去攻打首都，已经把铁路线切断了。11月8日夜晚，克伦斯基乘汽车到达卢加镇，他受到驻扎在那里的“敢死队”的殷勤接待。 第二天，克伦斯基乘火车来到西南前线，到司令部去访问了军队委员会。然而，第五军的士兵在听到布尔什维克胜利的消息时都欣喜若狂，军队委员会对克伦斯基爱莫能助。 克伦斯基又从那里来到设立在莫吉廖夫城的前线大本营。在大本营里，他下令从前线各地抽调十个团去进攻彼得格勒。士兵们几乎是全体一致地拒不服从命令，而那几个奉命开拔的团也都在路上被拦住了。最后，跟着克伦斯基去进攻彼得格勒的只约有五千名哥萨克兵。…… 3. 冬宫里的抢劫 我并不是坚持说冬宫没有遭到抢劫。无论在攻克之前和攻克之后，冬宫里都有很多东西被偷走了，然而，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人民报》和市杜马的议员们硬说冬宫被盗窃的贵重物品值价达五亿卢布之巨，却是大大地夸张了。 冬宫里那些最重要的艺术宝藏——绘画、雕像、挂毯、珍贵的瓷器和武器，早在9月间就运往莫斯科去了。在布尔什维克部队占领克里姆林宫以后的第十天，这一批艺术宝藏都还整整齐齐地摆在大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里。我可以为此作证。…… 不过，在攻克冬宫以后的那几天内，人们（特别是普通公民）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冬宫里到处游逛，于是就有人偷走了银质的餐具、钟表、被褥、镜子、珍贵的瓷花瓶以及一些不大值钱的宝石，总计约值五万美元。 苏维埃政府立即成立了一个由艺术家和考古学家所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收回那些被偷走的物品。11月1日，这个委员会颁布了下列的两个文告： 彼得格勒的公民们！ 我们紧急吁请全体公民尽一切努力，来尽可能地搜寻11月7－8日夜间从冬宫偷走的物品，并将之送交冬宫的司令员。 凡是持有此类盗窃物品的人、古董商，以及所有那些被证明是窝藏此类物品的人，均将负法律责任，并严惩不贷。 保护博物馆和艺术宝藏的特派员 格·雅特曼诺夫、布·曼杰尔鲍姆 告团委员会和舰队委员会书 冬宫是俄罗斯人民不可让与的财产。在11月7－8 日夜间，冬宫里有许多珍贵的艺术品被偷走了。 我们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一切努力，把那些被盗走的物品缴还到冬宫来。 ……特派员 格·雅特曼诺失、布·曼杰尔鲍姆 那些被劫走的物品，大约有半数被找了回来，其中有些是从正在离开俄国的外国人的行李中搜出来的。 由于斯莫尔尼方面的建议，艺术家们和考古学家们开了一次会议，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编制冬宫财物的清单。那个委员会被授予全权，负责管理冬宫以及彼得格勒市区内一切的艺术收藏馆和国立博物馆。11月16日，为了编制财物清单，冬宫停止对外开放。 11月最后一周，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道命令，将冬宫改名为“人民博物馆”，把它完全交给文物保管委员会负责管理，并且宣布此后不得在冬宫内进行任何政治性的活动。…… 〔注：读者来信谈到本节，备考。前书：“11月1日，这个委员会颁布了下列的两个文告”。文告中又写道：“来尽可能地搜寻11月7－8日夜间从冬宫偷走的物品”。查英文版亦同。可能是因为前面的11月1日是儒略历，后面的11月7-8日是格里历即10月25-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4. 关于对妇女营的暴行 在攻克冬宫之后，反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就立刻刊载出各色各样耸人听闻的消息，市杜马会上也纷纷传言关于驻守在冬宫的妇女营的遭遇。据说有些女兵被从窗口摔到街道上，而其余的绝大部分都遭到奸污，有许多女兵因为受不住那种恐怖而纷纷自杀了。 市杜马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去调查这件事。11月16日，那个委员会从妇女营的营房所在地拉瓦肖沃回来复命。泰尔柯娃夫人报告说，那些女兵起初曾被解往巴甫洛夫团的营房，而且她们之中有些人曾受到虐待；不过现在，她们之中绝大部分人都住在拉瓦肖沃，其余的则分散在彼得格勒市内的私人住宅里。调查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曼杰尔鲍姆博士则不加渲染地作证道：根本就没有一个女兵被从冬宫的窗子里摔到街道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女兵受伤；有三人遭到奸污；有一人自杀，她留下一张短笺，说她的“理想已经破灭了”。 11月21日，由于女兵们自己的请求，军事革命委员会下令正式解散妇女营，于是她们又重新穿上平常的服装。 在路易丝·布赖恩特所著之《在红色俄罗斯的六个月》一书中，有不少关于当时那些女兵的饶有兴味的描述。 上一页目录页 下一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三章附录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h1 {margin-right:0cm; margin-left:0cm; font-size:24.0pt; font-family:宋体; } -->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第三章附录 1. 工厂委员会的决议关于工人监督 （1）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摆脱了沙皇专制制度之后，就要求在生产活动领域内使民主制度获得胜利。这种意图之最好的表现，就是工人监督工业生产。工人监督生产的办法，是在统治阶级的罪恶政策所造成的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 （2）工人监督组织是工人在工业生产方面健康活动的一种表现，正如他们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党组织、雇佣关系方面的工会组织、消费方面的合作社组织、文化生活方面的俱乐部组织一样。 （3）工人阶级比资本家阶级……更加关心工厂能正常地、不间断地进行生产。对整个现代社会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方面说来，比起单纯追求自私自利的物质利益和政治特权的企业主的独断专行，工人监督是一个更好的保证。因此，工人监督不仅是无产阶级切身利益的要求，而且也是整个国家利益之所在，应当受到革命农民和革命军队的拥护。 （4）鉴于大多数的资本家阶级对革命抱着敌视的态度，经验也表明，如果没有工人监督，原料和燃料就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分配，工厂也不可能得到最有效的管理。 （5）只有对资本家的企业实行工人监督，启发工人们用自觉的态度来对待工作，使其明白这种工作的社会意义，才能创造有利的条件，增进工人坚定的自律精神，并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6）当前的迫切任务是把工业从战争时期转变到和平时期的基础上，并且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各种企业之间重新调配劳动力。要完成此项任务而不引起大的骚扰，只有依靠工人们自己发挥民主自治的精神。……因此，实行工人监督，是工业恢复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7）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工人监督”。为了能产生效果，这种工人监督必须普遍地施之于一切资本家的企业，而不是时有时无的，没有系统的；必须是经过周密计划的，而不是同整个国家的工业生活脱离的。 （8）全国经济生活（农业、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都必须服从一个统一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了保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需要而制定的；它必须经过人民群众所选出的代表们的批准，并且在这些代表们的指导下，由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组织予以推行。 （9）计划中关于农业劳动的部分，必须在农民团体和农业工人团体的监督下予以执行；计划中关于由工资劳动者来管理的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部分，必须在工人监督下予以执行；执行工人监督的当然机构，在工厂内部为工厂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的委员会，而在劳动市场上则为职工会。 （10）职工会为某一劳动部门大多数工人所安排的集体工资合同，对当地所有那些雇佣这种工人的企业主均具有约束力。 （11）雇佣职工的部门应受职工会的监督和管辖，作为阶级的组织在整个工业计划的限度内行动，并同这种计划相一致。 （12）职工会应有权主动地对任何违犯劳工合同或劳工法的企业主提出诉讼，并有权代表任何工种的个别工人向企业主提出诉讼。 （13）在一切有关工人监督生产、分配和雇佣职工的问题上，职工会应通过个别企业的工厂委员会，与该企业的工人们磋商。 （14）关于职工的雇用、解雇、休假、工资标准、旷工、工作能力和技术级别、因故解除合同、与行政方面发生争执等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工厂内部的生活问题，均应按照工厂委员会调查的结果全权处理。工厂委员会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有权不让厂方的任何行政人员参加。 （15）工厂委员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督这个工厂的原料、燃料、定货、劳动力和技术力量（包括装备）以及一切其他的供应品和配给物资的供应，并保证这个工厂能按照总的经济计划来进行生产。工厂行政方面必须向执行工人监督的机构提供协助、情报和一切有关业务的资料，使它可以对这些资料进行审查。当工厂委员会要求调阅账簿时，行政方面应将之交出。 （16）如果工厂委员会发现工厂行政方面有任何非法行为，或怀疑其有这样的非法行为而又不能由工人们单独进行调查或纠正时，应提交当地负责管辖这一工种的工厂委员会总机关予以处理。总机关应与负责执行总经济计划的机构讨论此项问题，决定处理此项问题的措施，甚至有权将工厂予以没收。 （17）各企业工厂委员会的联合，应分别按照行业的性质来组织，以利于在这一工业部门中实行监督，把这一工业部门纳入总经济计划的轨道，并且便于制定一个有效的分配计划，给各个工厂分配定货、原料、燃料、技术力量和劳动力；这样也利于和职工会合作，因为职工会是按照行业的性质组织起来的。 （18）职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市委员会，在拟定和执行总经济计划、组织城乡（工人与农民）经济关系的州和地方机关中代表无产阶级。在涉及该地区工人监督的事务方面，这些市委员会对工厂委员会和职工会具有最高的领导权。它们并得颁布强制性的规章制度，规定工人们在生产进程中所应当遵守的纪律。不过，这些规章制度必须经过工人们自己表决认可。 2. 资产阶级报刊论布尔什维克党人 《俄罗斯意志报》10月28日说道。“决定的时刻正在到来。……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或者，他们将给我们重演一次7月16日—18日的事变；或者。他们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计划和意图，他们那种旨在与一切有民族意识的人相决裂的狂妄政策，都已经肯定无疑地失败了。…… “布尔什维克党人有什么机会能成功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布尔什维克党人主要地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愚味无知。他们就是在这一点上进行投机，他们不断地进行煽动，对人民群众施加影响。…… “临时政府必须出面干预这种事。临时政府在道义上得到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的支持，它必须用斩钉截铁的态度来对付那些布尔什维克党人…… “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动一场反抗合法政府的叛乱，从而为德国入侵造成有利的条件，那末，就应当把他们作为叛乱分子和卖国贼来惩办。……” 《交易所新闻》10月28日说道：“现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自绝于其余的民主党派，对他们进行斗争倒简单得多了。要等到布尔什维克党人正式发动起来才去反对他们，这种想法是毫无道理的。临时政府应当先发制人，根本就不让他们发动。…… “布尔什维克党人煽动叛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呼吁，应当受到军事法庭的惩罚。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家里，发出这种呼吁的人也会受到严厉的判决。布尔什维克党人所进行的远不是什么反对政府的政治斗争，甚至也不是为了争夺政权，而是煽动无政府状态、大屠杀和内战。对于这一类的煽动，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尽净。要等到大屠杀真正发生的时候才着手去反对那种进行大屠杀的煽动，这种想法倒是令人奇怪的。……” 《新时代报》11月1日写道：“……临时政府为什么只耽心11月2日（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而不耽心9月12日或10月3日呢？ “俄罗斯烽火连天，土崩瓦解，这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这场可怕的大火灾所腾起的浓烟，已经把我们协约国朋友的眼睛熏痛了…… “自从本届政府上台以来，它有没有颁布过一道命令来制止这种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有没有一个人曾经试图来扑灭这场俄罗斯的大火灾？ “莫非临时政府有旁的事要做，顾不到这些。…… “临时政府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到更直接的问题上去了。它粉碎了一次叛乱（科尔尼洛夫的企图）。不过，关于这次叛乱，目前大家都在问：‘到底有没有那么一回事？’” 3. 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报刊论布尔什维克党人 10月28日，社会革命党人的《人民事业报》写道：“布尔什维克党人对革命事业所犯下的最令人吃惊的罪恶，就是他们把目前人民群众所遭受的一切苦难统统归罪于革命政府的恶意，而实际上，那些苦难都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 “他们向人民群众许下种种美好的诺言，然而事先就知道他们是一项都不会予以实现的。他们把人民群众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在造成人民群众一切苦难的根源问题上欺骗他们。…… “布尔什维克是革命事业最危险的敌人。……” 10月30日，孟什维克的《日报》说道：“难道这真是‘出版自由’吗？每天每日，《新俄罗斯报》和《工人之路报》都在公开煽动叛乱。每天每日，这两家报纸都在其版面上干着罪恶的勾当。每天每日，它们都在煽动大屠杀。……难道这就是‘出版自由’吗？…… “临时政府应当保卫它自己并且保卫我们。我们有权利坚决要求：当流血暴动势将危及公民们的生命时，政府机器不能再按兵不动了。……” 4. 关于《统一报》 在布尔什维克党人掌握政权几星期以后，普列汉诺夫主编的《统一报》停刊了。与人们一般的说法相反，《统一报》并不是被苏维埃政府查封的。该报的最后一期承认，该报是因为订户太少，无法继续出版。…… 5. 布尔什维克党人是阴谋家吗？ 11月15日，彼得格勒的法文报纸《协约国》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说道： “克伦斯基的政府总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而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府则猛攻猛打，敢作敢为。 “人们称后者为阴谋家的政府，但那是错误的：称之为篡权者的政府，那倒是对的。它和所有那些战胜其对手的革命政府一样，是一个篡权者的政府。但它却不是一个阴谋家的政府！ “不！布尔什维克党人不是阴谋家，他们并不从事于阴谋活动。恰恰相反，他们公开而大胆，毫不吞吞吐吐，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他们在工厂、兵营、前线、农村以及所有的地方加强鼓动和宣传。他们甚至预先就决定好了武装起义的日期，也就是夺取政权的日期。…… “难道他们是阴谋家吗？绝对不是的！……” 6. 中央军队委员会反对武装起义的呼吁书 “……我们首先坚持的是：坚定不移地推行大多数人民的有组织的意志。这种意志是由作为人民政权机关的临时政府在取得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和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后表达出来的。…… “当此紧要关头，如果政府发生危机，就必不可免地要造成土崩瓦解的局面，造成国家的毁灭和内战。因此，任何一种想用暴力来推翻这个政权的表示，都将被军队认为是反革命行为，并用武力予以镇压。…… “一切私人团体和阶级的利益，都应当服从一个总的利益——那就是增加工业生产，并且公平合理地来分配生活必需品。…… “所有那些胆敢怠工、破坏或扰乱秩序的人，所有的逃兵，所有的懒汉，所有的盗犯，均应强迫其在军队后方担任辅助性工作。 “我们建议临时政府：把那些违反人民意志的人、那些与革命为敌的人组成劳动队，使其在后方、在前线、在敌军炮火下的战壕里工作。……” 7.11月6日夜间发生的大事 傍晚时分，一队队赤卫队员开始占领资产阶级报刊的印刷厂。就在那些印刷厂里，他们印刷了几十万份《工人之路报》、《士兵报》以及各种宣言和文告。市民兵部队奉命到这些地方来清除赤卫队员，只见印刷厂周围已经筑起了街垒，有武装人员在防守。临时政府又调派军队来攻打那些印刷厂，但军队拒绝执行命令。 大约在午夜时分，有一名上校率领一批士官生来到“自由思想”俱乐部。他拿着逮捕《工人之路报》编辑的逮捕证。但顷刻之间，就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外面街道上，要揍死那些士官生。于是，那个上校就请求把他和那些士官生逮捕起来，送往彼得巴甫洛夫要塞，以保安全。这个请求被接受了。 深夜1点钟，斯莫尔尼方面的一支士兵和水兵占领了电报局。1点35分，占领了邮政总局。凌晨时分，占领了军人饭店。清晨5点钟，占领了电话局。黎明时分，包围了国家银行。及至上午10点钟，有一支先头部队已经逼近冬宫。 上一页目录页 下一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二章附录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第二章附录 1. 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经过，在我那行将出版的《从科尔尼洛夫叛乱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克伦斯基对于引起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的局势所应负的责任，现在已经很清楚地查明属实。有许多为克伦斯基辩护的人说，他事先知道科尔尼洛夫的计划，但却玩了一个花招，使其未准备成熟之前就发动，然后将之击溃。甚至连沙克先生在其所著《俄罗斯民主的诞生》一书中也说道：“有几件事……几乎是确实无疑的。第一，克伦斯基知道前线上有几支部队朝彼得格勒移动。可能是他身为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因认识到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与日俱增，而把那些部队调回来的。……” 这种说法只有一个漏洞，就是当时并不存在着“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当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仍居于无权的少数党的地位，他们的领导人还被关在监牢里或在地下进行工作。 2. 民主会议 当人们最初向克伦斯基建议召开民主会议时，他曾提出要召开一个全国各界人士（他称之为“生气勃勃的力量”）的大会，把银行家、企业主、地主以及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人物都包括在内。苏维埃不答应那样做，并且草拟了下列这张代表名额分配表，它得到了克伦斯基的同意：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 100名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 100名 各省工兵代表苏维埃 50名 各地农民土地委员会 50名 工会 100名 前线部队的军队委员会 84名 工人和农民的合作社 150名 铁路工会 20名 邮电工会 10名 商业工会 20名 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新闻记者） 15名 各省地方自治局 50名 各民族团体（波兰人的、鸟克兰人的，等等） 50名 这张代表名额分配表修改过两三次。最后，代表席位的分配如下：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300名 合作社 300名 市自治机关 300名 前线部队的军队委员会 150名 各省地方自治局 150名 工会 200名 各民族团体 100名 各种小团体 200名 3. 苏维埃的作用完结了 1917年9月28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喉舌《消息报》上发表了一文章，评论那最后一届的临时内阁，说道： “一个由俄国各阶级人民意志所产生的真正民主的政府终于建立起来了，它是那未来的自由议会制政体的雏形。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召开立宪会议，它将解决一切关于根本大法的问题，而它的成员将基本上都是民主人士。苏维埃的作用就要完结了。苏维埃和其余的革命机构一起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日正在来临。此后，自由和胜利的人民所使用的武器，将是政治活动这样一种和平的武器。” 10月25日《消息报》的社论，标题就叫做《苏维埃组织的危机》。这篇社论一开头就说，从外地来的人纷纷报道，各地苏维埃的活动正在日益松懈下去。作者写道。“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人民变得愈来愈关心那些更具有永久性的立法机关——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 “即使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样重要的中心城市，当地的苏维埃算是组织得最好的，它们也没有把一切的民主力量团结在内。……不仅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没有参加苏维埃。而且有许多工人也没有参加。有的工人是因为在政治上落后。有的则因为他们的活动重心是在各自的工会里。……我们无可否认，那些组织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它们较好地服务于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 “把各地民主管理机构有效地组织起来，此事极为重要。市杜马是由市民普遍选举出来的，它在纯粹地方性的事务方面要比苏维埃具有更大的权威。关于这一点，是没有哪个民主人士会提出非议的。…… “……与苏维埃的选举比较起来，市自治机关的选举是在一种更好的、更为民主的方式下进行的。……社会各阶级的人在市自治机关中都有代表。……而只要地方自治政府着手把市民各方面的生活组织起来，地方苏维埃的作用当然就完结了。…… “……人们日益对苏维埃失掉兴趣，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可以归之于人民群众的政治兴趣日益低落；第二个原因，我们可以归之于各省和各地自治机关正在不断努力建立新的俄罗斯。……这后一种倾向越显著，苏维埃的重要性便丧失得越快。………。 “我们正被人称为我们自己组织的‘送葬人’。其实，我们都是建立新俄罗斯事业中最艰苦的劳动者。…… “当专制政体和整个的官僚机构土崩瓦解之际，我们建立起苏维埃，以之作为一种临时工棚，使一切民主党派都可以在其中暂时安身。现在，我们正在为一个新制度建造永久性的高楼大厦，以代替那些临时工棚。因此，人们自然就要逐渐离开那些临时工棚而搬到更为舒适的住宅里来了。” 4. 托洛茨基在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上的演说[1]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民主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要清除掉那个引起科尔尼洛夫叛乱的不负责任的个人政府，而建立一个能够结束战争并保证如期召开立宪会议的负责的政府。然而，在民主会议背后却隐藏着阴谋诡计。在克伦斯基公民、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人之间，偷偷摸摸地进行着勾搭。我们所看到的民主会议的结果，是和官方所宣布的目的完全相反的。一个权力机关是建立起来了，但在这权力机关内部及其周围，起领导作用的却都是些公开的或暗藏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当其宣布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只是一个咨询的机关而不是立法的机关时，临时政府的不负责任就正式地暴露出来了。在这革命以来的第八个月，不负责任的临时政府制造出这个“布里根杜马”的翻版，以之掩护自己。 有产阶级已经涌进这个共和国临时议会，他们所占的人数比例显然太大，照全国各地的选举结果看来，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坐在这里。尽管立宪民主党直到昨天为止还竭力主张临时政府要对国家杜马负责，然而也就是这同一个立宪民主党，现在却竭力使临时政府不受共和国临时议会的约束。毫无疑问，在未来的立宪会议中，有产阶级所占的地位就不会象他们在共和国临时议会中这样有利，而且他们将不可能不对立宪会议负责了。 如果有产阶级真准备在今后六星期召开立宪会议，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要在这时候成立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全部的真实情况是：资产阶级主持着临时政府的各项大计，他们处心积虑地要破坏立宪会议。有产阶级掌握着全部的国策（内政的和外交的），当前他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破坏立宪会议。在工业、农业和粮食供应部门，有产阶级的策略是同临时政府一起，使那由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解体更加恶化。有产阶级正在煽动农民暴动！有产阶级正在煽动内战，而且公然把他们获胜的希望寄托在人民的饥饿上，他们想以此来颠覆革命并扼杀立宪会议！ 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同样是罪恶的。在进行了四十个月的战争之后，首都正受到致命的威胁。为了对付这种局势，于是有人提出计划，要把政府迁往莫斯科。这样一种要把首都放弃的想法，一点也没有激起资产阶级的愤怒。恰恰相反，资产阶级赞成这个计划，认为它是策动反革命阴谋总方针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临时政府不承认救国之道在于缔结和约，不肯越过那些外交首脑和帝国主义分子公开地向那些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各族人民提议立即媾和，从而使战争无法再继续下去。与此相反，临时政府却根据立宪民主党人、反革命分子，以及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命令，毫无意义、毫无目的和毫无计划地继续进行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逼着千百万新的士兵和水兵去作无谓的牺牲，并且正准备放弃彼得格勒，使革命事业归于失败。当布尔什维克士兵和水兵正在因为别人的错误和罪恶而与其他的士兵和水兵一道流血牺牲的时候，那个所谓最高统帅（克伦斯基）却接连不断地在封闭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而那些在共和国临时议会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都在甘心情愿地为这些政策打掩护。 我们，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克派谨此宣布：我们跟这个背叛人民的临时政府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跟这班残害人民的凶手们在幕后所进行的种种勾当毫不相干。我们拒绝直接或间接为那些勾当充当掩护，哪怕是一天也不行。当德皇威廉的军队正威胁着彼得格勒的时候，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政府却准备逃出彼得格勒，并且想把莫斯科变成反革命的基地！ 我们号召莫斯科的工人们和士兵们要提高警惕，坚守岗位。在退出共和国临时议会之际，我们谨向全俄罗斯的工人们、农民们和士兵们呼吁，拿出您们的智慧和英雄气概来！彼得格勒在危殆中！革命事业在危殆中！临时政府一直在加深这个危机——那些统治阶级更使这种危机日益加剧。只有人民自己可以拯救自己，拯救国家。 我们谨向人民呼吁。立即的、公正的、民主的和平万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全部土地归人民！立宪会议万岁！ 5. 给斯可别列夫的《指示》（摘要） （由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交给斯可别列夫，作为给出席巴黎会议的俄国革命民主政党代表的指示。） 和约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不割地，不赔款，民族自决的权利。” 领土问题 （1 ）德军撤出俄国被侵占的地区。俄国给予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以完全的自决权。 （2）土耳其所属的阿尔明尼亚应获得自治，而当那里建立了地方政府之后，应享有完全的自决权。 （3）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应在所有外国军队撤出以后，由全民投票予以解决。 （4）比利时应恢复原状，由国际基金中拨款赔偿其损失。 （5）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应恢复原状，并从国际救济基金中获得资助。塞尔维亚应当在亚得里亚海岸上有一个出海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应获得自治。 （6）巴尔干半岛上那些有争执的地区，应暂时予以自治，然后举行全民投票。 （7）罗马尼亚应恢复原状，但必须使杜布罗查地区获得完全的自决权。……罗马尼亚必须执行《柏林条约》中关于犹太人的各项条款，承认他们是罗马尼亚的公民。 （8）奥地利的意大利人地区暂时实行自治，然后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其归属。 （9）德国应交还其所占领的殖民地。 （10）希腊和波斯应恢复原状。 航行自由 凡是通向内海的海峡，以及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均应中立化。商务航行必须自由。废止私掠敌船的权利。禁止用鱼雷袭击商船。 赔款 所有交战国均放弃赔款要求。不管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费用（例如，战俘的生活维持费），均不得要求赔偿。那些在战争期间所勒索到的赔款和捐献，必须退还。 经济条款 通商条约不应作为和约的一部分。各国在其贸易关系方面必须是独立自主的，和约中不得使其承担缔结或不缔结某一经济条约的义务。然而，各国应在和约中约束自己，不在战后施行经济封锁，不成立单独的关税协定。必须不分轩轾地使一切国家均有权享受最惠国待遇。 和平的保证 由各国全国性的代议机关选出代表，在和平会议上缔结和约。和约的条款，将经各国议会批准。 废止秘密外交；所有缔约各方不得缔结任何秘密条约。应当宣布这样的秘密条约是违反国际法的，并且是无效的。一切条约，在未经各该国的议会批准以前，均属无效。 逐步裁减陆上和海上的武装力量，并建立民兵制度。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倡导的“国际联盟”，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使国际法得到有价值的支持：（1）一切国家均须以平等的权利参加这个组织；（2）国际政治应予以民主化。 走向和平的途径 协约国应立即宣布；只要敌国宣布同意放弃一切用武力侵占的土地，协约国即愿意举行和平谈判。 协约国必须互相约定：除非是在一个普遍的、有一切中立国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上，不得开始任何和平谈判，也不得签订和约。 排除一切不利于召开斯德哥尔摩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障碍，立即将护照发给所有那些愿往参加的政党和团体的代表。 （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发布了一个《指示》，同上面这个文件大同小异。） 6. 各国要以俄国为牺牲来达成和平 根据里博所揭露的材料，奥地利曾向法国提议媾和；1917年的夏天，在瑞士的伯尔尼城曾举行过所谓“和平会议”，参加的有来自各交战国的代表，代表了各国的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一名英国间谍企图与一名保加利亚的教会显要人物进行谈判。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一事实：当时在交战双方都有一种强烈的趋势，要以俄国为牺牲来匆匆忙忙地拼凑和平。在我的下一部书《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中，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并且把在彼得格勒外交部里所发现的一些秘密文件公布出来。 7. 俄国士兵在法国——临时政府公报 “俄国发生革命的消息一传到巴黎，那里立即开始出现了许多具有极端倾向的俄文报纸。那些报纸和一些个别的人，自由无碍地在士兵群众中进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经常散布一些从法文报纸上摘录下来的假消息。由于缺乏官方消息和正确详细的报道，这种宣传在士兵群众中引起了不满。结果士兵们都要开回俄国，并对军官们怀着敌意。 “最后，这一切竟发展为叛乱。在他们的某次集会上，士兵们发出呼吁，拒绝操练，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不再打仗了。当局决定把那些叛乱分子孤立起来，于是赞凯维契将军命令所有那些忠于临时政府的士兵携带全部武器，离开库尔丁营地。6月25日，此项命令得到执行；只有那些宣称将‘有条件地’服从临时政府的士兵们仍留在营地上。俄国出国作战部队的总司令、陆军部的特派员拉普，以及几位想影响士兵的著名的前政治流亡者，曾经几次三番地访问那些留在库尔丁营地上的士兵，但这些尝试均无结果。最后，特派员拉普坚决主张：叛乱者必须放下武器，排成整齐的队伍开往一个叫做克拉沃的地方去，以此作为服从的表示。此项命令只有一部分士兵服从，第一批离开营地的有五百人，其中有二十二人被逮捕；二十四小时之后，约有六千人跟着走出来。……但留在营地上的仍有二千人。…… “当局决定对那些士兵增加压力：减少他们的食物配给；停发他们的薪晌；并由法国军警把守住通往库尔丁村镇的要道。赞凯维契将军获悉有一个俄军炮兵旅正在路过法国，于是决定建立一支炮兵和步兵的混合部队来迫使叛乱者就范。他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和叛乱者谈判；几小时后，那个代表团回来报告谈判无效。9月1日，赞凯维契将军向叛乱者发出最后通碟，要求他们放下武器，并且威胁说，如果到9月3日上午十时还不服从命令，则将开炮轰击。 “这道命令没有得到执行。到了限定的时刻，炮队乃向库尔丁营地进行轻击。在发射了十八发炮弹以后，又警告那些叛乱者，说轰击将愈来愈猛烈。9月3日夜间，有一百六十人投降过来。9月4日，炮队又开炮轰击。上午十一时，在发射了三十六发炮弹之后，叛乱者打着两面白旗，开始赤手空拳地从营地里走出来。及至傍晚时分，投降过来的已达八千二百人。但还有一百五十名士兵留在营地上，他们那天晚上用机关枪进行还击。9月5日，为了结束这次事变，乃以密集的炮火向营地猛轰，同时我方部队逐步占领营地。叛乱者继续用机关枪猛烈开火。9月6日上午十时，完全占领了营地。……在把叛乱者解除武装以后，逮捕了八十一人。……” 临时政府的公报就是这样说的。然而，从在外交部发现的秘密文件中，我们知道这些叙述并不完全确实。这次事变的起因是：在法国的俄国士兵想仿效他们的伙伴们在国内的做法，成立他们自己的委员会。士兵们要求返回俄国，但遭到拒绝；后来，他们被认为是一支在法国的危险力量，被命令开往希腊萨罗尼加。他们拒绝开拔，于是就发生了战斗。……后来才知道：这些在法国的俄国士兵被弃置在营房里，有两个月之久都没有军官，待遇很坏，他们最后终于起来反抗。我们曾想找出那个向他们开炮的“俄军炮兵旅”的番号，但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从那些在外交部发现的电文推断，进行炮击的是法国炮队。…… 叛变者投降之后，有二百多人惨遭枪杀。 8. 捷列申柯的演说（摘要） “……外交政策问题是和国防问题密切联系着的。……所以，如果你们认为国防问题必须秘密讨论，那末在外交政策力面，我们有时也不得不同样遵守保密的原则。…… “德国的外交活动企图影响公众舆论。……因此，那些伟大民主团体的领导人所发表的宣言，高谈什么要召开一次革命大会，高谈什么不可能再进行一次冬季战役，都是危险的。……所有这一类宣言，都是要使许多人为之丧命的。…… “我只想谈谈政府方面的逻辑，而不涉及那些关系到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就逻辑观点看来，俄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建基于对俄国利益的真正理解上。……这种利益就意味着我国决不可孤立，而目前同我们结盟的力量（协约国）是令人满意的。……全人类都在渴望着和平，然而在俄国，没有一个人会允许达成一项将损害我们祖国的国家利益的屈辱和平！” 捷列申柯指出，如果达成那样的一种和平，就会在很长的年代内（纵然不是几个世纪之久）阻碍民主原则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且还会必不可免地引起新的战争。 “大家都还记得五月间，我军前线上曾发生敌我两军友好往来的情况，它势将用简单的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法来结束战争，并且把我国引导到可耻的单独媾和的路上去。……当时我们费了多么大的力气才使前线上的士兵群众懂得，俄罗斯国家决不能用那种方法来结束战争和确保它的利益。……” 接着，捷列申柯谈到“七月攻势”所产生的奇迹般的效果，谈到那次攻势曾经给俄国驻外大使的言词增添了力量，谈到俄军的胜利在德国所引起的沮丧。而且，他也谈到后来俄军的失败使各协约国大失所望。…… “至于俄国政府，它严格遵行五月间所制定的方针，即要求‘不割地和不赔款’。我们认为不仅必须宣布民族自决的原则，而且还必须抛弃帝国主义的目的。……” 他说，德国正在继续不断地试图媾和。在德国，大家所谈论的都是和平。德国人已经知道他们无法获胜了。 “我不接受人们对政府所提出的种种责难，他们硬说俄国在外交政策方面没有足够明确地说出作战的目的。…… “如果要问什么是协约国所正在追求的目的，那末，首先就必须弄清楚同盟国曾达成协议的目的是什么。…… “常常听到人们说，希望我们把协约国之间所订立的各种条约的细节公布出来；然而人们忘记了这个情况，直到目前，我们对于同盟国之间所订立的条约还一无所知呢。……” 他说，德国显然是要建立一系列弱小的缓冲国，把俄国和西方隔绝起来， “这种倾向危及俄国生死攸关的利益，我们必须一予以制止。……” “俄罗斯民主势力的旗帜上明明写着各民族都有决定其本身事务的权利。难道我们还能安心容忍（奥匈帝国境内）那些最文明的民族继续遭受压迫吗？ “有人怕各协约国会利用我们的困难情况谋利，使我们负担额外的战争重负，并牺牲我们来解决和平问题。这些想法都是大错特错的。……我们的敌人把俄国当做倾销其产品的市场。这次战争结束后，我们将处于虚弱不堪的地位，而德国产品将如洪水泛滥一样冲进我们的国界，能在若干年代里轻而易举地阻碍我国工业的发展。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种局面。…… “我公开而又坦白地说：那种把我们和各协约国团结在一起的联合作战部队，是对俄国的利益有利的。……因此，我们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就必须尽可能明白而准确地与各协约国的观点一致起来，这一点极为重要。……为了避免一切的误会，我必须坦白地说：出席巴黎会议的俄国代表们必须表达同一观点。……” 他不想评论那给斯可别列夫的《训令》。然而他却提到刚刚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的宣言》。此项《宣言》要求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自治。捷列申柯说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俄国必须在波罗的海上保有常年不冻的港口。…… “在这个问题上，外交政策也是和国内政治密切相关的。因为，如果存在着一种要使整个伟大俄罗斯统一的强烈情绪，那末人们就不会赞同各地一些民族希望脱离中央政府所一再发表的声明了。……这种分离运动是与俄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俄国代表不能提出这个问题。……” 9. 英国舰队及其他 当里加湾发生海战之际，不仅是布尔什维克，就连那些临时政府的部长们也都认为，英国舰队是故意撤离波罗的海的，以此作为英方态度的一种表示；这种态度是英国报刊上经常公开表示、而英国的驻俄外交代表也半公开表示过的，这就是：“俄国已经完蛋了！ 我们不必再为俄国操心了！” 请参阅《与克伦斯基的谈话》（本章附录13） 古尔柯将军在沙皇时代曾做过俄军总参谋长。在那腐化不堪的沙皇宫廷中，他曾经是一位佼佼者。三月革命后，有极少数人由于政治的和个人的原因而流亡国外，他就是其中之一。当俄国海军在里加湾战败时，英王乔治恰好在伦敦公开接见了这位曾被俄国临时政府认为是危险的亲德派和反动派的将军。 10. 反对起义的呼吁书 致工人和士兵 同志们！黑暗势力正日益企图在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掀起暴乱和大屠杀。混乱的局面对黑暗势力说来是必要的，因为混乱的局面会使他们有机可乘，把革命运动扼杀于血泊之中。他们以恢复秩序和保护居民作为幌子，妄图建立一种象不久前被革命人民所摧毁的科尔尼洛夫式的统治。如果那种狂妄的企图得以实现，必将给人民带来奇灾异祸！反革命势力一旦获胜，就要摧毁苏维埃和军队委员会，就要解散立宪会议，就要停止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就要使人民根本不能希望迅即达成和平，就要把革命的工人和士兵关进所有的监狱。 那些反革命分子和“黑白党”的头目们正在策划着种种阴谋，指望利用人民群众中那一部分不明事理的人对于当前粮食供应解体、战争仍在继续、生活普遍困难等情况所感到的严重不满。他们指望把工人和士兵的每一项示威行动都转变为大屠杀，用来吓唬那些和平居民，使之转而拥护那些法律与秩序的恢复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打算在这几天举行示威游行，即使是为了最可嘉许的目的，都将是一种罪恶。一切有对政府政策感到不满的有觉悟的工人们和士兵们，如果你们仍沉迷于示威游行，那只会给你们自己带来损害，只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害。 因此，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吁请所有工人和士兵都不要听从任何关于示威游行的号召。 工人们和士兵们！不要受人煽动！不要忘记你们对国家和革命事业所负的天职！不要用注定要失败的示威游行来破坏革命阵营的团结一致！ 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大难临头！ 致全体工人、士兵 （读完后请传给别人） 工人同志们和士兵同志们！ 祖国在危殆中。因此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革命事业正经历着困难的时日。敌人已经打到彼得格勒的大门口。崩溃的局势正日愈加剧。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了。全体人民，从最上层的到最下层的，都必须加倍努力，都必须尽一切力量把事情安排妥当。……我们必须拯救祖国，拯救自由。……把更多的军火和给养送给军队！把粮食供应给大城市。在全国范围内恢复秩序和组织。…… 在这些恐怖的、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谣言纷纭，说某个地方正在准备举行示威游行，某人正在号召士兵和工人来破坏革命的秩序和和平。……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报纸《工人之路报》正在火上加油：它花言巧语，企图取悦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它用无数美好的诺言来诱骗工人和士兵，鼓动他们起来反对政府。……那些轻信的无知之徒从不加考虑地就信以为真。……而另一方面又有谣言说，那些黑暗势力、沙皇的伙伴、德国的间谍正在兴高采烈地磨拳擦掌呢。他们准备和那些布尔什维克党人联合起来，共同使混乱局面发展为内战。 那些布尔什维克党人以及那些受他们诱惑的无知工人和士兵，总是毫无意义地叫嚷：“打倒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那些沙皇的黑帮走狗和德皇威廉的间谍则在煽动他们说：“痛揍犹太人，痛揍店老板，到市场上去抢，捣毁店铺，到酒店里去抢！杀吧，放火吧，抢吧！” 接着就会开始一场可怕的大混乱，使人民之中的这一部分人与那一部人发生战争。崩溃的局面将越来越糟，而且也许在首都街头又要发生流血。而以后——以后又将如何呢？ 到那时候，彼得格勒的门户将向德皇威廉洞开。到那时候，就没有粮食运来彼得格勒，孩子们要活活饿死。到那时候，前线上的部队就会始终得不到接济，我们在战壕中的兄弟就会白白地送给敌人炮火轰击。到那时候，俄罗斯将在国际上失掉一切威望，我们的货币将失去价值，而使物价腾贵，民不聊生。到那时候，我们所望眼欲穿的立宪会议就要拖延，不可能如期召开。到那时候，革命事业就要死亡，自由就要化为乌有。…… 工人们和士兵们，难道这就是你们所希望的吗？不！如果你们不希望那样，那末，请你们去劝劝那些被叛徒们所诱惑的无知人们，把以上我们所告诉你们的一切真情实况告诉他们！ 让每一个人都明白：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所有那些号召你们上街举行示威游行以反对政府的人，不是暗藏着的沙皇走狗、奸细，便是人民之敌的愚蠢帮凶或被德皇威廉出钱收买的间谍！ 一切有觉悟的革命工人，一切有觉悟的农民，一切革命士兵，以及一切了解到一场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或叛乱将给人民带来多大损害的人们，都必须联合起来，不要让那些人民之敌来摧毁我们的自由。 孟什维克护国派彼得格勒选举委员会 11.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讨论武装起义问题的两次会议 〔原编者注〕约翰·里德关于10月2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那次会议的尼述，有传闻失实之处。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特别是因为有列宁出席，是十分保密的。里德当然只能从旁人那里得知这些会议上讨论和表决的情况。事实上，里德知道：在武装起义的前夕，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举行过两次会议——10月23日的会议和10月29日的会议。现在，我们把关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这两次会议的正式记录摘要发表如下。这些正式文件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这两次会议的正式记录，全文曾刊印在列宁所著《走向夺取政权》第二卷的附录中（见《列宁全集》第21卷[2]）。这一卷里还载有其他关于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文献材料，以及列宁从“七月事变”直到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一整个时期的全部著作和演说。 只要仔细读一读关于10月23日那次会议的记录，就可以知道：当时在出席会议的十二人中，只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投票反对列宁所提出的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的决议案。而在10月29日那次对武装起义问题作最后决定、有较多代表参加的会议上（约翰·里德所说的可能就是这次会议），有二十人赞成列宁的提案，两人反对，三人弃权。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中，又只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起义。 10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 出席者：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柯仑泰、布勃诺夫、索柯尔尼柯夫、洛莫夫。由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主席。议程是：关于罗马尼亚前线；关于立陶宛人；关于明斯克和北方战线；关于目前形势；关于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军队之撤出彼得格勒。 列宁就“目前形势”作了报告，指出“转移政权的问题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了”，并且指出：现在就应该严肃认真地注意夺取政权的技术方面的问题，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其他同志们谈论了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整个俄罗斯的局势。列宁的决议案指出：“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并号召“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这一议案交付表决，有十人赞成此项决议，两人反对。会上成立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尔尼柯夫、布勃诺夫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10月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 这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出席者还有彼得格勒党委会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军事团体的代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以及职工会、工厂委员会、铁路工人、彼得格勒地区委员会的代表。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主席。 列宁宣读了中央委员会上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并且再一次分析了形势，总结道：“根据对俄国和欧洲阶级斗争的政治分析，必须制定最坚决、最积极的政策，这个政策只能是武装起义。”接着，各组织的代表从组织武装起义这一观点出发，分别报告了各地区的情况。米柳亭和绍特曼说党还没有准备好发功武装起义。列宁对米柳亭和绍特曼的论点进行了驳斥，指出“现在正是我们保持政权的大好时机”。在其他同志都发言表示赞成此项决议之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发言表示反对。斯大林对此回答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所提供的东西，在客观上会导致一种可能，使反革命方面得以组织它的力量。”他在发言中指出形势已完全成熟之后，主张选定武装起义的日期。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后，列宁提出下列的决议案：“会议十分拥护并完全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号召一切组织，号召全体工人和士兵全面地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支持中央委员会为此而成立的总部；会议表示完全相信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有二十人赞成此项决议案，两人反对，三人弃权。在有人提出各种修正案并被否决之后，再一次对此项决议案进行表决。结果是：十九人赞成，两人反对，四人弃权。 中央委员会继续单独开会，并且选举产生了一个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诺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组成的军事革命总部，作为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12. 米留可夫的演说（摘要） “似乎人人都承认：保卫祖国是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而且为了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我们在军队中必须有纪律，在后方必须有秩序。为了能办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敢作敢为的政权，不仅用说服的方式去做，而且也用强制的方式去做。……当前我们所遭到的一切不幸，其根源就在于外交政策方面所奉行的一种标新立异的、纯粹俄国式的观点，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国际主义的观点。 “列宁先生认为：从俄国革命中将诞生出一个新世界，它将使那衰颓的西方得到复兴，它将由饥饿的群众用一种新的直接行动，来代替陈旧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旗帜——而这将推动全人类前进，迫使全人类去打开那通向社会主义天堂的大门。当列宁先生这样说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模仿克伦斯基先生而己！…… “这班人真以为俄国的瓦解必将带来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他们就能不自觉地犯下了叛国罪。在战争期间，他们竟心安理得地号召士兵离开战壕，不要跟国外的敌人打仗，而在国内掀起内战，去攻打有产者和资本家。……” 说到这里，米留可夫的话被左边议席上发出的狂烈的吼声所打断。人们要他指出来，哪个社会主义者曾号召过这种行动。…… 米留可夫继续说道：“马尔托夫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压力，才能谴责并战胜帝国主义集团的罪恶意图，才能推翻帝国主义集团的专政。……不是用各国政府协议限制军备的方法，而是用解除这些政府的武装和使全部军事系统彻底民主化的方法，来达成这个目的……。” 米留可夫恶毒地攻击马尔托夫，接着又转而攻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指责他们参加到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公然要在那里面进行阶级斗争！ “德国和各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者都用一种毫不掩饰的蔑视态度在注视着这班大人先生们，不过，他们认为这是俄国的事，并且给我们派来了一些煽动世界性大灾难的使徒。…… “我们民主派的方针是非常简单的：不要什么外交政策，不要什么外交手腕，只要立即缔结一项民主性的和约，只要对各协约国发表一项宣言说：‘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不为什么而战！’于是，我们的敌人也将发表同样性质的宣言，而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就大功告成了！” 米留可夫嘲弄《齐美尔瓦尔得宣言》，说它是“一个倒霉的文件，将永远成为你们的罪状”，说甚至连克伦斯基都不能避免受这个文件的影响。接着，米留可夫便攻击斯可别列夫，说他是要作为俄国的一名代表去出席巴黎会议的，然而他却反对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他的这种立场是如此奇怪，以致人们要说：“这位先生究竞在搞些什么名堂？我们跟他能谈些什么呢？”在说到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给斯可别列夫的那个《训令》时，米留可夫宣称他本人是个和平主义者；他主张成立一个国际仲裁局，并且认为有必要限制军备，有必要使秘密外交受议会的监督，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废止秘密外交。 在说到那个《训令》中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思想时，他称之为“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思想”，即要求达成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各民族的自决权、废除经济战。米留可夫说道： “德国的胜利，是直接与那班自称为革命民主派人士的胜利一致的。我不想用‘革命事业的胜利’这几个字，因为我认为：那些革命民主派人士的失败，才是革命事业的胜利…… “那班苏维埃领袖人物对外界的影响不能说不大呵。人们只要听听外交部长的演说就可以深信不疑：在这个会议厅里，革命民主派人士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致外交部长竟不敢跟他们面对面地谈到俄国的荣誉和尊严！ “我们可以看出，苏维埃给斯可别列夫的《训令》，在两个方面发挥了《斯德哥尔摩宣言》的思想：一是空想主义，一是维护德国的利益。……” 米留可夫的话被左边议席上发出的怒吼声所打断，并且受到主席的斥责，然而他却坚持说：那由群众大会所提出，而不是由外交家所提出的和平建议，那种只要敌人宣布放弃其所侵占的土地便立即开始和谈的主张，都是对德国有利的。不久以前库尔曼曾说过，个人所发表的宣言只能约束当事者自己。……“无论如何，我们宁可学德国人的榜样，而不学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榜样……” 米留可夫说道：《训令》中那些涉及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独立的条款就证明俄国各地的民族分离运动是由德国出钱支持的。……在从左边议席上发出的喧闹声中，米留可夫把《训令》中那些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条款，与那些涉及德国和奥地利境内民族问题的条款作了对比。他说，这个《训令》体现着德、奥的观点。 接着，米留可夫谈到捷列申柯的演说。他用蔑视的口吻指责捷列申柯不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甚至不敢用与俄国的伟大相称的术语来思考。他说，达达尼尔海峡必须属于俄国。…… “你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说：士兵不知道他们在为什么而战，而当他们知道的时候，他们就会去作战了。……说士兵不知道他们在为什么而战，这倒是实情。但是，你们现在却告诉士兵，说他们根本没有理由去作战，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国家利益，说我们是在为外国人所追求的目的卖命。……” 米留可夫对各协约国颂扬备至。他说，在美国的帮助下，协约国“总归会拯救人类的事业”。最后，米留可夫高呼： “人类的明灯——西方先进的民主国家万岁！它们早已经历了的道路，我们现在还仅仅用一种不稳定的、犹像的步伐开始走上。我们英勇的协约国万岁！” 13. 与克伦斯基的谈话 美联社记者试了一试他的采访本领。他开始发问道：“克伦斯基先生，英国和法国的人们对俄国革命感到失望——” 克伦斯基嘲弄地打断记者的话，说道：“是呵，我知道是这样。目前在国外，俄国革命已经不时髦了！” “俄国人为什么停止作战？您对此作何解释？” “这个问题问得很愚蠢。”克伦斯基恼火地答道：“在所有的协约国中，最先参战的是俄国；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它负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俄国所遭受的损失，比所有其他国家的损失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大得多。现在，俄国有权利要求各协约国拿出更大的力量来作战。”他停顿了片刻，注视着他身边的发问者，说道：“您是问俄国人为什么停止作战吗？俄国人倒要问问：当我们在里加湾与德国军舰作战时，英国舰队跑到哪儿去了？”他突然停了一停，接着又突然大叫起来：“俄国革命并没有失败，革命的军队也没有失败。并不是革命造成军队的瓦解。那种瓦解在几年前就由旧政权造成了。问俄国人为什么不打仗吗？我要告诉您：那是因为人民群众在经济上已经弄得山穷水尽了，——而且，因为他们对协约国的幻想已经破灭了！” 这次谈话的片断用电报发往了美国。几天之后，美国国务院又把电文退回来，要求加以“修改”。这个要求被克伦斯基所拒绝，然而却由他的秘书大卫·索斯基斯博士照办了。于是，电文中那些触犯协约国的语句统统被删掉，然后交给世界各地的报刊发表。…… [1] 这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退出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时的宣言，由托洛茨基于I917年10月20日宣读。—译者 [2] 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9－174页。－译者 上一页目录页 下一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一章附录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h1 {margin-right:0cm; margin-left:0cm; font-size:24.0pt; font-family:宋体; } table.MsoTableGrid {border:1.0ptsolidwindowtext; text-align:justify; text-justify:inter-ideograph; font-size:10.0pt; font-family:"TimesNewRoman"; } -->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第一章附录 1. “护国派” “护国派”——所有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团体均自称或被称为“护国派”，因为它们同意在协约国领导下继续这次战争，理由是这是一场护国的战争。布尔什维克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派）和统一社会民主派国际主义者（高尔基的团体），都主张迫使协约国宣布民主性的作战目的，并根据这些条款向德国提议媾和。…… 2. 革命前和革命期间工资和生活费用的情况 下面这些关于工资和生活费用的表，是1917年10月间由莫斯科商会和劳动部驻莫斯科办事处所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所编订的，刊载在1917年10月26日的《新生活报》上： 每日工资 （按卢布和戈比计算） 工种 1914年7月 1916年7月 1917年8月 木匠、细木工 1.60－2.00 4.00－6.00 8.50 掘土工 1.30－1.50 3.00－3.50 － 砖瓦匠、泥水匠 1.70－2.35 4.00－6.00 8.00 油漆匠、装修匠 1.80－2.20 3.00－5.50 8.00 铁匠 1.00－2.25 4.00－5.00 8.50 炉工、打扫烟囱工 1.50－2.00 4.00－5.50 7.50 锁匠 0.90－2.00 3.50－6.00 9.00 杂工 1.00－1.50 2.50－4.50 8.00 尽管传言纷纭，说在1917年三月革命后工人的工资立即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从劳动部发表的说明俄国各地状况的这些数字看来，就知道工人的工资在三月革命后并未立即提高，而是逐步提高的。平均说来，工人的工资增加了500%多一点。 可是与此同时，卢布的价值跌落了，还合不到原先购买力的三分之一，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猛烈上涨了。 下面这个表，是由莫斯科市杜马编订的。莫斯科的食品价格便宜一些，供应也比彼得格勒更充裕： 食品价格 （按卢布和戈比计算） 1914年8月 1917年8月 增涨的百分比 黑面包（每俄磅） 0.025 0.12 380 白面包（每俄磅） 0.05 0.20 300 牛肉（每俄磅） 0.22 1.10 400 小牛肉（每俄磅） 0.26 2.15 727 猪肉（每俄磅） 0.23 2.00 770 鲱鱼（每俄磅） 0.06 0.52 767 干酪（每俄磅） 0.40 3.50 754 黄油（每俄磅） 0.48 3.20 557 鸡蛋（每十个） 0.30 1.60 413 牛奶（每大杯） 0.07 0.40 471 平均起来，食品的价格增涨556%，即比工人的工资多增涨51%. 至于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增涨得更为惊人了。 下面这张表，是由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经济部编订的，经过临时政府粮食部的复核，认为正确无误。 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按卢布和戈比计算） 1914年8月 1917年8月 增涨的百分比 印花布（每俄尺） 0.11 1.40 1,173 棉布（每俄尺） 0.15 2.00 1,233 薄呢料（每俄尺） 2.00 40.00 1,900 厚大衣呢料（每俄尺） 6.00 80.00 1,233 男皮鞋（每双） 12.00 144.00 1,097 鞋底皮革（每俄尺） 20.00 400.00 1,900 胶鞋（每双） 2.50 15.00 500 男服装（每套） 40.00 400－483 900－1,109 茶叶（每俄磅） 4.50 18.00 300 火柴（每包） 0.10 0.50 400 肥皂（每普特） 4.50 40.00 780 煤油（每桶） 1.70 11.00 517 蜡烛（每普特） 8.50 100.00 1,076 糖果（侮俄磅） 0.30 4.50 1,400 劈柴（每车） 10.00 120.00 1,100 木炭 0.80 13.00 1,525 五金用品 1.00 20.00 1,900 平均起来，以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约增涨了1,109％，即为工资增涨率的两倍多。不用说，这二者之间的差额是落到投机者和商人的腰包里去了。 1917年9月，当我刚到彼得格勒的时候，一个熟练产业工人（例如普梯洛夫工厂的炼钢工人）平均的日工资约为八个卢布。而在同时，资本家的利润是很大的……桑顿毛纺厂（一家设在彼得格勒近郊的英国人的企业）的一位老板告诉我，该厂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三倍，而他的利润却增加了九倍。 3. 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 那些参加到七月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者，力图在与资产阶级部长们的联合中来实现其政治纲领。他们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的一个很鲜明的实例。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列宁说道： “资本家……看到临时政府的地位已无法维持，于是就采用别国资本家自1848年以来行使了好几十年的手法，来愚弄、分化并削弱工人阶级。这种手法，就是由资产阶级分子和那些社会主义营垒的叛徒们组成所谓‘联合内阁’。 “在那些一方面既存在着工人的革命运动，一方面也还存在着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国家里，例如在英国和法国，资本家就是使用这种狡猾手段，并且还行之有效呢。那些所谓‘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一旦参加了内阁，总不外乎是充当木偶和傀儡，仅仅成为保护资本家的盾牌，成为欺骗工人的一种工具。现在俄国那些所谓‘民主派’和‘共和派’的资本家所玩弄的正是这一套阴谋诡计。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成了它的牺牲品，而在6月1日，切尔诺夫、策烈铁里、斯可别列夫、阿夫克森齐也夫、萨文柯夫、柴路德尼和尼基廷等人参加政府，于是所谓‘联合’内阁便成为既成事实了。……” 4. 九月间莫斯科市杜马的选举 在1917年10月的第一周里，《新生活报》刊载了下列选举结果的比较表，并且指出，这就意味着那种与有产阶级联合政策的破产。该报认为：“如果说内战还能避免的话，那只有由一切革命民主党派组成统一战线才能办到。……” 莫斯科中央杜马和区杜马的选举结果 1917年6月 1917年9月 社会革命党人 58席 14席 立宪民主党人 17席 30席 孟什维克 12席 4席 布尔什维克 11席 47席 5. 反动派的气焰日益嚣张 9月18日。立宪民主党人叔尔根在基辅的报纸上写道，临时政府宣布俄罗斯为共和国，实乃大大地滥用了它的权力。“我们既不承认什么共和国，也不承认目前的这个共和政府。……我们还把握不定，我们是否要在俄罗斯建立共和国。……” 10月23日。在立宪民主党人在梁赞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杜鹤宁宣称：“我们必须在3月1日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我们决不能抛弃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米海依尔·亚历山大洛维奇。……” 10月2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企业家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会议……坚决认为：临时政府应在军队中实行下列紧急措施： “（1）禁止一切政治宣传；军队必须超越于政治之外。 “（2）凡宣传反民族的、国际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以及否定军队存在和破坏军纪的宣传，必须予以禁止，一切宣传者均须加以惩办。…… “（3）军队委员会的职能，必须绝对限制在经济问题方面。军队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应经过其上级军官核准。上级军官有权随时解散军队委员会。…… “（4）恢复敬礼的制度，并强制执行。充分恢复各级军官执行纪律的权力，并有权对判决案进行复核。 “（5）军官团中凡参加教唆违抗命令的士兵群众运动因而损含军官团荣誉者，将被清除出军官团。……为此，应恢复荣誉法庭的活动。…… “（6）临时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使那些在各种委员会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团体的影响下枉被解职的将军们和其他军官们能重新回到军队中来。……” 上一页目录页 下一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十二章农民代表大会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h1 {margin-right:0cm; margin-left:0cm; font-size:24.0pt; font-family:宋体; } span.MsoFootnoteReference {vertical-align:super} -->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第十二章农民代表大会 11月18日那一天，大雪纷飞。我们清晨醒来，只见窗台上堆得白皑皑的。那随风飞舞的雪花下得如此之密，以致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就很难看得见了。泥泞的街道已经被白雪蒙盖起来，阴郁的彼得格勒市一下子银装素裹，使人眼花缭乱。马车已经改用雪橇了，以飞快的速度沿着高低不平的街道奔驰。赶雪橇的车夫周身裹着很厚的衣服，呼出来的热气在胡须上结成冰块，冻得挺硬。……尽管革命正在以令人目眩心惊的速度把整个俄国推向未知而可怖的未来，但这场大雪却给全市居民带来了欢乐。每个人都是笑逐颜开；人们跑到大街上，张开了双臂来兜住轻盈飞舞的雪花，哈哈大笑。所有的灰褐色都已经被掩盖起来了；只有那些金光灿烂和五颜六色的尖塔形建筑和圆屋顶巍然耸峙，在那白茫茫的雪景中炫耀着奇异的光彩。 在中午的光景，太阳终于从云层中钻了出来，但却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水气汪汪的。在雨季月份中流行的伤风感冒和风湿症都霍然消失。彼得格勒居民的生活变得欢乐起来，而革命事业本身也发展得愈来愈快了。……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斯莫尔尼学院大门对面的一家小馆子里；这家小馆子叫做“汤姆叔叔的小木屋”，天花板很低，人声嘈杂，是赤卫队队员们所常常光顾的地方。这时，它里面挤满着赤卫队队员，他们围坐在那些铺着肮脏台布和摆着大磁茶壶的小桌子旁边，弄得满屋子都是香烟的浓雾，而那些忙得不可开交的侍者们跑来跑去，高声喊着：“请稍等一会儿！就到啦！就到啦！”，在屋子的一个角落坐着一个穿上尉制服的人，他正在对大家发表演说，然而每句话都被人们的反驳声所打断。 他叫嚷道：“你们并不比那些杀人犯好多少！在大街上枪杀你们的俄国同胞！” 有一名工人质问道：“什么时候我们干过那样的事？” “上星期日你们就干过那样的事，当那些士官生——” “那末，难道他们没有枪杀我们吗？”其中有一个人让人家看看他那缠着绷带的手臂，说道：“他们那些鬼东西不是给我留下这个创伤做纪念吗？” 那个上尉尽量提高嗓子，大声呼喝道：“你们应当严守中立！你们应当严守中立！你们是些什么人，胆敢来推翻合法的政府？列宁是什么人？不过是德国的——” “你是什么人？！反革命分子！奸细！”在场的人都向他怒吼。 等到人们的吼声稍稍平静一点的时候，那个上尉站了起来，说道：“好吧！你们自封为俄国的人民。然而你们并不是俄国的人民。农民才是俄国的人民呢。等农民来——” 在场的人都大声说道：“好吧，就等农民来表示意见吧！我们知道农民们会说些什么。……难道他们不跟我们一样是劳动人民吗？” 从长远的方面看，一切都取决于农民。尽管农民在政治上落后，仍旧有他们自己一套独特的想法，但他们却占到俄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当时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的政治影响还比较小，而且单由产业工人在俄国建立起巩固的专政也是不可能的。……传统的农民政党是社会革命党；目前在拥护苏维埃政府的各政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对农民的领导权。此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那有组织的城市无产阶级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们也拼命地要得到农民的支持。…… 同时，斯莫尔尼方面一向也没有忽视农民。在颁布了《土地法令》以后，新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最初的几项重大措施之一，就是越过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面直接召集农民代表大会。几天之后，它颁布了详细的《乡土地委员会工作条例》，接着又发表了列宁的《答复农民的问题》[1][A]。在那里面，列宁用简单明了的词句，阐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新政府的性质。11月16日，列宁和米柳亭公布了《给派往各省的特派员的指示》。当时苏维埃政府派出成千上万的特派员到农村中去工作。指示的内容如下： （1）特派员一经到达其所派往的省份，应立即召开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向之作关于土地法令的报告，然后提出召开当地工兵农苏维埃全体会议的问题。…… （2）特派员必须研究该省土地问题的各个方面： 甲、是否已经把地主的财产没收？如果已经没收了，是在哪些地区？ 乙、是谁在经营管理那些被没收的土地？——是从前的业主，还是土地委员会？ 丙、农业机器和耕畜是怎样处置的？ （3）农民所耕种的土地面积是否有所增加？ （4）目前在耕种的土地面积同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平均数额差多少？ （5）特派员必须坚持：农民在得到土地以后，迫切需要尽可能迅速地扩大耕地面积，并且赶快把粮食运往城市，作为避免饥谨的唯一方法。 （6）关于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或交给由苏维埃任命的类似团体，究竞拟定了或实行了哪些措施？ （7）那些已经妥善安排和妥善组织起来的农场，应由各该农场的雇佣人员所组成的苏维埃在合格的农业科学家的指导下经营管理； 所有的农村都掀起了改革的热潮。这种热潮不仅是由《土地法令》的强烈影响所造成的，而且也是由那成千上万从前线上回来的具有革命思想的农民士兵所造成的。……那些农民士兵特别欢迎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正如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待第二届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态度一模一样，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是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挠斯莫尔尼方面所召集的农民代表大会。而且，和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如出一辙，当其发觉阻挠的企图完全无效时，它就象发疯似地打电报，命令各地选举那些保守派充当代表。甚至有人在农民中散布谣言，说农民代表大会将在莫吉廖夫城开会，而有些代表竟真地跑到那里去了。但在11月23日，就已经约有四百名代表聚集在彼得格勒，而且各党各派已经开始举行它们的幕后会议了。…… 农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市杜马大厦的亚历山大大厅里举行的。第一次投票的结果表明：半数以上的代表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勉强占五分之一，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四分之一，至于所有其余的那些代表，只有在反对被阿夫克森齐也夫、柴可夫斯基和彼舍霍诺夫操纵的旧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一点上才是联合一致的。…… 宏大的会议厅里挤满了人，连续不断地发出震动屋顶的喧声。根深蒂固的嫌怨，使代表们分裂为几个互相敌视的集团。在右边的议席上，坐着一些带肩章的军官，派头十足的留着长胡子的老头儿，以及比较富裕的农民；在中间的议席上，坐的是少数农民军士和一些士兵；而在左边的议席上，几乎所有的代表都穿着普通士兵的制服。这后一类的代表是年青的一代，他们曾经在军队中服役过。……在楼座上挤满着工人——在俄国，工人们都还记得他们是出身于农民。……有一点与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同，那就是在举行开幕式的时候，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不承认这次的农民代表大会是合法的，说正式的农民代表大会预定在12月13日才开幕。这时有人鼓掌喝采，有人则发出愤怒的呼吼。在这一片暴风雨般的喧嚣声中，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持人宣布这次集会仅仅是“非常代表大会”……然而，这个“非常代表大会”立即选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担任大会主席，在这一点上就表明了它对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态度。 第一天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激烈争辩是否让乡苏维埃的代表们出席，抑或只让省级机关的代表们出席。正如第二届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情况一样，绝大多数的人都赞成尽可能地扩大代表名额。于是，那旧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退出了会场。…… 会场上的形势几乎马上就表明：绝大部分的代表都对那由人民委员所组成的政府抱着敌意。季诺维也夫打算代表布尔什维克党人致词，可是被轰下了台。而当他在一阵哄笑声中离开讲台时，会场上又有人喊道：“憔这位人民委员多么狼狈呵！” 一个从省里派来的代表纳查里也夫喊道：“在农民代表还没有参加进去以前，我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承认这个所谓的工农政府。目前这个政府不过是工人的独裁政权。……我们坚决主张建立一个能代表一切民主力量的新政府！” 那些反动的代表们狡猾地煽动这种情绪，他们不顾从布尔什维克议席上发出来的抗议，硬说人民委员会企图控制住农民代表大会，不然就用武力把它解散掉。农民愤怒地相信了这种说法。…… 在会议的第三天，列宁突然在讲台上出现了，大约有十分钟之久，会场上的人就象发疯似的。他们嚎叫道：“打倒他！我们不要听你们这些人民委员的话！我们不承认你们的政府！” 列宁十分镇静地站在上面，两只手紧紧地按着讲台，若有所思地用他小小的眼睛打量着台下嘈杂的人群。最后，除去右边的议席以外，那表示反对的喧嚣声终于有点平息下去了。 列宁说道：“我并不是以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到这里来的，”接着他略微停顿了一下，等场内的喧嚣声平静下去后说，“我是以一个正式当选为本届农民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身份到这里来的。”于是他把他的代表证高高举起，让大家都能看得见。 列宁用一种非常沉着的音调继续说道：“然而，谁也不能否认，现在俄国的政府是布尔什维克党所建立起来的——”他又不得不停顿一会儿，“所以不管怎么说，事情反正是一样的。……”这时右边的议席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喧嚣，但中间和左边的议席上则怀着好奇心，保持安静，想听听列宁到底要说些什么。 列宁的论点是简单明确的：“请你们农民坦白地告诉我吧，究竟我们把地主的土地交给谁了？难道你们现在想阻止工人取得对工业的监督权吗？要知道，这是阶级斗争。地主当然要反对农民，厂主当然要反对工人。难道你们允许无产阶级的队伍分裂吗？你们将站在哪一边呢？ “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业无产者的政党，也是农民无产者的政党。我们布尔什维克是苏维埃的保卫者——是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保卫者，也是农民苏维埃的保卫者。现在的政府是苏维埃政府；我们不但邀请农民苏维埃参加这个政府，而且也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参加人民委员会…… “苏维埃是人民群众的最完美的代表机关——是工厂、矿山中的劳动者的代表机关，也是田野中的劳动者的代表机关。如果谁企图破坏苏维埃，那末他就犯了反民主反革命的罪行。你们这些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同志们，还有你们这些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在这里我要预先向你们提出警告：如果立宪会议企图破坏苏维埃，那末我们将不允许立宪会议来干这种勾当！” 11月25日的下午，切尔诺夫应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召唤，急如星火地从莫吉廖夫城赶回。仅仅在两个月以前，切尔诺夫还被认为是一个激烈的革命家，在农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时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请他回来，为的是想借重他来遏制农民代表大会中那种充满危险的向左转的倾向。切尔诺夫刚到彼得格勒，立即被逮捕和解往斯莫尔尼。但只经过一番简短的问话，就把他释放了。 切尔诺夫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痛斥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退出农民代表大会。那些执行委员都同意他的看法，决定再回到代表大会中来。当切尔诺夫走进会场的时候，大多数的代表都热烈鼓掌欢迎，而布尔什维克党人则发出嘘叫和嘲笑声。 切尔诺夫说道：“同志们！我这一向都是在外边的。我参加了第十二军的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召开西方前线各军中的全体农民代表大会的间题，对于此间所发生的武装起义，我几乎一无所知——” 季诺维也夫站了起来，大声喊道：“是呀，你是在外边的——只有几分钟！”这时会场上掀起一片令人惊骇的喧嚣，有人喊叫道：“打倒布尔什维克！” 切尔诺夫继续说道：“有人说我帮助带领了一支大军来迸攻彼得格勒，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是彻头彻尾的谎话。这种指责是从哪里来的？请告诉我来源！” 季诺维也夫说道：“你们自己的报纸——《消息报》和《人民事业报》就是来源！” 切尔诺夫的脸很宽，眼睛细眯眯的，留着波浪式的卷发和灰褐色的胡子。这时他气得满脸通红，但却竭力抑制住白己的感情，继续说道：“我再重复一遍：我对于此间所发生的这一切，实在毫不知情。我并没有带领任何大军，而只是带来了这一批大军（他用手指指那些农民代表），对于把他们请到这里来开会我倒是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呢！”会场上发出笑声，并且有人喊道：“说得好！” “我一回到彼得格勒就去过斯莫尔尼。那边的人并没有对我作这样的指责。……进行了简短的谈话以后，我就离开了——全部的经过就是如此！让当时在场的人提出这种指责吧！” 这时会场上掀起一片雷鸣般的吼声，布尔什维克党人和一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顿时站了起来，挥舞着拳头并且厉声呵斥，而其余的那些人则企图把他们的吼声压下去。 切尔诺夫喊道：“这简直是逞凶，而不是在开会！”于是他退出了会场。由于人们吵吵嚷嚷，秩序大乱，会议便暂时休会了。…… 这时，大家都正在为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地位问题大伤脑筋。执行委员会处心积虑地不让代表大会进行改选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所以它宣布这次的集会是“非常代表大会”。然而，这种策略有利也有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决议道，既然代表大会无权过问执行委员会的事，那末执行委员会也就无权过问代表大会的事。11月25日，大会通过决议说：执行委员会的一切职权，由非常代表大会代为执行，而那些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只有当选为代表者才可以在非常代表大会上享有表决权。…… 及至第二天，尽管遭到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激烈反对，大会又把决议加以修正，使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不论其是否当选为代表，均得在大会上享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11月27日，大会上进行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显示出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土地纲领上有分歧。 卡钦斯基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言，他简单扼要地把革命以来土地问题的历史作了叙述。他说道：“第一届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曾经通过一项准确而正式的决议，主张立即把地主的庄园交给土地委员会支配。然而，当时那些革命的领导者和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却坚决认为在立宪会议开幕以前，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革命的第二个时期，即所谓”妥协“的时期，是以切尔诺夫加入内阁为标志的。当时农民们都深信不疑，以为此刻总要开始实际解决土地问题了。然而，尽管有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的紧急决议，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那些反动分子和妥协主义者却阻止采取任何行动。这种政策激起了一系列的农民骚动，这都是农民们那种备受压制而忍无可忍的力量的自然表露。农民们都懂得革命的真正涵义——他们要把纸面上的东西变为实际行动…… 卡钦斯基继续说道：“最近所发生的这些大事，决不是什么简单的暴乱，也决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冒险’。恰恰相反。这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起义，它得到了全国的同情。…… “一般说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于土地问题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不过，他们号召农民们用武力来夺取土地，在这一点上就犯了严重错误。……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宣称，农民们应当‘用革命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夺取土地。而那样做的结果，就只能造成无政府状态。土地是可以用有组织的方式拿过来的。……在布尔什维克党人看来，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快地解决革命问题——但究竟怎样来解决，布尔什维克党人却对之不感兴趣。…… “第二届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法令》，基本上是和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的议决一致的。那末，为什么新政府又不遵行农民代表大会所拟定的策略呢？其原因就在于人民委员会想把土地问题赶快解决掉，以使立宪会议无事可做。…… “然而这个政府也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于是它就不作进一步的思考，贸然颁布了《土地委员会工作条例》，从而造成一种奇怪的局面：人民委员会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但土地委员会所拟定的那个《工作条例》却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不过，那也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因为那些土地委员会并不注意苏维埃政府的法令，而只是把自己那些切实可行的决议付诸实施，而它们都是根据绝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制定出来的。…… “那些土地委员会并不打算用立法手续来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只有立宪会议才具有这种立法权。……然而，到底立宪会议是否愿意执行俄国农民的意志呢？我们对于这一点还没有把握。……我们有把握的只是：目前农民的革命决心已经被激起来了，立宪会议将不得不按照农民所希望的那样去解决土地问题。……立宪会议决不敢违背人民的意志。……” 继卡钦斯基之后，列宁上台发言，这时全场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屏息而听。列宁说道：“当前我们不仅是要解决土地问题，而且要解决社会革命问题——不仅要在俄国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要在全世界解决这些问题。土地问题是不能离开其他的社会革命问题而单独解决的。……例如，没收大地产就不仅要引起俄国地主的反抗，而且要引起外国资本的反抗——因为外国资本是以银行为中介而与大地产联系着的。…… “在俄国，土地私有制是广大人民遭受压迫的基础，而由农民没收土地则是我国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但是，不能把这个步骤和其他的那些步骤分离开来，这一点已经在我国革命所经历过的各个步骤中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了。第一步是粉碎专制制度，粉碎工业资本家和地主，它们的利益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步是巩固苏维埃和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妥协。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错误，就在于当时他们没有反对妥协政策，因为他们坚持这样的理论，认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还没有完全成熟[B]。…… “如果认为只有等到所有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都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那末至少在五百年内我们都不会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决不能因为一般群众的教育水平而让自己停滞不前，必须把苏维埃当做一个发挥革命首创精神的机构，领导人民群众前进……不过，为了要领导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志们必须首先自己停止动摇。…… “早在今年七月间，人民群众就已经开始同那些‘妥协主义者’发生一系列公开的决裂；而现在已经是十一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是伸出整个胳臂去援助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对工人却只伸出一个小指头。如果继续妥协下去，革命就完了。同资产阶级是没有妥协的可能的；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政权…… “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并未改变我们的土地纲领；我们并未放弃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政策，也决不打算放弃。我们之所以颁布《土地委员会工作条例》（这个《条例》根本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只是因为我们想遵照人民群众自己所决定的方式去实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从而使一切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人们所结成的联盟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我们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来参加这个联盟，但我们却坚持这一点：他们不能再向后看，而且他们必须与他们自己党内的那些‘调合主义者’进行决裂。…… “至于立宪会议呢，正如刚才这位发言人所说的那样，它的工作确实将视人民群众的革命决心而定。不过我要说；‘依靠人民群众的革命决心，但也不要忘记你们手中的枪！’” 接着，列宁便宣读布尔什维克党人所提出来的《决议草案》： 农民代表大会完全拥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6日批准的，由俄罗斯共和国临时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土地法（法令）。农民代表大会……号召全体农民一致拥护这项法律并且立即自己在各地实行这个法律；号召农民只选举那些不是用空话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完全忠于被剥削的劳动农民的利益，并且有决心、有能力去对付地主、资本家及其随从或走狗的任何反抗以维护劳动农民的利益的人担任一切负责工作和职务。 同时农民代表大会深信，只有在10月25日开始的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条件下，土地法中的一切措施才能全部实现。因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证土地无偿地转归劳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农具。充分保护农业雇佣工人的利益，同时保证立即着手无条件地消灭整个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度，保证把农产品和工业品合理地和有计划地分配给国内各个地区和居民，保证对银行的控制（没有这种控制，即便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人民也无法控制土地），保证国家给被剥削的劳动者以各方面的援助，如此等等。 因此农民代表大会完全拥护10月25日的革命，拥护这社会主义的革命；并且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一定要逐步地，但毫不动摇实现俄罗斯共和国的各项社会主义改造的措施。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保证土地法获得巩固和得以全部实现。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各先进国家的被剥削的劳动农民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今后俄罗斯共和国的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管理工作，自上而下，都必须以这个联盟为基础。这种联盟将扫清一切直接和间接地、公开和隐蔽地恢复已为实际生活否定的同资产阶级及其政策的奉行者妥协的企图，只有这种联盟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C] 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那些反动分子已经不敢再公开露面了。然而，切尔诺夫却装做虚怀若谷和不偏不倚的样子，发了几次言。他被邀请坐到主席台上去了。……在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有人向主席递来一张不记名的纸条子，要求请切尔诺夫担任大会的名誉主席。乌斯廷诺夫大声宣读了那张纸条，而季诺维也夫立刻从座位上跳起来喊道：这是旧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玩的鬼把戏，目的在操纵大会。顿时会场上一片吼声，双方面的人都挥舞臂膀，怒气冲冲。……不过，切尔诺夫还是颇孚众望的。 在讨论土地问题和列宁所提出来的《决议草案》时，争辩极为激烈。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曾经有两次差一点就要退出会场，但两次都被他们的领导人所劝阻。……在我看来，农民代表大会似乎是无可救药地陷于僵局了。 可是我们之中谁也不知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在斯莫尔尼举行过一系列的秘密会议，而且仍在继续磋商中。起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要求：建立一个由一切社会主义政党（不论其是否参加苏维埃）所组成的政府。这个政府应当向一个人民议会负责，而人民议会则由工人和士兵的团体、农民的团体各自选出人数相等的代表，再加上各县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代表联合组成。他们要求把列宁和托洛茨基从政府中排除出去，并解散军事革命委员会以及其他执行镇压职能的机关。 整整经过一夜的激烈争论，双方终于在11月28日（星期三）的早晨达成了协议。决定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织予以扩大：除原有的一百零八名委员以外，再增加一百零八名由农民代表大会按照各党各派人数比例所选举出来的委员。一百名由陆军和海军所直接选举出来的代表，五十名由各种工会所选举出来的代表（其中全俄总工会占三十五名，铁路工会占十名，邮电工会占五名）。双方还同意：县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都不能有代表权；列宁和托洛茨基仍然留在政府中；军事革命委员会继续执行它的任务。 这时，农民代表大会已经迁往方坦卡六号皇家法学院内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总部开会。星期三的下午，代表们都齐集在宏大的会议厅里。旧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已经退出去了，它正在这座大厦的另一间屋子里开它自己的残余会议，参加的都是些退出来的代表以及军队委员会的代表。 切尔诺夫往来奔波，一会儿参加这个会议，一会儿参加那个会议，密切地注视着会议的进程。他知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正在与布尔什维克党人进行磋商，然而他却不知道已经达成协议了。 切尔诺夫在旧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残余会议上说道：“现在，当大家都主张建立一个将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都包括在内的政府时，有许多人竟忘掉了第一届的内阁。第一届的内阁并不是什么联合政府，在那里面只有一名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在当时，那个政府也是很得民心的。此刻人们都在痛骂克伦斯基，殊不知克伦斯基当时之所以能爬上政权的高峰，不仅是因为苏维埃捧他，而且人民群众也都捧他呢。…… “为什么社会上对克伦斯基的舆论突然改变了呢？那些蒙昧无知的野蛮人塑造了几尊神像，对着那些神像顶礼膜拜，而只要他们的祷告中有一项没有能得到灵验，于是他们就要转过来捣毁那些神像了。……目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就正是如此。……昨天捧克伦斯基；今天捧列宁和托洛茨基；而明天又要捧其他的人了。…… “我们曾经建议，克伦斯基和布尔什维克党人都退出政权。克伦斯基已经接受了这个建议——今天他在他躲藏的地方宣布，他已经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可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却想保持住政权，然而他们又不懂得如何来使用这个政权。…… “不管布尔什维克党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俄国的命运总是不变的。俄国的农村完全懂得它们自己所要求的是些什么，而目前它们正在实行自己的一套办法。……到头来，农村会来拯救我们的。……” 与此同时，在那宏大的会议厅里，乌斯廷诺夫宣布农民代表大会和斯莫尔尼达成协议，代表们都为之欢欣鼓舞。这时切尔诺夫突然露面，要求发言。 他开始说道：“我知道农民代表大会和斯莫尔尼正在达成一项协议。不过，这样的协议是不合法的，因为真正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要等到下星期才开幕。…… “再者，现在我必须向你们提出警告：布尔什维克党人永远也不会接受你们的要求。……” 切尔诺夫的发言被一阵哄堂大笑所打断；他看看形势不妙，就走下讲台，溜出了会场。这一走，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也就跟着扫地以尽了。…… 11月29日（星期四）的傍晚，农民代表大会举行非常会议。到处都显示出一种节日的气氛；人人都是笑逐颜开。……大会上剩下来的几个问题很快就解决掉了，接着，那须发皤白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老前辈纳坦松登上讲台。他感动得热泪盈眶，用他那颤抖的声音宣读农民苏维埃与工兵苏维埃“结婚”的喜讯。每当他读到“联盟”，这个字眼的时候，全场就响起一阵狂烈的掌声。……致词毕，乌斯廷诺夫宣告斯莫尔尼方面的代表团已经在红军代表的陪同下在莅临会场，于是全场欢声雷动。工人、士兵和水兵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讲台，向大会代表们热烈祝贺。 接着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鲍里斯·莱因斯坦致词。他说道：“农民代表大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联盟的这一天，是这场革命的伟大日子之一。它的声音从巴黎、伦敦越过海洋，传到纽约，遍布全球，响彻云霄。这个联盟将使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一个伟大的理想已经胜利了。西欧各国和美洲各国企望俄国、俄国无产阶级作出惊天动地的壮举。……全世界的无产者都期待着俄国革命，期待着这个革命所正在完成的丰功伟业。……” 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向大会代表们致贺词。农民代表们高呼着“内战结束万岁！民主力量大团结万岁！”涌出了会场。 这时天已经黑了。月色微明，满天星斗，映在那冰封的雪地上闪闪发光。巴甫洛夫团的士兵们正在踏着严整的步伐，沿着运河河岸走过来，他们的乐队高奏着《马赛曲》。在士兵们高亢而尽情的欢呼声中，农民代表们排成了一列纵队，展开一面巨幅的全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红旗，那上面刚刚绣上一行金色大字：“革命者同劳动人民的联盟万岁！”后面还跟着许多其他的旗帜，其中有区苏维埃的，普梯洛夫工厂的，那上面写道：“向这面为缔造世界各族人民兄弟般大团结的旗帜致敬！” 一群人高举着火炬走过来，火炬在夜色中闪耀着橘红色，使冰面上反射出千万道红光。在火炬的烟焰下，浩浩荡荡的人群唱着歌，沿着方坦卡堤岸前进；两旁都站满了人，他们默默无言地用一种惊讶的神情注视着。 人们不断地高呼：“革命军队万岁！赤卫队万岁！农民万岁！” 就是这样，这波澜壮阔的游行队伍蜿蜒地走过全城，沿途不断有人高举着簇新的绣有金字的红旗参加进来。有两位劳碌得有点伛偻的老农民，手搀着手走过来。他们容光焕发，流露出一种孩子般的欢乐。 其中的一位老农民说道：“嗯，现在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抢走我们的土地！” 游行的队伍走到斯莫尔尼附近，只见街道两旁都排列着欣喜若狂的赤卫队队员。那另一位老农民对他的同伴说道：“我一点儿也不累，这一路上我简直象插了翅膀在飞哩！” 在斯莫尔尼大厦的台阶上，聚集着约一百名工人和士兵的代表。他们张着一面大旗，它在拱门里射出的雪亮灯光反射下，倒显得模糊不清了。游行的队伍一到，代表们就象潮水一样从台阶上冲下来，紧紧抱住那些农民代表，吻着他们。队伍发出雷鸣般的喧声，涌进那高高的大门，走上楼梯。…… 在宽敞而洁白的会议厅里，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在等待着，此外还有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全体代表和上千名的观礼者。他们都很严肃，意识到这是历史的重要时刻。 季诺维也夫宣布与农民代表大会之间所达成的协议。他的报告引起了声震屋宇的欢呼，而当走廊里乐声大作、游行队伍的前列走进会议厅的时候，欢呼声就迸发为暴风雨般的巨响了。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从主席台上站起来，请农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就位。这两个主席团的人员互相拥抱。在主席台后面的白墙上，两幅鲜艳的红旗交叉地挂在一起，遮盖了那个空空的镜框子，那里面的沙皇御像早就被撕掉了。…… 于是，隆重的“庆祝大会”便开始了。在斯维尔德洛夫致简短的欢迎词以后，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上合发言。她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带着眼镜，梳着光洁平贴的头发，神气就象一位新英格兰地区的女教师。她就是全俄国最受人敬爱、最有威望的女性呵。斯皮里多诺娃说道： “……现在，在俄国工人们面前已经展现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光辉的前景。……在过去，所有的工人运动都失败了。但是现在的这次革命是国际性的，而所以它是战无不胜的。世界上决没有任何力量能扑灭革命的烈火！旧世界正在上崩瓦解，新世界方兴未艾。……” 接着是托洛茨基充满热情的发言，他说：“农民同志们，我谨向你们表示欢迎。你们不是到这里来作客的，而是这座屋子的主人翁。这座屋子就是俄国革命的心脏。千百万工人的意志目前都集中在这个会场上。……现在俄国的土地上就只有一个主人翁，那就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联盟。……” 然后，他又用辛辣的讽刺谈到那些协约国的外交官，说他们直到现在还是蔑视俄国所提出来的停战建议，而德、奥等国倒已经接受了。 “在这次战争中，人类将得到新生。……我们要在这个大厅中向全世界的工人宣誓：永远坚守我们的革命岗位。如果我们倒下，那将是为保卫我们的旗帜而死。……”在他之后发言的是克雷连柯，他报告前线的局势。当时在前线上，杜鹤宁正在准备反抗人民委员会。克雷连柯说道：“让杜鹤宁以及他周围的那一批人放明白些吧，我们对于那班阻挠实现和平的人是决没有什么客气的！” 德宾科代表海军向大会致敬。全俄铁总执委会的委员克鲁申斯基说道：“现在，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联盟已经实现了。从现在起，铁路工人这支大军就绝对服从革命民主力量的指挥了！”接着是卢那察尔斯基发言，他感动得几乎泣不成声；之后是普罗相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言；而最后是萨哈拉施维里代表统一社会民主派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和高尔基那一派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发言，他说道： “过去我们之所以退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人那种毫不妥协的政策，其目的在迫使他们让步，以实现所有革命民主力量的联盟。而现在，这个联盟已经实现了，我们认为我们重新回到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里来，乃是一种神圣的职责。……我们宣布，所有那些退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现在都应该回来。” 农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中的那位尊严的农民斯塔什柯夫向全场四周的人鞠躬致敬，说道：“俄国人民的新生活和自由从今开始了，我向你们祝贺！” 后来陆续上台发言的还有；勃朗斯基（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党），斯克雷普尼克（代表工厂－车间委员会），特里佛诺夫（代表在萨罗尼加地区作战的俄国士兵），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他们看到美好的理想已经实现，都滔滔不绝地尽情说出了自己心坎里的话。 这时已经是深夜了，大会讨论了并且一致通过了下列的决议： “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联合举行非常大会，重新确认由第二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那由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工人监督条例》。 “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联席会议谨表示其坚定不移的信心：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联盟，即一切工人和一切被剥削者的兄弟般的联盟，将使他们所获得的政权巩固起来；它将采取一切革命的措施，促进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早日获得政权；它将保证正义的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永世长存。”[2] [A]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7－278页。—译者 [B]里德的这一段报道同《列宁全集》所载的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有很大出入，请参看《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0页。—译者 [C]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2－303页。—译者 上一页目录页 下一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十一章夺取政权的斗争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h1 {margin-right:0cm; margin-left:0cm; font-size:24.0pt; font-family:宋体; } span.MsoFootnoteReference {vertical-align:super} -->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第十一章夺取政权的斗争[1] 俄国各族人民的权利宣言[2] ……今年6月，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曾宣布俄国境内各民族均享有自由的自决权。 今年10月，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更坚决而明确地肯定了俄国境内各民族享有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 为了执行这两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人民委员会决定以下列原则作为其处理俄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 （1）俄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各自享有主权。 （2）俄国境内各民族均享有自由的自决权，甚至可以分离出去，建立独立的国家。 （3）废除所有一切民族的和民族宗教上的特权和歧视。 （4）凡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和种族集团均得自由发展。 民族事务委员会一经成立，将立即制定关于贯彻上述原则的具体法令。 俄罗斯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杨诺夫〔列宁〕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约瑟夫·朱嘉施维里—斯大林 基辅的中央“拉达”立即宣布乌克兰为独立的共和国，而芬兰也通过设立在赫尔辛福斯的参议院，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在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独立的“政府”纷纷建立了起来。波兰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即把在俄国军队中的波兰部队抽调到一起，并且解散了他们的士兵委员会，建立起铁的纪律。…… 所有那些“政府”和“独立运动”都具有两个共同的特征：第一，它们都是被有产阶级所操纵的；第二，它们都害怕并厌恶布尔什维主义。…… 然而，在这令人惊骇的瞬息万变的混乱局势中，人民委员会却在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制度搭好架子。它颁布了《关于社会保险的法令》、《工人监督条例》、《关于土地归土地委员会支配的法令》、《关于废除社会等级和头衔的法令》、《关于废除旧的法院和建立人民法庭的法令》，等等。[3] 一个军接着一个军，一个舰队接着一个舰队，都派代表团来到彼得格勒，“欢欣鼓舞地向新的人民政府致敬”。 有一天，我在斯莫尔尼大厦前面看见一团刚刚从前线上开回来的、衣衫褴褛的士兵。那些面黄肌瘦的士兵排着队伍站在大门口，目不转睛地仰望着斯莫尔尼大厦，好象“上帝”就住在那里面似的。其中有些人笑着指出门上那双头鹰的帝国国徽。……赤卫队走出来站岗了。所有的士兵都转过头来，用一种好奇的眼光注视着，好象他们尽管听说过赤卫队但却从未见过面似的。他们天真地笑着，从队伍中涌出来拍拍那些赤卫队队员的肩膀，说些半开玩笑、半赞美的话。…… 临时政府已经完蛋。从11月15日起，在彼得格勒所有的教堂里，神甫们都不再为临时政府做祷告了。但正如列宁亲自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所说的那样：这还“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开端”。那些反对派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但仍旧操纵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他们施展出俄国人所特有的通力合作的一切本领，专心致志地组织破坏活动，来阻难并破坏苏维埃的工作，并且打击苏维埃在群众中的威信。 受到银行和商业机关的津贴，那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罢工运动组织得很周密。每当布尔什维克党人要来接收政府机关，总是遭到抗拒。 托洛茨基去接管外交部，那些工作人员关上门，不承认他；而当托洛茨基破门而入的时候，他们就纷纷辞职。托洛茨基叫他们把档案库的钥匙交出来，他们拒不从命；直到他带着一批工人要来砸锁时，他们才让步。后来发现，前任外交部次长涅拉托夫已经挟着那些秘密条约躲得无影无踪了。…… 施略普尼柯夫试图接管劳动部。天气非常冷。然而部里却没有人生火。在那数百名工作人员中，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施略普尼柯夫哪儿是部长办公室。…… 亚历山大娜·柯仑泰于11月13日被任命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管理慈善事业和公共慈善机关的部）。部里的人用罢工来迎接她，除了四十个人以外，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罢工了。立刻之间，大城市里的贫民以及被收容在慈善机关中的人都陷入无衣无食的惨境。于是，那些饥饿的残废者，那些面有菜色、骨瘦如柴的孤儿们都派出代表团，包围了社会福利部的大厦。柯仑泰泪流满面，把那些罢工的人逮捕起来，直到他们交出了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然而，当她拿到钥匙的时候，却发觉前任部长潘尼娜伯爵夫人已经带着所有的款项逃之夭夭了。潘尼娜伯爵夫人表示，除非有立宪会议的命令，她决不把那些款项交出来。[4] 在农业部、粮食部、财政部，也都发生过与此类似的事。而当那些职员接到命令叫他们回来工作、否则即将失去其职位和养老金时，他们之中有些人仍旧继续罢工，有些人则回来搞破坏活动……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反对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府没有地方招聘新的工作人员。…… 那些私营银行仍旧顽固地关着大门，只留一个后门让那些投机倒把的人进进出出。每当布尔什维克的特派员进来的时候，那些办事员就藏起账簿，挪走现款，离开办公室。在国家银行里，除了管理库房和铸造货币的办事员以外，全体的职员都罢工了。他们对斯莫尔尼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一概拒绝，但却偷偷摸摸地用大宗款项去接济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和市杜马。 有一位特派员，领着一批赤卫队队员，前后两次正式地来到国家银行，坚决要求提取几笔巨款以供政府开支之用。第一次来的时候，有许多市杜马的议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都在场，他们人多势众，把提款所能发生的后果说得那样严重，以致连那位特派员都给吓唬住了。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位特派员带来一道命令，他公事公办地当众宣读了一遍；可是有人提醒他注意，那道命令上既没有注明日期，也没有盖印。于是，俄国人尊重“公文”的传统习惯，使他不得不又退了出来。…… 信贷办公室的官员销毁了他们手中的账簿。以致俄国同其他国家金融往来的一切档案材料都荡然无存了。 那些粮食供应委员会，那些属于市政府的公用事业管理局，或者完全停止了工作，或者进行怠工破坏。当布尔什维克党人迫于市民们的紧急要求，设法来帮助或监督那些公用事业时，所有的职员就立即罢工，而市杜马还要向俄国各地发出雪片似电报，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侵犯市政府的自治权”。 在军事总部里，在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机关里，那些旧政府的官员已经同意留下来工作。然而，军队委员会和高级指挥官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苏维埃的工作，甚至根本不顾前线上士兵的死活。全俄铁总执委会满怀着敌意，拒绝运送苏维埃的部队；每一列离开彼得格勒的运兵列车都是用武力征调得来的，而且每一次都不得不把那些铁路上的负责人押起来。于是，全俄铁总执委会又威胁说，如果不把那些人释放出来，它就要立即举行总罢工。…… 斯莫尔尼方面显然是无能为力的。报纸上都说，由于缺乏燃料，彼得格勒所有的工厂势必在三星期之内统统关闭；全俄铁总执委员会宣称，火车势必将于12月l日停止驶行；彼得格勒只剩下三天的粮食了，而且没有粮食运进来接济；前线上的士兵都在挨饿。……可是，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以及那些形形色色的中央委员会却通告全国，唆使人们不要理睬新政府的法令。协约国的大使馆或者是冷眼旁观，或者是公开地抱着敌意。…… 反对派的报纸，今天刚刚被查封，第二天早上又用新的名称出版了，连篇累牍地对新政府进行恶毒的讽刺。[5]甚至连《新生活报》都把新政府描绘为“空头诺言和软弱无能的混合物”。 《新生活报》上说道： 人民委员会的政权机构日愈陷入繁琐事务的泥沼中。布尔什维克党人曾经轻易地取得了政权。……却不能运用这个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既无力指挥那现成的政府机构，同时又不能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俾可顺利而自由地遵照社会主义先行者的理论来进行工作。 在不久以前，布尔什维克就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管理他们日益发展的党务（这首先是演说者和写作者的工作），而现在，他们又从哪里能找到有训练的人才来执行这千头万绪和纷纭复杂的政府工作呢？ 新政府采取行动和进行威胁，它向全国发布了许多法令，一道比一道更激烈，一道比一道更“社会主义”。然而，在这洋洋大观的纸面上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它似乎更象故意用来麻醉我们的子孙后代的），既看不出有解决当前紧要问题的愿望，也看不出有解决当前紧要问题的能力！ 同时，由全俄铁总执委会发起的建立新政府的代表大会仍在日以继夜地开会。双方已经在原则上就建立新政府的基本问题达成了协议；正在商讨人民议会的组成问题；暂时选定了以切尔诺夫为内阁总理的内阁；允许布尔什维克党人占有较多数量的少数党席次，但列宁和托洛茨基均不得参加。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农民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都作出决定：尽管他们毫不动摇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罪恶政策”，但“为了停止骨肉相残的流血斗争”，他们将不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人参加人民议会。 然而，克伦斯基的逃亡以及全国各地苏维埃那种惊天动地的胜利。使局势大为改观。11月16日那一天，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坚决主张，布尔什维克必须同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否则的话，他们就要退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马尔金说道：“从莫斯科传来消息说，在那里，街垒战的双方都有我们的同志在死亡，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再度提出关于政权组织的问题。我们不仅有权利这样做，而且有责任这样做。……我们已经获得了权利，同布尔什维克党人并肩坐在斯莫尔尼学院内，并且可以站在这个讲台上发言。如果你们拒绝妥协的话，那末，在经过一场激烈的内部的党派斗争之后，我们将不得不转到外而去作公开的战斗了。……我们必须向各民主党派提出一项可以接受的折衷方案。……” 在休会讨论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最后通牒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带着一项决议回到会议厅里来，由加米涅夫宣读如下：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下列的办法是必需的：所有参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党派，只要它们承认11月7日革命所取得的那些成果，即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工人监督生产和武装工人阶级，均得派代表参加新政府。因此，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议参加苏维埃的各党各派进行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谈判，并坚持以下列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 新政府对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名额将扩大到一百五十人。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一百五十名代表之外，再加上各省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七十五人，前线陆海军组织的代表八十人，各种工会的代表四十人（其中各种全俄工会按照其重要性共派代表二十五人，全俄铁总执委会派代表十人，邮电工会派代表五人），彼得格勒市杜马中的各社会主义团体代表五十人。在内阁中，至少要把半数的部长职务留给布尔什维克党人担任。劳动部、内务部和外交部都必须交给布尔什维克党人。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卫戍部队的指挥权，都必须仍旧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代表掌握。 新政府应着手有计划地把全俄国的工人武装起来。 决定坚决维护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候选资格。 加米涅夫解释说：“代表大会提出要成立的那个所谓的‘人民议会’，大约将由四百二十名议员所组成，其中大约将有一百五十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除此以外，还会有反革命的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代表，由市杜马所选出来的一百名代表（他们全都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农民苏维埃的一百名代表、他们是由阿夫克森齐也夫指派的），以及旧军队委员会的八十名代表（他们早已不再代表士兵群众了）。 “我们拒绝接受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也拒绝接受市杜马的代表。农民苏维埃的代表，应当由我们所召集的农民代表大会来选举；同时，农民代表大会还要另行选举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至于有人建议要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在候选人的名单之外，那简直等于建议要砍掉本党的首脑，我们决不接受。归根到底，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成立‘人民议会’的必要；苏维埃的大门总是为各社会主义党派敞开着的，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就真实地反映着这些党派在人民群众中的力量对比。……” 卡列林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言，宣称该党将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议案，但却要求保留修正某些细节问题的权利，例如关于农民代表的问题，并且要求把农业部保留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个要求被接受了。…… 接着不久，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答复关于成立新政府的问题时说：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回事。我没有参加谈判……不过，我并不认为那些谈判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当天晚上，代表大会扰攘不安。市杜马的代表们退出了会议。…… 但就是在斯莫尔尼方面，在布尔什维克党本身的队伍中，有一个很难对付的反对列宁政策的反对派正在滋长起来。在11月17日的晚上，当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之际，那宏大的会议厅里挤满了人，充满着险恶的预兆。 布尔什维克党人拉林宣称，立宪会议选举的日期快到了，这是结束“政治恐怖主义”的时候了。 “那些用来限制出版自由的措施应该加以修正。在战斗方酣的期间，实行那些措施是有理由的；可是现在，就没有任何口实再那样做了。新闻出版必须自由，只有那些煽动骚乱和暴动的言论才除外。” 在本党同志们一阵暴风雨般的嘘叫和哄闹声中，拉林提出了下列的议案： 废止人民委员会关于出版的法令。 凡属政治上的镇压措施，都只能由按比例代表制组成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特别法庭来决定。同时，这个法庭也有权重新审查那些已经采取过的镇压措施。 这个提案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不仅来自那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也来自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党人。 阿瓦涅索夫代表列宁那一派的人，匆忙地提议把出版问题暂时搁起，等到各社会主义党派之间达成某种折衷办法以后再说。这个提议被绝大多数人否决掉了。 阿瓦涅索夫继续说道：“目前我们所正在完成的这个革命，一向总是毫不犹豫地打击私有财产制；我们必须象处理私有财产那样来考虑出版问题……” 于是，他宣读布尔什维克所正式提出的决议如下： 封闭资产阶级的报刊，不仅纯粹出于武装起义期间的军事必须，不仅是为了镇压反革命活动，而且也是过渡到建立新出版制度的一种必要措施。在新的出版制度之下，那些拥有印刷厂和纸张的资本家就不会成为万能的、独一无二的舆论制造者了。 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在首都和各省没收那些私营的印刷厂和纸张储备，使之成为苏维埃的财产，以便各政党和各团体都能按照它们实际上所代表的思想意识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按照它们的代表人数比例）来使用印刷设备。 如果要恢复所谓的“出版自由”，简单地把印刷厂和纸张退还给那些毒害人民思想意识的资本家，那就会是对资本的意志作不可饶恕的投降，放弃革命所达成的一项最重大的成果；换句话说，那就毫无疑问地是一种反革命性质的措施。 从上述的情况出发，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坚决反对一切旨在恢复旧出版制度的建议，并且坚定不移地拥护人民委员会在出版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反对那些出于小资产阶级偏见或出于向反革命资产阶级利益公开投降而提出的主张和最后通牒。 这个议案的宣读，屡次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冷嘲热讽所打断，布尔什维克党人中的那些反对派也是一片愤怒之声。卡列林站起来抗议道：“在三个星期以前，布尔什维克还是出版自由之最热烈的保卫者。……可是这个决议中的论调简直使人想起往日那些黑帮和沙皇政体下的审查官的观点——因为他们也是说什么‘毒害人民的思想意识’呀。” 托洛茨基作了长篇发言，赞成这个决议。他认为应当把内战期间的新闻出版和革命胜利以后的新闻出版区别开来。“在内战期间，只有被压迫者才有使用暴力的权利……”（这时会场上有人喊道：“目前究竟谁是被压迫者？你这吃人的生番！”） “我们还没有彻底战胜我们的敌人，而报纸就是他们手中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之下，封闭报纸乃是一种合法的自卫措施。……”接着，托洛茨基就转过来谈革命胜利以后的出版问题，他继续说道： “社会主义者在出版自由问题上所抱的态度，应当同他们对贸易自由所抱的态度一样。……目前正在俄国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要求消灭私有财产在新闻出版方面的支配地位，正如要求消灭私有财产在工业方面的支配地位一样。……苏维埃政权应当没收所有的印刷厂。”（这时会场上有人喊道：“把《真理报》的印刷厂没收过来吧！”） “必须消灭资产阶级在新闻出版方面的垄断。不然的话，那末我们就不值得夺取政权了！每一个公民团体都应当有权使用印刷厂和纸张。……印刷厂和纸张的所有权，首先属于工人和农民，其次才轮到那些居于少数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权转移到苏维埃手中，势必在主要的现存条件方面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就必须在新闻出版方面反映出来。……如果我们要把银行收归国有，难道我们还能容忍金融巨头的报纸出版吗？旧制度一定要死亡；必须彻底地认识到这一点。……”会场上有人喝彩，但也有人发出愤怒的叫声。 卡列林宣称，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权利来决定这样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当留给一个特别委员会去解决。他又一次激昂慷慨地提出新闻出版自由的要求。 接着是列宁发言。他态度镇静，不动感情，当他字斟句酌、从容不迫地说着时，额上露出了皱纹；他的每一句话都象一记沉重的铁锤一样。他说道：“目前内战尚未结束；敌人还在同我们周旋；因此不可能废除那些取缔资产阶级报纸的措施。 “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一向这样说，当我们掌握到政权的时候，就要封闭资产阶级的报纸。容忍资产阶级的报纸，就意味着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要搞革命，就不能踏步不前；必须永远前进，否则就要倒退。现在，那些侈谈‘出版自由’的人就是倒退，并且阻止了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进路程。 “正如第一次革命挣脱了沙皇专制政体的枷锁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挣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枷锁。既然第一次革命有权利封闭保皇党的报纸，那末现在我们就有权利封闭资产阶级的报纸。不可能把出版自由的问题同其他阶级斗争问题分割开来。我们曾经答应要封闭这些报纸，我们就将这样做。绝大多数的人民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目前武装起义已经结束了，我们决没有意思来封闭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报纸，只要它们不煽动武装暴动或拒不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命令。然而，我们却不允许它们利用社会主义报纸的出版自由做掩护，经过资产阶级的暗中支持，去获得对于印刷机、油墨和纸张的垄断权。……那些重要的物资必须成为苏维埃政府的财产，并且首先要严格地按照其表决力量的比例，分配给各社会主义的政党。……” 于是投票表决。结果以三十一票对二十二票否决了拉林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议案；以三十四票对二十四票通过了列宁的提案。在那少数票中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梁赞诺夫和罗佐夫斯基，他们都宣称他们不可能投票赞成任何对于出版自由的限制。 至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宣称他们不能再对当前所采取的措施负责，并且退出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以及一切其他的行政职务。 有五名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诺根、李可夫、米柳亭，泰奥多罗维奇和施略普尼柯夫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他们发表声明说： 我们赞成由所有参加苏维埃的各党派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我们认为：只有成立那样的一个政府，才可能保障工人阶级和革命军队英勇奋斗的成果。除此以外，那就只有一条道路了：这便是用政治恐怖主义的手段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而人民委员会所走的却正是这样的一条道路。我们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遵循这条路线。我们认为：这条路线势必把许多无产阶级组织排除在政治生活以外，而建立起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使革命事业和国家遭到毁灭。我们不能对这样的一种政策负责，所以我们向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辞去我们的人民委员会委员职务。 还有几个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也在这篇声明上签了名，但却没有辞职。他们是梁赞诺夫、出版管理局的杰尔贝舍夫、国家印刷局的阿尔布佐夫、赤卫队的尤烈涅夫、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费多罗夫和法律编纂局的书记拉林。 同时，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季诺维也夫和诺根都退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公开宣布退出的理由如下： ……为了避免新的流血，为了防止正在到来的饥荒，为了防止卡列金分子摧毁革命事业，为了保证立宪会议能如期召开，为了有效地实施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治纲领，都必须建立这样的一个政府（即所有参加苏维埃的各党派组成的政府）…… 我们不能为中央委员会所奉行的那种灾难性的政策负责。那种政策是违反绝大多数无产者和士兵的愿望的。绝大多数无产者和士兵都渴望各民主政党之间迅即停止流血斗争。……我们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为的是可以公开地把我们的意见诉诸工人群众和士兵群众。…… 我们是在革命胜利之际退出中央委员会的；我们不能坐视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的政策导致革命胜利果实的丧失，导致无产阶级的毁灭。…… 工人群众和卫戍部队的士兵们都惶惶不安，纷纷派代表团到斯莫尔尼来，到各社会主义党派为讨论成立新政府而举行的代表大会来。在那个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发生分裂的消息，引起了十分欢快的情绪。 然而，列宁派的答复是迅速而坚决的。施略普尼柯夫和泰奥多罗维奇都服从党的纪律，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上了。加米涅夫被解除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斯维尔德洛夫当选来接替他的位置。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11月20日的早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由列宁写的义正辞严的告俄国人民书[A]。这篇宣言印成几十万份，张贴在各处的墙壁上，并且散发到俄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维埃政府。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成立新政府和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新政府成员名单前数小时，曾邀请三位最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即卡姆柯夫、斯皮罗、卡列林等同志参加自己的会议，并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府。我们十分遗憾，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同志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认为他们这种做法，对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拥护者说来是不能容许的，我们随时都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然而我们声明，我们作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党，不仅有权利，而且在人民面前有义务组织政府。…… 同志们！我党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李可夫、米柳亭以及其他几个人在昨天（11月4日）退出了我党中央委员会，后面三人并退出了人民委员会。…… 逃跑的同志象逃兵一样，不仅抛弃了托付给他们的岗位，而且还违反了我党中央要求他们至少等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党组织作出决定后再退出的直接决议。我们坚决斥责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我们深信，一切身为我党党员或同情我党的觉悟工人、士兵和农民也都会坚决斥责这种逃兵行为。…… 同志们总还记得，其中两个逃兵，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还在彼得格勒起义以前就有过逃兵行为和工贼行为，因为他们不仅在1917年10月10日那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中央会议上投票反对起义，而且竟在中央作出决定以后，鼓动党的工作人员反对起义。……群众的伟大热情，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在前线上，在战壕中和在农村里所表现的伟大英勇精神，好象火车抛弃木屑一样，轻而易举地抛弃了那些逃兵。 让一切信念不坚定的分子，一切动摇分子，一切怀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资产阶级直接间接的帮手的叫喊声吓倒的分子去惭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动摇。…… 对于那些没有群众拥护，实际上只有科尔尼洛夫分子、萨文柯夫分子、士官生等拥护的知识分子集团所提出的最后通牒，我们是决不会屈服的。…… 全国各地的响应就象一阵疾风骤雨。那些反对派根本就不曾有机会“公开地把他们的意见诉诸工人群众和士兵群众”。人民群众以汹涌澎湃之势拥向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猛烈地谴责那些“逃兵”。有好几天，斯莫尔尼挤满了来自前线阵地、伏尔加河流域、彼得格勒各工厂的义愤填膺的代表团和委员会，他们表示道：“他们怎么胆敢退出政府？他们是不是受到资产阶级的收买来破坏革命事业？他们必须回到岗位上来并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只有在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中，情况还有点摸不透。11月24日那一天，士兵们举行了大会，各政党的代表都在大会上讲了话。绝大多数的士兵都表示拥护列宁的政策，并且告诉那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必须参加政府。[6] 孟什维克党人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求释放所有被逮捕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和士官生，要求一切报纸均得享有完全的自由，要求解除赤卫队的武装并将卫戍部队交由市杜马指挥。斯莫尔尼方面的答复是：所有那些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和绝大部分的士官生都早己释放了，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士官生还在押，除了资产阶级的报纸以外，一切的报纸都是自由的；苏维埃将继续掌握武装部队的指挥权。……11月19日，各社会主义党派为讨论成立新政府而举行的代表大会不欢而散，那些反对派一个个地潜往莫吉廖夫城。在那里，他们在前线大本营的卵翼之下，继续接二连三地组织了好几个政府，直到最后灭亡为止。…… 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在逐渐剥夺全俄铁总执委会的权力。彼得格勒苏维埃向全国的铁路员工发表了一篇宣言，号召他们迫使全俄铁总执委会交出权力。11月15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仿照其直接对农民呼吁的办法，决定于12月l日召开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而全俄铁总执委会也立即决定在两星期以后召开它自己的代表大会。11月16日，全俄铁总执委会的代表来出席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12月2日的晚上，当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开幕时，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邀请全俄铁总执委会担任交通人民委员的职务——这个邀请被接受了。…… 在解决了政权问题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人立即集中注意力去解决那些实际的行政管理问题。首先是，城乡居民和军队都必须有饭吃。一队队的水兵和赤卫队去搜查各地的货仓、铁路终点站，甚至也搜查那些停泊在运河中的驳船，发现并且没收了那由投机商人私自囤积起来的成千上万普特的粮食，特派员分头驰往各省，他们在当地土地委员会的帮助下，没收了许多大粮食商人的仓库。水兵所组成的远征军，五千人为一批，配备着重武器，分头驰往南方各地和西伯利亚。他们的任务是流动的，即夺取那些仍被白卫军所盘据着的城市，建立革命秩序，并征调粮食。西伯利亚大铁道的客车运输暂停两星期，而在这期间，有十三列货车满载着由工厂委员会所收集得来的布匹和铁块，从彼得格勒驶向东方。每一列货车上都有一位特派员，负责用这些工业品去与西伯利亚的农民交换谷物和马铃薯。…… 卡列金盘据着顿河流域的煤矿，燃料问题愈来愈严重了。斯莫尔尼下令停止供应剧院、商店和饭店的用电，减少电车行驶的次数，并且将燃料商人私自囤积起来的木柴予以没收。……而当彼得格勒的那些工厂因为缺乏燃料而势将被迫停工的时候，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就从军舰的煤仓里拨出二十万普特煤给工人们。…… 在l1月末，彼得格勒发生了“抢酒骚动”[7]（即抢劫酒窖）。这次骚动是从掠夺冬宫的酒窖开始的。有好几天，满街都是些酗酒的士兵。……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反革命分子的魔掌在作祟，他们在部队中散发注明藏酒处的详图。起初，斯莫尔尼的特派员规劝、申诫那些士兵不要酗酒，但却制止不住那越来越厉害的骚乱。接着便发生了士兵和赤卫队队员之间的激烈的战斗。……最后，军事革命委员会派出了几连带着机关枪的水兵。水兵们毫不留情地向那些骚动者开火，打死了许多人。委员会奉命袭击了那些酒窖，用铁锤把酒瓶打得粉碎，或者用炸药把酒窖炸掉。…… 在各区苏维埃总部的门口，整天整夜都有三五成群的赤卫队队员在值勤。他们纪律严明，待遇也很好，代替了旧日的民兵。在市内各居民区里，工人和士兵都用选举的方法建立起小型的革命法庭，处理那些情节较轻的罪案。…… 在一些大饭店里，投机商人的生意仍旧很兴旺。赤卫队包围了各大饭店，把投机商人拘捕下狱。[8] 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他们组织了一个广泛的侦察网，通过那些仆役侦察到资产阶级住宅中的动态，把一切情报都汇报给军事革命委员会。而军事革命委员会则不断地进行严厉的镇压。就是用这种方法。破获了由前任市杜马议员普里什克维奇同一批贵族和军官所领导的保皇党阴谋案，他们曾经策划由一批军官起来暴动，并且曾经写信请卡列金向彼得格勒进军。[9]……也就是用这种方法，才破获了彼得格勒立宪民主党人的阴谋，他们正在用金钱和兵员接济卡列金。…… 涅拉托夫慑于因其逃亡而激起的人民群众义愤，又跑了回来，把那些秘密条约交给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开始把那些秘密条约在《真理报》上公布出来。全世界都为之惊骇不已。…… 对报纸的限制又增加了一道法令[10]，规定只有政府官方所办的报纸才可以刊登广告。于是，所有其他报纸或者就是以停刊来表示抗议，或者就是因触犯法令而被查封。……一直等到三星期以后，它们才最后屈服。 政府各部门继续罢工，旧政府所遗留下来的官员仍在怠工破坏，日常的经济生活也仍在停顿着。支持斯莫尔尼的只有那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而人民委员会就是依靠人民群众，指导革命的群众运动去同敌人作斗争的[11]。在几篇散发到俄国各地去的文告中[12]，列宁言简意赅地对革命进行了阐述，号召人民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用武力去摧毁有产阶级的顽抗，用武力去接管政府机关。建立革命秩序！保持革命纪律！建立严格的会计制度和监督制度！禁止罢工！禁止游手好闲！[13] 11月20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出了下列的警告： 富人阶级在反对苏维埃政权（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政府）。而他们的支持者在阻止政府和市政机关的职员进行工作，煽动银行罢工，并且处心积虑地想截断铁路、邮电的交通。 我们严正地警告他们：玩火者必自焚。目前全国人民和军队都受到饥馑的威胁。为了战胜饥谨，一切服务部门都必须正常地进行工作。工农政府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供应全国人民和军队的生活必需品。反对这些措施，那就是反人民的罪恶行为。我们警告那些富人阶级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如果他们不停止他们的破坏活动和挑衅行为，致使粮食运输停顿，那末，首先尝到苦头的将是他们自己。他们将被剥夺掉领取食物的权利。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粮食储备将被征用，而那些主要罪犯的财产将被没收。 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警告过那些玩火者了。 我们深信：如果我们有必要采取断然处置，全体的工人、士兵和农民都会坚决拥护我们的。 11月22日，彼得格勒市内各处墙上都张贴着下列的《紧急通告》： 人民委员会接到北方前线司令部的急电，内称：“不能再拖延了，不能让军队活活地饿死；目前北方前线的部队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得到一点面包，而再过两三天，就连面包干也要吃光了（这是从储备中少量地拨给他们的，以前从未动用过）。……来自前线各地的代表已经在纷纷谈论，说有必要把一部分军队撤往后方。他们并且预料士兵在几天之内将要相率逃亡。这些士兵濒于饿死，被一年之久的战争在战壕中折磨得疲惫不堪，身患重病，衣衫单薄，赤着双脚，被那远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艰难困苦逼得快要发疯。” 军事革命委员会请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和彼得格勒的工人们注意这份急电。前线上的情况，要求我们立即采取紧急而果断的措施。……可是，政府机关、银行、铁路和邮电部门的高级职员却在罢工，阻碍着政府调运物资供应前线的工作。……每一点钟的拖延，都会使成千上万的士兵丧失生命。对于前线上饥寒交迫、濒于死亡的兄弟们说来，那些反革命的公务员实为最可耻的罪犯。…… 军事革命委员会向那些罪犯提出最后警告：如果他们继续稍有阻难或抗拒的行为，那末，我们将按照其所犯罪行的严重性予以严厉制裁。…… 全国各地的工人群众和士兵群众都义愤填膺，纷纷响应。然而在首都方面，那些政府机关和银行的职员们却印发了成百成千的公告和呼吁书[14]，表示抗议，并且为他们自己辩解。下面就是一份那样的公告： 请全体公民们注意： 国家银行停业了！ 为什么呢？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国家银行采用暴力。已经使我们不可能进行工作了。人民委员会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求提款一干万卢布。而在11月27日，他们又要求提款两干五百万卢布，却根本没有说明要这些钱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国家银行的职员不能参与这种掠夺人民财产的勾当。我们停止了工作。 公民们！国家银行里的钱是属于你们的，是人民的钱，是你们用劳动和血汗挣得的。公民们！起来拯救人民的财产，使之不横遭掠夺，并且把我们从暴力压迫下拯救出来，那末我们马上就会复工的。 国家银行职员司启 粮食部、财政部、特别物资供应委员会的公务员都纷纷声明说，军事革命委员会使职员们无法进行工作；他们并且呼吁居民们来支持他们反对斯莫尔尼。……可是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士兵都不相信他们的话；人民坚定地认为那些公务员是在怠工破坏，是在使军队挨饿，使人民挨饿。……那等着买面包的长队还和从前一样站在冬日严寒的街道上，但这时他们已不象过去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期那样责骂政府了，而是责骂那些怠工破坏的公务员。因为他们都懂得：现在的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是他们自己的苏维埃，而前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 市杜马及其好斗的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为一切反对苏维埃政权活动的中心，它们抗议人民委员会的每一项法令，一次又一次地投票决定不承认苏维埃政府，并且公开地同在莫吉廖夫城建立起来的一些反革命“新政府”合作。……例如，在11月17日，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就曾经向“全国各地的市政机关、地方自治局、一切农民、工人、士兵以及其他公民的民一和革命的团体” 发出呼吁，其中说： 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并且和它进行斗争。 在各地成立地方性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它们应当把所有的民主力量都团结起来，以便协助全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完成它所负担的住务。…… 这时，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选举的结果[15]，使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议席。于是，甚至连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都指出：市杜马应当改选，因为它早已不能再反映彼得格勒居民中政治力量的对比了。……与此同时，工人团体、军事单位、甚至连附近乡区的农民都纷纷把雪片般的决议案送往市杜马，称市杜马为“反革命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组织，并且要求它辞职。在市杜马存在的最后那几天，它特别显得动荡不安。那些市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愤起要求享有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待遇，并且威胁着要举行罢工。…… 11月23日，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式下令解散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11月29日，人民委员会明令解散彼得格勒市杜马，另行改选。命令说： 鉴于9月2日选举出来的彼得格勒市中央杜马……显然已经丧失了代表彼得格勒居民的权利，而完全同彼得格勒居民的心情和愿望背道而驰……并且鉴于市市杜马中大部分的人员，尽管已经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群众的拥护，但却继续滥用其所享有的特权进行反革命活动，抗拒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破坏并阻挠政府各部门的正常工作：因此，人民委员会认为它自己有责号召首都居民来对市自治机关的施政方针作出判断。 为此，人民委员会决定： （1）解散彼得格勒市杜马；解散令自1917年11月30日起生效。 （2）在新杜马的代表接任以前，所有那些由旧杜马选出或任命的人员必须继续留在他们原来的岗位上，并执行其份内的职责。 （3）所有市政机关的职员都必须继续执行其份内的职责。凡有擅自离职者，即以解雇论。 （4）新的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定于1917年12月9日举行。…… （5）新选举出来的彼得格勒市杜马将于1917年12月11日下午二时举行会议。 （6）凡有拒不服从此项法令者，以及故意损害或破坏市政机关的财产者，立即予以逮捕，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市杜马不顾人民委员会的命令，仍然举行了会议，并通过了一些决议，说什么它要“坚守它自己的阵地，直到流尽最后的一滴血”，并且拼命呼吁居民们来拯救他们“自己所选举出来的市政府”。然而，居民们或者无动于衷，或者怀着敌意。11月30日，市长斯莱德和几名市杜马的议员被逮捕，但经过审讯后就被释放了。在当天和第二天，市杜马还是继续开会。在开会期问，不时有赤卫队队员和水兵闯进来，客气地要求会议散会。在12月2日的会议上，当一位议员正在大发宏论的时候，有一名军官带着一些水兵走进尼古拉大厅，命令那些议员们离开，否则就要动武。他们果真采取了强迫手段，那些议员们虽然直到最后还在抗议，但终于“向暴力屈服了”。 新的彼得格勒市杜马是在十天以后才选举出来的。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拒绝在这次选举中投票，结果当选的议员几乎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党人[16]…… 然而还剩下几个充满危险性的敌对势力中心，诸如乌克兰“共和国”和芬兰“共和国”，都明显地表露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倾向。在赫尔辛福斯，在基辅，当地的政府把它们认为靠得住的军队集中起来，开始进行扑灭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并且要解除俄罗斯军队的武装，将之驱逐出境。乌克兰的“拉达”已经把整个南俄置于它的管辖之下，并且正在向卡列金接济兵员和补给。芬兰和乌克兰正在开始同德国人进行秘密谈判，而且立即得到协约国政府的承认。协约国政府以大宗的金钱贷给芬兰和乌克兰，同当地的有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建立反革命的中心，进攻苏维埃俄罗斯。而最后，当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在这两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的时候，那些被打败了的资产阶级就邀请德国人来帮他们恢复政权。 不过，对苏维埃政府来说，最可怕的威胁还在俄国内部，而且有两股力量；一是卡列金的骚动，一是设立在莫吉廖夫城的前线大本营，杜鹤宁将军已经在那里掌握了指挥权。 那个无所不在的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为对哥萨克兵作战的司令员，同时动员工厂工人参加红军。成百成千的宣传员被派往顿河流域去工作。人民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告哥萨克劳动人民书[17]， 阐明苏维埃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那些有产阶级（官僚、地主、银行家及其同伙、哥萨克的贵族、地主和将军）如何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革命，并阻止人民来没收他们的财产。 11月27日，有一个哥萨克人的代表团到斯莫尔尼会见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要求弄清楚苏维埃政府是否真地不打算把哥萨克人的土地交给大俄罗斯的农民进行分配。托洛茨基答道：“是真的，我们不打算那样做。”那些哥萨克人商议了一会儿，接着又问道：“那末，苏维埃政府是不是打算没收我们哥萨克大地主的庄园而分配给哥萨克劳动人民呢？”列宁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他说道：“这件事要由你们去做。我们将支持哥萨克劳动人民的一切行动。……一开头最好是成立哥萨克人的苏维埃；你们可以派代表参加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然后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政府了。……” 那些哥萨克人严肃地思索着，离开了斯莫尔尼。过了两星期，卡列金将军接见了他的部队的一个代表团。代表们问道：“您是否允许把哥萨克地主的大庄园分配给哥萨克的劳动人民？” 卡列金回答道：“除非踏过我的尸体，才可以那样做。”过了一个月，卡列金眼看着他部下的军队纷纷离散，化为鸟有，他开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于是哥萨克人的骚动就平熄了。…… 同时，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党派的领导人（从阿夫克森齐也夫一直到切尔诺夫之流）、旧军队委员会的活动分子，以及那些反动军官，全都集中在莫吉廖夫城。前线大本营坚决不承认人民委员会。它把那些敢死队、圣乔治勋章获得者以及前线上的哥萨克兵都纠集在它的周围，并且暗中与各协约国的武官、卡列金以及乌克兰的“拉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各协约国政府对于11月8日的《和平法令》都避不作复。在《和平法令》中，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曾建议各交战国一律停战。 11月20日，托洛茨基向各协约国驻在彼得格勒的大使们提出下列的照会[18]： 大使阁下，我很荣幸地通知您：在11月8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人民委员会的形式，建立了俄罗斯共和国的新政府。这个政府的主席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而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受命主管外交工作。 请您注意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文件。在这项文件中，我国政府建议停战，并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缔结一项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性和约。同时，我很荣幸地请您把这项文件当做立即在一切战线上停战、并立即举行和平谈判的正式建议而加以考虑。这个建议由俄罗斯共和国的全权政府同时向各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提出来的。 大使阁下，请接受苏维埃政府对于贵国人民所表示的崇高敬意。贵国人民也和其他一切国家的人民一样，被这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弄得虚耗殆尽，渴望着和平。…… 就在同一天的晚上，人民委员会打电报给杜鹤宁将军说： ……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毫不拖延地向各国（不论是敌国还是盟国）正式提出停战的建议。外交人民委员已把根据此项决策拟定的照会达达各协约国驻彼得格勒的代表。 最高总司令公民，人民委员会命令你……向敌方军事当局提议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进行和平谈判。为了责成你进行上述的初步谈判，人民委员会特命令你： （1）必须随时把同敌军代表进行初步谈判的每一步骤用直通电报报告给人民委员会。 （2）在未经人民委员会批准以前，切勿在停战条例上签字。…… 各协约国的大使们在收到托洛茨基的照会后都傲慢地拒不作复，但却向报界发表匿名谈话，通篇都是咒骂和讥嘲。人民委员会给杜鹤宁的那一道命令，也被公开指责为叛国行为。 至于杜鹤宁本人，他根本不表态。11月22日，人民委员会用直通电报找他谈话，问他是否打算服从命令。杜鹤宁答道，如果不是“为全国人民和军队所拥护的政府”发出的命令，他概不服从。[B] 人民委员会立即用电报解除杜鹤宁最高总司令的职务，并任命克雷连柯接替他的位置。列宁遵循他向群众呼吁的策略，用无线电向各团、师、军的委员会。向陆军和海军的全体士兵和水兵们广播。使他们明悉杜鹤宁违抗命令的事实，并且命令说：“前线上的各个团都必须选派代表，同对面阵地中的敌军部队开始进行谈判……。” 11月23日，各协约国的武官均遵照其本国政府的训令，向杜鹤宁提出一项照会，严重地警告他不得“违背协约国之间所签订的各项条约的条件”。照会中还说道，如果竟同德国单独停战，这一行动势必将使俄国“遭到极其严重的后果”。杜鹤宁马上就把这项照会分发给所有的士兵委员会。…… 第二天早上，托洛茨基又向部队发表了一篇呼吁书，说各协约国代表的照会是公然干涉俄国的内政，并且是露骨地企图“用威胁的手段强迫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继续进行战争，以执行沙皇所签订的那些条约”。…… 斯莫尔尼发出一道又一道的文告[19]，谴责杜鹤宁及其周围的那些反动军官，谴责那些聚集在莫吉廖夫城的反动政客。这些文告激动了那些分布在长达一千英里前线阵地上的数百万义愤填膺、疑虑重重的士兵。而在同时，克雷连柯率领着三队具有高度革命热忱的水兵驰往前线大本营，并透露出将施行报复[20]。克雷连柯到处都受到士兵群众热情洋溢的欢迎，一路凯歌行进。中央军队委员会发表了一篇赞同杜鹤宁的宣言；于是立刻有一万人的部队出动，直捣莫吉廖夫城。…… 12月2日，莫吉廖夫城的卫戍部队起义了。他们控制了全城，逮捕了杜鹤宁和军队委员会的人员，并且高举着胜利的红旗，出城来欢迎新任的最高总司令。第二天早上，克雷连柯进驻莫吉廖夫城，只见一大群怒吼着的士兵围住一辆火车车厢，杜鹤宁就被囚禁在那里面。克雷连柯发表演说，劝士兵们不要伤害杜鹤宁，因为要把他解往彼得格勒由革命法庭予以审判。当克雷连柯讲完话的时候，杜鹤宁本人突然在车厢的窗口出现，好象要对那一大群人说话似的。于是，激怒的人群一声呼啸，冲进车厢，向那个旧军队的将军猛扑过去，把他拖了出来，打死在车站的月台上。…… 就是这样，前线大本营的叛变结束了。…… 由于摧毁了俄罗斯境内敌对军事力量的最后一个重要堡垒，苏维埃政府的力量就大大地加强了。它满怀着信心，开始从事于国家的组织工作。这时有许多旧政府的公务人员都投奔到它的旗帜下面来，而许多其他党派的成员也都来参加政府工作了。不过，那些只想得到优厚待遇的人却大失所望，因为政府颁布了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工资的法令，规定人民委员的工资（也就是最高的工资）为每月五百卢布（约合美金五十元）。……由协会联合会领导的政府机关职员的罢工运动垮台了，原先支持过这次罢工运动的金融集团和商业集团都不再支持它。银行职员们又都回到他们原来的职务上来。…… 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成立了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在农村中实行《土地法令》，在军队中进行民主改革，在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进行彻底的改变——所有这一切，都是只有依靠工、兵、农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才得以实现的。尽管一开始还比较慢，犯了不少错误，遇到了许多障碍，但一个无产阶级的俄罗斯却正在建立起来。 布尔什维克之取得政权，不是通过同有产阶级或其他政党的领导人进行妥协，也不是通过同旧政府机器进行调和。这个革命，也不是通过一个小集团用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来达成的。如果广大的俄国人民群众不乐意进行武装起义，它是一定会失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其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实现了人民群众最下层的那种普遍而又单纯的愿望，号召他们来参加推翻并粉碎旧制度的工作，然后再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同他们一道，建立起新世界的骨架。…… [A]即《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3－287页。—译者 [B]人民委员会与前线大本营在直通电报中的谈话全文，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0－292页。—译者 上一页目录页 下一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十章莫斯科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h1 {margin-right:0cm; margin-left:0cm; font-size:24.0pt; font-family:宋体; } span.MsoFootnoteReference {vertical-align:super} -->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第十章莫斯科 军事革命委员会极度紧张地乘胜前进着。 11月14日。 通告所有兵团、军、师、团委员会，所有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以及军民人等。 根据哥萨克兵、士官生、士兵、水兵和工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决定将亚历山大·费多洛维奇·克伦斯基交付人民法庭审判。我们要求逮捕克伦斯基，并以下列各团体的名义，命令他立即来彼得格勒出庭受审。 签名者： 乌苏里区哥萨克骑兵第一师；彼得格勒区士官生支队委员会；第五军代表。 人民委员：德宾科。 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市杜马以及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都引以为荣地把克伦斯基视为其成员。它们竭力抗议说，他只能对立宪会议负责。 11月16日的傍晚，我看见约有两千名赤卫队队员昂首阔步地沿着城郊大街前进，去欢迎他们那些保卫了“红色彼得格勒”的兄弟们凯旋归来。走在他们前面的军乐队高奏着《马赛曲》（它的音调同当时的情景是何等合拍呵）。他们穿着黑色的工人服装，高举着鲜红的旗帜。他们之中有男有女，背着安上刺刀的步枪，在暮色中顶着寒风迈步前进。他们穿过暗淡而泥泞的街道，两旁是一些沉默的资产阶级分子，用一种轻蔑但又惶恐的神情注视着池们。 所有那些企业家、投机商、食利者、地主、军官、政客、教员、大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店主、职员、经纪人都反对他们。那些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都对布尔什维克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站在苏维埃方面的只有工人、水兵、所有那些还保持着旺盛士气的士兵、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少数（极少数）知识分子。…… 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的每一个角落里，就像汹涌的浪潮一样，都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巷战。各地听到克伦斯基溃败的消息，都回响着无产阶级胜利的欢呼。在喀山、萨拉托夫、诺夫哥罗德、维尼察等城市，街道上都流满了鲜血；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已经把炮口转过来轰打那资产阶级所盘据着的最后堡垒——克里姆林宫。 “他们正在炮轰克里姆林宫呢！”这个消息在彼得格勒成为街谈巷议的材料，几乎带着一种恐怖的意味。那些从“圣洁的莫斯科母亲”那里来的旅客，带来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消息：被杀的人数以千计，特维尔大街和库兹涅斯基大街大部成为火海；圣瓦西利教堂已化为焦土；乌斯本斯基大教堂已经倒塌；克里姆林宫的斯巴斯基门楼已经被轰得摇摇欲坠；市杜马大厦已经被烧成一片瓦砾场[1]。 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能比布尔什维克这种对“神圣俄罗斯”心脏的亵渎行径更为可怕的了。那些虔诚的信徒，耳朵里似乎总是听到布尔什维克的炮弹正在轰打那神圣的东正教教堂，把俄罗斯民族的圣地化为灰烬。…… 在11月15日那一天，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哭泣起来，他从会议室里奔了出来，喊道：“我受不了这种事！我不能忍受对艺术和传统的肆意破坏……” 当天下午，他的辞职书就登载在报纸上： 来自莫斯科的人们，刚刚告诉了我当地所发生的事情。 圣瓦西利大教堂和乌斯本斯基大教堂都正在遭到大炮的轰击，目前彼得格勒方面和莫斯科方面最名贵的艺术珍品都集中在克里姆林宫，而克里姆林宫却处于炮火之下。牺牲者数以千计！ 可怕的斗争已经达到野兽般的疯狂程度了。 还有什么剩下来呢？还能发生什么更坏的事情呢？ 我受不了这种事情。我的克制已经到头了。我无法容忍这些恐怖行为。要在这种使我发疯的思虑的重压之下进行工作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退出人民委员会的原因。 我完全认识到我这一决定的严重性。然而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2] 就在同一天，那些盘据在克里姆林宫的白卫队和士官生投降了。他们被允许不加伤害地撤出来。双方的和平协定如下： （1）解散社会保安委员会； （2）白卫队缴械并解散。军官们得保留其刀剑和规定随身佩带的武器。军事学校里只能保留一些为教练所必需的武器，其余的一律由士官生缴出。军事革命委员会保证这些人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 （3）由所有参加和谈的团体派代表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本协定第二项中所规定的解除武装的问题。 （4）从和平协定签订之时起，双方应立即下令停火，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双方应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此项命令能得到切实的执行。 （5）本协定一经签字，双方应立即释放俘虏。…… 这时，布尔什维克掌握莫斯科的局势已经有两天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市民正从地下室里爬出来，去寻觅他们的死者；人们正在拆去街道上的街垒。然而，关于莫斯科惨遭浩劫的传说却愈传愈盛。……就是由于听到那些骇人听闻的报道，我们才决定到莫斯科去的。 尽管二百年来彼得格勒一直是俄国政府的所在地，但它毕竟还是个人为的都市。莫斯科才是真正的俄国，它代表着俄国的过去，也显示着俄国的未来：在莫斯科，我们将体会到俄国人民对于这次革命的真情实感：在那里，生活更为紧张热烈。 在过去的一周中，彼得格勒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受到铁路员工群众的支持，已经取得了尼古拉铁道线的管理权，并且不断地开出一列列满载着水兵和赤卫队的火车，向东南方进发。……我们从斯莫尔尼方面领到了通行证，如果没有这种通行证，任何人均不得离开首都。……列车刚刚进站，就有一大群衣衫褴褛、背着大包食品的士兵冲开了车门，砸碎了车窗，涌进所有的卧车，站满了车厢的过道，甚至还有人爬到车顶上去。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才钻进一间卧铺室，但几乎立刻就有约二十名士兵挤了进来。……那间卧铺室只能容纳四个人；我们进行争论和说理，那位乘务员也帮着我们讲话，然而士兵们只是哈哈大笑。难道他们还要照顾几个资产阶级分子的舒适吗？及至我们掏出斯莫尔尼方面发给的通行证，那些士兵马上就改变了态度。 其中有一个士兵大声说道：“同志们，我们走吧！这几位是美国的同志，他们跑了三万俄里的路程来考察我们的革命。他们当然是劳累了。……” 于是，那些士兵用客气而友好的口吻连声道歉，陆续离开了。片刻之后，我们听见他们砸开邻近的一间卧铺室。那间卧铺室原先是被两个矮矮胖胖、衣冠楚楚的俄国人所占有，他们曾经贿赂了乘务员，把房门反锁着。…… 大约在晚上七点钟的光景，我们的列车开出了车站。这是一列长长的、负载过重的列车。由一辆烧木柴的马力很小的小火车头拖着，慢吞吞地行驶，沿途常常停车。那些坐在车顶上的士兵用脚后跟踢着车皮，唱着悲凉的农民歌谣；车厢的过道里挤满了人，简直无法通过；通宵达旦，人们都在那里热烈地争论着政治上的问题。偶尔，乘务员也照例走过来查票。然而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几乎谁也没有买票。那位乘务员吵吵嚷嚷地查了半小时。但毫无结果，最后他失望地摊开双手，退出去了。车厢里的空气是窒息的，充满了烟雾和恶臭；如果不是那些玻璃窗都已经被砸破的话，我们很可能在夜间就闷死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醒得很迟，只见外面是一片银白世界。天气非常冷。在中午的光景，有一个农妇提着一筐子小面包和一大壶温热的咖啡代用品上车来兜售。从那时直到夜晚，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一列挤得水泄不通的列车颠颠簸簸地前进，时走时停。有时到了站头，一大群饥肠辘辘的人就马上涌到那些设备简陋的小食堂里去，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得精光。……有一次在停车的时候，我遇着诺根和李可夫，他们都是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的人民委员，正在回到莫斯科去向他们自己的苏维埃陈述苦衷[A]；隔几步远就是布哈林，他身材短小，留着棕色的胡子，眼光狂热。人们说他“比列宁还左”。…… 接着，钟鸣三下，我们又冲上列车，在那挤满了人的和嘈杂不堪的过道上钻了过去。……这真是一群天性善良的人呵，他们用一种富有幽默感的耐性，忍受着旅途中的艰苦。他们滔滔不绝地争论着各色各样的问题，从彼得格勒的局势一直谈到英国的工会制度，并且大声地同车上少数几个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争论。在我们到达莫斯科以前，几乎每一节车厢里都已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购买并分配食物。这些委员会也分成政党，在一些基本原则上争论不休。…… 莫斯科的火车站上是静悄悄的。我们跑到特派员的办公室里去办理回程车票的手续。那位特派员是个面带愁容的青年，带着尉官的肩章；当我们把那些从斯莫尔尼方面领来的证件给他看的时候，他大发脾气，声明他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而是代表社会保安委员会的。……这倒很足以说明当时莫斯科的特点：在接管莫斯科之际，情形非常混乱，胜利者竟忘记接收这座重要的火车站了。…… 车站附近找不到一辆车子。然而，我们走过几个街口，就看见一个装束得奇形怪状的马车夫直挺挺地躺在他那小雪橇中睡觉。我们叫醒了他，问道：“到市中心去要多少钱？” 他搔搔脑袋，说道：“大人们，您们在任何旅馆也不会找到房间。不过，给我一百个卢布，我带您们到各处去碰碰看。”在革命以前，雇这种小雪橇只要花两个卢布！我们不同意他所要的价钱，然而他只是耸耸肩膀，继续说道：“在这年头，赶雪橇可要有很大的勇气呢。”说来说去，我们还是不能把他的价钱压到五十个卢布以下。……当我们坐着雪橇掠过那寂静的、蒙着白雪的、灯光暗淡的街道时，那马车夫一路上叙述着他在六天战斗中的冒险经历。他说：“正在赶马前进的当儿，或正停在街头巷尾等客人付钱的当儿，突然间轰隆一声，一颗炮弹落在这里爆炸了；轰隆一声，一颗炮弹落在那里爆炸了；哒—哒—哒—哒！一阵机关枪扫射过来。……我快马加鞭地飞跑，那些恶鬼却从四而八方开枪射击。我躲到一条静僻的街道上停下来，打一会儿瞌睡，但轰隆一声，又是一颗炮弹落在附近了，哒—哒—哒—哒！……那些恶鬼！恶鬼！恶鬼！嘟－尔！” 在市中心区，那些堆积着白雪的街道上，显出秩序恢复时的平静。街上只点着几盏弧光灯，只有几个步行的人急急忙忙地在人行道上走着。一阵凛冽的寒风从那辽阔的原野上刮过来，冰冷彻骨。我们走进头一家旅馆的账房，那边点着两支蜡烛。 “是的，我们这里有几间非常舒适的客房，不过所有的玻璃窗都被枪弹打碎了。如果您先生不在乎一点新鲜空气的话。……” 走到特维尔大街，只见有许多商店的橱窗都已经被打碎了，街道上有炮弹的窟窿，铺路的石块也被翻转了过来。我们跑了一家旅馆又一家旅馆，家家都是客满；或者，旅馆主人还是那样地惊魂未定，以致他们总是说：“没有，没有，没有房间，没有房间！”布尔什维克的大炮曾经不分青红皂白地轰击了大银行和大商店集中的几条大街。正如有一位苏维埃的官员所告诉我的那样：“每当我们不知道那些士官生和白卫队究竟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轰打他们的钱袋子。……”[3] 我们终于在那宏大的国民饭店里找到了房间：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而军事革命委员会曾经答应要保护外国人的寓所。……在最高的一层楼上，那位经理指给我们看一个地方，那里有儿扇窗子被榴弹炮打碎了。他挥动着拳头，好象他面前就站着许多布尔什维克似的，说道：“那些畜生！不过等着瞧吧！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在几天之内，他们那个滑稽可笑的政府就要垮台，那时候我们倒要使他们尝尝苦头哩！” 我们在一家素菜馆里吃晚饭。那家馆子有一个诱人的名字，叫做“我不吃荤”，墙壁上赫然挂着托尔斯泰[B]的肖像。饭后我们就闯到街上去蹓跶。 莫斯科苏维埃的总部就设在从前的总督府里，那是一座巍峨壮丽的洁白大厦，正对着斯可别列夫广场。门口有赤卫队队员在站岗。登上那宽阔而匀称的台阶，就看见墙上到处都贴着各种委员会会议的通告和各党各派的宣言。我们穿过一排宏大的接待室，那里挂有许多披着红绸子、镶着金框子的画像；而后走进，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客厅，那里挂着光彩夺目的枝形吊灯，雕饰着金碧辉煌的花檐。大客厅里充满着一种深沉的喃喃细语声，还夹有一二十架缝纫机呼呼转动的声音。在桌面和拼花地板上，蜿蜒地摊着大幅的红布和黑布。约有五六十名妇女，正在桌子旁边为革命烈士的葬礼剪裁并缝制旗帜和长幅。这些妇女被极端困苦的生活打上了很深的烙印，显得面色憔悴。她们此刻在严肃地工作着，其中有许多人的眼睛都已经哭肿了。……红军的牺牲确实很重呵。 罗哥夫坐在大厅角落的一张写字台旁。他是一个精明干练的人，留着胡子，戴着眼镜，穿着一件黑色的工人罩衫。他邀请我们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一道参加明天早上的葬礼。…… 他愤慨地说道：“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简直是不可以理喻！他们已经妥协成性了。想想看！他们竟提议要我们和那些士官生在一起举行联合葬礼！” 从大厅对面走过来一个人，他穿着一件褴褛的军服，戴着羊皮帽，面孔很熟。我认出他是麦尔尼昌斯基。在美孚石油公司大罢工期间我就认识他了，那时他住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巴容城，是一个钟表匠，名叫乔治·梅尔彻。他告诉我：目前他是莫斯科五金工人工会的书记，而在战斗中则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派员。…… 麦尔尼昌斯基指着他身上那一套破破烂烂的衣服，大声说道：“您瞧我这副样子！当那些士官生最初发动进攻的时候，我正和弟兄们驻扎在克里姆林宫。那些士官生把我囚禁在地下室里，把我的外套、钱、表、甚至连手上的戒指都抢光了。这套破衣服便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从麦尔尼昌斯基那里，我了解到把莫斯科分裂为两大阵营的那六天血战中的许多详细情形。同彼得格勒的情况不一样，莫斯科的市杜马曾经指挥过士官生和白卫队。市长鲁德涅夫和市杜马的主席米诺尔就曾经指挥过社会保安委员会和军队的活动。莫斯科的卫戍司令里亚勃采夫是一个有民主倾向的人，他在反抗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一点上还有些犹像不定；然而市杜马却逼着他那样做。……策动占领克里姆林宫的就是那个市长，他说道：“他们决不敢对你们开火。” 卫戍部队中有一个团，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无所事事，弄得士气低落，而交战双方都来拉拢它。这个团举行了一次大会来决定何去何从。结果议决这个团仍然保持中立，并继续进行其目前的活动——其中包括贩卖胶鞋和葵花籽！ 麦尔尼昌斯基说道：“不过顶糟糕的是：我们一方面正在打仗，一方面却必须做组织工作。对方知道他们所缺少的是什么；而这边的士兵和工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苏维埃。……究竟由谁来担任总司令，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有几个团讨论了几天几夜，才最后决定采取什么行动；而当那些军官们突然从我们这里弃职潜逃的时候，我们竞没有战斗指挥员来发号施令……” 他还向我描述了战斗中一些非常生动的插曲。有一天，天气很冷，彤云密布，他站在尼基金大街的拐角上，一阵阵的机关枪子弹扫射了过来。有一群男孩聚集在那里——他们都是些街上的流浪儿，经常是做报童的。他们呼啸着，兴奋得好象是在做一种新的游戏。他们只要等到机关枪的火力稍微弱下去的时候，就试图穿过街心。……有许多孩子就这样被杀死了，然而其余的孩子还是跑来跑去，互相间开着玩笑，比谁的胆量大。…… 晚上很迟的时候，我来到“贵族俱乐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将在这里开会，来审查诺根、李可夫以及其他退出人民委员会的人的报告， 会场是一座剧院。在旧政权之下，这里曾经由业余剧团上演过最新的法国喜剧，给军官们以及那些装饰得珠光宝气的贵妇们观看。 起初，会场上坐满了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住在靠近市中心区的。诺根发言，大部分的听众显然都很同情他。时间已经很晚，工人们还没有来，因为他们住在市郊，而当时电车又停驶了。然而，大约在半夜的光景，他们开始一二十个人一批，成群结队地涌上楼梯。他们都是些魁梧、粗鲁的人，穿着粗布衣服，刚刚从火线上撤下来的。他们曾经象魔鬼一样地在火线上打了一星期的恶仗，亲眼看见他们的许多战友在身边阵亡了。 会议刚刚正式开始，诺根就遭到一阵暴风雨般的讥嘲和怒骂。他竭力进行争辩，人们根本不要听他那一套。诺根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他在作战方酣之际做了可耻的逃兵。至于资产阶级的报纸，在莫斯科已经再也看不到它们了，甚至连市杜马都已经被解散掉[4]。布哈林站起来发言，他的讲话气势汹汹而有逻辑性。声音沉重，很能打动人心。……全场的人都目光炯炯，听他说下去。结果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拥护人民委员会的措施。就这样，莫斯科人民表达了自己的意志。…… 在深夜时分，我们走过那些空寂无人的街道，穿过伊伯利安拱门，来到克里姆林宫前面那伟大的红场。在朦胧夜色中，圣瓦西利大教堂显得巍峨奇谲，它那色彩鲜艳、盘曲而上、雕着花纹的圆顶依稀可见，没有半点损坏的痕迹。……在红场的那一边，矗立着黑黝黝的克里姆林宫的钟楼和宫墙。在高高的宫墙上，有些被遮住了的火光闪烁着橘红色的光芒。从宽阔的广场对面传来了人声，以及铁镐和铁锹的声音。于是我们走了过去。 靠近墙脚下，高高地堆积着山丘一样的泥土和岩石。爬上那些土堆，我们看见下面挖了两个大坑，深约十至十五英尺，长约五十码。在几堆巨大篝火的光焰下，有几百名士兵和工人正在那里掘土。 有一个青年大学生用德语和我们交谈。他解释道：“这是兄弟冢，明天早上我们就要把五百名为革命而牺牲的无产者安葬在这里。” 他领我们下到坑里去。人们用飞快的速度挥动着铁镐和铁锹，上面的土堆逐渐增高。大家都在默默无言地工作着。顶上是满天星斗，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宫墙高耸云霄。 那位大学生说道：“我们要把我们最敬爱的人安葬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安葬在这全俄罗斯最神圣的地方。这里是历代沙皇的陵墓，但我们自己的沙皇（人民）将在此长眠。……”他有一只胳膊缠着绷带，那是因为在战斗中受了枪伤。他注视着他的伤口，说道：“你们外国人老是瞧不起我们俄国人，因为我们曾经如此长久地容忍着一种中世纪式的君主政体。但我们认为；沙皇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暴君；资本主义制度更为残暴，在世界各国，资本家都是太上皇。……俄国革命的策略是最好的策略。……”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些在墓穴里掘土的工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尽管天气很冷，他们还是冒着汗珠，陆续疲乏不堪地从坑里爬上来。而从红场对面又有一大阵黑魆魆的人群跑过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坑内，拿起了掘土的工具，又开始一声不响地在挖掘着、挖掘着。…… 就这样，通宵达旦，一大批一大批人民的义务劳动者轮流替换，始终保持着飞快的速度。当曙光照耀在那一片蒙着白雪的伟大的红场上时，那张着大口的土黄色的兄弟塚窀穴已经完全挖好了。 我们在日出之前就起身了，匆匆忙忙地经过那些幽暗的街道，走向斯可别列夫广场。在这宏伟的都市里，到处都看不见一个人影；然而隐隐约约地听到周围远近都有一种激动的声音，就象是大风就要刮过来的样子。在那微明的晨曦中，有一小群男子和妇女集合在苏维埃总部前面，扛着一大捆红旗，那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莫斯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天渐渐亮了。那来自四面八方的闹哄哄的人声，由远而近，逐渐嘹亮起来，成为一片连续不断的无边无际的低音大合唱。莫斯科起来了。我们高举着迎风飘扬的红旗，沿着特维尔大街向前进发。途中只见那些街上的小教堂都已关闭，漆黑无光，连伊伯利安圣母教堂也是一样。在过去，每逢新的沙皇即位，他照例总要先到伊伯利安圣母教堂，然后再到克里姆林宫举行加冕礼。不管白天或黑夜，伊伯利安圣母教堂总是开着的，而且挤满了人。那里面燃着信徒们所献的蜡烛，灯火辉煌，把那用金银宝石镶嵌的圣像照耀得光彩夺目。但现在，据说是自从拿破仑侵入莫斯科以来，伊伯利安圣母教堂里的烛光第一次熄灭了。 莫斯科成了炮轰克里姆林宫的不敬上帝的毒蛇巢穴，因此神圣的东正教已经对之收回了赞助的光辉。所有的教堂都是黑洞洞的、冷冰冰的、鸦雀无声；神甫们都已经不见了。没有一个教区牧师来主持这红色的葬仪，没有人为死者举行圣礼，也没有人在这些亵渎神灵的人们的墓前做祷告。那位莫斯科的大主教吉洪，不久就把所有苏维埃都逐出教门了。…… 商店也都关了门，资产阶级分子都躲在家里——但却另有别的原因。这是人民的节日，它要来临的消息，犹如惊涛骇浪，猛不可当。…… 浩浩荡荡的人流已经在穿过伊伯利安拱门，宏伟的红场上星罗棋布地站着成千上万的人。我注意到：从前人们每当经过伊伯利安圣母教堂的时候总要在胸前画个十字；而此刻群众的队伍经过这里，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 克里姆林宫的墙脚附近挤满厂人，我们从那密集的人丛中挤了过去，站在一座土堆上。那里已经站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位就是当选为莫斯科警备司令的军人穆拉诺夫——他身材魁梧，相貌纯朴，留着胡子，面容和善可亲。 人们就象潮水一样，从所有通向红场的街道上涌过来。他们成千上万，看上去都是些贫苦的人和劳动人民。有一个军乐队列队走过，高奏着《国际歌》。这歌声自然而然地吸住了群众的心灵，就象是风吹起海上的波浪，人家都跟着唱起来，缓慢而又庄严。有几幅巨大的标语从克里姆林宫的墙头上一直垂到地而，红底上而写着金色和白色的大字：“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全世界工人的兄弟般的大团结万岁！” 一阵凛冽的寒风掠过红场，把旗帜刮得飘扬起来。这时各个工厂的工人抬着他们的死者，从本市边远的地区走来。可以望见他们的队伍正在穿过伊伯利安拱门，举着迎风飘扬的旗帜，扛着深红色的（红得象血一般的）棺柩。那些棺柩都是些粗糙的木匣子，是用没有刨光的木料制成的，涂上一层赭红的颜色。那些粗壮的男子把棺柩高高地扛在肩头上走过，泪水从他们的面颊上流淌着。后而跟着许多妇女，有的饮泣呜咽，有的尖声哭喊，有的就直挺挺地走着，面色惨白得象死尸一样。其中有些棺柩是敞开的，棺柩盖了跟在后面；另外又有些棺柩上蒙着绣金色或银色的罩布，或者顶上钉着一顶军帽。在行列中有很多用粗制的纸花所扎成的花圈。…… 队伍穿过一条时开时闭的不规则的人巷，慢慢地朝我们这边走过来。这时有一条浩浩荡荡的旗帜的洪流在穿过伊伯利安拱门，那些旗帜都是深浅不一的红色，上而写着金色或银色的字，尖端挂着一束束的黑纱。但也有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黑底上面写着白字。乐队奏起《革命葬仪进行曲》，人山人海的群众脱帽肃立，发出宏大的歌声，而那些行进的队伍，也用嘶哑的嗓子跟着唱，他们的歌声屡屡被抽泣所打断。…… 在工厂工人的队伍中间走来了士兵的队伍，他们也都扛着棺柩。还有一队队的骑兵，他们在马上致敬；一队队的炮兵，他们的大炮上缠着红黑两色的布——就象要永远如此似的。他们的旗帜上写着：“第三国际万岁！”或“我们要求达成公正的、普遍的、民主的和平！” 游行的人随着棺柩慢慢地来到墓穴的入口处，抬棺的人就抬着棺柩爬过土堆，然后下到墓穴里去。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妇女——身强力壮的无产阶级的妇女。在死者后面跟着另一批妇女——有些是年轻而虚弱的妇女，有些是皱纹满面的老妇人。她们就象是受了伤的动物那样在嚎啕痛哭。她们抢着要跟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一道葬在兄弟冢里，而当那些同情者用手拦住她们的时候。她们就抢地呼天的号哭不已。贫苦的人是相亲相爱得这么深呵！ 从早到晚，整天都有送葬的队伍在行进。他们从伊伯利安拱门进入红场，再由尼古拉大街走出去。参加葬礼的约有五万人，他们象一条滚滚奔流的大河，高举着红色的大旗，那上面的字表达了人类的美好希望、兄弟团结和伟大预言。全世界的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将对此永志不忘。…… 那五百副棺柩已经逐一安放在墓穴中。直到黄昏时分，还是有游行的队伍高举着迎风招展的旗帜走过来。乐队奏起《葬仪进行曲》，而成千上万的群众随声应和着。人们把花圈挂在墓前落了叶子的树枝上，看上去就象五颜六色的奇葩。有两百名男子开始铲土来填平墓穴。在群众的歌声中，只听得泥土象雨点一样落在棺柩上，沉重地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 路灯亮了起来。最后一批游行队伍走过去了，而最后一批呜咽着的妇女，当她们离开墓场时，还用一种极为伤心的神情频频回顾。无产阶级队伍的洪流慢慢地退出了伟大的红场。…… 我猛然体会到：那些虔诚的俄国人民再也不需要什么神甫来替他们做祷告以便升入天国了。他们正在地球上建造一个比任何天国都更为光辉灿烂的天国，而为了这个目的，牺牲是一种光荣。…… [A]参看第十一章。 [B]列夫·托尔斯泰是素食者。－译者 上一页目录页 下一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九章胜利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h1 {margin-right:0cm; margin-left:0cm; font-size:24.0pt; font-family:宋体; } span.MsoFootnoteReference {vertical-align:super} -->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第九章胜利 给普尔科夫部队的第一号命令 1917年11月13日上午9时38分发出。 经过一场残酷的战斗，普尔科夫方面的部队已经完全击溃反革命的武装力量。那些反革命部队已经放弃其原有阵地，溃不成军，以皇村作为掩护，朝巴甫洛夫第二镇和加特契纳镇败退。 我乘胜前进的部队已经占领皇村的东北角和亚历山大车站。我们的左翼为科尔宾诺方面的部从；我们的右翼为红村方面的部队。 我命令普尔科夫方面的部队占领皇村，扼守皇村方面的交通要道，特别要向加特契纳镇方向加强警戒。 还要继续前进，占领巴甫洛夫镇，扼守其南沿阵地，并占领直至德诺车站的铁路线。 各部队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加强其已经占领的阵地，修整交通壕及其他防御工事。 普尔科夫方面的部队必须同科尔宾诺方面的部队和红村方面的部队建立密切联系，并同彼得格勒卫戍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 对克伦斯基反革命部队作战的各军总司令 陆军中校穆拉维约夫（签字） 星期二的早晨。但这是什么样的一天呢？仅仅在两天之前，彼得格勒平原还布满着散兵游勇，在漫无日标地徘徊着。他们没有食物，没有大炮，也没有一定的作战计划。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把这一大群还没有组织起来的、缺乏纪律的赤卫队和失掉了军官的士兵凝聚成一支大军，使他们服从自己所选举出来的上级指挥部，坚韧不拔地挡住并击退了炮火的轰击和哥萨克骑兵的冲锋呢？[1] 起义的人民有办法打破军事上的陈规。人们不会忘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那些衣衫褴褛的革命军曾经在瓦尔米和魏森堡取得胜利[A]。这次集中起来向苏维埃部队进攻的有士官生、哥萨克兵、地主、贵族、黑帮分子——如果他们得逞，那末沙皇就要复辟，特务的迫害和判处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锁链就会重新加在俄国人民身上；而且还有德国人那种巨大而可怕的威胁。……所以用卡莱尔的话来说，胜利就意味着“人间仙境，永世天堂”呵！ 星期天的晚上，那些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派员都从前线上赶回来告急。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选出了一个“五人委员会”，作为它的战斗司令部，其中有三名士兵和两名军官，都是经过审查后确定没有任何反革命瓜葛的人。负责指挥的是旧军官穆拉维约夫中校——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却必须加以严密的监督。在科尔宾诺、奥布霍夫、普尔科夫和红村，都组成了临时部队。当附近地区的那些散兵游勇不断来归时，那几支部队的人数就增多了。他们是混合的部队，其中有士兵、水兵和赤卫队，有分属于各个团的各兵种如步兵、骑兵和炮兵，还有几辆装甲车。 天刚刚亮，克伦斯基那边的哥萨克兵前哨部队就打过来，发生了接触。这时响起了凌乱的枪声，并且杂夹着叫对方投降的呼吼声。在那莽莽苍苍的平原上寒风凛冽，四周静悄悄的，厮杀之声由远而近。当那些苏维埃部队正在三五成群地围在篝火旁边取暖和等待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这种声音。……于是，战斗就这样开始了！苏维埃部队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战斗；沿着笔直的道路涌来的工人队伍也加快了步伐。……义愤填膺的人群，完全自觉自愿地集合到各个攻击点去。特派员给他们指定了阵地、或教他们如何干。这是他们自己的战争，是为了要赢得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指挥员也都是由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从那一瞬间起，千千万万个不同的心就结成了一条心。…… 那些参加过这次战役的人曾经向我描述水兵们如何英勇作战：他们在打完了最后一粒子弹以后，就进行猛攻；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们朝着那些冲过来的哥萨克骑兵猛扑上去，将他们拖下马来；那些没有番号的老百姓队伍在夜色朦胧中赶到战地来，象汹涌澎湃的怒潮一样向敌人猛冲过去。……在星期一的午夜以前，哥萨克兵就全线崩溃，扔下了大炮，狼狈逃窜；而无产阶级的大军则沿着一条漫长而参差不齐的战线向前推进，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破坏那座政府的大型电台以前就冲进了皇村。而现在，斯莫尔尼方面的特派员正在利用那座无线电台向全世界广播着胜利的凯歌…… 致所有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11月12日，在皇村附近的一场血战中，革命军队打败了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部队。我谨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命令所有的部队向那些革命民主的敌人发动攻势，并采取一切措施逮捕克伦斯基。同时，也要防止发生任何足以危害革命成果和无产阶级胜利的冒险行动。 革命军队万岁！ 穆拉维约夫 全国各地的消息纷至沓来。…… 在塞瓦斯托波尔，当地的苏维埃已经掌握了政权；塞瓦斯托波尔港内那些军舰上的水兵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已经迫使他们的军官采取一致行动，宣誓效忠于新政府。在下诺夫哥诺德[B]，苏维埃已经控制了全市。从喀山传来了消息：士官生和一个旅炮兵正在同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卫戍部队进行巷战。…… 在莫斯科又爆发了你死我活的激战。士官生和白卫队占据着克里姆林宫和市中心区，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部队则从四面八方向他们猛攻。苏维埃方面的大炮就架设在斯柯别列夫广场上，正在轰击市杜马大厦、警卫司令部和京都饭店。特维尔大街和尼基金大街上的那些鹅卵石都已经被翻过来，用以建筑战壕和街垒。密如冰雹的机关枪扫射着大银行和大商店集中的地区。没有电灯，没有电话；属于资产阶级的居民都躲在地下室里。……最近一期战报上说，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向社会保安委员会提出最后通碟，要求立即把克里姆林宫交出来，否则就要开炮轰击了。 “轰击克里姆林宫吗？谅他们也不敢！”一般市民们都这样说。 从伏洛格达城直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的赤塔城，从普斯科夫城直到黑海边上的塞瓦斯托波尔港，无论是在大城市或是在偏僻的农村，都燃烧着内战的烽火。成千成万的工厂、农民公社、部队和远涉重洋的船只，都纷纷向彼得格勒致敬——向人民政府致敬。 设立在诺伏切尔卡斯克的哥萨克军政府打电报给克伦斯基说，“哥萨克军政府邀请临时政府和共和国临时议会的议员们在可能范围内光临诺伏切尔卡斯克。在这里，我们可以共同组织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芬兰的局势也是动荡不安的。赫尔辛福斯的苏维埃和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联合实行戒严，并且宣布：凡属企图干犯布尔什维克部队者，凡属以武力拒抗苏维埃政令者，均将受到严厉的镇压。而在同时，芬兰铁路工会号召举行总罢工，要求把被克伦斯基解散了的社会主义者国会于1917年6月通过的那些法令付诸实施。…… 一清早，我来到斯莫尔尼。当我从外面大门沿着那条木制便道走进去的时候，看见入冬以来第一次下雪。那轻盈的、翩翩飞舞的雪花，从那灰白色的没有风的天空中飘下来。那个在门口站岗的士兵很高兴地笑着喊道：“下雪了！这对身体有好处！”在斯莫尔尼大厦中，那些宽敞而暗淡的大厅和那些阴冷的屋子里都似乎空寂无人。在这座宏伟的建筑里，没有一个人在走动。然而，我听到一种深沉而不安的声音，向四周一看，只见沿着墙壁的地板上到处都有人在呼呼大睡。他们都是些粗鲁的、衣服肮脏的工人和士兵，身上沾满了泥泞，有的是独自睡卧，有的是紧紧地挤在一准，好象把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了。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缠着破破烂烂的绷带，那上面染有血迹。步枪和子弹带就零乱地摆在他们身边。……这便是取得光辉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军队呵！ 在楼上那间小食堂里，人们横七竖八睡得满满的，简直无法走进去。空气很污浊。透过那蒙着水蒸汽的窗子，泻出一道淡淡的微光。柜台上摆着一把破旧的茶炊，已经冰凉了。还有许多玻璃杯，里面剩着茶水。而在茶炊和茶杯旁边，乱放着一份刚刚出版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战报，上面歪歪斜斜写着一些不熟练的字。这是某个士兵写来纪念那些在抵御克伦斯基的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的，在他躺到地板上睡觉之前，就把这首悼词搁在这里。字迹象是被泪水弄模糊了。…… 阿列克赛·维诺格拉多夫 D.莫斯克文 S.斯托尔比科夫 A.沃斯克列先斯基 D.列昂斯基 D.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V.莱丹斯基 M.别尔奇可夫 以上这八个人都是在1916年11月15日应征入伍的，但目前只剩下三个人了： 米海尔·别尔奇可夫 阿列克赛·维诺格拉多夫 德米特里·列昂斯基 安息吧，雄鹰般的战士，带着平静的灵魂安息吧 我们的兄弟， 您们理应得到幸福和永久的安宁。 在黄土垅中，您们彼此还是紧紧地靠拢着。 安息吧，公民们！ 只有军事革命委员会始终在日以继夜地工作。斯克雷普尼克从里面那个房间里走出来，他说，郭茨已经被逮捕，然而他却一口否认了他曾经象阿夫克森齐也夫那样在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上签名；而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本身也否认它曾经向卫戍部队发表过呼吁书。斯克雷普尼克报告说，在本市的驻军中还有些不满情绪；沃雷斯基团曾经拒绝同克伦斯基作战。 在加特契纳镇，有几个以切尔诺夫为首的“中立”部队的分队，正在设法劝克伦斯基停止进攻彼得格勒。 斯克雷普尼克大笑起来，说道：“此刻不可能再有什么‘中立的部队’了，我们已经胜利了！”他那瘦削的、长满络腮胡子的脸上焕发着一种几乎是宗教性的激情。“已经有六十多名代表从前线上赶到这里，向我们保证所有部队都拥护我们。只缺罗马尼亚前线上的部队，因为还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军队委员会对于一切来自彼得格勒的新闻都严加封锁，但此刻我们已经在前线上建立了正常的通讯制度。……” 在楼下的前厅里，看见加米涅夫刚刚走进来。他因参加各党各派的代表大会，通宵达旦地讨论关于成立新政府的问题，弄得精疲力竭，但却显得很高兴。加米涅夫告诉我：“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倾向于让我们参加新政府。那些右派集团的人听到革命法庭就吓昏了，他们惶恐地提出要求，请我们先解散革命法庭，然后再谈其他的事。……我们已经接受了全俄铁总执委会所提出的建议，成立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内阁，此刻他们正在那里起草方案哩[C]。您看，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我们的胜利中得来的。当我们的情况不佳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我们参加新政府；而现在呢，每个人都赞成与苏维埃达成某种协议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真正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克伦斯基只想停战，然而他将不得不投降。[2]……”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心情就是这样。有一名外国记者问托洛茨基有什么声明要向世界宣布，托洛茨基答道：“在这时刻，我们的声明只可能有一种方式，那就是用大炮说话！” 不过，在这胜利的高潮里面却潜伏着一种深沉的隐忧，那就是财政问题。银行职员的职工会不但不遵照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使银行开业，而且还召集了一次会议，宣布正式罢工了。斯莫尔尼方面曾经向国家银行提取三千五百万卢布的款项，但出纳员却把财库锁了起来，只发钱给临时政府方面的代表。反动分子正在把国家银行当做一种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例如，当全俄铁总执委会来提款发放国营铁路员工的工资时，就有人叫他们到斯莫尔尼去要。…… 我跑到国家银行去见新任的特派员，那是一位红头发的乌克兰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名叫彼得罗维奇。他正在千方百计地想从那被罢工员工们所扔下来的一团糟的事务中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在那座大银行的各个部门中，都有许多自告奋勇的工人、士兵和水兵在工作，他们忙得直冒汗，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工作，摇头咋舌，用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翻阅着一大册一大册的账簿。…… 市杜马大厦里还是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在那里，仍旧有个别的人发表诽谤新政府的言论，但毕竟是很少了。中央土地委员会向农民发出呼吁，叫他们不要承认那为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法令》，说它会引起混乱和内战。斯莱德市长宣布：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暴动，立宪会议的选举工作将不得不无限期地延迟下去。 所有那些被酷烈的内战吓得胆战心惊的人们，首先所关心的似乎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停止流血斗争[3]；第二是如何建立一个新政府。这时再也没有任何人说要“消灭布尔什维克”了；而且，除了人民社会主义者和农民苏维埃以外，也几乎没有人主张不让布尔什维克参加新政府了。甚至连那设立在大本营里的一向与斯莫尔尼坚决为敌的中央军队委员会也从莫吉廖夫城打电话来说：“如果为了组织新内阁而必须同布尔什维克达成某种谅解的话，我们同意让他们在内阁中占少数的席次。” 《真理报》用讽刺的笔调提醒人们注意克伦斯基的“人道主义情绪”，并且转载了克伦斯基致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一份公函如下： 按照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以及一切团结在它周围的民主团体的建议，我已经完全停止了讨伐那些叛乱分子的军事行动。委员会已派来代表进行谈判，将采取一切措施来停止这场无益的流血斗争。 全俄铁总执委会向全俄罗斯发出一份电报： 铁路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交战双方的代表参加，他们都承认有达成协议的必要，坚决反对在内战中采用政治恐怖主义，特别是反对在各个不同的革命民主政党之间所进行的政治恐怖主义。大会宣布：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政治恐怖，都是和协商建立新政府的精神不相容的。…… 那个代表大会[D]分别地派代表团前往前线和加特契纳镇。而在那个代表大会上，一切的事情似乎就要最后谈妥了。大会甚至决定要选出一个由四百人左右所组成的临时人民议会——其中七十五人代表斯莫尔尼方面，七十五人代表那旧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其余的席次则分配给各地的县市杜马、各职工会、各土地委员会和各政党。切尔诺夫被提名为新内阁的总理。人们谣传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将被排斥在内阁名单之外。…… 大约在中午的光景，我又来到斯莫尔尼前，同一个正要开往革命前线去的救护车驾驶员攀谈起来。我可以跟他一起去吗？当然可以罗！他是自告奋勇来服务的，是一位大学生。当我们驾着车子在街上疾驰而过的时候，他掉过头来用鳖脚的德文大声对我喊道：“哦，好罢！我们到兵营里吃饭去！”我好不容易才听懂，那是说在某个兵营里可以吃到午饭。 在基洛奇大街上，我们转弯开进一个大院子，四周都是营房。我们爬完一道黑洞洞的楼梯，走进一间只有一个窗户的天花板很低的小屋子。大约有二十名士兵坐在一张长木桌旁边，正在用木匙子从一个大铅桶里舀白菜汤喝。他们高声谈论，发出爽朗的笑声。 “向第六工兵后备营的营委员会致敬！”我的那位朋友喊道，同时把我介绍给大家，说我是一个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于是，每一个人都站起来和我握手，而一个老战士则拥抱我，亲切地吻了我一下。他们送上一根木匙子，让我在桌前就坐。接着又拿来一大桶稀饭、一大块黑面包，当然，还有那每餐都少不了的茶壶。刚刚坐定，大家立刻开始向我询问一些关于美国的问题：在你们那自由的国家里，人们为了金钱出卖选票，是真的吗？如果那是真的，人民又怎能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呢？“塔马尼”[E]的内幕究竟如何？在你们那自由的国家里，一小撮人就可以操纵整个城市的一切，剥削全城的人以饱私囊，那是真的吗？为什么人民竟能忍受这种状态呢？即使在沙皇政体之下，这种事在俄国也不会发生的；当然，过去俄国总是有贪污渎职的行为；但是怎么能买卖整个的城市，况且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呢！难道人民就没有革命的热情吗？我多方解释说，我国人民是企图用合法手续来改变事物的。 “不错，”一位名叫巴克拉诺夫的青年军士点点头，用法文说道。“不过贵国不是有一个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吗？那末资产阶级就一定把持着立法机关和法院。在那种情形之下，人民又怎能改变事物呢？我是没有什么成见的，因为我不熟悉贵国的情况。但据我看，那是不可思议的。……” 我说我要到皇村去。“我也要去，”巴克拉诺夫立即说道。“我也去——我也去——”全屋子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决定要到皇村去。 正在这当儿有人敲门。门开了，门口站着一位上校。谁也没有起立，然而大家都向他大声问好。上校问道：“我可以进来吗？”战上们都热情地答道：“请进！请进！”上校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戴着一顶镶有金边的羊皮帽。他说道：“同志们，我想我曾经听到您们说要到皇村去，我可以跟您们一道去吗？” 巴克拉诺夫心里琢磨了一下。回答道：“我想今天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要做。行，同志，我们很高兴您能和我们一道去。”上校向他道谢了一声，于是坐下来，倒了一杯茶。 因为怕伤害到那位上校的自尊心，巴克拉诺夫低声地向我解释道：“您知道，我是营委员会的主席。我们绝对地掌握着这个营，只有在作战的时候，我们才把指挥权交给这位上校。在作战中，大家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然而他是对我们绝对负责的。在营房里，他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事先获得我们的许可。……您可以称他为我们的执行官。……” 在临行之前，向我们分发了武器，有左轮枪和步枪。人们说：“您知道，我们很可能会遇到几个哥萨克兵哩。”于是，我们一伙人挤进救护车，还给前线带了三大捆报纸。我们的车子吱吱嘎嘎地一直穿过李切伊尼大街，然后就沿着城郊大街疾驰而去。在我身旁坐着一位带中尉肩章的青年军官，他似乎会说所有欧洲各国的语言，而且说得都很流利。他是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我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他对我强调说。“我的家庭是一个很古老的贵族世家。我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个立宪民主党人。……” “然而，怎么您——？”我开始感到迷惑不解。 “噢，对了，我是营委员会的委员。我不隐瞒我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大家对于这一点并不介意，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过，我曾经拒绝参加目前的这场内战，因为我认为不应该拿起武器来残杀俄国同胞。……” “奸细！科尔尼洛夫份子！”其他人愉快地打趣说，并拍着他的肩膀。…… 我们的车子穿过那巍峨的用灰褐色花冈石砌成的莫斯科门拱道，那上面刻着一行行的金字，雕着巨大的双头鹰的帝国国徽和历代沙皇的名字。接着，我们便飞快地在那宽阔笔直的公路上加速前进；那入冬以来的初次小雪，把路面变成灰白色。公路上挤满了赤卫队，他们喊叫着，歌唱着，蹒跚地徒步开往革命的前线；而另有一批面色苍自、满身泥泞的人，则正从前线上撤回到城里来。看上去，绝大部分的赤卫队队员简直还是些未成年的孩子。妇女们扛着铁锹，有些背着步枪和子弹带，还有些则臂上缠着“红十字会”的臂章——她们都是些饱受艰苦岁月折磨的来自贫民窟的劳动妇女。一队队的士兵正在步伐零乱地前进着，他们向赤卫队开着热情的玩笑；还有那些面容严肃的水兵，以及那些给爸爸妈妈送饭的儿童。所有这些来来往往的人，都在公路上那被雪水所溶化的深达数英寸的泥泞中跋涉着。我们的车子赶过了一门大炮，它辚辚地带着弹药车向南方进发；大卡车来来去去，车上挤满了全副武装的战士；救护车满载着伤员，从战场上开回来。有一次还碰见一辆农家的板车，在咯吱咯吱地缓缓而行，那上面坐着一个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的少年，他按着受了重伤的腹部，不断地发出单调的呻吟。在公路两旁的田野里，妇女们和老年人正在挖战壕，并架设铁丝网。 回头向北边看，那密密的云层突然消散，一轮苍白无力的太阳钻了出来。平坦、低洼的原野那一端，就是闪闪发光的彼得格勒。在右边，耸立着许多白中带金的和五颜六色的圆顶和尖塔；在左边，耸立着许多高大的烟囱，其中有些正冒着乌黑的浓烟；而在这些景物的背后，便是云层低垂的芬兰。在公路的两旁有些教堂和修道院。……偶尔还瞥见一个僧侣，他默默地注视着那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的大军在公路上汹涌前进。 在普尔科夫岔路口，这里真是人山人海，我们的车子就在人从中停住了。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三方面向这里拥过来，战友们遇到一起，总是兴奋万状，互相祝贺，彼此描述着战场上的情况。正对着岔路口的一排房屋上弹痕累累，附近半英里方圆的地而被践踏成一片泥泞。在这一带，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附近有许多失掉了骑者的哥萨克战马在饥饿地绕来绕去，因为地上的青草早就枯死了。就在我们前面，有一个笨手笨脚的赤卫队队员正想骑上其中的一匹战马。他一次又一次地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引得周围数以千计的纯朴战士象孩子一般哈哈大笑。 哥萨克的残兵败将就是沿着左边的那条公路撤退的。那条公路通到一座矮矮的山岗，山上有一个小小的村落。站在那里远眺，莽原如海，乱云飞渡，一片雄伟壮丽的景色尽收眼底。从京城里涌现出成千成万的人，塞满了所有的公路。在左边，那座红村的小山岗遥遥在望，还有沙皇近卫军夏令营的阅兵场，以及皇家的奶牛场。在不远的地方，是一片荒原，只有几座围着围墙的修道院和寺院，一些孤零零的工厂，以及几座庭院荒芜的大建筑物，那是养老院和孤儿院。…… “这就是薇拉·斯鲁茨卡娅殉难的地方，”当我们的车子开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岗时，那位驾驶员指点着说。“呵，薇拉·斯鲁茨卡娅是布尔什维克在市杜马中的议员。这是今天早上发生的。她同扎尔金德和另一个同志坐着一辆汽车，趁停火的时候出发到前线阵地上去。当时他们正在有说有笑地谈论着，但突然在克伦斯基本人所乘坐的装甲列车上有人看见这辆汽车，开了一炮。炮弹的碎片击中了薇拉·斯鲁茨卡娅，她就牺牲了。……” 于是我们来到了皇村，只见熙熙攘攘，到处都是那些昂首阔步的无产阶级队伍里的英雄们。这时，那座曾经被苏维埃用做会场的宫殿成了最热闹的场所。院子里挤满着赤卫队队员和水兵，门口站着岗哨，川流不息的通讯员和特派员挤进挤出。苏维埃的办公室里已经装上一个大茶炊，有五十多个工人、士兵、水兵和军官站在那儿喝茶，用很大的嗓门在谈论着。在一个角落里，有两个笨手笨脚的工人正在千方百计地设法开动那架印刷机。那身材魁梧的德宾科伏在当中的桌子上看地图，正在用红蓝铅笔注明军队的位置。他那只空着的手总是握着那支大型的纯钢左轮。不久以后，他坐到打字机前面去，用一个指头敲着键盘打字；每过一会儿，总要拿起那支左轮枪来，爱不释手地转动着弹槽。 办公室的墙边摆着一张担架床，上面躺着一个青年工人。有两名赤卫队队员俯着身子在照料他，但其余的人对此并不注意，那个青年工人的胸部有一弹洞伤口，随着每一次的心脏跳动，殷红的鲜血就涌出，渗透了衣服。他的眼睛已经闭上，那年轻的、长着胡须的脸已经变成灰白色。不过他仍然微弱而缓慢地呼吸着，每呼吸一次，就喃喃地说道：“和平就要到来了！和平就要到来了！” 当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德宾科抬起头来，对巴克拉诺夫说道：“呵！同志，您愿不愿意到指挥部去接管那边的工作？等一等，我马上给您写委任状。”于是他走到打字机旁边去，慢吞吞地在键盘上打起字来。 巴克拉诺夫这位新任的皇村地区指挥员和我一起前往叶卡特林娜宫，他的心情很激动，而且知道自己的责任很重大。我们来到上次我曾经到过的那间华美而洁白的屋子，只见有几个赤卫队队员正在带着好奇心到处进行搜查，而那位先前曾经和我打过交道的上校则站在窗门，咬着他的胡须。他一看到我就象是见到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一样问好。那个祖籍是法国的比萨拉比亚人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上，布尔什维克已经命令他留下来继续工作。 “叫我怎么办呢？”那传令兵嘟哝着说。“象我这一类的人，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是不能站在任何一方作战的，尽管我们在本能上对暴民专政是如何地不喜欢。……我所抱憾的只是我离开我那住在比萨拉比亚的母亲太远了！” 巴克拉诺夫正式地从那位上校手里接管指挥部的工作。那位上校神色慌张地说道：“这就是办公桌抽屉上的钥匙。” 有一名赤卫队队员插上来，声色俱厉地问道：“钱在哪儿？”那位上校似乎大吃一惊，说道：“钱？钱？呵，你是说那只钱柜子吧。它在这儿，还和我三天前接任时一样，原封未动呢。至于钥匙吗？”，上校又耸耸肩膀说：“我可没有钥匙。” 那赤卫队队员心里明白，冷笑道：“这倒很方便。” 巴克拉诺夫说道：“让我们打开这只柜子。拿一柄斧头来。这里有一位美国的同志，我们就请他当场劈开这只柜子，并且把他在这里面所找到的东西登记下来。” 我挥动了斧头，结果发现这只木柜子里竟空无一物。 那赤卫队队员咬牙切齿地说道：“让我们把他逮捕起来。他是克伦斯基的党羽，他已经把钱偷给克伦斯基了。” 巴克拉诺夫并不想逮捕那位上校，他说道：“噢，不！这是在他接任之前的那些科尔尼洛夫分子干的，不能怪他。” 那赤卫队队员咆哮道：“见鬼！我告诉你，他是克伦斯基的党羽。如果你不逮捕他，那末我们就来逮捕他，而且我们还要把他解往彼得格勒，关在彼得巴甫洛夫监狱里。他是理应关到那里面去的！”其余的那些赤卫队员都齐声表示赞成这个意见。那位上校用一种乞怜的样子向我们瞥了一眼，接着就被押走了。…… 在苏维埃所在的宫殿前面，停着一辆即将开往前线去的大卡车。一个身材高大的工人指挥五六名赤卫队队员、几名水兵和一两名士兵爬上了车子。他们大声呼唤，要我跟他们一道去。一群赤卫队队员从苏维埃总部涌出，他们摇摇晃晃，每人手里都抱着一些波纹形铁壳制成的小型炸弹，那里面装着一种叫做“戈鲁比特”的炸药——据他们说，这种炸药要比普通炸药强烈十倍和灵敏五倍。他们把这些炸弹放到了大卡车里。接着，他们又拉出一门三英寸口径的大炮，用一些绳索和铁丝把它绑在大卡车后面。 在一阵欢呼声中，我们出发了；不用说，车子当然是开足了马力。笨重的大卡车走起来东摇西晃，那门大炮也就跟着左右跳动，而那些装着“戈鲁比特”炸药的炸弹就在我们脚边滚来滚去，碰着车身两边的板壁。 那个身材魁梧的名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维奇的赤卫队队员，滔滔不绝地向我问了一大堆关于美国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会参战？关国的工人阶级是不是准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穆尼事件[F]现在究竟怎样了？他们会不会把伯克曼[G]引渡到旧金山去？”还有许多其他很难解答的问题。当时我们大家互相搀扶着，在那些滚动着的炸弹中颠颠簸簸地前进。所有那些问题，都是他用一种比车子开动时的喧嚣声还要高的嗓门提出来的。 偶尔有巡逻队想叫我们停车；那些士兵们跑过来拦在路中间，挥舞着步枪，喝令“停下来！” 但我们根本不理会巡逻队。那些赤卫队队员大声喊道：“见你的鬼！谁也不能阻挡我们！我们是赤卫队！”我们的车子就这样横冲直撞地风驰电掣而过，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维奇继续吼叫着问我关于巴拿马运河国际化的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大约走了五英里，我们遇见一队水兵迎面走过来，于是放慢了行车的速度，问道： “弟兄们，哪儿是前线？” 那个走在最前面的水兵停了下来，他搔搔头，说道：“在今天早上，前线就在沿这条公路下去约半公里的地方。不过此刻，谁也不知道它在哪儿。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走了一程又一程，但却找不到前线阵地。” 这一队水兵爬上了大卡车，于是我们继续前进。大约又走了一英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维奇突然吃惊地侧耳静听，并且大声地叫驾驶员停车。 “开火了！你们听见没有？”他说。顿时是死一般的沉寂，接着，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左前方，接连很快地传来三响枪声。在这一带，公路旁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这时我们十分紧张，只敢低声细语，车子慢慢地继续前进，差不多一直开到正对着传来枪声的地点才停下来。我们下车后立即散开，每个人都紧握着手中的步枪，悄悄地走进森林。 同时，有两位同志把大炮从车上解开来，并且转动着炮口，使它尽可能地瞄准着我们所行进的方向： 树林里鸦雀无声。这时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在微弱的秋阳下，树干显出一片暗淡的苍白色。一切都毫无动静，只有林中那些小水塘里的薄冰被我们踏得吱吱作响。难道有什么埋伏吗？ 我们安然地前进，一直走到那树木渐渐稀疏的地方才停下来。前面有一块小小的空地，只见有三个士兵围坐在一个小火堆旁边取暖。显得非常逍遥自在。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维奇走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同志们，你们好！”而在他后面，一门大炮、二十支步枪和一大卡的“戈鲁比特”炸弹都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那三个士兵急忙站了起来。 “这儿附近为什么放枪？” 其中有一个士兵神色安定下来，回答道：“呵，同志！那是我们刚才开枪打野兔子呢。……” 在那晴朗而空阔的白天，我们的车子横冲直撞地朝着罗曼诺夫镇的方向急驶。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有两个士兵跑过来拦住去路，挥舞着他们手中的步枪。于是我们放慢了行车的速度，停了下来。 “同志们，拿通行证来看！” 那些赤卫队队员大吵大嚷了起来：“我们是赤卫队。我们用不着什么通行证。……开车罢，不要理他们！” 但有一名水兵表示反对，他说道：“同志们，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有革命的纪律。如果有些反革命分子混在这辆车上而说‘我们用不着什么通行证’，那怎么行呢？要知道这些同志并不认识我们呵。” 大家就这件事展开了争论。然而，一个接着一个，那些水兵和士兵都赞成第一个人的意见。于是，每个赤卫队队员都嘀贴着掏出弄脏了的证件。大家的证件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有我的证件不同，那是由斯莫尔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发给的。哨兵们宣称必须把我带走。那些赤卫队队员竭力反对，不过那个讲纪律的水兵却坚决认为应当这样做。他说道：“我们知道这是一位真正的同志，但委员会有命令，而这些命令是必须服从的。这是革命的纪律。……” 为了免得找麻烦，我就从车上跳下来，目送着那辆大卡车摇摇摆摆地向前驶去，车上那一伙人都向我挥手道别。那两个士兵低声细语地商量了一会儿，然后便把我领到一座墙跟前，叫我面对着墙站在那里。我猛然意识到他们是要枪毙我！ 周围附近一个人影也没有。那唯一的生命象征，便是一幢屋子的烟囱正在冒烟，它是一幢歪歪斜斜的小木屋，离公路旁有四分之一英里。那两个士兵正往公路上走，我就拼命地向他们奔过去。 “同志们！瞧瞧吧！这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印记呀！” 他们呆头呆脑地望着我的通行证，接着又面面相觑。 其中有一个士兵绷着脸说道：“这个通行证和别人的通行证不同。老兄，我们不识字呵。” 我拉着他的膀子，说道：“来吧，让我们到那座小木屋里去，那边一定有人是识字的。”他们有些踌躇。其中有一个士兵说，“不行！”但另一个士兵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就喃喃地说道，“为什么不行呢？无论如何，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总是一桩重大的罪行呀。” 于是我们走到那座小木屋的门口，在门上敲了几下。一位矮矮胖胖的妇女走过来开门。她一看见我们就惊慌失措地连忙缩了回去，颠三倒四地说：“他们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呀！他们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呀！”那押着我来的两个士兵中的一个把我的通行证拿给她看，她又吓得叫了起来。那个士兵说道：“同志，只要请你念一下。”于是她勉强地接过了我的通行证，流利而高声地念道： “本通行证的持有者约翰·里德，是美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国际主义者。……” 重新回到公路上，那两个士兵又商量了一下。他们说道：“我们必须把你带到团委员会去。”在那愈来愈苍茫的暮色中，我们沿着那条泥泞的公路踉踉跄跄地前进。偶尔我们碰见一队队的士兵，他们都停下来，用一种咄咄逼人的目光打量着我，把我的通行证传来传去，并且在要不要枪毙我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当我们走到皇村第二步兵团的营房时，天色已经黑下来了。营房是又矮又杂乱无章的建筑物，拥挤在公路旁。有几个士兵正在大门口聊天，急切地想知道我是间谍还是奸细。我们爬上一道弯弯转转的扶梯，走进一间宽敞而无摆设的屋子，中间生着一个大火炉，地板上摆着一排排的木床，那里住着上千名的士兵，有的在玩扑克牌，有的在谈话，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躺着睡觉。屋顶上有一个锯齿形的大窟窿，那是被克伦斯基的大炮打穿的。…… 我站在门口的过道上，那一群群的人顿时肃静下来，转过身来盯着我。突然间，他们开始向我这边移动，起初还是慢慢的，接着就蜂拥而来，发出震天般的响声，大家脸上都怒气冲冲。那押送我来的两个士兵之中的一个大声喊道：“同志们！同志们！找团委员会！找团委员会！”那一大群人停了下来，把我围在当中，闹哄哄地在议论着。有一个身材瘦削、缠着红臂章的青年人从人丛中挤了过来。 他声色俱厉地问道：“这是什么人？”押送我来的两个士兵说明了情况。“把他的证件拿给我看！”他一面仔细地看证件，一面用他那敏锐的目光瞥了我一眼。接着他就微笑一下，把证件交还给我，同时说道：“同志们，这是一位美国同志。我就是团委员会的主席，欢迎您到团部里来。……”于是刚才那一阵叽叽咕咕的声音就迸发成一片热烈的欢呼，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挤上来和我握手。 “您大概还没有吃晚饭吧？我们都已经吃过了。请您到军官俱乐部去吧，那边有人会讲贵国的语言。……” 团委员会主席领我穿过一道院子，走到另一幢房子的门口。这时有一个贵族气派的、带着中尉肩章的青年军官正在走进来，团委员会主席把我介绍给他。然后就和我握握手，走回去了。 那位中尉用一口漂亮的法文说道：“我叫斯捷潘·格奥尔基维奇·莫罗夫斯基，谨愿为您效劳。”走进军官俱乐部，楼下是一座华丽的大厅，有一道很讲究的扶梯通向二楼，被枝形吊灯照得雪亮。二楼有一些弹子室、扑克室，还有一个图书馆。我们走进餐厅，只见正中那张长台子周围坐着约二十名军官，他们都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佩着镶有金银柄头的刀剑，带着帝俄时代的彩绶和十字勋章。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他们都彬彬有礼地起立，并且让我坐在团长旁边的座位上。那位团长是一个躯体魁伟、神采奕奕的人，胡子已经有点花白了。有几个勤务兵熟练地伺候着晚餐。那种气氛，就和其他欧洲国家军官宴会没有两样。革命体现在哪儿呢？ 我问莫罗夫斯基道：“您大概不是布尔什维克吧？”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然而我注意到有一两个人暗暗地向那勤务兵瞥了一眼。 我那位朋友说道：“不是。本团只有一名军官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今天晚上到彼得格勒去了。团长是孟什维克。赫尔洛夫上尉是立宪民主党人。而我本人是右翼社会革命党人。……我可以告诉您，军队里绝大多数的军官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然而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民主主义者；他们认为一定要跟着士兵群众们走……” 吃完了晚饭，送来了几张地图，那位团长把它们摊在台子上，其他的人都围上来观看。 那位团长指着地图上的铅笔记号，说道：“今天早上，我们的阵地是在这一带。弗拉基米尔·克里洛维奇，目前你的连队在什么地方？” 赫尔洛夫上尉指着地图上的位置说道：“遵照命令，我们占领了沿这条公路线的阵地。在五点钟的时候，卡尔萨文接替了我的防务。” 正在这时候，餐厅的门开了，团委员会的主席和另一位士兵走了进来。他们参加到那些军官的行列中，站在团长后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 那位团长说道：“很好！此刻在我们的防区内，哥萨克兵已经败退了十公里。我认为没有进入前进阵地的必要。各位军官。今天夜里你们就守住目前的这条战线，设法巩固阵地好了——” 团委员会主席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对不起。命令要求我们火速前进，准备明天早上在加特契纳镇以北的地方与哥萨克兵交锋。我们必须彻底击溃哥萨克兵。请你作适当的部署吧。” 大家略为沉默了一会儿。那位团长又看看地图，于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腔调说道：“好吧，斯捷潘·格奥尔基维奇，你担任——”他一方面迅速用蓝铅笔在地图上画着进军的路线，一方面就发布命令，由一个军士速记了这些命令。接着，那个军士便退出去；而十分钟之后，他已经把那些命令用打字机打成一式两份，拿了回来。团委员会主席把一份命令摆在面前，对照着地图仔细研究了一番。 最后团委员会主席站了起来，说道：“很好，就这样办！”他把那张命令的副本折好，塞在自己的口袋里。接着，便在那张命令的正本上签了字，并且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圆形的图章，在那上面盖了印，然后交给团长。…… 革命就体现在这里！ 我乘团指挥部的汽车又回到皇村那座被苏维埃所征用的宫殿。这里仍然非常忙碌，一群群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涌进涌出，门口被许多大卡车、装甲车、大炮堵塞得水泄不退。人声鼎沸，到处都洋溢着胜利的欢笑。有五六名赤卫队队员押着一个牧师从人丛中挤过来。他们说，那就是神甫伊万，当哥萨克兵打进皇村的时候，他曾经为之祝福。后来我听说他被枪毙了。……[4] 德宾科刚刚走出来。他一边走，一边迅速地向左右发布命令，手中还是拿着那支大型的左轮枪。有一辆发动着的汽车等待在围墙旁边。他独自一个人走进了汽车，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接着便出发了——出发到加特契纳镇去征服克伦斯基。 在黄昏时分，德宾科到达加特契纳镇的近郊，他继续徒步前往。谁也不知道德宾科究竟对那些哥萨克兵说了些什么话，但后来的事实是：克拉斯诺夫将军和他部下的军官以及几千名哥萨克兵都投降了，他们并且劝克伦斯基也投降。[5] 至于克伦斯基的下场呢？——在这里，我把克拉斯诺夫将军在11月14日上午所作的证词抄录如下： 1917年11月14日，加特契纳镇。 今天，大约在凌晨三点钟的光景，最高统帅（指克伦斯基）召见了我。他显得非常激动，而且非常心慌意乱。 他对我说道：“将军，您背叛了我。您部下的哥萨克兵直截了当地宣称要逮捕我，井且要把我递解给那些水兵。” 我答道：“是的，大家是这么说，而且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对您表示同情。” “不过，难道军官们也这么说吗？” “是的，尤其严重的是军官们都对您表示不满。” “我怎么办呢？我应该自杀！” “如果您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那末您就应当马上打着白旗到波得格勒去，亲自前往军事革命委员会，用临时政府首脑的身份进行谈判。” “好吧。将军，我就这样办。” “我可以派一支卫队保护您，并且找一名水兵陪您一道去。” “不，不。不要水兵。您知道德宾科在这里的消息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德宾科是什么人。” “他是我的仇人。” “那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您要作高价的赌博，就必须懂得要冒一下险。” “好，我今天夜里便动身！” “为什么？那会成为逃亡了。要去就公开而坦然地去，使大家看到您并不是潜逃。” “很好。不过您必须派一支我认为靠得住的卫队来保护我。” “好吧。” 我走了出来，召见了顿河区哥萨克第十团的哥萨克军官罗斯科夫，命令他挑选十名哥萨克兵去伴随最高统帅。半小时之后，那些哥萨克兵来向我报告，说克伦斯基不在他的营房里，他已经逃跑了。 当时我以为他还不可能逃出加特契纳镇，立即发出警报。并下令搜查他。然而，却没有找到他的踪影。…… 就是这样，克伦斯基“打扮成一个水兵的样子”，独自一个人潜逃了。由于这种逃亡的行为，他在俄国人民群众中最后的一点威信也完全丧失掉了…… 我坐在一辆大卡车的驾驶室里回彼得格勒。开车的是一名工人，车上挤满着赤卫队队员。我们车上没有煤油，所以不能点灯。公路上熙熙攘攘，有的是正在撤回去的无产阶级大军，有的是正在源源不断开出来接防的后备部队。在朦胧夜色中，沿途隐隐约约看见许多和我们的大卡车同样的卡车、一队队的炮车以及马车。那些车辆也都和我们的车子一样，没有点灯。我们的车子横冲直撞地向前飞奔，时左时右地摆动着，以避免那险些就要发生的撞车。有时突然刹车，随即听得那些步行的人在大声谩骂。 在地平线上，首都的万家灯火闪烁着光芒。在夜里看起来，彼得格勒的景色比白天更辉煌壮丽得多，就象是一大堆光彩夺目的珠宝堆积在那空旷的原野上。 那位开车的老工人用一只手紧握着驾驶盘，而用另一只手对那灯光闪烁的首都挥舞着，显得兴高采烈的样子。 他容光焕发地喊道：“是我的了！现在一切都是我的了！我的彼得格勒！” [A]1792年9月20日，法国革命军在瓦尔米击溃了普奥联军。1793年10月。法国革命军又在魏森煲击溃了奥地利军。—译者 [B]今高尔基城。——译者 [C]全俄铁总执委会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把持，成了反苏维埃活动的中心。1917年11月l1日，它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成立一个包括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政府。并发起召开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大会来谈判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人应邀参加了这个谈判：根据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谈判应作为“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然而，参加谈判的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却违背列宁和党中央的指示，接受了全俄铁总执委会的要求，同意成立一个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包括在内的联合政府。1917年11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否决了与那些反革命政党妥协的主张，并宣布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破坏革命的工贼。关于这段历史，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6－257页，以及第512页上的注释。——译者 [D]指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协商会议”。——译者 [E]“塔马尼”即“塔马尼厅”，是美国民主党纽约市总部的所在地。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它操纵着纽约的政治，成了美国金融寡头政治的象征。——译者 [F]托马斯·穆尼（1862－1942年），美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16年7月22日在旧金山阅兵式中发生炸弹爆炸案，美国当局污其为主犯，判以死刑。在世界人民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后来把他改判为终身监禁，直到1939年1月才获释。——译者 [G]亚力山大·伯克曼（1870－1936）年，反战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因反对美国政府征兵被捕。—译者 上一页目录页 下一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八章反革命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h1 {margin-right:0cm; margin-left:0cm; font-size:24.0pt; font-family:宋体; } span.MsoFootnoteReference {vertical-align:super} -->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第八章反革命 第二天早晨，11月11日，星期天，哥萨克兵进驻皇村，克伦斯基[1]本人骑着一匹白马，所有的教堂都鸣钟庆祝。皇村外边有一座小山，站在山顶上，就可以看到在那莽莽苍苍的平原上横卧着一片灰蒙蒙的首都，看到那些金色的尖塔形建筑物和五光十色的圆屋顶。而再向远看，就是那深蓝色的芬兰湾。 本来并没有发生什么战斗。然而，克伦斯基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早晨七点钟，他下令皇村的第二步兵团放下武器。士兵们答道，他们将保持中立，但却不愿解除武装。克伦斯基硬要他们在十分钟之内服从命令。这就激怒了那些士兵；因为八个月以来，他们一直都是用委员会的方式自己管理自己的，而且这种命令具有旧政权的味道。……几分钟之后，哥萨克炮队开炮轰击第二步兵团的营房，打死了八个人。从那一瞬间起，皇村就再也没有什么“中立的”士兵了。…… 彼得格勒被一阵阵的枪声以及士兵们进军的嚓嚓脚步声所惊醒。在那彤云密布的天穹下，寒风凛烈，大概是要下雪了。在黎明时分，军人饭店和电报局曾经一度被大批的士官生所占领；经过流血的斗争，才又收复过来。水兵们包围了电话局，他们伏在海洋大街中间那些用铁桶、箱子和铅皮所砌成的街垒后面，或者藏在哥罗霍夫和伊萨克也夫广场的角落里，只要看见有活动的东西就开枪射击。偶尔有一辆挂着“红十字会”旗子的汽车驶进驶出，水兵们不加阻拦，放它开过去。 当时艾伯特·里斯·威廉斯[A]在电话局里，他曾经亲自跟那辆挂着“红十字会”旗的汽车跑出来一趟。在表面上，那辆汽车好象是装满着受伤的人。然而它在市内兜了几个圈子，就从偏僻的小路驶往米海依洛夫士官学校，那是反革命分子的大本营。有一名法国军官站在士官学校的院子里，他似乎就是发号施令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弹药和给养被运往电话局。当时总有几十辆这种伪装的救护车，专门为士官生传递消息，运送军火。 有五、六辆本来属于那被解散了的英国装甲师团的装甲车，这时落在他们的手里。当路易丝·布赖恩特[B]正在走过伊萨克也夫广场时，有一辆装甲车从海军部那边开过来，驶向电话局。在果戈理大街的拐角上，就在布赖恩特跟前，那装甲车停住了。一些埋伏在木头堆后面的水兵开始对它射击。那装甲车炮塔上的机关枪转动了一下，随即不分青红皂白地向那些木头堆和人群喷射出雨点般的子弹。就在布赖恩特女士所站立的那个拱道里，有七个人被打死，其中有两个是小男孩。突然间，水兵们大喝一声，从木头堆后面纵身跃出，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去，他们围住那个庞然大物，呼喊着，一次又一次地用刺刀往那装甲车的枪眼里戳。……那个驾驶员假装做受伤的样子，水兵们就放他走了。然而那个驾驶员却跑到市杜马去，编造了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暴行的谎言。……在那些被杀死的人里面，有一名是英国军官。…… 后来，报纸上报道，有另外一名法国军官在一辆士官生的装甲车里被捉住，并且被解住彼得巴甫洛夫要塞去了。法国大使馆马上否认这项消息，然而，有一个市议员却告诉我，他曾经亲自设法使那个法国军官得到释放。…… 不管各协约国大使馆的官方态度如何，在那些日子里，个别的法国军官和英国军官是积极参与反革命暴乱的。他们甚至给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行动会议出谋献策。 整整一天，在市区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发生着士官生与赤卫队之间的遭遇战以及装甲车与装甲车之间的战斗。……或近或远，到处都听见排枪声、冷枪声和呼啸的机枪声。商店里的铁窗板都已经关上了，但仍旧在做生意。甚至电影院还照常上演，虽然外面关了灯，但里面却挤满着观众。电车还在行驶。电话也完全畅通；当你叫接总机时，在耳机里可以清晰地听到枪声。……斯莫尔尼方面的电话线已被割断，但市杜马和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却同所有的士官学校和进驻皇村的克伦斯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清晨七点钟，有一队士兵、水兵和赤卫队来到弗拉基米尔士官学校，要求那些士官生在二十分钟以内放下武器。这项最后通牒被拒绝了。一小时以后，士官生准备突围而出，但却被从格列别茨克大街和波尔绍伊大街拐角上猛烈的齐射赶了回去。苏维埃部队把那座学校的建筑物团团围住，并且向它开火；有两辆装甲车往来巡逻，用机关枪对它扫射。那些士官生打电话求救。哥萨克兵回答说，他们不敢出来，因为有大批的水兵用两门大炮控制了他们的营房。巴甫洛夫士官学校也被包围了。而绝大部分米海依洛夫士官学校的士官生又都在街头上作战。…… 在十一点半钟的时候，苏维埃部队又调来三门野战炮。他们再一次要求士官生缴械投降。苏维埃的代表们打着白旗去进行谈判，却遭到士官生的射击，有两名代表中弹毙命。于是从这时起，就开始了真正猛烈的炮击。那士官学校的墙垣上，被打穿许多巨大的窟窿。那些士官生犹在作困兽之斗；赤卫队象汹涌澎湃的浪潮一样，猛攻猛打，但又在密集的火力下被迫后退。……克伦斯基从皇村打电话来，拒绝同军事革命委员会进行任何谈判。 苏维埃部队由于遭到挫折和死伤累累而怒不可遏，他们以猛烈的炮火轰击那已经被打得百孔千疮的建筑物。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军官都无法阻止这种可怕的炮击。有一位从斯莫尔尼派来的特派员基里洛夫，想阻止他们这样做，而他们就威胁着要揍他。赤卫队的热血沸腾起来了。 在下午两点半钟的时候，士官生扯起了自旗；他们说，如果能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就投降。这一点被接受了。于是，数以千计的士兵和赤卫队队员大喝一声，一涌而上，从窗子、大门以及墙上的炮弹窟窿里猛冲进去。在还没有来得及制止以前，就有五名士官生被打死和戳死。其余的约两百名士官生，被护送到波得巴甫洛夫要塞。他们是被一小批一小批地押走的，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路上，有一群人袭击了其中的一批，又杀死八名士官生。……在这次战斗中，赤卫队队员和士兵牺牲了一百多人。…… 两小时以后，市杜马得到电话通知，说乘胜而进的苏维埃部队正在向工程技术学校进军。有十二三个市议员，马上挟着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刚刚发表的宣言去散发，其中有几个人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所有其他的士官学校都没有抵抗地投降了，而那些士官生都安全地被送往彼得巴甫洛夫要塞和喀琅施塔得海军根据地。…… 一直到下午，有一辆布尔什维克的装甲车开到。而水兵们又猛力攻打，最后才拿下了电话局。那些吓得魂不附体的电话女接线生跑来跑去，叽叽喳喳地乱吵乱嚷；那些士官生则从他们制服上撕下一切显著的标志，其中有一名士官生情愿把一切的东西都给威廉斯，来换取他身上的那件外套，以便化装潜逃。……“他们会屠杀我们的！他们会屠杀我们的！”那些士官生这样嚷道，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曾经在冬宫立下誓言，说不再拿起武器来反对人民。威廉斯提议，如果他们把安东诺夫释放出来，那末他愿意出面调停。这一点马上就谈妥了。安东诺夫和威廉斯对那些胜利了的、由于死伤了许多同志而怒不可遏的水兵们进行说服，于是，那些士官生又一次地被释放了。……只有少数几名士官生，他们惊慌万状，想从屋顶上逃走或躲在阁楼上，结果被发现，摔到街上去了。 疲乏的、流着血的、胜利了的水兵们和工人们涌进电话局的接线室，一见那里有那么多漂亮的女接线生，他们都陷于窘境，又笨手笨脚地往后退。没有一个女接线生受到伤害，也没有一个受到侮辱。她们吓得挤在屋子的角落里。后来，她们发觉自己很安全，于是就吐露出她们的怨恨：“呸！这些肮脏而无知的人！这些蠢货！”……水兵和赤卫队队员很尴尬。那些女接线生尖声叫着：“畜生！猪锣！”她们怒气冲冲地披上了大衣，戴上了帽子。当她们替她们那些勇敢而年轻的保卫者——士官生搬运子弹、包扎伤口的时候，那是多么富于浪漫情调呵！那些士官生，其中有许多都出身于贵族豪门，正在为他们可爱的沙皇复位而战斗呢！而现在的这些人却不过都是些普通工人。农民、“群氓”呵。……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矮小的特派员维什尼亚克，想劝那些电话女接线生留下来工作。他热情而有礼地说道：“电话局过去是控制在市杜马手里的，你们的待遇很坏。你们每月只拿六十个卢布，而每天却必须工作十小时以上。……从现在起，一切都要改变了。政府准备把电话局交给邮电部管辖。你们的工资马上就要增加到一百五十个卢布，而你们的工作时间还要缩短。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你们会感到高兴——” 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真是的！他是不是以为在这些畜生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要我们留下来工作吗？哪怕他们就是给一千个卢布，我们也不会留下来的！……那些女接线生带着傲慢和怨恨的情绪，离开了电话局。…… 电话局的雇员、线路工人和杂役人员都留下来了。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电话，接线室里总得有人工作呵。……只有五六名懂得技术的女接线生留了下来。于是征求志愿人员，约有一百名水兵、士兵和工人响应了号召。那六名女接线生忙来忙去，指导着，帮助着，斥责着。……这样，工作时而停顿，时而发生故障，但总算勉勉强强地进行着，电话线又慢慢地开始发出嗡嗡的声音。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把斯莫尔尼同各兵营和各工厂之间的电话线连接起来，第二件事就是切断市杜马和各士官学校的对外联系。……及至黄昏时分，胜利的消息已传遍全市，成百成千的资产阶级分子拿起电话筒来高声漫骂：“笨蛋！恶鬼！你们以为你们能支持多久？哥萨克兵就要来了，等着瞧吧！” 苍茫的夜色已经降临。在那几乎是空寂无人的涅瓦大街上，卷过一阵凛烈的寒风、有一群人聚集在喀山大教堂前面，继续进行那哓哓不休的辩论；那一群人里面有几名工人，一些士兵，而其余的都是些小店主、小职员之类的人。 其中有一个人大声说道：“不过，列宁总没有办法使德国媾和呵！” 一个怒气冲冲的青年士兵答道：“然而，这是谁的罪过见？都是你们那该死的克伦斯基，卑鄙龌龊的资产阶级呵！让克伦斯基见鬼去吧！我们不要他！我们要列宁！……” 在市杜马大厦外面。有一个戴着白色臂章的军官一面在撕墙上的那些布告，一面在高声咒骂。其中有一张布告是这样： 彼得格勒的居民们！ 当此紧要关头，市杜马理应采取一切办法使居民得以安居乐业，保证粮食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然而，右派社会革命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却忘掉了自己的职责。竟把市杜马变成一个反革命的会议，企图煽动居民中的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以便去帮助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取得胜利。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不但不尽自己的职责，反而把市杜马变做一个政治上的地盘来攻击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来对抗那保证人民可以得到和平、面包和自由的革命政府。 彼得格勒的公民们！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市议员是由你们选举出来的。我们要让你们知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从事于反革命活动，他们已经忘掉了自己的职责，正在把居民们引向饥俄和内战。我们是由十八万二千选民选举出来的。我们认为有责任使我们的选民们注意到目前在市杜马中所发生的这一切；并且宣布：对于那些悲惨的但却必然会到来的结局，我们不负任何责任。…… 远处仍旧不时传来一些枪声，然而全市已经安静下来，显得冷冷清清的。它好象是被那激烈的痉挛弄得精疲力竭了。 在尼古拉大厅里，市杜马的会议行将结束。甚至连那气焰万丈的市杜马，这时也有点不知所措了。一个特派员接着一个特派员提出报告，描述布尔什维克占领电话局的情形，巷战的情形，布尔什维克攻陷弗拉基米尔士官学校的情形……特鲁普说道：“市杜马是站在民主力量方面来与专制暴政进行斗争的；但不论哪一方面得胜，市杜马总要反对施用私刑和苦刑。……” 立宪民主党人科诺夫斯基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儿，面容很狰狞，他说道：“当合法政府的部队开进彼得格勒的时候，他们枪杀那些暴动者，那总不能算是施用私刑吧！”这番话引起全场的反对，甚至连他自己所属的那个政党也不例外。 市杜马里充满了怀疑和失望的情绪。反革命的暴乱正在被平息下去。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投票表示不信任它的领导人；左派已经占了上风；阿夫克森齐也夫已经辞职。有一个通讯员回来报告说，那个被派往火车站去欢迎克伦斯基的代表团已经被逮捕了。在街上，可以听到远远地从南方和西南方传来的隆隆炮声。克伦斯基还是没有来呵。…… 这时只有三种报纸在出版，那就是《真理报》、《人民事业报》和《新生活报》。所有这些报纸都用很多篇幅来讨论关于建立新“联合”政府的问题。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主张成立一个既不让立宪民主党人参加也不让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内阁。高尔基表示很乐观，说斯莫尔尼方面已经让步，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的政府正在形成，它将包括除掉资产阶级以外的各党各派。然而，《真理报》却用嘲笑的笔调写道： 我们认为谈什么政党之间的联合是很可笑的。那些政党之中的最显赫的人物都是名声暧昧的小记者。我们所主张的“联合”，乃是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同贫苦农民的“联合”。…… 墙上贴着全俄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张自命不凡的布告，那上面威胁着说，如果双方不妥协，铁路员工就要罢工： 谁能把当前的这些暴乱平息下去？谁能把我们的祖国从破坏中拯救出来？既不是那些布尔什维克，不是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也不是克伦斯基的部队——而是我们，铁路工会。…… 赤卫队是管理不了象铁路运输那样复杂的事务的；至于临时政府，它已经证明自己维持不了那个政权了。…… 我们拒绝为任何政党服务，如果它不是按照那为全体民主派所信任的政府……所授予的权力来行事的话。…… 斯莫尔尼方面，那些永远不知道疲劳的人发挥出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在紧张地进行工作。 在工会的总部里，罗佐夫斯基把我介绍给一位尼古拉线的铁路工人代表，他说，铁路员工正在举行群众大会，谴责其领导人的行径。 他拍着台子，大声说道：“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里面的那些‘护国派’分子却在玩弄着科尔尼洛夫的勾当。他们企图派一个代表团到前线大本营去，可是我们在明斯克逮捕了那个代表团的人员。……我们的分会曾经要求召开全俄代表大会，而他们却拒绝召开这样的大会。……” 那些苏维埃，那些军队委员会的情况也与此相同。在整个俄罗斯，各色各样的民主团体正在一个个地分裂着和转变着。合作社由于内部斗争而弄得四分五裂；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激烈的吵闹声中不欢而散；甚至在哥萨克兵里面也发生了麻烦。…… 在斯莫尔尼大厦的顶楼上，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开足了马力进行工作。它猛攻猛打，一刻也不松懈。人们走进去的时候是生龙活虎的，经过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当走出来的时候，已经跌跌撞撞，精疲力尽，声嘶力竭而且满身汗臭，倒在地板上就睡着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宣布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不受法律保护。那地板上凌乱地摆着一大堆一大堆刚刚发表的宣言[2]，其中有一份是这样的： ……那些叛乱分子无论在卫戍部队中或劳动人民中都得不到半点支持，于是他们便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突然的袭击上。幸好由于一位赤卫队战上的革命警惕性，他们的行动计划被勃拉冈拉沃夫准尉及时地发现了。那位赤卫队战士的姓名，将予以通报表扬。组织这次叛乱的中心是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他们的武装力量是由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指挥的，而命令是由前临时政府的成员郭茨签署的。郭茨是我们根据他的誓言才恢复其自由的。…… 军事革命委员会吁请彼得格勒的居民们注意这些事实，同时下令逮捕所有参与这次叛乱的人，并将之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从莫斯科传来消息说。士官生和哥萨克兵已经包围了克里姆林宫，并且命令那里面的苏维埃部队放下武器。苏维埃部队接受了那个要求；可是当他们正在撤离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却遭到突袭和枪杀。人数很少的布尔什维克部队已经被赶出了电话局和电报局。目前士官生控制着市中心区。……但在他们周围，苏维埃部队正在集合力量。巷战正在逐渐激烈起来；一切妥协的企图都已完全无效。……站在苏维埃方面的有一万名卫戍部队的士兵和为数不多的赤卫队；而站在临时政府方面的则有六千名士官生、两千五百名哥萨克兵和两千名白卫队。 彼得格勒苏维埃正在开会；而就在隔壁，那新选举出来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审查那些不断地由人民委员会所交下来的法案和命令[3]。人民委员会在楼上开会，它所交来审查的有《关于批准和公布法律的法案》，《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法案》，以及卢那察尔斯基所提出的《关于国民教育的基本纲领》。那两个会上总共只有几百人出席，其中绝大部分人都带着武器。这时斯莫尔尼大厦里几乎没有什么人了，只有警卫人员还在会议厅的窗口忙碌着。他们正在架设机关枪，以监视着大厦的两侧。 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一位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正在讲话： “我们拒绝替任何一方输送军队。……我们已经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告诉克伦斯基，如果他继续向彼得格勒进军，那末我们就要切断他的交通线。……” 那位代表仍然吁请召开一个包括所有各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代表大会，来讨论组织新政府的问题。…… 加米涅夫小心谨慎地答道：布尔什维克党人很愿意参加那样的代表大会。不过，问题的关键倒不在于那样的一个政府是如何组成的，而在于它是否接受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麦人会所通过的纲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仔细研究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统一社会民主派国际主义者的宣言，并且已经接受了关于出席那个大会的各党各派人数比例的建议，甚至军队委员会和农民苏维埃也可以派代表出席那个大会。…… 在那宏大的会议厅里，托洛茨基叙述了当天所发生的一些大事。 他说道：“我们曾经给弗拉基米尔的士官生一个机会，叫他们缴械投降。我们本来是想用不流血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不过现在既然已经流了血，那就只有一个途径了——进行无情的斗争。倘若以为我们不管怎样都会取得胜利，那就太天真了。……当前的时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人都必须与军事革命委员会合作，向我们报告那些藏有铁丝网、汽油、枪械的地方。……我们已经获得了政权，现在我们就必须保持住这个政权！” 孟什维克党人越飞想宣读他那个政党的宣言，然而托洛茨基不许“在原则问题上再作什么争论”。 托洛茨基大声说道：“目前我们之间的辩论是在巷战中进行的。我们已经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我们全体，尤其是我个人，对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完全负责。……” 那些从前线上以及从加特契纳镇来的士兵，报告了他们的情况。其中有一名从第四八一炮兵团敢死队派来的代表说道：“当战壕里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一定会高声欢呼‘这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呵！’”有一名从彼得霍夫来的士官生说，他和其他的两个人曾经拒绝开出来与苏维埃为敌；而当他的同志们从保卫冬宫的战斗中退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推选他做代表，到斯莫尔尼来要求为真正的革命事业服务。…… 接着，托洛茨基又站上讲台。他暴躁地、毫不疲倦地在发布命令，解答问题。 有一次，他说：“那些小资产阶级为了要打败工人、士兵和农民，不惜与魔鬼结盟。”他提到最近这两天发生过许多酗酒的案件。“同志们，不要喝酒！在晚上八点钟以后，除掉值勤的警卫人员以外，任何人都不许上街。所有一切可能藏酒的地方都必须进行搜查，并且把酒毁掉[4]。。对于那些卖酒的人，决不留情。……” 军事革命委员会找维堡区的代表团，接着又找普梯洛夫工厂的代表。他们都急急忙忙地迈开大步走出了会场。 托洛茨基说道：“为了每一名被杀害的革命者，我们要杀死五名反革命分子！” 我们又来到市中心区。市杜马大厦里灯火辉煌，大群的人正在涌进去。在楼下的大厅里有号陶痛哭和悲泣的声音；有一群人在布告栏前面挤来挤去，那边贴着一张在当天战斗中被杀死的士官生的名单（或是假定被杀死了的士官生的名单，因为后来发现其中绝大部分的人都还活着，而且安然无恙）。……在楼上的亚历山大大厅里，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正在开会。到会的都是些带着耀眼的金红两色肩章的军官，面孔极为熟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知识分子，目光冷酷、挺胸突肚的银行家和外交家，旧政府的官员，以及穿得很讲究的妇女…… 那些电话女接线生正在那里作证。她们都是些穿著过于讲究、强学时髦的娇小女子，瘦削的脸，穿着通风的皮鞋。她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讲台，描述她在无产阶级手中遭受到的种种苦难，并且宣称她矢忠于一切陈规旧习和有权有势的东西。在彼得格勒“上流”人士（军官、富豪和政治名人）的掌声中，她们一个个高兴得满面到绯红。…… 市杜马又在尼古拉大厅里开会。那位市长表示很乐观。说彼得格勒的部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行动是可耻的了；宣传工作正在发生作用……通讯员不时跑进跑出，来报告布尔什维克的暴行，要求救援那些士官生，并忙着进行调查。…… 特鲁普说道：“布尔什维克将被道义的力量所征服，而不是被刺刀所征服。……” 在此期间，革命前线上的情况也不是一切都很顺利的。敌人开来了几节装甲列车，那上面装着大炮。苏维埃部队绝大部分系由那些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赤卫队所组成，他们没有军官，而且也没有确定的作战计划。只有五千名正规军参加了他们的行列；而其余的那些卫戍部队或者是忙于镇压士官生的叛乱，或者是保卫着首都的治安，或者是彷徨着无所适从。在晚上十点钟的光景，列宁在首都卫戍部队的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代表们以压倒的多数决定进行战斗。他们选出一个由五名士兵所组成的委员会，作为总参谋部。在拂晓时分，卫戍部队都离开他们的营房，完全进入战斗状态。……当我回寓所的时候，看见他们的队伍正在走过。他们都是久经战阵的老战士，步伐整齐，刺刀井然，踏过那被征服了的城市的寂静街道。…… 而就在这时候，在花园街的全俄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部里，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大会正在开会，讨论成立新政府的问题。阿布拉莫维奇代表中派的孟什维克发言，他说应当认为既没有征服者，也没有被征服者——过去的事让它过去算了。……所有那些左派的政党都赞成这个意见。唐恩代表右派的孟什维克发言，向布尔什维克提出如下的停战条件：赤卫队解除武装，并将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交由市杜马指挥；克伦斯基的军队不开一枪，不逮捕一人；成立一个包括各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内阁，但布尔什维克不得参加。梁赞诺夫和加米涅夫代表斯莫尔尼方面发言，他们宣称：成立各党各派的联合内阁，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但对唐恩的建议提出抗议。社会革命党人的意见不一致；然而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人民社会主义者都坚决反对让布尔什维克参加内阁。……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来负责草拟一个可以行得通的方案。…… 通宵达旦，那个委员会里的人都是吵吵嚷嚷，无法达成协议。次日整天整夜开会，还是没有结果。在这以前，11月9日，在马尔托夫和高尔基的倡导下，也曾经进行过一次与此相类似的调解工作；但那时由于克伦斯基正在逼近首都，而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又进行活动，右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主义者就突然退出了。然而此刻，由于士官生的叛乱已经被镇压下去，他们感到害怕了。…… 11月12日，星期一，这一天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全俄罗斯的眼光都集中在彼得格勒大门口那一片灰褐色的原野上。在那儿，旧秩序集中了一切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同那新的、未知的和还未组织好的部队对峙着。莫斯科方面已经宣布停战；双方进行谈判，在等待首都方面的结果。这时，那些出席过第二届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正坐在飞奔的火车上赶往亚洲最边远的地区，把烧得旺旺的革命圣火带回到他们的家乡。那奇迹般的革命胜利的消息，就象不断扩展开来的波浪一样，传布到全国各地，激动和冲击着所有的城市、市镇和遥远的乡村。一边是苏维埃和军事革命委员会，一边是杜马，地方自治局和临时政府的特派员；一边是赤卫队，一边是白卫队，双方针锋相对。到处都进行着巷战和激烈的争辩。……而结果如何却要看彼得格勒的消息。…… 这时斯莫尔尼学院里几乎是空寂无人，而市杜马大厦里却挤得水泄不通，吵吵嚷嚷。那位老态龙钟的市长，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正在对市杜马中那些布尔什维克议员所发表的那篇《告彼得格勒居民书》提出抗议。 他用激动的口吻说道：“市杜马并不是反革命的中心。市杜马并没有参加目前那些政党之间的斗争。不过，当国内还没有一个合法政权的时候，市自治政府就成了唯一的维持社会秩序的中心。和平的居民们都承认这一事实；而那些外国大使馆也只承认由本市市长所签署的公文。在欧洲人士的心目中，不承认其他任何局势，因为市自治政府是唯一能保护公民利益的机关。市政府应当对所有希望得到优待的团体一视同仁，因此市杜马就不能禁止任何人在市杜马大厦里散发任何报纸。我们的工作范围正在扩大，我们必须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我们的权利必须为双方所尊重。…… “我们是完全严守中立的。当电话局被士官生所占领的时候，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曾下令要切断斯莫尔尼方面的电话线，但我表示反对，结果那边的电话还是畅通无阻。……” 这时布尔什维克的议席上发出了讥笑声，而右边的议席上则发出咒骂声。 斯莱德市长继续说道：“然而，布尔什维克却把我们当做反革命分子，并且诉诸于民众。他们抢走了我们最后剩下来的几辆汽车，这样就剥夺了我们的交通工具。如果本市发生饥荒，那可不是我们的过失。任何抗议都没有用。……” 布尔什维克在市杜马中的议员柯鲍泽夫对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否曾经征用过市政府的汽车这一点表示怀疑。他说，即使承认有那样的事实，那也许只是个别未经授权的人员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柯鲍泽夫继续说道：“市长告诫我们，叫我们一定不能把市杜马变成政治性集会的场所。然而，每一个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这里所谈的尽是政党的宣传，而且他们还在门口散发他们那些非法的报纸，什么《火花报》呀，《士兵之声报》呀，《工人报》呀，来煽动叛乱。请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也在这里散发自己的报纸，又将如何呢？不过我们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尊重市杜马。我们一向都没有攻击过市自治政府，而且将来也不会攻击它。不过，既然你们发表《告居民书》，那末我们也就有权利这样做……” 接着是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发言。他说，同那些应当押到检查官面前去提起公诉并按照叛国罪来进行审判的人们，是找不到共同的语言的。……他再一次提议把市杜马里面所有的布尔什维克议员统统开除出去。然而，这个提案被搁置了下来，因为对布尔什维克议员个人提不出任何责难，而他们在市政机关中总是积极工作的。 在这之后，有两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发言，都认为布尔什维克议员的那篇《告彼得格勒居民书》是直接煽动大屠杀。平克维奇说道：“如果把每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都当做反革命分子，那末，我就不知道在革命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布尔什维克全是依靠那些失去控制的群众的热情；而我们只有依靠道义的力量。我们将反对来自两方面的屠杀和暴行，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 纳札里也夫说道：“那个贴在街头上的标题为《送上耻辱架》的文告，号召人民起来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是你们布尔什维克党人洗刷不掉的一项罪恶。昨天所发生的那些恐怖行为，不过是你们在写那个文告时所蓄谋进行的种种暴行的一个开端罢了。……我一向总是设法使你们同其他的政党和解，但现在我对你们却只有鄙视！” 布尔什维克的议员们站起来发言，他们义愤填膺地大声疾呼着。人们用粗暴而仇恨的语言向他们猛烈攻击，并且挥舞着拳头。…… 在会议厅外面，我撞见市工程师孟什维克党人龚贝尔格和三四名记者。他们都显得很兴奋的样子。 他说道：“你瞧！那些懦夫害怕我们。他们不敢逮捕市杜马的人员！他们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不敢派一名特派员进驻市杜马大厦。哦，今天在花园街的拐角上，我看见一个赤卫队队员企图阻止一个小孩卖《士兵之声报》。……那小孩只是瞅着他笑笑。而周围的观众想揍死那个强盗。现在，他们只有几小时的寿命了。纵然克伦斯基不打过来，他们也没有人能够管理政府部门的工作。真是荒谬绝伦！据我所知，他们在斯莫尔尼内部也在争吵得不可开交呢！”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社会革命党人，把我拉到旁边说道：“我知道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人藏在什么地方，你是否想去和他们谈谈？” 这时已经是夜色苍茫了。市内又安静下来，恢复了常态。商店已经关门，到处灯火通明。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在街上缓步而行，进行着辩论。…… 我们来到涅瓦大街八十六号，穿过一条甬道，走进一个大院子，那四周都是高大的公寓房屋。在第二二九号公寓门口，我那位朋友用一种特殊的暗号敲了几下门。只听得屋内传来一阵慌乱的声音；里面的一扇门砰然关上了；接着，大门半开半掩，露出一个妇人的脸来。她向我们注视了约有一分钟之久，然后才领我们进去。那是一位态度很安详的中年妇女，她马上喊道：“基里尔，没有事！”在餐室里，桌上有一把大茶炊，冒着热气，旁边摆着一些盘子，装满了面包和生鱼片。有一个穿军服的人从窗帘后面钻出来，接着又有一个打扮成工人模样的人从小套间里钻出来。他们看到我这个美国记者都非常高兴。两人都用一种津津乐道的口吻说，如果他们被布尔什维克捉住的话，就一定会被枪毙的。他们都不肯向我透露他们的姓名，不过他俩都是社会革命党人。…… 我问道：“你们为什么在你们的报纸上刊载这么多谎话？” 那个军官似乎一点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冒昧，答道：“是的，我知道。不过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他耸耸肩膀，接着说：“你总应当承认吧，我们有必要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印象。……” 那另一个人插嘴说道：“在布尔什维克方面说来，这仅仅是一种冒险行动。他们之中没有知识分子。……政府各部门的工作都停顿了。……俄罗斯是一个泱泱大国，而不就是彼得格勒一城一地。……我们晓得他们只能支持几天，所以我们决定去帮助那反对他们的最强有力的人——克伦斯基，并帮助恢复社会秋序。” 我说道：“那很好，不过为什么你们又和那些立宪民主党人搞在一起呢？” 那个伪装的工人爽快地笑着说：“老实告诉你吧：目前人民群众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我们没有群众——至少现在是如比。我们没法动员哪怕是一小撮的军队。我们弄不到任何武器。……在某种程度上，布尔什维克的话还是对的。目前俄国只有两个政党拥有武力——那就是布尔什维克以及那些掩藏在立宪民主党外衣下的各色各样的反动分子。立宪民主党人以为他们是在利用我们；然而实际上却是我们在利用他们。一旦我们粉碎了那些布尔什维克，我们就会转过头来收拾那些立宪民主党人了。……” “你们会让布尔什维克参加新政府吗？” 他搔搔头，说道：“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如果不让他们参加的话，那末也许他们又要来一次武装暴动了。不过无论如何，如果立宪会议开得成的话，他们总有机会在立宪会议中居于举足重轻的地位。” 那个军官说道：“那末，由于同样的原因，又要发生是否让立宪民主党人参加新政府的问题了。你要明白，立宪民主党人并非真心诚意地想召开立宪会议。如果现在能把布尔什维克消灭掉，他们就不会再要立宪会议了。”他摇摇头，继续说道：“对我们俄国人说来，搞政治活动可真不简单呵。你们美国人都是些天生的政客； 你们一生一世都在搞政治活动。而我们呢，你知道，搞政治活动的时间才一年哩！” 我问道：“你们认为克伦斯基如何？” 那另一个人答道：“呵，克伦斯基是要对临时政府的一切罪恶负责的。克伦斯基本人强迫我们同资产阶级成立联台政府，并以辞职相要挟。如果他真辞职的话，那就意味着在距立宪会议开幕期还只有十六个礼拜的时候要发生一次内阁危机，而我们是要避免发生那种危机的。” “然而后来局势的发展，难道不是造成了内阁危机吗？” “是呀，但我们又怎能预料得到呢？那些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的人欺骗了我们。郭茨更激进一些。我拥护切尔诺夫，他倒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哦，直到今天，列宁还叫人带信说，他不反对切尔诺夫参加政府。 “我们也想推翻克伦斯基政府，但我们认为还是等到立宪会议开幕时再说比较好。……在这次事变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原是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的。然而，本党的中央委员会却一致投票表决反对布尔什维克——那叫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党的纪律问题呀。…… “不出一星期，布尔什维克政府就要崩溃。社会革命党人只要站在旁边等待着，政权就会落到他们手中。不过，如果我们等待一星期的话，国家就会土崩瓦解，使德帝国主义者获得胜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只有两个团答应支持我们的情况下就开始发难的缘故——可是那两个团的士兵却反过来同我们为敌。……结果剩下的只有一些士官生。……” “哥萨克兵的态度怎样？” 那个军官长叹一声，说道：“他们按兵不动。起初他们说，只要有步兵的支持，他们就出动。不过他们又说，他们已经有一部分人马在克伦斯基那边，这样他们就已经尽到他们的力量了。……接着，他们还说，哥萨克兵总是被指责为民主力量的传统敌人……而最后，他们竟说，‘布尔什维克答应不没收我们的土地。对我们说来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我们保持中立。’” 当我们谈话的时候，经常不断地有人在走进走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些军官，制服上的肩章已经扯掉了。我们看见他们聚在客厅里，并且听到他们那低沉而又急切的声音。穿过那撩起来的门帘，我们偶然瞥见有一道门通向浴室，那里面有一个躯体魁梧、穿着上校制服的军官坐在马桶上，膝盖头上摆着一本拍纸簿，正在写些什么。我认得那就是彼得格勒市的前卫戍司令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军事革命委员会在悬赏通缉他。 那个军官说道：“问我们的政纲吗？那就是：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让工人有充分的代表权参加监督生产。提出积极的和平方案，但却不象布尔什维克那样向世界各国提什么最后通牒。布尔什维克是不会实践他们对人民群众所作的诺言的，即使在国内事务中也是如此。我们决不放过他们。……他们为了要得到农民的拥护，竟盗用我们所制定的土地纲领。那是不老实的。如果他们等到立宪会议——” 那另一个军官插嘴说道：“那倒不是立宪会议的问题！如果布尔什维克想在这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那末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不能和他们合作！克伦斯基铸成了大错。他在共和国临时议会上公开宣布说，他已经下令逮捕布尔什维克，于是就把一切的行动计划都泄露给他们了。……” 我说道：“那么现在你们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那两个人面面相觑，说道：“几天之内便见分晓。如果我们这边能有足够的部队从前线上开回来，那末我们就决不与布尔什维克妥协。不然的话，也许我们要被迫如此。……” 走出那座公寓，又来到涅瓦大街。我们赶上一辆挤满着人的电车，勉强站在踏板上。由于负载过重，车的踏板都有点弯下来，刮着地面了。这辆电车慢吞吞地蜿蜒而行，走完那漫长的数英里路程，把我们带到了斯莫尔尼。 那身材瘦小、文质彬彬的梅什柯夫斯基正走到会议厅里来，看上去有些忧心忡忡。他告诉我们，政府各部门职员的罢工正在发生影响。例如说吧，人民委员会曾经答应要把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所缔结的秘密条约公布出来；然而，负责保管外交档案的涅拉托夫却挟着那些文件隐匿起来了。有人猜测，那些秘密条约是窝藏在英国大使馆里。…… 不过，最糟糕的还是那些银行职员的罢工。孟仁斯基说道：“没有钱，我们真是一筹莫展。铁路员工和邮电员工的工资都必须发放。……银行都关门了；而为时局关键所系的国家银行也关门了。整个俄国的银行职员都受到贿赂，停止了工作。…… “但是，列宁已经下令叫用炸药炸开国家银行的财库。刚才又颁布了一道命令，限定那些私营银行明天开门营业，否则我们自己就要来替它们开门了！” 彼得格勒苏维埃正在紧张热烈地开会，大厅里挤满了武装人员，托洛茨基正在做报告： “哥萨克兵正在从红村方面败退。”〔会场上欢声雷动〕“不过，战斗还是刚刚开始。在普尔科夫方面，正在进行激战。我们必须把一切能调动的力量都赶快调到那边去。…… “莫斯科方面的消息不好。目前克里姆林宫已落在士官生手里，工人们只有很少的武器。结果如何，全看彼得格勒的局势而定。 “在前线上，《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使士兵们欣喜若狂。克伦斯基向战壕里的士兵们散布彼得格勒发生烧杀的各种谎言，编造布尔什维克屠杀妇女和儿童的故事。然而没有一个人相信他那些鬼话。…… “‘奥列格’号、‘阿芙乐尔’号和‘共和国’号等巡洋舰都停泊在涅瓦河中，它们的大炮都瞄准着那些通到彼得格勒的交通要道。……” 这时会场上有人厉声叫道：“你为什么不到前线上去和赤卫队一起作战？” “我马上就去！”托洛茨基这样回答，并且离开了讲台。这时他的脸色显得比平时更为苍白。他从大厅旁边走出去，被一些热情的朋友们围着。他匆匆地步出会场，登上那等候在门口的汽车。 此刻是加米涅夫发言，报告参加各党各派调解会议的经过；他说，孟什维克提出的那些停战条款已经被轻蔑地拒绝了。甚至连铁路工会的各分会也投票反对那样的建议。 加米涅夫宣称：“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政权，并且正在席卷整个俄罗斯。然而，他们所要求于我们的却总不外乎是下列这三件小事：第一，放弃政权；第二，驱使士兵们继续进行战争；第三，强迫农民们忘掉土地问题。……” 列宁在讲台上出现了片刻，来答复社会革命党人所提出的责难。他说道： “他们责备我们，说我们盗用了他们的土地纲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向他们致谢。这个土地纲领还适合我们的要求。……” 大会就在这样紧张热烈的气氛中开下去。一个领导人接着一个领导人走上讲台，解释着，告诫着，答辩着。一个士兵接着一个士兵，一个工人接着一个工人，站起来尽情地说出他们自己心坎里的话。……会场上的人是流动的，经常不断地在变换和更新。不时有人跑进会场，大声呼唤某个部队的成员到前线去；而其他那些从火线上退下来休息的人，伤员，或者到斯莫尔尼来领取武器和装备的人，则涌到会场里面来。…… 差不多是凌晨三点钟的光景，当我们正要离开会议厅的时候，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哥尔茨曼同志从楼上直奔到会议厅来，面容完全改观。 “一切都解决了！”他紧紧握住我的一双手，喊道：“前线上拍来的电报。克伦斯基被粉碎了。瞧这个！” 他掏出一张纸，那上面写着许多潦草不堪的铅笔字。接着，他看出我们无法念下去，于是就高声宣读道： 清晨2时10分，发自普尔科夫镇，参谋部。 10月30日至31日这一夜的战斗，将在历史上永垂不朽。克伦斯基想驱使反革命军队来进攻革命人民的首都，这一企图已经被彻底粉碎了。目前前克伦斯基正在败退，我们正在乘胜前进。士兵们、水兵们以及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已经用事实表明：他们能够而且一定会用他们手中的武器来推行民主的意志和权威。资产阶级曾经千方百计地想使革命军队陷于孤立；克伦斯基曾经企图用哥萨克的兵力来消灭革命军队。这两种计划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工农民主统治的伟大理想，使我军的队伍团结一致，并且使他们的意志坚如磐石。从现在起，全国人民都将相信：苏维埃政权决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个坚不可摧的事实。……打败了克伦斯基，就是打败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和科尔尼洛夫分子。打败了克伦斯基，就是确保了人民群众的权利，使他们可以过和平自由的生活，得到土地、面包和政权。普尔科夫方面的部队，以其英勇的战斗巩固了工农的革命事业。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摆在我们前面的还有许多斗争、困难和牺牲。然而道路已经畅通，胜利已有保证。 革命的俄罗斯和苏维埃政权应当为瓦尔登上校指挥下的普尔科夫部队感到自豪。让我们永远怀念那些牺牲的战士！光荣归于革命的战士，那些忠于人民的士兵和军官！ 革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万岁！ 人民委员会代表、人民委员列·托洛茨基 当乘车穿过兹纳缅斯基广场回家的时候，我们看见尼古拉火车站前面挤满了一大群不平常的人。有几千名水兵集中在那边，他们都背着步枪。 有一名全俄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站在台阶上，正在用一种恳求的语调对水兵们讲话： “同志们，我们不能送你们到莫斯科去。我们是中立的。我们不替任何一方面运输军队。我们不能运你们到莫斯科去，那里已经发生可怕的内战了。……” 所有广场上的人都沸腾起来，向那位委员咆哮着。那些水兵开始向前冲过去。突然，火车站的另一个大门豁然大开，门口站着两三名司机，一名司炉模样的人。 其中有一个人大声喊道：“同志们，到这儿来！我们运你们到莫斯科去——或者，只要你们愿意，我们也可以把你们一直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革命万岁！” [A]艾伯特·里斯·威廉斯是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和进步作家，约翰·里德的挚友，著有《论列宁和十月革命》等书。－译者 [B]路易丝·布赖恩特（1890－1936年〕是美国进步女作家，约翰·里德的妻子。—译者 上一页目录页 下一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七章革命的前线 <!-- .title_page{/*题目样式*/ font-size:24pt; font-family:"宋体"; color:#000000; font-weight:bold; } .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12pt; font-family:"宋体"; } .contentimg{ margin:7px; } .9{font-size:9pt} .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center; } .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20pt; } .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7px; margin-bottom:7px; } 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 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 .b1{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 .b2{ 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 background-repeat:no-repeat; 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 } h1 {margin-right:0cm; margin-left:0cm; font-size:24.0pt; font-family:宋体; } -->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第七章革命的前线 11月10日，星期六…… 公民们！ 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它决不容许发生任何破坏革命秩序的行为。…… 凡属盗窃、抢劫、袭击和蓄谋屠杀，均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学习巴黎公社的榜样，军事革命委员会将毫不留情地对那些抢劫者或煽动破坏革命秩序的人进行镇压。…… 全市一片宁静。没有发生一次拦路抢动，没有发生一次盗案，甚至也没有发生一次酗酒以后的殴斗。夜间，武装的巡逻队在那寂静的街道上往来巡逻。在街头巷尾，士兵们和赤卫队队员们蹲在一堆堆的篝火周围，欢笑着，歌唱着。白天，一大群一大群的人聚集在人行道上，倾听学生与士兵之间、商人与工人之间的滔滔不绝的热烈争论。 在街上，市民们彼此招呼着停下来交谈： “哥萨克兵来了？” “没有。……” “最近有什么消息？” “我什么也不知道。克伦斯基在哪儿？” “他们说克伦斯基离彼得格勒只有八俄里了。……听说布尔什维克已经逃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去了，是真的吗？” “他们是这样说的呵。……” 只有满墙的布告以及少数报纸在大喊大叫，但无非是些谩骂、呼吁、通令…… 在一个巨大的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发表的歇斯底里的宣言： ……他们（指布尔什维克）竟敢说他们得到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拥护。他们竟敢说他们是代表农民代表苏维埃在讲话…… 让俄国全体的劳动人民都知道吧：那完全是扯谎。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体现着全体劳动农民的意志，愤怒地驳斥这种谎言，说什么有组织的农民参加这种违反劳动人民意志的罪恶行径。…… 下面是社会革命党士兵工作部的布告： 布尔什维克那种丧心病狂的企图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夕。卫戍部队四分五裂。……政府各部门己停止工作，面包就要吃光了。除掉一小撮布尔什维克以外，各党各派的人都已经退出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是孤立的。…… 我们号召一切有理智的人，都团结在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周围，并且认真地准备着，等中央委员会一声令下，立即响应。…… 在一张传单上，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又在喊冤叫屈： 由于受到刺刀的威逼，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不得不解散，并暂时停止开会。 那些篡夺者，尽管口头上说什么“自由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却已经建立起一种专横残暴的统治。他们已经逮捕了临时政府的成员，封闭了报纸，占领了印刷厂。……我们必须把这个政权视为人民和革命的大敌；我们必须同这个政权进行斗争，并且推翻它。…… 在尚未恢复其工作以前，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谨吁请俄罗斯共和国的公民们团结在……各地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周围。各地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正在组织力量，推翻布尔什维克，并建立一个能把这个国家引向召开立宪会议去的政府。 《人民事业报》上说道： 革命应当是全体人民的起义。……然而，我们这里是些什么人呢？不过是一小撮被列宁和托洛茨基欺骗的笨蛋罢了。……他们的那些法令和文告，只是给历史博物馆里增添一些可笑的资料罢了…… 而《人民言论报》（人民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则说道： “工农政府”吗？那不过是黄粱一梦罢了！不论是在俄国或在我们的盟国，或甚至在我们的敌国，都不会承认这样的“政府”。…… 资产阶级的报纸都已经暂时销声匿迹了。…… 《真理报》上有一篇报道，记载新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情形。这届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就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议会。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在会上说，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在12月13日召开全俄农民代表大会。 米柳亭说道：“但是我们不能等待。我们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持。我建议由我们来召集农民代表大会，并且立即召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赞成这样做。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连忙起草了一篇《告俄国农民书》，并且选出一个五人委员会来实行这项计划。 关于分配土地的详细计划，以及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计划，都留待这些方面的专家们提出报告后再作决定。 会上宣读了并且通过了三项法令[1]：第一项是列宁所提出的《出版法令》，规定封闭所有一切煽动反抗或不服从新政府、煽动犯罪行为或故意歪曲事实真相的报纸；第二项是《关于延期缴纳房租的法令》；第三项是《关于建立工人民兵的法令》。此外还发布了一些命令，其中有一项是授权市杜马征用空着的房屋，另一项指示把到达终点站的货车上的货物卸下来，以加速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并腾出那急需使用的车辆。…… 在两个钟点以后，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向俄国各地发出了下列的电报： 布尔什维克独断的组织，叫做“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筹备处”，正在邀请所有各地的农民苏维埃派代表到彼得格勒来出席代表大会。…… 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谨此声明，它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认为：这时要把地方力量抽调到首都来开会，那对于各地准备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是非常不利的，而立宪会议却是劳动人民和国家之唯一的救星。我们重申农民代表大会仍订于12月13日召开。 在市杜马里，人们紧张万状。军官们走进走出，市长正在和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举行会议。有一名市议员，手里拿着一张克伦斯基所发布的传单跑进来。那是由一架飞机低飞到涅瓦大街上空，成百成千地投下来的。它恫吓着要对所有拒不降服的人进行可怕的报复，并命令士兵放下武器。立即在马尔斯广场上集合。 有人告诉我们，那位内阁总理已经占领了皇村，就在彼得格勒近郊，离市区只有五英里了。他将于明天进城——那只有几小时了。还有人说，那些同克伦斯基的哥萨克兵接触的苏维埃部队，已经投到临时政府那边去了。切尔诺夫在两军之间的某个地方，正在设法把那些“中立的”部队组织成一支力量，以制止内战。 他们说，市区的卫戍部队正在纷纷叛离布尔什维克，斯莫尔尼已经被放弃了。……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已经停摆了。国家银行的职员们拒绝在斯莫尔尼派来的特派员的监督下进行工作，并且拒绝付款给他们。而所有的私营银行都已经关门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罢工。甚至就在此时此刻，市杜马还有一个委员会在挨商店地募款，来支付那些罢工人员的薪金[2]。…… 托洛茨基曾经跑到外交部去，命令那些职员把《和平法令》译成各国文字；有六百名职员向他当面辞职。……劳动部的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曾经下令叫他那个部里的所有工作人员于二十四小时以内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来，否则将撤掉他们的职位和享受养老金的权利；结果只有几名看门的仆人响应了他的号召。……粮食供应委员会的一些办事处工作人员，宁愿停工，也不服从布尔什维克的命令。……尽管答应给她们很高的工资并改善她们的工作条件，那些电话局里的女接线生却拒绝接通苏维埃总部的电话…… 社会革命党已经投票决定，把该党所有那些仍旧留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里面的党员，以及所有那些参加武装起义的党员一律开除党籍。…… 全国各地的消息纷至沓来：莫吉廖夫方面已经宣布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基辅，哥萨克兵已经推翻了苏维埃，并且逮捕了所有领导武装起义的人。卢加城的苏维埃和三万名驻防军决定矢忠于临时政府，并且呼吁俄国全国人民都在临时政府的周围团结起来。卡列金已经把顿河流域所有的苏维埃以及职工会都驱散了，他的部队正在向北方移动。…… 有一位铁路员工的代表说道：“昨天我们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立即停止政党之间的战争，并且坚决主张成立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不然的话，我们将在明天晚上举行罢工。……明天早上，各党各派将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看来布尔什维克是急于达成协议的。……” “难道布尔什维克还能拖到明天早上吗！”那位满面红光而又矮胖的市政工程师笑着说。 我们来到斯莫尔尼——它并没有被放弃，而是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忙碌了。一大群一大群的工人和士兵跑进跑出，到处都站着双岗。在这里，我们碰见一些资产阶级以及“温和的”社会主义报纸的记者。 有一个《人民意志报》的记者大吵大嚷地说道：“把我们撵出来了！邦契—布鲁也维奇跑到记者室里来对我们下逐客令！并且说我们都是些特务！”于是所有的那些记者都异口同声地嚷道：“这简直是侮辱！这简直是暴行！新闻自由在哪儿！” 走廊中有好多张大桌子，上面堆着一大捆一大捆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发布的宣言、命令和呼吁书。工人们和士兵们跑过来，很吃力地把这些文件搬到那等候在门口的汽车上去。 其中有一份文件说： 送上耻辱架！ 当此俄国人民群众正在遭受苦难之际，孟什维克和他们的追随者以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却背叛了工人阶级。他们已经和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萨文柯夫同流合污了。 他们正在翻印卖国贼克伦斯基的命令，并且在本市制造恐怖气氛，散步种种极端可笑的谣言，说那个叛徒已经得到神话般的胜利。…… 公民们！不要想信那些荒谬绝伦的谣言。世界上决没有任何力量能打败人民的革命。……内阁总理克伦斯基及其喽啰们马上就会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 我们正在把他们送上耻辱架。他们既然想要把旧时代的锁链重新套在全体工人、士兵、水兵和农民的身上，那末我们就只好让他们受人民群众的憎恨了。他们永远也不能从他们身上洗清人民的义愤和蔑视。 让那些人民的叛徒去遭受耻辱和诅咒！…… 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搬到顶楼十七号那个较大的房间里去办公了。门口有赤卫队在站岗。房间里面隔着一排栅栏，栅栏外面那点地方挤满了许多穿得很讲究的人。他们表面上毕恭毕敬，内心里却是杀气腾腾的。他们都是些资产阶级分子，是来申请汽车执照或出境证的，其中有许多外国人。……毕尔·沙托夫和彼得斯正在值班。他们把一切其他的事务都搁了下来，将刚刚出版的新闻简报读给我们听。 第一七九后备团表示一致拥护新政府。普梯洛夫船坞的五千名码头工人向新政府致敬。职工会的中央委员会表示热烈拥护。驻扎在雷维尔港的卫戍部队和舰队选出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并且要派兵来支援。普斯科夫和明斯克均已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察里津、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切尔诺哥尔斯克、塞瓦斯托波尔等地的苏维埃都向新政府致敬。……芬兰师以及那新选出来的第五军和第十二军的委员会都表示效忠新政府。…… 从莫斯科传来消息，那里的局势还不稳定。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部队已经占领了该城的战略据点；驻防在克里姆林宫的两个连队已经反正到苏维埃这边来了，但兵工厂却仍旧掌握在李亚伯采夫上校和他的士官生手里。军事革命委员会要求发给工人武器，双方进行了谈判。然而今天早上，李亚伯采夫上校突然向军事革命委员会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苏维埃部队投降并解散军事革命委员会。于是双方发生了战斗。…… 在彼得格勒，总参谋部立即归顺了斯莫尔尼方面的特派员。中央舰队委员会拒不服从，于是德宾科和一连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对之进行了冲击，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央舰队委员会，它得到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的拥护。…… 然而，在所有这一切令人欣慰的胜利后面，人们仍忐忑不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克伦斯基统率下的哥萨克兵正在迅速推进，他们拥有大炮。工厂委员会的书记斯克雷普尼克拉长了他那发黄的脸告诉我，哥萨克有一整个军出动，但是他用狠狠的语气继续说道：“我们要和他们决一死战，他们永远不会捉到我们的活人！”彼得罗夫斯基疲倦地笑道：“也许明天我们就可以睡眠了——长眠了。……”那面容消瘦、留着红胡子的洛佐夫斯基说道：“我们有什么获胜的机会呢？我们孤立无援。……是以乌合之众去抵御训练有素的士兵呵！” 彼得格勒的南方和西南方各地苏维埃在克伦斯基的攻势面前纷纷逃遁，而那些驻扎在加特契纳、巴甫洛夫、皇村的卫戍部队又陷于四分五裂——其中有半数主张保持中立，其余的士兵则由于没有军官，正在极端混乱的状态中向首都方面撤退。 在斯莫尔尼的各厅里，人们正在张贴下列的布告： 11月10日上午八时发自红村 仰各地部队参谋长、总指挥、指挥员，以及军民人等一体周知： 前内阁总理克伦斯基向各地军民等发出一份故意混淆视听的电报，伪称彼得格勒的革命部队已经自动缴械并加入前临时政府（叛逆的政府）的军队，还说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下令叫士兵们撤退。自由人民的部队是既不会撤退也不会投降的。 我们的部队之所以撤离加特契纳，是为了避免与那些被引入歧途的哥萨克兄弟们发生流血冲突，并选择更为有利的阵地。目前我军的阵地是如此的坚固，纵然克伦斯基及其喽啰们再增加十倍的兵力，也丝毫没有理由要感到忧虑。我军士气极为旺盛。 彼得格勒安然无恙。 彼得格勒市及彼得格勒地区卫戍司令 穆拉维约夫中校 当我们刚要离开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时，安东诺夫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头，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 他说道：“把它发出去！” 给各区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 命令 克伦斯基统率下的科尔尼洛夫匪帮，正在逼近通达首都的要冲。我们已经发出一切必要的命令，要毫不留情地粉碎反革命分子反对人民及其胜利成果的企图。 革命的军队和赤卫队需要工人们立即起来大力支援。 我们命令所有各区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 （1）尽一切可能发动最大数量的工人来挖掘战壕，建筑街垒，并增设铁丝网。 （2）不论什么地方，如果为了完成此项任务而有必要在工厂中停工，那末就立即停工。 （3）必须把所有一切可以得到的普通铁丝和带刺铁丝，以及所有一切挖掘战壕和建筑街垒的工具都征集起来。 （4）拿起一切可以得到的武器。 （5）必须遵守最严格的纪律，每一个人都必须准备用一切方法来支援革命的军队。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 人民委员：列昂·托洛茨基 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 总司令：波德沃依斯基 当我们从斯莫尔尼走出来的时候，外面阴云密布。天色昏暗。在那灰白色的天穹下，四面八方工厂的汽笛都在嘶鸣。那是一种凄厉的惊心动魄的声音，充满着凶恶的预兆。从工厂里，成千成万的男女工人蜂拥而出；从人声嘈杂的贫民窟里，倾泻出成千成万衣衫褴褛和受尽了苦难的人们。红色的彼得格勒在危殆中！哥萨克兵就要来了！工人们浩浩荡荡地穿过穷街陋巷，从南方和西南方朝着莫斯科门走去。他们之中有男子、妇女和儿童，大家都背着枪，扛着铁镐、铁锹和一锩锩的铁丝网，他们的工作服上缠着子弹带。……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城市曾经涌现出这样人山人海的自觉自愿的群众呵！他们象汹涌澎湃的怒潮一样，一浪推着一浪向前迈进，其中还夹着一些士兵的队伍、大炮、大卡车、马车——革命的无产阶级正在用他们的胸膛来保卫这工农共和国的首都！ 斯莫尔尼门口停着一辆汽车。有一个身材瘦弱的人，带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眼睛通红，说起话来简直是声嘶力竭。他倚住汽车的挡泥板站在那儿，双手插在那件破大衣的口袋里。还有一个躯体魁梧、满脸络腮胡子的水兵，他有一双青年人的神采奕奕的眼睛，在急躁不安地踱来踱去，心不在焉地玩弄着他那从不离手的一支大型纯钢左轮手枪。这两个人就是安东诺夫和德宾科。 有几个士兵设法把两架军用自行车绑在汽车的踏板上。那位司机拼命反对；他说，这样会损伤汽车上的喷漆。不错，那位司机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这辆汽车是从资本家那儿征用过来的。不错，自行车是准备给传令兵用的。然而他那司机的职业自尊心却反对这样做。……于是那两架自行车就被撇了下来。…… 陆军人民委员和海军人民委员要到革命的前线去视察。哪里是前线，他们就到哪里。我们能跟他们一道去吗？当然不行罗！汽车上只能坐五个人——两位人民委员，两名传令兵，一名司机。可是，有一个我所熟识的俄国人，名叫特鲁西什科，却不慌不忙地溜进汽车并且坐了下来。任便人们怎样说，总不能把他从车上撵下来。…… 我想，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特鲁西什科所说的关于那次旅途上的情形。当他们的汽车开到苏伏洛夫大街时，有一个人提到食物问题。他们也许要在郊外过三四天，而在乡区食物供应是很差的。他们把车子停下来。然而钱呢？陆军人民委员找遍了他的口袋，身上连一个戈比都没有。海军人民委员也一文不名。司机更是囊空如洗。于是特鲁西什科掏钱买了食物。…… 当他们的汽车刚刚开到涅瓦大街时，一只轮胎爆炸了。 “我们怎么办呢？”安东诺夫问道。 “另外征用一辆汽车！”德宾科挥舞着他手中的左轮枪，这样建议。于是安东诺夫站在大街中央，做手势叫一辆正在经过这里的汽车停下来，那开车的是一名士兵。 “我要用这辆车子。”安东诺夫说。 “不能给你！”那士兵干脆拒绝。 “你知道我是谁？”安东诺夫掏出他的身分证，那上面写明他被任命为俄罗斯共和国全体陆军的总司令，无论什么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 “哪怕你就是魔王也没有用！”那士兵恼火地说道。“这辆汽车属于第一机关枪团，我们用它来装运弹药。你不能征用这辆汽车。……” 这一场僵局，总算由于一辆打着意大利国旗的破旧出租汽的出现而解决了。（在兵荒马乱的时候，私人汽车多以外国领事馆的名义登记，以避免被征用。）他们从那辆汽车里把一个穿着珍贵皮外套的肥胖公民揪了出来，坐上去继续向前进发。 出城约十英里，到了纳尔瓦镇，安东诺夫召见赤卫队的指挥员。他被引导到这个市镇的尽头去视察，那边有几百名工人已经掘好了战壕，正在准备迎击哥萨克兵。 安东诺夫问道：“同志，这里一切都好吧？” 指挥员答道：“同志，这里一切都非常好。部队的士气很旺盛。……不过有一件事——我们没有弹药。……” 安东诺夫告诉指挥员：“在斯莫尔尼有二十亿发子弹，我给你一道命令去领罢。”他摸摸他的口袋，问道：“谁有纸头？” 德宾科身边没有纸，传令兵也没有。于是特鲁西什科不得不把他的记录本递上去。…… 安东诺夫又喊道：“真见鬼！我没有铅笔！谁有铅笔？”不用说，在那一群人里面，只有特鲁西什科有一支铅笔。…… 我们这些被留在后面的人，只好乘火车到皇村车站去。当我们经过涅瓦大街时，看见赤卫队正在开往前线。他们都是全副武装，有些人步枪上安着刺刀，有些人却没有。冬天的白昼很短，苍茫的暮色正在降临。他们昂首阔步地踏过那冰冷的泥泞街道，不整齐地排成四列纵队前进，没有乐队，也没有军鼓。他们队伍前面飘扬着一面红色的大旗，那上面雄浑地写着金黄色的大字：“和平！土地！”他们都是些青年小伙子。脸上充满了男儿效命疆场的表情。……人行道上的人群默不作声，怀着仇恨的心，用一种又是害怕又是轻蔑的眼光望着赤卫队开过去。 在火车站上，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克伦斯基在哪甩，也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什么地方是前线。然而，火车只通到皇村为止。…… 在我们所坐的那节车厢里，挤满了使用月季票的旅客和回家去的乡村居民，他们随身带着行李包袱和晚报。大家所谈的都是关于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的事。然而在车厢外面，任何人都看不出内战正在把伟大的俄罗斯分裂为两个阵营，也看不出我们这一列火车就是开往战区去的。透过窗子，在愈来愈暗的夜色中，我们看见大群的士兵正沿着那泥泞的道路朝进城的方向走去，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在高谈阔论。在旁边的支线上停着一列货车。上面挤满着士兵，被一大堆一大堆的篝火照得很亮。这就是所能看到的一切：在我们背后，在那广阔的地平线上。彼得格勒市的万家灯火冲淡了夜色。在远处有一辆电车蜿蜒而行，那是开到很远的郊区去的。…… 皇村车站上平静无事，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士兵站着，他们低声细语，并且用一种焦急不安的神情注视着通往加特契纳镇的空寂的铁轨。我和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攀谈起来，问他们是拥护哪一方面的。其中有一个士兵说道：“嗨，我们也搞不清究竟谁是谁非。……毫无疑问，克伦斯基是一个奸细，然而我们总认为俄国人不应当残杀俄国人呵。” 在站长办公室里有一名身材高大、性情爽朗、满脸胡子的普通士兵，臂上带着团委员会的红臂章。我们从斯莫尔尼方面所领来的证件立即使他肃然起敬。他显然是站在苏维埃这方面的，但也有点茫然不知所措。 “两小时以前赤卫队还在这里，不过他们又走了。今天早上曾经有一名特派员到这里来，不过当哥萨克兵到来的时候他就回彼得格勒去了。” “那末，哥萨克兵到过此地吗？” 他用一种忧郁的神情点点头，说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战斗。哥萨克兵今天早上打过来，他们俘虏了我们两三百人，并且杀害了约二十五人。” “目前哥萨克兵在什么地方？” “噢，他们没有打到这么远。我不知道他们确实在什么地方。总是在那个方向……”他模模糊糊地向西边挥了一挥手。 我们在车站饭店吃晚饭——那是一餐上好的饭，比在彼得格勒所能吃到的又便宜又可口。在我们旁边坐着一位法国军官，他是刚刚从加特契纳镇步行回来的。他说那边一切都平静无事，克伦斯基控制着那个市镇。接着他又说道：“啊，这些俄国人真是别出心裁！这是什么样的内战！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战斗！” 我们闯到街上去看看。就在车站门口。有两名士兵拿着安上刺刀的步枪在站岗。他们周围聚集着约一百名商人、政府官员和大学生。这些人气势汹汹地对士兵们大吵大嚷，肆意谩骂。那两名士兵就象是受到冤屈的小孩一样，感到很尴尬和委曲。 有一个高身材的青年，穿着大学生制服，带着傲慢的发情，在带头向士兵们进行攻击。 他用一种盛气凌人的语调说道：“我想。你们会认识到，拿起武器来残杀你们的兄弟，你们就成了被卖国贼和杀人犯所利用的工具了，是吗？” 那士兵一本正经地答道：“哦，老兄，你不懂得呵！难道你不知道：世界上有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我们是——” 大学生粗暴地打断了士兵的话，说道：“哦，这些蠢活我都听厌了！象你们这样一群无知的农民，不知从什么人的嘴里学了几个新名词，然而你们并不知道那些名词的涵义。你们就象一群学舌的鹦鹉，不过是随声附和罢了！”那群人哄笑了起来。大学生又继续说道：“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我老实告诉你，你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这不过是明显亲德的无政府主义。” 那士兵急得额头上直流汗，答道：“哦，是的，我晓得。你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人，那很容易看出来，而我却不过是个老粗。但就我看来——” 大学生又用轻蔑的口吻抢着说道：“我想，你以为列宁是无产阶级的真正朋友吧？” 那士兵被逼得很难过，答道：“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大学生说道：“那末，我的朋友，你知道不知道列宁是由德国用一辆密封着的火车送回来的？你知道不知道列宁从德国人那边领取金钱？” 那士兵倔强地答道：“那些我不太清楚。但就我看来，列宁所说的就是我所要听的，而所有的普通人民也都和我一样。目前存在着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大学生说道：“你是一个傻瓜！我的朋友，我为了搞革命活动，曾经在施吕塞尔堡坐过两年监牢，那时候你还在枪杀革命者并且高唱《上帝保佑沙皇》呢！我的名字叫瓦西里·格奥尔基维奇·帕宁。你听说过关于我的事吗？” 那士兵谦卑地答道：“对不起，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你的事。不过我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你也许是一位大英雄。” 大学生用充满了自信的口吻说道：“我是的。而且我是同布尔什维克誓不两立的。布尔什维克正在毁灭着我们的俄罗斯，正在毁灭着我们争取自由的革命。关于这一点，你现在怎么解释？” 那士兵搔着头，带着搜索枯肠的苦脸，说道：“我根本就解释不了。就我看来，事情是十分简单的——不过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看来只有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大学生咆哮道：“你又来死背你那一套愚蠢的公式了！” 那士兵毫不动摇地继续说道：“——只有两个阶级。无论什么人，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 我们顺着街道走过去，沿途只有几盏稀疏的街灯，行人寥落。整个的市镇都浸沉在一种紧张肃穆的气氛中——就象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炼狱，就象是政治上的真空地带。只有理发店灯火通明，挤满了顾客；而在公共浴室的门口，人们排成长长的队伍，因为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所有的俄国人都要沐浴和洒香水。我一点也不怀疑，就在这些洗澡和理发的地方，苏维埃的部队和哥萨克兵是混杂在一起的。 我们愈走近皇家花园，街道上就愈是空寂无人。一位很畏缩的神甫在给我们指明到苏维埃办公厅的道路后，就很快地跑开了。苏维埃办公厅设在大公爵府邸中的一排厢房里，正对着皇家花园，那时已经关门落锁，窗户里没有一丝灯光。有一名士兵逍遥自在地站在那儿，双手放在裤腰上。他用一种阴沉而怀疑的眼光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们，说道：“苏维埃在两天以前就已经搬走了。”我们问：“搬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士兵只是耸耸肩膀说：“不知道！” 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段路，看见一座灯火辉煌的大厦。从那里面，传来一阵叮叮咚咚的声音。当我们正在踌躇着要不要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士兵和一个水兵手搀着手从街上走过来。我掏出从斯莫尔尼领来的通行证给他们看，并且问道：“你们是不是站在苏维埃方面的？”他们默然不答，只是用一种吃惊的神情面面相觑。 那水兵指着那座大厦问道：“那边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 那士兵小心翼翼地伸手把门推开一道缝，那里面是一座大厅，台上挂着帷幕，点缀着一些常绿树的枝叶，台前摆着一排排的椅子。人们正在布置舞台。 有一个矮矮胖胖的妇人走出来，她手中拿着一个小铁锤，嘴里衔满了钉子，问道：“你们来干吗的？” 那水兵慌慌张张地说道：“今天晚上演戏吗？” 那妇人声色俱厉地答道：“星期天晚上是不公开的业余演出。你们走开些吧！” 我们试图和那个士兵和那个水兵攀谈，然而他们似乎有些戒惧和不快，很快就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了。 我们沿着那宏大而幽暗的皇家花园的边缘，向皇宫走去。在夜色中，隐隐约约看到花园里那些设计精巧的亭台和装饰华美的桥梁，喷泉里飞溅着雾蒙蒙的水花。走到一个地方，那边有一只造型奇特的铁铸天鹅，不断地从一个人工挖的洞穴里喷出水来。我们突然发觉有人在监视我们。抬头一看，只见有六七名身材魁梧、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一个长着杂草的台坪上，正用一种阴沉沉的、怀疑的眼光盯住我们。我爬上台坪到他们那边去，问道：“你们是些什么人？” “我们是警卫人员。”其中有一个士兵回答说。他们看上去都疲惫不堪。因为许多星期以来，他们一直都是成天成夜地进行讨论和争辩，无疑是非常劳累了。 “你们是克伦斯基的部队还是苏维埃的部队？” 他们用一种不安的神情面面相觑，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那士兵说道：“我们是中立的。” 我们穿过那巍峨的叶卡待林娜宫的拱门，走进宫院禁地，问指挥部在哪儿。在那弧形的自色厢房的门口站着一名哨兵，他说指挥员就在里面。 在一间华美的、洁白的格鲁吉亚式屋子里，一个两面壁炉把屋子不等分地分成两部分，有一群军官正站在那儿很激动地谈论着。他们都是面色苍白，精神涣散，显然缺乏睡眠。其中有一位白胡子的老头儿，他那军服上挂满着勋章，人们称他为上校。我们掏出从布尔什维克那里领来的证件给他看。 他似乎很吃惊，“你们怎么能活着跑到这儿来？”他彬彬有礼地问道。“此刻在街上走动是非常危险的。皇村的政治气氛非常紧张。今天早上发生过一次战斗，明天早上还要发生战斗。克伦斯基将于明天八点钟进入城镇。” “哥萨克兵在什么地方？” “大约离这儿一英里，在那个方向。”他把手挥动了一下。 “你们会保卫这个市镇吗？” “呵，那可不是的。”他笑着说。“我们是为克伦斯基守住皇村的。”我们的心沉了下去，因为我们的通行证上写得明明白白，说我们是彻底革命的。上校清了一清嗓子，继续说道：“至于你们的这些通行证，万一你们被抓住的话，你们的性命就难保了。所以，如果你们要看看战斗的情形，我可以给你们一道命令，住到军官饭店里去；如果明天早上七点钟你们再到这儿来，我可以给你们发新的通行证。” “这样说来，你是拥护克伦斯基的了？”我们说。 上校踌躇了一下，说道：“唉，也不完全是拥护克伦斯基。你知道，在卫戍部队里面，绝大部分的士兵都是布尔什维克；在今天早上打过一仗以后，他们都带着大炮朝彼得格勒的方向撤走了。你可以说，在士兵之中没有一个人是拥护克伦斯基的；不过在他们里面，也有一些人是根本不愿作战的。军官们几乎都投到克伦斯基的部队里去了，否则就是干脆逃之夭夭。哼！正如你所了解的一样，我们目前是处在一种最困难的境地呵。……” 我们认为皇村不会再发生什么战斗，所以决定回彼得格勒。上校很客气，派他的传令兵护送我们到车站。那个传令兵是俄国南方人，父母都是来自法国的移民，居住在比萨拉比亚。他一路上反复说道：“唉！我倒不在乎军队生活的危险和艰苦，只是我已经离家这样久，有三年没有见到我的妈妈了。……” 我们坐在火车上风驰电掣地穿过那寒冷的黑夜，朝彼得格勒的方向进发。在窗子外面，我瞥见一群群的士兵在围着火堆取暖，指手画脚地谈论着；一长串的装甲车停在十字路口，驾驶员把身子伸在炮塔外面，互相大声地呼唤着。…… 在这动荡不安的夜晚里，一队队失去领导的士兵和赤卫队在那寒风刺骨的原野上流动着。他们之间时而发生冲突，时而又混杂在一起。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派员则忙着从这一群人里面跑到那一群人里面，竭力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保卫战…… 回到彼得格勒，只见兴奋的人群象潮水一样在涅瓦大街上挤来挤去。有什么大事就要发生了，人们正在期待着。从华沙车站那边，远远地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在士官学校里，人们正在疯狂地进行活动。市杜马的议员们从这个军营跑到那个军营，辩论着，恳求着，描述着种种骇人听闻的关于布尔什维克暴行的传说——什么在冬宫里屠杀士官生呀，什么强奸女兵呀，什么在市杜马前面枪伤少女呀，什么杀害图曼诺夫亲王呀，如此等等……在市杜马大厦的亚历山大大厅里，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在举行特别会议，特派员来来去去，忙得不亦乐乎……所有那些从斯莫尔尼被赶出来的新闻记者也都在这儿，个个显得兴高采烈，他们都不相信我们关于皇村情况的报道。因为大家总以为皇村是在克伦斯基手里，而此刻哥萨克兵已经打到普尔科夫镇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正在选举出一个代表团，准备明天清晨在车站上恭迎克伦斯基。…… 有一名记者私底下告诉我一项极其机密的消息，说反革命分子将于半夜时分开始暴动。他掏出两张文告给我看，其中一张是由郭茨和波尔科夫尼科夫签署的，命令士官学校的全体员生、医院里痊愈了的伤兵和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一律动员起来准备作战，并等候执行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另一张是由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本身颁发的，原文如下： 告彼得格勒居民书！ 同志们，工人们，士兵们，革命的彼得格勒的公民们！ 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在前线上呼吁和平，但另一方面却在后方煽动内战。 不要听从他们那些挑拨离间的谰言！ 不要挖掘战壕！ 拆毁那些卖国贼所筑成的街垒！ 放下你们的武器！ 士兵们，回到你们的营房里去！ 如果在彼得格勒发生战争——那就是宣布革命事业的死刑！ 为了自由、土地与和平，请你们在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周围团结起来！ 当我们离开市杜马大厦时，看见一群赤卫队队员正在那昏暗的空寂无人的街道上昂首前进，他们的表情很严肃，具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气概。他们押着十二三个俘虏——都是哥萨克委员会地方支部的委员，他们是正在指挥部中策划反革命阴谋时被赤卫队当场逮捕的。…… 有一名士兵，带着一名提着浆糊桶的小男孩，正在张贴巨幅的醒目的布告： 鉴于目前的形势，兹宣布彼得格勒城及其近郊进入戒严状态。在未颁发新的命令以前，严禁在街头或露天举行任何集会。 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 尼·波德沃依斯基 当我们走回寓所时，一路都是嘈杂的声音——汽车的咧叭声、人的喊声、远处传来的枪声。全城动荡不安，人们警醒着。 天色微明，正当警卫人员换班的时刻以前，有一群士官生乔装做谢米诺夫团的士兵，来到电话局。他们侦得布尔什维克所使用的口令，所以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就接过了警卫的班。几分钟之后，安东诺夫到那边去视察。他被那批士官生所劫持，拘禁在一个小房间里。当换班警卫开到时，受到士官生开枪射击，结果有几名战士被打死。 反革命已经开始动手了。…… 上一页目录页 下一页 MarxistsInternet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