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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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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
11月9日，星期五……
诺伏切尔卡斯克，11月8日。
鉴于布尔什维克的叛乱，以及他们在彼得格勒所进行的推翻临时政府并夺取政权的企图……哥萨克军政府谨此宣布：它认为那些行动是大逆不道的，并且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所以，哥萨克人将竭尽全力支持由各党派联合组成的临时政府。由于目前这样的局势，我从11月7日起，已经把顿河流域的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直到临时政府重新执政和俄国恢复秩序时为止。
哥萨克军政府主席
大统领卡列金
下面是内阁总理克伦斯基在加特契纳镇所发布的命令：
我作为临时政府内阁总理兼俄罗斯共和国一切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谨宣布：我亲自统率仍然矢忠于祖国的前线部队。
我命令所有由于一时错误或受蒙蔽而附和那些卖国贼与革命叛徒的彼得格勒军区部队，立即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不得延误。
此项命令，必须在各团、营和连中当众宣读。
临时政府内阁总理兼最高统帅克伦斯基
下面是克伦斯基致北方前线司令官的电报：
忠于政府部队已经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加特契纳镇。喀琅施塔得海军的几个分队，以及谢米诺夫团和伊兹迈诺夫团的几个分队，都毫无抵抗的放下了武器，并且参加到政府军这边来了。
我命令所有一切奉到指令的部队尽可能地火速挺进。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下令叫它的部队撤退了。……
加特契纳镇位于彼得格勒西南约三十公里，是在昨天夜晚失陷的。克伦斯基电报中提到的那两个团的几个分队〔没有海军〕，当时因为没有指挥官，正在加特契纳镇附近观望，的确被哥萨克兵所包围并且放下了武器；至于说他们已经参加了政府军，那是不确实的。就在此时此刻，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成群结队地跑到斯莫尔尼来，觉得惭愧，而且不知所措，想把当时的情况加以解释。他们没有想到哥萨克兵已经这样逼近。……他们曾经企图和哥萨克兵进行辩论。……
很显然，革命的前线阵地上情况极其混乱。所有那些驻扎在彼得格勒南边几个小镇上的卫戍部队都不可调和地、壁垒森严地分为两派或三派：高级军官在没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依靠时，总是站在克伦斯基那一边。绝大多数的普通士兵总是拥护苏维埃，而其余的人则在犹豫地摇摆不定。
军事革命委员会在仓促中任命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正规军出身的陆军上尉穆拉维约夫，来负责指挥彼得格勒的保卫战。就是这个穆拉维约夫，曾经在这一年的夏天组织过“敢死队”，并且听说他有一次还向临时政府献计。说“临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太宽大了，必须把他们全部歼灭”。他是一个有着一副军人头脑的人，喜欢权力与胆略，可能还是真诚的。……
当我清晨下楼的时候，看见我寓所的门口贴着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两道新命令，指示所有商店都必须照常开门营业，以及把所有一切空着的房屋和公寓都交给该委员会处理。
这时，布尔什维克与俄国各省区以及世界各地的交通已经被切断三十六小时了。铁路员工和电报员工拒不发送布尔什维克的公文，邮务人员拒不传递布尔什维克的邮件。只有政府设在皇村的那座无线电台，每隔半点钟就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播送文告和宣言；斯莫尔尼方面的特派员与市杜马方面的特派员坐着飞快的火车走过了半个地球，抢先赶往各地；有两架飞机装满了宣传品，飞到前线上去散发。……
然而，武装起义所激起的狂涛怒潮正以超过任何人类交通工具所能达到的速度，迅即扩展到整个的俄罗斯。赫尔辛福斯的苏维埃通过了拥护革命的决议，基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占领了当地的兵工厂和电报局，但又被恰巧正在那里开会的哥萨克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赶了出来；在喀山，军事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当地驻防军的军官和临时政府的特派员；从那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传来了消息，苏维埃已经掌握了当地的市政机关；在莫斯科，一方面有皮革工人的大罢工，另一方面资本家们又威胁着说要统统关厂歇业，局势因而更加严重了。莫斯科的苏维埃以压倒的多数通过决议，拥护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行动。……在那里，有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在进行工作了。
到处都发生着同样的事。绝大多数的普通士兵和产业工人都拥护苏维埃；而那些军官、士官生和中产阶级一般都是站在临时政府方面——正如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人以及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党一样。在所有这些城市里，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纷纷建立起来，武装着准备进行内战。……
幅员辽阔的俄罗斯正处在一种最后决战的状态中。早在1905年，这一过程就已经开始了；三月革命仅仅加速了这个过程，产生了一种关于新社会秩序的憧憬，而结果却不过是使那百孔千疮的旧制度的机构延续了下来。但是现在，布尔什维克却在一夜之间就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地清除了它。古老的俄罗斯已不复存在；人类社会象炽热的熔岩一样在流动，从那翻滚的火海里迸发出严厉而无情的阶级斗争——而新的星球正在慢慢地冷却下来，形成一层薄薄的外壳。……
在彼得格勒，以劳动部和粮食部为首，十六个部的工作人员都罢工了。——那劳动部和粮食部，原是在8月间才由那包括各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临时政府设立的。
如果说世界上真有人是孤军奋战的话，那“一小撮布尔什维克”当时显然是在孤军奋战。在那阴霾满天、寒风刺骨的早晨，所有一切的惊涛骇浪都向他们迎面扑来[1]。军事革命委员会被逼得无可退让，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存而进行还击。“De
l’audace，
encoredel’audace，
ettoujoursdel’audace！……”[A]在清晨五点钟，赤卫队进入市政府的印刷局，没收了成千上万份市杜马的抗议书，并且查封了市政府的官方机关报——《市自治政府公报》。一切资产阶级的报纸都被从印刷机上扯了下来，连那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办的《士兵之声报》也不例外。然而，《士兵之声报》马上又改名为《士兵的呼声报》，印了十万份，用愤怒和挑战的语气叫喊：
那些在夜间开始进行背信弃义的袭击，查封各报的人们，决不能长期地以一手掩尽天下的耳目。全国人民总会知道事实真相的！他们将来总要和你们算账的，布尔什维克的大人先生们！我们等着瞧吧！……
当我们走到涅瓦大街的时候，刚刚才过了中午。在市杜马大厦的门前，整个一条街都挤满了人群。到处都站着赤卫队队员和水兵，背着安上刺刀的步枪。每一个赤卫队队员和水兵的周围，都聚集着约一百名男男女女，他们都是些小职员、学生、小店主、公务员，正挥舞着拳头，大肆咆哮着进行侮辱和恫吓。在市杜马大厦的台阶上站着一些童子军和军官，在散发《士兵的呼声报》。台阶下面有一名工人，他臂上缠着红色臂章，手中拿着左轮枪，站在一群怀着敌意的人们中间，因为气愤和激动而浑身发抖，他正在要求那些人把报纸交出来。……我想，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象这样的事：一方面是人数较少的工人和普通士兵，他们手中拿着武器，代表着那获得了胜利的武装起义，然而处境却十分可怜；而另一方是些狂暴的乌合之众，他们都属于那种每当中午就聚集在五马路[B]人行道上的人物，他们讥笑着，谩骂着，叫嚷着：“卖国贼！奸细！禁卫兵[C]！”
市杜马门口有学生和军官在站岗守卫，他们戴着白底红字的臂章，上面写着“治安委员会民警队”的字样。有六七个童子军在门口穿进穿出。楼上乱成一片。龚贝尔格上尉正从楼梯上走下来，他说道：“他们来解散市杜马了，布尔什维克的特派员这时正在和市长谈话哩。”当我们走到楼上的时候，碰着梁赞诺夫正匆匆忙忙地从市长办公室里跑出来。他是来要求市杜马承认人民委员会的，然而那位市长当面给他一个干脆的拒绝。
在市杜马的办公室里聚集着一大群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都是些政府官吏、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外国报纸的采访员、法国和英国的军官，有的在钻来钻去，有的在大叫大嚷，有的在指手画脚。……市工程师洋洋得意地对他们说道：“现在各国大使馆都承认市杜马是唯一合法的政府，至于那些布尔什维克强盗和杀人犯，他们的灭亡不过是几小时的问题罢了。整个的俄罗斯都在我们周围团结起来了。……”
在亚历山大大厅里，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正在开会，真是人山人海。菲力波夫斯基担任主席，斯柯别列夫又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说。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宣读着那些新加入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军队委员会，中央舰队委员会，从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人会中退出来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前线小组的代表，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人民社会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统一派”，农民协会，合作社。地方自治局，市自治局，邮电职工会，全俄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协会联合会[D]，工商联合会。……
斯柯别列夫说道：“……苏维埃政权并不是民主的政权。而是专政——并且，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反无产阶级的专政。所有过去和现在稍有革命热情的人，目前都必须同我们一道来保卫革命。……
“当前的问题不仅是要使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治煽动家不能祸国殃民，而且还要与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据说各省区有些将军们正企图利用目前的局势进军到彼得格勒，以实现其别有用心的打算。如果这些谣传属实，那仅仅是又一个证据，证明我们必须为民主政府奠定一个巩固的基础。否则的话，那我们在对付了左派的捣乱之后，接着就要对付右派的捣乱了。
“当公民们因为买《士兵之声报》、报童们因为卖《工人日报》而在街头上横遭逮捕的时候，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空谈决议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让那些对于革命丧失了信心的人们退出去吧。……为了建立一个联合的政权，我们必须重新恢复革命的声望。……
“让找们来宣誓吧：一定要使革命事业得到拯救——否则我们就死去！”
这时全场起立，人们欢呼着，露出兴奋的眼神。在这座大厅里，根本就看不见一个无产者的影子。……
接着是魏恩施坦发言，他说道：
“我们必须保持镇静。在社会舆论还没有坚定不移地一致拥护拯救祖国委员会以前，切勿轻举妄动——而时候一到，我们就可以从守势转入进攻了！”
全俄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宣布，该委员会正发起组织一个新政府，它的代表们目前正在和斯莫尔尼方面商谈这件事。……在这之后，会场上就展开激烈的争论：是不是让布尔什维克参加新政府？马尔托夫主张让他们参加；他说，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毕竟是一个重要的政党。会场上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非常分歧，孟什维克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右翼，以及人民社会主义者、合作社和资产阶级分子都坚决反对让布尔什维克参加新政府。……
有一个发言人说道，“他们已经背叛了俄国！他们发动了内战，并且把前线开放给德国人。必须毫不留情地粉碎那些布尔什维克……”
斯柯别列夫主张新政府既不让布尔什维克参加，也不让立宪民主党人参加。
我们和一个年轻的社会革命党人攀谈起来。在那天晚上的民主派大会上，当策烈铁里以及一些“妥协分子”把联合政府强加给俄国各民主党派时，这个年轻人曾经和布尔什维克一道愤而退席。
“你怎么也在这儿？”我问他。
他眼睛里冒着火，大声答道：“我在这儿！星期一的晚上，我和我的政党退出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我三十多年来冒生命危险搞革命工作，并不是为了现在向那种群氓的暴政屈服呵！他们所用的那种方式简直是不能容忍的。然而，他们却没有估计到农民的力量。……一旦等到农民开始行动起来，要消灭他们那只是几分钟的问题。”
“可是农民会行动起来吗？难道《土地法令》还没有使农民心满意足？农民还想得到什么更多的东西呢？”
他怒气冲冲地说道：“嗨！别提《土地法令》了！你可知道那个《土地法令》是怎么来的？那是我们的法令——那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呀，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动！本党根据农民自己的愿望，极仔细地予以整理归纳，然后才制定成这个政纲。它被剽窃了。……
“不过，既然《土地法令》是你们自己的政策，那末为什么你们要反对它呢？既然《土地法令》体现了农民的愿望，那末农民怎么会反对它呢？”
“你不懂这个问题！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农民马上就会看穿整个骗局——那些篡夺者盗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
我问他，卡列金正在向北方进军的事是否属实。
他点点头，并且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神情搓了搓手，说道：“是真的。你现在可以明白那些布尔什维克究竟干了些什么。他们惹起反革命势力来反对我们。革命失败了！革命失败了！”
“那末，你们是不是要保卫革命呢？”
“当然了，我们要保卫革命——直到流尽我们最后的一滴血。但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和那些布尔什维克合作。……”
“不过，如果卡列金打到彼得格勒，而布尔什维克起来保卫这个城市，难道你们也不和他们联合吗？”
“当然不啦！我们也会起来保卫这个城市，但我们却不支持布尔什维克。卡列金是革命的敌人，布尔什维克也同样是革命的敌人。”
“在卡列金与布尔什维克这二者之间，你们究竟何所取舍呢？”
他突然激动起来，很不耐烦地说道：“我们不能讨论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革命是失败了。而这完全要归咎于布尔什维克：不过请你听着——我们为什么要讨论那些事呢？克伦斯基就要来了。……等到后天，我们就要转入进攻。……斯莫尔尼方面已经派代表来邀请我们组织一个新的政府。但我们现在完全掌握了他们——他们是绝对地软弱无力的……我们决不会和他们合作。……”
外面传来一响枪声，我们立刻跑到窗口去。原来是一名赤卫队队员，因为被那些乌合之众的辱骂所恼怒，最后终于向人从中开了一枪，打伤一位年轻姑娘的臂膀。我们看见她被抬进一辆马车，周围聚集着一大群气势汹汹的人，他们大吵大闹，声音一直达到我们耳边。当我们正在注视着的时候，突然有一辆装甲车出现在米海依洛夫斯基大街的拐角处，它的机关枪口转动着。这时，正象彼得格勒的人群在这种情况下所惯于做的那样，那一群乌合之众马上开始逃窜，有的卧倒在街上一动也不动，有的躲到阳沟里，有的挤在电线杆后面。那装甲车带着隆隆的声音一直开到市杜马的台阶下。有一个战士把头伸出炮塔，要求人们把《士兵之声报》交出来。那些童子军叽叽喳喳地嚷着，逃进了大厦。装甲车犹豫不决地转了一个圈子，就向涅瓦大街的那一头驶去了。于是，那好几百名男男女女才从地上爬起来，拂掉衣服上的尘土。……
在市杜马大厦里面，有许多人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他们手上夹着《士兵之声报》，正在找地方把它们藏起来。……
有一个新闻记者连奔带跑地走进屋子，手中挥舞着一张纸头。
“这是克拉斯诺夫的宣言！”他大声喊道。于是人家都围到他的身边去。“把它印出来——赶快把它印出来，散发到兵营里面去！”
奉最高统帅的命令，我被任命为集中在彼得格勒的各部队的司令官。
公民们，士兵们，顿河地区、库班地区、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黑龙江）地区、叶尼寨河地区的英勇哥萨克们，我谨向你们这些矢忠于自己誓言的人呼吁，谨向你们这些坚决遵守哥萨克誓言的人呼吁：目前有一小撮愚昧无知的人被德皇威廉的金钱所收买，正在企图颠覆俄国。我号召你们把彼得格勒从无政府状态、饥馑、暴政中拯救出来，并且把俄国从那难以洗雪的耻辱中拯救出来。
在那“三月革命”的伟大的时日里，你们曾经宣誓要效忠于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并没有被推翻，只不过是被暴力从它举行会议的那个大厦中赶出来罢了。但临时政府受到前线上那些忠于职守的部队的支持，受到哥萨克委员会的支持。哥萨克委员会已经把所有的哥萨克人都团结在它的号令之下，他们具有旺盛的士气，决心按照俄国人民的意志去行动，并且宣誓要像他们的祖先在1612年年的“大混乱时期”所做过的那样，来为祖国尽忠。在1612年的“大混乱时期”，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人曾经从瑞典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威胁下把莫斯科拯救了出来。你们的临时政府仍然存在着。……
现役军人对于那些罪犯怀着无比的憎恨和蔑视。他们那种毁灭文化和烧杀抢劫的暴行，他们所犯下的种种罪恶，以及他们用来对待俄国的那种德国人的心理，已经使他们为全体人民所唾弃了。俄国虽已受到重创，但还没有屈服。
公民们，士兵们，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的英勇的哥萨克们：望你们马上派代表来见我，好让我知道谁是祖国的叛徒和谁不是祖国的叛徒，以免使无辜的人们流血。
几乎就在这时候，一群群的人奔走相告，说市杜马大厦已经被赤卫队包围起来了。有一名臂上戴着红色臂章的军官踱了进来，要求见市长。几分钟之后，那军官离开这里，而那老态龙钟的斯莱德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斯莱德大声喊道：“马上召开市杜马的特别会议！马上召开！”
在那宏大的会议厅里，拯救祖国委员会的议事程序暂时停止。有人喊道：“所有市杜马的议员们举行特别会议！”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知道……是要来逮捕我们吧……是要来解散市杜马吧……在门口逮捕议员吧……”人们激动地谈论着。
尼古拉大厅里挤满了人，简直没有插足之地。市长告诉大家，军队已经布满在所有的门口，禁止任何人进出；有一个特派员曾经到这里来，威胁着要进行逮捕并解散市杜马。于是，议员们纷纷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甚至在旁听席上也有人随声附和。他们说，任何一种权力都不能够解散这个自由选举出来的市政府；市长的人身以及所有一切议员的人身都是不可侵犯的；永远都不会承认那些暴君，那些挑衅者，那些德国人的奸细；至于威胁着要来解散我们，那就让他们来试试瞧吧，只有踏过我们的尸体，他们才可以占据这座大厅，在这里，我们要象古罗马元老院中的元老那样，尊严地等待那些哥特人[E]的来临。……
会场上通过决议，把这里的情况用电报通知俄国各地的杜马和地方自治局。决议规定，市长或市杜马的主席均不得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或所谓的人民委员会发生任何关系。决议规定，另外发表一个宣言，号召彼得格勒的居民起来保卫他们自己所选举出来的市政府。决议还规定，市杜马经常处于开会状态。……
然而就在同时，有一个议员带来了消息说，他曾经打电话询问斯莫尔尼方面，军事革命委员会说并没有下令包围市杜马，军队就要撤退了。……
当我们走下楼梯的时候，梁赞诺夫正急急忙忙地从大门口冲了进来，他显得很激动。
“你是不是来解散市杜马的？”我问道。
“我的上帝，不是呀！”他答道。“这完全是一种误会。今天早上我就告诉过市长，市杜马将不会受到干涉。……”
在市杜马大厦外面的涅瓦大街上，在苍茫的暮色中，有两列长长的摩托车队正在开过来，士兵们肩上都背着枪。他们停在那里，于是有一大群人挤了上去，纷纷向他们问了许多问题。
“你们是些什么人？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有一个嘴上衔着雪茄烟的胖老头儿这样问。
“我们属于第十二军，是从前线上开回来的。我们是来支持苏维埃对付那些该死的资产阶级的！”
人群发出一阵气势汹汹的叫喊：“啊唷！原来是布尔什维克的宪兵团！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兵！”
有一个穿着皮外套的矮小军官从台阶上跑下来，他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道：“卫戍部队正在转变哩！这是布尔什维克灭亡的开始。你想看看局势逆转的情形吗？跟我来！”他连奔带跑地走向米海依洛夫大街，我们随即跟了上去。
“是哪一个团队？”
“装甲兵团。……”这倒真是严重的问题。装甲兵团是时局的关键；谁掌握了装甲兵团，谁就掌握了彼得格勒。“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和市杜马的特派员都已经游说过他们，他们正在开会作决定呢。……”
“决定什么？他们究竟站在哪一方面作战？”
“噢，不是！他们倒不会那样做。他们永远也不会对布尔什维克作战。他们将投票保持中立，那末，那些士官生和哥萨克兵便可以——”
那宏大的米海依洛夫骑兵学校的大门黑洞洞地敞开着。有两名哨兵想拦住我们，但我们一下就溜了进去，根本不理睬他们愤怒的告诫。学校里面，只有一盏弧光灯高高地悬挂在大厅屋顶的附近，发着微弱的光芒。那大厅的高大的拱柱和几排窗户，都隐没在昏暗中。周围，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有许多巨型的装甲车停在那里。在中央的灯光下面，单独停着一辆装甲车。在它的周围聚集着约两千名穿着灰褐色军服的士兵，他们同那宏伟的建筑物相比几乎显不出多少人来。在那装甲车的顶上站着十二三个人，其中有军官、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和各个发言人。有一个军人正站在中央的炮塔上发表演说，那就是汉若诺夫，他在1917年的夏天曾经做过全俄装甲部队代表大会的主席。汉若诺夫是一个灵活而漂亮的人，穿着皮外套，带着中尉的肩章，正在口若悬河地劝人家保持中立。
他说道：“让俄国人残杀他们自己的俄国兄弟。那简直是可怕的事。士兵们曾经同心协力地反对沙皇，曾经肩并肩地在那将在历史上永垂不朽的战役中打败了外国敌人，在他们之间决不能发生内战！士兵们，我们何苦要卷入那些政党之间的争吵呢？我并不是对你们说临时政府是个民主的政府；我们决不想与资产阶级谈什么联合——决不！可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由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政府，否则俄国就要灭亡！有了那样的一个政府，就再也不会发生内战，再也不会使兄弟之间自相残杀了！”
这番话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大厅里回荡着拍手和叫好的声音。
有一个士兵爬上了装甲车，他面色苍白，显得很紧张。他大声喊道：“同志们！我是从罗马尼亚前线来的，向你们全体同志紧急呼吁：必须实现和平！立即实现和平！谁能给我们和平，我们就拥护谁，不管它是布尔什维克或是这个新政府。我们要和平！我们在前线上的人不能再打下去了。我们既不能与德国人作战，也不能与俄国人作战——”说到这儿，他就一跃而下，动荡着的人群发出一种乱哄哄的烦恼焦急的声音，而当下一个人发言的时候、那种声音就迸发为怒吼了。接着发言的是一名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他声嘶力竭地说什么必须继续进行战争，直到协约国获得胜利为止。
“你的话倒和克伦斯基一模一样呢！”会场上有人高声怒斥。
一个市杜马的代表在发言，劝人家保持中立。那些装甲兵也在听，不过却急躁不安地私语着，觉得他并不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们曾经这样聚精会神地想了解问题并作出决定。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用一种可怕的紧张的神色注视着发言人。他们紧皱着眉头，竭力在思索，额角上冒着汗珠。他们都是些彪形大汉，却具有象孩子一样的天真而明亮的眼睛。象史诗中英勇战士的面庞。……
这时有一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讲话，他确实是他们的自己人，说得激昂慷慨，义愤填膺。然而，他们也不见得就怎样喜欢他，因为那还不适合他们的心意。这时他们都已经脱离自己平时的思想常轨，所想的是俄国，是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世界，好象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完全取决于他们。……
一个发言人接着一个发言人，在一种紧张而肃静的气氛中进行辩论。会场上时而发出欢呼，时而掀起怒吼：我们究竟是中立呢还是出动呢？汉若诺夫又做了一次发言，他的话娓娓动听，而且博得人们的同情。然而，不管他怎样侈谈和平，难道他不是一名军官吗？不是一名护国派分子？在这之后，有一位从瓦西里岛来的工人代表发言，但他们却用这样的话来欢迎他：“工人同志，你们会给我们带来和平吗？”在我们附近站着一些人，其中有许多都是军官，组成一种“啦啦队”，专门为那些主张中立的人捧场喝采。他们连续不断地在叫：“汉若诺夫！汉若诺夫！”而每当布尔什维克党人要讲话的时候，他们总是发出侮蔑性的口哨声。
突然，那些站在装甲车顶上的委员们和军官们开始用一种非常激动的神情和手势在争论什么问题。会场上有人喊着问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那一大群人都乱哄哄地动荡起来。有一名士兵被一名军官阻拦着，他努力挣脱了束缚，高高地举起手来。
他大声喊道：“同志们！克雷连柯同志在这儿，他希望和我们谈谈。”于是会场上迸发出一阵欢呼、吹口哨，狂叫的声音：“请上来讲呀！请上来讲呀！”“打倒他！”就在这混乱的闹声中，那位军事人民委员攀到装甲车的边上去，同时前前后后，上下左右，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推他和拉他。他站在装甲车上停了片刻，接着就走到那个散热器上去。他把手贴在臀部，微笑着向四周注视了一下。他身材矮胖，腿比较短，光着头，军服上没有肩章。
站在我附近的那个“啦啦队”仍旧在拼命地大叫大嚷：“汉若诺夫！我们要汉若诺夫！打倒他！闭住你的嘴！打倒卖国贼！”整个的会场上都是乱哄哄的，喧声震天。突然有人开始移动，就象崩倒的雪山一样朝我们这边压过来。那些粗眉大眼、身材魁梧的大汉从人丛中挤过来。
他们大声喝道：“是谁在捣乱我们的会场？是谁在这里吹口哨？”于是那个“啦啦队”吓得一哄而散，逃跑了，以后再也没有聚拢起来。……
“士兵同志们！”克雷连柯开始讲话，他的嗓子因为过度疲劳已经嘶哑。“我不能好好地对你们讲话，这一点我很抱歉；不过我已经有四天四夜没有睡觉了。……
“我用不着告诉你们说我是一个军人。我也用不着告诉你们说我渴望和平。我所必须说的是，布尔什维克党由于你们以及所有其他英勇的同志们的帮助，已经在工人和士兵的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他们永远推翻了嗜血的资产阶级政权，答应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这件事在今天已经做到了！”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有人要求你们保持中立——当那些永远不会中立的士官生和敢死队正在街道上残杀我们，当它们要使克伦斯基或那个匪帮的其他什么人回到彼得格勒来的时候，却有人要求你们保持中立。卡列金正在从顿河流域进军。克伦斯基正在从前线逼进。科尔尼洛夫正在纠集‘野蛮师’，企图重演他在8月间所发动过的军事叛乱。所有那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除掉用内战的方式以外就无法保持他们的政权。那个内战从7月间起就一直延续了下来。而在内战中，他们经常总是站在资产阶级那一边的，正如他们目前所做的一样。可是现在，他们却要求你们避免内战！
“如果你们已经下定了决心，那我又怎能劝说你们呢？问题是十分清楚的：一方面是克伦斯基、卡列金、科尔尼洛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杜马、军官……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目标是好的。而另一方面是工人、士兵、水兵、贫苦农民。政府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是国家的主人翁。伟大的俄罗斯属于你们。难道你们愿意又把它交回去吗？”
当他讲话的时候，他显然是用一种意志力来支持着他那困乏的身体。但他越说下去，他那疲劳的嗓音就越流露出一种深厚的真诚感情。最后他跌跌撞撞的，几乎要倒下去；这时有几百双手伸过去搀他下来，那宏大而幽暗的大厅中，回响着浪涛般的欢呼和掌声。
汉若诺夫还想再讲话，但他们纷纷喊道：“投票表决！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后来，汉若诺夫让步了，宣读了一项议案：“装甲兵团撤回其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中的代表，并宣布在目前的内战中保守中立。”凡是赞成此项议案的人，都站到右边去；凡是反对此项议案的人，都站到左边来。起初大家有点犹豫，还在观望着；然而隔了一会儿，人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蜂拥到左边去。在那微弱的灯光下，只见成百上千个身材魁梧的士兵挤做一团，跑过中间那段地面，站到左边来了。……在我们附近的约五十个人仍然很尴尬地站着不动，他们顽固地表示赞成那个议案。而当那胜利的欢呼响彻云霄的时候，那五十个人忧掉头很快地走出了这座建筑——他们之中有些人就这样脱离了革命。
请想一下：当时在彼得格勒全市、在彼得格勒全区、在整个的前线上、在整个的俄罗斯，每一个兵营里都在进行着这样的斗争！请想一下：当时有无数个这样废寝忘食的克雷连柯，在注视着部队的动态，急急忙忙地从这个地方赶到那个地方，争辩着，鼓动着，说服着。请想一下：当时在所有工会的基层组织里、在工厂里、在农村里、在那远涉重洋的俄国海军的战舰上，也都在进行着同样的斗争。请再想一下：在那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有千百万俄国人都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些演讲人。工人们、农民们、士兵们、水兵们，都正在那样聚精会神地想要了解问题并选择道路，他们是那样紧张地思索着——而最后又是那样一致地作出了决定。俄国革命就是这样在进行着的。……
在斯莫尔尼方面，那新成立的人民委员会也并不清闲。它所颁布的第一道法令已经公布在报纸上，当天晚上还要把成千成万份这样的法令散发到彼得格勒全市，并且要把一大捆一大捆这样的法令由往南和往东去的火车运往全国各地：
人民委员会谨以由有农民代表参加的第二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俄罗斯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宣布：
（1）立宪会议的选举，将在预定的日期——11月12日举行。
（2）所有的选举委员会、地方自治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以及前线上的士兵团体，均应尽最大的努力，保证能在预定的日期进行自由而又正常的选举。
谨以俄罗斯共和国政府的名义特此宣告。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乌里杨诺夫——列宁
在市政府大厦里，市杜马的会议正在热烈进行。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有一位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的议员正在发言。他说道，共和国临时议会根本不认为它本身已经被解散，而不过是在未找到一个新的会场以前还无法继续进行它的工作罢了。同时，它的各党派领袖委员会已经决定全体加入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在这里我要附带地说明一下：这是历史上最后一次提到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的活动了。……
接着便是政府各部会、全俄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邮电职工会的代表们老调重弹，成百次地重申它们不替布尔什维克篡夺者做工作的决心。有一个曾经驻扎在冬宫中的士官生编造了一些故事，大肆渲染他自己和同伴们的英勇和赤卫队的不光彩行为。而所有这一切都被会场上的人信以为真。有人高声宣读社会革命党人的《人民报》所发表的一篇报道，说冬宫所遭受的报失达五亿卢布之巨，并且非常详细地描绘了劫掠和破坏的情形。
不时有联络员从电话那边跑过来报告消息：那四名社会主义者部长已经从监狱里被释放了。克雷连柯曾经到彼得巴甫洛夫要塞去看维尔杰烈夫斯基海军上将，告诉他说海军部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跑光了，并且恳求他为了俄罗斯的缘故，在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来主持海军部的工作；而那个海军老战士已经答应了。……克伦斯基正在从加特契纳镇向北挺进，布尔什维克的卫戍部队正在后退。斯莫尔尼方面已经又颁布了一道法令，扩大市杜马在处理粮食供应间题上的职权范围。
最后这项消息被认为是一种侮辱，引起会场上一阵狂怒的喧嚣。他，列宁，这个篡夺者，这个暴君，他的特派员已经占领了市政府的车房，闯进了市政府的仓库，现在又要来干涉供应委员会的工作和粮食分配问题——他竟敢来规定这自由的、独立的、自治的市政府的职权范围！有一个议员挥舞着拳头，提议如果布尔什维克胆敢来干涉供应委员会的工作，那末就断绝本市的粮食供应。……另一名特别供应委员会的代表报告说，粮食的情况非常严重，他请求派一些特派员去催运粮食。
德顿年科用一种戏剧性的姿态告诉人家，说卫戍部队正在动摇中。谢米诺夫团已经决定服从社会革命党的命令；而涅瓦河上那些鱼雷艇上的水兵也不稳定。市杜马立即指派七名议员去继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接着，那老态龙钟的市一长走上讲台说道：“同志们，公民们！我刚才得悉，那些被囚禁在彼得巴甫洛夫要塞的人正陷于危境中。有十四名巴甫洛夫军官学校的士官生，被布尔什维克的警卫队剥光了衣服，加以苦刑拷打。其中有一名士官生已经被逼得发疯了。布尔什维克还正在恫吓着要对部长们施用私刑呢！”会场上掀起一阵旋风般的愤怒和惊恐声。当一个矮小粗壮、穿着一套灰色衣服的妇人要求发言。并用她那坚定而铿锵有力的声音讲话时，叫声就更加猛烈了。这妇人就是薇拉·斯卢茨卡娅，她是久经锻炼的老革命家，是布尔什维克在市杜马中的议员。
薇拉·斯鲁茨卡娅完全不理睬那些气势汹汹的漫骂，说道：“这是造谣惑众！这是蓄意挑衅！工农政府已经废除了死刑，它决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要求对这种传说进行调查，立即进行调查，如果这种传说有半点属实，政府一定会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
市杜马立即指派了一个包括各党各派议员在内的代表团，与市长一起到彼得巴甫洛夫要塞去进行调查。当我们跟着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市杜马又正在指派另一个代表团去会见克伦斯基，设法在他打进首都的时候避免流血。……
这时已经是半夜了，我们咋咋唬唬地通过要塞大门口的岗哨；借着那稀稀落落的电灯的微光，一直沿着那教堂的边墙向前走去。在教堂高高的金顶和钟楼下面，横陈着几座沙皇的陵墓。而最近几个月来，每天中午那钟楼上还照旧要奏《上帝保佑沙皇》……这一带地方几乎空寂无人，绝大部分的窗户连灯光都没有。我们偶尔碰见一个彪形大汉从黑暗中蹒跚走来。他回答询问时总是说“我不知道。”
在左边，在朦胧夜色中隐现出那低低的特鲁伯茨基城堡的轮廓。过去，它是一座活人的坟墓。在沙皇时代，曾经有许许多多为自由而牺牲的志士在这里断送了性命或丧失了理智。过去，临时政府在这个地方拘禁沙皇的大臣们；现在，布尔什维克也在这个地方拘禁临时政府的部长们。
一名和蔼可亲的水兵把我们引进指挥官的办公室，那是一间靠近造币厂的小屋子。大约有六七名赤卫队队员、水兵和士兵正在这间温暖的烟雾缭绕的屋子团团而坐，一架大茶炊正在愉快地冒着蒸汽。他们用一种非常友好的态度欢迎我们，给我们倒茶。司令员不在那儿，他正在陪同由一些“怠工者”所组成的市杜马代表团进行调查。那个代表团硬说所有的士官生都遭到了屠杀，这似乎使他们觉得非常好笑。在屋子的一旁坐着一个矮小的人，秃头，样子放荡，穿着呢上衣和华贵的皮大衣。就象一只被赶到墙角的耗子一样，舔着自己的小胡子，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是刚刚被逮捕的。有一个人很轻蔑地向他瞥了一眼，说他是个部长或诸如此类的人。……那个矮小的人好象没有听见；尽管那个房间里的人谁也没有对他表示敌意，但他显然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
我走过去用法文和他谈话。他连忙深深地鞠躬，答道：“我是托尔斯泰伯爵。我不懂我为什么要被逮捕。当我在回家的路上正经过特洛伊茨基大桥时，这些人之中的两个人就把我捉来了。我做过临时政府的特派员，属于总参谋部，但决不是政府的成员。……”
“放他走吧！还怕他能做出什么坏事来。……”有一名水兵这样说。
“不行！我们必须问问指挥官。”拘捕这个犯人的士兵回答。
那水兵讥笑道：“噢，指挥官！你搞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要继续地服从长官吗？”
巴甫洛夫团的一名准尉，正在对我们讲述这次武装起义发动时的情形：“11月6日的晚上，我团在总参谋部值勤。我和我的一些同志都正在站岗。军官们在屋子里开会，伊万·巴甫洛维奇和另一位同志（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就躲在那屋子的窗帘后面偷听，他们听到了许多事情。例如，他们听到军官们下令要在当天晚上就把加特契纳的士官生调来彼得格勒，并且下令叫哥萨克兵准备在第二天早上进攻。……在黎明之前，就要把全市的重要据点都拿下来。接着，军官们又谈论要开放那些桥梁通道的事情。然而当军官们开始谈到要包围斯莫尔尼时，伊万·巴甫洛维奇便再也忍耐不住了。那时有许多人进进出出，于是他就乘机溜走，跑到警卫室来，而让那另一位同志留在那里继续偷听。
“我早就猜到要发生什么大事了。一些满载着军官的汽车不断地开到总参谋部来，所有的部长们也都在那里。伊万·巴甫洛维奇把他所听到的那一切都告诉了我。那时是清晨两点半钟。团委员会的书记在那儿，于是我们就向他汇报情况，并且问他怎么办。
“他说道：‘把所有那些进进出出的人都逮捕起来！’于是我们就开始这样做。在一小时内，我们就抓住了许多军官和两名部长，立即把他们送往斯莫尔尼。可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却没有准备，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不久，从那边传来命令，叫我们把所有被捕的人统统释放，并且不要再逮捕任何人。好罢，于是我们只得亲自跑到斯莫尔尼去。我估计，我们足足在那边谈了一个钟头，他们才最后看出来这是战争。当我们再回到总参谋部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五点钟了。那时绝大部分的军官们和部长们都已经逃之夭夭。不过我们还是抓到一些人，而卫戍部队已经全体出动了。……”
一名从瓦西里岛来的赤卫队队员，非常详细地描绘了他那个地区在那伟大的武装起义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他笑着说道：“我们那边没有一挺机关枪，而且我们也无法从斯莫尔尼方面得到这种武器。扎尔金德同志是区杜马中央局的委员，他猛然想起在区杜马中央局的会议室里放着一挺从德国人那边缴获过来的机关枪。于是，他和我以及另一位同志就跑到那里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正在那儿开会。于是，我们就推开门，一直向他们走过去。当时他们围坐在桌子旁边——约有十二到十五人，而我们只有三个人。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停止谈话，只是瞪眼看着。我们穿过那间屋子，把机关枪拆开；扎尔金德同志拿起一件，我拿起另一件。我们把机关枪扛在肩膀上大摇大摆地走出来——竟没有一个人哼一个字！”
“你们可知道冬宫是怎样被拿下来的？”第三个人这样问，他是一名水兵。“大约在十一点钟的光景，我们发觉涅瓦河的这一边已经没有什么士官生了。于是我们就破门而入，一个接着一个，或三五成群地顺着各个梯道爬上去。当我们爬到楼梯顶上的时候，那些士官生抓住了我们，并且缴了我们的械。然而我们的人还是继续不断地涌上来，这样逐渐增加，终于使我们占了多数。于是我们就转过来缴士官生的械……”
正在这时，指挥官走了进来——他是一个样子愉快的年轻准尉军官，有一只手吊着绷带，由于缺乏睡眠，眼圈很黑。他的目光首先就落在那个被逮捕的人身上，那个人马上开始进行解释。
指挥官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呵，对了！你就是星期三下午拒绝把总参谋部交给我们的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不过，公民，我们并不打算逮捕你。对不起了——”他打开门，挥手叫托尔斯泰伯爵出去。这时在场的有几个人，特别是那些赤卫队队员，嘀咕着表示不同意这样做，而那个水兵却洋洋自得地说道：“呶！你看怎样！我不是早说过的吗？”
这时有两个士兵引起了指挥官的注意。他们曾被选入要塞。卫戍部队的委员会，这时提出抗议，现在人家都吃不饱，而那些囚犯却和警卫人员吃着同样的伙食。“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优待那些反革命分子呢？”
指挥官回答道：“同志们，我们是革命者，不是强盗。”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们。我们告诉他：目前谣传士官生正在受到苦刑拷打，而部长们的生命也危在旦夕。好不好让我们去看看那些囚犯，这样就可以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那年轻的军官显得有点不耐烦，说道：“不行！我不能再去惊动那些犯人了。刚才我不得已才把他们叫醒——他们竟以为我们是去屠杀他们的哩。……无论怎样，绝大部分的士官生都已经被释放，其余的人明天也就可以出去了。”说完这番话，他就突然转过身去了。
“那么，好不好让我们和市杜马的代表团谈谈？”
指挥官正在给自己倒茶。他点点头，漫不经心地说道：“他们此刻还在外面大厅里呢。”
的确，代表团的人就站在办公室的门外面。在一盏油灯的微光下，他们围着那位市长，非常激动地在谈论着。
我说道：“市长先生，我们是美国记者。请正式地把你们调查所得的结果告诉我们好吗？”
市长把他那道貌岸然的脸转向我们。
他慢吞吞地说道：“那些报道一点也不确实。除掉当那些部长们被带到这里来的时候发生过一些偶然事件以外，他们都受到了周到的照顾。至于那些士官生，没有一个人受到最轻微的伤害。……”
涅瓦大街上，在那午夜以后的黑洞洞的夜色中，一个看不见尽头的士兵纵队在快步前进。沙沙的脚步声踏破了深夜的沉寂——他们正在开往前线同克伦斯基作战。在那幽暗的偏僻街道上，有许多不开灯的汽车风驰电掣地来来往往。在方坦卡六号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总部里，在涅瓦大街某座大厦的一些房间里，在工程学校里，都有人在诡密地进行活动。市杜马大厦仍旧是灯火通明。……
在斯莫尔尼学院里，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极度紧张地进行工作，就象一架负荷过大的发电机，迸发出强烈的火花。……
[A]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丹东的话，意为“勇敢，再勇敢，永远勇敢！……”－译者
[B]五马路是纽约市的一条繁华的大街。－译者
[C]十七世纪时伊凡雷帝的残暴的侍卫。
[D]见前面的《注释和说明》。
[E]哥特人是日耳曼诸部族之一，分为东哥特与西哥特两大支，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在罗马奴隶的策应下攻陷了罗马城。－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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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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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勇往直前
11月8日，星期四。破晓，全城呈现出极度兴奋和混乱的气氛，整个俄罗斯都在这场大风暴中沸腾起来了。表面上一切却还平静；数十万人民群众仍然早睡早起，照常劳动。在彼得格勒，电车在行驶，商店和饭馆开门营业，剧院在上演节目。还有一个绘画展览登出了广告。……所有那些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甚至在战争时期也还没有什么改变的琐事，都照常在进行着。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社会机构的生命力这么令人惊讶了——它是多么顽强，即使面临着最大的灾难，人们还是要吃饭、穿衣、娱乐。……
到处都流传着关于克伦斯基的谣言，据说他已经纠集了前线上的部队，正在率领着一支大军来进攻首都。《人民意志报》上刊载了他在普斯科夫城所发布的一道命令：
由于布尔什维克丧心病狂的企图所造成的混乱状态，已经把国家推向灭亡的边缘，因此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志尽最大的努力，献出自己的勇气和赤胆忠心，使祖国能够胜利地通过这场严峻的考验。……
在新的政府组织方案〔如果组织成功的话〕未公布以前，每一个人都必须留在自己原有的岗位上，对正在流血中的俄罗斯祖国尽自己的一份职责。必须记住，如果变动目前的军事组织机构，那怕是最微小的变动，都将把前线开放给敌人而招致无可挽救的灾难。所以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军队的士气，保证严整的秩序，不使军队受到新的震荡，并保持军官与其下属之间的绝对信任。为了国家的安全，我命令所有的长官和特派员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正如我自己坚守在最高统帅的岗位上一样，等待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布它的意志。……
与此针锋相对，所有的墙壁上都张贴着这样的布告：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告
前临时政府部长柯诺瓦洛夫、基什金、捷列申柯、马利扬托维奇、尼基廷以及其他的人均已被军事革命委员会逮捕。克伦斯基在逃。兹命令各级军事机构采取一切措施立即逮捕克伦斯基并将该犯解来彼得格勒。
任何援助克伦斯基的行为，都将被认为是严重的叛国罪行，决予严惩不贷！
军事革命委员会放手加紧工作，象飞溅的火花一样，颁发了许许多多的命令、呼吁书和文告[1]。……它下令把科尔尼洛夫递解到彼得格勒来。它宣布恢复那些被临时政府拘禁的农民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们的自由。它废除了军队中的死刑。它命令政府机关中的职员继续工作，并且警告道，如果他们拒不从命，就要予以严厉的处罚。它禁止一切盗窃、扰乱社会治安和投机倒把的行为，违者处以死刑。它任命了一批临时的人民委员去接管各个政府部门：外交部的人民委员是乌里茨基和托洛茨基；内政与司法部的人民委员是李可夫；劳动部的人民委员是施略普尼柯夫；财政部的人民委员是孟仁斯基；社会福利部的人民委员是柯仑泰夫人；商业、交通部的人民委员是梁赞诺夫；海军部的人民委员是水兵科尔毕尔；邮电部的人民委员是斯皮罗；剧院管理局的人民委员是穆拉维约夫，国家出版局的人民委员是杰尔毕舍夫；彼得格勒市政府的特派员是涅斯帖罗夫中尉；北方前线的特派员是波捷尔恩。……
向部队发出宣言，号召它们建立本单位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向铁路工人发出宣言，号召他们维持秩序，特别是不要拖延把粮食运往城市和前线。……为此，答应铁路工人可以派代表参加交通部的工作。
在那些宣言中，有一份是告哥萨克人书：
哥萨克弟兄们！有人正在唆使你们来进攻彼得格勒。他们想强迫你们同首都的革命工人和士兵作战。地主和资本家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他们的话是一句也信不得的。
在本届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俄国各地一切有觉悟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团体均有代表出席参加。大会也欢迎哥萨克的劳动人民能派代表来共聚一堂。那些黑帮分子的将军们、那些地土和暴君尼古拉的爪牙们，乃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向你们宣传，说苏维埃将没收哥萨克人的土地。那是造谣！革命政权仅仅是要没收那些哥萨克大地主的土地，而把它交给人民。
组织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同工兵代表苏维埃联合起来！
用事实来向那些黑帮分子表明，你们决不是人民的叛徒，你们决不愿受到俄国全体革命人民的诅咒！……
哥萨克弟兄们，不要执行人民敌人的命令。派代表到彼得格勒来和我们谈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的哥萨克人保持了自己的尊严，没有去迎合人民敌人的愿望。……
哥萨克弟兄们！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向你们伸出友爱的手。全俄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人的兄弟情谊万岁！
而在另一方，他们到处贴布告，发传单，在报纸上吵吵嚷嚷，破口大骂，并且预言着灾难的来临。目前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印刷品之间的战斗，因为所有其他的武器都掌握在苏维埃手中了。
首先是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向俄国全境以及欧洲广播了如下的呼吁书：
告俄罗斯共和国公民书
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违反革命人民的意志，于11月7日罪恶地逮捕了临时政府一部分的成员，解散了共和国临时议会，并且宣布成立了一个非法的政权。当此外患极端严重之际，竟对革命俄国的政府施用这样的暴力，简直是对祖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暴动，使国防事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并且无限期地推迟了为人们所渴望的和平时日的到来。
由布尔什维克所开始的内战，势必将把国家推向无政府状态和反革命的恐怖深渊，并招致立宪会议的失败。而在立宪会议上，我们要确定国家的共和政体，并将土地永远归人民所有。
为了保持那唯一合法政权的法统，在11月7号夜间成立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乃采取主动，组织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这个新的临时政府建立在民主力量的基础之上，它将把祖国引导到立宪会议的召开，并且把祖国从无政府状态和反革命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公民们，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号召你们：
不承认那个暴力政权。不要服从它的命令！
奋起保卫祖国，保卫革命！
拥护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
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系由下列各团体所组成：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彼得格勒市杜马、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届）、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从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退出来的前线部队的代表、一部分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人民社会主义者，统一社会民主派和“统一派”。
接着，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护国派、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军队委员会和中央舰队委员会等都发表了文告，它们大喊大叫：
“……饥饿将毁灭掉彼得格勒！德国人将践踏我们的自由！如果我们这些有觉悟的工人、士兵、公民还不全体一致地团结起来，那末，黑帮分子的大屠杀就会蔓延到整个的俄罗斯。
“不要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诺言！他们答应立即媾和，那是扯谎！他们答应有面包，那是欺骗！他们答应把土地交给农民，那是神话！”
所有那一类的宣言文告，千篇一律都是这种语调；
“同志们！你们被人家用卑鄙和残忍的手法欺骗了！夺取政权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单独搞的。……他们向苏维埃组织中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隐瞒了他们的阴谋计划。……
“人家答应让你们得到土地和白由，然而，布尔什维克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将使反革命势力得到好处，它将夺去你们的土地和自由。……”
报纸上的言论，也是同样激烈。《人民事业报》上写道：“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揭露那些工人阶级的叛徒。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动员我们的一切力量来保卫革命事业！……”
《消息报》威胁着要进行可怕的报复，这是它最后一次替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讲话了：
“至于说到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我们肯定地认为那并不是什么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我们肯定地认为那不过是布尔什维克一派的私下会议。因此，他们没有权利来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
《新生活报》一方面吁请成立一个必须把一切社会主义政党都联合在内的新政府，另一方面又严厉地批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种退出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行为。它还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很清楚地意味着：一切关于与资产阶级成立联合政府的幻想都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
《工人之路报》已经改名为《真理报》出版了。这是列宁的报纸，曾经在七月间被临时政府查封。它犀利的笔锋欢呼道：
“工人们，士兵们。农民们！在三月里，你们推翻了贵族集团的暴政。昨天，你们又推翻了资产阶级一伙的暴政。……
“现在，第一项任务是扼守所有彼得格勒的交通要道。
“第二项任务肯定是解除彼得格勒市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武装。
“第三项任务肯定是建立革命政权，并保证实现人民群众的纲领。……”
立宪民主党的少数机关报和资产阶级的多数报纸，对于目前所发生的这一切采取一种超然事外和冷嘲热讽的态度，并以一种轻蔑的“我早就告诉过你是要这样的嘛！”的口吻对待其他政党。一些有势力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市杜马里转来转去，同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勾勾搭搭。此外，资产阶级还在暗中进行活动，等待他们的时机，以为那总不会很远了。也许除了列宁、托洛茨基、彼得格勒的工人和普通士兵以外，当时就没有一个人曾经想到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会维持到三天以上。……
那天下午，在那高大的半圆形的尼古拉大厅里，我看见市杜马仍在举行长期会议。会场上吵吵嚷嚷，所有一切反对派的力量都纠集在那边了。那位须发皤白、道貌岸然的老市长施勒伊德，正在描述他昨天晚上代表市自治政府到斯莫尔尼去提出抗议的经过。他曾经向托洛茨基说道：“市杜马是由平等、直接和不记名投票选举出来的，是本市唯一现存的合法政府，它不承认新政权！”而托洛茨基却回答道：“可以用一道宪法手续来消除这个困难，那就是把市杜马解散掉而另行改选。……”他说到这里，会场上发出了一片怒吼。
那老头儿继续在市杜马会议上说道：“如果人们要承认一个靠刺刀建立起来的政府，那末，我们倒是有一个。但我认为：只有被人民群众、被多数人所承认的政府才是合法的；而由少数篡夺者建立起来的政府决不合法！”这时除掉那些布尔什维克的议席以外，全场都发出狂热的掌声。在一阵乱哄哄的闹声中，这个市长宣布：布尔什维克在许多政府部门中任命了特派员，这就已经是在侵犯本市的自治权了。
布尔什维克的发言人站了起来，他竭力提高嗓子，使人们可以听到他的话。他说道：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就意味着整个俄国都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行动的。
布尔什维克的发言人大声喊道：“你们，你们这班人根本不是彼得格勒人民的真正的代表！”于是，会场上有人高声尖叫：“这是侮辱！这是侮辱！”那老态龙钟的市长摆出尊严的样子，请布尔什维克的发言人注意，市杜马是经过最自由的民众投票选举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发言人答道：“是的，不过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正象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队委员会是好久以前选举出来的一样。”
会场上有人对他咆哮道：“新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不算数的！”
“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决定不再留在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巢穴里了——”会场上一片喧嚣声。“——我们要求改选市杜马。……”
于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就离开会场，后面有一群人叫喊道：“德国人的奸细！打倒卖国贼！”
在这之后，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要求将所有那些已经同意充当军事革命委员会特派员的市政工作人员予以免职并提出诉讼。施勒伊德站起来提出一项议案：市社马向布尔什维克抗议其解散市杜马的威胁。而且，作为人民合法的代议机关，市杜马决不离开它自己的职守。
在外面，亚历山大大厅里挤满了人。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正在开会，斯柯别列夫又在讲话。他说道：“革命的命运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危急过，俄罗斯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引起人们无限的忧虑，历史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严峻而毫不含糊地把问题摊在面前——俄国是存在还是毁灭？挽救革命的伟大时刻已经到来了，我们认清这一点，所以能够自觉地把革命民主的有生力量都紧密地联合起来。由于我们的共同意志，一个拯救祖国和革命的核心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了……”他还说了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宁愿牺牲，决不放弃我们的职责！”
在一阵狂热的掌声中，有人宣布铁路工会已经参加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过了一会儿，邮电部门的职工走了进来；接着，有几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进入会场，人们鼓掌欢迎。铁路上的职工们说，他们不承认布尔什维克，他们已经把整个的铁路系统掌握在自己手中，拒绝把它交给任何一个篡夺者的政权。电讯工人的代表宣布，说只要有布尔什维克的特派员坐在办公室里，电讯人员就干脆不开动他们的电报机。邮务人员拒绝向斯莫尔尼方面投递或接受邮件。……所有通到斯莫尔尼方面的电话线都被割断了。当有人描述乌里茨基如何到外交部去索取秘密条约而被涅拉托夫轰出来的情景时，会众都乐不可支。政府机关的职员也都停止了工作。……
这是一场战争——是一场经过周密计划的、俄国式的战争，是用罢工和破坏活动来进行的战争。当我们坐在那边的时候，主席就宣读了一张委任名单：某某人去联络政府各部会，某某人去联络银行；十多个人到兵营里去进行活动，劝士兵们维持中立，向他们说“俄国的士兵们，不要使你的同胞们流血！”有一个代表团要出发去和克伦斯基进行磋商；还有一些人要被派到各省的大城市里去，在那边为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建立支会，并且把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士串连在一起。
会众精神抖擞，情绪热烈。“那些布尔什维克竟然要对知识分子进行专政吗？我们倒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呢！”……只要把参加这个会议的人与参加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人作一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别就再清楚不过了。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出席的是一大群衣衫破旧的士兵、衣服很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都是贫苦的人，在无情的生存斗争中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直不起腰来。而在这个会议上，出席的却是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阿夫克森齐也夫、唐恩、李伯尔之流的人，以及前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之流的人。同他们肩并肩地坐在一起的有立宪民主党人，象老奸巨猾的沙茨基、巧言令色的维纳维尔；此外还有记者、学者、各色各样的知识分子。这一伙参加杜马会议的人都是吃得好、穿得好的。在他们这班人里面，我总共就没有找到三个以上的无产者。……
各种各样的新闻纷至沓来：忠于科尔尼洛夫个人的“野蛮师”已经杀了别霍夫地方看守他的人员，让科尔尼洛夫逃跑了。卡列金正在向北方进军。……莫斯科的苏维埃已经成立了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并正在与该城的卫戍司令进行谈判，要求接管军械局，这样工人们就可以武装起来了。
与这些事实夹杂在一起，还有许许多多惊人的谣言的传闻和赤裸裸的谎话。例如：有一个伶俐的年青立宪民主党人，他原先是米留可夫的私人秘书，而后来又当捷列申柯的私人秘书，他把我们拉到旁边去，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攻占冬宫的情形。
他一口咬定：“那些布尔什维克是由德国和奥国的军官率领着去攻占冬宫的。”
“是那样的吗？您何以知道的呢？”我们很客气地问道。
“我的一个朋友在那边亲眼看见德国军官的。”
“他凭什么说他们是德国军官呢？”
“噢，因为他们都穿着德国军官的制服呀！”
成百成千诸如此类荒唐之至的流言蜚语在传布着。不仅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都郑重其事地把这些消息发表了出来，而且有许多似乎最不应该轻信的人——那些一向标榜只尊重事实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对之深信不疑。……
然而，更严重的还是那些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暴行和恐怖主义的故事。例如，人们传说纷纭，报纸上也这样登载，说赤卫队不仅把冬宫洗劫一空，而且在把士官生解除武装以后又横加屠戮，此外还冷酷无情地杀死了几名临时政府的部长；至于那些女兵呢，说她们绝大多数都遭到奸污，而且有许多人因为受不了折磨而自杀了。……所有这些故事，都被市杜马里面的这一群人完全信以为真。更糟糕的是：士官生和女兵的父母们读到了这些骇人听闻的细节（而且常常附有受害者名单），到了傍晚时候，这群急得发疯的公民就包围了市杜马。……
关于图曼诺夫亲王的谣言，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有许多报纸都宣称，说已经发现他的尸体飘浮在海洋运河里。但过了几个钟头，亲王的家属就出面否认这个消息，并且还说亲王是被逮捕了。于是，报纸就说那个死者是杰米索夫将军。然而不久又证明，杰米索夫将军也是好好地活着的。我们跑到那个地点去进行调查，根本就没有找到曾经发现过任何死尸的迹象。……
当我们离开市杜马大厦时，在那朝着涅瓦大街的大门口，看见有两个童子军正在向一大群堵在那边的人发传单[2]。在那一大群人里面，几乎全是些商人、小店主和小职员。有一张传单是这样：
市杜马布告
市杜马在其10月26日的会议上，鉴于当前的局势，特下令重申私人住宅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市杜马通过房屋委员会，号召彼得格勒市的居民们采取坚决有效的办法，击退一切以武力闯入私人住宅的企图。为了自卫，即使使用武器也在所不惜。
在李切伊尼大街的拐角上，有五六名赤卫队队员和两三名水兵正在围住一个报贩子，要求他把孟什维克出版的《工人报》交出来。当一名水兵从摊子上把那些《工人报》抽出来的时候，那个报贩子愤怒地对他们高声呼喝，并且挥舞着拳头。周围聚拢了一大群乌合之众，他们也在责备这些巡逻兵。有一名青年工人正在倔强地对那一群人和报贩子进行解释，他说了一遍又一遍：“那张报纸上登着克伦斯基的文告，胡说我们屠杀俄国人民。那会引起流血的。……”
如果说还能更紧张一些的话，斯莫尔尼的气氛是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张了。在那光线很暗的走廊里，那同样忙碌的人群在跑来跑去。他们是一队队背着步枪的工人，手里拿着鼓鼓的公文包的领袖人物。当他们一面匆匆忙忙跑着的时候，就一面同那些围在身边的战友们和助手们讨论问题，解答问题，发布命令。他们都是些真正名副其实的忘我的人，都是些活生生的能不眠不息、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的传奇人物。这些人都是有许多天没有刮胡子，衣服很脏，眼睛红肿，他们正乘着高歌猛进的列车，用最大的速度奔向他们预定的月标。他们有许多的事必须做呵，简直多得不得了！他们要接管政府机关，要组织市政，要使卫戍部队忠于苏维埃政权，要同市杜马和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进行斗争，要抵御德国军队，要准备同克伦斯基作战，要把在首都所发生的一切通知各省，要在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政府机关和市政机关的职员都拒绝服从他们派去的特派员，邮电职工切断了他们同外界的电讯交通，铁路员工冷酷地不理睬他们关于征用火车的呼吁，克伦斯基正在逼近首都，卫戍部队也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哥萨克兵正在待机而动。……反对他们的不仅是那些有组织的资产阶级，而且还有一切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只有那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少数几个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统一社会民主派国际主义者是例外，但甚至连他们也动摇不定，不知道何去何从。固然，工人们和士兵群众是拥护他们的，不过农民却是一个未知数。而归根到底，布尔什维克毕竟是一个政派，他们之中受过专门训练和教育的人员是不多的。
我碰见梁赞诺夫正在从大门口的台阶上走上来，他用一种带有幽默意味的惶恐语气向我解释，说他这位商业人民委员对于商业简直是一窍不通。在楼上咖啡室的角落里孤零零地坐着一个人，他戴着羊皮帽，穿着羊皮衣（我本来想说，他把这件衣服作睡觉的被窝用，不过他实际上一直没有睡觉），胡子至少已经有三天不刮了。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在一个弄脏了的信封上计算数字，不时咬着铅笔头在沉思。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孟仁斯基，他在财政方面的资历便是他曾经一度在一家法国银行里做过办事员。……又有四个人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里连奔带跑地出来，他们一面走，一面迅速地在小纸头上写着些什么。他们都是被派住俄国四面八方去的特派员，其任务是传递消息，进行辩论，或进行战斗——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或拿到什么武器。……
全俄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订于下午一点钟开会，那宏伟的会议厅里早就挤满了人，然而直到晚上七点钟还没有看见主席团的影子。……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各自在他们本党的办公室里举行会议。整个的一下午，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在同那些主张妥协的人进行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主张妥协，甚至赞成建立一个把一切社会主义政党都包括在内的政府。他们嚷道：“我们支持不下去了！反对我们的力量太大。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我们将陷于孤立，而整个的革命事业将归于失败。”加米涅夫、梁赞诺夫以及其他的一些人都是这样说的。
然而，列宁却坚如磐石，托洛茨基也从旁赞助他。列宁说道：“让那班妥协分子接受我们的纲领，然后他们可以参加进来！我们一寸也不能退让。如果此地有哪些同志没有勇气和决心敢于做我们所敢于做的事，那末，就让他们和其余的懦夫以及妥协分子一同退出罢！依靠工人们和士兵们支持，我们将继续干下去”。
在七点零五分的光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派人来传话，说他们愿意继续留在军事革命委员会里。
列宁说道：“看，他们在追随我们呢！”
过了一会儿，当我们坐在大会议厅记者席上的时候，有一位替资产阶级报纸撰稿的无政府主义者约我一道去看看那主席团究竟怎样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里空空如也，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办公室里也没有人。我们从这一个房间踱到那一个房间，走遍了这宏大的斯莫尔尼大厦。然而，似乎就没有一个人晓得究竟到哪里才可以找到大会的主席团。当我们这样走着的时候，我的那位同伴描述了他早年的革命活动，他那在法国所度过的长期而愉快的流亡生活。……至于那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呢，据他私底下告诉我，他们都是些平庸、粗鲁而无知的人，缺乏审美观念。他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真正的典型。……最后他走到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第十七号房间门口，夹在那些挤进挤出的人流中间。房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身体矮胖、面庞宽阔的人，穿着一套没有肩章的军服。他似乎在微笑着——然而仔细一看，就可以知道不过是在极度疲劳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没有表情的苦笑。那就是克雷连柯。
我的那位同伴是一个干净利落、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他突然发出一声欢呼，抢前走了一步。
“尼古拉·瓦西里叶维奇！”他伸出手来，说道。“同志，您还记得我吗？我们曾经在一起坐过牢。”
克雷连柯竭力聚精会神地张大了眼睛，用一种非常友好的态度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对方。他最后终于认出来，说道：“是嘛，您是斯——。您好呵！”于是，他们拥抱接吻。“您这一向干些什么呀？”克雷连柯张开手问道。
“噢，我只是在观望着。……您似乎很成功呢。”
克雷连柯用一种固执的神情答道：“是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成功。”他笑了。“不过，也许……也许我们还会在监牢里相见哩！”
当我们重新走到走廊里的时候，我的那位同伴又继续解释道：“您知道，我是克鲁泡特金的信徒。就我们看来，这次革命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它并没有激起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当然罗，这只能证明人民群众还不准备进行革命。……”
这时刚刚是晚上八点四十分，主席团入场，全场掀起一阵雷鸣般的喝采。在主席团里有列宁——伟大的列宁。他身材不高，但很茁壮，头大，前额凸出，已经秃顶了。他的眼睛细眯眯的，鼻梁端正，口形宽厚有力，下颔厚重。这时他已剃掉了胡须，然而他那过去和将来都很有名的胡子又已经开始毛茸茸地露了出来。他穿着一套旧衣服，那条裤子对他说来嫌太长了。作为一个人民群众的偶像，一个在历史上罕见的受人爱戴和尊敬的领袖，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平淡的。他是一位异乎寻常的领袖，一位纯粹以自己的智慧见长的领袖。他不矫饰，不幽默，不妥协，而又公正无私。他没有引人注目的癖性，却具有一种以简单的语句来阐明极其深刻的思想的能力，有对具体情况加以精辟分析的能力。这些品质之外再加上他的精明干练，就形成了最有智慧的胆略。
加米涅夫正在宣读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在军队中废除死刑；恢复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释放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军官和士兵，下令逮捕克伦斯基，以及没收私人仓库中所贮存的粮食。……这时会场上掀起热烈的掌声。
又是那个“崩得”分子的代表发言。他说，布尔什维克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将招致革命的毁灭；所以，“崩得”分子的代表一定不能再留在大会里了。会场上有人喊道：“我们以为你们昨天晚上就退出大会了！你们究竟还要退出多少次呀？”
接着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代表发言。这时会场上有人喊道：“怎么？你们还在这里？”那位发言人解释道，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只有一部分人退出大会，而其余的人将留下来。他说道：
“我们认为，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这对革命事业是危险的、也许甚至是致命的。”（他的话被打断）“但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留在大会里，投票反对这种政权的转移！”
在这之后又有几个其他的代表发言，会场上显然没有安排发言顺序。有一位顿巴斯煤矿工人的代表要求大会立即采取措施来对付卡列金，他说卡列金很可能会切断首都的煤炭和粮食的供应线。有几名刚刚从前线上来的士兵，给大会带来了他们本团队的热烈祝贺。……此刻列宁发言，全场响起一片长时间的震耳欲聋的欢呼，历时达数分钟之久。当他站着等待大家安静下来时，他把手紧紧地撑在讲台边上，眨着眼向会众巡视，显然没有为人们的欢呼声所动。欢呼声一停正。他就简单扼要地说道：“现在我们要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秩序了！”于是全场又掀起一阵热烈的欢呼。
列宁说道：“当前第一件事就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实现和平。……我们将根据苏维埃的媾和条件（不割地，不赔款和民族自决的权利），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提议媾和。同时，遵循我们自己的诺言，我们将公布并废除一切的秘密条约。……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这样清清楚楚，所以我想我不必多讲引言，就来宣读《告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书》草案。……”
当他说话的时候，他那宽阔的嘴巴张得很大，似乎是在微笑。他的嗓子有点嘶嘎，但却决不是不悦耳的。好象是经过年复一年的演说以后，已经铸炼成这种音调了。他用一种始终如一的声调讲下去，似乎可以就这样永远地讲个不停。……为了加重语气，他把身子稍稍倾向前面。没有任何手势。而在讲台下面，有千百张朴质的面孔在仰望着他，怀着无限敬爱的心情。
告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书[A]
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的民主和约进行谈判。
本政府认为，一切交战国中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困顿不堪、痛苦万状的工人和劳动阶级的绝大多数所渴望的正义和平或民主和平，即俄国工农在推翻沙皇君主制以后用最明确最坚决的方式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实现的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
俄国政府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建议立即缔结这种和约，并且决心不等到各国和各民族的最高人民代表会议最后批准这种和约的全部条件，就毫不迟延地立即采取一切坚决步骤。
本政府根据一般民主派的权利意识，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权利意识，认为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犯别国领土的行为，不管这种强迫合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个被强迫合并或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的民族的发展或落后情形如何，最后，不管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或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
如果某个民族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如果违反这个民族的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是在报刊上、人民会议上、政党的决议上表示的，或是以反对民族压迫的骚动和起义表示的，都完全一样），不给它以权利，使它能在兼并国军队或任何较强民族的军队完全撤走的条件下，不受丝毫强制地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这个民族的国家形式问题，那末合并这个民族的行为就是兼并，即侵占或暴力行为。
本政府认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
同时本政府声明，它决不认为上述和平条件是最后通牒式的条件，也就是说，它愿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件，而只坚持任何交战国都要尽快地提出这种条件，条件要提得极端明确，其中没有丝毫的含糊和秘密。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刻着手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全部秘密条约。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的，为大俄罗斯人保持和扩大兼并的领土的。
本政府在建议各国政府和人民立即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公开谈判的同时，表示愿意通过用电报交换意见，通过各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或通过各国代表的会议来进行这种谈判。为了便于进行这种谈判，本政府特派白己的全权代表前往各中立国。
本政府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条约，并认为停战时期最好在三个月以上，以便使所有卷入战争或被迫参战的民族代表所参加的和约谈判完全可能结束，同时使各国最高人民代表会议完全可能召集起来最终批准和约条件。
俄国工农临时政府在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以上的和平建议的同时，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这些国家的工人对于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最多，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树立了伟大的榜样，法国无产阶级进行过多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最后，德国工人进行过反对特别法的英勇斗争，并为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进行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工作，为全世界工人树立了榜样。所有这一切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和历史性的创造的范例，都使我们坚信上述各国工人定会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
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当掌声平息下去的时候，列宁又继续说道：
“我们提请大会批准这个宣言。我们既向各交战国的人民呼吁，也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呼吁。因为，如果单单向人民呼吁，那也许会拖延缔结和约的时间。在停战期间所要拟定出来的和约条款，将由立宪会议予以批准。我们把停战期定为三个月，那是希望使各国人民能在这次血腥的大屠杀之后得到尽量长的休息，并且使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来选出他们的代表。这项和平建议将遭到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的阻挠——我们不在这一点上欺骗自己。但我们希望，所有的交战国不久就会爆发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向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人们进行呼吁的缘故。……”
列宁在结束时说道：“11月6日至7日的革命，已经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工人运动必将胜利，并且必将完成它的使命。……”
在列宁通篇发言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镇静而有力的精神，它深深地打动着人们的心灵。从这里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每当列宁说话时人们总是那样地心悦诚服。
由于会众投票的结果，大会很快地限定只有各个政党的代表人才可以要求发言，而且每人发言的时问不得超过十五分钟。
首先是卡列林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言。他说道：“本党不曾有机会对此项宣言的草稿提出什么修改意见；它只是布尔什维克一党私自起草出来的文件。不过，我们将投票赞成这个宣言，因为我们同意它的精神。……”
克拉马洛夫代表统一社会民主派国际主义者发言。他身材瘦长，有点驼背，而且是近视眼——他注定了要得到反对派中丑角的恶名。克拉马洛夫说道：只有一个把所有一切社会主义政党都包括在内的政府，才有权采取这样一种意义重大的行动。如果能组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政府，那末他那个党派的人将拥护整个纲领；不然的话，就仅仅拥护其中的一部分。至于说到这篇宣言，国际主义派完全同意其中的主要之点。……
之后，在那热情不断高涨的气氛中，一个代表接着一个代表上台发言。乌克兰的社会民主党、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人民社会主义者、波兰的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都表示拥护这篇宣言。波兰的社会主义党也表示拥护，然而它却愿成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政府。这些人的心里已经有些东西被点燃起来了。有一位代表说到“行将到来的世界革命，而我们就是这世界革命中的先锋队”。另一位代表说到“世界大同的新时代，那时世界各族人民都将团结成一个大家庭”。又有一名代表要求以个人的名义发言，他说道：“宣言里面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首先，你们提议缔结一项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而接着你们又说你们将考虑其他一切的和平建议。考虑就意味着是要接受呀。……”
列宁站了起来，说道：“我们要求缔结公正的和约，但我们并不害怕进行革命战争。……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可能不回答我们的呼吁，但我们将不发出一个使他们很轻易就予以拒绝的最后通牒。……如果德国的无产阶级理解到，我们准备考虑一切和平建议，那也许就是使一大杯子水满溢的最后一小滴了——德国就将爆发革命。……
“我们同意考虑一切的媾和条件，但那不意味着我们将接受那些条件。……为了实现我们所提出的某些条款。我们将战斗到底——但对其他国家来说，它们也许将发现已经没有可能继续作战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结束战争。……”
这时恰好是晚上十点三十五分。加米涅夫请所有赞成这个宣言的人都把他们的代表证举起来。有一名代表竟敢举手反对，然而他周围的人顿时怒不可遏地痛加呵斥，逼得他又连忙把手放了下去。……结果全场一致通过了宣言。
突然，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大家哼着哼着，很快就汇成流畅而高亢的《国际歌》来。有一位头发灰白的老战士感动得象小孩一样地呜咽着。亚历山大娜·柯仑泰很快地眨眨眼把眼泪收住。那嘹亮的歌声翻翻滚滚，震动着大厅，进出了门窗，消失在那静寂的天穹里。“战争停止了！战争停止了！”有一个在我旁边的青年工人这样说，他脸上流露出喜悦的光芒。唱完了《国际歌》，当我们在一种不知所措的沉默中站着的时候，会场后面有人喊道：“同志们！让我们来纪念那些为自由而牺牲的人们！”于是，我们开始唱《葬仪进行曲》。那深沉的、忧恨的、然而却是悲壮的歌声，是多么扣人心弦，多么富于俄罗斯的民族情调呵！《国际歌》毕竟是外来的风格。这《葬仪进行曲》似乎才是俄国被压迫人民的真正灵魂。那些被压迫人民的代表们正坐在这座大厅里，依照他们那朦胧的憧憬来缔造一个崭新的俄罗斯——也许还远不止是俄罗斯呢！
你们牺牲在那决死的斗争里，
为了人民的自由，为了人民的光荣……
你们捐弃了你们的生命和一切亲爱的东西，
你们在可怖的监狱里煎熬，
你们被套上镣铐去流放……你
你们默默无言地套上了镣铐，
因为你们不能无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
因为你们相信正义的力量远远胜过枪刀……
那个时代就要到来，你们所献出的生命将取得光荣的代价。
那个时代已经临近，
专制制度将要崩溃，
人民就要奋起，
伟大而自由！
永别了，兄弟们，你们选择了一条高尚的道路，
千百万新的战士会踏着你们的足印，
准备去受苦受难，去牺牲……
永别了，兄弟们，你们选择了一条高尚的道路，
我们谨在你们的墓前宣誓，
为了自由和人民的幸福去进行战斗和工作。……
就是为了这个，三月革命的烈士们长眠在那冰冷的马尔斯广场的兄弟冢里；就是为了这个，成千成万的人死在监狱、流放和西伯利亚的矿井中。革命并没有如他们所期待地那样到来，也没有象知识分子所想望地那样到来；但它却终于到来了——它粗犷，强劲，不拘形式，鄙视温情；然而这却是真正的革命呵……
列宁正在宣读《土地法令》[B]：
（1）立刻毫无报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
（2）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室、寺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立宪会议解决了土地问题时为止。
（3）任何损害被没收的财产，即今后属于全民的财产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罪行，应由革命法庭惩办。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在没收地主田庄时遵守最严格的秩序，规定应没收地段的大小和应没收的是哪些地段，编造没收财产清册，并对转归人民所有的土地上的产业连同一切建筑物、工具、牲畜和储存产品等等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
（4）下附农民委托书[3]是由《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编辑部根据242份地方农民委托书拟定的，公布于该报第88号（彼得格勒，1917年8月19日第88号），在立宪会议对这一改革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各地应把这个委托书当作实行伟大的土地改革的指南。
（5）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概不没收。
列宁解释道：“这个《土地法令》不是前临时政府的部长切尔诺夫所提出的那个方案。切尔诺夫空谈什么‘先搭一个架子’，并且试图自上而下地来进行改革。我们认为，要自下而上地在当地解决土地分配的问题。每个农民所能分到的土地的多寡，将视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
“在临时政府统治的时期，地主们悍然拒绝服从土地委员会的命令。因为那些土地委员会原是由李沃夫所设计，由盛加略夫所建立，而由克伦斯基所掌握的！”
在辩论还没有能够开始之前，就有一个人横冲直撞地排开过道上的人群，爬上了讲台。这个人就是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皮亚内赫，他显然是气得发疯了。
他声色俱厉地对会众咆哮道：“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抗议，反对逮捕我们的同志萨拉兹金部长和马斯洛夫部长！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们！他们现在被关在彼得巴甫洛夫要塞。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在皮亚内赫之后，又有一个胡子邋遢、横眉怒目的士兵上台讲话。他说道：“你们坐在这里谈什么要把土地交给农民，而你们却对农民所选举出来的代表犯下了暴君和篡夺者的罪行！我告诉你们——”他挥了一下拳头，“如果你们胆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农民就要起来造你们的反！”会场上的群众动荡不安起来。
接着，托洛茨基站了起来，会众发出一片欢迎的吼声。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镇静而狠恶地说道：“昨天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在原则上决定释放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部长们：马斯洛夫、萨拉兹金、格沃兹杰夫、马利扬托维奇。至于为什么他们此刻还被拘留在彼得巴甫洛夫要塞，那只是因为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然而，我们要把他们软禁在他们自己的家里，直到我们将他们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参与克伦斯基叛国活动的罪行调查清楚时为止！”
皮亚内赫喊道：“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托洛茨基答道：“你说错了，这样的事甚至在这次革命中就见到过。在七月事变的时日里，我们有成百成千的同志横遭逮捕。……当柯仑泰同志由于医生证明而被释放出狱时，阿夫克森齐也夫还派了两名在沙皇时代当过秘密警察的特务守在她的门口呢！”于是，农民的代表们吵吵嚷嚷地退出了会场，在他们后面的是一阵嘲笑的叫喊声。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就《土地法令》发表意见。他说他的政党在原则上赞成这个法令，不过在没有经过讨论以前，还不能投票表示态度。他认为必须征求农民苏维埃的意见。……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也要求先在本党的核心会议中进行讨论。
在这之后，最高纲领派〔农民中的无政府主义派〕的领导人上台说道：“一个政党在当权的第一天就实行这样的土地法令，我们必须对这个政党表示敬意，而不要再说废话了！”
有一个典型的农民站上讲台，他的头发很长，穿着长靴和羊皮袄。他向会场的每一个角落鞠躬致敬，说道：“同志们和公民们，我向您们问好！有些立宪民主党人还在外面大摇大摆地走动着，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逮捕起来，倒反而逮捕我们社会主义者的农民代表呢？”
这是一个在激动的农民代表之问掀起争辩的讯号。这一场辩论同昨夜在士兵代表之间所进行过的辩论完全一样。那些真正的农村中的无产者开始讲话了：
“我们原先以为那些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如阿夫克森齐也夫等人都是农民的保护者，而实际上他们却不过都是些立宪民主党人。逮捕他们！逮捕他们！”
又有一个农民说道：“皮亚内赫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的人究竞是些什么东西？他们根本不是农民！他们不过是摇尾乞怜的狗！”
会场上的人是多么地兴高采烈，他们认清了谁是真正的兄弟！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议休会半小时。当代表们开始涌出会场时，列宁在他的位置上站起来说道；
“同志们，我们决不能浪费时间！所有这些对俄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新闻，都必须在明天早上由报纸刊布出来。不能耽搁时间！”
在人们进行热烈的讨论、争辩和沙沙的脚步声中，只听到有一位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大声喊道：“第17号房间征求十五名宣传员！要立刻出发到前线去！”
几乎过了两个半小时，代表们才陆陆续续地回到大厅里来。主席团就位，大会又重新开始了。起头是宣读各个部队所发来的电报，它们都表示服从军事革命委员会。
会场上起初还有点散漫，但后来越开越紧张。有一位从马其顿前线俄国军队中派来的代表在咬牙切齿地报告他们的情况，他说道：“在那边，我们吃所谓‘盟邦’友谊的苦头，实在比吃敌人的苦头还要大得多！”第十军和第十二军的代表刚刚火速赶到，他们都声明：“我们用我们一切的力量来支持你们！”有一个农民出身的士兵反对释放“那些社会主义叛徒马斯洛夫和萨拉兹金”；至于对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他认为应该把那些委员们统统逮捕起来！这些都是真正的革命语言。……有一个从驻扎在波斯的俄国部队中派来的代表，说他奉命要求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掌握。……有一个乌克兰的军官用他那本乡的口音说道：“在这紧急关头，民族的界限是不存在的……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这样崇高而又热烈的思想象滚滚洪流，俄罗斯人民肯定不会再沉默了！
加米涅夫指出，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正企图在各地制造混乱。他宣读了大会致俄国各地苏维埃的呼吁书：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其中包括一些农民代表，吁请各地苏维埃立即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反对一切反犹太人的反革命暴行，并防止发生任何的大屠杀。为了维护工农兵革命事业的荣誉，不允许发生任何大屠杀。
彼得格勒的赤卫队、革命的卫戍部队和水兵已经在首都维持了严整的秩序。
各地的工人们、士兵们和农民们，你们应当学习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榜样。
士兵同志们和哥萨克的同志们，我们都义不容辞地肩负着保证真正革命秩序的责任。
全俄罗斯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
在深夜两点钟的光景，大会投票表决《土地法令》，结果只有一票反对。农民的代表们欣喜若狂。……就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克服了踌踏，战胜了阻力，不可抗拒地勇往直前——在俄国，只有这些人具有坚定不移的行动纲领，而其他的那些人只不过是空谈了八个月之久。
这时有一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而口才很好的士兵站起来发言，他反对《委托书》[C]中那一项规定军队逃兵不得在乡村中分配土地的条文。起初，会场上有人对他呼喊和嘘叫；然而到后来，他那简单明了而又非常动听的演说却使会场上肃静了下来。他大声说道：“违反士兵们的意志，强迫他们到战壕里去屠杀，那就是你们自己在《和平法令》中所斥为毫无意义的、可怕的战争呵！士兵们满怀着对于和平和自由的希望来迎接革命。然而‘和平’在哪里呢？克伦斯基政府又强迫他们开到加里西亚战场上去互相屠杀；对于他们的和平呼吁，捷列申柯只是一笑置之。……‘自由’在哪里呢？在克伦斯基的统治之下，他们眼看着他们的委员会横遭解散，他们的报纸被封闭，他们的政党发言人被关进监狱……而在他们家乡的农村里，地主们公然反抗他们的土地委员会，拘禁他们的同志。……在彼得格勒，资产阶级和德国人勾结在一起，破坏军队的粮食和军火供应。……士兵们没有靴子，没有衣服……究竟是谁逼着他们逃跑的？就是那个已经被你们所推翻的克伦斯基政府呵！”当他说完时，会场上有人鼓掌。
可是，另外一个士兵却起来激烈反对这种意见。他说道：“不能把克伦斯基政府当做一个挡箭牌，来掩盖像开小差这样的卑劣行为！逃兵都是些恶棍，他们自己是逃回家了，却让他们的同志死在战壕里！无论哪一个逃兵都是叛徒，应当受到惩罚……”会场上掀起一片喧嚣，有人喊道：“够啦！静一静！”加米涅夫连忙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给政府去决定[4]。
在凌晨两点三十分时，大会浸沉在一种紧张肃穆的气氛中。加米涅夫正在宣读《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D]：
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成立工农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5]。设立各种委员会，主持国家生活各部门的事宜，其成员应与工人、水兵、士兵、农民和职员等群众组织紧密团结，保证实行代表大会所宣布的纲领。行政权属于这些委员会主席的会议，即人民委员会。
监督和撤换各人民委员的权利，属于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场上一片肃静；但当他宣读人民委员的名字时，每读到一个名字，会场上就迸发出一阵掌声，在读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时尤其是如此。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乌里杨诺夫（列宁）；
内务人民委员：阿·伊·李可夫；
农业大民委员：弗·巴·米柳亭；
劳动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
陆海军人民委员：弗·阿·奥弗巾柯（安东诺夫），尼·瓦·克雷连柯和巴·叶·德宾科；
工商业人民委员：维·巴·诺根；
教育人民委员：安·瓦·卢那察尔斯基；
财政人民委员：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
外交人民委员：列·达·勃朗施坦（托洛茨基）；
司法人民委员：格·伊·奥波科夫（洛莫夫）；
粮食人民委员：伊·阿·泰奥多罗维奇；
邮电人民委员：尼·巴·阿维洛夫（格列博夫）；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
铁道人民委员的职位暂时空着。
在会场的四周，有许多人背着安上刺刀的枪；在那些代表之中，也有许多人拿着安上刺刀的枪。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武装着每一个人。克伦斯基从西南方面逼近首都，喇叭的声音已经隐约可闻，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正在武装起来与之进行决战。……这时并没有一个人回家，而相反地却有数以百计的新到的人继续涌进来。宏大的会议厅里挤满了面容严肃的士兵和工人，他们就这样一点钟又一点钟地站着，毫不疲乏地注视着这一切。会场里的空气很污浊，充满着香烟的浓雾，人们呼吸的气息以及脏衣服和汗水所发出来的臭味。
《新生活报》编辑部的阿维洛夫正在代表统一社会民主派国际主义者以及少数仍旧留下来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发言，阿维洛夫有一副年轻而聪明的面孔，穿着一件漂亮的呢大衣，看起来似乎和他周围的环境太不相称。他说道：
“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是在走向何方。……一下子就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联合政府，这并不能说明民主政党中的左派的强大，而只能说明这个政府没有使人民得到和平和面包的能力。除非左派政党能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它的政权是保不住的。……
“左派政党能使人民得到面包吗？粮食是缺乏的。大多数的农民都不会拥护你们，因为你们不能使农民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机器。燃料和其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几乎无法获得。……
“至于说到和平，那就更难了。各协约国都拒绝同斯柯别列夫进行谈判。它们决不会接受你们所提出的关于召开和平会议的建议。无论是伦敦方面、巴黎方面或柏林方面，都不会承认你们的政府。……
“你们也不能指望从各协约国的无产阶级那边得到什么有效的帮助，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国家里，离革命斗争爆发的时期还远得很呢。请想一想，协约国的民主力量，甚至连斯德哥尔摩会议都没有开成。戈尔登贝尔格同志是我们派往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代表之一，我刚才曾经和他谈论过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德国极左派的代表们告诉他，在战争期间，德国不可能发生革命。……”这时会场上的声音越来越高，屡次打断他的发言，然而阿维洛夫还是继续说下去。
“俄国这种孤立无援的地位，其结果决逃不出下列二途：或者是俄军被德军打败，德奥集团马上就与英法集团签订一项以俄国为牺牲的和约；或者是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
“我刚才听到消息，协约国的大使们正在准备离去，而俄国各大城市都正在成立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
“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克服这么多的困难。只有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
于是，他宣读由那两个小党派所提出的议案：
“鉴于要拯救革命所已经获得的成果，必须立即组成一个以组织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之内的革命民主党派为基础的政府，又鉴于这个政府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快地实现和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组织工人监督生产的机构，并在预定的日期召开立宪会议，所以大会任命一个执行委员会，在同参加本属大会的各民主党派取得协议后，组成这一政府。”
尽管这些胜利了的群众的革命热情在高涨着，但阿维洛夫那种冷静温和的推论却使他们有点动摇了。到后来，会场上的叫声和嘘声消失了，而当他说完时，会场上甚至还有些零零落落的掌声。
接着卡列林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言。他也是个无所顾忌的年轻人，他的诚挚是没有人怀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是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的政党，它代表革命的农民，几乎是唯一的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政党。
卡列林说道：“我们的党已经拒绝参加人民委员会，因为我们不愿意永远使我们自己同那些已经退出大会的革命队伍分开来。如果分开来，就会使我们不可能充当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调解人。……而在此时此刻，充当调解人倒是我们的首要任务。除非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我们不能支持任何其他的政府。”
“再者，我们还要抗议布尔什维克的专制行为。本党的特派员已经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被赶下米，而在昨天，本党唯一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被禁止出版了。
“市杜马正在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来同你们进行战斗。你们已经孤立了，你们的政府得不到任何一个其他民主党派的拥护。……”
这时托洛茨基站上讲台，他充满了自信和君临一切的气概，嘴边露出一种近乎冷笑的讽刺。他讲话的声音很洪亮，把广大人群的情绪都带动起来了。托洛茨基说道：“所有这些担心我党孤立的考虑并不新奇。在武装起义的前夕，人们也曾经同样地预言过我们注定要失败。所有的人都和我们作对，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留在军事革命委员会里同我们一道工作。然而，为什么我们能够几乎没有经过流血就把临时政府推翻掉呢？……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说明我们决不是孤立的。实际上，临时政府倒是孤立的；那些拼命反对我们的民主党派过去是孤立的，现在也还是孤立的，它们已经永远脱离了无产阶级了！
“他们口口声声谈什么联合的必要性。但只可能有一种联合——工人、士兵和贫苦农民的联合；而本党已经光荣地实现了这种联合。……阿维洛夫所说的联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联合呢？难道要同支持背叛人民的政府的那些人联合吗？联合并不一定就会增加力量。例如，我们能够把唐恩、阿夫克森齐也夫联合在我们的队伍里而去组织武装起义吗？”会场上哄堂人笑。
“阿夫克森齐也夫使人们挨饿。难道我们和‘护国派’联合就可以多得到一些面包吗？阿夫克森齐也夫下令取缔土地委员会。在农民和阿夫克森齐也夫这二者之间，我们选择了农民！我们的革命将成为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革命。……
“他们指责我们毁弃同其他民主党派所达成的协议。不过，这难道能怪我们吗？或者如卡列林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出于一种‘误解’吗？同志们，不是！当革命正在进入高潮、炮火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一个政党就出来说道：‘这里就是政权，拿去罢！’而那些被授予政权的人却跑到敌人那边去了，那决不是什么误解。……那是宣布要进行无情的战争。而宣战的却不是我们……
“阿维洛夫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继续‘孤立’下去，那末我们的和平努力就要失败。我再重复说一遍，我看不出，如果同斯柯别列夫联合，或者甚至同捷列申柯联合，就可以帮我们得到和平！阿维洛夫还企图用以俄国为牺牲的和约来吓唬我们。这我要回答：无论如何，如果欧洲继续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所统治，那末革命的俄国将不可避免地要失败。……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俄国革命将引起欧洲的革命运动，或者是欧洲列强将扑灭俄国革命！”
会场上的人用一种狂热的为革命事业而进行圣战的欢呼来欢迎托洛茨基的演说。他们那大无畏的精神燃烧了起来。想到他们是在为全人类而战。而从这时候起，那些起义的群众在一切行动中就具有一种自觉的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始终在支配着他们，从未消失。
但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那一边，人们也在摆开阵势，准备作战。加米涅夫允许铁路工会的一名代表上台发言。那是一位面色严峻、身材茁壮的汉子，抱着一种不可调和的敌视态度。他的发言象是在大会上扔了一枚炸弹。
“我以俄国最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名义要求发言权，我告诉你们：全俄铁总执委会责成我把工会关于政权组织问题的决定宣布出来。如果布尔什维克坚持目前的做法，使他们自己从俄国整个的民主力量中孤立起来，那末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绝对不支持他们了！”这时全场大哗。
“在1905年期间，以及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那些日子里，铁路员工都曾经是革命事业最忠诚的保卫者，然而你们却不邀请我们参加你们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时会场上有人喊道：“那是旧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邀请你们呀！”但那位代表却完全不理睬，继续说道：“我们不承认这个大会的合法性，因为自从盂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以后，这个大会就不足法定人数了。我们工会仍然拥护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且认为这个大会没有权利选举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新政权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政权，对所有一切革命民主政党的权力机关负责。在这样的一个政权机构建立以前，铁路工会固然拒绝运送反革命的军队来进攻彼得格勒，但同时也不许执行任何未经过其全俄铁总执委会所同意的命令。全俄铁总执委会已经把整个俄国铁路的管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会众纷纷向他提出谴责。到后来，他的话就淹没在激烈的谩骂声中，几乎听不见了。但那位代表的发言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可以从主席团成员脸上那种焦虑不安的神色中看得出来。然而，加米涅夫仅仅回答说：大会的合法性是无庸置疑的。因为，尽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退出，即使是按照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与会代表也已超过了法定人数。……
接着，大会以绝大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于是人民委员会正式就职。……
选举新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俄罗斯共和国的新国会，总共不过花了十五分钟。托洛茨基宣布选举的结果：在一百名中央委员中，有七十名是布尔什维克。……至于农民以及那些退出去的政党，席次还是保留给他们的。托洛茨基最后说道：“我们欢迎所有一切愿意接受我们的纲领的政党和团体都参加到政府里面来。”
于是，第二届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到此宣告闭幕，好让代表们赶快回到散处俄国四面八方的原岗位上去，把这里所发生的伟大事件传达给大家。……
电车工人工会经常派电车等候在斯莫尔尼大厦门口，准备送苏维埃的代表们回家。当我们上车叫醒那些沉睡着的司机和乘务员时，差不多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了。我觉得，在那拥挤的车厢里，倒不如昨天晚上那样充满着欢乐的气氛了。有许多人看上去都有点焦急不安；也许他们正在对自己说：“现在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翁了，要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的意志呢？”
在我们所居住的公寓门门，我们在黑暗中被一支全副武装的市民巡逻队拦住，并且受到仔细的盘问。市杜马的文告还正在发生作用呢。……
房东太太听见我们回来的声音，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绸袍子，蹒跚地走了出来。
“房屋委员会又要求你们和其他的男人一起轮流站岗哩，”她这样说。
“有什么理由要站岗？”
“为了保护住宅、妇女和儿童呵。”
“防备谁呢？”
“强盗和凶手。”“如果遇到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派员来搜查武器，怎么办呢？”
“喔，他们所说的强盗和凶手就是指的他们呀……而且，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郑重其事地告诉她，领事馆禁止所有的美国侨民携带武器——特别是在那些邻近俄国知识分子所居住的地区。……
[A]
即《和平法令》。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7－229页。—译者
[B]
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7页。—译者
[C]
指与《土地法令》同时通过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委托书》内容，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237－239页。—译者
[D]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241－242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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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临时政府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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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临时政府的垮台
11月7日，星期三，我起身很迟。当我走到涅瓦大街的时候，彼得巴甫洛夫要塞正在鸣放午炮。那是一个阴寒的、冷风刺骨的日子。国家银行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站着几个士兵，手里拿着安上刺刀的步枪。
“你们是属于哪一方面的？”我问道。“是属于临时政府的吗？”
“临时政府完蛋了”，其中有一个士兵微笑着回答，“谢天谢地！”这就是我所能从他口里打听到的一切。……
电车照常在涅瓦大街上行驶，车上每一个凸出来可以踏脚的地方都挂满了男人、妇女和小孩。商店照常营业，街上的人群似乎倒不象昨天那样的不安了。在一夜之间，墙上又贴满了无数新的反对起义的布告和传单，它们是向农民、前线上的士兵，彼得格勒的工人呼吁的，其中有一张说：
彼得格勒市杜马布告
市杜马通知所有的公民：在11月6日的非常会议上，市杜马成立了一个治安委员会。它由中央杜马和区杜马的议员以及下列各革命民主团体的代表所组成：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军队组织、中央舰队委员会、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职工会委员会，以及其他团体。
治安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市杜马大厦内办公。电话号码是15－40，
223－77，138－36。
1917年11月7日
当时我还不认识，这个布告就是市杜马对布尔什维克的宣战书。
我买了一份《工人之路报》，这似乎是唯一在出售的报纸。过了片刻，我花了五十戈比，从一个士兵手里买到一份读过了的《日报》。布尔什维克的党报是在被接收过来的《俄罗斯意志报》印刷厂里用大开纸张印出来的，上面印着大字标题：“全部政权归工兵农苏维埃！和平！面包！土地！”第一篇文章的署名为“季诺维也夫”，当时他也和列宁一样，不得不隐藏起来。这篇文章开头说道：
每个士兵、每个工人、每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每个忠诚的民主主义者都认识到：目前的局势只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或者是——政权仍旧掌握在资产阶级地主一帮手里，而那就意味着会对工人，士兵和农民进行各种各样的镇压，会继续进行战争，并不可避免地发生饥俄和死亡。……
或者是——把政权转移到革命的工人、士兵和农民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完全废除地主的暴政，立即限制资本家的活动，立即提出公正的和平建议。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农民能得到土地，才可以保证工人能监督生产，才可以保证饥饿的人们能得到面包，才可以结束那毫无意义的战争！……
《日报》上登着一些片断的新闻，报道那动荡的夜晚，布尔什维克占领了电话局、波罗的海车站和电报局；彼得霍夫的士官生未能开进彼得格勒，哥萨克兵态度不明；有几个临时政府的部长被逮捕；本市民兵的首领梅耶尔被枪杀；逮捕；反逮捕；士兵、士官生和赤卫队的巡逻队之间所发生的前哨战。[1]
在海洋大街的拐角上，我撞见龚贝尔格上尉。他属于孟什维克“护国派”，是该党军事部的书记。当我问他是否已经真正发生了武装起义时，他用一种困乏的神情，耸耸肩膀答道：“鬼才知道呢！咳，也许布尔什维克能夺取到政权，但他们维持不了三天以上。他们没有人手来管理政府。也许，让他们试试倒不坏呢，那会使他们一败涂地。……”
伊萨克也夫广场角落上的军人饭店，由全副武装的水兵们把守着。在饭店的门厅里聚集着许多漂亮的青年军官，他们踱来踱去，或者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水兵们不让他们离开这里。……
突然从外面传来一响清脆的步枪声，接着就是一阵凌乱的射击声音。我跑了出去，只见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的议场玛丽亚宫周围正发生着什么不平常的事。在宽阔的广场的斜对过，士兵们排列成长长的一列，持枪注视着这边饭店的屋顶。
“这是挑衅！他们要向我们开枪呢！”有一个人突然叫喊起来，而另一个人则赶忙向大门那边奔过去。
在玛丽亚宫西边的角落里，停着一辆飘扬着红旗的巨型的装甲车，那上面崭新地用红漆写着四个字母：“S.R.S.D.”（工兵代表苏维埃）；所有的枪口都对着伊萨克也夫广场。在新街口已经筑起了一座街垒——那是用许多箱子、木桶、一张旧弹簧床和一辆车子堆成的。一堆木头堵塞住洗衣场码头的一端。人们从附近的木料场搬来许多短木头，正在建筑物的前面堆一道防护的胸墙。……
“就要发生什么战斗吗？”我问。
“马上，马上，”一个士兵紧张地回答道。“同志，躲开罢，你会受伤呢。他们将从那个方向攻过来。”他指着海军部大厦这样说。
“谁要攻过来？”
“老兄，那我可不能告诉你，”他回答，并且吐了一口唾沫。
在玛丽亚宫的大门口聚集着一大群士兵和水兵。其中有一个水兵正在叙述解散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的情形。他说道：“我们走了进去，同志们堵住了所有的门。我走到那个坐在主席座位上的反革命的科尔尼洛夫分子跟前，对他说：‘临时议会完蛋了，现在你滚回家去罢！’”
这段话引起了大家的哄笑。我挥舞着手中各色各样的证件，好不容易才挤到记者室的门口。可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水兵笑着拦住了我。当我拿出通行证给他看时，他只说道：“同志，哪怕您就是圣米哈伊尔本人，也不能从这里通过。”透过记者室门上的玻璃，我瞥见一名法国记者被关在里面，他面容沮丧，做着手势。……
前面不远，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留着灰色小胡子、穿着将军制服的人。他被一群士兵们围在中央，脸涨得通红。
“我是阿列克谢也夫将军！”他大声地喊道。“作为你们的上级军官和共和国临时议会的议员，我要求你们让我过去！”警卫员搔着头，很为难地用眼角一扫；他向一个正在走过来的军官招手示意。军官看见那是阿列克谢也夫将军，马上显得很紧张。他在还不知道怎么办之前，先就行了一个敬礼。
“大人阁下，”也用旧社会中那种毕恭毕敬的神情结结巴巴地说道，“玛丽亚宫严禁通行——我没有权力放你过去——”。
一辆汽车开了过来，我看见郭茨坐在里面，他显然觉得很有趣地在笑着。隔了几分钟，又有一辆汽车开了过来，前面的座位上坐着武装的士兵，后面坐满了被逮捕的临时政府的成员。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拉脱维亚人彼得斯急急忙忙地从广场那边走过来。
“我原来以为你们昨天夜里就把那些大人先生们都一网打尽了。”我指着那些被逮捕的临时政府成员说。
“唉，”他用一种失望的小孩子似的表情答道。“在我们还没有下决心以前，那些该死的傻瓜就把他们放走了一大半。……”
在沃斯克列先斯基大街，有一大批水兵开过来，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大踏步前进的士兵，一眼看不到头。
我们顺着海军部大街向冬宫走去。所有通向冬宫广场的路口都由哨兵们把守着。在广场的西端，士兵们排成一条警戒线，外边围着一群焦急不安的市民。除了远处有几个士兵似乎是从冬宫的院子里搬出一些木头并把它们堆积在正门口以外，一切都很平静。
我们搞不清究竟那些哨兵是拥护临时政府的还是拥护苏维埃的，但是我们从斯莫尔尼方面所领得的证明文件在这里却完全无效。因此，我们就转到警戒线的另一边去，用一种煞有介事的神情，出示我们的美国护照，说道：“有公事！”随即挤了进去。在冬宫的门口，仍旧是往日那些年老的穿着镶有铜钮扣和金红色领子的蓝制服的阍人，彬彬有礼地接过我们的衣帽，于是我们就走到楼上去。在那阴暗的走廊里，往日挂在墙上的壁毯已经被撤掉了，几个年老的侍者懒洋洋地呆着。在克伦斯基办公室的门口，有一个青年军官踱来踱去，咬着他的小胡髭。我们问他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谒见内阁总理。他立正鞠躬，把靴跟一碰。
“不行，我很抱歉，”他用法文回答。“亚历山大·费多洛维奇现在非常忙。……”他打量了我们一会，又说道：“实际上，他并不在这里。……”
“那么他在哪儿呢？”
“他已经到前线[2]去了。而且您们要知道，他的汽车没有足够的汽油。我们不得不到英国医院借用一些。”
“那么，部长们在这里吗？”
“他们正在某一个房间里开会，但我却不知道究竟在哪个房间里。”
“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就要来了？”
“当然罗，他们就要来了。我每分钟都预期着会有电话报告他们正在来的消息。不过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有士官生保卫着冬宫的正面，他们就在这扇门里面。”
“能让我们到那里面去吗？”
“不行，绝对不行！那是禁止的！”他突然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握了握手，接着就走开了。我们转到那扇禁止通行的门前面。那扇门是安在一座临时用来隔开大厅的隔板上的，从外面反锁着。在隔板那一边有人声，而且有人在大笑。除此以外，那古老而空阔的冬宫就安静得象一座坟墓。有一个年老的阍人跑了过来，喊道：“大人们，不行，您们决不能到那里面去！”
“为什么把门锁着？”
“那是怕士兵们逃掉，”他说。过了几分钟，他说什么要去喝一杯茶，就走回大厅的那一头去了。于是我们打开了门。
紧靠着门里面有几个士兵在站岗，然而他们什么都没有说。在那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宽敞而富丽堂皇的房间，那里面有饰金的檐口和巨人的水晶枝形吊灯。再走过去便是几个比较小的房问，装着红木的护墙板。在那拼花地板上，两边都铺着几排肮脏的床垫和毯子，一些士兵偶尔在那上面躺一会儿；到处都是乱丢乱扔的香烟头、面包屑、衣服以及一些贴着豪华的法国商标的空酒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士兵，他们身穿有红色肩章的士官生制服，在那空气污浊的充满烟味和汗臭味的房间里来来往往。其中有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瓶法国的白葡萄酒，那显然是从冬宫的酒窖里摸来的。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他们都用惊讶的眼光注视着我们。我们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最后走进一排宏大的正厅，它们的龌龊的长窗正对着冬宫广场。正厅的墙壁上挂着许多巨幅的镶着金框子的油画——都是描绘历史上著名战役的场面，如“1812年10月12日之战”，“1812年11月6日之战”，“1813年8月16日至28日之战”，等等。其中有一幅，右上角已经有一道深长的裂痕。
整个的冬宫就是一座巨大的军营，而且从地板和墙壁上的痕迹看来，显然许多星期以来一直就是如此的。窗台上架着机关枪，床垫之间架着步枪。
当我们正在看图画的时候，突然有一阵熏人的酒气从我的左耳后方袭过来，并且听到有人用重浊但却流利的法文在讲话：“噢，我看出来了，就您们欣赏绘画的那种神态看来，您们是外国人。”他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当他掀开帽子打招呼的时候，露出了他那光秃的头顶。
“是美国人吗？高兴得很。我是弗拉基米尔·阿尔齐巴舍夫上尉，完全愿意为您们效劳。”我们四个陌生的外国人，其中有一个妇女，随随便便地穿过马上就要遭到攻击的部队防线，这件事在他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奇怪的。接着，他便开始抱怨俄国的情况。
“不仅是这些布尔什维克，”他说道，“而且连俄国军队的优秀传统也破坏了。请看看您们周围的这些人，他们都是预备军官学校的学员，但是他们象上等人的样子吗？克伦斯基把军官学校开放给行伍出身的人，任何士兵只要能通过一次考试就可以进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传染上革命了。……”
他还没有结束这一段议论，突然又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我很想离开俄国。我已经下定决心去参加美国军队。请您帮我去找您们的领事官，安排手续好吗？我把我的通讯处抄给您。”尽管我们反对他这样做，他还是把通讯处写在一张小纸头上，而且似乎立即觉得很有希望的样子。他的通讯处我还保留着，那是：“奥拉年堡第二预备军官学校，老彼得霍夫”。
“今天早晨我们进行了一次检查，”当他带我们穿过那些房间并且解释着一切的时候，他继续说道。“妇女营决定仍旧矢忠于临时政府。”
“那么，女兵在冬宫里面吗？”
“是的，她们住在后面那些房间里。万一发生什么麻烦，她们不会受到伤害。”他叹了一口气，又说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我们在窗口站立了一会儿，俯瞰着冬宫前面的广场。在那边，有三队穿着长大衣的士官生正在集合，手中拿着武器。一名身材高大、看起来很有精神的军官正在作长篇大套的演说，我认出那就是临时政府的军事委员长斯坦凯维奇。过了几分钟，其中有两队士官生啪的一声把枪上了肩，尖叫三声，挥动着手臂横过广场，从红色拱门渐渐消失在那寂静的市区里。
“他们是去占领电话局的，”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在我们身边站着三个士官生，我们攀谈了起来。他们说他们都是从行伍中选拔到军官学校来的，并且自我介绍了姓名，那是：罗伯特·奥列夫、阿列克赛·瓦西连柯和埃尔尼·萨克斯（他是爱沙尼亚人）。他们说他们现在都不愿意当军官，因为军官已经吃不开了。实际上，他们似乎不知道如何是好，而且显然是闷闷不乐的。
然而马上他们又开始吹嘘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攻过来，我们将打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他们不敢打，都是些懦夫。不过如果万一我们寡不敌众，那末，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留着一颗子弹。……”
这时，突然在附近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枪声。聚集在冬宫广场上的人们开始逃跑，有许多人伏到地上，而那些原来停在角落上的马车伕，则赶着马四散奔驰。冬宫里面是一片喧嚣声，士兵们跑来跑去，抓起步枪和子弹带，大声喊道：“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但过了几分钟，一切又恢复了平静。那些马车伕又赶着马回来了，卧倒在地上的人们又站了起来。在红色拱门那边出现了士官生的队伍，这时他们的步伐有点凌乱，其中有一个士官生由两个同伴搀扶着。
当我们离开冬宫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冬宫广场上的哨兵均已撤去。那座巨大的半圆形的政府办公大厦，仿佛已经空寂无人。我们走进法国饭店去吃晚饭，正在喝汤的时候，有个侍者跑过来，紧张得脸色发白，坚决请我们搬到后面的大餐厅里去，因为他们要熄掉前面咖啡室里的电灯。他说道：“会要打一阵子哩！”
当我们从法国饭店再走到海洋大街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只有涅瓦大街的拐角上有一盏街灯在闪烁着。在那街灯下面停着一辆大型的装甲车，它的引擎在轧轧地开动着，喷吐出油烟。有一个小孩从旁边爬上去，正在张望着机关枪的枪筒。周围站着许多士兵和水兵，显然是在等待着什么。我们回头向红色拱门走去，有一群士兵聚集在那边，他们注视着那灯火通明的冬宫，并且在高声地谈论着。
“不，同志们，”其中有一个士兵说道。“我们怎能向他们开枪呢？妇女营驻扎在那边——他们会说我们向俄国妇女开火哩！”
当我们走到涅瓦大街的时候，又看见一辆装甲车从拐角上开过来，有一个士兵把头探出炮塔外面。
“前进！”他大声喊道。“让我们冲上去攻打罢！”
另外一辆装甲车的驾驶员跑了过来，他竭力提高他的嗓子以盖过引擎声，喊道：“委员会命令我们等一等，他们在木头堆后面埋伏着大炮哩！……”
在这一带，电车已经停止行驶，行人稀少，而且没有灯火。然而仅仅隔着几个街口，我们能看见电车，拥挤的人群，照得雪亮的商店橱窗，以及电影院的电灯广告——生活还是跟平常一样地进行着。所有的剧院都开门营业，我们有几张玛丽亚大剧院的芭蕾舞戏票，然而户外所发生的这一切太激动人心了。……
在那朦胧的夜色里，我们摸索着爬过了那些堵住警察大桥的木头堆。在斯特罗甘诺夫宫前面。我们隐隐约约地看见有些士兵正在把一门三英寸口径的野战炮推到阵地上。另外有许多穿着各种制服的士兵正在漫无目的地跑来跑去，滔滔不绝地在谈论着。………
涅瓦大街上挤满了人，好象这时全城的人都跑出来逛街了。每一个角落里都有人在进行火热的争辩，周围聚集着一大群人。由十几个士兵所组成的巡逻队，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十字路口踱来踱去。有些满面红光、穿着珍贵皮大衣的老头儿，向他们挥舞着拳头；而有些服装华美的妇女们则对他们尖声漫骂。士兵们小声地辩解着，脸上带着尴尬的苦笑。……装甲车在街上驶来驶去，它们都是用古代沙皇的名字来命名的：“奥列格”号，“留里克”号，“斯维亚托斯拉夫”号：然而在那些名字上已经涂上几个鲜红的大字：“R.S.D.R.P.”〔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米哈伊尔大街上，有一个人抱着一捆报纸跑过来，那些狂热的人们立即蜂拥上去，争着出一个卢布、五个卢布、十个卢布去买一份报纸，互相抢夺着，就象野兽争食一样。这是《工人和士兵报》。它宣告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宣告那些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的布尔什维克获释；它号召前线和后方的部队拥护革命。……这份报纸只有一小张，四个版面，都是用头号大字印的，上面并没有新闻报道。……
在花园街的拐角上，聚集着约两千多人。他们都注视着一座高大建筑物的屋顶，那上面闪烁着一星红色的小火花，时明时灭。
“瞧！”一个高大的农民指着那一星小火花说道，“那是一个奸细，他马上就要向老百姓开枪了。……”不过显然谁也不想去调查一番。
当我们坐车驶近斯莫尔尼学院的时候，它那一排巨大的正屋里灯火辉煌。所有通向斯莫尔尼的街道上，忙碌的人群就象滚滚浪潮一样，在朦胧的夜色中朝这边涌过来。汽车和摩托车来来去去；有一辆大型的淡灰色的装甲车，炮塔上飘扬着两面红旗，鸣着警报器很吃重地开了出来。天气很冷，赤卫队的战士们在大门口升了一堆篝火。里面门口也有一堆篝火，哨兵们就在那熊熊的火光下细心地审查我们的通行证，并且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们。那安置在门旁边的四挺机关枪，帆布枪罩均已卸下，枪闩旁挂着长蛇一样的子弹带。在院子里的大树下，停着许多灰褐色的装甲车，引擎在轧轧地开动着。在那宽敞的、灯光微弱的大厅里，响彻着雷鸣般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到处都有一种忙忙乱乱的气氛，有一大群人正从楼梯上涌下来，有些是些穿着黑色工作服、戴着黑色圆皮帽的工人，其中有许多人还背着枪，有些是穿着土色的粗制军大衣、戴着灰色皮帽子的士兵。这里面还有一两个领导人——卢那察尔斯基和加米涅夫。他们带着一种烦扰不安的神情，手中挟着装得满满的公文包，匆匆忙忙地在噪杂的人丛中转来转去。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非常大会刚刚结束。我拦住加米涅夫打听消息。加米涅夫行动敏捷，身材矮小，一副宽阔而又富于表情的脸紧挨着肩膀。他没有说别的话，马上就用很快的法语把大会刚刚所通过的决议读给我听：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欢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胜利革命。苏维埃要特别着重地指出，在这次武装起义中，人民群众表现了团结、组织、纪律和完全合作的精神。历史上还很少看到过流血较少和如此顺利的武装起义。
苏维埃谨表示它那坚定不移的信心：经过这次革命，将建立起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工人和农民的政府。这个政府将保证工业无产阶级会受到全体贫苦农民大众的支持，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从灾难的深渊和那旷古未闻的战祸中拯救出来。
新成立的工农政府将立即向所有的交战国提出建议，缔结一个公正的和民主性的和约。
工农政府将立即没收大地主的财产，将土地交给农民。它将建立工人监督生产和分配产品的制度。它将对银行实行全面监督，把它变为国家所有。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号召所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用全部力量和全部忠诚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苏维埃坚信：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联盟，将保证维持对于社会主义胜利必不可少的严格的革命秩序。苏维埃相信：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将帮助我们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真正的彻底的胜利。
“那么，您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
加米涅夫耸了耸肩膀，说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哩，多得吓人！这仅仅是开始。……”
我在楼梯口上遇着梁赞诺夫，他是工会理事会的副主席，显得愁眉苦脸的样子，用牙咬着灰白色的小胡子。他大声说道：“这简直是疯狂！疯狂！欧洲的工人阶级是不会行动起来的！而整个的俄国——”他心慌意乱地摇摇手，就跑开了。梁赞诺夫和加米涅夫都曾经反对武装起义，受到列宁的痛斥。……
这是一次极端重要的大会。托洛茨基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已经不存在了。
“资产阶级政府的特点就是欺骗人民。”托洛茨基说道。“我们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是要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试验；我们要建立一个政权，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需要。”
列宁在讲台上出现了，全场欢声雷动，他预告着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在列宁之后发言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大声喊道：“今天我们已经为国际无产阶级尽了我们的责任，我们给战争以沉重的打击，给一切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给刽子手威廉以沉重的直接打击。……”
接着，托洛茨基说已经打电报给前线上的部队，宣布武装起义的胜利，不过还没有得到回音。他说，据说有些部队正在开来反对彼得格勒，必须派一个代表团去向他们说明真相。
这时会场上有人喊道：“你们抢先包办代替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
托洛茨基冷冷地答道：“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已经由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预先表达出来了！”
我们用力排开那些挤在门口的喧嚷的人群，走进宏伟的会议厅。在雪亮的枝形吊灯下面，每一排座位上、每一个空隙的地方、每一条过道里、每一个窗台上、甚至在主席台的边缘上，都挤满了全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会众有的浸沉在紧张的肃静中，有的欢腾鼓舞，等待着主席的铃声。会议厅里并没有生火，然而那些好久没有洗澡的人们身体上所发散出来的热气，却使人感到窒息。会众中升起一团团难闻的蔚蓝色烟雾，浮荡在那浓浊的空气里。不时有些负责人登上讲台，请求同志们不要抽烟；随后所有的人，连抽烟的人自己在内，总是跟着喊道：“同志们，不要抽烟！”但却继续抽下去。奥布霍夫工厂的代表、无政府主义者彼得罗夫斯基在他身边为我找了一个座位。他没有刮脸，肮里肮脏，由于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工作了三天三夜而昏昏沉沉。
那些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上，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来主持这骚乱的苏维埃大会了。从最初的时日起，他们一直把持着苏维埃，而现在苏维埃却起来反对他们了。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在那个阶段内，这班人曾经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小心谨慎的方式来领导革命。……这时，他们之中那三个最重要的人物都没有出席：克伦斯基正在经过动荡小安的乡村和市镇，逃到前线去：那被称为“老鹰”的齐赫泽，已经怀着愤世的心情退休到家乡格鲁吉亚的山村去，在那边害着肺病；那位生气勃勃的策烈铁里也已经病入膏肓，不过他以后还要回来，用他那美丽的词令来为一个失败了的事业作辩护。现在坐在那边的是郭茨、唐恩、李伯尔、波格丹诺夫、勃罗伊多、菲力波夫斯基——他们都是面色苍白，眼睛深陷，而且显得很气忿。在他们下面，第二届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人声鼎沸，情绪激动；而就在他们的上面，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极度紧张地进行工作，它掌握着武装起义，猛力打击敌人，……这时是晚上十点四十分。
唐恩是一个面孔温和，已经谢顶的人，穿着一套不成样子的军医制服。正在摇铃开会。于是全场马上肃静下来，只有那些挤在门口的人还不时发出喧嚷和争论的声音。……
“我们手中掌握着政权”，唐恩开始用一种悲哀的音调致辞，他停顿了片刻，接着又低声地继续说道：“同志们！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和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下举行会议的，因此你们就可以明白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什么认为不必要对你们作政治性的演说。如果你们能想到我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想到就在此时此刻，本党的同志们正在冬宫中受到炮火的轰击，为执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交付给他们的任务而流血牺牲，那么你们就更可以明白这一点了。”（这时全场掀起嘈杂的吼声。）
“我宣布第二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开幕！”
大会主席团的选举是在喧嚷和动荡不安的气氛中进行的。阿瓦涅索夫宣布：根据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之间的协议，决定按照各党代表人数的比例来分配主席团的名额。有几名孟什维克站起来反对这个办法，但有一个留着胡子的士兵对他们喝道：“请你们想想罢，当我们布尔什维克还处于少数的时候，你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选举的结果是：主席团里有十四名布尔什维克，七名社会革命党人，三名孟什维克和一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高尔基集团）。亨德尔曼代表右派和中派的社会革命党人发言，声明他们不参加主席团；亨楚克代表孟什维克作了同样的声明；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则表示，在某些条件证实以前，他们也不能参加主席团。会场上有零零落落的掌声和跺地板的声音。有人喊道：“你们这些叛徒，还有脸说你们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哩！”乌克兰的代表们要求在主席团中占有一席，大会接受了这个要求。在这之后，那些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走下台来，而在他们原来的位子上出现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仑泰夫人、诺根。……这时全场起立，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这些布尔什维克上升得多么快呵！在不到四个月以前，他们还是一个受轻视和受迫害的派，而现在他们却取得了最高的地位，领导着伟大的俄罗斯在武装起义的惊涛骇浪中前进！
加米涅夫宣布，今天的议事程序是：第一，关于政权组织的问题，第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第三，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洛佐夫斯基站起来发言，他说根据各党各派联席会议的协议，建议先听取并讨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告，然后让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个政党的成员们发言，最后再转入讨论议事日程中的各项问题。
但是突然从远处传来一种新的声音，这声音压倒了会场上的喧嚣，轰隆隆地历久不息，打破了大地上的沉寂——这是沉重的炮声。人们焦急地注视着那模糊的窗子，一种激情浸透他们全身。马尔托夫要求发言，他用嘶哑的嗓子说道：“同志们，内战正在开始！首先的问题就是必须用和平方法来解决这个危机。无论从原则上来说或从政治的观点来说，我们都必须立即讨论避免内战的措施。我们的弟兄们正在街头上流血牺牲！此时此刻，正当苏维埃代表大会刚刚开幕，竟有一个革命政党组织了军事暴动，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政权问题——”他的话被会场上的喧嚣声所掩没，隔了片刻又听到他说：“所有革命政党都必须正视这个事实！目前摆在大会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权问题，而这个问题却正在街头上用武力解决着。……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能被全体民众所承认的政权：如果苏维埃代表大会希望能成为革命人民的喉舌，就一定不能对那正在蔓延开来的内战袖手旁观。内战的结果，会造成危险的反革命暴乱。……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在于建立一个联合的民主政府。……我们必须选出一个代表团，去同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进行磋商。……”
窗外不时传来那有节奏的轰隆隆的炮声，代表们互相争吵着。……然而就在这苍茫的夜色中，伴随着大炮的轰鸣声，伴随着仇恨、恐惧和大无畏的胆略，一个崭新的俄罗斯正在诞生！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统一社会民主党人都支持马尔托夫的建议。大会通过了这个议案。有一个士兵说全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拒绝派代表来参加本届大会，他建议派一个代表团去提出正式的邀请。他又说：“这里有几个农民代表出席，我提议给他们投票权。”大会采纳了这个提案。
带着上尉肩章的哈拉什激烈地要求发言。他大声喊道：“那些操纵着本届大会的政治骗子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来决定政权问题的——然而在本届大会开幕以前，他们就背着我们私自把政权问题决定了！现在正在开炮轰击冬宫，而那个敢于做这种冒险的政党，就是用这种轰击来钉牢它自己的棺材盖的！”这时全场发怒吼。接着是盖拉发言：“当我们正在这里讨论和平建议时，街头却正在进行战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决不卷入目前所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并且号召所有的社会力量来对抗这种夺取政权的企图。……”第十二军的代表、劳动团分子库钦说道：“我被派到这里来只是为了打听消息的，我马上就要回到前线去。在前线上，所有的军队委员会都认为：现在距立宪会议的开幕期只有三星期，而苏维埃要在这时夺取政权，那简直是在军队背后刺上一刀，简直是反人民的罪行——”场内有人喊道：“说谎！你在说谎！”……接着又听到他说：“让我们来制止在彼得格勒所进行的这种冒险行动罢！为了拯救祖国和革命，我请求所有的代表们都离开这个会场！”当他在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从过道走出去的时候，会众就象怒潮一样向他扑过去，威胁着要揍他。……在这之后发言的是亨楚克，他是一个留着尖尖的棕色山羊胡子的军官，用一种温和而劝说的音调说道：“我代表来自前线上的代表们发言。在这个大会上，部队并没有足够的代表人数。而且部队认为，现在距立宪会议的开幕期只有三星期，实在没有必要举行这个大会——”这时会场上一片叫声和跺地板声，越来越猛烈。他又说道：“部队不认为苏维埃代表大会有合法的权力——”全场的士兵听到这儿都开始站了起来。
“你在为什么人讲话？你代表什么？”士兵们叫喊道。
“我代表第五军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F团，第一N团，第三S步兵团……”
“你是什么时候被选出来的？你所代表的是军官，而不是士兵！关于这个问题，士兵们是怎样说的？”全场发出讥笑和呵斥的声音。
“对于这边所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着的一切，我们前线小组决不负任何责任。而且，我们认为有必要动员一切有觉悟的革命力量来拯救革命！我们前线小组将退出大会。……外面街道才是我们进行战斗的地方！”
这时全场大哗，发出震天的怒吼。“你是代表司令部讲话，而不是代表部队讲话！”
“我请求一切有理智的军人都离开这个大会！”
“科尔尼洛夫分子！反革命分子！奸细！”人们纷纷对他怒骂。
接着，亨楚克代表孟什维克宣布，唯一可能的和平解决办法就是立即开始与临时政府进行谈判，成立一个能为社会各阶层所拥护的新内阁。会场上一片喧声，约有几分钟的时间他根本不能说下去。然而他却提高了嗓子，大声宣读了孟什维克的宣言：
“由于布尔什维克事先不与其他党派商量，就依靠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帮助掀起了军事叛乱，我们认为不可能再留在这个大会里，所以决定退出，并且邀请其他党派和我们采取同样的行动，开会来讨论目前的局势！”
“你这逃兵！”
亨德尔曼代表社会革命党人发言。在一片喧嚣声中，时断时续地听到他是在抗议轰击冬宫。……他说道：“我们反对这种无政府状态。……”
亨德尔曼还没有走下来，就有一个面容消瘦、目光炯炯的青年士兵跳上了讲台。他戏剧性地举起手来，说道：
“同志们！”他大声一呼，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我的名字叫彼得逊，我代表拉脱维亚第二步兵团发言。你们已经领教过军队委员会那两位代表的言论了。如果发表那些言论的人真是部队的代表，那末，那些言论也许还有点价值——”这时全场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然而他们并不是代表士兵的！”他挥动着拳头。“许久以来，第十二军一直就坚决主张改选苏维埃和军队委员会，但正如你们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我们的委员会直到9月底还拒绝召开群众代表会议。因此，那些反动分子就得以选派他们自己的伪代表来出席本届大会。现在我告诉你们，拉脱维亚的士兵们曾经多次说道：‘不要尽是决议了！不要尽是空谈了！我们需要行动！——我们一定要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让那班冒名顶替的伪代表退出大会罢！部队是不会跟着他们走的！”
这时全场欢声雷动。在大会刚刚开幕的时候，代表们被那些瞬息万变的事态弄得目瞪口呆，被大炮的轰鸣弄得心慌意乱，原是有点踌躇不决的。大约有一小时之久，从讲台上所发出的言论，宛如铁锤不断地打在他们心头上，使他们团结得更紧，但是又使他们困惑不解。那末他们究竟是不是孤立的呢？是不是整个的俄罗斯都在起来反对他们？部队正在向彼得格勒进军的消息是否属实？就在这时刻，那个目光锐利的青年士兵发言了，他们心里顿时明白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情实况。……这才是士兵们的声音——那千百万穿着军服的激动的工人和农民，都是和他们自己一样的人，他们之间的思想感情是完全一致的。……
又有几个士兵发言……格热利夏克代表那些来自前线的代表们宣布，前线小组中只有半数多一点的人投票赞成离开大会，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根本就没有参加投票，因为他们主张按照政党来分组，而不是按小组来分。他说道：“有几百名来自前线的代表都是在没有士兵参加的情况下被选出来的，因为军队委员会不再是普通士兵群众的真正代表了。……”鲁基亚诺夫大声说道，象哈拉什和亨楚克之流的军官决不能在大会上代表部队，只是代表那些上级指挥官。“那些真正生活在战壕中的人们是全心全意地渴望着把政权转移到苏维埃手里，而他们对于这种政权的转移正寄以莫大的希望！”……会场上的形势正在扭转过来。
在这之后是阿布拉莫维奇代表“崩得”分子（犹太人社会民主党）发言。他气得混身发抖，两只眼睛在那很深的近视眼镜后而睒个不停。
“目前在彼得格勒所发生的这一切是一场奇灾异祸！‘崩得’小组拥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宣言，将和他们一起退出大会！”他举起手来高呼道，“我们对俄国无产阶级所担负的义务，不允许我们留在这里并为这些罪行承担责任。由于对冬宫炮击并未停止，市杜马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合一致，决定与临时政府共存亡，而我们就要参加到他们那边去！我们是手无寸铁的，我们要敞开我们的胸膛，面对那班恐怖主义者的机关枪。……我们邀请所有出席本属大会的代表都——”这时全场掀起一阵暴风雨般的呵斥、威吓和诅咒声，淹没了他那其余的一段话。当五十名代表站起来从人丛中挤出会场时，风暴达到了顶点。……
加米涅夫摇着主席的铃子，喊道：“请留在你们的座位上，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议事日程！”托洛茨基站了起来，脸色苍白而冷酷。他放开他那洪亮的嗓子，用一种冷淡的蔑视的神情说道：“所有那班所谓社会主义者的妥协派，那班吓破了胆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让他们统统走开罢！他们都不过是些废物，就要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梁赞诺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声明：由于市杜马的请求，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派了一个代表团向冬宫方面提出谈判。他说道：“这样，我们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尽一切可能来避免流血。……”
我们匆匆忙忙离开了会场，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门口停了一会儿。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以疯狂的高速度进行工作，在那应接不暇的嗡嗡的电话声中，有许多忙得喘不过气来的联络员跑进跑出，那些具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特派员奉命驰往本市的每一个角落。房门一开，就有一般混浊的空气和香烟的浓雾迎面扑来。我们瞥见有几个头发很乱的人，正在弯着身子在一盏罩着的电灯光底下看地图。……约瑟弗夫·杜赫温斯基同志是一个面带笑容，留着一簇淡黄色头发的青年，他为我们填发通行证。
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外面夜色苍茫，寒风刺骨。整个斯莫尔尼的前院就象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汽车不断地开进开出。压倒那些汽车的闹声的，是那不时从远处传来的大炮的轰鸣。有一辆大卡车停在那边，它的引擎开动着，车身震动得发抖。有几个人正在把一捆捆的东西捧到车上去，而车上另外有几个人把它们接过来，他们身边都带着枪。
“你们要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大声问道。
“进城去，大街小巷，要走遍全市哩！”一个青年工人微笑着回答，他兴高采烈地做了一个手势。
我们拿出我们的通行证来，要求跟他们一起走。他们表示欢迎，说道：“请上来吧！不过也许会碰到射击呢——”我们爬了上去；咔嚓一声，司机挂上了档，大卡车就猛然向前冲进。我们不禁都向后一仰，倒在那些正在爬上车来的人们身上。车子从院内那一大堆篝火旁边驶过，接着又从大门口那一堆篝火旁边驶过，有许多背着枪的工人蹲在篝火周围取暖，他们的脸被那熊熊的火焰照得通红。车子开足了马力在苏伏洛夫大街上奔驰，车身左右摇晃……这时有一个人打开一捆印刷品，开始将一大把一大把的传单散到空中去。我们也模仿他这样做，于是，当车子在那夜色朦胧的大街上疾驰而过时，它后面就拖着一条由无数白纸头所组成的长尾巴，飘飘荡荡，随风飞舞。深夜的行人弯下了身子来拾这些传单；那些围在街头巷尾篝火旁边的巡逻兵也纷纷跑过来，举起双臂去扑这些飞舞着的传单。有时车子前面突然出现几个武装人员，他们举起枪来，高声喝令“停车！”然而我们的司机只是若无其事地喊些什么听不清楚的话，继续颠簸地向前飞驰。……
我捡起一张传单，在那急闪而过的街灯光下读道：
告俄国公民书[A]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已有了保证。
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
我身边坐着一个斜眼的、蒙古面型的人，戴着一顶高加索式的羊皮帽。他突然说道：“小心点！在这一带，常常有奸细从窗子里开枪射击！”我们的车子转弯开进那昏暗的、几乎空寂无人的兹纳缅斯基广场，绕过那座显得很狰狞的特鲁伯茨科的雕像，然后驶往那广阔的涅瓦大街。我们车上有三个人站起来，执枪注视着沿街的窗户。当我们的车子驶过时，大街上的气氛非常活跃，人们纷纷跑过来，俯下身子抬传单。这时已经听不到炮声了，愈靠近那位于城市边缘的冬宫，大街上就愈安静，行人就愈稀少。市杜马大厦仍然灯火辉煌。再往前走，就模模糊糊看见前面有一大群人影。有一长排水兵拦在那边，拚命地叫我们停车。于是车子慢慢停下来，我们下了车。
那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就在叶卡特林娜运河拐角的地方，在一盏弧光灯的光焰下，有一队全副武装的水兵拦在涅瓦大街上，挡住一大群人不让他们通过。那边大约有三四百人，四个人一排，其中有穿着礼服大衣的男人和穿着讲究的妇女。还有军官——那是一群各色各样、身份不等的人。在那一群人中，我们认得有许多都是从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退出来的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人；如那瘦瘦的留着红胡子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夫克森齐也夫，克伦斯基的发言人索罗金，还有亨楚克、阿布拉莫维奇；而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年迈须白的彼得格勒市长施勒伊德和普罗柯波维奇，他是临时政府的粮食部部长，曾于当天早上被逮捕但又被释放了。我在人丛中瞥见《俄罗斯每日新闻》的记者马尔金，他高兴地喊道：“我们要到冬宫去殉难呢！”那个长长的队伍站着不动，然而前面却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施勒伊德和普罗柯波维奇正在对一名身材高大的水兵咆哮，看样子他就是这一队水兵的指挥员。
“我们要求让我们通过！”他们喊道。“你瞧，这些同志都是从苏维埃代表大会来的！看看他们的出席证吧！我们要到冬宫去！”
那个水兵显然感到很为难。他皱着眉头，用他那粗大的手搔着脑袋。“我奉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不许任何人到冬宫去。”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不过，我可以派一位同志打电话到斯莫尔尼去请示。……”
“我们坚决要通过！我们是赤手空拳的！不管你让不让我们去，反正我们非前进不可！”那老迈的施勒伊德咆哮着，显得非常激动。
“我奉有命令……”那个水兵绷着脸重复了一句。
“如果你们要开枪打我们，那末就开枪吧！我们一定要过去！大家前进吧！”队伍中有人七嘴八舌地喊道。“如果你们竟忍心向俄国同胞和同志们开火，那末我们就准备牺牲！我们露开胸膛让你们打！”
“不行，”那个水兵用坚定不移的神情说道。“我不能放你们通过。”
“如果我们一定要走过去，你又有什么办法哩？难道你就开枪吗？”
“不，我不会对不带武器的人开枪。我们不会对赤手空拳的俄国人开枪。……”
“我们一定要走过去！看你有什么办法？”
“办法是有的，”那个水兵答道，显然有点窘迫的样子。“我们不能放你们通过。我们是有办法的。”
“看你有什么办法？看你有什么办法？”
这时另外有一个水兵走过来，他显得怒不可遏，斩钉截铁地大声说道：“我们可以揍你们！而且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对你们开枪。快回家去吧，让我们安静一下！”
这时人群中发出一阵愤怒和抱怨的喧嚷，普罗柯波维奇站在一个箱子之类的东西上，手中挥动着一把伞，对群众发表演说：
“同志们和公民们！”他说道。“人家正在用暴力对付我们了！我们不能让我们无辜的鲜血白白地流在这班无知之徒的手上！让这班扳道夫把我们打死在街道上，实在有失我们的身份……”（我一直不明白他用“扳道夫”这名称是什么意思[B]。）“让我们回到市杜马去，讨论拯救祖国和革命的良策吧！”
于是，在一种肃静的气氛中，那个长长的队伍便向后转，沿着涅瓦大街走回去，总是保持四个人一排的行列。我们趁着这混乱的当儿溜过了岗哨线，朝冬宫的方向走去。
这一带完全没有灯光，除掉有些士兵和赤卫队在极端认真地往来巡逻以外，一切都毫无动静。在喀山大教堂前面，街道中央安着一门三英寸口径的野战炮。它刚才曾经轰击过楼房那边的目标，炮身因为后坐力而倾斜到一边去了。所有的门口都站着士兵，他们在低声细语，并且注视着那边的警察大桥。我只听清了他们所说的一句话：“可能我们做错了呢。……”每个角落里都站着巡逻队，对所有的行人进行搜查——而这些巡逻队的组织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总是由一名赤卫队的战士来指挥几名正规士兵。……这时射击已经停止下来了。
当我们刚刚走到海洋大街的时候，就听到有人正在大声叫喊道：“士官生打发人来传话，说他们希望我们去接管冬宫，好让他们撤出来。”接着，就听到指挥员开始发号施令的声音。在那漆黑的夜里，我们模模糊糊地看见有一大群人影在向前移动，他们那沙沙的脚步声和铮铮的武器撞击声，打破了四周的沉寂。我们插进了这支队伍的最前列。
这支队伍就象一条黑黝黝的河水，顺着街道一直向前奔流着，没有唱歌，也没有呼口号。当我们穿过红色拱门的时候，正走在我前面的那个人低声说道：“同志，小心点！不要相信那些士官生，他们一定会开火的！”队伍走到空旷的地方，我们就开始跑步前进，身子俯得低低的，大家靠得很紧，然后很快地拥到亚历山大纪功柱台基的后面。
“他们究竟杀死了你们多少人？”我向那个人问道。
“我不晓得，大概总有十来个人罢……”
我们挤在那儿几分钟，这数百人的队伍镇定了一下，并没有任何人发号施令，又突然继续前迸。这时，在从冬宫所有窗户里射出来的灯光下，我才看清楚那些走在前头的二三百人都是赤卫队，中间只夹杂着少数几个士兵。我们爬过那座用木柴所堆成的街垒，跳到里面去。当我们的脚踩到那些原先守卫在这里的士官生所丢下来的一堆步枪时，大家都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冬宫正门两旁的便门都敞开着，里面倾泻出灯光。从那座巍峨的建筑物里，听不到一点轻微的声音。
我们夹在那狂涛怒潮般的人群里，涌进了右首的入口。这入口通向一个巨大而空荡荡的拱形房间，那是冬宫东厢的地下室，从这里通向许多曲折离迷的走廊和楼梯。房间里摆着许多装东西的大箱子，那些赤卫队和士兵们猛然扑过去，用枪托把那些大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些地毯、窗帘、细麻布、瓷盘、玻璃器皿之类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人肩上打着一架铜制的自鸣钟，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另外有一个人找到一支鸵鸟的羽毛，把它插在自己的帽子上。抢劫刚刚开始，就听到有人大声喊道：“同志们！不要动任何东西！不要拿任何东西！这是人民的财产！”马上有许多人喊道：“住手！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去！不要拿任何东西！这是人民的财产！”有许多人拖住那些拿东西的人，从他们手中夺下了锦缎和地毯；有两个人夺下了那架铜制的自鸣钟。人们迅即把那些东西横七竖八地放回到原来的箱子里去，并且有人自动地在那边站岗。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自发的。在走廊和楼梯上不断回荡着人们的喊声。“革命的纪律！人民的财产……”
我们又回头从左首的入口走进去，那是冬宫的西厢。在这里，秩序也正在建立起来。“离开冬宫！”有一个赤卫队的战士把头伸到内门里面，大声呼喝道。“同志们！走出来，让我们表明我们并不是什么小偷和强盗。除掉特派员以外，大家统统撤出冬宫，等设立了岗哨再进来。”
有两名赤卫队的战士、一名士兵和一名军官，握着左轮手枪站在门口。在他们后面，另外有一名士兵坐在桌子旁边，手里拿着纸和钢笔。门里门外都是一片喊声：“大家都出来！大家都出来！”于是那一大群人熙熙攘攘，互相规劝着，争论着，从门里涌出来。每走出一个人，那个自动组织起来的委员会就把他当头拦住。掏遍他的每一只口袋，并且搜查了全身。凡属显然不是他自己的物品都被扣留下来，由那个坐在桌子旁边的士兵登记在纸上，然后送到近旁的小房间里去。在那些被没收的五光十色的东西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些小雕像，墨水瓶，绣着皇室徽记的床单，蜡烛，小型的油画，案头吸墨具，镶着金柄的刀剑，肥皂，各色各样的衣服，毛毯。有一个赤卫队战士背着三支步枪，其中有两支是从士官生那边拿过来的。还有一个人拿着四只皮包，那里面装满了公文手稿。那些犯错误的人不是垂头丧气地认错，便是象小孩一样地请求饶恕。委员会总是立刻向他们解释道：偷窃行为是和人民战士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常常有些自己被搜查过的人马上就转过来帮着搜查其余的同志们。[3]
士官生走出来了，三四个人一批。委员会特别起劲地把他们揪住，一面搜查，一面用这样的话骂道：“噢，奸细！科尔尼洛夫分子！反革命分子！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但却决没有对他们施以任何暴行，虽然那些士官生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他们口袋里也藏满着偷来的一些小东西，那些东西都由记录员仔细地登记了下来，然后堆到那个小房间里去。……士官生被解除了武装。人们大声地责问道：“现在，你们还要再拿起武器来与人民为敌吗？”
“不敢了！”士官生一个接着一个地回答。在这之后，就让他们自由离开了。
我们要求进到里面去。委员会拿不定主意，但有一个身材高大的赤卫队战士却坚决地回答说，那是禁止的。他反问道：“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我怎能知道你们不是些克伦斯基分子呢？”（我们一共是五个人，其中有两名妇女。）
“让路呵，同志们！请让路！”有一名士兵和一名赤卫队战士出现在门口，把人群推向两边，随后出来的是几名卫兵，带着安上刺刀的步枪。在他们后面有六名穿便服的人鱼贯而出——他们都是临时政府的成员。走在前头的是基什金，他神情沮丧，面色苍白；
接着是卢登堡，绷着脸，低着头；再后面是捷列申柯，他横眉厉目地东张西望，用一种冷冷的眼光注视着我们。……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了过去。胜利了的起义者都挤过来看他们，然而也仅仅是义愤地嘟嚷了几句。后来我们才知道，街头的群众曾经想私自处死他们，而且有人开了枪，但有一队水兵把他们安全地押解到彼得巴甫洛夫要塞去了。……
在这当儿，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走进了冬宫。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涌进涌出，在这宏伟的建筑物里搜查那些刚刚被发现的房间，看有没有士官生躲藏在里面，然而实际上那里面并没有什么士官生。我们走上楼，从这个房间逛到那个房间。从涅瓦河那边过来的另一些队伍，也已开进了冬宫的这一部分。大厅里的图画、雕像、挂毯和地毯都安然无恙；但在那些办公室里，所有的办公桌和橱柜都被翻开，地板上撒满了零乱的文件。在起居室里，床上的被单都已被揭走，衣橱都已被扭开。最宝贵的劫掠品无过于衣服了，因为那是劳动人民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在一间堆着家具的屋子里，我们撞见两个士兵正在从一些椅子上把那精美的西班牙出产的皮面子撕下来。他们说要拿去做靴子。……
那些穿着镶有金红色线条的蓝制服的宫廷老仆役慌慌张张地站在那里。由于一种习惯，他们老是重复着这儿句话：“大人们！您们不能进去！那是禁止的——”最后，我们钻进一间涂着金色和孔雀石色的、挂着深红色锦缎帷幔的房间，这就是当天那些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曾经日夜开会的地点；也就是在这里，他们被宫廷仆役向赤卫队告发了。那个铺着绿色呢绒的长台子，还丝毫未动地保留着他们被逮捕时的情况。在每一个空座位前面都摆着钢笔、墨水和纸；纸上面胡乱地写着一些行动计划、宣言和文告的草稿，然而都只有开头几句。那些草稿绝大部分都被涂抹掉了，因为执笔者自己也逐渐明白那些计划是完全不能实现的。纸头空白的地方有一些随心画出的几何形图案，那是执笔者心猿意马地坐在那里听一个部长接着一个部长提出一些虚妄的计划时信手乱画的。我捡起一张这样乱涂乱画的纸头，那是柯诺瓦洛夫的手迹，上面写道：“临时政府呼吁一切阶级都来拥护临时政府——”
必须记住，在所有这一段时间内，尽管冬宫已被包围，临时政府还是与前线部队以及俄国各地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布尔什维克在当天清晨就占领了陆军部，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陆军部的电报室是设在阁楼上的，也不知道它与冬宫之间有一条秘密电话线联系着。就在那楼顶上的电报室里，有一个青年军官坐了一整天，向全国各地发出洪水般的呼吁和文告。直到他听说冬宫已经陷落了，才戴上帽子，泰然自若地溜出了陆军部大厦。……
我们虽然对这一切都感到无穷的兴味，但很长时间却没有注意到我们周围那些士兵和赤卫队态度的转变。当我们正从这个房间踱到那个房间的时候，有一小群人尾随在我们后面。及至我们走进那巨大的图画陈列室（当天下午我们曾经在那边和一些士官生谈过话），差不多有一百人跟着我们涌进来。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士兵拦住我们的去路，他的脸上带着怀疑的怒容。
“你们是些什么人？”他咆哮如雷地问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其他的人徐徐地围拢上来，盯视着我们并且开始窃窃私语。我听见有一个人说道：“奸细！小偷！”我出示军事革命委员会发给我们的通行证。那个士兵小心翼翼地把通行证接了过去，颠倒着拿在手上，呆呆地看不懂。显然他是不识字的。他把通行证还给我并且往地板上吐了一口唾沫说道：“又是什么文件！”那一群人慢慢地向我越走越近，就象一群野牛围住一个徒步的牧童一样。这时我瞥见他们背后站着一个军官，看上去似乎无能为力的样子。我就喊那个军官，他从人丛中挤到我们这边来。
“我是特派员，”他对我说道。“你们是些什么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其他的人都后退了一步，在等待着。我又把证明文件拿了出来。
“你们是外国人？”他很快地用法文问道。“这非常危险呵……”于是他转过身来面向着群众，把我们的证明文件高高举起。“同志们！”他大声喊道。“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外国同志——是从美国来的。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为了能够把无产阶级军队的英勇精神和革命纪律向他们本国的人报道！”
“你何以知道的呢？”有一个高大的士兵答道。“我告诉你罢，他们都是些奸细！他们说是到这里来看看无产阶级军队的革命纪律的，然而却逍遥自在地在冬宫里逛来逛去，而且，我们怎能知道他们口袋里不塞满了劫掠品？”
“说得对呵！”其他的人也大声鼓噪，同时向前涌上来。
“同志们！同志们！”那个军官请大家安静，他急得额头上汗珠直冒。“我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派员。你们信任我吗？那末，让我告诉你们，这些通行证上所签署的名字，同我那通行证上所签署的名字一模一样！”
他领我们下楼，从一道通向涅瓦河码头的大门走出了冬宫。在这门口，照例有一个搜查口袋的委员会把守着。……那个军官一边走一边擦汗，还喃喃地说道，“你们差一点就逃不掉了！”
“那个妇女营怎样了？”我们问道。
“呵——女人们呀！”他笑了起来。“她们缩做一团，都躲在后面那个房间里。我们在决定如何处理她们的时候，真伤透了脑筋——她们之中有许多人都陷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如此等等。所以最后我们把她们押送到芬兰车站，叫她们乘火车到拉瓦肖沃去，她们在那边有一座营房[4]。……”
我们走了出来，夜里很冷，气氛很紧张。人影幢幢的部队正在移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巡逻队则风驰电掣而过。在涅瓦河的对面，隐现着彼得巴甫洛夫要塞的巨影；从那边传来了粗哑的喊声。……脚下的人行道上堆积着一些崩碎的泥灰，那是由于“阿芙乐尔”号战舰所发的两枚炮弹打中了冬宫屋檐而落下来的；而这就是冬宫在炮击中所受到的唯一损失。……
这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在涅瓦大街上，所有的街灯又重新放射出光芒，大炮已经撤走了，只有一些赤卫队的战士和士兵蹲在篝火周围取暖，那便是战争留下来的唯一痕迹。全城都很安静——也许在它的历史上就从来不曾这样安静过；在那一夜里没有发生过一件拦路抢劫的事，也没有发生过一件盗案。
然而，市杜马大厦还是灯火通明。我们走进那座有长廊的亚历山大大厅，里面挂着巨幅的、镶着金框子和披着红色彩绶的历代沙皇御像。大约有一百人围在讲台前面，斯柯别列夫正在那边讲话。他主张扩大治安委员会的组织，把一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庞大的团体，命名为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当我们在那边看着的时候，那个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就组织起来了。后来，那个委员会发展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最强大敌人。在下一周中，它时而以它自己的党派名称出现，时而又严格地以无党派的社会治安委员会名称出现。……
唐恩、郭茨、阿夫克森齐也夫都在那边。一些从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退出来的代表，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老态龙钟的普罗柯波维奇，甚至连一些共和国临时议会的议员——其中包括维纳维尔以及其他的立宪民主党人，也都聚集在那边。李伯尔大叫大嚷地说道：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不合法的，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仍然在行使职权。……他们起草了一篇向全国呼吁的宣言。
我们叫住一辆马车。那个马车伕问“到什么地方去？”当我们说出“到斯莫尔尼”时，他连忙摇头答道：“不去！那边都是些恶魔。……”我们在街上徘徊了很久，跑得疲乏不堪，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马车伕愿意送我们去。然而他却索价三十个卢布，而且要在离斯莫尔尼两条街的地方就停车。
斯莫尔尼大厦里还是灯火辉煌，不断地有汽车开进开出。哨兵们挤在那仍然烧得很旺的篝火四周取暖，急切地向每一个人打听最新的消息。走廊上都是忙碌的人群，他们眼眶深陷，而且很脏。在有些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人们躺在地板上睡觉，把枪摆在身边。尽管有些代表已经退席，会议大厅里还是挤满了人，喧嚣得象一片波涛汹涌的海洋。当我们走进会议大厅的时候，加米涅夫正在宣读那些被逮捕的临时政府部长们的名单。一读到捷列申柯的名字，会场上迸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和笑声；卢登堡的名字所引起的反应比较弱；可是一读到帕尔钦斯基的名字。会场上又掀起暴风雨般的哄笑，怒吼和喝彩声……大会宣布，任命丘德诺夫斯基为驻冬宫的特派员。
这时会场上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插曲。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农民走上讲台，他那长满络腮胡子的脸气得发抖，用拳头猛烈地敲主席团的台子，说道：
“我们社会革命党人，坚决要求立即释放那些在冬宫里被逮捕的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同志们！你们知道不知道，那四位曾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以反抗沙皇专制政体的同志，现在已经被扔进彼得巴甫洛夫监狱——那座历来是埋葬自由的坟墓中去了？”会场上掀起了一片怒吼，然而他仍然在敲台子，大吵大嚷。此刻又有另外一名代表走上讲台，和他并肩站在一起，指着主席团说道：
“当那些布尔什维克的暗探正在拷打我们的领导人时，难道我们这些革命群众的代表还能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开会吗？”
托洛茨基做了一个手势，要求大家安静下来，说道：“那些所谓‘同志’在同政治冒险家克伦斯基一齐阴谋破坏苏维埃时被当场抓住——难道我们还有任何理由带着白手套去和他们周旋吗？经过7月16日至18日的事变以后，他们对我们就一直是很不客气的。”他用一种得意的声调喊道：“现在，那班‘护国派’和意志薄弱的人都已经滚开了，整个保卫革命、拯救革命的重任都落在我们肩头上。目前特别重要的就是加紧工作——工作——工作！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宁死不屈！”
接着发言的是一位刚刚从皇村来的特派员，他跑得气喘吁吁，身上还沾满着路上的泥土。他说：“驻守在皇村的卫戍部队把守着彼得格勒的大门，时刻准备着保卫苏维埃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全场掀起暴风雨般的喝彩，“从前线上调回来的摩托兵团已经到达皇村，现在士兵们已经反正到我们这边来了，他们承认苏维埃政权，承认有必要立即把土地交给农民并由工人监督生产。那驻扎在皇村的摩托兵第五营，是我们自己人。……”
在这之后，摩托兵第三营的代表上台发言。在狂热的气氛中，他告诉大家怎样在三天以前，摩托兵团奉到西南前线司令部的命令调回来“保卫彼得格勒”。然而，士兵们都怀疑这个命令的用意；他们在别列多里斯克车站上遇到了从皇村来的第五营的代表，于是举行了一个联席会议，才晓得“在所有的摩托兵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使同胞们流血，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拥护那个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
卡别林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发言，他建议选出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寻求和平解决内战的办法。然而群众咆哮道：“没有任何和平解决的办法！胜利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投票的结果，大会以压倒的多数否决了那个提案。于是，在一阵旋风般的讥嘲和怒骂声中。那些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退出了大会。而这时会场上对那班人的退出满不在乎，再也不感到什么惊慌了。……加米涅夫站在主席台上对那班退出的人喊道：“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说关于‘和平解决内战’的提案是‘紧急动议’，然而，他们总是投票赞成那些要求退出大会的党派的宣言，使大会的议事日程悬置起来。”加米涅夫最后说道：“事实很明显，所有这些叛徒们的退出都是预先商量好了的！”
大会决定不理睬某些党派的退出，讨论并且通过了告全俄工人、士兵、农民书：
告工人、士兵、农民书[C]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绝大多数的苏维埃的代表，还有很多农民苏维埃的代表。妥协派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就此结束了。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政府的大多数人员已经被逮捕。
苏维埃政权将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约，立即在一切战线上停战。苏维埃政权将保证把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处理；将使军队彻底民主化，以维护士兵的权利；将建立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将关心城市的粮食和农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
代表大会决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各地苏维埃应负责保证真正的革命秩序。
代表大会号召前线士兵提高警惕，坚持到底。苏维埃代表大会深信，在新政府向各国人民直接提出的民主和约尚未缔结以前，革命军队定能捍卫革命，使其不受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实行向有产阶级征发和课税的果断政策，以保证革命军队的一切必需品，并改善士兵家属的生活。
克伦斯基和卡列金等科尔尼洛夫分子企图调军队到彼得格勒来。有几支被克伦斯基用欺骗手段调动的部队已经站到起义的人民这一边来了。
士兵们，积极反抗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提高警惕！
铁路员工们，使克伦斯基派到彼得格勒来的所有兵车都停下来！
士兵们，工人们，职员们，革命的命运和民主和平的命运完全操在你们手里！
革命万岁！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农民苏维埃代表
这时恰好是清晨五点十七分。克雷连柯拖着疲倦的身子走上讲台，手中拿着一份电报，说道：
“同志们！这是从北方前线拍来的电报。第十二军向苏维埃代表大会致敬，该军宣布成立了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把北方前线的指挥权掌握了！”全场欢声雷动，人们热泪盈眶，互相拥抱。克雷连柯又继续报告道：“切列米索夫将军已经承认了那个委员会——临时政府的特派员沃伊廷斯基已经辞职了！”
就是这样，列宁和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彼得格勒苏维埃推翻了临时政府，并且把政变强加给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在，还要去争取伟大俄罗斯全境的胜利——然后再去争取全世界的胜利！整个的俄罗斯会跟着起来吗？而全世界又怎么样呢？世界各国人民会不会起来响应？会不会掀起一个世界性的红色巨浪呢？
虽然已经是清晨六点钟，夜色还很重，而且寒风凛烈。只是天空渐渐破晓，神秘的苍白色晨光正在不知不觉地照到那静寂的街道上，使篝火慢慢地暗下去。一个美妙的黎明的影子正在升起，照临整个俄罗斯的大地。……
[A]
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6页。—译者
[B]
扳道夫的俄文是стрелочник，也有代上级受过的人的意思。－译者
[C]
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3－224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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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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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前夜
软弱的临时政府和造反的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时期：政府当局的每一个行动总是触怒了人民群众；而它的每一次拒绝行动，又会引起人民群众的蔑视。……
临时政府想放弃彼得格勒的计划，引起了人民群众象飓风一样猛烈的反对；而当克伦斯基公开否认政府曾经有过任何这样的意图时，又遭到人民群众一阵轻蔑的哄笑。
《工人之路报》大声疾呼道：
“被革命的压力逼得无路可逃，‘临时’资产阶级的政府为了要脱身，就撒出弥天大谎，保证它从来没有想到要逃离彼得格勒，并且说它不愿意放弃首都。……”
在哈尔科夫地区，有三万名煤矿工人已经组织了起来，他们采用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A]会章序言中的话：“在工人阶级和雇主阶级之间决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那些矿工被哥萨克兵所冲散，有些人被矿主解雇，而其余的人就宣布总罢工。工商部部长柯诺瓦洛夫指派他的助手奥尔洛夫全权处理纷争，而矿工们是痛恨奥尔洛夫的。然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不仅支持奥尔洛夫的任命，并且拒绝向临时政府要求把哥萨克兵从顿河盆地调回来……
在这之后，加路卡城的苏维埃亦被冲散。本来，布尔什维克已经在加路卡城的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他们释放了一些政治犯。但该城的市杜马却得到临时政府特派员的许可，从明斯克城调来了军队，用大炮轰击苏维埃的总部。布尔什维克被迫退让，然而当他们在撤离那座建筑物时，哥萨克兵又向他们进行袭击，并且喊道：“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所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包括那些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在内！”这一事件，使整个的俄罗斯为之惊骇不已，燃起了一片愤怒的火焰。……
在彼得格勒，那由布尔什维克党员克雷连柯所主持的北方地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在结束。它以绝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掌握全部的政权；最后并向那些被关在监狱中的布尔什维克致敬，劝他们安心毋躁，因为他们获得自由的日子就快到了。而在同时，工厂委员会的第一届全俄代表会[1]也郑重宣布赞成苏维埃的主张，并且着重地说道：
“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摆脱了沙皇专制制度之后，就要求在生产活动领域内使民主制度获得胜利。这种意图之最好的表现，就是工人监督工业生产。工人监督生产的办法，是在统治阶级罪恶政策所造成的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
铁路员工职工会正在要求交通部部长李维洛夫斯基辞职。
斯柯别列夫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坚决要求把苏维埃给他的那个指示提交协约国的巴黎会议，并且正式抗议派捷列申柯到巴黎去出席。捷列申柯提出了辞呈。……
维尔霍夫斯基将军不能完成也那改组军队的计划，他在内阁会议中老是缺席，总要隔好久才来一次。……
11月3日，布尔策夫的《共同事业报》用大标题写道：
“公民们！救救祖国吧！
我刚刚获悉：昨天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将军（他是那导致科尔尼洛夫将军失败的主要人员之一）曾经提议不管协约国的态度如何而与德国单独媾和。
这是背叛俄罗斯！
捷列申柯宣称：临时政府连考虑都没有考虑维尔霍夫斯基的建议。
捷列申柯说道：你可能以为我们是在疯人院里呀！
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对于维尔霍夫斯基将军的话都感到惊讶。
阿列克谢也夫将军痛哭流涕了。
不！这不是疯狂！这比疯狂更糟糕！这是对俄罗斯的直接背叛！
克伦斯基、捷列申柯和涅克拉索夫必须马上就维尔霍夫斯基的话对我们作出答复。
公民们，起来！
俄罗斯正在被出卖！救救她吧！”
实际上，维尔霍夫斯基只说过这样的话，必须迫使协约国提出媾和，因为俄国军队已经不能再战了。……
这件事在国内国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维尔霍夫斯基“因健康原因准予请长假”，离开了政府。《共同事业报》被查禁。……
11月4日是星期天，被指定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日”，预定在全城各地都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表面上是要为苏维埃的组织和报纸募款，但实际上却是要显示苏维埃的威力。突然，有人宣布哥萨克人将在同一天举行“十字架大游行”，以纪念1812年的“圣像”——据说是由于这个“圣像”显灵，俄国人才在1812年把拿破仑赶出了莫斯科。气氛白热化了，星星之火就会燃起内战。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表了一篇宣言，题为《告哥萨克兄弟们！》
“你们哥萨克人，正在被煽动着来反对我们工人和士兵。这种该隐[B]的计划，是由我们共同的敌人——那些压迫者，那些特权阶级的将军、银行家、地主、前任官吏、沙皇奴仆所执行着的……所有那些剥削者、富豪、王公、贵族、将军，其中也包括你们哥萨克的将军，都痛恨我们。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着要来摧毁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扑灭革命……
在11月4日，有人要组织一个哥萨克人的宗教大游行。一个人愿意参加或不愿意参加这次大游行，那纯粹是他本人的良心问题，可以自由决定。我们不加干涉，也不阻止任何人去参加。……不过，我们要忠告你们哥萨克人里！请睁开眼睛来看看是不是在‘十字架大游行’的借口之下，你们的那些卡列金在唆使你们与工人为敌，与士兵为敌。……”
于是，哥萨克人匆忙地取消了大游行的计划。……
在军营里，在城内的工人住宅区，布尔什维克在宣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那些黑暗势力的特务分子则在怂恿人们起来杀犹太人，杀小店主，杀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
一方面，保皇党的报纸在煽动对革命进行血猩的镇压。而在另一方面，列宁那伟大的呼声却响彻云霄：“起义！……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甚至连那些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感到不安了[2]。《交易所新闻》说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是攻击“社会中最基本的原则——即人身的安全和对于私有财产的尊重”。
不过，最具有敌意的还是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报纸[3]。《人民事业报》上公开宣称：“布尔什维克是革命事业最危险的敌人。”孟什维克所办的《日报》上说道：“临时政府应当保卫它自己，并且保卫我们。”普列汉诺夫所主编的《统一报》[4]要求政府注意彼得格勒的工人正在武装起来这一事实，并且要求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布尔什维克。
临时政府似乎一天天变得更加孤立无援。甚至连市政管理也陷于瘫痪。早报上有许多篇幅都记载着最骇人听闻的盗案和凶杀案，而那些犯罪者却逍遥法外。
但在另一方面，武装的工人们在夜间巡逻街道，他们对盗匪进行战斗，并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现武器即将之没收。
11月1日，彼得格勒军区的司令官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发布了如下的布告：
“尽管国家正在多难之秋，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却仍然在彼得格勒散布谰言，鼓动武装示威和屠杀，而盗案和扰乱治安的罪行也日有增加。
这种情况正在危害着市民生活，并且阻碍着政府和市政机关执行其正常的工作。
本诸我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和应尽的职责，兹命令：
一、每一个军事单位必须遵照特殊的指令，在其辖区内对市当局、特派员以及民兵提供一切的援助，以保护政府机关。
二、巡逻队必须与区司令官以及本市民兵的代表合作，并采取措施，以逮捕罪犯和逃兵。
三、凡闯入军营煽动武装示威和屠杀者，立即予以逮捕，并将之送交本市第二司令部讯办。
四、遇有任何性质的武装示威或骚动，在其一开始时就以手边可以调集的一切武装力量加以镇压。
五、协助特派员阻止非法搜查住宅及非法进行逮捕。
六、立即将本辖区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故，报告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我吁请所有的军队委员会和团体协助司令官执行其所负担的职责。”
克伦斯基在共和国临时议会中宣称，临时政府完全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准备，并且有充分的力量来对付任何性质的示威游行[5]。他斥责《新俄罗斯报》和《工人之路报》是在做着同样性质的颠覆活动。但他又说道：“然而，因为新闻出版有绝对的自由，政府无权干涉那些报纸上的谰言[C]……”他说，这些言论是同一种宣传的两个方面，都是以黑暗势力梦寐以求的那种反革命为目的的。克伦斯基继续说道：
“我是一个命运已经决定的人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但我有胆量说：布尔什维克在城中所掀起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挑衅，其后果是很难逆料的。”
11月2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还只有十五名代表报到。次日，有一百名代表报到。再次日的上午，报到者有一百七十五人，其中一百零三人是布尔什维克……要有四百名代表才够法定人数，而距大会的开幕期仅仅只有三天了。……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斯莫尔尼学院。那边已经不再容易进去了。双重的岗哨守卫着外面的大门，而一进前门，总有一长串的人在等待着放入。他们四个人一批，被盘问身份和来此的事由。当局曾发过通行证，但通行制度几小时一变，因为特务分子在继续不断地潜进来。……
有一天，我刚好走近外面的大门，看见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正走在我的前头。他们被一个士兵阻拦着不让进去。托洛茨基掏遍了他的每一只口袋，但却找不着通行证。
最后他说道：“不要紧，你是认识我的。我的名字叫托洛茨基。”
那个士兵固执地答道：“你没有通行证，就不能进去。名字对我说来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我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呀。”
那个士兵答道：“噢，如果你真是那么重要的人物，至少你该有一张那样的小纸片。”
托洛茨基很沉得住气，他说道：“请让我见指挥员。”那个士兵犹豫了一下，口中嘀咕着，说什么不能为每个来到这里的家伙去麻烦指挥员。最后他终于把值日的士兵招来。托洛茨基对他说明事情的原委，又重复地说了一遍：“我的名字叫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那名士兵搔头思索，隔了半晌才说道：“我好象曾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名字。大概没有问题。同志，你可以进去。……”
在斯莫尔尼学院的走廊上我遇着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加拉汉，他向我说明了新政府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那将是一个松散的组织，随时听从那经过苏维埃所表达出来的人民群众的意志，允许地方机关充分地发挥力量。目前临时政府压制着各地民主力量的活动，同过去沙皇政府所做的一模一样。新社会的首创精神，将来自基层。……新政府的组织形式，将仿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章，那新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对那常常举行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议负责，它将作为国会；政府各部门不以部长而以委员会为首，它们将直接对苏维埃负责。……”
在10月30日那一天，我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问，走进斯莫尔尼学院楼顶上一间狭小而朴素的屋子，同托洛茨基谈话。他坐在屋子当中的一张粗制的椅子上，前面有一张空桌子。我必须问的问题并不多；他却滔滔不绝地以坚定的语气谈了一个多钟头。现在我用他自己的语言，把他谈话的中心内容记载如下：
“临时政府是绝对地软弱无力了。资产阶级控制着临时政府，不过那种控制只是以一种虚伪的同护国派政党联合的形式掩饰着罢了。目前在革命期间，我们看到农民的起义。他们不耐烦老是等待着得到那早己答应给他们的土地；而在全国各地，在所有各阶层的劳动人民中，这种同样的不满情绪也是很显著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只有用内战的方式才可以建立起来。科尔尼洛夫所采用的那种方式，就是资产阶级能取得统治地位的唯一途径。不过，资产阶级所缺少的正是武力……军队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那些妥协分子与和平主义者，即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已经丧失了一切的权威——因为农民与地主、工人与雇主、士兵与军官之间的斗争，已经变得更加激烈，更加不可调和了。只有用人民群众协同一致的行动，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才能完成革命，才能拯救人民。……
“苏维埃是人民群众的最完善的代表——无论就其革命的经验、理想和目的来说，都是如此。苏维埃直接依靠战壕中的士兵、工厂中的工人和农村中的农民，他们是这次革命的骨干。
“曾经有人想丢掉苏维埃而来建立一个政权——但结果却只能造成软弱无力的局面。目前在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的走廊里，正在酝酿着各色各样的反革命阴谋。立宪民主党就是反革命的斗士。而在另一方面，苏维埃则代表人民群众的事业。在这两个阵营之间，并没有任何其他的举足重轻的团体……这是lutte
finale（最后的决战）。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组织了它的一切力量，等待时机来攻击我们。我们的回答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们将完成那在三月间刚刚开始而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前进了的工作。……”
他接着说到新政府的外交政策：
“我们第一步是呼吁在一切战线上立即停战，召开各国人民代表会议来商谈民主的和平条件。我们在和约中究竟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民主，这将取决于欧洲革命反应的大小。如果我们在这里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府，它就会成为争取欧洲各国立即媾和的强有力因素；因为这个政府会越过各国的政府，立刻直接地向人民呼吁停战。在缔结和约时，俄国革命的压力将施诸‘不割地、不赔款和民族自决权’的方向，并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共和国。……
“在这次战争结束时，我看欧洲将得到改造，不是靠外交家，而是靠无产阶级。欧洲联邦共和国——欧洲合众国，是其必然的产物。民族自治已经不够了。经济演进的趋势，要求废除国家的疆界。如果欧洲仍旧是分裂为许多个国家的集团，那末帝国主义又会死灰复燃。只有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共和国，才能给世界以和平。”他笑了——那是一种他所特有的愉快的、依稀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不过，如果欧洲各国的人民群众不行动起来，这些目的现在是不能实现的。……”
此刻，每一个人都等待着布尔什维克会在某个一早晨突如其来地在街头上出现，并开始射击那班白衣领的上层人士时，那真正的武装起义却十分自然而公开地开始发动了。
临时政府策划着要把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调到前线上去。
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约有六万人，他们曾经在革命中起过重大的作用。正是他们，扭转了三月间那些伟大日子里的局势，建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并在彼得格勒的大门口击退了科尔尼洛夫的武装叛乱。
他们之中有一大部分人这时已经是布尔什维克了。当临时政府说要撤出彼得格勒时，正是这些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回答道：“如果你们没有能力保卫首都，那末就缔结和约；如果你们不能缔结和约，那末就滚开，让位给一个能够办到这两件事的人民政府。……”
那是很明显的，任何武装起义的企图都必须看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态度如何。临时政府的计划是要用那些“可靠的”部队（哥萨克兵、敢死队）来代替这些卫戍部队。而那些军队委员会、“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也都支持临时政府的此项计划。他们在前线和波得格勒都进行广泛的煽动，强调这八个月以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都是在首都的军营中过着舒舒服服的生活，而他们那些精疲力竭的同志们却在战壕中挨饿和死亡。
当然，说卫戍部队不大愿意离开比较舒服的生活而到前线上冒冬季作战的艰险，其中也是有一些真实性的。不过，他们之所以拒绝开往前线，却还有其他原因。彼得格勒苏维埃担心临时政府背后的意图，而前线上的普通士兵又派来成百上千的代表，他们大声疾呼地说：“是的，我们是需要增援，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彼得格勒和革命事业是被好好地保卫着。……同志们。请你们牢牢地守住后方，我们会牢牢地守住前线！”
在10月25日那一天，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商讨成立一个特别军事委员会来决定全部问题。次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士兵部举行会议，当场选出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立即宣布抵制资产阶级的报纸，并且谴责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行径。10月29日，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公开大会上提议，请苏维埃正式批准设立军事革命委员会。他说道：“我们应当建立我们自己的特别组织去进行战斗，并且如有必要，就去牺牲。……”大会决定派两个代表团到前线去，一个代表团由苏维埃选出，另一个代表团由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选出，同士兵委员会以及前线大本营进行商谈。
在普斯科夫，苏维埃的代表团会见了北方前线司令官切列米索夫将军。切列米索夫将军只简单而粗暴地说，他已经下令把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调往前线，别的就不说了。那个由卫戍部队所选出来的代表团，根本就未被允许离开彼得格勒。……
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的一个代表团，要求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让他们派一名代表参加工作，但被拒绝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提出要求：如果不经过士兵部的核准，不得发布任何命令，结果又被拒绝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用蛮横的语气对那些代表们说：“我们只承认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不承认你们；如果你们触犯任何法律，我们就会把你们逮捕起来。”
在10月30日那一天，所有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的代表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不再承认临时政府。彼得格勒苏维埃才是我们的政府。我们只服从彼得格勒苏维埃经过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发来的命令。”各处的部队都接到命令，叫等候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的指示。
次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也召集了会议，出席的大部分都是些军官。它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合作，并且分别派遣特派员到全市各个地区去活动。
11月3日，在斯莫尔尼学院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士兵会议，当场议决：
“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欢呼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保证完全拥护它的一切行动。为了革命的利益，要使前线和后方更密切地团结起来。
卫戍部队更进一步宣布：我们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在一起，保证在彼得格勒维持革命的秩序。如果科尔尼洛夫分子或资产阶级那方面妄图进行任何挑衅，将遭到毫不留情的反击。”
这时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意识到它自己的权力，乃断然命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服从它的管辖。军事革命委员会还下令给所有的印刷厂，如果没有得到它的批准，不准印刷任何宣言或文告。武装的特派员驰往喀琅维尔斯克军械局，夺取了大量的武器和军火，并且截获了正要送往新切尔卡斯克（卡列金司令部所在地）去的一万把刺刀。……
临时政府突然感到了这种危险，提议军事革命委员会自动解散，即可免予追究。但这已经太迟了。在11月5日的半夜时分，克伦斯基亲自派马廖夫斯基来提出请彼得格勒苏维埃派代表参加司令部工作的建议。军事革命委员会接受了这个意见。然而在一个钟点之后，代理陆军部长马尼科夫斯基将军又违令撤消了原议。……
11月6日（星期二）的早晨，彼得格勒出现了署名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直属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一项文告，全市立即浸沉在兴奋的气氛中。
告彼得格勒居民书
公民们！反革命势力已经抬起了它那罪恶的头。那些科尔尼洛夫分子正在动员他们的力量，想来摧毁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破坏立宪会议。而在同时，那些鼓动大屠杀的暴徒可能要号召彼得格勒居民起来造成混乱和流血。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承担起自己的职责，保卫本市革命秩序，反对反革命和大屠杀阴谋。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严禁任何暴行或骚扰。请居民们把那些流氓分子和黑帮分子的煽动者逮捕起来，送交最近军营中的苏维埃特派员。当那些黑暗势力一旦企图在彼得格勒街头制造混乱，不论其为抢劫或殴斗，有关罪犯将立即被就地消灭！
公民们！我们请求你们保持完全的镇静，毋相惊扰。社会秩序和革命是掌握在强有力的手中的。
下列各师团，均驻有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派员。……
在11月3日那一天，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举行了另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秘密会议。我得到札尔金德的通知，在会议室门外的走廊里等候消息。随后沃洛达尔斯基走出来，把会议情况告诉了我。
列宁说道：“11月6日发动嫌太早了。我们必须使起义具有全俄罗斯的基础；而在6日那一天，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还没有到齐。……但另一方面，11月8日发动又嫌太迟了。到那时候，大会将组织就绪，而要求一个人数很多的团体来采取迅速的、决定性的行动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在11月7日举行起义，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那一天开幕，那末我们就可以向大会宣布：‘政权就在这里！你们将怎样来行使这个政权？’”
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坐着一位面庞消瘦、头发很长的人。他曾经一度在沙皇的军队中当过军官，后来成为革命家和流亡者，原名奥弗申柯，化名为安东诺夫，是一位数学家和奕棋能手。他正在细心地拟定着夺取首都的计划。
临时政府方面也正在准备着。它暗地里下令，从分散在各地的师团里把那些最忠顺于它的团抽调到彼得格勒来。士官生的炮兵部队被调来冬宫驻防。哥萨克兵的巡逻队出现在街头，自从七月事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波尔科夫尼科夫连续发出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威胁着要用“最厉害的手段”来镇压一切不服从上级的行为。那在内阁阁员中最招人痛恨的国民教育部部长基什金，被任命为负责维持彼得格勒秩序的特派员！基什金又任命了两名和他自己同样声名狼藉的人——卢登堡和帕尔钦斯基——做他的助手。临时政府宣布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和芬兰处于戒严状态。关于这件事，资产阶级的《新时代报》用讽刺的笔凋写道：
“为什么要宣布戒严？临时政府已经不再是一个权力机关了，它既没有道义上的权威，也不具备必要的机构来使用武力。……既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下，它也只能和那些同意坐下来谈谈的人讨价还价罢了。它的权威仅限于此。……”
11月5日（星期一）的早晨，我踱进玛丽亚宫，去看看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里的情况。在那边，大家正在激烈地争论着捷列申柯的外交政策，仍然重复着布尔策夫－维尔霍夫斯基的老调子。除意大利大使以外，所有各国的使节都在场。人们都说，意
大利人是因为意军在卡尔索地区的惨败[D]而心神沮丧。……
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林正在大声地念着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社论。那篇社论中说道：“医治布尔什维主义的良药就是枪弹！”他转过身来向那班立宪民主党的议员们喊道：“这也就是你们的想法吧！”
右翼的议席上有些人答话：“是的！是的！”
卡列林怒气冲冲地答道：“对了，我知道你们是这样想的。但你们却没有勇气来试一下呵！”
接着发言的是斯柯别列夫。他看上去就象一个受妇女崇拜的名优，留着柔软的棕色胡子和波浪式的黄头发。他用颇为抱歉的门吻在为苏维埃给他的那个指示作辩解。随后讲话的是捷列申柯，他受到左翼议席上猛烈的攻击，人们喊道：“辞职罢！辞职罢！”捷列申柯坚决主张临时政府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去出席巴黎会议的代表们必须保持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他自己的观点。他说到要在军队中恢复纪律，说到要把战争进行到彻底的胜利。……这时全场骚动，在那好斗的左翼议席上所发出来的坚决反对声中，共和国临时议会转入讨论当天的单一议程。
在议场里面，空着几排布尔什维克的议席。从他们退出共和国临时议会的第一天起，那些座位就是空着的，他们带走了不少的生气。当我走下楼时，我觉得，尽管在这里也有激烈的争吵，但议场外面那种排山倒海的人民群众的真正呼声，还没有透进这座高大而冰冷的大厅呢。临时政府触礁了——触在那曾经使米留可夫内阁倒台的战争与和平的同一礁石上。……看门的侍者替我披上大衣的时候，口中嘟哝地说道：“我真不晓得这可怜的俄罗斯会变成个什么样子。所有这些什么盂什维克呀，布尔什维克呀，‘劳动团’分子呀。……什么乌克兰呀，芬兰呀，又是什么德帝国主义呀，英帝国主义呀。我已经四十五岁了，在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象在这地方听到过这样多的名词。……”
我在议场的走廊里遇到沙茨基教授。他是一个獐头鼠目的家伙，穿着一套贴身的燕尾服。他在立宪民主党的各种委员会中颇有权势。我问他对于那风传甚盛的布尔什维克的发动作何感想，他耸耸肩膀，表示出轻蔑的样子。
“他们都是些蠢牛——一群流氓，”他答道。“他们不敢发动，万一他们竟敢发动，马上就会被打得作鸟兽敬。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也不坏，因为那时他们就会自取灭亡，在立宪会议中就没有权力了……
“不过，我亲爱的先生，请让我向你简单地说明我将要向立宪会议提出的关于政府组织形式的方案吧。你知道，我就是临时议会与临时政府联合任命的那个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要草拟一份宪法草案。……我们将成立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关，正如你们美国的国会一样。众议院由那些地区性的代表所组成；参议院由那些自由职业团体、地方自治局、合作社以及职工会的代表所组成。……”
我出了玛丽亚宫，凛冽而寒湿的风从西面吹来，脚下冰冷的泥泞浸透了我的鞋子。有两队士官生大摇大摆地经过海洋大街，他们穿着长大衣，直挺挺地踏着整齐的步伐前进，并且唱着旧日那种刺耳的军歌，正如以前在沙皇政体下士兵们所常唱的一样。……刚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我注意到本市的民兵都骑着马，簇新的枪套子里插着左轮手枪；有一小群人站在那边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在涅瓦大街的拐角上，我付了一张那种作为找零钱用的邮票，买了一本列宁所写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叔吗？》。电车照常地蹒跚而过，公民们和士兵们攀在外面，那种方式简直要使西奥多·肖恩茨[E]为之艳羡不已。……在人行道上，有一排穿着制服的逃兵在兜售香烟和葵花籽。……
在涅瓦大街上，在那阴寒的黄昏时分，一群群的人在抢着买刚刚出版的报纸，而人们三五成群，企图辨识那些贴满在每一个平坦之处的许许多多的宣言[6]和文告；那些宣言和文告有的是由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有的是由农民苏维埃发布的，有的是由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发布的，有的是由军队委员会发布的——恫吓，咒骂，恳求工人们和士兵们留在家里，拥护临时政府。……
有一辆装甲车慢慢地往来巡逻，警报器发出尖锐的啸叫。在每一个角落里，在每一个空旷的场所，都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士兵们和大学生们在争论着问题。夜幕轻临，那些稀疏的街灯闪耀着微光，巨浪一般的人群无穷无尽地流过。……在彼得格勒，每当要发生什么重大事变之前总是这样的。……
全城紧张万状，每一个尖锐的响声都会使人们心惊肉跳。然而，布尔什维克那方面还毫无发动的迹象；士兵们留在军营里，工人们留在工厂里。……我们到喀山大教堂附近的一家电影院里看电影——上演的是一部充满着血腥气味的意大利摄制的色情和阴谋片子。前排坐着一些士兵和水兵，他们以孩子般的惊奇神情注视着银幕，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样多的暴行，以及这样多的凶杀案。……
出了电影院，我赶快来到斯莫尔尼。在顶楼的第十号房间里，军事革命委员会在继续不断地开会，担任主席的是一位留着淡黄头发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名叫拉锡米尔。当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下来很忸怩地和我握了握手。
“刚才彼得巴甫洛夫要塞已经起义到我们这边来了，”他脸上带着一种愉快的微笑说道，“在一分钟以前，我们得到一个团的保证。那个团原接到临时政府的命令要开进彼得格勒，但士兵们心里怀疑，所以把火车停在加特契纳而派一个代表团到我们这边来。他们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的意见如何？我们刚才已经通过了一项决议：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回答道：‘弟兄们！我们用革命的名义向你们致敬。请停留在原来的地方，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拉锡米尔又说，所有的电话线都被割断了；不过，同各个工厂和兵营之间的通讯已经用军用电话设备联络了起来。……
川流不息的报讯员和委员们不断地走进走出。在门外面等待着十多个志愿人员，他们随时准备把命令传达到市内最远的地区去。其中有一个面孔有点象吉卜赛人，穿着陆军中尉制服，他用法语说道：“一切都已准备好了，只要按一按电钮就开始行动……”
这边走过来几个人：彼德沃依斯基是一个瘦削的、留着胡须的文职人员，他的脑海中策划着武装起义的战略，安东诺夫没刮胡子，衣领很脏，他因为缺乏睡眠而显得昏沉沉的样子；克雷连柯是一个矮胖的，宽面孔的军人，他好用强劲的手势，说话结结巴巴，总是面露笑容；还有德宾科，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水兵，满面胡须，脸色很镇静。这几位就是决定着当前大局的风云人物——并且也是决定着未来大局的风云人物。
在楼下那间工厂委员会的办公室里，谢拉托夫坐在那边签署前往国家兵工厂领取武器的命令——每一个工厂领取一百五十支步枪……有四十名工厂代表排队站在那边，等候拿到这个命令。……
在大厅里面，我跑过去和一些布尔什维克的基层干部谈话。其中有一个人把左轮枪拿给我看，他脸色苍白，说道：“我们已经干起来了。无论我们发动起义或不发动起义，对方都是知道的：不是他们消灭我们，就是我们消灭他们。……”
彼得格勒苏维埃整天整夜在开会。当我走进那宏大的会议厅时，托洛茨基刚刚在结束他的演讲。
他说道：“有人问我们是不是要发动。我可以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明确的答复。彼得格勒苏维埃认为，政权必须交由苏维埃掌握的那个时候终于到来了。这种政权的转移，将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完成。武装示威有无必要，将取决于……那些想来干涉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人。……
“我们觉得，我们的那个临时政府，由那些临时内阁的人员盘据着，是一个奄奄一息和无可救药的政府。它仅仅是在等待着被‘历史’的巨帚扫除掉，以让位给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罢了。然而，即使在今天，在此刻，我们都还在努力设法避免冲突。我们希望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根据人民群众有组织的自由抉择，把政权拿到……自己手中。但是，如果临时政府想利用它那短促的苟延残喘的时间——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或七十二小时——来进攻我们，那末我们就将给以回击，予打击者以打击，刀对刀！枪对枪！”
在会众的欢呼声中，他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同意派代表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
当我在凌晨三点钟离开斯莫尔尼学院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两挺机关枪已经架设了起来，大门口左右两边各一挺。由士兵们所组成的强大的巡逻队，把守着大门和附近街头的每一个角落。比尔·沙托夫[F]连蹦带跳地走上台阶，他喊道：“好呵，我们开始发动了！克伦斯基派士官生来封闭我们的报纸《士兵报》和《工人之路报》。但我们的部队赶到，撕去了临时政府的封条，而现在我们正分头派遣队伍去占领那些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部！”他兴高采烈地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就跑进屋子里去了。……
在11月6日的早晨，我有事要找新闻检查员打交道，他的办公室设在外交部。沿途看到所有的墙壁上都贴满了歇斯底里的文告，叫人们保持“镇静”。波尔科夫尼科夫接连发出一道又一道的命令：
“我命令所有的军事单位和队伍留在各自的军营里，等待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下一步的命令。……所有的军官，如果不得到上峰的命令而擅自行动，都将按叛逆罪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我绝对禁止士兵们执行从其他团体发来的任何指示……”
晨报上宣布，临时政府已经查封了《新俄罗斯报》、《现代言论报》、《工人之路报》和《士兵报》，并且下令逮捕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人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
当我穿过冬宫广场的时候，有几队士官生的炮队正轰隆隆地驶过红色拱门，在冬宫前面来集合。参谋总部那座巨大的红色建筑物前面显得非常热闹，有几辆装甲车排列在门口，而载满着军官的摩托车不断地进进出出，……那位新闻检查员十分兴奋，就象小孩子在看马戏团的表演一样。他告诉我，克伦斯基刚才已经到共和国临时议会去提出辞职了。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跑到玛丽亚宫，赶上听到克伦斯基那篇意气用事而且几乎是语无伦次的演说的末尾部分。克伦斯基的演说充满着自我辩解的话，并且恶毒地指责他的政敌。
克伦斯基说道：“在这里，我要引证乌里杨诺夫·列宁在《工人之路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列宁是国事犯，他已经躲藏起来了，我们正在通缉他。……这个国事犯，公然煽动无产阶级和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来重复那7月6日至18日的经验，并且坚持要马上发动武装叛乱。……此外，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在各种会议上发言，同样是号召马上发动武装暴动。现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勃朗施坦·托洛茨基的活动，尤其值得注意。……
“我应当提请你们注意……在《工人之路报》上和《士兵报》上发表的那一系列文章，其论调和风格是与《新俄罗斯报》完全一模一样的。……我们并不十分过问这个政党或那个政党的活动，我们所要过问的是有人利用一部分居民在政治上的无知和罪恶的本性。当前有一种组织，其目的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在俄国煽起丧心病狂的破坏和抢劫活动。就目前群众的心理状态而言，如果彼得格勒发生任何的行动，继之而来的必然是最恐怖的大屠杀，那将使自由俄罗斯的名誉蒙上永久的耻辱。……
“……乌里杨诺夫·列宁自己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极左派在俄国的处境是非常有利的。”（说到这里，克伦斯基宣读了下面一段从列宁的著作中摘来的引文）：
“只要想一想，德国人处境极端困难，他们只有一个李卜克内西（而且还在服苦役），没有报纸，没有集会自由，没有苏维埃，而各个阶级直到最差的富裕农民都对国际主义思想极端仇视，帝国主义的大、中、小资产阶级都有完善的组织，这样的德国人，即德国的国际主义革命者，穿着水兵服的工人，也举行了海军起义，尽管只有百分之一的胜利可能。”
“而我们呢，有几十家报纸，有集会自由，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我们是世界上处境最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可是我们拒绝用起义来支持德国革命者。……”[G]
克伦斯基继续说道：
“由此可见，那些叛乱的组织者已经意在言外地承认，目前在临时政府治理下的俄国，有最完美的条件供各个政党自由活动。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心目中，临时政府的首脑却是‘一个窃权者，一个把自己出卖给资产阶级的人，内阁总理克伦斯基。……’
“……暴动的组织者们并不是要援助德国的无产阶级，而是要援助德国的统治阶级。他们是要开放俄国的前线，让德皇威廉及其盟友们的铁拳伸进来。……不管那些人的动机如何，不管他们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这样做，这对临时政府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无论如何，我完全意识到自己有责任站在这个讲台上宣布：一个俄国政党的这种行为，我认为是背叛俄国的行为！
“……我本人赞成右边议席上的观点。我建议立即进行调查并进行必要的逮捕。”（这时左边的议席上发出了一片怒吼）克伦斯基提高了嗓子喊道：“请静一静！在国家因为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背叛行为而处在危险中的时候，临时政府的全体人员，其中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宁可被杀害，也不愿背弃俄国的生存、荣誉和独立的。……”
这时，有人递给克伦斯基一张纸头。
“我刚才收到一份他们正在部队中散发的公告。内容是这样的。”于是，他宣读道：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面临着威胁。我们命令所有各团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并等待下一步的命令。一切拖延或拒不执行此项命令的行为，将被认为是背叛革命。军事革命委员会代理主席波德沃依斯基。书记安东诺夫。”
克伦斯基继续说道：“实质上，这就是要煽动老百姓起来反对现存的制度，破坏立宪会议，并且给德皇威廉铁拳的部队打开大门。……
“我之所以用‘老百姓’这个字眼是有用意的，因为那些有觉悟的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有的军事组织，以及一切为自由俄罗斯引为光荣的东西，那伟大的俄罗斯民众的理智、荣誉和良心，都是反对这些事的。……
“我不是到这里来祈求的，而是来说明我那坚定不移的信念：在这紧要关头，临时政府保卫着我们新近所获得的自由。这新的俄罗斯国家必将有一个光辉的前途。它将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只有那班永远不敢面向真理的人是例外。……
“……临时政府从来没有侵犯过我国任何公民自由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但此刻临时政府……宣布：在这紧要关头，凡是胆敢动手来反抗俄国人民的自由意志，同时又威胁着要把前线开放给德国军队的俄国社会成员、团体和政党，都必然要被坚决地肃清！……
“让彼得格勒的老百姓知道吧，他们所要碰到的是一个坚如磐石的政权。也许在最后的时机，理智、良心和荣誉会在那些天性未泯的人们的心里获得胜利。……”
与这一篇演说相始终，会场上响彻着震耳欲聋的吵闹声。当那位面色苍自、额上冒着汗珠的内阁总理走下讲台并且和他的侍从官员们步出会场的时候，左派和中派的发言人一个接着一个登上讲台，对右派施以猛烈的攻击，甚至连社会革命党人都通过郭茨之口说：
“布尔什维克尽量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他们的政策是煽动人心的，而且是罪恶的。不过当前确实是有一系列的人民群众的要求，直到现在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关于和平问题、土地问题以及军队民主化的问题，必须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提出来，使得每一个士兵、农民和工人都毫不怀疑我们的政府是在坚定不移而又确实可靠地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孟什维克并不愿意挑起一次内阁危机。我们准备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来保卫临时政府，直到流尽最后的一滴血。——只要临时政府对于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用明白而准确的语言说出人民群众所迫切期待着的解决办法。……”
接着是马尔托夫发言，他怒气冲冲地说道：
“内阁总理的演说，不过是一篇煽动内战的言论。他竟说到‘老百姓’这个字眼，而问题的实质却是无产阶级和军队中的重要部分所进行的运动，尽管它被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了。”
大会通过了左派所提出来的议案，那实际上等于对临时政府投了不信任票：
“（1）过去这几天一直在准备着的、其目的在于举行政变的武装示威，势将引起内战，为黑帮分子之类的反革命的蠢动和大屠杀制造有利条件。它将不可避免地使立宪会议无法召开，造成军事上的一败涂地，招致革命的失败，使全国的经济生活陷于瘫痪并毁灭俄罗斯。
（2）由于迟迟不采取紧急措施，也由于战争和普遍混乱所造成的客观环境，使得这种煽动获得了有利的条件。因此，目前最紧要的事就是立即颁布一道法令，把土地交给农民的土地委员会；并且在外交方面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方针，建议各协约国公布其媾和条款并开始和平谈判。
（3）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镇压保皇党的抬头和恐怖分子的蠢动。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在彼得格勒成立一个治安委员会，由市政机关和革命民主团体的代表组成，与临时政府协作。……”
有趣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联合起来拥护这个决议。……然而当克伦斯基看到这个决议时，他却把阿夫克森齐也夫召到冬宫去，要求加以解释。他说，如果这个决议是表示对临时政府不信任，那末他就恳求阿夫克森齐也夫来组织一个新的内阁。于是，“妥协派”的首脑唐恩、郭茨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作了他们最后一次的妥协。……他们向克伦斯基解释说，这个决议并不意味着对于临时政府的批评！
在海洋大街和涅瓦大街的十字路口，有几队士兵拿着安上刺刀的步枪，正在拦住所有的私人汽车，把车主赶下，喝令汽车开往冬宫。周围聚集了一大群人，看着他们这样做。谁也不知道这些士兵究竟是属于临时政府的还是属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在喀山大教堂前面，同样的事也正在发生着，汽车被指挥退回到涅瓦大街。有五六名带着步枪的水兵走了过来，他们很兴奋地欢笑着，并且和两名士兵攀谈起来。这些水兵的帽徽上写着“阿芙乐尔”和“自由曙光”——这是波罗的海舰队中两艘最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巡洋舰的名称。这些人中有一个说道：“喀琅施塔得人来啦！”……这句话就仿佛1792年巴黎街头有人说“马赛人来啦！”一样[H]。因为在喀琅施塔得有两万五千名水兵，他们都是具有坚定信仰的布尔什维克，愿意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
《工人和士兵报》刚刚出版，它的第一页全幅用大字刊载着下列的文告：
士兵们！工人们！公民们！
人民的敌人在昨天晚上转入进攻。司令部里面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正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把近郊的士官生和志愿兵大队调集到市区来，但奥拉年堡的士官生和皇村的志愿兵都拒绝出动。反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叛国阴谋正在策划之中。……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是反对即将开幕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是反对立宪会议的，也是反人民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保卫着革命。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进行指挥，以击退叛乱分子们的进攻。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和全体的卫戍部队准备给那些人民的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
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
（1）所有师、团和军舰委员会，连同苏维埃的特派员，以及所有的革命团体，都必须经常不断地举行会议，把关于叛乱分子行动计划的一切情报都掌握在手中。
（2）非经过委员会的许可，任何士兵均不得擅自离开其所属的部队。
（3）每一个军事单位派两名代表，每一个区苏维埃派五名代表，立即到斯莫尔尼来。
（4）所有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成员，所有来参加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请马上到斯莫尔尼来开非常会议。
反革命势力已经抬起了它那罪恶的头。
士兵和工人已经得到的一切胜利果实和希望都在遭受着巨大的威胁。
但是，革命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
人民的事业是掌握在强有力的手中。阴谋叛乱分子将被粉碎。
不要有任何犹豫或怀疑！坚定，沉着，纪律，决心！
革命万岁！
军事革命委员会
彼得格勒苏维埃正连续不断地在革命风暴的中心斯莫尔尼举行会议。代表们躺在会场里睡一会儿，醒来又立即参加辩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沃洛达尔斯基等人，每天发言的时间竟长达六小时，八小时，甚至十二小时。……
我走到二楼第十八号房间，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正在那边举行核心会议。房间里不断地迸发出一种严厉的声音，那讲话的人被会众遮住了，看不清是谁，只听到他说道：“妥协派说我们是孤立的。不要理睬他们那一套鬼话。只要一发动，他们必然会跟着我们走，否则他们就要失去他们的群众。……”
讲到这里，他把一张纸头高举在手里，继续说道：“我们正在把他们拉过来！这是刚刚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边送来的信件！他们说他们谴责我们的行动，不过，如果临时政府攻打我们的话，那末他们是不会反对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会众迸发出一阵欢呼。……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那宏大的会议厅里挤满了士兵和工人。这是一大片灰褐色的人群，在蓝色的烟雾缭绕的氛围中嗡嗡低语。那旧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终于决定欢迎那些来参加新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这次新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将意味着旧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死亡——而且也许还意味着它已经建立起来的全部革命秩序的崩溃。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却限定只有那些旧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才可以投票。……
当郭茨登上主席台而唐恩站起来发表演说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了。会场上是一片紧张的沉默，就我看来，这种沉默几乎具有威胁性。
唐恩说道：“我们当前所生活的这些时日，似乎最具有悲剧的色彩。敌人就在彼得格勒的大门口，各派民主力量正在设法组织起来进行抵抗，然而我们却眼看要在首都的街头上发生血战。饥饿的威胁不仅要毁灭掉我们血肉相连同族同种的临时政府，而且要毁灭掉革命本身。……
“人民群众困苦颠连，疲惫已极。他们对于革命已经不感兴趣了。如果布尔什维克发动什么事变，那就会葬送革命……（会场上有人喊道：”这是谎话！“）反革命分子正在等待时机呢，只要布尔什维克一发动，他们就会开始骚动并进行屠杀。……如果有任何发动，立宪会议就开不成了。……〔会场上有人喊道：”说谎！无耻！“）
“在军事行动区内，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拒不服从司令部的命令，那是决不容许的。……你们必须服从司令部的命令，并服从你们所选举出来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那就意味着死亡！强盗和小偷正在等待着时机来进行抢劫和纵火……当有人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到房里面去，拿走资产阶级的鞋子和衣服……’（这时会场上掀起一片喧嚣。有人喊道：“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口号！扯谎！扯谎！”）那么，一开始可能不是这样，但总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力来行使职权，大家都必须服从它。……我们是不怕刺刀威胁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以它自己的躯体来保卫革命。……”（有人喊道：“它早就是一具僵尸了！”）
在一阵持续很久的怒吼声中，只可以勉强分辨出唐恩那声嘶力竭的叫喊。他捶着讲台，说道：“那些煽动这件事的人是在犯罪！”
会场上有人喊道：“当你们窃取了政权并把它交给资产阶级的时候，你们早就犯罪了！”
郭茨在主席台上摇动着小铃档，喝道：“静一静，不然我就要把你们赶出会场！”
有人喊道：“试试看吧！”（会场上发出喝采和吹口哨的声音。）
唐恩继续发表演说：“现在来谈谈我们的和平政策。（会场上发出了笑声）不幸得很，俄国已经无力再继续进行战争了。和平正在到来，但那并不是持久的和平，也不是民主的和平。……今天，在共和国临时议会上，为了避免流血，我们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并马上进行和平谈判。……”（会场上发出笑声，并且有人喊道：“太迟啦！”）
接着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发言。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托洛茨基登上讲台。这时掌声迸发为喝采，全场起立，欢声雷动。托洛茨基那消瘦的、尖削的面孔上带着一种纯粹是麦斐斯托非尔[I]式的恶意嘲弄的神情。
“唐恩的战术证明，人民群众——那广大的、愚昧的、无动于衷的人民群众是绝对地拥护他的！”（会场哄堂大笑。）托洛茨基戏剧性地转身对主席说道：“当我们提议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时候，你们曾表示反对。我们告诉农民说，‘如果他们不把土地给你们，那末你们就自己去夺取吧！’于是农民就照我们的话这样做了。现在，你们又提出我们早在六个月以前就提出的主张了。……
“我不相信克伦斯基那关于在军队中停止施用死刑的命令是出于他自己的本意。我想克伦斯基是被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逼得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因为卫戍部队拒不服从他的命令。……
“今天有人责骂唐恩，说他在共和国临时议会上所发表的那篇演说，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暗藏着的布尔什维克。……我想总有一天，唐恩自己会说，他是曾经参加过7月16日至18日起义的革命之花呢……在唐恩今天向共和国临时议会所提出的议案中，没有提到要在军队中加强纪律，然而他所属的那个政党在宣传中却是主张那样做的。……
“不！过去七个月的历史事实证明：孟什维克已经被人民群众所唾弃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战胜了立宪民主党人，但后来当他们攫取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又把政权交给了立宪民主党人……
“唐恩告诉你们，说你们没有权利举行武装起义。举行武装起义是一切革命者的正当权利！当那些被践踏的人民群众起来反抗的时候，那就是他们的权利。……”
在这之后，那面孔长长而言词尖酸的李伯尔上台发言，会场上报之以一片嘘声和嘲笑。
李伯尔说道：“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当无产阶级尚未成熟到足以夺取政权的时候，它是没有权利去夺取政权的。在象我们这样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群众夺取政权，那就意味着革命的悲惨结束。……托洛茨基，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工党的理论家，他目前所主张的这一切，正好同他自己的理论背道而驰。……”（会场上有人喊道：“够了！打倒他！”）
马尔托夫发言，他的话经常被会场上的闹声所打断：“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并不反对把政权转归民主派，然而，他们不赞成布尔什维克所采用的那种方法。目前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
唐恩又走上讲台，他猛烈地抗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行动，说它已经派特派员去夺取《消息报》的编辑部并检查新闻。这时会场上掀起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喧嚣。马尔托夫企图再讲下去，但根本听不清他究竟讲了些什么。会场上所有陆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代表们都站了起来，他们高呼苏维埃是他们的政府。
在这极端混乱的气氛中，埃尔利希提出一项议案，呼吁工人们和士兵们保持镇静，不要响应那些鼓动游行示威的号召。这个议案还认为有必要马上成立一个治安委员会，同时要求临时政府立即颁布法令，把土地交给农民并开始举行和平谈判。……
接着，沃洛达尔斯基跳上讲台，他大声喊道：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夕，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本没有权利来执行代表大会的职能。他说，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埃尔利希所提的议案不过是一种阴谋诡计，想替它那正在消失中的政权撑撑门面罢了。……
“至于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我们不参加这个议案的投票！”于是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退出会议厅，剩下的人通过了埃尔利希所提出的议案……
在清晨四点钟的光景，我在外面大厅里遇着佐林，他肩上挂着一支步枪。
“我们行动起来了！”[7]他用一种镇静而满意的神情说道，“我们逮捕了司法部的助理部长和宗教事务部的部长，他们此刻都被关在地下室里。一个团正去占领电话局，另一个团去占领电报局，还有一个团去占领国家银行。赤卫队已经出动了。……”
在斯莫尔尼大门口的台阶上，在那寒风刺骨的黑夜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赤卫队——他们是一群仓促组成的青年小伙子，穿着工人服装，拿着安上刺刀的步枪，很激动地聚在那里谈论着。
越过那些静悄悄的屋项，从西边的远方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在那里，士官生正在设法旋开涅瓦河上的几座大桥，以阻止维堡区工厂工人和士兵开到市中心来与苏维埃的军队汇合在一起；然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马上又把那些大桥合拢起来了。……
在我们背后，那宏伟的斯莫尔尼大厦灯火通明，象一座硕大无比的蜂房一样发出嗡嗡的声音。……
[A]
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是美国的工会组织之一。1905年成立于芝加哥，二十年代开始就已瓦解。—译者
[B]
该隐是《圣经》中所说的一个杀害亲兄弟的凶手。－译者
[C]
克伦斯基的这句话不很老实。临时政府以前曾经在7月间封闭过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而这时又正在计划这样做。
[D]
卡尔索，即克拉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的高原。此处指1917年10月意军惨败于奥军。—译者
[E]
西奥多·肖恩茨（1856－1919）。美国铁路官员，曾主持修筑和管理过几条大铁路。—译者
[F]
比尔·沙托夫在美国工人运动中颇负盛名。
[G]
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杜1959年版第184页。－译者
[H]1792年7月，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紧要关头，马赛的革命志士高唱着激昂慷慨的《马赛曲》驰援巴黎，大大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译者
[I]
麦斐斯托菲尔是西方传说中的魔鬼。歌德在《浮士德》中所描绘的麦斐斯托非尔，是个冷酷无情，诡计多端的恶魔。—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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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暴风雨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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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暴风雨的来临
在9月里，科尔尼洛夫将军向彼得格勒进军，打算使他自己成为俄国的军事独裁者。在他的幕后，突然露出了资产阶级的魔掌，猖狂地企图来扑灭革命。某些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是与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叛乱有瓜葛的；甚至连克伦斯基也有嫌疑[1]。萨文柯夫被召唤到其所属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去说明他同反革命的关系，而他却拒绝交代，结果被开除了党籍。科尔尼洛夫被那些士兵委员会逮捕了起来。许多将军被撤职，一些部长被勒令停职，内阁倒台了。
克伦斯基试图组织一个包括立宪民主党人——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新政府。其所属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命令他把立宪民主党人排除在外。克伦斯基拒绝服从，并且威胁着说，如果社会主义者坚持这样做，那末他就要辞职。然而，人民群众的情绪是如此激昂，他一时还不敢违抗民意。结果就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五人执政内阁，由五名原任部长所组成，而以克伦斯基为首，暂时行使政权，直到问题解决时为止。
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使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团体（“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自卫的热情冲动中联合了起来。他们认为，不能再让科尔尼洛夫一类的人再上台了，必须建立一个对拥护革命的各党各派负责的新政府。所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邀请各人民团体派代表参加全俄民主会议，这个会议定于9月间在彼得格勒召开。
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里面，马上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派别：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且由它来接管政权。那些由切尔诺夫所领导的“中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了那些由卡姆柯夫和斯皮里多诺娃所领导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些由马尔托夫所领导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以及那些由波格丹诺夫和斯柯别列夫所代表的“中派”孟什维克[A]，要求成立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而那些以策烈铁里、唐恩、李伯尔为首的孟什维克的右翼，以及那些由阿夫克森齐也夫和郭茨所领导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却坚持在新政府中必须有有产阶级的代表。
几乎在顷刻之间，布尔什维克就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接着又相继在莫斯科、基辅、敖德萨以及其他城市的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
那些把持着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大吃一惊，他们断定：归根到底，列宁对他们的威胁总要比科尔尼洛夫对他们的威胁可怕得多。于是他们修改原定的全俄民主会议的代表名额[2]，让合作社和其他保守的团体派出更多的代表来参加。然而即使在那样一个包办性的大会上，最初还是投票赞成建立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后来只因为克伦斯基公然以辞职相要挟，而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又危言耸听地大喊“共和国陷于危境”，才使那个大会以微弱的多数通过决议，赞成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原则，并批准成立一种咨询性的、没有任何立法权的国会，称为“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在新内阁中，有产阶级实际上是属于支配地位，面在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中，有产阶级又占据了超过比例的议席。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已经不再代表苏维埃的基层群众，并且曾经非法地拒绝召集那预定在9月间召开的下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它自己无意召集下一届的代表大会，并且也不许旁人来召集。它的机关报《消息报》开始示意，说苏维埃的作用就要完结了[3]。它们可能迅即解散了……。而在同时，新政府也宣布，说要把消除那些“不负责任的组织”作为其施政方针的一部分——所谓“不负责任的组织”，就是指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的回答是，号召于11月2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把俄罗斯的政权拿过来。同时，他们退出了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声明他们不参加那种“背叛人民的政府”[4]。
然而，布尔什维克的退出，并没有给那倒霉的临时议会带来什么平静。那些有产阶级一旦掌握到政权，就变得暴戾恣睢了。立宪民主党人公开地说，临时政府没有宣布俄罗斯为共和国的合法权力。他们要求在陆军和海军中采取严峻的措施以摧毁士兵和水兵的委员会，并肆意诋毁苏维埃。而在会议厅的另一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却主张立即媾和，土地归农民，工人监督生产——那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纲领。
我听到马尔托夫在反驳立宪民主党人时的演说。他把身子俯伏在讲合上，就象一个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一样，说话的嗓子嘶哑得几乎听不清楚。他用手指指着右边议席上的那些人斥责道：
“你们说我们是失败主义者；但真正的失败主义者倒是那些妄想等待一个较为有利的时机才媾和的人，那些主张把和平问题拖延下去，一直拖到俄国的军队被打得精光，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互相讨价还价的牺牲品的人。……你们妄图把根据资产阶级利益制定的政策强加在俄国人民身上。和平问题必须提出来，一刻也不能拖延。……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那些被你们污蔑为法国间谍的人，那些在世界各地致力于唤醒民主群众的政治觉悟的齐美尔瓦尔得派[B]，他们的工作是决不会落空的。……”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这两个集团之间摇摆不定，只是由于人民群众那种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的压力，他们才无可奈何地被迫转向左的方面。深仇宿怨，使共和国议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集团。
就在这种情况下，协约国在人们期待得很久之后终于宣布将召开巴黎会议，这就引起了关于外交政策问题的极其激烈的争论。……
从理论上说来，所有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赞成在尽可能早的时机按民主的条件来缔结和约。早在1917年5月，尚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把持之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就已经宣布了那著名的俄国议和条件。它要求协约国召开会议来讨论战争的宗旨。协约国曾经答应在8月间举行这样的会议，后来展期到9月，后来又展期到10月，现在它定于11月10日开幕。
临时政府提出了两名代表去参加那个会议——一为反动军人阿列克谢也夫将军，一为外交部长捷列申柯。苏维埃推举斯柯别列夫为代表出席那个会议，并且起草了一篇声明，那便是有名的“指示”[5]。临时政府反对斯柯别列夫去出席，并且反对那篇“指示”；协约国的大使们也提出了抗议。而最后，博纳·劳[C]在英国下议院中回答质询时竟冷冷地说道：“据我所知，巴黎会议根本就不讨论战争的宗旨，而仅仅是讨论进行战争的方法。……”
对于这件事，保守派的俄国报纸是欣喜若狂，而布尔什维克则喊道：“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政策已经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沿着那长达一千英里的前线，数百万俄国军队人心浮动，有如大海波涛。他们派了成百上千的代表团来到首都，高呼着“和平！和平！”
我过河去现代马戏院参加一个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这种群众集会在全市各处都有，参加的人数一夜比一夜多。在那四壁皆空的、光线暗淡的半圆形剧场里，只有五盏系在一根细电线上的小电灯在发着微光。从那环形的台面一直斜上到屋顶，一排排肮脏的凳子上都挤满了士兵、水兵、工人和妇女。他们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好象那是他们生死攸关的问题。有一名从第五四八师来的士兵在发言，五四八师到底在哪里，是个什么师，那倒没有什么关系。
“同志们！”他喊道。在他那沮丧的面容和失望的手势中，带着一种真正的焦虑。“上面的人总是叫我们去作更多的牺牲、更多的牺牲，而那些什么都有的人却是丝毫也没有受到损害。
“我们在与德国作战。难道我们可以邀请德国的将军们到我们的参谋部来当参谋吗？我们也在与资本家作战，然而我们却把那些资本家邀请到我们的政府里来了。……
“士兵们都说：‘请告诉我，我打仗是为的什么。是为了要取得君士坦丁堡，还是为了自由的俄罗斯？是为了实现民主，还是为了几个资本家强盗？如果你能证明我是在保卫革命，那末毋须用死刑来威胁，我就会挺身战斗的。’
“当土地属于农民、工厂属于工人、政权属于苏维埃的时候，那末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值得为之战斗的东西了。而我们也就会为之而战斗！”
在军营里、工厂里、街头上，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士兵宣传员，大声疾呼地要求结束这场战争。他们宣布：如果政府不作有效的努力去争取和平，那末军队就会离开战壕，各自回家了。
第八军的发言人说道：
“我们的力量很弱，日前在我们的每个连队里都只剩下很少的几个人。政府得供给我们食物、靴子和援兵，不然战壕里就没人了。给我们和平，或者给我们补给……停止战争或支援军队，让政府在这二者之中择一而行。……”
第四十六西伯利亚炮兵旅的代表说道：
“军官们不愿意与我们的委员会合作，他们把我们出卖给敌人，他们把我们的宣传员处以死刑；而那反革命的政府却支持他们。我们总以为革命会带来和平。但是，现在政府甚至禁止我们谈论那样的事，同时又不给我们足够的食物以维持生存，也不给我们足够的军火去打仗。……”
从西欧传来了谣言，说各国要牺牲俄国以求得和平[6]。……
关于俄国军队在法国的遭遇的消息传来，更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在法国参战的俄军第一旅曾经要象他们国内的同志们一样，以士兵委员会来代替军官，并且拒绝服从开往萨罗尼加的命令，而要求返回俄国。他们被包围了起来，断饮绝食，其后更遭到大炮的轰击，死伤甚众[7]……
在10月26日那一天，我到那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玛丽亚宫瑰丽的大厅——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就在那边开会——去听捷列申柯宣布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而渴望和平的全国人民，都以极度忧虑的心情等待着这篇演说。
捷列申柯是一个身材高大、衣服穿得十分讲究的年轻人，脸上刮得很光，颧骨突出。他泰然自若地读着他那篇措词谨慎、不着边际的演说稿[8]。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是重复着一些同样的陈词滥调，说要与协约国同心协力来击溃德国的军国主义，说到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说到苏维埃给斯柯别列夫的指示所引起的“麻烦”等等。他在结束时用以下的话概括他这篇演说的中心思想：
“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强国。不论事态如何，俄罗斯将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强国。我们必须全体一致来保卫它，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是一个伟大理想的保卫者，是一个伟大强国的儿女。”
谁也不满意这篇演说。反动派要求执行“强硬的”帝国主义政策；而民主政党则要求得到政府愿意致力于和平的保证。……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报《工人与士兵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我把它抄录如下：
政府给战壕中士兵们的回答
我们的部长中这位最沉默寡言的捷列申柯先生，实际上是对战壕中的士兵们说了如下的话：
一、我们是与我们的协约国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不是与各国的人民、而是与各国的政府联合在一起）。
二、关于冬季作战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不能由民主党派来讨论，而要由我们协约国的政府来决定。
三、7月1日的大反攻是有益的，而且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可是他却没有提到大反攻的后果）。
四、说协约国不关心我们，那是不对的。这位部长手中掌握着协约国的非常重要的宣言。（宣言吗？实际行动又如何？关于英国舰队的行动怎么解释[9]？英王和那被放逐的反革命分子古尔柯将军进行谈判的事怎样解释？所有这一切，这位部长都只字未提。）
五、苏维埃给斯柯别列夫的指示是要不得的；协约国讨厌它，俄国的外交官也讨厌它。在协约国的会议上，我们必须“用一致的语言来说话”。
这就是一切吗？这就是一切。出路何在？出路是信任协约国，并且信任捷列申柯。然而何年何月和平才能到来呢？那要等到协约国允许的时候。
关于和平问题，临时政府就是这样来回答战壕中的士兵们的！
***
这时在俄国政治舞台后面，开始出现了一个恶势力的阴影——那便是哥萨克兵。高尔基所主编的报纸《新生活报》，唤醒人们注意哥萨克兵的活动：
“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哥萨克兵曾经拒绝枪杀民众。当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军的时候，他们又拒绝服从他。然而最近，哥萨克兵却突然改变其对革命的态度，从幕后跳到前台来；由消极地忠于革命转为（对革命）积极的政治进攻。……”
顿河流域哥萨克军的首领卡列金，因为参与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事件而被临时政府撤职了。但他却公然拒绝卸任，并且纠集了驻屯在诺伏切尔卡斯克的三支庞大的哥萨克部队，阴谋作乱，蠢蠢欲动。他的势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临时政府竟不敢追究他那抗命的行为。尤有甚者，临时政府竟被迫正式承认哥萨克联军委员会，而宣布那新成立的哥萨克地区的苏维埃为非法的组织。……
在11月初，有一个哥萨克的代表团去拜访克伦斯基，盛气凌人地坚持要临时政府撤消其对于卡列金的指责，并且责备那位内阁总理是仰承苏维埃的鼻息。克伦斯基答应让卡列金自行其是，并且据说他还说道：“在那些苏维埃领袖人物的心日中，我倒是一个暴君和专制魔王哩。……至于临时政府，不仅它不是依靠苏维埃，而且它还认为苏维埃的存在确实是一件憾事。”
同时，有另一个哥萨克的代表团去拜访英国驻俄大使。在言谈之间，他们俨然自命为“自由哥萨克人民”的代表。
在顿河流域，有一个象是什么哥萨克共和国的组织已经建立了起来。库班宣布其为独立的哥萨克国家。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和叶卡特林堡两地的苏维埃都被武装的哥萨克所冲散，而哈尔科夫城煤矿工人工会的总部也受到袭击。就其一切的表现看来，哥萨克人的独立运动是反社会主义的，并且是军事性的。这个运动的头目都是些贵族和大地主，如卡列金、科尔尼洛夫、杜托夫将军、卡拉乌洛夫将军、巴尔季日将军等，而且这个运动还受到莫斯科大商人和大银行家的支持。
古老的俄罗斯帝国在急剧地瓦解中。在乌克兰、芬兰、波兰、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日渐得势，而且愈来愈明目张胆了。那些为有产阶级所操纵的地方政府要求享有自治权，拒绝遵行从彼得格勒发来的命令。在赫尔辛福斯，芬兰的参议院拒绝贷款给临时政府，宣布芬兰自治，并且要求俄军撤出芬兰。在基辅，资产阶级的“拉达”[D]扩大乌克兰的疆界，把俄罗斯南部所有最富饶的农业地区都包括在内，向东一直远达乌拉尔山，并且还着手组织一支乌克兰的国民军。“拉达”的首领文尼琴柯暗示要与德国单独媾和，而临时政府竟对之无可奈何。西伯利亚、高加索都要求成立其单独的立宪会议。在所有以上这些地区，都开始展开了当地政权与各地工兵代表苏维埃之间的殊死斗争。……
局势是一天天更加混乱了。成千上万的士兵正在离开前线，开始象汹涌的潮水一样，漫无目标地在全国各地流动着。唐波夫省和特维尔省境内的农民不耐烦老是等待着分配土地，并被政府的高压政策所激怒，群起焚烧地主庄园的房屋和杀戮地主。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和关厂，使莫斯科、敖德萨和顿河流域的煤矿区陷于痉挛状态。运输系统瘫痪不灵，军队在挨饿，大城市里没有面包。
临时政府一方面受到民主党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又受到反动党派的攻击，什么事也不能做；而当它不得不采取措施时，又总是维护有产阶级的利益。哥萨克兵被派往各地去恢复农村中的秩序，去镇压罢工运动。在塔什干，政府当局镇压了苏维埃。在彼得格勒，那个为着要重建全国解体了的经济生活而成立的经济委员会，因为不能解决资方和劳方之间的对立，结果被克伦斯基解散了。那些旧军官受到立宪民主党的支持，要求采取严峻的措施以恢复陆军和海军的纪律。那名望很高的海军部长维尔杰列夫斯基海军上将和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将军，都坚决主张只有在同士兵、水兵委员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自觉自愿的、民主的纪律，才可以挽救陆军和海军。然而他们的努力都落了空，他们的建议被置若罔闻。
反动派似乎是决心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忿怒。审判科尔尼洛夫的日子快到了。资产阶级的报纸越来越公开地为科尔尼洛夫辩护，说他是“俄国伟大的爱国者”。布尔策夫的《共同事业报》，竟要求由科尔尼洛夫、卡列金和克伦斯基三人合组一个独裁的政府。
有一天，我在共和国临时议会的记者招待室里曾经和布尔策夫作了一次谈话。他是一个矮小的人，躯体佝偻，满脸都是皱纹，带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乱蓬蓬的头发，胡须都花白了。他说道：
“青年人，记住我的话！俄国所需要的是一个铁腕人物。我们此刻必须使我们的心思离开革命，而集中来对付德国人。只怪那些笨蛋，那些笨蛋，打败了科尔尼洛夫；而在背后指挥那些笨蛋的就是那班德国的间谍。不然科尔尼洛夫早就得胜了。……”
在极右派方面，那些极少掩饰的保皇党人的机关报，普利什凯维奇的《人民论坛报》，以及《新俄罗斯报》，《活的语言报》，都公开地叫嚣要把革命民主派彻底消灭。
在10月23日那一天，在里加湾发生了与德国舰队的海战。临时政府以彼得格勒陷于危境为借口，拟定了迁都的计划。最先是撤退大型的兵工厂，疏散到俄罗斯各地去；其次是政府机关迁往莫斯科。布尔什维克马上就揭发道：临时政府准备以放弃红色的首都来削弱革命。里加城已经被出卖给德国人了；而现在又要出卖彼得格勒！
资产阶级的报纸是喜出望外。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言论报》说道：“在莫斯科，政府就可以在安安静静的气氛中进行它的工作，免得被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扰乱。”立宪民主党右派的首脑罗将柯在《俄罗斯的早晨报》上公开地说：德国人攻陷彼得格勒将是一大幸事，因为它可以摧毁那些苏维埃，并且可以除掉革命的波罗的海舰队。他写道：
“彼得格勒陷于危境中。我对自己说：‘让上帝保佑彼得格勒吧！’有人怕如果彼得格勒一旦失守，那些革命的中央机关即将被消灭。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如果那些机构统统被一扫而光，那我才高兴呢，因为那些机构除了给俄国带来灾难以外，什么好处也没有。……
随着彼得格勒的陷落，波罗的海舰队亦将被消灭……然而那也没有什么可惜；绝大部分的舰只都已经完全老朽无用了。……”
不过，在那暴风雨般的人民群众的抗议声中，迁都的计划被打消了。
同时，苏维埃代表大会就要开幕了。它象是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的云层，笼罩在俄罗斯的上空。不仅临时政府反对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且所有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也都反对。陆海军中央委员会、某些职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而最重要的还是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都不遗余力地来阻止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那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创办、而当时却把持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的《消息报》和《士兵之声报》猛烈攻击这个代表大会，正如社会革命党的刊物《人民事业报》和《人民意志报》集中了全部火力来攻击它一样。
那些组织纷纷派代表到全国各地，纷纷发电报给各地的苏维埃和军队委员会，训令它们阻止或拖延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那些组织作出了冠冕堂皇的公开决议和宣言来非难苏维埃代表大会，说苏维埃代表大会距立宪会议的日期太近，所以民主党派反对它的召开。而那些来自前线的代表、地方自治局联合会的代表、农民联合会的代表、哥萨克联军的代表、军官联合会的代表、圣乔治骑士团的代表、以及敢死队的代表，都抗议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简直象一个合唱团，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那由俄国的三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全部政治机构，都竭力阻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而在另一方面，则是无产者那种无形的意志——工人们、普通士兵们以及贫苦农民们的意志。有许多地区的苏维埃都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了，接着，那些工业无产阶级的组织工厂委员会也布尔什维克化了；那些起义的陆军和舰队的组织也都布尔什维克化了。在某些地方，人们因为受到阻挠而不能选出其正式的苏维埃代表，于是就举行小型的会议，从他们之中推举一人为代表到彼得格勒去。而在其他的地方，他们则粉碎了那旧的阻碍大会的委员会，另行成立新的委员会。山呼海啸的革命冲破了这几个月以来由于革命怒火暂时熄灭而在表而上慢慢硬化起来的外壳。只有人民群众的自发革命运动，才能使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见诸实现。……
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员日以继夜地在军营中和工厂中进行工作，猛烈地抨击“那个制造内战的政府”。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乘了一辆拥挤不堪的市内大车，蹒跚地穿过那荒凉的工厂区和大教堂之间的一片汪洋的泥泞，到奥布霍夫斯基工厂去参加一个群众大会，那是一座建立在施吕塞尔堡大街附近的国营兵工厂。
群众大会在一座巨型的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举行，两旁是陡峭的砖墙。约有一万名穿着黑色工服的男子和妇女，聚集在那铺着红布的讲台的周围。人们挤在那一堆堆的木料和砖瓦上面，或高高地蹲在荫蔽的梁柱上，聚精会神地在听着，并且发出雷鸣一般的吼声。透过那阴沉的天幕，太阳不时地钻了出来，金黄色的光芒泻过那还没有装修的窗棂，照在那千百张朝着我们的劳动人民纯朴的脸上。
卢那察尔斯基正在讲话。他身材清瘦，样子象个学者，具有一副艺术家那样的敏感的脸。他告诉群众为什么苏维埃一定要夺取政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卫革命并镇压敌人。那些革命的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着国家，破坏着军队，并且替一个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制造机会。
有一个来自罗马尼亚前线的士兵站起来说话。他很瘦，面色憔悴但情绪激昂，他喊道：“同志们！我们在前线上挨饿，我们都冻僵了。我们白白地在送命，死得毫无意义。我请求美国的同志们把话带到美国去，说俄国人只要一息尚存，是决不放弃革命的。我们将用尽一切力量来坚守这个堡垒，直到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援助我们！号召美国的工人们起来，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接着是彼得罗夫斯基走上来讲话。他身材瘦小，音调缓慢，斩钉截铁地说道；
“现在不是说空话的时候，而是行动的时候了。经济情况是很糟的，但我们必须习惯于这种生活。他们妄想饿死我们，冻死我们。他们想要向我们寻衅。不过让敌人知道，他们可能做得太过分了；如果他们胆敢动手碰一碰我们无产阶级的组织，那末我们就会象清除废物一样，把他们从地球上消灭掉！”
布尔什维克报纸的销路突然大增。除了两种党报——《工人之路报》和《士兵报》以外，又新出了一种给农民读的报纸，叫做《农村贫民报》，每日发行五十万份。而在10月30日又创刊了《工人和士兵报》，它的社论概括地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政见：
“第四年的冬季战役，将使军队和国家虚耗殆尽。……彼得格勒的安全正受到威胁。……反革命分子对人民所受的苦难幸灾乐祸。……农民们被逼得忍无可忍，他们掀起了公开的起义。而地主和政府当局则派遣讨伐队去屠杀农民。工厂和矿山纷纷关闭，工人们受到饥饿的威胁。……资产阶级及其将军们想在军队中恢复盲目服从的纪律。……科尔尼洛夫分子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公然准备破坏立宪会议的召开。……
克伦斯基政府是反人民的。他将毁灭这个国家。……本报是人民的喉舌，是为人民（即贫苦的阶级，工人、士兵和农民）说话的。只有完成革命事业，才能拯救人民。……为了达到这个日的，全部政权必须归苏维埃掌握。……
本报拥护以下主张：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原则适用于中央和地方！
在一切战线上立即停火！由各国人民缔结一项公正的和约！
把地主的土地无补偿地交给农民！
工人监督生产！
召开一个公正地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
世界上有人把布尔什维克看做是德国的间谍。在这里，我抄录布尔什维克的这个机关报《工人和士兵报》上的一段文章来看看，倒是很有意思的：
“德皇浑身沾满了千百万死难人民的鲜血，现在又要驱使他的军队来进攻彼得格勒。让我们唤醒那些和我们同样渴望和平的德国工人、士兵和农民，……起来反对这场万恶的战争！
只有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能真正代表俄国工人、士兵和农民来说话的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政府可以不通过那些外交官而直接向德军呼吁。它可以用德文的宣言文告散满德军的战壕。……我们的空军人员，会把这些宣言文告散遍德国全境。……”
在共和国临时议会里面，两派之间的鸿沟一天天更深了。
卡列林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言，他说道：“有产阶级想盗用国家的革命机构，把俄罗斯束缚在协约国的战车上。革命的政党坚决反对这种政策。……”
那老态龙钟的尼古拉·柴可夫斯基代表人民社会主义者发言，反对把土地交给农民，并且站到立宪民主党那一边去了。他说道：
“我们必须马上在军队中执行严格的纪律……从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起，我一向就坚持这样的主张：在战争期间进行什么社会经济的改革，那简直是犯罪。我们现在正是在犯着这种罪。然而，我并不是那些改革政策的敌人，因为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左派里面发出了喊声：“我们不信任你！”但右派里面则发出了狂暴的喝采。……
阿杰莫夫代表立宪民主党发言，他说根本就没有必要向军队宣布什么作战的目的，因为每一个士兵都应当知道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逐出俄国的领土。
克伦斯基亲自到共和国临时议会来过两次，他很激动地吁请举国一致，有一次最后竟泣不成声。会众无动于衷地听他说下去，并且不时用冷嘲热讽来打断他的话。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总部都设在斯莫尔尼学院。斯莫尔尼学院位于距市中心数英里远的郊区，旁临宽阔的涅瓦河。我搭上一辆电车到那边去。电车上挤满着人，带着难听的噪音，象蜗牛一样缓慢地驶过那凸凹不平的泥泞的街道。在路程的尽头，矗立着斯莫尔尼修道院那风格优美的青烟色的圆屋顶，淡淡的金光勾画出它的轮廓，非常好看。在修道院的近旁，便是那宏伟的军营般的斯莫尔尼学院的正面，它长两百码，三层高，大门顶上那个巨大的雕刻在石头上的帝国国徽还赫然在望。……
在帝俄时代，斯莫尔尼学院原是一座有名的为俄国贵族小姐们所设立的修道院学校，由皇后亲自做监护人。而现在，这座学院已经被工人和士兵的革命组织接收过来了。它里面有一百多个宽敞的房间，洁白而且朴素，每个门上还镶着搪瓷的牌子，标明其为“女生第四号课堂”、“教员室”等等，使走过的人一望而知；但现在在那些牌子上面，已经挂上了许多用草书写成的标记，那便是新社会秩序活力的象征：“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外事局”、“社会主义士兵联合会”、“全俄职工会中央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中央军队委员会”；此外，这里还有各个政党的中央办公室和核心会议室。
在那拱形的、稀疏地点着电灯的长廊上，摩肩接踵地挤满了来来往往的士兵和工人。有些人背着一大捆一大捆的报纸、宣言和各色各样的宣传品，腰都压弯了：他们的沉重靴子不断在那木质的地板上发出深沉的巨响。……到处都贴着标语：“同志们！为了您的健康，请保持清洁。”每一层楼的楼梯口都摆着长桌子，桌子上和楼梯转角的地方堆满了各党各派的文件和小册子在出售。
楼下那一间宽敞的、天花板很低的餐厅，现在仍然是用做食堂。我花了两个卢布买了一张餐券去吃晚饭，和成千的同样来吃饭的人在一起排队，等着走到那长长的服务台前面去。在服务台里，有二十个男女服务员正在从大锅里舀着菜汤，盛着一块块的肉、一堆堆的饭和切成薄片的黑面包。花五个戈比，可以买一锡盅茶。从一只篮子里，人们可以拿到沾着油腻的木匙子。……在木桌旁边的那些长板凳上，挤满了饥肠辘辘的无产者。他们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商量着，在屋子里大声地开着粗野的玩笑。……
楼上另外有一个食堂，是留给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用的，但其他的人也可以去用餐。在那边，可以吃到厚厚地涂着黄油的面包，并且可以尽量喝茶。……
二层楼的南厢是一个巨大的会议场，原先是学院的舞厅。那是一间高大洁白的大厅，吊着一些闪闪发光的枝形灯盘，上面装着几百盏玲珑剔透的电灯泡，照亮全室。两排巨型的拱柱，把屋子分隔开。在屋子的尽头有一个小平台，两旁摆着两个高大的枝形灯柱。正墙上挂着一个金色的镜框子，那里面的沙皇御像已经被揭下来了。从前每逢佳节良宵，都有许多穿着华美军服的军官和穿着贵重法衣的神甫来这里参加盛会，这是大公爵夫人们进行社交活动的地方。
会议场的正对面，便是那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办公室。我站在那边注视那些来报到的新代表——健壮的、满脸胡须的士兵，穿着黑罩衫的工人。还有少数长头发的农民。那位主管报到事宜的姑娘（她是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成员之一）轻蔑地笑笑，说道：“这一届的代表和上一届的代表是大不同了。瞧，他们显得多么粗鲁而且无知呵！这些土包子。……”这话倒是真的，革命把俄罗斯从底层翻腾起来，现在是底层的人升跃到最上层来了。那个资格审查委员会还是由那旧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它逐一地盘问那些代表，认为他们是非法地选出的。但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加拉汉只是咧嘴一笑，他说道：“不要紧，到时候我们想办法让你们就座。……”
《工人和士兵报》写道：
“请新选出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注意：组织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企图破坏本届的代表人会，他们散布谣言说大会将不举行了，并且妄说代表们最好还是早日离开彼得格勒。……不要理睬那些谰言。……伟大的日子正在来临。……”
显然，在11月2日还不能到足法定的人数，所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展期到11月7日开幕。不过，这时全国都已沸腾了起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知道他们是失败了；于是突然改变战略。他们开始发疯似地打电报给他们的地方组织，叫尽可能地多选“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来参加大会。而在同时，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又发出紧急通知，定于12月13日召开农民代表大会，企图以此来抵消工人和士兵所要采取的任何行动。……
布尔什维克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呢？市内谣琢纷纭，说就要发生武装的“示威游行”——工人们和士兵们就要“发动”了。那些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报纸预料着要发生暴动，并且要求临时政府逮捕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人员，否则至少也要阻止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诸如《新俄罗斯报》之类的报纸，竟主张杀尽所有的布尔什维克。
高尔基所主编的《新生活报》赞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认为反动派正在企图摧毁革命，而如果必要的话，必须用武力来抵抗那些反动派。但是该报主张，一切革命的民主政党必须组成一个统一阵线。《新生活报》上说道：
“当民主政党还没有把它们的主要力量组织起来，而反对其影响的势力依然强大时，要转取攻势是不利的。不过如果那些敌对分子采取暴力行动，那末，革命的民主政党就应当投入战斗以夺取政权。那时它们会受到人民群众中最广大阶层的支持。……”
高尔基指出：反动派和临时政府的报纸都在激怒布尔什维克起来暴动。然而，暴动只会替一个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铺平道路。他请求布尔什维克来辟谣。波特列索夫却在孟什维克所办的《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造谣惑众的文章，并且附有一张地图，说是揭露布尔什维克的秘密作战计划。
好象是有什么魔术一样，全市立即贴满了那些“温和的”和保守的党派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出的警告[10]、宣言和呼吁，斥责任何性质的“示威游行”，恳求工人们和士兵们不要听那些煽动家的话。例如，下面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军事局所发出的一个文告：
“全城又传播着有人准备发动的谣言。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是哪个团体授权给那些宣传员来煽动暴乱的？布尔什维克在回答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询问时，曾经矢口否认他们与这件事有任何关系。……不过，这些谣言本身却带有巨大的危险性。现在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只要有几个热昏了头脑的轻举妄动之徒，不考虑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心理状态，就会召集一部分的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鼓动他们起来暴动。……革命的俄罗斯正经历着可怕的苦难时期，在这当儿，任何暴动都可以很快地转变为内战，而其结果则将使所有那些艰辛缔造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归于毁灭。……那些反革命阴谋家正策划着利用这个暴动来扑灭革命，敞开前线让德皇威廉长驱直入，并破坏立宪会议。……大家坚守自己的岗位！不要出来！……”
在10月28日那一天，我在斯莫尔尼学院的走廊上和加米涅夫谈过话。加米涅夫身材矮小，留着一撮褐红色的尖胡子，举止象法国人。他还一点没有把握能否有足额的代表来出席。他说道：“如果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得成，它将代表人民群众那种热火朝天的革命情绪。如果照我所料想的，布尔什维克在大会中占有多数，那末我们就会要求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而临时政府就必须辞职。……”
沃洛达尔斯基是一个身材高大、面色苍白而带病容的青年，戴着一副眼镜。他的语气肯定得多：“李伯尔和唐恩之流的人以及其他的妥协主义者正在阴谋破坏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万一他们竟能阻止大会的召开，那末，我们也是十足的现实主义者，就不光指望着那个会了”。
我查阅我的记事簿，在10月29日的日期下面找到一些从当天报纸上摘下来的主要新闻：
莫吉廖夫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所在地）消息：那些忠于政府的近卫团、“野蛮师”、哥萨克兵和“敢死队”，都集中在这里待命。
临时政府命令巴甫洛夫、皇村和彼得霍夫等军官学校的士官生准备开进彼得格勒。奥拉年堡的士官生已经到达城区了。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装甲车师团，有一部分驻屯在冬宫。
遵照托洛茨基所签署的命令，塞斯特罗里兹克地方的国营兵工厂把几千支步枪交给了彼得格勒工人的代表。
下李切伊尼区的市民兵队在某一次会议上通过决议，要求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这些新闻只不过说明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事情是怎样地错综复杂。当时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出事，但却没有人知道会出什么事。
10月30日的夜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在斯莫尔尼学院开会。在那次会上，托洛茨基指出：资产阶级的报纸一口咬定说苏维埃想发动武装暴动，那只是“反动派用来污蔑并破坏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种手法”。……他宣布：“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没有下令举行任何的发动。但如果有必要，我们是会这样做的，而我们会受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支持。……他们（临时政府）正在准备来一个反革命，而我们将用一种无情的、具有决定性的攻势来回答。”
彼得格勒苏维埃确实并没有下令举行示威游行。不过，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正在考虑武装起义的问题。10月23日他们通宵达旦地在开会。全党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以及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代表都出席了。在那些知识分子当中，独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赞成武装起义。甚至连军人都表示反对。投票的结果，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竟被否决！
于是有一个粗鲁的工人站起来说话，他的脸愤怒得发抖。他用严厉的口吻说道：“我代表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发言，我们是赞成武装起义的。你们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吧！不过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让苏维埃被摧毁掉，那末我们就和你们一刀两断！”有些士兵附和他的意见。之后他们重新投票表决，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被通过了[E]。[11]
然而，那些以梁赞诺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右翼，却继续反对武装起义。在10月31日的清晨，《工人之路报》上发表了列宁《给同志们的信》的首先部分，那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最有胆魄的政治宣传之一。在《给同志们的信》里面，列宁针对加米涅夫和梁赞诺夫的反对意见，严肃地阐明了赞成武装起义的论点。列宁写道：“或者是……公开拒绝‘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或者是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F]。”
在同一天下午，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保尔·米留可夫在共和国临时议会上发表了一篇言词漂亮而用心恶毒的演说[12]，他把苏维埃给斯柯别列夫的指示污蔑成是亲德的，他说那些“革命民主派”正在毁灭着俄罗斯，他嘲笑捷列申柯，并且公开地说他宁愿赞成德国的外交政策而不赞成俄国的外交政策……当他发言时，左派的议席上自始至终都是一片怒吼声。……
在临时政府那方面，它对布尔什维克宣传鼓动获得成功的影响也不能熟视无睹。10月29日，临时政府和共和国临时议会联合委员会匆匆忙忙地草拟了两个法案：一个法案是要把土地暂时交给农民，另一个法案是要推行有力的和平外交政策。次日，克伦斯基又下令停止在军队中施用死刑。同一天的下午，那新成立的“加强共和政体并勘定无政府状态和反革命暴乱委员会”以隆重的仪式举行第一次会议——不过这个“委员会”迅即烟消云散，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它任何进一步活动的痕迹。……第二天上午，我和其他的两名记者得到克伦斯基的接见[13]，那是他最后一次接见记者。
克伦斯基狠狠地说道：“俄罗斯人民正遭受着经济瘫痪的痛苦，他们对于协约国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了！世界人士总以为俄国革命业己结束。但不要弄错，俄国革命还只是刚刚开始哩。……”这些话是有预见性的，也许比他自己所想到的更富于预见性。
我参加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在10月30日彻夜举行的那一次斗争激烈的会议。那些“温和派”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军官、军队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都气势汹汹地在场，而站起来与之对抗的是那些热情而单纯的工人、农民和普通士兵。一个农民在叙说特维尔省的动乱，他说那是因为政府逮捕了土地委员会委员而造成的。他喊道：“这个克伦斯基只是那些地主老爷们的盾牌。他们知道立宪会议总是要拿走他们的土地的，于是他们就设法破坏立宪会议！”
一位从普梯洛夫工厂来的机械工人，描述那些工厂监督怎样以缺乏燃料或原料为借口，把工厂的各个部门逐一关闭。他宣布，工厂委员会已经发现了大批被藏匿起来的物资。
那位机械工人说道：“这是一种挑衅行为。他们想饿死我们，或逼着我们采取暴力行动！”
士兵之中有一个人发言：“同志们！我从那个地方给你们带来敬礼。在那个地方，人们在为自己掘着坟墓，但却把那些坟墓叫做战壕！”
接着，一个身材细长而目光炯炯的青年士兵站起来说话，人群中发出一片欢迎他的叫喊声。那就是丘德诺夫斯基，从前谣传他已经在七月的战斗中牺牲，但现在他却从死人堆中活过来了。他说道：
“士兵群众不再信任他们的军官了。甚至军队委员会也背叛了我们，他们拒绝召开我们的苏维埃会议。……士兵群众要求立宪会议能在预定的日期准时举行，谁敢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谁就要受到诅咒——并且那还不仅是空洞的诅咒，因为我们军队手中还拿着枪呢。……”
他说到目前正在第五军中狂热进行着的立宪会议的竞选活动。“那些军官，尤其是那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打击布尔什维克。他们不让我们的报纸在战壕中流传，他们逮捕我们的宣传员——”
这时另外一个士兵喊道：“你为什么不说说缺乏面包的情形？”丘德诺夫斯基严正地答道：“人不是单靠面包过活的！”
接着丘德诺夫斯基讲话的是一个军官，他是维特布斯克苏维埃的代表，是个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他说道：“问题倒不在于谁来掌握政权。麻烦也不在于政府，而在于战争……必须先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然后才可以谈任何改革——”这时人们用讥笑的声音喝倒采。他接着又说：“那些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员都是些哗众取宠的煽动家！”于是全场哄堂大笑。“让我们暂时忘掉阶级斗争吧——”人们再也不让他说下去了。这时会场上有人吼道：“别大白天做梦了！”
在这些日子里，彼得格勒呈现出一派奇异的景象。在工厂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堆满着一捆捆的步枪。通讯员来来去去，“赤卫队”在操练。……在所有的军营里，每夜都举行会议，整天进行着滔滔不绝的热烈的辩论。在街道上每到黄昏时分就密集着人群，他们象翻翻滚滚的浪潮一样，缓缓地沿着涅瓦大街上下移动。抢着买报纸。……拦路抢劫的案子增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只要走到偏僻一点的街巷里就有危险了。……有一天下午，我在花园街看见几百个乌合之众把一个偷东西的士兵殴打至死。……冻得发抖的妇女们排在长队里，守上许多个漫长的寒风刺骨的时辰，等着买点面包和牛奶。一些诡秘的人在她们身边散布谣言，说犹太人把粮食囤积起来了，并且说当人民挨饿的时候，苏维埃的委员们却在大吃大喝。……
在斯莫尔尼学院，大门口和里门上都站着严密的岗哨，要求每一个人出示通行证。那些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整天整夜都在发出嗡嗡营营的嘈杂声，成百成千的士兵和工人只要能找到空地方，随即躺在地板上睡觉。楼上那间宏伟的大厅里挤满着上千的人，在参加那喧声震天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大会。……
从薄暮直到黎明，赌场里都在疯狂地进行着赌博，赌徒们狂饮着香槟酒，赌注高达两万卢布。在晚上，妓女们戴着珠宝首饰，穿着珍贵的皮大衣，在市中心区遛来遛去，挤在咖啡馆里……
保皇党在暗算，德国间谍在活动，投机商和走私犯在策划着各种阴谋诡计……
在灰色的天幕下，在凄风苦雨中，这伟大的动荡着的彼得格勒城正在更快更快地向前飞奔——它将奔向何处去呢？
[A]
见前面《注释和说明》。
[B]他们是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者中革命的国际主义派。因为他们参加过1915年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得城所举行的国际代表会议，所以被称为齐美尔瓦尔得派。
[C]安鲁德·博纳·劳（1858-1923年）英国资产阶级政客。曾先后任大臣和首相等职。1917年时，他任战时内阁阁员，财政大臣，下议院领袖。－译者
[D]
又名中央拉达，是1917－1918年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权机构。—译者
[E]
关于这段历史事实的校正，见《附录》本章注第11。——原编者
[F]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0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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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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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背景
在1917年9月的末尾，有一位外籍的社会学教授访问俄国，到彼得格勒来看我。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告诉他，说革命正在缓和下去。那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论述这件事，然后旅行全国，访问工业城市和农村—在那些地方，真使他惊奇，革命似乎正在加速前进。在工人和农民中间，经常听到谈论“一切土地归农民，一切工厂归工人”。如果那位教授去访问前线，那他就会听到全军都在谈论着和平。……
那位教授感到迷惑不解，但他毋须如此，因为两方面的观察都是对的。有产阶级正在变得愈来愈保守，而人民群众则愈来愈激进了，
在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中都普遍地有一种情绪，认为革命已经进行得够远了而且延续得太久了，应该安定下来了。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温和的”社会主义团体，拥护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护国派”[1]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都怀有这种情绪。
在10月27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官方机关报就说道：
“……革命的戏剧有两幕：即破坏旧的体制和创建新的体制。第一幕已经拖得够长了。现在是进入到第二幕的时候了，并且要尽可能快地把它演出来。正如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所说的那样：“朋友们，让我们赶快来结束这场革命吧。谁要把革命延续得太久，谁就享受不到胜利的果实。……”
然而，在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中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革命的“第一幕”还没有结束。在前线上，军队委员会经常与那些不惯于把士兵当人看待的军官们发生冲突；在后方，那些由农民选举出来的土地委员会因为试图执行政府关于土地的法规而遭受监禁；工厂里的工人们[2]为反对黑名单和关厂而斗争。不仅如此，还有那些正在归来的政治流亡者被当做“不良的”公民而不准回国；在某些情况下，从国外已回到家乡的人还因为在
1905年所犯的革命案件而受到迫害，被捕下狱。
对于这些多种多样的人民群众的不满，“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总是只有一个回答：等待那订于12月间召开的立宪会议吧。不过，群众对于这个回答是不满意的。召开立宪会议固然很好，但有几件确定的事却必须做到。为了实现这几件事，曾经酿成了俄国革命；为了实现这几件事，革命的先烈们葬身在马尔斯广场荒凉的兄弟冢里。不管有没有立宪会议，人民群众必须实现和平、土地和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立宪会议曾经一再延宕——可能还要再延期，直等到人民群众平静到一定的程度——也许要等群众的要求缓和时再召开！无论如何，革命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之久，还几乎看不出来要搞到什么时候。……
在此期间，士兵们直截了当地来开始解决和平问题；农民们焚毁了地主老爷们的庄园，接管了大地产，工人们实行破坏并举行罢工。……当然，企业家、地主和军官出于本性地要施尽他们的一切鬼蜮伎俩，反对对群众作任何民主性的让步。……
临时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时而进行一些虚应故事的改革，时而采取严峻的高压措施。社会主义者的劳动部部长发布了一道法令，命令所有的工人委员会此后只能在工余时间内开会。在前线的部队中，反对党的“鼓动家”被逮捕，激进的报纸被封闭，而对革命的宣传员则处以极刑。临时政府屡次想解除赤卫队的武装，哥萨克兵被派到各省去维持秩序。……
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及其参加内阁的领袖们都拥护临时政府的措施，他们认为有必要与有产阶级合作。人民群众很快就唾弃了他们，而转到布尔什维克这边来，因为布尔什维克坚决主张实现和平、土地和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以及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府。在1917年9月，事情发展到爆发危机的地步。克伦斯基和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违反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舆情，同有产阶级成立联合政府；结果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从此就永远失掉了人民群众的信任。
大约在10月中旬，《工人之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者部长们》[3]的文章，表现出人民群众反对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情绪：
“这里是一张他们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成绩单：
策烈铁里：在波洛夫采夫将军的协助下，解除了工人的武装，‘扼杀’革命士兵的活动，并批准在军队中施用死刑。
斯柯别列夫：起初是说要对资本家的利润征税百分之一百，而最后却企图解散各工厂的工人委员会。
阿夫克森齐也夫：把数百名农民和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关进监狱，封闭了几十种工人和士兵的报纸。
切尔诺夫：签署‘帝国’诏谕，勒令解散芬兰的议会。
萨文柯夫：公开和科尔尼洛夫将军结成联盟。如果说这位国家的救星没有能够把彼得格勒出卖给敌人，那只是由于一些他所不能控制的原因，使其无法得逞罢了。
扎鲁德尼：得到阿列克辛斯基和克伦斯基的许可，把一些最优秀的革命工人、士兵和水兵投入狱中。
尼基廷：作为一个卑鄙的警探而活动着，与铁路工人为敌。
克伦斯基：关于他，我们最好还是不说什么。他那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成绩单是太长了。……”
波罗的海舰队的代表们在赫尔辛福斯举行大会，通过了一项议决案，开头便说：
“我们要求立即从临时政府的行列中清除那位‘社会主义者’、政治冒险家克伦斯基。因为他正在替资产阶级进行无耻的政治讹诈，来污蔑并破坏这场伟大的革命和革命的人民群众。……”
所有这一切事态的直接结果，便是布尔什维克的兴起。……
1917年3月，工人和士兵以狂澜怒潮之势猛扑塔夫利达宫，强迫那犹豫不决的国家杜马执掌俄罗斯的最高权力。从那时候起，正是人民群众，即工人、士兵和农民，决定了革命进程中的每一个转折。他们推翻了米留可夫内阁；正是他们的苏维埃向全世界宣布了俄罗斯的议和条件——“不割地，不赔款和民族自决的权利”；而在7月间，又正是这些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无产者群众的自发起义，再度袭击塔夫利达宫，要求由苏维埃来掌握俄罗斯的政权。
当时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不大的政治派别，他们领导了这个运动。由于起义不幸失败，舆论转而责难他们，而他们那些失掉了领导的群众也就潜回到维堡区，那是彼得格勒的圣安东区[A]。接着就是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疯狂的搜捕，成百成千的人被关进监狱，其中有托洛茨基、柯仑泰夫人和加米涅夫；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转入地下免被审判；布尔什维克的报纸遭到查封。挑衅者和反动派声嘶力竭地大吵大嚷，硬说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间谍，想使全世界的人都相信这种谰言。
然而，临时政府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持这种指控。那些用来证明布尔什维克勾结德国的文件，结果被发现都是假造的[B]；于是，
那些布尔什维克就不经过审判，一个个地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在名义上交保或者连那一套都不要，最后只有六个人仍在狱中。那反复无常的临时政府的庸碌无能和优柔寡断，是一项无人可以否认的事实。布尔什维克再度提出那个人民群众听来是如此亲切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他们并非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因为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还是那班“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死对头。
但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布尔什维克代表了工人、士兵和农民那种纯真而简单的愿望，并且据此来制定他们当前的纲领。于是，当那些护国派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自己纠缠在与资产阶级的妥协中时，布尔什维克迅即掌握了群众。在7月间，他们还是被搜捕、被轻视的；然而到了9月间，大城市的工人，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以及陆军士兵，就几乎完全被争取到他们这边来了。9月间各大城市的市选举[4]具有重大的意义；选举的结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仅占当选人数的百分之十八，而他们在6月间所占的比例却是百分之七十强。……
还有一个现象会使外国的观察家感到迷惑不解：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军队委员会和中央舰队委员会[C]以及某些职工会（最显著的如邮电工人和铁路工人职工会）的中央委员会，都曾经非常强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原来那些中央委员会都是在1917年仲夏或甚至更早的时候选出的，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有很多拥护者。现在他们竭力拖延或阻止任何新的选举，于是，按照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组织法规，应该在9月间召开全俄代表大会；然而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却不愿意召集那个大会，认为那距离立宪会议的会期只有两个月，可以不必开了。他们暗示说，到了那时候，苏维埃就要让位了。但在同时，布尔什维克正在全国各地的苏维埃中，各种职工会的分会中，以及陆军士兵和水兵的行列中逐一获得优势。由于在落后的农业地区，农民的政治觉悟发展得比较慢，而社会革命党又是多年来一直在农民中进行政治鼓动的党，所以农民苏维埃还是保守的。……不过即使是在农民里面，也正在形成革命的一翼。这种倾向在10月间就显示得很清楚，当时社会革命党的左派分裂了出来，另行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派，即左派社会革命党。
同时，到处都还有迹象，说明反动势力跃跃欲试[5]。例如，在彼得格勒的特洛易茨基滑稽戏院里，有一出叫做《沙皇之罪恶》的讽刺剧在上演时被一群保皇党人所中断。他们以“侮辱皇上”的罪名，威胁着要对那些演员施以私刑。而某些报纸则开始发出感叹，希望能出现一位“俄国的拿破仑”。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经常有人污蔑地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称为“狗代表苏维埃”。
在10月15日那一天，我与俄国的一个大资本家李安诺索夫作了一次谈话。李安诺索夫被称为“俄国的洛克菲勒”，他在政治信仰上是一个立宪民主党人。
他说道：“革命是一种疾病。或早或迟，外国一定要来干涉我们的事务，就象医生要来强行医治一个病儿，教他如何走路一样。当然，这样做是有点不适当的，但各国必须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诸如‘无产阶级专政’、‘世界社会革命’等具有传染性的思想对于它们本国的危险。……现在有一个机会，也许可以毋须引用这种外力的干涉。那就是运输系统已经瓦解，工厂正在关闭，而德国人正在长驱直入。也许饥饿和军事失败会使俄国人民恢复他们的理智……”
李安诺索夫先生着重说明他的意见，认为无论局势如何，企业家和商人决不能允许工厂委员会的存在，也决不能让工人参加管理生产。
“至于那些布尔什维克，他们将被下列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所消灭掉：政府可以撤出彼得格勒，然后再宣布戒严状态，那末，军区司令官就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恣意地来收拾那些家伙。……或者，譬如说吧，要是立宪会议显露出任何‘乌托邦’的倾向，那末就可以用武力把它解散掉。……”
冬天来临了——那可怕的俄罗斯的严冬。我听到企业家们这样谈论：“冬天经常是俄罗斯最好的朋友。现在，也许冬天会使我们免遭革命之殃了。”在那天寒地冻的前线上，饥寒交迫的军队继续在挨饿、死亡，没有一点作战情绪。铁路运输在解体，食物的供应在减少，工厂在关门。忍无可忍的人民群众发出了怒吼，说资产阶级正在破坏人民的生活，并且正在造成前线上的失败。科尔尼洛夫将军公开地说：“难道我们必须以放弃里加城作为代价，来唤起国人的责任心吗？”紧接着这句话之后，里加城就被放弃了。
阶级斗争会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对于美国人说来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不过，我曾经亲自在北部前线上遇见一些军官，他们坦率地说，宁愿遭受军事上的失败也不与士兵委员会合作。立宪民主党的彼得格勒支部书记告诉我，国家经济生活的解体，就是使革命信誉扫地的方法之一。有一位协约国的外交官，他的名字我曾经答应不予披露，也以他自己所得到的情报肯定了这件事。我知道，在哈尔科夫附近的一些煤矿，是被它们的业主纵火、灌水破坏掉的；在莫斯科的一些纺织厂，它们的工程师在离去时把机器弄坏；铁路上的官员破坏火车头，当场被工人们捉住了。……
有产阶级中的一大部分人都宁愿要德国人而不要革命，甚至宁愿要德国人而不要临时政府，而且他们是毫不犹豫地这样说的。在我所寄寓的一家俄国人的屋子里，餐桌上谈话的主题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说到德国人的来临会带来“法律和秩序”。……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莫斯科商人的家里作客；当吃茶的时候，我们问在座的十一个人，在“德皇威廉或布尔什维克”二者之中何所取舍。表决的结果是十对一，宁愿要德皇威廉。
投机商人趁普遍混乱之机大发横财，把那些钱花在奢侈无度的狂宴中，或用以贿赂临时政府的官吏。食物和燃料被囤积了起来，或者被秘密地运出国外，送到瑞典去。例如，在革命的头四个月中，就有人几乎是公开地洗劫那巨大的彼得格勒市仓库中所储备的粮食，直到后来，两年的谷物储备竟减少到还不够供给全城居民一个月的食用。……根据临时政府最后一任粮食部长的官方报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咖啡以两个卢布一磅的价格批发出售；而在彼得格勒，消费者却须花十三个卢布才买到一磅咖啡。所有大城市的商店里都囤积着大批的食物和衣服，但只有富人们才买得起，
在一个外省的城市里，我知道有一个商人的家庭全家都做了投机商人。俄国人把投机商人叫做“maradior”意为匪徒，吃死尸的恶鬼。那一家有三个儿子，都以贿赂的门道逃避了兵役。一个儿子在粮食市场上投机倒把。另一个儿子把从连纳矿区非法得来的黄金卖给在芬兰的那些来历不明的行帮。第三个儿子在一家制造巧克力糖的工厂中拥有垄断利润，他以巧克力糖供应当地的合作社，而以合作社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品为条件。所以，当人民群众只能用他们的面包券得到四分之一磅的黑面包时，他却享有大量的白面包、糖、茶、糖果，蛋糕和牛油……。可是，当前线上的士兵们因为寒冷、饥饿、精疲力竭而不能再战时，那一家人却怎样气忿地骂他们为“懦夫！”说他们“作为俄国人是怎样地可耻”呵！……而最后，当布尔什维克发现了并且征用了那大批囤积着的物资时，那一家人又把他们看做是何等蛮横的“强盗”呵！
在所有这一切腐朽的外表下面，活动着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黑暗势力。自从沙皇尼古拉二世倒台以来，那些黑暗势力并无改变。他们仍旧是处于秘密状态中，并且很活跃。那臭名昭著的暗探局的特务们仍旧在横行霸道，他们可以拥护沙皇或反对沙皇，可以拥护克伦斯基或反对克伦斯基——只看谁肯出钱。……在暗地里，各色各样的地下组织，如黑帮之类，正忙着企图在某种形式下恢复反动的政权。
然而，在这腐败不堪、谣言蜂起的气氛中，有一个清晰的声音一天一天响亮了起来，那便是布尔什维克所发出的沉雄有力的呼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全部政权归千百万普通工人、士兵、农民所直接选举出来的代表。土地，面包，结束那毫无意义的战争，结束秘密外交，打倒投机，打倒卖国行为。……革命在危殆中，它的成败关系着全世界人民的命运！”
那早在3月初旬即已开始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苏维埃与临时政府之间的斗争，这时快要发展到顶点了。俄罗斯已经从中世纪一步跃入二十世纪，它在决死的战斗中向那震恐的世界昭示了两种方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经历了所有那些饥饿和失望的岁月之后，俄国革命显示出何等磅礴的生命力呵！资产阶级真应当多懂得它的俄罗斯一些。革命这种“疾病”将不需很长的时间就会在俄国自然地发展起来。……
回顾起来，十一月起义以前的俄罗斯似乎是属于另一个时代，那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地保守。俄国的政治生活在全面地向左转，因此，我们的确也就很快地适应这种更新的、变化更快的生活。局势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立宪民主党人被视为“人民公敌”而被宣布为非法；克伦斯基成了“反革命分子”；那些“中间派”的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如策烈铁里、唐恩、李伯尔、郭茨、阿夫克森齐也夫，对他们的追随者说来都嫌太反动了；而象切尔诺夫之流的人，甚至马克西姆·高尔基，都属于右派了。……
大约在1917年1月的中旬，一伙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对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作了一次私人性质的拜访，并且恳求他不要说出他们曾经到过那边，因为他们是“被认为太右了”。
乔治爵士说道：“想想看，在一年以前，本国政府还训令我不要接见米留可夫，因为他是那样地左得可怕呢！”
在俄罗斯，特别是在彼得格勒，9月和10月是一年中气候最为恶劣的月份。在那阴沉的、灰白色的天穹下，白天的时间日益缩短，大雨下个不停。脚下的泥泞很深，既粘且滑，到处都布满着重靴的足印。由于市政管理制度完全解体，这种情形就比平常更糟了。凄厉的湿风从芬兰湾刮进来，阴寒的浓雾翻翻滚滚地卷过街市。在夜晚，因为提倡节约，并且害怕德国的齐百林飞船来袭击，所以街灯很少而且间隔很远；在私人住宅和公寓房屋里，从下午六点钟到午夜有电灯，一支蜡烛要卖四角钱，煤油少得可怜。从下午三点钟到早晨十点钟全是一片黑暗。盗案和破户抢劫的事日有增加。在公寓房屋里，男子汉荷枪实弹，轮流地通宵值班。这便是在临时政府统治下的实况。
食物一星期一星期地越来越少了。每天的面包分配量从一磅半减为一磅，后来更减为四分之三磅，半磅，四分之一磅。而到最后，有一个星期根本就没有半点面包。糖如果可以买到的话，每人每月限购两磅，但一般是买不到的。一块巧克力糖或一磅粗劣的糖果，到处的售价都在七个卢布至十个卢布——那至少是合美元一元。市内约有半数的婴儿可以喝到牛奶；但大部分的旅馆和私人住宅有好几个月根本就没有牛奶。在水果上市的季节，街头上的苹果和梨差不多要卖到一卢布一个。……
为了能买到牛奶、面包、糖和烟草，人们必须冒着凄风苦雨排成长队，站立很长的时间。有一次，我在通宵开会后回寓所，途中看见那长队在黎明之前就已经开始排列起来，那里面大多数都是妇女，有些人手中还抱着婴儿。……卡莱尔[D]在其所著的《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曾经说法国人以其排队的本领而高于一切其他的民族。不过俄罗斯人对于这种事倒是司空见惯了。早在1915年，当“上帝所保佑的尼古拉二世”在位时，俄罗斯人就开始站长队。从那时候起，这种事或断或续地一直延续了下来，而到了1917年的夏天，就被固定为一种正常的生活秩序。想想那些衣衫单薄、在俄罗斯的严冬中整天整夜站在那冰冷的彼得格勒街道上的人们罢！我曾经夹杂在那面包行列中谛听，听到那从俄罗斯人民异乎寻常的善良天性中所不时迸发出来的咬牙切齿的怨声。……
当然，所有的戏院每晚都有演出，星期天也不例外。卡尔莎维娜在玛丽亚剧场演出一出新的芭蕾舞剧，所有热爱芭蕾舞的俄罗斯人都来观赏她。夏里亚平也在演唱。在亚力山大剧院，重新上演了美耶霍德导演的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的作品《伊万雷帝之死》；而在那一次的演出中，我记得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皇家贵胄军官学校的学员，在换幕时毕恭毕敬地起立，对着那空空如也的、连那双头鹰的帝徽都被抹掉了的沙皇专用包厢致敬……“哈哈镜”剧院上演着施尼茨勒所写的场面极为豪华的《圆舞》。
尽管古物珍藏馆以及其它的一些绘画陈列馆都已经撤往莫斯科，彼得格勒每星期还是要举行画展。那些女性的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地去听那些关于艺术、文学和简明哲学的演讲。这是一个神智学家特别活跃的时期。那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被允许到俄国来活动的救世军，在墙上张贴着召开布道会的广告，使俄国的观众感到有趣而又惊奇。……
在所有这样的时日里，市内小型的社交活动仍在进行，尽可能地把革命置若罔闻。诗人们吟风弄月——却不写关于革命的诗。写实主义的画家们描绘中世纪俄国历史上的场面——就是不涉及革命。妙龄的姑娘们从各省到首都来学习法文和练嗓子。而那些寻欢作乐的、年轻漂亮的军官们戴着绣金的深红色的风帽，佩着精致的高加索刀剑，在旅馆的客厅里转来转去。小京官的夫人们交互地在午后举行茶会，把她所有的每一只金的、银的、镶着珠宝的糖盒子都摆出来，而在她的皮手笼里却只有半个面包。她们所谈论的话题，无非是希望沙皇能够复位，或者德国人会打进来，或者任何能够解决仆役问题的事。……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有一天下午回家时简直气疯了，因为女电车售票员喊了她一声“同志！”
然而，在这一班人的周围，伟大的俄罗斯是处于分娩之前的阵痛中，正在生育出一个新的世界。那些通常被当做牛马一样看待而且薪金比什么都低的仆役，现在也逐渐得以自主了。一双靴子要卖一百多个卢布，而仆役们每月的平均工资却只有三十五个卢布左右，于是他们就拒绝去排队，以免磨破了他们的靴子。但更重要的是：在新俄罗斯，每一个男子和妇女都得到投票权；有工人阶级的报纸，报道着新鲜而又令人振奋的事；有了苏维埃；也有了职工会。马车夫也有一个职工会，他们有代表参加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侍者和旅馆里的仆役都组织了起来，拒绝收小账。他们在饭店的墙壁上贴着这样的条子：“此处不收小账——”，或“不能因为有人必须靠当餐厅侍者来生活，就用赏小账来侮辱他！”
在前线上，士兵们与军官展开了斗争，并且通过他们的委员会学会了自治。在工厂里，那为俄罗斯人所特有的组织——工厂委员会[E]，在与旧秩序的搏斗中获得了经验和力量，并且实现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全体的俄罗斯人民都在学着读书，并在读着政治，经济、历史，因为人民想要了解情况。……在每一个城市，在绝大多数的市镇，在前线上，每一个党派都有它自己的报纸，有时甚至有几种报纸。数以千计的团体，把成千成万的小册子分发到军队、农村、工厂、街道里去。人民群众那种被压制得这样久的对于教育的渴望，随着革命的爆发而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在革命的头六个月里，单单从斯莫尔尼学院一处，每天就运出数以吨计的、满卡车、满火车的文件，充塞了全国。俄罗斯人民吸收读物，就象赤热的沙漠吸收水分一样，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而且，那些读物并不是什么荒诞的神话、伪造的历史、枯燥无味的宗教书籍或毒害人心的廉价小说，而是社会经济的理论、哲学和托尔斯泰、果戈里、高尔基等的作品。
还有那滔滔不绝的言词，和它比较起来，那为卡莱尔所形容过的“法国大革命时洪水般的演说”只不过是涓涓细流罢了。在剧院、马戏场、课堂、俱乐部，苏维埃的会议室、职工会总部以及兵营里，到处都在进行着报告、辩论和演讲。……在前线的战壕中，在农村的谷场上，在工厂里，到处都在举行会议。……看到普梯洛夫工厂中涌出四万人来听演讲，那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呵！他们在听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或任何人讲话，不管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只要他们愿意说，他们就听。好多个月以来，在彼得格勒以及俄罗斯全国各地，每一个街头巷尾就是一座公共讲坛。在火车上，在电车上，往往临时发生大辩论，到处都是如此。……
那些各种各样的全国性的会议和代表大会把横跨欧亚两洲的人们聚集在一堂。这时有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合作社的代表大会、地方自治局[F]的代表大会、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大会、僧侣的代表大会、农民的代表大会、各个政党的代表大会；还有全俄民主会议、莫斯科国事会议、以及俄罗斯共和国会议。在彼得格勒，经常有三四个代表大会同时在开会。在每一个会议上，所有想限制发言时间的企图都被否决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畅所欲言……
我们访问过里加城后面第十二军的前线阵地。在那里，一些形容憔悴、脚上没有靴子的士兵已经厌倦于绝望的战壕泥泞生活，然而他们一看到我们却跳跃了起来。他们的脸色疲惫不堪，他们的肌肤透过那破碎的衣裳显得冻紫了，可是却急切地询问道：“你们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给我们读读？”
那些表面上看得到的表示政体改变的标志是很多的。在亚力山大剧院前面有一座叶卡特林娜女王的雕像，它手中擎着一面小红旗，而所有的公共建筑物上也都飘扬着红旗（已经有点褪色了）；帝俄时代的花体字帝徽和鹰徽或者已经被拆毁，或者已经被遮盖起来；而代替那班凶恶的巡警来巡逻街道的，是一些态度温和、不带武器的民兵。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不合时宜的事在发生。
例如，彼得大帝所颁布的“官阶表”——那是他用铁腕来钳制俄罗斯的东西，这时仍旧被遵行着。从学龄儿童起，几乎每一个人都穿着那适合其社会身分的制服，钮扣上和肩章上饰有沙皇的鹰徽。在每天下午五点钟左右，满街都是那些穿着制服、夹着公文包的降服过来的老公务员，从那宽敞的、象军营一样的部会或政府机关公毕回家。他们心中在盘算着：也许在他们的上司之中有一大批人就要死了，那便会使他们提升到八等文官或三等文官等令人馋涎欲滴的官阶，将来退休后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养老金，而且还可能获得圣·安娜十字勋章呢。……
这是枢密官索科洛夫的故事：在革命高潮之际，他有一天穿着日常的便服到枢密院来开会，结果被挡驾在门外，因为他没有穿上沙皇官员规定的制服！
就在这举国沸腾、旧社会土崩瓦解的背景上，展开了俄罗斯人民群众那种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场面。
[A]
圣安东区是巴黎劳动人民最集中的一个区。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闻，圣安东区的劳动人民表现了英勇卓绝的斗争精神。—译者
[B]
这就是那臭名昭著的“西桑文件”中的一部分。（西桑是美国的反动记者，他伪造了一批文件，在美国发表，恶毒地污蔑布尔什维克党人。－译者）
[C]
见前面的《注释和说明》。
[D]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是英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E]
见前面《注释和说明》
[F]
见前面《注释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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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和说明<!--.title_page{/*题目样式*/font-size:24pt;font-family:"宋体";color:#000000;font-weight:bold;}.content{/*内容样式*/font-size:12pt;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9{font-size:9pt}.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b1{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2{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h1{margin-right:0cm;margin-left:0cm;font-size:24.0pt;font-family:宋体;}span.MsoFootnoteReference{vertical-align:super}-->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注释和说明俄罗斯的组织——各色各样的政治团体、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杜马以及职工会，名目繁多，将使普通读者觉得眼花缭乱。因为这个缘故，我在这里作一些简短的定义和说明。政党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在彼得格勒有十七个政党提出候选人名单，而在某些省区的城市里，这样的名单则多至四十份。但我们在下面所摘要说明其目的和组织的政党，仅限于在本书中所提到的那些团体和派别。而且，我们也只能略举其政纲的要点以及其选民的一般特点。（一）各色各样的保皇党、十月党人等：这些曾经煊赫一时的党派，此刻已不再公开存在了。它们或者是转入地下活动，或者是有些成员参加到立宪民主党里面去，因为立宪民主党已经逐步转而拥护它们的政纲了。本书中所提到的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罗将柯和叔尔根。（二）立宪民主党：简称“卡狄特”，是俄文立宪民主党首字母的缩略词。它的正式名称是“人民自由党”。在沙皇统治时期，立宪民主党系由有产阶级中的自由派所组成，是一个主张政治改革的大党，约相当于美国的进步党。当革命在1917年3月爆发时，立宪民主党组织了第一届临时政府。由于立宪民主党内阁宣布赞成协约国的帝国主义作战目的，其中包括沙皇政府的帝国主义作战目的，它在4月间就被推翻了。随着革命愈来愈明确地具有社会经济革命的性质，它就变得愈来愈保守了。在本书中，它的代表人物是米留可夫，维纳维尔和沙茨基。（附二）社会活动家社：在立宪民主党因为与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有关而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以后，社会活动家社在莫斯科成立。在那最后一届的克伦斯基内阁里，它的代表们曾被任命为部长。尽管这个团体的精神领袖有罗将柯和叔尔根之流的人，然而它却声明它是无党无派的。这个团体系由比较“现代化的”银行家、富商大贾和工业家所组成，他们相当聪明，知道必须利用他们自己的武器——经济机构进行战斗。这个团体的典型人物是李安诺索夫和柯诺瓦洛夫。（三）人民社会主义者或劳动团分子：就人数上说来，它是一个小党，系由一些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合作社的领导人和保守的农民所组成。人民社会主义者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却是维护小资产阶级（小官吏、小店主等）的利益。追溯起来，他们是劳动团在那大部分由农民代表所组成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中所一贯奉行的妥协政策的继承者。当1917年的三月革命爆发时，克伦斯基就是劳动团在国家杜马中的领袖。人民社会主义者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他们在本书中的代表人物是彼舍霍诺夫和柴可夫斯基。（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1903年所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这个党因为策略问题的争论而分裂为两派——多数派和少数派。从这里产生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党员）和孟什维克（少数派党员）这两个名称。后来这两派成为两个各自独立的政党，但两者都自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且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少数；直到1917年9月，他们才重新成为多数。（a）孟什维克：这个政党包括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社会必须通过自然演进达到社会主义，并且认为工人阶级必须首先获得政权。孟什维克也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它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党，这就意味着：因为一切教育手段都是操在有产阶级手里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受到那种教育的感染，也就站在有产阶级那一边了。本书中提到他们的领袖人物有唐恩、李伯尔、策烈铁里。（b）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他们是孟什维克里面的激进派，是国际主义者，反对与有产阶级进行任何合作；然而，他们却不愿意和那班保守的孟什维克决裂，并且反对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的工人阶级专政。托洛茨基曾经长期地是这个团体的一员。他们的领袖人物还有马尔托夫、马尔提诺夫。（c）布尔什维克：他们现在称自己的党为共产党，以着重表示他们已经与“温和的”或“议会派的”社会主义传统完全决裂。那种“温和的”或“议会派的”社会主义，是在孟什维克中和各国所谓多数派的社会主义者中占有优势的。布尔什维克主张立即进行无产阶级起义，夺取国家政权，用强力接收工业、土地、自然资源和金融机构的办法，以加速社会主义的来临。这个政党主要地是代表产业工人的愿望，然而同时也代表绝大部分贫苦农民的愿望。“布尔什维克”这个名称不能翻译为“最高纲领派”，最高纲领派是另一个团体（见第五项b）。他们的领袖人物有列宁，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d）统一社会民主派——国际主义者：这个团体也叫做新生活派，是因为它那很有影响的机关报《新生活》而得名的。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小集团，除了其领袖马克西姆·高尔基个人的信徒以外，在工人阶级中也有很小的一部分追随者。他们是些知识分子，其政纲几乎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完全相同。不过，新生活派却拒绝和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联系在一起。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然而却继续留在苏维埃政府中工作。在本书中提到的其他代表人物是阿维洛夫和克拉马洛夫。（e）统一派：这是一个很小的而且日渐凋零下去的团体，几乎完全是普列汉诺夫的个人信徒。普列汉诺夫原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并且是那个运动中的最伟大的理论家。不过这时普列汉诺夫已经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人，一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即使孟什维克也嫌他太保守了。在布尔什维克举行政变以后，统一派就销声匿迹了。（五）社会革命党：这个政党简称“爱塞尔”，是俄文名字首字母的缩略。原先，它是农民的革命政党，是“战斗组织”——恐怖主义者的政党。在三月革命之后，有许多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参加了它的组织。那时它只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而给地主以某种方式的补偿。后来，农民的革命情绪日益昂扬，才迫使“爱塞尔”放弃那个“补偿”的条款。1917年的秋天，那些比较年轻和比较激烈的知识分子从该党的主体里面分离出来，另行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即左派社会革命党。随后，“爱塞尔”就被激进团体称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孟什维克的政治态度，并且与孟什维克一致行动。最后，他们终于只代表那些比较富裕的农民、知识分子以及边远农业地区在政治上无知的居民。不过，他们内部也有各色各样关于政治的、经济的意见分歧，那比孟什维克内部的意见分歧更来得大。本书中所提到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有阿夫克森齐也夫、郭茨、克伦斯基、切尔诺夫和绰号“老祖母”的布列什科夫斯卡娅。（a）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赞成布尔什维克关于工人阶级专政的政纲，但最初并不愿追随布尔什维克无情的策略。不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却继续留在苏维埃政府里面，担任部长的职务，特别是农业部部长的职务。他们曾经有好几次退出政府，但总是又回来了。由于愈来愈多的农民脱离右派社会革命党的行列，转而参加左派社会革命党，于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就成为拥护苏维埃政府的农民的大党。它主张毫无补偿地没收大地产，交给农民自己去支配。他们的领袖人物有斯皮里多诺娃、卡列林、卡姆柯夫、卡拉加也夫。（b）最高纲领派：这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时从社会革命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支派。当时它代表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要求立即实施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此刻它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农民无政府主义者的集团。议事程序俄罗斯的各种会议和大会，是按照欧洲大陆各国的方式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来组织的。通常第一步是选举办事人员和主席团。主席团是一个主持会议的委员会，系由出席会议的政党和团体按照其成员数比例选出的代表所组成。主席团安排议事日程，其成员可应主席的邀请担任会议的临时主席。每一个问题总是先做一个一般性的报告，然后展开辩论。辩论后各党各派就提出自己的决议，每一决议分别地进行表决。议事日程可能而且常常是在头半个小时内就被完全打乱。只要提出“紧急动议”（会众几乎总是允许这种动议的），会场中任何人都可以站起来对任何问题发表任何意见。会众控制着会场。实际上，主席的唯一职能就是摇动着那只小铃以维持秩序，并认可由谁发言。大会所有的实际工作，几乎都是在各个政党和团体的核心会议中完成的。那些政党和团体，通常总是由其在会场上的领导人为代表，作为一个整体来投票的。结果便是：每遇到一个新的重要问题，或进行表决时，大会总是休会片刻，让各党各派去举行核心会议。会众是非常喧嚣的。他们对发言人或者是高声喝采，或者是加以诘难，完全打乱了主席团的计划。通常的喊声是：“请说下去呀！”“说得对呀！”“够了！”“打倒他！”“可耻”和“静一静！不要这样吵闹！”群众组织（一）苏维埃：苏维埃这个词的字义是“会议”。在沙皇统治时期。沙皇的国务会议就叫做国务苏维埃。但自从革命以来，苏维埃一词便与由工人阶级经济组织成员选举出来的某种形式的议会相联系，如工人代表苏维埃，士兵代表苏维埃，或农民代表苏维埃。所以，我限定把苏维埃这个词专用于这些团体。而当这个字在其他的地方出现时，则一律译为“会议”。除开俄罗斯的每个市、镇和村所选出的地方性苏维埃（而在大城市里面，则有区苏维埃）外，还有州苏维埃或省苏维埃，在首都设有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原名首字母缩略同的读音是“茨伊卡”（见以下“中央委员会”。）紧接着三月革命之后，几乎各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都迅速地联合在一起。然而，在讨论涉及其切身利益的特殊问题时，工人的代表和士兵的代表仍旧分别地举行会议。直到布尔什维克举行政变以后，农民代表苏维埃才参加到工兵苏维埃里面来。农民苏维埃在组织上也与工兵苏维埃一样，在首都设有全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二）职工会：虽然俄国的工会绝大部分是产业工人的组织，它们还是叫做职工会[1]。当布尔什维克革命之际，它们拥有三百万至四百万会员：这些职工会也组成全俄罗斯性的团体，相当于俄罗斯劳工联合会，它在首都设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工厂委员会：这是工厂里的工人乘革命使工厂管理机构崩溃之机，企图控制产业而建立的一种自发性组织。这种委员会以革命的行动来接收工厂，并加以管理。工厂委员会也有其全俄性的机构，在彼得格勒设有中央委员会，与职工会合作。（四）杜马：“杜马”一词的字义，粗略地说来就是“协商的机关”。旧的国家杜马，在三月革命之后还在民主化的形式下延续了六个月，最后在1917年9月无疾而终。本书中所说到的市杜马，是改组以后的市议会，常常被称为市自治机关。市杜马原系由直接的、秘密的投票所选出，而它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际却失掉了群众的拥护，其唯一的原因是：由于那些在经济集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的势力日益增长，结果所有这一类纯粹政治性的代表机关在群众中的影响就普遍低落下去了。（五）地方自治局：这个名词可以近似地译为“县议会”。在沙皇政体下，它是一种半政治性、半社会性的团体，几乎没有什么行政权力，大部分系由地主阶级出身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所建立和管理。它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农民中推行教育并提供社会服务。在战争期间，地方自治局逐渐把俄国军队全部的粮食和服装供应工作接管了过来，并且向外国购进物品，同时也在士兵中进行工作，大概相当于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军前线所做的工作。在三月革命之后，地方自治局被民主化了，目的在使之成为农业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不过和市杜马一样，它不能与苏维埃抗衡。（六）合作社：这都是工人和农民的消费合作组织。在三月革命之前，它们在全俄就拥有数百万社员。合作社运动是由自由主义者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建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团体并不予以支持，因为它是要以合作社运动来代替把生产资料和分配资料完全转归工人掌握。在三月革命之后，合作社迅速扩展，在那里面占优势的是人民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时为止，合作社总是作为一种保守的政治势力而发生作用的。然而，当那旧日的商业系统和运输系统瓦解时，用物资来供养俄罗斯的却正是这些合作社。（七）军队委员会：军队委员会由前线上的士兵所成立，是为了同旧军官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每一个连、团、旅、师和军都有自己的委员会，在它们之上选举出军队委员会。中央军队委员会与总参谋部合作。在革命时期，军队中的行政管理制度解体，于是大部分原先属于军需处的工作就落在军队委员会的肩上。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军队的指挥权亦由军队委员会掌握。（八）舰队委员会：这是海军里面的一种相当于军队委员会的组织。中央委员会在1917年的春天和夏天，各色各样的组织都在彼得格勒召开全俄代表大会。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职工会、工厂委员会、军队和舰队的委员会（此外还有陆军和海军各个部门的代表大会）、合作社、各少数民族等等，都有其全国性的代表大会。每个大会都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便在政府的所在地保卫其特殊的利益。由于临时政府日益软弱无能，这些中央委员会便不得不愈来愈多地担负起行政的权力。本书中所提到的那些最重要的中央委员会有：协会联合会：在1905年革命期间，米留可夫教授以及其他一些自由主义者建立了各种专业人员（律师，医生等等）的协会。这些协会在一个中央组织下联合起来，称为协会联合会。在190年，协会联合会曾经与革命民主派一起行动，然而在1917年，协会联合会却反对布尔什维克起义，并且把那些对苏维埃政权怠工的公务人员纠合在一起。茨伊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茨伊卡是名称首字母的缩略词。曾托洛伏罗特：这是中央舰队委员会的俄文简称。维克希尔：全俄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维克希尔是名称首字母的缩略词。其他团体赤卫队：这是俄国工厂工人的武装组织。最初，赤卫队是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的。在1917年3月，当城市里面需要有武力来维持秩序时，赤卫队乃再度挺身而出。当时赤卫队已经武装起来了，临时政府曾竭尽一切力量企图解除他们的武装，但总归无效。在革命期间，每遇到紧要关头，赤卫队总是出现在街头上。他们虽然缺乏训练和纪律，然而却充满着革命的激情。白卫队：这是资产阶级的义勇队，是在革命的最后阶段才出现的。白卫队是要维护私有财产，以抗拒布尔什维克废除财产私有的措施。他们之中有很多是大学生。帖金人：这就是军队中所谓的“野蛮师”，由中亚细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部落成员所组成，矢忠于科尔尼洛夫将军个人。帖金人是以其盲目服从和在作战时野蛮残忍著称的。敢死队：或者叫做“突击队”。人们都知道有个妇女敢死队，但此外还有许多由男子组成的敢死队。这些敢死队都是由克伦斯基在1917年的夏天建立的，目的是用英勇的榜样来加强军队的纪律和战斗意志。敢死队绝大多数是由极端的民族主义青年人所组成，他们大部分是有产阶级的子弟。军官联合会：这是军队中一些反动军官所成立的组织，目的在于从政治上反对军队委员会日益增长的权力。圣乔治骑士团：圣乔治的十字勋章，是用以奖励在战斗中有特殊功勋的人的。这种勋章的获得者，就自动地成为“圣乔治骑士”。在这个团体中占绝对优势的是些军国主义者。农民联合会：在1905年，农民联合会原为农民的革命组织。然而在1917年，农民联合会却蜕化为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政冶上的代表者，它反对农民代表苏维埃日益增长的权力和革命目的。纪时和拼音在这本书里，我全部用公历来代替原先的俄历。俄历比公历早十三天。在拼写俄文的人名、地名和术语时，我并不企图遵照什么科学的译音规则，但却力求给以准确的拼法，使说英语的读者能达到最简洁的近似的拼音。资料来源本书所用的资料，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我自己所作的笔记。不过，我也依靠我分门别类搜集起来的几百种代表各种倾问的俄文报纸。关于我所描写的那个时期每日所发生的事，那些报纸里面几乎都有记载。此外我还藏有一份英文报纸《俄罗斯每日新闻》和两份法文报纸——《俄罗斯新闻》和《协约国》。但价值远在那些报纸之上的则为设立在彼得格勒的法国新闻处每天所发布的《新闻公报》，那上面记载着一切重大的事件，并且转载着俄文报刊上所发表的演说和评论。我藏有一份自1917年春天直到1918年l月底出版的《新闻公报》，几乎是完整无缺的。除掉以上所说的资料以外，我还藏有自1917年9月中旬直到1918年1月底几乎所有那些张贴在彼得格勒街头上的宣言、法令和文告。同时，我还搜集了官方所发表的一切政府法令和命令，苏维埃政府所公布出来的帝俄与其他国家所订立的秘密条约以及其他的文件。那些秘密条约和文件，都是当布尔什维克接管外交部时发现的。[1]原文TradeUnion，中文通译为职工会或工会，但原意为行业工会。因为俄国工会同美国产业工人的工会组织有区别，故作者有这句解释。—译者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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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序言<!--.title_page{/*题目样式*/font-size:24pt;font-family:"宋体";color:#000000;font-weight:bold;}.content{/*内容样式*/font-size:12pt;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9{font-size:9pt}.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b1{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2{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h1{margin-right:0cm;margin-left:0cm;font-size:24.0pt;font-family:宋体;}span.MsoFootnoteReference{vertical-align:super}-->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著者序言这本书是写我亲眼所见的一段剧变的历史。它只是想给十一月革命[1]提供一个详细的报道。当十一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和士兵夺取了俄罗斯的国家政权，并且把它转交到苏维埃手里。当然，这本书大部分是描述首都兼起义中心的“红色彼得格勒”的实况。但读者必须知道：在彼得格勒所发生过的事，是以更为猛烈或较为缓和的强度，陆续在不同的时间内，几乎完全同样地在俄罗斯各地重演着的。这本书是我目前所正在写的几部著作中的第一部。在本书的取材方面，我必然限定自己只使用那些我所亲身观察到和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实录，以及那些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真实的记载。开头两章简略地摘要说明十一月革命的背景和原因。我知道这两章是难读的，但它们对于以下各章的理解却很必要。有许多问题会在读者头脑中产生。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政治机构？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十一月革命之前曾经为立宪会议而斗争，为什么他们后来又用武力把它解散掉？如果说资产阶级直到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变得十分明显以前还反对立宪会议，为什么他们后来又拥护它呢？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许多问题，在这里都不能解答。在我的另一部著作——《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中，我追述革命的进程，直到与德国媾和为止。在那部书里面，我解释了那些革命团体的起源和作用，人民情绪的演变，立宪会议的解散，苏维埃国家的组织机构，以及布列斯特和谈的经过和结果。……在讨论布尔什维克的兴起时，必须知道俄国的经济生活和俄国的军队并不是在1917年11月7日才解体的，而是远在许多岁月之前，从1915年即已开始的那一过程的必然结果。那些控制着沙皇宫廷的腐朽的反动分子，千方百计地从事于破坏俄国的工作，为的是要与德国单独媾和。前线上武器的缺乏，造成了1915年夏季的大退却；军队中以及各大城市中粮食的缺乏；1916年制造业和运输业的瓦解——所有这一切，我们现在才明白都是他们巨大破坏阴谋的一部分。那种破坏行为，刚好及时地被三月革命[2]阻止住了。在新政体成立后的头几个月，尽管有一些大革命时期的混乱，但当世界上一亿六千万受压迫最深的人民一旦获得了自由。国内情况和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都有所改进。不过，“蜜月”的时间是短促的。有产阶级仅仅要求一个政治革命，这个革命会把政权从沙皇手中拿过来交给他们自己。他们要求俄国能像法国或美国那样，成为立宪制的共和国；或者能像英国那样，成为立宪制的君主国。然而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却要求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工人和农民的民主政体。威廉·英格利希·华林[3]在其所著《俄罗斯的信息》（那是一部叙述1905年俄国革命的书）中，很精辟地描绘了那些后来几乎是全体一致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工人们的心理状态：“他们（劳动人民）看到：即使是在自由的政府之下，如果政权落在其他的社会阶级手里，那末他们可能还会继续挨饿。……“俄国的工人们是革命的，然而他们既不是粗暴的，也不是死背教条的，更不是缺乏智慧的。他们准备在街垒中去战斗，而且他们已经研究了这种战斗，并在全世界工人中独自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学会了这种战斗。他们准备并且甘愿同他们的压迫者资产阶级决一死战。但他们并没有忽视其他阶级的存在。他们仅仅是要弄清楚：在那日益逼近的决死的斗争里，那些其他的阶级是站在这一边呢还是站在那一边。……“他们（工人们）都同意，我们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比他们本国的政治制度更可取。然而，他们并不十分渴望把一个暴君换成另一个暴君（即资产阶级）。……“俄国的工人们成百上千地在莫斯科、里加、敖得萨被击毙，被处死，成千上万地被关在俄国各地的监狱里，被流放到沙漠地带和北极区里去，并不只是为了要换取像哥特菲尔德和克利波克里克[4]的工人们所享有的那点靠不住的权利呵。……”因此，在俄国对外战争的中途，政治革命发展为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的顶点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沙克先生是美国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俄国情报局”的局长，他在《俄罗斯民主制的诞生》一书中就这样说道：“布尔什维克组成了他们自己的内阁，以尼古拉·列宁为总理，列昂·托洛茨基为外交部长。几乎紧接着三月革命之后，他们掌握政权的不可避免性即日益显著。三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就是他们稳步成长的历史。……”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常常强调俄国工人的“愚昧无知”。如果说他们缺乏西方各民族那样的政治经验，那倒是真的。然而，他们却在民间组织里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1917年，俄国的消费合作社就拥有一千二百万以上的会员；而苏维埃本身就是他们的组织天才的惊人表现。此外，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实际运用方面，全世界也许还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那样受到过如此良好的教育。威廉·英·华林这样指出他们的特点：“大部分俄国工人都能读书写字。因为多年以来国家一直都是处于如此动荡不安的状态中，所以他们有这样一种良好条件，即那些担任领导工作的不仅有他们中间的才智之士，而且有一大批具有同样革命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抱着追求俄国政治和社会新生的理想而转变到劳动人民这边来的。……”有许多著作家硬说俄国革命的最后阶段纯粹是那些“可尊敬的”社会人士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粗暴攻击所进行的斗争，以此来为他们对苏维埃政府的敌意作辩解。然而，实际上正是那些有产阶级，当他们看到人民群众的革命组织的力量日益强大时，就决心来破坏这些革命组织，并阻止革命。为求达到这个目的，那些有产阶级最后竟采取各种丧心病狂的措施。为着要颠覆克伦斯基内阁和苏维埃，他们就瓦解了运输系统并且挑起了国内的混乱；为着要搞垮工厂委员会，他们就关闭了工厂，并且把燃料和原料转移别地；为着要破坏前线上的军队委员会，他们就恢复了死刑，并默许军事上的失败。所有这一切，都是燃起布尔什维克燎原之火的最好燃料。布尔什维克的答复就是，鼓动阶级斗争，宣布苏维埃高于一切。这两个极端，各自得到其他一些小党派的全心全意或半心半意的拥护。而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那些所谓“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几个较小的政党。这些党派也受到有产阶级的攻击，不过由于他们所持的那一套理论，使他们丧失了招架之力。粗略地说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认为俄国还没有在经济上成熟到足以进行社会革命的程度，所以只能进行政治革命。按照他们的解释，俄国人民群众还没有锻炼到足够夺取政权的程度。任何这样做的企图都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反动，而一些狠毒的投机分子就会借此复辟旧政权。所以到后来，当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被迫去掌握政权时，他们却不敢运用这个政权。他们认为俄国一定要经过象西欧那样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阶段，而最后和世界上其他各国一道，进入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地赞同资产阶级的意见，主张俄国必须首先变为议会制的国家，虽然是要把西方的民主政体加以某些改进。结果，他们就坚持要在政府中与有产阶级合作。从这一点出发，再滑出小小的一步，就是拥护有产阶级了。然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需要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却不需要“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于是就造成这样的结局：当那些有产阶级变得愈来愈顽固的时候，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就不得不步步退让，逐渐地放弃了他们全部的政纲。而最后，当布尔什维克起来推翻这种完全虚妄的政治妥协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作战了。……今天，几乎在世界各国，都还可以看到这种同样的现象。就我看来，布尔什维克不仅不是一个破坏的势力，而且是俄国唯一的具有建设性政纲并且有力量将之推行于全国的政党。如果当时他们没有接管了政权，那末我几乎丝毫不怀疑：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就会在1917年12月占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而俄国也就会再度遭受沙皇铁蹄的蹂躏。……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一整年，还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起义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它确实是一个冒险，而且是人类历来所从事过的最惊心动魄的冒险之一。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劳动人民，以疾风骤雨之势冲上历史舞台，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放在他们既宏大而又简单的希望上。现在，专门机构已经建立起来，把大庄园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厂委员会和职工会在执行工人监督生产的任务。在每一个村、镇、市、区和省，都有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所组成的苏维埃，准备担负起地方行政的工作，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大事。正如历史家们搜求那些关于巴黎公社史实的巨细无遗的记载一样，他们也想知道1917年11月在彼得格勒所发生的事情，想知道当时是什么精神鼓舞着人民前进，以及那些领袖人物的形象、言论和行动。正是为了这一点，所以我写了这本书。在实际斗争里面，我是爱憎分明、决非中立的。但在叙述那些伟大日子的历史时，我却力求用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记者的眼光来观察事变，务求把真实的情况记载下来。约翰·里德1919年1月1日，纽约[1]即“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历1917年10月25日，即公历1917年11月7月。—译者[2]即1917年的二月革命。－译者[3]威廉•英•华林（1877－1936）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所著《俄罗斯的信息》，1908年在美国出版。—译者[4]哥特菲尔德是美目内华达州的一个矿区；克利波克里克（跛子沟）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矿区：在这两个地区，都曾发生过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激烈斗争。—译者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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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译本序言<!--.title_page{/*题目样式*/font-size:24pt;font-family:"宋体";color:#000000;font-weight:bold;}.content{/*内容样式*/font-size:12pt;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9{font-size:9pt}.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b1{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2{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h1{margin-right:0cm;margin-left:0cm;font-size:24.0pt;font-family:宋体;}span.MsoFootnoteReference{vertical-align:super}-->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俄译本序言*《震撼世界的十天》——这是约翰·里德给这本精彩的书所加的标题。这本书异常鲜明有力地描写了十月革命最初几天的情形。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事件目录或文件汇编，这是一连串生动的情景；它们是如此典型，以致每一个参加过革命的人都不禁要回想起他亲眼看到过的类似情景。所有这些取自现实生活的画面，都再好不过地传达了群众的情绪——以这种情绪为背景，伟大革命的每一项行动就成为特别明白易懂的了。骤然看来，好像很奇怪，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不懂当地人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怎么能够写出这本书来呢？好象他每一步都会陷入可笑的错误，都会忽略许多本质的东西似的。有些外国人是按另外一种样子描写苏维埃俄国的。他们或者完全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件，或者只是摘取个别的而不总是典型的事件，然后加以概括。诚然，革命的目击者只是很少数的人。约翰·里德并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他是一个极为热情的革命者、共产党人，理解这一事件和这一伟大斗争的意义。这种理解使他具有尖锐的眼光，而没有这种眼光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书来的。有许多俄国人也按另一种方式描写十月革命，他们或者是评价十月革命，或者是作为事变的参加者描写那些枝节情况。里德的这本书提供了一幅真正的人民群众革命的总图画，因此，对于青年人，对于下一代的人——亦即十月革命对他们来说行将成为历史的那些人说来，这本书将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里德的这本书，乃是我们时代的史诗。约翰·里德把自己整个地同俄国结合在一起，苏维埃俄国对他说来是亲如故乡的。他由于伤寒而死在这里，并被安葬在红墙下。像约翰·里德这种描写过为革命捐躯者的葬礼的人，是理应得到这种光荣的。娜·克鲁普斯卡娅*译自俄译本，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译者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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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序言<!--.title_page{/*题目样式*/font-size:24pt;font-family:"宋体";color:#000000;font-weight:bold;}.content{/*内容样式*/font-size:12pt;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9{font-size:9pt}.TitleLinks{/*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33CC}A:active{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ff}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lor:#FF0000}.b1{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2{background-image:url(images/BD00085_2.GIF);background-repeat:no-repeat;background-position:rightbottom;}h1{margin-right:0cm;margin-left:0cm;font-size:24.0pt;font-family:宋体;}span.MsoFootnoteReference{vertical-align:super}-->目录页下一页列宁序言*我以极大的兴趣和不懈的注意力读完了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我衷心地把这部著作推荐给各国工人。我希望这本书能发行千百万册，译成各种文字，因为它就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这些问题现在正在进行广泛的讨论，但是一个人在决定接受或拒绝这些思想以前，必须了解他所下的决定的全部意义。约翰·里德的这本书无疑有助于阐明这个问题，而这正是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基本问题。尼·列宁写于1919年年底*见《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2页。—译者目录页下一页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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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投身女性主义，超越女性主义：只为乐在其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19投身女性主义，超越女性主义只为乐在其中
我曾经为一本宣传女性和女性表演的书接受过一次采访，一开始我还觉得兴奋，但在得知书名是《愤怒的妇女》后，我颇为恼火。在我们的文化中，无论是什么种族和阶级的女性，只要她敢于走向边缘，勇于反抗约束女性行为的传统规范，她就几乎会毫无例外地被描述成狂热、失控和疯癫。这样一个书名是个不错的卖点。再现“疯癫的”女性既不乏刺激，也给人以宽慰。当女性立场严肃的文化反抗被孤立出来，展现为狂热的表演时，它所得到的就是挖苦、贬抑和轻视。女性的创造力和天赋几乎总是被描写成先天不足、危险和捉摸不定，在这样的文化中生活令人沮丧甚至让人发疯。幸运的是，尽管人们用刻板的方式来包装女性，还再现出“愤怒的妇女”的形象，这种描绘却遭到了本书中所呈现的抵抗性表征的质疑和颠覆。
在这次采访中，我讲话不愤怒。我声音中的激情来自于我所持有的多种多样、有时截然相反的各种立场所产生的一种值得玩味的张力。在我这儿不存在一元化的表征，从南方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黑人以及女性的解读也非一成不变。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不敢参与到激进的政治思想或运动中去。我害怕它会扼杀我的创造性，使我受到一种僵化的观点的束缚。在战胜了这种恐惧，凭借斗争的手段来结束统治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时常与一些为自由而战的人士意见相左，这些人追求的理念是一元化的自我———种固定的身份。而我一直反对以牺牲复杂性为代价，以求能被某些团体所接受，那些人为了和谐或同一的政治观而抹煞主体性。一些文化秃鹫想要控制和限制我的声音范围，要我“只谈种族问题”“只谈性别问题”，我对他们毫无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在包容现实生活一切古怪、冲突维度中形成的主体性，是抵抗压迫、抵抗封闭的身份。这个访谈就是一个我能越界，但无需害怕受到惩戒的地方，一个位处边缘的激进开放空间，在那里，流动不定、复杂多样的身份能说话，也有人听。
《研究杂志》记者（下称记）：能谈谈你是怎样从童年时代走到现在跟政治压迫、种族主义压迫和性别主义压迫作斗争这个位置的吗？
贝尔·胡克斯（下称胡）：唔，这个问题有意思。我一直在设法收集一些关于死亡的文章，包括自传性和批评性的文章。因为当我回想自己的童年——也就是那种早期的经历（或者在我看来是印象），是它们把我塑造成我今天的样子，我真的觉得我祖母雷大姐（SisterRay）的离世是那些经历中最重大的一件事。我们在作品中会采用童年时期的自传性经历。所以我写了这部名为《雷大姐》的侦探小说［我祖母的名字是雷切尔（Rachel），也是书中侦探的名字］，祖母临终时躺在我隔壁的卧室里，这是我小时候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我母亲把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打发上了床（说什么“去打个盹”），因为她不想让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整个事件弥漫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神秘气息，而我也是那些不打算上床睡觉的人之一……
我有机会亲眼看到殡仪馆的人带着担架来到家里，而且——滑稽的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些人身上的气味——直到今天，我还受不了那些身上洒了甜腻腻的古龙香水的男人。但最令我感到惊异的是看着我母亲合上我祖母的眼睛。这一场景让我想到：“啊——如果这就是死亡，如果我能够直面死亡，那么我就能做成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没有什么会比这一刻的意义更为重大！”我把这看作是使我成为我的永恒瞬间……它使我变成了一个叛逆的小孩——在父母想要调教我的时候，我却大胆而勇于冒险。
记：他们以为不让人看见死亡就能控制死亡……
胡：的确如此。有趣的是，死亡的从中周旋和一位女祖宗的去世跟我成为一名独立自主的女性密切相连。我的奶奶独自一人生活，她是个了不起的角色。我常和其他妇女讨论我们成为艺术家的经历，拿我自己来说，我要在一个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我们，还不适应我们的世界里当艺术家、文化批评家和学者。
记：我们都在努力使这些身份合为一个整体。你的写作不仅充满哲思和理论，而且通过你的个人生活来阐释。我们正设法克服的障碍之一就是打破所谓“客观”与“主观”、个人与政治的人为区分。
胡：有人写信和我探讨我写的《渴望：种族、社会性别和文化政治》一书，他们这样说：“这是一部如此令人心碎的作品……太让人伤感了。”我认为我的书大多是在用自传或讲故事的方式谈理论。它几乎就是一项心理分析研究，在可能涉及到被称之为“表演”的领域——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的大部分生活也一直是一种表演。[1]
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珍妮·利文斯顿（JennieLivingston）的电影《巴黎在燃烧》[2]，这是一部关于哈莱姆黑人异装舞会的电影。在文章中我回忆了自己多年前的异装经历。我把回忆过去看成是一种对以往表演的再现，但这同时也是一个与人分享个人经历的时刻，是一种越界[3]：
我曾一度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男人的样子然后出去混。那是一种仪式，一种游戏，也关乎权力。在一个男权制社会，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女性的异装象征着穿过无权的世界抵达特权的世界。那完全是一种很私密的窥探姿态。
我从旧报刊中搜寻关于那段时期的文章时，发现了这么一段：“她请求他：就这一次——最好能时不时地——我就是想让我们两人一同以男孩的形象出现。我想打扮得和你一样，和你一同走到外面，让世界换一种眼光来看我们，让别人感到不解，对我们行注目礼并且问出这种愚蠢的问题：他是女扮男装吗？这是不是一个黑人男同性恋在和他娘娘腔的小男友/小女友/情人一起公开炫耀他们的同性关系？’不必担心，我是非常认真的，我不会让你沦为他们的笑柄。我会以假乱真，‘让他们猜来猜去’……让他们永远也得不到确切的答案。别担心，我们回到家后，我又会变回你的女孩。但是现在，我想和你一起以男孩的面目出现。”
接下来我写道：“当主体性这个概念遭到挑战的时候……当身份总被看成是可以建构、创造和改变的时候，异装、参加异装晚会以及变性都会是人们的选择。”
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因为在当今，在还没有当代女性主义运动或后现代主义话语之前，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位置”的问题，“位置”动摇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所有人都生来就是某种东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所以我的很多作品都视自省的时刻为变革性的时刻——一种表演的时刻，让你可以超越你在别人眼中的那个固有身份、可以展示自我的其他层面……以此作为“更彻底地成为你自己”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记：这非常重要。你在书中提到，分裂主义或排外主义是如何在事实上强化了旧的男权制等级制度——因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分裂主义在黑人社群、女性群体或其他群体中整个的运作过程。你谈到要依靠一整套新的规则来重新整合……
胡：……包括要重新理解扩张主义（不是那种“让我们走出去，吞并更多的土地，征服更多的人群！”的那种帝国主义的扩张），而是能够促使自我成长的扩张。我想到了山姆·基恩（SamKeen）[4]的那本广受欢迎的《激情的生活：爱的各个阶段》。书中宣称，一个人想要变得充满激情，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所受到的僵化限定会妨碍他的这种成长。
每当有人对我说：“我只想和（这一小群人）交往”时，我真的觉得很可怕。因为我的反应是：“想想看，要是你生活中真正需要的东西是在别的群体那里呢？或者是在别处呢？”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我是指人们不得不在生活中保持平衡的那种方式——因为你必须得知道该何时放出去，何时收回来。答案从来都不只是绝对的“放手”或者“越界”，同样也不是一味地“自我忍耐”或“压抑”。总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意识（相对于潜意识）空间更加难以把握，因为居于中间地带向来要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更缺乏安全感。
记：有很多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需要处理。我们什么时候缺少过差异，对什么都保持一致呢？你在Z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你曾看见你父亲殴打你的母亲——你能谈谈此事吗？谈谈那种想要杀人的愤怒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胡：奇怪——当你提醒我这件事的时候，我真的有点“被人揭隐私”的感觉。我知道我父母不看这本杂志，可能永远也不会读到它，除非有人把这本杂志寄给他们。但是我将他们的私人生活公之于众的做法会让他们非常难过和受伤害。所以我想澄清一下，我所说的是打人而非殴打。与此同时，我深感自己有话要说。那种“建构差异”的行为也让我害怕，它让人觉得好像愤怒和生气是男性的专利，我们女性则与此无缘。尽管我们知道男人的愤怒可能会以谋杀的方式发泄出来（我们当然知道男性谋杀女性要多于女性谋杀男性，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部分的家庭暴力来自于男性），我们也容易逐渐把那些都想象成是“男性的”领域，而不是问问自己：“作为愤怒的女性，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发现，大多数曾亲眼目睹过父母亲打架（指男人伤害或揍女人）的儿童，在复述事件过程时会站在女性/受害者的立场。而让我自己感到吃惊的是，我所不愿重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并不仅仅只站在我母亲这个受害者的立场，而且还认同我父亲这个伤害者，而且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对他实施伤害！最近我和我的义女（她从一宗乱伦关系中挺了过来）一直在谈论这件事……
记：你所说的“义女”是什么意思？
胡：在我小的时候，它是南方黑人生活中用来指非正式收养的一个词。比如说，你一个孩子也没有，而你的邻居有8个孩子。你可以和她商量领养她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会和你一起生活，但从来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正式收养——不过人人都会认可她是你的义女。我的族群在有一点上与众不同，就是同性恋黑人男子也可以非正式地领养小孩。在这种情况下，族群里形成了一种亲属性质的社会架构，被收养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回家看望自己的族人，和他们呆在一起（或者你想怎样就怎样），但他们也可以和那些爱他们、待他们亲如子女的养父母住在一起。
至于我的义女塔尼亚（Tanya），我是在几年前的一次演讲中遇到这个年轻女孩的，我觉得她确实需要一位母亲。当时我在是否收养她这个问题上真是作了一番挣扎。“我想不想要一个孩子？”我的回答是：“来吧，和我一起生活吧：我需要一个孩子，而你看起来需要一位妈妈！”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看着她更加充分地按照她在这个世界本该成为的样子成长。在听她讲述曾遭遇过的乱伦经历时，一个理论逐渐成形：如果你在某些创伤性的时刻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情绪，然后你把那种情绪压制下去（比方说，压制了10年之久），而且你让自己变得麻木……然后，当你打开那些被你封闭的情绪时，你依然还是免不了要回到过去的那些情绪。换句话说，这不像其他的情绪那样，释放出来就了事，而是你将那种情绪封闭起来等于是让它在孵化，所以当你重新打开那些门，它的第一次亮相会无比可怕。
记：就像面对“洪水猛兽”，面对令人难以置信的愤怒？
胡：完全正确。我还是认为男性还没能为少男的烦恼恰当命名，他们的努力还不够。而女性主义已经为我们妇女在性别歧视社会里的“成长期”所发生的一些悲剧命名。在我看来，男性才刚刚开始着手开发一种语言，来命名他们自己的一些悲剧——来表达他们被剥夺的东西。如果我假设自己是一个男孩，亲眼看到作为成人的父亲在揍母亲——想想看这个男孩会觉得自己处于什么“位置”？显然他不会这么想：我会长成一名要挨打的女性。那么接下来他会不会产生这样的恐惧：“我长大后会成为和他一样打人的人——那么我是不是最好就停留在现在，永远也不长大？”因为如果长大，我就会变成那个魔鬼般的他者。”和许多女性一样，我对这些决定永远不长大的男性心怀爱意。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有那么多的男性无论怎样也从来不愿开启自己的情感之门：因为在他们还是男孩子的时候，他们亲眼目睹了一些什么……
记：……一些给人留下太深创伤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只是极端化地把男性归于“伤害者”一类就了事，而是必须认识到他们和女性一样受到残害。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非常具有解放性的观念主张不认同受害说——就是说，要是你愿意哪怕只是感受一下那种愤怒，而不是仅仅把它压制下去，让自己沦为牺牲品的话，你就有可能获得力量。
胡：在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里，有这样一个场景，那个曾经遭到过强奸/乱伦的小女孩，对另外一个惹她生气的小女孩说：“生气更好——生气意味着‘存在’。”我一直被那种把伤害与被伤害的行为放在一起对比的做法所打动；保持这种愤怒至关重要，它能激起你的反抗。
记：是这样。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非常害怕看恐怖电影，尤其是那种关于心理/肢解的电影。我甚至梦见他们“要过来抓我”。所以我会强迫自己去看《索命万圣节》那一类的电影，[5]这种电影描述的通常是一个男性杀死成百上千的女人（或者男人，或其他什么人）。而且我决定努力把自己想象成那个男性杀手…这样做让我觉得自己是这么有力量。当然，这种力量仅存在于创造性表达（电影）这个“安全”的范畴——所以这和在外面四处游荡真的杀人是两码事！但是当我意识到自己不必非得认同受害方时，我获得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感。
胡：某些由女同性恋写的关于虐恋的女性主义文章探讨了角色扮演中的权力问题。一名女性可以按照直面魔鬼的模式来进行仪式化的角色扮演，而且她会意识到在对抗魔鬼的过程中（通过角色扮演），她已经不再受其控制。我想，一些女性主义者在“听到”有人说色情活动和性生活中的仪式化角色扮演可以赋予女性力量时，确实会感到很难接受……因为有那么一种道德倾向，它只把这种角色扮演看成是男权制政治对女性权力的再一次剥夺。然而，任何一种仪式或角色扮演，如果它能赋予人力量，而且如果你真的投人角色扮演，那么，你就有可能再度体验到那些使你恐惧的东西所具有的刺激性……你就有可能象征性地战胜这种恐惧，并将其投射到你的现实生活，所以最终你会变得更为强大。
记：我觉得有那么多女性真的需要这么做：直面那些恐惧。
胡：我在一篇谈到黑人在想象中建构“白性”的文章中，指出黑人的确对白人心存恐惧，而且谈论心存恐惧这种现象真的已经变成了一个过时或“万万不可”的话题。最近我在一所大学就这篇文章作了一次演讲，我的主持人，一位年轻的黑人男性，告诉我这篇文章真的扰乱了他内心的平静——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对白人确实心存某种恐惧，此前他从未想过（或直面过）这一事实。
在我们的文化中，黑人男性被建构成这样一幅具有威胁性的形象——他们会在街角或大马路上摆出一副强壮且能控制一切的姿态。黑人男性所处的文化使他们从没有机会说：“是的——实际上看到白人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感到害怕。”当我们想到霍华德海滨（HowardBeach）事件的时候——在那起事件中，一群白人暴徒杀害了一名年轻的黑人男子，借口是这名黑人“入侵”了他们的街区，我们意识到人们从没想过这些黑人也会感到害怕——在白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三名黑人男子可能也会产生恐惧心理。然而事实与此相反，所有的恐惧都被投射到这些黑人男性身上，把他们变成了威胁的主体，而不是自己有可能会感到害怕的人……
整个事件的争议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事实：这几名黑人男子说他们想打个电话，但却从一排电话前走过而没打（对方以此来证明他们不诚实）。然而却没有人这样推测：他们经过这些电话没有打，正是因为他们想要找一个感觉更安全的地方。对于日常生活中黑人究竟有多么害怕白人这一点，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概念……
前段时间我一直呆在纽约。有时当我进了电梯后，看到一个白人正朝电梯走来——我会让电梯停住等着……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竟然会对我置之不理！我就是觉得很吃惊，或许他们害怕和我乘同一部电梯，因为我是黑人。而我想到的是和白人同乘一部电梯是多么可怕。
记：嗯，从某种意义上讲，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成了游离于权力结构之外的影子，他们象征着权力结构不能承认的负罪感，然后负罪感被当做恐惧，投射到了他们身上。
胡：我觉得我们如果把这种投射内化，实在是件很危险的事。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觉得尤其是黑人男性是这样）我们会因此而封闭内心脆弱的那些地方。模仿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不失为一种防卫手法，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当你变成了他们，你会想像自己是安全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当你成为他们认为你应该成为的样子时，你会想象自己是安全的。）所以我试图把“同化”的过程看作是一种面具，一件护身符。它几乎会让你觉得：“变成它，或者使自己看起来就是它，我就能远离这种邪恶。”这是一种保护色。
记：能举个例子吗？
胡：我走进一个房间，里面还有其他黑人，我可能会想和他们中的某个人聊一聊，表达出我的认同感——而那个黑人则可能会转过头去不看我，好像在说：“不要以为就因为我们都是黑人，我们就有什么共同点。”在某种程度上，那个人已经打定主意他要效仿的是更具影响力的白人文化的言行举止，这种文化的观点是：“肤色无关紧要……不要把那个当成联合的理由。”情况就是：那个黑人可能会想象自己在接受了白人的行为标准后就会变得更加安全，就能更深地融入那个团体……然而事实上，我们明白他们未必就能因此而获得安全，他们的安全感实际上可能要来自与其他有色人种的团结一致。
对于那些拥有权力的女性，道理也是如此。这些女性认为：“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绝不能表现出我在与别的女性联合或结盟，因为那会使我显得脆弱。”然而讽刺的是：当我们能够与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联合起来，表达出自我关爱时，我们会变得更有力量。
记：女性走到一起成为朋友总能对男性权力结构构成威胁。
胡：我觉得眼下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就是我们都得谈论这个话题：“我该如何与其他黑人结成同盟，而这种联合又不会导致对他人的压迫或排斥？”我想可以把这个看作是一种具有魔力的时刻：“设法在不排斥其他人的情况下肯定某人，其意义何在？”
我曾在巴纳德学院给一大群听众作过一次演讲。有一位黑人女子来迟了，她看起来有点尴尬。我想向她走过去并且对她说：“你好，非常欢迎你来，很高兴见到你！”（我总在思考：“你如何能避免使在场的其他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不知什么缘故，她的在场显得要比其他人更为重要？”因为事实不是如此——所有在场者都值得重视。所以我总是尽可能地向每一个人表达我发自内心的热诚和欢迎。）当她走进会场，我向她走去，伸出了我的手，后来……我收到了她写给我的这封很温馨的信，信中说我的这一举动对她非常重要：“你对我作出的那个姿势表达出发自内心的爱，让我惊呆了。我还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完全理解和学会这一举动所传达给我的与人相交之道以及姐妹情谊。”
我在著述中想要表达的部分思想就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憎恶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确实都深深地伤害了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承认乱伦使其受害者受到伤害，但却没人愿意承认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也能伤人，它们同样也阻碍了现实生活中自我的正常发展。不过……要是有人能这样真诚地向你伸出手，也算得上是一种安慰吧……
记：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需要兼容并包的哲学。一切都变得如此异化、专制和极端——我们都成了“被驱逐的他者”，这太可悲了……所有真心诚意想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亟待团结一心，异中求同，而不能彼此分离。
胡：这就是我用“渴望”来作书名时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在昨天的晚宴上，我环顾四周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人，我问自己：“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无论我们各自的经历如何不同，我们都表达出这样一种愿望，这样一种深切真挚的渴望：让这种统治制度完结吧。我觉得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我们能在彼此身上发现一种相似的渴望，就是想要生活在一个更为公平的世界。所以我曾努力传播这样一种思想：要是我们能带着相同的愿望与期盼走到一起，社群建设就有了希望。我们应当以“感情上的同一”为基石走到一起，而不是靠“女性”身份去建立联合体。目前看来，这对我们的确是一个挑战：要考虑如何在不同的基础上建构共同体。
女艺术史学家尤妮斯·利普顿（EuniceLipton）曾说过：“要是我们在读传记的时候，不是以人们的成就，而是以他们所渴望的事物为出发点去理解，那会怎样？”我对此的感想是：“哇！这种总结生活和生活价值的方式多么与众不同！”这种方式再一次偏离了帝国主义的思维模式，在思考生活的意义时，不是问：“你征服了谁或什么东西？”而是问：“你已经实现了你自己内在的哪些部分？”所以她的问题关乎的是：“要是传记被用来表达欲望而非成就——那么我们该如何讲述女性的生活故事？”我觉得这种想法太了不起了。
记：我们身份的构建方式很奇怪，如果你想说清楚女人“是什么”，准碰壁，因为你总能想到一些例外。所有诸如“黑人”或“奇卡诺人”之类建构而成的身份，都是在白人世界黄蜂族群[6]“理想模式”反衬下形成的负面身份。对很多女性来说，是那些反对我们的东西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胡：对。但那还不足以建立社群。建立社群的基础要远比“为了反抗什么”深厚得多。你听说过一位韩国女店主谋杀了一位年轻黑人女子的事情吧？[7]在洛杉矶，这个黑人女孩走进店里，取了些果汁放在背包里，然后把钱递过去付账，却被店主打死（后者声称自己遭到了袭击）。但是人们后来回放录像时，却清楚地看到她根本没有受到袭击。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人们是怎样先入为主地看待韩国裔/亚裔女性和黑人女性之间的关系的。我们当中那些经历过种种不同于这种关系的人（通过这些关系我们了解了彼此的文化）声音还不够大，没能宣传一种全然不同的关系，来反驳现有的表征——我们只是把这类事件看成是某个疯癫时刻的再现，而不是黑人/亚洲人关系的表述。
当越南裔电影制作人和理论家郑明哈和我在一起的时候——那时我们俩互相关心而且步调一致，我们通常呆在私人空间——在我们的住所探讨彼此的共同之处，各自的文化以及两者的交集。但是我所提出的一个挑战就是：仅仅那么做已经不再足够——我们还得走出那些房子，将我们的团结一心公之于众。
让我感到不解的是，亚裔女性的很多刻板印象（“被动”“缺乏自信”“安静”）正好与诬蔑黑人女性的刻板印象（“态度凶悍”“说话粗声粗气”“行为卑鄙”）完全相反。就好像我们生活在种族主义制度截然对立的两极中。正是那些对亚裔女性和黑人女性的定位使得她们难以走到一起……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得更为公开地说出我们鼓足勇气跨越界限走到一起的那些方式。
记：是的。万达·科尔曼（WandaColeman）说过，她去参加一个晚会，而晚会上只有她唯一一个黑人女性，她突然感到有一种突如其来的要“代表黑人文化”的责任，尤其是和心怀善意的“自由派”人士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情形让她感到筋疲力尽——本来她只是想开心地玩一玩！
胡：是这样。你可能会把种族问题看成不过是“他们是谁”这个问题的一个层面，但对那个层面的了解并不意味着他们生下来就知道什么是“集体性”！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晚宴，一名看起来好像是崇拜我作品的年轻白人女子想挨着我坐……但她一坐下来就说：“我和我的黑人女室友相处得不好，我只是想知道您能否告诉我，她的行为举止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的回答是：“你知道，如果你想了解佛教，你会不会逮住碰见的第一位禅师，然后说：恳请您在半个小时内告诉我关于佛教的一切？’”
我觉得通常一谈到种族问题或者差异如何产生意义，人们就会丧失理性地处理问题的能力——我认为很多白人放弃了他们的理解力。当我那么一说，那个年轻女子就明白了她自己应当对黑人文化和历史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靠找别的黑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问她：“你是当事人，为什么指望我会比你更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但是从她的角度出发，她的理解是：“我是白人女性，不太可能理解黑人妇女心里是怎么想的。”而实际上（正如越南裔的一行禅师[8]所说），你要达到无我的境界，并且认同通常被称之为他者的那个人，这样才能拥有理解力。换句话说，当我们主动摒弃自我，接受别人的精神与身体存在时，我们就不再“他者化”别人，因为这时我们会说：无论他们身处何境，我们定能与其相连。
记：眼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竟如此流于表面、俗气、老套……但是如果有人真的能用心和别人交谈，很快他就会忘掉自我，对别人的情绪感同身受。
胡：人们问我：“我们该如何处理差异？”我总是建议他们回过头去想想爱的真义，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曾品尝过欲望和爱的滋味。我时常对人说：“当你遇见了某个人并且为其所吸引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是如何设法实现你们之间的交流的？你为什么就没想到，了解一个与你不同‘种族’的人与这差不多是一回事？”这就好比如果我在大街上看到你，觉得你挺可爱，而且我碰巧认识一个知道你的人，我可能会告诉那个人：“哦，我觉得某某是个挺有意思的人。你对他有何了解？”在我看来，一遇到由政治产生的差异问题时，我们就会丢掉我们在处理爱情和友谊问题时为使自己变得有力而采用的策略——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其中的一部分策略是有用和必要的。
我是想说，我们中有多少人会在对一个人产生好感后跑上前去，气喘吁吁地说：“赶快把你的一切都告诉我。”我们通常会设法去慢慢感知一切。我们不想让那个人有被孤立的感觉：我们接近他们的方式，是让他们向我们敞开心扉……向我们主动倾诉。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通常当出现差异（像种族差异之类的）的时候，人们会陷入恐慌，会行事疯狂和怪异……或是说一些疯疯癫癫和愚蠢的话。
记：那么，在任何一个为社会变革（要求“同性恋爱”或“政治正确”）打造平台的政治化团体内部，那么，这种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举个例子，如果你是“爱解组织”（ACTUP）[9]的成员，那么你与一个“异性恋”无政府主义者的共性可以比与一个共和党同性恋者的更多。
胡：的确如此。我在谈到电影《巴黎在燃烧》的时候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尽管电影题材看起来比较“激进”，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电影本身就是激进的。只是想展现边缘化的黑人同性恋亚文化未必一定会呈现出颠覆性和反叛性的生活方式。你必须得做些更为深刻的思考：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当中，反叛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
记：尤其是在这个社会，任何形式的反抗都被篡改利用……所以你会看到李·阿特沃特玩布鲁斯。[10]
胡：说得太对了。我的朋友卡萝尔·格雷戈里（CarolGregory）为李·阿特沃特拍过一个片子，其中采用了阿特沃特发动政治种族主义的一些实例，和阿特沃特谈论自己有多么热爱黑人音乐的言论形成了对比。这种反差是如此强烈……
记：他煽动了最为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
胡：是的。卡萝尔·格雷戈里说：“这就是让人觉得如此可悲之处……他没能够因为痴迷于黑人音乐而改变自己对种族的观念。”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多么轻易地利用某个民族文化的一个方面并使之商品化，却不允许个人有任何改变发生——我的意思是说，他玩着黑人音乐，却没有因此而改变！眼下，麦当娜和黑人音乐之间出现的很多状况也让人们想起那一类的问题。
记：我看到李·阿特沃特和查克·贝里（ChuckBerry）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到有那么种隐蔽式的殖民主义——他和那些黑人音乐家一起“演奏布鲁斯”的时候，身上似乎散发着某种“贫民窟”般的气质。尽管如此，你会觉得权力结构毫发未损。
胡：不过，最近当看到他因为脑瘤而去世的消息后，我一直在想，他的大脑被人格分裂的思想占据，不知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生理健康？
记：显然，当他知道自己得了脑癌后，真正意识到自己已时日不多，于是尽力向所有被他伤害过的人表达歉意。
胡：这个社会以及男权制对种族主义的一个错误认识就是：“压迫别人的人，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受苦。”然而，只要我们仔细观察，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星球上拥有最大物质财富的国家——正饱受各种各样疾病和病态的困扰。人们为拥有那些靠征服得来的战利品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病态本身就是对这种代价的质问。
记：而且人们的孤独感是如此痛彻。我看到的一则广告拍了我一砖，说的是一所医院为解决酗酒、滥用药物以及吸毒问题做的一个扩展项目。它引用了这样一个统计数字：“每四个人中将有一个人会出现精神崩溃。”我想：“这个社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
胡：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精神崩溃的黑人或有色人种每天都有，当然我们绝对不会知道，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抗拒的政治力量如此强大，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甚至无法记录下那些精神崩溃和功能障碍，也无法记录下那些迷茫的时刻——就像黑人女法理学家帕特里夏·威廉姆斯（PatriciaWilliams）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的：“有些时候，我就是感到迷茫……看着商店橱窗玻璃里的自己我会想：这个疯狂的人就是我吗？我不知道我是谁。’”然后她还谈到了所有那些努力——那些仅仅是为了应对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以及所有那一类事情所耗费的力气——只会让我们感觉如临深渊。
记：你刚才谈到了黑人女教授和掉头发的问题。
胡：有意思的是，这个社会的很多黑人职业女性已颇有建树，但破坏她们成就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压力。这是为对抗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以及性别歧视而产生的压力，其特点之一……就是它是一种你无法对其进行表述的东西。我想到一个可能正在掉头发的身居高位的黑人女性——她可能已经开始戴头巾或帽子，不过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人发觉她可能遭遇到的危机。但是她即将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可能会暴露出她的危机。
记：功能失调是核心家庭结构的本质。四十来岁、五十来岁的女性总是会出现“神经崩溃”——那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胡：伊冯娜·雷纳（YvonneRainer）在她的电影《特权》中展现了白人医疗体制对待女性更年期的方式，以及女性是如何被建构成歇斯底里、病态和精神失常的人。她也把这与我们对待种族和差异的态度联系在了一起。
记：作为对这样一个病态社会的反应，任何一个有一点理性的人都不得不表现出某种形式的疯狂。
胡：绝对如此。我写了很多文章，提出我们黑人必须要在思想上去殖民化。你的思想去除殖民因素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在社会上变得难以立足，因为你不再按照人们所习惯的那种方式行事了。举个例子，白人通常觉得和一个不会直接提问的黑人打交道要舒服得多，那种黑人看起来一无所知——看起来呆头呆脑——同理，男人常常觉得和一个看起来没什么文化、弱小、卑微或诸如此类的女人相处要惬意得多——这个女人给自己的定位是：“哦，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不过，当那种人一旦变得强大起来，就会使他们身边的人、周围的人以及他们的上司完全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当你逐渐摆脱掉功能失调症（正如我们在康复运动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当你开始从不健全的处境转向健康的境地，你几乎就不可能再继续呆在那种不健康的状态下……然而眼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完全畸形的社会，而且根本无处可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创建一行禅师所说的那种“抵抗的社群”——那样我们就能拥有实现康复、更充分地回归自我的空间。
记：你能就此解释得更清楚些吗？
胡：嗯，一行禅师在法国建了一个“梅村”。不同的人来到这里，种植作物，共同过一种“正念的”生活。有时候一想到在美国的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社群的理念——那种可以设法容纳保持不同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社群，我真的感到很沮丧。在20世纪60年代，这类社群曾得到过非常大的关注，但后来它们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核心家庭再度成为焦点。
实际上，人们对于“雅皮社会”的所有关注其实就像是在公开宣称：“如果你想耍酷，就得回归男权制核心家庭！”我们知道，也还有一些规模不大的另类社群没有消失，但人们已不大关注。如果说有哪些社群还在受到大众媒体密切关注的话（比如俄勒冈的拉杰尼希镇），媒体关注的也总是负面消息……而从不关注他们共同信仰、共享素食（拒绝肉食），或者热爱和平——吸引人们眼球的不是那些。但是每当这些社群遇到麻烦……
记：……媒体总会在第一时间予以报道。然而，很多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另类”团体把同样具有二元压迫性质的思想带入了他们设想的“天堂”里——他们只是对这种思想稍加改变，但它同样还是具有压迫性质。
胡：可是尽管如此，问题变成了：“你是否已经放弃了建立爱的社区的想法……或者你是否意识到必须换一种方式？”因为在我看来，现实情况是：很多人把60年代的失败例子看成是这样一种信号：“瞧——你无法真的能创建一个别样空间。”然而我却坚信你可以做到……如果，正像你所说的，你在努力创建那样的领地之前，就已经先改变了自己的意识和行动。
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背负着同样陈旧消极的思想包袱进入新的领地的话，那么我们当然无法出新求变！这就好比——我记得我曾来到这个镇上和其他一些黑人妇女一起工作。我对她们说：“我们应该一起买所房子。我们为什么要把房租付给某个吝啬的白人房东呢？”她们全都看着我，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来搪塞我：“我们怎么会想要同住在一处呢？我们的隐私怎么办？”她们提出的全是诸如此类的反对意见，我意识到：“这些人宁愿沦为牺牲品，也不愿意考虑一下如何安排或主宰自己的生活。”而且她们所谈到的那些问题（诸如“隐私”或“个性”）其实根本都是空中楼阁——我是说，我们实际上有过什么隐私？我感到在自己住的那个小楼里，每天在女房东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中进进出出，没有任何隐私可言。我觉得在那里我没有任何自主的存在。因为这不是一种出于关切的注视——它不像是一个关心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更丰富、更充实的人所给予我的注视，明白吗？
记：是的。在这个国家，“隐私”通常只是极度孤独、异化和分裂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胡：而且隐私变成了一种表态的方式：“我不想非得被搅和进那些与我无关的事。”所以隐私实际上成了一种极度自恋情结的挡箭牌。人们“推崇”这种自恋情结，似乎它就代表着“理想生活”。很多人会对我说：“你怎么可以住在这个只有8000人的小镇？要是人人都认识我而且一出去随时能碰到人，我会发疯的。”我的回答是：“没错，你知道，要是你生活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话……”
我喜欢摩根·斯科特·佩克[11]写的那本通俗读物《少有人走的路》。其中关于说谎的一段描写得出人意料地有趣。他说：“如果你打定主意要尊重事实，坦坦荡荡地过日子，那你就真的没必要在意你的一切是否都被邻居尽收眼底……”我想我的确不在意自己是否生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因为我有自己的生活信条，我相信在我的生活中，有美，有快乐，我的生活方式中有很多东西值得别人来见证。当我开始需要“隐私”或者隐蔽自己的时候，在我看来那是麻烦和困惑的征兆。
我考虑了隐私问题为何与统治政治如此密切相关。我想那就是为什么我会在书中如此强调坦白的重要性。因为我明白，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不愿意对公共和私密这两个概念提出质疑……如果我们不愿意打破壁垒，打破诸如“在私密空间与外部世界之间，总是会有这样的分隔物”这个说法的话，我们就永远也无法终结各种形式的统治。因为说实话，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外面的世界也同样保持着亲密关系？
记：我坚信人们可以通过坦诚的方式摧毁权力结构……在一个以谎言为基石的社会里，说说真话就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激进的行为。
胡：没错——一个充斥了谎言的文化。
记：说真话也是一种解放。谎言遮盖的往往是一个人所引以为耻的事情。这种耻辱感从根本上把人们禁锢在现状里。例如，20世纪50年代黑人曾努力想成为白人；他们真的以黑为耻，而其实真正让人感到羞愧的本该是种族主义。或者再比如说，性事主动的女性自己觉得羞耻，而且感到“被人利用”。
胡：而且我觉得只有在一个能给予真正支持的环境下，我们才能参透隐私或“孤独”的真谛。因为隐私的真谛与秘密或偷偷摸摸的行为无关：我认为那种“真正的”（我正在和“真正的”这一词作斗争）或“地道的”隐私，指的必须是能与自我独处。一个由谎言和统治构成的文化其悲哀之处就是，有那么多人受不了一个人的孤独。他们总是离不开电视、电话和影碟——或其他什么的……因为与自我独处时，你就不得不面对你曾费了那么多时间想要逃避的一切。
记：是这样。正是那些我们不愿面对的事物束缚了我们。所以让人感到非常轻松的就是说：“瞧，这就是我自己。”接受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种种受害遭遇是一种很好的宣泄和改变。有人把自己遭遇过的乱伦经历形容成“耻辱之墙”。“走出”耻辱的密室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解脱。
胡：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格申·考夫曼[12]写的那本《羞耻：关爱的力量》一书的原因。因为作者在书中谈到的一点就是：没有哪一种精神创痛我们无法治愈……没有哪一个地方会拒绝我们的和解……但是只要我们还生活在拒绝现实之中，我们就不可能彼此和解。因为拒绝现实总是非理性的表现，而理性与我们直面现实的能力是如此息息相关。
我还记得我为了自己和男性以及和我父亲的问题纠结的那些时候。一天，我打电话给我母亲（我想我那时是22岁）哭诉道：“爸爸不爱我！”通常我母亲会这么说：“他当然爱你：他为你做了这做了那……”但是这一次，在经过了一个小时转弯抹角的谈话后，她突然来了一句：“你是对的——他不爱你，我也一直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她承认了我的感觉的真实性，那一刻对我而言是如此的解脱！在她肯定了所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那一刻，我得到了解放，因为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对于我们有过童年创伤经历的人，都有这样一种认识（正如瑞士心理学家艾丽斯·米勒[13]所教给我们的那样）：它是一种“生活在虚幻”里的行为，制造着令人饱受煎熬的焦虑和极度痛苦……让你感觉自己受到了精神强暴。我最近又看了一遍希区柯克的影片《爱德华大夫》[14]。让我倾心的是那一刻，就是揭示真相的时刻——不再拒绝现实，重新进入真切的现实世界——成为了充满希望的一刻，也变成了一种承诺：我们能够了解自己，而且不必再过着对现实唯恐避之不及的生活。
记：你谈到自己是在黑人社区里长大的，这让我想到了菲利普·阿里斯[15]的《童年的世纪》那本书。
胡：它是这世界上我最爱的书之一。
记：在中世纪，孩子们不是在核心家庭而是在更为健康的大家庭里成长的。
胡：我对命运这个问题作过深入的思考。这个技术型社会看来想要清除相信命运力量的文化……相信有一些不为我们所控制的力量进入我们生活的文化。因为这样的信仰暗示着，一个人的肤色，或是他所生长的核心家庭，再或是他的生理性别（或其他什么），都绝不可能成为他的枷锁，原因就在于他非常强烈地意识到宇宙中有些超越我们的力量在掌控着我们。而且我认为，人类的技术型社会有些时候在努力否认和打碎我们对那种事实的认知，所以我们才会那么容易迷失自我。
讽刺的是，尽管不尽如人意，宗教仍然是拓展我们存在的媒介之一。的确，在基督教里，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不过，在基督教环境里长大的小孩子所学到的也许是完全与此相反的教义，但他们多少也都学会了对神迹和魔力心存感激。我有一次和一个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女友聊天，她有一个对基督教非常感兴趣的儿子，我告诉她：“是的，那些故事也令我非常着迷！”他对大卫与哥利亚的故事着迷，对摩西分开红海海水的故事着迷……那些故事不但非常吸引人，而且总是会让你觉得：在我们的生命中，有那么一些超出我们“理性”和智性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所以这种对宗教的背弃（在黑人文化里指背离传统的黑人宗教）同时也意味着摒弃一方圣地——一个神迹的领地——那个一直使我们的民族受益匪浅的领地。
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只有在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中才能找到神圣感，因为我发现在灵性世界和玄学思想领域也同样能获得这种感受。我们对技术统治论文化价值观的接受看来是一个非常令人悲哀的损失，这种文化拒绝承认高级形式的神迹，或者甚至都不屑于尝试着去了解一下。
像弗里乔夫·卡普拉[16]（《物理学之道》的作者）这一类人所做的部分工作就是提醒我们，真正的科技型社会尊重事物的神秘性。我认为他们正在努力恢复物理学和科学应有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这两者曾遭到一味推崇统治和征服的势力及思想体制的压制。
记：“新科学”看起来几乎是在肯定早先的玄学假定。最新的哲学、天文学或“超弦理论”（superstring）听起来与犹太教神秘哲学的观念何其相似。
胡：对极了！从历史上看，我们研究诸如居里夫人之类的人物的生平时会发现，事实上她的“伟大发现”并不只是归功于合乎逻辑的科学研究方法，还要归功于她的想象力。至于爱因斯坦，我们看到了神秘性在他发明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事实颠覆了那种认为一切都可以用逻辑的范式来解决的观念。
记：某些作家比如伊芙琳·福克斯·凯勒[17]（《反思社会性别与科学》一书的作者）和唐娜·哈拉威探讨了科学理念一直在受到男权制殖民主义思想怎样的影响，现在这一套又是如何在女性主义之类的不同视角的观照下得到重新表述……我本来想多谈谈黑人社群的。
胡：我想说的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单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黑人社区，而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充满爱心的黑人社区——我再强调一次，我不想在伪本质主义上纠缠不清……我不想让人以为奇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都是黑人——奇迹的降临是因为我们作为黑人抱成一团所做的一切。
我在加州克莱尔蒙特大学城（Claremont）时曾和一位来自英国的黑人文化批评家相处了一段时间。每天我们会出去散步，街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感到我们好像是呆在一个迷离境界[18]，到处只看得见有着精致门廊的气势恢宏的房子，却从未见有人影。那种情形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生活过的肯塔基州霍普金斯维尔（Hopkins-ville）的那个黑人小镇。在小镇的黑人居住区，如果你出去散个步，一路总能和那些呆在自家门廊的人打个招呼，和他们聊聊天，互通个信息。有些老人也许会拜托你：“到了某某家的时候，告诉他们我要一杯糖！”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散步途中，你体验到了彼此相连的感觉。
但是在我现在住的地方，我步行到朋友家的时候，一路上都不见有人出来。尽管这是一个小镇，家家都有着气派的门廊，却没有人愿意走出家门——资产阶级“隐私”观的全部含义就是指他们不想被别人看见——而且他们尤其不愿意勉强和陌生人交谈。不过至少和大多数中西部城镇相比，在这儿我们还可以就“种族”和“差异”的话题有更多的交流。因为地下铁路[19]途经这里，而且在俄亥俄州的奥伯林还保留着以前的黑人社区。尽管如此，很多从纽约市或其他城市来这儿上大学的人就是认为，每天都出现在同样一群人的视线中是件可怕的事情。
记：但是在纽约，要是你步行经过多族裔街区的话，如犹太人、西班牙人或者黑人街区，你就会发现，通常年长一些的人还是会搬把椅子，带着风扇，坐在大街上——那儿就是他们的客厅。他们坐在那儿与人聊天，看起来真是相当惬意和轻松。
胡：对于电话我一直很纠结，因为我觉得电话对我们生活的危害太大了，它使我们误以为彼此之间保持着联系。我总是会想到那些电话广告（“伸出手臂，触摸世界！”），[20]而且电话给我们制造了一种如此虚假的现实——甚至是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也不得不提醒自己：打电话与面对面的交谈不是一回事，在交谈中你看得到他的样子，也闻得到他的气味。
我想电话的确有助于人们活得更加私密，因为它使人产生一种彼此是有联系的错觉，这种错觉让人们不要去面对面地接触。电话广告会让人感觉“非常棒”，因为它们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电话那头的人——看到他们是如何应答，感觉到一种热情，这种热情其实仅仅凭借电话永远也无法真的传递出来，你实际上是在和自己看不到的电话机另一端的一个非人在进行弱化了的体验，电话广告却让我们感觉不到这一点。我们很难总是对此保持清醒——因为我们受了诱惑。我喜欢鲍德里亚[21]写的《诱惑》一书。他在书中大谈特谈我们是如何被异化人的技术所诱惑的。我们知道，并不是一切技术都让人异化，所以我想最好还是采用“异化人的技术”一词，这样我们就能把传播知识、信息的技术与其他更利于我们掌握知识的方式区分开来。
记：你不觉得在我们这种瘾君子文化里，这些诱惑制造了那些让人上瘾却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的癖好？电话许下了建立联系的承诺，却永远无法做到；它的“900”号码[22]保证带给人们一种仿真的友谊和社群（就像远程夜总会那样），不过这个承诺永远也不会兑现。但是它却勾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渴求与欲望。
胡：我完全同意。我在一个主题为“向毒品开战”的大会上发言时说：我想谈谈一种统治的文化为什么必然会是一种瘾君子文化。因为这样的文化实际上会剥夺人们的主体感。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重获力量和能力？要知道目前在美国，在汽车厂工作很难让人产生有权力的感觉，所以你怎么能让他们产生一种拥有权力的幻觉呢？我们可以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大工厂去看看人们在干些什么。你会发现，人们下了班之后多半是去喝酒。许多名目不同的“社群”（其成立的目的是抵消工作中的异化力量）都离不开瘾这个字。因为现实情况是，你每天累死累活地干十小时却拿不到很高的报酬，生活中的物质需要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可能感到满足。
事实上，如果人们没有染上某种瘾，他们可能会起来反抗！他们会陷入沮丧，会开始问：“为什么我们所有人要一天工作十小时？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一天只工作四小时，然后把更多的黄金时光留给自己和家人？为什么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就不能找份只上四个小时的班，另外四小时用来看电影，然后批评讨论电影的工作？”据我所知，这个社会还没有哪一家企业已经在想方设法让那些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拥有自我实现的时刻。
记：你认为“毒品战”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胡：我认为这种机制和资本主义以及牟利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很多人已经揭示出我们国家和政府是如何与那种靠引进大量药品来安抚人们的做法脱不了干系——最开始是像阿司匹林一类的药物，它们让人觉得“（有了它们）你生活中就不会有任何痛苦”，反之“疼痛则意味着你的生活还不够成功”。我觉得这种观点尤其让人难以接受。黑人以及黑人社群已经受到了伤害，因为强加给他们的观念是“如果我有痛苦，那么我一定是个不幸的人”，而不是“痛苦有时是孕育变革的沃土”。
我觉得在早些时候，在我小时候生活的黑人社区里有一种受苦是为了救赎的理念。那种理念的丧失真的使我们陷入了困惑。詹姆斯·鲍德温在《下一次将是烈火》一书中写道：“如果不能受苦，你就永远无法真正长大——因为你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改变。”这与摩根·斯科特·佩克所主张的“任何改变都是一种失落的时刻”这一观点不谋而合。通常在失落的时刻我们能体验到某种程度的苦恼、悲伤，甚至是痛苦。如果人们没有承受那种痛苦的机制，那么他们唯有试图逃避——那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生活中会有那么多的上瘾症和药物滥用乘虚而入。人们会以摆脱痛苦为由沉溺在这些上瘾症里而不能自拔：“让我感觉不到它。”“我吃了这药，这样我就能挺过去，躲开原本不得不面对的一切。”“我能感觉到它……但是我会忘掉它。”
记：而且最终我们还是回到了愤怒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如果“感觉不到痛苦，我就不会爆发因痛苦引发的愤怒。”
胡：我认为事实正是那样。我眼中看到的希望是：我们中有人想要摧毁、想要穿越把我们与现实隔开的那堵高墙、想在幻觉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样我们就能回归自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充分。
记：你都写些什么？
胡：我最初写些戏剧和诗歌，但后来我觉得既然自己已经接收到了这种“来自精神的启示”，那么我就真有必要投身女性主义，这项事业将会挑战人们对“女性”的普遍化定义。数年前，某些思想在女性主义运动中甚为流行，比如：“女性如果工作就能得到解放。”而我的想法是：“算了吧，我所认识的每一位黑人女性都已经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解放。”显然，这使我继续朝着这个思路问下去：“当我们谈到‘女性’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哪些女性？”
于是我开始研究女性主义理论，专门向女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女性气质建构方法提出质疑。我写了《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和女性主义》，这本书一问世就遭到了极为猛烈的抵制和敌意，因为它完全颠覆了女性主义所持有的“所有女性都处在同样的困境”的看法。而我认为实际上，女性并不只是因为同为女性便会身陷一样的困境——我们的体验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当然，今天我的这种提法已经被广为接受，但在12年前，人们确实对之嗤之以鼻。
我还记得人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这本书挑战了这样一种想法：白人女性是牺牲品，或者白人女性代表了受压迫最为深重的人群……或者女性代表了受压迫最为深重的人群。因为我在书中说道：“且慢。该如何看待女性之间的阶级差别呢？该如何看待使某些女性实际上拥有更多权力的种族差别呢？”我就是那么开始从事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我还在继续写戏剧和诗歌，但我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写作则更为人知。
记：而且你也是一名教授？
胡：是的，尽管现在我正在休假。有趣的是，最近这段时间我思考了很多问题，因为我目前正经历着这个人生危机，我只想尝试着暂停片刻——我把这称为“暂停式的人生危机”……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和表演的问题上。我想写一些在客厅里就能上演的迷你剧、舞台剧和戏剧。
我真的很执着于使学习和体验的方式摆脱体制化的影响。我在学术界里呆得越久，就越经常想到福柯（MichelFoucault）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以及书中阐释的关于体制如何运作的一整套思想。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我年轻时那样）学院/大学是很解放的机构，而事实上就压制和遏制而言，它们与我们这个文化中任何其他机制差不多是一丘之貉——所以现在我觉得自己很想走出这个围城。我注意到我的语言和犯人的语言有共同之处，尤其是指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需要恢复的那种感觉。
记：我赞同你认为理论可以带来解放的观点，但在太多时候，它被包裹在一种非常精英化了的语言硬壳中，令人难以企及。而在我所听过的你的那些讲座中，你所表达的那些观点看起来那么好理解。此外，看得出来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投入到“讲座”形式中。
胡：那就是我认为表演有用武之地的时候。在传统的黑人文化里，如果你在观众面前站起身来，你就应该表演些什么，你就得能够打动人，得来点什么——应该有一些整体上的感觉。如果你站在一群人面前只是照本宣科，那又有什么意义？
记：没错。如果这样，干吗不去听磁带录音呢？
胡：必须要有这种整体互动，这种互动也意味着观众——最好观众会做出反应——和表演者之间能够进行对话并且互动。我关心理论，我使用诸如“解构主义”之类的词汇。曾有人问我：“你难道不觉得这些词让人感到疏远和冷冰冰的吗？”我的回答是：“你知道，我希望看到再过几年，这些词就能成为说唱音乐的歌词！”
我在《渴望》一书中谈到有一次我回到南方的家，告诉父母自己是个极简主义者……我向他们解释极简主义[23]对我的重要性（就空间、实体、需求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言）。因为意义可以分享——来自不同阶层、拥有不同体验的人们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和行话——但这中间必须得有一个衔接的过程，使你能从从容容地让他们对某个词汇的意义多少有那么点了解。你得能用更为浅显或易于转述的语言来传达复杂的含义。这并不是说人们无法掌握和运用更为复杂的术语——我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简论》这类书所关心的问题：如果你给人们一个基本的思路或认识，就等于交给了他们一件工具，凭借这件工具，他们就能回溯到最初的文本（更“难懂”的文本），并且在理解的时候更为游刃有余。
记：你觉得你自己作为一个黑人女性，是否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些改变？
胡：黑人女性在改变进程方面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对现行的程序进行反抗而已。然而，绝大多数学术界里的黑人女性并不反抗——她们看起来和学术界里其他的保守力量同样保守！为什么？因为置身于机构中，边缘团体会感到自己非常脆弱。我最近在重读西蒙·沃特尼（SimonWatney）的《监管的欲望》并且产生了很多想法，我常常觉得自己更多时候是受制于其他的黑人女性，她们会对我说：“你怎么可以脱离主流置身边缘呢？你怎么能够干出某些类似疯狂和不合时宜的事情呢？你使我们其他人（想方设法表明自己可以‘达到标准/符合标准’的人）在融入主流社会的时候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
记：所以这就好比是一种两面夹击。你谈到过被殖民者意识中“对压迫者的内化”。
胡：西蒙·沃特尼讲的是那些边缘社群，它们会对某些形式的统治（比如藉此把他们排除在外的“排除/接纳”概念，）提出抗议，但会随之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在这些团体中他们采用同样的手段来决定哪些人可以加入他们的“共同体”。最近出现的黑人文化民族主义回潮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这一回潮中，一个崭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酷劲十足、时髦前卫的黑人团体（他们可能在5年前还有很多白人或其他肤色的朋友）在5年后的今天宣称：“我们真的只想和黑人”或者和“黑人及有色人种”建立联系。
我非常喜欢一行禅师的书并视他为自己主要的导师，多年来我一直在读他的著述。他充分阐述了要抵抗建构错误边界的思想——他认为，你把那个你不得不与之对立的人变成或建构成你的敌人，但这个人实际上与你的共性可能要比你所意识到的更多。然而在当今社会，我们更容易围绕共性建立起“社群”感，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可能有80%是非同性恋者的同性恋权利运动！
我从马丁·路德·金关于“至爱社区”的理念出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建立‘社区’？”我们怎么理解“至爱社区”这个概念？金的想法是由一个已经克服了种族主义的人群来建立这样的社区，而我更关心的则是那些不仅对种族主义而且对整个统治问题都予以关注的群体能否参与其中。
我想更重要的是要问一问：“没有统治文化来规定我们该怎么过日子，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一行禅师在《渡筏非彼岸》（1975）一书中讲到：“用心去抵抗的不仅仅是战争，而必须是所有类似于战争的事物。”接着他又谈到了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之道……谈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威胁到了我们人格的完整，谈到那些受到威胁的人们是如何随之建构起错误的边界：“除非你像我，我才会关心你；除非你我的经历有交集，我才会对你表示同情。”
我们在理查德·麦凯·罗蒂[24]的《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中也看到了这样的说法。他认为美国白人可以与年轻的黑人一代团结一致，前提是如果前者不再视后者为“年轻的黑人一代”，而把他们看作美国人，并且宣称：“没有哪个美国人必须得遵循现有的生活方式。”所以一切都在于这样一个理念：“如果你能在他者身上找到自己，从而彻底消除他者意识，那么你们就能和谐相处。”但有一个更为了不起的想法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为了体验同一性的滋味而根除他者意识呢？我是那种想法有些与众不同的左派人士，因为我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的确是虔心修行，但同时我也对那些离经叛道的欲望表达方式非常热衷。”
记：举个例子？比如说？
胡：举个例子？她说！好吧，比如说，我最近和一个22岁的黑人小伙擦出了火花，很多人就觉得：“这么做政治上不正确。”此人不讲政治；他甚至还有一个白人女友。而且在艾滋病年代，你怎么可以脚踏几只船呢？同样，如果你说你在灵修，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你看待现实的方式不是好就是坏。
记：或是认为你不该滥交……你年龄比他大，所以你们犯了“年龄”这一大忌？
胡：实际上，年龄还是次要的，更让人觉得犯忌的是我和一个与我的事业无关的人搅和在一起，这个人一言不发，政治立场也不正确。
记：看起来几乎好像是你在剥削他？
胡：不！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你令我们大家失望。你怎么能和一个搞性别歧视的恐怖分子纠缠不清呢？！”因为从一开始起我就没打算把这家伙粉饰成一个棒小伙——我说了他是个“恐怖分子”——就是那种迷恋“点燃煤气灯”[25]之类心理战术的人，我们本来不应该抛弃这么一个了不起的旧词汇：男人们诱惑女人，正当你以为自己在天堂时，他们却突然抛弃了你。这是一种诱惑与抛弃、诱惑与背叛的综合症。这一主题的确在希区柯克电影中屡见不鲜。
我喜欢“点燃煤气灯”这个词，我想让它起死回生。它使我联想起情感雷区想起你可能确实与之有过狂喜经历的那个人，那个唤起了你的归属感和回家感的人。你就这么和他一直走下去，突然，你被炸飞了！你身体的某个部分消失不见了，你这才意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别人如意算盘的一部分：先给你一种归属感和亲密感，然后用某种强力的手段将其摧毁。这在我看来就是性恐怖主义者干的事……
举个更一般的例子，我向来认为在这个国家，恐怖主义和口蜜腹剑的法西斯主义狼狈为奸：当人们以为他们真的享有自由时，却突然发现一旦你超越了某些界限（比如，你打定主意不愿加入海湾战争去打仗），你就会冷不防被炸得粉身碎骨——你身体的一部分会被切掉、射杀或者掠走……
我想到那些被人们吐口水的士兵——那些不愿意高高兴兴地登上飞机到伊拉克去杀人的士兵……他们关于“美国”的全部体验在瞬息之间，或者说，甚至就在一天之内就发生了多么急遽的改变。如果你把“选择/自由意志”（那种虚幻的设想）这个概念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含义等同起来，你会说：“嗯，我真想在这个民主国家行使我的自由权利，告诉你们我真的不支持这场战争，而且我不想参与进去！”那么你就会听到砰的一声！你发现其实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自由，你其实早就成了全球化白人至上论和白人西方帝国主义的签约员工！——如果你选择起来反抗，那么很快就会受到惩罚！
记：伊拉克战争的确是一场白人至上主义的战争，但是电视上在谈到这场战争时却对这一事实顾左右而言他。
胡：这很可笑。因为我正好刚和一位朋友聊起电影《与狼共舞》[26]。让我们感到不解的是，有那么多“进步”人士已经看过了这部电影，他们边哭边说这部电影棒极了。不过尽管这是好莱坞关于美洲土著人的最出色的电影之一，一个不容更改的事实就是，整个电影表现的是彻头彻尾的亲战态度，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
我对此很感兴趣。在我的《黑人的凝视：种族与表征》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考察了非洲人来到所谓的“新世界”的整个历史经过，包括非洲人和不同部落之间建立起来的种种联系。突然之间，我们开始把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想象成浅肤色、直头发的人，他们的文化与非裔美国文化乃至一切非洲文化一点关系也没有……而实际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两者间的交流还非常频繁——大批黑人以合法的身份加入了美洲土著人部落。所以你可以宣称自己是某个特定部落的一员。
记：对于有色人种在大众媒体中所呈现出来的形象，你有何看法？
胡：我想电影或有色人种的表演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之一，就是仅仅针对现有的刻板形象进行文化创作还不够——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创造出好莱坞电影中所没有的东西。举个例子，我们觉得斯皮克·李的电影“不错”，因为它呈现出了不同于我们以往所见到过的那些形象。但是我们不仅只需要“正面的”形象——我们还需要具有挑战性的形象。当我听到人们说：“好吧，难道你不觉得至少斯皮克·李做到了实话实说？”我的回答是：“要知道，艺术的功能不只是再现现实——还要对可能性加以想象。”
记：讲述可能发生的一切。
胡：是的。而且我认为对置身于这个文化中的所有有色人种来说（因为我们已对殖民思想中毒太深），很难从那种反应模式中走出来。即使当我说：“我打算写一部戏剧，该剧对亚裔女性的性存在的描写将与种族主义的模式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奉行的思想其实还是：“我们只能对现有的表征作出反应。”然而，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摆脱单纯的对着干的做法，完全进行重新构思！
让我吃惊的是一种艺术形式会以越界的面目出现而实际上却完全名不副实。很多电影看起来是在产生改变，但其叙事准保会以一个回到现状的结局告终——根本没有什么改变。其潜在的思想最终还是彻底的保守主义。
记：你能否举个例子来说明有进行正面宣传的大众媒体？
胡：我们还没有看到足够多这样的媒体。电影和电视中塑造的黑人异性恋形象总是低级的、疯克式的[27]以及有性别歧视倾向的，就像斯皮克·李的电影《没有更好的布鲁斯》[28]里的那样，一切都还是老调重弹——尽管我们知道人们的真实生活可以比这个复杂得多。举个例子，没有人会说：“我们另作安排——我不喜欢一夫一妻制。我们重新来过。”只有在表演艺术里，人们才能够想象可以有不同的建构。这让我们想到乌比·戈德堡[29]早期的戏剧表演，那时她扮演了很多身份各异的角色，比如让她演得活灵活现的“无家可归的老妇”。
我曾一度需要接受心理治疗。我跟一位黑人男性艺术家/知识分子在一起。我陷入了可怕的生活，既甜蜜又痛苦。我无人可以倾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简直无法理解。”于是我臆造了这样一个人物：一个理疗师，一个疗伤者我会把自己装扮成这个治疗师然后来个即兴表演。我意识到你可以发明出你想要的东西。
我刚刚读到了莫妮克·威蒂格[30]写的《女游击手》一书中的一段引言：“曾几何时，你不是一个奴隶。”这句话让人想起了记住你曾经是谁这个理念。我反思了置身于那段情感受虐、悲喜交集的关系时自己的状态，试图回想自己在还没有陷入那种迷乱之前是个什么样子。但是由于我出身的那个家庭对我的折磨和情感迫害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我甚至想象不出和我接触过的人中，有哪一个没有干过诱惑和背叛人的事——那些人这一分钟还对你表示出关爱，一转眼就把你身下的毯子拽了出去——所以你总是晕头转向，不知所措。问题的关键是：发明一个角色，不仅通过我说话，而且替我说话，采用这种方式，表演艺术成了实现自我康复的一种重要手段。
记：就妇女或有色人种的地位而言，好像欺骗越来越严重，错觉感越来越强，控制越来越紧。
胡：马丁·路德·金在最后一篇文章《希望之约》里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话。他说，黑人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为了黑人的革命，而是一场揭露社会某些体制弊端的革命：包括种族歧视、黩武思想和物质主义。尽管很多进步的左翼人士反对滥用武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并不反对物质主义。
从经历过越南战争的一行禅师那里，我们能学到的一点就是这个文化已经深陷物欲的沟壑……人们感到自己的物质需要如此之多。我在讲授“第三世界文学”课程时，会花上头几个星期的时间设法先让人们抛弃第一世界的思维定势。因为这种思维定势意味着当你在看像《豪门恩怨》[31]这类电视剧时，看到其中满目的富丽堂皇时，你就会以它为标杆来考量自己的生活。你可能会说，哦上帝，我一无所有——我只有一辆老爷车和一台破音响，可你瞧瞧人家这物质的丰富！然而，如果我们想一想世界上其他地方……我记得自己还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少女时曾去过德国，结果发现那儿并不是人手一部音响！
当我们以全球的视角来思考问题，我们就不仅能看到我们自己拥有多少（和别人相比），也会思考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我告诉学生，“头两个星期，为了摆脱从第一世界的视角考虑问题的习惯——如果你在吃牛排，你得拿出笔和纸，写一写这块牛排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样一来，你就能感觉到自己是世界共同体的一员，而不仅仅是第一世界的一分子，后者事实上会使你否认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在世界共同体中的位置。仅仅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是不够的。
甚至连我那些持“左翼”观点的朋友们也宁愿不从挑战物质主义的立场来探讨海湾战争：耗费了那么多世界资源，利用了那么多世界资源。因为一旦从这个立场来考察，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可能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将意味着什么……我们随之就会意识到反对战争同时也意味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记：物质财产变成了替代，掩盖了意义和联系的缺失（你有什么，你就是什么）我最钟爱的东西价格并不昂贵——但是它们对我有着特殊意义，比如能让我想起某些人的礼物，或勾起我对某段时期回忆的物品。而西方工业社会所推崇的事物其初始功能已经被遗忘——汽车不仅仅是一个载着你到处转悠的装在轮子上的大箱子——它是一种价格不菲的商品，你买下它是为了“表明”你的地位。
胡：我觉得我们的物质主义常常完全抛弃了审美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理念。审美关系到我们以人性化的方式生活、认知和了解美、在美中得到升华以及对周围的事物加以选择的能力……我一直对佛教式的房间摆设很感兴趣：我们该按照何种方式把某件物品摆放在自己的屋子里，让我们能看到它或与它交流，从而使我们自己变得更为人性化？不过这些做法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无迹可寻。
举个例子，我有一阵子想要这本流行而且价格不菲的阿米什[32]被子的大型画册。让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当我拿到它时却发现这只是一本埃斯普利特（Esprit）品牌产品的收藏画册！[33]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对那些买下这些被子并且让公众能“一饱眼福”的有钱人“心怀感激”。但是另一方面，却没有人谈到那些雅皮消费者是如何把被子变成了一种与家全然无关的东西，使它们从那些视被子为历史遗物或家族遗产的人的房子里彻底消失——这一切都是为了钱。没有任何线索告诉我们：“瞧，这就是我们得到这床被子的经过。”我们无从得知，在资本主义环境下得到这床被子的过程，包括整个的收集过程和它的内在含义……
记：……收藏使它脱离了原来的社群。在某些美洲土著人部落里，灵魂和根深蒂固的社群感会融入物品的制造过程，这些物品的作用同样也是部落生存不可或缺的因素……我在新英格兰长大，那里的老年妇女过去常常会举办缝纫茶会，茶会给妇女们提供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机会，可以聚在一起并体验社群感。但后来这种出自社群的工艺品却突然之间摇身一变成了一种收藏品。这对那种精神和文化的蕴藏不啻为一种异化和消费。
胡：我知道当我有钱买一样东西时我会思量很久，会反复琢磨那件物品对我的生活有何意义。是不是就因为我买得起，所以才想把某样东西据为己有？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我或者埃斯普利特一族（或者任何一个群体）在收藏某物的同时，不被卷入这种文化异化的过程？埃斯普利特一族似乎认为把被子悬挂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是一种文化共享的方式。
我一直在努力分析为什么我在得到这本名为《阿米什被子》的书时感到受到了侵犯——我本以为能借这本书对阿米什被子有所了解，却发现我实际上看到的只是这个关于埃斯普利特收藏的阿米什被子产品的介绍。这让人想到了产品的重新包装的问题，以及眼下在美国出现的对阿米什生活方式的理想化追捧。我觉得这并非和白人至上论必然有关系，因为如果想想那些乐于向非白人敞开怀抱的震教徒和门诺派教徒[34]或其他一些群体，我们会发现阿米什人是白人意识更顽固的族群之一。当白人带着某种怀旧的情结注视着阿米什人并呼唤这种理想的“阿米什人生活方式”时——我们该把这看作是对阿米什人的一种粗暴的掠夺呢（像在电影《证人》[35]中那样），还是像在最近出版的很多书中描写的那样……
一位曾在阿米什族群中生活过的白人女子出了一本新书，书中描述了她在那儿体验到的和平与安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从阿米什人的生活方式中学到些什么，他们的生存和思维方式……但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正是这个基本上以白人为主的族群却受到了人们的盲目崇拜。
记：一般情况下如何防止这种剥削情况的出现？
胡：我始终认为，每当剥削有可能出现时，干涉手段就是对他者的承认。这种承认有助于促成某种协商，它似乎能消解统治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不顾我的感受做出单方面决策那么这一决策会让我感到自己受到了剥削，因为我的需求没有被考虑在内。但是如果那个人愿意暂停片刻，那么在这片刻之间就会出现一个相互承认的机会（我称其为“主体与主体”的相遇，相对于“主体与客体”的相遇而言）。尽管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个人会改变自己原先的打算，但它意味着（至少是暂时地）在他们推行自己的计划和目标时，没有把我当做客体。
想拥有一个非统治性的环境，就必须展开活生生的互动实践。这种实践必须是自觉的，而不是什么感情用事的看法，诸如“你和我都带着‘善待彼此的意愿’来到这个世界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必须践行这种不剥削人的相处之道；对可能出现的统治，人们必须学会抵抗。
这也意味着要修炼等待的能力。我认为一种统治的文化是和效率这一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效率能确保一切进展顺利。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直接告诉我：“我要走了！”事情会变得简单得多。而如果你说：“我想走了，不回来了——那种想法对你会产生什么影响？”然后我回答：“我能有回旋余地吗？”这要比法西斯式地说“去你妈的，我就要这么干”要花时间得多。
我常想，如果我们不是全心全意地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抵抗”战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们的存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统治文化的影响。所以，倘若我们在活生生的实践中没有每时每刻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这种统治文化说“不”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得到解放？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得停下来一再反思，创造一个完整的运动……而这是与日常生活中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机制宣扬的是“让我们快速地解决一切——要快”！
我希望很多人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拒绝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得到遏制、因为拒绝现实总是和疯狂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明白，我们所遭遇到的拒绝现实越少，恢复自我的可能性就越大。有能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抵抗的可能，这也正是希望所在的地方。
记：不过在我看来，拒绝现实正在变本加厉，不断升级。
胡：对这个问题你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就好像你身体某处有病患，它在痊愈之前会愈发严重。我们不必把那段病情严重的时期看成是绝望的前兆，无论我们遭受的痛苦有多彻骨，它都预示着情况有可能发生转变。
[1]表演理论（PerformanceTheory）是女性主义的一种理论。其代表人物巴特勒（JudithButler）认为，人们的性行为、性倾向、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不是由某种固定的身份决定的，而是“表演”的结果。异性恋统治是生物性别的强迫性表现，一旦有人偏离社会性别规范，就会遭到社会的排斥和惩罚。表演理论把社会性别看作是话语的结果，把生物性别看作是社会性别的结果，重视话语所产生的作用。
[2]《巴黎在燃烧》（ParisisBurning）：一部长71分钟的彩色纪录片，也译《巴黎妖姬》。该片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末纽约曼哈顿的一群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妖，追踪他们参加各种业余舞蹈表演的经过及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片中的人物造型、服装以及其中呈现的环境和氛围均充满异域风情和神秘色彩。
[3]这里指的是异装癖的“越界”，类似于同性恋“走出”密室或壁橱。
[4]山姆·基恩（SamKeen，1931—），美国作家及哲学家。曾为《今日心理学》杂志撰稿20年。代表作之一《腹中之火》（FireintheBelly）使他成为美国男性运动的领导人物。以探讨爱、生命、宗教以及当今社会中男性的定位与角色等问题见长。
[5]《索命万圣节》（Halloween）是2007年的一部美国恐怖片，是1978年有关杀人魔系列的电影《万圣节》的重拍版。主人公迈克尔·梅尔斯在万圣节之夜，凶残地杀死了自己的亲姐姐。在精神病院囚禁长达17年之后，兽性难改的他趁机将看管他的警察一一殴打致死，成功脱逃。回乡后第一件事，便是找到亲朋好友继续大开杀戒。
[6]黄蜂族群（WASP：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指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后裔。最早的WASP精英阶层自从19世纪早期起便牢牢占据着美国的上流社会，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依旧随处可见。这些人家境富庶，出没于上流社会，子女在私立中学和常春藤盟校学习，主要聚居在新英格兰和东北部地区。由于这个阶级或人群通常地位不俗，有钱有势，他们也成为美国其他种族反感和厌恶的对象。
[7]这是发生在1992年洛杉矶暴动前的一起事件，一个黑人女孩去一家韩国人开的店里买东西，和韩国裔店主起了争执，韩国裔店主开枪将其打死。
[8]一行禅师（ThichNhatHanh，1926—），越南裔宗教活动家、人道主义者、作家。他擅长用诗意的语言阐释对佛法的深刻体验，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心灵的苦难与拯救，提倡“正念修持”（MindfulTraining）。1967年小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Jr.）曾提名他申请诺贝尔和平奖。一行禅师用越南语、英语和法语写过80多本书、代表作有：《活得安详》（BeingPeace.）、《正念的奇迹》（TheMiracleofMind-fulness）、《生命的转化与治愈》（TransformationandHealing）、《当下一刻、美妙一刻》（PresentMoment，WonderfulMoment）、《爱就要行动》（LoveinAction）、《培养爱心》（CultivatingtheMindofLove）等。
[9]ACTUP是“AIDSCOALITIONTOUNLEASHPOWER”的缩写，意思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联合起来，爆发（巨大的）力量。
[10]李·阿特沃特（LeeAtwater，1951—1991）：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和罗纳德·里根的共和党战略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音乐才华，曾和电声吉他演奏大师B.B.金（B.B.King）以及其他一些传奇音乐人共同录制了一张R&B专辑，名为《鲜红，热烈，蓝色》。纪录片《布吉男人：李·阿特沃特的故事》，就是专门讲述他的政治和音乐才能的。他于1991年死于脑瘤。
[11]摩根·斯科特·佩克（MorganScottPeck，1936—2005），美国励志畅销书作家、精神病学专家，代表作《少有人走的路》（TheRoadLessTraveled，1978），另译《心灵成长：一条人迹罕至的路》。这部心理学杰作灵活运用传统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决人生的冲突和难题，既有效又实用，产生轰动，仅在北美地区的销量就达600万册，还译成20种语言。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本书第258次出现在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
[12]格申·考夫曼（GershenKaufman）：密歇根州立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罗切斯特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著作包括：《羞耻：关爱的力量》（Shame：ThePowerofCaring，1992）；《羞耻之心理：有关羞耻综合症的理论和医治》（ThePsychologyofShame：TheoryandTreatmentofShame-BasedSyndromes，1996）等。
[13]艾丽斯·米勒（AliceMiller）：瑞士儿童心理学家，以研究童年早期心理创伤的成因及其对人成年后的影响而著称。其代表作有：《天才儿童的悲剧》（TheDramaoftheGiftedChild，1978），《打破沉默》（BreakingDowntheWallofSilence，1997）等。
[14]《爱德华大夫》（Spellbound），又译为《意乱情迷》，是美国导演希区柯克1945年拍摄的一部心理悬疑片，讲述的是追捕逃犯，但采用了精神分析的手法，悬念十足，对后来的“心理影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5]菲利普·阿里斯（PhilippeAries，1914—1984）：法国研究中世纪家庭和儿童的史学家，儿童史研究的开拓者。其著作《童年的世纪》（CenturiesofChildhood1962）是儿童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并激发了其后有关儿童与家庭的研究。
[16]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Capra。1939—），美国物理学家、系统理论家。他在《物理学之道》（TheTaoofPhysics，1975）一书中对近代物理学的最新成果以及东方神秘主义哲学的系统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了“近代物理学的新概念与东方宗教哲学思想惊人地相似”的结论。这一结论激发着人们探索宇宙奥秘的强烈愿望，引导着科学家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17]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FoxKeller，1936—），美国物理学家、女性主义学者。她的另一部代表作是1983年出版的关于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异类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的传记《玉米田里的先知》（AFeelingfortheOrganism，1995）。
[18]《迷离境界》（TwilightZone）分别是一部电视剧和一部电影的名称，后者根据前者改编。另外一个中文译名是《阴阳魔界》。
[19]地下铁路（UndergroundRailroad）是19世纪美国的废奴主义者帮助黑奴逃到北方或加拿大、墨西哥以至海外的秘密网络。据估计在1810至1850年之间，约有10万名黑奴通过它逃亡。它是自由的非裔美国人的历史的重要象征。
[20]“伸出手臂，触摸世界！”（Reachoutandtouchsomeone!），这是1981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一个口号。
[21]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被认为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领军人物”，也被称为是关于诱惑或大众文化的代表性哲学家。
[22]指美国的付费电话语音信息服务（PremiumRateService），即通过电话向客户提供播放录音应答或专人咨询的语音节目，用户付费获取信息，所付费用比一般的电话费要高，因为除了需要支付正常的电话费，还要付给内容提供商一定的费用。
[23]极简主义本身指二次大战后1960年代兴起的一个艺术派系。文学上的极简主义表现为文字的极度简练，主张以平铺直叙的方式，让读者主动参与内容成为文本角色，避免华丽的词藻以及作者主导对读者解读的影响。
[24]理查德·麦凯·罗蒂（RichardMcKayRorty1931—2007），美国哲学家，以反传统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而著称。他认为，今天的哲学已经不再是文化的重要形式，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具有独特的公共价值或存在理由。在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上，我们今天与其向哲学家请教，不如向经济学家、法学家、文学家甚至诗人请教。
[25]《煤气灯下》（Gaslight）：美国导演乔治·库克1944年拍摄的一部心理电影。影片讲述青年安东为了得到美丽少女宝拉的姑妈遗留下的钻石和大笔财产，一面把自己伪装成潇洒体贴的丈夫，一面又企图用心理战术把宝拉逼疯。现在“点燃煤气灯”被引申为一种心理虐待或恐吓行为，指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达到掌控别人的目的，刻意制造假象，使受害者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或记忆力产生怀疑，从而陷入精神或心理失常的状态。
[26]《与狼共舞》（DanceswithWolves）是美国导演凯文·科斯特纳1990年拍摄的电影。影片讲述了曾经是南北战争英雄的邓巴中尉独自前往未经开发的西部大草原闯荡。在那里，他逐渐与语言和文化都不相通的印第安人建立了信任和友谊。他与苏族妇女“挥拳而立”结婚，除了肤色和长相不同，他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印第安人。后来前往当地的白人军队反而将他视为叛徒，对他暴力相向。邓巴从此以身为白人为耻，彻底投向苏族人的阵营，并坚持自己的名字叫“与狼共舞”。
[27]“疯克式的”（funky）：黑人爵士乐风格。黑人爵士乐是黑人舞蹈的一种，最早是根据funky音乐而创的，是融合嘻哈和爵士元素的一种舞蹈。舞蹈动作里运动胯部和颈项的动作很多。疯克（funk）一词最早出现在节奏布鲁斯和灵歌的词汇表里。有理论家们认为：和“摇滚”或“爵士”这些词类似，疯克也是一个关于性活动的委婉语。
[28]《没有更好的布鲁斯》（MoBetterBlues）是美国导演斯皮克·李1990年拍摄的影片，由丹泽尔·华盛顿主演。影片讲述了一名自我中心意识强烈的小号手在爱情与事业上的纠葛，以此来探讨黑人艺术家的生存处境，是一部展现好莱坞黑人实力的爵士乐电影。
[29]乌比·戈德堡（WhoopiGoldberg，1955—）好莱坞黑人影星，代表作有《紫色》（TheColorPurple，1985），《人鬼情未了》（Ghost，1990），《修女也疯狂》（SisterArt，1991）等。
[30]莫妮克·威蒂格（MoniqueWittig，1935—2003）：法国作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她的代表作之一《女游击手》（LesGuerilleres，1969）是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的标志性作品。
[31]《豪门恩怨》（Dallas）是美国广播公司摄制的一部经典美剧，该电视剧从1978年到1991年播出，历时13年，360多集的剧长也创造了美国广播公司的记录。
[32]阿米什人（Amish）是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又称亚米胥派）。阿米什人崇尚简朴，摒弃奢华，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视劳苦和受难为通往天国之路。他们至今仍生活在保守的农业社会，用犁耕地，用传统的方法种植玉米、甜菜等农作物，饲养家禽家畜，尽一切可能无声地抗拒现代文明的冲击。阿米什风格的被子堪称精美的工艺品，和他们的宗教信仰一样，阿米什被子简单又不失美丽，样式别出心裁。
[33]埃斯普利特（Esprit）：一个集设计、采购、分销于一体并推广至全球46个国家的环球品牌，1968年创建于美国。在欧洲，埃斯普利特是最为人熟悉的三大时装品牌之一。
[34]震教徒（Shakers），又称为震教教友会教徒（ShakingQuakers.），属于基督再现信徒联合会，是贵格会在美国的支派。1774年由安·李（AnnLee，1736—1784）建立，现已基本消亡。门诺派教徒（RussianMennonites）是16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反对婴儿洗礼、服兵役等，主张简朴的生活。
[35]电影《证人》（Witness）：中文又名《目击者》《灭口大追杀》。主人公之一是阿米什男孩山姆，他是一起谋杀案的目击证人。该片的拍摄地选在阿米什社区集中地。影片从服饰、语言、主题等各方面都体现了美国现代文明和阿米什人保守、旧式生活的强烈对比和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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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哥伦布：已成往事，但不能忘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18哥伦布已成往事，但不能忘记
昨天很晚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白人来敲我的门。当我穿过走廊黑色的阴影时，恐惧浮上了心头，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门打开。犹豫之后，我开了门。是送信的，他给我带来一封一位女同事的信。我从他手里接过信时，他对我说他正在看我写的《黑人的凝视》，而且他挺喜欢那本书。但他只想告诉我里面有太多的，“哦”，他强调了一下，“你知道是哪个词”。我替他把话说完，是“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停顿片刻，我对他说：“不管怎样，很高兴知道你在看这本书。”
自从我开始用“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这个词来描述我所理解的“世界新秩序”之后，反应者甚众。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词组以数不胜数的方式困扰着、激怒着并且刺激着人们。这种反应使我更强烈地意识到：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不论他们属于什么种族、阶级和性别，无论他们性取向如何或者效忠于哪一个政治派别，他们都很难真正接受这个社会是“白人至上的”这一事实。很多白人女性主义者不问恰当与否就使用“资本主义男权制”这一词。显然，人们在探讨事实真相的时候，把经济体制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把体制化的男性性别统治看成是男权制的，从这两点入手分析要简单方便得多，而不是去考虑白人至上论作为一种基础意识形态对这两种专制体制有何影响和作用，这样做更困难些。当代社会再度掀起对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一爱国偶像神话的吹捧热潮，极为深刻地反映出这个国家众口一词对制度化白人至上说法的否认。
尽管当代社会在哥伦布身上大做文章，我认为美国大众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思考关于他的问题，或者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这么做。这个国家坚持让它的公民赞颂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其深层用意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要求和号召我们中的爱国者再一次站稳立场，举国奉行帝国主义和白人至上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的很多人（所有那些怀有民主远见，相信能够建立一个“公平和自由的社会”的美国人，拒绝给予帝国主义和白人至上论任何支持的美国人）感到有必要利用政治的手段来“对抗”这种对哥伦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白人至上论以及男权制进行浪漫化渲染。
哥伦布的思想传统是历经数代传承下来的。它所提供的文化资产为现代社会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男权制提供了立足的根基和持续发展的保障。我们中那些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domination）的人很久以前就曾揭穿过哥伦布神话的真面目，要求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和现实的眼光来还原多元的美国历史。所以我们抵抗和反对颂扬哥伦布的全国号召，我们赞颂的是对这一时刻的颠覆，很多人通过这种颠覆的方式把它变成了激进干预的空间。实际上，鼓动大众颂扬哥伦布的做法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感到急需发出这样一种号召：要培养国民的批判意识——要把握这个时机，改变所有人对国家历史的理解。我们认识到，眼下这个时刻为我们提供了缅怀过去的公共空间，利用这个时机，我们可以追思白人还没有到来之前的那个世界，去回忆并重新捡起过去那个世界的文化价值观。我们认识到，蓬勃的抵抗精神必将震撼这个世界，必将使我们立足和生存的这个星球以及这片土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当我们重新把关切的目光投向这个星球的整体和谐及生活在它上面的一切生物时、世界将会颠倒过来。
在思考哥伦布思想传统和美国白人至上论的根基问题时，我最先想到的是伊万·范·塞蒂玛以及他那本具有开创性的书《他们在哥伦布之前到来》。[1]书中记录了非洲人先于哥伦布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印迹，呼吁大家重新思考关于源始和开端[2]的问题。人们通常忽视了范·塞蒂玛书中深刻的政治内涵。不过，这本书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要求大家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期，来自不同种族、民族和文化的人们走到了一起，他们没有利用那种差异来实行帝国主义/文化统治。当我回想自己从小学起就了解到的关于哥伦布的一切，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是如何被灌输进这样一种思想：统治和征服与我们不同的人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不拘泥于特定文化。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假如力所能及的话，印第安人原本会征服和统治白人探险者，但他们只是因为不够强壮或缺乏智慧而未能如愿。这些教义的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就是：白性（whiteness）赋予了这些“新世界”的探险者更为强大的力量。“白性”这个词从未有人使用过。人们曾使用过的与“白性”同义的这个关键词，就是“文明”。因而，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人们就让我们相信，无论对这个国家的土著人，即那些“印第安人”作了何等残忍的事，但是为了带来文明这份大礼，必须残忍。我们很小就清楚地认识到，统治是文明进程中的关键所在。如果不计代价获得的文明是有益且不可或缺的，那就意味着统治同样也不是什么坏事。
不同的人相遇就要争权夺利，天经地义；白人环游世界教化非白人，也是天经地义。这两个观点一拍即合。尽管进步思想在教育领域进行干预，呼吁人们对如何讲授历史和如何从文化的角度铭记历史作一番重新思考，但几乎还是无人关注非洲人先于哥伦布在“新世界”的存在。只要这一历史事实还在被人忽视，人们就有可能在把哥伦布称作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同时，也始终想当然地认为征服的意志是与生俱来、是自然而然的；认为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能够彼此相遇、不产生矛盾是双方得以连接的重要依据，这一点滑稽可笑。在我们的文化思维定势里，统治不仅正常而且是文明化进程的核心这一想法已经根深蒂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消除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工作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导致变革的进步，就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完全相信一个团体或个人凌驾于他人之上是件正常的事情。大多数人都认为支配、压迫和剥削他人无可指责。美国社会的边缘群体比世界上许多社会的边缘群体拥有更多的民权，但我们行使这些权利却未能改变统治是文明进步和秩序社会的根本这个大的文化结论。
尽管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事实表明黑人并非生来低人一等，但是美国白人大众仍然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相信黑人自然就该受到支配。而且尽管事实证明女性在各方面都与男性没什么差别，大众仍然相信倘若男性不以仁慈的或是粗暴的男权制方式主宰女性的话，就不可能有持久稳定的社会和家庭秩序。考虑到这种文化思维定势，那些致力于培养大众批判意识的进步人士非常有必要提醒我们的国家和公民，有些建立人类共同体的范式拒绝给予统治以特权地位。而且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还有什么例子会比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的文化融合更有说服力？研究这一史实能够增进我们对团结这门政治学的了解。我在《黑人的凝视》中一篇名为《具有革命精神的叛逆者》的文章里，强调了先于哥伦布来到这儿的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族群之间建立关系的重要意义：
那些在哥伦布之前就长途跋涉来到“新世界”的非洲人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与为他们提供了容身之地和休憩之所的土著人休戚相关。他们来到这儿，不是为了发号施令、侵吞财产、统治别人或建立殖民地。他们并不急于斩断记忆之链，他们依然心怀祖先。在与美洲土著人融洽相处了一个时期后，这些非洲探险者又平静地踏上了回乡之路。殖民的白人帝国主义者坚持认为不同的人群彼此发生冲突和权力斗争是自然的事。但与此相反，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的首次打交道则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展示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景象，这种景象肯定了互惠关系和对社区核心地位的承认；也认为征服和统治不是面对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他者的唯一方式。
显而易见，非洲人与那些站在美洲海岸迎接他们的土著居民相互提供了一种在差异的基础上共处的方式，这种方式强调资源共享、探讨差异并且寻求共性的理念。尽管可能并没有足够丰富的史料来证明他们的这些亲密接触，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消除那种认为统治是合理存在的文化结论，我们就必须要唤起人们对这一史实的关注。
帝国主义白人殖民者曾记录了这么一个事实，土著人在和他们这些白人打交道的时候没有表露出征服、支配、压迫或破坏的意图。哥伦布在他的日志以及写给他的西班牙资助人的信中对美洲土著人温和并且爱好和平的天性都作了描述。在给西班牙资助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引自霍华德·津（HowardZinn）的文章《哥伦布、印第安人及人类进步》］：
他们非常单纯和诚实，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也极其大方，只要有人找他们要，他们就会倾其所有地给。他们非常关心所有其他人，甚于爱他们自己。
尽管看起来哥伦布为他在土著人中亲眼所见的社群政治和人际关系所折服，但他却没有对自己所观察到的这一新的文化价值观产生共鸣并表示敬意，他也没有就此脱胎换骨，换一种新的存在方式。相反，他视这些积极的文化价值观为缺陷，认为土著居民因此而变得脆弱，这样的国家也很容易因此被征服、被剥削和被摧毁。他在日志中的吹嘘暴露了他这种自大的文化观：“他们会是做好仆人的料。只要有50人，我们就能把他们全都制服，并随心所欲地支配。”据哥伦布的观察，这种新的文化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是物质追求要服从集体福祉，要让位于群体的利益。各方面的资料表明，没有哪一个土著社区是建立在排外基础上的，所以那些与他们不同的人——外表，国籍和文化不同的人——都能为他们的社区风范所包容。
对这种包容的记忆正是我们在对历史发出批判性质询、对哥伦布遗产的意义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所必须唤起的。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所要做的是在两种记忆中做出选择，一种为统治、压迫和剥削辩护并委之以特权，另一种则为褒奖和肯定互惠互利、群体意识和互助关系。考虑到这个星球正面临着危机——对自然猖獗的毁坏、饥荒、核攻击的威胁以及无休止的男权战争——考虑到这些悲剧是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地球每一个角落的人们的生活中得到显露，要是我们能够记起并重新打造那种强调增进人们爱护地球、关心彼此能力的人类联结范式的话，我们只会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那种记忆能使我们的信仰重生，也能再度点亮希望。
不管我们唤起的是对哥伦布还是对先于他来到美洲的非洲人的记忆，两者所代表的传统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带有男性特征。有一学期，我在讲授一门介绍非裔美国女作家的课程时，提到了非洲人到美洲的那次万里之行。那是我第一次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第一次接触首先是男人之间在打交道。后来，哥伦布来了——也带着一帮男人。虽然非洲男人和美洲土著男人之间的碰面没有体现出帝国主义厌女的男性理想，但他们和白人殖民者一样信奉以男性为尊的性别制度。这就意味着，尽管在非洲和美洲的一些社群中女性的确享有很大的特权，但在人们眼中，这些特权与男性的特权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或者在某些方面总不及男性。津在他的文章里既强调了白人殖民者“对原住民妇女的大规模强暴”，也着重指出了在何种程度上帝国主义在美洲的冒险被视为一种“男性征服”。原住民女性受到侵犯，我们这些当代的人会对原住民男性对此的反应作出怎样的推测？津强调了性别隐喻是如何被用来歌颂殖民主义者的胜利的。他引用了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3]对这一征服行为进行的男权制浪漫化想象：“凡夫俗子们永远也不会指望能够重温1492年10月的那些日日夜夜，那种令人惊奇、赞叹和快乐的感觉。那时，在征服者卡斯蒂利亚人[4]的面前，新世界优雅地奉上了她的贞操。”土著男人和这片土地、和他们祖先曾生活过的这个世界、和这块后来会唤起强奸和暴力隐喻的土地毫不相干。把土地想象成女性，可以占有，可供享用，可随意支配，这种关于生活的想法唯独属于殖民主义者。我的意思不是说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人的价值观不带有性别歧视色彩，而是说他们以不同于白人殖民主义者的方式实践着这种价值观；而且这些拥有不同肤色且来自不同社群的有色人种男人，其男性权力是有限度的。当代有色人种男性通过主张男性阳刚气质来寻求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性和男性力量的肯定，而那种男性阳刚气质正是白人男权制遗留下来的糟粕。这是殖民带来的悲剧性后果。
我们从文化的角度重述历史时，必须得把哥伦布的影响与男权制的制度化，与主张男性在日常生活应当支配女性的性别歧视男性文化的制度化联系起来考察。对哥伦布的帝国主义思想传统进行文化浪漫化包含着对强暴行为的粉饰。那些白人殖民者对土著女性实施强暴和肉体摧残，却还把这些行为当成对胜利者的犒劳而记录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犹如把有色女性当成物品，而不是历史的主体。如果有冲突，那是男人之间的事。在人们的认识中，女性和女性的身体似乎与男人间争夺土地和领土的斗争无关。从那一历史时刻起，有色人种女性就一直不得不努力应对传统上对她们形象的刻板解读，这种解读暗示我们女性都是背叛者，都会应殖民者的要求迫不及待地奉上我们的肉体。任何对哥伦布影响的批判性质疑，如果不关注对土著女性的强奸和暴行，容忍白人至上男权思维定势，都只能是一种失之偏颇的分析。当代批评家在谴责白人殖民者的帝国主义行径时，如果对男权制嘴下留情，便是一种策略，旨在最大程度地淡化性别对特定群体中的特定压迫形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策略简单地把对土著女性的强暴和剥削放到武力征服和战利品的框架中，混淆视听，使男权制思想既联手帝国主义，也抛开帝国主义来支持和肯定对女性，尤其是对有色人种女性，施加性暴力的做法显得不那么昭然若揭。为什么很多当代男性思想家，尤其是有色人种男性，在批判哥伦布的帝国主义思想余毒时，却又拒绝批判男权制，转而对这个余毒中的部分内容予以肯定呢？
当代有色人种人士在构建部落文化政治或民族身份文化政治时维持了女性的从属地位，此时，难道我们不是在与哥伦布的余毒沆瀣一气？如果当代种族观、亚文化民族观和身份观通过维护性别主义思想和行为的方式纵容、道贺女性对男性的臣服，那么，反思历史的进步要求就永远不能从根本上与彻底消灭统治的团结政治挂上钩。只要我们批判一种形式的统治，同时却欣然接受另外一种统治，那么消灭压迫和剥削的变革性干预就绝不可能成为现实。
毫无疑问，哥伦布的传统是一种使有色女性的声音——她们的生命——不为人知且彻底消失的一种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为了修复历史造成的残损，匡正它被传授给我们的方式，改变它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必须利用这一重提历史的时刻，对男权制提出质疑。即使对历史进行再多的进步思考，我也不愿意去回想土著妇女在帝国主义者征服美洲时所遭遇的命运，或者去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她们的命运决定了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的命运。那种暴力和残忍是西方对原住民女性和男性实施肉体和精神双重殖民的一部分，唤起对那种极度残暴的回忆只会让人感到心痛。然而，我们可以借助对这种传统的关注来展开一次集体性的哀悼，同时转化悲痛、催生抵抗。说出我们的悲痛能赋予这种悲痛以及赋予我们自身以力量。契卡索（Chickasaw）作家琳达·霍根[5]［在她的文章《哥伦布论战》（“ColumbusDebate”）中，发表于《世界时装》（Elle）杂志1992年10月号］提醒我们这种悲痛是何等彻骨：
没有人能想象得出比发生在这里的一切还要更为恐怖的事——骇人的行径，绵延不绝的种族大屠杀，我们仍悲痛如初。土地所遭遇的一切人也未能幸免，我们和土地是一体。我们全都受到了那种文化的伤害，它让我们与自然界仳离，与我们的精神生活化离；我们全都受到那种制度的伤害，它产生于这场毁灭土地、毁灭社会的种族屠杀。
我们在南非为自由而战的当地战友们提醒我们：“我们的斗争也是一场用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铭记是为了获得力量。尽管这些记忆令人伤痛，但我们敢于把我们祖辈所遭受过的悲伤、痛苦和遗憾公之于众，我们敢于发出这样挑战性的宣言：要结束男权制就必须同时奋起终结西方帝国主义。土著女性在白人至上男权殖民者手中的那段命运我们铭刻在心，我们的铭记是为了用抵抗的行动来向她们致敬；是为了替她们再度发出抗议和愤怒的呼声，这种呼声在任何一本历史书中都无迹可寻。
在过去的一年，我拒绝了要我就哥伦布说点什么或写点什么的所有提议。一次又一次，我会听到自己说：“我真的从没想过哥伦布这个人。”在对自己的这种断言严格审视一番后，我发现了其中不真实的成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并不只是我没有想到过哥伦布。我想要把他抛在脑后，想要否认他的重要性。因为我儿时关于哥伦布的记忆总是和一种耻辱感联系在一起，让我觉得“红皮肤和黑皮肤”的人（我那时对我们自己的看法）都是牺牲品，被那些陌生的白人探险者践踏和利用。事实上，我一闭眼，历史书上描绘的哥伦布和他手下人的形象就会活脱脱地出现在我面前。我能看见土著人脸上狂野和未开化的表情，就如同我记忆中的那些衣不蔽体而且带着镣铐的非洲奴隶的画像。我想忘掉他们，而他们却总是违背我的意愿盘踞在我的记忆中。拉古纳（Laguna）原住民小说家兼诗人莱斯莉·西尔科（LeslieSilko）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图像在大脑中的地位，她描述了当发生下面这种情况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我们以为自己回想起了某个特定的事件，就好像自己曾亲身经历过一样，结果却发现我们关于那一时刻的记忆其实来自一张照片。西尔科写道：“奇怪的是你会听到一些什么——你听到有人在给你描述一个地方或场景，而事实上你只是亲眼看到过那幅图画而已。”而我要补充的是，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图片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中挥之不去。当我回忆起看到那些印第安人以及“伟大的”白人形象时所产生的耻辱感时，我意识到那其中还包含着愤怒。我不仅仅是对那些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形象生气，还觉得被迫看到他们就像是被迫亲眼目睹一场殖民仪式的象征性重演，一出白人至上的闹剧。可耻的是，我既无力抗议，也无力干涉。
今天的我们不再软弱无力。我们没有选择忽视或否认纪念哥伦布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仍然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命运。我们指出并反对将我们遭受的压迫和剥削进行浪漫化，并藉此打破这段殖民历史对我们的束缚。我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也没有忘记有色人种——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人，以及用自己的言行来反对种族屠杀的欧洲人。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是敞开胸怀，将团结、互惠和精神融合的思想传统馈赠给我们的人，对于这一传统，我们可以重新拥有并与人分享。我们渴望他们那种历经世代验证的知识和智慧能够赋予我们必要的洞见，让我们得以勾勒出关于社群和国家的种种具有变革性的远景，想象着在这样的社群和国家里，生命中所有宝贵的东西都能得到呵护与肯定。
[1]伊万·范·塞蒂玛（lvan（GladstoneVanSertima，1935—2009），英国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在1976年出版的《他们在哥伦布之前到来》一书中提出了中南美洲的文明源于非洲的学说。该书的英文全名是：TheyCameBeforeCo-lumbus，theAfricanPresenceinAncientAmerica。
[2]胡克斯在这里喻指赛义德提出的“源始”（origin）和“开端”（beginning）这一对概念，这是赛义德在《开端：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s：IntentionandMethod）一书所提出的。他认为，“开端”是意图产生意义的第一步，是“世俗的、人为的和不断重新检验的”：“源始”则是“神圣的、神话的和特权的”、是可以颠覆的。
[3]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EliotMorison，1887—1976），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1942年至1951年期间担任“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海军作战部”的历史顾问，1950年被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1783—1860年马萨诸塞海事史》（TheMaritimeHistoryofMassachusetts，1783—1860，1921），《牛津美国史，1793—1917年》（Oxford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793—1917，1927），《哈佛三百年，1636—1936》（ThreeCenturiesofHaruard，1636—1936，1936），《海上大将哥伦布传》（AdmiraloftheOceanSea：AlifeofChirstopherColmbus，1942），《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HistoryoftheUnitedStatesNaualOperationsinWorldWarⅡ，共十五卷、1946—1962年出版）等。
[4]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s）：卡斯蒂利亚是中世纪欧洲一个独立的小国，后逐渐与周围国家合并，最终形成今日的西班牙。卡斯蒂利亚人即后来的西班牙人。
[5]琳达·霍根（LindaHogan，1947—），美国印第安契卡索族作家与北美原住民研究学者，代表作有：《栖息地：自然世界精神史》（Dwellings：ASpiritualHisto-ryoftheNaturalWorld，1995），《力量》（Power，1998），《卑劣的灵魂》（MeanSpirit，1990），《太阳风暴》（SolarStorms，1995）等。其中《卑劣的灵魂》曾入围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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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尔科姆X:期待已久的女性主义男子气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17马尔科姆X期待已久的女性主义男子气概
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对马尔科姆X进行批判性研究取得的实质性成果为数不多。由于我一向对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理解个人主体建构颇有兴趣，所以最近新出的一本关于马尔科姆X的书让我感到兴奋。该书力图通过对马尔科姆X的自传性材料进行批评性的阐释，来剖析这位黑人解放斗争的激进代言人和活动家的个性发展历程。正因为如此，性别问题被摆在了非常显眼的位置。
眼下，黑人女性和男性正面临着艰难的时刻。性别冲突比比皆是，对性别角色本质的理解也充斥着谬误。在黑人通俗文化中，黑人男性常常指责黑人女性使他们陷入困境。黑人男性男权制的体制化常常被用来当做解决我们问题的答案。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像马尔科姆X这样的超级文化偶像一直是很多黑人眼中真正男性气质的化身，也始终是黑人男性身份建构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榜样。既然如此，对我们而言，理解他性别观点的复杂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马尔科姆过去常把黑人男性面临的很多问题归咎于女性。多年后，他才开始对那种带有厌女症和性别歧视色彩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质询。布鲁斯·佩里最近推出了一本传记式作品《改变了黑色美国的人：马尔科姆传记》，书中提供了大量人们期待已久的鲜为人知的史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试图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批判性地“阅读”马尔科姆的一生，认为马尔科姆身边的女性要为他所有可能被称之为不恰当的行为负责。尽管佩里看起来对马尔科姆在不同时期性别歧视和厌女症思想的严重程度感到很震惊，他却没有尝试把马尔科姆的这种思想和男权制的体制化联系起来，和男权制文化中司空见惯的性别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他也没有去强调马尔科姆临终前在性别问题上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转变。如果强调了这种思想转变，那他就得重新考虑这本书的一个前提是否合理，即马尔科姆身边出现的那些“专横的”或对他弃之不顾的黑人女性使他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男性气质，让感情上深受打击的他难以振作，因而在与别人相处时，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和颐指气使的架势。
在某种意义上，佩里的传记试图用一种挑刺的方式突出马尔科姆的谬误、缺点以及心理障碍，从而解构马克科姆，去除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秘光环。他尤其就马尔科姆和女性的关系问题作了一番研究和探讨，并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强调（乃至于过分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马尔科姆并不具备作为榜样、英雄和文化偶像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将造成马尔科姆性别歧视和厌女倾向的背景抛开不谈，使他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只是由不正常的家庭关系所导致，无异于使他脱离了历史的语境，把他描写成好像仅仅只是黑人文化的产物，从而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马尔科姆作为一个个体，他的身份和自我意识，尤其是他的男性意识，同样也是占主导地位的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社会风气的产物。用这种狭隘的观点去分析马尔科姆的生平只能导致曲解和过分简单化。毋庸讳言，佩里没有采用女性主义的分析手法去解释马尔科姆对待女性的态度以及他对于性别关系的看法。他几乎完全没有尝试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探讨马尔科姆的生平以及政治态度。和佩里一样，女性主义思想家太多时候也是简单地只着眼于分析影响过马尔科姆大半生思想和行动的性别歧视和厌女倾向，并以此为由否认或拒绝考虑他的政治影响力。当代社会再度关注起马尔科姆的著作和言论，这有助于营造一种批评的氛围、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重新评价他的生平及贡献。一些黑人青年男女选择马尔科姆作为自己的偶像和导师，对他在性别问题上的认识提出了疑问。在我的班上，黑人女生们想知道我们该如何将他的性别歧视及厌女倾向与他在黑人解放运动中的进步政治学说两者协调起来。
要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重新评价马尔科姆的生平和贡献，就绝对有必要把他牢牢地嵌入男权制这个社会语境中。我们在理解他时必须要考虑他所处的历史环境。那时，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论是专制的表现形式，侵犯行为和侮辱人格都是通过带性别歧视的男权制话语得到言说和描述。也就是说，当人们谈论美国的白人统治黑人的残酷历史时——具体表现为黑人男性的去势化——他们通常把解放等同于建立黑人男权制，等同于让黑人男性凌驾于黑人女性和儿童之上。
显然，马尔科姆以“伊斯兰民族”代表的身份在其激情四射的演讲中所呼唤的“男子气概”秉承了上面提到的男权制思想。马尔科姆没有直接倡导建立黑人男权制，并用这种方式来赋予黑人男性主宰黑人女性的权力，他只是谈到有必要“保护”黑人女性，从而用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去促成黑人男权制的建立。他宣扬一种可以被称之为“仁慈的”男权制，在这种体制下，男权制父亲/统治者会承担起关怀家人的全部责任——包括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在他最著名的演讲之一“选票还是子弹”中，马尔科姆用男权制的雄辩言辞宣告了黑人民族主义的信条：“黑人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就是黑人男性应当在他自己的社群内实现对政治和政治家的控制……”显然，黑人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话语将黑人妇女置于从属地位[1]。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马尔科姆不是发表这种言论的第一人。这种言论是保守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论是“黑人穆斯林”还是黑人解放运动中的改良派和激进派也都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基石。
那种意识形态不仅得到了黑人男性也得到了黑人女性的推崇。很多黑人女性加入到“伊斯兰民族”是因为她们觉得在这个组织中，黑人的女性能够得到尊重，她们也能享有在主流文化中无法得到的家长式保护和关爱。以顺从为代价换来男性的关心，代价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高昂。马尔科姆曾在早期的一次公开露面中严厉指责了黑人男性，认为他们没有保护好黑人妇女和儿童，使他们免遭种族主义暴行的伤害，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是著名的黑人自由战士范妮·洛乌·哈默[2]。
当我听到哈默夫人，一位黑人女性——可以把她看作是我的母亲、姐妹和女儿——描述他们（白人）在密西西比对她所做的一切时，我问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当黑人女性被殴打而我们却无能为力时，我们怎么还能够指望自己作为男性而得到尊重？不，只要我们的女人还会遭受这位女士所描述的暴行，只要我们还对此束手无策，我们就不配被当做男人并得到应有的尊重……
大多数与马尔科姆同时代的黑人，在社会的影响下也带着性别歧视的眼光来看待性别角色的问题。他们相信男人应当工作并养家，而女人则得留在家里、做做家务，照看孩子（今天，大多数黑人则认为男女都应当走出家门去工作）。人们时常这么理解种族主义在就业领域的表现：它意味着黑人男性往往无法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意味着当黑人男性失业时黑人女性通常能找到低收入的工作。伊莱贾·穆罕默德倡导的伊斯兰教向黑人妇女作出的一个承诺就是：她们在这里能找到有经济来源的丈夫。无论马尔科姆在加入“伊斯兰民族”之前性别歧视和厌女倾向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在加入这个组织之后他的这种倾向更是变本加厉。在“伊斯兰民族”这个环境下，马尔科姆在当街头混混时形成的性别歧视和厌女恐惧在加入这个组织后有了合法的意识形态根据。然而有人认为，如果黑人女性显得盛气凌人的话，不是因为她们天生“邪恶”，而是因为黑人男性自我去势，变得脆弱。所以，任何有胆量的黑人男性都可以重振男权的雄风，把那些任性的黑人女性收拾得服服帖帖。当马尔科姆还是个街头混混时，那些比男人更为精明而且能够控制男人的女人常常让他感到愤怒。
马尔科姆对女性的不信任感缘于他对遭去势、失去控制权以及害怕受制于他人的恐惧。的确，马尔科姆对去势一说忧心忡忡，他关心的是黑人男性能否成为自己及他人生活的主宰。在他的自传中，马尔科姆解释了穆斯林教义对性别角色本质的理解他写道：
男人的真正本质是强壮、女人的真正本质是柔弱。一个男人必须每时每刻都尊重他的女人，但同时他也得明白，想得到女人的尊重，就必须成为她的主人。
这种性别歧视思想对当代的黑人穆斯林思想仍有影响，它在沙哈扎德·阿里最近出版的畅销书《黑人男性理解黑人女性指南》中再一次得到表露。阿里声称，黑人女性“对黑人男性的不尊重是导致黑人家庭解体的直接原因”。在很多方面，这本书是对马尔科姆1956年在费城清真寺就黑人女性问题所作演讲的重新阐释。在马尔科姆还没有退出“伊斯兰民族”之前[3]，每当谈及性别问题，他总是指责黑人女性与白人男性勾结在一起。他称黑人女性是“邪恶最具破坏力的工具”，并且坚持认为阻碍黑人境遇得到改善的就是“这些北美的邪恶的黑人女性，她们自己不想走上正道，还成为黑人男性自救的绊脚石”。布鲁斯·佩里试图表明，马尔科姆给所有女性所下的结论，来自于他本人和黑人女性打交道的经历，这几位黑人女性本身在性别或种族问题的看法上就缺乏进步意识。
马尔科姆的性别歧视观点没有什么值得辩解的正当理由。詹姆斯·科恩[4]在他的《马丁和马尔科姆：美梦还是噩梦》一书中把两人作了一番比较，在谈到性别歧视的问题时，他强调两人都“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典型的美国男性眼里的妇女观”。他进一步分析说：“两人都相信女性的位置在家庭，在私人领域；而男性的天地在社会，在公共领域，他们为了女人和儿童的正义而斗争。”至关重要的是，科恩坚持认为我们不应当忽视马丁和马尔科姆支持性别歧视的做法给黑人生活带来的消极后果。
尽管我们这些黑人男性可以理解马丁和马尔科姆或者我们自己的性别歧视倾向，但我们绝不能原谅这种做法或为其辩护，就好像我们不知道性别歧视过去是、如今依然是非裔美国人社群所面临的一个严肃的问题。正如我们黑人不允许白人为他们的种族主义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样，我们也不能原谅自身存在的性别歧视。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一样都是自由的敌人，我们必须揭露它种种邪恶的表现形式，这样才能将它摧毁。
几乎没有黑人男性对科恩的这一质疑作出反应。今天的黑人男性仍时不时地搬出马尔科姆X的说法，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性别歧视思想是合理的，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一贯的统治是合法的。
事实上，尽管后来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思想有所转变，他在后期的一些演讲和访谈中就这个问题所作的评论显示出他对性别角色的思考有了进步和发展，但相比之下，他在早期的公开演讲中所鼓吹的性别歧视观点对黑人意识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在对马尔科姆对黑人解放斗争所作的贡献进行评价时，强调这种思想的转变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要试图用任何方式来淡化他的性别歧视思想的影响，而要尝试营造一个批评的氛围，使这些改变得到应有的探讨和重视，这样才能给那些寻求政治进步的黑人带来积极的影响。马尔科姆在他的自传中声明他个人将坚持不懈地追求变革：“我自己的一生是一部由变革构成的编年史——我始终保持思想开放，这是灵活应变的必要条件，因为任何一种对真理的智性追求都少不了这种灵活应变的能力。”考虑到马尔科姆临终前在性别问题上转向进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继续活下去的话完全可以成为性别平等的倡导者。在他去世前一年的演讲中，马尔科姆建议黑人女性也应当在黑人解放运动中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这是对性别歧视思想的一种含蓄的质疑。如果他还活着，马尔科姆可能也会用他支持性别歧视思想时那种强硬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反戈一击。科恩在探讨马尔科姆的性别歧视问题时做出了这一颇有洞察力的评论：
无论马尔科姆对哪个问题持有何种观点，他总是以尽可能极端的方式来呈现它们，所以人人都会很清楚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当他发现自己在某件事上犯了错时，他也会以同样极端的方式否定之前的做法。在与“伊斯兰民族”分道扬镳，接着又游历了中东和非洲之后，马尔科姆在妇女权利的问题上来了个彻底的转变。因为从那以后，他在考虑这一问题时不仅兼顾到宗教和道德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他也开始把动员变革社会所需要的力量当做自己的出发点。
通常，那些持有性别歧视观点而且视马尔科姆为文化偶像的黑人男性和女性，会避而不谈他的这些思想转变，因为这些改变对他们自己的性别歧视行为毫无裨益。
女性主义者对马尔科姆的生平所进行的评价工作，还没能得到关注如何界定马尔科姆精神遗产和影响力的那些人士的鼓励。如果在某个地方召开关于马尔科姆及其贡献的会议或者座谈会，马尔科姆的遗孀贝蒂·沙巴兹通常是最有代表性的女性声音。很长时期以来，一直都是性别歧视观念来审查哪些女性有资格谈论马尔科姆并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由于沙巴兹几乎从未就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的进步转变发表过评论，而且她一直被视为马尔科姆精神遗产的女性代言人，所以她在封杀讨论马尔科姆性别观这件事上也脱不了干系。显而易见，在他们实际的婚姻生活中，马尔科姆扮演的是慈爱的家长这一角色。这一点沙巴兹在其文章《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马尔科姆X》一文中有所提及。然而，单纯地把沙巴兹看做马尔科姆性别歧视做法的牺牲品又失之片面。她本身也有性别歧视思想。她同样完全相信“伊斯兰民族”所表述和倡导的那种关于性别角色问题的思维方式。尽管沙巴兹与“伊斯兰民族”决裂过，但是在她的采访和谈话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在性别问题的看法上有过大幅度的转变，或者她用任何方式倡导过女性主义。
虽然沙巴兹试图在丈夫去世后建构一个自主的身份和独立的存在，但是她自始至终认为，作为马尔科姆的遗孀，她有权（根据男权制）作为其丈夫主要和真正的代言人，让全世界都了解关于马尔科姆X这个男人的一切。在法律上，她是马尔科姆所有财产的监护人。然而，如果像某些报道所指出的那样，她和马尔科姆曾彼此疏远（也许甚至到了快要离婚的地步），那么尽管马尔科姆始终占据着家庭中的男权统治地位，他也很有可能在性别问题上的看法比他妻子进步得多。沙巴兹当然不愿意披露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因为这会导致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她是否还能继续作为马尔科姆、作为这个男人的代言人？
总之，任何一个女性主义者在评价马尔科姆的生平及贡献时，可能都得承认：考虑到两人家庭生活中存在的性别政治，沙巴兹不可能就马尔科姆在女性问题上的观点转变给出多少解释，而且如果她本人的观点的确不是特别进步或者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话，那么对于马尔科姆思想上的变化她真的无从谈起。坦白地说，沙巴兹也许会倡导在工作领域实行男女平等，但她认为没有必要号召女人和男人一起旗帜鲜明地抵抗生活各个方面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她还没有公开表明过要转而接受女性主义政治，或是接受那种能让她在理论上对马尔科姆的进步改变（而且也包括对任何人在性别问题上的进步观点）拥有发言权的女性主义思想。然而仅仅因为她是马尔科姆的妻子这个事实，很多想要以马尔科姆的一生和贡献为学习榜样的黑人就把她当做了偶像。如果贝蒂·沙巴兹的做法使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的进步思想改变显得无足轻重，那么她就成了那些有意无视和排斥这些改变的人的同谋者。
很多有机会见到沙巴兹本人的年轻一辈黑人女性（也包括我）都对她心怀敬意，钦佩她在自己和孩子因马尔科姆的政治选择和去世而陷人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也赞赏她努力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身份的那种做法。不过，这种钦佩之情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大多数沙巴兹和男人们一起出现的公共场合，她都表现出性别歧视的立场（也就是说，她会认真倾听男性就马尔科姆的贡献所作的发言，而忽视或尽力贬低女性发言者的阐释）。尽管贝蒂·沙巴兹通常是支持女性的，但她对女性权利的问题没有表现出持久的关注。当然，她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政治取向。不过，我在这里想要点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沙巴兹对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的思想转变能表现得更为直接，如果她能更为坦率地道出屈从于他在家庭生活中的性别专制有多么不易，如果她真的能说出让她自己感到“痛苦”的事（假如存在的话），也就是马尔科姆活着时没能让她体验到他在性别问题上进步的思想转变带给她的好处，那么我们本可以对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不断发展变化的批评意识有一个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佩里在为马尔科姆写的传记中，试图把他塑造成一个有性别歧视倾向的“施虐者”，所以他的妻子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他的去世而得到了解放。
摆脱了马尔科姆的控制，贝蒂，这个因丈夫的遇刺而突然成了国家级知名人物的女人，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和路易斯·利特尔（LouiseLittle）一样，她坚持认为和她有过7年婚姻的已故丈夫一直是个好人。她重返校园，拿到了博士学位，凭借自身的努力登上了公共舞台。她曾不无自豪地告诉一名记者：“我不仅仅是马尔科姆的遗孀。”在访谈中，她谈到了那些对女性施虐的男性并且指出，这种虐待心理的根源在于这些男性在童年时期与母亲或姐妹之间有过不愉快的关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佩里以沙巴兹为例来为自己的性别歧视做法开脱，也为自己对马尔科姆的批评式解读寻求支持。他批判马尔科姆的性别歧视思想，自己却同样从这一立场出发，认为男性的身份是在女性（比如母亲和姐妹）行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他对马尔科姆的解读也因此而失之偏颇。沙巴兹的评论证实了这种对童年时期影响力的阐释带有性别歧视色彩。但是如何看待社会以及父亲和其他男性在构建马尔科姆对待女性的态度和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为什么佩里和沙巴兹两人都否认男权的影响，而只一厢情愿地把一切都归咎到母亲或女性的头上？
这看起来很滑稽，既然沙巴兹拒绝与佩里谈论马尔科姆，这就意味着她没有把他当做有资格解读马尔科姆生平和贡献的代言人。但是和佩里一样，她也没有从非性别歧视的观点对性别问题提出充分的质询。如果沙巴兹不能先对自己的性别歧视思想打个问号，她自然也就可能无法对马尔科姆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存在和习惯提出公开质疑。她可能不愿意公开探讨他的性别歧视作风，或是讨论这一事实：他态度上的转变也许并没有在他个人生活中有所体现。同样，对于马尔科姆对待女性的态度以及他在性别问题上的看法，马尔科姆的女儿们大概也难以对其进行公开的批评或自省，因为可能唯一残留在她们记忆中的那段时期，是马尔科姆充满慈爱的男权形象最为鲜明的那段时期，那时的他很少和家人们呆在一起。我们只能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能在认清我们文化偶像消极面的同时，对他们所做出的个人的以及政治上的贡献仍致以深切的敬意，如果整个黑人群体都能完全接受这种做法的话，那么凡是熟知马尔科姆的人在谈及他的时候，都会更为直率和坦诚。到那时，沙巴兹也可以在批评黑人男性的统治时更为开诚布公了。
尽管马尔科姆有性别歧视思想，他还是帮助沙巴兹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沙巴兹曾接受过《显现》[5]杂志1990年2月号的采访，采访的主题是“25年后缅怀马尔科姆”。沙巴兹坦承，与马尔科姆这个男人的婚姻关系使她走上了政治道路。
他使我的思想观念变得更开放。我还是小女孩时，出身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只有年迈的双亲，没有兄弟姐妹，我最初非常懵懂。马尔科姆教会我用广阔的视角看待问题——这拓宽了我的视野。……我想（如果没有遇见并嫁给马尔科姆），我可能仍然还是一个卫理公会派教徒，只关心我自己生活的社区，而对世界这个大社区则漠不关心。
值得注意的是，沙巴兹的这段话表明，性别歧视的思想并没有阻止她以马尔科姆为榜样，学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安吉拉·戴维斯也谈到了马尔科姆对她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以及激进态度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我自己也曾多次强调，马尔科姆的文章对我在政治方面的成长至关重要。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他对内化了的种族主义毫不含糊地批判，以及他对激进反抗义无反顾地支持，是一种改造我们的意识和存在习惯的政治干预手段。他的性别歧视的思想并没有成为一种障碍，变革已经成为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马尔科姆与伊莱贾·穆罕默德这个男权制父亲的化身的决裂才给予他一定的社会空间，促使他在性别问题上发生思想转变。尽管他与贝蒂（她并不赞同对女性行为进行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僵化表述）的关系已经使他从个人生活上对厌女症的观点作一番重新思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首先必须得“反叛”（disloyal）（用阿德里安娜·里奇的话来说）男权制，[6]然后才可能换一种思路去认识女性，去了解女性在抵抗斗争中的角色以及女性运动的潜力。当代思想家们试图再次把他当做偶像放入他曾经英勇反抗过的男权语境，这对他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误读。马尔科姆对男权制的抵抗有事实为证：他与“伊斯兰民族”的决裂，他对自己在家庭事务中扮演角色的自我批评，以及他对待性别问题时思想上的进步转变。这些都表明他不再赞成下面这一性别歧视观点，即黑人男性的领导权在黑人解放运动中至关重要。
马尔科姆在遇害前不久，同样也是在范妮·洛乌·哈默的陪同下，发表了他在性别问题上最有影响的一次宣言。在奥杜邦演讲厅的这次演讲中，马尔科姆称哈默为“这个国家最杰出的自由斗士之一”，他宣称：“为自由而战，你不必身为男性。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成为一个有头脑的人。一个有头脑的人自然会极其渴望自由，而为了获得那种自由，你愿赴汤蹈火，使尽千方百计。”在这段演讲中，马尔科姆显然对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认为黑人男性在反抗斗争中拥有特权的想法作了重新思考并提出了质疑。导致马尔科姆在女性问题上转变态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他与“伊斯兰民族”决裂后，黑人女性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在很多激进和保守的黑人组织中，往往是黑人女性在发挥核心作用。
出于策略考虑，马尔科姆不得不在与“伊斯兰民族”决裂后培养一批摆脱前者影响的支持者。他已经更为明确地意识到女性能在领导抵抗运动时发挥巨大作用，意识到他将会需要女性同伴的支持，因此马尔科姆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便不足为奇。而且重要的是，马尔科姆与男权制、与以男权制为架构的“伊斯兰民族”决裂，以及他对任何社会及政治组织中等级制度地位进行的批判性思考，这两者要联系起来。在他去世前一个月，《纽约时报》曾引用了马尔科姆的这样一段话：“我感到自己曾一度有点昏头昏脑，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所思所言才属于我自己。此前我所做的一切受制于伊莱贾·穆罕默德。现在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不妨假设，这种自我批评促成了他在性别问题上的批判性质询。马尔科姆的这种重新思考正是佩里在传记中所不愿承认的，也不愿把它解释为一种绝佳的政治转向。佩里用他在书中大多数时候所采用的那种傲慢语气，对马尔科姆与沙巴兹的关系做了这样一番描述：
马尔科姆的婚姻不见得比其他公众人物好多少，公众人物会出于对大众的爱而牺牲自己私人的幸福。这段婚姻最终几乎解体，表面上是为了钱。但原因不只如此。马尔科姆不曾从母亲和埃拉（他的姐姐）那里得到过温暖和精神上的支持，于是他用同样冷漠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妻子。他曾落入别人的掌控，又以同样的方式来主宰妻子。他过去所受到的专制导致了他的大男子行为方式。
这个例子恰如其分地显示出佩里用他自己的性别歧视观点和做法给马尔科姆下定义，从心理层面曲解马尔科姆的企图。他拒绝承认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发生的深刻转变，甚至不愿承认马尔科姆在家庭关系上所作的反思，因为一旦承认，他对马尔科姆的批评也就土崩瓦解了。这些变化表明，我们也许有理由认为，马尔科姆与其母亲和姐姐的失和加深了他对所有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的性别歧视，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当他开始与女性建立起新的关系以取代这些不和谐的亲属关系时，他就开始了一种自我发现，并因此而能够换一种眼光来审视女性。在与范妮·洛乌·哈默以及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伊斯（ShirleyGrahamDubois）这些睿智而有影响力的黑人女领袖合作共事的过程中，马尔科姆深受影响。考虑到他的很多厌恶女性的观点所针对的一直是女性身体和女性的性别，我们很有必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马尔科姆在后期的一些演讲中，强调黑人女性的智慧和勤奋，试图以此来为黑人女性正名。因此他会坚定地声明：“我为女性所做出的贡献感到骄傲。我赞成给她们提供一切活动的空间。她们的贡献比很多男性所做出的还要大。”
有很多文献能够证明马尔科姆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的这种进步转变。显而易见，他相信女性应当在抵抗斗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与男性占有同等地位）；他认为女性的贡献不应被抹杀；他也赞同女性应当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不过鲜有资料表明，他如何看待这些转变可能给家庭生活中的性别角色带来什么影响。虽然我们可以推测，马尔科姆本来也许会在性别问题上逐渐形成批评的意识，从而使他能够听取并借鉴黑人妇女所主张的女性主义思想，他本来或许可以成为这一运动的代言人，一个有影响力的盟友，但这一切都只是推测——仅此而已。尽管如此，对于他政治生涯晚期在性别问题上的意识转变所具有的意义，我们不应当轻描淡写。
今天，有些人一方面宣称马尔科姆是伟大的导师和领路人，一方面却不愿承认他在思想上的这些转变，其所作所为会给马尔科姆的名誉及其政治思想造成极大的伤害。性别歧视、性别压迫以及它最为阴险的表现方式——男性统治——仍然在危害着黑人解放运动，仍然在阻碍着黑人家庭生活中积极因素发挥作用，使能够让人休养生机、产生抵抗的家庭关系陷于瘫痪。因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培养大众的批评意识，使他们了解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的思想转变。马尔科姆抛弃了原本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立场，转而致力于追求性别平等，这种变化力量无穷。这足以成为当今很多男性，尤其是黑人男性效仿的榜样。仅仅把马尔科姆看成是一个皮条客和虐妻者，一个曾经利用和剥削过女性的人，这是对他真实面貌的歪曲，这种歪曲等于是在对马尔科姆进行残害。女性主义思想家不能一面要求男性改变，而当他们真的重新思考性别歧视问题并以实际行动作出改变时，却拒绝给予充分肯定和认可。
即使马尔科姆从未正视和改变过自己的性别歧视思想，他战斗的一生及杰出的贡献仍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他仍然是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然而，需要一再指出的是，他的确已经开始批评和改变自己的性别歧视思想，他确实转变了自己的意识。
当我听到马尔科姆在演讲中敦促我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去夺取自由时，我认为他不是在鼓励我们使用男性惯用的暴力手段，而是号召我们去思考，去解放思想，去采用策略和方法，使自己得以借助各种手段和武器去争取解放。我喜欢想起他在回应范妮·洛乌·哈默时的演讲，我们既然选择了为自由而战，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我喜欢在给一位黑人男性写情书探讨我们该如何相互对待时提及马尔科姆的名字和他的名言，提到他所倡导的那种存在于黑人之间的救赎式的爱，并回忆起他曾对我们说过的那些话：
没有必要去改变白人的想法。我们必须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彼此的看法。我们必须用新的眼光审视彼此。我们应当视彼此为兄弟姐妹。我们要满怀热情地走到一起……
若要实现马尔科姆所呼唤的这种和谐局面，只有一个前提：女性主义在重新焕发的黑人解放斗争中拥有一席之地，铲除性别歧视被视为这场斗争的关键所在，被视为建立一个充满关爱的社会的关键所在。在这样一个人们能够和睦相处而且彼此相互联系的社会，面对彼此的黑人女性和男性是朋友而非敌人，我们心连心，肩并肩，为共同的胜利而欢喜。
[1]该讲话的原文是“blackman”，既可泛指“黑人”，也可专指“黑人男性”。马尔科姆的原意估计是“黑人”，但显然他并没有刻意把黑人女性包括进来。
[2]范妮·洛乌·哈默（FannieLouHamer，1917—1977）：美国黑人知名女政治家、民权活动家，曾担任过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副主席，为黑人权利奋斗了一生。
[3]马尔科姆X担任过黑人伊斯兰教阿訇和“伊斯兰民族”代言人。后来他和“伊斯兰民族”关系紧张，导致1964年脱离该组织。马尔科姆X被刺杀后，“伊斯兰民族”的三位成员被宣判有罪。
[4]詹姆斯·哈尔·科恩（JamesHalCone、1938—）：信奉“黑人解放神学”的著名美国神学家。他1969年出版的《黑人神学和黑人权力》（BlackTheologyandBlackPower）一书为黑人解放神学建立了神学基础。他认为上帝必须认同“黑性”（blackness）。“黑”与“白”在这里指的不是肤色，而是其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象征意义，“黑”代表被压迫者，“白”代表压迫者。胡克斯在这里所提到的科恩的代表作英文全名应该是：MartinandMalcolmandAmerica：ADreamoraNightmare，胡克斯在书中有所遗漏，写成了：MartinandMalcolm：ADreamorANightmare。
[5]《显现》杂志（Emerge），黑人杂志，总部设在华盛顿，主要刊登关于黑人文化与政治的激进文章，已于2000年停刊。
[6]“disloyal”一词可能是借用阿德里安娜·里奇1979年发表的《论谎言、秘密和沉默》（OnLies，SecretsandSilence）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对文明的不忠》（“Disloyalto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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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回归黑色：终结内化了的种族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16回归黑色终结内化了的种族主义
没有哪一个旨在结束白人至上论的社会运动，像1960年代的“黑人权力”运动那样，在探讨美时如此强调种族主义内化问题。至少曾有一段时期，这个运动促使黑人对白人至上论造成的心理影响作一番审视。我们的领导人读着弗兰茨·法农[1]和阿尔伯特·梅米的作品，开始探讨殖民化问题，感到有必要去除我们思维和想象中的殖民主义。白人至上论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对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尊重造成了伤害，黑人解放斗争的激进领导对此加以揭露，要求我们黑人换一种方式看待自己——要把自我关爱当做激进的政治任务。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种表征政治，对由种族主义标准下的个性美和个人吸引力产生出来的理想模式进行批判，吁求种族间平等，同时也提出进步标准取而代之，建立起能够包容各种黑人面容的评价体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黑人领袖们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美的概念提出异议的时候，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生活中竟存在着肤色等级制度，按照这种等级制度，肤色越浅的人社会价值越高，很多白人对这一现象感到吃惊和不解。对于肤色等级制度在黑人生活中起到如此作用，白人们感到惊讶，这种反应暴露出对白人至上思想建立并维护的一套体制，他们心知肚明，却故作惊讶，而且到了如此程度。白人的历史和文献中有翔实的资料，表明19世纪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是这种肤色等级制度的始作俑者。而当代白人对这段历史表现出的无知，反映出主流文化企图抹杀——进而否认——这一史实的做法。这种否认没有留下任何需要承担责任的余地，让置身于当代文化之中的白人去了解和承认白人在肤色等级制度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所有黑人知道，甚至包括那些对北美历史、奴隶制和战后重建几乎一无所知的黑人也知道，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待浅肤色的黑人通常要比对待他们深肤色的伙伴态度更好，而且这一模式也反映在黑人社会关系中。那些在完全是白人的环境中长大的黑人可能对种族等级制度没什么概念，但是在与其他黑人接触后，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在激进的黑人维权斗争中，肤色和肤色等级制度的问题成为重中之重。“黑就是美”这一口号挑战并改变了种族主义的刻板形象，后者执拗地把黑色说成相貌丑陋、样子可怕、令人讨厌。“黑人权力”运动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批判并在某些情况下瓦解了肤色等级制度。但这一贡献常常不为人们关注也无人探讨。这主要是因为它涉及的是心理层面，发生在黑人内部，尤其是我们当中那些来自无产阶级或出身贫穷的黑人。这些黑人没有机会登上公共论坛，无法把自己的感受公之于众并加以探讨。那些在“黑人权力”运动之前就已经懂事的黑人已经感受到肤色等级制度的影响，他们不是遭到轻视就是被故意拔高。换句话说，天生肤色浅意味着生来就具备了一种人皆认可的优势，而肤色深则意味着生来就带着残缺，在严重的劣势中开始人生之路。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开始时，我刚结束在一个种族隔离的黑人世界生活不久，换到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环境。我还记得我所遇到的那些白人女性都坚持认为，婴儿出生时，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辨认它的性别，看它是男是女。而我则想提醒她们注意这一事实：大多数黑人父母最关心的首先是孩子的肤色，因为肤色关系着成功与否。
激进黑人解放斗争对这种认识提出了质疑。这使黑人得以从肤色和美的标准入手，对内化了的种族主义的危害性展开持久、公开的讨论。人们意识到，那些历史上因肤色问题而首当其冲受到轻视的深肤色黑人，一直以来遭受着霸道的白人至上主义及其审美价值观的不公正待遇。新的审美标准建立起来，以便重视和包容不同类型的黑肤色。突然之间，人们对那种认为每个单身黑人也同样应该寻找一位浅肤色伙伴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当我们那位激进、魅力超凡的革命领袖马尔科姆X选择了一位深色皮肤的新娘时，他为我们设立了不同的标准。这些改变对黑人的家庭生活影响深远。有些孩子在家庭和公共教育体制里曾遭受过各种各样的歧视，曾因生错了肤色而在心理上受到过伤害，如今，这些孩子的需求可以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当那些深色皮肤的黑人孩子因为在学校里表现不好而被叫做魔鬼、受到不公正惩罚时，他们的父母现在可以求助于黑人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提供的资料，从而对肤色等级体制造成的不良影响有所了解。在黑人生活的一切领域，视黑色为美的号召都赋予他们以力量。很多黑人女性不再用化学方法拉直头发，因为留一头天然式样的头发已不再是一种耻辱的标记。那些时常消极地站在一旁，眼看着其他黑人同胞因肤色而遭到不公正待遇的黑人第一次感到，用政治手段进行干预是正确的做法。我记得自己曾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质疑过我们那位白得可以乱真的祖母，质疑她对包括自己的孙儿孙女在内的深肤色黑人所作的带贬损意味的评论。尽管我们当时生活在一个南方小镇，结束肤色等级制度这一号召也对我们影响至深。这个去殖民化过程给所有美国黑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意味着现在我们可以采取激进的手段，来对抗和改变种族主义内化造成的极具毁灭性的心理影响。
即使黑人为获得自决而采取的群众性激进斗争日渐式微，看待黑性和定义美的不同方式仍层出不穷。后来黑人通过同化可以成功进入主流社会后，新的看待黑性和定义美的方式逐渐减少。只是黑人的命运再一次落入了白人的掌控之中。一个黑人想要得到一份工作，如果她或他发现，要是改变自己天生的黑人发型就更容易得到这份工作，很多人就觉得因此而改变发型理所当然。当然，很多黑人和白人都以为，民权运动取得了成功，种族得以融合，以及一些长期存在的种族禁忌得以打破（比如，抵抗种族间隔离居住和允许种族间通婚），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激进的反抗已不再必要。既然黑人的自由已经被界定为可以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权力，拥有与白人特权阶层同等的价值观和经济地位，那么顺理成章地，要不了多久，在教育和就业领域种族互动就会重新得到体制化，尽管其方式会较为隐晦。在这个体制中，那些在外表、谈吐和衣着上最接近白人的黑人个体将会发现自己具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2]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已经从根本上转变了看待黑性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被白人标准同化的危险就会变得不那么一目了然。明智的黑人活动家们认为我们不会再回到过去的那种社会状况，黑人不会再和肤色问题作斗争。诸如爱尔德里基·克利弗、马尔科姆X、乔治·杰克逊[3]以及很多其他的领导人曾一再把自我关爱问题当做黑人解放斗争的中心问题，但一旦很多权利争取到手之后，新一代的活动家们便不再把重心放在去殖民化上。很多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作为群体，我们已经抵抗和改变了肤色等级制度。
几乎没有多少黑人活动家能够保持足够的警觉，看清楚同化所带来的具体回报会影响到我们看待黑性的方式，破坏其中包含的颠覆性和对抗性。种族融合意味着很多黑人放弃了社群伦理，这个战略在种族隔离盛行时期对黑人的生存至关重要。他们改弦易辙，信奉起了自由个人主义。自由被看成是拥有满足个人欲望的权利而不必对群体负责。因而，一个黑人会觉得保持什么样的发型与政治无关，仅仅只是简单的发型选择问题。为了增强自己的阶级流动性，在白人世界出人头地，黑人开始走回头路。他们故态复萌，再次接受内化了的种族主义的态度和价值观。一些人向白人的审美标准妥协并靠拢，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辩护说，这只不过是“戴上面具”向对方靠拢而已。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黑人女性为了遮住自己与生俱来的天然发型，戴上一头直直的、看起来像白人的那种假发。不幸的是，黑人对同化策略的接受意味着肯定白人审美标准，将其政治表征再度设定为规范。
由于缺少一个有组织的、持续的和集体性的黑人自决运动，激进的黑人批判思想家和活动家开始构建一种亚文化。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持严厉批判态度，这种激进的革命立场已不再为黑人大众所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黑人忽视了马丁·路德·金这位领袖激进的一面，充耳不闻他对穷兵黩武和资本主义所作的充满激情的批判。相反，人们所记住的主要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那些早期阶段，那时他对资产阶级的同化模式以及阶层的流动性持支持态度。那些一直停留在公众视线里的黑人活动家们并没有继续对白人审美标准展开激进的批判和质询。安吉拉·戴维斯[4]之类的激进活动家的确占据了主要的公共论坛，继续留着黑人的自然发型，保持着黑人特征，但是他们并没有坚持不懈地对我们的思维和想象进行去殖民化，并以此作为他们政治议程的核心。他们没有继续号召大家去关注黑人的自我关爱，去关注如何结束内化了的种族主义。
及至1970年代末，黑人对呼吁大家关注美的标准这件事的兴趣已远不如从前。没人对那些开始拉直自己头发的激进活动家们提出质疑。异性恋的男性黑人领袖们按照肤色等级制度的标准公开选择他们的性伙伴和配偶。即使是在黑人权力运动最激进的阶段，他们也从未真正停止过用种族主义审美观来界定他们对女性的期望。然而他们口头上鼓吹的还是自我关爱和结束内化了的种族主义。这种伪君子行径在创造一个社会框架时成了头号功臣，在这个社会框架中，肤色等级制度可能会再次成为既定的标准。
到了1980年代，黑人自决以及赤裸裸的白人至上主义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去殖民化以及内化了的种族主义等问题有可能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大众媒体报道的是这样一些事实：黑人儿童会自我贬低，他们喜欢白人形象胜过黑人形象；黑人女孩更喜欢白人玩偶而不是黑人玩偶。这类新闻报道都表露出吃惊的样子，好像不存在一个排斥黑性和贬低黑性的政治语境。然而种族同化策略是一种倒退形式，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试图暗中破坏黑人自决运动。不是所有的黑人都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然而，我们没有机会利用大众媒体和公共论坛，从而无法对内化了的种族主义发起持久的挑战。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继续在我们所从事的一切领域里和白人至上主义思想的内化现象作斗争。作为一名教授，我在课堂里就这些问题提出我的质疑；身为一名作家，我在书中对此展开探讨。
如今，嘲笑“黑人权力”斗争、把它仅仅看成是一场失败的社会运动，这种做法在某些圈子里十分流行。“黑就是美”的口号很容易遭到人们的轻视。但这种冷嘲热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口号里蕴含了对内化了的种族主义的质询，以及黑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发生的很多实质性的挑战，确实已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尽管这些变革受到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反攻破坏。大部分黑人对这一反攻的来势汹汹视而不见，却把责任推卸到激进的黑人活动家身上，认为他们的行动纲领太流于表面。对于激进的黑人解放斗争，我们可以做出的唯一合理的批评，就是它没能把批评性抵抗变成持久的策略并使之制度化。无论是作为集体还是作为个人，我们都要为这种失败承担责任。
黑人自决运动旨在结束内化了的种族主义，这场运动受到了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的攻击，当这种攻击由大众媒体操刀时最具有破坏力。一种表征政治一方面包容了黑人形象，从而结束了历时多年的种族隔离，将这种表征政治体制化，但另一方面同时却又原封不动地复制现状，黑人自决运动就这样无形中遭到了破坏。既肯定同化，也认同种族主义白人审美标准，这种手段最能有效地破坏黑人大众从心理上对内化了的种族主义进行的改造。有了这些种族主义刻板形象，再加上得到更多物质回报的那些被同化的黑人这一看得见的事实，这个文化就为肤色等级制度的卷土重来打下了充分的基础。
肤色等级制度涉及肤色及发质这两个问题。由于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浅肤色的黑人最容易与黑人和白人多代通婚联系起来，他们往往看起来更像白人。出生于几代种族联姻家庭的女性拥有长而直的头发的几率更大。在白人至上主义社会中，肤色等级制度剥削与压迫的本性始终包含着性别歧视的成分。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两种思想的共同影响下，肤色等级制度给黑人女性生活造成的有害影响和男性不同。无论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想象中还是在黑人的殖民思维定势里，浅色皮肤和长而直的头发仍然还是美丽和理想女性的必备特征。深肤色的黑人女性努力树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尽管社会在不断贬低她们的形象。直到今天，黑人女性卑贱、暴躁和不忠的形象还是以深色皮肤为标志。这就是被称为“母老虎”的刻板形象，浅肤色的黑人女性则不在此列。我们在大众媒体中总能看到这一类的刻板描述，不论在电视情景喜剧中（比如很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马丁》），还是在警匪片中（黑人女性罪犯通常都是深色皮肤），以及那些由黑人和白人导演拍摄的电影中。在电影《黑色学府》中，导演斯皮克·李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肤色差异导致的冲突，不是通过男性角色，而是设计了一场浅肤色女性和她们深肤色对手之间戏剧性的争斗。影片只是拿肤色差异来说事，对其既没有进行批判性的颠覆也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在很多影院里，黑人观众对这些深肤色的女性角色大加“辱骂”，表现出他们对肤色等级制度顽固不化的支持。
在美国白人至上论的发展过程中，种族主义白人男性视黑白混血的黑人女性为理想的性伴侣。黑人男性在这一点上步其后尘。黑白混血的黑人女性形象总是被刻板地塑造成充满激情的性感尤物，同时也不乏顺从的女性特质，她们过去以及现在一直都被当做其他黑人女性的参照标准。即使当深肤色的黑人女性有了在电影中“表演”[5]的机会，她们的角色和那些被认为更具魅力的浅肤色黑人女性相比，通常居于次要地位。曾有一段时期，那类把黑白混血的黑人女性刻画成“可悲的穆拉托”[6]的电影不再受人欢迎，但是像《错误行动》这样颇有影响力的当代电影又把这种形象带回了主流舞台。激进黑人解放斗争影响巨大，曾一度成为一种感召力，让那些由白人主导的时尚杂志以及黑人杂志展示出多种多样的黑人女性美。然而，最近这段时期大力宣传的只是混血美女形象，并将其确立为审美标杆。像娜奥米·坎贝尔那样的黑人女模特发现，如果她们戴上长长的直直的假发，把头发梳成辫子，或者把头发扎起来，改变一下形象，使自己看起来像“白人迷”——视白为美，想方设法使自己看起来像白人的人，她们能在黑人圈和白人圈里同时取得更大的成功。不过，这个“异装”[7]的领域只适合淡褐色皮肤的黑人女性。黑白混血美女曾经在美的等级中占据了迥然不同和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盛行的年代，白人对种族混血十分着迷，这再一次决定了美的评价标准，尤其是对女性身体的评价标准。把黑皮肤的迈克尔·乔丹认定为黑色美代表的世界就会对特蕾西·查普曼的美予以贬低。[8]她的容貌遭到黑人男性流行偶像的嘲讽。而且当大家纷纷议论，认为浅肤色和混血的黑人美女在大多数表现黑人的电影中成为明星时，却没有人组织公共论坛，讨论大众媒体是如何通过对肤色问题的渲染来瓦解我们在思想和想象中去殖民化的努力。当浅色皮肤的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受到电影和时尚杂志的青睐时，深色皮肤的黑人却面对着一个贬损他们形象的媒体环境。在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或被殖民者的想象中，黑色皮肤被程式化地当做雄性的符码。所以，黑色使男性显得更强壮，却使女性更没有女人味。不论人们对异性的偏爱如何不同，在肤色等级制度的作用下，深色皮肤黑人女性受青睐的程度都有所下降。理想的外表不仅仅关系到对性伙伴的吸引力，同时也能提高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教育部门和劳动市场中的阶级流动性。
年轻一代正努力建构自己的正面身份和健康的自我形象，肤色等级制度的可悲后果在他们身上凸显出来。黑人父母们证明，他们的孩子很早就学着蔑视黑色皮肤。一位跨种族结婚的黑人母亲在得知自己四岁的女儿希望妈妈能和她自己以及爸爸一样是白皮肤时，感到非常震惊。小女孩已经懂得白色优于黑色。她已经学会了否定自己的黑性。在美国各地的中学，深色皮肤的黑人女孩如果想要建构正常的自我形象，就必须拒绝那种让她们感觉自己丑陋的社交场合。这就意味着她们必须抵抗来自同龄人的轻视。这只是黑人再次信奉肤色等级制度的悲剧性后果之一。假如黑人的肤色意识从未改变过，本不会有人特别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很多生活在这种多元文化种族融合时代的黑人孩子，看起来和那些曾生活在种族隔离严重时期的人们一样，很难学会爱黑性。凯瑟·桑德勒[9]的纪录片《肤色问题》审视了1960年代黑人解放政治如何挑战肤色等级制度，同时也展示了近期一些活动家回过头去重新接受传统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美的观念。尽管桑德勒没有就眼下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给出建议和对策，但这部影片把肤色问题重新带入公共话语，从而起到了重要的干预作用。
在旧的等级模式中，拥有最多特权的是浅肤色或黑白混血的黑人，他们在白人世界和被剥夺了权利的、处于弱势地位的深色皮肤的黑人大众之间扮演着中间者的角色。如果我们不想回到这个旧的阶级和肤色等级模式，我们在探讨肤色等级制度的问题时就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把它视为一种严重的意识危机。眼下新出现一波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认同黑人身份，并且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社交和职场中双双受益。尽管他们意识到自己比深色皮肤的黑人更受白人看重是一种隐形的种族主义，个人自由主义伦理观念却鼓励他们利用这种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接受恢复肤色等级制度所带来的好处时，可能也会加入到批判肤色等级制度的队伍中去。除非黑人团结一致，开始批判和质疑有组织地打压黑性的表征政治，否则黑人大众就不可能免遭由肤色等级制度的毁灭性影响所造成的心理伤害。要想奋起改变那些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白人至上影响的表征政治，我们必须得主动质疑主流文化想要“抹去种族主义”，其做法就是想证明种族主义其实并不存在。认识到大众媒体所呈现的形象在形成社会现实时具有重大影响力，我们有必要在政府中进行游说，还需要有组织的团体来支持联合抵制行动，唤起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觉悟并提出变革的要求。在斗争中进步的非黑人盟友必须与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呼吁大家关注种族主义的内化。所有人都应该努力破除否定之墙，这堵墙会使我们误以为对黑性的憎恶缘于不健康的个人心理。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这种憎恶其实是由白人至上社会的社会化过程有组织地灌输给我们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承认，那些将白人至上态度和价值观内化了的黑人同非黑人种族主义伙伴一样，也是这种社会化的推动者。进步的黑人领导人和批判思想家们致力于一种改造文化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可以建设性地改变下层黑人的命运，从而对文化施加正面的影响。要这样做，我们需要在培养大众批判意识的过程中把重心放在从思想和想象中去除殖民意识。以史为鉴，我们需要在批判性方面保持警醒，要主动质疑自己的工作以及惯常的生活方式，确保自己思想上没有种族主义余毒。我们必须看到，那些更为保守的黑人政治活动，比如“伊斯兰民族”和非洲中心主义[10]的某些分支，是唯一以自我关爱为中心的组织，并因此对黑人公众具有吸引力。如果我们要对抗保守思想，为每天都在遭受白人至上主义攻击伤害的黑人提供维护生命的实践经验的话，就必须把为黑人自决而战的革命斗争真正纳入我们的生活。如放任自流，听之任之，这些伤口就不会愈合。
[1]弗兰茨·法农（FrantzFanon，1925—1961）：法国心理学家、革命者、散文家。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马提尼克岛，二战中参加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战后在里昂大学完成精神病学业，在阿尔及利亚从医，1950年代参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其《黑皮肤，白面具》（1957）和《地球上不幸的人们》（1961）最为知名，被认为是20世纪分析心理殖民的先驱，其思想影响过19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活动家马尔科姆X以及巴勒斯坦解放运动。
[2]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指个人或群体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此处意指向上移动或社会地位的改善。
[3]爱尔德里基·克利弗（EldridgeCleaver，1935—1998）：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黑豹党重要成员，在非暴力反压迫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他的自传性作品《冰上灵魂》被认为是继赖特的《土生子》后揭露美国黑人遭受歧视的又一杰作；乔治·杰克逊（GeorgeJackson，1941—1971）：美国激进的黑人运动领导人，黑豹党成员，其斗争曾得到福柯的支持。
[4]安吉拉·戴维斯（AngelaDavis，1944—）：加州大学意识史教授，黑人女政治活动家，曾参加过美国共产党，因涉嫌黑豹党谋杀案入狱，后越狱逃脱，被再次逮捕，最终被赦免。
[5]“表演”（play）在这里似乎有双关意义：一是“角色扮演”（roleplay），二是指女性主义意义上的“表演”（performance）。
[6]不同种族混合的后代各有其名，如非洲人和欧洲人的后代称为穆拉托（Mu-latto），欧洲人和印第安人混血的后代称为卡波克罗（Caboclo），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后裔为卡佛索（Cafuso），而两个穆拉托人的后代据说可以有九种肤色，由纯白至纯黑。
[7]“异装”（drag）：同性恋术语，原指穿异性服装、打扮成异性者；这里指装扮为白人的黑人。
[8]迈克尔·乔丹（MichaelJeffreyJordan，1963—）：1980~1990年代美国NBA著名球星；特蕾西·查普曼（TracyChapman，1964—）：美国黑人歌手、词作者，出身于工人家庭，1986年获人类学学士学位，1988年首张专辑TracyChapiman在英美两地拿下排行榜冠军，第31届格莱美奖上抱走“年度新人”“流行女歌手”“最佳现代民谣专辑”三个大奖。
[9]凯瑟·桑德勒（KatheSandler）：美国独立电影制片人，她最知名的作品是纪录片《肤色问题》（AQuestionofColor，1993），片长一小时，反映了美国黑人社区的肤色意识和内化了的种族主义。
[10]“伊斯兰民族”（NationofIslam）：美国宗教组织，成立于1931年，信奉伊斯兰教义，支持美国黑人政治、社会、经济独立；非洲中心主义：主张彰显非洲文化的特点和独特贡献，反对欧洲中心论的霸权话语.发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非裔学者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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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ction成瘾271-2
AfricanAmericanArthistory非裔美国艺术史29
AfricanvoyagestoAmerica，beforeColumbian先于哥伦布的非洲人的美洲之旅233，235-6
Afrocentrism非洲中心主义98，213
Ain’tIaWoman《难道我不是个女人》（胡克斯）83，274
Alderman，Marie-France奥尔德曼，玛丽-弗朗斯43-60
Ali，Shahrazad阿里，沙哈扎德98，219
AlmodovarPedro阿尔莫多瓦尔，佩德罗59
Amadeus（film）《莫扎特传》（电影）56
Amerikkka’sMostWanted（IceCube）《美国头号通缉犯》（冰块）145-6
AmishQuilt，The阿米什被子285，286
AngryWomen（JunoandVale）《愤怒的女性》（朱诺和韦尔）49，243-4
anonymityinfeminism女性主义中的匿名107
Antifeministbacklash反女权倒退86-8，105，125，135
anti-Semitism反犹主义80
antisexconservativegenderrightspropaganda仇视性的保守主义性别权利宣传93
Aries，Philippe阿里斯，菲利普267
ArtoftheMaasai，The（Turle）《马赛的艺术》（特尔）32，41
Artforum艺术论坛29
Asianwomen亚洲妇女257
Atwater，Lee阿特沃特，李260-1
AudubonBallroom奥杜邦演讲厅226
Australianbarkpainting澳大利亚树皮画31
AutobiographyofMalcolmX，The（Haley）《马尔科姆X自传》（黑利）186
BadLieutenant，The（film）《坏中尉》（电影）142
Baker，Josephine贝克，约瑟芬24
Baldwin，James鲍德温，詹姆斯32，192，273
“BallotortheBullet，The”（MalcolmX）“选票还是子弹”，（马尔科姆X）217
Baraka，Amiri巴拉卡，阿米里184
BarnardCollege巴纳德学院254
Basquiat，Gerard巴斯凯，杰勒德38
Basquiat，Jean-Michel巴斯凯，让-米歇尔：andblackbody~与黑人身体30-2；andEurocentrism~与欧洲中心主义28-9；andjazz~与爵士乐35-6；longingforfame~的成名渴望33-4，36；parents~的父亲母亲38-9；Whitneyexhibition，惠特尼画展27-8，39-41
Basquiat，Matilde巴斯凯、玛蒂尔德38-9
Bassett，Angela巴西特安杰拉45
Baudrillard，Jean鲍德里亚，让271beauty美202-13，285
BeuutyMyth，The（Wolf）《美容的神话》（沃尔夫）110，119
Bernhard，Sandra伯恩哈德，桑德拉56
Berry，Chuck贝里，查克260
BetweenBorders（GirouxandMcLaren）《界线之间》（吉鲁和麦克拉伦）4
Billops，Camille比洛普斯，卡米尔52-3
BirthofaNation（film）《国家的诞生》（电影）135
“BlackAmerica”（Marable）“黑色美国”（马拉布尔）128
“BlackandWhiteAllOver”（Penizzi）“浑身伤痕累累”（佩尼热）37
BlackFilmReview《黑人电影评论》182
blackliberation黑人解放75，76-7，84，202-4
BlackLooks：RaceandRepresentation（hooks）《黑人的凝视：种族与表征》（胡克斯）43，45，73，78，89，231，235，281
blackMadonna黑人圣母10，11，21
blackmen黑人男性：asdisenfran-chised作为被剥脱了公民权的~129；andfearofwhites与对白人的恐惧252-3；andgrief~与悲伤159；relationswithblackwomen~与黑人女性的关系129-33，161-7，209-11，226-8；assub-jectofdominantculturevalues~作为统治文化价值观中的主体135-9
BlackPowermovement黑人权力运动76，203-4，208，291
BlackStudies黑人研究3，4，7
blackwomen黑人女性：inacademe~在学术界276-7；andbeauty~与美202-13；andbonding~与团结254-5；inrapmusic~在说唱音乐中162~3；relationswithAsianwomen~与亚洲妇女257；relationswithblackmen~与黑人男人的关系129-33，161-7，209-11，226-8；representationsinfilm~在电影中的表征44-60，65，184-6，210；andstress~与压力261-2；andwhitedrag~与白人异装210
Blackman’sGuide，The（Ali）《黑人男性理解黑人女性指南》（阿里）219
blackness黑性：criticismof对~的批评82；loveof对~的热爱73，211；shameof对~感到羞耻266；inwhiteimagination在白人想象中的~36，63
blondness金发22，148
Bloom，Harold布卢姆，哈罗德97
“BluesforMr.Spielberg”（Wallace）“献给斯皮尔伯格先生的布鲁斯”（华莱士）183-4
BluestEye，The（Morrison）《最蓝的眼睛》（莫里森）251
Bly，Robert布莱，罗伯特143
bodyrights身体权利86，131
Bodyguard，The（film）《保镖》（电影）44，45，48，49，51，63-72
Bombmagazine《炸弹》杂志64
BombSquad，The扫雷行动队146
Boomerang（film）《飞去来》（电影）197
bordercrossing跨越界线5-6，7
Bordo，Susan博尔多，苏珊14
Bosnia波斯尼亚50
“BoysWillbeGirls”（Tyler）《男孩将成为女孩》（泰勒）24
BoyzNtheHood（film）《街区男孩》（电影）153
Braithwaite，Fred布雷思韦特，弗雷德29，35，41
BrotherfromAnotherPlanet（film）《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兄弟》（电影）58
Brownmiller，Susan布朗米勒，苏珊110
Burnett，Charles伯内特，查尔斯58
Butler，Judith巴特勒，朱迪丝122
ByAnyMeansNecessary（Lee）《无所不用的手段》（李）186，188
Campbell，Naomi坎贝尔，娜奥米24，97，210
Campion，Jane坎皮恩，简139，141
Canadiangovernment加拿大政府73
capitalism资本主义：in“newfemi-nism”“新女性主义”中的~114-15；andpoverty~与贫穷199；notself-determination~不等于自决146，173
Capra，Fritjof卡普拉，弗里乔夫269
Censorship审查：withinblackintel-lectuallife黑人学术生活内的~74-84，177-8；byFarRight来自极端右翼的~74；infeminism女性主义中的~75-84，110，117；ontheleft来自左翼的~76；MalcolmX马尔科姆X221-2；oftheself关于自我~80-4
CenturiesofChildhood（Aries）《童年的世纪》（阿里斯）267-8
Chapman，Tracy查普曼，特蕾西210
“CharlestheFirst”（Basquiat）《查理一世》（巴斯凯）34
children孩子们1-2，8，148-9，165-6，211，249，268
Christianity基督教268-9
Chua，Lawrence赤，劳伦斯64，68
church，black黑人教堂144，196
CityofHope（film）《希望之城》（电影）58
civilrightsmovement民权运动290-1
Clark，Septima克拉克，赛普蒂玛297
Class（Fussell）《阶级》（富塞尔）169
classinblacklife黑人生活中的阶级6，20-1，74-5，169-79，193-201
Cleaver，Eldridge克利弗，爱尔德里基206
Clintonadministration克林顿政府144
Coleman，Wanda科尔曼，万达257
colonialism殖民主义：blackbodiesand黑人身体与~68；internalized内化了的~173，202，260；asmasculine~男性气质237-8；asmindset~思维模式6
colorcastesystems肤色等级制度203-13
ColorPurple，The（film）《紫色》（电影）183
Columbus，Christopher哥伦布，克里斯托弗232-42
“ColumbusDebate”（Hogan）《哥伦布论战》（霍根）240
“Columbus，theIndians，andHumanProgress”（Zinn）《哥伦布、印第安人及人类进步》（津）236，237
commodificationofblackness黑性的商品化173，174，178，190
commonalityoffeeling共同的情感256
communities社区1-2，236，263-4，278，296
Cone，James科恩，詹姆斯219-20
confessional自白式的265-6
Confidence信任78-9
Conservatives，black保守黑人74，213
constructivecontestation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对立冲突84，118，127
consumerismamongblacks黑人中的消费主义147-8
Contingency，IronyandSolidurity（Rorty）《偶然、反讽与团结》（罗蒂）278
“conversionprocess”“信仰转化过程”112
CosbyShow，The《科斯比一家》160
Costner、Kevin科斯特纳，凯文48，49，64，65，66，69，72
Crenshaw，Kimberlé克伦肖，金伯利122
Cress-Welsing、Frances克雷斯-韦尔辛，弗朗西丝157，158
cross-dressing女扮男装246-7
“Crowns（PesoNeto）”（Basquiat）《王冠（净重）》（巴斯凯）34
CryingGame，The（film）《哭泣的游戏》（电影）44，48，49，59，63-72
culturalstudies文化研究2，3-5，7，64，98，190
CultureofPoverty，The（Stack）《贫穷文化》（斯塔克）199
Curie，Marie居里，玛丽269
DanceswithWolves（film）《与狼共舞》（电影）48，280-1
daterape约会强奸109，121
Davidson，Jaye戴维森，杰伊65
Davis，Angela戴维斯，安吉拉207，225
death死亡244，-5
DeathCertificate（IceCube）《死亡证明》（冰块）145-6
degradation，sexas视性为丢脸94
deinstitutionalizationoflearning使学习摆脱体制化的影响275
denial拒绝现实288
desireasreplacementforstruggle欲望取代了斗争49，60
destiny命运268
difference差异49，56，88，258-9
DisciplineandPunish：TheBirthofthePrison（Foucault）《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福柯）275
dissent不同意见118，123，124，127
Doggystle（SnoopDoggyDogg）狗狗式（史努比狗狗）138
domination统治：acceptanceof接受~173；addictionand上瘾与~272；colonization殖民~233-4；cultureof~文化287-8；erotic-ized将~色情化141；ganstarapand帮匪说唱与~135；Madonnaand麦当娜与~25；marginalizedcommunities对边缘人群的~277；movementstoend结束~的运动84，290；privacyand隐私与~265；repudiationof谴责~7，239
Dr·Dre德雷博士178
drag异装210，246-7
drugs毒品272-3
Dubois，ShirleyGraham杜波伊斯，雪莉·格雷厄姆228
Duke，David杜克，戴维128
Dworkin，Andrea德沃金，安德烈娅87，110
Dyer，Richard戴尔，理查德21，22，189
Early，Gerald厄尔利，杰拉尔德191
“eatingtheother”“吞没他者”68，88Ebony《乌木》64
eco-feminism生态女性主义200
Edward，Robert爱德华，罗伯特31
Einstein，Albert爱因斯坦，阿尔伯特269
Eisenstein，Zillah艾森斯坦，齐拉107
ElijahMuhammad伊莱贾·穆罕默德148，187，218，225，227
Elle《世界时装》240
Emergemagazine《显现》杂志225
EntertainmentWeekly《娱乐周刊》22，63
Espritcollection埃斯普利特品牌产品的收藏285，286
Esquire《时尚先生》86，88-9、92，94
Europe欧洲9-10，67
“Everybody’sProtestNovel”（Bald-win）《每个人的抗议小说》（鲍德温）192
“FacingtheChallengeofaNewAge”（King）《面对新时代的挑战》（金）297
FallingDown（film）《城市英雄》（电影）50-1，52
Fanon，Frantz法农，弗兰茨202
Farley，ChristopherJohn法利，克里斯托弗·约翰138
femininity女性气质21
feminism女性主义：anonymityversusfame~中的匿名与求名106-7；censorship~中的审查75-84；competitivenesswithin~内部竞争86，126；conservatism~中的保守主义101-3；depoliticized~中的去政治化114-15；andidentity~与身份247；andMadonna~与麦当娜11-26；andMalcolmX~与马尔科姆X214-30；andthemassmedia~与大众媒体86-95，125，143；andnamingtrage-dies~与为悲剧命名250；andpassion~与激情44；politicalpracticeof~政治实践108，118-19；race/classdifferencein~中的种族/阶级差异88-9，109，112，120-7，203，274；asradical/revolu-tionary作为激进/革命的~105，112；assentimentalized感情用事的~122；andsexuality~与性存在59，85-95；andThelmaandLouise~与《末路狂花》54；think-ers~思想家107-9
FeministFatale（Kamen）《女性主义的命运》（卡门）123
FeministTheory（hooks）《女性主义理论》（胡克斯）111，122
film电影；asantirevolutinary反革命~52；classin~中的阶级175-6；hooksascriticof胡克斯作为~批评家43-4；imagesofblacklifein~中的黑人生活形象45-58，137，175-6，183-92，281-2；interra-cialsexin~中的跨种族性关系61，64-72，184-5；MalcolmXin~中的马尔科姆X181-92；andmaleviolence~与男性暴力137，140；povertyin~中的贫困197
FindingChrista（film）《寻找克丽斯塔》（电影）52-3
FireNextTime，The（Baldwin）《下一次将是烈火》（鲍德温）32，273
FirewithFire（Wolf）《交火》（沃尔夫）109-10，111，112-13，115，116
FirstWorldmind-set，losing放下第一世界思维定势284
Fishburne，Laurence菲什伯恩，劳伦斯45，46
FisherKing，The（film）《渔王》57
ForeignBodies（Napier）《陌生的身体》（内皮尔）37
Foucault，Michel福柯，米歇尔275
Frankenberg，Ruth弗兰肯伯格，露丝108
Freedman，Jonathan弗里德曼，乔纳森199，201
freedom自由289-98
Freeman，AlJr，弗里曼，小阿尔187
Friend，Tad弗兰德，塔德86，88-91，95
FromCradletoGrave（Freedman）《从摇篮到坟墓》（弗里德曼）199
Fuss，Diana菲斯，黛安娜122
Fussell，Paul富塞尔，保罗169
gangstaculture帮匪文化134-44
“GangstaRap，Doggystle”（Farley）《帮匪说唱，狗狗式》（法利）138
gangster，mythof帮匪神话51，137
“gaslighting”惊悚，点燃煤气灯56，66，279-80
Gates，HenryLouisJr.盖茨，小亨利·路易斯74，80-1
gayblacksub-culture黑人男同性恋亚文化97，260
gayness男同性恋17-18，21
geneticannihilation种族灭绝151，157
Gere，Richard盖尔，理查德197
Giroux，Henry吉鲁，亨利4
Goldberg，Whoopi戈德堡，乌比282
Gopnik，Adam戈普尼克，亚当28，35
Gregory，Carol格雷戈里，卡萝尔260
grief159，悲伤240，292
Griffin，Susan格里芬，苏珊26
Guérillères，Les（Wittig）《女游击手》（威蒂格）283
GulfWar海湾战争280，284
hair头发：loss掉头发46，262；natu-ralhairstyle自然发型205，207；straight直发51，209；weaves辫子210；wigs假发97，206，210
Hall，A1bert霍尔，艾伯特186
Hall，Stuart霍尔，斯图尔特3-4，7
Halloween（film）《索命万圣节》（电影）251
Hamer，FannieLou哈默，范妮·洛乌217，226，228，229，297
Hanh，ThichNhat一行禅师258，263，277，278，283
Haraway，Donna哈拉威，唐娜107，269
HarlemNights（film）《哈莱姆之夜》（电影）197
Harper’s《哈珀斯》191
HeavenlyBodies（Dyer）《满天星辰》（戴尔）189
“HiddenRageofSuccessfulBlacks，The”（Newwsweek）《成功黑人暗藏的愤怒》（《新闻周刊》）177
Hill，Anita希尔，安妮塔77-8，99，113-14
Hip-hop嘻哈190
Hitchcock，Alfred希区柯克，阿尔弗雷德57，267，279
“ho”role“妓女”角色65，69
Hogan，Linda霍根，琳达240
Hollywood好莱坞：absencesin~电影中所没有的东西281；blackac-tresses~黑人女演员45；blackfemalecharacters~黑人女性人物48，187；interracialsex~跨种族性爱61-72；nixed-racecharac-ters~混血人物62；SpikeLee斯皮克·李与~187、281；whitesu-premacistaesthetic~白人至上审美观21，63，65，280-1
Homegirls（anthology）《女伴》（文集）82-3
Homoeroticism同性恋色情15-16
Homosexualimages同性恋形象15-18
hooks，bell胡克斯.贝尔：childhood~的童年1，170，194-5，205，244-5，248，269-70；currentlifeof~目前的生活146，164，170-1，195，270；education1，85-6，171，194，195-6；aseducator~作为教育家3-4，171，197-8，201，274-5；Esquireinterview~与《时尚先生》杂志的访谈86-95；asfeminist~作为女性主义者107-8，170；interviewswith~访谈43-60，145-68，243-88；pseu-donym~的笔名107；spiritualpractice~的精神生活277-8；youngadulthood~的早期青年时代9-11，85-6，107-8，170，267
Hopkinsville，Kentucky霍普金斯维尔，肯塔基州270
Hord，FredLee霍德，弗雷德·李172-3
horrorfilms恐怖片251
HoustonWhitney休斯敦，惠特尼45，48，49，65
HowardBeachincident霍华德海滨事件252
Hughes，AllenandAlbert休斯，艾伦和艾伯特175-6
Hurston，ZoraNeale赫斯顿，佐拉·尼尔55
I，Tina（Turner）《我，蒂娜》（特纳）45
IceCube冰块137-8、145-68
Ice-T艾斯-T150
Identitypolitics身份政治70
ImitationofLife（film）《春秋风雨》（电影）63
imperialismandpatriarchy帝国主义与男权制238-9
incest乱伦249-50
IndecentProposal《桃色交易》142
“insiderfeminism”内部成员女性主义110
integration融合205
intellectualsascensors作为审查者的知识分子76-8，174，199-200
internalizedracism内化了的种族主义202-13
Interview《访谈》29
IRA爱尔兰共和军70
“IronyofaNegroPoliceman”（Basquiat）《一位黑人警察的讽刺》（巴斯凯）30
Islam伊斯兰155，186，218-19
“JackJohnson”（Basquiat）《杰克·约翰逊》（巴斯凯）31
Jackson，Geroge杰克逊，乔治206
Jackson，Janet杰克逊，珍妮特45
JaggedEdge（film）《刀锋边缘》（电影）57
jazz爵士乐35-6
Jeffersons，The（sitcom）《杰弗逊一家》（情景喜剧）197
Jewison，Norman朱伊森，诺曼182
Jordan，Michael乔丹，迈克尔210
Jordan，Neil乔丹，尼尔49，64，67
JuDou（film）《菊豆》（电影）58
JungleFever（film）《丛林热》（电影）61，184
Juno，Andrea朱诺，安德烈亚49
JustAnotherGirlontheI.R.T.（film）《L.R.T.少女》52
Kamen，Paula卡门，葆拉123
Kaplan，Caren卡普兰，卡伦108
Kaufman，Gershen考夫曼，格申267
Keen，Sam基恩，山姆247
Keller，EvelynFox凯勒，伊芙琳·福克斯269
Kennedy，Duncan肯尼迪，邓肯137，141-2
King，Katie金，凯蒂108
King，MartinLutherJr.金，小马丁·路德：and“belovedcommuni-ty”~与至爱社区278，298；deci-siontolove决定去爱290，294；onmaterialism~谈物质主义283；portrayalof对~的描述75，160，207；radicalization~激进的一面207；onresponsibilityforplanet~谈对整个星球负起责任297-8；sexism~与性别主义219-20
King，Rodney金，罗德尼191
Laing，R.D.莱恩，R.D.55
Lancaster，Burt兰开斯特，伯恩特58
Lawrence，Jacob劳伦斯，雅各布2，3
Lee，Spike李，斯皮克：andimagesofblackness~与黑性形象175，183-4，281，282；asinsider~作为圈内人182；andinterracialsex~与跨种族性行为61，149，184-5；andMalcolmX~与《马尔科姆X》180-92；andrapeculture129~与强奸文化；onskincolor~谈肤色209
liberalindividualism自由个人主义199，206
LikeWaterforChocolate（film）《浓情朱古力》（电影）59
Lindo，Delroy林多，德尔罗伊185
Lipton，Eunice利普顿，尤妮斯256
literacyprograms扫盲项目201
Little，Ella利特尔，埃拉187
Little，Louise利特尔，路易丝223
Little，MalcolmseeMalcolmX利特尔，马尔科姆，参见《马尔科姆X》
Livingston，Jennie利文斯顿，珍妮246
Lollapaloozatour路洛帕音乐节149
Lorde，Audre洛德，奥德丽113，122，125-6
love爱：better更好的~57；ofblackness~黑性211；ethicof~的伦理288-9，293；fallingin坠入~河259；asfoundationforpolitics~作为政治基础294；aspracticeoffreedom~是自由的实践295；redemptive救赎式的~59，229；ofself自~148，163，202，206，207，213
“LoveandNeed”（Merton）《爱与需求》（默顿）293
Love，Love，Love（Bernhard）《爱，爱，爱》（伯恩哈德）56
“Lovers，The”（Lawrence）《情人》（劳伦斯）2
Maasaiart马赛艺术32
MacKinnon，Catharine麦金农，凯瑟琳87，93，110，123
Macy，Joanna梅西，乔安娜292，296
MadDogandGlory（film）《疯狗和格洛丽》（电影）142
“MadisonAvenuePrimitive'"（Gopnik）《麦迪逊大道的原始主义》（戈普尼克）28，35
madnessandwomen疯癫与女性54-5
Madonna麦当娜：andblackculture~与黑人文化260；asfeministi-con~作为女性主义偶像9，12；andhomoeroticism~与同性恋色情15-16；asicon~作为偶像5，11；asphallocentric阳具中心主义的~25；asplantationoverseer~作为庄园监工18；recreationasan-tifeminist~在娱乐中的反女性主义11-13，56；Sex~与《性》13-26；asvoyeur窥淫的~16-17
Mailer，Norman梅勒，诺曼140
Malcolm（Perry）《马尔科姆》（佩里）215
MalcolmX马尔科姆X：andcolorcaste~与肤色等级204；familyof~的家庭186，204，221-7；andgender~与性别214-30；asicon~作为偶像189，190，214，221；image~的形象148，180，188-9；andKing~与金291；Leefilm李的电影中的~149、181-92；mar-ketingof：将~推向市场180；Perrybiography佩里传记中的~75，215-30；onstruggle~谈斗争8，206；onwarmth~谈黑人间要彼此热情相待152
MalcolmX（film）《马尔科姆X》（电影）181-92
“MalcolmXasaHusbandandFa-ther”（Shabazz）马尔科姆X作为丈夫和父亲（沙巴兹）221
Mama，There’saManinYourBed（film）《妈妈，你的床上有个男人》（电影）61-3
“mammy”role“保姆”角色69，71
“Man-ChildatLarge”（Tate）“男人大都是孩子”（泰特）164
Mandela，Nelson曼德拉，纳尔逊188
Mani，Lata马尼，拉塔108
Maori毛利人139-40
Marable，Manning马拉布尔，曼宁128-9，180
Marshall，Thurgood马歇尔，瑟古德160
Martin（sitcom）《马丁》（电视连续剧）209
MartinandMalcolm（Cone）《马丁和马尔科姆》（科恩）219
MarxforBeginmers《马克思主义简论》276
masculinity男性气质130
massmedia大众媒体：blackprofes-sionalclassin~中的黑人职业阶层174-5；feministstereotypesin~中的女性主义刻板形象87-95，99-100，104-5；gangstarapin~中的帮匪说唱134-9；GulfWarin~中的海湾战争280；andinter-nalizedracism~与种族主义内化208-9；peopleofcolorin~中的有色人种281-2；thepoorin~中的穷人196-9
“MaterialGirl”（Bordo）《物质女孩》（博尔多）14
“MaterialGirl”（Madonna）“物质女孩”（麦当娜）13
“MaterialGirl’sSexual（R）Evolu-tion，The”（Orth）“物质女孩的性革命/进化”（奥尔特）12
materialism物质主义169-79，283
McEvilley，Thomas麦克维利，托马斯29-30，33-4，38，40
McLaren，Peter麦克拉伦，彼得4
Memmi，Albert梅米、阿尔伯特196，202
memoryasempowerment铭记是为了获得力量240
menabletochange男性有能力进行改变95
MenaceⅡSociety（film）《社会威胁》（电影）50，51-2，137，175-6，197
menopause更年期262
Merton，Thomas默顿，托马斯293
Miller，Alice米勒，艾丽斯267
Minh-ha，TrinhT.郑明哈2，257
Minimalism极简主义276
Misogynies（Smith）《厌女》（史密斯）139
Mo’BetterBlues（film）《没有更好的布鲁斯》（电影）282
money金钱146-7，179，194，285-6
Monroe，Marilyn梦露，玛丽莲15，21，23
Morison，SamuelEliot莫里森，塞缪尔·艾略特238
MorningAfter，The（Roiphe）《事后的清晨》（罗伊夫）109，112，120-6
Morrison，Toni莫里森，托妮82，126，172，251
MotherJones《琼斯妈妈》125
Ms，magazine《女士》杂志111
Murphy，Eddie墨菲，埃迪129
Muslims穆斯林155
Napier，A.David内皮尔，A.戴维37，40，41-2
NationofIslam伊斯兰民族155，213，217-19，222，226
NativeAmericans非洲原住民233-8，281，286
“NativeCarryingSomeGuns，Bibles，AmoritesonSafari”（Basquiat）《拿着枪和圣经的土著·远征的亚摩利人》（巴斯凯）31
Nazism纳粹主义22
negotiation协商19，90，92，153
“newfeminism”“新女性主义”86，88-9，103，109-17
NewYorkTimes《纽约时报》80，136，227
NewYorker《纽约客》28，190
NewZealand，colonizationof新西兰殖民139-40
Newsweek《新闻周刊》15，177
NobelPrize诺贝尔奖82，126，284
“NobodyLovesaGeniusChild”（Tate）《天才小孩没人爱》（泰特）37
Nolte，Nick诺尔蒂，尼克57
Nuclearfamily核心家庭263，268
Oberlin，Ohio奥伯林，俄亥俄州270
“ObnoxiousLiberals”（Basquiat）《讨厌的自由主义者》（巴斯凯）33
“OnMalcolmX”（Marable）《谈马尔科姆X》（马拉布尔）180
OnOurBucks《女性爱》14
OneFalseMove（film）《错误行动》142，210
Orth，Maureen奥尔特，莫琳12
Other他者258，278-9，287
Paglia，Camille帕利亚，卡米尔87，91，96-105，123
pain痛苦42，240，273
Palac，Lisa帕拉克，莉萨94
parenthood为人父母148-9，165-7
ParisisBurning（film）《巴黎在燃烧》（电影）246，260
Parton，Dolly帕顿，多莉97
passion激情44，60
PassionFish（film）《激情的鱼》（电影）58
PassionateLife，The（Keen）《激情的生活》（基恩）247-8
Peck，MScott佩克，M.斯科特265，273，293
Penizzi，Francesco佩尼热，弗朗西斯科37
performance表演246，275-6
Perry，Bruce佩里，布鲁斯75，190，215-16，219，223-4，227
PhiladelphiaTemple费城清真寺219
Piano，The（film）《钢琴课》（电影）139-41
Pinkie（film）《平姬》（电影）63
Plath，Sylvia普拉思，西尔维娅55
“playdaughter'”“义女”249
Playboy《花花公子》14
Players《玩家》14
PlumVillage梅村263
PoeticJustice（film）《写诗的贾斯蒂丝》（电影）45
PolicingDesire（Watney）《管制欲望》（沃特尼）277
“PoliticsofGangsterRap，The”（Sta-ples）《帮匪说唱的政治》（斯特普尔斯）136
poor，the穷人193-202
pornography淫秽14，15，16，75
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49，247
poverty贫穷193-201
Powell，Colin鲍威尔，科林160
Power权力68，111
“powerfeminism”“权力女性主义”111，112，113
Predator（IceCube）《掠夺者》（冰块）145，146，162
PrettyWoman（film）《漂亮女人》（电影）197
PrinceofTides（film）《岁月惊涛》（电影）57
Privacy隐私32，79，179，264-5，270
Privilege（film）《特权》（电影）262
professionalclassasspeakersforblackculture职业阶层作为黑人文化的代言人175-9
progressiveerotica进步色情14，15
PropheticThoughtinModernTimes（West）《后现代时期的预言思想》韦斯特193
pseudonyms匿名107
“QualityMeatsforthePublic”（Basquiat）《为大众提供的高品质的肉》（巴斯凯）30
QuestionofColor，A（documentaryfilm）《肤色问题》（纪录片）211-12Quilts被子285-6
racism种族主义：andbeauty~与美202-3：effectonracist~对种族主义者的影响261；inEurope欧洲的~10；internalized内化了的~202-13，225；asprojectionofwhites白人种族主义思想的投射253；relationtosexism~与性别主义的关系7，21-2；asstrugglebetweenmen~作为男性之间的斗争188；aswounding~的伤害255
RaftIs，NottheShore，The（Hanh）《渡筏非彼岸》（一行禅师）278
rage愤怒248-9，251，273
Rainer，Yvonne雷纳，伊冯娜262
Rainmaker（film）《造雨人》（电影）58
RaisetheRedLantern（film）《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59
Rajneeshtown，Oregon拉杰尼希镇，俄勒冈州264
rap说唱：andcensorship~与审查74，150；cultural/politicalback-ground~的文化/政治背景134-44；demonizedinmassmedia大众媒体中被妖魔化的~134-5；lan-guage说唱音乐的唱词276；mythofgangster帮匪的神话51；andrape~与强奸129，136；whitemaleaudience~的白人男性听众136，150
rape强奸：colonization~与殖民237-8；daterape约会~109，121；rapand说唱与~129，136；rapeculture~文化128-33；re-sponsesto对~的反应109，251；statistics~的数据55
Rea，Stephen雷，斯蒂芬66，68，69
recognitionoftheOther对他者的认知287
ReconstructingMemory（Hord）《重建记忆》（霍德）172
redcolor红色2
RedHotChiliPeppers红辣椒乐队149，150
RedSorghum（film）《红高粱》（电影）58，59
ReflectionsonGenderandScience（Keller）《反思社会性别与科学》（凯勒）269
religion宗教268-9，294-5
ReservoirDogs（film）《落水狗》（电影）142
revolution革命8，86，156-7，188-9，213
“RevolutionaryRenegades”（hooks）《具有革命精神的叛逆者》（胡克斯）235
Ricard，René里卡德，勒内38
Rich，Adrienne里奇，阿德里安娜110，226
“RidingwithDeath”（Basquiat）《与死亡同乘》（巴斯凯）41
Riggs，Marlon里格斯，马龙40，182
RoadLessTraveled，The（Peck）《少有人走的路》（佩克）265，293
Roberts，Julia罗伯茨，朱莉娅197
Roiphe，Katie罗伊夫，凯蒂87，99，102，109-10，112，118-27
Rorty，Richard罗蒂，理查德278
Rose，Charlie罗丝，查利111
RuPaul吕波97
Rustin，Bayard拉斯廷，贝亚德180，191
Sandler，Kathe桑德勒，凯瑟211-12
Sarandon，Susan萨兰多，苏珊53，54
Sayles，John塞尔斯，约翰58
SchoolDaze（film）《黑色学府》（电影）209
Seduction（Baudrillard）《诱惑》（鲍德里亚）271
seductionandbetrayal诱惑与背叛279，283
self-defense自卫152
self-hate自我憎恨147，161，207-8，291
Serreau，Coline塞罗，科利纳61
service，valueof服务的价值296-7
Sex（Madonna）《性》（麦当娜）13-26
sex-radicalpractice激进性行为19
sexism性别主义：andblackfamily~与黑人家庭228；andblacklibera-tionstruggle~与黑人解放斗争291；asculturalnorm~作为一种文化范式135-6；feministcom-mitmenttoend女性主义终止~的使命127；relationtoracism~与种族主义的关系7，21-2
Sexton，Anne塞克斯顿，安妮55
sexualactivity性行为85-6，130-3
sexualharassment性骚扰121
sexualimaginary，the性想象95
sexualliberation性解放85-6
SexualPersonae（Paglia）《性面具》（帕利亚）96-101
sexuality性存在：andfeminism~与女性主义85-95；asliberatory具有解放性质的~91，251；andpow-er~与力量60；andrape~与强奸133
SexyDressingEtc（Kennedy）《性感装扮及其他》（肯尼迪）137
Shabazz，Betty沙巴兹，贝蒂187，221-5，227
Shakespeare，William莎士比亚，威廉104
shame耻辱198，266-7
Shane：ThePowerofCuring（Kauf-man）《羞耻：关爱的力量》（考夫曼）267
Sheena，QueenoftheJungle《丛林女王希娜》45
Silko，Leslie西尔科，莱斯莉241
Singleton，John辛格尔顿，约翰154
SisterAct（film）《修女也疯狂》（电影）62
SisterRay（hooks）《雷大姐》（胡克斯）244-5
skincolor肤色202-13
slavery奴隶制66，152，203，241
SleeplessinSeattle（film）《西雅图不眠夜》58
S/M虐恋18-20，251
Smith，Joan史密斯，琼139，141
Smith，Luther史密斯，路德296
SnoopDoggyDogg史努比狗狗138
socialism社会主义173
solidarityassuppression用于压制的团结77，119
SouthAfrica南非51，240
Spellbound（film）《爱德华大夫》（电影）267
Spielberg，Steven斯皮尔伯格，史蒂文183
Spinmagazine《旋》杂志137
Spirit，needsof精神需求289，294
“SpiritualityoutontheDeep”（Smith）《深层精神的外现》（史密斯）296
Stack，Carol斯塔克，卡萝尔199
Stanford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194
Staples，Brent斯特普尔斯，布伦特136，142
Steele，Shelby斯蒂尔，谢尔比157
Storr，Robert施托尔，罗伯特28
storytelling讲故事246
Streisand，Barbra史翠珊，芭芭拉57
“style”“风度”154
subject-to-subjectencounter主体与主体的相遇287
Suffering，redemptive救赎式的受苦273
SupremeCourt最高法院77
SuzanneSuzanne（film）《苏珊娜》（电影）53
TaoofPhysics，The（Capra）《物理学之道》（卡普拉）269
Tate，Greg泰特，格雷格37，164
technology技术268-9
telephone电话271
television电视147-8，159，197，266
Tentler，Kate滕特勒，凯特9
“TestamentofHope，A”（King）《希望之约》（金）283
“TheirMalcolm，MyProblem”（Ear-ly）《他们的马尔科姆，我的问题》（厄尔利）191
ThelmaandLouise（film）《末路狂花》（电影）53-4，59
Theorizingthroughautobiography用自传的方式谈理论246-7
TheyCameBeforeColumbus（VanSertima）《他们在哥伦布之前到来》（范·塞蒂玛）233
Thomas，Clarence托马斯，克拉伦斯77，78，128，160
Thompson，RobertFarris汤普森，罗伯特·法理斯33-4
Thurman，Howard瑟曼，霍华德296，297
TieMeUp!TieMeDown!（film）《捆着我！绑着我！》（电影）59
Timemagazine《时代》周刊138
ToSleepwithAnger（film）《带怒而眠》（电影）58
Treut，Monika特罗伊特，莫妮卡54
TrueRomance《浪漫风暴》142
Truly，Madly，Deeply（film）《一屋一鬼一情人》（电影）58
TruthorDare（film）《与麦当娜同床》（电影）16
Turle，Gillies特尔，吉利斯32，41
Turner，Ike特纳，艾克46，47
Turner，Tina特纳，蒂娜45-7，293
TwilightZone《迷离境界》270
2LiveCrew迈阿密组合74
Tyler，Carol-Anne泰勒，卡萝尔-安妮24-5
Tyson，Mike泰森，迈克130
underclass下层社会171，176，193
UndergroundRailroad地下铁路270
“Untitled（SugarRayRobinson）”（Basquiat）《无标题（休格·雷·鲁宾逊）》（巴斯凯）31
Vale，V，韦尔，V，49
VanSertima，Ivan范·塞蒂玛，伊万233
VanityFair《名利场》12，13，56
VietnamWar越南战争283
violence暴力：domestic家庭~20，248-9，250-1；upholdingdomi-nation用~维持统治293；erotic-ized色情化的~140-1；andmas-culinity~与男性气质129；inrapmusic说唱音乐中的~133-44；asself-defense~作为自卫152-3；associalnorm~作为社会范式135-7；ontelevision电视中的~159；againstwomen用~反对女性122-3，136-7
Visions《视觉》杂志44
voudoun伏都教41
voyeurism窥淫16-17，140，184
Walker，Alice沃克，艾丽斯99，112，125，126，172
Walker，MadameC.J.沃克，C.J.夫人113
Wallace，Michele华莱士，米歇尔183-4，192
Warhol，Andy沃霍尔，安迪28-9，35，38，39
WarnerBrothers华纳兄弟电影公司182，185
Washington，Denzel华盛顿，丹泽尔185
WashingtonPost《华盛顿邮报》190
Watney，Simon沃特尼，西蒙277
Weiner，Lawrence韦纳，劳伦斯54
wellness痊愈288
West，Cornel韦斯特，科尔内尔50，154，193-4，195，294-5
What’sLoveGotToDoWithIt（film）《与爱何干》（电影）45-6
“What’sLoveGotToDoWithIt?”（Turner）“与爱何干？”（特纳）293
WhentheMoonWaxesRed（Minhha）《盈盈红月亮》（明哈）2
Whitaker，Forest惠特克，福雷斯特68
“White”（Dyer）“白色”（戴尔）21
“whitenegro”“白皮肤黑人”140
whitesupremacistcapitalistpatriarchy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bound-aries~的界线6；andColumbus~与哥伦布231-42；andfilm~与电影50；andgangstarap~与帮匪说唱135；andinternalizedracism~与种族主义内化207-8；injour-nalism新闻中的~89；metaphys-icsof~的哲学7；andPaglia~与帕利亚97；andThePiano~与《钢琴课》139；andRoiphe~与罗伊夫124；andromanticpartnership~与浪漫伴侣关系67；termdiscussed~术语讨论231-2
“whiteness”“白性”22，30，36，252
Williams，Patricia威廉姆斯，帕特里夏261
Witness（film）《证人》（电影）286
Wittig，Monique威蒂格，莫妮克283
Wolf，Naomi沃尔夫，娜奥米87，91，99，102，109-17，119-20
“woman”asuniversalizedcategory“女性”作为一个普适的范畴113，119，126，274
WomenandNature（Griffin）《女性与自然》（格里芬）26
Women’sStudies女性研究4，7，103，106，125
Woolf，Virginia伍尔夫，弗吉尼娅55
WorldasLover，WorldasSelf（Ma-cy）《世界作为恋人，世界作为自我》（梅西）292
Worth，Marvin沃思，马尔温186
YaleUniversity耶鲁大学3
Yearning：Race，GenderandCulturalPolitics（hooks）《渴望：种族，性别与文化政治》246，255，276
Yo-Yo悠悠162
ZmagazineZ杂志248
Zinn，Howard津，霍华德23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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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观看文化，制造文化：对穷人的表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15观看文化，制造文化对穷人的表征
文化批评家很少谈到穷人。当我们说到贫穷的时候，大多数人会用“社会底层”，或者“被剥脱了经济权”这样的字眼。贫困尚未成为激进话语中新的热点话题。当代左翼知识分子在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就算有人尝试着把那个话语与美国现实中的贫困联系起来，这样的人也很少。黑人哲学家科尔内尔·韦斯特的论文集《后现代时期的预言思想》中包括了一篇题为《黑人下层与黑人哲学家》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建议“美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职业管理阶层”必须“作批评性自我检查，分析历史形势，搞清自己的立场，使自己反映那些境况不如我们的人，尽管我们可能有处于社会底层的亲戚朋友”。韦斯特没有在文章中谈到贫困或谈到穷人。记得有一次我与他交谈时说我是“穷困”出身，他纠正说我的家庭是“工人阶级”。我告诉他从技术上来讲我们的确是工人阶级，因为我父亲是邮局看门人，然而家里有七个孩子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常常面临经济窘困，这至少让我们这些孩子们认为自己是穷人。事实上，在种族隔离时期我们那个肯塔基小镇上，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是用穷人还是富人这个术语而不是用阶级这个术语来思考问题的。我们认为存在着四类人：赤贫的穷人；工人阶级，说他们是穷人因为他们只能勉强糊口过日子；有工作并有节余的人；富人。尽管我们的家庭属于工人那一类，但这么大一家人要糊口和由此而来的经济困难常常让我们觉得维持基本需求的钱都不够。在我们家里，水是奢侈品，用多了会遭惩罚。我们从来不说自己是穷人。作为孩子我们知道我们不该把自己视为穷人，但我们的确觉得自己很穷。
上大学后我开始将自己视为穷人。我从来没有什么钱。当我告诉父母我获得了上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和贷款时，他们问我怎么支付路费、书本费，急需用钱的时候又怎么办。我们不穷，但我们无力为那些被视为放纵的个人欲望买单，离家更近的地方有更便宜的大学。上大学后，假期没路费回家，我常常和宿舍做清洁的黑人妇女一起度过假期。她们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她们比任何斯坦福大学的人都更了解我从哪里来。她们支持我，肯定我接受教育、摆脱过去的努力，她们让我坚信我要超越她们所生活的世界，我自己就来自那个世界。
时至今日，尽管我是韦斯特所说的那个报酬丰厚的学术界“专业管理层”中的一员，在日常生活中，在教室以外，我很少思考自己与阶级的关系。我思考世界的方式是谁有钱花，谁没钱花。就像许多人从技术上来讲是中产阶级的人，他们在亲属关系中负有不可推脱的经济责任，为别人提供不同的物质支持，这个问题总是钱的问题。许多中产阶级黑人没有钱，这是因为他们定期将收入分发给一大帮亲戚，他们中有穷困潦倒的，还有的是年长的父母、亲戚，他们曾经是工人阶级，但退休后堕入贫困。
在我们家，贫穷不是耻辱。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的祖父母和父母就让我们生活在群体之中，让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价值不该通过物质标准来衡量。价值与诚实正直和勤奋劳动联系在一起。人们可能辛勤劳动，但还是过着穷日子。我的外婆巴巴（Baba），她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她告诉我们——尽管违背了我们父母的意愿——过穷日子胜过让别人羞辱你，残害你。
我上了大学，相信贫穷和一个人的诚实正直没有关系。由于进入了一个特权阶级的世界，我不得不对自己的经济背景进行批评性思考。我在课堂上学到的关于贫穷的表述让我大为吃惊。教授和同学们的评论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这同样让我吃惊。他们几乎从来都将穷人描绘成得过且过、愚笨无知、懒惰撒谎、卑劣可耻。不管丢了什么东西，宿舍里的学生马上就会断定是在那里上班的黑人或者菲律宾女人拿走的。在许多阶段里，我有为自己的经济背景感到羞耻的经历；为了培养自己对阶级的批判意识，我还阅读和研究过马克思、葛兰西[1]、梅米[2]等人的著述；但甚至在此之前，我就抗议这种对贫穷的千篇一律的负面表现。穷人没有价值这个论断尤其让我不满。事实上，我从我的外婆巴巴和其他家庭成员那里学到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别相信“上学让你变聪明”。一个人可以拥有文凭，但还是聪明不了，也诚实不了。贫穷文化教育我要聪明、诚实、勤劳，要永远做一个守信的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要坚持，要英勇无畏，这就是我受到的教育。我之所以可能成功，成为我一直想成为的作家，并且作为一名学者谋生，这些教诲就是基础。是穷人、被剥脱了经济权利的人、社会下层教会了我这一切。
解放性的宗教传统肯定了对穷人的认同，巩固了我所受的教诲。由于我受到的教育是贫穷可以成为道德完善的产床，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团体的重要性，可以使人们与黑人教堂里的其他成员分享资源，因此我准备接受解放性的神学理论的教诲，它强调团结穷人。那种团结不仅仅意味着通过慈善、通过分享特权得到表达，而是主张人有改造世界的力量，穷人的需求应该得到满足，穷人也能获得资源，穷人在生活中也有正义和美丽。
当代美国流行文化在表现穷人的时候很少展现他们的正直和尊严。相反，他们用千篇一律的负面形象来描述穷人。他们既懒惰又爱撒谎，却对发财心醉神迷，强烈的渴望让他们心智失常。为了获得物质利益，穷人愿意干出任何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穷人被描绘成总是认为自己毫无价值，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看法。价值只有通过物质成功的手段才能获得。
没有哪个穷人会自我感觉良好，电视节目和电影将这个意思表达得很到位。电视情景剧中展现的工人阶级穷人具有一种不多不少的自我轻视情绪，他们带着睿智和幽默朝彼此呈现这种情绪，这样，不管来自哪个阶级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享乐。幽默遮蔽了改变地位的渴望，遮蔽了情景喜剧《杰弗逊一家》主题歌中所表达的“步步高升”的欲望。讲述从穷光蛋变成大富豪的电影仍然有巨大的票房吸引力。当代描写黑人的电影——仅以《哈莱姆之夜》《飞去来》《社会威胁》为例——穷人的贪欲是这些影片的主题。为了拥有更多的东西，为了满足那种贪欲，他们什么都愿意干。《漂亮女人》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该片就是以这种方式描写穷人的，而且挣了很多钱，所有种族所有阶级的观众都喜欢这部影片。该片突出表现了一位仁慈的统治阶层人士［该剧中是位白人，理查德·盖尔（RichardGere）饰］心甘情愿地与一位白人妓女［朱莉娅·罗伯茨（JuliaRoberts）饰］共享其财富资源。事实上，在许多电影和电视节目中，许多统治阶级在与物质上不富裕的人交往时表现得慷慨大方。他们渴望与人分享，并且对自己的财富抱着漠然的态度。这些形象与穷人钻营发财机会、贪婪渴望形成对照。
因为接触了电影电视，许多穷人，或者几次拿不到工资就会堕入贫困的人，认同了社会特权阶级的态度和价值观，内化了对穷人的恐惧和鄙视。当物质匮乏的青少年为了网球鞋或者夹克衫杀人时，他们这么做不仅仅是因为太喜欢这些东西，他们还希望那些更高阶级的人所拥有的行头他们外表看上去也有，从而洗刷自己的阶级耻辱。无论是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的社会上，贫穷都被视为堕落、匮乏和无价值的同义词。没有谁想被别人视为穷人。我在一所知名州立城市大学讲授非裔美国女作家的文学作品，班上的学生主要是来自贫困家庭和工人家庭的黑人学生。他们不断问我一个问题：我们读到的那些小说中在家里遭受虐待的贫穷黑人妇女为什么不“一走了之”？这些学生许多来自物质匮乏的家庭，但他们对这个社会中住房和工作之难解决却一点现实感受也没有。当我要大家说出自己的经济背景时，只有一个学生——一位年轻的单身母亲——愿意自认贫穷。尽管她不是班上唯一的穷人，但却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穷人。他们害怕这个耻辱给他们打上烙印，害怕离开课堂后还会让他们感到羞耻。我们后来谈到了这个现实。害怕羞辱丢脸是导致无人愿意自认贫穷的主要原因。我跟一些接受政府救济的黑人妇女谈到表征问题，她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上班了。她们都说不愿被视为穷人。她们的公寓里有象征成功的物质财富（录像机，彩电），即使这意味着她们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而且为买这些东西她们又陷入债务之中。她们的自尊与不被视为穷人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处处都用谈论穷人的语言来表现穷人，用大众媒体中穷人就等于一无是处这种方式来表征穷人，那么穷人学会了虚无也就不难理解了。社会告诉他们贫穷和虚无别无二致。如果他们无法摆脱贫困，那么他们就只有被毫无价值的一生这个形象淹没，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学者、记者或者政治家谈论下层人民感受到的无望和绝望时，他们没有将这些现状与大众媒体对贫穷的表征联系起来。穷人也能够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也能够成就事业，能够志得意满。但他们的措辞里很少给出这种暗示。没有人谈到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集体对穷人的义务，这种义务开始于表征政治。
二十多年前，白人人类学家卡萝尔·斯塔克（CarolStack）对黑人穷人的生活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并写出了《贫穷文化》一书，她在这些穷人中间发现了一种强调资源共享的价值体系。但这种伦理观在大多数社区很久以来就被个人自由主义伦理观侵蚀殆尽，后者肯定独占独享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大众媒体将个人自由主义逻辑带入我们的生活和家庭，让我们相信我们是通过个体敛聚资源而不是与人共享资源达到功成名就的目的，大众媒体是我们重要的老师。当然，个人自由主义对特权阶级人士最为行之有效。但穷人曾经依靠社群伦理来获得肯定，取得援助和支持，个人自由主义让穷人的境况恶化了。
为了改变贫穷对我们社会大众生活的毁灭性影响，我们必须改变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方式。但我们也必须改变表征穷人的方式。在这些改革到位、穷人的经济需求得到满足之前，许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继续贫穷。既然如此，构建如何看待穷人以及如何当穷人的习惯，恢复一种对应的价值体系，肯定身处贫困的人能过上富有尊严、体面健全的生活，这一点就至关重要了。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Freedman）在《从摇篮到坟墓：美国贫穷面面观》一书中没有批判资本主义，也没有号召对财富和资源进行重大改革、即便如此，他想要传达的也正是这种尊严。然而，任何想要改变美国贫穷面貌的努力都必须把转变表征和重新分配财富与资源联系起来。
来自特权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自己对获取物质财富如醉如痴，这些人对穷人能够过上丰富而且有意义的生活这种说法感到不舒服。他们担心，任何关于贫穷是可以接受的暗示都有可能导致有钱人感觉不到对穷人负有责任，即使他们如何将自己的追求与对穷人的关心和责任协调起来尚不明确。他们那些保守的对手们费了不少心思，形成了一套剥夺穷人人性的表征体系，他们害怕如果贫穷被视为与价值无关，穷人们就不会乖乖地担当起受剥削的工人的角色。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贫穷被视为可以接受，那么穷人就不会去找工作做，我们就将不得不养活他们。恐惧隐藏在这个面具下。（注意这种想法隐含的推断：贫穷就意味着偷懒。）当然，现在拒绝干低薪体力活的穷人比什么时候都要多。这种拒绝不是由于懒惰，而是因为他们断定自己不断受到非人待遇或受到剥削，其结果却仅仅是一如既往地贫穷，这样的工作不值得干。尽管有这样的个人，但在我们的社会里，穷人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希望能工作，即使做那些工作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跳出穷人阶层。
由于见证过穷人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能切身理解剥夺人性的表征体系对穷人的摧残。我看到我的祖父母、父母和我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熟人在自尊方面的差异。折磨着后者的缺乏自尊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惨不忍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年轻一代尽管比老一辈有着更多的机会，少得可怜的自尊却使年轻一代举步维艰，甚至让他们的精神生活也不堪重负。缓解那种精神痛苦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某种形式的滥用物质。但是，要改变贫穷的面貌，要使贫穷能够与这个社会中任何其他阶层一样，再次成为形成价值、尊严、完整的场所，我们需要对现存表征体制进行干预。
激进/革命政治运动（如生态女性主义）迫使我们所有人过朴素的生活，将对表征体制进行干预这个进步改变与激进/革命政治运动联系到一起，还能够建立连接点和建设性互动。穷人有许多生存的资源和技能。那些有意把个人财富拿来与人分享的人，还有那些为财富的再分配作出政治努力的人，他们能够与物质匮乏的个人一起合作，来实现这个目的。物质丰富只是一种资源。读写技能是另一种资源。如果能看到缺乏读写技能的失业人员参加以社区为基础的扫盲项目，这将是件激动人心的事。与培养批评意识有关的进步扫盲项目可以用流行电影作为基础，开始学习和讨论。美国那些所有在白天未被利用的剧场都可以用作这种项目的场地，大学生和教授可以来传授技能。由于许多穷人、地位低下的人、赤贫者已经能够识文断字，我们就可以组成阅读小组来培育批评意识，帮助他们重新思考如何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使他们既能在贫困中过得好，又能摆脱这种困境。我遇到的许多接受国家援助的贫困年轻女性，她们中有黑人也有白人（她们中有的是学生，有的将成为学生），这些人头脑聪明，善于批评，正努力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她们渴望与那些能够提供指导、技能以及具体策略的人一起做出努力。弗里德曼在书的结尾处提醒我们：
社会秩序得到维护需要金钱、组织和法律。但如果在此过程中人们没有机会相遇并相助，那么金钱、组织和法律三项中没有任何一项能够发挥作用。社会责任归根到底非常简单——作出回应的能力。
对穷人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进行表征的方式进行建设性的改变是一种进步的干预，可以向人们提出挑战，让人们正视贫穷的面孔，而不是把头扭向别处。
[1]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作家、政治家、政治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奠基人及领袖。在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时代长期受到监禁，在狱中著有《狱中札记》。他的文化霸权概念广为人知，即文化霸权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最重要手段。
[2]阿尔伯特·梅米（AlbertMemmi，1920—）：突尼斯犹太裔法国作家，首部小说《盐柱》（1953）由加缪作序、《殖民者与被殖民者》（1957）由萨特作序，对1960年代的反殖运动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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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斯皮克·李拍摄《马尔科姆X》：否认黑人的痛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14斯皮克·李拍摄《马尔科姆X》否认黑人的痛苦
马尔科姆X被残忍杀害不久，贝亚德·拉斯廷（BayardRustin）就预言道：“美国白人，不是黑人，将决定马尔科姆X的历史地位。”这个断言在那个时候似乎显得荒唐。马尔科姆X似乎对美国白人没什么用处，哪怕是变得不再强烈推崇种族分离的那个马尔科姆X。如今，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里的市场力量已经找到利用马尔科姆X的途径了。但凡与黑人形象有关的地方，表征一直都是一种庄园文化。马尔科姆X可以变成抢手货，物化的过程能够让他的激进黑人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政治烟消云散、丧失基础。曼宁·马拉布尔在题为《谈马尔科姆X：他传达的信息及其意义》的文章中呼吁人们注意市场潮流带来的危险。曼宁·马拉布尔警告说：“有一种趋势，把一个生动活泼的活动家的激进观点抽干成一个抽象的偶像，用纯粹的形象来代替激进的内容。”政治上进步的黑人同胞和我们斗争中的战友们认识到，当保守的市场力量剥脱了马尔科姆X事业中的革命激进内容后，将他的形象和观点变成商品出售时，马尔科姆X的政治思想，他的事业培育批评意识的能力就受到了威胁。
马尔科姆X知道，大众媒体形象是一股力量，可以从多个方面决定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选择行动，于是他告诫黑人：“永远不要接受别人为你创造出来的形象。最好总是养成学会自己观察事情的习惯，然后你就能够更好地为自己作出判断。”从狭义上理解，这个劝诫可以看作仅指白人想象中创造的黑人形象。然而从更广的意义上讲，这话不单单指黑人只应该质疑白人生产的形象，却可以被动地接受黑人塑造的形象，还促使我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所有的形象。马尔科姆X促进和鼓励黑人培育批判眼光。这种眼光是激烈的冲突，严酷的挑战，无情的拷问。这种眼光能超越被动消费。
在这个文化时刻，对斯皮克·李的电影《马尔科姆X》进行的所有严肃讨论都必须再次援引这个针对视觉领域的激进批评。李的影片《马尔科姆X》，这个白人制片人和黑人电影制作人合作的项目受到主流媒体的祝贺赞美，但面临的危险是没有获得有意义的文化批评。李及其作品的黑人崇拜者，不论是来自学术前沿还是来自街头，大都通过辱骂或惩罚的方式，试图对任何不是毫不含糊地赞扬该片的评论进行审查。对该片进行严厉批评的黑人要承担风险，要么被视为种族叛徒，要么被视为不想看到别的黑人成功的卑鄙的竞争者，或者跟李有私人过节。电影制作人马龙·里格斯在《黑人电影评论》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有力地强调了如此压制人说话的危险性。里格斯让人们注意观众对斯皮克·李的反应这个事例（斯皮克·李常常动辄将所有形式的批评公然谴责为背叛或攻击）。里格斯强调说，只要严厉的批评受到审查，黑人文化批评的整体就得不到发展。
还有一种强烈的表征欲望。当观众不允许对艺术家进行任何批评时你可以看见这一点。我亲眼见证了这一点。在一次论坛上，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就斯皮克·李影片中的表征问了他几个问题。观众中爆发出歇斯底里的愤怒声：“闭嘴！”“坐下！”“拍你自己该死的电影好了！”“你是谁呀，这位大哥正尽全力给我们奉献高贵的形象，他在做正确的事，你们为什么还要挑刺？”我承认常常有人为了贬低而贬低。但是就算很明显批评是努力在治愈我们社区的内伤，使它变得更强有力，我们文化内部仍然没有建设性批评的空间。这些神明般的人物呈现了我们的一些形象，如果你不反对这样说的话，那些形象似乎肯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造出这些神明的努力一点也不复杂，就是让人们闭嘴。他们似乎填补了空缺，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可以成为霸权的一部分。
这段话放在斯皮克·李身上显然是正确的。尽管铺天盖地的宣传还在继续将他描绘成白人电影工业的圈外人，一个不断奋斗的人，他产出的作品反对白人统治集团的愿望和诉求，但李的确是个圈内人。他能用自己的力量迫使华纳兄弟电影公司选择用他而不是白人导演诺曼·朱伊森（NormanJewison）来拍这部电影，这一点最能说明他作为圈内人的地位。从盈利来讲，斯皮克狭隘的身份政治（他坚持说如果用白人来导《马尔科姆X》将是“大错特错！”）也许并未打动华纳公司，但认识到李作为导演出现可能会吸引最多的跨种族观众，从而确保影片的经济成功，这让华纳公司动了心。
斯皮克·李也有制作一部成功大片的使命。白人消费者占观众的绝大部分，斯皮克·李必须创造出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欲望的作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制作的电影必须与好莱坞其他史诗剧，尤其是虚构传记相类似。因此，《马尔科姆X》中没有什么视觉立场或视觉说明可以显示白人导演拍不了这部影片。这点显得尤为不幸。因为，斯皮克·李在虚构的戏剧中糅进纪录片的元素，让我们产生此前从未在银幕上见过的真知灼见，也就是对黑性和黑人生活的表征，这种表征只有非常熟悉黑人情况才能表现出来，也只有此时他作为电影制片人的才华才能得到最大展现。这种熟悉在《马尔科姆X》中没有出现。纪录片的镜头看起来更像是额外补充，由于虚构场景缺乏对革命家马尔科姆的激进描述，所以用作补足。
为了吸引跨种族观众，斯皮克·李必须虚构一个白人观众、保守黑人观众和其他非白人观众都爱看的马尔科姆。他对马尔科姆的表现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Spielberg）对电影版《紫色》中的那位先生的表现更有类似之处，而不像展现实际生活中的马尔科姆X。斯皮克·李选择不按时间顺序来叙述影片，所以能够集中表现马尔科姆的故事中最容易符合好莱坞对黑人生活进行传统刻板表现的那部分。米歇尔·华莱士（MicheleWallace）在她那篇对《紫色》见解深刻的论文《斯皮尔伯格先生的布鲁斯》中说：
黑人乐意在电影中看到的自己的形象与好莱坞白人愿意制作的黑人形象之间有一道鸿沟。这是事实。我们不是严肃的男男女女遭遇一连串难题，而是简直就是流浪艺人，比滑稽可笑好不了多少。我们唱唱跳跳，没有连贯性，就像绳子牵着的木偶一样。
可悲的是，这些话可以用来描述《马尔科姆X》的前半部分。带着预言般的远见，华莱士继续陈述她的观点，她宣称：
那些想要出现在美国电影中的黑人，我猜他们必须在黑人解放运动中极其刻板严肃，也须在布坚格斯大叔和杰迈玛大婶[1]的踢踏舞之间寻找某些中间地带。
显然，斯皮克·李试图在《马尔科姆X》中沟通这个中间地带，但却是徒劳无功。
影片的上半部分不停地在新滑稽表演与悲剧场景间来来回回。但新滑稽表演（也就是蠢汉秀）占了绝大部分，不管这部分是不是马尔科姆生平中这个阶段的准确描写，但破坏了悲剧场景（对童年时代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事件的倒叙）应该引发却没有引发的苦难。同时，通过突出马尔科姆街头混混的身份，斯皮克·李就能够对马尔科姆与白人女性索菲娅（Sophia）的浪漫情事及两性关系大书特书，以便对这个文化中对跨种族性行为的窥淫着迷加以利用。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对李的作品进行批评的评论家，如巴拉卡（AmiriBaraka），之前担心这可能成为讨白人观众高兴的噱头。影片的进展表明，这个先见之明是敏锐的，言中了李后来的导演方向。很明显，在许多年里，与索菲娅的关系对马尔科姆来说的确十分重要。然而，李带着在《丛林热》[2]中对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之间跨种族风流韵事的肤浅见识描述了马尔科姆与索菲娅的关系。李不愿或许是不能想象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的关系可以建立在一种非病态的关系上，在他的描述中，马尔科姆对索菲娅的欲望仅仅根植于白人男性与黑人男性的种族竞争。可是，即使马尔科姆对种族、种族主义和性持有了激进的批评态度之后，他对索菲娅仍然爱意不断。
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阿奇（Archie）由德尔罗伊·林多（DelroyLin-do）扮演，若没有他的精彩表演，《马尔科姆X》的前半部分可能会浅薄透顶。影片开始时，首先亮相的不是观众所期待的马尔科姆，而是扮演喜剧角色矮子的斯皮克。李在片中的出现加剧了有戏看的感觉，而且好像他的角色实际上在跟马尔科姆·利特尔争夺注意力，他的喜剧滑稽表演轻松地抢了显得笨拙愚蠢的马尔科姆的戏。丹泽尔·华盛顿（DenzelWashington）在斯皮克·李参与华纳制片人之前就已经被选中扮演马尔科姆。具有票房吸引力的丹泽尔·华盛顿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努力，不愿意放弃自己那个版本的马尔科姆X。尽管他的表演有力，但华盛顿还是不能传递由肤色引起的问题，那些问题对马尔科姆的种族意识和身份发展至关重要。由于丹泽尔没有马尔科姆的个头，还有他浅肤色，他从来就没有给人留下外表“吓人”的深刻印象。华盛顿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是人见人爱的好人，这使他更难表达一个被愤怒吞没的黑人应该表现出的严肃性和强烈感。选定他，白人制片人就已经决定如果要白人观众接受他的话，马尔科姆就必须显得不那么激进，而且要更加开放。
既然影片中如此多的部分描述了马尔科姆作为底特律红发小子[3]的那段日子，对于他后来对种族隔离问题的政治转变，该片其余部分不过只是给出了梗概和意象轮廓。他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有力批判无一在该片得到戏剧化的展现。在影片第二部分的开始处，监狱场景引发出关于李对如何表现马尔科姆的关键争议。李故意不描述马尔科姆的哥哥和姐姐如何将他引向伊斯兰教，而是虚构出一位年长的黑人男囚布莱恩斯（Blaines）［由艾伯特·霍尔（AlbertHall）扮演］。这个人是马尔科姆·利特尔的导师，他培养了马尔科姆·利特尔的批评意识，把马尔科姆·利特尔引向伊斯兰教。为何如此，没有人做出过解释。电影叙述中的这个元素是一种对个人传记的扭曲误征。它可能出现在虚构的传记中，并最终破坏所述人物的真实性。事实上，在整部影片中，马尔科姆X被塑造成一个没有家庭的人物，即使事实上有些家庭成员一直出现在他的生活中。通过将他象征性地表现为“孤儿”，李不仅抹掉了马尔科姆在生活中与黑人女性的复杂关系——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而且显得性伴侣就是唯一对他重要的女性。李让马尔科姆显得更像是一个孤独英雄的形象。这样做就能将他写入好莱坞的英雄传统，抹掉他与家庭和社区的深刻情感联系。李和白人制片人沃思（MarvinWorth）坚持说这部影片中没有做什么修改，沃思说：“我们没有玩真相游戏。我们严格遵从《马尔科姆自传》。”然而，该片没有对任何重要的家庭成员进行描述，并插入了从未存在的虚构人物，这实际上就是扭曲了对马尔科姆的表征。李无论是运用真实演讲，还是将那些演讲按时间顺序串联在一起，都无法挽回那个误征。他曾夸口说这部片子将通过马尔科姆对人们进行“教导”和教育。《无所不用的手段》一书描写了影片制作背后的故事，李说：“我希望我的同胞个个为该片热血沸腾，受到鼓舞。这可不是什么好莱坞电影的寻常货色。我们面对的可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是一种思维，这是美国黑人经历过的艰难历程。”
为确保《马尔科姆X》不是“好莱坞电影的寻常货色”，李本来可以不管虚构的戏剧背景，坚持做到准确展现。这样做可能意味着他将不得不做出牺牲，放弃绝对控制。如有必要，允许更多的人从拍摄中获益。这有可能意味着李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现实，观看这部影片的广大群众，包括黑人在内，由于他们不会读不会写，他们将永远不知道真相。如果影片对马尔科姆的生平及事业进行错误表现，可能会永远扭曲他们的理解。
斯皮克·李知道他必须应对激进的“伊斯兰民族”，所以他在塑造伊莱贾·穆罕默德［由小阿尔·弗里曼（AlFreemanJr.）饰］这个人物时谨慎得多，保存了伊莱贾·穆罕默德的精神和事业的真实性。有人说，无论是马尔科姆这个人物还是他的遗孀贝蒂·沙巴兹[4]在表现时都没有被给予同样程度的审慎。虽然真实的沙巴兹与斯皮克·李谈过，她与马尔科姆没有争吵过（无疑是因为“伊斯兰民族”中的妻子最大的德行是顺从），但影片显示出贝蒂用同样的泼妇态度“解读”马尔科姆，斯皮克·李的影片中所有黑人女性人物与配偶谈话用的都是那种方式。沙巴兹在对马尔科姆的浪漫追求中也没有影片中描述的那么自信。伴随白人女性索菲娅这个人物，某些黑人女性的刻板性别歧视形象出现在这部影片中。女人不是处女就是荡妇，不是圣母就是妓女——那就是好莱坞。也许斯皮克·李描述不了马尔科姆的姐姐埃拉（Ella）。想象一位政治进步的黑人女性出现在银幕上，好莱坞还没有创造出这样的空间。这就是斯皮克·李描述不了埃拉的原因所在。
如果李版本的马尔科姆X生平成为所有其他这种影片必须追随的范例，那么好莱坞就没有地方可以容纳黑人男性激进的政治怒火，这一点同样真实不虚。因为说到底这部影片抹掉的是马尔科姆的政治激进（主要由于它不是李所认同的那种政治上革命的马尔科姆X）。即使李在《无所不用的手段》中反复强调这部影片由一位非裔美国导演来制作至关重要，而且这位导演“也不是随便哪位非裔美国导演都行，必须是能够直接理解马尔科姆生平的导演”，但该片却表明了李最感兴趣的是马尔科姆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激烈批判，而马尔科姆早先曾执着于将种族主义仅仅视为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之间大男子主义及阳具中心主义式的权力斗争。马尔科姆与李的政治观点最相似的地方就在这方面，而不是对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连的种族主义进行批判，当然也不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考虑到这个立场，影片力图捕捉的具有政治反抗精神的那个主要时刻就表现为马尔科姆拿警察暴力事件激起“伊斯兰民族”中的男性与白人男性对峙，这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些场景中，马尔科姆被描写成了希特勒式的领袖，用戴着皮手套的铁拳统治。反抗警察暴力是冲突的催化剂，但影片低调处理正义的反抗，使该片显得好像这是一件“男人的事情”——然而不过是另一次OK镇枪击事件[5]——这就是好莱坞。但好莱坞也只能如此了，因为这已是片中最有力量的场景之一。
《马尔科姆X》的结尾场景突出了李的戏剧冲突。他想制作出这样一部黑人史诗剧，它既可与他认为的那些伟大的白人男性导演的白人好莱坞史诗剧媲美，同时又是对那些作品的模仿；他也还渴望能保存和传达马尔科姆的精神及其真实的生平和事业。影片结尾对观众进行了视觉轰炸，一个意象接着一个意象：激动人心的纪录片镜头，引人注目的证言，然后用上了学童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来显示马尔科姆的遗产仍然重要并且有世界性影响。可悲的是，到影片结束时，一切关于激进黑人革命者马尔科姆X的知识都已被彻底清除掉了，被一个个意象消耗尽了。代表我们黑人解放斗争、激进反抗的偶像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去政治化的形象，没有实质，也没有力量。在《满天星辰：电影明星与社会》一书中，理查德·戴尔描述了好莱坞如何运用手段操纵黑人形象，使黑人形象无力。
这些话语的基本策略可以称为使其丧失行动力。黑人的品质可以被夸上天，但这些品质不能显得是在现实世界中积极有效的品质。这些品质尽管在最生动有力的时刻，对其描述也不能显得它们能有所作为，除非是一种类似于漫无目的的破坏。
我们在斯皮克·李的影片末尾看到的是一个悲惨孤独的马尔科姆，没有几个追随者，有自杀倾向，甚至精神失常。这个形象隐含的教育意义是：认为有意义的政治革命能够存在——真理与正义必胜，这不过是蛮勇天真。《马尔科姆X》在殖民框架内重写了黑人形象，不具有任何颠覆性。
那些被诱惑来看璀璨星光、迷人风采的观众，来看稀奇的，来看表演的，他们将忽视李的影片中隐含的政治保守主义。跟其他很多主题有力却很糟糕的好莱坞影片一样，《马尔科姆X》打动着人们的情感和思想。他们将自己的意义带到影片中，将影片与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相连。这就是为什么黑人青年能够骄傲地说起虚构的马尔科姆勇敢地对抗白人，即使白人青年离开影院时既欣喜又放松，他们看到、了解到的马尔科姆是这样的一个好人，而不是传闻中的可怕的家伙。嘻哈文化、进步的当代文化批评、政治书写以及不同形式的激进行动主张再度激起人们对马尔科姆生平和事业的兴趣。斯皮克·李对马尔科姆的关注紧随了这种兴趣的复兴。这些反霸权主义的声音恰逢其时地反抗了对马尔科姆生平和事业的保守主义商品化。
正如这些商品化的形式僵化并剥削了马尔科姆X的形象，同时这些商品化形式还颠覆了马尔科姆X事业的力量，他的事业能培育批判意识，使批判意识更激进。他们剥去了他的偶像地位。这促使文化攻击的高涨，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我们进行信息轰炸，意图在公众意识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说到底，无论是马尔科姆的生平，还是他的事业，都没有英雄主义的维度。最有力的攻击之一来自白人作家布鲁斯·佩里。即使马尔科姆在他的自传中，他也让所有人都知道在他当街头混混的日子里他做了“说不出口”的事情（对任何熟悉街头犯罪文化的人来说，其性质很明显，即贩毒、性放纵），佩里宣称他数出了这一桩桩行为就暴露了马尔科姆的骗子身份。白人至上男权傲慢在这里达到了极致。毫无疑问，佩里的作品让许多需要相信他们的偶像就是圣人的人感到震惊和意外。但佩里揭露的消息中（大多来自于对马尔科姆的敌人和诽谤者的访谈）没有哪一条能贬低他促进全球黑人解放、结束白人至上的政治事业。
自从斯皮克·李的影片上映以来，佩里的作品已被媒体关注并大力鼓吹，正迅速地获得权威地位。佩里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宣称这部影片让他感动，即使他抓住公众关注的时机，坚持说李版本的马尔科姆“大体上是个神话”（由此推出，他那个版本是“真理”）。像《纽约客》这类很少聚焦黑人生活的杂志也突出了他们反马尔科姆的文章。《哈珀斯》杂志（Harper’s）1992年12月那一期刊登了黑人学者杰拉尔德·厄尔利（GeraldEarly）的一篇文章（《他们的马尔科姆，我的问题》），该文也意在贬低马尔科姆的生平和事业的力量。通常，当黑人意图谴责马尔科姆时，他们的地位就会在白人媒体获得提升。除非有批评干预，否则贝亚德·拉斯廷做出的非进步白人将决定马尔科姆如何被历史看待的可怕预言将很有可能变成现实。我们中那些把马尔科姆当做老师、政治导师和同志来尊敬、热爱的人必须在电影、言论、政治写作中促进和推动反霸权声音，它将重点、持续关注马尔科姆为黑人解放斗争，为所有人获得自由正义在全世界所进行的斗争。
斯皮克·李的电影虚构传记没有尝试描述马尔科姆对黑人集体福祉的关注，这种关注超越了他的个人境况和个人历史。这部影片没有表现出马尔科姆对种族主义的个人愤怒和他对消除所有黑人痛苦的深情奉献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李的《马尔科姆X》没有迫使观众去体验白人至上男权文化中黑人生活中的悲伤苦难并予以同情。影片中没有传达剧烈到难以自抑的痛苦和悲伤。也没有什么东西有助于人们理解愤怒和反抗的必要性。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们思考为什么劳累一整天之后，马尔科姆会在街上踱步好几个小时，思考“在美国，他们对我们的人民做下了多么恐怖的事情”。虽然影片开头出现的暴打罗德尼·金[6]的镜头是对“那些恐怖的事情”用清楚的画面予以提醒，可是这个形象引发的痛苦却很快被意在娱乐和煽情的新滑稽表演节目所取代。
作为一部感伤浪漫剧，《马尔科姆X》是诱人的。它鼓励我们忘记造成黑人愤怒和激进的残酷现实。影片没有迫使观众去面对，去挑战，去改变。它欢迎和奖赏被动反应——怠惰无为。它鼓励我们去哭泣，却不鼓励我们去奋起。詹姆斯·鲍德温在自己那篇铿锵有力的文章《每个人的抗议小说》中提醒读者：
多情善感所卖弄炫耀的感情既过分又虚伪，它是不诚实的标志，它无力感知。感伤者湿漉漉的双眼暴露了他厌恶体验，恐惧生活，心灵贫瘠。因此，感伤总代表着不可告人和残暴的人性丧失，遮掩的是冷酷无情。
正如华莱士警告的那样，好莱坞电影中没有地方可以容得下“黑人解放的严肃性”。斯皮克·李的电影也不例外。要严肃对待黑人解放，我们必须严肃对待黑人痛苦的现实。而最终，这部影片否认的正是这个现实。
[1]布坚格斯大叔（Mr.Bojangles）是与著名童星秀兰·邓波儿在《小上校》（TheLittleColonel）（1935）等多部影片中同台表演踢踏舞的黑人银幕形象。杰迈玛大婶（AuntJemima）本来是源于1893年的一个食物商标，后被称为女版“汤姆大叔”，具有贬义。这两个人物成为典型的温顺快活、乐于取悦白人、服务白人的黑人刻板形象。
[2]《丛林热》（JungleFever，1991）：“丛林热”本来是一个短语，指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的性吸引力。文中指的是由斯皮克·李导演的一部影片，故事主线是一个黑人男性和一个白人女性之间发生了跨种族恋情，来自亲友的巨大压力迫使他们最后分手、副线是黑人的吸毒成瘾问题。
[3]底特律红发小子：影片开始部分，马尔科姆真名叫马尔科姆·利特尔（Mal-colmLittle），是街头混混，爱烫直发。由于遗传了白人祖先的红发且来自密歇根，故取诨名“DetroitRed”。
[4]贝蒂·沙巴兹（BettyShabazz，1936—1997）：马尔科姆X的遗孀，也被称为贝蒂X。马尔科姆遇刺后，她带大了六个女儿，自己也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授健康学，曾任学院的公共关系部主任。她曾一直指责“伊斯兰民族”是杀害马尔科姆的幕后凶手，并和女儿QubilahShabazz预谋刺杀“伊斯兰民族”时任首领路易斯·法拉可罕，但所雇杀手竟是警方侦探，母女遭到警方指控。但法拉可罕却站出来为她们辩护，指责政府想在美国伊斯兰团体中制造仇恨，贝蒂遂于1995年与“伊斯兰民族”握手言和。Qubilah虽未受监禁，却必须接受两年的心理治疗。她十二岁的儿子马尔科姆只得离开她和外祖母贝蒂同住，少年马尔科姆由此产生怨恨，放火烧了外祖母的住房，致使贝蒂重度烧伤，三周后不治身亡。
[5]OK镇枪击事件：一次著名的美国西部枪击事件，1881年10月26日发生在亚利桑那地区汤姆斯通，三人丧命。枪战一方代表着来自得克萨斯农村以贩牛为业的民主派，另一方代表着来自北方城市资本主义商业利益的共和派。该事件象征着西部边境小镇上法律秩序与打劫骚乱之间的冲突。
[6]罗德尼·金（RodneyKing，1965—）：非裔美国人，1991年3月3日洛杉矶警察暴力事件受害者。路人乔治·霍利迪（GeorgeHolliday）录下了警察施暴过程。该事件在媒体播出后引起民众对黑人社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愤怒。施暴的警察受到审判但未被定罪，这个判决结果引发了1992年洛杉矶骚乱。联邦地区法院后来宣判四名警察中两人有罪入狱，两人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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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消费文化：被推向市场的黑人下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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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消费文化被推向市场的黑人下层社会
保罗·富塞尔[1]的《阶级》是一本轻松的书，然而它讨论的却是社会地位这个严肃的问题。该书结尾部分谈到了不属于寻常之列的一类人，这类人被称为“X出路”。富塞尔认为，X类人“通过艰苦卓绝的发现安身立命，而他们的发现必定少不了好奇和创新”。他们想要逃逸阶级。富塞尔描述了X类人并这样评论道：
波西米亚人这个过时的术语，还有社会才俊这个术语多少能说明一些。有些X类人是知识分子，但许多人不是：他们是演员、音乐家、艺术家、体育明星、“社会名流”、经济宽裕的前嬉皮士、海外定居者、才华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们大都自立门户，从事社会科学家们所说的独立自主的工作……X类人思想独立，不对流行习俗趋之若鹜，言行举止也随意不羁。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X类人就像那种不在人们视野之内的顶端人士或者上层人士，做个类人，就类似于拥有顶端上层人士所能拥有的绝大部分的自由和某些权利，只是没有钱。在某种意义上，X类人是没有钱的贵族。
尽管我在一个南方黑人工人阶级家庭长大，可我仍然渴望成为这个集体的成员。黑人解放斗争和女权运动让我变得激进。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努力让那种渴望与革命相互协调。我在大学里接受思想灌输，好让我为以后成为中产阶级可接受的成员打下基础。然而，即使到现在，我从根本上反对资产阶级。对我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漂亮的东西，或者不想要物质方面的享受。而是意味着我并不想无所事事净做发财梦。我相信物质享乐主义是殖民帝国最重要的一面，它维护着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男权制。由于这种意识形态思想框架哺育了统治和一种压迫文化，因此，对物质享受伦理道德观的批判就是我们变革社会的核心。虽然我不相信我们中有人真的可以超越阶级范畴而存在，但在类人的自由空间里，我的确相信我们中那些对统治压迫持批判态度的人必须心甘情愿地放下阶级优越感。有些进步人士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但他们同时又想方设法地聚敛物质财富，如果他们能与X类人交流一下理解方式，这将大有裨益。X类人表露了他们立志激进的社会变革，表明了他们的政治忠诚，并公开申明他们享有阶级特权，但绝不剥削或妨碍他人的自由和福祉。
最近，我向黑人学界和知识分子提出了阶级这个问题，建议我们多花些时间讨论黑人中的阶级差异，但我发现他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阶级地位决定了我们的视角和立场。这种拒绝似乎根植于阶级特权的历史。从来都是特权阶层的黑人、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学界精英为一切黑人文化的公共话语制定议程。他们在制定议程时极少愿意将阶级问题提出来商讨。在这些黑人群体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我们都渴望成为上层阶级，同时，如果做得到的话，都想成为有钱人。在我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我看到黑人教授们加入了视维持和惩戒为己任的队伍，为的是维护特权阶级的价值观。在学术圈做了二十年的教授之后，我的这个观点还是没有改变。我仍然发现绝大多数黑人学者，不管他们自认是保守派、自由派，还是激进派，在教学仪态风格上，生活习惯上，在诸如衣着打扮、言行举止等凡俗事务上，他们无不将特权阶级的价值观当做宗教来恪守。在学术圈以外的黑人文化生产界，我也越来越多地发现了同样的态度。这些价值观往往与粗俗的投机专营一拍即合。这种投机专营已经被社会所接受，说明的是人们不会天真或愚蠢到竟然会真的相信有必要批判资本主义或者物质主义的伦理道德观。
黑性的商品化开辟出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物质主义和崇尚投机愈演愈烈，黑人的各个阶层都渴望特权阶层的地位，这种情形已到了严峻的程度。然而，在关键时刻，通常是那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享有阶级特权的人最有可能在黑性的商品市场上攫取私利。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文化市场的大部分地方，黑人的民族标志就是黑人社会底层的同义词。因此，那些来自特权背景的个人要么假装“潦倒”，要么从所谓“黑人怀旧”立场，或者从监工想象的黑性立场来进行艺术创作。最近我对几个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黑人女学者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谈论艾丽斯·沃克和托妮·莫里森等作家阶级地位的变化方式有助于了解她们的写作内容、风格以及人物塑造。黑人女学者们的反应不大友好，我建议谈谈特权阶级地位塑造黑人立场的方式，仿佛就是在以某种方式暗示这些作家不是“黑人”，不是“权威”，仿佛那原本就是我的意图。由于我相信黑性的构造不是千篇一律，我也不是民族主义者，所以我希望唤起人们的注意，了解阶级以何种真实具体的方式成为构造当代黑人身份的中心。它决定着黑性被商品化的方式。同时，我们对其感知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立场。团结的政治力求结束种族剥削和压迫，为黑人解放和自决创造条件，阶级差异不会否认这种政治。但无疑，这个统一战线必须在奋斗中锻造，它不会仅仅因为拥有共同的种族身份而出现。
直面美国黑人生活中的阶级意味着我们必须消除一个误解，即认为有一种基本的东西维系着黑性。文化改革政治对压迫一贯持批判态度，而跻身主流社会特权集团的欲望则颠覆和破坏人们投身于文化改革政治。对这种颠覆和破坏的种种方式，人们必须能够批判性地加以审视。这种批判有必要包括一项挑战性任务，即结束阶级精英主义，号召用社群主义的理想替代个人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在《重建记忆》一书中，弗雷德·李·霍德（FredLeeHord）让人们注意，在一所黑人学生占多数的学院里，他的学生们清楚地表达了对物质成功的兴趣，“如果黑人的集体斗争与对那个梦想的追求相矛盾，他们会放弃斗争”。我跟霍德一样，相信黑人经历的一直是，而且将来还会是内部殖民，“美国殖民教育的文化压制起着扭曲的作用”。我还要加上一点，即当代黑性商品化已经成为那个文化压制制度中的活跃部分。对名声、财富、权力机遇的渴望使得很多黑人思想家、批评家、作家、学界人士、知识分子与现存的压迫机构形成共谋，参与生产黑人文化并将其推向市场。这场共谋始于将黑人资本主义等同于黑人自决。
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衰退使美国人更容易拒绝可以更公正、更民主地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的社群主义理想或者合作型经济，正如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衰退更容易使人们为了显得进步而拥抱社会主义理想，即使他们习惯上喜欢精英主义，被动接受统治和压迫。阶级偏见为关于黑性的讨论定下了框架，为了与此框架相吻合，特权非裔美国批评家对虚无主义，对弥漫在社会底层的绝望津津乐道。与此同时，他们对另一些黑人强烈的虚无主义却视而不见。这些人一贯养尊处优却毫无意志力，丝毫不相信能对现存社会体系做出有意义的改变。他们的虚无主义没有产生出古典意义上的自我毁灭，只不过导致了那个渴望消灭统治的自我象征性地被谋杀，以便使其能够再生，成为渴望在现存制度里出人头地的铁杆机会主义者。学界人士也在此列。每当我提起阶级问题，总会遭遇那种不折不扣的玩世不恭。黑人中的阶级差异正在产生法西斯主义和压迫人的环境，而我对其如何产生的批评在玩世不恭的人看来不过是表达了我的嫉妒和渴望。我们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热切地信奉追求金钱与权力的美国梦，有人宁可简简单单地住在安全、舒适、多民族的社区，也不愿住高楼大厦或者深宅大院。我们中有的人并不想成为白人统治阶级院校里的高薪象征。我们甚至将黑人生活及经验的某些方面视若神明，并不是急切地想将它变成商品，然后出售给被奴化了和被殖民化了的想象。显然，许多黑人，尤其是黑人资产阶级发现很难相信上面这些。我这样说是因为好几次当我试图在学术会议上以更复杂的方式谈论阶级时，别人看我的样子就好像我这样说不过是因为我没有真正“混出名堂”。此外，在好几个场合，有个别黑人妇女用居高临下的侮慢态度对待我，好像我作为一位专业管理学术阶层里拿高薪的人，当各个阶层的黑人不加批判地信奉物质主义伦理观时，我没有权利表达我的担忧似的。以上两例中的个人都具有特权阶级背景。他们以为我是个成功人士，那么我个人的成功就让我没有权力对穷困人士的窘境说三道四，尤其当我所说的与黑人资产阶级主导话语相冲突时。
对很多黑人批评家、学界人士、知识分子而言，成功的一个维度就表现在对传播黑人文化思想的话语进行控制。当他们的观点充满阶级偏见时，几乎没有争论的途径，因为他们在白人统治的大众媒体有更大的权力。结果，黑人思想家没有进步空间可以参与讨论，表达分歧。同时，那些可能对不同黑人社区没有责任感的黑人思想家，那些对不属于自己阶级的黑人蔑视不恭的黑人思想家，他们在大众媒体中被当做代言人。批判式教育力求面对黑人听众和非黑人听众，而这些人从未表现出对这种教育有丝毫兴趣。
文化传承将鲜活的记忆与历史连接起来，可以颠覆和破坏现状，而黑性的商品化剥去了文化传承这个要素。当黑性的话语不再与促进黑人集体自决的努力相连时，它不过成了殖民者支配的又一个资源。于是，白人至上的文化就可能得到持续维护，甚至这种文化看起来变得具有包容性。想通过文化产品来煽起激进意识，这种企图绝不可容忍。殖民者为了让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发现创造下面这样一种表征体系会大有好处：这种体系说明，种族压迫不再是一种常态，只要够聪明、够勤奋，每个黑人都能出人头地。美国梦完好无损，人们可以期待美梦成真。那些出身特权或通过融合跻身特权阶层的黑人成为美梦成真的主要象征。学术圈和文化生产的所有领域莫不如此。不论斯皮克·李在多大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对不公正问题的关注，他年纪轻轻就可以成为美国富豪这个事实导致人们忽视他在社会批判方面所做的努力（当他关注的是种族问题时），而只把他看作现存制度运作良好的明证。既然他的计划就是在那个体系里获得最大成功，那么他就必须生产出保守甚至刻板陈腐的黑人形象，这样才不至于疏远那些临界观众。李的作品不可能同时做到既革命又能带来财富。而李做得就像他以及他的作品所包含的“废弃贫民窟”的黑性就是人们想要的产品，这符合他的阶级利益。必须低调处理的不仅是他的中产阶级出身，而且还有他新近聚敛的财富。同样，艾伦和艾伯特·休斯这两个来自特权阶级背景的混血男性制作了影片《社会威胁》。这部电影虚构突出的不是他们所居住的社区，而是整个黑人下层世界。观众们反对对此加以批评，说黑人家庭生活中残忍、人性丧失的形象描述是真实的。在电影对虚构的现实的描述中，尽管某些方面可能看起来眼熟，但电影不是纪录片，而观众们拒绝看到这一点。电影不是日常生活景象的呈现，电影是虚构。电影制作人的阶级地位阐明了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呈现黑人下层阶级生活的那些方面，拒绝承认这一点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否认阶级差别，而且还在于主流电影中保守的表征政治。黑人下层的残忍景象比那个社群日常生活其他任何方面都更容易呈现。
拥有特权的黑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投机成了黑人文化的皮条客，他们往往会关注种族主义，仿佛这是一个重要的平等因素。例如，当一位发了财的黑人讲述出租车怎样拒载有色人士的故事时，说话人宣称自己与那些每天都遭到白人至上种族侵害的黑人大众站在一起。然而，同为受害者这个说法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实中的阶级特权可以让种族侵害得到调和。不能马上叫到出租车时，那个人的情感不管受到了多大的伤害甚至摧残，他都更有可能跟与他拥有相似地位的人（包括白人）的阶级利益站在一起，而不是黑人同胞的需求。种族主义的经济侵略让那些黑人同胞一无所有，他们甚至连叫出租车这个奢侈的念头都不敢有。当然，关键是听众是谁。既然所有的黑人同胞每天都会遭遇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或种族侵害，我们并不需要用这种故事来提醒大家种族主义还在泛滥。黑人以外的人，尤其是白人，最想坚持一个观点，即阶级力量和物质特权可以使黑人摆脱黑人就是穷人这个刻板联想，因此，也可以免受种族侵害之苦。这些非黑人和被殖民的一无所有的黑人才是听众，必须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种族问题至关重要。黑人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是学术界和其他文化生产领域里春风得意的阶级，他们无意中在制造一种分裂，“阶级内部，种族事大”。《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成功黑人暗藏的愤怒”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与白人同属一个阶级却得不到平等对待，被采访的绝大部分黑人好像对此最为恼火。白人至上侵害所有黑人同胞的生活，尤其是那些贫穷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的黑人同胞的生活，但他们对这个制度性侵害的火气要小得多。种族主义和种族侵害体现在这个社会人际间的日常互动中，如果来自特权阶级的黑人愿意公开承认我们受伤害的方式的话，主流社会有可能会被说服相信这一点。但是这样的承认可能掩盖阶级特权，以及掩盖如下的事实，即阶级特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用来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避免我们遭到种族侵害，而那些物质匮乏的人们就做不到。有一些黑人，包括我自己，他们工作或生活在以白人为主的环境里，自由主义构成了那个环境的社会礼仪，他们没有受到激烈的、不可调和的白人种族主义侵害。这种生活经历会产生潜在的危险影响，让我们有的人抱有一种思维定式，拒绝承认白人至上的影响及其侵害性。对种族融合，文化交糅，跨越界限等问题，身处这种环境中的黑人比身处严格的种族隔离环境中的黑人持有更加肯定的态度，这就不足为怪了。
阶级地位以无数种方式表明着视角和立场，享有阶级特权的黑人对这一点或矢口否认或视而不见。这样，他们就没有接受挑战，去深入探究阶级偏见如何以各种方式决定了他们对黑人生活的表征。例如，为什么那么多当代非裔美国黑人文学会突出南方及大城市黑人下层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尽管这些作品的作者其个人经历与此恰恰相反？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审查，而是为了催生对一个文化市场的批判思维。在这个文化市场里，黑性被商品化，无论在什么背景下，对下层黑人生活的虚构描述总比其他想象更加值得颂扬，更加具有市场价值，因为主流保守白人读者渴望这些形象。正如说唱歌手德雷博士[2]所说：“住在郊区的那些人不能亲临贫民窟，所以他们想听听那里发生了什么。人人都想跟上时尚。”“赶时髦”的欲望促进了对下层黑人生活某些方面进行保守性挪用。在商品化的过程中，现实被非人性化，某种社会制度维护着下层社会的产生并使之持续下去，而在主流享乐消费主义与这种社会制度的存在之间，人们没有建立起关联性。
不对黑人内部的阶级特权和阶级划分进行持续批判的话，在文化生产中，大众媒体所代表的东西反映的就将仅仅只是少数特权的偏见和立场。如果那些少数特权人士没有将他们头脑中的殖民思想去除掉，如果他们故意不将黑性话语和参与到正在开展的争取黑人自决的斗争相连，进步理想就无处容身，更不可能获得发言权。我来自工人阶级背景，进入学术圈和其他文化生产领域后，我总意识到离开了资产阶级思维定式，人们就没有别的思维方式。看到来自特权阶层的黑人在与贫苦黑人或他们的战友交往中表现出蔑视和漠然，我感到难过；尤其如果他们事业上靠“黑性”发家，靠挖掘贫苦下层人的生活当做自己发达的资源，我更感到难过。那个群体用它的阶级或权力，用与之相伴的保守政治对关于黑性的反霸权观点进行压制、审查并剥脱其合法权益时，我怒火中烧。
不论来自什么阶级背景，也不论目前站在什么阶级立场，那些献身于黑人自决和解放并为之奋斗的进步黑人在工作时必须保持警惕。为了避免无意中成为维护现存剥削压迫体制的帮凶，我们中那些不是从特权阶级立场出发进行演讲、写作和活动的人就得不断自我拷问。我们谁都不该羞于谈论自己的阶级权利，或谈论缺乏阶级权利。克服恐惧（甚至对不谦虚的恐惧），勇敢地行动，将阶级问题和激进立场带到黑人话语中，这是一种与资产阶级立场相悖的激进姿态，后者主张阶级一般属于私人话题，金钱尤其如此。进步黑人同胞尊重地球资源，他们工作就是为了过简朴的生活。他们批判追求物质的伦理道德，信奉社群主义。这些人的声音必须让公众听到。类人唤起人们对自主的梦想，而我们的理想是终止一切形式的压迫，我们中有人一直致力于将这两者联系到一起。他们将开放、诚实、激进意志、创造性、自由言论奉为圭臬，不渴望在他人身上施展权力，不渴望建立王国（甚至学术帝国）。我们中的这些黑人正致力于产生出另外一种表征政治——致力于解放黑人形象，使之不被任何剥削压迫的计划所奴役。
[1]保罗·富塞尔（PaulFussell，1924—）：美国文化批评家、文学历史学家，曾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2]德雷博士（Dr.Dre，1965—，原名AndreRomelleYoung）：非裔美国说唱乐手、唱片制作人、演员、多次获格莱美奖和格莱美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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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冰块文化：说出真相的强烈共识贝尔·胡克斯和冰块对话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12冰块文化说出真相的强烈共识
贝尔·胡克斯和冰块对话录
贝尔·胡克斯（下称胡）：由于我做女性主义理论以及其他一大堆很不一样的东西，人们就认为我俩处于不同的世界，所以人们真的很期待你我之间的对话。但我想跟你对话的真正原因之一，是因为我迫切感到黑人之间必须超越差异，进行交谈。你的专辑《掠夺者》（Predator）我经常听，我还想知道你是否在尝试更广泛的音乐风格，制作出歌词仍然强硬但风格却更柔和的专辑。
冰块（下称冰）：嗯，我想让我的每张唱片都有各自的特点。我不想让唱片听起来都差不多。《美国头号通缉犯》听起来跟《死亡证明》不一样，《死亡证明》听起来跟《掠夺者》不一样。在《美国头号通缉犯》中，我利用扫雷行动队[1]来制造不同声音效果。在《死亡证明》中，我请更多的西岸制作人来制造音效。唱片设计对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但在《掠夺者》中，我不想对那类设计那么执着。我只想做即兴表演。录音，合成，按顺序放到一起，然后就宣布大功告成。在这张唱片中，我想展示我作为饶舌歌手的技巧，更有个人风格，真正具有政治意义。我只想制作有自己风格特色的唱片。我要每张唱片都有自己的风格。我的下一张唱片可能比我所有的作品都更政治化，完全是因为这么做这张唱片就会独一无二。
胡：很高兴你提到政治问题，好几个月来我一直在问人们一个问题：“假如你有机会跟冰块谈话，愿意跟他谈什么？”他们大多想谈论政治，尤其是关于麦芽酒的问题。[2]我不太想谈那个问题，我想谈的政治问题是我们通过什么手段挣钱是否重要。黑人资本主义不等于黑人自决，这是我今年谈得特别多的事之一。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黑人资本主义，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冰：瞧，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人们老说贩卖毒品、这样那样的行为、不义之财，人们就爱谈这类事情。[3]
胡：就像，比如说，我刚给自己买了一辆宝马来庆贺生日。由于我的写作很政治化，于是许多人就说，“你怎么能那样做？”我说“废话，那辆组装车我已经开了十三年了”。
冰：太荒唐了。真有人问你为什么买宝马吗？
胡：我想正是由于人们不理解，所以才提出讲政治与如何花钱才有道德两者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配享受最好的东西。
冰：仅仅因为我们是黑人，我们按自己的方式写作，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想要生活中的好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想要漂亮的大房子和其他所有诱人的东西。如果我们通过工作挣到钱，能够买到这些东西，邻居们也就没有必要说“你为什么这样穿着或者为什么那样享受？”一个人如何花他自己的钱，我认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提出。关键是，这方面没有人愿意跟着别人学。每个人都想自己决定。没有人想合伙消费。美国有很多富裕的黑人，但没人想联手花销。比如说，我要对某方面进行投资，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集资共建，在附近开发一个市场。你看，这就是我碰到的问题，我想这完全是由于自我憎恨造成的。
胡：爱和自我憎恨是你常谈起的问题。我希望你能谈谈黑人男性和自我憎恨这个问题。我本人非常相信我们需要重新进行黑人解放运动，但我意识到中间似乎存在不少障碍。
冰：在美国身为黑人很艰难。看看我们在电视上、校园里，总之一切地方碰到的形象。做黑人真的很难。要爱自己就得去斗争。他们的描述对我们每个人都不利。他们是不会美化我们的，这个你是知道的。我们的自我憎恨主要都是他们造成的。我们唯一能看到的东西就是白人电视里的这些形象。所以，要自爱，我们真的必须进行斗争。我们一照镜子就想改变头发，改变眼睛，改变我们的特征，不想成为黑人。这个现象必须扭转。
胡：我知道你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为了让孩子能够爱自己，你是怎样做的？
冰：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没有多少……黑人照片之类的东西。
胡：嗯，是那样的。
冰：瞧，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我有一张照片，上面一个黑人男性和一个黑人女性拉着一面美国国旗，就像拉着一根纤索。房子里到处都是你自己的照片图片。还有伊莱贾·穆罕默德[4]和法勒大师[5]。穆罕默德的照片，我对他的感觉，就像有位黑人摔倒了，另外一个黑人伸手相助；还有马尔科姆的很多照片、日历什么的。仅仅给他们展示我们是谁这个形象就行，有一天他们会走上前来问“这个人是谁”。我儿子还太小，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总有一天他会问我“这个人是谁”，那时我就会给他详细解释，让他对那些人物和时间有所了解。
胡：我曾经遇到过许多黑人同胞，他们说“我墙上也贴有照片，但我的孩子放学回家说她想变成金发碧眼”，或其他什么的。不管我们在家里做了什么，我们把孩子送进的世界不欣赏他们，不欣赏黑人。在我看来，这是我们面临的危机之一。我们该如何应对？有时候你的对手对孩子的影响比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更大。
冰：是的。我认为他们让白人看上去非常亲切和善。我妻子有个儿子。我遇见她时，她儿子三岁。现在他快六岁了，我可以真正给他详谈这个问题了。我对他说，瞧，他们一直就这么对待我们，他们还在继续这么对待我们。结果我们爱白人胜过爱自己。所以你要让那些面孔不那么有魅力。他们必须为他们对全世界非白人所做的事负责。所以，当你跟孩子这样分析时，白人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有魅力了。然后，你开始灌输对自己的爱，慢慢地你就扭转了这个进程。但在这里有太多不利的自我形象，要让自己爱上自己那几乎就是一场战斗。
胡：有文章说你喜欢马尔科姆那部电影，作为黑人女性，这部电影让我很生气。我觉得斯皮克所做的正是让白人女性看起来显得更性感，更有魅力。
冰：我没有说过我喜欢马尔科姆X这部电影。我只是说这部影片很有意思。
胡：我也觉得这部影片很有意思。
冰：这部电影很有意思。对这部电影我有些看法，但你知道，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佳对象应该是斯皮克·李。
胡：我跳到那个问题是代表许多黑人女性表示不满。虽然马尔科姆应该贬低那个白人女性的，但事实上影片首先花了一小时十五分钟在她身上，而据说那种关系表明的就是他和他妻子的关系。
冰：是的。真正涉及他和他妻子的却只有几次。
胡：作为黑人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购买人群主要是白人，为了获得那部分人群，我们必须妥协到哪种程度呢？我创作的书是商品，我想尽量多卖，就要有尽量多的人愿意买，不是吗？
冰：可是，你瞧，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功就是来自于不妥协。在采访中我说过，我为黑人孩子做唱片，白人孩子基本上只不过是不小心偷听到了。但我不会对我要说的做出什么改变。我不会因为白人孩子买了我的唱片，我就这个话不能说那个话也不敢说。白人孩子应该听听我们怎么说他们，怎么说他们的先辈以及所有亏待过我们的人。白人孩子要想听到我们那些未经剪辑和审查的声音，只能通过说唱音乐。我拒绝审查我对任何人想说的任何话——黑人团体、韩国人、任何有损我们和谐的人，他们才真的需要审查，即使我不说需要攻击。
胡：你与“红辣椒”[6]乐队和路洛帕音乐节[7]的合作明显就是为了获得更多观众。你是如何协调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和获得更多观众策略的？
冰：我跟艾斯-T[8]谈到路洛帕音乐节演出是一种保持观众的方式。他说，你想只为一部分粉丝演出，还是为所有人演出？我真的认为给谁演出并不重要，只要是一场现场演出。我喜欢表演。我表演上瘾。（大笑）只有十七个人的夜总会我也愿意演。所以只要有这事儿，他们叫我演出，我说，好，我干。就算是偷听，他们也需要听一听。
胡：我知道你说过这样的话，原话是“当我开口说话时，我并不是在对美国白人说话”，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他们在听。但他们听到的是什么呢？
冰：他们听到的就是需要他们听的东西。年轻黑人男性开口讲话时没有必要考虑别人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我觉得我说的话对黑人对白人同样有好处。我觉得红辣椒乐队很酷。真的，白人把肤色推到显著位置，把它当成一个问题。这在黑人从来不成其为一个问题。黑人才不在乎你是红的、绿的还是紫的，只要你酷，我们就怎么都行。他们老说你是黑人，你不是白人，你这样你那样，就想继续种族灭绝这种事，就想阻止别人前进。但是你看那个问题从来就不是黑人摆脱不掉的烦恼。只要你酷，我才不在乎你的肤色。但如果你亏待我，或者你的人亏待我，那我就跟你没完。
胡：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真有意思。因为我一直在思考批判意识这个问题，像你那种音乐提高了黑人对白人至上这个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意见并不一致。你看是不是帮派思维造成了我们的不一致呢？
冰：我的意思是，我不认为……瞧，有好多看法需要扭转。我的意思是指出，明白我的意思吗？指出该负责任的人来，哪怕该负责任的是我们自己。我想我的唱片没有帮派意识。
胡：我不是指你的唱片，我是指外面那个世界的思维。你认为那会不会让我们黑人不一致？白人怎样对我们不足为虑，我们彼此间要热情相待，马尔科姆说的这番话我认为很重要。
冰：哦，那当然很重要。但如果我不爱自己，不爱自己的模样，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开来宝马车，我会当你面说，哦，好靓的车——但如果我背着你说三道四，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什么的。知道我的意思吗？这结果不好，但那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改造好，没有做到自爱和首先替黑人考虑。这就是一切问题所在。一旦我们做到了彼此信任，彼此郑重相待，而不是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那么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胡：如果你耍我，我就要你的命，绝不含糊。我觉得这句话有帮派意识。
冰：这个嘛，我觉得这是世界的法则。瞧，一直可以追溯到奴隶时代。当白人把黑人变成奴隶时，白人就把贪婪置于人性之前。他们让我们一无所知，然后当起了我们的老师。所以现在我们的所作所为中总是贪婪优于人性。我们很容易为万能的美元互相打打杀杀，因为我们的老师就是那样干的。
胡：就黑人自卫这一话题，我知道你阐述了很多很好的政治观点。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教导孩子自卫与毫无意义的暴力之间的差别？
冰：大多数参与暴力的人都是在自找麻烦。我们必须教育孩子冲突并不总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我是指身体的冲突。有人欠你五美元，你过去揍他一顿，即使你可能揍了他一顿，你还是得不到你那五美元。
胡：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如果你真想要回那五美元的话，你要通过协商的方法要回。
冰：是的，你必须协商。但接受也有个底线。有时候暴力也非常非常有必要。遇到骚乱时，如果我们只是拉起标语，排成长队，游行一天，人们就会想，唔，你尽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因为他们的反应不过就是举举标语。我认为那种层面的协商没有必要，也不正确。正确的事是采取行动。你得告诉他们凡事都有具体情况。有有话好好说的时候，也有采取暴力的时候。
胡：唔，说到暴力，有一点，就是大家喜欢《街区男孩》[9]中的你。我是说，我们都喜欢你。我们都认同你。你是大家喜欢的人物。但一方面你又是个坏人，你贩卖可卡因。因为大家喜欢你胜过其他任何角色，你认为这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
冰：电影里的道博伊可能成为其他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他可能是特雷，也可能是里基。
胡：但是特雷是个胆小鬼、鼻涕虫。他太软弱，在电影中表现得很软弱。
冰：不，在我看来，他是努力在做正确的事。他想做好事，但其他人都在做错事。他生活的社区真的让他很苦恼。我认为道博伊如果有正确的引导，有个好父亲的话，他也会跟特雷一样。他们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特雷在思考权衡之前也差点变得跟道博伊一样。
胡：我觉得如果我作为一个孩子看那部电影的话，我不会想成为他，我想成为你，你扮演的人物有生气。我是说你演的人物很酷，有感情。为什么他不能坚强一些呢？
冰：我想约翰·辛格尔顿是想表现三个不同的人物，他们三人是朋友。他本来可以多给特雷一点生气，就像你说的那样。我真的了解那种人，但那种人不会真正和我们打成一片。
胡：最近我在舍姆贝格和黑人哲学家科尔内尔·韦斯特有过一次交谈，其中我们谈到了特雷，我们认为他对孩子们没有吸引力。他缺乏幽默，你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作为一名教师、一位教授，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告诉人们，你是教授，你有博士学位，但你不一定就非得毫无生气，毫无风度，让人对你没感觉。如果我一开始就好像没有风度，黑人孩子就不会说：“太好了，真有意思，我仍然可以这么放松，同时又这么时尚。”因为孩子们会打量我们，并且想：她真酷，真时髦。我想成为她那样的人。对道博伊这个人物，我感觉可以用喜爱备至来形容。我想多数人是喜爱你的，因为是你演的人物，即使是个坏蛋，也表现得有血有肉。
冰：就像我说过的，道博伊可能倒向两边中的任何一边。他在内心是个好孩子，但环境让他变成了那样。故事结尾处，道博伊非常想做个跟别人一样的寻常人。家庭没能给道博伊正确的指引。道博伊有深度，陷入困境时作困兽斗，这再符合人情不过了。他先杀了人，然后在走廊里哭泣，间隔不到十分钟。他跟所有身陷劳教所的孩子一样。那些孩子的身世如出一辙，都是走错了路。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为他们每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走上不同的路。来自残缺家庭的孩子后来成了最优秀的孩子，我们身边有这种事。也有爹妈春风得意，孩子却无法无天。我们知道那是从小就开始的，但我们必须开始拿出些新行动。
胡：你曾讲过深度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我认为你显然是个很深刻的人。在个人生活中，你爱思考，性格复杂。我们怎样才能创造出一种环境，让更多的人能看到那种复杂性？
冰：就像给婴儿喂牛排，你不能那么做。明白吗，我不能现在就那么干，我不那么干是因为我认为……
胡：……人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冰：因为我不想冒冒失失，然后砰！挨撞了！知道吗，人们把我跟“伊斯兰民族”联系到一起。虽然我支持它，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没有加入这个组织。穆斯林名声不好，不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做了什么，但你瞧，阿拉伯穆斯林，媒体对“穆斯林”的确没什么好言语。所以，人们一听到这个字，就想不，不，不，不，我是基督徒。所以如果我贸然行动，他们就会说，哦，那些穆斯林的确是有头目的。这下不得了。我跟牧师谈论过这个问题，我实在有更多的想法想要表达。他告诉我把稿子就那样抛给人们不是明智之举。你必须慢慢地潜移默化。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但要潜移默化。我想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不久，孩子们就会找我、说你在这个地方要解释一下，在那个地方也要解释一下。目前还只是启蒙阶段，因为孩子们听我说话，他们听到的是黑人这样，黑人那样。但听了我的唱片，他们说，哇，真是那样的。那时候，那盏灯就点亮了。我能做严肃的政治唱片，又能得到人们同样的喜爱。我正试着朝那一刻演变。
胡：黑人男性是邪恶的制造者和代表，这是贯穿你所有唱片的主线之一。现在谁是头号掠夺者？我们是不是在彼此掠夺？
冰：当然，情况是那样的，但我唱片的中心不在于此。
胡：唔，能谈谈谁是掠夺者以及你怎样看“掠夺者”这个概念吗？
冰：我认为黑人处处都是受害者。我们处处都得防备。掠夺者毫无疑问是侵害方。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不要继续坐以待毙，而是开始动手，自己创造美好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一场思想革命来实现。先有思想革命才可能出现积极的东西。如果没有思想革命，如果只是一味陷入暴力革命，我们就会一败涂地。因为太多的人想当领头羊，太多的人各自为政，这既让人无法接受，也不会奏效。这个思想革命要花些时间，但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分，它就在发生着。
胡：你怎么看待谢尔比·斯蒂尔[10]这样的人？黑人中有声音说，我们的问题就是太专注于我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戒掉受害瘾，对此你怎么看？
冰：这我不知道……但你肯定应该记住过去。
胡：我认为我们不该陷于受害心理不能自拔，但我们必须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敌人对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必须讲清楚。
冰：我们不能回避这些，而黑人试图做的事情正是回避，但这样是行不通的。同样的事情还在发生，只是方式不同罢了。所以不该那样。敌人变得更邪恶更狡猾，而我们没有变得更聪明。
胡：白人控制着我们的形象，控制着对我们的表征。这是他们得以继续行使权力的手段。
冰：是的。我想到了弗朗西丝·克雷斯-韦尔辛[11]关于种族主义的哲学。我认为那就是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他讲到了种族灭绝，讲到我们成为一个大熔炉。在未来若干年，白人将不复存在。于是为了确保他们的存在，他们必须在自己周围砌上墙，将每个人隔在这堵墙外。为了将每个人隔在墙外，他们觉得该杀些人。他们在向我们发起进攻，而我们则在试图回避。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进攻，我们知道如何应对这种谬论。如果你拒绝承认问题，你就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胡：我写了很多关于白人至上的东西，于是人们就说，她不喜欢白人。我不断尝试着，想让人们明白批判白人至上的体制结构和攻击白人个人是两码事。
冰：是的，我并不讨厌白人。我了解他们。既然了解他们，我就应该明了他们行动的意图。迫于生存，作为白人种族要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这样做。如果不那么做，作为一个种族他们就会在地球上消失。
胡：对克雷斯-韦尔辛的理论，我比你有更多批评。我觉得她绕开了权力的问题。我觉得即使白人知道他们会永远呆在这个星球上，他们也不会放弃对这个星球的权力和控制。这不光是白不白的问题，那是关于全世界的资源，石油……
冰：完全正确，但是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我想他们既然大权在握，现在肯定不愿拱手相让。但当他们到了别的国家，奸污那里的妇女，生下的孩子是那些妇女的肤色，慢着！他们又有了新的主意。所以当你谈论种族主义时，他抓住不放的就是这个意识。他用他的方法来求生存，并且捞到了权力，然后说，慢着！这个我喜欢，这个我是死也不会放手的。所以我认为一切都是紧密相连的。
胡：你认为一般人对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看法会跟你一致吗？
冰：不。普通人接触这些的不多。他们除了附近没去过别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不操那份心。他们只关心怎样弄到一日三餐。谁是总统谁是市长，他才不在乎呢。要弄到钱。钱，那才是他们的动力。其他没别的。
胡：黑人男性与暴力已经被强调得太多。对黑人男性的痛苦和悲伤又该怎么看呢？你是怎样应对痛苦和悲伤的？
冰：唔，我真的只有想办法来接受苦难。我不让苦难成为惯例。痛苦和悲伤永远不该成为任何人的常态。杀戮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少说话，多开枪，这对我们影响真的很大。你看看电视屏幕上和电视屏幕下的暴力。如今他们能在电视上播出真正的谋杀，知道吗，两天前，一次真正的谋杀。
胡：我知道，太过分了。
冰：而且好像一点儿也没什么好震惊的。现实和虚构的电影之间界限很细微。但是现实看起来没有电影那么血腥。我想有的人会下意识地说，见鬼，那可是真的。他们感到悚然，感到厌恶。但我认为暴力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黑人总是携枪以防白人。白人自己做不到种族融合，但他们真的会向我们灌输自我憎恨，所以我们的枪口永远不会朝上，而总是朝内，指向彼此。我们就陷入这样一种情况。有人应该负责，我们必须找到该为此负责的人。你搞乱他们的文化和知识，让他们离不了你，这一点要指出来。你得向他们表明你要射击的这张黑脸不是你的敌人。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开枪崩了一个黑鬼，我在唱片中拒绝说这样的话。过去唱片中我认识不足……我现在不会说我在八九年、八八年、八七年说过的话，因为我已经成熟了。作为艺术家我也需要成长，我绝不会说，你，我正要找个黑鬼开枪。尽管我们在黑人社区里做的事情也需要检讨，但我会说，我把枪对准这个白鬼，因为黑人男女不是我的敌人。
胡：你认为白人至上是对黑人妇女的压迫吗？
冰：当然是的。白人至上有时候利用黑人女性来报复黑人男性。我们雇用她，不会雇用你。
胡：但你不认为他们也利用黑人男性吗？在我看来，克拉伦斯·托马斯就是黑人男性被利用的一个例子。
冰：是啊，它谁都利用。它抓住克拉伦斯·托马斯这样一个人，觉得许多黑人会扬眉吐气，然后把他弄上电视，把他的老账炒得沸沸扬扬。许多人——不包括我——但的确有许多人看，哦耶！我们有一位黑人，我们先有瑟古德·马歇尔[12]，现在又有克拉伦斯·托马斯，真酷啊。
胡：瑟古德·马歇尔和克拉伦斯·托马斯之间差别是很大的，但他们看不到那一点。
冰：是的，只要是一张黑人面孔，就是一付镇静剂。就像每个市中心都有一条马丁·路德·金[13]大道。明白吗？那是用来安抚我们的。你们不是都说我们是种族主义吗？你们可到处都看到马丁·路德·金大街。你们有《科斯比一家》[14]。如果你看脱口秀，白人就会说你有这个。他们抛出镇静剂。“那么科林·鲍威尔[15]呢？”他们一贯利用镇静剂来作为替罪羊，试图表明他们一直都是公平的、有爱心的、理解别人的。他们已为黑人竭力退让。
胡：“冰块根本就不喜欢黑人女性，你为什么还想跟他谈话？”很多人这样跟我说。你是否认为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必须携起手来挑战统治？能谈谈这个吗？
冰：是的，在生意层面上，我认为黑人女性是最好的，因为她们很专心。我的经纪人是位黑人女性。谈到生意，她简直犀利无比。（他发出笑声）
胡：那么你认为我们需要有合作的眼光啰？
冰：是的，我认为黑人女性一贯是社区的脊梁，黑人男性有责任展现力量，支持这个脊梁。我认为黑人女性一直是粘合剂。黑人女性努力不让社区分崩离析，黑人男性有责任让它紧密团结。有时候我们欣然接受这个责任，有时候我们没有做到。但黑人女性总是最持之以恒的。
胡：你认为我们能同为领袖、齐头并进吗？
冰：是的，这毫无疑问。
胡：最近我在哈佛演讲，一位黑人女性站起来——我出席的会场有一些黑人男性——她说：“我是黑人，我很穷。我想知道为什么黑人男性不喜欢我们。”我不是说你，我是问你关于整个黑人男性的情况。你认为黑人男性从总体上来说喜欢黑人女性吗？
冰：我认为自我憎恨在每件事上都有影响。他们让白人女性显得如此魅力四射，因此你必须得这样，你必须得苗条瘦削，还要有这样的肤色，我认为这对黑人男性造成了危害，由此导致了黑人男性跨过罪恶感去寻觅白人女性，或者那些看起来是白人或接近白人的女人。黑人男性因为某些原因——我知道这个原因——他们觉得可以显示男人的性魅力。他们让女人怀孕但又不愿成为她的丈夫。她带着孩子陷入困境。她在承受那个负担。没有人出面制止，也没有人担起责任。现在女方有了两三个孩子，而男方却不想跟女方有什么瓜葛。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循环下去。
胡：你认为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我自己一直在想：我该怎样将我的见识、我的办法回馈给黑人同胞，让有些情况开始改变？好多人说过：“贝尔，你为什么想跟他谈话？”更多的人必须改变对你的看法，我觉得吸引我俩谈话的部分原因就在这里。你没有说：“我不想跟贝尔·胡克斯谈话，她喜欢女性主义思维。”我也没有说：“我不想跟冰块谈话，他有性别歧视，他不喜欢黑人女性。”
冰：如果人们真的追随冰块，了解冰块，他们就该看看悠悠[16]。知道吗，冰块对悠悠的支持不遗余力。我认为孩子们在两方面都需要保持平衡。我是男性，男性有男性特定的自我，你无法避开，全世界的男性莫不如此，而这一点通过音乐表现出来。我认为女性真的需要表明：嘿！这个我们做得到，我们能使人增长智慧，我们是可以跟别人等量齐观的。这样就会事事融洽，结果也会很酷。
胡：《掠夺者》中有几个不同的女性声音。黑人女性听起来最难接受的是《别信她们》[17]这首歌。这首歌是对女性的玩弄羞辱，讲述了坏女人玩弄新花招。但在这张唱片的其他地方，女性的讲述又大不相同，如那个旁白采访。你认为人们会记住那些其他的黑人女性形象吗？还是，他们只关注坏女人形象？
冰：人们总是关心那些最有争议的事情。在美国由于恶占了善的上风，所以人们倾向于渴望了解坏事。他们喜欢看车毁人亡的场面，喜欢看性丑闻。他们不想看到门门功课都是优的学生。既然我们身处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容易赞同《别信她们》那首歌中有争议的地方，而不是赞同《我好怕》[18]那首歌中的那位女士。她说：“嘿，知道吗，我们干了这事，干了那事，但我们住在哈莱姆啊。”但我想只有当人们开始认同上面那位女士说的话，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对劲。
胡：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该怎样做才能彼此靠得更近呢？
冰：我想我们必须真正认识到我们的问题。自爱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胡：你认为你妻子跟你一样注意到这些了吗？你们是怎样处理冲突的？如果她认为你的话是胡说八道你怎么办？她是怎么告诉你的？你们交谈吗？
冰：是的，她会坐下来跟我谈。我会留心听。认识她老早以前我就是这样做的。在有些事情上我会说：“嘿，宝贝你说的没错。”在有些事情上有些话我非说不可，我就会说：“嘿，知道吗，在这一点上我要坚持自己的判断。”我们亲密得如同一个人，可我们还是独立个体。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但要用文明的方式处理。因为我们两人看法不一，而女人真正寻找的是安全感，所以我妻子说话时，我会倾听。如果她认为我做得太过分，她就会说：“且慢，你可能会破坏我的安全感。”
胡：我的黑人男性伴侣在职场上艰难挣扎。我感到那是我们身为黑人的艰难苦楚的一部分，我们许多人没有安全感。我们曾在感情上被抛弃或受伤害，或者在物质上未能如愿以偿。每个人对情感和物质都有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冰：是的，完全正确。
胡：前不久你与格雷格·泰特进行了谈话，在泰特那篇题为《男人大都是孩子》的访谈中，他问到你关于妇女的问题，你说整个世界都在与女性为敌，但你是否认为你加剧了这种敌意？
冰：这看你怎么看。毫无疑问，就像看杯子里的水是半满的还是半空的。我展现了一种不可接受的生活方式或行为，例如，拿女人当诱饵使男人上当，再绑架他。就看你是否以我希望的方式来看。我们想指出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让这种行为显得丑陋。
胡：或者类似于让女人勾引男人让他们身败名裂。
冰：是的，所有那些不可接受的行为，不管它是什么。你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呢？你会不会说：“嗯，为了避免对彼此恶语相加，我们根本就别谈论这个话题。”或者是指责这种事，说：“瞧，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女人，你要小心从事，好自为之。”我在唱片中对男人讲了同样的事情。但是你瞧，人们只盯着女人的事情。
胡：你好像认为一个家庭既有爸爸又有妈妈真的很重要。
冰：是的。我父亲从未离开过家。他现在仍然在家里。我想这就是我能成为现在的我的原因。因为，妈妈能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但妈妈无法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男人。把男孩培养成男人必须要有爸爸在场，想想假如我有个女儿但没有妻子的那种情况。男人、女人是不同的人，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一样。
胡：只有一件事我有不同看法，我大体上觉得每个孩子都需要被爱。有时候爸爸妈妈在一起，但你得不到一点爱，那这个孩子的生活并不比只有单亲但得到爱的孩子更好。
冰：是的，但我想说的是，男孩需要的有些东西只有父亲才有。
胡：或者说只有男性才有。我认为那个人不一定非得是他的父亲。
冰：是的，他可以从任何他所崇拜的男性，或者是能给予他正确消息、正确指导的男性那里得到。有些事我的朋友不愿告诉他妈妈。有些事我不愿告诉我妈妈，但我会坐下来跟我爸爸讲，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没有爸爸，孩子就容易转向朋友，而那就像瞎子牵瞎子[19]。他们的朋友——尤其是家庭附近年龄比他们大，那些集团犯罪分子之类的人——成为他们崇拜的人。这就等于让坏人引导他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社区才发生了那些事情。
胡：我真的想向黑人单身母亲表示敬意。在这个国家，她们历经贫困孤独的种种艰难把孩子养大。虽然我相信每个孩子的生活中既需要爸爸，也需要妈妈，但我们不能太过分强调我们需要“亲”爸爸，因为许多孩子跟“亲”爸爸从来没有什么联系。我有一个妹妹靠社会救济生活，她没有丈夫，但她的孩子跟我爸爸感情深厚。我觉得如果我妹妹只为了给孩子找个爸爸，随便抓个黑人男人嫁了，那么她对黑人男性在许多方面就不会有那么多正面的看法。没有爱心的父亲帮不上你什么忙。
冰：是的，那样的父亲一点也帮不上忙，这一点你完全正确。就像我说过的，我希望在我的继子上学时，他对世界的了解比我小时候要好得多。我那时候稀里糊涂，不知道什么是权力，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在他六岁的时候，我告诉他“情况就是这样的，现在发生了这种状况，将来你会碰到那种麻烦”。老师讲乔治·华盛顿是我们国家的奠基者时，他可能会举手说“等一等”，然后开始讲自己的看法。为此，我想我们正在开始改变那个自从我们来到这个大陆以来就一直在持续的进程。这是这一代人的使命。
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真的很感谢你能谈到你自己。我们能够做到爱那些进入我们生活的孩子，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他们不一定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亲生的孩子。我觉得我们周围有很多负面的东西。男人们有时觉得“如果不是我的孩子，如果不是我的种，我就不想有什么瓜葛”。这种思想已经落伍。
冰：太落伍了。
胡：能讲讲未来你对孩子和你自己的希望吗？
冰：我希望我作为个人和作为艺术家都能得到发展。我希望我的孩子们知道他们是谁，了解他们要面临的困难，做有责任心的人。只要他们有责任心，只要他们知道自己首先是黑人，就够了，而最终能不能心想事成，这并不重要。不光我们这样想，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你挑一个警察，如果他是日本人，他就是日裔警察。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跟他的人民打交道。黑人也需同样如此。如果你是黑人警察，你首先是黑人。
胡：你觉得黑人男性压迫着黑人女性吗？
冰：除非她们让男性压迫。我不压迫女性。她不喜欢，那也不是我所想要的，所以我不会强加于人。如果我想发号施令，我会弄条德国牧羊犬什么的。黑人女性必须站稳脚跟。黑人女性如果要寻找男性，不是随便什么男性都行。他必须要有觉悟，分得清是非，知事通理。他能教孩子学好，而不是说，去，给我拿瓶啤酒来。
胡：你谈到你和你的伴侣有相互交谈。我跟很多黑人谈话的时候，许多人说他们在家里长大，却没有看到父母彼此说话相互交谈，他们只是把对方当听众。但我认为父母间进行交谈，深入交谈，对孩子真的具有深刻影响。另外，这也是人们能够做得到的。
冰：除了一些针对电视节目的讨论之外，电视割断了一切谈话。人们不谈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谈论今天发生的事情。相反，你听到人们说：“嘿，有没有听说这件事？”“是啊，谁谁谁卷入了丑闻，谁谁谁卷入了绯闻。”
胡：交流必须成为黑人解放斗争中的兴奋剂——就像你和我以这种方式谈文化，深入本质，就像一场革命。
[1]扫雷行动队（TheBombSquad）：美国嘻哈制作组，以与“公敌”合作出名，制作风格新奇独特，常在一个音轨上使用几十个乐曲采样，并在歌曲中揉入不和谐乐音来加强音乐效果。
[2]麦芽酒：泛指酒精含量高（超过6%）的酒，但对于什么是“麦芽酒”，各州的法律界定不同，故成为酿酒商和销售商经常争论的话题。
[3]即好像发了财的人发的都是不义之财。
[4]伊莱贾·穆罕默德（ElijahMuhammad，1897—1975）：原名ElijahPoole，黑人民族主义者，1934年至1975年间为“伊斯兰民族”（TheNationofIslam）精神领袖。
[5]法勒大师（MasterFarrar）：即路易斯·法拉可罕（LouisFarrakhan，1933—，原名LouisEugeneWalcott），“伊斯兰民族”著名领导人，非裔美国人利益倡导者，美国社会评论家。
[6]红辣椒乐队（RedHotChiliPeppers）：来自美国加州的摇滚乐团，1983年成立于洛杉矶。乐队风格糅合了传统摇滚乐、重金属摇滚、放克、朋克、嘻哈、迷幻摇滚等音乐元素，已出专辑有：RedHotChiliPeppers（1984），FreakyStyley（1985），TheUp-liftMofoPartyPlan（1987），Mother’sMilk（1989），BloodSugarSexMagik（1991），OneHotMinute（1995），Californication（1999），ByTheWay（2002），StadiumArcadi-um（2006）。
[7]路洛帕音乐节（Lollapalooza，本意为“俊杰”）：1991年由“珍妮的嗜好”（Jane’sAddiction）乐队主唱佩里·法雷尔（PerryFarrell）创立，演出的艺术种类主要有：另类摇滚、嘻哈、朋克摇滚、舞蹈、喜剧。该音乐节同时还是非赢利性政治团体活动的平台。九寸钉、碎南瓜、红辣椒、洞穴等另类乐队都藉此走红。
[8]艾斯-T（IceT，1958—）：本名特蕾西·马罗（TracyMarrow），美国黑人说唱乐手、演员、作家，曾获格莱美奖和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奖（NAACPImageAward）。
[9]《街区男孩》（BoyzNtheHood），由约翰·辛格尔顿（JohnSingleton）编导，1991年曾获学院奖提名。该片描述了特雷（Tre）、道博伊（Doughboy）、里基（Ricky）三个黑人少年在洛杉矶中南区的成长生活。里基和道博伊成为街头暴力和复仇的牺牲品，特雷则不愿卷入无休止的争斗，决定离开中南区的恶劣环境，到亚特兰大上大学。
[10]谢尔比·斯蒂尔（ShelbySteele，1946—）：美国作家，纪录片制片人，斯坦福大学胡弗学院（HooverInstitution）研究员。作品《我们性格的全部》（TheContentofOurCharacter）曾获得“全国书评家奖”（NationalBookCriticsCircleAward）。他认为受害者心态是美国黑人最大的障碍。白人将黑人视为受害者来缓解负罪心理；黑人将受害者地位当做一种流通货币，而这种货币却没有任何购买力。因此，黑人必须自己去追求卓越成就，而不是依赖别人给予特殊对待。
[11]弗朗西丝·克雷斯-韦尔辛（FrancesCress-Welsing，1935—）：非裔美国精神病专家，以“克雷斯肤色冲突理论”著称。韦尔辛认为白人在九大人类活动领域对有色人种，尤其是非裔黑人进行攻击。有色人种，尤其是非裔黑人必须首先了解白人至上体制的运作，才能瓦解这种体制，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公正。
[12]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Marshall，1908—1993）：美国法学家、律师，1967年由约翰逊总统提名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非裔美国人。
[13]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Jr.，1929—1968）：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他1955年领导了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抵制运动，1957年建立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并任主席，1963组织“进军华盛顿”游行，并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他倡导以非暴力手段终止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196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4月4日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城遇刺身亡。
[14]《科斯比一家》（TheCosbyShow）：比尔·科斯比（BillCosby）主演的电视情境喜剧，1984年9月20日至1992年4月30日在NBC电视台播出，共8季201集，讲述纽约布鲁克林一个中上阶级黑人赫克斯特堡（Huxtable）一家的故事。
[15]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1937—）：美国政坛要人，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2001—2005），四星上将，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1987—1989），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89—1993），参与指挥了美军入侵巴拿马、出兵索马里以及海湾战争等重大事件。
[16]悠悠（Yo-Yo，1971—）：原名约兰达·惠特克（YolandaWhitaker），美国硬核说唱歌手、演员，曾获格莱美奖提名。她的许多音乐倡导女性力量，遣责说唱音乐中频频出现的性别歧视。冰块在悠悠的首张专辑中出现，体现了他对后起之秀的提携。
[17]《别信她们》（Don’tTrust’em）：冰块的专辑《掠夺者》中的曲目，冰块在这首说唱歌曲中讲述了一位多金男猎艳寻欢、反遭欢场女引诱算计的经历，并愤怒地告诫大家女人不可信。
[18]《我好怕》：冰块的专辑《掠夺者》中的曲目，是一组黑白女性间的对话。白人女性从说唱中听到了暴力并且大为恐惧。黑人女性认为真正的暴力是警察和三K党。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为自己人说话，而当黑人男性站出来为自己人说话时，白人就感觉受到威胁、变成了迫害妄想狂。
[19]《圣经·马太福音》：耶稣对法利塞人说，“任凭他们罢！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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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帮匪文化——性别歧视和厌女症：谁会接受说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11帮匪文化—性别歧视和厌女症谁会接受说唱？
过去几个月以来，白人主流媒体一直在跟我联系，想听听我对帮匪说唱[1]的看法。不管是大的电视台还是小的独立广播节目都找我，想通过我看看黑人和女性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我说出我的观点之后，再没电话打回来，再没人邀请我做电视节目和上广播现场。我怀疑，他们打电话给我时满以为在交谈中会听到铁杆“女性主义者”对帮匪说唱的攻击。相反，他们遭遇到铁杆女性主义者后，听到的却是对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的批判，顿时兴趣索然。
对由白人统治的大众媒体而言，帮匪说唱的争论成为一大看点。除了利用这些问题来吸引观众之外，渲染帮匪说唱的核心动机一直是想通过轰动性效果，将整个黑人青年文化，特别是黑人男性的贡献妖魔化。这是《国家的诞生》[2]的当代翻版——只是这次他们试图让我们相信，面临黑人带来的灭顶之灾的不仅仅是脆弱的白人女性，而是所有人。我对这种将黑人男性妖魔化的行为作了反击。我坚持认为帮匪说唱不是在文化真空中出现，不是与世隔绝的黑人世界孤立的产物。它表达的是文化的交流和混合，以及黑人青年文化与白人主流价值、态度、利益之间的交锋。有人听不下去了。
帮匪说唱美化了充满性别歧视和厌女情绪的男权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创造了它，维护了它。作为性别歧视最粗鲁最残暴的表达，主流文化总是想把厌女态度描述成一种男性变态的表达。实际上，它们是性别歧视的延续，对维护男权社会秩序必不可少。虽然男权制和性别歧视一直是我们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常态，但是女性主义运动却制造出一种大气候，男性统治如果表现得太赤裸裸就会受到质疑，尤其如果表现者是大权在握的男人们的话。可以将厌女症看作一块必须耕耘的土地，它既能维持男权制，同时又能滋生反女性主义的倒退。这么看问题很有用。要耕耘这块“庄园”，还有哪种人群能比年轻黑人男子更适合呢？
我们将帮匪说唱看作是我们文化中主流价值观的反映而不是一种病态异常，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就不需要对这种音乐中表现出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进行严厉的批评和质问。毫无疑问，黑人男性，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都必须为其性别歧视负政治责任。然而这种批评永远不能脱离大背景，否则就会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危险，即好像厌女症、性别歧视和所有这种思维所支持和容忍的行为，包括强奸和对女性施暴，看上去都是黑人男性的事情。而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年轻黑人男性不得不背上黑锅，承受通过音乐鼓动憎恨女性、对女性施暴的指责，其实这是男权制的核心，而他们却承受愤怒指责。
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布伦特·斯特普尔斯（BrentStaples）最近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帮匪说唱的政治：一种赞美谋杀和厌女的音乐》。斯特普尔斯给这个行当的定义是：“对那些没有被迷住的人来说，帮匪说唱是红得发紫的音乐。在那里，女人不是‘淫妇’就是‘婊子’，年轻男人以彼此射杀为乐。”该文对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却只字未提。要让年轻男性对性别问题产生不同看法，需要一个他们与之交往的文化背景，而斯特普尔斯对此也只字未提。文章也没有提到女性主义。斯特普尔斯不明智地推断，黑人男性在远离主流社会活动和欲望影响的“丛林”中创作歌曲。他没有在任何地方探讨为什么庞大的听众，尤其是白人男性消费者，如此痴迷于这种音乐，痴迷于厌女症、性别歧视和野蛮暴力。这种音乐所表达的对女性的愤怒从何而来？这种音乐对所有暴力行为的美化从何而来？这是些棘手的问题，斯特普尔斯感到没必要作出回答。
要诚实作答，就必须把责任追究到更大的统治架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精英主义）和个人头上——后者常常是白人，一般是男性，但也并不总是男性——他们按等级占据不同位置，保持和维护着这些支撑剥削压迫体系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享乐消费主义政治，那些生产帮匪说唱的男男女女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要考虑年轻黑人男子面临的诱惑。他们发现写宣扬暴力、性别歧视、厌女歧视的歌词要比写其他东西挣的钱都多。如果知道表达各种恶毒的性别歧视的报酬是前所未有的物质权利和声望，还有多少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黑人男性能够不缴械投降？
帮匪说唱最突出的，就是宣扬物质世界是人吃人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你做你不得不做的事，哪怕这意味着卑鄙地利用他人、打垮他人。在这个世界观中，要生存，就必须杀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表达赤裸裸地显示了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逻辑。在其新书《性感装扮及其他》中，特权阶层白人法学教授邓肯·肯尼迪（DuncanKennedy）给出了他所谓的“美国文化的系列总体特征”，他将其解释为“个人的（牛仔），物质的（帮匪），以及俗气的”。对主流文化的这种概述不会让我们将帮匪说唱置于我们国家的边缘，而是要将其置于中心。我们需要将帮匪说唱看作是规范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对规范的颠覆破坏。
电影《社会威胁》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个观点。这部戏不仅展现了黑人男子以杀戮为乐，而且还包括了广大观众观看杀戮场面，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享受这种杀戮的场面。重要的是，电影中有一处我们看到，年轻黑人男子从以白人歹徒为中心的电影电视节目中学到帮匪价值观。这个场景的重要之处在于它颠覆了任何黑人“本质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让观众相信，年轻黑人男子接受的帮匪主义源自某些独特的黑人文化经历。
我最近为《旋》[3]杂志采访了说唱艺术家冰块[4]。他谈到了尊重黑人女性和性别沟通的重要性。在访谈中，他谴责了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即便他有些为说唱歌词存在反女性寻找理由，坚持圣母/娼妇的划分，认为有些女性自己的行为举止决定了她们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但这个访谈刊发时却被切割得面目全非。它再次成为大众媒体设下的骗局。人们（大多为白人男性）以为如果铁杆女性主义者与铮铮铁汉交谈，必定会火花四溅，肯定会有打翻在地、拖出场去的一幕。但如果冰块兄弟与我谈论黑人在政治、信仰和情感方面的自决，感情融洽，那就不能被称为一篇吸引人的好文了。我不知道他的公关顾问如果看到这篇文章的全文，会不会觉得他的形象太软弱，并为此而担心。但很明显，《旋》杂志的编辑们没有看到他们所看好的幽暗场景的出现。
这个访谈以及跟其他说唱乐手和说唱音乐听众交谈的结果清楚地表明，虽然黑人男性的确存在性别歧视，而且是我们社区中一个严重的问题，但黑人音乐中有些更具厌女性质的东西被用来挑起争论，吸引观众。其中史努比狗狗[5]的唱片《狗狗式》中所用的图片最为明显。一位男性音乐文化批评家从大洋另一边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看过这幅图片。他告诉我，在他的音乐购买生涯中曾经发生过几件前所未有的事，这一件便是其中之一，他非常反感图片中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最终没有把它买回家。那幅图片——狗舍，“小心有狗”的标示，一个裸体黑人女性，头探出狗舍，屁股裸露在外——“不加批评地”转载在1993年11月29日出版的那期《时代》周刊上。克里斯托弗·约翰·法利[6]为这个音乐专辑写了正面评论，标题为《帮匪说唱，狗狗式》，文中没有提到性别歧视和厌女症，也没有提到封面。如果呆在狗舍里的是白人女性的身体，大概是等人从后面上她，我怀疑《时代》会不会使用这个封面并配以评论。当我看见色情卡通美化了《狗狗式》的封面时，我想到的不单是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我想到的还有那些大权在握的白人成年男女（以及有色人种人士）的性别歧视和厌女政治，是他们生产和销售了这个专辑。
在《厌女》一书中，琼·史密斯[7]谈到，虽然大多数人愿意承认存在对妇女的不公正待遇和基于性别的歧视，但他们一般都不乐意承认厌女行为其实受到鼓励，因为它有助于维持男权统治架构。史密斯说：“厌女有很多伪装面具，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出来，这些形式由阶级、财富、教育、种族、宗教和其他因素所决定，但主要特点是它无处不在。”我观看简·坎皮恩[8]广受好评的电影《钢琴课》时，这个说法在我大脑中回响，当时大众媒体正在热议帮匪说唱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许多艺术界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一部极美的电影，一个真正引人入胜的爱情故事”。无数正面的评论也附和着他们的反应。但谈到这部电影却没有谁提到厌女、性别歧视或者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
在这部电影中，十九世纪白人入侵新西兰这个事件被彻底浪漫化（片中的土著毛利黑人显得温顺快活，无忧无虑）。当电影讲到他们担心白人殖民者掘他们的祖坟时，出面搭救的是富有同情心的贫穷白人男性。这部电影美化了对土著人和土地的征服。同样，这部电影也美化了对女性气质的征服，这种女性气质被拟人化，表现为白人女性，一个苍白、无语、死尸般的爱尔兰女人埃达（Ada）。在她父亲的安排下，她嫁给了白人殖民者斯图尔德（Stewart），所以历经跋涉，来到这个幽暗的荒野。虽然埃达是个哑巴，但她通过弹钢琴表现出自己的艺术能力，以及她丰富的想象和炽烈的感情。这种激情吸引了贝恩斯（Baines），一个不识字的白人殖民者，脸上刻着毛利人的刺青——这种挪用行为使他看上去既危险又浪漫（就像传统中的泰山形象[9]）。他就是诺曼·梅勒[10]笔下的“白皮肤黑鬼”。斯图尔德用钢琴跟贝恩斯换土地，贝恩斯用归还钢琴来引诱埃达。电影使我们相信，埃达充满激情的钢琴演奏不过是受压抑的情欲的替代物。一旦她学会通过性来释放自己，就不再需要钢琴了。当埃达主动向贝恩斯索取性爱时，我们看到贝恩斯的引诱达到激情的高潮。我们看到她的丈夫斯图尔德充当了窥淫者，埃达和贝恩斯做爱时，斯图尔德和他的狗就站在木屋外面，窥淫式地享受着他们的快乐。埃达对贝恩斯的爱并没有让斯图尔德厌恶，反而激起了他的热情，使他更加渴望占有她。斯图尔德无法从贝恩斯那里赢回埃达，便揍她，用斧头剁掉她的一根手指，以表达他的愤怒和根深蒂固的厌女情感及性别歧视。埃达年幼的女儿弗洛拉（Flora）是这个男性暴力行为发生时的见证人。虽然目睹暴力让她心理受到重创，但她仍遵从白人男性男权的命令，把血淋淋的手指送到贝恩斯那里，并顺带捎给他口信：贝恩斯每见一次埃达，埃达就会遭受一次身体残害。
与帮匪说唱不同，该片对土地、土著和女性的暴力被不加批评地加以描述，好像这一切都很“自然”一激情发生冲突，达到高潮，就不免会如此。这场暴力的结果都是正面的。最终，影片表明斯图尔德的愤怒只不过是出于性嫉妒而失去理性的表现；他清醒过来，看到了“理性”。与男性间拿妇女做交易一样，他把埃达和弗洛拉送给贝恩斯，贝恩斯、埃达和弗洛拉则离开荒野。旅途中，埃达要求把钢琴扔下去，因为它被“玷污”过，被令人恐怖的记忆弄脏了。放弃了钢琴，她也放弃了通过艺术来展现激情的渴望。现在贝恩斯、埃达和弗洛拉组成了核心家庭，重新安居下来，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忽然间，男权秩序恢复了，埃达成了谦恭的妻子。为了不让人看到挣扎着说话的嘴唇，她戴上了面纱。弗洛拉没有留下心理创伤，是个翻着筋斗的快乐孩子。贝恩斯主宰着一切。
《钢琴课》用不加批判的性别歧视和厌女描述来引诱观众，让观众兴奋激动。评论家和观众似乎都想当然地认为，由于坎皮恩的性别，加上她打破了传统界限，突破了女性在电影中获得成功的禁锢，就说明她的作品表达了女性主义立场。实际上，即使她的作品背叛了女性主义关于女性自我实现的想象，颂扬了男性统治并将这种统治情欲化，但她也的确运用了女性主义修辞。史密斯在讨论厌女症时强调说，憎恨女性不仅仅是男人的专利：“我们都暴露在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有些女性很早就知道，如果模仿男人的厌女行为，她们就可以兴旺发达；这些女性通过诋毁其他女性，继续男性偏见，扮演‘男人的女人’，获得暂时的好处。”既然这不是一部纪录片，不需要对历史背景的特点保持忠实，那么为什么坎皮恩不可以给我们提供一道想象的风景来解决埃达的冲突呢？那样的话，女性既能表达对艺术的激情奉献，又能满足充满激情的关系。这不会使影片变得牵强，不会比片中描绘的哑巴埃达竟能开口说话这个奇迹般的转变更牵强。最终，坎皮恩的《钢琴课》通过异性恋妇女为了寻求“真爱”会放弃艺术事业，进一步印证这一带有性别歧视的假设。对性别歧视和厌女的浪漫描述鼓励了那种“积极”的放弃。
我想年轻黑人男性说唱乐手不会争先恐后成群结队去看《钢琴课》，但那些从事高雅文化、颂扬并宽恕这部电影所持价值观的人和那些颂扬并宽恕帮匪说唱的人之间有种紧密关系。显然，被肯尼迪描绘成“牛仔，帮匪，俗人”的美国文化也准确地描绘了《钢琴课》中呈现的文化。黑人女性观看的大众电影，如《桃色交易》（IndecentProposal），《疯狗和格洛丽》（MadDogandGlory），《浪漫风暴》（TrueRomance），《错误行动》（OneFalseMove），无不通过拿女性做交易和用残酷暴力征服其他男性的表现方式将男性统治色情化。
种族主义白人想象断定绝大多数年轻黑人男性，尤其是那些贫穷的年轻黑人男性，生活在自我创造出的文化真空里，不受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然而，这些价值观大多通过被动而不加批判地消费大众媒体中学到，而正是这些价值观在帮匪说唱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当“浪漫的都市原始主义”这个概念意味着黑人男性通过展现施暴意愿变成“真正的男人”时，布伦特·斯特普尔斯愿意批评这个概念。然而特权白人文化世界在历史上将原始主义浪漫化，将男性暴力色情化，这一点他却决意保持沉默。《落水狗》（ReservoirDogs）和《坏中尉》（TheBadLieutenant）这类当代影片美化了都市原始主义。把一伙硬汉赤裸裸地表现为以杀戮为乐，许多艺术上不那么成功的电影创造或利用了这一文化需求。
一方面严厉谴责帮匪说唱中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另一方面却接受并维护反映资产阶级标准（高雅而老于世故）的意识形态表露，这可不是要人们去改变男权文化。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黑人男性牧师自己就是性别歧视者和厌女者，却带头攻击帮匪说唱。跟支持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的主流世界一样，他们最关心的是鼓吹审查制度，采用的方法就是要人们对关于女性的下流描绘保持警惕。对他们而言，重新思考和挑战存在于主流文化和黑人生活中的性别歧视则不在考虑的问题之列。
对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尤其是那些主要针对黑人妇女儿童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主流白人文化毫不在乎。但当年轻白人消费者使用黑人流行文化中的俚语来破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时，他们在乎了。年轻白人男孩模仿黑人男性俚语来表达他对母亲的愤怒（一个真实的故事）：年轻白人男子（以及中产阶级有色人）拒绝资产阶级关系的约束以及“文明”的要求，在家庭中表现出反抗行为。这些听众强烈感到需要帮匪说唱。向帮匪说唱发起进攻比反抗产生那种需求的文化要容易得多。
帮匪说唱是时下正猖獗的反女权倒退行为的一部分。当年轻黑人男性在厌女和性别歧视的庄园里挥汗劳作时，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对这种暴力给予赞许并施以物质回报。这绝非是他们的“男人气概”的表现。这是他们自己在更强大更隐蔽的男权帮匪力量面前臣服和屈辱的表现。他们唱出的是对女性的粗暴和愤怒，“文明”成年男子是不齿于如此表达的。于是毫不奇怪，他们肩负起教育青年的任务，教他们先将这种残忍的表达（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行为上）情欲化并享受之，然后再教他们学会将这种表达用中产阶级礼仪或罗伯特·布莱[11]式“重获失落的男子气”行为包装起来。年轻黑人男性的悲剧在于，对男人气概的想象太容易让他们上当，只能将他们引向毁灭。
女性主义对帮匪说唱中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以及对流行文化各个方面必须继续保持大胆、激烈的批评。黑人女性不能上当受骗，去支持那些打着与我们的男人站在一起的幌子，实际上却伤害我们的东西。如果黑人男性通过男性暴力行为背叛我们，我们就通过反抗来拯救自己，拯救种族。然而，如果我们的女性批评只是寻求将黑人男性妖魔化，没有认识到我们的革命工作是改变显现在我们生活各个层面的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不管是帮匪说唱、黑人教堂还是克林顿政府——女性主义对黑人男性性别歧视的批判就不会是一种有意义的政治干预。
[1]帮匪说唱（gangstarap）：一种城市街头青年说唱形式，反映都市青年充满暴力的生活方式，由IceT于1983年开创，N.W.A等演唱组合在1980年代后期将它推向流行前沿，在嘻哈文化中最能带来经济利益。帮匪说唱主题引起巨大争议。评论者称它宣扬了同性恋恐惧、暴力色情、厌女强奸、街头斗殴、偷窃破坏贩毒酗酒等恶行。但乐手们辩解说他们只不过描述了都市生活的现实，演员们只是在演出，并不意味着赞同所表演的行为。
[2]《国家的诞生》（TheBirthofaNation），又名《三K党》（Clansman），由D.W.格里菲思（D.W.Griffith）导演，1915年上映，描写美国南北战争及战后重建，在早期无声片里极具影响力。该片所传达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如战后重建是场灾难，黑人不可能以平等的身份融入白人社会，三K党武力重建诚信政府是正义自卫之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电影除娱乐之外还具有影响公众意见、重塑历史的功能，该片就是一例。
[3]《旋》（Spin）：美国著名音乐月刊，1985年创办，重视对非主流音乐的报道，如当时刚刚兴起的嘻哈音乐，杂志的选材大胆而标新立异，同相对保守的《滚石》杂志不同。麦当娜是其第一期的封面艺术家。
[4]冰块（IceCube，1969—）：原名欧希·杰克逊（O’sheaJackson），曾为美国洛杉矶著名说唱组合N.W.A的核心成员之一，美国嘻哈（Hip-Hop）音乐界最优秀也是最具争议的歌手之一。已出个人专辑：《美国头号通缉犯》（Amerikkka’sMostWan-ted），《死亡证明》（DeathCertificate）等。出演《狂蟒之灾》（Anaconda），《夺宝大战》（ThreeKings），《火星幽灵》（GhostsofMars）和《哈拉大发师》（Barbershop）等影片。
[5]史努比狗狗（SnoopDoggyDogg，1971—）：真名CordozarCalvinBroadus，Jr.，美国黑人说唱乐手、唱片制作人、演员，曾获格莱美奖提名。
[6]克里斯托弗·约翰·法利（ChristopherJohnFarley）：美国记者兼作家，毕业于哈佛大学，一直为《时代周刊》撰稿。
[7]琼·史密斯（JoanSmith，1953—）：英国作家、记者、人权活动家，曾任国际笔会英语分部被关押作家委员会主席，支持女性主义，但批评大众文化，其学术著作有《厌女》（Misogynies：ReflectionsonMythsandMalice，1989），《女孩不一样》（Dif-ferentforGirls：HowCultureCreatesWomen，1998）及《道德》（Moralities：HowtoEndtheAbuseofMoneyandPoverinthe21stCentury，2001）。
[8]简·坎皮恩（JaneCampion1954—）：新西兰知名导演。她编导的《钢琴课》（ThePiano）获1993年嘎纳金棕榈奖，澳大利亚电影学院最佳导演奖和1994年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她在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被提名为最佳导演，是历史上第二位获此荣誉的女性。
[9]泰山（Tarzan）是一个虚构的形象，一个在非洲丛林中被人猿养大的野孩子。他曾回归文明，但由于厌恶文明很快又回归了丛林，成为探险者。泰山1912年首次出现在巴勒斯（EdgarRiceBurroughs）的小说《人猿泰山》中，随后出现大量以泰山为原型的文字和音像作品。
[10]诺曼·梅勒（NormanMailer，1923—）：美国犹太小说家、记者、剧作家、导演，曾荣获普利策奖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一次。2005年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授予他写作杰出贡献奖章。
[11]罗伯特·布莱（RobertBly，1926—）：美国诗人、作家、美国神话诗歌男性运动领袖及活动家。该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特点是讲述童话故事，并把这些故事的解释当做个人表达见解的工具。该运动参照荣格精神分析的原型，关注性别角色，性别身份和情感与精神的健康、并不急于表达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等具体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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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再被暴力诱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10不再被暴力诱惑
我们生活在姑息和赞美强奸的文化中。在阳具中心的男权制状态下，男人强奸女人是一种仪式，每天都在延续和维护着性别压迫和性别剥削。如果我们自己不完全担当起反抗和消灭男权制的责任，我们就别指望能改变“强奸文化”。曼宁·马拉布尔（ManningMarable）在他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黑色美国：克拉伦斯·托马斯和戴维·杜克[1]时代的多元文化民主》的文章中写道：
强奸，配偶间的虐待，工作中的性骚扰对于维护一个性别歧视的社会至关重要。对性别歧视者来说，暴力既有必要，也是不平等的剥削关系中符合逻辑的部分。为了支配和控制，性别歧视需要暴力。因此，在一个性别歧视的秩序里，强奸和性骚扰出现在性别关系结构中绝非偶然。
这不是什么新的启示。作为思想家、活动家、献身于女性主义的女性，我们在所有的工作中一贯表明了同样的观点。然而，只有当男性向女性主义思想靠拢，并且积极挑战性别歧视，挑战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我们要改变强奸文化的运动才可能取得进步，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马拉布尔从一位非裔社会批评家的角度反对性别歧视秩序，这一点更加重要。
黑人男性被告知，每个男性天生拥有男权力量，而黑人男性几乎在美国生活的所有舞台上都被完全剥脱了公民权，于是他们常常发现通过性别歧视实施统治是他们能拥有男权力量的唯一表达。因此，许多黑人男性支持、赞美“强奸文化”就一点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或震惊了。那种赞美在当代厌女说唱音乐中表现得最为强烈。重要的是，也存在着强有力的不同声音。一些黑人男性反对阳具中心主义，反对厌女文化，反对性别主义，但大众媒体对那些人却很少关注。把男性气质表现为“阳具的事”，黑人男性流行偶像如斯皮克·李和埃迪·墨菲[2]推崇这个版本的男性气质，它号召“真正的”黑人男性实施性别歧视并且以之为荣，去强奸和侵害黑人女性并以此作为吹牛的资本。相反，说唱音乐或电影业中进步黑人男性的声音却不受关注，但他们的确存在。甚至有黑人男性打出“用说唱对付强奸”的口号，但他们的声音在男权文化中却无人喝彩。
这些“酷酷的”表达被商品化后显得魅力四射，诱惑无穷。总的来讲，赞美黑人男性阳具中心主义的文化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方式。因此，被这种文化视为最有魅力的伴侣或者情欲搭档的异性恋黑人男性倾向于推进“阳具式”的男性气质。他们言语粗野，行为粗暴，夸耀如何管教自己的女人，如何保证得到这些“婆娘”的尊重。许多黑人男性为持续维护强奸文化投入很深。他们将太多的价值和自尊与男权大男子形象挂上了钩，这些兄弟们不会放弃“阳具式”男性气质。这一点在迈克·泰森一案[3]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兄弟们都在议论，说这个黑人女原告如果没有寻求刺激的意图就不该在凌晨跑到泰森宾馆的房间里去。正如上周有位小兄弟告诉我的那样：“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位妹妹那么晚到我的房间里来，我就会想她脑子里就有那个想法。”我向他和他的伙伴们提出了一个想法：也许一位女性深夜造访一位她喜欢的男性是因为她可能想跟他说说话。他们连连摇摇头说：“不可能的事。”反映在他们身上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一种对强奸文化深沉而严肃的相信。
跟许多黑人男性一样，任何让他们反思男性气质并且反对男权制的女性主义号召都让他们恼怒不已。同时，那些有勇气对男性气质进行反思的兄弟们，那些反对男权制和强奸文化的兄弟们，他们常常发现自己没戏——同样是那些女人，她们对胡说八道的大男子主义提出批评，但她们又自我矛盾，明白无误地说她们觉得“没觉悟的兄弟”更有吸引力。
在美国大学的很多校园里，我跟这些黑人男性交谈，倾听他们遇到的挫折。他们试图反对男权制，但却遭到黑人女性的拒绝，原因是她们觉得他们不够男子气。这让他们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失败者：当他们作出进步改变时，当他们首肯女性主义运动时，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的黑人女性伙伴也坦承自己确实有相互矛盾的愿望。即使她们说“但我希望他有男子气”，她们也希望男性不要有性别歧视。当追着她们对“男子气”下定义时，她们又回到了性别歧视的表征。年轻黑人女性批判男性统治这个主张，但她们同时又坚持说，对那些不能管事、不能打理生意、不能控制局面的兄弟，她们没有兴趣。如此多的年轻黑人女性持这种看法，我很是吃惊。
这些年轻女性的反应表明，下面这种构建欲望的方式是妨碍我们改变强奸文化的主要障碍：在以异性恋为基础的“情色观”里，构建欲望的方式就是对已经在性别歧视的框架内被确定为具有男性气质的男性行为做出情欲反应。我们中许多人只能如此反应，异性恋妇女还没有学会摒弃这个观点。我举个例子来说说我的意思吧。在我绝大部分异性恋情欲生活中，跟我交往的黑人男性对“阳具式”男子气概深信不疑。我跟一位黑人男子保持了十余年的非一夫一妻制的关系。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没有表现出性别歧视的行为——有一个重大例外就是在卧室。我的伴侣坚持只要我做了前戏（如亲吻、抚摸等等），不管什么情况下，他的性欲都必须得到满足，我同意了他的要求。我们的关系不是那种能随意主动开始性嬉戏，但不用继续，不用做爱的类型。我常常觉得自己不想做爱，却又不得不做。
在我的幻想中，我梦想与这样一位男性在一起：他完全尊重我对自己身体享有的权利，尊重我说“不”的权利，尊重我在任何性行为中对不想要的性叫停的自由，即使在开始时我觉得想要。当我脱离这种关系后，我决心选择愿意尊重我拥有自己身体权利的男性为伴。对我来讲，这意味着那样的男性不会认为女性表现爱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满足男性的性欲。这意味着男性能够尊重女性说“不”的权利，不管处于何种情形。
过了许多年，我找到了一位以女性主义的方式尊重这些权利的伴侣。我和他双方约定，我们都不参与任何自己不想要的性行为。我很高兴。跟这个伙伴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既自由又安全。我觉得我能够选择不做爱，同时不用担心这个选择会疏远他或者让他生气。尽管大多数女性为我找到了这样一个伴侣而赞叹，但她们又不太相信竟然有男性能够刻意选择为女性自由而献身。她们提出了疑问。我向闺蜜和熟人夸他，她们告诉我：“姑娘，你最好当心点，那位朋友可能是同性恋。”我自己也开始感到拿不定主意了。这位仁兄的行为没有一点熟悉之处。他没有那种寻常的“阳具式”男子气。在我绝大部分的情欲生活中，让我感到既快乐又危险的正是这种男子气。虽然喜欢他这种不同的行为，但我又有种失控感——在可以接受和熟悉的异性恋行为社会框架之外，我们才会体验到这种感受。我担心他认为我没有魅力。然后我又问自己，如果他不顾一切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对“阴道”的需要，这会不会让我感到放心。我意识到，似乎需要对女性异性恋情欲进行反思，尤其要反思它与黑人文化的关系。
我对自己的反应进行了批判拷问，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虽然我反对男权制已有多年，但我没有充分质疑，也没有改变我的欲望结构。我允许自己的色情欲望仍然完全由传统性别歧视的模式所决定，我的表现就是与男权思想共谋。反抗男权制最终意味着我必须重塑一个异性恋欲望主体的自我。在这种方式中，那些非阳具中心主义的男性行为也能够充分唤起我的性趣。他的快感和勃起不是中心，相反，双方的快感才是中心。说到底，我必须学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与男性发生性爱。这就意味着男性伴侣可能会有性爱，但无需将性交看成欲望的最高表达，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与这样的伙伴愉快共度。
跟不同年龄和不同族裔背景的女性讨论这个话题之后，我愈加坚信那些与男性伙伴发生性关系的女性不仅要对自己所欲望的男性气质进行拷问，而且要积极构建激进的新方式，把自己看作欲望主体，进行思考和感悟。通过用批判阳具中心主义的方式来塑造我们的情色观，我们就是在与强奸文化作斗争。这么做会不会因此改变男性的性别歧视行为并不重要。一个女性与男性发生情色行为却不重演性别歧视，就更有可能避免或者拒绝使她们受到伤害的情形发生。通过拒绝在异性恋歧视的框架内姑息男性对女性的情欲统治，女性将有力地瓦解男权制的淫威。
我们采取集体行动，有意使自己不以任何方式在性关系领域里与维护强奸文化发生共谋，毫无疑问，这个制度就将会被颠覆。同时，当大男子主义的男性不再受到异性恋妇女的青睐，男性得到的信号将至少会前后一致，清楚明了。在改变强奸文化的整体努力中，这将是一个重大行动。
[1]戴维·欧内斯特·杜克（DavidErnestDuke，1950—）：美国新纳粹主义和三K党领袖，持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观点。
[2]埃迪·墨菲（EddieMurphy，1961—）：非裔美国喜剧演员、歌手、导演。
[3]迈克·泰森（MikeTyson，1966—）：美国黑人拳击手，曾同时获得WBC，WBA，IBF三大世界重量级拳王称号，1993年因强奸罪获刑10年，1995年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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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凯蒂·罗伊夫：小小的过头女性主义走了长长的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9凯蒂·罗伊夫小小的过头女性主义走了长长的路
当代“妇女解放运动”从肇始之初，女性主义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就在应对不同意见方面存在困难。由于有着共同的经历，遭受共同的压迫，女性构成了一个性别阶级或性别等级，围绕着统一和团结这些概念建立，这使得对立和论争变得困难重重。人们通过形成单独的群体，提出不同的定义，粘贴不同的标签（激进女性主义、改良派、自由派、马克思主义派，等等）来应对分歧。最明显的是，在讨论种族和阶级差异时，人们对共同压迫这个话题的意见冲突达到了极点。有色人种妇女，尤其是黑人妇女，她们中有的人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运动，有些人共同参与了妇女解放斗争和黑人权力斗争，她们呼吁人们注意差异，这些差异不会因为动情地以姐妹相称就能去除。女性主义的面貌——其措辞、理论、定义—开始发生变化。
女性间的团结变得愈加复杂，而且也有复杂的必要。忽然间，人们谈到处于物质地位优越的白人女性的经历和作为范畴的“女人”（人们常常使用“女人”来指白人女性的具体经历）时不可能不引起争论，不可能看不到这种谈论背后的白人至上的政治背景。这种变化在政治上加强了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力量，迫使女性主义思想家们将团结这个话题问题化、理论化，迫使她们认识到各种统治结构之间的彼此关联，去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运动。她们的工作面临着被当前年轻白人特权女性的写作破坏和颠覆的危险，后者努力想要创造一种女性主义的叙述（而非女性主义运动），这种叙述重新将物质上占优势地位的白人女性的经历摆到中心地位，否认种族差异和阶级差异，不仅表现在构建女性身份方面，而且表现在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方面。
例如，尽管凯蒂·罗伊夫和娜奥米·沃尔夫两人著述中表露的政见不同，但她们的写作显示出好像她们的经验反映的就是典范，她们对自己的许多推断未加验证，没有考察一旦超越自己的阶级和种族界线后，她们对女性主义持有的观点和表述的女性经验是否仍然能够成立。在《美容的神话》一书中，沃尔夫讨论女性对美的不同思考方式时，没有跨越种族和阶级，没有谈到时尚杂志是否以同样的方式向所有的女性言说。白人女性与美容的关系被视为“典范”，但有些群体的妇女在应对美容问题的方式上比那些“典范”更为有力。由于沃尔夫没有提醒人们注意到这些差异，我们也永远无从听到这些不同的审美方式。非白人妇女有可能拥有某些信息、知识和策略，应该成为白人妇女以及所有妇女的典范，难道这一点在我们的社会里仍然还令人难以想象吗？读沃尔夫的书时，她对“女性”这个类别的普适化让我感到不安。但是，由于认可了种族差异和阶级差异，女性主义作品已经发生了改变，我认为沃尔夫的书不会对女性主义作品构成颠覆。然而，女性主义思想家（大多数是物质优越的年轻白人）写的书越来越多地推向市场，走向公众，成为“教材”，告诉这些读者什么是女性主义，什么不是女性主义。如此一来，任何要对普适类别的“女性”进行批判和质疑都有被剔除清理的危险。结果，我们就可能回到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起点，即错误地认为女性主义主要是为了物质优越的白人女性，女性主义也主要与物质优越的白人女性有关。
凯蒂·罗伊夫的《事后的清晨》是这一潮流的先兆，在这一点上这本书胜过沃尔夫的任何作品。该书意图构建出一个统一的年轻“女性主义”团体并且对其发起批评。这个统一的年轻“女性主义”团体对女性主义的思考反应一致，尤其在性和身体伤害等问题上。该书开篇就谈到文化家族谱系，罗伊夫所说的女性主义是这种家族谱系的遗产，母女相传。这种策略从一开始就把女性主义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当成了一块地盘，就像一个小王国，只能被某些人拥有、占据，其余的人与之无缘。因此，女性主义圈子内的白人女作家们就能生出罗伊夫这样的女儿，她们觉得自己是这场运动天生的后裔。有色人种妇女和进步白人妇女要挑战的恰恰就是这种对女性主义运动的据为己有。她们向来坚持认为女性主义是一场政治运动——凡是忠于女性主义原则的人都属于这场运动，这场运动不属于任何主人。
这本书中谈到的女性主义目标，不管作者谈论得多么消极，总是而且仅仅是由白人女性制定的。《事后的清晨》声称要带来面目一新的女性主义理想，但这本书之所以令人不安，恰恰是因为它不仅抹煞了所讨论问题的视角差异，并且还在总体上抹煞了有色人种女性的声音和思想。对有色人种女性声音和思想的抹煞不能被当成作者的天真无知，而是机会主义的行为。许多有色人种女性主义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不能天衣无缝地纳入罗伊夫错误地认为构成了女性主义范式的那个门类，罗伊夫之所以拒不承认有色人种女性的声音和思想，与这个事实关系更大。她唯一一次提到一位有色人种妇女（具体地说是位黑人妇女）时，她的意图是为了讽刺和贬低那位妇女的作品。这个事实促使我决定要谈谈罗伊夫的著作。罗伊夫的举动不能表明她天真无知。她搭建起了一个女性主义竞技场，那些选中的人（她们碰巧是来自白人特权阶层的年轻女性）戴上拳击手套，要与其他女性主义一决雌雄，分出高下。罗伊夫拒不承认有色人种女性的声音和思想完全与此相吻合。
《事后的清晨》的副标题是“校园中的性、恐惧以及女性主义”，然而这本书没有为任何一所校园的女性主义提供出一幅全面的、本质的面貌。相反，在谈到约会强奸、性骚扰和色情等议题时，该书仅仅以白人女性主义者的歇斯底里和极端言论为目标进行评论，非常狭隘。当罗伊夫将耀眼的批评聚光灯打在这些女性主义极端言论上时，对于女性主义针对性别歧视、男权制和男性统治进行的意义深远的批评，她采取的方法就是对其进行遮蔽和抹煞。她自鸣得意地坚持说，自己是那种不太“死板的正统女性主义”的代表声音，代表着“比别的女性主义高明”的“某些女性主义”。但正是罗伊夫的刻意抹煞让人对此心生疑虑。
跟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罗伊夫的批评并不全都是错误的。我也不太关心她所说的事实是否正确。不管她喜不喜欢，她的书能引起人们的争议，其力量并不在研究领域。那些想在研究的基础上批评罗伊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尽可以那样去做。然而从方法上来说，罗伊夫唤起人们注意的某些女性主义极端的例子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若能认识到这一点，该书就推进了女性主义运动。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不仅对走这些极端提出过警告，而且还致力于不让年轻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义问题感情用事。
许多伟大的女性主义思想家（仅举几例，如朱迪丝·巴特勒[1]，奥德丽·洛德，金伯利·克伦肖[2]，黛安娜·菲斯[3]）对罗伊夫所说的那些极端行为不断进行批评。罗伊夫狡猾地故意不谈她们的作品，显得好像她自己的观点为避开女性主义教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实际上，罗伊夫的书严重依赖并且重复着她们的批评，那些伟大的女性主义思想家不断在女性主义圈子里发出声音，但她们的声音从不嘲讽揶揄女性主义追求的严肃性。而《事后的清晨》没有尊重这些女性主义的追求。
显然，终止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是女性主义的一个目标。罗伊夫完全忽视了维持男权制和容忍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罗伊夫看来，男性对女性施暴——包括性骚扰——在我们社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女性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抗议这种暴行，尽管有过激的地方，尽管在策略上不完美，但这是值得赞扬的。但罗伊夫太急于想一鸣惊人，而且她不愿给自己的论辩打上污点，所以她不愿意以严肃的方式讲出这些观点。罗伊夫的辩论不能让读者理解女性主义挑战男性暴力的积极方式。差不多在十年前我写了《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该书中谈到暴力的那一章提醒女性主义者们不要将女性仅仅视为牺牲者，而是既要认识到我们如何运用权力，又要认识到别人如何利用权力来反对我们。女性主义者对男性暴力的反应似乎让问题变得更严重，尽管我对这种反应方式提出过批评，但我不愿表现得就像女性主义组织所犯的错误，是的，有些时候歇斯底里，有些时候感情用事，会比现实的严峻性更值得探讨。嘲讽和蔑视的腔调让罗伊夫的论述显得缺乏真诚，仿佛她更关心的是如何将对手打翻在地赢得胜利，而不是对男权制进行挑战。
在“凯瑟琳·麦金农：反色情明星”这一章中，罗伊夫勉强承认自己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关注刻板女性主义教条的女性主义者。许多学者、作家、批判思想家勉力实干，这些人对女性主义在性存在、男性对女性施暴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更广泛更复杂的理解，但罗伊夫却一再用“许多女性主义者”这个短语将这些人一笔带过。这些女性主义者的名字都没有被提到。她们的著作没有被参考，也没有被引用。我们的作品以及言论缺席，显得好像只有罗伊夫一个人有意对女性主义的方方面面进行厘定和批评。暂且不说她的观点性质如何，也不考虑她提出的那些话题，她这样做的隐含意思是：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不同政见，她们既死板又教条——她自己除外，也许还有卡米尔·帕利亚除外。假如她坚持认可女性主义内部不同声音的广泛度，认可业已存在的多种维度的批评，那么她书中隐含的前提就会失去锋芒。罗伊夫对持不同看法的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和事迹只字不提。这样，她就把自己打扮成（不知这样说妥不妥）一名“受害者”，她受到惩罚是因为她愿意说出别的“年轻”女性主义者们谁都不愿意说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拉出年轻人和她的同伴是为抹煞稍微老到的声音找借口，同时还巩固了自己作为“青年”权威的地位。然而，即使有年轻女性主义思想家已经作过类似的批评，并且现在还在作这种批评，罗伊夫对此也视而不见。她没有明说葆拉·卡门的《女性主义的命运》[4]一书。就造成年轻女性对女性主义作出反应的诸多要素而言，这本书进行的研究最精湛，讨论得最深刻。
罗伊夫为自己塑造了“特立独行”的形象，孤独地站立在女性主义的丛林中，没有人愿意听她诉说。她的这个造型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已经存在的丰富的批评话语转移开去，其中有些话语针对的目标与罗伊夫所针对的极端目标相类似，而且阐述得没有罗伊夫的粗糙。罗伊夫并非孤家寡人，她站在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影子里。那些女性主义思想家充满激情地工作，使公众更深刻地意识到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意义，使公众注意到，不能简单地把女性主义等同于一种反对男性和反对性事的情绪。在《事后的清晨》中，罗伊夫坚持认为狭隘刻板的女性主义不受批评地广为流传，并且颇具代表性，因此扭曲和颠覆了女性主义思想。即便如此，她还是从中汲取了营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罗伊夫拒绝承认激进黑人女性、有色人种女性和进步白人女性对感情用事的白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思想所做的一切批评。如果罗伊夫对那些推动和鼓励不同政见的女性主义思想家的作品和社会活动持欢迎态度，如果她相信了解这些观点是她的使命的话，也许她就不会对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那些来自特权背景、“创建了她们自己的死板教条”的白人女性主义者们恼怒到如此程度了。对狭隘女性主义教条的批评拷问不仅力求暴露某些女性主义活动和思想的瑕疵和弱点，而且还致力于澄清问题，以便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有意义的女性主义目标上。但是，很明显，罗伊夫无意将自己的批评与这种批评拷问联系到一起，因为正是那种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会拓展她对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政治的理解。甚至，她还能够因此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按其现在的样子”何以能够推进反女性主义的计划，这些反女性主义的计划常常控制大众媒体，从单一维度刻板地表现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运动应该成为能倾听不同声音的地方，成为能够挑战观点的地方。显然，罗伊夫引人关注的地方并不仅仅是由于她关心这一点（如果这真是她兴趣所在的话）。即使她的书从来没有畅销过，但已经在主要流行杂志上广为报道，无疑会影响公众对女性主义的理解。许多不加质疑的读者会以为罗伊夫描述的那个版本的女性主义是准确的——以为倡导女性主义政治的妇女们大都思想小如芥籽，刻板教条，并乐意随心所欲地压制自由言论。罗伊夫坚持认为女性主义审查无处不在，在她所在的校园，“没有任何一个”女性主义者允许她说“艾丽斯·沃克简直就是一位糟糕的作家”。审慎的读者可能会怀疑这话是不是真的。显然，罗伊夫在那些“审查的同僚”面前略胜一筹。她做到了（无疑是通过与出版界的深厚关系）让自己的观点冲破常青藤院校研究生课程狭隘文化的禁锢，并且获得了公众论坛这个奖品。她的声音不只是得到了听众，而且得到了良好的广告宣传和促销。自己的作品如此受人关注，原因何在？那种关注和反女性主义的倒退之间，她是否看到了任何关联？在所有我读过的罗伊夫访谈录中，没有人问过她是否批判性地考量过这些问题。因为，出版界的强大影响力唤起公众对罗伊夫作品的关注，使凯蒂·罗伊夫怎么看艾丽斯·沃克显得至关重要。出版界的力量让读者相信，其他女性主义力图否认真理被压制被隐藏，是罗伊夫将这个真相公之于众。
在本文的前面部分我提到，迫使我撰文谈论《事后的清晨》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发现罗伊夫提到有色人种女性的地方仅仅只有一次，而且提到时是在贬低那位作家，这让我觉得既重要又令人不安。这种忽视与最近发表在《琼斯妈妈》[5]杂志上的对女性研究的批评紧密相关。这个批评称黑人女作家不太有学术性，却不乏读者（本来不应如此）：包括我自己和奥德丽·洛德。只有谈论白人女性的特殊体验时才可以用“女性”这个字，黑人女性作家和批评思想家对这个论断进行过不遗余力的批评，认为在发展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时候，种族和阶级必须考虑进来。因此，我怀疑有没有必要去贬低这些黑人女作家和批评思想家。难道这种需要不是反映了一种竞争冲动，一种想让女性主义运动从这些方向偏离开去的欲望？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个别白人女性觉得某些女性主义者，“尤其是有色人种妇女”，不应当坚持让白人女性反对白人至上，由此来改变女性主义思想的方向。现在，这些白人女性试图让女性主义运动倒退，退回可以忽视、贬低，甚至可以将这些目标视为一钱不值的那个阶段。为了让一切有色人种妇女的作品能够被纳入文学经典而向经典进行挑战，这种挑战已经取得了众多进展，而这些有色人种妇女自己却受到批评、遭到挑战，这种诋毁黑人女作家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出现真是个有趣的现象。罗伊夫对沃克作品的论断显得天真，但她与许多和她持相似立场的白人女性一起（例如，那个在关于诺贝尔奖的社论中贬低托妮·莫里森的白人女记者）跟保守思想家（多为白人男性）结成联盟。这些保守思想家也持相似观点，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有能力阻止作品的发表，并阻止人们对作品进行评论、阅读和研究。
在《事后的清晨》，罗伊夫所唤起的对女性主义运动的想象太多是男权刻板形象的简单化反映。毫无疑问，她的声音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喝彩，正是缘于这种简单化反映，而不是缘于她对女性主义教条有远见的批评。书的结尾部分谈到与推进政治目标的关系，罗伊夫警告读者要注意“过分热情”的危险，提醒说它能够导致出现盲点，故意夸大事实，并且扭曲观点。遗憾的是，罗伊夫没能让这个洞见指导自己的著作。
人们对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极端行为，还有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失误和错误策略进行批评，这固然有用，但这些批评必须能反映推进女性主义政治的真诚意愿，这对女性主义的未来至关重要。跟罗伊夫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写了一本争议很大的书。年轻女性主义思想家要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做到有勇气，要争取权利和力量来直抒自己的胸臆，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深有体会。同时，那些倡导女性主义的人，不管长幼，无论男女，他们应该不断细查自己的情感及思想，要弄明白我们的兴趣不是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也不是为了发出一些反映和维护反女性主义情绪的肤浅之辞，这一点同样重要。虽然我的书对女性主义思想的许多方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质询，但这些书同时也坚持了一个首要的观点：女性主义对结束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进步革命女性主义运动必须欢迎建设性的冲突、对抗与异见，并且为其创造环境。通过辩证地交流思想观点和理想，我们能肯定女性主义政治改变一切的力量。
[1]朱迪丝·巴特勒（JudithButler，1956—）：美国最出名的女性主义哲学家、酷儿理论家、性存在理论家。著有《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1990），《至关重要的身体：论“性”话语的有限性》（1993）等作品。
[2]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eCrenshaw，1959—）：洛杉矶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专门研究种族和性别问题。
[3]黛安娜·菲斯（DianaFuss，1960—）：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教授，著有《从本质上讲：女性主义，自然与差别》（1989）等。
[4]《女性主义的命运：来自二十出头这一代的声音探讨女性主义运动的未来》（1991），葆拉·卡门（PaulaKamen）二十三岁时写成。该书探讨了x一代（即美国婴儿潮世代结束后，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女性的中心矛盾：抗拒“女性主义”的标签，但支持女性运动的理想。
[5]《琼斯妈妈》（MotherJones）：总部在旧金山的杂志，以爱尔兰裔美国妇女Ma-ryHarrisJones命名。这位自称“爱惹麻烦的人”是一位工会活动家，这份独立的非赢利性杂志以调查报告知名，自由和进步是其政治取向。它曾17次被提名、5次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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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反对者的激愤：交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8反对者的激愤交火
改变我生活的思想总是来自书本。即使深刻的经历改变了我对现实的感受，但那些生活中的一段段经历也常常会让我回到我所读过的思想，或者将我引向进一步阅读。我对女性主义思想的批判性参与始于读书。即使当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学习女性研究课程，提高觉悟，参加有组织的反抗活动的高峰时期，我常常觉得这些经历有必要以细致的阅读和研究书本为基础。不管人们何时问我关于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运动的问题，我总是拿出书本。我从不鼓励人们追寻个人，跟随女性主义“明星”。我提醒他们要反对偶像崇拜（我甚至提醒他们不要把我当做偶像来崇拜），我敦促他们要与女性主义思想辩驳，要去读，去问，去批判性地思考。
作为一名年轻的女性主义思想者，我为许多激进女性主义者强调匿名深受感动。作者以用笔名为策略，对那些挑起女性主义思想家之间你争我斗的性别歧视观点进行了批评，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突出了思想，降低了思想家个人。这种女性主义作品让我读得如醉如痴。我渴望成为女性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不管这个渴望显得多么遥远。这些女性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们严肃地致力于学术发展以及辩证地交流思想，而不是投机取巧，沽名钓誉。我选择用笔名的确是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
学术界中女性主义思想的体制化以及通俗女性主义书籍的巨大成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匿名的重视。跟任何一个其他“热门”市场话题一样，女性主义者和非女性主义者都可以成为女性问题的皮条客，兜售各种机会。实际上，由于成功的女性主义作家太多，读者很容易忘记绝大多数女性主义思想家、作家，这些人辛劳数年，却没有得到任何物质回报。同时，许多现在生产上市的贴着“女性主义”标签的作品不是萌生于积极的斗争，也没有积极参与女性主义运动，甚至连与女性主义思想为伍都谈不上。许多作者心安理得地推出自己那个牌子的女性主义思想，不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思想与女性主义政治实践联系到一起。
在过去，许多女性主义者，包括我自己，都在不同的公众社交场合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不管是唤起觉悟的小组、教室、讲座，还是一对一的辩论。现在的情形不如那时候了。我与女性主义同志齐拉·艾森斯坦（ZillahEisenstein）在一次会议上初次相遇。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长达数小时的激烈辩论、意见分歧以及批评交流。我们都在写新书。我们的友谊在激烈的交流中成长。在唐娜·哈拉威（DonnaHaraway）的女性主义理论课堂上的激烈争论，以及课后的漫长讨论和梳理过程也让我回味。那个时期我遇到过许多女性——随便举几个：拉塔·马尼（LataMani），露丝·弗兰肯伯格（RuthFrankenberg），凯蒂·金（KatieKing），卡伦·卡普兰（CarenKaplan）——后来她们都为女性主义思想做出过重大贡献。我们对思想的批评是严厉的，我们想让自己的作品经历一个学术冶炼过程，去掉那些自我陶醉或效率低下的东西，消除那些对推进女性主义运动——这个我们共同的政治目标——有害的东西。我们从不谈论想获得认可，成为频频上镜的学界人士或者知名女性主义者。这不是因为地位对我们不重要，而仅仅是由于我们对问题更感兴趣。我们关心我们与学术界以外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关心用更多读者可以接受的风格写书。我们渴望创造出能给自己的生活，能给所有男性、女性、孩子的生活带来改变的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我们真的痴迷于此并以此为动力。我们渴望成为女性主义大家庭中的一部分，这个大家庭能创造出自由和公正属于每个人这样的新梦想。
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女性靠近女性主义思想却不参与女性主义运动，对经受过生活考验的女性主义政治缺乏奉献精神。目睹这些，要做到不怀念那种同志情谊太难（我们并不是都是白人，也并不是都持传统性取向，来自不同的阶层或民族，有的人信仰虔诚，而另外一些人不觉得上帝有什么用处）。这些年轻女性受到诱惑，去写出一些只顾自我或投机取巧的作品。有时候，她们对促进和推动旨在寻求终止性别剥削和压迫的女性主义运动漠不关心。这群新生代思想家作家同样受到诱惑来制造这样一幅景象：老一辈女性主义者们嫉妒她们威望上升，对她们进行打压，严厉批判。这样，她们就有了免受批评的挡箭牌。许多老资格的女性主义者们会证实，对新作要进行严厉地批评，这种做法在整个女性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这种批评和拷问维护着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健全。在阅读新生代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时，她们完全忽视种族和阶级问题，狡猾地显示好像女性主义运动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讨论一样，她们的这种做法常常让我感到震惊。这种态度和想法就表现在凯蒂·罗伊夫和娜奥米·沃尔夫最近的作品里。
罗伊夫的书《事后的清晨》[1]受到许多老资格女性主义作家和思想家的批评。但跟罗伊夫不一样，沃尔夫的《交火》[2]虽然也受到一些相当负面的评论，却策略性地避开了严厉批评。从许多女性主义者对罗伊夫的作品发自肺腑的回应来看，有一个事实让我很感兴趣：《交火》没有让她们同样感到不安——尤其是沃尔夫作品中的许多段落可以很容易地从《事后的清晨》中选摘出来。例如，在题为“性骚扰与约会强奸：破碎的色谱”这一部分里，沃尔夫回忆起她对自己在一次集会中听到的许多关于约会强奸的事件感到同情，最后突出的却是她对这些故事“走了调”的认识。她回忆说，在某一时刻，一位忧伤的女士拿起话筒，讲述了一个给她带来羞辱、尴尬或者说是悲伤的事件。在那个事件中，她没能说“不”。沃尔夫告诉读者：
因为这个事件感觉像强奸，我对她心生同情。毫无疑问，那位女士对自我的感觉以及她对自己界线的权利在很早以前就以很多种方式遭到过侵犯。但我一直在思考，尽管不能讲出自己是自己身体的主宰这件事情很恐怖，但这位啜泣的女士讲述的不是强奸。我还想到，如果我跟一个人发生了性关系，我确定对方也同意，结果却发现自己受到犯罪指控，这将是多么恐怖的事。
由于沃尔夫花了那么多时间攻击罗伊夫的作品，所以她与罗伊夫一唱一和的段落很容易被读者忽视。娴熟地利用各种观点，操纵赞同立场，将吵吵嚷嚷的对立观点并置在一起，这是沃尔夫在《交火》中使用的大部分写作技巧。
沃尔夫即使对“包容女性主义”[3]持批评态度，但她还是利用她写的《美容的神话》[4]成为畅销书后所获得的影响力来网罗关系，建立支持自己的网络，使女性主义个体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敢公开批评她的作品——这种影响力本来可以用来支持进步争论，开辟争议论坛。显然，凯蒂·罗伊夫缺乏这样有权有势的女性主义作后台。尽管沃尔夫宣称支持不同意见，说“对女性主义有害的不是不同看法，而是盲目认同”，她的作品却没有提供什么证据，显示她与异己观点产生过建设性的交往。实际上，她在“受害者女性主义与权力者女性主义”这部分里建立了错误的二元对立，搭建了一个竞争场所（这又跟罗伊夫作品中的竞争腔非常类似），在那里，凡与她的思想不合者不是显得力不从心，就是被站成一排，象征性地被行刑队枪毙（她用短短的一两段话总结阿德里安娜·里奇[5]，苏珊·布朗米勒[6]，安德烈娅·德沃金，凯瑟琳·麦金农等人的作品），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考虑到这个立场，沃尔夫的“姐妹情谊很成问题”这个论点就不难理解了。任何学过激进/革命女性主义思想的读者都能理解这种对竞争的坚持不懈。它反映出内心对权力问题的性别歧视思想，反映出男权制社会里女性间彼此交往形成社交圈的一贯方式。沃尔夫没有提出有关女性力量的新设想，而是将老套的女性联谊会、将为了权力而狗咬狗的意愿进行换位，竞争的舞台由穿衣打扮和交友约会换成了女性主义。
当我应《女士》杂志[7]的邀请参加一群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对话时，我遇见了娜奥米·沃尔夫。当时我没有认识到我见到的就是“权力女性主义”。但我的确看到一位年轻得势的女性主义者，她一点也没有怀疑自己身体政治的方式和言说的方式可能会阻碍有意义的对话产生。她讲话语速极快，咄咄逼人，不让那些想说话的人说话（只有当别人打断她并从远处大声叫喊，她才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别人说话她一概不听。这些策略让我想起了男权手册上列出的谋权套路，教人们如何通过威胁获得成功。沃尔夫到了查利·罗丝（CharlieRose）讨论约会强奸的脱口秀节目时，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她与一些女性和白人男性出现在节目中，似乎更容易做到盛气凌人地打断黑人女性的发言，而当白人男性发言时，她却听得很耐心。对这个录像进行批判审读后，可能会很好地阐释“权力女性主义”的实践。当沃尔夫和我在《女士》杂志讨论会上通过介绍认识后，她告诉我她会将我的作品用到她那本当时还没有出版的《交火》一书中，但“因为担心受到影响，不得不停止读那本书”。这时候，这句话显得像是个拐弯抹角的恭维。我以我一贯直率的方式愉快地说，“我希望你不要像其他那些白人女性，她们用了我的作品却从不承认”。她向我保证不会那样。任何一个选择仔细阅读《交火》结尾部分大量注释的读者都会发现我的作品被参考并且大段大段地被引用。在第180条注释的前面部分沃尔夫这样写道：
“受害者女性主义”：我提起的这个话题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都讲到过。贝尔·胡克斯的《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讲了姐妹情谊，受害者文化，“批判”和差异，影响尤为巨大。
在沃尔夫的注释中，她心存感激地从我书中摘录了大段文字（标明引用段落的号码没有与她作品正文中的具体段落相对应），却好像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她在正文中有一次提到我的作品，而那一次我的作品遭到曲解；它在某个段落中被引用，而那个段落却意在阐释错误的思想。沃尔夫称：“包容女性主义不是要将主流女性引向女性主义，贝尔·胡克斯把这称之为‘信仰转化过程’，而是应该包容女性主义走向主流女性。”但事实上，我用“信仰转化过程”这个短语讲的是我们成为革命女性主义者所经历的过程——放弃一套思想，接受另一套思想。同时，这个短语使用的背景是，我强调女性主义思想家有必要提出一套面对广大男性和女性的女性主义理论（不仅仅只是“主流女性”，在沃尔夫的作品中，“主流女性”好像成了一个可以愉快接受的委婉语，掩饰沃尔夫只关心那些主要是来自白人和/或特权女性的群体）。
纵观《交火》全文，娜奥米·沃尔夫娴熟地操纵着女性主义思想的许多意义，使得她自己英勇地独树一帜，成为“权力女性主义”，既有见解，又有答案。进步女性主义认为，种族和阶级是决定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的要素，而《事后的清晨》对这个观点的抹煞让我触目惊心，而且该书还无端地对艾丽斯·沃克发起攻击。因此，在我对凯蒂·罗伊夫所写的评论中，我说我必须对《事后的清晨》写点什么。从象征意义上来看，我把这个攻击看作是一种反攻倒算，目标对准的是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妇女，尤其是对那些有色人种妇女，她们提醒所有参与女性主义政治的女性和男性，要他们面对种族差异和阶级差异带来的挑战。好像特权阶层年轻白人女性主义者跟她们的前辈不一样，只要愿意，她们就会毫不为难地公开摒弃差异，对种族和阶级问题嗤之以鼻，而且感到心安理得。好像她们自己有了有竞争力的梦想，就能把自己看成是英雄，只要女性主义运动偏离了以白人特权女性利益为中心的话题，就要把它抢夺过来。
在《交火》一书中，沃尔夫在谈论特权白人女性的经历时始终将“女性”这个范畴普适化。尽管有时候她口头上说要坚持包容政治，甚至建议说我们需要更多地听取有色人种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声音，但她自己的写作中却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出这样做了。即使她选了奥德丽·洛德[8]的一句话来作为她一本书的卷首语（“主人的工具绝对不会拆了主人的房子”），她却从头到尾都在批评这句话，说这句话是错的，逻辑有误。
最后，在该书的中间部分，她洋洋得意地宣布不仅要反对洛德，而且要反对引文原文中暗示的对男权制的挑战，即“主人的工具能够拆掉主人的房子”。尽管我永远不会特别挑出这句话（白人女性频繁地使用这句话）来代表洛德对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但沃尔夫却对这个评论断章取义，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洛德原本号召白人女性以及所有女性，拷问自己对现存政治体制权力的追求，拷问我们对统治压迫制度的投身。
沃尔夫一方面批评洛德的话，同时并没有指出这些话与洛德大量作品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又试图将安妮塔·希尔和C.J.沃克夫人（C.J.Walker）（直发梳和其他直发产品的发明者）表征为“权力女性主义”的典范。但希尔被选入“受害者型”可能会更恰当一些，因为让她出名的基础正是被沃尔夫大加挞伐的受害者身份。C.J.沃克夫人可能成了百万富婆，但她是利用了黑人同胞深刻内化了的种族自我憎恶从中渔利才做到了这一点。我能对沃克夫人的商业敏锐肃然起敬，并且渴望能够以她为楷模，但我并不需要把她称为“女性主义者”。我也能够为性骚扰受害者希尔获得正义的权利而斗争，但我也无需将她重新装扮为女性主义者。希尔本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女性主义者。
沃尔夫似乎想用花哨的言辞掩盖她作品中蕴含的对激进革命女性主义思想的挑衅和攻击。读者被书中的热情和希望所迷惑，往往会忽视这本书的核心，即对女性主义政治令人发指的抹煞和贬低。沃尔夫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力量是解放和自决的同义词，这个观点在严重误导读者。对广大的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而言，他们可能会轻而易举地产生沃尔夫所谓的“富裕心理”，却从来没能获得带来物质收入的工作机会和职业机会，这个景象将让他们觉得极其沮丧。沃尔夫否认一切剥削和压迫必须承担政治责任，尤其当那个政治责任与阶级精英思想有关时；为了与此协调，“权力女性主义”绝对不具包容性。“权力女性主义”悍然选择忽视广大群众的生活经验，面对这个“主流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广大群众无门无路。如果沃尔夫把弱势群体和穷人也包括进来的话，她就表现不了“权力女性主义”的所有物质收益和政治收获。她之所以拒绝和抹煞，其原因正在于此。她的女性权力的新梦想在中产阶级里最为行之有效。实际上，她让女性主义实践失去激进政治意义，以此来寻求对政治批评的逃避。
沃尔夫拒绝认可女性主义是一场寻求消灭性别歧视、消灭性别剥削和性别压迫的政治运动，并用女性主义仅仅是“一个自我价值理论”的观点取而代之，尽管沃尔夫同时勉强承认，那些想具有更多社会眼光的人也可以“宽泛地”把它理解为一场“争取社会正义的人道主义运动”。如此一来，沃尔夫便很顺手地创造了一个她自己能够指导能够引领的女性主义运动。如此去政治化之后，这个运动就能朝每个人都张开双臂，因为它没有公开的政治原则。这个“女性主义”将运动从政治中引开，回到了个人自助的梦想。
激进女性主义者和革命女性主义者很早以前就批评过这种用女性主义思想改变个人生活方式的投机行为。有时候，《交火》读起来就像言辞冗长、音调欢快的辩论小册子。它鼓励统治阶级白人妇女和各种族的雅皮士妇女，要怀着在资本主义自恋文化中“什么都不能缺”的个人追求勇往直前，并盘算着如何让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可以促进个人事业的发展。她的意思是，“女性”能够做到既支持资本主义、个人发财，同时还能表现出进步。沃尔夫坚持说“女性主义不应该成为左派或者民主派的私有财产”。这个观点掩盖了这样一个政治现实：改良女性主义是被大众媒体所力挺的“唯一”的女性主义观点。不管是在全国性的电视台还是在畅销书书单上，左派女性主义从来就没有被持续关注过。沃尔夫这样说到：
成千上万的保守主义女性和共和党女性强烈坚持，女性可以拥有机会与自决，拥有企业，保持个人风格。作为右翼版本的女性主义，这些观点应当受到尊重。这些女性的能量、资源和思想同样配得上女性主义的称号，她们跟左翼女性主义一样能够给女性带来好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她们带来的好处甚至更多。我自己虽然属于左派名下，但左派不能独占对女性的关怀和对女性自主的尊敬。
属于左派究竟是什么意思？沃尔夫拒绝对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进行反思，那么这个行为也就破坏了她对女性自由的真切关怀，实在可悲。她不愿揭露左派女性主义几乎都是教条主义者这个僵化的说法。相反，她复制着这种说法。读她的作品，人们会认为左派女性主义里没有富有远见的思想。沃尔夫坚持说要提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令人尊敬且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性主义，但这种对现实的扭曲则拆穿了她的坚持。实际上，她的作品（跟罗伊夫的作品一样）利用了女性主义的过分言论来推进自己的论断。她构建了铁板一块的“主流女性”群体。过头的女性主义让这些女性深受其害，因此她们无法支持这个运动。而这显得好像恰恰是在利用被沃尔夫自己所谴责的受害者身份这个概念。
沃尔夫坚持认为女性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这个观点我赞同。但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费尽心机，通过一个居高临下、简单化的包装，巧嘴簧舌地推销这种女性主义，去激起大众兴趣。
女性主义运动不是一个商品——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历史记载说明，女性主义政治运动起源于男性和女性反对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具体斗争。如果否认其政治内容和激进意图，我们就是在伤害那段历史。沃尔夫将这个意图变得琐碎，这颠覆了她自己选择并与之认可的左派政治。而且，沃尔夫在《交火》中为女性主义设立了任务，而她的这种认同很难看出何以能够提得出那种任务。大部分她所提出的“新”梦想只是对改良自由女性主义方案进行改写，赋予某些群体的女性与同一阶层的男性平等的权利。这些方面就是她们进行社会改革的主要目标。看到改革的价值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她建议在体制内开展活动，这些建议中有些很有建设性）。改良女性主义是建立在激进女性主义和革命女性主义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跟沃尔夫不一样，像我这样的左派女性主义能欣赏改良的重要性，又不会认为改良就是反对革命、消灭革命。
幸运的是，《交火》一书发表后已经开创出一个公共空间，沃尔夫有很多机会可以在那里参与对其作品的内涵和意义的批评讨论。希望这本书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分歧意见的讨论过程里她所获得的新信息，能够使她有时间去阅读，去作新的思考。跟沃尔夫一样，我相信不同意见丰富了女性主义思想。对立的观点不应该以任何方式被审查，被钳制，或者被惩罚。姐妹情谊之所以有力量，这是因为它源于争论、冲突和斗争。我献身于这种团结的政治，梦想有更多的女性主义思想家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和工作：我们的存在既体现了女性主义政治的力量，也蕴含着女性主义发展变化的愉悦。
[1]《事后的清晨：校园中的性、恐惧以及女性主义》（1993），凯蒂·罗伊夫著。作者指出，对于校园约会时发生的强奸，女性至少应该承担部分责任。该书表现出新一代女性的一种价值观，与她们的女性先辈们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她们渴望规则，逃避性话题，对往日那种严格的社会控制充满怀念。该书批判了主流女性主义、提醒并恳请女性要盘点自己从哪里来，想往哪里去。
[2]《交火：新女性权力及其运用》（1994），娜奥米·沃尔夫著。沃尔夫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权力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她认为女性应该放弃受害者的身份，选择做有权力的女性。她鼓励女性自我赋权，通过金钱、选票和政治批判等男性的工具，争取在社会上、职业上、政治上与男性平等。反对权力女性主义的人认为性别统治问题不仅仅是女性通过个人选择和努力就能解决的问题，沃尔夫的观点让女性陷入孤立无援，方便了统治者逃避责任。
[3]“包容女性主义”主张多文化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主义需要一种非帝国主义式的、非种族中心的、相互尊重的理论。包容女性主义挑战传统的种族、阶级、性别、权力安排，认为这种传统秩序优待男人、歧视女人，优待白人、歧视有色人种，优待健康人、歧视残疾人，优待有工作的人、歧视无工作的人。男女之间的压迫不是唯一的，应当与种族、民族压迫结合起来看。女性主义除了关注男权制的压迫，还应当关注种族主义、健全主义、异性恋主义、阶级歧视同男权制的关系。本条注释见李银河的《女性主义》第100页。
[4]《美容的神话：美的形象如何被用来反对女性》（1991），娜奥米·沃尔夫著。该书探讨了当代女性对美的理解如何在就业、文化、宗教、性、饮食、整容等方面对女性产生影响。作者认为美容神话具有政治性，是一种维护男权制的方式，公众对女性形体的兴趣已经取代了对女性贞操的关注。
[5]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1929—）：美国诗人，女性主义者，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拥有最多读者，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她的《女人所生》和《强迫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存在》成为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经典之作。
[6]苏珊·布朗米勒（SusanBrownmiller，1935—）：美国女性主义者、记者、作家，代表作有《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强奸》，该作品认为，男性将强奸作为一种维护男性统治的手段，让所有女人都处于恐惧之中、所有男性都从中获益。1995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将该书列为20世纪100本最重要的书之一。
[7]《女士》（Ms.）：美国女性主义杂志，由美国女性主义活动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Steinem）等人于1971年创建。
[8]奥德丽·洛德（AudreLorde，1934—1992）：加勒比裔美国作家、诗人、女性主义活动家。她的《色情的用途：色情作为力量》被视为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中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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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卡米尔·帕利亚：是“黑人”异教徒还是白人殖民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7卡米尔·帕利亚是“黑人”异教徒还是白人殖民者？
有一位编辑，她也是我的一位读者，抱怨说没有很多人读我的书，也没有很多人知道我是谁。但她也坦率地说：“这肯定跟你学术写作的方式有关！唉，如果你放手这样下去，能成为黑人中的卡米尔·帕利亚[1]！”这话让我乐了整整一天。帕利亚的《性面具》一书虽然不乏大胆睿智，但却是一部沉闷的学术著作（跟其他英语系的文学批评著作一样，无疑没有多少人去读它）。如今人们买的很多书都没有打开过，买书不是因为书中的观点，而是因为围绕作者的种种诱人吹擂。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年都会自己设立“卖得最好读得最少图书奖”。作品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就，但绝大多数卖出去后却没有人读，作者如何感受，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听说有谁对此作过研究。
我如果努力成为“黑人中的卡米尔·帕利亚”，天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也许这会让我的声音在流行文化中更强。就像吕波[2]那样，利用主流文化对黑人表征的饥渴，对“那是白人的事，你无法理解”这个观点进行批判。这样的话，我可能会声名鹊起。一个黑人大男人努力在外表和做派上看起来像一位白人小女人（这是多莉·帕顿[3]版本琐碎倒退的女性气质，加上爆炸式的金发就什么都不缺了），这种形象让人们兴奋不已，活在这种文化中是件让人捉摸不透的事。或者，说明同样现象的还有一个例子，模特娜奥米·坎贝尔放弃她天然的黑人容貌之美，欣然成为白人女性想要的模样，她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回报。如果我有长长的直发——金黄色、草莓黄色、红色、浅棕色，任何一种毫无生命力的白人女孩的头发都行。那只是如果。毫无疑问，在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的市场里，只有那些一路诋毁、一路蜕皮的人，那些正如小说所说，已经做好准备“不再做黑人”的人，才能行走在通往主流社会黑人权力的黄砖路上[4]。本文讲述了我为什么对拥有卡米尔·帕利亚那样的外表毫无兴趣，好像我甚至想过要成为“黑人中的卡米尔·帕利亚”似的。
让卡米尔小姐名声大作的是她诋毁、不敬、“解读”式的文风。她对本土黑人文化，黑人同性恋亚文化，特别是黑人易装王后文化的特点进行了数年的人种学研究。我要向不了解这一点的读者讲明这种文风背后是这样一个人，我的话就从这里说起。那位女朋友对这个背景毫不感到羞耻，说出下面这些话也毫不脸红：
我的导师们通常都是犹太人，如哈罗德·布卢姆之类，只有他们才能容忍我的性格。但不管怎么说，到了耶鲁……哟！那才叫文化休克！因为在我看来，常青藤院校在白种-盎格鲁萨克森-清教权贵们的统治下苟延残喘。为了在学术圈出人头地，你必须接受白种-盎格鲁萨克森-清教徒式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落后不堪。我真的做不到，我称之为“参加葬礼式的小心翼翼”。现在我说话很大声。你注意到了吗？我说话很大声。我在学术圈里憋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跟非裔美国人合得来。我的意思是，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哎哟！我才真正像我自己——我们什么事情都放得开！
卡米尔小姐给我们投了信任票，自然而然，所有非裔美国人都感到无限欣慰，因为能够让她那样的白人女孩能有一个“完全”回到她们自己的空间，本来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
卡米尔小姐对新时代的原始黑人情有独钟。在整个作品中，她恬不知耻地讲述着白人文化帝国主义对这些黑人的表征，与我们分享“我们有阿瑞莎[5]，哪还需要什么德里达[6]”这样的趣闻。或者发表这样的言论，“在我看来，美国最有生机的人不是白种-盎格鲁萨克森-清教徒，而是黑人、犹太人以及同性恋，他们在与更强大、也许是不可战胜的历史力量作斗争”。她甚至可以随随便便地就成为彻底的非洲中心主义者。“一旦认识到希腊的阿波罗崇拜源于埃及，源于非洲时，整个关于正典的种族纷争简直就什么都不是了。下去吧，摩西，甚至犹太-基督教也在埃及停留过。”去吧，卡米尔小姐。去利用那个“差异”，不要放手！去吧，姑娘！
想想吧，卡米尔小姐不仅利用了越界的黑人亚文化，她实际上还从沙哈扎德·阿里[7]那里学到了一些“如何出人头地以及在荧屏上制胜”的招数！大胆、不敬、俏皮的激进“阅读”与保守主义的直接言说增添了刺激，形成了那种人人都能接受的越界文化批评。尽管在重新表述主流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价值观时，她好像吸取了激进时髦的东西。我是说那女娃对女性主义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发起进攻，告诉我们说“当前的女性主义”处于“反革命阶段，是歇斯底里的道德主义和假正经，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的禁酒运动[8]”。当实质性地谈到改变经典和课程，减少一些白人至上，卡米尔能说的不过是：“非裔美国人必须学习西方公共权力的语言和结构，同时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艺术方面具有世界性影响。”哦，我们太受伤了！你的意思是我们能做的不过就是唱唱跳跳？我们现在能读会写了，没错，小姐。
帕利亚从未提到任何非裔美国人的批评写作。即使在对安妮塔·希尔的恶意中伤中，她也从来没有用到“黑人”那个伤人的字眼。因为“与种族何干？”最明显地描述了卡米尔小姐和与她看法一致的公众的观点。她认为听证会是“我在电视上见到过的最有力量的时刻之一”。为了捍卫真人版本的先生——不过她实际上是在模仿艾丽斯·沃克[9]的《紫色》的风格——她宣称：“托马斯让自己得到再生，重新实现了自己要自我奋斗的人生信念。”说到底，卡米尔小姐根本没有改变或者挑战现状。她只不过想呆在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舞台的中央自我陶醉。去吧！小姐！你做到了！整个舞台都是你的！
白人男性统治下的大众媒体具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特点。这个媒体投射在卡米尔·帕利亚身上的聚光灯开始暗淡。灯光变暗不是因为她不再机智，也不是因为她那煽情的声调不再鼓噪，或者是因为她不再那么卖力地贬低女性主义，而是因为妖媚的新人在她的地盘出现，跟她竞争抢夺节目时间。没有帕利亚作开路先锋和象征意义上的导师，凯蒂·罗伊夫和娜奥米·沃尔夫这样的白人女性就不可能成为文化关注的中心。不管她们多么努力地想把她们的作品与帕利亚的作品保持一段俄狄浦斯式的距离，她们唱的调子有太多相同的地方。那个调子常常显得就像是“我们的过去”的爵士乐版本（我可以这样说么？）——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思想出现之前的美好旧时光，但没有偏见的课程却将一切都搞砸了。想想吧，卡米尔小姐是那些第一批被白人男性指定的女性声音之一。她们宣称“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女性主义，一种强调个人责任的女性主义。她们那幽暗而无法安慰的神秘朝艺术和性开放。世纪末的女性主义将具有六十年代低俗下流的方式和城市街头的特点，充满现场冲突的危险”。至于许多活着的女性主义者早就代表着这些东西，这一点她就不考虑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新人，帕利亚对我们一无所知——就算知道她也要装作不知道，因为认可我们就意味着她必须要说的那些关于女性主义的话就会原形毕露：都是些性别歧视胡思乱想出来的东西。这倒不是说现实生活中她所批评的东西没有基础，只是那个基础太小，不足以代表任何女性主义的范式。帕利亚跟她的同道们一样，选择的是些容易得手的目标。她搬出的是那些保守的人群，那些反对男性反对性的人，那些收紧裙子腿交叉、与自己阶层的男性性别平等的改良主义者，那些与她本人过从甚密的职业女性。
大众媒体倾向于将保守女性主义思想表现为女性主义的代表思想，除了顶撞和嘲讽之外，激进/革命女性主义思想家要对此进行其他的干预极其困难。同时，正是这个媒体却为那些自封为“女性主义”代言人的人，如帕利亚之流，提供了大量的节目时间。她们不仅肯定了这种表征，而且还对女性主义的未来提出了自己那套折衷主义式的有时甚至是荒诞不经的描述，以此表示优于这种保守的女性主义思想。重要的是，帕利亚及其追随者剥去了女性主义所有激进的政治目标，包括批判性别歧视，号召摧毁男权制等。她们重新包装了女性主义，使得女性主义最终成了只关心在公众领域与所属阶级的男性取得性别平等。此时，帕利亚及其追随者把女性主义变得最为可口。不论帕利亚如何精心论证女性与男性如何不同，她们的身体性大于思想性，情感大于理性，等等，在她为《性面具》写的反动前言“性与暴力，或自然与艺术”里，她倒是还没有倒退到要取消女性在职业、金钱、权力等特权领域的平等享有权，那种平等享有权的存在正是由于被她贬低或忽视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们奋斗的结果。可叹的是，激进/革命女性主义思想家没能做到有策略地进行干预，改变公众从帕利亚的信息中所接受的对女性主义的理解。这种干预很有必要。如果一个有组织的激进/革命女性主义运动，即便有男性主导的大众媒体，帕利亚也永远不可能公然把自己打扮成女性主义活动家。
尽管我们有很多有影响的个人代言人，她们培育人们的批判意识，从事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教育工作，但我们却失去了一个可以推广革命组织活动的良好的基地。女性主义运动中组织得最好的是改良保守主义和自由派。从女性主义运动开始，女性主义的这一支就为平等参与公共领域——主要是工作领域——而奔走游说。国内国际的经济变化产生了新的环境，公共领域接受旧性别身份的消亡与特权白人男性的阶级利益和种族利益变得相互符合，这一点我和其他进步思想家曾撰文指出。因此，在为瓦解旧的性别角色创造文化大气候方面，经济上的转变已经与女性主义运动一样，成为一个促进要素。瓦解旧性别角色已经相对成功，要把女性纳入劳动大军，如今人们无需耗费口舌——这已经是常规的做法。现在，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接纳女性不会导致男权制和白人男性权力的被替换和瓦解。女性主义斗争的场所已经转移到家庭内部关系中男性和女性的权力与控制问题。
在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高峰时期曾有一则弗吉尼娅·斯利姆斯牌女式香烟广告，这则广告表现了一位女性改变了性别角色，从性别平等的劳动大军变回到了家庭中的传统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这则广告具有预言性，还记得这则广告的人能看出这一点。换衣服象征着这位被描述的白人女性角色的改变。她脱掉工作服换上性感内衣时唱到：“我带回熏肉，在锅里煎好，我是个女人，这你永远也忘不了。”这些话语和场景与帕利亚、沃尔夫和罗伊夫所推崇的那个版本的女性主义丝丝入扣。（当然如果这种广告在今天播出的话，还会包括一个厨师做晚餐的形象，这样一来，“权力女性主义者”唯一需要转化的角色就是从工作的中坚分子转变成温柔娇媚的性伴侣。）
在帕利亚的绝大多数作品里，女性的身体被她用来当成坚持性别差异二元对立的场所，在关于性、欲望和快感方面尤其如此。她从未用过低劣与优越这些字眼，但她暗示了这种区别是自然而然的事，并且对等级秩序进行了肯定：
性自由。性解放。现代的幻想和错觉。我们是等级动物。扫除一个等级，又会有另一个等级取代它，也许比第一个更难以下咽。自然界里分等级。社会中也有类似的等级。自然中，残暴强悍就是法则，适者生存。
或者
在这场历史争论中，将女性等同于自然这个说法让人们最为费心，也最让人困惑不解。这话有没有正确的时候？它现在仍然正确吗？绝大多数女性主义读者可能不赞同，但我认为这种认同不是神话而是现实。所有哲学门类、科学、高雅艺术、运动、政治都是男人的发明……人类的每个成员都必须与自然奋斗，但自然的负担更沉重地压到了一个性别上。走运的话，这将不会限制女性的成就，就是说，不会限制她在男性创造的社会空间里的行动。但它必将限制女性的情欲，即我们在性空间里所想象的生活，性空间可能与社会空间有交叉，但不可能与之完全等同。
正是这种修修补补的男权逻辑被当做“新女性主义”蒙混过关。它被大众媒体大肆吹捧。它让性别歧视的男男女女为之叫好。
帕利亚对性的认识十分保守。无独有偶，她在种族和多元文化问题上同样持保守的态度。即使帕利亚轻描淡写，拒绝承认黑人在其他领域里的贡献，她在所有关于非裔美国文化的论述中仍然承认运动和音乐是黑人天赋得以表现的领域，这也是年代久远的白人文化精英主义所持的见解。从表面看来，性别歧视的男性支持帕利亚，似乎仅仅是因为她持有反女性主义立场；然而，她得到支持也与其西方白人民族主义立场有关，尤其是与教育有关，与她尝试批判课程设置中的偏见等有关。帕利亚语惊四座的采访录音常常显得既激进又颠覆现状，或者是在巧妙地贬低女性主义，主要是这些东西让大众听得如痴如醉，而许多群众可能对此并不清楚，看不到她很多的议题是彻头彻尾的保守。即使是那些宣称与帕利亚不是一派的“新女性主义者们”也骄傲地支持学术界中的传统课程。尽管各种传言沸沸扬扬，似乎学生们（尤其是从事女性研究的学生们）面临对“伟大的西方白人”经典作品一无所知的危险，而事实上这些科目继续主宰着各地的课程，想学那些课程的人都可以不受阻拦地去学。与某些人想让我们相信的相反，如果某人完成文科学业却没有读过主要经典著作，这虽然并不那么理想，但也不是悲剧，他们的生命并没有就此终结。我们可以不通过正式研究也能学习一部作品，这正是知识令人激动的地方。如果一名学生毕业前没有读过莎士比亚，毕业后才来阅读或者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这并不会使他已经完成的课程变得无效，不管他正式学过的是什么课程。显然，帕利亚的学术保守主义受到现行权力结构的欢迎和鼓励——而且的确也对公众意见产生了影响。别的不说，这种影响为其他自诩为“女性主义”的领袖们对她亦步亦趋创造了空间。进步思想家，尤其是女性主义者，在摒弃帕利亚的女性主义时，往往大都没能指出她阻碍女性主义运动和进步斗争的具体方式。剥削和压迫问题从来没有在帕利亚的作品中出现过。在反智主义文化中，这种缺失尤其有吸引力。它迫使每个人都觉得所有激烈的批判思想，尤其是那些促进激进政治运动的思想，会摧毁我们体验快感的能力。有一种推论认为女性主义政治即意味着反对性生活，最终意味着反对快感。这个推论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核心的。然而，进步批判思想家们，尤其是女性主义进步批判思想家们只对在学术圈子内部交流观点感兴趣，将流行文化讨论的空间拱手让给了那些渴望一夜成名的人。这种退让导致了帕利亚之流的人走红。
并不是帕利亚所有的观点都不准确。实际上，要摒弃她的观点很难，难就难在她的观点常常相互矛盾，保守常常和激进相混合。虽说如此，但她大部分主要观点仍然根植于保守的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思想。帕利亚精明地避免与其他个人，包括我自己，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因为这些人可能会破坏由她推动流行起来的对女性主义的负面表征。如果我们想要以建设性的方式与走红的帕利亚以及其他同样渴望登台亮相的人相对抗的话，激进/革命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必须在流行文化中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加努力，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写出说出女性主义观点，并让人们能够接触到这些观点。我们中已经成功做到这一点的人必须做出努力，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努力，使我们的声音能获得更广泛的听众。如果我们不积极地进入流行文化的地盘，我们就无异于与反女性主义的倒退行为相共谋。大众媒体支持那些自称是女性主义代言人的反女性主义的女性，而这种反女性主义的倒退行为是大众媒体支持那些女性的核心。她们的代言实际上是一个诱惑人的前奏，它意在煽动、鼓励，最终钳制声音。进行中断、干预和调换频道的时候到了。
[1]卡米尔·帕利亚：美国作家、批评家，尤以激进的文化研究知名，著作有《性面具》（SexualPersonae，1990）和《荡妇与流浪汉》（VampsandTramps，1995）。
[2]吕波（RuPaulAndreCharles，1960—）：美国演员、易装王后、模特、歌手，已出10张专辑，有多张爆炸式的金发造型。
[3]多莉·帕顿（DollyParton，1946—）：美国乡村音乐常青树。胡克斯这里所谓的“琐碎倒退的女性气质”指的是她喜欢穿高跟鞋，戴假指甲和假发。
[4]黄砖铺的路（roadofyellowbrick）见李曼·法兰克·鲍姆所著小说《绿野仙踪》（TheWonderfulWizardofOzbyL.FrankBaum）。1939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绿野仙踪》给它起名黄砖路（yellow-brickroad）并使其闻名。黄砖路指的是多萝西被指点从小人国到翡翠城以寻求大魔术师奥兹帮助所要走的路。
[5]阿瑞莎（ArethaLouiseFranklin，1942—）：“灵歌女王”，18次获格莱美奖，后获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第一位进入摇滚名人殿堂的女艺人，2008年滚石杂志将她列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手”之首，2009年奥巴马总统就职仪式上唯一主唱歌手。
[6]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2004）：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奠基人，其著述对文学理论和欧陆哲学有重大影响，作品有《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
[7]沙哈扎德·阿里（ShahrazadAli，1954—）：非裔美国女作家，“伊斯兰民族”成员，保守的黑人民族主义者，著有《黑人男性了解黑人女性指南》《你还是个奴隶吗？》《如何做到不吃猪肉》《日复一日》。她认为不管女性有多解放，男人都有权力采取武力管教她们。学界认为她是活跃在“反动黑人民族主义思想”最前沿的人物，对其多有非议。
[8]禁酒作为一场有组织的运动，在美国开始于19世纪上半叶。教会在其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826年清教徒成立美国禁酒会（AmericanTemperanceSociety），认为酗酒是一种罪恶，采取布道的形式宣扬社会改良思想。之后禁酒运动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取得了进一步的社会认同，并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到禁酒的行列中去，禁酒运动与女权运动变得相辅相成，独立女性的声音开始出现。
[9]艾丽斯·沃克（AliceWalker，1944—）：非裔美国作家，其作品《紫色》获普利策小说奖。胡克斯在这篇文章中讽刺地将克拉伦斯·托马斯比做《紫色》中迫害黑人女性的人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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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谈性：超越男权阳具想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6谈性超越男权阳具想象
在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巅峰时期长大成人的女性都知道，在那个时候性解放被女性主义列入议程。对身体的决定权是最基本的权利，同时还有生育权，尤其是堕掉计划外的、不想要的胎儿的权利。主张身体作为快感场所的权利也很重要。那时我是男女合校的斯坦福大学的小女生，我在那里投身的女权运动非常重视身体。我们拒绝剃掉腿上和腋下的毛发。我们可以选择穿也可以选择不穿衬裤。我们不用胸罩、收腹裤和衬裙。我们开全是女孩参加的派对，过夜不归宿的成人之夜。我们一起睡觉，做爱。我们跟男孩做，跟女孩做，跟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国籍的人做。我们一群人做。我们看着彼此做。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跟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男人做爱，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庆贺女性性主体的发现，让他们看到彼此的性选择带来的快乐和迷狂。我们喜欢赤裸身体。我们重新找回女性的身体，那提供权力和可能的场所。
我们是避孕丸的一代。我们看到女性自由总是与身体权利问题紧密相连。我们相信，如果不从性奴役和男权的牢笼中重获身体，女性就永远不会自由。我们不是在夺回夜晚；我们是在依据权利，通过反对资产阶级性别歧视世界的压迫、秩序、无聊和僵化的社会角色，拥有那块幽暗之地。在黑暗中，我们发现把自己看作女人的新方式。我们在走出一条从奴隶到自由的途径。我们在进行革命，身体是我们要解放的被占领土。
塔德·弗兰德采访我时，我与《时尚先生》[1]杂志一起持有这样一种对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看法。我一直给他指出许多女性主义者向来看重性这个事实。我特别指出我反对“新女性主义”这个说法。我认为这是大众媒体采取的一种市场手段，让个别女性伺机谋求一己私利，同时又表现为反女权的倒退行为的代言人，来破坏女性主义的激进/革命成果。“新女性主义”的出现，就是要有效地让女人跟女人斗，让我们卷入内讧，为哪种牌子的女性主义更有效而争吵不休。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和女性主义活动家反对这种剥削人的享乐消费主义，后者将女性主义作为商品包装，并把这个充满有毒元素（到处散布着男权思想的流毒）的东西兜售给我们。然而我们却无力改变这个潮流。许多人感到我们在主流媒体中从来没有声音，我们的反霸权立场鲜能被广大民众知晓。多年来，我和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一样，不愿与大众媒体打交道（上电台、电视节目或与记者谈话），害怕经过编辑后成为媒体的同路人，所有信息经过编辑都可能遭到歪曲，指向编辑者喜欢的方向。回避大众媒体（回避的程度依大众媒体对报道我们观点的兴趣程度而定）留下了一道缺口，使得改良分子和倡导性别平等的自由派能够更加轻松地成为公众焦点，引导公众对女性主义的看法。
男权主导下的大众媒体更有兴趣向公众宣传那些既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批判女性主义的女性。因此就有了卡米尔·帕利亚、凯蒂·罗伊夫的成功以及娜奥米·沃尔夫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她们被看作是更加自由的女性主义声音，与尖锐、狭隘、反性的立场（如凯瑟琳·麦金农、安德烈娅·德沃金）[2]相对抗。白人男性主导的大众媒体推出这些女性，视她们为女性主义的希望。每当大众媒体想要听到女性主义的声音时，往往会找她们。这些女性全是白人。她们大多来自特权阶层，毕业于精英院校，在大多数性别问题上立场保守。她们不可能代表激进或革命的女性主义立场，而这些立场恰恰是大众媒体很少想引起人们关注的。黑人女性主义者仍需为破除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设下的障碍，为使我们的声音得到倾听而奋斗。由于担心“新女性主义”会抹掉我们的声音和我们关注的问题，我们中有些人愿意与大众传媒打交道。“新女性主义”企图将“女性”这个类别普适化，而由种族和阶级造成的差异打破了对普适化的不现实幻想，“新女性主义”也同时试图转移人们对幻想如何被打破的注意。
为了在策略上应对具有破坏性的表征政治，我们有必要积极参与到主流社会有关女性主义运动的公众对话中，从而达到干预的目的。正是基于这个立场我决定与《时尚先生》杂志展开对话。这家杂志的许多文章普遍传递了性别歧视的观点，我并不乐意与他们交谈。但我的一位女性主义同仁，一位黑人女性，很肯定地告诉我，白人男性记者是可以信任的。他会公正地表达我们的观点，不会有意扭曲、违背或嘲弄我们。塔德·弗兰德在交谈中告诉我，他的文章报道的是女性主义者内部对性的不同态度。我当时以为这是他要讨论的要点。文章在《时尚先生》1994年第2期登出来之后，我发现我说的话被扭曲颠倒了——事实上，这篇文章蓄意嘲弄那些所谓的“老女性主义者”，她们尚没有被对性持赞赏态度的“新女性主义者”所打倒。我也没有听到弗兰德使用“欢迎睡我”这个习语（有点类似白人文化挪用奇妙的黑人节奏布鲁斯[3]。塔德和我交谈中若说到这个，我一定会打断他），我也就没有机会反对他使用这些字眼。尽管在电话采访中他肯定地说自己努力不排斥任何人（这正是我欢迎的立场），但我却看不出他对黑人女性、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贡献有什么了解。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不是一个厌男主义者，也不相信种族分离，因此我很乐意与一位来自特权阶级的虔心向学的年轻白人男性谈论女性主义和性。这种跨越差异的对话对批评意识的培育至关重要。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精英观排斥而非促进超越差异团结一致。只要我们想要改变这种情况，这种对话就必不可少。我热心而毫无保留地与弗兰德谈论女性主义和性，谈得很融洽。
在谈话中我一再强调了表征中保守政治的危险性。这种表征政治急不可耐地利用对性更开放、对男性更开明的“新女性主义”的观点。我对“新女性主义”观点的批判，以及和弗兰德讨论过的大部分观点，在他的文章中均未被提及（发表前未经我过目）。读《时尚先生》杂志的那篇文章时，我发现我和我的观点被别人利用了，信奉白人至上的家伙和资本主义男权制用一贯的伎俩来贬低女性主义和黑人女性。弗兰德破坏了我对他的信任，利用我的话来加强“特权阶层的女性推进了新女性主义”这个印象。我要求他不要那样做，而他偏偏那样做了。他的行为跟女性主义运动中种族主义白人女性如出一辙，利用我的出场和我的言辞使自己显得更具有包容性，因此也更具有政治正确性，实际上他的包容性和政治正确性从意思到实质都已打了折扣。文中引述了白人女性的语言和使用的意象，虽然她们使用的都是直白带色的市井俗语，但只有我的话被摘录出来“代表”我的主要观点——实际上那是些俏皮的叉枝旁骛，弗兰德说听不大明白，要我说得更细些，讲得更直白些。
他通过突出这个引语，把黑人女性的声音和身体当做粗俗俚语的范例，以便继续对黑人女性进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表征。如我在《黑人的凝视》一书中所批评的那样，黑人女性被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方式表征为纵欲过度的“骚货”，使之和同样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方式展现的性方面不那么粗俗、更有节制的白人女性形象相提并论，以示对照。当然，文章中所引的每位白人女性使用的都是露骨的异性恋俗语。在这个白人男性主导的杂志里，某些人认为可以突出黑人女性用直白的语言说性，同时对白人女性的同样做法则轻描淡写。这个策略有助于维护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那个小小的既成印象，保持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间的差异。我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女性不应该使用带色的直白市井俗语（这是女性主义者在运动初期奋力争取的自由之一），而是要深思我对这种语言的运用如何被断章取义地扭曲。
弗兰德把下面这段引文加在我头上：“如果我们只能在柔软的阴茎和超级坚挺的阴茎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那我们就有麻烦了。我们需要多才多艺的阴茎。它得承认性交不是性的全部，可以跟它商讨星期一玩粗暴，星期二玩舔阴，星期三玩搂抱。”我的黑人市井俗语经弗兰德妙笔润色后变成了白人的戏仿。我本人从未想过“需要多才多艺的阴茎”，但我给他讲的想法是异性恋妇女想要多才多艺的男人。用“多才多艺的男人”这个短语是想激发出行动和力量，激发男性改变行为的意愿。“多才多艺的阴茎”这个短语剥夺了人的尊严。弗兰德改变了我的话，显得好像我支持把男性变为物体，剥夺他们充分的人格，将他们贬低成生理器官。既然“商讨”这个字本身强调的是沟通与赞同，那“阴茎”如何谈得上商讨呢？我觉得很费解。弗兰德扭曲了我的话使之印证阳具心态，从而激起关于强硬黑人女性的刻板形象。这种陈腐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刻板形象认为黑人女性的伪阳刚之气让男性雄风尽丧，因而最终令人厌恶。
我以类似的方式跟他谈到过“如果我们女人想要坚挺的阴茎和结实的屁股——我们许多女人的确想要，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是要求男性放弃性别歧视，把我们当做物体。我们必须改变欲望的方式。我们不能把别人当做物体”。弗兰德掐掉最后两句话而不用标点符号，这表明他去掉了某些部分，同时还改变了我的话，塞进了他的私货。弗兰德随意篡改我的观点，显得我好像支持性快感和性别歧视/异性恋性别歧视这些男权思想。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的。弗兰德引用了我的关键话语，却将它刻意扭曲。然而尽管如此，我的话语里的激进意图却没被改变，我的话语清楚地表明，性别歧视的男性如果想要满足女性主义女性的需求，他们必须经历一个女性主义革命的过程。这些女性在男权阳具想象以外的对立空间里经历了最强烈的性快感，让男人惊恐不安的似乎正是这个具有解放性质的女性主义异性恋想象。
这就难怪，想在男性眼里显得性感的女性于是居心叵测地重新发明了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将满足男权欲望，可以归并进性别歧视的阳具想象，以至于我们现在所知的男性行为主体将永远无需改变。塔德·弗兰德代表着白人男性权力这个更大的结构。他与编辑出版这篇文章的人一道，蔑视任何主张与男性对话沟通、把男性看作并肩作战的同志之类的激进或革命女性主义者的做法。这家杂志及一般大众媒体与他们的同盟白人女性主义机会主义者（如卡米尔·帕利亚和娜奥米·沃尔夫）气味相投。与他们所筹划的恰恰相反，许多像我这样的年长一些的女性主义者多年前就支持（并实际撰文推进这一观点）将男性纳入女权运动。《时尚先生》说出现了“拥抱性（拥抱男人！）的新一代女性”，但与此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新一代女性如同她们那些搞性别歧视的男伙伴一样，正肆无忌惮地漠视历史，毫不知晓力主包容性解放的激进/革命女性主义思想，对其悠久传统视而不见。这两类人都喜欢寻找在性和男人方面最保守、最狭隘的女性主义思想，然后傲慢地用这些形象来代表女性主义运动。
他们甚至拒绝承认性别和性存在方面进步女性主义思想的存在。这样，他们就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极尽渲染大做文章，甚至有效地利用了“欢迎睡我”女性主义者，向许多反对男权主义和阳具中心的女性发起进攻。批判男权制的女性（以及我们的男性盟友）以新颖刺激的方式证实了自己的性能力，让双方都人性焕发，并让彼此满足。《时尚先生》杂志不遗余力地将我也划入“欢迎睡我”一类，完全是因为很多性别歧视的男性始终无法接受这一点。男人将女性主义表征为反性、反男人，这种做法一贯服务于男权体制的利益。尽管积极参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从未接受这种表征，但这种表征还是继续主宰着大众想象，这是因为不管我们进行的是哪种性行为，接受女性主义可以提高这个社会全体男女的性快感，这种认识一直遭到压制，是危险的信息。女性主义对人们性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可能带来强有力的、充满激情的、积极的变化。如果人们对此有第一手了解的话，可能会有太多的人转投到女性主义思想的麾下。老套的男权引诱模式让所有的女人永远得不到满足。如果这种老套模式就是喜欢男人的女性主义妇女唯一能真正拥有且不得不接受的性的话，男权制最好试试，看能不能让我们相信。
正是由于对女性主义和性的讨论开展不力，没有时时讲，处处讲，才使得男权文章宣传的观点畅行无阻，如这期《时尚先生》杂志那样。平民百姓们无时不想弄明白他们的生活如何受到不断变化的性别角色和性别期望的影响，性别歧视如何让我们的生活一团糟。他们只想知道女性主义卖的究竟是什么药，是不是能够把他们从孤独的深渊和性死亡中拯救出来。但用元语言和理论文章谈论性却无法抓住大众的想象。我们生活在对性采取敌视态度的文化里，男权制对我们的性行为主体和性想象进行了组织最严密、体制最健全的攻击，而大众媒体竟能让人相信是女性主义让女人离开男性、抛弃异性恋性爱，这么做简直既变态又恐怖。男权思想的男性将剥削力量和统治场景色情化，且根本不可能接受女性的性行为主体，由女性主义运动激发起来的异性恋女性学会了如何逃离这些男人，躲避性死亡。但这些女性的逃离不是要放弃性，而是要让性焕发生机，成为另类的性，让性具有解放性，让性有性趣。这种转变需要不断地正面地记载下来，而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缺乏批评警惕性，使所有人对这种需求都毫无察觉。假如我们中有更多的人通过绘画、文学、电影和其他媒体记录下我们的性生活，我们就有充分的反霸权证据来批驳流行的性别歧视思维定势，即女性主义者仇视性、仇视男人。将性存在这块地盘拱手让给怀有阳具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媒体，女性主义者——不管是自由女性主义者还是激进女性主义者——都和保守派一道参与了对公共性存在话语的压制。别的暂且不说，《时尚先生》杂志上这类文章应该提醒激进/革命女性主义者，必须对性存在进行活跃的公开讨论，使之一直进行下去。
许多女性主义者共同放弃公开谈论性，因为这样的谈论不仅暴露出我们内部存在差异、矛盾，还透露出我们尚没有为自由性质的性存在提出什么预见性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把权力和统治这些因素与我们终止系统的带有性别歧视的性剥削性压迫的决心完全协调到一起。随着女性主义拥护性的声音集体消退以至沉寂，有时这些声音被仇视性的保守主义清教性权利宣传强行推入后台，某些思想狭窄的思想家就以个人名义发表看法，仅以享有特权的白人法学教授凯瑟琳·麦金农为例，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性观念的代表。只有不了解女性主义运动的人才把这些声音当做女性主义的代表，然而这些声音却不断地讲着大众媒体最想听到的女权话语。这些声音最容易遭到贬低、嘲弄，最后予以抛弃，所以大众媒体最爱听。很明显，这些声音片面单调，而且常常极其教条，大都仇视性欲，仇视快感，毫无幽默可言。她们否认现实的矛盾性，坚持人类行为中不可能达到的完美。这样的话，清教徒式的改良女性主义在公共场合发出的声音让大多数人扭头而去，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一味接受性别歧视意义上的女性性行为主体和性快感那些过时想法，并不能让我们有效地对抗这种信息造成的负面影响。
从《时尚先生》杂志据说是莉萨·帕拉克[4]谈性的话里，我听不出有什么开放或激进的地方。她宣称：“我对男人们说：‘好吧，假装你是强盗破门而入，把我摔到床上，强迫我口交！’他们吓坏了——这与他们受到的教育完全相背：不，绝对不行，这样做让你丢脸！绝对是。让你那样做是在让我丢脸。”假如女性是她们性想象投射和实现的行为主体的话，陈腐的男权色情想象既不会因此变得更刺激，也不会变得更解放。将性色情化，尤其是口交，当做丢脸，将那种自取其“辱”与快感划上等号，不过是这种陈腐的男权色情想象毫无新意的翻版。《时尚先生》杂志中所引用的绝大多数女性表现出贫乏的性想象力，因为她们对性行为主体的理解主要靠颠倒男权立场，然后宣称这就是她们自己的立场。她们以男性身份进行评论，实属可悲，乃至读者可能真的会相信这些评论就是女性主义或女性的性行为主体所作的表达。想到这一点真是可怕。然而，她们的意图却是激起男性想象。毫无疑问，许多男性因此而飘飘然地幻想女性主义所进行的性革命并不会真的改变什么，只不过是让每个人都能占据男权阳具想象的空间而已，而且更轻而易举。
无疑，正是这种心醉神迷的意淫幻想让塔德·弗兰德宣称：“这种卖俏迎奸的女性主义者们选择采用私房话的方式来实现话题的转变，从失败的男人转变到失败的女性主义，从性虐待范式转变到性快感范式。”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反映的正是它宣称要批判的狭隘教条思维。革命女性主义关注的并不是男人的失败，而是男权暴力、性剥削和性压迫造成的痛苦。革命女性主义挑战性虐待，通过改造色情空间使性快感得以维护并保持下去，使女性行为主体能够作为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存在。在主体对主体的相互交往中，欲望和欲望的满足跟强迫屈服毫不相干。革命女性主义欢迎愿意自我调整、愿意与对方相互应和的男性。但是好像没有多少男性能进入女性主义性想象空间。
[1]《时尚先生》（Esquire），男性时尚杂志，1932年创刊，也刊登散文与文学评论，其撰稿者包括现当代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诺曼·梅勒、蒂姆·奥布莱恩。塔德·弗兰德（TadFriend）现为《纽约客》娱乐记者，毕业于哈佛大学。
[2]卡米尔·帕利亚（CamilleAnnaPaglia，1947—）：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费城艺术大学教授、社会活动家，对色情、物恋、同性恋持同情宽容的态度。凯蒂·罗伊夫（KatieRoiphe，1968—）：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纽约大学教授、女性主义批评家。娜奥米·沃尔夫（NaomiWolf，1962—）：美国作家、1990年出版的《美容的神话》认为男权刻意营造出各种美的标准，在心理和身体上对女性进行迫害，该书使她声名大振，成为那个时期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代言人。2004年她在《纽约杂志》披露耶鲁大学名教授哈罗德·布鲁姆20年前在她大四时曾对她性“侵害”，并对母校刻意掩盖家丑表示愤怒。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AliceMacKinnon，1946—）：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律师、耶鲁大学博士，现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内部围绕性展开争论（“FeministSexWars”）时，她反对埃伦·威利斯和卡罗尔·万斯等“赞成性”（pro-sex）或“肯定性女性主义”（sex-positivefeminists），和安德烈娅·德沃金一起提出激进的反色情法案，认为色情不仅有违伦理道德，而且属于性别歧视，有违人权，因此提出对色情内容（包括同性恋色情）实行删除、检查、控制。但此法案1985年被美国上诉法院推翻，理由是违反思想自由。1992年加拿大最高法院依据麦金农的理论做出裁决，确认色情是一种性别歧视。麦金农对此表示支持，但要求处理色情时注意保护人权。安德烈娅·德沃金（AndreaDworkin，1946—2005）：激进的女性主义活动家、批评家，主张严格限制各类色情活动。
[3]节奏布鲁斯（R&B）：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城市黑人创作的流行音乐，后来有多种演变形式。
[4]莉萨·帕拉克（LisaPalac）：1990年代创刊于旧金山的《性的未来》的创始人之一，曾长期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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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审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5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审查
最近，加拿大政府拒绝我写的《黑人的凝视：种族与表征》一书进入加拿大。书被运到了一家激进书店。这些书被当做“仇恨”文学遭到扣留。这本开篇就敦促人们要学会“爱黑性”的书竟会被指责为鼓动种族憎恨，这简直是个讽刺。我怀疑加拿大边境那边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他们要压制和审查的目标是这家激进书店，不是我。经过一番强烈抗议之后，政府放行了这些书，说扣留这些书只不过是因为对书里的内容理解有误。尽管这些书已经放行，另一个信号却在敲打着那些激进书店——尤其是那些出售女性主义文学、女同性恋文学和/或直白的性文学的书店——政府在监视着他们并且随时准备审查他们。
《黑人的凝视》一书被扣留让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加拿大读者震惊。从政治上来说，不管是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审查向来是对那些政治态度激进的人发难的主要场所。不管在美国的什么地方，非裔美国作家写的书往往是中小学和公共图书馆挑出来受审的对象之一。广大公众和一般非裔美国人往往注意不到这些案例。在许多人看来，这些案例似乎只是由极端右翼分子挑起的个体事件。
除了书籍审查，非裔美国说唱音乐家的作品是否应该被审查，这个话题也成为催化剂，促使许多黑人同胞思考审查这个问题。黑人社群中的保守分子与其他社会群体中的相应人物一样热衷于审查。当大众媒体突出审查这个话题时，黑人社会群体支持审查这一点却鲜为人知。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并不意味着黑人中间支持审查的就没有增加。然而，很少有黑人领袖（就算有的话）呼吁人们关注纵容审查对进步政治工作带来的危害。
除了小亨利·路易斯·盖茨[1]为黑人男性音乐家“迈阿密组合”[2]一案出庭作证之外，黑人学界人士对审查没有作多少公开声明。盖茨支持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许多黑人同胞认为此事更多地展现出男权制下黑人男性间的情谊，而不是表明对审查问题所持的一种激进立场。由于人们对此案反响很大，这本来可以为各黑人社团对审查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提供机会，但结局却令人遗憾。
审查对黑人同胞来说显得问题重重。资产阶级价值观常常决定了黑人生活中各个阶层的整体公众意见，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要求重视判断力，保守秘密。当这些价值观与形形色色的宗教保守主义言论相结合时，一种接纳审查的文化环境就会形成。如果被曝光的是黑人政治人物的品行瑕疵、行为不端或错误时，黑人对审查的支持最为卖力。拉尔夫·阿伯内西（RalphAbernathy）透露了马丁·路德·金的桃色新闻，这个新闻有可能改变公众对金的生活的看法。在大多数黑人看来，阿伯内西的选择有悖礼仪，是一种公众对个人的侵犯。最终，此事完全被视为一种侵犯行为，而不是一条讲述了金更为复杂的身份的有益信息。布鲁斯·佩里（BrucePerry）写的马尔科姆X传记也得到类似反应。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出版商原本害怕这本书会遭致强烈反对，而事实上这本书被视为又一次企图污蔑有巨大影响力的黑人男性领袖，从而受到冷遇，大多数人都没有去读这本书。在这两个例子中，如果许多黑人有力量去审查这些作品，不让它们见天日，这些书就不可能存在。
我是黑人解放斗争和女性主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这两场运动中，那些比较保守的思想家将审查视为可接受的社会控制手段，从而欢迎审查，这让我感到不安。任何争取社会自由的运动，其政治核心必定要担负政治责任来保护言论自由。激进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亲眼目睹被审查压制的是进步声音，而不是那些采取保守立场的人的声音，那些人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必须压制自由言论。进步活动家必须采取政治行动来保护自由言论，反对审查制度。这些问题主要在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中，在如何表征粗俗、性和色情的斗争中得到凸现。然而，在这两场运动中，面对对审查的强烈反对之声，有些人保持了沉默。这反映出保守分子对让压制声音制度化投入之深，而这种情况已经得到黑人解放斗争和女性主义运动的接受，十分危险。这种私下禁止不同声音和观点的行为破坏了言论自由，并且让激进运动内部和外部的审查力量得到强化。
在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早期，女性间的团结往往等同于形成“安全”区域。在那个区域里，那些应该是志同道合的女性人群可以聚在一起，交流观点，倾诉经历，不用担心有人让她们闭嘴，也不用担心有人会向她们提出严厉的挑战。当不同观点产生对立冲突，发生不可调和的摩擦时，这些群体有时候就会解体。为了集体和谐的需要，持不同见解的个人声音遭到禁止，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候，这些声音被排斥放逐，受到惩罚。在讨论种族和种族主义在女性主义圈子内变得政治上可以接受之前，我就是那些“讨人厌的”持不同意见的声音之一。我向来都是一名女性主义政治的虔诚支持者。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的批评一贯都是拷问性的，如有必要，会是尖锐的。我坚持参与女性主义运动，从不懈怠，哪怕别人不欢迎那种参与。我从中学到了有力的经验。重要的是，我了解到任何进步政治运动如果想要发展、想要成熟的话，它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热情地欢迎和鼓励不同意见、新颖观点、批评交流和反对意见。
这对女性主义运动来说一直如此，对黑人解放斗争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在民权运动的顶峰时期，“黑人权力”运动[3]中那些没有同心同德地拥护中心路线的人常常会被“开除黑籍”。在白人男性主导的“左派”政治圈子里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往往注意不到进步圈子里对不同声音的审查。激进团体往往规模小，因此其施以惩戒的方法外人也更不容易察觉。一般情况下，实施压制的是团体中的那些强势成员。他们用惩罚来逼人就范，最常见的就是某种形式的放逐或除名。它可能以这种形式出现：在相关讨论中，尤其是在出版物中，某人的观点或作品不再被收纳；或者在一些重要会议中，某些个人被排斥在外。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可能以这种形式出现：不断地在幕后做手脚，用言辞对他们的可信度投下疑云。
边缘人群常常害怕不同意见（尤其是通过公众批评表达的不同意见）会被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所操纵，从而损害对进步事业的支持。特别是在种族混居的情况下，我们究竟该不该相互进行严厉批评，在黑人反对种族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着，而且现在还继续存在着重大分歧。每当边缘人群热衷于在主流人群面前呈现“正面”形象时，审查的现象就会出现。最近，克拉伦斯·托马斯[4]听证会的结果和他随后任职最高法院一事，表明了种族团结的观念可以变得何等误导和狭隘。这种观念压制了不同政见和批判，并导致黑人去支持不会保护他们权利的那些人。克拉伦斯·托马斯运用赋予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来剥夺人权，妨碍种族公正，妨碍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因此，如果有人觉得支持“自家兄弟”更要紧，因为白人要害他，这些人如果有所觉悟的话，他们就必须认识到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假如全国上下有权威的黑人领袖们一起号召大众抵制这个任命，托马斯听证会的结果又将会如何，谁也说不定。
尽管托马斯听证会迫使美国公众思考他们日常生活中所忽视的种族、性别问题，许多黑人（尤其是男性）还是捐弃前嫌，不加批判地支持托马斯，正如许多女性主义者（尤其是白人女性和黑人职业女性）紧密团结起来，支持安妮塔·希尔[5]。我写了一篇关于听证会的文章，指出公众应当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双方当事人以及他们所效忠的政治。结果，我的许多女性主义战友（尤其是黑人女性）说我根本就不该写这篇文章。一位资深黑人女性主义战友指责我暂时“精神失常”，她觉得我对希尔的批评是对女性主义团结的背叛。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说，扎根于进步政治使命的女性团结必须要有一个能容得下严厉批评和不同政见的空间，否则，我们注定会在进步团体中产生出恰恰是我们努力反对的压迫形式。
我那篇关于托马斯听证会的文章（已在《黑人的凝视》一书中发表）引起的负面反响让我想起其他几件朋友们和战友们企图审查我观点的事情。好几年前，我对一位重要的黑人女作家写的东西写了一篇评论。这篇文章还在写的过程中，我和一些著名学者以及友人谈到它，她们告诉我说最好不要写下去了，说作者会“伤心”失望，我很是感到困惑。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听到传言说作者不仅伤了心，而且她不再将我视为盟友。事实上我的文章并没有贬低她的作品，但这并不重要。我坚持说我批评一部作品并不意味着我不崇拜不欣赏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但这话却没人听得进去。我被直接告知写作和发表这篇文章就是一种“背叛行为”。
这些反响促使我重新思考我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扪心自问是否有意要去伤害所提及的那位作家。结果，我仍然确信无疑地认为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文章写出来发表后，我忽然与一个黑人女性圈子失去了联系，我一度认为自己与这个圈子走得很近。我开始听到流言蜚语，说我这个人“不可信任”。提到“信任”，往往与人们话语的真实性和追求真理没有直接的关系。激进女性主义运动和黑人解放运动向来坚持认为，将公众和隐私分开是对统治体制的维护和保持，人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维护和保持的方式。人们常常错误地宣称存在而且应该有中立且不受侵害的地盘，藉此唤出隐私观念，用来当做压制不同政见的方法。个人之间答应保守的秘密（即承诺）应当受到尊重，但在达成共识的协议和共享信息之间人们必须划清界限，后者只是后来为了保护个人利益才视为隐私的。办公室、家庭和走廊上谈论的观点显然没有讲座和发表作品那么公开，但这些讨论并不构成中立、受到保护的空间。
从本质上来讲，许多人将守信看作是保密的另一种说法。压制批评话语，或者将批评话语限定在没有证人、只有你知我知的私人环境中，被视为处理不同见解时更为妥当的方法。资产阶级礼仪恪守这种应对冲突的手段。撒谎常常比讲真话更能让人接受。将讲真话等同于背叛是压制声音的有力手段之一。没人愿意被视为叛徒。关于尊敬的问题无一例外地与形象的塑造和构建相连。公众眼里的许多人物都想决定和控制人们对他们的表征。出于塑造形象并且保持形象，关于团结和忠诚的概念仅仅被约化为保守秘密。这时，我们便失去了在相互尊敬和相互承诺自由表达观点的基础上组建团队的能力。
显然，在黑人知识分子、批判思想家、作家和学界人士中存在着一个精英群体。这个精英群体往往不是由黑人追随者认定的，相反，有权有势的白人公众对他们的尊敬和认可的程度决定了他们相应的地位。这些人往往自己担起斡旋者的角色，我把他们委婉地称为“秘密警察”。他们在黑人社会群体和白人主流文化之间指手画脚，控制思想，决定谁何时何地可以说话，决定写什么，什么时候写，由谁来写，当然还要给予奖励和惩罚。这个群体不是无所不能，但它的确设法在审查那些不被接受的声音。位于这个等级顶端的人通常是黑人男性。虽然也许他们不会选择去压制和审查，但人们却畏惧他们，并且会有意取悦他们，不说这些“领袖们”不想听到的话。孤立他人的黑人思想家就像权力的掮客，对这些人的恐惧导致了对黑人批评思想的钳制。
黑人学者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是黑人知识分子和学术圈中的一位重要的推动者和激励者，以“黑人反犹主义”为主题在《纽约时报》专栏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发现这篇文章很成问题。虽然该文包含了对黑人反犹主义的批评，尤其是对某些持非洲中心主义格调的观点和学术思想中显露出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提出了批评，这既有用，也必要。但他的文章却不够细致，没有将黑人和白人犹太人的关系放到具体语境下，去反对将黑人群体一起构建成反犹主义者。这篇文章让我不安。只要是黑人批评白人犹太人，这种声音就会被钳制。我担心这篇文章的漏洞会让这种变本加厉的钳制合法化，并且会造成更多不必要的分裂和冲突。
尽管政治上的深切忧虑迫使我要对这篇文章作出回应，但我还是犹豫再三。开始时，我抑制住撰文回应的冲动，因为我害怕招致黑人和白人读者的负面反响。审视这种恐惧，我发现它根植于我的归属欲。我想让自己成为黑人批判思想家这个集体的一分子，不想成为被孤立的另类。坦白地说，我害怕受到惩罚（如得不到称心的工作、申请不到资助等）。尽管我觉得这些恐惧毫无道理——因为很早以前我就接受了这个现实：持不同观点的人往往会成为局外人——这些恐惧不仅让我顾虑重重，它还一度成了我的监督者。像我这样“功成名就”的人，我的意思是身为一名终身正教授，还可能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一点让我烦恼。如果像我们这些不用担心会损失什么的人尚且害怕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么我就怀疑那些不那么稳定的人怎么敢畅所欲言。
我在开始撰文对盖茨的文章作出回应之前与黑人同事们交谈过，他们中许多人也不同意那篇文章的观点。有些人公开承认由于害怕遭到报复，他们压制了自己想作回应的冲动。不管威胁报复是真是假，如果人们不断自我审查，那么黑人批判思想就永远不会走向社会、繁荣发展。假如更容易接近媒体的学界人士用他们的力量来钳制别人的声音，那么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鼓励自由言论，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欢迎和赞誉不同见解。
那些重要的黑人作家和学者们往往觉得，来自边缘的声音中哪些有助于提升种族地位，哪些有碍于种族进步，只有他们才有责任来决定。他们断定这是为了集体利益，因此欣然进行审查。至于这么做与整个社会破坏言论自由之间的联系，他们看不到。在一次关于某位著名黑人女作家作品的重要会议上，我的演讲支持了那位作家不赞同的观点。那天结束时，她不是与我交流不同意见，而是对我嗤之以鼻。后来，她告诉人们说我是个“捣乱分子”，一个瞎搅和的人。对我而言，这是因为我更想直接面对冲突和问题，而她持的是更加中立的态度，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贬低她。我觉得双方可以共存。在与年轻思想家的关系中，年长的黑人作家和思想家常常扮演传统家长式的角色。另外，总有些人坚信黑人的家丑不应该外扬。这些人认为我们永远不能在白人面前表现出对黑人进行批评。公开的分歧会加剧白人对黑人身份作种族主义猜想，我虽然赞同会存在这种危险，但那种纯黑人环境毕竟太少，很难让我们保持沉默，等待在“政治正确”的环境里自由公开地发表言论。“背叛种族”的说法实际上钳制了不同的声音。黑人批判思想家、作家、学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共享一个小小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通过嚼舌根和窃窃私语交换观点。那是一个门户关闭、屏障林立、排斥异已的地方。最近，某些黑人男性对托妮·莫里森（ToniMorrison）获诺贝尔奖作出了“负面”反响。这种反响引起的愤怒和骚动是一种潜在的审查。这件事进一步表明，人们对钳制、审查或者惩罚那些所谓不可接受的言论充满了集体热情，胜过他们对不同见解和言论自由的热情，也胜过构造一个公共空间供人们持相左意见的热情。
黑人同胞们没有开辟公共论坛，在那里人们可以讨论如何促进批评话语形成气候。那种批评话语支持和强调自由言论的重要性，同时进一步加强我们黑人争取自决的斗争。如果我们不用心全面思考审查问题的话，那么那些陈旧低效的惯常反应就会限制我们的话语范围。什么样的文化环境能够让黑人男性思想家对黑人女性进行批评，同时又不会被视为流露出性别歧视和厌女观点？什么样的批评大气候下会允许黑人女性有一个能彼此批评的空间，而不用害怕所有的关系都会终止、断裂？
通常情况下，批评会造成痛苦和不适。我了解这种感受。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我走进最喜欢的书店，希望藉此去除自己严重的忧郁情绪。碰巧翻开的是《女伴》这本文集，眼前的那段话宣称我“对同性恋如此恐惧，因此连‘拉拉’这个字说都说不出口”；这是对我的第一本书《难道我不是个女人：黑人女性与女性主义》的长篇评论中的一部分。我感觉糟透了——倒不是因为我接受不了对我著作进行尖锐的学术批评，而是因为这个论断简直就是不实之词，而我知道它会影响人们对我的理解。我深受伤害。但要应对那种伤害是我自己的责任。我将它放到适当的角度，以虚心的态度对问题和个人作出回应。这个过程可不容易。对于那些对言论自由坚信不移的人而言，为了维护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的批评话语空间（希望建设性地畅所欲言，而且不要采用诽谤威胁和象征性相互暗杀的方式），即使有冲突，即使感情受到伤害，他们也会为不同的观点称道。
作为一名教授，我不断看到学生害怕自由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害怕通常是由一些担心引起的，害怕同伴们不喜欢自己说的话，从而带来某种形式的社交惩罚。为了讨人喜欢，为了受到同伴尊敬，以及对冲突的深深恐惧、学生们心甘情愿地进行自我审查，这对教室是民主开放畅所欲言之地这个观念是一个鞭挞。如果我们缺乏全心全意拥戴自由言论的勇气的话，教授们就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学习环境，让学生们既能理解自由言论的重要性，又能实践这种权利，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进步政治团体中情况也是如此。
当通过审查进行压制成为进步政治团体里的准则时，我们就一方面卖力地剥夺自由言论，压制各种叛逆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不仅破坏了结束压迫的集体斗争，而且还在行动上与当代时髦的法西斯主义共谋，唤起团结一致的浪漫形象，回归传统价值观。近年来，为了让女性主义思想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成为一个能产生批评话语的激进开放空间，女性主义思想家们为此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绝大部分这样的斗争是由有色人种女性发起的，发端于是否应将种族和种族主义提上女性主义议事日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
女性主义运动、黑人解放斗争以及所有旨在终止压迫的进步政治运动都必须努力捍卫自由言论。为了维护一个对立冲突且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空间，我们必须反对审查。我们还记得声音被钳制的痛苦。我们要努力维护我们说话的力量——自由地说，公开地说，挑战性地说。
[1]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LouisGates，Jr.，1950—）：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家、教育家、学者。
[2]“迈阿密组合”（2LiveCrew）：来自迈阿密的一个嘻哈音乐组合，曾因1989年发行的专辑“要多黄有多黄”受到淫秽指控。小亨利·路易斯·盖茨为这个组合辩护，称政府指控的所谓淫秽在非裔美国土语、游戏和文学传统中有重要根源，应该受到保护。
[3]“黑人权力”运动（BlackPowermovement）：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的黑人运动，强调黑色荣耀，各种黑人政治文化机构纷纷成立，维护黑人的集体权益，弘扬黑人价值，宣扬黑人自决。该术语最早出现于黑人作家理查德·莱特（RichardNathanielWright，1908—1960）的同名论著《黑人权力》（1954），60年代中期成为政治术语和政治口号。
[4]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Thomas，1948—）：美国法学家，1991年后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副院长，是继瑟古德·马歇尔之后第二位任职于最高法院的非裔美国人。
[5]安妮塔·希尔（AnitaHill，1956—）：布兰代斯大学赫勒公共政策和管理学院教授，曾与美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克拉伦斯·托马斯共事，在1991年参议院听证会上称克拉伦斯·托马斯曾对其有过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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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诱与背叛：《哭泣的游戏》遇见《保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4引诱与背叛《哭泣的游戏》遇见《保镖》
好莱坞的传统观点一直认为，跨种族的性行为是一种悲剧，行不通。斯皮克·李[1]制作《丛林热》之前，仇外种族主义观点一直主要都靠白人电影制作人来提出。那个观点尚未被改变。科利纳·塞罗（ColineSerreau）1989年拍摄了《妈妈，你的床上有个男人》。这部电影与跨种族情欲有关，一位工人阶级黑人女性与特权阶级白人男性之间的关系修成正果。当好莱坞要拍摄自己的版本时，没有哪个白人男性大明星愿意出演主角。新闻报道了这个事实，却没有说出其中的原因。毫无疑问，这些白人男性害怕他们会丧失地位，惹恼白人女性观众，她们不想看到“他们的”主人公与黑人女性相好，或者，“他们的”主人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现实生活中被视为“黑鬼的爱人”。毕竟，白人女性构成的观众群能写出成千上万封信，抗议日间肥皂剧中白人男性和黑人女性之间产生爱情，让这些圈子知道无论是在电视屏幕上还是电影屏幕上，她们都不想看到这个。
《妈妈，你的床上有个男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复杂的方式表现了跨种族的爱情。该片对找个来自不同种族和阶级的伴侣的难处提出了问题，富有挑战性。该片坚持认为，如果有权力的一方——在这个情况下是那个有钱白人男子——不改变思维方式，不重构权力，不抛弃资本主义态度，等等，仅有爱情是不能使人超越差异的。随着爱情的发展，白人男子不得不扪心自问自己的位置，他如何思考和自己不同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对待他们。因为他爱的黑人女性有孩子，亲戚以及其他关系，他必须学会如何充分进入她的群体。她是他办公室的清洁工，了解他的世界，知道那个世界如何运作。他也必须学会理解、欣赏、重视她的世界。相互奉献和索取使他们的关系得以保持下去——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幻想。
与好莱坞电影中传统但“稀罕”的黑人女主角不同，《妈妈，你的床上有个男人》中的黑人女性不是充满异域情调的性感娇娃，不是“悲惨的混血儿”。在法国影片中，她又矮又壮，穿着日常的工作服——没有哪一点算得上“倾国倾城”。仅凭这一个事实，就没有哪一个白人男性“明星”可能乐意以她的伴侣的形象出现。按照好莱坞的标准（这也包括黑人导演制作的电影），一位身材丰满的黑人女性只能扮演保姆/管家的角色，她永远不可能成为欲望的对象。好莱坞对市场需求从来都是殷勤备至，它可能会拍摄好莱坞版本的《妈妈，你的床上有个男人》，但这个版本却不大可能保持原片的严肃性和角度的复杂性。无疑，这部片子将成为另一部《修女也疯狂》。该片让观众相信，任何外表不符合传统对美女的表征，然而却成为白人男性欲望对象的黑人女性只是有点“可笑”。影片肯定想要观众相信，这样一个黑人女性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讨人喜欢的白人男性选中的伴侣。
观众最终可能会看到美国版本的《妈妈，你的床上有个男人》，因为好莱坞最近再次发现（正如好莱坞在《春秋风雨》[2]和《平姬》[3]这样的影片大受欢迎时期发现的那样），以跨种族关系为中心的影片能够吸引庞大的观众并且赚个盆满钵盈。通过聪明的市场策划，好莱坞能够利用白人至上的态度和情感偏见，这些东西传统上造就了白人观众的欲望。一度被视为毫无价值的东西能够变成“抢手票”。目前，种族是热门话题。在我最近写的关于种族和表征的《黑人的凝视》一书中，我强调说，黑性作为商品利用了种族禁忌这一主题；我们的文化到了一个时刻，市场要求白人和白人以外的所有其他人抛开偏见和仇外心理（对差异的恐惧），愉快地“吞食他者”。
这种“吞食”的上好例子就是好莱坞影片《保镖》和独立影片《哭泣的游戏》。两部电影都强调了越界的关系。《哭泣的游戏》探索了种族、性别和国籍的界限，而《保镖》则探索了种族和阶级的界限。两部影片在其各自风格的影片里都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然而，《哭泣的游戏》受到了批评界的欢迎，而《保镖》被批评家劈头盖脑地痛贬。《娱乐周刊》之类的杂志给前者打的分是“A”，给后者打的分是“D”，尽管从艺术水准上来看，后者当然是一部更好的影片（表演更高明，情节更复杂，脚本写得好），《哭泣的游戏》打动观众的要素与《保镖》打动观众的要素两者之间相似之处大于不同之处。两部影片都是浪漫故事，两者都看中了被视为禁忌的欲望，并且反映了边缘爱情这个主题。
当批评理论和文化批评呼唤我们拷问政治，拷问种族、民族和性别问题时，这些电影用以下观点取代了这个关键的挑战：即实现和解与救赎的地方在欲望领域而非政治领域。虽然两部电影都利用了种族主题，导演却否认种族的重要性。在《保镖》之前，美国观众从来没有在好莱坞电影中看到一位主流白人男星选择一位黑人女性作情人，然而影片的宣传却坚持说种族并不重要。凯文·科斯特纳在接受黑人杂志《乌木月刊》[4]的采访时抗争道：“我认为种族在这里不成为一个问题。这部影片描写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变成了种族关系，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同样，尼尔·乔丹在采访中谈到《哭泣的游戏》时，没有在种族上认同黑人女性人物，她总是被称为“那个女人”。例如，《炸弹》[5]杂志的劳伦斯·赤（LawrenceChua）采访乔丹时，乔丹说：“弗格斯想象中的那个女人是一回事，弗格斯发现的她却是另外一回事。”这两个结论都暴露出这些白人男性不拷问自己的位置或立场到了何种程度。进步女性主义思想家和文化批评家不断地呼吁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白人至上允许那些实施白人特权的人不认可种族权力，而是表现得好像种族问题无关紧要，他们甚至帮着确立和维持了种族等级，并将这个权力领域固定化、绝对化。
在《哭泣的游戏》和《保镖》两部影片中，赋予影片锋芒的是黑人“女”主人公的种族身份。早在观众了解到迪尔（Dil）是个易装癖者之前，她的异国风情就激起了观众的兴趣，体现的标志就是种族差异。她/他可不是一位随随便便的黑人老妇人；她/他身上包含着“悲惨的混血儿”这个角色，这种角色一直都是好莱坞电影中有性吸引力的黑人混血荡妇。由于大多数观众在观看影片之前不知道迪尔的性身份，而该片以种族和民族作为差异的场所做文章，因此观众最有可能是受此吸引而去观看。凯文·科斯特纳坚持《保镖》与跨种族关系无关，这简直傲慢得荒唐。事实上，因为它描述了一位黑人女性与一位白人男性的关系，角色由巨星科斯特纳和惠特尼·休斯敦扮演，大量的观众蜂拥去看该片。黑人女性观众（与许多其他群体一道）蜂拥去看《保镖》，就是因为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把黑人女性作为白人男性选中的伴侣，这种表现从来都被种族主义政治以及好莱坞白人至上主义拒之门外。如果这种事情不可能出现，那么黑人女性就几乎不能在影片中扮演主角，因为通常那个角色意味着她将与男主角有瓜葛。
《哭泣的游戏》对迪尔［杰伊·戴维森（JayeDavidson）饰］、《保镖》对蕾切尔·马伦［惠特尼·休斯敦（RachelMarron）饰］的描述超越了常规。在这两部影片中，她们都是白人男性爱慕的对象，但同时她们又落入黑人形象的窠臼：她们纵欲过度，在性方面主动且经验丰富。迪尔是名歌手/妓女（影片从未真正解释她扮演性工作者的性质），蕾切尔·马伦也是一名歌手/妓女。传统中好莱坞的性感黑人女性总是娼妓，这两部影片并没有打破这个传统。即使迪尔的工作是理发师，马伦靠卖艺挣钱、但她们诱人的地方却在性方面。在大众传媒的表征中，白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刻板形象告诉我们，刮开任何一个黑人女性的性表面，你会看到一个妓女——她与人上床，明显滥交，她无力恪守诺言，善于引诱和背叛。迪尔和马伦两人就都不愿意费心思去了解她们所爱的白人男子。两个例子都是一见倾心——或者应该说是一见倾“性”。对“他者”的真正了解会破坏性神秘，两部影片都表明了由无知引起的禁忌感，由快乐和危险引起的禁忌感。即使是弗格斯［斯蒂芬·雷（Ste-phenRea）饰］在寻找迪尔，迪尔却迅速成为性主动一方，为弗格斯服务。同样，马伦引诱了弗兰克·法默（凯文·科斯特纳饰），后者是她雇的保镖。两部影片都表明，这两位黑人女性的性诱惑力极其强烈，这些脆弱的白人男性丧失了所有抵抗的意志（即使弗格斯不得不面对迪尔生理上不是女性这个事实时也是如此）。美国奴隶制时期，政府中支持把黑人送回非洲的白人男子征集请愿，警告正派白人男性与放荡的黑人女性之间发生性关系的危险性，特意要求政府“将这个诱惑从我们这里除去”。他们要求政府来控制他们的情欲，免得自己失去控制。白人男性与黑人女性之间无法控制的色欲不是禁忌。只有当这种色欲发展到一种负责任的关系时，它才成为禁忌。
《保镖》向观众证实，不管蕾切尔·马伦与弗兰克·法默之间的爱情有多么神奇、性感或者刺激，这爱情都行不通。如果我们胆敢想象这爱情有出路，那首有力的主题曲总会出现，提醒我们这爱情不会有出路。即使该曲的主要副歌唱道“我会永远爱你”，曲子的其他部分却表明这个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分手的恋人讲述着“我将永远珍藏那苦涩而甜蜜的回忆”，然后又说“你我都知道，我不是你要的”。既然影片对此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观众只能推断是种族和跨种族的浪漫故事使得这场爱情变得不可能，虽然这个话题没有明说，也不会得到承认。《保镖》先是引诱观众相信白人男性和黑人女性之间会产生怡人的浪漫故事，然后告诉我们那个关系注定要失败，这就是这类电影的程式。这样的寓意能让仇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观众感到满足。他们渴望禁忌能带给他们愉悦，同样，影片结束时人物转回到原位也让他们感到欣慰。影片肯定了种族污染和种族融合带来的危险，白人至上主义的观众在此找到了他们所坚持的这个观点，而谴责跨种族情爱关系的黑人民族主义者也会从中得到满足。我们其余的人则被抛在一边，寻思这场爱情怎么就成不了，不得其解。
我们离开影院后，显然，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的力量——它在历史上将黑人女性表征为“不讨人喜欢的伴侣”，即使她们是讨人喜爱的性对象，从而使得社会不会接受有势力的白人男性向黑人女性寻求建立负责任的爱情关系——会继续讲述我们这个社会中浪漫伴侣关系的性质。如果异性恋白人男性选择与黑人女性形成严肃的关系，那么白人至上的男权制的未来将是什么样子呢？很明显，这种结构将会被颠覆。值得注意的是，《保镖》再次肯定了这一点。弗兰克·法默被描绘成一位保守的共和党家长，一位国家的捍卫者。一旦他离开了那位引诱了他、让他沉迷的“女魔头”，他就回归到正路，成为这个国家男权遗产的维护者。影片中，我们看到他保护着白人男性国家领导人。这些最后的场景表明，爱上黑人女性会妨碍他为国增光，让他无法保卫祖国。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哭泣的游戏》展现出欧洲不再是白人的欧洲，欧洲公民有多元文化、多种肤色，并由此质疑了纯粹国家这个概念，但是，通过对弗格斯的刻画，该片也表明，白人爱尔兰男性由于和黑人女性保持浪漫关系，可以割断民族联系，放弃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责任。与《保镖》不一样，尼尔·乔丹的电影表明，与民族身份的决裂可以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但他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表明这一点的：人们就算想要放弃民族身份，他们仍需为自由去奋斗。他的电影表明，在英国，民族身份不是流动的，也不是静止的，它并不是那么重要。通过这种方式，该片偏离了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以及英国殖民主义，使之成为一个人人都能获得自由、不再受限于门类之分的地方。在这个神话般的世界里，欲望的满足被表现为自由的最高表达。
为了与殖民思维合拍，与种族刻板印象吻合，黑人男女的身体成为一个场所，一个嬉戏的领地——在那里，白人男性能够解决围绕自由而生的冲突，满足他们对超越的渴望。在弗格斯的眼里，黑人男囚乔迪［福雷斯特·惠特克（ForestWhitaker）饰］身上蕴含着他的那些白人同志们已经丧失了的人性。虽然乔迪是个成年人，却天真而充满孩子气，是一个新原始人。乔丹在与赤的访谈中说，在乔迪与弗格斯的关系里，弗格斯“就像母亲”，从而肯定了他想把乔迪表现成充满孩子气。乔迪在感情上引诱了弗格斯，改变了他与弗格斯之间的权力关系。乔迪代表着情感，跟迪尔（又一个原始人）一样，乔迪没有割断与情感的关系，或者说，与情欲的关系。黑人男女就像孩子，他们需要白人父母/保护人，该片重点突出了这种描绘。即使雷试图扭转这种表现，比如影片结束时，迪尔成为了照顾者，扶养弗格斯的人，但他的两个表现都一再印证了种族刻板形象。
当弗格斯消化了乔迪的人生故事，包括那个塑造了黑人男子乔迪世界观的神话叙述，随后又侵占了他在迪尔的感情中的位置后，弗格斯便“吞食了那个他者”。影片结束时，白人男主人公弗格斯不仅吞噬了乔迪，而且把乔迪的叙述挪为己用，用它来宣告自己对迪尔的占有。乔丹说：“对乔迪的痴迷导致弗格斯用已失去的乔迪的形象来重新塑造她（迪尔）。”黑人的身体于是就像黏土——可以塑造成任何白人男子想要的东西。他们蕴含着他的欲望，反映出殖民主义的范式，提供了一幅浪漫图景：白人殖民者进入黑人领域，占领它，拥有它，用它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弗格斯从来没有充分认可迪尔的种族和性。就像现实生活中的科斯特纳和雷，他可以将黑人的身体变成他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场所，但他不必尊重黑人的身体。
大部分对《哭泣的游戏》的批评和评论都没有讨论种族，而那些讨论了种族的评论则说，这部影片的力量在于它坚持认为种族和性别最终都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内含的东西。然而这个观点被一个事实所击破：所有从属于白人权力的人都是黑人。即使这部影片（就像《保镖》一样）表明越界和接受差异可以产生愉悦，这是它诱人的地方，但它却并没有打破传统对权力、臣服和统治的表现。黑人允许白人男子在电影中对他们进行重构。当迪尔不要弗格斯作任何解释，急切地献上自己的女性身份去满足他时，迪尔的易装就显得不那么激进了。弗格斯的行为明显是男权家长式的。迪尔给予了比利·霍利迪[6]式“嘘，别解释”的爱，厌女者和怀有性别歧视的男性对这种爱向来向往已久。她与弗格斯共谋，支配乔迪的身体。
迪尔突然间变成了甘愿急切地为她的男人做任何事情的传统“小女人”，令为她在整个影片中敢于挑衅、勇敢大胆的风格着迷的观众大为不解。她甚至愿意去杀人。她的矛头很方便地对准了影片中唯一一位“真正”的女性，祖德（Jude），她碰巧是位白人。当迪尔对弗格斯扮演起母亲的角色时，她由娼妓的角色转换到了保姆的角色。但是当迪尔被诱使，相信弗格斯会照顾她时，这种角色被突然颠倒。影片结尾处，迪尔的位置没有任何激进之处。身为照顾白人男人的“黑人女人”，她身上留下了一种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刻板印象。作为一名照顾、等候男人的“小女人”（记着，那个女朋友却没有忠诚地等候乔迪），她体现出一个性别歧视的刻板形象。
在《哭泣的游戏》的大部分地方，观众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对我们传统中许多身份概念进行了颠覆。那个英国士兵是黑人，他的女友结果是位易装癖。弗格斯轻易地放弃了爱尔兰共和军自由斗士这个角色（这个团体被简单化地描绘成仅仅是恐怖主义者），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这部影片大部分地方欢迎我们拷问身份政治的局限性，告诉我们，欲望和感情可以如何破坏我们是谁、我们代表着谁这些固定概念。然而在影片的最后场景中，弗格斯和迪尔似乎只对扮演充满性别歧视的性别角色感兴趣。他重新变成一位被动、沉静、无情、“理性”的白人，那个他在片中曾经寻求逃避的身份。迪尔也不再大胆，不再挑衅，成了身兼性对象和照顾者的黑人女性。忽然间，异性恋和迪克-简式的生活方式被激发，成为理想——差异和模糊到此为止。对身份的复杂解读被抛弃，一切复归原位。这就难怪主流观众发现这部影片如此容易接受。
在一个系统性地对黑人女性进行贬损的文化中，只有处在为他人服务这个范围之内，我们的存在才被视为有意义。一部影片象征性地重现我们这个角色并受到观众的喜爱，这似乎并不奇怪。（我说象征性的，是因为实际上迪尔是个黑人男性。这个事实表明，在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的帝国主义世界最好的一面也没有女性存在的必要。）黑人女性的存在可以被抹煞掉（用不着存在真正的黑人女性）或者被消灭掉（让黑人男性残忍地杀害白人女性，不是因为她是个法西斯恐怖分子，而是因为她在生物特征上是个女性）。我认为祖德首先是个法西斯分子，但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把她的死看成是由厌女产生的杀戮。我对祖德的谋杀场景进行批判性反思，发现迪尔对祖德很愤怒是因为祖德从生物特征上来讲是女性。不可能只是因为她用了女性气质的外表来陷害乔迪，因为迪尔自己也用了同样的手段。最终说来，尽管这部影片有充满魔力的越界时分，但也有许多地方是保守的，甚至反动的。简而言之，该片表明易装癖者憎恨并且想要摧毁“真资格”的女性；白人异性恋者太想要黑人保姆了，以至于他们自己发明了这样的人物；白人男性甚至情愿将自己对同性恋的恐惧呕吐掉，然后开始与黑人男性建立关系，以便获得那种只有黑人女性才能给予的到家的服务；真正的同性恋男性是爱动粗的畜生；最终要点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不去谈什么种族、性别以及性花样，如果我们都成为不玩角色倒错、也不改变身份的白人异性恋夫妻，这世界将是一个更美好、更宁静的地方。这些反动的观点与《保镖》对差异性表露的保守观点一唱一和。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热烈赞扬《哭泣的游戏》的批评家和那些要么贬低要么忽视《保镖》的批评家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两部影片的相似之处。然而不知为何，《保镖》在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中受到批评和冷遇似乎情有可原。因为尽管情节老套，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黑人的表征，尤其是黑人女性的表征远比《哭泣的游戏》中任何一个形象都要激进得多。好莱坞将黑人女性放到佣人位置这个传统被打破了。事实上，蕾切尔·马伦是有钱人，弗兰克·法默是雇来为她服务的。不管这种颠倒显得有多么虚无缥缈，但它的确对种族、阶级和性别等级秩序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当弗兰克·法默采取行动来充分保护马伦的生命时（黑人女性的生命被奉为至宝，值得保护，我们在美国看到过这样的影片吗？），他将她带到自己父亲的家里，那个白人父亲用父亲式的关怀欢迎她。这又是一个激烈打破种族主义刻板表现形式的做法。一部影片通过对黑人女性进行表现实现了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范式的重大突破，它被批评家贬得一无是处，而另一部影片重申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表现，却被吹捧成别具深意，这不可能仅仅只是巧合而已。即使《保镖》保守地表明了跨种族关系注定要失败，但它还是在种族和表征领域里进行了实实在在的有意义的干预。
很多人成群结队去看《保镖》，其中有些人看了许多遍、他们不可能简单地下结论，说所有写那些评论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干预。考虑到黑人生活以及黑人女性遭到贬低的方式，批评家们可能就是觉得影片中的激进时刻应该视而不见，免得它标志着好莱坞能够做出改变——说明个人能够产生重要的干预。《保镖》的巨大经济成功唤起人们注意到这个现实：出品人、导演、明星能够运用自己的力量，在表征领域取得带有进步意义的改变，即使他们（以科斯特纳为例）不认可这种改变的价值。
尽管有瑕疵，《哭泣的游戏》和《保镖》都描绘了种族与性别、差异与身份问题，属于大胆之作。不幸的是，两部影片都是通过肯定现状来解决由差异、角色和身份转换而造成的冲突。两部影片都表明，他者可能成为白人——在两部影片中都是白人男性——解决身份困境、实现对超越的渴望的场所。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维护了白人文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些影片为差异可能被接受而欢呼，从改变位置、角度和身份中学习成长，这些时刻非常引人入胜，但从根本上来讲，这两部影片引诱了你，然后又抛弃了你。
[1]斯皮克·李（SpikeLee，1957—）：原名SheltonJacksonLee，非裔美国黑人导演、制片人、作家、演员，曾获艾米奖和学院奖提名，其作品以探讨有争议的社会政治问题而著称：任教于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其制片公司“四十亩地一头驴”自1983年以来已经出品35部电影。
[2]《春秋风雨》（ImitationofLife）：1959年发行，该片探讨了黑白混血儿选择认同白人身份，抛弃黑人身份的问题（Passing）。
[3]《平姬》（Pinky）：1949年发行，讲述了一个黑白混血的女孩冒充白人，挣扎于黑人祖母和白人恋人之间的故事。
[4]乌木月刊（Ebony）：美国最出名的黑人杂志之一，由JohnH.Johnson于1945年创刊。其封面人物以非裔名流政要为主，文章致力于正面、肯定地探讨非裔美国人话题。
[5]《炸弹》（Bomb）：美国文学季刊，1981年创刊，以不同领域艺术家的相互采访对话为主。
[6]比利·霍利迪（BillieHoliday，1915—1959）：美国爵士乐家、曲作家。1944年比利·霍利迪发现丈夫吉米·门罗的衣领上有口红后，写了《别解释》这首歌，歌中唱到：“嘘，别解释/说你会留下/高兴你回来，别解释/悄悄地，别解释/解释又能得到什么/别理口红/别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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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激情与它有何相干？与玛丽－弗朗斯·奥尔德曼的访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3激情与它有何相干？与玛丽-弗朗斯·奥尔德曼的访谈
贝尔·胡克斯所有的文章都含有一个令人难忘的证词，一个带着信任讲述的个人故事。为什么人们容易记住她的话？这与那种信任有关——那是一种信仰的飞跃。就她选择去讲述，去记住以及去想象的东西而言，信任使她远不止是“当今美国最前沿的黑人知识分子之一”。贝尔·胡克斯将自己作为牺牲品奉献到批评探讨的祭坛上，这种奉献的方式让我深感触动，贝尔·胡克斯总能让我产生令人欣喜的思想，这种思想只有老到的讲述者才能激发出来。她是三十年之后的“个人问题即政治问题”[1]，证明了女性主义带来快乐、希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生活。
贝尔·胡克斯的《黑人的凝视》为她建立了作为一名著名电影批评家的声誉。她毫不留情地指出：“形象具有意识形态内容，而许多美国观众拒绝这个观点。”她发表了有史以来最尖锐、最具有性别特色的文章，着手刺穿“这堵拒绝的墙”。从胡克斯为《视觉》杂志撰写的一篇关于《哭泣的游戏》和《保镖》的文章，以及九月在纽约进行的一次访谈中，我们可以窥见她的思想。在她的思想里，学术乐趣、艺术和政治干预都是同一件事。
——玛丽-弗朗斯·奥尔德曼（Marie-FranceAlderman）
贝尔·胡克斯（下称胡）：一位爱尔兰的朋友曾经告诉我，“知道吗，你在美国永远做不到，因为那里没有激情的位置”——更不用说有激情女性的位置。也许女性主义的初衷就是如此：我们如何争取自决的空间，如何让有激情的女性能够顺其天性。我对生活中的一切充满激情——最重要的是对思想充满激情。在这个社会那可是个危险人物，不仅仅因为我是女性，而是因为这个社会从本质上讲是反理智、反批判思维的。我也不会认为我们能表现得好像这个社会鼓励男性进行批判思考。这个社会不想让任何人成为批判思想家。我们女性需要这样问自己：“在什么样的男权制背景下，女性才能有创造空间，才能保护自己的才能？”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问题。我想最充分地培育了我的自我的地方是我的家庭，然而那个地方却最让人不安：倘若母亲爱你，然后羞辱你，外部世界也是如此，但拒绝她却要比拒绝外部世界艰难得多。对外部世界说“不”要更容易一些。当情人告诉你——我就这样被告诉过——“我的下任女友将是个哑巴。”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女性要展现自己的创造力会有困难。而且，再加上你是黑人女性或有色女性，这就难上加难了。
玛丽-弗朗斯·奥尔德曼（下称玛）：最近的影片对黑人女性的创造性是如何表现的呢？
胡：《与爱何干》《保镖》和《写诗的贾斯蒂丝》都与富有激情的黑人女性人物有关，但她们都依赖于对黑人女性音乐偶像进行包装，如珍妮特·杰克逊[2]，蒂娜·特纳[3]和惠特尼·休斯敦[4]。没有谁告诉你因为惠特尼·休斯敦是一名了不起的演员，你就必须去看《保镖》，因为我们知道她根本不是一名了不起的演员。我们倒要看看这位音乐偶像在这部电影中到底干了些什么。好莱坞是不是在说我们仍然不能把黑人女演员太当真？
玛：也许仅仅是逗人乐的一类……
胡：在《与爱何干》中，为什么蒂娜·特纳本人非得在结尾处才出现？这就好比是在说安杰拉·巴西特（AngelaBassett）演技不够好——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她演得不好——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部分说明了为什么这部电影变成了更多是拉里·菲什伯恩（LarryFishburne）对艾克（Ike）的叙述，而不是对蒂娜·特纳的叙述。这是一部很悲剧性的电影，因为你坐在影院，看见人们真正认可的是艾克这个角色，而不是蒂娜·特纳。我在《黑人的凝视》这本书中有篇文章题为《出售风情女郎》，谈到了艾克如何完全利用《丛林女王希娜》[5]等电视片来为塑造蒂娜·特纳这个角色提供依据。
玛：而且你还谈到了她实际上绝对不是一个充满野性的女性。
胡：《我，蒂娜》是蒂娜·特纳的自传，写了她的悲剧，太多了——一位具有非凡天赋的女性生于一个对她毫不关心的家庭。然后你遇见了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关心你的男人，他剥削、利用你，但同时你又紧紧地与他拴在了一起。其中有一个场景让人很不安，就是蒂娜·特纳掉头发的那个场景。电影制作人把它做成了搞笑的一刻。哪个女人掉头发还开心？我们这个文化中真是这样的吗？从来没有人想过，也许蒂娜与艾克在一起是因为在这个文化中没有头发就没有价值。不论你有多少套假发……
玛：或者多么漂亮的大腿……
胡：……不管明星有多么了不起，都弥补不了自己有秃斑这个事实。我的意思是，想想整个关系——不仅想想这个文化中所有妇女与头发的关系，而且要想想黑人女性与头发的关系。《与爱何干》抓住一位年轻女性生命中无比悲剧性的一刻，然后把它变成了笑料，变成了闹剧。我忍不住想，为什么这个文化就不能容忍严肃的电影，表现的不是黑人女性的悲剧，而是她的成功。影片以艾克的残暴的结尾，仿佛那就是蒂娜·特纳生命的终结。这一点实在有意思。为什么她是受害者的那段生活比她的成功更有趣？
玛：蒂娜·特纳从某个地方开始对自己的故事失去了控制。
胡：像蒂娜·特纳这样的人物，其悲剧性部分还在于她仍然需要完成艾克为她创造出的那个形象。不知是不是真的，我听说她把自己的故事卖给了好莱坞，但并没有要求看稿子，也没有要求必须经她本人同意。她显然没有，否则电影怎么会成为艾克的故事。我们为什么非得听到拉里·菲什伯恩说不想接这部电影，除非艾克的角色有所改变，除非那个角色能更柔和些，变得更有人性些？我的意思是，去他的艾克！那就是我的感觉。你知道吗，所有的黑人——尤其是黑人男性——一直对我说：“艾克不可能对她那么糟糕。”他们为什么不说：“他对她那么糟糕，难道不是悲剧吗？”这不过表明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黑人，在思考男性和女性的问题上还是充满了性别歧视。这部影片的闹剧成分不仅与制片人有关，他们认为不仅白人不会严肃对待一部描写一位被殴打遭虐待的黑人女性的电影，而且黑人也不会严肃对待。所以你必须让它搞笑。对那些并不可笑的地方，影院中不断传出笑声，笑声之大，简直让我恐惧。她掉头发的那一幕是如此滑稽可笑。事实上，没有哪个女人——包括蒂娜·特纳——挨了打还漂亮。真正的蒂娜·特纳常常生病。与艾克在一起的时候，她有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然而影片却让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美丽、性感得令人叫绝。我们看不到蒂娜·特纳在她的自传中表现出的那种鲜明对照：“前一分钟我还看起来像沉船残骸，登上舞台后我就活力四射。”影片本应让我们感到悲伤，但我们却一点也不悲伤，因为闹剧产生不了那种悲伤。
玛：你谈到蒂娜·特纳由一个受迫害、劳累过度、疾病缠身的女人摇身变成飞身登台的艺人——这与把黑人的生活描写成从棉花田到踢踏舞是一致的。
胡：绝对如此。
玛：也许我们对黑人生活的想象超越不了从棉花田到踢踏舞。
胡：只要好莱坞和电影制作的方式还保持这些“非此即彼”的范畴，我们就想象不出别的。《保镖》在好莱坞对黑人女性人物的构造中有很大的突破——不是因为惠特尼·休斯敦与白人弗兰克·法默（FrankFarmer）有了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白人说她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她的生命值得拯救。传统上，好莱坞会说：“黑人女性是背景戏、迪克西杯子，可以用了就扔。”现在，整部影片所说的恰好相反。影片的好坏姑且不论。事实上，全球几百万的人在观看这部影片，该片不仅从根本上挑战了我们对黑人生活的理解，而且挑战了我们对黑人女性生活的理解。说黑人单身母亲的生命有价值，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颠覆性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中，黑人单身母亲在公众想象中总是被构造成既不美丽又不性感，既不聪明又神经错乱，等等等等。但同时，这部影片的整个信息又是男性家长式的。我们看见凯文·科斯特纳（KevinCostner）的角色与上帝、民族和国家有关，我发现这一点很有趣。
玛：《与狼共舞》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胡：在《哭泣的游戏》中，你看到白人男性为他们的身份而奋斗。在《保镖》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白人男子，他对得起上帝，对得起祖国，十足的正面人物；但他却发现自己身陷人生危机——与这个黑人女性发生性关系，与她相爱。他需要振作起来，但一旦振作起来，他就一定要走回头路。所以我们有了影片最后那一幕，他回归了上帝，回归了祖国。那全是白人的世界，全是男性的世界。当然，影片让我们觉得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没有允许自己被他者和差异冲昏头脑，然而这部影片总收入能达到13.8亿美元，原因正是现在人们对他者问题和差异问题感兴趣。凯文·科斯特纳和尼尔·乔丹（NeilJordan）都一再说他们的影片与种族无关。凯文·科斯特纳说：“如果人们去看《保镖》，并且认为这是一部关于种族的电影，这会是一个遗憾。”那么，他以为人们究竟为何去看《保镖》？没有谁对白人男人和黑人女人上床感兴趣。人们关心的是有钱的白人男性——虚构的弗兰克·法默，还有真实的凯文·科斯特纳——被惠特尼·休斯敦所迷倒。他们去观看的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不是去看床戏。因为，白人男性与黑人女性发生关系在色情电影中我们要看多少就有多少。《保镖》是关于爱情的电影。这种爱情的力量非常大，能使人们跨越某些价值观。再想想它与《哭泣的游戏》的对照，我们再次碰到欲望与爱情这个主题。欲望和爱情如此强大，它允许人们超越国籍身份、种族身份，最终超越性身份。我发现，两部影片传达出的最反潮流的信息就是：我们不需要政治，我们不需要斗争。除了欲望，我们别无所求。欲望成为发生联系的地方。这个对欲望的理解非常具有后现代想象。它是越界后的新领域，扫除了激进政治的需要。
玛：安德烈亚·朱诺（AndreaJuno）和V.韦尔（V.Vale）在《愤怒的女性》一书的前言中把当前人们对性别转向和性越界的着迷解释为一种对人口过剩的反应。换句话说，人们知道某种制度已经不适合他们，并“开始运用选择来重新发明他们的生物命运”。是不是因为这样，欲望才变得如此重要？
胡：那是一种神话诗学的解读，对此我能接受，但我认为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使我们回归到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如今已深入社会，那就是变形的梦想——改变社会——并非一定要参与某种形式的痛苦、牺牲和政治行动。知道吗，最近我看的一部电影很打动我——我不停地把它与《社会威胁》[6]作比较——这部电影就是《城市英雄》（FallingDown）。《城市英雄》可以被看成描述了西方文明的终结。黑人哲学家科尔内尔·韦斯特[7]谈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处的危机部分与不再起作用的西方男权偏见有关，《城市英雄》在某种方式上是一个白人男性在说：“我相信这个制度。这个制度要我怎么做，我做得分毫不差，可还是不管用。这个制度对我来说是谎言。”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有权愤怒得去袭击有色人种，或者袭击其他边缘人群。然而，在许多方面，许多白人正是这样想的。有这样一种感觉，即如果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对白人不管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人阶级白人男性，或者是对中产阶级白人男性不管用——那就是别人的错。这个体制就是这样自我滋养的。事实上，当某种东西变得和我们当下的贪婪一样激烈时，白人男性也一样要承受那种贪婪引起的后果。这就是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令人恐怖的事情之一：我们看不到所发生的这种后果，有色人种尸横遍野，——美国人习惯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全世界有色人种的尸体象征着帝国主义的危机，以及整个白人至上这个畸形事物发生的危机。有趣的是，人们谈论种族清洗时并没有与种族纯洁和白人至上这样的神话概念联系到一起，这是这个国家发生的争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南非正在抵抗的东西——那个白人至上的神话——美国黑人也正在上演这个神话，因为我们吹捧浅肤色、直头发的人而忽视其他黑人。它表明那个神话已经多么深刻地镶嵌到了我们所有的想象中。《城市英雄》不仅捕捉到了由此产生的恐惧，而且抓住了大众媒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一个场景，白人男性试着使用那件大武器，那个黑人小男孩告诉他怎么用，白人男子问小男孩：“你是怎么知道这样用的？”男孩说：“我在电影里见过。”
我认为《社会威胁》在许多方面真的不过是一部反动电影。它以“黑人文化”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但这部影片在其叙述中真正探讨的却是这些黑人孩子不是从黑人文化中学会了怎样做这些坏事，而是从观看白人帮匪电影中学会的。影片指出，关于帮匪的全部神话——正如它在饶舌说唱和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不是某种非洲中心或黑人所定义的神话，它其实是一种公众神话，源于电影电视，在我们的想象中无处不在。《社会威胁》中有一个场景，我们看见他们在观看白人帮匪影片，并且想模仿片中的行为。那就是白人至上和殖民主义引发的悲剧。它被整个打包成一部电影呈现给我们，描述关于黑性，讲述关于黑人青年的观点和现状，但事实上它说明了白人至上如何塑造和扭曲黑人青年的想象。影片所说的，就是这些人无力想象走出生活的困境。该片并没有真正颠覆这一点。它对你说的是：当你最终决定去想象一条出路时，你从人间消失的时刻也就到了。这部影片的深层含义是：不要去想象出路，因为只有最残暴的人才能在影片结束的时候还站着。但是在《城市英雄》中，那个白人男子并没有站着。他没有征服地盘。这里有一种感觉，“是的，你现在看到了别人所看到的一切，这个星球已经被弄得一团糟，你也将成为受害者”，与《社会威胁》所说的相反——简直是神话般地——供我们娱乐的那种种族屠杀不会完结，但那些独特的个人会幸存下来，那些幸存者不会是那些梦想有出路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电影是反乌托邦的。它们是反革命影片，因为它们关闭了想象、这十分令人恐怖。同样的，最近《I.R.T少女》这部影片让我感到不安。从潜文本来看，这是一部关于反堕胎的电影。这个女性被描述得如此有力，如此睿智，然而对于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她却束手无策。我在一所城市大学给年轻女性上课，涉及到她们的身体，她们不会如此举棋不定，但人们就是这样想象底层黑人女性的。我给单身母亲上课。她们有意志，有力量继续往前走。但这个社会却对她们说：“你们竟以为能继续往前走，来实现梦想吗？”
玛：卡米尔·比洛普斯（CamilleBillops）的影片《寻找克丽斯塔》讲述了那个问题，谈到了革命。一位妇女——比洛普斯她本人——为了自己的艺术，做了我们中很少有人会想到的事：放弃年幼的女儿，让人领养。然后，二十年以后，她并不否认什么，相反，她通过制作这部影片来庆祝这一切。《寻找克丽斯塔》是一部非常让人不安，同时又是很有趣的影片。
胡：我想这部影片在几个层面上让人不安。有趣的是，我们能够读懂那些为了挖掘创造力，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不管孩子的男性，从来没有人认为这很恐怖，但我们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却为在卡米尔·比洛普斯的电影中所看到的而烦恼不安。这个女性为了确保能继续做自己想做的那种人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对这个女儿来说，这很暴力，同时又是一种巨大的侵害。我向来喜欢卡米尔·比洛普斯的影片。《苏珊娜，苏珊娜》是我最喜欢的影片之一，该片比所有其他独立黑人电影制片人拍摄的作品更加能够迫使人们去思考那些困扰人的各种冲突和复杂的事情。我们还不习惯女性艺术家与艺术之间实现那种关系，不管她来自哪个种族。
玛：比洛普斯做了她认为必须做的事。你知道，“一个女人得做一个女人该做的事”。
胡：有趣。我在读这篇与苏珊·萨兰多（SusanSarandon）做的关于《末路狂花》的访谈，那又是一部非常有力的影片，后来变成了闹剧。
玛：《末路狂花》是一部反动电影。女性可能会斗上一阵子，但在最后，她们一定会停下来。这些女性如果拒绝消失，本来可以成为英雄。想象这样一个故事，两个草莽男子，时势不利之际，决定携手纵身跃进被人遗忘的深渊。这有什么酷的呢？但不知怎么想到让女性消失、自杀就很酷。也许这种希望是一个集体无意识。
胡：影片开始有这样一个镜头。苏珊·萨兰多扮演的角色说：“如果女人流泪，说明她不开心。”有这种感觉，好像她枪杀他不是因为强奸未遂，而是因为他彻底的冷漠。在那一刻，许多男性看到了这种冷漠带来的伤害，但随后，这个场景之后发生的一切又破坏了之前的场景。这就是《末路狂花》的悲剧：它在结尾处没有给人以力量，它让女性主义变成了一个笑话，让反叛变成了一个笑话，它以传统男权制的方式让死亡成为一种惩罚。
玛：然而当这两个主人公决定自杀时，许多女性主义者——包括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为之起立欢呼。
胡：电影制作人莫妮卡·特罗伊特（MonikaTreut）说过的话跟我要说的话类似，如果人们在忍饥挨饿，你给他们一块饼干，他们不会说：“老天，这块饼干太不够了。我不该只配得到一块饼干。我应该得到一顿饱饭。”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我认为人们为《末路狂花》这样一部想象力如此狭隘，如此有局限的电影欢呼真是可怜。但我从黑人那里听到他们对我所批评的黑人电影这样说道：我们的东西就是这些。所以，我们必须为影片中某些很奇特有革新的地方欢庆，同时对它进行批评讨论。
玛：艺术家劳伦斯·韦纳（LawrenceWeiner）把它称之为与疯癫调情。
胡：当这个世界不认可她们，她们也不认可身处这个世界的自己时，许多女性发现自己堕入疯癫。西尔维娅·普拉思[8]，安妮·塞克斯顿[9]，弗吉尼娅·伍尔夫[10]，以及佐拉·尼尔·赫斯顿[11]，这些人的生活就证明了这一点。那是因为，发生在明星女性身上的事情太多，不管她是哪个种族的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这里掺杂有嫉妒。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家庭聚会，有人对我说了非常卑鄙残忍的话，我开始想：“这究竟怎么啦？”我弟弟说，嫉妒，就那么回事儿。有一个我在说：“我不想再往前走了，不想再推进我的创造力了，因为，如果人们嫉妒我，他们就会折磨我。”这倒不是不能应对事情；而是觉得不能应对折磨。我们听到一大堆那些每多少分钟就有多少女性被强奸被暴打的数据，然而，当我们谈起对男权制的恐惧时，他们又让我们觉得那种恐惧不可思议。当今哪个了不起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女性主义者——在许多背景下不是被当做疯子谈论？我们一次次陷入危急，快要崩溃，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没有哪个世界会欢迎我们。
玛：我一想到疯癫，就会想到R.D.莱恩[12]。他说人们的自我是个幻想。我们幻想到深渊，但我们可以产生信仰的飞跃：深渊是完美的自由——它不会导致自我灭绝或破坏，而是恰好相反。
胡：我认为事实是：你我让世界存在，世界才存在。所以我认为我们不是得不到它，而是我们必须打造它。因为每个人都在买我的书，人们对我做了这些评论，如果我轻信我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那才真的是会害了我。这些人买你的书，写评论，说你是个伟大的思想家，等等等等。如果你去寻觅这些人，你会变得头脑不正常。我想嫉妒就是因此而产生。这就是为什么影片《莫扎特传》如此精彩。它说有时候人们想要消灭你，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你的力量——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点，并且不想让它存在。那就是为什么麦当娜，这位当今美国最有力量、最有创造性的女性之一，在观众面前为自己再造了一个附属的、受害者的形象。某种意义上，她的存在并不会让人感到害怕。如果麦当娜摆出这样一个形象、宣称：“我有力量，我会自我修复。我会去处理童年时别人对我的虐待，我会继续创造性地想象女性通往性自由的途径。”真的这样，麦当娜又会是怎样一副情形呢？我想她会变成一个更具威胁性的形象，而不是《名利场》中那个青涩小女生的情色照。这种小女生的形象使她能够被人购买，被人忘记。
玛：也许这在她是一个有意为之的策略：一组小女生的甜美照片，然后，砰！她又打破了新的禁忌，或者至少遇到了新的禁忌。
胡：桑德拉·伯恩哈德（SandraBernhard）是又一位有创造力的女性。她致力于对越界问题的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新的进展。我刚读完了她的著作《爱，爱，爱》。她玩味着差异这个概念，将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化，谈论传统中关于引诱和惊悚性爱（俘虏和征服），她谈话的这些方式中有某种东西特别令人兴奋。
玛：这个概念——引诱和背叛——你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谈到这个话题。
胡：我曾有一位朋友，我们经常在期刊上发表讨论电影的文章，谈到不同的影片。我们写到一件事，那就是关于对惊悚的讨论。希区柯克的惊悚大片中常表现出和解的意图，然而如今，像《刀锋边缘》这样的惊悚影片在结尾处秩序没有得到恢复，没有牵涉到两性重建和谐，破镜重圆——对背叛行为的谅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不得不努力化解朋友、情人、父母对我们的辜负。我们不会将辜负我们的人抛开了事，去寻找更好的爱。生活召唤我们去解决某些形式的辜负。
玛：解决辜负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爱。
胡：绝对正确。战胜辜负会使我们理解同情、宽恕和接受，会形成某种有力的爱。我的这个观点让人们不高兴，但我喜欢史翠姗的《岁月惊涛》，我认为它是两部电影。第一部电影写的是为了去爱而进行自我修复，就是尼克·诺尔蒂（NickNolte）这个角色所表现的。第二部电影是垃圾，即芭芭拉·史翠姗（BarbraStreisand）想勾引那个主流白人男性。最近我观看《岁月惊涛》时，看到她与他发生性关系的那段时使用了快进，这样该片就成了一部男性回归爱的影片，寓意深刻。这部影片表明，如果男性不进行自我拷问，就没有能力去爱，没有能力去体验任何成熟的关系，维持一种快乐的关系。许多讲述白人男性心灵得到治愈的电影——比如《渔王》和其他影片——都试图说明：“白人男性们，如果你们要想体验任何爱情，你们都必须带着某种程度的批评思想来看待自己。”但好像没有哪部影片对黑人男性说，为了了解爱情，他也需要批判地看待自己。
玛：伯内特的《带怒而眠》呢？
胡：查尔斯·伯内特（CharlesBurnett）是位很有影响力的电影制作人。这部片子是他最弱的一部，但引起的注意却最多。丹尼·格洛弗（DannyGlover）演的那个角色太强了，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是创造力变成杀人狂的象征吗？
玛：他就像那个造雨的人，伯恩特·兰开斯特（BurtLancaster）的《造雨人》。
胡：哦，是的。他躺在厨房地板上时，就无力施展自己的魔力和创造力。用黑人男性形象的话来说，他就是完了。我想说，约翰·塞尔斯（JohnSayles）在《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兄弟》里对黑人男性角色的描述是一个越界的时刻。那个角色的爱情场景与《希望之城》中的女性之间的爱情场景是一种有趣的表征。它允许男性进入异性恋性爱空间并激发起柔情和相互愉悦。然而，我的确认为约翰·塞尔斯与黑人女性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关系，因为他总是把我们描绘成戴着奇怪的假发套的样子——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兄弟》中的那个女性和《激情的鱼》中的那个黑人女性。
玛：我们谈谈爱与恐惧吧。
胡：《西雅图不眠夜》是一部非常有趣的电影，涉及激情、爱和恐惧。你失去了伟大的爱，而且这种爱不可能再有。《末子阴阳情》和《西雅图不眠夜》两部影片都讲述了这种恐惧。爱的激情与欲望的确能将人毁灭掉，就像失去嗅觉和味觉。《红高粱》和《菊豆》这样的电影中有那种强烈的激情——那种在精神上和情感上与另外一个人如此深地联系到一起的感觉。富有悲剧性的是，我们这个文化非常荒唐地强调互相依赖——尤其是对女性——以至于女性要想说清楚那种能改变生命的激情到底是什么实在太难。我认为我们的文化不认可激情，因为真正的激情具有破坏界线的力量。我希望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们参与彼此间的差异，其方式具有救赎的作用，充满了希望和可能。不是这种“为了爱你，我必须改变你”。这就是压迫的全部内容：为了靠近你，我必须占有你，再造你，重塑你。《保镖》和《哭泣的游戏》中暗示了救赎式的爱。然后，这种爱消失了，我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寻找。它为什么会消失？
玛：同样的原因，特尔玛和路易丝必须死去。
胡：是的。我们必须到美国以外的电影中去寻找救赎式的爱这种理想——不管这种爱是异性恋中的爱，还是不同性行为中的爱——因为美国是一种压迫文化。爱减轻侵害，然而我们建构欲望的背景是压迫，它一直都与侵害有关。当下我们的文化一定非常渴望这种充满希望的爱，因为人们对《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和《浓情朱古力》是这样的如醉如痴。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尔（PedroAlmodóvar）几乎总是在探讨那种张力：人们一方面对获得认可和爱怀有欲望，一方面对被抛弃深感恐惧。在《捆着我！绑着我！》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完美的中产阶级式的治愈。由于那个女性爱上了绑架她的人，许多女性主义者憎恨这部影片。然而，事实上，在真实生活中，我们总会遭遇矛盾的情形。我们在一团乱麻中创造可能，去实现超越。就性与权力问题，我的确感到某种女性主义的话语逐渐减少直至完全停顿，因为欲望能够干预我们的政治信仰、价值体系，干预我们所宣称的种族、民族，甚至性的纯粹性，而人们无力与之达成妥协。我认为我们文化中的普通人并不知道何谓激情，因为电视和大众媒体天天都在说：“感情疏离，嗜好不良是你的最佳生活选择。”我们看了太多让人失望的电影，那些电影没能给出一个召唤我们去重新感知的世界。如果我们无力感知，那么我们了解爱情就毫无希望。
[1]“个人问题即政治问题”（“ThePersonalisPolitical”）：第二波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提出的著名口号，1969年美国激进的女性主义活动家汉尼希（CarolHanisch）发表同名论文，使该短语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2]珍妮特·杰克逊（JanetJackson，1966—）：出身于著名的音乐世家杰克逊家族，是20世纪70年代红遍欧美的Jackson5家庭乐团里年龄最小的成员，超级明星迈克尔·杰克逊的妹妹；拥有16首销量过50万的黄金单曲，曾连续五张专辑排在Bill-board200排行榜榜首，多次获格莱美奖。
[3]蒂娜·特纳（TinaTurner，原名AnnaMaeBullock，1939—）：美国歌手，十六岁出道演唱，曾八次荣获格莱美奖，从艺时间超过半个世纪，被称为“摇滚皇后”。
[4]惠特尼·休斯敦（WhitneyHouston，1963—）：美国歌手、演员，专辑销量达5.5亿张，被《滚石》杂志列入最伟大的100名歌手。
[5]《丛林女王希娜》（Sheena，QueenoftheJungle）：希娜是美国漫画书中的人物，从小在丛林长大，擅长使用武器，能与野兽交流。
[6]《社会威胁》（MenaceIISociety）：1993年上映，孪生兄弟休斯（AllenandAl-bertHughes）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反映了洛杉矶中南区黑人青少年的成长问题，该片因频繁出现的暴力、猥亵、毒品场面而受到批评。
[7]科尔内尔·韦斯特（CornelWest，1953—）：美国哲学家、批评家、牧师、民权活动家、现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非裔美国研究中心和宗教系。他从非裔美国浸礼会、实用主义、超验主义等多种传统中汲取学术资源、将政治、道德融入批评，对20世纪60年代后的民权运动多有贡献。其作品大多探讨美国社会中种族、性别、阶级的作用，以及人们在“种族控制”下的行为和进行的反抗。
[8]西尔维娅·普拉思（SylviaPlath，1932—1962）：美国自白派著名女诗人，著有半自传体小说《钟形罩》。
[9]安妮·塞克斯顿（AnneSexton，1928—1974）：美国自白派著名女诗人，1967年获普利策奖。
[10]弗吉尼娅·伍尔夫（Virginia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批评家、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先锋，代表作有《达洛威夫人》《到灯塔去》《雅各的房间》等。
[11]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NealeHurston，1891—1960）：美国民俗学家、作家，代表作有《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
[12]R.D.莱恩（R.D.Laing，1927—1989）：苏格兰心理学家，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对精神失常的病因和治疗提出了反正统的观点，认为病人表达的情感应被视为生活经历的有效描述，而非某种（或潜在的某种）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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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牺牲的祭坛：忆巴斯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2牺牲的祭坛忆巴斯凯[1]
你们都被放到牺牲祭坛上了吗？
——黑人教堂歌曲
去年（1992年）秋天，让-米歇尔·巴斯凯的作品在惠特尼博物馆展出。开幕式上，我漫步在人群中，与人们交谈着对艺术的看法。我只问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其作品有何情感反应。我问人们看巴斯凯的绘画作品时感觉怎样。与我交谈的人没有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文不对题，说如何喜欢他，回忆相遇的情景，但对展出却泛泛而谈，似乎有什么东西横亘在中间，阻碍他们自如地表述由作品激发出的情感。如果艺术让我们感动，触动我们的灵魂，那么艺术是不容易忘却的，那些形象会不由自主地反复萦绕在我们的脑海。我常想，许多被冠以“伟大”的正典作品常常是那些在个人记忆中久久挥之不去的作品。挥之不去是因为看着它们，人们会受到感动，心有他属，获得刹那的重生。
那些不为巴斯凯的作品所感动的人常常不认为他的作品“伟大”，甚至连“好”都算不上。显然，这种反应好像代表了主流艺术批评家对巴斯凯的主要观点。作品感动不了他们，他们也就对作品说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他们对巴斯凯的作品嗤之以鼻，但他们的评判常常既无微妙之处，也无任何机锋，反倒纠缠于巴斯凯的生平或者事业发展，并且同时还坚持说他们最有权威评判其价值和意义。［这种做法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亚当·戈普尼克（AdamGopnik）1992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那篇文章。］如果人们不能近距离体会，如果人们确实只能远远地站着去决定画家的生平和作品的价值，毫无疑问，评判就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巴斯凯把短暂的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试图接近艺术经典世界里的白人要人，但他创作的艺术却有意成为一道障碍，一堵横亘在他和那个世界之间的墙。巴斯凯的绘画作品就像一间密室，只有那些能够破解隐藏的密码的人才能登堂入室，巴斯凯的绘画作品对那些希望能一眼看穿的人们是一种挑战。罗伯特·施托尔（RobertStorr）呼吁人们对巴斯凯这方面的风格加以注意，他写道：“关于他的作品，一切都是理解，大部分是如何去理解。”然而巴斯凯的作品拒绝“理解”，全然没有他作为普通人时那种大方、慷慨的热情。
巴斯凯把作品设计成了一道封闭的门，不欢迎那些带着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人来审视。只有当他与沃霍尔[2]或者其他频频出现的人物相伴时，那种审视才能认出他来。只有当他被视为当代美国艺术传统的一部分，那个审视才能看到他的价值。那个传统的谱系可以沿着白人男性追溯：从波洛克[3]，德库宁[4]，劳申贝格[5]，通布利[6]一直到安迪。但几乎没有人将巴斯凯的作品与非裔美国艺术史的传统相连。巴斯凯虽然受到那些经典白人男性艺术家的影响，从他们那里获取了灵感，但巴斯凯作品的内容并不能与他们的作品丝丝入扣。即使巴斯凯能够从风格上进入拒绝大多数黑人艺术家入内的白人男性艺术俱乐部，他的主题和内容却总能再次将他分裂出来，使他变得陌生。
成为障碍的是巴斯凯作品的内容，挑战着欧洲中心的审视。欧洲中心的审视将艺术商品化，将艺术作为支配和赞美的对象。为了与他无比钟爱的街头文化原则保持一致，巴斯凯的作品“朝你迎面扑来”。他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与不同的眼睛碰撞。从欧洲中心的角度看他的作品，人们只能欣赏到对熟悉的西方白人艺术传统进行模仿的那些方面。但从更加包容的角度看他的作品，我们能更好地看到源于不同传统的融合、接触、冲突而产生的活力。很多黑人艺术家，包括我在内，赞美这种包容的维度。巴斯凯的好友、艺术家、饶舌歌手布雷思韦特[7]在对其生平和作品的一次深刻讨论中强调了这一点。在《访谈》中，布雷思韦特承认了他们之间的艺术情谊，并说这种情谊必须归功于他们两人对任何影响都持开放态度这一点，以及他们谈到“其他画家和那些在火车上画画的人”时感到的快乐。
巴斯凯受到白人艺术家的作品的影响和启发，他对这个事实毫不遮掩。当批评家执意将他看作只与西方白人艺术传统相连时，其灵感和影响的多种来源就被淹没、消失了。这些其他的因素之所以消失，正是由于人们常常看不到这些因素，或者即使看到了，也不能理解。批评家托马斯·麦克维利（ThomasMcEvilley）在《艺术论坛》上说：“这位黑人艺术家所做的正是经典现代主义白人艺术家，如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8]所做的：刻意与原始风格呼应。”当他这样说时，他就全部抹掉了巴斯凯与文化记忆和祖先记忆之间的本能联系，文化记忆和祖先记忆将他与“原始”传统直接相连。这样，麦克维利就得出下面这个荒唐的结论：巴斯凯“在模仿白人男性的行为，而那些白人男性自以为在模仿黑人男性的行为”。他没有认识到巴斯凯在与来自两个谱系的拉力较量，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讲是“黑人文化”（根植于散居非裔人的“原始”传统和“高雅艺术”传统），另一方面他又痴迷于西方白人传统。巴斯凯的作品清楚地说明了传统欧洲中心的艺术与他本人的历史和命运之间、与散居黑人艺术家和黑人集体命运之间，分离如参商。他用绘画给出了明证。
为了在作品中给予见证，巴斯凯努力言说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就像蒙召的预言家、他参与了对丧失人性的政治进行广泛的艺术阐释。在他的作品中，通过表现由被弃、离异、破碎和死亡引发的痛苦，体现对黑人身体和思想的殖民化。他的那幅画着一位黑人女性的作品没有标题，伴有“奥林匹亚少女的细节”字样的标记，红漆像鲜血一样滴下来。这里出现了双重批评。首先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批评，然后是对帝国主义宣传自己的种种方式、对它通过文化和艺术生产自我的方式进行批评。这个形象既丑陋又诡异，但这恰恰是它的本来面目，因为巴斯凯揭露的正是那些传统的丑陋之处。他先是接受了欧洲中心主义对伟大和美丽的评判标准，同时又要求我们承认这个评判标准所遮盖的残酷现实。
巴斯凯绘画作品中传达的“丑陋”不仅仅在于白人殖民的恐怖，而且还在于黑人共谋和背叛的悲剧。《一位黑人警察的讽刺》（1981）和《为大众提供的高品质的肉》（1982）这类作品表现了这个立场。这些形象是赤裸裸的暴力，讲述了遭到撕裂、掠夺的恐惧。巴斯凯所展现的黑人身体被商品化，被支配，被用来“服务于”白人主人的利益。黑人的身体是不完整的，从来不曾被完整地体现。即使在为黑人明星（体育明星、娱乐明星）的工作“大声宣扬”时，巴斯凯描述的仍旧是那种不完整性，传达了共谋具有的负面作用。这些作品表明，与资产阶级白人范式同化与合作能导致自我物化，这个过程与白人文化中任何形式的种族欺压同样灭绝人性。压迫者们想要我们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就满足于成为那个样子。这样的黑人形象永远不可能充分实现自我，这个形象表现的肯定总是支离破碎。巴斯凯的作品表达了对同化和物化导致孤立的直接认识。他的黑人男性人物孑然独立，彼此分离；他们不是完整的人。
将《杰克·约翰逊》（1982）和《无标题（休格·雷·鲁宾逊）》（1982）之类的作品仅仅视为对黑人文化的赞美，这未免过于简单。黑人男性的身体在这些绘画中总是以半成品或者残损的形象出现，成为一种缺失、空白的肖像符号。这种不完整的形象反映了对白人帝国主义进行更直接地批评。《拿着枪和圣经的土著，远征的亚摩利人》[9]（1982）生动地表现了黑性的不完整形象。带着狡黠的智慧，巴斯凯在作品右下角写道：“我提都不会提到黄金。”仿佛他需要提醒看客，在看上去只有骨架的卡通般的形象背后，要有意去刨根问底。
在巴斯凯的作品中，人们几乎看不到黑人身体上的肌肉。就像罗伯特·爱德华（RobertEdward）所描绘的澳大利亚土著树皮画中的骷髅人物（X光绘画，即为了强调“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外表以外还有更多的东西”，艺术家描绘动物、人类、精灵的外部特征，同时还描绘他们的内部器官），这些人物被画得入骨三分。因此，为了看明白他的作品，我们的审视就远不止停留在外表形象。巴斯凯的画作鼓励我们去探知黑暗的心脏，让我们的眼睛超越殖民审视，要求我们在思考黑人身边的世界、熟悉的世界时，要铭记逝者的骨骸。
要理解这些画作，人们必须愿意承认黑人生活中的悲剧。在《下一次将是烈火》中，詹姆斯·鲍德温[10]宣称，对于黑人生活中的“恐怖”，“几乎没有语言”可以表达。他坚持认为需要“用语言加以认可的”恰恰是黑人经历中未得到言说的部分。巴斯凯的作品艺术地表达了那种隐秘的痛苦。
巴斯凯剥掉表面，让我们面对赤裸裸的黑人形象。他的作品没有丰润的黑色身躯可供张扬，因为那个身躯在缩小，直到消失。那些渴望被黑色身躯引诱的人只能到别处去寻觅。巴斯凯作品中一再出现的骷髅人物与吉利斯·特尔（GilliesTurle）在《马赛的艺术》一书中描述的人物相似。马赛艺术和巴斯凯的作品都描述了对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的粗暴抹煞。当那个“消失的文化”被商品化，被用来巩固那些维护这种抹煞行为的审美观时，这种抹煞就被表现得越发问题重重。
马赛艺术世界是骨头的世界。马赛人在绘画或装饰艺术中不用颜料而是用猎物的骨头来表达他们与自然和祖先的关系。马赛艺术家相信骨头能说话，能传达一切必要的文化信息，能取代史书的位置。骨头成为个人历史和政治历史的府库。在白人发现它之前，马赛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黑人文化的鲜活记忆最为活跃繁盛。白人帝国主义侵害并摧毁了这种封闭。特尔强调说，虽然骨头是“促使大脑进入一种更深沉的接受状态的强力中心点”，然而那些无法聆听骨头讲话的人却丧失了这种交流的能力。
即使巴斯凯在社交中并不歧视那些不能超越外表形象（谄媚的黑人、邀宠的黑人等刻板形象）的白人，但他在作品中还是向开明的白人公众讲明了这一点。他认为白人无法放弃种族优越的概念，即使这个概念约束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他嘲弄地解构了白人对传统和正典的倾心，他们对传统和正典的迷恋暴露出一种群体的审视，与白人至上审美观相吻合。《讨厌的自由主义者》（1982）这幅画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撕裂的历史。它描述了一位受伤被铁链束缚的参孙[11]和一位更当代一点的黑人形象，他不再赤身裸体，而是衣冠楚楚，身上醒目地挂着“不供出售”的牌子。画中的白人形象高大得近乎傲慢专横，挂这个牌子就是为了排斥这个白人形象。尽管巴斯凯对如何尽早出名乐此不疲——迎合合适的人群，拉关系，建人脉，和“白人”艺术高层拉上关系——他却选择将自己的作品变成一个批评商品化进程的地方，尤其是将黑人身体和心灵商品化。白人使“黑人”带上了异国情调，巴斯凯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作品中嘲讽了这个过程，宣称“黑人”是一个“密西西比三角洲未被发现的天才”，迫使我们去质问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发现，以及为什么要去发现。
在所有作品中，巴斯凯都将帝国主义与男权制相连，与阳具中心的宇宙观相连。在那个宇宙观里，男性自我与英雄主义神话密不可分。巴斯凯作品中反复出现王冠这个形象，它唤起人们注意西方对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痴迷，并对此加以嘲讽。艺术史学家罗伯特·法理斯·汤普森（RobertFarrisThompson）说，王冠这个被崇拜的对象反映了巴斯凯对“王权，英雄主义和街头生活”这个主题非常沉迷，长久不衰。麦克维利对王冠做了类似的解释，认为它代表一种“双重身份的感觉，作为王权的自我已因此丧失，但仍依稀记得”。他解释道：“在巴斯凯的所有作品中，通过展现流散非洲人的具体景况，神圣或遭流放王族的主题被拉回到现实或被放置于历史中。那个在另一个世界里曾经的王（当他回到那里，他可能会再次称王）可以被具体想象为瓦图西勇士[12]或埃及法老。”
毫无疑问，巴斯凯本人对荣耀与名声十分迷恋，但这个迷恋同时也是他在作品中对自我进行激烈拷问的主题。巴斯凯对自己的成名渴望进行了嘲讽和激烈地批判，汤普森和麦克维利两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巴斯凯的作品中，王冠的形象并非一清二楚：它可能会正面讲述对荣耀和权力的渴望，但那种欲望也与人性丧失相连，与全世界的男性相连。只要能出人头地，他们普遍愿意行任何不义之举。在《王冠（净重）》（1981）一画中，一群戴王冠的黑人与一个戴王冠的白人形成强烈对比。因为被放大的是那个白人，是他监视着人影憧憧的世界，也监视着黑人的荣耀。
在巴斯凯的许多作品中，西方社会的文化霸权斗争被描述为男人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被种族化，成为一场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查理一世》（1982）[13]讲述了“年轻国王大多身首异处”。巴斯凯引出的是一个关于政治和性的比喻。这个比喻融合了阉割恐惧和统治渴望。由于对性征服和政治征服的共同迷恋，黑人男性气质最终与白人男性气质相连。巴斯凯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历史上，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之间的竞争在体育赛场表现得最为明显。巴斯凯将竞争延伸到文化领域（他和安迪·沃霍尔在一张招贴画上身穿拳击服、头戴拳击套相互搏击，这张招贴画并不像它显示的那样单纯快活），这个领域就是音乐，尤其是爵士乐。巴斯凯的作品引起人们关注黑人男性爵士乐手们的创造力，他把他们奉为富有创造力的父亲式的人物。对巴斯凯而言，他们的出现以及他们的作品包含着一种胜利的精神。他认为他们的创造力比白人对手高出一筹，是他们让自己脱颖而出成为一名黑人天才，同时还使他接受了兼容并蓄的智慧。
布雷思韦特断言，巴斯凯感到男性黑人爵士乐手的作品中有一种文化融合，这种文化融合反映了他自己的灵感。有人把巴斯凯的作品与伟大的黑人爵士乐手相连，这使戈普尼克在《麦迪逊大道的原始主义》一文中（注意标题中传达的嘲讽意味）对此不屑一顾并表示了他的愤怒。这种联系被戈普尼克误解和贬低。带着旧世界家长式殖民者的仁慈和高傲，戈普尼克宣称他可以接受巴斯凯作品展的馆长企图将它置于高雅艺术传统：“也许这样做并无害处，或者，在巴斯凯的作品录中没完没了地将他与戈雅[14]、毕加索和其他大名鼎鼎的人物相比，也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在论述巴斯凯作品名录的文章中没完没了地将他与美国爵士乐大师相比，这就不可原谅了”。戈普尼克发怒了。
戈普尼克先讲了巴斯凯自己曾演奏过几次爵士乐，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巴斯凯实际上是一个多么糟糕的音乐家。戈普尼克理解有误。巴斯凯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音乐才华与伟大的爵士乐手们不相上下。他将自己的作品与黑人爵士乐手相连，其意图并不在于肯定自己的音乐才华或艺术才华。这是对爵士乐创造天才表示的一种尊敬。爵士乐肯定融合、混杂和即兴创作。这种音乐的先锋性让他惊叹。他对爵士乐艺术家倍感亲切。他们都有拓展传统（白人）艺术品味边界的这个意愿。巴斯凯在他的作品中赞美了他们之间的那种联系，创造了一个能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黑人艺术社区。在现实生活中，他活得不够长，还没有找到这样一个社区，一个他可以归属的地方。他与伟大的爵士乐手们一样蜚声世界，这是他唯一能宣称拥有的地方。
王冠所象征的名声是黑人男性艺术家通往主体性的唯一可能的途径。不出名就是被人视而不见。因此，人们别无选择。你要么进入阳具中心主义的表征战场，按规则游戏，要么注定被排斥在历史之外。巴斯凯想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他按规则游戏。为了在既有的艺术世界里为自己，也为黑人争得一席之地，他担负起探险者/殖民者的角色。他想干预自己的生活和作品，于是颠倒了白人殖民者的形象。
巴斯凯走进了白人社会的心脏地带。他把这个白人地带称为野蛮残忍之地。旅程有开始，却无法保证有回头路，也无法知道你将有什么发现，在旅途结束时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布雷思韦特宣称：“不幸的是，当人们一旦知晓如何进入艺术殿堂，这就像，啊，见鬼，我这是在哪里？你表现得美妙绝伦，跳着华尔兹进入中央，也许还进入得史无前例地快，但你一旦进入，就会徘徊彷徨，不知身在何处，在我身边的又是何方神圣？”巴斯凯认识到艺术殿堂的名声是男性玩的游戏，他也能精于此道。他塑造刻板的黑人形象，玩起恶作剧。巴斯凯认识到自己是在拿性命作冒险，意识到这场旅行全部都跟牺牲有关。
就个人而言，不为白人接纳的东西统统必须被牺牲掉。为了被白人艺术世界看见，为了被人知道，巴斯凯不得不重塑自己，从白人想象的角度来进行创造。他不得不同时既是土著，又是非土著——接受白人想象所定义的黑性，同时这种黑性又与白性并非不同。正如人类学家A.戴维·内皮尔（A.DavidNapier）在《陌生的身体》一书中所说：“身处我们中间的陌生人实际上是最奇怪的——这不是由于他们有多陌生，而是因为他们与我们如此接近。那么多关于‘野人’，流浪的犹太人以及狼孩的传说都告诉我们，陌生人必须既像我们又与我们有所不同。他们不能是彻头彻尾的稀奇古怪，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认不出他们了。”
为了让白人艺术世界接受，巴斯凯不得不牺牲掉白人不感兴趣或者不迷恋的那部分自我。巴斯凯是黑人，但已被同化。他占据了异域情调的空间，好像那是一个新的边疆，苦苦等待着被殖民。他在白人中间生产了那个文化空间（那块充满异域情调的土地）。在那里，他能在历史上获得一席之地，即便他创造的艺术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拷问了这种摧残和自我扭曲。文化批评家格雷格·泰特[15]在《天才小孩没有人爱》中断言，“巴斯凯的成功意味着进入历史，与主流评论家、博物馆馆长和艺术史学家们眼里西方绘画史上伟大的白人父辈们平起平坐。这种事情最终是他们说了算”。
自愿牺牲并没有使他免受哪怕一点点牺牲之苦。这种痛苦在他作品的私密空间里喷发而出。很少有评论家探讨巴斯凯作品中痛苦的成分，相反，他们强调其作品快乐和赞美的特点。这样，他的绘画作品被简化为景观，似乎巴斯凯频频把他的生活变成滑稽演出，他的作品仅仅是滑稽演出的延伸。艺术能够探讨个人痛苦，因为他知道，看得“目不转睛”的某个世界不愿意看到个人痛苦，甚至不会料到会在那里发现个人痛苦。弗朗西斯科·佩尼热（FrancescoPenizzi）在《浑身伤痕累累：诗歌与哀伤的画》一文里谈到巴斯凯的痛苦。他把巴斯凯的奉献看成“自我献祭，自我牺牲。它不是源于欲望，而是源于放弃希望”。牺牲的仪式起源于内在的精神作用，展现于外表。
巴斯凯的绘画见证和反映了这种贴近灵魂的理解。那些画揭示并讲述了牺牲的痛苦。这些文本表现空缺和失去，呼应着放弃和失败的痛苦。“在精神层面上，（巴斯凯的）主题是神秘的——就是说，它与一个古老的神话有关。灵魂是一位迷失的仙子，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流浪，暂时囚居于一个堕落而受限的身体里。”麦克维利的洞见恰当地刻画了那种痛苦。在巴斯凯作品中，男性被建构为一种空缺，禁锢身体的就是这个东西。身为男性就要陷入没完没了的循环征服，无法获得圆满。
值得注意的是，巴斯凯的作品很少提及他与黑人女性世界的联系，也很少提及给予他影响和灵感的女性世界。巴斯凯在他的作品中总体上否认与女性的联系。这是一个深刻且富有启迪意义的断裂，它启发、拓宽了我们对巴斯凯其人与其作品的想象力。如果对其生平和作品进行简单的伪心理分析式解读，会导致批评家们认为巴斯凯是一个寻找父亲永远长不大的男孩。批评家勒内·里卡德（RenèRicard）在为惠特尼博物馆目录所写的文章中坚持认为：“安迪代表着让从少年时代起一直在寻找的‘白人好父亲’。让的母亲对我一直都是一个谜。我从未见过她。据我所知，她住在一家医院里，不常露面。安迪画过她的肖像。她和安迪是让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
既然巴斯凯与他的生父杰勒德（Gerard）感情深厚，同时，他的周围还有其他导师式的男性人物，说他生活中最大的“缺陷”就是父亲的缺席显得好像不大可能。也许，正是出现了太多的父亲——家长式的野蛮人才导致对母亲的遮蔽，或对一切女性气质/女性规则给予压制，无法回忆——正是这些原因诱使巴斯凯通过比喻性的仪式让他的父亲们成为牺牲品。这种仪式与阳具谋害类似，可导致灵魂死亡。
一个影子般的人物，困于疯癫的世界。因为疯癫，她被关了起来，象征性地被这个世界抛弃，自己也抛弃了这个世界。失去母亲的精神创伤可能造就了巴斯凯的作品。安迪·沃霍尔描绘的玛蒂尔德·巴斯凯（MatildeBasquiat）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笑眯眯的波多黎各黑人妇女形象。正是这个被自己的儿子戏称为“巫婆”的妇女最先看到让-米歇尔的作品，看到他可能是个艺术天才。巴斯凯的父亲回忆说，“是他的母亲让他迈出了第一步，并且把他往前推。实际上她就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让-米歇尔也证实道：“我要说，是我的母亲给了我所有最重要的东西。我的艺术起源于她。”这个人给成功的艺术家巴斯凯提供了有关祖先知识的活教材，同时也给他提供了有关西方白人的活教材，但她却没有在巴斯凯的个人剪贴簿中出现。仿佛正是由于巴斯凯无力在女性力量与阳具中心主义之间达成妥协，才导致他在作品中抹煞了女性的存在。
巴斯凯本人的性体验充满矛盾，然而他却在惠特尼目录及其他地方被刻板地表现为随便与白人女性发生性关系的黑种马。性取向含混是巴斯凯女郎的核心特点，批评家们对此却毫不重视。即使巴斯凯在为成为主体而不是客体进行着自我挣扎，他一贯依赖的仍然是老派男权制男性身份观，尽管事实上他批判性地将男性特点与帝国主义、征服、贪婪、无止境的欲望相连，并且最终与死亡相连。
若与不可征服的感官和感情相连，人就进入了神秘王国。这是巴斯凯渴望进入却最终未能进入的抵抗地带。这是一个恐惧之地，与有意义的抵抗无关，却与疯癫、丧失和漠视有关。巴斯凯的绘画激发出一种恐惧感。但那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恐惧，不是对那个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西方、对那个大家都熟悉的死亡之地的恐惧。不，这恐惧的对象却是那出人意料的地方，那用不着玩“老把戏”人们就能生存的地方。
巴斯凯想要说出或记录下对黑人男性自我的摧残过程，却陷于其中而无力描绘出逃离的路线。内皮尔声称，通过赋予名称，我们就可以不必费力去真正思索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式，藉此彻底改变社会环境，形成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作为一名解构主义大师，巴斯凯在那个时候无法想象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有集体凝聚力的世界，来改变一下现状。麦克维利将巴斯凯的作品视为“为末世论欢呼，或是为末世论的某一范式欢呼的绘画”。虽然其作品清楚地呼唤这种瓦解，但欢呼的情绪却从未持久。巴斯凯生动地描绘了西方的瓦解，但当这种瓦解意味着黑人生活的毁灭时，他却为这种瓦解造成的影响而难过。对死亡和腐朽进行的欢快、幽默、嬉戏的表征如同面具，一层薄薄的欢庆的外衣盖住了悲剧因素。人们紧紧抓住这层外衣不放，拒绝相信面具以外及面具之下还有另外一个现实。
黑人同性恋电影制作人马龙·里格斯（MarlonRiggs）最近说：“许多黑人努力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中维持一些秘密而封闭的空间，来存放那些破坏我们自我感觉的东西。”尽管巴斯凯非常喜好给自己的私人生活戴上面具化上妆，但他还是用画作来打破由他自己创造并帮助维护的自我公众形象。难怪批评家会不断质疑其画作的“真实性和价值”。批评家们无法向自信“了解”巴斯凯的白人艺术世界准确地对巴斯凯进行表征。他们将巴斯凯放入理论工具中加以利用，占有其作品并加以殖民化，让作品总是成为且仅仅成为吸引眼球的看点，从而削弱其力量。巴斯凯研究论著会挑选巴斯凯的画作做封面，选出来的封面画渲染了“惊悚”奇观这种感觉，包括惠特尼目录在内。
特尔在《马赛的艺术》的结论部分说：“当一个大陆的人民被奴役，资源被掠夺，土地被殖民时，犯下这些罪行的人绝对不会与当代批评站在一边，否则，他们就不得不自我谴责了。”有些人对巴斯凯的作品最无动于衷，但为了逃避可能发生的自我谴责，这些人却坚持说最了解他。布雷思韦特知道这一点，他真切希望人们从批判的角度重新思考巴斯凯的作品。同时，他也希望惠特尼画展将最终迫使人们去“看看他做了什么”。
但在这种情况发生以前，布雷思韦特提醒道，现在的白人艺术世界（我还要加上持欧洲中心论的多民族观众）必须首先“自我审查”。他的坚持富有见地：“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必须去除所有的种族主义，不管是心中的还是思想中的。然后，他们才能在绘画中看到艺术。”布雷思韦特号召实施去殖民化进程，而这在目前显然还没有发生（从越来越多的人对画展的负面反应可以看出这一点）。布雷思韦特清楚地说明，唯有改变文化观念，才是全面批评欣赏巴斯凯作品的基础。
《与死亡同乘》（1988）在我的想象中挥之不去，在我的记忆中久久盘桓。这幅画激起精灵附体的想象，一种海地伏都教[16]里驾驭与被驾驭的情形——它是一种使启示、重生和变化成为可能的驱魔过程——我感到由巴斯凯许多作品所引发的恐怖感被颠覆了。取而代之的是这种可能性：棕黑色的人骑着白色骷髅的确“很疯狂”。内皮尔使我们将着魔看成是“真正的前卫行为。那些恍惚着魔的人能够走到已知和可知的边缘，去探索疆界，并安全地回来”。让-米歇尔·巴斯凯的生活中没有这种着魔精灵的保护。内皮尔报导说：“西方表演艺术家有时候在生活中抛弃受伤的身体，而恍惚着魔的人不会那样做。”巴斯凯一定会在历史中作为伤者留下。然而他的艺术将是宣告复仇的证词：痛苦不是我们的全部。巴斯凯的一幅画将牺牲仪式的范式与治愈和回归仪式的范式并置在一起，这就是它最让我感动的原因。
[1]让-米歇尔·巴斯凯（Jean-MichelBasquiat，1960—1988）：海地-波多黎各-非裔美国艺术家，擅长涂鸦艺术和新印象派绘画。
[2]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1928—1987）：美国画家，电影制作人，以《康宝浓汤》成为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他将浓汤罐头与可乐瓶化身为艺术品，打破高雅与通俗的界限。他的作品中特有的单调重复表达了在当代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社会人们普遍具有的空虚感和疏离感。
[3]保罗·杰克逊·波洛克（PaulJacksonPollock，1912—1956）：美国画家，抽象派印象主义运动代表人物，开创了滴画创作法。
[4]威廉·德库宁（WillemdeKooning，1904—1997）：生于鹿特丹，美国抽象派印象主义艺术家。
[5]罗伯特·劳申贝格（RobertRauschenberg，1925—2008）：美国抽象派印象主义画家，波普艺术家。他将日常生活材料运用到绘画中，将传统绘画从二元平面带入三元立体空间，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界线。
[6]埃德温·帕克·通布利［EdwinParker（Cy）Twombly，1928—］：美国艺术家，其作品线条丰富，涂鸦结合字母和单词，具有抽象派印象主义风格。
[7]弗雷德·布雷思韦特（FredBraithwaite，1959—）：也被称为“akaFab5Freddy”，美国涂鸦画家，嘻哈乐手，以向世界介绍嘻哈文化著称。
[8]乔治·布拉克（GeorgesBraque，1882—1963）：法国画家，立体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率先将字母及数字和拼贴手法引入绘画。其作品多为静物和风景画，色彩和谐，线条典雅流畅，风格简洁单纯，严谨统一。
[9]亚摩利人：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古闪族人，基督教《圣经》中指迦南后裔，身材高大如巨人，他们的五个王被约书亚打败。
[10]詹姆斯·鲍德温（JamesArthurBaldwin，1924—1987）：非裔美国作家，民权运动活动家。代表作有《向苍天呼吁》《乔瓦尼的房间》《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下一次将是烈火》《另一个国家》等。
[11]参孙：《圣经·旧约》中以色列的士师、大力士。其情人大利拉把他出卖给统治者腓力斯人，他们弄瞎了他的双眼。参孙念念不忘复仇，在腓力斯人逼迫他表演时，他推倒庙宇，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国清教革命失败后，诗人密尔顿曾写史诗《力士参孙》（SamsonAgonistes，1671）。
[12]瓦图西人：居住于布隆迪和卢旺达，男子身材颀长，多高于7英尺。
[13]查理一世（CharlesI，1600—1649）：英国国王，清教革命中被斩首，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公开处死的国王。
[14]戈雅（FranciscoJosedeGoya，1746—1828）：西班牙画家，作品对欧洲19世纪绘画有很大影响，作有铜板组画《狂想曲》、版画集《战争的灾难》等。
[15]格雷格·泰特（GregTate）：当代美国黑人文化批评家，在《纽约时报》《滚石》《华盛顿邮报》及多家黑人刊物发表各种时文，融合后现代理论和大众文化，对黑人文化进行了独特的解释。
[16]伏都教：海地人的主要宗教，结合了西非和欧洲的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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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赋予阴道以力量：我们不想穿着女装长个阴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1赋予阴道以力量
我们不想穿着女装长个阴茎
我相信麦当娜的力量，相信她长了睾丸，配做新女性主义的保护人。
——凯特·滕特勒：《小镇之声》[1]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首次去欧洲朝圣。年轻的美国艺术家，只要决心过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富有激情，甘居边缘，冒险刺激——那么欧洲之旅就是开始这种生活所必需的。黑人身份、女性、工人阶级、在南方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小镇长大，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礼拜天上午去教堂，这一切很卑微，但都不曾让我想到激进的先锋艺术这扇美妙之门会因此对我关闭。家庭、地域、宗教禁锢限制了我，让我内心孤苦无依。在我的想象中有一个激进的艺术幻想家组成的神圣家园，盼着我去加入，但我知道自己却与之渐行渐远，每每让我心碎。我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种痛苦中度过的，梦想着最终能够找到归家之路的时刻。在我的想象中，家是一个极度开放的地方，一个认同与和解的地方，一个让我可以自由自在进行创作的地方。
欧洲是这种追寻必须的起点。我那时认为那里不会有这里的这种种族歧视。它丧失人性，摧残黑人的创造力，简直无处不在。想象中的欧洲是艺术和文化自由自在的乐土，没有限制，没有樊篱。我在书本上了解到的和从海外黑人作品中读到的就是这样的欧洲。然而，我发现的欧洲却不是这样。我足迹所至的欧洲，种族主义一直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是对“古老原始”和“异国情调”的激情而已。我和朋友初到巴黎，出租车司机就把我们带到一家旅店，四周墙上挂着黑人女性的裸体画像。所到之处，我遇到的都是对黑性的接受和渲染，只是这种黑性仅限于表现原始风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白人不断鼓励我和他们一道，宣扬欧洲是一个比美国文化更开放的地方，自由多，种族偏见少。有时候，他们告诉我，欧洲人跟美国白人不同，信奉一位黑人圣母不成问题。这就是他们的文化能超越种族和种族偏见的证据。而且，欧洲朋友们坚持让我到蒙特塞拉特山[2]朝圣，自己亲自去看看。在黑人圣母的神殿前，我看到长长的白人朝圣队伍。他们祈祷着，哭泣着，渴望触摸、爱抚她，渴望得到这位神秘的黑色女圣人的护佑。在他们的想象中，她的存在就是奇迹的最好体现，与她在一起就是进入极乐之境。的确，只要进入这座圣殿，种族、阶级、性别、国籍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希望和可能在眼前显现。然而，这一刻一点也改变不了圣殿外面那片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种种支配关系。超越现实的可能只存在于神圣的想象世界，但无人可以一直呆在那个世界里。
我的欧洲之旅就这样结束了，回国后我也没有成为波西米亚艺术家。为了获得学术上的成功，为了能够成为我以前从未想过要成为的那种人物，我殚精竭虑，绘画和写作这样的创造性工作被推到身后。到如今，我仍然感到学术界如同我儿时成长的那个世界一样，让我有种身陷囹圄的感觉。冥冥之中有一处地方，它是豪放的梦幻般的艺术家园，能哺育滋养创造力。时至今日，我仍然紧紧地抓着那个梦想不放。
在谈论麦当娜是一个文化偶像这个话题前，我与大家分享这些记忆和思考，把它当做开场白，对麦当娜对我意味着什么做一个交代。我早先迷恋麦当娜并不是有多喜欢她的音乐，而是喜欢她的存在。她的形象如同黑人圣母一样唤起希望和可能，唤起对自由的憧憬。她代表了女性主义的形象，因为她敢于跨越性别歧视的界限；她代表了波西米亚的形象，因为她敢于冒险，敢于承受风险；她代表了勇敢，因为她表现了一种复杂动态、不断变化的主体性。她热情奔放，纵情快乐，却又深谙规矩。对我和许多其他身陷学术圈的年轻女性主义“嬉皮一族”而言，麦当娜象征着未被压制的女性创造性和力量——充满性感和诱惑力，既严肃又强壮。她身上蕴含着我/我们身上激进冒险的那部分女性自我。为了在体制化了的主流世界、在学术圈出人头地，我/我们每天都必须压抑那一部分自我。在很长时间里，她的越界行为是灯塔，是一束指明方向的光，为女性“女性主义”艺术家争取权益，即臻于文化意义上的完整，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近来，麦当娜在公开场合重新展现自我的外在形象偏离了早先颇具政治意味的越界女性艺术形象，众多女性主义崇拜者目睹这个变化，心中不免觉得遭到背叛并且生出失落感。我们渴望见到那位物质女孩[3]成熟之后，仍然还保持一种富有颠覆性的女性主义精神。我们怀有这种渴望，部分原因是想见到严肃的激进女性主义文化偶像能够证实女性主义的预言，即性别歧视试图限制、确定、塑造我们的文化身份和命运，但并不会一直得逞。随着我们这样的女性自身变得不断成熟，麦当娜的这个转变可能标志着一切激进形式的终结，无论是社会激进，性别激进，还是文化激进。许多崇拜麦当娜的女性主义者对此深感忧虑。我们如此需要她那种形式的反叛。那些决心至死不渝地捍卫激进女性主义妇道观的女性们面对的是一个鼓励背叛的文化。她们呼唤着一个能够与男权对抗、与“权力较量”的女性主义偶像。在很长时间里，麦当娜就是那个偶像。由于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运动目前遇到巨大阻力，我们热切盼望出现一些女性偶像，能够让世人看到尽管反女性主义来势汹汹，但我们仍然能够取得胜利。最不堪的是，那些曾经声援女性主义、支持女性要求终止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人，现在却表现得好像这些东西已经不再那么重要、那么非做不可了。这些人更加直接地威胁了女性主义对文化和社会的改造。因此，当麦当娜似乎放弃了先前女性主义的抱负和决心时，我们大家都为此感到难过。
目前，麦当娜在公开场合重新展现自我形象，她采取的方式就是否定和抹去自己早先支持女性主义的立场。立场上的这种重大倒退最初只是隐隐显现，但1992年麦当娜在时尚杂志《名利场》[4]十月号中展现出年轻性感尤物的形象，这种倒退便被公之于众。一方面，《名利场》中麦当娜与莫琳·奥尔特[5]的访谈反映了麦当娜对积极主动的女性性存在看法激进（该访谈配有一个撩人的标题：“物质女孩的性革命/进化”），但另一方面，随文配发的却是无聊老套的幼稚色情图片，两者间的差距令人瞠目。三十多岁已是熟女的麦当娜将自己再造为年轻性感尤物，大概是为了能继续抓住公众的兴趣，博取大众男权社会尽可能长久的色情凝视，以此维持自己的刺激与快感。这暴露出在性别歧视的社会里，女性的衰老如何瓦解所有女性对激进政治和女性主义信仰的追求。麦当娜对大众的吸引力大多根植于叛逆青春这个传说。在文化形象经济中，这个迅速长大成熟的“物质女孩”又能有什么作为呢？麦当娜将自己再次塑造为小姑娘，主要是为了能钻个空子，以便保持永远年轻的形象。再次回到操场上的小姑娘这个性符号，麦当娜抛弃和背叛的是她早先对性别歧视、对女性性存在进行具体表现的强烈质疑；通过这些照片，她宣告同意由男权和异性色情窥视所极度操控的形象生产领域对自己进行表征。
那个敢于挑战现状的“热辣”的麦当娜不复存在了。《名利场》的那些照片无任何“激烈”之处，甚至没有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些照片并未引起我的强烈反应。看着那些照片，我感到的只是悲哀。麦当娜曾经无所畏惧，对歧视女性性存在的机制提出了大胆的挑战，而在这一切之后，处于力量巅峰的她却停止了与那个制度的对抗。她的新形象没有刺人的锋芒。在《性》这部书中，那种颠覆性风格的失落更加明显。转眼之间，麦当娜的形象不再具有政治意义。相反，随着《性》的发行，麦当娜担当起文化享乐主义大祭司的角色。这种文化享乐主义青睐的是对性愉悦无限制的生产和追求，来替代激进、解放的政治实践，后者才给我们身心带来自由。
《性》鼓吹以普遍享乐取代对抗。不断变换的激进主体性是麦当娜早先对抗刻板僵化身份的最精华之处。这种主体性敢于标新立异，愿意冲撞挑战，改变现状，而不是浅薄地裸露炫耀。我记得麦当娜在《物质女孩》这种早期影视节目中显示性的自信与风采。她在《夜线》[6]节目中说她的底线就是不能涉及对女性的暴力、侮辱和损害其人格。但现在消失的恰恰是这种立场。正如苏珊·博尔多[7]在论文《“物质女孩”：后现代文化的消失》中所说，不屑顺从的意愿是“通过前赴后继的政治斗争而不是通过标新立异的解读来实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当娜向现实妥协，但恰恰是在这个文化时刻，她却还在坚持自己属于激进派，宣称“此时此刻我认为自己是革命派”。她声称《性》会起到政治作用，将“打开某些人的思维”，可能会引导读者去接受并宽恕各种不同的性表现。具有讽刺性的地方在于，对于那些习惯于消费各种男权色情和/或所谓的进步色情物的看客而言，《性》并没有提供什么新形象。每次翻开《性》就让我想起高中毕业纪念册。版面设计显得业余，不停变换的字体和风格让我回忆起为高中毕业纪念册而召集的那些会议，我们在会上同意纪念册怎么做都行，但每个人的愿望都要得到表达。《性》中这种不经意的效果看来是刻意为之。在本该高中毕业生和他们的同窗展露面容的地方，麦当娜给我们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性形象，其中许多看起来好像是从《玩家》《花花公子》《女性爱》[8]等杂志上挪过来的，当然有一点特别不同——主角全是麦当娜本人。
这个非比寻常的淫秽色情集可能会吸引一大群读者（尤其是青少年消费者）。他们也许从来不会到能够找到这类东西的地方去寻找这些东西。但说它能改变人们对性行为的看法，这一点让人怀疑。尽管麦当娜大肆宣传，让人们相信她是一位为广大观众介绍越界主体的激进梦想家，但事实上，广告、录像、电影、电视早已开始利用这些形象。麦当娜实际上只是那个利用性和身体表征牟利的市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那个链条专门关注那些曾一度被视为“禁总”的形象。为了使宣传成功，这个物质女孩必须称她的形象与众不同，独到新颖。当然，主要的差别在于，她作为文化娱乐人和文化偶像占有的空间能让她的观众人数远远超过淫秽图片和进步色情的传统消费者的人数。尽管麦当娜希望进行激进干预，但绝大多数读者仍然以传统淫秽物消费者的眼光来看《性》。这本书仅能用来激起窥阴意淫的性快感，而这毫无激进之处。
《性》中最激进的方面在于对同性爱形象的利用。这种利用并不特别。《新闻周刊》论及这种利用，说它已经成为一种新潮做法，并在对《性》的评论中称：
随着打压同性恋成为美国最普遍的仇恨罪，同性恋形象因此变得肆无忌惮，被主流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自从首次装扮玛丽莲·梦露，麦当娜就以身份作为自我防御的形式，演尽了异装皇后这一角色。她搜遍同性恋亚文化的密室来找寻自己的灵感，失去的却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她不仅仅在追随性主流，而且她追随的是同性恋主流。在这一点上，她是先锋。很难想象一个不同时代的重要名流能出《性》这样的写真集，而且还能活下去——把自己变成男同性恋根本不可想象。
换言之，在今天这种野蛮的市场经济下，她竟然愿意消费同性恋色情和/或同性恋形象，这一点与反仇视同性恋和反异性恋的文化意愿背道而驰。
男权色情一贯私下利用同性恋色情。在色情性享乐原则的大框架之内，无论做什么都行，一切禁忌皆成为混合快感的一部分。这种体验并不意味着消费这些意象的人不激烈地维护异性恋并保持对同性恋的恐惧。窥淫欲，或通过幻想体验一下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认为是禁忌的性行为，并不标示着性身份与性传统有什么断裂。仅仅只是描绘这些形象，将之推向大众市场，这么做其本身并不属于什么颠覆性干预，其原因就在于此，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些决裂、挑战的效果。
即便麦当娜经常用刻板的同性恋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的方式来表达男同性恋体验，她在整个生涯中还是利用了男同性恋亚文化的许多精彩之处。（影片《与麦当娜同床》[9]中可见一斑。她的伴舞者大多是非白人男同性恋，她坚持他们是“情感残疾人”，需要她来扮演“母亲”，对他们加以指导管教。）这种女/男家长式的想法与流行文化中所谓在异性恋框架内同情地构建同性恋体验的历史相吻合。流行文化把同性恋表现为变态、颠覆、狂野，是一种“恐惧”，它既迷人又有意思，但宗其根本还是一种“恐惧”。
她的这种非颠覆性表征从《性》的每一页呼之欲出。该书的最初几页展示的是麦当娜和两个女同性恋激进分子在一起的图片，实际上把女同性恋者在视觉上构造成怪物。各种图片都在显示麦当娜与她们的关系，突出表现麦当娜的形象代表着异性恋的规范，一幅“理想女性”的形象。在好几张窥淫者和/或被窥者的图片中，麦当娜处于视觉的中心，而那对女同性恋伴侣则总是处于边缘。大众传媒用男同性恋恐惧症的视角构建男同性恋行为，不断强化刻板的印象，即男同性恋都虎视眈眈，急于扑向天真无邪的异性恋。麦当娜就是天真的象征，而那两个女同性恋代表着满腹邪念。不像麦当娜，她们没有结实强壮的身体，没有一幅装点靓丽、营养充足、绝对美国式的面孔。有一张图片中，麦当娜和那两个女人保持一段距离，表情痛苦不堪，好像到了一个她不该到的地方，好像与她们为伍深深刺伤了她。这是该系列图片中最有力量的非色情或非淫秽的形象。这是一种鲜明的对比，麦当娜总是出现在这些形象面前，仿佛她虽然与她们在一起，但又并非与其为伍。以这种姿态出现的麦当娜诱使在性行为上符合既定规范的读者想象他们也可以消费表现差异的形象，参与到所描述的性行为中，但同时可以不与之有染，不为其所变。
麦当娜体现出资本主义男权色情权力的最高表达，在《性》中的表演可以说达到了窥淫的极致。她窥视，然后要求我们随着她看过去。从头到尾，读过麦当娜开篇所言的读者们知道，我们看到的不是实拍的图片，而是经过精心编造的性演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凝视是受人指引、被人控制的。我们得花钱才可以观看，就像麦当娜得出钱才能让那两个女人跟她一同出镜。我们的视线总是而且只可能被她引向她希望我们看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所谓对同性恋色情和同性恋行为的描述反映的只不过是她的窥淫观。允许我们看到的男同性恋性行为正是被这个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角度所塑造、所传达的。
在麦当娜的色情凝视域里，男同性恋被重新表现为男权色情性享乐主义文化叙述框架内的一种比喻。整个《性》中所呈现的男同性恋并未呼吁认同差异、接受差异。相反，它只是要求对差异进行利用，最终废掉它的功力。消费窥淫色情通过利用的方式暗示：关注的中心必须总是异性恋，而不是同性色情/同性存在。因此，它损害了男同性恋的身心。男同性恋于是仅仅成为异性恋快感的延伸而出现，只是异性恋快感的一部分，而不是另一种性选择，不是一种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性欲表达方式。
最终一点，《性》中的同性恋形象尽管前所未有地呈现于主流观众面前，但其描述的方式却并不要求读者对其出现的背景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敬意和理解。实际上，这些同性恋形象的呈现，仿佛形成于异性恋想象中，因此使得异性恋者和/或同性恋恐惧者可以共同分享麦当娜的窥淫关系，窥探、观赏同性恋，而不必将那种快感与争取男同权利的反抗斗争相联系，不必将其与要求异性恋放弃歧视相联系。在起始的几页里，麦当娜在一个男同俱乐部里，身边围着一群男子，这一形象让人产生侵害的意念——入侵那个即使不是实际意义至少也是象征意义上的封闭空间。那个封闭空间是个禁区。即使在男同色情/男同性存在领域里，麦当娜的形象说明的也是篡夺、占据、征服。麦当娜一直把自己作为异性恋展现在《性》中，她的形象也是异性恋的主要表达方式。麦当娜模仿了奴隶经济下庄园监工的角色，巡视了性享乐主义的领地，那是她的“男同性恋”自由，她的他者领地，她的丛林。这里和常见的一套并无二致。更重要的是，呈现这些形象的方式延续、维护了体制化了的同性恋恐惧的支配地位，对此并没有进行批判和质疑。在《性》的语境中，男同性恋文化总是与男权统治制度联系在一起，通过异性恋色情凝视勾勒出来。
《性》没有认为对男同性恋的表征有问题，对虐恋也是如此。虐恋已经不再是一种遮遮掩掩的行为，用来获利的性禁忌中就有它。这种情节常常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和电影中上演。然而我们在主流媒体中（《性》也不例外）却从未看到双方自愿、只为追求性快感的激进性形象。自愿源于交流。然而我们在主流媒体和《性》中看不到自愿。这些性行为象征被用来制造惊悚或刺激，所以虐恋失去的正是这种主体对主体的意义。麦当娜虚构的虐恋独白中没有一处显示出双方协商或相互赞同。不论是图片还是文字，虐恋仅仅被表征为惩罚。对性虐的狭隘理解无法成功地刻画出虐恋是关于痛苦与权力的一种性仪式。不管惩罚到何种程度，最关键的还是要获得快感。
在她那首对虐恋无所不知的说唱中，麦当娜摆出一幅老师和权威的架子，给我们讲述了从权威人士那里得来的真理：“我曾与一位女施虐者交谈过，她说虐恋的定义是让一个你知道永远不会伤害你的人伤害你。它总是双方共同的选择。你们之间有不言自明的协议。”然而在麦当娜的脑海中，选择总是要么伤害对方，要么被对方伤害。正是这种变态的激进性行为让她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虐恋与性无关。我认为虐恋与权力和权力的争夺有关。”虽然虐恋的确与权力有关，但虐恋也与妥协有关，即竞争较量的对立面。
麦当娜以导师自居，将《性》当做操作手册加以出售，冒用了众多虐恋者们进步的声音和身体，这么做十分危险。她暗示异性恋男性对女性施暴就等同于当事双方都默许的施虐—受虐，这是她对虐恋最反动的曲解。麦当娜对虐恋进行了简短的讨论，在开场白中她说：
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女性处于受虐关系中，知道这种关系，愿意维持这种关系，她们一定是自找虐待。我想有人会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我敢肯定许多处于受虐关系中的妇女并不想那样，她们经济窘困，有一群孩子要抚养，不得不这么做。但我有些朋友既有钱又有学识，但仍然维持受虐关系，所以她们定有所图。
这段话表明麦当娜对家庭暴力一无所知，她却仍然带着男性性别主义者所具有的欺骗和傲慢来炫耀自己的无知，那些男人用同样站不住脚的逻辑来容忍、支持和放任对妇女的暴力。
这些言辞比《性》中任何视觉形象都更能表明麦当娜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决裂。这些话反映了男权立场，不仅不负责任，而且相当危险。麦当娜利用她文化偶像的地位来支持对女性施暴。最可悲之处在于，这些话插在这里毫无缘由，与异性恋虐恋视觉形象没有任何关系。通过这些话，麦当娜把《性》作为平台，来表达右翼分子反女性主义的情绪。如果在另一个语境中表达这种情绪，则可能会激起公众的抗议和愤怒。
麦当娜坚持认为“虐待和虐恋的差别就看是否负责任”，并以此来结束她的宣言，利索地将注意力从“选择”这个真正的问题上引开。如果关注选择而非责任，她就无异于承认在男权文化中，即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受到提倡，男性对女性进行肉身施暴、性施暴得到社会认可的文化中，想要促进男女双方自愿加入异性恋权力游戏，这样的开放型文化气候在任何领域（包括性领域）都不存在。很少有女性能在异性恋关系中选择虐恋的自由。跟麦当娜所言截然相反，女性的阶级力量虽然能提供逃避的手段，却很少能缓解男性暴力。毫无疑问麦当娜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她却对讨好取悦反女性主义的公众更感兴趣。这个歧视女性的厌女公众对女性和暴力所作的表述和她如出一辙。麦当娜对色情所作的评论也有类似的问题。
麦当娜把男同性恋当做越界符号，以及她对虐恋的津津乐道，往往转移了人们对她使用充满种族意味的形象的注意。批评家称赞她引起主流对同性恋性爱的关注，却对种族问题一言不发。然而白人至上的文化叙述从头至尾交织在《性》的视觉文本和文字文本中。尽管麦当娜有移民背景，祖上为深肤色少数族裔，但她最大的成功却与她代表着金发美女这一点紧密相关。通过继承玛丽莲·梦露的衣钵，麦当娜公开表明她渴望遗弃自己的少数裔和肤色传统，来跻身白种理想女性这个文化空间。在“白色”一文中，电影评论家理查德·戴尔[10]描述了好莱坞美化白人女性气质的方式与白人至上的审美标准如出一辙。戴尔强调梦露的形象“不可避免而且必然是白色的”，他让我们注意这个事实：“好莱坞魅力四射的规则是依据白人女性发展起来的，是要赋予她们一种光焰，与流行的基督教超验修辞相呼应。”重要的是，只有“白”肤色的女性才可能被想象成天真、美德、超然。这个事实验证了我的欧洲白人朋友的断言。他们认为，要想允许白人把黑人女性神圣化，崇拜一位黑人圣母，在美国不存在这样的文化空间。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结合在一起，使白人，甚至一些黑人也认为黑人圣母不可想象，因为圣母形象象征着纯洁天真。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意象中，黑人女性被刻板地描述为经验老到，动机不纯。母仪天下、气质柔弱是圣母形象的精髓。因此，黑人女性身上永远不可能包含那种女性气质。
在白人至上文化中，要想跻身神圣女性这个空间，女性的肤色必须是白色，头发还必须是金发。在《性》开始拍摄之前，麦当娜的头发恢复成自然色黑色。然而她的公共形象设计师们坚持让她把头发染成金色。《娱乐周刊》报导说麦当娜有些不情愿，但发型师告诉她：“这是你的书。如果你想做浅黑肤色的女人，我毫无异议。但黑白照中，金发更显美。金发意蕴更丰富。”金发反映并包含着白人至上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主导着我们的大众文化想象。金发能讲话，而且还意味无穷。同时，麦当娜还借用欧洲演员迪塔的身份和她的日耳曼服饰，明显摆出与法西斯、纳粹和白人至上文化相连的姿态，尤其当这种借用与性享乐主义联系到一起的时候。
麦当娜体现出一种对“白性”的社会建构。这种建构强调纯洁的内涵和纯粹的形式。实际上，她乐意扮演玛丽莲·梦露这一人物形象证明了她对白人文化观的投入，这个文化观与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紧密相连。浅肤色对深肤色的征服重演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统治本土美洲裔、非洲裔等族裔的场景。在对白性的表征上，戴尔说：“成为白人与人类无比丰富的多样性紧密相连。”他解释说：“如果我们要了解白人统治世界所带来的诸多历史、文化、政治含意（说得婉转些），就要从表面上无穷多的对白性的表征中看到相似性和典型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其事业之初，麦当娜所炫耀的“白性”表现为与主流不同的另类，与那些由于种族和性举止的缘故被边缘化的族群关系更为密切。曾经一度，麦当娜似乎既想占据白性中标新立异的空间，又想占据其司空见惯的空间。标新立异的地方在于她是一位想成为黑人的意大利年轻白人女孩。司空见惯的地方在于她是玛丽莲·梦露——这个白人女性美貌、纯洁、性感的终极文化偶像。
但是渐渐地麦当娜在白人文化帝国主义的地盘立足，披着白人殖民探险者的外衣闯进黑人文化（同性恋和异性恋）这块荒蛮之地，以及白人同性恋亚文化。在这些标新立异的经验领域里，她从未放弃自己的白人特权。她既保持着表征的纯洁性，又保持着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一点在《性》中尤其明显。在《性》所讲述的猎艳故事中，有色人种以主角出现。其中一个故事里，一位波多黎各处男成为故事中迪塔/麦当娜情欲的“对象”。故事中说：“他毫不畏惧。什么都肯做……我欲罢不能；那大概是我情欲最高的一次性体验。但是，他带给我梅毒。”这是明显的落入俗套，其破坏力并不比其他俗套小。麦当娜的文本杜撰出一个纯洁白人女性与有色“他者”接触而被玷污的故事。如果《性》中偶然出现这种遭遇，读者对这种故事很容易一笑置之，但它却一再出现，贯穿全书始终。在另一个猎艳故事中，一个看起来是有钱人的白人男子走进一家高档商场，在那里被一个古巴女店员引诱。她当然如老套中所说的那样风骚放荡，不管是哪位“色眯眯”的陌生白种男人朝她看过来，她都准备为他背叛自己的男友。这个故事结构跟前面那个故事一样，直接取悦了白人至上的性幻想。
尽管《性》以文化多元的面貌出现，但策略上总是把有色人安置在从属的位置。我们的形象和文化总是处于反映种族歧视等级划分的背景中。我们的出现总是服务于白人的欲望。《性》利用的是丛林热这个神话，而麦当娜则将自己小心地置于一个视觉框架之内。在那里，大块头的黑人男女以麦当娜的一对性仆人的身份出现。没有读者能想象麦当娜以黑人男性为性伴侣。的确，所有传统异性恋性交形象中与她配对的都是“正派的”白人男青年。黑人女性性行为被俗套地表征为堕落。在那张引起许多人评论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性高潮照片中，麦当娜站在那里俯视着赤身躺着的黑人女模特娜奥米·坎贝尔[11]（这次可不是无名的幻想人物），有意模仿降下金雨，把润肤露洒在躺着的人身上[12]。这幅图片传递了关于种族、性别、国籍的严肃的视觉信号。可以说，麦当娜在这里代表着美利坚帝国，代表这个帝国对英国（坎贝尔是加勒比裔英国人）的征服，也代表对具有“异国情调”的黑人文化的征服。白人主导的时尚传媒界称坎贝尔是第二个约瑟芬·贝克[13]，一个可以直接跟理想白人女性相比照的人物。作为“原始风格”的显要偶像，坎贝尔知道在与白人女主人和白人男主人的关系中自己应当占据的位置。在对“狂野的黑人情欲”这个表征进行征服和收编的过程中，麦当娜必须占据阳具的位置。为了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形象步调一致，黑人女性被白人男性力量象征性地征服了；麦当娜在其中扮演了白人至上男权的角色。
麦当娜在《性》中从头到尾都以白人帝国主义者的面目出现，操纵男权，对性差异领域进行控制。麦当娜自己强调过，性是社会构建行为，但这一认识并没有使上述的控制有所减轻。麦当娜的层层伪装不管多花哨，最终也没能掩藏她对女性的暴力和残忍。在讨论性别对等时，卡萝尔-安妮·泰勒（Carol-AnneTyler）在《男孩将成为女孩：男同性恋异装政治》一文中认为，男性异装皇后的女性气质是“装出来的，不是真的，想要表示他有女人喜欢的东西，阳具”。虽然麦当娜显然不能真的成为男性异装者，但她采用了异装皇后的外表或风格。泰勒将这种女性对男性模仿女性的模仿称之为阳具母亲，并坚持认为“尽管有主动欲望的女性可以反映男性的欲望，但男权想象的镜子不可能因此被打碎”。麦当娜作为阳具母亲的最新形象表明她无意打破男权。即便是以理想女性的面目出现，她也能够占据以阳具为中心的空间，成为男性族长。
麦当娜宣称对男人没有嫉妒：“我不想要阴茎。它会像第三条腿。它会像个碍手碍脚的玩意儿。我想我脑子里有了，两腿之间就不必再有了。”毫无疑问，麦当娜脑袋中的“阴茎”说明，为什么她不明白女性主义（或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妇女解放）从来就不是要获得长个阴茎披上女装的权利。但是且慢，我似乎想起当年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时我认识的男性，他们认为我们这些小女人并不是真的想要自由，我们不过是想当男人。事实上仍然是这些无疑是通过脑中的阴茎进行思考的男人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些“妇解分子”性事愉快，就会纷纷回心转意，把那些妇解的事情扔到脑后。我们甚至还会发现被别人统治也有快感。如果女性主义者对这种阴茎迷恋不以为然的话，男人们便打算诱使我们从身体到心灵都相信，只要能够主动选择主宰别人还是被别人主宰，我们就最终会获得力量。我们许多人对此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我们中另一些人却被这个观点所迷惑，心里开始琢磨，如果我们真的不能获得自由，那么退而求其次，争取成为穿女人衣服的男人，当个信奉阳具中心论的女性，做男性能做的一切事情，而且比男性做得更好。
麦当娜对这个说法无比着迷，如今她可以和她的女性主义姐妹们以及其他的粉丝一起分享这种阳具迷恋。麦当娜最近在影碟、电影、照片中设计的形象告诉女性以及所有人，所谓快乐刺激、销魂一刻、真正自由，就是有力量选择去主宰他人还是被他人主宰。这就是《性》所要表达的。
麦当娜的女性主义粉丝曾经无比狂热地崇拜过她，现在，她们站在积极主动的立场，坚持要求终止主宰，拒绝她的迷惑，对她说：“算了，别再玩引诱和背叛这一套。”我们渴望能够重见早年的女性主义麦当娜，她是苏珊·格里芬[14]在《女性与自然》中所称颂的那类文化偶像：
我们听说过这个女人放浪形骸，听说她任凭感情的指引，她感情冲动，脾气暴烈。她违背传统，践踏习俗……我们听到她大声质问：“受到侮辱却心生柔情，面对不公非但不反抗，反而亲吻揍她的棍子，那颗心到底是什么材料做成的？”……我们从幽深的内心发出一个声音：独裁让人恶心，我们不会亲吻那根棍子。
[1]凯特·滕特勒（KateTentler）：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副总裁兼发行人。《小镇之声》是纽约市免费发行的一份文化艺术周报，也可在全美订阅，刊登的文章曾三次获得过普利策奖，撰稿人包括著名作家庞德、金斯伯格、亨利·米勒、凯瑟琳·安妮·波特、詹姆斯·鲍德温、E.E.卡明斯。
[2]蒙特塞拉特山（Montserrat）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省西北部，以有本笃会修道院和圣母、圣婴木雕像而著名。据说公元50年，圣路加雕刻了一尊黑色圣母塑像，由圣彼得带至西班牙。公元8世纪摩尔人入侵时被藏到洞穴里，880年被重新发现，并被尊为圣物。11至15世纪初当地的小修道院被奉为朝圣胜地，1410年被改建为大修道院，现存的教堂建于1560年。
[3]《物质女孩》是1985年1月30日发行的麦当娜第二部音乐专辑《像一个处女》中的第二首同名单曲。
[4]《名利场》（VanityFair）：美国时尚和时事杂志，1914年启用现名发行，曾吸引众多名家投稿，如1923年7月号上就有T.S.艾略特、格特鲁德·斯坦因、奥尔德斯·赫胥黎露面，后与《纽约客》（TheNewYorker）一起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文化刊物。
[5]莫琳·奥尔特（MaureenOrth，1943—）：美国大众文化撰稿人，曾采访过法国第一夫人布吕尼，报道过歌星迈克尔·杰克逊。
[6]《夜线》是美国广播公司的一档午夜广播节目。
[7]苏珊·博尔多（SusanBordo，1947—）：美国肯塔基州立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当代女性主义文化、种族主义、身体、男性性存在以及性骚扰。
[8]《女性爱》（OnOurBacks）是美国1984年创刊的第一份女同性恋色情刊物，刊名取自另一份女性主义刊物OffOurBacks，讽刺后者诋毁女同性恋立场。
[9]《与麦当娜同床》（TruthorDare）是1991年发行的有关麦当娜的第一部纪录片，记录了她1990年4月至8月的世界巡回演出，以及她的一些私生活。“真相还是勇气”原是一个青少年游戏，询问对方是选择说出某个“真相”还是做某件“大胆”的事情，多为与性有关的尴尬之事。
[10]理查德·戴尔（RichardDyer，1945—）：英国影视专家，伦敦大学英皇学院电影研究教授，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获博士学位，积极参与英国男同性恋解放阵线活动，探讨文化的历史和审美关系。
[11]娜奥米·坎贝尔（NaomiCampbell，1970—）：牙买加裔英国超级模特、演员、作家，其母说她有部分华裔血统。18岁时成为法国《时尚》杂志首位黑人封面女郎，也为《花花公子》拍裸照。
[12]希腊神话中，预言说阿耳戈斯国王之女达那厄的儿子会杀其祖父，故达那厄被父亲囚禁在铜塔内，主神宙斯化作金雨与她相会，生子柏休斯。
[13]约瑟芬·贝克（JosephineBaker，1906—1975）：法国女演员，1920年代以爵士舞走红巴黎，二战时投身抵抗运动。
[14]苏珊·格里芬（SusanGriffin，1943—）：美国生态女性主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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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文化革命的心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单凭信仰出发
——献给约翰·阿马尔
前言
文化革命的心跳
从我回归小镇生活那一刻起，孩子们就再次进入了我的日常生活。我在一个严格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城镇出生、长大。离开家乡以前，我无法想象那种没有孩子一直伴随左右的生活。我是单身，没有孩子，但在那个世界里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机会与孩子们为伴。身处贫穷工人阶级黑人文化中，生活在大家庭大社区里，不跟孩子交谈，不了解孩子，不热爱孩子，这样的人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另类。我离开家乡后，进入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大学上本科和研究生，在职场的阶梯每往上爬一步，比如拿到终身教职，获得今天的杰出教授头衔，都让我离孩子们的生活越来越远。
在以白人为主的资产阶级学术社会关系中，孩子往往被视为“私有财产”，人们很少有机会形成亲密热情、能跨越代沟并且不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友谊。然而，六年前我搬到了一个小镇，租了一座宽敞的老屋，老屋里有很多蝙蝠，还带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在厨房外面，没有门），这时，孩子们又回到了我的生活。我做了一扇颜色鲜红的门，通向一间小屋。这间小屋天花板很低，对小孩子来说是再美不过了。这消息不知怎么在附近传开了。孩子们一步步爬上门廊，要看那扇门。于是有一天不知怎么我跟两个黑人小女孩一起坐在客厅，谈论教书写书，给她们讲文化批评。
开始时我很难解释文化研究是什么意思，文化批评实践该怎么做。但是，雅各布·劳伦斯[1]的《恋人》这幅画让我豁然开朗。这幅画挂在墙上，前面是一把红色摇椅，我们都面墙而坐。我的两位新来的小女友们已经让我知道，她们认为我“对红色情有独钟”。郑明哈[2]在那本令人激动的关于表征的书《盈盈红月亮》中，解释了红色的诱惑：“红色是一种主观感很强的颜色，既无拘无束又广袤深沉。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它既能表示封闭，又能表示开放。它既指向个人内心无拘无束的旅程，也指向外部世界燃烧、不定的战争。几百年来，它一直都是革命的徽章。”我的确告诉这些女孩，“我喜欢红色，因为红色很革命”。这个评论让她们哈哈大笑。
我们从红色开始谈论文化研究，谈论红色在黑人生活中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红色是象征诱惑和欲望的颜色。我们谈到劳伦斯的那幅画，她们真正观看那幅画——很认真很认真地看时，能够看到什么。我们谈论看到的每一个最喜欢的细节，恋人们如何坐在沙发上，录音机放在旁边，他们看起来像在跳舞，但实际上却是坐着的。我们试着模仿他们。我们谈论他们墨玉般黑色的身躯，还有他们旁边那张红艳艳的桌子。她们已经知道色系，知道深黑色会减弱对别人的吸引力。将这些点点滴滴联系起来，我们发现了一种理解雅各布·劳伦斯的方式，一种理解黑人生活中欲望与激情的方式。我们进行了文化批评实践，通过日常生活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精彩，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来探索更多知识，并且体会其中的乐趣和精彩。
将书本和研究中学到的东西与日常生活中的批判与思考融合在一起，这就是理论联系实践，也是我文化研究工作的全部。为了激发生活热情，为了解放思想，挑战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精英等各种统治方式，我热切地关注批判意识的培养，不断寻求思考、教育和写作的方式。我刚开始在耶鲁大学做英语和黑人研究助理教授时，那里强调专业和阶段的传统教学方式让我感到极受限制。我做研究生时做跨学科研究，很多人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怀疑，觉得不合情理。我要一边忙着写关于黑人妇女和女性主义的论文，一边还要学习中世纪文学。这让许多人觉得可怕。随着我在学术金字塔上越往上走，跨越界线似乎就越艰难。每个权威人士似乎都想让我们呆在一个地方不要挪动。当那种越界跟左翼政治的进步责任感相连时，当我想要自己写出的东西能被学术界以外的世界接受时，我越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激进的圈外人，一个只有位于边缘才觉得自在的人——在女性研究和黑人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才受到鼓励和肯定。
当白人男性学术界“发现了”文化研究时，一切都改变了。忽然间，许多曾经非法的东西风靡一时。我所做的工作具有兼收并蓄、跨学科的特点，并且受到革命政治理想的激发。这些工作终于有了容身之地，有了另外一个家。它与英国黑人批评家斯图尔特·霍尔[3]提出的文化研究框架相吻合。霍尔宣称：“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所居住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讲是反人性的。文化研究要做的工作就是调动一切可能的学术资源去理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文化研究不仅是我找到的一个可供我自由穿越的领域，它还是一个可以供学生充满激情地进入学习过程的地方，那种过程深深根植于学习和培养批判意识，学生在那里能获得认同，能融入进去，能将教室里学到的知识与教室以外的生活联系起来。
理论联系实践是我经常采用的教学方法，它给了我的教学灵感和动力。能通过拓展界线、转换位置而获得知识，并在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框架内共享这些知识，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在《界线之间：教学与文化研究政治》一书的前言中，亨利·吉鲁[4]和彼得·麦克拉伦[5]强调：“为了肯定和展示教学实践，文化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些教学实践创造了新语言，打破了学科界线，去除了权威中心，并对体制和话语的接壤地带进行了重写。在那个接壤地带，政治成为重新诉求主体、权力与斗争之间关系的条件。”在课堂上，文化批评是一种激发学生兴趣的学习方法，能让学生跨越种族、阶级、性别、性行为以及许多其他“差异”，使自己深入进去。当批评的焦点转向大众文化时，文化批评更加令人兴奋。我在学术圈以外运用同样的教学方法，发现来自各行各业的寻常百姓热切地想与他人交流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批判地谈论大众文化。文化研究跟黑人研究和妇女研究类似。它肯定跨学科研究，证明教育在政治上不是中立的。但文化研究也有不同的地方，它肯定了我们作为学者，有权力与责任对大众文化进行严肃的研究。批判性地谈论大众文化，可以使学术圈内外的人超越差异，以一种对立和颠覆的方式共享知识。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知识共享的方式。
即使以大众文化为着眼点的文化研究有能力让学者走出学术圈进入社会，让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的作品，但许多文化批评思想家仍然害怕迈出这一步。他们宁可呆在学术世界里经营，在那里表现激进时尚。如果将文化研究学术实践与激进政治相连，学者们会觉得不那么清高，此时的情况尤为如此。为了“显得清高”或“入时”，美国产生出一大批文化研究作品。这些作品利用和改写大众文化的文本和意义，赋予不同的文化实践以颠覆、激进、越界的意图和力量，尽管没有什么证据表明的确存在这种意图和力量。关于大众偶像（如麦当娜）的学术研究尤其如此。当文化批评家纯粹出于猎奇的意图对大众文化进行窥淫和吞噬时，毫无疑问，这是危险之举。然而，如果我们有意要将思维和想象去殖民化，以大众文化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就能够成为一个实现干预、挑战和改变的有力场所，而且它的确也是这样一个场所。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一书中所有的文章和对话都是实际参与文化实践以及与文化偶像交往的产物。那些文化偶像具有位处边缘、挤压极限、扰乱常规表征政治的特点。这本书不仅仅只是为了被动地肯定那些已经被定义为激进或越界的文化实践。基于这个立脚点，我越过界线是为了反观、质疑、深究，有时候是为了康复和拯救。这些论文反映出构建框架的欲望，跨越边界在这个框架里不会简单地理解为意淫。意淫这种思维活动纵容反叛的学术思想跨越新的疆界（另外一个版本的丛林远征），或者为从中心到边缘的运动辩解，这种运动不过是用新的方式模仿了陈旧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跟来自不同阶级背景的学生和家庭打交道时，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社会（whitesupremacist，capitalist，patriarchalsociety）里跨越界线之艰难常常让我感到吃惊。显然，最困难的是那些物质匮乏或者没有受过较高教育的个人，他们最难在地位、思想和生活经验方面作出复杂的改变。而在文化批评家的言谈和作品中，这种改变好像是个人意志就能决定似的。若要将跨越界线、雅俗共存、文化杂糅视为最深刻地表达了多元文化民主中人们最向往的文化实践，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勇于想象出一种方式，让每个人都能体会到这种自由行动。越界不是对陈旧模式的简单重复，既然越界必定少不了要破坏被殖民者/殖民者这种思维模式，我们需要一套去殖民化策略，旨在对每个文化批评参与者的思维和习惯进行改造。批评意识是去殖民化过程的根本，许多阶级特权的结构妨碍了物质匮乏的人们以多种方式获得批评意识的培养。在这些文章中，我呼唤人们关注这一点。如果我们教育来自特权阶层的以白人为主的年轻学生要抛弃白人至上，却缺乏与之配套的工作，没有对戕害有色人种的内化了的种族主义加以干预和改变；如果我们赞同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却没有配之以激烈的行动，在各个方面张扬女性主义思想，改变性别歧视，这种教育于我们又有何意义？那些能够占据殖民地位的人有自我拷问、挑战和改变的自由，而大多数被殖民者却缺乏这种自由，创造这样一种文化不过是原封不动地保持了现存的统治结构。从政治上来讲，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后殖民世界，因为新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塑造的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思想表现在深层。只要我们一开始便保持一种思维模式和进步的政治观，从根本上反对殖民主义，否定形形色色的文化帝国主义表现形式，文化批评就能够成为变化的动因，能够以各种解放的方式培养批判意识。
我穿梭于学术界的多个边界，往来于黑人研究、妇女研究、传统英语系和文化研究之间，一直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某群人一方面愿意对某种形式的统治进行谴责，另一方面却对另一种形式的统治表示支持。白人男性一方面对性别歧视很重视，另一方面却对种族歧视不以为然，或者反之；黑人男性可以一方面想终结种族歧视，另一方面却不想对性别歧视提出挑战；白人女性一方面想要挑战性别歧视，另一方面却紧抱着种族歧视不放；黑人女性一方面想挑战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另一方面却主张阶级有等级。斯图尔特·霍尔想象中的文化研究能帮助创造一个公正、更具人性的世界，对于那些我们能从中享有个人特权和集体特权的等级压迫统治，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心甘情愿地放弃，不介入其中，不管它出现在哪个领域。越界文化使得资源共享成为可能，使得集体互助互利互惠成为可能。但由于文化法西斯主义正在抬头，分裂政治大有市场，所以如果一些人抱成团却把另一些人排斥在外，这个想法（不管是基于共同的性别、种族还是民族）会严重妨碍创造这种进步文化。对压迫从全方位进行激烈谴责的意愿是进步文化革命的起点。文化批评能够是而且的确是交流知识、构成新认知的关键场所。
当我思考着那些来自不同性别、种族、民族、阶级以及尚未公开表明自己性行为的孩子们对那扇红门表现出的迷恋时，我开始思考空间政治。这扇门通向一个专为娇小身躯设计的房间：一切都伸手可及，没有任何胁迫、恐吓人的东西。尽管不能清晰地记起，我尝试着去想起我还是个孩子时与空间的关系。打破对大人的依赖，或者对大哥哥大姐姐的依赖，显示自己的主体性，这是一个自由和力量的宣言。我记得我想过——就像所有那些还是孩子的文化批评家一样，他们和我对周围世界的观察有着相同的看法——如果我能办得到，我会让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儿童的尺码，每件事的做法都将会不同，大人们必须学习如何去做。在许多方面，只有当我们学着以不同的方式去做每一件事时，进步文化革命才能够发生。在将思维和想象去殖民化的过程中，我们学着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如果我们意欲作为主体而不是客体参与斗争，我们就要有马尔科姆X[6]所说的“新的眼光”，我们需要以此来看待每一件事。这些文章和对话代表着我作为艺术家、文化批评家、女性主义理论家、作家、探索者的不断成长的轨迹。跟常规不同的是，我几乎总是首先想象出我想写的系列文章，然后再把它们创作出来，因为文化事件激发起我的想象。我渴望传递信息，渴望获得批评反馈，想与不同的读者交流，而让作品在不同的地方发表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的一些文章曾出现在杂志上。《反抗的文化》常常始于先前发表的作品所停止的地方，为了强调和回顾，有时候这些作品可能有重复。尽管我认为这些文章相互都有联系，但是每篇文章对文化和现实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复调作品构成了我讲话的许多声音——学术话语、标准英语、方言土语和市井行话。这些作品赞美、肯定了反叛的文化知识实践，它象征着一扇红色的门——邀请人们进入一个变化着的思想空间，这个开放的思维就是文化革命的心脏的跳动。
[1]雅各布·劳伦斯（JacobLawrence，1917—2000）：非裔美国画家，称自己的风格是“动态立体主义”。——原著无脚注、译文脚注为译者注。
[2]郑明哈（TrinhT.Minh-ha，1952—）：生于越南河内，1970年移居美国，世界知名独立影片制作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代表作有充满先锋精神的纪录片《重新组合》（Reassemblage.1982）。
[3]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1932—）：生于牙买加，英国文化理论家，社会学家，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主要人物。
[4]亨利·吉鲁（HenryGiroux，1943—）：美国文化批评家，劳特利奇出版社称其为五十名最有影响的现代教育思想家之一。
[5]彼得·麦克拉伦（PeterMcLaran，1948—）：教育学专家，任教于洛杉矶加州大学教育与信息研究研究生院。
[6]马尔科姆X（MalcolmX，1925—1965），原名马尔科姆·利特尔，“伊斯兰民族”（theNationofIslam）重要领导人之一，公共演讲家，人权活动家，最有影响力的非裔黑人领袖之一。曾犯罪入狱并在狱中加入“伊斯兰民族”。由于与“伊斯兰民族”领袖伊莱贾·穆罕默德（ElijahMuhammad）关系不和，马尔科姆X于1964年3月离开该组织，另建美国黑人统一组织（OrganizationofAfro-AmericanUnity）。他主张种族分离，在黑人返回非洲之前，建立黑人国家作为过渡。他反对民权运动的非暴力策略，倡导黑人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自我保护。马尔科姆1965年在纽约发表演讲时遇刺身亡。仰慕他的人认为他严厉控诉了美国白人对黑人犯下的罪行，倡导了非裔美国人的权利；反对他的人认为他宣扬了种族主义、黑人至上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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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贝尔的钟声为谁敲响？——谈贝尔·胡克斯的《反抗的文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译者前言
贝尔的钟声为谁敲响？
——谈贝尔·胡克斯的《反抗的文化》
“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化约式的类别（reductivecategories）。”[1]P2“抵抗的知识分子”应来自任何群体、活跃在任何群体。他们反抗所处社会令人窒息的知识和实践，并为志在批评、改革的人们提供道德、政治、教学等方面的领导权。[2]P85当代黑人文化批评家、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bellhooks，1951—，真名格洛丽娅·瓦特金斯（GloriaWat-kins）］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位“抵抗的知识分子”。胡克斯穿梭于学术界的多个边界，往来于黑人研究、妇女研究、传统英语系和文化研究之间，跟左翼政治的进步责任感相连的越界工作让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激进的圈外人，一个只有位于边缘才觉得自在的人”。[3]P3作为一名独立思想者和黑人公共知识分子，胡克斯是“右倾”分子眼里的危险人物，她被列入右翼思潮的代表作《美国学术界最危险的一百零一个教授》。该书说胡克斯称自己是反叛的黑人知识分子之声，肩负着新的解放斗争的使命。该书对她的介绍使她的批评显得就像是在对美国社会恩将仇报：“这位身被无数学术荣誉，收入达六位数的知名教授向不幸的学生们灌输一边倒的马克思女权主义。美国赋予她这种教导人的权力，但她仍然相信……她生活在美国这个法西斯独裁的暴政下。”[4]P226
胡克斯颇受争议，但她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从美国著名批评理论家诺顿批评理论选集主编、俄克拉荷马大学讲座教授李奇（VincentB.Leitch）的一次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胡克斯在批评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其作品已跻身经典之列。美国大多数文学系开设“理论史”“现代理论”“理论入门”这三门文学理论课程的传统已持续近一个世纪。李奇教授在讲授“现代理论”这门课程时内容覆盖了从弗洛伊德、索绪尔、艾略特、巴赫金、法农、福柯、赛义德、詹明信到胡克斯、巴特勒和齐泽克等人。在李奇教授为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文化理论”这门课程中，胡克斯的《反抗的文化》是这门课程的第一本必读书目，其余的书目包括：《全世界受苦的人》、《东方主义》、《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第一卷、《性别麻烦》、《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以及《帝国》。[7]P8-9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OutlawCulture：ResistingRepresenta-tions）是胡克斯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代表作，该书延续了她从《难道我不是个女人》（1981）和《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等作品以来一贯主张的反统治哲学，声如洪钟地反对“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1]”。在胡克斯看来，殖民主义远未结束，“从政治上来讲，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后殖民世界，因为新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塑造的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思想表现在深层”。[3]P7胡克斯的批评工作并非意在毁灭、抛弃、拒绝，她对那些检验评估的标准进行了一种审查性的工作。
一、对性别主义表征说不
胡克斯的《反抗的文化》是她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代表作。该书探索了阶级、性别、种族等相互交错的压迫机制，批判了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下的表征政治。电影批评是胡克斯文化批评的主阵地。她对许多影视作品进行分析，从主流媒体所宣称的激进中看到保守，从进步中看到反动。在一些声称要塑造激进女性主体，甚至以女性主义特色著称的作品中，她看到反女性主义倾向。
麦当娜的《性》对男同、虐恋、种族的表征问题重重。男同性恋仅仅成为异性恋快感的延伸而出现，只是异性恋快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性欲表达方式；麦当娜暗示异性恋男性对女性施暴就等同于当事双方都默许的施虐——受虐，这是她对虐恋最反动的曲解。黑人/同性恋亚文化是一块蛮荒之地，麦当娜就是进入这块领地的白人探险者，图文并茂的《性》取悦了白人至上的性幻想，黑人的形象和文化总是处于反映种族歧视等级划分的背景中，黑人总是为了服务白人的欲望而出现。《性》中宣扬的阳具迷恋对部分女性不无吸引力：“如果我们真的不能获得自由，那么退而求其次，争取成为穿女人衣服的男人，当个信奉阳具中心论的女性，做男性能做的一切事情，而且比男性做得更好。”[3]P25这样一来，女性实际上是又投入了她们本来想反抗的性别主义的怀抱。胡克斯以“赋予阴道以力量：我们不想穿着女装长个阴茎”为开篇标题，迎面痛斥麦当娜推销的“阳具母亲”式女性性别角色。
《保镖》《哭泣的游戏》表明欲望和爱情强大得可以让人超越国籍身份、种族身份和性身份。但好莱坞的电影并非到了只讲激情不讲政治的地步。这种表面的去政治化禁不起胡克斯的分析。片中的黑人男女的身体成为一个嬉戏的领地，白人男性对超越的渴望能够在那里得到满足。在两部片子中，种族刻板印象与殖民思维一唱一和：《保镖》中的黑人歌坛巨星也是“妓女式”的人物，她与白人男性之间严肃的爱情关系注定了行不通；《哭泣的游戏》中的黑人男同性恋异装癖者的角色在“娼妓”“小女人”和“保姆”间兜兜转转，他/她与白人男主人公之间的关系最终又回到了迪克-简式的异性恋模式。这两部作品对身份与越界的探讨对观众的确有诱人之处，但最终还是抛弃了观众。
《末路狂花》中两个反叛女性以跳下悬崖告终。这样的结局毫无新意，让叛逆女性疯癫、消失是男权制对女性进行惩罚的惯常伎俩。这样的结尾没有体现什么值得道贺的有力时刻，若亡命天涯的主人公是男性，结局断不会如此，如史泰龙和伊斯特伍德主演的男主人公们。然而，对于这样一部貌似具有女性主义特色，实则想象力狭隘的作品，许多女性主义者却为之欢呼，这在胡克斯看来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无奈，因为挨饿的人不会说“饼干不够，我要一顿饱饭”。
《她如愿以偿》让黑人独立电影制片人斯皮克·李一夜成名。性事主动的“进步黑人女性”罗拉周旋于三个性伴侣之间，难以取舍，而正是由于罗拉与杰米发生了“类似于强奸”的关系，罗拉才死心塌地地将杰米确定为唯一的伴侣。斯皮克·李将男性暴力浪漫化、色情化，沾沾自喜地再现了黑人女性的“强暴情结”。胡克斯批评了整个社会文化对强暴行为的姑息和赞美。这个社会以人格分裂的方式破坏着结束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这个女性主义目标，既赞美女性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抗议这种暴行，又纵容男性对女性施暴。同时，构建欲望的方式对于这种所谓的“强暴情结”的形成也罪责难逃。在异性恋“情色观”里，许多异性恋妇女只能对在性别歧视的框架内被确定为具有男性气质的男性行为做出情欲反应，她们没有学会摒弃这种阳具中心主义的情欲模式。由于男权统治和男权暴力被浪漫化、色情化，异性恋情欲在阳具中心主义的框架下被模式化，人们往往看不到重重糖衣包裹之下的男权制的毒素。因此，女性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男权思想共谋。在欲望领域里反对男权制最终意味着女性必须重塑一个异性恋欲望主体的自我。
胡克斯批评了所谓的“新女性主义”。胡克斯认为媒体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既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同时又批判女性主义的女性”。[3]P87保守派女性主义自封为女性主义代言人，而大众媒体也乐于将她们的思想表现为女性主义的代表思想。卡米尔·帕利亚、凯蒂·罗伊夫以及娜奥米·沃尔夫便是被胡克斯点名批评的这类人物。她们的“权力女性主义”思想实际上剔除了女性主义思想中的激进政治目标，不谈剥削和压迫，不谈批判性别歧视和摧毁男权制。经她们重新包装后的女性主义成了只关心在公众领域与所属阶级的男性取得性别平等。也就是说，权力女性主义者们要的就是加入白人男性权贵协会的会员资格，至于那个协会存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这不是她们关心的议程。想在男性眼里显得性感的女性居心叵测地重新发明了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将满足男权欲望，可以归并进性别歧视的阳具想象，以至于我们现在所知的男性行为主体将永远无须改变。”[3]P91正因为如此，白人男性如《时尚先生》的撰稿人塔德·弗兰德才能洋洋自得地宣称女性主义的失败：“这种卖俏迎奸的女性主义者们选择采用私房话的方式来实现话题的转变，从失败的男人转变到失败的女性主义，从性虐待范式转变到性快感范式。”[3]P95胡克斯抛出了一种超越男权阳具想象、强调女性行为主体性的性政治以作回应。“革命女性主义关注的并不是男人的失败，而是男权暴力、性剥削和性压迫造成的痛苦。革命女性主义挑战性虐待，通过改造色情空间使性快感得以维护并保持下去，使女性行为主体能够作为不可剥夺的权力而存在。在主体对主体的相互交往中，欲望和欲望的满足跟强迫屈服毫不相干。”[3]P95
二、对种族主义表征说不
由于属下阶层只能“被言说”“被代表”，对黑人社会的表征权历来掌握在白人手里，如今黑人精英阶层也有了发言权。跻身上层的渴望使黑人精英们加入了“思想警察”的队伍，与现存的压迫机构共谋，去维护特权阶级的价值观。特权阶层人士代表了他们不属于，甚至蔑视的阶层，津津乐道于黑人底层的虚无和绝望，因为主流保守白人渴望这些形象。当代美国流行文化在表现穷人的时候很少展现他们的正直和尊严。相反，他们用千篇一律的负面形象来描述穷人：他们疯狂地想发财，而且只有通过物质成功，他们才能获得价值感。大众媒体很少暗示穷人也能够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穷人也有事业，也能得到满足感。《社会威胁》这类影片在这样的思想架构下应运而生。该片对黑人社会底层的表征关闭了想象，片中的主人公没有梦想，无力走出生活的困境。他想改变的时候，就是他丧命的时候。被商品化的黑性成了供殖民者支配的又一个资源，白人至上得到维护，并且显得更加具有包容性。
帮匪说唱（gangstarap）这种城市街头青年的说唱形式反映了都市青年充满暴力的生活方式。胡克斯无意为黑人男性帮匪说唱艺人作品中的性别歧视和厌女行为开脱，但她也并非简单攻击了事。她认为白人主流社会对黑人文化的支配仍然没有逃离庄园奴隶制的模式，即刻意让年轻黑人男子耕耘厌女这块庄园，为反女性主义的倒退行为效力，维持男权制。如果认为黑人男性是厌女和性别歧视的罪魁祸首，这种责任追究无疑显得浮皮潦草，没有抓住症结所在，黑人男性替男权制背了黑锅。找替罪羊的手段屡屡被采用，这是因为这远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容易得多。向帮匪说唱发起进攻比反抗产生那种需求的文化（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要容易得多，迎合男权制更容易得到掌声。《钢琴课》是1993年戛纳金棕榈奖获奖作品。胡克斯指出该片美化了对土著人、土地、女性气质的征服，女性跟土地一样，是男性（父亲、丈夫、情人）间不断易手的“流通物”。该片表明女性与艺术和爱情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艺术在爱情面前居次要和从属地位，埃达一旦学会通过性来释放自己，她就不再需要钢琴了。像《钢琴课》颂扬了男性统治，并且把男性统治色情化的电影数量不少，唯独帮匪说唱中的厌女成为主流媒体讨伐的对象，胡克斯指出其背后的意图是将黑人青年文化，尤其是黑人男性的贡献妖魔化，与影片《国家的诞生》背后的意识形态如出一辙。
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父权制在表征黑性时，对黑人底层的虚无绝望津津乐道，对帮匪说唱中的厌女指责有加，对黑人领袖人物的表征则采取了去政治化的策略。白人导演诺曼·朱伊森和黑人导演斯皮克·李联手拍摄了《马尔科姆X》，李在该片并未显示出黑人导演独具的真知灼见。李将一部本该是激进有力的史诗剧拍成了一部感伤浪漫剧，其效果类似于将炸药摘除了引信。作为激进革命者的马尔科姆的生平和事业被去政治化，该片没有表现出黑人经历的悲伤和痛苦，观众自然也就不用费心去理解黑人的愤怒和反抗。
三、回归爱的伦理
胡克斯一路批评下来的是现存主流体制，她对自己的激进抵抗政治主张带来的影响有自知之明。在问及她作为一个黑人女性，是否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些改变，胡克斯说像她这样的激进人物是边缘，是少数。黑人女性充其量充当的是防御角色，而且绝大多数黑人女性连防御角色也懒得充当，走了投诚招安路线。“绝大多数学术界里的黑人女性并不在反抗——她们看起来和学术界里其他的保守力量同样保守。”[3]P277
反统治（如性别统治和种族统治）的政治主张的实现有困难，但胡克斯仍然看到了希望。人们正在穿透、打破这堵拒绝现实的高墙。痊愈前的痛苦也昭示着痊愈的希望。这个痊愈的希望体现在践行爱的伦理上。胡克斯把她所反对的统治政治出现的原因，乃至解决问题的出路都归结到了爱的伦理，百川归海般地回到了基督教精神架构。她重新强调了小马丁·路德·金的观点，即爱是打开通往终极现实意义之门的钥匙，爱是通往至善的途径。选择去爱意味着选择了社群主义，抛弃了孤立主义。爱的伦理强调服务他人，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增强同情心和洞察力。爱是实践自由的过程，具有变革的力量。胡克斯主张把爱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基础，用爱的伦理来战胜统治政治。
胡克斯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提出用爱来战胜统治政治这个观点的人。马尔科姆X指出，黑人应该发生脱胎换骨的精神转化，不再通过贬损黑人的白人的镜片来看自己，由自我憎恨转向自尊自爱。黑人哲学家、神学家、普林斯顿教授科尔内尔·韦斯特认为如果人们要将马尔科姆X的思想精华发扬光大，就必须保留和发展这个“精神转化”的观点。在黑人的关系网络和黑人社区里，人性、爱与关怀能扎根成长，胡克斯的作品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5]P149非裔黑人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大都提到黑人通过爱的伦理实现救赎，这有非裔黑人基督教宗教背景的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的原因。韦斯特认为对非洲人深切的憎恨是美国文明的中心，这一点不言自明，人们可以通过奴隶制、滥用私刑、种族隔离、二等公民等现象看到。[3]P106在市场主导一切的崩溃了的市民社会，虚无如同猛兽吞噬着人们的精神，而关爱能掐住它的咽喉。[5]P29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几乎所有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在探讨爱的匮乏、爱的畸变与爱的救赎。黑人的自爱在当代新黑人运动中仍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爱与创伤治愈在公共话语空间占有重要的地位，胡克斯在这块地盘上勉力耕耘，写成了多部作品：《姐妹们的田薯：黑人女性与自我发现》（1993），《受伤的激情》（1997），《全与爱有关：新的前景》（2000），《拯救：黑人与爱》（2001），《情投意合：女性寻找爱》（2002），《震撼我的灵魂：黑人与自尊》（2003），《我们真酷：黑人男子与男性气质》（2003），《求变：男性，阳刚气质与爱》（2004）。
四、余音缭绕
《反抗的文化》一书1994年由劳特里奇出版，2006年出了劳特里奇经典版，该作品发表后得到许多好评，兹不赘述。但我们不应忘记，胡克斯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左派批评家，对她的这部作品也未必全是叫好之声。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对她的这部作品的批评反应也不全是由于这部作品本身造成的。抨击她和赞扬她的人都是在抨击和赞扬她的整个思想体系。《高等教育记事报》称“当黑人女性主义需要一个声音的时候，贝尔·胡克斯诞生了”。胡克斯不仅被视为黑人女性主义中最有希望的声音，而且还被认为是唯一能被圈进“新黑人知识分子”花名册的黑人女性候选人。她一再出现在《大西洋月刊》《新共和党》《纽约时报》《纽约客》，甚至VLS等各种主流媒体上。[6]P151媒体给胡克斯的“加冕”却招致了胡克斯的同行对胡克斯的批评。黑人女性主义作家米歇尔·华莱士1979年以《黑人硬汉与女超人神话》一夜成名，比胡克斯成名还早。华莱士在1995年频频发表文章，对胡克斯的作品进行抨击。华莱士在《贝尔为谁敲钟》一文中称“胡克斯把自己变成了‘政治正确修辞的女王’。如果离了那些并不动人的短语代码‘白人至上’‘男权统治’“自我修复’，胡克斯一个句子也写不出来。”[6]P158诺姆·乔姆斯基在《赞同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一书中认为大众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转移大多数（80%）美国人对真正的权力、统治和控制问题的注意力。其余的美国人是受过教育的精英，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制造赞同的声音。正确信息被大众文化的噪音和干扰的狂轰滥炸淹没了。华莱士认为胡克斯在《反抗的文化》一书中对麦当娜、《哭泣的游戏》、《保镖》、卡米尔·帕利亚等大众文化对象的批评是“噪音”。[6]P158但华莱士的文章只给了结论，没有分析论述，似难服人。胡克斯特立独行地不遵守学术规范，她的许多著作没有脚注，没有参考文献，华莱士对此颇为不满：“我不接受胡克斯‘为未受教育者赋权’一说。没有脚注，没有参考文献，唯一被赋权的只有她自己。做脚注和参考文献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不仅如此，当胡克斯自己在‘吞没他者’时，读者可能会更加了然于心。”[6]P121
然而，时隔十年之后，华莱士将该文收录到《黑色图案与视觉文化》论文集时称自己对胡克斯写的这篇批评文章很“荒唐”，如果说有哪一篇文章真希望自己没有写，没有发表，这篇文章就是。华莱士解释，如果不是因为最严重最极端的政治分歧，对任何人进行攻击都是不对的。换句话说，这种愤怒应该仅仅针对危险的反革命，子弹应该留给迫在眉睫的危险。华莱士认为自己对胡克斯怒气冲天的批评实际上说明了“受伤的自恋和自尊都能孳生愤怒，这种愤怒常常可能跟当时的具体情境无关，而是与根深蒂固的不自信有关。恐怕对种族话题的喋喋不休与这种心理动力的外化也紧密相关”。[6]P20华莱士认为自己不该公开抨击胡克斯，实际上这样做也让自己在公众面前颜面扫地。但如果不收录这篇文章，又显得就像歌手开个人演唱会，节目单上却没有保留曲目。在没有真相，只有对真相的表征的后现代，对被胡克斯批评的文化现象、胡克斯的文化批评以及对胡克斯的文化批评的批评该如何看呢？用福柯的话来说，表征总是通过话语产生，话语决定某个特定“文本”哪些内容该说，哪些内容不该说。话语建构并非否认世界的物质存在，而是强调意义只有通过话语才能产生，而权力正是通过话语产生知识。如果对于什么是构成客观性的共识已经消失，那么与其纠缠于种族表征话语的真伪，还不如转而关注权力如何参与了种族表征话语的建构。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作为一种霸权意识形态可能会将理解的结构强加给读者，但具有主体性的读者与结构发生着协商关系。读者被文化塑造。读者也塑造着文化。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胡克斯在论述影视作品时带着自己的视角进入，必不能穷尽黑人形象表征的一切形态；同时，本书中提到的影视作品完成于1994年以前，时至今日，对黑人的种族表征已经发生了变化，电影作品对种族、性别的表征与胡克斯所提到的那些作品相比已有所超越。黑人电影有由探讨种族压迫机制如何发生转向黑白种族如何捐弃前嫌并肩作战的趋势，如出现了讲述黑人在美国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的《光荣战役》《圣安娜奇迹》，或者讲述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体育赛场上——黑白球员共同打破种族坚冰，励志奋斗的故事。《艳压群芳》没有像《哭泣的游戏》一样最后回归异性恋模式，该片描述了差异的力量和接受差异的可能性。黑人成为表征主体进入人们的视域。黑人的文化、黑人的婚恋家庭成为表现的中心，尽管对黑人形象表征的定见有时还阴魂不散。从节奏布鲁斯到街舞说唱，各种非裔美国音乐在电影中都得到了呈现。控制黑人电影形象生产的机制显得更加多元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仍然存在，同时，市场机制的控制更加明显。胡克斯的“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批评话语仍然有效，只是在这里重点画线部分应是“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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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atriarchy，多译为“父权制”。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一书中译为“男权制”。笔者采用后一译法。笔者认为，“男权制”更能准确体现基于性别的优势、生为“男性”，而非成为“父亲”是男性优越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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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注释
[1]国际的领导机构，即1864年10月18日命名的中央委员会，是在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国际性大会上选出的。这次大会是由伦敦工联的领导人和一群巴黎的蒲鲁东派工人召开的，有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意大利等外国工人的代表，以及欧洲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和革命民主派流亡者的著名活动家参加，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后来以第一国际著称）的决议。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有：著名的英国工联主义者如乔·奥哲尔、威·朗·克里默、本·鲁克拉夫特、乔·豪威耳、罗·肖、布莱克莫尔、威·斯坦斯比、W.皮金和乔·朗梅德；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其中也有一些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威·德尔、乔·威·惠勒、约·奥斯本、威·沃利、托·费西、约·尼阿斯、惠特洛克等人；还有欧文主义者约·韦斯顿，19世纪60年代参加选举法改革运动的宪章主义者约·莱诺，工联机关报《蜂房》周刊的编辑之一、前宪章主义者的罗·哈特韦耳，英国记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彼·福克斯，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勒·吕贝、让·巴·博凯、茹·德努阿尔；伦敦的意大利工人组织一马志尼影响下的共进会的会员鲁·沃尔夫、多·拉马。卡·马克思和约·格·埃卡留斯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增补新委员。后来，中央委员会（从1866年末起定名为总委员会）由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选出。
从1864年10月8日的《蜂房报》（第156号）上的报道中可以清楚看出，约40人出席了总委员会的这次会议。——3
[2]这里和其他各处的“修正案”（amendment）一词，是按英国国会议事程序中具有的意思使用的。按照英国国会的习惯，修正案不是对提案的简单修正。它具有独立的性质，并可用以代替提案，这个习惯也为包括工人集会在内的一切公众集会所沿用。——3
[3]指的是1863年12月在伦敦成立的劳动阶级福利总同盟（UniversalleaguefortheWelfareoftheIndustriousClasses）。伦敦工联理事会积极参加了这个同盟的建立。同盟的领导人中有后来被选进国际总委员会的费西、泰勒、沃利、德尔、奥哲尔。同盟的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慈善性质和文化教育性质，它声明其目的是促进“全世界劳动阶级的道德的、社会的和身体的福利，而不分民族、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同盟的总部设在伦敦索霍区希腊街18号。这里也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从1864年10月5日到1866年1月2日开会的地方。——4
[4]指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Deutscher-Arbeiter-Bildungs-Verein）。它是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最初几年，协会是处在威廉·魏特林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强烈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教育协会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同民主派兄弟协会和法国社会民主派的各组织保持过经常的联系。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工作。1849年11月一1850年9月，马克思在这里举行过一系列的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和关于《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的讲座。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一起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19世纪50年代末起，马克思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工作。
后来，在60年代，该协会除了设在索霍区拿骚街2号协会会员亨·博勒特小饭馆的总部之外，在伦敦的东区和南区还有两个分会，即和谐协会和条顿尼亚。国际成立后，该协会的许多会员——埃卡留斯、考布、列斯纳、博勒特、罗赫纳等人参加了总委员会，并在它的活动中起了重大作用。——4
[5]指居住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于1864年6月底成立的共进会（AssociazioneDiMutuoProgresso）。该会在成立时大约有300名工人会员，处于马志尼的影响之下。加里波第被选为名誉主席。——4
[6]小委员会（Sub-committee）是为了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上述工作完成后，委员会继续存在，通常每周开会一次，成了总委员会的执行机关。从1865年夏天起也称做常务委员会（StandingCommittee）。常务委员会通常在每周六开会。它的成员包括：总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在1867年9月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被撤销）、名誉总书记和各国通讯书记。马克思实际上领导了常务委员会的工作。1865年春天，勒·吕贝和鲁·沃尔夫退出了总委员会，皮金随后也退出了。福克斯，还有法国通讯书记杜邦和瑞士通讯书记荣克都积极参加了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在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前不久，常务委员会改组，重新确定了它的成员。——5
[7]马克思因为有病未能出席小委员会的这次会议和1864年10月11日的总委员会会议。埃卡留斯10月12日写信给马克思说：
“你的亲爱的小女儿寄给我的说明情况的信，今晨1点钟我回家的时候才收到；因此，我未能在委员会里说明你缺席的原因。得悉你身感不适，殊为挂念，竭诚希望贵恙不重，早日痊愈。在欧洲工人组织的初生婴儿的身上，你绝对必须打上你的言简意赅的印记。
上星期三，我们离开后，你被选入小委员会。沃尔夫少校不明白你缺席的原因，而你昨天晚上又缺席，更加不可理解；大家都问你为什么不来。我当然作不出任何确定的回答。但是，关于小委员会的事，我猜想大概是没有通知你已当选，也没有通知你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仔细一打听，原来正是如此。克里默先生将通知你有关下次会议的事情。”
又参看马克思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9—18页）。——5
[8]欧文主义者韦斯顿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纲领草案原文，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在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这个文件“内容极其混乱”和“文字异常冗长”。——5
[9]鲁·沃尔夫在这次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章程乃是《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会条例》的英译本，这个条例于1864年7月在《工人协会报》上发表，并于1864年10月底在那不勒斯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通过。马志尼及其拥护者向国际工人协会提出这个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写成的章程，是打算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6
[10]埃卡留斯在10月1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说明了在这次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韦斯顿和沃尔夫的草案的情况：
“为了证明你绝对必须出席小委员会的下次会议，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你报告某些情况。
你大概记得，韦斯顿先生上星期三就曾建议讨论草拟原则纲领的措施，并且说他已经起草了一个东西，准备把材料交给小委员会讨论。昨天晚上才明白，他起草了一个长篇大论的东西，简直像一大堆糠埋着不起眼的一小把米。小委员会要求他精简。但是，压缩后的作品仍不比原稿好多少。这是一篇谈问题而又不涉及实质的无病呻吟的评论。克里默公开说这个文件必须压缩掉3/4。此外，沃尔夫少校翻译了意大利工人组织的章程草案，并建议采用。总的说，这个草案得到了赞同。这两个文件交还给小委员会，以便利用其一切可以接受的东西加以修订等，起草一个同时包括原则纲领和章程的单一的文件。会后，克里默私下说，不应该还让韦斯顿办这件事；草案的修订应该交给一个最多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做，他们可以对现有材料自行决定取舍。奥哲尔等人同意他的意见。’人得其位，位得其人’，无疑是马克思博士。
韦斯顿是一个老欧文主义者，尽管他向工人传播旧学派的多情善感的学说，并且真正憎恨压迫者，但是，除了真理和正义的陈词滥调之外，大概他并不知道工人运动的任何别的原理。”——7
[11]在这次总委员会会议上，将国际工人协会同资产阶级慈善性的劳动阶级福利总同盟合并的尝试失败后，同盟的两位领导人泰勒和费西就退出了总委员会。——7
[12]意大利工人团体那不勒斯代表大会于1864年10月25—27日举行，有25个组织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名为《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会条例》的章程。鲁·沃尔夫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7
[13]指的是1864年10月15日小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文件。它包括章程的序言部分（纲领）和章程本身，原由韦斯顿和沃尔夫起草，后经勒·吕贝修改。这次小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没有出席，因为克里默通知小委员会会议的便条是在10月15日当天寄出的，没有及时送到。克里默写道：
“尊敬的阁下：
小委员会将于本星期六晚上在白十字街80号韦斯顿先生家里举行会议，我受托通知您，大家都非常欢迎您出席。也许您不知道总委员会在您缺席时将您选入了小委员会。我不知道或者是忘记了在选举小委员会的时候，您已经离开了会场，要不然我早就将您当选的事通知您了。
深深尊敬您的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9
[14]对照总委员会1864年10月份的记录和马克思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加以分析，就有可能复述马克思是如何起草国际的纲领性文件的。10月8日，在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韦斯顿提出了他所写的原则宣言草案，鲁·沃尔夫提出了他译成了英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的章程。10月11日，总委员会研究了这两个文件后，决定把它们退还给小委员会进行修改。在小委员会10月15日会议上，勒·吕贝宣读了他以韦斯顿和沃尔夫的草案为基础的修订稿。总委员会在10月18日讨论了这个修订稿，它包括作为序言的原则宣言和章程。
只是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才第一次得到机会熟悉这些文件，他在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这些文件发表了意见。讨论后，原则宣言和章程大体上得到了总委员会的赞同。然而，马克思争取到了把它们交给小委员会最后定稿。10月20日，小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家里开了会；这个会上，他们只校订了章程的第1条。小委员会下次会议定于10月27日举行。这就给了马克思必要的时间来从根本上改造所提出的文件。他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它同原稿完全不一样，他完全改写了整个序言部分，从中删去了勒-吕贝写的原则宣言，把章程由40条压缩为10条，改变了组织原则本身，只保留了纯属表面性质的个别点（组织的名称，关于18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在组织的成员由一地迁往另一地时予以帮助，等等）。
小委员会于10月27日同意了马克思起草的宣言和章程。——11
[15]11月2日伦敦自由派报纸《晨星报》第2703号和11月5日工联的周刊《蜂房报》第160号，刊登了总委员会1864年11月1日会议的报道。报道中引用了不确切的材料。特别是，报道中说似乎通过了1865年将在布鲁塞尔召开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实际上，总委员会没有通过这样的决议。报道的作者从国际的《临时章程》第3条中简单剽窃了这条消息。此外，在《蜂房报》的同一期上未经通知总委员会就发表了《成立宣言》。
《蜂房》是英国工联的机关周报；从1861年到1876年在伦敦出版，用过三个名称：《蜂房》（TheBee-Hive）、《蜂房报》（TheBee-HiveNewspaper）、《便士蜂房》（ThePennyBee-Hive）；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在1864年11月2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该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都刊登在该报上。但是，刊登在该报上的国际文件常被篡改或删节，为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从1869年起，该报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的喉舌。1870年4月26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同《蜂房报》决裂的决定。——12
[16]指的是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期刊登成立宣言误植的错别字。“纲领”一词指的是章程的序言部分。——12
[17]这里是指担任不领取报酬的职务。——14
[18]记录不准确。《临时章程》没有在《蜂房报》上刊登过。它包括在1864年11月下半月由《蜂房报》社印成的单行小册子中，小册子名为《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噎克街圣马丁堂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14
[19]在《蜂房报》1864年11月26日第163号上刊载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中，马克思提出的第二个决议案是这样写的：“加入协会的伦敦团体有权各选派一名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保留接纳或拒绝这些代表的权利。至于各省愿意加入协会的团体，则有权选举一名成员为协会的通讯员。”——16
[20]致阿伯拉罕·林肯祝贺他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公开信，如马克思1864年12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表明的，是由马克思起草的，然后得到常务委员会同意，并在总委员会这次会议上通过。关于递交公开信问题的更为详细的讨论情况，马克思1864年12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有57个委员会委员签名的公开信的手抄本，送交给了美国驻伦敦的公使亚当斯。
致林肯的公开信，首先发表在1864年12月23日的英国报纸《每日新闻》上，随后又发表在12月25日《雷诺新闻》第750号上以及一些德国报纸上：1864年12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1865年1月5日《柏林改革报》第4号和1月7日《海尔曼》第314号上。——20
[21]1864年12月3日《峰房报》第164号上关于这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说，这个决议案也得到了马克思的附议。——22
[22]彼·福克斯根据总委员会1864年11月29日的决定起草的总委员会英国委员关于波兰的公开信，预先于12月6日由小委员会初次讨论过。这封公开信（原文没有保存下来）是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写的。从马克思1864年1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福克斯提出了一个论点，仿佛法国传统的对外政策支持波兰的独立。马克思坚决不同意这一点。他指出，法国的当权阶级，从路易十五的时候起，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止，都是为了自私自利来蛊惑地利用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并且是为了这些私利而经常出卖波兰人。小委员会以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作修改为条件通过了福克斯的公开信。瑞士通讯书记荣克说，他打算向总委员会提议否决福克斯的这封公开信，因为它具有资产阶级性质。——23
[23]还在1863年夏天，一群后来加入了国际总委员会的英国工联主义者（克里默、奥哲尔、费西、豪威耳、沃利、惠勒等人），发起了争取英国选举法改革的运动。他们在1863年9月成立了工联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协会。奥哲尔当选为协会的主席，书记是啥特韦耳，财务委员是特利姆勒脱。——25
[24]指星期六早晨出版的各周报。——25
[25]马克思指的是《成立宣言》在1864年12月21日《社会民主人报》笫2号上和12月30日第3号（附页）上以《欧洲工人阶级宣言》为题发表一事。《宣言》德译文是马克思译的。——26
[26]国际的瑞士各支部是在报上刊载圣马丁堂集会的报道后立刻开始建立起来的。1864年10月11日，以装订工人杜普莱克斯为首的一批日内瓦工人写了一封信给托伦，通知他在日内瓦组织了临时委员会，以便同其他国家的工人建立联系，并要求他给他们寄去必要的指示。这封信由托伦寄往伦敦，如在瑞士通讯书记荣克1865年1月10日给杜普莱克斯信中所表明的，这封信由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并被非常满意地接受下来。荣克给杜普莱克斯寄去了协会的《章程》。他代表总委员会建议瑞士工人建立全瑞士的中央委员会，并同伦敦的总委员会建立经常的联系。——26
[27]总委员会致林肯总统的公开信，在1864年12月后半月，就在英国报纸上发表了。《蜂房报》虽然是总委员会的机关报，只是在1865年1月7日（第169号），即在通过了这个决定之后，才发表这封公开信。——26
[28]福克斯起草的总委员会英国委员致波兰人民的公开信，成了1864年12月13日和20日，以及1865年1月8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漫长讨论的题目。马克思在12月13日和1月3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两次就这个问题发了言。马克思根据波兰和法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大量实际材料，指出福克斯美化了法国统治阶级关于波兰的传统的对外政策，并揭露了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政府在波兰问题上所推行的政策的反动实质。马克思认为在国际中提出波兰独立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会使每一个国家的工人有可能揭露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同时，马克思认为波兰民族运动是一种能够损毁俄国沙皇制度的实力，使俄国境内革命民主运动加速发展的力量。
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没有发表。——28
[29]总委员会在1864年12月29日通过决议，邀请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比斯利、比尔斯和哈里逊参加庆祝协会成立的晚会，当时已将决议载入了会议记录；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没有发表，而克里默在寄给报纸的关于1865年1月8日会议的报道中，却把这个决议包括了进去，并且把它第二次记入记录本里。不仅如此，他还擅自在决议中添上了格罗斯密斯的名字，格罗斯密斯是总委员会委员，按情理不需要专门邀请。报道发表在1月7日《蜂房报》第169号及《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97号。1月8日，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作客的马克思写信给荣克，抗议把格罗斯密斯的名字加进记录中，并告诫总委员会要警惕某些领导人想把它变成满足其小小虚荣心的工具的企图。从荣克1865年1月11日的复信中可以看出，在1月10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马克思的抗议。克里默承认了错误，因而从1月3日的会议记录中删去了格罗斯密斯的名字。——28
[30]这封信也发表在1865年1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7号上。——29
[31]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NationalLeaguefortheIndependenceofPoland）是1863年7月28日在伦敦成立的。由于波兰起义遭到镇压而于1863年7月22日在圣詹姆斯大厅召开的那次有名的会议是同盟建立的先导。这次会议是成立国际的准备步骤之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英国的工联派、民主派以及从巴黎来的法国工人代表。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向外交大臣约翰·罗素转交会议对英国政府的抗议书，抗议它对波兰起义者采取两面政策。罗素拒绝接见代表团，1863年7月28日在《蜂房报》编辑部再度集会，在这次会上也就成立了同盟。埃德蒙·比尔斯被选为同盟的主席，约翰·罗·泰勒是名誉书记。同波兰流亡者民主派（博勃钦斯基、奥博尔斯基、扎比茨基等人）有联系的扬·库日纳是曾经领导1863—1864年起义的波兰国民政府在伦敦的代表。——30
[32]指的是1865年1月15日在伦敦格林尼治举行的会议。总委员会委员勒·吕贝、奥哲尔、摩尔根和努斯佩尔利在会上说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和任务。会议认识到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必要性，并保证全力促进协会的成功。会议决定在格林尼治成立协会的分会，并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有权增聘新委员的委员会。努斯佩尔利被选为委员会的委员。——31
[33]杜普莱克斯1865年1月17日从瑞士的来信，是回复荣克1月10日的去信。杜普莱克斯报告说，日内瓦委员会正为在瑞士建立国际协会的支部进行活动，因此，他要求把所有的总委员会出版物寄给他。——32
[34]指的是威廉·李卜克内西1865年1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阻碍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的，不仅由于普鲁士的警察统治，而且也由于联合会中拉萨尔派领导的宗派主义立场（详见本卷李卜克内西给伦敦代表会议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32
[35]指的是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魏德迈1865年1月2日的来信。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魏德迈侨居美国，并站在北部方面积极参加了1861—1865年的内战。1864年底，他被任命为圣路易斯军区司令。1864年11月290，马克思写信告诉魏德迈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并寄给他四份《成立宣言》。魏德迈在信中说，他打算在当地的工人报纸《圣路易斯每日新闻》以及纽约的民主报纸《世界报》上发表《成立宣言》。——32
[36]国际协会的巴黎支部是在1864年底成立的。它是由蒲鲁东主义的工人昂利·托伦和沙尔·利穆赞创立的，这两个人都参加过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举行的成立大会。1865年1月初，巴黎支部出版了《临时章程》的法文译本，其中有几处不确切和歪曲，特别是序言的第三段（“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中“作为手段”几个字被删掉了。
除托伦集团外，法国律师昂利·勒福尔也以国际的奠基者和法国工人的代表自居。（勒福尔并未参加成立大会，但参加过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成立大会上，勒·吕贝宣读了他给大会的书面发言。）勒福尔同法国通讯书记勒·吕贝以及在英国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保持联系。1865年1月13日拉萨尔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8号上刊登了莫泽斯·赫斯的一篇文章，文章指责托伦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1月16日，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来读到这篇文章，他立即写信给柏林的约·巴·施韦泽和巴黎的维克多·席利，在给席利的信中，他要求席利进行有关的调查；在给施韦泽的信中，则强烈抗议施韦泽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诬蔑，并警告如果该报再出现这样的指责，他就要同它公开决裂。1月19日，席利告诉马克思，对托伦的诽谤性指责来自接近法国合作协会机关刊物《联合》杂志的几个人，勒福尔是该杂志编辑部的成员。席利答应很快就把补充消息寄来。
如马克思1865年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表明的，他在这次会议上建议暂时不要把会员证给巴黎寄去。——32
[37]1865年1月24日记录中相应的地方并无修改。非常可能，是在这次会议批准记录后，克里默才把记录抄上记录本的。——33
[38]亚当斯给克里默的信刊登在1865年2月6日《泰晤士报》上。马克思在1865年2月写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林肯对祝贺他再度当选总统的各种贺信的所有回信中，只有对协会贺信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贺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478页，注明日期是“1865年5月27日以前”。又：马克思在1865年2月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林肯的回信时说：“这是老头子迄今唯一的超过纯粹客套话的答复。”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52-53页。）——34
[39]指的是《圣路易斯每日新闻》的社论。同一期上还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摘要。1865年1月31日，马克思从魏德迈那里收到了这张报纸。——34
[40]比利时民主派的全国联盟盟员莱昂·封丹1865年1月29日的布鲁塞尔来信，是给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勒·吕贝1月18日附有《成立宣言》和《章程》一信的回信。封丹的信发表在1865年2月4日《蜂房报》第173号关于这一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34
[41]指的是一群资产阶级激进派分子1865年2月6日在伦敦酒馆举行的选举法改革拥护者筹备会。会议是给定于1865年2月23日在圣马丁堂举行的更广泛的大会作准备。——35
[42]马克思在1865年2月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详细阐述了总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所采取的关于选举改革运动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总委员会接到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邀请，并写道：“没有工联，群众大会就开不成，没有我们，他们就得不到工联。这就是他们向我们呼吁的真正原因。”“会议根据我的提议作出了如下决议：（1）派遣一个代表团作为普通的‘观察员’（在我的建议中我不要外国人做代表团的成员，而埃卡留斯和吕贝也是作为‘英国人’和不讲话的证人当选的）；（2）关于群众大会，如果第一，在他们的纲领中直接地、正式地提出男子普选权，第二，我们选派的代表加入常务委员会，从而可以监督这些家伙，在他们企图发动新的叛变（我已经向大家说明，他们肯定在进行这种策划）时揭发他们，那么我们就和他们一起行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54页。）——35
[43]信是弗里布尔写的。他在信中告诉勒·吕贝，由于总委员会1月24日的决议，托伦表示他准备辞职，如果这会加速从伦敦收到会员证的话。——36
[44]任命勒福尔为国际在巴黎的报刊辩护人，是根据他自己的请求作出的。马克思赞成任命勒福尔，是因为他从席利的信（1865年2月5日）中得到的印象，以为巴黎的冲突已经解决，他指望把法国参加合作运动的工人吸引到国际中来，并利用《联合》杂志来宣传国际的思想。——36
[45]马克思的这个报告是以琼斯1865年2月13日的来信为根据的。琼斯写道：
“亲爱的马克思！我在上一封信里忘了请您把我列为国际协会的会员，如果您寄给我一打会员证，我敢说我能够发展12个会员。”——37
[46]琼斯1865年2月10日的信，是对马克思2月1日去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的回信。马克思在信中勾画出了在总委员会领导下吸引英国广大工人群众参加选举改革运动的要点。琼斯在回信（预定要在总委员会宣读）中表示同意所拟定的办法，并特别强调，需要用以成年男子普选权为口号的大规模工人运动来对抗其总部设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全国改革联盟的宣传。——37
[47]指的是1860—1866年在汉堡出版的德国周报《北极星》（Nordstern）；从1863年起，这家周报成了拉萨尔派的机关报。在1865—1866年，约·菲·贝克尔关于瑞士的国际支部的报道在它上面发表。
1865年2月110《北极星》第296号刊登了贝克尔2月4日关于1月27日举行的日内瓦支部（1864年10月成立）会议的一篇报道。以贝克尔为主席的德国社会共和人民联盟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赞同国际协会的《临时章程》，并选出了一个七人委员会。随后，又决定吸收日内瓦各个工人团体的代表来扩大这个委员会。——37
[48]指的是托伦1865年2月10日写给勒·吕贝的信，由于任命了勒福尔为国际在巴黎的报刊辩护人，托伦在信中强烈反对把不是工人的人任命为协会的负责人员。——37
[49]1829年在英国建立的泥水匠协会伦敦分会，到19世纪60年代初有会员约4000人。埃德温·科尔森是协会的总书记。1865年2月21日豪威耳被任命为伦敦分会在总委员会里的代表。——37
[50]从马克思在1865年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知道，马克思在通知席利关于他的任命时，对他作了专门指示。根据席利在2月25-28日的回信判断，马克思的指示可以归结如下：竭力保持总委员会监督巴黎支部事务的职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受到相当一部分巴黎无产阶级支持的巴黎支部脱离国际。——39
[51]艾·比尔斯的信中邀请总委员会委员参加伦敦的选举法改革拥护者赞助的群众大会。大会是1865年2月23日星期四在圣马丁堂举行的，总委员会的代表积极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定，还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参加代表团的除了工联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还有几位总委员会委员——奥哲尔、克里默、韦斯顿、德尔、哈特韦耳、惠勒、莱诺、尼阿斯、豪威耳），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谈判关于选举法改革的联合斗争问题。马克思认为会议的结果是最令人满意的，他在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国际协会在为建立新的改革同盟而成立的委员会中如此成功地构成了多数，以致整个领导权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84页。）——39
[52]刊登在2月25日《蜂房报》第176号的关于总委员会这次会议的报道中，在选举权运动上的讨论有更详细的反映。报道中说：“接着，就发起普选权运动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一致同意中央委员会只考虑或支持给一切成年男子选举权的要求。还同意，必须密切注意将要领导运动的那些人。工人常常受骗，他们的职责是加倍提高警惕。”——39
[53]马克思认为通过这个决议有极大的重要意义。他在1865年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此外，其他一些议员，像泰勒等（一些同马志尼有关系的家伙）竟敢向我们宣称，现在召开波兰大会不适宜。我通过我们的委员会回答说，工人阶级有它自己的对外政策，而这个对外政策绝不以资产阶级认为适宜为依据。资产阶级总认为，适宜的是，在新的起义开始时怂恿波兰人，在起义过程中通过外交手段出卖他们，并在俄国迫害他们之后将他们投入灾难之中。实际上，大会的目的首先是在金钱上予以支持。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恰恰现在认为哪怕提到波兰这个名称本身都是不适宜的，难道这些不幸的流亡者（这一次多数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不会得到扎莫伊斯基亲王之流的任何支持）就应当饿死吗？”（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86页。）——39
[54]指的是厄·琼斯在1865年2月25日写给马克思的信。琼斯报告了曼彻斯特普选权运动的成就，欢迎改革同盟的成立，并邀请同盟代表团参加将在曼彻斯特举行的支持成年男子普选权的群众大会。——40
[55]《社会民主党人报》（DerSocial-Demokrat）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4年12月15日到1871年在柏林出版，起初每周三期，从1865年7月起是日报。在1864—1865年，约·巴·施韦泽是报纸的编辑。因为没有别的机关报在德国宣传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创刊时曾同意为它撰稿c在报纸纲领中没有特别的拉萨尔主义的口号和李卜克内西被预定为报纸的非正式编辑，也促使他们同意这一点。报纸上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以及马克思应施韦泽请求写的专论《论蒲鲁东》。可是，不久得到证实，施韦泽把报纸引上了同俾斯麦容克政府协妥的道路，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1865年2月23日发表声明，公开宣布同该报决裂。——40
[56]小委员会同法国代表托伦和弗里布尔于1865年8月4日和6日举行了联席会议。小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决议。决议原稿保存在马克思的笔记本里：
“（1）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批准由公民托伦、弗里布尔和利穆赞组成的巴黎分会理事会，并且对他们的热心活动表示感谢。
（2）最好能够吸收公民皮埃尔-万萨德参加巴黎分会理事会。
（3）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感谢公民勒福尔加入国际协会的组织，并且衷心地希望他以巴黎分会理事会的HommeDeConseil［顾问］身份进行合作，然而中央委员会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强使公民勒福尔在巴黎分会理事会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
（4）委派公民维克多-席利为伦敦中央委员会在巴黎的代表。
作为这样的代表，他应当只同巴黎分会理事会协同工作。他将行施DroitDeSurveillance［监督权］，而巴黎分会自己也认为必须承认这种监督权是中央委员会的一种由当前政治情况决定的必然属性。”（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90页。）
决议的最后文本由总委员会在3月7日批准，并载入了记录本。——40
[57]由于任命昂·勒福尔为协会在巳黎的报刊辩护人，国际巴黎支部的会员在1865年2月24日举行了会议。会议虽然承认总委员会对地方支部的活动有监督权，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勒福尔利用总委员会决议把巴黎支部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的企图。会上通过了利穆赞起草的决议，其大意是：为了保卫协会和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纯粹工人阶级性质，组织中的领导职务只应由工人担任。会议完全赞成弗里布尔、托伦和利穆赞的活动。由巴黎支部32个会员签名的决议，由托伦和弗里布尔带到了伦敦。——42
[58]从马克思1865年3月13日给荣克的信中判断，马克思对这个决议的最后措词不满意，认为对勒福尔作了过大的让步。——42
[59]认为只有工人才能担任工人组织中正式职务的这种蒲鲁东主义的错误观点，在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被彻底粉碎了。在讨论章程和条例时，法国代表托伦提出，第11条“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应该加以修改，他说，只有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才能被选为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托伦遭到了其他与会代表的断然拒绝。克里默和卡特在发言中强调说，国际本身的存在就有赖于许多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公民。在这方面，他们特别指出了马克思的贡献，正如克里默所说的，马克思一生的工作就是为了谋求工人阶级的胜利。托伦的修正案被否决。——42
[60]使工人政论家和1848年革命老战士皮埃尔·万萨德参加巴黎理事会，旨在使国际的法国会员更广泛地接受40年代法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然而，从万萨德4月30日给杜邦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以健康为理由辞谢了这项任命。——42
[61]总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在寄往巴黎时，附上了给席利的个人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勒福尔一派人可以根据情况在巴黎建立独立的国际支部。——43
[62]席利没有接受让他担任总委员会在巴黎理事会的代表的任命，并在1865年3月20日的一封信中把这一点通知了马克思。——45
[63]2月23日会议选出的代表团同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罗德雷斯饭店举行的会议，参加的约有20名工联的代表（其中有几名总委员会委员）和同样数目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包括4名议员）。自由贸易派领袖约翰·布莱特建议只把选举权扩大到一户一票。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被资产阶级的代表否决了，因而没有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
3月16日在圣马丁堂专门召开的工联会议上，奥哲尔报告了罗德雷斯饭店会议的结果。这次会议批准了2月23日的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并选出了起草同盟章程的委员会。——45
[64]在1865年2月23日圣马丁堂举行的选举法改革筹备会上，一些工联的领袖曾经声明准备对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因此，1865年3月40《蜂房报》第177号上刊登了韦斯顿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号召2月23日选出的代表们在即将举行的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谈判中，坚持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7
[65]1865年5月9日，奥哲尔当选为总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接替已被选为改革同盟的代表的豪威耳。——47
[66]弗里布尔的信谈到了巴黎支部的冲突，特别是勒·吕贝对任命席利的反对态度。弗里布尔的信的内容，可从荣克1865年3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得悉。——47
[67]1865年4月，勒福尔写信给《联合》杂志第6号，宣布他退出了国际。一4768指的是阿·阿·沃尔顿的《从诺曼人征服到目前为止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土地占有史》（HistoryoftheLandedTenuresofGreatBritainandIreland，fromtheNormanConquesttothePresentTime，1865年伦敦版）一书。作者在1865年8月1日送给总委员会20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6篇《剩余利润转化为地租》第37章《导论》中提到过沃尔顿的这本书。——8
[69]国际的里昂支部是由一群左派共和党人即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在1865年初建立的，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布朗基主义者。机械工人阿德里安·舍特尔被选为支部的通讯员，他以这个身份向总委员会报告了建立支部的情况。总委员会把约500张国际会员证寄给了里昂支部。——49
[70]刊登在1865年4月1日《蜂房报》第181号上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对克里默报告代表团访问鞋匠协会的情况写得更为详细：“总书记公民克里默报告了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由克里默、埃卡留斯、韦斯顿、荣克、福克斯、勒·吕贝、摩尔根、德尔和惠勒诸位公民组成）同近来在老贝利的贝尔旅馆开会的全国鞋匠协会的代表会晤的结果。代表有38名之多，代表各协会约5000名会员。伯明翰的代表托马斯先生提议，赫尔的代表附议，在另外一两位代表表示赞同之后，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接着就是决议的全文。——49
[71]显然，惠特洛克报告了改革同盟的章程。这个有总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起草的章程，在专门起草委员会1865年3月20日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于3月23日在圣马丁堂举行的公众集会上被通过。同盟的目的在章程中表述如下：
目的
“1．争取把选举权扩大到每一个已登记住址、智力健全、未判罪的成年男子。
2．保障投票人秘密投票。”
方法
“同盟将力求实现上述目的，其方法为：建立分支组织、公众集会、举办讲座、举行代表会议、候选人作出必要的保证，以及执行委员会随时可以决定的其他措施。”——49
[72]1865年3月22日在汉堡全德工人联合会会议上。联合会主席伯恩哈德·贝克尔发表了诽谤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讲话。这篇讲话发表在1865年3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附页上。由博勒特署名的国际的答复，刊登在1865年4月22日《北极星》第306号上。马克思本人在《人类的主席》一文中驳斥了贝克尔，这篇文章刊登在1865年4月13日《柏林改革报》第88号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00—105页）。——51
[73]韦斯顿提交讨论的问题，总委员会在1865年5—8月间（1865年5月2日、20日和23日，6月20日和27日，7月4日和18日，以及8月15日的会议）讨论过。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为驳斥韦斯顿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宣读了题为“工资、价格和利润”的著名报告。——52
[74]1865年4月15日，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给封丹。信中附有总委员会关于任命马克思为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以接替已经辞职的勒·吕贝的正式决议。——52
[75]指的是沙尔·龙格，即1864年10月20日起在巴黎出版的民主派周刊《左岸》的编辑1865年3月12日，这个刊物刊登了龙格抨击第二帝国的文章《拉帕理斯王朝》。作者被判处8个月监禁，刊物被封禁。1865年5月14日在布鲁塞尔重新出刊，一直继续到1866年8月5日。该刊发表了总委员会的文件和关于国际活动的消息。——53
[76]指的是杜普莱克斯和法尔科内1865年4月9日联名致荣克的信。信中除了已载入本记录的内容外，还写了日内瓦支部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情况。这封信还指出，在瑞士建立的各支部的会员还为数不多，但完全有可能增加。
这封信是由日内瓦支部委员会的委员们签署的。——55
[77]显然，指的是厄·琼斯在1865年4月22日和24日写给马克思的两封信中的一封，琼斯在信中把曼彻斯特普选权运动所取得的进展，以及1865年5月9日星期二在自由贸易大厅举行改革代表会议的情况，告诉了马克思。——56
[78]不久就弄明白了，莱·封丹同工人群众没有联系，也没有采取步骤在比利时为国际作宣传；他在马克思所宣读的这封信中力图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进行辩解。国际在比利时的第一个支部是1865年7月17日在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政论家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建立起来的。——56
[79]莱比锡排字工人在1865年3月21日全体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要求提高工资的决议，雇主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作为回答，莱比锡排字工人联合会宣布罢工，约有650名工人参加。4月15日，李卜克内西为其领导人之一的柏林排字工人联合会寄给总委员会一封信，要求支持莱比锡工人。
1865年4月29日《蜂房报》第185号上刊登的关于这一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援引了这封信。——56
[80]奴隶解放协会（TheEmancipationSociety）是一群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分子于1862年11月在伦敦成立的。它支持伦敦工联理事会反对英国站在南方奴隶主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年）的运动。比尔斯是该会的一名积极会员。——56
[81]指的是巴黎理事会的改组。马克思是根据席利在1865年4月27日给他的信报告这个消息的。改组的结果，国际加强了它同基层工人组织的联系，有几个新的委员，其中有瓦尔兰和卡梅利纳，进入了巴黎理事会。——57
[82]托伦和弗里布尔在1865年2月末和3月初到伦敦的期间，将巴黎理事会收到的协会在讷夏托的通讯员勒费弗尔的一封信交给了勒·吕贝。，勒-吕贝以法国通讯书记的身份同勒费弗尔通过信，并力图唆使勒费弗尔反对总委员会和巴黎理事会。勒·吕贝的阴谋只是在杜邦被任命为新的法国通讯书记之后才被发觉。由于勒·吕贝企图以协会格林尼治分会代表的身份再次进总委员会，问题变得特别尖锐。这个问题在1865年5月6日小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过。——57
[83]《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是马克思在5月2日至9日之间写的，刊登于1865年5月20日《蜂房报》第188号。——59
[84]改革同盟的领导机关——委员会和更小的执行委员会是1865年3月底选出的。最初由12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里，有6名总委员会委员（克里默、莱诺、尼阿斯、奥哲尔、豪威耳和埃卡留斯）。豪威耳被选为名誉书记。马克思在1865年5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我们，这个改革同盟要么永远不会产生，要么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22页。）同盟就召开曼彻斯特代表会议一事，发表了致工人阶级的公开信，号召为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而斗争（见1865年5月13日《蜂房报》第187号）。——59
[85]指的是谋刺拿破仑第三的奥尔西尼阴谋案（1858年1月14日）。谋刺未遂，奥尔西尼和他的两个同谋者被判处死刑。——59
[86]根据决议，为讨论韦斯顿提出的问题而专门召开的总委员会会议，5月20日晚8点举行。这次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在1865年5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阐明了韦斯顿的主张的实质和他自己的主要的反驳意见。马克思写道：“今天晚上将举行国际的紧急会议。一个好老头子，老欧文主义者韦斯顿（木匠）曾提出两个论点，他经常在《蜂房报》上为这些论点进行辩护：·
（1）工资率的普遍提高对工人不会有任何好处；
（2）由于这一点以及其他原因，工联所起的作用是有害的。
这两个论点——在我们的协会中只有他相信——如果被接受，那么，我们就将在这里的工联和现在大陆上流行的罢工疫面前闹大笑话。
由于这次会议将允许非委员参加，所以他会受到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的支持，这个人曾经以同样的精神写过一本小册子。人民自然希望我加以反驳。我本来应当为今天晚上的会议准备我的反驳意见，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继续写我的书（指《资本论》。——编者注），所以我就只好临时去讲一通了。
我当然事先知道，两个主要论点是：
（1）工资决定商品价值。
（2）如果资本家今天付出的是5先令而不是4先令，那么明天他们就将以5先令而不是以4先令出卖自己的商品（他们能这样做，是由于需要的增长）。
这虽然非常平淡无奇，并且只涉及最表面的现象，但是，要对完全不懂的人把与此有关的一切经济学问题解释清楚，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不可能把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压缩在一小时之内讲完。但是我将尽力而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24—125页。）——60
[87]《纽约每日论坛报》（TheNew-YorkDailyTribune）是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41—1924年出版，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提倡进步政策。马克思从1851年10月至1862年3月同这家报纸合作；恩格斯应马克思之约为这家报纸写了大量的文章。同该报的合作在美国内战初期就停止了。促使马克思断绝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该报日益主张同畜奴的南方妥协，因而离开了进步立场。
这家报纸在1865年6月1日以“欧洲工人致约翰逊总统”为题，刊登了总委员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60
[88]指英国选举改革运动。——60
[89]见1865年5月16日《曼彻斯特卫报》。——60
[90]指的是协会驻里昂通讯员舍特尔的一封来信；1865年5月27日《峰房报》第189号上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中发表了这封信的摘要。舍特尔在信中写到里昂工人罢工的情况，并要求尽快给他寄去500张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证。他还通知协会，在里昂铅印了国际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61
[91]指的是勒·吕贝给勒费弗尔的信，后者将信的摘要寄给了杜邦。——62
[92]曼彻斯特选举法改革拥护者全国代表会议是在1865年5月15日和16日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收到参加代表会议的邀请后，早在3月21日就任命了自己的代表团，要代表团坚持关于给一切成年男子选举权的要求。将近200名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其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斗争是在改革的性质问题上展开的。与资产阶级提出的选举法改革的含糊不清的要求相对立，克里默宣布，伦敦工人授权自己的代表只投票赞成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他们不赞成范围更小的选举权。克里默的发言得到厄·琼斯和豪威耳的支持。但是在代表会议上占多数的资产阶级代表，以95票对50票否决了克里默的建议。由于泰勒、比尔斯和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通过了只给房主和交纳当地的市政济贫税的房客选举权的要求。关于曼彻斯特代表会议的报道，发表在1865年5月20日《蜂房报》第188号上。——2
[93]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连同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刊登在1865年6月3日《蜂房报》第190号上。——64
[94]出版定名为《平民报》报纸的计划没有实现。——66
[95]马克思的报告《工资、价格和利润》是他在总委员会1865年6月20日和27日两次会议上宣读的。——67
[96]1865年5月25日，德特福德和格林尼治分会书记穆尔钦诺克向分会在总委员会的代表勒·吕贝询问分会同总委员会中断联系的原因。5月28日星期日，分会举行特别会议，在勒·吕贝发言后，决定要求总委员会调查这件事。5月29日，穆尔钦诺克把这个决议寄给了克里默。——67
[97]邀请英国工人团体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传单是在1865年夏天印发的，开头是“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兹邀请各工会团体、互助会和其他工人团体……加入”。邀请书是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的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决议为基础的。总委员会同时也印发了附有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团体的申请书的专门格式。——67
[98]指的是法尔科内和杜普莱克斯1865年6月2日给荣克的信。——69
[99]《工人论坛》（LaTribuneOuvrière）——法国的工人周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托伦、弗里布尔、瓦尔兰和其他人；该报的出版者是沙·利穆赞。该报头四号于1865年6月在巴黎出版；该报被禁止在法国发行后，报社迁往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于1865年7月9日又出版了一号。该报由于不能运进法国而停刊。——69
[100]指的是班尼亚加蒂1865年6月14日写给克里默的信。——70
[101]在驳斥韦斯顿的错误观点时，马克思在他的报告中指出，韦斯顿实际上是提倡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剥削面前消沉恭顺。马克思对韦斯顿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蒲鲁东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的批判，因为他们也都是过于看轻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并对工会持否定态度。马克思在自己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复杂的理论原理以工人容易理解的形式作综合阐述的典范），对经济斗争及其与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相联系的作用和意义，作了理论上的论证。马克思的报告也是反对英国工联主义者的狭小眼界和改良主义，他们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只归结为争取日常需要的斗争。——71
[102]指的是在1865年6月13日总委员会会员上关于再次接纳沃尔夫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问题的表决。——72
[103]马克思在结束他的报告时提出了下面决议：
“（1）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
（2）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引起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
（3）工联作为抵抗资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一般说来，它们遭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169页。）——73
[104]关于总委员会的委员们建议发表讨论材料一事，马克思在1865年6月2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从一方面看，这也许对我有好处，因为这些人同约·斯·穆勒、比斯利教授、哈里逊等有联系，从另一方面看，我有点犹豫：
（1）因为‘韦斯顿先生’成为我的反对者并不是一件太值得高兴的事；
（2）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用非常紧凑但又相当通俗的形式叙述了预先从我的书（指《资本论》。——编者注）中取出的许多新东西，同时对于许多问题我又不得不只是顺便粗略地提一下。问题是，用这样的方式预先从我的书中拿出东西是否适宜？”（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27—128页。）
马克思的报告，到1898年才由他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以“工资、价格和利润”为题出版。——73
[105]福克斯指的是1865年7月8日在下议院的讨论。当时，议长要议员亨尼西遵守秩序，因为亨尼西企图在最初的决议案和修正案付表决之前把第三个建议提交讨论。——73
[106]由于里昂花边生产工人的罢工，协会驻里昂通讯员阿德里安·舍特尔请求总委员会寄去关于英国花边生产和价格的情报。如在总委员会记录中所看到的，1865年6月上半月，杜邦曾设法把所需要的情报给里昂寄去了。至于克里默的诺里奇之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73
[107]显然是指接纳各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申请书格式的铜版。——74
[108]弗里布尔的信，今已不存。但是，从席利写给马克思的信中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巴黎支部的成员坚决要求18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7月7日，他们发出了致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呼吁书，呼吁书里提出了如下的代表大会的议程：
1．协会的目标是什么——它的活动方法可能是什么？
2．劳动及其在卫生和道德方面的后果；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
3．从卫生和道德观点看工厂的女工和童工。
4．失业和同它作斗争的手段。
5．罢工；罢工的作用。
6．协会，它的原则及其应用。
7．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8．劳资关系。
9．外国的竞争。贸易协定。
10．从生产观点看常备军。
11．道德是不是与宗教不同？
呼吁书发表在1865年7月7日《新闻报》、7月15日《民论报》和其他几家法国报纸上。——75
[109]指1863—1865年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人周报，即不列颠矿工联合会机关报《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TheMinerandWorkman'sAdvocate）。1865年7月底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约·布·莱诺拥有了该报的发行权，并担任它的编辑。同时，该报作为正式机关报为国际服务。关于讨论的报道没有在报纸上发表。——75
[110]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是马克思积极活动的结果。他在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根据我们的章程，今年应当在布鲁塞尔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巴黎人、瑞士人和这里的一部分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特别是在我没有时间为中央委员会写必要的文件的时候一这只能败坏我们的声誉。尽管对方竭力反抗，我还是做到了使布鲁塞尔的公开会议不召开，而改为在伦敦召开一个不公开的预备性的代表会议（9月25日），只有各领导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会上将为以后的代表大会作准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36页。）——76
[111]伦敦代表会议的议程复制成两种传单，由总委员会散发；它还刊登在1865年8月12日《蜂房报》第200号上。——77
[112]指的是《工人论坛》的编辑们在该报被封后打算出版的法国工人报纸《工人新闻》（LaPresseOuvrière）。可是，《工人新闻》只在1865年8月13日在布鲁塞尔出版了仅有的一期，当他们试图把印出的报纸偷运进法国的时候，全部被没收了。——82
[113]记录不确切：显然，成立股份公司不仅是为协会购置房产，而且也是为《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筹集资金。——82
[114]在1865年8月12日《蜂房报》第200号上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中，摘引了塔尔博特的信，他要求寄去50张国际的会员证。——83
[115]指的是法尔科内和杜普莱克斯1865年8月19日从日内瓦来的信；他们在信中报道了韦维、蒙特勒、洛桑和拉绍德封的国际支部的情况，以及为即将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进行准备的情况。——85
[116]要求得到关于花边工人的状况的情报，在舍特尔1865年8月19日给总委员会的信中再一次提出来。同年5月曾首次提出过这个要求。——85
[117]为执行这个决定，克里默在1865年9月6日起草了如下通告信：“亲爱的公民：如果你能以任何方法对为我们里昂的会员所深为关注的下列问题提·供情报或给予回答……请予惠寄。”通告信中列出的问题有：“1．花边生产工人领取工资是按日还是计件？2．如果是按日，日工资是多少，工作日是几小时？3．如果是计件，是不是按码？如果是，则每码付工资多少？4．原料的市价。5．英国生产的花边出口或者法国花边的进口是否有关税？如果有，税率多少？”克里默寄给马克思的一份通告信保存下来了。——85
[118]指的是为了在伦敦出版一张将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的报纸而成立股份公司一事。1865年7月底，《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的所有者约-布-莱诺建议把这个报纸归总委员会掌握。这个建议得到了总委员会委员们的完全支持，他们在8月8日和15日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关于8月15日讨论的细节，可以从埃卡留斯1865年8月16日写给马克思（他因忙于《资本论》一书，有三个星期没有出席总委员会会议）的信看出来。埃卡留斯在这封信中写道：
“你显然知道，已经使《矿工报》发生了某些变化。《蜂房报》编辑部出价25英镑向莱诺购买版权，但是，他没有接受。当前的情况是报纸出版每周亏空5英镑。因为有把发行量增加到至少足敷一切开支所必需的数量的前景，我们决定成立资本1000英镑、分作1000股的有限股份公司，购得版权并改变或简化名称，即把‘矿工’一词去掉。昨天晚上，许多人还主张改变版面。莱诺将得50股作为偿付版权，他答应以股东身份再认购50股。此外，昨天晚上还分摊了55股。朋友韦斯顿认购了5股，惠勒好像是10股，列斯纳2股。总之，将有一个18个股东的委员会。奥哲尔、惠勒、沃利、考布和埃卡留斯将组成小委员会，负责起草章程，并把它提交给星期二晚上9点以后在希腊街举行的股东大会。章程一通过，就选出理事会。所有在星期二前认购了股票的人，在会上都有表决权。还决定在这天晚上每股先付2先令6便士。我希望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会妨碍你亲自参加。”
在8月22日星期二的总委员会例会结束后，工业报公司的股东们举行了他们的成立大会。马克思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批准了告工人书和公司的募股书。1865年9月25日，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宣布该报（它从9月8日起改名《工人辩护士报》）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从1865年11月初起，该报完全归工业报公司所有。——85
[119]《瑟堡的海军大检阅》一文，刊登在1865年8月26日《蜂房报》第202号上，未署名。——86
[120]在马克思和封丹于1865年4月交换信件以后，总委员会同比利时的通信中断了一个时期。1865年夏天，一群布鲁塞尔的工人、蒲鲁东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土地集体所有的拥护者），其中有德·巴普，对莱·封丹不尽职感到不满，他们自己在比利时组织了一个国际支部。7月17日，他们召开了会议，选出了布鲁塞尔支部的临时委员会。7月24B，有万丹胡亭和另几个工人参加的新选出的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封丹借口总委员会曾选举他为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要求这个支部的会员承认他是总委员会的唯一的代表和联系人。然而，委员会的委员们坚持他们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马克思从利穆赞1865年7月写给杜邦的信中得悉此事后，于7月25日写信给封丹，明确指出，总委员会承认各支部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并说，1865年1月所以任命封丹，只是因为当时比利时还没有协会的支部。马克思还通知封丹即将举行伦敦代表会议。封丹1865年7月28日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也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86
[121]显然，封丹没有把马克思7月25日的信传达给布鲁塞尔支部，而这个支部考虑到为了弄清问题，必须派两名代表一迪蒂和舍瓦尔去总委员会，这两位代表在1865年9月5日出席了总委员会会议。在9月16日比利时支部会议上宣读的一封信中，舍瓦尔建议同马克思建立直接联系。——88
[122]马克思1865年9月11日寄给在汉诺威的李卜克内西一封信，邀请他作为德国的代表来参加伦敦代表会议。李卜克内西回信说他不能来，但是将寄来一个详细报告。——89
[123]指的是1865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庆祝国际成立一周年晚会。琼斯曾答应参加，但未能践诺。9月28日，他从曼彻斯特寄给马克思如下的一封信：
“亲爱的马克思：
虽然我渴望参加今晚的晚会，但这完全不可能——我别无办法，我向你郑重说明——你知道我是想参加的。
我相信晚会将取得巨大的成功，因为为了一个目标的各民族的联合，现在是、而且永远是争得和确保每个民族的自由的唯一方法。
亲爱的马克思，
请相信我对你的兄弟情谊。
厄内斯特·琼斯。”——90
[124]日内瓦法国人支部的书记勒托凯尔在1865年9月13日写给荣克的信中，通知他杜普莱克斯和约·菲·贝克尔已当选为出席伦敦代表会议的代表。贝克尔还收到了德国寄来的如下的委任书：
“住在佐林根区完全忠于社会民主事业并渴望使国际协会尽可能广泛地为人所认识的人们，今天上午举行了会议，会议委托住在日内瓦的约·菲·贝克尔先生代表他们出席代表们将于本月25日在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并将会议的情况告知下面签名的人。会议的代表，卡尔·弗·杜尔特根于佐林根区格勒弗拉特，1865年9月24日。再者，希望讨论下列问题：（1）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什么？它的方法可能是什么？（2）失业和与之斗争的方法。（3）协会，它的原则及其应用。（4）从生产观点看常备军。卡尔·弗·杜尔特根。”——90
[125]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今已不存。伦敦代表会议于1865年9月25日开幕。——91
[126]这个决议，在1865年11月21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被总委员会取消。——92
[127]指的是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95
[128]指的是刊登于1865年10月12日《国际信使》上的一篇匿名文章，标题是“国际工人协会”。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蒲鲁东主义的立场出发，批评伦敦代表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并断言，国际协会应当致力于工业协作和工人信贷问题，而不应该关心政治问题。——97
[129]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通知从1866年1月6日起才开始在《工人辩护士报》上刊登。通知格式是：“请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各位委员下个星期二晚上8点钟到佛利特街包佛里街18号参加会议。委员会今后的会议在这里举行。”——97
[130]法国代表关于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刊登于10月8日《民论报》、10月12日《民族未来报》及其他法国报纸上。——99
[131]1865年11月25日，由彼·福克斯签名的一个启事，刊登在《工人辩护士报》第142号上，大意说：虽然任何地方都不打算正式举行1830年波兰起义的周年纪念，但是伦敦的波兰流亡者将在11月29日自行集会以保持对这场英勇斗争的光荣记忆。——99
[132]根据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将于1866年5月在日内瓦举行代表大会。——102
[133]在德国，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遇到了来自拉萨尔派领袖们的猛烈反对，他们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由于普鲁士的1850年结社法和其他德意志国家的类似法律，这些法律禁止工人组织加入设在别国的团体，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此，马克思在1865年初就提出以个人入会的方式有可能规避1850年法律。在德国的国际会员直接地或通过日内瓦的德国人支部同总委员会联系。用这个方法同柏林和马耶讷的工人建立了联系。约·菲·贝克尔正式代表佐林根的国际支部出席了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所介绍的关于协会在德国取得的进展的情况，是以李卜克内西1865年11月16日给他的信，以及梅茨内尔、迈耶尔和福格特1865年11月13日给他的信为根据的。——103
[134]号召参加国际的致瑞士工人的呼吁书是以日内瓦德国人支部的名义于1865年11月发出的。呼吁书摘要的英译文刊登在1865年12月16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5号上。——105
[135]指的是下面两个刊物：《国际工人协会报》（JournalDel'AssociationInlernatùmaledesTravailleurs）——国际瑞士罗曼语区支部机关报，月刊，从1865年12月起到1866年9月每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先驱》（DerVorbote）——国际工人协会德国人支部机关报，从1866年1月起到1871年12月在日内瓦用德文出版，由约·菲·贝克尔编辑。《先驱》总的说来执行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政纲，发表了国际的文件，报道了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105
[136]指的是1865年11月7日在日内瓦成立的互助和消费合作社。它处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由约·菲·贝克尔手抄并由他签名的该社章程保存下来了。——108
[137]总委员会英国委员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致联合王国工人的呼吁书的最后文本，是由克里默写出并由总委员会在1866年1月16日批准的。呼吁书发表在1866年2月3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52号上，此外，在1866年3月27日和4月3日之间还用传单形式出版过。——108
[138]指的是1865年秋季成立的伦敦法国人分会。除了无产阶级成员的代表（杜邦、荣克和拉法格），还包含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勒·吕贝和后来的皮阿）。在1868年7月7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通过了谴责皮阿的挑拨性活动的决议以后，分会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成员的代表退出了分会。——109
[139]1865年12月16日和18日在比利时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和第294号上，刊载了一篇匿名文章。这篇文章歪曲了总委员会的活动和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文章的作者是法国政论家、共和党人比·韦济尼埃，他是伦敦的法国人分会中敌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传声筒。法国通讯书记杜邦在反对韦济尼埃和勒·吕贝的斗争中，依靠了法国人分会中无产阶级成员的代表（龙格和克雷斯佩耳）。为答复韦济尼埃的诽谤和攻击·荣克代表总委员会写了一封致《佛尔维耶回声报》编辑的信。这封信由马克思校阅过。——111
[140]自19世纪50年代末起，在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中，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先后成立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或共和）兄弟会，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而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社会成分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知识分子。芬尼亚社社员由于自己的密谋策略及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脱离爱尔兰广大人民阶层，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联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这一运动的革命性质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曾极力引导这一运动走上举行群众性发动和同英国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道路。1865年，芬尼亚社社员准备了武装起义，但是在同年9月，英国政府逮捕了芬尼亚运动的首脑（卢比、墨菲、奥顿诺凡-罗萨），芬尼亚社的报纸被查封，人身保护法停止生效。在英国掀起的声援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受到总委员会的支持。——112
[141]《爱尔兰人报》（TheIrishman）—爱尔兰的一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周报，1858—1885年先后在拜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出版。该报曾经为芬尼亚社社员辩护。——112
[142]呼吁书刊登于1866年1月6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8号上。——112
[143]指的是《国际工人协会报》第1期。——113
[144]1865年12月27日《佛尔维耶回声报》刊载了一个新的章程草案，作者打算把它提交给国际预定在1866年召开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审查，最后使国际采纳。这个草案反映了伦敦法国人分会成员、某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的联邦主义观点，即要把总委员会由领导机关变成只搞调查统计和通讯的辅助性机关。——113
[145]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没有在《工人辩护士报》上转载。——114
[146]福克斯修改后的呼吁书作为社论刊登于1866年2月3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52号上。——115
[147]指的是1861年5月至1869年4月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比利时民主派报纸《人民论坛报》（LaTribuneduPeuple）。该报是由一群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参加无神论“人民协会”的人创办的。该报从1865年8月起实际上成了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而从1866年1月起正式成为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在1866年1月7日《人民论坛报》第1期的编辑部致读者公开信中报道了这一点。协会会员德·巴普、拉法格和其他人曾为该报撰稿。——116
[148]总委员会关于纪念1883年波兰起义周年的正式决定刊登于1866年1月13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9号。——117
[149]1865年10月《工人辩护士报》曾经发表了福克斯论爱尔兰问题的三篇文章：《不列颠在爱尔兰的政变》（第136号）、《爱尔兰的民族感情对大不列颠和合众国之间的关系的影响》（第137号）、《爱尔兰的困难继续存在》（第138号）。此外，该报还经常刊登关于芬尼亚运动的报道。1866年1月6日，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工人辩护士报》转载了为救济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募捐致爱尔兰妇女的呼吁书。——118
[150]1866年1月22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纪念1863年波兰起义三周年的大会，主持会议的是著名的波兰流亡者、民主主义者奥博尔斯基。正像波兰流亡者的民主派报纸《自由之声》所报道的，大会是由国际工人协会和伦敦波兰流亡者倡议举行的。大会一致通过了由福克斯提出并得到马克思支持的决议，决议表达了对波兰解放斗争的同情。
关于大会的报道，发表于1866年1月31日《自由之声》第93号，2月8日《蜂房报》第225号以及1月27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51号。——119
[151]李卜克内西在1866年1月18日给马克思的这封信里写道，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准备成立国际的分会。他还报道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霍夫施泰滕再次企图让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为该报撰稿。正如从马克思1866年2月1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看到的，马克思断然拒绝了拉萨尔派想利用他和恩格斯的名字的企图，并且尖锐批评了李卜克内西的调和主义态度。——121
[152]指的是德·巴普1866年1月14日写给马克思的信。——121
[153]指的是1865—1868年在拉绍德封出版的瑞士周报《未来呼声报》（LaVoixdel'Avenir）。该报从1865年12月31日起在拉绍德封（瑞士）出版。刊头下所附的“科学、劳动、社会和工人联合会的公报”，从1867年5月26日第21号起改为“国际工人协会报”。该报深受蒲鲁东主义者的影响，由瑞士医生和律师皮埃尔·库勒里出版，直到1868年底，定期刊载合作运动的情报。——121
[154]荣克所引用的资料发表于1865年12月31日《未来呼声报》第1期和1866年1月《先驱》第1期上。——121
[155]指的是荣克为总委员会起草的对《佛尔维耶回声报》上韦济尼埃的诽谤文章的答复。——123
[156]圣·莱昂纳茨男爵提交英国国会的法案，规定建立常设的仲裁委员会以代替临时的仲裁法庭来处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保险和工资争议。荣克1866年2月5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星期二委派了一个代表团，有杜邦和我参加，在下个星期三访问工联理事会，以便把有关仲裁法庭、工事审理委员会的一切情报尽量告诉他们。杜邦给巴黎去过信，并且收到了工事审理委员会的规程和有关的法律；我现在正研究它们，以便不致上当。杜邦非常熟悉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会很好地完成任务。”荣克要求马克思把他所了解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情报告诉他。——123
[157]国际的《临时章程》刊登在1865年12月17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1期上，《成立宣言》刊登在1866年1月28日该报第2期上，第2期还刊登了关于协会洛桑支部所取得的成就的报道。在总委员会记录中，这些材料都被错误地写成是日内瓦支部的。——124
[158]关于1865年12月在巴塞罗那举行的西班牙合作社代表大会的报道，发表在法国《联合》杂志1866年2月4日第19期上。——124
[159]西班牙工人周报《工人报》（ElObrero）从1864年起在巴塞罗那出版，1869年移到帕尔马（马略尔卡岛）出版。1870年起该报成为国际协会在西班牙的正式机关报。《工人报》在1871年1月被政府查封。——124
[160]指的是1866年2月28日至3月1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的改革同盟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筹备期间，在英国工联领袖中间出现了放弃最初关于普选权要求的倾向。例如，克里默在2月13日改革同盟的会议上声称，他认为，对工人来说，只要赋予每户以选举权就十分满意了。——125
[161]1866年2月7日，伦敦工联理事会在老贝利区贝尔旅馆召开了工联代表的会议，讨论仲裁委员会法案。杜邦和荣克代表总委员会报告了法国的工事审理委员会的情况。会议休会到1866年2月21日再次举行。除了杜邦和荣克之外，总委员会的另外两位委员一科尔森和豪威耳也参加了这次会议。——126
[162]指的是爱尔兰政治活动家约翰·亨尼西1866年2月2日的公开信。该信发表在2月3日伦敦《派尔-麦尔新闻》上；该信也由总委员会在1866年3月10日《共和国》第157号上全文转载。——126
[163]指的是刊登于1866年2月10日医学杂志《披针》上的文章《芬尼亚社社员的单独囚禁》。——126
[164]指的是发表于1866年2月10日和17日的《共和国》第153号和第154号上的福克斯的文章《爱尔兰问题》。——126
[165]指的是利穆赞、托伦、瓦尔兰和弗里布尔1866年2月10日写给《淘气》报编辑的一封回信，答复1865年10月29日该报发表的韦济尼埃的诽谤性文章的攻击。韦济尼埃在那篇文章中再一次指责巴黎理事会理事们有波拿巴主义。从韦济尼埃1866年3月15日的信中可以知道，《淘气》报的编辑借口写信的语气粗鲁而拒绝发表利穆赞、托伦、瓦尔兰和弗里布尔的信。——128
[166]1861年，在墨西哥发生了反对该国进步的共和政府的英、法、西的联合军事干涉。1863年，企图在墨西哥建立殖民制度的法国干涉者占领了墨西哥的几个大城市，并建立了墨西哥傀儡帝国，拿破仑第三把完全依附于他的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作为它的首领。
1866年2月10日，福雷元帅在法国参议院发表演说，他说墨西哥总统胡阿雷斯指挥下的墨西哥共和国军的军官和士兵犯下了暴行。为答复这一点，墨西哥共和军总司令帕任2月20日写信给福雷，要求福雷对他进行的诽谤负责。此外，他在2月26日还把驳斥福雷的诽谤和阐明墨西哥人民解放斗争的目的和任务的公开信寄给报纸。帕任的信发表在1866年3月4日《左岸》第9号上和3月18日《人民论坛报》第11号上。——128
[167]《工人辩护士报》从1866年2月10日起以《共和国》（TheCommonuealth）的名称出版。改变名称是由于编辑部改组，反映了资产阶级激进派分子在工业报公司理事会中地位的某种加强°然而，马克思还是促成埃卡留斯担任了编辑，该报仍然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机关报，继续刊载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其他文件。然而，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设法使马克思的拥护者失去了影响，以致1866年4月奥哲尔被任命为总编辑。马克思在1866年6月9日退出了公司理事会。该报从1866年9月8日（第183号）开始，宣布自己是改革运动的机关报，而且在实际上完全处于激进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该报于1867年7月20日停刊。
帕任的信没有在《共和国》上发表。——128
[168]福克斯起草并由奥哲尔署名的声明，发表在1866年3月10日《共和国》第157号上。——129
[169]保尔·拉法格在巴黎当医学系学生的时候，因为参加反对第二帝国的政治活动（同《左岸》合作，参加列日学生代表大会等），在1865年底同一群大学生一道被巴黎大学开除。——129
[170]勒·吕贝和沃尔夫利用马克思没有出席这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机会，匆忙使这个决议得以通过。他们在为马志尼辩护时，力图恶意攻击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实行的无产阶级政策；沃尔夫得到了奥哲尔、豪威耳、克里默和委员会其他几个英国委员的支持。欧洲各国的通讯书记中只有很少几个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如马克思1866年3月2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他们没有一个人投票赞成决议。3月10日，几个通讯书记（杜邦、荣克、龙格、博勃钦斯基以及拉法格）在马克思家里开了会。决定在3月13日下一次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代表他们抗议所通过的决议，挫败马志尼及其拥护者歪曲国际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使它服从资产阶级影响的企图。由于马克思和他在总委员会的拥护者的坚持，勒·吕贝—沃尔夫决议在3月13日会议上被撤销。——130
[171]指的是总委员会英国委员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呼吁书。——130
[172]改革同盟赞助的改革代表会议，1866年2月28日至3月1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比尔斯担任主席。总委员会派出的由福克斯、卡特、荣克、威廉斯、肖和列斯纳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代表会议。另有几个总委员会委员（克里默、埃卡留斯、奥哲尔、德尔、莱诺、朗梅德、哈特韦耳等人）作为各个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赞成给所有成年男子选举权。关于代表会议工作的报道发表在1866年3月3日和10日的《共和国》第156号和第157号，以及3月3日《蜂房报》第229号。——130
[173]荣克的报告是根据杜普莱克斯1866年3月7日的信，杜普莱克斯在信中告诉荣克，日内瓦支部任命了新书记——罗沙，洛桑支部的会员增加到250人——130
[174]这个消息发表在1866年3月《先驱》第3期上。——134
[175]1866年3月，伦敦的裁缝要求增加工资。除了塞维尔短街的普尔先生外，大多数雇主准备达成协议，于是，3月26日，在剑桥大厅举行了有1200人参加的支持裁缝的大会。普尔以宣布同盟歇业作报复，摩尔根、施图尔茨以及另几个雇主也跟着做。15000名裁缝受到同盟歇业的威胁。3月27日，伦敦的裁缝开始罢工，1866年3月12—17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全英裁缝工人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裁缝帮工保障协会执行委员会，呼吁英国的裁缝支持这一罢工。
总委员会给裁缝帮工的警告刊登在4月8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5期、4月15日《左岸》第15期及其他许多报纸上。总委员会对罢工的支持对1866年4月伦敦裁缝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使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提高了声望。4月17日，裁缝保障协会参加了国际。——134
[176]国际洛桑支部向总委员会提出的集资在洛桑建筑合作住宅的计划，发表在1866年4月1日的《未来呼声报》第13期上，并转载于4月8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5期上。日内瓦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这个计划。——135
[177]指的是在瑞士对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报道刊载于1866年4月8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5期。——137
[178]罗·肖从1866年3月20日至4月24日担任总委员会临时总书记职务。——140
[179]1866年4月23日，伦敦的铁丝工人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0%。当天，罢工委员会分别给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铁丝工人去信，要求他们不要在罢工期间到伦敦来应募做工。在总委员会的帮助下，这样的信件也发到了法国和德国。——140
[180]1864年10月25—27日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曾责成它的中央委员会要保障该组织在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权。为执行这个决议，中央委员会派它的一个委员加斯帕尔·斯塔帕参加1866年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杜普莱克斯和贝克尔在1866年4月21日信中提到的预定在1866年夏季召开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的代表大会没有开成。——141
[181]《宣言》和《章程》是1866年8月在伦敦出版的，标题是“国际工人协会宣言和临时章程”，杜里巷56号和132号，威斯敏斯特出版公司出版。——141
[182]1866年4月29日《人民论坛报》第17号上刊登了如下的呼吁书：
“伦敦铁丝工人已宣布罢工。我们要提醒你们注意我们当时就裁缝罢工所说过的话：大陆上的工人不要受雇到伦敦来做工。因为，当他们的英国工人朋友复工的时候，大陆上来的工人就会流落街头，生活无告。
裁缝罢工是以裁缝的极大满意和雇主的垂头丧气结束的，也正是由于国际工人协会在许多报纸上（顺便说说，也在《世纪报》上）刊登了阻止雇主们雇用外国工人的警告的结果。许多英国报纸（有的高兴，有的懊恼）都指出了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倡议所取得的辉煌结果。”
1866年5月13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6期也刊登了类似的呼吁书。——142
[183]指的是国际巴黎支部在1866年初出版的小册子《工人代表大会》（CongésOuvrier）。其中有：协会临时章程的法译文，1865年夏季发出的巴黎支部致国际协会会员的呼吁书，法国代表团关于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伦敦代表会议批准的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以及其他材料。——142
[184]如荣克1866年5月2日写给贝克尔的信所证明，马克思也支持改在9月3日召开代表大会的提议，他认为这次延期有利于更好地准备代表大会。——143
[185]爱丁堡1000名裁缝在1866年3月26日开始罢工。雇主们企图用德国裁缝来顶替罢工的裁缝。4月间，从德国招募了57名裁缝运到爱丁堡来。为了阻止进一步输入外国工人并支援罢工，住在伦敦的德国裁缝成立了以列斯纳为主席、豪弗为书记的委员会。1866年5月4日，这个委员会向德国裁缝发出了如下的呼吁书：
“工人朋友们！雇主们成功地从德国把裁缝运到爱丁堡来，以顶替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工人。这些人一在英国土地上落脚，就签订了按规定时间做工的合同，破坏这个合同就有进监狱的危险。为了向我们在祖国的同志指出英国雇主们为什么要利用德国工人，也为了阻止这个现代的人口贸易，成立了以打破老板们的计划为己任的委员会。为了顺利进行活动，委员会需要支持。所以，我们号召我们所有的同胞们尽力支持我们。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也就是为了工人的利益，坚决抵制老板们的计划。并向我们英国同志证明，我们到别国去并非热心于使工资降低。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召开联合的公开集会，讨论为达到我们的目的所必需的手段。委员会每星期二晚8时在瑞琴特街海登巷王冠公寓开会，接受捐款。代表委员会的是：主席弗·列斯纳，书记阿·豪弗。1866年5月4日于伦敦。”——145
[186]1866年5月3日，马克思从伦敦的德国裁缝委员会收到所需要的材料后，5月4日就以总委员会名义写了一篇短评《警告》，并在同一天把它邮寄给了李卜克内西。短评发表在几家德国报纸上，其中有《上莱茵信使报》、《中德意志人民报》和《德国周报》。——145
[187]卡内萨是热那亚工人合作社联盟的领导人之一，1864年1月起在热那亚出版的意大利工人协会机关报《意大利工人协会报》的编辑（1865—1866）。他通过约·菲·贝克尔同总委员会建立了联系；1866年4月29日，他给荣克写信，声明他准备在热那亚成立国际支部。总委员会打算利用这家报纸用意大利文发表协会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可是，1866年5月26日，卡内萨通知总委员会，他决定参加加里波第的威尼斯远征，所以他暂时不同委员会通信。——148
[188]这个消息发表于1866年4月《先驱》第4期上。——149
[189]加斯帕尔·斯塔帕的信发表于1866年4月《先驱》第4期。在《先驱》上，信的日期是1866年3月30日。——149
[190]指的是1864年10月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49
[191]福克斯说的是恩格斯发表于1866年3月24日，31日和5月5日的《共和国》第159号、160号和165号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民族理论之运用于波兰》一文。这些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1866年1—V月写成的，因为当时在总委员会里围绕着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一项决议，即关于把波兰独立的问题列入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的决议，展开了一场斗争。为了阐明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必须一方面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虚无主义的谬论，一方面揭露波拿巴集团为蛊惑人心而提出的所谓“民族原则”的反动本质。——150
[192]指的是马克思写的《警告》。——152
[193]1866年5月《先驱》第5期。——153
[194]关于日内瓦制靴工人罢工的报道刊登于1866年5月27日《未来呼声报》第21号和6月10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7号。——153
[195]在1866年5月26日《共和国》第168号上发表的这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德尔的报告反映得更详细些：国际工人协会财务书记借此报告，他收到了用于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开支的捐款如下：
镑
先令
便士
杜斯伯里鞋匠8人，威廉·廷克勒经手……
0
7
0
泥水匠协会（沃尔夫汉普顿分会），
菲·威·琼斯经手……
0
4
9
伯明翰鞋匠联合会男工支部，
托马斯·哈勒姆经手……
0
5
0
西头女鞋匠协会，瓦拉斯经手……
0
0
0
镑
先令
便士
鞋匠联合会滕布里奇-韦尔斯支部，
彼得·奈特经手……
0
8
0
鞋匠联合会切尔滕汉支部，
约翰·松德斯经手……
0
2
0
——154
[196]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每周报道，从1866年4月17日起开始在《共和国》上发表。——154
[197]豪弗和汉森是由总委员会派往爱丁堡的。马克思在1866年5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关于总委员会就爱丁堡裁缝罢工进行活动的结果写道：“鉴于德国和丹麦的裁缝被输入爱丁堡，我们，第一，派了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丹麦人（两人都是裁缝）去爱丁堡，他们已经破坏了输入者和被输入者之间的合同；第二，我以国际协会的名义在德国发表了对德国裁缝们的警告。这件事在伦敦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17页。）——154
[198]指的是美国报纸，在费拉德尔菲亚出版的冶金工人机关报《铸工国际报》（Ironmoulders'InternationalJournal）。——156
[199]《吉伦特报》（LaGironde）——19世纪60—70年代在波尔多出版的法国共和派报纸。——156
[200]《法兰西信使报》（LeCourrierFrançais）—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报纸。1861—1868年在巴黎出版，起初为周报，从1867年6月以后为日报。蒲鲁东主义者韦莫雷耳从1866年起任编辑。同年5月20日起，《法兰西信使报》成为国际在法国的机关报。因此，该报刊登了总委员会和地方支部的文件以及杜邦从英国发来的报道。该报还刊登了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的序言。在该报5月20日第15期这一期上，刊登了巴黎大学生针对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威胁致德国和意大利大学生的呼吁书。——157
[201]1866年6月17日，在《左岸》第24期上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和保尔·拉法格的文章《国际工人协会发展概况》。——157
[202]指的是意大利工人协会的机关报《意大利工人协会报》。——158
[203]致德国和意大利大学生的呼吁书强烈地反映了蒲鲁东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在1866年6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巴黎大学生中的蒲鲁东派（《法兰西信使报》）鼓吹和平，宣布战争是过时的东西，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把这一策略当做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手段来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都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而他们自己愈是厉害地叫喊‘社会科学’，就愈加陷入贫穷和愚昧的统治之下，他们简直太可笑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24页。）——159
[204]各国工人致巴黎大学生、各国大学生和青年的呼吁书，刊登于1866年6月10日《左岸》第23期，6月10日和17日的《法兰西信使报》。马克思没有出席这次总委员会会议，从他1866年6月2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呼吁书并不满意。——159
[205]指的是1866年7月17—21日在设菲尔德举行的联合王国工联代表会议。——161
[206]指的是保尔-拉法格专为《左岸》写的文章《国际工人协会发展概况》。——161
[207]信是李卜克内西来的，日期是1866年5月25日。李卜克内西要求寄去会员证，并写道：“这里工人协会的领导人，都表示希望成为会员。”——161
[208]关于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的内容和1866年普奥战争问题的讨论过程，可以根据马克思1866年6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来判断。马克思在信中写道：
“昨天国际总委员会讨论了目前的战争问题。这是事先通知了的，我们的房间里挤满了人。意大利的先生们也派来了代表。果然不出所料，讨论归结到了‘民族特性’问题和我们对该问题的态度。这个题目将在下星期二继续讨论。
法国人出席会议的人数很多，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意大利人的从心底感到的厌恶。
此外，‘青年法兰西’的代表（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这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一切都应当分解成小‘团体’或‘公社’，然后它们又组成‘联合会’，但并不是国家。在人类的这种‘个体化’以及相应的‘相互性’向前发展的同时，其他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当停顿下来，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那时他们将要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一切正是傅立叶期待于他的模范的法伦斯泰尔的。此外，所有用旧世界的‘迷信思想’来使‘社会’问题复杂化的人都是‘反动’的。
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9/10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
此外，现在处境是困难的，因为一方面必须反对愚蠢的英国的意大利主义，另一方面也同样必须反对法国对它进行的错误论战，特别是必须防止可能把我们的协会引到片面性的道路上去的任何表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30—231页。）——162
[209]为答复各国工人致巴黎大学生、各国大学生和青年的呼吁书而发表的《致各国工人们！——法兰西青年》呼吁书的英译文，刊登于1866年6月23日《共和国》第172号上。——164
[210]这封信刊登于1866年6月23日《共和国》第172号上和7月1日《左岸》第26号上。——164
[211]1866年6月10日和17日的《法兰西信使报》，因为刊登各国工人致巴黎大学生的呼吁书和法国青年为答复各国工人所写的呼吁书而被没收。一165
[212]指的是刊登于1866年6月3日《左岸》第22期上的保·拉法格的文章《平民的胜利》。文章祝贺了英国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所获得的对企业主的胜利。文章开头说：“在资产阶级报纸用外交文件充斥版面，谈论俾斯麦、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以及其他的英雄的业绩，谈论一些好好赖赖的大人物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却应该谈谈在这个光耀闪亮但却空洞无物的外壳下正在发生着的缓慢但却强大的运动。”——165
[213]荣克在1866年7月4日致约·菲·贝克尔的信中，提供了他的发言的更为详细的情况。他认为，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总委员会必须更加积极起来，特别是在伦敦，在各工人团体中找到支持者。这一点使总委员会在德国或任何别的国家发生革命的情况下，能够借助于群众集会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阻止英国站在反革命政府一边，从而帮助大陆上的革命。荣克的发言遭到了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的反对，他们认为革命问题与所讨论的问题无关。荣克在致贝克尔的信中写道，马克思支持他的观点，但关于马克思的发言没有详谈。——166
[214]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有关普奥战争的几个决议案，总委员会在1866年7月17日会议上进行了表决，马克思在这次会上发了言。克里默和达顿提出的决议案，虽然在谴责掠夺战争方面是正确的，但没有提到无产阶级的最高任务——组织争取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福克斯的决议案也有同样的缺点，而且没有反映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马克思发言后，这两个决议案被撤销了。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稍加修改后提出来的博勃钦斯基—卡特决议案。——167
[215]在1866年6月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细木工联合会加入国际和总委员会受到商务路泥水匠协会友好接待的情况。关于提名这两个团体的代表亚罗和艾尔斯加入总委员会一节，没有载入6月5日的记录。——168
[216]指的是载于1866年7月1日《左岸》第26期上的保·拉法格的文章《战争拯救了帝国》。拉法格在这篇文章中写道，1866年战争期间席卷法国的沙文主义浪潮，从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拯救了政府。——169
[217]弗勒里欧（索恩河畔纳维尔附近）的国际分会是由路易·博德朗组织起来的。他在总委员会这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协会的通讯员。——170
[218]埃米尔·奥勃里在卢昂组织了国际支部。——170
[219]卡特、奥哲尔、埃卡留斯和荣克代表总委员会出席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总委员会的另外三个委员杜邦、劳伦斯和克里默分别代表伦敦的法国人分会、伦敦裁缝协会和伦敦木工协会出席了大会。——170
[220]从1866年春天起，资产阶级激进派分子利用《共和国》出版上的财政困难，加强了他们在该报编辑部中的影响。因此，马克思在6月9日退出了工业报公司理事会，福克斯在第二个月退出了编辑部。从1866年7月起，《共和国》实际上就不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机关报了。——171
[221]沙尔·龙格是1866年7月18日在巴涅尔-德比戈尔被捕的。——172
[222]韦济尼埃在1866年7月7日被比利时警察逮捕，因为他是许多反对拿破仑第三的小册子的作者，并以亵渎外国君主罪受审。——172
223关于索恩河畔纳维尔国际支部成立的通信，已由荣克在1866年7月10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过。由于疏忽，这篇通信在1866年7月21日《共和国》第176号上刊登的关于7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却报道得更为详细。这一期的剪报，贴在记录本7月17日记录这一页上。——173
[224]弗里布尔的信，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标题下，发表在1866年7月15日《法兰西信使报》第28期上。弗里布尔写道，反对1866年战争的劳动人民，懂得他们的至关重要的事是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要把全部注意和力量用于准备日内瓦代表大会。——174
[225]这个决议刊登于1866年7月22日《左岸》第27期上。——174
[226]1866年7月16日，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委员会开会讨论了代表大会组织方面的问题。杜普莱克斯和支部书记罗沙在1866年7月18日把委员会的决定通知了荣克。——176
[227]荣克在1866年8月14日致杜普莱克斯的信中，要求他尽一切可能促使意大利各团体派代表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176
[228]1866年9月8日，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伦敦在1866—1867年仍为总委员会的驻在地。——177
[229]刊登于1866年8月18日《共和国》第180号上的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列举了为筹集日内瓦代表大会经费的捐款金额：
镑
先令
便士
鞋匠联合会委员会……
5
0
0
“银杯”的木工和细木工协会……
1
4
9
访问这个组织的代表团……
0
4
0
箍桶匠互助会，雷诺先生和朗格先生经手……
6
0
0
泥水匠协会，艾尔斯先生经手……
8
1
——178
[230]1866年在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敷设的水下电报电缆，是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横贯大西洋的电缆；1866年6月交付使用。——179
[231]指的是发表在1866年6月24日《法兰西信使报》和7月28日《左岸》第27期上的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个议程的第十二点是：“建立互助会，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帮助协会会员的孤儿。”瑞士支部授权更为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马克思为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起草《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时，执行了总委员会的这个决定，并把这一点包括在《指示》的第一点《国际协会的组织》中。日内瓦代表大会在1866年9月8日晚间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虽然承认建立保险和互助会的愿望是正确的，但认为通过这个问题的一般决议还为时过早。——179
[232]马克思起草的这个调查大纲，包括在《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第二点中。杜邦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就这个调查大纲作了报告。一180
[233]席利没有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181
[234]指的是1866年7月17—21日在设菲尔德举行的英国工联的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代表20万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138名。奥哲尔和劳伦斯代表国际协会。主要问题是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问题，开了几次会来讨论。代表会议号召各工联加入国际，并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这次代表会议充分估计了国际协会把各国工人联合为统一的兄弟般的联盟方面的努力，并郑重建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个团体参加这个协会，认为它能真正促进全体劳动者的进步与繁荣。”（参看《1866年7月17日及其后四天于设菲尔德举行的联合王国工联代表会议的报告》1866年设菲尔德版。）——182
[235]指的是《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德国人分会备忘录》。它在1865年9月分会委员会会议上和全体会议上被讨论过，并曾提交给伦敦代表会议。《备忘录》刊登于1866年2—8月的《先驱》第2—8期。——182
[236]泥水匠协会伦敦分会书记科尔森，1866年4月17日同福克斯和勒·吕贝一道被选进总委员会的查账委员会。——185
[237]关于总书记的工作应该支薪的提议，由马克思写进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的第一点中。——187
[238]总委员会委员劳伦斯（职业为裁缝）代表裁缝协会出席了日内瓦代表大会。——187
[239]关于英国掘土工和比利时掘土工之间的冲突问题，在1866年8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详细讨论过。——188
[240]1866年8月初，曼彻斯特的裁缝要求调整工作时间，并提出了几项其他经济要求。业主们宣布40家作坊同盟歇业进行报复，700名裁缝丧失了工作。曼彻斯特裁缝帮工协会在1866年9月1日《共和国》第182号上刊登呼吁书，请求联合王国裁缝帮工支援，呼吁书写道：“为数700名的曼彻斯特人，因为要求调整时间和为采用机器作准备，被解雇了。他们力图使机器如它所应该的那样成为老板和工人的帮手，而不要变成使一部分财富迅速增长而使另一部分人长期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手段。”——189
[241]1867年，总委员会在它的7月16日会议上又一次讨论了国际邮资问题。由福克斯起草的一个报告送给了英国邮政大臣，这位大臣在1867年8月24日通知总委员会，他将研究这个问题。——189
[242]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讨论过，大会在9月7日通过了包括有八小时工作日基本要求的详细决议。——189
[243]记录本上没有1866年8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1866年9月1日《共和国》第182号上刊登了这次会议的报道。报道内容如下：
国际工人协会
中央委员会星期二晚上在包佛里街18号举行了会议。掘土工人协会书记李先生出席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报告了引起不久前英国掘土工和比利时掘土工冲突的原因。李先生说，沃林兄弟公司的代理人成功地诱骗了430名比利时工人以低于英国工人的工资到英国来做工，结果有几个英国工人被解雇，腾出位置来雇用更低廉的比利时工人。这430人中有掘土工、木匠和铁匠。比利时工人每天得到2先令4便士到3先令，而英国工人每天的工资是3先令9便士到4先令。因比利时工人到来引起的这一次工资下降，成了不久前发生冲突的导因。他和他的会员兄弟们对此深为遗憾。他们准备接受比利时工人加入他们的协会。他还想问明有几千会员的掘土工人协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在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讨论以后决定：“如果掘土工人协会采取步骤在发生冲突的地区建立分会，中央委员会将派一名会说比利时语的代表会同掘土工人协会的代表们去说服比利时工人加入掘土工人协会。此外，中央委员会将运用自己的影响阻止在这样低的工资的条件下再运进比利时工人。”
各代表团的报告
公民荣克报告，雪茄烟工人协会已决定加入国际协会，并已任命瓦克和丘契两位公民为其特别代表。他们还为日内瓦代表大会拨款5英镑。
公民克里默报告，马鞍防和马具匠联合会已加入国际协会，并选出了公民乔·皮特为其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代表。他们还为日内瓦代表大会拨款4英镑。
一致通过了接纳这两个团体为本协会分会及其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日内瓦代表大会
出席代表大会的英国代表为：劳伦斯、杜邦、卡特、克里默、荣克和埃卡留斯诸位公民。
公民奥哲尔也被指派为代表，如果情况允许他出席的话。
代表们在星期六早晨从伦敦动身，星期日晚上到达日内瓦，代表大会在星期一上午9时开幕。
过去一个星期内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款项：
镑
先令
便士
细木工联合会……
10
0
0
西头细木工联合会……
5
0
0
雪茄烟工人协会……
5
0
0
马鞍匠和马具匠联合会……
4
0
0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2
0
0
托特纳姆法院路斯波克白铁厂……
0
11
9
——190
[244]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机构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的协会成立大会上选出，原先叫中央委员会。后来在各个国家开始出现联合国际各支部的各该国的中央委员会，于是伦敦的中央委员会逐渐被称为总委员会。这个名称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章程中被确定下来。
委员会名称的改变，是在1866年10月13日《共和国》第188号上刊登的关于总委员会例会的报道中宣布的。不过，在随后的几年中，在用英文写的文件中，总委员会的旧名称同新名称并用。这部分地是由于总委员会暂时还继续使用国际活动的头一年中所留下来的有印章和笺头的信纸的缘故。——190
[245]1866年夏，为铺设新铁路线，伦敦郊区进行大规模的掘土工程。当营造商瓦林兄弟试图用低工资的比利时工人来顶替当地工人时，引起了英国掘土工人和比利时掘土工人之间的纠纷。总委员会在1866年8月21日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在有掘土工人联合会书记詹姆斯-李出席的8月28日会议上，总委员会通过了下述决议：“如果掘土工人协会采取步骤在发生冲突的地区建立分会，中央委员会将派一名说比利时语的代表协同掘土工人的代表去说服比利时工人加入掘土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答应负责运用自己的影响以阻止再运进压低了工资的比利时工人。——190
[246]1866年8月，曼彻斯特裁缝业主宣布了关系到700个裁缝的同盟歇业来回答调整各工种劳动时间和工资率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在缝纫业扩大使用机器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曼彻斯特裁缝曾呼吁马修·劳伦斯担任主席的伦敦裁缝保障协会给予支援。9月12日，业主和工人之间达成了复工的初步协议。——190
[247]包佛里街18号的房间是国际工人协会正式机关报《工人辩护士报》的出版者工业报公司于1865年12月以每年10英镑的租金租赁的。总委员会利用这个房间开会，当二房客，一年付5英镑。1866年9月29日，报纸编辑部迁往滨河区282号。总委员会继续使用包佛里街18号的房间直到1867年6月25日。——191
[248]指代表总委员会出席1866年9月3—8日举行的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各委员。
日内瓦代表大会共有60名代表出席，分别代表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国际协会各支部和工人团体。海尔曼·荣克担任主席。由1865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批准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共有11项。马克思未能去日内瓦。他起草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对国际的最初的纲领性文件作了详细的阐述，使之更加明确。《指示》曾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宣读。掌握大会1/3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的《指示》，并在一个专门文件（《意见书》）中提出了包括代表大会各项议程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在马克思《指示》的九点中，有六点被大会通过为如下决议：关于国际联合行动，关于缩短工作日，关于童工和女工，关于合作劳动，关于工会以及关于常备军。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
卡特、奥哲尔、埃卡留斯和荣克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日内瓦代表大会，杜邦代表伦敦的法国人分部，劳伦斯代表伦敦裁缝协会，克里默代表伦敦木工协会出席了大会。——191
[249]在1866年8月2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威廉·克里默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提出了规定更为低廉的国际邮资率的要求。克里默在提出决议案时强调，现行的高邮资率严重妨碍建立各国工人之间的接触。总委员会决定：“请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向各自的政府力陈建立国际和海外邮资制度的必要性和优越性。”——191
[250]这是指一小群法国大学生和工人，布朗基的信徒，他们来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而没有携带任何全权证书。其中有个叫普罗托的在9月3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了言，坚称他们应该有表决权。他谴责巴黎委员会委员托伦和弗里布尔支持波拿巴分子。资产阶级共和派先前曾一再提出过这种指责。由于伦敦代表们的坚持，会议作出决定，允许这些布朗基的支持者参加代表大会，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然而，这并没有使他们满意，他们退出了代表大会。——193
[251]参看注释167。——194
[252]在下一次总委员会会议上听取了访问模具制造工人的代表团的报告。——195
[253]参看注释153。——195
[254]指马克思的《临时总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196
[255]格留特利联盟（SociétéDuGrütli）是瑞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作为工人和手工业者的教育团体建立于1838年。——196
[256]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是在1865年9月25—29日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是总委员会委员和各支部的领导人。
代表会议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它的财务报告和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伦敦代表会议在国际形成为一个组织的最初年代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在马克思的领导下筹备和举行的。
在1865年9月29日举行的代表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有关组织和财务的几个问题，通过了规定国际的各国支部对总委员会的财务义务的决议。按照这个决议，法国各支部应捐款40英镑。——197
[257]按照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规定，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处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总委员会英国委员提名马克思为主席，是向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挑战，法国人曾试图使日内瓦代表大会采纳如下意见：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既不能在工人阶级组织中担任正式职务，甚至也不能接纳他们入会。——197
[258]选举彼得·福克斯担任总书记以替代担任这个职务已两年的威廉·克里默一事，表明了工联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在国际中央机构中的地位削弱了。马克思1866年9月26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昨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戏剧性场面。例如，当福克斯而不是克里默被委任为总书记时，克里默先生大吃一惊。他费了好大劲才抑制住自己的怒火。”（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56页。）——197
[259]参看注释6。——198
[260]指国际各附属团体应交捐款的确切数额。——200
[261]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感谢总委员会派代表团访问他们的信件，是在1868年10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
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TheAmalgamatedSocietyofCarpentersandJoiners）建立于1860年，是最大也是对伦敦工联理事会最有影响的工联之一。它的总书记罗伯特-阿普尔加思从1868年起成为总委员会积极的委员。尽管该会的许多地方分会先后加入了国际，但是该会作为整个组织加入国际的问题从未解决。——200
[262]沙尔-龙格是在1866年1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被委任为比利时通信书记的。——201
[263]《淘气》（L'Espiègle）是反波拿巴主义和反教权主义的讽刺周报，起初用佛兰芒文、随后从1865年起用法文在布鲁塞尔出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同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特别是同伦敦的法国人分部中敌视马克思的分子有联系的法国流亡者。该报以刊登这些流亡者的意见为特点。——201
[264]《左岸》（LaRipeGauche）周报，1864年10月20日至1866年8月5日由一群法国流亡者即左派共和党人和布朗基主义者在布鲁塞尔出版。沙尔-龙格是它的编辑之一。保尔-拉法格、塞扎尔-德·巴普等国际会员为该报供稿。它经常发表国际的文件，刊登关于国际活动的报道。——201
[265]《人民论坛报》（LaTribuneduPeuple），是比利时民主派的报纸，1861年6月至1869年4月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是由一群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想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无神论团体“人民协会”的会员创办的。从1865年8月起，该报实际上成了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而从1866年1月起成为正式机关报。德·巴普、拉法格等国际会员曾为该报撰稿。
《人民论坛报》没有发表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报道。1866年9月2日第35号上刊登了一则评论，表明编辑部并不知道代表大会开会的日期。一201
[266]曾参与国际比利时支部活动的比利时民主派莱昂-封丹，参加了1866年6月26日在伦敦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201
[267]指总委员会于1866年4月17日通过的决议。——202
[268]蒲律东和巴松曾于1866年4月17日被委任为总委员会在波尔多的通讯员。——202
[269]国际维埃纳分部书记马尔什瓦尔在1866年9月26日的信中写道，在维埃纳，占人口1/3的25000人是在织布厂就业。工人（包括男工和女工）本已恶劣的条件，由于“工人手册”制度而更加恶化了。这种“手册”由雇主填写，并经警察审查。要是没有这种“手册”，工人就不能离开工厂，也不能另找工作。马尔什瓦尔的信由福克斯译成英文，发表在1867年6月8日《工人报》第11号上.——202
[270]指1864年11月一1867年7月用英文和法文在伦敦出版的周刊《国际信使》（TheInternationalCourier和LeCourrierInternational）。1867年，该刊是国际的机关报。它的编辑、侨居伦敦的法国民主主义者约瑟夫·科勒特当时还出版过英文周刊《工人报》（版WorkingMan）。1867年，所有这三种期刊都曾定期刊载总委员会的文件和国际活动的报道。——202
[271]1867年世界博览会于4月1日一11月1日在巴黎举行。在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期间，各种资产阶级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包括某些接近拿破仑第三政府的人物和英国自由党在内，都试图利用各国工人对科学技术日益增长的兴趣，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这次博览会，总委员会和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也竭力利用外国工人到巴黎访问的机会，来加强国际联系和促进国际工人协会思想的传播。——203
[272]关于在法国边境没收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文件的详细情况，见总委员会的声明《法国政府和国际工人协会》。——204
[273]达希是由加里波第担任名誉主席的切里尼奥拉工人互助会选为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委任书的日期是1866年9月15日。——204
[274]贝克尔1866年9月3日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全文刊载在1866年9月《先驱》第9期上，并以活页发行过。英译文刊登在1866年12月29日《共和国》第199号上。
《先驱》（DerVorbote）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语支部的机关报，1866—1871年在日内瓦出版；贝克尔是它的主编。《先驱》总的说来执行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政策，定期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各国国际支部的活动情况。它在德国广泛发行，大力传播国际的思想。——204
[275]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皮埃尔·韦济尼埃因为写了几本反对拿破仑第三的小册子，1866年7月7日在比利时被捕，并以对外国君主谋叛罪被比利时政府起诉。——204
[276]英国理发师争取早打烊协会致大陆同行工人兄弟的呼吁书，发表在1866年10月13日《共和国》第188号上。呼吁书说：“得到国际协会总委员会的批准，我们要求你们给我们以热诚支援。”
1866年10月21日《天民论坛报》第42号刊登了编辑部的下述通告：“伦敦理发师为争取缩短工作日刚宣布罢工。为此，国际协会总委员会要求我们告诫外国工人，要反对雇主可能［要招募他们］的一切图谋，这是一个团结一致的问题。”——204
[277]显然，这是指裁缝业主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导致1866年9月成立全国裁缝业主协会。这个协会联合了200多家厂商的代表，其目的是通过交换情报和规定固定的工资率来反对罢工，据此，雇主们得以同工人达成协议而无须顾及他们是不是工会会员。——205
[278]这个文件是巴黎支部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详细说明了蒲鲁东主义者在工人斗争的主要问题上的观点，并得到了里昂支部和鲁昂支部的支持。它作为法国代表的报告在9月4日上午和晚间的会议上向代表大会宣读了。《意见书》的全文于1866年9月以“日内瓦代表大会。法国代表的意见书”为题在布鲁塞尔出版。——205
[279]1866年6月在工联代表们的设菲尔德代表会议上，决定成立全国联合工联（联合王国工联组织联合会）以协调反对同盟歇业的斗争。马修·劳伦斯作为裁缝协会的代表，被选为起草联合会章程的委员会成员。这个章程在1867年1月1—4日曼彻斯特代表会议上通过。联合会拥有53个工联，会员总数近6万人，一直存在到1870年底。——206
[280]指总委员会上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决议规定：以法人资格加入了国际协会的各团体的捐款额，应为每个会员每年半便士。——207
[281]根特出版的工人报纸《劳动报》，在它的1866年9月30日第3号上，摘要转载了9月份的合作社月刊《劳动公报》（1866年8月起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上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道。关于总委员会的选举，报道说：“委员会全体委员，除一人因其对法国代表的诽谤而被一致决定开除出总委员会外，全部再次当选。”——208
[282]总委员会欠印刷所主人约翰·利诺的债款是9英镑8先令（参看见本卷资产负债表中1866年4月28日一9月1日部分）。——208
[283]这是指1860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工联代表会议上第一次选出的伦敦工联理事会。理事会领导成千上万会员的伦敦各工联，它在英国工人中相当有影响。下列大工联的领导人在理事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阿普尔加思）、鞋匠协会（奥哲尔）、泥水匠协会（科尔森）和机械工人联合会（阿兰）。总委员会尽了最大努力吸引广大英国工人群众加入国际，并致力于一方面使各地基层工联组织加入国际，另一方面促使伦敦工联理事会加入国际作为一个英国支部。马克思1866年10月13日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写道：“英国伦敦工联理事会（他的书记就是我们的主席奥哲尔）现在正在讨论是否宣布自己为国际协会英国支部的问题。如果它这样做，那么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536页。）
参加伦敦工联理事会会议的代表团的报告，在下次会议上宣读了。——208
[284]《合作者》（Cooperator）周报由亨利·皮特曼于1860—1871年在曼彻斯特出版。——208
[285]尽管有总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巴黎委员会还是在1866年末出版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他们转载了巴黎支部蒲鲁东主义的领导人在1865年1月出版的第1版的原文，其中有许多不确切和歪曲的地方。特别是章程序言部分的第三段“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一句中，“作为手段”几个字被删去了。
与此同时，巴黎支部出版了自己的章程一《巴黎支部条例》。这两个文件都是巴黎红色印刷所出版的。——209
[286]杜邦刊登在1867年1月6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号上的通讯，表明已加入国际的掘土工人联合会拥有28000会员。——210
[287]在纽约的一群政治流亡者致爱尔兰革命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领袖之一詹姆斯·斯提芬斯的宣言的全文，也刊载在1866年12月9日《人民论坛报》第49号上。宣言表示“完全同情由共和主义爱国者詹姆斯·斯提芬斯可敬佩地领导着的爱尔兰运动”。——210
[288]显然是指1866年10月20日举行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在比利时报纸上发表的下述声明：
“由于要求中央委员会更正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新闻报道中有关事实上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这些报道是在没有了解保存在委员会手中的原始文件的情况下起草的；为了获得关于代表大会活动情况的确切情报，必须有待于委托委员会起草的报告正式出版。
受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保·拉法格。”
这个声明发表在1866年11月4日《人民论坛报》第44号上。——211
[289]除会员证外，国际的地方支部还使用过会员手册，手册上全文转载了章程和条例，有几页用来登记会费和从互助会收到的贷款。在法国，会员手册曾被广泛使用。
由于国际法国各支部的多次请求，常务委员会决定在伦敦用法文以手册形式出版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章程。既然代表大会的文件已被法国警察没收，并且当时还没有弄回来，那就必须重新准备法文的章程和条例。这个工作是由马克思和拉法格完成的。由马克思开头而由拉法格继续完成的手稿保存下来了，它的文字同1866年11月在伦敦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小册子是一致的。在出版的1000册中，运往法国的800册在法国边境上被没收了，这一版没有传播开来。——212
[290]关于1866年10月17日举行并有总委员会代表团出席的工联理事会会议的报道，1866年10月20日发表在《共和国》第189号和《蜂房报》第262号上。
报道中说：“一个代表团访问了理事会，其目的在向理事会说明工联理事会同国际协会的联合可能是互相有利的。提出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论据来支持这个建议，这些论据已载入报告，供工联的代表们考虑决定。”——212
[291]全国改革同盟（TheNationalReformLeague）是由一群以布朗特尔·奥勃莱思为首的宪章主义者于1849年在伦敦建立的。它的纲领是：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包括土地国有化、货币改革、教育改革等在内的社会措施。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同盟仍然联合了许多前宪章主义者（米尔纳、哈里斯、默里兄弟等人）。全国改革同盟主席阿尔弗勒德·沃尔顿早在1865年就同总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同盟加入国际的问题是在1866年10月30日、11月6日和1867年2月5日的会议上讨论的，并决定赞成加入。——212
[292]1866年11月4日《人民论坛报》第44号刊登了下述短文：
“伦敦，黄金广场，1866年11月2日。
公民们：伦敦的编筐工人同他们的雇主发生了冲突。后者要摧毁工人的团体，以便更多地剥削他们。为此目的，有一位帕克尔先生日内要去比利时雇用比利时的编筐工人，以迫使英国工人屈服。这类计划一定要靠加强我们的组织性和团结一致来打败。比利时工人应该履行自己的义务，抵制这位代理人，从而使得他们的英国兄弟能够提出自己的正义要求。这将是使大捷在望的一场小决胜。
致兄弟般的问候，
中央委员会委员，比利时通讯书记亚·贝森”
1866年11月《先驱》第11期发表了如下短文：
“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通知我们，理发师和编筐工人正在罢工……无须告诫在这些行业里就业的德国工人和瑞士工人，他们不会受雇去伦敦做工，因为他们并不想出卖他们英国同志的利益。”——214
[293]在1866年10月底以前，《共和国》定期刊登总委员会的广告，提醒国际协会会员缴纳1866年会费的期限，并邀请他们出席每星期二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1866年11月，征收会费的一段文字，代之以为集资出版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记录的募捐呼吁书。——215
[294]访问弹性织品织工协会的代表团所作的报告是在总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上宣读的°——217
[295]指1866年10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任命的负责安排英国工人参观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特别委员会。——217
[296]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发表在1866年9、10和11月的《先驱》第9、10、11期上。——217
[297]英国理发师致大陆同业工人兄弟的呼吁书的法译文，刊载于1866年10月28日《人民论坛报》第43号上。——217
[298]法文报纸《合作报》（LaCoopération）是受资产阶级共和派影响的工人合作社的机关报；1866年夏季—1868年底在巴黎每月出版两期。报头下标有“社会进步机关报”。该报是《联合》（L'Association）杂志（巴黎一布鲁塞尔，1865—1866年）的续刊。1869年由《改革报》（LaRgorme）接替，在巴黎出版，但不久就停刊了。——217
[299]根据韦斯顿的反对意见，1866年11月10日《共和国》第192号补登了下述通知：
“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已考虑通过一项免去长期缺席的委员名单的决议。兹通知：上述问题将于下星期二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予以讨论，或将作出决定。”——218
[300]1866年9月23日，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拉绍德封举行了一次集会，纳沙泰尔、松维利耶和圣伊米耶的支部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库勒里作了代表大会工作情况的报告。——219
[301]大卡片指1865年总委员会通过的各工人团体加入国际协会的申请书的规格。与这种申请书规格（16×8.5厘米）不同，还有另外一种略微更大的规格。申请书上印刷的文字，以及团体的名称、地址和日期（均须填写）都安排在一张适于墙上悬挂的大卡片上。现在还保存着一张泥木匠协会1865年2月21日被批准加入国际作为附属分部的卡片。——220
[302]1866年末，克里默作为改革同盟的代表沿英格兰东海岸（诺威奇、达勒姆、雅茅斯等地）作了一次旅行。他的旅行报告刊载于1867年1月19日《共和国》第202号上。——220
[303]在改革同盟活动的高潮时期，它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拥有众多的分会，整个组织由委员会和更小的执行委员会领导。
被总委员会拒绝的约翰·黑尔斯的建议，其要点是在英国（根据领土范围）建立国际的独立支部，在一国范围内联合为联合会委员会，与总委员会分离开而独立存在。其时，1864年英国采取的组织形式——各工人团体集体会员和整个工联都同总委员会直接联系——一直在英国无产阶级中为国际提供了最大可能的基础。直到1871年秋，总委员会一直执行着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总委员会对英国各工人组织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在英国更有效地影响工人，吸引他们参加同其他国家工人的联合行动，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他们。——221
[304]万国旅行社在《共和国》和其他工人报纸上刊登了筹办工人廉价集体旅行和参观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广告。——221
[305]《国际信使》编辑约瑟夫·科勒特曾在伦敦经营国际合作印刷所，该所接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出版了法文的章程和条例。——223
[306]伦敦工联准备于1866年11月28日举行全体代表的会议，讨论伦敦工联理事会加入国际的问题。这次有40名代表出席的会议，到1866年12月12日才在老贝利区贝尔旅馆举行。由于没有时间，总委员会代表团没有讲话。荣克、列斯纳和黑尔斯又出席了12月19日的下一次代表会议。在他们讲话之后，通过了下述决议：“工联理事会被授权同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商议，拟定一个为合作奠定基础的方案，将这个方案提交给为此目的将要召开的一次伦敦各工联的代表会议。”这些会议的详细报道刊载于1866年12月15日和22日《共和国》第197和198号上。——224
[307]《合作劳动者报》（LeTratiailleurAssocié）是一家关于工人合作的小报，1866年开始在根特（比利时）出版。——225
[308]米迦勒节（MichaetmasDay）即9月29日，是英国四大结账日之一，在这一天交付第三季度租金。——228
[309]关于由掘土工人联合会举办的晚会，以及总委员会委员荣克和卡特出席晚会的报道，刊载于1866年12月15日《共和国》第197号上。——229
[310]这封信显然来自热那亚工人合作社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卡内萨。北意大利工人协会年会起初计划在巴勒莫举行，后来又计划在威尼斯举行，但是1866年和1867年都没有开成。——230
[311]从总委员会记录本中看不出切扎雷·奥尔西尼曾经被选进总委员会，他的名字在总委员会委员的任何名单中也都没有出现过。——230
[312]从杜邦1867年12月1日写给马克思的下述便条可以看出，常务委员会早就做了关于刊印日内瓦代表大会记录的筹备工作：
“亲爱的马克思：我读了记录，觉得其中有些错误。如果您不能出席今天晚上的小委员会会议，请费心由邮局把记录寄来，因为我们没有它就什么也干不成。
祝您的一家好。
忠实于您的欧仁·杜邦°”——230
[313]指马克思1864年10月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231
[314]访问马车修理匠和马具制造匠协会的总委员会代表团的报告，是在1867年2月26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233
[315]关于伦敦工联理事会加入国际的问题，由于反对加入的理事会改良派领导人同参加1866年12月12日全体代表的会议的基层工联的代表之间的斗争，再三延期讨论。后来终于在1867年1月9日和14日伦敦工联理事会会议上决定不加入。——234
[316]《法兰西信使报》（LeCourrierFrancis）是1861—1868年在巴黎出版的左派共和党人的报纸，起初为周刊，从1867年6月起改为日报；蒲鲁东主义者奥·韦莫雷耳从1866年5月20日起担任编辑。从那时起，该报实际上成了国际在法国的机关报。因此，它曾发表过国际的文件和杜邦从英国寄来的报道。它也刊登过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的序言。——234
[317]指刊载于1866年11月1日《两大陆评论》上的资产阶级政论家路-雷博写的《工人的政治经济学》，载于1866年10月15日《现代评论》上的资产阶级政论家日·埃·阿洛写的《社会主义的新变种》，以及1866年12月《双周评论》第37号上的社论等文章。——235
[318]伦敦的周报《雷诺新闻》（Reynolds’sNewspaper）于1850年由激进派和宪章运动右冀领袖之一雷诺创办。该报经常发表关于工人生活的文章，但推行企图把工人运动置于其影响之下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政策。——238
[319]指日内瓦支部的一位以笔名卡尔德闻世的会员波兰人茨韦尔查凯维奇起草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它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在日内瓦出版。——239
[320]指到1866年9月1日为止的总委员会的资产负债表。——239
[321]关于1867年1月22日波兰人大会的通告是以传单形式发表的。——239
[322]指1866年初建立的伦敦图案绘制和木版雕刻工人保障协会。——240
[323]指的是1865年秋成立的伦敦的法国人分部。除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会员（杜邦、荣克、拉法格）以外，它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维克多、勒·吕贝和后来的费里克斯-皮阿）。——240
[324]代表团访问马车制造匠友爱协会的报告于1867年1月1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241
[325]1866年9、10、11月的《先驱》第9、10、11期上刊载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英译文刊登在1866年12月22日和29日，1867年1月5日和26日、2月2日和3月16日的《共和国》第198、199、200、203、204和210号上。——241
[326]1867年1月21日在兰贝斯温泉由G.M.墨菲主持的掘土工人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年会，听取了书记的报告，报告说明了该会已有14个分会，拥有约800名会员。会议的报道刊载于1867年1月26日《蜂房报》第279号上。——241
[327]指的是由改革同盟筹备的群众示威。——241
[328]邀请总委员会代表团出席1867年1月9日星期三的伦敦工联理事会会议的邀请书，是由奥哲尔以伦敦理事会书记的名义送来的。——241
[329]指的是1858年2月19日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政府和皇帝：有无限的权力，把所有被怀疑为对第二帝国持敌视态度的人放逐到法国各地和阿尔及利亚，或者完全驱逐出法国国境。——243
[330]1867年1月16日，改革同盟各分会的代表和各友好组织的代表在伦敦新人街剑桥大厅开会，讨论联合筹备群众示威事宜。在出席会议的组织中，1867年1月19日《蜂房报》第275号曾提到国际工人协会。——247
[331]木版雕刻工人协会的代表团出席了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247
[332]由总委员会同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中央伦敦支部联合组织的纪念1863年波兰起义四周年的大会，是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剑桥大厅举行的。正如总委员会记录以及刊载于伦敦各报，如1867年2月《先驱》第2期，1867年1月31日和2月10日的波兰报纸《自由之声》第129和130号上关于大会的报道所表明的，马克思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和工作。马克思在会上演说的草稿被保存下来了。提交给这次大会的四项决议的全文，印成了专门为这次大会散发的传单。——249
[333]显然指总委员会向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考文垂织带工人协会。——250
[334]访问装订工人协会的代表团的报告于1867年2月5日由荣克向总委员会会议提出。——250
[335]索恩河畔弗勒鲁的贝尼埃尔1867年1月19日的来信是寄给杜邦的，并发表在3月3日《未来呼声报》第9号上，这封信通知总委员会，那里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名称为国际工人协会煤店。——250
[336]如总委员会向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所表明的，在王冠饭店集会的马车修理匠协会已加入了国际。——251
[337]1867年2月11日在伦敦举行的改革运动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是由改革同盟和·伦敦工联理事会，以及伦敦的其他工人组织共同组织的。将近25000人参加了示威，大多数是工人。游行结束时举行了一些群众大会，通过了决议，抗议保守党政府所提出的片面的改革法案。——252
[338]日内瓦支部委员会委员卡尔德在他1867年1月23日致荣克的信中，急切地请求总委员会加速出版日内瓦代表大会记录的工作。卡尔德还建议总委员会讨论保险机构的问题，并强调工人必须组织自己的保险机构，摆脱雇主们的监护。——252
[339]1867年2月初，马谢讷（比利时的沙勒罗瓦附近）的矿工举行了罢工，抗议降低工资10%和实行较短的工作周。罢工人数迅速增加，但被派来镇压罢工的正规军驱散了。
就枪杀比利时矿工和钢铁工人事件，总委员会发出了《致大不列颠矿工和钢铁工人》的呼吁书，号召他们支援警察暴行下的蒙难者。呼吁书是埃卡留斯起草的，并刊载于1867年3月13日《国际信使》上。由于这个呼吁书，死难者的家属得到了现金支援。——254
[340]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巴黎代表团包括11名工人：布尔顿、瓦尔兰、吉雅尔、卡梅利纳、居尔坦、弗里布尔、马隆、缪拉、佩拉桑、托伦和舍马勒，他们全都被选进了新的委员会。在给总委员会的这封信中，巴黎委员会强调领导权要保持在蒲鲁东主义工人的手中。
为了抢在总委员会之前来筹备年度代表大会（这是总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巴黎委员会早在1867年2月就提出了下列各项作为洛桑代表大会的议程：（1）互助主义是社会关系的基础；（2）资本与劳动；（3）男女的社会平等；（4）国家的定义和作用。——255
[341]1867年2月16日《国际信使》（法文版）第7号，发表了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记录。鉴于大量的需要，代表大会记录的第一部分在1867年3月9日出版的三期合刊（第3、9、10号）上再次刊载。——255
[342]1867年2月，巴黎巴伯迪耶纳厂的青铜匠举行罢工，要求修改原定的计件工资。1月25日，巴黎青铜匠信用互助会向自己的会员发出了一个通知，号召他们准备全面罢工以示声援。为了对抗罢工，120家企业的老板于2月14日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以同盟歇业相威胁，要求在2月25日以前解散互助会。2月24日举行的约有3000名青铜匠参加的全体大会决定同雇主们进行斗争；青铜匠互助会立即专门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去伦敦，向总委员会报告有关情况。代表团包括卡梅利纳、肯纳和瓦尔登，外加上托伦和弗里布尔。没有等到总委员会的例会，荣克、杜邦和常务委员会的另几位委员就开始募捐支持巴黎工人，并将下述包括弗里布尔的信的一部分的呼吁书送给了伦敦各家报纸。呼吁书刊载于1867年4月6日《工人报》第4号上。
“先生：我收到了国际工人协会执行委员会来的一封信，是关于在巴黎准备要对1500名青铜匠实行同盟歇业的问题。我从这封信中摘录下述几段送给你们。
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书记欧仁·杜邦
2月27日于巴黎
我们以协会的名义请求你们大力支援为数众多的巴黎工人，他们通过国际协会向他们的伦敦兄弟们提出要求。
计有5000人的青铜匠，大约在一年前，按英国工联的榜样并持同样的宗旨，成立了工联。
你们能够容易想象得到，这样一个团体，一开始就被老板们视为眼中钉，因此，他们决定一有机会就要将它置于死地。他们从这个团体不久前向五家老板提出的要求中找到了对它开战的借口。资本家的联合会成立了，其原则是要求工人抛弃他们的团体，否则就离开作坊。这个协定一成立·就有87家青铜器作坊立即开除了1500名工人。后者应该屈服吗？显然不应该。我们只能赞许他们的这种精神。
这个团体正在发给每个失业工人每星期20法郎（16先令），但“困难重重”。在同盟歇业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库里大约有35000法郎（1400英镑），但是这笔钱现在减少到大约20000法郎（800英镑）了。
他们需要贷款的援助，如果你们的同事能够使他们获得10000—15000法郎（400—600英镑）的贷款，这次同盟歇业的后果就不足为虑，企业主联合会的领袖巴伯迪耶纳先生和维克多·帕拉先生将立即发现他们自己是孤立的，不得不作出让步。
这个团体要是能够每个月再给工会大约5000法郎，工会就会取得进展。
巴黎的各工会正准备尽其所能来支持青铜匠，但是国外的援助，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极其宝贵的。
请记住，老板们是不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如果你们有成效而又不失时机地满足我们的请求，我们就会获得巨大的胜利。
上述这个团体已经是工会争取增加工资的手段。老板们同他们进行的这场斗争是一场生死斗争。如果老板们成了胜利者，这个团体也就完了，因而一切本来有可能实现的改良也就完了；另一方面，如果获得胜利，其结果也是不可预计的。
求您赶紧请英国工人不必拘泥于礼仪，以高卢人的冲劲来行动。这就是我们祈望于他们的。
我们听说，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收到这个呼吁书后，就派遣代表访问了各工会团体，工联理事会在其上次会议上已为同样的目的对这些代表委以全权。”——256
[343]刊登于1867年3月10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0号上的杜邦的通讯说明，有400名会员的伦敦日工装订工人协会决定给巴黎青铜匠捐赠125法郎，并借给250法郎。——256
[344]根据总委员会的倡议在3月4日星期一专门召开的伦敦工联理事会会议，听取了巴黎青铜匠派来的三位代表的报告，并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
“发给国际协会证书，由它呼吁各工会团体援助巴黎的青铜匠。”
这个决议刊载于3月9日《蜂房报》第282号和《共和国》第209号上。——256
[345]这项决议是由常务委员会通过的，针对的是小资产阶级政论家韦济尼埃以及与韦济尼埃有联系的勒·吕贝，攻击巴黎支部领导人同波拿巴分子合作（日内瓦代表大会后再次进行了这样的攻击）。——257
[346]国际伦敦法国人分部的这次会议，是在巴黎支部由于巴黎青铜匠罢工而派出的代表团于1867年3月初到伦敦来的时候举行的。——257
[347]关于总委员会代表访问制革工人协会的问题，在1867年4月2日和7月30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又提出来讨论过。——258
[348]显然指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它是由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和正义者同盟另几位领导人于1840年2月在伦敦建立的。这个协会在其存在的早先几年深受威廉·魏特林的空想平等共产主义的强烈影响。随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协会的领导完全过渡到同盟的地方支部手中。教育协会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以及“民主派兄弟会”和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有密切的联系。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1849年11月—1850年9月，马克思在这里作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和《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的演讲。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支持少数派。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50年代末，马克思重新参加了协会的工作。
除了设在索霍区拿骚街2号该协会会员亨利希·博勒特酒馆内的总部之外，在60年代，协会在伦敦的东区和南区还有两个分会，即：和谐协会和条顿尼亚。国际成立后，协会的许多会员——埃卡留斯、考布、列斯纳、博勒特、罗赫纳等人被选进了总委员会，他们在总委员会里起了显著的作用。1865年1月10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以法人身份加入了国际，作为伦敦的德国人支部。——258
[349]参加4月10日白铁匠会议的代表团的报告，是在1867年4月16日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作的。——260
[350]由于已开始组织将于1867年9月在洛桑举行的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洛桑支部起草了一个纯粹蒲鲁东主义精神的呼吁书草稿。呼吁书拒绝共产主义，而主张以互助主义作为国际的基本原则。洛桑支部书记格拉夫1867年3月12日给荣克的一封详信中写道，该支部无意侵犯总委员会起草代表大会议程的权利，因此它把起草的草稿送交总委员会批准。信里附有呼吁书的校样。尽管它遭到了总委员会的拒绝（总委员会尽了最大努力以防止蒲鲁东主义者把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抓到手里），呼吁书还是在《洛桑支部通报》上刊载了，并在1867年3月24日《未来呼声报》上转载了。——261
[351]法国各支部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刊载于1867年5月18日和25日的《国际信使》（法文版）第20号和第21号上。——261
[352]1867年3月1日《工人报》第3号开始刊登马克思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该报于1867年4月6日（第4号）中断出版。——261
[353]曼彻斯特工联理事会是在1866年8月成立的，联合着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的各工会团体。——262
[354]总委员会组织的声援巴黎青铜匠的广泛运动，大大地激励了罢工工人的战斗精神，并使雇主们的立场动摇。卡梅利纳等人在1867年3月17日的每周例行全体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伦敦之行的报告，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次大会之后，在个别企业里雇主和工人之间开始进行谈判。3月24日，雇主联合会的代表同意了分别工种实行固定计件工资。——262
[355]关于巴黎青铜匠罢工的文章，载于1867年3月100《未来呼声报》第10号。——263
[356]伦敦两万火车司机的罢工于1867年3月25日开始。3月26日，杜邦以总委员会名义给巴黎去了一封信，请求在报纸上刊登关于罢工的通告，告诫法国工人要反对雇他们到英国做工的企图。杜邦写道：“不论可能向大陆上的火车司机提出什么样的有利可图的建议，他们都必须以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名义予以拒绝o"1867年3月31日和4月7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3号和第14号以及其他法国报纸，刊登了由巴黎委员会委员签名、包含有总委员会警告的通知。——263
[357]指法国代表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写的意见书，其原文转载于1867年5月18日和25日的法文版《国际信使》第20号和第21号上；显然，英译文载于英文版《国际信使》的相应各号上。——264
[358]1867年4月30日的布鲁塞尔报纸《人民论坛报》第4号上，刊载了总委员会在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的通讯员阿尔丰斯·万丹胡亭写的一封信，信上说：“派往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雪茄烟工人代表报告说，加入协会的700名工人当中只有600名被雇用……请求比利时报纸将这个消息尽可能广为传播。”——265
[359]1867年3月，巴黎裁缝帮工开始了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3月24日，近5000名裁缝举行了大会，他们在会上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组织一个抵抗团体。委员会决定号召于4月1日举行罢工，并获得了伦敦裁缝保障协会的支持，保障协会主席乌修·劳伦斯于3月31日拍电报说：“坚信你们一定胜利。将给你们以一切物质和道义的支援。”这封电报收到了复电，复电说：“巴黎裁缝今天4点钟停止了工作。以人道和博爱的名义向我们的同志——伦敦工人表示敬意。”两封电报都马上通知了马克思。4月11日，劳伦斯和伦敦裁缝协会的另一位代表德鲁伊特在巴黎出席了罢工委员会的会议。——267
[360]4月22日在阿尔汉布拉宫举行的裁缝大会的报道，刊载于1867年4月27日《共和国》第216号上。总委员会委员荣克和科勒特向大会讲了话，并告诉大会，布鲁塞尔的裁缝也已号召为提高工资举行罢工。——267
[361]1867年4月3日，改革同盟委员会和同盟各分会代表的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由奥哲尔提议的祝贺北德意志人民获得北德意志议会选举中充分代表权的决议。这项决议还向俾斯麦伯爵致谢和致敬，“因为他作为普鲁士首相用坦率、刚毅和崇高的言词表明了一个根据成年男子普选权原则治理的国家一定会产生的幸福和普遍繁荣”。
马克思没有出席总委员会的这次（4月16日）会议，因为他在4月10日去德国了，当时正是《资本论》第1卷在德国准备出版的时候。他是在5月19日返回伦敦的。——267
[362]这个决议于1867年4月24日《国际信使》的社论中加以转载。——267
[363]这项根据马克思的委托提出的决议，刊载于1867年6月1日《国际信使》第17号上。——270
[364]《洛桑支部通报》（BullezindelaSectiondeLausanne）是国际洛桑支部在筹备洛桑代表大会期间每月出版的通报。只在1867年3、4、5月出版了三期。——271
[365]1867年3月的《先驱》第3期，发表了萨克森人民党为北德意志议会选举起草的竞选纲领的一部分。——271
[366]《美国人》（TheAmerican）于1867年初开始在伦敦出版。——271
[367]邮政大臣的复信在1867年5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275
[368]面包师傅联合会加入国际的问题在6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又提出来讨论过。
在提交给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附属英国工联的名单中没有提到面包师傅联合会。——275
[369]杜普莱克斯在1867年5月3日给荣克的信中说到日内瓦支部已选出了新的委员会，这封信所说与前述巴塞尔的来信一致。杜普莱克斯的信中也提到日内瓦委员会请求将下述问题列入洛桑代表大会的议程：“产业萧条。它的原因和补救办法。”——276
[370]关于战争威胁致柏林和德国工人的公开信，是由里昂支部领导人（阿-里沙尔、阿·舍特尔、路·帕里克斯等人）、维埃纳支部领导人（马尔什瓦尔）和索恩河畔讷维尔支部领导人（欧-贝尼埃尔、路·博德朗）签署的。它发表于1867年5月5日《未来呼声报》第18号和1867年6月《先驱》第6期上。——276
[371]由于从1867年4月8日持续到29日的罢工的结果，布鲁塞尔裁缝帮工友爱会取得了增加工资10%的胜利。这多半是罢工期间伦敦和巴黎裁缝的无产阶级国际声援所显示的力量给裁缝业主施加了压力的结果。——276
[372]拿破仑第三政府对裁缝帮工友爱团结和互助协会的领导人提起了公诉。这个团体是在巴黎裁缝罢工期间成立的，有2000多名会员；控诉他们未经批准就建立了组织。协会被解散，其领导人被处巨额罚款。——276
[373]马赛支部是由白铁匠让·瓦瑟尔于1867年5月组织的。它的章程规定国际的中央委员会应设在伦敦，并设想了下述任务：为失业者找工作、组织信贷和劳动统计。——278
[374]1867年4月30日《人民论坛报》第4号刊载了一篇关于制革工人罢工的文章。文章说：“要不是有他们的布鲁塞尔同志，特别是他们的巴黎同志的友好援助，他们的努力就会徒劳无功。”——278
[375]阿尔及尔分部是费耶领导的，存在时间不长。——279
[376]1867年3月13日，拉绍德封的国际支部听取了詹姆斯·吉约姆关于简化语音拼写的报告，并认为拼字法改革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它更便于工人获得知识。这个支部宣称是争取表音拼字领域中的改革的表音拼字同盟的一个分会。表音拼字问题包括在洛桑代表大会的议程中，吉约姆作了这个问题的报告。——279
[377]1867年4月，伦敦裁缝停止工作，要求在英国各大城市实行统一的计件工资。罢工持续了好几个月，有7000多裁缝参加。——280
[378]指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条例的第一条。
关于总委员会组织国际全体代表大会的特权问题之所以又提了出来，是因为洛桑支部仍然企图把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由于蒲鲁东主义者的强烈影响，这个支部与巴黎委员会协同行动，尽其所能来限制总委员会及其无产阶级革命核心的影响。在总委员会这次会议之后，巴黎委员会于6月2日在巴黎举行了有洛桑支部书记格拉夫参加的委员会会议。巴黎委员会决定要求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即公布洛桑代表大会的最后议程。由该委员会委员签名的巴黎会议记录上的一段摘要，刊载于国际的报纸1867年6月16日《未来呼声报》第24号和1867年6月30日《人民论坛报》第6号上。——281
[379]正如1867年6月1日《共和国》第221号上发表的关于伦敦工联理事会5月24日和29日会议的报告所表明，这两次会议讨论了对工联的作用和任务组织辩论的问题。这个意见是奥哲尔提出来的。他强调，国际参加辩论，将使它能够讨论它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不仅是与英国的情况有关的问题，也包括与大陆上和美国出现的情况有关的问题。他还建议邀请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福塞特、比斯利、哈里逊、拉德劳及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参加辩论。工联理事会理事埃德加说，他认为这个讨论是适时的，并将“对现存的关于工联，它的目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的各种相互冲突的意见指出正确的方向”。——281
[380]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协会是战栗教派在自由贸易派积极支持下于1816年成立的。下面提到的亨利·理查德是该会的书记和1848—1851年第一次国际和平大会的组织者。后来，和平协会的会员参加了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活动。——282
[381]1867年6月2日《未来呼声报》第22号刊载了一篇题为“选举法”的文章，评论英国的选举改革。文章说：“英国不久就要同我们瑞士人和法国人一样有投票权了。那时他们将看到，这种权利根本不会使他们的地位发生任何变化，当他们行使这种权利的时候，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将懂得自由在投票日并不存在。国家、政党、法律摧毁了个人自由和少数派的自由。”——282
[382]1867年6月16日《未来呼声报》第24号发表了荣克6月5日的信，其中一部分说：“裁缝仍在坚持罢工，老板们拒绝任何形式的调解，并发誓要摧毁协会（指裁缝保障协会。——编者注）。鉴于此，并考虑到裁缝的要求，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下述决议：‘请求各国支部号召全体工人支援伦敦的裁缝。’你们将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们不能让最早加入国际协会并不止一次为国际声援作出优秀榜样的一个团体死亡。”
关于伦敦裁缝罢工的消息也发表在1867年6月《先驱》第6期上。——283
[383]作为美国通讯书记，福克斯应该把伦敦裁缝罢工一事写信告诉美国，他在6月11日致西耳维斯的信中这样做了。——283
[384]因为忙于校阅《资本论》第1卷校样，马克思未能直接参加1867年7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英文本的起草委员会的工作。马克思校阅了拉法格起草的呼吁书的法文本；法文本与英文本有很大的不同。英文和法文的呼吁书以传单形式发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致会员和各附属团体》。
法文本的德译文印成了传单，标题是“邀请参加9月2—8日在洛桑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283
[385]指1859年在伦敦出版的德文周报《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DeutschesWochenblattausLondon）。——284
[386]1867年6月16日《未来呼声报》第24号报道了1834年建立的一个日内瓦最老的团体细木工协会加入国际的消息。它还报道了日内瓦支部和日内瓦雕刻匠与宝石匠协会成立了两个消费合作社。同一号上还谈到了在松维利耶建立合作社的计划，合作社将把生产职能同供应会员原料和消费品的职能结合起来；这个合作社也起储蓄银行和互助会的作用。这个计划是国际松维利耶支部提出来的。——284
[387]关于访问机械工人的代表团的问题，在1867年6月25日、7月9日和1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又提出来讨论过。——284
[388]在1867年6月上半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巴黎期间，巴黎的工人和布朗基派学生，在有反对派倾向的律师们的支持下，组织了几次同情波兰人民的政治示威。6月4日，示威者在拉丁区（大学区）碰上了沙皇，高呼“波兰万岁！”因为遇到大批的人群，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放弃参观正义宫。这天晚上，示威游行再起，警察进行了逮捕。——285
[389]这些决议刊载在1867年6月22日《共和国》第297号上。——285
[390]经过删节的这次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刊载于1867年7月13日《工人报》第16号上，其中也记载有总委员会通过的洛桑代表大会的议程。——286
[391]关于1867年4—6月间伦敦裁缝罢工的消息，是1867年6月《先驱》第6期和1867年6月30日《人民论坛报》第6号上报道的。——287
[392]将在日内瓦举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于1867年9月5日开幕。这个同盟是在60年代后期正值西欧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为投合广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而成立的。同盟的组织委员会得到了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领袖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维克多·雨果和雷克吕兄弟的支持，但该委员会也认识到同盟的成功将依赖于欧洲工人，而首先是他们的国际组织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该委员会曾邀请国际各支部及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领袖们参加代表大会的原因。与此同时，它决定将代表大会的开幕时间延期至9月9日，以便国际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能够参加同盟代表大会的工作。
国际对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态度，总委员会和各地方支部都讨论过。马克思在8月1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了国际对同盟的态度，并且为无产阶级组织在民主运动中的策略提供了榜样。——288
[393]维埃纳支部只派遣了一名代表一艾奥参加洛桑代表大会。——288
[394]福克斯1867年7月3日致马克思的信说明，哈里埃特·罗在这次会议上曾谈到她打算在伦敦建立全国女工协会并加入国际。福克斯写道：“埃卡留斯把她介绍给了伦敦女裁缝的领导人和裁缝执行委员会委员卡罗尔小姐。”——288
[395]国际铸工联合会是美国的一个大劳工联合会，在西耳维斯领导下于1859年创立而于1863年最后组成，西耳维斯担任主席。联合会将全国范围内的地方铸工联合会联合起来，并且在英属哥伦比亚和加拿大都有它的组织；它为各地方联合会统一行动而斗争，领导过罢工运动，对巩固全国范围内的工会作了不少努力。——289
[396]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曾发表在1867年2月20日，3月13日、20日、27日和4月3日、10日、17日的《国际信使》（英文版）第7—15号；1867年3月9日、16日、23日、30日和4月6日、13日、20日的《国际信使》（法文版）第8—16号以及1867年3—8月的《工人报》上。这些报纸都宣布过准备以小册子形式出版记录。但是由于缺乏经费，记录未能用小册子出版。——290
[397]福克斯递给英国邮政大臣蒙特洛斯公爵关于降低国际邮费率的意见书，刊载于1867年8月10日的《工人报》第20号上，并由总委员会负责人奥哲尔、埃卡留斯、卡特、荣克、杜邦、扎比茨基、福克斯和贝森签了名。由于马克思缺席，列斯纳以德国临时通讯书记身份签署了这个文件。福克斯谈到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委托总委员会向各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决议时解释说，降低邮费率的要求是发展国际联系和工人为寻找工作而经常由一国迁居另一国所必需的。——291
[398]指1866年秋在设菲尔德发生的一些工联会员对罢工破坏者所施加的过分处置。政府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事，该委员会在1867年进行了几个月的工作，其调查结果被资产阶级报刊广泛利用来诋毁工联和整个工人运动。
日内瓦支部的书记在1867年7月6日致荣克的信中，附有从瑞士资产阶级报纸上剪下来的三张剪报，并请求他寄去一个以能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为形式的答复。——292
[399]引述的是发表在1867年7月14日《未来呼声报》第28号上的文章。——293
[400]国际里昂分部执委会（阿·里沙尔、布朗克、舍特尔、帕里克斯等人）在1867年春天公布了《里昂工人、国际会员工商业协会的章程草案》，该协会准备拥有几个消费与生产合作社以及一个单一系统的贷款银行。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一个注册为股份商社的组织的存在，使该分部有可能顺利定期举行会议。——293
[401]沙散是维尔弗朗什支部参加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293
[402]刊载于1867年7月20日《蜂房报》第301号上的这次会议的报道中，有如下法国通讯未载入本记录：
“还报道了印染业的一次大规模的同盟歇业。在皮托，尧特曼商行辞退了四个工人，原因是他们是互助会会员。他们工厂的工人兄弟弄清楚解雇的理由后，全体一致要求让被辞退的工人复工。由于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他们举行了罢工。但是巴黎、皮托、圣但尼、塞夫尔、圣日尔曼和勒佩克的印染业业主，除了一家马尔西斯与绍凯尔公司外，都让他们的工人在尧特曼工人复工（那四个人除外）之前歇了业。”
刊载于1867年7月20日《共和国》第228号上显然由埃卡留斯写的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有如下德国通讯未载入本记录：
“宣读了柏林裁缝的来信，宣称雪茄烟工人已开始募捐，一些细木工已参加为伦敦裁缝募捐。一次音乐会的收入，连同捐款，共计达22英镑，此款支票已经收到。下面是柏林报纸上发表的呼吁书的摘要：
‘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呼吁柏林裁缝给予金钱支援。伦敦裁缝的事，不是施舍，而是义务。他们自觉地进行反对资本的巨大斗争，并且深知他们失败了就会遇上未来岁月的厄运，但将唤起整个劳动居民，至少是在英国，因为这不单纯是裁缝工人和业主之间的冲突，而是劳动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但愿柏林工人显示出他们也像他们的英国同志一样懂得工人团结的重要性，他们将用经常的捐款来证明这一点。工人的利益到处都是一致的。’”——293
[403]1867年7月24日举行的伦敦工联理事会年会的报道，刊载于1867年7月27日《蜂房报》第302号上。显然，马克思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因为7月25日他还在写《资本论》第1卷的序言，同一天完稿并寄给汉堡出版社。——294
[404]关于纽约德意志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消息，是弗里德里希·阿·左尔格在1867年7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供的。这个俱乐部是由德国革命流亡者在1857年建立的，一群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马克思的战友（魏德迈等人）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左尔格向马克思报告了国际在美国取得的成就，并写道：到目前为止，宣传工作还只在德国流亡工人中进行，不过不久就将在当地居民中进行。为此，左尔格要求马克思寄给他英文的文件。——295
[405]摘自《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其驻在国工商业情况的报告》伦敦1867年第5号第594—595页。
资料本身原有的数字错误保留未动，报纸印错的数字则根据原有资料作了订正。——295
[406]7月9日，日内瓦支部全体会议决定赞同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纲领，并表示完全信任它的组织者。日内瓦支部的几个会员，包括贝克尔和杜普莱克斯在内，参加了同盟的组织委员会。——297
[407]1867年7月14日在瑞士的弗勒里耶举行的资产阶级激进派集会的号召书，发表在1867年7月21日《未来呼声报》第29号上。——297
[408]指根据国际会员倡议的于1867年7月21日举行的圣伊米耶工人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准备讨论下列关于组织支付家庭钟表业工人工资的问题：（1）现金支付，不打折扣；（2）分期支付和无资本的承包商同大厂商之间的竞争；（3）合作。关于这次会议的通告刊登于1867年7月21日《未来呼声报》第29号上。——297
[409]指全国劳工同盟执行委员会为1867年8月19日在芝加哥举行工人代表大会而发表的致美国工人的呼吁书。——297
[410]马克思提出这项建议，是考虑到1867年7月20日的《法兰西信使报》第25号发表了巴黎支部关于洛桑代表大会致各工人团体的呼吁书。呼吁书中包含巴黎支部在1867年2月提出的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个议程充满了蒲鲁东主义思想，旨在使代表大会不去讨论工人组织的最迫切问题。——297
[411]总委员会到1867年8月31日为止的财政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刊载于1867年9月21日《蜂房报》第310号上。——297
[412]和谐协会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一个分会。——299
[413]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中，没有波兰人支部的代表。——299
[414]卡昂和孔代叙努瓦罗派遣沙尔·龙格为他们出席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300
[415]由伦敦丁联理事会召集并于1867年7月24日举行的各工联全体代表年会上，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和该会的一个地方分会的代表们之间发生了冲突。分会代表们在谈及理事会章程第二条时，要求他们应该有权直接选举出席全体代表会议的代表，而不是像现行的这样只是由执行委员会从接近协会领导的几个人中间任命代表。这个要求引起理事会改良派领袖的愤慨，而在地方组织中得到了支持。发表在1867年7月27日《蜂房报》第302号上的一位名叫戴维森的工人的一封信中说明了这件事。——300
[416]考文垂织带工人出席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丹尼尔·斯旺。——301
[417]刊载于1867年8月10日《蜂房报》第304号上的这次会议的报道中，有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书记送给总委员会的决议的全文：
“执行委员会诚挚赞赏国际协会委员会为将各国工人联合为一个兄弟联盟所作的努力，渴望在现有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帮助这样值得称赞的努力，恳切向该协会委员会力陈我们的衷心同情，并愿意代表我们的团体给国际协会的基金捐款每年2英镑。”——301
[418]维埃纳支部出席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裁缝艾鲁。——302
[419]原定1867年8月16—18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合作社代表大会被法国政府禁止了。《先驱》在1867年8月出版的第8期上报道这个消息时，邀请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国际洛桑代表大会。——302
[420]指订于1867年8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劳工同盟代表大会。同盟是在美国于1866年8月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美国劳工运动的著名领袖西耳维斯积极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1866年10月，劳工同盟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在同盟的芝加哥代表大会上，特雷维利克被选为出席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他未能出席。——402
[421]出席洛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没有伦敦编筐工人协会的代表。——304
[422]列斯纳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出席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304
[423]记录上的简略记载没有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19世纪常备基干军的作用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在恩格斯的著作《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以及他的一系列《战争短评》中有详尽的阐述。——305
[424]洛桑代表大会在1867年9月4日会议上讨论了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态度问题。由埃卡留斯在会上详加阐述的总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没有得到支持。代表大会也没有通过以瑞士记者海弗纳尔为首的委员会的下述提议：他们应该全面和无条件地支持同盟的代表大会，并参加大会的一切活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托伦和德·巴普提议的如下修正案：
“鉴于战争的第一位的和主要的原因是贫穷和经济失调，为了消除战争，就不能只满足于解散常备军，还必须改变社会组织，以便产品的分配更为合理。只要同盟的代表大会接受上述原则，本代表大会便予以支持。”
下列总委员会委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杜邦、埃卡留斯、奥哲尔、克里默、龙格和沃尔顿。此外，贝克尔、托伦、弗里布尔、瓦瑟尔、缪拉、库勒里、吉约姆以及法国支部和瑞士支部的其他会员也出席了。总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关于工人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所持的立场，由杜邦作了说明。他说：
“公民们：工人无疑是持久和平的最热心的拥护者。他们给战场上提供炮灰，也正是他们必须以他们的劳动和不眠之夜来提供军事预算。这样，从这个观点出发，工人需要和平。但是，和平不是原则，而只能是结果。公民们：难道你们以为你们以你们昨天在这里向我们提出的办法就能确保和平吗？……当然不能。为了建立持久和平，就必须废除压迫劳动的法律和一切特权，使所有的公民都成为一个单一的工人的阶级，一句话，接受社会革命及其一切后果。”
杜邦的发言在1867年11—12月瑞士报纸《狄奥仁报》上作为同盟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道加以转载。——305
[425]这是指出席洛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哈里埃特·罗在代表大会名单中没有提到。——306
[426]改革同盟是在国际总委员会倡议和积极参加下于1865年春在伦敦建立的。它是领导英国工人的群众性改革运动的政治中心。同盟的领导机构——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中有六位总委员会委员：克里默、奥哲尔、豪威耳、埃卡留斯、利诺和尼阿斯。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马克思为实现英国工人阶级不依赖于统治阶级政党的政策而斗争。由于马克思的坚决主张，改革同盟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只要求房主的选举权，而提出了全国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由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中获得广泛的响应，并且使同盟获得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都有分会。然而，由于同盟领导人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害怕群众运动而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推行妥协政策，同盟未能贯彻执行总委员会所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夏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大部分居民仍然像以前一样处于政治上的无权地位。——306
[427]1867年夏，伯尔尼成立了工人联合会，并宣布为国际的分部。联合会派了自己的代表印刷工人阿列曼参加洛桑代表大会。——306
[428]纽约工人联合会是纽约各工联的一个联合组织，成立于1863年，目的是联合纽约工人向雇主作斗争，支援罢工者，并帮助解决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冲突。——307
[429]邮政大臣1867年8月24日给国际工人协会的信，全文刊载于1867年8月31日《蜂房报》第307号上。这封信是由于F.J.斯科达莫尔签署的。——309
[430]福克斯担任美国通讯书记活动的年度报告的原稿，插在记录本里1867年8月29日总委员会的记录之后。——309
[431]由黑尔斯和莫里斯审查过的到1867年8月31日为止的资产负债表，被提交洛桑代表大会批准。——310
[432]《自由报》（LaLiberté）是接近蒲鲁东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周报，1865—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从1867年起，定期刊登关于国际活动的报道。——311
[433]刊载于1867年8月24日《蜂房报》第306号上的8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略去了关于美国劳工运动情报的部分。福克斯作为《蜂房报》的撰稿人和这个报告的作者，把他曾向总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国劳工同盟芝加哥代表大会的报道，放进了同一期的社论之中。他在关于这篇文章的评论中，根本没有谈到国际工人协会、它同全国同盟的关系，以及美国也要派一名代表出席的、即将召开的洛桑代表大会。——312
[434]1867年9月14日和21日《蜂房报》第309号和第310号上，发表了总委员会向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的英文摘要和到1867年8月31日为止的资产负债表。——312
[435]在刊载于1867年9月28日《蜂房报》第311号上的这次会议的报道中，关于埃卡留斯报告的报道是：“公民埃卡留斯报告了不久前代表大会的进行情况，说到了《蜂房报》上发表的一些报道中所没有包括的细节。在代表大会举行的一周期间，每隔一夜举行一次露天大会，会上各位代表向外面的公众发表了演说。纳沙泰尔的胡根托勃勒先生献出20本他的著作《废除贫穷》，分发给了各支部的代表。胡根托勃勒先生提议把废除土地私有制作为医治贫穷的药方。”——312
[436]按照1864年11月22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通过的决议规定，加入国际的英国工人团体可以依据其财力自行决定捐款的数额。1865年通过的铅印的申请书格式强调“加入协会的团体不要求缴纳会费”，而是留给他们自行决定“是否缴纳会费，或是在它们认为协会的活动值得支持的时候随时给协会以支持”。这个申请书（上面打蜡，并裱在带轴的麻布上）价值5先令，作为入会费。——313
[437]刊载于1867年9月6—11日《泰晤士报》上的埃卡留斯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报道，有几处对法国蒲鲁东派代表们的冗长发言的讽刺性评论，并反驳了他们的观点。正如恩格斯9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述，埃卡留斯没有考虑这样一个情况：“担任编辑工作的资产者会在怎样的程度上利用他的幽默，使整个大会，而不只是使几只癞蛤蟆处于可笑的境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34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信件中经常用“癞蛤蟆”作为“庸人”的意思来称呼法国的小市民和市侩、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以及法国的蒲鲁东派。）马克思在9月12日的复信中同意恩格斯的看法，认为埃卡留斯“是缺乏外交手腕的。他给《泰晤士报》写稿，好像是给《新莱茵报评论》写稿一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349、第352页）。
埃卡留斯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遭到了一些总委员会委员的反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在10月4日给恩格斯写道：“福克斯在埃卡留斯回来以后，抓住一切机会，表现对他的极大憎恨；他扬言，在下次会议（星期二）上他打算把埃卡留斯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提出来讨论，让总委员会给予评价。使福克斯大吃一惊的是，我针对这一点也宣布，打算在最近的星期二就福克斯的一封密信向他提出质问，这封信是他写给贝克尔的，他要求贝克尔尽他的一切力量把中央委员会迁出伦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359页。）
马克思提到的这封信，是福克斯在1867年8月29日即洛桑代表大会前夕寄给日内瓦的贝克尔的。信上注明：“亲启。保密”。福克斯写道：
“亲爱的首长：
请设法将总委员会迁往日内瓦，至少是在明年。要让我们自由地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大的中心进行宣传。总委员会在奥哲尔同波特尔和《蜂房报》的冲突中偏袒他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只是在五个星期前，总委员会才改变了方针，并达成了同《蜂房报》和控制着伦敦工联最强有力的组织的波特尔之间的和平。现在，这个愚蠢的错误改正过来了，我们的前景好了。我们全都同意代表大会一定要在伦敦留下一位美国通讯员。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有希望的。但是，首要的是改变总委员会的驻在地。我们应该完全以英国支部的身份来工作。
忠于你的彼得·福克斯”——313
[438]从马克思1867年10月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废除总委员会主席（President）——职的建议，是根据马克思的倡议提出来的。1869年举行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在一项特别决议中建议，各地方支部都应废除支部主席这一职务。——313
[439]贝森在1868年底前一直保留比利时书记的名义，但是没有履行其职责。杜邦在1868年6月12日致布鲁塞尔的德·巴普的信中说：“贝森常常出席法国人分部的会议，但是从来不出席总委员会会议。他两年中只来过四次。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代他写信，以及总委员会实际上总是委托我给你写信的原因。”——313
[440]指1867年9月10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社论，其中考察了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劳工同盟代表大会的结果。
1867年9月28日《蜂房报》第311号上发表的这次会议的报道中，有欣顿发言的部分内容，报道如下：
“欣顿先生（美国公民）报告说，《泰晤士报》误解了美国全国劳工大会对待欧洲来的移民的意图。美国居民中至少有1100万是在欧洲出生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阻止别的人来，也没有土著美国人反对欧洲移民。一切愿意来寻找工作谋生的人都有活动余地。他们所反对的是，欧洲工人按美国资本家的出价来到美国，被甩来对付原来住在美国的工人。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他们是要坚决予以制止的。不仅是两个国家的工会团体之间的密切联合，而且两个国家的主导的社会精神和政治精神的密切联合，都是必要的，他在回国以后，将尽全力以促成这种联合/——314
[441]刊载于1867年10月5日《蜂房报》第312号上的这次会议的报道，引述了国际科隆支部发起成立的科隆裁缝协会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说：
“我们已发表的初步纲领是：（1）建立医疗互助会，并联合为保险总联合会；（2）为会员设失业和迁徙救济基金；（3）建立劳动需求情报服务所。我们认为这三点是使裁缝重整旗鼓联合起来的手段，并使在普鲁士境内成在协会获得合法身份。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生产协会。”
这封信是寄给埃卡留斯的。——315
[442]指1866年8月出版的小册子：《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众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317
[443]伊萨尔和德鲁里在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全文，发表在1867年10月12日《蜂房报》第313号上刊载的这一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按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精神起草的这个建议，谈到要建立世界互助会，组织合作社和学校改革，并以下述口号结束：“废除工资，劳动，消灭贫穷，公平分配财富，一句话，自由、道德和正义。”——318
[444]威廉·李卜克内西被萨克森的一个选区选为北德意志议会议员。选举结果是1867年9月20日公布的。——318
[445]马克思1867年10月9日写信给恩格斯，再一次告诉他福克斯和埃卡留斯之间的争吵的情况，他写道：“福克斯昨天简直要砍掉埃卡留斯的头。他作了一小时以上的控诉性发言。他非常阴险地把最坏的地方收集起来，施用了老贝利的律师的一切手法，还不断地攻击我。我在反驳他时好好地教训了他一顿，以致使他在最后的答辩中失去了任何的自制力。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辩论。结果，我的关于’转入议事日程’的提案（更正确地说，修正案）被大多数通过。但是在辩论期间，埃卡留斯挨了不少骂。”（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363页。）——319
[446]洛桑支部在1867年10月10日的一封信中通知总委员会，它欠了3000法郎的债，是因为在1865—1866年的冬天为了给80人提供工作，组织合作工场时用去的。——319
[447]李卜克内西于1867年10月17日在北德意志议会发表的演说，刊载在1867年10月26日《蜂房报》第315号上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中。马克思认为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有重大意义，还委托拉法格将这篇演说译成法文，并寄给韦莫雷尔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320
[448]按照1865年1月24日总委员会决议的规定，只有国际协会会员才能被选进总委员会。这一点也适用于那些代表以法人身份加入国际的工人组织的总委员会委员。——320
[449]《合营企业纪事》（IndustrialPartnershipRecord）是关于合作运动的月刊，由格里宁从1867年至1868年在伦敦出版。1868年3月至1869年8月期间，改名《社会经济学家》（Social-Economic）出刊，乔治·侯里欧克参加该报。——321
[450]改革同盟一般对爱尔兰问题，特别对芬尼亚社社员的立场，在这里表现了错误的看法。在改革同盟理事会1867年10月23日讨论同盟主席，资产阶级激进派比尔斯尖锐谴责芬尼亚运动的信时，出席这次会议的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曾反对发表这封信，并表示同情爱尔兰解放运动和芬尼亚社社员革命的斗争方法。两位著名的工联领袖采取的这个行动，能在解决英国无产阶级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立场方面获得重大意义，是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在总委员会进行工作的结果。马克思在1867年11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你也许已经知道，在改革同盟中的’我们的人’做出了怎样的丑事。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380—381页。）
改革同盟中的讨论（其报道刊载于1867年10月26日《蜂房报》第315号上），在同盟的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中引起了惊慌。在他们的压力下，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同盟理事会的下一次会上收回了自己支持芬尼亚社社员的发言，并要出席会议的人相信他们是被误解了。《蜂房报》编辑部里的沙文主义分子在该报下一期即1867年11月2日第316号上尽其所能地发表了这次会议的详细报道。——322
[451]从荣克1867年11月16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知道，福克斯指责荣克打算把英国委员排除出总委员会，并提到了日内瓦代表大会后卡特的事。显然，马克思曾给福克斯去过信，劝他继续在总委员会工作，尤其是说明在最近需要积极处理爱尔兰问题。福克斯1867年11月23日给马克思的复信已保存下来。福克斯写道：
“我了解出席讨论爱尔兰问题并作一次发言的重要性。我将遵嘱，作为协会的一个普通会员出席。至于收回我的辞呈，则非我所愿。我承认我对年度代表大会负有责任，我一定让我的所作所为付诸公断……
我的不平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对总委员会和会议执行主席，因为他们对那个人保持缄默。”——325
[452]日内瓦工人给意大利人民的公开信脱稿于10月30日，在11月3日为此目的专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获得批准，并发表在1867年11月《先驱》第11期上。该刊同一期上还转载了日内瓦支部10月30日发出的一个告示，号召意大利人参加在11月3日举行的大会和示威游行。——325
[453]19世纪50年代末，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先后成立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或共和）兄弟会。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社会成分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知识分子。芬尼亚社社员由于自己的密谋策略及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脱离爱尔兰人民的广大阶层，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特别是同改革运动联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这一运动的革命性质还是作了高度的评价，并曾极力引导这一运动走上群众斗争且与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路。1867年2—3月间，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武装起义遭到失败，在各郡分散举行的零星发动遭到镇压，许多领导人被捕并交付法庭审判。9月18日，为了营救两个被捕的芬尼亚社领导人凯利上校和迪集上尉，在曼彻斯特组织了对囚车的武装袭击。凯利和迪集逃跑成功，但在冲突中有一名警官被击毙。五人当场被捕，他们被控杀害警察并被判处死刑。判处死刑的事件在爱尔兰和英国引起了抗议浪潮。总委员会委员，其中包括法国通讯书记杜邦参加了这一运动。杜邦于1867年10月14日在巴黎报纸《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芬尼亚运动的文章。但是，声援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没有得到沾染了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观点的总委员会英国委员的支持。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改革同盟理事会里所采取的立场就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制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共同的策略，并在英国工人中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马克思坚持在总委员会中就爱尔兰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辩论时邀请了爱尔兰和英国报界的代表出席。
刊载于1867年11月16日《蜂房报》第318号上的总委员会这次会议的报道说：
“总委员会注意到的国内事务，除了一致通过的一项提案之外，都是些普通的例行公事。所说的这项提案就是下星期二晚上在原来开会的地点要进行的关于‘芬尼亚运动’的讨论。总委员会委员以及协会会员被邀请参加，还邀请并非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的朋友来参加。”
1867年11月19日和26日进行了讨论。——325
[454]指洛桑代表大会记录的下述版本：《1867年9月2—8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67年拉绍德封版，《未来呼声报》印行。——325
[455]这里指英国选举改革高潮时期于1866年6月27日、7月2日和23—25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326
[456]英国于1866年掀起过抗议政府把爱尔兰政治犯当做普通刑事犯来虐待的运动。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
杜邦所称“假冒自由保卫者”是暗指英国自由党人，首先是格莱斯顿，他曾在报纸上揭露过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二世虐待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犯。——328
[457]由于阿比西尼亚皇帝泰奥多尔二世逮捕了英国的喀麦隆总督和一群谋刺阿皇的欧洲人，引起了英阿之间的战争（1867—1868）。1867年4月，英国政府开始准备征讨阿比西尼亚。1867年11月19日，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宣战。——329
[458]由马克思用英文起草的这个意见书的全文，没有在英国报刊上刊载过。总委员会记录本中有记载。马克思夫人手抄的，像一篇文章那样准备在报纸上发表的这个意见书的副本被保存下来了。这篇文章的法译文刊登在1867年11月24日《法兰西信使报》上。——330
[459]福克斯提出的决议案的全文，也能够在他1867年11月23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找到°马克思在他1867年11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这个议案是“荒谬的和没有内容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404页）。——332
[460]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报道，能够在马克思1867年11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找到：
“如果你已经看过报纸，那你大概已经知道：1．国际总委员会为了芬尼亚社社员的事已向哈第送去了意见书；2．关于芬尼亚运动的辩论（上星期二）是公开进行的，而且《泰晤士报》也报道了这方面的消息。都柏林的报纸《爱尔兰人报》和《民族报》也都有记者在场。我到得很晚（大约两星期以来，我一直发烧，最近两天才退烧），而且实际上我也没有打算发言，这首先是由于我的身体不好，其次是由于情况复杂。但是，主席韦斯顿想硬要我发言，因此我建议延期，从而我被责成在本星期二发言。实际上我没有为本星期二的发言准备发言稿，而只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但是爱尔兰的记者没有到，我们一直等到9点钟，而我们开会的地方只能用到10点半。福克斯经我动员（由于委员会中的争执，他已经有两个星期不露面了，此外，他还送来一份表示不愿继续担任委员会委员并粗暴攻击荣克的辞职书），准备了一篇很长的发言稿。因此，会议开始后，我宣布，鉴于时间晚了，我把发言权让给福克斯。实际上，由于同时发生了曼彻斯特的处决，我们所讨论的‘芬尼亚运动’同当前的激昂和愤怒情绪连到了一起，这就会迫使我（而不是讲话空洞的福克斯）不按原计划对事态和运动作客观的分析，而必须爆发一阵革命怒吼。所以，爱尔兰记者的迟到和因此造成的推迟开会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不愿意同罗伯茨、斯提芬斯等这样的人物混在一起。
福克斯的发言是好的，因为第一，这是一个英国人讲的；其次，所涉及的仅仅是问题的政治和国际方面。但是正因为这样，它是很表面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403—404页。）
马克思为这一次总委员会会议所准备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发言的提纲保存下来了。——332
[461]记录本上没有12月3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而1867年12月7日《蜂房报》第321号上刊载了关于这次会议的如下报道：
“由于住在伦敦的法国民主派召开了会议来抗议法国占领罗马，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只开了一个短会来处理行政事务。有几封寄给总书记的信，宣称在法国迪涅（下阿尔卑斯）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支部，马赛支部就总委员会给英国政府上书支持曼彻斯特芬尼亚社社员（可悲的是已经被处决了）一事，通过了向委员会衷心致敬的决议。通讯书记报告说，马赛支部很有可能已达到庞大的规模。在莱比锡，已在筹备出版一个由协会主办的工人周刊。试刊内容有计划和纲领等，将于本月出版；正式的周刊于明年的第一个星期开始出版。”——332
[462]指用小册子形式出版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的英文版。这本小册子于1867年末在伦敦出版，标题是“国际工人协会章程”。——333
[463]在1868年1月4日《蜂房报》第325号上的这次会议的报道中加上了关于劳伦斯的发言的如下内容：
“他说，《泰晤士报》曾经挑剔过资产负债表上执行委员会开支的数额，不过就他所知，没有二次罢工费用这么少。执行委员会、各代表和代表团的费用，还不到总开支的6%，而且包括了扣除汇票以及邮票兑换成现金和兑换外币的损失。据社会科学协会的报告，普雷斯顿棉纺工人罢工总委员会的费用曾达15.5%。”——334
[464]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出于蛊惑人心的目的，起初对国际在法国的活动还是相当宽容的，尽管它并未准许在法国成立国际的支部。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和第一个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革命无产阶级性质越来越明显，法国各支部的态度日益发生变化。警察开始注意他们了，政府的首次敌对行动就是在法国边境没收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文件。
1867年末，巴黎理事会理事们的家遭到了搜查，指望找到证明国际是秘密团体的证据。可是，这样的证据并未找到，而巴黎理事会理事们乃被指控为未经当局许可擅自结社。案件在1868年3月6日和20日由巴黎刑事法庭审理。在审讯期间，理事会15位理事（舍马勒、托伦、埃里贡、卡梅利纳、缪拉、佩拉桑、富尔努瓦斯、戈蒂埃、多蒂埃、贝拉米、热拉丹、巴斯蒂安、吉雅尔、德拉埃、德罗尔姆）宣布原来的理事会解散，并任命了新的人选。1868年3月8日，第二届巴黎理事会由布尔东、瓦尔兰、马隆、孔博、莫兰、朗德林、安贝尔、格朗容和沙尔博诺组成。于是导致了1868年5月22日的新案件即所谓“第二届理事会”案件的审讯。在这两次审讯中和两案在上诉法庭侦讯期间，被告们几乎全体拒绝用辩护律师而自行发言为理事会作辩护，并在发言中精辟地阐明了国际的思想。瓦尔兰阐述国际从1864年到1868年的历史的发言，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法庭宣布解散巴黎支部，并判处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罚金。对第二届理事会理事的判决还要糟得多：被告都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和罚金。——334
[465]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于1865年9月25—29日举行。上午，常务委员会委员与大陆的代表们举行联席会议，晚上举行公开会议。总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大陆的代表们出席。代表会议的工作包括9月28日纪念协会成立一周年的庆祝晚会，会上通过了告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书。代表会议的记录保存下来了，记录由克里默、勒·吕贝和豪威耳执笔。此外，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刊登在1865年9月30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4号上，在这篇报道中，提供了记录中疏忽了的某些事实。报纸的补充资料见下面的注释。——335
[466]刊登于1865年9月30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4号的报道中说：
“三点钟，几个国家的代表首先到朗-爱克街共济会馆碰头，互相介绍并预先讨论了事务问题和财务问题。
下列代表出示了自己的全权证书：法国——席利、弗里布尔、托伦、瓦尔兰、利穆赞和克拉里翁诸位先生；瑞士——杜普莱克斯和贝克尔；比利时——塞扎尔·德·巴普；还有：杜梅尼尔-马里尼、马克思博士、埃卡留斯、列斯纳、考布、沙佩尔、韦济尼埃、杜邦、勒·吕贝、荣克、沃尔夫少校、博勃钦斯基、罗赫纳、博勒特等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波兰各团体在英国的代表们；英国代表中有克里默、德尔、奥哲尔、韦斯顿、豪威耳、肖、惠勒等代表他们的中央机构和附属团体出席。”——337
[467]《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处理了一些预备性事务以后，代表们转移到滨河区阿德尔菲胡同8号，在这里举行代表会议。”——340
[468]指的是日内瓦支部委员会1865年2月5日用德文和法文发表的呼吁书。标题为“关于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告瑞士全体工人、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团体书”和“致各团体主席先生和会员先生书”。德文呼吁书印成了传单，并转载于1865年3月11日的汉堡工人报纸《北极星》第300号上。法文呼吁书用石印印成了传单。呼吁书的两种文本不完全一致。——342
[469]《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他们］已经有了使企业主因破坏合同和违反他们的法律而受审判的手段。”——342
[470]《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他们在国际协会帮助下在他们的国家里已经做了很多事，今后将更加努力工作。在政治问题方面，他们赞成波兰的民族特性；在社会问题方面，他们赞成合作劳动，认为这能够为工人带来许多好处。他们反对土地私有制。”——342
[471]《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一些外国代表主张出版国际的正式机关报，以便他们能够通过它向全欧洲，还有全世界的工人同志说明自己的观点……个别代表指出，如果一个周报没有国外的通信，他们的报纸就不可能在世界上产生最好的影响。”——343
[472]《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马克思博士等人被选为这个部门的领导者——343
[473]比利时在1835年通过了驱逐可疑的外国人的法律，每三年延期一次。不顾比利时报刊和公众广泛开展的抗议运动，在1865年6月底，这个法律竟然又作了第十次延期。——344
[474]关于德国的情况见威·李卜克内西写给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344
[475]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关于代表大会延期的决定是总委员会1866年5月1日通过的。——345
[476]《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他们须携有其选举人专门发给的全权证书。”——347
[477]《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克里默的决议案得到了埃卡留斯的附议。——347
[478]《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人数不少于30名工人。”——347
[479]《工人辩护士报》的报道，引用了勒·吕贝在记录中没有记下的代表会议一些代表的发言：
“弗里布尔反对除了属于协会的团体之外的任何团体参加。但是，他赞成协会的所有会员都有权出席代表大会，并参加讨论。
拉萨西不赞成开门讨论；法国人不熟悉公开讨论的办法，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赞成这种办法。如果开门，会议就会旷日持久。不能那样，只有代表才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克里默先生赞成像我们下议院那样的开门讨论，但是，只有代表才能发言和投票。法国代表所倡导的方案，将完全毁掉代表大会的代表性。如果代表大会遵循代表制原则，欧洲人民就会谛听它的讨论，否则，就会讥嘲轻蔑地旁观。他不理解巴黎代表何以反对这种制度，要是在任何别的基础上，代表大会就会变成一幕滑稽剧。”——348
[480]《工人辩护士报》关于下一步讨论的报道如下：
“席利赞成这项提议。即使波拿巴主义试图影响我们的讨论，也要在我们的方式下进行。
豪威耳竭力说服与会者，在废除代表大会的代表制原则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允许一个只给了钱而没有代表权的人，比另一个由500名会员选派的代表有更大的表决权，难道对吗？如果这次代表会议尽是英国代表，因而压倒大陆代表的意见和权威，难道他们满意吗？然而，这项提议的意思正是这样。他将投票赞成修正案。
韦斯顿先生等人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348
[481]《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最后，一致通过了公民肖提出的下述修正案：’代表大会只由代表，即携有选派他们的协会各分会专门发给的全权证书的人组成'。”——348
[482]1865年9月27日下午举行的常务委员会和代表们的联席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348
[483]这个提议是由约·菲·贝克尔提交代表会议讨论的。——349
[484]关于建立国际信贷团体的提议，是由卡特提出并由勒·吕贝附议的。在《工人辩护士报》的报道中，提议是这样的：“国际信贷基金或银行系统，应予建立，其经营形式和方法，容后解决。”——349
[485]这个提议是由博勃钦斯基提出的，惠勒附议。《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并在本国的民主基础上恢复这个国家。”——349
[486]德·巴普指的是受1861年改革所欺骗和掠夺的俄国农民广泛开展起来的运动。反映农民群众利益的“土地和自由”的口号，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H.奥加略夫在俄国革命组织的代表参加下所写的、并在1861年6月1日的《警钟》上发表的《人民需要什么？》一文中提出来的。对于文章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文章所作的答复是：“很简单，人民需要土地和自由。”
19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全俄革命组织以“土地和自由”这个口号作为自己的名称。显然，德·巴普不仅了解表明俄国农民运动发展的事实，而且也从《警钟》、《土地和自由》杂志及其他来源中了解这个组织的存在和活动的情况。——350
[487]德·巴普的话，《工人辩护士报》是这样报道的：“俄国农民的口号是‘土地和自由’，也应该成为波兰农民的口号……对于自由来说，法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一样危险。应该认为在比利时通过反对外国人的卑鄙法案，正是由于法国政府的影响所致，这个法案招致必须把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迁往日内瓦。”
德·巴普关于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的提议，得到了博尔达日的附议。——350
[488]博勃钦斯基的发言，《工人辩护士报》转载得更为详细：
“在法国、匈牙利和意大利，她的儿女为欧洲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她的儿女希望得到自由，这是他们热诚的、但可惜几乎是徒然的斗争的关键。国际的同情是不分民族的，但是，我们突出波兰，是由于她为自己的事业全力进行了斗争。她力图遵循两句诗：
民族要自由，自身须奋斗。
如果她遭到失败，那不是由于胆怯，因为她进行过壮丽的斗争。他们不应该把社会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因为政治改良必然是社会进步的先兆，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波兰是欧洲自由的关键；她无论如何应该是民主的，她赞成普遍自由。”——350
[489]指的是1863年7月22日在伦敦圣詹姆士大厅为抗议镇压波兰起义而举行的大会。大会是由英国工联的领袖们组织的。克里默、奥哲尔、斯坦斯比等工联主义者，以及由托伦、帕拉尚、比巴耳、柯阿东和缪拉组成的法国工人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是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成立大会的先导。
大会的报道刊登于1863年7月25日《蜂房报》第93号上。——350
[490]《工人辩护士报》错误地报道了马克思提出宗教问题来讨论一事。后来，这给了乔·豪威耳在他一篇刊登于《19世纪》（1878年7月）上有关国际历史的诽谤性文章以借口，说马克思“提出宗教观念而播下了纷争和分裂的种子”。马克思揭露豪威耳时写道（见1878年8月4日《世俗纪事》）：
“总委员会的议程没有一个字谈到‘宗教’，然而，由于巴黎代表的坚决要求，为了万一需要起见，这道禁菜被列入了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菜单中，内容如下：‘各种宗教思想（而不是像豪威耳所歪曲的那样，是“宗教观念”）及其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影响。’
巴黎代表提出的这一讨论题目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了。事实上，在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他们自己放弃了它，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165页。）——351
[491]《工人辩护士报》上弗里布尔的发言是：·'他们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无情感的动物。问题是重要的，必须予以考虑。”——351
[492]《工人辩护士报》上还有一段：“德·巴普赞成这项提议，但是，问题一定不要用或者天主教会或者基督教会这种特有的狂热的眼光来观察。”——351
[493]《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还有：“托伦认为回避问题就是软弱的表现。为了我们议程的完整，必须保留它。这样，我们就会有社会进步、政治进步和宗教进步的广泛基础。”——351
[494]第二天，即1865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举行了纪念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一周年的庆祝晚会。1865年10月7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5号刊登了关于这次晚会的如下报道：
“代表会议（本报上一期已有关于会议的详细报道）以星期四晚在圣马丁堂举行的极为成功的庆祝晚会结束了它的议程。
大厅用各国的旗帜装饰十分得当，美国的星条旗悬放于显眼之处。晚会有三项目的：第一，庆祝协会成立一周年；第二，欢迎大陆的代表；第三，通过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祝贺联邦军队的胜利和消灭奴隶制。300多人围案而坐，举行友谊茶会，看来，对茶会的社会性质，大陆的代表们同他们的英国朋友们有同样的评价。
茶会由公民奥哲尔（主席）主持。他说，由于英国和欧洲各国工人阶级渴望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结束横行于波兰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暴政，协会应运诞生了。它由几个工人草创，现在已成长为一个伟大的组织，在它的队伍中有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波兰的代表，在这些国家里还吸收了大量的会员。协会发表的宣言广泛流传，其中阐明的原则在广大有觉悟的生产者阶级中得到了赞同。协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各民族间的友爱感情，消除民族仇恨，以遏制各国政府发动战争。各国政府间的战争只是为了噬血目的和引起各国和各民族的纷争，而各国和各民族的利益却是要联合起来。若是这种联合更早些实现，波兰和匈牙利的自由难道会被蹂璃吗？难道法国政府就能够干涉意大利的事务，征服罗马共和国这一该国所曾建立的最纯正的政体吗？（掌声）他最后坚定地向大会呼吁，并通过新闻界向全国呼吁，要促进协会的发展，协会的目的是全世界的解放和全人类的振兴。（欢呼）
接着，主席请公民克里默将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提出来通过。由于时间仓促，我们不得不把它延期到下周再发表。
公开信宣读后，掌声雷动。公民克里默说，一年前的今天，正是在这幢大厦里，不过是在比我们现在集会的这个堂皇大厅要小得多的厅堂里，国际工人协会宣告成立了。我们今天在这里为在12个月来这样短暂的时间里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而互相祝贺。那时候，我们默默无闻，现在，我们名享全欧，美国也有许多朋友；那时候，我们是三三两两，现在，我们是千千万万；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原则，现在，我们有一个为全欧洲所接受的共同纲领；那时候，我们彼此分离，现在，我们联合起来了。他相信协会必有光明美好的未来。就在这个大厅里，曾经举行过一次声称是工人示威的晚会，他参加了这次晚会，会上只有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讲话，可是这一回情况完全相反，只有工人在会上讲话了。实际上，成功的秘诀就在这里；工人不需要别人的庇佑，却已下决心自己张罗自己的事情。（欢呼）这天晚上，美国国旗像上次一样，悬挂突出，因为它是自由的土地和自由者的祖国的象征。在美国，亡命者和苦难深重的劳动者能找到安身之所。协会——这天晚上庆祝它的周年纪念——有向美国人民致贺的特殊权利。他们以前给美国人民写过公开信。当着英国的贪婪鬼和自由制度的仇敌咒骂美国政府和侮谩美国人民的时候，该协会忠于其原则的会员就向他们大洋彼岸的兄弟们致书表示过同情，还收到了他们致谢的复信。现在，美国已经荡涤了奴隶制度的污秽。南方人曾抛弃选票而诉诸子弹，而现在他们在这两方面都被打败了。本协会的卓越活动家们，即使是在共和国最黑暗的时刻，也从未对最后胜利感到失望过。当向他们宣布‘民主制度经受考验’时，他们接受了挑战，等待着现在已经来到的结局。民主胜利了，奴隶制度灭亡了，共和国得救了。过去四年中时常遭到欧洲特权阶级侮谩的这面旗帜，仍将在全世界自豪地飘扬，它是自由的象征，它是被压迫者的希望。他重复了他愉快地提出来通过的这封公开信中每一句祝贺之辞。他以在不久前的美国的斗争中如此广为传诵的美丽诗句来结束：
一经开始的争取自由的战争，
由浴血的祖先传与了子孙，
虽然常常失败，终必获得全胜。（欢呼）
查理·布拉德洛先生赞成通过公开信，他说，它不仅反映了这次大会的感情，而且也反映了欧洲工人的感情。他们那天晚上是作为欧洲工人的代表来集会的，他们受命于并代表着全欧千百万正直的劳苦大众来发言。总的来说，他对公开信的思想和协会的目标深表同情。在他们头上飘扬着的，不光是一面美国旗；他还能够看到一面旗帜在无言地表达着他们最为朝思暮想的强烈愿望——威尼斯和罗马的自由。（热烈而长时间的欢呼）为了实现普遍自由，人们必须懂得自己的责任和争得自己的权利。我们必须力求某种较之单纯的民族特性更为崇高的东西。那居住在波河、塞纳河和泰晤士河沿岸的人民，还没有给他们尊严或自由的权利。这不行。一定要诚实、廉正和有才智。我们绝不容忍帝王们利用我们作为他们追求自私目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工具。过去，他们这样利用过我们，让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吧！（欢呼）坚强的臂膀本来能够把被称为王冠的金饰物件一下子打得粉碎，然而，它因踌躇而失去锐气；那物件重又获得对软弱者、迷信者、愚昧者的支配权，并借助于宫廷寄生虫的私欲，再来压迫人民。（喝彩声）让他们忠于自己的原则吧！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真理和正义将获得胜利！（鼓掌）
接着，这封公开信在一片喝彩声中被通过。
接着，一位法国代表托伦先生用法语在会上讲了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向协会保证，在法国，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他们的各种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经过考验的民主战士菲力浦·贝克尔用德语讲话。他说：各位代表以全世界工人的名义集会，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是劳苦大众的解放。他所理解的解放，不是零零碎碎的改良，而是摆脱一切形式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桎梏的完全自由。工人阶级的解放意味着劳资间的和平；意味着劳动的占有者也应该是资本的占有者一不是以个人身份占有，而是作为为自己劳动的合作集体来占有。他接着简略描述了波兰的罪孽，还说到，至关重要的是：欧洲必须用恢复波兰独立的方法来制止俄国的侵略。
比利时代表公民德·巴普接着讲话。他说，协会将给19世纪打上自己的烙印。它的影响，甚至迄今为止所曾发生的影响，就已经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了。工人的命运向来是辛苦劳作、偿还债务和过早夭亡。然而，就永恒正义说来，劳动果实只应属于生产者。只有他才应该占有财富，因为只有他才生产财富。现在的事实恰恰相反。无数的工人忍饥挨饿，以便一小撮懒虫得以安乐终生。在比利时，天主教僧侣丑恶已极；他不［知道］新教徒怎样。据说，他们甚至更加令人不能容忍。他并不清楚这些，但他知道他们作为社会集团，对于维护现状，都是一丘之貉。他的讲话极具说服力。他最后表示心愿说：‘希望本协会成为一切诚实的人们能够联合起来的一个环节，通过他们的联合来消灭贫穷、痛苦、无知、淫秽和犯罪，以及一切阶级差别；愿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诚实的工人。’（热烈欢呼）
波兰联合会的代表公民博勃钦斯基也向大会发表了言简意赅的讲话。
讲话结束时，一面非常大而美丽的三色旗悬挂在台上，旗上缀有下列名字：意大利、波兰、匈牙利、马志尼、加里波第。这时，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讲话与加里波第乐队和德国工人合唱团表演的音乐、歌唱节目相交替，《马赛曲》和另一些节日表演得尤其成功。
然后，大厅腾出来举行舞会，舞会兴高采烈。持续达数小时之久。
夜间2点钟，常务委员会和代表们在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开会，公民克里默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代表们由于他干练地举办了这次晚会，并且取得了他们那天晚上所亲眼看见的辉煌成功，向他表示感谢。”——352
[495]指的是1865年9月28日周年庆祝会上通过的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公开信。——352
[496]李卡克内西用英文写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没有在伦敦代表会议上宣读。马克思1865年11月21日给李卡克内西的信中写道：“至于你的报告，我没有向代表会议宣读，因为关于我个人在其中谈得太多了。”——353
[497]指的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它每年同法国流亡者一道举行一次纪念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大会。——356
[498]总委员会1865年1月24日会议上的报告，是由马克思根据李卜克内西1865年1月21日的来信所做的。他在李卜克内西来信的字行间用英文写了这个报告的草稿。——363
[499]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363
[500]这个札记保存在马克思的笔记本里，是席利1865年2月25—28日给马克思的一封详信中个别部分的译文。从马克思1865年3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札记是为了向3月4日举行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作报告用的。括号里是马克思引用席利信中的页码。在笔记本里，还有马克思起草的关于巴黎支部的冲突的决议的原稿。——364
[501]从席利的信中可以看出，勒福尔在2月24日早晨曾表示担心“波拿巴分子也许要骗”巴黎理事会的理事们，认为自己作为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的辩护人的使命就是要保证反对这一点。札记中说的2月25日的事件，是在24日发生的。——364
[502]1865年3月12日，荣克通知马克思，他已被委托起草一个关于巴黎支部冲突的概略，以便通报法国的国际会员，并要求马克思在这件事上帮助他。马克思在3月13日告诉荣克，他愿意帮他的忙；3月18日，他会见了荣克，并把他写在三张纸上的便函给了荣克。根据他们的讨论，写在第一张纸背面的最后一段，部分是马克思的手笔，部分是荣克的手笔。——365
[503]指的是对委派席利为总委员会在巴黎理事会的代表的抗议。抗议由一群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勒·吕贝、博尔达日、德努阿尔、博凯）署名，并在总委员会1865年3月14日会议上宣读过。从荣克3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遵循马克思便函的指导，荣克向总委员会委员们说明了情况；他得以分化勒·吕贝集团，结果，勒-吕贝和德努阿尔在4月4日退出了总委员会。——365
[504]这个简记是厄内斯特·琼斯1865年3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的一个概略。因为马克思启程去德国，未能亲自根据这封信向总委员会报告。这个概略写在关于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给海·荣克的便函中一张纸的背面。——369
[505]这篇札记是马克思记在一本有关他在6月20日和2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的笔记本里的。——370
[506]这份1866年1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是马克思记在一张单页上的。——371
[507]这个提纲是马克思为他要在总委员会发言准备的。1867年11月19日开始的对爱尔兰问题的讨论，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改在11月26日的下一次会议上举行，马克思打算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但是，在11月23日，三名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在曼彻斯特被处决。马克思认为，在处决使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他的发言不适用了。他把发言权让给了彼得·福克斯，而且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由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出面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并谴责英国政府的血腥行为有重要意义。马克思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作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中，利用了这个未作的发言提纲和准备提纲时所收集的材料。——372
[508]指长期会议在1652年8月12日，即在镇压了1641—1652年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之后通过的殖民法令。这个法令从法律上巩固了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建立的血腥的暴力和恐怖的统治制度，并且准许英国资产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大批地掠夺爱尔兰土地。根据这项法令，大多数爱尔兰人被宣布犯有“暴乱罪”。“罪犯”中甚至包括那些虽然并未直接参加起义，但是没有对英国表示应有的“忠诚”的爱尔兰人；被宣布为“罪犯”的人按参加起义的情节分成几类，分别受到残酷的镇压、判处死刑、驱逐出境、财产充公。1653年9月26日，对殖民法令又补充了一项新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将财产被充公的爱尔兰人强迫移至荒凉的康诺特省和克莱尔郡，并规定一种制度将充公的爱尔兰人的土地分配给议会的债权人、英国军队的军官和士兵。这两个法案都巩固并扩大了英国大地主势力在爱尔兰的经济基础°——373
[509]“HabeasCorpusAct”（人身保护法）是英国议会于1679年通过的。根据这一法令，每一个逮捕令必须说明理由，同时被捕者必须于短期内（3-20天）送交法庭，否则即须予以释放。这一法令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373
[510]1867年11月19日，英国女王向议会致词时曾经用这几个字评价芬尼亚运动，马克思也就借用这几个字形容英国政府对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的血腥政策。
《纪事》（TheChronicle）是英国天主教派的周刊，1867—1868年在伦敦出版。——373
[511]1840年，路易·波拿巴在布洛涅发动没有成功的政变时，枪伤了一个政府的军官。恩格斯在1867年11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这一事件，他指出，英国统治阶级因同样的行为（并且是莫须有的罪名）把芬尼亚社社员送上绞架，而同时对戴上了皇冠的罪犯一拿破仑第三却奴颜婢膝，卑躬屈节。——373
[512]谷地制（ComAcreSystem）是爱尔兰特有的土地使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较大的租佃者一通常是投机中间人——将土地划成半英亩或一英亩的小块，以极苛刻的条件转租给最贫困的租佃者和雇农。18世纪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出租的小块土地种植谷类作物，这个名称即由此而来。——376
[513]马克思在分析“清地”给爱尔兰农民造成的灾难时，在这里提到了一个类似的过程，即18—19世纪初英国和苏格兰贵族用暴力驱逐“盖尔人”（苏格兰山地居民）。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评述，见《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8卷第569—576页）以及《资本论》第1卷第24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797—801页）。——377
[514]这里指英国政府在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加给爱尔兰的英爱合并。于1801年1月1日生效的合并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且废除了爱尔兰议会。合并使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臻于巩固。尤其是实行合并的经济后果之-取消了18世纪末爱尔兰议会为维护新生的爱尔兰工业而制定的保护关税政策，这一来爱尔兰工业便完全凋敝了。——377
[515]这是指19世纪前几十年中争取取消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的运动（天主教徒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在爱尔兰，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以丹尼尔·奥康奈尔为首的自由资产阶级，他们用解放天主教徒的口号来争取农民的支持。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1829年才结束，那时天主教徒获得了担任某些政府职位和选入议会的权利；同时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却提高了四倍。——377
[516]指改革同盟在对待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上的错误立场。——379
[517]《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不管有多么大的发展，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不可避免地加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工人争得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尝试进行合作劳动的重大意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工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合作劳动的伟大社会试验证明，大规模的生产没有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资本家对劳动工具的垄断和对工人的掠夺阻碍了生产的有效进行，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马克思同时指出，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但资本家和地主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设置种种障碍来限制合作劳动，而被局限于狭隘范围的合作劳动不可能使工人群众得到解放，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马克思还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意义，并再次发出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大会由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来自巴黎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代表以及欧洲的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入负责起草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小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提出一份文件，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主义者约·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由朱·马志尼制定并由路·沃尔弗译成英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这个文件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小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完成文件起草工作，他在10月21—27日之间用英文拟定了《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个文件于10月27日得到小委员会的赞同，同年11月1日被临时委员会一致通过。临时委员会依据临时章程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后改称国际总委员会，在1866年9月8日以前通称中央委员会。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上。1864年11月，宣言和临时章程用英文原文印成小册子在伦敦出版。1864年11月上半月，《成立宣言》由马克思译成德文，并于当年12月21、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刊出。后来相继出版了《成立宣言》的法、意、匈、俄、西、葡等文本。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并经马克思本人校勘过的。
收入本卷的《成立宣言》以1864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为依据。英文原文与马克思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宣言曾由郭大力译成中文，1951年12月发表于《新建设》第5卷第3期。——383
[518]这些引文出自英国财政大臣威·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讲话，讲话以“预算”为标题，全文发表在1864年4月8日《泰晤士报》第24841号以及伦敦的其他日报上。——383
[519]勒杀犯是一种行劫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19世纪60年代初这种行劫事件在伦敦经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问题。——383
[520]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
文中提到的蓝皮书指《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1、2卷。——384
[521]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南部各蓄奴州海港，严格限制美国棉花出口，致使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因棉花供应中断而出现棉荒，欧洲大部分棉纺织业陷于瘫痪。1862年英国有75%以上的纱锭和织布机停工，纺织工人接连两三年陷于全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生活状况严重恶化。60年代初期欧洲的歉收更加重了工人的贫困，然而欧洲的无产阶级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仍然坚决地援助了美国北部各州。
美国内战即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联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克（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384
[522]“完全陷于有产阶级”出自威·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讲话，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于70年代围绕这句话大肆诽谤马克思而为大家所熟知。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差不多全都在1863年4月17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刊登了格莱斯顿的这句话，而在经过发言人后来亲自修改过的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议会辩论录》中却省略了这句话，布伦坦诺便以此为借口，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给格莱斯顿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诽谤进行了反驳。
马克思去世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泰勒于1883年11月又提出同样的指责。爱·马克思于1884年2月和3月在给《今日》杂志的两封信中，后来恩格斯于1890年6月在《资本论》德文第四版的序言，以及1891年在《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一文中，都彻底地揭露了所谓伪造引文的诽谤性言论。——386
[523]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389
[524]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389
[525]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沙·克劳福德1835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废除租约时，对租佃者在土地改良方面的开支予以赔偿。1836年，法案被下院否决。1847、1852和1856年，该法案又多次被重新提出讨论，均被下院否决。——391
[526]“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出自首相帕麦斯顿之口，他于1863年6月23日在议会的一次定期会议上讨论爱尔兰租佃者权利问题时以嘲弄的口气讲了这句话。以约·马圭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霸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获得对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费用的补偿。帕麦斯顿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称做“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破坏”。——391
[527]指美国内战期间，从1861年底到1862年初英国工人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工人的斗争由于所谓的特伦特号事件而变得异常激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并逮捕乘特伦特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事件作口实，准备向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在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上，工人们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战争叫嚣，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的群众性运动，使反动派未能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391
[528]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是在总委员会1864年11月1日会议通过的。——393
[529]马克思写的这篇《更正》中所谈到的大会是在1865年3月1日于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在准备举行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一周年的这次大会方面，总委员会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其中包括伦敦的自由党日报《每日新闻》，只叙述了比尔斯、利弗尔逊等资产阶级激进派在会上的发言，对以国际的名义提出的决议和总委员会委员福克斯和埃卡留斯的发言却只字不提。1865年3月4日《蜂房报》第177号刊登了关于大会情况的完整报道。马克思写这篇《更正》时曾利用过这篇报道。他的这篇《更正》是写给转载过英国报纸的歪曲报道的苏黎世报纸《白鹰报》的。
保存下来的这篇《更正》的手稿，马克思把它附在1865年4月14日给海·荣克的信里，荣克作为瑞士通讯书记，应当把它附函寄给报纸。这篇《更正》刊登在1865年4月22日《白鹰报》第4S号上，署名是海·荣克。——396
[530]《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是马克思根据总委员会1865年5月2日的决定起草的，并在总委员会5月9日会议上通过。——397
[531]关于起草邀请英国各工人团体加入国际的公开信的决定，是在总委员会1865年6月6日会议上通过的。——400
[532]工业报公司的这封公开信是1865年8月下半月由总委员会的五个委员——奥哲尔、惠勒、沃利、考布和埃卡留斯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并为公司理事会在1865年8月22日有马克思出席的会议上所批准。公开信刊登于1865年9月2日的《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130号上。——404
[533]这个文件是与工业报公司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同时起草的。募股书刊载于1865年9月16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2号及以后几号上。——406
[534]总委员会关于召开伦敦代表会议的通告，印了两种传单。两种传单的正文几乎完全相同。在第二种传单中，载有可以从他们那里领到参加9月28日纪念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一周年庆祝晚会入场券的总委员会委员的名单。此外，关于召开代表会议的通告（没有列议程）还在1865年9月9日、16日和23日的《工人辩护士报》第131—133号上分别刊登过。——410
[535]关于1865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举行晚会的通告，是由总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印发的。——412
[536]告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书是在1865年9月28日庆祝会上通过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际的英国会员和来自法国、瑞士、比利时的出席伦敦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民主派流亡者和革命流亡者的代表。由克里默代表总委员会提出的告美国人民书获得了一致赞同。9月29日，在常务委员会同大陆代表的联席会议上，通过决定将告美国人民书寄给协会各支部。告美国人民书刊登于1865年10月14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6号上。——415
[537]总委员会英国委员就日内瓦代表大会问题致联合王国工人的呼吁书，是由克里默受常务委员会委托起草，并于1866年1月16日由总委员会批准的。呼吁书刊载于1866年2月3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52号，也用传单散发过。——417
[538]1863年7月22日会议后，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它被委托以英国工人的名义写一封致法国工人的公开信。这封由奥哲尔起草的公开信，1863年11月在老贝利区贝尔旅馆举行的工联会议上被批准，并刊载于1863年12月5日《蜂房报》第112号上。——417
[539]给《弗尔维耶回声报》编辑的信是由荣克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写的，并且由马克思校阅过。荣克1866年1月15日和26日写给马克思的信证明了这一点。信是写来答复韦济尼埃在该报发表的反对总委员会的诬蔑性言论的。——420
[540]十二月十日会（SociétéDuDixDecembre）——1849年成立的波拿巴主义的团体，其成员多半是游民。——426
[541]参看注释255。——427
[542]这个文件是由福克斯根据总委员会1866年2月20日和3月6日会议关于爱尔兰政治犯问题的讨论起草的。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文件由奥哲尔署名，并刊登于1866年3月10日《共和国》第157号上。——430
[543]《警告》是马克思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针对在爱丁堡裁缝罢工期间把德国和丹麦的裁缝输入苏格兰一事而起草的。——436
[544]这篇呼吁书曾在总委员会1866年6月5日会议上讨论过。——438
[545]《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是马克思为国际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写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总委员会在7月17日曾通过一项决议：详细制定和讨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7月31日，马克思代表常务委员会就这个议程作了报告。稍后，指示用英文写成，并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马克思所写的指示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曾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宣读。——441
[546]1866年8月，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曾宣布，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把劳动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绝对的必要条件。——444
[547]这个文件是各工人团体要求加入国际协会的申请书的格式。——454
[548]《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组织条例》是日内瓦代表大会在1866年9月5日和8日的会议上通过的。章程以马克思于1864年10月起草的临时章程为基础。组织条例是在日内瓦代表大会期间由埃卡留斯为其成员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拟定的。本卷里的章程和条例是按照马克思曾积极参与出版的1867年英文版刊印的。章程和条例用德文发表于1866年9月《先驱》第9期。此外，组织条例还刊登于1867年5月1日《国际信使》（英文版）第17号和1867年4月27日《国际信使》（法文版）第17号。——458
[549]这个声明是由福克斯起草的。总委员会曾于1867年1月1日委托福克斯筹备出版关于法国警察没收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文件的材料。——463
[550]这个传单是为了筹备在伦敦剑桥大厅举行大会来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四周年而散发的。第一项决议案是扎比茨基提出的，第二项是马克思提出的，第三项系法文是贝森提出的，第四项是福克斯提出的。——463
[551]“会议桌上的波兰”（CongressPoland）是对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割给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465
[552]这篇呼吁书是埃卡留斯根据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的。——466
[553]这篇英文呼吁书是由总委员会于6月4日委任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马克思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未能参加起草工作。——471
[554]指参加组织工人群众性改革运动的国际的英国会员。——471
[555]这个文件是由拉法格翻译的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的法文本。拉法格在1867年7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被委托担当翻译工作。这个文件由马克思校订过。——473
[556]这是指1867年2—3月间巴黎青铜匠和裁缝的罢工。——474
[557]皇家英国工联调查委员会是因为工联的积极性日益增长而于1867年2月建立的。开始这个调查的时候，统治集团是指望宣布工联为非法，或者至少限制它们的活动。为了对付政府的这个措施，工联在全国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于1867年3月5—8日在伦敦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皇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并没有能够对工联提起控诉。——474
[558]这个报告在本卷中是按照1867年9月14日《蜂房报》第309号刊印的。报告的英文全文与《向1867年9月2—8日在洛桑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宣读的报告》（1867年拉绍德封版）小册子中的法文全文不同。而且，英文中略去了关于国际法国、瑞士、比利时和美国支部情况报告的部分。关于美国情况报告的部分，这里按照记录本中福克斯的手稿作为单个文件刊印。——477
[559]往下，法文版有下述关于法国、瑞士和比利时三个支部的报告：
法国
总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同例如法国那样一些国家的独立分部通信，因为在那里限制性的法律不许可无阻碍地建立活动中心。
前面已经说过，总委员会想把印有国际协会章程和条例的会员证运进法国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法国当局的行动而遭到失败；他们没收了我们的东西，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这种犯法行为。但是，法国当局所制造的障碍绝不止于此。我们的通讯员请求允许印发我们的章程和条例也白费力气；他们唯一的答复总是最坚决的拒绝。
里昂委员会在1866年召开了几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500多名会员，而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它没有得到召开全体会议的许可。结果是，里昂的会员在当权人物面前表现的英勇不屈精神，甚至使瞎子也能清楚地看出法国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工人得到解放。
应当指出这样一种惊人的情况：这些障碍，这些无理取闹，一分一秒也没有阻挡住我们的协会取得胜利。
在维埃纳（伊泽尔省）本来只有80名会员，现在有500多名了。在索恩河畔讷维尔，我们的一个分部成立了两个消费合作社，这样便吸引了农业工人实际地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而从前人们硬说农业工人不喜欢这样做。
我们驻卡昂的通讯员报道说，这个城市里的工人联合会日益巩固。由于这种团结一致，马具匠、机械工人、制革工人、鞍匠、铁匠以及其他部门的工人争取到了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把工作日缩短一小时。
在菲沃（罗讷河口省），国际协会拥有大量的矿工会员，他们不久前的罢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今年8月5日总委员会获悉，在菲沃也组织了委员会。我们把这一胜利归功于马赛委员会委员公民瓦瑟尔的勇敢的宣传，他在今年7月21日给我们的信中写道：
“资本和劳动之间正在进行斗争，这是-·场可悲而又可笑的斗争：-·边是一帮官吏和职员到处进行宣传，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国际协会；另一边是几个精力充沛和忠心耿耿的人坚持不渝地反击我们的敌人的进攻，并在工人队伍中传播独立和正义的思想/
他在结尾时补充道：
“任何人的权力都不能铲除我们在国内培植起来的解放思想·因为我们的敌人不得不同两种难以克服的力量作斗争：同权利和意志作斗争
最后，工人懂得：有志者事竟成，只有依靠自己本身，才能取得自己彻底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
现在我们把在上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有的分部，以及它们在1866年和1867年交款的总额列表如下：
交款总额交款总额
英镑先令便士英镑先令便士
巴黎……………4——格朗维尔………———
卡昂……………1——阿让唐…………———
里昂……………1112—
波尔多…………39—代表大会后新成立的分部
鲁昂……………—45巴黎的装订工人…144—
瓜德罗普岛……———卡斯泰尔诺达里…——一
维埃纳……………576欧什……………———
索恩河畔讷
维尔邦丁…………153奥尔良……………———
圣但尼……………——南特………………———
皮托………………———维尔弗朗什………———
讷夏托……………———马赛………………———
利济厄……………———菲沃………………———
孔代叙努瓦罗……———哈佛尔……………———
哈考特-梯叶里…———阿尔及尔…………———
瑞士
我们从瑞士只收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在那里也像在英国一样，国际协会的工作是吸收工人团体，也尽可能多吸收单个的人。
不过应当看到，在瑞士每个工人团体的人数比英国的少。成立分部的城市有：日内瓦、卡鲁日、洛桑、沃韦、蒙特勒、纳沙泰尔、拉绍德封、勒洛克勒、圣克罗伊、圣伊米耶、松维利耶、比安、穆捷、邦库尔、苏黎世、韦齐孔、巴塞尔、伯尔尼、特拉姆兰、莱布勒吕和莱布瓦。
1866年和1867年从这些分部收到的钱
交款总额
英镑先令便士
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4一一
日内瓦（德语区支部）…………………179
拉绍德封…………………………………24—
勒洛克勒…………………………………—1710
比利时
比利时通讯书记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报告
公民们：
我和比利时的通信是从编筐工人罢工的时候开始的。关于这件事情我曾写给公民万丹胡亭一封信，这封信一星期后在《人民论坛报》上刊登出来。我以总委员会的名义通知他关于编筐业主的代办从伦敦出发去招募比利时编筐工人的事。我在信中告诉他，必须用我们组织的力量去粉碎这个代理人的计划，而且为了表示团结一致，比利时工人必须拒绝任何招募，以便保证自己的英国弟兄获得胜利。
接着我又告诉公民万丹胡亭，有几个比利时编筐工人返回祖国了，他们是由于相信了业主们后来并未兑现的诺言而到伦敦来的，我还向他述说了英国编筐工人的兄弟情谊。在信的结尾我着重指出，总委员会的活动对于工人战胜业主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报告的出版问题我曾和公民布里斯梅通过信。这次通信没有任何结果，因为我按总委员会的指示向他请求贷款，而这是他所不可能提供的。我最近写的一封有关此事的信没有得到答复。显然，对公民布里斯梅（他的忠诚是尽人皆知的）来说，正式拒绝我们是非常难堪的；我认为这就是他沉默的原因。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比利时雪茄烟工人的信寄给了公民万丹胡亭，请他加以广泛的宣扬，对总委员会关于沙皇到巴黎的决议，我也是这样处理的。我把总委员会关于伦敦裁缝罢工的决议通知了布鲁塞尔局，决议中建议比利时的裁缝无论如何不要到伦敦那些发生罢工的工厂中去工作，并希望全体比利时工人发挥团结精神，给予伦敦裁缝以物质支援。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通告寄给圣吉耳6号的公民德·维特，并寄给布鲁塞尔的公民万丹胡亭，请求他们以最大的注意力对待这个通告并尽量广泛地传布它。
总而言之，我完成了总委员会指定我做的一切，而且敢于说我一次也没有收到来自比利时的任何责难。我把收到的几封信附在这个简短的报告后面。至于通信的费用，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对协会的一点捐助。
敬礼和兄弟情谊！
贝森——487
[560]指国际铸工联合会。——487
[561]法文版在这句话之后有如下的签名：
代表总委员会：
主席奥哲尔
总书记埃卡留斯
财务委员威·德尔
财务书记肖
通讯书记：欧·杜邦（法国）
卡·马克思（德国）
扎比茨基（波兰）
海·荣克（瑞士）
彼·福克斯（美国）
贝森（比利时）
卡特（意大利）
保·拉法格（西班牙）
汉森（丹麦）——488
[562]福克斯起草的这个报告，有其手稿插在总委员会记录本中。本卷即按这个手稿转载它的文字，除了几个细节，与报告的法文版一致。——488
[563]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致格桑—哈第大臣的意见书正文在记录本里，并以马克思夫人燕妮手抄的副本形式被保存下来了。这个手抄副本像写成一篇文章那样准备送给报纸，实际上并没有用英文发表过。这篇文章的法译文刊载于1867年11月24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63号。——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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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1]
星期三晚间在西区东城堡街16号总委员会驻在地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了如下的意见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意见书。
谨致尊敬的女王陛下国务大臣格桑-哈第。
在本意见书上签名的欧洲各国工人组织的代表声明：
处决在曼彻斯特被判处死刑的爱尔兰囚犯，将会给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道义影响造成很大损失。根据虚假的证词和错误的判决（赦免马瓜伊尔这一事实正式证实了这一点）处决四名犯人，将是一种政治报复，而不是司法行为。即使曼彻斯特陪审法庭的判决和判决所依据的证词没有被不列颠政府自己所污损，不列颠政府现在也应当在旧欧洲的血腥做法和大西洋彼岸的年轻共和国的宽大仁慈之间有所选择。
我们要求减轻判刑，因为这将不仅是正义之举，而且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
会议主席约翰·韦斯顿
美国书记罗·肖
法国书记欧仁·杜邦
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
瑞士书记海尔曼·荣克
西班牙书记保·拉法格
波兰书记扎比茨基
荷兰书记德金德兰
比利时书记贝松
总书记格·埃卡留斯
1867年11月20日
[1]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致格桑—哈第大臣的意见书正文在记录本里，并以马克思夫人燕妮手抄的副本形式被保存下来了。这个手抄副本像写成一篇文章那样准备送给报纸，实际上并没有用英文发表过。这篇文章的法译文刊载于1867年11月24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63号。——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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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8月31日为止的财政年度资产负债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1867年8月31日为止的财政年度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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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美国通讯书记的年度报告（1866年9月至1867年8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美国通讯书记的年度报告[562]
（1866年9月至1867年8月27日）
我担任美国书记这个职务以来的第一件事，是在英国收到了[1866年]9月份的一期《铸工国际报》，该报由W.H.西耳维斯在菲拉德尔斐亚出版，出版者是该报的编辑，同时也是国际铸工联合会的主席。这一期刊载了前一个月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详细报道。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摘要和决议全文刊登在1866年10月份的伦敦《共和国》周报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巴尔的摩代表大会在得知欧洲工人代表大会准备在日内瓦召开之后，便决定授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劳工同盟执行委员会派代表参加欧洲工人代表大会。
我从这份报上知道，担任美国全国劳工同盟通讯书记的是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威廉·吉布森。直到今年8月初我才知道，吉布森先生的地址被搞错了，他住在康涅狄格州的诺威奇（不是纽黑文）。代表大会报道编写者的这个错误在我的活动中几乎成了不可挽回的失误。
但是，我没有想立刻为此同书记吉布森通信，因为我认为在开始同他通信时最好把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正式报告寄去。关于这个报告迟迟不能发表的原因，在总委员会的总的报告中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大约在去年12月，公民奥尔西尼来总委员会，把住在纽约的五个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姓名通知我们，并请求我们同他们通信。他还请求授权他们在美国为协会进行活动。已经给奥尔西尼所说的五位公民去了信，但不论是我还是总书记都没有收到这些信的任何复信。这样，我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
奥尔西尼还通知总委员会说，在纽约人们开始很关心我们的协会，马萨诸塞州的伟大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演说家温德尔·菲力浦斯先生曾宣布，只要他看到国际工人协会产生了任何预期的良好效果，他将亲自准备举办义务讲演来资助国际工人协会。奥尔西尼还说，爱尔兰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詹姆斯·斯蒂芬斯领取了我们协会的会员证。
1867年3月，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告开始用英文在伦敦的《国际信使》上连载。刊登这份报告的四期《国际信使》一出来，也就是在4月份，我就把这四期寄给了下列四个人：一份按照所设想的地址寄给书记吉布森，另一份寄给W.H.西耳维斯，第三份寄给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出版的忠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日报《呼声报》的编辑，第四份寄给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工人辩护士报》的编辑，该报是美利坚联邦西部各州工人阶级的主要机关报。我在寄给书记吉布森的那四期报纸中附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总委员会非常重视同美国全国劳工同盟执行委员会的密切接触和经常联系。
这封信没有回音，也无法证实报纸是否收到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很简单：信和报纸没有寄到诺威奇，而是寄到了纽黑文。
寄出这些报纸只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国际信使》的编辑从5月开始收到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这两家报纸之间建立起了互换报纸的关系。从此《国际信使》的编辑公民约瑟夫·科勒特每周都从芝加哥《工人辩护士报》上摘录一些东西。
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告已于5月1日全文刊登完毕，我立即把全部报告按照上面所说的四个地址分寄出去了。
这个报告的摘要转载在芝加哥《工人辩护士报》上。我无法知道其他两家报纸中是否有一家也对此注意到了。
今年春天，总委员会根据里昂通讯员的请求，要在美国弄清楚：好几百不满意国内状况的丝织工人想迁往美国，在那里建立自己的专门工业，美国资本家是否有人愿意给他们垫付搬家和开业的费用。总委员会指示我向几家美国报纸和几个国家要人谈谈这个问题。我执行了这一指示。信件是由一位去纽约的波兰人公民科切克捎到美国去的。然而，我又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自科切克走后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消息。
6月间，总委员会指示我写信给W.H.西耳维斯，请求他帮助正在罢工的伦敦裁缝。我根据指示于6月11日写了信。借此机会我向他表示，我由于没有收到书记吉布森的任何复信而感到烦恼，我请西耳维斯先生告诉我全国劳工同盟的任何其他负责人员的姓名。他在6月24日〔注：法文版是“6月25日”。〕的复信中告诉我美国炼铁业何以不能响应总委员会号召的原因，他还把与全国劳工同盟有关系的一个人即纽约的威廉·约·杰瑟普的姓名和地址告诉了我。
我把这封信报告给总委员会，便要我赶紧把洛桑代表大会的开会日期通知威廉·杰瑟普，并且告诉他总委员会将因有美国代表出席大会而感到荣幸。我据此于7月19日去了信，述说了我想和书记吉布森建立联系而毫无效果的情况，并寄给我的这位新通信人一份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
我收到了这封信的复信，复信日期是8月9日。这封信表明，复信人高兴地看到新旧大陆工人之间、特别是同不列颠工人之间建立更为密切联系的前景。他认为，在芝加哥召开全国劳工代表大会的时间（即8月19日）太晚了，不能向洛桑派出代表。他补充说，他作为这个团体的副主席和纽约州的通讯书记，在他要向全国劳工代表作的报告中将宣读我的这封信，因为他“相信［其］重要性应予公布”。他答应把芝加哥代表大会的情况详细告诉总委员会。公民杰瑟普宣布，不管他是否再次当选为全国劳工代表大会的负责人员（虽然他不怀疑他将再次当选），他将高兴地以纽约工人联合会通讯书记的身份交换报纸，并同总委员会保持通讯联系。
虽然公民杰瑟普认为芝加哥代表大会召开太晚，以致不能采取行动，但是可以公正地说，我在不久前的一期芝加哥《工人辩护士报》上看到一篇社论，其中提到派代表到洛桑去的问题将是芝加哥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首要问题之一。
本月初，公民马克思交给我弗·阿·左尔格代表国际工人协会霍博肯分部写来的一封信和已经加入了我们协会的纽约的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章程。
也是在本月初，伦敦《国际信使》的编辑给我看了一份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全国劳工同盟执行委员会致美国工人的号召书，号召工人派代表参加芝加哥代表大会。在这本小册子的书名页上，写着书记威廉·吉布森的姓名和地址，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的那个地址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并不是我自身的过失导致的。我很惋惜这个错误所耗费的时间，只好用一句俗语来安慰自己：“晚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美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更多空闲时间所作的鼓动工作，即大家闻名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吸引了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注意。因此，我认为不妨概要地叙述一下我所知道的去年一年在这方面获得的成果。运动开展得很快，而且立即在国会和某些州的立法议会上得到了反应。在国会（联邦立法机构）里，八小时法案仅仅遭到半数票的反对。
有几个州的立法议会规定，如果没有意思相反的协议，法定工作日是八小时。纽约州也通过了这样的法律，但是工人阶级暂时还没敢于要求付诸实施。不久以前这个州的工人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讨论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所应遵循的政策。结果决定，各地将在今年11月1日同时提出实施这一法律的一致要求，并尽可能不降低工资，如有必要，就降低。从会议辩论的大多数情况来判断，工人将提议降低工资。
在加利福尼亚州，还没有通过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不过近19个月来，八小时工作制已在那里占优势；然而据最近来自这个州的消息，业主们宣布同盟歇业来反对这个制度，这些反动企图的后果是许多企业停工。
——————————
关于我未获得成功但仍有成功希望的活动概述就此结束。我还要提及两点：
其一，是降低寄美国的邮费。我很高兴地告诉总委员会：从明年1月1日起，联合王国和美国之间半盎司的信件的邮费，根据刚刚签订的邮政协定，将由1先令降到6便士。
其二，也是最后一点，兹列出在美国的几个人的姓名和地址，我愿意把他们称做我的继任人：
1．W.H.西耳维斯，《铸工国际报》编辑，国际铸工联合会主席。菲拉德尔斐亚第2357号信箱。
2．卡梅伦先生，芝加哥《工人辩护士报》编辑。伊利诺斯。
3．弗·阿·左尔格，新泽西州霍博肯第101号信箱。
4．威廉·C·吉布森，全国劳工同盟书记。康涅狄格州诺威奇第1055号信箱。
5．威廉·J.杰瑟普，全国劳工同盟副主席和纽约工人联合会书记。纽约市诺福克街11号。
6．《工人辩护士报》，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第15街72号。
美国书记彼得·福克斯
1867年8月27日
总委员会于1867年8月27日批准
第一次发表
[562]福克斯起草的这个报告，有其手稿插在总委员会记录本中。本卷即按这个手稿转载它的文字，除了几个细节，与报告的法文版一致。——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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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第三年度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第三年度报告[558]
第一次年度代表大会交给总委员会的任务
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委派伦敦代表访问瑞士、法国和英国邮政当局，提请他们注意国际邮费率即低廉的邮费问题。
瑞士的邮政部长同意代表团向他提出的各点，但他指出：法国政府妨碍了他们。
在法国，代表们未能得到接见；而英国政府只同意接受送去的一份书面声明。
第一次年度代表大会交给总委员会的其他任务是：（1）用几种文字出版代表大会的材料，包括寄给代表大会的信件和报告；（2）用不同文字定期或随时发表报告，报道所有能使国际协会感兴趣的问题；（3）提供有关各地劳动供求的情报；（4）合作社情况报告；（5）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报告。总委员会还被责成在欧洲最文明的国家里着手进行统计调查，搜集雇用工资劳动的各工业部门的详细的和专门的情报。
为了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完成这些任务，代表大会规定每个会员向执行委员会捐款3便士；并规定每周付给总书记2英镑的报酬；总书记由总委员会委任。
伦敦的代表们一回来，总委员会就获悉，在法国边境上，法国警察从雅莱斯·哥特罗这个人那里没收了我们代表大会的一些文件。
总书记曾受托写信给法国内务大臣，但由于没有得到答复，又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请求。斯坦利勋爵立即责成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进行斡旋；结果，几天以后文件归还给我们了，还另有一捆《人民论坛报》，这显然是从另一人那里没收的。
代表大会的文件随即转交给了常务委员会，由它准备出版报告。由于没有钱给总书记，这项工作只得交给自愿者利用闲暇时间来做，因而拖长了时间。全部工作做完后，估计用一种文字印1000份至少要花40英镑。为了完成代表大会的委托，必须立即付出120英镑；而在12月31日只有18先令4便士的存款。
总书记受托号召英国支部各附属团体捐款——只有伦敦雪茄烟工人以及考文垂和沃里克郡的织带工人立即响应。织带工人协会执行委员会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时，表现了极堪称道的热忱，——尽管它没有存款，而且许多会员失业，——立即向有工作的会员募集了必需数量的捐款。
后来，总委员会接受了《国际信使》的所有人和编辑——公民科勒特提出的建议，把报告用法文和英文逐周分别刊登在他的报纸上。他还同意由他自己出钱把报告铅印成小册子，并且让总委员会分享盈利，万一有亏损，总委员会也不承担责任。
但是，这一极其有利的安排刚一就绪，由于没有遵循政府事先并未追究的法律手续，公民科勒特便不得不把他的报纸停止出版几个星期，因而在3月份以前，出版代表大会报告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刊登报告的那几号《国际信使》已免费分送给各分部。由于缺乏类似的机会，德文译本不能出版。
虽然排好了版，但由于资金不足，直到现在还未能印成小册子。
为了把事情弄得更糟，法国警察没收了一包准备发给法国支部的章程和会员证，其印费花了4英镑，是借的钱。除了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外，还受到在法国主要来自个人会员捐款减少的损失。除此而外，代表大会虽然把有些旧债作为协会的负债承担下来，但是没有偿付这些债务的专门储备。这些情况大大妨碍了我们的行动，并且仍然是令人作难的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出版定期的或即时的报告；我们的通讯员也没有劳神为出版这些报告给我们送来任何专门的情报。因此今年不得不放弃统计调查工作。因为要使这项调查完全有用，就不能把调查局限于现有的我们附属团体范围内的那些行业。为了解决问题，这样的调查必须包括一切行业、一切国家、一切地方。这就不仅牵涉到印刷、文具和邮费的庞大开支，而且还牵涉到用于通信、编辑以及把分散的专门材料整理为一个综合性的清楚明了的完整材料的大量工作，［因此］要想依靠自愿者利用闲暇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各行业纠纷的干预
对促进国际联合施加有利影响的最好手段之一是由国际工人协会在日常的行业纠纷中提供帮助。无论伦敦或各省的英国资本家，每当工人不顺从他们恣意专横的命令时，经常使用的主要威胁手段就是运进外国人来代替这些工人。这种运进工人的可能性，在多数情况下曾迫使英国工人不再坚持原来的要求。由于总委员会的活动，有效地使这样的威胁不那么公开进行了。即使有类似的图谋，也不得不秘密进行，因为工人只要稍一得到消息，就足以使资本家的计划落空。通常，在加入协会各团体的行业中不论发生罢工或遇到同盟歇业，大陆上的通讯员就立即受托警告各自地区的工人，不要同发生纠纷地方的资本家代理人订立任何合同。但这一行动并不限于已加入协会各团体的行业内才有。在提出了请求的其他行业内也有这样的行动。这就经常导致要求我们帮助的团体加入协会。
有时，资本家也能诱骗几个迷途的工人，但是一旦他们了解了被雇的原因，他们一般就会废弃合同。
去年冬天伦敦编筐工人纠纷期间，得到了有六个比利时人在百蒙德西区蓝锚巷铁路桥拱下做工的情报。他们被严密看守起来不让他们与外界公众接触，就像女修道院中被诱骗的姑娘一样。总委员会一位佛兰芒的委员施计得以会见了他们，当他们一经了解到他们所订合同的性质，就放弃工作回国去了。正当他们准备搭船动身的时候，又来了一艘载满工人的轮船。当即同新来的人联系上了；他们也废弃了合同，回国去了，他们还答应将尽力劝阻有人再来，而且做到了这一点。
由于总委员会派遣代表团向英国的各团体发出呼吁，巴黎的青铜匠在他们遭遇同盟歇业期间得到了相当可观的金钱援助；而伦敦的裁缝在罢工时也由于总委员会的请求得到了大陆上各团体的支援。总委员会也同样帮助了掘土工人、金属丝工人、木版雕刻匠、理发师和其他工人。
宣传和各附属团体
宣传工作和各团体的加入，过去一年中在英国大受阻碍。看来，若没有公众的激昂情绪发展到偏执的程度而产生威胁性的和压倒一切的压力，英国的立法机构大概是绝不会在任何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朝正确的方向挪动一步的。当改革运动处于高潮，经常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时候，要想把工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国际工人协会的略为遥远的目标，几乎是徒劳无望的，我们总委员会的大多数英国委员都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把我们有效的力量都花在派出代表团上，而这种做法本身造成了如此激昂的
情绪，并吸引了那些本可以接受我们的入会书的人太多的注意力，以致他们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的余地了。这种做法也使工人的注意力转向别的目标，结果是妨碍了许多新会员入会和一些老会员继续缴纳会费。人们到处都遇得到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不］仅是一时性的斗争，而且是目前至高无上的责任，也是达到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工人阶级从资本统治下彻底解放的不可缺少的踏脚石。1867年的法案无疑是前进了一步。这个法案提供了极为广泛的可能性，使工人阶级在宪法范围内为了阶级的目的而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并在涉及劳动问题的社会经济改革问题上，对立法机构施加直接的影响。
记录本的一页（1867年7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
载有马克思关于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议程的提议
但是，尽管我们的宣传工作在去年受到许多阻挠，但是宣传工作并未中断。法人团体加入协会的正规手续有点烦琐。当总委员会确有根据相信这个问题将为一个社团作赞同性考虑时，它就通过信件向这个团体的主席和书记提出要求。如果这个要求被接受了，一个代表团就应邀去参加该团体的执委会，说明协会的目标。如果该执委会赞同代表团的说明，它就把问题提交给稍后的全体大会或代表会议予以考虑，届时代表团也许再次被邀出席。有时候，立即作出了加入协会的决定；有时候，则必须由全体会员或所有分会进行投票来作出决定。
去年一年，有33个团体用这个方法加入了协会。有20多个团体通了信和接待了代表团。另有一些尚待作出决定的团体延期到更适当的时机再予研究；只有一个团体因为本协会干预政治问题而断然地拒绝建立任何关系。
捐款和各附属团体
关于各附属团体捐款的问题，总委员会研究了好多次。当这个问题还在讨论的时候，泥水匠协会执行委员会加入了协会，并决定每年捐款1英镑。
1865年3月，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参加了鞋匠联合会的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伯明翰代表提出和赫尔代表附议的下述决议案：
“我们诚恳同意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团所阐明的该协会的原则，我们宣誓加入协会以促进这些原则，并努力在我们的会员中宣传这些原则。”
捐款问题曾经提出过。但是，这个问题的讨论由于受阻而停下来了。几周以后，作出决定：印制入会申请书，每个入会的团体缴纳5先令的入会费，向这些团体的会员个人尽可能多地发售会员证，其余的，如果需要钱，则应由他们自行酌情决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欠下了前已提及的那些债务。
各附属团体去年交的钱是捐助支付派遣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费用，这笔钱已用于这一目的。
鞋匠执委会捐了5英镑。
为了改变这种不可靠的情况，总委员会提出了各附属团体每个会员的最低捐款额。
代表大会规定3便士；英国代表认为，规定的这个数额不可能从英国各工会团体中征收到。
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派往各工会团体的代表团发现，正如英国代表所预见的那样，每个会员3便士的捐款额成了各团体加入协会的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
总委员会在10月9日一致决定，把捐款额减少到每个会员半便士。所有曾经隶属于协会的团体都以这样的条件来加入了。
鞋匠联合会已明确宣布，他们1865年代表会议的决议不是加入协会的决议，该团体1867年代表会议废除了能让委员会去年向我们捐款5英镑的决议。
泥水匠执委会缴纳了1867年的1英镑，但是还没有宣布该团体是不是考虑全都加入的任何决定。
鞋匠协会去年减少到约有5000名会员，泥水匠有3000—1000名会员。
曾两次发出关于募集今年捐款的呼吁；有些原先的附属团体缴纳了，其他团体还没有缴纳，但是，除了鞋匠协会以外，没有一个团体规避自己的义务。
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执委会不久前通过了每年向总委员会基金缴纳2英镑捐款的决议，但是现在全体会员才讨论决定该团体是否全都加入协会的问题。这个联合会拥有约9000名会员，遍布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兹将英国支部的各附属团体的名单以及它们两年来交款数列表如下：
捐款和入会费捐款
附属团体名称1866年1867年
英镑先令便士英镑先令便士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2—————
伦敦，法国人分部……………………————49
波兰流亡者中央支部…………………————410
泥水匠执委会…………………………———1——
泥水匠第一分会………………………—8————
细木工联合会…………………………10——1134
西头细木工协会………………………5——17—
日工装订工人协会……………………—83—176
箍桶匠互助会…………………………6———6—
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5——19—
鞋匠联合会执委会………………………5—————
鞋匠联合会达灵顿支部…………………—5————
鞋匠联合会诺丁汉支部…………………—5——21
考文垂和沃里克郡织带工人……………—5—19—
制箱工人…………………………………154———
鞍具物具工人……………………………4—————
肯德耳鞋匠协会………………………—5——18
西头女靴匠………………………………6———10—
伦敦裁缝…………………………………3—————
裁缝联合会达灵顿支部………………—5——18
1866年9月以来加入的团体
伦敦编筐工人协会……………………—5————
兰开夏郡印染工人……………………—5—218
伦敦马车制造匠………………………—5————
马车修理匠（“地球仪”）……………—5——1101/2
马车修理匠（“王冠”）………………—5——5—
弹性织品织工…………………………—5——5—
掘土工人联合会………………………—5————
法国研磨工人…………………………—5————
风琴匠…………………………………—5——21
图案绘制和木版雕刻匠·……………—5————
木工和细木工执委会…………………———2——
制革工人联合会（8月27日加入）…——————
全国改革同盟…………………………—5——26
^
代表大会基金捐款
西头女靴匠…………………………………410—
伦敦雪茄烟工人……………………………11—
弹性织品织工……………………………10—
—————10—
编筐工人………………………………—126
除此之外，弹性织品织工给代表大会基金捐赠了1英镑；雪茄烟工人1英镑1先令。
两年中的实际收入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就其主要项目来说有个基本的差别。去年，钱是用于派遣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因而没有用于别的目的，今年的收入是捐款，用于开支行政费用。去年，我们欠了债，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的收入；今年，我们偿付了债务，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笔收入。
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附属团体还没有缴纳它们的年度捐款，为什么另一些附属团体没有捐助代表大会基金，原因是由于生产的停滞、罢工和同盟歇业对它们的基金造成严重压力。
我们收到了几封信，说明了如上所说的何以同一个团体去年对代表大会基金如此慷慨解囊而今年无能为力的原因。裁缝罢工用尽了伦敦工会团体的基金。
大陆上的和美国的支部
通常，总委员会只同国外由于警察限制而妨碍成立分部的地方的单个分部有通信联系。[559]
在比利时，曾试图吸收工会团体参加，但是我们不知道结果如何，也没有收到任何捐款。
德国的情况仍不正常。在日内瓦的德国人支部的主席公民菲力浦·贝克尔成功地建立了几个分部，但是我们目前尚未获悉详情。
在意大利，有一个正规工人组织，我们同它的负责人有通讯联系，但是尚未正式加入协会。
在美国，我们在纽约和霍博肯（新泽西）有两个附属的分部。我们同全国劳工同盟委员会通信，也同国际铸工联合会主席通信。详情见美国书记的专门报告。
总论
过去一年是以剧烈的斗争和动荡为标志的。在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不断地发生罢工、同盟歇业、迫害和指控工人阶级的事情。
资本家顽固地把工人看成是只能卑躬屈服地生存的下等人。
在美国，有一个团体为抵抗资本家的侵害花费了7万美元[560]；在英国，法庭曾决定盗用工联的基金可以不受法律的惩罚。已经对工联的工作着手进行官方调查，其目的在于诋毁它们的性质，并对它们的活动加以诬告。
伦敦裁缝业主对工人大规模起诉，地方法庭、法官和每日报刊的态度，巴黎裁缝被判决，以及马谢讷的大屠杀——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社会只是由两个敌对的阶级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构成的，只有全世界劳苦的儿子们联合起来，他们才能摆脱现在的受奴役的地位。因此，我们以下述箴言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561]
刊登于1867年9月14日《蜂房报》第309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558]这个报告在本卷中是按照1867年9月14日《蜂房报》第309号刊印的。报告的英文全文与《向1867年9月2—8日在洛桑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宣读的报告》（1867年拉绍德封版）小册子中的法文全文不同。而且，英文中略去了关于国际法国、瑞士、比利时和美国支部情况报告的部分。关于美国情况报告的部分，这里按照记录本中福克斯的手稿作为单个文件刊印。——477
[559]往下，法文版有下述关于法国、瑞士和比利时三个支部的报告：
法国
总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同例如法国那样一些国家的独立分部通信，因为在那里限制性的法律不许可无阻碍地建立活动中心。
前面已经说过，总委员会想把印有国际协会章程和条例的会员证运进法国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法国当局的行动而遭到失败；他们没收了我们的东西，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这种犯法行为。但是，法国当局所制造的障碍绝不止于此。我们的通讯员请求允许印发我们的章程和条例也白费力气；他们唯一的答复总是最坚决的拒绝。
里昂委员会在1866年召开了几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500多名会员，而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它没有得到召开全体会议的许可。结果是，里昂的会员在当权人物面前表现的英勇不屈精神，甚至使瞎子也能清楚地看出法国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工人得到解放。
应当指出这样一种惊人的情况：这些障碍，这些无理取闹，一分一秒也没有阻挡住我们的协会取得胜利。
在维埃纳（伊泽尔省）本来只有80名会员，现在有500多名了。在索恩河畔讷维尔，我们的一个分部成立了两个消费合作社，这样便吸引了农业工人实际地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而从前人们硬说农业工人不喜欢这样做。
我们驻卡昂的通讯员报道说，这个城市里的工人联合会日益巩固。由于这种团结一致，马具匠、机械工人、制革工人、鞍匠、铁匠以及其他部门的工人争取到了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把工作日缩短一小时。
在菲沃（罗讷河口省），国际协会拥有大量的矿工会员，他们不久前的罢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今年8月5日总委员会获悉，在菲沃也组织了委员会。我们把这一胜利归功于马赛委员会委员公民瓦瑟尔的勇敢的宣传，他在今年7月21日给我们的信中写道：
“资本和劳动之间正在进行斗争，这是-·场可悲而又可笑的斗争：-·边是一帮官吏和职员到处进行宣传，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国际协会；另一边是几个精力充沛和忠心耿耿的人坚持不渝地反击我们的敌人的进攻，并在工人队伍中传播独立和正义的思想/
他在结尾时补充道：
“任何人的权力都不能铲除我们在国内培植起来的解放思想·因为我们的敌人不得不同两种难以克服的力量作斗争：同权利和意志作斗争
最后，工人懂得：有志者事竟成，只有依靠自己本身，才能取得自己彻底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
现在我们把在上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有的分部，以及它们在1866年和1867年交款的总额列表如下：
交款总额交款总额
英镑先令便士英镑先令便士
巴黎……………4——格朗维尔………———
卡昂……………1——阿让唐…………———
里昂……………1112—
波尔多…………39—代表大会后新成立的分部
鲁昂……………—45巴黎的装订工人…144—
瓜德罗普岛……———卡斯泰尔诺达里…——一
维埃纳……………576欧什……………———
索恩河畔讷
维尔邦丁…………153奥尔良……………———
圣但尼……………——南特………………———
皮托………………———维尔弗朗什………———
讷夏托……………———马赛………………———
利济厄……………———菲沃………………———
孔代叙努瓦罗……———哈佛尔……………———
哈考特-梯叶里…———阿尔及尔…………———
瑞士
我们从瑞士只收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在那里也像在英国一样，国际协会的工作是吸收工人团体，也尽可能多吸收单个的人。
不过应当看到，在瑞士每个工人团体的人数比英国的少。成立分部的城市有：日内瓦、卡鲁日、洛桑、沃韦、蒙特勒、纳沙泰尔、拉绍德封、勒洛克勒、圣克罗伊、圣伊米耶、松维利耶、比安、穆捷、邦库尔、苏黎世、韦齐孔、巴塞尔、伯尔尼、特拉姆兰、莱布勒吕和莱布瓦。
1866年和1867年从这些分部收到的钱
交款总额
英镑先令便士
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4一一
日内瓦（德语区支部）…………………179
拉绍德封…………………………………24—
勒洛克勒…………………………………—1710
比利时
比利时通讯书记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报告
公民们：
我和比利时的通信是从编筐工人罢工的时候开始的。关于这件事情我曾写给公民万丹胡亭一封信，这封信一星期后在《人民论坛报》上刊登出来。我以总委员会的名义通知他关于编筐业主的代办从伦敦出发去招募比利时编筐工人的事。我在信中告诉他，必须用我们组织的力量去粉碎这个代理人的计划，而且为了表示团结一致，比利时工人必须拒绝任何招募，以便保证自己的英国弟兄获得胜利。
接着我又告诉公民万丹胡亭，有几个比利时编筐工人返回祖国了，他们是由于相信了业主们后来并未兑现的诺言而到伦敦来的，我还向他述说了英国编筐工人的兄弟情谊。在信的结尾我着重指出，总委员会的活动对于工人战胜业主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报告的出版问题我曾和公民布里斯梅通过信。这次通信没有任何结果，因为我按总委员会的指示向他请求贷款，而这是他所不可能提供的。我最近写的一封有关此事的信没有得到答复。显然，对公民布里斯梅（他的忠诚是尽人皆知的）来说，正式拒绝我们是非常难堪的；我认为这就是他沉默的原因。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比利时雪茄烟工人的信寄给了公民万丹胡亭，请他加以广泛的宣扬，对总委员会关于沙皇到巴黎的决议，我也是这样处理的。我把总委员会关于伦敦裁缝罢工的决议通知了布鲁塞尔局，决议中建议比利时的裁缝无论如何不要到伦敦那些发生罢工的工厂中去工作，并希望全体比利时工人发挥团结精神，给予伦敦裁缝以物质支援。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通告寄给圣吉耳6号的公民德·维特，并寄给布鲁塞尔的公民万丹胡亭，请求他们以最大的注意力对待这个通告并尽量广泛地传布它。
总而言之，我完成了总委员会指定我做的一切，而且敢于说我一次也没有收到来自比利时的任何责难。我把收到的几封信附在这个简短的报告后面。至于通信的费用，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对协会的一点捐助。
敬礼和兄弟情谊！
贝森——487
[560]指国际铸工联合会。——487
[561]法文版在这句话之后有如下的签名：
代表总委员会：
主席奥哲尔
总书记埃卡留斯
财务委员威·德尔
财务书记肖
通讯书记：欧·杜邦（法国）
卡·马克思（德国）
扎比茨基（波兰）
海·荣克（瑞士）
彼·福克斯（美国）
贝森（比利时）
卡特（意大利）
保·拉法格（西班牙）
汉森（丹麦）——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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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致会员、各附属团体和全体工人（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法文呼吁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555]
致会员、各附属团体和全体工人
无产者们！
从我们收到的通讯中可以看出，协会的会员仍在继续努力宣传国际协会的原则并成立新的分部。这项活动在瑞士进行得特别出色，在那里，我们的大多数分部都积极地从事建立各种工人团体，并使这些团体靠拢我们。
在比利时，自从马谢讷大屠杀以后，正在进行值得赞扬的努力来团结比利时全体无产阶级，使它受到我们的保护。
但是在其他国家里，却有种种情况妨碍了我们的宣传工作。
在德国，1848年以前是那样有兴趣研究社会问题，而现在，几乎所有的积极力量都被国内展开的统一运动吸引住了。
在法国，由于工人阶级享有的自由有限，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协会都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快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因为我们本来以为，英国工人团体由于我们的关系而在法国工人最近几次罢工[556]期间给予法国工人团体的帮助，会保证我们得到全体法国工人的支持。现在，当法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进入一个我们称之为英国式的阶段的时候，也就是说斗争具有了非常明显的性质的时候，工人们应当懂得，要成功地与资本家的力量相对抗，就必须有一个把工人团体的各种队伍连结在一起的巩固联盟。
在英国，选举改革运动曾经席卷全国，经济运动暂时被挤到了次要地位。但是现在，当改革运动已经停止，通过对工联的调查[557]已经查明工人阶级的人数并证实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切工人团体都会懂得我们这个组织的益处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协会的作用已经不止一次地在工人阶级代表的会议上得到了应有的估价，许多团体已经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英国拥有组织强大的无产阶级，因而有义务成为我们最可靠的支柱之一。
美国看来在它刚刚经过的流血战争中恢复了青春：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并对在美国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几个洲的立法议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由于应届的总统选举，各个政党不得不公开说明自己的行动纲领。激进党借参议院主席威德的口承认必须首先专门研究劳动和资本的问题；它公开主张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土地所有制。由于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有相当高的组织性，它一定能够使自己的要求得到实现。
目前，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工人阶级都动起来了，在那些工厂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工人阶级有更加团结一致的组织，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就带有最尖锐的性质。
在资本的权力面前，人失去了他个人的力量；工厂中的工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为了恢复自己的个性，工人不得不团结起来，建立协会以保障自己的工资和生活。到目前为止这些协会还带有地方性质；但是资本却由于新的工业发明而日益强大起来，国家范围内的协会在许多场合都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力。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时候可以看到，厂主为了对抗自己的工人，不是把外国工人运进来，就是把活儿交到劳力最便宜的国家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要想比较顺利地继续自己的斗争，就必须把全国性的协会变为国际性的协会。
希望全体工人注意研究对于问题的这种新的观点，希望他们相信，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就能保住自己的面包和自己孩子们的面包。
我们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号召大家促使将于1867年9月2日在洛桑召开的应届代表大会成为工人阶级的雄壮的示威。
“按照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条例，每个分部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拥有500名会员以上的分部，每超出500名会员可增派代表一名。没有足够资金派遣代表的分部，可以和其他分部共同负担一名受权代表它们的代表的费用。”
代表大会将讨论以下的问题：
（1）用什么实际手段把国际协会变成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的共同中心？
（2）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利用本是他们提供给资产阶级和政府的贷款来为自己的解放服务？
敬礼和兄弟情谊：
通讯书记欧·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
扎比茨基——波兰
海·荣克——瑞士
彼·福克斯——美国
贝松——比利时
卡特——意大利
保·拉法格——西班牙
汉森——荷兰和丹麦
主席乔·奥哲尔
副主席格·埃卡留斯
财务委员威·德尔
财务书记肖
总书记彼得·福克斯
于牛津街，城堡街16号
由保·拉法格起草，并由卡·马克思校订于1867年7月中
1867年7月以小册子发表；并刊登于1867年8月4日《未来呼声报》第31号，1867年7月30日《国际信使》（法文版）第28—29号，1867年8月31日《人民论坛报》第8号
原文是法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606—609页中
[555]这个文件是由拉法格翻译的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的法文本。拉法格在1867年7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被委托担当翻译工作。这个文件由马克思校订过。——473
[556]这是指1867年2—3月间巴黎青铜匠和裁缝的罢工。——474
[557]皇家英国工联调查委员会是因为工联的积极性日益增长而于1867年2月建立的。开始这个调查的时候，统治集团是指望宣布工联为非法，或者至少限制它们的活动。为了对付政府的这个措施，工联在全国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于1867年3月5—8日在伦敦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皇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并没有能够对工联提起控诉。——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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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致会员和各附属团体（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英文呼吁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
致会员和各附属团体[553]
工人朋友们：
从我们经常收到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我们大陆上的会员坚韧不拔地宣传我们协会的原则和扩展我们协会的分支，尤其是在瑞士，我们的大多数分部积极地从事建立与我们协会有联系的互助信贷基金和生产合作社，英国支部的进展却大大受到了改革运动的妨碍。由于总委员会把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看做完成他们社会解放的手段，英国会员自然必须领导改革运动，我们的附属团体目前必须把它们的全部注意力投入反对反动的花言巧语之辈和恶毒的捣乱者，以便使事件达于决定关头。可是，运动的热潮现在已经低落下来，也没有必要组织大规模的示威了；而业已确定的第二次年度代表大会开会的时间正在迫近，该是那些在斗争高潮时离开了的人们恢复他们在总委员会中的席位的时候了，我们的附属分部应该助我们一臂之力。[554]我们协会的目标不是瞬息即逝的；我们的努力将继续吸引劳动居民的注意，直到雇佣奴隶制成为历史的陈迹。如果听任每件事都孤立地、个别地讨价还价，劳动居民的命运如何，那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听任供求的铁的规律不予遏制，将会使一切财富的生产者迅速地降到饥饿的水平线上，因为在社会的现实条件中，生产力的每一进步，体力劳动的每一节省，都不过是使工资下降和劳动时间增加。贫苦劳动者，即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无疑具有一种分享他们自己劳动果实的人类固有的天赋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只有靠大家的联合才能实行和实现。分散的努力收效甚微，部分的成功也只是短命的。除非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完全联合和结合，劳动问题就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事情，但是更多的事情尚待完成。各国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定期集会，对于消除由来已久的民族仇恨、增进友谊和为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共同行动方式铺平道路是有效的。因此，我们呼吁你们力所能及地派出尽可能多的英国各分部的代表去参加即将于1867年9月2日星期一在洛桑开幕的我们协会的代表大会。
按照第一次年度大会上所通过的条例，每个分部有权派遣一名代表。拥有500名会员以上的分部，每超出500名会员可增派代表一名。不能派遣各自代表的分部，可以向代表几个分部的代表捐助费用。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1．关于使国际工人协会能在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争取彻底摆脱资本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他们的共同中心的作用的实际办法。
2．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利用贷款来为自己的解放服务，而这笔财富本来是他们提供给资产阶级和政府的。
请及早作出答复。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主席乔治·奥哲尔
总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67年7月9日于伦敦西区东城堡街16号
由彼·福克斯，海·荣克，约·格·埃卡留斯和欧·杜邦组成的委员会起草1867年7月9日总委员会通过
1867年7月中旬以传单发表
按传单原文刊印
[553]这篇英文呼吁书是由总委员会于6月4日委任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马克思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未能参加起草工作。——471
[554]指参加组织工人群众性改革运动的国际的英国会员。——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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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资产负债表（1866年9月1日至1867年4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资产负债表
（1866年9月1日至1867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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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致大不列颠矿工和钢铁工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伦敦东中央区包佛里街18号
致大不列颠矿工和钢铁工人
工人们：
才几天前，印坊广场的雷神〔注：《泰晤士报》。〕曾预言，如果工联会员坚持拒绝在某种工钱下工作，英国炼铁业就要崩溃和毁灭。据它说，比利时人以廉价的煤和低廉的工资，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将独占这个工业部门。克里德和威廉斯二人在《泰晤士报》上详细描述了比利时煤铁业主们不受令人烦恼的工厂法和工联的困扰的幸运，说比利时的矿工和钢铁工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每天工作12—14小时，而领取低于英国同等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收入的工资，却感到心满意足。然而，他们的墨迹未干，浪潮就来了，这些感到心满意足的人们起义了。《比利时经济学家》说，炼铁业近来由于煤价高昂和矿产量平常而处于困境。这家报纸说：
“矿区居民愚昧无知、野蛮残忍、挥霍无度，以致最高的工资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这是不足为怪的。责任要由那些使他们一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人们来负。
上个月初，马谢讷邻近地区有三座熔铁炉停了工，别的炼铁业主立即宣布降低工资10%；沙勒罗瓦的煤矿业主也依样画葫芦。然而《经济学家》还说煤的需求从来不比现在多，价钱也不比现在高。事情因面粉价格同时上涨而恶化了，因为煤铁业主们也就是这个地区的磨坊的业主。众多的工人被激怒了，但由于他们还没有组织起来和研讨共同事务的习惯，他们没有行动计划来作为他们的指导。
他们聚集在大道上，到处劝阻诸如尽管降低了工资也打算上班这类的事情。沙勒罗瓦的煤矿工人来到一家磨坊旁边，这家磨坊由10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着。「是引起了一场冲突，其结果是被击毙、负伤和被捕。这些受诬蔑和受虐待的牺牲者，弃家室于墓穴和狱墙之外，贫苦无告。在比利时没有人敢为他们说一句话。这些工人的行动方针也许在思想上和方法上都不对头，但他们毕竟是为劳工的事业牺牲的，他们遗下的孤儿寡母应该得到同情和支援。对遗孀和孤儿的某种金钱援助及其所产生的道义上的影响，如果来自国外，将振奋整个阶级的正在衰颓的精神，并可导致通讯联系和意见交流，而这将使我们的大陆兄弟更好地理解劳动的战争必须如何战斗，战斗的队伍需要什么样的组织性和教育程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你们考虑这件事，因为一国劳工的事业也是世界各国劳工的事业。
主席乔治·奥哲尔
副主席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书记罗·肖
卡留斯起草于1867年3月初刊登于1867年3月13日《国际信使》（英文版）第8号，3月16日《国际信使》（法文版）第11号，4月6日《工人报》第4号
按《国际信使》（英文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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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茶会和公众大会的节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波兰茶会和公众大会的节目
波兰[550]
为纪念1863年最近一次波兰革命，订于1867年1月22日在新人街剑桥大厅举行。
茶会和公众大会的节目
茶会7时开始。
茶会上将由乐器匠管乐队演奏：
1．波兰国歌
2．坦克雷第序曲
3．朱里埃特华尔兹舞曲
4．波兰颂歌
5．法兰西花束四对舞曲
6．马赛曲
7．可爱的小鸟华尔兹舞曲
8．加里波第之歌
9．奥尔菲乌斯飞驰舞曲
茶会后，主席将介绍合唱团，并唱波兰歌曲《上帝啊，保卫波兰》。
主席简短致辞。
而后将提议并附议：
第一项决议
在这里举行集会纪念其起义周年的波兰人宣布：他们衷心拥护1863年1月22日波兰国民政府的宣言，这个宣言废除一切特权，使土地归农民，并宣布全体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自由平等；他们坚信，这是用以抵抗当前俄国沙皇把波兰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宗教信仰和民族的碎片的邪恶图谋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是据以巩固人民的联合和组织足以恢复其自由和独立的强大民族力量的唯一公正的原则；再者，他们还吁请这次大会宣布，在为这些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有资格获得一切自由和文明的人民尤其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良好祝愿与合作。
第二项决议
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
第三项决议[1]
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人分部以各民族间利益的共同性的名义，抗议对波兰人的奴役，并保证给波兰人以援助，在民主、共和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
第四项决议
最近沙皇对“会议桌上的波兰”[551]的废除，是对以其纵容和互相忌妒促成这种结果的欧洲列强的一种侮辱，但我们既是代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的，便不能对彻底扫除1815年不义的和不可避免要流产的妥协感到遗憾，甚至应当为今后波兰问题必然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的论题——是默许波兰的名字在欧洲地图上全然消失，还是为它在1772年的疆界之内的重建而奋斗——而感到高兴。
决议通过后，乐队将演奏波兰国歌《波兰不亡》。
1867年1月以传单形式发表
按传单原文刊印
[550]这个传单是为了筹备在伦敦剑桥大厅举行大会来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四周年而散发的。第一项决议案是扎比茨基提出的，第二项是马克思提出的，第三项系法文是贝森提出的，第四项是福克斯提出的。——463
[551]“会议桌上的波兰”（CongressPoland）是对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割给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465
[1]这项决议原文是法文，其下排印有英译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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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和国际工人协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法国政府和国际工人协会[549][1]
[549]这个声明是由福克斯起草的。总委员会曾于1867年1月1日委托福克斯筹备出版关于法国警察没收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文件的材料。——463
[1]全文见1867年1月15日委员会会议记录，此处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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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组织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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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组织条例[548]
章程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所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作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
第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宣布，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应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本代表大会认为，一个人的责任是要不仅为他自己也为每一个履行其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根据这种精神，定出国际协会的章程如下：
1．本协会创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2．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3．总委员会由国际协会中属于各国的工人代表组成。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管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主席、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选举委员并赋予总委员会以增加新委员的权利，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代表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知。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可以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
4．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5．总委员会应成为沟通各种互相合作的团体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以便使一个国家的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的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都能同时和一致行动。总委员会应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主动向各个全国性团体和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应发表定期报告。
6．既然每个国家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因而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同时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7．各分部和支部应在其所在地尽可能扩大影响，不仅主动倡导一切有利于公共生活的普遍逐步改善的事业，而且也要主动倡导建立生产协作社和其他对工人阶级有用的机构。总委员会应尽一切可能予以鼓励。
8．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该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
9．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成为会员。每一个分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
10．每一个支部或分部均有权任命自己的通讯书记。
11．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整地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12．凡本章程规定未尽之处，将另由有待于每次代表大会修订的特别条例来补充。
组织条例
1．总委员会授权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a）为此，它收集各国中央委员会寄给它的一切文件，以及它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一切文件。（b）它负责组织代表大会并在各中央委员会协助下把代表大会的议程通知每个分部。
2．总委员会应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经常出版报告，报道国际工人协会所关心的一切情况。这种报告首先是报道各地劳动的供求情况、合作团体以及每个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状况。
3．上述报告以各种文字出版，并分发给一切有关部门出售。为了节约开支，各通讯书记必须把各该地方可能需要报告的大概份数预先通知总委员会。
4．为了使总委员会能够履行这些职责，各附属团体应按每个会员每年1便士缴纳会费，供总委员会季节开支之用。这些会费用来支付总委员会的诸如总书记的报酬、邮费、印刷费等费用。
5．条件许可时，应建立代表使用同一语言的各个分部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员由所联系的各支部选出，并可随时撤换他们的职务。各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员应向总委员会每月至少呈交一次报告，在必要时应更为频繁。
6．中央委员会的经费由同它们联系的支部支付。每个分部，不论其会员人数多少，均可派遣一名代表出席代表大会。
7．不能派遣代表的分部，可以同其他分部合派一名代表来代表它们。
8．成员在500人以上的分部或小组，每超过500人即可增派代表一名。只有向总委员会缴清了会费的分部和支部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
9．代表的费用由派遣他们的分部和支部负担。
10．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都有被选举权。
11．在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都只有一票表决权。
12．每个支部有权制定其适应各国特殊情况的地方法规的章程和附则。但是这些附则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13．本章程和条例可以由每次代表大会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2/3赞成这种修改。
适用于联合王国的附则
1．个人会员的会费每年1先令。
2．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的团体，须缴纳会费5先令。
3．在本首都辖区内的附属团体，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出席总委员会会议。根据邀请，总委员会应派遣代表团访问本首都辖区内的各团体，以阐释协会的目标和宗旨。
受总委员会委托，
主席罗伯特·肖
名誉总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根据总委员会1867年11月5日的决定，以小册子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伦敦〔1867年〕
按小册子原文刊印
[548]《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组织条例》是日内瓦代表大会在1866年9月5日和8日的会议上通过的。章程以马克思于1864年10月起草的临时章程为基础。组织条例是在日内瓦代表大会期间由埃卡留斯为其成员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拟定的。本卷里的章程和条例是按照马克思曾积极参与出版的1867年英文版刊印的。章程和条例用德文发表于1866年9月《先驱》第9期。此外，组织条例还刊登于1867年5月1日《国际信使》（英文版）第17号和1867年4月27日《国际信使》（法文版）第17号。——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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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资产负债表（1865年3月29日至186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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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资产负债表
（1865年3月29日至186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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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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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546]
1．国际协会的组织
临时中央委员会建议大体上采纳临时章程中所阐述的组织计划。两年来的经验证明了这一计划的正确性，并证明易于把它应用于不同国家而不致使行动的统一受到损害。我们建议下一年中央委员会仍设在伦敦，因为大陆的情况看来不利于作任何的改变。
中央委员会委员自然应由代表大会选出（临时章程第5条）；中央委员会有权加聘委员。
总书记应在代表大会上选出，任期一年，是协会中唯一领取薪金的负责人。我们建议每星期付给他2英镑。[1]
协会每个个人会员的统一年度会费规定为半便士（或1便士）。会员卡（证）的费用另付。
我们号召协会会员组织互助会，并彼此建立国际联系，同时，我们把这一问题（组织互助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帮助协会会员的孤儿）的动议权留给瑞士人，因为他们在去年9月的代表会议上曾提出这项建议。
2．在协会帮助下实现劳资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
（a）一般说来，这一问题包括国际协会的全部活动，因为协会的目的就在于把至今仍然分散的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
（b）我们协会至今成功地执行着的一个特殊职能，就是反对资本家在工人罢工和同盟歇业时随时准备利用外国工人作为工具来对付本国工人的阴谋。协会的伟大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力使各国工人在争取自身解放的统一大军中不仅有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情，而且像兄弟和同志那样地行动。
（C）由工人阶级自己所进行的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将是“国际联合行动”的伟大范例。为了行动起来有些把握，应该熟悉所要涉及的资料。工人一旦开始这项巨大的劳动，就会证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我们建议：
在设有本协会分会的每个地区，应立即开始工作，按下述调查大纲所示各点收集实际资料。
代表大会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参加收集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统计材料的工作；报告和实际资料应寄给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总报告，把实际资料作为报告的附录。
这项报告将同附录一起提交每年的例行代表大会，经大会批准后，由协会出资刊印。
调查大纲（当然每个地区均可有所改动）
1．生产部门的名称。
2．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人数。
4．工资：（a）学徒工资；（b）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中间人所付的工资额。平均周工资、平均年工资。
5．（a）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b）如有小企业和家庭生产，则调查其中的工作日长短。（c）夜工和日工。
6．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
7．对工场和劳动条件的评定：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采用瓦斯照明，清洁条件，等等。
8．工种。
9．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10．道德状况。教育。
11．生产情况。是季节性的生产还是全年内开工比较均衡，是否经常发生很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服务还是为国外市场服务，等等。
3．工作日的限制
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
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这种限制是美国工人的共同要求[546]；代表大会的决定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
为了引起大陆上那些在工厂法方面经验较少的协会会员的注意，我们还要补充说明：如果不精确指明这八小时劳动安排在一天中的哪些时间里，则任何法定的限制都不能达到目的，而会遭到资本的破坏。这一时间的长短应规定为劳动八小时，外加吃饭的时间。例如，各次吃饭的时间共占一小时，法定的一天时间就应该是九小时，比如说，从上午七时到下午四时或从上午八时到下午五时，等等。夜工只能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生产行业或生产部门中当做一种例外。必须力争完全废除夜工。
这一节只涉及成年男女的情况；必须绝对禁止妇女从事任何夜工，也禁止她们从事对妇女较弱的身体有害的，以及可能使她们受到有毒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影响的各种劳动。所谓成年是指年满18岁的人。
4．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
我们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9岁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应当服从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为了吃饭，他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但目前我们的任务只是关怀工人阶级的儿童和少年。
我们认为必须根据生理状况把男女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类，分别对待：第一类包括9—12岁的儿童，第二类包括13—15岁，第三类包括16—17岁。我们建议法律把他们在任何工场或家庭里的每日劳动时间限制如下：第一类2小时，第二类4小时，第三类6小时。第三类至少应当有1小时吃饭或休息的间歇时间。
也许，小学教育最好不到9岁就开始；不过我们这里所谈的只是一种最必要的抗毒素，它被用来抵制下述社会制度的各种趋势，这种制度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把那些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母变成出卖亲生儿女的奴隶主。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
如果资产阶级和贵族忽视他们对自己后代应尽的责任，那是他们的事。享有这些阶级的特权的孩子们却不免要由于他们的偏见而遭殃。
对工人阶级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工人的行动不自由。他们在很多场合甚至十分无知，不能理解自己孩子的真正利益或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但不管怎样，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他们知道，首先应当使工作的儿童和少年不受现代制度破坏作用的危害。这只有通过变社会意识为社会力量的途径才能办到，而在目前条件下，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工人阶级要求施行这种法律，绝不是巩固政府的权力。相反，工人阶级正在把目前被用来反对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工人阶级通过普遍的立法行为能够得到靠许多分散的个人努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那种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工具的技能。
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技术学校的部分开支应当靠出售这些学校的产品来*曜。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
不言而喻，法律应当严格禁止9—17岁（包括17岁在内）的人在夜间和在一切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劳动。
5．合作劳动
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在于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但是绝不指使或强迫它接受任何空论主义的制度。因此代表大会不应该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而只应该阐明若干总的原则。
（a）我们认为，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之一。这个运动的重大功绩在于：它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
（b）但是，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绝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
（C）我们建议工人们与其从事合作贸易，不如从事合作生产。前者只触及现代经济制度的表面，而后者却动摇它的基础。
（d）建议一切合作社把自己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从行动和言论两方面来宣传自己的原则的基金，也就是说，除了传播自己的学说，还要促使建立新的生产合作社。
（e）为了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sociétésparactions），每个企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都应当从收入中得到同样的份额。我们同意让股东得到少量的利息这种纯粹临时性的措施。
6．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a）它们的过去
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而工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定，即使在物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同活的生产力相对抗的社会看来的公平条件下也不可能。工人的社会力量仅在于他们的数量。然而，数量上的优势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工人的分散状态之所以造成并继续存在，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
工会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工人们自发地企图消除或至少削弱这种竞争，以便在协定中争取到哪怕是能使他们摆脱纯粹奴隶状态的一些条件。因此，工会的直接任务仅仅是适应日常的需要，力图阻止资本的不断进攻，一句话，仅仅是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工会的这种活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还存在着现代生产方式，就不能没有这种活动。不仅如此，这种活动还应当通过各国工会的建立和联合而普遍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同中世纪的市政局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么它们作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
（b）它们的现在
工会过多地与资本只是进行地方的直接的斗争，它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一种多么大的力量。因此它们几乎完全不过问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最近看来它们总算是意识到[2]它们的伟大历史使命了。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它们参加了英国目前的政治运动，更多地理解了它们在美国的作用，以及不久以前在设菲尔德举行的盛大的工联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这次代表会议恰当地估计了国际协会在把各国工人联合为统一的兄弟般的联盟方面的活动，并郑重地建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个团体参加这个协会，认为它能真正促进全体劳动者的进步与繁荣。”
（c）它们的未来
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它们承认自己是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和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因而有义务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它们应该特别关怀那些报酬最少的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利益，例如农业工人，他们由于不利的条件而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3]。工会应该向全世界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
7．直接税和间接税
（a）无论怎样改变征税的形式，都不能使劳资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
（b）但是，如果需要在两种征税制度间进行选择，我们则建议完全废除间接税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税；
因为，间接税提高商品的价格，这是由于商人不仅把间接税的总数，而且把为交纳间接税所预先垫支的资本的利息和利润也加在这些价格上来了；
因为，间接税使每个个人都不知道他向国家究竟缴纳了多少钱，而直接税则什么也隐瞒不了，它是公开征收的，甚至最无知的人也能一目了然。所以，直接税促使每个人监督政府，而间接税则压制人们对自治的任何企求。
8．国际信贷
应当让法国人去提出动议。
9．波兰问题[4]
（a）为什么欧洲工人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作家和鼓动家们约好了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尽管他们也庇护大陆上的所有民族，甚至也庇护爱尔兰。他们保持沉默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无论贵族或资产者都把那个居于幕后的黑暗的亚洲强国当做抵挡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浪潮的最后堡垒。只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就会使这个强国真正被摧毁。
（b）在目前欧洲中部特别是德国的状况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民主的波兰的存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没有民主的波兰，德国就一定会变成神圣同盟的前哨；有了民主的波兰，德国就会同共和制的法国进行合作。在这个重要的欧洲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障碍，遭受失败，发展也将延缓。
（c）德国工人阶级特别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动议，因为德国是瓜分波兰的参加者之一。
10．军队[5]
（a）在各种名目的资产阶级代表大会上，即和平的、经济的、统计学的、慈善事业的和社会学的代表大会上，庞大的常备军对生产的毁灭性影响，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因此我们认为，谈论这个题目完全是多余的。
（b）我们建议普遍武装人民并进行使用武器的普遍训练。
（c）作为一种临时的必要措施，我们允许保存一支不大的常备军，它可以充当训练民兵指挥人员的学校；每一个男性公民都应当在极短的时期内到这种常备军中服役。
11．宗教问题[6]
应当让法国人去提出动议。
卡·马克思写于1866年8月底
载于1867年2月20日英文版《国际信使》第6-7期、3月13日第8—10期，1867年3月9日和16日法文版《国际信使》第10期和第11期，以及1866年10月和11月《先驱》杂志第10期和第11期
原文是英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版第16卷第213—223页
泥水匠协会加入国际的申请书
日期是1865年2月21日
[546]1866年8月，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曾宣布，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把劳动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绝对的必要条件。——444
[1]在法文和德文版里，下面紧接着这样一段话：“常务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应由代表大会选出；各个委员的职权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2]德文版加有“至少在英国”。
[3]法文版中不是“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是“不能进行有组织的反抗”。
[4]法文版的标题是“关于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消灭俄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
[5]法文版的标题是“常备军及其对生产的关系”。
[6]法文版的标题是“宗教思想：它对社会、政治和理智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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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工人致巴黎大学生、各国大学生和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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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工人致巴黎大学生、各国大学生和青年[544]
巴黎大学生们：
我们已获悉你们向意大利和德意志兄弟们发出的热情的呼吁。喜悦激荡着我们的心。有人曾说，随时准备捍卫正义事业的卓越的青年学生再也没有了。并非如此！他们朝气蓬勃！他们正空前热情地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在各国政府利用来怂恿各民族互相残杀的普遍迷误之中，你们却鼓起勇气宣扬和平与相互谅解。我们要对你们说：
是呀，我们同你们一道诅咒战争，因为正是我们承担战争的全部重负，正是我们成千上万的人倒毙沙场。
人类受够了苦难，再也不能屈辱于残忍的暴力之下了；该是从心灵中驱除迷信，挺起腰杆，坚决要求正义的时候了。
各国大学生和青年们，
我们——被剥夺了财产、带着沉重项轭的人们——生产了财富，却不能享用这些财富，我们向你们的良心呼吁。
医科大学生们，你们比谁都更清楚我们的苦难，你们在医院里见到过我们，这就是对我们充满劳累艰辛的一生的唯一报偿。
法科大学生们，你们了解法律在世界各国所加给我们的组织的桎梏。
哲学大学生们，科学已经使你们摆脱了迷信，你们该记得，为了取得这样的结果，你们曾不得不竭尽努力，而无止无休劳累的我们，难道能够取得这样的结果吗？
像我们一样不得不挣钱糊口的青年们，你们知道，我们的一块面包皮要花费我们多少不堪忍受的劳累呵！
我们，要以你们为榜样，也来召开我们的代表大会。大会将于今年9月13日[1]在日内瓦举行。我们要到一起来研究贫穷这个腐蚀着我们队伍的令人厌恶的溃疡；我们要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无论如何都要运用这个办法。
你们风华正茂，没有虚度年华，当然，你们是未来的希望。所以，我们从苦难的深渊中对你们说：加入我们的行列吧，看一看我们辛劳粗糙的双手，来加强我们的联盟吧！你们同我们共享你们的学识，至于我们，我们将传授给你们劳动的奥秘。我们彼此应该更好地互相了解，更深地互相爱护。
穷人无祖国，在各个国家，他们都遭受同样的灾难。所以，他们懂得，当权者为了实行更彻底的奴役而建造的藩篱，必须撤除。正是穷人，首先是穷人，负有实现人类代言人善良的阿纳卡雪斯·德·克罗茨的梦想——建立各民族伟大联盟——的使命。年轻人，来吧！来帮助我们完成19世纪的这个崇高的任务。
那时节，我们所期待的、我们全力企求的社会革命将要发生。那时节，人不仅要成为自己人身的主人，而且也要成为他的劳动的主人，因为特权将消逝，寄生虫更不复存在。那时节，独有劳动者受到尊敬，和平和幸福将降临全球，人类的统一将最终建成。
杜邦——乐器匠，马尔科——制扇工人，约翰·黑尔斯——织工，詹姆斯·达顿——马车制造匠，荣克——钟表匠，威·霍普金[2]——细木工，肖——彩画匠，巴克利——机器匠，卡特——香料制造工，埃卡留斯——裁缝，约·韦斯顿——木匠，列斯纳——裁缝，勒·吕贝——商品推销员，弗朗索瓦·加罗——细木工，贝松——机器匠，莫里斯——裁缝，拉萨西——理发师，等人。
注意：根据本呼吁书起草人的请求，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总部设在伦敦弗利特街包佛里街18号）负责征集签名。签名的名单将刊载在它的正式机关报《共和国》上。这样，欧洲就能够判断工人阶级的心境和热望。
中央委员会要求凡接到本呼吁书的人，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体会员，声称代表民主主义观点的各个报刊，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向公众广为介绍本呼吁书。此外，本呼吁书将译成各种文字，并委托各国书记分发给各通讯员。
本呼吁书（这是头一个）将为诚恳谅解奠定基础，国际工人协会正奋力争取并将取得这种谅解。
载于1866年6月10日《法兰西信使报》
原文是法文
[544]这篇呼吁书曾在总委员会1866年6月5日会议上讨论过。——438
[1]应为9月3日。——编者注
[2]“威·霍普金（W.Hopkin）”应为“霍·威廉斯（H.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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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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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543]
不久以前，伦敦的裁缝帮工们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对抗大部分是大资本家的伦敦裁缝师傅，成立了一个全行业工会。问题不仅是要使工资同消费品上涨的价格相适应，而且要结束对这个工业部门中的工人们的极其恶劣的待遇。师傅们企图主要从比利时、法国和瑞士招募裁缝帮工来破坏这个计划。针对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在比利时、法国和瑞士的报纸上提出了警告，警告收到了圆满的效果。伦敦裁缝师傅的诡计破产了，他们不得不放下武器，并满足工人的正当要求。
师傅们在英格兰遭到失败后，现在又企图从苏格兰开始进行反扑。正是由于伦敦事件，他们在爱丁堡也不得不先同意提高工资15%。但是背地里他们却派代理人到德国（包括汉诺威和梅克伦堡的农村）去招募裁缝帮工，把他们运到爱丁堡来。第一批裁缝帮工已经取道水路动身了。这种输入的目的同把印度的[1]Coolies（苦力）输入牙买加一样，就是要使奴隶制度永远保存下去。如果爱丁堡的师傅们利用从德国输入劳动力的办法而得以取消他们已经作出的让步，那么这也必然会影响到英国。结果，吃亏最大的会是德国工人自己，因为他们在大不列颠的人数比所有其他大陆国家的工人都要多。而新运来的工人在异邦又将完全孤立无援，很快就会沦落到贱民的地位。
此外，对于德国工人来说，向国外证明，他们也像自己的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兄弟们一样，能够维护本阶级的共同利益，而不会同意在资本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充当资本的顺从的雇佣兵，乃是有关他们荣誉的事情。
受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2]的委托
卡尔·马克思
1866年5月4日于伦敦
德国裁缝帮工如果想得到有关英国情况的较详细的材料，请寄信给伦敦裁缝工会德国分会委员会，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如下：伦敦瑞琴特街海登巷王冠饭店，阿尔伯特·弗·豪弗。
载于1866年5月15日《上莱茵信使报》第113号
原文是德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184—185页
[543]《警告》是马克思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针对在爱丁堡裁缝罢工期间把德国和丹麦的裁缝输入苏格兰一事而起草的。——436
[1]手稿上是“亚洲的”。
[2]手稿上是“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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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政治犯。乔治·格雷阁下和国际工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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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政治犯。乔治·格雷阁下和国际工人协会[542]
几个星期前，约·波普·亨尼西先生给《派尔-麦尔新闻》的编辑送去了一篇如下的信件：
阁下：
看来，《派尔-麦尔新闻》使内务部格外积极起来了。据最近报道，前几天，乔治·格雷阁下和另几位政府成员微服出巡，冒充普通热心肠的公民，察看了临时济贫所和夜店。如果这是真的，请允许我向作了乔装打扮的内务部官员们指出，有一个颇为阴森的机关——我指的是彭顿维耳监狱，他们也不妨去探视一两次。前往探视的人也不应该只限于乔治·格雷阁下和他的秘书们。彭顿维耳现在对罗素勋爵和格莱斯顿先生有（或者说应该有）一种特殊的利益。不久前在爱尔兰判决的政治犯，在这里遭受着英国法律规定的仅次于死刑的最残酷的刑罚——彭顿维耳单身监禁制度。特别是为了这些政治犯，我冒险犯难，建议进行某种调查。必须承认，罗素勋爵和格莱斯顿先生在他们关于政治犯待遇的告谕中，并不总是像所应期待于当今杰出政治家那样的言词谨慎。他们所制定的原则：对待政治犯在各方面都绝对不应该像对待普通刑事犯一样。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不过，把违犯这个原则说成是“破坏一切道德法则”，“可恶的迫害”，“野蛮下流的制度”，也未免有点儿过分。所以，我在借用罗素勋爵和格莱斯顿先生的原则的同时，也要同他们用以强调这个原则的颇为激烈的言辞划清界限。他们应该表现得多少更为稳健些的一个理由是不言自明的。他们抨击过外国政府的不正当行为；而我正试图纠正政府的不正当行为，这些同情政治犯的乐善好施的辩护人正是这个政府里的负有崇高责任的成员。在这件事情上，对这样的辩护人，如果以其道还治其身，未免气量狭小。所以，我并不借用罗素勋爵和格莱斯顿先生的激烈而愤怒的谩骂之词，而是直截了当地谴责他们及其同伙破坏了他们用了那么多的文告、演说和书信来具体表述过的那个众所周知的原则——对待政治犯不应该像对待普通刑事犯一样。我还要谴责现任内阁如此虐待爱尔兰政治犯，以致他们中有的人也许会发疯。在格莱斯顿先生致阿伯丁勋爵的一封有名的信中（第31页），他写道：
“我听说，政治犯被强迫剃光头；但是，这一点没有办到，不过，他们被迫把胡子刮光了。我要说，他们在谈及他们深受其残酷迫害的那些人时的温和态度，曾使我吃惊。”
不多几天前，格莱斯顿先生也许已经得悉：爱尔兰的政治犯在宣判后半个小时就全都剃了光头，刮光了胡子；接着被脱去了平常的衣服，换上了囚衣，戴上了手铐，被解往彭顿维耳。一家政府机关报记述这个过程时说：“30分钟内，他们就这样变得连他们最亲密的朋友也几乎认不出他们来了。”格莱斯顿先生在他的这本小册子的另一部分记述了宣判后关押在尼西达的巴尼奥的政治犯的不幸遭遇：
“每周有半个小时（或者看守放宽稍稍延长一点）允许他们在牢房外边会见亲友。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看一眼他们周围的自然景色。其余的时间，他们唯有在四壁之内度过（第29页）。”
大约两个星期前，一个爱尔兰法官请求内务部允许他去探视现在关押在英格兰的政治犯。乔治·格雷阁下拒绝了他的请求，其理由是：在头六个月，生人无论如何不得探视在彭顿维耳单独监禁的囚犯。彭顿维耳单独监禁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它完全不是像格莱斯顿先生所描绘的那样娓娓动听的制度。犯人们不得“在牢房外边会见朋友”，也不得在牢房里边会见朋友，也不得彼此会见。每个囚犯都有一个独有的孤独世界——长13英尺，宽7英尺。便桶占去了这间囚室的一部分，在这间囚室的两码大小的一块地方之内，犯人单独进餐，单独完成工作定额以及夜间休息。如果他怠忽了每天早晨清扫囚室，或者违犯了他这个小天地里其他规章，狱吏就可能令其饱尝鞭笞，并把他禁闭在另一个没有光亮的小天地里28天，只给面包和水。这种单独监禁制度有什么效果呢？现任皇家放逐和劳役监禁委员会蓝皮书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的、最精确的情报。约书亚·杰布阁下在他的证词中说到了他称之为彭顿维耳单独监禁制度的“严重的肉体效果”。
当犯人被押上船准备解往范代曼兰[1]的时候，他们中有许多人发了猝发症，只是由于在他们从彭顿维耳起解前把他们关在一起两周左右，猝发症在船上才停止下来。
格雷伯爵：我心想，陡然的变化有那样的作用吗？一是的。医生不能说明这些猝发症的原因；这种猝发症具有一种反常的特点。
约翰·帕金顿阁下：这种猝发症的性质是什么？——医务总监惊慌失措。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这种猝发症极其怪诞。
约翰·帕金顿阁下：这种猝发症会不会影响这些人往后的健康呢？一这些人以后好些了；但是据说他们都变得非常沉默寡言了。有理由认为，严厉的单独监禁产生了效果。
约翰·帕金顿阁下在塞利法官的《新南威尔斯的回忆》（1863年）中会找到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回答。塞利法官提到的唯一的英国苦役监狱是彭顿维耳监狱。“它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流放犯）不能适应家务劳动和一般服务。它使他们养成一种神思恍惚的怪癖。”医务人员认为，这种制度“严重损害了许多所谓彭顿维耳人的智力”。现在，把彭顿维耳制度刑满的犯人解往查塔姆或波特兰同别的犯人结帮劳动。这就是所谓让他们回到人间。就在这个时候，彭顿维耳对于智力的严重损害就完全暴露出来了。查塔姆副长官米索尔先生在呈报皇家委员会的证词中说：“我观察过，当他们来到公共工程监狱的时候，他们智力非常迟钝，体力非常孱弱。我认为，它（彭顿维耳制度）产生了这两种后果。”有人问他：“你能用你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这一点吗？”他回答说：
“我能。我见到了来自单独监禁的人，令人遗憾的是，我同他们谈论任何问题，都不能期待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有理性的看法。看起来，好像他们的身体曾遭到极大的摧残，以致你再也不会把他们看成是有理智的、能够对厉声厉色有明确反应的人，你还不如把他们看成是濒临死亡的人。”（第2卷第446页）
被彭顿维耳制度弄疯了的人的百分比绝不低。查塔姆副长官提出这个证词的同一年（1863年），苦役监狱狱吏的年度报告里有一个表，说明一年中到达查塔姆的犯人人数和一年中从查塔姆解走的犯人人数。从这个表（第222页）中摘录下列数字，可以证实米索尔先生的证词，不过这些数字还说明了更加精确而悲惨的事实。
囚犯人数
1月1日以来解到查塔姆苦役监狱来的……………………852
解往米尔班克………………………………………………1
解往达特穆尔…………………………………………………2
解往沃金………………………………………………………26
解往布罗德穆尔疯人院………………………………………85
为公正起见，应该指出，被单独监禁制度弄疯了的人的这个百分比，［较之这个制度］实行得更为严厉的时候［还是要小些］。在从中摘录了这些数字的同一个报告中，有一个彭顿维耳的医官的说明，他指出：“1859年以来，单独监禁制度有所缓和，在最近三年，精神病患者比以前减少了，自杀现象也减少了。”（第29页）显然，彭顿维耳制度败坏理智，被弄得完全精神失常的人数是同虐待的严厉程度成正比例的。有了这些事实，至于彭顿维耳的饮食定量比别的苦役监狱更低的事，就不值一谈了（皇家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274页）。总之，彭顿维耳的单独监禁是法律所认可的除死刑外最严厉的刑罚。我不敢肯定我是不是应该说“除死刑外”，因为我发现监狱牧师在他的报告中说，任何一个认为犯人受到优待的人，如果他能参观彭顿维耳，“看一看（这里有更加虐待的样板）一个因为在别的监狱犯了凶杀罪、现在服终身劳役的暴徒，他准备血刃随便哪一个孤身来到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人，因为他宁愿以其现有状况换来绞架”（第17页），他就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如果一个囚犯在波特兰或别的监狱图谋杀害狱吏，他就会被解往彭顿维耳受惩罚。他在那里一直呆到死，或者穿上拘束衣解往布罗德穆尔。难得说，对别国的政治犯表现得如此忙碌的那些政府成员们，是不是也愿意关心一下本国的政治犯。格莱斯顿先生在此之前就改变了观点，罗素勋爵也一样。但是，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英国人民不会同意判处英国政治犯罹受彭顿维耳单独监禁制度。
阁下，我是你忠实的仆人，
约·波普·亨尼西
1866年2月2日于教堂街帕皮尔大厦1号
这封信被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2]偶然看见了，他同一个政治犯的妻子接了一次头，并从她那里得知了下述事实：现在监禁在彭顿维耳监狱里的政治犯是1865年12月23日解往那里去的；这种监禁的头六个月中，只允许犯人和他的妻子双方之间通过一次信；放宽这种残酷的规定，就是对犯人的巨大恩惠和对他的悲苦的家庭的慰藉。
这些事实已摆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面前。这个组织，其指导原则是平息民族仇恨和鼓励国际友爱感情，它对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两个民族间长期存在的夙怨深抱惋惜，并认为如果把爱尔兰政治犯逼到精神失常的地步就只能是加深这两个民族间仇恨的新源泉，因而它认为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是自己的职责。
经过充分磋商，中央委员会决定要求乔治·格雷阁下接见一个完全由英格兰委员和苏格兰委员组成的代表团，代表团恳求内务大臣关心一下政治犯的精神健康，特别是要允许犯人同他们最亲近的亲友更经常地通信。中央委员会所以决定拟议中的代表团全由英国人组成，其目的在于由统治民族向受苦受难的爱尔兰人民提供一个友好的保证。据此，将如下一封信送交乔治·格雷阁下：
致最尊敬的内务部大臣
乔治·格雷阁下
1866年2月24日于弗利特街包佛里街18号
阁下：
完全由英国人组成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团，请求下星期二以后在你方便的尽早的一天同你会见，以便向你力陈稍稍减轻彭顿维耳监狱对爱尔兰政治犯所采取的现行狱规的严厉程度是适当的。
我仍然忠于阁下。
名誉书记威·朗·克里默
书记已经收到了对这个请求的如下答复：
1866年3月1日于白厅
阁下：
我受乔治·格雷大臣阁下的指令，告知已收到你上月24日的来信。你在信中要求指定尽早的一天接见“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团，讨论彭顿维耳监狱里爱尔兰政治犯的待遇问题。我现在通知你，大臣不得不拒绝接待关于这个问题的代表团。
阁下，我是你忠实的仆人。
H.沃丁顿
致中央东区包佛里街18号
威·朗·克里默先生
中央委员会把这个通信公诸于英国公众，并通过他们公诸于两个大陆的公众，不加评论。
主席乔·奥哲尔
彼·福克斯起草
载于1866年3月10日《共和国》第157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542]这个文件是由福克斯根据总委员会1866年2月20日和3月6日会议关于爱尔兰政治犯问题的讨论起草的。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文件由奥哲尔署名，并刊登于1866年3月10日《共和国》第157号上。——430
[1]“VanDiemen’sLand”意为死亡之境。——编者注
[2]福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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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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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539]
于伦敦弗利特街包佛里街18号
致《佛尔维耶回声报》编辑先生
阁下：
我们信赖您的正义感和您“在工人阶级中间传播真理和普及教育”的愿望，因此恳请您将附上的这封信予以发表，这封信的副本已经寄给公民韦[1]了。
忠实于您的荣克
韦先生：
在1865年12月16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其目的似乎是要向劳动者解释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所遵循的原则；公民勒·吕贝向委员会介绍了这篇文章（这是根据给他的委托），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是匿名发表的，然而是出于您的手笔。
在讨论了这篇文章之后，中央委员会于1866年1月9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要求公民韦论证他所提出的事实，如果拒绝证实或者不能证实这些事实，就把他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由于您的文章同真实情况完全不符合，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恢复真相；中央委员会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托付给自己的权力，不打算以诬蔑还击诬蔑，以伪造的非难对付伪造的非难，不愿意堕落到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它让被非难者本人来为自己辩护，它不会在任何东西面前止步不前，同时不管虚伪的朋友怎样说，它绝不让自己受到任何怀疑。
下面几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
一
“不久，全体法国委员和意大利委员都辞职了，他们退出的理由是托伦先生和弗里布尔先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进行阴谋活动。”（《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中央委员会的9个法国委员中只有两人退出，即德努阿尔先生和勒·吕贝先生，而且后者很快又回来了；至于意大利委员，其中有1人（公民沃尔夫）说明了自己退出的理由并不是“托伦先生和弗里布尔先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进行阴谋活动”，而是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由小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公民勒福尔的决议，可是这个决议在几小时以前他本人还以小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投票赞成过。
二
“委员会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一直进行工作到今天。”（《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退出委员会的两个法国委员之一，前法国书记公民勒·吕贝不久就作为德特福德支部的代表回来了；因此，“委员会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为时不久。
三
“它（委员会）公布了宣言和临时章程；前者出自一位著名的拉丁族政论家之手，等等。”（《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宣言和章程是在意大利委员和两名法国委员退出委员会以前发表的；宣言并不是出自拉丁族的著名政论家之手，而是出自日耳曼族的作家之手；[2]还在拉丁族政论家看到宣言以前，宣言就由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其中包括法国委员和意大利委员一致通过了；拉丁族政论家不仅不是宣言的作者，而且如果他事先看到这个文件，他就会因为宣言的反资产阶级倾向而号召意大利委员起来反对它；但是他晚了，只能阻止意大利委员把宣言译成意大利文。显然，您从来没有读过这个宣言，而拉丁族政论家也不会因为您把他当做这个作品的作者而感激您。
四
“它（委员会）是否力争达到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彻底解放劳动者呢？
没有！它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一年的宝贵时间浪费在召开代表会议和制定应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上面，等等。”（《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中央委员会只是到1865年才开始工作；因此，在代表会议以前是有九个月的时间；它把这九个月的“宝贵时间”用于建立国际联系和扩大英国国内的联系。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由委员会委员组成的代表团每周都访问了各种不同的工人团体，建议它们加入协会。这项工作的成果如下：到代表会议召开时，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有14000名会员，加入协会的包括鞋匠协会和泥水匠协会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这些规模巨大的工人组织（工联）的最有威信和最著名的活动家都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创办了报纸，其名称（《工人辩护士报》）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任务，它随时随地都维护着工人阶级的利益。
在英国成立了争取普选权的团体（改革同盟）——这个团体有成千上万的成员；其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和大部分委员都是从我们的人中间选举出来的。
在法国有数千名拥护者。
在巴黎有一个强有力的、活动积极而又无可非议的理事会领导着一个拥有2000多名会员的组织；在里昂、鲁昂、南特、卡昂、讷沙托、庞-勒韦克、庞坦、圣丹尼、利雪、皮托、伯利维尔以及其他地方都有分会。
在瑞士：在日内瓦有一个由优秀人物组成的领导机构，领导着一个拥有500名会员的组织；在洛桑、斐维、蒙特勒和纳沙泰尔州都有分会。
在比利时，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最好的征兆；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认为，西班牙很快也会学比利时的榜样。
五
“不，它（委员会）甚至既没有邀请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团体的德国或许许多多的英国团体派一名代表、也没有邀请组织得非常好的意大利团体或法国现存的这些团体派一名代表来参加它于1865年9月举行的代表会议，因为托伦、弗里布尔之流并不是某个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提不出什么证据来说明他们负有全权代表的责任。他们不仅不是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且他们参加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成了妨碍这些团体派出自己的代表的唯一原因。我们可以举出一些这样的团体，它们由于这个原因而拒绝参加代表会议，等等。”（《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按照业已确定的原则，只有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和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团体才能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我们的财政状况使我们不得不把代表的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
从“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团体的”德国，能够派遣代表的只有舒尔采-德里奇组织的各消费合作社和拉萨尔派的各个团体即全德工人联合会。前者只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工具（这一点它的成员是不知道的），舒尔采-德里奇就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之一；至于拉萨尔派的各个团体，它们过去而且直到现在都是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其中有一部分同俾斯麦达成了协议，而另一部分、即当时尚未改组的那一部分则承认曾作为瑞士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约·菲·贝克尔的领导。在代表会议期间，贝克尔接到了索林根工厂工人的委托，于是他也成了日内瓦德国人团体（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当时伦敦的德国人团体（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派有自己的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除了工人们在德国建立团体时所遇到的阻碍外，法律也禁止他们加入外国团体；然而仍然有几个协会的支部在德国的北部和南部建立起来了。
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困难，那么是否应当对于德国并没有像中央委员会所期望的那么多的代表这一点感到惊讶呢？
中央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很好地代表了英国人的团体。主席奥哲尔是工联理事会（英国所有工联的最高理事会）的书记；总书记克里默是木工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改革同盟的书记豪威耳同时又是泥水匠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和泥水匠协会书记科尔森都是这个协会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代表；一个人寿保险互助会的理事会的成员惠勒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代表鞋匠（有5500名会员）的是奥哲尔、摩尔根和柯普，而肖则代表了彩画匠，等等。
出席1865年意大利工人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公民沃尔夫以及委员会的其他意大利委员，虽然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在意大利却连一个会员也没有能够吸收；中央委员会感到十分遗憾，意大利委员甚至到退出委员会时都没有得到“组织得非常好的意大利团体”的充分信任，没有能说服哪怕是一个这样的团体加入国际协会。
“……或法国现存的这些团体……因为托伦、弗里布尔之流……并不是某个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
里昂支部的成员由于经费不足不能派出代表而表示遗憾，但是他们也像卡昂支部和讷沙托支部的成员所做的那样，寄来了信件，因而也就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活动。
托伦、弗里布尔、利穆赞和瓦尔兰是由巴黎支部一致投票选出的；这个支部是由各种专业的工人和“劳动信贷”协会的几百个会员组成的。这个协会的领导人贝律兹也是支部的成员；他们全都参加了或者可以参加代表的选举。四个巴黎代表之一的利穆赞是各合作团体的国际性机关报《联合》杂志理事会秘书。
克拉里奥尔先生是巴黎印刷工人协会的代表。席利先生、杜梅尼尔-马里尼先生等人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请从巴黎来出席了代表会议，他们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工作。
您所说的由于托伦、弗里布尔之流的参加而妨碍它们不能派遣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其他团体是哪些呢？您是否指在法国目前制度下容许存在的唯一团体十二月十日会[540]呢？
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在巴黎的所有自由派报纸上都发表了，既没有引起国际协会会员或法国合作团体成员的任何怨言，也没有引起他们的任何异议；代表们所持有的代表资格证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小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
代表会议一开始，巴黎代表就提出了关于他们理事会的活动和关于财政状况的详尽而精确的报告，为了证实这个报告，他们还把他们的账簿和全部往来信件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对于巴黎理事会为在法国创建和宣传国际协会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只有表示欢迎。
六
“比利时派遣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表——公民德·巴普，但他是一个拥有很多团体的国家的唯一代表。”（《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比利时只派遣一名代表，而这名代表又恰好代表着最少数的选民，这是极可惋惜的。可是塞扎尔·德·巴普这个人毕竟还是称职地代表了比利时。
七
“从瑞士，或者更确切些说，从日内瓦来了两名代表，两人都不是瑞士人，一位是法国流亡者，一位是巴登流亡者，他们同上述两名似乎是法国的代表一起参加了代表会议；结果有五名或者六名同一种类的人，而只有一名真正认真选出的代表——比利时人。”（《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瑞士代表是由国际协会瑞士各支部、成员全是瑞士人的格留特利联盟s以及德国人团体普遍投票选举的。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也通过它在瑞士的国际协会组织中的代表参加了选举。瑞士的协会会员由于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在国际协会史中占据了光荣的地位。
瑞士代表不是同“两名似乎是法国的代表”、而是同四名巴黎代表一起来参加代表会议的。
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之一公民贝克尔在20多年以前就是瑞士人；比恩市的公民称号是为了感谢他对国际民主事业的效劳而授予他的；他既是工人，同时又是出色的鼓动家、战士、组织家和作家；他一直把自己多方面的才能贡献给劳动者的事业；像这样的伟人居然遭到小人们的攻击，这是可笑的。显然，只有那些以自己的正直和无私见称的人才能评论他们的功绩。
八
“我们要问。能不能认为这种成果是令人满意的呢？”（《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中央委员会几乎全是由一些拿惯了锤子和锉刀的工人组成的，他们只是牺牲了个人的利益才把锤子和铿刀换成笔杆；他们拿起笔杆，始终是为了维护或宣传某种崇高的事业，而绝不是为了给波拿巴主义效劳。如果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不如工人们一般所期望的那样令人满意，那么我们深信，他们会考虑到在长时间的、令人疲惫的劳动日之后还必须进行夜间劳动，考虑到他们的弟兄们在不得不经受了怎样的不安之后才使事情达到目前这样的状况。
九
“委员会受到有害的影响，把类似关于必须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这样的违背协会宗旨的问题列入了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4号）
中央委员会把关于消除俄国佬（而不是俄国，这完全是两回事）在欧洲的影响的问题列入了自己的议程，这是受到了什么有害的影响呢？“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在我们的宣言中已经原则上得到了承认，这个宣言绝不是在什么人的有害的影响下发表的。
还有什么问题是在这种有害的影响下列入议程的呢？
十
“这个重大错误已经招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群波兰人要求让他们参加委员会，并且他们很快就会在委员会中拥有绝大多数。”（《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4号）
一群波兰人根本没有要求让他们参加中央委员会，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也绝不是占绝大多数，而是不到1/20。
作者声称：“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列有12个问题的议程，并把它提付表决，这12个问题几乎包括所有最一般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但科学问题一个也没有提出。”可是过了几行，他连一口气也没有喘就又承认还是这些问题具有“科学的意义”；怎样同这样的作者进行理智的交谈呢？
中央委员会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偏执，它一向力求采纳劳动人民事业的一切真诚朋友的高见；它极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宣传自己的伟大原则和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抱着这种目的在瑞士创办了三家报纸：法文的《国际工人协会报》、《未来呼声报》和德文的《先驱》；在英国创办了唯一的以民族自决权为依据、认为爱尔兰人有权摆脱英国的枷锁的英国报纸《工人辩护士报》。
中央委员会不能做自己本身行动的鉴定人。日内瓦代表大会将要决定：委员会是否辜负对它的信任，它是否轻率地背弃了它所承担的崇高使命。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海·荣克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1866年2月15日
载于1866年2月20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43原文是法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586—596页
[1]韦济尼埃。
[2]前者指朱·马志尼，后者指卡·马克思。
[539]给《弗尔维耶回声报》编辑的信是由荣克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写的，并且由马克思校阅过。荣克1866年1月15日和26日写给马克思的信证明了这一点。信是写来答复韦济尼埃在该报发表的反对总委员会的诬蔑性言论的。——420
[540]十二月十日会（SociétéDuDixDecembre）——1849年成立的波拿巴主义的团体，其成员多半是游民。——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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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致联合王国工人同志的呼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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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537]
中央委员会：伦敦东中央区
弗利特街包佛里街18号
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致联合王国工人同志的呼吁书
兄弟们！
巴黎工人的代表团出席了1864年9月28日晚上在圣马丁堂举行的伦敦工人的公开大会，向大会转达了法国工人对于他们曾收到英国兄弟的一封公开信湖的复信。这次大会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并赋予它一个崇高的使命，即建立用兄弟合作的思想联合各国工人的协会。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起草和发表一篇宣言，以阐明协会创立者所设想的目标，并制定组织章程。这项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从那时起，委员会就专心致力于宣传工作；已经有一些英国团体表示赞同它的原则并加入协会。在法国、德国、瑞士和比利时，他们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在这些国家已经拥有好几千会员了。去年9月份，在伦敦召开了协会各主要分会的代表出席的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一致决定第二年5月份在日内瓦召开协会欧洲各分会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讨论下述问题：
1．协会的组织。2．在协会帮助下实现各国劳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3．工会——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4．合作劳动。5．直接税和间接税。6．缩短工作日。7．女工和童工。8．常备军——它对生产者阶级利益的影响。9．关于用给波兰以民族自决的权利，并在本国的民主基础上恢复这个国家的方法来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的迫切必要性。10．宗教信仰：它与人民的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和精神发展的关系。
我们向你们呼吁的一个直接目的，是想敦促你们帮助我们使大不列颠工人充分派出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这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实现：第一，加入协会[1]，或者作为个人会员，或者如果你们属于哪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则以集体身份加入。第二，参加讨论议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和委派你们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如果这也做不到，就请把你们的意见和指示寄交中央委员会。第三，为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必要的开支筹集经费。国王、女王、亲王和国家要人召开他们的代表大会来讨论涉及他们阶级特权的问题，为什么劳动者群众不同样来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以便在全世界面前讨论自己的冤苦并提出补救的办法呢？因此，你们要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谅解，以使卑鄙龌龊的资本家们不再能在同劳动者的斗争中搞阴谋，如他们常常干的那样——利用一个国家的工人作为打击另一个国家的工人的正义要求的工具，他们过去这样干过，借以播下不和的种子，连绵不断地制造民族我们的使命之一就是要防止类似的有害伎俩再度流行，而你们是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的。你们要经常从你们的基金中慷慨地拿出钱来支援罢工工人，从而帮助我们来开创一种因其发展和最后胜利而使罢工成为不必要的运动。
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签名：
巴克利，卡特，柯普，科尔森，多纳蒂，德尔，加德纳，豪威耳，约翰逊，朗梅德，勒·吕贝，莱诺，鲁克拉夫特，摩尔根，尼阿斯，奥斯本，肖，斯坦斯比，赛德，希尔曼，威廉斯，韦斯顿，惠勒，沃利，黑尔斯
中央委员会主席乔·奥哲尔
财务书记威·德尔
财务委员乔·威·惠勒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捐款可寄交弗利特街包佛里街18号，财务书记威·德尔；汇款寄滨河邮局交他收。捐款单、宣言和章程，以及一切通报，均可按上述地址向名誉总书记索取。所有捐款将在《共和国》上公布。
克里默起草于1866年1月
载于1866年2月3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52号，并用传单发表过
按传单原文刊印
[537]总委员会英国委员就日内瓦代表大会问题致联合王国工人的呼吁书，是由克里默受常务委员会委托起草，并于1866年1月16日由总委员会批准的。呼吁书刊载于1866年2月3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52号，也用传单散发过。——417
[1]工会、互助会和其他工人团体被邀以集体方式加入，接受入会的唯一条件是承认协会的原则和缴纳入会申请书（上面打蜡，并裱在带轴的麻布上）费5先令。不要求加入协会的团体缴纳会费；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费酌情决定是不是缴纳会费，或者在它们认为协会的活动值得支持的时候随时给协会以支持。中央委员会乐意把宣言和章程寄给任何一个要求得到它们的团体，而如果在伦敦地区之内，代表团将乐于提供可能是必需的更为详细的情报。加入协会的团体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个人会员的会费每年1先令，会员证价值1便士。——原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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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告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书[536]
伟大共和国的公民们！
我们再一次冒昧地向你们致意。这一次不是表示同情和哀悼，而是向你们祝贺。
在你们的敌人——内部的和外部的——竭尽全力企图推翻你们的政府，并破坏它所依据的普遍正义的原则那个困难的时刻，如果我们没有深深同情过你们的话，我们现在也就无颜来祝贺你们的成功了。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背叛过你们的、同时也是全人类的事业，我们也从来没有对它的最后胜利丧失过信心，即使它处在黑夜茫茫的逆境之中的时候也是如此。
因为服膺平等和共同的手足之情的原则，你们曾为之拔出了利剑。我们也曾相信，当战斗既已结束，胜利既已取得，利剑就会重返剑鞘，和平就要回到你们的国土，给你们整个民族带来欢乐。
我们的期望已为结果所证实。你们的斗争，是历史上政府为了人民的自由而进行的、反对本国一部分国民的斗争的唯一范例。
首先，我们要祝贺你们结束了战争和保卫了联邦。曾被你们本国的子孙扯下了的星条旗，从大西洋之滨到太平洋沿岸，又重新迎风招展；我们希望，它从此永远不再遭受你们本国子孙的凌辱，永远不再在国内暴乱或对外战争的屠场上飘扬。
但愿那些在为肮脏事业厮杀的战场上表现勇敢的、误入歧途的公民们，在帮助医治他们所造成的创伤和恢复他们共有的祖国的和平中，也会表现出同样程度的热心。
其次，我们也要向你们祝贺，长年累月的苦难的原因现在已被消除了：奴隶制没有了。玷污了你们其他方面美誉的污渍永远揩拭掉了。从今以后，拍卖商的木槌再也不在你们的市场上为从事冷酷无情、令人战栗的人类血肉的买卖而敲打了。
为了洗刷这些污渍，你们流洒了最崇高的热血。凄凉张开黑幕，笼罩你们的土地，以赎前愆。
今天，你们自由了，用过去的苦难荡涤了污泥浊水。光明未来的曙光辉映着你们光荣共和国的上空，同时也给旧世界以教训：由人民产生的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的，而不是为少数特权者的。
既然我们已经荣幸地对你们的苦难表示过同情，鼓励过你们的努力，祝贺过你们的成就，现在也请允许我们再说一句展望未来的话。
因为对于你们一部分人民的不公正已经导致了如此悲惨的后果，那就让这种情况终止吧！让你们今天的公民被宣布是一律自由平等的吧！
如果你们不给他们公民的权利，而同时却又要求他们履行公民的义务，那么在今后仍然会有一场斗争，你们人民的鲜血可能再一次染红你们的国土。
欧洲和全世界的目光都萦注着你们进行重建的努力，而敌人却寻随时准备为共和制度的垮台敲起丧钟。
最后，我们要警告你们，共同事业的兄弟们，砸开自由肢体上的一切镣铐，你们的胜利才是完全的。
起草于1865年9月按报纸原文刊印
载于1865年10月14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6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536]告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书是在1865年9月28日庆祝会上通过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际的英国会员和来自法国、瑞士、比利时的出席伦敦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民主派流亡者和革命流亡者的代表。由克里默代表总委员会提出的告美国人民书获得了一致赞同。9月29日，在常务委员会同大陆代表的联席会议上，通过决定将告美国人民书寄给协会各支部。告美国人民书刊登于1865年10月14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6号上。——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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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晚会节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晚会节目
国际工人协会[535]
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
第二次晚会节目
1865年9月28日在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
庆祝协会的成立和欢迎大陆的代表，并祝贺美国人民消灭奴隶制和共和国胜利。
茶会7时半开始。
茶会期间，意大利工人协会乐队演奏下列作品：
（1）科苏特进行曲
（2）有莫拉先生参加表演的短号和低音号幻想曲
（3）近卫军华尔兹舞曲
8时半，中央委员会主席公民奥哲尔主持并宣布开会，而后由公民克里默和公民琼斯提出致美国人民书。
巴黎代表公民托伦用法语讲话。
德意志协会的代表公民贝克尔用德语讲话。
公民克雷斯指挥的德国人合唱团表演：
（1）G.A.阿斯托尔茨的《猎人的欢乐》
（2）T.W.沃林沃德的《德意志之歌》
（3）W.霍恩的《作坊》
瑞士代表公民杜普莱克斯讲话。
比利时代表公民德·巴普讲话。
波兰联合会代表公民博勃钦斯基讲话。
德国人合唱团表演：
施米茨的《守望莱茵河》
卡尔·沃耳奈尔的《W.A.B.C.》
莱恩特叶尔的《小溪上的十字架》
鲁日·德·里尔的《马赛曲》
公民奥哲尔朗诵埃利莎·库克的《诚实》
舞会10时半开始：
（1）康蒂的巴勒摩波尔卡舞
（2）四对方舞
（3）苏格兰舞
（4）哥德弗雷的华尔兹
（5）阿尔伯特的兰塞舞
（6）马祖卡舞
（7）库特斯的古苏格兰舞
（8）托纳塔的华沙革命歌
（9）马丁尼的意大利波尔卡舞
休息20分钟，供应茶点，自由活动。
第二部分
（1）巴黎四对方舞
（2）苏格兰舞
（3）阿尔伯特的兰塞舞
（4）哥德弗雷的华尔兹
（5）吉哥津·乔治的波尔卡·拉·贝拉
（6）库特斯的古苏格兰舞
（7）马祖卡舞
（8）四对方舞
（9）《华沙革命歌》和《急马奔驰》
会员证可在台下委员会办公室领取。由左门入口。妇女得为会员。年度会费1先令1便士。宣言和章程1便士。
葡萄酒、烈性酒、淡色啤酒、黑啤酒、茶、咖啡等，一律市价。
整个晚会由公民克里默负责主持，可在委员会办公室向他询问各项事宜。
1865年9月在伦敦印成传单
按传单原文刊印
[535]关于1865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举行晚会的通告，是由总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印发的。——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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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与晚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与晚会
国际工人协会[534]
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
代表会议
订于9月25日及随后几天举行
由协会法国、德国、瑞士和比利时的各主要分会的代表，与中央委员会委员联席举行。讨论议程如下：
（1）关于代表大会的问题。[1]
（2）关于协会组织的问题。
（3）在协会帮助下实现各国劳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
（4）工会——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5）合作劳动。
（6）直接税和间接税。
（7）缩短工作日。
（8）女工和童工。
（9）俄国佬对欧洲的威胁和恢复统一而独立的波兰。
（10）常备军——它对生产者阶级的利益的影响。
邀请各工会、互助会或其他工人团体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于晚上6时开幕。
晚会
订于9月28日举行
在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以纪念协会成立一周年和欢迎大陆代表，并通过祝贺美国人民消灭奴隶制和共和国胜利的致敬信。
晚会包括茶会，德意志工人合唱团的歌咏，大陆代表和其他朋友的致词，意大利工人协会乐队的一些创作，舞会等。
茶会7时半开始。
整个晚会票价1先令。
茶会以后，8时半进场的票价6便士。
晚会票可从下列中央委员会委员处领取：克勒肯威尔区北安普敦广场查理士街4号；杜里巷56号；黑修道士区帽场街25号；星期二晚上8时至10时在希腊街18号；滨河区贝德福德街10号和11号；以及西区梯契菲尔德大街31号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处。
写起草于1865年9月
1865年9月在伦敦印成传单
按传单原文刊印
[534]总委员会关于召开伦敦代表会议的通告，印了两种传单。两种传单的正文几乎完全相同。在第二种传单中，载有可以从他们那里领到参加9月28日纪念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一周年庆祝晚会入场券的总委员会委员的名单。此外，关于召开代表会议的通告（没有列议程）还在1865年9月9日、16日和23日的《工人辩护士报》第131—133号上分别刊登过。——410
[1]指打算（在下年）召开欧美各工人组织代表参加的全体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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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报（有限）公司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工业报（有限）公司[533]
资本1000英镑，每股价值1英镑。每股预付2先令6便士。
理事会
乔·奥哲尔先生，主席
尼阿斯先生
威·朗·克里默先生
荣克先生
罗·阿普尔加思先生
克里斯马斯先生
科尔森先生
马克思博士
亨·特尔弗先生
韦斯顿先生
埃卡留斯先生
勒·吕贝先生
威·斯坦斯比先生
考布先生
沃利先生
摩尔根先生
费西先生
列斯纳先生
财务委员爱·科尔森先生
书记埃德温·谢利·曼茨先生
募股书
上述公司的发起人的目的是要满足当代的迫切要求——创办一家为工人阶级利益服务的报纸，保证向工人如实说明他们的委屈和忠实维护他们的权利。
理事会满意地通告，为促进这一目的，他们已购买了《矿工报》，并将它并入《工人辩护士报》。此外，他们还聘请了一批最杰出的作家为它的专栏撰稿。
该公司主持人的观点，已为人们所熟知，无须广为宣扬了。毋庸赘述，它在政治上是民主主义的，随时准备坚持原则，绝不随波逐流。
对那些习惯于把穷人的努力看做是劳动反对资本连续不断的徒劳斗争的人们，可以这样解释：那些努力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其所追求的目的缺乏正义性，而是由于没有一个足以影响舆论的合法的机关报。如果有哪一个牛津的教授或者博学的作家偶尔自告奋勇为千百万被压迫者的信条作辩护，他的声音也只不过是人间深重苦难的回音而已，在争斗着的同行的喧闹中虽然勉强可闻，却为报界走卒的狂嘲怒骂所淹没。要说报纸反映舆论，那是对思维健全的人们的侮辱。报纸是投机商、政界领袖、承包巨头、铁路董事们的财产。我们能够从谎言的河流中期待真话，在黑暗地带期待光明，或者从以诽谤、曲解和欺骗为职业的人们那里期待真诚吗？当然不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没有贪赃舞弊、不怕攻击、为相信其使命是传播他们在沉重劳动和痛苦灾难中得到的真理的人们所激励的机关报的原因。
《工人辩护士报》勇敢地担当起这个必要的重任。如同一个当之无愧和英勇无畏的平民群众的斗士所应该具备的那样，它不需要卑鄙下流的文抄公和无原则的冒险家的帮助。该报将在工人和工人的朋友中寻找自己的伙伴。产生了埃利奥特、克莱尔、白恩士，在小说方面贡献了笛福，在科学方面贡献了斯蒂芬逊，在文学方面贡献了莎士比亚的阶级，在自己的队伍里仍不乏像拿织布梭或大锤那样善于拿笔杆的优秀的儿子。
工业报公司应用合作的原则；时代的标志是：行动的人同时也就是思想的人，他们将在自己的机关报上“直言不讳”。
《工人辩护士报》对当前的重大问题将发表明确的意见。为了促进千百万劳动者的完全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该报将奋力支持成年男子普选权，秘密投票，以获票数量为根据的代表权，直接税，土地国有化，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自营合作社，缩短工作日，争取星期六半日休假的运动，以及政治的、国际的和行业的组织，总之，一切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
工人的代表们所创办的报纸，必须主要是指靠工人的儿女的鼓励和支持；但是，因为社会上各个阶层中都有好人，有理由认为，许多拥有财产的酷爱自由的人在同我们的合作中将会感到满意。来自这方面的帮助将是慷慨的，也会是善意的，因而将受到敬谢拜领。
由于坚信为其传播而牺牲了那么多的高尚殉难者的政治原则，由于认识到革命必须靠精神上的努力而不是靠肉体上的暴力来完成的时代已经到来，《工人辩护士报》的负责人绝不至于自甘堕落去进行下流粗野的谩骂，但是将努力用理由充足的论据和它的仁爱精神来证明它的要求的正义性。
该报聘请的撰稿人中有一些世界各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外交问题的论文将是博学的思想家的深思熟虑的见解；由于该报同有通讯员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密切联系，这一部分将是最有价值的专栏之一。
关于国内问题，一周概况将在精湛的述评中得到忠实的反映，而各政治组织的各种活动将予以记载，并作出公正的评论。
有关劳动的权利的一切问题，该报将持独立立场，工人们将会看到，至少有一家报纸的版面是为工人和捍卫工人事业的人们开辟的。
为了使广大群众都能够买到《工人辩护士报》的股票，股票发售每股定价1英镑；为了尽可能放宽付款条件，理事会决定每股收订金2先令6便士。
（根据理事会的命令）
书记埃·谢·曼茨
认股申请书格式
兹请求发给工业报公司股票张，并汇上购买股票的第一次订金；请书记指派地区收款人每周向我收款。
姓名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
此致
书记埃·谢·曼茨先生
金斯兰区唐哈姆路60号玫瑰小宅
写于1865年8月下半月
载于1865年9月16日《矿工和工人
辩护士报》第132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533]这个文件是与工业报公司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同时起草的。募股书刊载于1865年9月16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2号及以后几号上。——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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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532]
工人朋友们：
大家都知道，现有的成千上万家日报和周报中，能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并为劳动者事业而斗争的，屈指可数。只要想一下，几乎所有的报纸无一例外地都是资本家的财产，都是他们为了自己的需要，或者为了政治党派的目的，或者作为投机买卖而创办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报纸上阐述涉及我们雇佣劳动者的政治权利、社会解放或者物质福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仁慈心。即使间或有哪一个编辑心血来潮想要站在我们一边，也常常令人怀疑其坚决的反对立场是不是会胜过这种恩宠。对于像英国工人这样完全有理由渴求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
据说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要做成做好一件事，就得亲自动手。”我们正应该这样办。要使你们所期待的地位改善不致成为梦幻和笑柄，我们就必须自求生路，而这只有靠我们在报纸上和讲坛上占据前所未有的显要地位才能做到。
为了提防诡谪多诈的朋友，我们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报刊。为此，我们必须尽力创办和扶持尽可能多的报纸和期刊。在这些报刊上，我们一定要提倡和捍卫我们自己的事业，反对公开的敌人和狡诈的朋友。在报纸上和讲坛上，我们一定要使我们自己能够自卫和防范一切来犯者。那时候，也只有那时候，我们才得以在改善我们自己的状况方面获得成功。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些著名的工人阶级利益的捍卫者建立了一个有限责任团体，名为“工业报公司”，拥有票面资本1000英镑，每股价值1英镑；每认一股预付2先令6便士，而后分期付清，每次2先令6便士。
本公司获得了《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的版权、信誉等项，并决定把它办成不仅供矿工而且也供一切工业部门的工人阅读的第一流报纸，办成广泛讨论涉及整个或某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职业问题的报纸。
我们下列签名的人，受公司的委托，邀请一切关切自己伙伴的福利和热爱自由的人们，通过购买、帮助推销股票等方法来参加本公司所承担的良好而艰巨的任务，以便使工人的报纸很快能够占有光荣的地位，并积极而庄严地参加日常的斗争。
认股申请书可以马上发出，每认一股请随函附寄2先令6便士。
主席乔·奥哲尔
临时书记埃·谢·曼茨
财务委员乔·威·惠勒
写于1865年8月下半月
载于1865年9月2日《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130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532]工业报公司的这封公开信是1865年8月下半月由总委员会的五个委员——奥哲尔、惠勒、沃利、考布和埃卡留斯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并为公司理事会在1865年8月22日有马克思出席的会议上所批准。公开信刊登于1865年9月2日的《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130号上。——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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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531]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
兹邀请各工会团体、互助会和其他工人团体以集体方式加入协会；接受入会的唯一条件就是承认协会的原则并缴纳入会申请书的费用；申请书（上面打蜡，并裱在带轴的麻布上）的费用是5先令。加入协会的团体不一定要缴纳什么会费；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费斟酌情况决定是缴纳会费或是在它们认为协会的活动应当得到支持的时候随时给协会以支持。
中央委员会愿意把充分地阐述了协会的原则和目标的宣言和章程寄给任何一个表示了这种要求的团体；在伦敦地区内还准备派出代表团，代表团将对提出的任何需要了解的细节作进一步的说明。加入协会的团体有权派遣代表一名参加中央委员会。个人会员除为会员证缴纳1便士以外，规定每年缴纳会费1先令；会员证同关于协会的全部情况一样，可以从名誉书记或每星期二晚上8点至10点在希腊街18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到。
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
德国通讯书记卡·马克思
波兰通讯书记艾·霍尔托普
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
美国通讯书记莱·路易斯
中央委员会主席乔·奥哲尔
名誉财务委员乔·威·惠勒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愿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团体的申请书格式
我们，在集会的成员们声明，我们完全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和目标，并保证传播和贯彻这些原则和目标；为了证实我们的诚意，我们现在特请求中央委员会接受我们加入兄弟般的同盟，作为协会的附属分会。
受名会员的委托签字
书记
主席
186年于
起草于1865年6月
1865年夏在伦敦印成传单
原文是英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579—580页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
愿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团体的申请书格式
[531]关于起草邀请英国各工人团体加入国际的公开信的决定，是在总委员会1865年6月6日会议上通过的。——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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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530]
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
阁下：
南部为维护“特殊秩序”的统治发动了武装叛乱，这个“特殊秩序”的恶魔不会让它的信徒们在公开的战斗中光荣死去。它既然以叛逆开始，就必然以无耻告终。正如菲力浦二世维护宗教裁判所的战争出了一个热拉尔一样，杰弗逊·戴维斯维护奴隶占有制的战争也出了一个蒲斯。
当旧大陆和新大陆都群情激愤的时候，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倾泻悲痛和愤怒的言辞。就连那些被雇用的诽谤者，他们成年累月地、不辞劳苦地、息息法斯式地对阿伯拉罕·林肯和他所领导的伟大共和国进行了精神上的暗杀，现在也在人民的这种愤懑情绪的总爆发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争先恐后地将辞令的花朵撒满他的陵墓。他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绝不像那些天生的统治者们那样做一点点小事就大吹大擂。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光荣属于同这样一位领袖一起被刺的、成为奴隶占有制恶魔第二个牺牲者的西华德先生。难道他不是在大家还犹豫不决的时刻就敏锐地预见到并勇敢地预言了“不可制止的冲突”吗？难道不是他在这场斗争的最阴暗的时刻显示出罗马人那样的对自己的职责忠贞不渝，对共和国和它的命运坚信不疑吗？我们衷心希望他和他的儿子在比“九十天”更短的日子里恢复健康，重新回到社会活动中来，并获得应有的尊敬。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场惊心动魄的国内战争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并把它和旧大陆的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和二十三年战争作比较的话，恐怕就很难说它是持续九十天的战争；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阁下，您的任务就是借助法律来根除那些曾用刀剑砍倒的东西，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深刻地意识到您的伟大使命，将使您在严肃的职责面前不作任何妥协。您将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人民在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中曾把领导的责任付托给两位劳动的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德鲁·约翰逊。
1865年5月13日中央委员会代表国际工人协会签署于伦敦：
卡尔·考布；埃德温·科尔森；弗·列斯纳；卡尔·普芬德；N.P.汉森；卡尔·沙佩尔；威廉·薇尔；格奥尔格·罗赫纳；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约翰·奥斯本；彼·彼得逊；A.詹克斯；克利莫什；约翰·韦斯顿；亨·博勒特，本·鲁克拉夫特；詹·巴克利；彼得·福克斯；纳·萨尔瓦特拉；乔治·豪威耳；博尔达日；A.瓦尔蒂埃；罗伯特·肖；约·朗梅德；W.摩尔根；乔·威·惠勒；约·D·尼阿斯，威·沃利；D.斯坦斯比；F.德·拉萨西；詹·卡特；波兰书记——埃米尔·霍尔托普；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瑞士书记——海·荣克；法国书记——欧·杜邦；财务书记——J.惠特洛克；主席——乔·奥哲尔；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5月2日和9日之间
载于1865年5月20日《蜂房报》第188号
原文是英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108—110页
[530]《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是马克思根据总委员会1865年5月2日的决定起草的，并在总委员会5月9日会议上通过。——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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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更正[529]
贵报第30号曾报道说，在3月1日于伦敦举行的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通过了比尔斯先生和利弗尔逊先生的两项建议。但是，在通过这两项建议之后，彼得·福克斯先生（英国人）代表国际工人协会还提出了一项建议：
“应当承认：完整而独立的波兰是民主欧洲存在的必要条件；只要这一条件不存在，大陆上的革命胜利就只能是反革命长期统治的短暂前奏。”
彼·福克斯先生对于欧洲因波兰丧失自由和俄国采取侵略政策而遭到的种种灾难作了简要的历史概述，然后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自由党的立场和民主的协会（他是代表它说话的）的立场不一致。保守的欧洲的口号是：被奴役的欧洲要以被奴役的波兰为基础。相反，国际工人协会的口号是：自由欧洲的基石是自由和独立的波兰。
埃卡留斯先生（德国工人，国际工人协会副主席）支持这项建议，并详细地阐述了普鲁士几次参与瓜分波兰的情况。他用下面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说：“普鲁士君主政体的灭亡，是建立德国和恢复波兰的Condittosinequanon［必要条件］。”
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会员勒·吕贝先生也发言拥护这项建议。这项建议在整个大会表示赞同的经久不息的欢呼中一致通过。
《每日新闻》和其他一些“自由党的”伦敦报纸不乐意国际工人协会取得的成就，所以删掉了这一部分报道；顺便提一句，如果没有国际工人协会的促进，圣马丁堂的纪念波兰起义的大会根本就开不成。我代表国际工人协会请贵报刊登这个更正。
国际工人协会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
……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4月13日
载于1865年4月22日《白鹰报》第48号，刊载时略有改动
原文是德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106—107页
[529]马克思写的这篇《更正》中所谈到的大会是在1865年3月1日于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在准备举行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一周年的这次大会方面，总委员会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其中包括伦敦的自由党日报《每日新闻》，只叙述了比尔斯、利弗尔逊等资产阶级激进派在会上的发言，对以国际的名义提出的决议和总委员会委员福克斯和埃卡留斯的发言却只字不提。1865年3月4日《蜂房报》第177号刊登了关于大会情况的完整报道。马克思写这篇《更正》时曾利用过这篇报道。他的这篇《更正》是写给转载过英国报纸的歪曲报道的苏黎世报纸《白鹰报》的。
保存下来的这篇《更正》的手稿，马克思把它附在1865年4月14日给海·荣克的信里，荣克作为瑞士通讯书记，应当把它附函寄给报纸。这篇《更正》刊登在1865年4月22日《白鹰报》第4S号上，署名是海·荣克。——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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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临时章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协会临时章程[528]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下面署名的委员会委员，根据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所作决议赋予的全权，采取了必要的步骤来创立国际工人协会。
他们宣布，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根据这一切，他们制定国际协会的临时章程如下：
1．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2．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3．1865年将在比利时召开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由当时已经参加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派遣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使命是在全欧洲面前宣布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最后批准国际协会章程，研究使国际协会能顺利进行活动的方式方法，并任命协会的中央委员会。全协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4．中央委员会设于伦敦；它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的工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处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主席、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
5．全协会代表大会在每年的会议上听取中央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每年由代表大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中央委员。在紧急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6．中央委员会是沟通各种互相合作的团体之间的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所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的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所有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中央委员会应主动向各个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
7．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同时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8．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1864年9月28日选出的委员会作为临时中央委员会进行活动，它应尽力在各国工人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在联合王国中征收会员，为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进行筹备，并同各全国性和地方性团体一起讨论应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
9．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该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
10．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卡·马克思写于1864年10月21日和27日之间
载于1864年11月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匚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
原文是英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15—18页
[528]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是在总委员会1864年11月1日会议通过的。——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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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文件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517]
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
工人们！[1]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1850年，不列颠资产阶级一家温和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50%，这个国家里的贫困现象就会消灭。其实不然！1864年4月7日，财政大臣曾用下面这样的报告取悦他的议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863年已经增加“到443955000英镑！这个惊人的数额几乎比刚刚过去的1843年时代的贸易额多两倍！”虽然如此，财政大臣还是雄辩地讲到了“贫穷”。他喊道：“请想想那些濒临贫穷深渊的人们”，“那……没有提高的工资”，“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人的生活！”[518]可是他完全没有提到爱尔兰人民，他们在北部正逐渐被机器所取代，在南部正逐渐被牧羊场所排挤；可是羊群在这个不幸的地区也在减少，不过不像人减少得那样快罢了。他没有重复贵族阶层的最高代表诸君在惊慌失措中刚刚脱口说出的话。当“勒杀犯”[519]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决定要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用报告书形式加以公布。真实情况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520]中揭露出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连最坏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轻得多，饮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内战影响被抛掷到街头时湘，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厂区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简便的方式来供给，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当时医务专使斯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000格令[2]碳素和1330格令氮素，才可以维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维持在刚好不致发生饥饿病的界限上；其次，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3]但是请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派去调查工人阶级中更贫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今年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4]内。这位医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5]比失业的棉织工人的救济口粮还坏，甚至没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们在报告书中读到：“不仅如此，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1/5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1/3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并且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萨默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现象。”官方报告书中补充说：“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洁，那么，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这种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在一切场合，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实际上，工人为取得这点菲薄食物而付出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间非常长久的。”
报告书举出了一件奇怪和完全出人意料的事实：“在联合王国各个部分中，，—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正是在英格兰”这个王国最富有的部分，农业人口吃得最坏；但是，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萨默塞特郡的农业工人，也比伦敦东头大量家庭工业的熟练工人吃得好一些。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通知下院说：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6]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辞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522]
如果你们想知道，产生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条件过去和现在怎样使工人阶级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纫厂情况的描绘吧！[7]请你们把这一描绘同1863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话：
“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不健康的儿童，将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由于有新的人口从邻近的乡村地区补充进来，由于同较为健康的人结婚，斯塔福德郡的人口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退化”。[8]
请看一看特里门希尔先生的蓝皮书《面包工人的申诉》[9]③吧！当人们读到工厂视察员发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字作例证的矛盾的陈述时，又有谁能不为之浑身战栗呢？工厂视察员说：当兰开夏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维持生活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们暂时停止了在棉织工厂做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终于有可能给他们喂奶，而不是给他们喂安眠的鸦片药水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日向下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表明，每年收入按收税员的估计在5万英镑以及5万英镑以上的人数，从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从67人增加到80人。从同一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到，大约有3000人每年共收入25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总收入还要大。翻开1861年的人口调查表，你们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经由1851年的16934人，减少到1861年的15066人；这就是说，土地集中程度在十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国地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过程今后仍将如此迅速地继续下去，那么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就像在罗马帝国有过的情形那样，当时尼禄皇帝听说阿非利加省有一半土地属于6个所有者，就曾露齿狞笑。
我们这样详细地谈到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的事实”，是因为英国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占欧洲第一位[10]。请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菲力浦的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贺过英国农业工人，说他们的命运比他们在海峡彼岸的那些更不幸的同伴们好些。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11]就工人阶级的少数来说稍微有些提高，但就大多数来说，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正如就伦敦贫民院或孤儿院的被收容者来说，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花7英镑7先令4便士，到1861年要花9英镑15先令8便士，这并不表示他们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不论是机器的改进[12]，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部分是由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阁结成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败很快也就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到了拉芒什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同时却使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新的金矿产地的发现，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结果造成了不列颠无产阶级队伍的不可弥补的减员。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523]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如果说过去在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上的工人阶级之间过去在行动上没有过一致，那么现在至少在失败上是一致的了。
虽然如此，1848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不是白白地过去的。我们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
英国工人阶级经过30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泌的通过。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为大家所公认。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但是工人的这一措施的奇迹般的成就，除了有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颇有名气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其中也有儿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儿童。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13]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14]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没有那个雇佣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15]，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际上是从并非1848年发明的，而是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
同时，1848—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16]，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效，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于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曾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促进劳动解放，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请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525]维护者的嘲弄口气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526]。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17]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在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下，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527]。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爪牙在欧洲各国内阁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马克思写于1864年10月21日和27日之间
载于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质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
原文是英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15页
[*]
[1]在1866年伦敦出版的小册子中是“工人朋友们”。
[2]1格令＝0.065克。
[3]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的构成元素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简单化学成分应该以植物质或动物质的形态供给；例如马铃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小麦面包则含有相当分量的碳素和氮素。——马克思原注
[4]《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第13—17页。
[5]在德文版中加有“每年”。
[6]马克思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讲话。
[7]《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第25—29页。
[8]《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24页。
[9]休·特里门希尔《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附证词》1862年伦敦版。
[10]在德文版中加有“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代表欧洲”。
[11]在德文版中加有“也就是用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
[12]在德文版中加有“化学上的发现”。
[13]在德文版中是“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
[14]在德文版中不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
[15]在德文版中是“低级的社会形式”。
[16]在德文版中加有“就像工人阶级最卓越的领导者们在1851年和1852年谈到英国合作运动时已经断言的那样”。
[17]在德文版中加有“各国”。
[517]《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不管有多么大的发展，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不可避免地加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工人争得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尝试进行合作劳动的重大意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工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合作劳动的伟大社会试验证明，大规模的生产没有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资本家对劳动工具的垄断和对工人的掠夺阻碍了生产的有效进行，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马克思同时指出，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但资本家和地主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设置种种障碍来限制合作劳动，而被局限于狭隘范围的合作劳动不可能使工人群众得到解放，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马克思还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意义，并再次发出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大会由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来自巴黎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代表以及欧洲的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入负责起草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小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提出一份文件，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主义者约·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由朱·马志尼制定并由路·沃尔弗译成英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这个文件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小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完成文件起草工作，他在10月21—27日之间用英文拟定了《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个文件于10月27日得到小委员会的赞同，同年11月1日被临时委员会一致通过。临时委员会依据临时章程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后改称国际总委员会，在1866年9月8日以前通称中央委员会。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上。1864年11月，宣言和临时章程用英文原文印成小册子在伦敦出版。1864年11月上半月，《成立宣言》由马克思译成德文，并于当年12月21、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刊出。后来相继出版了《成立宣言》的法、意、匈、俄、西、葡等文本。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并经马克思本人校勘过的。
收入本卷的《成立宣言》以1864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为依据。英文原文与马克思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宣言曾由郭大力译成中文，1951年12月发表于《新建设》第5卷第3期。——383
[518]这些引文出自英国财政大臣威·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讲话，讲话以“预算”为标题，全文发表在1864年4月8日《泰晤士报》第24841号以及伦敦的其他日报上。——383
[519]勒杀犯是一种行劫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19世纪60年代初这种行劫事件在伦敦经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问题。——383
[520]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
文中提到的蓝皮书指《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1、2卷。——384
[522]“完全陷于有产阶级”出自威·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讲话，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于70年代围绕这句话大肆诽谤马克思而为大家所熟知。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差不多全都在1863年4月17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刊登了格莱斯顿的这句话，而在经过发言人后来亲自修改过的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议会辩论录》中却省略了这句话，布伦坦诺便以此为借口，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给格莱斯顿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诽谤进行了反驳。
马克思去世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泰勒于1883年11月又提出同样的指责。爱·马克思于1884年2月和3月在给《今日》杂志的两封信中，后来恩格斯于1890年6月在《资本论》德文第四版的序言，以及1891年在《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一文中，都彻底地揭露了所谓伪造引文的诽谤性言论。——386
[523]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389
[525]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沙·克劳福德1835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废除租约时，对租佃者在土地改良方面的开支予以赔偿。1836年，法案被下院否决。1847、1852和1856年，该法案又多次被重新提出讨论，均被下院否决。——391
[526]“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出自首相帕麦斯顿之口，他于1863年6月23日在议会的一次定期会议上讨论爱尔兰租佃者权利问题时以嘲弄的口气讲了这句话。以约·马圭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霸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获得对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费用的补偿。帕麦斯顿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称做“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破坏”。——391
[527]指美国内战期间，从1861年底到1862年初英国工人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工人的斗争由于所谓的特伦特号事件而变得异常激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并逮捕乘特伦特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事件作口实，准备向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在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上，工人们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战争叫嚣，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的群众性运动，使反动派未能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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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不迟于1867年11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卡尔·马克思
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507]
（不迟于1867年11月26日）
—、引言。处决
自从我们上次开会以来，我们所讨论的对象芬尼亚运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运动接受了英国政府所给予的血的洗礼。曼彻斯特的政治处决使我们想起约翰·布朗在哈帕尔斯渡口的遭遇。[1]它们揭开了爱尔兰同英国的斗争的一个新时期。整个议会和自由派的报刊要对此负责。格莱斯顿。
目的：保持伪善的外表，似乎这不是政治性的，而只是一种普通的刑事犯罪。在欧洲，处决产生了恰好相反的印象。看来，英国人还想保持长期议会所通过的法令。[508]他们赋予自己一种神圣的权利，可以在爱尔兰国土上反对爱尔兰人，而任何一个爱尔兰人，要在英国反对不列颠政府，就会被宣布为非法。HabeaCorpusAct[509]暂时停止生效。特别戒严。《纪事》周刊所举的事实。由政府组织的“杀人和暴行”[510]波拿巴事件。[511]
二、问题
什么是芬尼亚运动？
三、土地问题
人口的缩减
1846年（）
1841年——822266425年间共缩减
1801年爱尔兰人口为
1866年———5571971人2650693
5319867人
——————
2650693
1855年一—6604665
1866年一—557197111年间共缩减
————
1032694
1032694人
不仅人口有所减少，而且同人口的总数比起来，聋哑人、盲人、残废人、疯子和痴子的数量有所增加。
1855—1866年牲畜总数的增长
在1855—1866年这些年中，牲畜总数增长的情况如下：牛增加178532头，羊增加667675只，猪增加315918头。如果我们注意到在同时期中马减少20656匹，并用1匹马折合8只羊计算，那么牲畜增长的总数应为996877头，即接近100万头。
这就是说，1032694个爱尔兰人为大约100万头牛、猪、羊所排挤了。被排挤的爱尔兰人的情况如何呢？移民统计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
移民
从1851年5月1日到1866年12月31日移居国外的共计1730189人。这种移民的性质。
由于农场的合并或扩大（逐出土地）以及同时变耕地为牧场，移民的规模越来越大，并将继续扩大下去。
从1851年到1861年农场总数减少了120000个，而面积15英亩到30英亩的农场却增加了61000个，30英亩以上的农场则增加了109000个（共计增加170000个）。农场总数的减少几乎完全是1英亩以下的到15英亩的农场消失的结果。达费林勋爵。大农场数目的增长只是表示，所减少的农场很大一部分成为较大的农场。
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
（a）对人口所起的作用
人民群众的状况恶化了，已接近于危机，像1846年那样的危机。当前的相对人口过剩已经像饥荒前一样严重。
从马铃薯歉收引起饥荒以来，工资提高不过20%。而马铃薯的价格却几乎提高了200%；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则平均上涨了100%。克利夫·莱斯利教授在1867年2月9日的伦敦《经济学家》上写道：
“在21年中人口减少2/5以后，目前几乎全岛的常规工资每天只有1先令；而1先令目前所能买的东西并不多于21年前用6便士所能买到的。由于一般食品价格的高涨，工人的生活比10年前更坏了。”
（b）对土地所起的作用
（1）播种面积的缩减
粮食作物面积的缩减：饲料作物面积的缩减：
1861—1866年——470917英亩1861—1866年——128061英亩
（2）各种作物每一法定英亩[2]的收获量的缩减。小麦的收获量缩减了，而在1847—1865年这一段时期中收获量缩减得更多的是（用确切的百分比来表示）：燕麦缩减16.3%，亚麻47.9%，芜菁36.1%，马铃薯50%。有几年收获量的缩减还更严重，而总的来说，从1847年起，收获量是不断缩减的。
自从大规模移民以来，土地因不再施肥而变得贫瘠了，这部分是由于农场疯狂地扩大，部分是由于在“谷地制”[512]的条件下，租佃者多半不自己为土地施肥，而让他的雇农去施肥。地租和利润在收获量减少的情况下也一样能增加。整个产量总的来说可能减少，但是落入大地主和大农场主手中而不归农业工人所有的、转变为剩余产品的那一部分产品，以及剩余产品的价格，却会增加。
因此，结果是：本地居民逐步被排挤，民族生活的源泉——土地逐步恶化和贫瘠。
扩大的过程
这一过程只是刚刚开始，但是进行得颇为迅速。扩大首先打击的是1英亩以下的到15英亩的那些农场。即使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全部消失，那时扩大的过程也还远远不会达到在英国那样的程度。1864年的情况是这样：
全爱尔兰的面积，包括沼泽和荒地，共计20319924英亩。全部面积的3/5，即12092117英亩，至今仍为1英亩以下的到100英亩的农场所占有，掌握在569844个租佃者手中；2/5的面积，即8227807英亩，则为100英亩到500英亩以上的农场所占有，掌握在31927个土地所有者手中。这样，要被驱逐的（只算租佃者和他们的家属）有2847220人。
这种制度［就是］1846年饥荒以及目前肉类和羊毛价格不断上涨的自然的结果，这种结果更因谷物法的废除而加速产生。
爱尔兰的清扫领地使爱尔兰成了英格兰的隔了一条宽阔的海峡的农业区，——这里没有地主，地主们都和他们的家奴一起住在英格兰。
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性质的改变
国家只是大地主的工具。逐出土地也被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惩罚手段。（阿伯康勋爵。英国。苏格兰山区的盖尔人。[513]）英国原来的政策：以英国移民（伊丽莎白时代）和圆颅党[3]移民（克伦威尔时代）代替被排挤的爱尔兰人。女王安即位以后的18世纪的经济政策只须用英国对它自己的殖民地爱尔兰采用的关税保护办法就可以说明；在这个殖民地的内部，则把宗教信仰变成为财产权的法律基础。在实行合并[514]以后是苛刻的地租和土地中间人的制度，但是爱尔兰人尽管受到极度严重的压迫，却仍然是他们自己的土地的握有者。目前这种制度则是无声无息地、着着实实地进行着的一种歼灭；政府只是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工具。
——
从这一改变了的情况产生了：
1．芬尼亚运动的特点：社会主义的运动，下层阶级的运动。
2．运动的非天主教性质。
在解放天主教徒的斗争[515]及这一斗争的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在爱尔兰运动中占主导地位以前，起领导作用的一直是神甫。英国人关于教皇政治的可笑的空谈。天主教的上层神甫们反对芬尼亚运动。
3．没有一个领导人作为代表选入英国议会。奥康奈尔暴力运动的特点。议会中的爱尔兰党的退化。
4．民族性质。欧洲运动的影响和英国的语言风格。
5．美国、爱尔兰、英国——三个活动场所，美国的主导作用。
6．共和运动，因为美国是共和国。
我在这里说明了芬尼亚运动的特征。
四、英国人民
人道和正义的问题，但首先是一个独特的英国问题。
（a）贵族和教会。军队。（法国、阿尔及利亚。）
（b）在英格兰的爱尔兰人。对工资的影响等。贬抑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性格。爱尔兰性格。爱尔兰人的纯洁。在爱尔兰国民教育方面的尝试。犯罪数字的缩减。
爱尔兰的判罪
受审讯者判罪者
1852年——1767810454
1866年——3262418
1855年以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受审讯者的数字所以减少，部分是由于1855年的刑事法；这一法律使法官在被告同意之下，有权自己判处短期禁闭，而不必将他们的案件移交法庭开庭审判。
伯明翰。英国人民的进步。英国报刊的卑鄙无耻。
（c）对外政策。波兰等。卡斯尔雷。帕麦斯顿。
五、挽救的办法
议会的无足轻重的措施是毫无意义的。
改革同盟的错误。[516]
破坏合并应成为英国民主党派的一个要求。
卡·马克思写于不迟于1867年11月26日
原文是英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499—505页
[1]以下在原稿中删去一句：“不过，奴隶主们至少还把约翰·布朗当做一个叛乱者，而不是当做一个普通的刑事犯。”
[2]法定英亩是王国法律所规定的英亩，合4047平方米。——编者注
[3]“圆颅党（roundheads）”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议会的称呼，因为他们按清教徒的习惯剪短发，而不是像骑士党（王党）那样留长发。——编者注
[507]这个提纲是马克思为他要在总委员会发言准备的。1867年11月19日开始的对爱尔兰问题的讨论，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改在11月26日的下一次会议上举行，马克思打算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但是，在11月23日，三名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在曼彻斯特被处决。马克思认为，在处决使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他的发言不适用了。他把发言权让给了彼得·福克斯，而且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由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出面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并谴责英国政府的血腥行为有重要意义。马克思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作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中，利用了这个未作的发言提纲和准备提纲时所收集的材料。——372
[508]指长期会议在1652年8月12日，即在镇压了1641—1652年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之后通过的殖民法令。这个法令从法律上巩固了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建立的血腥的暴力和恐怖的统治制度，并且准许英国资产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大批地掠夺爱尔兰土地。根据这项法令，大多数爱尔兰人被宣布犯有“暴乱罪”。“罪犯”中甚至包括那些虽然并未直接参加起义，但是没有对英国表示应有的“忠诚”的爱尔兰人；被宣布为“罪犯”的人按参加起义的情节分成几类，分别受到残酷的镇压、判处死刑、驱逐出境、财产充公。1653年9月26日，对殖民法令又补充了一项新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将财产被充公的爱尔兰人强迫移至荒凉的康诺特省和克莱尔郡，并规定一种制度将充公的爱尔兰人的土地分配给议会的债权人、英国军队的军官和士兵。这两个法案都巩固并扩大了英国大地主势力在爱尔兰的经济基础°——373
[509]“HabeasCorpusAct”（人身保护法）是英国议会于1679年通过的。根据这一法令，每一个逮捕令必须说明理由，同时被捕者必须于短期内（3-20天）送交法庭，否则即须予以释放。这一法令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373
[510]1867年11月19日，英国女王向议会致词时曾经用这几个字评价芬尼亚运动，马克思也就借用这几个字形容英国政府对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的血腥政策。
《纪事》（TheChronicle）是英国天主教派的周刊，1867—1868年在伦敦出版。——373
[511]1840年，路易·波拿巴在布洛涅发动没有成功的政变时，枪伤了一个政府的军官。恩格斯在1867年11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这一事件，他指出，英国统治阶级因同样的行为（并且是莫须有的罪名）把芬尼亚社社员送上绞架，而同时对戴上了皇冠的罪犯一拿破仑第三却奴颜婢膝，卑躬屈节。——373
[512]谷地制（ComAcreSystem）是爱尔兰特有的土地使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较大的租佃者一通常是投机中间人——将土地划成半英亩或一英亩的小块，以极苛刻的条件转租给最贫困的租佃者和雇农。18世纪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出租的小块土地种植谷类作物，这个名称即由此而来。——376
[513]马克思在分析“清地”给爱尔兰农民造成的灾难时，在这里提到了一个类似的过程，即18—19世纪初英国和苏格兰贵族用暴力驱逐“盖尔人”（苏格兰山地居民）。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评述，见《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8卷第569—576页）以及《资本论》第1卷第24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797—801页）。——377
[514]这里指英国政府在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加给爱尔兰的英爱合并。于1801年1月1日生效的合并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且废除了爱尔兰议会。合并使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臻于巩固。尤其是实行合并的经济后果之-取消了18世纪末爱尔兰议会为维护新生的爱尔兰工业而制定的保护关税政策，这一来爱尔兰工业便完全凋敝了。——377
[515]这是指19世纪前几十年中争取取消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的运动（天主教徒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在爱尔兰，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以丹尼尔·奥康奈尔为首的自由资产阶级，他们用解放天主教徒的口号来争取农民的支持。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1829年才结束，那时天主教徒获得了担任某些政府职位和选入议会的权利；同时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却提高了四倍。——377
[516]指改革同盟在对待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上的错误立场。——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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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6年1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卡尔·马克思
所作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1866年1月16日[506]
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记录。
龙格和克雷斯佩耳两位公民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通知委员会，福克斯收到奥顿诺凡夫人的一封信，对他登在《工人辩护士报》上的关于芬尼亚运动的文章，以及这家报纸转载关于援助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呼吁书表示感谢。
马克思提名公民龙格接替他担任比利时通讯书记。荣克附议。通过。
荣克宣读了迪容夸（纽约饭店）的一封信，要求偿付代表会议期间该他的欠款7英镑17先令。
接着进行了讨论，勒·吕贝、荣克、杜邦、惠勒、列斯纳等人参加了讨论。
克里默：委员会委员和协会会员应马上交付会员证费。
荣克提议：委托杜邦转告迪容夸，由于委员会委员到会人数不多，下星期三将偿付部分欠款，并作出肯定答复。列斯纳附议。
荣克宣读：卡昂的塔尔博特的一封来信以及1英镑（20个会员证费）（给杜邦）。
在卡尔瓦多斯省、奥恩省和芒什省的各城市的宣传。
惠勒先生动议：发出通告，凡在2月15日前不交会员证（新换的）费的，将停止会籍。（在《工人辩护士报》上刊登广告。）公民荣克附议。通过。
维列茨基（波兰代表）解释他们没有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原因。他们在星期一开了会，并筹集了一笔应急的钱。一番讨论后，关于开会地点，圣马丁堂，下星期一（1月22日）晚8时。
克里默宣读了致英国会员的呼吁书。通过公开信。签名有困难。提议印上签名单。通过惠勒的建议。
卡·马克思写于1866年1月16日
按手稿刊印
第一次按原件发表
[506]这份1866年1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是马克思记在一张单页上的。——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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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的札记（1865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卡尔·马克思
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的札记[505]
（1）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一般地说，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而商品的价值却保持不变。
（2）只有在完全例外的场合，工资的普遍提高才可能实现。如果工资得到普遍提高，那它也只有在完全例外的场合才会丧失掉。在现今基础上的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而是降低工资。即使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持续的时间再长，也不会消灭、而只不过是减轻雇佣劳动者即人民群众的受奴役的状况。
（3）工联只有在它们哪怕是暂时地阻止工资水平普遍下降的趋势的时候，只有在它们致力于缩短和调整劳动时间（换言之，工作日）的时候，它们的工作才有成效。只有当它们是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阶级的手段的时候，它们的工作才有成效。就偶然因素说，它们遭到失败，是由于它们不正确地使用力量。而一般说来，它们遭到失败，是由于它们把现存的劳资关系看成是某种永恒的东西，而不去努力消灭这种关系。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6月
按手稿刊印
第一次按原件发表
[505]这篇札记是马克思记在一本有关他在6月20日和2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的笔记本里的。——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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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厄内斯特·琼斯致总委员会会议的信给荣克的简记（186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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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就厄内斯特·琼斯致总委员会会议的信给荣克的简记
1865年3月21日[504]
厄内斯特·琼斯写信给马克思（3月16日自曼彻斯特）说，他将支持被派往参加曼彻斯特代表会议的代表团。中产阶级曾向他和胡森建议在召开曼彻斯特代表会议的通告上签名。到写信的时候，他还没有同意。此外，他写道[1]：“我们打算在曼彻斯特举行区域性大会，以组织成年男子普选权运动来支援伦敦的运动。”
请（私下）把厄·琼斯的地址告诉克里默先生：曼彻斯特十字街55号。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3月18日
按手稿刊印
第一次按原件发表
[1]这一句是德文“ErSchreibtausserdem”。——译者注
[504]这个简记是厄内斯特·琼斯1865年3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的一个概略。因为马克思启程去德国，未能亲自根据这封信向总委员会报告。这个概略写在关于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给海·荣克的便函中一张纸的背面。——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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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给海尔曼·荣克的便函（1865年3月16—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卡尔·马克思
就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给海尔曼·荣克的便函[502]
（1865年3月16—18日）
小委员会会议。3月4日。他[1]已经打算提出一项决议案，根据这项决议案，巴黎理事会的组成应为：弗里布尔、万萨德、利穆赞，由勒福尔指定三个理事，类似公断人的席利。
小委员会会议。3月6日。他再次提出这项议案。
中央委员会会议。3月7日。他曾准许不经按名表决通过对席利的委派，用议会辞令说，也就是认可了这项委派。
这项委派作出后，甚至决议还没有到手，他就匆匆忙忙写信去巴黎。他希望，如他所说的（3月14日），巴黎理事会将反对席利。因为根据第五项决议（第五项决议：由于巴黎理事会表示愿意承认中央委员会的直接代表，中央委员会特委派公民席利作为自己在巴黎理事会的代表）。
席利只被委派作为在该理事会的代表，对他的委派只有他们才可以提出异议。
吕贝由于同他们打交道受挫，就同他的小圈子里的兄弟们搞阴谋，把对席利的委派说成是他们辞职的原因。[503]
他把他自己弄到这种不妙的境地：他以勒福尔的名义反对巴黎理事会，又以代表法国分会的巴黎理事会的名义反对席利，等等。
根据福克斯的说法（在上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在3月4日和6日忘记了席利的国籍，而在3月14日又清清楚楚记起来了，这只能被解释为：因为他们以为勒福尔先生没有受到尊重，他要报复一下。他接受了这个直截了当的解释。
他的拙劣的旁敲侧击有：
第一，仿佛第五项决议的导语是为了骗取支持插进去的。这句话是首先依据席利先生的公开信，这封信由吕贝转来，3月7日托伦等人在场时宣读过；其次是席利先生的报告，转给了小委员会；最后是巴黎2月24日会议通过的决议。插进这句话，只是为了避免中央委员会方面的哪怕是独裁的影子。
第二，3月7日，为了要匆匆忙忙通过最后三项决议，把时间耗费在私人争吵上，使他们措手不及。
第三，席利先生不是工人。这个说法作为原则已为第2项决议所摒弃。席利只应该以私人身份同巴黎理事会一起活动；勒福尔则应代表协会在世界面前公开活动。两者情况不同。
关于勒福尔。
他要求我们委派他为法国报刊的总辩护人。我们照办了，因为我们以为他会同托伦等人协同一致进行活动。他这样获得了这项提名，却又反过来以合法头衔来反对我们。根据托伦的信，在吕贝被派往巴黎之前，考虑到勒福尔先生的名声和社会地位，我们取消了这项委派。（我们将此归结为：他写文章可以不署自己的名字而署一个工人的名字——没有我们的许可，他也可以这样办。）这就是他当时写给吕贝的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所造成的结果，但是他让步了。巴黎2月24日会议只犯了这个错误：反对一项已不复存在的决议。于是，勒福尔先生，或者他在伦敦的朋友，假装忘了他已经放弃了曾经委派给他的职务。他甚至威胁我们，他要号召所有的民主派提防我们。他忘了，我们也可以号召人们提防他，如果必要的话。
马克思就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给荣克的便函的一页
——
他和他的代理人勒·吕贝说，他不是受个人野心的驱使。他只需要政治保障。好吧。我们委派万萨德，他这个人是比勒福尔和勒·吕贝加在一起还大的保障。由于这项委派，万萨德先生在勒福尔和吕贝的心目中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人。只有一件事，他们能够表示不同意由托伦等人提出、随后由我们批准的他的候选提名，这就是：没有及时通知勒福尔。就这样，这个礼节上的失误成了他们持反对立场等等的最后借口。
——
危及协会的国际性质和中央委员会委派特使的权力。
这个运动的阶级性质。形式主义共和派。
——
（1）没有任何反对席利的决议。马克思宣布，撤销对席利先生的委派；他之所以同意这一委派，只是由于委派是一致作出的。
（2）委托勒·吕贝转交法国理事会和勒福尔的指示（在3月7日委员会会议上）称：“中央委员会宣布，如果达不成协议，勒福尔的一派人有权根据我们的章程（见第7条）在得到会员卡以后建立地方分会团体。”
因为未能达成协议，在3月1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这项对个人的指示变成了决议。这是被通过的唯一的决议。[2]
（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勒·吕贝必须逐字逐句地把决议全文通知双方。）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3月16—18日
按手稿刊印
第一次按原件发表
[1]勒·吕贝。
[2]以上这三段，部分是马克思的手笔，部分是荣克的手笔。——编者注
[502]1865年3月12日，荣克通知马克思，他已被委托起草一个关于巴黎支部冲突的概略，以便通报法国的国际会员，并要求马克思在这件事上帮助他。马克思在3月13日告诉荣克，他愿意帮他的忙；3月18日，他会见了荣克，并把他写在三张纸上的便函给了荣克。根据他们的讨论，写在第一张纸背面的最后一段，部分是马克思的手笔，部分是荣克的手笔。——365
[503]指的是对委派席利为总委员会在巴黎理事会的代表的抗议。抗议由一群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勒·吕贝、博尔达日、德努阿尔、博凯）署名，并在总委员会1865年3月14日会议上宣读过。从荣克3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遵循马克思便函的指导，荣克向总委员会委员们说明了情况；他得以分化勒·吕贝集团，结果，勒-吕贝和德努阿尔在4月4日退出了总委员会。——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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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札记（1865年3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卡尔·马克思
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札记[500]
2月21日（星期二）。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出勒·吕贝，他将启程。
2月22日。星期三。晚。吕贝启程。
巴黎。2月23日。弗里布尔等人邀见勒福尔（见弗里布尔的信。席利信中勒福尔的答复，第2页）。
2月24日。晚。同弗里布尔等人会见。
2月25日。早晨。勒福尔偕同勒·吕贝访问席利。
然后，席利（让勒福尔暂时待在附近）上弗里布尔那里去，在那里他们碰上了各种朋友，其中还有勒福尔的一位朋友。大家全都坚决反对他钻进来。席利便跟他出去了，也没有对他隐瞒他认为像他那样提出的要求难以得到支持（第2页）。勒福尔本人也受骗了（同上）。[501]对勒福尔作了周到的安排（第2、3页）。
2月25日。晚。会议。勒·吕贝缺席；去参加勒福尔的晚会了（第3、4页）。
2月25日这次会议的记述（第4、5、6页）。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3月4日
按手稿刊印
第一次按原件发表
[500]这个札记保存在马克思的笔记本里，是席利1865年2月25—28日给马克思的一封详信中个别部分的译文。从马克思1865年3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札记是为了向3月4日举行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作报告用的。括号里是马克思引用席利信中的页码。在笔记本里，还有马克思起草的关于巴黎支部的冲突的决议的原稿。——364
[501]从席利的信中可以看出，勒福尔在2月24日早晨曾表示担心“波拿巴分子也许要骗”巴黎理事会的理事们，认为自己作为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的辩护人的使命就是要保证反对这一点。札记中说的2月25日的事件，是在24日发生的。——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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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总委员会报告的草稿（1865年1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卡尔·马克思的手稿
卡尔·马克思
给总委员会报告的草稿
1865年1月24日[498]
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加入问题，它无论如何将宣布它的目标与国际协会的目标一致，但是，不能直接地即通过由全德联合会的［代表们］通过正式决议的方式来申请加入，因为这样做会触犯普鲁士有关结社的法律。
由于同样的原因，对你们的活动最为关心的柏林印刷工人和排字工人协会，也不能用通过正式决议的方式申请加入伦敦的团体。
然而，就是这后一个团体也保证派代表参加伦敦委员会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
此外，你们不要忘了，我们的报纸[499]即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已经交给国际委员会完全支配。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1月24日
按手稿刊印
第一次按原件发表
[498]总委员会1865年1月24日会议上的报告，是由马克思根据李卜克内西1865年1月21日的来信所做的。他在李卜克内西来信的字行间用英文写了这个报告的草稿。——363
[499]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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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496]
由威·李卜克内西执笔[1]
由于我国工业和贸易的发展缓慢，德国工人阶级进入政治生活，比他们英国和法国兄弟要晚得多。只是在1848年，在二月革命后，才第一次使德国工人开始明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必要性。以前，在这方面，一切所思、所言、所行，几乎都只是出自那些严格说来还不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们，或者出自那些住在或去过英国、法国和瑞士的工人们，而不是出自德国工人阶级。
工人在1848年和1849年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光荣的，然而也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在每一个街垒中，在每一个战场上，他们都搏斗在最前列，然而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关于阶级利益和劳资关系的明确概念，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旁人的事业搏斗。当时，只有一家报纸捍卫过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并努力使人民力量的溪流汇入正确的河道：这就是卡尔[2]·马克思博士创办和主编的《新莱茵报》。这家报纸用原则代替了空话，它粉碎了中产阶级经济学的谬论，而不是宣传模糊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乌托邦主义。《新莱茵报》很快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人中间。这里的工业较之德国其他地区要更为发达些，因而这里的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也更加互相对立。然而，由于中产阶级的怯懦，反动派很快占了上风，因而不可能得到任何直接的实际的结果。人民的运动在全德意志都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新莱茵报》横遭封闭，工人阶级的领袖被放逐，出版自由连同集会结社的权利一并被摧毁了。
曼托伊费尔政府并不满足于此。耶稣会会员的本能提示他们，为了使人民完全屈从他们的政权，他们必须从最幼嫩的童年开始来培养人民，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养成年青一代的意识。杜撰出并实施了整整九年的可耻的“学校规程”。在大多数别的德意志国家里，反动派也都依样画葫芦。如果我们注意到德国每个儿童都必须上学，而教育事业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我们就能想象得到“学校规程”那种使人道德败坏、使人自暴自弃的效用。当1862年我返回德国的时候，我为这种方法给我国工人的智力和品性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害，简直惊呆了。
普鲁士国王解散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即兴之作，在德国仿佛也引起了某种政治复苏。随时随地都毫无特色的中产阶级，从来就准备为了一时的蝇头小利而牺牲其虚有其表的原则，拜倒在威廉国王的膝下。这位君主，当他还是王太子的时候，就指挥过普鲁士军队来反对为“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而战斗的人民，而现在竟被中产阶级奉为争取“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的战士！如今这种愚鲁的奴颜婢膝品行的后果，一目了然。
工人阶级也没有完全逃脱这种传染病。在《新莱茵报》被查禁后，工人阶级没有了自己的机关报。他们的被放逐的领袖们所曾起过的那种影响，在反动年代里必然是很小的。在没有合法宣传手段的时候组织起来的秘密团体，差不多全都被警察摧毁了。除了政府的鹰犬和牧师们所建立的工人组织，除了过去号称“民主主义者”而今早已改宗了的舒尔采-德里奇先生所倡导的无害的鹅会[3]和储金会之外，任何工人团体都不允许存在。然而，舒尔采先生获得了某些人望。当伪自由主义的“新时代”一开始，中产阶级的政治家们（“自由党人”、“进步党人”、“民族协会”的人们）就把他拉到自己的卵翼之下，吹捧他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工人阶级的恩人和用他的鹅会解决了社会问题的奥狄浦斯[4]。这种诡计取得了某些效果。大多数工人相信许多中产阶级代言人、许多中产阶级报纸每天灌输给他们的东西。比较繁荣的时期到来了，许多生产部门的工资提高了——这对于社会的不满情绪，确实不怎么有利。
舒尔采先生成了“大人物”。为恪尽职守——起初他也谨言慎行，并不明白他只不过是中产阶级手中的工具；但是，自从他收下了他的庇护者们的5万泰勒的“赠礼”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安于“不知者，不为罪”了。——为恪尽职守，他在工人中宣传其鹅会的福音书，并向工人证明他们的利益同中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劳资对立只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虚构，工人在所有问题上都必须服从他们的拥有资本的兄弟们的领导。舒尔采先生能言善辩，他有半打现成的套话，全都娓娓动听，让最笨的脑袋也能记得住；他拨弄起来，就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以致他虽然每一次都讲同一个东西，却总是花样翻新；他的每一次演说辞，不管是从末尾读起，还是从半截读起，也都像从头读起一样。
从1859年即“新时代”开始时起，到1862年底，德国工人只扮演了中产阶级政党“自由党”的合唱队的角色；在选举中，他们只不过是“进步党人”的——用一个美国词语来说——“投票手"。
1862—1863年冬天，一个名叫艾歇尔的工人，在柏林进行了争取解放的第一次尝试。他在柏林一家大工厂里做工，同另几个工人一道被雇主们派去参观1862年的伦敦博览会。在伦敦，他偶尔碰上了德意志工人协会（现已加入国际协会）举行的纪念巴黎六月起义的集会。[497]他在会上听到的东西使他惊愕不已，他自己发觉并且很快就确信：舒尔采先生发明的摆脱一切社会贫困的手段——鹅会、自由竞争、开业权等等，英国老早就全都有了，然而那里的社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工人的锁链并没有被砸碎。他回到柏林，对雇主们说舒尔采先生是江湖骗子，因而被解雇了。他召集了一系列的集会，向工人说明，为了争得自由，必须走自己的路，从中产阶级那里期待不了什么东西，并建议召开德意志工人代表大会。这个建议博得了热烈的喝彩；但是，“进步党人”的阴谋诡计到底遏制住了这个计划，他们说这位发起人是“反动派的工具”，企图瓦解“伟大的自由党”的统一。艾歇尔找不到工作，他确实在流落挨饿，最后弄得走投无路，在柏林警察局的电报室里找到了一个报务员的职位。当然，他走这条路是不对的，但是主要的罪孽无疑是在中产阶级身上，他们有计划地剥夺了他正直谋生的一切机会。
同时，“新时代”的肥皂泡也破灭了。政柄从孱弱的“自由派”手中溜走了，并为冯·俾斯麦先生所攫取。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各地，“自由派”都哀嚎起来；但是，墙壁因高嗓门饶舌家的嚎叫而坍塌的时刻过去了——冯·俾斯麦先生平安无事，再也不会被中产阶级“自由派”所推翻。这位投机政客，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留过学。他不愧是波拿巴的同道。他竭力追求无限制的专制权力，但是，他狡稔伶俐，完全懂得争取不到群众的政府在今天是不行的，他马上仿照他在巴黎的朋友的样子，投给工人阶级以社会主义的诱饵。当西里西亚发生了企业主和工人的冲突的时候，政府佯装站在后者一边。还找人向一个刚从伦敦回来的前流亡者[5]建议，给政府报纸写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并且许诺他完全自由发表意见——不言而喻，他拒绝了。冯·俾斯麦先生寻找过社会主义的鼓动员。
这时候，拉萨尔先生登上了舞台。要不是他自我表演，他就像是被人虚构出来的了。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详细介绍拉萨尔其人和叙述他参加德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伦敦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拉萨尔具有革命的智慧，更加具有革命的性格，或者毋宁说是革命的气质，他对于“自由”中产阶级的怯懦深恶痛绝。他看到了他们不可能实现他们自己的纲领，便决定诉诸工人阶级。他着手向工人介绍马克思（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是马克思的学生）、恩格斯等人的著作的部分内容，可是没有说明来源；他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并开始了反对中产阶级的运动。他野心勃勃，热情奔放，贪求立竿见影，然而忘记了他是生活在一个强暴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偶一触犯，这个政府就会把他变成齑粉。他请求在英国的旧友给予支援。他们答复他说，现在尚非其时，像他所设想的那种运动是不可能的，这种运动要不就会变成一场滑稽剧，要不就得去迎合政府。但是，拉萨尔已经走得太远了。他已经深深陷入贵族统治的罗网之中，再也不能回头了。他的朋友们给他的预言很快得到了证实。为了使他开创的运动不致立即止步，他不得不向当权派让步，就是说，他不得不放弃他曾加以发挥的那些原则的宗旨。过了一年以后，他进退两难，处境尴尬：或者承认他犯了错误，或者转向政府一边。自尊心不许他做到前者，而诚实又不许他做到后者。1864年8月，他在决斗中死去，对手的子弹使他摆脱了这个严酷的尴尬处境。
到拉萨尔死的时候，他的联合会总共约有4000会员；这是联合会在实际上而不是在纸面上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数目。拉萨尔在社会问题方面的著作，可以说，如莱辛有一次谈过一本书时所说的：里面有许多好的东西和新的东西，可惜的是，好的不新，新的不好。好的是，拉萨尔说了反对中产阶级经济学的话，但是这一切，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早就说过，而且说得好得多。坏的，而且带来巨大危害的，就是拉萨尔所说的必须在国家帮助下建立合作社。他指的是另一种国家，并不是现在的国家，然而他的大多数听众不可能不以为他说的就是冯·俾斯麦先生的国家。要国家来帮助的倒霉说教，也败坏了他的争取普选权的宣传。在普鲁士，也像在大多数德意志国家一样，选举是间接的，选举人依据其纳税额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工人和绝大多数人民属于第三等级，这一级的票数，只和少数富人组成的另两级中每一等级的票数一样；所以，工人阶级所拥有的投票权显然落空了。现在，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权的要求，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因为德国工人看清了拉萨尔本想把俾斯麦变成自己的工具，却反而成了俾斯麦的工具，他的“国家帮助”助了政府的一臂之力，他们就不再理睬他了。要不是这样，联合会会员人数就会有20倍以上；然而，那时候它也就得不到这样的宽容了。
拉萨尔死后，俾斯麦先生全力以赴地想把工人运动完全直接抓到手里。他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向工人许诺普选权、取消反结社法和其他让步；作为报答，工人应该支持他的兼并政策，并帮助他根本消灭“自由”中产阶级运动。诱惑是大的，拉萨尔的许多朋友倾心拜领。
这时候，即去年［1864年］12月，拉萨尔的几个朋友在柏林出版了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报纸。他们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全体同仁同他们合作。几经踌躇之后，这个建议在下述特殊条件下被接受了：报纸不得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现存的政府，它要向工人阶级说明它的地位和责任，并训练它独立行动。
这个条件没有得到遵守。马克思先生和他的朋友退出了报纸，并揭露了它的继续留任的编辑们和其余的撰稿者都是人民事业的叛徒。
俾斯麦的阴谋结了果。拉萨尔的“联合会”和拉萨尔私人朋友创办的报纸归附了政府。时间一点没有白过，在柏林和别的地方，叛徒们受到了打击，经过激烈的斗争，他们被开除出他们自己的联合会。《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大约有300个订户，而“拉萨尔派”已经减少到只有几百个骗人的或者被骗的，他们分裂为两派，进行着两败俱伤的战斗，可恶而又荒唐可笑。主要是在柏林从事阻止政府和工人阶级“联盟”的活动的那个人[6]，已被驱逐出了普鲁士，而“联合会”在普鲁士的所有分会，因为它们对政府再也没有什么用处，统统被封闭了。
由上所述，容易了解到为什么国际工人协会至今一直未能在德国站稳脚跟。协会的原则得到了每一个有思想的德国工人的赞同。去年冬天，纲领从伦敦寄来了，柏林所有多少重要一点的工人团体都宣读过并作过解释，它得到了一致而热烈的赞同。按照德国的法律，各团体被禁止同别的团体、特别是同外国的团体联合、甚至通信。这使它们不可能直接加入协会。因此，打算以个人会员的方式来加入；要是没有政府的阴谋把各工人团体引入我所说的危机的话，这一点就已经做到了。
目前，在普鲁士干不了什么事，因为我们的党正处在一个肆无忌惮的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是仍然有事可干，也会干起来。
在普鲁士以外，只有一个德意志国家有工人运动的良好土壤，这就是萨克森。在这里，所有的工人团体——除了很少几个其残余现在正迅速衰竭的“拉萨尔派”团体之外——直到最近还处在舒尔采先生指导之下。可是，它们现在完全摆脱了羁绊，虽然它们还必须学会许多东西，但它们已经上了正路。确实的，除了极其罕见的例外，所有所谓舒尔采式的团体都摆脱了束缚；上个月，它们在斯图加特召开了年度代表大会，会上，他们一致主张争取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反对反结社法。要知道，舒尔采先生和他的中产阶级保护人已经尽了可以说是超人的努力来劝导工人，说他们不应该干预政治，联合（联盟）的完全自由对他们是有害的。
我认为，从我的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德国工人阶级在前进。不管怎样，最近几年来，他们向前跨了一大步：他们已经懂得了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着对抗，他们必须自己起来进行战斗，以及为了能够达到他们的社会解放，他们必须掌握政权。
再者，我只能匆匆忙忙写一个梗概；有协会会员出席，他们会说明这其中的原因，也会说明为什么我这一次不能亲自出席。
[*]
[1]报告由威·李卜克内西执笔，共11页。
[2]原文误刊为“Charles”。
[3]鹅会（gooseclub）——欧俗，贫苦人集资合伙买鹅过圣诞节的互助团体。——编者注
[4]奥狄浦斯（Oedipus）——古希腊神话中的忒拜国王。他曾猜出怪物斯芬克斯所出的无人猜到的谜语，因而使忒拜城免于灾祸。因此，奥狄浦斯的名字成了智慧、会解决难题的人的同义语。——编者注
[5]威·李卜克内西。
[6]威·李卜克内西。
[496]李卡克内西用英文写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没有在伦敦代表会议上宣读。马克思1865年11月21日给李卡克内西的信中写道：“至于你的报告，我没有向代表会议宣读，因为关于我个人在其中谈得太多了。”——353
[497]指的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它每年同法国流亡者一道举行一次纪念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大会。——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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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常务委员会与代表们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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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与代表们联席会议[1]
9月29日于共济会馆
总建议：将公开信[496]分发给各分会。杜普莱克斯和德·巴普支持，一致通过。
——
为筹集150英镑，按国别分配如下：英国人——80英镑；法国人—40英镑；瑞士人——10英镑；德国人——10英镑；比利时人——10英镑。如果在比利时筹不到上述的10英镑，则相应多分派给其他国家。一致通过。
——
今后，关于一切财务问题，各国代表应由其选举人授以与其会员人数成比例的最后决定权。一致通过。
——
由杜普莱克斯等人提议，从我们的正式报告中勾掉韦济尼埃的名字。
——
托伦提议，鉴于彼得·福克斯先生对协会的贡献，由中央委员会对于他的缺席表示歉意。
席利代表法国代表和常务委员会附议。
马克思博士宣读了记录原稿，一致通过。
宣读了下列建议，移交给中央委员会：
由于代表会议举行时的那种热烈气氛，由于全体与会代表所表示的友谊之情，我们谨以协会英国会员的名义，表示最大的愉快和满意。
——
代表会议对于公民荣克在担任代表会议翻译中细心周到和公正无私的作为表示感谢。
[1]本日记录共一页半，由豪威耳执笔。
[496]李卡克内西用英文写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没有在伦敦代表会议上宣读。马克思1865年11月21日给李卡克内西的信中写道：“至于你的报告，我没有向代表会议宣读，因为关于我个人在其中谈得太多了。”——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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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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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晚上的代表会议[1]
1865年9月27日
公民奥哲尔主持会议，公民荣克为翻译兼副主席。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常务委员会和代表们的联席会议的报告。[482]
公民勒·吕贝宣读了记录，并应巴黎代表之请翻译记录。记录被一致批准。
下午的预备[2]会议上作出了下列决议，建议列入即将提交代表大会的议程：
第一项决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在日内瓦举行一次大会。一致通过。
第二项：将救济病人、孤儿和老人的问题提交代表大会。
公民克里默非常强烈地支持这个意见，他说，在现时，物质利益是吸引英国各团体的最大一环。他希望协会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一致通过。
第三项：建立国际信贷团体。
据说，这种团体可能有极大的好处。大家知道，在法国，这种团体是允许的。但是，由于在专制政府下绝不能保证基金不被没收，他们乐于在英国找一个存放基金的可靠的地方。一致通过。
第四项：消灭俄国在欧洲的侵略影响是必要的，其途径是将“民族自决权”应用于波兰，并在社会和民主基础上恢复这个国家。*
公民勒·吕贝提议：只保留提议的后一部分，即：“各民族有自决权”。他说，要肯定这样一个原则，但必须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确切些说是普遍的基础之上。
公民韦斯顿支持修正案，他说，除了社会问题之外，他反对引进任何别的问题。他说，我们应该一次只干一件事，干就把它干好。
公民德·巴普说，他认为，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恢复波兰可能只对三个阶级有利：上层贵族、下层贵族和僧侣。至于农奴，他们很少能指望得到什么。发言人说：“你们想抑制俄国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影响呢？政府的影响吗？那么我要求抑制欧洲一切政府的影响。难道普鲁士、奥地利、英国或者法国的政府的影响比俄国政府的影响危害小些吗？我说不是。但是，如果你们打算抑制俄国人民的影响，那么我要说，他们与任何别的人民是一样的。其实，在劳动农民中有一种运动，他们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486]最后，有那么多受苦受难的人民，以致只指出其中的某一个就几乎是不公正的。”他提议，这个问题不予考虑。[487]
公民惠勒热烈支持决议案。他说，俄国从来就是进步道路上的障碍。专制制度到处都是可怖的，但俄国的专制制度是最残暴的。
公民拉萨西认为，我们注视这些国家的人民所受的深重苦难和暴政，胜于我们去追寻不义之事。各国政府都愿意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问题上。这妨碍我们关注国内的暴政。他主张爱尔兰应当从英国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博勃钦斯基上尉在详尽而雄辩的发言中答复了反对决议案的各种意见。他说，波兰进行了比谁都更长期的斗争，也是比谁都更长期地遭受压迫；她的儿女在公理反对强权的每一个战场上都流血牺牲。波兰是欧洲自由的关键——她必须是民主的，她赞成普遍自由。[488]
主席[3]说，法国工人和英国工人的第一次兄弟般的会晤，是在保卫波兰的名义下在圣詹姆士大厅举行的那次会议上进行的。"我们必须支持波兰。对于我们说来，她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典型。
公民卡特说，处理社会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就好像是同无头躯干或者同无灵魂的躯体打交道一样。他说，如果人类不提高反对专制制度的声音，就不知道该到哪里去结束专制制度。他赞成原提案。
在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主席提付表决：投票赞成不提出这项提议的只有7票，而有10票反对。
赞成公民勒·吕贝的提议的——10票，赞成最初提议的——23票。
公民韦济尼埃要求除波兰外，还列出下述名称：罗马、威尼斯、匈牙利、法兰西、爱尔兰、墨西哥等。但是，主席对他说：已经迟了，因为问题已经解决。
第五项决议：宗教思想；它同人民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发展的关系。[490]
公民卡特提议，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与教义和信条无缘，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作出判断的充分自由，绝不应该干预一个人的良知同他的神之间的关系。
公民勒·吕贝说，他希望没有干预，那么我们就不应有神父或牧师，然而他们是存在的。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必须加以说明。
公民弗里布尔支持决议案。[491]
公民霍尔托普也表示支持。
公民韦斯顿极力呼吁会议不要把这个问题提付讨论。
公民豪威耳说，我们的职责不是从狭隘的宗派观点出发，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哲学原则来研究这个问题。在英国，宗教问题或政治问题的任何讨论都要受到谴责，这已经成为习惯。其所以这样少的人了解这些问题，以及我们前进得这样缓慢，原因就在这里。可是，我们必须详细地研究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福利有很大的影响。
公民德·巴普说，天主教国家里在自己的伙伴面前顶礼膜拜的那些人，是不可以信赖他们去实现自身的解放的。信奉上帝在他们之上永恒存在的人（他们是上帝的直接工具）总是觉得自己是尘世的人，大概不可能成为有独立性的人。[492]
公民托伦说，如果没有这项提议，议程就不全面。[493]
公民韦斯顿再次呼吁会议不要把这个纷争之果端出来。
赞成修正案的——13票，赞成原提案的——18票。
散会。[494]
[1]本日记录共三页，由勒·吕贝执笔。
[2]“预备”一词，记录原文为“prealable”，英文版编者注认为系“preliminary”之误。但法文有“prèalable”一词，只是拼写时“è”误为“e”而已。
[3]奥哲尔。
[482]1865年9月27日下午举行的常务委员会和代表们的联席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348
[486]德·巴普指的是受1861年改革所欺骗和掠夺的俄国农民广泛开展起来的运动。反映农民群众利益的“土地和自由”的口号，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H.奥加略夫在俄国革命组织的代表参加下所写的、并在1861年6月1日的《警钟》上发表的《人民需要什么？》一文中提出来的。对于文章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文章所作的答复是：“很简单，人民需要土地和自由。”
19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全俄革命组织以“土地和自由”这个口号作为自己的名称。显然，德·巴普不仅了解表明俄国农民运动发展的事实，而且也从《警钟》、《土地和自由》杂志及其他来源中了解这个组织的存在和活动的情况。——350
[487]德·巴普的话，《工人辩护士报》是这样报道的：“俄国农民的口号是‘土地和自由’，也应该成为波兰农民的口号……对于自由来说，法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一样危险。应该认为在比利时通过反对外国人的卑鄙法案，正是由于法国政府的影响所致，这个法案招致必须把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迁往日内瓦。”
德·巴普关于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的提议，得到了博尔达日的附议。——350
[488]博勃钦斯基的发言，《工人辩护士报》转载得更为详细：
“在法国、匈牙利和意大利，她的儿女为欧洲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她的儿女希望得到自由，这是他们热诚的、但可惜几乎是徒然的斗争的关键。国际的同情是不分民族的，但是，我们突出波兰，是由于她为自己的事业全力进行了斗争。她力图遵循两句诗：
民族要自由，自身须奋斗。
如果她遭到失败，那不是由于胆怯，因为她进行过壮丽的斗争。他们不应该把社会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因为政治改良必然是社会进步的先兆，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波兰是欧洲自由的关键；她无论如何应该是民主的，她赞成普遍自由。”——350
[490]《工人辩护士报》错误地报道了马克思提出宗教问题来讨论一事。后来，这给了乔·豪威耳在他一篇刊登于《19世纪》（1878年7月）上有关国际历史的诽谤性文章以借口，说马克思“提出宗教观念而播下了纷争和分裂的种子”。马克思揭露豪威耳时写道（见1878年8月4日《世俗纪事》）：
“总委员会的议程没有一个字谈到‘宗教’，然而，由于巴黎代表的坚决要求，为了万一需要起见，这道禁菜被列入了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菜单中，内容如下：‘各种宗教思想（而不是像豪威耳所歪曲的那样，是“宗教观念”）及其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影响。’
巴黎代表提出的这一讨论题目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了。事实上，在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他们自己放弃了它，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165页。）——351
[491]《工人辩护士报》上弗里布尔的发言是：·'他们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无情感的动物。问题是重要的，必须予以考虑。”——351
[492]《工人辩护士报》上还有一段：“德·巴普赞成这项提议，但是，问题一定不要用或者天主教会或者基督教会这种特有的狂热的眼光来观察。”——351
[493]《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还有：“托伦认为回避问题就是软弱的表现。为了我们议程的完整，必须保留它。这样，我们就会有社会进步、政治进步和宗教进步的广泛基础。”——351
[494]第二天，即1865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举行了纪念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一周年的庆祝晚会。1865年10月7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5号刊登了关于这次晚会的如下报道：
“代表会议（本报上一期已有关于会议的详细报道）以星期四晚在圣马丁堂举行的极为成功的庆祝晚会结束了它的议程。
大厅用各国的旗帜装饰十分得当，美国的星条旗悬放于显眼之处。晚会有三项目的：第一，庆祝协会成立一周年；第二，欢迎大陆的代表；第三，通过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祝贺联邦军队的胜利和消灭奴隶制。300多人围案而坐，举行友谊茶会，看来，对茶会的社会性质，大陆的代表们同他们的英国朋友们有同样的评价。
茶会由公民奥哲尔（主席）主持。他说，由于英国和欧洲各国工人阶级渴望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结束横行于波兰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暴政，协会应运诞生了。它由几个工人草创，现在已成长为一个伟大的组织，在它的队伍中有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波兰的代表，在这些国家里还吸收了大量的会员。协会发表的宣言广泛流传，其中阐明的原则在广大有觉悟的生产者阶级中得到了赞同。协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各民族间的友爱感情，消除民族仇恨，以遏制各国政府发动战争。各国政府间的战争只是为了噬血目的和引起各国和各民族的纷争，而各国和各民族的利益却是要联合起来。若是这种联合更早些实现，波兰和匈牙利的自由难道会被蹂璃吗？难道法国政府就能够干涉意大利的事务，征服罗马共和国这一该国所曾建立的最纯正的政体吗？（掌声）他最后坚定地向大会呼吁，并通过新闻界向全国呼吁，要促进协会的发展，协会的目的是全世界的解放和全人类的振兴。（欢呼）
接着，主席请公民克里默将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提出来通过。由于时间仓促，我们不得不把它延期到下周再发表。
公开信宣读后，掌声雷动。公民克里默说，一年前的今天，正是在这幢大厦里，不过是在比我们现在集会的这个堂皇大厅要小得多的厅堂里，国际工人协会宣告成立了。我们今天在这里为在12个月来这样短暂的时间里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而互相祝贺。那时候，我们默默无闻，现在，我们名享全欧，美国也有许多朋友；那时候，我们是三三两两，现在，我们是千千万万；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原则，现在，我们有一个为全欧洲所接受的共同纲领；那时候，我们彼此分离，现在，我们联合起来了。他相信协会必有光明美好的未来。就在这个大厅里，曾经举行过一次声称是工人示威的晚会，他参加了这次晚会，会上只有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讲话，可是这一回情况完全相反，只有工人在会上讲话了。实际上，成功的秘诀就在这里；工人不需要别人的庇佑，却已下决心自己张罗自己的事情。（欢呼）这天晚上，美国国旗像上次一样，悬挂突出，因为它是自由的土地和自由者的祖国的象征。在美国，亡命者和苦难深重的劳动者能找到安身之所。协会——这天晚上庆祝它的周年纪念——有向美国人民致贺的特殊权利。他们以前给美国人民写过公开信。当着英国的贪婪鬼和自由制度的仇敌咒骂美国政府和侮谩美国人民的时候，该协会忠于其原则的会员就向他们大洋彼岸的兄弟们致书表示过同情，还收到了他们致谢的复信。现在，美国已经荡涤了奴隶制度的污秽。南方人曾抛弃选票而诉诸子弹，而现在他们在这两方面都被打败了。本协会的卓越活动家们，即使是在共和国最黑暗的时刻，也从未对最后胜利感到失望过。当向他们宣布‘民主制度经受考验’时，他们接受了挑战，等待着现在已经来到的结局。民主胜利了，奴隶制度灭亡了，共和国得救了。过去四年中时常遭到欧洲特权阶级侮谩的这面旗帜，仍将在全世界自豪地飘扬，它是自由的象征，它是被压迫者的希望。他重复了他愉快地提出来通过的这封公开信中每一句祝贺之辞。他以在不久前的美国的斗争中如此广为传诵的美丽诗句来结束：
一经开始的争取自由的战争，
由浴血的祖先传与了子孙，
虽然常常失败，终必获得全胜。（欢呼）
查理·布拉德洛先生赞成通过公开信，他说，它不仅反映了这次大会的感情，而且也反映了欧洲工人的感情。他们那天晚上是作为欧洲工人的代表来集会的，他们受命于并代表着全欧千百万正直的劳苦大众来发言。总的来说，他对公开信的思想和协会的目标深表同情。在他们头上飘扬着的，不光是一面美国旗；他还能够看到一面旗帜在无言地表达着他们最为朝思暮想的强烈愿望——威尼斯和罗马的自由。（热烈而长时间的欢呼）为了实现普遍自由，人们必须懂得自己的责任和争得自己的权利。我们必须力求某种较之单纯的民族特性更为崇高的东西。那居住在波河、塞纳河和泰晤士河沿岸的人民，还没有给他们尊严或自由的权利。这不行。一定要诚实、廉正和有才智。我们绝不容忍帝王们利用我们作为他们追求自私目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工具。过去，他们这样利用过我们，让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吧！（欢呼）坚强的臂膀本来能够把被称为王冠的金饰物件一下子打得粉碎，然而，它因踌躇而失去锐气；那物件重又获得对软弱者、迷信者、愚昧者的支配权，并借助于宫廷寄生虫的私欲，再来压迫人民。（喝彩声）让他们忠于自己的原则吧！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真理和正义将获得胜利！（鼓掌）
接着，这封公开信在一片喝彩声中被通过。
接着，一位法国代表托伦先生用法语在会上讲了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向协会保证，在法国，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他们的各种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经过考验的民主战士菲力浦·贝克尔用德语讲话。他说：各位代表以全世界工人的名义集会，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是劳苦大众的解放。他所理解的解放，不是零零碎碎的改良，而是摆脱一切形式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桎梏的完全自由。工人阶级的解放意味着劳资间的和平；意味着劳动的占有者也应该是资本的占有者一不是以个人身份占有，而是作为为自己劳动的合作集体来占有。他接着简略描述了波兰的罪孽，还说到，至关重要的是：欧洲必须用恢复波兰独立的方法来制止俄国的侵略。
比利时代表公民德·巴普接着讲话。他说，协会将给19世纪打上自己的烙印。它的影响，甚至迄今为止所曾发生的影响，就已经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了。工人的命运向来是辛苦劳作、偿还债务和过早夭亡。然而，就永恒正义说来，劳动果实只应属于生产者。只有他才应该占有财富，因为只有他才生产财富。现在的事实恰恰相反。无数的工人忍饥挨饿，以便一小撮懒虫得以安乐终生。在比利时，天主教僧侣丑恶已极；他不［知道］新教徒怎样。据说，他们甚至更加令人不能容忍。他并不清楚这些，但他知道他们作为社会集团，对于维护现状，都是一丘之貉。他的讲话极具说服力。他最后表示心愿说：‘希望本协会成为一切诚实的人们能够联合起来的一个环节，通过他们的联合来消灭贫穷、痛苦、无知、淫秽和犯罪，以及一切阶级差别；愿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诚实的工人。’（热烈欢呼）
波兰联合会的代表公民博勃钦斯基也向大会发表了言简意赅的讲话。
讲话结束时，一面非常大而美丽的三色旗悬挂在台上，旗上缀有下列名字：意大利、波兰、匈牙利、马志尼、加里波第。这时，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讲话与加里波第乐队和德国工人合唱团表演的音乐、歌唱节目相交替，《马赛曲》和另一些节日表演得尤其成功。
然后，大厅腾出来举行舞会，舞会兴高采烈。持续达数小时之久。
夜间2点钟，常务委员会和代表们在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开会，公民克里默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代表们由于他干练地举办了这次晚会，并且取得了他们那天晚上所亲眼看见的辉煌成功，向他表示感谢。”——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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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代表会议全体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代表会议全体会议[1]
星期二晚8时
公民奥哲尔主持会议。公民荣克被选为副主席兼翻译。
公民克里默宣读了小委员会前两次预备会议的报告，并将其中所议决的各项问题提交代表会议。
第一，筹集150英镑的经费，作为宣传和召开代表大会之用。一致通过。
第二，代表大会在日内瓦举行。一致通过。
第三，记录上写明代表大会开会地点所以由比利时改为日内瓦的［原因］，是由于比利时通过了野蛮的、不人道的驱逐著名的[2]外侨的法律。一致通过。
第四，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定于明年5月。
公民勒·吕贝极力反对这项提议，他说，没有足够的时间保证在那个时候使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这个声明引起长时间的讨论。巴黎代表坚持绝对必须不迟于这个时间召开代表大会。
决议案由大多数票通过。汉森和列斯纳两位公民投票反对。公民勒·吕贝放弃投票。
第五，代表大会上所要讨论的问题。
公民勒·吕贝要求就每个问题分别讨论。
第一个问题被认为已经解决，因此，第二个问题被提交会议并被通过。
可是，由于公民勒·吕贝要求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来，以便解决准予参加代表大会的手续问题。公民韦济尼埃问，什么样的人有权出席，什么样的人有权投票。
巴黎代表说，凡持有会员证的人都应该有参加讨论和表决的全权。他们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认为这就是普选权。
公民克里默强调，代表大会应该只能由代表们[476]组成；他还提出一项决议案[477]，其大意是：国际协会的所有分会都可以派出代表，在不迟于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建立起来的其他任何工人团体[478]，亦可派出享有与国际协会的代表同等权利的代表。
于是，巴黎代表撤销了自己的提议。
有很多意见反对公民克里默提议的后一部分：“允许还没有承认国际协会的原则的一切有组织的团体的代表，与中央委员会和各分会团体的代表一样享有同等权利来参加表决和影响协会的命运。”
接着，公民韦济尼埃提议：凡持有会员证的协会会员，或得到两个会员向中央委员会或某一分会委员会推荐、并被这二者或其中之一所接受的一切知名人士，应享有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一切权利。
公民杜普莱克斯说，在日内瓦，他们邀请过其他团体的会员参加他们的会议，并允许他们参加讨论，但不参加表决。他建议代表大会也遵循这个方针。他还说，对那些愿意出席代表大会的人，应该发行收费的专用卡片。
公民塞扎尔·德·巴普提议：只给协会的当代表的会员表决权，而讨论则所有的人……[3]，每个人都能发言，但不能都投票。
参加讨论发言的还有：卡特、埃卡留斯、托伦、弗里布尔、利穆赞（他说，出席的人都应该投票）、惠勒、莱诺、拉萨西及另几位公民。[479]这时，公民克里默的提议被分做两部分。第一部分提付表决并被通过，但韦济尼埃和德·巴普两位公民投票反对。
接着，讨论提议的第二部分——承认一切工人团体的代表都有权出席和表决。
公民韦济尼埃竭力呼吁代表们要提防波拿巴主义者，他们很可能弄几个他们的帮伙当选为代表，并在代表大会上占我们的上风。
公民托伦说，他认为波拿巴主义并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样危险——他认为，这种危险性被格外夸大了。[480]
最后，公民克里默撤销了他的提议的第二部分。[481]
然后，逐一提付表决并通过了其余的几项提议：第3、4、5、6、7、8、10项。第9项推迟到明天再表决。
即此休会。
[1]本日记录共两页，由勒·吕贝执笔。
[2]“著名的”一词用铅笔勾掉了。
[3]“而讨论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记录原文是àtousles。——译者注）一句是用铅笔加的；其中有一个以上的词无法辨认。
[476]《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他们须携有其选举人专门发给的全权证书。”——347
[477]《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克里默的决议案得到了埃卡留斯的附议。——347
[478]《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人数不少于30名工人。”——347
[479]《工人辩护士报》的报道，引用了勒·吕贝在记录中没有记下的代表会议一些代表的发言：
“弗里布尔反对除了属于协会的团体之外的任何团体参加。但是，他赞成协会的所有会员都有权出席代表大会，并参加讨论。
拉萨西不赞成开门讨论；法国人不熟悉公开讨论的办法，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赞成这种办法。如果开门，会议就会旷日持久。不能那样，只有代表才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克里默先生赞成像我们下议院那样的开门讨论，但是，只有代表才能发言和投票。法国代表所倡导的方案，将完全毁掉代表大会的代表性。如果代表大会遵循代表制原则，欧洲人民就会谛听它的讨论，否则，就会讥嘲轻蔑地旁观。他不理解巴黎代表何以反对这种制度，要是在任何别的基础上，代表大会就会变成一幕滑稽剧。”——348
[480]《工人辩护士报》关于下一步讨论的报道如下：
“席利赞成这项提议。即使波拿巴主义试图影响我们的讨论，也要在我们的方式下进行。
豪威耳竭力说服与会者，在废除代表大会的代表制原则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允许一个只给了钱而没有代表权的人，比另一个由500名会员选派的代表有更大的表决权，难道对吗？如果这次代表会议尽是英国代表，因而压倒大陆代表的意见和权威，难道他们满意吗？然而，这项提议的意思正是这样。他将投票赞成修正案。
韦斯顿先生等人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348
[481]《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最后，一致通过了公民肖提出的下述修正案：’代表大会只由代表，即携有选派他们的协会各分会专门发给的全权证书的人组成'。”——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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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常务委员会与大陆代表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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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与大陆代表联席会议[1]
9月26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常务委员会出席的有：埃卡留斯、马克思、韦斯顿、克里默、豪威耳和荣克。全体大陆代表出席。
再一次讨论财务问题。
克里默提议，豪威耳附议：我们建议代表会议以协会名义负责筹集150英镑，以用于宣传和开支代表大会的费用；授权本次代表会议规定这笔钱中各国所应筹集的部分。一致通过。
其次，讨论全体代表大会的问题。
马克思代表中央委员会提议：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召开。
杜普莱克斯支持这项提议。
弗里布尔希望在记录上写明：法国代表们已接受委托提议在日内瓦召开，而不是在早先确定的比利时召开，以表示对比利时所通过的外侨法的抗议。[473]这项决议被一致通过。
德·巴普提议，托伦附议，将下述决议案提交今晚的代表会议：
代表会议将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由比利时移到日内瓦，以表示对比利时所通过的外侨法的郑重抗议。一致通过。
接着讨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问题。
马克思和克里默代表中央委员会提议：如果没有必须再延期的特殊情况，代表大会在明年的9月或10月举行。
巴黎代表提出一项修正案：代表大会在明年4月的头一个星期日召开。他们全体声明，代表大会再往后延期，将使协会在法国遭到致命的危害。托伦反对在这个问题上赋予中央委员会以自由决定权。
席利认为，法国代表们夸大了召开代表大会的紧迫性。
德·巴普说，如果代表大会举行得过于仓促，他们从比利时派不出代表；他们现在债台高筑，需要一些时间来料理自己的事务。他支持原提案。
法国代表表示同意稍稍后延；他们赞成在5月份。
马克思对法国代表的说明有强烈印象，有意撤销自己提出的决议案。
克里默认为，我们没有在德国[474]、西班牙、意大利进行宣传，我们应该朝这方面努力，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国家的代表出席，欧洲工人的代表大会就是不全面的。
席利认为，巴黎理事会正把刀子对准协会的咽喉，如果他们不多加小心，他们就会把它杀死。
利穆赞说，现存制度使工人产生互不信任，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困难。
荣克说，如果代表大会失败，法国代表们应承担全部责任。他建议把5月改为6月，因为瑞士的春天来得晚。
法国代表作了最大的让步，同意在5月份的最后一周。
由于马克思撤销了他的关于在9月召开代表大会的提议，修正案作为决议案提付表决，被一致通过。[475]
接着，下列诸位被委派在晚会上讲话：托伦、杜普莱克斯、贝克尔、博勃钦斯基和琼斯。
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协会的组织问题。
杜普莱克斯希望知道协会应该怎样建立起来。
利穆赞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代表会谈职责范围内的事。他以为，只有代表大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弗里布尔和杜普莱克斯提议：协会的组织是代表大会应予解决的问题。一致通过。
马克思和弗里布尔提议把下列问题提交代表大会：“合作劳动”，“缩短工作日”，“女工和童工”。
全体与会者，除韦斯顿外，都赞成提出这些问题。
马克思和弗里布尔提议把下述问题提交代表大会：“直接税和间接税”。通过。
议程的第3、4和10项所提的下列问题也被通过[2]：
3．在协会帮助下实现各国劳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
4．工会——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0．常备军——他们对生产者阶级的利益的影响。[3]
会议即此休会至明天，27日午后2时。
[1]本日记录共三页，由克里默执笔。
[2]以下是剪贴总委员会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传单。
[3]剪贴至此结束。
[473]比利时在1835年通过了驱逐可疑的外国人的法律，每三年延期一次。不顾比利时报刊和公众广泛开展的抗议运动，在1865年6月底，这个法律竟然又作了第十次延期。——344
[474]关于德国的情况见威·李卜克内西写给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344
[475]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关于代表大会延期的决定是总委员会1866年5月1日通过的。——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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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代表会议全体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代表会议全体会议[1]
1865年9月25日，星期一
由于小委员会和代表们的联席会议一直开到5点半，快到8点钟，还有好多人没有到场。这时，会议在公民奥哲尔主持下开幕，公民荣克当选为副主席并担任翻译。
公民奥哲尔起立向大会致辞。他说，出席代表会议的［有］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德国、波兰和西班牙的代表。他说，英国工人正在争取选举权，难得使他们注意别的什么事情；因此，协会在英国发展迟缓。当我们向英国工人证明我们的确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信我们并加入协会。但是，如果他们常常受谁骗，他们也就不会匆忙给予信任。接着，他宣布代表会议开幕。
提出并一致通过了代表会议于8时开始举行的建议。
公民克里默向会议发表了关于英国工会情况的讲话。大陆上的工人可能以为英国各工会是很富有的，能够帮助本来也与他们切身攸关的事业，但是他们为一些清规戒律所束缚，把他们圈在狭小的圈子里。他们优柔寡断，除了极个别的人外，他们中未必有人能够为自身的解放或者自己同志的解放做点什么有价值的事情。他们一点也不懂得政治，也难得向他们说明白有这门科学存在。可是，开始有了些进步。前几年，就连我们协会的代表的话也听不进去；现在我们则受到很好的接待，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原则也得到一致赞同。与政治有关系的团体得到各工会的接待，这是第一次。
法国代表、公民弗里布尔说，协会在法国受到欢迎。巴黎发出了1200张会员证，尽管他们还不能举行集会，不过他们进行个人活动，他们希望协会取得巨大的扩展。
公民杜邦宣读了里昂的来信，以及卡昂的公民塔尔博特的来信。塔尔博特赞成作有利于波兰的干涉，但特别坚持要压缩俄国的势力。他对坐火车从圣彼得堡到斯特拉斯堡只要47个小时这一点深怀疑惧。
巴黎来的公民托伦谈到巴黎各团体的情况。他说，在1848年那时候，政治事变曾唤醒人民投入运动并行动起来；而现在，事变则妨碍行动；可是，行动仍然发生，甚至与事变力量相对抗。社会问题受到注意和深入研究。他说，人民要经历两个阶段：政治阶段和社会阶段。现在，他们正在完成后者。
瑞士法语区的代表公民杜普莱克斯说，该分会一开始就有60个会员；现在他们有400人。他们感到，工人靠本身的力量求得自己解放的时候已经来临了。在日内瓦，他们向各互助会发出过呼吁。[468]已有三个团体加入。他说明，在蒙特勒，由于协会的影响，赔偿法案已经实行。[469]
瑞士德语区的代表贝克尔先生说，仅在日内瓦一地就已经有1500人入会。今年夏天，成立了几个互助会，它们自己打算建立各团体的联合会；但是，听说有国际协会，他们就把它作为他们联合的链环。[470]
他的讲话热情洋溢，雄辩感人，获得所有懂德语的人的热烈的掌声。
比利时代表公民塞扎尔·德·巴普介绍了各种联合会的历史。两年前已经建立了一个国际性的联合会，但是里面的中产阶级分子太多，结果垮了。现在比利时有三种类型组织：直接想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家的组织；研究人民的苦难及其原因以及医治的手段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最后，还有几个团体，很像英国的工联，他们把希望局限于为几个小铜钱而准备罢工上。
还有不少自由思想者的团体，它们的唯一使命似乎就是反对僧侣。这位可尊敬的代表说，他认为合作社只是一种局部的补救办法。还有信用互助会。但是，他认为土地所有权问题是应予着手解决的问题。在现有情况下，贫困必将按照现在人所共知的“贫困随财富一道增长”的规律而增长！土地和空气一样是属于一切人的。土地的果实必须属于使它生长出来的人们，但土地本身不应属于哪个人。
星期一的代表会议继续进行
接着讨论报纸问题。[471]
公民韦济尼埃说，报纸应该每月出版一次双刊——附刊用三种语言出版，报道协会的工作。
公民席利说，《工人辩护士报》应该有一个副标题，表明是协会的机关报。
马克思、博勒特、勒·吕贝及另几位公民参加了讨论，而后，公民贝克尔提议，勒·吕贝附议：承认《工人辩护士报》为协会机关报。
就国外通信问题通过决定：代表们从国外寄来的通信，应由专人修改整理，供我们的报纸发表。[472]
外国的代表们承诺寄来通信。
[1]本日记录共五页，由勒·吕贝执笔。
[468]指的是日内瓦支部委员会1865年2月5日用德文和法文发表的呼吁书。标题为“关于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告瑞士全体工人、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团体书”和“致各团体主席先生和会员先生书”。德文呼吁书印成了传单，并转载于1865年3月11日的汉堡工人报纸《北极星》第300号上。法文呼吁书用石印印成了传单。呼吁书的两种文本不完全一致。——342
[469]469《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他们］已经有了使企业主因破坏合同和违反他们的法律而受审判的手段。”——342
[470]470《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他们在国际协会帮助下在他们的国家里已经做了很多事，今后将更加努力工作。在政治问题方面，他们赞成波兰的民族特性；在社会问题方面，他们赞成合作劳动，认为这能够为工人带来许多好处。他们反对土地私有制。”——342
[471]471《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一些外国代表主张出版国际的正式机关报，以便他们能够通过它向全欧洲，还有全世界的工人同志说明自己的观点……个别代表指出，如果一个周报没有国外的通信，他们的报纸就不可能在世界上产生最好的影响。”——343
[472]472《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马克思博士等人被选为这个部门的领导者——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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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常务委员会与大陆代表联席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465]
（1865年9月25—29日）
常务委员会与大陆代表联席会议[1]
9月25日
出席人：常务委员会代表——公民：荣克、马克思、德尔、韦斯顿、豪威耳、博勃钦斯基，副主席埃卡留斯和名誉总书记[2]。巴黎代表——公民：托伦、弗里布尔、利穆赞、席利、瓦尔兰、克拉里翁和杜梅尼尔-马里尼；瑞士代表——公民：杜普莱克斯和贝克尔；比利时代表：塞扎尔·德·巴普。[464]
由于等待主席[3]到达，直到下午三点一刻才开会。因主席仍未到来，推举公民荣克主持会议。他一开始就宣布，第一项议程是审议协会的财务状况。
总书记报告说，协会的账目已结算到3月底，当时的账目如下：
收入支出结存[4]
此后再没有结算过，但将在本月底结算。届时，资产负债表将分送各分会。现在，协会的收入大约有三十二三英镑。
公民弗里布尔提出了巴黎的财务状况报告。理事会发出了大量会员证，但是，因为他们必须租用办公中心会址，代表们的旅费开支又很大等，所以几乎没有剩下什么钱来上缴中央委员会。但是，前景很好，因为主要的费用已经开支，往后的会费就主要是上缴中央委员会的纯收入了。他们还剩下400张会员证没有发出。代表大会的延期是他们进展中的一个大障碍，而且许多工人还怀疑在现今制度下能不能办成什么事。他们常常碰到这样的声明：请告诉我们，你们可能有什么活动，我们好来参加。公民弗里布尔希望英国人格外理解他们处境的困难：他们只能召开少数人的会，开会人数不得超过20人；如果他们开会的人多了，就可能遭到逮捕。前不久，他们开了一个60人的会，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聚在一起，从8点开到10点。人们老是向门口张望，深恐警察来逮捕人。他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他们要同什么样的困难作斗争。他们随身带来了巴黎理事会的账簿和财务报告，请财务委员审查。
公民托伦报告说，他们在鲁昂、南特、埃尔伯夫、卡昂、利雪、圣丹尼、庞坦和皮托征集过会员；但是，在所有这些地方，代表大会的延期，妨碍了他们的进展。
公民席利说，在瑞士就好得多，他们按月开会和缴纳会费。然而在法国，他们只有想一切办法才开得成会，也只有这样才收得到会费。
公民克里默和马克思提议：
德尔、荣克和杜邦三位公民仔细审查巴黎的账目，并向下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一致通过。
公民杜普莱克斯报告瑞士的工作。他们才成立六个月，但是工作顺利。会费现在是每月按5便士征收，但是会员们愿意，如果需要，每月交1先令也可以。要不是支付代表们的旅费，他们就会有更多的结余上缴中央委员会。他们在日内瓦吸收了250名会员，洛桑吸收了150人，沃韦吸收了150人。人们完全懂得资助中央委员会的必要性，甚至甘愿解散自己的组织，只参加国际工人协会。
公民席利吁请注意必须保证在各国工人迁居时给予适当的帮助。此外，各地书记也应该能够帮助工人、协会会员找到工作。
公民德·巴普报告比利时的工作。他们才建立一个月，但是已经有60个会员，他们同意每年交会费不少于3法郎，或2先令8便士；其中，他们愿意每年拿出1先令交给中央委员会。在向他们提出选举一名代表的问题时，他们只有24先令，但是，尽管组织小、经费有限，他们还是选出他来参加代表会议。
公民弗里布尔不同意比利时人关于规定按每个会员1先令向中央委员会交会费的建议。他认为，有的年头会费可能富裕，说得确切些，有盈余，而有的年头则会出现短缺。如果经费宽裕，则应用于地方需要。
公民马克思回答说，代表大会将逐年决定经费的处置办法。
公民托伦说，在瑞士和比利时，他们能够公开集会，讨论任何问题和公开征集会员；但是在法国，他们却只能秘密集会，也不能公开宣传协会的原则，所以他们不能同他们不认识的人接触，也不能争得这些人的信任。
财务报告，至此结束。
接着，讨论筹集经费的方法问题。
瑞士德国人支部的代表公民贝克尔提议，公民席利附议：铸制代表会议的纪念章。制造一枚这样的纪念章约花费1便士，而能够卖，比如说，6便士；这对协会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有助于支付各种花销，也可用作宣传活动的费用。
弗里布尔认为，最好是作出代表大会前这段时间内中央委员会的费用以及代表大会的费用的概算，并努力在会员中筹募这笔钱。
克里默同意弗里布尔的意见，并认为，如果中央委员会估计一个总开支的约数，据此发行1便士的募捐卡，用这样的方法就可募集到这笔钱。他认为召开代表会议并不是一件足以引起群众永志不忘的大事情。他认为，铸制纪念章一事应该提到代表大会上；那时候协会将有更高的声望，并且可能已经作出了值得纪念的事情。他认为提出纪念章问题为时尚早。鉴于各宗教组织靠收低额的会费的办法筹集到大部分宣传经费，他认为，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也可以效法他们的活动方式。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会给便士而不给先令。他并不怀疑能够筹集到必要的钱，如果认真从事的话。
利穆赞支持弗里布尔的意见。
发行纪念章的提议也得到了德尔和韦斯顿的支持。他们说，这个办法在罗伯特·欧文的运动中曾获得过成功。
博勃钦斯基赞成发行纪念章，但主张有不同的质量和价格：向那些慷慨资助协会并希望成为终身会员的人按2先令6便士收费。他们可以在公开场合佩戴这种纪念章。
埃卡留斯不同意发行纪念章。他说，因为我们是准备战斗的；我们最好等到弄清楚了我们的成就是否值得纪念的时候再说。
马克思反对弗里布尔提出的那种规定一定款额的建议。
豪威耳不同意发行纪念章；他认为这不会成功。
最后，根据马克思和杜邦的提议，通过如下决议：
代表们关于向中央委员会上缴会费的几项提议：比利时代表主张按每个会员每年1先令上缴，瑞士人主张规定固定的数额，法国人主张以出售会员证为主要收入（包括他们手中的400张会员证），应予采纳。财务状况延期到晚会以后再进一步研究。一致通过。
即此休会至明天下午2时。[467]
[1]本日记录共七页，由克里默执笔。
[2]克里默。
[3]奥哲尔。
[4]原稿中为空白。根据记录本判断，总委员会资产在3月28日是6镑3先令8便士半。
[464]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出于蛊惑人心的目的，起初对国际在法国的活动还是相当宽容的，尽管它并未准许在法国成立国际的支部。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和第一个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革命无产阶级性质越来越明显，法国各支部的态度日益发生变化。警察开始注意他们了，政府的首次敌对行动就是在法国边境没收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文件。
1867年末，巴黎理事会理事们的家遭到了搜查，指望找到证明国际是秘密团体的证据。可是，这样的证据并未找到，而巴黎理事会理事们乃被指控为未经当局许可擅自结社。案件在1868年3月6日和20日由巴黎刑事法庭审理。在审讯期间，理事会15位理事（舍马勒、托伦、埃里贡、卡梅利纳、缪拉、佩拉桑、富尔努瓦斯、戈蒂埃、多蒂埃、贝拉米、热拉丹、巴斯蒂安、吉雅尔、德拉埃、德罗尔姆）宣布原来的理事会解散，并任命了新的人选。1868年3月8日，第二届巴黎理事会由布尔东、瓦尔兰、马隆、孔博、莫兰、朗德林、安贝尔、格朗容和沙尔博诺组成。于是导致了1868年5月22日的新案件即所谓“第二届理事会”案件的审讯。在这两次审讯中和两案在上诉法庭侦讯期间，被告们几乎全体拒绝用辩护律师而自行发言为理事会作辩护，并在发言中精辟地阐明了国际的思想。瓦尔兰阐述国际从1864年到1868年的历史的发言，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法庭宣布解散巴黎支部，并判处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罚金。对第二届理事会理事的判决还要糟得多：被告都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和罚金。——334
[465]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于1865年9月25—29日举行。上午，常务委员会委员与大陆的代表们举行联席会议，晚上举行公开会议。总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大陆的代表们出席。代表会议的工作包括9月28日纪念协会成立一周年的庆祝晚会，会上通过了告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书。代表会议的记录保存下来了，记录由克里默、勒·吕贝和豪威耳执笔。此外，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刊登在1865年9月30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4号上，在这篇报道中，提供了记录中疏忽了的某些事实。报纸的补充资料见下面的注释。——335
[467]《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处理了一些预备性事务以后，代表们转移到滨河区阿德尔菲胡同8号，在这里举行代表会议。”——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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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1867年
1月1日会议
1月8日会议
1月15日会议
1月29日会议
2月5日会议
2月12日会议
2月19日会议
2月26日会议
3月5日会议
3月12日会议
3月19日会议
3月26日会议
4月2日会议
4月9日会议
4月16日会议
4月23日会议
4月30日会议
5月7日会议
5月14日会议
5月21日会议
5月28日会议
6月4日会议
6月18日会议
6月25日会议
7月2日会议
7月9日会议
7月16日会议
7月23日会议
7月30日会议
8月6日会议
8月13日会议
8月20日会议
8月27日会议
9月17日会议
9月24日会议
10月1日会议
10月8日会议
10月22日会议
10月29日会议
11月5日会议
11月12日会议
11月19日会议
11月20日会议
11月26日会议
12月17日会议
12月31日会议
1867年1月1日[1]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福克斯报告说，他收到了英国外交部1866年12月21日的一封公函和一个有书、小册子、报纸和信件的包裹。公函通知他说，包裹里有去年9月没收雅莱斯·哥特罗携带的文件，也就是［曾］向法国内务部长和斯坦利勋爵申请发还的那些文件。福克斯接着详细介绍了包裹里的东西，其中有一捆《人民论坛报》不是从哥特罗那里没收去的。
接着，总委员会根据福克斯的提议通过了下述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斯坦利勋爵表示感谢，因为他向法国政府进行了公正而有成效的交涉，为本总委员会索回了本来归它所有、而于1866年9月30日在一位名叫雅莱斯·哥特罗的英国臣民手中没收去了的印刷品和信件。
责成福克斯负责把这个决议通知斯坦利勋爵。
关于发表处理这件事的始末材料问题，福克斯不主张为此搞得风声太大，而建议只限于在《共和国》一家报纸上或者在这家报纸和《雷·诺新闻》318上发表这些材料。
经讨论后一致决定：这些材料在《共和国》和《雷诺新闻》上发表。
里昂丝织工人
福克斯要求并接受了总委员会的授权，就希望侨居美国的里昂丝织工人的问题，同美国保护贸易主义的报刊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通信联系。
法国通讯
杜邦说，他高兴地宣布，最近三个月他的通讯被中断之后，他又接到了法国各省的几封来信。他宣读了：
（1）讷沙托（孚日）的勒菲弗来信的摘要。信中要求寄去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
（2）索恩河畔弗勒鲁的来信。信中对伦敦寄去的会员手册被没收表示惋惜，但是宣布他们已有107名会员，他们的煤炭合作商店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3）波尔多的来信。要求寄去报告。
（4）鲁昂的来信。信上说总委员会推迟发表代表大会的报告，正严重损害着诺曼底的协会。这封信为此目的寄来20个会员的捐款（法国邮票）。
（5）在比利时的法国会员舍瓦尔的来信，通知出售了一些会员证。
杜邦出示一篇发表在《吉伦特回声报》上评论我们协会的文章，还有最近一期的《法兰西信使报》，上面刊登有巴黎理事会的一个通告，说明他们送交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因为法国没有印刷厂肯承印，已在比利时刊印，印出后在比利时边境被没收了，还刊登有《法兰西信使报》编辑的短评。
杜邦还要求批准从12份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法文报告319——从英国外交部收回的印刷品中，约有50份——中抽出载有协会章程的几页，随信寄给他在法国各省的通讯员。照准。
荣克宣读了几则有关协会在瑞士的进展的情报，还宣读了《淘气》上刊载的韦济尼埃又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中的几段。
这时，收到公民克里默的一封来信。信里有协会的基金账目表320，并宣布他辞去总委员会委员职务，理由是委员会已经同他的三个有名的宿敌一道损害他的名声，并曾威胁要公布他没有把账目表还给总书记这件事。
未予置理。
波兰人的纪念会
接着，福克斯报告了常务委员会在星期六的会议上所作的安排，并宣读了入场券的内容。
肖出示了晚会和大会的入场券。
由于公民奥哲尔还没有送来他是否答应由他主持22日大会的信，通告的印制因而受到妨碍321，兹决定，通告上的措词定为：
“由国际工协总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担任执行主席。”
法国人分部的一位会员宣布，该分部将参加这个大会，并将提出一项决议案。
委员会即此休会。[2]
委员会会议[3]
1867年1月8日
公民荣克被委派主持会议。
金斯兰路曼斯菲尔德街米德尔顿大厦的图案绘制和木版雕刻工人的代表团来出席会议，旨在加入协会。322他们还报告说，他们正在罢工反对一个雇主（即霍洛韦的亨廷顿先生），但有人要他们相信，已经从法国招雇工人来顶替他们的工作。
埃卡留斯接着主持会议。公民荣克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
接纳木版雕刻工人和图案绘制工人为附属团体。一致通过。
根据公民荣克的提议，杜邦受命就木版雕刻工人的争端给巴黎写信。
记录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记录被批准。
公民科勒特根据公民荣克［的］提议和公民杜邦的附议，当选为协会法国人分部323的代表。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那不勒斯的一封来信，说明达希因为病重不能写信。
他还令人满意地说明了为什么他没有在《共和国》上发表总委员会致斯坦利勋爵的决议。
宣读了伯威克街绿人大厦马车制造匠协会的里夫利先生的一封来信，说明代表团可以出席星期三晚上的会议。
公民荣克和孔博被指派前往出席。324
《法兰西信使报》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这家报纸上有关本协会的几段评论。
公民杜邦说，乐器匠将在14日星期一午后8点钟举行全体大会，并将接待本委员会的代表团。
卡特、列斯纳、科勒特、拉法格和万-瑞恩被指派前往出席。
根据公民福克斯的提议，一致同意，总委员会向霍斯堡小姐致意，感谢她翻译了《先驱》上刊载的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325
工联理事会
就应向工联理事会提出什么样的行动计划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其结果是：大多数委员答应在星期三晚上出席理事会会议。
公民李报告说，掘土工人打算于1月21日在兰贝斯温泉举行第一次年会。他邀请总委员会出席，如果方便的话。326
宣读了改革同盟的一封来信，邀请总委员会参加示威。327
宣读了克里默的一封来信。信上报告说，风琴匠们加入了本协会。
宣读了奥哲尔的一封来信。信上请求委员会星期三晚上参加在老贝利区贝尔旅馆举行的工联理事会会议。328
委员会休会至1月15日。[4]。
委员会会议[5]
1867年1月15日
公民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应公民福克斯的要求作了补充后被批准。
接着，公民福克斯要求总委员会允许《改革之歌》的作者拉斯科姆布先生利用协会的宣言来促进这首歌的发行。一致同意批准。
接着，柯恩先生交付1英镑9先令作为雪茄烟工人协会的年度会费，并且报告说，不来梅雪茄烟工人已请求伦敦雪茄烟工人把他们的章程寄去一份，以便他们依据同样的原则在不来梅成立一个团体。
公民福克斯报告说，他的论述法国政府对本协会的所作所为和向斯坦利勋爵致谢的文章，发表在《共和国》和《国际信使》上，并且建议将该文载入记录本。同意所提建议。[6]
法国政府和国际工人协会
在本协会存在的最初两年中，直到日内瓦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总委员会一直很少或几乎没有就法国政府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表示过不满。总委员会同它在法国的通讯员的联系不曾中断过，会员证的发售也没有受到严重的阻碍。如果说某个地方当局对本委员会的代表以可怕后果相威胁过，如果说他们对会员进行过登记，这些威胁也只是虚张声势，还不是要处置那些敢于蔑视他们的人。
这几乎与下述事实完全吻合：正是法兰西帝国和治安法329（颁布这个法律对于维持帝国的生存是必要的）的存在，大大妨碍了协会的发展。首先，没有公开集会的权利就使协会会员不能公开地、正式地举行集会和组织支部。但是，总委员会既没有预期也没有指望帝国的法律会作特别修改以适合他们的利益。用这种方式给总委员会造成的损害，并没有给他们本身带来“特殊的”恶果。首当其害的是整个法兰西民族，其次是欧洲每一个先进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他们全都关心在法国有公开集会的权利。因此，协会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公开表示不满。
其次，法国政府如此信赖的恐怖主义的总的精神，必定会妨碍许多赞同协会的原则和意图的法国人成为会员，并从而把他们自己同协会在法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损害也还是一般性的和非直接的。而且，这一点是协会在法国取得成功的障碍之一，这对于协会的创建者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总委员会早就准备要做相当艰苦的工作了，由于在法国对于任何独立的政治活动都笼罩着恐怖，因此总委员会在这里对此也并不抱怨。
如果法国政府继续保持它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前和大会期间的那种中立的（也许是蔑视的）态度，总委员会也就不会被迫向协会会员发表现在这个声明。可是，自从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以后，法国政府便决定改变它对协会的态度了。政策的这种改变，无论从总委员会或是从代表大会中法国或非法国的代表身上是找不到任何特殊的敌对行为来作借口的。
要是说总委员会或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是企求和招来法国政府的敌意，那是再荒唐可笑不过的了。有几个以个人身份出席代表大会的巴黎的协会会员虽有另外的想法，但是因为他们不是代表，未被允许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代表们又忙于手头的繁重事务，也不曾腾出一只手来组织过反波拿巴主义的示威。
法国政府变坏的最初迹象之一是雅莱斯·哥特罗事件。雅莱斯·哥特罗是瑞士人，加入了英国籍。他家住伦敦，去年9月去日内瓦一带探亲访友。日内瓦的瑞士德国人支部委员会和瑞士法国人支部委员会曾交托给他一些信件，以及许多有关本协会事务的小册子和报纸。所有这些东西，毫无例外地都是要转交给伦敦的总委员会的。9月30日，在从日内瓦回伦敦的路上，在法国和瑞士边境，哥特罗的提包受到法国警察的搜查，没收了他所携带的这些信件和印刷品。
这是一个暴行。在得悉这个消息之后，总委员会决定对此不能默不作声。总委员会并不否认，颁布法律的法国政府可以认为它没收由国外寄给一个法国公民、甚或只是一个居住在法国的人的印刷品和信件是合法的，但是，法国政府对于瑞士人和英国人乃至大不列颠的居民之间的通信也照样实行慈父般的“监护”之权，则是滥用权威，总委员会对此不得不加以反对。这个暴行之所以没有[7]恶化下去，是由于被没收的文件与法国政府毫不相干，也因为这些文件的性质根本不属于反波拿巴主义的攻击言论的范畴，总委员会不承认法国政府在同瑞士和大不列颠和平相处的时候有权拦截这两个国家的公民间的通信。
总委员会在这件事上采取的第一步是向法国内务部写了一封有礼貌的信，说明事实，请求他们调查清楚，最后恳求发还被没收的哥特罗的信件和印刷品。
总委员会等待对其意见书的答复等了五个星期，什么也没有等来。这个缄默是一个证明：法国政府为它的僚属的行动承担了责任。只是在这以后，总委员会才决定呼吁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出面予以纠正；他们发出这个呼吁的理由是：哥特罗是英国的臣民，总委员会是由大不列颠的臣民和在大不列颠定居的人所组成的。
说句公道话，斯坦利勋爵响应了这个呼吁，并指示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要求归还上述的信件和印刷品。
上月21日，总委员会收到了（外交部的）哈蒙德先生的来信，随信附有一个盖有英国大使馆印章加封的包裹。这封信通知总委员会：包裹里是被没收的哥特罗的文件。
包裹里确实有被没收的信件和印刷品，但说来奇怪，还有一些报纸，既不是没收哥特罗的，也不是由瑞士来的。这些报纸是两捆布鲁塞尔的《人民论坛报》。这是一家无疑使法国政府非常憎恶的报纸，是协会在比利时的一家主要机关报。这些报纸曾寄给一些法国会员，总委员会不仅未曾要求发还，而且也不知道这些报纸已被没收。这两捆都盖了公安部的印章。
为了了结哥特罗这一事件，下面签名者在这里引用总委员会在本月初通过的一项决议。
“决议：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斯坦利勋爵表示感谢，因为他向法国政府进行了公正而有成效的交涉，为本总委员会索回了本来归它所有、而于1866年9月30日在一位名叫雅莱斯·哥特罗的英国臣民手中被没收去了的印刷品和信件。”在这同时，下面签名者奉命将这一决议尽快递交给斯坦利勋爵一份。
去年11月份，总委员会的法国书记公民杜邦发现他寄给本协会在法国的代理人的信件被没收了，而从法国各地寄给他的信也没有收到。而且，法国邮局已被禁止投递总委员会寄给它在法国的代理人的印刷品，反之亦然。
公民杜邦当然不能继续信任法国邮局了。
本标题下的最新消息是：尽管对寄给法国公民和协会会员的印刷品的封锁仍严格执行，但从法国各省寄给杜邦的信件最近又一次到达了，虽然由巴黎寄来的信仍继续被扣留下来！
另一个情况是最近一期《法兰西信使报》上报道的。由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巴黎代表供稿的一篇有趣的文章，有几部分已经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并未引起恶果；这篇文章已送往布鲁塞尔付印，这只是因为巴黎没有哪一家印刷所愿意承印。这篇报道应该说是针对资本家阶级的，但对法国现政府则保持缄默。然而，这篇报道的铅印版却被法国邮政当局扣押并没收了。
在这种情况下，难以预言法国政府要持续多长时间才允许发售协会的会员证，才免除对其法律管辖下的协会的卓越会员的迫害。
奉总委员会之命，
彼得·福克斯
1867年1月15日[8]
公民荣克接着报告了他出使伯威克街“绿人”大厦的马车制造匠友爱协会的情况，报告结束时提议接纳马车制造匠协会为附属团体。
这个提议得到一致同意，公民里夫利被选为该团体在本委员会的代表。
接着，公民里夫利交付他的团体入会费5先令和他的捐款1先令。
宣读了公民奥哲尔的一封来信，说明伦敦工联理事会本月9日通过的决议可以在当天的《泰晤士报》上找到。
下面就是决议[9]：
伦敦工联理事会和国际协会。——昨天晚上在老贝利区贝尔旅馆举行的一次伦敦工联理事会会议上，丹特先生（机械工人联合会主席）主持会议，一致通过下述决议：——“会议认为，当着各国人民之间没有旨在调整工作时间和统一工资的经常通讯联系的时候，工人的地位就绝不可能有很多的改善，而是濒临被严重忽视的危险。由于国际协会提供了达成那种目标的最好条件，因此决定同该协会合作，以促进一切影响劳动利益的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伦敦工联理事会继续作为像以前一样的分离的、独立的团体存在。”[10]
宣读了改革同盟书记的一封来信，邀请本委员会参加即将来临的示威，请求派代表参加本月16日在新人街举行的会议。
列斯纳、卡特、科勒特和肖被委派前往出席。330
木版雕刻工人的冲突
公民科勒特报告说，自上次会议以来，他曾力图了结木版雕刻工人的冲突。他会见了霍洛韦的亨廷顿先生，后者已就雇主们关于事件的声明给兰开夏郡写了信。雇主们在他们知道公民科勒特是什么人和代表什么人之前，拒绝把声明寄给他。于是，公民科勒特要求总委员会授权他写信给上述这些雇主索取他们关于事件的声明。
提出了一项授予公民科勒特所要求的权限的决议案。但是，根据肖的提议和荣克的附议，这个问题搁置到下次会议讨论。届时，应邀请木版雕刻工人协会的一个代表团来出席。331
肖报告说，他在前一天晚上访问了风琴匠协会。他收到了入会费5先令和填好的申请书。
宣读了迈奥尔先生索还办公室房租的票据。提议、附议并通过：付给迈奥尔先生2英镑10先令。
记录本的一页（肖和福克斯执笔）
荣克说，杜邦收到了维埃纳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他们已有300名会员，他们想要他们的会员手册。
荣克说，他收到了阿普尔加思先生的一封来信，邀请他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一位绅士[11]，这位绅士很赞成我们协会的目标，他在洛桑拥有财产。
波兰人的示威
福克斯报告说，常务委员会已同意将四项决议案提交这个大会。
根据公民埃卡留斯的提议和卡特的附议，公民荣克被委派在波兰人的示威集会上担任执行主席。332
宣读了肯特郡里阿的罗伯特先生的来信，表示希望参加这次示威集会。
这封信由福克斯酌情作复。
会议即此休会至本月29日，星期二。[12]
总委员会会议[13]
1月29日
公民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接着，书记[14]宣读了上次会议以来他所收到的几封信。一封是霍斯堡小姐来的，答复总委员会给她的致谢信。另一封是考文垂织工协会333来的，寄来年度会费1英镑13先令4便士；两封是兰开夏郡、德比郡、约克郡和柴郡刻版印刷工人联合会来的，寄来该会入会费和1000名会员的年度会费。
接着，公民荣克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接纳兰［开夏郡］、德［比郡］、约［克郡］和柴［郡］刻版印刷工人联合会为本协会附属团体。
接着，公民福克斯代公民杜邦宣读了几封信。一封是《法兰西信使报》编辑来的，说明谢绝发表日内瓦代表大会会议录的原因[15]；另一封是巴黎装订工人瓦尔兰来的。瓦尔兰希望这封信由总委员会几位委员向伦敦装订工人宣读。这封信还宣布瓦尔兰寄给了总委员会18法郎。
接着，提议和附议：派一个代表团访问装订工人，以便转交巴黎装订工人的声明，委托书记写信给博凯特先生，把这件事通知他。
荣克、杜邦和万-瑞恩同意前往。334
宣读了比利时列日的一封来信，宣布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的分部。
宣读了索恩河畔弗勒鲁的贝尼埃尔的一封来信335以及巴黎的弗里布尔的一封来信。
由于木版雕刻工人协会派代表团来出席，在上次会议上搁置下来的有关木版雕刻工人的问题，这时由主席提出来了。
书记说明了他提议搁置这个问题的理由。
公民科勒特说，上次会议后，他在这件事上没有干什么；他认为他现在已无能为力，因为已经发生的情况使他要改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舍特尔沃尔斯先生说，他认为总委员会同从法国来的为亨廷顿先生工作的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联系，可能有所裨益。
荣克、杜邦和万-瑞恩同意提供帮助，这个问题即告结束。
改革同盟邀请参加改革运动示威一事，移交给常务委员会。即此休会至1867年2月5日。[16]
总委员会会议[17]
1867年2月5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接着，里夫利先生介绍了在黄金广场宽街王冠饭店集会的马车修理匠协会会员缪勒尔先生，后者要求了解协会的宗旨。给了他一份章程，并答应派一个代表团在今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去参加他的团体的会议。336
里夫利先生替曼彻斯特广场南街36号的路易斯·斯密斯和西区波特曼广场亚当街10号的科尔奈利乌斯·雷德林顿领取了会员证，他为此付了2先令2便士。他还退还给书记60张会员证。
萨里郡上诺伍德地方斯温顿市郊的考埃尔·斯特普尼先生也领取了一张会员证，并交付了1基尼。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会址在西区索霍区丹麦街自由大厅的全国改革同盟的一封来信，希望了解依据什么条件该同盟能够成为协会的附属团体。
请福克斯提供所需要的情报。
接着讨论了各附属团体缴纳会费的时间问题。
接着决定：各团体须在其入会之日起满12个月之前缴纳会费。
木版雕刻工人
荣克报告说，他已经访问了在霍洛韦的亨廷顿先生那里工作的两个法国木版雕刻工人，但是他还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他还要会见这两个人。
荣克报告说，他已经访问了在西奥博尔德路哈珀斯堂集会的装订工人，但由于他们太忙，他未能向他们宣读巴黎装订工人的来信。然而，他给他们留下了这封信的译文。
常务委员会建议总委员会派一个代表团参加改革运动的示威。
福克斯、列斯纳、拉法格、杜邦和肖被任命代表总委员会，西莫纳尔、科勒特和尼梅耶代表法国人分部。337
荣克宣读了日内瓦的卡尔德索寄总报告的一封来信。338
委托书记付给利诺先生印刷费3英镑，付给迈奥尔先生房租2英镑10先令。
科塔姆先生印会员证的账单移交给常务委员会。总委员会授权常务委员会印制收集来提供代表大会的统计资料的表格。[18]
总委员会会议[19]
2月12日
由于只有很少委员出席，会议在宣读记录后休会。
总委员会会议[20]
2月19日
由于没有委员出席，休会。
总委员会会议[21]
2月26日[22]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福克斯为本晚会议书记。
一位代表[23]替西头细木工联合会付1英镑7先令：5先令作为入会费，1英镑2先令为500名会员的年度会费。
接着，约翰[24]·柯恩出示了雪茄烟工人协会发给他的委任状，并为委员会所接受。他说他的团体已有会员700人。
比利时的骚动和大屠杀
公民科勒特宣读了韦济尼埃的一封来信，呼吁援救遗孀和受难者。他报告说，法国人分部已经募捐了，但是，该分部要等着看看总委员会在这件事上采取什么行动。
提出了认捐问题，但大家不赞成。
最后决定向英国矿工和钢铁工人呼吁，并由埃卡留斯起草一个传单，提交这个星期六的小委员会会议。339
格罗夫诺广场北奥德莱街地球仪饭店
马车修理匠协会的报告
列斯纳报告说，总委员会上次会议后，他访问过这个团体。会员们已同意加入本协会。
法国通讯
公民杜邦交付了一张价值英币9先令2便士半的汇票，偿付索恩河畔弗勒鲁应付的欠款。杜邦还宣读了巴黎委员会的一封来信，宣布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均已重新当选，并说明了委员会现有组成的理由。同一封信中还提出了新委员会为将在洛桑召开的代表大会所起草的议程。340
福克斯宣布，《国际信使》英文版和法文版已由其业主和编辑（科勒特）临时停刊，因为他找不到两个对政府的保证人。科勒特找到了一个法国人。他想要一个英国人作为第二个保证人。福克斯认为，因为这两个报纸是拥护总委员会的原则的，总委员会应该帮助科勒特克服这个困难。
科勒特报告说，在拖延了48小时之后，法国政府才允许载有代表大会报告第一部分的上一期在法国发行。341
1月22日波兰人纪念会
扎比茨基从华沙的政府机关报上翻译了一篇关于在剑桥大厅举行的最近一次示威集会的荒唐可笑的报道。
委员会即此休会。
巴克利、埃卡留斯、福克斯、科勒特、亚罗、扎比茨基、列斯纳、拉法格、马克思、杜邦、卡特和柯恩出席。[25]
总委员会会议[26]
3月5日[27]
公民奥哲尔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宣读了肯德耳的杰克逊先生的一封来信。信里有20张邮票，作为该城鞋匠的年度捐款。
还宣读了考文垂织带工人协会书记巴特勒先生的一封来信。这封信要求告诉他巴塞尔和瑞士其他地方的工资标准，因为关于瑞士织工工资低的说法成了降低英国织带工人工资的借口。
于是，指定荣克给瑞士去信，征求所需要的情报。
接着，荣克宣读了拉绍德封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已经成立了四个新的协会分部。他还收到杜普莱克斯寄来的并要求交给常务委员会的一封信。荣克还宣读了巴黎的弗里布尔叙述巴黎青铜匠对罢工的立场的两封来信。342他报告说，一个代表团已经访问了日工装订工人，他们给巴黎青铜匠捐赠了5英镑，并借给了10英镑。343工联理事会也已发给本协会证书，以便能够向伦敦各工联发出呼吁。344荣克、马克思、拉法格、杜邦、万-瑞恩、科勒特、扎比茨基、列斯纳、埃卡留斯和卡特同意访问各工联以争取他们的援助。
比利时矿工和钢铁工人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但延期到埃卡留斯提出他就这个问题所写的传单再议。
委员会即此休会。[28]
总委员会会议[29]
3月12日
公民福克斯主持会议。
出席委员：荣克、万-瑞恩、杜邦、马克思、拉法格、列斯纳、卡特、黑尔斯、莫里斯和肖。公民托伦、弗里布尔和另几位[30]协会会员出席。
批准了经宣读过的上次会议的记录。
下述决议由常务委员会提出，并被总委员会通过，即：
我们赞同并认可巴黎理事会的政治行为，并谴责《淘气》、《日内瓦未来报》及其他报刊对杜邦、荣克、杜普莱克斯及其他协会会员的攻击。345
杜邦报告：弗里布尔曾把勒·吕贝叫到协会法国人分部会员大会上，以便答复勒·吕贝对弗里布尔等人的攻击。这次大会以23票中22票的多数谴责了勒·吕贝的权术。346
根据公民福克斯的建议，一致同意下述决议：
本委员会认识到本委员会委员公民詹姆斯·柯普对于本委员会和本协会在全欧洲的利益所提供的帮助的价值，由于他向不列颠政府提供的保证，使得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记录得以在本协会在英国的两家机关报——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国际信使》上连载。[31]
分送《国际信使》给各团体
提议并在1票反对下通过：将载有日内瓦代表大会记录头两部分的《国际信使》（英文版）送给附属我们的工联和各团体。
还决定，由常务委员会考虑是否要在尚未附属我们的工联中散发这份报纸。
巴黎青铜匠的歇业
杜邦报告：出席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人分部上次大会的会员已经作出保证，在青铜匠继续斗争期间，每月提供13英镑，并交付了6英镑10先令。这笔钱是作为贷款提供的，归还的时候将作为基金，以应付该分部可能碰到的未来事件。
列斯纳和莫里斯报告：在牛津街三樽酒家举行的法国研磨工人大会将在本月19日即下星期二决定他们对青铜匠给以什么样的支持。他们还将指派一位代表来总委员会接替公民怀特黑德。
卡特报告：他访问了木工联合会。他们将在几天内决定他们将如何行动。
荣克报告：他和另几个人访问了机械工人委员会。他每天都想打听到该委员会将如何行动。
他还报告说，他已经给其他许多团体写了信，并访问了几个团体。在林肯会馆区朴茨茅斯街黑杰克饭店举行的制革工人大会，将在5月2日星期四8点钟举行季度大会，总委员会应该派一个代表团去参加。347
作出了代表青铜匠出席其他团体的会议的安排，有几位委员答应去出席。
日工装订工人协会
书记博凯特交付了17先令6便士作为这个团体420名会员的年度捐款，并且说，他几天内将准备好他的团体的会员致巴黎装订工人的信，并将把信交给总委员会，以便翻译并转送巴黎。
公民列斯纳代表国际工人协会瑞士德国人支部348交付了1英镑7先令9便士。
委托书记置备一本登记簿，以便在上面填写我们的各附属团体的名称、地址和款额。[32]
下面的信是由公民扎比茨基交出并由主席宣读的。
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中央伦敦支部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1867年3月12日
公民们：
我们受托通知你们，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中央伦敦支部在其2月10日的会议上，一致通过决议，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表示谢意，感谢它在筹备剑桥大厅举行的、纪念上次一月起义周年的社交茶会和公众集会方面给予的慷慨而有成效的合作，尤其是要对主席荣克先生、彼·福克斯先生、马克思博士、埃卡留斯先生及其他发表讲话的人在与会的公众面前高尚、热情、干练地捍卫波兰事业，表示最热烈的感谢。
主席路易斯·奥博尔斯基上校
书记约翰·克林斯基
会议即此休会至本月19日。[33]
总委员会会议[34]
3月19日
公民列斯纳主持会议。
公民福克斯担任书记。
上次会议的记录被批准，福克斯受命进行个别文字上的增订。
青铜匠
公民荣克报告，费特尔巷的制靴工人协会已拨款5英镑。该会执委只有权拨10英镑。
白铁匠（黑杰克饭店）
荣克报告说，该委员会无权拨款；必须由会员季度大会拨款，这个大会要在4月10日举行。他还说，如果我们派一个代表团去参加他们上述的大会的话，他们将非常乐意参加我们的协会。349
马车修理匠（北奥德莱街地球仪饭店）
列斯纳和黑尔斯报告：这个团体无需专门会议就可以拨款。他们大约在一个月内向本协会［交付］入会费。
瑞士消息
荣克宣读了《国际协会》[35]上一则关于我们协会的报道。
常务委员会的报告
福克斯提出报告，建议今后每周付给莫里斯1先令6便士，因为常务委员会利用他的房子开会。通过。
由于瑞士支部要求起草洛桑代表大会议程并立即发表，常务委员会认为，最好不要依从这个要求，但是作为替代的办法，将下述问题提出来作为现时唯一迫切而特殊的问题加以研究：“对工人实行有效信贷的办法”。这项建议被总委员会一致批准。350
日内瓦代表大会报告的散发
福克斯报告说，要给英国各团体和美国各通讯员提供两刀[36]《国际信使》（英文版），给大陆上的通讯员提供两刀半《国际信使》（法文版）。他认为，要有7期不刊登法国人的文章。351福克斯提议，卡特附议：
每星期分发两刀英文版《国际信使》和两刀半法文版《国际信使》，直到报告结束。一致通过。
科勒特说，如果他有通讯地址，他就会给各工会团体寄送200［份］《工人报》。352
柯恩说，雪茄烟工人的团体正在全英扩展。拥有300名会员的利物浦雪茄烟工人协会在北部有几个分会（他们同伦敦没有联系）；他建议总委员会同他们建立联系，他们通过交换资产负债表就会看到伦敦的团体是隶属于我们的。
奥哲尔说，他要去曼彻斯特，他想看看他同那里的工联理事会353能为青铜匠做些什么？可是，他需要全权证书。
即此休会。[37]
总委员会会议[38]
3月26日
书记缺席。
埃卡留斯主持会议并作记录。
公民荣克宣读了巴黎的一封来信。巴伯迪耶纳先生准备同他的工人商定标准工资额，别的雇主也随之效法。354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支部决定每周募捐。在巴黎，老板们开除支持歇业[39]的工人。（两天后，）一些雇主同他们的工人商定了标准工资额。老板们正在举行商定标准工资额的会议。这个星期日将召开全体大会。
代表团
公民荣克收到鞋匠协会（［捐给］青铜匠）的5英镑，并附有一封极表同情的信。他曾独自去过制帽工人那里（格拉维尔巷）。这个团体认为去一个人不成其为代表团。它要求先下通知，再派代表团去。铸工们表示了很大的同情，但是不能给予帮助，因为他们正面临巨大的困难。西头细木工联合会借给了20英镑。
决定再一次向鞋匠协会提出要求。
即此休会。[40]
总委员会会议[41]
4月2日
公民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由福克斯和埃卡留斯宣读了前两次会议的记录，予以批准。
青铜匠
荣克报告，他在上星期五访问了格拉维尔巷的制帽工人。他们将在这个星期五说明所作的决定。他还报告说，他访问过制革工人和白铁匠，还要去访问。机械工人什么事也没有干，因为他们还没有收回贷款。泥水匠的钱还没有到达巴黎。
杜邦报告说，《未来呼声报》刊载了一篇关于青铜匠歇业的文章。355
卡特呼吁注意火车司机的罢工，并说，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担负起自己的使命。
杜邦说，他一听说这件事，就访问了滨河区桥街31号的委员会，并在同一天与大陆上通了信[42]356；随之进行了一些激烈的讨论，荣克和杜邦被指派去做他们同火车司机委员会所能做的工作，以促进本协会的目标。
接着，由书记宣读了几项关于偿付债务的要求。
接着，由福克斯提议和亚罗附议：由于公民科勒特向总委员会提供《信使》[43]，付给他1英镑3先令7便士。一致通过。
又由福克斯提议和荣克附议：付给利诺先生印刷费1英镑10先令。一致通过。
《共和国》的广告费，根据公民荣克的提议，延期支付。
即此休会。[44]
总委员会会议[45]
4月9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书记缺席，未能宣读上次会议的记录。
福克斯被指派为会议的记录员。
福克斯代表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应制定出资产负债表并检查账目。一致同意。
黑尔斯为他的团体索要代表大会的报告；柯恩要求给他的协会提供几份载有巴黎人意见书的《信使》。357
决定：将这些要求载入记录。
黑尔斯认为，《信使》应在各附属团体中推销。
经过短时间讨论后，这个问题延至下周再议，福克斯负责请科勒特出席。
乔治·德鲁伊特被提名为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交给福克斯2先令2便士，作为劳伦斯和德鲁伊特的会费。
在格罗夫诺广场北奥德莱街地球仪饭店集会的马车修理匠协会的代表交付了5英镑，作为该团体加入协会的入会费。
杜邦宣读了弗里布尔（巴黎）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法国各工会向青铜匠提供了大约4000英镑。信上说同盟歇业已结束，但是最积极的会员中有17人已被开除出店。
接着，主席[46]报告：雪茄烟工人已拨款5英镑，钱已寄往巴黎。此外，泥水匠的钱还没有到达巴黎。而后他问：现在同盟歇业已经结束；他还能向各工联募款吗？
柯恩和黑尔斯答复说，只要那17个人被开除，同盟歇业就不能算结束；荣克宣布，他本人对英国工联的两位代表的反应表示满意。
公民柯恩报告说，雪茄烟这一行业很萧条，还会恶化，以前要好些。从业的人1/7没有工做。比利时人、荷兰人和汉堡人还到这里来，非常受苦。他们以极低的工资工作，没有别的选择，否则就要挨饿。他说，一个很熟练的荷兰人每做100件活得1先令9便士，而他柯恩，干同样的活每做100件得3先令6便士。他请求荷兰、比利时和德国的书记把事态的凄惨情况通知他们的同胞，当属于该团体而没有［工作］的人不超过25人时，大陆上的人可以来，并且欢迎他们来。
决定：立即注意上述问题。358
接着，福克斯提名威廉·黑尔斯为总委员会委员。
杜邦和荣克被指派去访问黑杰克饭店的白铁匠。
柯恩和荣克被指派去访问制帽工人委员会。
即此休会。
出席委员：莫里斯、福克斯、柯恩、黑尔斯、博勃钦斯基、
扎比茨基、巴克利、荣克和杜邦。[47]
总委员会会议[48]
4月16日
出席委员：荣克、莫里斯、列斯纳、黑尔斯、拉法格、杜邦、科勒特、福克斯、肖和柯恩。
福克斯宣读了上次会议记录。记录被批准。
福克斯提议，莫里斯附议：威廉·黑尔斯为总委员会委员。通过。
莫里斯提议，杜邦附议：伦敦裁缝协会主席乔治·德鲁伊特为总委员会委员。通过。
宣读了改革同盟的一封来信，请求派一位代表在本月17日去萨塞克斯饭店接受为纪念1867年2月11日改革运动示威的纪念匾。公民科勒特被指派代表总委员会去接受纪念匾。
福克斯宣读了哈里埃特·罗夫人关于“女权”问题的一封信，并说他认为，罗夫人如果被邀的话，或许会去参加在洛桑召开的代表大会。在大家同意的情况下，由福克斯负责写信给罗夫人，问她是不是愿意应邀出席本委员会会议。
杜邦宣读了巴黎的一封来信，信中对从伦敦去巴黎的裁缝代表团不是由我们协会的巴黎理事会向巴黎裁缝作介绍一事表示遗憾。359
莫里斯报告说，伦敦裁缝执委会在派出他们的代表团之前来不及同我们商量。他提议，派一个代表团于22日星期一去参加裁缝在阿尔汉布拉宫举行的会议。306这项提议得到了公民柯恩和公民杜邦的附议。科勒特和荣克[49]被指派为代表前去参加。
荣克报告了他参加黑杰克饭店的白铁匠集会和格拉维尔巷王子和公主饭店的制帽工人集会的情况。制帽工人借给巴黎青铜匠10英镑。他们需要关于我们的目标的一个书面说明，以便在他们能够对加入我们的协会作出决定之前在他们各店中传阅。
关于书记担任职务的劳动报酬问题，一致同意延至下次会议再议。
拉法格（代表马克思）说，奥哲尔在改革同盟一次会议上提议的向俾斯麦伯爵致谢的决议，将损害本协会的威信。361因此，他要求[50]对奥哲尔[51]进行不信任投票。
进行了讨论，最后委托书记写信给奥哲尔，请他出席下次会议。
《国际信使》（英文版和法文版）
下列决议经提议、附议并一致通过362：
“本委员会将《国际信使》作为代表协会原则的最好机关报向各附属团体推荐；这项推荐在所有通讯中予以通告。”[52]
总委员会会议[53]
4月23日
出席委员：荣克、莫里斯、福克斯、科勒特、列斯纳、杜邦、拉法格、扎比茨基、德尔、卡特、埃卡留斯、肖和巴克利诸位公民。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宣读了刻版印刷工人联合会约翰·萨克利夫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他们有90人罢工抗议使用女工的廉价劳动，并要求金钱援助，因为他们的行业非常萧条，他们无能应付他们的花销。
公民德尔提议，列斯纳附议：
书记写出事件真相的说明，并指出通常采用的请求伦敦工联理事会给予金钱援助的方式。通过。
公民科勒特报告：《国际信使》（法文版）在大陆上的一个订户写信给他，要求关于协会的情报，其目的是加入协会和成立一个分部。
裁缝大会
公民科勒特报告：他本人和荣克出席了在阿尔汉布拉宫举行的裁缝大会。荣克被介绍是上次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主席，受到了极其热烈的鼓掌欢迎。他向大会指出，如果说国际工人协会去年能够阻止巴黎的裁缝来顶替伦敦的裁缝，那么它今年就能够对比利时人和德国人做同样的事情，结果只会使裁缝老板们为从这些国家招工而白送钱。科勒特也在会上讲了话。埃卡留斯说，科勒特的讲话使他在英国裁缝中成了最有声望的人。
接着，莫里斯提议，科勒特附议：
总委员会认为，必须尽可能派代表团去参加各行业的集会。通过。
火车司机和司炉
荣克报告，他同杜邦一道，同拥护本协会的火车司机的书记举行了一次会晤。他一接到这位书记的信，马上就去访问了该协会的执委会。
公民埃卡留斯接着主持会议。
公民荣克提议和公民拉法格附议：应付给书记担任职务的薪金。通过。
接着荣克建议，应通过自愿捐款的办法来建立特别基金，以便支付书记的薪金，下列委员当即捐了款，计：
拉法格——1先令科勒特——1先令
莫里斯——2先令卡特——6便士
杜邦——2先令德尔——1先令
荣克——3先令
共计10先令6便士
接着，由公民列斯纳提议和公民福克斯附议：每周付给书记10先令。通过。
接着，拉法格提出奥哲尔在改革同盟的一次会议上提议向俾斯麦伯爵致谢的问题；经过有几个委员参加的讨论之后，一致通过了由公民列斯纳提议和公民拉法格附议的下述决议：
决定：“鉴于公民奥哲尔在改革同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感谢俾斯麦先生为德国民主事业所做的事的决议；鉴于公民奥哲尔是国际工人协会主席，总委员会认为它有责任说明，它同上述决议和公民奥哲尔支持该决议的讲话没有任何一致性。”363
缪勒尔先生报告说，在黄金广场宽街王冠饭店集会的马车修理匠协会已经决定加入本协会。他代表该团体交付了10先令。
接着，福克斯通知说，在下次会议上，他将提议就国际邮资问题派一个代表团访问邮政大臣。
即此休会。[54]
总委员会会议[55]
4月30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列斯纳、荣克、福克斯、拉法格、黑尔斯、科勒特、莫里斯、卡特、德尔、巴克利和肖诸位公民。
公民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作修改后被批准。
书记[56]宣读了制革工人协会关于他们的季度大会的一封来信。他受命答复这封信，并对这封信来得太晚以致总委员会未能出席一事表示遗憾。
宣读了《共和国》业务处要求支付广告费的一封来信。
接着，提议、附议并通过：付给《共和国》广告费1英镑。
又提议、附议并通过：付给公民科勒特印制法文会员手册的费用11先令3便士。
书记报告说，上次会议后，他已经写信给制帽工人协会、达勒姆郡盖茨黑德的胡德街21号北方钢铁工人协会书记约翰·凯恩先生，以及利物浦科珀勒斯希尔66号的利物浦雪茄烟工人协会书记伍德哈奇先生，要求他们运用其影响促使他们的团体加入本协会。他还报告说，他已按上次会议的指示写信给刻版印刷工人协会书记约翰·萨克利夫先生。
卡特提醒总委员会注意一件事：他本人和荣克还没有得到本应该给他们的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费用，每人1英镑。
公民德尔提议和公民科勒特附议：欠卡特和荣克的款，轮到下一次偿还。
荣克宣读了4月份《洛桑支部通报》364上的一段。其中说，很少几个支部交付了作为总委员会费用的3便士会费，由于这种不负责任的情况，使总委员会在完成出版日内瓦代表大会报告的任务方面遇到了障碍。
荣克还宣读了比利时书记贝松的一封来信，信中附有韦济尼埃的一封信。
公民埃卡留斯宣读了《先驱》上刊载的德国工人政党的纲领。365这个纲领如下：
“工人的政党忠于这个格言：全欧各国的被压迫者不分宗教信仰、国籍和民族而决心根据他们的利益联合起来，并致力于彼此互相帮助。”
公民福克斯提醒总委员会注意一家新的民主派报纸《美国人》，它刚出了第5号。366
在回答关于办公室租金的问题时，公民科勒特提出他的营业处的一个房间，租金每年约6英镑。
福克斯提议将这个问题移交给常务委员会。同意这个提议。
公民科勒特宣读了他所写的如下的一封信[57]：
致改革同盟主席埃德蒙·比尔斯文学硕士先生
阁下：
很抱歉，我没有赶上出席上次代表会议，未能聆听您就同盟执行委员会所采取的用以贯彻克里默先生的建议的措施（要求他们在上个星期三落实）所作的说明。
我从“改革运动机关报”《共和国》上发现，您说，“同盟委员会由于通过了上星期的决议，已经决定不举行如起初打算的那样的游行，而于今年5月6日在海德公园举行一次真诚的（bonafide）大会”，又说，“如果有什么暴动或骚乱发生，就必须归咎于政府”。我发现，该报还报道布拉德洛先生说过，“同盟不仅已经在海德公园召开过大会，而且打算在那里举行任何必要的集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仅要求允许进入公园，而且要强行进入公园，如果需要的话”。
阁下，我希望您允许我就这个重要问题发表几点意见。
我认为，人民有在公园里集会的权利，但是我也认为，在像蔑视权威这样的严重后果发生之前，人们应该准备像成年人而不要像夸海口的孩子那样来行动。
前些时，当我提议于耶稣受难日在海德公园游行的时候，我深信政府不会、也不能阻止人们个别地进入公园，即使人们一旦在那里举行集会，也不会进行干涉。
我的一些朋友试验过，证明我是正确的。
现在我相信，当代表们在本月17日投票赞成克里默先生的建议时，他们的印象是应该采取这个方针。
从上面我引述的《共和国》的内容可以看出：您和执委会决心要发起一次类似去年7月间的那样一次示威：如果当局采取过去采取过的方针，其结果不是必定会诉诸武力，就是改革者要又一次退却。我以为，要是把问题弄到这样的地步，就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犯罪的。我的理由是：
如果英国人民真的准备同政府闹事，那么他们就有比为进入公园问题同他们在军队和警察里的同胞战斗更好的事情要做。
然而，集会权利的问题可能是重要的。如果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诉诸暴力和流血，那么人们就一定要准备：不是屈服于现有的政治结构，就是要摧毁现有的政治结构。
我以为，他们还没有成熟到作这种发动的程度，所以我说，必然会导致暴力行动和流血的事是不明智的和犯罪的，达不到实际目的。
假定改革者们甚至冲进了公园，那乂会怎么样呢？您以为政府会就此止步吗？
如果政府动用武装力量对付你们呢？你们准备迎击吗？
如果议会通过一项禁止在公园集会的法案呢？你们就打算驱散议会吗？
最后，我劝您运用您的影响，使您在委员会中的同僚们重新考虑那项我以为不是代表们授权他们通过的决定，只邀请伦敦的改革者们个别地到公园去，避免可能出现的他们并不准备作有效支持的违禁事件发生。
当必须动用暴力的时候来临，如果不幸有一天果真来临的话，我希望这个国家的人民会非常明智地区分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谁是他们利益与共的自己人，虽然这些人暂时可能在军队或警察的队伍之中。
工人应该使他们的义愤不是反对当时被迫谋生的人们。我希望他们三思而行，从根本上打击邪恶。
尊敬您的约瑟夫·科勒特谨上[58]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没有谁表示反对意见。
根据肖的提议和德尔的附议，弗雷德里克·卡尔德，被提名为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接着，由公民福克斯提议和列斯纳附议：
274
书记写信给邮政大臣，要求他接见总委员会的代表团，讨论国际邮资问题。通过。
即此休会。[59]
总委员会会议[60]
5月7日
公民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出席委员：荣克、列斯纳、莫里斯、杜邦、博勃钦斯基、亚罗、柯恩、里夫利、德尔、奥哲尔和肖。
批准了经宣读过的上次会议的记录。
根据肖和德尔两位公民的提名，弗雷德里克·卡尔德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书记报告说，上次会议以来，他写信给克拉肯韦尔的普莱森特山柴郡干酪饭店集会的铜器抛光工人，要求他们接待总委员会的代表团。他还寄给他们一份如下的致邮政大臣的信：
国际工人协会
1867年5月3日于东中央区包佛里
街18号中央委员会办公处
阁下：
我受命满怀敬意地请求阁下惠予接见本协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讨论国际邮资问题的代表团
如果阁下为上述目的指定尽可能靠近本月中的一天，本委员会将不胜感谢。谨遵阁下之意。
书记罗·肖敬启367
他还写信给面包师傅联合会的五个分会，附有章程和成立宣言，并敦促他们加入我们的协会。他提醒总委员会注意一个事实：面包师傅的执委会每星期二晚上在法灵登街哈普胡同的工人会堂开会。他被委托同该团体通爪联系。368
荣克说，他收到巴塞尔应考文垂丝织工人的请求写来的关于丝织工人工价的一封信，下面是信的译文：
按照您的愿望，兹将工厂里的工资概况寄给您。纺所谓纬线的，每百根付17生丁；一天的工资是1法郎3生丁。平均工资经常是每天1法郎8生丁。计件工：29—46号＝10筘者，每英寸300—320梭，24法郎73生丁一件。29—46号＝8筘者，每英寸200梭，18法郎50生丁一件。21—40号＝8筘者，7次（译者不甚理解[61]），21法郎一件。14—36号＝10筘者，双梭，每英寸投200梭，17法郎25生丁一件——一件等于120辐。每天工作13个小时，一天最多只能完成两辐，一个星期的工资绝对超不过10法郎，而确实更为经常的是两个星期的艰苦劳动只达到15法郎。这种可悲的情况不仅是因为降低工价，也是因为提供坏丝造成的，以前每百根纱线付20生丁；用好丝，两个星期能挣25法郎；现在一般挣8—10法郎，挣到12法郎的情况极为罕见。
书记受命将这个译文的副本寄给考文垂。
公民荣克还宣读了日内瓦的一封来信。信中说，那里任命了一个新委员会，而委员名单中没有杜普莱克斯［和］卡尔德的姓名。他还宣读了拉绍德封的一封来信，要求将下述问题列入下次代表大会的议程。问题是：“产业萧条。它的原因和补救办法。”369
荣克（代表杜邦）宣读了里昂的一封来信。这封信请求总委员会转递里昂人通过德国报纸致德国工人的公开信，公开信的主题是德国的战争威胁，决定通过列斯纳把这封公开信送交公民马克思。370
宣读了布鲁塞尔的一封来信，说明裁缝业商号的头领们签署了使工人们满意的工资表。4月21日，裁缝、细木工、大理石研磨工和染色工举行大会讨论了工资问题。371
宣读了巴黎的舍马勒的一封来信，说明裁缝在工资提高10%而不是他们为之罢工的20%的条件下复工了。这个10%首先为极少数人所接受，而政府又不给他们举行行业大会的权利。因而罢工委员会辞了职，放弃了斗争。372
这封信报告说，巴黎理事会在宣传上用去了7英镑，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没有给总委员会寄来3便士会费的原因。这封信还建议，各支部应派若干代表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开五天会来作准备，以便召开代表大会期间节省代表们的时间。这封信说，在亚眠成立了一个新分部，巴黎的制绳工人已经罢工六个星期，青铜匠工会的旋工分会还没有成立。巴黎的装订工人渴望同伦敦的装订工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他们有人去参观博览会的话。
接着，主席（奥哲尔）提醒注意总委员会关于他在改革同盟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问题的表决，他说明了这项决议只是表示感谢俾斯麦伯爵给予德国人民选举权，并不包含他的全部政策，总委员会对于这个解释表示十分满意；根据肖的提议，亚罗的附议，决定将这个解释送《国际信使》发表。
委员会即此休会。[62]
总委员会会议[63]
5月14日
出席委员：奥哲尔、福克斯、埃卡留斯、荣克、亚罗、杜邦、德尔和肖。
公民奥哲尔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宣读了西区女鞋匠协会请求贷款10英镑的一封来信。委托书记答复这封信。
宣读了刻版印刷工人协会书记的一封来信，抱怨总委员会没有为他们募款和支持他们的罢工。责成书记答复这封信。
宣读了邮政大臣的一封来信，拒绝接待总委员会派出的讨论国际邮资问题的代表团，但仍乐于考虑可能送给他的任何书面声明。
由福克斯负责尽快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
宣读了阿普尔加思先生的一封来信，说明他协助在诺福克郡的林恩成立了我们协会的一个分部。他请求总委员会同该分部的书记通讯联系。
委托书记对于阿普尔加思的帮助向他表示感谢，开始同林恩的分部通讯。
主席提出邓弗里斯爱尔兰街89号的G.B.斯图亚特作为在不列颠那个地区负责建立协会分部的人选。
书记说，他已经按上次会议的指示写了信；他还给比斯利教授、哈里逊先生、沃尔顿先生、面包师傅联合会执委会和各附属团体写了信，并寄去了代表大会的报告。
接着，荣克提议和杜邦附议：
允许《共和国》的记者报道总委员会的活动情况。-·致通过。
荣克代表杜邦宣读了我们在波尔多的通讯员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明他已经把钱转交给伦敦了，并探询转交钱的最好方法。他以他的支部的名义对伦敦工人为巴黎青铜匠和裁缝所作的努力向他们表示感谢。他还宣读了马赛公民瓦瑟尔的一封来信。他是代表马赛及其郊区的许多希望在那里成立分部的工人写信的。
这件事交给杜邦去办。373
荣克宣读了《人民论坛报》上的几段，是关于比利时的工人组织以及我们协会在那里所起的作用的报道。374他还想报告访问铜器抛光工人的情况，但是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
关于迁移总委员会会址的问题，埃卡留斯提议和福克斯附议：
总委员会会址不必迁移；为使用办公处，每周付给伦敦工联理事会1先令；通过。
西北区卡姆登镇加罗林街26号的亨利·多德领取了1张会员证，并付了1先令2便士。
委员会即此休会。[64]。
总委员会会议[65]
5月21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列斯纳、卡特、荣克、黑尔斯、德尔、科尔森、奥哲尔、巴克利和肖。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宣读了比斯利教授和弗·哈里逊先生的来信，对总委员会送给他们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表示感谢。
荣克宣读了巴黎的一封来信，谈到在阿尔及尔建立了协会的一个分部。375信中还说，如果有哪个团体要去参观博览会，应该把这件事通知他们，以便巴黎人能给予他们以衷心的欢迎。信里又一次提到，必须不迟于8月26日派代表和送报告到洛桑去。荣克宣读了洛克尔的一封来信，附有一笔73名会员的会费17先令6便士的汇款，并请求将表音拼字问题列入下次代表大会讨论的议程。376
接着，奥哲尔通知说，他将在下次会议上提议举行一系列会议来讨论劳动问题。即此休会。[66]
总委员会会议[67]
5月28日
出席委员：奥哲尔、埃卡留斯、列斯纳、杜邦、荣克、德尔、威·黑尔斯、约·黑尔斯、肖、巴克利、卡尔德、莫里斯和亚罗。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宣读了布雷肯的沃尔顿先生感谢总委员会寄给他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来信，还宣读了全国锻工协会联合会书记约翰·凯恩的来信，信上说，他已将书记的信加上他自己的评论刊登在他们的月报上，他将寄一份给总委员会；与此同时，他将以个人身份加入协会。
公民莫里斯带来了伦敦裁缝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敦促总委员会尽最大努力为裁缝们从欧洲大陆和美国弄到一笔钱。377
荣克说，杜邦前些［时候］谈到这件事，并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他（荣克）曾拒绝为此采取任何步骤，是因为他认为裁缝们似乎希望上工。但是既然他们向总委员会提出了申请，因而他想提议：“大陆和美国的书记写信给他们的通讯员，为伦敦的裁缝们争取金钱支援。”
杜邦支持这项提议。提议被一致通过。
荣克代表杜邦宣读了阿尔及尔来的一封信，说明［那里］已成立了分部。
他还宣读了马赛附近的菲沃的一封来信，说明那里的分部已有300名会员，他们预期不久将达到500人。
荣克应杜邦之请，再一次提醒总委员会注意上次会议上宣读的舍马勒信中的主张：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五天应派代表和送报告到洛桑去，让这些代表为代表大会准备议程。
讨论到上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条例的第一条378，发现制定代表大会议程完全是总委员会的职责。经过一番讨论，根据公民约·黑尔斯的提议决定：
由一个三人委员会起草一份致已加入和未加入协会的各团体的呼吁书，邀请他们参加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此外，这个委员会还为代表大会草拟议程。
这个委员会的任命延至下次会议。
荣克所力陈的其次一点是：应将舍马勒的下述愿望通知协会各附属团体，即：任何准备参观法国博览会的团体或会员，应通知巴黎理事会，以便他们能够在英国人到达时给以衷心的欢迎。关于这个问题，完全委托书记在通信中加以说明。
接着，主席奥哲尔报告说，在上星期五晚上举行的伦敦工联理事会的会议上，决定将在伦敦举行一系列的会议来讨论劳动问题，他要求总委员会协助实现这个目的。提议、附设并一致通过：荣克和约·黑尔斯两位公民同主席奥哲尔和工联理事会的埃德加先生合作筹备上述这些会议。379
委员会即此休会。[68]
总委员会会议[69]
6月4日
公民荣克被选主持会议。
出席委员：杜邦、列斯纳、柯恩、福克斯、扎比茨基、约·黑尔斯、威·黑尔斯、德尔、卡特、卡尔德、巴克利、摩尔根、埃卡留斯、莫里斯和肖。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宣读了迈奥尔先生关于房租和使用家具的3英镑6便士的账单，偿付问题延至下次会议再议。
根据德尔先生的提议，付给公民卡特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费用的欠款1英镑。
宣读了西蒂区新宽街19号和平协会380寄给主席的信。这封信提议英国工人应当发表向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表示同情的公开信。
稍加讨论后，根据公民柯恩的提议，公民德尔的附议，决定：“承亨利·理查牧师惠书，奉函致谢，我们要求得到有关和平协会原则的更为详细的情报，以便同他们合作以促进国际和平事业。”
杜邦宣读了我们在波尔多附近的通讯员的一封来信。信中说明了他们支部拥有经费的情况。
荣克宣读了我们协会在瑞士法国人机关报上关于伦敦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几则报道。381这家报纸表示希望总委员会现在要做些积极的工作。
裁缝的罢工
埃卡留斯希望知道，由谁来担负代表裁缝给德国写信的费用。
稍加讨论后，根据公民卡特的提议，公民德尔的附议，决定：为争取对罢工中或同盟歇业中的附属团体给以帮助而写信给大陆各分部，一切邮资等费用应由总委员会支付。
接着，由公民埃卡留斯提议，公民卡特附议，拨出3先令支付代表裁缝写给德意志北部的六封信的邮资。
还决定，拨出1先令支付为这个问题写给菲拉德尔斐亚的公民西耳维斯的一封信的邮资。
杜邦在答复公民莫里斯时说，他已经为伦敦裁缝向巴黎、波尔多、里昂和阿尔及尔各支部发出了呼吁。
荣克说，他已经通过我们协会的瑞士法国人机关报向瑞士法国人支部发出了呼吁，也向代表德国人支部的贝克尔发出了呼吁。382
福克斯什么也没有干，因为他没有接到关于这个问题的通知；书记说，之所以没有把这件事通知福克斯，是因为没有他（福克斯）的地址。383
关于任命起草致各团体呼吁书和为代表大会制定议程的委员会问题，一致决定：
福克斯、马克思、荣克、埃卡留斯和杜邦担负这项任务。384
即此休会。[70]°
总委员会会议[71]
1867年6月18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列斯纳、杜邦、约·黑尔斯、福克斯、荣克、德尔、奥哲尔、肖、卡尔德和巴克利。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埃卡留斯报告说，他没有收到他为伦敦裁缝所写的信件的任何复信，但《海尔曼》385上有一则报道，大意是说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正有所行动。
福克斯报告说，他已就这个问题给美国写了信。
公民凯勒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以替代已经辞职的公民科勒特来代表法国人分部。凯勒交付了19名会员的每人3便士会费，共4先令9便士；德尔先生替约翰·格雷厄姆交付了1先令。
公民福克斯提议，列斯纳附议：哈里埃特·罗夫人为总委员会委员。
荣克宣读了瑞士法国人机关报上的几段报道，说明协会在瑞士取得了许多进展。386
根据德尔和荣克两位公民的提议，决定：
总委员会请求起草委员会在下星期二提出代表大会的议程。
由荣克提议和列斯纳附议：
派一个代表团在下一个星期四访问机械工人。通过。
根据肖和福克斯的提议，奥哲尔、荣克和杜邦当选前去访问机械工人。387
福克斯提出如下所载决议案，公民德尔附议，并被一致通过。[72]
国际工人协会
在星期二晚总委员会的例会上，例行事务结束后，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
第一，“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感谢参加最近在巴黎支持波兰的示威的工人、学生和律师，因为这次示威使俄国沙皇明白，一个亚洲的野蛮强国来统治称为波兰人的那一部分欧洲人民、称为波兰的那一部分欧洲土地，是对正义和常识的背叛”388。
第二，“鉴于弗洛凯律师因为在正义宫对沙皇所采取的英勇而真正世界主义的举动而受到谄媚之徒或愚顽之辈的责难，我们特公开宣布赞赏他的这种举动，并对律师公会理事会拒绝指摘弗洛凯律师表示感谢”e
第三，“总委员会谨祝贺不列颠民族和政府由于认识到不值得同俄国沙皇更密切交往而获致良好的命运”[73]。
委托大陆各书记公布上述决议。389
委员会即此休会。[74]
委员会会议[75]
6月25日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福克斯、列斯纳、凯勒、杜邦、荣克、德尔、莫里斯、肖、卡尔德和巴克利。
公民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宣读了面包师傅联合会的一封来信，说明在将于8月在诺丁汉举行的该联合会年会上，该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将提出来讨论。
罗夫人被接纳为总委员会委员。[76]
房东迈奥尔先生送来一张条子，要求立即付给房租6英镑，并通知退租；稍加讨论后，公民莫里斯建议在9月份以前利用他在城堡街16号的房子。
公民列斯纳提议和公民荣克附议：接受公民莫里斯的建议，总委员会下星期二在那里开会。
公民莫里斯交出伦敦裁缝罢工委员会的一封来信。他希望总委员会将这封信送到大陆发表。
公民荣克提议和福克斯附议：把这封信寄给公民科勒特，供《国际信使》发表，听凭他（科勒特）作编排上的处理。
接着，福克斯宣读了代表大会委员会的报告如下：
日程：第一，总委员会的报告。第二，议程。第三，其他。
议程
第一，依靠国际工人协会来联合工人阶级的努力。
第二，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利用贷款来为自己的解放服务，而这笔财富本是他们提供给资产阶级和政府的。390
情况汇报
埃卡留斯报告说，他收到柏林对他代表伦敦裁缝写去的信的复信。这封复信说，柏林裁缝为伦敦裁缝筹集了约18英镑。埃卡留斯还报告说，制桶工人慈善会将在下次集会时考虑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
荣克报告：他上星期四去过机械工人联合会。奥哲尔没有去，毫无所获。如果允许的话，他决定下星期四去。
荣克［和］杜邦于是被委派于星期四再去，奥哲尔答应在那儿等他们。
荣克还报告说，他代表伦敦裁缝寄给贝克尔的呼吁书在《先驱》上发表了，瑞士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分部。391
即此休会。[77]
委员会会议[78]
7月2日
公民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由于书记缺席，公民福克斯宣读了记录。按所宣读的予以批准。
通讯
公民荣克宣读了日内瓦的一封来信。信中抱怨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议程方面不积极。这封信还说，将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代表大会[79]使得去洛桑的代表们也能够出席，并完成双重使命。392
维埃纳的一封来信声称，该分部给伦敦坚持罢工的裁缝寄来［一笔］60法郎捐款和40法郎贷款。这个分部有600名会员，要不是缺少会员手册的话，也许有1000名会员了。它准备派两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293他们曾申请过印行章程，但是政府当局未予批准。他们要求50几份代表大会的报告。维埃纳的公民马尔什瓦尔请求授权在阿诺奈成立一个分部。一致同意。
国际邮资
公民福克斯通知说，下星期二，他将提出他写的致邮政大臣的书面声明。
公民福克斯抱怨法国人分会的一个会员公民贝松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主办的纪念1848年六月起义的公开集会上的行为不端。稍加交谈后，这个问题搁置到7月9日。
公民福克斯吁请注意美国生产合作社的迅速发展。
出席委员：福克斯、罗询、埃卡留斯、杜邦、凯勒、柯恩、列斯纳和莫里斯诸位公民。
即此休会至7月9日，星期二。[80]
委员会会议[81]
7月9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公民埃卡留斯报告说，他作了上次会议的记录，但把它落在家里了。
宣读了公民肖的一封来信。他在这封信里说明，由于在伦敦找不到职业，他不能继续担任总书记这项职务了。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接受他的辞职。根据公民马克思的提议，公民列斯纳的附议：对公民肖在担任书记职务期间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一致通过。
委任总书记
公民福克斯提议，公民巴克利附议：委任公民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为协会的书记。一致通过。
宣读了阿瑟·迈奥尔先生的信，要求一份关于应付给他房租的书面声明。
公民福克斯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付给迈奥尔先生2英镑10先令。通过，委托书记交付。
通讯
美国。公民福克斯宣读了美国铸工联合会395主席西耳维斯先生答复伦敦罢工裁缝呼吁书的一封来信。西耳维斯先生说明，他的联合会在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去年一年花了3.5万美元，今年花了4万美元，现在有2000会员失业。已决定把注意力主要转向建立合作铸造厂上，这是解决劳动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他们已经有几家铸造厂全部开工，将要建立更多的。他们的基金太少，不能提供援助，但是他将研究在自愿捐款的方式下能干些什么。信中还透露了下个月在芝加哥举行劳工大会的消息。
委托福克斯写信给大会的组织者杰瑟普先生。
意大利。公民荣克宣读了在那不勒斯的朱·达希的一封来信，抱怨他前几封信没有收到回信，他要求寄去协会的章程。
委托公民卡特答复。
法国。公民杜邦宣布，巴黎青铜匠已决定给伦敦罢工裁缝赠款10英镑和相同数目的贷款。波尔多分部已寄给裁缝1英镑12先令，寄给总委员会1英镑8先令会费。在索恩河畔弗勒鲁和鲁昂举行了支持裁缝的公众大会。
公民杜邦询问以小册子形式出版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事。396
委托书记邀请公民科勒特出席7月13日星期六的常务委员会会议。
卡斯泰尔诺达里。来信抱怨警察限制，但是答应尽力组织协会。
伦敦。宣读了《共和国》经理要求付给广告费的来信。
决定停止刊登广告。
代表团
机械工人联合会。公民荣克报告：公民奥哲尔没有履行他所受命的职责，而他自己，因为耽搁很晚才到场，只能作极简略的说明，机械工人的委员会没有作出决定就休会了。委托书记［写信］给阿兰先生。还委托书记写信给伦敦排字工人和铜器抛光工人。
一般性事务
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拉法格附议，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第一项如下：
关于使国际工人协会能在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争取彻底摆脱资本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他们的共同行动中心的作用的实际办法，通过。
公民埃卡留斯宣读了下面所附的呼吁书，一致通过，并决定刊印300［份］供散发，同时委托公民拉法格把它译成法文，于7月13日星期六提交常务委员会。
就公民贝松的不正当行为作出决定：他应当出席7月13日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委托书记写信给他。
公民福克斯把他写的致邮政大臣的书面声明提交委员会。访问过瑞士邮政部长的埃卡留斯、荣克和卡特三位公民全都建议作些补充。公民福克斯欣然接受，并说明他将在这个星期内完成这个文件。397
即此休会。
出席委员：巴克利、卡特、杜邦、埃卡留斯、福克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莫里斯、斯特普尼、拉法格、亚罗和扎比茨基。[82]
委员会会议[83]
7月16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两次会议的记录。
一般汇报
总书记[84]报告：他收到了全国锻工协会书记约翰·凯恩的来信，宣布该团体准备加入。
机械工人的书记已经送来毋宁说是一种推托的复信，只答应把情况反映给机械工人的总委员会。
伦敦工联理事会书记要求派代表团去参加该团体的年会。
通讯
瑞士。日内瓦人把设菲尔德的偏激行为和那几个工联同国际协会扯在一起。398该支部希望予以驳斥，但因日内瓦报纸转载的只是英国报纸上的零星片断，决定不理睬这件事。
宣读了《未来呼声报》社论的摘要。其中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入侵墨西哥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对凡被发现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抵抗外国入侵者的墨西哥人判处死刑，并在宣判后24小时内予以执行；而面对这样的事实，欧洲官方报刊竟掩盖了他那令人发指的罪行。399
法国。法国书记[85]交出了里昂分部的部分年度会费2英镑。里昂分部要求授权成立一个罗讷（河）省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这项授权。
里昂分部的会员们感到非常困难，他们也许只能派遣一名代表去参加代表大会。为了能够举行定期的集会，他们已经决定注册为合作社，但是他们相当天真地相信他们的储金将使他们摆脱资本的统治。他们已准备了会员证的格式和符合法律的章程草案。400维勒弗朗什新建了一个分部，公民沙桑为书记，他们将派代表去洛桑。401卡斯泰尔诺达里也建立了一个分部。舍特尔收到了各期的《信使》；［他们］乐意订阅，只是太穷了。《未来呼声报》是他们的机关报，但是他们宁愿要比这家报纸更激进些的。402
一般性事务
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公民贝松为他的行为辩护，理由是：（1）在法国人的会议上，一个人可以把位置让给另一个人；（2）他没有领会执行主席的话；（3）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会引起争论的错误；（4）他承认他太激动了。
公民福克斯根据提出的这个报告，反对所列的各点，并提议以后有机会还要付诸讨论。
致邮政大臣的书面声明被通过，并决定应由所有的书记签名。
马克思、柯恩、福克斯、杜邦和埃卡留斯诸位公民被任命为代表团，出席伦敦工联理事会1867年7月25日在老贝利区贝尔旅馆举行的年会。403
决定：代表大会议程于8月份讨论。
出席委员：柯恩、巴克利、埃卡留斯、福克斯、杜邦、荣克、列斯纳、罗夫人、凯勒、莫里斯、亚罗、扎比茨基。
即此休会至7月23日，星期二。[86]
委员会会议[87]
7月23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总书记[88]报告：他收到鞋匠联合会书记多德森先生的一封来信，［说明］去年他的执行委员会［能够］应允给代表大会基金提供5英镑的条款，已经被1867年的代表会议撤销了。该联合会从未承认是附属团体，这一点曾经向代表团作了说明。
书记要求准许他写信给伦敦工人协会。稍加讨论后同意。
通讯
美国。公民马克思收到几封信：一封来自纽约，宣布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加入协会，俱乐部否认一切天启和每一个不是以认识具体对象为基础的［教条］。它主张消灭个人财产，人人平等，它的会员相互保证把这些格言付诸实践。404另一封是新泽西州霍博肯的一个类似的团体来的，也是宣布它加入协会。它要求委员会把文件寄去，还谈到美国工人面临的巨大危险就是被职业政客——天下最大的流氓所中伤，并且正在宣扬工人的本分是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参议员威德前几天发表了一篇几乎是共产主义的演说，但是他在资产阶级听众面前却又为这个演说作了辩解。[89]
公民马克思提醒总委员会注意议会的蓝皮书——《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其驻在国工商业情况的报告。1867年》，并从蓝皮书中摘出如下几段405：
“1864年头11个月，比利时进口7200吨未加工的生铁，其中5300吨是从大不列颠进口的，1865年同一时期，生铁进口增加到18800吨，其中17000吨是从大不列颠进口的；1866年，生铁进口达29590吨，其中26200吨是从大不列颠进口的。另一方面，1864年头11个月，比利时出口的生铁达24400吨，其中17200吨输入法国，5900吨输入英国，而在1866年同一时期，生铁出口没有超过14000吨，其中9600吨输入法国，输入大不列颠的只有241吨。比利时出口的钢轨也从1864年头11个月的75353吨减少到1866年的62734吨。
现在以表格的形式列出1866年头11个月同1864年同一时期相比的关于比利时从大不列颠进口的和大不列颠从比利时进口的各种品种的钢铁的材料。
比利时从大不列颠进口（均以头11个月计）
1866年1864年
（单位：吨）（单位：吨）
矿石和金属屑…………………………01
未加工的铁、锭铁和废………………262115296
加过工的铁（钉子、铁丝等）………10311777
金属铸件………………………………4124
锻铁……………………………………255203
扁钢、钢板和钢丝……………………32191227
锻钢……………………………………5220
共计312898528
大不列颠从比利时进口（均以头11个月计）
1866年1864年
（单位：吨）（单位：吨）
矿石和金属屑…………………………17685555
未加工的铁、锭铁和废铁……………2415920
加过工的铁（钉子、铁丝等）………67279436
金属铸件………………………………57
锻铁……………………………………120
扁钢、钢板和钢丝……………………5056
锻钢……………………………………165
共计881720979
简单总结是：1864年（头11个月）比利时向英国输出20979吨铁和钢，而1866年却只有8817吨，可是英国向比利时输出的铁和钢却从1864年的8528吨增加到1866年的31289吨。”
这使人想起，一些资产阶级报纸去年大肆叫嚣，说什么工联的存在引起了极有害的后果；它们断言，由于工联的活动而使受到比利时制铁业排挤的英国制铁业丧失了自己的阵地。所有这些大肆叫嚣的报纸，不仅没有报道过上述蓝皮书的内容，而且连蓝皮书的出版也没有提到过。
处理了一些例行事务后，总委员会延期到7月30日星期二在西区东城堡街16号开会。[90]
瑞士。日内瓦支部已经同意和平代表大会的纲领。406弗勒里耶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委员会号召拉绍德封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委员会进行反对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斗争，这些倾向力图推翻社会秩序和挑起不同阶级间的仇恨。407钟表匠利用国际的组织来制止资本家间隔好长时间发给工资和在工人预支时打折扣的制度。408
意大利。公民卡特报告说，他按指示写过信，但是他只寄出了载有代表大会报告的《信使》头四期。
公民埃卡留斯提名裁缝联合会西蒂分会主席公民尼尔为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公民福克斯宣布，他收到了美国劳工代表大会委员会的一份呼吁书。409
公民马克思提议，列斯纳附议：
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我们代表大会的议程，任何分部都无权提出自己的议程，只有总委员会有权拟定代表大会议程，委托总书记将总委员会的议程寄给《信使报》，并将这一决议通知巴黎委员会。通过。410
决定：到1867年9月前的资产负债表附在代表大会报告中。411
公民福克斯被委托在克利夫兰大厅找一个房间。
决定：需要代表大会报告小册子的各分部应寄来预订款。
公民福克斯宣布，美国成立了社会科学协会。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7月30日。
出席委员：巴克利、卡特、杜邦、埃卡留斯、福克斯、荣克、列斯纳、罗、马克思、莫里斯、凯勒、斯特普尼、威廉斯。[91]
记录本的一页（1867年7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
贴有马克思关于新蓝皮书上统计数字的发言的铅印原文
委员会会议[92]
7月30日
公民卡特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总书记[93]报告，阿尔弗勒德·阿·沃尔顿写信来说，由于出版他的《我们的未来发展》一书，妨碍了他当代表。他寄来5先令作为代表大会基金。
考文垂织带工人探询去瑞士的细节，目的是要派出一个特派代表。
锻工书记凯恩先生正尽力筹集代表大会基金。
地球仪饭店的马车修理匠将研究代表大会基金问题。
制革工人协会已答应在8月1日接待一个代表团。
怀特查珀尔的德国人俱乐部和谐协会已给代表大会基金拨款10先令412，不来梅的裁缝为罢工的裁缝寄来了4英镑10先令。
波兰人分部写信宣布，它将委派一位住在瑞士的波兰流亡者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413，并根据它的财源捐款给代表大会基金。它寄给两年的会费。
公民尼尔被一致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通讯
法国。马赛通讯员公民瓦瑟尔从距马赛约30公里的煤矿区菲沃来信说，这个地方的资本家千方百计地使大约500名矿工转而反对国际协会。他和几位朋友尽其所能与之针锋相对地斗争，在建立分部之前，他不准备离开。托伦已经控制了《法兰西信使报》，这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他要求法国书记给马赛写一封鼓励的信，使会员们保持斗争精神。
卡昂的公民塔尔博特在他的信里宣布，龙格同他在一起，他的分部将派遣一名代表去洛桑，他将寄给总委员会1基尼。414
宣读了索恩河畔讷维尔的欧仁·贝尼埃尔的一封来信，其中声称：一位代表将被派往洛桑，该分部支持和平代表大会。
各代表团的报告
公民福克斯去了解过克利夫兰咖啡间。它只在星期三有空，每周租金半克龙[94]。
公民柯恩不同意，星期三开会就等于把他开除，因为他的团体的委员会是星期三晚上开会。
这个问题延期再议。
公民柯恩报告了伦敦工联理事会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把整个晚上的时间都用于理事会和木工联合会一些分会之间的争吵上。415这个会议休会至8月3日，他自告奋勇再去参加。公民黑尔斯被委派同他一道去。
黑尔斯和埃卡留斯两位公民被委派去参加在8月1日举行的制革工人代表会议。
公民马克思提议，在8月6日研究和平大会的纲领。
公民卡特通知说，在下一次总委员会［会议］上，他要提议任命四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8月6日，星期二。
出席委员：巴克利、卡特、柯恩、杜邦、埃卡留斯、福克斯、加德纳、黑尔斯、凯勒、列斯纳、马克思、莫里斯、肖、扎比茨基。
授权法国人分部会员公民伊萨尔作为协会的代理人在美国进行活动。[95]
委员会会议[96]
8月6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总书记[97]报告：公民豪威耳给代表大会基金寄来了2先令6便士，并申请一封给巴黎会员的介绍信。
考文垂织带工人的理事会把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问题，移交给将在几天内举行的行业代表的会议。416
细木工联合会来信说，他们的基金困难很大，以致不可能给代表大会任何捐助。风琴匠寄来了他们的年度会费2先令1便士，但是已无能力给代表大会提供经费。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准备召开一个全体大会来研究能为代表大会做些什么。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已决定交付2英镑的年度捐款，并授权各分会分别自行决定加入。417制革工人协会的代表会议礼貌地接待了代表团，但是，从该会书记的信上看，问题还必须交给会员讨论决定。
通讯
法国。宣读了孔代（卡尔瓦多斯省）的公民图坦的一封来信。信上说，那里只剩下四个会员，他们寄给公民弗里布尔5法郎，［他们］将同卡昂分部联合派遣一名代表。公民马尔什瓦尔从维埃纳（伊泽尔）来信说，派遣代表的问题正在讨论。418他说，他需要一些代表大会报告。他想去阿诺奈，要求给他作些指示。南特的公民叙尔来信宣称，收到了代表大会报告以及下次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和邀请书。许多以前的会员担心，由于协会是政治性的，可能使他们陷入困境，而没有继续缴纳年度会费。在南特进行宣传非常困难。有许多福利慈善机构，而人民整个说来都是笃信宗教的。有谁要钱做什么事，就被看成是恶棍。写信的人遭到了以前曾经是他的同事的人的冷眼。
公民杜邦报告说，他克服了许多麻烦才使得代表大会呼吁书和议程在《欧洲信使报》上发表。他还收到了一份邀请书，邀请总委员会派代表参加将于这个月16、17和18日在巴黎举行的合作社代表大会。419
公民福克斯宣布，他收到美国劳工代表大会委员会的一份呼吁书，根据这份呼吁书，他发现他先前得到的呼吁书是错误的。芝加哥《工人辩护士报》发表了我们的代表大会报告的几个部分，并且在谈及正在召开的美国劳工代表大会的文章中说，应予决定的问题之一是应该派遣代表参加欧洲的国际代表大会，以预防资本家为了降低劳动价值而从欧洲运进工人的泛滥，促进两大陆劳动人民之间的了解。420
代表团
公民黑尔斯报告说，他同公民柯恩一道出席了伦敦工联理事会会议，但是议论别的事情占用了整个晚上，而代表大会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在代表大会前将不再开会。
黑尔斯和荣克两位公民被委派去参加下星期一的铜器抛光工人的会议。
公民卡特提议，公民亚罗附议：
要求公民豪威耳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合作社代表大会，公民杜邦发给他全权证书。一致通过。
关于克利夫兰咖啡间的问题再次延期；罗夫人主动提出前去了解是不是能够在星期二占用。委托公民莫里斯去向富兰克林大厅了解。
公民卡特提议：委派四名代表，所有可能收到的钱都应在他们之间平均分配，并请他们垫付不足的部分。
稍加讨论后，这个建议被撤销。
接着，公民黑尔斯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
经费按得票数发给代表，也就是得票最多的人得头一个10英镑，并按可能收到的钱数如此轮流。这个决议以7对5票被通过。
接着作出决定：委派四名代表；立即进行候选人提名，8月13日星期二举行投票。荣克、奥哲尔和肖谢绝被提名为候选人。下列诸位公民被提名为候选人：卡特、杜邦、埃卡留斯、福克斯、罗和马克思。
即此休会至8月13日。[98]
国际工人协会[99]
本星期二，8月13日[100]晚上，举行了总委员会的一周例会。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总书记[101]报告：他接到通知说，编筐工人的两个协会准备举行特别会议，届时将决定派代表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421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切尔西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向该会执行委员会力陈必须由全体会员表决赞成还是反对整个团体加入国际协会的问题。裁缝联合会执委会已决定提议将该联合会的加入问题作为下次代表会议上的一项实际决议；他们的章程不允许他们给代表大会基金以任何帮助。
法国人分部已委派公民杜邦为参加代表大会的特别代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将在下个星期内委派一名特派代表。422
柏林雪茄烟工人已寄给罢工的裁缝25泰勒。
公民黑尔斯宣布，弹性织品织工协会已给代表大会基金捐助1英镑。
接着，决定进行投票。
公民马克思声明，他今年不能去参加代表大会，因此必须撤销对他的提名。
由于公民杜邦已被法国人分部委派，投票只简单决定，如果经费不够派遣四名代表的话，被提名的代表中谁有优先权。
在投票进行中，公民马克思吁请总委员会注意预定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同盟代表大会。他认为最好是让尽量多的代表以个人身份出席这次大会，作为国际协会的代表正式参加大会却不恰当。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本身就是和平的大会，因为各国工人的团结最终应该使各国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如果和平同盟的日内瓦大会的发起人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他们就会加入国际协会。
目前欧洲大批军队的扩充是由1848年革命所引起的。庞大的常备军是社会现状的必然结果。现在保持常备军不是用来进行对外战争，而是用来镇压工人阶级。423然而并不是随时都有供他们轰炸的街垒和供他们枪杀的工人，因此，也有可能为了不致使士兵丧失打仗的本领而发动国际冲突。在这次大会上，不惜以任何代价来维持和平的人无疑将占多数。他们会乐于让俄国独掌对欧洲其余国家进行战争的手段。可是，有俄国这样的强国存在，就足以使其他一切国家有理由来保持自己的军队了。
某些法国激进派完全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一些蔑视本国政府的言论，不过，如果这样的言论是在巴黎发表，那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那些拒绝参加改变劳资关系事业的人，他们忽视了普遍和平的实际条件。
他在发言结束时提议：“建议总委员会的代表不正式参加和平同盟代表大会，并在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反对任何主张正式参加的建议。”424
公民凯勒报告说，法国人分部的代表已经接到了同样意思的指示。
在福克斯和埃卡留斯两位公民发表意见之后，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
投票选举的结果是：第一，公民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第二，彼得·福克斯；第三，詹姆斯·卡特；第四，罗夫人。425
根据罗夫人的提议决定：下次会议于8月20日星期二在克利夫兰大厅咖啡间举行。
将予讨论的问题是年度报告和代表大会议程。
即此休会。[102]
国际工人协会[103]
总委员会于本星期二，8月20日[104]在克利夫兰大厅咖啡间开了会。今后星期二晚间的例会将在这里举行。有许多委员近来完全投身于改革运动，现在法案已成为法律，他们将重新回来参加总委员会会议。426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总书记[105]报告：伦敦雪茄烟工人已拨款1英镑1先令给代表大会基金；西头女靴匠拨款5英镑。考文垂织带工人已委派一位特派代表。布雷肯的公民阿尔弗勒德·阿·沃尔顿已经宣布他打算代表全国改革同盟，他是该同盟的主席。
瑞士书记[106]宣布，在伯尔尼成立了一个分部。427
法国书记[107]宣读了菲沃矿工的一封来信，他们建立了一个分部。他还宣布，协会的章程已在阿尔及尔刊印。
美国书记②[108]宣读了纽约州全国劳工同盟副主席和总干事威·约·杰瑟普的一封来信，下面是摘自这封信中的一段：
“收到您的可贵的信和附来的文件，使我感到莫大的快慰。为此，敬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我长期以来渴望同英国工人通信，抱着这个目的，已经写了两三封信。全国劳工同盟通讯书记迟未作复。我作为全国劳工同盟的一个负责人，对于您寄来有关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情报的善意没有得到我们通讯书记的酬答一事，极感遗憾。正如我认为这是新老两个国家的工人都应该就劳工运动问题密切联系的极为重要的事情一样，我相信这将证明对双方是互利的。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们的全国同盟来不及开会确定派遣代表去参加洛桑的代表大会了。我非常想看到美国工人在这个会上有代表出席。我将十分高兴地按照您的要求将你们的代表大会于9月2日召开一事通知芝加哥代表大会。我还将在向大会作报告时冒昧宣读您的来信，我认为将它发表是十分重要的。我愿意向你们的总委员会保证，由于我已由本市的工人联合会428选为出席芝加哥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一回来就写信给你们，详细报道关于同盟所采取的步骤，并将载有会议最全面资料的文件寄给你们。我的副主席任期将在同盟会议结束时届满。我愿意保持我们的通信，因为我还担任纽约州工人会议主席或者纽约工人联合会通讯书记的职务，并且随时都乐于交换关于劳工问题的文件。我认识到我们两个团体之间经常联系的必要性，如果我明年还在那里担任职务，我将在我的权限范围内尽一切努力保持这样的联系，并乐于在权限范围内将您或总委员会可能想要的情报转送给你们，或者交换感兴趣的报纸或文件。旧金山的许多行业罢工，反对延长劳动时间，因为过去19个月来是按八小时工作日受雇的。”
接着，总书记宣读了他起草的协会第三年度报告的草稿，增加了一段关于总委员会在国际邮资问题上所采取的步骤的说明，还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随后通过了这个报告。从这个报告来看，协会的英国支部增加了十个有组织的附属团体。在法国，新建立了七个分部，阿尔及尔也建立了一个。瑞士有几个工会以及合作社和政治性团体已经加入协会。
美国书记的专门报告也被通过了。
接着，谈起了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的问题。他们是上次代表大会委任的，但是一些时间以来没有出席会议，也没有缴纳年度捐款。
决定：“凡是到8月27日星期二还没有交付捐款的总委员会委员，应从总委员会委员名单中除名。”
因为晚上的会议开得太晚，代表大会问题的讨论延期至下星期二。[109]
委员会会议[110]
8月27日，星期二
公民肖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总书记[111]报告，制革短工联合会已宣布加入协会，该会书记交付了入会费。伦敦编筐工人交付了他们的年度捐款，并交付了代表大会基金12先令6便士。
接着宣读了资产负债表。莫里斯和黑尔斯两位公民被委派为查账员。
根据公民福克斯的提议，公民马克思的附议，作出决议：代表大会代表应得到12英镑。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邮政大臣答复总委员会送去的备忘录的来信，赞成降低国际邮资。邮政大臣同意这个文件中所阐明的观点。429
宣读并通过了美国书记的专门报告。430
讨论代表大会问题
定期缴纳捐款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保证协会履行其职责的一种实际手段。
公民黑尔斯认为，总委员会应该少依赖各工联，而更多地从事普遍宣传，以吸引各地最重要的思想家。
公民福克斯认为，我们在各地有地方代理人。
公民卡特坚持认为，我们除了干预罢工，没有干别的，完全忽视了协会的伟大原则的实际应用。
公民福克斯提到，波兰问题一直保持不衰，应归功于国际。
公民奥哲尔说，我们必须讨论日常最重要的问题，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并使我们的会议令人更感兴趣，这会增加我们的基金和使我们能以贯彻我们的原则。至今还没有充分引起大家的注意。
公民马克思十分反对把我们的协会变成辩论俱乐部。我们在国外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在法国也获得了良好的声望。一连几个星期以来，除了福克斯、肖、卡特和巴克利之外，没有一个英国委员来靠近我们。他并不反对讨论重大问题。
公民奥哲尔认为，特殊问题可以举行特别会议。
卡特、罗夫人、黑尔斯和福克斯发言主张辩论。
接着有人提议，星期四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第二个问题。通过。[112]
［特别会议］[113]
在特别会议上通过了资产负债表。431
前几次会议上宣布为地方代表的公民沃尔顿和公民斯旺出席了会议。
公民沃尔顿交付了全国改革同盟的入会费和年度捐款，公民塔奇基交付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捐款。
［公民福克斯详细论述了银行法规和货币法，公民沃尔顿对信贷的一般性问题作了一些评论。因为没有人表示要认真讨论各工联团体基金问题，会议以执行主席公民肖对代表大会讨论成功表示的良好祝愿结束。］[114]
这一段文字根据公民福克斯的建议被删去，代之以由他本人提出的下述两段：
公民福克斯就信贷问题发了言，并在一篇详细说明中指出了大不列颠的货币法妨碍了这几个岛上的大众信贷社的发展。
公民沃尔顿就信贷的总题目发了言。再没有别的人参加讨论，即此休会。[115]
委员会会议[116]
9月17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了前两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福克斯不同意有关讨论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的那一段记录。
在详细讨论后，公民福克斯写了一个书面说明给书记，以代替书记所记录的那一段。通过。批准记录。
总书记[117]的报告
法国研磨工人寄来了他们的年度捐款；林恩木工和细木工寄来了9先令9便士邮票，要求寄去章程和会员证；利物浦全国泥水匠协会[118]在召开代表会议时，决定每年拨给国际协会基金1基尼，并想要知道把钱寄给谁；伯明翰房屋油漆匠寄来了入会申请书，附有一张19先令7便士的汇票，作为入会费和年度捐款。
公民荣克宣布，一家新报纸《自由报》在比利时开始出版，该报编辑部征过稿，表示愿意刊登任何可能使协会感兴趣的材料。432
公民肖不同意公民福克斯将美国劳工代表大会的报道提供给《蜂房报》发表的这种做法，那样，仿佛我们的通讯员就是《蜂房报》的通讯员似的。433
详细讨论之后，这件事告结束。
根据公民埃卡留斯的提议，决定：欠理·科塔姆款的余款2英镑，应予支付。
还决定：购买两刀9月14日星期六的《蜂房报》和两刀9月21日星期六的《蜂房报》，供总委员会之用。434
由于时间太晚，来不及听取代表大会代表的报告，会议休会至9月24日，星期二。
出席委员：巴克利、卡特、柯恩、埃卡留斯、福克斯、黑尔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肖、扎比茨基。[119]
委员会会议[120]
9月24日
公民奥哲尔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法国研磨工人的一位代表报到出席。
利物浦雪茄烟工人的书记来信宣布该团体入会。此外，他已邮寄一张汇票给包佛里街18号罗·肖收兑。这张汇票尚未收到。
公民福克斯答应进行查询。
公民埃卡留斯报告了他出使洛桑和日内瓦和平代表大会开会的情况。435
公民列斯纳谈到在洛桑的一些代表的失礼行为。他报告说，代表大会具有真正的代表性。记录将用法文全文发表，费用由操法语的代表负担。
［通过了］向代表们致谢的决定。
由于宣布代表大会已决定每个会员每年给中央基金交付1便士，公民福克斯提出问题：是否不应该取消各团体的5先令入会费。436
埃卡留斯、奥哲尔、马克思诸位公民表示[121]反对取消。
公民肖建议取消各附属团体派到总委员会来的代表的捐款。
公民福克斯吁请总委员会注意《泰晤士报》上刊载的埃卡留斯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
公民马克思吁请委员会注意公民福克斯致日内瓦的菲·贝克尔的一封信，以便弄清楚这封信的主旨。437
委任负责人员
根据公民黑尔斯的提议，一致决定不委任常务主席。438
根据公民肖的提议，一致［决定］：财务书记迄今所履行的一切职责移交给总书记，取消财务书记一职。
下列诸位被委任为负责人员，没有不同意见：罗·肖，财务委员；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总书记；欧仁·杜邦，法国书记；卡尔·马克思，德国书记；扎比茨基，波兰书记；海尔曼·荣克，瑞士书记；詹姆斯·K特，意大利书记；彼得·福克斯，美国书记；保尔·拉法格，西班牙书记。
因为前任比利时书记公民贝松经常缺席，比利时书记的委任延期。439
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的代表公民柯恩报告说，由于管理上的节俭，他的协会成功地积攒了约计2000英镑的基金，这笔钱以2.5%的年息存入了储蓄银行。他们认为，这笔钱可以更好地派用场，因而想知道如何运用。他把这个问题提供总委员会考虑，总委员会可以就此提出一些建议，发表意见，看是否能够想办法把钱用得更好些。
该协会委员会出2基尼的代价征求论述运用协会基金最佳方法的最佳论文。这只限于该协会会员，但是他们也需要征求总委员会的意见。审查论文的时间确定在1868年2月。
公民欣顿（美国公民）询问他回国后怎样为国际协会尽力。他认为，应该是美国人抛弃其局限于一国疆域内的有点狭隘的运动的时候了。他认为，为支持欧洲战斗着的民主政治，采取适当的手段，可以获得美利坚共和国的道义力量。他将尽最大努力以造成有这样效果的合作，他还要竭力使一个美国代表团参加下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他指责《泰晤士报》对美国劳工代表大会的攻击，并说明了《泰晤士报》上所作的关于来自欧洲的移民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440
在提出几项建议并作详细讨论之后，关于授予公民欣顿特殊权力的问题，延期再议。
会议于10时半休会。
出席委员：巴克利、柯恩、埃卡留斯、福克斯、黑尔斯、荣克、罗夫人、列斯纳、马克思、莫里斯、肖、扎比茨基。
主席海·荣克[122]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由代表大会任命的有权增加委员人数的总委员会委员：贝松、巴克利、卡特、德尔、杜邦、埃卡留斯、福克斯、哈里埃特·罗、黑尔斯、豪威耳、荣克、鲁克拉夫特、列斯纳、拉萨西、拉法格、劳伦斯、马克思、摩尔根、莫里斯、奥哲尔、肖、斯坦斯比、威廉斯、沃尔顿、韦斯顿、亚罗、扎比茨基。
委员会会议[123]
10月1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总书记[124]宣读了伯明翰的来信。这封信的作者奥尼尔教士要求得到大陆上各书记的地址，以便转递和平呼吁书。
总委员会对这件事没有采取行动。
宣读了科隆的裁缝的一封来信，要求寄去英国裁缝协会的章程，并要求对10月14日在莱比锡举行裁缝代表大会建立联合会提一点指导性建议。441
委托书记正式答复。
书记报告：波特尔先生送来了100份《蜂房报》（每份2便士）的欠账单。
公民福克斯自告奋勇愿意去争取使报价降为批发价格。
公民福克斯报告：迈奥尔先生持有利物浦雪茄烟工人来的内有一张汇票的信，但是只交给某个授权的负责人。
公民埃卡留斯受命去取这封信。
莫里斯和埃卡留斯两位公民提名纽伯里为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公民福克斯宣布，靴帮缝制工人入会的问题延期到一个人数更多的会议上再议。
公民福克斯要求准许延期讨论公民埃卡留斯在《泰晤士报》上的通讯。
公民马克思表示宁愿延期讨论他提出的关于公民福克斯致菲·贝克尔的信的问题。
决定：载有年度报告和资产负债表的《蜂房报》应寄给首都的各团体，写出地址并提交给下次会议。
根据公民福克斯的提议，公民列斯纳的附议，一致决定发给美国公民欣顿全权证书。
公民福克斯通知说，他近日将要求注意《蜂房报》同总委员会的关系。
由于公民肖缺席，以他的名义所立的提案延期再议。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福克斯、黑尔斯、荣克、拉法格、列斯纳、马克思、扎比茨基。
主席[125]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委员会会议[126]
10月8日
公民肖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总书记②[127]报告：伯明翰工联理事会书记索寄协会的章程。他已寄去几份宣言和临时章程。442
林恩的希拉姆先生前几天申请发给九张会员证和章程，并寄来了9先令9便士。他寄来了各工联中即将入会成为会员的九个人的姓名。各工联分会的入会问题尚未作出决定。
阿瑟·迈奥尔先生只肯在如下条件下才肯交出信件来：由书记签署一张字据，负责偿付欠下的房租和煤气费3英镑10先令。书记没有接受这个条件。
公民肖负责去取回这封信。
通讯
公民伊萨尔从纽约寄来一封信，报告说：他认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但是除了杰瑟普先生外，没有一个人是关心国际的。给其他人写信都劳而无功。他出席了全国劳工同盟的联邦代表会议，会上他和法国人分部的另一个会员公民德鲁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两个人都讲了话，并附带提出了建议。他要求发给他本人和公民德鲁里两人全权证书。443
根据公民福克斯的提议，公民杜邦的附议，决定将全权证书、年度报告和代表大会报告寄给他。
公民拉法格宣读了一位西班牙人的西班牙文来信，此人阅读了洛桑代表大会的一些材料，对工人阶级满腔热情。在马德里，他使学生和工人之间实现了联盟。他遍游全欧，意识到在西班牙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这个国家现在十分激动不安。在卡泰罗尼亚、阿拉贡和卡斯蒂尔有好经验。他将奋斗不懈，必要时不惜牺牲。
公民福克斯宣布：他收到了美国报纸，但是还没有看。芝加哥的《工人辩护士报》全文刊载了报告。
公民马克思宣布：协会会员公民李卜克内西，由萨克森工人再次选为北德意志议会议员。444他是唯一敢于抨击俾斯麦战争政策的议员，因此他受到工人联合会——舒尔采一德里奇的团体——的邀请，去接受工人对他的贡献所表示的感谢。[128]
公民福克斯提出了他在上次会议上说到过的建议——谴责公民埃卡留斯从洛桑给《泰晤士报》寄报道，并作长篇发言来支持这个建议，公民卡特表示支持，并且说：他认为，凡受到污辱的总委员会委员，其本分是辞职。于是，他宣布辞去意大利书记和总委员会委员，并离开了会议室。
公民肖也同意福克斯的意见，并认为[129]把报道寄给《泰晤士报》[130]是错误的。
马克思、荣克、拉法格和扎比茨基诸位公民反对这一点。
公民黑尔斯提出了一项更一般性的决议案；福克斯宁愿要他自己的决议案；公民马克思提议转入议事日程作为修正案，这项提议被通过，两票反对。445
委员会即此休会。
出席委员：巴克利、卡特、埃卡留斯、福克斯、黑尔斯、荣克、拉法格、列斯纳、马克思、莫里斯、肖、斯特普尼、扎比茨基。[131]
委员会会议[132]
10月22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133]宣布：切尔滕纳姆的鞋匠给代表大会基金寄来2先令6便士。
公民肖宣读了迈奥尔先生的来信，要求星期三以前给钱，否则将起诉。利物浦雪茄烟工人寄来的附有汇票的信被迈奥尔先生拆开又粘上了。
决定付给迈奥尔先生10先令，并委托书记对他对总委员会委员含沙射影的信作答复。
公民荣克宣读了洛桑的一封来信，要求一笔贷款以偿还该支部为组织合作社所亏欠的债务。446
公民荣克受托答复这封信，说明总委员会无力提供援助。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北德意志议会速记报告上的几则摘要。协会会员李卜克内西先生发表演说，主张废除常备军和提倡人民武装，并严厉批评了俾斯麦在卢森堡事务中的所作所为。447
接着作出决定：书记应召集由洛桑代表大会委任的所有总委员会委员开会。
关于在美国的伊萨尔和德鲁里两位公民所要求的代表全权的问题。延期再议。
决定：今后，个人会员证不另收费。
要求各附属团体的代表领取个人会员证的决议，予以废止。448
一致决定：为租用公民莫里斯的房间而决议拨给他的钱，应尽可能予以支付。
10时半休会。
出席委员：巴克利、埃卡留斯、黑尔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莫里斯、肖、斯特普尼、扎比茨基。[134]
10月29日[135]
一致选举公民肖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136]报告：由于没有总委员会委员的地址，他只给五个人写了信，公民豪威耳回了信，答应出席下次会议。
他宣读了迈奥尔先生的一封来信，对他上封［信］里的含沙射影表示道歉，并声明［他］认为他本人有权拆开总委员会的信件，虽然这是不合法的。
公民荣克宣读了迪涅（下阿尔卑斯省）和博讷维尔的来信，写这些信的人要求［寄给〕章程，因为他们打算建立协会的分部。
由公民列斯纳提议，公民黑尔斯附议，并一致通过，公民荣克写信去洛桑查询上次代表大会的记录。
委托书记打听刊印1000份协会章程的价钱。
布拉德尼克先生被一致接纳为弹性织品织工协会派来的代表。
韦斯顿先生通过黑尔斯先生转达，对他的缺席表示歉意，并答应以后来参加。
有人提议：现任书记，包括总书记在内，组成常务委员会。通过。
公民福克斯说，我们需要关于美国劳工运动的经常性的情报，而得到情报的最好办法是让我们的通讯员沃尔利和杰瑟普供给我们报纸。不论哪个地方有社会运动发生，杰瑟普能从全国各地找到报纸。杰瑟普是一位可靠的人。他怀疑沃尔利是不是也一样可靠，如果他可靠，而我们的基金又快用完了，我们就可以在他们两人中只挑一个。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同两个人打交道。我们只得轮流寄报纸，要不怎么办呢？他认为，《蜂房》周报、《合作者》双周刊和《合营企业纪事》449能达到目的。这些报纸一个月费用总计4先令4便士。
公民荣克说，他准备支持这个提议，但是在这样做之前，他想知道我们要这些报纸干什么用。
公民福克斯希望首先能确定这个问题。
公民黑尔斯发言支持这个建议。他认为，得到情报提供给大陆，是总委员会的职责。
委员会于10时半休会。
出席委员：巴克利、埃卡留斯、福克斯、黑尔斯、荣克、列斯纳、罗夫人、马克思、莫里斯、肖、斯特普尼、扎比茨基。[137]
委员会会议[138]
11月5日
公民肖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决定刊印1000份章程。
委托书记改正乔治·波特尔送来的账单，账单上的索价超过所收到的《蜂房报》数量两倍的价钱。
通讯
宣读了洛克尔的来信，对刊印代表大会报告所造成的延误一事表示道歉。信上说，决议准备好了，就要送来。
日内瓦报纸曾报道说，改革同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支持芬尼亚运动的决议，政府已开始对决议的提案人起诉。450
洛克尔的学校当局同吉约姆教授发生了争吵，他有失去位置的危险。
里昂。旧的分部已一分为二。一派赞成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另一派则持不同意见。来信者认为舍特尔是一名好战士，但不是一位好统帅。帕里克斯是新分部的书记。又有第三个分部以“独立小组”名义在里昂自行成立起来，它希望直接同总委员会通讯，并要求发给章程。他们将同别的分部一道寄来捐款。
鲁昂，［宣读了］一封信，宣布已经接纳了60名新会员。
马赛。［宣读了］一封信，宣布有令人满意的发展，并在马赛建立了一个组织局。瓦瑟尔从代表大会回来以后，一直受到教权派报纸的攻击°将在今年除夕那一天寄来捐款。
日内瓦。木工协会像细木工一样，把他们的福利基金同国际协会合并。泥水匠也以同样方式合并了他们的基金。
拉绍德封。又有一批钟表匠合作社在协会的主持下成立起来。此外，还成立了一个发条制造匠协会。他们都将向总委员会缴纳捐款。
里昂人第三小组的名称引起了一些议论。
委托公民荣克劝说这个小组采取更为中立的名称。
公民福克斯宣布：他打算辞去他的美国书记职务，以便他在同《蜂房报》的关系上有行动自由。如果总委员会有钱给他解决困难，他的文章由协会拿出去，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因为总委员会给不了钱，他就只好为《蜂房报》服务了。总委员会委员中有一些人站在他一边，他的目的是要推广《蜂房报》的纲领。如果总委员会多数人反对他，［他］势必不会理睬他们的意见。
公民荣克说，就福克斯来说，这绝不是好样的。他利用他担任美国书记的职务得到情报和建立了关系，而现在却对总委员会说：你们太穷不能给我钱，我就到《蜂房报》那边去。
公民马克思说，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表现出更多的预见性。我们应该就我们的报道达成协议。现在，把它们竟登在里页的杂拾新闻中间。福克斯只是在美国代表大会报道中的一个细节上受到了指责。没有犯别的过错。我们同福克斯的文章没有关系，除非他写文章攻击我们。
公民肖除了已经提到对代表大会的报道曾给协会造成了某些危害之外，从没有听说有谁责备福克斯不该为《蜂房报》写文章。只要总委员会问一问《蜂房报》编辑，他们是否给我们的报道付稿费，他们就会付的。他为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遗憾。
公民福克斯提出了下述建议：
本委员会指令它的美国书记同华盛顿全国劳工同盟主席J-C·华尔利先生通信，寄给他《蜂房》周报、曼彻斯特《合作者》半月刊和《合营企业纪事》月刊，并请他作为回报，也寄来芝加哥《工人辩护士报》和其他能够给予总委员会所期望的与美国工人阶级事业有关的情报的工人阶级报纸。
委员会即此休会。
出席委员：巴克利、杜邦、埃卡留斯、福克斯、豪威耳、荣克、列斯纳、罗夫人、马克思、莫里斯、肖、斯特普尼。[139]
委员会会议[140]
11月12日
公民肖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141]宣读了乔治·波特尔先生关于送到协会办事处的9月14日和21日的两期《蜂房报》的一封来信。
这件事委托给书记处理。
福克斯的信。宣读了彼·福克斯寄来的一封长信，再次坚持辞去美国书记一职，并指责上次会议执行主席的做法，以及总委员会委员们对这种做法的默认，他不接受公民荣克在那次会议上所作的说明。
公民荣克说，他已经当面对福克斯讲过了，他要是认为不对，当时就应该答复。
出席的委员们认为，上次会上发生的事情，不足以证明公民福克斯送来这样一封信是正当的。
决定把这件事移交给常务委员会。451
公民荣克报告说，日内瓦工人举行了群众大会，通过了一封号召意大利人举行总起义的公开信。还为加里波第基金举行了音乐会义演。452
日内瓦雕刻匠已宣布罢工。
几位教授正筹备建立一所与协会联系的免费学校，这所学校将教授数学、几何学和簿记。
公民摩尔根提议哈勒克夫人为总委员会会员。
公民荣克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芬尼亚社社员的问题在11月19日星期二讨论。一致通过。453
出席委员：巴克利、杜邦、埃卡留斯、荣克、拉法格、列斯纳、莫里斯、摩尔根、肖。
收到代表大会记录的第一种版本。454此外，还收到美国杰瑟普先生寄来的三种报纸：芝加哥《工人辩护士报》、菲拉德尔斐亚《欢迎工人》和匹兹堡《辩护士周报》。
12月17日宣读并通过。
海·荣克
格·埃卡留斯
总委员会同协会会员和朋友们的联席会议[142]
11月19日
公民韦斯顿被一致选举主持会议。
书记[143]宣读了总委员会上次会议记录上的决议，确定19日的议程是讨论芬尼亚社社员的问题。
主席[144]说：我认为，总委员会决定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是明智的，我相信它将受到应有的注意。
他接着请公民荣克揭开讨论。[145]
荣克先生说：当我提议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表达本协会总委员会方面的意见是符合愿望的。我不是实力运动的鼓吹者，但是爱尔兰人舍此没有别的手段来促成对他们的印象。在英国，许多人似乎害怕“实力”这个词，可是英国的政治运动仍没有摆脱它的影响。改革同盟尽管靠道义力量的方式做了许多事情，但这只是在政府所允许的海德公园455集会有诉诸实力之虞的情况下才完成的。要是英国工人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当，我是非常遗憾的。他们在所有其他问题上都处理得正确嘛。爱尔兰人要求的不只是单纯的改良。他们已经作了一些努力来吸引英国工人对芬尼亚社社员的注意。在芬尼亚社社员被指责为杀人犯的同时，加里波第却被推崇为伟大的爱国者；难道在加里波第的运动中没有人丧生吗？爱尔兰人同意大利人一样，也有反叛的权利，只是意大利人没有显示出比爱尔兰人更大的勇气罢了。我也许不同意爱尔兰人进行抵抗的特殊方式，但是他们应该得到自由。（热烈欢呼）
列斯纳先生说：我们的协会不要局限于任何特殊的民族特性；我们是属于一切民族的，爱尔兰问题像别的问题一样，同我们利害相关。20年来，爱尔兰的人口从800万下降到550万，这个衰落乃是不列颠统治的结果。没有哪个国家人口下降而能够繁荣昌盛。爱尔兰在急剧衰落，爱尔兰人有权反叛那些把他们赶出自己家园的人；如果有任何外来势力以类似的方式压迫英国人，他们也会这样做。（欢呼）
杜邦先生：总委员会如果仍然对爱尔兰人的事业漠不关心，那就是缺乏责任感。芬尼亚运动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它是同我们所抱宗旨相反的宗派或政党吗？当然不是。芬尼亚运动是一个被压迫民族为其社会生存和政治生存的权利而进行的抗争。芬尼亚社的宣言在这方面是不容置疑的。他们要求共和政体，信仰自由，废除国教，劳动产品归劳动者，土地归人民。哪一个民族能够放弃这样的原则呢？只有瞎子和丧尽天良的人才能支持相反的方面。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因忠于这样的事业而被英国法律行将处死的人在高呼：“我们为我们的国家和共和制原则去死而感到自豪。”让我们来看一看英国的假冒自由保卫者们所加于芬尼亚社社员的责难究竟有什么价值吧！他们说，芬尼亚运动虽然并不全错，那又为什么不使用集会和示威的合法手段呢？借助于这种手段，我们曾赢得了改革法案。老实说，听到这样的论调，要遏制人的义愤简直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在英国压迫下一世纪又一世纪地沦于苦难深渊的民族，对于一个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而在国内到处谋生的民族，空谈合法手段有什么用？爱尔兰人有几百万流亡到美国，这难道不是最雄辩的合法抗议吗？在毁灭了他们的一切——生命和自由之后，他们就只有对压迫者的仇恨，这不值得大惊小怪。英国人对那些稍有一点芬尼亚运动嫌疑就会遭到逮捕、监禁并受到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其残酷程度，使假冒自由保卫者们议论得如此之多的炮弹国王[146]也瞠乎其后——的人来谈论合法性和正义，是不是好呢？456曼彻斯特有一位公民，他的住宅被警察闯进去，他要求其中一个拿出证件来。这个警察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回答说“这就是证件。”这生动地说明了英国政府对爱尔兰人的所作所为。这样的行为，既是两个警察方面无权行使的，便足以引起反抗，足以说明反抗是有道理的。英国的工人如果责备芬尼亚社社员，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两个民族的事业是一样的，他们要去打败同一个敌人——土地贵族和资本家。（欢呼）
摩尔根先生认为，颇为不幸的是，爱尔兰人选择了芬尼亚这个名称，许多英国人认为这个名称是一切都坏的同义词。如果他们简单地自称为共和派，他们就会马上堵住那些声称拥护共和主义的英国人的嘴。通常，英国人看待他们本国的事情不像看待别国的事情那样持公允的态度。他们鼓掌赞许外国的起义，但是指责爱尔兰的起义。一个举动，如果发生在法国、意大利或者波兰，会被认为是英雄主义，而发生在爱尔兰就会被指责为犯罪。爱尔兰人有一切理由求助于实力。不列颠政府从来对他们晓以义理；它总是运用法衣和滑膛枪。英国人看待爱尔兰人至少应该像看待意大利人一样，后者只要遭到外国势力同样方式的对待，就会比爱尔兰人更快地举行起义。（好哇！好哇！）
鲁克拉夫特先生说，问题不在于爱尔兰人是不是有理由运用实力，而是他们能不能把它运用好。他认为他们不能。他觉得颇为奇怪的是，例如，伦敦的爱尔兰人在改革运动中就没有同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共同行动。
韦斯顿先生认为，芬尼亚运动一词意味着受了几世纪的压迫而产生的强烈感情和因此形成的仇恨，这是不能靠英国人自身要求的那种改良让步所能平息的。对于一个践踏人民权利的政府来说，绝不能靠道义的劝导来感化，而只能以实力来反抗。在英国，不需要大棒，但是道义力量在爱尔兰发挥不了公正的作用。解救曼彻斯特的芬尼亚被囚者，同英国政府现在试图解救在阿比西尼亚的被捕者457完全一样。如果曼彻斯特为了解救被囚者偶尔杀了人是杀人犯的话，那在阿比西尼亚同样也是杀人犯；如果在这个地方是错的，那么在别的地方也是错的。饿死爱尔兰人的罪行，远比试图解救芬尼亚被囚者时偶尔杀死一个人的罪大得多。他不相信法律的正义性。法律只要是由怀有敌意偏见的人制定和执行的，就有可能认定无辜的人有罪。他认为，爱尔兰受到的统治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残酷无情，他对爱尔兰问题已成为最主要的问题感到高兴。姊妹王国的民主派必须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匡正错误。（热烈欢呼）
威廉·帕克斯先生说：在爱尔兰，在美国和英国，爱尔兰人都是一个意见——他们要的是爱尔兰人的爱尔兰，要的是自治。
公民雅耶在其颇长的发言中强调说，实力反抗是每一个无论受本国或外来的暴政压迫的民族的本分；他指出，这一点在罗伯斯比尔为领导成员的法国国民公会的宪法中作为基本原则规定下来了。[147]
根据马克思博士的提议，下星期二继续讨论。[148]
根据公民鲁克拉夫特的提议，并经稍加讨论后作出决定：委托常务委员会同本次会议的执行主席一道，就在曼彻斯特被判处死刑的芬尼亚囚犯问题起草一份致内务大臣的意见书，并把它提交给11月20日星期三的总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149]
特别会议[150]
11月20日于西区东城堡街16号办事处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一致通过了常务委员会提出的下述意见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意见书458
谨致尊敬的女王陛下国务大臣格桑-哈第。
在本意见书上签名的欧洲各国工人组织的代表声明：
处决在曼彻斯特被判处死刑的爱尔兰囚犯，将会给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道义影响造成很大损失。根据虚假的证词和错误的判决（赦免马瓜伊尔一事正式证实了这一点）处决四名被囚者，将是一种政治报复，而不是司法行为。即使曼彻斯特陪审法庭的判决和判决所依据的证词没有被不列颠政府自己所污损，不列颠政府现在也应当在旧欧洲的血腥做法和大西洋彼岸的年轻共和国的宽大仁慈之间有所选择，
我们要求减轻判刑，因为这将不仅是正义之举，而且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
美国书记
法国书记
德国书记
瑞士书记
西班牙书记
波兰书记
荷兰书记
比利时书记
名誉总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公民罗·肖被一致同意任命为美国书记。
出席委员：埃卡留斯、杜邦、荣克、拉法格、马克思、莫里斯、肖、韦斯顿、列斯纳。
主席海·荣克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2月17日宣读并通过。
委员会会议[151]
11月26日
公民肖主持会议。
继续芬尼亚社社员问题的讨论。
公民马克思声明，他把发言权让给公民福克斯。
公民福克斯在长篇发言中声明，丹·奥康奈尔领导下的爱尔兰人曾经是道义力量运动的创始者，但是英国政府迫使他们改变了策略，由于英国缺乏政治生活，芬尼亚运动乃归咎于对英国的公开敌视；芬尼亚运动是对公开反对英国的爱尔兰民族特性的明确申辩，而爱尔兰的统治集团则与其他国家的贵族不同，是反民族的。爱尔兰的动乱局面，对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是一种经常的危险：爱尔兰人在合众国的影响，对侨居美国的不列颠工人大有妨碍。爱尔兰问题也妨碍了英国在波兰问题上采取合适的立场。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权同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权一样糟。他在发言结束时提出了［如下］决议案：
“本会议表示希望：不列颠民族和爱尔兰民族之间将建立起持久和平和友谊，以代替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700年战争；为此目的，会议号召爱尔兰民族的朋友们向不列颠人民提出这一问题，同时本会议也建议不列颠人民毫无偏见地听取有利于爱尔兰自治权的各种论据”。459
公民亚罗支持这个决议案，并赞同公民福克斯对美国情况所作的说明。
公民柯恩认为，英国［和］奥地利之间有区别。爱尔兰处在去美洲的通道上，如果转入别人手里的话·就可能妨碍英国的贸易°
在主席[152]与马克思、埃卡留斯、韦斯顿和荣克几位公民一起交换意见之后，根据公民柯恩的提议作出决定：将这个决议案移交给常务委员会。460
即此休会。[153]
委员会会议[154]
12月17日461
公民肖主持会议。
分别宣读并批准了前几次会议的记录。
宣读了戈斯韦尔路的约瑟夫·哈特的来信，表示希望成为会员。
公民荣克表示自愿去见他。
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莫里斯附议：
刊印章程，如果进款不［敷］，公民马克思同意垫付。462通过。
公民荣克宣读了巴黎的一封来信。信上说，该委员会已经决定清偿去年的欠债。总计300名会员，他们应该拿出4英镑12先令。扣除已支出的费用2英镑10先令，他们希望总委员会不要拒收这2英镑，，他们愿意将这笔钱交给总委员会，并希望早日得到答复。他们还要努力筹集一些钱，并尽早寄来。
作出决定：总委员会[155]有权削减应交的钱数，公民肖负责将这一点通知法国书记。
公民荣克还宣布，日内瓦的雕刻匠已加入协会。
接着，书记被要求宣读了公民福克斯提出的关于芬尼亚社社员问题的决议案。
决议案宣读后，公民荣克说，他愿意在准备考虑这个问题之前说几句话。他说，公民福克斯出席会议是大家所希望的，而为了使他能够这样做，他收回他曾说过福克斯有不诚实行为的那些话。他提议，决议案延期讨论。
同意这一建议，并委托书记通知公民福克斯。
委员会即此休会。
出席委员：巴克利、埃卡留斯、荣克、罗夫人、列斯纳、马克思、莫里斯、肖。
主席马修·劳伦斯[156]
书记约·格·埃卡留斯
委员会会议[157]
12月31日
公民劳伦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劳伦斯报告说，由于辞去了裁缝协会书记的职务，他有时间来参加总委员会的会议，并将尽力促进协会的目标。他还代表裁缝协会感谢在他们罢工期间所给予他们的援助。463
公民荣克报告说，他去看过约瑟夫·哈特，但是他不在城里。
他根据来自瑞士的报告宣布，日内瓦的雕刻匠已经加入协会，两位面包师傅已同意以低于一般市价的价钱向协会会员供应面包。
公民福克斯的决议案由于本人缺席，再次延期讨论。
公民杜邦宣布，巴黎警察局在一些会员的家里进行了搜查。464
委员会即此休会。
出席委员：杜邦、埃卡留斯、荣克、劳伦斯、列斯纳、莫里斯、扎比茨基、哈勒克和哈勒克夫人。
主席罗·肖
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本日记录无标题，由福克斯记在记录本第48—51页上。
[2]无签名。
[3]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51—53页上。——编者注
[4]无签名。
[5]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53—57页上。
[6]记录本上此处粘贴有一页1867年2月1日《工人报》第2号刊登福克斯文章的校样。
[7]这里，“没有”一词是福克斯加的，勾去了原有的“也”字。
[8]报纸校样至此结束。
[9]以下是一份剪报贴在记录本上。
[10]剪报至此结束。
[11]指考威尔·斯特普尼。
[12]无签名。
[13]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57—58页上。
[14]福克斯。
[15]“说明谢绝……的原因”一句是福克斯的手笔。
[16]无签名。
[17]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58—60页上。
[18]记录至此中断。这一页的大部分是空白。
[19]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61页上。
[20]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61页上。
[21]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61—62页上。
[22]原件有误，是“2月19日”而不是“2月26日”。
[23]“代表”一词是另一种笔迹加进的，以代替划掉的“公民亚罗”几个字。
[24]应为“詹姆斯”。
[25]无签名。
[26]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63页上。
[27]原件有误：是“3月4日”而不是“3月5日”。
[28]无签名。
[29]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64—65页上。
[30]“几位”一词是福克斯加上的，而划掉了原有的“三位”一词。
[31]句子后一部分中“本协会在英国的两家机关报”等字样是福克斯加在行间的。
[32]从“以便”起首的句子的后一部分是福克斯写在行间的。
[33]无签名。
[34]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66—67页上。
[35]指的是《未来呼声报》。
[36]英制，同大同质的纸24张或25张为1刀（quire）。——编者注
[37]无签名。
[38]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67—68页上。
[39]指青铜匠的罢工。
[40]无签名
[41]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68—69页上。
[42]“在同一天与大陆上通了信”一句是福克斯加进去的，划掉了原有的“做了他在这件事上所能做的事”一句。
[43]见1867年4月30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44]无签名。
[45]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69—71页上。
[46]会议主席埃卡留斯。——编者注
[47]无签名。
[48]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71—72页上。
[49]“和荣克”三字是福克斯加在行间的。
[50]记录中此处有“辞职”一词，据上下文判断，应删去。
[51]下面接着划掉了“作为本委员会主席”一语。
[52]无签名。
[53]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73—75页上。
[54]无签名。
[55]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75—78页上。
[56]福克斯。
[57]记录本上此处贴有一页刊载于1867年5月4日《工人报》第6号上的科勒特的信的校样。
[58]报纸校样至此结束。
[59]无签名。
[60]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78—81页上。
[61]译信人原注。
[62]无签名。
[63]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81—83页上。
[64]无签名。
[65]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83—84页上。
[66]无签名。
[67]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84—86页上。
[68]无签名。
[69]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86—88页上。
[70]无签名。
[71]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88—89页上。
[72]记录本此处贴有一份1867年6月22日《共和国》第224号的剪报。
[73]剪报至此结束。
[74]无签名。
[75]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90—91页上。
[76]这一句是埃卡留斯加的。
[77]无签名。
[78]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91—92页上。
[79]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
[80]无签名。
[8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92—95页上。
[82]记录本此处贴有一份铅印的有关洛桑代表大会的传单，内容见本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文件》中《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英文呼吁书）。本次会议记录无签名。
[83]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96—97页上。
[84]埃卡留斯。
[85]杜邦。——编者注
[86]无签名。
[87]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97—99页上。
[88]埃卡留斯。
[89]记录本此处贴有一张1867年7月27日《工人报》第18号的剪报。
[90]剪报至此结束。
[91]无签名。
[92]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99—101页上。
[93]埃卡留斯。
[94]克龙（crown），英国银币，1克龙值5先令。——编者注
[95]无签名。
[96]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01—103页上。
[97]埃卡留斯。
[98]无签名。
[99]本日记录是1867年8月17日《蜂房报》第305号的剪报，上面载有8月13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剪报贴在记录本第104页上。
[100]“8月13日”是手写的。
[101]埃卡留斯。
[102]无签名。
[103]本日记录是1867年8月24日《蜂房报》第306号的剪报，上面载有总委员会8月20日会议的报道。剪报贴在记录本第105页上。
[104]“8月20日”是手写的。
[105]埃卡留斯。
[106]荣克。
[107]杜邦。
[108]福克斯。
[109]无签名。——编者注
[110]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06—107页上。——编者注
[111]埃卡留斯。——编者注
[112]无签名。
[113]原无标题和日期。会议是在8月20日举行的。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07页上。
[114]这一段在记录本上被划掉了。
[115]无签名。
[116]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08—109页上。——编者注
[117]埃卡留斯。——编者注
[118]记录本此处划掉“寄来了他们的入会申请书”一句。——编者注
[119]无签名。
[120]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09—111页上。
[121]记录本此处划掉了“反对意见”等字。
[122]海·荣克是在10月1日的会议上主持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批准本记录的。此前，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的主席，一般是总委员会主席（President），此后，都是会议主席（Chairman）。——编者注
[123]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12—113页上。
[124]埃卡留斯。
[125]未签名。
[126]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13—115页上。
[127]埃卡留斯。
[128]记录中此处划掉了下面几句：“接着，公民福克斯就公民埃卡留斯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报道一事，对埃卡留斯提出了指责。”
[129]这里划掉了“报道应该有”等字。
[130]这里划掉了“而不是把它们寄给”等字。
[131]无签名。
[132]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15—116页上。
[133]埃卡留斯。
[134]无签名。
[135]本日记录无标题，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16—117页上。
[136]埃卡留斯。
[137]无签名。
[138]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17—120页上。
[139]无签名。
[140]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20页上。
[141]埃卡留斯。
[142]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21—122页上。
[143]埃卡留斯。
[144]韦斯顿。——编者注
[145]记录本此处贴着一份剪报。
[146]斐迪南二世。
[147]雅耶的发言记录是手写的。
[148]这里划掉了下面一句：“委托常务委员会以现在曼彻斯特被判处死刑的芬尼亚囚犯的名义起草一份致内务大臣的意见书。"剪报至此结束。——编者注
[149]无签名。
[150]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22—123页上。
[151]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24页上。
[152]肖。——编者注
[153]这里划掉了如下一句“出席委员：埃卡留斯、荣克、罗夫人、列斯纳、马克思、莫里斯、肖。”且无签名。
[154]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25页上。
[155]记录中接着划掉了“不能”二字。
[156]劳伦斯主持12月31日会议，这份记录是在该次会议上宣读并批准的。
[157]本日记录由埃卡留斯记在记录本第126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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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1866年
1月2日会议
1月9日会议
1月16日会议
1月23日会议
1月30日会议
2月6日会议
2月13日会议
2月20日会议
2月27日会议
3月6日会议
3月13日会议
3月20日会议
3月27日会议
4月3日会议
4月10日会议
4月17日会议
4月24日会议
5月1日会议
5月8日会议
5月15日会议
5月22日会议
5月29日会议
6月5日会议
6月12日会议
6月19日会议
6月26日会议
7月3日会议
7月10日会议
7月17日会议
7月24日会议
7月31曰会议
8月7日会议
8月14日会议
8月21日会议
9月18日会议
9月25日会议
10月2日会议
10月9日会议
10月16日会议
10月23日会议
10月30日会议
11月6日会议
11月13日会议
11月20日会议
11月27日会议
12月4日会议
12月11日会议
12月18日会议
1月2日[1]
主席奥哲尔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爱尔兰的政治犯140
福克斯宣读了《科克每日先驱报》上奥顿诺凡-罗萨夫人和克拉克·卢比夫人致爱尔兰妇女的呼吁书，呼吁为现在或不久前关押在爱尔兰的政治犯的家属募捐。他还宣读了都柏林的《爱尔兰人报》141关于英格兰北部各工业城市为此目的进行募捐的情况的报道。他还谈到了英国政府给爱尔兰妇女的自由，她们可以宣布自己是芬尼亚社社员而不受追究。最后，他提议：中央委员会将这个呼吁书送给《工人辩护士报》，并请它予以发表。142
这个提议得到韦斯顿的附议。他认为，爱尔兰所受的压迫，不亚于大陆上任何一个英国人应该对它们表示同情的民族。虽说他本人有一点像道义力量的拥护者，但他还是逐渐觉得，如果没有物质力量做后盾，道义力量就是“十足的怯懦”。提议被一致通过。
瑞士法国人的机关报
福克斯简略介绍了《瑞士罗曼语区国际工人协会报》143的内容。
德尔说，这家报纸给日内瓦工人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们在一个小城市里，不依靠中产阶级的帮助，取得了这样值得称赞的成绩。这样的事实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他提议：“中央委员会看到了该报的第1期，完全赞赏它的格调和内容，并向它的领导人表达他们最良好的愿望，祝报纸永远成功。”
上述提议得到附议并被一致通过。
《佛尔维耶回声报》和章程草案
勒·吕贝拿出两份《佛尔维耶回声报》，一份上有上次会议记录中提到的攻击中央委员会那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另一份上有一份伦敦的协会第一[2]分会向中央委员会、可能以后也[3]向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的协会的章程草案。144勒·吕贝说，他并不以任何正式的身份代表第一[4]分会，但他是这个分会的成员。这个分会认为，带着深思熟虑的意见和预先制定好的计划去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比起那些迷迷糊糊或者像寓言中所说的不知道往灯里添油的傻丫头那样去参加大会的人来，要强得多。
接着，福克斯用英语宣读了这个章程，但是他借口在座的都没有那篇攻击文章的头一部分，没有宣读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
为募集基金致英国民主派的呼吁书
福克斯报告说，常务委员会在星期日下午开了会，讨论了他起草的呼吁书。当时，克里默说，他认为他能够起草一个呼吁书，即使写得不如这一个好，但同工人阶级更谈得来，能获得更多的捐款，他将在星期二写出一个呼吁书来。在这种情况下，常务委员会决定将这两个呼吁书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由更大些的机构来挑选一个最适合具体情况的呼吁书。此外，常务委员会还建议为前面所说的目的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采取下述两种方法：
1．应该准备好并散发认捐单，上面要说明全部捐款将在《工人辩护士报》上公布。
2．将被采用的呼吁书连同协会的《宣言》和《章程》散发，要有足够的数量使各团体的会员个人都能得到。因为印出的《宣言》没有足够的数量应这个急需，这就必须要求《工人辩护士报》理事会在该报上转载，发行新版。
接着，福克斯和克里默宣读了各自的呼吁书。
荣克要求中央委员会首先决定转载《宣言》的问题。
豪威耳提议，荣克附议：请求理事会转载协会的《宣言》。这个提议经讨论后被通过，有1票不同意。145
接着，广泛讨论了克里默和福克斯分别起草的呼吁书。
最后，以6票对5票（1票弃权）偏重于选用克里默起草的呼吁书。
接着，一致决定，请福克斯把他的呼吁书根据所提出的意见作些修改，以社论形式在《工人辩护士报》上发表。146
更换会址
克里默报告，包佛里街18号的房子已准备好接待中央委员会。他提议我们下星期在那里开会。
于是，执行主席下楼去问柯贝特先生，他是不是需要提前一周通知。他回来说，柯贝特先生不要求什么通知。
接着，通过了克里默的上述提议。责成福克斯于本周内访问柯贝特先生，并在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上提出账单。[5]
1866年1月9日[6]
主席奥哲尔主持会议。
宣读了记录，据勒·吕贝要求作一处改动后，予以批准。
委员候选人提名
荣克提议，杜邦附议：
初步提名沙尔-龙格和克雷斯佩耳两位公民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信件
宣读了我们在孔代叙努瓦罗的通讯员的一封来信，他抱怨由于没有贴邮票，寄给他的会员证被英国邮局扣留。
比利时
宣读了《人民论坛报》的一段报道：“人民协会”和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支部已经合并，因而《论坛报》实际上成了协会的机关报。147
韦济尼埃在《佛尔维耶回声报》上的攻击
马克思认为，发表在《佛尔维耶回声报》上的章程，既然出自伦敦的法国人分会，就应该在发表之前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然后他暗示那篇攻击文章是公民韦济尼埃写的。
荣克指摘这篇文章是卑劣的攻击，并揭露了其中的一些歪曲。这类的宣言本应该署名。他提议：韦济尼埃应撤回这些荒谬言论，否则，就把他开除出协会。
勒·吕贝承认韦济尼埃是这篇攻击文章的作者。
马克思趁机为我们受到人身攻击的巴黎通讯员作辩护。他们已经将他们的账目和信件全都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他们的行为是最光明正大的。
杜邦认为，为了自己的尊严，中央委员会不能忽视这件事。他支持荣克的提议。
博勃钦斯基说，中央委员会一定不要未听取本人的意见就责备一个人。在采取极端措施之前，应邀请他来说明他的攻击。
马克思不同意“撤回”这个词。应该要求韦济尼埃拿出证据来，否则就把他开除。
勒·吕贝要求用英语宣读被指控的文章。
据此，福克斯用法语和英语宣读了这篇文章。
奥哲尔说，这些文章是彻头彻尾的诽谤。
韦斯顿觉得韦济尼埃责备中央委员会一个社会问题也没有讨论过是玩忽职守这一点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央委员会揽的事太多。这是一个最有利的借口。
接着，荣克撤销了他的提议。马克思提议，荣克附议：要求韦济尼埃论证他所提出的责难，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就把他开除。
勒·吕贝提出修正案：这个问题移交给一个三人委员会，同韦济尼埃进行一次通讯联系。他不同意采取开除的严厉措施。这个修正案没有人附议。
马克思的提议在1票反对和1票弃权下被通过。
1月22日的波兰起义
博勃钦斯基报告说，波兰打算纪念这一事件。他邀请委员会合作。
因为委员会原先已决定纪念这个事件148，这方面的具体事务移交给常务委员会处理。
书记职务
克里默声明说，委员会已决定散发的募捐呼吁书，必须有人送出去。因为要急于推进这个工作，他愿意重新担任书记职务直到代表大会过后。由于他的辞职从未被接受过，也由于没有人明白表示过接受这个职务的意思，他认为不需要再办手续。
委员会即此休会。[7]
中央委员会会议[8]
1866年1月16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龙格和克雷斯佩耳两位公民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转达说，福克斯已收到奥顿诺凡-罗萨夫人的一封来信，由于《工人辩护士报》上他的那几篇论芬尼亚运动的文章，以及这家报纸转载两位夫人支持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呼吁书149，向他表示感谢。
马克思提议，任命龙格接替他担任比利时通讯书记。荣克附议。一致通过。
荣克宣读了纽约饭店老板大个子迪容夸的一封信，要求偿付9月代表会议以来应付给他的7英镑17先令。
荣克提议，列斯纳附议：授权杜邦告诉迪容夸，星期三晚上他将收到一部分到期的钱，并得到确定的回答。一致通过。
荣克宣读了塔尔博特（卡昂）的一封来信，附寄来20张会员证费1英镑。这封信说，在卡尔瓦多斯、奥恩、芒什几个省的各城市，正积极进行宣传。
惠勒提议，荣克附议：通知这个国家[9]的每个协会会员，如果到2月13日[10]⑵还不交纳会费，将从会员名单中除名[11]③。一致通过。
维列茨基解释了波兰人在星期一没有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原因；他们在一起开了会，并筹集了一笔应急的钱。
略事讨论后，纪念上次波兰起义的公开大会，定于1月22日星期一在圣马丁堂举行。150
克里默宣读了致协会英国会员的呼吁书。
根据惠勒的提议，马克思的附议，一致通过决议：
第一，呼吁书应该发表，并且附上那些参加过中央委员会各项活动、而克里默又完全知道他们并不反对利用他们的名字的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的签名；
第二，认捐单应予印制；
第三，捐款直接寄往包佛里街18号。
委员会即此休会。
主席[12]
卡尔·马克思所作的1866年1月16日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中央委员会会议[13]
1866年1月23日
奥哲尔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的记录。
提出并讨论了纽约饭店开支的账单。
为了偿付一笔到期的付款，德尔同意借出2英镑，惠勒手里还有的1英镑10先令，由克里默负责偿付。
马克思宣读了莱比锡通讯员李卜克内西的一封来信。他们那里已经成立了一个小分会；他还谈到他在前不久接待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一次访问。11
马克思又宣读了德·巴普的一封来信，解释他所以长期沉默的原因；他对他们的人数没有增加表示遗憾；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同“人民协会”联合，并使《人民论坛报》成为他们的机关报。他们希望同《工人辩护士报》进行交换。12
杜邦宣读了自讷沙托即那里的通讯员勒菲弗来的一封信。
荣克也宣读了《先驱》和［从］另一家在拉绍德封用法语出版的《未来呼声报》应上的摘录；在巴塞尔，他们也已成立两个协会分会，并可望在德国有一些分会加入。他们从一家法文报纸上看到，他们在巴黎上个月获得了1000名拥护者。14
克里默吁请注意一件事：科拉斯去纽约已好长时间，他受托带走400张会员证，可是至今没有得到回信。
杜邦说，他盼望马上得到“纽约”的消息。
德尔提名约翰·黑尔斯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德尔认为，不发新会员证，而在去年的会员证背面注明会费已收并由财务书记签名，就可以了。同意。
韦斯顿认为，中央委员会应该开始讨论代表大会议程中所包含的各项原则。
马克思同意，但是认为，我们首先应该决定讨论这些原则所应采取的方法。他提议：在开始讨论代表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宣言》和《章程》中所制定的协会的总目标和指导原则。韦斯顿附议。
埃卡留斯答复韦斯顿，力陈现在进行政治鼓动的必要性。他们不能一下子干两样事，否则，一件也不能成功。在大陆上，他们既不能谈政治，也不能写政治，因而那里除了社会问题和宗教问题，什么事也不能关心。可是在这里，政治鼓动是第一必要的。
提案被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
主席罗伯特·肖
中央委员会会议[14]
1月30日
肖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克里默报告，他已经偿付了公民迪容夸的旅馆部分欠账3英镑10先令。
杜邦宣读了卡昂的塔尔博特的一封来信。
荣克宣读了他起草的答复公民韦济尼埃攻击协会的一封信。移交给常务委员会。155
克里默吁请注意一件事：伦敦各工联的代表准备召开一次会议，研究解决雇主和工人之间冲突的仲裁委员会问题。在国会最近一次会议上，圣·莱昂纳茨男爵宣布要提出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准备召开这个会议，正是为了预先研究这个法案。在法国，仲裁委员会已经活动了好多年。他认为，如果委员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就可以向会议提供有关法国仲裁委员会工作的有价值的情报。
选出杜邦和荣克两位公民出席工联代表的会议。156
委员会即此休会。
临时主席罗·肖
中央委员会会议[15]
2月6日
公民肖主持会议，公民福克斯为临时书记。
书记宣读了改革同盟的一封信，请求委员会派代表团参加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
延期到下次委员会会议委派代表团。
公民杜邦宣读了里昂的一封来信，除了别的内容，还通知：出售250张会员证的进款，开支如下：付印刷费——1英镑19先令，邮费——2先令8便士，寄给中央委员会支票一张一8英镑，分会存款中尚余1先令8便士。
公民荣克宣读了日内瓦出版的国际的报纸第2期上的几则摘要。上面有第一次用法文发表的协会《宣言》和《章程》。157还有：到1月3日为止，已有54名新会员加入分会；那里的会员曾投标并且已经签订了总值800英镑到1000英镑的某些乡政工程的合同。此外，协会的会员还召开了公开的集会讨论最近在联邦宪法中所作的修改。
公民荣克摘要宣读了巴黎《联合》杂志上的通报：去年12月在巴塞罗那举行了工人代表大会（有40个团体的代表参加）。158他们一致赞成在他们的会员中建立联邦联合会。联合会的中心将设在巴塞罗那。《工人报》159被宣布为协会的正式机关报。
公民荣克提议，公民杜邦附议[16]：开始同巴塞罗那代表大会的主席通讯。
公民杜邦接受请求，同意承担这项工作。
由于公民马克思因病缺席，公民韦斯顿，作为讨论协会目标这项提案的附议人，他说他不愿意在提案人缺席的情况下开始这场讨论，因而提议把这个讨论延期到公民马克思能够出席时再进行。
一致通过了一项大意如此的决议。
对公民韦济尼埃的答复
公民韦斯顿提议，卡特附议：
鉴于常务委员会没有开会修订荣克所写的对韦济尼埃的答复，而如所了解的，在最近未必能够为此目的召集会议，应马上将荣克的答复寄给《佛尔维耶回声报》。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
副主席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中央委员会会议[17]
1866年2月13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第一个问题：委派出席即将举行的改革代表会议的代表。
克里默提议，韦斯顿附议：选出6名代表。
就在代表会议上所应贯彻的政策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160
肖、福克斯、卡特、威廉斯、荣克、列斯纳被选为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
公民杜邦提名公民奥尔蒂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荣克宣读了我们利雪通讯员杜阿梅尔的一封来信。信里说，他们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因为会员们受到雇主的威胁，如果他们是协会的会员，就要被解雇。杜阿梅尔回答说，协会的信念也就是他的信念，他将坚持这些信念。他也受到本地检查长和治安法官的威胁，他也像回答雇主那样回答他们。他们现在没有钱，但是希望不久能够寄些钱来。荣克代表他和公民杜邦的代表团报告了去参加在老贝利区贝尔旅馆举行的工联的会议的情况。他相信，在为协会效劳和进行宣传方面，他们取得了成功。
克里默证实了公民荣克关于杜邦和荣克两位公民在那个会上所产生的良好印象的报告。
福克斯和埃卡留斯两位公民也作了同样的证实。161
列斯纳和福克斯提议：
请杜邦和荣克两位公民出席延期将于1月21日[18]星期三举行的会议。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
副主席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中央委员会会议[19]
1866年2月20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福克斯提请注意彭顿维尔监狱里爱尔兰政治犯的待遇。前不久，波普·亨尼西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162《披针》也指责这个制度会把人逼疯。163他认为，应当派一个代表团去会见乔·格雷爵士，以谋求改善这些不幸的人们的待遇。公民福克斯宣读了奥顿诺凡-罗萨夫人的一封来信，她表示感谢公民福克斯为爱尔兰的自由所作的努力。164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吕贝、博尔达日、克里默、豪威耳、韦斯顿、埃卡留斯和德尔诸位公民发了言。
公民福克斯答复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并提出了下述决议案：
要求乔治·格雷爵士接见本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请求他减轻对彭顿维尔监狱里的爱尔兰政治犯的虐待。
公民韦斯顿支持这个决议案。决议案被一致通过。
公民豪威耳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
书面通知各中央委员会委员，已到交纳1866年会费期限，请迅即交付。一致通过。
选举奥尔蒂加
公民杜邦提议，公民荣克附议：选举公民奥尔蒂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通过。
公民考布的贷款
公民德尔提议，克里默附议：偿还考布给中央委员会的贷款。一致通过。
清查账目
公民肖提议，公民荣克附议：账目应迅即清查。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
批准修改稿。[20]
彼·福克斯
2月27日，星期二[21]
公民肖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杜邦提名公民拉法格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公民龙格宣读了我们巴黎通讯员的一封来信。信是为了答复韦济尼埃在布鲁塞尔《淘气》报上关于波拿巴主义的指控。165
公民荣克提出帕任将军答复福雷元帅在法国参议院发表的评论的一封信166，这封信已在《广告晨报》上发表。荣克希望委员会把这封信送给《共和国》，请予转载。
公民福克斯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最好是只把信交给编辑酌情处理，而不必提出任何建议。
原建议被通过。给《共和国》167编辑写一封信，并将帕任将军的信的副本附上。
就墨西哥事件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而后委员会休会。[22]
3月6日，星期二[23]
主席奥哲尔主持会议。
克里默宣布收到乔治·格雷爵士的一封来信。他拒绝接见本协会派出的关于爱尔兰政治犯待遇问题的代表团。
福克斯说，他已经起草了一个提供论据和事实的声明。他宣读了这个声明，并提议由主席签名，寄给《共和国》编辑发表。
列斯纳支持这个提议。一致通过。168
公民杜邦提议，荣克附议：选举巴黎一个被开除的大学生公民拉法格169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全票当选。
于是，福克斯用法语告诉他当选，并对中央委员会接受他的加入表示格外高兴。
公民拉法格致答辞，雍容大雅。
接着，公民路易斯·沃尔夫向委员会提出了由荣克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写的并发表在《佛尔维耶回声报》上的文章。他抱怨把他的名字卷入这场争执中，虽然韦济尼埃并没有提到他。他还抱怨那种说他和他的意大利朋友没有赢得意大利工人信任的说法。说他曾经去过那不勒斯是不正确的。他还声称：与马志尼有关的有四点错误，即：章程不是由他起草的；他并不知道马克思写的《宣言》；何况，即使他听说过，他也要反对采用它；第四，马志尼并不反对《宣言》的译文，而只是不同意某些段落，其中涉及到的总共不过十来个词。
公民荣克为他写的信辩护，并且说，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根本不信任沃尔夫及其同伙。
沃尔夫反驳说，在意大利根本不使用“社会主义者”这个词，也没有这个词的法文含义那样的“社会主义者”。
克里默、奥哲尔、韦斯顿、豪威耳、勒·吕贝、福克斯和埃卡留斯参加了讨论。讨论过后，通过了下述决议（2票反对）：
“由于在对韦济尼埃攻击协会的答复中，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写的并在《佛尔维耶回声报》上发表的对于一位拉丁族的杰出作家的令人不快的说法，是出于误会，中央委员会愿意收回这些说法，也收回对公民沃尔夫和他的朋友们的所有类似性质的说法。170
根据公民福克斯提议，决定印制不少于3000份募捐呼吁书。171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13日。[24]
中央委员会会议[25]
1866年3月13日
公民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大家都同意延期宣读上次会议的记录。
改革代表会议
公民福克斯作了国际协会代表团参加改革代表会议活动中他和公民肖有关部分的报告。172
埃卡留斯证实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瑞士
公民荣克作了关于这个国家活动情况的报告。173
法国
公民杜邦要求将委任书寄给他在法国的几个通讯员。
马克思、沃尔夫和马志尼几位公民
公民马克思就上次会议处理问题的情况作了发言“他说，沃尔夫少校关于我们的章程似乎是马志尼写的这一声明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章程是马克思本人在小委员会讨论过后写的。讨论了几个方案·沃尔夫的方案是其中之一。这几个方案在两个问题上彼此石根本的区别。马克思谈到关于资本压迫劳动的问题。沃尔夫赞成集中，但是谈到工人团体时指的只是互助会。马志尼起草的章程是在那不勒斯举行代表大会以前发表的。在马克思写的宣言发表以前，马志尼未必能看到这个宣言，因为宣言一直在马克思的口袋里；除非是马志尼在宣言到了勒·吕贝的手里以后，而还没有送给《蜂房报》时看到了这个宣言。
其次，马志尼给布鲁塞尔的封丹寄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比利时各团体的，信中预告它们要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关于这一点，德·巴普曾经在代表会议上声明过。
沃尔夫少校不是委员会委员。沃尔夫少校应当把他打算提出控诉这件事书面通知委员会。他［马克思］以自己和另几位大陆上的书记的名义，对于上次会议上的做法提出抗议。他要求把这一点写进记录中去，因为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还可能提出这个问题。
勒·吕贝说，有两个文件，其中［一个］不光只有马克思的东西，有些东西也是取自马志尼的原稿。他说明了韦济尼埃犯错误的情况。他坚持认为，沃尔夫少校是意大利协会在我们委员会中的一位代表。
杜邦抗议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态度，抗议它所作的决议。他承认在荣克的信中关于沃尔夫少校去过那不勒斯这一点有事实上的错误。
公民奥尔西尼强调，在意大利有社会主义者，而马志尼对科学持反动的态度。查理·卡塔内奥和斐拉里都是社会主义者。
福克斯发了言。他在发言中说，他不是把马志尼当做欧洲的领袖的崇拜者，他也不认为大多数英国委员有这样的倾向。
即此休会。[26]
委员会会议[27]
1866年3月20日
公民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根据公民德尔的提议，公民巴克利的附议，公民肖被选为临时书记。
主席报告说，因为公民福克斯忙于改革同盟的事务，不能宣读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荣克说，他对不能宣读上次会议的记录表示遗憾。因为公民奥尔西尼准备去美国，后者希望他说到马志尼的话不要被误解了，因为他对马志尼深怀敬意。
公民荣克还说，公民奥尔西尼将留下给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的介绍信；此外，他还推荐一位朋友，如果他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可以担任意大利的书记。
财务书记公民德尔给了公民奥尔西尼24本协会的章程，供他在旅行中散发。
公民荣克宣读了瑞士来信中的几则摘要，并表示强烈希望常务委员会恢复每周的例会。
接着，指派公民巴克利去访问公民克里默，取来中央委员会致各团体的呼吁书的校样，以便付印。
即此休会至3月27日。[28]
委员会会议[29]
3月27日
公民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公民肖为临时书记。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并根据公民荣克的提议和公民列斯纳的附议，予以批准。
由于公民巴克利报告他从上次会议以来，未能从公民克里默那里拿到中央委员会呼吁书的校样，公民荣克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
授权主席埃卡留斯尽快印出5000份呼吁书。通过。
公民杜邦宣读了里昂的一封来信，要求寄给100张会员证，并抱怨在3月15日曾寄给了他一封信（这封信他——公民杜邦没有收到），但没有按回程邮班收到回信。
公民荣克宣读了协会德文报纸上的如下几则摘要：在2月份，有67个新会员加入了协会的日内瓦支部；下列各地成立了新的分会：平讷贝格（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个，索林根（莱茵普鲁士）1个，武斯特基尔斯多夫（普鲁士西里西亚）6个，欧博纳（瑞士）1个，彼得斯瓦尔道2个，朗根比劳2个，埃姆斯多夫1个，最后，还有5个分会在西里西亚的纺织区。174
接着，公民汉森提出了裁缝罢工的问题。他说，塞维尔短街的普尔先生打算从大陆上招人来顶替罢工工人。
接着，公民肖提议，公民鲁克拉夫特附议：
委托大陆各书记通知各地的通讯员，劝阻大陆上的工人当现在斗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不要到伦敦来。175
威廉·艾尔斯和威廉·加德纳两位公民各交付《章程》和1866年会员证费1先令2便士。
公民杜邦提议，公民荣克附议：任命公民拉法格为西班牙书记。付给主席埃卡留斯6便士以支付为裁缝罢工给德国寄信的邮费。
公民勒·吕贝想知道，为执行3月6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做了些什么，按照这项决议，中央委员会在《佛尔维耶回声报》上发表的某些说法，应当收回。
主席回答说，中央委员会在紧接着的下一次会议上，因为问题处置不当，整个问题全部推翻了，不久将把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再行讨论。
即此休会至4月3日。[30]
中央委员会会议[31]
4月3日
公民埃卡留斯主持会议，公民肖为临时书记。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稍作修改后，予以批准。
接着，主席说，在着手实施中央委员会关于裁缝罢工的决议之前，他曾访问过裁缝的执行委员会。这个执行委员会告诉他，他们已经写信去德国。因此，他认为他没有必要为这件事再采取下一步骤了。
公民荣克说，上次会议后，他同裁缝的执行委员会举行过一次会见，结果是他们对协会表示了亲切的感情，并答应加入协会。
公民杜邦宣读了芒什省格朗维尔的通讯员德·马凯尔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他已经吸收了30个会员，他想任命公民马迪奥为伊勒-维莱讷省雷恩市的通讯员，
接着，公民杜邦提议，公民荣克附议：任命公民马迪奥为雷恩通讯员。
公民荣克宣读了洛桑分会的来信，那里的会员是瑞士最积极的和最讲求实际的。信里说，他们在前些时讨论过按照法国吉斯建筑的那种房子的设计来在洛桑建筑工人住宅的问题，他们对一项筹款方案取得了一致意见，并愿意把他们的计划提到代表大会上讨论。176
他还宣读了两封信：一封是公民贝克尔来的，另一封是公民杜普莱克斯来的。两封信都提醒中央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将临，并抱怨中央委员会近几个月来没有表现出生气来。他们说，如此无所作为，长此下去，将危及协会。他们提出了几个问题，并要求立即答复：第一，代表大会开幕的准确日期；第二，代表们的费用怎样支付；以及另外几个行政事务之类的问题。他们希望中央委员会以各种语言发出通告，明确提出要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
公民黑尔斯说，考文垂织带工人协会希望加入我们的协会，他们有1000名会员。
接着，公民黑尔斯提议，公民勒·吕贝附议：
接受在考文垂赫尔菲尔德区象堡的考文垂织带工人协会为本协会的分会。一致通过。
由于常务委员会建议立即寄出为筹集代表大会基金致工人的呼吁书，决定指派主席埃卡留斯寄出呼吁书，并指派公民巴克利向财务委员领取2英镑购买邮票。
宣读了公民沃尔夫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他将在本月10日向委员会提出几个问题。
宣读了公民克里默的一封来信，信中说，本月10日，他将阐明他认为协会所应遵循的方针。
现金账目：收到公民沃尔夫1先令1便士；收到小第恩街6号的约翰·詹金斯1先令；收到小普特尼街36号R.凯利1先令；收到考文垂织工5先令，共计8先令1便士。
即此休会至4月10日。[32]
委员会会议[33]
1866年4月10日
公民福克斯主持会议，公民肖为临时书记。
出席委员：腊毕叶、维列茨基、汉森、威廉斯、博勃钦斯基、黑尔斯、卡特、拉法格、杜邦、荣克、勒·吕贝、马克思、列斯纳、埃卡留斯和巴克利诸位公民。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荣克提议和公民杜邦附议：公民詹姆斯·特拉尼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公民列斯纳提议和公民腊毕叶附议：公民莫里斯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经一番讨论后，公民杜邦提议和公民荣克附议：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裁缝执行委员会。
接着，公民肖提议和公民勒·吕贝附议：派杜邦、福克斯和荣克诸位公民去访问黄金广场英王街绿龙的裁缝执行委员会。
公民荣克宣读了《联合》杂志上的几则摘要，主要是有关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内容。177
由于主席就委员会的财政状况发表了意见，公民荣克提议和公民马克思附议：派肖和勒·吕贝两位公民去公民克里默那里，拿来账单或账簿。
接着，主席报告了西头的女靴匠协会已答应拿出1英镑供委员会使用，他们提名公民奥哲尔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他建议这个问题应该由鞋匠协会联合会处理。
经过详细讨论后，［根据］公民荣克提议和公民杜邦附议：
定于今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召开代表大会，会期五天。
公民埃卡留斯说，上次会议后，他已将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寄给了下列团体，即：鞋匠联合会、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泥水匠协会、机械工人联合会伦敦分会和曼彻斯特分会等。他还说，由于认捐单不够，他加印了100份。
由主席宣读了公民沃尔夫4月3日写给委员会的信，但未予讨论。
即此休会至4月17日。[34]
委员会会议[35]
1866年4月17日
公民奥哲尔主持会议，公民肖为临时书记。
出席委员：福克斯、克里默、卡特、韦斯顿、勒·吕贝、科尔森、巴克利、沃尔夫、马克思、列斯纳、腊毕叶、莫里斯、荣克、杜邦、埃卡留斯和拉法格诸位公民。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稍作修改后，根据公民荣克的提议和公民马克思的［附议］，予以批准。
一致选举莫里斯和特拉尼两位公民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贝里先生说，他被裁缝协会执行委员会派来通知委员会，他们的协会已经决定加入我们的协会；在他们5月特别会议上将建议给委员会拨一笔钱。他还代表他们的协会对于在他们上次的斗争中给予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根据公民荣克的提议，裁缝协会被接纳为我们协会的分会。
公民马克思报告，他从德国收到会员证费3英镑，他把这笔钱交给了财务书记[36]。
韦斯顿和荣克两位公民被委派参加下星期四晚上在皮革巷举行的抹灰工人协会委员会会议。
奥哲尔和克里默两位公民被委派访问在老贝利区贝尔旅馆的西带区女鞋匠协会。
由财务书记宣读了从哈特尔浦来的一封信。他已经回了信，寄去了协会的章程。
根据公民杜邦的提议和公民拉法格的附议，普律多姆和布松两位公民被选为波尔多的通讯员。
公民克里默说，他现在准备重新担任书记的职务，直到代表大会；他在下次开会的晚上准备好财务报告。
选出福克斯、勒·吕贝和科尔森几位公民在下星期二6点钟准时清查账目。
接着，公民沃尔夫再次提起3月6日中央委员会讨论过的问题，并宣读了公民方塔纳的一封来信，强调他在这件事上的观点。
于是，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奥哲尔、马克思、荣克、克里默、福克斯、勒·吕贝、韦斯顿、肖诸位公民［参加了讨论］。在互相说明理由后，讨论以通过由公民马克思提议和公民杜邦附议的下述决议结束：
委托公民龙格将委员会3月6日所作的决议翻译出来，并将这个决议交给《佛尔维耶回声报》发表。
即此休会至4月24日。[37]
中央委员会会议[38]
1866年4月24日
公民德尔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执行主席问公民肖，他是不是愿意辞去几个星期来担任的临时书记职务。178
公民肖说他愿意。
公民克里默说，他非常愿意把这个职务让给公民肖。
几个委员对这个问题发了言，最后，根据公民肖的提议，公民埃卡留斯的附议，一致同意公民克里默重任他的书记职务。
铁丝工人的代表B.帕蒂斯先生出席，感谢委员会在阻挠他们的雇主从大陆上雇工来顶替罢工工人方面所作的努力。他还说，铁丝工人协会将加入协会。179
荣克宣读了迪容夸的来信，要求结算该他的欠账。决定偿付。
公民荣克宣读了杜普莱克斯和贝克尔的一封来信，他们主张必须把代表大会延期到9月的最后一周举行。他们还宣布，意大利各团体的中央委员会拥护协会的原则；还说，他们将在6月举行一次中央会议，就加入协会和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必要性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180
公民特拉尼建议，公民荣克应该询问贝克尔和杜普莱克斯两位公民，意大利各团体究竟由谁代表他们的意见和设在什么地方。
荣克提议，惠勒附议：委托公民杜邦写信去巴黎，向巴黎理事会说明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必要性。一致通过。
书记[39]提出了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常务委员会的第一个建议是再版《宣言》和《章程》。
荣克提议，惠勒附议：要求公民莱诺再印1000份《宣言》和《章程》181一致通过。
主席宣读了裁缝保障协会委派公民贝里为该团体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的委任书。
埃卡留斯和惠勒两位公民提议：接受公民贝里为裁缝协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致通过。
常务委员会各项建议的进一步讨论，延期到下次会议进行。
委员会即此休会。
临时主席詹·卡特
中央委员会会议[40]
1866年5月1日
公民卡特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荣克和杜邦两位公民提议：选举公民贾科莫·特拉尼为意大利书记。公民荣克在提名公民特拉尼时，一般地赞扬了他忠诚于自由的原则和进步的事业。
公民龙格[41]，即比利时书记，宣读了布鲁塞尔《人民论坛报》上一篇文章，规劝比利时铁丝工人现在这个时候不要受雇于伦敦铁丝工人的雇主。182
公民福克斯拿出几份圣路易斯的《矿工和工匠报》，上面有协会在伦敦和大陆上的机关报内容的摘登。[42]
公民杜邦宣读了芒什省格朗维尔的德·马凯尔的一封来信，要求把想要《工人代表大会》183的人的名单寄给他。他曾在工人吃饭的时候去访问过他们，为协会作宣传。他向他们保证，协会不是政治组织，而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他对于在当地取得成功抱有希望。
公民拉法格[43]宣读了波尔多的普律多姆的一封来信，询问他所收到的会员证费的钱寄往何处。委托拉法格转告他把钱寄给中央委员会。
杜邦宣读了弗里布尔（巴黎）的一封来信，声明巴黎理事会反对代表大会再度延期，理由如下：
1．9月份的代表会议曾向全欧洲庄严保证在5月召开代表大会。
2．很多人都等待代表大会的召开，以便他们决定宣布拥护协会的问题。
3．延期三个月，不会有利于协会，甚至可能破坏它。在巴黎，他们已开始准备代表的选举，现在他们还不能说会选出多少代表来，但无论如何可以预计代表会相当多。代表们将带来为协会制定的周密的组织计划，以及他们关于所提出的问题的讨论的结果。理事会得悉协会在英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最后，他们认为6月4日召开代表大会不会妨碍协会的声望。信的结尾谈到了各省的来信，都表示希望在6月4日召开代表大会，但是，如果中央委员会决定代表大会延期三个月，他们在巴黎一定服从这项决定。
公民拉法格说，他认为弗里布尔有些过分夸大了由于代表大会延期而会产生的危害。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定在巴黎可能引起惊慌，但在法国其他许多协会刚开始生根的那些地方则不会这样。
杜邦认为，里昂人会赞成代表大会再度延期；他从过去收到的信件中作出这样的判断。
荣克认为，最重要的是决定什么时候举行代表大会。他担心，如果决定再延期，我们就势必不去考虑我们巴黎朋友的意见。他宁愿选在8月而不是9月，因为9月份人们一般太忙，难得出席。
由于有几个中央委员会委员表示希望（如果可能的话）代表大会在协会的周年纪念即9月28日开幕，公民荣克作了回答，并表示担心这个日期太晚了。他提议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
公民莫里斯支持这项提议。184这项提议被一致通过。
给大陆的通知
马克思提议，福克斯附议：各国书记尽快将上述决定通知他们的通讯员。一致通过。
委员候选人提名
弗兰克·罗伯特[44]和拉尔夫·达顿两位公民由克里默和列斯纳提名为候选人。
常务委员会的报告
接着，书记提出了委员会上次会议上延期讨论的常务委员会的报告，但是，由于委员会已决定代表大会延期，已经没有必要马上通过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这些建议，因而再一次延期讨论这些建议，但下列两项建议除外。根据克里默和勒·吕贝的提议，一致通过这两项建议：
“中央委员会每个委员都必须准备访问各个组织，促使它们加入协会，并承担代表大会的费用。”
“所有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团体，都必须负责支付代表们的费用。”
各代表团的报告
荣克作了关于他和公民拉法格访问泥水匠协会第二分会的报告。他们受到了最热情的接待，并得到该会表示支持的许诺。会员们还对他们以前没有去访问表示意外。
克里默报告了他访问伦敦西蒂区女鞋匠协会的情况。他们因为太忙不得不休会，因而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但是他们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下一次会议，并答应听取他的意见。克里默还报告了他同装订日工工会书记商妥，将派一个代表团出席他们的下一次会议。[45]
公民杜邦报告说，国际协会的伦敦法国人分会已决定成立合作社。
裁缝和他们前不久的罢工
列斯纳报告说，由于有一批德国裁缝被运到了爱丁堡，由于传说伦敦有的雇主正准备输入一些人到这里来，住在伦敦的德国裁缝自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并愿意同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合作，以打破雇主和他们在德国的代理人的计划。185
马克思说，如果列斯纳给他提供事实，他就同德国的报纸直接联系。186
委员会即此休会。
主席乔·威·惠勒
中央委员会会议[46]
1866年5月8日
公民惠勒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委员的选举
根据克里默和列斯纳两位公民的提议，拉尔夫和詹姆斯·达顿两位公民当选
委员候选人提名
阿·豪弗，由公民列斯纳提名。
约·达·普廖尔，由公民克里默提名。
波兰书记
总书记要求对这个问题作出指示·因为新版的《宣言》和《章程》准备付印，而现在仍然列名的波兰书记[47]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出席委员会的会议了；他想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还可以作为书记保留下来。
公民马克思提议选举公民博勃钦斯基。
公民福克斯支持这个提议。一致通过。
美国书记
公民福克斯被选为美国书记以代替公民莱昂·路易斯。
代表团
荣克、达顿和克里默三位公民被选为访问机械工人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团。
装订工人
惠勒、詹姆斯·达顿和黑尔斯三位公民去访问装订工人。
访问箍桶匠
克里默、杜邦和荣克。
代表团的报告
荣克报告他访问泥水匠协会第一分会的结果。他们热烈地接待了他，并答应说服他们的执委会一定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书信
杜邦宣读了里昂的一封来信。4月30日，他们开了一次会，有210名会员出席，选出了5名会员出席代表大会。还选出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来研究议程中的各项问题，并提出报告。他们想知道，他们所收到的会员证费的钱，在代表大会之前，是留在手里，还是寄给中央委员会。他们希望里昂不久就有2000—3000名会员。他们不久前收到了维勒弗朗什要求允许在那里成立新分会的申请。
福克斯和黑尔斯两位公民提议：
请里昂人将他们收到的会员证费的1/4[48]寄给中央委员会。
马克思和荣克两位公民提议：
公民杜邦写信给里昂人，告诉他们：如果他们靠自愿捐款得不到足够的钱来支付代表们的费用，他们可以自由使用手中现有的钱。
赞成福克斯的原提案——6票，赞成修正案——8票。
通过修正案。
豪威耳和克里默两位公民提议：协会各分会汇给中央委员会的钱，不得少于他们所收到的会费的1/4。
马克思和荣克提出修正案：
分会向中央委员会缴费的问题，移交给常务委员会，里昂的情况除外。
赞成原提案——5票，赞成修正案——4票。
公民荣克代替缺席的[49]意大利书记[50]宣读了热那亚的、这个港口的一家工人报纸的编辑公民卡内萨的一封来信。这封信说明了热那亚工人团体联合会的活动，并表示希望得到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和手续的进一步的情况。187
公民荣克[51]拿出几份最近一期的《先驱》，并宣读了它的每月纪事栏中的几个片段。从中可以看出，今年4月份，日内瓦有53名会员加入了协会；已经收到下列新近建立的支部申请入会的通知，这些支部是：比尔（伯尔尼州）；洛桑（沃州）；格雷夫拉特（莱茵普鲁士）；圣伊米耶有一个日耳曼族和拉丁族的混合支部；波朗特吕（伯尔尼州）。拉绍德封的混合支部（条顿人和拉丁人）在4月份增加了60人；纯拉丁人支部增加了45人。188
这位书记还宣布，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收到了米兰的加斯帕雷·斯坦帕以意大利工人团体中央委员会名义写来的如下一封信189：
1866年4月于米兰
尊敬的委员会：
意大利工人团体的兄弟联盟于1865年10月在那不勒斯成立了190，与此同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通告本联合会成立，并按照寄给你们的这个决议进行工作。
我们的目标就是你们的目标，我们的联系越广泛，我们的生命力就越强。
中央委员会（我是它的代表）如果不要求你们合作，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工人阶级问题最孜孜不倦的宣传者之一热那亚的萨维教授的逝世，以及住在各地的本委员会委员彼此隔绝，颇为妨碍我们成立头一年来的工作。
我们借此宣布我们完完全全地拥护你们的纲领，我们还要求你们也同我们建立令人愉快的兄弟交往，把你们的机关报《先驱》寄给我们，以便我们的《公报》[52]能够利用它的重要而极有价值的内容。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你们的兄弟
古斯塔夫·斯坦帕[53]
总书记宣读了达林顿鞋匠协会的来信，表示他们对协会的深切关心，并答应今后要给予支持。还有达林顿裁缝协会寄来的申请书和5先令。
公民福克斯通知说，在委员会下次会议上，他要吁请大家注意公民恩格斯上一封信190中的一段，这一段谈到了民族问题。[54]
赴爱尔兰的旅游
公民韦斯顿将利莱先生组织一个300人的旅游团在今年7月或8月去爱尔兰的计划提交给中央委员会。鉴于这个团体意在政善英国和爱尔兰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把这件事通知中央委员会是适当的。利莱先生已经同伦敦西北铁路的经理办了交涉，经理赞成利莱先生的建议。[55]
委员会即此休会。
临时主席[56]
中央委员会会议[57]
1866年5月15日
公民肖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各分会及其捐款
马克思和荣克两位公民提议：
关于各分会将其收入的1/4上缴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应予撤销。一致通过。
委员的选举
一致选举下列诸位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公民豪弗，由列斯纳和腊毕叶提名。
公民约·达·普廖尔，由克里默和福克斯提名。
清查账目
根据卡特和黑尔斯两位公民的提议，一致同意由常务委员会清查账目。
新的分会
接纳下列团体为协会的附属分会：
裁缝联合会达林顿支部，共62人。
鞋匠联合会达林顿支部，共60人。
常务委员会的报告
常务委员会建议：
今后，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应为大陆上的会员翻译出来。一致通过。
大陆来的报告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莱比锡报纸上的几个片段内容是警告德国裁缝不要到英国来顶替罢工的英国裁缝。[58]
中央委员会会议[59]
1866年5月22日
公民勒·吕贝主持会议。
书记[60]报告说，他从公民福克斯那里［没有］得到上次会议进行情况的什么报告，颇感失望。因此，一致同意延期到下次会议再宣读记录。
大陆来的报告
公民荣克宣读了《先驱》的几个片段，其中说明莱茵普鲁士的一位社会民主党人[61]已经寄给日内瓦支部7英镑10先令，作为代表大会的费用。193
书信。瑞士
公民荣克[62]宣读了日内瓦的来信。由于工资下降，房租上涨，各种生活必需品涨价，日内瓦的制靴工人决定要求增加工资。他们向老板们提出了工资定额。他们要求国际协会日内瓦支部把这件事告诉其他国家的工人。194日内瓦委员会已经通知了巴黎、里昂、瑞士和德国的工人，他们希望我们这方面也这样做。[63]
法国
公民杜邦宣读了公民托伦的一封来信，抱怨代表大会延期，并表示担心其结果会对协会极为不利。
在对这个问题和信的内容进行相当详细的讨论之后，克里默和肖提议：
应巴黎理事会的要求，在讨论了代表大会延期的问题之后，中央委员会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促使他们放弃决定，即：在今年9月4日[64]召开代表大会。
英国的书信
公民德尔宣读了由诺丁汉鞋匠联合会、沃尔夫汉普顿泥水匠协会、杜斯伯里鞋匠联合会、伯明翰鞋匠联合会、滕布里奇-韦尔斯鞋匠联合会、切尔滕汉鞋匠联合会寄来的附有汇票的几封信。195
总书记宣读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和细木工联合会的来信。
委派吕贝、达顿和希尔曼诸位公民去访问泥水匠协会斯特拉特福分会。委派韦斯顿、黑尔斯、荣克和杜邦诸位公民去访问细木工协会。
各代表团的报告
公民荣克作了访问箍桶匠协会的报告“
公民拉法格认为，应该每周在《共和国》上刊登一次关于委员会活动的报道。196
公民德尔认为，应该有所分工。他愿意提议公民肖为记录书记，而公民荣克帮助他翻译国外的书信。
公民巴克利支持这项提议。一致通过。
豪弗和汉森两位公民报告他们因输入德国裁缝以顶替苏格兰裁缝一事的爱丁堡之行的结果。他们成功地为协会作了宣传。197
常务委员会的报告
克里默提出了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建议，为了清偿债务，在剑桥大厅举办一次舞会。
中央委员会不赞成这个提议，提议无效。
常务委员会还建议，各代表团访问各团体时，将会员证和《章程》交给他们的书记。同意。
常务委员会还建议，中央委员会每位委员各拿六张会员证，负责处理。同意。
公民杜邦提名公民阿梅代·孔博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委员会即此休会。
主席乔·奥哲尔
中央委员会会议[65]
1866年5月29日
主席奥哲尔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委员候选人提名
哈里和哈维两位公民，由克里默提议，达顿附议。
公民约瑟夫·雅耶，由杜邦和拉法格提名。
委员选举
公民阿梅代·孔博，［由］杜邦和拉法格提议。
各代表团的报告
公民韦斯顿报告访问细木工联合会的结果；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并邀请于本月30日再次参加。
公民达顿报告［访问］斯特拉特福泥水匠协会的结果；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并同公民希尔曼商妥在这个星期六去参加另一个分会的会议。
接受这两个报告。
报刊摘要
福克斯宣读了《国际报》198的一则摘要，它赞成协会的原则，并号召美国工人接受协会的原则。
书信
公民杜邦宣读了公民弗里布尔的来信，要求寄给他一份有关代表大会延期问题的记录。
公民荣克负责翻译这份记录，并将它寄往巴黎。
宣读了《吉伦特报》199的一封来信，可以看出，公民布泽在呼吁本省的人加入协会。
公民勒·吕贝宣读了《法兰西信使报》200上的几则片段。他认为，其中的情绪过于自由化，以致这家报纸在法国现政府统治下未必能够长期存在下去。
由于《左岸》的发行人要求得到有关协会的资料，委派福克斯、克里默和荣克三位公民把这些资料提供给该报发表。201
木工联合会
一项给这个组织的会员寄发通告信的提议，移交给常务委员会。
代表会议议程
决定在下次会议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6月5日。
副主席[66]
中央委员会会议[67]
1866年6月5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委员选举
公民W.哈里，由克里默和达顿提名；
公民F.哈维，由克里默和达顿提名；
公民约·雅耶，由杜邦和拉法格提名。
委员候选人提名
公民马·劳伦斯，由莫里斯和列斯纳提名；
公民亚·贝松，由拉法格和杜邦提名。
书信
公民荣克说，他收到了热那亚的公民L.D.卡内萨的一封来信，谈到把无论什么刊登在……[68]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202这位公民准备动身去为威尼斯的解放而战。
各代表团的报告
韦斯顿、荣克、杜邦三位公民报告了细木工联合会的申请。他们已经答应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行动上加入。
公民达顿报告了商务路泥水匠协会的情况，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荣克报告他对他们所说过的：他曾呼吁他们要有同其他民族兄弟情谊的意识。
伦敦法国人分会的公开信
接着，公民拉法格向委员会提出了伦敦法国人分会响应法国大学生致意大利和德国大学生的公开信203的公开信。
公民拉法格提交委员会的这封公开信，是国际工人协会以各国工人的名义写给各国学生的。[69]
公民[70]提议和公民达顿附议：中央委员会发表一篇公开信是适时的。
公民韦斯顿提出一项修正案，公民詹姆斯·达顿附议：中央委员会赞同公开信中所表达的感情，但是，应当由发起它的伦敦法国人分会发出。
就这个提议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公民卡特发表了相当长的讲话，呼吁委员会不要通过决议案，而赞成修正案。他说，如果委员会在相当多的委员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就会造成匆忙通过一封公开信的不好的先例。
6票赞成修正案。
6票赞成原提案。
主席投票赞成修正案。204
公民约·布·莱诺要求清偿欠账。[71]
移交给常务委员会。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6月11日。[72]
中央委员会会议[73]
1866年6月12日
主席[74]③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委员选举
公民劳伦斯，由莫里斯和列斯纳提名。
公民贝松，由拉法格和杜邦提名。
委员候选人提名
皮埃尔·勒鲁，由荣克和马克思提名。
代表团的报告
荣克和杜邦报告同西头细木工联合会会见的情况；受到很好的接待，邀他们再去。
今后的代表团
克里默和列斯纳访问法国研磨工人协会。
亚罗建议派代表团去访问他所列举的几个团体。
设菲尔德代表会议
福克斯提议派代表去那里。205一致通过。
人员选举延期。
书信
拉法格宣读了为《左岸》写的一篇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述评。206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莱比锡的一封来信，报道说萨克森的所有工人协会全都加入了国际。207
德国的战争
主席建议，由于这次危机，委员会应该讨论德国战争问题以及它可能对欧洲各民族产生的影响。
公民埃卡留斯提议：这个问题在下次会议上讨论。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6月19日。
临时主席[75]
中央委员会会议[76]
1866年6月19日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关于战争的讨论，吸引了一大群委员。公民埃卡留斯为讨论开了好头，他发言时利用临时绘制的德国地图作说明。在他之后发言的有勒·吕贝、福克斯、拉法格、马克思（他作了一篇极有意义的发言208）、卡特、达顿和黑尔斯诸位公民。发言用法语和英语。讨论延期到下星期二晚上同一时间进行，也将讨论民族特性问题。公民勒·吕贝通知说，他想提出如下决议案：
“（1）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向在军队中服役的工人朋友们建议，不要把他们的力量浪费在互相残杀中，而要把它节省下来以保卫他们的权利，对付他们的唯一的敌人——工人阶级的奴役者。他们认为，谁都没有义务服从他不曾选举的政权，或者履行他不曾参与制定的法律。因此，（2）每一个士兵，如果不是在从事确信是正义的和为自己而战的事业，他就排除了去为之拼杀的义务。（3）如果权利排除他，暴力被用来压迫他，那么，他就有权也有责任自己动用暴力来捍卫权利——这是人民的权利。”
讨论开始之前，把本月17日《法兰西信使报》提交给了委员会，宣读了大学生的回信，并把它转给了《共和国》的编辑以便翻译和发表。至于先前的信件，见6月9日的《共和国》。
致各国工人们！
——法兰西青年
兄弟们！你们了解到了战争是对人类最神圣权利的亵渎，你们响应了我们的呼吁。谢谢，一千个谢谢！
我们既然为最高尚的事业联合起来，我们就将继续共同要求人类一贯为之奋斗的权利。劳动和普遍和平将指引我们行进，才智和心灵的和谐一致将报偿我们的努力。
“世界的统治者们”妄图重新挑起往昔的陈旧争吵和传统的民族纷争将是徒劳的。普遍理性将用和平的大声疾呼，用所有，的手都紧握在一起、所有的心都紧贴在一起来回答军笛和战鼓的哀号
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寄予了全部希望的人们是了解我们的。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竭尽绵薄去迎接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到来，那时候，所有的人们，都用学识联合起来，并肩前进，为了最后夺得自由。
我们的祖先，被引入了迷途，备受奴役，他们的口号是：“上帝和我们的祖国！”
我们，1793年的曾孙们·有我们自己的崇高目标，在唯一的一面人民的旗帜上写上反映我们信念和希望的两个词：“理性和友爱”，
正是你们，工人们，要由你们在将来去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要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自己原则的坚定性和对拯救人类的事业的坚不可摧的忠诚来巩固这个全人类的联盟。
请你们相信，你们的兄弟绝不会在斗争中袖手旁观，恣情纵逸。
（签名）阿尔弗勒德·韦利埃（办事员）；拉乌尔·里果（办事员）；内斯托尔·里歇（披肩清洁工）；阿尔伯特·凯勒曼（店员）；F.勒摩思（大学生）；达科斯塔（法科大学生）；尼曼（雕刻家）；巴塔耶（办事员）；A.布勒耶（雇员）；A.热内斯（大学生）；路易·盖昂（雇员）；安贝尔（雇员）；莱昂·索尔内（雇员）；保尔·塞鲁济埃（大学生）；C.达科斯塔（教授）；特伦布莱（商人）；莱昂斯·勒夫罗（大学生）；昂·维尔纳夫（大学生）；贝列特（雇员）；拉瓦莱（大学生）；兰多夫斯基（书店职员）；布罗许尔（玻璃彩画匠）；布拉（同上）；巴泰勒米，朱利安，瓦特兰，布鲁诺（诸人均同上）等等。209
中央委员会收到了如下的赞同工人复信的信件：
1866年6月13日于贝德灵顿。
朋友们！我们，本地在下面签名的人，赞成巴黎青年大学生的每一点意见，同样也赞成各国工人的回信。我们希望并确信每个人都知道其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时候，将为期不远。
你们的忠于自由事业的人们。
（签名）诺森伯兰郡贝德灵顿的托马斯·黑尔斯通，亚历山大·麦克劳德，大卫·格雷厄姆，约翰·司各脱，罗伯特·麦克唐纳，大卫·罗弗特斯，乔治·斯蒂尔，约翰·拉姆齐，罗伯特·费尔贝恩，詹姆斯·科尔。210
委员会即此休会。[77]
中央委员会会议[78]
1866年6月26日
公民福克斯主持会议。
公民马克思向中央委员会介绍了布鲁塞尔的公民封丹。他还通知，弗里布尔将一周接一周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他们对提交代表大会的问题的详细评论。
书信
杜邦宣读了托伦和弗里布尔的来信。信中通知说《法兰西信使报》被没收211，并为代表大会延期指责中央委员会。
代表团的报告
荣克报告，西头细木工联合会完全同意我们的原则并将加入。
1848年6月的法国革命
列斯纳问，中央委员会是不是打算参加纪念这一事件。延期讨论。
意大利书记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公民特拉尼的来信，报告他已经给意大利几个团体写了信，但是还没有收到回信。他的国家现时的情况，使他处境困难。他还抱怨公民拉法格在《左岸》上的一篇攻击性文章。拉法格把马志尼和加里波第同［俾斯麦］相提并论，说他们和俾斯麦一样坏。他相信马志尼和加里波第是两位优秀的社会主义者。212鉴于这样的攻击，他一定要辞去意大利书记的职务。
公民拉法格答复说，他所写的东西，是以他个人的身份，而不是以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写的，中央委员会对他所阐述的观点没有任何责任。
公民封丹说，他曾表示过同样的意见，而且更为强烈。
经一番讨论后，克里默［提议］，达顿附议：
我们转入日程，写信告诉公民特拉尼，中央委员会对公民拉法格的观点不负责任。一致通过。
继续讨论
由公民博勃钦斯基重启讨论。他说，虽然马志尼、加里波第和俾斯麦在一起行动，但是他们的行动出于不同的动机。如果协会只作为社会性的团体，它永远也不会成为伟大的。它的首要职责是推翻大陆上的暴君。
公民荣克认为，虽说加里波第的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头和剑却放错了地方。他遗憾地看到加里波第和马志尼同俾斯麦结成联盟。他认为，战争的结局将是革命。213
在讨论中继续发言的有：博勃钦斯基、拉法格、克里默、封丹诸位公民。
公民达顿说，各国的工人，不为民族特性拼杀，也能够得到政治独立和社会独立。
接着，博勃钦斯基和卡特两位公民提出了如下决议案[79]：
国际工人协会的伦敦会员认为，大陆上现在的冲突，乃是暴君之间的冲突，因而建议工人保持中立，但是他们应当联合起来，以便团结必需的力量，并使用这个力量，给予欧洲一切暴君最后一击和宣布他们自己的自由。[80]
克里默和达顿两位公民也提出了下列几项决议案[81]：
1．欧洲现在发生的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政府之间的战争，是一场争夺帝位的战争，而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管哪一方成为胜利者，都不过是一个暴君代替另一个暴君。
2．中央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普鲁士人民竟容许自己的力量离开扩大和巩固他们的自由，转向俾斯麦的战争政策，而俾斯麦却借此得以顺利地更加钉紧他们身上的政治镣铐。
3．中央委员会还表示希望：意大利人民，当尽力为威尼斯人争取自由的时候，不要走上同普鲁士政府结成可耻联盟的道路，也就是不要在拯救威尼斯人的同时又帮助普鲁士政府去奴役德意志人民，从而犯下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自戕的罪孽。
4．因为一切不是为自由和正义而进行的战争都是残酷和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建议欧洲各国人民绝对不要参加当前非正义的斗争。
公民福克斯提出下述决议案：
普鲁士政府对当前大陆上的战争所造成的痛苦负有责任。214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7月3日。[82]
中央委员会会议[83]
1866年7月3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委员选举[84]
泥水匠协会第一分会的公民艾尔斯和细木工联合会的公民F.亚罗，由于被各该组织提名为候选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215
宣读了代表140名会员的鞋匠联合会诺丁汉支部申请加入协会的声明。
公民莫里斯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上月6日《泰晤士报》上刊登的如下一则公告：
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裁缝业主
请你们注意联合王国裁缝业主和帮工之间的现有关系，为了本行业的共同利益，兹建议：8月份在伦敦或其他地方举行一次代表会议，王国境内各城市的业主均可参加，详细讨论现在和将来可能出现的劳工问题，在他们之间达成更妥善的安排，并形成一种确保在罢工时能继续开工的体制。
宣读了乔·E.哈里斯先生的一封来信，他表示赞同给巴黎大学生的答复。[85]
继续讨论德意志战争问题[86]
宣读了上一期《左岸》上委员会委员公民拉法格的一篇文章的译文，文章阐明了关于意大利国王进攻威尼托及其对法国政治的作用的看法。216
公民福克斯提出了下述决议案：
“普鲁士政府对当前大陆上的战争所造成的痛苦负有责任。”
讨论继续进行。[87]
博勃钦斯基、克里默、福克斯、黑尔斯和埃卡留斯诸位公民发了言，讨论延期到下个星期二继续进行。[88]
授权财务书记[89]偿付《共和国》现用会址头一个季度的房租。
公民列斯纳提议W.马斯曼为中央委员会委员。[90]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7月10日。[91]
中央委员会会议[92]
1866年7月10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委员选举
公民马斯曼，由列斯纳和马克思提名。
书信
荣克代杜邦宣读了里昂附近的索恩河畔弗勒里欧的来信。信中通知，那里建立了一个新分会，并对中央委员会承担了崇高的使命表示感谢严
他还宣读了鲁昂的一封来信，对他们那方面所造成的延误表示遗憾，、他们现在正进行补救，并为今后努力工作218
里昂来信希望委员会不再推迟代表大会，并询问去里昂一带进行宣传的代表们能否从出售会员证费的基金中开支旅费。
中央委员会以前通过的决议中有规定。
代表大会问题
公民克里默提出一个问题：中央委员会是不是要采取积极步骤，以确保代表大会的成功。
卡特和福克斯两位公民提议：中央委员会派往日内瓦的代表，不少于四名一致通过。219
还同意指定一个专人在白天进行积极宣传。公民克里默当选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劳伦斯和贝里两位公民提议：分属各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应作好准备以协助总书记[93]。通过。
报纸上的报道
公民马克思问公民福克斯，上一期《共和国》上没有刊登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道是怎么一回事。
公民福克斯作了详细说明，德尔、韦斯顿、克里默和另几位公民参与进行了讨论。最后，博勃钦斯基和亚罗两位公民提议：今后，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报道局限于只投一家报纸，而投给凡是愿意刊登的不论哪一家报纸。一致通过。220
设菲尔德代表会议
克里默提议，指派公民奥哲尔和裁缝协会派去出席这个代表会议的代表（如果需要它派代表的话），代表协会出席这个代表会议。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7月17日。
临时主席约翰·韦斯顿
中央委员会会议[94]
1866年7月17日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豪威耳抱怨先前的记录中他所说的那一处有损他的名誉。
这个责难被否决。公民克里默说，引起公民豪威耳抱怨的那段发言是他作的，他打算坚持他所说的话。
执行主席裁决这个讨论不在议程之内。讨论停止。
比利时书记
公民拉法格报告说，公民龙格去巴黎时不幸被捕，并被判处八个月监禁。221
公民勒·吕贝也宣布公民韦济尼埃222在比利时被捕。[95]
各代表团的报告
克里默和荣克两位公民报告了他们访问箍桶匠互助会的结果，该会会员召开了特别会议来接待他们。花了一段时间以浓厚的兴趣听取了代表团的报告，许多会员发言热烈拥护协会的原则，为了证明他们的坚定信念，他们决定集体加入，并向每个会员征收1先令作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经费。总书记[96]也报告了西头细木工联合会已经送来了他们加入协会的申请书，并要求接纳为附属分会。一致通过了接纳他们的决议。
法国
法国书记公民杜邦宣读了里昂附近索恩河畔纳维尔的一封来信，要求批准在那里建立新分会。该书记转达了对委员会担负了崇高使命所表示的谢意。同意这个要求，并任命路易·博德朗、欧·贝尼埃[97]和T.M.科隆诸位公民为该地的协会通讯员。223还宣读了里昂的一封来信，要求把关于锻铸业的情报寄给他们。授权该书记作些调查。
波兰爱尔兰政治犯的待遇
公民福克斯报告说，前不久关押在彭顿维尔监狱里的爱尔兰政治犯，在六个月期满之前被转移到波兰监狱，在这里只允许他们的朋友去会见他们。接着，他宣读了这批犯人中一个人的妻子的来信中的一段。这位夫人说，那里的情况是，这些犯人的女眷可以去看他们，他们遭受残酷的折磨——他们中有一个人已经被折磨死了。
卢莱[98]夫人和奥利里的姐妹们曾去过波兰。她们只有透过铁栅栏才能看见犯人，感到极其失望。在我看来，英国政府一定是对爱尔兰妇女的机敏灵巧有一种过高的判断，当时即使有栏杆、铁闩和狱卒能够确保全部安全的条件下，也不放心一个犯人的妻子毫无障碍地去摸一下那个犯人的手，甚至看一眼他的脸；或者是，这样的防范措施是用来掩饰残忍的一种精方妙法，那的的确确是残忍的，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里有卢莱和奥利里提供的他们所受待遇的几件事实：从上午五点钟至下午八点钟劳动，早饭是一杯可可和一块难啃难咽的面包，晚饭一碗稀粥，只够半饱。午饭：两回是五盎司肉、五个土豆和一块面包，两回是一品脱叫做汤的东西和一块面包，再两回他们吃得上油布丁，在星期天他们吃得上面包和干酪。他们没有牧师。他们的劳动是轮流在采石场干活、洗囚衣和擦地板。不难想象，在这样的待遇下，再加上更加残暴的狱卒加于他们身上的形形色色的挑剔虐待，又不能得到亲友的书信和会见，毫无慰藉，这些人中有许多会瘦弱下去。卢莱和奥利里想把这一点公诸于世。我还没有看见我的丈夫，我想在几个星期内去看望他，但是，我知道他也愿意把政府为政治犯所设置的这一套办法公诸于世。
耶·奥顿诺凡-罗萨夫人
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决定，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公布这一段信。[99]
欧洲的战争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法兰西信使报》上由弗里布尔签名的关于战争和社会问题的一封信224的译文。[100]
战争问题的讨论
随之重新开始。达顿、博勃钦斯基和马克思诸位公民是主要发言人。克里默和福克斯两位公民撤销了各自的修正案。博勃钦斯基—卡特决议案的文字作了修改，最后被一致通过，其内容如下：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认为，大陆上发生的冲突是政府之间的冲突，因而建议工人保持中立，并且团结起来，以便从团结中汲取为工人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所必需的力量。”225
代表大会议程
接着决定[101]：在下一次和随后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将要提交日内瓦代表大会的问题应[102]予讨论和详细研究。
下个星期二要讨论的问题如下：协会的组织；在协会的帮助下实现不同国家里劳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103]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7月24日。
詹姆斯·贝里
中央委员会会议[104]
1866年7月24日
公民贝里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委员候选人提名
公民W.斯托凯。由亚罗和荣克提名。
公民W.科洛尼厄。由杜邦和孔博提名。
公民勒·勒迈特。由拉法格和马克思提名。
各代表团的报告
公民贝里报告说，马车制造匠没有开会；他们要在下个月即8月8日开会。
公民荣克报告访问包装箱制造匠的结果；他们要求派代表团出席他们的代表举行的会议。
书信
公民荣克宣读了关于花边生产的信件，从中得知，英国工人的工资比里昂工人的高。
公民杜邦宣读了索恩河畔［纳维尔］的一封来信，感谢中央委员会给他们寄去了会员证，并要求发给通讯员委任状。决定寄发。
荣克宣读了日内瓦的一封来信。信里说，他们选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接待前去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工作。他们还想知道代表大会按什么样的程序提议和讨论问题。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应当指派一名委员负责提出问题并正式向大会提议。还必须撰写大会进程的报告，用三种语言发表，分发给协会各支部。他们还希望中央委员会将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准备提交大会的问题通知各分会。224
决定将这些建议提交常务委员会讨论，而后向中央委员会报告。
意大利人代表权问题
克里默和马克思提议：
书记和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一位委员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步骤，敦促意大利各团体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又决定，公民荣克写信给日内瓦理事会，说服他们尽量作同样的努力。227
公民吕贝说明了住在伦敦的意大利人不返回中央委员会来的原因。
日程
接着讨论了日程问题，由克里默开始，他提出了要提交代表大会的一项建议：中央委员会应设在伦敦。马克思附议，一致通过。228
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经费问题。
克里默提出如下建议供讨论：
“加入协会的各团体应按该团体每个会员每年半便士向中央委员会缴费，作为宣传和行政的经费。”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发言的有马克思、荣克、拉法格、达顿、亚罗及另几位公民。最后决定改到下次会议再讨论这个问题。
接着，指派了几个代表团去访问各团体。而后委员会休会至7月31日。
副主席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中央委员会会议[105]
1866年7月31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委员选举
公民斯托凯，由亚罗和荣克提名。
各代表团的报告[106]
公民劳伦斯作了公民贝里访问银匙匠协会的报告。他们同意每个会员交费半便士，并答应建议整个行业都来加入。公民劳伦斯说，裁缝的执行委员会将建议他们的会员同意中央委员会或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各项决定。
书记[107]报告说，机械工人的委员会接待过代表团，在听取[108]③并讨论了代表团的意见之后，答应传达他们讨论的结果。
排字工人也接待了代表团，表示热忱拥护代表团的观点。
公民勒·吕贝报告说，木工协会在“银杯”举行的会议上友好地接待了代表团，并提供1英镑作为代表大会的经费，还答应考虑加入协会的问题。229
公民埃卡留斯报告说，裁缝的委员会已向帮工们发出呼吁书，呼吁他们选出一名代表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
大西洋电缆
公民福克斯在谈到铺设电缆的问题时说，这件事是极其重要的，国际工人协会不能对此保持缄默。因此，他提议如下：
中央委员会欢呼在爱尔兰和纽芬兰之间铺设电缆的成功，这是科学和毅力对严酷的自然界困难的伟大胜利，这是促进大西洋两岸欧洲人大家庭成员间交往的设施，本委员会进一步希望这个电缆只不过是许多别的电缆的先导。230
公民德尔在表示支持这项决议时说，各民族在隔绝和闭塞中一无所得，但在扩大相互联系中却有希望获得一切。
决议被一致通过。
常务委员会的报告
公民马克思提出了常务委员会关于将提交代表大会各项问题的报告。
1．常务委员会建议，会议日程采用法国人提出的议程，只作一点修改，将最后一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合并。
福克斯和卡特提议，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全体一致通过。231
2．委托书记提出会员人数报告和收支总报告。一致通过。
3．建议代表大会按下列调查大纲组织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
（1）行业名称。
（2）该行业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该行业从业工人的人数。
（4）工资：A，学徒工资；B，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是否经过中间人等。平均周工资、平均年工资。
（5）劳动时间。工厂工作日。如有小企业和家庭生产，则调查其中的工作日长短。夜工、日工。
（6）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
（7）劳动场地和工作的情况：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采用瓦斯照明等，清洁条件等。
（8）工种。
（9）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10）道德状况。教育。
（11）生产情况。是季节性的生产还是全年内开工比较均衡，是否经常发生很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服务还是为国外市场服务，等等。
这项建议被一致通过。232
会费
接着，公民马克思报告：附属团体按每个会员半便士缴纳年度会费，会员证和会员手册[109]另收费。书记有权同经费不足的团体协商优惠条件。一致通过此项建议。
常务委员会建议：中央委员会号召会员建立互助会，并组织各互助会间的国际交流。
讨论了这个问题。为了使瑞士会员拥有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倡议权，修改了这项建议。
经过修改的决议被一致通过：
各地方委员会应经常报道本地区的行情，并作为工人的情报机关进行活动。
委员会即此休会。
副主席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中央委员会会议[110]
1866年8月7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各代表团的报告
总书记报告：伦敦排字工人协会已选出了他的书记塞莉先生233为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克里默先生还宣读了机械工人联合会总书记[111]的一封来信，说明他们的委员会辞谢派出代表，也不允许派代表访问他们的各分会。他还报告了装订工人协会（日工）已同意加入协会。皮纸包装工人的问题延期到下次全体会议再讨论。
荣克报告说，制刷工人也延期到他们下次会议再讨论这个问题。
勒·吕贝报告说，制椅工人和雕刻工人也延期到他们有更多的人出席时再讨论。
书信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比利时的一封来信，询问代表大会消息。
常务委员会的报告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常务委员会的上次会议，只有他本人和公民荣克、杜邦出席。他要求英国委员出席下次会议。
设菲尔德代表会议
主席报告说，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各工会都加入国际协会234
横贯大西洋的邮资
公民福克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列举了一些事实证明英国和美国之间邮资过高。他说英国的规定影响到大陆上的邮费，他建议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派一个代表团去会见邮政大臣，要求他同意美国的建议，一封信邮费6便士。这个问题未予讨论。
福克斯报告说，《先驱》在刊登日内瓦各分会讨论代表大会议程的备忘录。235
委员会即此休会。
临时主席海·荣克
中央委员会会议[112]
1866年8月14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各代表团的报告
书记报告了他访问马车制造匠的情况，下面这封信反映了这次访问的结果[113]：
1866年8月8日于西区
曼彻斯特广场南街29号
阁下：
由于你们今天晚上前来参加伯维克街马车制造匠友爱会的会议，我们已经委派了十名代表去访问与我们行业有联系的十个团体，把你们的传单散发给各团体，并以你们特有的清晰说明为“榜样”向他们解释了传单。我们根据小委员会（这十名代表）的请求，要求你们寄来24份传单、《宣言》和《章程》，以便我们可以给这些团体各送一份，我们每人有一份可以在去访问这些团体之前加以“熟读”。我们的目的是促使每个团体都行动起来，就像我们力图使我们的协会同你们一致行动那样。你们大概会收到我们书记（托德先生）的一个短简，说明在我们协会1月全体会议之前不可能把你们的传单和说明提交给它的原委。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打算先放下所有别的事务，优先讨论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如果这期间能够说服别的团体也这样做，那么，整个说来时间就不是白过了。我希望作为一个团结的集体来到你们的行列之中。
祝你们在你们的（我们的）事业中百事顺利，请允许我作为你们真诚的同情者，愿做你们忠实的仆人。
爱德华·里夫利
为促进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受伦敦马车
制造匠友爱会委派的十人委员会的委托，致东
中央区包佛里街18号克里默先生。[114]
书记还报告了包装箱制造工人协会已加入协会，并将在他们的会员中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募捐。他们过于贫困，无力从他们的基金中拨款。
公民荣克报告了管道铜器工人协会已经捎话要加入协会，但是要到他们下次会议才正式作出决定。
雷诺和郎格两位先生代表箍桶匠互助会递交了该组织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经费的捐款6英镑。
克里默和亚罗提议：接纳该箍桶匠互助会加入协会为分会。一致通过。
公民亚罗报告说，细木工联合会将于这个星期四举行全体会议，届时将讨论日内瓦代表大会问题。
荣克和克里默两位公民答应前去参加。
书信
公民德尔宣读了泥水匠协会书记的一封来信，说明因为账目还没有清查出来，他们不能交付他们的会费。
总书记说，编制资产负债表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虽然他在几个月前这样做过；科尔森先生已被指派为查账员，却从来没有参加过这项工作。如果说有什么疏忽或者延误，那是那些已被任命为查账员却未履行职责的人的责任。科尔森先生有这样的抱怨是不恰当的。236
查账员
韦斯顿和巴克利两位公民被委派在这个星期五6点半钟检查账目。
书记的薪金
克里默声明说，欠付了他的一些薪金，并要求付给他，否则应解除对他领取薪金职务的任命。
卡特和福克斯提议，付给书记25先令。一致通过。
书信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里昂的一封来信，信的译文如下[115]：
里昂工人，战争和英国的改革运动
国际工人协会里昂通讯员写给本协会中央委员会的信如下：
1866年8月9日于里昂
关于战争，各种意见是犹疑不定的。然而，工人们正开始抛弃狭隘的爱国主义，这种思想曾使他们卷入君主们的争斗之中和为君主们的利益而流血牺牲。所有的人都开始懂得，君主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而所有的工人却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他们本民族的寄生虫。
我们收到了几期《法兰西信使报》，我们喜爱它所宣传的思想。
我们的敌人找借口来摧毁它，但是他们不可能摧毁它所代表的思想。
我们希望别的报纸继承它的未竟事业，笼罩着我们的专制统治不愿意真理渗入各省。我们要求英国工人阶级坚持他们不久前采取的立场；让他们证明自己是坚定的和英勇的吧！让他们横眉冷对一切威吓吧！他们将争得改革，这是走向社会改良的第一步。
务必请你们告诉我们伦敦发生的事情的详细情况，明确指示我们激励这个运动的精神，因为各报都隐匿它的基本性质。
竭诚向你们致敬。
阿·舍特尔[116]
公民福克斯还宣读了波尔多和维埃纳（伊泽尔）的来信。后者要求寄去130张会员证，还要求任命下列诸位为该省的通讯员：阿尤、瓦根讷和马尔舍瓦尔诸位公民。
杜邦和勒·吕贝两位公民提议选举他们，一致通过。
委员选举
公民拉法格提议公民勒·梅斯特尔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以前因为有他的五个工人曾表示反对选举他，讨论过这项提议。
马克思和吕贝两位公民提议：给这五个人发一封公函，选举延期。
黑尔斯和亚罗两位公民提议：写信通知他们在8点钟前来参加常务委员会的讨论。一致通过。
常务委员会报告
公民马克思作了报告。常务委员会建议：每周付给总书记40先令。书记一职应由日内瓦代表大会直接任命。
就这个提议进行了讨论。公民德尔反对这个提议，他认为规定报酬的累进比例比较好。
提出了一项规定报酬为30先令的修正案，但修正案被撤销了。原提案被一致通过。237
公民德尔宣读了他写给科尔森先生的回信。委员会同意这封信并决定发出去。
裁缝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公民埃卡留斯报告说，裁缝们今天晚上已决定派代表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已被热烈通过。238
委员会即此休会。
主席乔·奥哲尔
中央委员会会议[117]
1866年8月21日
主席奥哲尔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118]
第一件事是
各代表团的报告
公民荣克报告说，他已访问过雪茄烟工人委员会，他们召开了会员全体大会来接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他还访问了制秤工人，商定好第二次再去访问。他还报告了访问白铁匠和制革工人的情况，这两个委员会客气地接待了他，并答应将问题提交给下一次全体会议。
总书记公民克里默报告：他本人，列斯纳、豪弗、马斯曼和亚罗诸位公民访问了风琴匠和室内装饰匠，已被邀请参加他们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书记还说，细木工联合会在全体大会上已建议向每个会员征收6便士作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经费。
韦斯顿和黑尔斯两位公民报告：他们访问了铜器工人协会，同会员们讨论了协会的原则。他们被邀再次前往。
公民勒·吕贝报告了他访问火炉匠协会的情况。他们劝他参加他们的全体大会。
日内瓦代表大会
就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安排。接着中央委员会讨论了伊斯特本的英国掘土工和比利时掘土工之间的冲突的报道。责成总书记尽可能搜集这件事的情报，如有必要则采取行动，并在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上作报告。239
曼彻斯特裁缝业的同盟歇业
列斯纳和劳伦斯两位公民报告：在曼彻斯特，有700名裁缝遭到同盟歇业。由于担心原来的雇主们可能力图从大陆上运进人来，他们恳求国际工人协会给予支援。由于有人对同盟歇业是否继续下去表示怀疑，决定：在从曼彻斯特得到确实消息之前，暂缓在大陆上采取行动；但是，为防万一，书记应立即行动。240
国际邮资
接着，克里默和列斯纳两位公民提出如下决议案：“请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向各自的政府力陈建立国际和海外邮资制度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在提出这个决议案时，公民克里默说，实现这样一个计划，对于协会促进全世界工人的兄弟交往的努力，将提供很大便利。现在的邮费高得不可能经常保持通信。这项决议被一致通过。241
常务委员会的报告
公民荣克提出了报告，这个[119]报告有一项准备提交代表大会的建议，建议是：
每天九小时，其中包括每天一小时吃饭时间，为标准工作日。
克里默提出一项修正案，劳伦斯附议：
建议以八小时为标准劳动日。修正案被一致通过。242
就报告中关于女工和童工问题的建议的有关部分经过较详细的讨论后，决定延期到下次会议再研究这个报告。[120]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下星期二晚7时。届时[121]开会专门讨论和最后决定代表大会的议程，并选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122]
责成书记通知全体委员。
副主席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243
中央委员会244会议[123]
9月18日
公民奥哲尔主持会议。
公民怀特黑德当选为在西区牛津街拉斯邦广场黑马饭店集会的法国研磨工人协会的代表。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掘土工人协会书记李先生的一封来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指派怀特黑德、拉法格和达顿三位公民组成代表团在本星期五访问掘土工人协会。245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曼彻斯特裁缝罢工的消息已经在北德、南德和中德的各民主报纸上刊载了；他列举了这些报纸。
公民劳伦斯报告说，曼彻斯特的斗争已经结束，实际上，伦敦委员会已认定曼彻斯特工人有不当之处——他们的要求太过分。246
公民腊毕叶准备离开伦敦去匈牙利。授权他代表协会在这个国家进行活动。
公民汉森报告了他在最近访问哥本哈根期间为协会所能做的工·作的情况。他报告说，他在那里为协会找到了值得信赖的代理人，、
接着宣读了房东迈奥尔先生的一封来信。信里要求中央委员会作为他在包佛里街18号的直接房客，把在今年夏至[124]到期的季度房租立即交付给他。247
这个问题延期讨论。
代表们的报告248
因为只有奥哲尔、劳伦斯、埃卡留斯、卡特诸位公民回来了，最好是延期到克里默、荣克和杜邦诸位公民回来以后再听取正式报告；但是，代表们被邀非正式地即席叙述了所发生的情况。
公民奥哲尔生动地报告了日内瓦人给予代表们的欢迎，并宣称代表大会的一般结果远远出乎他的预料。他说，公民荣克担任主席使大家都感到满意。
英国代表离开日内瓦之后，前往伯尔尼，以便就减低国际邮资问题249访问瑞士联邦政府。代表们见到了外交国务秘书和邮政总长。他们首先被极礼貌地引导参观了联邦宫、美术馆和博物馆。他们同海尔维第[125]联邦的邮政总长会见了半个小时。他在这个问题上同代表们的看法完全一致，并说瑞士政府同国际工人协会意见相同。
1866—1869年记录本第1页（1866年9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
载有马克思关于德国报纸对英国裁缝罢工的反应的发言
克里默和荣克两位公民留在纳沙泰尔，帮助库勒里医生为协会进行宣传工作。代表们原想在巴黎稍事逗留，以便了解那里的生产合作公司的进展情况；公民劳伦斯也想看一看那里的一些同行（裁缝），但是一位巴黎的代表由代表大会返回时因为携有一本反拿破仑的“煽动性”小册子在边境被捕，这件事迫使英国代表们［放弃］了这个计划。他［奥哲尔］还报告说，虽然巴黎的代表们当初打算搞反对活动，然而到大会结束时他们对待英国代表的态度还是极令人满意的，并且征询了英国代表对所涉及的几个问题的意见。
公民卡特接着报告。他说，日内瓦的裁缝听取了公民劳伦斯的讲话，由他（卡特）作口译；木匠听取了克里默的讲话，卡特口译；鞋匠听取了奥哲尔的讲话，埃卡留斯口译。前面两个会挤满了人，热情洋溢。
公民埃卡留斯更为详细地报告了他们在伯尔尼同邮政总长会见的情况。瑞士政府准备同任何政府达成协议，［规定］每个国家应有自己的普通邮资率，中间传递应按包裹费半价收费。法国政府是一切邮政改革的巨大障碍。他们不允许信件邮资总付，而坚持按件和按地址收费。这位邮政总长认为，英国和瑞士间的邮费可以考虑每封信由6便士降低到2.5便士。最近他曾试图使法国平信计重率由1/4盎司提高到1/2盎司，但是没有结果。他还赞成改革图书和印刷品邮件管理办法。埃卡留斯的小提包中有几本“煽动性”小册子，巴黎代表因为携带了这种小册子而被逮捕，但是法国当局没有管他，也许他被看成是英国人的缘故。他补充说，八位工人（来自巴黎）作为理事会一派[126]的反对派来出席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拒绝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不是协会所承认的任何有组织的团体所委派的。250埃卡留斯建议中央委员会考虑，既然在法国没有集会权，本委员会能不能为这些未加入协会的工人做些他们自己力难胜任的事情。
公民卡特补充说，协会会员投来的关于议程中几个问题的文章数量很多，并且是来自欧洲各地。代表大会已经决定，个人会员今年每人缴纳3便士作为中央委员会的经费。
公民劳伦斯报告了最近洛桑制鞋业雇主和雇员之间斗争的一些事件以及国际协会在其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他还谈到他们在生产合作事业方面的进展。他总的看法是，在这方面，大陆的工人阶级比英国人走在前面。在巴黎，有54个生产合作团体和200个信用合作社。在合作银行业务方面，大陆上的人也走在我们的前头。巴黎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曾打算宴请归途中的英国代表，但是上述逮捕事件妨碍了这个计划。他肯定了别的代表们所已谈到的那种恐怖和猜疑现在正笼罩着法国首都的情况。
公民福克斯抱怨英国代表没有从日内瓦给代理书记寄来关于代表大会或访问伯尔尼的任何情报，结果使他未能在伦敦的报纸上发表大会进行的情况，要不他就能这么做了；此外，有几家周报转载了法国报纸上的报道，因此它们在一些方面比上个星期的《共和国》251报道得好。
公民埃卡留斯解释说，他给《泰晤士报》寄去了一份访问伯尔尼的报道，但是该报拒不刊载。
奥哲尔和卡特解释说，他们没有及时收到伦敦寄去的报纸，让他们知道要在伦敦报纸上登载代表大会T·作情况的消息。
公民马克思提议，德尔附议：为代表们在日内瓦代表中央委员会进行的精明干练的工作，向他们表示感谢。鼓掌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到下星期二。[127]
委员会会议[128]
9月25日
公民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书记[129]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根据劳伦斯的提议作了修改后，予以批准、
公民马克思说，他收到了曼彻斯特-个厂主赛米尔·穆尔的年度捐款5英镑
克里默报告说，在芬丘奇街119号集会的模具制造工人，要求总委员会派一个代表团在星期六晚上去他们那里访问
委派韦斯顿、列斯纳和怀特黑德去应这个邀请252
怀特黑德作了代表团（他是其中一员）访问在白蒙德西集会的掘土工人的报告，他发售了几份章程。与会的代表们都很满意，表示负责向各分会报告这件事，他们相信那些分会一定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团体队伍中来
荣克出示一份拉绍德封的协会机关报《未来呼声报》，并报告说，该报编辑希望中央委员会授权在报头下标明“国际协会机关报”字样。253他还出示了一份洛桑的《工人报》。
克里默提议授以全权，并热情赞扬了编辑库勒里医生。
卡特支持这个提议：库勒里是代表大会的关键人物。
执行主席赞同前两位发言人的发言。没有库勒里的帮助，伦敦的议程254就得不到通过。
批准授权的提议被一致通过。
活动日程
由于伦敦派去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的报告，劳伦斯提议，福克斯附议：
只要听取了荣克和克里默关于他们同其他代表分手后的旅行成果的口头报告之后，委员会即可着手选举负责人员。
接着，荣克作了报告。9月10日星期一，他偕同劳伦斯去洛桑参加了一个集会。星期二，他偕同另几位代表去伯尔尼。后来，他去了纳沙泰尔，从那里又偕同克里默去拉绍德封和圣伊米耶，并在那里的一个集会上讲了话，再返回纳沙泰尔参加了一个集会。克里默在这些会上讲了话（荣克口译）。他还对格留特利联盟255的一个领导人谈到了加入协会的问题。
接着，克里默报告了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代表大会任命每一位现任中央委员会委员连任，但不包括根据弗里布尔和托伦两位公民提议开除的勒·吕贝，因为他继续诬蔑他们两人是阴谋家和波拿巴主义者。
勒·吕贝否认了曾称他们为波拿巴主义者。
卡特报告说，伦敦的代表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留住勒·吕贝。由于他们反对托伦和弗里布尔的要求，这两位公民离开了大厅，弗里布尔并且怒形于色。这件事是由里昂的一位代表解决的。他说他收到了勒·吕贝的一封信，信里把弗里布尔和托伦说得很坏。这位里昂人报告说，勒·吕贝的代表资格对协会在里昂的进展危害匪浅，协会只是最近才从这种恶劣影响中恢复元气。于是除伦敦代表团外，整个会议都赞成巴黎方面。到这时，托伦和弗里布尔才回到大厅来。
经过短暂讨论后，勒·吕贝站起来说，有两个民族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他们的代表会站在他一边，这就是意大利和比利时；弗里布尔和托伦在代表会议期间不敢在伦敦攻击他。他劝中央委员会服从代表大会的表决。在另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撤销日内瓦的裁决之前，他将不要求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他认为中央委员会应该对他投信任票。试问巴黎人向中央委员会付清了他们的欠款或者在伦敦代表会议上所承诺的40镑的一部分没有［?］256他知道他们并没有。于是，勒·吕贝离开了会议室。
负责人员的选举
主席
劳伦斯提议马克思为下一年度的主席；卡特支持这项提名。257马克思提议奥哲尔：他，马克思，认为自己不合适，因为他是脑力劳动者，而不是体力劳动者。韦斯顿支持奥哲尔。投票表决，奥哲尔以15比3被通过。
副主席
埃卡留斯是唯一被提名者，并被一致通过。
总书记
福克斯和克里默被提名；投票表决。福克斯以13比4当选。258
财务委员
德尔是唯一被提名者，并被一致通过。
委任了法国、德国、瑞士、美国和西班牙[130]的书记。汉森被委任为丹麦的书旧。
劳伦斯提议，其他书记的委任延期至下个星期。一致通过。
马克思提义，颁发给克里默一个奖状，因为他差不多完全无报酬地担任书记将近两年。
得到卡特和儿位委员的支持并一致通过。
常务委员会259
马克思建议目前只暂时确定这个委员会的人选。委员会由负责人员和已经委任的书记组成。一致同意。
巴塞罗那公民莫拉尔发表了声明：他希望能够在卡泰罗尼亚和美国为协会做他所建议进行的事。他报告了他过去一年的活动。
委员会即此休会。[131]
委员会会议[132]
10月2日
列斯纳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根据公民卡特的提议作修改后，予以批准。
书记[133]要求并得到委员会的允许，在9月18日的记录中加进一段埃卡留斯所作的说明。［他］曾忽略了这一段，但经再三考虑，他认为这一段是重要的。
福克斯提出了迈奥尔先生向委员会索取房租的要求，我们今后应该代替工业报公司同他打交道。
决定偿付今年夏至到期的季度租金。
由于财务方面空无所有，财务委员[134]靠借款来支付季度租金。
由于福克斯询问财务委员上周马克思经手收到的5英镑派了什么用场，财务委员答复说，为偿付日内瓦代表们费用的欠款，付出了6英镑。
卡特抱怨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按规定，所有的代表都应享受同样的待遇。现在，虽然别的代表都知道他由于不得不坐邮车旅行，花销比他们多，可是他还是只得到8英镑，而别的人却得到10英镑。
荣克作了解释。他批评了克里默在出发前弄票的做法。他说，他在日内瓦已预付给克里默2英镑，并不得不向一位朋友借了4英镑。他提出归还他自己的2英镑的差额。
卡特婉言拒绝。他并不想进行人身攻击，只是要指出公平的规则在他身上遭到了违反。
德尔说，克里默得到了10英镑12先令1便士，或者说比别的代表多得12先令1便士。
访问模具制造工人的代表团的报告
公民怀特黑德说，他和公民韦斯顿访问了模具制造工人。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但是抱怨克里默先生没有通知该团体代表团要去。他们希望寄给他们几份章程。他们要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讨论加入的问题。公民怀特黑德补充说，就各团体捐款问题给代表们作出某些明确的指示260是必要的。
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
书记说，他收到了这个团体的书记的一封来信，声明他们已准备好在星期二晚上8点半钟接待我们的代表团。
委派荣克、列斯纳、拉法格和福克斯去访问这个团体。261
接着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行将接纳的团体的条件问题，应该给代表团作出指示。
卡特提及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它规定每个会员负担中央委员会费用3便士。卡特主张隶属关系和会员资格是不相同的两回事，代表大会的章程只适用于后者。
马克思援引记录驳斥卡特说，代表大会不承认有什么不同于会员资格的隶属关系。
肖提议，拉萨西附议：
指令访问木工和细木工的代表们，要求该会征收1866年和1867年特别经费，每个会员3便士。
福克斯提出修正案，马克思附议：
委托代表们说明，他们将按下述比率向该会发放会费卡：每缴会费3便士发一张卡片。
荣克建议，要求每人最少1便士。
卡特争辩说，劳伦斯曾说过1便士太高。他主张每人半便士。
福克斯的修正案分组表决，以8比6被通过。
接着，福克斯问荣克和卡特，他们是不是要把关于最低额的提议作为他的提案的修正案，是不是提出作为一项实际动议，但是他们婉谢了。一致同意整个问题必须另行讨论，现在的决议只是临时性的。
布鲁塞尔的信件
福克斯宣读了布鲁塞尔支部书记万丹胡亭的一封来信。信中抱怨公民龙格怠忽职守，他既没有把他被选为通讯书记一事通知布鲁塞尔支部，也没有同他们通过信。宓布鲁塞尔人还抱怨说，他们从未得到关于代表大会日期的通知，因而他们未能出席，也未能送去文件。他们认识拉法格，因而对于拉法格的缄默，比什么都觉得奇怪。
马克思为他当书记时的行为作了辩护，并抨击了比利时人方面。
勒·吕贝发言维护并表彰布鲁塞尔支部，竭力争辩说他们是被极度忽视了。
拉法格为龙格和他自己辩护。龙格的候选提名，布鲁塞尔是知道的，因为这件事在《淘气》263上曾受到攻击。龙格用《左岸》264上的通告作了通报，布鲁塞尔支部收到并阅读了这个杂志。代表大会的日期是在协会的公开信中写明了的，该信发表在《人民论坛报》265上。龙格不知道布鲁塞尔人的通讯处。
卡特和杜邦两人都说，他们曾听到布鲁塞尔的封丹在这间房子里266说过，他已被委任为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从来没有说过不知道日期。
勒·吕贝说，龙格知道布鲁塞尔支部机关报《人民论坛报》的地址，
福克斯提起了他曾听说过的龙格的一次疏忽。本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向意大利代表道歉的决议颂，从来没有通知给《佛尔维耶回声报》，其结果是意大利代表没有H到我们委员会中来。
荣克声明，他已经把布鲁塞尔人的地址给了龙格，并告诉他把决议送给《佛尔维耶回声报》，他建议由拉法格写一封信解释过去的缺点和答应将来改正。
拉萨西支持这个建议。
委任通讯员
杜邦请求委任安德烈·马尔什为波尔多和勒斯帕尔区的通讯员，以代替另一位已经去职的通讯员，268同意委任。
接着，杜邦报告了访问里昂的结果。里昂的会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希望使他们的支部主要成为政治性的，而另一部分人则只倾向于社会性。他还访问了索恩河畔弗勒鲁和其他我们有分部的地方；这些地方，许多会员是葡萄种植者，他发现这些人对协会的忠诚而感到惊讶。他还访问了维埃纳，发现了一家现金交易的合作布制品公司和磨粉厂，还有一家合作的杂货店和面包房。
接着，杜邦宣读了维埃纳的来信，信中要求发给他们会员手册或会员证，他还宣读了关于该地工业情况的报告，特别谈到该地各工业部门中工厂女工的苦难命运269
荣克代表库勒里医生询问是不是允许组织只包括妇女的支部。
一致决议：这是允许的。
协会会员科勒特说，他愿意在他的报纸《国际信使》270上刊登关于我们活动情况的报道，但他保留评论这些报道的权利，如果他认为合适的话。
杜邦通知说，他要向委员会提出一项建议，主张在国际工人协会主持下组织工人旅游团，从英国前往参观1867年巴黎博览会。271
即此休会。[135]
委员会会议[136]
10月9日
副主席[137]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克里默要求行使权利，就他比别人多得12先令1便士的问题亲自作解释。他提醒委员会，他和荣克在瑞士逗留的时间比别人长，花销要多些。他所得到的钱不敷他的实际开销。他当时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
卡特再次陈述了他的不满。
荣克表示要还给卡特1英镑。为了实践诺言，［他］掏出了钱包，但是，随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书记没有注意到。
拉法格报告说，他已经答复了比利时通讯员。
荣克报告说，一个协会会员[138]受杜普莱克斯和贝克尔两位公民的委托，携带协会的四包文件从日内瓦来伦敦，在法国边境上受到了搜查，没收了他带的这四包文件。272他宣读了那不勒斯的朱泽培·达希的一封来信，报告说他曾被切里尼奥拉工人协会委任为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273，但他接到委任书太晚，已经失效；他在末尾说，如果委员会想同加里波第将军通信，他愿意亲自传递信件，并送还复信。
书记[139]宣读了他所收到的木工联合会书记阿普尔加思的一封来信，为派代表团访问该团体，同大家举行令人愉快而富有教益的会见，向总委员会表示感谢。他还宣读了《先驱》上报道的贝克尔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摘要，并指出了它的公开的无神论的性质。274他还宣读了9月14日一家保守的中产阶级报纸《日内瓦报》上一则赞赏代表大会充满真正世界主义精神的文字。他还向总委员会提出为坐牢的韦济尼埃275募捐的认捐单。
瑞琴特街暖房街32号理发师争取
早打洋协会派来的代表团
代表团报告说，他们行业开展了争取星期六下午早打洋的斗争。几家中号店的店主从巴黎雇人来顶替闹事罢工的理发师。代表团恳请委员会运用它在巴黎的影响，挫败这些老板们的罪恶计划。
卡特、马克思和劳伦斯发言表示响应，主张委员会在这方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276
裁缝的输入
劳伦斯报告说，爱丁堡的一位老板在最近一次裁缝业主代表大会上宣布，今年夏季从大陆上招募裁缝花费了400英镑。在苏格兰资本足以影响其劳动市场的那些邻近地区，还有许多人等待着输入。另一个老板斯图亚特也在会上吹嘘他已经运进了一批裁缝，这批活的货源逼使纽卡斯尔的罢工失去力量。277
根据荣克的提议，责成总书记写信给达希，并通过达希给加里波第去信。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责成总书记写信给法国外交大臣，谴责没收协会文件一事，并要求发还这些文件。
公民杜邦宣读了巴黎公民弗里布尔的一封来信，要求把代表大会的记录寄给他们，以便他们能够发表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
马克思反对后一步骤，因为发表代表大会材料的责任，代表大会只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再者，巴黎人保存他们的《意见书》278违反代表大会的规定，因为代表大会决定了这个文件和其他文件都应移交给中央委员会。
责成总书记把这个意思写信通知弗里布尔。
各附属团体
马克思代表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大意说各团体按每人每年1便士缴纳会费。
总书记建议，荣克此时应就这个问题同细木工联合会书记举行会谈的情况作一汇报，会谈结果是：按代表大会规定的每人3便士，就要花费他们团体93英镑15先令，他们绝不愿交付这笔钱。
由福克斯提出并由总委员会通过的折中方案也行不通。
克里默说，代表大会之前提出3便士的建议时，英国代表投票赞成是把它作为从大陆上弄到钱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些代表内心有保留，想到这项建议并不适用于国内各团体。
劳伦斯说，常务委员会的方案会把各团体从协会里赶走。即使会费额为半便士，他的团体也必须缴会费14英镑11先令3便士。执［行］这个方案将是一场危险的试探，全国各分部必然对协会无法理解。他极力主张既要支持伦敦工联理事会，也要支持全国联合工联。279本协会不应该把螺钉拧得太紧。最好是满足于小额款子，
克里默有一项计划，他以为值得予以讨论他提议延期讨论这个问题，以便给他一个机会提出这个计划。他的提议没有得到附议。
黑尔斯提议会费每人半便士。
韦斯顿发言赞成固定金额，反对劳伦斯的意见。
荣克支持黑尔斯的建议'执行自愿原则会招致我们方面时间的极大浪费。
德尔发言的意思与韦斯顿相同。
马克思接受黑尔斯的提议，但是他建议在“半便士”一词前应加上“不少于”三字。
韦斯顿和另外几个人反对马克思的建议。建议没有被采纳。于是通过了黑尔斯的建议。
即此休会。
赞成会费征收半便士的委员姓名：克里默、德尔、韦斯顿、黑尔斯、巴克利、劳伦斯、马斯曼、列斯纳、加德纳、马克思、汉森、莫里斯、埃卡留斯、福克斯、杜邦、拉法格、卡特。[140]
委员会会议[141]
10月16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投票赞成10月9日决议280的人的姓名已附于该记录后。
詹姆斯·达顿和怀特黑德两位公民希望把他们的姓名加进赞同中央委员会所作决议的名单中。
韦斯顿提议，荣克附议：
在这几个星期的例会上，由书记宣读上述决议，以便使尽可能多的委员有机会来对它表示支持。一致通过。
书记[142]提到迈奥尔先生请求我们接替工业报公司成为他的主要房客。未予理睬。他还谈到会员证和会员手册问题。此外，还谈到必须最后确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
公民詹·达顿提议，自代表大会之日起三个月内，应任命常务委员会。卡特附议，一致通过。
下列委员补进常务委员会：卡特、怀特黑德和劳伦斯。
勒·吕贝要求允许他向总委员会提出个人的问题。在根特出版的合作社报纸《劳动报》9月30日一期上，一篇关于代表大会的详细报道中说，一名委员因曾诽谤巴黎的代表们被一致投票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勒·吕贝说，如果他得到的消息是确实的话，那么开除他的表决并不是一致的；伦敦的代表们曾发言反对这项开除，也没有投票。他要求总委员会为他辩明《劳动报》的这个谣传。281
在卡特、埃卡留斯、克里默和荣克说明了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所发生的情况之后，卡特提议，肖附议：
将这个问题移交给常务委员会。一致通过。
韦斯顿提到长期欠下利诺先生的印刷费债务。283这个问题未予讨论。
克里默提出了他的已由常务委员会同意了的建议；建议是：
委派一个代表团访问工联理事会，恳求他们运用其影响，以使与他们有联系的各工联加入本协会。一致通过。
克里默、怀特黑德、荣克以及凡能参加的其他委员被委派为代表团283
克里默报告说，马车制造匠大概会在他们将要举行的全体大会上加入协会。
委任荷兰书记
荣克提议雅克·万-瑞恩为荷兰通讯书记。他详细介绍了万-瑞恩的才干。
杜邦支持这个建议。一致通过。
通讯
荣克宣读了瑞士的一封来信，要求寄去英国主要的合作社的规章和报告。
他受委托去同《合作者》284的编者亨利·皮特曼接洽。
杜邦交出波尔多、索恩河畔弗勒鲁的来信。这些信呼吁总委员会提供会员手册。
卡特提议，肖附议：
委托杜邦负责处理这件事，并监督手册的分发。一致通过。
杜邦宣读了巴黎弗里布尔的一封来信。信中坚持认为他们有权用他们自己的钱印他们自己的文章。他还希望杜邦寄去一些章程和日内瓦通过的修订本，因为他想刊登在他们准备发行的会员手册上。
主席[143]告诫委员会不要同意信的后一部分，因为巴黎人在他们发行会员手册之后绝不会给我们一文钱。
福克斯同意巴黎人说他们有权发表自己的文章的意见。
总委员会委托杜邦拒绝弗里布尔的要求，因为总委员会将分发会员手册。285
1867年的博览会
杜邦建议把这个问题挪到下次会议再议。
宣传
荣克主张委员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拖。
委员会即此休会。[144]
委员会会议[145]
10月23日
公民詹姆斯·达顿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詹姆斯·李和理查·奥弗顿出示了掘土工人联合会委任他们为该组织在总委员会的代表的证书。他们缴纳了5先令入会费，并且说明在他们结算了年度收入后，将按每人半便士交费。286
根据卡特的提议，李和奥弗顿被接纳为总委员会委员。
书记[146]提出我们同迈奥尔先生的关系问题，并作出决定：根据迈奥尔先生所提的条件，我们接替工业报公司。
书记提到一件事：根据工人学院的课程表，主席在讲16世纪欧洲史的一门课。接着，他朗读了半便士会费的决议，决议得到威廉斯先生同意他把制帽工人协会的地址告诉了威廉斯先生，威廉斯答应去看望该会的书记，并就接待一个代表团问题探询他的意见，他还宣读了一家美国报纸上的一则摘要，报道说在合众国的一些法国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派出了一个联合代表团去詹姆斯·斯蒂芬斯那里287，为爱尔兰共和运动募捐。
巴克利说需要一册记录本。
书记说，如果允许，他就用他手中的钱买一册。
对此没有反对意见。
勒·吕贝事件和《劳动报》
书记I[147]提出常务委员会关于这件事的报告。
他们发现代表大会的记录载明，开除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就记录上的这个说法是否正确作了调查，代表大会的主席荣克报告说他提过“反对者举手”，但没有人举手响应；至于投弃权票问题，他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就宣布过，除非有人要求把这种弃权载入记录，这些弃权就不可能被注意到。正如记录所表明的，没有任何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公民卡特也向常务委员会提供了证据，说明伦敦的代表们是经过考虑故意投弃权票的，因为他们明知道他们要被大大地超过。因此，常务委员会得出结论，《劳动报》的报道确实是正确的。诚然，奥哲尔和克里默曾作过有利于勒·吕贝的发言，［并］载入了记录。这些代表在这件事上本来可以采取他们愿意采取的行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作什么表示。
卡特说明了伦敦代表们没有投票的原因。
马克思和荣克发了言。
韦斯顿认为，伦敦代表们投票弃权是错误的。他同意常务委员会所作的结论。
德尔认为，开除勒·吕贝的决议有心胸过于狭窄的迹象。他相信勒·吕贝是一位彻底的共和主义者，他希望委员们签署一件对他表示同情的公开信。
常务委员会的报告被一致通过。288
会员手册和大陆上的书记
书记报告说，公民杜邦已将印制会员手册一事安排就绪。289
荣克说需要一名意大利书记，并提议由卡特担任这个职务，一致通过。
授予杜邦遴选一名比利时书记的特别权力。
从伦敦工联理事会来的报告
荣克、克里默、怀特黑德和卡特出席了这个团体的上一次会议290，其结果将反映在该理事会的定期报告中，并将提交给11月28日举行的全体代表会议。
荣克说，工联理事会的一位理事反对同像掘土工人联合会这样的非熟练工人的团体建立隶属关系。
公民科勒特代表索霍区丹麦街的全国改革同盟291来出席。该团体根据他本人和哈里斯先生的建议，已经决定要考虑加入的问题。讨论将在下个星期日8点钟后进行。他希望派一个代表团去出席。
荣克、韦斯顿、卡特和福克斯被委派为代表团。
1867年的博览会
杜邦代表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他的建议：由协会在其巴黎各通讯员的协助下，负责筹备合理价格的旅行和膳宿事宜，为希望参观这个博览会的英国工人和其他人服务。他在代表大会上曾把这个建议告诉了巴黎的代表们，他们准备同委员会热忱合作。常务委员会建议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执行这项计划，并已任命了他本人、克里默、怀特黑德、鲁克拉夫特、卡特和列斯纳。
通过了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和任命。
卡特提议，将帮助希望参观博览会的工人的问题移交给特别委员会。
杜邦支持这项提议。提议被一致通过。
伊甸桥英国和比利时掘土工人之间的冲突
由于公民韦斯顿的质询，掘土工人联合会书记公民詹姆斯·李作了下述说明。他已经调查了[148]英国和比利时掘土工人之间发生“纠葛”的根源。他发现，这场纠葛并不是大陆工人这方面的妒忌所引起的。运进比利时工人的韦林兄弟公司通知英国掘土工人离开他们自建和居住的小屋。现在英国人把他们的小屋视同要塞，愤怒地袭击了比利时人。这次争吵不像过去发生的那样是工资之争或民族之争，而是房屋住宅之争。李先生还报告说，他曾通过一位翻译同比利时人谈过话。这些比利时人认为，他们完全受了韦林兄弟公司代办们的“欺骗”：这些代办曾向他们说，一天能收入4-6法郎，而他们每天却只得到3法郎；为此他们平均每天不止装满15车土，而是要装满18车土。韦林兄弟公司现在要求贫苦的比利时人干的活多于别的英国承包商要求本国掘土工人干的活。其结果是，许多比利时人发现，他们既适应不了气候，也忍受不了劳累，便回去了。还有一些人，如果有路费的话，也要回去。
超越民族偏见的掘土工人联合会，不仅愿意而且希望使留下来的比利时掘土工人加入他们的队伍，比利时人看来也颇有意采纳该会代表向他们提出的建议。
即此休会[149]
10月30日[150]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151]宣读了公民勒·吕贝的一封信。信中抱怨去日内瓦的伦敦代表们的做法，并建议他的朋友们给他一封公开信。
编筐工人派来的代表团
现在听取在老贝利区贝尔旅馆集会的旧伦敦编筐工人协会的代表赛米尔·布莱廷的发言。
他报告说，老板们正威胁要运进比利时工人。他要求委员会运用它的影响以挫败这项计划。他宣布，他已授权决定他的团体加入新的协会。
委托比利时书记和荷兰书记[152]④同各自的国家通信联系。292
布莱廷先生报告说，忙于雇用比利时人的老板是新十字街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帕克。
根据肖和怀特黑德的提议，公民布莱廷在签署入会申请书后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煤气装置
书记提出了煤气装置和安装门铃问题。迈奥尔先生希望国际协会要么付清欠账，要么每年付总房价的10%，即16先令。
根据怀特黑德和德尔的提议，一致通过选择后一种办法。
接着，书记宣读了《共和国》上广告格式的修订稿。293此稿得到总委员会的批准。
访问全国改革同盟的代表团的报告
书记作了这个报告。
他说，卡特、韦斯顿、杜邦和他自己这个星期日出席了在索霍区丹麦街自由会馆举行的全国改革同盟的会议。他报告了会议的情况。盟员们问到他接纳入会的条件，他把这个问题提交总委员会考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接纳像全国改革同盟这样的政治团体难道也要按接纳工会团体那样相同的条件？
肖、杜邦、卡特、怀特黑德、黑尔斯、德尔和韦斯顿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最后把这个问题移交给常务委员会，由它向下次会议提出报告。
里昂的失业问题
杜邦宣读了弗里布尔的一封来信，恳请总委员会[153]为里昂的蒙难者向全欧洲募捐，但是由于出席的人太少，他愿意把这件事放到下个星期讨论。
黑尔斯谈到考文垂工人关于法国丝带和花边业的印象，也谈到该行业在考文垂的状况。
即此休会。[154]
11月6日[155]
公民荣克被选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扎比茨基出示了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中央伦敦支部主席和书记的一封信，请求接受公民安东尼·扎比茨基为波兰书记，以代替已离开伦敦去伯明翰的公民康斯坦蒂·博勃钦斯基。
根据杜邦的提议，这项提名被总委员会批准。
宣读了弹性织品织工协会书记的一封来信，声明他们已准备好接待代表团。
韦斯顿、荣克和杜邦被委派为访问该团体的代表团。294
书记[156]宣读了吉尔福德的帕特森先生的一封有关总委员会对1867年世界博览会的安排的来信，这封信移交给了特别委员会。295
已通知德意志友爱会的代表，个人会员的会员证价值1先令，而不是如他早先所知的3便士。
书记报告说，有一位女士已承担翻译《先驱》上发表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296
书记宣布，他收到了一份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宣读过的巴黎人的《意见书》，并介绍了它的内容。
杜邦拿出一份《人民论坛报》，上面载有伦敦理发师致法国兄弟的呼吁书。297
他宣布，他已提名公民贝松为比利时书记，这项提名已得到常务委员会批准。
接着，这项提名为总委员会所批准。
接着，他作了常务委员会关于为里昂人募捐的报告。
常务委员会认为，由协会在现时采取任何行动，都只会暴露它的财政匮乏并有损它的威信。
接着，他宣读了摘自《合作报》298上一则［关于］合作社原则在索恩河畔弗勒鲁和讷维尔的协会会员中的进展的［报道摘要］。
公民卡特认为，法国农业居民开始实行合作原则这一事实，应该得到宣扬。他请求书记把它翻译出来以便在下周《共和国》上刊登。
书记答应照办。
全国改革同盟
书记作了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建议，按对待工会团体的同样条件接纳同盟。
肖和奥哲尔支持常务委员会的报告。
黑尔斯提出，通过常务委员会的报告是不适当的。但是，在常务委员会的儿个委员作了解释以后，黑尔斯撤销了他的反对意见。常务委员会的报告被一致通过。
接着，书记提出了常务委员会的下述建议：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
奥哲尔反对这一点。根据黑尔斯的提议，这个建议被一致否决。
接着，书记提出了常务委员会提出的下述决议案：
1．“中央委员会委员，凡无充分理由不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四次以上者，应从中央委员会除名。”
2．“此项决议应立即通知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
就此项决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卡特、列斯纳、黑尔斯和荣克赞成，埃卡留斯、福克斯和韦斯顿反对。
韦斯顿认为，如此重要的决议，至少在《共和国》上发出通知之前，不应该拿到这样少的人的会议上来通过。他提议，延期至下星期讨论；列斯纳支持这个意见，一致通过延期讨论。299
委员会即此休会。[157]
11月13日[158]
主席奥哲尔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总书记[159]宣读了公民勒·吕贝的一封来信，谈到他打算对日内瓦代表大会所加于他的污点，为自己进行辩解。
在讨论过程中，主席说，他曾举手反对过开除勒·吕贝的决议：
由于荣克否认有这件事，奥哲尔又一次担保说有这回事；并补充说，他因为表现个别而受到讥讽。
克里默、卡特、荣克、黑尔斯、福克斯和韦斯顿参加了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了黑尔斯的建议：由总号记答复勒·吕贝的来信，说明总委员会不能做违反代表大会决议的事，因为它本身是由代表大会任命的。
荣克介绍了拉绍德封的情况300
编筐工人协会的代表公民布莱廷报告说，老板们的股份公司的代办运来了12名比利时编筐工人，其中6人在百蒙德西蓝锚巷铁道拱门旁的公司作坊里做工，伦敦这个行业总共约有400名工人（包括该协会的会员和非会员）。老板们决定用输入大陆上的工人以顶替该会会员的办法来破坏编筐工人协会，找不到这6个比利时人；他认为，他们是在作坊里住宿。他请求总委员会帮助他同这些人取得联系。
（会议进行到这时，奥哲尔不再主持，并退出会议去赴另一约会，肖被选为执行主席。）
杜邦报告说，公民德金德兰是佛兰芒人，一定会为编筐工人服务。
肖和克里默认为不可耽误时间。克里默提出了一个办法。
最后决定：福克斯和德金德兰于第二天下午1点15分在老贝利区贝尔旅馆会见公民布莱廷，由他们共同安排一项计划，以开导受骗的人和释放被监禁的比利时人。
列斯纳拿出一份纽约的德文日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上面载有该报驻日内瓦特约通讯员写的一篇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道。
代表团的报告
荣克报告了他在星期一访问弹性织品织工的情况。他是独自去的，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他相信这个行业在莱斯特、德比和曼彻斯特的各兄弟团体将继伦敦的团体之后加入协会。
公民黑尔斯代表总数只有50人的弹性织品织工协会交出了10先令，领到了一张大卡片。301
根据福克斯的提议，戴维·德赖被接纳为弹性织品织工协会在本委员会的代表。
公民科勒特恳求委员会助面包师傅一臂之力。
列斯纳提议，黑尔斯附议：
授权准备乘船去德国的公民马斯曼，代表本协会在德国进行活动。一致通过。
克里默报告说，他要作讲学旅行，要求允许他携带300份协会的宣言。302
一致批准。
公民黑尔斯提出了［一项］试图按改革同盟的那种方案建立协会分部的提案。303
肖向克里默询问资产负债表问题，并得到许诺从克里默夫人那里取得这个表。
旅游委员会的报告
卡特报告说，这个委员会开过会，并任命福克斯为书记。该委员会希望福克斯写信给几家铁路公司以及库克先生和万国旅行社304，探明一周和两周、一等和二等的往返票的票价多少。
福克斯接受了这个差事。[160]
关于日程的其他问题延至下周讨论，即此休会。
11月20日[161]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并宣读了书记福克斯的一封说明他不出席的来信。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公民荣克立时指出有一点很重要，即公民克里默在上次会议上所作的说明应该载入记录。这个说明是：他，克里默，从未看见奥哲尔举手反对关于拒绝勒·吕贝参加委员会会议的建议。
一致同意把这段说明载入记录。然后批准记录。
公民德赖作为弹性织品织工的代表参加会议。
通讯
公民荣克说，比利时人希望知道怎样接纳各工会团体，是会员缴纳个人会费，还是整个团体交一笔钱；工会团体加入后，它的会员有什么权利。他还通知委员会，布里斯梅还不能就印制代表大会总报告作出估价，因为他还不知道开本大小和排字型号。
编筐工人
公民德金德兰报告说，上星期三，他偕同福克斯和编筐工人协会的一名会员去蓝锚巷，想劝比利时编筐工人离开作坊，当时他们准备了一封法文信和一封佛兰芒文信。福克斯和德金德兰去到作坊，见到了老板，福克斯问他是不是能雇用德金德兰的兄弟，据说是个编筐工人，现在住在比利时。这位老板说，他愿意雇用这位兄弟。他邀请福克斯和德金德兰进了工作间，趁福克斯同老板交谈时，德金德兰向比利时工人指出他们在使英国编筐工人遭受损害。他成功地把两个比利时人从作坊带出来喝酒，虽然老板曾极力反对。这两个比利时工人在同英国编筐工人会见时，感到他们对英国人做了错事。他们决定回作坊收拾工具并说服另外四个人一道出来。他们当天未能把那四个人带出来。他们到了老贝利区贝尔旅馆编筐工人协会办公处。编筐工人周到地接待了他们，还为他们准备了床铺和他们需要的各种东西。
第二天，他们回到作坊，把另外四个人领出来了。
编筐工人协会给了这六个人比利时的路费和零花钱，送他们上船启程回家，船正起锚时，编筐老板们来了，力图把这些人带回去，但是失败了。这些走了的人还决心阻止别的比利时人再在这样的情况下到这里来。
一些编筐工人已经听说还有一批比利时工人要来，对此十分关注。他们看到一艘船到岸，船上有两个比利时人，都带着筐篮的样品。德金德兰同这两个人谈了话，说明了事态，把他们领到一家佛兰芒人旅馆，一直住到星期日，后来由编筐工人协会把他们送了回去。
德金德兰还说，上个星期五来了七个荷兰人；老板们在格雷夫森德会见了他们，乘火车把他们带到百蒙德西去了。
给作坊寄去了一封转交荷兰人的信，但是他们没有人会读，就把这封信给了老板来读，因而这封信的目的被破坏了。
德金德兰在星期六下午去到作坊，看到老板把这些荷兰人带出去到几家咖啡馆找住处。德金德兰力图说服这些荷兰人离开这位老板，但是没有成功。这位老板把这些人领到自己的房屋里去睡，编筐工人们认为这些荷兰人将使这位老板害多益少，于是决定让他们待在那里。
德金德兰说，编筐工人们对他的不辞劳苦十分满意。
根据公民荣克提议，公民马克思附议，对公民德金德兰的热心而机智的服务表示感谢。通过。
根据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荣克附议，责成书记写信给公民科勒特，对他耽搁印制会员手册一事表示抗议。305
根据会上宣读的常务委员会关于缺席人的决议[162]，通过了下述补充提案：
置备总委员会委员签名簿；这个签名簿要送交代表大会审查；如果某个团体的某个代表缺席超过四个晚上而又没有说明缺席的理由，书记就要写信给他所代表的团体，把他的失职行为通知他们。
公民黑尔斯关于建立协会分部的建议成了画饼，因为现在行不通。[163]
公民荣克提醒委员会，代表团必须在本月28日访问工联理事会。306
荣克、黑尔斯、杜邦、肖、埃卡留斯、列斯纳、怀特黑德、克里默和马克思被委派前往。这个会议要到12月12日才举行。
下述建议由公民马克思提出，公民荣克附议：
波兰起义的周年纪念定于1月22日举行。一致通过。
即此休会。[164]
11月27日[165]
公民荣克被委任为会议主席。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总书记[166]首先报告说，他发现临时书记肖所作的有关德金德兰在编筐工人事务方面的叙述有所遗漏。遗漏的内容是：伦敦编筐工人的代表们向那些佛兰芒人、德金德兰和他本人（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作了承诺，德金德兰和［他］本人也先后向佛兰芒人发誓，总委员会将保证履行如下诺言：当冲突结束、生意好转的时候，就把情况通知已经返回的佛兰芒人；编筐工会将自他们到埠之日起，尽一切努力为他们找工作，并接纳他们为该团体的会员。
公民杜邦说，德金德兰已向总委员会作了这样的汇报。
总委员会随即决定，上述许诺和保证应载入记录。
接着，总书记出示一份编筐业老板们发布的旨在建立一家股份公司的私人发起书，其目的是要破坏工人的工会组织。
他又出示一份根特的《合作劳动者报》，并简单介绍了它的内容。307
他还出示《共和国》所有人送来的一份截至11月24日协会在该报刊登共计39则广告的账单。
他又宣读了新近成立的伦敦的波兰工人协会书记F.哈考斯基的一封来信，把该协会的组织和章程通知总委员会，并附有几份波兰文的该会章程。
责成书记答复这封信。
接着，书记报告说，他同马克思和埃卡留斯已被邀请出席波兰人举办的1830年11月29日周年纪念会，他当然打算出席。
马克思也宣称要出席。
接着，他［书记］说明了那位答应为《共和国》翻译《先驱》上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道的女士还没有完成和送来她的译文的原因，还说明了他对她在翻译方面存在的宗教信仰顾虑作了让步。
他以美国书记的身份表示，希望德国书记和法国书记为他取得关于从法国和北德意志到美国的邮资分别是多少的可靠情报。
书记的辞职
接着，福克斯遗憾地报告说，情况使他不得不提出辞去协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他准备去经商，而这在冬季要格外占用他傍晚和夜间的时间，因而耽搁一个晚上，就是耽搁一天。他希望他的辞职从12月1日起生效这样，他作为临时的和正式的总书记为协会服务了三个按日历计算的月份：
荣克和马克思认为福克斯通知的时间仓促，因此福克斯同意执行这个职务直到12月4日星期二，但是不能担保那天晚上出席总委员会会议。
荣克报告说，他收到了公民杜普莱克斯寄来的4英镑汇款，作为根据代表大会决定出版大会记录之用的第一笔经费。杜普莱克斯在信上说，已经向瑞士各支部发出了呼吁书，当这个呼吁书有了结果的时候，他还要寄更多的钱来。他，杜普莱克斯，对于为此目的在英国找不到足够的钱感到惊讶。荣克恳求总委员会赶快刊印代表大会记录，因为各方面都很需要。拖延对协会极其不利，
荣克还报告说，日内瓦已分别寄出三包报纸给他本人、马克思和列斯纳，但一包也没有到手。这些报纸是取道普鲁士寄来的，为的是避开波拿巴的魔爪。但防范无效，因为霍亨索伦也有至少和波拿巴一样的检查制度。一句话，他们通过报纸同日内瓦的联系被截断了，如同德国和法国的路线被堵塞了一样。
荣克还谈到圣伊米耶的一个厂主的情况。这个厂主因为欠了他的工人大量的债而潜逃了。圣伊米耶的工人要求发起一个对这个无赖的普遍的、世界性的人人喊捉的运动，使他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无立足之地。
总委员会认为，他们在这件伤脑筋的事情上不能采取行动。
荣克对他的第一点说明补充说，贝克尔曾三次寄给他（荣克）8月份的一期《先驱》，其中两次取道法国，一次取道普鲁士，但这三次全都被截了。
公民扎比茨基提出，毛病可能出在没有付足邮资，取道德国的路线比取道法国费用大。如果是这样的话，报纸就会存放在日内瓦邮局或者大陆上的某个邮局里。
荣克还报告说，拉绍德封附近又成立了一个分部。
福克斯问杜邦，近来他是不是收到了法国的来信。
杜邦回答说，他所有的联系线路突然都被切断了，、他一封信也没有收到。
福克斯接着说，自从日内瓦代表大会闭幕以来，法国政府已放弃了在他们那里持中立的政策，而是向他们开战了。法国政府曾容许我们发展了两年，我们现在能够对抗法国和普鲁士政府对我们宣布的大陆的封锁。我们不能继续信任法国和普鲁士的邮局；我们必须寻求同我们大陆上的朋友保持联系的迂回而秘密的手段。
马克思说，我们必须迫使波拿巴自己公开宣布这件事，以使他丧失由于曾让我们安然发展而获得的自由主义声望。
卡特建议，在这件事公开之前，我们最好等一等书记请求斯坦利勋爵干预扣押雅莱斯·哥特罗携带文件问题的结果。这个好主意立即受到大家的欢迎，“等一等”的政策获得了一致赞同。
制帽工人协会
福克斯对延误向这个重要团体派出我们的代表团一事表示遗憾。奥哲尔曾告诉他，制帽工人在市区格兰比侯爵酒家开会，但是他（福克斯）忘了这条街道的名称他要求总委员会找到地址，推进这件事。
委员会即此休会。[167]
12月4日[168]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荣克报告说，常务委员会请求肖担任记录员。
肖说他很有可能要离开伦敦去找工作，但是他没有推辞交给他的职务。
当晚担任书记的福克斯接着宣读了斯坦利勋爵11月29日的一封来信，通知他（福克斯）说，他（斯坦利勋爵）已经请考莱勋爵查询雅莱斯·哥特罗以及从他手中没收的文件的情况。
讨付房租
福克斯还报告说，阿瑟·迈奥尔先生已催讨上个米迦勒节306到期的季度房租。
总委员会决定这件事的讨论予以延期，因为出席的委员太少。
编筐工人和比利时人
福克斯建议，德金德兰应从编筐工人领导人那里得到书面证明，证实他本人和德金德兰当面向被运进来的佛兰芒人所作的承诺。总委员会是这项承诺的当然保证人。
关于制帽工人协会的地址，李答应去找，并转告给总委员会。
波兰人11月29日纪念会
福克斯报告说，他本人和埃卡留斯应邀作客出席了波兰人在索霍区拿骚街1号格柴霍斯基的波兰饭店举办的宴会。马克思因病没有出席。
接着，他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
掘土工人联合会晚会
荣克和卡特报告了他们在29日晚上的活动。他们应邀同两个朋友一道出席了在樱桃园街节酒大厅举行的上述晚会，晚会开得很好。309
卡特描述了掘土工人家庭少妇们的艳丽打扮。
瑞士消息
荣克一个星期来从杜普莱克斯那里得悉，信和11月号《先驱》当做商品装箱已经到达，为此他付了6先令10便士。里昂人已经通知杜普莱克斯，他们没有收到杜邦的信，他们把这归咎于法国邮政当局。里昂人反对巴黎人发起为被迫停工的工人募捐的建议。钱只会落入波拿巴分子的手中。然而，成百上千的人渴望侨居美国，在那里开办丝绸生产。
荣克在此请求担任美国书记的福克斯把这一点记下来，福克斯说，他知道在美国有一条可靠的途径来公布这个事实。
荣克继续说，这个箱子里的一封贝克尔的信上宣布德国成立了好多个分部，贝克尔还收到了我们协会的一位热那亚会员[169]的信。信里报告说，意大利各工人协会年会本来要在巴勒莫举行，但是由于这个城市发生了骚动，剧场不让执行这个计划。这个年会也许今年年底前在威尼斯召开，加入本协会是否适宜将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310
常务委员会的情况
荣克说，常务委员会在上星期六开了会。
奥尔西尼已从美国回来，报告了那里的情况。奥尔西尼会见了温德尔·菲力浦斯、查理·萨姆纳和霍拉斯·格里利，他们都加入了我们的协会。温德尔·菲力浦斯说，他能把他的一次讲演的收入交给协会，什么时候正式通知他，他就把钱交出来。奥尔西尼相信能在美国轻而易举地马上弄到三四千法郎。爱尔兰共和派领袖詹姆斯·斯蒂芬斯加入了我们的协会。
常务委员会提议，应该给奥尔西尼颁发新证书，他要在1867年1月返回美国。
荣克还报告说，由于疏忽，奥尔西尼的姓名没有列入总委员会的铅印名单中。
总委员会决定，这个遗漏应在下次刊印总委员会名单时予以补正。311
常务委员会还要求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碰一次头，来决定记录付印采取什么版式，并批准已完成的记录订正稿。312
账单
荣克敦促委员会分别给细木工联合会和泥水匠联合会各寄去一份账单。
肖说，他未能从克里默那里取到账单，克里默没有遵守把账单交给他（肖）的诺言。
马志尼对协会的态度
刚进屋来的奥尔西尼希望说一说他今天上午同朱泽培·马志尼进行的几个小时的会晤的要点。整个时间全用于会谈协会的问题。马志尼自认为他受了沃尔夫和拉马等人的报告的骗。马志尼宣称，35年来他一直主张废除雇佣奴隶制和工人分享其劳动利润的权利。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同意协会最初的宣言313中所表达的每一条意见。他准备参加有关我们协会原则的讨论；他将乐于在他家里接待来谈问题的总委员会代表团，因为他身体虚弱不能到包佛里街来；他对沃尔夫或其他人可能谈到的有关他的事情不愿负任何责任。
给在美国的朋友们的信
奥尔西尼请求福克斯给他提名的6位德国和法国政治活动家写信，他已把他们的地址告诉了福克斯，其目的是把总委员会迫切需要基金的问题告知他们。
福克斯负责按要求立即写信。
同法国的通信
杜邦回答质询时说，他从法国一封信也没有收到。
瑞士寄来的4英镑
福克斯请求荣克就他收到日内瓦的4英镑向肖报账。
委员会即此休会。[170]
委员会会议[171]
12月11日
公民埃卡留斯主持会议，肖担任书记。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杜邦宣读了已加入协会的巴黎男女装订工人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协会的存在是一件好事，达到了阻止外国工人输入的目的，编筐工人就是例子。瓦尔兰[172]说，六个星期来没有收到杜邦的信。弗里布尔、舍马勒和其他人都写过信，但是没有收到回信。信里列举了若干供杜邦回信用的通讯处，以便躲开警察，来信还请求杜邦在他的每封回信上都注明他所收到的上一封信的日期。
宣读了巴黎裁缝的一封来信，对伦敦裁缝的公开信表示感谢，并许诺在需要时给予帮助。
会址在格罗夫诺广场北奥德莱街地球仪饭店的马车修理匠和马具制造匠协会派来的一个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他们渴望对协会的原则有所了解。给了他们章程，他们部分地读了以后表示，他们将把这件事提交给2月份第一个星期一晚上举行的季度会议。
答应将派一个代表在那天晚上去他们那里。314
接着，李先生提出制帽工人协会地址如下：百蒙德西区百蒙德西街“铁锚与八具钟”。书记的姓名是威廉·哈里逊，他在同一条街上的克里斯提斯商场工作。
李先生还报告说，由于韦林兄弟公司停业，比利时的小工差不多在挨饿。他作过调查，发现韦林公司的代办曾告诉比利时人说，他们每天能挣5—6法郎，实际上他们每天只能挣2先令4便士至3先令6便士[173]。代办还答应发给他们每人25法郎路费和食品，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得着。因为他们中没有谁能拿出一份书面契约，也就不能对韦林兄弟公司破坏协议采取什么行动。
荣克说，他收到了日内瓦的一封来信，说自从代表大会以来，协会有了很大发展，大量的钟表匠已经加入了协会。
裁缝协会书记劳伦斯为他的缺席给总委员会送来表示歉意的信。他希望改变开会时间。讨论了改变开会时间的问题，但无结果。
荣克提醒注意将于12日举行的工联理事会的会议。
代表团名单又宣读一遍，要求所有与会的人都应出席。
即此休会。[174]
委员会会议[175]
12月18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肖担任临时书记。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荣克报告：代表团已于本月12日去过工联理事会，但是会议延期到19日，当天的第一项议程将是听取总委员会代表团的发言。
代表团成员应准时出席。315
法国通讯
杜邦报告说，他在11月2日和24日寄往里昂的两封信已安全到达，但是会员手册还没有到达，虽然它们是在三个星期前寄出的。他还宣读了《法兰西信使报》上几则拥护协会的摘要以及将在1867年1月13日作出决定的选举新的巴黎理事会的计划。
瑞士通讯
荣克报告说，协会在瑞士显示了很大的积极性。11月25日在洛克勒举行了一次会议。创立了一个分部，任命了委员会，吸收了许多会员；此外，还有许多人加入了协会的另几个分部。
荣克还说，克拉肯韦尔正在成立［一个］协会的分部。
荷兰
万-瑞恩报告，他已经翻译了章程和宣言，并准备把它们发表在一家荷兰文报纸上。
马克思报告，《两大陆评论》和《现代评论》评论了协会的活动；虽然它们完全不同意协会的宗旨，但是它们仍然承认协会是本世纪主要事件之一。马克思还说，《双周评论》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评论。317
纪念波兰1863年起义
公民博勃钦斯基说，他料想总委员会打算在1867年1月22日纪念波兰起义。他想了解一下采取什么方式进行。
经讨论后决定：
由本协会和波兰人协会主办茶会和公众大会。茶会伴以音乐。公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并作出决议，由常务委员会制定议程并在下次会议上提交给总委员会。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1867年1月1日。[176]
国际工人协会载有纪念波兰
1863年起义公众大会节目的传单
[1]本日记录无标题，由福克斯执笔，记在记录本第94—98页上。
[2]记录本上笔误：“第一”（first）应为“法国人的”（French）。
[3]“向中央委员会、可能以后也”几个字是中央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上批准记录时加进记录的。
[4]记录本上笔误：“第一”（first）应为“法国人的”（French）。
[5]无签名。下接的原记录标题为“1865年10月31日中央委员会记录的后一部分”。
[6]本日记录无标题，由福克斯执笔，记在记录本第99—101页上。
[7]无签名。
[8]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01—102页上。马克思也作了这次会议的记录，见本卷《卡尔·马克思的手稿》。——编者注
[9]指英国。
[10]马克思的记录为2月15日。
[11]马克思的记录为“停止会籍"。
[12]无签名。
[13]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03—104页上。
[14]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04—105页上。
[15]本日记录记在记录本第105—106页上。头一部分由无名氏执笔。
[16]以下由克里默执笔。
[17]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07页上。
[18]笔误。应为2月21日。
[19]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08页上。
[20]这是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上宣读记录以后由福克斯写上的。
[21]本日记录无标题，由福克斯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09页上。
[22]无签名。
[23]本日记录无标题，由福克斯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09—111页上。
[24]无签名。最后一行由克里默执笔。
[25]本日记录记在记录本第111—112页上。头四段由克里默执笔，其余部分由无名氏执笔。结尾的两段由福克斯执笔写在编号为6的一张单页上，大概是他记录草稿的最后--页。
俄文版注中最后还有一句：从下面的记录中可以看出，福克斯是这次会议的书记。——编者注
[26]无签名。
[27]本日记录由肖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13页上。
[28]无签名。
[29]本日记录由肖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14—115页上。
[30]无签名。
[31]本日记录由肖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15—117页上。
[32]无签名。——编者注
[33]本日记录由肖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18—119页上。——编者注
[34]无签名。
[35]本日记录由肖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19—121页上。
[36]德尔
[37]无签名。
[38]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21—122页上。
[39]克里默。
[40]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23—126页上。
[41]以下是粘贴1866年5月5日《共和国》第165号的剪报。
[42]剪报至此结束。
[43]这里和以下记录中，原来写的是龙格的名字，而不是拉法格的名字。
[44]根据当选委员姓名和人名索引，此处弗兰克·罗伯特（FrankRobert），恐系詹姆斯·弗兰克·达顿（JamesFrankDutton）之误。——编者注
[45]以下是粘贴1866年5月5日《共和国》第165号上的三行（中译文仅占两行。——编者注）报道。
[46]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26—129页上。
[47]霍尔托普。
[48]这里，原为“1/3”，改为“1/4”。
[49]以下是粘贴1866年5月12日《共和国》第166号的剪报。
[50]特拉尼。
[51]“荣克”二字是手写的。
[52]《意大利工人协会报》（IlGiornaledelleAssociaizioniOperateItaliane）
[53]不对。应为“加斯帕尔·斯坦帕”。剪报至此结束。
[54]以下是粘贴1866年5月12日《共和国》第166号的剪报。
[55]剪报至此结束。
[56]无签名。
[57]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29—130页上。
[58]记录至此突然终止，没有签名。记录本第131页是空白。
[59]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32—134页上。
[60]克里默。
[61]施土姆普弗。
[62]以下是粘贴1866年5月26日《共和国》第168号上的剪报。
[63]剪报至此结束。
[64]日内瓦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3日召开。——编者注
[65]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34—135页上。
[66]无签名。
[67]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36—137页上。
[68]记录本此处缺字。
[69]以下是粘贴两张由勒·吕贝执笔的单页记录。
[70]没有写出名字。
[71]粘贴至此结束。
[72]无签名。
[73]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37—138页上。
[74]奥哲尔。
[75]无签名。
[76]本日记录以1866年6月23日《共和国》第172号的剪报形式贴在记录本第139页上。标题、记录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是克里默手写的
[77]无签名。
[78]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40—142页上。
[79]以下是粘贴1866年7月14日《共和国》第175号的剪报。
[80]剪报至此结束。
[81]以下是粘贴同一期《共和国》的另一份剪报。
[82]无签名。最后一行是克里默执笔写的。
[83]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43页上。
[84]以下是粘贴1866年7月14日《共和国》第175号的剪报。
[85]剪报至此结束。
[86]以下是粘贴同一期报纸上的三则小的剪报。
[87]“讨论继续进行”一句，是克里默手写的。
[88]剪报至此结束。接着，记录本上粘贴两长条纸。上面后续的记录由福克斯执笔。
[89]惠勒。
[90]粘贴至此结束。最后一句是克里默的手笔。
[91]无签名。
[92]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44—145页上。
[93]克里默。
[94]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46—147页上。
[95]以下是粘贴1866年7月21日《共和国》第176号的剪报。
[96]克里默。
[97]欧·贝尼埃的名字是克里默执笔加进去的
[98]刊误。这里和另几处的卢莱（Luley）应为卢比（Luby）。
[99]剪报至此结束。下面是克里默执笔写的。
[100]以下是粘贴1866年7月21日《共和国》第176号的剪报。
[101]“接着决定”几个字是克里默执笔加进去的。
[102]“应”字也是克里默手写的。
[103]剪报至此结束。最后一句是克里默手写的。
[104]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47—149页上。
[105]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49—152页上。
[106]以下是粘贴一张由克里默执笔作的新记录的纸条。
[107]克里默。
[108]粘贴至此结束。
[109]记录原文是“livrets”。——-编者注
[110]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52—154页上。
[111]阿兰。
[112]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54—157页上。
[113]以下是粘贴1866年8月18日《共和国》第180号的剪报。
[114]剪报至此结束。后续的记录是克里默的手笔。
[115]①以下是1866年8月18日《共和国》第180号的剪报。
[116]剪报至此结束。后续的记录是克里默的手笔。
[117]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57—158页上。
[118]以下是粘贴1866年8月25日《共和国》第181号的剪报。
[119]剪报至此结束。下面的记录是克里默的手笔。
[120]以下是粘贴1866年8月25日《共和国》第181号的剪报。
[121]“届时”一词是克里默的手笔。
[122]剪报至此结束。最后一句是克里默的手笔。
[123]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1—5页上。
[124]夏至在6月21日。6月24日是英国四个结账日之一。
[125]海尔维第是瑞士的别称。——编者注
[126]指巴黎委员会。
[127]无签名。
[128]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5—9页上。
[129]克里默。
[130]依次为杜邦、马克思、荣克、福克斯和布赖特施韦特。
[131]无签名。
[132]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9—14页上。
[133]福克斯。，
[134]德尔。
[135]无签名。
[136]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14—17页上。
[137]埃卡留斯。
[138]哥特罗。
[139]福克斯
[140]无签名。
[141]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17—20页上。
[142]福克斯。
[143]会议主席埃卡留斯。——编者注O
[144]无签名。
[145]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20—23页上。
[146]福克斯。
[147]福克斯。
[148]以下记录由无名氏记在记录本第23—24页上。
[149]无签名。
[150]本日记录无标题，由无名氏（有福克斯的改正）记在记录本第24—25页上。第25页上的最后几行是福克斯的手笔。
[151]福克斯。
[152]贝松和万-瑞恩。
[153]以下记录由福克斯执笔。
[154]无签名。
[155]本日记录无标题，由无名氏（有福克斯的改正）记在记录本第26—28页上。
[156]福克斯。
[157]无签名。
[158]本日记录无标题，由无名氏记在记录本第29—31页上。
[159]福克斯。
[160]无签名。
[161]本日记录无标题，由无名氏记在记录本第32—35页上。
[162]见1866年12月4日委员会会议记录。
[163]见1866年12月11日委员会会议记录。
[164]无签名。
[165]本日记录无标题，由福克斯记在记录本第36—41页上。
[166]福克斯。
[167]无签名。
[168]本日记录无标题，由福克斯记在记录本第41—45页上。
[169]显然是指卡内萨。
[170]无签名。
[171]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45—46页上。
[172]此处记录原写有“舍马勒”，后来又划掉了。
[173]当时1英镑约折合25法郎，5—6法郎约合4先令至4先令10便士。——编者注
[174]无签名。
[175]本日记录由肖记在记录本第47—48页上。
[176]无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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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547]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公众大会上成立
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
临时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宣言和章程，详细阐明了协会的目的和愿望，而这些目的和愿望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协会追求的目标是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协会要促进每个国家各个不同劳动部门工人间的团结的建立，促进各国工人阶级的合作。
协会的组织——其中心在伦敦，其附属分部遍布欧美——将帮助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彼此结合为一个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由各附属工人团体自己推选代表的年度代表大会将为工人阶级创造一个公开的、强有力的、全欧范围的象征。
在伦敦黑修士区帽场街25号集会的泥水匠协会执行委员会①。赞同这些原则，并申请加入这个亲密的联合，现在被接纳为本协会的附属分部。
日期：1865年2月21日。[1]
总委员会主席乔·奥哲尔
名誉财务委员乔·威·惠勒
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
德国通讯书记卡·马克思
波兰通讯书记艾·霍尔托普
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
美国通讯书记莱·路易斯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1865年在伦敦印成传单
按传单原文刊印
[547]这个文件是各工人团体要求加入国际协会的申请书的格式。——454
[1]此处的黑体字都是手写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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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1865年[1]
1月3日会议
1月10日会议
1月17日会议
1月24日会议
1月31日会议
2月7日会议
2月14日会议
2月21日会议
2月28日会议
3月7日会议
3月14日会议
3月21日会议
3月28日会议
4月4日会议
4月11日会议
4月25日会议
5月2日会议
5月9日会议
5月16日会议
5月23日会议
5月30日会议
6月6日会议
6月13日会议
6月20日会议
6月27日会议
7月4日会议
7月11日会议
7月18日会议
7月25日会议
8月1日会议
8月8日会议
8月15日会议
8月21日会议
8月28日会议
9月5日会议
9月12日会议
9月19日会议
10月3日会议
10月10日会议
10月17日会议
10月31日会议
11月14日会议
11月21日会议
11月28日会议
12月19日会议
12月26日会议
中央委员会会议[2]
1865年1月3日
埃卡留斯先生主持会议。
书记[3]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根据德尔先生提议，马克思博士附议，予以批准。
马克思博士交出了协会的《宣言》和《章程》的德译文，并报告说，在德国已经散发了5万份。25他还报告说，在瑞士已组成一个协会分会[4]。26
接着，就《蜂房报》没有发表致林肯先生的公开信一事，进行了讨论。巴克利先生提出了如下的提案，奥哲尔先生附议：写信给《蜂房报》编辑，请求他在下一期上发表这封公开信。27一致通过。
接着，方塔纳先生交出如下的公开信：
致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朋友们：
在旅居伦敦的意大利工人中为了共谋进步而建立的协会，完全赞同你们的目标和方法。他们加入你们的协定，并保证履行其中规定的义务。在最近一次那不勒斯工人代表大会上，大多数意大利工人团体间的联盟已经建立起来。选出了中央理事会。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干的，这个中央理事会，为了我们意大利联盟的广大兄弟，不久也会干起来。
在各民族工人中建立普遍的实际的兄弟般的关系和目标的普遍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到处促进他们道德、智力和经济的进步，适时致力解决诸如从税制、选举改革和政治权利到共济会、合作社和教育机构这一切影响工人状况的重要问题（这一定是你们的目标），这无疑是一个困难重重、需要时间和我们坚定不渝的活动的勇敢尝试，这也是一个道德崇高、虔诚至极的目标。它把我们的旨趣由地方利益的卑小狭隘的境界提高为共同关心谋求普遍利益的崇高原则。它展示着将消灭不平等、愚民主义、现行雇佣劳动制度，并［将促进］代之以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真正的国民教育以及生产消费的协和制度的新纪元的曙光。这是需要努力以赴的，因而我们要加入你们的行列，祝我们的联盟长存！
意大利工人共进会委员会：
主席多·拉马
副主席朱·普·方塔纳卡·塞塔奇
财务委员A·瓦康西
委员G·詹尼纳济F·费尼利
F·索卢斯特里津蒂尼
比洛西韦拉蒂
书记G·班尼亚加蒂博士
上述信件宣读以后，马克思博士重启延期了的关于准备送交波兰国民政府的公开信的讨论。他以精湛的历史概述证明，法国传统的对外政策并不曾有助于波兰的复兴和独立。马克思博士的发言，饱含非常值得公布的重要的历史事实。28
福克斯先生答复说，他并不是要为现代法国的对外政策作辩护；他所争辩的只不过是说，旧时法国的对外政策曾经有利于波兰的独立。
接着，荣克先生提出如下提案，勒·吕贝附议，并获得一致通过：
鉴于公开信中所阐述的有关法国在波兰问题上的对外政策的观点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因而必须予以修改以符合历史真相。
接着，一致决定，邀请比斯利[5]、比尔斯和哈里逊29诸位先生参加将于1月16日举行的晚会。
即此休会至1月7日。[6]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7]
1865年1月10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根据德尔先生的提议和勒·吕贝先生的附议，予以批准。
接着，由书记宣读了伦敦三个德国工人团体来的如下公开信。[8]
致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工人同志们：
索霍区拿骚街2号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在1865年1月4日举行的、有伦敦东区和南区两个同胞团体的代表出席的全体大会上，通过了如下的决议：“三个团体——伦敦工人教育协会、条顿尼亚与和谐协会——作为一个统一的团体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为一个附属团体。”伦敦工人教育协会成立于1840年2月7日，已有1/4世纪的历史：在它存在的最初年代，就同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有过经常的联系。1846—1848年，法国社会民主协会、民主派兄弟协会和本协会，曾联合在一起。借助于这些国际联系，本协会得以完成了伟大的使命——在德意志联邦境内一切关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公开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时候，在德国工人中宣传那些激荡了英国和法国的原则和思想。这样，我们充当了欧洲东部和西部之间的通译员，我们竭尽绵薄来消除德国工人中的以为立宪政府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是人民的幸福的幻想。我们欢呼过于疏远的欧洲各国工人阶级间建立持久的国际联合的前景，我们确信，只有整个文明欧洲的工人的联合行动，才能抵抗得住欧洲全体压迫者的联合行动。
和谐协会的代表W·福格特L·勒伯尔
O·P·凯瑟勒
条顿尼亚的代表A·克林克尔A·洛伦茨
H·孔特
工人教育协会主席戈赫特
书记P·万·霍芬
财务委员施梅尔策30
接着，惠特洛克先生提议，勒·吕贝先生附议，并通过：“接纳已经承认国际协会原则的三个德国人团体为附属团体，它们的代表得以参加中央委员会。”
接着，接纳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的代表团和波兰国民政府"的几位代表参加会议，他们的目的是就举行公开集会纪念1863年波兰革命事宜征询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全国同盟代表比尔斯先生和波兰国民政府代表博勃钦斯基上尉在会上讲了话。接着发言的有：福克斯、邓恩[9]、惠特洛克、霍尔托普、埃卡留斯、勒·吕贝、荣克、克里默、博勒特和卡特诸位先生。他们全都认为波兰的独立对于欧洲的和平和自由是至为重要的。
接着，鲁克拉夫特先生提议，埃卡留斯先生附议，并一致通过决议：“如果波兰委员会召集大会，本协会有责任利用它所有的一切手段来协助举行纪念虽然遭到失败但仍是光荣的1863年革命周年的活动。”
责成小委员会同波兰委员会和全国同盟一道贯彻上述决议。[10]
委员会休会至1月17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11]
1865年1月17日
埃卡留斯先生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记录后，霍尔托普先生抱怨没有把他在上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抗议载入记录。
书记说，他不记得霍尔托普先生提出过明确的或肯定的抗议，但是，如果他愿意，这个抗议可以载入这一次的记录中。同意。
所说的抗议如下：
约·艾·霍尔托普对于康·博勃钦斯基上尉和他的出席了1月4日[12]委员会会议的伙伴作为波兰民主派或波兰国民政府的代表一事，表示抗议。
惠勒先生提议，勒·吕贝先生附议：
批准已补充了这个抗议的记录。一致通过。
接着，吕贝先生提议，惠特洛克先生附议：
委员会向德国人合唱团和意大利人乐队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参加晚会并在会上表演。一致通过。
荣克先生提议，惠勒先生附议：
委员会向襄助举办茶点部的女士们表示感谢。一致通过。
接着，方塔纳先生提议，阿尔多夫兰迪附议：
任命勒·吕贝先生为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
勒·吕贝先生报告，努斯佩尔利、摩尔根、奥哲尔诸位先生和他自己，上星期日晚上参加了格林尼治的集会，那里可望建立起一个好分会。32
由于摩尔根先生报告了有几个鞋匠协会将于本月30日开会，任命了几个代表团以便前去邀请他们加入协会。
即此休会。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13]
1865年1月24日
埃卡留斯先生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根据德尔先生的提议，勒·吕贝的附议，予以批准。
宣读了瑞士的一封来信，这是对荣克先生转递去的那封信的复信。33马克思博士宣读了柏林排字工人协会的来信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来信。这两个团体表示完全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对由于法律上的藩篱阻碍他们加入协会为会员一事表示遗憾，但是他们答应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34
马克思博士还宣读了圣路易斯军区司令[14]的一封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来信以及托伦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谈到他们在巴黎在国际工人协会方面所占有的地位。
接着，就有关托伦先生的某些说法和传闻进行了讨论，并决定：在向巴黎寄发会员证之前，应该对这些传闻的真相进行调查。35
接着，一人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托马斯·多纳蒂先生——德尔先生提议，奥哲尔附议。
接着，马克思博士提议，惠特洛克先生附议：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应在选举前至少一周提名，这种选举应在候选人缺席情况下进行，被选举人应在其被提名前取得会员证。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1月31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15]
1865年1月31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书记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公民马克思声明，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有一个小错误。
错误改正。根据惠特洛克先生的提议，公民方塔纳的附议，记录被批准。37
接着，讨论了认缴会费的起讫时间问题。公民马克思提议和公民惠特洛克附议：认缴会费从1月1日开始，到12月31日结束。
接着，公民克里默提议，公民方塔纳附议：凡已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于3月1日前不出示会员证者，届时将被视为自行退出中央委员会。
书记宣读了美国大使馆来的一封答谢中央委员会致林肯先生贺信的复信。复信全文如下[16]：
合众国公使馆
1865年1月28日于伦敦
阁下：
我受命通知阁下，贵协会中央委员会通过本公使馆及时递交给合众国总统的贺信，他已经收到了。
他渴望自己无愧于他的同胞和全世界如此众多的人类和进步的朋友们近来给予他的信任，并以这种诚挚而热烈的心情，接受贺信对他本人所表达的情谊。
合众国政府明确认识到，它的政策不是也不可能是反动的，但同时，它坚持它一开初就采取的到处都禁绝说教宣传和非法干预的行动方针。它竭力谋求对所有各州和一切人都平等和绝对公正，它相信争取国内的支持和争取全世界的尊敬和友好的努力，会取得有益的结果。
各民族不光是为了独自生存，也是要通过友好的交往和范例来促进人类的安宁和幸福。在这方面，合众国认为她们现在同维护叛乱分子利益的奴隶制作斗争的事业，乃是人类天性的事业。她们将从欧洲工人对我国立场的明智赞赏和真诚同情的宣言中汲取新的鼓舞力量，坚持战斗。
阁下，我有幸成为您忠实的仆人，
查理·弗兰西斯·亚当斯
致伦敦国际工人协会名誉书记
威·朗·克里默38
接着，公民马克思宣读了《圣路易斯每日新闻》的一篇摘要，它赞扬我们的宣言和章程，并对未能全文发表表示遗憾。39
公民勒·吕贝宣读了比利时全国联盟书记公民封丹的来信。信中说明，联盟将于2月11日就加入协会问题作出决定。信中还说，宣言和章程已经翻译散发，并要求寄去500张会员证。40
公民勒·吕贝提议和公民惠勒附议：公民封丹为比利时的（临时）通信书记。一致通过。
接着，公民勒·吕贝提议，公民马克思附议：指派公民惠勒和公民克里默访问总同盟委员会，探询停止小委员会使用会场是不是经过该委员会的授权或批准。
公民惠特洛克提议，布莱克莫尔附议：为协会置备一枚印章。一致通过。
考布、列斯纳、埃卡留斯、勒·吕贝、荣克、克里默诸位公民报告了他们访问各团体的情况。他们到处都受到殷勤的接待，所有这些团体都答应对问题作进一步的考虑。
接着，书记提出了选举权问题，并说明，已开始筹备组织一个争取成年男子选举权的集会。他认为，委员会应该注意这个筹备工作；为此，他建议指派一个代表团参加即将举行的筹备会。41
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马克思、惠特洛克、惠勒、勒·吕贝、卡特诸位公民参加了讨论。公民惠勒支持这个提案。提案被一致通过。
接着，被选为代表团的有：卡特、埃卡留斯、奥哲尔、吕贝、惠特洛克、克里默、惠勒和德尔诸位公民。42
由于中央委员会委员公民迪克报告了他要去新西兰，公民卡特提议，公民惠勒附议：任命公民迪克为那里的通讯书记。
即此休会至1865年2月7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17]
1865年2月7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后，根据公民勒·吕贝的提议，公民马克思的附议，予以批准。
公民克里默代表小委员会作报告；小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下列建议：给加入协会的各团体分发单行卡片。这种卡片应具有一般性质，证明上面注明名称的团体已经加入了国际协会；
第二，在英国收到的个人会员证费，应全部上缴中央委员会，但是，协会的分会如有合理开支，中央委员会（如果认为此种开支得当的话）可以批准拨给一笔经费以支付这种费用；
第三，我们大陆上的兄弟们的会员证费每张1先令。这笔钱应上缴中央委员会。
……[18]由公民克里默提议，公民马克思附议，并一致通过。
接着，公民勒·吕贝宣读了巴黎的一封来信，信中谈到传闻公民托伦是按罗亚尔宫的指示行事。43
因为有一项决议案提出来，其大意是：我们姑且接受公民托伦辞职，所以公民卡特提议，公民惠勒附议：不接受公民托伦辞职，因为没有谁感兴趣轻信上述的传闻。
公民卡特极力为自己的提议辩护。由于原决议案撤销，公民卡特的修正案成了决议案，并被一致通过。
接着，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惠勒附议：委任公民勒福尔为我们在巴黎的报刊辩护人。44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2月14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19]
1865年2月14日
主席奥哲尔主持会议。
上次会议的记录宣读后，根据公民方塔纳的提议，公民埃卡留斯的附议，予以批准。
接着，公民马克思报告说，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国际工人协会的分会。45他还宣读了厄内斯特·琼斯论述成年男子选举权的一封信。46
充分讨论了这封信。
公民马克思又宣读了德国《星报》47的一篇摘要，其中报道[20]，瑞士人衷心拥护协会，共和同盟和瑞士法国人协会已经开了会；他们接受了章程，并将在瑞士各地成立分会，在日内瓦设立中央委员会。
（接着，公民勒·吕贝宣读了巴黎的一封来信48；他还对在上次会上曾建议接受公民托伦辞职一事表示遗憾。）
公民韦斯顿代表访问西蒂区鞋匠协会的代表团作报告，他们受到热诚接待，并被邀参加下次会议。
荣克和摩尔根两位公民证实了公民韦斯顿的报告。
又有建议：派代表团在2月27日去访问鞋巷的鞋匠协会。
豪威耳先生也请求派代表团去访问泥水匠执行委员会。49同意。
公民弗兰西斯又提出了会员证问题。经长时间讨论后，延期再议。
即此休会至2月21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21]
1865年2月21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上次会议的记录宣读后，公民勒·吕贝说，记录中有一处记载，说他曾建议应该接受公民托伦的辞职，这是不确切的；他也许有点儿脾气不好，但是他感谢曾经制止过他的人。
公民福克斯建议在记录中谈到瑞士共和同盟的那一部分作一点小的修改。
这个建议获得同意后，记录被批准。
书记说，他收到泥水匠协会总书记[22]的一封来信，说明该协会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决定加入协会作为附属团体。公民豪威耳是他们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根据惠特洛克的提议，公民马克思的附议，公民勒·吕贝宣读了巴黎来的一些信件，这些信件谈到那里发生了不愉快的事。由于大家都认为用通信方法解决分歧有困难，根据公民惠特洛克的建议，方塔纳的附议，决定派勒·吕贝去巴黎调查公民勒福尔和公民弗里布尔之间存在的分歧。
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任命席利先生协助公民勒·吕贝解决分歧。50一致通过。
又决定：授权代表们根据情况采取行动。
接着，书记[23]提出了选举权问题。他还宣读了比尔斯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来信。51大家都认为，只有成年男子选举权才能得到委员会的支持。还认为，尽可能多的人出席星期四的会议是适当的。52
从亚历山德里亚要塞受监禁归来的公民沃尔夫受到委员会的热烈祝贺。公民惠特洛克提议，公民惠勒附议：中央委员会祝贺公民沃尔夫恢复自由。一致通过。
公民沃尔夫说，他受亚历山德里亚和布雷西亚各工人团体的委托，向委员会表示他们的友好感情；还说，他们诚恳赞同协会的目的，并希望不久将加入这个兄弟联盟。
接着，公民福克斯提出了即将在圣马丁堂举行的关于波兰问题群众大会的问题，并提出了如下提案：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3月1日在圣马丁堂召开关于波兰的纪念会，并邀请自己的朋友参加。一致通过。53
即此休会至28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24]
1865年2月28日
主席[25]主持会议。
上次会议的记录宣读后，根据公民福克斯的提议，埃卡留斯的附议，予以批准。
公民勒·吕贝提议，公民摩尔根附议：
接纳泥水匠协会为附属团体，并接纳公民豪威耳作为它的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
接着，公民荣克报告中区[26]鞋匠协会的情况，他曾受托访问过这个协会。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曼彻斯特关于选举权问题的来信。54他还声明，他已经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了一切联系。55
勒·吕贝先生用英语和法语报告了他出使巴黎的情况。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席利先生来的英文和法文信。
托伦先生和弗里布尔先生从巴黎来，为的是让中央委员会有机会向他们询问他们同勒福尔先生之间所发生的分歧，并且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方针作辩护。他们两人在委员会会议上讲了话，公民福克斯把他们的讲话译成英语。
就托伦先生和弗里布尔先生的报告和讲话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讨论的结果通过了由公民卡特提议，公民韦斯顿附议的如下决议：
小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法国委员举行联席会议，进一步调查这些分歧，如果可能，查明究竟谁是谁非。56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3月7日。
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27]
1865年3月7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接着，公民福克斯向中央委员会宣读了小委员会的报告和它所提出的有关巴黎纠纷的几项决议。
决定逐一研究这些决议。
报告人宣读了小委员会提出的第一项决议：
第一，既然公民托伦屡次申请辞职，而中央委员会又常常拒不接受，那么委员会现在只好让公民托伦和巴黎理事会再次讨论一下，在当前的形势下这样摆脱职务是否合宜。中央委员会事先批准理事会对这个问题所通过的任何决议。
公民勒·吕贝提出和公民摩尔根附议一项修正案：无保留地接受托伦先生辞职。
荣克、杜邦、惠特洛克和马克思诸位公民发言支持原提案。
德努阿尔、勒·吕贝和博尔达日诸位公民发言支持修正案。
付表决，原提案被通过（不同意——4票）。
接着，报告人提出了第二项决议，即：
第二，中央委员会考虑到国际工人协会的32个会员于2月24日在巴黎[28]召开的会议上所表示的愿望57，并忠于人民的主权和自治的基本原则，决定废除自己关于为法国报刊委派正式辩护人的决定。同时委员会借此机会特向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位发起人、一位有功绩的社会活动家公民勒福尔表示深切的敬意58；——其次，委员会坚决反对只有工人[29]才可以被任命为我们协会里的负责人员的原则。59
公民沃尔夫提议，删去决议中关于撤销对公民勒福尔的任命那一部分。
主席裁决，这项提议等于否定整个决议案。
公民惠勒宣读了现在住在巴黎的亚·坎伯尔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来信。
决议案得到下列诸位公民的支持：福克斯、荣克、杜邦、马克思、考布和卡特。
惠特洛克、勒·吕贝和惠勒诸位公民发言反对决议案。
付表决，11票赞成决议案，9票反对。所以，决议案以2票多数被通过。公民霍尔托普弃权。
接着，提出并讨论了第三项决议：
第三，决议：中央委员会决定，批准弗里布尔、利穆赞和托伦三位公民以前的职务，并承认公民万萨德参加理事会。60
公民卡特提议对上述提案作如下修正：中央委员会决定批准现任理事会，并补入公民万萨德。
公民惠特洛克附议。修正案被接受并被一致通过。
接着讨论第四项决议。决议内容如下：
中央委员会恳切地建议巴黎理事会同公民勒福尔和贝律兹达成协议，使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一批工人在理事会中有三名代表。中央委员会虽然表示这样的愿望，但是没有权利并且也不打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巴黎理事会。
公民勒·吕贝反对这项决议案，而豪威耳、荣克、惠勒、马克思和卡特诸位公民赞成这项决议案。
决议没有分歧被通过。
由于公民勒·吕贝的申辩，讨论了法国分会团体的权限，以及它同巴黎理事会和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
公民惠特洛克提议，公民惠勒附议：
中央委员会宣布，如果达不成协议，勒福尔的一派人有权根据我们的章程在得到会员卡以后建立分会团体。
公民豪威耳提议，公民德尔附议下述修正案：
中央委员会不通过正式决议，而委托它的法国书记[30]写信将上述宣布的内容通知勒福尔先生和巴黎理事会。
公民吕贝声称他比较赞成原提案。
修正案在2票反对下被通过。
接着讨论第五项决议。决议如下：
由于巴黎理事会表示愿意承认中央委员会的直接代表，中央委员会特委派公民席利作为自己在巴黎理事会的代表。61
决议被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3月14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31]
1865年3月14日
主席[32]②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宣读了公民沃尔夫的一封来信。信中声明：他认为，中央委员会既然在上次会议上取消了对公民勒福尔的任命，也就背离了兄弟友爱精神。因此，他申请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讨论了这封信。公民克里默提议，公民福克斯附议：接受公民沃尔夫辞职。
公民韦斯顿提出一项修正案，公民惠特洛克附议：这个问题予以搁置。
赞成修正案——14人，赞成原提案——6人。修正案由主席宣布通过。
公民勒·吕贝宣读了公民勒福尔的一封来信。他还表示，以为他曾经或者现在对勒福尔或托伦有什么偏袒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还宣读了由公民博凯、德努阿尔和他本人签署的一封信，抗议中央委员会早先作出的撤销对公民勒福尔的任命的决定。又宣读了由博尔达日、勒鲁、德努阿尔、博凯诸位公民和他本人签署的另一封信，抗议中央委员会任命一位不是法国人的人作为它在巴黎理事会的代表。
公民马克思表示，抗议是不必要的。公民马克思相信，如果当初对公民席利哪怕只有一点点异议，他就不会接受这项任命，因为公民席利并不希望他被人挑来选去。62
主席建议就整个问题重开辩论。豪威耳、考布和克里默诸位公民反对。
接着，公民韦斯顿提出下述决议案，公民摩尔根附议，并被一致通过：中央委员会完全信任公民勒福尔，恳求他保持所持有的会员证，并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在法国组织起一个分会。
公民吕贝宣读了公民封丹的一封来信，请求给他以正式的任命。
公民荣克宣读了瑞士的一封来信。
公民吕贝宣读了里昂的一封来信。授权公民吕贝自行决定作答。
公民豪威耳作了关于本月11日在罗德雷斯饭店举行的有工人代表、中产阶级代表和几个国会议员参加的会议的报告。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讨论为成年男子选举权进行宣传鼓动的必要性，也是为了实现国会议员、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盟。他认为，建立联盟的努力失败了。63
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以后，公民克里默提议，公民哈特韦耳附议：改日再讨论这个问题。
公民克里默声明，他打算在下次会议上提议：中央委员会应派遣一个代表团参加即将在曼彻斯特举行的选举改革代表会议。他还提名公民科尔森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公民杜邦提名公民德瓦斯特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公民豪威耳提议，公民荣克附议：
在3月7日和14日通过的有关公民勒福尔、公民弗里布尔和公民托伦之间的分歧的全部决议[33]，由法国通信书记[34]转交给这几位公民。一致通过。
公民韦斯顿通知说，他一有机会就将下述问题提交讨论：
第一，提高某一特定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要不要以牺牲别的部门为代价？
第二，普遍提高工资所预期的好处是否会被物价的相应上涨所抵消？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3月21日。
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35]
1865年3月21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上次会议的记录在公民吕贝建议作些小修改后被批准。
接着，下列诸位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公民德瓦斯特——由公民福克斯提议，公民荣克附议；
公民科尔森——由公民克里默提议，公民惠特洛克附议。
接着，公民列斯纳提名H·克利莫什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公民克里默提出下述决议案，公民考布附议：
派遣一个代表团去曼彻斯特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改革代表会议。这个代表团应在代表会议上竭力说明实行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必要性是他们宣传鼓动的基础，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不打算为任何低于成年男子选举权的要求进行宣传鼓动或工作。
就下述这种说法进行了讨论：据说有些中央委员会委员曾表示过他们虽然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但也准备满足于某种更低的要求。大家一致谴责这种表示是不适当的，都希望没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委员再流露出这样的情绪。64这项决议被一致通过。
公民克里默提议，派豪威耳和福克斯两位公民为赴曼彻斯特的代表。
公民福克斯表示辞谢，并提议选举豪威耳和克里默两位公民为代表。
公民惠特洛克支持原提案，原提案被一致通过。65
公民荣克宣读了日内瓦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报告了2月24日在那里举行的纪念1848年法国革命的国际宴会的情形。这封信还说，宴会上讨论了国际工人协会问题，并表示了高度赞同；日内瓦有五个团体加入了协会，另外几个团体也在考虑加入。公民荣克还宣读了公民弗里布尔的一封来信。由于公民吕贝缺席，一致同意延期到下次会议再来讨论这封信。66
接着，公民克里默提出下述决议案，公民惠勒附议：
委托我们的法国通信书记[36]写信给公民勒福尔，问他是不是愿意享有章程中规定的和本月14日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中所说明的权限。67此外，委托他写信通知公民弗里布尔，本月14日的决议是对《章程》的实际应用，也是本月7日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的落实。
决议案被一致通过。
公民福克斯提出下述决议案，公民惠勒附议：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现在了解到公民席利在最近困难情况下对协会给予的帮助的高度价值，并对他在执行中央委员会赋予他的委托中所表现的辛勤的热诚和成熟的判断力表示感谢。
公民福克斯在提出这个决议案时说，本来在先前一次会议上曾提议过向公民席利致谢，但是，因为公民席利既已经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在巴黎的特别代表，有几位中央委员会委员便认为，对他的任命就足以表示认识到他所给予的帮助和证明中央委员会对他的信任。但是，现在公民席利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特别代表的职务，反对向他表示感谢的意见就站不住脚了。
决议案被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3月28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37]
1865年3月28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38]宣读了阿·沃尔顿先生的一封来信。信里说，他极其愉快地把他的一部论述土地占有的书献给协会。
接受并感谢沃尔顿先生的赠书。68
书记又宣读了公民勒·吕贝答复总书记请求他把某些决议通知公民勒福尔和公民弗里布尔一信的复信。公民勒·吕贝在复信中说，他曾两次写信给公民弗里布尔，但未收到回信。他不能（这同他的自尊心不相容）同公民弗里布尔和巴黎理事会继续通信，但是，他将把中央委员会的请求转达给公民勒福尔，
公民福克斯和公民荣克就这封信发了言。他们两人都说他们看不出公民勒·吕贝能够按别的办法行事。
讨论结束时，公民福克斯提议，公民勒·吕贝附议：
授权公民杜邦同巴黎理事会通信。一致通过。
公民吕贝说，他收到了里昂几位公民的第二次申请书，他们说他们在那里享有盛名，并希望在那里建立理事会。69
授权公民勒·吕贝发给他们会员证，如果他确信他们所作的保证，也可允许他们在那里建立理事会。
公民克里默代表出席鞋匠协会代表会议的代表团作了汇报，代表团的成员全都在会上讲了话，并且得到了倾听。［代表们］向他们提出了几个问题，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答。伯明翰的代表提议，赫尔的代表附议，并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
我们全心全意赞同国际协会的原则，这些原则已由该组织的代表团阐述得十分明白。我们一定要加入协会，以便促进这些原则，并在我们的组织成员中努力传播其开明而辉煌的思想。70
就团体会员是否需要缴费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日程上规定的，讨论停止。
公民惠特洛克简短报告了关于改革运动的情况。71而后，公民列斯纳提议，公民埃卡留斯附议：选举公民克利莫什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通过。
公民博勒特和公民吕贝提名公民贾弗里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公民贝律兹给公民弗里布尔的一封信，该信说明了他之所以不参加巴黎理事会活动的原因。
公民克里默提议，公民惠特洛克附议：任命公民福克斯为中央委员会的报刊正式通信员。一致通过。
即此休会至4月4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会议主席德尔[39]
中央委员会会议[40]
1865年4月4日
由于主席和副主席[41]③缺席，公民荣克提议，公民列斯纳附议：
由公民德尔主持会议。一致通过。
公民福克斯（由于书记因故缺席）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批准记录。
公民惠特洛克反对在报刊报道中使用“公民”一词。
公民博勒特为这个词辩护。一致同意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接着，宣读了公民吕贝和公民德努阿尔申明退出中央委员会的来信，因为他们不相信在巴黎代表协会的人。
还宣读了公民方塔纳交来由拉马、索卢斯特里、塞塔奇和阿尔多夫兰迪诸位公民签名的一封信，通知说他们打算退出中央委员会，如果不恢复昂利·勒福尔作为协会在巴黎报刊的正式辩护人的职务的话。
沃尔夫、杜邦、福克斯、惠特洛克、荣克、博勒特、霍尔托普、摩尔根和韦斯顿诸位公民发了言，但是谁也没有提议修改中央委员会所作出的决定
公民福克斯提议，公民考布附议：
接受吕贝、德努阿尔、方塔纳、阿尔多夫兰迪、拉马、塞塔奇和索卢斯特里诸位公民的辞职。一致通过。
公民福克斯对迄今一直妨碍伦敦的波兰流亡者组成团体和加入协会的原因作了说明。
公民霍尔托普解释了他同扎比茨基和博勃钦斯基两位先生的分歧的原因。
公民考布宣读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一篇关于一位贝克尔先生在汉堡发表诽谤协会的讲话的报道，并要求授权以协会的名义作答复。72
公民福克斯提议，公民巴克利附议：
以此授权给公民考布。一致通过。
公民韦斯顿提议讨论下述问题：
第一，提高工资，是不是能够全面改善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和物质福利。
第二，工会为争取提高工资的努力，会不会对别的工业部门发生不利的影响。
提议者宣称，他对第一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而对第二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
公民荣克提议，公民杜邦附议，把这些问题列入讨论日程。一致通过。73
即此休会至4月11日。
主席约·格·埃卡留斯[42]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43]
1865年4月11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在宣读上次会议记录时，公民惠特洛克声明，他在上次会议上没有投票赞成接受吕贝和中央委员会意大利委员们的辞职；他不记得提出过这样一个建议，要不他会投票反对这个建议。
其余在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每个人都声明，这样一个决议是明明白白提出过的，并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的。
于是，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宣读了切尔西区木工协会的来信，要求派代表团去解释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以及泥水匠协会第一分会同样意思的来信。指派了代表团准备去访问这两个团体。
由于公民吕贝辞职，法国和比利时的通信书记的职务出缺，公民荣克提议，摩尔根附议：
公民马克思被任命为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74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克里默附议：
公民杜邦被任命为法国通讯书记。一致通过。
接着，讨论了关于协会负责人员辞职后仍然保存在手中的本来属于协会的财产或文件的问题。
公民朗梅德提议，公民博尔达日附议：一切正式信件和复信，同任何正式文件一起都是协会的财产，应当移交给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
公民荣克提议，公民克里默附议：公民瓦尔蒂埃被提名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前不久在巴黎开会的32个会员中的一个人，由于发表小册子，已被法国政府起诉。75
审计员即朗梅德和摩尔根两位公民提出报告。报告[44]说明：上次晚会的盈利是8镑6先令11便士半，在3月28日的最后结余是6镑3先令8便士半。
报告得到了承认。
公民荣克提议，公民摩尔根附议：账目应按季审查。
公民豪威耳提议，公民惠特洛克附议：书记写信给意大利工人协会，请求他们派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以代替已经辞职的人。
公民韦斯顿提出一项修正案，公民考布附议：书记写信给意大利工人协会主席，并通知他意大利通讯书记一职出缺。
修正案以1票多数被通过，9票赞成原提案，10票赞成修正案。
公民惠特洛克提议，公民韦斯顿附议：中央委员会休会两周再开会。一致通过。
公民朗梅德提议，公民马克思附议：
书记写信给那些没有拿到会员证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通知他们，如果他们在4月25日和这以前还不领取，就认为他们是自愿退出中央委员会，从而将从委员名单中被除名。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个决议是必要的，因为有人抱怨早先一个同样内容的决议没有正式通知过缺席的委员们。
这个决议被一致通过。
接着，一致同意：公民韦斯顿提出的有关工资的问题将在5月2日进行讨论，协会会员均有资格参加讨论；此外，中央委员会委员均可引荐一位朋友来参加。
委员会即此休会到4月25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45]
1865年4月25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根据荣克的提议和克里默的附议，瓦尔蒂埃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下列诸位被提名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拉萨西——由列斯纳提名，沙佩尔——由马克思提名，以及纳尔奇佐·萨尔瓦特拉——由荣克提名。
杜邦作了访问巴黎的报告。理事会委托[46]他将100法郎交给中央委员会财务委员。他在巴黎未能见到他希望见到的那么多的会员，但是，他受托问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大陆上的各理事会在某个时候派遣一个或几个代表去同中央委员会会商（像托伦和弗里布尔两位公民那样），他们的费用是必须由他们自己支付，还是可以从会费中开支；第二，大陆上的通讯员是否[47]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如果他们来伦敦，是否允许他们参加投票表决。
公民马克思提议，福克斯附议：
如果托伦和弗里布尔两位公民到伦敦来，旅途的费用是由巴黎理事会批准的，则中央委员会批准他们的这笔开支；同时，也将2月7日关于各分会经费问题的决议寄给托伦和弗里布尔两位公民，以便今后有所遵循。一致通过。
公民惠勒提议，公民马克思附议：大陆上的通讯员是中央委员会的兼职[48]委员。一致通过。
公民荣克宣读了日内瓦的几封来信。信里通知说，4月2日有200名会员加入了协会，已经选出了一个十五人总委员会和一个七人执行委员会。76
荣克提议，马克思附议：任命杜普莱克斯、法尔科内和菲力浦·贝克尔诸位公民为瑞士的协会通讯员。一致通过。
由于提出了妇女是不是有资格当会员的问题，公民惠勒提议，博尔达日附议：允许接纳妇女为会员。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厄内斯特·琼斯关于选举权的一封来信77；他还宣读了公民封丹要求一份原则宣言的一封来信。这封信中的问题已提交小委员会。78他又宣读了莱比锡排字工人的一封来信，谈及他们罢工的情况，并表示希望伦敦排字工人援助他们。79
指派福克斯、马克思和克里默诸位公民去访问排字工人协会。
克里默提议，韦斯顿附议：中央委员会邀请奴隶解放协会80和工联理事会联席开会，组织示威运动来纪念美利坚联邦的复兴和废除奴隶制。一致通过。
福克斯提议，公民惠特洛克附议：
由于接受了公民勒·吕贝辞职，中央委员会切望铭记他在本协会诞生时期以及随后在本首都宣传协会的原则的工作，以及担任法国通讯书记为本协会效劳的价值。中央委员会也愉快地期待着公民勒·吕贝将有一天能够回到我们队伍中来。这个提议被否决，只有3票赞成。
即此休会至5月2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中央委员会会议[49]
1865年5月2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上次会议的记录，关于巴黎派代表团的费用问题作了小的修改，而后被批准。
接着，下列诸位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纳尔奇佐·萨尔瓦特拉——由荣克提议，奥哲尔附议；
拉萨西——由列斯纳提议，博尔达日附议；
卡尔·沙佩尔一由马克思提议，列斯纳附议。
马克思报告了巴黎来的消息：那里的理事会将改组，届时，理事会将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全面报告。81
杜邦宣读了弗里布尔向中央委员会建议在圣丹尼建立分会的一封来信。他还宣读了他收到的勒菲弗的一封信，其中有一段吕贝的信的摘要。有关问题已移交给小委员会。82
克里默谈到林肯总统被刺一事，并提议：起草并发出一封告美国人民书，阐明中央委员会对美国最近事态，特别是对林肯先生被害一事的观点。
提案得到鲁克拉夫特的附议，并被一致通过。
接着，韦斯顿宣读了他的关于工资问题的论文的一部分；其余部分下次会议再宣读。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5月9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50]
1865年5月9日
由于主席和副主席缺席，推举公民德尔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福克斯代表为莱比锡排字工人协会事访问［伦敦］排字工人协会的代表团作了报告。因为该团体在三个月内不可能拿出钱来，所以，代表团的努力没有成功。
公民荣克希望，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援助他们，因为如果这次罢工失败，对德国各行业会普遍产生令人沮丧的影响。
公民韦斯顿代表访问皮毛匠的代表团作了报告。皮毛匠们都无一例外的境遇悲惨，但是他们有礼貌地接待了代表团，并答应进一步考虑加入我们协会的问题。
克里默代表小委员会作了报告。
公民福克斯提议，荣克附议，通过小委员会提出的下述决议：
授权法国书记，在他接到任何一个或几个由其当地工人选出并渴望建立分会的公民的来信时，马上答复这些信件并同意这些建议，而无须等待中央委员会开会。但是，他必须在收到这样的信件后的头一次会议上向中央委员会作报告。
决议被一致通过。
克里默提议，奥哲尔附议：
委托公民杜邦写信给巴黎理事会，要求他们交来直到他写信时为止的整个时期的收支情况的明细报告。一致通过。
公民福克斯提议，公民韦斯顿附议：
通过小委员会提出的下述决议，并将载有这项决议的小委员会会议记录附后。一致通过。
小委员会在5月6日会议上所作的记录和决议如下：
“宣读了两封信，一封是公民吕贝来的，另一封是协会格林尼治分会书记[51]来的。吕贝的信是关于自他退出中央委员会以来的行为的一个说明；格林尼治的信则宣布公民吕贝辞去格林尼治分会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的辞呈没有被接受。在讨论了这两封信后，公民吕贝信中的两个说法受到批驳：第一，公民勒福尔最早提出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构想；第二，中央委员会里大多数法国委员因为公民勒福尔的任命被撤销而辞职，事实是只有公民德努阿尔同公民吕贝一道辞职。讨论的结果，通过如下决议：
建议公民吕贝在小委员会收到并报告他给公民勒菲弗的信以前，暂缓到中央委员会来谋求批准他为格林尼治分会的代表。”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曾被委派参加巴黎理事会的公民万萨德的一封来信。信中说明，健康状况使他不可能接受这项任命，并对协会的成功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对他不能为协会效劳表示歉意。
荣克提议，马克思附议：
委托总书记写信给公民万萨德，感谢他以往的贡献，并希望他在健康允许的条件下竭尽全力为协会进行活动。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关于阿伯拉罕·林肯被刺一事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
克里默提议，韦斯顿附议：
通过这封公开信，誉写在羊皮纸上，由中央委员会签名，并通过合众国公使馆送交约翰逊总统。一致通过。83
公民豪威耳曾被委派同公民克里默一道出席5月15日和16日曼彻斯特改革代表会议，由于他已经被改革同盟84选为书记并被该组织任命为出席上述代表会议的代表，所以，根据公民惠勒的提议和公民马克思的附议，取消本委员会对他的委派，并选举公民奥哲尔接替他。
公民福克斯问，公民拉萨西是不是卷进了奥尔西尼阴谋案。85
公民列斯纳答复说，没有。
公民福克斯提议，博勒特附议：
韦斯顿提出的问题延期到5月20日星期六8点钟进行讨论。整个会议都用于这个讨论。86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5月16日。
主席[52]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53]
1865年5月16日
由于总书记作为协会的代表去参加曼彻斯特改革代表会议而没有出席，公民福克斯宣读了上次会议记录。记录被批准。[54]
公民马克思说，他已经将一份协会的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副本寄给了《纽约论坛报》。87他还说到日内瓦举行了一个哀悼合众国已故总统被刺的规模很大的公众集会。协会的通讯员菲力浦·贝克尔在这个会上讲了话，并讲到了这个集会的国际性质。
公民贝克尔还阐明了国际工人协会是站在新的争取人民权利运动88的前列。这个讲话受到了大会的热烈喝彩。
接着，公民福克斯宣读了当天的《曼彻斯特卫报》上的一篇关于曼彻斯特改革代表会议第一天会议情况的报道。89
公民韦斯顿拿出好多份《阿伯拉罕·林肯安魂曲》供分发，这是写给“欧洲自由派”的，并且以所有世界性语言发表了。他说他已经同作者、住在伦敦的美国公民莱昂·路易斯先生会见了一次，并提议他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根据执行书记[55]的质询，公民卡特说明了他最近去巴黎旅行期间在该市同一些工人会见的结果。他报告说，所有同他谈过话的人都对中央委员会就最近事态所进行的活动表示完全满意。[56]
公民摩尔根代表公民德尔提名威廉·班尼斯特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讨论漫无边际。而后委员会休会至5月23日。
主席[57]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58]
1865年5月23日
主席[59]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因公民[60]缺席，公民福克斯宣读了里昂的一封来信。90信中说花边制造商们企图降低工人的工资，而他们说这是因为同英国制造商的竞争激烈，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封信要求告知英国花边生产和价格的情报。一致同意写信去诺丁汉了解这方面的情报。
讨论了阻止吕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问题。
克里默提议，埃卡留斯附议：
如果勒菲弗的信91（因为没有及时提交这封信，中央委员会曾向勒·吕贝建议不要自认为是委员）到下星期二还不来，就允许勒·吕贝作为格林尼治分会的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通过。公民荣克弃权。[61]
福克斯报告他同合众国公使亚当斯先生会见的情况，公使接受了公开信，并将把公开信转交给总统。
批准这个报告。
克里默报告了他同公民奥哲尔一道出使曼彻斯特改革代表会议的情况。他们为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原则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是没有成功。他们担心这个代表会议像以前的会议一样，不会产生好的结果。92
接受这个报告，代表们的活动得到了赞同。
公民韦斯顿重启他在工资问题上的主张的讨论。跟着，反对公民韦斯顿观点的公民马克思发了言，公民惠勒也发了言。而后，克里默提议延期到30日再讨论。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
主席乔·奥哲尔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62]
1865年5月30日
主席[63]主持会议。
上次会议记录宣读后，荣克不同意记录中关于勒·吕贝重返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那一部分，并声明该决议不是一致通过的，因为他（公民荣克）保持中立，他希望记入这一事实。
书记说，如果通过决议时没有反对意见，他就作为一致通过记录下来。
按公民荣克的要求修改后，批准记录。
书记宣读了合众国公使馆来的公函，告知已经收到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
公民韦斯顿提议，惠特洛克附议：选举美国公民莱昂·路易斯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通过。
克里默提名公民斯坦斯比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书记提出会员证问题。
公民马克思提议，惠特洛克附议：书记有权置备会员证以应所需。一致通过。
接着讨论了拟议中的国际博览会问题。
公民鲁克拉夫特报告说，他曾参加过一次会议，并将关于本协会存在的事实告诉了与会者，原来他们早就知道。他还劝过他们同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婉谢了。
就所谓的工人展览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反对容忍康宁斯比先生自诩为英国工人的领袖。[64]
公民克里默抗议选举康宁斯比先生为英法委员会的英国书记，因为这会使英国民主派在感情上同该委员会疏远。
公民福克斯说，庆祝委员会的头三个名字，即：米歇尔·舍伐利埃、埃米尔·奥利维埃和埃米尔·日拉丹，在法国共和派中并不享有名望。
奥哲尔和豪威耳两位公民认为，工人阶级展览会，不论是民族的还是国际的，现在都会得到有产阶级的赞助，这部分是为了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引离争取本阶级政治解放的崇高目标。
公民马克思建议，中央委员会应集中力量促进今年要在比利时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的成功。
根据公民克里默的提议，惠特洛克的附议[65]，通过了下述决议：“委托我们的法国书记通知巴黎理事会[66]，康宁斯比先生由于他在《泰晤士报》专栏上公开宣布他对把选举权扩大到他的大多数同胞的敌视态度，他是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公开的敌人，从而也是欧洲工人阶级的共同敌人。”[67]
就公布上述决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根据公民克里默的提议和公民肖的附议，以11票对4票决定：公布这个决议，并发表一篇关于会议情况的简要报道。”
接着，根据公民德尔的提议和福克斯的附议，一致同意：
用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刊印协会的《宣言》和《章程》，授权小委员会确定所需要的数量。
埃卡留斯提议，荣克附议：请求公民席利将《宣言》和《章程》译成法文。一致通过。
书记问，如果没有收到勒菲弗的复信，他是不是通知公民勒·吕贝可以作为格林尼治分会的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
有人说，如果勒·吕贝在呈交给勒菲弗的信之前就参加中央委员会，也许会产生某些新的困难。因此，德尔提议，沃利附议：
委托主席和公民考布拜访公民杜邦谈谈这件事。通过，1票反对。[68]公民考布，作为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Bildungs-Verein）的代表，声明：该团体有举行纪念1848年6月24日起义（当时巴黎工人遭到了资产阶级雇佣军的野蛮屠杀）周年公开集会的惯例。教育协会在这种时候一直得到他们自己的会员和伦敦的法国民主派最最重要的支持。他们打算今年也像往常一样举行纪念活动，并希望得到各国民主派较前更为广泛的支持。[69]
书记提出了代表协会的刊物问题，并说明公民莱昂·路易斯打算出版一个刊物。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提出了下述决议案和修正案。
由公民克里默提议和沃利附议的决议案是：指派一个三人代表团拜访公民路易斯。
由德尔提议和鲁克拉夫特附议的修正案是：邀请公民路易斯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下次会议。通过修正案。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6月6日。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主席[70]
中央委员会会议[71]
1865年6月6日
主席[72]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的记录。
主席介绍公民莱昂·路易斯参加会议，路易斯就他打算出版报纸问题作了长篇说明；所说的刊物将具有最民主的性质，并相信它一定成功。大不列颠的工人没有忠实代表他们利益的报纸使他极感惊讶。他认为，现在是填补这个空白的时候了。
马克思、卡特和福克斯诸位公民同意需要这样一张机关报。
公民克里默认为，最好是由一个工人团体对这样的刊物实行一定的监督。
公民路易斯不反对建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并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由公民德尔提议和公民荣克附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请公民路易斯在下次会议上将他同本协会合作的确切条件提交本委员会，如果本委员会赞成这些条件，将指定若干人同公民路易斯合作，定期在路易斯办事处会商。94
公民马克思声明，如果再讨论公民韦斯顿的建议，他将宣读一篇答辩的论文，并将提出一系列反建议。95
书记报告说，他收到了格林尼治和德特福德分会关于公民勒·吕贝以及他同中央委员会关系的两封信。他打算建议把有关问题移交给小委员会。96同意移交。
公民杜邦宣读了巴黎来的关于会员证问题和经费问题的信件。
这些信件及其提出的问题都移交给小委员会。
公民福克斯建议：印刷并广为散发号召加入协会的传单。97移交给小委员会。[73]
公民路易斯，当被问到他是不是知道有谁能够并且愿意担任美国通讯书记的职务时，答复说，他不反对担任这样的职位。根据公民德尔的［提议］，公民埃卡留斯的附议，公民路易斯被一致选举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通讯书记。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6月13日。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主席[74]
中央委员会会议[75]
1865年6月13日
主席[76]主持会议。书记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根据公民福克斯的建议作了一处小修改后，予以批准。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公民路易斯的一封来信，说明他不能出席委员会的会议，以及他决定暂缓出版《平民报》。
接着，由书记作小委员会关于勒·吕贝事件的报告。小委员会已作出如下决议：
本委员会感到不得不对公民勒·吕贝在他给公民勒菲弗的信中关于巴黎委员会问题写下那样的言辞表示遗憾；但是，由于相信那是在不顺心的情绪下写的，本委员会认为他复职的决议仍必须严格遵守并立即执行。此外，指派福克斯、荣克和奥哲尔三位公民为代表团去拜访格林尼治和德特福德分会，向他们解释所以推迟恢复公民勒·吕贝职务并通过上述决议的原因。
公民德尔提议，豪威耳附议：
本委员会批准小委员会的这个决议。一致通过。
小委员会还已授权公民杜邦，建议巴黎理事会清查他们的账目，并将决算表送交中央委员会。同意。
公民福克斯提议，公民惠勒附议[77]，选举公民勒菲弗为讷沙托省通讯员。一致通过。
六月起义的纪念大会
公民列斯纳宣布，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将于6月28日星期三，在克利夫兰街大都会大厦的大厅里举行纪念上述事件的集会。[78]
由于发生了缺乏经费来支付开会费用的事，公民惠勒提议，公民德尔附议：拨给12先令用于这个目的。一致通过。
公民荣克宣读了日内瓦来的一封长信。信中详细报告了他们正在取得的进展，并询问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将要提出讨论的问题。98
就代表大会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个问题移交给小委员会。
公民杜邦[79]拿出《工人论坛》第1号99。这是一份在巴黎创刊、完全由工人所有、经营和编辑的新的工人报纸。协会的一个通讯员是它的发行人。他还承认收到了一些有关英国花边生产的财政方面所需要的情报，他马上就把这些情报转交给现在正在罢工的里昂花边工人。
公民霍尔托普[80]宣布，在伦敦波兰流亡者中建立了工人协会，其目的在给他们的正不断从大陆上来到这里的同胞们提供帮助和情报。[81]
主席提出了公民沃尔夫把他的会员证交还给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会见过公民沃尔夫，沃尔夫对他这样交还他的会员证一事表示遗憾。主席个人认为，中央委员会现在应该把公民沃尔夫的会员证送还给他。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提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如下决议案和修正案：
决议案由惠勒提议，公民福克斯附议：将公民沃尔夫的会员证退还给他。
修正案由公民荣克提议，公民考布附议：
如果会员把他的会员证交还给中央委员会，他就不能再收回那张会员证；但是，如果他想再加入，则必须领取新会员证。
由德尔提议，霍尔托普附议的补充建议：委托书记写信通知公民沃尔夫，由他提出要求，就能得到他的会员证。
赞成决议案——3票
修正案——10票
补充建议一4票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6月20日。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中央委员会会议[82]
1865年6月20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宣读了伦敦意大利工人联合会书记G·班尼亚加蒂的来信，通知中央委员会：公民鲁·沃尔夫已被该联合会委派为他们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100
公民福克斯提议，公民韦斯顿附议：接受公民鲁·沃尔夫为该工人联合会的代表。[83]一致通过。
公民杜邦宣读了圣丹尼要求寄给300张会员证的一封来信，以及四个地方寄来的要求批准成立协会分会的申请书。
由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韦斯顿附议，下列诸位被选为国外的通讯书记：卡昂的公民塔尔博特，利雪的公民斐迪南·杜阿梅尔，庞坦的公民费里特，圣丹尼的公民博斯克。[84]
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财务书记[85]常常缺席，决定将这个问题移交给小委员会。
公民荣克报告说，由于曾有机会访问丝织工人协会，他介绍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相信他们会加入协会。
公民福克斯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直接步骤以增加我们的宣传经费。
书记认为，最好把这个问题放几个星期，那时会准备好入会申请书。
接着，公民马克思宣读了他答复公民韦斯顿在工资问题上的主张的论文的一部分。101
公民韦斯顿认为，在公民马克思宣读的论文的这一部分中，没有提出或者证明什么东西能使他所坚持的原则受到影响。
公民克里默认为，公民马克思提出了两三个实际例证，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事实，完全摧毁了公民韦斯顿所坚持的论点。
这个问题延期到6月27日9时再讨论。届时公民马克思将宣读他的论文的后一部分，并提出一系列反建议。
公民福克斯报告了他和公民荣克在公民勒·吕贝在场的情况下同格林尼治分会会员会谈的结果。由于说明了拖延批准他们的代表的原因，该分会［在一个］决议中对这个说明表示满意，并感谢代表团的访问。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6月27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86]
1865年6月27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由书记代表小委员会作了报告。由于财务书记公民惠特洛克常常缺席，他们建议另选一位公民来接替他。
由于公民惠特洛克解释了他缺席的原因，并说他可能不久就要辞职，因此决定：这个问题暂不继续讨论，直到结算了本季度账目过后。
公民福克斯吁请委员会注意上次会议程序中的一个问题：当时主席允许对一项决议案同时提出两项修正案102；他——公民福克斯认为不应该这么做，他还援引一位著名权威的意见来为他的这个意见辩护。这位权威主张，按常规，对一项决议案一次只能提出一项修正案；当它被否决后，才可以提出另一项。
公民杜邦宣读了公民利雪表示接受通讯书记职务并要求寄去500张会员证的一封来信。还有一封公民斐迪南·杜阿梅尔[87]也是表示接受通讯书记职务的来信。另有一封庞坦的公民费里特表示接受通讯书记职务的来信。他要求寄去会员证，但说明他不打算现在就吸收很多会员，因为工人中失业现象严重，因而生活极端困苦。不过他相信，一旦恢复繁荣，就会有人加入协会。
接着，公民马克思在扼要复述了他在上次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头一部分的要点之后，继续宣读后一部分。103宣读一结束，公民克里默就说，有许多人想要这两篇论文——公民韦斯顿的论文和公民马克思的答辩的印本104，但是他不知道该怎样支付这笔费用。
公民韦斯顿提问，公民马克思的论文中关于农业劳动者的论述是不是正确？
根据公民埃卡留斯的建议，这个讨论推迟到下次会议进行，由公民埃卡留斯发言开头。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7月4日。
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88]
1865年7月4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书记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就大陆上各通讯书记的内容作了小的改正后，记录被批准。
公民福克斯声明说，昨天晚上下议院讨论的程序，证实了他在中央委员会上次会议上的发言。105他还声明说，他未能得到关于花边生产的必要情报，但是他希望总书记去诺里奇时会得到这些情报。106
公民杜邦收到了法国的一封来信。他认为最好由小委员会来研究这封信。同意交给小委员会。
公民荣克将由公民理查·科塔姆免费设计制作的铜版交给协会。107
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克里默附议：中央委员会感谢公民科塔姆的慷慨赠礼。一致通过。
公民埃卡留斯重启关于公民韦斯顿的主张的讨论。他发言反对公民韦斯顿的观点。
公民福克斯对于公民埃卡留斯所断言的人类已取得了持续不断的智力进步这一点，同公民埃卡留斯略有分歧。
公民卡特完全不理会政治经济学家的统计数字，而宁愿靠对一个人的了解来对他进行观察和判断。
公民考布提议把这个讨论推迟到下次会议进行。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到7月11日。
主席[89]
中央委员会会议[90]
1865年7月11日
主席[91]主持会议。
因为总书记缺席，公民福克斯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批准记录。
公民杜邦宣读了协会里昂通讯员[92]的一封来信，告知已收到400张会员证，还要求得到有关花边生产的情报，并宣布里昂的罢工已经结束，其结果不利于那些因缺乏生活资料而被迫屈服的人们。他希望他们的失败将会给他们一次教训，使他们明白组织起来的必要性。
根据公民荣克的提议，委员会即此休会至7月18日。
主席[93]
中央委员会会议[94]
1865年7月18日
主席主持会议。
因为总书记缺席，公民福克斯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批准记录。
公民杜邦将公民弗里布尔关于代表大会的一封来信交给中央委员会。108
根据埃卡留斯和德尔两位公民的提议，决定推迟到下次会议再考虑这件事，希望小委员会届时提出报告；并决定授权书记召集一次全体会议。
主席发言谈到关于韦斯顿主张的讨论的报道问题。他相信《矿工报》将开辟专栏刊登这个问题的全面报道，因为讨论现在结束了。109
公民福克斯对公民韦斯顿所提出的问题提出了看法，而后，委员会休会至7月25日。
主席[95]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96]
1865年7月25日
主席[97]主持会议。
公民福克斯（在总书记临时缺席时代行他的职务）说明他未能从他的笔记中誉写出上次会议的记录来。因此，决定下次会议宣读记录。
公民福克斯代表小委员会作了报告。110报告在作了一些补充和小的修改后被通过，内容如下：
在1865年7月2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修正和通过
的小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问题的报告
鉴于我们的法国和瑞士通讯员们迫切要求中央委员会着手履行在协会成立时交给它的任务——今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以便讨论欧洲无产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常务委员会在全面研究了这一问题之后，现在将下列建议提交你们批准：
1．由于目前不可能在布鲁塞尔或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建议不召开代表大会而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定于9月25日星期一。
2．在大陆和英国的同情我们事业的报纸上发表如下声明[98]：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下列三个原因，决定延期在布鲁塞尔或任何其他地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一，因为中央委员会确信召开一个人数不多的、由大陆上协会的几个主要分会的代表参加的预备性的代表会议来讨论应向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提出的议程是适宜的；
第二，因为工人阶级的精力和注意力在英国已完全被选举改革运动、议会选举和工业展览所吸引，而在法国，又完全被罢工所吸引，以致协会没有能够充分得到发展；
第三，因为比利时议会今年通过了外侨法，这个法律阻碍协会在比利时首都召开代表大会并且排除了在那里召开代表会议的任何可能性。”
3．代表会议的组成应当是：邀请每个中央理事会派代表2人，另外，再由里昂派代表2人。代表们的旅费由他们所属的分会负担，在伦敦的费用则由中央委员会支付。
4．至于这些经费的来源问题，公民荣克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了慷慨的建议，他准备负担瑞士代表的伙食和住宿费用。其他费用，常务委员会建议：
第一，中央委员会委员明年的会费在9月即代表会议开幕前缴纳；
第二，委托总书记号召已经加入协会的团体的书记们加紧发展个人会员以弥补代表会议的费用；
第三，建议中央委员会委员领取一些会员证来发展会员，先以现金向委员会交付会员证费用，以后随会员的发展再不断偿还自己这笔支出。
5．委员会建议中央委员会通过如下议程111，并将它提交代表会议讨论。需要中央委员会修改和通过的议程如下[99]：
（1）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
（2）有关协会组织的问题。
（3）在协会帮助下在一些国家实现劳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的问题。
（4）工会——工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5）合作劳动。
（6）直接税和间接税。
（7）缩短工作日。
（8）女工和童工。
（9）俄国佬对欧洲的威胁以及恢复独立和统一的波兰。
（10）常备军；它对生产者阶级利益的影响。[100]
6．代表会议的代表们的预备会议将同常务委员会联合举行，而决定性会议则同中央委员会联合举行。
7．9月28日举行晚会庆祝下列三件事：第一，协会成立周年纪念；第二，大陆代表的来到；第三，美国联邦制和自由劳动的胜利。
晚会节目包括同志式的茶会、祝词、座谈和舞会。
关于俄国佬威胁欧洲的问题，惠特洛克和梅里曼两位公民主张把它放在议程的最后。因为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他们宁愿把它同其他社会性质的问题分开。同意。
韦斯顿和莱诺两位公民提议，去掉税制问题，这不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个重要问题，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议程不宜过于广泛。他们认为，认真地讨论一两个问题要比肤浅地讨论一大堆问题更好。
只有3票赞成修正案，修正案被否决。税制问题保留在议程里。
梅里曼和惠特洛克两位公民提议，在俄国佬威胁的问题上补充下述一点：
教皇统治权同意大利政治安宁和世界文明的关系。赞成这个补充意见的——8票，反对——12票；否决。[101]
由吕贝和霍尔托普两位公民提议：将法国人议程中的教育问题列入中央委员会的议程。赞成一票，反对——11票（否决），多数人投票反对这个问题是因为议程已经够长了。
克里默和埃卡留斯两位公民提议：
将法国人议程中的常备军问题列入我们的议程。赞成——12票，反对——5票。（通过。）
莱诺和荣克两位公民提议：问题……[102]
克里默和埃卡留斯两位公民提议，在今年9月28日晚会上：
除了庆祝协会的成立和欢迎大陆的代表们，我们还要庆祝联邦制的胜利，并祝贺美国人民废除奴隶制。通过。1票反对。
议程经修改补充后以上述形式由执行主席提付表决，通过。
总书记报告说，他最近去过诺里奇，千方百计打听生产花边的地方，但未能得到这方面的任何情报；不过，他确信诺里奇并不生产花边。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8月1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国际工人协会载有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议程的传单
中央委员会会议[103]
1865年8月1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前两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格雷受公民沃尔顿的委托把他的20本论述土地占有的书送给委员会。
福克斯和吕贝两位公民提议：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对公民沃尔顿的赠书表示感谢。一致通过。
书记代表常务委员会作了报告。常务委员会建议中央委员会将下述问题列入将提交代表会议的议程：
工会——工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
接着讨论了会员证问题。
常务委员会认为会员证上的编号没有用处，甚至有害，建议中央委员会去掉会员证上的编号。总书记更主张也去掉会员证上的姓名。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德尔和克里默两位公民提出了下述建议：姓名和编号全都不要。
荣克和杜邦两位公民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只去掉编号。
吕贝和朗梅德两位公民提议，将这个问题留到下次会议再议。
通过了最后一个建议，问题留到下次会议再议。
接着，选举了下列公民协助总书记负责晚会的筹备工作：德尔、莱诺和豪威耳诸位公民。
公民杜邦宣读了巴黎的来信，信里说：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出版法，《工人论坛》被封闭了，编辑被处罚金100法郎，但是他们准备另出报纸。112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8月8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中央委员会会议[104]
1865年8月8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书记[105]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并被批准。
总书记提出了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建议：
第一，选举公民德尔接替公民惠特洛克担任财务书记。通过。
第二，常务委员会建议将关于会员证上的姓名和编号问题留交代表会议，以便听取大陆上的代表们的意见。通过。
第三，常务委员会建议指派一个三人委员会，起草章程，组织一家公司来发行每股1英镑的股票，筹集500英镑的资金，供中央委员会购置房产，作为协会的中心会所。113
中央委员会选出了德尔和惠勒两位公民，并委托他们研究成立公司是按工业互助社团法好，还是按有限责任法好。下次会议上提出报告。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协会通讯员勒菲弗从讷沙托来的信。信中说他曾经有点儿过于匆忙地认为协会在法国是违法的。他高兴地发现自己错了，他现在竭尽所能推进协会的事业。公民福克斯还宣读了卡昂的公民塔尔博特的一封来信，也说他正为协会的事业千方百计地进行活动。
公民福克斯提出了必须积极进行宣传活动的问题，这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发言的有荣克、克里默、吕贝、奥哲尔、埃卡留斯和惠勒诸位公民。惠勒说，他刚从苏格兰回来，他在那里做了他所能做的工作来促进协会的发展，他成功地获得了公民约翰·麦科尔曼以协会驻格拉斯哥通讯员的身份所给予的帮助。
最后，惠勒和德尔两位公民提议，选举约翰·麦科尔曼为协会驻格拉斯爵的通讯员。一致通过。
克里默和豪威耳提名加德纳和柯普两位公民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公民吕贝问，中央委员会是不是打算参加在布莱克赫斯举行的纪念英法和约50周年的示威。
克里默和惠勒两位公民提议：在8月27日星期日，在布莱克赫斯由协会主办示威活动；印制并散发5000张关于这次集会的传单。一致通过。
公民韦斯顿问，关于工资问题的讨论是不是还要继续下去。他认为，中央委员会徒然地把时间耗费在处理行政事务上，其实，他们应该做更重要的事情即讨论重大原则问题。
公民豪威耳[106]附议：由常务委员会处理行政事务，每月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中央委员会其余的三次会议则用于讨论重大原则问题。一致通过。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8月15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中央委员会会议[107]
1865年8月15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克里默和惠勒两位公民提议，选举柯普和加德纳两位公民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通过。
公民奥哲尔提名公民布赖茵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接着，公民考布宣读了他答复公民韦斯顿的主张的论文。由于公民考布反对公民韦斯顿的观点，根据公民克里默代表公民荣克的提议，决定延期到下次会议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108]
副主席[109]
中央委员会会议[110]
1865年8月21日[111]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考布提名公民腊毕叶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书记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必须改组常务委员会，因为有几个现任的委员从未出席过它的会议。
决定把这个问题延期到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再讨论。
公民荣克宣读了瑞士的来信，信里说他们使协会得到了很大的进展；不久前有几个工人团体加入了协会。115他还为公民杜邦翻译了从里昂和法国其他地方收到的几封来信，全都说对于他们正在取得的进步充满希望。里昂的会员再次要求得到他们以前询问过的关于花边生产和价格的情报。116
决定再作努力搜集所需要的情报接受这些书信。
公民荣克本来负责重开拖延下来的关于公民韦斯顿所提问题的讨论，但是他要求允许他到下次会议上再发言揭开这个讨论。
公民莱诺赞成这样做。通过。
接着，由于需要处理有关成立报业公司118的事务，委员会即此休会。
主席乔·奥哲尔
中央委员会会议[112]
1865年8月28日[113]
主席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宣读了公民理查·科塔姆的一封来信，说明领受到了中央委员会向他表示的谢意，并表示愿意随时帮助协会的进步。
又宣读了住在威尔士的协会会员公民阿·沃尔顿的一封来信。这封信说，他在上个星期寄给《蜂房报》一篇题为“瑟堡的海军大检阅”的信件，而该报编辑[114]把这封信当做社论刊登了，并在上面用了编者的“我们”当做编辑的作品来蒙骗读者。119
详细讨论了这件事。所有发言的人都指责这种行为，并一致通过了埃卡留斯和马克思两位公民提出的下列决议案：
将公民沃尔顿给本委员会的信的抄件寄给《蜂房报》编辑，并要求他对把公民沃尔顿寄给《蜂房报》的论述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的文章据为己有一事作出说明。
指派豪威耳、克里默和埃卡留斯诸位公民起草致公民沃尔顿的复信。[115]
由公民荣克宣读了公民莱昂·封丹的一封来信。120这封信转交给了公民杜邦。
下一个问题是选举公民布赖茵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提议。
公民肖反对选举他，因为他从来没有同一个有联系的工人团体同心协力地工作过；还因为他在不久前的倡导提高工资的运动期间持犹豫动摇态度，以及在运动进行中的缺乏诚实的品行。
公民豪威耳认为，鉴于他的品行，他不应该当选。
公民惠勒认为，如果公民肖所作的评定是正确的，那就不值得让他进委员会，因为他可能引起争吵，从而削弱委员会。
一致同意不选举公民布赖茵。
根据考布和列斯纳两位公民的提议，公民腊毕叶被一致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荣克和博尔达日提名公民吕西安·佩谢莱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改组常务委员会的问题延期讨论。
公民荣克有权重开被延期的关于公民韦斯顿的主张的讨论，但他要求将这个问题再度延期，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重开这个讨论。同意延期。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9月5日。
主席乔·奥哲尔
中央委员会会议[116]
1865年9月5日
主席[117]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提出了常务委员会给公民沃尔顿有关《蜂房报》事来函的复信。
惠勒和摩尔根两位公民提议通过这个报告。
公民荣克宣读了瑞士报纸上关于协会的两则短文。
根据荣克和博尔达日的提议，公民佩谢莱被选进了委员会。
公民摩尔根作了关于访问修鞋工人协会的报告，他们请求派一个代表团去参加他们下一次全体大会。
惠勒和埃卡留斯两位公民提名公民曼茨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迪蒂和舍瓦尔两位公民作为比利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问是不是有反对比利时人选举自己的负责人的意见。121
公民卡特提议，埃卡留斯附议：
各分会有权选举他们自己的负责人，但应征得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一致通过。
这两位代表还被邀参加常务委员会下次会议。委员会即此休会至9月12日。
主席乔·奥哲尔
中央委员会会议[118]
1865年9月12日
主席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宣读了公民惠勒的一封来信，说明他不能继续担任协会的财务委员，因为他每天的工作任务增加了。
有几个委员对公民惠勒辞职表示遗憾，但是，既然公民惠勒的声明是坚决的，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接受他的辞职。决定接受他的辞职。而后，马克思和埃卡留斯两位公民提议：
选举公民德尔为财务委员，今后财务委员和财务书记两个职务合而为一。一致通过。
根据德尔和克里默两位公民的提议，公民曼茨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吕贝和卡特提名公民皮埃尔·韦济尼埃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接着，就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问题进行了讨论。马克思、韦斯顿、吕贝、克里默发了言。根据公民吕贝的提议，曼茨的附议，决定延期至本月19日专门用来研究代表会议的那次会议上再作进一步讨论。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19日。
临时主席威廉·德尔
中央委员会会议[119]
1865年9月19日
由于主席[120]缺席，一致推选公民德尔主持会议。
书记[121]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记录被批准。
公民马克思提议，公民卡特附议：选举公民博勃钦斯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通过。
书记宣读了公民麦科尔曼从格拉斯哥来的一封信，他接受中央委员会委任他为格拉斯哥通讯书记的职务，并答应为促进协会的利益尽最大的努力，
公民马克思宣布，德国不派代表来出席代表会议，但是，有一篇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要寄给他，他将向代表会议宣读这篇报告。122他还给厄内斯特·琼斯寄去了［一封信］，要求他来参加晚会并在晚会上讲话。123
公民荣克宣读了瑞士的一封来信，信中通知：已选出了两名代表，并将出席代表会议。124
接着，书记代表常务委员会提出了改组常务委员会的问题。常务委员会建议中央委员会任命下列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奥哲尔、埃卡留斯、杜邦、马克思、荣克、德尔、豪威耳、福克斯、韦斯顿。
通过。根据克里默的动议，列斯纳附议，公民博勃钦斯基也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以代表协会的波兰人支部。
接着，决定了大陆上的代表将去公民博勒特和拉尔多那里解决食宿。
公民德尔表示同意承担一位代表的费用。
公民博勃钦斯基捐助1英镑以弥补代表们的费用。
于是，讨论了代表会议的经费问题。
常务委员会建议：中央委员会各位委员尽其所能以捐助代表会议的经费。通过。
中央委员会的几名委员捐了款。
特里普先生被聘担任晚会的司仪。
公民吕贝提议，卡特附议：公民韦济尼埃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接着决定了：在晚会过后的第三个星期二，全部晚会票应该退回，否则应付款。
常务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建议：决定将下述作为一项建议提交给代表会议：
中央委员会将于1866年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如果没有意外情况使进一步延期成为必要的话。一致通过。
吕贝提议：议程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应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一名委员负责准备。
卡特附议，但是最后撤销了这项提议，而赞成由公民卡特提出、韦斯顿附议的下述建议：
今天晚上在这里发表的各种意见，交常务委员会研究。*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122]
主席乔·奥哲尔
中央委员会会议[123]
1865年10月3日
主席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书记宣读了公民荣克的一封来信，说明他因为眼睛发炎不能出席会议。
委员会表示希望他很快同他们重聚。
宣读了一封声称是《蜂房报》编辑来的、但未署名的信。委员会转到下一个议程。
又宣读了让娜·德鲁安夫人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是给代表会议的，但是来迟了。
书记报告说，他收到了地毯编织工人协会和镀金匠协会要求《宣言》和《章程》的申请。
摩尔根作了访问修鞋工人协会的报告。代表团很晚才受到接待，不过该协会会员对让代表团久等道了歉；他相信，在他们下个月的例会上，这个团体会加入协会。
接着讨论了公布代表会议工作情况的问题。
公民卡特和吕贝提议：请公民马克思撰写代表会议工作情况的报告。126一致通过。
公民卡特和吕贝提议：寄一份报告给比利时的公民德·巴普，请他以小册子形式发表，一致通过。
公民杜邦报告：他的朋友公民科拉斯准备去纽约，他建议让公民科拉斯［带走］（他同意带）500张会员证和［几份］《宣言》。公民杜邦还说他打算提名公民科拉斯为协会驻纽约的通讯员。
讨论了上一次的晚会、参加的人数和收到的门票问题。作了说明，问题告结束
几位朋友来领取了会员证。
公民博尔达日提名公民H.约翰逊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即此休会至10月10日。
临时主席约翰·韦斯顿
中央委员会会议[124]
1865年10月10日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根据博尔达日和德尔两位公民提议，公民约翰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公民路易·奥博尔斯基由博勃钦斯基和马克思提名。
公民博勃钦斯基说，波兰联合会以其现在的组成，不可能顺利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但是他们愿意参加协会的活动并派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他还说，他们希望能够在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建立分会。他还受托询问协会是否同意与波兰联合会合作来纪念11月29日的革命。
这个问题延期到下次会议讨论。
接着，讨论了美国名义通讯书记公民路易斯的职务以及他同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责成书记写信通知他，如果他不履行他的职责，这个月过后，他的当选将被认为无效。
公民克里默吁请注意中央委员会会议，并建议下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延期一个月再举行。他认为，我们搞的活动太多，什么也搞不成，要想有成效，除非我们的会不那么频繁。他认为，我们的全部力量应该集中于建设《工人辩护士报》，因为，没有一个机关报，协会永远不会取得重大进展。所以，他要建议今后两三个月内，应该把中央委员会的主要力量集中于报纸的认真的建设。
讨论了波兰通讯书记问题、
总书记说，他简直不知道公民霍尔托普作为书记曾经做过什么事。他认为，霍尔托普担任波兰书记一职徒具空名。
几位中央委员会委员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而后委员会休会至10月17日。
临时主席詹·卡特
中央委员会会议[125]
1865年10月17日
由于主席和副主席[126]缺席，推举公民卡特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霍尔托普就上次会议记录中的一些评论作解释：他之所以没有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什么信件，是因为通信主要是私人性质的；但是，如果中央委员会认为他失职，他很愿意辞职，并提议公民博勃钦斯基（他在加利西亚有广泛联系）来接替他。
公民博勃钦斯基认为，最好是允许波兰人选举他们的书记。
公民吕贝认为，公民霍尔托普误解了中央委员会关于他曾失职的看法。
由于大家都同意波兰联合会应向中央委员会推荐他们的一位会员来担任书记，这个问题就不再讨论。
根据公民博勃钦斯基和马克思的提议，公民奥博尔斯基上校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公民博勃钦斯基提名下列诸位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公民扎比茨基，公民维列茨基，公民克林斯基。
公民列斯纳通知中央委员会，公民博勒特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公民博勃钦斯基报告说，波兰联合会已决定纪念11月29日革命，一个波兰人代表团来问国际工人协会是不是赞助这个纪念活动。
公民吕贝担心这会有损我们的声望，如果我们如此频繁地参加有关波兰的示威活动的话。
公民福克斯认为，我们应该每年纪念这个起义。他不同意吕贝的意见。他认为，拥护波兰的事业已经给协会带来了好处：给我们带来许多波兰人。
经过冗长的讨论之后，通过了由德尔和列斯纳两位公民提出的下述决议：
指派一个代表团访问波兰同盟127，弄清楚他们是不是准备同我们合作来筹办纪念波兰11月29日革命的示威。
德尔、奥哲尔和埃卡留斯三位公民被指派为代表团。
福克斯和马克思两位公民提议：
如果决定举办这次纪念活动，常务委员会应该负责处理全部有关事务。一致通过。
总书记吁请注意一件事：几个星期前，他曾声明打算辞职。再做这个工作对他就有失公允了。他希望中央委员会指定他的继任人。他曾要求公民吕贝接受这个职务。
公民吕贝遗憾地表示不得不拒绝。
被请求担任这个职务的另几位中央委员会委员也都不肯接受。但是，他们中有的人问公民克里默能不能将这个职务继续担任一个时期。
公民克里默答复说，他必须提出一个问题：过去一年里，他作了那么多的牺牲，他不能再作牺牲了。但是，他答应把这个职务担任到现有金钱债务偿还完毕。
接着，议定延期两周开会。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10月31日。
主席威廉·德尔
10月31日，星期二[127]
推举公民德尔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未作改动。
11月29日的周年纪念
公民德尔作了关于代表团会晤埃德蒙·比尔斯先生的报告。比尔斯先生认为，现在举行任何公开示威都不适宜，但是英国波兰独立同盟仍然愿意同国际合作纪念1月23日的起义。不过，同盟将不参加任何关于1830年起义的纪念活动。
公民福克斯要求把他在上次会议上所曾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波兰人举行的11月29日起义，有利于欧洲，而与他们原先的计划相反。原先的计划是要他们等待德国革命波及到他们那里，使他们能够夺回自己的独立。但是，当沙皇想要进军西欧，波兰人可能被驱使充当反对法国和比利时的先锋的时候，波兰人揭竿而起，回转头来反对俄国，成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屏障。
勒·吕贝复述了他在上次会议上所说的几点。他认为，本协会应当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和消除贫困。
公民卡特说，问题非常简单，我们究竟是不是帮助波兰人来纪念波兰的这个最大公无私、最拥护共和的运动的周年。
根据公民福克斯的提议，决定：“纪念11月29日的问题，留待听取了我们波兰会员的意愿之后再解决。”
《国际信使》
公民福克斯宣读了《国际信使》（法文版）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批评了代表会议的活动，并宣布，在现在情况下，工人的一切政治性团体都是一种阴谋。128
会议认为，这篇文章的意思和它所渗透的精神对协会是极不友善的。[128]
根据公民克里默的提议，作出决定：在《工人辩护士报》上刊登国际协会的启示，版面付酬。
根据他的提议，又决定：书面通知委员会各位委员，今后将只通过《工人辩护士报》得到关于中央委员会开会的通知。129
公民摩尔根报告说，派往修鞋匠协会的代表团没有去成，因为他们在切尔西的另一个会上耽搁了。
维列茨基和克林斯基两位公民被一致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公民扎比茨基为公民勒·吕贝所反对，关于选举他的问题因而延期。
接着，书记作了财务报告。他报告说，协会有为数12英镑的债务。主要债权人是纽约饭店的老板迪容夸先生，欠他8英镑11先令8便士，他催着偿还。此外，协会还欠公民荣克、凯利印刷所和公民考布的钱。另一方面[129]，因为我们两个晚会卖了票，应该付给协会的钱，有好几笔未结算。公民克里默还认为，法国不久应该寄钱来，因为中央委员会已经寄去了那么多的会员证和《宣言》，只收回4英镑。
即此休会两周。[130]
11月14日，星期二[131]
中央委员会在索霍区希腊街18号开会。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记录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未作改动。
查账
根据公民福克斯的提议，指派科尔森和列斯纳两位公民审查圣马丁堂晚会的账目。
法国和西班牙
法国书记[132]①报告说，巴黎代表们写的关于代表会议各项工作的报告，已经在巴黎所有的共和派和自由派报纸上刊登了。130在《世纪报》上，昂利·马丁先生写了一篇序言。杜邦希望宣读并向中央委员会宣读了这篇序言。马丁先生已经加入我们的协会。对会员证的需求突然增长，巴黎代表们要求马上寄去1000张。杜邦还报告说，巴黎中心同西班牙民主派通了信，讨论了他们今后同中央委员会长期联系的问题。
结束时，他交出了上述的报告。
波兰人的纪念会
公民博勃钦斯基报告说，由于英国波兰独立同盟愿意参加1863年1月23日最近这一次起义的周年纪念，但是不愿参加纪念1830年11月29日的起义，波兰会员们放弃了要求国际举办本月29日庆祝活动的主张。然而，伦敦的波兰人打算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以简单的方式纪念这个日子，他们欢迎朋友们参加。筹备就绪后，将在《工人辩护士报》上通知时间、地点等。[133]131
开会地点问题
房主对临街的房子每年索租价12英镑，背面的房子每年10英镑。按月预付租金，如果废约，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
由于中央委员会希望[134]有尽可能多的委员参加关于会址问题的讨论，他们决定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个星期二解决。[135]
因此，这个问题被列入下次会议的议程。
接着，交谈了恢复我们的每周例会的问题，并一致通过了恢复每周例会的决议。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下个星期二。
将下面的文件附入记录：
昂利·马丁为法国代表的报告所写的序言[136]
我们以深深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这篇记述不久前在伦敦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们有一个预感：伟大的事情刚刚开始，圣马丁堂将名垂青史。
高尚的情操和报告的语言，决定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明年召开）各项议程的那种高瞻远瞩和在道德上、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深谋远虑，将赢得欧洲所有拥护进步、正义和自由的朋友们的普遍同情。
让我们的朋友和伙伴去细心研究大会的议程，并循着它的道路去追随全欧友好的这种初步努力吧，而我们却只想把注意力从诸如“从道德观点和保健观点来看各企业的女工和童工的劳动”，“缩短工作日，这个措施的目标和道德影响”，“各种宗教观念及其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影响”这样一些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中转移到——我以为，我们将只把注意力转移到——准备提交将要举行的代表大会审议的第九个问题上：
“通过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并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消灭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我愿意冒昧地指出：“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一语，对波兰来说，意思是很简单明了的。因为，那里的社会制度也像政治制度一样需要改造；在那里，这种基础已经为1863年的无名政府的法令所奠定，并为全民族各阶级所接受。
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正义和自由相偕而行的社会进步对于俄罗斯公社专制制度的推进所作的回答。
这就是说，我们的朋友科尔邦在他的一本崇高著作中所揭示的“巴黎人民的诀窍”，正在成为欧洲各国人民的诀窍。
因为，我们知道，弥漫当代社会表层的酷冷严寒，还没有达到底层，还没有冻结人民的心灵，生命的源泉并没有枯竭。
昨天，在英国，富有者和当权者还显示出国际利己主义和对欧洲社会的伟大义务和崇高利益漠不关心的最可悲的典型。
今天，对英国人民来说荣幸的是：正是在英国，青年欧洲的高尚的报复应该开始；正是在英国，这些互相紧握的手必定去树起各民族友爱的旗帜。
“有信心的人们前进吧！一切还在犹豫动摇的人很快会接踵而来。”（引自法国代表的报告的最后一句。）
我们的耳朵与这类的话生疏了；它们激荡着我们心灵的深处。
昂利·马丁[137]
记录[138]
11月21日，星期二
公民肖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未作改动。
宣读了鞋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11月7日的一封来信，要求寄去一些《章程》和《宣言》，以便发给伯明翰各分会。
责成公民福克斯给伯明翰拉梯麦街二巷3号的托马斯·哈勒姆寄去24份，分发给该市的四个分会；此外，在这个包裹里附信说明延迟作答的原因。
德国书记[139]报告说，鉴于巴黎要求会员证数量猛增，他和瑞士书记[140]已向印刷所订制了2000张，其中1000张将寄往巴黎，500张留给法国各省份备用，100张留给德国备用。他希望中央委员会批准这个措施。
由公民摩尔根提议，惠勒附议，并一致通过：“我们批准马克思和荣克两位公民所采取的向印刷所订制会员证的措施，并按公民马克思的建议进行分配。”
总报告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在代表会议上，曾根据他的提议，决定起草协会成立一年来的会务报告。他现在建议取消关于起草这种报告的决议，原因有二：（1）因为法国代表们已经发表了一个报告；（2）现在这个时候发表报告不合适，而应该延迟到5月份。132然而，他已经把几份决议和议程寄给了我们的比利时各通讯员和公民荣克。
同意撤销起草报告的决议。
在德国的宣传
德国书记说，他可以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的协会终于在德国取得了进展，尽管那里有比法国更大的障碍需要克服。报告人能担保的几个人准备采取步骤在柏林、马耶讷和莱比锡成立分会。这些组织大概要派代表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133
新通讯员
公民马克思提议，提名纳沙泰尔州的［拉］绍德封的库勒里医生为本协会的通讯员，并寄给他证明信。这个提议被一致通过。
法国书记提议，任命卡尔瓦多斯省孔代叙努瓦罗的莱昂·图坦为通讯员。通过。
里昂来信
法国书记宣读了我们里昂通讯员[141]的一封来信。信里说，他手里有归我们使用的200法郎，不久就会寄来；他还想知道法国代表们的报告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准确，还是为了不触怒政府而经过“加工”的；此外，他感谢中央委员会把《国际信使》转寄给他，并希望把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情况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他。
会址
中央委员会同柯贝特先生达成协议，租赁索霍区希腊街18号背面的房间，每星期二晚上使用，一星期4先令，提前交付；如取消协议，提前一月通知对方。
11月29日的纪念
根据公民福克斯和惠勒的提议，决定：
如果伦敦的波兰人打算举行宴会来纪念这一事件，则授权要参加这个宴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前往。
委员会即此休会。[142]
记录[143]
11月28日，星期二
主席奥哲尔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未作改动。
财务委员一职
公民德尔报告说，他和公民惠勒谈到财务委员职务的事，后者愿意重任这个职务，而前者由于住得离市区较远希望辞去这个职务。他说，惠勒的事务所在滨河区附近的市中心，所以建议把这个职务移交给他。
豪威耳提议，德尔附议：惠勒重任协会财务委员的职务。一致通过。
瑞士
由于瑞士书记[144]令人遗憾的缺席，公民马克思代为报告说，公民约·菲·贝克尔已经向瑞士的德国人发出了一个有关协会问题的呼吁书。他认为，应当将呼吁书的摘要翻译出来，并在我们的报道中发表。134呼吁书中号召瑞士的各分会要准备用德文和法文出版报纸以作为协会在瑞士的机关报。135
花边问题
法国书记[145]报告说，如果有哪位中央委员会委员能够获得有关英国这个生产部门的工人工资的必要情报，就会对里昂人大有好处。
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公民福克斯通知说，他打算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就议程中的第九个问题即关于波兰问题准备一篇报告。报告将阐明这个问题的价值，以及把它作为协会的一个目标而保留在议程中的必要性。他打算把报告译成法文，并希望在4月份第一个星期二之前把报告的英文稿交给中央委员会。
委员会即此休会。[146]
1865年12月19日[147]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了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
记录本
公民福克斯向中央委员会说明我们最近的三次会议的记录没有抄入记录本，并要求中央委员会采取相应措施。
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公民德尔提议，列斯纳附议，并一致通过：“公民福克斯写信给前任书记[148]，请他将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本放在柯贝特先生处。”
更换会址
主席奥哲尔报告说，能在包佛里街18号找到一间房子，年租10英镑，租金可以与《工人辩护士报》公司分担。大家都觉得，协会能有一个经常使用的会所是非常符合愿望的。
指派公民德尔就租用这间房子问题同工业报公司进行必要的交涉。
书记职务和会员证
由于协会总书记一职出缺，因而产生了会员证盖章的困难，根据公民马克思的建议，决定：今后，大陆各书记在他们自己的会员证上盖章，这些会员证不需编号，各该书记只需交出他所收到的会员证总数的收据。
公民福克斯重复他早先作过的声明：他不能担任书记职务。
当时，公民德尔提到他的一个朋友的名字，他认为，这位朋友会愿意担任这个职务。于是决定：关于选举书记的问题，在德尔同他的朋友商谈之前，暂时搁置起来。
大陆上的书信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在巴塞尔和苏黎世有几个团体已加入协会。还有一个与协会有联系的互助和消费合作社成立，社址在日内瓦。136
公民杜邦宣读了我们在卡尔瓦多斯的孔代叙努瓦罗的通讯员12月6日的一封来信，信中对没有收到会员证表示遗憾。还有一封利穆赞和弗里布尔两位公民的来信，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把会员证的钱寄到伦敦的原因，并要求直到代表大会前对他们给以充分的信任和完全的自由。
宣传问题
公民荣克呼吁英国委员行动起来加劲为代表大会筹款，并宣称，英国会员的安闲自在[149]使他在伦敦和瑞士在自己的同胞中的努力也劳而无功。
主席奥哲尔发表评论说，工人的一点点政治能量都用于争取成年男子选举权和秘密投票的鼓动之中去了。
公民福克斯回答说，伦敦群众中政治生活的复苏，对协会来说是一个良好预兆。为了为代表大会筹款，他准备每周向一个工会讲一次话。
公民摩尔根建议，在派出代表团之前，就把公开信137分送给各工会，以便这些团体预先有所准备，并把问题列入晚上会议的议程。
最后，公民奥哲尔答应开列最应该发去公开信的团体的名单。
常务委员会
公民荣克提议，常务委员会恢复例会。[150]但是，根据执行主席的说明，这一点应由常务委员会自行决定，提议人撤回了这个提议。[151]
12月26日，圣诞节次夜[152]
出席人：肖、马克思、荣克、克里默、福克斯、勒·吕贝诸位公民和一位朋友，吕贝介绍他是新近成立的协会法国人分会的会员。138
指派公民肖为执行主席。
宣读并批准了上次会议的记录。记录的最后一段作了一个小修改。
会员证编号问题
公民克里默认为，中央委员会应该重新审查12月19日关于会员证不编号的决议。他强调说，编号可以防止伪造。应当每年发新会员证并编新号。
讨论了一阵后，勒·吕贝提议，马克思附议：
刚从印刷所取回的会员证用打号机打上号码。
公民克里默承诺在第二天办这件事。建议被一致通过。
会员证盖章问题
克里默认为，印章应该存放在包佛里街的新房子里，在那里，任何一位通讯员都可以使用它。这个办法要比把它放在某个人的私人住宅里好些。他建议把印章存放在包佛里街。荣克附议，并一致通过。
包佛里街的房子
克里默报告：工业报公司已经以年金10英镑在包佛里街租到一间房子，并愿意允许协会每年付租金5英镑作为合租人或转租人。克里默提议我们接受这个建议。
这个提议被一致通过。
清查账目
克里默提出清查我们的账目问题。他建议下一次一直清查到1866年1月1日为止。
提出并通过了这个意思的建议。
为代表大会募集基金
福克斯认为，应该注意瑞士书记[153]在我们上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他因而起草了一个致大不列颠工人的呼吁书，他提议以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的名义发表，应予铅印，并在各工会接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之前寄给它们。他接着宣读了这个呼吁书。
接着，克里默就募集所需的基金的方法和呼吁书发表了意见。他保证运用自己的影响来募集经费。呼吁书应印成通告形式，并寄给各工会以足够的份数，以便他们分发给每个会员个人。呼吁书如果只寄给主席，就到不了会员手里，对他们起不到作用。此外，还要印出认捐单，并附上说明：收到的捐款将在《工人辩护士报》上予以公布、
福克斯的呼吁书移交给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定于星期日下午2时半在克利夫兰大厅咖啡间开会。
《佛尔维耶报》
公民勒·吕贝拿出刊登在《佛尔维耶报》（比利时）139上的预计是一系列攻击中央委员会政策的文章中的第一篇。
公民马克思发表了一些为中央委员会辩护的意见。
瑞士法国人的协会机关报
瑞士书记出示了一份第1期的《瑞士罗曼语区国际工人协会报》。[154]
[1]这个标题是译者加的。——编者注
[2]本日记录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20—23页上。
[3]克里默。
[4]在总委员会会议记录原稿中，branch和section二词往往互用；在本书中，branch译作“分会”，section译作“支部”。——编者注
[5]记录本上在"比斯利"名字之后勾掉了"格罗斯密斯"的名字。
[6]最后一句是克里默的手笔，看来是笔误。参看下次会议的记录。
[7]记录的开头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23页上。
[8]以下是剪自1865年1月14日《蜂房报》第170号的剪报。
[9]“邓恩（Dunn）”显然是“德尔（Dell）”之误。
[10]剪报至此结束。最后一句由无名氏执笔。
[11]本日记录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24—25页上。
[12]笔误。所说的会议是在1月10日开的。
[13]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25页上。标题和第一句由无名氏执笔。
[14]约·魏德迈。
[15]记录的开头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26页上。
[16]以下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26—29页上。
[17]本日记录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29—30页上。
[18]记录本此处缺字。
[19]本日记录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30—31页上。
[20]记录本中在这里抹掉了几个字，并加进了下次会议上所作的修改。
[21]本日记录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31—33页上。——编者注
[22]科尔森。
[23]克里默。
[24]记录的开头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33页上。
[25]奥哲尔。
[26]以下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33—34页上。
[27]记录的头三行出自克里默之手，往下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34—35页上。
[28]以下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35—37页上。
[29]记录原文是“ouvrier”。
[30]勒·吕贝。
[31]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37—38页上。
[32]奥哲尔。
[33]“在3月7日和14日通过的”、"全部决议”这些字是在总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上批准记录时加进去的。
[34]勒·吕贝。
[35]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39—40页上。
[36]勒·吕贝。
[37]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40—42页上。
[38]克里默。
[39]德尔主持的是1865年4月4日的下次会议，这份记录是在下次会议上批准的。
[40]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42—43页上。
[41]奥哲尔和埃卡留斯。
[42]埃卡留斯仍是协会副主席。——编者注
[43]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44—45页上。
[44]原稿中，此处有几个字被抹掉了。
[45]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45-47页上。
[46]从这里起，记录本上有六行粘贴，是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对记录所作的修改。
[47]粘贴至此结束。
[48]记录原文是“exoffieio”。
[49]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47—48页上。
[50]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48—50页上。
[51]穆尔钦诺克。
[52]这里原有“临时”一词，被抹掉了。
[53]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50—51页上。
[54]以下是剪自1865年5月20日《蜂房报》第188号载有记录铅印全文的剪报，贴在记录本上。
[55]福克斯。
[56]剪报至此结束。
[57]无签名。“主席”一词前面的“副”字被抹掉了。
[58]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51—52页上。
[59]奥哲尔。
[60]这里不是写的杜邦的名字，错写了德努阿尔的名字，而后又勾掉了。
[61]这一句是在下次会议上批准记录时加上去的。
[62]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52—54页上。
[63]奥哲尔。
[64]以下是粘贴剪自1865年6月3日《蜂房报》第190号的剪报。
[65]“惠特洛克的附议”一句，是手写插进报纸原文的。
[66]“理事会”是手写加进去的，以代替报纸原文中被勾掉了的“本协会委员会”几个字。
[67]剪报至此结束。
[68]以下粘贴有1865年6月3日《蜂房报》第190号的乾报。
[69]剪报至此结束。
[70]无签名。
[71]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54—55页上。
[72]奥哲尔。
[73]这一句是在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批准记录时加上的。
[74]无签名。
[75]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56—57页上。
[76]奥哲尔。
[77]以下是1865年6月17日《蜂房报》第192号报道的剪报，贴在记录本上，并将头两行作了文字修改。
[78]剪报至此结束。
[79]以下贴有1865年6月17日《蜂房报》第192号的剪报。
[80]“公民霍尔托普”几个字是手写的。
[81]剪报至此结束。
[82]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58页上。
[83]这里有四行是粘贴的新写的记录。
[84]粘贴至此结束。
[85]惠特洛克。
[86]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59—60页上。
[87]记录不确切。利雪是法国卡尔瓦多斯省的一个城市，斐·杜阿梅尔是那里的协会通讯员。
[88]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60页上。
[89]无签名。
[90]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61页上。
[91]奥哲尔。
[92]舍特尔。
[93]无签名。
[94]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61页上。
[95]无签名。
[96]本日记录由克里默记在记录本第62—65页上。记录的整个开头部分，到有关代表大会的延期通知前为止，是抄写在一张单页纸上，并粘贴在第62页旧记录上面的。
[97]奥哲尔。
[98]粘贴至此结束。
[99]以下是克里默手抄的十条议程，粘贴在记录本第64页原有记录的上面。
[100]粘贴至此结束。
[101]下面有几行是粘贴的新的记录。
[102]粘贴至此结束，句子中断。
[103]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66页上。
[104]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67—68页上。
[105]克里默。
[106]记录本此处缺字。
[107]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68页上。
[108]未注明日期。
[109]无签名。
[110]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69页上。
[111]笔误。会议是在8月22日星期二举行的。
[112]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69—70页上。
[113]可能是笔误。会议应该是在1865年8月29日星期二举行。
[114]波特尔。
[115]这一句是作为脚注放在记录末尾的。
[116]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71页上。
[117]奥哲尔。
[118]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71—72页上。
[119]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72—73页上。
[120]奥哲尔。
[121]克里默。
[122]未注明日期。
[123]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73—74页上。
[124]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74—75页上。
[125]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76—77页上。
[126]奥哲尔和埃卡留斯。
[127]本日记录无标题。记录是经小学生的手誊写在记录本第77—78页上的。因为地方不够，记录的后一部分（指本日记录的最后七段文字。——编者注）原写在夹于1866年1月2日和9日两次记录之间的记录本第98—99页上。
[128]此处，记录本上有一个附注：“决议情况见1866年1月2日和9日两个记录之间的两页（实际上指本注码下的开头两段。——译者注）。”
[129]记录原文是“Percontra”。——译者注
[130]无签名。
[131]本日记录无标题，由福克斯记在两张单页纸上，并贴在记录本第79—80页上。第一部分是：1865年11月18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1号的一份剪报，并有手写的补充和修改。
[132]杜邦。
[133]剪报至此结束。
[134]以下是同一天的《工人辩护士报》的几行剪报贴在记录本上，其中有手写的较大改动。
[135]剪报至此结束。"他们决定……下个星期二解决”一句，在记录本上被勾去了。
[136]以下是粘贴1865年11月18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1号的剪报。
[137]剪报至此结束。记录无签名。
[138]本日记录由福克斯执笔，记在五张单页纸上，并贴在记录本第81—85页上。
[139]马克思。——编者注
[140]荣克。
[141]舍特尔。
[142]无签名。
[143]本日记录由福克斯执笔，记在三张单页纸上，并粘贴在记录本第86—88页上。
[144]荣克。
[145]杜邦。
[146]无签名。
[147]本日记录无标题，由福克斯执笔，记在记录本第89—91页上。
[148]克里默。
[149]记录原文是“dolcefarniente”。——编者注
[150]记录本上原来接着写的是“但是，由于这个提议没有得到附议，提议不得成立”一句，被勾掉了。这个改正是在中央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上经过讨论之后作出的。
[151]无签名。
[152]本日记录无标题，由福克斯执笔，记在记录本第91—94页上。
[153]荣克。
[154]无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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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记录本
（1864年10月5日—1867年12月31日）
1864年[1]
10月5日会议
10月8日小委员会会议
10月12日会议
10月19日会议
11月1日会议
11月8日会议
11月15日会议
11月22日会议
11月29日会议
12月13日会议
12月20日会议
12月29日会议
国际工人协会[2]
由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公众大会选出的委员会1的第一次会议，于1864年10月5日在索霍区希腊街18号举行。根据韦斯顿先生提议，惠特洛克先生附议，推举乔·奥哲尔先生主持会议。[3]
主席说，头一件事是要任命委员会的书记。这时，马克思博士提议，惠特洛克先生附议：任命克里默先生。
克里默先生认为任命勒·吕贝先生更为适宜，他相信勒·吕贝先生无论从哪方面说都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由于勒·吕贝先生列举各种理由辞谢这个职务，克里默先生全票当选。
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委员会开会的时间。当时提出了几个决议案和修正案2；但是，最后根据朗梅德先生的提议，德尔先生的附议，在1票弃权下通过：
在协会工作就绪之前，委员会每星期二晚8时在希腊街18号开会。
由于提出了支付开会用房的租金问题，大家同意在总同盟理事会决定了允许我们使用这个房间的条件之后再来讨论这件事。3
接着讨论了会费的金额问题。诺布尔先生提议，惠特洛克先生附议：
暂时规定委员会委员每季纳费1先令，但往后也接受任何委员或朋友的自愿捐款。
沃利先生提出一项修正案，朗梅德先生附议：
委员会的初步开支由委员会委员和其他朋友的自愿捐款支付。
赞成修正案——6票，赞成原提案——14票。通过。
接着，到会的委员共认捐了3基尼。根据德尔先生的提议，布莱克莫尔先生的附议，一致选举乔·惠勒先生为委员会的财务委员。
接着，勒·吕贝先生提议，惠特洛克先生附议，并一致同意增选下列人员加入委员会：
瓦斯邦太、莫里索、雅莱斯丹、勒鲁、博尔达日、阿尔多夫兰迪。
根据沃尔夫少校的提议，霍尔托普先生附议，塞塔奇先生、卡特先生、比斯利教授被增补入总委员会。
接着，讨论了任命委员会里代表各国的书记的问题。根据惠特洛克先生的提议，沃尔夫少校的附议，一致选举勒·吕贝先生为法国通讯书记。根据惠特洛克先生的提议，马克思博士的附议，霍尔托普先生当选为波兰通讯书记。
马克思博士说明，德意志工人协会4将选出德国通讯书记。
沃尔夫少校也就意大利工人协会5作了同样的声明。
接着，就选举名誉总书记及其在同各国书记的关系中所应有的地位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根据惠勒先生的提议，沃尔夫少校的附议，一致选举克里默先生为名誉总书记。
克里默先生说，他认为选举勒·吕贝先生更为适宜，他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胜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但是由于勒·吕贝先生坚辞不就，所以他，克里默先生，将接受这个职务。当协会通过了原则纲领，制定了章程和开始正常工作的时候，他就辞去这个职务。
接着，就协会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热烈讨论，最后根据德尔先生的提议，特利姆勒特先生的附议，任命一个9人小委员会来起草原则纲领，在总委员会下次会议上讨论这些原则。
接着，下列诸人当选组成小委员会：惠特洛克先生、韦斯顿先生、马克思博士、勒·吕贝先生、沃尔夫少校、霍尔托普先生和皮金先生，主席和书记因职务关系为当然委员。6
即此休会至1864年10月11日星期二。
主席[4]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小委员会会议[5]
1864年10月8日于白十字街80号举行
出席人：沃尔夫少校、勒·吕贝先生、奥哲尔、克里默和韦斯顿诸位先生。7
奥哲尔先生主持会议。
韦斯顿先生提出并宣读了他起草的原则宣言草案。"
就这个草案所阐述的原则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根据勒·吕贝先生的提议，沃尔夫少校的附议，决定：请韦斯顿先生精简并修改他的草案，而后由小委员会将它提交给总委员会作为协会的纲领。
接着，沃尔夫少校提议和克里默先生附议下述决议案：
本委员会把促进欧洲工人阶级的道德、智力和经济的进步作为其活动的基础，其方法是同全欧洲各个工人团体达成协议，以求得目标一致和行动一致，这是达到上述结果的两大手段。一致通过。
沃尔夫少校接着宣读了意大利工人协会章程，该协会在全意大利开展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活动，以便把各个工人团体联合为一个兄弟联盟。9
小委员会高度赞同这个章程，并根据克里默先生的提议，勒·吕贝先生的附议，决定把这个章程推荐给总委员会采用。
接着，勒·吕贝先生提议和克里默附议：
我们建议总委员会规定个人会费为每年1先令；凡缴纳了上述金额的会员，应发给会员证；团体会员的会费应规定得尽可能低些。决议被一致通过。
休会。
主席[6]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总委员会会议[7]
1864年10月12日[8]
宣读了上次会议记录后，根据德尔先生的提议，勒·吕贝先生的附议，认为正确无误并予通过。
书记[9]接着宣读了8日举行的小委员会会议记录，这个记录得到普遍赞同；韦斯顿先生宣读了他根据小委员会的建议作了删节的草案，他以为，这个草案可以作为协会的原则纲领。
对草案的内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沃尔夫少校根据委员会的请求提出并宣读了意大利工人协会章程，最后，根据卡特先生的提议，惠勒先生的附议，决定：
将韦斯顿先生宣读的草案和沃尔夫少校宣读的章程交还小委员会再行修改。
接着，德尔先生提议和哈特韦耳先生附议：
由于韦斯顿先生在起草这个草案方面和沃尔夫少校在将意大利工人协会章程译成英文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干，委员会向沃尔夫少校和韦斯顿先生表示最深切的感谢。一致通过。10
接着，克里默先生提议和惠特洛克先生附议：
凡为本协会会员的个人，每年缴纳会费不得少于1先令；团体会员会费金额以后再定。一致通过。
接着讨论了给协会命名的问题。惠勒先生提议和莱诺先生附议：委托小委员会就本协会并入总同盟是否可行的问题进行调查，并就此向本委员会报告。
莱诺先生说，因为这两个团体所追求的目的几乎是一样的，最好是把它们联合起来，从而把它们的努力联合起来。11
而惠特洛克先生提出一项修正案，埃卡留斯先生附议：协会的名称叫国际工人协会。
赞成修正案——16票，赞成原提案——4票。因此，协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由于沃尔夫少校说明他准备去那不勒斯，并将出席要在那个城市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12，克里默先生提议和勒·吕贝先生附议：
委托沃尔夫少校通过这个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向意大利工人调查，他们是不是愿意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结成兄弟联盟，如果得到肯定的答复，就弄清楚建立这种联盟的基础。一致通过。
责成书记以本委员会名义发给沃尔夫少校全权证书。
接着，下列诸位被补选入总委员会：
雷布钦斯基先生——由霍尔托普先生提议，福克斯先生附议；
塔朗迪埃先生——由沃尔夫少校提议，福克斯先生附议；
M·G·努斯佩尔利——由勒·吕贝先生提议，博尔达日先生附议；
朱·P·方塔纳先生——由沃尔夫少校提议，拉马先生附议；
约·罗·泰勒先生——由惠勒提议，惠特洛克附议。
根据沃尔夫少校的提议，勒·吕贝先生附议，M·G·努斯佩尔利先生被选为瑞士通讯书记。
即此休会至1864年10月19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10]
1865年10月19日[11]
由于主席[12]因有要事缺席，根据韦斯顿先生提议，福克斯先生附议，埃卡留斯先生当选主持会议，上次会议的记录宣读后，根据福克斯先生提议，霍尔托普附议，予以批准。
接着，根据吕贝提议，博尔达日附议，卢森堡的沃尔夫先生被选为委员会委员。
接着，泰勒先生谈到他关于总同盟和本委员会的立场，但是由于执行主席要求他遵守秩序，泰勒先生声明打算（现在）退出委员会。
接着，勒·吕贝先生宣读了小委员会同意提交给总委员会的纲领和章程。13
宣读上述文件后，由于沃利先生不同意说资本家是反对工人的这种说法，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还嘲笑了认为法国工人和英国工人互相排挤的意见。
卡特先生对沃利先生作了中肯的回答，勒·吕贝先生、马克思博士和另几个人也作了答复。而后，克里默先生提议，马克思附议：通过勒·吕贝所宣读的纲领。
而沃利先生提出一项修正案，韦斯顿附议：删去“资本和土地操于少数人之手”这些字。
赞成修正案——2票，赞成原提案——12票。
接着，方塔纳先生提议，拉马先生附议：大体采纳这个纲领。一致通过。
根据方塔纳先生提议，惠勒附议，福克斯先生被补选入小委员会；小委员会受托对序言和章程定稿，并将它们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
宣读了费西先生的一封来信，声明他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
又宣读了沃尔夫少校的一封来信，解释由于他反对选举萨西纳利先生所引起的误会；对这个解释表示满意。
根据卡特先生提议，惠勒附议，摩尔根先生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即此休会至11月1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13]
1864年11月1日
乔·奥哲尔先生主持会议。
上次会议的记录宣读后，根据吕贝的提议，埃卡留斯附议，予以批准。
下列诸位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赛德先生一一由惠特洛克提议，克里默附议；
普芬德先生一一由马克思提议，埃卡留斯附议；
列斯纳先生——由马克思提议，埃卡留斯附议；
荣克先生——由努斯佩尔利提议，吕贝附议；
迪克先生——由布莱克莫尔提议，卡特附议；
梅里曼先生——由德尔提议，布莱克莫尔附议；
格罗斯密斯先生——由德尔提议，布莱克莫尔附议；
杜邦先生一一由吕贝提议，卡特附议。
接着，马克思博士宣读了小委员会最后同意并提交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序言、宣言和章程。
惠特洛克先生认为，应该对“氮”和“碳”等名词作些解释（以脚注形式）。
卡特、格罗斯密斯等先生发言赞成宣言。
惠特洛克先生提议，卡特先生附议：按原样通过所宣读的宣言。
而沃利先生提出一项修正案，惠勒先生附议：删去“利润猎获者”—词。
赞成修正案——11票，赞成原提案——10票。修正案被通过，删去“利润猎获者”一词。宣言被一致通过。
接着，马克思博士宣读了序言，并根据惠勒先生提议，布莱克莫尔附议，序言被一致通过。
接着讨论了章程，并根据德尔先生的提议，惠特洛克的附议，一致通过了序言、宣言和章程。[14]
接着，惠勒先生提议，德尔先生附议：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对马克思博士、韦斯顿先生和勒·吕贝先生在起草如此卓越的宣言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14一致通过。
关于章程的刊印问题，下次会议再议。
委员会即此休会至11月8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15]
1864年11月8日
埃卡留斯先生主持会议。
根据福克斯先生提议，霍尔托普先生附议，批准上次会议记录。
书记[16]宣读了比斯利教授辞谢担任委员会委员职务的一封来信；又宣读了塔朗迪埃先生的来信，对他当选为委员向委员会表示感谢，并希望知道，如果碍于他的住地离伦敦太远而不能参加会议，他是否仍可担任委员。
又宣读了博凯先生的来信，询问同一问题。
接着，下列诸位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格奥尔格·罗赫纳先生——由马克思提议，卡特附议；
威廉·考布先生——由马克思提议，卡特附议；
博勒特先生——由霍尔托普提议，方塔纳附议；
奥斯汀·侯里欧克先生——由福克斯先生提议，韦斯顿附议。
马克思博士提议，荣克先生附议：凡不能出席会议者，都不得成为本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博士吁请注意《晨星报》和《蜂房报》上关于上次会议的报道，并抱怨这些报道违反了协会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真实性；他还抱怨未经委员会许可就发表了宣言。15
书记说明他同这些报道没有任何关系，他对此极为惊讶；他认为是哈特韦耳先生提供了所说的这些报道。
为杜绝再次出现这种错误的报道，马克思博士提议，方塔纳先生附议：
书记购置一架复印机，今后凡给报纸的报道须通过书记递送。
阿尔多夫兰迪先生提议，卡特先生附议：
请马克思博士改正宣言中的错别字，并刊印500份宣言、纲领16和章程。一致通过。
迪克先生提议，马克思博士附议：会员证问题留到下次会议再议。
摩尔根先生提议，韦斯顿先生附议：
通知全体委员出席下次会议，凡不出席而又不对其缺席表示歉意者，即被认为自愿退出委员会。一致通过。
克里默先生通知说，他打算提请委员会考虑为协会准备会所是否可行的问题。
即此休会。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17]
1864年11月15日
埃卡留斯先生主持会议。
上次会议的记录宣读后，根据韦斯顿提议，惠特洛克附议，予以批准。
书记[18]宣读了几位委员对于他们未能出席会议表示歉意的几封来信。
就委员会里缺席委员因住得太远而不能到会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惠特洛克先生提出和迪克先生附议的一项关于选举这些人为委员会的通讯委员的决议案，最后被撤销。因为大家都一致认为：由于现任委员会只具有临时性质，因而业已选进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均应留任，但是今后不得将住得很远而不能出席会议的人选为新委员。
接着，克里默先生提议，勒·吕贝先生附议：
刊印1000［份］宣言和章程。一致通过。
迪克先生提议：责成小委员会设计会员证，并印制1000张。
接着，就接纳团体会员加入协会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根据马克思博士提议，布莱克莫尔先生附议，这个问题留到下次会议再议。
接着，克里默先生提出了一项为协会准备会所的计划；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小委员会处理。
接着，书记声明说，由于他担任这个职务只到章程制定出来并获得批准时为止，而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他现在提出辞呈。
由于会议不接受他辞职，布莱克莫尔先生提议，惠特洛克先生附议：
请求克里默先生仍继续任职，直到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一致通过。
克里默先生表示宁愿会议另选别人，但是他将担任这个职务，其条件是：这是作为一个名誉职务。17
韦斯顿先生提议，朗梅德先生附议：对《蜂房报》刊登宣言、章程等表示感谢。18一致通过。
迪克先生提议，惠特洛克先生附议：选举勒·吕贝先生为助理书记。一致通过。
会议即此休会至11月22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19]
1864年11月22日
埃卡留斯先生主持会议。
上次会议的记录宣读后，根据马克思博士提议，德尔先生附议，予以批准。
接着，下列诸位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
巴克利先生——由德尔提议，肖附议；
莱克先生——由德尔提议，肖附议；
索卢斯特里先生——由方塔纳提议，塞塔奇附议；
路·奥托——由埃卡留斯提议，马克思博士附议。
接着宣读了沃尔夫少校和约书亚·伍德先生的来信。
迪克先生提议，德尔先生附议：
确定《蜂房报》为协会的机关报。一致通过。
接着，克里默先生提出了关于协会会所问题的动议；他建议选出三名代理人来找协会的会所。一致通过。
下列诸位当即当选为代理人：
乔·惠勒先生——由德尔先生提议，方塔纳先生附议；
威·德尔先生——由马克思博士提议，福克斯先生附议；
韦斯顿先生——由荣克提议，吕贝附议。
接着，摩尔根先生提议，迪克先生附议：
授权小委员会找到合适房子作为协会会所，并建议委员会委员们给代理人以少量个人保证金，使他们免受损失。一致通过。
委员会委员当即捐献保证金，数额列下：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马克思博士
克里默先生
福克斯先生
埃卡留斯先生
2
0
0
0
0
10
10
10
0
0
0
0
考布先生
迪克先生
豪威耳先生
勒鲁先生
0
0
0
0
10
10
5
10
0
0
0
0
霍尔托普先生
雷布钦斯基先生
博勒特先生
列斯纳先生
奥托先生
摩尔根先生
0
0
0
0
0
0
10
10
10
10
10
10
0
0
0
0
0
0
拉马先生
塞塔奇先生
卡特先生
方塔纳先生
荣克先生
吕贝先生
0
0
0
2
1
1
10
10
10
0
0
0
0
0
0
0
0
0
马克思博士提议，惠勒先生附议：
邀请各工人组织作为团体会员加入本协会，其会费数额可根据其经费情况自行酌情确定。
马克思博士提议，惠勒先生附议：
加入本协会的团体有权各选派一名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保留接纳或拒绝这些代表的权力。19一致通过。
接着，下列诸位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
埃卡留斯先生——由德尔先生提议，马克思博士附议；
塞塔奇先生——由惠勒先生提议，方塔纳先生附议。
下列诸位还被选为访问各工人团体的代表：
荣克先生——由吕贝先生提议，马克思博士附议；
考布先生——由荣克提议，福克斯附议；
方塔纳先生——由惠勒提议，吕贝附议；
摩尔根先生——由荣克提议，吕贝附议；
吕贝先生——由惠勒提议，方塔纳附议；
豪威耳先生——由惠勒提议，吕贝附议；
韦斯顿先生——由荣克提议，埃卡留斯附议。
马克思博士提议，豪威耳先生附议：
授权路·奥托先生代表本协会与西班牙的进步的朋友们通信。一致通过。
迪克先生提议，豪威耳先生附议：
以本委员会名义致书美国人民，祝贺林肯再次当选；由小委员会起草这封信。一致通过。
接着，惠勒先生提议，方塔纳先生附议：
补选卡特和豪威耳两位先生加入小委员会。一致通过。
即此休会至29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20]
1864年11月29日
主席[21]主持会议。
上次会议的记录宣读后，埃卡留斯先生提议，列斯纳附议：批准记录。一致通过。
接着，下列诸位被补入委员会：
D·科尔奈利乌斯先生、托马斯·斯梅尔斯先生和彼得逊先生——由埃卡留斯先生提议，列斯纳先生附议；
亚历山大·尚岑巴赫先生——由霍尔托普提议，雷布钦斯基附议；
G·班尼亚加蒂博士——由方塔纳提议，拉马附议[22]；
霍普金·威廉斯先生——由韦斯顿先生提议，福克斯先生附议。
接着，马克思博士提出如下决议案，方塔纳先生附议，并一致通过：
本协会会员未预先缴纳其一年会费者，不得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接着，马克思博士提出了小委员会的报告，以及他们起草的向美国人民祝贺他们再次选举阿伯拉罕·林肯为总统的公开信的草稿。一致同意公开信，全文如下[23]：
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阁下：
我们为您以大多数票再度当选向美国人民表示祝贺。如果说您在第一次当选时的适中的口号是反抗奴隶主的权势，那么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胜利的战斗号召则是：消灭奴隶制！
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难道引出这段壮烈史诗的领土之争，不正是要决定，那辽阔无垠的处女地是应当由移民的劳动来享用，还是应当遭受奴隶监工的蹂躏吗？
当30万奴隶主的寡头政权敢于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奴隶制”这个词写在武装叛乱的旗帜上的时候，当大约100年前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在宣布了第一个人权宣言和最先推动了18世纪欧洲革命的地方，反革命接连不断地炫耀它已经取消了“旧宪法确立时代的种种观念”，声称“奴隶制是仁慈的制度，确实是解决劳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老办法”，并无耻地宣布人身所有制是“新大厦的基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欧洲的工人阶级立即r解到（甚至在上层阶级为南部同盟派上流人士进行的狂热袒护向工人阶级发出了可怕的警号以前就已经了解到），奴隶主的叛乱将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讨的信号，在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战争关系着劳动者的命运，关系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甚至关系着他们已经获得的果实。因此，工人阶级到处耐心忍受着棉业危机带给他们的困苦，激烈反对有产者当局竭力想采取的有利于奴隶占有制的干涉行动，——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工人阶级为了正义的事业已经献出了自己的鲜血。
只要作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不过，这种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现在已被内战的血浪扫荡干净了。
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中央委员会代表国际工人协会签署：
朗梅德，沃利，惠特洛克，福克斯，布莱克莫尔，哈特韦耳，皮金，鲁克拉夫特，韦斯顿，德尔，尼阿斯，肖，莱克，田克利，奥斯本，豪威耳，卡特，惠勒，斯坦斯比，摩尔根，格罗斯密斯，迪克，德努阿尔，雅莱斯丹，莫里索，勒鲁，博尔达日，博凯，塔朗迪埃，杜邦，鲁·沃尔夫，阿尔多夫兰迪，拉马，索卢斯特里，努斯佩尔利，埃卡留斯，沃尔夫，列斯纳，普芬德，罗赫纳，考布，博勒特，雷布钦斯基，汉森，尚岑巴赫，斯梅尔斯，科尔奈利乌斯，彼得逊，奥托，班尼亚加蒂，塞塔奇；
委员会主席乔治·奥哲尔
法国通讯书记彼·维·吕贝
德国通讯书记卡尔·马克思
意大利通讯书记朱·普·方塔纳
波兰通讯书记乔·艾·霍尔托普
瑞士通讯书记海·冯·荣克
名誉总书记威廉·朗·克里默
于索霍区希腊街18号。[24]
接着，就递交公开信的方法和国会议员参加代表团是否适宜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许多委员坚决反对议员参加代表团，他们说，工人应该有自信，不要求助于局外人。
书记报告说，他已经同美国公使通过信，他（书记）相信，如果向亚当斯先生提出要求的话，他会安排一个时间来接见代表团。
接着，惠特洛克提议埃卡留斯附议，并一致通过：
书记同合众国公使联系，要求他安排接见代表团的时间；这个代表团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组成。[25]
惠勒先生提议，勒·吕贝附议：
所有到会的人以及缺席但赞同公开信中所阐述的观点的人，都在公开信上签名。20
会员证问题。吕贝先生提议，拉马先生附议：
印制会员证1000张，每张收费1便士。一致通过。
1864年11月29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的一页
粘贴的铅印原文是致林肯总统的公开信
接着，福克斯先生提出了如下的决议案，惠勒先生附议，霍尔托普先生支持21，并一致通过：
兹确认波兰争取独立的战争符合欧洲各民族的普遍利益；它的失败是对文明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一个沉重打击；第二，波兰有不可争辩的权利要求欧洲各先进民族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帮助它恢复其民族主权。
福克斯先生还提议草拟一封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致波兰人民的公开信。交由小委员会起草这封公开信。
即此休会至12月13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26]
1864年12月13日
副主席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上次会议的记录宣读后，根据德尔先生提议，惠特洛克先生附议，予以批准。
接着，下列一位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汉森先生，博勒特提议和列斯纳附议。
书记[27]②报告说，他已经同合众国公使亚当斯先生联系过，并已同他的秘书商定，委员会于本月20日即下星期二晚上6点钟递交公开信。
勒·吕贝先生提议，惠特洛克先生附议：
委员会下星期二晚上6点钟在希腊街18号开会。一致通过。
马克思博士提议，德尔先生附议：
选举惠特洛克先生为财务书记。一致通过。
接着，福克斯先生宣读了他所提议的、将由协会的英国支部采用、然后送交波兰国民政府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中的某些论述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些论述22遭到了荣克先生、勒·吕贝、马克思博士的反对，而得到了卡特先生的支持。
福克斯先生在答辩时为一个论点作了辩护：法国传统的对外政策曾经有助于波兰的复兴和独立。
克里默先生认为探讨这个论点是否正确是重要的，他想建议留待下次会议再进一步讨论这封公开信。
摩尔根先生支持这个动议。一致通过。
克里默先生提议：在即将来临的节日期间，举办一次会员和朋友们的联欢会以庆祝国际协会的成立；为了落实这一点，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来作调查并向下次会议作报告。一致通过。
方塔纳、博勒特和克里默三位先生当选组成委员会。
接着，方塔纳先生报告说，他被授权代表伦敦意大利工人协会（该会约有350名会员）要求接纳他们加入协会；他还可以说，该协会的乐队将参加联欢会。
博勒特先生报告说，他相信德国人合唱团也会参加。
惠特洛克先生提议，勒·吕贝附议：
接纳意大利工人协会加入国际协会为会员。一致通过。
即此休会。
副主席约翰·韦斯顿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28]
1864年12月20日
韦斯顿先生主持会议。
上次会议的记录宣读后，根据德尔先生提议，方塔纳先生附议，予以批准。
讨论了联欢会问题，小委员会报告了会场的租价；勒·吕贝先生提议，方塔纳先生附议：联欢会于1月9日星期一晚上在新人街剑桥大厅举行。茶会入场券票价1先令，茶会后票价6便士。
克里默先生宣读了合众国公使亚当斯先生的一封来信，建议将致林肯总统的公开信寄给他（亚当斯先生），而不是递交给其本人。
马克思博士提议，方塔纳先生附议：书记把公开信寄给亚当斯先生。
沃利先生提议，惠勒先生附议：再一次吁请亚当斯先生接见代表团。
赞成修正案——5票，赞成原提案——13票。
接着，福克斯先生重新为他的致波兰国民政府的公开信作辩护，并且慷慨陈词，为其中的主张的正确性而争辩。
经过讨论，决定将这个问题留到下次会议再议。
即此休会至12月29日星期四。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中央委员会会议[29]
1864年12月29日
埃卡留斯先生主持会议。
上次会议的记录宣读后，根据德尔先生提议，勒·吕贝先生附议，予以批准。
接着讨论了会员证问题，最后决定：既然会员证做得这么不好，应该退还给印刷所。
接着讨论了晚会问题，并根据德尔先生提议，福克斯先生附议，决定：邀请比尔斯、比斯利和哈里逊诸位先生，此外，书记向各周报的编辑送发请帖。
由于获悉意大利人乐队1月9日不能出席，决定将晚会延期到1月16日。
福克斯先生说明，由于马克思博士缺席，他宁愿延期讨论致波兰国民政府的公开信。
接着，就协会关注选举权问题是否适当进行了长时间的漫无边际的讨论。最后，克里默通知说他打算一有机会就提议：委员会认为为普选权进行宣传鼓动是有价值的。23
接着决定了委员会今后在星期二晚上开会。因为星期四太晚，来不及见报。24
即此休会至1865年1月3日。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名誉总书记威·克里默
[1]这个标题是译者加的。——编者注
[2]记录的开头一段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页上。
[3]以下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3页上。
[4]记录本里，乔·奥哲尔的名被抹掉了。
[5]本日记录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3—4页上。——编者注
[6]记录本里，乔·奥哲尔的签名被抹掉了。
[7]本日记录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5—6页上。
[8]笔误。会议是在1864年10月11日星期二举行的。
[9]克里默。
[10]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7—8页上。
[11]笔误。这次会议是在1864年10月18日星期二举行的。
[12]奥哲尔。
[13]本日记录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8—9页上。
[14]参看《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编者注
[15]标题和日期由克里默执笔，以下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9—10页上。——编者注
[16]克里默。——编者注
[17]本日记录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1—12页上。
[18]克里默。
[19]本日记录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2—14页上。
[20]记录的开头部分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5页上。
[21]奥哲尔。
[22]由此往下的记录由克里默执笔。
[23]以下是一份载有公开信全文的1865年1月7日《蜂房报》第169号的剪报，粘贴在记录本上。
[24]剪报至此结束。以下由克里默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6页上。
[25]以下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6—17页上。
[26]本日记录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7—18页上。
[27]克里默。
[28]本日记录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8—19页上。
[29]本日记录由无名氏执笔，记在记录本第19—20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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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编辑说明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是第一个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各国“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进行联系的国际机关”。起初它在文件中简称为委员会（Committee），有时也称为中央委员会（CentralCommittee）或者中央理事会（CentralCouncil），直到1866年末才最终采用了总委员会（GeneralCouncil）的名称。
根据协会章程，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员。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监督会员组织严格遵守协会的基本原则，沟通情况，协调关系，指导开展各种活动；代表协会就各种重大问题表明立场和态度；筹备协会代表大会，向大会报告协会活动情况，提出供大会讨论的重要问题。总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委员和暂定会员组织及个人的会员资格；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提前召开协会代表大会。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处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主席（英文President，该职务1867年取消，以后文件所称“主席”[Chairman]均指会议主席）、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总委员会内部设有章程没有规定的常设委员会即小委员会及其他机构。总委员会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报道的方式对外公布其会议情况。
总委员会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在第一国际的各种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它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占据着协会精神领袖的地位。《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展示了总委员会活动，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了19世纪下半期欧美工人运动的发展，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欧美国家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传播史的宝贵资料。
20世纪上半叶，德国和苏联零星出版了一些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60年代，苏联开始系统整理出版完整的总委员会文献。1961年，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根据该院党务档案馆收藏的会议原件和会议记录照相复制本，编辑了俄文版《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并由莫斯科国家政治图书出版社出版。它们分别是：（1）《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伊·巴赫主编，伊·巴赫和瓦·斯米尔诺娃整理）；（2）《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6—1868）》（伊·巴赫主编，伊·巴赫、玛·玛丽尼切娃和娜·麦舍里亚科娃整理）；（3）《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8—1870）》（伊·巴赫主编，瓦·斯米尔诺娃和塔·瓦西里耶娃整理）；（4）《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伊·巴赫主编，B·r·马索罗夫、安·科罗捷耶娃整理）；（5）《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伊·巴赫主编，安·科罗捷耶娃、塔·瓦西里耶娃整理）。俄文版附有脚注和卷末注释、人名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等。
1964年，为了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一百周年，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以俄文版为基础，第一次用原文编辑英文版《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并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各卷由尼·涅波姆尼亚夏娅辨认英文原件，莉·贝利亚科娃、莫·皮尔曼整理付印。英文版各卷在内容和编排上与俄文版相同，除纠正明显的笔误、拼错的单词和人名、地名之外，英文版对原文未作改动。
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翻译出版第一国际文献包括总委员会文献，但数量极其有限。80年代末，中国学者以苏联英文版《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为基础，编译出版了中文版《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五卷本），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保留了苏联英文版的卷次、结构、内容、各卷前言，以及注释、人名索引、报刊索引，对正文也未作删改，仅略去了地名索引。
2011年，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下，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编委会以中文版《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为基础，重新编辑出版《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重新编辑的主要工作包括：（1）调整卷次，改为四卷，略去英文版各卷前言，加写编辑说明；（2）对照英文版原文对中译文中的明显错误作了修订，参照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标准重新统一了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报刊名等专用名，修订了部分人名索引；（3）所收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书信，以及他们撰写的有关文件报告，一律采用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最新版本；（4）保留插图，注释除略去个别内容明显重复的内容之外，基本未作删节；（5）为了进一步帮助读者理解文献内容，在必要的地方增加了注释，并注明"——编者注”。
重新编辑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共分4卷，分别是：（1）《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2）《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8—1869）》，（3）《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0—1871）》，（4）《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71—1872）》。每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记录，小委员会会议记录，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有关文件报告和著作、信件，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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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1920年7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1]
（1920年7月8日）
“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JointProvisionalCommitteefortheCommunistPartyofBritain）6月20日来信收到，我现在根据他们的请求立即作复，我完全支持他们已在推行的立即建立统一的英国共产党的计划。我认为，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同志和工人社会主义联盟（W．S．F．）不愿同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联合组成统一的共产党的策略是错误的。我个人更是主张在保证共产党人可以充分自由和独立地开展工作的条件下，参加议会并加入“工党”（LabourParty），我将在1920年7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这一策略进行辩护。依我看，最好是根据第三国际的各项决议，迅速地把统一的共产党建立起来，并使它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和“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StewardsCommittees）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同它们完全合并。
尼·列宁
1920年7月8日
载于1920年7月22日《号召报》第224号（伦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7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5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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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6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
（1920年6月19日）
报道
列宁同志这样提出问题：实际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每天通过宣传、鼓动、演说，使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为镇压剥削者、为镇压无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敌人作好准备。列宁同志根据一系列文件和报刊材料，指出在第三国际与法国党的全部政策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列宁还彻底揭露了意大利党内屠拉梯派的腐朽性，该派妨碍全党贯彻完全正确的路线。
载于1920年6月20日《真理报》第133号和1920年6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3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52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5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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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1920年6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共产主义》[1]
为东南欧国家办的共产国际杂志（德文版），维也纳，自1920年2月1日第1—2期合刊至1920年5月8日第18期（1920年6月12日）
维也纳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是一份出色的杂志，它提供了很多有关奥地利、波兰和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令人极感兴趣的材料，同时也登载了国际运动的新闻、关于匈牙利和德国的文章、关于总任务和策略等等的文章。但是只要把杂志翻一下就立刻可以发现，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明显症候，这个杂志正害着这种幼稚病，我的那本在彼得格勒刚刚出版的小册子[2]分析了这种病症。
我想现在就扼要地指出《共产主义》这份出色的杂志的幼稚病的三个症候。在第6期（1920年3月1日）上登载了卢·乔·同志的一篇文章：《论议会活动问题》，编辑部称它为供讨论的文章，而库·贝·同志，即《论抵制议会的问题》一文（1920年5月8日第18期）的作者（幸而）干脆否定了这篇文章，也就是声明他不同意这篇文章。
卢·乔·的文章左得很，糟得很。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防御”策略和“进攻”策略的区分是臆想出来的；对十分明确的历史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没有注意到最本质的东西（即必须夺取和学会夺取资产阶级借以影响群众的一切工作部门和机关等等）。
库·贝·同志在第14期（1920年4月17日）《德国发生的事件》一文中批评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0年3月21日的声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中也批评过这个声明。但是我们两人的批评性质根本不同。库·贝·同志是援引马克思的话来进行批评的，但是这些话所指的情况跟目前的情况不同，他全盘否定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忽略了最主要的东西。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既然多数城市工人离开谢德曼派靠拢考茨基派，而在考茨基那个（“独立”于正确的革命策略的）党内他们又继续离开右翼靠拢左翼，即实际上靠拢共产主义运动，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是否可以一点不考虑对这样的工人采取一些过渡的、妥协的办法呢？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5月间实行的实质上正是妥协的政策，那时他们声明，不能简单地把临时政府（李沃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等）推翻，因为苏维埃中还有工人支持它，必须首先使这些工人中的多数或者相当一部分人改变观点。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经验，是否可以不加考虑，只字不提呢？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最后，上面提到的《共产主义》第18期上的库·贝·同志的那篇文章，特别明显、清楚、有效地揭示了他的错误在于赞同目前欧洲那种抵制议会的策略。作者在摒弃“工团主义的抵制”、摒弃“消极的”抵制的同时，臆想出一种特殊的“积极的”（哦，多么“左”呀！……）抵制，这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他的论断的错误极其严重。
作者写道：“所谓积极的抵制，就是共产党不要满足于传布反对参加选举的口号，为了有利于抵制，就要像党参加了选举那样，像党的鼓动和行动（工作、活动、行为、斗争）指望获得尽可能更多的无产阶级的选票那样，展开广泛的革命的鼓动工作。”（第552页）
这真是精彩的妙论。这比任何批评都更能置反议会派于死地。臆想出“积极的”抵制，“就像”我们参加了选举那样！！大批愚昧无知的和半愚昧无知的工人和农民是认真地参加选举的，因为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偏见，还是这些偏见的俘虏。而我们不去帮助这些愚昧无知的（虽然有时也还有“文化水平很高的”）小市民通过自身的经验抛掉他们的偏见，反而要回避参加议会，并以臆想出一种没有日常的资产阶级恶习的策略来作消遣！！
好极了，好极了，库·贝·同志！您为反对议会活动进行的辩护，比我的批评能更快地杜绝这种愚蠢行为。
1920年6月12日
载于《共产国际》杂志1920年6月14日第1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35—137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27—129页。——编者注
[2]即本卷收录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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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英国工人的信（192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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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英国工人的信[1]
（1920年5月30日）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对你们派代表回来访问苏维埃俄国表示感谢。你们的代表团向我建议，通过它带信给英国工人，也可以通过它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我答复说，我衷心地接受前一个建议，但是同政府打交道，我不应当通过工人代表团，而应当通过契切林同志直接以我国政府的名义来进行。我们已经多次而且是很多次用这种方式向英国政府提出关于进行和平谈判的最正式最郑重的建议。我国的代表李维诺夫同志、克拉辛同志，还有其他同志，都在继续不断地提出这种建议。可是英国政府却固执地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因此，我只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分而不是以苏维埃俄国政府代表的身分来接见作为工人使者的英国工人代表团，这就不足为奇了。
你们代表团的若干团员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立场上，这并不使我惊奇，因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帝国主义战争完全暴露了一个经久未愈的脓疮：议会和工联中的工人领袖多数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打着“保卫祖国”的骗人的幌子，实际上保卫世界两大强盗集团，即英美法集团或德国集团的掠夺利兹；他们同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用和平演进、宪政方法和民主等等市侩感伤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和平主义的词句来掩盖这种叛卖行为。各国都是如此，所以你们代表团的成分也反映了英国这种同样的现象，是并不奇怪的。
我谈到，英国不顾我们的多次和平建议，不顾自己政府的屡次声明，继续进行干涉，同我们作战，援助克里木的弗兰格尔和波兰的白卫分子。我说的这些大概使你们代表团的团员肖和格斯特感到惊奇和委屈，他们问我，这样说有没有证据，能不能指出英国给波兰送去了多少列车的军火等等。我回答说，要获得英国政府订立的秘密条约，就得用革命手段推翻这个政府，把它对外政策的一切文件拿过来，就像我们在1917年所做的那样。每个有学识的人，每个真正关心政治的人，在我国革命以前就已经知道，沙皇同英、法、美、意、日等国强盗政府缔结过关于分赃，关于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亚美尼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等的秘密条约。只有撒谎者和伪君子（当然，除开那些极其愚昧无知的文盲）才能否认这一点，或者佯装一无所知。但是不革命，我们就永远得不到资本家阶级强盗政府的秘密文件。英国无产阶级的那些领袖或代表人物——无论是议会的、工联的、新闻界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领袖或代表人物都一样——装出一副样子，好像他们不知道英、法、美、意、日、波有掠夺其他国家，进行分赃的秘密条约，并且他们也不进行革命斗争来揭露这些条约，这不过再一次表明他们是资本家的忠实奴仆而已。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们正在本国和世界各国揭露这一点。英国工人代表团访问俄国也会加速对英国这类领袖的揭露。
5月26日，星期三，我同你们的代表团谈了话。第二天，电讯报道说，博纳·罗在英国议会里承认在10月间“为了防御俄国进攻”，曾经给波兰军事援助（当然，只是为了防御，只是在10月间！英国竟还有这种“有影响的工人领袖”在帮助资本家愚弄工人！），而一家温和之至的市侩报纸《新政治家》谈到，向波兰提供的坦克比战时用来对付德国人的坦克威力还大。有些英国工人“领袖”装出无故受辱的样子问别人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英国在同俄国作战，在帮助波兰和克里木的白卫分子，可是有了这些材料以后，他们又怎能不被人耻笑呢？
代表团团员问我：哪件事更重要，是建立彻底革命的英国共产党，还是立即发动英国工人群众促进对俄媾和？我总是回答说，这是一个信念问题。凡是真心赞成工人摆脱资本桎梏的人决不会反对建立共产党，而只有共产党才能不按资产阶级的方式、不按市侩的方式教育工人群众，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揭露、嘲笑和羞辱那些对英国是不是帮助了波兰这类事实都发生怀疑的“领袖”。用不着担心英国的共产党员会太多，因为英国现在连一个很小的共产党也没有。但是，如果谁仍然充当资产阶级思想上的奴才，仍然抱着“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和平主义之类的市侩偏见不放，而这种人忽然要自称为共产党人，要参加第三国际，那么他们当然只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更大的害处。这种人除了用市侩的花言巧语写一些动听的“决议”来反对干涉之外，是什么都做不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决议也还是有益处的，就是说，这些老“领袖”（醉心资产阶级民主、和平方式等等的人）会使自己在群众心目中成为可笑人物，他们愈玩弄空洞的、毫无的束力的、不见诸任何革命行动的决议，就会愈快地暴露自己。还是各走各的路吧：让共产党员直接通过自己的政党来致力于提高工人的革命意识吧；让那些在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中赞成“保卫祖国”的人，让那些赞成“保卫”英国资本家和沙皇签订的共同掠夺土耳其的秘密条约的人，让那些“没有看见”英国帮助波兰和俄国白卫分子的人，让他们更快地使自己的“和平决议”达到荒唐可笑的数字吧；这会使他们更快地重蹈俄国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覆辙。
你们代表团的某些团员惊奇地向我提出关于红色恐怖、关于俄国没有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以及我们迫害孟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工人等等问题。我总是回答说，制造恐怖的真正祸首是英帝国主义者及其“盟友”，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芬兰和匈牙利，在印度和爱尔兰实行白色恐怖，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支持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皮尔苏茨基和弗兰格尔。我国的红色恐怖则是保卫工人阶级免受剥削者的侵害，是镇压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一小撮孟什维克工人所支持的剥削者的反抗。资产阶级民主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是富人坑害劳动者的自由，是资本家贿赂和收买报纸的自由。这一点我已经在报刊上解释过很多次，再来重复我已经感到很乏味了。
在我同你们的代表团谈话两天之后，报上的消息说，继法国逮捕莫纳特和洛里欧之后，英国又逮捕了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瞧，英国政府绝妙地回答了那些囿于资产阶级偏见的非共产主义的英国工人“领袖”连提都不敢提出的问题：恐怖究竟是针对哪一个阶级的？是针对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呢，还是针对压迫者和剥削者？问题是资本家掠夺、欺骗和愚弄劳动者的“自由”呢，还是劳动者摆脱资本家、投机商、私有者桎梏的“自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代表千百万受英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压迫的人的利益，因此她受到白色恐怖的迫害，被剥夺了自由，如此等等。而那些奉行非共产主义政策的工人“领袖”，却百分之九十九地代表资产阶级，替它制造骗局，散布偏见。
同志们！最后我再一次感谢你们派代表团访问我国。尽管代表团里有许多人敌视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囿于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代表团对苏维埃俄国的了解，必然会加速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
尼·列宁
1920年5月30日
载于1920年6月17日《真理报》第130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3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24—128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17—12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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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印度革命协会（1920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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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印度革命协会[1]
（1920年5月10日）
我高兴地获悉，工农共和国宣布的自决原则以及被压迫民族摆脱外国和本国资本家剥削而取得解放的原则，在为争取自由而英勇斗争的觉悟的印度人中得到了如此热烈的反应。俄国劳动群众始终如一地关注着印度工农的觉醒。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毅精神以及同全世界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我们欢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结成紧密的联盟。我们衷心希望这一联盟能包括东方的一切劳动者。只有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波斯、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携起手来一起进行共同的解放事业的时候，彻底战胜剥削者才有了保证。自由的亚洲万岁！
载于1920年5月20日《真理报》第108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0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22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1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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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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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
（1920年4—5月）
一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二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三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四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五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六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七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八不作任何妥协吗？
九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十几点结论
增补
一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二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三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四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五怀恩科普的来信
一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1917年10月25日，即公历11月7日）后的最初几个月，人们可能觉得，由于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各国有巨大的差别，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都对所有国家发生影响。不是的，我是按最狭义来说的，就是说，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
当然，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是极大的错误。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
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与其说是懂得了这一点，不如说是他们凭着革命阶级的本能而领悟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的辩护人。例如，1919年维也纳出版的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社会主义丛书》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社版第11册），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些人的整个思路和整套思想，更确切些说，表明了他们的困惑、迂腐、卑鄙和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一切又都是用“捍卫”“世界革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详细评论，要等以后有机会时再说了。这里我们只想再指出一点：在很久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经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看问题，预见到可能会有一天，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这是1902年的事，当时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他是这样写的：
“现时〈与1848年不同〉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也愈来愈移向斯拉夫人那里。革命中心正从西向东移。19世纪上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揭开新世纪序幕的一些事变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向俄国转移……从西欧接受了这么多的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也许现在它本身已有可能成为西欧革命动力的源泉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鼠目寸光的政客作风，促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重新燃起熊熊的火焰。俄国对于西欧来说早已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支持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们希望，这一次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垮得更快一些。但是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的是，牺牲的人会很多很多）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他们将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出社会革命的幼苗，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摧毁反动势力的坚冰，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于1902年3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报纸——《火星报》第18号）
卡尔·考茨基在18年前写得多好啊！
二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呢？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就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在19世纪下半叶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如饥如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
三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处处都感到大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动了起来，准备应变。国外的侨民报刊，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三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1905—1907年间以及1917—1920年间导致群众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自然，在这三个主要派别之间，还有无数中间的、过渡的、摇摆的派别。确切些说，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真正代表阶级的各种思想政治派别；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
革命年代（1905—1907年）。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罢工斗争的广泛和激烈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政治罢工又发展为起义。领导者无产阶级同动摇不定的被领导者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了实际检验。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在自发的斗争进程中诞生了。当时关于苏维埃的意义的争论，就预示了1917—1920年间的伟大斗争。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的更替，抵制议会活动的策略和参加议会活动的策略的更替，合法的斗争形式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的更替，以及这些斗争形式的相互关系和联系——这一切都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这个时期的每一个月，就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所受的政治科学原理的训练来说，可以等于“和平”“宪政”发展时期的整整一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反动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但同时正是这一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的和大有教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使它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
胜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残余。俄国资产阶级性质的发展突飞猛进。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幻想，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都破灭了。阶级斗争采取了完全新的、更加鲜明的形式。
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必须懂得，除了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懂得——而革命阶级也正在从本身的痛苦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就不能取得胜利。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骨干保存得最多，发生的分裂最小（就其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能力也最强。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露了并且驱逐了口头革命家，这些人不愿意懂得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
高潮年代（1910—1914年）。高潮起初来得非常缓慢，1912年勒拿事件后，稍微快了一些。经过1905年，整个资产阶级看清了孟什维克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于是千方百计来支持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克服了闻所未闻的困难，才打退了他们。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运用了正确的策略，即既要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又必须利用“合法机会”，那他们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最反动的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把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1914—1917年）。在“议会”极端反动的条件下，合法的议会活动使布尔什维克这一革命无产阶级党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布尔什维克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社会爱国主义、不彻底的和彻底的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革命主张——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观点，都在我们的侨民报刊上充分反映出来了。第二国际中的书呆子和老懦夫，看到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派别”繁多，斗争剧烈，都高傲地嗤之以鼻，可是战争把一切先进国家中夸耀一时的“合法性”夺去以后，他们甚至连近似俄国革命家在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里组织自由（秘密）交换意见和自由（秘密）探索正确观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到。正因为如此，各国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也好，“考茨基主义者”也好，都成了最恶劣的无产阶级叛徒。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在1917—1920年间获得胜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从1914年底就开始无情地揭露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法国的龙格主义以及英国的独立工党首领，费边派和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的见解，也同“考茨基主义”一样）的卑鄙龌龊和下流无耻，而群众后来根据自身的经验，也日益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至10月）。沙皇制度的极端腐朽和衰败（加上极其痛苦的战争的打击和负担）造成了一种摧毁这个制度的极大力量。在几天之内，俄国就变成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自由（在战争环境里）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党和革命党的领袖，也同在最“严格的议会制”共和国内一样，出来组织政府；而且议会（尽管是反动透顶的议会）反对党领袖的身分，使这种领袖在革命中容易继续发挥作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几个星期内就对第二国际的欧洲英雄们、内阁派以及其他机会主义渣滓的那套方法和手腕、那套论据和诡辩十分精通了。我们现在读到有关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伦纳和奥斯特尔利茨、奥托·鲍威尔和弗里茨·阿德勒、屠拉梯和龙格、英国费边派及独立工党领袖等人的一切评述，总觉得是（事实上也是）旧调重弹，索然无味。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那里见过了。历史真是开了个玩笑，竟使一个落后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抢到许多先进国家机会主义者的前面去了。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都破了产，他们在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上丢了脸，如果说现在脱离了第二国际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政党（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龙格派的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特别“光彩地”丢了脸而且变得糊涂透顶，如果说所有这些人都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的奴隶（同1848年自命为“社会民主派”的小资产者一模一样），那么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身上看到了。历史开了这样的玩笑：1905年俄国产生了苏维埃；在1917年2月到10月间，孟什维克篡改了苏维埃，他们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破产了；现在，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已经在全世界诞生，并且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各国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而第二国际的老英雄们也像我国孟什维克一样，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到处遭到破产。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布尔什维克发动反对议会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孟什维克的胜利斗争，是极其审慎的，所作的准备也绝不像现在欧美各国所常常认为的那样简单。在这一时期的初期，我们没有号召去推翻政府，而是说明，不预先改变苏维埃的成分并且扭转苏维埃的情绪，是不能推翻政府的。我们没有宣布抵制资产阶级的议会，即立宪会议，而是说，并且从我们党的四月（1917年）代表会议起就用党的名义正式说，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而“工农”共和国即苏维埃共和国，则要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议会制共和国好。没有这种谨慎的、周到的、细致的和长期的准备，我们就既不能取得1917年10月的胜利，也不能巩固住这个胜利。
四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就是国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另一个敌人，就不能这样说了。国外还极少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这种革命性有些像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照搬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背离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历次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至遭到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党光在理论上抽像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重犯旧错误，这种错误总是会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以稍微不同一点的形式，以前所未见的打扮或装饰，在独特的（多少独特一点的）环境里重新表现出来。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如果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与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都比较小（尽管俄国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大于西欧各国），那么毫无疑义，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19世纪70年代）曾盛极一时，从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作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布尔什维主义在1903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迎合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就有这种传统，而在1900—1903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基期间，这种传统在我们这里已特别巩固。布尔什维主义继承并继续了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倾向最厉害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的斗争，这一斗争表现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第一，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种阶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极客观的估计。第二，这个党认为自己特别“革命”特别“左”，因为它肯定个人恐怖、暗杀手段，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摒弃这种做法。我们摒弃个人恐怖，自然只是出于对这种手段是否适当的考虑，如果有人竟在“原则上”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行为，或者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包围下所采取的任何恐怖手段，那么这类人早在1900—1903年间，就已经受到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的嘲笑和唾弃了。第三，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左”就是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而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却又效法这个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
附带说明一点，历史现在已经在广大的、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证实了我们始终坚持的那个意见：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请注意，普列汉诺夫早在1900—1903年间就要求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后来布尔什维克始终继承这种传统，在1913年揭穿了列金的全部卑鄙、下流和叛卖行为）同革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最相近。现在1920年，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中发生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各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那里，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毫无气节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如果我们现在大致回顾一下从巴黎公社到第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那么，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便可以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轮廓。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多数社会党内所盛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但是，第一，这种机会主义是同曲解甚至公然隐匿马克思的国家观（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指出，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一封信，曾经异常鲜明、尖锐、直接、明确地揭穿了社会民主党内所流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可是这封信竟被倍倍尔从1875年到1911年搁置了36年[2]）分不开的；第二，正是欧美社会党中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才最迅速量广泛地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布尔什维主义同自己党内“左”倾的斗争，有两次规模特别大：一次是1908年关于是否参加最反动的“议会”和是否参加受最反动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组织的问题；另一次是1918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关于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
1908年，“左派”布尔什维克由于顽固地不愿意了解参加最反动的“议会”的必要性而被开除出党。那时“左派”——其中许多人是优秀的革命者，后来还光荣地成了（而且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员——特别援引1905年抵制议会成功的经验作为论据。当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咨议性的“议会”时，布尔什维克同一切反对党和孟什维克相反，曾经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果然扫除了这个议会。那次抵制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根本不参加反动议会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客观形势正在由群众罢工迅速转为政治罢工，进而转为革命罢工，再进而转为起义。而且当时的斗争内容是：让沙皇去召集第一个代表机构呢，还是设法把这个召集权从旧政权手中夺过来？后来情况不同，既然没有把握并且也不可能有把握断定是否存在着同样的客观形势，以及这种形势是否按照同样的方向和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那么抵制便不再是正确的了。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放弃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里盲目地、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补救的错误[3]，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至于1907年、1908年以及以后几年中的抵制，就是极其严重而难于补救的错误了，因为当时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会非常迅速地高涨并转为起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正在维新的整个历史环境，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现在如果回顾一下这个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它同以后各时期的联系也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就会特别清楚地看出：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在最严酷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机构（如保险基金会等），那么他们就决不可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
1918年事情没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只是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或者说“派别”，而且为时不久。“左派共产主义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同志、布哈林同志，在1918年这一年就已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原来认为，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说来，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现在当我听到人们，例如“社会革命党人”，攻击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策略的时候，或者当兰斯伯里同志和我谈话，讲到“我们英国工联的领袖们说，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妥协，那他们也可以妥协”的时候，我通常是先用一个简单的“通俗的”比喻来回答：
假定您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您把钱、身分证、手枪、汽车都给了他们，于是您摆脱了这次幸遇。这显然是一种妥协。“Doutdes”[4]（“我给”你钱、武器、汽车，“是为了你给”我机会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坐上汽车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一种妥协。
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派（考茨基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说伦纳之流的先生们了），法国的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英国的费边派、“独立党人”、“工党分子”（“拉布分子”）等，在1914—1918年间以及1918—1920年间，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有时甚至同“盟国的”资产阶级强盗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者。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一个政治家要想有益于革命无产阶级，正是应当善于辨别出那种不能容许的、蕴涵着机会主义和叛卖行为的具体的妥协，并善于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判，猛烈地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不调和的斗争，决不容许那班老于世故的“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和老奸巨滑的议员用泛谈“一般的妥协”来推卸和逃避责任。英国工联以及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领袖”先生们，正是这样来推卸他们实行叛卖所应负的责任，推卸他们实行那种确实意味着最恶劣的机会主义、变节和叛卖的妥协所应负的责任。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这在政治上决不总是像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打一张包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证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任何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为了不给人留下曲解的余地，我想把一些基本情况提出来（即使是十分简要地），以便对具体的妥协进行分析。
通过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同德帝国主义者实行妥协的党，从1914年底起就以行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它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政府失败的主张，敢于痛斥在两伙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个党的议会代表，宁愿流放到西伯利亚，也不愿走可以登上资产阶级政府大臣宝座的道路。革命在推翻了沙皇政府和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以后，又使这个党受到了新的、极大的考验：它不同“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实行任何妥协，而是作了推翻他们的准备，并且果真把他们推翻了。这个党取得政权以后，便彻底摧毁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这个党一面公布和废除了帝国主义者缔结的秘密条约，一面向各国人民建议媾和，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者破坏了媾和而布尔什维克为加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后，它才屈服于布列斯特强盗的暴力。大家都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1914—1920年间世界上第二国际的一切领袖一样），一开始就实行叛卖，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即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实行叛卖，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联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在俄国起初同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同盟，后来又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结成同盟，正如他们国外的同道者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一样，都是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自始至终都表明他们已沦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
五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把自己叫作“左派”，而是叫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这从下面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有一本持这个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叫作《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方组织”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把这一反对派的观点的实质，叙述得极其鲜明、确切、清楚、扼要。我们只要从中引证几段，就足以使读者了解这一实质了。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
“……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引文内的着重标记全录自原文。）
往下小册子的作者责难德国共产党“中央”，说这个“中央”在寻求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途径，说这个“中央”提出“原则上承认”斗争的“一切政治手段”（包括参加议会活动）“的问题”，只是为了掩饰它想同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一真正的和主要的意图。小册子接着说道：
“反对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和党的专政问题只是一个策略问题。不管怎样，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切政党统治的最后形式。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党的一切措施、党的组织、党的斗争形式、党的战略和策略，都应该适应这一目的。因此，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应该大力加以强调。为了把那些应当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各行业各阶层的最广大群众吸收进来，就必须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和最广大的范围内建立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汇集一切革命分子的场所，便是以工厂组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工人联合会。凡是响应‘退出工会！’这一口号的工人，都应当联合在这里。在这里，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组成最广大的战斗队伍。凡承认阶级斗争、苏维埃制度和专政的人，都可以加入。至于进一步对正在斗争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在斗争中进行政治指导，则是站在工人联合会之外的共产党的任务……”
“……于是，现在有两个共产党彼此对立着：
一个是领袖的党，它力图从上面来组织和指挥革命斗争，不惜实行妥协和参加议会活动，以便造成一种形势，使他们可以参加掌握专政大权的联合政府。
另一个是群众的党，它等待革命斗争从下面高涨起来，为了进行这一斗争，它只知道并且只采用一个明确地引向目的的方法，而排斥任何议会方法和机会主义方法；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推翻资产阶级，以便随后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
“……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专政！这便是我们的口号。”
这就是表明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观点的最重要的论点。
凡是自觉参加过或仔细观察过1903年以来布尔什维主义发展过程的布尔什维克，读了这些议论，一定会立刻说：“这是多么熟悉的陈词滥调！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
不过，我们还是来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些议论吧。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袖、政党和阶级之间那种通常的、正常的和简单的关系，人们面对这种难于理解的情况，思想便发生了混乱。在德国，也像在欧洲其他国家那样，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政党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自由地正常地选举“领袖”，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群众大会、报章杂志，通过工会和其他团体的情绪变化等方便办法来检验各政党的阶级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和内战的展开，不得不放弃这种通常的办法，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式，结合使用这两种方式，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来推选或组成或保留“领导集团”，在这个时候，人们不知所措，开始臆想出一些荒谬绝伦的东西。大概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由于不幸生在一个具有特别优越和特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传统和条件的小国，根本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相互更替，因此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不知所措，助长了这种荒谬的臆想。
另一方面，很明显，这不过是未经很好考虑就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当今“时髦”的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不能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别明显而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间曾以英国为例作过多次说明。[5]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分化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直接间接地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坏蛋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斥责他们是叛徒。现代（20世纪的）帝国主义造成了某些先进国家的垄断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中纷纷出现了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一种人，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只顾自己这个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德国的劳芬贝格、沃尔弗海姆、霍纳、卡尔·施勒德尔、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卡尔·埃勒，就是这样的新领袖。[6]埃勒企图使问题“深入一步”，他宣称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真是荒谬绝顶，简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
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也许，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这个时期可能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除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提出“反动”工会的问题。但是先让我根据我们党的经验讲几句话来结束前一问题。在我们党内，对于“领袖专政”的攻击是一直都有的。我记得这样的攻击最早是在1895年，那时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彼得堡的中心小组已经开始形成，并且就要负起领导该城各区小组的责任。在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4月）上，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也声言反对“领袖专政”，反对“寡头政治”等等。所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这种病没有什么危险，一经治愈，机体甚至会更加强壮。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正是要求我们特别要把总指挥部，把领袖们“藏起来”，隐蔽起来，这有时就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他断送了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使他们去服苦役，并使其中许多人过早去世。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确。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党中央委员和杜马代表，曾不得不帮助我们创办合法的日报，这些日报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能采用适当的隐蔽方式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马林诺夫斯基一只手把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送去服苦役，使他们丧生，另一只手又不得不通过合法报刊来帮助培养成千上万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事实，那些必须学会在反动工会里进行革命工作的德国同志（以及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同志），不妨好好地考虑一下。[7]
在许多国家里，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资产阶级无疑正在派遣而且今后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对付这种危险，办法之一就是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六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德国“左派”认为对这个问题无疑应当作绝对否定的回答。他们以为只要对“反动的”和“反革命的”工会慷慨陈词，怒气冲冲地叫嚷一番（克·霍纳在这方面干得特别“庄重”，也特别笨拙），就足以“证明”，革命家、共产党人不需要甚至不容许在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妥协主义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工会里做工作。
不管德国“左派”怎样确信这种策略是革命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它只是几句空话，毫无内容。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根据本文总的意图，先从我国的经验说起，因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当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同工会的关系，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根据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920年4月）的统计，我们党有党员611000人。无论十月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后，党员人数的起伏都很大；以前，甚至在1918年和1919年，党员人数比现在少得多。我们担心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只配枪毙的野心家、骗子手一定会想方设法钻进执政党里来。最近一次我们敞开党的大门（仅仅是对工农），是在1919年冬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而邓尼金攻占了奥廖尔（距莫斯科约350俄里）的时候，也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的时候，这时候冒险家、野心家和骗子手以及一切不坚定的人，决不可能指望靠加入共产党飞黄腾达（倒可能预料到会因此上绞架或受拷打）。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000个党员选代表1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根据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召开）的统计，现有会员已经超过400万。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而较为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么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自然，要建立这种极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就要进行很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工作：进行宣传和鼓动，及时地和经常地与工会领导者以至一切有影响的工会工作者举行会议，还要跟孟什维克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孟什维克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信徒（虽然人数不多），直到现在还在教唆他们进行各种反革命勾当，从在思想上维护（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工会“独立”（不受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约束而独立！），直到暗中破坏无产阶级纪律，如此等等。
我们认为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还是不够的。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践创造了一种机构，这就是非党工农代表会议[8]，我们正在全力支持、发展和推广这种机构，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答复群众的要求，从群众当中提拔优秀的人才来担任公职等等。最近颁布的关于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的法令中，有一项法令就授权这种非党的代表会议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检查工作等等。
其次，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这种民主机构，就是在资产阶级世界最好的民主共和国里也是前所未见的；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党对这种代表大会极为关注），以及通过经常把觉悟工人派往乡村担任各项职务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实现城市无产阶级的专政，即对富有的、资产阶级的、进行剥削和投机的农民展开经常的斗争等等。
“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总的结构就是这样。相信读者一定会明白，为什么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看来，在熟悉这种结构、观察过它是怎样在25年内从一些不合法的地下小组发展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看来，什么“从上面”还是“从下面”，什么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等议论不能不是一派幼稚可笑的胡说，犹如争辩究竟是左脚还是右手对人更有用处一样。
至于德国左派谈论什么共产党人不能而且不应该在反动工会里工作，说什么可以放弃这种工作，说什么应该退出工会，必须另外创立一种崭新的、极纯的、由极其可爱的（也许大部分是极其年轻的）共产党人臆想出来的“工人联合会”等等，这种煞有介事的、非常深奥的和极端革命的论调，在我们看来也不能不是一派同样幼稚可笑的胡说。
资本主义必然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间旧有的、长期形成的工种和行当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各工种的工会，它们只有十分缓慢地、经过许多年才能发展成为而且一定会发展成为规模较广而行会气味较少的产业工会（包括整个生产部门，而不仅是包括同行、同工种、同行当），然后经过这种产业工会，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才，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才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不过，想用其他任何办法来完成这项任务都是异想天开，简直不值一提。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建立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大进步，使工人由散漫无助的状态过渡到了初步的阶级联合。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如某种行会的狭隘性，某种不问政治的倾向以及某些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但是除了通过工会，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这时候党更需要用新的方法而不单纯靠旧有的方法去对工会进行教育和领导，同时不应当忘记，工会现在仍然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是促使国家整个经济的管理职能逐渐转到工人阶级（而不是某个行业的工人）手中，进而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
上面所说的工会的某种“反动性”，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难免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完全不懂得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害怕这种“反动性”，企图避开它，跳过它，是最愚蠢不过的了，因为这无异是害怕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推迟到没有一个工人抱狭隘的行业观念、没有一个工人抱行会偏见和工联主义偏见的那一天才去实现，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能够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国先进的国家里，毫无疑义，工会的某种反动性显得比俄国严重得多，这也是必然的。在我国，孟什维克过去在工会中所以得到支持（今天在很少数的工会中，也还得到部分支持），正是由于存在着行会的狭隘性、职业上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西欧的孟什维克在工会里的“地盘”巩固得多，那里形成的“工人贵族”阶层比我国的强大得多，他们抱有行业的、狭隘的观念，只顾自己，冷酷无情，贪图私利，形同市侩，倾向于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收买，被帝国主义腐蚀。这是无可争辩的。同龚帕斯之流，同西欧的茹奥、韩德逊、梅尔黑姆、列金之流的先生们作斗争，要比同我国的孟什维克作斗争困难得多。他们完全是同一个社会类型和政治类型的人。但是必须无情地进行这种斗争，必须像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丢尽了丑，从工会中被驱逐出去为止。这种斗争没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不应该去作夺取政权的尝试）。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个“一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每个国家的深谋远虑、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者才能正确地估计这种程度。（顺便提一下，在1917年10月25日无产阶级革命后几天，即1917年11月间所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就是衡量我国进行这种斗争胜负的尺度。在这次选举中，孟什维克一败涂地，只获得70万票，加上外高加索的票数，一共只有140万票，而布尔什维克却获得了900万票。见《共产国际》第7—8期合刊上我写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9]一文。）
但是，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争取过来；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作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如果忘记这个最浅显最明白的道理，那是愚蠢的。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种蠢事，他们由于工会上层分子反动反革命，竟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建立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因为我们的孟什维克正像一切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工会领袖那样，无非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称呼孟什维克的），或者，按美国丹尼尔·德莱昂派使用的一个绝妙的极其中肯的说法，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lieutenantsofthecapitalistclass）。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参看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10]）的影响。
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率，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如何滥用这个字眼的。要想善于帮助“群众”，赢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勾结），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据瑞典《人民政治日报》1920年3月10日所刊登的材料，英国工联会员，从1917年底到1918年底，已经由550万人增加到660万人，即增加了19％。1919年底，已达750万人。我手头没有法、德两国的有关材料，但是证明这两国工会会员也有大量增加的事实，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是人所共知的。
这些事实同其他千百件事实一样，也最清楚不过地证明，正好是无产阶级群众、“下层”群众、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当英、法、德各国的几百万工人第一次摆脱完全无组织的状态，进入初步的、低级的、最简单的、最容易接受的（对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人说来）组织形式即工会的时候，那班虽然革命但不明智的左派共产党人却站在一旁，空喊“群众”，“群众”！并且拒绝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借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绝去工作！！臆想出一种崭新的、纯洁的以及没有沾染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没有行会习气和狭隘行业观念的“工人联合会”，一种将会（将会！）具有广泛性而只要（只要！）“承认苏维埃制度和专政”（见前面引文）就可以加入的“工人联合会”！！
很难想像谁还会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即使现时在俄国，在我们对本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的两年半之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提出“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也是在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帮助孟什维克。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
毫无疑义，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的先生们是非常感谢这样一些“左派”革命家的，因为后者像德国的“原则上的”反对派（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种“原则性”吧！）或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某些革命者一样，鼓吹退出反动工会，拒绝在那里进行工作。毫无疑义，机会主义的“领袖”先生们一定会使用各种资产阶级的外交手腕，借助资产阶级政府、神父、警察和法庭的力量，来阻止共产党人进入工会，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从工会中排挤出去，尽量使他们在工会中工作不顺心，并且对他们进行侮辱、攻击和迫害。我们应当善于对付这一切，不怕任何牺牲，必要时甚至可以采用各种巧妙的计谋和不合法的手段，可以保持缄默，掩饰真情，只求打入工会，留在工会里，想尽方法在那里流行共产主义工作。在沙皇制度下，1905年以前，我们不曾有过任何“合法机会”，但是当暗探祖巴托夫为了追捕革命者、同革命者进行斗争而召开黑帮工人会议、组织黑帮工人团体时，我们就派遣我们的党员到这种会议上和团体中去（我个人还记得其中有彼得堡的优秀工人巴布什金同志，他在1906年被沙皇的将军们枪杀了），同群众建立联系，巧妙地进行鼓动，使工人不致受祖巴托夫分子[11]的影响。当然，在西欧，由于合法偏见、立宪偏见和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根深蒂固，进行这种工作要更为困难。但是这种工作能够进行而且必须进行，并且要经常不断地去进行。
我个人认为，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公开谴责并建议共产国际下次代表大会也来谴责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详细说明这种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极大害处的），还要谴责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完全或部分地支持，都是一样）这种错误政策的行动路线。第三国际应当同第二国际的策略决裂，对于难以解决的迫切问题不应回避、掩盖，而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已经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了“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2]，我们也应当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左派”共产党人。
七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极端鄙视又极端轻率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的论据是什么呢？我们在前面的引文中已经看到：
“……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这话说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显然是错误的。“回头再去采用”议会制！莫非在德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恐怕还没有吧！那么，怎么说得上“回头再去采用”呢？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还相距很远。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时代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早10—20年或迟10—20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致估计在内的。正因为如此，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政策问题，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
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左派”的立场就是稳固的了。不过，这需要十分严肃认真的分析来加以证明，而“左派”连这样做的门径都还摸不着。在《共产国际驻阿姆斯特丹临时办事处公报》第1期（«BulletinoftheProvisionalBureauinAmsterdam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1920年2月）上登载了一篇《关于议会活动的提纲》，这篇提纲显然是反映了荷兰左派或左派荷兰人的意向，其中的分析也是十分拙劣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第一，大家知道，同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一些卓越的政治领导者的见解相反，德国“左派”早在1919年1月就认为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大家知道，“左派”是错了。单单这一点就立刻从根本上推翻了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论断。“左派”应该证明，为什么他们那时的不容争辩的错误，现在却不成其为错误了。他们没有拿出也不可能拿出丝毫的证据来。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没有极仔细地认真地严肃地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
第二，在“左派”的法兰克福组织出版的同一本小册子里，除了上面详细摘引的言论之外，我们还可以读到：
“……数百万的仍旧跟着中央党〈天主教“中央”党〉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农村无产者正在提供众多的反革命军队。”（上述小册子第3页）
这些话显然说得太随便、太夸大了。但是这里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容争辩的；“左派”既然承认这个事实，便特别明显地证实了他们的错误。既然“数百万的”和“众多的”无产者，不仅仍旧赞成议会制，而且简直是“反革命的”，那怎么能说“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呢！？显然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显然是德国“左派”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在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异常野蛮、异常残暴，从而在一个特别长的时期里，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造就了各种派别的革命家，造就了无限忠诚、热情、英勇和坚强的革命家；在俄国，我们曾经对革命家所犯的这种错误，作过特别真切的观察、特别仔细的研究，我们对这种错误特别熟悉，所以对别人身上的这种错误也看得特别清楚。对于德国共产党人来说，议会制当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认为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你们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降低到本阶级中落后阶层的水平。这是毫无疑义的。你们应该对他们说不中听的真话。你们应该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叫作偏见。但是同时你们也应该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觉悟和准备的实际状况。
即使不是“数百万的”和“众多的”，而是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产业工人跟着天主教神父走，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农业工人跟着地主和富农（Groβbauern）走，那么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结论说，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水平不高的、备受压抑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他类型的任何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处穷乡僻壤而闭塞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真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
第三，“左派”共产党人说了许许多多称赞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好话。有时我不禁要说：你们还是少称赞我们几句，多研究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多熟悉熟悉这些策略吧！1917年9—11月间，我们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如果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明确地说出来，并且加以证明，因为这样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正确策略所必需的。如果是正确的，那就应该由此作出一定的结论。当然，不能把俄国的条件和西欧的条件等量齐观。但是在专门谈“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必须准确地估计到我国的经验，因为不估计到具体经验，这类概念就很容易流为空谈。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11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时间长短，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至于1917年9—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当时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这次选举收到了非常可贵的（对于无产阶级极为有益的）政治效果，我想，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详尽分析俄国立宪会议选举材料的文章[13]中已经证明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丝毫不容争辩的结论：经验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的几个星期里，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在政治上过时”。不重视这种经验，同时却希望留在必须以国际的观点来制定策略（不是狭隘的或片面的一国的策略，而正是国际的策略）的共产国际，那就是犯极大的错误，那就恰恰是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行动上背弃国际主义。
我们现在来看看“荷兰左派”主张不参加议会的论据。下面就是刚才提到的“荷兰人的”提纲中最重要的一条即第4条的译文（译自英文）：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已经崩溃而社会已处于革命状态的时候，议会活动同群众本身的行动比较起来，便逐渐失去意义。在这种条件下，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中心和反革命的机构，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这时候，拒绝以任何方式参加议会活动，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头一句话显然就错了，因为群众的行动，例如大罢工，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势下才如此。这种显然站不住脚的、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看都是错误的论据，只是特别清楚地表明，提纲作者们既绝对没有考虑到全欧洲的经验（法国1848年、1870年革命前的经验，德国1878—1890年的经验等等），也绝对没有考虑到俄国的经验（见上面），没有考虑到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一般说来，或是就特定的情况说来，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一切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内，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日益成熟和逼近，由于百般侵犯合法性的共和制政府以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只要看看美国的例子就够了），等等，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愈来愈有必要（有些地方早已有必要）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荷兰人以至一切左派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却根本不懂。
第二句话，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就是错误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极端反革命的议会，而且经验表明：正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之后，这样做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以及后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0月），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这句话说得极其不合逻辑。既然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机构和反革命的“中心”（附带说一句，实际上议会从来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中心”），而工人正在创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工人必须作好准备（在思想上、政治上、技术上作好准备），去开展苏维埃反对议会的斗争，用苏维埃去解散议会。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反革命的议会内部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会使解散议会变得困难或者变得不那么方便。当我们胜利地进行反对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斗争时，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那里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即无产阶级反对派这一点，对我们获得胜利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十分清楚，反革命立宪会议内部有布尔什维克这样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不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这对于我们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不是造成了困难，而是提供了方便。提纲的作者们陷入了混乱，他们忘记了多次革命甚至是所有革命的一条经验，而这条经验证明，在革命时期，把反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和议会内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对派的活动配合起来，是特别有益的。荷兰人以至一切“左派”在这方面的言论活像空谈革命的学理主义者，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或者从来没有深入探讨过革命史，或者天真地以为主观上“否定”某种反动机构，便算是实际上用许多客观因素合成的力量把这种机构破坏了。使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是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说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荷兰和德国的左派给予苏维埃政权比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优越这一新的真理的，正是这种熊的帮忙[14]。自然，谁要是按照老套套笼统地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那也是不对的。我不想在这里来说明在哪些条件下抵制议会才是有利的，因为本文的任务要小得多，只是结合国际共产主义策略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来考察俄国的经验。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抵制一次是成功的、正确的（1905年），另一次则是错误的（1906年）。我们分析一下第一次抵制的情形，便可以看到，那一次所以能够使反动政权召开不了反动议会，是因为当时群众的议会外的（尤其是罢工的）革命行动正在异常迅速地发展，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任何一个阶层都不会给反动政府以任何支持，而革命无产阶级通过罢工斗争和土地运动保证了自己对广大落后群众的影响。十分明显，在欧洲目前的条件下这个经验是不适用的。根据上述理由，同样十分明显，荷兰人和“左派”为拒绝参加议会的主张辩护（哪怕是有条件的辩护），是根本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
在西欧和美国，议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先进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东西。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很难想像还有什么比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和社会民主党议员战时和战后在议会中的所作所为更卑鄙无耻，更具有叛卖性了。但是，如果在解决应当怎样去同这一公认的祸害作斗争的问题时，竟任凭这种情绪来支配，那就不仅不明智，而且简直是犯罪了。在西欧许多国家里出现革命情绪，目前可以说是件“新鲜事”，或者说是“稀罕事”，人们盼望这种情绪太久、太失望、太焦急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这样容易为情绪所支配。当然，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没有促使这种情绪高涨的条件，革命的策略是不能变为行动的，但是，俄国过于长久的惨痛的血的经验，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真理：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仅仅靠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靠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正因为太容易了，所以不是完成困难的、极其困难的任务的办法。在欧洲各国议会里，建立真正革命的议会党团，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只是说出了全部真理的一部分，而全部真理是：俄国在1917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年初就指出了这个情况，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1）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同结束（通过苏维埃革命）给工农带来重重灾难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2）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称霸世界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这个敌人；（3）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其部分原因是俄国幅员广大和交通不便；（4）当时农民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就接过了农民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他们多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立即实现了这些要求。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重新出现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也不是很容易的。除其他一些原因外，这也是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比我国困难的一个原因。要想“避开”这种困难，“跳过”利用反动议会来达到革命目的这个难关，那是十足的孩子气。你们要建立新社会吗？可是你们又害怕困难，不去在反动议会内建立一个由坚定、忠诚、英勇的共产党人组成的优秀的议会党团！难道这不是孩子气吗？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瑞典的塞·霍格伦甚至在得不到来自下面的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尚且能够树立以真正的革命精神利用反动议会的榜样，难道一个迅速发展着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处在战后群众大失所望、愤怒异常的环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最可恶的议会里锻造出一个共产党党团来吗？！正因为西欧工人中的落后群众，尤其是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的熏染比俄国的要厉害得多，所以共产党人只有从资产阶级议会这种机构内部，才能（并且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来揭露、消除和克服这些偏见。
德国“左派”抱怨他们党的那些“领袖”不好，因此悲观失望，以至于采取“否定”“领袖”的可笑态度。然而处在常常必须把“领袖”秘密隐藏起来的条件下，要造就可以信赖的、久经考验的和享有威望的好“领袖”是特别困难的事情；要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就非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使“领袖”受到考验不可，其中包括议会斗争的考验。批评，而且是最尖锐、最无情和最不调和的批评，不应该是针对议会斗争或议会活动，而应该是针对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的领袖。只有这种批评（当然同时也要驱逐不称职的领袖，而代之以称职的领袖）才是既有益处又有实效的革命工作，才能一方面教育“领袖”，使他们无愧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教育群众，使他们学会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任务。[15]
八不作任何妥协吗？
我们从上面引自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的那段话里，已经看到“左派”何等坚决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这实在使人感到可悲。请看看1874年恩格斯反驳33个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时说的话吧（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都属于那种少见的和极少见的著作家，能做到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话含义都极为深刻）：
“‘……〈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中说〉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33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抱有善良的愿意，想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弗·恩格斯《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16]，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1874年第73号，引自《1871—1875年论文集》俄译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页）
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对瓦扬深表敬意，说瓦扬有“不容争辩的功绩”（瓦扬和盖得一样，在1914年8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极大的领袖）。但是，恩格斯对他的明显的错误却没有放过，而作了详尽的剖析。当然，在年纪很轻、没有经验的革命者看来，以及在甚至岁数很大、经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好像“容许妥协”是异常“危险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而许多诡辩家（那班十二分“有经验的”政客）也正像兰斯伯里同志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机会主义领袖那样，议论什么“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但是，在多次罢工（我们只拿阶级斗争的这一种表现来说）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极深刻的（哲学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学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都同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作过“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的基金告竭，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饥饿和苦难的境地）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劝说，捧场（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然而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见到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类似现象），却把原因推给客观。
当然，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况，要花极大的气力，才能正确断定某一“妥协”的真实性质，——正像有些杀人案件，很难断定这些杀人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正当防卫），或者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谋害。当然，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远比判断什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订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弄清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17]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承认容许妥协，就会抹杀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假使这些人还不懂得，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中，一切界限都是变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那么除了通过长期的训练、培养和教育，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们。重要的是在每个个别的或特殊的历史关头，要善于从实际政治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的、危害革命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妥协，并且要竭尽全力揭露这种妥协，同它进行斗争。在两个同样进行抢劫、进行掠夺的国家集团间进行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年）时，这样的最主要的、基本的一种机会主义，就是社会沙文主义，也就是主张“保卫祖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实际上就等于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强盗利益。在大战以后，保卫掠夺性的“国际联盟”；保卫同本国资产阶级订立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盟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苏维埃”运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议会制而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就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妥协的最主要表现，这些妥协合在一起就是危害革命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机会主义。
德国左派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里写道：
“……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也真奇怪，这些左派既抱着这种见解，却没有坚决地斥责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左派不会不知道在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对其他政党包括对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事实！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像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吗？而那些如此缺乏觉悟、如此没有经验的人（如果这真是因为他们年轻，那还算好：上帝本来就让青年在一定的时间内说这类蠢话的），居然能得到荷兰共产党内某些党员的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完全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样）！！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还因为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各种相当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在实践上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8]；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过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西欧和美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像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以前，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多次利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帮助，那就是说，同他们作过多次实际的妥协；在1901—1902年间，在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之前，旧《火星报》编辑部（当时参加这个编辑部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领袖司徒卢威结成正式的政治联盟（时间固然不长），同时却善于不间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在工人运动内部反映出来的任何最微小的影响作最无情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一直奉行这个政策。从1905年起，他们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同时从来也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例如在第二级选举或在复选时），从来也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对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即对“社会革命党人”作最不调和的斗争，而是揭露他们的面目，揭露他们是冒充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曾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短期的正式政治联盟。1903—1912年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每次都有好几年，但是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们这些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即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以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对“考茨基派”、对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的斗争（纳坦松死于1919年；他当时已是一个非常靠拢我们、跟我们意见几乎完全一致的民粹派“革命共产党人]）。正当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但又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联盟，我们未作任何修改就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也就是说，我们作了一次明显的妥协来向农民证明，我们并不想用多数票压他们，而是愿意同他们妥协。同时，我们曾经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议结成（而且不久就实现了）正式的政治联盟，请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以后，他们破坏了这个联盟，到1918年7月甚至举行了武装暴动，继而又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我们。
因此，很明显，德国左派因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想跟“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即考茨基派）结成联盟，便加以攻击，在我们看来是极不严肃的，而且这种攻击明显地证明“左派”是错误的。我们俄国也有过同德国谢德曼之流类似的右派孟什维克（他们参加过克伦斯基政府）和反对右派孟什维克而同德国考茨基派类似的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1917年，我们明显地看到工人群众逐渐离开孟什维克而转向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只占代表总数的13％，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大多数；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历1917年10月25日）上，我们已占代表总数的51％。为什么德国工人有同样的、完全相同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却没有立即增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而首先增强了中间政党——“独立”党（虽然这个党从来没有过任何独立的政见和任何独立的政策，而只是摇摆于谢德曼之流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力量呢？
很明显，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产党人必须大胆地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且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否认有必要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的工会，这个错误就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左派”幼稚病，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出来，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显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那些已经证明不能理解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机会主义老领袖（如考茨基、希法亭，看来克里斯平、累德堡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以外，还有一个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形成，并且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着。该党数十万无产者党员（党员总数似为75万）正在离开谢德曼而迅速靠拢共产党人。这个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在“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1919年）上提议无条件地立即加入第三国际。如果害怕同该党的这一翼“妥协”，那简直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必须寻找而且必须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这种妥协一方面可以促进和加速共产党人同这一翼实现必要的完全融合，另一方面丝毫不妨碍共产党人对“独立党人”机会主义右翼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要找到这样一种适当的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骗子才会向德国工人和德国共产党人许诺一条“容易”致胜的道路。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顺便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为了战胜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以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自然，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靠削弱孟什维克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孟什维克在内）必然要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动摇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动摇于喜爱工人和畏惧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等等。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决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就得对那些转向无产阶级的分子，在他们转向无产阶级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转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转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由于我们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我国孟什维主义已经而且还在日益瓦解，顽固的机会主义领袖陷于孤立，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不作任何妥协，不实行任何机动”这种操之过急的“决定”，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
最后，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坚持不承认凡尔赛和约[47]，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明显的错误。这种观点表述得愈“庄重”、愈“神气”、愈“坚决”、愈武断（像克·霍纳所表达的那样），结果就显得愈不明智。在现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弃“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劳芬贝格等人的）那种竟然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结盟对协约国作战的荒谬立场，是不够的。应当认识到，苏维埃德国（如果苏维埃德意志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不容许这样做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谢德曼之流还呆在政府里、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被推翻、维也纳的苏维埃革命尚有可能去援助苏维埃匈牙利的时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之下，“独立党人”提出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要求是正确的。“独立党人”当时实行的机动和灵活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多少替叛徒谢德曼之流分担了责任，多少离开了同谢德曼之流进行无情的（和十分冷静的）阶级战争的观点，而滑到了“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观点上去。
然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然是这样的：德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许诺，共产党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废除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应该说：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就某种程度上说简直是断送了）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结成联盟的事业。我们共产党人则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实现这个联盟，至于凡尔赛和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而且立刻加以废除。能不能顺利地废除这个和约，不仅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德国的胜利，而且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国际上的胜利。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阻碍了这个运动，而我们却要帮助这个运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既然我们的阶级敌人、剥削者、他们的走狗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放过了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运动、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机会，那么，这种罪责就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德国的苏维埃革命会加强国际苏维埃运动，而国际苏维埃运动则是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是唯一可靠的、不可战胜的、威震全球的堡垒）。硬要迫不及待地把摆脱凡尔赛和约一事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很合乎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的身分），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么苏维埃德国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忍受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
法、英等国帝国主义者挑动德国共产党人，给他们设下圈套：“你们说你们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吧。”而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同诡计多端而且目前比他们强大的敌人周旋，不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了”，却像小孩子一样上了这个圈套。事先就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我们是否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行为，而不是革命行为。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斗，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
九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英国现在还没有共产党，但是工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广泛的、强大的、迅速增长的、令人感到极有希望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几个政党和政治组织（“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希望成立共产党，并且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在“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工人无畏舰》周刊（1920年2月21日第6卷第48期）上刊载了该刊主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一篇文章：《向建立共产党的目标前进》。这篇文章叙述了上述四个组织谈判的经过，谈判的内容是：在加入第三国际、承认苏维埃制度（而不是议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原来，不能立刻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它们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在于要不要参加议会以及新成立的共产党要不要加入旧的、行业性的（大半由工联组成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工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19]都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反对参加议会，反对加入“工党”，在这方面它们和英国社会党全体党员或多数党员意见不一致，在它们看来英国社会党是英国“各共产主义政党中的右翼”（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上述文章，第5页）。
这样看来，基本的分野同德国是一样的，虽然分歧的表现形式（同英国比较起来，德国的表现形式更接近“俄国的”表现形式）以及其他许多情况有很大差别。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左派”的论据。
关于参加议会问题，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引证了同一期周刊上威·加拉赫（W．Gallacher）同志的一篇文章，加拉赫同志以格拉斯哥“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名义写道：
“本委员会明确反对议会制度，而且得到了各种政治组织的左翼的支持。我们是苏格兰革命运动的代表，这个运动力求在全国产业部门〈在各个生产部门内〉建立革命组织，并且以各社会委员会为基础建立共产党。长期以来我们同官方的议员们进行争论。我们过去认为没有必要向他们公开宣战，而他们也害怕向我们展开进攻。
然而这种状况不会长久继续下去。我们正在全线节节胜利。
苏格兰独立工党的广大党员对议会愈来愈反感，几乎所有地方组织都赞成Soviets〈俄语“苏维埃”一词的英语音译〉或工人苏维埃。当然，这对于那些把政治视为谋生手段〈视为职业〉的先生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因此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说服他们的党员重新投入议会制度的怀抱。革命的同志们不应当〈所有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支持这伙匪帮。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将是很艰巨的。在这场斗争中，最糟糕的就是那些关心个人利益胜过关心革命的人将会叛变。对于议会制度的任何支持，都只会有助于使政权落到我们不列颠的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的手里。韩德逊和克林兹（Glynes）之流已经反动透顶。正式的独立工党愈来愈处于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的支配之下，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在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之流的先生们的阵营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安乐窝。正式的独立工党极端仇视第三国际，而群众则支持第三国际。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支持机会主义的议员，都不过是为上述这些先生效劳。英国社会党在这方面不起任何作用…这里需要一个健全的革命的产业〈工业〉组织和根据清楚的、明确的、科学的原则去行动的共产党。如果我们的同志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这两种组织，我们会欣然接受他们的帮助；如果不能帮助，而又不愿意靠着支持反动派来出卖革命，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请千万不要干预此事；这些反动分子正热心猎取‘光荣的’（？）〈问号是原作者加的〉议员称号，正渴望证明他们能够像‘主子’那个阶级的政治家一样有成效地实行统治。”
据我看，这封给编辑部的信出色地表达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或刚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做群众工作的工人的情绪和观点。这种情绪是极其可喜、极其可贵的；应当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对于善于表达群众的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的这种（往往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关切地给以种种帮助。但同时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从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这封信中，无疑可以看到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目前所犯的和俄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和1918年犯过的那种种错误的苗头。
写信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满怀着最崇高的无产阶级的憎恨（这不仅是无产者，而且是一切劳动者，即德国人所说的一切“小人物”都能理解和有同感的一种憎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代表所表达的这种憎恨，实在是“一切智慧之本”，是一切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成功的基础。可是，写信人看来没有考虑到：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出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不逊色。
写信人透彻地了解到，达到无产阶级目的的工具不是议会，而只能是工人苏维埃，凡是至今还不了解这点的人，哪怕他是最有学问的人、最有经验的政治家、最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最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诚实的公民和家庭成员，他也必定是一个最恶毒的反动派。然而写信人甚至没有提出，更没有想到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让“苏维埃的”政治家进入议会，不从内部去瓦解议会制度，不从议会内部去准备条件，使苏维埃能够顺利完成它所面临的解散议会的任务，那么，要使苏维埃战胜议会是否可能呢？而同时写信人却提出了一种完全正确的意见，他说英国共产党必须根据科学原则来行动。而科学首先要求估计到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其他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经历或不久前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非常类似的经验；其次，它要求估计到在本国内部现有的一切力量、集团、政党、阶级和群众，要求决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的愿望和见解、觉悟程度和斗争决心来确定政策。
说韩德逊、克林兹、麦克唐纳、斯诺登之流已经反动透顶了，这是对的。说他们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说他们想按照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老规矩来“实行统治”，说他们一旦当权，就一定会跟谢德曼之流和诺斯克之流一样行事，这也是对的。所有这些全都不错。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利益，应该在议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一定的支持。我现在拿英国目前的两个政治文件来说明这个意思：（1）劳合－乔治首相1920年3月18日的演说（根据1920年3月19日《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2）“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在她的上述文章中所发表的议论。
劳合－乔治在他的演说中同阿斯奎斯（此人曾接到出席会议的特别邀请，但他拒绝了），同那些不愿意跟保守党人联合而想接近工党的自由党人进行了论战。（在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信中，我们也看到他指出了自由党人转入独立工党的事实。）劳合－乔治证明自由党人必须同保守党人联合起来，而且要紧密地联合起来，否则，工党——劳合－乔治“喜欢称之为”社会党——就会取得胜利，而这个党是力求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向他的听众，向那些至今大概还不了解这点的自由党议员通俗地解释道：“这在法国叫作共产主义，在德国叫作社会主义，在俄国叫作布尔什维主义。”劳合－乔治说，这是自由党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自由党人从根本上说是拥护私有制的。这位演讲人声称：“文明正处在危险之中”，因此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必须携起手来……
劳合－乔治说：“……如果你们到农业地区去，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那里党派的划分仍然保持着原样。那里离危险还远。那里还没有什么危险。可是，事态一旦发展到了农业地区，那里的危险也会同今天的某些工业地区一样大。我国居民五分之四从事工商业，而从事农业的几乎不到五分之一。这是我每想到将来我们会遇到的危险时始终不忘的一种情况。法国的居民大都从事农业，在那里，确定的观念有着牢固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会变动得很快，也不太容易受到革命运动的激荡。我国的情况则不然。我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容易颠覆；如果它一开始动摇，那么，由于上述原因，它将比其他国家崩溃得更厉害。”
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劳合－乔治先生不仅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他还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不妨也向劳合－乔治学习学习吧。
我们还想指出劳合－乔治演讲之后在讨论过程中发生的如下一个插曲：
“华莱士（Ｗａｌｌａｃｅ）先生问：现在产业工人中间有很多是自由党人，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支持，请问首相，您认为您在工业地区对这些产业工人所采取的政策会得到什么结果？可能的结果会不会使目前真心帮助我们的工人转过去大大加强工党的势力？
首相答：我的看法完全相反。自由党人互相倾轧这一事实，无疑使很多自由党人感到绝望而倒向工党方面，现在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很能干的自由党人参加了工党，他们在破坏政府的威信。结果无疑是社会上同情工党的情绪大大增强。现时社会舆论不是支持工党外的自由党人，而是支持工党，这是最近几次部分改选所表明了的。”
附带说说，这段议论特别表明，连资产阶级中最聪明的人物也弄糊涂了，不能不干出无法补救的蠢事来。就凭这一点也会把资产阶级断送的。尽管我们的人也会做蠢事（自然，条件是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时得到改正），但是他们终究会成为胜利者。
另外一个政治文件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下述一段议论：
“……英克平同志〈英国社会党书记〉把工党叫作‘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组织’。英国社会党的另一个同志在第三国际代表会议上把该党的观点表述得更加明确，他说：‘我们把工党看作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我们不赞同对工党的这种看法。工党党员虽然非常多，但很大一部分是无所作为和不关心政治的。这就是那些加入工联的男女工人，他们之所以加入工联，是因为他们厂里的工友都是工联会员，是因为他们想领取补助金。但是我们认为工党所以拥有这样多的党员也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工党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还没有摆脱的一种思潮的产物，虽然在人民的头脑里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人民很快就要改变这种情况……”
“……英国工党同其他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组织一样，在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上台执政。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聚集力量，以便推翻这些社会爱国主义者，我们在英国既不应当拖延这种活动，也不应当犹豫不决。
我们不应当分散自己的精力去增加工党的力量；工党上台执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创立起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来战胜工党。工党很快就要组成政府；拥护革命的反对派必须准备好冲击这个政府……”
总之，自由派资产阶级正在放弃那种历史上被数百年来的经验奉若神明的、对剥削者异常有利的“两党”制（剥削者的“两党”制），而认为必须联合两党的力量同工党作斗争。一部分自由党人好像覆舟时的老鼠，纷纷跑到工党方面去。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政权转到工党手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承认现在多数工人都拥护工党。他们由此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表述如下：
“共产党不应当实行妥协……它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
恰恰相反，既然英国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之流或谢德曼之流走，既然他们还没有取得跟这批人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取得了这种经验，那么毫无疑义，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活动，必须从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和斯诺登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邱吉尔。不这样做，就会增加革命事业的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既然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或者至少应当知道），要是韩德逊和斯诺登战胜了劳合－乔治和邱吉尔，多数工人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就会对自己的领袖感到失望，转而拥护共产主义（或者至少会对共产主义者保持中立，而且多半是善意的中立），那么这少数工人提出“不妥协，不转弯地前进”这样的口号，就显然是错误的。这很像1万名兵士跟5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顿”、“转弯”、甚至实行“妥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动的10万援兵的情况下，却要去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略。
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顺便提一下，正是从劳合－乔治的演说中可以看到，在英国，这两个可以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显然正在成熟。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目前之所以特别危险，正是因为有些革命者对这两个条件都抱着一种不够认真、不够重视、不够自觉、不够慎重的态度。既然我们不是一个革命的小团体，而是一个革命阶级的政党，既然我们要把群众争取过来（不这样，我们就有成为不折不扣的空谈家的危险），那么，第一，我们就必须帮助韩德逊或斯诺登去打倒劳合－乔治和邱吉尔（更确切点甚至可以这样说，必须迫使前者去打倒后者，因为前者不敢去争取胜利！）；第二，我们就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的多数根据切身经验确信我们是正确的，也就是确信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是毫不中用的，确信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和叛卖的本性，确信他们必然要遭到破产；第三，我们就必须促使这样一种时机迅速到来，即由于多数工人对韩德逊之流感到失望，可以有很大的成功把握一举推翻韩德逊之流政府，因为那个极其精明老练的、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大资产阶级的劳合－乔治尚且表现得十分惊慌，并且由于他昨天同邱吉尔“摩擦”，今天又同阿斯奎斯“摩擦”而不断削弱自己（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那么韩德逊之流的政府就一定会更加惊慌失措了。
现在我来更具体地谈一谈。在我看来，英国共产主义者应当根据第三国际的原则，在必须参加议会的条件下，把自己的四个党派（四个党派都很弱，其中有的非常非常弱）合并成一个共产党。由共产党向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提议达成“妥协”，达成竞选协议：共同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按照工人投给工党和共产党的票数（不是选票，而是另行投票）来分配议席，并保留各自进行鼓动、宣传和政治活动的最充分的自由。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当然就不能同他们结成同盟，否则就是背叛了；英国共产主义者绝对必须保持和坚持揭露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的最充分的自由，如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经保持（1903—1917年的15年内）和坚持了揭露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即揭露孟什维克的最充分的自由一样。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同意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那我们就得到好处了，因为议席的多少，对我们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并不追求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尽可以让步（而韩德逊之流，尤其是他们的新朋友们，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新主子们，即那些转入独立工党的自由党人，对于猎取议席却最起劲）。我们所以得到好处，是因为正当劳合－乔治自己把群众“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群众中展开我们的鼓动工作，并且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工党更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而且还能够帮助群众更快地了解我们的全部共产主义宣传，我们将毫无保留、毫不隐讳地去进行这种宣传来反对韩德逊之流。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可以立即向群众指明（请注意，甚至在纯粹孟什维主义的和十足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内部，群众也是赞成苏维埃的）：韩德逊之流宁愿自己靠近资本家，而不愿使一切工人联合起来。那时我们就可以立即得到群众的支持，因为这些群众特别在听了劳合－乔治的一番精彩的、高度正确的、高度有益的（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说明之后，都会支持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去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我们所以能够立即得到好处，还因为我们可以向群众表明，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害怕战胜劳合－乔治，害怕单独取得政权，力求暗中得到劳合－乔治的支持，而劳合－乔治却公开伸出手去帮助保守党人反对工党。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在我们俄国1917年2月27日（俄历）革命之后所进行的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的宣传，也正是由于同样的情况而得到好处的。那时我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请你们撇开资产阶级而掌握全部政权吧，因为你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在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总共只占代表总数的13％）。但是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却害怕撇开资产阶级而单独掌握政权；资产阶级很清楚，立宪会议一定会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政党结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它们只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获得多数[20]，因而一再拖延立宪会议选举，这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不能毅然决然地同这种拖延行为斗争到底。
要是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同共产主义者结成同盟，那么共产主义者就可以立刻博得群众的同情，并使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威信扫地，即使我们因此而失去几个议席，那也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只在极少数绝对有把握的选区内，即在我们提出候选人时不至于使自由党人战胜“拉布分子”（工党党员）的选区内，才提出我们的候选人。我们将进行竞选鼓动，散发宣传共产主义的传单，并且在没有我们的候选人的一切选区内，吁请选民投票选举“拉布分子”，不选资产者。如果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认为这样便是背叛共产主义，或者是放弃对社会主义叛徒的斗争，那他们就错了。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无疑会因此得到好处。
现在英国共产主义者甚至要接近群众，要群众听他们讲话，往往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来讲话，请他们投票选举韩德逊而不选劳合－乔治，那他们一定会听我讲的。那时我不仅可以向他们通俗地说明，为什么苏维埃比议会好，无产阶级专政比用资产阶级“民主”作招牌的邱吉尔专政好，而且还可以说明：我要投票支持韩德逊，这就像用绳索吊住被吊者一样；只要韩德逊之流很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那就会证实我是正确的，就会使群众转到我这方面来，就会加速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这正像他们的俄国和德国的同伙所遭遇的一样。
如果有人反驳我，说这种策略太“难以捉摸”，太复杂，不能为群众所了解，它会分散和分裂我们的力量，妨碍我们集中力量去进行苏维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回答这些“左派”反驳者说：请不要把自己的学理主义强加给群众吧！俄国群众的文化程度大概不比英国群众高，而是比英国群众低。可是他们却理解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革命的前夜，即在1917年9月，曾提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名单，而在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二天，即在1917年11月，又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妨碍布尔什维克，反而帮助了他们，1918年1月5日他们就把这个立宪会议解散了。
关于英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第二种意见分歧，即是否要加入工党的问题，我在这里不能多谈。关于这个问题，我手头的材料太少，而这个问题又特别复杂，因为英国“工党”的情况异常独特，它本身的结构和欧洲大陆上通常的政党大不相同。不过，第一，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问题上，要是有人认为“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并且根据这一类原则来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那么他必然要犯错误，因为提出这一类原则无非是重犯法国布朗基派公社战士在1874年宣布“否定”任何妥协和任何中间站的错误。第二，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像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应该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这种特点。
但是讲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联系到英国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必须联系到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有关的共同结论。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问题。
十几点结论
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显示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独特的转变：在一个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罢工运动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在世界上第一次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单单1905年头一个月的罢工人数就等于以往十年（1895—1904年）平均每年罢工人数的十倍，而且从1905年1月到10月，罢工还在不断和急剧地发展。由于许多完全特殊的历史条件，落后的俄国第一个向世界不仅表明了被压迫群众在革命时的主动精神的飞跃增长（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表明无产阶级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它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表明经济罢工怎样和政治罢工结合，而政治罢工又怎样变成武装起义，表明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怎样创造出了苏维埃这种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的新形式。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苏维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后来又使它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不到两年功夫就显示出：苏维埃具有国际性质，这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
不仅如此，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表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即正在成长、壮大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对每个国家来说）“孟什维主义”，也就是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同“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第一种斗争看来已经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国家内展开了，这就是第二国际（目前事实上它已被击溃）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斗争。第二种斗争则存在于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至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各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坚持左倾共产主义的错误，虽然他们几乎普遍地、几乎绝对地承认苏维埃制度）和法国（如一部分过去的工团主义者对于政党及议会活动采取不正确态度，虽然他们也承认苏维埃制度），也就是说，毫无疑义，这种斗争不仅在国际这个组织范围内存在，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
然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条道路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走得比布尔什维主义快得多；布尔什维主义在历史上用了15年时间才使它这个有组织的政治派别作好夺取胜利的准备。第三国际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溃了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而第二国际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远比第三国际强大，还显得坚强有力，还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即直接和间接的、物质上（部长的肥缺、护照、报刊）和思想上的帮助。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情况（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到处都可以感到对第二国际的不满，这种不满正在蔓延和增长，这既是由于它推行机会主义，又是由于它不善于或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能进行指导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指导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争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转向苏维埃政权而反对议会制度，转向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在这方面主要的（当然这还远远不是一切，然而是主要的）事情已经做到了。现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上，也就是说，要找到转向或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这个步骤看来似乎比较次要，并且从某种观点上说，也的确比较次要，但是在实践上却更接近于实际完成任务。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没有这一点，那就连走向胜利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可是，这离胜利还相当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积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现在这条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都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怎样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之流）的专政，然后才能坚决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个共产主义政党、小组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引导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尚未觉醒的）群众采取这种新的立场，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么，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完成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
以前的问题是（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因而宣传工作就提到了第一位；这时候甚至那些带有小组习气种种弱点的小组，也是有益的，也能做出成绩来。但是现在是群众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是部署（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百万大军，配置当今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进行最后的斗争的时候了，这时候单凭宣传的本领，单靠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济于事的。这时候已不能像还没有领导过群众的小组的宣传员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以千来计算群众；这时候要以百万、千万来计算了。这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当今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的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部署就绪，以至决战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也就是说：（1）一切与我们敌对的阶级力量已经陷入困境，它们彼此进行混战，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使它们疲惫不堪；（2）一切犹豫动摇、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于在实践中遭到破产而丑态毕露；（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这种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粗略勾画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了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邱吉尔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这种政治类型的人各国都有，只是依国家不同而稍有差别）的分歧以及韩德逊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的另一种分歧，从纯粹共产主义，即抽像共产主义，也就是从还没有成熟到采取实际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完全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但是从群众这种实际行动的观点来看，这些分歧却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不仅想做一个觉悟的、信仰坚定的、思想先进的宣传家，而且想在革命中做一个群众的实际领导者，那他的全部工作、全部任务就是要估计到这些分歧，确定这些“朋友”之间不可避免的、使所有这些“朋友”一齐削弱的冲突完全成熟的时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以加速韩德逊之流（如果不指名道姓的话，那就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即自称为社会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们）的政权的建立和倒台；加速他们在实践中的不可避免的破产，从而启发群众接受我们的观点，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加速韩德逊之流、劳合－乔治之流、邱吉尔之流相互之间（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君主派之间，谢德曼之流、资产阶级、卡普派之间，等等）不可避免的摩擦、争吵、冲突和彻底分裂；并且正确地选择这些“神圣私有制的支柱”分崩离析的时机，来发起无产阶级坚决的进攻，把它们全部打垮，把政权夺过来。
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像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体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像；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调动起来的时刻，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的人们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像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的和有利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从而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失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哪怕当时情况不容许我们使用对敌人威胁最大、能最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由于资产阶级经常（尤其是在“平静”时期，非革命时期）用合法斗争手段欺骗和愚弄工人，没有经验的革命者往往就以为合法斗争手段是机会主义的，而不合法斗争手段才是革命的。然而，这是不对的。至于1914—1918年那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当时最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资产阶级采取闻所未闻的蛮横无耻的手段欺骗工人、禁止人们说这场战争具有掠夺性这一真理，有些政党和领袖却不善于或不愿意（不要说“我不能”，还是说“我不想”吧）采用不合法斗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的叛徒，那是对的。但是那些不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在革命已经爆发、已经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在这种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而在这以后，在胜利以后，无产阶级要“摆脱”这种糟透了的革命家却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历尽千辛万苦。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做一个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构中，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法的群众中，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那就困难得多，因而也可贵得多。善于找到、善于探索到和正确判定能够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决定性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或事变的特殊转变关头——这就是西欧和美国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
拿英国来说吧。我们无法知道，而且任何人也无法预先断定，什么时候那里将要爆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缘由最能唤醒、激起和推动目前还在沉睡的非常广大的群众去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的全部准备工作，把四只脚都钉上马掌（正如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时候所爱说的那样）。能“冲开缺口”、“打破坚冰”的也许是议会危机，也许是由极端错综复杂、日益恶化和日益尖锐的殖民地的矛盾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所引起的危机，也许是什么别的，等等。我们谈的不是哪一种斗争将决定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会发生疑问，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已经解决了，并且彻底解决了），我们谈的是什么缘由将唤起目前还在沉睡的无产阶级群众行动起来，并且把他们一直引向革命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譬如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无论从国际或国内环境来说，革命形势都不及现在的百分之一，但是，只要有反动军阀千万次无耻行径中的一次（德雷福斯案件[54]），只要有这样一个“意外的”、“小小的”缘由，就足以把人民径直引向国内战争！
在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不断、始终不渝地利用议会选举，利用不列颠政府的爱尔兰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遇到的波折，利用社会生活中其他一切领域、一切部门和一切方面，并且要在所有这些方面，用新的方式，用共产主义的方式，照第三国际那样而不是照第二国际那样来进行工作。在这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叙述“俄国式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外国的共产党人说，这和通常的西欧议会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往往由此得出结论说：“是啊，那是在你们俄国，我们这里，议会活动却是另一个样子。”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世界上所以要有共产党人，第三国际在各国的拥护者，正是要在各个系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把旧的、社会党的、工联主义的、工团主义的议会工作，改造成新的、共产主义的议会工作。过去在我国的选举中，机会主义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专讲实利的、资本主义招摇撞骗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压抑的贫民的帮助下传送和散发传单，走访工人住所，走访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大陆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农民的茅舍，走进最下层的平民酒馆，进入真正的平民会社、团体，参加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带议会腔）跟人民说话，丝毫也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是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构，利用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并使人民了解布尔什维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除了选举期间，是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大罢工当然例外，因为在大罢工时期，这样的全民鼓动机构在我国曾经更紧张地工作过）。在西欧和美国，要做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是万分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任务不花气力都是无法完成的，而气力必须花在完成日益多样化的、日益涉及社会生活各部门的、从资产阶级手中逐一夺取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实际任务上。
在英国，还应当在军队中，在“本”国被压迫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如爱尔兰和各殖民地）中，按新的方式（不是按社会党的方式，而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用革命办法）来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要知道，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战后的今天，当各国人民受尽战争的煎熬而迅速地擦亮眼睛，认清了真相（真相就是：几千万人死亡和残废只是为了解决应由英国强盗还是德国强盗掠夺更多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社会生活的所有这些领域都布满了易燃物，可以触发冲突和危机、激化阶级斗争的机会也特别多。目前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在一切国家中都有无数火星从各方面迸发出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点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焰，就是说，能够彻底唤醒群众，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园地，甚至包括最陈腐的、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指望的园地，不然我们就将肩负不起自己的任务，不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能掌握一切种类的武器，既不能准备好去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把它们破坏了），也不能准备好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个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出乎资产阶级和庸人们意料的若干胜利之后，全世界现在已经变了样，各处的资产阶级也都变了样。资产阶级被“布尔什维主义”吓坏了，对它恨得咬牙切齿，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加速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用暴力镇压布尔什维主义上，因而削弱了自己在其他许多方面的阵地。一切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策略中应当估计到这两种情况。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和克伦斯基在对布尔什维克发动疯狂攻击（特别是从1917年4月起，而到6月和7月就更加猖狂）的时候，做得“太过火了”。发行数百万份的资产阶级报纸用各种腔调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就帮助了群众来认识布尔什维主义；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热心”，不但是报纸，而且整个社会生活都充满了就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的争论。现在各国百万富豪在国际范围内的所作所为，使我们不能不对他们衷心感谢。他们正同过去克伦斯基之流一样，全力恶毒攻击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同克伦斯基一样，在这方面也做得“太过火了”，同样也帮助了我们。法国资产阶级把布尔什维主义当作竞选鼓动的中心问题，责骂比较温和的或动摇不定的社会党人，说他们倾向布尔什维主义；美国资产阶级则完全丧失了理智，以涉嫌布尔什维主义为理由把成千成万的人抓起来，并到处散布关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消息，造成人心惶惶的气氛；世界上“最老练的”英国资产阶级，尽管它很有头脑，很有经验，却也干着难以置信的蠢事，建立各种经费充足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协会”，出版专门抨击布尔什维主义的书报，增雇很多学者、鼓动家、神父来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为此我们应该对这些资本家先生鞠躬致谢。他们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在帮助我们使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和意义问题发生兴趣。他们现在也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因为要用“缄默”来扼杀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已经办不到了。
但是同时，资产阶级看到的几乎只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方面：起义、暴力、恐怖；因此资产阶级特别在这一方面极力准备进行反击和抵抗。在个别场合，在个别国家，在某些短时期内，资产阶级也许能够得逞，我们必须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即使它能得逞，对我们来说也决没有什么可怕的。共产主义确实正在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长出来”，它的幼芽确实到处可见，“传染病”（这是资产阶级及其警察很喜欢用的最“得意的”比喻）已经深深侵入机体并且感染了整个机体。即使煞费苦心，“堵住”一处，“传染病”也会从另一处，有时甚至是最意外的一处冒出来。生活总是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就让资产阶级疯狂挣扎，暴跳如雷，肆意横行，干出许多蠢事来吧！让它对布尔什维克杀一儆百，错杀（在印度、匈牙利、德国等国）几百、几千以至几十万个明天的或昨天的布尔什维克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所做的一样。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终究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最大的热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1905年，俄国革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1917年7月，俄国布尔什维克也遭到过镇压；谢德曼和诺斯克伙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将军们用巧妙的挑拨手段和狡诈的阴谋诡计杀害了15000多个德国共产党人；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种种迫害削弱不了它，损害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我们要更有信心、更坚定地向胜利前进，现在只缺一点，这就是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先进国家中蓬勃发展着的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缺少的就是这种认识，就是在实践中运用这种认识的本领。
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通晓马克思主义和曾经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的经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过并向别人传授过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有许多东西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成果），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或者说，他们在实践中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会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迅速注入了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像算术，不如说像代数，与其说像初等数学，不如说更像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中都已注入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那些圣哲仍然（现在还在）固执地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负三”大于“负二”。
应该设法使共产党人不再犯“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确切一点说，要较早地纠正，较快地、使机体较少受损害地消除这一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只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去医治。
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里面的新内容，即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现在我们工作的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是这样扎实，这样有力，这样宏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驾驭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运动取得完全的、最终的、确定无疑和不可逆转的胜利的手段。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
惨绝人寰、卑鄙龌龊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它所造成的绝境，极其有力地推动和加速了世界革命，这场革命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如此迅猛，更替的形式如此丰富，在实践上对一切学理主义的驳斥如此富有教益，使人有充分的理由指望能够迅速而彻底地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幼稚病医治好。
1920年4月27日
增补
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为了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报复，把我国劫掠一空，并且不顾对本国工人许下了怎样的诺言，继续实行掠夺和封锁，因此直到我国出版机构已经把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任务安排停当时，我才从国外得到了一些补充材料。我绝不奢望把这本小册子看作超过匆匆草就的政论家札记的著作，因此只扼要地再谈几点。
一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已成事实。“左派”或“原则上的反对派”另行组织了“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别于“共产党”。在意大利，事情想必也会弄到分裂的地步——我说“想必”，是因为我仅有新到的两号（第7号和第8号）左派的《苏维埃报》（«Soviet»），报上在公开讨论分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还谈到了“弃权派”[21]（或抵制派，即反对参加议会的派别）的代表大会，这一派目前还留在意大利社会党内。
同“左派”即反议会派（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政治，即反对政党和反对在工会内工作）的分裂，像过去同“中派”（即考茨基派、龙格派、“独立党人”等等）的分裂一样，恐怕会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就让它这样吧！分裂总比混乱好，因为混乱既妨碍党在思想上、理论上、革命精神上的发展和成熟，也妨碍党和衷共济地开展真正有组织的、真正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条件的实际工作。
让“左派”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把自己实际检验一番吧，让他们不要严格集中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政党，不要掌握各个方面、各个门类、各种形式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本领，而去试一试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并进而实现这一专政）吧。实际经验很快就会开导他们的。
不过，必须竭尽全力使同“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碍或尽量少妨碍工人运动中一切真心诚意拥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要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合并成一个统一政党的事业。俄国布尔什维克特别幸运的是，他们在直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斗争爆发以前很久，已经对孟什维克（即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和“左派”进行了15年的一贯的和彻底的斗争。而欧美，现在不得不以“强行军”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工作。个别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会长期坚持错误（如果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的话），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工人群众便会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联合起来，并且把一切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党，组成一个能够实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22]
二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过，共产党人和左翼独立党大之间的妥协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要实现这种妥协并不容易。此后我收到的几份报纸也证实了这两点。1920年3月26日出版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DieRoteFahne»[58]，Zentralorgan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23]）第32号上，载有德共中央就卡普、吕特维茨军事“叛乱”（阴谋，冒险）和“社会主义政府”问题发表的“声明”。这篇声明，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它的基本前提是：目前还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基础”，因为“多数城市工人”拥护独立党人。它的结论是：答应“在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的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政府采取“守法的反对派”的态度（即不进行用“暴力推翻”政府的准备工作）。
无疑，这个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固然不应当在措辞上吹毛求疵，但是对有些地方则不能默不作声，例如不该把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在共产党的正式声明中）称为“社会主义”政府；又如谢德曼之流的党和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先生们的党既然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那就不该说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这类话；也不该写出像声明第4条里这样的语句：
“……不受限制地享用政治自由和资产阶级民主可以不再成为资本专政的情况，对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对于进一步把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是极为重要的……”
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如德国的韩德逊之流（谢德曼之流）、斯诺登之流（克里斯平之流），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圈子，而资产阶级民主又不能不是资本的专政。要达到德国共产党中央所完全正确地力求获得的实际效果，根本不需要写出这些原则上错误的、政治上有害的东西。要达到这一点，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要讲讲议会式的客套话）：当多数城市工人还跟着独立党人走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妨碍这些工人通过对“他们的”政府的体验去消除自己最后的小市民民主派的（也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幻想。这就足以证明必须实行一种真正必要的妥协，即在一定时期内不试图用暴力推翻为多数城市工人所信赖的政府。然而在进行日常的群众鼓动，不受官场、议会的客套拘束的时候，当然还可以补充说一下：让谢德曼之流这批恶棍，让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这班庸人在实际中揭穿他们自己如何受骗而又如何骗了工人吧；他们那个“干净的”政府会“最干净地”做一番“清扫”工作，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其他种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24]打扫干净。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目前的领袖们（有人说这些领袖已经丧失任何影响，那是不对的，实际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要比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并答应“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更加危险）的真面目，在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即卡普和吕特维茨先生们的政变中，再一次暴露无遗。[25]《自由报》（«Freiheit»，独立党人机关报）1920年3月30日和4月14日发表的两篇短文，即卡尔·考茨基写的《决定关头》（«EntscheidendeStunden»和阿尔图尔·克里斯平写的《论政局》，就是一个小而鲜明的例证。这两位先生绝对不善于像革命家那样思考和推理。这是一些只会嘤嘤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们自称是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音，他们对无产阶级就要更加危险一千倍，因为事实上每当困难和危急时刻，他们必然会干叛卖的勾当……同时却“极其真诚地”自信他们是在帮助无产阶级！要知道，改称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胆小怕事和毫无气节，曾认为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已毫无希望，并开始在协约国资本家和协约国刽子手的走狗面前啜泣，当时他们也是想要“帮助”无产阶级！
三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过，意大利社会党容忍这样一些党员，甚至这样一批议员留在党内是错误的。前面提到的那两号意大利《苏维埃报》完全证实了我的话。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曼彻斯特卫报》驻罗马记者这样一位旁观者，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920年3月12日该报登载了这位记者对屠拉梯的一篇访问记。他写道：
“……屠拉梯先生认为革命的危险还没有达到在意大利引起过分忧虑的程度。最高纲领派把苏维埃理论当火来玩，只是为了使群众经常处于兴奋紧张的状态。然而这种理论纯属海外奇谈，是尚未成熟的纲领，毫无实际用处。它只能使各劳动者阶级处于期待的状态。那些把这种理论当作诱饵去迷惑无产者的人，发现自己不得不进行日常的斗争，以获得某些往往是微小的经济改善，好来迁延时日，使各劳动者阶级不致立即失去幻想，失去对心爱的神话的信心。因此，发生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各种原因的罢工，一直到最近的邮政和铁路部门的罢工，——这些罢工使得本来就很严重的国内形势越发严重了。亚得里亚海问题所造成的困难，使全国愤愤不满，积欠外债和滥发纸币，使得全国消沉颓丧，但是我们的国家还远未意识到有推行劳动纪律的必要，而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恢复国内秩序和繁荣……”
非常清楚，屠拉梯自己以及庇护他、帮助他、教唆他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显然要加以隐瞒、粉饰的真情，却被这位英国记者泄漏出来了。这种真情就是：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扬尼、杜果尼之流先生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确实是而且恰恰就是这位英国记者所描写的那样。这是彻头彻尾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单拿他们主张处于雇佣奴隶制度下、为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劳动的工人必须遵守秩序和纪律这一点来说就足够了！所有这些孟什维克式的言论，我们俄国人是多么熟悉啊！他们承认群众赞成苏维埃政权，这该是多么宝贵啊！他们看不出自发开展的罢工运动的革命作用，这又是多么愚蠢，多么像资产阶级那样庸俗啊！是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记者像熊那样给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帮了忙，而且出色地证实了博尔迪加同志及其《苏维埃报》中的友人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他们要求，如果意大利社会党想真正拥护第三国际，那就该把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搞臭，赶出党的队伍，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
四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但是博尔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们，却从对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所作的正确批评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凡是参加议会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拿不出丝毫郑重的论据来为这种观点辩护。他们简直不知道（或尽量想忘掉）国际上有过以真正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方式、以确实有益于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方式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范例。他们简直想像不出有“新”方式，而对利用议会的“旧”方式、非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叫喊不休。
他们的根本错误也就在这里。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场所，而且在一切活动场所都应该提供（如果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它就无法提供）在原则上是新的、同第二国际传统彻底决裂的东西（同时要保持并发扬第二国际所贡献的好东西）。
就拿报刊工作来说吧。报纸、小册子、传单等都是用来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一个多少文明一点的国家里，任何群众运动都非有报刊机构的帮助不可。无论你怎样大叫大嚷反对“领袖”，无论你怎样赌咒发誓要保持群众的纯洁，使他们不受领袖的影响，终究还不能不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来做这项工作，还不能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这项工作所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气氛和环境。甚至在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已经两年半的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周围还能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关系大量存在（在农民和手工业者当中）的这种气氛和环境。
议会活动是一种工作形式，报刊工作是另一种工作形式。如果做这两种工作的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的党员，那这两种工作的内容都可以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也应当是共产主义的。但是，无论在前一种或后一种工作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及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里，无论在哪一种工作中），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要战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影响，要削弱小资产阶级环境的阻力（进而彻底改造这个环境），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必须克服的困难，种种必须完成的独特的任务。
在1914—1918年大战以前，各国非常“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物都痛骂议会制度，嘲笑像资产阶级那样平庸的社会党议员，抨击他们的钻营勾当，如此等等，可是他们自己却通过报刊工作，通过工团（工会）工作，去干同样的资产阶级式的钻营勾当。当时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例子难道不是非常之多吗？只就法国来说，难道茹奥和梅尔黑姆这些先生的例子还不典型吗？
“拒绝”参加议会活动之所以幼稚，就是因为人们想用这种“简单的”、“容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在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其实他们只是妄想逃开自己的影子，只是闭眼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困难罢了。无耻透顶的钻营勾当，按照资产阶级方式享用议会肥缺，对议会工作的惊人的改良主义曲解，庸俗的市侩式的因循守旧，——凡此种种，毫无疑义都是资本主义到处产生着的，不仅在工人运动之外，而且在工人运动之内产生着的通常的和重要的特征。然而资本主义及其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环境（这种环境，就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以后，也消逝得很慢，因为农民经常在复活资产阶级），毫无例外地在工作和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产生着形式上稍有差别而本质上完全相同的资产阶级钻营勾当、民族沙文主义和市侩庸俗习气等等。
可爱的抵制派和反议会派，你们觉得自己“极端革命”，但事实上你们却在跟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时被一些并不很大的困难吓倒了，而你们一旦胜利，就是说无产阶级一旦推翻资产阶级而夺得政权，就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而且是大得多、大得无可比拟的困难。你们像小孩一样，被今天摆在你们面前的小困难吓倒了，却不懂得在明天和后天你们仍然必须学会，必须补上一课来学会克服同样的然而大得无可比拟的困难。
在苏维埃政权下，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钻到你们的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里来。他们将钻进苏维埃，钻进法院，钻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人才，就不能建设也没有别的人才可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也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什么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就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反议会派现在这样趾高气扬地、这样目空一切地、这样轻率地、这样幼稚地想一挥手就抛开的那些任务，在苏维埃政权下，在苏维埃内部，在苏维埃的行政机关内部，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当中会重新遇到（我们在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律师制，这是做得很对的，可是它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的名义下，又在我国复活起来）。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技术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弊端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要克服我们自己党内，即工人党内的资产阶级习惯，是很“困难的”：要把那些为人们熟悉的、被资产阶级偏见完全腐蚀了的议员领袖驱逐出党，是“困难的”；要使我们绝对必需的（相当数量的，即使是很有限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是“困难的”；要在资产阶级的议会里建立真正无愧于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党团，是“困难的”；要做到共产党议员不玩弄无谓的资产阶级议会游戏，而能在群众中从事最迫切需要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是“困难的”。用不着说，这一切都是“困难的”，从前在俄国是困难的，现时在西欧和美国更是困难无比，因为在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要强大得多，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等等要强大得多。
然而所有这些“困难”，如果同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终归必须完成的完全同样的任务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儿戏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如果同这些真正巨大的任务比较起来，那么，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共产党党团，就是易如儿戏的事情了。
如果“左派”和反议会派的同志们，现在连克服这种小困难都学不会，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来或者是没有能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大规模地管理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机构，或者是不得不仓促补课，而由于如此仓促，就会给无产阶级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会比正常情况下犯更多的错误和表现得更软弱更无能，如此等等。
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不仅如此，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没有完全消失，那么资产阶级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和内部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工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在一切文化场所和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困难，就打算退避、躲开，是极其错误的，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代价。应当学习并且学会毫无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领域，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战胜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气、传统和习惯。除此以外，问题的其他提法都是很不严肃、很幼稚的。
1920年5月12日
五
在本书俄文版中，关于整个荷兰共产党在国际性的革命政策方面的行为，我说得有点不正确。因此，我乘这个机会把我们荷兰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来信发表在下面，并且把我在俄文版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
尼·列宁
怀恩科普的来信
亲爱的列宁同志：
承蒙您的好意，我们这些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荷兰代表团的团员们，在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译成西欧各种文字出版以前，就有机会读到它。您在您的这本书中，对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在国际性的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再三表示不能同意。
但是，您把这些人的行为的责任放到共产党身上，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这是极不正确的。而且，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荷兰共产党的这些党员很少参加或者完全不参加我们党目前的工作；他们还企图直接或间接地在共产党内推行反对派的口号，而对这些口号，荷共及其一切组织不仅过去，而且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谨以荷兰代表团的名义，致兄弟般的敬礼！
戴·怀恩科普
1920年6月30日于莫斯科
1920年6月在彼得格勒由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104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95页。——编者注
[2]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61—63页。——编者注
[3]关于个人所说的话，作适当的修改，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犯的错误不太大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加以纠正的人。
[4]拉丁文，意为：“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编者注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4页；第22卷第320—325、377—382页；第28卷第146页；第29卷第344—345页；第33卷第521、526、637页；第35卷第18、353页；第37卷第314—316页。——编者注
[6]《共产主义工人报》（1920年2月7日汉堡出版的该报第32号所载卡尔·埃勒《论解散政党》一文）上说：“工人阶级不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就不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摧毁政党，它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民主。”
罗马语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头脑最糊涂的人物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那些显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庄重的德国人（卡·埃勒和克·霍纳通过在上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庄重地证明，他们认为自己是庄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同时他们又极其可笑地说出一些荒谬绝伦的话，暴露出他们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都没有），竟也发表出这种极不恰当的议论。只承认马克思主义还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这一点俄国人特别清楚，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曾特别经常地成为“时髦的东西”。
[7]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德国被俘。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回到俄国，立即被送交法庭审判，由我们的工人枪决了。孟什维克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竟让一个奸细混进了我们党中央的这个错误。可是当我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要求逮捕杜马主席罗将柯并且将他提交法庭审判（因为他在战前就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却没有把这事告知杜马中的劳动派和工人）时，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支持我们的要求，因此罗将柯得以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邓尼金去了。
[8]是指1918—1921年期间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这种会议由地方党政机关召集。参加会议的代表由工厂和农村按照召集机关规定的名额选出。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在当时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曾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利用。非党代表会议后来逐渐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都参加的代表会议所取代。——编者注
[9]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25页。——编者注
[1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第343—345页。——编者注
[11]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也就是祖巴托夫式的人物，他们和我国的祖巴托夫所不同的只是穿着欧洲的服装，具有欧洲的风度，在推行自己的无耻政策时采用一些文明、精巧和民主的粉饰手段。
[12]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61—68页。——编者注
[13]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25页。——编者注
[14]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编者注
[15]我很少有机会了解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博尔迪加同志及其“共产主义者抵制派”（Comunistaastensionista）维护不参加议会的主张无疑是不对的。可是，根据两号他主编的《苏维埃报》（1920年1月18日和2月1日《苏维埃报》第3号和第4号）、四期塞拉蒂同志主编的出色的《共产主义》杂志（1919年10月1日—11月30日《共产主义》第1—4期）以及我所能读到的几份零散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看来，我以为他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说，博尔迪加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对屠拉梯及其同伙的抨击是正确的，因为后者依然留在一个承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里，依然当议员，并继续奉行危害极大的机会主义的老政策。塞拉蒂同志和整个意大利社会党容忍这种现象，当然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也会像在匈牙利那样带来很大的害处和危险，匈牙利的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就是从内部暗中破坏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对机会主义的议员采取这种错误的、不彻底的或软弱的态度，一方面促成“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存在是对的。塞拉蒂同志指责议员屠拉梯“不彻底”（《共产主义》第3期）显然是不对的，其实不彻底的正是意大利社会党，它容忍了屠拉梯之流这样的机会主义的议员。
[16]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63页。——编者注
[17]每个阶级，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国家里，即使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并且由于当前的形势，它的一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发挥，其中也总会有一些分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而且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无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在自己的基础上完全加强、巩固和发展起来，就必然还会有这样一些分子。否则，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
[18]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57页。——编者注
[19]看来，“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加入“工党”，但不是全体党员都反对参加议会。
[20]俄国1917年11月立宪会议的选举，据悉有3600多万选民投票，结果布尔什维克得票占25％，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得票占13％，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以及同类的各小团体得票共占62％。
[21]弃权派（抵制派）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左派，因抵制资产阶级议会选举而得名。领导人是阿·博尔迪加。该派曾同意大利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作过有力的斗争，但他们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策略是错误的。1921年1月21日，在里窝那党代表大会上该派同社会党决裂，随后参加创建意大利共产党。——编者注
[22]关于“左派”共产党人，即反议会派，将来同一般共产党人合并的问题，我还要指出如下一点。根据我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及德国一般共产党人的报纸的了解，前者的长处是他们比后者更善于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某种类似的现象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也看到过不止一次，不过是在较小的规模上，在个别的地方组织里，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例如在1907—1908年间，“左派”布尔什维克有的时候在有些地方鼓动群众，比我们更有成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在革命的时刻或在人们对革命记忆犹新的时候，采取“简单”否定的策略比较容易接近群众。然而这并不能证明这种策略就是正确的。有一点是绝对不容有丝毫怀疑的：一个共产党要想在事实上成为革命阶级的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或先进部队，并且还要想学会领导广大群众，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而且包括非无产阶级的群众，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那么它就必须善于用城市工厂区“市井小民”和乡村居民都最容易接受、最容易了解、最明白而生动的方式去进行宣传、组织和鼓动。
[23]斯巴达克联盟。——编者注
[24]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编者注
[25]关于这一点，1920年3月28日和30日奥地利共产党杰出的机关报《红旗报》（1920年维也纳出版的《红旗报》第266号和第267号所载的L．L．《德国革命的新阶段》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得非常简明而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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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3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
（1920年3月6日）
同志们，共产国际创立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中，共产国际获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可以大胆地说，在它创立时谁也没有料到它会获得这样巨大的胜利。
在革命初期，许多人都存着希望，以为帝国主义战争一结束西欧就会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当时群众已经武装起来，革命在某些西欧国家中也能取得极大的胜利。假如西欧无产阶级中的分裂没有那么严重，过去的社会党领袖的叛变行为没有那么多，那么这种情况本来是会发生的。
直到现在，我们还不十分清楚，当时军队是怎样复员的，战争是怎样结束的。例如，我们就不清楚荷兰当时的情况如何，我只是从一篇谈到荷兰某个共产党员的言论的文章中（我是偶然从一篇文章中看到的，而这类文章很多很多）才知道，在荷兰这样一个较少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中立国家中，革命运动的规模已经达到着手组织苏维埃的程度，连机会主义的荷兰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重要人物特鲁尔斯特拉也承认，工人当时是可以取得政权的。
假如国际当时不是被那些在危急关头拯救了资产阶级的叛徒控制的话，战争一结束，许多交战国，以及人民已经武装起来的某些中立国，很可能会迅速地发生革命，那时候结局就完全不同了。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革命并没有以这样快的速度获得成功，而必须走完我们走过的发展道路，我们走上这条路是在第一次革命以前，即在1905年以前，经过了1917年之前十多年的时间，我们才有能力来领导无产阶级。
1905年可以说是举行了一次革命的演习，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俄国才成功地利用了帝国主义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的时机，使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由于一些历史事件的凑合，由于专制制度的腐朽透顶，我们很容易地开始了革命，但是，对这个孤军作战的国家来说，开始革命愈容易，要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就愈艰难，拿过去的一年来看，我们可以说，在工人水平较高、工业较发达、工人人数较多的其他国家中，革命的发展要较为缓慢。革命沿着我们的道路在向前发展，但是要缓慢得多。
工人们继续缓慢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开辟道路，无产阶级的胜利正以显然快于我们当时的速度逼近，因为只要看一看第三国际，就会对第三国际迅速扩大队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情况感到惊异。
看看我们所使用的“布尔什维主义”之类的怪字眼怎样在全世界传播吧。尽管我们叫作共产党，尽管“共产党员”这个名称是科学的、全欧洲通用的，但是这个名称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并不像“布尔什维克”这个词那样流行。我们俄语中的“苏维埃”这个词是最流行的通用词之一，其他国家甚至不译它的意思，而都照俄语音译。
尽管资产阶级报纸不讲真话，尽管整个资产阶级进行了疯狂的反宣传，但是工人群众还是同情苏维埃，同情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资产阶级愈是撒谎，就愈有助于我们把我们对付克伦斯基的经验传播到全世界。
一部分从德国回来的布尔什维克在我国曾受到攻击和迫害，受到在“民主共和国”里纯粹按美国方式组织的迫害，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则多方协助这种迫害。这样一来，他们却发动了无产阶级中的一些阶层，使得这些阶层不得不考虑，既然他们这样迫害布尔什维克，那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很好。（鼓掌）
即使你只是偶尔从国外得到一些片断的消息，即使你不可能看到所有的外国报纸，而只是读到一份外国报纸，例如读到英国一家最有钱的报纸《泰晤士报》的某一号，看到那上面引用布尔什维克的话来证明布尔什维克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在鼓吹国内战争，那你就会断定，甚至最聪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张皇失措了。英国的报纸提出《反潮流》一书，把它介绍给英国读者，并摘引了一些话来证明布尔什维克是坏人中最坏的人，因为他们一面谈论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性，一面又在鼓吹国内战争。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仇恨我们的整个资产阶级都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向他们鞠躬致谢吧！（鼓掌）
我们在欧洲和美洲都没有出版日报，那里很少报道我们的工作情况，我们的同志在那里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可是协约国一家最有钱的帝国主义报纸，被成千上万种报纸当作消息来源的一家报纸，竟然完全不知分寸，它为了打倒布尔什维克，竟从战时刊印的布尔什维克著作中摘引了许多话来证明我们一面谈论战争的罪恶性，一面又竭力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就是说，他们这些最聪明的先生也会变成像我国的克伦斯基及其伙伴们那样的蠢才。因此，我们可以保证，这些英帝国主义的领袖人物一定会干净利落地完成他们帮助共产主义革命这一事业的。（鼓掌）
同志们，在战前，工人运动似乎主要分为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两部分人。不仅似乎如此，而且实际就是这样。在爆发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前的漫长时期中，欧洲大多数国家客观上还没有具备革命形势。当时的任务在于利用这个缓慢的工作来作好革命的准备。社会党人开始了这个事业，而无政府主义者却不理解这个任务。战争造成了革命的形势，这种旧的划分也就过时了。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上层分子变成了沙文主义者，他们使人们看清楚了，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来反对别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些强盗使千百万人在战争中丧了命。另一方面，各个旧政党的下层群众中产生了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拥护社会革命的新派别。这样，战争造成了最深刻的危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都发生了分裂，因为社会党人的上层议会领袖们站在沙文主义者一边，而下层群众中的日益增多的少数派离弃了他们，开始转向革命一边。
因此，一切国家的工人运动开始循着新的路线前进，循着能够导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而不是循着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路线前进。这种分裂在第三国际成立以前就在全世界出现了，开始了。
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我们掌握政权的时候，革命形势已经出现，工人运动已经遍及各国。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内部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在全世界造成的结果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纷纷参加建立新组织，并联合到第三国际中去。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
现在又产生了意见分歧，例如关于如何利用议会活动就有意见分歧，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经验，全世界都看到了李卜克内西的榜样，都明白了他在议会代表中间的作用和意义，如果还要否认必须以革命的方式利用议会活动，那就是荒谬的了。旧派代表们已经明白，再像过去那样提出国家问题是不行了，由于有了革命的运动，对这个问题的新的来自实践的提法产生了，以取代那种旧的来自书本的提法。
对于资产阶级整个统一集中的力量，必须用无产阶级的统一集中的力量来对抗。这样，国家问题现在有了新的提法，旧的意见分歧已开始失去意义。工人运动中旧的分野被新的分野所代替，关键是对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
苏维埃宪法清楚地表明俄国革命作出了什么贡献。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对这个经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原来的各类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是拥护苏维埃政权还是反对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说，要么是拥护资产阶级政权，拥护民主，拥护那种许诺饱食者同挨饿者平等、资本家同工人投选票平等、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以掩盖资本主义奴隶制的民主形式；要么是拥护无产阶级政权，拥护对剥削者的无情镇压，拥护苏维埃国家。
只有拥护资本主义奴隶制的人才会拥护资产阶级民主。我们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白卫分子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在许多俄国城市里把这些妖孽肃清以后，就把他们的著作收集起来运到莫斯科。可以看看像契里科夫这样的俄国知识分子写的东西或者像叶·特鲁别茨科伊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写的东西。看看他们在帮助邓尼金的时候怎样议论立宪会议、平等等等，是很有意思的。这些有关立宪会议的议论给我们提供了帮助；当他们在白卫群众中间进行这种鼓动时，他们随着国内战争的整个进程、随着事态的变化一直在帮助我们。他们自己用自己的论据证明，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是那些赞成同资本家作斗争的真诚的革命者。这一点在国内战争的进程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要团结起来，发展国家，把国家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并牢牢掌握政权，就必须有中央政权、专政和统一意志，在有了以往的经验之后，在有了俄国、芬兰和匈牙利的经验之后，在各民主共和国和德国有了一年的经验之后，再来反对这种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已经不行了。民主已经彻底自我暴露；所以，在世界各国各种形式的大量迹像而且是愈来愈多的迹像表明，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日益加强。
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了德国独立党和法国社会党这样的政党。这些政党是由那些对新的鼓动、新的情况一窍不通的旧式领袖统治的，他们不但一点没有改变议会活动，反而借议会活动来回避重要的任务，用议会里的辩论来吸引工人的注意力，然而连这些领袖也不得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了。这是由于工人群众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迫使他们的领袖不得不这样做。
你们从其他同志的讲话中知道，德国独立党的退出，它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承认，是对第二国际的最后的决定性的打击。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可以说第二国际已经完蛋了，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工人群众正纷纷转到共产党人方面来。英国也有独立党，这个独立党继续坚持进行合法活动的观点，并谴责布尔什维克使用暴力。不久以前，在他们的报纸上辟了一个辩论栏。所谓辩论，就是讨论。那里正在讨论苏维埃问题，我们看到上面除了一篇英国工人报纸都加以刊载的文章外，还有一个英国人写的一篇文章，这个英国人并不看重社会主义理论，仍然抱着以前那种轻视理论的荒谬态度，但是他在估计英国现实生活情况之后，也作出肯定的结论说：我们不能谴责苏维埃，而应当赞成苏维埃。
这是一种迹像，它表明即使在英国这类国家的落后工人阶层中也起了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旧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永远完蛋了。
欧洲现在走向革命的方式和我们过去不同，但是欧洲所要做的实质上是同样的事。每一个国家都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它们已经开始进行）内部斗争，来反对本国的孟什维克，反对本国的机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思潮，这种思潮世界各国都有，只是名称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正因为各国独立地取得这一经验，所以可以保证说，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敌人的队伍愈动摇，愈丧失信心，愈是说布尔什维克是一群罪犯，说他们永远不会同我们媾和，对我们就愈有利。
现在他们说，即使进行贸易，也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我们对此丝毫也不反对。先生们，那就请你们试一试吧。你们不承认我们，我们是理解的。要是你们承认我们，我们倒认为你们犯了错误。但是你们竟然这样颠三倒四，起先说布尔什维克违犯了一切天理国法，说你们不会同他们谈判、和解，后来却说你们要同我们进行交换，但是不承认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这个胜利一定会在每一个国家的人民群众中推进共产主义运动，使它深入发展。这个运动是如此深入，以至除了一些人正式参加第三国际外，在先进的国家中还出现了一系列的运动，这些运动不赞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继续谴责布尔什维主义，同时又因大势所趋而向布尔什维主义靠拢。
20世纪文明国家的战争迫使各国政府自己揭露自己。法国的一家报纸刊载了前奥地利皇帝查理于1916年向法国建议缔结和约的文件。查理的信件一公布，工人就质问社会党的领袖阿尔伯·托马说：您当时担任政府职务，媾和建议是向你们的政府提出的，当时您在做什么？当阿尔伯·托马被质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始终一声不吭。
这种揭露现在刚刚开始。人民群众是识字的，在欧洲和美洲，他们已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来对待战争。他们问：1000万人丧命、2000万人残废究竟为了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人民群众非转向无产阶级专政不可。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这样来回答：1000万人丧命、2000万人残废，是为了解决是德国资本家还是英国资本家发大财的问题。这是实情，无论怎样掩盖，它总会暴露出来。
各国资本主义政府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家知道，只要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仍然掌握政权，一场新的同样的战争就不可避免。日本和美国之间新的争吵和冲突有增无已。这些争吵和冲突是两国在几十年的外交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战争不可避免。在抢夺了大批殖民地的英国与自认为是受骗上当的法国之间战争不可避免。谁也不知道战争会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爆发，但大家都看见，都知道，都在说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又在酝酿中。
20世纪在人人都识字的国家中出现的这种情况，使人们再也不能提出旧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旧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已被战争所埋葬。谈论用各种改良办法来改造这个把几千亿卢布投入战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谈论不通过革命政权和暴力、不经过一些极大的动荡来改造这个社会，现在已经不行了。这样说和这样想的人，再也不能发生影响了。
共产国际所以强而有力，在于它吸取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教训。在每一个国家中，千百万人的经验愈来愈证实共产国际立场的正确性，而现在靠拢共产国际的动向也比以往广泛和深入百倍。这个动向在一年之内就使第二国际完全破产了。
在世界上一切国家中，甚至在最不发达的国家中，一切有头脑的工人都倾向于共产国际，都在思想上靠拢共产国际了。这充分保证共产国际能在不久的将来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是有把握的。（鼓掌）
载于《共产国际》杂志1920年5月11日第10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03—211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213—22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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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斗争派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20年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斗争派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
（1920年2月22日）
1．我坚决主张，应该谴责斗争派的反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而不是它的民族主义。
2．还必须加以谴责的是，他们对他们的乌克兰教师联合会成员并不鄙视（不同这些人进行无情的斗争），不像我们对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全俄教师联合会”那样。
列宁
2月22日
载于1933年基辅出版的尼·尼·波波夫《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概要》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59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7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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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社会党决议草案的意见（1920年2月8日和14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对法国社会党决议草案的意见[1]
（1920年2月8日和14日之间）
Ⅰ两项“建议”（I—13条＝各段落；II—23条＝各段落）
（1）第二国际由于战争脱离了、“放下”了“教育”工作。
？仅仅？不是这样
（2）战争使第二国际“分裂”（déchirée）了，“一部分”同资产阶级分掌了政权。
（（哪一部分？什么时候？））
（3）第二国际“不适应革命形势”……
总计＝8＋9＋8＝25行都是水分，废话，托词。人们表示不满，“但是”……有“仍然忠实的”分子（第11条）Ⅱ
应为：
{第二国际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和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因为它在1914—1918年战争中为“保卫祖国”辩护，而这场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强盗的、掠夺性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4）第三国际“引证”完整的纲领……加入它的有哪些哪些人
各种人引证。而实际上？
（5）瑞士、合众国和德国独立党人退出了第二国际。
总计＝14＋12＝26行是水分
{在这样的战争中不是保卫祖国，即不是保卫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而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它。其途径是建立无产阶行级专政，即苏维埃政权。这就是第三国际的基础。
（6）法国社会党“考虑到”那些“仍然是可尊敬的”（？？）独立党人的决定，确认“它不能留下”（但是不退出？）。……德皇的同谋者（（原来如此！而彭加勒的同谋者呢？克列孟梭的呢？劳合－乔治的呢？威尔逊的呢？））
应为：
退出（还是不退出？）。
退还是不退？
{12行模棱两可的话！}
（7）重新组合（什么样的？就像玩内阁游戏？）
{＋12行是水分}
“国际社会主义的传统原则”。
{不对}
（8）对俄国革命不可能一切都了解得很准确……但是第三国际的原则性声明没有一个是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
（19行中有8行是准确的，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拥护苏维埃的。）
{为什么“传统”导致了破产呢？
|‖工人的领袖和上层。分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机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不善于和不愿意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合法的和非法的组织。}
这样，总计＝94行中有8行是明确的，即不到10％！！
留下这8行，其他的去掉，岂不更好？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革命主张的基础。
成立苏维埃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7行胜过94行
‖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工人和不使用雇佣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农的苏维埃！‖打倒资产阶级议会，苏维埃万岁！只有照这种精神进行全部工作的人才是社会主义者。
（9）但是……要特别重视现有的工人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并因此要同第三国际“共同讨论”。
{14行模棱两可的话}
在它们的内部工作务必按照这种精神去做，即无情地驱逐机会主义的领袖，建立共产党支部和共产党党团，始终不渝地宣传共产主义。
（10）谴责与资产阶级同谋，特别是谴责内阁主义。
（8行）
‖不够。没有“谴责”社会沙文主义。
（11）法国社会党附和德国独立党的建议，并希望努力使“忠于阶级斗争原则的第二国际成员”（？？）和参加第三国际的政党联合起来。
{9行模棱两可的话}
‖？对还是不对？
（12）“积极的情”……（少一些同情，多一些行动！）并同英国和美国的无产者（紧密）“团结一致”。
|8行模棱两可的话|
‖什么样的思潮？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还是革命的？
‖（α）对分裂避而不谈！！
‖（β）等待革命。
（13）召集持“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原则”立场的各党代表的“预备会议”，以便同第三国际进行谈判。
|10行重复和模棱两可的话。‖
总计94＋49
——
143行
{其中8行是明白的，准确的，有道理的，很重要的。
其余的都是托词。}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46—350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33—13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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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草稿（提纲）（1920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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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给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草稿（提纲）[1]
（1920年1月20日）
我们终于接到了（德国）独立党关于谈判的正式提议，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政党，应该十分坦率地答复他们，不使用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使用的那种“外交辞令”。
复信应当向赞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工人群众说明事情的真相，因为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英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里，工人的领袖都在欺骗工人（有意或无意地，即出于他们的自我欺骗），这些领袖只在口头上赞同工人中间流行的这些口号（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行动上仍和从前一样，不按这些口号的精神，而是按与这些口号背道而驰的精神进行工作，进行宣传和鼓动等等。
下面是（俄共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的提纲初稿：
（各点的前后次序也还应该重新安排）
1．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有能力、有准备、有决心用革命手段、用剥夺剥削者的办法，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过来（吸引到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这一边来）。
德国独立党的日常鼓动（例如《自由报》）不谈这一点。龙格派也不谈这一点。
2．对农村无产者、半无产者以及小农（在收割庄稼等农忙时节也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民，很少出卖粮食或不出卖粮食的农民），特别需要进行这种鼓动。应该最简明通俗而又非常具体地天天向这些阶层的居民说明，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一定会剥夺地主，使这些阶层的居民的境况立即得到改善。无产阶级一定会使他们摆脱大土地占有者的压迫，使这个居民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获得大地产，使他们摆脱债务的盘剥，等等。对城市中不是无产阶级或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也应当这样做。
德国独立党（以及龙格派）不进行这种鼓动。
3．苏维埃制度就是要揭穿资产阶级的谎话，指出他们所谓“出版自由”就是富人、资本家收买报刊的自由，就是资本家收买几百种报纸来制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
德国独立党（我们一说到他们，总是同时也指龙格派、英国独立党等等）不认识这一真理，不传播这一真理，不天天为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资产阶级民主派虚伪地称之为出版自由的那种资本对报刊的奴役而进行鼓动。
独立党不进行这种鼓动，只在口头上承认（Lippenbekenntniss）苏维埃政权，行动上完全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的束缚。
他们对于为什么要没收印刷厂、仓库和储存的纸张这个主要问题都说明不了，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
4．对集会自由（只要有钱人占有最好的建筑物或在购买公共建筑物，这就始终是一句谎话）、“武装人民”、信仰自由（＝资本收买许许多多教会组织用宗教鸦片麻醉群众的自由）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其他各种自由都是这样。
5．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也就是它的革命先锋队所推翻。要求这个先锋队先通过资产阶级议会、资产阶级立宪会议等的选举，也就是在存在着雇佣奴隶制、存在着剥削者、剥削者的压迫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通过选举取得多数人民的拥护，——要求这样做或以此为前提，实际上就是完全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而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
德国独立党和法国龙格派就是这样做的。这些政党一再重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谓“人民”（受资产阶级欺骗和资本压迫的人民）多数的滥调，客观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6．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和标志是清楚地认识到下列事实：无产阶级由于它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客观经济地位，都正确地体现着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一切半无产者（即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和一切小农等等的利益。
这些居民阶层跟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其中包括第二国际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走，并不是出于自由的意志（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想像的），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对他们的露骨欺骗、资本对他们的压迫以及小资产阶级领袖的自我欺骗。
无产阶级要把这些居民阶层（半无产者和小农）吸引过来并且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后，只有在夺得国家政权以后，就是说，只有在推翻了资产阶级，使全体劳动者摆脱了资本的压迫，并用事实向他们表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好处就是摆脱了剥削者）以后才能做到。
这个观点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和实质。德国独立党和法国龙格派不理解这个观点，不向群众灌输这个观点，不天天宣传这个观点。
7．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认识到必须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且有准备、有能力、有决心做到这一点。既然资产阶级，甚至最主张共和和民主的资产阶级（例如德国、瑞士和美国的资产阶级），也经常用大屠杀、私刑、暗杀、军事暴力和恐怖手段来对付共产党员，实际上也就是对付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那么在这种条件下要放弃暴力和恐怖手段，那就变成了哭哭啼啼的小资产者，就是在散播社会和平这种反动市侩幻想，具体地说，就是害怕耀武扬威的军官。
罪恶滔天、反动透顶的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在世界各国，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反动军官，把他们推上了政治前台，由他们策划并实行恐怖，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资本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
因此，德国独立党和法国龙格派在议会演说、报纸文章以及一切宣传鼓动中所实际表现出来的对恐怖的态度，事实上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实际上采取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败坏了工人的革命意识。
8．对国内战争也是这样。既然已经发生过帝国主义战争，既然反动将军和军官在对无产阶级实行恐怖，既然各资产阶级国家的现行政策就是为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做准备（不仅是有意识地在作准备，而且这是它们全部政策的客观必然结果），既然情况是这样，环境是这样，那么看见对付剥削者的国内战争就痛哭、谴责、害怕，那就是真正变成了反动分子。
这是害怕工人取得胜利，为了这一胜利可能要有几万人作出牺牲；这也无疑是在放任帝国主义者再进行一场新的大厮杀，这样的大厮杀昨天已经断送了而且明天还会断送千百万人的性命。
这实际上是鼓励资产阶级将军和资产阶级军官们袭用、谋划和准备反动的暴力行动。
德国独立党和法国龙格派对国内战争问题采取的小资产阶级温情感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这样反动。他们闭眼不看白卫军的阴谋，不管资产阶级怎样训练白卫军，组建白卫军，却假仁假义（或者胆小怕事），不肯为创建一支能镇压剥削者反抗的无产者的赤卫队或红军而工作。
9．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意味着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摧毁和粉碎资产阶级的（即使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机构、法院以及民政和军事的官僚机构等等。
德国独立党和法国龙格派没有表明他们已认识到了这一真理，已在天天宣传这一真理。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一切宣传都是同这种精神相违背的。
10．任何革命（与改良不同）本身都意味着一场危机，而且是一场极其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不取决于战争造成的危机。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在于向工人和农民说明，要有敢于应付这场危机的勇气，从革命手段中找到战胜这场危机的力量泉源。无产阶级只有以革命热情、革命毅力和不怕惨重牺牲的革命决心来战胜最大的危机，才能打败剥削者，使人类最终摆脱战争、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为对资本主义采取的改良主义态度，昨天已经造成了（明天必然还会造成）使千百万人丧命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和无休止的各种各样危机。
没有这个基本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句空话。但是独立党和龙格派不理解这个思想，在宣传鼓动中看不出有这个思想，也不向群众说明这个思想。
11．改良主义事实上在第二国际（1889—1914年）中占优势并葬送了第二国际，独立党和龙格派不是加深和提高群众对改良主义的腐朽性和危害性的认识，而是模糊这种认识，掩盖病症，不揭露病症。
12．独立党虽然退出了第二国际，在口头上谴责第二国际（例如克里斯平的小册子），但行动上却跟诺斯克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先生们的奥地利党的党员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握手言欢。
独立党容忍那些完全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基本概念的文人留在党里。
这种言行不一致是德国独立党和法国龙格派领袖们的全部政策的特征。就是这些领袖不理睬向往苏维埃制度的工人群众的革命心情，而赞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被改良主义腐蚀了的无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偏见。
13．独立党和龙格派不理解，也不向群众说明：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曾经使（而且现在正在使）这些国家得以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把超额利润（从殖民地得来的和对弱国进行金融剥削得来的超额利润）的零头扔给他们，培植熟练工人的特权阶层，等等。
不揭露这种祸害，不同工联主义的官僚作斗争，也不同染上行会习气的市侩、工人贵族以及工人上层特权的种种表现作斗争，不把这类人物无情地从革命政党中驱逐出去，不面向下层，不面向日益广泛的群众，不面向被剥削者这一真正的多数，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14．独立党和龙格派不愿意或者不知该怎样同受帝国主义腐蚀的工人上层分子决裂，还表现在他们不鼓动人们去直接地和无条件地支持各殖民地人民的一切起义和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谴责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那就是假仁假义，或者是愚蠢市侩的无谓叹息。
15．独立党和龙格派不在军队中进行鼓动工作（争取打入军队，以便教育军队转到工人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他们不建立这方面的组织。
他们不经常宣传建立不合法组织的必要性，也不去建立不合法组织，以回击资产阶级的暴力和他们不断破坏“法制”（不论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还是在战争以后）的行为。
如果不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合法组织和不合法组织结合起来，那么无论在德国、瑞士、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根本不会有真正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16．总而言之，独立党和龙格派的一切宣传、一切鼓动、一切组织都是市侩民主主义的，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是和平主义的，而不是社会革命的。
因此，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承认”，就只停留在口头上。
————
结论：鉴于这种情况，俄共认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不同独立党和龙格派结成一个国际，等到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中的革命群众纠正了独立党和龙格派这些政党的弱点、错误、偏见和不彻底性以后再说。
俄共认为共产国际不能容纳这样的政党。
然而俄共并不拒绝同一切愿意同它磋商、听取它的意见的政党进行协商。
载于《共产国际》杂志1920年3月22日第9期（非全文）
全文载于《共产国际》杂志1924年第8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54—61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61—68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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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1919年11月7—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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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1]
（1919年11月7—10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不用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分，而用一个党员的身分给你们写这封信。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同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建立正常的关系，现在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对以前受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态度，对于全亚洲，对于世界上所有的殖民地，对于千千万万的人，都具有实际的意义。
我恳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努力和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建立同志的关系，以事实来作出榜样；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证明我们真心想根除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一切残余，以便同世界帝国主义及其领导者英帝国主义作忘我的斗争；要无限信任我们的土耳其斯坦委员会，要严格遵守该委员会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上述精神制定的指示。
如果你们能给我回信并把你们的态度告诉我，我是非常感激的。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9年11月7—10日《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人报》、《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红色战线报》出版的《无产阶级时代一世纪的两年》纪念专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304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97—298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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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塞拉蒂同志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员（19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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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塞拉蒂同志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员[1]
1919年10月28日
亲爱的朋友！我们从意大利得到的消息非常少。我们只是从外国的（非共产党的）报纸上知道你们的党在博洛尼亚召开了代表大会，知道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衷心向您及意大利全体共产党员致敬，并祝你们取得最大的成就。意大利党的榜样对全世界将有巨大的意义。尤其是你们的代表大会关于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选举的决议，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它会促使因这个问题刚刚分裂的德国共产党统一起来。
在意大利党的议员中，有很多公开的和隐蔽的机会主义者，毫无疑问，他们会想方设法不执行博洛尼亚代表大会的决议，使这些决议化为乌有。同这些派别的斗争还远未结束。但是博洛尼亚的胜利会有利于今后继续取得胜利。
由于意大利所处的国际环境，意大利无产阶级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英法两国可能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参加下，竭力挑拨意大利无产阶级去举行过早的起义，以便轻而易举地把它镇压下去。可是他们的挑拨是不会成功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出色工作，保证他们将会同样成功地争取到整个工业无产阶级、整个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那时，只要国际关系上的时机选择得正确，意大利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取得巩固的胜利。法国、英国和全世界共产党人的胜利也能保证这一点。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载于1919年12月5日《前进报》（罗马）第33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7—258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51—25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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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加入过统一的“德国共产党”而现在组成新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19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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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加入过统一的“德国共产党”而现在组成新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1]
1919年10月28日
亲爱的同志们！我今天刚从德国政府播发的简短的无线电报（从瑙恩发出）中获悉有关分裂的事。《向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是我在得到分裂的消息以前写的。
在那篇文章中，我只能根据从柏林出版的几号《红旗报》了解的情况，力图从国际共产主义的观点评价你们的立场。我深信，共产党员只要在根本问题上意见相同——指的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毫不妥协地反对各国的谢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等根本问题——他们是能够而且应当一致行动的。我认为，次要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可以消除，而且一定会消除，这是反对真正凶恶的敌人、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公开的走狗（谢德曼分子）和暗藏的走狗（考茨基分子）的共同斗争必然会产生的结果。
我不是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但是我认为执行委员会一定会帮助德国共产党人恢复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疯狂的迫害使党成了非法的党，使它难于工作，难于正常地交流思想和制定共同的策略，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国际范围内仔细地讨论各种分歧和交换意见会有助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力量的团结。
如果我们能够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我会感到十分高兴。
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5—256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49—25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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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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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
致保尔·莱维、克拉拉·蔡特金、埃贝莱因三位同志和德国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
1919年10月28日
亲爱的朋友们！我已把1919年10月10日所写的《向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这封信寄给你们发表，信中顺便谈到了你们同抵制派、半工团主义者等等之间的意见分歧[2]。今天我从德国政府播发的无线电讯中（从瑙恩发出）知道你们的党发生了分裂，虽然消息来自一个肮脏的地方，但这一次的消息大概是确实的，因为在我们德国朋友的来信中也谈到了可能发生分裂的问题。
不过，该电台报道说，你们以25票对18票把少数派开除出党，后来少数派自己又建立了一个政党，看来不大可信。我对这个分裂出去的反对派知道得很少，我只看过几号柏林的《红旗报》。我的印像是，他们是一些很有才能然而缺少经验的年轻鼓动家，同1918年我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相类似（就年轻和缺少经验来说）。我认为，只要在根本问题上（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意见一致，团结就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像同考茨基派分裂是必要的一样。如果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就应该尽量不要使分裂扩大，请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调解，让“左派”在提纲和小册子中表述他们的分歧意见。从国际的观点来看，恢复德国共产党的统一是既可能又必要的。如果能接到你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来信，我会非常高兴。附上一封给分裂出党的人的信，希望你们代为转交，并请把我在接到分裂的消息之前写的一篇完全承认你们正确的文章同时刊印出来。
紧握你们的手，并热烈希望你们在艰难的工作中获得成功。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全世界蓬勃发展，虽然比我们所希望的慢一些，但它是广阔的、强大的、深刻的和不可战胜的。像过去的俄国一样，现在到处都处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第二国际”）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在这种统治之后，一定会是共产党人的统治，一定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胜利。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3—254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47—248页。——编者注
[2]见本卷收录的《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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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洛里欧同志和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法国朋友（19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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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洛里欧同志和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法国朋友[1]
1919年10月28日
亲爱的朋友！衷心感谢您的来信，我们很少得到你们的消息，您的来信对我们非常珍贵。
在法国同在英国一样，取得胜利的帝国主义不仅使某些小资产者有可能发财致富，而且能够对工人上层分子即工人阶级贵族施以“小恩小惠”，收买他们，使他们对分享一点帝国主义利润和殖民地赃物等等感兴趣。
但是战争引起的危机是如此严重，连战胜国的劳动群众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可怕的灾难。因此，共产主义运动迅速高涨，对苏维埃政权和第三国际的同情迅速增长，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你们还必须同龙格那种特别精巧的法国机会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经验丰富的”议员们和政客们还会一次又一次地用口头上承认革命策略和无产阶级专政来支吾搪塞，实际上则用新的诡计和遁词来欺骗无产阶级，正如7月21日龙格、梅尔黑姆之流欺骗了无产阶级一样；他们不会帮助革命，只会继续实行旧的机会主义政策，危害革命和阻碍革命。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旧的腐朽的工人领袖将会千百次地进行这样的尝试。
但是，我们大家相信，在同无产阶级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共产党人一定能够粉碎和战胜这些尝试。共产党人愈果断、愈坚决，他们就会愈快地取得完全的胜利。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尼·列宁
载于1920年1月3日《工人无畏舰》周刊第4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51—252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45—24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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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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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
（1919年10月10日）
我们极少得到国外的消息。帝国主义野兽正以全力实行封锁，世界列强正对我们横施暴力，以图恢复剥削者的政权。俄国资本家和全世界资本家对我们所怀的这种野兽般的凶狠，自然是用空谈“民主”的崇高意义掩盖着的！剥削者营垒总是把资产阶级民主冒充为一般“民主”，而一切庸人，一切小资产者，直到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卡尔·考茨基这班老爷和德国“独立”（即对革命无产阶级独立但对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却是依赖的）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领袖，都跟着这个营垒随声附和。
但是，我们在俄国得到的国外消息愈少，看到共产主义事业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普遍取得巨大成就，看到工人群众同腐朽的叛变的领袖们（从谢德曼到考茨基都已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决裂取得进展，我们就愈觉得高兴。
关于意大利的党，我们只知道它的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这样，意大利社会党就真正参加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了，虽然它还令人遗憾地保留着旧名称。向意大利工人及其政党致热烈的敬礼！
关于法国，我们只知道巴黎一地就有两种共产主义的报纸，即雷蒙·佩里卡主编的《国际报》和乔治·昂克蒂尔主编的《禁名报》。已经有很多无产阶级的组织加入了第三国际。工人群众无疑是同情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
关于德国的共产党人，我们只知道在很多城市中有了共产主义的报纸。这些报纸往往取名为《红旗报》。柏林的《红旗报》是秘密出版的，它同刽子手谢德曼—诺斯克之流进行着英勇的斗争，谢德曼—诺斯克之流用自己的行动向资产阶级逢迎献媚，正像“独立党人”用自己的言论和“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向资产阶级逢迎献媚一样。
柏林的共产党人报纸《红旗报》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使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德国终于有了不顾一切迫害、在优秀领袖遭到卑鄙杀害后始终坚定不屈的正直而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终于有了进行英勇的堪称真正“革命”的斗争的工人共产党员！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内部终于成长出了一种把“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口号当作真理的力量！
向德国共产党人致敬！
谢德曼之流、考茨基之流、伦纳之流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这些老爷们也许在个人的诚实程度上彼此有很大的差别，但都同样是小资产者，同样是最可耻地背叛和出卖社会主义事业而维护资产阶级的分子。他们在1912年就即将来临的帝国主义战争共同草拟了并签署了巴塞尔宣言，他们当时都高谈“无产阶级革命”，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抱着小市民共和幻想，资产阶级民主幻想的骑士，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帮凶。
接连不断的疯狂迫害锻炼了德国共产党人。现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散的，这正证明他们的运动的广泛性和群众性，证明共产主义在工人群众深处日益增长的力量。他们遭受着反革命资产者及其奴仆谢德曼—诺斯克之流疯狂的迫害，因而不得不保持秘密状态，对于这样一个运动来说，分散性是不可避免的。
运动发展得如此迅速，又遭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因而产生了很尖锐的意见分歧，这也是很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
让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在他们的《前进报》和《自由报》上，对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幸灾乐祸吧。这些腐败的市侩主义的英雄只能靠讥笑共产党人来掩盖自己的腐朽。但是，如果谈到问题的实质，那只有瞎子才会到现在还看不见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就是，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极其可耻地出卖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背叛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真正地站到反革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亨利希·劳芬贝格在他的《第一次革命与第二次革命之间》这本出色的小册子中，非常有力地、鲜明生动地、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并证明了这一点。有些政党只剩下没有群众的领袖、没有军队的将军因而处于瓦解和死亡之中，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内部的意见分歧正是这些政党的意见分歧。至于群众离开谢德曼派跑到考茨基派那边去，那是由于考茨基派中有左翼（这可从任何一篇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中看出来），可是这个左翼毫无原则，畏首畏尾，它企图把小资产阶级关于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偏见，同共产党人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
腐朽的“独立党人”领袖在群众的压力下口头上承认这一切，实际上他们仍旧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旧是马克思无情地嘲笑过斥责过的路易·勃朗和1848年的其他笨蛋那样的“社会主义者”。
这些分歧才是真正不可调和的。这班市侩同1848年的市侩一样，崇拜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懂得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在这些市侩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是不可能有和平的。他们双方是不可能合作共事的。哈阿兹和考茨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奥托·鲍威尔可以无休止地兜圈子，连篇累牍地写文章，无止境地发表演说，但回避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实际上暴露出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一窍不通，他们实际上是市侩民主派，是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型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实际上至多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弄不好就成为直接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奴才。
“独立党人”、考茨基派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表面上是统一的政党，实际上这些党的党员群众在基本的、最主要的、最本质的问题上同他们的领袖们都是不一致的。只要新的危机一到来，群众就会去进行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而“领袖们”将和现在一样，仍旧是反革命分子。在口头上脚踏两只船是不难的，德国的希法亭和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就表明自己是精通这门崇高艺术的典范。
但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那些把不能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的人是会成为肥皂泡的。1848年所有的“社会主义”英雄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的亲兄弟即1917—1919年的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表明了这一点，伯尔尼国际即黄色第二国际所有的骑士也正在表明这一点。
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则属于另一类，只有不愿意看的人才看不到这里的根本差别。这是急速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的代表人物中间的意见分歧。这是在一个坚如磐石的共同的基础上的意见分歧，这个基础就是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承认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幻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进行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在这种基础上的意见分歧并不可怕，因为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而不是老年人的衰颓。这种意见分歧布尔什维主义也经历过不止一次，它还由于这类意见分歧有过小小的分裂。但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布尔什维主义是统一的。它把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它把整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和绝大多数劳动者团结到自己的周围。
德国共产党人也会是这样的。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还在谈论一般“民主”，他们还沉溺于1848年的思想，他们口头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路易·勃朗之流。他们一谈到“多数”时，总以为选票的平等就是被剥削者同剥削者平等，工人同资本家平等，穷人同富人平等，饥饿者同饱食者平等。
在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看来，善良、诚实、高尚、和气的资本家，从来就没有利用过财富的力量、金钱的力量、资本的权力、官僚政治和军事独裁的压迫，而真正是“按多数”来决定事情的！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一半是由于虚伪，一半是由于几十年从事改良主义活动所养成的极端愚蠢）替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议会制、资产阶级共和制进行粉饰，硬说资本家在决定国家大事时是按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按资本的意志，也没有用富人对穷人采取的欺骗、压迫和暴力等手段。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准备“承认”无产阶级革命，但先必须在保存资本和财富的力量、权力、压迫和特权的条件下有多数人投票（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主持选举的情况下）“赞成革命”！！这种观点所暴露出来的市侩式的极端愚蠢，这种对资本家、资产阶级、将军、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的市侩式的极端轻信态度（Vertrauensduselei），真令人难以想像。
其实，正是资产阶级才始终是伪善的，它把形式上的平等叫作“民主”，实际上却用无数欺骗、压迫等手段来蹂躏穷人、劳动者、小农和工人。帝国主义战争（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曾无耻地对它进行粉饰）向千百万人揭示了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保护劳动者免于资本压迫、免于资产阶级军事专政暴力和免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手段。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达到实际生活中的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平等和民主，经济现实中的而不是政治空谈中的平等和民主的唯一步骤。
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不懂这个道理，因此就成了卑鄙的社会主义叛徒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辩护士。
※※※
考茨基党（或“独立”党）由于它的大多数革命的党员群众和反革命的“领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而正在灭亡，而且必然很快就会瓦解和灭亡。
共产党正在经历着实质上是布尔什维主义也经历过的那种意见分歧，它一定会从中壮大起来和得到锻炼。
根据我的判断，德国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可归结为“利用合法机会”（1910—1913年间布尔什维克就是这么说）的问题，即是否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弄得面目全非的“企业委员会法”（Betriebsratgesetz）的问题，是参加还是抵制这一类机关的问题。
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06年和1910—1912年间所经历的，正是这样的意见分歧。所以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许多年轻的德国共产党人只是表现出革命经验不足而已。如果他们经历了1905年和1917年那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就不会把抵制说得这样绝对，就不会在有些时候犯工团主义的错误。
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这种毛病会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消失，而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着。对于这些明显的错误当然必须公开进行斗争，但尽量不要去夸大意见分歧，因为大家都应当很清楚，在不久的将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一定会使大部分的这种意见分歧消除的。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或者从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和1917年10月）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的（列金式的、龚帕斯式的等等）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弄得面目全非的最反动的工人“委员会”等等，都是绝对错误的。
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在某个国家中，抵制是正确的。例如，1905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沙皇杜马就是正确的。然而，同样是布尔什维克，却参加了1917年那个反动得多的、公然反对革命的杜马。1917年，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资产阶级立宪会议的选举，而在1918年，我们却解散了立宪会议，使市侩民主派、考茨基之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叛徒大吃一惊。我们参加过最反动的纯粹孟什维克的工会，这种工会就其反革命性说来，丝毫不比德国最卑鄙最反动的列金派工会逊色。甚至在我们取得国家政权两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还没有结束对残存的孟什维克工会（即谢德曼派、考茨基派、龚帕斯派等等的工会）的斗争。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某些地方或某些行业中有多么巨大！
从前我们在苏维埃、在工会以及在合作社中都是少数。经过长期的努力和长期的斗争（在夺得政权以前和以后），我们才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后来又在非工人组织中，再后又在小农组织中，获得了多数。
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先应当在资产阶级压迫下，在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投票来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并不等待投票以后才发动罢工，虽然取得罢工的完全胜利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时候，并不等待任何预先的（由资产阶级主持并在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而且无产阶级很清楚，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使推翻资产阶级获得成功，绝对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
议会迷和现代的路易·勃朗之流，“要求”必须进行投票，必须进行由资产阶级主持的投票，来判断大多数劳动者是否同情革命。但这是书呆子、头脑僵化的人或者狡猾的骗子的见解。
现实生活，即实际的革命的历史表明，“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往往不能靠什么投票来证明（更不用说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平等”的条件下由剥削者主持进行的投票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往往根本不是由投票来证明，而是由许多政党中的一个政党的成长或由这个党在工人委员会中的党员人数的增多来证明，或者由一次因某种原因具有重大意义的罢工的胜利来证明，或者由国内战争的胜利来证明，如此等等。
例如，我国革命的历史证明，辽阔的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大多数劳动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情，这不是由投票显示出来的，而是由沙皇将军高尔察克统治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一年的实践显示出来的。而高尔察克政权同样是以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用俄国的说法就是拥护立宪会议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政权开始的，正像现在德国的哈阿兹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先生们用他们的“联合”来给冯·哥尔茨政权或鲁登道夫政权开路、打掩护和装饰门面一样。附带说一句，哈阿兹和谢德曼在政府中的联合已经结束，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在政治上的联合还存在。考茨基的书、施坦普费尔在《前进报》上的文章、考茨基派和谢德曼派议论他们“联合”的文章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绝大多数劳动者对自己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这种同情和支持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并不是由投票决定的，而是经过长时期困难而艰苦的阶级斗争争得的。无产阶级为争取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为争取他们的支持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并不以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而告结束。在夺得政权之后，这种斗争仍旧继续着，不过换了另一种形式，俄国革命时的形势非常有利于无产阶级（为本阶级专政进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时候，全体人民已经武装起来，全体农民都希望推翻地主的政权，并且已被社会主义的叛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实行的“考茨基派的”政策激怒了。
在俄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形势非常有利，即使当时整个无产阶级、整个军队和全体农民都立刻很好地团结起来了，即使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在实行专政时为争取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和支持而进行的斗争，也花了很多时间。经过两年，这个斗争差不多才算结束，但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获得胜利。在两年中间，我们只是完全获得了大俄罗斯（包括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绝大多数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同情和支持，但还没有完全获得大多数乌克兰劳动农民（不是剥削的农民）的同情和支持。协约国的军事力量可能摧毁我们（但终究摧毁不了我们），可是在俄国国内，我们现在却得到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坚决赞助，这表明世界上还没有比俄国更民主的国家。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种复杂而困难的长期的斗争历史——它有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有无数急剧的变化、转折和从一种斗争形式到另一种斗争形式的转变——就能清楚地看到，有些人想要“禁止”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沙皇或谢德曼派的工人代表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等，那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工人阶级中最忠诚最坚定的英勇的革命者缺少革命经验。因此，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1919年1月的做法是万分正确的，当时他们看到了这种错误，指出了这种错误，但是仍然宁愿同这些在不很重要的问题上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一起，而不愿同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在一起，这些叛徒虽然在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没有犯错误，但已经成了市侩民主派，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
但错误终究是错误，必须对它进行批评，必须为纠正它而进行斗争。
同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派和考灰基派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不要在赞成或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等等这一方面进行。那样做是绝对错误的。但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路线（组织一个坚强的集中的政党）而走向工团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应当竭力让党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弄得面目全非的“工厂委员会”，到一切有工人、可以向工人讲话和能够影响工人群众的地方去。应当坚决地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秘密的党及其工人组织应当经常地一贯地对合法的活动进行最严格的监督。这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容易的”任务、“容易的”斗争手段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是根本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的。
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不容易的任务。我们同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的区别，不仅在于（而且主要不在于）他们不承认武装起义而我们承认武装起义。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在一切工作领域中（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工会中、合作社中、报刊工作中等等）奉行着不彻底的、机会主义的、甚至是直接叛卖的政策。
反对社会主义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人民引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国际在几个月内就取得了一系列空前辉煌的胜利。它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局部性错误和毛病并不可怕。我们要直率地公开地批评这些错误和毛病，要使一切文明国家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人群众很快地把各国背叛社会主义的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这种人各国都有）驱逐出去。
共产主义必胜。胜利一定属于共产主义。
1919年10月10日
载于1919年10月《共产国际》杂志第6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12—223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03—21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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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国工人（1919年9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致美国工人[1]
（1919年9月23日）
同志们！大约一年以前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中，向你们说明了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和它的任务[2]。这还是德国革命以前的事。自那以后，世界发生的事变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对于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的估价，特别是对于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估价是正确的。自那以后，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工人群众的心目中就成为可以理解和亲近的了。各国工人群众摆脱掉浸透着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旧领袖们的影响，日益相信资产阶级议会腐朽，相信必须有苏维埃政权，劳动者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人类挣脱资本的枷锁。不管各国的资产阶级多么猖獗，多么疯狂，苏维埃政权一定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他们同我们作战，唆使主张恢复资本压迫的反革命分子进攻我们，使俄国淹没在血泊里。资产阶级实行封锁，支持反革命，给俄国的劳动群众带来了空前未有的苦难。但是，我们击溃了高尔察克，现在正怀着必胜的信心同邓尼金作战。
尼·列宁
1919年9月23日
※※※
常常有人问我：有些美国人（不仅是工人，而且主要是资产者）不赞成同俄国打仗，他们希望在缔结和约后不仅同我们恢复贸易关系，而且能够从俄国获得一定的承租权，他们这样想对不对呢？我再说一遍，他们这样想是对的。持久和平会大大改善俄国劳动群众的处境。毫无疑问，俄国劳动群众是会同意给予一定的承租权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
尼·列宁
1919年9月23日
载于1919年12月1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第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96—197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187—188页。——编者注
[2]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7—63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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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塞拉蒂同志和拉查理同志（1919年8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致塞拉蒂同志和拉查理同志[1]
（1919年8月19日）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感谢你们代表你们党给我们的祝贺。我们对你们的运动知道得很少，我们也没有什么文件。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材料已向我们证明：我们同你们都是反对欺骗工人群众的伯尔尼黄色国际而拥护共产国际的。黄色国际的首脑们同你们党所进行的谈判，证明他们只是一个没有军队的总司令部。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尽管血流成河，尽管有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等等，事实上的和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在世界各国实现。
打倒资本主义！打倒资产阶级假民主！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永远是你们的
弗·列宁
1919年8月19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9月2日《前进报》（米兰）第24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50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14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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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国际的任务（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1919年7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1]
（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1919年7月14日）
1919年4月14日，法国社会沙文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第5475号登载了英国所谓“独立工党”（其实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的著名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所写的一篇社论。这篇文章很能代表通常称为“中派”的那个派别（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也这样称呼这一派）的立场，因此，我们把它的全文连同《人道报》编辑部的前言一并引来：
第三国际
我们的朋友拉姆赛·麦克唐纳战前是下院中一位有声望的工党领袖。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有坚强信念的人，他同那些把这次战争当作维护权利的战争来拥护的人相反，认为谴责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乃是自己的职责。因此，8月4日以后他就辞去了“工党”（LabourParty）的领导职位，并同他的“独立工党”（“Independent”）的同志们，同我们大家所称颂的凯尔－哈第一起，毫无畏惧地宣布以战争反对战争。
这样做需要有充分的始终如一的英勇气概。
麦克唐纳以他本人的行为表明：勇敢，像饶勒斯所说的，“就是不服从冠冕堂皇的骗人的法律，不随声附和，不跟着愚人鼓掌，不跟着狂热者嘘叫”。
在11月底的“奉命”选举[2]中，麦克唐纳被劳合－乔治击败了。我们可以放心，麦克唐纳一定会东山再起，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
————
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和国际政策中分立趋势的产生，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幸。
当然，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着意见的差异和方法的不同并没有任何害处。要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实验的阶段。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业已确立，但是，最有成效地运用这些原则的方法，促使革命胜利的策略，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出结论，还必须加以讨论。只有深入地研究这一切问题，我们才能达到更高的真理。
各执一端就会互相冲突，这种斗争能促进社会主义观点的巩固，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把对方看作叛徒，看作不受天佑、应被关在党的天国大门之外的信徒，那就会造成恶果。
从前，独断主义精神曾在基督教中燃起消灭魔鬼维护主的荣誉的内战，如果社会主义者受这种精神支配，资产阶级就会高枕无忧了，因为不管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地方性的和国际性的胜利如何伟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时期现在尚未结束。
不幸得很，目前我们的运动遇到了新的障碍。莫斯科成立了新的国际。
这件事使我本人深为痛心。——要知道，目前社会主义国际的大门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都是敞开的，因此，尽管布尔什维主义在其中引起了种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分歧，我仍然不了解为什么它的左翼一定要脱离这个中心而组成独立的集团。
首先应当记住，我们还处在革命的诞生时期。从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管理形式，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因而还不能认为是最终确定的形式。
一把新扫帚最初怪好使，但是使到后来会怎样，就不能过早地下断语了。
俄国不是匈牙利，匈牙利不是法国，而法国又不是英国，因此，谁如果根据某一国家的经验在国际中制造分裂，谁就暴露出他的罪恶的愚蠢。
俄国的经验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谁来回答这一问题？协约国政府惟恐我们了解全部底细。但有两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
首先我们知道，革命并不是由现在的俄国政府按照预定计划完成的。它是随着事变的进程而展开的。列宁在开始同克伦斯基斗争时，曾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后来事变促使他解散了这一会议。当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苏维埃会在政府中占有现在这样的地位。
其次，列宁曾完全正确地劝告过匈牙利人，叫他们不要盲目地仿效俄国，要让匈牙利的革命自由地、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发展。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经验的发展和变动，无论如何不应引起国际内部的分裂。
所有社会主义政府都需要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国际应当以谨慎的和批判的眼光来注视它们的经验。
我刚从一位最近见过列宁的朋友那里听说，任何人批评苏维埃政府，都不如列宁本人那样无所顾忌。
※※※
既然战后的混乱状态和革命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那么，从某些社会主义派别在战时所持的立场是否能找到分裂的根据呢？我坦白地承认，在这里是可以找到较为正当的理由的。但是，即使真的存在着在国际中实行分裂的某种借口，莫斯科代表会议对这一问题的提法也无论如何是极不能令人满意的。
有人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就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讨论，不过是对非社会主义集团舆论的让步。我是拥护这种观点的。
伯尔尼代表会议不仅没有可能就这一问题作出多少有点历史价值的决定（虽然这种决定可能有一些政治价值），而且问题本身也提得不恰当。
对德国多数派的谴责（德国多数派受到这种谴责是完全应该的，因而我曾十分赞同这种谴责）并不能说明战争的起因。
伯尔尼的讨论并没有公开涉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对战争所持的立场。
伯尔尼的讨论并没有提出社会党人在战时所必须遵循的任何行动公式。国际在战前谈到的只是：如果战争具有民族防御性质，社会党人就应当和其他政党联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谴责谁呢？
我们中间有些人知道，国际的这些决定是没有意义的，不能作为实际行动的指南。
我们知道，这次战争必定会以帝国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我们既不是通常所说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反和平主义者，我们只是赞同在我们看来是唯一符合国际主义的政策。但国际从未向我们指示过这类的行动路线。
正因为这样，战争刚一爆发，国际就遭到了破产。它丧失了自己的威信，也没有颁布过一项决议，使我们今天可以根据这项决议指责那些忠实地执行了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们。
因此，目前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不应由于对以往事件持有不同意见而分裂，而应在我们当前所处的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建立一个真正积极的并有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
必须恢复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必须为国际的社会主义行动奠定牢固的基础。
如果发觉我们在这些原则上有着重大的分歧，如果我们不能就自由和民主问题达成协议，如果我们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的看法完全不一致，最后，如果证明战争确已使国际的某些支部受到帝国主义的毒害，——那时，分裂才是可以容许的。
但是，我不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不幸。
所以，莫斯科的宣言使我感到痛心，至少这一宣言是过早的，当然也是无益的；我希望在最近不幸的四年当中蒙受了这样多的诽谤和灾难的法国同志们，不要失去耐心，不要从自己方面来促成国际团结的破裂。
否则，他们的子孙就得重新恢复这种团结，如果无产阶级注定有一天要管理世界的话。
詹·拉姆赛·麦克唐纳
读者们可以看出，该文作者力图证明分裂是不必要的。恰恰相反，正是拉姆赛·麦克唐纳这个第二国际的典型代表，这个谢德曼和考茨基、王德威尔得和布兰亭等人的可敬的战友的议论，证明了分裂的不可避免性。
拉姆赛·麦克唐纳的文章是貌似社会主义的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语的最好样本，这些东西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被用来掩盖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政策是由来已久的。
一
让我们先从极不重要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谈起。作者和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里）一样，重复着资产阶级的谎言，似乎在俄国谁也没有预见到苏维埃的作用，似乎我和布尔什维克同克伦斯基展开斗争只是为了召开立宪会议。
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其实早在1917年4月4日，即我回到彼得格勒的第一天，我就提出了要苏维埃共和国而不要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提纲”[3]。在克伦斯基时代，我曾在报刊和会议上多次重申了这一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4月29日的代表会议的决议[4]中曾庄严地正式宣布了这一要求。不愿了解这一点，就是不愿知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相。不愿了解没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比没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前进了一步，而苏维埃共和国则比后者前进了两步，那就是漠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区别。
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但当问题在俄国提出了两年之后，苏维埃革命在俄国胜利了一年半之后，还看不见这种区别，这就是执迷不悟地甘愿做“非社会主义集团舆论”的俘虏，也就是甘愿做资产阶级思想和政策的俘虏。
同这种人分裂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为决不能同倾向资产阶级的人手携手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像拉姆赛·麦克唐纳或考茨基这样一些人来说，把那些说明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以及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以前和以后对这一问题的提法的文件熟悉一下，也许是一种困难，但如果这些“领袖们”连这点小小的“困难”都不想克服，那么，指望他们有决心有能力来克服当前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大得无比的困难，岂不是笑话吗？
充耳不闻比聋子还糟。
二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谎言（即充满在拉姆赛·麦克唐纳整篇文章中的无数谎言中的另一谎言，在这篇文章里，谎言大概比字数还要多）。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谎言。
詹·拉·麦克唐纳断言，似乎在1914—1918年的战争以前，国际只说过：“如果战争具有民族防御性质，社会党人就应当和其他政党联合起来。”
这是一种令人震惊、令人愤怒的对事实的回避。
大家知道，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是各国社会党人所一致通过的，在国际的全部文件中，只有它恰好谈到了1912年就在公开准备的、1914年爆发的英德帝国主义强盗集团间的战争。就是针对这次战争，巴塞尔宣言指出了三点，现在麦克唐纳对此避而不谈，这就是对社会主义犯下最大的罪行，同时也证明同麦克唐纳这一类人分裂是必要的，因为事实上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
这三点就是：
决不能以民族自由的利益来为日益逼近的战争辩护；
从工人方面来说，在这次战争中互相射击就是犯罪；
战争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
这就是麦克唐纳“忘掉”的三个主要的根本的真理（虽然他在战前曾签名表示拥护），麦克唐纳“忘掉”它们，实际上就是转到资产阶级那边来反对无产阶级，从而证明分裂是必要的。
有的政党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不能以自身行动证明自己有决心有诚意有本领使这些真理深入群众意识，共产国际决不能和它们团结一致。
凡尔赛和约甚至向傻子和瞎子、向许许多多近视的人证明，协约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和德国一样沾满鲜血的龌龊的帝国主义强盗。看不到这一点的，只能是在工人运动中有意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伪君子和造谣家，资产阶级的直接代理人和帮办（美国社会党人所说的labourlieutenantsofthecapitalistclass，即为资本家阶级效劳的工人长官），只能是那些屈从于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他们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是小资产者、庸人、资本家的应声虫。这两类人的差别，从个人来看，即从评价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中的某一个人来看，是重要的。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即从千百万人之间的关系，从阶级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差别就不重要了。
1914—1918年的战争，就双方来说，都是罪恶的、反动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场战争期间不懂得这点的社会主义者，就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口头上是工人阶级的朋友，实际上却是“本国”资产阶级的奴仆，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欺骗人民，把英德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进行的同样肮脏、贪婪、血腥、罪恶、反动的战争说成是“民族的”、“解放的”、“防御的”、“正义的”……战争。
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就是背叛革命，背叛无产阶级，背叛社会主义，就是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因为这就是同“本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团结一致”而反对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就是同资产阶级团结一致而反对无产阶级。
1914—1918年的战争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谁不了解这一点，就让他留在社会主义叛徒们的伯尔尼黄色国际里好了。
三
拉姆赛·麦克唐纳和“沙龙”社会主义者一样，只知信口开河，丝毫不懂得自己所说的话的严重意义，丝毫不考虑到说了就要做，竟幼稚可笑地宣称：在伯尔尼曾作了“对非社会主义集团舆论的让步”。
一点不错！我们认为整个伯尔尼国际是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因为它的全部政策都是对资产阶级“让步”。
拉姆赛·麦克唐纳很清楚，我们成立了第三国际，并已斩钉截铁地与第二国际决裂，因为我们确信它已毫无希望，不可救药，它在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充当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谎言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行为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者。拉姆赛·麦克唐纳想议论第三国际，却又避开问题的实质，兜圈子，说空话，不谈该谈的事情，这是他的过错，他的罪恶。因为无产阶级需要的是真实，对它的事业来说，没有比冠冕堂皇的、庸俗的谎言更有害的了。
关于帝国主义以及它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与工人领袖背叛工人事业的行为有联系的问题，很早很早就提出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这40年中，经常指出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由于英国经济的特点（拥有很多殖民地，垄断世界市场等等）而资产阶级化的事实。[5]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曾光荣地招致当时“伯尔尼”国际派的卑鄙英雄们、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痛恨，原因是他痛斥了英国工联的许多领袖，说他们是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或在工人运动内部替资产阶级效劳而领取津贴的人物。
在英布战争期间，盎格鲁撒克逊的刊物就已十分清楚地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和最后）阶段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不是别人，正是拉姆赛·麦克唐纳在那时退出了“费边社”这个“伯尔尼”国际的原型，这个曾被恩格斯在他和左尔格的通信[6]里天才地、鲜明地、正确地描述过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和模型。“费边帝国主义”——这就是当时在英国社会主义书报中流行的一个用语。
如果拉姆赛·麦克唐纳忘记了这件事情，那对他就更糟糕了。
“费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东西：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这种现象在现在，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和战后，已成为世界的事实了，不了解这一事实，是“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最严重的盲目无知，是它的最大的罪行。机会主义或改良主义必然转变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或社会沙文主义，因为帝国主义造成极少数最富有的先进国家去掠夺全世界，从而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用自己的垄断超额利润（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来收买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
只有十足愚昧无知的人或伪君子才看不见帝国主义时代这一事实的经济必然性，这些伪君子欺骗工人，重复着关于资本主义的老生常谈，以此来掩盖社会主义内部整整一个派别转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沉痛事实。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无可争辩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尽管“伯尔尼”国际的某些成员具有善良的意志和天真的愿望，但按它真正所起的历史作用和政治作用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他们在工人运动内部活动，在这个运动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谎言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在具有悠久的民主议会制文化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学得很到家的不仅是使用暴力，而且还有欺骗、收买、阿谀以至这些手法的最巧妙的形式。英国“工人领袖”（即资产阶级哄骗工人的帮办）的赴“宴会”所以人所共知，不是没有原因的，恩格斯早就谈到过他们[7]。克列孟梭先生对社会主义的叛徒梅尔黑姆的“迷人的”接待，协约国的部长们对伯尔尼国际的领袖的殷勤的招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无不如此。一位聪明的英国女资本家对社会帝国主义者海德门先生说：“你们训练他们，我们收买他们。”后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过这位太太——她比所有“伯尔尼”国际的领袖加在一起还要高明——如何估价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把一些工人训练成社会主义领袖的“功劳”。
战争期间，当王德威尔得、布兰亭这一帮叛徒们举行“国际”会议时，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曾极刻毒而又极正确地嘲笑说：“王德威尔得这伙人好像得了一种类似颜面痉挛症的病。患这种病的人说不上一两句话，面部肌肉就痉挛起来，露出一副怪相，王德威尔得之流与此相仿，一发表政治言论，就免不了鹦鹉学舌似地重复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团结、无产阶级革命，等等。让他们去重复那些神圣的公式吧，只要他们在我们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和奴役工人时能帮助我们愚弄工人并为我们资本家服务就行。”
英法资产者有时是很聪明的，他们对“伯尔尼”国际的奴才作用作了绝妙的估价。马尔托夫曾在什么地方写道：你们布尔什维克辱骂伯尔尼国际，但“你们的”朋友洛里欧就是其中的一员。
这是骗子的论据。因为谁都知道，洛里欧是公开地、真诚地、英勇地为第三国际斗争的。1902年祖巴托夫在莫斯科召开工人会议，企图用“警察社会主义”愚弄工人时，工人巴布什金（我从1894年起就认识他，那时他在我的彼得堡工人小组里，他是最优秀最忠实的工人“火星派分子”之一，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906年在西伯利亚被连年坎普夫枪杀）就出席祖巴托夫的会议，那是去同祖巴托夫主义进行斗争，把工人从它的魔爪下拯救出来。巴布什金丝毫不是“祖巴托夫分子”，正如洛里欧丝毫不是“伯尔尼分子”一样。
四
第二个结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主义者”不能像拉姆赛·麦克唐纳在他的文章里所做的那样，以口头上承认革命来支吾搪塞。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掩盖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第二国际的基本罪恶，我们正在同这种罪恶作殊死的斗争。
当人们说第二国际已经死亡，已经遭到可耻的破产时，应该善于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是说，破产和死亡的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因为第二国际具有历史功绩，具有觉悟的工人永远不会抛弃的εíｓαεí（不朽）成果：它创立了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合作社的、工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利用了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所有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机构等等。
为了实际战胜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死亡的机会主义，为了实际帮助甚至拉姆赛·麦克唐纳也不得不承认是行将到来的革命，应当：
第一，要以同改良相对立的革命的观点进行一切宣传鼓动工作，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在议会、工会、合作社等等的每一步工作中，不断地向群众讲清革命和改良的对立。在任何情况下（特殊情况例外）都不要放弃利用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自由”，都不要拒绝改良，但是只把它看成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伯尔尼”国际的所有政党没有一个能符合这种要求。甚至没有一个政党显示出它已懂得应该怎样进行一切宣传鼓动，怎样阐明改良和革命的区别，怎样坚定不移地教育党和群众去进行革命。
第二，要把合法的工作和不合法的工作结合起来。布尔什维克经常教导这一点，特别是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卑鄙的机会主义的英雄们讥笑这一点，沾沾自喜地赞扬西欧各国、各共和国等等的“法制”、“民主”、“自由”。现在已经只有那些完全用空话欺骗工人的真正骗子才会否认布尔什维克的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先进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笼罩着资产阶级的恐怖，不禁止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自由，不禁止在这方面进行宣传和开展组织工作的自由。有的党直到今天还不承认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这种情况，还不违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议会的法律去进行系统的全面的不合法工作，这样的党就是以口头承认革命来欺骗人民的叛徒和恶棍的党。这样的党只有在黄色国际即“伯尔尼”国际中才有地位。共产国际是不要它们的。
第三，必须不断地进行无情的斗争，把那些战前，特别是战争期间，在政治领域里，尤其是在工会和合作社里已经暴露出真面目的机会主义领袖，全部从工人运动中赶出去。“中立”论身一种虚伪和卑鄙的遁词，它在1914—1918年间帮助资产阶级掌握了群众。口头上拥护革命，实际上不进行坚定不移的工作，不在所有一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散播革命政党的（只能是革命政党的）影响，这样的党是叛徒的党。
第四，决不容许口头上谴责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进行革命斗争使殖民地（和附属民族）从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解放出来。这是假仁假义。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政策。英、法、荷、比等国的党，都是在口头上仇视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在“本国”殖民地内进行革命斗争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不经常援助殖民地内已经普遍开始的革命工作，不把殖民地革命政党所需要的武器和书报送到殖民地去。这些党是恶棍和叛徒的党。
第五，极端虚伪是“伯尔尼”国际的党的典型的特征，它们口头上承认革命并以漂亮的革命词句来向工人夸耀，实际上却以纯粹改良主义的态度对待革命增长的征候、萌芽和表现，对待群众破坏资产阶级法律和越出一切合法范围所进行的各种行动，如群众性罢工、街头示威、士兵抗议、军队中的群众大会、在兵营内散发传单等等。
随便问一位“伯尔尼”国际的英雄，问他的党是否在进行这种经常性的工作，他就会支吾搪塞地回答说，没有进行这种工作的组织和机构，他的党没有进行这种工作的能力，以此来掩盖他的党没有进行这种工作的事实，也可能装腔作势地说，他的党反对“盲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也正是伯尔尼国际背叛工人阶级、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阵营的表现。
所有这些无赖——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们，拼命吹嘘他们“同情”所有革命，特别是同情俄国革命。但只有伪君子或傻瓜才会不了解，俄国革命特别迅速地取得成功是和革命政党按上述方针所进行的长期工作分不开的，这些工作就是：用多年的时间建立了领导示威和罢工并在军队中进行工作的经常性秘密机构，仔细地研究了各种方法，创办了总结经验并以必须革命的思想教育全党的秘密刊物，培养了进行上述各种工作的群众领袖，如此等等。
五
最深刻最根本的意见分歧是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种分歧概括了上述一切，说明革命无产阶级必然要同“伯尔尼”国际在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上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伯尔尼国际为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最明显地表现在它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或者装作不了解）1914—1918年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因而也不了解这一战争在一切先进国家内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的不可避免性。
布尔什维克早在1914年11月就已指出这种不可避免性，当时各国的庸人，其中包括伯尔尼国际的所有领袖，都报以愚蠢的嘲笑。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在许多国家里，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芬兰、匈牙利、德国以至在中立的瑞士，都已经成为事实，而国内战争正在酝酿的情形也可以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先进国家中观察到，感觉到，注意到了。
现在，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如拉姆赛·麦克唐纳），或者说些甜蜜的调和的话来回避不可避免的国内战争（如考茨基之流先生们），就等于直接背叛无产阶级，就等于在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因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政治领袖们早已懂得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在出色地、周到地、有条不紊地准备这场战争，加强自己进行战争的阵地。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准备在行将到来的内战中镇压无产阶级，为此，他们竭尽全力，费尽心机，下定决心，不惜犯下任何罪行，使许多国家遭到饥饿和屠杀。可是，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却像傻瓜、虚伪的神父或学究式的教授一样，重复着改良主义的陈词滥调！没有比这更令人讨厌、令人恶心的场面了！
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继续拿革命来恐吓资本家，拿内战来威胁资产阶级，就是要他们让步，要他们同意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整个伯尔尼国际的全部著作、全部哲学、全部政策归结起来都是这样。这种可怜的奴才手法，1905年我们在俄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那里看到过，1917—1919年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看到过。关于应该教育群众，使他们意识到必然而且必须在内战中战胜资产阶级，应该从这一目标着眼来执行全部政策，从这一观点而且只从这一观点来阐明、提出和解决一切问题，——关于这些，伯尔尼国际的奴才们连想也没有去想。因此，我们的目标只能是：把这些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者，即伯尔尼国际十分之九的领袖，完全推到资产阶级仆从们的污水坑里去。
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仆从，他们能得到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使人民脱离革命。
考茨基之流以及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著作，归结起来都是这种胡说，都是害怕革命的胆小市侩的抱怨。
这里我们不可能详细重述，到底哪些根本的经济原因使得必须走革命道路和只有走革命道路，使得除内战以外别无其他办法来解决被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关于这些，应当写好几卷书，而且将来是会写的。如果考茨基先生们和伯尔尼国际的其他领袖们不懂得这些，那只好说，无知比偏见离真理还近一些。
因为现在，在大战以后，那些无知而真诚的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的拥护者，已比那些满脑袋学究式改良主义偏见的考茨基之流、麦克唐纳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布兰亭之流、屠拉梯之流等等先生们，更易于了解革命、内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避免性了。
群众的革命意识正日益增长，这已成为到处都可看到的普遍现象，昂利·巴比塞的小说《火线》（«Lefeu»）和《光明》（«Clarté»），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极其明显的证据。前一部小说已经译成各种文字，并在法国销售了23万册。这本书非常有力地、天才地、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完全无知的、完全受各种观念和偏见支配的普通居民，普通群众，正是因受战争的影响而转变为一个革命者。
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他们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转到我们这边来。伯尔尼国际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司令部，只要在群众面前把它彻底揭穿，它就会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
战争期间，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字曾被协约国的所有资产阶级报纸用来欺骗群众，好像法英帝国主义强盗和掠夺者是同情这位英雄，同情这位他们所说的“唯一正直的德国人”的。
现在，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同谋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谢德曼之流，同扮演着工人出身的刽子手角色而为资产阶级执行刽子手职务的谢德曼之流呆在一个组织里。口头上虚伪地“谴责”谢德曼之流（好像一“谴责”，事情就会改变似的！），实际上却和凶手们同在一个组织里。
1907年已故的哈利·奎尔奇被德国政府驱逐出斯图加特，原因是他把欧洲外交家会议称为“强盗会议”。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们不仅是一群强盗，而且是一群卑鄙的杀人犯。
他们是逃不脱革命工人的审判的。
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拉姆赛·麦克唐纳只敷衍了事地说了几句，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加以讨论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论题。
不，是行动的时候了。讨论已经晚了。
伯尔尼国际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人能够承认一切，能够在一切文件上签字，只要保持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就行。现在，考茨基已经说他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已经在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上签字了！
他们是丝毫不值得信任的。
需要的不是在口头上承认，而是在实际上与改良主义政策、与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一刀两断，在实际上执行革命阶级斗争的政策。
这些人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想借此偷运他们那些货色，如“多数人的意志”、“全民投票”（考茨基就是这样做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拒绝彻底消灭、炸毁、摧毁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对于这种改良主义的新手法和新计谋，应该引起高度的警觉。
如果大多数人口不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考茨基之流把这个真理歪曲成好像必须“大多数人投票”，才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
多么可笑的学究啊！他们不了解，局限于资产阶级议会制范围、机构和惯例的投票，是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而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过渡到无产阶级民主，必须彻底打碎和摧毁这种国家机构。
他们不了解，当无产阶级专政被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根本不是用投票来解决而是用内战来解决的。
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政权，这个阶级要掌握全部新的国家机构，要战胜资产阶级，要中立整个小资产阶级，即农民、小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
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为的是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历史的最紧要关头，即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得国家政权并在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借助这个政权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去最后消灭阶级的时候，实际上忘记阶级斗争。
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们是一些十足的庸人，他们重复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滥调，而没有看到，他们是在重复早已被粉碎了的关于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没有了解到，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剥削者、资本家。
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和平等已经死去，就像资本主义已经死去一样。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是不能使它复活的。
无产阶级必须消灭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自由（摆脱资本家的自由，摆脱商品交换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平等（不是阶级的平等——考茨基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就滑入了这种庸俗见解的泥坑——而是推翻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者的平等）的真实内容。
只要阶级存在，自由和阶级平等就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粉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镇压资产阶级，制止其他一切阶级想恢复资本主义的一切尝试，给予劳动者以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这只有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不仅给他们“权利”，而且使他们能实际享有从资产阶级那里夺来的一切。
谁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苏维埃政权，或无产阶级民主）的这个内容，谁就是白使用了这个字眼。
在这里，我不能更详细地来发挥这些我已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小册子中阐明了的思想。[8]到这里可以结束了，我愿意把这些意见献给即将出席1919年8月10日伯尔尼国际卢塞恩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1919年7月14日
载于1919年8月《共产国际》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90—109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82—101页。——编者注
[2]直译“卡叽选举”，这是奉命投政府候选人票的士兵们对这次选举的叫法。（《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原注。——编者注）
[3]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07、108、115页。——编者注
[4]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30—456页。——编者注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4页；第22卷第320—325、377—382页；第28卷第146页；第29卷第344—345页；第33卷第521、526、637页；第35卷第18、353页；第37卷第314—316页。——编者注
[6]同上，第39卷第6—10页。——编者注
[7]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75—577页。——编者注
[8]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116页和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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