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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答悟尘》（1914年5月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答悟尘刘师复（1914年5月16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0号，1914年5月16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69-173页。来书疑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已有无政府之意义。又疑共产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之变相，此大不然。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明明为两种学说。（有主张共产而不主张无政府者，亦有主张无政府，而不主张共产者。）无政府主义本质，为对于政治之学说，虽含对于经济之意见，而不限定为共产，共产主义则纯为对于经济之学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出自法之鲁意布郎。专为生产分配而言。）而对于政治之意见，则尚未表示。倘共产主义，而兼主张无政府者，是谓“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kiiste-Komunismo此中区别，请细读民声各论，当能了然也。来书又问。共产实行之始，吾人衣食住之配置，必须有详细组织方法，预示世人云云。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非即最完善之方法乎？吾人须知，无政府共产主义，乃绝对自由之主义，无所谓繁密之组织。所贵乎繁密之组织者，特集产主义耳。资本制度之末日一至，吾人即各尽力工作，以供给吾人之衣食住。有屋者可居之如故，而不必给租。无者即居于无之屋。又不足，则大众合力建筑以居之。大衣服店之衣服，均吾人之衣服也，可往取之。大粮食店之粮食，均吾人之粮食也，可纵食之。此等平平无奇之事，尚须吾人预定方法以教之乎？若恐物产不足，美恶不平，或从此而起争端。则吾人第一著当先知共产主义何以能实行？以社会革命之成功也。社会革命何以能成功？以平民多数已知共产主义之真理，乃同起而革命也。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有厘然不同之点：即政治革命为英雄革命，为少数人革命，而社会革命则平民革命，大众革命也。政治革命，以二三英雄运用手段，便足以成功，而平民大多数均不知其所以然。故革命之后，组织机关，制定法律等事，即须随之而起。若平民革命，则大多数已明此真理，一旦成功，即以真理为天然之法律（非真法律）而已。又何至有种种争端，而须预谋组织防范之方法乎？若犹疑吾言，则请细读“无政府浅说”，及其他诸家之学说，自可涣然冰释矣。至于工作之分配，公共教养之设置，此更容易。亦无非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已。此时平民既能推翻政府，推翻资本家，试思其聪明才力何若？岂有此等小事，而不能处置裕如者乎？至谓须有一至精密详细之图说云云。此在小说家，不妨各以其所见而为之，用以为茶前酒后之谈助，若学说则无需乎此也。盖此时社会之进化，人智之特出，固非吾人今日所能拟议。即强拟之，亦必不能密合彼时之情势。且其时人人自由，安能步步趋趋，死守吾人今日之计画乎？总之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完全自由之主义，无政府共产之社会，乃完全自由之社会。故吾人研究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亦当本完全自由之脑想以研究之，而不可杂有丝毫政党政策o之见解，如政治革命党之预定革命方略，以为他日如何组织，如何施行之地也。来书又问。纯粹社会主义与真正社会主义之别，是否一为集产，一为共产云云。按纯粹与真正，均为有所对待之词。以华文字义释之，似无甚分别。惟日人所用纯粹社会主义之名，乃以释英文Puresocialism一语（亦作纯正社会主义）。据英人Kaufmann氏所著社会主义一书，其所下纯粹社会主义之定义曰：“社会主义。认各人之才能不同，需要互异，因之生产之分配，当视工作之多寡以为报酬之比例。故土地资本，主归公有。而各人岁入则仍许私有。”此实集产主义之学说也。著者原为集产家，则其以集产为纯粹社会主义，固无足怪，惟吾人则不能承认也。至于近日中国学者所用纯粹社会主义之名，则又不同。如三二学社之通告曰：“纯粹社会主义有三无二各之学说。”而“中国社会党”之章程，所谓“于不妨害国家存在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一语。亦全为调停无政府派之党员而设。故世人遂即以“纯粹社会党”名愤愤等所发起之“社会党”，是则所谓纯粹社会主义，实即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前所述，相去绝远。然则此一名也。或则以集产主义解释之，或又以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混名。迷离扑朔，无从分辨。故记者敢断定此为不正之名，吾人屏之勿用可也。至于真正社会主义，乃对于集产社会主义而言。盖吾人常目集产主义为伪社会主义故也。克鲁泡特金尝曰：“无政府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克氏之意，盖指无政府共产主义也。要之所谓真正者，对于不真正而言。若无对待，则真正之名亦无由立。故真正社会主义一语，以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注释则可。以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别名则不可。盖此语本非专名词，即亦无一定之界说也。
译后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2012）译后记艾伦·伍德的两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是从现实关怀出发的、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再阐释，更是一次带有论战性质的方法论试验。其得失读者自有判断，这里仅交代一下译者对于一些译法的思考，以求教方家。如果说此书有一条未曾言明却体现作者价值立场的红线的话，那么应该属civic/civil一词及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演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公民共同体在作者看来是西方最独特也最具颠覆性的创造，它改变了生产者和占有者之间的关系，使他们作为平等人面对彼此，之后的思想争夺几乎都围绕这份遗产展开。civic/civil大致有公民的、政治的、城市的、世俗的、民政的、国内的、文明的等含义，几乎包含了西方人对于政治各个方面的理解。在翻译中，我们尽可能突出其在特定语境下的侧重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我们基本都翻译为公民的/公民政治的，古希腊的civiclaw翻译为政治法，古罗马的civillaw翻译为公民法（至近代则多译为国家法）；在中世纪时期以及现代早期意大利、荷兰的语境中，我们尽量突出其城市、市政内涵，与教会权威相对时则译为世俗的；在霍布斯、洛克那里，我们采用了公民社会的译法，但这里的公民社会实际就等于政治社会，而非现在通常所理解的政治以外的社会。对于中世纪和现代早期语境下的jurisdiction一词，为了突出中世纪从法律角度进行政治思考的特征，我们勉强译为司法权。但是，正如佩里·安德森指出的，中世纪的司法包含着比现代司法广泛得多的领域，中世纪的司法权实际就等于一般意义上的权力。因此，本书频繁提及的司法权之争都应从这种意义上理解。霍伟岸博士邀请我翻译此书，由衷感谢他的信任。刘训练老师尽管没有通读全书，但我曾就译本的多处关键概念和段落向他求教，特此致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造成的错误应由本人完全承担，恳请读者指正。曹帅 2018年秋于北京
索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2012）索引 absolutism：Continental-style，绝对主义：大陆式绝对主义，绝对主义文化；royal，王权绝对主义；transitionfromfeudalismto，从封建主义向绝对主义的过渡；viewson，对绝对主义的看法。SeealsoFrenchabsolutism，也参见法兰西绝对主义 absolutistmonarchy，绝对主义君主制 absolutisttheory，绝对主义理论 Addison，Joseph，约瑟夫·艾迪生 AddresstotheChristianNobilityoftheGermanNation（Luther），《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路德） AgainsttheRobbingandMurderingHordesofPeasants（Luther），《反对烧杀抢掠的农民流寇》（路德） AgeofDiscovery，大发现时代 AgeofEnlightenment，启蒙时代 AgencyofUniversalLearning，通识研究机构 agrariancapitalism，农业资本主义 TheAgrarianProblemintheSixteenthCentury（Tawney），《16世纪的土地问题》（托尼） AgreementofthePeople，《人民公约》 agriculture：Dutch，农业：荷兰农业；English，英格兰农业 AlexanderVI（Pope），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alienationofpower，权力让渡 Althusser，Louis，路易·阿尔都塞 Americas，美洲 Anglo-Scottish，盎格鲁—苏格兰 anti-absolutistarguments，反对绝对主义论证 ApologiefortheOathofAllegiance（JamesI），《为效忠宣誓辩护》（詹姆斯一世） Aquinas，Thomas，托马斯·阿奎那 Aragon，Kingdomof，阿拉贡王国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 Arminians（Remonstrants），阿米尼乌派（抗议派） AnArrowAgainstAllTyrants（Overton），《射向一切暴君之箭》（奥弗顿） TheArtofWar（SunTzu），《孙子兵法》（孙子） Aubrey，John，约翰·奥布里 Bacon，Francis，弗朗西斯·培根 Balibar，Etienne，艾蒂安·巴里巴尔 BankofEngland，英格兰银行 Baron，Hans，汉斯·巴隆 Behemoth（Hobbes），《贝希摩斯》（霍布斯） Beza，Theodore，狄奥多尔·贝茨 Bible，《圣经》 Bodin，Jean，让·博丹；onabsolutistmonarchy，博丹论绝对主义君主制；MethodfortheEasyComprehensionofHistory/Methodus，《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onmixedconstitution，博丹论混合政体；politicalphilosophyof，博丹的政治哲学；SixBooksoftheCommonwealth/République，《国家六书》；onsovereignty，博丹论主权 Bonaparte，Napoleon，拿破仑·波拿巴 Borgia，Cesare，切萨雷·波吉亚 Bossuet，Bishop，波舒哀主教 Bourbonmonarchy，波旁君主制 deBourg，Jean，让·迪布尔格 bourgeoisparadigm，资产阶级范式 bourgeoisrevolution，资产阶级革命 Boyle，Robert，罗伯特·波义耳 Brenner，Robert，罗伯特·布伦纳 cahiersdedoléances，陈情书 calling，doctrineofthe，职业学说 Calvin，John，约翰·加尔文 Calvinism，加尔文宗 CambridgeSchool，剑桥学派 TheCambridge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1450-1700，《剑桥政治思想史：1450年—1700年》 capitalism：about，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概述，agrarian，农业资本主义；democracyand，民主与资本主义；inEngland，英格兰资本主义；ideologyof，资本主义意识形态；modernityandthebourgeoisparadigm，现代性与资产阶级范式；Protestantismand，新教与资本主义；RepublicofLetters，资本主义文人共同体；riseof，资本主义的兴起 Castile，kingdomof，卡斯蒂利亚王国 CatholicChurch，天主教会 CatholicLeague，天主教联盟 Cavendish，William，威廉·卡文迪什伯爵 chambersofrhetoric，修辞学会 Charlemagne，查理曼 CharlesI，KingofSpain，查理一世，西班牙国王 CharlesV，RomanEmperor，查理五世，罗马皇帝 Chinesestate（early），中国（早期） ChristianCommonwealth，基督教共和国 Christianhumanism，基督教人文主义 Christianity，基督教。SeealsoChurch，参见教会 Church，教会。SeealsoCatholicChurch；Christianity；Reformation，也参见天主教会；基督教；宗教改革 Cicero，MarcusTullius，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CitizenstoLords（Wood），《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伍德） citizenship，公民身份 DeCive（Hobbes），《论公民》（霍布斯） civichumanism，公民人文主义 civicliberty，公民自由 civilauthority，政治权威 civilrights，公民权利 civilsociety，公民社会 civilstrife，（DutchRepublic），内乱（荷兰共和国内乱） CivilWar（England），内战（英格兰） classstructure，阶级结构 classicalrepublicanism，古典共和主义 DeClementia（Seneca），《论仁慈》（塞涅卡） Cobbett，William，威廉·科贝特 Coke，Edward，爱德华·柯克 Colonialism，殖民主义 commerce，商业 commercialimperialism，（Dutch），商业帝国主义（荷兰） commercialrevolution，商业革命 commercialsociety，商业社会 Commonwealth，共和国（英格兰） CommonwealthofOceana（Harrington），《大洋国》（哈林顿） Commonwealthmen，共和人士 compassion，Rousseauon，卢梭论同情 Condorect，Nicolasde，尼古拉·孔多塞 Confessions（Rousseau），《忏悔录》（卢梭） consent，doctrineof，同意学说 consentofindividuals，个人同意 ConsiderationsontheCausesoftheGrandeurandDecadenceoftheRomans（Montesquieu），《罗马盛衰原因论》（孟德斯鸠） Constantianconversion，君士坦丁皈依 constitutionalism，宪政主义 contextualization，语境化 Continental-styleabsolutism，大陆式绝对主义 Cooper，AnthonyAshley，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corporatepowers（England），法团权力（英格兰） CouncilofTrent，特伦托会议 Counter-Reformation，反宗教改革 Counter-Remonstrantism，反抗议派教义 delaCourtbrothers，考特兄弟 Cromwell，Oliver，奥利弗·克伦威尔 Crown（England），国王/王权（英格兰） Darnton，Robert，罗伯特·达恩顿 Davies，John，约翰·戴维斯 Defensiocatholicaefideicontraanglicanaesectaeerrores（Suárez），《为天主教信仰辩护驳英格兰圣公会之谬误》（苏亚雷兹） Defoe，Daniel，丹尼尔·笛福 Delagrange，Claude，克洛德·德拉格朗热 democracy：capitalismand，民主：资本主义与民主；viewson，对民主的看法 DemocratesaltersivedejustisbellicausisapudIndios（Sepúlveda），《论对印第安人战争的正当理由》（塞普尔韦达） Dering，Edward，爱德华·迪林 Descartes，René，勒内·笛卡尔 despotism，专制主义 DialogueBetweenPoleandLupset（Starkey），《波尔与勒普赛特对话录》（斯塔基） Diderot，Denis，德尼·狄德罗 DietofWorms，沃尔姆斯会议 Diggers，掘地派 DiscourseontheSuccessiveProgressoftheHumanMind（Turgot），《论人类精神的持续进步》（杜尔哥） Discourssurl'économiepolitique（Rousseau），《政治经济学》（卢梭） Discourssurlessciencesetlesarts（Rousseau），《论科学与艺术》（卢梭） Discourssurl'origineetlesfondementsdel'inégalitéparmileshommes（Rousseau），《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 DiscourseonUniversalHistory（Bossuet），《论普遍历史》（波舒哀） DiscoursesConcerningGovernment（Algernon），《论政府》（阿尔杰农） DiscoursesontheTenBooksofTitusLivy（Machiavelli），《论李维》（马基雅维利） DisputationonthePowerandEfficacyofIndulgence（95Theses）（Luther），《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九十五条论纲》（路德） Divinelaw，神法 dominance，principleof，统治原则 dominium，所有权 droitderemonstrance，进谏权 duPlessis-Mornay，Philippe，菲利浦·迪普莱西—莫尔奈 Dutchcommercialimperialism，荷兰商业帝国主义 DutchEastIndiaCompany，荷兰东印度公司 DutchRepublic，荷兰共和国；agriculture，荷兰农业；civilstrife，荷兰内乱；economy，荷兰经济；Grotius，格劳秀斯；Spinoza，斯宾诺莎 DutchRevolt，荷兰起义 DutchWestIndiaCompany，荷兰西印度公司 EarlofStrafford，斯特拉福德伯爵 earlymodernperiod，现代早期 EcclesiasticalOrdinances，《教会法规》 economicpower，经济权力 economy：Dutch，经济：荷兰经济，113—114，115；relationbetweenstateand，国家与经济的关系 EdictofNantesof1598，1598年《南特赦令》 18thBrumaireofLouisBonaparte（Marx），《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 EightyYears'War，八十年战争 electiveaffinitybetweenProtestantismandcapitalism，新教与资本主义的选择性亲和关系 TheElementsofLaw：NaturalandPolitic（Hobbes），《法的要素》（霍布斯） ElizabethI，QueenofEngland，伊丽莎白一世，英格兰女王 embezzlement（France），贪污（法兰西） Émile（Rousseau），《爱弥儿》（卢梭） encomiendasystem，监护征赋制 Encyclopédie，《百科全书》 EngagementControversy，效忠争论 England：agrariancapitalism，英格兰：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SeealsoEnglishRevolution，也参见英格兰革命 England'sMiserieandRemedie，《英格兰的苦难与救济》 EnglishReformation，英格兰改革 EnglishRevolution：about，英格兰革命：概述英格兰革命 Enlightenment：about，启蒙运动：概述；Ageof，启蒙时代；Radical，激进启蒙运动；Scottish，苏格兰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project，启蒙工程 equalityofwomen，女性平等 Erasmus，Desiderius，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EssayontheHistoryofCivilSociety（Ferguson），《文明社会史论》（弗格森） 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Locke），《人类理解论》（洛克） EstatesGeneral，三级议会 Ethics（Spinoza），《伦理学》（斯宾诺莎） Europe，earlymodern，现代早期欧洲 EuropeanEnlightenment，欧洲启蒙运动 Evelyn，John，约翰·伊夫林 ExclusionCrisis，排斥法案危机 extortion（France），压榨（法兰西） FableoftheBees（Mandeville），《蜜蜂的寓言》（曼德维尔） Ferguson，Adam，亚当·弗格森 feudalismandfeudalsociety，封建主义与封建社会 FifthRepublicof1958，1958年的第五共和国 Filmer，Robert，罗伯特·费尔默 fiscal-militarystate，财政—军事国家 Florence，佛罗伦萨 foundationinnature，自然基础 FoundationsofModernPoliticalThought（Skinner），《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斯金纳） France：bourgeoisie，法兰西：法兰西资产阶级；Churchconflicts，法兰西教会冲突；classandsocialstructureof，法兰西阶级和社会结构；culturalpatterns，法兰西文化模式；differencesbetweenEnglandand，英格兰与法兰西的差异；feudalismin，封建主义；invasionofItaly，法兰西对意大利的侵犯；legalsystem，法律体系；Revolution，法国大革命。SeealsoFrenchabsolutism，也参见法兰西绝对主义 Francogallia（Hotman），《法兰克高卢》（奥特芒） FredericIII，Germanprince，弗雷德里克三世，德意志诸侯 Frenchabsolutism：about，法兰西绝对主义：法兰西绝对主义概述 Frenchanti-absolutism，法兰西反绝对主义 FrenchEnlightenment，法兰西启蒙运动 FrenchEstatesGeneral，法兰西三级议会 FrenchEvangelicals，法兰西信奉因信称义的新教徒 FrenchWarsofReligion，法兰西宗教战争 Friedman，Milton，米尔顿·弗里德曼 Fronde，福隆德运动 GallicanChurch，高卢教会 GeneralWill，公意 Geneva，日内瓦 Germany，德意志 GloriousRevolutionof1688-1689，1688年—1689年光荣革命 GoldenAge，黄金时代 GoldenRule，黄金法则 government，政体/政府 GrandRemonstrance，《大抗议书》 GregorytheGreat，大格里高利 deGroot，Huig，胡果·格劳秀斯。SeeGrotius，Hugo，参见胡果·格劳秀斯 Grotius，Hugo：about，胡果·格劳秀斯：概述 Guicciardini，Francesco，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Habermas，Jürgen，于根·哈贝马斯 Habsburgmonarchy，哈布斯堡君主制 HenryofNavarre，那瓦尔的亨利 HanseaticLeague，汉萨同盟 Harrington，James，詹姆斯·哈林顿 Hartlib，Samuel，塞缪尔·哈特利布 Hayek，Friedrich，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Hegel，GeorgWilhelmFriedrich，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Helvetius，爱尔维修 HenryIV，KingofFrance，亨利四世，法兰西国王 HenryVIII，KingofEngland，亨利八世，英格兰国王 historicalintelligence，史学才智 HistoryofEngland（Locke），《英格兰史》（休谟） HistoryofFlorence（Machiavelli），《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利） 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Thucydides），《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 Hobbes，Thomas：about，托马斯·霍布斯：概述 Holland，荷兰省 HolyRomanEmpire，神圣罗马帝国 Hooke，Robert，罗伯特·胡克 Hooker，Richard，理查德·胡克 Hotman，FranÇois，弗朗索瓦·奥特芒 HouseofOrange，奥兰治王室 HouseofSavoy，萨伏伊王室 household/stateanalogy，家庭和国家类比 Huguenots，胡格诺派 humanism，人文主义 Hume，David，大卫·休谟 Hus，Jan，扬·胡斯 imperialdomination，帝国统治 imperialexpansion，帝国扩张 imperialism，帝国主义 imperium，统治权 improvement，改良 Indianrightsofdominion，印第安人的领土权利 DeIndis（Grotius），《论印第安人》（格劳秀斯） individualrights，个人权利 InstitutesoftheChristianReligion（Calvin），《基督教要义》（加尔文） intermediatebodies，中间团体 IntestineDiscord，内部不和 Ireton，Henry，亨利·艾尔顿 Islam，伊斯兰教 Israel，Jonathan，乔纳森·伊斯雷尔 Italy，意大利 JamesI，KingofEngland，詹姆斯一世，英格兰国王 judiciarypower，司法权 Julie（Rousseau），《朱莉》（卢梭） DeJureBelliacPacis（Grotuis），《论战争与和平法》（格劳秀斯） justwar，正义战争 LaMandragola（Machiavelli），《曼陀罗》（马基雅维利） LandTax，土地税 LasCasas，Bartoloméde，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Laud，Archbishop，劳德大主教 lawofnature，自然法 LawsofBurgos，《布尔戈斯法》 legaldespotism，法律专制主义 DeLegibus（Suárez），《论法律》（苏亚雷兹） LetteronToleration（Locke），《论宗教宽容》（洛克） Lettreàd'Alembert（Rousseau），《致达朗贝尔的信》（卢梭） Levellers，平等派 Leviathan（Hobbes），《利维坦》（霍布斯） liberalism，自由主义 liberty，自由 Lilburne，John，约翰·李尔本 Locke，John：about，约翰·洛克：概述；onabsolutisttheory，论绝对主义理论；oncivilsociety，论公民社会；comparedwithCondorcet，洛克与孔多塞的比较；onslavery，论奴隶制；SomeThoughtsConcerningEducation，《教育漫话》 LockeanParadigminEighteenth-CenturyEngland，18世纪英格兰的洛克式范式 LongParliament，长期议会 LordsofAlltheWorld（Pagden），《世界之主》（帕格登） LouisXII，KingofFrance，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 LouisXIV，KingofFrance，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 Luther，Martin，马丁·路德；acceptanceofrightofresistance，对反抗权利的接受 Lutheranism，路德宗 Machiavelli，Niccolò，尼科洛·马基雅维利；civichumanismand，公民人文主义与马基雅维利；DiscoursesontheTenBooksofTitusLivy，《论李维》；HistoryofFlorence，《佛罗伦萨史》；LaMandragola，《曼陀罗》；ThePrince，《君主论》；viewsonreligion，马基雅维利的宗教观 MachiavelliandUs（Althussser），《马基雅维利与我们》（阿尔都塞） MagnaCarta，《大宪章》 Mandeville，Bernard，伯纳德·曼德维尔 MareLiberum（Grotius），《论海洋自由》（格劳秀斯） MarsiuliusofPadua，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Marten，Henry，亨利·马滕 Marx，Karl，卡尔·马克思 Maurits（sonofWilliamI），毛里茨（威廉一世之子） Medici，美第奇家族 medievalperiod，中世纪时期 MethodfortheEasyComprehensionofHistory（Bodin），《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博丹） MiddleAges，中世纪 militaryaggression，军事侵略 Milton，John，约翰·弥尔顿 mixedconstitution，混合政体 modernculture，现代文化 moderneconomy，现代经济 modernpoliticalthought，现代政治思想 modernstate，现代国家 modernity：about，现代性：现代性概述；bourgeoisparadigmand，资产阶级范式与现代性；rejectorsof，现代性的拒斥者 monarchomachs，反暴君派 monarchy，君主制 deMontchrétien，Antoine，安托万·蒙克莱田 Montesino，Antonio，安东尼奥·蒙特西诺 Montesquieu，孟德斯鸠；oncommerce，孟德斯鸠论商业；ConsiderationsontheCausesoftheGrandeurandDecadenceoftheRomans，《罗马盛衰原因论》；PersianLetters，《波斯人信札》；onseparationofpowers，孟德斯鸠论权力分立；TheSpiritoftheLaws，《论法的精神》 Moors，摩尔人 morals，道德 More，Thomas，托马斯·莫尔 multitude，群众 Müntzer，Thomas，托马斯·闵采尔 nationalsystemoflaw，全国性法律体系 naturalequality，自然平等 naturallaw，自然法 naturalrights：comparedwithcivilrights，自然权利：自然权利与公民权利的比较；doctrineof，自然权利学说；Lockeon，洛克论自然权利；Spanishdoctrineof，西班牙的自然权利学说；theoriesof，自然权利理论 naturalslavery，doctrineof，自然奴隶制学说 Negri，Antonio，安东尼奥·奈格里 Netherlands，尼德兰 NewLawsof1542，1542年《新法》 NewModelArmy，新模范军 Newton，Isaac，艾萨克·牛顿 95Theses，《九十五条论纲》。SeeDisputationonthePowerandEfficacyofIndulgence（95Theses）（Luther），参见《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九十五条论纲》（路德），noblessederobe，穿袍贵族 NormanConquest，诺曼征服 NormanYoke，诺曼枷锁 obedience，transformedintoresistance，服从转向反抗 obediencetocivilauthority，doctrineof，服从世俗权威的学说 obediencetosecularauthority，doctrineof，服从世俗权威的学说 ObservationsuponsomeofhisMajestieslateAnswersandExpresses（Parker），《对陛下近期书信和答复的意见》（帕克） OftheLawsofEcclesiasticalPolity（Hooker），《论教会体制的法律》（胡克） OldCorruption，古老腐败 Oldenbarnevelt，Johanvan，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 Oldenburg，Henry，亨利·奥尔登伯格 OnCivilPower（Vitoria），《论世俗权力》（维多利亚） OntheBabylonianCaptivityoftheChurch（Luther），《论教会被掳于巴比伦》（路德） OntheFreedomofaChristian（Luther），《论一个基督徒的自由》 OntheIndiansandtheLawofWar（Vitoria），《论印第安人论战争法》（维多利亚） OnthePoweroftheChurch（Vitoria），《论教会权力》（维多利亚） OttomanEmpire，奥斯曼帝国 Overton，Richard，理查德·奥弗顿 Pagden，Anthony，安东尼·帕格登 papaldonation，教皇捐赠 parcellizationofpoliticalpower，政治权力的分割化 parcellizedsovereignty，分割化主权 ParisAcadémie，巴黎学术院 Parker，Henry，亨利·帕克 parlements，高等法院 Parliament（England），议会（英格兰） parliamentarylimitedgovernment，议会制有限政府 Patriarcha（Filmer），《家长权》（费尔默） PaulIII（Pope），教皇保罗三世 PaulV（Pope），教皇保罗五世 PeaceofWestphalia，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peasantwarof1524—1525，1524年—1525年农民战争 Pericles，伯里克利 PersianLetters（Montesquieu），《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鸠） Peru，秘鲁 PetitionofRight，《权利请愿书》 Petrarch，彼特拉克 Petty，William，威廉·配第 PhilipII，KingofSpain，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PhilipIII，KingofSpain，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 philosophes，启蒙哲学家 PhilosophicalLetters（Voltaire），《哲学通信》（伏尔泰） PhilosophicalRudimentsConcerningGovernmentandSociety（Hobbes），《政府与社会的哲学原理》（霍布斯） Pocock，John，约翰·波考克 politicaleconomy，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inequality，政治不平等 politicalpower，政治权力 politicalsociety，政治社会 politicalthought，socialhistoryof，政治思想的社会史 politicallyconstitutedcommercialsociety，政治建构的商业社会 politicallyconstitutedproperty，政治建构的财产权 PoliticsandHistory：Montesquieu，Rousseau，HegelandMarx（Althusser），《政治与历史：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阿尔都塞） Ponet，John，约翰·波内特 popularmobilization，动员人民 popularsovereignty，人民主权 Portugal，葡萄牙 power：alienationof，权力：权力让渡；economic，经济权力；Hobbeson，霍布斯论权力；political，政治权力；aspouvoir，作为权力的权力；aspuissance，作为势力的权力；transferof，权力转让 predestination，doctrineof，预定论学说 Pride，Thomas，托马斯·普莱德 Pride'sPurge，普莱德清洗 ThePrince（Machiavelli），《君主论》（马基雅维利） privatelaw，私法 privateownership，rightof，私有权 privateproperty，rightof，私有财产权 Prolegomena（Grotius），“序言”（格劳秀斯） property：Lockeon，财产/财产权：洛克论财产；theoryof，洛克的财产理论 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italism（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 ProtestantReformation，新教的宗教改革 Protestantrepublic，新教共和国 Protestantism，新教 Puritanism，清教 PutneyDebates，普特尼辩论 Quesnay，FranÇois，弗朗索瓦·魁奈 RadicalEnlightenment，激进启蒙运动 Rainsborough，Thomas，托马斯·雷恩巴勒 Rambaud，Antoine，安托万·朗博 Rameau'sNephew（Diderot），《拉摩的侄儿》（狄德罗） realstateofnature，真实自然状态 Reformation：about，概述：宗教改革 ReformedChurch，改革宗教会 religion，宗教。SeealsoChristianity；Church，也参见基督教；教会 Renaissance，文艺复兴 Renaissancecity-states：about，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国家：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国家概述；civichumanismandMachiavelli，公民人文主义与马基雅维利；defined，解释；Discourses，《论李维》；ThePrince，《君主论》 Renaissancehumanism，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renderuntoCaesar，’principleof，“归恺撒”原则 RepublicofLetters，文人共同体 DeRepublicaAnglorum（Smith），《论英格兰国家》（斯密斯） republicanliberty，共和主义自由 republicanism，共和主义 République（Bodin），《国家六书》（博丹） resistance：doctrineof，反抗学说；obediencetransformedinto，服从转向反抗；rightof，反抗权利；theoryof，反抗理论 Restoration，王政复辟 ReveriesofaSolitaryWalker（Rousseau），《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卢梭） RevoltagainstSpain，反西班牙起义 RevoltoftheCiompiin1378，1378年梳毛工起义 RevoltoftheComuneros，公社起义 Revolutions：Dutch，革命：荷兰革命；French，法兰西革命 RightofMagistrates（Beza），《长官的权利》（贝茨） rights，权利 RomanCatholicism，罗马天主教 RomanChurch，罗马教会 RomanEmpire，罗马帝国 RootandBranchPetition，《连根拔除请愿书》 Rousseau，Jean-Jacques，让—雅克·卢梭 royalabsolutism，王权绝对主义 RoyalSocietyinEngland，英格兰皇家学会 SantaCatarina，圣卡塔琳娜号 Savonarola，Girolamo，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 SchmalkaldicLeague，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SchoolofSalamanca，萨拉曼卡学派 Scotland，苏格兰 ScottishEnlightenment，苏格兰启蒙运动 secularauthority，世俗权威 secularcrusade，世俗圣战 sedition，反叛 Selden，John，约翰·塞尔登 self-preservation，rightof，自我保存的权利 self-propriety，自我所有权 Seneca，LuciusAnnaeus，塞涅卡 separationofpowers，权力分立 Sepúlveda，JuanGinésde，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 serfdom，农奴制 Sexby，Edward，爱德华·塞斯比 sexualoppression，性别压迫 ShorteTreatiseofPolitikePower（Ponet），《政治权力简论》（波内特） Sidney，Algernon，阿尔杰农·西德尼 ASincereAdmonitiontoAllChristianstoGuardAgainstInsurrectionandRebellion（Luther），《诚诫全体基督徒谨防暴动和叛乱》（路德） SixBooksoftheCommonwealth（Bodin），《国家六书》（博丹） SketchforaHistoricalPictureoftheProgressoftheHumanMind（Condorcet），《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孔多塞） Skinner，Quentin，昆廷·斯金纳 slavery，奴隶制 Smith，Adam，亚当·斯密 Smith，Thomas，托马斯·斯密斯 SocialContract（Rousseau），《社会契约论》（卢梭） Soderini，Piero，皮耶罗·索德里尼 SomeThoughtsConcerningEducation（Locke），《教育漫话》（洛克） deSoto，Domingo，多明戈·德·索托 sovereignpower，主权 sovereignty：ofDutchstate，主权：荷兰国家主权；inEngland，英格兰主权；inFrance，法兰西主权；viewson，对主权的看法 SpanishCounter-Reformation，西班牙反宗教改革 SpanishEmpire：about，西班牙帝国：概述 SpanishInquisition，西班牙宗教法庭 Spinoza，Benedict，巴鲁赫·斯宾诺莎 SpinozanMarxists，斯宾诺莎式马克思主义者 TheSpiritoftheLaws（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 StAugustine，圣奥古斯丁 Starkey，Thomas，托马斯·斯塔基 state，relationbetweeneconomyand，国家与经济的关系 stateofnature，自然状态 States-GeneraloftheRepublic，共和国议会 Staupitz，Johann，约翰·施陶皮茨 Stuarts，斯图亚特王室 Suárez，Francisco，弗朗西斯科·苏亚雷兹 SummaTheologica（Aquinas），《神学大全》（阿奎那） SunTzu，孙子 TableTalk（Selden），《席间漫谈》（塞尔登） Tawney，R.H.，理查德·托尼 taxation，税收 TemporalAuthority：ToWhatExtentItShouldBeObeyed（Luther），《世俗权威：对其服从限度何在》（路德） thèsenobiliaire，贵族派 thèseroyale，国王派 ThirdEstate，第三等级 ThirtyYears'War，三十年战争 Thomists，托马斯主义者 Thucydides，修昔底德 TractatusTheologico-Politicus（Spinoza），《神学政治论》（斯宾诺莎） Traitédel'économiepolitique（Montchrétien），《政治经济学论文》（蒙克莱田） transferofpower，权力转让 TreatyofWestphalia，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TheTrewLawofFreeMonarchies（JamesI），《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詹姆斯一世） Tuck，Richard，理查德·塔克 Tudorera10，都铎时期 Turgot，Anne-Robert-Jacques，杜尔哥 TwoTreatisesofGovernment（Locke），《政府论（上、下）》（洛克） Tyler，Wat，瓦特·泰勒 unity，统一 universalism，普遍主义 Utopia（More），《乌托邦》（莫尔） Vallidoliddebateof1550-1551，1550—1551年巴利亚多利德辩论 Velthuysen，Lambertvan，兰伯特·范·费尔台森 Venice，威尼斯 Vincent，Jean，让·樊尚 VindiciaeContraTyrannos，《反暴君论》 Vitoria，Franciscode，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 Voltaire，伏尔泰 WarsofReligion，宗教战争 WarsoftheRoses，玫瑰战争 WealthofNations（Smith），《国富论》（斯密） Weber，Max，马克斯·韦伯 Webster，Charles，查理·韦伯斯特 Westerntraditionsofdiscourse，西方话语传统 Wildman，John，约翰·怀德曼 Wilkins，John，约翰·威尔金斯 WilliamI（theSilent）ofOrange，奥兰治的威廉一世（沉默者） WilliamofOckham，奥，奥卡姆的威廉 Winstanley，Gerrard，杰拉德span>·温斯坦莱 deWitt，Jan扬·德·维特 womenandequality，女性与平等 Wren，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雷恩 Wycliffe，John，约翰·威克里夫 Xenophon，色，色诺芬
宇宙之谜（1889年12月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宇宙之谜（1889年12月27日）恩斯特·海克尔以这样一个书名在波恩的艾米尔·施特劳斯书店出版了一本《一元论哲学的通俗概论》。他打算在这个概论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十九世纪末对于真理的认识究竟达到了怎样一个程度？在这个世纪里，我们对这个无限远的目标究竟取得了一些什么成就？”这本篇幅相当大的，大约有五百页左右，但写得很轻松易读的著作，由人类学、心理学、宇宙论、神学等几个部分所构成，各部分的标题为《人》、《灵魂》、《宇宙》、《神》。这本书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篇自白，就象大卫·施特劳斯的最后一本著作[1]一样，企图调和哲学和自然科学，不过在海克尔这里自然科学部分超过哲学部分；在施特劳斯那里则情形相反。一如施特劳斯所提供的只是应成为他终身事业顶峰的他所早已计划好的著作的单篇论文，海克尔所做的也是这样。他这本通俗著作要论证、阐明、补充他一生在他的许多科学著作中所曾提出的一切。“我已经不能实现旧日的许多年来所设想的计划，即根据进化论建立一个完整的一元论体系。我已没有这个精力，日益迫近的老年常常提醒我，应该作一结束了。而我自己也完全是十九世纪的孩子，在十九世纪的终末我也想把我的毕生工作作一个总结。”在这几句话里可以听出某种放弃一切的情绪，这种情绪也是施特劳斯的最后著作中所含有的。这种放弃一切的情绪，初初一看，在如海克尔和施特劳斯那样终身一贯的坚强的说教者和斗士的身上，可以产生一种奇特的印象。但是，它的根源完全不只在于外部原因，如他们二人所推说的那样，由于老年的精力衰退。也由于一些内部原因使他们不能完成他们的终身事业的志愿；他们要想调和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努力遭受了失败，而所以遭受失败，乃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可能在其中获得调和的唯一一个领域，即社会关系领域。一如施特劳斯为了要信奉霍亨索伦王朝的神秘秘密而摧毁了福音历史的神话秘密，海克尔也从世界创造中逐出了天父上帝，而把俾斯麦当作解决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宇宙之谜”的最伟大政治家加以歌颂。如果在海克尔那里解决物理宇宙之谜的情形，并不比俾斯麦解决政治宇宙之谜高明，那末事情就非常不妙了。但幸而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虽然为自己保留了全部批评权利，但我们还是很乐于承认，我们极感兴趣地从头到尾读完海克尔这本书，而且并不只由于这本总结这位杰出学者的生平活动的书，不可避免地必定会激起的对于这个人物的同情。我们觉得，这本书对于社会民主党也是具有极现实的关系的。大家知道，海克尔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友人，甚至完全相反；在这本书里他只提到它一次，把它当作是一个空想主义的宗派，说它不敢为了社会道德的利益而提出取消教士不婚规定的提案，只是为了想取悦于天主教中央党。这个责难的机智程度与它的论据一样高明，但是海克尔的著作无论就其优点或缺点来讲，对于帮助澄清我们党内在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方面存在的多少有些混乱的观点，都是很有价值的。如果说近几年来出版的书籍中总算有那末一本单独著作，使人得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印象，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多么出色、同时又是多么绝对必需的武器，那末这就是海克尔这本书。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赞许并不能使这位作者感到一丝喜悦，因为他有一次不得不起来反对微耳和的令人难于置信的责难：达尔文主义是巴黎公社的先驱！因此我们要在这里作一点保留：海克尔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功绩，从主观上说整个地，从客观上说至少也有一部分，是绝对不由他自主的功绩。海克尔是唯物主义者和一元论者，但他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只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他相信统治着自然界的规律可以直接转用在社会上，在这样的想法下他达到了一些哲学结果，其内容之贫乏是几乎不能形于笔墨的。当然，他认为（从他的观点出发也不能不这样认为的），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就在于宗教迷信。至于他所使用的那些称号，特别是用来攻击作为世界史上最大骗子手教皇的那些，就其有力性和明确性而言，真正是令人不能再作更中肯尖锐的要求了。关于宗教的社会根源，海克尔一无所知，他并且也完全不想知道；政治的宇宙之谜——当自然科学方面获得那样令人难于相信的成就的世纪的终末，究竟为什么教皇党在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中仍是统治的党派——海克尔所作的解释是：全只是由于人们的不可救药的愚昧而已。这个解释是既不费事，而又言之无物的，即使再作几个类似的解释，情形也并不会较好一些。例如，海克尔赞扬了“最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和“杰出的”文化大臣法尔克以非常的精力和智力所作的“文化斗争”；对于这个臭名昭著的“斗争”的卡拿萨[2]，他是这样解释的：“极有知人之明并且聪明极顶的现实政治家”俾斯麦还是低估了“那三种巨大的阻力”，“第一，罗马教廷的无人能比的狡侩和昧却良心的圆滑，第二，罗马教廷所依靠的无知的天主教群众与此相应的无思想性的轻信，第三，惰性力量，由于这种力量不合理的事物只是因为存在着而继续存在下去”。就是这样一些不值半文钱的理由。海克尔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德国工人能对这位“伟大的政治家”。“聪明的现实政治家”等等予以当头一击，虽然在他迫害社会主义者时，在他这方面是有昧却良心的不守信义、无知的市侩的无思想性、惰性力量等东西的。海克尔对于宗教的起源也跟对于宗教的本质一样，是认识不清的。特别是他关于基督教的建立所说的话，很有些象前世纪的肤浅的启蒙运动者，就是最好的场合，也只象已故的正直的拉伊玛鲁斯；老黑格尔派施特劳斯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就已比他高明得多，更不用说在近几十年中对于宗教、特别是对于基督教的社会根源所作的研究了。海克尔所赞同的对于真善美的崇拜也同样流为最肤浅的启蒙，这种启蒙因此也可以不费事地归结为三句老生常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美的？只要资产阶级社会里的各个阶级对于这件事各抱各的既不同而又确定不移的意见，海克尔的“一元论”宗教就要跟基督教的命运一样；它将既是这样又是那样，既起革命的作用又起反动的作用，要看哪一种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它之中找到意识形态的反映了。总而言之，哲学家海克尔在十九世纪末所表现的是一种落后，假如不从狭隘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内完全不适于发表意见这一点上去获得充分说明，那末这种反动性之竟能在这样一位聪明而有教养的人头脑里发生，就简直难于想象了。谁要亲自体会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谁想深刻地懂得，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必须在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后，才能成为人类伟大解放斗争中的真正战无不胜的武器，那就请他读一读海克尔的这本书吧！但是海克尔的这本书之所以应该读，还不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不寻常的弱点是和它的不寻常的优点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也就是说，是和作者对本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的清楚明白的叙述，换言之，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胜利前进的叙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这些叙述无论在篇幅上或重要性上都在本书中占有极大的分量。在这里，海克尔对他的事情是完全内行的，并懂得怎样构成一幅雄伟而吸引人的图景。在这里，每一个词都使人感觉到作者是一个有良心的研究者，为了争取认识真理，他全无人的畏怯。在这里，他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躲闪，在这里，他一丝一毫也不退让。如果不承认这本书的这一优良方面，可以用来解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可以抵消这本书的缺陷方面，那将是不公正的。海克尔在他自己内行的范围内愈能辨明方向、愈有根据、愈为彻底，那末在这个范围以外的一切他就显得愈为无知；当然，由于他的真正的、不能算小的功绩，人们很愿意原谅他的对俾斯麦的热中和类似的古怪行为的。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在科学意义上来说，海克尔是比那些在社会科学方面较他多知道一些、但在自然科学方面不如他的另外一些自然科学家们高明得多的。纯洁是生命的一半，对于一个个别人物，要完全通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愈为不可能，那就愈加必需了解二者的界线，而在其中任何一个范围中进行工作，整个身心都钻到这个研究工作中去。海克尔在他自己的范围里正是整个儿钻到工作中去的。因此，他的笨拙的要想潜入对于他说来关闭着的界限的企图，并不会造成很大祸害，这使人断然地宁可容忍他的行为，而不愿容忍那些竭力想在这个或那个范围里造成一种悦人的朦胧状态的、并不更聪明、也不更诚实，而是更狡猾的潜入者的那种方法。海克尔在论证他的一元论时，究竟是否真的在一些个别场合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进步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如他的反对者通常攻击他的那样，这里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地方，而且，本文作者也不认为自己有足够资格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即使是那样吧，——这种乐观主义常常是海克尔那一型的斗士和理论家的特色，——那末历史总仍旧会证明，这种与穿凿附会者和否定一切者相对立的勇往直前的气质是较为正确、较为伟大的。不要为了他在今天已看见也许只会在明天实现，也许完全不会实现的东西，而破坏了阅读海克尔这本乐观主义的著作时所获得的愉快。如果海克尔满足于我们已经拥有那末许多的市侩的自满意识，那才可以责备他。但是他可远非如此，他对于他所熟知的事物和哲学，阐述得非常之好。对于杜布阿—雷蒙的轻率的宣告：Ignorabimus（我们不会知道），海克尔所以痛予驳斥，只因为它是一个爱说漂亮话的人的轻率的行为，只因为它竭力想给自然科学知识设立一个任意的界限；海克尔并没有犯相反的错误，他承认，我们愈加深入认识实体的属性，物质和能，我们愈加确实地熟知实体的无穷的表现形式以及这些形式的发展，实体的真正本质对于我们就将会愈加是谜、愈加不可理解。海克尔很准确地区别了形而上学思辨和真正的哲学，他说：“作为‘自在之物’躲在我们可认识的种种现象背后的究竟是什么——这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但是，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认识它，既然我们连它是否存在都不确切知道，这个神秘的‘自在之物’与我们有何相干呢？”海克尔是这样和新康德主义者们进行斗争的，他认为，新康德主义者们的战斗喊叫，用二十年前我们的老狄茨根已经说过的有点粗暴的话说，是“反动的号声”。海克尔虽然完全承认康德批判人类认识能力的功绩，但他如下地分析了康德本人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康德的学院式教育大部分带有哲学的、神学的、数学的性质。在自然科学中，他切实熟知的只是天文学和物理学，还有部分的化学和矿物学。但是生物学这一广大部门，即使就那时候的生物学狭小的范畴而论，大部分是他所不知道的。研究有机界的各门自然科学中，他既没有研究过动物学，也没有研究过植物学，既没有研究过解剖学，也没有研究过生理学；因此，他曾作过长时期研究的人类学也是极不完全的”。在另一处，他又说：“批判哲学的清醒而明朗的奠基者康德怀着十足的信心宣称，对于七十年后事实上已为达尔文完成的发现所抱的期望是‘荒谬’的。他断然认为人类精神永远永远不会获致事实上人类已靠着达尔文的自然淘汰理论终于已经获致了的那种极重要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断然的Ignorabimus（我们不会知道）是多末危险啊”。非常令人愉快的是，海克尔从这个极重要的观点上驳倒了“回到康德去”的呼喊，从而与那个在自然科学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可以引来非常便于摸鱼的混水的逆流相对抗。这样，海克尔确实是没有在葡萄田里找到他要找的宝藏，但是他却深深地翻耕了整个葡萄田，除去了许多莠草，植下了许多会带来丰收的葡萄树。我们可以期望，《宇宙之谜》不会是海克尔的最后著作，但如果是最后著作，它也是这个巨人的光荣一生的光荣之冕，他对于社会主义者的憎恶，只是某种类似于文明人身上从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残存器官而已。《新时代》，第18年，1899—1900年，第1卷，第417—421页。 [1]指施特劳斯的《旧信仰和新信仰》（DeralteundderneueGlaube.EinBekenntnis.1872年)。——译者 [2]卡拿萨（Canossa）是意大利一个村庄的名字。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第四在此对敦里格里戈和第七忏悔并表示屈服。——译者
艺术和无产阶级（1896年10月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艺术和无产阶级（1896年10月26日）在哥达的党代表大会上，关于现代无产阶级对待现代艺术的态度，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1]。争论是从一个完全具体的问题上开始的，这完全没有错误，因为由于这样，争论只会更活泼、更深入。但是，在评价这次争论的结果时，还须抛开具体的争论问题及赞同和反对的论据。在这方面，只须确定在党大会上意见完全一致的一个事实就够了，那即是在很多党小组中对于《新世界》所代表的现代艺术[2]，对于这种艺术本身，有很激烈的反对情绪。因为对于编辑部的勤劳和才干也是意见完全一致的。象笔者那样，许多年来在艺术范围内曾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们一同工作过来的人，对于这一事实本身是不会感到奇怪的。不能把这一事实推说为有许多工人虽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抱着激进态度，但在艺术上总具有据说是保守倾向，同样也不能用工人们却于道德说教有偏好等等的老生常谈推说过去。如果工人们对于玛尔里特小姐的长篇小说和林道先生的剧作有一点兴趣，那末上面两种辩解是可以成立的。但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工人们有一丁点这种兴趣。反之，工人们直截痛快地鄙视这种供现代资产阶级消遣的艺术，但同时，他们还是认为现代艺术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关于这一点可以在他们抗议的激烈性中得到说明，但是，当人们发现，工人们看得比哈尔贝和霍普特曼更高的，并不是玛尔里特和林道，而是歌德和席勒，那末争论的问题就立刻具有完全另一种性质了。根据我们实际观察，可以说，抗议的发生，是由于现代艺术的基本特色是极度悲观的，而现代无产阶级则具有一种深厚的乐观的特色。任何一个革命阶级都是乐观的。如垂死的洛贝尔图斯有一次说过的，在现代无产阶级看来，未来在奇妙的美丽灿烂的光辉之中。不用说，这当然与任何乌托邦思想无关。革命斗士对于革命斗争的胜利机会会作出最正确的估计：革命斗士之所以成为革命斗士，只是因为他对能够改造世界这一点具有最坚定的信念。在这一意义上，任何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是乐观者：他怀着充分乐观的希望瞧着未来，他正是从他周围的不幸中汲取这种希望的。与此相反，现代艺术则是深度悲观的。它从这个它自己那末喜欢描写的不幸中看不见任何出路。它在各个资产阶级圈子里发生，它是在它中间得到相当真实反映的那种不可遏止的没落的反射。这种艺术，由于它既然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流行物，按其本身特有的方式来说是诚实的、真实的；它比林道和玛尔里特不可比拟地高出许多，但由于它在当代的不幸中只看见不幸，它是绝对地悲观的。在这种艺术里完全没有斗争的乐观因素，而这种因素对于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正是生命中的生命。只要这种因素在某处发现，只要出现这种因素的一点影子，例如，象在霍普特曼的《织工》里那样，它就立刻被人郑重地否认掉了。不过八天以前，霍普特曼先生通过他的律师格列林格，象他以前已做过好几次那样，转呈最高行政法庭，说他写了他的《织工》，只是为了想写一出感情丰富、激起人同情的悲剧而已，至于他的《弗洛里昂·盖耶尔》，他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不愉快的误解，把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了与现代无产阶级一样的斗争的暴动农民，描写成为一群不可救药的白痴。我们在这里提到霍普特曼，是因为在党大会上有人称他为现代艺术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如果这样（这我们也不想争辩），那末这正证明了现代艺术并非伟大的艺术。因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伟大的艺术从来没有援引缓和罪过的情况，在地上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解的。自从有世界以来，革命的阶级也从来没有称颂过要用律师的刷子洗刷自己身上一点极微的革命尘土的艺术。这是断然不可能的。现代艺术的评注者们作过那样的假说，说工人们也许需要把马克思和拉萨尔改编为戏剧，那末现代无产阶级可以幸运地不需向勃拉姆先生和施兰特尔先生的可疑的美学学习了。无产阶级对于现代艺术的否定态度，与某种似乎为无产阶级固有的反艺术的倾向完全不相干，这一点可以由无产阶级爱好他们不能在其中找到一点儿自己的阶级意识，然而可以找到在现代艺术中找不到的欢乐的斗争因素的古典作家来证明。在“自由人民剧场”里，有一次上演一位年青的刚开始写作的作家的戏剧，这出戏想努力描写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在艺术方面还有许多待改善之处；这个剧本的上演只是为了鼓励被资产阶级舞台闭门不纳的有希望的人材而已——这也是这个无产阶级剧场的任务之一。但在这里立刻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工人们完全没有瞧不起出于善良意图的艺术：这个剧的成功，完全由于它的倾向是值得赞扬的。从哥达党大会上我还可以举一个更鲜明得多的例子。在会上有这样的意见：发表在《新世界》上的汉斯·朗德的长篇小说《新神》，工人们觉得是对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讥笑。刊物的编者对这个意见答复说，正好相反，他对于是否接受这部长篇小说登在《新世界》有过长时间的踌躇，却是因为这部小说拥护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性太多，因此在艺术要求上太不够了。这是极正确的评判。朗德先生的主观用意是极好的，他想以对无产阶级完全表示好意的精神，描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故事。但是他对于无产阶级的生活一无所知，因此这部小说成了十足道地的浪漫主义作品。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工人把这部小说看作对于他们的解放斗争的嘲弄，就非常典型的了，由于缺乏艺术描写能力，工人们完全看不出作者对于工人友好的倾向了。情形不同但有点类似的是《贝尔塔妈妈》的遭遇，它在党大会上受到了那末不客气的对待。黑格勒尔的这部小说，就艺术性上说，是远远高出于朗德的小说之上的，照我们的意见，按照党大会上逐字引述的那些引文来评判它，是不公平的，根据这些引文来谴责它则更不公平。那几句话满可以悄悄地删去，而毫不有损这部小说，但当然，问题也就在这里。现代工人完全不是拘谨的，工人们可以容忍比在《贝尔塔妈妈》里面所遇到的坏得多的——从市侩道德观点看来坏得多的——东西，而一切都得其所。正因为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硬扯住这类“自然现象”，正因为他们想用在街上公开干人们通常在四壁之内所干的自然事情，来证明在当代巨大的斗争中所看不到的英雄行为，因此他们特别令人发生生理的厌恶。总的说来，虽然作者的才能是完全够得上被承认的，虽然有许多好的章节，《贝尔塔妈妈》仍旧还是非常浪漫的女人，因为现代艺术与资产阶级浪漫蒂克的瓜葛，要比它自己认定的多得多。 “纯粹艺术”的理想一般总是反动浪漫主义流派的遗产，任何革命阶级只有非常谨慎才可以去接受这种遗产。这种理想无论如何至少是片面的，正如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戏剧用以开始的道德说教一样是片面的。如果现代工人阶级的美学见解真的并不完全没有道德说教，那它也完全不必因之而羞愧。它可以在这一点上援引年青的莱辛和年青的席勒来为自己辩护，他们也认为舞台是“道德教化机关”。以前，纯粹艺术的代表人物是公开的反动分子，他们完全不想给可爱的观众造成他们似乎具有极端革命性的错觉。老菲尔玛在他那部《文学史》里，从“纯粹艺术”观点，对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作了极苛刻的责难，把它说成是可厌的漫画；除非“纯粹艺术”的观点是正确的，才会完全正确。“纯粹艺术”的老一辈反动分子不象勃拉姆先生那么可笑，勃拉姆先生上演《阴谋与爱情》时（而且是用“自然主义的”歪曲手法上演的），把它称之为最伟大的杰作，同时又对要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改编为戏剧的、卑贱的工人阶级作出那么可笑的鬼脸。只有现代艺术才能赏赐给我们现代健全思想的这样有趣的样本。当然，一方面自称为完全没有党派性的“纯粹艺术”，实际上非常有党派性。如果它想站到比党的观点更高的观点上去，那末它必须左顾并且右盼，必须不仅描写陈旧的、消亡着的事物，而且还须描写新生的世界。我们不能同意有人在党大会上提出的见解，说现代艺术生当衰落的时代，因此只好描写衰落。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衰落时代，同时也是再生的时代。不管现代艺术对过去的废城作了多么诚恳和真实的描写，如果它不顾在这个废墟上成长起来的新生活，它仍然还是不诚恳、不真实的。对于具有极为不艺术的倾向的、不愿意知道真正的无产阶级真实生活的艺术，无产阶级怎么能感兴趣呢！资产阶级在它兴起的时代，也不愿意一顾不从它的精神中产生出来的艺术，无产阶级为什么应该比资产阶级温顺些呢？现代艺术是具有资产阶级根源的艺术。它不肯放弃自己的根源，它愈来愈集中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之内，这我们不认为是它的耻辱。谁都不能要求任何人越离它自己的影子。我们只是要求，劳动阶级接受现代艺术时所作的那些保留，其原因应在这些原因真正所在之处去找寻。这些原因完全不在于什么无产阶级的落后性，因此，我们认为，要培养无产阶级接受现代艺术的热望，将是一种幻想，它的结果将是难堪的失望。这一类的民众教育是有其奇怪的情况的。几年前这个问题已在《新时代》上讨论过，当时“自由人民剧场”侥幸地正在摆脱那些“教育家”[3]。我们当然远不是把《新世界》编辑部心目中的“教育”，与那些曾经竭力想加惠于“自由人民剧场”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蠢货们的庸俗而狂妄的教育计划，等量齐观的。我们完全不否认那样一种情况，即工人们的美学和文学教育还可以非常有力地向前推进，对于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说来，这方面在实质上一切还待从头做起；我们还认为，做这件工作没有人再比《新世界》编辑部更合适了。但是，企图采用更好的艺术教育办法，来克服工人厌恶现代艺术的倾向这一基本思想，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假定工人们经过了这一教育过程之后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但结果也只能获得孵鸭蛋的母鸡所得的结果。无产阶级不能并且也永远不会欢迎那种与它的一切思想感情、与一切它认为使生活有价值的东西截然对立的艺术。还应该防止过高估计艺术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意义。这种过高估计的诱惑是很大的，如果只记得艺术在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国资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曾有过多么大的意义。但是，德国资产阶级在艺术方面的英雄时代之所以能发展，只是因为在资产阶级面前关闭了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场地。对于现代无产阶级，这个场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着的。正因为如此，它应该把力量集中在这个场地上，这是既自然也是必然的。在无产阶级从事于这一火热斗争之前，它不能、也不会在它的内部创作伟大的艺术。要详尽地阐明和论证这一思想，需要另外单独写一篇文章才行，这里我们只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戏剧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人所周知的。资产阶级拥有建筑剧场所需的钱，而古老的专制制度不是由于打算盘就是由于盲目，挤着一只眼睛来看剧场，它乐意地允许资产阶级从舞台上享用它在现实中无情地拒绝了和能拒绝给予资产阶级的东西。在现时代，劳动阶级没有钱造剧场，而现代专制制度，已经无法拒绝在现实中与无产阶级作公开斗争，它以把美丽的幻想世界对无产阶级密密封闭起来而至少发泄了它的愤恨。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每天获得对于资本主义和警察的胜利的工人阶级，在艺术方面却完全无力反对这些巨大势力。问题在于，在近一百年来，情势完全改变了，并且绝对不是变得不利于无产阶级。但是，让我们回到党大会的争论上来吧。党大会没有把孩子同水一起泼掉是十分明智的。党大会强调指出了把劳动阶级和现代艺术隔开的东西，但它并没有不公正到全盘否定现代艺术，或是更不公正地不承认现代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里面仍不失为进步的。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因此我们如向它要求多于它所能给予的东西，那也是不公正的。只是现代工人阶级对现代艺术的否定态度的原因，不应在无产阶级的理解力落后中去找寻。现代无产阶级对于这种艺术采取冷漠的态度，不是因为它不能理解它的高深的秘密，而是因为这种艺术，即使在其最高深的程度上，也不能适应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历史伟大性。《新时代》，第15年，1896—1897年，第1卷，第129—133页。 [1]1896年10月1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达党代表大会上对文艺问题第一次作了广泛讨论。这次讨论的诱因是党的文艺刊物《新世界》上所发表的《新神》和《贝尔塔妈妈》两部自然主义小说。党大会的讨论没有解决自然主义文艺即所谓现代艺术的阶级性以及社会民主党工人对自然主义作品的态度等问题。梅林本人没有参加这次大会，这篇文章是在大会之后发表的。——译者 [2]《新世界》编辑部因为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支持资产阶级自然主义的文艺即所谓现代艺术，编辑埃德加·施泰伊格尔盛赞自然主义文艺，说它“民主地”细致分析工人们或任何人的恶德。——译者 [3]梅林所指的是1892年10月间柏林人民剧场组织的分裂。在这以前，自由人民剧场实质上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半无政府主义集团及文艺界的自然主义派分子领导的，排斥工人党员参加文艺活动。梅林与之作了激烈的斗争，经过两次群情激昂的全体大会之后，那些“领导人”终于带着少数追随者分裂出去而组织了所谓新自由人民剧场。——译者
伦理学和阶级斗争（1893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无产阶级和哲学问题伦理学和阶级斗争（1893年）《德意志语言》一月号上，基尔的膝尼斯教授赐我以荣幸，就我在《新时代》第9号上发表的《混合伦理学》一文给了我一封公开信。我在这里很想就事情的实质说几句话，这与其说是期望可能取得一致，倒不如说是出于对这种有礼而又认真的论战的感谢；当然我只对具有普遍兴趣的方面谈一谈。滕尼斯先生看出“在我的全部论述中有那样一种隐蔽的思想”，即，在搏斗者之间是没有道德的，在战争中是几乎一切都认为可被允许的。实际上，我远没有这样的意思；我完全不能想象，我在任何时候可以成为一个俾斯麦先生以及类似他的暴力政策的目光短浅的代表人物的道德论的拥护者。我说过，阶级斗争不服从于某种作为最高审级的普遍伦理学，因为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道德。不错，这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不能按照压迫他们的阶级的道德规则进行斗争；但我这句话还并不是说，它们完全不遵守任何道德原则而进行斗争。它们只是遵守着他们自己的道德进行斗争。我记起了莱辛的一句话，要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伦理学表述为“反对千百万人受压迫、受压榨、受窒息、受劫夺、受折磨的条件”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滕尼斯先生想用马克思来驳倒我。他说，我这句话是坐在法官的安乐椅上对现代社会进行道德裁判——这个论点是马克思作严格的理论谈论时以最坚决的方式加以驳斥的。可是，要知道这些关于严格的理论的话，只是关于已吃掉了的鸡蛋的争论而已，滕尼斯先生。不错，作为历史和经济研究者，马克思从未使用过道德概念，这就只是因为科学研究和道德说教完全是两回事。但是，您说作为“政治学家”的马克思从未考虑到您称为“感情用事”的东西，那就大错了。请您再读一遍马克思草拟的国际章程吧，这个文件把工人对于独占劳动工具的人的经济依赖，称作为一切奴隶制、社会贫困、精神卑微、政治依赖形式的基础；并且在最后宣称，国际工人协会以及一切隶属于它的团体和个人，都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的相互关系和他们对待不分肤色、信仰和民族的一切人的基础，这个纲领至少在字面上是与“德国道德文化协会”的章程中所包含的东西完全相象的。但这些话的内容，我们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滕尼斯先生不认为我是有资格解释马克思的观点的人，那末我很愿意向他引述一个人作为证明人，这个人他是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承认的。关于这个发生争执的问题，恩格斯说过这样一些话：“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末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些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感有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他只说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后面，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1]。滕尼斯先生从这里可以看出，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伦理学毕竟和政治，甚至和经济，有某种关系；可以看出，“与此相比”——也就是与马克思的观点相比——我关于阶级斗争的伦理学的议论毕竟还不是“仅仅诉诸感情的铺张之词”。照这样说来，那就应该也了解一下滕尼斯先生关于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秩序的斗争的动机所说的一切了。按滕尼斯先生的意见，正当的义愤感在这里并不起任何作用，或至多只起很小的作用。无疑地。现代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斗争中，并不是根据市侩们称为“道德义愤”的那种薄弱而无结果的情绪而行事的。但是，对于斗争的目的和意义有完全明确的认识，完全不排除，恰恰相反，正是创造了工人的政党斗争截然区别于所有一切其他阶级的政党斗争的那种道德力量，那种最高度的坚忍、真诚、勇气、自我牺牲的精神。因此，滕尼斯先生在工人反对政治秩序（或无秩序）的原则性的政治斗争，与许多企业主压迫工人的那些个别事实之间所划的界线，是不能成立的。无疑地，工人们对于不同的剥削者会加以区别。但是，就是这种能区别的能力，也不能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方向和毅力发生显著的影响。当滕尼斯先生认为工人阶级在反对那些个别剥削事例的斗争中，可以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家”（也许，在政治上是完全漠不关心或无能为力的）方面来的帮助，从而取得利益时，他忘记作一点小小的保留：那只有在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毅力没有损害时才行。滕尼斯先生认为，马克思列举了英国这种帮助的许多例子，不只是政治上有成就的活动的例子，如后来成为沙弗斯伯利伯爵的艾释黎勋爵的活动的例子，特别还有医生们、工厂视察员们燃起社会问题之火的例子，在这些人身上马克思完全公开地承认，具有博爱的理想主义的[2]动机。但是，滕尼斯先生，马克思在他们之间是划有鲜明的界线的，他称英国的工厂视察员是无偏心的，懂得业务的，不徇私的人，而对于象艾释黎勋爵那种政客——只要请看看《资本论》第1卷好了！——他所作的评判就完全不同，那是真正绝不客气的。如果说他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不是由于工厂视察员给了工人们阶级斗争最现实的武器，而象艾释黎勋爵之类那样的先生们，以他们的“对工人怀有善意的”大地主政策，竭力想缓和这种斗争，那我一定是严重地误解了马克思了。这引导我到达我们和滕尼斯也有分歧的那个重要之点。“德国道德文化协会”愿意从事阶级斗争；它不愿意消除阶级斗争，而愿意使阶级斗争成为更“道德”的，因为它发觉，那是被人“怀有恶意并常常以不漂亮的手法”进行着的。滕尼斯先生诚恳地作了补充：双方都如此。无疑地，“德国道德文化协会”的其余的创办人也必持有同样的看法。但是，他们是从哪里取得公正无私地衡量“双方”的尺度的呢？因为我并不认为滕尼斯先生看来是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道德之间没有任何共通之点的，因为它们是两个相接续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们两者之间是必然会有许多共同之处的。但是，“德国道德文化协会”完全不想对无人怀疑的道德原则盖上庄重的印记，它恰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济、政治、道德发生冲突的地方采取了“使道德高尚化”和“崇高化”的行动。也就在这一意义上，我真正地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伦理学”作为最高审级超然于在这一阶级斗争中发展着的矛盾；这里只有非此即彼：资产阶级的道德或无产阶级的道德。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中的人所组成的“德国道德文化协会”正是站在资产阶级道德的立场上。它想在它本身作为其中之一方的斗争中充作仲裁人的角色，这是办不到的。如果滕尼斯先生不愿意相信我，那他可以由下面一个例子获得证明。据我所知，当“德国道德文化协会”的台柱保尔·巴尔特先生在《未来》杂志上咒骂马克思和社会民主党以及《新时代》的某些读者时“德国道德文化协会”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动弹一下。让滕尼斯先生从他在给我的公开信中所表白的他对工人问题的观点中作出实际结论来吧，让他作为“德国道德文化协会”的创办人，公开地宣称，从伦理的观点来看，不久以前资产阶级各政党在国会中对于未来国家的辩论只是有失体面的、其目的为欺骗选民的骗局吧。如果滕尼斯先生这样做了，他就会看出，他的那个协会瓦解成什么样子了。但如果这是这样的——我可以在获得实际的反证之前先行断定，这一定正是这样，也将是这样的——那末滕尼斯先生就不应该因为工人阶级不特别喜欢充当“伦理”教育的单方面对象的角色，尤其是当巴尔特先生应该充当教师的时候，而特别抱怨工人阶级了。 “德国道德文化协会”不是并不追求什么新东西吗？例如讲坛社会主义就可以充作它的成功和终结的雏形。此外甚至还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别的遥远的例子。这个协会之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近乎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莱辛那样。莫泽斯是灵魂最真诚的人；他真心爱他的敌人，他也抱有与莱辛相同的见解，但他的天性太"伦理”了，不能容忍阶级斗争；他在腓特烈的专制政治的吹毛求疵之下感到苦闷时说：“苏格拉底对他的朋友克里托说，一个哲人当国家法律要求他死时就应该去死。因此，我只能认为我所生活着的国家的法律简直是温和的，因为他只不过放逐我而已”。莫泽斯从来也没有触犯过专制制度一丝一毫。然而他“伦理地”摇摇头，从莱辛的上衣上摘下在战斗中粘在这位伟大的斗士身上的每一片羽毛。现在我们要说，莫泽斯是一个好小子，但也是一个非常糟的音乐家[3]；看到莱辛一生斗争的伦理精神，我们就要对莫泽斯的“伦理化的”老生常谈耸肩了，即使他无疑地、而且确实地在莱辛的上衣上找到了这一片或那一片羽毛。我虽然不能象滕尼斯先生那样认为他身为成员之一的“协会”的繁荣是可能的，我仍旧还是乐于在下面一点同意他：“这种联合的观念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会这样或那样地在新现象中获得表达”。当然，总有一天那种“公正和正义、人道和互敬”将在其中“主宰一切”的条件会降临的。那种条件在什么时候来临——滕尼斯先生可以从国际的章程里获知。那种条件将和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一同来临，因此，促使这个胜利走近来的每一推进，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推进，要比一切想使这一斗争“高尚化”和“更道德”的努力，都无可比拟地更道德得多。《新时代》，第11年，1893年，第1卷。 [1]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译者 [2]原文为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ий，一般译为“唯心主义的”。——译者 [3]德语成语，指只说漂亮活，实际行动很不高明的人。——译者
纪念卡尔·马克思（1908年3月1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纪念卡尔·马克思（1908年3月13日）五年前，我们用3月14日出版的那一期刊物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惹起了官方思想家的严厉斥责，说我们在不适当的时候纪念这位天才[1]。也许，我们今天可以躲过这种斥资，因为纪念逝世二十五周年较为合乎规矩；而且，事实上，那个在当年严厉斥责我们的机关刊物，这次它自己也在3月14日发表了一篇纪念马克思的文章。但现在，已经轮到我们了，我们忍不住也要作一点小小的批评：写那种文章，还不如完全不写。当然，在赞扬一个人的时候，是可以过分一些的。我们这样说的时候，简直就没有想到卡莱尔以及类似他的人们；当弗莱里格拉特这个完全没有一点奴才精神的人，在席勒诞生百年纪念如下面这样唱时我们已经感到过分了： “我们向天才，向这孤独地从英雄们的前额上照射出来的、使人温暖的、发出闪电来的神圣的神奇的火焰致敬！我们举起牺牲之杯向他致敬！我们要为他编结一个最华美的花冠，我们要在他的光芒下取暖、憩息。” 我们不打算对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多作讨论：这种无论如何曾经使许多坚强的心感到温暖的情感对于我们已成为可厌的了，这事实上究竟是否真的可算前进了一步。够了，这种情感我们听来已是古怪的了！但是，如果要我们选择，我们当然一千倍地更愿意选取这种情感，而不选取那种卑鄙地貌似宽大的小器量，它在马克思逝世纪念日上胡诌了一些酸溜溜的赞词之后，再在这些话之上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评语，说什么马克思也是人，他有许多缺点，他的判断有时候也会错误，还说什么他作了许多没有应验的预言。无疑的；就是对于天才，也不应该拒绝进行批评的。但是，我们五年前在本刊上说过的话，我们今天只得再重复一遍了：在马克思的终生工作中，成为过时和错误的一切，乃是按照被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的说法才是过时和错误的，而且这对他们也完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旁人所能做的，只剩下把用疑问符号组成的花冠，就在已载入史册的马克思的铁的形象上。他们把孩子泼出窗外，两手则在盆里洗着，而自鸣得意：我们把水泼出窗外，对孩子进行抚爱和拍弄的时候，那我们毕竟比马克思聪明得多了。如果事情只是如此而已，那有什么办法呢！当你正在用行动反对，或至少竭力想反对组成马克思一生的真正实质的东西时，你怎么还可以在嘴里挂着他的名字呢。我们只提一个当代最炙手的问题就够了：当有人说，在普鲁士国家里为普选权斗争就是阶级斗争，这难道就是可笑的“英雄姿态”吗。难道马克思从未写过这样一些简要的、有份量的论点吗：“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2]。因此，工人阶级争取改革普鲁士选举法的斗争也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政治手段。对此提出争议的人，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不对的，但要请他诚实地说，他是否认马克思在四十多年前对国际工人运动提出的战斗号召的。所以那个刊物只是嘴上挂着马克思的名字而已，因为在它的篇幅上，在那篇马克思逝世纪念的文章之后就是一系列背叛他的事业的文章。我们只消举出下面一个论点就够了，“要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中寻找理解我们现时代政治关系的钥匙，那简直就是荒谬。资本主义企业主和无产的雇佣工人之间的对抗，无疑是具有社会、经济和政治性质的问题中的强有力因素。但是，谁要是只看见这种对抗，谁要是认为它是我们的政治情势中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或即使只是主要的决定因素，那他就是带着眼罩在政治舞台上瞎闯”。这种见解——我们不能说它是任何别的东西，因为它绝对是比通常所见的人们的见解较为独创的见解——我们实在不想争辩，正如我们不想跟说确信二乘二等于四的人是在算术范围内戴着眼罩瞎闯那种见解争辩一样。马克思确实曾经教导过我们，普鲁士容克地主统治，事实上只是资本家与无产阶级阶级矛盾的产物而已。最近六十年来，德国资产阶级一直有力量推翻容克统治，但没有想要推翻的愿望，那是因为它在用这个尊贵的阶级作为佣兵，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二十五年前的3月14日，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指马克思——译者）仰卧在床上，面孔也永远不动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3]。现在，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完全不愿意有人把我们再拖回去，而且还是在马克思的招牌下，把我们拖到这个“无知无识的泥淖”里去。每一个人都有自由随他们所愿来看待马克思，但反对马克思的人不应该装作赞同他。这里我们再来重复一句愚蠢的老生常谈，我们要说，马克思不是神，也不是半神，他也不是象教皇那样的无过失者。他是一个从根本上扩大了人类的认识限度的思想家，我们也就是珍视这一向前的步伐，但并不把它看作是人类认识的终点，而正因为这是向前的步伐，那是不能倒退回来的。我们也要赞美马克思将被超越，就象黑格尔和李嘉图被超越了那样的那一天，但是，从马克思回到任何人那里去，这就是回到“无知无识的泥淖”去，那是我不会再去的。我们最不会同意的是，这种悲喜剧式的退却竭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无成就”之类的一般性的空话来作辩白，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以是当代所有的工人党中最强有力的同时又是最无力的党，是因为它牢牢地抓住马克思在我们刚才所引述的简要论点中所表达的革命原则。无疑地，我们比任何人都不会低估我们国外的工人党的成就。但是，反对反社会党人法的十二年胜利进军，是无条件地可以与这些成就相比的；反过来说，如果这个进军不是按照马克思的原则在原则上和策略上加以领导，它会有什么成就呢？此外，如果我们把一切个别的情况都放在一边不谈，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名的无力也仍旧是它的强大的鲜明证明。德国统治阶级是那样怕它，因此它们使用一切暴力手段，从工人阶级那里剥夺掉其他国家资产阶级仍还安心地留在无产阶级手里的那些武器。任何一个工人党不是用最无情的阶级斗争手段所获致的“实际成就”，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统治阶级还想与无产阶级妥协的证明；并且随着工人阶级的力量的增长，随着它的要求永远打碎雇佣奴隶制的锁链的意志一天比一天更为不可摧毁，这种“实际成就”就会逐渐消失的。卡尔·马克思从来没有追求过这种“实际成就”，也从未获致过。当卡尔斯巴德决议[4]强行通过时他还是躺在摇篮里的婴孩，而当反社会党人法扫荡了他在数十年时间中用艰苦的劳动所创造的一切时，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恩格斯有一次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开始曾经说过的话，对于马克思的生平也是适用的；它是被一些小胜利所打断的由失败组成的不断的链条；但是，马克思在他攀登的陡急而岩石峭立的小径上一秒钟也未尝踌躇过。因此，自从他的遗骸躺入坟墓之后，他的形象只是越来越高大起来了。我们远不是会对英雄迷信崇拜的，但是，我们记得那样一句话，这句话在我们整个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中，从莱辛直到费尔巴哈都作为主导旋律而回响着：对于人来说，最高贵的事情就是做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今天纪念着这个巨人，高举他的旗帜是我们的光荣和我们的幸福。《新时代》，第26年，1907—1908年，第1卷，第821—824页。 [1]马克思逝世二十周年时梅林已在《新时代》1902—1903年第21年度第1卷第705—710页上发表过一篇纪念文章。这篇文章他差不多一字不改地收在《马克思传》中了。——德文版编者 [2]《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页。——译者 [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7—438页。——译者 [4]关于卡尔斯巴德决议，见本书第240页译者注。——译者（见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一章注释[2]——录入者）
“貧乏物语”时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田球一自传（1952） “貧乏物语”时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05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05年）到今年8月5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远闭上眼睛已满十个年头了，他逝世的时候与其说是这幸福而内容丰富的生命的终结，毋宁说是顶峰。他在快到古稀之年时仍还是年青的，他的历史性活动的重心正在他的老年，——如拉萨尔是在早年，马克思则在盛年。但由此作出结论，说恩格斯是大器晚成，那当然是错误的。正好相反，他象拉萨尔和马克思一样，是早熟者。在比拉萨尔和马克思更年青的时候，他就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具有永恒意义的书，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伟大文献。当他发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那本书的时候，他还只有二十四岁。在那样年青的时候就这样光辉地踏入学术界，那是很罕见的成功，更是精神力量的无可怀疑的证明，而半世纪继续不断的向前发展都是由此而来的。老人只是完成少年时代所答应的东西而已。当恩格斯写作他的打开新道路的第一部著作时，他已和卡尔·马克思相识了。他们不仅互相通信，并且亲身晤谈了几天，还作了一个共同写作的计划，那就是以后题为《神圣家族》的著作。但马克思对于那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并没有起任何影响。反之，这本书还带给他许多他还陌生的东西。但是，几年之后，当他们共同草拟《共产党宣言》时，恩格斯就退居第二位了，如他本人始终竭力强调的。于是，恩格斯作为他的朋友的最有能力、最忠诚的、但始终作为助手在革命的年代里一直进行着斗争；以后差不多有一世代，从社会生活中消声匿迹，只是偶而露露面而已。后来，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又发表了他的第二部大著[1]，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也是开辟了新道路的著作。恩格斯拿起了从他临死的朋友的困乏的手中滑脱下来的武器，在一连许多年的长时期中始终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首脑。他的早年和壮年所没有给他的东西，他的晚年给了他很多。连恩格斯自己也说过，那是异常地多，虽然他也承认，在许多方面命运仍旧是有负于他的。不错，他和卡尔·马克思的友谊是一种伟大的幸福，但也是他整个一生中一种隐隐的悲痛。他为此必须作许多牺牲，这些牺牲就是对于勇敢的人来说也是困难的。但是，他毫无怨言，甚至没有一点不满，而是完全自愿地牺牲自己，献身于一个更伟大的天才，这给了他比他自己最伟大的精神成就更大的光荣。他知道，象卡尔·马克思那样的天才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是多大，因此他能够谦逊。如果说有许多第二流的人物由于妒忌而大肆攻击天才，结果弄得身败名裂，那末恩格斯——关于拉萨尔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丝毫没有一点妒意地站在他的旁边，而成为同等的导师。考虑他们如果不相遇，马克思或恩格斯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物这个问题，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从他们二人的本质本身而论，他们一定还是他们现在这样的；对于感激他们二人的毕生共同成就的继承者们来说，只应该就其不朽的方面来评价这两位已故的伟人。与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波涛起伏，颠沛流离的生平相比，恩格斯的一生似乎是风平浪静、明朗愉快地度过的。但这一生也不是完全没有惊扰，没有激动。如果说命运在某些方面对他是慈悲的，那末在另一方面对他是更为残酷。甚至在死后，恩格斯也不能免去命运的残酷拨弄。但是，他在生前就以智者的不可破坏的宁静心情预见到了这种拨弄，恩格斯在暮年不止一次地说，在他看来已达到过分程度的对他的公认，在他不在人间之后立即就会消逝的。这果然发生了，目前，低估恩格斯的危险是远远大于高估他的危险，因为，尽管或者是正由于那些出于自己的无力的虚荣心，竭力想偷偷爬到马克思的纪念像的脚下，以便从他头上把桂冠抢过来的小人物的崇拜，卡尔·马克思是一天比一天更有力，更突出地向上升了。因此，他似乎就远远高出于恩格斯之上了。但是，如果恩格斯不同时往上提高，马克思是不能提高上去的。恩格斯从来也不仅只是马克思的解释者和助手——不论是在马克思生前或死后，始终一样——而是独立工作的合作者，虽然不能和马克思相等，但足以和他相比的。如果允许我们作一个许多方面在这里都是适当的类比，那末我们要说：不能只因为莱布尼兹具有一个更广博的头脑而否认莱辛的历史意义。但是，如果说不提及马克思就不能谈恩格斯，不仔细地论述他们的友谊就不能谈他们两个人，那末就应该说，恩格斯比任何别人都更不倾向于对命运拒绝给他的东西有所抱怨或感到遗憾。他说：“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到那时我已经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2]。比死后的声名更使他关心得多的是那种愉快的自觉：他的生平事业是这样光辉地增长和扩展着。在这种愉快之间只有一点不快，即是，马克思已不在人间，马克思不能分享这种愉快的遗憾。因此，恩格斯的充实的一生也是幸福的一生；数十年的岁月不知不觉在他身边消逝，在由于他的乐天的性格而轻松地忍受了痛苦的一次短短的疾病之后，他以七十五岁的高龄，没有什么痛苦地逝世了。到现在还不能不感到遗憾，他不再站在我们身边了，他不能高兴地看到革命的蓬勃发展了。可以断定，最近十年中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所发生的一切，恩格斯远不会全部赞同的。虽然说，不可更替的人世界上是一定没有的，但是，如果他能多活几年，他的深远的目光和睿智的意见可以使现代工人运动少走许多弯路，那也是可以断定的。但是，他也还可以看到，一切落后的东西，许多渺小卑陋的东西，在革命的俄国的世界历史性的壮观面前，在他和马克思共同点起星星之火的火焰的强力爆发面前，都要消灭死寂的。这一切只是他们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功绩之一而已。整个一生中，他们两人都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家，因此一直认为沙皇专制政体的崩溃将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转折点。他们在《新莱茵报》上已号召人们用战争来反对这个沾满鲜血和污泥的统治了。给沙皇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他们始终认为这是不应忽视的任务。俄国革命的先进部队是以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学说为食粮的，在东方展开的晨曦，正在向英国京城里革命家马克思所安眠的陵墓，以及撒着革命家恩格斯的骨灰的汹涌的海洋致敬。当摇摇欲坠的欧洲在革命的步伐下呻吟的时候，他们的精神总是最明亮地发出光辉的，他们的思想总是最锐利的，他们的言语总是最勇敢的。因此，对于他们的记忆，在那些他们为之而生活、而斗争、而创造了不朽的价值的人们中间是永远活着的。每一年他们的诞生和逝世纪念日都以新的力量重温这种记忆；但每当只知道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世界濒于临终喘息的困境，在上空亮起新革命时代的曙光时，我们就会听见他们的金属般宏亮的语声，就象他们还活在我们中间一样。《新时代》，第23年，1904—1905年，第2卷，第553—555页。 [1]指《反杜林论》。——译者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0页。——译者
斐迪南·拉萨尔（1894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斐迪南·拉萨尔（1894年）这是一个奇特的巧合：历史上伟大的鼓动者之中，拉萨尔最爱戴的也许莫过于乌尔利希·冯·胡登了。他正好和胡登一样，死在同一个日子，死在自由的瑞士，同样饱受讥笑和奚落。三十年前，欧根·里希特尔还是一个年青人，但已经丧失任何正当的灵魂活动了，由于他的使灵魂疲惫的对资本主义效劳，对于拉萨尔的遗体没有任何仪仗用大车拉到坟地去一事，在愉快的叹息中吐露了他的全部温情。可以设想，十六世纪的资本主义雇佣文人——可惜我们现在关于他们已一无所知了！——对于胡登在没有任何仪式之下被埋在乌夫瑙岛上，在他的墓上连一块可供后人指点这是这位勇敢的骑士的遗骸安眠之地的墓碑也没有，也是曾经感叹一番的吧。虽然如此，在胡登和拉萨尔之间还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的。胡登是一个没落阶级的先进斗士，他的一生事业是跟他一起被埋葬掉了。拉萨尔则高举起那个刚开始准备进行世界历史性斗争的阶级的旗帜；并且，要到在他的遗体上面垒起墓丘的时候，他所作、所说、所想的东西才开始胜利地行进。在他过早地逝世之后这几十年中，他就象一个完全未死的人那样在活人中间生活着和行动着。在这一段长时期里，他的火焰般的雄辩一天又一天地总是在重新激发人的敏感的灵魂，使感到苦闷的人坚强起来，安慰着失望者，吸引着斗争者前进。今天，拉萨尔可以含着安详的微笑，就用在他生前统治阶级的大莫卧儿带着嘲笑投掷给他的那一句话，转而投掷给曾经憎恨他、折磨他、迫害他的人们了：你们能做些什么呢，可怜虫？如果可以根据丰富的一生的内在本质，断定临终时必定具有宁静的心情，那末身处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包围着他的疯狂的喧嚣之中的拉萨尔，他是宁静而幸福地逝去的。他并不为了生活而留恋生活。他所怕的是精力逐渐消衰，那是在他进入四十岁后逐渐向他迫近的。他很愿意用他的残余生命来换取他曾经庄严地歌颂过的光荣；他认为，那种光荣就是人的死后生命，肉体生命消灭之后的生命纯粹继续，实在化了的人的无限性。象他心爱的诗人普拉丹那样——普拉丹象他一样也死得很早，也被德国的市侩们所放逐——他看到，光荣“和考验人的死亡的天使手携手地”向他走来，促使凡人去完成几乎是超人的事业的高傲的唯心主义，也许让这个临终的人预感到等候着他的美丽的不朽了。丹麦人勃朗德斯在他的著名的、许多地方都是富于机智的、但也往往只是卖弄机智的文章中，称拉萨尔是黑格尔的德国与俾斯麦的德国之间的连接环节，对于历史真实的歪曲没有比此更甚了。这样一个连接环节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它摧毁了黑格尔的德国而建立起俾斯麦的德国。恰恰相反，拉萨尔却以他的思想的火焰之剑，在这个连接环节刚一发生时就把它劈断了；为了使俾斯麦的德国，在工人阶级的钢铁般的控制中，以最悲惨的方式结束它的极为偶然的生命，没有一个人比他贡献更多。拉萨尔曾用黑格尔德国所完成的精神工作的使人坚强奋发的呼吸，鼓舞了工人阶级。歌德曾为了说明伏尔泰的历史意义而说过，所有的民族也许会在某一次把它们的全部优点和弱点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从下列意义上说，这话也可以用在拉萨尔身上，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唯心主义是德国能和西欧诸文化先进民族站在同一高度上所依靠的唯一的东西，这种唯心主义的优点和缺点再一次在拉萨尔身上体现出来。拉萨尔和马克思、恩格斯不同，始终没有同这种唯心主义决裂。这也就说明了他的历史地位的全部有力方面和全部薄弱方面。如果有人说，拉萨尔之对于马克思，犹如费希特之对于黑格尔一样，那末这就是很不恰当、很不高明的比方了。但是，在略作改变的说法下这种比方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目前对待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态度，正如拉萨尔对待费希特和黑格尔一样。拉萨尔本是一个黑格尔派分子，因此很知道费希特的哲学在某一点上是站不住脚的。他从来也没有想把黑格尔同费希特相提并论，然而他对费希特却毕竟抱着那样一种热烈的感情，一如他对黑格尔一样；他不能容忍人对于费希特的记忆有些微玷污，他常常以无情的讥刺鞭挞那些想把费希特描绘成普鲁士王国忠仆的头脑糊涂的老爷们。当拉萨尔说起费希特时，他的每一句话都表示出，这些话完全显明地是从他的心里最最隐秘的深处发出来的。他虽然很仔细地努力在费希特的思想和黑格尔的思想之间作出严格的划分，但他有一次毕竟说道，黑格尔对于费希特要想使哲学普及化的努力，也许是过于冷淡、过于瞧不起了。这种态度多么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待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态度，是十分显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立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土壤上的。它知道，它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就根源于这块土壤。它还知道，拉萨尔的哲学唯心主义在某一点上必然会把它引入绝路，它从来也没有想把马克思和拉萨尔相提并论。但它对拉萨尔毕竟抱着一种象对马克思或恩格斯一样的热爱，它不能容忍对于拉萨尔的记忆有些微玷污，而始终在驳斥这三十年来重复了无数次的想把拉萨尔描绘成普鲁士社会主义者的企图。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把拉萨尔看得很高；它虽然很审慎地考虑到，对于把拉萨尔和马克思划分开的论点应保持明确的看法，但它也始终认为，马克思在对他不满的时候（那种不满是十分可理解的，主观上完全公正的）所说的严厉的评语，并不能用来规定它对拉萨尔的态度。这里并没有什么个人崇拜，甚至也没有应该表示一下对历史人物的尊敬这一问题。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把以前的拉萨尔主义当作一种派别活动，那末就会使我们对于社会民主党史发生严重的误解，对党之能成为目前这个样子所依靠的动力发生后果严重的误解。拉萨尔曾组织德国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他以此而和种种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者不同，也由于这一点他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者之列的。他在组织德国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时，完成了一种革命功绩，这个功绩压倒了他在理论认识上的缺点，并在某种程度内使这些缺点无害化。按照我们的看法，如果把充斥着党的最初十二年历史中的那些内部纠纷的、唯一的、或是主要的、或甚至可说是本质性的过失，归之于这种缺点，那我们就暴露了若干观念论[1]的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缺点只起着或大或小的次要作用。实际的宣传鼓动条件必然地逐渐推动拉萨尔本人采取马克思的观点。在1867年，《资本论》问世以后，拉萨尔分子的机关刊物发表了对于这本以德文写成的划时代著作的评论，这篇评论证明《资本论》是很正确地被理解的。另一方面，拉萨尔的著作充作了爱森纳赫派分子、甚至最后联合起来的党[2]的主要精神食粮，直到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之后，历史唯物主义才取得最后胜利。上述分裂的最主要原因是当时统治着德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无疑地并不具有唯心主义性格、但无疑地也并不是政治骗子的施韦泽相当中肯地描述的当时的情况，他在拉萨尔死后一年多的时候写信给马克思说：“在理论意义上，我完全同意您，在那些我还存疑的问题上，我很愿意服从您的博学，但在实践方面，在我们这边，在有靴子捶脚的地方，看得比较清楚些，因为‘在实在生活中总有一只某种样子的靴子的’”。现在，当旧日的纠纷早已埋葬掉了，并且永不会再发生的时候，甚至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这些纠纷对于党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否大于抑制作用呢？在那时候，许多可疑的同盟者设法要混进无产阶级里面来，拉萨尔派控制宗纳曼式的大日耳曼资本主义本位主义的严格性，就象爱森纳赫派监视小日耳曼封建的恺撒主义的严厉性一样地恰当。然而，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对这个题目多作讨论。在这里，对我们重要的只是指出这个事实：从在实际上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来说，拉萨尔从一开始就把德国工人运动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这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条道路；拉萨尔以整个一生献给了为德国工人打开这条道路的工作，他以有史以来不多几个人曾作出的努力和牺牲真正地为德国工人们开辟了这条道路，德国工人们今天在这条道路上已达到了那样的成就。让资产阶级历史家和经济学家去重新虚构一个他们所幻想的拉萨尔——那个俯首帖耳匍匐在霍亨索仑王室面前的驯服的忠仆弗里多林[3]，那个让一切政治上莫名其妙的人物都爬到自己的床底下去的疯狂的怪物，真正的拉萨尔始终活在工人阶级的心里，在纪念他逝世三十年的日子里，德国所有飘扬着红旗的地方都将怀着以他为荣和对他表示感谢的心情纪念他。《新时代》，第12年，第2卷。 [1]此“观念论”的。在梅林显然又是指“唯心主义的”——译者 [2]是指由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起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译者 [3]弗里多林(Fridolin)——六世纪的教士，在莱茵河中萨金根岛上建立教堂，曾被称为是“到日耳曼来的第一个使徒”。——译者
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1901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1901年）就最广泛的意义说来，这一历史转折点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以之开始了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恩格斯以之结束了他对于卡莱尔的批判。恩格斯在他论述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说，对宗教作斗争的实践要求必然会把许多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推向英法派的唯物主义。但是，在这时候，他们又和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个体系认为自然是观念的“外化”。因此观念是本原的，自然是它的派生物，由于这种矛盾，他们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直截了当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自然界就是我们人本身即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起来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乃是我们自身本质的虚幻反映。于是魔法被解除；‘体系’被打烂而被抛弃在一旁了，那个矛盾，因发现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自体验过的人才能理解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都一下子成了费尔巴哈派了。”恩格斯接着又加了一句：“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1]。但是，这种影响在《德法年鉴》上早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基督教的本质》出版在1841年，就在鲍威尔的《对观福音书作者[2]的批判》之后，然而马克思在这以后发表的最初一些著作中还不很看得出特别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在《德法年鉴》发表的文章中，这种影响才特别有力地显示出来。这是因为，就在这个杂志创刊到《莱茵报》停刊这段时间中，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出现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里。实在说来，与《基督教的本质》相比，这个提纲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它以紧凑、简明、有力的论点表示与黑格尔哲学决绝；这想必给了马克思以深刻的印象；何况，费尔巴哈以惊人的力量提出来与黑格尔的非感性的抽象相对峙的活生生的现实，早已在马克思的心里激起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刻怀疑了！在《基督教的本质》里，费尔巴哈宣称，神学的秘密必需到人类学里去探寻；在《纲要》里，他宣称，思辨哲学的秘密应到神学里去探寻。斯宾诺莎是思辨哲学的创始人，黑格尔是它的完成者。泛神论是从神学或有神论得出的彻底的结论，是彻底的神学，无神论则是从泛神论得出的彻底的结论，是彻底的泛神论。泛神论是从神学的观点对神学的否定。无神论是颠倒了的泛神论[3]。神学把人一分为二，把他变成为他自身加以外化，为了以后可以使他的外化物又与他同一。正是这样，黑格尔把自然和人的简单的、与自身同一的本质加以分裂，为了以后可以把强行分裂的东西重又强行调和。 “绝对精神”是从神学中分离出来的神学精神，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游荡的幽灵。神学是对于幽灵的信仰。一般的神学的幽灵是感性想象的产物。思辨神学的幽灵则是非感性抽象的产物。抽象，这就是在自然之外看见自然的本质，在人之外看见人的本质，在思维行动之外看见思维的本质。黑格尔哲学通过抽象来论证他的全部体系，这就把人变成为他自身的外化物。它固然后来又把它先前分裂出的东西又使之同一，但它并不是直接地进行的，而是采取了本身仍还是分离的、间接的方法进行的。黑格尔哲学不知道有直接的统一性、直接的确定性、直接的真理。把抽象化了的、从人那里外化出来的人的本质，与真正的人的本质加以直接、显明、非虚幻的同一，是不能经由肯定的办法来实现的。它只能是经由否定黑格尔哲学的办法从黑格尔哲学中得出的结论。它只能作为思辨哲学的全部否定而被掌握、被理解，虽然它同时也是思辨哲学的真理。在黑格尔哲学中确实包含着一切，但同时也带着它自身的否定，它自身的对立物[4]。真诚和正直对一切事情都是有益的；对哲学亦然。但是，只有在哲学承认它的思辨无限性是有限的，即承认，例如，神的本性的秘密只是人的本性的秘密；承认它为了借以产生意识之光而加在神身上的那种黑暗不是别的，只是它自己对于物质的实在性和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的模糊而类乎本能的感情而已；那种哲学才是真诚和正直的。思辨哲学至今是从抽象走向具体，从观念走向实在的。这是一条颠倒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会通到真实的、客观的实在，而只通向它自己的抽象概念的实在化。因此，这不是一条通向精神的真正自由的道路，因为，只有在事物的客观现实中对事物进行直观才能使人摆脱和远离一切成见。哲学是对于存在的东西的认识。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理解事物、认识事物，这就是哲学的最高规律、最高任务[5]。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家也就是怎样的，反之亦然：哲学家的属性，即哲学的主观条件和因素同时也是哲学的客观条件和因素。在真正的、也即是在与生活、与人同一的哲学家的血管中，应奔流着高卢又兼日耳曼的血液。这一思想在1716年已在《哲学家文汇》中表述过了：“如果我们取德国人和法国人相比较，那我们会感到，法国人的天禀较富于灵活性，而德国人的天禀则较富于坚定性，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高卢兼日耳曼的气质最为适合哲学，或是说，一个父亲为法国人、母亲为德国人的孩子（若其他条件均同）一定会具有良好的哲学才能”。费尔巴哈则认为，母亲应该是法国人、父亲应该是德国人。心——即女性的原则、有限的感官、唯物主义的所在地，该是法国的；头脑——男性的原则、唯心主义的所在地，是德国的。心进行革命，头脑进行改革。头脑使事物获得秩序，心使事物运动。但是，只有在有运动、兴奋、激情、热血、感觉的地方，才会有精神。只有莱布尼兹的才智、他的多血质的、唯物兼唯心的原则，才能把德国人从他们的学究气和经院气中解救出来[6]。黑格尔哲学是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的扬弃，这个矛盾是康德已特别清楚地着重指出过了的！但这种矛盾的扬弃只是在矛盾的范围以内——是在一种因素的范围以内——即在思维的范围以内实现的。在黑格尔那里，思维是存在——思维是主词，存在是宾词。因此，黑格尔并没有达到作为是存在的存在，达到自由的、独立的、本身幸福的存在。谁不扬弃黑格尔哲学，谁就不能扬弃神学。黑格尔关于自然、实在为观念所决定的学说，只是宣说自然为上帝所创造，物质实体为一种非物质的、抽象的实体所创造的神学学说的唯理论表述而已。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但也是一个包含着主词的本质的宾词。思维从存在而来，但存在并不自思维而来。存在从它自身、通过自身而来——存在只能由存在产生——存在的根据在它自身之中，因为只有存在才是感觉、理性、必然、真理，一句话，才是一切的一切。“存在是存在的，因为非存在是非存在，也就是说，是虚无的、无意义的。”作为存在的本质就是自然的本质。自然在时间中的发生只涉及它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本质[7]。 “谁要是象那些所谓实证哲学家那样按照特殊的实在哲学原则进行思辨，那末这片美丽碧绿的牧场就是自然和人；因为自然和人是同属一体的。观看自然吧，观看人吧！在您眼前就是哲学的全部秘密”[8]。一切关于法律、意志、自由、没有人的、在人以外以至在人之上的人格的思辨，都是没有统一性、没有必然性、没有实质、没有根据、没有实在性的思辨。人是自由的存在、人格的存在、法律的存在，只有人才是费希特的“自我”的根据和基础，才是莱布尼兹的“单子”的根据和基础，才是“绝对”的根据和基础。一切科学必须以自然为基础。一种学说在没有找到它的自然基础之前，只能是一种假说。对于自由的学说，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只有新的哲学才能将自由——它至今还只是一个反自然的和超自然的假说——变成为自然。哲学必须重新与自然科学结合，自然科学也必须重新与哲学结合。这种建立在相互需要和内在必然性上的结合，与以前那种哲学和神学的不相配的结合相比，将是更巩固的、更幸福的、更有成果的[9]。但是，费尔巴哈的写得那末诱人的纲要，最后却以非常贫乏的关于国家的论述作结束。“人是国家的éνκαιπαν（一和一切）。国家是人的实在化了的、完善化了的、明确化了的总体。在国家里面，人的主要性质和活动成为特殊的等级而现实化，但是这些性质和活动，在国家元首的个人身上又重新回到了同一性。国家元首无差别地代表一切等级，在他的面前，一切等级都是同样必要、同样有权利的。国家元首是普遍的人的代表”[10]。在自然哲学和宗教哲学方面费尔巴哈高出了黑格尔多少，在法和国家哲学方面他就比黑格尔低了多少。对于君主制，黑格尔也有他自己的解释，不过那个解释是非常狡猾的。《轶文集》一出版，马克思就读了费尔巴哈的《纲要》。他当时还是《莱茵报》的编辑。我们已经提到过3月19日给卢格的信，从那封信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以欣喜的心情欢迎“高卢一日耳曼原则”的。但就在这封信里，我们也可以找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所作的最初的、同时也是坚决的批评意见。卢格写给马克思的信里说：“我同意您，费尔巴哈对于自然的歌颂是太片面了。但在此之外，他也有很多的政治思想；他只是认为，在德国，只有从神学方面才能接近政治。我们不能没有宗教，这是对的，但是已经存在着相当不受神学染污的实在政治空气，这种空气是应加以培养、澄清、加热的”。如果说费尔巴哈具有很多的政治感，那似乎更正确些。他是一个过于有人情味的思想家，要他对政治问题不抱有民主感情，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说到他的政治思想，那末，由于他所始终不能摆脱的受限制的生活条件，就相当软弱了。尽管卢格和马克思那么邀请他参加《德法年鉴》，他的内心也那么想参加，但他们从他那里只获得寥寥数行的复信；虽然他在最初就在那寥寥数行里面对刊物的计划表示了同情，但后来他又发生好些疑虑，此外，又发生了工作方式上的某种困难，妨碍了他完成马克思诚恳热烈地约他写的一篇对于谢林的评论。但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原则本身，对于马克思说来则是一种启示。在这个原则的启发之下，法国社会主义的一切不完备之处都了若指掌了。马克思着手研究法国社会主义作者们，也许就在《莱茵报》停刊后那几个月的闲空时间里；但是他们之中，有的提出了一些独断论的抽象论点，描绘着未来的完美图景，宣述了一些办不到的大言壮语，认为只要实现他们的计划，历史发展过程就最终地完成了。另一些则在形而上学大海中没有舵具而随波逐流，他们没有德国人所有的在这个领域中所必需的正确罗盘，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就依靠这一辩证法的帮助要在“改革家们的普遍无政府状态”中找寻自己的道路。马克思诚恳地自己承认，他当时关于究竟应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他要求所有别的人也都这样诚恳地自己承认。但是他看到，新派别的长处正好也就在这里，这个新派别并不要独断地预言未来世界，而是通过对旧世界的批判而找到新世界。建构未来以及完成一劳永逸的伟绩，并非新派别的事，因此，更加可以确定，它应该完成的任务是顽强地批判一切现存的事物，这个顽强具有着双重的意义：批判不应畏惧它自己所造成的后果，也不应畏惧与现存一切敌对力量发生的冲突。用改革家们的通信来开始《德法年鉴》，这应予承认是很好的办法。在那些改革家之间关于“往何处去？”这一问题存在的混乱从这些通信中会以客观的塑造形式突现出来。这些通信是以原来的面目还是为了要发表而修改过了的，目前已不得而知了，但是，特莱切克认为这些通信都是虚构的，那是绝对不正确的。在虚构的通信中，那些通信者的个性是不会那末强烈突现出来的：卢格的夸夸其谈，巴枯宁的大言不惭，费尔巴哈的哲人般的宁静，他认为实践的时机尚未错过而感到非常满意。马克思则与之相反，他屹立在实践的中央，德国的不幸他看得愈深刻清楚（远为比其余的人看得更清楚），他也愈加感到有希望。他在《莱茵报》所获得的实践经验，产生了良好的作用。马克思渴望着现实的斗争，他寻找着自己在德国现实生活中进行活动的出发点，不论这个现实生活是多么反动，多么不成样子。他要把激发着德国的同时代人的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提高到自觉的人的形式。在宗教方面，费尔巴哈已完成了需要做的一切。但是在政治方面，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就一筹莫展了，这一如法国的社会主义一样，往往是完全忽视政治，充其量也只是给予政治问题以从属的意义。因此，在马克思面前作为首要课题出现的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他在《莱茵报》工作时在实践中早已体会到黑格尔的法哲学的不充分性了。原载梅林编：《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集》，第1卷，斯图加特1902年版，第335—341页。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译者 [2]指马太、马可及路加三人。——译者 [3]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101—102页。——译者 [4]同上书，第103—105页。——译者 [5]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108页。——译者 [6]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111—112页。——译者 [7]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114—115页。——译者 [8]参见同上书，第115页。——译者 [9]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118页。——译者 [10]参见向上书，第118—119页。——译者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904年7月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904年7月20日）今年7月28日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诞生一百年纪念日。他出生的那年，正是康德逝世那年，康德所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正好为费尔巴哈了结。费尔巴哈的功绩在于，他抛弃了一切唯心主义的幻想。他的不幸是，他未能给自己开辟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但是，我们不能指派自己那样一个任务，即在这里以较坏的形式。重复恩格斯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经典著作中，早已充分明白地确定下来的东西。我们倒不如做一点对费尔巴哈这个人了解得明白些的工作。他出生的家庭一连三代出了整整一系列杰出的人材。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刑法学家安瑟伦·费尔巴哈，安瑟伦的几个儿子都获得了相当的声名，一个是考古学家，一个是法学家，第三个是数学家，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路德维希，是哲学家。孙辈中的一个是著名的画家。他们都是火之激流[1]：他们都是天性热爱生活，具有锐敏的灵魂感受，并且大都是过早地就象一把火一样烧尽的。活得最久的是路德维希。他活到六十八岁。如果他在进行“基督教的切腹分娩”之后，在他的生命和声名的正当中天时去世，他倒可以免去几十年病痛的折磨了。初初一看，不可想象还有比父亲安瑟伦和儿子路德维希之间更对立的性格了。一方面是一个哲学家，满足于微末的收入，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消磨在德国乡间的很艰苦的条件中，拒绝一切身外之物，对于一切世俗之务，或是至少可以说对于与世俗事务接触，采取无条件的否定态度；另一方面是巴威的枢密参事，以后升为枢密院议长，据有着浮华的地位，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侧身宫廷，经常不断地被卷入与一切阴谋诡计进行的角斗之中。但正是在这种角斗中，他表现出了毅力、机警和灵活。这些品质明白地证明，他虽然在学术界有那样的地位，他又是多么有力，他从整个天性上说是和生活纠结在一起的。但在最深厚的根底上父子二人又是同属一类的，这个儿子也能够象这个父亲一样地说：我是生来为了角斗、为了作战的。这两个坚强的头脑很早就互相冲突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一封完全表现了他的整个性格的信里，向他父亲表示他拒绝学神学的意愿时，他还只有二十岁。这封信里说：“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已在神学的囹圄里活过、存在过、感受过、思想过。我曾坐在那些泉源的旁边，神学从那里象一个美丽的山林女神一样，青春常在地升起；我也曾坐在那片火烁场旁，神学在那里象一个女巫似的，变成满脸皱纹、伛偻着身子、象晒干了的苹果片那样萎缩干瘪了；我曾经能够愉快地和歌者大卫[2]一同欢呼；冬、春、夏、秋把他的深刻的不同感受向我呈示，他的迷人的牧歌示我以人，他的庄严的赞歌示我以神；我曾经能够和耶利米[3]一起哀哭神所赐福的城的灭亡，我曾经和以西结[4]一起对被诅咒的民族表示愤怒和威慑，因他们的残忍而降给他们诅咒、还加上象基路伯[5]所携带的雷电。我曾和使徒们周游圣地，并且直接从主的口中吸取他的教示的蜜汁：我是曾经和神学一同生活过的。但现在，它已不能满足我，它不会给我以我所要求的、我所需要的东西，不会给我以每日的食粮、我的灵魂的必需营养；对于十字架上的受苦者它不肯给予一口渴望的凉水，反而给以一块浸饱醋的海绵。对于我，巴勒斯坦已太狭小，我必须、必须走进广阔的世界里去；而只有哲学家才能把这个广阔的世界负在肩上。人类的历史从东方伸向西方，我要离弃少年时代的、美好的东方的魅力而回到自己的地方来，回到深刻的严肃性上来，回到德国哲学的成熟的、健全的理性上来。如果我不得不继续因居在神学的囹圄中，那末我就违反了自己的信念和理性，违反自己本人的愉快，违反自己的兴趣、愿望和倾向，而从自由人变成奴隶。那我就必须没有脚而走路、没有空气而呼吸；对于我，神学已经死亡，对于它，我也是死去了的……回到它那里去，那就意味着使已经成为不朽的灵魂，回到它已抛弃了的尘世的臭皮囊中去；因为哲学赠给了我不朽的金苹果，让我享受永恒的幸福，平静和与自己一致。”这篇动人的自白对他的父亲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是否应该采取最紧急的措置来恢复儿子的精神健康，以哲学为形式的胡涂，在这些极荒谬的、粗野的、混乱的狂想中暴露出来了。然而，安瑟伦·费尔巴哈很知道儿子的性格，又因为他自己也曾以这样的方式，从他父亲那里把自己解放出来，所以他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他写给儿子的回信说：“我深深相信，要说服你是不可能的，就是要你想到你将遭受到没有面包、丢尽体面的悲惨生活，也不会对你产生任何作用，因此，我们任你按照你自己的意志行事，任你委身于你自已一手制造的命运，让你自己去尝尝我向你预言的悔恨”。不错，悔恨固然从来没有叩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门，可是，“没有面包、丢尽体面的悲惨生活”，至少是他父亲所意味的那种，他毕竟身受了。费尔巴哈的第一篇著作就使他不可能走上学术前途；而学术前途，在三月革命以前的时代里，是唯一能给他以获得相当独立地位，并从事自己的哲学研究工作的可能的前途。有若千年之久，他在爱尔兰根过着充当讲师的困苦生活，获得教授职位的希望即使也曾出现过，都一个接一个地幻灭了。从1836年起，他卜居昂斯巴赫附近的布鲁克贝尔格村；作为是他父亲的儿子，从巴威国库里领取的一点抚恤金、他妻子的一点嫁奁，以及从他的著作上所获得的一点版税，使他可能维持一个清苦的生活。但是，他的离群索居于穷乡僻壤，在他的生涯中完全不是悲剧性的灾难；光辉和荣誉的时期对于他正从此而开始。费尔巴哈持有伽利略在他以前很久就用下面一些话表述出来的见解：对于思辨的头脑，城市就象是监牢，而自由的农村生活则是一本自然的书，这本书对于想读它、并用自己的理性研究它的人总是打开着的。费尔巴哈用类似的话来抗御任何对于他住在布鲁克贝尔格的诘难；他爱乡村的孤独生活，并不是由于那句赞美幽居的古老成语benevixit,quilatuit（默默无闻的人，生活得最幸福）那种意义，而是由于他认为这种孤独生活是一种泉源，他可以从中汲取斗争的力量，由于这种孤独生活满足了一个思想家的需要，由于这种孤独生活可以阻止那压倒他从观察整个宇宙而来的些微的和音的每日的喧骚，由于他努力要从观察自然而获致对于自然的感性的、直接的感知，并且永远靠近着一切生命，以及生命的秘密的伟大原始泉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费尔巴哈虽然过着乡间生活，他仍是当时伟大的斗争中的先进斗士之一。就在费尔巴哈移居布鲁克贝尔格之后，阿诺德·卢格开始出版《哈雷年鉴》，在这个刊物上费尔巴哈盖上了他的精神印记，特别是在作为《哈雷年鉴》的续刊的《德意志年鉴》上，也盖上了他的精神印记。这是一种巨大的解放工作，这种解放工作后来在1841年出版、并且如恩格斯所说使“我们都一下子成了费尔巴哈派了”的《基督教的本质》中达到最高点。人制造宗教，而不是宗教制造人，在这一论点中包含着这部划时代的著作的要点，费尔巴哈从此之后没有再能写出比这部著作更好的东西来。激起了三月革命前反动势力的恼怒，使他们要用警棍扑灭在德国谈哲学的最后一点自由的，主要就是他的著作。卢格的刊物被禁，于是，哲学反对派由于不愿意懦怯地投降，就不得不迁移到国外去了。投降是不合费尔巴哈的性格的，但他也没有能勇敢地跳入在死沉沉的德国四周沸腾着的汹涌的大海。当卡尔·马克思用火热的语句邀请他为《德法年鉴》撰稿时，费尔巴哈固然对这事很感兴趣，但终于作了拒绝的回答，那一天成了决定他的一生中的不幸命运的日子，虽然发信者和受信者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当1848年的风暴突起之时，费尔巴哈已完全站在活的现实之外了。他几乎完全没有参加革命运动。他只有一次，在海德尔堡大学生的请求下，于1848年12月到1849年3月在海德尔堡作了关于宗教哲学的讲演，但就是这事也使他认为作了最大的自我牺牲。他从海德尔堡写给他的妻子的信里说：“从那时候起，我经受了人所能忍受的最艰苦的经验。我感到对于你，对于布鲁克贝尔格，对于我的旧有的、平静的、简朴的、但仍旧还是那么丰富多采的生活的无限怀念。一切，所有的一切，都使我感到不快、可怕、可厌”。不错，反动势力的得胜并没有压倒费尔巴哈。当他的一个年青朋友卡普建议他移居到美洲去的时候，他不无自尊感地回信说，“在美洲，象我这样的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什么也不是了。但在欧洲，personaingrata（不受欢迎的人）是一种最有意义的东西，是政府的眼中钉，宗教的和世俗的警察的绊脚石，使它日夜不得安宁”。这种见解曾为费尔巴哈增光，费尔巴哈也并不隐瞒这种见解，然而，当他认为反动派对他有良好作用时，他就自己骗自己了。它终于还是完完全全使他麻木不仁了，那并不借助于什么外部的手段，而只是由于费尔巴哈不再能理解掠过革命风暴的世界了。在五十年代，他花费了很大的劳动、经过难以表述的努力，著成了他的《神谱》；这部书他始终认为是他的精神活动的最伟大产物。当没有一个人，不论是敌人或友人，对这本书给予任何一点注意时，他是深深感到失望的。而事情则是相当简单的。卢格说，《神谱》所包含的只是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已讨论完毕的题目的变体而已，这个批评是相当轻率的，费尔巴哈有理由生他的老朋友的气。但是，在那句评语中包含着一个正确的看法：费尔巴哈仍旧还停留在十年前他已到达了的地点。但是，德国资产阶级抛弃了正因为理解黑格尔所以走得比黑格尔更远的费尔巴哈，找上了从不理解黑格尔并且一直咒骂他的叔本华的，已不再站在这里了。当然，用咒骂这种聪明办法并不是能够摆脱哲学的，但是，能把必需的辩证法重新注入发了财或则要发财的市侩们的头脑里去的，不是费尔巴哈，而是马克思。费尔巴哈最表同情的本应该是五十年代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但他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决不会让毕希纳、摩莱肖特、伏格特等人的说教在他身上除了激起一种极混杂的满意感之外，再激起任何其他东西。在这以前，他是和他们一路的，在这以后，他就不跟他们一路了。在评介摩莱肖特的一篇著作时，他写下了一句后来为千百个追求学术前途的人所反复鞭挞的名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当1859年又有较清新的空气出现时，费尔巴哈对于德国统一问题却只会说一句稚气的对句了：普鲁士有的是头脑，但没有心肝；奥地利有的是心肝，但没有头脑。然而，脱离斗争虽则使这位天生的斗士的精神荒怠了，他终究还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引起了无数恶骂的名句：“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就可以弄明白，费尔巴哈只是想用这句话陈述一条深刻的真理，在人类的大多数还生活在与人不相称的条件下时，关于人的道德就只能以伪善的意思来谈论。1859年，费尔巴哈在德意志的二元论面前是完全没有办法了；但他对1866年普鲁士的胜利则作了下列警句式的巧妙评语：“当然，由于不站在奥地利方面就没法来反对普鲁士，所以就只得站在普鲁士方面了。那些小朝廷至少有一部分是被消灭了，那也是不能不感到高兴的。但是，当你想到，普鲁士的胜利所追求的只是与小朝廷相同的原则，不过规模较大而已，那末这种高兴就会引起痛苦。有人对我们说，这是走向统一的步骤；但是，这也是走向服从一个在本质上与作为服从者的其余国家没有什么两样的国家的步骤。” 当费尔巴哈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不住在他所恋恋不舍的布鲁克贝尔格。如果说他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为了要得到幽僻的乡居而离开许多先进的斗士，那末，他在垂死之年丧失了他的哲学家的安静的角落，就是对他的过错的过重的惩罚了。他一生中最后十年，是在纽仑堡附近的莱亨贝尔格度过的，在那里他自己觉得象是“没有花盆的花，没有河床的河，或没有画框的画”。这是折磨人的岁月，就象莱辛在伏尔芬布特尔在他的受魔法所诅咒过的古堡里所度过的岁月一样。在这些贫病交迫的年月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总算还来得及看见德国工人运动的萌芽，并且怀着善意的关怀留意着它的最新出版物。把这位死去的思想家送到墓地上去的巨大行列，主要是由工人们组成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逝世于1872年9月12日。他现在安息在纽仑堡的约翰公墓，那也是阿尔布莱希特·杜勒和汉斯·扎赫斯安眠的地方。德国资产阶级让他死于饥饿之后，有一个富有的资产者在他的墓上建了一座雄伟的圆柱。但是，费尔巴哈为自己建立的纪念碑比这块金属更坚固，因为他是永远守卫着德国社会主义的伟大的解放者之一。《新时代》，第22年，1903—1904年，第2卷，第513—517页。 [1]费尔巴哈这个姓，是德文“火”，“流”的谐音，所以梅林这样说。——译者 [2][3][4][5]大卫是《旧约》中《诗篇》的作者；耶利米和以西结是基督教传说中的先知；基路伯是基督教神话里的天使。均见《旧约》。——译者(“基路伯”在原书中每个字左侧有“口”字旁，录入时无法打出。——录入者)
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德国资产阶级在古典哲学中把自己的前程和目的，在某种程度内作成世界史的记录。它刚一发展了自己的物质力量，这份记录就成为一张废纸了。工业把自己的旗帜在从工厂的烟囱里升起的烟柱里愈自由地招展开来，云里雾里的哲学创作品就愈迅速地倾塌了。但是，资产阶级哲学当然不能就这样简单地在资产阶级经济中退休的。它曾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英雄时代，它不能把自己的遗产拍卖给平庸的营利精神、银行和交易所、对这份遗产从来没有一点欲念的不学无术的工厂主。虽然它们共同进行过反对浪漫主义的斗争，但正是在这场斗争中哲学与资产阶级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这种冲突已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它已不自觉地存在，但还没有明白地被认识，第二个阶段，它已被明白地认识，但还不能解决；最后第三个阶段，由于哲学在无产阶级中，无产阶级也在哲学中找到了道路，它就被克服掉了。卢格和施特劳斯属于第一个阶段。他们作为哲学家进行反对浪漫主义的斗争，但归根到底他们两人或由于自愿或由于不得不然，都是为资产阶级而斗争的。他们在哲学的废墟上筑起自己的小屋，并把俾斯麦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看作为自己的理想的某种多多少少的实现。与他们相反，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则是第二个时期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从来也未能接受这种信仰，即资产阶级的世界是他们的世界，或一般的永恒世界。后来，鲍威尔曾给了俾斯麦这样一个轻蔑的一针见血的评语：“不是制造历史、而是制造插曲的人”；费尔巴哈每逢谈到他，总是称他为“普鲁士的鞭子”竭力加以诅咒。但他们两人始终不能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定居下来；他们始终是莫知所从地在哲学的废墟间彷徨徘徊。虽然如此，在他们两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们不是肩挨着肩，而是背对着背站着的。鲍威尔纺着唯心主义的纱线，直到它在他手上断掉为止；费尔巴哈则公开地与这种哲学决裂，跨出了最终战胜它的初步。布鲁诺·鲍威尔出生在萨克森某一小小公国，就他整个性格上说是一个北德意志人。他也可以说是柏林人，这个“有厚厚的沙土，淡淡的茶以及俏皮无度的人们”的柏林，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岁月。在这方面他是施特劳斯的完全的对立物，对于施特劳斯说来，德国北部的生活就象鲍威尔这个人和他的活动一样地不可忍受。施特劳斯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里采取了实体，作为福音书的创作本原，鲍威尔则出于同一目的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里挑选了自我意识。施特劳斯的批判，虽然如此有力地勾销了福音故事的历史真实性，但仍旧还是神学，因为福音书是圣灵传授的呢还是基督教公团的无意识创作的果实，在根本上是没有差别的。鲍威尔则在这里解决了施特劳斯的“神秘”观点：即在“实体本身的发展所趋向之处，也即是趋向于观念的普遍性和规定性，趋向于真实的存在，无限的自我意识”。把黑格尔式的语言译成普通话，那末就是：他指出，福音书是某些作者的著作，这些作者是为了要达到一定目的而写下这些著作的。鲍威尔的这种见解使他完全拜托了对于福音书的任何敬意，他和神学作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不错，自我意识创造了福音书，但这是从自己之中出来、与自己本身相矛盾、异化了的自我意识。鲍威尔在1841年发表的对福音故事的批判中，就已发生了一点萌芽，这个萌芽要经过比一个世代还长的时间，才能在它对于基督教起源历史的研究中，发展成为开辟新道路的见解。鲍威尔宣称，罗马的世界主宰者把一切权力集在自己一人身上，一句话就可以决定生与死，他毕竟也有一个敌对的。但终究还是兄弟的兄弟，那就是福音故事中的人之主，这个人之主吹一口气即能制服自然，使自己的敌人拜倒在地，他已在地上称自己为世界的主人和裁判者。在基督教这个宗教里，脑力抽象活动的吸血鬼，从人类那里把它的全部精力和汁液、它的全部血液和生命，直到最后一滴，全部榨取尽了。在死灭了的世界的废墟上，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力量是精疲力尽的“自我”，但这个吞没一切的“自我”是害怕它自己的。它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当作不是自己的东西而和自己对立起来，然后在恐惧和战栗中，开始在这个力量面前为自己的生存和幸福而工作，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异化。但是，人类为了要能更切实地准备自由，并且在最后自由终于被争得的时候可以更深入地抱紧它，人类就须在对自己的影子作奴性崇拜中受教养，那时更新清醒过来的、了解自己本身的、领悟自己本质的自我意识才会君临于自己的自我异化的创造物。鲍威尔就是这样不顾一切地勾销了神学，而且并不仅只勾销它而已。无止境的自我意识不能忍受任何一切阻拦。它手上执着批判的武器推翻了任何“稍稍限制了它的真理普遍性”的“肯定的规定性”。它勾销了一切社会和国家中的建置，只要是它可以证明那是具有限制性质的；不用说，那只是在它的观念中勾销而已。因为自我意识哲学一如基督教一样，是活在脑力抽象里的。不仅如此，它而且还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唯心主义思辨所呈现的狰狞面目没有比在“批判的批判”中更令人憎厌的了，“批判的批判”把一切都归结为纯粹精神，并以无法形容的轻蔑态度对待群众。布鲁诺·鲍威尔作为波恩大学的一个讲师，受到艾希霍恩大臣一次纪律处分之后，就移住到柏林去了。他和他的弟弟埃德加尔以及其他的左派黑格尔分子，在柏林以“自由人”的角色出现，这个“自由人”在激进的词句方面“越走越远”，并且在哲学方面完成了被柏林的俏皮话讥笑为“Allesverrungenieren”[1]的功绩。但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他之后令人信服地指出，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最后的合理的支柱[2]。谁不抛弃黑格尔哲学，谁也就不会抛弃神学。认为自然、实在是由观念建立的黑格尔学说，只是神学的合理表述，根据这种神学，自然是神所创造、物质性的存在物是由非物质性的即抽象的存在物所创造的[3]。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的斗争是黑格尔哲学范围内的斗争。这两位都超越了黑格尔，他们中每一个都把绝对观念的一个方面作了彻底的发挥：施特劳斯——与人类分离的实体、自然；鲍威尔——与自然分离的人的自我意识。与他们相反，费尔巴哈则从黑格尔的观点对整个黑格尔作了批判，把绝对观念溶解在以自然为根据的真实的人里面。他铺平了从唯心主义过渡到唯物主义的途程。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一样是个德国南部人，但与施特劳斯不同的是他具有火热的、热烈的性情、战斗的天性，好象是天生适合于实际生活的熙熙攘攘似的。他在许多方面象莱辛，他很喜欢读莱辛的论战性文章；但可惜得很，他在另一方面也很象莱辛，德国的恶劣条件始终不让他充分地舒展怀抱。他在莱亨贝尔格所受的考验，多么清楚地使人想起莱辛在伏尔芬比特耳所受的苦难啊！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是他的《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这本著作从所有的思想健全的德国人的眼上洗掉了唯心主义幻象。它具有过思想解放的作用，为了要求得关于这种解放作用的正确概念，一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就必须亲自体验过它[4]。费尔巴哈恢复了实际的人的权利。人从自然的土地上长大，而自然是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而存在着的，对于人来说，人就是最高的存在物。除了人和自然以外，什么也不存在；天上的存在物只是宗教幻想的产物，只是人类的幻想的反映。一如人对于人是最高的存在物，同样，人对人的爱也是最高的法律。费尔巴哈用吸引人的语言发挥了这种思想，他的语言的冲击力量在黑格尔主义的雾气所吹动的枯叶的沙沙声后面，象是充沛的生命那样起着作用。费尔巴哈使唯物主义从死灰中复活过来，但是，由于一直还在德国占着统治地位的落后条件，他所没有成功的是解决这一课题：即把新获得的唯心主义内容接纳到唯物主义中来，一如康德把新获得的唯物主义内容接纳到唯心主义中那样。近代唯物主义的第一位代表培根曾经说过，他不愿意做粗暴的经验论者，象蚂蚁一样只是采集和消耗，他也不愿意做抽象的唯心主义者，象蜘蛛一样从自身拉出织物来，他但愿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象蜜蜂那样，从果园和田野上的花朵里吸取质料，然后用自己的力量把它重新加工。费尔巴哈也把自己比作蜜蜂，只是他是那样说的，蜜蜂在冬季吃掉夏天采集来的东西，他却在冬季作为思想的人吐出他在夏季作为自然的人而吃下的东西。对自然进行思考的直观，是这个思想家所回绕着运转的太阳，就是这样他也没有可能同自然科学的日见增长的进步保持同一步调，因为德国政府的虔敬主义阻断了他踏上高等学校讲坛的通路。费尔巴哈感到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不充分性，关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他曾富有特色地说过，向后退时，他是完全同意唯物主义的；但往前进时，他就不能同意了。但是，他没有能清楚地理解，人不只生活在自然里，并且也生活在社会里，唯物主义不只是自然科学，而且也是社会科学，更不必说对这事实作详尽无遗的评价了。国外的广大世界对他始终是陌生的，甚至他的德意志祖国这一小小的世界，他也是与之相隔绝了的。光荣的贫穷把他锢禁在一个闭塞的乡村里，对于自然的爱则为他把这个闭塞的乡村作成了自愿放逐之所。对于他说来，真正人的东西只有人的理论行为；他把理论的立足点称为人与世界之间和谐的立足点。费尔巴哈所知道的社会实践只有犹太小商贩的肮脏形式。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对犹太教作了分析，认为它是营私利的宗教。他写道：“对于一个希腊人，自然是一颗金刚钻，他看不厌它的色彩的令人惊异变幻、它的整整齐齐的形式，它的天空般的明朗和透明；他看见自己的纯洁的、未受任何讲实际的利己心所混淆的精神在它之中反映出来；他在自然里看出理性、精神，因此对于他说来自然是永恒的。简言之，希腊人是用一个热情的矿物学家的眼睛来看自然的；犹太人则用老是计算着自己的买卖的矿石商人的眼睛来看自然。直到现在，犹太人还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他们的原则、他们的神就是讲世界的实际原则——利己主义，而且是宗教形式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是一个不让自己的仆人陷于不幸的神。利己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神论的，因为它只有一个目的——自己。利己主义使人准备好、使人集中精神来为自己，但它使人成为在理论上是狭窄的，因为它怂恿他漠视一切与他的‘自我’的幸福无关的东西”[5]。如果犹太人赞美自然的伟大，那只是由于一种打算，胜利者即出于这种打算而夸大自己的敌人的力量来抬高自己的荣誉的。因为，对于他说来，自然的伟大就是耶和华的伟大，这种伟大则以最大的光辉表现在于以色列人有利的奇迹中。这种观点在鲍威尔那里得到了共鸣。他说，基督教国家以一定的方式限制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活动，但犹太人躲藏在市民社会的隙缝里，象伊壁鸠鲁的住在宇宙的空隙中的神一样，在那里他们可以豁免一定的工作。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是一头替罪的羔羊，他把物质的东西都倾倒在它身上，为了可以让绝对的批判、无限的自我意识能更无碍地在自身之中打转。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思想家，他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纯粹宗教问题。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只要克服掉自己的宗教，都能够得到自由。对于基督徒，这一点比较容易办到，因为他们的宗教在不可遏止地自行解体。但是，对于犹太人说来，那就非常之难，甚至不可能，因为犹太人自古以来反对历史进步，并由于对一切民族的憎恨给自己建立了一种最不可思议、最狭隘的民族生活；对于一个以奸诈和狡猾为宗教、用那种宗教来满足最为官能的需要的民族，那一点是难于办到的。只要犹太人还是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得到解放的，还是基督教的国家则更其不能解放他们。鲍威尔和费尔巴哈所知道的资本只是犹太人高利贷的最为萌芽状态的即中世纪的形式。他们只能从哲学上来对待它的惨无人道的本质；从经济上他们简直无力理解它，更不用说战胜它了。摘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部，第7章。 [1]这个词，德文本疑误，俄译本作”Allesverungenieren”，意为：“对一切都满不在乎”或“使一切东西都看成为无所谓的”。——译者 [2]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115页。——译者 [3]参见同上书，第114页。——译者 [4]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维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译者 [5]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146页。——译者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908年1月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马克思，拉萨尔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908年1月23日）符腾堡的路德维希斯堡城是士瓦本的一个暴君的创造物，这个暴君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建起了这个城，作为斯图加特的对抗，以便惩罚他这个小国家的旧都不肯对他的情妇表示应有的敬意。在整个十八世纪，路德维希斯堡始终是一株人工培养成的花草，好象是舞台上的布景，迅速建起而迅速倒塌，但是，就是在那个时代，这个城市也已在德国文学上获得重要意义了。在这里，在路德维希斯堡，童年的席勒观察到了使他的青年时代非常阴抑惨淡的另一个士瓦本暴君的宫廷生活，这宫廷生活已在《阴谋与爱情》里永远地描绘下来了。尤斯丁努斯·开尔纳尔，那位渺小的诗人和伟大的能看见幽灵的人，曾在他的杰出的《童年情景》一书中描写了他的出生城市，这个今天是显赫的公国首府，明天将变成被遗弃的“荒草堡”的“路易士堡”，在这里，在公私花园里云集着穿着绸缎燕尾服，后脑勺垂着时髦的发袋，挂着佩刀的宫廷人物，在堡垒的夹树道上则有“海角兵团”在整队行进，一面还唱着舒巴特作的歌：“前进，前进，弟兄们。坚强起来吧，出发的日子到了。我们要越山过海，直走到炎热的阿非利加。”这是那位没出息的公爵卖给荷兰人的一千名臣民。十九世纪最初十年，爱德华·莫里克，弗里德里希·泰奥陀尔·费舍尔和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作为路德维希堡的孩子出生了。他们都具有士瓦本人所特有的特点：力量和脆弱的特殊混合物；他们三人都是诗人，虽然有大小的分别。他们都选取了神学的前程，这也是席勒早年所曾经选择过的。与德国其他各地的情形相反，选取神学前程这一愿望在士瓦本是被人认为性格坚强，倒不是性格软弱的；而且，他们三位都是为了以后。重新从教堂的讲坛上跳到较自由的全人类的土地上来而先登上教堂的讲坛的。但是，他们的位处于宫廷跟前的故乡路德维希堡，把他们三个人的任何政治勇气都终身剥夺了。在莫里克身上，这种缺点最不显明，因为他首先是一个诗人，没有人要求他有政治信仰；他死后爱国派美学才把他捧到在德国只有歌德可与之比拟的抒情诗人天才的地位，这样做的高尚目的是把可恶的海涅推到后面去。莫里克的无可争辩的真正的抒情诗，因为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就被人尊为天才的抒情诗了。费舍尔和施特劳斯，就他们风格而论，也都是诗人，不过这不是他们最主要的身份，而毋宁说是最不主要的身份；他们既是哲学家，而又是他们的同乡——士瓦本人黑格尔——的学生，他们就不能完全摆脱“政治倾向”。费舍尔的性格比较粗暴，他曾用粗暴得荒谬的谩骂“红色僧侣”，骂社会民主党人，他甚至还反对温和的南德意志人民党党员，他所表现的英雄气概能使俾斯麦的雇佣文士妒忌，并且果真妒忌了。抱有同样信仰的施特劳斯在形式上则较为温和。然而他建立了一种革命功绩，这在费舍尔方面是谈不到的，不论我们把他的美学著作估计得多高；施特劳斯的革命功绩是在德国宗教生活方面中的，但对于十九世纪的政治社会斗争也具有影响。施特劳斯正站在从德国古典哲学通到科学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开端上，因此在本刊上纪念本月27日的他的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是适当的。当施特劳斯在1835年出版了他的《耶稣传》时，他还没有满30岁。这是一件革命功绩，但这并非施特劳斯本人所企望，而只是就他所造成的影响而言的。这很象以前路德把他的反对赦罪符论题钉在符腾堡宫堡教堂的门上，实际上的用意只是干涉一次普通的修士间的争论而已，可是他比任何人都感到吃惊的是，这些论题却象闪电击中了一桶打开的火药一样，同样，当施特劳斯把从黑格尔那儿学到的辩证批判原则用在福音历史上的时候，他本来也只想著一部纯粹历史性的著作而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并不是施特劳斯有根据地驳倒了福音历史的历史真实性这一点；这在他以前已有许多人做过了，就是黑格尔看来，这一历史真实性也早已不存在了。但是，施特劳斯用来解决他的批判课题的方法，把浪漫主义反动势力从耽溺了20年的自满信心中惊醒了。这是所谓第一炮，向着只会用封建的枪矛作战的军队打过去的。浪漫主义反动势力在这一声炮响下手足都发抖了，浪漫主义反动势力在这时候已由于自我保存本能而非常振作起来，这可以由那时开始不但打在宗教上，并且很快地也打到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炮击来证实。甚至放这最初一炮的炮手也为这一炮的回响所吓倒。施特劳斯永远没有能驾驭他这第一度的、最大的、实质上甚至可说是唯一的成功。对于任何一个作家，一般说来也就是对于任何参加社会活动的人说来，当他的首次发表的言论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时，这是具有双重作用的。由于这种印象，对他就发生了一种很难满足并且常常不可能超过的要求。在施特劳斯，在这一点之外还有那样一种情况：他虽然天性上完全不是一个斗士，但他被迫参加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斗争。他的《耶稣传》所遇到的剧烈对抗，甚至动摇了他自己的确信。因此，在他的这本书的以后几版里，他对他的敌人们作了颇大的让步，他后来对此是追悔莫及的。施特劳斯完全不是性格儒怯的，但他是一个天性羞涩——指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的人；他自己承认，他虽然对于生活的欢乐有着那样的自然向往，但他毕竟短少那种掌握生活所必需的感官；他承认，他对生活确实始终采取挽歌式的、感伤的态度，而从来未曾体验过真正的生活欢乐和生活的希望。这种苦涩的自白有多么真实，可以从这一事实中最明白地看出来：施特劳斯的写作活动第一次中断是由于他的结婚而造成的。当他和那位享有无瑕的声名，著名的美貌女演员结婚时，他生活在最优越的条件里，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这次婚姻所生的孩子们也都是优秀的。然而施特劳斯还是写道，“四年结婚生活中，我什么也没有写，一本书、一部著作、一篇论文也没有写出来。在这整个时期里，我为牵涉到我个人生存的种种可怕问题所困恼，我是远远地离开了学术问题了；象一个乘船遇险的人，水已没到颈部，那样地远远离开了对于经营他在陆上的产业的关怀。”这一切，没有别的解释，唯一的解释就是施特劳斯自己说的，他短少那种掌握生活所必需的感官。因此，他在1848年就投到反动势力方面去了。当他设法为杀害罗勃特·布路姆一事辩解时，连在符腾堡地方议会上称颂过他的路德维希堡的善良市民们都向他作了不信任的表示。以后，施特劳斯还从事写作二十年之久，对这一点恩格斯曾作过轻蔑的表示，称之为“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1]。如果把施特劳斯这一时期的著作与《耶稣传》一比，这一评判是很确当的；但是，舒巴特、弗里施林、胡顿、伏尔泰等人的传记本身则又与单纯的文学作品有所不同。也许，其中最成功的是胡顿传，虽然它也具有一个根本性的缺点，那就是，施特劳斯对于胡顿这一人物没有一点历史观点的概念，即没有把他看作下层贵族阶级的理论先锋；传记中对于人道主义者们和对罗马的斗争的描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文章之所以比单纯的文学作品高得多，由于它们是莱辛所说的那种“拯救”，使那些斗士或野人摆脱人们对他们所抱的一切可能的偏见，施特劳斯说，这些人的性格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他，因为与他自己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但是，虽然有这一切弱点，他仍旧还能感到痛苦，认为自己已经不再处在开始时所处的那个高度上了，因此，他产生了要作一次“最后贡献”的愿望，这次贡献对他的《耶稣传》来说是正当的，并且是价值相等的。他发表了他的关于旧信仰和新信仰那部著作，他认为这是他的自白，对于当代人则是一种生活的指导。在某种程度上，或是说，也在某种意义上，施特劳斯是达到目的了。在这部著作问世的1872年，他的名字象在1835年一样，在德国引起了最大的争论，不过这争论不是延续了几个月或几年，而只有几天和几个星期而已。施特劳斯的最后著作的命运在实质上是与他的第一本书正相反的。如果说《耶稣传》不是按照作者的用意，而是由于它的作用而成为革命勋业的，那末，《旧信仰和新信仰》按照用意是革命的，但按照作用来说它并没有什么革命意义。只有宗教方面，施特劳斯是有所进步的，他宣称，他认为对于当代的进步，基督教完全是死东西，同时他承认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对达尔文主义作了简明阐述的第三部分，无条件地是这本书的最好部分。但是，四十年代那种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进步性，已无影无踪地从施特劳斯身上消失了；他的反对普选权，他对于工人运动的轻蔑态度，他对死刑和君主政治的歌颂，1835年的政治浪漫派是会完全加以赞同的。施特劳斯写道：“君主政治包含着某种谜样的、看来甚至是荒谬的东西，但正是这里也包含着它的优越性的神秘。每一种神秘都是荒谬的，但没有神秘的话，无论在生活中、艺术中、国家中也就没有更深奥的东西了”——当他这样写时他简直是在阐述政治浪漫派的信仰中最主要的东西了。努力消灭耶稣·基督的神秘，原来是为了要宣扬老弗里茨或老威廉的神秘！幸亏新德意志帝国的脑满肠肥的幸运儿甚至不能容忍宗教激进主义。他们疯狂地向施特劳斯进攻，打头的又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勇猛的尼采在这次围攻中也立了汗马功劳；他的语调竟“下流”到使所有的规矩人都同情施特劳斯的地步。后来施特劳斯自己在他这本书新版的跋文中都提到：社会民主党的一些刊物与“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报刊正相反对，虽然完全否定作者的政治见解，但仍还能够客观地评价他的哲学议论的。这是施特劳斯拿出来发表的最后一言。这以后他得了重病，一年工夫结束了他的生命。施特劳斯用哲学家的镇静态度迎接了死，在死的荫蔽下，他达到与自己、与世界和解的境地，这种和解是他在生活的漩涡里得不到的。这样就实现了他在最后一首诗作中所期望的东西：现在该熄灭了，象一道道光那么熄灭吧，该在空气中消失了，象声音那么消失吧。但愿这最后的微光，这最后的余音，将清楚而又明白，即使还象已往那么微弱。《新时代》，第26年，1907—1908年，第1卷，第573—577页。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译者
尼采反对社会主义（1897年1月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尼采反对社会主义（1897年1月20日）有些思想史家认为哲学独立存在于云端某处，不依赖于或可说不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理论用最接近我们的例子，用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资产阶级的三个时髦哲学家的例子可以最容易地和最迅速地加以驳倒。叔本华、哈特曼和尼采——这三位，如果相信他们的崇拜者的话，是超于一切民族和时代之上的哲人，他们的创造天才据说已解决了宇宙之谜——他们的存在，彻头彻尾都植根于他们所属的阶级，在这五十年中所经历的经济发展的几个不同时期的。关于叔本华，考茨基九年前已在《新时代》[1]上作了适当的论证。那时候以来发表了许多关于叔本华的新材料。他的崇拜者们竭力想拭去他身上的一切污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也可以说他们是成功了的。这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未必达到他们感到满意的程度。例如格里塞巴赫所写的叔本华传，照我们看来，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叔本华与他的母亲和姊妹决裂，与以前的一些设想相反，是他的错处较小，而他的母亲的错处较大。但作为人的叔本华所赢得的东西，被作为哲学家的叔本华全输掉了。如果人们至今认为，替叔本华在小市民阶层里赢得不少声名的他关于妇女的章节，是攻击资产阶级市侩式家庭的，那末现在只须把这些章节和格里塞巴赫的传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叔本华想描绘的那个属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女人，只不过是宫廷参事夫人阿德里·叔本华的肖像而已。叔本华所要求的妇女法律地位的一切改变，都是他用一个乡下讼师的狡计杜撰出来，以迎合他认为自己有权向他的母亲和姊妹提出来的经济要求的。当然，完全可能，对于某些有限的小集团，宫廷参事夫人阿德里·叔本华，作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在德国京城和地方首府大为流行的酒后茶余风雅开明、彬彬有礼的闲谈中的一位“富孀”，是一种典型现象，并且也非常可能，正是因此，叔本华所提供的对妇女特性的描写，引起了德国市侩们的这样的狂喜。但是，根据偏僻落后的外省的一点可怜经验，就自称写出了关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妇女的哲学，那是多么可笑啊。哈特曼代表的是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另一阶段：“无意识”，那就是完全放弃资产阶级意识，德国市侩们用这个代价换取了普鲁士刺刀的恩宠保护。作为一个哲学家，叔本华还有相当的自豪感而与众不同；三月革命前的市侩虽然是那么温顺，但他仍还是具有那种自尊心，不肯把古典文学和哲学完全视作“死狗”。哈特曼则相反，他完全是一个退伍的普鲁士武夫，一切都要用普鲁士伍长的棍子敲敲打打。当然，他的命运一定比死于1860年的叔本华坏；他必须被社会主义吃掉，任何资产阶级哲学是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主义手上灭亡的。哈特曼现在和从前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是那么有原则的文章，可以使他因之而获得四等、也许甚至是三等“红鹰”勋章。这些文章不能有任何其他意义。最后是大资本的哲学家尼采；大资本已获得了那么大的力量，可以不需要普鲁士刺刀的支助了。五年以前，我们曾有一次打算较详细地论证这一看法，这位先知的门徒们就不知道怎么才好了，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由于从来没有见过的粗野，而对这个“社会主义粗汉”——《未来》杂志正是以他们所习以为常的亲切态度这样说的——加以蔑视呢，还是应控诉这种前所未闻的不敬。事实上确乎如此，由于大资本必须完成世界史上它自己的那种革命任务，在尼采那里也可以遇到各种各样带有革命色彩的语句。甚至是他反对自觉的无产阶级的咒骂，不管那是多么恶毒，也可以解释为他是那么过份地憎恶人类的贫困，以致于不能相信穷人和乞丐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尼采对于社会主义则没有作过什么哲学的分析。当然，这对于一位十九世纪末的哲学家是一个重大的空白点，因为，一个哲学家如果对于他的时代的最强大的运动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哲学家的。但是这一空白使人可能把尼采的大资本哲学涂饰一下，还可以把下列事实美化一下：他的攻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是出于和最好的交易所里的事务家、头号的卖身投靠的无耻文人一样的，同样的最崇高的思路。现在，尼采著作中的这个空白，是由即将出版的他的遗著集某一卷里的论社会主义的一个篇章填补了。当这篇文章预先在《未来》杂志上发表的时候，《未来》杂志以特殊方式对尼采表示感激之外，同时也对沙皇陛下、对俾斯麦、以及对封·陶许先生表示感激，这样交织成一个四方面的大感激。如果尼采对社会主义所作的逐出教门的诅咒，不是发表在这样一个证据确凿的所在，那是很会使人误以为这是对于尼采哲学的直接讽刺，那样又刻薄又正确、又恶毒又简洁的讽刺。尼采，象叔本华一样，与矢忠于枯燥无味的、普鲁士式的教义问答的哈特曼相反，是富有机智的人。因此，他的遭遇提供了一个特别令人注目的例子：对社会主义作皮毛的认识，甚至能够把资本主义最聪明的人物，推入多么可怕的无味、无思想、无知的深渊中去。尼采认为“公正”是“社会主义原则”，这已表现出他的无知了。显然，他手里从来也没有一本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他关于社会主义的知识是从在政治上和社会意义上都反动的著作，例如二十年前甚至四十年前出现的列奥和特莱切克的诽谤小册子中得来的。尼采反对社会主义的第一句话就是从列奥那里剽窃来的。尼采写道：“我们由于是旁观者，对于下层人民的痛苦和贫困总是了解得错误的。因为我们不由自主地用我们自己的感觉尺度来衡量它们，想象着我们带着我们的极度多愁善感的头脑处身于下层阶级的地位上。实际上，痛苦和贫困是随着个人的文化程度而增长的。下层阶级是最迟钝的，改善他们的处境，那就等于是使他们更其善于感到痛苦”。这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列奥的关于“长满茧的皮肤”的理论，说这种皮肤使穷人能忍受富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不错，阿·朗格在他的杰出的《工人问题》一书中杰出的一章中揭发这种理论的浅薄，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从那时候以来，资产阶级学者中还没有丧失自爱心的人是耻于把它提出来的。甚至象罗歇尔那样的胸襟偏狭的经济学家也反对它。但是，所有的交易所事务家和卖身文人都坚持这一观点，说罗特席尔德、施图姆、克虏伯作为人类的拯救者，已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其“多愁善感”，那末尼采这方面也没有忘记要对这种玛蒙[2]崇拜作哲学祈祷了。尼采从特莱切克那里所作的剽窃，比从利奥那里多得多。特莱切克认为，只要无产阶级能够下决心唱起“愉快的贫穷”的颂歌，在地上就会有无穷的欢乐，尼采以下列形式重复了这种见解：“地上的幸福不能靠改变制度来增加，而要靠消灭阴暗的、软弱的、多思虑的、易怒的性情来增加。外部情况对增加或减少幸福只有很少的作用。由于社会主义者大多具有那种恶劣的性情，因此，即使他们建立了新秩序，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只会减少地上的幸福的总量”。特莱切克关于社会中贵族成员的论点，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信仰是妓女的信仰，关于社会民主党缺乏任何有成果的思想等等的论点，尼采用下列的说法作了重复：“世界上的福祉只存在在传统、确定了的风习、界限之内；社会主义者们与一切破坏传统、破坏风习、破坏界限的力量联合起来；他们至今还没有看到新的建设性的能力。”我们看到，尼采的话总是比特莱切克的话笼统，贫乏。但这是一切仿效者的命运。但是，虽然如此，尼采可完全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剽窃者。要知道，他的课题是使传统的资本主义饶舌，具有更精致的，有时候则是更粗暴的资本主义色彩。尼采写道：“如果心目中并不是个别人的幸福，而是全人类的目的，那末很令人怀疑，在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那种优良的条件下，是否可以为人类达到过去在完全不优良的条件下所已达到了的那种巨大成就。也许，大人物和大事业是在野蛮的自由条件下成长的吧。除了大人物和大事业以外，人类并没有其他目的”。其实，这种论点的基本调子特莱切克早已唱过了！特莱切克也用这样的论点来反驳社会主义：全人类的目的高于个别人的幸福，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二十年前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是它现在的样子。特莱切克的意思实在是说，资本主义创造“优良”秩序，社会主义则竭力要创造无秩序，他还真正相信，除了在“野蛮的自由”下成长的“大人物”罗特席尔德、克虏伯和施图姆，以及他们的“大事业”以外，人类还有其他“目的”。特莱切克甚至认为，人类已经度过比“大人物”和“大事业”能在资本主义“野蛮的自由条件下”成长的那种日子更好的日子。当尼采写道，“因为有很多的粗重的工作要人来做，那就应该把能担承这种工作的人也保存着，因为他们是不能用机器来代替的”时，他完全是逐字逐句在重复特莱切克。但特莱切克认为这是人类的悲惨命运的表现，而尼采则从这种境遇中找到了这样一种天才的解决办法：“也许可以设想出从亚洲、非洲大量输入野蛮民族的办法，那末，文明世界可以永远使不文明世界为自己服务了。”在七十年代，大资本主义还没有感到输入中国苦力的迫切需要，或是说，那种需要还没有达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那么强烈的程度。当然，尼采只是想“使过分辛劳的欧洲工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才把这种妙策在哲学上奉为神明的；但对于他们的忠诚的歌颂者的这种天真“大事业”里的“大人物”们恐怕会笑得半死的吧。或再举一个最惊人的例子！特莱切克在一本诽谤性小册子的开始处宣称，社会主义忽视了人们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尼采就以最精确的方式照着他说了。特莱切克又说，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永远存在，它随着文化的增长而增长；他说，“当然，野蛮人互相之间的差别不如我们文明人互相之间的差别大，因为野蛮人还没有能发挥他们的本质的力量”；这从历史上说是完全正确的，虽然特莱切克由之而作出的结论是完全不正确的；特莱切克认为，人与人之间日见增长的不平等，使社会主义所自称的使人人一律平等成为不可能。但是现在，一种必遭灭亡的预感对资本主义开始逐渐地明朗起来了：社会主义完全不忽视人们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忽视这点是极端愚蠢的），一方面由于这种不平等是自然产生的，由于这种不平等使男人与女人、孩子与老人等等有分别，所以社会主义毫无异议地接受它；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不平等，由于它是社会产生的，也由于它成了人类一切进步的可怕的障碍，却又给予社会主义以最有力的论据。先知尼采用这样一种断言表达了这种必遭灭亡的预感，社会主义是决心从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认为他们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种“一时的”现象之中汲取它的感召力的。那末他又怎样解脱这种困难呢？他在口头上这样说，“对于远古湖上生活时代的那幅人类景象”，社会主义“无论如何是对的；但我们现时代的人在实质上却是平等的。”这一番话是漂亮的，虽然也是完全不正确的。但是，社会主义所忽视的又是怎样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呢？尼采又在口头上说过：“善与恶、理性与愚蠢之间的差别”。就是这位写了一大本书为了证明资本主义“超人”的“主人道德”是没有善与恶的差别的，是“站在善恶以外”的资本主义先知，却以古老的童蒙笑话结束了对社会主义的诘难：人类的平等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野蛮的自由”上；不过有一点小小的附带条件，那就是，善良和理性的人成为资本家，邪恶和愚蠢的人成为无产阶级而已。如果有人认为交易所的事务家和卖身文人，是象尼采一样从那些思想出发反对社会主义，那末连他们都会感到被侮辱的。《新时代》，第15年，1896—1897年，第1卷，第545—549页。 [1]参阅1899年《新时代》上考茨基的《阿·叔本华》一文。一俄文本编者 [2]玛蒙（Mammon）——西方从《新旧约》开始均作为“财神”或“钱财”的同义语使用。这里显然是指德国垄断资本家罗特席尔德、施图姆、克虏伯等而言。——译者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1908年1月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1908年1月4日） “一百年或二百年之后，当哲学思想方面完成了新的革命时，您的著作即使会被人引用，它们的价值会得到应有的评价，但也不会再有人读它们了。” ——席勒致费希特书 1807年12月10日，一个星期日，中午12时到1时的时候，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在现在正在拆毁的柏林大学大厦的圆厅里，“对包括男女两性的听众”，开始继续作他在三年以前所作的关于“当代的基本特点”的讲演。花了十四个星期日，每次总是在这样一个中午的时间，他作完了这一系列新讲演，后来在1808年5月，以《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1]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这是费希特曾经发表过的全部著作中最著名的一种，不仅在德国哲学史上著名，甚至主要地不是在德国哲学史上，而是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中更为著名；它给予了德意志民族的现代再生以火的洗礼。但是以后，象今天在大街小巷上游荡的样子的那种民族思想，连这种火焰的最后火花也熄灭了，席勒的忧伤的预言在费希特的最著名著作上应验的程度，比预言者当时所想到的要更高得多：不错，还有人在引用它，但不只是再也没有人读它，而且再也没有人给予应有的评价了。真的，谁要是听到德国自由主义的好汉们，怎样心满意足地引用他们的漂亮话中最漂亮的一句：“‘具有性格’和‘是德国的’，无疑是意义相同的”，他就不难了解，崇高的东西是可以变为可笑的，如果不是在一步之中，就是在一世纪之中。如果德国的反动派象德国自由主义者一样喜欢饶舌，那么这个崇高的东西甚至会变成凶恶的东西，而且还象是具有充分权利的凶恶东西。那些智力有限的普鲁士将军，煞费苦心捏造证据，想证明如果普鲁士政府没有中人道精神和自由主义的毒，耶拿之败就不会发生，难道他们之中就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费希特的著作吗？他正是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里把当时的灾祸解释为“由于国家领导软弱无力，用外国的说法来说就是由于人道精神、自由主义和平民化，但用德国话来说则正确得多——萎靡不振和行为不正”。难道现代蛊惑家不会衷心同意费希特下面那样一些话吗？他在这几篇演说中说，政府可以“对外背信弃义地行动，忘却自己的义务和荣誉，只要它对国内有足够的勇气，牢牢地握住政权，并使人极度畏惧自己就行了”。费希特不是居然赞扬了毕洛夫公爵对波兰语的可耻歼灭战吗？他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提出了这样要求：“一个民族既已不能自治，那它就应该放弃自己的语言，而和它的征服者同化”。如果德国首相知道在费希特的著作中有这样的珠矶，他也许不只赞叹一通，恐怕会下决心去读一读的。当然，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已被整整一世纪的锈斑所布满。只有在历史批判的熔炉中才能给它以应有的评价。按照费希特所说的人选择什么哲学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这句话的意思，不能根据言论来判断人，而要根据人来判断言论。这个论点，所有的哲学史家都应该奉为指南，但是这个论点常常被人忘记，甚至被可以自称为是富于科学精神的人所忘记。例如朗格在《唯物主义史》里说：“不论以对立形式或以直线形式从自身中发展出来的哲学是没有的；而只有与自己的学说一同都是时代产物的哲学家”。但是，就是这个朗格，他后来在他的著作的另一处说，1759年以后，唯心主义在德国被费希特和席勒弄得趋于极端了。这样，又把一切都弄颠倒了。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和席勒的唯心主义是完全互不相同的，而且在当时是互相敌对的。席勒在一封信里对费希特说：“如果说我们只有原则上的分歧，那么我深深相信我们二人都是热爱真理的，都是有才能的，可以期望到最后我们中有一个会使另一个倒向自己一方面来。但我们所感觉的不同，我们的天性不同，极端不同，我不知有任何办法来反对这一点”。这样说时，席勒是在重复费希特的论点，哲学依赖于人，而不是人依赖于哲学。席勒的唯心主义是：他要建造一个美的幻象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实现平等的理想。这个理想的真正实现，就是这个幻想者渴求的目标。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正是这个幻想者的唯心主义，他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说：“最后，我们关于那些最抽象的科学的努力又是为了什么呢？假定这种努力的最近目的是把科学一代一代传下去，把科学保存在世界上；那么，究竟为什么要保存科学呢？显然，那只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把全部生活和人类的全部事物秩序整顿好。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因此，间接地说来，一切科学努力总是为国家服务的，即使只是在最远的未来才能实现。当科学放弃了这个目的时，它就丧失了它的尊严和它的独立性了”。席勒大骂“无审美力的”费希特，并且在《讽刺诗》里嘲笑他为世界的改良家，费希特则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里问道，没有政治独立的民族的文学算是什么呢？一个有理性的著作家，除了要想干预公共的和社会的生活，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它之外，还能做什么其他的事呢；如果他不想这个，那么他的全部言论都是给闲得无聊的耳朵抓痒的空谈而已。换言之：席勒的唯心主义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之不同，有如审美修养和政治革命之间的不同一样。它们完全不应该是互相排斥的对立物，在现代工人运动中它们尤其不是那样的。但是，如果不是想抹煞它们各自的独特性质，那么在历史上它们分道扬镳的地方，就不应该用空洞无物的口号把它们硬拉在一起了。扮演过革命思想家的历史角色，怀着无限的勇气，把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改造整个民族的事业引为己任的这个费希特，正是在与席勒发生这样的磨擦中锻炼出来的。费希特的这种本质直到今天还象明亮的晨曦，透过他的演讲和著作所构成的那片浪漫主义思想意识的浓雾而照射着，至于他的演讲和著作的历史意义，则正好在于它的历史的过渡性中。为了要充分了解这些演讲和著作，必须设想你生活在费希特能够写出那些著作来的时候——1799年5月；没有再比下面一点更确定的了，如果法国人没有在德国获得最大的势力，在德国也不会有一个曾经有过自由思想名声的人能找到安宁状态写出这种话来的：“他们把我看作他们开始有点了解的自由思想家、名声不好听的民主主义者而迫害我；独立这个词象鬼影那样使他们心惊胆怕，如他们模糊地感觉到的，我的哲学唤起了独立”。这正是费希特被剥夺耶拿大学教授职位，同时，歌德以魏玛公国大臣的身份扮演着并不特别光彩的角色的时候。在这种专制压迫之下，是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和公开的言论的；革命思想的浪潮只得在哲学体系的阴暗而曲折的沟道里流动，一等到这些浪潮冲出来看见天日的时候，那些体系就必然变为瓦砾堆了。费希特意识到德国情况的腐败而感到奇耻大辱，他在他的关于当代的基本特点的讲演中，指出了德国情况的“极端的罪恶性”。这种腐败严重已极，甚至缺乏政治革命的实际动力，连费希特本人也看不到象在法国革命中起过作用的那种动力。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是他所陌生的、不能理解的，他把它只看作向中世纪的野蛮状况倒退的现象。海涅把费希特比作拿破仑，那倒不如把他比作罗伯斯比尔。他是一个革命恐怖主义者，要求有一个“迫使人接受德国精神的暴君”，还提倡这样一个原则：法律是应该有的，不了解法律的人应予强制服从法律。由于是真正的唯心主义者，费希特不把拿破仑看作是革命的继承者，而把他看作用阴谋狡计剥夺自由的革命死敌，扼杀任何国民生活的世界王国的开路先锋，“在麻木不仁的欧洲上空飞翔，一如秃鹰在低空翱翔，寻取捕物一样”。费希特为了要反对这个可怕的敌人而武装起来，他在耶拿之战以后就埋头研究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在他发表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的考察中，他已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正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的基本主题：“对不可动摇的意志说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达到的。” 但这种意志，即使有其全部威力，也是不会象秃鹰一样翱翔于云端的。费希特在他的《闭关自守的商业国家》这一著作中，所能创造的已只是乌托邦了，这种乌托邦只是按照资产阶级理性的要求修整过的腓特烈的国家而已。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他创立了另一个规模更大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由于他的心血所喂养的思想而气派十足，他的心血还把他使用的语言点染得十分漂亮，但虽然如此，这个乌托邦不免也包含着一些令人不快的尘世残骸。费希特怀着一种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特有的对于教育万能的不可动摇的信仰，他要求全国全体男女青年，不论出身、等级和父母的地位，无例外地都要在特殊的机关里受教育，以便获致能使他们得到未来的解放的那些美德：自动地为祖国服务、而国家具有自我牺牲的忠诚。费希特期待着从这种计划的实现中得到民族的完全复兴：“每一个人都完全学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用自己的体力，并且当时就理解使用的意义。每一个人都习惯于承担任何困难和吃苦耐劳，他的在直接直观中长成的精神总是充沛的，总是有自觉性的，在他的心灵里则活着对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对国家和祖国的爱，这种爱消灭了一切利己主义的欲望。国家可以随时征召他们，武装他们，可以确信没有敌人能够打败他们”。费希特恳求全民族奋起走向新生活，他要人想起宗教改革的情景，求得永生的渴望，这个永生曾在德国人路德的灵魂里燃点起来，接着象是野火一样烧遍了全民族。费希特认为完成民族新使命的保障是德意志语言，他称赞德语，德语与他称为死语的拉丁语系的各种现代语比起来是活的原始语言，在这些现代语里没有一个专指“性格”的名词，因为“具有性格”和“是德国的”，无疑是意义相同的。他发出的只要民族让人奴役，这个语言就会消亡的警告。他对于国家领导软弱无力的激愤，他的即使用不光荣的、无信义的对外政策为代价也要实行严厉的内政的要求：这一切都是革命意志的表现。费希特为了在听众中激起这种革命意志，用火热的语言在听众心中激发起对于他们所遭受的大祸的耻辱感，但他对于造成这次大祸的罪人却只作了软绵绵的、宽大的指摘。对于耶拿战败之后产生的一些抨击性著作，费希特投以有一部分是无根据的责骂，说那些作者没有提出及时的警告；费希特认为，每一个正直的人，当有人请他阅读那些著作的时候，都应该怀着应有的轻蔑，拒绝阅读这种毁谤书。那时我们不必强行禁书，我们的著作的这一可耻的部分，很快地就会消灭掉。于是在这里，就在悲剧的中心开始了讽刺剧。就是最有力的思想，也需要有实在的手段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革命的思想家可依靠的革命阶级，他就不得不向统治阶级、向有教养的阶层呼吁。他竭力谄媚他们说，人类在德意志民族中的继续发展，将第一次托付给他们，而按照一般情况，民族大事总是先交付给人民，而由人民向前推进的，他于是警告他们，他们如果有所迟延，那么人民已经快要准备好，快要成熟了，将会“不需我们的任何帮助”而自己帮助自己的。但是，警告也好，谄媚也好，都不能迷惑他们，他们力图用“强行禁书”的办法，使那只宽宏大量地向他们伸来的手瘫痪。费希特想把他的每一次演说在发表之后立刻就印刷流传，但在他第一篇演说上，检查机关就给了他一些最大的难堪。就在这篇演说的第一页上，今天还可以读到：“就在我对现阶段（当代的基本特点）作了这番解释之后的三年中，这一阶段在某处已经完全结束了。在某处，利己之心经过充分的发展而自行消灭”。这里的“在某处”费希特原来说的和写的是：在普鲁士邦。所以，他的无比雄辩的华贵织物，在其他地方也打上了普鲁士政治智慧的同样愚蠢的补钉。如果检查机关的恶棍们没有把那些演说糟蹋得更坏，那一半是由于他们怕费希特，费希特是不易吓倒的，并且得到当时还身居政府首要职位的封·施泰因男爵的一定的支持，一半则由于这些恶棍了解他们的可敬的公众，并且暗中交换意见时说过这群公众反正是不会懂得这种天书的。他们对于自己这种反常的克制所作的报复是，把第十三篇演说的原稿全部丢失了，这使费希特极度地忿怒。只是对于会激怒法国占领者的每一个字，他们就铁面无情了，这是施泰因也爱莫能助的。他就不肯通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否总有一天会再过好日子呢，这完全要看我们自己了，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创造幸福，那我们的幸福肯定永远不会再来”；费希特就不得不再写上一句歪曲原意的补充：“特别是，如果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不再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和劳动，好象他是单独一人那样，好象未来世代的幸福都维系于他一个人那样”。费希特的演说中没有提到真正的法国人。只是偶而说到“胜利者”或说到“我们的客人”而已。总之，法国人并不注意这种德意志爱国主义的热烈的号召，虽然费希特的演说正是拿破仑所轻视而又畏惧的思想意识的范例。费希特即使是在死亡的威胁下也要发表演说，这从费希特方面说来并不是空话；他曾用尽全力反对检查机关对于法国占领当局所作的那些懦怯的让步。对于“有教养阶层”的群众，费希特的演说犹如一群野鹤一样从他们的头上飞过；从来也没有人作过实现他的乌托邦的尝试；普鲁士的改革家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点。这些演说只深入到大学生中间，这些演说的精神产生了德国大学生组织。卡尔斯巴德决议[2]后迫害民众宣传家的时期，费希特的演说在普鲁士邦是被禁止的。这个不肯改悔的罪人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在他应该感到最耻辱的地方，最会犯罪。但就在宣布禁令的那一年，出生了最后一个的、但也是最纯正的费希特唯心主义的追随者。费希特之后没有一个人能象拉萨尔那样深刻、那样敏锐地了解这种唯心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他接受了费希特的政治遗产，把它从“有教养阶层”的挥霍无度的手里夺下来，把它作为民族大事交给人民，人民在这时已经成熟，用不着任何帮助了，从那时起用自己的坚强的手不倦地工作，以求实现费希特的最宏伟的图画，这位预言家临终前才看到这幅图画：以自由和所有具有人的面目的人一律平等为基础的真正的法治国家。《新时代》，第26年，1907—1908年，第1卷，第489—494页。 [1]费希特这些演说是在拿破仑侵略时期作的。这些演说主要是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号召德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侵略。这些演说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中也表现了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梅林在这篇文章中也指出了这一点。——译者 [2]卡尔斯巴德决议——是1819年9月20日德意志各邦代表根据奥相梅特涅建议在卡尔斯巴德（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卡尔洛维一伐里）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决议的导因是一个叫曾德的大学生刺死了反动分子柯策波。决议严厉禁止学生集会，解聘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授和开除学生，对篇幅在20印张（320页）以下的书籍、出版物施行检查制度。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才废除了这个决议。——译者
康德和斯宾诺莎（1908年2月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康德和斯宾诺莎（1908年2月7日）爱都阿德·达维德，《宣传员指南》。获致社会民主党宣传鼓动工作所需知识的指导。柏林1907年，前进出版社，柏林SW68号。104页，定价1.50马克。 J.斯登，《斯宾诺莎的哲学。初次彻底阐述和通俗解释》。经过充分修订的第三版。斯图加特1908年，J.H.W.迪茨后人出版社。192页，精装本定价2.00马克。达维德同志的《宣传员指南》，特别是他在哲学方面的涉猎，在党的报刊上引起了活跃的讨论，这我们在这里不能而且也完全不想详细加以论列。因为达维德同志宣称，如有人“用生产关系的发展来说明哲学体系的‘五花八门的更替’”，就只能令人好笑，那我们要公开宣称，对于这点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他的。我们如果作出最后努力来同意他，拿起他所推荐的作为初学者的入门书的哲学书，即朗格的《唯物主义史》来的时候，那种努力就白费了，因为，这本入门书在最初几行上就用当时的生产关系来解释古代唯物主义，而使自己成为可笑的了。照达维德同志的意见，与这种可笑的倾向站在同一水平上的，是某一“流派”把斯宾诺莎选出来作为自己的哲学教父的企图。达维德同志完全不打算驳倒这一流派，但这只是由于他采取了一个不想和头脑不完全正常的人进行讨论的有理智的人的口吻；他自己则停留在他所偏爱的神化了的康德身上，把歌德也认作为康德的追随者之一，这是至今没有一个人这样认为过的。但是，正好是现在，出版了斯登的关于斯宾诺莎的那本好书的充分修订过的第三版，这本书的出版是我们应向读者们报导的；因此，我们如果对于达维德同志对哲学教父斯宾诺莎的诅咒保持沉默，那就太不礼貌了。斯登同志最初发表他这本著作，已是20年之前了。在那时，《新时代》对于他的态度也是相当——照我们的意见，甚至是过于——不客气的。但是，斯登是一个能够接受批评，并且甚至能从批评中获取某种教训的人；他把当时人们对他的书正确地加以责斥的东西作了删削或修改；至于对他认为是不公正的责备，他就不加理睬。从这本小书现在出现的形式上看来，形式上是紧缩了，内容是明确了，全部都是明白易懂的了，任何一个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人，读完这本书都可获得最亲切的满足，这使我们期望，关于所有的大哲学家，都有人写出这样的短小精悍的专著来。这样，我们的党的出版物就会因这种可贵的收获而更为丰富起来，至于象达维德同志的指南中那种关于哲学的章节，也就不可能写出来了，或是，如果还可能写出来，那也至少不必象现在还需要的那样对之进行批评了。当然，象斯登同志关于斯宾诺莎那样成功的书，只可能由对自己的题目有衷心爱好的人写出来。但是，这一优点，也有一些消极的方面。我们现在不必再重复关于哲学教父的无伤大雅的笑谑，但我们仍旧应该承认，斯登同志确乎并不是从历史观点出发——这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而是从哲学观点出发，过份高估了斯宾诺莎的哲学。我们并不认为只有一种真正的理论哲学可以存在，而是认为，任何理论哲学都具有某种真理，但这某种真理总只是有条件的真理。在它们之中没有一种可以是“最后审级的最终真理”，同时我们又认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它并不想成为完结了的体系，而斯登认为斯宾诺莎主义就是那样的体系）立场上的人，关于斯宾诺莎就会说出象莱辛当年说过的话来：如果我真的必须用某人的名字作自己的名字，那我不知道还有另一个人的名字可用。如果对斯宾诺莎没有热烈的爱意，斯登同志不能写出他这本漂亮的书来；因此，也许不应在这种优点的阴暗方面多作讨论吧。但是，批评者还是不能不提到它，因为它阻碍作者对其他哲学派别作出正确的评价来，特别是对于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斯登对之采取了过分否定的态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斯宾诺莎主义往往被人这样和这种唯物主义混淆起来，竟使斯宾诺莎的热烈崇拜者会情不自禁地首先要强调这两种世界观的差别。但是，斯登同志这样做时把孩子也随同污水泼掉了。照斯登同志的说法，使斯宾诺莎主义与唯物主义截然不同的“物质的有灵魂性”，是被斯宾诺莎“不再绕什么弯儿”，亦即不加证明地视为前提的。斯登同志又说，这种物质有灵魂性愈来愈为现代自然科学家们所承认，但是要知道，正是这一点使这些自然科学家中许多人走到二元论的古老迷信中去了。例如，可以举出冯特来。斯登把他说成是斯宾诺莎的“心理一物理平行论”的证人。在任何自称为“最后审级的最终真理”的哲学体系里，都有这种平行论的阴魂在游荡着的。如果我们因此从哲学观点上不能完全同意斯登同志的斯宾诺莎主义，那末在历史方面，我们也许会倾向于把斯宾诺莎放在比斯登同志（至少是在他的书里所做的那样）放置斯宾诺莎的地位更高的地位上。斯宾诺莎几个主要的基本观念——一切存在物的统一性、一切发生的事物的有规律性、精神和自然的统一性——对于当代文化发展的影响之大是不会使人作出过高而不当的估计的。在这方面，康德也不能望斯宾诺莎之项背；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思想家，康德比他低得多了。斯宾诺莎是一个贫穷的小人物，比康德贫穷得多，但在他身上没有一点懦怯的市侩气的影子，他从来也不肯把他的无餍的求知欲，屈从于温顺的对于尊长的让步，如康德那样：“我应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 斯宾诺莎与现代社会主义在三条强大的思潮上发生联系：他对于我国的古典文学中的几乎全部大人物——歌德、莱辛、海德——的影响（曾有一时为康德信徒的席勒几乎是唯一的例外）；他对于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们的影响，最后，他对于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影响，由于这个影响，我们的古典哲学的大车，由于康德的过失，如斯登同志所说，中途纠缠在“任何人的认识的先天局限性”上之后，又走上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了。然而，把康德和现代社会主义连结起来的线是很细的、为数不多的，虽然我们完全不想否认它们的存在。但我们不打算大谈而特谈这个题目，一直谈到我们遵从达维德同志的劝导，居然能够为了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而去研究朗格和康德的著作。我们如果倒过来做，那倒反更容易些，因为在狄慈根那里我们读到过：“现在从各方面传来的‘回到康德去！’的反动号角声，是从想使科学开倒车的畸形倾向中产生的”。还有：“但是，朗格的《唯物主义史》却达到了真正典型的混乱程度。把这本著作的许多次要的优点和出色之处撇开不谈，朗格的哲学观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形而上学网络中的最可怜的挣扎”。这至少是一条了解的捷径；因为达维德同志称狄慈根的著作为“积极的而又是创造性的”，那末这条途径也许也是正确的吧。不过，谁知道呢？但是，为了杰出的康德，我们还是不要屈辱我们的更杰出的斯宾诺莎吧。《新时代》第26年，1907—1908年，第1卷，第673—675页。
伊曼努尔·康德（1904年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伊曼努尔·康德（1904年1—2月） Ⅰ 当拉萨尔在费希特诞生百年纪念日致他那篇著名的祝词时，他宣称，他要以穿起费希特的衣衫，着上费希特的色彩作为自己的课题。在1862年，那是最得体的纪念费希特的方式了。但是，如果在今年二月十二日，康德逝世百年纪念日，也以同样的精神来纪念康德，那我们就会犯最严重的时代错误。四十年前使拉萨尔那样的人物与费希特联系起来的东西，今天已不再使我们和康德联系起来了，这多少应感谢作为思想家和战斗者的拉萨尔的。使我们同康德的整个世界观联系起来的东西，现在只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开路先锋们所抱的那种表示感谢的、纯属历史性的赞许感而已。至于在所有的站在现代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人们之中，还完全抱有这种感情的，也许也只有我们德国人了。在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肯断然地象拉法格同志几年前曾做过的那样，把康德看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诡辩派哲学家”。然而，在这座特洛伊城内外，为拉法格的这个意见所激起的义愤，却再廉价易得不过了。德国学术界最可敬、最有德行的人物，对于达朗贝、狄德罗、伏尔泰，尤其是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拉美特里所加的名号不管多末难听，却无一个人过问。这些人在历史上其实是和康德完全同等地位的。而且，拉法格还完全公正地对康德作了严正的谴责，来驳斥有人向我们提议的从马克思回到康德去的要求。如果有人竟敢向我们德国人提出从马克思回到伏尔泰去的建议，那末我们在最后也会这样回答的：“资产阶级诡辩哲学”是一种毒素，这种毒素自觉或不自觉地已渗入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血肉中了。固然，没有人向我们作从马克思回到伏尔泰去，或其他法国或德国启蒙运动者那里去的建议。只有人要求回到康德那里去，因此这使我们在他诞生百年纪念日的时候，还可以着上他的色彩，即使这与拉萨尔曾说过要着上费希特的色彩的意思已有所不同了。如果说康德的名望，在于他永远地确定了人类认识能力的界限，那末，如果我们试图考察一下康德本人的认识能力作为一个开始，那该是完全符合他的批判主义精神的吧。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前进，我们会踏上一条颇为冷落的道路，但我们相信，按照他的精神行事，要比重复他的言词更能表示对于一位思想家的尊敬；等到他逝世百年纪念日的时候，不待我们说，也会有许多人这样做的。 Ⅱ “伊曼努尔·康德的生活史是难于叙述的。因为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他过的是德国东北边境一个古老城市哥尼斯堡一条僻静的死胡同里一位老独身者的机械般有规律的、几乎可说是抽象的生活。我不相信当地大教堂那座大钟，会比它的同城人伊曼努尔·康德更冷静、更有规律地执行日常任务。起床、喝咖啡、写作、讲课、吃饭、散步，一切都有定时，邻居们十分准确地知道，当伊曼努尔·康德穿着他的灰外衣，手上拿着西班牙手杖，从家门出来向那条菩提树林荫小道——由于他，这条小道至今还被人称为哲学家林荫道——走去时，正好是三点半钟。”亨利希·海涅这样作了描述；他用这一段话天才地捉住了要点，人们单从这里就可以获得一把了解历史上的康德的钥匙。不过，海涅说康德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那是不对的，说得过于俏皮了。康德的生活历史也很可以叙述一番，即使这是就消极的意思，而不是就积极的意思，指他缺乏生活经验，而不是指他富于生活经验而言。无论如何，就斯宾诺莎的名言：Omnisnegationestdeterminatio（一切否定都是一种肯定）的意思而言，总是可以的。康德是一个贫困的、虽然并不贫困到使他感到生活窘迫的手工业者家庭的孩子。他在早年所显示的丰富的才能使他获得了一些朋友，帮助他走上学术道路。他在被指定研究神学以前，已在哥尼斯堡大学获得了哲学、数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里面，他学得较为扎实的是天文和物理，化学和矿物学也有相当基础。海克尔认为康德对于整个生物学部门，即使就当时那种规模而言，也完全一无所知，这话是否正确，无法断定；如果这里对康德有所指摘，那也不能忘记这样一些事实，弗里德里希二世治下普鲁士大学校的令人难于置信的废弛状况，此外还有，当时严禁到普鲁士境外城市求学，而对于康德则如果不禁止，他也无力外出求学的。由于康德不甘心去当教士，他大学毕业后在一个东普鲁士容克地主家里充当家庭教师，直到他得到了哥尼斯堡大学的讲师的席位为止。那是1755年的事，在那一年他已发表了关于宇宙理论的著作，这一著作也许是使他的声名在科学史中保持显著地位最为长久的一本；但在那时他仍默默无闻，这多半是，或者说主要是，由于一种外部原因，因为那本著作的出版者，在印那本书的时候破了产，不能把那本书送到来比锡书市去陈列。直到1770年康德才成为教授，1781年才发表《纯粹理性批判》，到这本书在这个十年代末，大致与法国革命爆发同时，得到普遍的公认，则还须经过好几年。从康德重归哥尼斯堡直到他逝世，差不多五十年的过程中，他真正过着海涅用寥寥数笔作了详尽描写的那种天天一样的单调的生活。康德的传记作者们关于这种生活所报导的细节，只是一些逸话材料，没有任何历史价值。反之，在这种生活中所不具备的东西，倒反具有无疑的历史意义。任何民族意义、政治意义或社会意义的社会兴趣，在康德是从来也不存在的。有若干年之久，由于暴力的征服，他曾成为俄国的臣民，他也从来没有不安过。1775年，他把他的关于天文的论文献呈给普鲁士王腓特烈，如他自己在他的那篇最恭顺的献词中所说，他“不倦地努力着”，“作为最卑顺、最循良、最恭敬的臣民”，“企图为祖国的福祉贡献一点微力”。但是，三年之后，当东普鲁士并入俄国的时候，他一点不感到不安地同样恭顺而卑下地向俄国伊丽莎白女皇请求教授的职位。当然，这一切不能用现代的尺度来衡量，不能责备康德在胜利了的普鲁士王面前感到一种最纯然的卑顺感。比较可以责备他的是，他没有感到如莱辛和海德所体验到的那种对于腓特烈的专制政治的义愤。但是，在这里问题不在于赞美或谴责，而在于要客观地确定这一事实：康德对于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全无兴趣，并且也完全不了解这些问题。而且，他的天性是完全非社会的，这里所谓非社会的，是说他对于任何人类社会生活都漠不关心，或甚至是感到憎恶。他否定婚姻，至多也只当它是一种有实利的制度予以容忍；因此他劝他的学生们利用妻子的财产去求飞黄腾达。如果相信他的某些传记作者，那末可说康德在这方面甚至还做过几次媒人。对于亲属，特别是对于兄弟姊妹，他采取一种非常矜持的态度，并且故意拒绝从他们那方面来的任何表示接近的企图。康德传记的作者们把这种行为解释为：他作为一个精神方面非常崇高的人，不愿意跟精神方面卑下的和他只有一点亲属的偶然关系的人们来往，因此，他宁愿和在精神方面可以引起他的兴趣的人来往。对于这种解释，必需说，康德与人发生的友谊关系也是采取最不发达的形式的。他从来也不走出哥尼斯堡的境界，与智力相当的人用书信交换意见，他亦极为有限。在哥尼斯堡他的某一位朋友死去后，他甚至拒绝倾听悼念死者的话。他认为，应该让死者去埋葬死者。不但是象莱辛和海德那样的人，就连象席勒和歌德（指他们的年青时代）那样的人奋起反对当时市侩生活畸形社会现象的那种热烈的、狂热的激愤之情，康德都是完全没有的。康德甘心情愿地顺从这种生活，并且把市侩的信念提到绝对命令的高度。他认为，他一生之中没有欠别人一文钱，这就是他的个人私德的突出的表现。“如果有人敲门，我无论何时都可以怀着平静而愉快的心情高声叫'走进来！'”据他的传记作者们的保证，这是康德常常说的，“因为我确信，门外站的不是讨债的人。”当然，贫穷的莱辛从来也没有享有过这种清白无瑕的美德，因为他一辈子都是满身债务的；海德也是那样。当然，欠债绝对不是天才的可靠的标志，但是生在康德、莱辛、海德那些时代的人，如果竭力想从市侩的罗网中脱出，同时他又不是一个有产者，那末他是只有冒一冒欠债的危险来达到目的的；至于能够心满意足地庆幸自己躲过了陷于债务的险境，那倒是万无一失的市侩的特征。就是在虽然有专制政治的全部铁一般的残酷性，但已可以进行反对某种伴随现象的斗争的当时那个社会领域中，康德也从未打算参加斗争。他从来也没有象莱辛和海德那样，以各人自己的方式，对正统的或唯理论的僧侣们进行过攻击。如果说他对于世俗的专制政治从来不敢产生一点激愤之心，那末对于教会的专制他也只感到一点小心翼翼的畏惧。如果不算他的关于宇宙理论的著作，那末他只在哲学方面有革命性，而且，就是在哲学方面，他也把他的革命性隐藏在一种阴暗而晦涩的学院语言中，他使用这种语言，简直是对于德国语言犯了重罪，尤不可恕的是，如许多人所指出的，他本来是能够写得生动活泼的，特别是他的早期著作。巴克尔在他的《英国文化史》中指出，正当英国的启蒙者们摆脱了学究气的、笨拙的学院文体，开始简单、鲜明、轻快地写作时，德国的大作家们，却把自己的国语变成一种充斥着那样难懂的言语的方言，而使它成为不能为本国的下层阶级所了解的了。但是，这种指摘并不适用于真正的德国大作家，实质上只能适用于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其中首先是康德，他是把被巴克尔认作是这种方言的作用的东西，当作目的来追求的。虽然如此，康德终于还是和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发生了冲突。这个七十岁的老人，在活过了一辈子之后，在这次冲突中不会表现得特别英勇，从当时的环境看来，那是完全可以明了的，因此，关于这点也就不必多说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所作的让步比要求于他的多得多，他竟上书国王腓特烈·威廉第二说：“为了避免最小的怀疑，我认为最好郑重地向国王陛下禀述，自此以后，我将作为陛下最忠顺的臣民，不再以演讲或文章的形式，公开作有关自然科学和天启宗教的论述”。康德使用“作为陛下最忠顺的臣民”等字样，是希望获得在国王逝世之后还有写作和谈论宗教的可能。关于这事，也许可以作一个道德方面的注解，要知道，古希腊的圣人苏格拉底，已懂得伺机把诡辩派哲学家在他们自己擅长的范围之内加以击破。 Ⅲ 我们在确定所有这些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在任何一本康德的传记中加以核对的事实时，完全没有把康德的道德面貌加以任何贬低的企图。再说一遍，问题不在于赞扬或谴责。我们只不过想确定康德的认识能力，以及这种认识能力的限度而已。康德的无条件崇拜者认为这一课题很容易，他们说，正因为康德远离任何纷扰的世俗生活而集中精神在自己身上，所以他才能成为一个纯洁的、排除任何利害观念的科学思想家，高高地站在一切民族、一切时间之上。按照这种理论说来，一个人愈成为市侩，他能获得纯粹的、排除任何利害关系的科学思维的希望也愈大，这种理论一般说来，可说是很具独创性的，但可惜正好和康德的见解相反。按照康德的意见，人类的认识能力本来是空洞的，要靠感性的实践经验才变成为有内容的；他认为，任何通过赤裸的纯粹理性所获得的对于事物的认识，只是假象而已，只有在经验中才能看到真理。因此，如果康德与现在正在进行解放人类的斗争的那些领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在那些领域内不具些微经验，如果他所说的关于这个事情所能说的一切，都是从别人的材料中吸取来的，如果他只能用“赤裸的、纯粹理性”来进行他所曾经作过的改变，那末，单是这就已经可以证明，现在正在大吵大嚷，人们现在正用来阻挠无产阶级阶级革命的那个口号：“回到康德去！”，完全是胡说。但是，正因为如此，也就必须确定一下上述事实，当然，这些事实说明的只是康德的认识能力的限度，而关于他的认识能力本身则并不提供任何概念。这种认识能力，在《自然通史和宇宙理论》——康德发表的著作中第一部有意义的著作——里，表现得最为充分。在这部著作中康德企图“按照牛顿原理阐述全部宇宙结构的力学始原”。康德论证太阳和一切行星都是从一团旋转着的星云中产生的。以后，法国天文学家兼数学家拉普拉斯对这一理论加以发展，并作了数学上的论证。我们在这里应该认为康德—拉普拉斯理论已为人人知道，还可以感到欣慰的是，直到现在这一理论仍为人所公认，并且无论如何说，都还没有另一个更完善的理论出来取而代之。如果我们考虑到，康德只受到他故乡城市所能给他的很少一点大学教育，而且在大学毕业后他又在东普鲁士一个容克地主家里当了九年家庭教师——生活在与当时这种家庭教师职位不可分的卑屈而困窘的条件下——那末我们就可以相信，康德以象《宇宙论》这样的著作的初次出场，是属于历史科学所能报导给我们的人类精神最伟大的表现之列的。如果说这本著作把康德的认识能力极光辉地呈现出来，那末它也以极显明的方式凸现出了他的认识能力的界限。在这本著作中，康德实际上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他的“宇宙学的气体理论”全部以在引力中表现出来并与引力相伴随的力学运动为根据。牛顿认为太阳系是永恒的，说到上帝老爷，他认为上帝的使命是有那末一天把这只表开动而已。康德则走得更远。他指出，全部宇宙的力学起源以及上帝的作为，乃是一种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行为。康德把发展原则引进自然里，自从德谟克里特奠定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以来，在康德以前没有人在唯物主义思想上达到康德所达到的高度。康德虽然不能否认，他的宇宙论归根结底要归结到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但就在这本著作里他仍旧不遗余力地漫骂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不通”和“无耻”，骂他们不了解，正因为自然即使在混沌状态中也只能有规律地、有秩序地活动，那也就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这种空谈其实是最蹩脚的诡辩，因此，康德的崇拜者们如果承认，胆怯的、慎重的市侩精神在其中客观地呈现出来的康德的认识能力的确实界限就在这里，而不硬说康德是在这里面觅取足可用来躲过检查官的掩蔽，那也许更聪明些吧。因为在这种场合，他们就使他们的崇拜对象，丧失了那种应该能阻止他采取那样断然态度，反对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最荒谬的意见”的最普通的忠诚和理性。我们的较合理的解释更由下面一点得到支持：在这种凶猛的攻讦中，同时又暴露了康德的认识能力的界限的另一端，即是完全缺乏历史观念——这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一个人所共知的弱点，这个弱点在康德身上比在任何其他的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可以在他的生活过程中得到完全说明。我们正可以从康德的认识能力的这一方面进行研究，康德的认识能力在他所生活的社会条件中受到了多么厉害的摧残。就在康德把宇宙起源解释为历史过程的这本著作中，他竟在人类思想史方面表现出那种无知来，把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混为一谈，而不知道德谟克里特的哲学和伊壁鸠鲁的哲学之间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又过了几个十年之后，他完全歪曲了历史真理，认为伊壁鸠鲁是唯物主义的真正的鼻祖。在这一问题上他应该到腓特烈王——那本著作正是献呈给他的——那里去获得较正确的知识才对，腓特烈倒明白知道，伊壁鸠鲁哲学的真正重心在哪里。康德在使他获得声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认识能力已显得不如在《宇宙论》中那样光辉照人了。但是，在《纯理性批判》中，他的认识能力的界限却表现得更为清楚明白；下面我们要再来谈一谈他的认识能力的界限。 Ⅳ 在青年时代，康德是在德国以莱布尼茨―伏尔夫派为代表的独断论哲学的信徒。这种独断论哲学认为，哲学思维是以突破感性幻象的界限，用纯粹概念来证明上帝，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的现实性，而达到正确地认知事物的真正本质为目的的一种手段。使康德从这种“独断论的迷梦”中觉醒过来的，是完全不相信事物的可认识性的英国怀疑主义。康德对于为休谟所激起的怀疑继续进行思索和探究之下，结果在1781年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最初并不受人注意，但过了几年之后却风行起来，而为康德的声名奠定了坚固的基础。照最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弗·阿·朗格的话来说（在他的席勒的哲理诗评注中），康德的学说的要点是：全部现象世界，在为我们用我们的感官和智力所感知的形态中，是完全受我们感官和智力的结构所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认识事物的真正本质（“自在之物”）；虽然如此，我们的认识也绝对不是一种意义不定的东西，或是说，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而正好相反，倒是受到与我们的本质有必然而不可分的联系的一些确定不移的规律所规定、所调节的。这种经验的认识，是我们可以用以获得对于事物的全部认识的唯一方法，虽然这种认识并不按照事物本身那样，而按照人在他本身机构的制约之下不可避免地应看到的那样，把事物显示给我们。渴求突过这种界限的形而上学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谬误，特别是当它力图证明我们关于上帝、自由、灵魂不死的观念与某种处在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时。为了要正确地、历史地评价康德的《理性批判》，首先不能忽视，它对于同时代人的意义，决定于它粉碎了独断论哲学，那种独断论哲学犹如沉重的梦魇似的窒息了这些同时代人中一些最杰出的人才。完全可以了解的，康德的同时代人在他的批判中，看到一个孤独的天才从他的思想深处提出来的不可否认的真理。但是，不可理解的是，康德的认识论的“超时间性”，至今还受人过分地赞美着。如果确定他击毁了统治着他那时代的思想家的错误之一这一历史事实，而不是努力用不适当的断言，说康德超出了他的时代，来夸大他的荣誉，康德的名望应会更其光辉得多的。康德的认识论的“超时间性”，已由于它本身就在时间上有开始这一简单事实，而不攻自破了。这种认识论的基本观念，即我们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那样，而是按照它们呈现在我们感官之前的那样认识事物，这在康德以前早就为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法国唯物主义者说过，而且，按其本质说来，这完全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东西。德谟克里特也有过这种观念，略有不同的只是他认为原子和空虚是实在存在的东西，——这种天才的假设，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方面曾引导人达到一些伟大的发现，包括康德的宇宙论在内，——而康德则认为实在存在的东西是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而已。一般说来，我们的古典哲学与法国唯物主义比起来更向前跨出的一大步是在于，它把历史的发展原则引入于自然界和历史。对于历史学上说来，康德在这一方面是完全没有贡献的，只是把这一原则引入自然界，他是有贡献的，他的宇宙理论与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相比起来是一巨大进步；在这方面，康德是达尔文的先驱者，可是作为一个不好的预言者的康德，却把达尔文后来作为“有机自然界的牛顿”而出现这一点，称为“徒然的期望”。但是，康德的“自在之物”与唯物主义比起来，则是后退了一大步。如我们后面将要指出的，在这一点上康德所从出发的完全不是科学的动机。对于《宇宙论》作者的康德，恩格斯始终承认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但对于他的“自在之物”却始终只投之以玩笑、轻慢的言语。应该说，就是新康德主义者也不特别倾向于承认“自在之物”的。他们说，康德这样做只是想说明“认识的无限任务”。“自在之物”据说并非可疑的谜语的谜底，而是一个无限方程式的未知数，要解答这个方程我们须走上愈走愈远的研究途径。如果康德的意见是这样的，那末恩格斯反对“自在之物”所进行的论争就不是不能成立的，而是不必要的了，因为这个论争是在推敞开着的门。但是，前面所引的新康德主义们的解释绝对不是康德自己的见解。不错，康德竭力想突出“自在之物”使他陷入的矛盾的混沌时，有时也说些可用新康德主义者的办法来解释的论点。单是“自在之物”的不可认识性，是他为了要使用《实践理性批判》来恢复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刚刚消灭掉的上帝、灵魂不死、意志自由所完全必要的东西这一点，“自在之物”的不可认识性为他的认识论之始终，就不容置疑了。我们虽然也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但我们还是有可能思考它的；于是，就在这里，我们的站在纯粹理性之上的实践理性，作为必要的要求，就创造出上帝、灵魂不死、意志自由。康德以完完全全的明确性，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表明了这一点。康德在1787年4月写下这篇序言，那时候还并没有人来骚扰他，但他的胆小的天性已感到有必要使最高统治者安心，并尽可能把独断论哲学教授们竖立起来的假发抚平。在这里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认识作为“自在之物”的对象，而只能就它作为感性直观的客体，亦即现象来认识，那末，虽然如此，仍旧可以假定，我们即使不能认识这些对象，我们至少是可以把它们作为“自在之物”来思考的。“因此，如果我不同时从思辨理性那里消除它对于超感性知识的僭越之心，那我就甚至不能接受上帝、自由、灵魂不死来满足我的理性所必需的实践需要。……我必须扬弃知识，以便给信仰留出地位来”[1]。在这里，我们明明白白看见了那个一直在德国唯心主义的屋宇中飘来飘去的幽灵，在它出生之日，带着上面所引的康德那一段话，在它死亡之日，带着施塔尔的那句话：科学应该倒退。然后康德继续说，他对于思辨理性迄今为止所想象出来的所有物所作的损伤，只涉及学派的垄断，而完全和人们的利害无关：因为，不完善的现世总是会支持对来世的期望的，义务与一切想望和倾向发生矛盾时所作的简单明白的表现，总是重新巩固（意志）自由的意识的，而自然界中到处透露出来的美好秩序、美、关怀，也总会支持对于一个聪明、伟大的世界创造主的信仰的。下面是他说的原话：这样，我们的所有物不但安全无损，倒反会在意义上有所增长，因为学派现在已得到教训，它们不再妄想对有关全人类利害的问题获得较高、较广泛的了悟，而只求获得大多数的（对我们说来是值得尊敬的）人们所易于认得的那种理解；因此，学派应该将只提供大家都能了解并且在道德方面充分的证据。有所改变的只是学派的僭妄要求，因为学派在这里（一如在许多其他方面是有权利的一样）想被认为是真理的唯一的内行和保护者；它们传授公众的只是供实际用的真理，真理的钥匙则仍旧藏在自己身上……但是，在这里，思辨哲学家的较谦逊要求，则仍旧被人完全承认。他仍旧还是公众的很有用的科学、即理性批判的唯一的保管者，因为这门科学是永远也不能够普及，也无普及必要的；公众既不关心为有用真理辩护的细微而精妙的论据，也不关心反对有用真理的同样细微的反驳；但因为学派以及达到思辨思维的人，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种论据和反驳，那末它就必须透彻地研究思辨理性的权利，而一劳永逸地摆脱那种迟早会由于形而上学者（当然，教会人士亦然）因没有这种批判而必然陷入、以后并会歪曲他们的学说的争论，而与人民相冲突的骚乱。因此，可以在唯物主义那里，最后在对于学派较多危害性但很少深入公众的唯心主义和怀疑主义那里，割断归根到底对一切人都会有害的，宿命论、无神论、自由思想、不信宗教、幻想和迷信。如果政府有意关心学者们的工作，那末就它的明哲的关怀而论，无论是关怀科学或关怀人们，最好是促进批判的自由，理性范围之内的一切事业是只有通过它才能建立起来的；对于学派的可笑专制就不该加以支持，那些学派在人们把它们的蛛网扯毁时，大声叫嚷着那是危害公共安全；实则公众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蛛网，因此不会因其毁灭而哀伤的[2]。这一切是完全可理解的，并且一点也没有削减康德的历史意义，如果把他当作他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亦即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的话。这些启蒙者的习惯本来就是如此，他们把人民（从他的观点看来，即“值得尊敬的群众”）捧上了天，但在同时又拒绝把他的精神的明珠投与鞋匠和成衣匠这个要求。康德是这样的，伏尔泰的行为亦复如是。当然，康德走得稍远一些，他竟建议政府使用他的理性批判，作为使人民保持在无知之中的最可靠的手段，以保险人民不受无神论、唯物主义以及自由思想的不信宗教所侵害，并且不会由于哲学家和神父间的争论发生疑窦。但康德是普鲁士专制制度这一最窒息人的条件下的资产阶级启蒙者，这一点可以充分地用来说明他的启蒙活动的特殊性质。令人不懂的只是，竟有人劝现代工人阶级摆脱马克思的“教条的牢笼”，而回到不受贿赂、坚贞不渝的真理的研究者康德那里去。 Ⅴ 不过，我们不妨宽大些，就让上帝、意志自由、灵魂不死作为“实践理性的公设”好了，尤其是因为新康德主义者们对于它们就象对于“自在之物”一样，并不很承认的。他们同样强烈地要求，把康德的伦理学，由于它的崇高的纯洁性，当作为现代工人运动的基石。但是，这一种崇高性，离滑稽可笑只差一步了。在任何地方康德都不如在他的伦理学中那样是市侩，而且还是一个血管中奔流着神学的全部毒血的市侩。他的关于义务以及他的绝对命令的学说不是旁的，只是摩西的十诫，而关于人的天性中的绝对的恶的学说，只是关于原罪的教义而已。给康德的伦理学行洗礼的甚至不是《新约》，而是《旧约》。歌德对于康德的二元论当然是抱怀疑态度的，他有一次说过，康德用他的关于根本的恶的学说亵渎了他自己的干净的哲学法衣。席勒虽则是一个热烈的康德信徒，但连他也不免嘲笑了那种真正市侩的怪想，即认为，出于恻隐之心而帮助亲友的人并不是作了善行，因为这样做只是他自己个人的偏好而已，而一个吝啬贪婪的人，根据绝对命令，在极勉强的情绪下给人施舍，才算善行。席勒的警句是这样写的：良心的不安我很愿意帮助朋友，可是遗憾的是，我这样做是带有偏爱。因此这个问题总是折磨我，我是否有德行。解决没有旁的办法，你应该尽力蔑视他们，并且心怀厌恶去做义务吩咐你做的事。甚至叔本华，自称是康德的宝座的真正的、合法的继承者的人，——有许多方面他倒的确是对的——也起来反对康德的伦理学，并且对于康德的：“促使人执行道德律的信念要求他按照义务而不是按照自愿的偏好执行之，而且根据完全不是预先规定的、甘心情愿地接受的动机执行之”这个论点，作了下列批语：“应奉命而行！真是奴隶的道德！”可是，就是这种奴隶道德，竟有人想移植到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来！表现得较进步的是康德关于法律、关于国家的学说，但他在这方面没有一点儿实际经验，他甚至未曾有过获得这种经验的可能，因此，他只能够扮一个法国启蒙运动的应声虫的角色。这样，他一方面正由于他脚下没有坚实的土地，只好从单独的纯粹理性出发，来发挥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些概念，但因为他这种“单独的纯粹理性”归根到底只是哥尼斯堡的一位生活在普鲁士专制政治的窒息人的压迫下的硕士的理性，所以他仍旧把那些概念作了过于市侩气的解释。康德对于法国革命的态度在这种意义下可说是典型的。即使在恐怖时期以后，他仍旧忠实于它。在1797年，关于它，他还这样写道：“就让它充满这样多的恐怖和暴力吧，即使可以期望这种试验如果再进行一次就可达到幸福的结局，也使思虑周到的人，永远也不想再来一次这种要付出那末高的代价才能实现的试验——我要说，这一革命毕竟曾在全部目击者的灵魂中，获致了那种想参加进去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和冒险一同出现，但与热情非常接近，因此，这种愿望的原因只能是人类所固有的道德品质”。但就是这个康德，却无情地、断然地否定了反抗权：“也许，采用革命手段可以摆脱个人的专制、贪求私利的和爱好权势的压迫，但革命永远不能导致思想方法的真正改革；新的偏见和旧的偏见完全一样，都将成为暴民的引导线”。康德的这类矛盾，是完全可理解的。但是，一心想把“道德原则”引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新康德主义者们的一些矛盾，却不好理解。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康德因之而被称颂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创始者”的那个论点。这个论点，大家知道是这样说的：“无论在你身上或在任何别人身上，你应该始终把人类看作为目的，而不只是手段”。这个论点被变成为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论断的根据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有的人将同时是目的又是手段。但是，这个论断只证明着这样一种事实：康德传给他的门徒的，只是他自己的完全缺乏历史观念这一点，不论是象叔本华和新康德主义者们那些在哲学方面活动的门徒，还是象泰奥多尔·封·审或约翰·耶可比那些在政治方面活动的门徒都是如此。唯一的例外是席勒，但就是这个例外也是表面上的，因为席勒的历史感完全来自他的诗人的直觉。这只消把他的肤浅的《三十年战争史》和他的天才的关于瓦仑斯坦的三部曲，一比就可以证实了。从历史观点看来，康德的上述论点立刻就可以看出是一个经济事实的思想反映，这一事实即是：资产阶级为了要获得对于他的生产方式有利的剥削资料，应该不只作为手段来使用工人阶级，并且还要把工人阶级变成为目的，即是，以人类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名义，把他们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康德可能并不了解现象间的这一联系，但我们在这里又可以看出，他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回声，一方面在思想意识上发展它的观点，但另一面却在实践上缩小它的观点。因为，与上述初初一看简直象是照现代意义说来的社会主义的那个赞美的说法相反，康德所要求的只是国内公民的完全自由，而不是国内居民的自由；他把全部劳动者阶级，受雇者、商人或手工业者的佣工，尤其是法国革命实际上解放的佃农，都算在居民之内了。在这里所指出的意义上，康德这一据说使他成为德国社会主义之父的论点，实际上已被德国自由主义在上世纪反复宣扬了整整一百年了，有时候还带着敌视社会主义的倾向，因此，我们大概有权认为，妄想把这种无意义的哲理当作社会主义思想界的指路明星，那是殊为可怪的。 Ⅵ 如果在康德的伦理学中只显示了他的认识能力的界限，那末这种认识能力本身，却在康德的美学中作了真正的大暴露。在这里他有机会在丰富的生活中获得实践经验了；而这个丰富的生活，到康德写出他的《判断力批判》来的时候，已在德国的艺术创作范围中，发展了整整五十个年头了。康德用令人惊叹的方法揭示了这种创造的一些规律。最能使康德感到得意的证据是，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歌德对于康德总是抱否定的态度，但他毕竟承认，他“一生中有一段极愉快的时期”是应感谢《判断力批判》一书的，因为，在那本书中，以理论的明确性，阐述了他模糊地听从着他自己天才的推动而在实践中完成了的东西。当我们在几年以前指出这一关系时，有几个新康德主义者大骂我们为“荒唐绝顶的无知”等等，他们所根据的是那个极端令人信服的论据，即是，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完全未尝，或几乎完全未尝，引述他同时代的诗人。他们由此作出推断，说康德也就不知道他们，康德是处在孤独的自主状态中从自己的头脑中想出他的美学来的。但是，这种论断被康德的讲义笔记所粉碎了，从那些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很知道他当时的诗歌。其实，这个插话，是只有作为新康德主义者们的悲喜剧式的冒险，才值得予以注意的。对于历史观说来，它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只要是曾经用清醒的眼睛读过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人，一开始就应该弄清楚，在这本书里说话的并不是什么超世间的天才，而是一位具有机智的头脑的思想家，他的认识能力由于熟知我国古典诗歌而富有最深刻的见解。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摆脱他的皮囊，所以康德的美学绝对不能免除某些市侩的特色。例如，他认为音乐是一切艺术中最低级的一种，其理由只是因为紧邻的那位老是弹钢琴的女人常常打扰他沉思。此外，他的美学在许多方面是落后了的，或是说，在现在论证起来可以比他当时所论证的深刻得多。但是，在那个时候，艺术一如以往那样被归结为平板的自然的模仿，或被联系到道德上去，或被视为谈玄说理的一种形式，但他却把艺术看作一种特殊的、基本的人类能力，这至今仍是康德的极重要的贡献。对美学所作的科学论证，对独断论哲学的毁灭性打击，以及他的宇宙理论——这就是康德的三大功绩，使他在科学中获得不朽的声名，在人类争取解放斗争的伟大进程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一个人的一生，获得这些桂冠已足够了，要把多于他所确实做过的事写在他的名下，对于康德说来是完全不需要的。对他的批判主义进行诚实的批判，比之于言之无物的颂赞，是纪念他的较好的方式。因此，我们认为，在他逝世百年纪念日上，最好的纪念办法不是着上他的色彩，而是以反对康德来保卫康德，或是援用一句常说的文字游戏，保卫康德，反对Cant。[3] 《新时代》第22年，1904年，第1卷，第553—559，627—633页。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参阅商务印书馆版（蓝公武译本），第19页。——译者 [2]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蓝公武译本），第20—21页。——译者 [3]英语Cant一词，发音和康德的名字Kant一样，意思为“伪善口吻，骗人的言论”。——译者
略论伏尔泰（1894年11月2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略论伏尔泰（1894年11月21日）到今天，伏尔泰诞生以来已过去二百年了。他自己在回顾他的不下七十卷浩繁的著作时常说，带着这样的行装是难于走到后世的。为了要走到后世，伏尔泰当然必须抛弃他的行装。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能够经得住时间的毁灭性侵蚀的，实在很少。他的著名的《亨利亚德》现在已完全不能为人理解了。他的许多悲剧亦然，他的历史、哲学、自然科学著作是在今天达到了这样高度的一种演进的开始，但在今天这样高度的光亮之下，这些著作似乎完全消失在黑暗中了；只有伏尔泰的若干小说现在还可以为了它们本身而阅读。这样，伏尔泰在嘲笑自己的时候，他在这一点上倒是一个先知了：他没有能带着他的行装到达后世；属于他的一切之中，不朽的东西，结果只有他本人而已。然而，他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不朽，却无可争辩地是他本人最喜欢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有人把他当作一个活人那样憎恨、咒骂，而这些人就是他想击破、而确实也已被他击破的。宗教迷信在伏尔泰所给予的打击之下，永远不能再起来了。在那种打击之下，它现在已只剩下了一个生命的假象。但是，靠这种迷信的祭坛为生的祭师们，却把伏尔泰的名字，用似乎能掩尽整个民族之目的黑暗，团团包围起来。用坎贝尔勋爵的话说，法国革命以后，放肆地谩骂伏尔泰，在英国成了效忠王室和政治上可靠的试金石；直到布鲁罕姆勋爵、卡莱尔，特别是博克尔，写了一些论述伏尔泰的文章之后，英国人对伏尔泰的态度才有所改变。在德国，不论过去或现在，情形并不比英国好多少。在我们的古典作家中，只有歌德一个人是公正地对待了伏尔泰的。他称伏尔泰是法国作家中、所有的有意义的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是最符合民族精神的一个，他说伏尔泰具有高贵的品质和练达的人情，天才和智慧，感觉和欣赏力，自制和热情；唯一一种“也许”为伏尔泰所缺乏的作家的最高品质，照歌德的意见，是构思的深刻和实践的完美；广阔的世界赋予一个杰出的聪明人的一切其余的能力和熟练技巧，都为伏尔泰所有，由于这些，他的声名也就遍及全世界。席勒的话可就是多么市侩气了，他认为伏尔泰所缺少的东西，除了歌德所说的那一项之外，还要把灵魂也算上。这个伏尔泰，这个能够自称在为卡拉斯案进行斗争的那三年中未曾有过一次微笑而不自责为犯罪[1]的伏尔泰，是没有“灵魂”的吗！然而，德国人关于伏尔泰的不公正评断，也是可以得到辩解的。法国、英国、瑞士都把他看作为一个战斗者，而德国则把他只当作一个侍臣。莱辛对于伏尔泰的深刻反感，其正当而真实的理由就在这里。然而，如果把这种从那时候起常常发生的主观反感，解释成为对于伏尔泰整个人格和活动的客观评断，那就完全不正确，而且也不符合真实情况了。莱辛自己也已十分断然地否认这种解释，但是，如果他竟没有那样做，那末在一个无偏私的研究者看来，这种错误的结论终究还也是不能允许的。伏尔泰虽则是一个宫廷侍臣，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充当资产阶级的先进斗士。企图在宫廷里通过君主而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资产阶级发展中一个一定的、历史性的、持续相当长时期的特色，对于资产阶级说来，君主和宫廷总是它的达到目的的手段。同样地伏尔泰也把这些东西视作为手段，这可以由他与所有的君主和宫廷，终于都发生了不可和解的争吵来说明。我们这样说，绝对不是想否认，以资产阶级为依靠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与竭力想利用王权作为自己的行动杠杆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相比，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在这一意义上，莱辛无条件地高出伏尔泰之上。但是，工具的较高形式并不决定工具的较大的适用性，尤其是因为历史条件对这种适用性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还没有资产阶级可供依靠时，依靠资产阶级，对莱辛有何裨益呢？伏尔泰则采用了就其本身而论是较落后的斗争形式，而获致了不可相比的较多成绩。历史的类比一般总有勉强和不确切的毛病，但如果不考虑这种毛病，那末莱辛和伏尔泰的关系可以比之于胡顿和埃拉斯谟的关系。我们的同情总是放在莱辛和胡顿方面的，这两人是这样死的，前者是由于完全严肃地对待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后者则由于人道主义的教育工作。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掉，埃拉斯谟和伏尔泰在实质上是抱着同样愿望的，他们只是愈用力把车子向前推，他们就愈深地踏入把车子陷住的泥泞里面而已。在官廷里卑躬屈膝和无餍的贪财好利，这是各等各样的教士和市侩提出来，并且至今还在那里提出来，用以反对埃拉斯谟和伏尔泰的最主要罪名。然而，埃拉斯谟自称“鄙视钱财”，仍旧是对的。他完全不是为了钱而搞钱；钱对于他只应该是他进行伟大的精神活动的台阶而已。但是，在他的时代，他能怎样取得钱呢？在那时候，精神劳动是没有酬金的。乞食僧团所采取的募取施舍的办法，埃拉斯谟认为是一个自由人所不屑为的；担任官职，这在完成一定任务的条件下，固然可以为他取得一定的薪俸，但他认为这“与自己的独立身份不相容”而拒绝了。这两点看法中不论那一看法，他都是对的。不论是乞食僧人或是君主的臣仆，都不能成为十六世纪思想界的权威者。埃拉斯谟为了成为一种势力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他果真做了，并且，确实做得达于令人不快的热衷程度：他用他的黄金般的言语，从当时的当权者那里换取以黄金来计算的报偿。但是，他用这种方法才获得可能，对他当时的时代给予极广泛的影响。如果他不能用他那种乞丐般的媚态，终于为自己造成那种无论是君主或教士、皇帝或教皇都无力摧毁的地位，那种影响就完全不可能。埃拉斯谟在他晚年的花费，按照当时币值说来是一笔极大的数目——每年六百杜卡特[2]，他临死时遗留下来的财产，除了象帝王那样的、包括种种金银器皿的宝藏以外，货币不下于七千杜卡特。伏尔泰就不必象埃拉斯谟那样艰苦了。在他的时代，文字作品的稿酬也还只是很有限的，但对于金融的投机却已开放了宽广的天地。经营彩票、海外贸易、收购粮食、承包军需，都提供着获取各种利润的可能。伏尔泰的财产的基础，是从英国贵族预订他的在法国被禁的《亨利亚德》所取得的款子打定的。他用这笔款子进行了上述各种投机事业。他说，“应该牢牢地注意着经常摇摇欲坠、债台高筑的财政部，对于国家财政所作的一切措施。”象布留尔部长对于萨克森的财政所作的措施，也正是伏尔泰要在他跟犹太人希尔什发生的声名狼藉的事件[3]中加以利用的。在这件事上，他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揭发，这种事在他一生中当然不只一次，但也绝对不是经常的。莱辛对这件可厌的事件作了辛辣的讥笑，那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德国宫廷里的一般历史家，对这件事竟说找不出适当话来表示道德上的愤怒，那就太可笑了。让这些老爷们试图消灭那些在十八世纪以普鲁士、萨克森以及其他德国君主们的拿手好戏著称的肮脏交易吧。当他们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很愿意和他们来讨论伏尔泰和那个犹太人希尔什的可疑勾当。卡莱尔的论调比这些人合理一些，他说：“伏尔泰几乎没有从他的著作上获得什么钱，但他用他的漂亮的理财能力却积了一宗可观的财产。而且，他把他的财产安排得非常狡猾，他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里都有收入来源，不论他被迫亡命到那里，不论能没收人财产的耶稣会教士和蒙昧狂想的官吏怎样凑在一起，都不能剥夺他的面包。他是一个考虑到事实的人，这是值得赞许的。不明白的人通常称之为贪婪，但伏尔泰确信，原因之后就是结果，一个被迫在狂风怒号的荒原上，在这个世界的混乱、贪食的各民族间踯躅的孤伶伶的叶斯马因教徒[4]，口袋里是非有钱不可的。他死去的时候，每年的收入是40,000塔勒[5]，这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120,000塔勒，他是至今为人所知的最富有的文人，在其他某些方面也是最突出的人物”。我们现在且不谈“漂亮的”理财手段吧。但是，卡莱尔对这种才能所作的历史性辩解是阐述得很好的。伏尔泰是为了全部文明世界的利益而从事欧洲文化活动的，为了从事这种活动，他不得不乞援于理财手段；这种理财手段是否优雅，无疑是可以怀疑的，不过也必须说，伏尔泰的手段，无疑地比通常的十八世纪专制君主的理财活动，要无限优雅了。伏尔泰宣称，他和君主们在一起是为了自己也变成君主。他实现这一计划的彻底性，歌德对之作了这样的评定：很难有人为了要不依赖于人，而弄成这样依赖于人的。但是，伏尔泰是真正成为不依赖于人的了，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在费尔纳象欧洲启蒙运动之王那样统治着。在这篇文章的有限篇幅里就是他的活动的最重要事迹也无法列举，除非说些最一般的、庸俗的空话。因此，我们就是这样让资产阶级报刊去纪念他的诞生二百周年吧。我们则更愿意以证明人们对他提出的控诉的这唯一的一点——这一点是最容易在知识和道德方面造成混乱的一点——的毫无意义，来纪念他。教士和市侩们用他们对伏尔泰的全部谩骂、一切中伤，都不能缩小这个人的意义，这个人在他那可怜的时代里，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愈可怜，则说明他所抱的崇高目的就愈坚定。《新时代》，第13年，1894—1895年，第1卷，第257—260页。 [1]1762年法国新教徒哲安·卡拉斯成为天主教牧师的一批非法死刑的牺牲者；他的家庭也被诬告。伏尔泰在整个欧洲的同情之下为复审判决斗争了三年之久；1765年5月9日才终于撤销判决。伏尔泰说：“在斗争的三年中我的嘴唇上没有任何一点微笑。我认为微笑是一种重大的犯罪行为。”——德文版编者 [2]杜卡特（Dukaten）——当时欧洲通行的金币，约含纯金2.28克。——译者 [3]伏尔泰在1750年七月到柏林，1751年初就发生了这个与犹太人涉讼的事件；事件原委，各家传述不一，或说伏尔泰通过希尔什为代理人在证券投机中获得巨大暴利，希尔什企图敲诈，或说伏尔泰与希尔什勾结中有欺骗希尔什的行为；诉讼是希尔什提出的，伏尔泰接受挑战，利用他的国王上宾地位击败了对方。——译者 [4]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教徒。——译者 [5]塔勒（Taler）——当时德国通行的银币。——译者
约翰·洛克（1904年10月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约翰·洛克（1904年10月26日）有过许多哲学史，有博学的和浅薄的，聪明的和愚蠢的，有趣的和乏味的，但是还没有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要写出它来，首先必须把哲学倒过来，使它用脚站着；哲学直到如今，在阐述它的历史中，是用头倒立着的。换言之，不应该在哲学体系的杜撰中去找哲学的重心，而必须从那样一个观点出发，那就是朗格曾经指出的——但是并没有从中作出必要的结论——“以反题形式或以直线形式从自身中发展出来的哲学是没有的；而只有与自己的学说一同都是时代产物的哲学家。” 或是换一个方式说，哲学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意识伴随现象，是人们在其中意识到这一斗争，并在其中把这斗争进行到底的那些思想意识形式之一。在还没有阶级矛盾以前，并没有任何哲学存在，在阶级斗争被消除掉了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从这个词的历史意义上来说的哲学了。只有阶级斗争的历史，才能阐明似乎完全不可看清的各种哲学体系的大混乱，只有在它的光亮下，才能把那些哲学体系划分开来，归出类别来。到那时候才会发现（叔本华也曾经指出过这点，但也没有由此得出必要的结论）任何哲学的为数不多的几条基本论点，老是在无数的哲学变种中重复而又重复，甚至最杰出的哲学家的最杰出的著作，都充斥着永恒的老调子。这一切，是多多少少不能被处身于早已剥去任何思想意识外衣的阶级斗争最中心的现代人所消化的。但如果能建立起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哲学体系是相应于它的时代而发生、而发展的；那末，就可以写出一部作为人类通史中有意义、有教益的部分的这种哲学史来了。这样一个标准只有对于哲学的最初阶段——对于希腊的自然哲学——是不适用的，因为希腊自然哲学传到我们手里的只是一些断简残篇，我们对于它当时的发生条件知道得太少了。由于这一并不是内部的、而是纯粹外部的原因，我们无法更详细地认识希腊哲学的最初形式，而只能就其最一般的轮廓来认识它——那就是，就其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来认识它。但是，在这段历史中的第二时期，直到我们今天还有影响的“神明般的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就已经呈现为只有在当时希腊世界中才存在过的最残暴的阶级统治的思想意识伴随现象了。在一切哲学教科书里再三重复的关于苏格拉底的“殉难”，关于据说是无知的群氓对于这位伟大的哲人所作的“司法谋杀”的痛哭流涕的无病呻吟，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苏格拉底之被判罪，因为他是这样一个阶级的代言人，这个阶级以无数血腥的暴行、阴谋和叛卖行为（而且站在这个阶级的最前列的正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人，例如阿尔齐皮阿德和克里蒂阿斯）把雅典弄得国力衰竭，并把它陷入贫困和灾祸的深渊中。苏格拉底不但没有表现出“殉难者”的尊严，并且（如果他的学生柏拉图是可以相信的话）还用轻率的玩笑激怒了审判他的人——就算他的被处死是司法谋杀吧，但如果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没有比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更坏的合法杀害，那末这个阶级斗争史也许就要近乎是无忧无虑的田园诗了。在现代哲学的历史中，当然已完全不可能这样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事件。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斗争与这一时代的哲学之间的依存关系是那样鲜明暴露出来，即使最近视的人也会明白看到的。然而，在传统的哲学史教科书里，现代哲学关于经济和政治所说的一切，通常都被推到后面去了，而认为关于政治、经济的抽象空论和各种各样的“主义”具有头等意义，其实，这些空论和“主义”并不是它们对待当时实际问题的实际态度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例如，大后天将是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日的约翰·洛克，就是作为感觉主义的哲学家被记载着的，人们也就是在这个感觉主义中看到洛克的历史意义的重心的。但是，这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认为我们的一切表象最初都以感性知觉、以感官所经验的印象为基础这一点，并没有把历史发展向前推进跳蚤一跃的距离；而实际上，约翰·洛克可是真正发生过巨大影响的，尤其是对于十八世纪。洛克是十七、十八世纪之交英国资产阶级的古典性的典型人物。他的一生事业，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用以结束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妥协态度，进行论证和辩护。英国资产阶级在这种妥协态度之下，与贵族一同建立了有名无实的王国，把全部政权交与了国会。作为经济学家的洛克属于重农派的先驱者之列；关于这一学派，马克思这样写道：重农主义“实际上这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并把资本在其中被生产出来又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些条件当作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来表述的体系。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而资本最先得到独立发展的工业部门，在它看来却是“非生产的”劳动部门，只不过是农业的附庸而已。资本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土地所有权同劳动分离，是土地——这个劳动的最初条件——作为独立的力量，作为掌握在特殊阶级手中的力量，开始同自由劳动者相对立。因此，在重农学派的解释中，土地所有者表现为真正的资本家，即剩余劳动的占有者。可见，在这里，封建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表述和说明的，而农业则被解释成唯一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值生产的生产部门。”[1] 重农主义体系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法国，而不是以工业、商业、航海业为主的国家英国获致了它的真正繁荣。经济学家洛克所表现出来的，不如说是对于土地所有权的论战兴趣，照他看来这种所有权的收益与高利贷完全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因为洛克曾在沙弗斯伯利爵爷的府第里以家庭医师、家庭教师、秘书的身分度过数十年的岁月，他成了1688年“光荣革命”的解释者；关于这次“光荣革命”，那确可以说：它使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化，同时又给资本主义社会以封建主义的外貌。当然洛克是为了政治和宗教自由而斗争的，但是，把他的言论同密尔敦为反对靠神的恩赐而存在的宗法制的王权所写的火热的著作一比，就黯然失色了。密尔顿说，英国人未受损伤地通过火焰，只是为了以后好在烟里闷死；这句话非常正确地应验了，虽然与原意并不相同。果然，共和国的火焰被宪法主义的浓烟所压灭了，而洛克正是这个宪法主义的父亲，或是说得正确些，文字著作上的教父；他也正是因此而享了盛名。他只是按照结束英国革命的妥协来复制宪法主义的。他的著名的“政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应严格划分开，并应该互相平等）所表示的只是：国王应被剥夺掉任何立法权和司法权，全部行政、立法和司法权都应移交给统治的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很少有一件事能够提供同样明白的例证，说明空话的眩人耳目的力量了，即二百年来，英国宪法竟被人认为是“政权分立”的榜样，实际上每一个小孩都知道，或应该知道，在英国，统治权和立法权恰巧是不分离的，议会中多数派所信托的人，不可避免地总是会成为首相的。洛克的宪法药方，当它被用在君主政治的实际权力事实上还未被摧毁的君主国时，总是导致了最令人痛心的、或最为可笑的失望，德国革命的那些年代已明白地证实了这一点。与洛克的宪法主义相适应的，是他的资产阶级宽容的不彻底性。当然，与老弗里茨所实行的所谓开明君主宽容相比，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他的宽容却还不适用于无神论者。这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致命之点；洛克以及他的青出于蓝的弟子伏尔泰就是这种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而只有少数几个杰出人物，例如比埃尔·培尔是例外。伏尔泰攻击培尔说，只要给培尔四、五百名农奴归他去统治，他立刻就会变成一个宣说天意报应的人。以后在康德哲学里找到的，也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人物，康德先证明神的存在完全不可能，但后来又宣说神的存在是任何道德活动的必要前提。洛克的“理性基督教”不是其他，正是迎合“光荣革命”统治者需要的一种基督教。洛克用自己的感觉论把粗糙的现实的棱角全磨光了。存在于精神中的东西未有不先存在于感觉中的，这一论点也完全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早已有过了。洛克简单地以下列方式利用了这一论点，他从这一论点作出结论，说人只有靠经验才能变成为聪明的；因此，人应该谨慎小心，不应做任何用前额去碰墙壁的企图，任何感召、任何梦想都是邪恶的产物；没有东西会超过一个规规矩矩的资产者的健全理解力。因此，洛克的世界观是一种极度平淡无奇的、完全僵化的和荒芜不毛的东西。不错，有人曾企图在洛克的著作中找到“社会主义的”呼声，说他承认私有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说他把自然产物认作为公共所有物，说他只是就个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劳动而享有个人所有物这一点而为个人所有制辩护，最后，说他认为超过个人所能使用的大量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与所有制或私有制权利的自然法基础相冲突的。但是，这并非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经济要求，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封建社会提出的法律要求而已；这是一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手搀着手并行的自然法的幻想，这种幻想随着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魔术秘密被拆穿就会烟消云散的。没有比洛克时代所能有的一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更与洛克的僵化的，枯槁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了。但是，虽然有这样的局限性，他仍不失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大师，他对于象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这样的不可比拟地比他更多才多艺、更丰富的思想家，以及对于十八世纪整个法国思想运动，都有极强烈的影响。正因为我们怀着极大的喜悦意识到我们已完全走出了他的思想圈子，我们就更应该承认这一点。《新时代》，第23年，1904—1905年，第1卷，第129—133页。 [1]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23—24页。——译者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1901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1901年）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著作传下来的只是一些残篇，虽然伊壁鸠鲁是仅次于斯多噶派赫里西普的古代最多产的作者，写过不下三百卷稿纸。唯心主义世界观要中伤唯物主义哲学时，不管它表面上具有怎样的理想的见解总是含着毒舌的，在这样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之下，传统非常恶毒地玩弄了这两位思想家。德谟克利特的学说是一种严整完备的唯物主义；它的主要论点可以大致表述如下：从无不能产生任何东西；存在的东西不能被消灭。一切变化只是各部分的结合和分离，没有事物是偶然发生的，一切发生的事物都是有原因的，并且具有必然性。只有原子和虚空存在，其他都是意见。原子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在形状上是无限多样的。原子在无限空间中下落而作着永恒运动；较大的动得快些，落在较小的原子上面，由此而发生横向的和回旋运动就是世界形成的开始。有无数世界同时地或先后地发生和消灭。事物的区别在于原子的数目、大小、形式和结合次序的不同；原子在质上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原子之内并不存在任何内部状态，它们只是采取压和推的办法互相作用。灵魂由细微、光滑而浑圆的原子、类似火的原子组成。这种原子是最活动的原子，它们用它们的充斥着整个物体的运动引起生命现象。在德谟克利特的这些主要论点中包含着现代唯物主义（不论是自然科学的或哲学世界观的唯物主义）的几乎全部伟大原理的萌芽。伊壁鸠鲁采纳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但对之作了若干改动。德谟克利特也说原子为感性知觉所不能感知，但他感兴趣的只是原子的物质存在。伊壁鸠鲁则不但在物质方面而且也在形式方面，不但在原子的存在方面而且也在它的本质方面发挥了原子的概念，在他那里，原子是孤立的个体、抽象而单一的自我意识的否定，是对别的存在的任何关系的否定。为了实现这一思想，他必须略为改变一下德谟克利特的学说，由于这一改变，他受到了从西塞罗和普鲁塔克起到莱布尼兹和康德为止并非过誉的称赞。这些并非过誉的评语该是完全有根据的，如果伊壁鸠鲁象德谟克利特一样只想做一个自然哲学家的话；但是，伊壁鸠鲁的命运就是如此：就是古代的人们也已经不能理解，他用他的物理学追求的是一个什么目的。历史唯心主义认为没有地方象在哲学史里那样是可靠的堡垒，但是，正是在这里，它还是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软弱。照唯心主义说来，哲学体系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面发生，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每一种新发生的哲学体系都经由两条道路继续起作用，它或是使人相信它的正确性，或是它的错误会引起反驳。但事实上，任何哲学都是由某一民族和某一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经济生产过程中有其最深刻的根源；甚至在它既经出世之后，哲学体系的概念也不以自己的重力起作用，而是作为仍然由经济生产过程决定的历史发展的工具而起作用的。伊壁鸠鲁派是所有古代哲学派别中最完善的一个，它的学说经过许多世纪维持不变，它虽然常常从旁的学派中吸引过来一些依附者，但伊壁鸠鲁派中人却很少变为其他学派的信徒。但是，这一学派对于古代世界的强大精神影响，就它的性质而论是并不符合它的创建者的意向和见解的。他的严格的道德性并未阻碍他的学说成为罗马世界帝国的统治阶级的哲学面具，而为他们掩饰厚颜无耻的荒淫生活；他对于一切宗教的憎恶，同样地也不曾妨碍伊壁鸠鲁主义在贫苦的人们中间成了基督徒的重要酵母：伊壁鸠鲁最先要求去选出一个高贵的人作为神一样的表率，“以便我们可以好象有他在监视我们那样地生活，好象他看见我们的行为那末行动”。“给予者比取得者更幸福”这句话，以及还有一句不容易理解的话，“你们应服从当权者”，也是伊壁鸠鲁说的。这样，这种哲学被卷入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中，被歪曲并被颠倒成为它的对立物。政治上反复无常的西塞罗虽然以斯多噶派的严肃性炫耀，但实际上并没有作出了不得的严肃行为来，他把伊壁鸠鲁主义用最恶劣的方式通俗化得成为肤浅的空谈；无原则的宫廷诗人贺拉西把自己称为“伊壁鸠鲁的牲口群中的一条猪”为自己解嘲；但是罗马文学中最具特色、思想最深刻的诗人卢克莱修却在内战的愁云下，用一部伟大的教育诗《物性论》，解除了他的受抑制的灵魂的痛苦；在这部诗作里，他收集了如太阳使众星无光一样，使一切其他智者暗然失色的、“伊壁鸠鲁的手稿中的名言”。在卢克莱修那里，伊壁鸠鲁的哲学是完全按照原来创始者的精神被阐述的。伊壁鸠鲁还有一点应感谢卢克莱修的是，是卢克莱修使他能在近代占有了德谟克利特的地位，因此享有了不该得的名气，虽然他的背离德谟克利特体系在近代所受到的轻视，也只有古代西塞罗和普罗塔克的轻视可相比拟。我们只要一提康德，他在《自然通史和宇宙理论》中把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伊壁鸠鲁物理学与德谟克利特物理学的最重要区别——称为“无耻”；但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则认为伊壁鸠鲁是最崇高的感性哲学家，而与最崇高的理智哲学家柏拉图对立起来。这是因为，近代人对于古代唯物主义的最初基本概念，正是从卢克莱修的教育诗中得来的，诗人在诗中把伊壁鸠鲁赞美得成为一个神，但和德谟克利特是隔得非常远的。伽桑第使用伊壁鸠鲁哲学这一最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中世纪传统，而在十七世纪开辟了现代唯物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序言中对于伽桑第的评语是过分苛刻了；不错，他是法国僧侣的一员，但是，如果说他在雷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那他绝对不是以教会的利益为前提，而只是竭力想避免器量狭窄的教权派方面的迫害。伽桑第所做的正是一百年以后康德所做的，康德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理论，发展出自己的划时代的宇宙理论，同时却责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不合理”，因为他们所采取的是机械论的宇宙起源论，因为他们在论证宇宙从混沌中发展出来的时候，没有作出神存在的结论。这三个古代自我意识哲学学派，都在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代对思想家们有过占统治地位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伊壁鸠鲁主义，这也并不是只因为它对于宗教的憎恶。这种哲学和它的孤立个体的基本原理，就其全部结论来说，一定符合于在当时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至于关于基本的小物体，以及一切现象都由这种小物体的运动而发生的学说，为笛卡儿、牛顿、波义耳作了多种多样的改变，成为当时自然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后固然使人承认，伊壁鸠鲁可说是破坏了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的彻底性，但伊壁鸠鲁哲学压倒一切的影响是太大了，连阿尔伯特·朗格早在他的《唯物主义史》中也称伊壁鸠鲁哲学为“最完善的唯物主义体系”，虽然他也承认，伊壁鸠鲁使物理学服从于自己的伦理学目的，物理学的从属地位对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这一部分起了有害的影响。泽勒尔在他的《希腊哲学史》中所表示的意见更为确定、更为严厉，他反对许多人所说的伊壁鸠鲁是德谟克利特的再版的说法。泽勒尔指出，伊壁鸠鲁正由于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不大，他虽然追随德谟克利特，但他的全部物理学理论只是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已，因此它的意义是相对的；他也完全没有考虑到，他的承认原子偏斜和意志自由，破坏了德谟克利特学说的全部彻底性；仔细研究这两位哲学家之后，就可以看出，他们虽然在某些个别论断上相接近，但这些论断的意义，以及两个人的体系的总精神，是极显然地彼此不同的。德谟克利特所从事的是自然科学，并认为这就是目的。伊壁鸠鲁所需要的只是自然见解，以便来论证他的哲学体系。在泽勒尔对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区别，大体上加以论证以前很久，马克思就已对这种区别的问题作了极为仔细的研究。他的著作不只是这一方面的第一次尝试，而且也是至今仅有的尝试，因此就是现在，这篇博士论文还具有学术意义。这篇细致的研究论文，以似乎是完全无足轻重的细节开始，随后富有艺术性地愈升愈高，一直升到星星自身对孤立个体的片面性原则，作出了决定的判断；从黑格尔式的语言后面，呈现了强有力的雕塑的形象，而所用的语言，则表现出早已在黑格尔派大群庸碌无才的追随者中间绝迹了的力量。可能，马克思在被黑格尔认为是提升为原则的荒谬东西的伊壁鸠鲁哲学里，设置了一些比它原有的东西更深刻的思辨作为基础，当然，作为自学而成的伊壁鸠鲁，对于日常语言一定十分重视的，决不会用马克思用来解释它的黑格尔式的语言，来论证自己的物理学；但是，正在这里显露了幼狮的趾爪，就如住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中一样。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说，一个哲学家如果作出了错误的、偏颇的结论，那末他的学派，应该把错误结论的原因，解释为作为根据的基本原理的缺点，而不应怀疑老师。这样的分析方法可以导致认识的进步，在这里，认识的进步也就是良心的进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可以说，是谁把哲学体系在它的废墟上重建起来，是思想家呢还是专门学者，那是大有分别的，正如把只剩下断垣残壁的古代神殿重建起来的是谁，是手艺匠呢还是艺术家，是大有分别的一样。这样说完全不是小看专门学者的意义，当然解决最初最必要的课题的应是他们，但他们与最后一步无关。例如，如果说施莱艾尔马赫尔、黑格尔、拉那尔，把赫拉克利特关于世界燃烧的学说，解释成是对于世界辩证过程的象征说法，而里特尔、勃朗第斯，贝尔拿伊斯、泽勒尔那样的希腊哲学史专家，则把赫拉克利特的断简残篇，解释成似乎按照这位晦涩哲学家的说法，世界是真的周期地毁于火中的；那末当然，这些专门研究者可能是完全对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上述思想家就不对。施莱艾尔马赫尔、黑格尔、拉萨尔对于赫拉克利特的原理的本质，作出了正确的解释，这个本质是没有在这位爱非斯哲学家的意识的表现形式中被充分表述出来的；他们就用他们自己的这种解释，比忠实于字面的解释者，更明白地阐明了赫拉克利特哲学的深处。在这一意义上，正如勃兰德斯在他那篇关于拉萨尔的著作中所说的那样，柏林有一位教授中肯地、机智地说，正常的哲学家[1]不会了解，甚至也不必去理解赫拉克利特，而拉萨尔则是完全正确地理解他的。因此，为马克思所恢复的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将是不可动摇的，即使那些专家们对它的根据作了许多批评，而这些根据，就从那些专家批评家的观点看来，也是不容争辩的。这篇著作的实际弱点在于，如献词中已显示出来的，马克思还整个儿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在他看来，哲学还是以这样的程度和科学等同的，使他认为伊壁鸠鲁的光荣在于建立了原子论科学，实际上伊壁鸠鲁只是在建立他的哲学。就原子论变成了科学，就现代自然科学家从原子论中引出了声音、光线、热、事物的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的规律来说，它的先驱者不是伊壁鸠鲁，而是德谟克利特。当然，马克思的这一地方，只能被能作具有特色的误笔，因为在其他地方，马克思总是以适当的方式，指出伊壁鸠鲁在说明自然现象方面表现出漫无边际的不谨慎，因为，当伊壁鸠鲁必须和并未在自然本身中被孤立起来的现象打交道时，他的研究就没有一点真正科学的影子了。但是，总的说来，在马克思对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所作的对比中透露出来，虽然他已开始采取反对黑格尔的立场，但他仍旧深深地陷在概念哲学里，他仍旧离自然科学那么远。关于德谟克利特对人类认识的可信程度所持的“怀疑的、不确定的、内部矛盾着的”态度，他的说法本身是相当不妥当的。如果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的这个二律背反作冗长的抽象的推论，决不能穷尽，所以他只对康德的批判略一浏览，就足以理解德谟克利特和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中最著名的几位对于直接感性认识的怀疑，乃是从纯粹哲学上说高出伊壁鸠鲁的天真假设（直接感性经验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太阳的直径为二尺因为我们眼睛看来是那样）的问题。在这方面，拉萨尔和叔本华的推论要明白得多，简明得多；他们两人在那时候，或比那时候更早一些，就已发现了（拉萨尔在赫拉克利特的、叔本华则正好是在德谟克利特的对于感性认识的真实性的怀疑中）相似于现代批判主义的观点。贯穿着全篇，并在篇末重申的想法也是薄弱的，即是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一种假说，这种假说既然是经验的结果而不是经验的坚强原则，那末就不能实现，同样也就不能决定对自然实际研究的以后发展的。我们已讨论过这一假说对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意义。不错，马克思不可能在1841年预见到这门科学的全部发展进程，但就在那时候，正好是在德国文献中康德的《宇宙自然史》指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如何建造了宇宙的无限体系，如何全靠这个假说对自然的实际研究才获得许多伟大的发现。但这本著作的这一弱点同时也是作者的优长之处，他在“区别这两位哲学家的精神和实践”时站在伊壁鸠鲁一方，而不站在德谟克利特一方。正是这种斗争精神，也就阻碍了马克思写完他所要写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斯多噶哲学、怀疑派哲学一组连续论文。实际斗争的机会愈多，他也更忘我地投入这一斗争中，以促使这个阶级的增强着的自我意识，在胜利的向前行进中明白自己，只有这个阶级的胜利才能够实现自我意识哲学，并建立这样的人类社会状况，那时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的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开始的精神工作的顶峰。原载梅林编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第1卷，斯图加特，1902年版，第51—57页。 ﹝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的一点意见﹞ （1901年） ﹝…………﹞ 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如果谈到伊壁鸠鲁哲学中这一引起最多争论之点，那末它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下述一点。德谟克利特说明了无其数的世界从原子的涡漩运动中发生和死灭的必然性，以及涡漩运动之发生乃由于原子在空虚的空间中永久地下落时，作为下落得较快的较大的原子碰撞了较小的原子。亚里士多德反驳这一论点说，如果有空虚的空间——这他认为是不可能的——存在，那末在其中一切物体应该以同等速度下落，因为下落速度有差别的原因在于介质的密度大小，例如空气和水的不同。伊壁鸠鲁则认为，由于空虚的空间不发生任何阻抗，那末在其中一切物体应以同等速度下落，但因为原子稍稍脱离直线，那末原子还是会相撞的。这样就产生了下述意见，伊壁鸠鲁想出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说法，是为了所谓一箭双雕——比德谟克利特更好地论证原子的碰撞，同时并使原子不依赖于机械的必然性。这个意见为包括西塞罗和培尔在内的某些人所主张，但为马克思所反对。伊壁鸠鲁未尝这样肤浅、这样不相联系地想象事情。如果原子只能通过偏离而相碰撞，那末这本身就消除了德谟克利特的决定论（而德谟克利特所根据的正是原子的这种必然碰撞），伊壁鸠鲁也就不必再想出什么偏离来消除它了。如果原子也能不经偏离而相碰，伊壁鸠鲁也就不必为它们的碰撞寻找根据了。促使伊壁鸠鲁采用偏离说的原因是要深刻得多。原子偏离说是从伊壁鸠鲁的原则，从他想使原子概念站住脚，把这个概念的两个方面——作为物质存在的原子以及作为形式的本质、孤立的个体、抽象而统一的自我意识的原子——客观化的渴望而产生的。伊壁鸠鲁所确实陷入了的矛盾是原子的形式与质料、本质和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着他的全部自然哲学，并因为他深切地感到它，他就竭力把偏离尽可能说成非感性的。马克思这样地了解伊壁鸠鲁，他所根据的大部分是卢克莱修。这里我们从后者的那部诗作中来引证一下对这一点最重要的几个段落：在这些问题里面，我们希望你还认识这一点：原子，当它们以自己的重量把它们向下拉，垂直地通过虚空的时候，在极不确定的时刻和极不确定的地点，会从它们的轨道，稍稍偏斜——可以称为，譬如说，不外略略改变方向。因为若非它们惯于这样稍为偏斜，它们就会各自向下落，象两点一样，经过无底的虚空；那时候在最初的元素之间，就永不能有冲突也不会有撞击；而这样，自然就永远不会把什么东西创造出来。 ……………………………… ……………………因此，每样东西，虽然重量不相等，却必定以同等速度冲下，通过静寂的虚空向下运动。可见较重的物体绝不能够从上面迅速地打中较轻的而产生出那些撞击，足以引起不同的运动，借这些运动自然执行它的工作。所以我说，原子必定有时稍微从它的轨道偏离—— 但仅仅是最微小的偏离，否则我们会想象有倾斜的运动，而事实在这方面会把我们驳倒。因为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不管重量如何，它总不能倾斜运动，而是从上面笔直往下掉下去，至少就你能看见的都如此；但有谁能借感觉认出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从它的直线的道路稍微向旁边偏开？再者，如果一切的运动都永远是互相联系着，并且从古以来新的东西，总是在一定的秩序中出现，而原初种子也并不以它们的偏离产生出某种运动的新的开端，来割断命运的约束，以便使原因不是永远地跟着原因而来，那么，从何处大地上的生命得到这自由的意志，它如何能从命运手中被夺取过来，——这个我们借以一直向欲望招引各人前去的地方迈进的意志？这个我们借以同样地在运动中略为偏离，不在一定的时刻、一定的空间路线，而在心灵自己催促的地方偏离的意志？因为无疑地在这些事情中，乃是每个人的意志本身向前运动，被迫一直向前冲，但在我们胸中仍然有着某种东西，足以和它斗争并抗拒这种外力？有时确实是由于意志的裁决，全部物质就被迫改变它的路线，包括我们的四肢和所有的骨节，在被推向前去之后又被勒住，这样就重新使它安静了下来。可见同样地在种子中间，除所有的撞击和重量之外，给予了发端，因此透过我们所有的四肢，新开始的运动就流遍全身。卢克莱修以战马为例来说明这一论点，说这匹战马当人将要放它进入围场赛跑时几乎不能等待似的。当然，外力可以违反人的意志而把人引走，但最后还是意志取得胜利。你难道还看不见虽然外力驱使人向前，并且常常叫他们违反自己的愿望你必须承认还有运动的另一种原因，作为我们自由行为的天赋力量的根源—— 既然我们看到无物能从无中生。因为重量不容许所有的事物都是由某种外力通过撞击而发生；但人的心灵本身在它的一切作为里面并不是有一种内在的一定必然性，也不是象一个被征服的东西一样只是被迫来忍受来负担，这情况的发生乃是由于始基的微小偏离，在空间不一定的方向，不一定的时间[2]。卢克莱修就引到这里吧。他愈想掩盖他的论据中的弱点，这弱点也就愈为凸出。虚空的空间中的物体应该垂直地下落，而同时又应该非垂直地下落。但是，在这种从物理学观点看来的不一贯中实在隐藏着一种哲学的一贯性，马克思也很成功地着重指出这个情况：这个以原子偏斜为表达方式的偏离规律贯穿着伊壁鸠鲁的全部哲学。伊壁鸠鲁的神似乎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中的无神论有着那样尖锐的矛盾，卢克莱修关于这些神的议论则是又正确又美丽的：这些神的起源应在美学中寻找，而不是在宗教中寻找。他所说的非感觉的偏斜导致了原子的互相排斥，互相碰撞，原子的概念就是在这里成为现实的。互相排斥是抽象的，单独的自我意识的第一形式，同时它又引起宇宙从中发生的涡漩运动。在这一章[1]的结束语中，马克思谈到伊壁鸠鲁应用了斥力的较具体的诸形式，它的政治形式是契约，社会形式是友谊，这段结束语是马克思自己加上去的。他显然打算更详细地论证这一思想。他打算写的注释的题目就保存下来了。关于这一点，泽勒尔写道：“伊壁鸠鲁把友谊看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形式，这也是从原子论的个体观点出发的体系的特色。这种体系会彻底地认为，人按照自己的个性和个人倾向与别人自由结合，要比人在其中作为一个自然地和历史地构成的整体中的固定成员而与其他所有的人相对待的那种结合更可贵”。也许，马克思也是这样了解“斥力的较具体诸形式的”。显然，关于友谊的话同样适用于契约。原载梅林编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第1卷，斯图加特，1902年版，第121―126页。 [1]德文本作Philolog（语言学家）。——译者 [2]卢克莱修《物性论》，参阅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4—79页。——译者
希腊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1901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哲学史方面的一些问题希腊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1901年）在希腊哲学的发展中，可以划分三个主要阶段。希腊哲学发生在伊奥尼亚人和多里克人的商业殖民地上，这些殖民地上的居民从最初时期起就比希腊本土的居民较为不具宗教偏见；由于和对他们发生极多样影响的其他民族频繁的交往，就促使他们进一步摆脱宗教传统。希腊哲学在这第一阶段的课题是对整个宇宙作自然的解释，它在本质上说是自然哲学；它的终极目的是认识自然，这一认识则又依赖于经济生产过程的发展。古代希腊生产和它的奴隶制经济是离开取得控制自然权很远的，正因为如此，希腊自然哲学归根到底要碰到不可克服的阻难，这些阻难使最具天才的希腊哲学家，如巴尔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德谟克里特，怀疑是否能通过感性知识的道路来获致真理。赫拉克利特称我们的感觉和知觉是说谎者和欺骗者，德谟克里特说，真理沉没在无底井的底部。赫拉克利特同他自己的思想的阴暗形象斗争，以便认识贯穿着整个宇宙和变动着的世界的辩证规律，德谟克里特推断世界是由一团回旋着的不可见的原子中发生的。但他们都没有跨出天才的猜测和假说的范围。希腊哲学从这种对于认识自然的可能性的怀疑开始过渡到第二个发展阶段，它从天上转向地下，从客体转向主体，从自然转向人。雅典的诡辩论者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他们认为，任何感性认识都是相对的，对于同一事物的对立意见同样都是真理，因为同一事物对于不同的人或甚至对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所呈现的都是各各不同的。这样，诡辩论者是从自然哲学的有限结果出发的，但是，象其他哲学体系一样，诡辩论并不是纯粹思想体系推论的哲学发展。波斯战争之后时期是希腊特别是希腊精神和政治中心的雅典，生活蓬勃高涨的时期。哲学也被卷入了这个漩涡。诡辩论者们是教育的担承者，取得胜利的民主政治是多么需要教育啊。在格罗特的研究之后为人所周知的，或是说，至少应该为人所周知的，至今对于诡辩论者这一名字仍还保有着的那种不应该的轻蔑，是一种怎么样的偏见。不错，随着雅典的力量的增长，在雅典也发展了最尖锐的阶级矛盾，这些矛盾必定会对诡辩论发生有害影响，但是，在有阶级统治存在时，任何哲学的注定了的命运都是如此，柏拉图也不能避免这个命运，诡辩论者这一名字之成为昧心的故意刁难者的同义词，柏拉图就是第一个罪人。以奴隶制为基础，并把整个希腊的其余部分置于己身之下以便进行掠夺的雅典民主制，在它自己的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中死亡了：因为民主制死亡，诡辩论派也死亡了，而不是相反。但从外面看来，一切都似乎正好相反。竭力想推翻雅典民主制的贵族反动势力也是从末端——从哲学——开始的。苏格拉底是攻击诡辩论哲学体系的第一人，虽然他自己也是这一派里的人物，并且，按照关于他的一切传说来判断，他还绝妙地拥有着他们的一切逻辑技巧。但是，在这之外，他的特点是具有使徒般的热忱，他在街上、在广场上宣传的道德改革，对于他说来是一件神圣的事。与对于一切善和恶的概念加以嘲笑的诡辩论者的无边的相对主义相对立，他在现象之流中探寻不动的终极，并在以知识为根据的善行中找到了它。他的指导原则是道德生活须在真知识的帮助下改革。要无知者正确地行动，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要有知者不正确地行动，也同样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是要成为恶的而是恶的，因为，善不是别的，只是最高的利益，善行不是别的，只是最有益的行为而已，要使人行善，只须向他说明什么是善。苏格拉底这个样子不倦地寻找善的概念，但他从来也没有找到过，每次都是只得自认不知道它而结束。特别有罕见魅力的是他的人格：他在明哲的自持之下能够克制自己的强烈的感情和火热的情欲，他谦逊，没有什么欲求、在战斗中勇敢、在苦难中坚韧不拔，同时又喜欢与人交往，精神明快、爱生活、而且总肯欣然地加入愉快的会饮。他的为人和他的学说，造成了几个不同的派别。安提西尼和亚里斯提卜企图建立一种能与他的人格相符的道德理想，安提西尼创立了昔尼克学派，亚里斯提卜创立了昔勒尼学派。昔尼克派常在雅典某处聚会，那个地方的人用这样一个名字称呼他们；他们很快也就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证实了自己从“狗”这个字派生出来的名字的正确性[1]；他们认为善行者的理想是没有欲求，严格律己——这两种品质其实只是苏格拉底的和谐的性格中的一个方面；昔尼克派蔑视生活之乐，安提西尼甚至表示，他宁可成为狂人而不愿享受愉快。昔勒尼派则与之相反，是从苏格拉底性格中爱生活的一个方面产生的；他们的名称是从亚里斯提卜的故乡、北非洲炎热的海边一个商业殖民地昔勒尼得名的，在那地方希腊文化和东方的奢华结合起来了。不错，就是亚里斯提卜也承认苏格拉底的自制原则，但是，在这种自制的范围以内，他认为唯一的并包容一切的目的是尽可能充分享受生活。这两个学派的缺点都在于对自己的伦理理想没有任何科学论证，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陷入了极端，同时也就正好失去了苏格拉底身上他们那末喜欢的东西：人格的高贵；昔尼克派堕落成为谈玄说理的乞丐，昔勒尼派则蜕化成了在生活中寻欢作乐而对于获致欢乐不择任何手段的人。从苏格拉底学说中产生的另一个流派竭力想发展他的学说并用知识来论证善行。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错，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样，并没有能确立善的客观概念，阿尔伯特·朗格说得完全对，他说，从柏拉图的全部对话录，我们并未读到关于这一概念的本质的话，一如从所有的炼金术者的著作中我们没有读到关于哲人之石的本质的话。但是，柏拉图在追求这个概念时达到了他的概念哲学，达到了关于理念的学说，按这个学说，真正的、始原的存在只属于在概念中可思维的东西、即实物的形式、亦即理念。柏拉图把作为永久不变的某种东西的普遍概念与感性世界的流动现象对立起来；他把普遍与单一分开，认为普遍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美不只存在于美的实物中，善不只存在于善的人之中；美、善，如果完全抽象地来看，是一种独立自存的实体。亚里士多德对这个与其说是属于科学毋宁说是属于诗学的理念学说作了相当的修改；他否认理念的独立存在，但承认柏拉图的概念哲学的正确性，同时他又承认，事物的本质、真正的和始原的实在，是存在于构成概念内容的形式中的。但是，与柏拉图不同，他认为形式并不与事物分开地自己独立存在着，而是各个个别事物的内在本质。这样他又为自己打开了在他自己的哲学里接纳当时存在的科学的全部经验材料的大门，并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但他仍没有消灭普遍与单一、理性与感性、神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按照黑格尔的著名说法，亚里士多德使实在宇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隶属于概念了。不管这两位哲学家的精神意义可以评价得多么高，但仍旧不能否认，他们的哲学基本上是反动的。他们抛弃了希腊自然哲学所争取到的有局限的、但可靠的科学认识领域，而去追求超感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如果获得统治那就会根本地扑灭科学研究。但这种哲学反动只是政治反动的反映。大家知道，苏格拉底的门徒们在他们的祖邦犯了什么罪行。色诺芬、阿尔齐皮阿德、克利托都蜕变成反对民主雅典的贵族反动派首脑斯巴达的无人格的傀儡；柏拉图也是按照斯巴达的榜样建立他的理想“国家”的；他对他自己的祖邦的社会生活完全不关心，而只想靠各地暴君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至于亚里士多德，则直接在结束了希腊的自由和独立的马其顿王腓力普那里供职。以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中世纪构成了教会的精神骨架，正如中世纪教会是一种剥削人的、压迫人的社会力量，在全部近代史中剥削人的社会力量，也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作为自己的哲学圣者。希腊民族失去独立之后，开始了希腊哲学的第三个时期。正当亚历山大的征服势力在东方和南方开拓着新世界时，希腊本土的社会生活已到达了完全衰退的境界，开始成为异族的猎取对象，也成了各异族争夺的场所，哲学就从形而上学思辨的高空跌落下来，与这种形成的生活条件相应，分化为科学研究和实际的生活智慧。以马其顿王建立的埃及首都得名的亚历山大学派给予精密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发展以极强有力的推动，但这个学派的哲学意义是微不足道的。与之相反。在希腊本土所发生的一些哲学学派则病于缺乏任何科学基础，它们建立了一些独断论体系，这对于那些被可怕的灾难解除了一切束缚他们和支持他们的东西的个人，是一种离群索居的逃避所。把人造成为对一切外在之物无所依赖，促使他只过内心生活并在心灵宁静中——即使整个世界毁灭也无动于衷——找到自己的幸福——这就是体现了希腊哲学第三时期特点的那三个学派的共同目的。在时间上第一个出现的是怀疑论，它否认任何认识，企图采取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能思想的自我意识去的办法，来达到不可动摇的心灵静寂。这当然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无内容、最不可靠的逃避世间嚣杂不安的办法；这也许是否认世界的道路上最初的和最必要的一步，但是，为了要征服世界，那就必须使自我意识原则能在世界里面确立起来。由于这样，在怀疑论之后合乎逻辑地、也是合乎时间顺序地出现了伊壁鸠鲁主义，它要证明，孤立个体的原则是世界的原则。自我意识哲学家们轻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制作出来的形而上学思辨，所以，伊壁鸠鲁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了以前的希腊哲学家们的思想宝藏。他很恰当地采选了德谟克里特关于原子以及关于世界从原子运动中发生的学说来表述自己的原则；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子获得了孤立个体的原则的意义，这当然破坏了德谟克里特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基础。伊壁鸠鲁在自己的物理学中同意德谟克里特，在自己的伦理学中则同意跟他也是那样相近的亚里斯提卜：各别个体的幸福包含在他的快乐中；但伊壁鸠鲁认为这个快乐不在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享受，而在于灵魂的晴朗的宁静，灵魂可以拒绝一切，但不会拒绝德行。但是，自我意识的单一性同时也是它的普遍性。单一意识的存在就使这种意识成为普遍的了；或者让我们用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个抽象思想：费希特在到达自我意识的时候，他同时也获致了一切有人的面貌的生物都平等的意识。自我意识的这第三个环节被斯多噶派所表达出来了。一如伊壁鸠鲁所依据的是德谟克里特和昔勒尼学派，同样斯多噶派也一贯依据赫拉克利特和昔尼克学派。赫拉克利特的一切都从属于普遍这一学说，在斯多噶派那里采取了很突出地表达出来的自我意识的形式；他的逻各斯概念，他的贯通于事物之流中的世界形成规律，在斯多噶派那里变成了“宇宙的理性之火”，在这里，斯多噶派之随意处理赫拉克利特的思辨，与伊壁鸠鲁之于德谟克里特的唯物主义并无二致。斯多噶派这样把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变为个人自愿服从普遍理性的学说之后，都达到了昔尼克派所要求的那种严格对待自己的自持和要求。但是，他们避免了这一学派的极端性，一如伊壁鸠鲁派避免了昔勒尼派的极端性一样；他们的理想不是肮脏的乞丐，而是只有通过美德才能获得的精神完全平衡。他们说，幸福就在于为了要成为有美德的；而伊壁鸠鲁派则认为，人为了幸福应该成为有美德的。因此在怀疑论中否认了世界的自我意识，为了想要再拥有世界而发展成为伊壁鸠鲁派这一极端和斯多噶派那另一极端。或如泽勒尔那样以相反的次序表述这一见解：“在伊壁鸠鲁派和斯多噶派中，主体精神的个体方面和普遍方面——原子论的个体孤立和泛神论的个体从属于整体——具有同等的要求不可妥协地对立着；在怀疑论中，这种对立在中性的土壤上消灭了。”这三个学派的根源和目的是一个，在因为幸福在于美德中而愿意为善的斯多噶派，与为了想得到幸福而从事美德的伊壁鸠鲁派之间看到截然的区别，看来只是一种穿凿附会。但是这两个学派所从出发的原则间的区别则导致了它们之间在实践上发生最尖锐的对立。斯多噶派在哲学上是决定论者，在政治上是坚定不渝的共和主义者，在宗教方面他们处于各种各样最荒谬的迷信的统治之下。伊壁鸠鲁派在哲学上是非决定论者，在政治上是能忍受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与一切宗教作不可调和的斗争。为了要承认，关于伊壁鸠鲁派和斯多噶的这些结论是完全合乎逻辑地从它们的前提中得出来的，那只须稍作思索就行了。 ………… 但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论的哲学究竟是曾经一度具有伟大的历史的存在；它为人的精神打开了远景，它消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完全被其所囿的希腊主义的民族局限性，特别是奴隶制的社会局限性，它对于受难者和受压迫者的宗教，即原始基督教，有极大的、有益的影响；而原始基督教是直到成为剥削人和压迫人的统治教会的时候才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去的。连黑格尔也不得不指出，主体的内在自由在罗马帝国那个不幸的时代所具有的意义；在那时候，精神个体中一切美好和高贵的东西都受到残暴之手的窒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也利用过这几种希腊哲学的自我意识，即怀疑论者的怀疑精神，伊壁鸠鲁派对于宗教的憎恶以及斯多噶派的共和制主张。 ………… 原载弗朗兹·梅林编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遗著》，第1卷，斯图加特，1902年版，第41—50页。 [1]昔尼克派这个学派的名字来源于希腊文的“犬”（kyon）这一词，所以这一名词亦译为“犬儒学派”。——译者
康德，狄慈根，马赫和历史唯物主义（1909年10月2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康德，狄慈根，马赫和历史唯物主义（1909年10月29日）看一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历史，就不免会产生某种不愉快的感觉。上世纪九十年代，它的信从者切实地工作着，努力用历史著作来证明它的正确，而它的反对者们则对它作着烦琐的吹毛求疵。但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情况正好相反。反对者们以较大或较小的、但总的说来是相当显著的成绩运用着这种科学方法，当然，必然也对马克思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议论；信从者们有时却热心到可惊程度地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着哲学上的穿凿附会。在这里，我们完全没有把修正主义考虑在内，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它的怀疑和动摇是具有相当天真无邪的性质的。例如，伯恩施垣在他的《前提》[1]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对就不具任何意义，因此完全不值一提。目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许多年青力量，他们不用镰刀去收割波涛起伏的庄稼，却把大镰刀放在铁砧上去打出缺口来。这种缺口就是在我们的俄国同志间特别猖獗的“狄慈根主义”和“马赫主义”；至于在另一个比邻的国家里，在这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已达到可羡慕的多数，并且支配着在质上和量上都很可观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狄慈根和马赫之外还加上一个已升天国的康德，据说这位康德能为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必要的“补充”。如果这里面所涉及的只是学术上的游戏，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和精力也已颇为可惜了。但事实上还有上述意义的巨大实际损失，因为，在这种学术游戏中，恰巧是把我们的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部分失落在敌人的后方了；因此，研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炼成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有任何补充的必要，康德、狄慈根和马赫是否有“补充”它的使命，那将不会是多余之举。 Ⅰ 首先必需稍稍谈一谈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尽可能远地隔离开来的企图，尤其是在它们之间制造一种对立的企图。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就已经是与此不相容的了，用人们爱用的说法来说，它是对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补充”，代表这种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就是与黑格尔斩断一切关系之后的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否认一切哲学，他常说：“我的哲学就是不是任何哲学”[2]。自然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它是人们赖以生长的基础，人们本身也是自然的产物，因为，在自然与人之外任何东西都不存在。对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完全同意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说：“人不生活在自然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中”。但他们说过：“人不只生活在自然中，而且也生活在社会中；人不只是自然的产物，而且也是社会的产物”，这样，他们为了把人理解为社会的产物而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们为了使它成为开启人类社会历史的钥匙而创建了它。历史唯物主义是越过全部已往唯物主义向前跨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由此而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唯物主义的全部以前的阶段占有批判者的地位。但是，虽然如此，并且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并不曾与以前的唯物主义割断一切关系。即使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中那一个受到他们最尖锐批判的时期——即以毕希纳、摩莱肖特、伏格特的名字为标记的那个时期——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亦并非它本身应受批判，而只是它有时所呈现的一些畸形的形式应受批判。恩格斯之责骂毕希纳及其一伙，只是由于他们使唯物主义浅薄化和庸俗化；马克思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3]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4]显然，在这里马克思所否定的并非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而只是这种唯物主义的一定历史形式。他甚至承认摩莱肖特和其一伙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专门领域”。他只认为，他们在这种专门领域之外就陷入了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去了；当然也应该说，这个批评只是对这种唯物主义流派的最温和的批评。这种唯物主义是十八世纪对专制、封建、教会统治进行革命的进攻的法国唯物主义的普鲁士式的再版。无论马克思、无论恩格斯都对法国唯物主义抱最大的同情，虽然他们完全清楚了解当时自然科学的状况在历史上还给它设置的限制。这些限制，当毕希纳、摩莱肖特和伏格特出场时，大部分已消失了。但是，这些人并不比他们的法国前辈勇敢些，而是相反地，在精神上反而不可比拟地更不坚决了。在他们的著作中所反映的不是伟大革命的曙光，而是渺小的反动之后令人作呕的宿醉。他们固然对上帝还是敢于作出轻慢的姿态，但对于在地上所能找到的这个上帝的最奇怪的代表人物，则以同样程度的尊敬和卑顺加以膜拜。毕希纳狂热崇拜老弗里茨[5]，海克尔热中于俾斯麦，伏格特则竟至把狡狯的波拿巴视为“命中注定的人”而赞叹备至。在“历史过程”的范围里作这种盲目的无意义摸索，不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厌恶，而且也为费尔巴哈和朗格这样的人所厌恶。费尔巴哈很愿意同意摩莱肖特的唯物主义的过去，但对他的将来，就不承认了，朗格则认为它对于自然科学是一种有益的原理，但又斥之为庸俗肤浅的哲学。但不论费尔巴哈或朗格都没有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十年之前就已建立的那条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固然和任何哲学都断绝了关系，但他们把哲学的历史结果——历史发展的观念——移入了唯物主义。他们把这个观念首先不是移入自然中，而是移入历史中，从主观上说，这可以解释为他们二人都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历史家，从客观上说，则是因为，在这里必须给予唯物主义以新的论证，以免它变成比唯心主义更悲惨的废墟。但在这里，立刻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遵循的规律与自然发展所遵循的规律不同。正因为如此，唯物主义就不可遏止地要趋于没落，因为它认为只要对于自然的各种规律有或多或少的一些知识就足够对一切可能的社会问题作出预言，并且自以为是万无一失的预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寻、并且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阐述了。最初它是一种科学假说，这种假说当然不需要“补充”，但需要在历史材料上作实践的验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了这个工作，因此继续进行这个工作就成为愿意按照他们的精神工作的人们第一个最重要的课题。这是确定唯物史观的正确或不正确的唯一道路。对这种唯物主义观点作最详尽的穿凿附会，即使这些穿凿附会淹没在最博学的各种“主义”之中，都不足以证明它的正确或不正确的。企图用完全无关的观点，特别是从自然科学范围内借来的观点来“补充”这种理论，结果就会直接回到以前的混乱中去。当然，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可分地互相联系着的，当然，自然科学具有跟社会科学一样的意义，一样重要，但是，用来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却完全不同，正是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自然发展的规律完全不同。必须设法使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之间永远保持一条明显而确定的界线。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并未损害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合法权利，那末它可以、也应该坚持它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合法权利是由于它详尽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获得的。只有当它的说明在实践中被证明为不正确时，它才会丧失这种权利。但是，让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怎样被人用康德、狄慈根和马赫来“补充"的。 Ⅱ 关于康德，我们只消略为谈几句就行了，况且，他已经不怎么流行了。我们所以还要提到他，只是因为恩格斯确曾有过一次对他不大公正，把康德的全部认识论说成是一种“哲学怪想”。不错，康德确实说过，我们所看见的物，并非物的本来面目，而是物呈现给我们的感官的样子。然而，他并不完全把现象世界看作为纯粹的假象，而看作为整个实践经验世界，他自己就把恩格斯用来驳斥他的论点，即布丁存在的证明在于吃，认为是他自己的。然而，被认为应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康德的认识论，毕竟仍然是一种哲学上的早产儿，即使恩格斯认为它是一种“卖弄聪明”也并未完全击中要害。康德想用自己的认识论不止杀死自称可用论证证明上帝存在的独断论哲学——这个任务在康德当时是非常令人起敬的，但在现时是完全无关紧要、不关痛痒的，他并且还想遮断无神论、唯物主义、不信神的自由思想的道路，关于这点他自己曾经呈报上去以求“政府的英明察鉴”。他想贬抑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余地。这种行为在当时已经不特别漂亮，现在就更不漂亮了。康德的在现象彼岸某处统治着的、人类的感觉和理性所不能感知的“自在之物”，对于任何人都不象对于康德的信徒们那样是胃里的一个硬块，硬得象块石头，但又完全不象是一块哲人之石。康德的信徒们把“自在之物”比作为古老的鬼魂，霍亨索伦家族里的白妇人[6]，因此要寻找一种可以永久予以驱除的咒语。新康德主义者之中最有理性的几位，把它解释为只是一切认识的总和，认识的无穷课题。这不是一个值得一猜的谜语的谜底，而是一个无限方程式的未知数，要解答它就必须不住地向前探索。康德是否把“自在之物”理解为这样的意思，我们是不无怀疑的，但即使这样地，最合理地来解释，康德的认识论也不能向历史唯物主义说出它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关于这点，人们翻阅一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引论就可以知道了。但据说，要“补充”历史唯物主义，不只需要康德的认识论，并且还特别需要他的伦理学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只想略微谈几句。康德的伦理学是完完全全相应于康德本人所生活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而剪裁出来的；对于资本主义大生产每天数以百计地制造出来的伦理冲突，这种伦理学就完全不能适用，并且也不能有助于它们的解决。康德的绝对命令是摩西十诫的翻新，他的关于人性的根本恶根的学说则是神学上原始罪恶的变种，这一切早已由康德的最有天才的追随者叔本华所证明过了。此外还有一个论点：“无论在你自己身上或在任何别人身上，你应该始终把人类看作为目的，而不只是手段”。这个论点，在康德那里不外是那样一个极为不道德的事实的道德面具而已：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剥削目的需要自由的工人。把封建的生产方式的死灭完全说成为工人的解放，而不认为是封建的剥削方式变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这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一个普遍的幻觉，这种幻觉，不论它是出于故意或出于真诚而被制造出来的，毕竟总是一种幻觉，因为它善于巧妙地掩饰现实中最残酷的事实。一如法国革命不顾自由、平等、博爱而剥夺了工人阶级的选举权，康德也只承认劳动阶级是居民，而不是国家中享有同等权利的公民。康德伦理学的这个主要论点，在这一百年来正是以这样一种意义，以替资本主义剥削方式辩护的意义被解释着的。作为这样一个东西，它在德国自由主义文献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直到一位德国教授把它从据说已被人遗忘了的深渊中救了出来，并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正由于此，这位伟大的发明者不拒绝保持这样的声誉：他“把康德的超验唯心主义从最深处捞了出来”；他大概是从一口会淹死小孩子的井里把它捞出来的吧。 Ⅲ 至于狄慈根，他是把“回到康德去”看作为“反动的胡说”的。因此，用康德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是直截痛快地被否定了的。对于狄慈根，一如对于康德，我们首先要消除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不公正，即使这种不公正并非来自恩格斯，而是来自一个重要性小得多的人。我在我的《社会民主党史》里附带地提到，狄慈根独立地发展了唯物史观。欧根·狄慈根同志对这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他的父亲在1852年才看到《共产党宣言》，那时候，他的认识论和他的世界观已粗具规模了。当他看到马克思对于社会关系所作出的解释和他自己的关于思维的学说相协调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啊。这一条更正完全正确；我在我的《社会民主党史》的那个副句中写的是“唯物史观”，其实指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欧根·狄慈根说约瑟夫·狄慈根的认识论和世界观在他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前已粗具规模，这条意见也是无条件地正确的。狄慈根的“自然一元论”确实带有费尔巴哈的影响，狄慈根始终说费尔巴哈是第一个使他的头脑觉醒的人。他的“自然一元论”在本质上与费尔巴哈用散文并且用诗写出的那些话没有什么不同：真的，你只能存在一次，乖乖儿地顺从吧。一切真实只是一次，精神只是一次、自然只是一次。生命之所以为生命，就因为只有一次。由于第二次是没有的…… 第二次只是一个暗淡的影子，一个没有骨肉的东西。一次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英雄，它是宇宙的本质、精神、力量。我们如果举出散文来，那末，狄慈根谈到思维过程就是自然过程的一切话，都已包括在费尔巴哈的下列论点中了：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关于自然所说的话，实际上是自然自己在说自己，因此，既然这是它的自我确认，那就是真实的、客观的、即使始终是就人说来是真实的，就人说来是客观的，因为自然正是作为人的自然并且通过这种自然而把自己说出来的。但真实和客观并不具有色彩或音响，不具有气味或滋味，也不具有主观上能感到的享乐或痛苦，这样的真实是只对一个惯于向佛教徒的空寂求援，或向荒唐的“目在之物”求援的人来说才是可能的。此外，在有关感觉的实在性和客观性的问题上，我不是从可与物理的或自然的事物相对待的我出发，而是从这样一个我出发的，这个我在自己之外、并与自己相对立地具有一个你，而在对于另一个自我说来就是一个你、一个与自己对立的、有感觉的生物。这个虽则是感性的、经验的我，在我认为，由于与思维的真实性相对应的生活的真实性，就是真正的我，这个自我，如果我不想堕入最卑下的诡辩论中去，正是我在任何问题上所应该作为根据而出发的。如果我怀疑感觉的真实性，那我就应该也怀疑我的存在的真实性、我自己本身的真实性了。如果没有感觉，那也没有我，因为非你的我是没有的，他只是为了感觉而存在的。我是思维的真实，而你是感觉的真实。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为真的东西，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是真的。对于自然说来，它不只是我，而也是你。当我们看见东西的时候，这是眼和光的一个配合过程，霍布斯在某处说过差不多这样的话：认识是一个和宇宙交配的过程。狄慈根说思维过程是自然过程的那些话，是与费尔巴哈这些论点相仿佛的一系列论点，而费尔巴哈，一如他在上面引证霍布斯那样，并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新的东西。一切唯物主义都认为思维过程是自然过程，虽然当然也有很大的差别，这就要看是卡尔·马克思呢还是卡尔·伏格特在谈论它。伏格特的荒谬不经的想法，说思想对于脑子的关系一如胆汁对于肝脏、尿液对于肾脏的关系一样，早已被毕希纳正中要害地驳倒了。然而狄慈根之高出于费尔巴哈之处，是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狄慈根是天生的辩证论者。他善于把自然现象始终在它们的总的互相依赖之中加以把握，他的著作的最大魅力亦在于此。但是，如果说他不依赖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独立发现了他的辩证法，那也完全不是说他有什么地方超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并且可以“补充”他们的辩证法。恩格斯说：“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7]；即使他在这方面不论就他自己说或就马克思来说都是颇为谦虚的，——他说，他们两人对自然科学只能作零星的、时断时续的、片断的探讨，——人们从《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讨论这个问题的那些章节所能学到的东西，也比从狄慈根的全部著作中所能学到的多。不错，马克思主义的较年青的代表人物中曾有一位在几年前认为，狄慈根对于物理学的原则，看法上已超过了恩格斯，他说，“也许，这是由于，恩格斯在物理学上拥有详细得多的知识，因此，狄慈根所确立的一般看法就不能使他满足了”。但是，这一评语有点象那位老自然哲学家斯蒂芬斯对于一个多研究具体事物而少研究抽象原理的候补博士所说的表示不以为然的话。我们对于辩证法是完全尊重的，但我们觉得，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还是比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更可贵。这种认识的缺点在狄慈根关于朗格的《唯物主义史》的评断中特别典型地表露出来。不错，狄慈根承认朗格对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富有民主精神的接近是“善意的”，还承认这本著作的许多次要的好处和优点，但他称朗格的哲学观点是“前所未见的形而上学罗网中的最可怜的挣扎”，并且责备他是“真正古典的混乱”，“字句的无意义堆砌”，以及诸如此类不大客气的话。说到形而上学罗网中的“挣扎”，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最可怜的”说法则只是因为朗格在自然科学方面拥有极广泛的认识，这些认识在他头脑里引起许多狄慈根由于没有这样广泛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认识而完全想不到的难题。如果朗格活到狄慈根作这种评论的时候，他也许会再说一遍他在另一个场合曾说过的那些话：“目光极短浅的人以为，狄慈根的眼镜会帮助他们看得清楚些；而且确然，他们带上了这种眼镜，比不带它也确乎看得清楚些。但是，能不带眼镜看得较远的人带上了狄慈根的眼镜看起一切东西来就比较不清楚了。” 狄慈根有一点是无疑地高出朗格之上的：他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并且了解它。但他在好几处地方宣称，他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因此，他只认为自己的“自然一元论”具有意义，同时他还自己承认过，他是从马克思那里把唯物史观整个儿搬过来的。欧根·狄慈根在这一点上也确实是说得对的，约瑟夫·狄慈根之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并不须给予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在他自己的特殊哲学范围内从来没有懂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不错，狄慈根曾有一度在他的《论逻辑书信集》中说过：“不能不注意到，几世纪来，这个问题是一代比一代变得更为明白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等伟大的名字是这条探究的道路上的里程碑。进步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精神发展与物质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却很厉害地被曲解了。人们找不到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桥梁，自古以来直到我们目前总是把哲学发展看作纯粹的精神活动，而这种活动则是在一二十个杰出的思想家身上表现出来的”[8]。但是，在狄慈根那里，这段话还只是空话。如果我们只以讨论《论逻辑书简》一书为限，那末我们可以看到，他曾经企图援引笛卡儿和斯宾诺莎这两个“著名的名字”来支持神的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康德已漂亮地证明过这不能成立。众所周知，这个证明包含下列推论：当我们思考着神的时候，我们是把他当作一切完善的东西的总和来思考的。那末，他首先必须存在，因为不存在的生物必然是不完善的。因此，神应该存在，因为，否则的话他就不是完善的生物了。狄慈根认为，笛卡儿把这个证明作得“明如白昼”，如果这个证明不能证实“超感性的偶像的存在，那末它无论如何总可以证实绝对完善的世界生物的真实性。”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读到费尔巴哈下面这样一句话，那末这种奇特的思想就会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了：“笛卡儿关于神的存在的证明”应该这样来理解，那就是，人的能思维的本质是最高的、真正的神的本质。在这同一本《论逻辑书简》里，狄慈根在另一处直接称自己为斯宾诺莎主义者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间继续一千年之久的争论提出了一个问题——精神是世界的呢还是世界是精神的。我们的回答是完全明确的：这两者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结着，这两者的总和组成着一个事物并且是一切事物的事物。精神和自然是一个实体的两个属性。”狄慈根在第三处宣称，他的英雄是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但这并不妨碍他狄慈根在几页之后，无视格罗特和黑格尔，完全按照习惯的态度，指摘诡辩派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正是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一个——轻率地否定研究和真理。狄慈根在第四处说，《十字架报》的先生们——盖尔拉赫，列奥和施塔尔——是“坚定的黑格尔派”；关于这几位先生狄慈根是带着赞许的口气说他们跟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一起“帮助他成人的”。可是，盖尔拉赫是一位封建浪漫主义者，他即使对黑格尔有些认识，也是对他采取极端仇视的态度的；施塔尔固然好象对黑格尔派表示若干程度的好感，但这只是为了从哲学观点上来美化封建剥削，至于列奥，他对黑格尔哲学是实在过于热心了，热心到建议把在德国各大学供职的“黑格尔派分子”一律送到纪律法庭和检察官那里去。马克思没有活到《论逻辑书简》问世。但是这本书证实了他的意见：在狄慈根的哲学中“有些混乱的概念”[9]统治着。此外，马克思指出过狄慈根的早期著作中有“过多的重复"[10]，至于狄慈根的以后著作，本来就是早期著作的重写，重复的地方就更多了，但是，这种重复本身尽管是令人不愉快的，它们毕竟显示出狄慈根不断渴求认识真理的心，他虽然由于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太少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一看法，但这种渴望仍是无条件地给了他荣誉。而且，马克思对于狄慈根的第一部著作的赞许，特别是说它“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而且作为一个工人的独立思考的产物来说，甚至是令人惊叹的思想”[11]，那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毫不动摇地愿意承认，如果我们自称我们对于狄慈根所作的批评已把这个人的本质全部说尽了，那末我们的批评就是很不可靠、很不恰当的了。我们并不想进行反对狄慈根的斗争，我们进行的是反对自称“补充”历史唯物主义、而实际上只能使历史唯物主义发生混乱的“狄慈根主义’的斗争。要求人们为了要理解马克思，先得熟悉狄慈根，那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反过来，那就完全正确了。谁如果从马克思出发而去读狄慈根，那他就一定会把狄慈根尊重为一个特出的、强有力的人，他不倦地为真理而斗争，不管有一切缺陷和缺点，在进行哲学思考中显示出一种天才，即使不具有能生产的力量，无论如何是具有再生产的力量的。再说一遍，我们不是和狄慈根周旋，而是和“狄慈根主义”周旋，“狄慈根主义”是与狄慈根没有任何关系的。例如，狄慈根主义的那种要把激进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某种较高的统一中调和起来的狂妄意图，狄慈根就会以他所特有的直截了当的态度斥之为“无意义的空话”。“狄慈根主义”目前尚未完成这种勋业。但是它，如果可以相信《福斯报》[12]的话，却已完成了不可比拟地更大的勋业，即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起来了。德国报界中最懦怯的市侩机关报把《社会主义月刊》[13]上的一篇文章作为是这种调和而大加赞美；在这篇文章中，“狄慈根主义”的主要捍卫者把无产阶级的胜利推迟到那样遥远的将来，使一切资本主义剥削者从今之后都可以高枕无忧地做正直者的梦了。我们知道有一个人，这个人要是现在还活着，看到“狄慈根主义”竟做出这样的表现，是会叫它见鬼去的。这个人就是约瑟夫·狄慈根。 Ⅳ 与狄慈根相似，马赫也是认识论上的一元论的代表人物，竭力想消除物理的东西与精神的东西之间的任何二元论。这两个人之间的区别在于：马赫完全不想做哲学家，他由于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自然科学家，象达尔文似的相当谦逊、也许是相当自负，只愿意局限在自己从科学上说来内行的那个范围里。在这方面，马赫完全与马克思相一致，完全撇开哲学，而只在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实践工作中考察人类的精神进步。但是，正如在达尔文之外还存在着达尔文主义者，这些达尔文主义者带着他们的自然科学方法侵入历史的领域，而在里面造成可怕的混乱，同样，在马赫之外也存在着“马赫主义者”，怀着同样的企图并且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我们在这里只引述这种怪人中的一位，约·彼得楚尔特先生，他写了一本《实证论观点中的世界问题》的书，在他这本书的第一页上就用马赫的名字装饰起来。彼得楚尔特先生写的是一部批判的哲学史，从泰勒斯到康德，作为是“意味深长的错误的历史”，写作的方法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上那样漂亮地描述过的：“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14]。区别在于彼得楚尔特先生研究历史上的不幸事件多于幸运事件，此外，他的计算不是500年，而是500×5年。例如生在约公元前480年的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据说他差不多已经要抓住真理的头发了，可是，在那时候，“历史的偶然性”起了“可怕的作用”，使人类又陷入困苦之境有二千年之久。普罗塔哥拉的著作传下来的不到二十行，关于他的生平我们也知道得很少；但彼得楚尔特先生笔下所描写的他的生活悲剧是多么动人啊： “谛听杰出的普罗塔哥拉，那应是一种享受，与严密的苏格拉底争辩是一种劳动。但是，历史上的成功所爱的正是这种严肃的劳动。普罗塔哥拉学说的光辉的火花几乎是无声无息地散落下来的，一如我们时代里尼采的学说一样。这两个人都只具有几乎是纯粹间接的影响，他们只不过驱使他们的敌对者进行更彻底的反省而已。但是，由于干练的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发展完成了一个大迂回，知道两千多年之后才回到普罗塔哥拉孤独一人、没有伴侣也没有后继者地走过一个时期的道路。直到休谟（1711—1776年）才重新发现包含在实体这一观念中的哲学思维的主要缺点。历史的偶然性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只要有一二个干练的人物能够正确理解并且仔细发展普罗塔哥拉的相对主义基本思想，那就可以免除欧洲人经过烦琐的中世纪的精神衰退了。也许是普罗塔哥拉没有充分了解他自己的思想的全部巨大意义，我们觉得更可能也许是他没有足够的精神训练，没有足够的思维上的联系性和严整性，因而不能首尾一贯地把自己的思想详尽地作出说明，从而或早或迟取得胜利。因为，就他所处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而论，——象伯里克利斯和欧里庇德那样的人们都想法求取和他结交，——他的成功是稳可到手的，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他的哲学天才如果不是与这样不稳定的性格结合在一起，西方思想的历史以及整部世界史也许都会是完全另一个样子，远远不会那样阴暗、那样残酷了。” 彼得楚尔特就是以这种精神又发挥了相当冗长的一大段，谈的还是普罗塔哥拉，说他还应该“和耶稣的崇高伦理学”合流，从而免除人类受到“教会教条”的暴虐。但是，上面所引的一段已足够说明被认为可以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马赫主义”的历史方法了。现在有人说，彼得楚尔特这本书，如果撇开包含在里面的关于历史的胡说不谈，不失为是写得很漂亮、并且在科学上有相当水平的。但是，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呢？要知道，毕希纳、摩莱肖特、海克尔的著作也可以这样说的。他们曾是、或者说至今还是较杰出或较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尤其是这种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唯物主义的最重要著作——毕希纳的《力和物质》——就是写得非常漂亮、非常有才气的。象彼得楚尔特的著作那样的书使我们退回到六十年前，他们的“马赫主义”决不会受到毕希纳和他那一伙在当时所受到的好评的。马赫本人对于这种“马赫主义”完全没有过失，他也从来没有感到过有“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他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应该放弃这种“补充”，因为这种“补充”归根结底必然会导致那样一种混乱，一如任何一个有点历史修养的读者在阅读彼得楚尔特的著作时使他觉到惊恐的那种混乱。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其使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这种理论的权利以它自身为基础，不需要与自然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一如它本身并无任何自然科学方面的要求。要认识它只能根据它的果实。如果它是不能成立的，那末一切竭力想巩固它的“补充”，都无补于事，如果它是象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正确的，那末这种“补充”反而会妨碍它获得胜利。《新时代》，第28年，1909—1910年，第1卷，第173—183页。 [1]指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译者 [2]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250页，——译者 [3]原文是“观念论的”。——译者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注。——译者 [5]指腓特烈第二（FrederickⅡ,1712—1786），即世称为腓特烈大王的普鲁士王。——译者 [6]欧洲民间传说中的一个鬼怪，她在某一屋宇里出现，就预报那里会有人死亡。——译者 [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译者 [8]狄慈根：《论逻辑书简》，参阅《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7页。——译者 [9]这是马克思在1868年12月5日给库格曼的自中评论狄慈根的一部手稿《思维能力》时说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7页。——译者 [10][11]见同上信；参阅同上书。——译者 [12]《福斯报》（Vossische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报纸，1704—1934年在柏林出版。——译者 [13]《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机关报，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译者 [1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页。——译者
仿效者（1908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仿效者当代互相进行斗争的党派为了要打倒对方而乐于使用的种种指控之中，占着第一个位置的是指控对方为“仿效者”。这种指控最常用于对卡尔·马克思奠下基础的建筑作进一步研究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并且不只是他们的敌对者（那些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或是即使懂得也装作不懂的人们）这样指控，并且连不久以前其“群众”还隆重地被号召去与“马克思的仿效者”这句话进行斗争的政党的党员们自己，也在作这样指控了。我们没有理由在这里考察这一具体事件，但关于“仿效”问题的解释还是应该抽出一点时间来进行一下的。如果“群众”必须起来反对“马克思的仿效者”，那末他们首先应该知道，他们根据哪些特征才能区别“马克思的仿效者”。不然的话，岂非会弄到这样的情形：人们建议“群众”去反对某些人物，指给他们看说，这是“马克思的仿效者”，而我们却与那些抱着拯救党的火热愿望而发出战斗的呼声反对“马克思的仿效者”的我们党内同志们的煽动方法离得很远。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们用这句话在实质上究竟说的是什么。仿效者这个词，按其语源来说，意思是“较后出生的人”，因此，就这个一般性的词义上说来，在哲学史上总是只存在着一些仿效者的。就是最古的希腊哲学家（对于我们的科学认识说来，我们的历史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也是埃及、波斯，或另外某一种东方智慧的仿效者、追随者。因此，一切科学家，甚至最伟大、最具天才的，也都是这样的仿效者。没有一个个人能够与过去的精神遗产一刀两断。也许，这正是对于人类的完善性所设置的一个界限。歌德不是说过吗：你是可怜的，因为你是后代。就是这个歌德，他在他的警句中更形象地描写了竭力想跨越这个界限的人会走到哪里去：有人说：“我不属于任何流派，我没有我想追随的老师。而且，我也完全不想向古人学习什么东西。” 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他，那这就是说： “我是以我自己为榜样的笨蛋。”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我们玩弄文字，就这样的一般词义说来没有人可以指摘任何人为仿效了。就这个词的消极的意义来说，仿效者只是那些丧失了自己的创造能力，老是反复咀嚼老师的话，而不懂得这些话的精神，或是说得更正确些，无力使这种精神朝前进的历史发展方向推进的人们而已。要知道，没有黑格尔和李嘉图，马克思是不可想象的，但谁都不会想到根据这一点而称他为黑格尔或李嘉图的仿效者。不过，那些只会盲目地重复黑格尔和李嘉图的话，从而成为不好的意义上的仿效者的人也还是够多的。我们决没有反驳这一点的倾向。黑格尔派中有许多人，他们的姓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是够出名的，但公正地说来，现在已被忘却了；只有那些能把黑格尔的哲学朝前进的历史发展方向推进的人们的名字（大卫·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在神学方面，费舍尔在美学方面，拉萨尔在法学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必说了），只有他们这些人的名字是传下来了。关于黑格尔如此，关于李嘉图，事情也是如此，不错，也许情形更不好一些，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声名传遍全世界的德国自由贸易主义者们的李嘉图，是早已被人大为歪曲了的、被英国（科布登）、法国（巴师夏）、最后是德国资产阶级（普林斯—斯密特及其一伙）的实际利益所玷污的李嘉图了。因此，这些仿效者的大部分都已公正地被遗忘了，但同时，那些能使李嘉图所播的丰产种子更进一步发展的人们——我们还是故意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例如，穆勒、屠能和洛贝尔图，直到目前还享受盛誉。但是，让我们回过来讨论“马克思的仿效者”吧。对于他们，情形和对于黑格尔和李嘉图的仿效者略有不同。黑格尔也好，李嘉图也好，他们每人在自己的范围里，在自己的族类里，都自称奠定了体系和发现了永恒的规律。历史的发展通常总是很快就会否定这种僭妄，因此也很快就会把自己的最初的学生和假冒的追随者区别开来的。但马克思所自许的只是发现了一种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从一开始起就象一把扫帚似的把一切绝对体系和一切永恒规律都一扫而光了。因此，“马克思的仿效者”这句话，就关于黑格尔和李嘉图的仿效者所说的那种意义上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只会重复老师的话，居然想把用他的科学方法所获得的资料当作永远攻不破的原理的人们，简直就和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并未重复他的话，而只是在否定他而已。但是，人们也可以把科学方法作为是不科学的刻板公式加以使用的——这特别是恩格斯经常警告人要加以防止的危险；也许，“马克思的仿效者”也以这种意义存在着吧。但如果这种人是确实存在的，那末要消灭他们就不能只用这些或那些口号，而也只有用“论证、精神和力量”才行。只要更正确地运用这种方法而获致较好的结果，或用另外某一种较正确的方法与马克思的方法对立起来，那末就可以驳倒他们了。例如，如果一个“马克思的仿效者”写一本关于土地问题的书，反对“马克思的仿效者”的人就也出版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那末，对于这样做是绝对无可反对的，恰恰相反，这倒是驳倒马克思所发展的科学方法（如果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或是证实这种方法（如果它是正确）的真正好办法。但是，反对“马克思的仿效者”的人只在很少例外的场合采取这种办法。通常，他们满足于诵念一切可能的口号，或是，在最好的场合也只不过对这种方法进行理论上的、最精细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则是得不到什么结果，也不可能得到什么结果的，这个布丁也只能在吃的时候才能作出评价来。近十年来，我们的反对者们在这些无益的争论上花费了多少力气、多少时间；他们也剥夺了我们多少力气、多少时间；如果把这些力气和时间花在对马克思的科学方法的有效性进行实践试验上，那末这些力气和时间真可以带来一千倍的好处——想到这一点不能不使人感到某种程度的惋惜。所有那些用最平凡的力量、并获得最平凡的成绩从事这类试验的人们，完全不盲目地死抱住老师的话，而是以老师的精神行动着，而骂他们为“马克思的仿效者”的人们本身倒反而是就仿效者这个词的最不好的意思说来的仿效者，比许多德国的黑格尔派和德国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更糟的仿效者。让我们来看看两个为人爱喊的口号：回到康德去！回到朗格去！康德的伦理学是完全适应于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些资产阶级条件的；关于每天由大工业社会的阶级矛盾所产生的精神冲突，那是康德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并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点观念的。回到康德的伦理学去——那就是意味着企图用一件小孩子穿的破衣烂衫去掩蔽一个巨人的身体。这就是意味着援引老师的早已失去历史意义的言语，一句话，也就是意味着最不可救药的仿效。朗格的仿效者们情形亦然。我们认为朗格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而尊重他的；他无疑地是一个诚实的人、是工人阶级的真心朋友。但对于他的科学意义还是不应该看错了的。他很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杰作。但是，他的两大卷的《唯物主义史》却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只字不提。他不但不了解、甚至并未看到它，虽然他已那么切近地走到它跟前。因此，回到朗格去，——那就只是意味着把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完全从历史发展中排除出去，而这当然就是围绕着“马克思的仿效者”这句话所扬起的骚声的重心。我们完全不想卫护这些作恶者，而且，《新时代》的篇幅也是最不宜于那样做的地方。如果这些罪人犯了罪行，那末就把他们消灭掉吧。但最好使用只在科学范围内使用的武器来消灭他们：用最好的研究结果或最好的方法。在这尚未完成之前，“群众”还会认为“马克思的仿效者”，比起那些早已被无产阶级斗争的巨浪抛到岸上的任何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仿效者们，是更好的同路人。《新时代》第27年，第1卷，第145页。
罗陀斯岛上的舞蹈（1902年5月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罗陀斯岛上的舞蹈（1902年5月7日）照资产阶级报刊上捧场的说法，“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运动”在《社会主义月刊》五月号上作了一次“盛大表演”。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保尔·康普夫迈尔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的结束语中宣称，“修正主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感到再愉快没有了，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和康普夫迈尔完全一致。他这样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区别：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会发展到生产力突破已经变得过于狭窄的生产关系的那种高度。反之，修正主义者则强调这种可能性：社会由于自己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可以学会驾驭和控制生产力，同时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扩大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康普夫迈尔认为，这里是两个对立的假说，人们可以完全平心静气地、科学地、不带个人好恶地加以讨论。当然，即使是人们害怕讨论拖得过长，却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这一善良的建议。生产力突破变得过于狭窄的生产关系这一“假说”，被每一次商业危机所证实，而且证实得那么确凿，与之比起来，连会战的铁血赌博都不过是一种比较平凡的证明方法而已。认为社会可以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扩大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另一个所谓修正主义的“假说”，也同样确凿地被每一项新的工厂法所证实。关于这一点，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争论呢？如果还想争论，那末不妨完全平心静气地、科学地、不带个人好恶地来进行争论。如果说康普夫迈尔所指出的这个区别一般地说具有历史意义，那末这一区别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和《国际成立宣言》之间的区别。在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有自觉地和有计划地反过来影响它的生产过程的自然形式的可能性。只有五十年代的体验才使他们明白，这种反作用象棉纱、自动纺织机、电报机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不仅从《共产党宣言》中，而且从这两位作者在同一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中——例如从恩格斯在《新莱因报。［政治经济］评论》上所发表的关于英国十小时工作制法案的论文[1]中——也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他们在那时不相信康普夫迈尔现在作为修正主义者的特征而提出来的那种可能性。但他们在四十年前便已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逐渐社会主义化的过程”是“可能的”，而且在当时便已一字不差地说过康普夫迈尔今天在其中看到修正主义的“主要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这样一个看法：用暴力摧毁这个社会并不是绝对必需的。例如，可以引证马克思在1872年秋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2]。那末，康普夫迈尔所写的使资产阶级思想家看了如此兴高采烈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康普夫迈尔是过分拘泥于字面，或如通常所说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写道：“不是无意识的经济力量在辩证的转化过程中以'自然的必然性'创造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是自觉行动的人们有计划地在造成这种制度。”他这段话是完全正确地转述马克思的见解的。但遗憾的是，康普夫迈尔在表白修正主义的信仰是“社会由于自己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而按社会主义精神扩大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时，却把这种正确的理解忘记了。康普夫迈尔在自己出色的历史著作中曾指出：事实并非如此，而毋宁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越增长，它的所有制关系越会按资本主义精神变得更加顽固。在这里，他被马克思的下面一句话给弄糊涂了：工厂法正象棉纱和电报机一样，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康普夫迈尔照字面来了解这句话，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会生产愈来愈多的棉纱、电报机和工厂法。在我们听了关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么多的话之后，通过康普夫迈尔见识了一下这类人的活生生的代表人物，真是其乐何如。马克思的真正的见解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之能生产棉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资本吮吸了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它之能产生工厂法，是因为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迫使当局发布国家法令，把这个法令作为反对资产阶级剥削欲望的不可战胜的社会障碍，是因为工人作为自觉地行动着的人努力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逐渐社会主义化”开辟道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棉纱和生产工厂法时，其生产方法在任何场合下都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正好对立的。马克思所提出的这种区别，乃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真正区别，而不是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社会主义化”或“用暴力摧毁”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雇佣劳动奴隶制将被这种或那种办法所消除，这可能也是一种“假说”吧，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意志而仅仅取决于它的奴役者的意志。工人阶级挣脱雇佣劳动奴隶制的桎梏的要求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历史上必然的。工人阶级自己力图用使社会“逐渐社会主义化”的方法来满足这种要求，但是统治阶级一旦用顽固的暴力来反抗这种和平合法的作法，那末根据全部历史经验，这种暴力将为暴力所摧毁。关于这个问题要说的一切已由拉萨尔在他写给《十字架报》的那封著名的信[3]中详尽无遗地说过了。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这个历史观点。相反，按照康普夫迈尔的说法，修正主义者否认消灭雇佣劳动的必然性，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正在做着一切必需的事情，因为它，“由于自己的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正在以社会主义精神扩展着。修正主义在这种形式中于是变成了真正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康普夫迈尔合乎逻辑地否认他所代表的那个流派的历史起源。他说，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关于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和作用力等等问题，是完全次要的东西；他认为主要的是证明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是定要由于大众的贫困化而尖锐化到如此程度，以致绝对必需使用暴力来摧毁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并不是定要尖锐到那种程度，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也是马克思的看法。但它们是否不会尖锐到那种程度，那就要看资本主义社会对它的生产过程而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反作用如何了，换言之，那就要看无产阶级的有力的、有阶级意识的行动如何了，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对资本家的剥削欲望设置不可战胜的障碍。但在许多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固然使各民主党派和自由党派大为削弱，而同时却也更使得专制的、封建的、教会的、军国主义的、官僚和警察等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上台执政。工人们把他们的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如马克思有一次谈到这一发展时所指出的那样，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他们面前挺立起来，直到形成任何交往都变得不可能的局面为止，那时环境本身会大声喊出：HicRhodus，hicsalta！[4]对于罗陀斯岛上的这种舞蹈的忧虑实质上也就是修正主义的根源。有人心里盘算：“革命的”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与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势力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反动势力只是在等待时机，以便把工人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几十年之久。在巷战中战胜这种势力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完成了暴力的袭击，工人阶级在还远没有“成熟”到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暂时夺得了政权。而且，目前一切情况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同一些更反动的阶级进行斗争，不然，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就会帮助这些更反动的阶级维持政权，只不过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因此，我们要恰如其分地对待事情；我们和资产阶级一道造成一种政治的民主，这种民主会在不断进步的运动中并且在不去过多操心最终目的的情况下，设法安排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过渡；首先必须和资产阶级一道推翻官僚、容克地主和警察的统治。修正主义的最初的思想过程就是如此——当然这只是非常概括的、因此也是十分粗略的形式。我们不把它归因于某些人的恶意，或只是目光短浅；相反，我们认为它是一定情况的思想反映，这种反映是在遇到同样的或类似的情况时到处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的。但无论如何有关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和作用力的问题对于这种修正主义说来不只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是很明白的；而且关于“贪食奇谈”（Fresslegende）[5]（即关于自由主义由于被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威胁所吓倒而不敢对三月革命前的暴力进行认真的斗争的假说）的热烈争论，也才只过去了不多几年。但是，修正主义的基本错误正是这种假说，因此，在这个基本错误被揭露之后，康普夫迈尔说它是“次要问题”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这个错误在于，专制、封建主义，军国主义、警察的反动势力应当是不顾资产阶级而存在的，但实际上它恰恰是靠着资产阶级才能存在的。不久以前我们曾在本刊指出，现时的专制主义与三月革命前的专制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任何其他反动势力。只要资产阶级愿意，它是能够把一切反动派都加以清除的；但它不愿意这样，因为它由于天生的怯懦，害怕直接统治一个强大的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平时对于自己统治的生产成本总是尽可能设法节省的，然而，它却愿意向反动的佣兵支付最高的保险费；那些佣兵在必要时能为它镇压工人阶级，例如现在在粮食税问题上就是这样。要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道去消灭它认为正可保卫它免受工人阶级的进攻的反动势力，这种奢望必然使资产阶级觉得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因此，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克虏伯和施图姆的报纸，总是以最优雅的嘲笑来对待修正主义运动的。正如三年前，所有的大资产者最多不过对修正主义者们说的将来不可能再有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预言耸耸肩膀，现在他们也对康普夫迈尔的并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这种保证耸肩了。大资产阶级同现代无产阶级的接触太密切了，它不能不敏锐地相信“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德国的那些自由主义的垃圾、资产阶级中的那些还没有象真正的大资产阶级那样放弃直接行使自己的统治权的阶层，情形也差不多。不错，他们对修正主义运动比较重视，但那只是为了同时挖苦一下工人运动，因为工人运动在青年期的革命莽撞之后已完全平庸化了。但是，一到决定性的时刻，他们的这一切矛盾感情都汇合成了受惊的兔子的情绪，于是，他们就象大资产阶级一样，拚命躲到最凶恶的反动派卵翼之下去了。只消看一下最近默麦尔的选举，在那里里希特尔派的自由思想家帮助放粮食高利贷的容克地主击败了工人候选人，或者看一下这同一群好汉们在律贝克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在那里提名亨利希亲王为一切“秩序党”的候选人，以与社会民主党人相抗衡。国家社会派社会拯救者们正是在修正主义的迷雾中勉强维持其虚无缥缈之存在的，甚至他们在选举那天也还是宁愿投靠工人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而不把选票投给修正主义的工人候选人。这一切毫不足怪。这不过反而证明，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坚持的革命策略多么正确。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说来，任何后退都是不可能的，它应该敢于作罗陀斯岛上的舞蹈，它应该在灭亡的威胁下敢于取得胜利。由于这种满怀胜利信心的自觉，整个修正主义就象水从油布上滑掉那样从它那里滑掉了，即使有人一时想入非非，设想也可以不这样干，那么，米勒兰的实验和在比利时的labelledéfaite[6]，也已经使修正主义的最后希望破灭了。它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据说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自己会一直社会主义地扩展起来，直到有朝一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会象两头温顺的羔羊那样在同一块草地上吃草。这一天何时到来呢——那就不知道了，因为修正主义对于时期的确定总是很不精确的。首先是行动，——康普夫迈尔说，——但什么行动呢？接着他就作出结论，纲领的修正就是修正主义者的第一个胜利。但是，这个修正在哪里呢？目前，修正主义的行动和胜利就在于文字上的“盛大表演”，宋乃曼先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瑙曼先生的“国家社会主义”据此以确定不移的规律性向修正主义者们证明：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已真正完蛋了。修正主义的文件包里塞满了这类宝贵的文件。修正主义用这些文件将为自己换来应得的绝妙下场。《新时代》第20年，1901—1902年，第2卷，第161—166页。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76—287页。——译者 [2]指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译者 [3]1864年拉萨尔的《巴师夏—舒尔采·冯·德里奇先生》一书出版时，《十字架报》写了一篇评论，拉萨尔在答复这篇评论时，谈到革命的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问题。梅林这里所说的，可能即指拉萨尔的这篇答辩。见《拉萨尔演说和著作全集》，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5卷第365—367页。——译者 [4]“这星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参阅本书第84页译者注[2]（新拉马克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一章注释[6]——录入者）。此句之前间接引证的马克思的那段话，见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7页。——译者 [5]“贪食奇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诬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用语，其实质是反对工人阶级用暴力剥夺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照他的说法，工人阶线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使用暴力先和资产阶级一起推翻封建主义等反动势力，再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那就必“贪食”太多，会把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吓跑，所以照他的说法，工人阶级为了造成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和条件，应当放弃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所以梅林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基本错误。——译者 [6]法文，意即惨败、大败。——译者
康德和马克思（1904年2月1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康德和马克思（1904年2月17日）八天前在本刊上已谈到过的那些言之无物的纪念词，在康德逝世一百周年时真是响彻云霄。但我们并不想抹煞，在这些纪念言论的使人不愉快的千篇一律之中，也还有一种令人感到安慰的调子。在这个纪念日，每一个写过文章、讲过话的人都各各不同地称颂康德——这一个把他赞美为无神论哲学家，那一个称他为新教的哲学家，第三个称他为社会主义的哲学家，第四个称他为降世的思维，第五个称他为精神界之王，诸如此类，不必赘述；就在这同时，结果发现了，所谓“回到康德去”这句话是完完全全没有结果的。我们可以用1862年费希特诞生一百周年的许多言论与此比较一下，在那年，所有的讲话和文章里，不论是拉萨尔或特莱切克——我们拿这两个人物表示两个极端的方向——所发表的，都反映出在主要的基本特点上相同的费希特的形象。这证明费希特在那时还活在全民族的记忆里，而在不久以前的纪念日里互相对立的现象则那么显明地表示出，康德和他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当代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如果连卡尔·马克思也未尝称赞过康德，那我们只要确定上述事实就可以感到满足了。而且还有人说过，康德的事业从来没有充分地起过作用，因为很快被十九世纪反动派所阻碍、所曲解了。在这以后，据说降临了“盲目和空虚的疯狂嚣张”，以“观念”自夸的历史哲学，这样一直到卡尔·马克思出来，才与空虚的意识形态相对立，而回到伟大的古典传统上去，唯有这一古典传统才是通向科学去的。和康德并肩地出现了马克思，这两个人的名字的青铜般的谐音可说是这种关系的一个象征。我们当然已经知道，真正康德主义的最可靠的特征就是绝对不能理解历史关系，而我们则不能否认即使是概略的历史结构也包含着一点明显的真理的价值。无疑地，Kant（康德）和Marx（马克思）这两个名字都由母音a和三个子音所组成，十分可能，在先验唯心主义的世界里这就意味着“青铜般的谐音”吧。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抗议这种颂扬，因为马克思对于这种历史观归根结底是敬谢不敏的，至于这种把费希特和黑格尔当作“死狗”的态度更是他所最不喜欢的。我们在这里完全不想作任何否定性的论争，而只打算对下列事实作肯定的证明：（1）康德的历史性的和革命性的事业活动之所以是有成果的和有作用的，正由于在它之后出现了“空虚和盲目的疯狂骂张”，“以观念自夸的历史哲学”，因此，康德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正应由这种“疯狂嚣张”来联系，而完全不是由于似乎马克思与“疯狂嚣张”相对立而回到康德的传统上去；（2）康德的传统，就其在上述那种“疯狂嚣张”之外也有影响的处所而论，它们只培养了最没出息的市侩主义；（3）新康德主义企图把马克思嫁接在康德身上，或把康德嫁接在马克思身上，即使是出自最高尚的动机，也只能导致把德国工人阶级意识中经过那样的困难才获得的他们对于历史任务的理解重新再模糊起来。 Ⅰ 康德虽然摧毁了独断哲学，但完全没有舍弃宗教。反之，我们还听到，他还向政府夸赞他的纯理性批判是在民众中保持宗教的手段。康德把思维与存在调和到相当程度，为了以后可以用“自在之物”永远地把它们隔绝。斯宾诺莎，以及随后的歌德、海德、莱辛都把上帝这一概念抽去了任何内容，而把上帝这一名称了解为一切存在的统一、一切在进行中的事物的规律、精神和自然的同一体；康德却完全认真地保留着基督教的二元论、把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隔开、把心智的世界与经验的世界隔开。因此，基督教教会的一些较有头脑的教士能够很好地和康德妥协，例如天主教会里的海尔美西派和新教教会里的唯理派，较后还有里奇利派。在宗教上如此，在政治上亦如此。如果在逝世百年纪念的颂词中，有人在其他种种赞颂之外还称康德为自由主义的哲学家，那末这至少有这样一种意义：德国自由主义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表现的不彻底性，曾在康德身上作为原型早已表露出来了。他用笼统的言词超过了法国启蒙思想，但他的实践要求却远远落后于它。他对那些呼吁恢复自身权利的受难的人们，以最生硬的形式宣说他们的义务，首先是宣说一个臣民应始终对长官忠诚、献身、服从的义务。他从未触及他当时的阶级矛盾，即使是可以被资产阶级革命所消除、必然在它们的历史条件下被消除的那些阶级矛盾。当有人说——甚至在献呈给他的颂词中都这样确认——他不得不向检查官作很大的让步，他不得不强烈地抑制他的推翻一切基础的思想时，这对他只是作了最不好的帮助，因为这样一来，反而把按照公正的判断只可以用他认识能力的历史局限性来解释的东西，说成是良心上的缺陷了。法国启蒙运动者和直到年青的马克思为止的许多德国哲学家，不也在检查官的虎视之下写作吗！他们之中有许多，如伏尔泰、费希特以及年青的马克思，所受于检查官的刁难，比康德所受的要厉害得多呢。正是要消灭康德的不彻底性的企图，导致了“盲目和空虚的疯狂嚣张”。费希特认为，他只是作为康德的忠实追随者而继续老师的道路的，这样做时他把不可思议的“自在之物”加以消除，把批判的唯心主义改变为主观唯心主义，并用人类思维建立起世界。“物只是由我们的‘自我’所造成的；存在是没有的，有的只是行动；因为道德的意志是唯一的实在”。关于费希特的“自我”和“非自我”，曾有许多人说过无数好的和不好的俏皮话，对于这些俏皮话他早已用下列自白削除其锋芒了，他说，他的学术见解只是变成了世界观的他的生活的内部根基而已，因为，“一个人之选取某一种哲学，依赖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康德的哲学归根结底可以这样来说明：他始终未能从市侩的臭皮囊中脱出来；仿此，无产阶级的子弟费希特的哲学归根结底也可以这样来说明；他从头到脚是一个革命者。他直截痛快、公开地宣扬康德所否定的无神论和革命的权利；他领悟了康德从未梦想到的国民观念；他在公民和居民之间并未作什么分别，而是宣称，德国人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正义国家，这个国家是以所有具有人的面目的人一律平等为基础的。康德的思想靠自然科学来养育，费希特的则靠历史科学来养育。对康德说来，各民族的历史生活是加有七重封印的天书，对费希特说来，它却是一本打开的书。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康德的被神学染污的伦理学提高到历史的高度；他给予了人性是根本恶的这一学说一种奇特的说法，他认为，人的恶德是与地位的增高成正比的。他认为，服从统治者那只是恶魔的积极意志，上帝只为使我们解放才容忍这种服从。当哥尼斯堡为俄罗斯蛮族所征服时，康德曾向俄国女皇请求晋升，费希特却在柏林被革命的继承者所占领的时候，用火热的语言向德国国民演说而压倒了法国人的鼓声。康德很早就否认了这个门徒，因为费希特说他的老师是“四分之三的头脑”，是不会完成自己所开始了的事业的人。如果说康德被费希特所排挤掉，那末他无论如何不是反动的牺牲物而是革命的牺牲品。费希特对于青年的影响是不寻常的，而且，他还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演说家。然而，当时已经有一个听众叫唤起来：回到康德那里去，并且说费希特的哲学是一种“欺人之谈”。这个听众名叫阿尔都尔·叔本华，后来成了康德的“真正的继承者”！当他已成为一个老人的时候，他自夸自赞地说：“我的静寂主义怎么能被认为和费希特的为了活动而作的活动是同一的呢；那种活动可比之于一个跳来跳去，用脚跟踢自己的屁股的人。”除了这个唯一的例外，当时的青年是以高傲的革命者费希特感到自豪的，这样康德当然就退到后面去了。费希特于1814年1月死于斑疹伤寒，于是，哲学方面开始了黑格尔的单独统治，这在没有一点阴影的光荣下一直继续到1835年左右。在这一统治下，康德哲学一天比一天更向后面退却了，一如当时某一德国哲学史家关于康德所说的那样，那时至多只有一些乡下牧师和中学教员还对他感到兴趣。黑格尔是“盲目和空虚”的吗，他的哲学是“疯狂嚣张”的吗？这种善意的假设耍人认为，滑铁卢战役后十年中出现在德国的、人数众多的那一辈哲学家，都是所谓从疯人院中跳出来的了。他们全体，那时都已经是大学生，有的并且已成为讲师了，都是把康德读得滚瓜烂熟的，怎么会对这一纯粹的认识泉源漫不经心地放过，而沉醉于空洞无物的思想体系中去呢。只要严肃地对它考虑一秒钟，整个这种假设就会不击自破的。历史事实大概是这样的：康德哲学被人忘却了，因为，在它的一切重要特点上印上烙印的那个时代，对于1815—1835年间这一代人是早已成为过去的了。人们经历了伟大的世界变革，并用完全不同的眼睛来看世界了。黑格尔比康德谦逊些，或是说至少比康德的崇拜者们谦逊些，他并不自称为“超时间的”思想家；对于他，他的哲学只是他的时代在思维中的反映。即此一端已主要地决定了他的学说的历史性。在这里不能也不必详细证明，他这样做是从费希特出发的，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中发展出了自己的绝对观念，并从他的创造性思维中发展了自己的辩证方法。这里只须指出，黑格尔用他的历史辩证法征服了无数精神领域，他用自己的发展原理以某种方式丰富了历史科学，那是康德哲学完全做不到的。为了只触及最近的领域，只消把黑格尔的《哲学史》和在康德著作中所看到的关于他的前行者的那些话比较一下就够了，这就立刻可以弄明白，究竟是谁“盲目和空虚”，是黑格尔呢还是康德。不错，黑格尔哲学的极盛时代是一个政治上和社会上反动的时代。因此它的保守方面一直得势到德国经济发展为它的革命方面打开了道路为止。由于它的历史辩证法，青年黑格尔派容易地完成了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启蒙运动所未能完成的事情：摧毁宗教。但是，跟宗教一起，唯心主义哲学本身也崩溃了，唯心主义哲学虽然努力觅取精神和自然的调和，仍始终认为精神和自然是不同的东西。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不但清除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和费希特的“自我”，并且也清除了康德的“自在之物”，他说：“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关于自然所说的话，实际上是自然自己在说它自己，因此，既然这是它的自我确认，这就是真实的、客观的、即使始终是就人说来是真实的、就人说来是客观的，因为自然正是作为人的自然并且通过这种自然而把自己说出来的。”马克思超过费尔巴哈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而奠定了社会科学的唯物主义，他发展了以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拯救了德国唯心主义中超过法国唯物主义实际的一步的东西。正由于这一不容置辩的理由，即他根本不会象通常一个死者那样向康德学历史，所以马克思是从黑格尔那里、而不是从康德那里学习历史的。 Ⅱ 但是，康德的终身事业并不只为费希特和黑格尔所继续，并且也为席勒和叔本华所继续；这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后二人的继续，引入最不可救药的市侩主义，而前二人的继续，正由于“盲目和空虚的疯狂嚣张”，导致到人类认识的前所未有的较高阶段。我们已经谈论过康德的美学[1]，认为这是使他获得不朽荣誉的他的贡献之一。但是，正如它本身是从我们的古典诗歌中得出的，它也反过来对于我们的古典诗歌有巨大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对年青的席勒，他在对麻木不仁的世界进行反抗中折断了自己的革命号角之后，立刻就从德国市侩社会里逃避到康德的理想世界去了，正如马克思[2]所讽刺的那样，从平凡的鄙俗转到突出的鄙俗中去了。康德哲学恐怕未必能找到比席勒更善于词令、更善于说服人的辩护者了吧。席勒是一个要理解康德哲学的够好的哲学家，也是要使康德哲学具有诗的形式的够好的诗人。事实上，如果康德自己关于他的实践哲学曾说过，对于它重要的不是指出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重要的只是指出“应发生的事物的规律，即使这事永远不会发生也好”，那末，这种哲学没有比放在诗歌中更合适的了。然而，康德哲学由于席勒而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圈子”里所获得的广大传播，事实上只不过导致了市侩们更坚信他们的市侩主义；特别是发生了那样一种卑陋的偏见，这是我们至今必须每天与之进行斗争的，即认为哲学唯心主义是对于道德的、亦即社会理想的信仰，哲学唯物主义则意味着贪食、酗酒、野心、情欲和奢侈的生活。由于这样，任何一个怀抱着某种所谓理想的资产阶级中的正人君子都认为自己比达尔文和海克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这样的人高出一等。康德的二元论在这里也并不是对于基督教二元论的胜利，而是它的继续，或是说得更正确些，是从封建方式改造为资产阶级方式的改制。它已经不象正统的教士们那样向穷人们说，在天上有一个活的上帝统治着，他会在来世补偿他们在这个不完善的世界里所受的苦难；而是说，穷人只消逃入“阴影的王国”、“理想的王国”，那末就可以躲过一切苦恼了。在席勒的漂亮的诗作里，这一切说得格外动听：在官能幸福和灵魂安宁之间留给人的只是困难的抉择。［……］如果你们在地上竟想和神相比，在死神之国里得到自由，那就别采摘地上果园中的果实。让目光欣赏它们的形态吧；官能享受的短暂乐趣很快就将被愿望的消逝所惩罚。善良之极的席勒写这些诗的时候是完全诚挚的，但实际上这种智慧却只能化成那种低劣的散文，那正是剥削者资本家在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而获致“官能幸福”时，伪称保卫工人们的“灵魂安宁”，用来保护自己的东西。叔本华把康德哲学化为德国市侩的观点，则又与席勒有所不同。我们在前面已引述了他那句激烈的话，那句话说明了他的哲学和费希特的哲学之间的差异，而且，在这里正包含着决定性的要点。叔本华作为一个哲学家而论大约是可以和康德、费希特相提并论的。在美学方面，他是比费希特更有资格的康德的继承者。他卸除了康德哲学这艘大船中的危险的镇船物，把全部伦理学，连同上帝、灵魂不死、意志自由都抛出船外。他把康德的认识论作了比康德本人所作的更明白易懂、较不拖沓的阐述，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而且还有一点：费希特和叔本华都把意志称为“自在之物”，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从同一个观点出发的。甚至有人认为，叔本华从费希特那里借来了这个意志是一种剽窃。但这个说法是很少意义的，因为费希特和叔本华所指的意志，无论如何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东西。对于费希特来说，意志作为唯一的实在，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开始建立以凡是具有人的面目的一切人的平等为基础的真正的正义王国。对于叔本华来说，意志只是无意识的自然冲动，它造成永恒的苦难、焦虑、不安，但又在人心中燃起认识之光；当这种认识之光在特别有天赋的人心中燃点得充分明亮时，无意识的自然冲动——意志——的全部丑恶就被认识了，那时也就被最完全的自制，即是叔本华称颂为他的哲学的主要特色的静寂主义所克服。与费希特截然相反，叔本华否定“历史主义哲学研究”的“全部谵语”，他把它比之为跳起来用脚跟踢屁股的人的行为。“历史主义哲学研究”愈为发展，叔本华对之愈为激忿；他对于费希特的“欺人之谈”的评语，若与那个“可怜的家伙”，“厚颜无耻，满嘴胡言的骗子”——黑格尔在他心中所引起的狂怒的无尽发作相比起来，那就完全是谀词了。在德国，经过整整一代，没有人对之加以注意。当德国资产阶级还受着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战斗情绪所鼓舞的时候，它如果从黑格尔为它打开的丰富的历史世界躲入叔本华的佛法的乌有之乡去，那它就干得太蠢了。只有当它在革命失败之后，陷入极为非历史的宿醉状态之中时，叔本华哲学才会成为它处世之道的心爱的祈祷书。我们相信，人们不会误以为我们要康德为叔本华的哲学负责的。不错，叔本华是从康德出发的，但他陷入了泥沼；而费希特则找到了从康德向上攀登的历史道路。我们只想指出这样一点：如果认为费希特和黑格尔是造成一场“疯狂嚣张”的“盲目和空虚”的人，那末作为康德主义的历史遗产传递下来的，就不是马克思和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是叔本华和三月革命以前的市侩，他们把自己的宁静看得至高无上。 Ⅲ 最后，如果我们对新康德主义再作一瞥，那末就可以看出，新康德主义有在客观上和实质上只是一种想摧毁历史唯物主义的企图。我们所以特别着重说在客观上和实质上，乃是因为，我们很愿意承认，新康德主义者们怀抱着很好的愿望，但毛病是缺乏一种历史观点，这种历史观点当人在具有它的时候就会理解，当不具有的时候就决不能学会理解。最老的、最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弗·阿·朗格就以真正古典的形式，也可说是以悲剧的形式，同样具有这样的缺点。他是一个有高深修养的人，有丰富的知识，怀抱着最纯洁的愿望，对于工人阶级有过许多贡献，一方面写过一部《唯物主义史》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他又以最诚恳的努力，并且还具有极广泛的理解，深入研究了德国社会主义的一些科学著作，但在同时，他却简直从来没有梦想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更有甚者，也没有猜到过它的要点。他如果知道历史唯物主义，他是会很快地制服毕希纳和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的，但正因为他不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回到康德去了，并且还是没有能制服毕希纳和摩莱肖特。朗格认为康德的全部“实践哲学”是“康德哲学中暂时性的和易变的部分”而予以否定，他只接受他的认识论。他反对“自在之物”，认为这是中世纪的烦琐哲学。他反驳摩莱肖特说：“当蠕虫、甲虫、人、天使瞧着一棵树的时候，他们看见的难道是四棵树？这只是一棵树的四个表象，这四个表象可能是互相大为不同的；但它们所涉及的只通向一个对象，这个对象的‘自在的’属性是这四种生物所不知道的，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关于它的表象。”但是，这样说并未驳倒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而只不过使用了语言来反对纯理性批判而已。“自在的属性”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一如“自在之物”是不可思议的东西一样。物总是对于某人，不论他是蠕虫、甲虫、人或天使，具有某种属性的。但是，只要它对于某人具有属性，那它就不再是“自在之物”了。只要我们关于树的表象与它对于我们所具有的属性相吻合，对于人类思维的问题也就穷尽了。其实，新康德主义已放弃从认识论方面进行攻击；当柯亨和施陶丁格，如我们已说过的，认为“自在之物”已不是一个可疑的谜的x，而是一个无限方程式的x，这个方程式是我们要在无限地向前迈进的探究中进行解答的，这时，他们已从康德转向恩格斯了，恩格斯在三十年前已写过：“这样人们就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这正象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3]。但是，这些新康德主义者在认识论问题上转向敌对者的观点上面去时，他们又从弗·阿·朗格在最初就认为是“康德哲学中暂时性的和易变的部分”而加以否定的康德伦理学出发，来攻击历史唯物主义了。关于这个问题所能谈的一切，我们已在康德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的一些文章上说过了。最近，新康德主义者开始在美学方面露面，在这方面他们遵奉的是康德—席勒的美学里的一个论点：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生过的事情，那是唯一永不会陈旧的。新康德主义者把康德和马克思描画成超乎“空虚和盲目的疯狂嚣张”之上互相伸出手来，在他们名字的青铜般的和声之中，象征着伟大的未来的伟大的思想家。当作诗来看，这也许是很美的，但在无产阶级还得为解放进行斗争所处的这一粗野不文的散文式状况下，我们还是把这种美学上的享受留给遥远的未来吧。《新时代》，第22年，1903—1904年，第Ⅰ卷，第658—665页。 [1]参阅《伊曼努尔·康德》一文。——译者 [2]下面这句话是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说的（见《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页），马克思是否也说过同样的话，待考。——译者 [3]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页。——译者
新康德主义者们（1900年4月1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新康德主义者们（1900年4月11日）伏尔伦德尔是采用下列次序来处理新康德主义者的：弗·阿·朗格，柯亨，施塔姆勒，纳托尔普和施陶丁格。这里不能详细考察为什么阿尔伯特·朗格不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他到1875年才死去，并且曾经很深入地研究过马克思。他专门和五十年代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毕希纳、摩莱肖特、伏格特的唯物主义论争；这种唯物主义，他完全正确地认为是正在当时开始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的伴随现象。虽然朗格借助于马克思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应该导向社会主义，但是他并不能借助于马克思去理解，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在德国早已被历史唯物主义所超越了。朗格没有看到在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概念浪漫主义”中所完成的历史过程，他认为毕希纳、摩莱肖特和伏格特是拉美特里、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的浅薄得不能相比的追随者，因此要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也许是由于他认为，康德对于法国的那些原型所作的反驳现在也可以适用于德国的这些复本吧。但是，在这里，朗格终究是优秀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不会忽视康德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那个历史框子的。伏尔伦德尔自己指出，朗格认为，康德的“全部实践哲学”，即使它对于他的同时代人有那么大的影响，“是康德哲学中的可变部分和易于消失的部分”，关于这一点他在《席勒评注》中比在《唯物主义史》中说得更为明确，他说，康德只在表面上看来是批判者，他还为我们建立了一种思辩理论，这种理论不只建立了一些不变的、完全必需的观念，并且还要求全部知识服从于这些观念。当伏尔伦德尔说，在朗格的“康德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有系统的”联系时，这还说得不够；因为在这二者之间根本完全没有任何联系。朗格之所以要回到康德的认识论去，是为了杀一杀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厚颜无耻的自负，这种唯物主义之在哲学的殿堂里胡闹，一如一条牛在磁器铺里乱碰乱撞一样。至于从德国哲学中按照正规程序发展出来历史唯物主义，朗格根本没有发表过意见。但是，现在真正的新康德主义却和这种唯物主义发生关系了。伏尔伦德尔认为，这种新康德主义的领袖是马堡的海尔曼·柯亨教授，“是公开地指出康德的伦理学对于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具有原则意义的第一位康德主义者”。当然，柯亨剥夺了“当时的政治社会主义”的全部基础，要求社会民主党“不仅暂时地摔开”（历史）唯物主义，并且还应“根本地抛弃它”。柯亨提出了三条据伏尔伦德尔的意见说来是“极其有份量的”论点作为新的基础。第一条，社会主义不应否认神的观念，据柯亨说来，这个观念不是为表示别的，只是为了表示需要对于善的威力的信仰，对于实现正义事业的期望。第二条，作为观念的法和国家也应该受到社会主义方面的尊重，因为，——如自由不能没有法律，自由的个人、真正的道德生物社会如没有建立在法律范围之内的集体也不能存在。第三条，人类（人类社会）观念必须和民族（国家）观念结合起来，那末才可以努力把我们所尊重的人类观念在我们所爱护的民族观念中实现。正因为这些要求具有实在的历史意义，它们就充分地由“当时的政治社会主义”实现了。柯亨先生难道真的以为，如果社会民主党不相信善的威力，如果它对于正义事业的最终胜利不抱信心，它会坚持四十年的不断斗争，尤其是会在实施反社会党人法的十二个年头里坚持下来吗？柯亨先生难道会不知道，“当时的政治社会主义”已经在它产生之日，通过拉萨尔的口说明了它的内部意义，宣称：没有法律的自由只是任性，社会主义所觅取的是自由中的团结和团结中的自由，没有这种团结就不可能有自由的个人，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生物社会吗？最后，柯亨先生难道真是那么不清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以至于不知道：它总是善于把人类观念和人民观念“结合”起来的，在它的一切文件中，从《共产党宣言》起到《爱尔福特纲领》，总是要求这种“结合”的；还有，而且这是更重要的，即德国民族的利益从1848年起到现在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之外是没有更明确、更有力的斗争者了。这样，柯亨的“极有份量的”要求原来是一种最最理所当然的东西，而当他要求无产阶级为了这些要求抛弃自己争取解放斗争的科学原理的时候，他提出了那种应加驳斥的主张：为了产生更加辉煌的作用，就得更彻底地消灭原因。施塔姆勒走得比柯亨的（如伏尔伦德尔所说的）“倾吐积愫的论述”更远一步，虽然他认为，精神活动的基础是经济过程这一论点是“原则上无可争辩的”。但他认定，对于社会现象，除了因果解释之外，还存在着与之不相矛盾、而只是给它作补充的目的论解释。“社会事件的伦理评价是某种与对它的发生作发生学解释完全不同的东西。各种具体的努力固然总是在社会条件的土壤上成长的，但须由人的愿望和目的来指导，只有一种终极目的才能是人的愿望和目的的最高标准。”这种历史方法在某种程度内象海克尔在被打倒的冯特那里如此无情地鞭挞过的“心理—物理平行论”的自然史方法，但它当然更站不住脚。或是说得更正确些。它的不能成立性是更显明得多。新康德主义者们只消看一看，“发生中的”资产阶级是多么高兴地遵循象康德那样的大思想家合乎人类愿望给它制定的目的，那他们就可以理解他们的结论的历史上和逻辑上的错误了。当然社会事件的伦理评价，是某种与对它的发生作发生学解释完全不同的东西；马克思在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时，就绝对没有赞扬过它。那末，根据伦理评价和历史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一理所当然的事实，怎么可以作出结论，说伦理学高于历史发展呢？伦理评价只有当它以自己的社会根源为依据，不论这种社会根源是善是恶时，它才会成为历史的和政治的力量；当伦理评价妄求对“因果性的”事物进程作“目的论的补充”时，它的份量就象飘浮在太空中的白云一样轻了。这在一当新康德主义者们企图成为讲实际的时候，例如纳托尔普试图把施塔姆勒的“方法论上的基本观念”应用到教育方面去时，就立刻暴露出来了。纳托尔普要求开办真正的、最广义的国民学校，因为一切人都有权利受即使不是完全同样的教育，也有权利享受同样的教育上的照顾，享受教育普及的利益，这种利益只在于获得某种能力，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特权。几乎就在发表这个教育纲领的同时，普鲁士政府也在普鲁士议会里宣布了它的教育纲领。在大多数人狂热的赞同声中，农业大臣在1899年2月10日宣称：“儿童们完全忘却了上帝为什么把他们送到地上来的。他们不去学饲养牲畜、挤乳，反而去学编织，还去学他们所完全不需要的不知什么的事情。教师们自己迷误了农村居民的思想方向。下萨克森的农民是跟他们的牛住在同一所房屋里的，他们从来也不认为这是什么耻辱。可是教师不这样做。他要有一所自己的小屋，这样就给周围的人们作出了不好的榜样。”当然，纳托尔普的“目的论”教育学比封·哈默尔斯坦[1]先生的“因果论”教育学讨我们喜欢一千倍。但是，他们怎么能够“不互相矛盾，而互相补足”呢——这是我们完全不能了解的。当“当时的政治社会主义”用社会的和政治的斗争办法力图消灭容克地主的势力时（关于容克地主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道德败坏，那位普鲁士农业大臣已那么雄辩地加以证明了），从而力图开辟能实现纳托尔普的教育纲领的地基时，那末这个政治社会主义就是在实现“因果论的教育学”，这种教育学是以历史发展的全部力量在其本身中完成最后目的，而不需要在这最后目的中灌入任何“人类的愿望”的。但是，关于这种“暴力伦理学”，施陶丁格是听也不愿听的。不过在新康德主义者之中，他毕竟比较最接近马克思主义，他的《伦理和政治》是一本诚恳的、明达的书，很值得一读。他只认为，康德所作出的、后来为柯亨、纳托尔普、施塔姆勒进一步发展的对于伦理学的分析论证，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的（主要为历史、因果性的论证的）一个必要补充。当然施陶丁格承认，如果不具备社会道德复兴所必需的历史前提，当然任何伦理学都是无力的。“马尔库斯·奥莱里乌斯的最漂亮的原则也不能挽救罗马趋于灭亡，就因为这些原则并不是群众运动活生生的动力。”施陶丁格既不批评马克思的原则，也不批评他的方法；他只觉得有一个缺点，但也并不认为这是原则性的错误。马克思不考察伦理和政治的关系；只要马克思主义注意到这点，那它在彻底忠实于自己的原则时必然会到康德那里去的。如果我们打开《共产党宣言》，那我们就会在那里读到，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的要求是这样一个团体，在其中，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体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其意义说来，这和康德伦理学的主要论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即是新康德主义者那样坚持主张的那一条：“无论在你自己身上或在任何别人身上，你应该始终把人类看作为目的，而不只是手段。”按意思说来，康德的伦理学和马克思的是一样的；但康德的“分析论证”在于他想法子把中世纪将国家划分为公民和居民的等级划分和他的论点混在一起；而马克思的“历史、因果性的”论证则在于。他根据经济发展进行论证时能够指出，他的理想应怎样来实现。究竟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应“回到”康德那里去才能得到“必需补充”的“缺点”，实际上完全没有说明白，因此，当人们要检查施陶丁格的一些实际例子时，就完全莫知所从了。施陶丁格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最困难之点”，要求首先在伦理意义上予以根本解决的一点，是社会民主党对于君主制的态度。君主是宪法所承认的国家代表，因此有权利要求由于这一地位而受到的尊敬。谁拒绝给予他这种尊敬，谁就使自己不受宪法的保护，当他受到那样对待时，他也就不能埋怨。当社会民主党员在别人都起来山呼万岁向作为国家代表的君主致敬时故意避开或仍旧坐在那里，这时他们就违反了这一原则。据他说来，社会民主党坚持这种从1848年保留下来的任性胡闹，作出这样盲目性的、无法自己辩解的、违反任何原则的行为，就是放弃付出那样辛苦代价而获得的原则性基地，而这个基地是它为了要获得光荣胜利所不应须臾或离的。为了驳斥这个年青的康德主义者，我们先来引述一下老康德！就他的哲学观而论，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并且曾经和国王有过冲突，虽然冲突的起因并不是他的共和主义见解。然而他说过：“放弃自己内心信念是卑下的，在这种场合，沉默是一个臣民的义务。”社会民主党这个少数党派不作华丽的言词，在国会里总是遵照这一原则行动的；它还不至于卑下到放弃自己的内心信念，向君主，或是照施陶丁格的更正确的说法，向君主制原则山呼致敬；但它用“沉默”证明它对于国会中君主派多数党的尊重，虽然它与君主派的表现要保持一个距离。施陶丁格说，谁离开宪法的基础，谁就不能在人们对他作相应对待时有所抱怨。但是，看上帝面上请告诉我，在宪法里究竟哪里说过公民有向君主山呼致敬的义务呢？至于有类似规定的场合，例如在萨克森的宪法里，规定代表须向国王和宪法宣誓。那末社会民主党是服从这种要求的，因为它为宪法所规定。但如果社会民主党自愿参加对于君主制原则的祝颂，那它就是背弃自己的内心信念，因此也就作了如康德说得完全正确的“卑下”的举动了。新康德主义者对于康德的伦理学所提供的“分析论证”，在这一要求上真正有点象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了。总而言之，只要你检查一下它的实践结果，你就立刻会感到没有立脚之处。然而仍然不能否认，在资产阶级思想界中为数众多的集团中，在认真地想和社会主义妥协的集团之中，最认真的还是新康德主义者，尤其是施陶丁格和伏尔伦德尔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一切主要问题上都与社会民主党的要求很接近，就是不能够摆脱萦绕于他们的头脑里的那团思想意识迷雾。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之间的谅解是完全可以达成的；社会民主党跟瓦伦斯坦[2]一样，对于思想上的教义问答并不感到什么兴趣，只要人本身是诚实的、干练的就行。但是，如瓦伦斯坦只能在宗教的纷争不妨碍他的世俗的军事行动时容忍他的军队里可以有圣经和圣礼书一样，社会民主党亦不能容许它的科学世界观的晴空为思想意识的迷雾所阴黯。只要新康德主义者们要求这样，我们与他们如施陶丁格和伏尔伦德尔之间就不可能获致任何妥协。《新时代》，第18年，1899—1900年，第2卷，第33—37页。 [1]即前面所说的那位普鲁士农业大臣。——译者 [2]三十年战争中的著名将领；席勒同名剧作中的主角。——译者
康德和社会主义（1900年4月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康德和社会主义（1900年4月4日）卡尔·伏尔伦德尔用这样一个书名刚刚在柏林罗伊特和莱伊哈德出版社出了一本著作，这本书的副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些最新理论流派的考察》。这本著作的目的是扼要地说明，“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康德“在十九世纪末年显得如何”；因此，这本著作要研究下列问题：（1）社会主义有权利援引康德吗，它有多少权利；（2）新康德主义者是怎样对待社会主义的；（3）在年青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那里是怎样进行“回到康德那里去”的。我们所以要在这里较详细地讨论一下伏尔伦德尔的著作，首先是由于，他对待他这个题目就他个人说来是很忠诚的、热烈的、同时也是很严肃的。和他讨论一下，从一切方面说来都是一件有好处的事。他懂得怎样把问题提出来，使人可以来回答。要完全同意是不可能的，但也许可能获致一定的接近，并对那些不可能取得一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一种明白的确定。但在这里，我们完全不打算讨论伏尔伦德尔的著作的第三部分，即他对竭力要“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年青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批判。这不只因为伏尔伦德尔在这里论及的三位德国党派作者在许多方面都互不相同，同时三个人都和资产阶级的新康德主义者们那么不同，以致使伏尔伦德尔对他们很不满意，而且也是因为，对他的见解在本刊的篇幅上已不止一次很详细地讨论过了。不过，这并不适用于饶勒斯在都鲁斯当教授时用拉丁文写的、伏尔伦德尔不知从哪里发掘出来的论文。但是，我们对这篇论文本身在这里也不能多作讨论，因为，这本书现在市面上已买不到了，而且根据伏尔伦德尔所引的章节看来，这本书是饶勒斯还与历史唯物主义离得很远的时候写下的。例如，伏尔伦德尔所引述的一些论点指明，“社会主义的一些最初基本原则”已包含在路德论及暴力的著作中，“事物由观念而产生，历史依赖于哲学”。不论饶勒斯这本著作的性质是怎样的，它无论如何与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所争论的问题没有一点关系。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伏尔伦德尔关于康德和关于社会主义所说的话。一方面他所谓的非常暧昧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不是指哲学研究所不涉及的一个确定的政党，而是指某种道德观、一些观念的某种结合，这两者照他的意见说来是属于伦理学范围的。另一方面，他强调康德的活动当然是由他那时代的种种条件所决定的，他的政治哲学主要是针对十八世纪的专制警察国家和等级社会制度的，对于现代意义的社会哲学说来，当时还不具备任何前提：既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也没有雇佣劳动、也没有机器工业等等。但是，伏尔伦德尔认为，在这样的保留条件下，社会主义仍以最直接的方式与康德伦理学的基本观念有联系。为了证明这一论点，他引用了“大量的、大部分是至今未受人注意的章节”，以及主要地，“通常总是被低估的绝对命令的公式”：“无论在你自己身上或在任何别人身上，你应该始终把人类看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伏尔伦德尔对他所引述的其余一些话的重视，就远不如对这一个简单而崇高的公式了，好象在这个公式中表示着社会主义和康德之间的、以“纯粹伦理原理”为基础的真正联系；如果社会主义也需要伦理根据，那末它就应该建筑在这一基础上似的。“难道还能以更简单的形式和更鲜明地道出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社会性观念吗？”另一位新康德主义者，马堡的柯亨教授则在这个方向走得更远，他根据这一论点把康德称颂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创始者”。但是首先，这一论点并不如伏尔伦德尔显然认为的那样，是已被遗忘、而只被新康德主义者们重新发现的宝藏。这一论点是康德最为人熟知的名言之一；它在十九世纪的政治著作中扮演过极重要的角色，只是这当然与柯亨和伏尔伦德尔所理解的意义完全不同。它对于德国社会主义的建立没有丝毫促进作用，但对于自由主义、尤其是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建立则提供了许多的基石。在大量的证人之中，我们只在这里略举几个顽固地敌视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就够了。在《哈雷年鉴》上，卢格跟伏尔伦德尔完全一样用上述论点开始了《论康德哲学的伦理方面》那一章，在这之后，他部分地引述了同样的引文，然而对康德的那些信徒们采取仇视的态度，说他们“从康德的批判中并没有承受到矛盾的作用和痛苦，而只承袭了受局限的、混乱的理性的结果，他们在他的伦理学中忽视了逆刺丛生的政治，而从事更低廉的道德说教”；卢格在康德这个论点中所看见的是给予人民以宪法的要求，以及每一个个人追求他的目的时的崇高性。特莱切克也正是这样地利用康德这一论点来论证他的政治自由学说的。在应用到国家上面时，这个论点似乎意味着：如果政府的活动是激起、促进市民的独立活动并加以提炼时，那末政府的活动是合理的；当它压迫这种独立活动时，它就是不合理的了。显然更为与新康德主义接近一些的是施莫勒，他以下述方式解释了“当代伦理学的基石”：没有一个人应只作为手段为别人的目的服务。但是，施莫勒在这里也周到地加了一句：同时，这也并不妨碍他成为为了达到任何其他目的的服务环节。施莫勒比卢格和特莱切克更明显地否认了对于康德上述论点的社会主义解释。是谁正确了解康德——自由主义者呢还是新康德主义者？伏尔伦德尔是相当老实的，他自己作出了打自己耳光的回答，他这样写道：“诚然，康德是以国家全体公民的最完全的合法自由、平等、独立活动性的捍卫者挺身而出的。但他认为商人或手工业者的雇工，私人的佣仆，按日计算的雇佣劳动者，佃农，以及‘全部妇女’——一言以蔽之，一切受另一个人供养和保护的人，都不是国家的公民，而只是居民。”按照这一段引述来判断，卢格、特莱切克利施莫勒解释他们的康德倒并非过于狭窄，反而是过于宽大了；因为，他们至少未尝想拒绝、目前也不想拒绝给予雇工，按日计算的劳动者以及农民以公民权。固然伏尔伦德尔认为，一个公正的批评者在评判康德把人分为公民和居民时会注意到当时的文化状态；但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立法者们也并不比我们这位哲学家走得更远，因为，如饶勒斯指出的，他们在康德之前曾划过国家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界线。这一切虽然都是完全不错的，但也是完全与事情的实质无关的。如果问题只在于对康德作出“公正的”评价，那末新康德主义者是完全没有理由可以抱怨马克思主义者的。如马克思本人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始终对康德抱着应有的敬意。这里可以举几个对于本文作者说来最近便的例子：他在他所写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中就引述过在这里讨论的康德这一论点，并且还补充说，康德在这里作出了资产阶级的理想中最大胆的、最正确的推论，但这只有在资产阶级还属少数、无产阶级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中才属可能。希望这个“公正的”评价可以满足伏尔伦德尔的合法要求。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之间真正发生争执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者和康德之间有无任何联系，是怎么联系的；恰巧就是伏尔伦德尔替康德所作的辩解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要不然，新康德主义者就得把《人权宣言》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母亲，一如他们把康德认为是它的父亲那样了。十八世纪革命资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们曾有过这样一种幻想，他们认为随着他们本阶级的解放，他们就可以获致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全部的解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并且是世界史上的事实。“第三等级”认为自己与特权等级相对立，而和全体人民具有同等意义。资产阶级建立了能满足自己的社会要求的国家政治形式以后，就以为它是代表全体公民行动着，同样地可以满足全体公民。这种幻想是绝对善良的、不具任何伪善性的；它没有任何困难地消化了一些最突出的矛盾，譬如说1791年法国宪法以宣布一切人生来都是自由和平等开始，而以剥夺受雇人员的选举权而结束。法国革命的情况如此，德国哲学的情况也是如此。顺便说一说，当新康德主义者这样热心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搜寻关于康德的论断时，他们竟完全没有注意到也许可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至少有关康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方面他们是可以获得最详尽的材料的。在《共产党宣言》里写着：“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意志、本来面目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1]。象这段话所说的那样，法国革命的上述幻想在德国哲学中以更其突出的形式表现了它的内部矛盾。由于德国哲学家们完全不考虑到他们的法国原型的历史局限性，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就显得更为革命；由于他们竭力想在德国现实生活的历史局限性中为自己找到土壤，因此他们在实践上就表现得比法国资产阶级更为反动。康德这句“应该如何如何”的命题就其鲜明、简单的一贯性而论当然高出于《人权宣言》之上，但它在把国民的等级划分为公民和居民这一层上，后退到中世纪的程度却比剥夺法国工人选举权更远。我们在费希特那里看到完全类似的东西。当你读到他的：“人应该工作，但不是象一头驮畜那么工作，象背负着重荷沉入梦中，得到最短暂的、为了驮负同样的重荷所必需的休息之后重又被唤醒而继续驮负的那种驮畜那样。他应当无畏惧地、高兴地、愉快地工作，他应该有充分的余暇用来提高他的精神和眼界，去眺望他为了向之眺望而生下来的天穹”，——真令人想称他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奠基者”。然而，他的“封闭的商业国家”是一个乌托邦，对于实现这个乌托邦，目前连最凶恶的反动分子也会划十字、敬谢不敏的。然而，法国革命和德国哲学的幻想刚被经济发展所粉碎，资产阶级实际行动的非人道现实与资产阶级理论的人道理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时，从这个矛盾中发生了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即由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所开始，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的社会主义。这个简单、明白、早已人人知道、并得到一百次证明了的事情进程，是完全不必再多作详论的了。康德的这一“崇高而简单的”公式，可以用来作各种消遣性的思想游戏和训练，也不妨在它之中寻找用卢格的不无机智之处的话来说的“矛盾的作用和痛苦”，或“受局限的、混乱的理性的结果”，或“逆刺丛生的政治”，或“更低廉的道德”，——但企图由这句话里从历史上或逻辑上推论出社会主义来，那是明显的荒谬。就柯亨和伏尔伦德尔的意思来说，“回到康德那里去”即是（当然，那是纯然幻想而已）绞杀整个社会主义，是一种——幸亏是想象的——想回到十八世纪的极其不幸的自欺中去的垂死挣扎，而根本地铲除了这种自欺则正是十九世纪的最光荣的功绩之一。但仍旧应说，新康德主义者们自己并不怀有这样不好的意图。在他们之中，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有若干，特别是伏尔伦德尔，是站得离社会主义很近的；他们并不想谋害它，而只是想把它从它的着实的、清醒的现实中“提升”到更高贵的观念世界上去而已。如果我们用伏尔伦德尔作为标本，向新康德主义者们再作一瞥，那末他们的善良意图就完全清楚明白了。《新时代》，第18年，1899—1900年，第二卷，第1—4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译者
保·拉法格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评介）（1909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保·拉法格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评介）保尔·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关于正义、善、灵魂和神的观念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巴黎，1909年。吉兰和布里哀书店出版。384页[1]。拉法格同志收集在这本书里的研究论著，有几篇已在《新时代》上译成德文发表过了，《新时代》的读者大概还记得很清楚的。其余几篇象那几篇一样好，象那几篇一样值得译成德文。拉法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去研究历史问题的那种异常的明快性是未必有人能够超过的，他在选择那些历史问题上是花费了不少劳动的。如果，譬如说，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使用康德的陈旧的学者行话，那末这些问题无疑可以更广泛、更高深地来论述的；但我们觉得那样做并没有任何好处。反之，当拉法格同志在他的涉及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的导言中，带着善意的并且完全不具侮慢意思的、但实质上是很中肯的讥嘲，说到那些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以前先确认它是一件已经完善无缺的东西了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我们是完全同意他的。“如果有一个木匠不去使用他所拥有的槌子、锯子和刨子进行工作，反而去批评这些工具，这些同志对这个木匠有什么想法呢？批评只有在追随于比任何最好的挑剔更好地教导我们认清一切不完善之处，并帮我们消除它们的经验之后时，才会不再是无益的，而是有成效的。人最初使用粗陋的石槌，只有在使用这种工具之下，才能使他懂得，怎样把它制造成在形状、重量、用以作成的原料上互相不同的百十种不同的种类”。拉法格这样说。我们也可以把这种马克思主义者和那些先在湖岸上、在空气中作着种种的游泳动作，使能在跳入水中之前就能确信自己可同已会游泳的人比试一下。遗憾得很，这是种好人，但并不是特别好的乐师，特别是自从故康德的阴魂开始在德国游荡以来，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出现得非常之多，远远多过于卡尔·马克思的祖国所应有的程度。资产阶级历史家恨不得用他们的细小的大头针把马克思主义戳死，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他们因此暴露出了他们不敢随着马克思主义走入必定会发生决定性战斗的那个领域的本能的畏怯。但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就不应该跟着他们进行这种纸上谈兵了，谁要那样都可以，就只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拉法格十分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不是采取罗列许多公理、定理、系论、辅助定理的命题汇编形式提出他的历史方法的；这些东西在他看来只是研究的工具，他只限于用最简短普通的话阐述这种工具，而对它加以检验。要批评历史研究方法，只有在对它的结果提出异议，例如反驳阶级斗争理论时，才属可能。资产阶级历史家和哲学家们当然小心谨慎地不这样做的，他们所以反而称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撒旦[2]的作品，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把阶级斗争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强力杠杆。有时也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方法只是尚待证明的假说。但愿在把这种假说付诸实践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可以证实它的正确性，那就好了！关于这类假说的正确性的问题，只有在解决了它们能否导致新的、宝贵的结果这一问题之后，才能提出来。错误常常是通向真理的捷径。克里斯托伏尔·哥仑布从托勒密的错误假说出发而发现了美洲，当时他还以为是到了东印度海岸。达尔文也是先认为马尔萨斯的错误的人口规律是正确的东西，而后得出他的划时代发现的。因此，任何自认为马克思的学生的人，如果在实践中检验他的方法，那就最最无愧于他的老师。正因为如此，我才怀着最满意的心情欢迎考茨基和库诺的最近的著作，期望这几只燕子终于造成了春天。令人庆幸的是，拉法格同志对于故康德的阴魂是具有免疫性的，但这已给他引来了极重的苛责。他的这些研究著作是一些精致的瑰宝；含在这些著作中的思想的柔韧力量以莱辛曾经在一些法国作家身上称赞过的那种形式发挥了出来：他说那些法国作家始终表现出良好的格调，但从来也不炫耀他们的博学。我们的法国同志们应该对他们的语言感谢不尽，这种语言是决不容忍在德国显然完全无法消灭的哲学行话的。只要一读拉法格论对上帝的信仰那篇文章就够了；那是多么简单，多么明快，多么令人信服啊！在德国，这样的研究著作中就不会没有“亲切的宗教生活”，“关于上帝的福音书概念的感情和内心亲切的全部温暧”，宗教的“真正在内部改造人的力量”等等东西——关于这一切美丽的事物，我刚刚在一本一般说来很出色的杂志上读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完全不能低估的功绩是他们把我们从哲学行话中解放出来，这种哲学行话曾盛极一时，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就显得是完全陈腐的东西了——那就会完全象海涅在歌德之后用高特舍特[3]的语言写诗一样。如果这只是一种修辞上的儿戏，在万不得已时还可以容忍一下。但不明确的形式也会损毁思想的明确，在这里我们是假定，不明确的形式本身不是由于不明确的思想产生的。拉法格的尚未为德国读者所知道的文章，极盼都译成德文，它们全部属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基本库藏的。《新时代》，第27年，1909年，第1卷。 [1]本书中译本改名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译者 [2]撒旦（Satan）——希伯来语，意为魔鬼。——译者 [3]高特舍特（JohsnnChristophGottsched，1700—1766），德国18世纪早期启蒙运动者，作家、批评家。他对德国文学的风格和思想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当时德国的语言很混乱，他在纯洁语言方面有过贡献。——译者
论历史唯物主义（1893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保卫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论历史唯物主义（1893年）资产阶级世界今天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差不多就象它在前一代对待达尔文主义，在半代前对待社会主义一样。它辱骂历史唯物主义，而不了解它。它逐渐地、很费力地总算懂得了达尔文主义与“猴子学说”有所不同，社会主义也不只是要“瓜分”和“劫夺数千年文化果实”，而还有别的目的。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它仍认为可以用既愚蠢而又廉价的说法来加以攻击，说它是少数几个“聪明的煽动家”所杜撰的“幻想”而已。事实上——并且是当然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1]。恩格斯这样论述了促使他和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获致最初理解的历史发展高度。至于这种理解是怎样继续发展了的，请读者去读恩格斯自己的著作吧。[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毕生工作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他们的全部著作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说他们二位只是东鳞西爪地剽窃了一些历史知识来支撑他们所杜撰的历史理论，那完全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鬼话。如考茨基已经指出的，《资本论》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正是在历史方面，它好象是一座矿山，充满着大量尚未开发的宝藏。同样也可以说，恩格斯的著作，其内容与其篇幅相比，是不可比拟地更为丰富，在其中蕴藏着无尽藏的历史材料，比学院式的书斋知识所能梦想的要多得多；那种学院式书斋知识只会从表面上搜寻一两句不能理解或故意曲解的话，如果在里面发现了“矛盾”之类，就感到奇怪了。把蕴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大量历史观点系统地整理出来，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这件工作将来一定会有人来完成的。但在这里，我们只能满足于一般的提示，因为我们目前的课题只是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点，就是这，也是消极方面多于积极方面的，即是说，我们的阐述将通过反驳那些流行的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来进行[3]。卡尔·马克思在他1859年问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既简短而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他在那里写道：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 在这不多几句话里，把人类历史的运动规律那么清彻见底、那么明白无遗地表述出来，这是在任何其他文献中找不到的。为了和保尔·巴尔特先生一起在这里面找到“不明确的词句和形象”，以及很不明确的、与形象搅混在一起的对于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的表述，的确必须在美丽的湖滨城市来比锡当哲学讲师才行。但是说到人是这个历史发展的承担者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一年以前，即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里，也早已经描述过了：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5]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6]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7]。下面接着是那段著名的描述，描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方面怎样必然地在它们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这一描述差不多已受过充满史无前例的变革的半个世纪的考验而仍旧光辉地屹立着；接着是论证，无产阶级为什么会以及怎么样会战胜资产阶级。随着旧的生产条件的消灭，无产阶级将消灭阶级对立、一切阶级，从而作为一个阶级的它自己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这里还可以引录恩格斯在他的友人墓前所说的一段话：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而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9]。这当然是一件极简单明白的事情——这里是就费尔巴哈的意思而言的；费尔巴哈这样说过：“一个哲学家的特征就在于他不是一个哲学教授。最简单的真理，人们恰巧总要在最后才能获得。”费尔巴哈是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间环节，但他由于德国情况的恶劣而在半途停步了，他对于“获致真理”仍看作为一种纯粹思想意识的过程。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是这样“获致”历史唯物主义的，如果宽容地责备他们而说它是他们从心里想出来的，那也就象用这样的断语来骂他们一样不公平，因为这是以最善良的意愿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说成是一种空洞的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光荣其实是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对它的正确性作出了最光辉的证明。他们不象费尔巴哈那样只懂得德国哲学，而且也懂得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他们在这个人类的课题差不多还未提出、在“解决这个课题的物质条件”刚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时候，就解答了这个人类历史之谜。他们之所以够得上被称为第一流思想家，因为他们在五十年前已经能从比较起来很微弱的迹象中认清了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科学至今还不能从无限之多的极其确凿的证据中捕捉住、而至多只能偶尔得到一些预感的东西。至于为了倾向性目的来编造一套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在思想上和语言上似乎又和深入研究历史发展所得的科学认识一样的理论原理，这样做所能获致的成就是多么微小，在这里也可以举一个很突出的例子。这我们要感谢路易·布伦坦诺教授先生的善意，他指出了浪漫历史学派已经多么接近唯物主义历史观，特别是指出了一段拉维涅—佩吉朗的话，那段话是这样说的：“也许，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迄今还是那样微小，是由于各种不同经济形式没有被好好地划分清楚，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各种不同经济形式组成着整个社会和国家组织的基础。人们忽视了，生产、产品分配、文化、文化传播、国家立法和国家形式，完全都是从经济形式中得到它位的内容和发展的；那些极重要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产生于经济形式和经济形式的适当使用，一如产品是生产力的相互配合作用的结果一样，并且凡是显现社会病态的地方，照例都可以从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间的矛盾中找到它的根源”[10]。这是历史浪漫学派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在1838年所写的；这个学派就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里给予毁灭性打击的。虽然如此，如果不考虑到马克思并不认为生产和产品分比是经济形式中派生出来的现象，而是相反，经济形式是生产和产品分配中派生出来的，那末一眼看来会使人误以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是从拉维涅—佩吉朗那里抄来的。在这里，重要之点在于“适当使用”。历史浪漫学派是对于资产阶级古典国民经济学的一个反击，古典国民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说成是唯一合乎自然规律的生产方式，把这个阶级的经济形式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历史浪漫学派为了容克地主的利益，把地主与农奴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加以宗法性的神化来反对这种夸大：针对自由学派对政治自由的要求，历史浪漫学派提出的论点是：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宪法并不是几页法规和宪法，而是经济势力间的关系，在现在这一场合，即是从封建时代承袭下来的贵族地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和历史浪漫学派间的理论斗争，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间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反映。这两个派别的每一个，都宣称合乎本阶级心意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是永恒的、合乎自然规律的、不可更易的规律；至于自由主义庸俗经济学者在斗争中使用抽象的幻象较多，历史浪漫学派使用残酷的事实较多，这一个是唯心色彩较多，那一位是唯物色彩较多，那只是由于这两个斗争着的阶级的历史发展阶段有所不同而已。资产阶级正想成为统治阶级，所以把它的未来王国描绘成普遍幸福的国家；容克地主已做过统治阶级，因此必须满足于把它的权力建立于其上的经济依赖关系，加以浪漫主义的美化。拉维涅—佩吉朗的那个论点完全是从这种美化中出发的，在这里他只是想说：封建经济形式应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组织的基础；国家形式和国家立法都是从封建经济形式中派生出来的，如果社会背离了封建经济形式，这个社会就要害病了。拉维涅—佩吉朗在对这个论点加以发挥而继续进行的议论中，就毫不掩饰他的见解了。他划分出了三种在历史上依次发生而现在却互相“混合”的经济形式：强迫经济、货币和实物混合经济，货币经济；与此相应的是三种国家形式：专制政治、贵族政治、君主政治，以及三种道德感情：畏惧、仁爱、自私。货币和实物混合经济，贵族政治，直呼其名也就是封建主义，乃是仁爱的体现。拉维涅—佩吉朗的原话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服务的物质交换，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仁爱和忠诚的泉源。”但现在，历史忽然发生了奇思怪想，把这泉源搅浑，把不同的经济形式“混合”起来，因此拉维涅—佩吉朗要按照这个样子把国家形式也“混合”起来，当然，是在“适当使用”中“混合”起来。贵族政治应在“公团政制”（Gemeindeverfassung）中占统治地位，即“在以较富有、较有知识的公团成员作为公团立法者和行政者对于大群受保护的公团成员所行使的权力”中占统治地位，此外还应保存一点“即使以最极端的形式也不会象法律暴政那样破坏社会力量的”专制政治；同样也要一点君主政治，但其中没有“自私”，而是“从崇高的立场出发，把一切利害关系都用普施的仁爱统括起来的”君主政治。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拉维涅—佩吉朗所希求的东西：封建统治的复辟，“以及在实现自己的意志时有绝对专制权的君主”。《共产党宣言》对封建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已经连带对他的著作评论过了：“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11]。只不过这个评语的后半段远比前半段更切合于德国浪漫派。法国和英国的封建社会主义者已被资产阶级打倒，这使他们的机智大为灵敏起来，于是他们隐隐地猜测到，“复辟时代的陈腔滥调已成为不可能的了”；但同时，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封建主义还牢牢地把政权握在手里，并以笨拙的直率把一些用道德化的老生常谈掩饰起来，此外原封未动的中世纪封建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自己的围墙内进行反对斯坦因—哈登堡立法[12]决不彻底的入侵。除了封建主义经济形式以外，对其他任何经济形式都不能有任何即使是肤浅的了解，这正是浪漫历史学派的特有之点；但是，它在自己的狭隘的经济利己心的影响下，总是竭力想把一切天上地下的东西，一切法律、政治、宗教等等的关系，都用这一个经济形式贯穿起来，于是就偶然地得出一些论点，远远听来有些象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实际上这些论点之远离历史唯物主义，就如阶级利己心之远离科学认识一样。拉维涅—佩吉朗之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如二十年后盖尔拉赫和斯塔耳之对于拉萨尔一样。盖尔拉赫在普鲁士邦议会里常常以他自己的方式使用后来拉萨尔的宪法理论来驳斥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但拉萨尔还是在他的《既得权利的体系》里对历史浪漫派这个最后支系作了科学上的致命打击。因此，这个学派与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至多也只能说，它的毫不隐饰的阶级意识形态，可能是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酵素之一。但连这也并非如此的。前面所引的拉维涅—佩吉朗那段话，是使我们够惊异的，因此，在我们没有能找到那本今天确应该被忘却的著作全书前，我们写信去问恩格斯，他和马克思是否读过浪漫历史学派的一些作家，如马尔维茨、亚当—弥勒、哈勒、拉维涅—佩吉朗等人的著作，是否受过他们的影响。恩格斯非常亲切地在去年9月28日给了我们回信： “马尔维茨的《遗著》我自己也有一本，而且几年前就读过了？但是，除了关于骑兵的几段出色的描写和坚信贵族对平民鞭打五下的奇效以外，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总之，从1841—1842年以来，我对这种书籍就全然感到格格不入了——我只是随便地翻了一下，当然，在我所谈的问题方面从中毫无所得。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居住期间，读了亚当·弥勒的著作和冯·哈勒先生的《复兴》等等，他只是以相当轻蔑的口吻评论这些作品，认为这些是庸俗的、词藻华丽而夸夸其谈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模仿法国浪漫主义者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和红衣主教博·纳德的作品而写成的。即使他碰到了象您从拉维涅—佩吉朗著作中所引证的那些话，当时也绝不会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纵然他一般已经懂得了这些人想说的是什么。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派，对他来说，这个地方纯属异端邪说：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因而‘经济形态’一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上述地方，即使他有所闻，也一定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但是，我不认为在马克思1837年至1842年间读过的那些浪漫学派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类东西的影子。 “这个地方确实非常值得注意，但我希望把引文核对一下。我不知道这本书，当然，我知道作者是‘历史学派’的信徒。…… “但是，最奇怪的是，从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以具体的形式歪曲历史最厉害的人们那里，仿佛可以找到以抽象的形式表述出来的正确的历史观。这些人通过封建主义这个例子可能就已经看出，国家形式在这里是如何从经济形态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在这里，可以说一切都昭然若揭，了如指掌。我之所以说他们可能看出，是因为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未经核实的地方以外——您自己说是从第二手材料来的——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我只发现封建主义的理论家当然没有资产阶级自由派那么抽象。既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这个关于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和国家形式同经济形态的相互关系的观念概括到这样的程度，说它适用于一切经济形态和国家形式，那末，一谈到其他经济形态，一谈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形态以及与它的各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家形式——中世纪的行会公社、专制君主政体、立宪君主政体、共和制，同一个浪漫主义者却又茫无所知，又该作何解释呢？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就是这个把经济形态看作整个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础的人，竟然属于这样一个学派，在这个学派看来，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政体就已经是对于真正的国家学说的犯罪和背叛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还意味着，国家形式必然产生于经济形态及其适当的运用，正象婴儿诞生于男女婚配一样。注意到作者所属学派的那个闻名世界的学说，对此我只能做这样的解释：真正的经济形态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形态。但是，由于人们出于私仇而密谋反对这种经济形态，因此，就要对这种经济形态加以‘适当的运用’，使它免受攻击而完整无损，永世长存，并使‘国家形式’等等和它永远适应，也就是说，尽可能退回到十三到十四世纪的水平。这样，最好的世界和最美妙的历史理论就会同时实现，而拉维涅—佩吉朗的概括才会归结到它的真实内容：封建社会产生了封建的国家制度”[13]。恩格斯是这样说的。当我们根据他的愿望核对了上面所引的一段话，并从被发掘出来的拉维涅—佩吉朗的书中发现了在上面这段话里阐述明白的关系，我们只能对他的有教益的分析表示真诚的感谢，回信向他说，他单单根据一块骨头就把整整一只封建的古剑齿象正确地重新构造出来了。对于流行的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指摘，我们先来打发与它的名称有关的两种。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精神与自然界哪一个是本源的这一哲学上重大的基本问题的互相敌对的答案。它们本身原是与道德理想没有丝毫关系的。哲学唯物主义者能够以最崇高、最纯洁的程度怀有这种理想，而哲学唯心主义者则完全不需要有这种理想。但是，通过神甫长时期的毁谤，唯物主义这个词被加上了一层暗指着不道德的附加意义，这层附加意义已从多方面潜入资产阶级学术著作中了。“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平时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恩格斯语）[14]。人如果愿意以这样一种转义来使用这两个词，那末他必需说，今天要信仰历史唯物主义，就得有一种高度道德的唯心主义，因为它必定会带来贫困、迫害、毁谤，同时，历史唯心主义则是每一个追求飞黄腾达的人的事，因为它最能帮助人获得现世的好运、肥厚的挂名职位，各种各样的勋章、头衔、地位。我们并不是说一切唯心主义的历史家都是为不纯正的动机所驱使的，但我们一定要把用不道德的说法来污损历史唯物主义的行为，视为愚蠢无耻的陷诬加以驳斥。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混淆起来，那是比较可理解的，虽然也是大错特错。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忽视了：人不只在自然中，而且也在社会中生活；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存在着社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包含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不包含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认为人是具有意识而行动着的自然产物，但它没有考察，人的意识在人类社会中是由什么决定的。因此，当它进入历史领域时，它就转化为自己最相反的对立物，即转化为最极端的唯心主义了。它相信伟大人物能创造历史的精神魔力，我们想起毕希纳对腓特烈第二的崇拜，以及海克尔与那种对于社会主义的可笑的仇恨心结合着的对于俾斯麦的膜拜。它只知道人类社会中有着一种观念的推动力。这一种类的一个真正的样本是赫尔瓦德的文化史。这本书的作者没有看到，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是一个经济运动的反映，而只认为：“宗教改革对于经济运动具有一种异常的影响。”他没有看出，利润优厚的贸易需要引出了常备军和贸易战争，却说：“日渐传播开的爱好和平的心意，乃是创造常备军、间接地制造新战争的东西。”他不理解十七、十八世纪绝对专制君主政治是经济上的必然，却说：“必须肯定下来的是，如果人民使用了否决权，什么路易十四的绝对专制、什么宫廷里佞臣宠姬的统治，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全部权力最后都在人民手里”[15]。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赫尔瓦德在他这八百页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上都有类似的或更坏的胡说。要反对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著作，唯心主义历史家当然容易讨好了。但是，他们究竟不能让历史唯物主义来替赫尔瓦德之流的人担负责任。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由于追求表面的最大彻底性，反而获致了实际上最大的不彻底性。它一方面把人简单地视为有意识地行动着的动物，另一方面把人类历史看作一场观念的动机和目的的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活动；由于把有意识地行动着的人当作自然界里孤立的生物这种错误前提，它获得了一种唯心主义的人类历史的幻象，人类历史好象是透过永恒的整个自然界中的唯物关系而呈现出来的一场狂乱的影子舞蹈表演，与此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则从自然科学的事实出发，认为人不只是动物，而是一种社会动物，他只在社会集团（游牧群、氏族、阶级”）的共同生活中才获致意识，在这些社会集团中他才能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而生活，因此，这些社会集团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他的思想意识，这些基础的进步发展则是人类向上运动的规律[16]。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而对它进行的攻击，就说到这里为止吧。对于它的责难的绝大部分，上述一些例子已经可以包罗无遗了；因为，除了即将说到的一个尝试之外，资产阶级学术还没有能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过象样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的“最杰出的”代表者们是以怎样幼稚的语言，想从他们为了安慰资产阶级意识而进行的粉饰太平的工作中，清除掉那个讨厌的障碍物，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德国最好的高等学校中国民经济学的最好的教师”阿道尔夫·瓦格纳先生在1892年福音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对可敬的代表们所作的那篇演讲词[17]中得到证明的。我们并不想把资产阶级学术的全部代表人物都看作与这些著名的诡辩家和诽谤家是一丘之貉，但我们对于他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虽已观察了许多年，却没有能在陈腔滥调之外发现什么旁的东西，而这种陈腔滥调与其说是本质性的反驳，不如说是道德上的责难。其内容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它把异常多样化的人类生活硬塞在一个死板的公式里。它否认一切观念力量，它把人说成是服从于一种机械发展的无抵抗力的玩具，它否认一切道德尺度。但是事实上事情正好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消灭了每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它排斥了每一种想把多变的人类生活视为一律的死板公式。“……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8]。恩格斯是这样说的；考茨基也曾同样地抗议过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任何肤浅解释”：社会里面在任何时候似乎只有两个阵营、两个互相敌对的阶级，两个成份纯粹固定的集团，即革命的集团和反动的集团。“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末编纂历史就将是非常容易的事了。但是，在现实中关系并不这样简单。社会是并且将越来越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组织，其中有许多极不相同的阶级和极不相同的利害关系，这些阶级和利害关系会随着事物的形势而形成极不相同的种种党派”[19]。历史唯物主义对待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带有任何预先的假定，它只是对它进行从基础到最上层的研究，从它的经济结构起一直向上研究到它的精神观念。但有人说，那就是“任意的历史结构”。你们怎么知道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经济，而不是哲学呢？对了，我们所以知道，原因很简单，人首先得吃、喝、住、穿，然后他才能思想和创作，人必须与别人有社会交往才能获得意识，因此，他的意识是由他的社会存在决定的，而不是相反，他的社会存在由他的意识来决定。恰恰是认为人必需先经过思维才能吃、喝、住，通过哲学才能达到经济的假定，才是显然“最任意的”预先假定，因此，恰恰是历史唯心主义才是最令人吃惊的“历史结构”。更值得注意的——也许并不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今日的追随者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意我们，但同时却不住地讥笑它的最伟大代表人物黑格尔的“历史结构”。但是，实质上，使他们恼怒的并非黑格尔的历史结构，因为在这方面他们闹得比黑格尔凶一千倍，使他们恼怒的是黑格尔的科学的历史观，即把历史视为人类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一切歧途而不断进步的，它的内在规律性是通过一切表面偶然性而得到证明的。这一伟大的思想，我国古典哲学的最成熟的果实，古希腊辩证法的复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黑格尔那儿取得的：“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20]但他们承认，黑格尔虽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方面有许多天才的见解，但还只能走到“任意的历史结构”为止，他把结果当作了原因，把事物当作了观念的映象，而不是把观念如实地视为事物的映象。在黑格尔，这种看法是完全自然的，因为德国资产阶级完全没有能接触到现实生活，他们为了能够挽救他们的独立存在，不得不躲到观念的高空中去，在观念的高空里他们进行着革命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是对于统治着的专制封建反动派没有什么触犯，或尽可能少触犯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把整个自然、历史、精神生活世界看成一个共同的过程，看成处在永恒的运动和发展中的，并且还企图证明在这种运动和发展中有着内在联系，但它却以这样一个体系告终，这个体系居然发现绝对观念是在等级制君主政体中，蓝色轻骑兵是一种唯心主义，封建贵族是一个必需的等级，原罪说有深刻的意义，皇太子是一个范畴，如此等等。但是，一等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从德国资产阶级社会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并进入了阶级斗争，那末当然，这个新阶级就会重新在地上进行斗争，当然这个新阶级也不会无保留地继承它的母亲的遗产，它虽然会从资产阶级哲学里接受革命的内容，但是要打碎它的反动形式的。我们已经看见，无产阶级的精神战士们已把黑格尔的原来以头倒立着的辩证法顺过来而使之脚踏实地了。“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语）[21]。但因此对于资产阶级世界来说黑格尔也就完结了，资产阶级世界只看到他的辩证法的反动形式，轻易地把它的革命内容忽略掉了。“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2]。于是，黑格尔在事实上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烦恼和恐怖，但并非由于他的弱点，而是由于他的优点，不是由于他的“任意的历史结构”，而是由于他的辩证方法。因为，资产阶级科学只是在他的辩证方法面前，而不是在他的“任意的历史结构”面前宣告终结的。为求更彻底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必须把整个黑格尔清除掉，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第一个哲学家已得出这个结论了。叔本华把完全是“骗子”的黑格尔否定掉了，他首先否定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认为人类历史中没有上升的发展过程；他在人类历史中只看见各个个体的历史；以叔本华为先知的德国小市民就是人类的标本，人类自古以来就是那样的，以后也将永远是那个样子。叔本华的哲学的峰顶就在于“洞察到：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一切都永远是原样不动的”。他写道：“历史在每一方面都是同样的，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各民族历史的不同章节基本上只是人名和时日有所不同而已；真正本质的内容则到处都是一样的。……历史的材料是个别性和偶然性中的个别物，总是一度出现之后就永不复现的，是象在风中飘动的云那样的、常常由于最小的偶然事件而完全变样的人类世界的瞬息即逝的情境”[23]。叔本华的哲学唯心主义在历史见解上是多么接近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啊。事实上，这两种学说乃是同一种局限性的两个相对立的极端，因此，叔本华如果对那些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威吓地叫喊说：“应该提醒那些和坩埚打交道的先生，光是化学固然很能够培养出一些药剂师来，但决不会培养出哲学家来”，那末也必须提醒他自己一下，光是谈哲学就可以培养有机智的人，但不会培养出历史研究家的。但必须说，叔本华自有他自己的彻底性，他既已否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也就必须抛弃黑格尔的历史结构。德国小市民愈是向大工业资产阶级发展，这种资产阶级为了要进行阶级斗争也愈加要否弃自己原来的理想，并急急地躲进封建专制政治的阴影里去，对于证明这种独特倒退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的要求也就更加增长。由于马克思所指出的原因，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他们看来既必定要成为烦恼和恐怖，那末他们就只可以使用黑格尔的历史结构。他们的历史研究家们已在德意志帝国里发现了绝对观念，在军国主义里发现了一种唯心主义，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中发现了一种深刻的意志，发现利息收取者阶级是一个必需的等级，霍亨索仑王朝是一个范畴，如此等等。资产阶级坚守它的又愚蠢又狡猾的生意人作风，以保卫市民等级的唯心主义，同时，它又对真正把这种唯心主义中有意义而伟大的东西拯救出来的人进行斥责，说他们搞“任意的历史结构”。这真是所谓格拉古兄弟又来抱怨暴动了[24]，而且这又是什么样的格拉古啊！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些反驳和非难，这些非难说它否认一切观念力量，把人说成为机械发展的无生命的玩具，否认一切道德尺度。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它只是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它从人类并不只生活在自然界里而且也生活在社会里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与世隔绝的人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如果偶然脱离了人类社会，任何人都会很快地衰竭而死去。由此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承认最广义的观念力量的。“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看得出……，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25]这是自然界这一方面的发展史与社会那一方面的发展史之间本质的区别之点。但是，历史上个别行动和个别意志的无数冲突，看来好象与自然界中的那些无意识的、盲目的因素一样，都导致同样的结果，因为：在历史的表面上一如在自然界的表面上一样，统治着的好象是同样的偶然。“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26]正由于在这一切似乎支配着无意识的自然界的盲目偶然事件的交互作用中，也贯穿着一种普遍的运动规律，我们也就有权利询问，有意识地行动着的人类的思想和意志是否也受这样一种规律支配呢。如果我们进行探讨，人的观念动机是由什么驱使的，那就可以发现这个规律，人只有处身在社会组织中才能够获得意识、有意识地思维和行动；以人为成员的社会组织唤醒了并支配着他的精神力量。但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因此，最终还是生产方式决定着精神生活过程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不否认观念力量，只不过要把它追究到底，要弄明白观念是从那里汲取力量的。当然，人们创造他们的历史，但是，人是怎样创造他们的历史的，那在每个个别场合都依赖于在他们的头脑里所反映的事物的物质关系如何清楚或如何不清楚，而在每一个别场合都各不相同了。因为观念不是从无中产生，而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所以，一个观念愈精确反映这个过程，这个观念就愈有力量。人的精神并不超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上，而是在其中；人的精神是从物质生产里成长的，随着物质生产并和物质生产一同成长的。要到这种物质生产从复杂到极点的机构开始发展为一些简单而巨大的对立物时，人的精神才能认识它的全部关系；要在这种最后的对立死灭或被排除之后，人的精神才能掌握社会生产的统治权，“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语）[27]人们才能完全有意识地创造他们的历史，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才会实现（恩格斯语）[28]。但是，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也并不是死板的机械运动，人类就象无意志的玩具服从于它。一代人在他们的全部生活时间中必须用于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的那一部时间愈大，他们对于自然界的依赖也愈大，他们的精神发展的活动场地也就愈小。但是，这个场地是随着习得的熟练程度和积累的经验教会人们支配自然的能力的增长而扩大的。人类的精神一天比一天更其成为自然界死板的机械活动的支配者，并在对于生产过程的精神支配中实现了、并且继续实现着人类的进步发展。“人类在地球上进行统治的整个问题，都维系于生活必需资料生产的熟练程度。我们可以说，人是对于食物生产获得绝对统治的唯一的生物；而在最初，他在食物生产方面比起其他动物来是并没有什么优势的。……因此，非常可能，人类进步的伟大时代多多少少与生活资料来源的扩展直接有关”[29]。如果依照摩尔根对人类原始时代历史的分期法来说，“那末蒙昧期的第一阶段的特征是音节语言的发生，第二阶段是用火，第三阶段是弓矢的发明，弓矢已是一种很复杂的工具，是要有长期蓄积的经验和锐敏的智力，同时还要有许多其他发明为前提的。在蒙昧期的最后这一阶段，人类精神对于生产已有一定程度的支配；人已知道木制的容器和用具，用树皮和芦苇编成的篮筐，以及琢磨成的石器等等。摩尔根把过渡到野蛮期定在开始使用陶器的时候，以使用陶器为野蛮期低级阶段的特征。野蛮期的中级阶段开始驯养家畜，采用灌溉方法栽培食用作物，使用石头和砖块进行建筑。野蛮期的高级阶段终于以熔炼铁矿而开始；在这一阶段，物质生活生产已得到非常丰富的发展；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城前不久的意大利诸部落，塔西陀所记述的日耳曼人都属于这个阶段。这个时代已有风箱、地灶和锻炉，铁斧、铁铲和铁剑，铜尖的矛枪，锻造成的盾，手磨和陶轮，车辆和战车，采用梁木和木板的造船术，有石头城墙和雉堞、有城门和望楼、有大理石神庙的城池。荷马的史篇给我们描画出了一幅在野蛮期高级阶段所获得的生产上成就的图画，而荷马的史篇本身则又是在这种生产水平上产生出来的精神生活的古典证据。因此，人类并不是一种死板的机械活动的无意志的玩具，人类的进步发展相反地恰恰在于人类精神对于自然界的死板机械活动的日渐增长的统治。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也只是这一点——人类精神是依靠物质生产方式、同物质生产方式一起和从物质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人类精神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父亲，物质生产方式倒反是人类精神的母亲，这种关系当然在人类的原始社会里最清楚地呈现出来。从野蛮期过渡到文明期则以文字的发明以及把文字用于文字记载为其先导。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了；于是，在文字记载的历史里，精神生活好象完全与它的经济基础分离了似的。但这种假象是骗人的。随着文明的发生、氏族制度的消失、家庭、私有制、国家的产生、进一步的分工、社会分化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阶级，精神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依赖关系就变得愈来愈不明显，愈来愈复杂，但这种依赖关系并未消失。“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后理由”将是“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疲于谋生，使它能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30]这个理由“到那时候还保持着它的伟大的、历史的合法性”（恩格斯语）——“到那时候”，说的是到上世纪工业革命，这以后，一切统治阶级都变成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物了，——但是，社会之分化为阶级，完全是从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因此，任何阶级的精神工作不能脱离它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从古代氏族社会的简单道德水平，降落到统治者近代社会（这不过是极少数人靠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所得到的发展）的最卑下的利害关系的这种堕落有多深，那末从还与自然状态群居社会连着一根脐带的氏族，发展到具有极大生产力的现代社会的精神进步也就有多大[31]。但是，这一进步不论有多大，人类精神不论成为多么精密、灵活、有力的工具，一天比一天更其不可抗拒地制服着自然，它的发条和推动力始终还是几个阶级间的经济斗争，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人类给自己提出的始终只是它能解决的任务，在更仔细地考察之下，甚至可以发现，如马克思所说的，连任务本身也只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或至少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2]。根据历史唯心主义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观念论[33]观点，一切发现和发明一如雅典娜是从宙斯的头颅里诞生的一样，都是从有创造性的人类精神中发生的，然后通过它们发生最巨大的经济变革；但我们如果从它们的起源上进行考察，那就极容易了解这种关系了。这些发现和发明的每一个，原来都有一段漫长的前史[34]。我们如果考察这一前史的各个阶段，那末每一步都可以看到引起这些发明的需要。如果说许多极重要的发明，如“改变了大地面貌”的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都遮盖着一层神话传说的面纱，那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它们毕竟不是一些个人从他们的天才的最奥秘的深处创造出来的成果；如果说也有一些个人对这些发明有伟大的功绩，那也只是由于这些个人最敏感、最深刻地认识到了经济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而已。不是发现或发明引起社会变革，而是社会变革引起发现或发明，而且只是由于社会变革引起了一个发现或发明，这个发现或发明才会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功业。美洲是在哥仑布之前很久就发现了的，早在纪元1000年时，诺尔曼人已到过美洲的东北岸，而且到达了现今美国境内的一些地区，但这新发现的土地很快就被遗忘得干干净净了。要到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引起了对于贵金属、劳动力、新市场的需要时，美洲的发现才意味着一次经济革命。而且，这也是人所熟知的，哥仑布不是由于他的天才的暗中驱使而要发现一个新世界，而是因为他要去找寻一条最短的航路，通向古老的文化之邦印度的象神话里传说的那种宝藏。在发现第一个岛屿的那天，他在日记上写道：“这些善良的人一定能充当完全合用的奴隶”，他的日常祈祷是：“愿上帝慈悲，让我发现金矿！”这“慈悲的上帝”是当时的意识形态，一如今天的、当然是更其伪善的意识形态——“把人道和文明”带到“黑暗大陆去”一样。最天才的发明家们如谚语所说的悲惨遭遇，并不象按照观念论[35]观点的肤浅方式所指的，是什么人类忘恩负义的证据；它只是一个很容易解释的事实的结果，那个事实即是：不是发明造成经济变革，而是经济变革造成发明。目光敏锐而深远的思想家是在解决课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现存社会形态还未将全部生产力发展到所能发展的充分程度时，就已认识到应做的课题和解决办法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恰恰是比迄今一切发明不可计量地更能扩展人类力量的那些发明，反而成了使它们的最初发明者送掉性命的东西，而那些发明事实上也在一世纪的时间内或多或少地变得无影无踪了。安东·缪勒约在1529年在但泽发明了一种所谓织带机，或称为纽带机或编织机床，可以同时织出四到六块织物；但是城市绅董会恐怕这项发明会使大量工人沦为乞丐，因此禁止它使用，并把发明者秘密地淹死或绞死了。1629年在来顿有人使用过这种机器，但编织工人的暴动迫使它受到禁止。在德国，这种机器在1685年和1719年两次为皇帝的诏令禁止，在汉堡则由市政当局下令公开焚毁。“这种轰动世界的机器，实际上是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先驱，因而也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先驱”[36]。马堡大学数学教授但尼斯·巴宾的命运与安东·缪勒的命运差不多同样悲惨；巴宾企图造一部工业用的蒸汽机；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反对而灰了心，他结果把机器放下而造了一艘汽船，他在1707年乘着它从加塞尔沿富尔达河顺流而下想航行到英国去；但在明登，明智的当局禁止他前进；维塞尔河上的船夫就把汽船捣毁了。巴宾于是就在英国贫困而死。现在可以弄明白了，1529年安东·缪勒发明织带机或是但尼斯·巴宾在1707年发明汽船，是比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在1764年发明珍尼机或富尔顿在1807年发明汽船更伟大得不可比拟的人类精神产物。但前者竟一无所成，而后者则获得这样的改变世界面貌的成功，这就证明了，发明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恰恰相反，经济发展才会带来发明，人类精神不是社会革命的创造者，而只是它的执行者而已。现在我们且来看一看书籍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吧，这两种东西是历史唯心主义为了证明罕见的思想飞跃所最爱使用的。由于在中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商品贸易和商品生产，引起了不断增长的思想交流，为了满足这一需要，就发生了迅速大量印刷文字作品的需求。这就产生了木版印刷，以及用金属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这种所谓文书印刷术在十五世纪初已颇为盛行，以致产生了行会性的组合，这些组合中最有名的组合曾存在于纽仑堡、奥根斯堡、科伦、麦因茨和吕贝克等地。但这种文书印刷艺匠大都和画匠同属一个同业公会，而并不和后来的活字印刷艺匠同属一个公会，他们和活字印刷艺匠并存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主要从事着小型文书的复印。活字印刷术并不是从文书印刷术发展出来的，而是从金属手工产生的。很容易令人产生那样的想法，即把木板印刷术所用的木版分割成一个一个字母，把这些字母随心所欲地组合起来，复印书籍就可以非常方便了。但是，这一切尝试都归于失败，因为要用木质活字把字行排成所需的整齐程度在技术上无法办到。下一步就是切刻金属活字；但是，这一办法也没有获致什么实际成果，一方面是因为，用手工来切刻金属所需时间太多，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字母的不整齐虽然减除了些，但这种不整齐绝对没有消灭。这两方面的缺陷要等金属活字浇铸法来消除，因此，活字铸造术实际上就是印刷术的发明，这种技术也就是用单独的可挪动的活字排成整个的词、行、句、页，然后采取压印办法而进行复印。顾登堡是一个首饰匠，在佛罗伦萨与他同时发明印刷术的贝纳多·岑尼尼也是首饰匠。关于印刷术究竟是谁发明的激烈而长期的争论是永远不会解决的，因为，凡是在经济发展提出这一课题的地方，都曾向着解决这一课题作了有或大或小成就的尝试；如果我们根据迄今所得的全部研究结果，说顾登堡走了最后的、有决定性的一步，而且他这一步是最为坚决、最为明确，也是最有成就，使这种新艺术极快地从麦因茨传播出去，那末他只是最善于总结大量的一半失败或完全失败的前人经验而已。虽然顾登堡永远地留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发明永远是人类智慧的最令人惊叹的产物之一，但他并未在地上栽种新根，而只是采下一个经过长时期才成熟了的果实而已。根据上面所说的一切而论，把火药的发明视作为人类智慧的试金石那句俗话[37]本身倒并不是完全不对的，但正在火药的发明上，哲学唯心主义也好，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也好，它们的历史观点都遭受了最悲惨的破产。按照克劳斯教授的意见，火药消灭了强权和人身依附关系，它摧毁了个别人物凌驾人上的威权，而有利于全部社会；“我们绝大多数人”应感谢它，因为它使我们作为自由人而享有迁徙权，不再作为农奴而依附于土地。杜波阿—雷蒙教授则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罗马人如果知道使用火器，即使是最简单的燧石枪，就可以很容易地击退从秦勃尔人和条顿人起直到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为止的全部日耳曼人的侵袭。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在沾沾自喜的学究气上则照例还要超过哲学唯心主义。杜波阿—雷蒙说：“古代许多民族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落后对于人类是极大的不幸。古代文化的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此。如果古代人具有我们所意味的自然科学，人类所遭受的最大不幸，地中海各地之为蛮族侵入，大概是可以避免的。”可惜杜波阿—雷蒙教授不是古代罗马人，但也许也并不可惜！因为，他的历史哲学恰恰证明了，即使他不是在1870年指挥“一个霍亨索伦王朝的精神近卫团”，而是在布匿战争中带领一个罗马军团，他也不会发明火药的。其实，已经有一位资产阶级史学家，德尔勃吕克教授，反对过克劳斯和杜波阿—雷蒙的荒唐假设了。德尔勃吕克离开历史唯物主义是很远的，但他还是看到：一个发明是经过许多世代、甚至许多世纪酝酿的需要的产物；一个发明之不能与它的时代脱离，一如人不能没有母亲而出生一样，以为任何一个发明可以在另一个时代完成，从而使历史走另一条道路的假设，只是虚幻的幻想而已。在这个范围内来说，他有充分理由说他自己的见解是科学的，与克劳斯和杜波阿—雷蒙的“机智的”思想游戏不同。他尤其正确的是认为火药的发明，或是更正确地说，火药的使用，并不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原因，而只是崩溃的杠杆。不过，德尔勃吕克认为这是一个力量微弱的、实际上并不必需的杠杆，照我们看来就未免有些太过份了；但那已与我们所谈的无关了[38]。经济变革引起了封建制度的解体，而政治上层建筑随着物质生产方式而变革则没有再比军事方面更明显和更迅速的了。关于这一情况，资产阶级史学界，特别是普鲁士军事国家里的，也了解得相当清楚。例如最喜欢用“德国精神”来编写德国历史的古斯塔夫·弗莱塔格，由于他的特殊主题，——小人物的群众生活，——他也被迫逐步地向历史唯物主义让步了，他写道：“墨罗温王朝的法兰克国民军，骑士的矛枪骑兵，宗教改革时代的瑞士兵和佣兵，三十年战争时代的佣兵部队——这一切类别的军队都是具有时代的高度特性的产物，这些产物从社会条件中兴起，并随着社会条件而改变。因此，最古的有产者所组成的步兵，是根源于古老的村社和州郡制度的，骑马的骑士军队则根源于封建采邑制度，雇佣步兵则根源于日渐抬头的市民力量，流动佣兵队则根源于诸侯割据局面的发展。在它们之后在十八世纪专制国家里兴起的是有训练的佣兵常备军”[39]。要在这个“有训练的佣兵常备军”里，在路易十四和欧根公爵的时代里，矛枪才最终地从步兵中被火器所排挤出去，而这种步兵则是从各国贫民中或多或少用强制办法征募来的，必须用棍棒才能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因此不具备一点儿进击力量，只能充当射击机器而已。这种雇佣步兵在一切方面都正好与十四世纪时在摩尔加登和森帕赫[40]给予封建骑士军以第一次决定性打击的步兵相反。那时的那种步兵用矛枪战斗，而且还用投石器之类的原始森林武器战斗，但它从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那么结合起来的古老的马尔克公社中，汲取了使骑士军无法抗御的进击力量[41][42]。从这一简单的对比中已可证明，认为火药的发明促使封建主义崩溃这一假定是站不住的。封建主义是由于城市以及建立在城市上的君主政体的兴起而没落的。自然经济为货币工业经济所推翻，因此封建贵族必然被城市和君主所排挤。新兴的经济势力为自己制定与自己的经济形式相适应的战争形式；他们用金钱招募由于封建制度的灭亡而流离失所的无产阶级来组成军队；它们用它们的工业给自己制造武器，这种武器之优于封建主的武器，一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优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一样。因此，新兴的经济势力虽然并未发明火药本身（火药是在十四世纪由阿拉伯人传到西欧来的），但他们毕竟发明了用火药射击。由于火器的发明，根本地确立了资产阶级武器对于封建主武器的绝对优势，堡垒城墙之不能抵抗炮弹，正如骑士的铠甲不敌步枪的子弹一样。但是，射击技术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中发明出来的。象任何时候一样，在这里经济需要也是发明之母，封建主义的崩溃进行得那么急剧，城市和君主的势力上升得那么迅速，以致人类的发明力是并不曾获得多少鼓励去改良那在最初并不比弓弩强多少的火器的。怎么能得到鼓励呢，当骑士军方面偶然取得拥有火器的优势情况下，例如格兰森和穆尔敦[43]之役，骑士军也被击溃了！因此，这种武器的改善是进行得极为缓慢的；我们已经看到，可用于全部步兵的武器燧石枪，是多么晚近才产生的。而这种武器也要到资本主义发展达到相当高度时才属可能，这也就是君主专制制度根据从它的经济基础中产生的军队组织、战略和战术用来把商业战争进行到底的唯一的武器。如果有人把过去几个世纪火器的发展太慢归咎于发明力的停滞而感到遗憾，那末看一看我们的世纪就会使他得到安慰，并且使他确信，人类精神在发明杀人武器方面是真正潜力无穷的，只消经济发展——在目前场合是大资本竞争斗争的疯狂角逐——拿着鞭子在它后面吆喝驱使就行。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认为人类是一种死板的机械运动的无意志的玩物；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观念的力量。正好相反，它与席勒完全一致，虽然德国的有教养的市侩们大都也是从席勒那里汲取他们的“唯心主义”的；那就是：人类精神发展愈高，那末将有更美丽的谜走出黑夜，它所包罗的世界将更为丰富，它所流入的海洋将更为波涛壮阔，命运的盲目势力则将更见薄弱。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指出了精神发展的这个规律，它发现，这个规律的根源就在于使人成为人的东西里，就在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中。那种曾经讥笑达尔文主义为“猿猴学说”的乞丐的骄傲，尽可以进行抗拒，而以相信人类精神是象不可捉摸的鬼火那样四处乱窜的，要依靠神的创造力才能从无之中创造出一个新世界等等自慰吧。对于这种迷信，莱辛早已彻底驳斥了，不仅是用讽刺：“在同样的条件下能够忽而这样、忽而那样行事的贫乏的才能”，而且还用他的机智的话：这只铁锅啊一心想要人用银钳子从火里钳出，好自认为是一只银锅。我们可以很简捷地驳斥掉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为摈弃一切道德标准的指摘。首先，历史研究者的课题根本就不是研究道德标准。他只须根据客观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事物的实在情况。至于他按照自己的主观道德见解对于那些事实作何想法，那是我们不想知道的。“道德标准”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如果活着的这代人想用自己的改变着的道德标准去非难过去的世代，那就跟用砂丘的流砂去衡量固结的地层一样。施洛塞、盖尔文努斯、朗克、杨生——每人都各有一套道德标准，每人都有自己的特殊阶级道德，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映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远比他们所描述的时代真实。不言而喻，一个无产阶级的历史研究者如果用自己阶级的今天的道德观点去评断以前的时代，其情形也不会两样。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认一切道德标准的，但是也仅以这个意义为限。它把道德标准从整个历史研究范围中排斥出去，就因为道德标准使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成为不可能。但是，如果在提出这一指摘的同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否认道德推动力在历史中的影响作用，那末又正好与事实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不但不否认道德力量，甚至还是最先使人能够解释道德力量的。它采用“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44]。为唯一可靠的标准，来研究时而较慢、时而较快的道德观的改变。道德观本身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方式的产物，理查·瓦格纳想把《尼贝龙根之歌》歌剧中的爱情故事按照现代方式加入一些血族通奸来弄得更加富于刺激性，马克思对这个剧本作了恰当的批评：“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45]。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地澄清了创造历史的伟大人物，也澄清了那种为党派的爱憎心所迷惑在历史书中对于历史人物的摇摆不定的描述。它对于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公平对待，因为它懂得怎样去认识决定那些人物的作为的推动力，它因此也就能够细致地、有差别地描写这些作为的道德性，那是唯心主义历史学的粗陋的道德标准绝对办不到的。请看一看考茨基关于托马斯·莫尔的那本杰出的著作吧！对于观念论[46]的历史家，托马斯·莫尔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他是资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自由思想的人，一个博学的人道主义者，现代社会主义的最早的先驱。但他也是一个暴君的大臣，路德的反对者，一个迫害异端者；他是为教皇权力而死的殉难者，他今天虽不是天主教会的正式公认的圣者，但将来还是有可能被正式公认的，因此不失为是一个半公认的圣者。观念论[47]的历史学，不论其“道德标准”是从柏林或从罗马来的，对于这样一个人物能怎么办呢？它可以赞扬他或毁谤他，也可以半赞扬半毁谤，但是它用它的“道德标准”是永远也得不出对于这个人的历史的理解的。与此相反，考茨基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而杰出地解决了这一课题；他指出，托马斯·莫尔是一个完整的人，在他本质中所有那些表面上的矛盾都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从考茨基这本薄薄的小书中所能学到的关于宗教改革时期的道德力量的东西，远胜于朗克的五大卷著作和杨生的六大卷著作用他们正相反对的“道德标准”从这同一时代衡量出来的东西。因此，考茨基这本著作也就被人根本地报以死一样的沉默。因为，今天的资产阶级史学的“道德标准”正是这样要求的。我们已经提到过，资产阶级方面至少曾对历史唯物主义作过一次科学的批判，因此还想再谈一谈这一尝试。当然，只是略为谈一谈，因为，对于保尔·巴尔特先生塞满了整整二十页的歪曲和误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部东西，我们是无法、也不打算一一细加讨论的[48]。他的“批判尝试”也不值得人这样做；挑选出其中若干主要论点，亦即在分析时可以促使人对历史唯物主义获得更精确理解之点，也就够了。巴尔特先生在最初曾经表示深切的遗憾，说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可惜是用很不确定的、以比喻拼凑起来的”方式进行表述的，并且只是“偶然地在他的著作中通过一些例子加以阐述和论证”；在最近，他又在一家俾斯麦派资产阶级的周刊上以更深切的形式表示了关于这一点的内心烦恼，说什么：“所谓唯物主义历史理论乃是一种半截真理，是马克思处在新闻记者轻率状态的时候说出来的，而且，更为令人遗憾的是，他还设法用似是而非的例证给它找根据。”巴尔特先生以法官的严峻态度只从马克思那里提出三部著作，算是“仅有的科学性著作”，值得一个德国大学讲师予以注意，即《资本论》、《哲学的贫困》，以及《资本论》的前驱——《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其余一切著作则都是“通俗的”，与巴尔特先生无涉的。同样地，他对恩格斯的著作只认为反驳杜林和论述费尔巴哈的两部是值得他注意的。对于考茨基，巴尔特先生却采取了相反的原则，他只知道考茨基是由于传播“马克思的轻率的理论”而造成“许多祸害”的马克思主义者通俗机关刊物《新时代》上“一篇文章的作者”；至于考茨基的“仅有的科学著作”，即论述莫尔的那本书，巴尔特先生却一无所知或不愿知道。巴尔特先生为什么要事先进行这种意义深远的划分呢，那我们马上就会明白的。巴尔特先生首先要证明，那种“经济对政治的优先地位”是不能成立的。照他的意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说的是在一切有文化民族里快要有历史的时期都可以遇到的那种原始形式的一般的、直接社会化的劳动，以及发生在人类历史开始时期的直接的统治与奴役的关系。巴尔特先生把“直接的”一词解释为“即是黑格尔所说的不能作更进一步解释的”（其实马克思一丝一毫也没有这个意思）；接着，巴尔特先生就胜利地接下去说，马克思对于从劳动的原始形式到统治和奴役关系的过渡过程也没有作过说明。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及这种过渡过程的处所丝毫没有给人以作这样解释的借口，虽然他本想写一部专著，结合摩尔根的研究，来涉及这个问题；那部著作虽然由于他本人逝世而未能完成，但在巴尔特先生挺身要粉碎历史唯物主义之前五六年，早已由恩格斯写成而且发表了[49]。在恩格斯那部论家庭等等的起源的著作里，详尽地论述了从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从直接社会化的劳动到统治和奴役关系的经济过渡，但是，——在这里我们马上可以赞赏前面所说的那种划分的深意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不属于“仅有的科学著作”之列的，而是“通俗的”；因此，巴尔特先生对它一字不提。现在他开始来“解释”了。由于马克思对历史初期“不能作更进一步解释的”统治和奴役关系没有作过“解释”，因此巴尔特先生写道：“由于在那时候没有存在过土地和资本的私人占有，也不存在从经济方面进行奴役的可能性，因此对于这种原始奴隶制就只剩下政治原因、战争和战俘问题了。”虽然巴尔特先生免不了要问，这种战事是否也有经济原因，接着他还作了回答：“大部分是有的，但并非无例外的”；“根据人类学的著作”，宗教动机、酋长的野心、复仇行为以及种种“意识形态的原因”都可以引起野蛮人之间的战争。但是，巴尔特先生在这里并没有进行最低限度应做的事，即首先研究一下人类学家们的那些例证有多少价值，其次，看一看那些“思想原因”中是不是隐藏着经济动机，却只在一个附属句里阐述了这个惊人的发现，说什么亚历山大之远征亚洲是由于这位马其顿王的野心，伊斯兰教徒的远征则出于“宗教狂热”，接着得意地作出结论说，无论在史前或史后时期，奴隶制“归根结底大多数都是政治的产物”，“因此，政治结果还是决定经济的，而且以最深刻、最根本的方式决定经济的。”接着，巴尔特先生仍旧以异常的机智，但不免求助于洛贝尔图斯，证明说，奴隶制是一个“从经济方面说重大的范畴”。巴尔特先生就以这种办法躲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不否认野心、复仇、宗教狂热等等观念推动力的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些推动力归根结底是由另一种推动力、即经济推动力所决定的。而且，只要巴尔特先生认为自己还需要任何证据来证明一下自己的意见，即使是只要一个证据，那末唯物主义历史观就立刻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关于引起野蛮人之间的战争的复仇行为，巴尔特先生援引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著作作为唯一的证据，泰勒所说的也只是以前并非没有人知道的野蛮人部落间仇杀事件而已。如果巴尔特先生并未把恩格斯的论家庭等等的起源一书视为“通俗”著作而置之不理，那他早该发现，血族复仇之属于氏族社会“法律上层建筑”之列，一如死刑之为文明社会的法律上层建筑一样。关于氏族社会，恩格斯说过：“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史仇仅仅当做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50]。按照氏族社会的生产条件，部落范围以外的事也是法律范围以外的事，如果泰勒说，只要杀人者是别的部落的人，仇杀大多会演变为公开战争，这种血仇也往往会引起世代相继的残酷争斗，那末巴尔特先生就该领悟到，这种造成野蛮人之间战争的“复仇”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一种从一定的经济形式产生的司法形式。自然，这种野蛮的刑法也可以象文明的刑法——请看“反社会党人法案”！——那样被滥用的，特别是在野蛮部落和文明接触，并在文明的影响下发生退化的场合尤其会被滥用，但那时候这个意识形态的范畴就变为经济的范畴，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掠夺了。现在我们试取一位法国学者和巴尔特先生所引的英国学者对照一下。关于一种原始欧洲人、甚至大都为基督徒的古阿尔巴尼亚人，杜蒙这样说过：“袭击相邻部落，特别是信奉另一宗教的相邻部落，夺取它的畜群，被认为是可以获取优厚利益以供平时和平时期享用的娱乐。袭击完全不需任何借口，外族人就是天然的敌人，需严加防范；谁要是被袭击，那只能怪他自己。特别是在不同部落的人之间，在极细微的借口之下就可以发生争吵。互相辱骂就引起殴斗，一旦发生流血，整个部落就宣告和受害者一家站在一起。杀人型仇在山里是不会绝迹的。”在这里，巴尔特先生立刻又得到了一个野蛮人之间战争的“宗教动机”的小小例证，而且他也许还隐隐地在猜测“优厚利益”是否会激发和如何激发“部落酋长的野心”。在这两点上，他没有援引“人类学家”，而是向旁边一跃，乞援于“历史时期”，在那里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野心”和“伊斯兰教徒的宗教战争”总该是“弄明白了的”。巴尔特先生啊，对于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粗率的、拘泥于事物的表面现象的见解，这一切当然都是“弄明白了的”，但就是在这里也并不尽然，如德国有一位亚历山大的历史的著者，普鲁士历史家德罗伊曾，他的著作就并不按照巴尔特先生的史学理论以“亚历山大的野心创造了世界史的一个新时期”开始；而是合理得多地说：“亚历山大的名字标志着一个世界史时代的终结，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亚历山大的野心是弄明白了，但还没有弄明白的事却是问题所在之处，而这个问题巴尔特先生却小心地躲避了。紧接着他援引洛贝尔图斯关于奴隶制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经济作用的论点之后，他接着说：“关于中世纪的结束，马克思曾经自己提出了反驳他自己的材料，他认为，封建主因为牧场价格高涨，把田地变成只需少数牧人的牧场，即所谓圈地，把英国佃农从土地上驱逐掉，把那些农民变为无家可归的无产阶级，以供新兴的工场手工业的驱使，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最终原因之一。这个‘土地革命’按照马克思说来虽然归根结底是由毛织工业的发生而造成的，但是按照他自己的阐述，封建势力、贪婪的封建地主却又成了它的有力的杠杆，这即是说，一种政治势力成了经济变革链索中的一环。”原话到此结束。现在我们总算知道了，按照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见解，马克思是确确实实沉醉于“自相矛盾”之中的，但是要想知道在巴尔特先生所引述的一点上，马克思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地陷于自相矛盾，却实在是超出我们的薄弱的理解力之外的。如果说封建地主“握着立法的权柄”，因而能剥夺农民，那末巴尔特先生的论证也许还可以造成一种表面的假象——我们说是假象，因为，就是在那种场合，政治当然还是依赖于经济的。但是，当我们查考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处所，我们发现，立法机关恰恰曾经作过一些微弱的试图，来对抗这一经济变革，但由于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而未能奏效；我们还发现，大封建主是“不顾一切地违反着王室和国会的意志”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并夺取他们的公地的。因此，马克思的“自相矛盾”原来在于巴尔特先生用他的符咒“这即是说”，把“封建势力、贪婪的封建地主”一变而为一种“政治势力”了。在这一场合，手脚快当然就是一种江湖戏法。紧接着上面所引的一段，巴尔特先生“再往上追溯”，想证明封建势力是依靠“政治因素”形成的。对于这，我们可以不加考虑，一方面因为巴尔特先生在这里不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争，而是企图援引一些资产阶级材料，用各种各样的诡辩和漂亮词句来进行完全站不住脚的论证；另一方面是因为，封建主义的社会根源可说是显而易见的，最近已有德国当代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家予以充分证明了[51]。对于“近代”，巴尔特先生企图这样来证明经济对于政治的依赖性，他说：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商业是跟随在由于征服欲的推动、因此也即是由于政治动机的推动而实行的远征之后的。在前面有一节里，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发现和发明与经济现象是怎样联系着的，因此，我们就不必详谈哥仑布等人的征服欲了；商业并非跟随发现的，而是导致发现的；在这里经济仍旧还是最后的决定因素。最后，巴尔特先生如果援引专制君主政治的国家形式与在它促进之下而猛烈孳生的专利事业之间具有最密切的联系，那末他早就应该从路德对于“专利公司”的怨言中知道，专利事业在专制君主政治之前很早就存在了，而“密切的联系”之建立，并不是由于作为专制君主政治的经济形式的专利事业，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政治形式的专制君主政治。巴尔特先生认为，这五下毁灭性的打击已击灭了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是依赖于经济的。巴尔特先生再下去还要反驳马克思认为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或如巴尔特先生所表述，法律“只是经济的一种功能”而已。“这一眼就可以看出是错误的，因为同一种生产关系在极不相同的法律形式下都是可以设想的，马克思自己不仅陈述了无奴隶的共产主义农业，而且也陈述了带有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农业，即两种不同法律形式的例子”。但这真可以相信吗？巴尔特先生曾听说农业是一个生产部门，他就此推演出，农业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和一个生产阶段了！按照马克思的见解，土地所有制从农业的生产关系中产生，也随着这关系而改变；公有制和私有制之以种种不同程度而发生，就要看农业生产是在公有经济中还是私有经济中进行的；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经济形式都能发展为、并且也确实曾经发展为种种不同的生产阶段。“这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正确的”，然而巴尔特先生却把一切都混为一谈了：氏族社会成员和罗马大庄园主，马尔克公社成员和封建领主，农民、容克地主以及农奴，他们全部属于农业生产部门，因此他们都处在同一生产关系和同一生产阶段中，只由于一种独行其是、独立存在，天晓得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法律，他们才从签筒里抽出各各互不相同的命运之签来。接着，巴尔特先生又说：“不必去找过远的例子，我们在今天也还可以看到，与经济势力的自由活动相对抗的某些法律观念和政治原则，先在英国，后来接着在其他一切文明国家建立了保护工人的立法，这种立法目前还在急速地不断扩张中。”巴尔特先生这段话首先表明，他既然把曼彻斯特派的最肤浅的口号当作它的精华，那末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连表面理解都没有。因为关于这个问题，他很可以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知道，英国工厂立法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极其激烈的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它具有经济根源，而不具有道德的或政治的根源。至于说到“其他文明国家”，那末巴尔特先生至少应从他自己的亲爱的祖国知道，“法律观念和政治原则”对于“经济势力”的影响作用是多么微弱啊。当1869年北德议会讨论工业规章的时候，英国工厂立法的优良效果为人人所知已有几十年了；如果说这个开明的团体对于英国情况真一无所知，那末为数不多的几位社会民主党议员却是努力向它指明英国工厂法的“法律观念和政治原则”的。那末北德议会注意到这种要求，而把本来就非常起码的法定劳动保护办法采纳到工业规章里去了吗？这是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那末为什么没有想到过呢？关于这一点，巴尔特先生可以从普鲁士国家的官方史学家那里去请教：“在工业规章的一些章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企业主的利益在议会里是强有力地被维护着的”[52]。这句话份量太轻了，因为特莱切克自己也在竭力替北德议会辩护，想解除它被人指摘为有太多的阶级自私心的罪名；但这句勉强说出来的证言已足以粉碎关于那种能产生保护工人立法的“法律观念和政治原则”的全部胡说了。至于迄今在德国所获致的有关这种保护的成果，那末根据俾斯麦先生所作的又一次勉强的、但因而是较可信的证言，那只是德国工人斗争的结果。关于事情的不光彩方面，巴尔特先生可以从德皇的1890年二月诏谕中知道一些。这二月诏谕当然是根据“某些法律观念和政治原则”出发的，而且还有具备全力的“政治势力”站在它们背后，虽然如此，但由于“经济势力”反对它们，它们的作用仍等于零。巴尔特先生继续断言：“马克思主义者象对待法律一样轻率，认为道德也单纯是经济的附随现象，或所渭副产品，这简直是同样的错误”。大家都可以看出，巴尔特先生这是在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经济发展斗争在道德观点中得到反映的理论，而利用市侩们的“道德义愤”来进行投机。他自己则认为，道德观念通过“宗教观念”而获得了一种“超世间的、形而上学的合法权利”，并经由这种结合而获致一种几乎与宗教同样独立的、能用本身力量起作用和反作用的存在。宗教在起源上与经济风马牛不相及：这并不排斥经济对于宗教曾发生过作用，但这只不过为马克思所主张，而并未提出证明。与此相反，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东西正好相反的情况却在历史上到处可见，即是说，宗教对于经济有一种较深刻的影响。“在东方，到处都通过宗教而形成一种具有特权的教士等级，它依靠其他等级的纳贡义务免除了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精神活动，这样，一部分经济产品的使用是由宗教决定的。虽然在希腊罗马文化中，对教士职务很少设置专门机构，但基督教又恢复了那种东方的分化，设置了专门的、收入丰厚的教士等级，于是，就把经济财富的一部分划分出来作为很快就成为全部精神活动的宗教活动的物质基础。”这是巴尔特先生的原话，这里我们又得寸步不离地紧紧地陪着他走了。看来，他似乎从来没有对那种“东方”的“分化”是怎么来的，基督教又为什么要去恢复它，发生过疑问。更奇怪的是，他居然认为自己懂得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读过下面这一句：：“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同时这又使祭司等级作为农业领导者进行统治”[53]。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长江和黄河之对于其他东方文明的情形，完全与尼罗河对于埃及文明一样。关于这一点，俄国学者梅切尼科夫这样说过：“这样一条给人以衣食的河流就以死亡的威胁来要求那些互不熟识、甚至互相为仇的居民产生紧密而长期的团结；它强使每一个个人从事在长时间之后才会显出共同利益、其整个计划通常不能为普通人所理解的工作。这就是对于河流，对于这个给人以衣食、对人发号施令，操生杀之权，把秘密仅托付给少数被选中者，对普通人则要求盲目服从的神产生敬畏之心的真正原因”[54]。那么，“在东方”就并非如巴尔特先生所主张的那样“通过宗教”，而是通过经济而造成一个有特权的教士等级的；不是宗教决定经济，而是恰恰相反，经济决定宗教。但“基督教”又为什么要恢复这种“东方的分化”呢？它为什么要造成一个教士等级，如巴尔特先生吃惊地说过的，使它拥有全欧洲三分之一的地产、一半的收入和三分之二的财富呢？对了，巴尔特先生如果不把考茨基的学术著作排斥在自己的“科学的”批判之外，那末他就不至于这样悲惨地暴露出他对事物的无知了。“当日耳曼人侵入罗马世界帝国时，与他们相对抗的是作为罗马皇帝的继承者、作为维持国家统一的一个组织、作为罗马帝国时期终了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的教会。不论这个国家是多么衰败，生产方式是多么落后，但在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两方面都远比野蛮的日耳曼人为优越……教会教导日耳曼人各种较高的农业形式；修道院直到中世纪始终是农业的模范学校。把艺术和精致手工艺传给日耳曼人的也是教会人士；在教会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不只是农民，教会也庇护着许多城市，直到这些城市强大到能够自卫为止。商业则特别得益于教会。大市集大多数都建立在教堂里或教堂左近。教会也是中世纪维持贸易大路和由于修道院的好客使得旅行大为方便的唯一力量。许多修道院，例如阿尔卑斯山各隘口的游客招待所，几乎是专为了促进贸易交通而设置的。……至于中世纪的全部知识，只有在教会里才能找到，教会培养着建筑师、工程师、医师、历史家、外交家，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了。人的全部物质生活，因此人的精神生活也一样，都来源于教会。……教会把日耳曼酋长、民主的人民领袖以及军事领袖造成为君主；但是，随着君主统治人民势力之增强，教会统治君主的势力也同时增强了。君主成了教会的傀儡，教会则从教导者变成了统治者”[55]。至于要知道教会怎样利用它的无所不包的实力地位来扩张它的庞大的财富，那巴尔特先生可以去细读考茨基的那本著作。他读了之后就可以明白，他所说的“基督教”，或是按照逻辑他应该说的封建生产方式，分出“一部分经济财富”，并不是给“宗教活动”作为“物质基础”，而是给生产的经济管理作为“物质基础”的。由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产生，这种经济管理逐渐地愈是变为多余，对于教会的经济财富的抗议增长也就愈为激烈。按照观念论[56]的看法，新教是原始基督教、宗教感情、内心的信仰的复兴，从某种意义说来，这样说也是对的，因为：宗教改革时期的经济变革特别是在德国把人民大众推入了那么一个贫困的深渊里，使人民大众宁愿忘记尘世的事务，从而比乐天的中世纪天主教更激动地关心上帝与魔鬼、天堂幸福和地狱痛苦等问题。假如巴尔特先生是对的，那么这种“基督教”的教会人士的“宗教活动”必定会获致更丰富的“物质基础”了，但是，俗语所说的新教教会的饥饿的牧师，应该让巴尔特先生另有所悟了吧。巴尔特先生关于十字军的宗教根源所谈的那两行话，我们就不加讨论了，因为关于这个问题，考茨基已作过充分阐释，但对于那张最后的王牌，他要用来最清楚地证明“宗教对于全部生活过程的决定性作用”的，我们必须更明确地再讨论一下。他认为这一证明是作得无可抗辩的，他说，“两个民族，一切都相同，但由于宗教信仰不同，它们的事业活动和他们的生活条件的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他举出奥斯曼人和马扎尔人这样两个民族作为例子，这两个民族是血缘极近的，他们在原居住地都兰低地上是比邻，后来，前者在九世纪末侵入欧洲，后者在十二世纪入侵。有二百年之久，奥斯曼人较马扎尔人占优势，但以后奥斯曼人堕入不可遏止的衰落，马扎尔人则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欣欣向荣，至今还是前途无量的民族。“因为在其他因素上，奥斯曼人都比马扎尔人优越，所以只能用宗教的差异来说明那种不同命运。对精神力量作较高评价的基督教，促使马扎尔人获得一个较高的精神发展，精神内容较贫乏的伊斯兰教则使奥斯曼人无力与基督教民族竞争。”对于巴尔特先生在这寥寥几句话里所含的种种谬论，我们不想再反驳了，例如那种功绩伟大的概括，他认为居住在匈牙利的，以德国人、犹太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马扎尔人以及主要为混血儿的居民所构成的那一大群成分复杂的人群是从都兰低地来的纯粹种族。如果我们要在这里来研究一下，人民大众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更为“衰落”，究竟是在匈牙利还是在土耳其，那就要走得太远了；虽然我们也可以援引一下马克思，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要比巴尔特先生切实一些，他在写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里认为土耳其农民、土耳其人民大众也一样“无疑是欧洲农民的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代表之一”[57]。要摧毁巴尔特先生的全部论证，只消举出一个但愿巴尔特先生并不是不知道的世界史上的事实就行了，那即是：在整个中世纪，伊斯兰教文化之高出基督教文化有如天壤之别。继承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三大文化区域，即罗马—日耳曼文化区、希腊—斯拉夫文化区和埃及—叙利亚—阿拉伯文化区之中，后者继承了古代在数学、天文、化学、力学、医学方面的全部知识；罗马帝国的科学中心不是罗马，也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亚历山大。日耳曼—罗马文化区的宗教形式是罗马教会，希腊—斯拉夫文化区的宗教形式是希腊东正教会，埃及—叙利亚—阿拉伯文化区则为伊斯兰教。如果巴尔特先生的美妙的论证是正确无误的话，那末关于整个中世纪就得说：“对精神力量作较高评价的伊斯兰教促使阿拉伯人获得一个较高的精神发展，精神内容较贫乏的基督教则使罗马—日耳曼诸民族无力与伊斯兰教诸民族竞争。”但当然，巴尔特先生走错路了；不是宗教，而是经济决定着整个生活过程，由于伊斯兰文化未曾超越它的经济细胞，即至今仍旧普遍存在于东方的原始农村公社，它就被基督教文化超过了，基督教文化从封建生产方式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然不是由于，而是违背基督教教会，而基督教教会自身则成了这一发展的不断流血的牺牲品。马克思把一切忽视物质基础的宗教史称为非批判的，是有理由的。通过分析，找出宗教的云雾中的世俗核心，那在事实上确比颠倒过来从历次现实生活关系中推演出它的神圣化的形式要容易得多。但这是唯一唯物主义的并因此而为科学的方法。并且根据这种方法，研究了基督教的几个最主要阶段，以便到处都求得宗教观念对于当时直接的物质生活生产过程的依赖性[58]。作为独立进行创造并发生作用的因素的基督教精神力量从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古代异教徒的自然的和民族的宗教，是用来作为给生活在简单的、极明显的生产关系中的人们解释自然的手段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自然科学；基督教则与之不同，它具有一个纯属经济的起源，它是一种社会宗教、群众宗教、世界宗教，它是在罗马世界帝国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小罗马帝国各民族分子的种种不同意识处在一种悲惨而不可理解的巨大经济衰落过程对人的精神和情绪造成的印象下产生的。随着生产方式的每一次变革，基督教的精神内容也或快或慢地发生着变革。这是连一些比较好的资产阶级历史家都已看出了的，例如古斯塔夫·弗莱塔格指出，基督教在它成立之初的几百年中就已经历过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照例是在经济发展的变化下发生的。如果有人想确定基督教在各个时代的历次变动中都保持不变的精神内容，那末他至多只能得到一两条干枯而抽象的公式，或甚至于连这也得不到；这种公式不仅不能震撼世界，就是一片羽毛也摇撼不动的。基督教作为一个世界帝国的世界宗教，必须发展一种非同寻常的适应力来投合各种不同的经济状况及其思想意识的需要；在意大利它吸收了极大部分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在德国接受了同样大的一部分日耳曼多神信仰，在中国则接受了尊孔和祀祖。如果说新旧约圣书有一千多年之久曾经是欧洲诸民族的至上经典，如果说它对于这些民族的精神的和宗教的观念发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那末这并不是由于它的神圣的、不可驳斥的真理，而正是由于它所包含的无数矛盾。关于这，考茨基说得很对：“这本书包含着从野蛮的氏族社会起，至达到了简单商品生产的顶点，而在资本主义生产面前崩溃的罗马帝国时代社会为止各种最不相同的社会状况和趋向的沉淀物。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时为止，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个政党不曾在圣经中找到前例和论据。”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圣经的精神影响就愈为消衰了；经济的生产过程愈明显，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却就愈暗淡，最后，“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59]。正是在中世纪基督教的极盛时代，它的教会最明显地表现为一个一定经济社会形态的政治组织。关于这，巴尔特先生也应该先从考茨基那里得点教益，那就不至于（说得客气一点就说是过于天真吧）把在查理曼大帝的萨克森战争和以后萨克森诸帝的文德人战争都说成是出于“宗教动机”了。这些皇帝中“最虔信的”一个是亨利第二，甚至曾被罗马教会尊为圣者。他在位的时代，十一世纪初，波兰王波列斯拉夫是一个更热诚的使异教徒改信基督教的人。波列斯拉夫残酷地逼迫信异教的留提兹人。留提兹人是住在奥得河西岸今日勃兰登堡州境内在那时以前二十年一次惊人的大起义中摆脱了基督教德国的羁绊的一个民族。按照巴尔特先生的精致的史学理论，这位神圣的亨利，对于这些崇拜偶像的异教徒终于被一位基督教的君主所教化而改变了信仰，应该高唱颂歌了吧。可是亨利反而和留提兹人结成同盟去反对波兰国王。留提兹人从自己的国土中让出了几处要害之地给他，答应向他纳贡，交换条件是他应赋予他们的农村公社以自己处理内部事务之权，以及自由进行他们的偶像崇拜。此后，由留提兹人抬着他们的偶像为先锋，他们一道进袭波兰王[60]。那时候，基督教的扩张乃是国家权力扩张的思想意识伪装；在一个异教徒国土上设立一个主教区，那就意味着这块国土归并入设立主教区的国家，意味着用罗马的生产方式来剥削、压制、奴役被征服者。一个神圣的国王宁愿放弃一切基督教信条并与一切异教的罪恶行为妥协，而不愿把他认为自己对之具有神圣掠夺权的、即使极小一块土地，拱手让给一位神圣程度不下于他的同等的国王。但是，这些可怜的留提兹人，他们只能采取联合一条饿狼去和另一条饿狼斗争的办法换取短暂的绞刑缓期，是多么清楚地了解基督教的“崇高使命”啊！大约一百年之后，波兰的另一位波列斯拉夫，出于“宗教动机”侵袭了异教的波梅仑。他所到之处都被夷为平地；广大的土地化成为真正的荒漠；居民逃往海外或躲入森林。当他终于攻占了斯泰丁的时候，残存的居民屈服了，答应了侵略者首要的要求：接受基督教，也就是屈服于波兰统治之下。但是事情还是不无困难的。波列斯拉夫刚撤兵，把贝恩哈德主教派去作接受皈教的专使，波梅仑人就惩办了这位虔信的传教师，把他赶回去，简直是仅以身免地离开那里。我们要在这里顺便说一说，说异教民族常常施加于中世纪基督教教士的暴虐和杀害是由于嗜杀的宗教狂信而产生的，那完全是观念论历史家的捏造。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族宗教通常都是宽容的，只是因为它们纯粹是用来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和感情关系的手段，只是因为它们的信奉者对于别人对这种关系作何看法是完全漠不关心的。与之相反，社会性的世界宗教则通常都是不宽容的，这只是因为，它们在思想意识的伪装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61]了。虽然如此，中世纪的异教徒们还是常常把基督教的传教士杀掉，那些教士中虽然也有少数的真诚思想家，但大多也并不是顶好的修士；不过异教徒们也只是由于一种悲剧性的目光短浅而做出来的，就象在最初使用机器生产时工人们也常常捣毁机器一样。传教士无疑是一种较高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但对于异教徒来说，这种生产方式意味着最可怕的剥削与压迫，奴化和奴役，因此，持公平的态度，就不会期待异教徒理解“较高的观点”的。他们相信，打死了代表者，也就打死了那个东西本身了。就是这样，贝恩哈德主教被打垮而回到格乃森，他向波列斯拉夫公爵陈述，他是一个无钱无势的传播福音的教士，什么事也没办成；公爵必须派一位显赫富有的既有神职兼具爵位的人物去，那才能使这些应受诅咒的异教徒发生敬畏之心，换言之，用武器没办成的事，只好用金钱来试试。如所周知，公爵就选派了班堡的奥托主教主持这一传教使命。这位主教在皇帝和教皇发生冲突时表现出是一个灵活而又绝不拘泥小节的外交家；他带了很多礼物，大批的武装随从，进入波梅仑，通过收买异教酋长的方法获得了一些成绩。但在斯泰丁，人民群众作了留难。他们让主教安静地传道，但他们在接受洗礼之前却要求大量削减公爵向波梅仑人索取的贡款和兵役义务。经过长期的商谈，派人回格乃森去，从那里带回了公爵同意削减贡纳额的文书之后，奥托才达到了目的。斯泰丁人接受了洗礼，甚至破坏了自己的偶像崇拜庙宇，但把庙里的宝藏仍然收归己有，据说这是主教以宽大为怀而放弃不要的。他拿着空的钱袋，但带着“波梅仑的使徒”这一声名回来了；那个美名他至今还享有着，因为，据观念论历史家的可信的断言，奥托匆匆施洗了的那22,166名波梅仑人，都是由于他的动人的口才而改信神圣的三位一体的。这些例子已充分证明，在中世纪使斯拉夫人改信基督教这件事里，“宗教动机”起了什么作用；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几百个来，不过我们在这上面不多作停留了。关于近代宗教史的经济基础，我们同样也不必多作讨论，那是恩格斯，考茨基，还有别人，早就作了最明白的阐述的。只是对于巴尔特先生对有关宗教改革时期的唯物观所作的一次反驳，我们还要简短地说明一下。《新时代》上有一篇文章恰当地说到，全部宗教改革运动以及与之有关的、从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在宗教的名义下进行的斗争，从理论上讲不外是市民等级、城市平民、以及与这两种人联合起来的起义农民，企图使古老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这些新阶级的生活状况的反复试图而已。对于这种“贬低”，巴尔特先生用下面一些意味深长的话来反对，他说，因此之故“就忽视了[62]：最进步的商业城市，如伦巴德的一些城市，并不需要天主教来适应它们的全新的生活方式，而是安然地保持着旧日的宗教形式”。巴尔特先生既然是教逻辑的，那末他总应该知道，说全部宗教改革运动来自城市市民，跟说全部城市市民都进行宗教改革运动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如果他真不知道这一点，那末就得劝告他，不要为“马克思的急躁”所传染，不要不假思索地就把伪造的科学硬塞给正直的人们。此外，他的富于机智的指摘，早在他提出指摘之前两年，就已由考茨基在《托马斯·莫尔》里解决了：“商品生产愈发展，民族观念愈坚固，意大利人就愈加是教皇派。教廷的统治意味着意大利统治基督教世界，意味着意大利剥削基督教世界”[63]。对于巴尔特先生的巧妙策略则令人不禁又要赞叹一次了：他声明他对于恩格斯和马克思只注意他们的“科学”著作，而不注意他们的“通俗”著作，由此取得了很大的便利，他又声明对于考茨基则只知道他的“通俗”著作而不知道他的“科学”著作，由此又取得了同样多的便利。但是，巴尔特先生还是在他为自己的祭坛、自己的家屋斗争时最为伟大。哲学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吗？这真是丑恶之中最丑恶的！巴尔特先生大声喝道：“它在一个特殊的、精神高度发展的阶级里获得它的起源和前进运动，那个阶级在初起时虽然还是和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宗教生活密切结合着，但很快就建立了它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由一种秘密的传统支配着的，愈来愈不依赖于人民的生活，很快就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但对于人民生活仍不失去给予反作用的能力。”他认为，从赫拉克利特到保尔·巴尔特有一条极神秘的本质的链索串连着，驾临于人类之上，按照自己的规律行事，只是由上而下地对各民族颁赐一些哲学暗示——我们何必打破巴尔特先生这种幻想呢？那太残忍了。但遗憾的是，巴尔特先生又一次地亲自降落到我们的可怜的人间，教导了我们：“卢梭生活在一个特权和等级差别达到极高点，从属于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专制政体的社会里，但是卢梭通过从古代传下来的、为霍布斯和洛克所发展了的建造合理国家的方法，作出了一个建立在人民全体平等和主权之上的与当时存在的法国宪法正好相反的社会草图。他的理论已通过国民公会而得到实现，因此可以说哲学决定了政治，并且通过政治而间接地也决定了经济。”在这种哲学气的历史哲学面前，我们当然只能竖起降旗来了。卢梭竟不是那个由于其经济发展推翻专制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资产阶级反而是学校教师卢梭的听话的学生，这些学生遵从他的按照古代方子草拟成的命令完成了法国革命。我们很愿意承认，资产阶级史学界一般说来还不会开这样优雅的玩笑。至于巴尔特先生的友好的建议，要我们牢牢记住阿尔培特·朗格的《唯物主义史》的结论，那我们只好谢绝了。朗格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未提只字；至于反过来，采用这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朗格那部虽然不无优点但不是充分可靠的著作所应说的话，那是早已由工人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说过了的；对于这位工人哲学家，恩格斯曾经称赞过，说他曾独立地、不依赖于马克思，甚至也不依赖于黑格尔，自己发现了唯物辩证法。在我们这方面，则要向巴尔特先生推荐一下，去读一读这位简单的制革匠的著作，等他充分领会了这些著作的精神，然后再从头做起，开始他的学院哲学吧[64]。巴尔特先生放出的最后一枝回马枪则是这样一句话：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自称为唯物主义的，但是它完全忽视了气候、种族等等那许多物质的因素。事实上呢；让我们一读马克思的下面一段话：“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65]对于巴尔特先生的虚张声势，倒是不值一驳的。如果历史唯物主义说：人不只生活在自然中，而且也生活在社会中，那它并不象巴尔特先生用他那种关于气候和种族所编造的废话那样，说人只生活在社会中，而并不生活在自然中。然而，巴尔特先生毕竟从这上面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资产阶级头脑里本来就引起了许多混乱的，因此，值得在这里较明白地阐明一下。历史唯物主义曾经从人类被自然所支配到自然被人类所支配这一逐渐的进步过程中找寻历史的发展。这种进步也就是从无数的由动物界发展出来的人类游牧群直到有一天将包括全部人类的一个共同体的进步。历史的进程不是“同族的分化，而是异种的同化”[66]。分化是神话传说的看法，就如在由闪、雅弗和含所分出的圣经系谱里，在塔西佗传述的由印盖夫、伊斯泰夫和厄尔明三兄弟所分出的日耳曼系谱里，或是在捷克、莱赫和罗斯分出的斯拉夫系谱里所表示的那样。但是这个同化却是科学的，正如它在我们眼前日常所发生的一切中、以及对人类的原始时代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把那个用来解释自然界中某一种动物在生存竞争中适应环境的特点的进化原理，在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中完全否定了，并主张在人类社会中有一种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且也决不能存在的人种的不变性，这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所遇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在拚命要抱住这个站不住的见解，竭力设法使它和显然与之矛盾的事实相一致的时候，种族这个概念就被弄成很不明确的了，这使龚普洛维奇有权利说：“在这里全部都是任性、主观的假象和‘意见’：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较坚实的基础，没有较确实的立脚点，因此也没有一点积极的结果。”事实上，在史前的原始时代，不同的种族和部落就已开始通婚和混合了，对于最早的古代文明，俄国学者梅切尼科夫已作出证明，它们都是许多不同的人种因素的极复杂的混合的结果，在这种混合中常常即使近似地也没法找到它的各个构成部分的相比较的意义。例如，很难说，在古埃及文明中，黑、黄、白三种人种究竟哪一种所作的贡献最大。迦勒底的历史甚至表示出，黑种人，即所谓库什特人，在文明中是最先进的。如果不根据血统和肤色，而采用语言来作人种分别的标志，那进展就更少了。在每一个大语族中，在雅里安语族、闪语族、蒙古语族中，都包含着来源极不相同的许多民族，如果说巴尔特先生固然把某一位“天才的”政治家所说的：“种族即是一切”这句话缩小了一些，但他还是说：“种族是很关重要的”，并且想用雅里安人在“政治能力”上高过闪族人这样的说法来证明他的主张，那末我们这一问题必定要说：种族不仅关系不大，简直可说是完全没有什么关系。有一点可注意的是：巴尔特先生所引用的是一位未指明的英国政治家的话，那末他想必已经在世界闻名的英国哲学家同行约翰·穆勒那里读到过关于种族差别的假设了吧：“由于不肯回答社会和道德影响对人有什么作用而作出的各种各样的无理遁词之中，最无理的当推把行为和性格相异归之于内在的、自然的差别”[67]。历史唯物主义一点也不忽视种族；唯有它才使种族成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没有固定不变的动物品种，同样也没有固定不变的人种，只是动物品种服从自然发展规律，人种服从社会发展规律罢了。人愈是摆脱与自然的直接关系，自然种族也就愈加互相融合和混合起来；人支配自然的程度愈高，自然种族也就愈充分地变为社会阶级。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及之处，种族差别都已化为或一天一天地正在化为阶级对立。在人类社会里，种族不是一个自然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并服从于它的发展规律，这是考茨基已经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用民族这一概念予以证明了的[68]。但是，一如一切可以溯源于人的本性的东西一样，劳动的各种外部自然条件也可以成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巴尔特先生特别提及气候，那只是念念不忘于孟德斯鸠要把气候说成是政治史的杠杆，温克尔曼把这同一原则用于艺术史，海德则用于文化史而已，虽然在这种抄袭中多少也有一些节制、限度或引伸；同时这也是抄袭本世纪里的博克尔，他认为人类历史是由于以人类的理性为一方，以气候、食物、土地和其他自然现象为另一方的两方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当然，这种理论比神学的或是唯理论的历史观是有意义重大的进步的，虽然黑格尔说：“不要对我说天，因为曾经住过希腊人的地方，现在住着土耳其人”，哥宾诺也否认气候对历史发展有任何影响。如果相反地黑格尔把绝对观念、哥宾诺把人种的混合作为历史发展的杠杆，那就至少应该说这比从孟德斯鸠到博克尔的历史观并没有什么进步。但是，博克尔（我们如果把他作为这一派别的最彻底的代表）正好忽视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即把他所指出的两半连成一个整体、把他的二元论世界观变成一元论的那个连接环节：那把精神和自然结合起来，从而才使人类精神能够赢得对自然的统治，才能从自然那里取得它的秘密，以便在人类手中把它变成生产力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博克尔所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是决定意义的一点而加以强调的；我们如果已经看见，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做绝对没有否认精神的规律，那末我们也同样没有认为它这样做就是否认自然规律或只是否认气候规律。那末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时候认为，人可以在北极的冰山上从事农业或在撒哈拉大沙漠的沙丘上行船呢？正好相反，马克思对于自然力在人类生产中的意义始终给予最深切的重视。再引证一下，例如他曾写过：“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69]。不提无数其他处所，就从这一段话已可看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离“忽视”自然力、或仅只“忽视”气候，是多远。但是，凡是自然容许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生产过程的地方，劳动的自然条件就会进入这一过程里面，它就会被这个过程捉住、改造、支配，并会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的支配的增长而逐渐失去意义。它只能通过生产过程在人类社会史中起它的作用；因此，当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决定着全部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过程时，是把这个问题说得透彻无遗了。每一时代的生产方式里都包含着这一时代的劳动自然条件，在这范围以外，自然在人类社会史中就没有什么干系了。换言之，同一生产方式总以同一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过程，不论气候、种族和其余一切自然条件多么不同，反之，不同的生产方式总以不同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过程，即使气候、种族和其余一切自然条件是完完全全相同的。对于这两条原理，也可以用一个历史例子来加以证明；为了加强它的证明力，我们甚至不想从人类对于自然的支配多多少少已经走得相当远的文明状态中选择例子，而要从野蛮状态中选择，在那时候，人还几乎完全被对他是陌生的、他所不了解的自然统治着的。 “在一切集体所有制的民族里，虽然种族和气候不同，但都有同样的缺点、情欲和道德，也有几乎同样的习俗和观点。人为的条件在由于自然条件不同而发展得不同的种族中会唤起完全相同的现象。”拉法格是这样说的，他所说的人为条件，意味着社会条件。[70]我们所以引用他的著作，那是因为他特别注意种族和气候，至于“在一切集体所有制的民族里”的事实本身，以及整个生活过程全都大同小异的氏族社会的过去情况，那是从摩尔根、恩格斯、考茨基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都可以获得许多证明的。况且，巴尔特先生自己也在他的著作的另一处说到过，在文化的初期“一切社会都相同”，他显然引用了摩尔根的划时代的巨著，在这里面他似乎没有怀疑到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坏东西。那末，既然据巴尔特先生说来，摩尔根已经证实地球上绝大部分，从中国往西直到北美洲，都曾存在过氏族制度，而且，“完全有理由可以推断氏族制度也在作者尚未获得直接证据的其余一小部分土地上存在过，那末当人类社会尚未脱离自然的脐带时，气候和种族对于人类社会能有什么作用呢？这里还可以举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来证明，当气候和种族完全相同时，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对整个生活过程发生不同的影响。我们是从著名的美国旅行家凯南那里采取到这个例子的，他以他的远见卓识和健全的理智，在二十岁时已经自己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完全不知道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不知道有他的同国人摩尔根[71]。在堪察加半岛北部，在这很可以说是地球上有人居住的最荒芜的地区，住着科里亚克人，一个约有四十个族长制家庭所组成的部落，依靠驯养驯鹿而生活。他们由于这种生产方式不得不过游牧生活。“四五千驯鹿所组成的畜群在不多几天内刨开一英里方圆的雪，吃掉全部可吃掉的苔藓，这以后当然就必须再找一块新的牧场了。科里亚克人如果要不让他们的畜群饿死，不让他们自己随着畜群的死灭而不可避免地接着死灭，他们就必须不断地移动。”科里亚克人的生产方式是怎样地依赖于自然，就反映在他们的幼稚的宗教观念里。他们的唯一的宗教是敬畏凶神。这种宗教的祭司必须让人尽情鞭打，以证实他们的神灵显验的真实性；他们如能通过考验而不失去神志，他们就被人承认为凶神的侍奉者，他们的命令就为人所服从，不管他们作为被欺骗的欺骗者做出来的象吞食烧红的火炭之类的一切把戏。“对于这种人、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唯一可能的宗教。……如果把一群无知识的、野蛮的伊斯兰教徒移殖到西伯利亚东北部，强迫他们几世纪地生活在斯坦诺夫山荒凉阴森的地区，遭受他们不能解释原因的可怕的暴风雪，使他们的驯鹿一下子由于任何人力都无法挽救的畜瘟而完全丧失，在好象整个宇宙都着了火的北极光面前吓破了胆，在他们不能知道原因、也无力抗拒的疫病之下大批死亡，在那时候，他们无疑会渐渐放弃他们对阿拉和穆罕默德的信仰，而和西伯利亚科里亚克人一样改信萨满教的。”俄国教会竭力想使西伯利亚的一切异教徒都改宗基督教，但他们的传教活动只对定居的部落有或大或小的成效；对于游牧的科里亚克人是全部努力都白费了；所以，凯南说得对，要使游牧民族改信宗教，必须先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即是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使科里亚克人保持幼稚的宗教观念，而且还迫使他们保有野蛮的习俗，迫使他们否认凯南称为“人类天性最强有力的冲动”的东西。他们杀死所有的老人，刺杀或用石块砸死没有希望疫愈的病人；他们能用“令人反感的准确性”详尽地谈论各种各样的处死办法，所有的科里亚克人都认为惨死于他们最亲近的亲属之手是他们生命的自然结局：他们没有一个期望自己得到另一种死法。“西伯利亚东北部土地的贫瘠，漫长的冬季的严酷，使人只能以驯养驯鹿为唯一的维持生命的办法；要驯养驯鹿那就必须过游牧生活；辗转移动的生活使疾病和衰老不但对于病人和老人自己，就是对于他们身边的人也成为极不堪的负担，因此，到最后就不得不杀死老人和病人，这也就成为一种聪明而富于同情心的办法了。”凯南不止一次有理由地指出，这种骇人听闻的风俗绝对不能用来指证科里亚克人生性就是残暴的。这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后果，使游牧的科里亚克人成为一个诚实、好客、大度、勇敢、独立的人种的也正是这种生产方式。科里亚克人对待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和善极了；凯南在和他们交往两年多的时间中，从来没有看见他们有打妻子和孩子的事，他自己则受到他们“这样和善、这样慷慨好客的接待”，这是他只有在文明的国家里从信基督教的居民那里才能得到的。现在大约有三四百个科里亚克人由于一次畜瘟而失去了他们的驯鹿，从而被迫过定居生活。他们居住在海边用冲到海岸上来的木材搭成的房屋里，以捕鱼和捕海狗为生；他们也捞取被海水冲到岸上来的、已被美国捕鲸者剥掉鲸油的鲸鱼残骸。他们同俄国农民、商人、美国捕鲸者贸易。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凯南说的这种改变了的生产方式怎样改变了科里亚克人的整个生活过程！他写道：“定居在盘辛那海湾的科里亚克人无可争辩是西伯利亚整个东北部中最坏、最可恶、最粗暴、最堕落的居民。……他们的性情残忍粗野，对任何人都卑鄙无耻，复仇心盛，不爱体面，不诚实。他们在一切方面都和游牧的科里亚克人相反。”接着他详细地解释了定居的科里亚克人这种性格改变是由于进行贸易的缘故，并且结束说：“我对许多游牧的科里亚克人怀着真正的、衷心的赞叹之情，但是他们的定居的同族人却是我在亚洲北部、从白令海峡到乌拉尔山脉所见到的人之中最坏的一种”。可是，在定居的和游牧的科里亚克人之间，即使用最精密的放大镜，也找不出气候、种族以及其他一切自然条件的细微差别来。但是，这些简短的评述已够了，我要再说一遍，这些评述本来不足以对历史唯物主义作详尽无遗的阐述，而只能用来反驳对它提出的异议的。谁想切切实实地了解它，那必须研读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考茨基、狄慈根、毕尔克里、拉法格、普列汉诺夫诸人的著作，历年的《新时代》。考虑到这么许多著作，恩格斯很可以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性已经证明了的；如果巴尔特先生还要抱怨，说“可惜”恩格斯没有说出他所指的著作的篇名来，那末我们的博学的朋友一定是忽视了恩格斯不是为德国讲师们，而是为思想着的工人们写的。如果恩格斯是为德国讲师们写的，那他也许会——谁知道会不会呢？——亲切地把问题解释得比给思想着的工人看所需要的更为详细得多的吧。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有了一个坚固而不会动摇的基础了；但这样说，既不就是说，它迄今为止所赢得的一切结果都是无疵可摘的，也不是说，它不必再求改进了，只要把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当作模板来滥用，——这也已经有过了，——它就会象一切历史观的模版一样导致到同样的颠倒是非，而且，就是把它正确地作为方法来使用，也会随着使用者的才能和学力的不同，或是随着他们所处理的材料来源的种类和方面的不同，而导致许多见解上的差异。这本来也是自明之理，因为在历史科学的领域里，根本不可能象数学那样精确的证明；因此，谁要是相信可以通过这种“互相矛盾”来驳难历史研究的唯物主义方法，那也没有人去妨碍他享受这种愚蠢的乐趣。有理性的人只会由于这种“互相矛盾”而仔细地考察，在那些互相矛盾的研究者之中，哪一个研究得较精密、较有根据；这样，方法本身恰好是从这种“互相矛盾”中才能在它的运用上和它的结果上更为明确可靠。历史唯物主义还有无限多的事待做，才能阐明人类历史的无数分支，它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壤上是永远不会发挥出最大力量来的，那是因为，它的日渐增长的力量会先把这个社会摧毁掉。当然可以承认，那些较为诚恳的资产阶级历史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这我们在这篇短论中已一再承认过了，但这个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还有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存在，这个阶级决不会放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甚至连所谓“经济史派”的最著名代表人物拉姆普雷希特，他也不用德国经济的概述来开始他的《德国史》，而是用“德意志民族意识”来开始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各种神学的、唯理论的、还有自然主义的支派都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一如历史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历史观。只有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时，历史唯物主义才会达到它的全盛期，历史才能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它才能成为它本来应该是而一直未曾是的东西，人类的领路人和教导者。原载梅林：《莱辛传奇》，斯图加特1893年版，第429—500页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246页。——译者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3]为了避免不公正，应该明白地指出，有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竭力想对唯物主义历史观采取比较公正的态度。亚斯特罗夫编印的《历史科学年报》在1885年的报导中指出，《资本论》第二卷是一部在历史科学方面也有重大意义的著作；在《历史杂志》第68卷第450页上，保尔·兴乃贝尔格在一篇评论中说，“象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巴苛芬的《母权》之类的著作已经清清楚楚地在叩科学的大门了。”然而，这个刊物的编者，来比锡大学历史教授麦克斯·勒曼先生对这个问题却作了这样妙的评述：“我们感到遗憾，在这里或在那里也有我们的专业同行倾听着这种叩门声；我们却还是要请摩尔根先生留在门外。让他对恩格斯和倍倍尔等先生供应他们认为论证他们的杜撰所需要的所谓科学资料吧。”这是我们所见到的资产阶级历史科学主要机关刊物《历史杂志》全部七十多卷中提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仅有的一次。 [4]马克思：《〈政治系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83页。——译者 [5]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在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个注的最后一句话。） [6]行会帅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51页。——译者 [8]同上书，第273页。——译者 [9]1883年3月22日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译者）。 [10]拉维涅—佩吉朗《运动规律和生产规律》，第2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译者 [12]斯坦因—哈登堡立法——是普鲁士政治家斯坦因（Stein，Karl，Freiherrvon1757—1831）和哈笠俱（Hardenberg，Karl，Augustvon1750—1822）提出的改良法案。他们的改良方案包括废除农奴制、改革税收和财政制度，解除对手工业的重重限制，改组地方政府和军队等等。这些改良都未触动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本身。——译者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30—482页。——译者 [1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8—229页。——译者 [15]赫尔瓦德：《自然发展中的文化史》第688、699页及以下。 [16]大家知道，象赫勃特·斯宾塞那样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们，一本正经地认定，人确实是孤立的自然产物；他们所指的是“人在原始状态中的孤立行动。”但这不过是用达尔文学说美化了的社会契约说的再版而已；社会契约说是十七、十八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从霍布斯起一直到卢梭为止，把现代国家的产生是由于制服时建制下的无政府状态而在封建主和城市间订立协定，搬到人类社会的产生上去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考茨基的《人类世界的社会动力》之一，载于《新时代》第2卷第13页及以下各页。 [17]阿·瓦格纳《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第9页及以下。我们已在《新时代》第10年第2卷第577页及以下，对瓦格纳先生这篇不通的讲演作了一点分析。 [18]《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译者 [19]考茨基：《1789年的阶级对立》。 [20]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8页。——译者 [21][22]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译者 [23]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564页。——译者 [24]这是一句从拉丁诗人尤凡那尔（Juvenalis，DecimusJunius）《讽刺诗》Ⅰ第24行“QuistuleritGracchosdeseditionequerentes（谁能忍耐格拉古兄弟抱怨骚乱）”而来的成语，有“自己做错了还说别人”之意。格拉古兄第，提比略（公元前153—121年）和盖约（公元前162—133年），先后任保民官，提出限制后人占有公地的改革措施，结果均在保民官任期中为反对者所杀。——译者 [25]参照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244页。——译者 [26]同上书，第243页。——译者 [2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译者 [28]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译者 [29]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6页（参见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页。——译者）。 [30]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9页。——译者 [3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3—94页。——译者 [32]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译者 [33]梅林通常以“唯心主义”的意义使用“观念论”一词。——德本文编者 [34]摩尔根在第26页写道：“表音字母的发明，和其他的伟大发明一样，是连续努力的给果。”（《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2页）并请参阅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285页：“如果有一部批列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9页注（89）。——译者）。 [35]显然这里的“观念论”一词，梅林是以“唯心主义”的通义来使用的，见前第30页脚注3。——译者（即前一段脚注[1]——录入者） [3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9页注（194）。——译者 [37]俄印本在这里夹了这样一句注释“Пороханевидумал（没有想出火药来）”，意为“并不怎么聪明”。——译者 [38]德尔勃吕克：《历史和政治论文集》，第339页及以下。 [39]弗莱塔格：《德国旧事》，第5卷第173页及以下。 [40]摩尔加登（Morgarten）——1315年11月15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利奥波尔德与瑞士的路易第四战于该地，利奥波尔德被瑞士步兵打得一败涂地。森帕赫（Sempach）——1326年7月9日瑞士联邦的步兵在该地击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利奥波尔德二世。——译者 [41]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卡尔·毕尔克里的杰出的著作：《真正的温克尔里德[42]，古瑞士人的战术》和《瑞士联邦之起源于马尔克村社和摩尔加登之战》。 [42]温克尔里德（Winkelried，Arnoldvon）——是瑞士的民族英雄，在森帕赫战役反对奥地利人的斗争中阵亡牺牲。——译者 [43]1476—1477年勃艮第公府勇敢的查理（CharlesleTemeraire1433—1477），拟取亚尔萨斯，与瑞士联邦军队战，为瑞士步兵大败于格兰森（Grandson——1476年3月2日）及穆尔敦（Murten——同年6月22日）等地。——译者 [4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译者 [45]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逸柒》第4卷第32页注。——译者 [46][47]指“唯心主义”的。——译者 [48]保尔·巴尔特：《黑格尔和至马克思和哈特曼为止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第70页及以下。 [49]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译者 [5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页。——译者 [51]拉姆普雷希特：《德国史》，第2卷第89页及以下。 [52]特莱切克：《德国的斗争》，第516页。 [5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注。——译者 [54]梅切尼科夫：《文明和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大河流》，第189页。并见普列汉诺夫在《新时代》第9卷第1期第437页及以下对于这本著作的批评（指收于《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中的《评梅切尼科夫的书》一文，——译者）。 [55]考茨基：《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第41页及以下（参见《莫尔及其乌托邦》三联书店版第35—37页。——译者）。 [56]指“唯心主义”的。——译者 [57]李卜克内西：《论东方问题》，第57页（1878年2月4日马克思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94页。——译者） [58]除了散见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的提示和解释之外，关于初期基督教的论著有恩格斯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336页），载于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1882年第19，20期，以及考茨基的《基督教的起源》，载于《新时代》第3卷第481页及以后各期。关于中世纪教会及从之而发展出来的诸新教改革教派，见思格斯论德国农民战争和论费尔巴哈的著作，以及考茨基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除此之外，《新时代》杂志上还有许多论著，在这些论著中我们要举出恩格斯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第11卷第1期第15页及以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9—403页）以及未署名的论“法学家的社会主义”的论文《第5卷第49页及以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5—568页），此外还有考茨基的《矿工和农民战争》第7卷第298页及以下）以及这位作者最近的著作《过去的未来国家》（第11卷第1期第658页及以下）。对于旧约所作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批判，可以考出拉法格的《亚当和夏娃的神话》（第9卷第2期第225页及以下）和麦·比尔的《论古希伯来的阶级斗争史》（第11卷第1期第444页及以下），还有考茨基的《圣经中宇宙起源史的起源》（第7卷第201页及以下）。 [59]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7页。——译者 [60]吉泽布雷希特：《德国帝制时代史》，第2卷第36页 [61]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译者 [62]如巴尔特先生最近在《德意志语言》杂志上对恩格斯作的同样的指摘，说是：“故意不顾和忽视。” [63]参见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三联书店版第60页。——译者 [64]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和《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的漫游》。 [6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译者 [66]龚普洛维奇：《种族斗争》，第184页。这本在这一点上很使人喜欢的著作有多少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合，有多少不合，考茨基已在《新时代》第1卷第537页及以下详细探讨过了。 [67]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390页。 [68]考茨基：《现代民族》载于《新时代》第5卷第392页及以下，并请参阅同杂志同卷第187页及以下，纪多·汉末尔的论现代民族的分化那篇文章。 [6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译者 [70]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参见《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3页。——译者）。 [71]凯南：《西伯利亚的帐篷生活》，第151页及以下。
出版说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出版说明弗朗茨·梅林（1846—1919年）是德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书收入梅林在一八九三年到一九〇九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他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哲学上的修正主义。梅林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自古希腊以迄他当时的一些哲学流派作了分析，阐述了哲学史上的一些哲学问题和文艺理论问题。梅林十分重视理论斗争的意义，他认识到“哲学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意识伴随现象，是人们在其中意识到这一斗争并在其中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的那些思想意识形式之一。……只有阶级斗争的历史，才能阐明似乎完全不可看清的各种哲学体系的大混乱，只有在它的光亮下，才能把那些哲学体系划分开来，归出类别来”。（第191页）梅林的这些哲学论文，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其参考价值的。本书根据苏联1927年出版的俄文版译出，其中大部分文章又参考过《梅林文集》第十一、十三等各卷中的德文原文；所附人名索引和事项索引是根据俄文本作的，略有修改、补充；分类标题亦系俄文本编者所加。一九八一年六月
第八章启蒙运动抑或资本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2012）第八章启蒙运动抑或资本主义？ 1．现代性与“资产阶级范式” 2．资产阶级但非资本主义 3．进步与文人共同体 4．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5．资本主义与民主他们的目标主要不是对物理世界取得更深入的理解，而是给物理世界中带来理性以影响人的空间，也就是说，把道德和政治完全带到理性质询的范围之内等。表面上看，这些雄心壮志实现了。启蒙运动的观念改变了世界。他们的遗产是西方的现代性……西方从18世纪智识斗争中继承的遗产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无论是好是坏，正是这些创造了西方。这种对启蒙运动的描述假设了，无论西方历史中存在何种国家差异，启蒙运动中的“西方”都一起塑造了一种共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性”。这种说法并非来自某部学术论著，而是来自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人》发表的一篇文章。[1]然而，它对西方现代性的描述（在这种描述中，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智识工程共同代表着一种单一文化构造，其第一原则是理性主义）加以这样那样的文体调整后，就和一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从马克斯·韦伯或更早的黑格尔到当今反启蒙运动的后现代主义者，无论他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还是批判者（或两者都是）］所写的如出一辙。从热情鼓吹者到无情批判者，无论说它是好是坏，评论者都以大致相同的方式描述现代性。无论将启蒙运动视为人类解放的巅峰，还是视为可悲的失败［往最好说是没有预先阻止现代悲剧（“启蒙辩证法”），往最坏说本身就是这些悲剧的源头，是种族屠杀和核毁灭威胁的原因］情况都是如此。如果说今天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现代性”观念，那么它仍然是根源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形式民主和技术进步组成的复合物。当然，存在各种不同的改进版“启蒙运动”历史解释。现在我们不只有一种启蒙运动，而有许多种民族文化创造的许多种启蒙运动；我们还有一种源于17世纪，特别是源于斯宾诺莎的“激进启蒙”，它先于历史学俗套通常承认的那种更温和的类型，并将继续影响更激进、更民主的力量。“多种启蒙运动”的增殖可能甚至使这一点成为疑问：是否存在任何可界定的配称为“启蒙”或者其他特殊称谓的时刻或运动。“启蒙运动正在变成任何事情，”一位著名学者写道，“也因此什么也不是。”[2]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取代这种现代性描述：在其中，各种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理性化”进程相互交织，尽管它们在某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实现得更加充分。接下来的论证旨在拆开这些异质的进程中的一些。更具体地说，旨在拆开“启蒙工程”与资本主义文化。此处的问题不单纯是各民族文化、地方文化之间的诸多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例如法兰西、尼德兰或德意志的特殊启蒙运动的特征）。关键问题是最常见地与“（多种）启蒙运动”和独特的资本主义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智识主题和政治主题之间的联系（或没有联系）。 1．现代性与“资产阶级范式” “没有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告诉我们，“能够非常深入地讨论‘现代性’，除非他或她从异于保守（或）温和的主流启蒙运动的激进启蒙运动着手。”任何试图研究作为“民主价值观和个人自由的体系”的现代性之兴起的人，他接着说，必须比一般研究更密切地关注“使这些价值观发源和发展的熔炉——激进启蒙运动”。[3] 由于我们此处的目标正是探究“现代性”，特别是探究其民主和自由价值观，让我们从伊斯雷尔对两种相互竞争的启蒙运动线索的区分开始。关键的区别在于“单独的理性和结合了信仰与传统的理性之间的差别，这是普遍、绝对的差别”。一方面，与牛顿和洛克联系在一起的“温和主流” 志在通过哲学征服无知与迷信，确立宽容，使观念、教育和态度革命化，但是，他们却保留和保护了那些被判定为旧结构根本要素的东西，结果造成了一种可行的新与旧、理性与信仰的综合。另一方面，斯宾诺莎奠定了其最重要根基的激进启蒙运动，无论基于无神论还是自然神论，都拒绝与过去的任何妥协，并力图彻底扫清既有结构，拒斥犹太——基督教文明传统上理解的上帝造物，否认具有神意的上帝对人类事务的干涉，否认奇迹和来世奖惩的可能性，嘲弄一切形式的教会权威，不承认存在上帝规定的社会等级制，不承认特权或土地所有权在贵族手中的集中，不承认对君主制的宗教认可。源于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欧洲早期启蒙运动的哲学激进主义，典型地把对科学、对数学逻辑的无限尊崇同某种形式的无神意自然神论（如果不是带有明白无误的共和主义倾向甚至民主倾向的彻底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话）结合起来。[4] 有理由去追问，在理解现代民主和自由观念上，伊斯雷尔对两种“启蒙运动”的区分能把我们带到多远。无论这种区分有什么其他的长处（或弱点），它都明显夸大了“温和主流”的保守主义和“激进”启蒙的“民主倾向”之间的鸿沟。在处理宗教和教会权威上，斯宾诺莎本人确实比洛克更激进。但是，在从洛克到例如平等派（更不用说其他更激进的力量）的政治谱系上，这位荷兰哲学家的寡头共和制可能在精神实质上更接近洛克的议会制政府（尽管可以说，在其哲学激进主义上，或者因此在其宗教态度上，这两位哲学家的接近程度超过了他们中任何一位与英格兰革命中奉行激进民主的宗教派别的接近程度）。即使我们搁置哲学激进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之间关系的所有复杂性（即使我们也放过这样一种有着严格限定以至于使“激进的”斯宾诺莎与“保守的”洛克截然对立的“民主倾向”概念），我们仍有必要追问，通过聚焦“激进启蒙运动”，我们能就“现代性”和“民主价值观”学到多少东西？问题不仅在于，当放在这样一种有限的谱系上时，“激进”与“温和”的差异看上去可能比实际上大。关键问题是，即使这里似乎存在哲学上关于平等或自由问题的实质性一致意见，如果我们忽视那些或许会赋予民主、平等、自由概念不同含义的语境差异，它就现代民主价值观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仍是有限的。我们可以谨慎地谈论一种跨越“葡萄牙和俄罗斯、爱尔兰和西西里”的“欧洲启蒙运动”，所有这些国家“不仅关注同样的智识问题，甚至也关注同样一些书籍”。[5]然而，即使我们为一种兼收并蓄的“欧洲”启蒙文化留出余地，也无法取消重要的语境差异，例如（法兰西）绝对主义和（英格兰）资本主义的语境差异，这些差异造成了不同的平等、自由概念并留下了大相径庭的政治遗产。归根结底，有益的做法是像罗伯特·达恩顿建议的那样开始，即“收缩”启蒙运动——不是贬低其重要性，甚至也不是低估欧洲文化的共性，而是把至少一种“启蒙运动”当作一种具体的历史现象，当作一个特定时空中一场“改变思想和变革制度的运动、事业、战役”来加以思考。达恩顿告诉我们，这场从18世纪早期法兰西发轫的运动，其起源确实可以追溯至前一个世纪甚至更早的欧洲其他部分的智识发展，它也确实与其他地方的文化动向有密切关系。但是，法兰西启蒙运动的教育和改革使命仍然是独特的。在18世纪的法兰西，特别是在巴黎，知识分子和文人活力爆发，无论他们有什么别的相似和不同之处，他们都有意识地将自己等同于一种新的精神，即参与一种世俗圣战的意识。它以嘲讽开始，是嘲笑那些与文雅社会格格不入的偏执者的尝试，它以占领道德高地告终，是一场人类［包括奴役者和被奴役者、新教徒、犹太人、黑人和女人（例如在孔多塞那里）］解放运动……（它）源于路易十六统治最后几年的危机，（并）在法兰西遭受一系列人口、经济、军事灾难，（国家）风云飘摇时达到高潮。依附于宫廷的文人……质疑波旁王朝绝对主义及其推行的宗教正统的基础。[6] 这场“世俗圣战”很快就远远超出宫廷文人相互交谈的范围。正如我们所见，启蒙哲学家承担了一项远比嘲弄文雅社会中的偏执者更具雄心和包容性的使命。从康德式哲学到美洲的革命性学说，启蒙哲学家的著作将在一切事物中种下种子。但是，达恩顿对一场具有明确地理和时间范围，具有一个或多或少清晰的实践目标的“运动”的明智解释，恰如其分地考察了启蒙运动，而这是其他更宏大、容量更大的“启蒙运动”概念做不到的，甚至是那些区分了“温和”与“激进”启蒙的“启蒙运动”概念也做不到的。一方谈论作为一种无特定历史所指的，跨欧洲甚至全球的现象的启蒙运动，另一方谈论许多具有特定时间地点的特殊启蒙运动，这两方或许存在差异。但是，双方都预设了一个共同点，即一种“理性”文化。而且，即使当他们承认这种文化挑战例如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俄罗斯或罗马尼亚的迷信与信仰的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时，他们可能（如果不是明确地，也往往是默认地）完整保留了一种杂糅科学“理性”、政治“理性”、经济“理性”，或杂糅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现代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被许多人视为现代性肇兴中关键时刻的启蒙运动，通常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不仅在最简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是如此——它认为启蒙运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因此也是一种通常用法上的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形态。在韦伯式的“理性化”概念中，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也相互纠缠，在它看来，“理性”（官僚制）国家与“理性”（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无论是好是坏，都属于启蒙运动抬高理性，战胜无知和迷信这同一个历史进程。无论这个进程是一个值得欢呼还是应该哀痛的事业，无论它造成了个人的解放还是“铁笼”，抑或是模糊的“祛魅”所预示的两者皆有，这些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表现都代表着一个单一历史趋势的众多方面。在这里，资产阶级同样是首要主体，是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理性化无差别的承担者。思考资本主义及其历史的传统方式往往遮蔽了其特殊性，视它为理所当然并使其自然化，就好像其运动的原理和规律是普遍的自然法则。[7]资本主义总是以某种形式存在，它至少存在于萌芽状态，或存在于人性深处，或者它是历史的自然结局。即使它是一个长期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这个结局似乎也是通过这样的历史运动实现的：它们本身就是被本质上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例如为增加劳动生产率对持续的技术进步的需求）所驱动的。言下之意是真的不需要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由于历史学家们几无例外地从资本主义出现开始论述，因而鲜有一种解释不是从假设一个恰恰需要解释的事物存在开始的。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根本上是循环的：他们假定了资本主义事先存在，以便解释其产生。通过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程，通过一种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理性，资本主义诞生了。它只是古老商业实践的成熟阶段，是这些商业实践从各种政治和文化束缚中的解放。在解释资本主义发展时，历史学家们必须要做的仅仅是说明一种古老、永恒的历史动力如何移除障碍、自由发展，而非说明一种全新的历史动力如何出现。这种资本主义概念深深嵌入西方文化中。它表现在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通常的混淆中，还表现在或明或暗地基于这种混淆的现代性（还有现在的后现代性）概念中。在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等同这种做法下面，是一种西方历史发展模式，我称之为“资产阶级范式”[8]，它把资本主义表现成商业化、城市增长、贸易扩张的自然产物。这个模式是下述常见的、往往紧密联系的二分法的基础：农村对城市、农业对商业和工业、身份对契约、贵族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当然还有迷信（或魔法、宗教）对理性。在这些解释中，市民或资产阶级（依定义是城里人）是进步的主要动力，无论他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还是通过变动较小的方式来实现其目的。我们的论证从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及产生它的历史进程的概念出发。当然，这种论证也背离了那些通过把资本主义的出现当作一场突然的语言变迁而非一场社会转型，以此逃避历史问题的“商业社会”解释。这里的论证坚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指令的系统、一种独特地被驱使着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满足竞争和利益最大化需要的系统的特殊性。它与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商业或工业之间的区别无关。正如农业和地主可以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目前我们的论证的预设是资本主义诞生于英格兰农村），城市、商业、工业和资产阶级也可以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这意味着资产阶级现代性和启蒙运动是一回事，而资本主义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英格兰资本主义和法兰西启蒙运动的历史语境之间做出区分，并不是否认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历史前提，也不是否认资本主义文化表现出某些我们经常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特性——例如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独特的经济逻辑伴随着其自身非常特殊的、使它有别于他者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构造，这些文化和意识形态构造明显不符合与启蒙运动相联系的文化模式，有时甚至与启蒙运动的原则截然相反。 2．资产阶级但非资本主义法兰西启蒙运动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如果说在这个简陋的命题中有一点真理的话，那么肯定不是因为这些观念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里相关的语境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绝对主义。正如我们在前几章看到的那样，在国家是一种首要的经济资源、是一种“政治建构的财产权”形式这种意义上，绝对主义国家同时构成一种政治体系和一种经济体系。国家官职是一种私有财产形式，因为许多官职是可买卖的，更一般地说，因为官职使其所有者有机会通过税收中介（这既是公共收入来源，也是私人财富来源）获取农民生产的剩余。还有其他分散的、政治建构的财产权形式，不仅有封建领主权的残余，还有其他各种法团权力与特权。法团的自治地位、作为占有手段的权利和特权有助于解释法兰西法团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强大。 18世纪法兰西的资产阶级不是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或者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不是任何类型的商人阶层。一个典型的法兰西资产者，例如组成1789年革命资产阶级的那种人，很可能是一个官员、专家，甚至知识分子（稍后我们将予以讨论）。这个法兰西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很可能与国家有密切联系。或者是通过官职或国家薪俸有直接联系，或者有间接、否定性联系：反对特权的排斥、反对为出身或财富保留的更高级官职的排斥、反对贵族最重视的特权——使第三等级不堪重负的免税权。这些物质利益如何在启蒙运动的原则中寻求表达？这些非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典型地表达为对公民平等的信奉，例如表达为那些后来具体化成“职业向才能开放”（这尤其是指获得国家官职的机会）口号的原则。同样的利益还表达为与特殊主义相对的普遍主义主张，特别是与法团特权结构相对的，与特殊地位、私法、排他性权利等相对的国民或公民身份的普遍性，最终还有人本身的普遍性——换言之，与排他性原则相对的包容性原则、与特权相对的普遍性。这不是说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本身创造了对平等的关注，甚至也不是说启蒙运动的观念独属于资产阶级。毕竟开明贵族发挥了突出作用。但是，在一个由法团等级构成的社会中，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助于解释启蒙文化中平等和普遍主义的突出性。然而，关于相关的资产阶级文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问题要说明。启蒙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资产阶级的某种意识形态，而是资产阶级中一个特殊部分，即知识分子的特殊表达。就很多方面而言，法兰西启蒙运动的特殊特征源于一种新型专业知识分子的精神倾向——他们的法团意识、团体意识，甚至等级意识，进而源于他们的物质利益。但是，也需要强调，法兰西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与其说是“现代性”的征兆，不如说是旧制度的特征、绝对主义国家的法团结构的特征。它是这种体系（在其中国家和官职是首要的经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一个官职是一种占有方式的社会中作为一种官员的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它也是一个按照法团主义原则组织的社会，而这也与法兰西启蒙知识分子的精神倾向有很大关系。在法兰西的法团主义组织的语境中，智识职业具有构成法兰西政治体和法兰西政治思想重要部分的“中间团体”的某些特征，它具有自己的法团团结和意识，甚至还具有某种法团自治权，或至少有对这种自治权的渴望。这种构造最清楚、最重要的例证是巴黎学术院。首先我们看看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如何比较法兰西学术院与英格兰皇家学会。我们可以不考虑他写作这些短论时带有的深深讽刺，因为在主要一点上，伏尔泰的解释是准确的，而且径直切中问题要害：英格兰人早在我们很久之前就有一个科学院，但它没有我们组织得好……伦敦的皇家学会缺少两样对人最必要的东西：报酬和规则。对一位几何学家或化学家来说，在（法兰西）学术院取得一个席位，就等于一笔虽小但可靠的财富。相反，在伦敦他们进入皇家学会要花钱。[9] 伏尔泰接着区分了皇家学会的业余爱好者和巴黎学术院的专家，他还用志愿军与纪律严明、报酬优厚的士兵加以类比。这个精辟的对比点出了英格兰知识分子和法兰西知识分子之间的某些真实且重要的差异，也点出了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更根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差异。需要强调，两个学术机构之间的区别并非在于一个对应用更感兴趣，另一个对纯科学或理论科学更感兴趣。两者都从事“纯”科学，两者也都因其科学概念经世致用的程度而闻名遐迩。但是，它们经世致用的对象是不同的，更具体地说，它们在回应着不同的需求。在大革命之前，巴黎学术院的成员是绝对主义国家的推动者，学术院本身也是将文化集中在国王周围的绝对主义计划的组成部分。它为国家履行根本职能，其研究计划往往也是直接由国家需求规定的——例如其早年的长期计划与航海术、绘制法兰西领土地图、军事机械学、为建造喷泉发展一种水力理论（这是最具标志性的）有关。学术院还日益成为技术事务的官方仲裁者，判断将哪些发明呈送国王。相比之下，1660年实际建立（尽管得到第一份特许状是在1662年）的皇家学会有意使自己远离国家。皇家学会没有选择同时代的另一种模式，即塞缪尔·哈特利布的“通识研究机构”——它本来应该会得到国家支持，相反，皇家学会有意选择使会员捐赠成为其收入来源。 “皇家学会，”科学史学家查理·韦伯斯特写道，“有意避免与国家政策有牵连。相应地，皇家学会不受国家管制，但它也放弃了‘通识研究机构’的大部分人道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因素。”[10]正如他指出的，皇家学会的特征是“没有公共责任”。还有必要补充指出，在这个方面，巴黎学术院和皇家学会的差别，对应着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别：前资本主义的占有权力通常与某些集体或公共职能（司法的、军事的、政治的）的履行不可分割，而资本主义财产权，就占有与此类公共职能履行的分离程度而言是独一无二的，换句话说，它的显著特征正是“没有公共责任”。显然我们不应被伏尔泰认为皇家学会全是业余者和初涉者的评论所误导（在其活跃成员中有当时或任何时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从波义耳到牛顿）。但是，他的评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真相。皇家学会的一般成员（当然他们并不一定活跃）大部分来自地主阶级特别是绅士阶层，这种人不把自己的智识追求当作一种专业活动。[11]活跃的核心成员，包括那些无论依何标准都可称为科学家的人，确实不会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视为一种有偿服务形式，更不会视为一种公职行为。他们的集体意识，如果说有的话，显然不同于法兰西专业知识分子的法团意识。更具体地说，他们的不同地位，他们与国家的不同关系，都表现在皇家学会关注的非常特殊的事务中。这并不是否认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学者有很多共同关注的问题。但至少在一个方面，英格兰人是独特的，甚至独一无二的。例如，如果我们考虑下皇家学会的创立者——包括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的著名人物，如罗伯特·波义耳、约翰·伊夫林、罗伯特·胡克、威廉·配第、克里斯托弗·雷恩，以及学会第一任秘书亨利·奥尔登伯格和约翰·威尔金斯，更不用提沙夫茨伯里勋爵和洛克这样的会员，如果我们考虑下他们关切的问题，就会发现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他们对农业，特别是对其“改良”、对其生产力提高的共同关注。皇家学会最早的规划之一是挨个测量英格兰每个郡的农场，测量依据的调查表或许是古往今来第一份系统性针对一个技术问题的调查表——可能是波义耳编制的。这种关注构成一个更大趋势的组成部分：17世纪致力探讨农业改良实践的文献的爆发式增长。[12]就此而言，哪怕学会最活跃的核心成员，也与来自贵族或绅士的不太活跃的业余成员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即使在18世纪，法兰西也不存在17世纪英格兰那样的“改良”文学，这个文化事实符合一种物质现实。尽管时有人说18世纪法兰西农业的生产力与此时英格兰的不相上下，但这只意味着总产出或土地总生产力大致相同。然而，同样是创造这个总产出，法兰西却比英格兰花费了更多的劳动力。英格兰人有而法兰西人没有的东西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单位的产出）的指令，这种指令源于与法兰西盛行的社会、经济关系极其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组成的体系，该体系在17世纪已经使英格兰农业生产者服从一个竞争性市场（换言之，农业资本主义）的要求。可以简单、粗略地将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的比较总结如下：18世纪法兰西的科学通常回应着国家需要，而英格兰的科学即使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在回应着财产（而且是一种日益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财产）的需要。通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或者说从资产阶级范式及与之联系的现代性概念的视角来看似乎具有悖论性质的事情，主要差别将更鲜明地凸显。如果我们用常见的现代性标准来比较18世纪法兰西的学者和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家，那么即使不考虑时代差异，法兰西学者也无疑看起来更加“现代”：他们是一个所谓的理性官僚制组织中的专家。英格兰科学家是一个形式上不够理性的体系中的业余者和初涉者。法兰西学者严格来说主要是资产阶级。皇家学会成员中占绝对优势的是地主，他们主要来自绅士阶层，但也有来自贵族的。但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哪一个更“现代”？是法团主义法兰西的为绝对主义国家服务的资产阶级专业学者，还是英格兰的对资本主义式劳动生产率提升具有“业余”科学兴趣的改良地主、皇家学会成员？ 3．进步与文人共同体关于知识分子的物质利益和制度利益塑造启蒙文化的方式，巴黎学术院的例子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首先，在这样一个社会（那里接近国家的机会，即获取国家薪俸、退休金和特权这些丰厚资源的机会是首要物质关切，而且那里获得高级官职的机会取决于出身或财富）中，官职资格问题是一个热点议题。法兰西启蒙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与重新界定官职资格有关，这样说大概并不为过。这种重新界定采取的形式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试图用具有天资和才智的贵族取代具有好出身或财富的贵族。无疑，所谓的贤能社会一般都可以为知识分子带来一种物质利益，而在一个生活机会与国家和公共职位紧密联系的社会中，情况尤其如此。知识分子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共生关系也表现在其他方面。绝对主义国家的官僚化文化促进了某些独特的文化模式，特别是语言的标准化——这是绝对主义国家最青睐的计划，或者是法兰西古典主义及其严谨、有条理的美学和哲学法则。[13]这种文化构造有助于促进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内在法律和文化的法人共同体的意识。在这些条件下，在知识分子具有一种非常自觉的法团意识，且这种意识具有非常特殊的制度表现的情况下，一个知识分子共同体，即文人共同体的观念获得了非常具体的含义。文人共同体观念如何在启蒙运动中，特别是在进步概念中发挥作用，这一点不难观察。关于启蒙运动的进步概念，最明显一点在于其来源和典范是科学知识，是这种特殊知识形式的定向、可积累性质。进步观念最终可归结为：无论还有其他什么恶，首先都是失败和道德过失不时打断了人类历史，在这种观点看来，精神，特别是以科学知识为形式的精神是我们可以指望进步的一种事物，尽管进步是缓慢、艰苦的，尽管任何类型的知识的完善很大程度上都被投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就其本身而言，作为知识进步的发展观念可能并没有多么独特。这肯定不足以区分英格兰和法兰西，或区分英法任一的启蒙运动和所有其他的“启蒙运动”。说法兰西人对物质进步不感兴趣，这也不真实。例如，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各种物质组织阶段，或人类历史的特征是几种相继的生存模式——从狩猎社会到畜牧社会到农耕社会到“商业”社会，这类观念既归功于英格兰人，或更准确地说，归功于将英格兰资本主义经验加以理论化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也同等地归功于法兰西思想家。但是，法兰西知识分子的法团意识使这种发展概念具有一种特殊意味。我们将之与法兰西启蒙运动联系起来的进步观念，在构想文明史时最主要是把它构想成文人共同体的历史，这并不是匪夷所思的。把这种发展观念与技术进步（我们将之同资本主义和以技术为手段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联系在一起）观念混为一谈，完全是不得要领。启蒙运动的进步概念的最强音，某种意义上也是绝响，即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它出版于1795年，此前启蒙运动的观念早已在两场重要革命中赢得支持，而且他写作此书时正躲避着雅各宾党人，性命堪忧。当然可以认为孔多塞不是一个代表性人物，可以认为他的乐观主义同他的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至少是进步预期中的平等主义）即使在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中也是例外的。乐观主义无论如何也只是启蒙运动画面的一面。使这种发展概念有别于宗教千禧年主义的世俗历史观必然有两面：它不仅假设人的可完善性，或人类能动性可以实现的历史可能性。出于同样的理由，它也悲观地看透了人类生活的阴暗面。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持久主题。但是，即使孔多塞是例外，使他成为例外的那些品质也使他有可能成为最具启示的例子。作为人类理性对无知和迷信的普遍胜利，他的发展观念或许比同时代其他人的更加坚定不移。但是，它确实毫无疑义地是一些主题的结晶，这些主题使所有启蒙运动人物联为一体，并赋予“启蒙运动”概念所具有的一切含义。恰恰因为他对人类理性之恩泽的乐观主义如此坚定不移，因为他的普遍主义如此广泛和具有世界性，换句话说，因为他把启蒙运动的原则推向了批评者眼中的极端，所以他的《纲要》提供了一个简单明确的衡量标准，据此可以检验针对“启蒙工程”的一般批评（关于其理性主义固有的压迫性、其普遍主义原则的帝国主义）。首先，孔多塞这样总结人类进步的目标：“我们对人类未来境况的期许可以归入三个重要方面：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废除、国家内部平等的推进、人类的真正完善。”“社会技艺的最终目标”，孔多塞以最明确的措辞说，是“真正的平等”。[14] 他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如下：考察我们在非洲或亚洲殖民和经商的历史，你将看到我们的贸易垄断，我们的背信弃义，我们对另一肤色或信仰的人们残忍的鄙视，我们肆无忌惮的篡夺，我们的教士的阴谋诡计和对改变他人信仰的过度热情，你将看到这一切是如何摧毁了我们知识的优越性和我们商业的好处最初为我们在原住民那里赢得的尊敬和善意。[15] 对性别压迫的看法：在人类精神的种种进步事业中，我们应把彻底扫除偏见（它导致了性别之间的权利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即使对有利一方也是致命的）列为对普遍幸福最重要之事。试图以男女在生理结构、智力、道德感受力上的差异为这种原则辩护，实属徒劳。这种不平等的起源唯有强力的滥用。[16] 在持此种观点的强烈程度上，孔多塞可能不是典型的，但即使后现代主义的启蒙运动批判者可能也难以解构这种平等话语或把它转变成某种邪恶、压迫性的东西。我们也不应忽视启蒙运动遗产中的众多模糊之处，或对人性完善的过度乐观所固有的危险，更不消说以进步之名犯下的罪恶。但是，这一点仍然显而易见：在启蒙乐观主义的经典章节中，国家、种族、性别之间和内部的平等，并非与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对立或难以并列，而是后者的逻辑结论，是进步的最终目的。孔多塞绝妙地展现了，法兰西人对精神叙事和文人共同体的关注是如何联系着一种普遍主义和（程度或深或浅的）平等主义的。无疑，法兰西知识分子（除了显著的例外如狄德罗，卢梭则完全是个另类）认为自己是才智贵族、精英阶层，这使他们有意识地与手艺人和较普通的职业人士拉远距离。但是，在这个极其特殊又非常短暂的历史关头，智识精英主义，甚至还有知识分子的物质利益，产生了一些有趣和悖谬的结果。首先，在其自身的历史语境中，这种信奉“职业向才能开放”理想的贤能社会，具有一些温和的民主寓意。但这里还有其他更广泛的寓意。这些思想家把传播知识视为自己的特殊使命，这是法兰西启蒙运动最独特、最重要的特点。例如，孔多塞提倡大众教育，而且他确实构想了一种把学术院变成管理大众教育系统的机构的计划。他拥护的那种平等主义，他坚持从增进平等和社会包容性的角度来界定进步的做法，同他对知识分子使命的看法不可分离。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平等主义和他的精英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他来说，正如对其他启蒙运动人物来说那样，知识分子所主张的特殊地位和权威就是他们在教化世界中的地位。我们无意在这里夸大启蒙运动对平等的信奉。即使孔多塞这样的思想家所设想的平等显然也是有严格限制的，更不用说例如伏尔泰，而且无论如何，这种平等很大程度上被交给了不确定的未来。但是，它仍是一种重要的抱负，而且，在这些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智识精英主义的逻辑如何将启蒙思想家推向这个方向，推向那些可以也确实被更激进和革命的力量化为己用的观念，这一点仍然重要。毋庸置疑，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可以也确实具有压迫性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表现形式。但是，记住后现代主义批评者全然置之脑后的事情也是重要的，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和一种批评情绪（它使欧洲知识、欧洲权威、欧洲文化受到最尖锐批评）之间的联系。即使被视为启蒙运动的欧洲中心主义本质的进步概念也具有反帝国主义寓意。作为人类精神和知识进步的进步概念，理所当然地认为知识增长是一个漫长积累的过程，其展开即使不是在无限的时间中至少也是在不确定的未来中。这种概念确实意味着，如果不是在可见的未来，那么至少在某个时间点，某些真理可以也终将被发现；它还意味着，某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先进，因而也更优越。但是，它也意味着（这一点也许更根本）任何既有的知识都欢迎质疑，一切权威都可以受到挑战，没有人能垄断真理。知识分子将历史据为己有的做法，无疑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傲慢自大。然而，当这些知识分子擅自宣称历史属于自己时，他们也同时肩负起了人类易错性的重担和人类过错与罪恶的整个黑暗史。一种刻骨铭心的悲观主义从未远离启蒙乐观主义。实际上它正是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如果启蒙运动的知识和发展概念建立在某种普遍主义之上，那么，这是一种包含着开放式结局、灵活性和怀疑主义的普遍主义。即使考虑到启蒙运动普遍主义的一切危险，它仍然为解放工程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而这些解放工程比后现代主义者所能设想的任何东西都有效得多。进步概念同样如此。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为多样性和差异欢呼的后现代主义者没有也无法提供的东西：一种承认和尊重他性（otherness）的理性——哪怕仅仅因为人类知识、人类精神进步的积累和开放性质要求我们小心不要关闭任何一道门。在重视启蒙运动的解放逻辑的程度上，孔多塞或许不是典型的。但是，这个启蒙运动乐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最经典例子，恰恰也最明确地抨击了当代批评者扣在启蒙运动乐观主义头上的那些罪恶：种族主义、男性主义、帝国主义。这说明了启蒙运动的复杂性，也说明了当代许多批评的空洞。孔多塞的普遍主义和他对人类进步的乐观主义，正如他对平等的信奉、他对其他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尊重、他对帝国主义的攻击一样，都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它们的并立共存也不是偶然或矛盾的。 4．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法兰西启蒙运动中，我们逐渐接近一个漫长历史的终点，在这个历史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关注。在法兰西绝对主义的特殊条件下，这种关注聚焦于特权和获取高级官职的机会，这使平等观念大放异彩。诚然，除了个别显著的例外，伟大的启蒙运动人物大体上都是精英主义者，而且他们将等级制视为理所当然——更不必说他们自己在这个等级制中的地位或渴望。即使对孔多塞来说也是如此。然而，由于非常具体的历史原因，甚至物质原因，18世纪的法兰西创造了一种具有或多或少的民主和平等主义寓意的普遍主义意识形态。大革命将把这种意识形态推进到大多数启蒙哲学家不曾想到的地步，而革命遗产携着远远超越法兰西边界的广泛影响，也无疑会继续存在。但是，在西方政治话语主流中，启蒙“工程”将被一种不同的文化构造所取代。后者产生了不同的平等观念并塑造着现代民主概念，其根源可以溯及英格兰早期资本主义。无须赘言，英格兰与其欧洲邻国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它有一种独属于自己的东西，即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文化。像法兰西文化一样，英格兰文化确实继承了同一些普遍主义遗产的一部分，例如基督教和自然法的普遍主义。正是英格兰人，也就是牛顿实际创造了世界被某些普遍的数学法则统治的观念。至于平等，在阐发人的自然平等观念上英格兰人确实独占鳌头。而且，平等观念，至少是一种模糊的、有限制的平等观念，确实构成英格兰统治阶级在反对君主滥权的斗争中使用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就像在洛克政治理论中那样。因此，整个启蒙运动的进步概念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洛克，尽管可以认为，法兰西的进步概念更多应归功于他的认识论，而盎格鲁—苏格兰的概念更接近他的财产理论。然而，这里的要点在于，尽管有这种共同的文化遗产，英格兰资本主义仍形成了自身非常特殊的意识形态要求。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当这些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观念进入资本主义轨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已经看到，法兰西的社会结构、其依靠“政治建构的财产权”的占有形式、与此联系的法团原则的重要性，如何使平等作为对立原则得到凸显。英格兰的环境则大不相同。与法兰西形成鲜明对照，英格兰的法团原则在17世纪已经非常微弱，而且从未有那么强大。资本主义财产权形式的发展，正在掏空等级制度古老的超经济原则的根基，古老的自然不平等或规定不平等概念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基础。这造成的结果是，基于经典的法团等级制辩护，或诉诸“存在巨链”来为不平等建构一种理论论证变得难上加难。还有另一个要点。适用于法兰西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老概念有很多方面的缺陷，但这些缺陷更多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混淆有关，而非与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对立有关。“资产阶级”和贵族确实有冲突，这种冲突也确实具有在革命意识形态中发挥核心作用的物质内涵。但是，冲突中资产阶级的紧要利益较少与资本主义有关，而更多与特权体系和获取更高国家官职的机会有关。这给平等渴望注入了特殊力量。在英格兰，情况再次截然不同。这里确实存在一种资本主义利益，但它既是“资产阶级的”，也是“贵族的”，而且在维护这种利益至上性的斗争中，目标显然不是平等。实际上，平等观念会变成真正的累赘，正如在17世纪英格兰以激进主义形式出现的平等观念那样。如果说法兰西资产阶级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法团等级制度和特权的自然不平等或规定不平等理论，那么对英格兰资本主义阶级来说，问题相反是一种自然平等理论。在古老的法团原则和等级制度阙如的情况下，他们必须找到全新的方式来为能够与自然平等相容的统治辩护。在基于自然平等建构一种不平等理论辩护上，英格兰人尤其具有创造性，尽管正如我们所见，在糅合自然平等与巨大的政治、社会不平等方面，他们所依靠的是一种悠长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最有启示性的例子来自约翰·洛克。他之所以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比较对象，是因为他与他的启蒙运动后人有着共同的基础，这使他们的分歧更加尖锐。洛克无疑是对启蒙运动（特别是通过他的认识论）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虽然他从没有像后来的孔多塞那样走得那么远，但他对自然平等、宽容和反抗暴虐政府持有相当开明的态度。然而，他也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观念，这些观念使他有别于法兰西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而且这些观念具有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特征。实际上让人惊讶的是，尽管洛克在孔多塞之前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进行著述，但生活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我们对他在17世纪的看法会更加耳熟。资本主义地主面对的核心问题，非常不同于非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他们必须确立一种特定类型的财产权、一种史无前例的权利，它排斥并消灭了其他一切习惯的、公有的使用权。他们必须确立利润和市场高于生存权利的至上性。这一切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意识形态模式，它同时出现在理论和实践中。构成皇家学会一个如此显著特征的“改良”文化，不仅出现在洛克政治理论中，还与日俱增地出现在英格兰财产法中，出现在法院对财产权的判决中；出现在新的政治经济科学中；出现在小生产者土地的被剥夺中。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力意义上的“改良”压倒了其他一切善。它将日益被援引来支持排他性私有财产：这种财产不仅排斥其他个人对它的使用权，也排斥在法兰西更久盛行的那种对生产的公共监管。换言之，正如洛克清楚表明的那样，改良将把哪怕最具平等主义的观念变成对强占土地的辩护。让我们再次思考洛克在《政府论（下）》中的著名言论：“全世界初期都像美洲。”（《政府论（下）》第四十九条）这里美洲代表着人类发展的连续链条中典型的人类原始状态，而且它提供了一种可以据以评判更发达状态的标准。在此洛克提出，土地最早的、自然的状态实际是“荒废”，而人类有一种神圣义务去使土地摆脱荒废，也就是改良它，使土地高产。如我们所见，他衡量改良或生产力的标准是“利润”，它不是物质或其他方面的好处这种更古老的意思，而纯粹是交易价值或商业收益。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的那样，洛克明确表示，关键问题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对财产的生产性（更具体地说，营利性）使用。这种论证有很多方面的寓意——例如改良或生产力和利润战胜了其他主张，如英格兰平民的习惯权利或本土居民的权利。尽管存在洛克着重坚持的人的自然平等，但生产力和利润的要求同样战胜了它。简言之，这是资本主义财产权的正当依据。这也是私占“荒废”土地的正当依据、殖民者“殖民”的正当依据。洛克甚至可以使他对人的自然自由和平等的主张与奴隶制调和：无人可以通过契约或同意使自己受到奴役，但在一场正义战争中人们可以作为战俘被正当地奴役。奴役似乎是对违背自然法的一种惩罚，这种多少有些传统的奴隶制辩护可以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17]这里洛克的观点再次与孔多塞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奴隶制的废除将是进步的一个标志。洛克从人在自然状态中是自由、平等的明确前提出发提出他的反绝对主义论证，接着通过寻找精妙的、历史上全新的不平等辩护方式来填补他的侧翼，他调动激进的论证来反对绝对主义，同时又临深履薄地抽掉这些论证最具民主和平等主义的寓意。他在《政府论（下）》中的自然法进路（它以辩证的巧思阐明了某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自然法对财产积累的限制可以被超越而不会违反自然法）也绝佳地说明了，这种至上的普遍主义原则如何可以从属于私有财产和资本积累的需求，或至少被后者利用。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改良”都是压倒一切的原则。对洛克而言何者构成进步，关于这一点我们得到了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他与孔多塞的对比也是显著的。思考下这两位思想家划分人类的发达状态与不发达状态时所沿的主轴：对孔多塞来说是理性对无知和迷信，平等对不平等；对洛克来说是利润对浪费。洛克确实把理性等同于一种优越状态，但是，在孔多塞看来，理性的进步不可避免地联系着平等的增进，而在洛克看来，理性与“勤勉”成双成对，而且与生产力和利润难舍难分。实际上，洛克从所有人都自然平等的前提出发，并把生产力和利润原则变成一种新的、史无前例的对不平等的认可。洛克与孔多塞的对比，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启蒙运动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更加凸显。孔多塞的平等主义抱负尽管有诸多限制，却是一目了然的，也与洛克形成鲜明对照。如果对孔多塞来说，平等是为不确定的未来设立的一个目标，那么对洛克来说，平等是不可恢复的过去中的一种现实，或最多是一种可以与现实世界中的严重不平等轻松相容的道德原则。洛克的认识论和他的教育观或许暗示了一种根本的平等主义，它把人们之间的差别大部分归因于经验而非自然；他也确实更重视“勤勉”而非（例如）高贵出身。然而，很少有迹象表明他有志于类似孔多塞期望的那些事情：“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废除、国家内部平等的推进、人类的真正完善。”如果说孔多塞的目标是人类的改良，那么洛克的目标是财产的“改良”。人类的进步从属于，或至少被纳入生产力和利润的提升。在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创造了非常接近法兰西的进步和平等观念，表面上看，苏格兰启蒙运动与孔多塞而非洛克有更多共同之处。然而，这里存在重要差别。在法兰西的版本（即使是最唯物主义的版本）中，进步的叙事是人类精神从野蛮和迷信发展到理性和启蒙的叙事。例如，孔多塞的《纲要》把所有类型的经济、社会、政治进步都表现成精神和理性的发展。更突出的例子来自杜尔哥。他的《论人类精神的持续进步》发表于1750年。尽管他从未写成他计划中的普遍历史，但他对这个主题的想法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影响了他的朋友孔多塞。杜尔哥的例子是重要的，不仅因为评注者视他为启蒙运动进步观念的关键人物，甚至社会经济进步理论的关键人物，而且因为他主要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为世人所知。作为一位理论家和国家管理者，他或许有望用最唯物主义或经济主义的形式来讲述这个故事。但对他来说，主要问题同样是“从野蛮到文雅”、从无知到知识、从迷信到理性和启蒙的进步中“人类精神走过的足迹”。历史的主要推动者是文人学士甚至院士，即构成文人共同体的那类人。在英吉利海峡另一岸，更多是苏格兰而非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学家发展出了与法兰西的进步概念类似的概念，但他们是在英格兰资本主义的直接背景下发展的。实际上，苏格兰人比英格兰理论家更有成效地使英格兰资本主义理论化，这无疑是因为他们从苏格兰经验的角度去观察它，对其差异、他性有更清醒的认识。伟大的苏格兰知识分子非常清醒地认识到1707年两国联合时英格兰的繁荣与苏格兰的贫穷之间的对比，也清醒认识到已经激励了众多拥护者的经济改良的希望。尽管比起英格兰人，苏格兰更多从一种自觉与法兰西人接近的知识分子视角从事写作，但英格兰物质财富的榜样总出现在他们的历史和人类发展概念中。正如大卫·休谟的《英格兰史》那样，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核心之处是英格兰的进步模式。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兰西启蒙运动同样关注各种进步（知识、文化、政治、道德的进步，但英格兰经济的独特发展总是处在中心。例如，论进步问题的经典英语著作之一）亚当·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就是一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经济众多不同方面的进步叙事。可以确认关键转折点在第二部分：“论野蛮民族的历史”，在这里弗格森划分了“财产确立之前的野蛮民族”和“受到财产与利益影响的野蛮民族”。财产构成“野蛮”民族中原始民族与蒙昧民族的分界线。财产发明以后，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最低条件是劳动分工。但是，商业社会的到来使一种独特的维持进步的能力准备就绪，它通过引导个人自我利益促进进步性发展实现了这一点。当然，商业确实威胁到公民美德，保护公民美德需要政治智慧。但是，对弗格森来说，市场机制，而且恰恰是那些威胁美德的竞争指令，是唯一可以设想的自我维续的进步的引擎。与他的朋友亚当·斯密不同，斯密最终在竞争准则中找到了解决方案，而他没有赋予市场在整合自利动机上的同等作用。而且，在维护社会纽带和道德秩序方面，弗格森仍然让政治领域承担了更大作用。但是，他与斯密、休谟共享的信念是确凿无疑的，即无论人类精神演进可以实现什么，都是市场机制和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力提升启动了作为自我维续过程的进步。因此，作为进步的引擎，科学知识的增长似乎被一种不同的历史机制、一种自我维续的经济增长（在历史现实中，那时它只存在于英格兰）取代了。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出现了大致相同的进步观念，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平等概念论证的寓意。可能斯密与孔多塞同样信奉平等，还有自由和正义，[18]但对这位苏格兰人来说，进步性发展的重任明确落在市场上。公平分配的可欲结果说到底是市场机制的一种后果。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不仅将是提升穷人的生活水平，还将是重新平衡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配，因为“资产”或资本的总额越大，利润率相对于工资就越低。这里我们不去考虑斯密的经济学论点的缺陷。指出这一点就足矣：他关于“财富”增长和各阶级间财富分配的关系所得出的错误结论，只是使他的一些后继者更容易将他的仁慈初衷剔除，并将他的经济学简化成无情的市场运作。就我们的意图而言，重要之处在于，即使我们拒绝那些把斯密当成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或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样的“自由市场”理论家的传统解释，即使我们坚持他对“道德情操”、公平分配的坚定信奉，或他对国家在实现这些目的上的作用的坚定信奉，即使他对“自由”市场的鼓吹预先假定了它对正义和公平的贡献，即使如此，要使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机制成为历史进步的引擎，仍然不可避免地冒着允许市场指令压倒其他社会善的风险。就像洛克范式那样，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力提升似乎压倒了人类的发展，成为进步的主要标准。 5．资本主义与民主市场机制提升为道德律令，显然是西方社会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在重铸政治领域上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资本主义独特的政治、经济权力格局完全重绘了社会地图，思考统治与支配、自由与平等的方式也相应发生转变。简要回顾西方政治理论史中自由和平等概念的演进，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转变。在为统治权利辩护的同时，承认甚至强调人（当然通常是男人）的普遍自由和平等，这种做法已经司空见惯。在这个方面，西方政治理论令人尤其感兴趣甚至困惑的事情是，它发明了一种不仅结合了一种平等观念，甚至还基于其上的支配[19]辩护，这种平等观念明确否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任何自然区分，或者说明确否定任何基于自然不平等的支配辩护。霍布斯或许是最极端、最具悖论性的例子，他基于一种非常激进的自然平等观念、基于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任何自然区分的否定，为绝对主义君主制辩护。然而，在对平等与支配的结合上，他肯定不是唯一一位。这个悖论已经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这并不是说，平等和全人类共同体的观念是西方（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术语，我们暂称为西方）文化独有的。这些观念与不平等、支配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其乐融融地共存，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西方正典在这一点上是独特的：在对阶级支配和帝国支配的辩护中，它系统地调用了平等主义学说和全人类共同体观念。只要按支配原则自身的方式接受它——或者是“上天授权”，或者仅仅建立在传统基础或世袭原则、王朝的皇家血统原则基础上，或者源于先知，它就完全可以与全人类平等观念相容。但是，西方政治理论，至少在其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在解释平等与支配的并立共存时遇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它必须找到方法在平等的基础上为支配提供解释和辩护。或者换句话说，它必须找到新的方式来系统地为支配本身提供解释和辩护。当自然平等观念伴随一种政治平等观念（它正是对统治观念的根本威胁）时，且因为如此，自然平等观念就变成一个棘手问题。在希腊人创造一种全新的公民领域和新的公民身份之前，这一点总是清楚的：国家代表支配，即使（或尤其）当这里的人们被假定是自然平等的。但是，到希腊人时，国家本身（实际上尤其是国家）代表平等。换言之，平等不是一种与统治权利无关的单纯自然事实。平等存在于政治领域本身中，表现在公民的政治身份中。在这样的社会（那里财富和支配地位根本上依赖于获取政治权利的特权通道，那里经济权力如此紧密地联系着法律、政治、军事地位）中，公民平等概念给统治阶级带来了严重危险。在古希腊民主的情形中，公民身份和公民平等的创造尽管并没有消灭经济、社会不平等，却对经济权力的差距产生了真实的实践影响，限制了“超经济”剥削的可能性。例如，农民享有的公民身份使他们不必依附贵族或一个贪婪征税的国家，而这些在整个历史中折磨着绝大多数农民。[20] 即使公民理想在统治者和有产精英看来是一种威胁，只要这个观念扎根，就很难被拔除。因此有必要在一个公民共同体内部寻找新的支配辩护方式。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皇帝保留了古代的公民原则，但他们找到了改造这些原则使其服务帝国意图的方法。例如，亚历山大大帝及后继者挪用了城邦生活中出现的主题，即公民身份、法律、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接着，通过把这些观念从城邦移植到“世界城邦”，即帝国的普世城邦，他们抽去了这些观念的颠覆性力量。在帝国的世界城邦的庄严层面上，所有人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但在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中，有人富有人穷，而且皇帝统治所有帝国臣民。后继的罗马帝国完善了这种把公民观念移植到一个不太危险的领域的策略。诚然，世界城邦观念具有自身的平等主义可能性。例如，希腊化时期的斯多亚哲学创造了这样一种观念：一种被自然理性原则（一种可以被全人类理解的自然法）统治的普遍宇宙秩序。[21]但是，罗马斯多亚派拔去了这种观念的尖刺。他们在阐述自己的世界帝国（一个唯一的被一位绝对统治者统治的世界帝国）观念时，罗马人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去把城邦的古老原则转变成帝国观念。在罗马的公民身份概念中，古代提倡政治积极能动性的公民原则被一种越来越消极的公民身份概念取代。同时，罗马思想家（如西塞罗）给自然法观念打上了自己的独特印记，他们圆滑地把一种普遍道德平等观念同对社会、政治不平等与支配的明确承诺结合起来。古老的希腊公民共同体及其自由、平等原则，被移到了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也更远离了社会不平等和政治等级制的现实。这种对自然法的阐述，很大部分可归因于罗马典型的国家与财产权、政治权力与所有权的二元性。存在两种权威形式，每种各有其独特领域，这种观念很容易被用来在主张恺撒的统治权时保留其臣民的所有权（他们对私有产权的排他性权利）也很容易被用来在承认诸神统治时保留恺撒的权威。即使当财产权和司法权的界限因为主权分割化而变模糊时，罗马的遗产仍然存留下来。罗马人创造了一种思考财产权和诸多权威领域的方式，这使下述事情成为可能：坚持一种普遍的宇宙逻各斯、一种普遍和共同的自然法，坚持全人类的平等，甚至坚持一种至高的神圣权威，同时仍然宣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社会不平等的正当性，宣称世俗政府（包括从任何合乎理性的标准来看都已经蔑视神法或自然法伦理原则的政府）的绝对权威。迈向西方基督教及其在恺撒和上帝之间做出的独特劳动分工，只需要概念上的一小步。[22]西方基督教传统，特别是其异端派别，无疑产生了自身的激进平等主义，但是，其官方正统观念在把人类平等流放到此世之外的一个领域上迈出了最后一步：从城邦流放到世界城邦，再流放到天堂。在中世纪，操控一个领域中的平等与另一个领域中的支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古老的基督教二元论也不能胜任。封建领主权明确依赖以法律承认的地位差别为体现的法律、政治等级制，经济剥削也直接依赖这种超经济等级制。地主剥削农民劳动力的能力需要政治、军事权力的垄断，需要法律正式规定的支配与依附结构。封建的支配意识形态往往明确表明其不平等基础，这意味着，基督徒的兄弟情谊和上帝面前的平等不仅必须同世俗不平等共存，还必须同上帝规定的宇宙等级制即“存在巨链”观念共存。然而，在西方传统中，普遍道德平等的观念和政府基于自然自由之人同意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思想家们也找到办法去阐述自然自由和平等概念，使它们不会威胁到不负责和本质上无条件的统治这类观念。自然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基于同意而统治的观念，甚至可以用来为绝对君权辩护。然而，这种策略不是没有风险，这些风险被反抗学说利用了。 “启蒙时代”中存在一个短暂时刻，那时绝对主义国家的特权和官职结构使世俗平等在知识精英中得到突出表达。但这很快被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特有文化及其自身的平等概念所取代。随着资本主义到来，意识形态可能性和统治阶级的需要彻底变化了。一旦经济权力不再依赖超经济地位或特权，政治平等的公民理想就可以以全新的方式回归世俗世界。历史上头一次，民主修辞可以变成优先的、系统的支配（阶级支配和帝国主义支配）意识形态策略。在本书覆盖的“现代早期”，这种意识形态策略尚未完全成功，但是，它没有必要甚至也没有可能完全压倒公民理想。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日益受到更具民主性的渴望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应对公民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之间关系的方法也被找到了。洛克的财产概念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里程碑，不仅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新的财产权理论，而且因为它指向政治领域的重新定义。在洛克的时代及以后，围绕财产的含义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冲突。而且，那些与洛克的原则非常接近的原则被用来支持新的法律上的财产权概念，更不必提它们还被用来支持殖民扩张。当然，动用法律实现这些目的的能力，以及在重新界定财产权上获取国家支持的能力，都以政治过程控制权为前提。进入政治领域的特权通道，使英格兰有产阶级在塑造法律以满足自身需要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以这种方式重新界定财产权的结果，是使支配关系脱离政治而进入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政治权利更平等地分配，还需要经历漫长时间，有产阶级也继续利用国家（往往用强大暴力）来规训其属下劳动者。但是，当民主权利最终得到扩展时，市场准则和资本对生产的控制，已经使国家的直接强制对统治阶级来说变得不太重要：政治平等不再具有与以往相同的对社会支配和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在18世纪英格兰，民主权利的扩展仍是一种远景，但一种有别于政治领域的“经济”领域的构造已经充分发展。“经济”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化形式即经济“科学”的课题。并非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历史上首次思考了作为经济学科主要课题的生产、占有和分配过程，也并非英格兰人或苏格拉人首次使自动的经济“循环”理论化。然而，在资本主义到来之前，绝不可能这样去设想经济过程：它抽离于“非经济”关系和实践，按照自身独特的法则（市场的纯“经济”法则）运行，也不需要重农学派的那种“法律专制主义”来实施整合。在此之前，绝不可能使一种具有自身强制形式、似乎不适用政治范畴的“经济”概念化。为了实现经济“科学”的目的，供需“法则”、商品的生产与分配、工资与价格的形成都可以被视为与人无关的机制；经济领域中的人类也可以被当成一种抽象的生产因素，他们彼此的关系非常不同于权力关系，即不同于构成政治领域（统治者和臣民的领域或公民和国家的领域）特征的统治与服从。这种新型“经济”将重新界定政治领域。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把政治权利设想成与社会、经济权力分配无关的事情。构想一种所有公民在其中都具有形式平等的独立政治领域、一种同政治领域之外的财富和经济权力不平等分离的政治领域，也成为可能。政治的进步，或哪怕民主的进步，都可以从无关社会的角度来加以思考，这种思考强调的重点是调节公民与国家关系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而不是公民之间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不公分配，公民在抽象的政治领域中是平等的。如果说在“启蒙时代”，知识精英和人民力量等刚开始挑战一种悠远的西方传统——它把自然平等观念转变成对不平等和支配的辩护，那么，资本主义则通过将政治领域抽离于经济等级和强制，巧妙避开了挑战。它不仅使离散“科学”和自主“科学”之间的简明分工（这种分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都有反映）成为可能，而且使一种完全不承认“经济”形式的权力和强制的也是权力和强制的世界观成为可能。在政治领域中，或许有必要限制权力过度或保护民主自由。但是，政治上的自由原则和权力制约原则并不属于“经济”。甚至可以说，一种自由经济就是经济指令在其中完全自由地发出的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在其他时空中受制于国家或受制于各种公共管控的一系列极为广泛的人类活动，被转移到了经济领域。在这个不断扩张的领域中，人类不仅受到各种工场等级制度的统治，而且受到市场强制力、对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持续积累的无情要求的统治，所有这些都不受制于民主自由或问责。 [1]《理性之罪》（‘CrimesofReason’,TheEconomist,16March1996），第97页。 [2]罗伯特·达恩顿：《乔治·华盛顿的假牙》。 [3]乔纳森·伊斯雷尔：《激进启蒙：哲学与现代性的创造（1650年—1750年）》（JonathanIsrael,RadicalEnlightenment:PhilosophyandtheMakingofModernity1650-1750,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第11、13页。 [4]乔纳森·伊斯雷尔：《激进启蒙：哲学与现代性的创造（1650年—1750年）》，第11—12页。 [5]乔纳森·伊斯雷尔：《激进启蒙：哲学与现代性的创造（1650年—1750年）》，第v页。甚至例如当伊斯雷尔承认英格兰拥有土地的绅士造成了与荷兰共和国的“城市和商业”阶层“明显不同的”文化影响时，他也强调要忽视国家差异（第22页）。 [6]乔纳森·伊斯雷尔：《激进启蒙：哲学与现代性的创造（1650年—1750年）》，第35页。 [7]罗伯特·布伦纳的著作是对这种倾向最重要的背离，特别参见他在《布伦纳争论：前工业欧洲中的农村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中的论文。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种更长期的视野》第一到第三章中，我以更长篇幅讨论了资本主义历史编纂学及其起源。 [8]在拙著《资本主义原生文化：关于旧制度与现代国家的历史论辑》中，我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 [9]伏尔泰：《哲学通信关于昂格莱斯舞的信》（Voltaire,Lettresphilosophiques,ouLettresanglaises,ed.RénePomeau,Paris:GarnierFrères,1964），第24封，第154页（这段是笔者自己翻译的）。 [10]查理·韦伯斯特：《伟大复兴：1626年—1660年的科学、医学和改革》（CharlesWebster,TheGreatInstauration:Science,MedicineandReform,1626-1660,London:Duckworth,1975），第97页。 [11]关于皇家学会早期的社会构成，例如可参见洛特·穆里根：《内战时期的政治、宗教和皇家学会》，载于《17世纪的智识革命》（LotteMulligan,‘CivilWarPolitics,ReligionandtheRoyalSociety’,inTheIntellectualRevolutionoftheSeventeenthCentury,ed.CharlesWebster,LondonandBoston:Routledge&KeganPaul,1974），第317—346页。穆里根考察了皇家学会会员中年龄足以参与内战的人，并根据他们的社会等级、职业、政治和宗教倾向等因素予以分类。特别参见第340页的表格，它表明这些会员的55%是绅士，18%是贵族（有商人或手艺人出身背景的占14%）。在导论中，编者指出了这种纯统计学方法在试图推定英格兰科学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起源时具有的缺陷——原因部分在于皇家学会会员中仅有一小部分是活跃的。但是，这些数据仍然是重要的，而且正如我们随后将指出的那样，在学会要员和不太积极的业余成员之间，存在利益上的某些根本共同之处。 [12]该研究是由皇家学会“农业”委员会实施的。在其成员和关系密切者之中，不仅有波义耳、伊夫林、威尔金斯这样的要人，还有洛克的庇护人沙夫茨伯里，他是早期资本主义地主的典范，他的农场位于农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参见尼尔·伍德：《约翰·洛克与农业资本主义》（NealWood,JohnLockeandAgrarianCapitalis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第21—22页、第26页。这至少暗示了地主利益与学会核心成员的科学关注的融合迹象。还有必要指出，皇家学会的创立者，如波义耳、伊夫林、奥尔登伯格、配第和威尔金斯，早期都参与了哈特利布的通识研究机构，参见韦伯斯特：《伟大复兴：1626年—1660年的科学、医学和改革》，第99页。正如韦伯斯特指出的：“农业比其他主题更多地被哈特利布用来证明他的研究机构的目标是‘促进爱国’。”（第472页）最后要说的是，一些论者指出，在皇家学会建立后的几十年，它经历了一次重要转变，甚至经历了一次衰落，玛格丽特·埃斯皮纳斯的《科学复兴的衰亡》（MargaretEspinasse,‘TheDeclineandFallofRestorationScience’,ined.Webster,IntellectualRevolution），第347—368页。将这种“衰落”与下述事情联系在一起：一种贵族观点的支配地位，对有利于工业和商业的技术（这些技术更适合绅士）的兴趣的丧失。但是，这个判断中的“资产阶级范式”可能太过了。皇家学会在其黄金时代关注的问题与后一个世纪绅士的追求之间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无论如何，“改良”观念表明，从“资产阶级”对商业或工业的兴趣到“绅士”或“贵族”对例如农业的兴趣，这样一种转变并不预示着对生产力或利润的兴趣衰减。在科学上，皇家学会的前十年或前二十年或许比后一个世纪更加引人注目，但后一个世纪无疑是改良文化真正施展身手的时代。在此意义上（正如在其他意义上），17世纪皇家学会的科学关注，进而还有这个时期的“贵族”利益，在18世纪瓜熟蒂落。 [13]在《资本主义原生文化：关于旧制度与现代国家的历史论辑》中，我就法兰西的这些文化模式和英格兰的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对比——从语言到园艺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阐释。 [14]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Antoine-NicolasdeCondorcet,SketchforaHistoricalPictureoftheProgressoftheHumanMind,trans.JuneBaraclough,London:Weidenfeld&Nicholson,1955），第172、173页。（中译文参见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77页，有改动。——译注） [15]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第175—176页。（中译文参见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第179页，有改动。——译注） [16]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第193页。（中译文参见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第196页，有改动。——译注） [17]参见洛克：《政府论（下）》，第四十九条。 [18]参见艾玛·罗斯柴尔德：《经济情感：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EmmaRothschild,EconomicSentiments:AdamSmith,Condorcet,andtheEnlightenment,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1）。书中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断：斯密和孔多塞无论有何种不同，他们在信奉这些伦理、政治原则上享有共同的基础，这与冷酷无情、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这种传统漫画式形象相反。 [19]domination，这里作者使用的支配一词含义较广，除政治统治外，还包括社会依附、经济剥削等。——译注 [20]拙著《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古希腊人。 [21]详细内容参见《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尤见第103—114页。 [22]哲学家塞涅卡（约公元前3年—公元65年）绝妙地展示了这种概念上的结果。在解释斯多亚学说时，他阐释了万物如何可以既被设想成是共有的——至少对智者来说是共有的，又仍是个体和私人的财产。他对皇帝权利做了一个重要类比：“凭他的统治权，万物都是（恺撒）的”，然而，万物因统治权都属于他，其含义有别于事物作为他的个人财产属于他，后者凭借的是继承权，“凭借的是实际的权利和所有权”。塞涅卡接着把这个类比运用到诸神上：“诚然，万物都属于诸神，但并非万物都供奉给诸神，而且……只有在宗教供奉给神的事物那里，才可能发现渎神行为。”参见参见塞涅卡：《论恩惠》，VII.vi-vii。换言之，正如恺撒的统治权并不妨碍其他人的财产权，诸神对万物的所有权也并不妨碍世俗权力在此世的统治权。
第七章英格兰革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2012）第七章英格兰革命 1．都铎时期 2．国王、议会和群众 3．英格兰内战中的政治思想 4．平等派与普特尼辩论 5．托马斯·霍布斯 6．《法的要素》和《论公民》 7．《利维坦》 8．约翰·洛克 9．《政府论》 10．洛克的财产权理论 11．改良 12．18世纪英格兰的洛克范式 1647年10月末至11月初，在内战中，伦敦南部的普特尼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之事。这无疑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片段之一，它过去是，现在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在内战过程中，奥利弗·克伦威尔及其支持者在与保皇派的冲突中建立起来的组织优良、纪律严明的军队——新模范军，它不仅被证明是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而且是一支激进的政治力量。然而，军队“高层”与普通士兵中的激进派之间出现了深刻分歧。激进派反对克伦威尔及其盟友的寡头倾向，甚至害怕君主制复活，他们起草了历史上第一份旨在确立一种类似民主制的政体形式的宪法，该政体基于一种不可转让的权利概念：“基于普通法的权利和自由，为了眼前的和永久的和平而订立的一份人民公约。它由五个骑兵团的代表提出。由于得到军队全体赞成，现将它呈送英格兰下议院批准。”这份宪法草案是一次彻底的辩论的议题，此次辩论始于普特尼的圣玛丽教堂，并在军队总军需官的住所继续进行。当时以抄本形式记下的一份文献记录留存至今，这实在是一种让人惊讶的历史幸运。它使我们能够在参与者本人鲜活生动、感人至深的词句中，聆听一场关于社会组织和政治统治的某些最根本问题的辩论，它既是由冷静的理性之光引导的，也是由炽热的激情引导的。这些辩论不是哲学家或神学家主导的，而是行动分子和士兵主导的，他们讲着自己的语言——常常是平等派、政治激进分子，以及惯于向手艺人、自耕农和普通士兵而非学者、教士和律师讲话的理论家的语言。 1．都铎时期发生在普特尼的万众瞩目的事件，无疑与内战的特性和无法预测的偶然性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不参考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即英格兰经济、政治发展的特殊模式，就难以理解事关紧要的议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参与方式。在第一章，我们简要思考了英格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特别是在国家形成过程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如何不同其邻国，尤其不同于在17世纪似乎成为最先进、最强大王国的法兰西。法兰西“绝对主义”国家建立在法团机构和互竞司法权之上，而英格兰已经有一个更加高度统一的国家。法兰西的统治阶级仍然严重依赖“超经济”权力或“政治建构的财产权”，当时这些权力包括君主国中的官职，官职使他们有机会以税收形式，而非单纯以地租形式享用农民的劳动果实。英格兰的地主越来越多地依靠纯“经济”占有方式，他们凭借的是其佃农的营利性生产。法兰西的很大部分土地仍为农民所有。英格兰的土地更多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并日益以经济租赁的方式由佃农耕种，这使他们经常受到经济竞争的压力。17世纪的法兰西农业很大程度上仍束缚于传统的农耕方式，而英格兰的地主及其佃农日益感兴趣的是农业“改良”，即寻找方法提升劳动生产率、回应竞争压力，尤其重要的是创新土地使用方式，这要求重新界定财产权。这将创造一种独特的历史动力来推动自我维续的增长，这一点使英格兰明显有别于其邻国——当英格兰经济从17世纪末的欧洲普遍危机中只身幸免时，这个区别更加显而易见。 17世纪和18世纪之间，在回应竞争和“改良”指令的过程中，对习惯权利的攻击日甚一日，对与公地共有权对立的排他性私人所有权的主张不断增多，对习惯保有权、五花八门的私有土地使用权的质疑与日俱增，各种压迫行为和高昂地租的变本加厉，与此相伴的还有各种相互激烈竞争的，从法律上和理论上重新界定财产权含义的努力。这并不足为奇，这些英格兰独有的国家和财产权发展模式造成了特定类型的冲突，这些冲突又以特殊方式界定了主要的政治议题。因此，例如法兰西农民的主要不满是税收，而英格兰小农更关心的是保护他们的习惯权利、避免土地被剥夺。那些造成英格兰上述特有状况的发展，在16世纪期间已经轮廓分明地凸显出来。都铎王室继续进行着早已开启的国家中央集权过程，它以极其明显的方式，特别是以确立国教会的方式巩固了这个过程。同时，财产权关系的重新调整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关于16世纪英格兰经济的状况，其特征是经济增长还是生活水准下降，或者兼而有之，历史学家可能仍有分歧。尽管可以负责地说，在17世纪，甚至可能在16世纪后半叶，以欧洲标准来看英格兰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准是相对高的（到18世纪更确切无疑是如此），但是，毫无疑问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16世纪的特征是土地被随处霸占、哀鸿遍野，这导致了各种类型的社会动荡、暴乱和反叛，同时也导致了第一个强制性济贫制度——它既很大程度地说明了英格兰的财富和中央国家进一步巩固的权力，又很大程度地说明了其不得不面对的社会动乱。一些历史学家争论着16世纪圈地（特别是为把耕地变成牧场进行的圈地）造成的驱逐的范围，而且，失地和贫困确实有其他经济原因。但是，当时的观察者，特别是都铎王室及其官员指责的事情是没错的：一个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正在使流浪行为和流浪者泛滥成灾。他们认为这个阶级不断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为高利润牧羊业而进行的圈地，而当时的经济尚不足以吸收大量失地劳动者。这群“无主”的乌合之众引发了统治阶级深深的忧虑，还催生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批判作品，这类作品的意图不是为弱势阶级的反叛辩护，甚至也不一定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提出抗议，而是表达上位者，乃至都铎王室本身的惴惴不安，使统治阶级清醒地认识到眼前不断增长的违法、盗窃和政治失序危险。[1] 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旨在限制圈地的法案接二连三地通过了，但收效甚微。毫无疑问，即使仅仅为了挑战土地贵族的权力，君主也有理由夸大威胁。然而，有些更倾向于增进贵族权力、反对唯我独尊的君权的人也是圈地运动的批评者。托马斯·斯塔基就是这样的批评者。他的《波尔与勒普赛特对话录》似乎写于16世纪30年代，但直到19世纪才被发现，它阐述了一个改革计划，旨在用一种更强大的贵族权力来平衡正在进行中央集权的君主权力（尽管他担任亨利八世的专职牧师），旨在创造一个有教养、开明、能够通过改善人民状况维持政治秩序的统治阶级。英格兰国教会中还有一个倾向路德宗的高层教士集团，即所谓的共和人士，尽管他们从未公开攻击政府或呼吁政治改革，却展示了一幅关于英格兰社会状况的令人沮丧的画面：盘旋上涨的物价、失地、贫困、无家可归和不断增多的流浪行为。指责似乎很大程度上指向“不绅士的绅士”，也就是地主和牧场主这些贪婪的圈地者，他们就像他们的羊一样是“国家的毛虫”。[2] 这就是托马斯·莫尔的经典著作《乌托邦》的写作语境。它开篇考察了欧洲所有势力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战争导致的社会后果，随后尖锐地评论了英格兰特有的一种社会弊病，这个评论可以被视作全书的潜在主题：由于牧场的增加……你们的按自然来说本应温顺和守秩序的羊，现在可以说在吃人，在使乡村和城镇的人口锐减。哪里出产的羊毛比普通羊毛更柔软、更贵重，哪里的贵族、绅士，乃至修道院院长这样的圣人，就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过着闲适的生活，对国家丝毫无补，觉得不够，还横下一条心要对它造成严重的危害。他们停下农耕，毁掉房屋和镇子，只留下教堂，把土地围起来以便养羊。并且，好像他们浪费于鸟兽园囿上的土地还不够多，这些可敬的乡下人又把最适合居住的土地都弄成一片荒芜。一种为害本国的贪食无餍者把成千上万亩地圈上，所有者和佃农或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财产，或受尽冤屈而筋疲力尽，他们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财产。男人、女人、已婚者、未婚者、老人、青年带着他们贫穷却人数众多的家人（因为农务是需要许多人手的），这些不幸的人被迫背井离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他们必须廉价变卖全部家当，即使这样可能还得等待买主。他们花完这半文一钱之后，除去从事盗窃以致受绞刑外（上帝知道这是多么公正），或是除去沿途讨饭为生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何况即使讨饭为生，他们也是被当作到处浪荡不务正业的游民抓进监狱，而其实他们非常想就业，却找不到雇主。他们向来以务农为业，可是找不到农活，由于已无供耕种的田。[3] 莫尔对这种灾祸的回应，不是对英格兰弊病的详尽分析，不是一份改革计划，也不是一套系统的政治理论，而是一种描述“乌托邦”或“乌有乡”（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无上有序和幸福的共和国）的空想。这部杰作被人们做了一切可能的解读：从没有政治意图的纯粹空想，到现代社会主义的一部奠基性文本。无法确定地裁断这些解释的分歧，但莫尔真实信仰财产公有这种说法显然是难以置信的。作为一个资财殷实的人，他自己就是一个圈地者，而且，在他积极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支持平等主义，甚至集体主义原则的迹象，因而他也没有对下层阶级表示过多少同情。[4]甚至他对路德宗异端的狂热、近乎嗜血的反对（作为大法官他积极参与对“异端”的迫害）也部分是由他的这种信念激发的：路德宗应该为德意志农民起义（它使莫尔本人这样的英格兰有产者感到恐惧）而受到谴责。即使在激进的《乌托邦》中，他也概括了一种殖民辩护，它所根据的原则后来对英格兰人大有帮助：如果人们没有有效利用土地，则可以通过正义战争剥夺他们的土地。当莫尔着手制定一项实际改革计划后，他可能会发现，在寻找教化统治阶级的方法上，自己往最好说也没有比托马斯·斯塔基（他受到莫尔影响）走得更远。但是，无论他的理想社会概念是什么，他的直接目标（如果确实有的话）似乎是让“不绅士的绅士”照照镜子，用一种与他们对立的“乌托邦”想象来质问他们的无节制。尽管16世纪动荡不已，在君主和作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国家的合作者的地主阶级之间，却存在着目标上和实际上的根本统一。英格兰的贵族已不再是军事化的封建贵族，但都铎时期的国家也没有一支常备军，双方都依靠其合作关系来维持社会秩序。当然，最有成效的人民起义是受到地方精英支持的人民起义，而且，在下一个世纪，地主在他们与君主的冲突中动员了人民力量。然而，当内战中英格兰统治阶级与国王发生致命冲突时，这场冲突的性质是为控制一个已经统一的英格兰国家而进行的战斗，而非像在16世纪法兰西宗教战争中那样，是一场互竞司法权之间的斗争，或者说是一场中央集权君主与贵族或市政当局（他们要保护自己的独立权力和特权，也就是自己握有的国家碎片、“分割化主权”）之间的战争。这些历史状况反映在英格兰政治思想的独特形式中。例如在16世纪，英格兰社会和英格兰国家的特殊发展造就了这样一种政治思想传统，在其中无法人团体中介的个人被设想成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时伊丽莎白派往法兰西的大使托马斯·斯密斯勋爵非常好地总结了这一点。在一篇论英格兰政治体的论文（其意图至少部分是启示某位法兰西读者，因此假定了读者对英格兰状况一无所知）中，他把“国家”或“公民社会”定义为“一群自由人为了在和平与战争中保存自己而集合在一起，并基于一致同意和契约而联合起来的社群或共同行动”。[5]这与斯密斯的同时代人博丹的国家定义形成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对比，博丹思考的是法兰西的状况，他定义的国家不是由自由个人组成的，而是由“家庭、社团或法团”组成的。斯密斯并没有从这种政治体定义中引出任何激进的结论。他视一种有限的议会选举权为理所当然，他的议会代表概念也仅仅认为，有产阶级应该统治，而其他阶级应该在议会中“出席”（因为所有人无论其地位如何都有权出席），但他们不是议会成员或哪怕选举人，而是沾了代表国家利益的有产者的光。“并不行使统治的那类人”，也就是不享有议会选举权的人包括日工、贫穷的农民、没有自耕地的商人或零售商、公簿持有农、所有工匠，包括裁缝、鞋匠、木匠、制砖工、泥瓦匠、石匠等。他们在我们国家中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权力。他们无足轻重，不能统治他人，只能被统治。（《论英格兰国家》第24章）议会的“同意”，他补充说，“应被视为每个人的同意”。托马斯·斯密斯勋爵的学生之一，主教约翰·波内特与共和人士过往甚密，他为私人个体的暴力反抗提出了一种辩护。换言之，他提出了一种基于斯密斯的一群个人组成的政治社会概念的反抗理论。就此而言，在波内特的反抗观念与法兰西“宪政主义者”的反抗观念之间的区别中，复现了斯密斯与博丹的对比。法兰西“宪政主义者”的出发点仍然是法团司法权之间的竞争和作为职务职责的反抗权——这恰恰是博丹试图反驳的反抗观念。在波内特的《政治权力简论》（1556年）中，他采用了一种可以称为“现代的”国家概念，之所以“现代”，因为它适用于一种非个人的制度实体，而不单纯是君主的个人统治，而且，虽然他有宗教上的先入之见，但他强调国家的世俗本性和目的。国家的目的是人民的“福祉和利益”；政府是一种信托，在其中官员作为人民的“代理人”行动。如果政府不再按照人民自己界定的共同利益行事，人民可以撤回他们对统治者的授权。如我们所见，新教教义已经被用来为激进程度远超新教正统创立者路德和加尔文设想的反抗辩护，波内特则进一步超越了现有学说，他阐发了一种“私人”武力反抗不合法或不正义的官员和统治者的权利。波内特和与他对应的法兰西或大陆其他地方的“宪政主义者”之间的差别，有时可以归因于英格兰（或准确地说，苏格兰）新教徒的相对安全状态，这种安全状态使他们能够冒险阐发更激进的个人或“私人”反抗观念。但是，波内特的个人权利概念的结构基础无疑源于英格兰独特的政治体概念，这种政治体不是由法人团体组成的，甚至不是由唯一的奥体，即作为法人团体的“人民”组成的，而是由“一群集合起来的自由人”组成的，这是一种扎根于独特历史现实的观念。斯密斯和波内特的例子说明，正如基于法团的政治体的概念那样，一“群”个人组成的国家的概念可以容纳非常广泛的政治主张。当然，法人共同体概念并没有从英格兰政治思想中销声匿迹。在大陆，从最不容情的服从学说到一系列范围极为广泛的反抗辩护，在这个观点谱系中都有法人共同体概念发挥作用，但是，在英格兰的条件下，它在各种反抗理论中不再有用武之地。在英格兰，一些思想家发现它仍然有助乞灵于一种奥秘法人共同体，但其目的不是为反抗辩护，而是维护一种政治义务理论和服从政治权威的责任。但是，即使王权绝对主义最知名的辩护者托马斯·霍布斯，也感到必须把他的论证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在一群个人创造的政治社会的基础上，以此来回击反抗学说。在16世纪，英格兰最值得一提的提倡作为一种义务来源的奥秘法人团体的人是理查德·胡克。他的《论教会体制的法律》（前五卷发表于16世纪90年代，后三卷在他死后出现于17世纪早期）是安立甘宗正统的一部经典。这部著作的目的是反击清教教士的挑战，确认王权对教会的至上性。但是，在论证过程中，他提出了更为一般的政治问题，并阐述了一种基于奥秘共同体的义务理论，在其中，每个个人都属于这种奥秘共同体，而且其先前的服从行为对后代也有约束力。他的出发点初看起来是一种明确的基于同意的政府理论［“因为任何君主或统治者行使（制定法律的权力），若不凭借上帝的授权或凭借最初源于法律施于其上的人的同意的权威，就比暴政好不到哪去”］，他接着说，“只要我们组成其部分的社会在之前的任何时候得到了同意，就视同我们同意受统治，后面不需要再诉诸类似的普遍同意”（《论教会体制的法律》I.x）。为了说得更清楚，他告诉我们：正如任何人只要还继续存在，他过去的行为就仍是有效的，所以，一个由人组成的公共社会在五百年前建立之初时的行为，也可以等同于现在组成相同社会的人的行为，因为法团是不朽的。因此，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先人中，先人生活在他们的先人中。除了其他事情，这意味着“在许多被授予同意的事务中，他们授予同意却无需设想他们实际这样做了，因为他们的同意方式不是明言的”。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样一种默示同意的观念后来被洛克出于不同的目的（尽管并不像某些解释者所坚称的那么不同）采纳。胡克看起来反对凭一人专断意志而不凭周知的法律的统治。但是，他的同意概念与绝对君主制完全相容。当他把下述事情作为人们授予同意却无需设想他们实际这样做的第一个例子时，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当某位绝对君主命令臣民去做他自己判定为好的事情时，无论他们赞成还是反对他的命令，它不都具有法律效力吗？”虽然我们选择解释他的同意理论及其对专断权力的限制或无限制，但他的法人共同体概念才是真正引人注目的，不仅因为它不同于一群个人创造的斯密斯的国家概念，还因为它分享了斯密斯关于英格兰政治体性质的某些共同假设。对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法团或司法权的阙如或软弱，胡克视为理所当然。像托马斯·斯密斯一样，他假定存在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一个高度同质且团结的统治阶级，以及一个统一的代表机构，可以说它代表整个共同体，这与位于博丹的国家之核心的法兰西等级议会形成鲜明对比。换言之，胡克的法人共同体，看起来更像是以英格兰民族国家为体现的一种民族共同体。如果说民族国家和国家教会的统一体看起来不够“现代”，那么，这个非常特殊的英格兰统一体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英格兰国家（比起欧洲其他地方的“分割化主权”和互竞司法权）代表着一种真正的主权，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才是可能的。因此，主权的现实无疑反映在英格兰政治理论中，但是，在这个时期，这种反映在很大程度上是且一直是间接的——霍布斯是个明显的例外。它并没有表达为一种明确的不可分割的主权观念。由于英格兰不存在君主和统治阶级之间根本性的司法权冲突，所以不需要用一种不可分割的主权概念来主张一者高于另一者的权力。相反，英格兰政治思想广泛接受了古代的“混合政体”观念，而当时像博丹这样的法兰西思想家迫不及待地否认这类观念，并用一个明确、不容置疑的政治权威核心，即一个单一、不可分割和绝对的“至上”权力取而代之。正如我们所见，与英格兰人对“混合政体”观念的眷恋相反，法兰西人对一种明确、系统的主权观念的创造，并不意味着法兰西人已经有一个更加统一的“主权”国家。英格兰人的“混合政体”表达了一个统一国家的现实，在这个国家里，君主和贵族在联合掌握国家权力上是根本统一的。“混合政体”观念是以理论术语描述这种联合掌握国家权力的另一种方式，更常见的表达方式则是“王在议会”，它直至今天仍被用于描述不列颠宪政权力的本质。尽管这个国家是联合掌权的，它具有的“主权”特征却远比同时期法兰西人的国家多。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法律概念和“至高”立法权概念中出现了同样的悖论。博丹坚称，主权的本质是制定法律的权力，法律仅仅是主权者的意志，而英格兰人仍然眷恋他们的作为古老习俗化身的普通法概念。英格兰人在谈论议会时往往较少说它制定法律，而更多说“发现”某种先已有之的法，它可能是曾存在于“被遗忘的时代”的某种习俗或不成文的宪法原则。然而，在现实中，英格兰的法律体系早在16世纪就已经远比法兰西的更统一，而且，议会（或议会中的国王）实际上具有立法职能，更像是博丹的主权。此外，英格兰的法律概念把一些长久以来未受质疑的惯例视为理所当然，而像博丹这样的思想家的概念创造反映了至少在理论上解决围绕国家权力的现实冲突的批判性尝试，然而在实践上这种冲突直到大革命前都没有得到解决。 2．国王、议会和群众当斯图亚特王室发起他们的绝对主义计划时，英格兰统治阶级仍然忠于议会与国王的古老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虽不时有些紧张，总体上还是对他们大有好处。但是，这里并没有大陆式绝对主义的趋向和社会基础。总体而言，有产阶级原则上并不反对君主制。他们实际上把它视为防范社会失序必要的防波堤。贵族解除武装，将其传统的强制权力让给国家，作为补偿，国家保护土地财产权，支持并保障贵族的纯经济性剥削权力，由于这笔交易，君主和贵族都得到了加强。同时，有产阶级越依赖经济剥削，他们就越不能容忍一个仍旧按照封建君主制的传统方式行事的国家。统治阶级成员想要的是一个维持秩序并维护其绝对财产权的国家。他们无疑不想要这样的君主：他们自己就像封建大领主，有自己的个人随从，在与地主阶级的竞争中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和资源。英格兰统治阶级从这样的国家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国家本身恰恰充当着另一种财产，而非单纯地为保护国家以外的私有财产发挥作用。因此，就这个君主国的政治发展滞后于统治阶级的经济发展而言，冲突势必要产生，更不用说其他的冲突来源，例如宗教争端、不列颠复合王国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或特定的国王个人引发的问题——这在固执的斯图亚特诸王那里是不能忽视的因素。尽管如此，我们不应低估议会与国王之间合作关系的韧性，毋宁说，由于内战之前长期的社会失序、宗教和政治上的骚乱与区域暴动，这种合作关系被加强了。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某些社会问题一直是一触即发的，这些问题与财产权的重新调整和重新界定有关。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宗教派别的激增和对既立教会即国教会权威的公开挑战。国教会为国家的中央集权计划立过汗马功劳，而且自英格兰宗教改革以来，它在维护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权威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内战前夕，宗教和政治权威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这无疑使统治阶级倾向于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加强与君主的合作关系。从那些导致议会与国王关系出现罅隙的事件中可以明显看出，有产阶级希望与国王拉开一定距离。限制还存在，而斯图亚特王室反复超越这些限制——当查理一世统治11年却未召集议会时肯定凸显了这点。无须赘言，没有得到议会批准的征税，特别是为支持国王军事冒险的征税非常不得人心。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无论原因是长期的还是直接的，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关系最终破裂，战争随之爆发。如果说地主阶级长期以来在支持国王与议会的合作关系上是团结一致的，那么，他们在反对斯图亚特王室的绝对主义计划上同样是团结一致的。至此，在议会内部和郊外乡野，大多数主流意见都开始反对绝对和专制政府——至少是不对议会负责的君主制政府。到1641年末，议会中各阶级仍然普遍反对国王正在做的事情，而且，议会中绝大多数成员支持激进的反绝对主义立法计划，其中包括随后几个月引发的对劳德教会的攻击。在1641年议会几乎一致赞成反绝对主义计划，然而，现在的历史学家强调，许多甚至大多数议员并不真正希望如此处置君主制。换句话说，他们大体上不是共和主义者。当他们在1642年“为国王和议会”而开战时，我们不能把他们的主张仅仅当成修辞而不予重视。然而也可以肯定，他们同样无法容忍一种大陆式绝对主义，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不允许。此外，在保卫国王的旧封建贵族和试图打破阻碍他们追求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之束缚的新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贵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界限。地主阶级的同质程度远比那种老说法所认为的高得多，旧式封建贵族已经所剩无几。然而，此时有其他将瓦解这种一致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17世纪20年代标志着英格兰“群众”政治地位的一个转折点。在1629年（此后国王休止议会达11年）之前，国王的财政问题及其他问题已经引起了对召开新议会以筹集必要收入的反复呼吁。同时，一个人数不断增长的绅士阶层意味着，有志成为议员的人更多了，选举比以前更具竞争性。选民也在变化。通货膨胀自身就具有降低基本财产资格的排斥性、扩大选民的社会基础的效果，但扩大选举权还是一项政策。绅士正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其内部斗争中和在对国王的抗议中动员人民可以获得的政治利益。随后几十年，（特别是因为克伦威尔）这种对更广泛选举权的乐观主义信念开始消退，但是，在1621年到1628年间，下议院多次投票扩大选举权。当时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写道，至1640年，“郡和自治市的情况比起伊丽莎白时代已经焕然一新，我们见证了一个年幼的政治国家的诞生，它部分受到绅士阶层意志的支配，但已经不再完全等同于其意志”。[6] 人民动员不仅限于选举方面。到1640年，人民越来越定期地走上街头。时年秋，伦敦街头大量群众以欢庆游行来表达对长期议会的第一个法案的欢迎。12月，15000名民众签署《连根拔除请愿书》（RootandBranchPetition），要求废除主教制，其中的几百人将请愿书带到下议院。一周后，大主教劳德被控以叛国罪。此后人民定期走上街头；自1641年1月以来，伦敦几乎每天都有民众骚乱。同年5月，斯特拉福德伯爵被处决，这很大程度上是在“暴民”的压力下实现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他已经成为绝对君主制的主要代表。同年底，议会发布《大抗议书》列举其不满，其中两百多条以充满挑衅的措辞直指国王。使这份列表尤其具有挑衅性的是，它显然意欲直接诉诸议会外的人民，目的是调动人民反对国王的情绪。这是一种新型政治，它使一些议会派成员闻风色变，还使他们突然变成保皇派。最初，特别是在伦敦——它是国家中枢且在人口和经济重要性上大得不成比例，动员人民力量曾是反对派的王牌。然而，尽管骚乱和煽动人民是反国王战争中的有用工具，它们也让人感到有超越统治阶级目标之界限的危险。正如就《大抗议书》进行的议会辩论所表明的那样，让一些人如此惊恐并转换立场的事情，既是这份文件的实质，也是它向人民的有意求援。我们可以体会一下爱德华·迪林勋爵不断增长的不安，他在处决斯特拉福德问题上曾站在人民一边，却被《大抗议书》推向了保皇派阵营。“议长先生”，他说，当我初闻有份抗议书时，我马上想象我们应该像忠实顾问那样，向陛下高悬明镜：我希望向国王痛陈阴险顾问的邪恶建议、只讲实用的教皇分子永不安分的狂暴……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们要向下抗议，跟人民谈事情，而把国王当成第三者来谈论。最终证明，在创造一支重要的保皇派力量的过程中，《大抗议书》是一个主要转折点。但是，焦虑的议员表达他们对人民动员的恐惧，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1640年仍是国王积极反对者的乔治·迪格比，已经先于迪林转变了立场。他的一个绝非次要的忧虑是“群众”在把《连根拔除请愿书》带往议会上的作用。他警告议会不要动员人民无规则、骚乱的集会，因为其结局从来都没那么好……当真正的或伪装的良心刺激被用来煽动群众时，对自然或历史稍有识见的人都知道其危险性……群众来教导议会什么是，什么不是按上帝之言进行的统治……还有比这更肆无忌惮的吗？神经紧张的议会派成员的倒戈，使国王能够在他的个人追随者和相对较小一部分其利益与国王利益绑在一起的有产阶级（例如从王室垄断中获利的老公司商人）之外，重新聚起一支重要力量。同时，这意味着，议会事业现在由那些更愿意动员人民的人来领导。当一些议会派成员对控告和处决斯特拉福德伯爵并对《大抗议书》感到惊慌失措时，倒戈过程就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内战年月中，当日益激进的危险使更多反对派别离开议会事业时，倒戈过程三番五次出现。即使晚至1648年，已经胜利的长期议会议员仍准备与国王谈判，正如1647年新模范军的领袖所做的那样。这种脱离的倒数第二阶段是克伦威尔与平等派的冲突，最后一个阶段是王政复辟。 3．英格兰内战中的政治思想内战不仅是一个武装冲突期，还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智识沸腾期。权威的崩塌刺激了政治辩论的一次空前迸发。按当时的标准看，人口的文化教养程度非常高。而且，人民不仅耳濡目染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还经常接触颠覆性观念，这些颠覆性观念一般来自他们常常具有宗派性的教区牧师的布道词。在面向一般精英和普通男女的大量小册子作品中，一系列广泛的议题和冲突得到彻底讨论。但是，权威的崩塌并不足以解释那些仍可能被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掩盖住的不满和渴望的公开表达。恰恰是英格兰社会与政治的结构、统治阶级对联盟和人民动员的特殊需求前所未有地把激进观念提上议程。让我们差不多从上而下地思考在这个动荡时刻传布的某些政治观念。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之前，人们普遍承认，英格兰有一种混合政体，而且这种观念在英格兰政治思想中跨越广泛政治谱系，一直具有重要地位。它可以用来为议会反对国王的权利辩护。但是，只要它被理解为一切统治最终都要服从“议会中的国王”（指君主与议会两院）颁布的法律，它就肯定不会妨碍国王的重要地位——在一些人看来甚至是主导地位。在《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1598年）和其他著述中，博学的国王詹姆斯一世本人就挑战了这种观念，他宣称国王按神授权利统治，不对任何世俗权威负责。众所周知，他还委托翻译《圣经》——“钦定本”或“国王詹姆斯圣经”，意在用英语译本取代加尔文宗的“日内瓦圣经”，这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日内瓦圣经”煽动性的页边注许可反抗君主权威。尽管詹姆斯不承认对其统治的宪政限制，但他至少在理论上承认，国王应该按照既有法律统治。鲜有英格兰人愿意对国王的“绝对”权力采取强硬、明确的立场，17世纪也只有一小段时期有少数保皇派思想家提出了更为绝对的王权主张。其中最著名的是我们将在之后讨论的托马斯·霍布斯。另一位是罗伯特·费尔默，他对王权绝对主义的主要辩护著作——《家长权》写于17世纪40年代，但直到他死后很久才发表。当国王与议会冲突再起时，它于1680年重见天日并首次出版，结果只是受到了约翰·洛克众所周知的致命打击。我们将看到，洛克挑它当攻击绝对主义的主要靶子。目前我们只需记住，强硬的绝对主义论证在英格兰很不受欢迎。即使在保皇派中，霍布斯和费尔默也是非典型的，尽管其非典型的方面不同。因此，英格兰人似乎从未纠结于给一种单一、绝对、不可分割的寓于国王或议会的主权找到位置。他们早已习惯了其“混合政体”，即国王和议会中的有产阶级的联合统治。那么，当时机最终到来，统治阶级如何为其反叛国王的权利辩护？他们当然有确立已久并且现成可用的反抗学说，特别是源于法兰西宗教战争的反暴君派宪政主义学说。在法兰西，人民主权观念很容易被用来维护贵族或“次级长官”的自治司法权，但这并不是英格兰议会派成员最初首选的意识形态策略。实际上至少在内战早期，议会事业的主要理论家拒绝了人民主权学说。似乎他们甚至很不情愿主张议会主权并用明确的议会至上来取代“王在议会”。英格兰人进行的战斗不同于法兰西人的。它仍旧不是各互竞司法权、各碎片化主权之间的战争。它不是这样的战争：特殊法团和特权为保护其自治权，反对君主统一国家并用一个支配一切的主权取代法团碎片的动力。在一个由国王和议会共同构成的、已经统一的主权国家中，议会不是在主张自己的“人民”主权、反对国王的对立主张，而是在指责他破坏了他们的合作关系、破坏了他们的复合主权。在内战前夕，当国王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紧张不断升级时，议会于1628年起草《权利请愿书》，它现在已经被视为英格兰宪政的一块基石。在这份文件和围绕它展开的议会辩论中，人们可以很好地把握英格兰国王与统治阶级冲突的独特基调。无疑，这份请愿书为议会要求某些权力，但它并没有表现成一份议会主权声明，而是一份“臣民的权利和自由”声明。换言之，它无关乎多个互竞司法权或多个主权，而关乎公民（或臣民）相对于国家（这个国家的统一司法权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它代表一种不同的宪政主义，这种宪政主义不涉及一种领主反对另一种领主的权利，或小领主反对大领主、“次级长官”反对君主和国王的权利。它更多涉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尽管最直接涉及的个人是有产阶级成员）。议会辩论也很能说明问题。当下议院接受《权利请愿书》并提交上议院时，有人建议加上一条“以便保全主权，借此使陛下得到信任”。可能有足够重要性的事情是，那些建议做此修改的人看不到请愿书的要求与这种王权主张之间的不相容性。但更有趣的是议会两院之间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反对上述建议条款的议员提出的论点。亨利·马滕勋爵以不满和愤怒的语气指出，“粗鄙”群众对神圣的主权不会多友善。“这份请愿书将在许多人手中传阅，”他说，人们将开始谈论和争论主权是什么……其范围何在，起源何在，界限何在，等等，还有许多此类让人好奇又尖刻的问题……因此，当主权得到静默的尊崇，而不是被粗鄙民众的审问或盘查所亵渎时，主权最为尊贵。对马滕来说，这可能是一种修辞策略，但他对统治阶级的想法心领神会：越少谈论主权越好。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让“粗鄙民众”开始探讨主权的来源、范围和界限这些棘手问题？别惊动沉睡的狗。他们的大人们正是这样做的，《权利请愿书》通过时没有加上这个让人尴尬的条款。这一整段插曲颇能揭露实情。它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统治阶级的倾向和他们与国王关系的事情。他们确有不满，但是，他们显然对自己与国王的合作关系、对他们在国家中的联合统治信心满满，并未感到有澄清主权问题的需要。此外，无论什么问题使议会和国王分裂，他们在共同反对“粗鄙”群众上仍是一致的。这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可能有助于解释议会派领袖和思想家不愿意诉诸人民主权学说的因素。当法兰西人阐述反抗权利时，他们可以选择把它留给“次级长官”或法团。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不被认为是“社团和法团”，而被认为是“一群自由人”，会发生什么？在法团权力很大程度上被中央集权国家取代的地方，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制度已经被削弱的地方，在个人及其私有财产权已经与“超经济”权力和身份分离的地方，反抗权利将意味着什么？一个可能性当然是使财产权具有政治重要性，使它有别于依传统获得的法人地位或特权，而且这一点无疑实现了。但是，财产的纯粹数量标准比特权和等级的性质差异更具有危险的灵活性。那么，人民群众会主张自己的反抗权利吗？在1642年，议会中主流的反抗国王辩护往往有些模棱两可。议会派成员不倾向于说人民有一种反叛权利，而倾向于说国王是叛逆者，因此议会有责任恢复宪政、恢复国王与议会之间的传统平衡。直到1648年，当冲突显然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时，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今天惯用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真正在原则上反对君主制的人）才开始抛头露面。尽管如此，早期还是有确立一种议会主权理论的少许尝试，最著名的是亨利·帕克的《对陛下近期书信和答复的意见》（1642年）。帕克认为，“权力最初为人民固有”，王权通过契约和协议的中介产生自那个原始权力。但是，像法兰西的反抗理论家那样，帕克头脑中的“人民”仍是一个法人团体，因为人民只有作为集体才高于国王，所以，人民只能通过他们合宪的代表来行使权力。他更具体地指出，人民一旦确立了一个代表他们的议会，就不能索回其原始权力。应由议会保障人民的利益，并在国王破坏人民的自由时反抗国王。当然，帕克没有呼唤废除君主制，而是继续以混合政体或“王在议会”的语言进行言说，但他确实赋予人民的代表——议会最终决定权。他指出，议会或许不能抛弃国王，但它正在被国王抛弃。当王国处于危难中时，他们可以对这种危难做出判断并解除它，凭借代表身份，他们应被视为国家全体。这种论点看起来在英格兰比在法兰西更有危险性，因为作为一个法人团体的人民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被削弱了，被作为一群个人的人民概念取代了。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保皇派可以如此反驳帕克的论证：如果议会可以反叛国王，那么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人民以类似方式反叛议会。即使对某些著名的议会派成员来说，帕克对议会主权的辩护也是过于极端的。在似乎是对帕克的回复中，早已以“臣民自由”和议会权利辩护人著称的杰出律师约翰·塞尔登（1584年—1654年）反驳了帕克的第一前提。他的《席间漫谈》写于17世纪40年代初，但直到1689年才发表，在其“契约”一条中，塞尔登探究了人民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契约的意涵。他坚称，如果当契约变得不合时宜我们就可以撤销它们，那么契约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因之后可能出现的麻烦而撤回契约，那么所有协定都无法维持。如果我卖给你一匹马，又对协定条件不满意，我就收回了马。”根据同样的契约规则，人民作为集体大于国王这个原则也完全立不住脚。正因为人民创立了国王，他们就不可能大于他，正如当我把全部财产给你并使自己贫困后，我就不可能富于你或大于你。如果我使你更伟大，那么更伟大的仍然是你。塞尔登的朋友霍布斯运用了相关的论证，却是在彻底的为王权绝对主义的辩护中运用的。至于内战中真正的共和主义，一些卓越的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共和主义者仅仅是与议会主流想法对立的少数派。其他人指出，“共和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包括诗人约翰·弥尔顿的政治著作，出现于17世纪40年代末，它后来在18世纪，特别是在美国革命中有实质性影响。然而，“共和主义”的含义并非总是清楚的，这个概念也很不适合用来把握英格兰的政治经验。“共和主义”通常溯及罗马的公民共同体观念，这种观念就其最初形式而言预设了一个实行统治的贵族阶级，它集体地以业余方式统治本阶级自身，还预设了一个最小国家。英格兰的语境则大相径庭。英格兰早就具有一个高效的中央行政机构，而且，作为独特社会发展的产物，这种政治形式与欧洲或其他地方的都不同。即使所谓的共和主义者也承认君主和议会的合作关系，他们可能反对绝对主义并支持一种“混合政体”，却并不必然鼓吹废除君主制。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往往不是在谈论反君主主义时使用“共和主义”这个词，而是在谈论各种大力强调公民共同体，强调“公民”美德重要性，强调一切政治权威对公民共同体的责任性的政治理论时使用这个词。但是，在英格兰的语境下，一种“共和主义的”，对公民共同体，也就是一个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的强调，往往同其他反绝对主义形式难以分别。“共和主义者”与更温和的反对国王的议会保卫者都有可能把公民共同体等同于议会。具体而言，这可以意味着任何政府对一个像议会这样的代表机构的责任性，至此，这种“古典共和主义”逐渐蜕变为主流议会主义不太激进的形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英格兰特定的条件下，更加分明的区别存在于这两者之间：认为议会中的统治阶级是公民共同体或人民权力之正当体现者的人，和认为议会外的人民是真正主权者的人。在辨认这种区分上，“共和主义自由”的观念并无太大助益，尤其因为罗马共和国是一种寡头制，而且最初的罗马自由观念绝不是民主性的。在“共和主义”概念中，甚至寡头制和民主制的区别也会从视野中消失，这使它难以区分例如寡头共和主义者与平等派这样更激进的为人民反对国王之自由辩护者。更特别的是，“议会外的人民”是一个只在英格兰语境下才有意义的范畴。它与“共和主义”观念降生其中的罗马公民共同体没有关系，与“共和主义”观念得到接受的意大利城市国家没有关系，与荷兰共和国也没有关系。而在绝对主义的法兰西，如我们所见，绝对主义国王和反对者之间斗争的相关参与者必然也不同。无疑，至17世纪40年代末，出现了突出的激进派，他们拥护明确的议会至上地位，支持对王权和上议院权力的严格限制。甚至还有人支持废除君主制。但是，某种所谓的共和主义并不明确反对君主制本身。这个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可以是混合政体的拥护者，他们甚至可以接受某种立宪君主制。伟大共和主义者阿尔杰农·西德尼（1622年—1683年）在排斥法案计划失败后于1683年被判叛国罪，尽管他的手稿《论政府》（最后在1698年发表）中的革命要求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但他谈论的依旧是一种混合政体。无论如何，有件事情是清楚的：即使那些愿意撞破南墙废除君主制，愿意主张某种“人民主权”的议员，也有可能用一只手收回另一只手给出的东西。他们一般把“人民主权”置于议会中，而非议会外的“人民”中，更不用说他们应该会对选举议会的权利施以限制。在极端危急时刻，例如当克伦威尔动员人民武装，许可其普通士兵战斗而非投票时，他们会允许权力归于群众，但即使如此，情况也依然如故。克伦威尔的女婿，普特尼辩论中“高层”的主要代言人亨利·艾尔顿，他本人就是这种激进但不民主的共和主义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更为民主的力量例如平等派同这些寡头共和主义者分道扬镳，前者不仅主张议会主权，而且主张群众主权——不仅在极端紧急状况下，而且在正常政治生活中的群众主权。后来公认的古典共和主义［最杰出的提倡者是詹姆斯·哈林顿（1611年—1677年）］的主要作品，确实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公民身份与公民自由概念，可以说这使它有别于同洛克这样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自由主义”传统。共和主义的各种公民身份和自由概念，意味着比消极的个人权利享受，或行动免受外部阻碍的“消极”自由更多的东西。正如昆廷·斯金纳指出的，共和主义自由是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依附。尽管专制权力可以宽松地甚至仁慈地行使，但它的存在本身已经使人受到奴役，因此，只有在积极公民组成的公民共同体所统治的自由国家中，才能存在自由的个人。但是，这种共和主义者与不那么“共和主义的”议会派成员同样执着地坚持一种排他性的政治国家。至少，他们的公民身份概念并不排斥有产精英与劳动群众之间的区隔。 1656年哈林顿（献给克伦威尔的）《大洋国》发表，随后几年，哈林顿挥笔反对恢复君主制并于1661年被囚。即使像这样一位真正激进的共和主义者，也不必然是我们或哪怕平等派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在《大洋国》中，哈林顿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联系做了一些重要评论。政治权力，就其依赖对食物供给的控制而言，建立在土地财产权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这个评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哈林顿的代表机构至上（至少在土地不再掌握在封建贵族阶层手中，而是在平民中广泛分配的地方，例如英格兰）主张的基础。这个原则也可以指，财产权应该更广泛、更公平地分配，这样适合成为公民的人口可能就增加了；或者至少，应该通过他建议的那种土地法调节土地的获取和继承，使土地所有权稳定，以便维持政治权力相对广泛的分配。这种调节甚至可以理解成制止在英格兰不间断的与日俱增的土地财产权集中化进程。另一方面，根据同样的原则，哈林顿着力强调，公民身份只能属于“有足够资财自力更生的人”，也就是说，这将排除大量没有财产的人或靠他人劳动维生的人。即使在他多少有些乌托邦色彩的共和国中，他也从没有想象过这些人的消失，尽管其数量可能是有限的。在他当时所在的英格兰真实世界中，根据这类哈林顿式原则，应该会有很多人被排除在完全公民权利之外。 4．平等派与普特尼辩论如果说议会派主要领袖不愿意诉诸人民主权观念是因为他们害怕其颠覆性可能，那么他们的恐惧旋即被证实了。战争与人民动员不可避免地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在革命时期，世界确实“颠倒”了。激进的宗教派别公然藐视某些最基本的教会等级制原则，甚至公然藐视传统的社会道德。各种团体（其宗教观念和政治观念密不可分）挑战着政治权威和占统治地位的财产制度，他们的观念覆盖了一个广泛谱系，其中包括最激进的民主学说乃至对私有财产本身的否定。至1647年，一个大范围的政治改革纲领开始在新模范军中生根发芽。新模范军的多数普通士兵被愤怒驱使着，愤怒往往源于议会拒绝给士兵发俸。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受到反议会寡头制的民主观念激励，甚至那些倾向不太激进的军官也被迫采取一种更激进的立场，哪怕仅仅是为了维护新模范军的团结和纪律。新模范军本身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议会派当中的争论点。对军队激进主义和普通士兵“乌合之众”的恐惧驱使一些议会派成员呼吁遣散新模范军，而军队立场坚定，拒绝接受议会的遣散令，并以一份连贯且激进的政治纲领作为回答。它大部分由亨利·艾尔顿执笔，呼吁远远超出议会迄今为止所要求的宪政改革和宗教改革，自不必说它还要求清洗议会，以便清除腐败议员和军队的主要敌人。新模范军一致违抗议会的遣散令，但这种一致掩盖了其内部各层级的分歧和克伦威尔的军官现在对普通士兵的微弱控制力。历史学家们甚至争论，1647年6月军队抓捕国王究竟是确实得到了克伦威尔批准，抑或仅仅是事后得到克伦威尔和艾尔顿承认的一次激进派行动。这些内部分歧已经导致了军团鼓动员的选举，其职能是代表普通士兵的利益、表达他们的不满。特别是在伦敦，这些鼓动员建立起了与激进派，尤其是平等派的联系。很快他们就变成范围更广泛的讨论的导火索，英格兰新政权的性质以及最根本的政治、宗教议题都在军官和普通士兵那里以最民主的方式得到了公开辩论。军队高层和平等派之间的分歧，就是我们之前所谓一种“寡头共和主义”与一种更民主的激进主义之间的实质分歧。被称为“平等派”的思想家和行动分子代表了一系列非常广泛的观点。这个名称本身似乎出现在17世纪早期，用来描述那些奋起反抗例如圈地这类做法，“夷平”篱笆、栅栏或围墙的人。但是，这个词越来越带有贬义地被用来指责某些希望使私有财产变得平等或“平均”，甚至被废除的激进派。约翰·李尔本（1615年—1657年）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平等派作家，他从未表现出任何废除私有财产的倾向。这对于一个天生注定“中等”的商人来说可能不足为奇。1630年—1636年，他给一个布料批发商当学徒，之后试图从事同样的生意，却受到垄断权阻碍。在约80部小册子中，他一以贯之地为人民的权利辩护，通常冠以“生命、自由或财产”的标题。他的激进主义首先在于他对与国王或议会权力相对的人民权力的不懈坚持。当伦敦群众走上街头要求指控斯特拉福德时，他是领袖之一，他用自己剩下的一生来捍卫英格兰“古老的”权利和自由、人民反抗暴政和专制统治的自由、良心自由、接受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等等。1638年，他因印刷和传播无许可书籍受到处罚，又因抨击主教制使自己的处境更加恶化。此后，他三次因叛国罪受审，在1645年—1652年间七度身陷囹圄。1652年，他被判终生流放，因为他反对腐败并始终捍卫政治和宗教自由——这些做法现在显然不受克伦威尔欢迎，正如以前不受国王及其支持者欢迎一样。李尔本违抗放逐令回到英格兰，他因叛国罪受审并被判无罪，却又一次被囚禁。像其他许多失望的激进分子一样，他逐渐变成贵格会教徒，几年后逝去。然而，在这部漫长而英勇的捍卫自由的斗争史中，李尔本自始至终不是他的敌人所指的那种平等派，这些敌人指责他这类人试图取消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切差别并促成共同所有权。在把私有财产权视为理所当然这一点上，李尔本并不是一个例外。这是我们现在称为平等派的那些在内战期间活跃的人的普遍看法。实际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对财产权的看法刺激某些更激进的激进分子（掘地派）把自己说成真正的平等派，以便把自己同不真正倾向于“平均”财产的人区分开。尽管平等派明确否认，但他们仍被（例如普特尼辩论中的艾尔顿）指责危及整个财产制度。这些指责并非仅仅出于策略考虑，它们证实了平等派纲领给统治阶级利益带来的真实威胁。即使平等派的主流并没有鼓吹公有财产，但他们提出了一些非常激进的政治观念，以致使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基础有被破坏之虞。这些激进观念的根基乃人民（并非议会，并非其他某些人民代表，也并非表现为奥秘法团形式的人民，而是作为普通“群众”的人民）是主权者的观念。这种观念可能首次明确出现于1645年，出现在《英格兰的苦难与救济》中，这是一部为李尔本辩护的匿名小册子，真实作者身份曾被归于几位不同的平等派人士，包括李尔本本人。平等派整体上代表“中”小所有者、工匠、商人和自耕农，但他们中许多人，包括某些最有影响的发言人不仅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富裕。普特尼辩论展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一些比另一些更激进。但是，如果我们假定平等派主要是与大地主、巨商，特别是老牌垄断者相对的独立小所有者的发言人，这大体上不会有太大错误。当财产日益集中，小所有者成为越来越受威胁的阶层时，他们就反对圈地这类做法或其他破坏习惯权利的做法——这些会加剧财产集中。他们还为工匠或农民获取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辩护。他们尤其反对特权、政治权利与大财产的联合。他们的纲领包括旨在向大所有者转移负担的税收改革；他们强烈反对令最艰苦的小人物雪上加霜的税，例如消费税，以及其他间接剥削小生产者的形式，例如诉讼费用、债务法、教会什一税等；他们抨击贸易垄断，为自由贸易辩护（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许多更富有的议会派成员有共同之处）；他们捍卫习惯权利，并试图保护日益受到大地主挑战的习惯保有权；他们呼吁各种政治改革，例如一年一次或两年一次的议会，要求法律体系的改革（他们鄙视律师）和选举权的扩大。他们的政治纲领往往与一种压倒一切的对宗教宽容的信奉相联系。他们的政治纲领最激进的方面可能是对地方自治的强调，平等派不仅挑战政府行政机构，还要求一个更弱小的议会，以利于更强大的地方政府。激发普特尼辩论的《人民公约》覆盖了一个广泛的宪法、政治、宗教议题谱系：定期且频繁的议会选举——同时伴随统治权逐渐下放地方（公约没有提及行政力量），选举权的扩大，宗教宽容，对军队的民主控制，什一税及其他某些税的废除。在辩论中，高层主要发言人是机敏善辩的军官代表亨利·艾尔顿，他虽然不是一位民主分子，却无疑是一位革命者，他是小绅士之子，娶了克伦威尔的女儿。另一派最雄辩的发言人是托马斯·雷恩巴勒上校（约1610年—1648年）。争论的议题不仅划清了不同的宪政立场，也划清了不同的阶级利益。辩论中提出最根本政治问题的那个部分转向了选举权改革。讨论超越了政策事务，指向更根本的潜在议题，甚至指向政治秩序和财产制度的基础本身。为了维护其政治主张，激进派诉诸某些关于人（他们实际上是指男人）之基本权利和正当政府之基础的革命性观念。他们主张，英格兰的每个人，哪怕最穷的人都有一种除非经其同意否则不受统治的权利，这种权利附着于人身而非财产。这些观念受到艾尔顿和克伦威尔的尖锐质疑，他们看到了从这类论点推导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将产生的危险——不仅是对政府的危险，而且是对财产权本身的危险。在历史学家中，平等派对选举权的观点是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问题部分在于平等派在与军队高层谈判时的策略性让步，这一点可以从普特尼辩论和《人民公约》的各种修订版本中找到证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平等派的本意是不仅排除“依附的”人，例如女性、乞丐、领救济金者，而且排除所有雇佣劳动者。然而，现在的主流观点是，尽管平等派中无人质疑对女性的排斥（甚至女性自己也没有为自己要求选举权，虽然她们在其他方面往往非常激进），但平等派领袖的最初立场（他们为了取得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的赞同对此做出了让步）是成年男性的普遍选举权。至少他们支持一种家庭投票权，让每位家主代表他的依附者：女性、儿童和寄宿的仆人。普特尼辩论中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更激进的立场，即平等派首要发言人雷恩巴勒上校滔滔雄辩地表达的立场。关于选举权的辩论主要围绕《人民公约》中的一条展开，它要求：“目前英格兰人民选举的议会代表，在各郡、市、自治市之间分配得很不平等，应该依据居民人数，更加符合比例地公平分配。”这个表述当然有一些模糊之处，而且机敏的艾尔顿很快就抓住了它们。应该这样解释这一条：它仅仅要求矫正当时投票制度的不规则之处。一些地方有较多选举权，而其他地方只有非常有限的选民；不仅如此，某个大城镇可能完全没有代表（因为它没有在过去某个特定时期之前注册为法人），而一些实际上人口已经减少的农村地区却有代表。因此，要求按人口分配代表，无非是要清除这些不平等。克伦威尔和艾尔顿本来不会反对这种变化，他们实际也制定了这类选举改革方案。但是，艾尔顿很快从这一条中看出了更多东西。他留意到按居民（也就是“英格兰人民等”）人数分配的说法，并评论道：这的确让我以为其意思是，每个人只要是一个居民，都应该得到平等的考虑，都有平等权利选举其代表……如果是这个意思，那么我要发表一些反对意见。雷恩巴勒并不试图掩饰他所想的正是对这一条更民主的解释。这里他以最雄辩和动人的演说陈述了他的主张据以建立的原则：我确实认为，英格兰最贫穷的人与最伟大的人同样要度过一生。先生，因此我确实认为，每个生活在政府治下的人，首先应该通过他本人的同意来使自己接受这个政府统治。而且我确实认为，严格来说，英格兰最贫穷的人对自己没有发言权来表达接受其统治的政府完全不负有义务。艾尔顿马上看出了这个论点的寓意。雷恩巴勒关于英格兰最贫穷的人与最伟大的人有同样权利的主张，暗示着人之为人（不幸地，总是男人）所固有的某些权利，这仅仅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呼吸：因为“最贫穷的人也要度过一生”，他也享有除非经自己同意否则不受统治的权利。“容我告诉你，”艾尔顿回复说，“如果你把这当成法则，我认为你必定会逃往一种绝对的自然权利那里寻求庇护，而且你必定否认一切公民权利。”或许可以认为，尽管平等派本身仍执着于“生而自由的英格兰人”的权利，艾尔顿却站在他们的角度建构了一种自然权利概念。无论如何，艾尔顿对“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区分是一个关键区分，辩论大部分围绕它展开。艾尔顿说，英格兰人确实有某些权利，但它们是由英格兰宪法传统和惯例历史地确立的权利。这些传统并不包括一种平等的选举权，同样也不包括财产的平等。要确立雷恩巴勒所要求的那种权利，意味着绕开英格兰宪政并诉诸某种更普遍的绝对权利，它并不基于历史先例，而基于自然法本身。这可能超出了某些平等派成员想要主张的。毕竟，他们反复谈及“生而自由的英格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或“本土人的权利”，而非普遍人类的权利。实际上，他们的论点往往不那么依赖对自然权利的诉诸，而更依赖一种对英格兰历史的替代性解释。例如，在回应艾尔顿关于英格兰古代宪法的主张时，约翰·怀德曼坚持认为，我们的法律都是我们的征服者制定的。虽然有人大谈历史记载，但我认为它们都不可信，因为它们记载的仅仅是我们的主人的历史，主人把我们变成仆人的历史。因此，艾尔顿诉诸的历史记载，记录的是统治阶级圈定的历史。还需要讲另外一种被压抑的故事，这里怀德曼影射了激进派中广为流传的一个主题：当前关于政府和财产的宪法是征服，即诺曼征服的遗产，因此无法享有正当性。如果论证总是转向民众的激进主题——恶名远扬的“诺曼枷锁”，那么，从这种历史论证的下面无疑会浮现出类似一种更普遍的自然权利的概念。实际上，诺曼枷锁之不正当，不仅因为它破坏了英格兰一个更古老的秩序，显然也因为它违背了某些更基本的原则。在普特尼辩论中，这些原则或许没有得到系统阐述，但是，它们确实在其他地方得到了充分表达，特别是在理查德·奥弗顿的《射向一切暴君之箭》中。它开篇说：对自然中的每个个人，自然都赋予了一种不可被任何人侵犯或篡夺的个人财产权：因为每个人，只要他是他自己，就有一种自我所有权，否则他就无法成为他自己。根据这一点，任何其他人擅自剥夺他的这种权利，都是对自然原则和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正义法则的公然违背和冒犯。基于这种“自我所有权”（每个人对自己人身享有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观念，平等派提出了他们对选举权及其他政治权利、良心和宗教自由的主张。这种观念后来被洛克用于另外的用途，但在平等派手中，其激进寓意是确凿无疑的。艾尔顿点破了这些寓意：一旦你主张这种自然权利，“我认为你必定也否定一切财产”。需要更仔细地审视艾尔顿在这里的论证。私有财产权本身是一种自然权利，这种观点似乎是习以为常甚至老生常谈的。而且，我们将看到，竭尽所能为这种观点提供一种系统辩护的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就把这种观点建立在类似平等派“自我所有权”的观念上。主张私有财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似乎是对有产者利益的最有力辩护。然而，在普特尼辩论中我们发现，像艾尔顿这样一位有产阶级的辩护者反而认为，财产权不是一种自然权利，仅仅是一种人为约定，它由人的宪法确立，基于历史而非自然。但是，艾尔顿的观点完全不是非同寻常的。如我们所见，在西方传统中，认为财产权是一种约定，或至少认为即使这个制度本身是神定的（就如艾尔顿本人退一步承认的那样）其特定形式和分配也仅仅是约定俗成的，这类观点早就司空见惯。在西方传统中，财产权是一种约定的而非自然的权利这种观念似乎从未威胁到有产者利益，在英格兰的语境下，这种观念可能更没有危险性。艾尔顿看到了，这绝不会削弱对财产权的辩护，对有产阶级而言，这可能的确是一种更安全的意识形态策略，因为在寓于个人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要为财产严重不平等提供解释和证明并不容易。他自己的论点仅仅是，现有制度在很久以前已经存在，它属于英格兰宪法，任何对宪法的攻击都是对社会秩序与和平的威胁，因而最终也是对财产权本身的威胁。他指出，如果权利为人身所固有，那么依据同样的自然权利，一个人为什么不同样具有对维护其人身所需的任何事物的权利——“为维生而拿走并使用他看见的食物、饮品、衣物等一切物品的权利”，甚至按自己的喜好随意使用土地本身的权利？这样一种不严格的、制造混乱的权利概念如何能保障哪怕最低限度的财产所有权（更不必提这种更明显的考量：大多数穷人投票者很可能会严重破坏富人的权利）？这类自然权利有什么限制？“我迫切希望任何人告诉我，它们的界限何在，你们将在何处收手并取消一切财产？” 像其他平等派人士一样，雷恩巴勒完全否认有意摧毁财产制度。毕竟，他所代表的许多人本身就是财产所有者。同时，如果非要做出选择，这些激进分子（或他们中的某些）似乎准备无视财产权的神圣性。正如威廉·雷恩巴勒少校所说：“这个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身和财产，任何法律如果能保护我的人身，那么它比能保护我的财产的法律更可爱。”因此，人身权利高于财产权利，正是这一点困扰着亨利·艾尔顿。艾尔顿拥护的立场是，选举权不应属于这样的人：他在社会中的利害关系或“利益”仅仅是“他能随时携带”之物，他只有（用雷恩巴勒上校的话说）一条“生命要活”，唯一的“利益”是生存和呼吸，他仅仅是一个（正如艾尔顿所说）“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的人。只有在社会中有以地产或所谓法人“自由”（一种得到官方许可的经商权利）为形式的“固定”和“长久利益”的人，在国家中才有一种真正的利害关系。因此，共同体的命运也应该掌握在他们手中。当被直接问到是否任何人都有义务服从他自己并没有（通过选举制定法律者）予以同意的法律时，艾尔顿毫不含糊地说，是的，但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如果他不满可以自由离开。有“长久利益”的人，有“让他在这个国家中有固定位置的”财产的人无法自由离开，而无财产的人，或者哪怕只持有货币的人可以去留随意。就此而言，他们与参观我们国家的外国人没什么两样。当外国观光者身处我们国家时，我们都希望他们服从我们的法律并尊重制定法律者，即使他们无权选举立法者。平等派始终坚持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并质问，如果现在否认士兵有这些权利，那么他们过去为何而战。爱德华·塞斯比宣称，他们作战“是为了恢复我们作为英格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特权……我们士兵中成千上万人拿生命冒险，我们在王国中没有财产，但我们有一种天生的权利”。对此，艾尔顿的答复直截了当：新模范军为之斗争的是受一个代表机构和一种众所周知的法律统治而不受个人专制统治的权利。他们为之斗争的是做生意和获取财产的自由。他们真正与生俱来的权利是英格兰宪法本身，也就是经历了时间考验的关于财产权和政府的原则，还有他们从这种宪法秩序中得到的安全。换句话说，平等派要求的是某种更接近民主的字面含义，即“平民统治”的东西，艾尔顿则给他们宪政或有限政府。为了与高层取得和解，激进派确实试图就他们的某些提案做出妥协，但是，事件的发展马上赶过了他们。国王逃跑了，一场平等派哗变被镇压，军纪得到重肃。1648年12月发生了普莱德清洗，或得到或未得到克伦威尔的直接命令，托马斯·普莱德上校将军队高层的所有反对派赶出议会。国王很快被处死，克伦威尔的共和国真正当朝。之后，克伦威尔与他最激进的盟友断绝关系并拘捕其领袖。自此，平等派差不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但是，无论平等派思想家的命运如何，或他们著作的可用性如何，他们代表的观念都已经成为革命文化极其重要的部分，绝不会与他们一同消失。诸如此类的激进观念，更不用说还有群众对政治的闯入，为此后的政治辩论设定了议题，特别是为霍布斯和洛克这样更具“正典地位”的理论家的观念设定了议题。平等派并不是英格兰内战期间出现的最激进团体。[7]还有其他人认为他们建议的政治改革还不够，他们的自然权利学说还不充分。特别是掘地派杰拉德·温斯坦莱，他愿意承认和接受艾尔顿觉察到的自然权利概念的可怕后果——这些后果是像雷恩巴勒这样的平等派所否认的，他还愿意坚持认为不摧毁财产制度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但是，哪怕平等派也被证明过于激进，而且他们的政治斗争失败了。即使如此，他们的观念仍是一股潜在力量，也对意识形态战线有着持续影响。革命及他们在革命中的角色不可撤销地改变了政治辩论的话语框架。衡量他们影响的一个标准是经同意而统治这一观念所发生的事情。如我们所见，基于一种契约或“人民”同意的统治，这种观念早已以各种版本存在：从对世俗权威的辩护到对反抗的辩护。但是，直到平等派引入他们的创新，经同意而统治的观念才成为一种民主理论的基础。由一群个人组成的“人民”定义可能已经自我确立了，而且在例如约翰·波内特那里，这种观念可能甚至产生了一种个人反抗理论。然而，平等派更远地推进了这些观念，同时也重新定义了同意。这里授予同意的不是法人共同体，而是个人，不止如此，同意也必须不断更新。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是人民原初的、自然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不是任何类型同时强调臣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相互同意或契约。此外，尽管“人民”仍然遗漏了至少半数人口（女性），但它更接近于包含劳苦大众，而不再是一个有产者的排他性政治共同体。而且，这些人民不仅将在暴政紧急状态中通过重申他们的权利来行使其“人民主权”，还将作为公民在日常政治权利的正常行使中定期、反复地重申他们的权利，由此来行使其“人民主权”。在这种理论创新之后，在带来这种理论创新的历史事件之后，英格兰政治理论焕然一新。没有多少激进倾向的理论家们，甚至包括霍布斯这样的王权绝对主义辩护者，都感到必须在这种激进论证自身的阵地上回应它，甚至感到必须表明他们所偏向的，不太民主的政体形式能够经受这种新的政治正当性检验。在洛克的时代，当来自底层的威胁对有产阶级而言没有来自上层的威胁直接时，那些远不民主的力量在其与王权的斗争中选择性地利用了平等派的观念（我们随后将详细论述）。在洛克的导师、第一代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领导下，辉格党贵族甚至会与绿绶带俱乐部联合，使该俱乐部得名的象征物就是平等派的标志，是哀悼者在被谋杀的雷恩巴勒的追悼会上佩戴的标志。因此，不仅在后来的激进传统中，在美国革命中，或在现代英国工党甚至社会主义运动的哲学中，而且在比较保守的政治观念（它们试图挪用、驯化、中和英格兰革命中出现的激进民主观念）中，都可以发现平等派观念的影响。 5．托马斯·霍布斯在议会与国王的冲突中，“群众”动员同时创造了激进派和保皇派。在与君权进行的斗争中，英格兰统治阶级有获取人民支持的特殊需要。但是，这种需要本身使有产阶级分裂为愿意冒险的人和认为国王虽有绝对主义抱负却仍不失为更安全选择的人。正如一些议员一开始就比其他议员更多地对人民动员的危险性感到焦虑，一些观察者也迅速看出了人民动员的理论和实践寓意。托马斯·霍布斯对此看得最为透彻。尽管在他所处的时空中，他的观念几乎普遍不受欢迎，但他被许多人奉为英格兰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即使这并非总是因为其论证的实质内容，至少也是因为其论证的严格性、精巧性和风格。对群众的恐惧紧紧萦绕着霍布斯的头脑。在《权利请愿书》问世的1628年，霍布斯在翻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已经表露了他的政治倾向，对霍布斯来说，修昔底德的主要引人处在于他视民主为（用霍布斯自己的话说）“一种蠢玩意”。1640年，霍布斯写作他的第一部重要政治著作《法的要素：自然法与政治法》（私下传阅直到1650年公开发表），他在这里回应短期议会的主张，为绝对主权辩护。几个月后，正如他后来自己说的，他成了“第一个逃跑的”。1640年11月，长期议会召开并开启对斯特拉福德和劳德的诉讼程序，他逃往法兰西。霍布斯显然害怕议会因为《法的要素》中表达的颠覆性（绝对主义）观念也控告他。在自我放逐法兰西时，他写成了《论公民》，那时国内暴民正在要求废除主教制，下议院也正在《大抗议书》中正式表达对人民支持的吁求。在《论公民》中，霍布斯发展了《法的要素》概述的原则，阐发了一种实际上否认群众和呼吁群众支持的人的政治正当性的论证。这部著作以拉丁语写成，十年后以英语出版，名为《政府与社会的哲学原理》，它也构成了他的伟大经典《利维坦》的基础（为了回应期间发生的事件，做了一些重要的、很能说明问题的改动）。《利维坦》写于他的放逐末期，出版于他自法兰西归来后的1651年。霍布斯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在很多方面也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在一首自传诗中，他把自己说成1588年（无敌舰队毁灭那年）与恐惧孪生的双胞胎，恐惧无疑在他的生活和著作中占有突出位置。然而，他的挑衅性观念完全不是谨小慎微的。他是一位低级教士之子，自己不是一个有钱人，但在牛津受教育以后，他终其一生都结交贵族并为他们忠实效劳，特别是先后作为第二代卡文迪什伯爵威廉和第三代德文郡伯爵威廉·卡文迪什的导师和秘书为之效劳。然而，他的著作表现出一种一贯的，尽管悖谬的平等主义，它看起来是真诚而且根深蒂固的，虽然它所服务的是反动的政治目的。他对王权绝对主义的信奉是不存疑义的，在法兰西，他甚至还作为流放中的威尔士亲王的数学导师为之效力。但是，他的偏绝对主义论点如此另类，甚至如此明显地受激进观念启发，以至于即使保皇派也发现他是危险的。一些人甚至指责他拥护民主，更不必说还有人抨击他的宗教观接近无神论。王政复辟后的1666年，下议院引证霍布斯的无神论并把它当成伦敦火灾和瘟疫的原因，只是在有影响的朋友（可能包括国王，即他先前的学生）的介入下，才拯救他免受异端处罚。霍布斯的绝对主义辩护，不仅始于一些看起来危险的激进前提，还对一切较为传统的君主统治辩护不屑一顾。他不讲国王的神授权利，也不依靠《圣经》上的先例。霍布斯选择把他的论证建立在最新、最先进的科学和数学原理上，对于一个认识伽利略并且（似乎）短暂当过弗朗西斯·培根的秘书，此外还与笛卡尔有学术交流的人来说，这是可以预料的。他对绝对主义的辩护也并非与国王被处决及国王被“摄政政体”取代不能相容。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论证既可以赋予某位查理或詹姆斯·斯图亚特正当性，同样可以赋予某位克伦威尔正当性。而且已经有人指出，他这部经典著作的写作实际是1649年—1652年所谓效忠争论的一部分，那时人们辩论着是否应该宣誓承认当前克伦威尔政权的正当性。最后，这位拥有某些招世人厌恶也厌恶世人的政治观念的传布者，似乎是一个有吸引力、幽默、性格活泼的人，一个才华横溢的保守主义者，一个慷慨的人（他对穷人很仁慈，这与例如他的著名后继者洛克完全不同，洛克表面上更民主，更容易带着善意相信人性，当然也更富有）。此外，无论我们对他还能做什么别的评价，他无疑是英格兰哲学家中最伟大的散文文体家之一。 17世纪40年代早期，英格兰历史上的这个动荡时刻抛出了新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理论问题，而霍布斯把他的天才和对悖论的爱好投入了思考这些问题的著作中。他遇到的最明显问题是，如何在强大和几乎是普遍的反对声音面前为绝对君主制辩护。《法的要素》的创作正值议会11年来第一次召开，那些导致内战的紧张关系剑拔弩张之际，它已经铺陈了霍布斯对绝对主权的辩护。在这部著作中，“群众”的作用仅仅是将其权力无条件地转让给一个绝对主权者。在《论公民》中，霍布斯阐述了这种论证，其阐述方式表明了他对另一个问题（比议会反对国王的权利更加意义深远的问题）的关注。这对他而言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他的劝导不仅与议会有关，而且与议会外“群众”的角色有关。这是评注者所忽视的霍布斯思想的一个方面。但是，霍布斯把保皇派和议会派双方对群众闯入政治领域的反对转化成了理论术语。议会对人民支持的依靠赋予人民（此前他们在政治领域中一直缺乏一种得到承认的在场、一种得到承认的、作为积极公民的角色）一种新的政治职能。国王的议会反对派不仅在群众支持的基础上主张其事业的正当性，似乎还在朝着向群众本身赋权的方向迈进。绅士已经不时表明愿意扩大选举权，而且，在危急时刻，议会领袖也准备至少暂时把一种更广泛的人民团体（即使不是作为选举人，也是作为反抗暴政的行动者）纳入政治国家。由于新模范军的动员，“群众”作为革命行动者的政治人格终于得到了鲜明表达，他们的发言人最终将要求正常公民身份的完全权利。在《法的要素》中，霍布斯面对着这个处于早期阶段的政治吸纳过程。在后期著作中，他将面对其更极端、激进的表现形式。我们还需要记住，英格兰群众所主张的任何政治权利，都不属于让·博丹的“社团和法团”，而属于托马斯·斯密斯勋爵的“一群集合起来的自由人”。可以认为这意味着（正如平等派坚持这的确意味着）政治权利不仅属于某些法人团体或其官方代表，而且属于每个人，仅仅因为他活着。霍布斯也接受了这种挑战，并用此类主张本身的术语回应了它们。 6．《法的要素》和《论公民》《法的要素》和《论公民》都具有否定群众政治地位的效果，或者更准确地说，霍布斯在这些文本中找到了重新定义群众政治地位并使之无效的方法。以往其他为服从世俗权威辩护者依靠的方法是使同意属于“人民”法团，而霍布斯采取了一种更困难的解决方案，它使同意属于一群自由、平等的个人，每个人都被赋予自然权利而不经任何法团或代表的中介。接着他着手证明，群众的政治任务是创造一种绝对的主权，而且群众是通过完全地、无条件地交出自己的权力完成这一任务的。群众不是通过反抗暴政，而是通过放弃自己的反抗权利来表现自己的政治人格。霍布斯的论证建构得很精巧，《论公民》尤其如此。他从某些关于无政府的，所谓自然状态中人类生活可能会有的样貌的命题出发，从最严酷、最阴暗的角度描述了人性，并且反衬出正是人性中的这些品性使“公民社会”，即有政府的社会成为必要和可欲的。由于每个人都在与他人比较中追逐荣耀和利益，他们通常倾向于争取支配他人，而非仅仅争取他们的合作。因此，他们对彼此的主要感受不是善意，而是恐惧。这种相互恐惧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是自然平等的（人类之间的巨大不平等不是自然的，而是“公民的”，也就是在公民社会及其法律中创造的，并且由公民社会及其法律创造的）。更具体地说，他们相互平等到能够杀死彼此。受避恶的自然欲望驱使，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对死亡这个自然的最大恶的恐惧。这种对一般而言的恶和特殊而言的死亡的避免倾向是自然和必然的，正如一块石头向下滚落的运动是自然和必然的。霍布斯在这里引入了自然权利观念，但是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引入的。如果自我保存或避免死亡是一种自然冲动，那么，人类做一切必要的事以保存自己就是合理的。当我们说到“权利”时，我们指的仅仅是“每个人根据正确理性运用自己的自然能力的自由”（《论公民》I.7）。因此，自然权利的基础是每个人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护他的生命和肢体”。但是，由于其他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权利，最终结果当然是，无人是安全的，自然状态是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自然权利的行使被证明是自我拆台的，必须找到摆脱这条死路的方法。自然法规定了，必须寻找一种方法提供自然状态中缺乏的安全。答案是公民社会，在那里，通过政府的强制力使每个人得到保护，免受他人侵犯。霍布斯认为，人们有两种方式结合为公民社会：通过强制或通过同意，也就是说，通过征服或通过同意互助。通过征服形成的统治是完全正当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过同意的（“诺曼枷锁”的不正当性可以休矣），这种统治下的人们有义务服从其主人，除非他们选择死亡。至于通过直接同意建立的统治，人们可以一致同意追求共同目标或共同善，但是，他们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持续性的不一致和冲突，当他们的私人利益似乎与共同善背离时，也不可避免会产生持续性的分歧。换言之，人类有众多不同的个人意志或特殊意志。因此，公民社会的奥秘是把他们的意志统一成一个单一的意志，使他们的个人意志自愿地服从某个唯一的人或会议。目标是创造一种政治人格，即一种具有自己意志的人造实体，它有别于构成他的私人。“每个特殊的人都使自己的意志服从”这种实体，它或体现为单独一人（正如霍布斯明确偏好的那样，因为单独一人更容易体现单一的意志），或体现为一个会议，这种实体“可以说具有最高权力，或最高指挥权，或统治权。这种权力和指挥权在于，每个公民都把他的全部力量和权力交给那个人或会议。实现这一点……无异于放弃他的反抗权利”（《论公民》V.11）。霍布斯强调，这种至高权力或主权是绝对的、不受法律或宪法约束限制的。因为如果权力有限制，那么它一定是受到了其他权力的限制，后一种权力就变成了至高的。因此，在每个国家中，无论人民对此有何错觉，都存在着某种至高和绝对的终极权威。对霍布斯而言不存在“混合政体”。这是一种谨慎、精巧的绝对统治辩护，它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来支持查理一世寻求的那种绝对权力，并反对议会对自己在混合政体中正当地位的要求。然而，一种绝对的议会主权，表面上看与一种绝对的君主制难分伯仲。它至少满足霍布斯的主权定义，如果不是符合他的真正偏好的话。但是，他的论点还有更多东西，其重要性在他的历史语境下是足够明显的。霍布斯就群众所讨论的内容至少与他的主权定义一样有趣和重要。霍布斯已经煞费苦心地建构了一种经同意而统治的理论，这种同意是一群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自愿形成的。这非常符合英格兰独特的国家观念，即由作为个人而非作为一个法团或众法团之集合的“人民”设立的国家。就此而言，他所说的可能甚至符合平等派的观点。但是，对霍布斯来说，这群个人为了确立一个政治社会可以且必须确立一种绝对的主权，这群人也无法仅仅根据自己的意志撤销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主权。关于“一群人”是和不是什么，能和不能做什么，霍布斯态度非常坚决。群众是许多个人而非一个。它并不作为一个单一集体存在，除非将组成它的个人的意志和权力转移给某种单一的人造实体：“一群人（他们以自己的自由意志结合成社会）……不是一个团体，而是许多人，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个人的判断。”（《论公民》VI.1）作为个人集合的群众没有集体身份，没有法律地位。它不能“承诺、立约、获得权利、转让权利，不能行动、享有、占有等，除非作为单独的个人。因此，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承诺、契约、权利和行动”（《论公民》VI.1注释）。没有人能基于“群众”支持而主张反叛行动的正当性，而且，除组成“群众”的这些（且只有这些）个人的地位以外，“群众”不能要求任何其他地位。在《法的要素》中，通过主张公民社会和主权已经因为人民向主权者的权力转让而得到创立，霍布斯表明，议会主张的权利属于主权者，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属于国王。在《论公民》中，他发觉有必要强调，公民社会和主权一旦确立，人民或“群众”就没有更多的政治角色。在有主权者君主的地方，君主代表“人民”行动。在主权由不止一人组成的地方，“人民”只能以一种会议，例如议会的形式行动。显然不存在议会外的人民（街头或其他地方的）可以作为一个政治体行动的情形：当我们说人民或群众意欲、命令或做任何事时，我们指的是凭借一个人的意志，或更多人的共同意志（这只能在一个会议中实现）命令、意欲和行动的城邦（也就是国家）。（《论公民》VI，注释1）如果说在《法的要素》中，霍布斯挑战了议会反对国王的主张，那么在《论公民》中，他被迫把自己的注意力不仅转向一个桀骜不驯的议会，而且转向更糟的东西：街头的乌合之众。在《论公民》中，霍布斯显然关心着“反叛”和内战远景：我们绝不能认为群众就像一个整体那样具有任何行动，（即使他们全体或多数达成一致）它所进行的也不是一种行动，而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行动。尽管在某次大反叛中，人们常说这个城邦的人民拿起了武器，但这实际上指的只是那些真正拿起武器的人或赞成他们的人。因为作为一个人格的城邦（国家）不可能拿起武器反对自己。（《论公民》VI.1）那么，为什么每个个人无法撤回他的同意并通过许多个人的此类联合行动（或者在危急状态中通过一个人的诛戮暴君行动）推翻主权者呢？霍布斯回答说，尽管主权仅仅是每个人与其他人同意加入相互自助协议的产物，但这个协议的解除需要每个单独的个人撤回自己的同意——这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此外，即使一场反叛得到多数支持，这个多数本身也是没有效力的。这个多数不能宣称自己代表所有群众行动，因为多数统治原则（每个人都受多数决定约束的原则）本身就是公民社会的产物，无法在公民社会之外运用，也无法用来反对一个已经确立的政府。确立公民社会的契约，不仅仅是个人之间就一份相互自助约定达成的协议。主权确实是由他们的相互协议确立的，但这是一种把他们的权力转让给另外某人的协议。因此，他们不仅对彼此有义务，而且对他们向之转让权力和权利的主权有义务。“因此，无论有多少人，臣民都无法剥夺统治者的权力，特别是在统治者自己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论公民》VI.20）我们不得不钦佩霍布斯完成其任务所使用的技巧。他不仅承认英格兰国家是“一群自由人的集合”，甚至还坚持对这个命题做出了最激进的解释：国家是一群自由、平等的个人，他们每个人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自然权利——个体人身中固有的权利，而非他的法人地位或财产中固有的权利。因此，霍布斯在平等派不会耻于承认的前提上建构起了一种绝对主义论证。群众是一群个人而非一个法团，霍布斯利用这个命题并不是为了强调群众的政治权利，相反是为了剥夺群众的政治人格。更准确地说，在他的理论中，群众的政治职能自我取消了。将群众确立为一个政治实体的行动，恰恰是使人民由此放弃反抗权利的行动。他翻转了个人权利观念：是的，每个人自然地具有某些权利，但是，他无法享受自己的自然权利，除非把它们实际转让给一个主权。这里有必要停下来，以便再次总结霍布斯的论点是如何受到他面对的特定历史环境的条件限制的。直接语境是显而易见的：在挑战国王的绝对主义抱负时，议会不仅主张其在“王在议会”中的正当份额，还动员议会外的群众，并通过宣称多数支持来为自己的反抗辩护。通过否定混合政体并否定群众的政治地位，霍布斯将议会的论证釜底抽薪。但是，这种对群众权利的大加挞伐还有一些更根本的，可以说是结构性的原因，这些原因源于英格兰特殊的状况。如我们所见，在法兰西，博丹开创性的主权理论宣称法团及其代表没有自治权，以此来对抗那些将反抗权利寓于这些团体的反抗学说。所有此类次级权力都源于更高的、最终的、绝对的、至上的权力。博丹并不试图主张，这些法团以某种方式对一位绝对君主授予了同意。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是碎片化司法权的拼接物，他仅仅主张，在所有看似独立的、仅仅代表特殊和局部利益的权力和实体中，必须有一种把它们统一为一体并代表全体利益的更高权力。霍布斯也乞灵于这样一种主权，但他是在不同的语境下这样做的。他不是在应对法兰西国家，在那里，一种成长中的绝对君主制既支持一个主张其自治权和特权的统治阶级又与之竞争。霍布斯的语境是统一的英格兰国家，在那里，统治阶级已经放弃了其独立权力并交给国家，他们承认这个统一国家，进而在其中分享份额。比起独立的司法权或法团特权，这个统治阶级更加依赖私有财产权和经济剥削。即使我们不接受某些评注者（他们称霍布斯为“资产阶级”思想家或认为他对英格兰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有一种超前认识）的论点，上述情况对霍布斯而言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明显的是，就其对土地的支配而言在经济上强大，就其对议会的支配而言在政治上强大的英格兰统治阶级，并不享有那种无须人民群众支持，便可成功挑战国王的独立的司法权和军事权力。因此，霍布斯必须处理的不是博丹的“社团和法团”，而是托马斯·斯密斯勋爵的“一群自由人的集合”。如果这群人正如斯密斯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在和平与战争中保存自己，并基于一致同意和契约而联合起来的”，如果个人是通过“对自我保存的共同和相互同意”而在一个国家中联合起来的，那么，霍布斯就必须表明，他们的保存要求一种绝对主权，而且这种权力本身是通过他们的“共同和相互同意”确立的。此外，在眼前的内战中，他必须面对“群众”——它不仅是一种理论抽象，也不仅是消极大众，而且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行动者，这是一群政治地位与日俱增的老百姓。他的任务是承认这种现实并拔掉它的尖刺。 7．《利维坦》当霍布斯写作《论公民》时，内战方始。到他写作《利维坦》时，事件已经发生急剧、深刻的变化。新模范军已经动员起来，国王已经被处死，议会已经通过废除君主制和上议院的法案，克伦威尔已经确立了共和国。这些事件伴随着激烈的辩论，辩论发生在所有层次：议会内外，报纸、小册子和哲学论文中，辩论关乎弑君的正当性，关乎克伦威尔政权的权威，以及向它宣誓“效忠”是否正当，关乎政治改革的程度和限度。当然，还出现了一系列广泛的激进观念和运动，这把一些甚至比克伦威尔设想的政治纲领更加深入的政治纲领强行提上了议程。在这种新语境下，霍布斯复苏了《论公民》中的论证，并做出了进一步阐释和修改。这一次，他不仅必须接受这期间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必须接受自身处境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神学家中，他的早期著作激起了激烈反对，由于他们的干涉，他似乎失去了在流亡王室中的地位。霍布斯对这类批评者的敌意生动地反映在《利维坦》对宗教的观点中。现在，这种敌意加上他本人的意愿或需要，使他与克伦威尔和解，使这部著作带有独特意味。《利维坦》当然是阐述一种与物理学和数学具有同样确定性的政治科学的自觉努力。其哲学基础是在与远至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哲学家或明或暗的争辩中精心且系统地建立起来的，而且矜世取宠地运用了最新的科学原理。所有这些使《利维坦》不太像一本为特殊情势而写的政治小册子，而更像一部为所有时代构思的论著。即使如此，其政治和个人方面的紧迫需求，更不用说还有其熊熊燃烧的愤怒仍然是毋庸置疑的。《利维坦》的论证大体与《论公民》相同，而且其大部分文本不过是那本早期著作的复述和改写。但是，这两本书之间的少数实质性分歧有重要意义。《利维坦》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霍布斯给宗教问题留出的空间。几乎有半本书在讨论“基督教国家”。这种关注不仅反映了他对自己的神学批评者的愤怒，而且归根结底反映了他对宗教已经成为内战的一个主要原因的确信。在王政复辟后他书写的内战史《贝希摩斯》中，牧师、教皇至上论者和宗派主义者对人民的腐蚀被他列为这场大失序的原因之首。宗教自由无疑已经成为革命纲领中的一个主要目标，更具体地说，在使反国王叛乱正当化这件事上，宗教已经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在《利维坦》中，霍布斯的宗教论述的主要目标是证明，真正的基督教要求服从世俗权威。教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冲突。一人不事二主，不存在能够主张自己高于一切特殊世俗权力的普世教会。每个国家的教会都服从其国家主权。在这个方面，霍布斯的宗教观只是维护了他的绝对主义政治论点。但是，霍布斯思想中的众多悖论之一是，在他的批评者看来，他为支持这种绝对主义辩护所运用的神学论证——对无论天主教、安立甘宗还是长老宗的基督教正统都有害的唯物主义和世俗主义论证，与其说与例如大主教劳德这样的保皇派的神学有更多共同之处，不如说与温斯坦莱这样的激进派的宗教有更多共同之处。至于主要的政治论证，《利维坦》像《论公民》一样从人的自然状态开始。这一次，霍布斯更详尽地论述了使公民社会成为必要的人性特征。他运用了物理学原理及其运动法则，他试图把人类动机化简为原子那样的最基本部分，把人类激情，特别是避免痛苦的冲动、自我保存的本能和对死亡的恐惧当成物质运动，即吸引和排斥原理的原因。这种探索的结果是一种类似《论公民》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解释：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这或许并不意味着持续的战斗，但它会产生一种恐惧和不确定的状态，在其中无法保证不爆发公开战争。用霍布斯最著名的话说，生活将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而且，他又一次列举了那些必将引向公民社会之确立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人身或财产安全，更别提舒适和“宽裕的生活”。在自然状态中，不存在“我的”和“你的”之间的恰当区分，因为每个人能拿到什么就拿什么，所以，财产权是一种依赖主权的公民权利。在这里，所有人同样是自然地自由、平等的，所有人都被赋予同样的自然权利，然而，没有一个主权的话，这些自然权利是自我拆台的。在这里，战争状态同样因为个人之间就转让其权力给一个绝对主权者达成的相互协议而终止。他从最极端的自然平等前提出发，终于一种同样极端的绝对主义。他的自然平等前提意味着，人类当中不存在会导致支配与服从的系统并且普遍的不平等，这些自然平等前提甚至延及男女关系。在承认女性平等上，霍布斯远远超越大多数政治理论家。但是，正如他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确信并不妨碍他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绝对统治辩护，同样，他也可以为男人对女人几乎普遍的支配找到理由。通常来说是男人建立了国家，因为他们更强壮并垄断了强制力，因此，国家法几乎普遍赋予男人对家庭的支配权。但是，正如人对主权的服从一样，女人对男人的服从原则上是经双方同意成立的。在这两种情况中，同意的基本原因看起来是恐惧，或者是征服者本人的恐惧，或者是臣属者向之寻求保护的其他人的恐惧。正如在《论公民》中那样，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同样多线作战。他至少在隐含地挑战各种可以接触到的反绝对主义论证，例如法兰西反暴君派的论证。但是，他也在辩驳各种既有的绝对主义理论，哪怕仅仅为了填补它们的漏洞，并使它们能更无懈可击地防御各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博丹的那样一种主权概念，确实可以服务于霍布斯的某些意图。例如，它挑战了混合政体观念，而且，霍布斯可以利用类似博丹的概念来证明权力必须是绝对的和不可分割的，以此反驳议会的主张。博丹说法律仅仅是主权者意志，这个定义对霍布斯来说也很有用。在英格兰的语境下，它可以被用来反对普通法传统、反对议会宣称自己是普通法首要解释者的主张。但是，即使法兰西的主权学说能够服务于霍布斯的许多意图，仍有一件重要的事它做不到：它无法应付主张反抗权利，甚至主张更积极、更持久的政治权利的一群自由个人。一些评注者认为，霍布斯论证中的个人主义既是他的科学报负，即把公民秩序分解成原子微粒的思想实验迫使他得出的，也同样是反暴君派的反抗理论迫使他得出的。这些法兰西反抗理论基于的理念是，王权最终源于作为集体的人民。尽管人民作为个体低于国王，作为集体却高于他。因此，作为一个法人共同体，他们具有一种以其代表为中介进行反抗的集体权利。评注者指出，所以霍布斯最初打算否定这种法人共同体存在。霍布斯坚称，公民社会之外只存在一群个人。唯有主权能够把这种个人的混杂集合转变成共同体。因此，主权不是由某种先在的共同体创造的，也不对它负责。相反，主权创造了这个共同体本身。霍布斯确实在他的某些论点中思考了反暴君派。但仍不清楚的是，为什么简单地借用博丹的论证来反对反暴君派是不够的。像博丹那样仅仅说国家统一只能靠一个主权来创造，没有主权就只能存在一种分裂的、碎片化的、特殊的利益的集合，它无法代表一个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共同善，为什么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为什么霍布斯不得不从具有自然权利的个人的角度去进行思考，并且不得不从一群自由、平等的个人出发来为绝对主义辩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霍布斯关于群众的论点面对的是英格兰某些非常特殊的条件，它们并非博丹这些法兰西思想家不得不面对的条件。例如，反暴君派并不主张个体公民的权利，而是主张贵族和各种法团的自治权。换句话说，问题更多是职位的权利而非人的权利。再换句话说，这更多是权力和特权问题，而非权利问题。甚至不如说，反抗是一种依系于公共职位的职责，而非人所固有的个人权利。这些法兰西反抗学说并没有给群众指派政治角色，而博丹这样的绝对主义思想家在与他们对质时，既不需要处理个人权利理论，也无须处理群众对政治能动地位的主张。他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人民的积极行动，不如说是小贵族和市政官员的要求以及他们对自己那份碎片化的国家权利主张。因此他的任务是，挑战这些仍在法兰西政治体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法团权力和特权的自主性。他必须做的仅仅是否认它们的独立性并证明它们最终源于主权。在法兰西碎片化的政治体中，他也能够通过诉诸一个更大、更广泛的法团，即主权所代表的王国整体来反驳他们的主张。如我们所见，当霍布斯写作《论公民》时，他面对着一系列全然不同的问题。一般而言的英格兰国家结构与财产关系，特殊而言的1640年英格兰的现时状况，这些意味着君主面对的不是大量碎片化司法权，而是一个统一的代表和立法机构，与法兰西国王可以主张自己代表一个比等级议会或“次级长官”更大的法团不同，他无法主张自己比议会更有权代表整个政治体。英格兰的状况也迫使霍布斯以全新的方式处理“群众”问题和公民权利问题。写作《论公民》和《利维坦》期间的事态发展迫使他进一步推进论证。在《论公民》中，霍布斯设想了这样一群自由个人：他们彼此签订契约，将自己的权力一次性全部转让给一位绝对主权者。从此以后，主权者代表他们，而且他们无权收回自己已经放弃的权力。即使在所有个人都一致同意收回他们已经赋予主权者的权力这种不太可能的情形中，他们仍不能撤销主权。因为他们就转让自己的权力给另外某人所达成的相互协议意味着，他们不仅对彼此负有一种义务，还对他们创造的主权负有一种义务，他们不经主权同意就无法取消它。在《利维坦》中，论证发生了某种微妙却重要的变化。昆廷·斯金纳强调，变化之一是一种修改后的自由定义。斯金纳指出，在《法的要素》中，霍布斯从没有清楚地界定自由；在《论公民》中，为了对抗“共和主义”的论点，即绝对政府或专制政府的存在本身就使人沦为奴隶，霍布斯提出了一个明确而简单的自由定义：“仅仅是运动阻碍的阙如。”尽管主权是绝对的，但对它的服从不能等同于奴役。最终，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不再把自由简单地定义成运动阻碍的阙如，而是定义成外部阻碍的阙如。在斯金纳看来，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8]现在霍布斯可以区分自由与权力，前者是行动阻碍的阙如，后者是行动的能力。内在的限制或约束（例如导致屈服的恐惧）可以夺走我们的权力，但只有外部的阻碍能够夺走我们的自由。这代表着现代自由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这里霍布斯是“通过提出一种替代性定义（在其中，自由的存在完全被解释成阻碍的阙如而非依附的阙如）来回应共和主义理论家的第一人”。[9]就此而言，斯金纳认为，霍布斯确立了共和主义自由概念与自由主义自由概念的分野。霍布斯还修改了他对创造主权的协议的解释。在《论公民》中，确立一个主权的协议是如此表述的：“我代表我方转让我的权利，条件是你也同样转让你的权利。”（《论公民》VI.20）在《利维坦》中，措辞发生了变化：“我授权这个人或这个集会，并放弃统治自己的权利，把它转让给这个人或这个集会，条件是，你也放弃自己的权利并转让给他，以同样的方式授权他的一切行动”（《利维坦》XVII）[10]这里的新要素是授权观念：人民创造一个代表他们的主权者，这一点不仅是通过将他们的权力转让给他而实现的，而且是通过授权他代表他们行动，使他们自己成为主权者一切行动的授权者而实现的。这种看起来不重要的措辞变化有何影响，霍布斯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引入这个变化？一方面，这个新表述似乎使主权者的权力甚至更加绝对或无限。在较早的说法中，不存在人民与主权者之间的协议，只存在人民之间就转让他们的权力达成的协议，但是，霍布斯可能已经感到，当他指出原初协议创造了一种“双重义务”，即每个臣民之间的义务和每个臣民与主权者之间的义务时，仍然暗示了一种同主权者签订的协议。在这个新表述中，霍布斯着重否定了任何对臣民与主权者之间的一种相互约束或义务的暗示。他坚持认为，主权者不是契约方，对臣民没有契约义务，不必服从契约条件，因此也不会犯违反契约之罪。这个论点被下述主张加强：主权者的每个行动不仅是他自己的行动，还是其“授权者”，即“授权”他并由他代表的臣民的行动。因此，在被授权维护和平并保护其臣民生命之后，他具有一种决定这些目标的实现手段的无限权利，不带条件，不容臣民干涉。进而，他可以甚至必须控制公共意见表达。而且，他可以暴虐（暴虐程度随心所欲）地做所有这些事情，不会破坏任何正义法则。霍布斯期望他的主权者通过臣民周知的法律来统治，但是，除了统治者自己的理性，不存在对统治者暴虐行为的真正约束。如果主权者的一切行为都是“被授权的”，那么，责备他不正义就是责备“授权者”对自己犯下不正义。另一方面，这个表述也有另一种显然相反的含义。在《论公民》中，权力的转让是一次性全部完成的。人民永久转让了其权力，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收回它们或将它们授予别处。相比之下，在《利维坦》中，臣民不是单纯放弃了行动的权力，他们仍一直是主权者行动的“授权者”。因此，授权行为或许终究意味着某些限制条件。如果臣民仅仅放弃了他们的权力，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主权者用这些权力做什么都与他们无关。但是，如果每个臣民仍然是主权者行动的授权者，那么，这些行动最终必须符合授权者的意图。如果授权者授权一个主权保护他们的生命和安全，那么，主权者可以有无限权利来决定如何做到这一点，但是，授权者不能授权一件事，即授权他不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霍布斯告诉我们：臣民对主权者的义务应理解为只存在于主权者能用以保卫他们的权力持续存在的时期。因为在没有其他人能保卫自己时，人们的自然自卫权利是不能根据信约放弃的……服从的目的是保护。一个人不论在自己的武力还是旁人的武力中找到这种保护时，他的本性就会使他服从并努力维持这种武力。（《利维坦》XXI）[11] 而且，任何主权（及其维持和平的能力）在外部战争或“内部不和”中都有暴亡之虞。当主权无法再维持和平或保护其臣民时，它就不再存在了，义务也终止了（这或许使霍布斯更接近斯宾诺莎）。面对霍布斯对主权的无限和绝对性质的坚持，这种让步可能是空无意义的。这当然不意味着他在给主权施加一种“自由主义的”正当性标准，使臣民有权利反抗一个超越了正当权威界限的统治者。这最多意味着，无法维护其权力的统治者事实上已经丧失了统治权威。然而，在其历史语境下，这个原则有足够重要的意义，因为其主要结果（可能还有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赋予克伦威尔的权力以正当性。在较早的表述中，原初协议订立后最高权威就不再属于人民。甚至某位落败的斯图亚特国王也仍然具有那种权威，只要它曾经通过原初接收的方式被赋予、传给他。但是，现在在《利维坦》中，由于人民的权威从没有真正转让出去，所以它不属于落败的国王或其继承人，仍属于人民。如果权威没有直接传给人民本身，那么，至少会传给任何能够维护和平的人，任何能够实现人民创立主权的目的的人。依据定义，它属于胜利者或其武力能够确保“保护”（“保护”使人们不得不服从）的人，在当时的情形中也就是将成为“护国公”的克伦威尔。因此，霍布斯用他的授权概念完善了其建立在激进前提上的绝对主义辩护。表面上看，他的结论是深深反民主的：任何实际存在的政府、任何有能力维持秩序的政府，无论多么暴虐，都必须被视为正当的。它甚至必须被视为是基于同意，得到其臣民授权的。但是，霍布斯的绝对主义授权理论又具有使革命政权正当化的作用。正如霍布斯著作的一位解释者指出的，“第一场现代革命已经发生了，霍布斯相信，试图违逆它是错误的”。[12] 尽管霍布斯的结论绝不是民主性质的，但他达成这些结论是通过挪用他的时代中某些最激进的民主观念。平等派已经完成了一场政治思想革命：他们坚称，对政府的同意必须由一群个人而非某种宣称代表他们的法团来授予，而且，这种同意必须持续授予（不仅通过保留危急状态中的反抗权利，还通过投票形式来实现这一点）而非在一次无限期约束他们的臣服行为中授予。霍布斯用他的授权理论回应了平等派的挑战，这是一种无须投票的持续同意理论。他用这种理论为一种绝对主义辩护画上了句号，而该辩护基于的前提是，人在自然状态中是自由、平等的；他们被赋予了某些自然权利；对于他们没有作为一群个人授予持续同意的政府，他们没有义务服从。 8．约翰·洛克平等派这样的激进派造成了一场政治理论革命，并为此后的英格兰政治辩论设定了议题，但是，当克伦威尔转而向这些曾经将他推上权力宝座，同时也正在吓跑议会派大多数成员的激进盟友反戈一击时，他们实际上被彻底打败了。由于这次背叛，共和国失去了本来或许能维护共和革命的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讽刺的是，即使这也不足以打消那些不太激进的议会派人士的顾虑。内战的经历及内战释放出的革命力量，最终使有产阶级重新团结起来，这次的集结旗不是促使他们与国王发生冲突的议会派计划，相反是斯图亚特君主制的复辟。任何事，哪怕绝对主义威胁卷土重来，都要好过一个“颠倒的世界”。当然，复辟不是最终结局。只是1641年开启的议会派计划拖延到1688年才实现。在1660年—1688年间，与过去那些导致内战的冲突并无太大不同的冲突重新出现并不断加剧。至17世纪70年代末，准备再次挑战国王的议会反对派出现了，又一个十年危机终于顺利结束。所谓的光荣革命终结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将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带上王位，同他们一起到来的（或者说流俗的历史之见这样告诉我们）是留存至今的那种立宪君主制和议会至上地位，换句话说，是1641年议会中的统治阶级所追求的那种政治秩序。在议会与国王重新产生的冲突中，还有另一个再次出现的主题。17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领导议会反对派的贵族之中，又一次出现了一些准备通过与激进力量结盟来推进其事业的人，在伦敦尤其如此。1679年—1681年，出现了相当于一场革命性危机的事件——排斥法案危机。这场危机的引发，是由于有人试图排除查理一世的推定继承人，即他的弟弟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最终失败）。之所以试图排除他，是因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而且人们害怕他可能会复活斯图亚特王朝的绝对主义计划。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激进辉格党人，其最重要领袖是第一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1622年—1683年）。他是一位富裕的、“致力改良的”地主，也深度参与了殖民贸易，他是哲学家约翰·洛克的雇主、庇护人和朋友。两人交情甚笃，洛克似乎也曾积极涉足沙夫茨伯里的政治活动。他们与激进派的来往使一些评注者相信，洛克对激进派寄于了真正的同情。他们还根据这种假设来解释洛克的政治著作，特别是著名的《政府论》。但是，洛克与激进派的关系比这更为复杂，需要更仔细地审视。洛克生于1632年，是一位乡村律师，是一名身处小绅士阶层边缘的小地主之子，他以担任牛津大学老师开始了其职业生涯。他最初是希腊语、修辞学和道德哲学讲师，之后又开始业余研究医学。1666年，他遇到沙夫茨伯里，很快作为秘书、家庭教师和医生（他运用自己的医学能力消除了雇主的肝脓肿，拯救了他的生命）进入他的家庭。在洛克的这位良师益友逝世的1683年前后，洛克在各种与殖民地、种植园和贸易事务有关的政府部门任职，而17世纪70年代一度担任大法官的沙夫茨伯里曾对这些事务饶有兴致。洛克设法从他的继承财产、他的政府薪酬和各种有利可图的商业冒险投资中聚敛了一笔中等但可观的财富。由于他（或至少是他的庇护人）对颠覆活动的参与，他于17世纪80年代谨慎地移居荷兰，在“光荣革命”后回国并为新政府效力。洛克的智识兴趣多样且多变。他出版了几部重要的经济学、神学著作，一部有影响的教育著作，即《教育漫话》（1693年），以及开创性的《论宗教宽容》（1689年）——对宗教宽容的一份有力辩护。他对农学兴趣盎然，而且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兴趣反映在他的财产权理论中。他最知名的著作或许是《人类理解论》（1690年），这是一部论人类知识的起源和性质的论著，它在18世纪成为受到最广泛阅读的书之一，并且在启蒙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人类理解论》部分指向绅士阶层的复兴，洛克相信他们正在衰落：放纵、奢侈、怠惰。按《政府论（下）》的说法，他的目标之一是展示具有普通文化水平的人如何变得更加“勤勉和理性”。洛克是在写一种人类心智的“自然史”，它属于弗朗西斯·培根的植物、动物和各种人类实践与制度的“自然史”传统。像培根一样，洛克促请他的读者把自己从习俗、风尚和公认意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以此使他们的心智纯净。因此，作为自主的、自我指导的个人，他们应该对自己的和他人的观念进行推理。绅士们被警告说，不进行自我提升，他们将被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知识却超过他们的人逐步取代。[13] 洛克的论证基于现在人们熟悉的心灵天生是一块白板的概念，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感觉印压在这块白板上面。他关于知识源于感觉经验的观点是“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但它也意味着，大多数人类差别并非遗传造成，而是不同的环境和教育造成的。同时，通观其著作，尽管他珍视自我成就的人，然而他也确信，我们中总有富人和穷人，前者总会统治后者。他不仅把“主人”与“仆人”的关系视为天经地义，甚至还为奴隶制辩护。但是，在一个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多元社会中，即使仅仅出于审慎的自利，统治阶级也必须以一种开明和理性的方式统治，必须抵制暴政，同时维护那些受到法律限制并对某种选民团体负责的政治机构。他强调劳动、勤勉、节俭、节制、温和，这与例如霍布斯对勇敢、高贵、宽宏、荣誉和光荣这些古典英雄（和贵族？）美德的钟爱形成鲜明对比。洛克最重要的政治辩论介入是1690年匿名发表的《政府论（上、下）》，他一生都否认自己是其作者，仅在遗嘱附录中承认了这一点。关于《政府论》（抛开其实际意图不说，它仍是一部单独著作）的准确写作时间，引发了很多争论。过去有人认为，它是在发表之前不久写成的，因此象征着对光荣革命的事后辩护。现在更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政府论》是在光荣革命十年前写的，大概是在1679年—1681年，也就是在排斥法案危机时期左右。这使它不是对一场已经平安完成的革命的事后辩护，而是颠覆性的对革命行动的号召。如果确实如此，这无疑解释了洛克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作者身份，尤其因为在革命参与者看来这场革命并不是绝对有把握的。无论洛克写作这部著作的动机是什么，它在之后的世纪，特别是在美国革命和此后的其他革命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覆盖了一个广泛的政治谱系。关于洛克的《政府论》，有一件事（可能也是唯一一件事）是明明白白、没有争议的。它是对绝对君主制的有力攻击，是对“有限”、宪政的议会制政府和法治的呼唤。当人们说它是“自由主义”的一部奠基性文本时，想到的就是上述品质。除此以外，对洛克政治观念的解读仍是一个交锋激烈的问题。特别是，评注者就洛克在民主上有多激进（例如，他的政治观念是接近平等派，还是相反代表着辉格党贵族的利益）产生了分歧。另一个重要的辩论话题涉及洛克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相关定位：在17世纪的讨论中“资本主义”是否是一个有意义的范畴，如果是，那么洛克是否可以被视为我们谈论早期资本主义时所联系到的那些社会和政治变迁的评论者甚至拥护者。现在本书读者应该清楚，本书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兴起”是一个有用的观念，原因我们主要在第一章和本章前段已经列举了。[14]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谈论“资本主义”，或将洛克置于这种历史语境中，并不意味着他或他的同时代人具有任何“资本主义”概念或对未来历史发展的先见之明。这仅仅意味着，如我们所见，他生活在一个财产权关系和财产权概念（这些不同的财产权关系、财产权概念之间经常相互激烈竞争）发生重要变化的时代，仅仅意味着，洛克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实践和理论上的紧迫议题。正如我们将指出的，他站在“致力改良的”地主一边，他的论点也完全符合一个参与资本主义农业和殖民贸易的进步土地贵族阶层的利益：简言之，符合沙夫茨伯里这类人的利益。这并不是否认，洛克在他的时空语境中是非常“激进的”。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的激进主义在政治上与克伦威尔或艾尔顿而非平等派有更多共同之处。使他的政治理论尤为复杂和有趣的是，他从平等派的前提出发，却得出了艾尔顿的结论（尽管完全没有与君主制决裂的暗示）。他采用激进观念来为反绝对主义做出最有力的辩护，但他总是临渊履薄地限制其最具民主性的寓意。 9．《政府论》比起《政府论（下）》，《政府论（上）》较少被人阅读，它是对《家长权》中王权绝对主义论证的细致辩驳。《家长权》是罗伯特·费尔默几十年前写下的，但在君主与议会新的冲突中，它被国王的支持者唤活并出版。洛克用充满讽刺和掩饰不住轻蔑的语言，巨细无遗地剖析了费尔默独创性的、特异的论证：王权源自亚当及上帝授予他的家长权。洛克在这里的努力与其说是展开自己的一种连贯的政治理论，不如说是通过证明《家长权》中的荒谬与不一致之处（这种证明有时并不公正），来质疑费尔默的逻辑和他对《圣经》的解释。但是，《政府论（上）》的根本前提（尽管在《政府论（下）》中阐述得更系统）是明确的：人是自然自由和平等的，自由人没有义务服从未经他本人同意的政府，因此，绝对政府不能被视为正当。在《政府论（下）》中，洛克不再只与某位特定作者论辩，他建构了一种系统的，或多或少连贯的政治理论。像霍布斯一样，他从“自然状态”开始，并概述了那些使公民社会成为必要和可欲之物的状况。但是，霍布斯的结论是，任何能够维持秩序的政府（更具体地说，一种绝对政府）都好过无政府时的“战争状态”，而洛克的意图恰恰是否定霍布斯拥护的这种政府的正当性。对洛克来说，一个能够维持和平的政府不足以强迫人们服从它，要解释生而自由、平等的人如何生成一种服从义务，需要更多东西。洛克的论证并不总是容易理解的。他的自然状态概念尤为含糊。他开始非常迫切地想把自己的自然状态概念与霍布斯的战争状态区分开。他坚持说，自然状态是一种受到某些自然法，即上帝规定的、人类理性可以发现的某些道德戒律统治的状况。洛克对人性的解释看起来也远没有霍布斯的那么阴森恐怖。人类似乎没有政府也能够共同生活，他们甚至喜欢彼此陪伴。如果说霍布斯把公民社会建立在人性的最坏方面上，那么，洛克则把它建立在人类品质的最好方面，即理性和按照道德法则生活的能力上。但是，看起来这种自然状态解释与其说是对某种历史现实的叙述，不如说是对一种道德理想的叙述。它的主要目的是作为一种标准，据此判断何者为一个正当政府、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正如霍布斯设想的绝境是为了强调绝对政府的必要性，洛克的乐观描绘旨在排除所有与自然的自由、平等和理性违背的绝对主义形式。同时，在洛克的理论中似乎还有另一种自然状态，它不是单纯的道德理想，而是类似某种历史状况——即使不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真实历史阶段，至少也是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世界真正将成为的样子。在这里，或许基于一种原罪信仰，强调的重点是人的自私。现在洛克明确表示，如果人类真的可以仅凭自己的理性和自然法的统治而共同生活，那么，公民社会将是不必要的。最终，洛克的“真实”自然状态与霍布斯的战争状态这种不确定性状态并非判若天渊。没有政府的社会充斥着不确定和“不便利”之处。特别是，在自然法是仅有的法律且每个人必须自己执行法律的自然状态中，人们在冲突情形中没有可以求助的公正法官，因此，每个人必定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样的状态必然是不稳定的，人们无法肯定最小的冲突不会导向战争。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因为洛克把（历史性的）自然状态设想成一种已经存在私有财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冲突的可能性无疑更大。由此，人们（确切地说，男人们）发现创立公民社会是有益甚至必要的。洛克对自然状态的解释或许没有它本来能够达到的那样清楚和连贯，但是，他在这里的核心思想是非常明确的：自由、平等、理性的人们为了避免自然状态的不便利之处，同意确立公民社会，正如在霍布斯的故事版本中他们所做的那样。但是，既然绝不能认为理性人赞成了某些会使他们的状况恶化的事情，所以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自然”状况以何种面貌呈现。对霍布斯来说，任何能够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政府形式都好过战争状态。在洛克那里，人们力求避免的不是（或不单纯是）战争状态，而是这样一种状态：由于缺少一个共同的、公正的法官，他们对自然法的服从变得非常不确定和不可靠。在正当政府标准的确立上，这具有重要寓意。在洛克的自然状态背景下，绝不能认为自由人同意了绝对政府，即一个不服从法治的政府。在与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统治者的关系中，人民将仍处于自然状态，这可以比拟成他们在没有公正的法官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时与他人的关系。此时统治者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实际上，在这种情形中，统治者对其臣民运用的强制性权力（其强制执行和惩罚的职务权力）将是“无权利的暴力”，因此也并不比战争状态更好。洛克的公民社会同样是由自由个人之间的同意确立的，但是，与霍布斯的经由同意建立的政府不同，在洛克这里，确立公民社会的协议不是与权力转让同时发生的。根据洛克的说法，人们首先同意建立一个社会，其后在单另的一个行动中（不是通过无条件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是通过一种信托）确立了某种政体形式。换言之，政府被委托了自然状态中每个人享有的权力，但是附有某些条件。如果违反这些条件，权力重归人民。尽管如此，他们并不因此回到自然状态。政府的解体不像在霍布斯那里那样意味着社会的解体。对洛克来说，这种对自然状态和公民社会之形成的解释意味着（除了其他事情）人们确实有一种革命的权利、一种反抗并推翻暴虐或不合法政府的权利，而且他们在如此行动时无须担心社会本身会瓦解。最终，霍布斯与洛克之间的差别较少与关于人性的根本分歧有关，或较少与没有政府时的世界将变成什么样有关，而更多与极其直接的政治考量有关。霍布斯的目标是使绝对政府正当化，无论这种绝对政府是由某位斯图亚特国王掌握，还是由某位克伦威尔式的“护国公”掌握。洛克试图为对某位斯图亚特国王的反抗辩护，为议会至上的确立辩护。两者都利用了激进的观念和论点，霍布斯使它们调头为绝对主义辩护，洛克用它们加强自己的反绝对主义论证。然而，即使比起霍布斯的绝对主义，洛克的反绝对主义论证与激进原则更为一致——例如与平等派的“自我所有权”和诸权利的观点更为一致，但他对激进观念的利用仍然以其自身的方式同霍布斯对它们的利用一样复杂和模糊。洛克在《政府论（下）》中概括的政治理论，可以被理解成辉格党贵族和伦敦激进派之间联盟（这是一次为促进有产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激进观念动员）的理论表达。记住这一点也是有用的：当洛克写作时，英格兰已经不再处于内战的剧痛中，人民激进主义已经被有效压制，来自底层的威胁并没有来自上层的威胁直接。这或许使他有信心挪用17世纪40年代的激进议会派人士（如克伦威尔和艾尔顿这些人）所拒绝和畏惧的那些革命观念。洛克采用了艾尔顿在普特尼辩论中强硬拒斥的平等派的那些概念，但这个事实本身并不会使洛克成为一位平等派分子。洛克的理论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改造这些激进观念，使其顺应为议会反对国王，为革命权利做出最有力论证这个唯一意图，同时剔除这些观念最具民主性的寓意。读者应记得，在普特尼辩论期间，艾尔顿曾针对采用一种自然权利观念会产生的结果发出警告。沿着其逻辑结论，他坚称它最终会危及所有财产。然而，洛克恰恰采用了这种自然权利观念。他甚至把它建立在平等派的这个原则上：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具有一种所有权，由此产生出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使洛克知道平等派的观念，他也不可能熟知普特尼辩论的发言记录。但是，这些观念在传播，而且他的论证如此异乎寻常地展开，就好像他的目标是证明艾尔顿的惧怕（就像费尔默的警戒一样）是没有根据的。他似乎在说，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构一种基于平等派“自我所有权”概念的自然权利学说，使它既能论证一种反抗绝对君主的革命权利，又不带有任何“平均化”结果、任何对财产的威胁或任何来自人民民主的威胁。艾尔顿（像霍布斯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理所当然地认为，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最可靠方法是，坚持财产或至少其既有形式和分配仅仅是一种人类约定，坚持它并非源于自然权利，而是由宪法和传统支撑的。相比之下，洛克着手证明财产权本身确实因自然权利而存在，而且，他不仅否认自然权利概念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威胁，甚至还找到一种方法使自然权利概念反过来为财产权和不平等辩护。稍后我们将回到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但是，他还在其他方面改造了类似平等派的观念，使之适应类似艾尔顿的政治学。处于洛克政治理论核心的是他的同意学说。再一次地，自由人没有义务服从一个未经他同意的政府。因此，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意的含义——正如我们所见，在17世纪的英格兰，同意几乎可以意味着任何事情。对平等派来说，它意味着自由人必须有投票权。对霍布斯来说，它意味着人们实际上同意了绝对君主制，或至少同意了任何能够保持权力、维护和平的既有政府。那么，对洛克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洛克赞成并引用了胡克的同意概念，它的含义不像霍布斯的那样极端，但它也意味着人们受到遥远过去订立的协议的约束。然而，洛克比胡克更关心排除绝对政府，因此，显然有必要发展他的同意学说。[15]再次在普特尼辩论的背景下解读《政府论（下）》，我们或许可以对洛克有更多了解。在答复平等派的问题，即自由人是否有义务服从一个他未授予个人同意，即一种要求以选举权为形式的持续更新的同意的政府时，艾尔顿回答说，当然存在人们没有通过投票表达同意却有义务服从的情况：外国人，他们确实不享有投票权，但被期待服从法律。如果他们选择不服从，那么他们可以自由地离开这个国家。相形之下，拥有以财产为形式的“固定、长久”利益的人无法轻易地抛开一切并离开，所以他们的政治义务必须基于同意。就此而言，那些没有财产，仅有“生存利益”的人更接近外国人。他们“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也不需要有别于离开的权利的特殊权利。第一眼看上去，洛克似乎站在平等派一边，因为他坚持所有经自己同意而受统治的自由人的普遍权利。但是，他找到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方法来使普遍同意与艾尔顿的较少民主性的结论相一致。像艾尔顿一样，洛克引用了在我们国家观光的外国人的例子。像艾尔顿一样，洛克指出，这种人，甚至任何使用我们的公路并呼吸我们的空气的人都被期待服从我们的法律。但是，艾尔顿和洛克有一个重要差别：艾尔顿把这当作无须同意的义务的例子，洛克则认为，即使在这些情况中，人们归根结底也授予了同意。关键仅仅在于有两种同意，“明示的”和“默示的”，后者或许来自胡克的“私下”同意概念和人民甚至可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授予同意的观念。任何在我们国境内生存和呼吸的人，都已经对我们的政府授予了默示同意，因此也接受了服从义务。洛克已经表明，即使从平等派的前提出发，我们如何可以不必达到平等派的结论或忍受艾尔顿所惧怕的结果。艾尔顿和平等派都在“同意意味着选举权”这个基础上进行论证，所以艾尔顿不得不证明义务不需要同意。洛克采用了一个不同的策略：义务确实需要同意，但同意并不需要选举权。洛克的论证与无投票权的个人可以在议会中“被代表”这一观点并非不一致，正如托马斯·斯密斯或理查德·胡克所说的，无产者可以在议会中“出席”，或者（像后来的思想家所说的）“实际上”被代表。洛克从未过多告诉我们他对选举权的想法，只有一个段落（第158段）除外，这个段落似乎仅仅在建议对投票制度众所周知的不规则之处进行矫正，它非常类似艾尔顿本人提出的建议。我们还需要记住，在整个17世纪，选举规则一直变动不居，因为统治阶级无耻地操纵投票权，当他们需要人民支持以反对国王时，他们就变得慷慨大方，就像排斥法案危机期间的情况那样。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洛克按理会拥护这种策略性的选举权扩大，但是，这一点仍然重要：由于默示同意学说，他巧妙地切断了同意与选举权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艾尔顿和平等派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比起艾尔顿，洛克似乎有一种更具弹性的同意观念。假如他没有为排除作为一种正当政体形式的绝对主义奠定基础，那么，他的“默示”同意可能危险地接近霍布斯的观点：一个正在运作的政府的单纯存在就意味着同意。但是，根据洛克的看法，尽管人民可以轻易地，甚至无意识地授予同意，却只有某些类型的政府可以视作得到了人民的同意，且这些政府不包括绝对君主制，因为这种政府恰恰败坏了最初建立公民社会的目的。当一个统治者不按法律而按自己的专断意志行事时，或者当他干涉一个正当确立的立法机构或试图改变其选举方式时，当政府使国家屈服于外国势力时（可以指责斯图亚特国王正在做所有这些事），或者当政府包括立法机构侵犯臣民的自由与财产，从而辜负了寄予它的信任时，政府就解体了，而且人民有权建立一个新的。总体而言，只要一个正当确立的立法权（英格兰议会）存在且能够开展工作而未受不当干涉，就可以认为不存在革命权利，尽管可能有时立法者的行为辜负了他们的信任。无论如何，当人民无法使用正常的变革政府程序时，他们就有权反叛并通过议会之外的途径设立一个新政府。这里应该再次强调，赋予人民“革命”权利并不必然包括赋予他们更为正常和日常的政治权利，这和我们在克伦威尔和艾尔顿那里看到的一样，他们赋予某些人民武装反抗政府的权利，但这不是投票选举政府的权利。我们还知道，哪怕最激进的自然平等信念也并不一定表达为同样激进的政治平等观点。在17世纪，人是自然自由和平等的观点与一切立场相容：从激进民主到王权绝对主义，从温斯坦莱到霍布斯——洛克似乎介于这些极端之间。在洛克关于女性的论述中，自然平等和政治平等的分离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展示。在明确承认女性平等上，他或许没有霍布斯走得远，但是，在反驳费尔默父权论的王权绝对主义辩护时，针对费尔默的国王绝对权力论证所基于的那种绝对父权，洛克在对家庭中的双亲权或者甚至母权主张上走得非常远。洛克没有否认父亲的优越地位，或丈夫对其妻子权威的“自然基础”。但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某种使夏娃服从亚当或使女人服从男人的上帝命令，并指责费尔默用自己的“幻想”来取代上帝的真理。然而，所有这些都不预示着女性的政治权利。像同时代几乎所有人（显然也包括女性自身）一样，洛克非常理所当然地把女性排除出政治领域，所以，在家庭中赋予她们一种更为尊贵的地位，他认为没有政治危险，也不可能被误解成他在建议认可女性进入政治领域。洛克从平等派的“自我所有权”和自然权利观念出发，最终形成的政治立场与艾尔顿的更具寡头性质的立场完全一致。当然，他看起来确实对紧急状态中的革命权利持有一种非常激进的观点，他准备把这种权利赋予“人民”整体（可能也就是说，赋予所有自由的男性家主），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议会代表。这是一种只有最激进的辉格党人才赞同的观点。但是，正如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的例子显著证明的，在17世纪的英格兰，即使一种更激进的革命观点也不必然否定更正常的政治权利对许多自由人的排斥。毕竟，新模范军的普通士兵已经被明确许可具有一种革命权利，但动员他们的军队高层恰恰坚持否定他们选举议会代表的简单权利。当被问到如果被否认新模范军的政治权利，那么他们为何而战时，艾尔顿答复说，他们获得了受一个代表机构和一种众所周知的法律统治而非受一个人的专断统治的权利，还获得了做生意和获取财产的自由，因此他们已经赢得了足够多的东西。这也是成为政治社会一员的题中之义，而成为具有选举权的“选民”完全是另一回事。[16] 10．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尽管论财产权一章似乎是在《政府论（下）》初稿完成后加上去的，但它无疑在洛克政治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这里，他具体化了构成他的反绝对主义论证基础的自然权利理论。他通过阐述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对自己人身的财产权（其他权利由它产生）这个原则来做这个工作。但是，正如对平等派那样，对洛克来说，即使人们对自己人身的财产权包含某些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它也并不必然包含平等派设想的所有那些政治权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更细致地考察洛克对“自我所有权”的独特阐述，以及它如何异于平等派的阐述，将揭示出他的财产权理论和他的政治学中的很多东西。洛克说，上帝“将世界给予人类共有”（《政府论（下）》第二十六条）。然而，如我们所见，世界起初是一种共同所有物这种观点在西方传统中很常见，而且它可以同一切立场相容：从对私有财产权的强力辩护到温斯坦莱对财产权的激进否定。洛克着手证明，人对土地的共同所有权与私有财产权相容，而且这种财产权建立在自然权利上。这里洛克绝妙地利用了“自我所有权”观念。“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洛克开始说，“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第二十七条）于是，自我所有权和每个人对自己劳动力的财产权，变成了对物和土地的财产权的来源。某人“掺入自己劳动”的东西，某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使它脱离或改变了其自然状态的东西，将某物附加其上的东西，这些都成为他的财产，而且排斥其他人的权利。这就是私有财产作为某人人身和劳动的延伸（他自然地对此具有一种排他性权利）如何凭借自然权利而非凭借共同同意而从共同所有权中产生的。尽管上帝确实将土地给人类共有，但他给他们无论如何不是为了让它浪费掉。他把它给“勤勉和理性的人”，为的是“改良”，是通过劳动增加其价值、有用性和生产力。当然，洛克确实坚称自然法确立了一些对积累的限制。最明显的限制（除了身体上的劳动能力限制）是人不应该积累得多到他无法消费它并任它被浪费或糟蹋。他也不应该积累得多到损害了同伴的利益。要尊重所有其他人的生存权利，他必须留下足够多、足够好的东西。这些“糟蹋”和“充足性”限制似乎意味着，某人自己和家人的劳动能力，以及他自己和家人的消费能力对他可以积累的东西施加了严格的自然和道德限制。因此很难设想，巨额积累和巨大财富不平等如何能够与自然法相容。洛克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新发展改变了一切：货币的发明。货币使人们能够积累多于自己可以消费的，同时并不违背自然法对糟蹋的禁止。赋予金或银某种价值以作为交换媒介，这个决定意味着财富可以以一种无限的方式积累。这也许可了交换和营利性商业，这些转而为增长生产力和财富提供了刺激。没有货币和商业，则“改良”和积累既无可能性，亦无动力。货币和商业所促进的土地改良也意味着，较少的土地就可以供养更多的人民。一方面，这或许是指，尽管人们现在可以积累更多而不违反糟蹋的限制，但他们为了生活幸福不必如此做。他们可以生产更多财富，因此他们也可以留给别人更多东西。确实有人从这种角度解释说，洛克反对财产的大量集中。另一方面，洛克认为，通过使土地更有生产力并具有更高价值，货币、商业和改良实际上增加了人类的“共同资产”。这意味着人们可以积累更多而无须剥夺他人，也不会违反“充足性”限制。一个积累了大地产并予以改良的人，远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实际上还增加了他们的福利。此外，在这些状况下，许多人实际上没有地产也可以维生，因为他们可以用劳动换取工资。这表明赋予一个人财产权的劳动可以是其他某人的劳动。显然洛克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些人将拥有大量财产，而其他人完全没有。甚至有些人将为他人工作，由此为他人创造财富。“主人和仆人”，他写道，“是和历史同样古老的名称”（《政府论（下）》第二十七条），仆人（在17世纪，这个词包含许多雇佣劳动者）可以出卖他们的劳动而不会丧失其自然自由，只要主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不是无条件、永久的转让，而是一定时间的劳动出售。（洛克也为奴隶制辩护，但基于不同理由：在一场合法战争中，一个因为征服而失去自由的人可以用永久受奴役来换取生命的保全。）而且，在土地得到“改良”和有效利用的地方，即使仆人也可能比未改良土地的主人过得好。洛克并不止步于此，因为货币的发明还有另一重意涵。货币之所以有价值仅仅是因为人们同意，因此，这也意味着他们同意了其结果：“这就很明显，人们已经同意对于土地可以有不平均和不平等的占有。他们通过默许和自愿的同意找到一种方法，使一个人完全可以占有其产量超过他个人消费量的更多的土地。”（《政府论（下）》第五十条）尽管特殊的法律和宪法调节特殊的财产制度，但是，人们已经同意的不平等并不取决于此类特殊法律。它适用于任何存在货币的地方。这似乎意味着，所有政府都不能试图改变人们已经同意了的不平等状况，以此推翻这个协议。货币的发明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状况，以至于自然法和人的自然自由、平等及土地公有变得不仅与私有财产权相容，而且与严重不平等相容。而且，这一切都具有正当性，正当性来自自愿的同意。洛克不是唯一一位，甚至也不是第一位认为财产权源于劳动的人，但他确实是第一位如此系统地把这个原则阐发成一种财产权理论和一种自然权利理论的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还使财产权源于劳动的观念发生了独特的转折，这使他彻底背离了前人。洛克的自然权利概念对他的反绝对主义论证具有核心作用。但是，他的财产权理论的寓意远远超出了他的反绝对主义政治学。此时再次在普特尼辩论的背景下思考他的理论，能使我们对洛克有更多认识。读者可以回想威廉·雷恩巴勒少校在普特尼发表的意见：“这个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身和财产，任何法律如果能保护我的人身，那么它比能保护我的财产的法律更可爱。”平等派确实信仰私有财产权，但雷恩巴勒少校在这里赋予人身相对于财产的优先性，而这正是艾尔顿最害怕的原则。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洛克找到了巧妙避免平等派学说的这种后果的方法。洛克明确声明：公民社会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财产”（《政府论（下）》第八十五条）。这看起来足够明确，而且乍看之下没有给那些内在于人身的，有别于财产权的权利留下余地。但是，在他那充满争议的论财产一章，当他界定财产本身时，洛克常常使用一种广义定义，它包括“生命、自由与财产”。自《权利请愿书》之后，在主张臣民的权利时，“生命、自由与财产”或复数的“人身、自由与财产”这类表述已经变得常见，例如它出现在《大抗议书》中，李尔本也曾经主张应该保护每个英格兰人“古老的”根本权利，使其“生命、自由或财产”不受专断、非法的侵犯。洛克把所有这些权利包含进“财产”这个单独范畴中，这确实意味着，政府的目的正如雷恩巴勒少校所坚称的是“保护人身和财产”，也意味着所有人，哪怕没有“财产”的人也具有政府有义务予以保护的某些东西，意味着这样一个人因此享有某些基本权利。权利内在于人身而不论这个人有无以财产为形式的“固定利益”，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托马斯·雷恩巴勒上校要求向哪怕“最穷的人”扩大选举权。艾尔顿看到了诉诸仅仅因为生存和呼吸而内在于人身的权利所具有的危险，这意味着这些权利凭借自然而非凭借传统或英格兰宪法而存在。但是，洛克找到了一种方法，由此可以把自然权利归属于人身，同时避免艾尔顿预见到的风险，并再次使平等派的原则与艾尔顿的政治学相容。例如，他的同意学说使这一点成为可能：谈论此类自然权利，同时又不要求任何超过艾尔顿愿意让步承认的东西，即凭借一个代表机构和一种众所周知的法律的存在，而非凭借一个人的专制统治，使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护。至于财产，当洛克将它描述成一种自然权利时，他所指的含义与平等派想的似乎很不同，或者更具体地说，他在回答一个不同的问题。在雷恩巴勒与艾尔顿的辩论中，双方看来都同意私有财产权是上帝规定的制度（尽管这并不排斥最初世界被交给人们共有这种信念）。例如，在回应自然权利学说危及一切财产这种指责时，雷恩巴勒坚称他并无此意，要求政府中的发言权也当然不意味着摧毁财产。实际上，财产权凭神法而存在：“神法规定了它，否则上帝为什么要定下你不应偷窃的法律？”尽管艾尔顿拒绝把自然权利当成财产权基础的观念，但他并不否认这条上帝戒律，他也不认为财产权本身没有神圣权威。然而，对他来说这不是主要问题。问题是既有的财产分配是否正当，更具体而言，与之适应的政治权利分配是否正当。艾尔顿认为，一般意义的财产制度可能是凭神法而存在的，但是，任何个人对任何特殊财产的特殊权利，正如选举议会的权利一样不是上帝规定的。“神法”，他说，“并不延及特殊事物”，它“不决定特殊事物，而是决定涉及人与人关系、财产关系的一般事物，以及所有其他事物”。神法与特殊的人的财产之间的联系是微乎其微的，并且“我们的财产源于其他事物”。和政治权利一样，特殊的财产权利源于习俗和历史先例。如果我们诉诸某种超历史的自然权利来质疑这些习俗和先例，我们将危害一切财产。毕竟，如果每个人都对他生活所需的一切事物享有一种自然权利，那么所有私有财产肯定都无法得到保障。尽管雷恩巴勒上校否认有危害私有财产的意图，但他确实诉诸了某种自然权利。然而，重要之处在于，他和其他平等派成员在诉诸自然权利时都没有把它当成解释人们如何开始对某个特殊事物具有财产权的方法。确实，平等派质疑历史先例和宪法先例（艾尔顿乞灵于它们来支持既有的财产和政治权利分配）的正当性。平等派给出了不同的历史先例，他们还主张某些“本土人的权利”——它们已经被诺曼征服所破坏。他们确实唤起一种自然权利或自我所有权的概念来支持他们的历史主张，但这种概念的主要目标是自由而非私有财产。在理查德·奥弗顿的小册子《射向一切暴君之箭》中，平等派的论证得到了最清晰的阐明。我们之前引用过这部小册子的有说服力且经常被援引的“自我所有权”定义。奥弗顿确实坚持说，如果人们没有对自身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就不可能存在“我的和你的”。但他仅仅是指，如果任何人的自然自由被侵犯、其人身被专断干涉，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安全享用他占有的东西。至于物质财产本身的起源，奥弗顿未置一词。然而，从他对《权利请愿书》中重申的《大宪章》诸原则的引用中，从他对爱德华·柯克勋爵的评注的引用中，我们可以管窥他的一些想法：除非凭借合法的审判，也就是某人的对等者（与他处于相同地位的人）的裁决，或凭借土地法……凭借正当的法律程序，否则，任何人都不应被强占财产。强占的意思是非法占有或剥夺他的自由保有物，即土地或生计；或者非法剥夺他的自由或习惯性自由，也就是非法剥夺他凭自由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享有的特许权、自由和习惯性自由。这里相关的财产权是得到成文法或习惯法承认的各种公民权利和习惯权利（自由保有权、法团“自由”、做生意的“特许权”等）。奥弗顿并未谈及财产权的自然起源。他只是坚称，一个人的自然自由使他具有一种不可剥夺的享用“正当的法律程序”的权利，并且不经过这类程序，任何对其财产的干涉都不是正当的。强调重点仍然不是财产权本身，而是自由，是专断权力的不正当性。平等派的论证似乎是这样：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具有一种财产权。由此产生了某些自由：非经同意则不服从他人权威的自由，遵循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自由，还有享用自己的所有物而不受非法干涉（一切非正当设立、不负责、不按正当法律程序行事的权力的干涉）的自由。平等派确确实实质疑了艾尔顿诉诸的历史先例和宪法先例的正当性，而且他们是通过主张已经被诺曼征服破坏了的“本土人的权利”来进行质疑的。基于自我所有权的论证表明了平等派关于正当权力的想法，但它并不能解释一些人如何开始具有正当所有物。它的确意味着，政治权利不能基于狭义的“财产”。这些权利附属于人身。它还意味着，既有的财产分配不过是由征服获得、由不正当权力保护的赃物。平等派想使政治权力同财富、特权分离，他们想保护小财产不受不正义的、压迫性的干涉。但是，在他们的论证中，并没有什么地方与艾尔顿的特殊财产凭习俗而存在的原则不一致。问题仅仅在于有些习俗是正当的，其他的则不是，这取决于它们是尊重还是违背自然自由。如果说证明特殊财产的自然起源并非平等派这样的激进派的目标，那么，约翰·洛克的目的则较为复杂。然而，强调平等派的自我所有权观念与洛克式财产权理论之间的连续性的评注者在某种程度上搞混了问题。洛克恰恰准备回答棘手的特殊事物问题：“任何人如何开始对任何东西享有一种财产权呢？”（《政府论（下）》第二十五条）他的理由是复杂的，但他的一个明确目标是通过使财产权独立于、先于公民社会，来加强其不可侵犯性：如果人们具有一种先于且独立于公民社会的财产权，这种财产权属于他们是凭自然而非凭政府或共同体的认可，这仅仅加强了所有政府都不可非法干涉财产权这个原则。洛克无疑还试图再次回应来自费尔默的一个挑战。在论证政治权力和财产权源于上帝对亚当的授予时，费尔默与所有主张财产权因人们的同意而存在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包括霍布斯、艾尔顿，甚至还有平等派这些各不相同的思想家）辩论，因为这意味着世界最初是共有的。费尔默仅仅认为，如果是这样，私有财产权就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违背上帝意志的罪，而且，私有财产权至少需要人类的普遍同意，而这是绝对找不出证据的。洛克在一般意义上驳斥绝对主义理论和特殊意义上驳斥费尔默时也采用了这个论点。他证明了私有财产权如何可以同上帝将世界给予人类共有相容，“在上帝给予人类为人类所共有的东西之中，人们如何能使其中的某些部分成为他们的财产，并且这还不必经过全体世人的明确协议”（《政府论（下）》第二十五条）。但是，除了在他的反对绝对主义论证中的作用，洛克的自然权利概念还有其他作用，当我们再次将他与平等派进行比较时这一点就会变得很明显。要理解洛克与平等派的差别，我们首先可以思考一个简单事实：平等派并无强烈动机去接受艾尔顿的自然权利是习惯和习俗的敌人这种论点。他们确实想否定某些确立了现行权力与特权体系的习俗和习惯。但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保护某些习惯，即“自由出身的”普通英格兰人的习惯权利和土地保有权，它们正在受到统治阶级的破坏。因此，对于证明自然权利高于一般意义的习惯，平等派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希望表明的是，某些习惯权利得到了更普遍的，甚至自然的原则的支持。不经正当法律程序，由一个不正当政府废除这些权利是对自然自由的破坏。洛克似乎并没有类似的对习惯权利的眷恋。他的自然权利理论确实威胁到习惯和习俗，但不是在艾尔顿所畏惧的那种意义上。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威胁到的不是沙夫茨伯里这样的地主的财产，而是平民的习惯权利。洛克独具匠心地修改了平等派的“自我所有权”观念，再次保持了构成他的政治理论整体特色的微妙平衡：一方面是一种激进的反绝对主义，另一方面是对其民主寓意的小心限制。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为自然权利观念（在攻击绝对主义时他如此有力地运用了这个观念）填充了实质内容。诉诸一种自然的、不可转让的、任何政府都无权破坏的对“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权利，这确实为反绝对主义论证增加了力量。财产权源于一种属于每个人的个人权利，设计这个论点仍然是为了反驳费尔默的主张：所有政治权力和财产权都源于上帝对亚当的授予，而非源自某种普遍的（男性的）人权。洛克的论点可能还出于其他政治理由。例如有人认为，论财产一章，以及洛克对作为财产权来源的劳动的重要性强调，是在向“勤勉”阶层示意。排斥法案危机期间，沙夫茨伯里一派在试图促成一个反对派联盟时曾讨好这个阶层（但我们稍后将看到，在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中，“劳动”具有非常灵活的含义，它既适合凭自己双手工作的“勤勉”阶层，也适合“致力改良的”地主）。同时，论财产一章也有助于抹消激进自然权利概念所固有的更民主的可能性。财产权理论包括一种对巨大不平等的灵活辩护，这使洛克的革命性理论可以与英格兰既有的财产分配相容。在所有这些方面，论财产一章都对洛克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但是，它也具有一些远远超越其对洛克政治理论之影响的寓意。这一章代表着对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的一种重要重思，它与英格兰独特的历史发展有关。 11．改良洛克关于财产权的论证关键在于“改良”观念。这一章贯穿的主题是，土地需要成为高产的，这也是劳动产生的私有财产权胜过共同所有的原因。值得指出，“改良”这个词的最初意思（衍生自诺曼法语的emprouwer）是“使盈利”或“为盈利而管理”，显然这就是洛克及其同时代人使用的意思。洛克反复声称，土地固有的价值绝大部分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劳动和改良：“正是劳动使一切东西具有不同的价值。”（《政府论（下）》第四十条）同样明显的是，他脑中的“价值”就是交换价值或商业价值。他甚至具体计算了劳动相对于自然所贡献的价值。“我认为”，他指出，“如果说在有利于人生的土地产品中，十分之九是劳动的结果，这不过是个极保守的计算”，他紧接着自我修正：更准确地说，百分之九十九应该归功于劳动而非自然（《政府论（下）》第四十条）。未改良的美洲的一英亩土地，可能在自然肥沃程度上和英格兰的一英亩土地不相上下，但它还不值英格兰一亩土地的千分之一，“假如一个印第安人从那块土地所得的一切利益在这里估价出售的话”（《政府论（下）》第四十三条）。未改良的土地是种浪费，因此，某个人为了改良它使它脱离共同所有权并据为己有——他取消土地的公有并圈起它，那么这个人并未从人类那里取走东西，反而贡献了东西。我们已经知道，在洛克那里，劳动与财产权并无直接对应关系，因为一个人可以占有他人的劳动。现在看来，洛克关心的问题较少与劳动本身的能动性有关，而更多与其营利性使用有关。例如，在计算美洲一英亩土地的价值时，他没有提到印第安人的劳动和他花费的努力，而是谈论在缺少一种充分发展的商业的情况下，他得到的利润（的匮乏）。换言之，问题不是人的劳动，而是财产的生产力及其在商业利润上的有用性。在一个有名且饱受争议的段落中，洛克写道，“我的马所吃的草、我的仆人所割的草皮以及我在同他人共同享有开采权的地方挖掘的矿石，都成为我的财产”（《政府论（下）》第二十八条）。人们花费大量笔墨讨论这一段以及它向我们揭示的例如洛克对雇佣劳动（割草皮的仆人的劳动）的看法。但是，“草皮”这段真正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洛克将“我的仆人所割的草皮”和“我挖掘的矿石”放在同等位置。这不仅意味着，我，也就是主人已经占有了仆人的劳动，而且意味着，这种占有与仆人本身的劳动行为在原则上没有差别。无论从哪点看，我自己的挖掘和我对我的仆人收割的果实的占有都是一样的。然而，洛克感兴趣的不是单纯消极的占有。毋宁说关键在于，对土地进行生产性利用的地主，哪怕凭借他人劳动对土地进行改良的地主，同从事劳动的仆人一样勤勉，甚至比他更勤勉。我们已经变得习惯于将“生产者”和“劳动雇佣者”等同（例如与工会有冲突的“汽车生产者”这种说法），以至于看不到这种等同的意涵，但重要的是记住，使这种等同成为可能，需要某些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统统治阶级从依附的农民那里消极地占有租金，他们绝不会认为自己是“生产者”。那种可以被称为“生产性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这意味着财产被积极地使用，不是被用于“炫耀性消费”，也不是单纯地被用于获取“超经济”强制手段，而是被用于投资和增加利润。财富之获取，不是像收租贵族那样，单纯靠使用强制力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更多劳动剩余，然而也不是像前资本主义商人那样，靠“贱买贵卖”。财富的创造，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单位的产出），以便产生在市场交易中实现的利润。通过将劳动与利润生产结合，洛克可能成了第一位建构了一种基于这些近似资本主义原则的系统财产权理论的思想家。他当然不是一位成熟工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但是，他的财产观及其对以利润为目标的生产力的强调，确实使他远离了前人。他关于价值是在生产中积极创造的观念，已经与单纯聚焦于交换过程、“流通领域”的传统观点异轨殊途。（在17世纪，只有常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提出了类似这种“劳动价值理论”。）洛克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批评了那些消极收租却不改良其土地的土地贵族，他也同样批评了那些单纯作为中间人的商人，他们在一个市场低价买入并在另一个市场高价卖出，或囤积居奇、抬高价格，或垄断市场以增加销售利润。在他看来，这两种类型的所有者都是寄生性的。他们绝不是“生产者”。然而，他对这类所有者的抨击不应被误读成与统治阶级针锋相对的对劳动人民的辩护。他确实褒扬勤勉的手艺人和店主，但他的理想典范似乎是致力改良的大地主，他认为这种人是共同体财富的最终源泉，他称之为“第一生产者”——一个像沙夫茨伯里这样的资本主义地主和殖民贸易投资人，一个不仅“勤勉”，而且其巨额财产对共同体财富厥功甚伟的人。洛克的财产观非常适合处于农业资本主义早期的英格兰的状况。它鲜明反映了这样一种状况：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和大资产同独一无二的高产农业（不仅在总产出的意义上，而且在每个劳动单位的产出的意义上高产）结合。像托马斯·斯密斯勋爵一样，他视英格兰农业的三方结构（地主、佃农和“仆人”或雇佣劳动者三位一体）为理所当然，尽管这种三方结构没有遍布整个国家，但它在洛克最熟悉的英格兰南部和西南部已经充分确立。他的“改良”话语应和着探讨此时在英格兰繁荣发展的农业技术的科学著作，特别是皇家学会以及洛克和沙夫茨伯里联系密切的学识圈产生的科学著作。更具体地说，他对公地是浪费的频繁提及，他对取消土地公有的赞扬，进而对圈地的赞扬，在那个时空中具有非常强烈的共鸣。[17] 我们需要记住，在洛克的时代，财产权定义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实践议题。一种新的财产权定义正在确立自身，它既在理论也在实践上挑战着传统形式。例如在对公有权利和习俗权利的争论中，它频繁亮相。为营利性交易而“改良”的原则正在日益战胜其他原则和其他财产权主张，无论这些主张是基于习惯还是基于某种根本的生存权利。提高生产力本身变成排斥其他权利的一个理由。[18] 17世纪已经有一些关于土地冲突的法律判决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法官诉诸的原则非常类似洛克概括的那些原则，目的是使排他性财产权优先于公有权利和习惯权利。这些论证被用来支持这类地主：他们力图消灭平民的习惯权利，将他们逐出公地，通过圈地把公地变成排他性私有财产。圈地、驱逐和改良，正如洛克所说，增加了共同体财富，并且它增加的“共同资产”多于它减少的。18世纪，当圈地因为议会的积极参与而旋即加速时，“改良”理由被系统地加以援引，用来作为财产资格的基础和消灭传统权利的根据。这并非洛克财产权理论支持沙夫茨伯里这类地主的利益的唯一方式。我们已经略为提到洛克对奴隶制的辩护。他的改良观点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用来为殖民扩张和侵占土著居民土地辩护，正如他对美洲及其本土居民的评论怵目地揭示的那样。如果未改良的美洲土地只能是“浪费”，那么欧洲人圈起并改良它们就是一种上帝授予的职责，同原初自然状态中“勤勉”和“理性”的人所做的如出一辙。“全世界初期都像美洲”（《政府论（下）》第四十九条），没有货币，没有商业，没有改良。如果世界（或其某部分）已经在上帝的指示下离开了自然状态，那么，任何仍停留在这种原始状态中的一切事物必定要走同样的路。在构想出一种更多与财产权而非司法权有关的帝国辩护上，洛克或许不是唯一一人，但他远远超越了其他殖民侵占辩护者诉诸的单纯的无主之物（resnullius）原则。对他来说，问题不仅仅是无主的或未利用的土地，而是没有为商业利润进行改良的土地。他也并非像格劳秀斯那样仅仅认为，当（且因为）事物被使用、被改变时，它就变成财产。在洛克看来，财产权（也包括殖民侵占）源于价值的创造。[19] 约翰·洛克建构了一种对议会和“有限”政府的有力辩护，但这种辩护并不拥护民主。哪怕只是使议会制政府民主化到接近平等派所要求的男性普选权的程度，都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和大量的斗争，更不用说女性选举权了。当最终赢得这些胜利时，确实赢得有价值。但是，到那时，选举权已经不再具有平等派曾经期望的那种重大作用。问题已经以有利于资本主义财产权的方式得到解决。围绕公有权利和习惯权利展开的古老政治斗争销声匿迹了，而且，社会生活众多领域服从的不是民主问责的要求，而是资本主义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指令。 12．18世纪英格兰的洛克范式当前有段时期，很多关于18世纪西方政治思想，特别是英美思想的学术争论围绕着美德与商业的关系展开，约翰·波考克是这场争论的主要参考点。[20]波考克对18世纪英格兰的描述大致如此：在17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场金融革命，它引发了“突然的、创伤性的资本发现”，其形式是公共信用以及由此而来的政府恩庇的增长。关键的、象征性的时刻是英格兰银行的确立。这无异于一场财产权性质和观念上的革命。在他看来，17世纪早期，甚至16世纪一些人看到的英格兰财产权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根本转变，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财产权的真正转变，其结构和道德的转变，在17世纪90年代中期“陡然”出现，并伴随着政治心理的突然变化。这场革命性转变标志着商业社会肇始。就是在这个时刻，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表现为资本主义关系——在波考克的术语中是指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21] 波考克指出，政治话语必须想办法应对这种转变，面对一个新的商业性、寡头性、帝国性的不列颠，或与之抗争，或为之辩护。古典共和主义词汇被用来处理土地利益和“金钱利益”之间重新出现的冲突——这种冲突先于不动产和政府恩庇之间的冲突并受到后者塑造。而且，我们可以从“美德”与“腐化”的争论中发现商业意识形态的起源。在驳斥反对声音、为新的商业意识形态辩护的过程中，主要的意识形态需求之一是巧妙处理美德与商业的对立。必须质疑独立的土地利益与多少有些腐化（或无论如何都是腐化）的金钱利益的对立地位。商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提供的答案通常与商业的文明化影响有关，通过驯化激情或驾驭它们服务公共利益，这种文明化影响取消了对公民美德的需求。因此，18世纪政治话语争论的主轴关涉一种冲突，也就是强调占有和公民美德的财产概念与强调交易及其对激情的文明化的财产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叙事还具有这样的效果：将洛克移出现代财产革命的中心，移出使新兴资本主义理论化的努力的中心。根据这种论点，洛克与思考资本主义社会或商业社会（批判它或使它正当化）无关。在他的时代商业社会尚不存在，也尚不是一个问题，而且，18世纪用来使商业社会概念化的范畴和词汇与洛克的不同且常常相反，在这两种意义上，他是不相干的。当然，关于波考克的叙事和他对现代早期欧洲话语中美德与商业关系的设想存在很多争议。有人不仅反对他对不列颠的分析，而且反对他的一般分析范畴。毕竟，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公民人文主义把商业、自由和美德联系起来，而且商业已经得到荷兰共和主义者拥护。其他人坚持认为，18世纪英格兰共和主义话语的重要性被严重夸大了，还有人指出，基于英格兰和欧洲其他话语传统的美国思想家完全有能力整合自由主义话语与共和主义话语，或者进而言之，整合公民美德与商业。然而，即使提出公民人文主义或共和主义的性质和程度问题，或提出政治话语中美德与商业的关系问题，辩论的根本框架仍然没有受到质疑。我们已经指出，“共和主义”观念实在是一个迟钝的工具，它尤其不适合英格兰政治的特殊情况。对于“商业”也可以这样说，无论它被设想成美德的对立面还是替代物。“商业”观念遮蔽的东西和它揭示的同样多，“商业社会”更是如此。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使英格兰有别于其他商业社会。18世纪商业性、寡头性、帝国性的秩序建立在农业资本主义及其非常特殊的财产制度之上，而且，土地利益和金钱利益之间的任何对立都以有产阶级之间更根本的共性为前提。乡绅和商人，无论是托利党人还是辉格党人，都从属于资本主义财产制度。所谓的商业革命并非无中生有，也不仅仅是一场语言转换。它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我们所谓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结局。这个过程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土地贵族，从1688年—1689年革命走出的他们打败了绝对主义，实际掌控了英格兰，并且处在强势立场去巩固他们在先前整个一个世纪不断确立的财产制度。英格兰银行的建立（波考克的革命性时刻）是他们的胜利的一个结果，他们中最重要的人士是领导了1688年革命同时也是其主要受益者的辉格党人。英格兰银行是为了回应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地主阶级的需求而出现的，这个事实使它与欧洲其他公共银行有差异，也使我们对英格兰历史的特殊之处有更多了解。银行是英格兰独特的一种制度，而且这种差异有一个历史，因为英格兰银行业早已按照英格兰独特的方式发展。英格兰银行是至少自16世纪开始的发展的巅峰。大陆银行业的发展主要是为了给各独立市场之间的远程贸易和套利提供资金和帮助。在这些方面，英格兰的制度早期极其薄弱，但它的发展方式顺应了自身的特殊需求。特别是，它发展了迎合地主阶级投资的银行业形式。这是某种全新的东西，在大陆找不到对应物，它也显然是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早在英格兰银行之前，英格兰农业经济就已经按照独特方式发展了。大地主和作为资本主义农民的佃农之间的特殊关系意味着，英格兰农业正在史无前例地回应着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新需求。这创造出对投资资本的新需求，而这种新需求对资本匮乏的大陆农民甚至收租地主而言是陌生的。而且，为了促进生产，英格兰银行以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方式发展成了投资资本的供应者。比起其他银行体系，英格兰银行体系更多处理生产者之间的事务——不单纯是代理商之间的事务，甚至不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事务，而是一个日益专业化的生产网络中生产者自身之间的事务。这不是后来某种商业经济或工业经济的职能。它产生于英格兰农村，特别与英格兰农村地区的专业化有关，专业化意味着生产者必须以独特方式、以不同方式（例如与法兰西的农民经济和地方农民市场不同的方式）应对彼此。英格兰银行业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一个日益一体化的国内市场和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大城市市场的需求。这不单纯是一个地理范围问题，即近程和远程贸易的差别问题。它与英格兰社会和英格兰经济的根本特征有关，这些特征使英格兰区别于欧洲邻国。英格兰银行直接的前身是金商银行家（goldsmithbankers）。他们的目的不单纯是促进旧的、从转让或贱买贵卖中得利的贸易形式，而是鼓励对营利性生产的投资。使英格兰银行与众不同之处并非在于它是一个公共银行，而在于几乎相反的事实：英格兰公共银行是私人银行英格兰特殊形式的延伸。确实，它通过提供公共信用，特别是为战争提供资金支持而获得了经营私人业务的权利，但其原则和一般的银行职能延续了英格兰私人银行业已经存在的实践。因此，英格兰银行不是一种全新商业体制的突然浮现。它是长期发展着的社会财产关系，即农业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延伸。这些发展已经启动了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动力，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前所未有的、自我维续的经济增长——这不同于欧洲任何其他地方，包括高度商业化的荷兰共和国。18世纪英格兰的商业资本主义牢牢扎根于这些独特的发展中，且没有这些发展就不可能存在。无论18世纪英格兰出现了什么新事物，财产制度的革命性转变都先于它们，并且是它们的前提。那么，由于公共信用出现而得以可能的政府恩庇的增长是怎么回事？（在18世纪发展成威廉·科贝特著名的所谓“古老腐败”）是一种寄生性产物，它既靠商业活动也靠资本主义农业创造的财富供养。换言之，即使土地财富按照定义讲是“不动的”而非“动的”，它也并不因此就更少具有“商业性”。毋宁说，比起作为前资本主义遗物而存在的垄断贸易公司，土地利益更符合资本主义逻辑。经营高产、改良农业的托利党乡绅比老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更具资本家性质，乡绅的财富也比凭国家恩庇和公共腐败而致富的特权少数的财富更具资本主义性质。利用国家职位、特权或恩庇追求私人财富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整个欧洲，这既是例外，也在同等程度上是规则。使英格兰的“超经济”占有方式区别于例如法兰西之处在于，这种占有方式在18世纪的英格兰是一种次要的寄生性产物。法兰西的官员主要通过向生产阶级，特别是向农民课税来中饱私囊。当17世纪90年代英格兰设立土地税时，正值议会牢固确立其税收控制权的时刻，议会中的英格兰有产阶级那时在向自己征税，把他们以租金或利润形式从生产者那里已经占有的东西转移成国家财富。不仅在科贝特这样的激进分子中间，而且在有产精英中间，“古老腐败”都是一个争论焦点，这并非因为它代表着与对立的土地利益竞争的一种新的商业秩序或资本主义秩序，相反是因为它寄生于资本主义财富（这种财富至少同等程度地既是商业性质的也是土地性质的）之上。问题不是资本主义财产，而是少数腐败、寄生的类型正在揩生产性资本利润的油。确实存在用土地财产的道德品质来对比商业利润的价值观的一系列批评声音。然而，哪怕最不容情的批评者也证实了农业资本主义的现实。批评的靶子很可能恰恰是把利润放在职责和责任（也就是等级义务和顺从义务）之上的资本主义地主。这些批评者或许对“改良”或帝国扩张的成果不屑一顾，然而，即使在18世纪政治话语中存在美德与商业的对立，它很大程度上也是大体赞成英格兰新财产制度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只是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反对其过度和无节制。对这些批评者来说，即使存在商业的价值观与土地财产的美德之间的对立，它也无关利润和农业之间的对立。它关乎不受道德价值观或阶级职责约束的商业，关乎辉格党过分的扩张主义，关乎把所有职责、等级义务都放在商业利润之下的地主的传统责任，关乎与农业改良生产力相悖的对乡村猎场和林园的大肆炫耀。使这些批评者与“商业社会”辩护者，例如约瑟夫·艾迪生或丹尼尔·笛福（波考克举的例子）产生分歧的地方，并不是围绕资本主义财产的冲突。分歧与资本主义财富的用途有关。例如，艾迪生完全赞成结合了利润与享乐、农业改良与奢华园林的大地产。笛福对英格兰独特的植物园的赞美沿着同样的线索，它既是对利润的称颂，同时也是对田园美学的讴歌。但在批评者看来，农业改良和营利性生产是一回事，大事铺张、骄奢淫逸完全是另一回事。[22] 即使当地主阶级的美德被高举以反对商人的恶习时，这种对立也很可能被用来支持而非反对资本主义财产制度。哪怕在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最主要是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对商业可能威胁美德的担忧也是一个重要主题。在《国富论》中，斯密求解商业与美德这个让他困扰终生的难题，他的解决办法更多而非更少地求助于商业竞争准则，并期待国家不要强加一种与商业交易不相容的公民美德，而要保障竞争准则在约束商人和制造商的倾向上切实起作用。这一点无疑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不列颠资本主义特殊情况的事情。斯密的朋友亚当·弗格森仍然被商业和美德的紧张关系所困扰（而且我们可以认为他具有某种“共和主义”色彩），但即使是他也把市场机制视为进步引擎（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详细论述）。更具体地说，无论这两人对商业或商人恶习的腐化影响有何想法，他们都没有鼓吹一种不服从经济“改良”指令的土地财产形式，其他更加明确的“商业社会”批评者中也没有多少人鼓吹这种财产形式。鼓吹者和批判者都把早已发生的转型的产物——农业资本主义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的话语也相应地独具特色。英格兰确实不是唯一具有庞大商业利益的欧洲国家。如我们所见，英格兰思想家也不是最早用商业发挥公民美德之作用的。英格兰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上以新的方式构想了商业本身，这是一种具有自身动力，甚至具有一种新道德的资本主义商业。从有产阶级（他们对既有财产制度的赞成程度远远超过不赞成程度）之间争论的角度来界定18世纪英格兰政治话语，或把绅士之间火气较大的争执夸大成革命性时刻的冲突，看来是颠倒错乱的。争论无疑存在，但从英格兰历史中其他真正根本性对立带来的动乱和暴力的背景下来看，18世纪更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解决了有产者之间的共识问题。在那个世纪支配英格兰的财产制度是一个长期冲突史的结果，所有这些冲突都充斥着大量暴力。这种财产制度是在一系列针对上层和底层威胁的斗争中得到确立的：从挫败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小所有者的反叛，到消灭未经议会许可的税收；从镇压内战期间骤然涌现的人民的威胁，到最终遏制王权绝对主义（它在1688年—1689年被彻底击垮）对财产权构成的威胁。在18世纪，从上述历史中产生了重要发展：例如，议会圈地，并通过所谓司法恐怖对财产权进行强制性重新界定；宣告习惯权利违法，并对许多新的违犯财产权行为引入死刑。当然，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列颠社会将出现重大变化。但是，英格兰独特的“商业社会”历史中的转型时刻，更多属于17世纪甚至16世纪而非18世纪。这些转型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它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不仅独特地使农业生产者服从于市场指令和竞争性生产的需求，还推进了大规模剥夺强占行为——这为全新形式的工业生产创造了劳动力和一种新的消费市场。[23]诚然，17世纪的思想家几乎无法想象18世纪那样的市场机制，但是，他们可以也确实做到了使作为其根本条件的财产制度概念化。无论18世纪“话语”中出现了何种新事物，它们都不是一种陡然转变，而是已确立原则的巩固。例如，人们将日益依靠议会和法院将17世纪已经崭露头角的财产权概念付诸实践，而对这些原则的抵制并非来自有产阶级，而是来自底层。1688年和解（它在议会中巩固了财产制度）之后，国家不再像之前经常做的那样，通过干预圈地来反对地主利益。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早期转型与随后的事情之间的联系。议会本身变成了圈地者的主要代理人。洛克当然没有发明这种财产制度，他也没有发明一种全新的话语来捕捉它。在国内财产权争论中，在帝国辩护中，财产权源于“改良”和价值创造这种观念以不那么系统的形式发挥作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它确实呈现在17世纪的改良文学中，呈现在地主或资本主义佃农同那些使用权受到改良和资本积累阻碍的人们之间的争执中。正如我们所见，同样的观念早在17世纪就出现在对英格兰帝国政策，特别是殖民爱尔兰政策的辩护中。然而，洛克第一次对这种概念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在此意义上，他的理论将英格兰财产制度革命予以了概念表达。我们在18世纪观察到的事情，正是这种仍在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在18世纪的英格兰，洛克式范式仍然存在——甚至可以说大展宏图。该世纪最伟大的不列颠哲学家（被许多人认为是最伟大的用英语写作的哲学家）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他的主要哲学建树的影响恰恰是否认洛克式政治理论的可能性，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大卫·休谟不是一位政治理论家，但是，关于何种使政治理论化的方式是不可能的，他大有可说，而且其中就包括洛克的政治观念。休谟从一种表面上接近洛克的“经验主义”前提（一切知识最终都源于感觉经验）出发，他最终得出的哲学怀疑主义恰恰挑战了居于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这些传统观念之核心的人类理性的抱负。休谟告诉我们，理性能做的仅仅是确立观念之间的联系，观念本身是原始感觉印象的微弱派生物。理性无法超越原始感知达至终极真理。我们可以探究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但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前提本身的真实性。这意味着，我们的信念，甚至关于基本原理如原因和结果的信念，更不用说我们的道德判断和政治判断，所有这些都不能被认为是基于必然真理或普遍、不变的自然法。当然，存在一种人性，除其他事情以外，它使人类愿意承认，为维护他们的利益需要政治共同体、财产权和契约保障，这些我们可称之为正义原则。但是，基于抽象“理性”原则或自然法、用来评判政体形式的基准是不存在的。休谟有些悖论性地认为人性中具有一种“同情”倾向。表面上看它很像卢梭的“怜悯”，即我们自己对他人感觉的投射，它是人的社会性甚至还有道德性的基础。一种自然仁慈或一种人道感甚至构成正义的基础，尽管它主要是在要求财产安全的匮乏性环境中，通过习俗约定的中介出现的。但是，休谟发现自己无法在不质疑自己哲学的情况下为同情观念提供连贯的支持，他自己的哲学不承认超越与我们每一个感觉印象有联系的简单意识之上的自我概念。然而，他没有放弃同情观念，他最终宁可质疑自己的哲学体系并接受一种甚至比之前更深入的怀疑主义，不再试图解释作为一种自我投射的同情。[24] 休谟哲学看来代表着一种对洛克政治理论的有力挑战，然而，他的著作最终肯定了已达成的共识的深度和我们所谓的洛克范式的持久性。如果说他的认识论质疑了洛克政治哲学的可能性，那么，他的经典著作《英格兰史》（他终身最伟大的成就）则使我们更多了解到他对政治和财产权的观点。诚然，在休谟对罗马时代以来英格兰史的解释中，他没有明确主张英格兰“混合政体”的优越性，仍然忠于他的哲学怀疑主义：似乎任何根据某种规范、稳固的法律运作的政体形式都应该得到支持。但是，休谟似乎将英格兰独特的农业资本主义财产制度视为理所当然，这一点可以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洛克式共识的事情。当他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把商业社会与进步联系在一起时，他并没有用不动产的美德反对商业。这不仅仅是因为对他来说，商业促进繁荣、自由甚至文明。他还歌颂“新兴绅士”，这是一个有活力的农村阶层，与“古代贵族”大不相同。这个新的地主阶级没有挥霍财富，反而“努力使其土地在利润方面达到最高价值”，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城市增多，使“中间阶层”的财富和权力得到提升。[25] 休谟的朋友亚当·斯密同样信奉“同情”观念，尽管他对“道德情感”和一种自然“人道感”的信念似乎与《国富论》背道而驰，在那里自利追求压过仁慈成为社会交往的驱动力。他不信任商人阶层及其自利倾向，但他可以鼓吹“商业社会”的进步，并调和同情和正义的道德要求与自我利益。然而，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可能也只是因为他（尽管错误地）确信市场准则将促进“富裕”，同时也将促进公平甚至平等。他之所以更容易形成这种确信，是因为英格兰特殊的条件。英格兰不仅具有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市场和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它还比其他贸易国家更接近他的“自然的富裕进程”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商业成功更多是由高产农业而非商业利益推动的。重农主义观念适应了英格兰的条件，这或许促使斯密对市场自我维续的一体化力量及其自发熔铸共同利益的能力持更加乐观的态度。因此，“商业社会”根植于之前一个世纪的转型，而且在18世纪，洛克财产权理论捕捉到的那种财产制度正生气勃勃。洛克的政治话语或许不是艾迪生或笛福的语言——尽管他们确实共享着改良伦理。它或许也不是大卫·休谟的哲学语言。洛克的契约和自然权利语言或许不是18世纪政治或经济理论的语言。但是，这种财产制度的话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成为议会在界定侵犯财产罪、处置财产争议和审议圈地时使用的语言。如果洛克式范式在某种程度上是隐而不显的，那是因为它代表着统治精英内部已经达成的共识。比起17世纪捍卫议会、反对国王的他们的前人，18世纪的他们可能较少使用基于自然权利或契约的论证。在一个革命时代，他们也越来越有理由避免使用可以被底层转而用来反对他们的语言。但是，他们一致同意某些非常基本的原则，它们正是洛克比其他政治思想家更系统地予以阐述的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财产概念，其中包括对生产性和营利性使用财产（特别是以农业改良形式）的信奉，包括高于公有权利和习惯权利的财产纯经济价值的首要地位。这是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生产和占有（相对于非资本主义形式，包括法兰西人和大陆其他精英仍倾向的那种政治占有）的财产概念。英格兰统治部分内部关于美德和商业或不动产与动产的争论能够展开，是因为有下述可靠的认识：说到底对手共同站在同一个牢固基础上。对此无须多费口舌，至少不能以礼貌的方式再多谈论。 [1]关于这种作品，参见尼尔·伍德：《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都铎早期关于国家和社会的观点》（NealWood,FoundationsofPoliticalEconomy:SomeEarlyTudorViewsonStateand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4）。 [2]转引自尼尔·伍德：《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都铎早期关于国家和社会的观点》，第176页。 [3]译文参考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22页，有改动。——译注 [4]关于莫尔的“开明保守主义”，参见尼尔·伍德：《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都铎早期关于国家和社会的观点》，第6章。 [5]托马斯·斯密斯：《论英格兰国家》（ThomasSmith,DeRepublicaAnglorum），第10章。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斯密斯对自耕农的解释中，他已经认识到了英格兰社会财产权关系的特殊性：“他们（大部分）是绅士手下的佃农从事放牧，频繁接触市场，并且有仆人——不是绅士的那种无所事事的仆人，而是自力供给自己全部和主人部分生活所需的仆人：佃农靠这些方法致富，以至于能够购买而且每天都在购买没落绅士的土地。”（第二十三章）斯密斯在这里描述了后来所谓的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三方结构，即地主、他们的资本主义佃农和资本主义佃农雇用的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6]普拉姆：《1600年—1715年英格兰选举权的扩大》（J.H.Plumb,‘TheGrowthoftheElectorateinEnglandfrom1600-1715’,PastandPresent45(1969)，第107页。 [7]对这个时期各种激进观念的一种富有启发的语境式讨论，参见杰夫·肯尼迪：《掘地派、平等派与农业资本主义：17世纪英格兰的激进政治思想》（GeoffKennedy,Diggers,LevellersandAgrarianCapitalism:RadicalPoliticalThoughtin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Lanham:LexingtonBooks,2008）。 [8]昆廷·斯金纳：《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QuentinSkinner,HobbesandRepublicanLiber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第131页。 [9]同上，第157页。 [10]中译文参考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1—132页，有改动。——译注 [11]中译文参考霍布斯：《利维坦》，第172页，有改动。——译注 [12]《神授权利与民主：斯图亚特时期英格兰政治著作选》（DivineRightandDemocracy:AnAnthologyofPoliticalWritinginStuartEngland,ed.DavidWooton,Harmondsworth:Penguin,1986）导言，第58页。 [13]对这些论点的综合讨论，参见尼尔·伍德：《洛克哲学中的政治：对〈人类理解论〉的社会学研究》（NealWood,ThePoliticsofLocke'sPhilosophy:ASocialStudyof‘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 [14]关于这一点，以及关于洛克政治理论整体的更详尽讨论，参见拙文：《洛克反民主：〈政府论〉中的代表、同意和选举权》（‘LockeAgainstDemocracy:Representation,ConsentandSuffrageintheTwoTreatises’,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XIII.4,Winter1992,pp.657-689）；《激进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语境：不单纯是对理查德·阿什克拉夫特关于洛克的论点的回应》（‘Radicalism,CapitalismandHistoricalContexts:NotOnlyaReplytoRichardAshcraftonJohnLocke’,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XV.3,Autumn1994），第323—372页。 [15]关于洛克与胡克关系的更多讨论，参见拙文：《洛克反民主：〈政府论〉中的代表、同意和选举权》，第664—667页；《激进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语境：不单纯是对理查德·阿什克拉夫特关于洛克的论点的回应》，第331—333页。 [16]关于这个论点的更多讨论，参见《洛克反民主：〈政府论〉中的代表、同意和选举权》，第688—689页。 [17]在某处论证中，洛克承认或许存在法律认可的公地，例如在英格兰，在这种情况下，非经同意不可圈地（《政府论（下）》第三十五条）。但是，这个限制条件并不像它乍看起来的那样严格。正如我在《洛克反民主：〈政府论〉中的代表、同意和选举权》一文中指出的：“即使我们不考虑大地主可以对脆弱的穷人使用的强制手段——这些手段可以迫使后者同意……无疑也已经存在着公有权利范围之外的土地大量集中。还存在许多这类情况，即土地公有权利已经合法地归于某人——通常是某个大地主，这类情况因习俗而存在，但不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归根结底，消灭这类习惯权利正是圈地涉及的问题，也是圈地引发的冲突的原因。在《政府论（下）》中，没有一处倾向于保护这些习惯权利，却有大量内容论及圈地的利益及其对共同体财富的贡献，这些内容应该会支持为共同体利益而消灭上述习惯权利。实际上如我们所见，恰恰是洛克采用的这种改良论证，日益被当成对习惯权利的合法质疑而加以使用”。第681—682页。 [18]汤普森绘制了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财产权观念转变的图表，参见：《习惯、法律与公有权利》（E.P.Thompson,‘Custom,LawandCommonRight’,inhisCustomsinCommon,London:Merlin,1991）。 [19]几十年前，类似洛克论点的论证被用来为英格兰殖民爱尔兰土地辩护。英格兰的爱尔兰政策制定者之一，约翰·戴维斯勋爵（SirJohnDavies）正是通过衡量改良所创造的价值，用显而易见的洛克式术语为侵占土地和殖民辩护的。在拙著《资本帝国》第四、第五章中我更详尽地讨论了这些问题。 [20]参见波考克的论文集：《德行、商业和历史：18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论辑》（Pocock,Virtue,CommerceandHistory:EssaysonPoliticalThoughtandHistory,ChieflyintheEighteenth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 [21]波考克认为，比起斯金纳，他自己的历史进路更具“历时性”而非“共时性”。“斯金纳的史学才智”，波考克说，集中于“共时性地、详尽地重构一个给定时间中存在的语境”，相比之下，波考克认为自己的进路“倾向历时性研究，也就是研究从一个历史语境到另一个，出现语言变化或文本移植时发生的事情”（RethinkingtheFoundationsofModernPoliticalThought,edsA.BrettandJ.Tull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p.45）。但是，很难说历史过程在波考克对18世纪英格兰的解释中具有突出地位。他的革命性时刻确实是“陡然”出现的，并无之前数世纪社会变迁的明显基础。 [22]我像艾迪生和笛福那样，非常具体地讨论了英格兰熔美丽和生产力、利润为一炉的田园美学，参见拙著：《资本主义原生文化：关于旧制度与现代国家的历史论辑》（EllenMeiksinsWood,ThePristineCultureofCapitalism:AHistoricalEssayonOldRegimesandModernStates,London:Verso,1991），第109—113页。 [23]详细内容参见拙文：《市场依赖问题》，第80—84页。 [24]关于这一点的探讨，参见拙著：《思想与政治：理解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的一种进路》，尤见第66—73页。 [25]大卫·休谟：《英格兰史》第三卷（DavidHume,HistoryofEngland,Vol.3,Appendix3,London:T.Cadell,1773），附录3，第488—489页。可以说18世纪另一位重要人物埃德蒙·柏克同样如此。对他的政治思想的讨论，有待另一卷涵盖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无论是好是坏，它们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的政治思想）的书来完成。现在我们仅有必要指出，当他在印度对帝国发起抨击（这可能是他最著名的政治行动）时，作为一个议会委员会的领导，他的主要不满在于，帝国“已经把它变成了贡赋工具，从而彻底腐化了”，而此时它本应该“将其商业建立在一种商业基础上”，参见《致特别委员会的第九份报告》，载于彼得·马歇尔编：《埃德蒙·柏克演讲和著作集》（‘NinthReportoftheSelectCommittee’,ined.PeterMarshall,TheWritingsandSpeechesofEdmundBurk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第241页。
第六章法兰西绝对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2012）第六章法兰西绝对主义 1．一种压榨和贪污体系？ 2．从陈情书到宪政主义 3．让·博丹 4．政治经济学 5．绝对主义文化 6．孟德斯鸠 7．商业 8．让—雅克·卢梭 9．重新界定的“公意” 1484年到1560年间，相继的几位法兰西国王拒绝召集三级议会，即各地区性等级的全国大会，剥夺了法兰西各代表机构唯一的重要职能：批准征税的权力。它们重新被召集是在宗教冲突期间，那时为维持军队而进行的索取增加了税收负担。从1560年到1614年，三级议会又间歇召开了几次，但没有多大效果，它最终在混乱中解散，直到1789年之前都再未召开。直到大革命之前，法兰西都没有全国性代表大会，更不用说一个全国性立法机构。至少就此而言，君主政体的中央集权计划成功了，“绝对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三级议会的失败不能简单等同于君主的成功。不如说，国民议会的阙如既表明了君主的权力，也反映出法兰西的国家碎片化。与英格兰君主制不同，法兰西君主制是在对立封建家族之间的长期竞争中缓慢诞生的；而在英格兰，君主制是作为封建领主与国王之间的合作计划而逐渐形成的。法兰西绝对主义从未完全克服王朝斗争的遗产或互竞司法权的分割化和特殊主义。这个王国确实用一个在西欧无可匹敌的官僚机构成功确立了自己的权力机构。但是，这不单纯是它强大的标志或现代“理性化”的标志。为了获得对手的支持，君主的主要策略之一是以国家官职为主要形式的恩惠分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官僚集团的增长是收买潜在的自治司法权主张者的一种结果，收买方式是诱之以有利可图的国家官职，更不用说还有在国内外战争中掠夺的机会。直到大革命，甚至直到拿破仑时期的国家，分割化主权的遗产都持续塑造着法兰西的政治理论和实践。 1．一种压榨和贪污体系？在16世纪初，法兰西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在约1800万人口中，80%—90%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虽然原则上他们是自由的，且其土地所有权是有保障的，但他们仍然经常受各种封建义务的约束，他们也首当其冲地忍受着日益增长的国家税负。16世纪晚期，君主发起大规模国家转型，扩大官僚体系并提高与之相伴的税负，其税收体系之成形，不仅是为了向国家计划提供资金支持，而且是为了向一个“大型分赃体系”，一个“半制度化的压榨和贪污体系”提供资金支持。[1]通过向部分贵族和大部分资产阶级提供官职肥缺作为个人致富的手段来笼络他们。官职的分配无疑加强了对王权的支持，但也在忍受负担的人中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甚至官职的受益者也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当君主政体不仅用官职分配来巩固其权力基础，还卖官鬻爵以增强其财政实力时，这创造了一个新的王朝买官者阶层，在17世纪他们本身变成了君主权力的一个反对来源。即使当“绝对主义”君主制看起来已经牢固确立时，正如地方法律体系的繁复那样，地区性和法团性的分裂依然持续着。不断增长的税收和特权性的税收豁免当然足以引发不满，但是，国家中央集权过程已经造成了日渐复杂的社会分工。在一个其君主作为对立贵族家族之间结果不确定的竞争产物的国家，王朝斗争始终猛烈。同时，正在进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受到承担税负的无特权阶层的挑战，也受到未被王国收编并捍卫其司法权的贵族的挑战。还存在着特权等级与无特权等级之间和各等级内部的冲突。第三等级以几种方式划分：富人和穷人、资产者和农民、市民和村民。因此，对君主的反对一直不是明确的。尽管资产阶级力图保护自己免受过度压榨，但他们也有理由支持君主，以便加强其地位、反对贵族，或为了有机会获得国家官职。甚至农民也会寻求国王的保护来对抗贵族，而被国家收编的贵族与捍卫其剩下的领主权和地方自治权的贵族针锋相对。尽管如此，当王权国家增强时，反对也会增强。宗教争议使分界线更加分明，随之而来是数十年冲突，在冲突中，王朝斗争由于这样那样的教派之争和地区性叛乱而复杂化。在法兰西断裂的政治体中，在把不同的反对力量和地区统合进一个或多或少团结的反抗派别上，宗教异议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反抗观念和人民主权观念确实超越了宗教界限。但是，胡格诺派虽然是一个少数派运动团体，却在引发可谓欧洲第一次对王权的组织化反抗上发挥了与人数不成比例的巨大作用。法兰西新教因不同理由而对不同阶级有吸引力，然而，只有在，并因为它被部分贵族，特别是部分地方贵族（在他们看来以高卢教会为形式的天主教已经成为君主政体和王国集权野心的信条）接受时，它才造成了一场有力的政治运动。法兰西宗教战争留给西方正典的最重要的政治观念，正是那些改造了新教教义以适应主张其地方自治权和特殊司法权的地方贵族和市政当局利益的政治观念。法兰西的宗教改革和宗教分裂无疑使政治异议具体化，但是，宗教冲突的形式一开始就是由政治界定的，是由特殊的国家构造塑造的。作为一种反对力量的法兰西新教，以及其教义向反抗理论和“宪政主义”理论的转变，从属于一场更大的政治斗争。在通常被称为宗教战争的一系列血腥冲突中，1562年爆发并持续数十年的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教徒的斗争，同贵族家族之间为掌控君位而展开的斗争以及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冲突纠葛交错。同时，宗教冲突尤其增加了为国王军队提供财政支持的税负，从而使已经存在的社会不满进一步加深。作为一种私人占有工具的君主国的发展，总是与各种竞争性的“超经济”权力和“政治建构的财产权”形式形成紧张；它为维护自己的权力而对增加和分配官职的依赖，不会比对财政稳定的依赖更少；这种国家的成长：它不仅是一种维护秩序和保护有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工具，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私人资源，所有这些也都以特定方式设置了政治议程，并进而决定了宗教争论的形式。当然，互竞司法权之争并非为法兰西特有，但是，中央集权君主与其他的自治权主张之间的对立发挥了独特作用。在西欧其他主要君主国里，分界线以不同形式划定，政治话语也沿着不同分界线展开。在英格兰，不存在对中央集权国家的根本挑战，中央集权国家同等服务于君主和贵族的利益。而且，尽管英格兰内战惨烈异常，君主和议会（他们共同组成中央集权国家）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以中央国家和其他局域性司法权之间斗争的形式展开的。在西班牙，至少对系统性的政治神学理论家而言，比起王国本身，帝国才是一个更能引起争论的问题。在16世纪的法兰西，在绝对主义思想和反抗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君主和地方性司法权之间的斗争发挥了核心作用。宗教改革、新教的传播、宗教战争，继之的胡格诺派衰落和天主教联盟兴起，这些使潜在的社会冲突白热化，并为围绕税收与什一税、特权与免税权、地方贵族寡头的权力以及王权绝对主义本身展开的斗争提供了意识形态工具。斗争的目标和强度、社会联盟的性质和范围，因地区差别与地方特权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但是，部分农村爆发了暴力的农民抗争，有时还有农民与城市各阶层联盟的地区性叛乱。这些暴动最初可能是反对税收和什一税的叛乱，最终则是对整个权力和特权体系的攻击。这个时期的政治观念在所有学识层面都是丰富的：概括了三个等级怨言的陈情书（cahiersdedoléances）；胡格诺派的反抗小册子；博丹的政治哲学，而且它们都反映了法兰西独特的国家构造。法兰西与英格兰政治观念的对比是有启发意义的。英格兰人而非法兰西人最愿意采用“混合政体”观念，而且他们早在法兰西人之前就已经阐述了相互分离的权力的观念。当我们考虑到是英格兰人而非法兰西人具有一种更确实的不可分割的主权，且即使“混合政体”理论家也坚持一种中央集中、不可分割的主权时，这看起来或许是吊诡的。但是要知道，“混合政体”与一种真正统一的、中央国家主权为议会和国王分享的国家是完美相容的。在英格兰的语境下，混合政体观念或分立权力观念根本不以一种碎片化主权为基础，相反，它们以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为前提。法兰西人所面对的是一种不同的权力配置，是各主权碎片之间更持久的斗争，这呼唤着不同的理论策略。英格兰的土地所有者发展出了私人性的、越来越具有“经济性”的占有方式，他们从来没有把国家当作一种直接资源而过多依赖。中央国家也没有真正受到法团机构、地区特权和政治上自治的城市公社的挑战。对英格兰有产阶级而言，王室税收绝对不具有它对法兰西人的那种地位，这个国家也从未出于与法兰西相同的理由去挤压或保护农民。当英格兰财产所有者寻求保护并加强其越来越具有“经济性”的占有方式时，他们可能会为保护其私有财产权免受王权侵犯而斗争，为确立作为财产所有者联盟的议会的至上地位而斗争，通过确立“有限政府”为阻挠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强化而斗争，同时他们还要防范来自下层的威胁。法兰西有产阶级面对的国家既是剩余劳动力的争夺者，又是获得剩余劳动力的一种途径，这些有产阶级围绕税收、官职的增加和分配方式而斗争，与其说他们为限制国家而斗争，不如说他们经常为得到国家财产或妨碍他人得到国家财产而斗争。英格兰平民在反对地主加强其经济性占有权力时，为反抗将公地和荒地圈为私有而斗争。法兰西农民更多受“政治性”剥削形式压迫，他们造反反对王室税收和领主特权。英格兰人主张其个人权利，法兰西人为其法团性和地区性特权辩护。如果英格兰人关心的是国家与私有财产权的关系，那么，法兰西人关注的则是作为私有财产的国家。法兰西的反绝对主义不仅是对政治暴虐的反抗，还是对作为一种私人压榨工具的国家的进攻。人民的反抗也常常对准国家的剥削。而且，就不满的对象而言，以领主直接压榨为形式的剥削不如税收（或其他人的免税权）那样沉重，正如地主可能较少关心经济权力，例如圈地权的丧失，而更关心免税权和政治特权的废除。法兰西政治话语将长期专注思考国家的税收或官职结构和位于其下的断裂政治体。正如欧洲其他地方经常发生的那样，这里的主要问题通常与司法权之争有关。但是，对国家作为一种私有利益的角色的强调（君主国及其不断增长的行政和财政机构被认为是一种私人占有工具）使法兰西政治争论与众不同。当然，这些问题并非法兰西特有，但是，当国家变成不断增长的官僚阶层手中一种主要的私人占有工具时，这些问题以特殊的力量，以欧洲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方式和程度呈现在法兰西人面前。因此，居于这个时期法兰西政治思想核心的是一种碎片化的政治体，它由许多特殊主义成分组成，而把这些特殊主义成分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另一种特殊主义权力、另一种私有利益。君主制的拥护者必须为君主的统治权利，特别是分配官职和征收税负的权利辩护，方法是否认他的特殊性并主张他代表公共或普遍利益，超越其臣民或竞争性司法权的所有私人和特殊利益。他的反对者可以反驳说，君权本身不过是私人性和特殊性的，只是一种反对其他私有利益的私有利益，各种次级司法权才真正代表“公共”利益。围绕法兰西君主制展开的大多数争论关心的正是下述问题：公私关系，以及谁能够宣称代表公共原则来反对众多私人利益和组成法兰西政体的各种司法权。赞成中央集权君主制的论点宣称，国王体现了与其臣民的私人性质对立的国家公共方面，需要一个单一的至上意志把各种特殊利益拧和在一起并形成共同善。王国的辩护者，例如博丹可以主张主权者的意志就是法律，因为国家（它对所有私人个体、家庭和法团来说是公共的）只有通过对主权者统一意志的共同服从才能建立起来。反对君主中央集权任务的论点不仅关注分裂政治体的特殊主义成分，也关注国家机器本身的特殊性和把它当作私有财产使用所导致的后果——官职激增并成为贪污手段、行政腐败、税收负担。这些冲突并不必然使君主主义者与君主国反对者势不两立。对立双方经常卷入一种王权主张反对另一种的王朝斗争。但是，即使某些追捧一个雄心勃勃的王朝家族的人，也经常会拥护次级司法权的主张，反对集中的王权。即使支持某种君主制，或效忠某一王族反对另一王族的贵族或地方长官，也有理由坚称王权源于贵族和其他公共官员并由他们所创造，他们因此有权利废黜国王。这些“次级长官”反对君主的普遍性（与自己的特殊性形成对比）主张，他们尽管为其特殊司法权辩护，却也会承认从一个统一意志或思想中产生的公共利益或共同善。但是，这时“特殊和单独的”君主的统一、普遍化意志被“多个思想合成的一个思想”所取代，后者就是作为人民的公共代表行动的贵族、“次级长官”或地方当局所合成的一种集体意志。 2．从陈情书到宪政主义让·迪布尔格是维埃纳大主教区法官，是地方等级议会和全国三级议会中第三等级的代表，1579年—1580年这个国家最血腥的区域叛乱之一就发生在他出生的那个省，1576年他为多菲内第三等级起草陈情书并呈交布卢瓦召开的全国三级议会。[2]他运用哲学原理和古代经典来支持他的等级具有代表性的抱怨和改革提议。他列举的不满集中在：其他两个等级的特权，尤其是免税权；无用却高薪的官职激增，世俗和教会方面皆然；压在普通人民身上的税收负担；不公平的政治结构，它赋予特权等级权力优势，使他们能够操控财政体系，牺牲第三等级为自己牟利。在这些怨言，即资产者、工匠和农民共同的怨言之外，他还加上了自己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关心的一些特殊问题，以及少许与农民特殊利益相关的不满。迪布尔格提议的解决这些不满的措施包括：加强第三等级，减轻其税负，增加其在政府和等级议会中的政治权力，加强地区代表机构的地位。还有这样一些建言，在其中资产阶级对地方寡头和领主特权的不满与农民对农村管理的抱怨汇合一处。恢复国王的某些地方管理权以减少领主的地方性权力，这个提议很明显部分针对上述问题，然而，迪布尔格同时力劝削减王国官僚以减轻税负。迪布尔格举出哲学论证来支持这些改革提议。特别是，他借鉴例如柏拉图的正义概念和西塞罗的基于各种社会秩序之间和谐平衡的自然秩序概念，发展了法团平等原则。根据迪布尔格的看法，西塞罗所概括的这种据说自然的原则规定了要维护社会平等，不是个人之间的平等，而是作为法人团体的三个等级之间的平等，还有各地区、各城市之间（特别是就税额评定而言）的平等。在这份哲学思辨和政治行动主义的混合体中，他表明自己“既熟稔古代伟大作家，又深知当代普通人民（他们对柏拉图或西塞罗的话一无所知）的热望”。[3] 迪布尔格的主旨（基于社会秩序的有机统一和和谐，为各等级之间的法团平衡，尤其是税收方面的平衡辩护）在其后继者那里仍是表达抗议的焦点，在血腥起义时期之后，这些后继的地方律师仍在他的地区为第三等级斗争。在攻击贵族的免税权时，为了确立国家的根本统一和其各部分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引证了各种有机体比喻——国家的奥体（mysticalbody），或在古人（从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流传广泛的音乐的和谐比例比喻。他们试图用这些方法来证明贵族对社会整体的义务和第三等级在维持政治体上的根本职能。这些抗议者并不是民主分子。他们是有钱人，本质上代表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争取的平等是一种允许他们支配自己法团内部次要成员的法团平等，也是一种承认社会整体等级结构的比例平等、差别平等。“我们……不像贵族谎称的那样主张人民统治、主张平等，”克洛德·德拉格朗热于1599年说，“而是主张我们的特权与（他们）平等。”[4]换句话说，这与其说是例如农民或工匠可能希望的对特权体系的攻击，不如说是对获得特权的要求。“第三等级需要和声学法则，而非数学法则，”安托万·朗博写道，“他们不想把平等变成法律……他们需要平等的法律。但是，他们并不要求遵循数学法则的平等法律，也就是说，不要求万物在重量和形式上平等。他们要求的是不同部分组成的和声学平衡。建立在比例平等与和声学平等上的秩序和法律使全体统一，这对国家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5] 这些作为“身体”、有机统一体的国家概念，往往与一种大于各部分之和的公共或共同利益概念相伴，与一种高于并相对于构成政治体的各特殊成分的统一原则相伴。无须赘言，诉诸这种共同利益是为了证明，贵族必须使其特殊利益和特权服从整体利益：“贵族使用地方特权，就好像这些特权只属于他们，”1598年，让·樊尚抱怨道，“贵族认为他们只为自己而生。但是，按照修昔底德引述伯里克利的说法，一个人首先应该爱公共利益，（并）认为自己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世界而生。”[6] 对这些资产者和远非激进的抗议者来说，国家的统一以及“多”必须服从的“一”具体体现在国王身上，樊尚称之为“共同福祉之父”。[7]“追求统一，”朗博解释说，“并不意味着把一切变成平等的，音乐中的统一只不过是一国之君。”[8]无须惊讶这些律师会采用这种观点，因为第三等级可以从君主篡夺某些法团权力（但不是他们自己的）中实际获益。这些地方律师的法团平等主义建立在一种社会观之上，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统一与各组成部分的“和声学”平衡表现在国王的主权之中并由它加以维持。就此而言，他们是博丹真正的门徒。相形之下，胡格诺派理论家鼓吹彻底向王国造反。毋庸置疑，很多胡格诺教徒完全是被宗教信念推动的（尽管类似的观念后来被天主教联盟采纳）。但是，同样可以肯定，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把这场运动变成一种强大政治力量的社会成员中的很多人）是被其他低于精神层面的利益驱使的。胡格诺派的反抗得到的支持从未超过法兰西人口的10%—20%，但它吸引了地方显要、贵族和官员不成比例的支持。特别是在法兰西南部，新教徒一度控制了相当多的城镇；16世纪60年代，至少在法兰西某些地区，胡格诺运动囊括了近半数贵族，特别是那些其封建权力的丧失没有得到国家官职补偿的地方小贵族。胡格诺派不仅抨击特权和庇护体系或财政和行政腐败，而且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君主制本身及其官僚机构，这里的王国官职，包括国王职位都被当成一种私有财产。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反对君主制观念本身。最有影响的胡格诺派反抗小册子《反暴君论》，其作者被认为是那瓦尔的亨利的坚定支持者。那瓦尔的亨利后来成为法兰西亨利四世、波旁王朝开国之君，后来这位国王自己就激起了对其中央集权倾向的反对，对此他以典型的“绝对主义”方式予以利诱（或威逼）。亨利（在再次改宗天主教之前）是一位新教徒，这个事实当然不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仅仅基于胡格诺派反抗者的教派忠诚来解释他们对他的支持，可能也是在回避问题。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对各种“次级长官”的吸引力无疑值得列入考虑，这恰恰是因为，当他们的权力和自治权受到中央集权君主威胁时，新教教义为他们的权力和自治权提供了支持。任何政府若不在某种意义上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就不是正当的，国王的权威源自某种同“人民”订立的原初契约，这种观念如我们所见并不是新的。国王（作为国王而非个人）大于任何其他个人，却小于人民共同组成的共同体，这种观念也不是新的。在阐述对国王统治的同意是有条件的，国王的正当性取决于条件的履行这个原则上，法兰西反暴君派确实超越了其他人。但是，正如对他们的中世纪前辈一样，对他们来说，人民仍是一个集体性的法人团体，它是不朽的，而个人方生方死。反暴君派的反抗小册子常常被说成是现代宪政主义和现代“人民主权”观念的发轫。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的含义，这是一个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具有很多含义，服务于许多不同政治目的的灵活词语。这种情形中的“人民”不单纯是私人个体的集合。个人不是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是由法人团体，例如行会、等级、省或市镇组成的；“人民”既不是作为个人，也不是作为一“群”个人，而是作为一个集体性法人团体享有政治权威。反抗暴虐权力的权利甚至责任都不属于个体公民，而属于“人民”集体，或者更准确地说，属于代表这个集体的官员。实际上，反抗暴虐权力的权威乃至责任，严格来说完全不是一种个人权利，而是一种基于职位的职责。此外，得到辩护的权利并不是在常规基础上（例如在定期选举中）给予或撤回同意的权利，而是在非常时期，即君主未能坚守契约并暴虐地统治时的反抗权利。这无疑有助于解释，在法兰西这样一个大部分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在一场既是宗教的又是政治的战争中，新教徒的观念（至少当中央集权君主开始与地方领主和地方长官的司法权发生冲突时）为何会吸引大量地方贵族和市政官员。即使类似观念后来被其他人照搬并为了更民主的目的加以发展，即使这些观念确立了宪政、有限、可问责政府的重要原则，它们也没有什么特别民主或“现代”之处。这些观念源于肯定领主独立权力的古老中世纪原则。胡格诺派的人民主权学说与主张普通公民的民主权利无关，更多与保护古老的封建权力、特权、司法权免受中央集权国家侵蚀有关。胡格诺派处理国王暴行的方法是加强其他司法权的权力。尽管对长官或“公共会议”权威的论证被阐述成对“人民”不可转让的反抗权利的辩护，但是，这不是公民的私人权利而是官员或加尔文宗所说的“次级长官”的公共职责，坚持这一点既是为了主张与国王相对的自治司法权，又如我们在其他某些新教教义中已经看到的那样是为了反对人民造反和农民起义。因此，胡格诺派“宪政主义者”的民主程度，并不比16世纪其他仍求助君主制的抗议者更高（在某些方面还更低）。无须奇怪，大量胡格诺派成员和他们的一些代言领袖都来自小贵族、地方贵族阶层，在一个强有力地进行集权和篡夺的君主制的成长中，正是地主阶级中的这个部分得到最少，失去最多。各类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最普遍引用的、最著名的胡格诺派宪政主义者——弗朗索瓦·奥特芒、狄奥多尔·贝茨、菲利浦·迪普莱西—莫尔奈都属于领主家族，他们代表的社会利益也显著反映在反抗小册子中。第一个重要文本——奥特芒的《法兰克高卢》（1573年）被写成一部法兰西宪政史，而非一目了然的政治小册子，它着力证明，按照法兰西传统，国王仅仅是一位长官、一位官员，而且，即使原则上他终身享有这个职位，也可以被免职。最终权威（近期已经被暴虐国王们不正当地攫取）正当地属于一个集合了各等级的“公共会议”，其诸多权力之一是设立和废黜国王。法兰西新教徒的精神领袖、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后继者贝茨，在其《长官的权利》（1574年）中，从类似的法兰西宪政传统的概念出发，却阐述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反抗学说，它明确把反抗权利赋予“次级长官”。[9]长官的权威来自人民，但他坚称反抗是一种公共职责而非私人权利，它不属于私人公民，而属于公共官员，“可以承担这项职责的有公、侯、伯、子、男和城堡主”，还有“城镇中被选举的官员”。[10] 最有影响的胡格诺派反抗小册子《反暴君论》（发表于1579年，但可能成书于1574年—1575年），被认为是与那瓦尔的亨利亲近的迪普莱西—莫尔奈的作品，他把贝茨的学说发展成了向当朝国王造反的公然号召。这本小册子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国王并非异于他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也不存在自然区分。它坚称国王是人民创设的，但谁是“人民”谁不是很快就变得清楚：当我们说到全体人民时，我们指的是从人民那里得到权威的人，也就是低于国王的长官，他们由人民选举出来或以其他方式确立……我们指的还有等级议会，它正是一个王国的缩影，涉及所有公共事务…… 在每一个正当设立的王国中，这种角色是国王的官员、贵族、领主、显要，以及以不同组合组成正常会议或非常会议的各等级所选择的其他人……尽管这些官员个别而言低于国王，集体而言却高于国王。[11] 莫尔奈确实非常犹豫并附有谨小慎微的限定条件，他认为，可能有一些例外情况，那时私人个体被上帝拔擢，作为解放者行动。然而，尽管他对反抗的号召可能比其他胡格诺教徒激进，但他的论点大体上站在“次级长官”一边，这里的“次级长官”不是那种包括了每个作为自己之“长官”而行动的私人个体的比喻意义，而是指公共官员：我们这里说的不是私人个体，他们无法被视为一个共同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就像木板、钉、铆无法被视为船的组成部分，或石头、房梁、灰浆无法被视为房的组成部分。我们说的是一个省或一个城镇，它们是王国的一部分，正如船头、甲板、船舵是船的组成部分，或房顶、墙壁、地基是房的组成部分。我们说的也是掌管那个省或城镇的长官。[12] 胡格诺派的反抗观念被称为现代宪政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把一个主权共同体当成一切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它通过代表“人民”的制度来控制统治权力，以此行使其主权。但是，他们的人民主权概念与其说是“现代的”，不如说是守旧的。在为特殊司法权，即各等级和“次级长官”辩护时，他们照搬了那些早就被君主用来正当化其权威、反对如皇帝或教皇的原则，那些君主宣称权力来自“人民”，甚至基于他们的抽象同意。尽管这类观念有时确实可以被改造以服务于更激进的目的，但是，君主和“次级”掌权者之间的紧张，更多与中世纪的司法权冲突有共同之处，而较少与现代的为人民主权或哪怕单纯限制国家权力而进行的民主斗争有共同之处。他们的论证再一次建立在一种法团性的、等级制的社会概念之上。由于反抗权利不属于作为私人个体的“人民”，而属于作为正当设立的掌权者、长官和法人团体（等级议会或以官员为代表的城镇和地区）的“人民”，所以权利不是个人的，而是法团的。实际上，在这种论点中（这里的问题不是单纯地诉诸君主来纠正各等级之间的不平衡，而是号召向君主本人造反），法团主义论证的平等主义方面退却了，而且，在“人民”权利雄辩滔滔地得到表达的每个时刻，这个论点限制人民权利的功能就会昭然若揭。为了论证反抗权利基于“人民”设立国王而非相反的原则，胡格诺派反抗运动改造了熟悉的多中统一观念，即从一个单一的统一意志中产生的共同善的观念，这种观念曾被其他人用来为国王权力辩护。很明显，他们没有放弃这种统一观念，他们也没有把共同善定义为其内容仅仅由私人利益和权利组成的公共利益。他们仅仅改变了统一意志的来源，把它从君主变成人民的“公共会议”。他们的大部分论证都依靠国王的私人、特殊身份与“人民”（体现为其官员和会议，也就是“多个思想合成的一个思想”）的公共、普遍身份之间的对比。国王作为一个人是“特殊和单独的”；[13]他的职位的威严、其公共身份来自人民——人民由管理他们的贵族、城镇长官以及（与贵族的封建利益一致）“构成王国一部分”并被确立为“一些地区的守护者”的公、侯、伯、男所代表。[14] 胡格诺派宪政主义者实际上采用了王权拥护者最重要的话语，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且，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种惯用话语非常适合表达他们在一个被当成私有财产的国家中的不满。尤其是它提供了有用的语言，可以用它来主张各等级有权掌控两种重要“公共”职能，即分摊税收和分配官职，这两种职能是许多不满所指向的核心。他们论证说，尽管“特殊和单独的”国王可以随意处置其私有财产并任命自己的个人顾问，但是，必须小心地区分他的私人财物和王国的财物——公共资金和公共官职，管理后者的职权正当地属于那些组成王国集体“思想”的“年老而有经验的政治家”。[15]这种理论策略可以被视为与个人统治相对的“现代”公共概念的重要进步，但是，比起现代的非个人国家，它所设想的“公共”领域更像是各种封建司法权的复合体。全部要点总结在这个问题中：“国王是王国的所有者吗？”更具体地说，“国王对王国财物或公共财物享有私有财产权吗？”[16]回答当然是，否。并且，“我们还要问，国王的地位是一种所有物，还是一种职位。如果它是一种所有物，那么难道它不至少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所有物——将它授予出去的人民仍保留着对它的私有财产权？”[17]至于征税权，既然税收是为了“公共目的”——特别是战争行为，它就不能是国王的职权，正如公共领域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为了保证税收将用于公共目的”，它们必须得到各等级授权，根据的原则是人民“就集体而言……是王国的正当所有者”，且其官员就集体而言是唯一真正的公共存在。胡格诺派反抗运动在法兰西或许已经失败，但是，反暴君派的小册子很快被其他地方的，特别是尼德兰和英格兰的反抗运动拾起。抛开其反抗理论的所有局限，反暴君派确实清晰表达了一种相对激进的同意理论。他们确实远远超越了那些理论——它们认为创立政治权威的原初协议或契约是人民向一位统治者的无条件权力转让，且后世人也受这个原初协议的约束。例如在中世纪世俗和教会权力之争中，为了捍卫国王权力、反对教皇，曾有人主张皇帝或国王的权力不是来自教皇，而是通过“人民”来自上帝。这与反暴君派的观念截然不同，后者认为国王的权威来自“人民”，或许来自国王和人民之间的某种契约，而且当国王滥用其权威、违反契约条件、违背“人民”利益行事时，他们有权反叛，乃至武装反抗。因此，认为他们对西方人民主权、社会契约、代表机构至上性理论，或至少对“宪政主义”理论有重大贡献，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这也是西方政治传统之局限的另一种证据：这些观念旨在重申封建权利、反对进行侵蚀的君主，它们为一种等级制的政治体和寓于贵族或市政长官的法团权力独立性辩护，反对一种积极公民身份和人民权力的概念，然而这些观念却被奉为民主观念发展中的经典。 3．让·博丹在更为抽象的哲学层面，博丹处理着同样的政治问题丛。他最著名的主权理论聚拢了那些在16世纪斗争中得到争论的问题。他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立足点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第三等级的律师代言人多有共同之处，而且，实际上博丹本人就是1576年布卢瓦召开的全国三级议会上的韦芒杜瓦第三等级的律师和代表。无疑，当他写作《国家六书》（其主权理论于此书中出现）时，他部分是受这种愿望驱使：维护国王的主权，防范以胡格诺派反抗运动为最集中体现的反叛和内乱危险。但是，他也希望对国家结构、官僚机构，以及特权和免税权造成的不公平的义务分摊进行改革。博丹于1529年或1530年生于昂热，是一位富裕的裁缝大师之子。尽管他后半生的宗教观点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他年轻时加入了加尔默罗会。接着他在巴黎研习哲学，在图卢兹研习法学。他的早期著作在精神倾向上是人文主义的，而且他似乎把人文主义当成向所有公民提供一种统一教育以及一种单一宗教，并由此增进政治和宗教和谐的方法。在他看来，旋即发生的法兰西宗教战争是“真正的信仰”面临攻击时的一种必然；而对他来说，宗教统一显然是国内和平的一个条件。虽然宗教多样性是对政治秩序的威胁，但他后来明确表示，某种对异议者的暂时妥协和一种有限的，当然并非永久的宗教宽容是比暴力好的统一国家的方法。 1560年，博丹成为巴黎高等法院成员。随后几年，他创作了自己最重要的政治著作：1566年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说明了统治国家需要的广泛的历史和法律知识；1576年的《国家六书》，使他作为一位主权理论家的声名得以奠定。国王开始向他咨询国务。作为第三等级代表和后来的议长，他对特权等级采取强硬立场，但他也在财政和宗教问题上质疑国王，反对这位君主拒绝向新教徒妥协并试图把“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至16世纪80年代末，这个国家深陷王朝和宗教危机。随着国王和几位竞争者相继遇刺，那时作为拉昂一名保王主义官员的博丹，虽然自己信奉国内和平和至少一种有限的宗教宽容，却感到不得不加入天主教联盟。王朝斗争与教派之争再一次难解难分，而且两者都和典型的司法权斗争相互纠缠：例如，各主要城市（及其长官）往往站在吉斯公爵和天主教联盟一边，而贵族一般拥护新教徒国王那瓦尔的亨利。就此而言，各种划界方式反映了各等级与君主之间由来已久的复杂关系；根据博丹的等级和身份，大概可以预料到他所处的一方。当那瓦尔的亨利即位，成为法兰西亨利四世时，这位国王仍处在强大的天主教联盟的压力下。但是，在重新皈依天主教会后，他最终颁布了1598年《南特赦令》。这种教派妥协可能是博丹为维护国内和平所希望的，尽管博丹已经于1596年死于瘟疫折磨。关于博丹主权理论的构成，以及它在他的两部最重要政治著作《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和《国家六书》之间经历的变化，多有争论。前一部著作确实概括了不可分割的主权观念，但是，直到后一部著作，这种观念才开始与“绝对”权力观念联系起来。说博丹是一位“绝对主义”拥护者，这可能是误导性的，如果我们的意思是他支持无限君权的话。毫无疑问，他自始至终是王权至上的信徒。即使在他不包含明确的“绝对”权力概念的早期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主权观念也已经明确提出了。尽管这确实阻碍了贵族或“次级长官”是共同的或竞争性的主权主张者的观念，但这不排斥自然法或基本法对统治者施加的限制，也不排斥各等级或贵族依据法兰西法律传统享有的重要的职位权利。在后一本著作中，博丹把不可分割的主权观念与一种更明确的“绝对”权力观念，也就是一种包括所有正当国家职能的全面权力观念结合起来。但是，即使这时他也从没有忽视等级和法团的政治角色。博丹政治思想的一位优秀评注者认为，“绝对”主权观念是对博丹早期著作中某个不一致之处的一种令人遗憾的解决方案。诚然，不可分割的主权观念看起来与对主权的限制有矛盾，而他对次级长官传统权威的认可和对国王的某些行动需经各等级或高等法院同意的确信，暗示了对主权的限制。但是，这位评注者指出，博丹的解决方案是对法兰西传统话语的一种离经叛道，也不很适合法兰西的情况。他本可以“把统治者的主权定义成绝对的（除非涉及较狭义界定的自然法和基本法），并承认其职能在国王、高等法院和各等级之间进行分割”，这样更好。[18]这位评注者接着论证说，但是，在坚持不可分割性观念后，一种“绝对主义”就成为必然逻辑，而且，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随着胡格诺派运动及其反抗学说的兴起，这种逻辑必然对博丹而言更加有力。然而，无论博丹的不可分割的主权观念中有哪些逻辑不一致之处，它确实是针对法兰西的状况而阐发的，而且，它虽然有创新之处，但在术语上完全不会使同时代人感到陌生。尽管《国家六书》比前一部著作更深入地回应了武装反抗问题，但可以认为《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和《国家六书》都试图限制贵族的自治权和一直困扰着这个君主国的“主权分割化”。同时，这两部著作都为次级掌权者和法团保留了重要职能。即使在后一部杰作中，尽管他鼓吹国王的不可分割且绝对的主权，博丹也明显对提升三级议会地位坚信不疑，例如他坚称无其同意不可征税。实际上，他的主权理论离那些地方律师的观点并不太远，后者依靠君权在一个碎片化的政治体中维护统一，依靠它矫正其各法团组成部分之间的社会失衡——部分是通过将特权等级的封建特权据为己有的方式。在建构其主权理论时，博丹关心的不仅是阻止胡格诺式的反叛，还有解决法兰西国家及其政治“分割化”固有的根本结构问题。无论他想代表第三等级削弱传统贵族的权力，还是想给互竞司法权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秩序，以此不经意地加强统治阶级，他都希望把他们特殊主义的、半封建的权力转移给君主，否定贵族特权和官职的所有者凭（世袭或其他的）私有权利享有它们，并使它们取决于主权者的权威。紧要问题不仅是至上和最终的权力之所在，而且是统一体之所在，这个统一体是一个由地区和法团碎片组成的体系之一体化来源：“一个国家若没有一个主权来统一其各个成员——无论是家庭、社团或法团，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形成一个城市国家的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其居民，而是他们在主权统治者下的统一体。”[19] 因此，博丹的主权概念就某些方面而言是对封建残余的攻击，但它也以一个仍按照封建主义、法团主义原则组织的政治体为前提。他对不可分割的权力的信奉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因为与国王分享“主权”的代表机构恰恰会加剧博丹所具有的主权旨在克服的法团碎片化和政治分割化。但是，他并没有构想一个以根本不同方式所组织的社会，一个像英格兰那样的社会，它较少分裂成法团碎片，而是被英格兰议会那样的统一代表机构整合进一个统一国家。总之在某些方面他的论证旨在加强某些法团原则，他也视法团为维护社会纽带的根本。主权的职能是整合并协调这些必要的特殊成分。尽管如此，博丹还是对基于主权所在的国家形式和基于土地、官职和荣誉的分配原则的政体形式进行了重要区分。例如，一个君主国可以是以贵族制方式或民主制方式统治的，这取决于主权者君主选择如何授予荣誉、晋升职位。这种区分表明，无论权力和官职如何分配，这些权力最终都存在于主权者手中，而且实际上是依靠主权者的意志使它们如此分配的。官员或贵族的权力并非凭私有权利，而是凭主权者（理想而言是以一位君主为体现的主权者）的授权而被人享有。就此而言，国家与政府的区分，以及暗含的至上的立法权与从属的执行权的区分，有助于强化博丹的攻击，攻击指向封建特权和贵族无政府状态，以及其他对脱离主权者的政治权力提出私有权要求的主张。这种封建的权力“分割化”，而非英格兰议会政治意义上的“分割的主权”，仍是他坚持主权不可分割性指向的主要靶子。无论他区分国家形式与政体形式还有什么其他意图，他显然都意欲维护和加强君主的权威、反对其他特殊主义的政治权力主张。或许，在一个本身并非根本上分裂或分割化的政治体中，分割的“主权”和有限政府的观念更容易得到阐发：一个像英格兰那样的国家，它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贵族阶层；没有大陆的那些“土皇帝”；其城镇缺少大陆城市公社具有的政治自治权；它还有为统治阶级准备的统一代表机构，即全国范围的、代表有产者共同体而非被地区和等级内在地分裂的议会，它实现了“封建集权化”。反映在议会中的英格兰国家统一，使“分割的主权”具有较少威胁性和较多可行性，或者，可能是统治阶级的相对统一和强大使之成为必然。无论如何，议会很早就得到了立法权——至少是阻止国王立法行为的否决权，这实际上使对博丹而言构成主权的那种权力在国王与议会之间被分割。相比之下，法兰西君主的权力部分建立在国家的地区碎片化和贵族行使的独立权力之上，在这个方面（如果不是也在其他方面，例如其财政权）它很大程度上仍不受代表机构限制。简言之，博丹的主权概念说的正是法兰西的历史状况。 4．政治经济学因此，居于博丹政治理论核心的是一种仍然封建的、法团主义的、碎片化的社会秩序和一个中央集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他所处的时空所独有的。统治阶级的剥削方式是一种仍然基于国家分割化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混合，从这个角度而言，统治阶级仍是封建性质的。君主国的税收或官职结构只是把这个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混合体收归中央，并形成了被描述成一种“收归中央的封建地租”的国家税收体系。然而，当国家试图统一国家权力碎片时，它同时又是反封建的。这种紧张被这个时期的经济学说（博丹本人对它们所有贡献）绝妙地捕捉到了。这些经济理论的最大特色是“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统一，是一种把“经济”看成政治建构的实体的观点，和一种把君主看成协调者（协调被认为本质上分裂的商业秩序中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观念。商业的确有助于物质繁荣，也应该得到鼓励。但是，在一个基于各独立市场之间“贱买贵卖”的商业体系中，商业活动是具有社会破坏性的，而君主国的职能就是像统一政治特殊主义成分那样，整合特殊的、冲突的经济利益。经济不是被理解成一种一体化的、自我维持的机制，而是被归入政治共同体之下。同时，国家本身及其税收/官职结构是一种政治建构的财产权形式，既是一种公共的政治制度，又是一种私人的经济资源，这与英格兰的经济大相径庭，那里纯经济性占有方式发展得更为充分。构成法兰西政治体和经济之特征的根本悖论，在于其法团主义根基与一个日益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体（它要求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市场和内部贸易壁垒的减少）之间不可克服的紧张。像博丹的政治理论一样，同时代的经济学说既依靠某些法团的权力、特权和自由的维持，又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政体对它们的超越。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博丹引出了国家与家庭的类比。他认为，家庭是国家的起源，也是其基本组成单位；家政是优良统治的模型。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对家政和治国技艺的分离，他认为，“经济”技艺，即亚里士多德归入家政范围的关于善之获取的知识，同样为“社团”“城邦”所共有。反过来说，权力、权威和服从，这些明显特定属于政治领域的事物，也属于家庭领域。在这两种情形下，管理的目的都是获取善，也就是家庭或国家的给养和繁荣（当然是作为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良善生活的条件）。在一个唯一首领（家庭中是父亲，国家中是国王）的至上权威下，这个目标最容易达成。家庭和国家的一个根本差别是国家具有公共性质，与家庭的私人性质形成对比，这意味着前者以后者的私有财产为前提，且前者必须尊重后者的私有财产。博丹阐述的家庭与国家类比展示了一个被一位绝对统治者支配的国家，这位绝对统治者指导和鼓励公共“经济”，以便促进善之获取并增进国家繁荣，正如父亲管理家庭那样。此外，由于国家的统一像家庭一样应该基于和谐与“爱”，所以，国家管理的任务是通过创造一种基于“和声学”正义的平衡，来协调并黏合政治体各组成部分。这个类比预设了一种“绝对主义”君主制，它掌控一种“重商主义”经济，同时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并（有选择性地？）尊重和保护其臣民的法团自由。因此，赞成绝对主义君主制的论点并不限于政治领域。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的大部分力量来自那些论证其促进经济繁荣之作用的主张，而且，尤其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开明专制”观念。一种成功的商业经济依赖一个不可分割的主权来协调冲突的利益，这种在博丹著作中已经出现的观念，仍是法兰西社会思想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作为社会整合根本工具的国家，甚至会出现在重农主义者的著作中，他们在18世纪阐发了一种开创性的经济理论，它像现代“经济学”那样把经济当成一个具有自身内在运行原理的系统整体。甚至“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起源，也应归功于位于博丹的君主制理论底部的那种家庭与国家类比及其关于国家在经济中的整合作用的假设。如我们所见，以在博丹那里似曾相识的语言和逻辑，这个类比出现在安托万·蒙克莱田的著作中，他即使没有真正发明这个术语，也至少写下了第一本题目中包含“政治经济学”一词的著作：发表于1615年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他根据君主应该像父亲关照家庭之幸福、和谐、繁荣那样仁慈地统治这个原则，敦促进行鼓励经济活动的改革，特别是要通过保护法团自由和平等来加强第三等级，把政治体整合成一个全国整体以促进贸易，依靠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对其冗繁、腐败的官职和税收体系进行清洗。蒙克莱田最终对君主作为改革发动者的角色失去希望，并加入反对行列。但是，在《政治经济学论文》中，他的写作属于温和改革者的传统，这些改革者希望国王纠正权力和特权不平衡并保护他们，同时整合政治体和贸易体系。蒙克莱田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机制建议，通过这个机制或许可以实现“政治经济学”希望达成的结果。在一个后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变得耳熟能详的构想中，他指出，自利激情和获利欲望绝不会威胁共同善，反而可以成为其基础。换句话说，蒙克莱田提出了某种非常类似自私利益的效用的观点，而这将成为18世纪以英格兰（或者更准确地说，苏格兰）为主的，对“商业社会”解释的基础，该解释认为商业社会有能力促进共同善而无须依靠不确定的人类美德和仁慈。[20]但是，在蒙克莱田的论证中，这个原理运行的社会背景不是具有一体化全国市场、受自身竞争指令驱动的英格兰资本主义。对蒙克莱田而言，在法兰西的条件下，实现利益和谐的机制不是由一个立宪议会制国家维护的“看不见的手”，而是作为整合与协调之推动者的绝对主义君主制本身。在这个构想中，积极行动、有力干涉的君主是“私人恶德”转化成“公共利益”的条件。君主与利益和谐的这种联系在法兰西政治思想中经久不衰。蒙克莱田的建议的主要目标是鼓励经济活动、促进贸易。他对自利激情是公共福祉之基础的提倡，显然意在为第三等级特别是商人辩护，他承认商人更经常地受自利和贪欲而非对公共利益的关心所驱使。他认为，这些自利激情不应成为把这些人当成“一种奴隶”一样排除出公民团体（例如像亚里士多德可能会做的那样）的理由。[21]正是这些欲望推动着商人，还有农民、工匠和律师承担并良好完成国家所依赖的那些必要、有用的工作。管控这些活动并在其中确立秩序，这种工作属于“国家最高仲裁者”及其官员，官员的职能是保护王国的权利，“特别是每一个城市”的权利。[22]对这个自我利益网络的管控，不仅要通过保障公平价格、消灭腐败商业行为和欺诈、移除贸易壁垒来实现，而且要通过下述方法来实现：［例如通过王国制造业（royalmanufactures）体系］引入并管理一种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比商业更成功的英格兰和德意志，这是法兰西目前缺少的）以此弥补人类“意愿”的“不一致”。因此，再一次地，公共管理技艺或“政治经济学”在于维护一种微妙的平衡，平衡的一边是保护法团自由和地方特权（特别是对资产阶级至关重要的第三等级法团自由和城市公社自治特权），另一边是把这些特殊主义成分统一进一个“和谐的”政治体和一个一体化的全国经济体中。再一次地，“政治经济学”概念预设的这个社会，留下了其封建主义、法团主义出身的痕迹，然而它又将一个强大的君主国视为理所当然。 5．绝对主义文化至宗教战争结束，法兰西实际上已处于社会危机和经济崩溃中。16世纪90年代的特点是饥荒、人民起义和疫病，那时农业受到严重搅乱，许多耕作者被迫离开土地。王权国家看起来是对无政府状态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君主权威的主要对手中间，反对声音衰弱了。同时君主也发起了改革，其中包括取消某些免税特权，由此重新分摊税负。但是，17世纪再次经受内战折磨。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碎片化主权的余波卷土重来，并因战场返回的贵族士兵掠夺团伙和新的官宦世家而进一步恶化。在福隆德运动时期，围绕司法权、税负，或国家官职和税收利益获取机会展开的斗争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在1649年—1652年的一系列叛乱中，对国王的反对浪潮接连不断，反对来自捍卫自己限制君主的权力的巴黎高等法院，主张自己自治权的贵族，反抗征税的人民力量，最后还有王朝竞争者。君主以巩固中央权力作为回应。接下来是通常所谓的法兰西“绝对主义”时期：曾赋予新教徒重要权利的《南特赦令》的撤销；为加强中央国家、削弱贵族而进行的财政、军事机构改革；国家为促进商业和工业发展而发起的一个综合性规划；为统一法律体系并创造一种法兰西民族文化而进行的努力——从王室对艺术的赞助到法语的标准化。尽管绝对主义国家在17世纪的动乱（福隆德运动和农民起义）中绝处逢生，但是，注定与这个国家的本性形影不离的不满来源（一个地区和法团碎片化体系中的税收、特权、免税权、行政腐败）一直是社会抗议和改革提议指向的靶子。绝对主义一直未能克服国家碎片化。用单一的进行协调的意志统合碎片化的社会秩序，用单一的主权把法团网络整合进一个有机的、等级制的总体中，这种观念也将继续塑造着法兰西政治思想。它还促成了一种社会概念，在这种社会中，包括经济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总体都被纳入政治共同体。这种集合体将一直主导法兰西社会思想，直到大革命及以后。法兰西政治权力的“分割化”，封建特权的存活及其向新形式的恩惠与私有私有性官职中的扩展，地区和法团特殊主义的顽固存在，所有这些无论从君主还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通常都要以统合它们的单一的统一思想或意志这个观念来加以理论应对。无论是被好争论的、自掘坟墓的封建贵族的需要所驱使，被第三等级的不满所驱使，还是被君主制本身的私有利益所驱使，君主制的辩护者建议封建特权和对政治职位与权力的私有权利应该被君主据为己有，以便建立如博丹所描述的那种单一、至上、不可分割的主权。在温和的“宪政主义”学说中，国王意志被赋予更真实的公共性：它铲除以贪污腐败的行政为形式的特殊主义叠层，它受到代表机构的节制或听取代表机构的意见，但不受与他们分享主权的限制。即使在对王权绝对主义更激进的攻击中，国家的公共意志也不像在英格兰那样通常受到与它相对的私人利益或个人权利主张的反对。他们也没有把共同善界定成本质上由私人利益组成的一种公共利益，以对抗某个侵犯私人权利的国王提出的公共性主张。作为替代，绝对主义国家本身的公共性受到质疑，而公共意志的所在位置转移了。一个特殊主义体系中的普遍性原则在理论中转变成了代表机构、“人民”官员、“中间团体”。即使在共同善被设想成源于私人利益和谐的情况下，国家（更具体地说，君主）往往仍被描述成必不可少的和谐推动者、能够整合法团特殊性和局部利益的统一意志。国家本身、其特殊主义和私有性质造成的威胁、被当成私有财产的冗繁行政机构的增长，这些问题受到的反对较少来自那些保护“私人”领域免受“公共”侵犯的努力，而更多来自那些把“私人”国家变成真正的公共事物的提议。在波旁王朝治下，此时已经广为人知的论点（以君主为体现的一个统一意志是在一个无法克服碎片化的国家中，维护社会秩序的绝对必需之物）被推向了新的极端。1681年身为路易十四的王太子家庭教师的主教波舒哀发表了《论普遍历史》，从而使这种论点超越了先前所有极限。作为国王和高卢教会的坚定支持者、新教徒和教皇的反对者，他将自己的“哲学”史开创性著作作为课程内容向年轻的王太子讲授。第一卷覆盖了从世界之初到查理曼统治时期的“普遍”历史，其中心部分是古罗马史和基督教兴起史。在波舒哀死后，有人从他的笔记中重新整理出了他对直至1661年晚近时期的记载。这部巨著意在证明，世界历史是神意规定的，为的是一个统一的天主教会的利益；其主要结论之一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意图，需要一个单一、不可分割的君主主权者作为这个单一、统一的教会的亲密伙伴。在接下来的世纪，即“启蒙时代”，法兰西绝对主义文化将呈现出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但绝对主义国家仍处于启蒙运动的中心。尽管存在许多国家的启蒙运动，但诞生了标志性的启蒙哲学家的国家是法兰西。这是一种新型知识分子，其教育现代读者的使命已经由《百科全书》最鲜明地昭示了，它提出“不仅要包罗学术界已经覆及的领域，还要涵盖所有人类知识支脉”，不仅为了学者的利益，而且为了改变“通常的思考方式”。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欧洲一个独特的世界主义时代，法兰西可能更是如此。有理由把“启蒙运动”当成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大发现时代”，即商业和帝国扩张（这提供了接触欧洲以外世界的物质、文化财富的机会）的那三个世纪，已经促使欧洲人的思想和“文人共同体”超越了其狭隘的空间界限。受人文主义智识遗产和一场科学革命的鼓励，这种空间拓展给普遍主义的世界和人权视角带来了新生命。然而，法兰西“启蒙”改革者虽有世界主义的信念和包罗万象的雄心，但他们依然在解决特定于法兰西的问题，它们关乎私有性国家、恩庇、税收和卖官鬻爵。由于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主要资源，甚至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之后都如此，因此，抱怨通常较少指向国家作为一种占有工具所固有的恶，而更多指向阻碍分享其收益的机会不平等。如果说（正像于根·哈贝马斯的著名观点指出的）启蒙运动创造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它外在于且独立于国家，允许保持一种新的批判距离，那么，这与主张“资产阶级”利益防止国家侵犯，或者与划定一个外在于国家并为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新空间没有太大关系，而更多与资产阶级要求进入国家并分享官职收益有关。难怪当传统贵族试图重申其特权，尤其是获取官职的特权时，“职业向才能开放”的口号在革命前夕的各种运动中引发了如此强烈的共鸣。启蒙哲学家们将绝对主义国家和教会暴露于批判性审视之下，更不乏对它们的讽刺挖苦。他们（尽管其中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激进地）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和雄辩提倡“开明的”自由和宽容原则。他们的不敬和对迷信的打击震撼了许多同时代人，也激怒了既有权威，这有时带来危险的后果，包括身陷囹圄。即使当他们的政治观点远非民主或表现出对普通人民的轻蔑时，他们的教育使命就其本性而言仍是解放性的。因为法兰西启蒙运动的绝大部分巨擘，如伏尔泰、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狄德罗的智识力量与其说归功于系统的哲学创新，不如说归功于这种教育计划。德尼·狄德罗可能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好地抓住了法兰西启蒙运动的这个特殊性质和精神。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在启蒙哲学家中是典型的。尽管他向“开明专制”眉目传情（他被邀请到俄罗斯给叶卡捷琳娜大帝当顾问），但他要比例如伏尔泰更加民主，更少表现出对“普通”人民的轻蔑。在像女性权利和殖民主义罪恶这样的问题上，可以说他的看法比一般标准更为进步。但是，他有特殊资格成为法兰西启蒙运动的代表，因为是他比其他人更多地维系了《百科全书》，也是他最清晰地阐明了在一个包容而广泛的教育使命中收罗所有知识的工程，这个工程通过改变“通常的思考方式”挑战了教会与国家。他本人涉猎广泛、风格多变的著作会赢得例如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些思想家的崇敬。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见解之力量依赖于对体系的有意识拒绝。他确实可以被称为一位独特的哲学唯物主义者，然而，把握其对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强调的最好方式，可能不是严格的哲学和政治理论，而是像《拉摩的侄儿》这样的特色作品。这部讽刺性对话录囊括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话题，充满混乱和矛盾，作者的立场扑朔迷离，然而，它却不可思议地成功嘲弄了启蒙之敌。但是，在法兰西启蒙运动的璀璨群星中，可以说至少有两个人在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有系统创新。像启蒙哲学家总体而言那样，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两位在西方正典中最具创造才能和广泛影响的人物，属于一个更大的“文人共同体”——它受到超越法兰西范围的文化发展的良好培养。然而，对这两位原创性思想家来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政治观念深深扎根于特定的法兰西绝对主义话语之中的程度，以及其政治观念的独特特征在大不相同的方面归功于这种特定话语的程度。法兰西启蒙运动对批判理性的信奉，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王权绝对主义的回应，这是老生常谈。但是，强调绝对主义文化的影响，其内含要比仅仅说法兰西艺术、文学是在王室的奢侈资助下繁荣起来的更为丰富，并且/或者要比以下说法更为丰富，即绝对主义国家激发了一种对立文化，由此诞生了高扬理性、宽容、公民自由和个人自主，反抗一个不宽容的教会和一种“迷信”文化所支持的一个专横国家之压迫的“启蒙时代”。认识到自16世纪到大革命期间接连不断的不满，这也是不充分的。纵观这个时期，位于绝对主义国家中心的持续紧张关系给思想家们提出了特定问题并以特殊方式设定了辩论框架，因此可以说在这种更深层的结构意义上，这些紧张关系也依然处于法兰西智识生活的中心。这在卢梭和孟德斯鸠那里最明显不过。 6．孟德斯鸠当孟德斯鸠于1734年发表其《罗马盛衰原因论》时，已经存在一种悠久传统，即关于作为各竞争性司法权对立面的法兰西君主制的起源和正当性的争论。16世纪的那些古老论点，例如奥特芒试图诉诸法兰西历史传统来挑战君主权威的论点，在18世纪遭到了替代性历史解释，例如将君主权威的起源追溯至罗马帝国的历史解释的还击。这些论点转而又受到支持贵族封建权力的历史主张的质疑，后者坚称绝对君主制代表一种历史中的腐化。从这个对立中会产生国王派和贵族派的斗争，也就是信奉不受约束、不可分割的君主主权的人和信奉受贵族与法人团体自治权限制的君主国的人之间的争论。不管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中还有其他什么模糊之处——这些模糊之处使评注者可以把他描述成从反动信徒到坚定共和主义者的一切形象，他的同时代人包括启蒙哲学家都可以毫不迟疑地将他列入贵族派一方，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例如，在致孟德斯鸠的一封信里，爱尔维修写道：说到我们的贵族和我们所有层级的小暴君，如果他们能理解你，那么他们怎么赞扬你都不为过，而这是我从你著作的原则中发现的一个缺点……团体精神从四面八方缠住我们；这是一种以社会大部分为代价建立起来的权力。我们正是被这些世代相传的篡夺之权统治着。[23] 站在贵族派一方，并不意味着反对君主国，正如那些指责孟德斯鸠为君主主义者的共和主义者（不只是法兰西的，还有美洲的共和主义者，考虑到他据称对“美国建国之父”的所有影响）所表明的那样。主张与绝对主义君主制对立的自由原则，同时仍坚定委身于贵族信条，这也并无不同寻常或矛盾之处。但是，支持贵族派确实意味着否认绝对主义国家的某些最根本原则，而它们正体现在国王派中。而且，理解孟德斯鸠表面上模糊之处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把他放在那个极具法兰西特色的争论的语境中。同时，那些使他加冕现代社会学开山祖和/或现代政治科学（甚至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称号的概念创新，恰恰也源于他与法兰西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接触。孟德斯鸠生于1689年，那时正是不列颠形成“平衡”政体的历史时刻，他后来在经典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将这种政体奉为模范。他来自一个古老而显赫的穿袍贵族家族，这个法兰西社会的组成要素将在孟德斯鸠政治观念中占有核心位置。他作为律师供职于波尔多高等法院，后成为院长，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经历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政治理论中。作为相信可买卖的官职是对中央国家产生约束的人，他卖掉了自己的院长职位。如果说启蒙哲学家早期的运动是从宫廷精英中开始的，那么，孟德斯鸠则以其1721年《波斯人信札》的发表成为第一位超出沙龙谈话范围的人，这有重大意义。正如伏尔泰1734年发表的《哲学通信》那样，孟德斯鸠这部辛辣诙谐的书信体小说（在这里法兰西社会被一位波斯访客以外人眼光加以审视）促进了启蒙运动，正如罗伯特·达恩顿所说，它“既机智又智慧”，糅合了“放浪不虔之言和对专制主义与不宽容的严肃反思”。[24]但是，与伏尔泰不同，孟德斯鸠以1734年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和继之的《论法的精神》开启了一个更具野心的智识计划。也正是在这里，“启蒙时代”法兰西话语的绝对主义根源最为一目了然。绝对主义思想促成了这样一种社会观，它把社会当成由一位“绝对”君主体现的政治权威所建立的一个连锁的整体、一个系统的社会关系总体。绝对主义辩护策略造成的结果是鼓励了一种总体化的社会世界和人类历史观点，这对社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德斯鸠的“哲学史”正如其社会和社会变迁理论一样属于这个传统。表面上看，这样的说法与其他对其著作的解释背道而驰，那些解释把他视为现代社会学的开山祖，认为他对作为一个自足实体、一个有自己内在逻辑的关系网络的“社会”的发现，造成的结果是取代了“政治”作为人类共同体之统一力量或组织原则的地位。根据那些解释，孟德斯鸠思考的“法”与其说是人类创造性和政治能动性的产物，不如说是一个给定社会系统及其内在系统需求的本性的必然产物。确实，孟德斯鸠强调系统各要素，即经济的、生态的、文化的还有政治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他的“社会学”依然无可避免地是政治性的，且深植于绝对主义思想传统中。社会是系统性整体，每个社会都有其特殊的凝合与变迁原理，孟德斯鸠的这种解释是一种在绝对主义论证的地盘上挑战绝对主义论证的尝试，它提供了一种并不必然导向绝对主义君主制的社会整体（涵盖了从历史、政治到经济的一切事物）理论。同时，即使绝对主义君主制不再是社会凝合不可或缺的条件，政治能动性仍位于他的“社会学”的核心。波舒哀的哲学史试图在一种宏大的、无所不包的解释中把握人类历史总体，可能最主要就是这部著作启发了孟德斯鸠去研究罗马哲学史，他笔下的罗马哲学史不单纯是对事件和人物的描述，而是对一个按照自身内在原理兴起和衰落的社会秩序整体的解释，它是那位主教的“绝对主义”世界观的对立面。《罗马盛衰原因论》提出的一些主题，将在《论法的精神》（他在西方政治思想正典中的地位主要是由这部匿名发表于1748年的著作奠定的）中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得到发展。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孟德斯鸠的意图不仅是提出一种替代性的罗马史记载，而且是质疑把路易十四当成普遍历史中一个神意命定的行动者的主张，由此抗衡对王权绝对主义的辩护。作为替代，他提供了一种罗马帝国与基督教兴起的“自然”史、一种只有人类行动者的“哲学”史，它与波舒哀的神意命定的普遍历史形成鲜明对照。《罗马盛衰原因论》不是一部完全的理论著作，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察觉到那些将在《论法的精神》中得到发展的原则。在孟德斯鸠的历史中，不存在目的论或人类之上的任何宿命。罗马史作为一种“自然”进程展开，而基督教的兴起不过是这种自然史的一部分。它并不比其他罗马制度享有更具特权的历史地位，它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解释。但是，如果历史是一个自然进程，这并不是说它仅仅按照不变的自然法则发展。人类能动性创造了自身的复杂性。同时，历史不单纯是伟大个人的产物。尽管唯一的历史行动者是人类，他们却是在特定的语境下行动，也就是在特定的、具有自身内在变化原理的制度、惯例、盛行的文化或人民“精神”下行动。在此意义上历史原因是普遍的：任何特殊原因的结果，例如一次军事失败是由一个“普遍”原因决定的，即是由一个特定社会的制度框架和其中风行的人民精神决定的。罗马早期诸王被一个共和国取代，这不是因为个人的英雄壮举，而是因为国王们创造了一种消除了贵族中间性权力的绝对君主制，且这种君主制都不能长久。共和国在权势和规模上实现了伟大，这不是因为伟大的个人，而是因为共和秩序和维持它的特殊公共精神。然而，它最终注定衰落，因为这个共和国的本性和精神鼓励甚至要求持续的征服和扩张，而共和制只有在一个相对较小的领土上才能存续。帝国扩张，尽管对这个共和国而言是自然的，却也是它衰落的原因。《论法的精神》是一部极为不同且更具野心的著作，但是，《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出现的普遍与特殊的混合（内在于特殊社会形式中的“普遍”原因）是孟德斯鸠这部最有影响的经典著作的指导原则。这部庞杂的著作覆盖了从法兰西到中国及以外的广阔时间和地理范围，它确实被承认是一部扛鼎之作，但也被指摘为自相矛盾、不合逻辑、难以理解，其野心远远超过了才华。但是，其缺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其长处的对应面，是作者力图在社会、政治变迁的普遍法则与特殊政治形式的独特运转原理或“精神”之间保持一种理论平衡的创新尝试之结果。 “我已经”，他在前言中写道：首先思考了人，思考得出的结果是，在千差万别的法律和习俗中，人并非仅仅受到奇思异想的指挥。我已经列举了一些基本原则，而且我发现，特殊实例自然地遵循它们；所有民族的历史不过是它们的结果；每种特殊的法都与另一种法相联系，或取决于另一种更普遍的法。（《论法的精神》）[25] 把世界中展现的众多社会形式和文化平等地视为“自然的”，其结果之一支持了对多样性的宽容。孟德斯鸠接着向读者保证，他的意图不是非议无论哪个国家的法律。他坚称，他的目标仅仅是阐明每种政府所基于的运转原则和促成其成败兴衰的条件。“每个国家都将在这里发现其基本原则所基于的理由”。提出改变方案的责任“只属于那些如此幸运以至于生来就能够洞悉一个国家的整个政制的人”，而他自己仅仅乐于“为每个人爱其君主、国家、法律提供新的理由”，“劝勉统治者更多学习他们应如何发号施令的知识”[26]。但是，随着孟德斯鸠讨论的深入而变得昭然若揭的事情是，无论他的科学意图多么公正中立，他对所有法律“精神”的揭示说到底还是旨在促进法兰西既有国家的改变。他的宏大科学计划不可避免地是由一个政治纲领的特殊需要所塑造的，这样说并不为过。孟德斯鸠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社会和政治变迁是人类理性可以理解的。但是，要理解人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就不仅需要辨识自然万物共同的、固定不变的法则。当然存在普遍、不变的自然法则，它们作用于人类正如作用于其他自然物。“作为物质存在者，人像其他物一样受不变的法则统治”，但是“作为理智存在者，他不断地破坏上帝确立的法则，并以自己的规则改变它们”（《论法的精神》I.1）[27]，这些改变和破坏不是无法理解的。作为孟德斯鸠研究对象的人“法”能够被科学知识理解的程度，并不比自然法被科学理解的程度低。[28]但是，千差万别的社会形式和习俗，更不必说变幻莫测的人类激情、无知与错误，这些意味着仅发现自然法自身（例如像霍布斯那样，他试图把物理原理及其运动法则运用于人类动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寻找每种特定社会形式内在的凝聚力和逻辑。我们当然可以从某些共同的、根本的人类动机出发，正如霍布斯在描述自然状态时所做的那样。孟德斯鸠也确实简要反驳了霍布斯的观点：单纯的恐惧和支配他人的意愿很难解释人们如何能在社会中生活，人类动机要复杂得多。但是，这位法兰西哲学家对这类根本动机不太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特定社会形式产生的复杂事物。他建议我们可以从这个简单命题出发：“没有任何社会可以离开一种政体形式而存在”，所有既有政体形式也都以某种方式与自然相符。但是，这样说并未告诉我们什么。“这样说更好”，他接着说，最符合自然的政体是与人民（政府为他而立）的性情和倾向最为一致的政体……（法律）应该适合它为之而立的人民，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适合另一个国家，这是罕见的巧合……它们应该顾及每个国家的气候、土地性质、位置和范围、居民的主要职业——农夫、猎人还是牧人；它们还应顾及政制所能承受的自由程度；顾及居民的宗教、爱好、财富、人数、商业、风俗习惯。最后，它们彼此相关，需要考虑到它们的起源、立法者的意图，以及它们据以确立的事物秩序。应该从所有这些方面去思考它们。（《论法的精神》I.3）[29] 孟德斯鸠接着详细探究了决定政体和法律形式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著名的对非社会性决定因素，如气候和地形的长篇大论。但是，他仍建构了对一种熟悉的组织原则，即一种形式上的政体类型学的分析。他确立了三种政体：共和制、君主制和专制，每一种都以保障其生存的特殊结构和特殊激情或精神为特征。这种分类当然是对古代的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及其腐化形式）划分的离经叛道。但是，像孟德斯鸠著作中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它源于马基雅维利：他没有提出民主制与贵族制，相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提出了共和形式，在其中“人民”或其某一部分掌有最高权力，因此它可以是民主制，也可以是贵族制。但是，孟德斯鸠以自己的特殊方式既背离了古代分类，又背离了马基雅维利，他提出了君主制与专制的区分：专制的独特特征是“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和任性指挥一切”，相比之下，在君主制“这里一个人按照固定的、已确立的法律统治”（《论法的精神》II.1[30]）。诚然，古人确实有一种“专制”统治的概念。专制（despotes）一词就其原初含义而言仅仅指家主或奴隶主，希腊人将这种含义加以延伸，开始运用于他们对亚洲的帝国统治形式的理解，它与希腊各种政制形成对比。在16、17世纪，各种思想家（例如博丹、格劳秀斯、霍布斯和洛克）用这个词指这样的政权，它们实际上奴役了臣属的人民，或至少剥夺了其权利，这些政权可以基于正义战争理由正当地做这些事。当孟德斯鸠阐述他的政体形式分类（它系统地将“专制”作为三种主要形式之一包括进来）时，这个词已经成为法兰西反绝对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指责的不是亚洲“专制主义”或帝国对臣民的统治，而是特指欧洲的一种君主制及其对本国人民的统治。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让专制形式成为整部著作的一个核心组织原则。因此，孟德斯鸠提出了两种形式标准来区分主要的政体形式：国家由一人还是更多人统治，这使共和制有别于君主制和专制；国家是否由“固定的、已确立的法律”来统治，这使共和制和君主制有别于专制（尽管正如我们很快将看到的那样，这个标准并不像它初看起来那么明确）。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国家由少数还是多数统治这个在古代分类中非常核心的问题，并不享有与上述基本标准同等的地位：贵族制和民主制都是共和形式。但是，这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同样如此，在他看来，政治世界是被君主国和城市共和国的竞争所支配，而封闭政府与广泛政府的区分相形之下是不太重要的，尽管他倾向广泛政府。当然，对孟德斯鸠而言，要害问题有所不同。他的政体形式分类似乎旨在推进一个特殊议题：促成一种君主制，在其中，依靠“固定的、已确立的法律”的统治从贵族和其他中间团体的自治权那里得到保障。那么，孟德斯鸠对政体形式以及维持每一种政体的极其特殊的“法的精神”的划分，如何服务于这种意图呢？尽管他阐述了民主共和制和贵族共和制的区别，但他对共和形式（无论民主性质的还是贵族性质的）的分析所传达的最重要信息却是，它们是极难（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维持的，维持它们需要极高程度的正气或美德，专制国和君主国则不需要这些。维持民主制法律和制度的原则或“精神”是一种公民美德，是一种对法律和国家之爱，它与其他更简单的人类激情的倾向相悖。它很容易被“不平等精神”取代，后者促使人们把自己的私人利益和地位放在其公民同胞之上；或者相反被过度的平等精神取代，它使人们倾向于违抗统治者以便自己管理一切。贵族制依靠某种“节制”，它要求贵族违背自己的偏好和野心行事，他们的偏好和野心自然倾向于增加他们与普通人民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不可避免地具有腐化和打破稳定的效果。换句话说，共和制对公民制度、集体凝聚力和献身公共利益提出了沉重得超乎寻常甚至不自然的要求，以至于只有在小型的，异常同质或一体化的社会中，这些要求才能在一定时间内得到满足。因此，孟德斯鸠对共和制的讨论，实际上使共和形式无法成为像法兰西这样的国家，或者乃至欧洲其他新兴势力的可行选择。但是，它确实为政治生存奠立了某些基本法则，可以用于分析其他形式。例如，我们可以分析君主制形式，探索维持它的原则，这个原则可类比于公民美德，但并不对人民提出共和制提出的那些要求：在一个君主政体中，用政策处理重大事务时尽量少地借助美德，正如在一台优良的机器中，工匠的技艺减少了动作，少用发条和齿轮。国家的存续并不依赖对祖国的爱、对真正荣誉的渴望、对舍弃自我的渴望、对牺牲自己最宝贵利益的渴望，以及所有英雄美德，我们对古人的那些英雄美德高山仰止，却只能从传说中寻得飞鸿雪爪。（《论法的精神》III.5）[31] 君主制的基本原则是荣誉，“这是每个人、每个阶层的成见”，它取代了政治美德，而且当伴以法律的力量时，它能够像美德本身那样服务于政体的目标（《论法的精神》III.6）。但是，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条件独自使君主制能够维持自身而无须要求公民美德，离开这些条件，一人统治就纯粹是专制。依法统治是君主制中某种很特殊的因素。在论述“法律与君主政体性质的关系”时，孟德斯鸠表明，最终区分守法君主制与专制形式的是“中间、从属和依附的权力”的存在，这些权力居于人民和按照基本法统治的一人统治者之间。甚至可以说，“固定的、已确立的”基本法，其存在正以这些中间权力为前提：这些基本法必然以使权力畅通行使的中间渠道为先决条件，因为若仅凭单独一人瞬息变化、任意无常的意志统治国家，则一切都无法固定，当然也不存在基本法。（《论法的精神》）[32] 专制形式中没有这些中介，这意味着，即使专制主义披上固定、已确立的法律统治的外衣，它实际上还是按统治者的意志和任性统治的。其运转原则既不是美德，也不是荣誉，而是单纯的恐惧。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制确实是自然的，它是被人类极易产生的激情推动的。当其他国家形式的维持原则被损害时，这些国家形式易于腐化，而专制国家就本性而言一开始就是腐化的。这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更根本的国家类型划分，即“宽和”形式与极端形式的划分。腐化的真正危险到来，不是在“国家从一种宽和政体变成另一种宽和政体，例如从共和政体变成君主政体或从君主政体变成共和政体时，而是在它从一种宽和政体退化成一种专制政体时”（《论法的精神》VIII.8）[33]。当然并非无足轻重的是，特定属于贵族制的原则［“宽和（节制）”原则］成为好政体的一般美德。而且，孟德斯鸠接着明确表示，有别于专制的君主制是“宽和”的，这恰恰是因为它的维持有赖于保留自治的贵族权力。比起“宽和”这种美德的确切定义，孟德斯鸠归因于它的结果和他指示的维护它的方法更能揭示他所谓“宽和”的含义：一个“宽和政体只要愿意，无论何时都可以放松其发条，没有任何危险”，不像专制，在那里公共秩序的唯一保障是恐惧驱使下的盲目服从；而且，最终使这种“宽和”得以可能的是政府各种权力之间的一种特殊平衡：要形成一种宽和政体，就有必要混合各种权力，调节和中和它们，使之运作起来，如同增加一方的重量以使它能制衡另一方那样。这是立法上的一件杰作，偶然很难成就它，审慎也很难成就它。（《论法的精神》V.14）[34] 罗马共和国实现了这个罕见的成就；在孟德斯鸠的时代，他认为它独特存在于英格兰——尽管他所描述的英格兰政体形式在现实中与他为法兰西设想的君主制有所不同。这里我们遇到了孟德斯鸠著作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他提出的是不是“权力分立”——在这个词现在通常所理解的含义上。辩论围绕他对美国“建国之父”和隐晦写入美国宪法的“权力分立”（尽管从没有明确提到这些词）有没有影响展开。“建国之父”确实引用了孟德斯鸠，他们甚至可能在确立孟德斯鸠作为这个观念创始人的声誉上立下了功劳。然而，尽管孟德斯鸠的权威言论被多次引用，但美国关于“分”权以及“分”权旨在促进的“制衡”的学说产生的结果与孟德斯鸠的意图相去万里。他告诉我们“每个政府中都有三种权力：立法权、涉及万民法事务上的执行权、涉及公民法事务上的执行权”，最后一种可被称为司法权（《论法的精神》XI.6）[35]。但是，他对“宽和”政体的解释似乎从一开始就表明，他所设想的权力分立不同于美国宪法形成的那种。平衡宽和政体的最可行形式是君主制，他还接着告诉我们，欧洲大多数王国是“宽和”的，因为君主虽然掌有立法权和执行权，却把司法权留给臣民。[36]然而，很快就明确的是，权力“分立”并不是三种主要统治职能属于不同机构这种含义。毋宁说，理想而言这些职能是结合的，但寓于不止一个权力容器中。在孟德斯鸠看来，理想的“权力分立”显然一定需要一种君主受到其他权力来源制衡的君主国。在英格兰（被他说成现存的最有助于自由的政制）的例子中，立法权体现在“王在议会中”的经典结合中。但是，对他来说似乎有一个不同的，可能更好的选择，它更多与法兰西的状况相关。在告诉我们“中间、从属和依附的权力构成君主政体的性质”，在君主政体中“基本法必然以使权力畅通行使的中间渠道为先决条件”后，他接着解释说，“最自然的中间和从属的权力是贵族的权力。这在一定意义上对君主制是根本的，君主制的根本原则就是，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论法的精神》II.4,15—16）[37]。这种对“中间”权力的特征描述表明，有两个不同的紧要问题。区分国家的不同职能，并坚持某种或其他职能不应完全掌握在同一些人手中，这是一个问题。然而，以孟德斯鸠的方式谈论贵族，就引发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38]问题不仅是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关系，而且是自治司法权相对于中央国家的生存。这里我们可以回到《波斯人信札》，就孟德斯鸠关注的事物寻求一些指引。这些信的日期被设定为1711年—1720年之间，穿越了法兰西的国家危机时期，危机的顶峰时刻是1715年，那一年路易十四驾崩，继任的摄政王最初看起来会遵守进行实质性变革的承诺。“在位如此之久的君主，已不在人世了”，1715年郁斯贝克向磊迭写道（第93封信）[39]。郁斯贝克接着思考似乎将要打开的可能性，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的主要关切是高等法院。这些古老的制度类似任人践踏的废墟，但总让人想起人们的古老宗教中一些有名庙宇。它们现在只关心司法问题，除非发生某些不可预见的事情使它们重新恢复活力，否则它们的权威将继续衰弱。这些伟大团体顺从着人间一切事物的命运：它们向摧毁一切的时间屈服，向削弱一切的道德腐化屈服，向碾压一切的至高权威屈服。但希望在于：摄政王想取悦人民，他目前看起来尊重这个公众自由的庇护所。他好像意欲重建庙宇和神像，他已经规定，它们应被视为君主的支柱和一切正当权威的基础。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似乎恢复了这样的希望：这些“伟大团体”“公众自由”的化身可以使法兰西君主制恢复原状。比起其他制度，高等法院更符合他对“宽和”政体之本——“中间团体”的解释。而且，透过法兰西政治传统的这个独特特征，而非透过英格兰的“王在议会中”，我们才可以理解孟德斯鸠对权力之间“平衡”的模糊解释。高等法院体现了法兰西君权和其他司法权之间复杂关系中的所有独特紧张。高等法院在王权扩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保障国王在各省政令畅通的通道。但是，作为可买卖的职位，它们已经成为职位所有者，即具有与国王相对立的自治权主张的穿袍贵族的世袭财产，而且，在人民和法兰西宪政自由的名义下，它们开始成为君主制的对立面。有别于英格兰议会那样的代表制立法议会，它们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法院。但是，它们也混合了司法权与其他国家职能，即行政或执行职能——至少在被路易十四削弱之前曾经如此，如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认为的那样。它们享有范围广泛的管治权，从宗教和道德到贸易和工业。但是，它们最重要的政治职能是登记国王政令，或诉诸进谏权反对它们，进谏权是抗议国王政令的权利，它被路易废除，又被摄政王恢复。这种权利可能并非特别有效，也可以被国王规避，但在法兰西公众眼中，高等法院相当成功地把一个靠买官得到职位的半封建寡头集团的利益与保护法兰西的自由等同起来。孟德斯鸠本人的政治经历源自波尔多高等法院，他对这个机构的仁慈和清廉不抱幻想，甚至还严厉批评他的同僚。但是，在某种理想化的解释下，高等法院对他来说无疑代表着典型的“中间权力”。它是穿袍贵族的典型机构，穿袍贵族这个集团由于其处于大贵族和人民之间的位置，可以履行必要而独特的职能（《论法的精神》XX.22）。高等法院结合了三种“分立”权力的所有方面，它作为使王权畅通行使的渠道发挥作用，又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贵族自治权和地区自治权——这些自治权得到买来的职位（孟德斯鸠对此表示支持）权利的保护，以此“平衡”了君权，同时也不会严重损害一个根本上碎片化的国家中理想而言由君主建立的政治和法律统一。一种“宽和”政体的模式出现了，在这里，由于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碎片化和地区特殊性，保留了贵族权力在行政、立法、司法所有这些国家职能中的自主性，强大、稳定、中央集中的权力受到了制衡。即使在理想化形式中，这种模式也绝对更接近法兰西绝对主义的现实而非英格兰的模式。孟德斯鸠试图实现的政治平衡是法兰西特有的。他显然认可一种强大的中央权力，甚至会提倡一种全国统一的法律体系——英格兰此时已经具有了这种法律体系，而法兰西虽有国王的绝对主义抱负，却尚未实现它。但是，他仍把自由等同于贵族和法团自治权的保存，这与英格兰人国家的情况大相径庭。孟德斯鸠对司法权的讨论既是模糊的，又是能说明问题的。他告诉我们，在三种权力中，“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无，这样就剩下两种权力”（《论法的精神》XI.6）[40]。同时，司法权又是这样一种权力，它被“人民”所掌握是界定宽和政体的最关键因素。而且，既然宽和政体是自由的最低条件，那么就有理由认为，正当建立的司法权是自由的最终保障。只需指出孟德斯鸠对司法权提出的要求中相对放宽的部分，或许就能够调和这两种表面矛盾的关于司法权重要性的说法。例如，有人指出，他主要被称为“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不是因为他众所周知的对英格兰宪政的尊崇，而是因为他的刑法和惩罚理论”，因为对他来说“实现自由的唯一最重要要求是，只有极少恶行应该被法律界定为罪行”。[41] 这似乎减少了高等法院作为司法机构的权力，但它作为“中间权力”的角色并不单纯依赖它作为法院的职能，还依赖贵族在所有国家职能而不只是司法职能中享有的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孟德斯鸠可以提倡一种挑战法兰西法律碎片化的全国法律体系，同时要求保存既低于又高于法院的高等法院。他对犯罪和惩罚的观点确实很重要，但在这里使用容量过大的“自由主义”概念需要谨慎。如果认为这预示着一种“现代的”思想转向，那么可能会遮掩以下方面：他的司法权概念仍扎根于法兰西绝对主义，他的“自由”仍被等同于分割化主权和贵族自治权的残余。 7．商业法兰西高等法院解释了孟德斯鸠“权力分立”中的含混之处，英格兰模式则无法解释它们。但是，英格兰模式还有另一个特点，表面看来，孟德斯鸠对它的推崇较少有模糊之处。《论法的精神》对商业给予了大量关注，作为一部表面上看起来是论述政治和法律的著作，这种关注是不同寻常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孟德斯鸠认为商业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要比“经济”角色更多。例如，英格兰不仅是商业成功的首要典范，而且象征着一种自由与商业的独特混合体。“其他国家，”他说，“让商业利益服从政治利益；相反，英格兰人让政治利益向商业利益让步”（《论法的精神》XX.7）[42]。就商业精神渗透整个社会的方式和程度而言，它同样是绝无仅有的，因为甚至贵族也参与商业活动。为了避免显得是在批评，孟德斯鸠向我们保证：“他们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懂得如何重视这三种巨大利益——宗教、商业和自由”。英格兰人在另一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方面明显关系到商业与自由的联系：唯有他们成功地结合了君主制与“实用”商业——有别于奢侈商业。君主国通常致力于获得“一切助长这个国家的骄傲、享乐和任性奇想的东西”，而在共和国中，通常更加鼓励那种“放眼世界各国，从一国带来另一国需要的东西”（《论法的精神》XX.4）[43]。君主国往往也不信任商人阶层，而共和国倾向于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因此，商业上的大事业不适合君主政体，而适合共和政体”。在所有这些方面，英格兰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它看起来既在政治中也在商业中结合了君主制因素和共和制因素。据说孟德斯鸠对商业的详尽讨论激起了法兰西人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而且，正是法兰西思想家们不久后创作了开创性的经济理论著作，赋予“政治经济学”一词新的生命和含义。甚至在盎格鲁—苏格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前，弗朗索瓦·魁奈及其重农学派已经被认为推动了现代经济学发展中的重要突破。因为他们最早把经济当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在其中生产、交易、消费过程统一于一个相互依赖的“流动循环”，而且，尽管出于稍微不同的理由，他们同样认为英格兰是典范。孟德斯鸠绝不是那种技术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家”，但他确实有几分相信这样的观念：经济，或商业网络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机制，放任它按照自己的原理运行，就不仅可以促进国家内部的自由，还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尽管他清醒认识到商业和战争或殖民征服之间的联系，但他确实在质疑国家间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种通常设想上迈进了几步。至少对于有足够动产资源用来交易的国家来说，与其他差不多具有同等禀赋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有助于使交易各方联合并富裕起来。那些只有很少可交易财富的国家应该远离贸易，哪怕是为了获得自己没有的东西而进行的贸易：“因贸易而赔本的国家不是什么都不缺的国家，而是什么都缺的国家。”（《论法的精神》XX.23）[44] 同时，孟德斯鸠告诉我们，“商业精神使国家联合，却不能同样使个人联合”（《论法的精神》XX.2）[45]。商业精神取代了所有仁爱的、道德的德性，把一切降格为金钱。在某些方面商业可能发挥了公民美德的作用，但它自身无法充当社会纽带，或充当把私人恶德自动转化成公共利益的经济机制。这再一次表明，为了调和利益并保障共同善或哪怕仅仅是保障公平，需要政治权威。由此，问题是何种形式的国家可以履行这个职能，同时维护自由。英格兰人的国家看起来是典范。但是，在标题使人放松警惕的“一个奇思异想”一节，孟德斯鸠插入了一些对法兰西的评论，其中暗示的另一种选择与我们已知的他的政治偏好形成共鸣：有些人有感于某些国家的做法，臆断在法兰西应该制定允许贵族经商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将是摧毁贵族的方法，也不会带来贸易的好处。这个国家的做法是极为明智的：商人不是贵族，但可以成为贵族。他们有望获得贵族身份，又不会被贵族身份实际的不便之处缠身。他们要受到提拔、超离本业，最可靠的办法是把本业做好、做成功，而这通常带来的结果是大量财富…… 用金钱购买贵族封号的可能性使许多商人大受鼓舞，他们投身于可以获得它的环境中。我不去检视这种用金钱换美德的交易的正义性。对某些政体来说，这种做法非常有用。（《论法的精神》XX.22）[46] 因此，正如在斯宾诺莎那里一样，当把财富变成获取职位荣誉的手段，以此驾驭对金钱的贪欲为公共利益效劳时，商业就可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但是，与法兰西的状况相符，对孟德斯鸠来说，公共利益的主要推动者不是荷兰共和国的那种共和主义寡头，而是买官者，更具体说是“介于大贵族和人民之间的穿长袍的人”，也就是充当“法律保管人”的穿袍贵族（《论法的精神》XX.22）。看起来，当商业产生的财富被用来购买官职时，它能最直接地为公共利益服务。几年后，重农学派援引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模式来建构他们的政治经济科学。在某些方面，孟德斯鸠确实是他们的先驱。但是，重农学派以他所没有的方式系统地发展了“经济”本身有其内在的、自我驱动的逻辑这一原理。凭借这一原理以及他们促成的自由放任口号，重农学派通常被认为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奠立者，而且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奠基者，他们影响了例如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然而，在法兰西特有的语境下，重农学派指派给国家的角色大大不同于与他们对应的盎格鲁—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所设想的。尽管他们依靠英格兰及其高产的农业部门的例子，来支持他们关于农业是“现代”经济推动力的论点，但他们承认法兰西状况与英格兰模式的根本差异——特别是法兰西没有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地主阶级。在重农学派看来，应该由国家改造法兰西社会，由国家发挥后来亚当·斯密所谓“原始积累”推动者的作用。而且，君主制仍然（以法兰西的方式）作为一个特殊主义集合中的普遍性原则出现，作为克服法团利益、克服国家和经济双重碎片化的主要手段出现。在这个方面，他们与孟德斯鸠有某种重要的共同之处。但是，与视“中间团体”为自由保护者的孟德斯鸠不同，重农学派更密切地注视着经济发展，在他们看来这需要依靠某种形式的“法律专制主义”来压制碎片化权力。君主国的目的当然不是强加其专断意志。它应该保障社会和经济机制中“自然”法则的运行，然而，这些自然法则以强大的中央国家为条件。[47] 8．让—雅克·卢梭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魁奈《经济表》先后问世之间的几年，卢梭创作了他的三部最重要著作：最早确立他社会思想家名声的《论科学与艺术》（1750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年）、《政治经济学》（1755年）。每写一本，他的思想都经历了重要发展。但是，这三部论著有至少一个共同主题，这个主题也会是他全部政治思想的基础，那就是挑战各种认为社会主要依靠个人利益的力量而结合起来的社会学说——例如在卢梭看来霍布斯和曼德维尔所提倡的那些社会学说。这样做是有吸引力的：避免提及卢梭的任何生平。他众所周知的难以相处的个性对于以下事情的解释是非常重要的：他一生的反复无常；他与其他启蒙哲学家如狄德罗的友谊破裂；他毋庸置疑的“局外人”（不只是异乡巴黎中的日内瓦人）立场。而且，他的私人生活确实戏剧性地展现在他的《忏悔录》和《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中，这几乎是任何其他思想家都无法比拟的。但是，他的心理缺点也往往使这样的做法有机可乘，即懒惰、有偏见地将其政治观念当成一个错乱的心智或一个热衷“极权主义民主”的“权威主义人格”神经过敏的宣泄，将它们弃若敝屣。而且，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比起他的个人生活，从激发其政治观念的法兰西历史语境中，我们能对其著作了解更多。关于他的生活，了解以下或许就已足够：他是一个教养良好的钟表匠之子，1712年生于日内瓦，日内瓦一直是他政治思考的理想化模型。他15岁时逃离日内瓦。他主要靠自学成才，在华伦夫人［一位改宗天主教的平信徒（但卢梭后来为了重获其日内瓦公民身份而回到加尔文宗）］的保护和影响下，他被介绍进法兰西上流社会和智识生活。当他于1742年前往巴黎时，他与狄德罗及其他启蒙哲学家产生亲密友谊。他的著作涵盖的主题惊人地广泛，从《爱弥儿》中的教育哲学到（他视为自己最重要建树的）音乐理论，他的小说《朱莉》或《新爱洛伊丝》也常被当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部奠基著作加以引用。至1778年逝世时，他已经确立了如雷贯耳的名声，同时也已经因为个人原因和智识原因与启蒙哲学家中的朋友断绝了友谊。卢梭最初凭《论科学与艺术》（这部著作已经使他与“启蒙运动”产生分歧）一举成名。在回应《论科学与艺术》受到的批评时，他开始解释他对那些认为社会乃由个人利益的纽带结合起来的社会概念的异议，这种异议为他的政治观念奠定了基础：我们的作家喜欢把一切事物绝对地视为“这个世纪的政治杰作”：科学、艺术、奢侈品、商业、法律以及所有其他纽带，这些纽带用个人利益的力量拉紧了社会联系，它们使人们相互依赖，赋予他们互惠需求和共同利益，并要求所有人为了能够追求自己的幸福，都必须追求他人的幸福。这些观念当然非常吸引人，而且能以最讨人喜欢的外观展现。但是……人们只要共同生活就不可能不伴有相互偏见、相互竞争、相互欺骗、相互背叛和相互毁灭，这难道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吗？……毕竟，每当有两个人的利益汇集时，或许就有成百上千的人是敌对的。[48] 因此，在卢梭看来，自己所处时代中的社会本质地、不可避免地是敌对的。无论是由法律力量还是由商业网络维持的私人利益共同点，很大程度上都是假象。在他对《论科学与艺术》（简称《一论》）批评者的答复中（在《一论》本身中也有暗示），他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迈进：把私有财产及由此必然产生的不平等指认为这些敌对关系的主要原因。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简称《二论》），他进一步论述了这种社会概念：在其中人被分成富裕的少数和为他们服务的多数，他们之间仅有的社会纽带是强制多数服从少数并为他们劳动的欺骗性契约，以及使人在互利伪装下彼此竞争的商业网络。在这样的状况中，不可能有真实的私人利益交汇和公共利益。而且，任何向公共福祉或共同善的乞灵，只能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为了少数人利益的骗局。换言之，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可能存在自由。因此，卢梭一开始就与一大批思想家有分歧，后者依靠商业或绝对主义国家，或者同时依靠两者来维系社会纽带并把私人利益转变成公共利益。同时，无论他对古代公民美德的黄金时代怀有怎样的留恋，他都否认了它回来的可能性，如果它竟存在过的话。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寻找一种机制实现共同善，这些共同善由共享它们的个人自由地形成，而不是源自某些外部强制力量，但它们并不对公民美德提出过高要求，也不依靠相互欺骗。这个问题自始至终推动着他的政治观念。在卢梭为第戎学院举办的竞赛所写的《一论》中，他试图回答学院提出的一个问题：“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有助于净化道德吗？”卢梭的否定回答并不像我们可能会认为的，甚至不像他自己喜欢表现的那样不同寻常或挑衅意味十足。也有其他竞赛者否认18世纪欧洲所理解的科学和文化进步带来的道德好处。而且，因此存在一种“古今之争”的重要传统，它质疑现代文化发展的价值，把这些发展与雅典唯美主义联系在一起，置于古罗马或斯巴达公民美德的对立面。卢梭对这个传统的离经叛道更明显地表现在《二论》中，在那里他的社会政治激进主义走上前台，但是，基础是《一论》中奠定的。在回复批评时，卢梭轻蔑地拒不接受一种关于他对现代文化的攻击的常见解读，他将之总结如下： “知识对任何事都绝对没有好处，本性就是坏的，只能做坏事。知识与恶德不可分离，正如无知与美德不可分离。所有有文化的人都被腐蚀了，所有无知的人都有美德。一句话，恶德只存在于有学问者中，有美德者只能是一无所知之人。因此，我们要重获正直只有一条路：我们必须时不我待地速速流放学习者和博学者，焚毁我们的图书馆，关闭我们的法兰西学术院、我们的学院和大学，重返最早的野蛮时代。” 这就是我的对手如此大力斥责的一切。只是我从未想过、说过其中的任何一句话。也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比他们善意地归之于我的这种荒谬学说，更加同于我的理论体系相悖。[49] 他接着说，道德当然不会因为我们所了解的那些文化发展而净化。但是，仍然存在因果关系问题，而且卢梭在这里似乎认为，原因不在学问本身，而在于其社会环境：多么奇怪和不幸的状况：在这里已积累的财富容易带来更大财富，而一无所有之人仍一无所得；好人不知道如何脱离其悲惨境遇；最无耻的人得到了最高尊敬，依然诚实的人必须宣布与美德断绝关系……因此，我的观点最终是抚慰人心且有所裨益的，因为它证明了，所有这些恶与其说属于人，不如说属于处在坏统治下的人。[50] 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它没有把“恶”归咎于某种普遍人性，而是归咎于特定的社会生活组织方式。恰恰在后来的著作中，作者所谓“处在坏统治下的人”的意思逐渐明了。然而，《一论》已经使我们对卢梭的思考方向有所了解。“奢侈”，他告诉我们，若无科学与艺术则难以发展，而科学与艺术发展也很难不产生奢侈……假使奢侈是财富明确无误的标志，假使只要你喜欢，它甚至有助于增加财富，那么，从与我们时代如此相称的这个悖论中一定会产生何种结论？又，当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时，何者将变成美德？古代的政治家孜孜不倦地谈论道德和美德，我们时代的政治家只谈论生意和金钱……他们把人当成畜群来衡量其价值。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对国家的价值仅仅是他的国内消费的价值。[51] 在《二论》中，卢梭更确切地解释了当他把“恶”归咎于社会环境（恶在其中表现自己）而非人性时想表达的意思。《二论》的核心是这个原则：人类有一个历史，而不是有一种抽象的“人性”。卢梭以脱离例如霍布斯或洛克提出的“自然状态”概念为起点。“审视社会基础的哲学家们，”他写道，“都感到有必要回到自然状态，但他们无一人做到这一点。”[52]他们归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的观念和实践（正义、财产权和统治种种概念）都源于特定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有其长期的历史。哲学家们归于人性的那些特点只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中产生的。卢梭后来在《爱弥儿》中强化了这种社会性的人性定义，这部著作表面上旨在探讨一种独特的孤独个人的发展，但它始于的前提是，即使自我感也是由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产生的，因此个性的发展及发展方向取决于与他人关系的性质。[53] 那么，我们就人的原始“本性”能够说些什么？卢梭告诉我们，有两个先于理性的原则。第一种自然本能是自爱，或更准确地说，是自我保存的本能。他很快解释说，但我们在界定这种自然本能时不应犯霍布斯的根本错误，他认为自我保存的冲动必然把我们推向与他人的冲突，还认为“由于（人）宣称对自己需要的一切都有权利，他愚蠢地想象自己是整个世界的唯一所有者”。[54]霍布斯在质疑所有现代自然权利定义上是正确的，但他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他本应从自己的前提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自然状态（财产权和政府出现之前的状态）是我们的自我保存最不会损害他人的自我保存的状态，所以它更有助于和平而非相反。霍布斯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因为他把“满足众多作为社会产物并使法律成为必要的激情的需求”归于自我保存的自然本能。这不是说“野蛮”人本性上是“好的”。这仅仅是承认，是社会条件迫使自我保存采取了一种而非另一种形式。第二种原始本能是怜悯，是人类看见其同胞受苦时的一种“天生的抵触感”。这种本能得到了例如曼德维尔的承认，但卢梭认为，曼德维尔没有看到，这种本能正是他试图否认的那些社会美德的来源，在正确的条件下那些品质有可能促进人类的相互保存。如果这种自然本能在当代社会中受到压制或掩盖，那么这仍是社会条件的责任，这些社会条件迫使人类认为其利益是相互敌对的。人之间当然存在自然差异，但这些差异本身并不导致奴役与支配的分野，也不造成一些人依靠他人劳动维生的能力。人类发展的分水岭是私有财产权的创造。关于这场革命如何发生，卢梭可能有些闪烁其词。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无论私有财产权，或看起来产生了它的社会劳动分工的第一因是什么，财产权的创造都决定性地使不平等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要决定因素。无论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源于心理或源于天赋的不平等，都是财产权的创造导致了主人和仆人、劳动者和占有他人劳动者之间的划分，最终还导致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划分。这也造成自爱转变为自尊，即一种自我保存的本能转变为积极的利己主义和对抗性的自我利益——其他哲学家错误地把这些当成人类的自然状况：一句话，一方面是竞争和敌对，另一方面是利益的对立，往往还有损人利己的隐秘欲望，所有这些恶都是财产权带来的第一个结果，也是新出现的不平等如影随形的结果。[55] 正是这种对私有财产权及其结果的解释，自此以后主导着卢梭的政治哲学。在后来的著作中，他来回摇摆于《爱弥儿》（1762年）的立场和同年的《社会契约论》明显相反的冲动之间：《爱弥儿》意在描述对一个远离世界的孤独个人的教育，在这个世界中，公民社会只是富人反对穷人的工具；在《社会契约论》中，公民纽带是强大、正义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必须严肃对待卢梭自己认为所有这些主要著作组成一个统一体的观点）这两部经典著作都始于同样的前提：现有的基于财产和权力不平等的社会中不可能存在自由。《爱弥儿》的主人公爱弥儿受教育是为了抵御像法兰西这样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政治体中所有不可避免的腐蚀，在这里，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劳动，且社会只是靠商业网络或绝对主义国家的强制而结合。卢梭似乎认为，他将被教育成一个人而非一个公民。只要爱弥儿的个人人格被塑造，他的政治教育将保护他在一段时间内不受真实的政治世界影响，同时他将学习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原则，据推测这些原则将在他冒险涉足公民生活时帮助他适应腐化环境并维持自主。在爱弥儿成为一个公民之前，他作为一个人的活动场域是家庭而非国家。正是在这个语境下，卢梭阐述了他关于女性地位和教育的引发争议的观念。他的论点有时被当成强调男女差异并把女性降格为男性的区区享乐对象的纯粹厌女症表现而被弃之不顾，但他的论点也被解释成具有某些方面的进步性，它们可能是对沙龙文化（当时被认为是由有闲贵妇的品位引领的精英圈子）的一种反动。按照上述解读，苏菲代表着贵族鉴赏力或资产阶级虚荣的对立面。很明显，由于卢梭确切无疑归于女性的特殊力量和智能（他告诉我们，所有伟大革命都是从女性那里开始，而且女性失去其优势地位并无法使男性尊重其判断的时代将是“堕落的最后阶段”），苏菲应是家庭的引导精神，并作为爱弥儿的主要保护者使他免受腐化社会的扭曲。[56] 无论我们怎么看待卢梭对女性的观点及他的所有独特悖论，都必须这样理解《爱弥儿》：它与其说是一部关于（男性或女性）教育的论著，不如说是一个有意为之的对立面，针对的是他的时空中的社会现实。卢梭否认想使《爱弥儿》成为一种理想教育的蓝图。他对一种模拟环境中培养孤独个人的演示是一种想象力运用，它演示了现实世界的一个戏剧性对立面。它也相当于一种失望的表达：一个建立在财产权和不平等上的社会不可能产生善。《社会契约论》从这种令人失望的忠告跃向了一种对公民秩序的描绘，在那里，《爱弥儿》所逃避的那些社会条件以某种方式被超越了，公民社会也可以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学》这个中间步骤，就不可能理解从《一论》、《二论》到《社会契约论》的过渡。在《政治经济学》中，《社会契约论》发展的核心政治思想和许多关键概念（“公意”、“政府”和“主权”的区分）得到了第一次表述。这个事实的意义非同小可，令人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常被忽视。由于这篇文章是为《百科全书》而作，所以完全有理由认为其主要意图和其他文稿一样，不单纯是抽象地沉思永恒问题，还有旁敲侧击却尖锐地抨击当时法兰西的制度。比起他的其他著作，这篇文章与他的时空中的紧迫问题，与常见的辩论风潮有更直接的关系。而且，它有助于提供一种方法，借此可以把他的政治理论核心观念的基础追溯到他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追溯到他的时代的社会斗争中。卢梭在一种社会批判的传统中写作，该传统谴责宫廷腐败、膨胀的王国官僚集团，以及不仅服务公共目的还服务私人利益的剥削性税收体系。在这些怨言和改革提议中，国家往往同时作为被抱怨的对象和设想中的改革推动者出现在舞台中心。改革者常常以这样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观点：主张公共领域，反对仍然体现在国家和特权体系中的封建原则的私人本质特性。卢梭的政治理论必须放在这种背景下理解。例如，有人说他是“使贵族派和国王派变得没有意义”的思想家，是“把政治问题放在一个全新的基础——纯粹民主制上”的思想家。[57]对那些认为卢梭的“公意”概念和争议性的“强迫自由”说法是最不民主的，甚至是“极权主义”的人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古怪并令人不快的命题。但是，当把卢梭的政治观念置于绝对主义法兰西的语境下时，这些解释看起来就似是而非了。《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他的人民主权理论如何被一种对法兰西独特状况（法兰西绝对主义国家及其伴生的恶）的批评所塑造，也揭示了围绕这些状况展开的传统争论如何为他的论证设置了框架。像博丹和蒙克莱田一样，卢梭首先通过思考家庭/国家类比来处理法兰西的国家问题。而且，通过直接攻击这个类比，他宣告了他对这个国家盛行的原则的反对。在最初的法语用法中，政治经济学（涉及为增进国家繁荣对国家资源进行的管理）暗示着家庭与国家的类比。尽管国家经济被标明是“政治的”，以使其普遍性、公共性有别于家庭经济的特殊性、私人性，但是，这种区分预设了国家管理技艺与家庭管理技艺即家政的明显相似性。卢梭在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质疑的正是这种相似性。而且，通过拒绝把这个类比当成重新定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他实际上说明了这个类比所代表的系列历史条件。在这种语境下，“公意”出现了。公意概念通常被（无论敌视还是同情卢梭的）评注者单纯地当成一种支配公民行为的原则。然而，在《政治经济学》中，卢梭的公意概念有一个不同的目标。在这里他的论证首先不是指向个体公民，而是指向“长官”或统治者。他攻击家庭/国家类比的目的是要表明，长官不能正当地按照那些适合家主的原则来行动。“全家劳作的主要目的，”卢梭指出，“是保存并增加父亲的财产。”[58]如果把这种私人、家庭“经济”的原则应用于国家——把国家当成增加长官“财产”的工具，则会致命地损害公共利益。因此，与统治家庭的父亲不同，长官不能把个人的自然倾向和激情当成统治国家的标准，他必须遵循的“并非其他法则，而是公共理性，公共理性就是法律”。[59]公意概念的引入是为了表达独一无二的公共原则，这个公共原则应调控“政治经济”管理，即国家管理。长官、政府应遵循这个原则，他们的职能仅仅是执行表达共同体利益的公共“意志”。因此，在卢梭的论证的这个阶段，公意概念代表着一种努力，即把国家界定成一种真正公共的事物而非一种私有财产权形式，并使政府的正当性建立在它对公共意志和人民利益而非私人意志和长官利益的遵从上。后来，特别是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把公意原则扩展到公民共同体中。在《政治经济学》中，卢梭引入了《社会契约论》所围绕的那些概念：主权、主权和政府的区分、公意。这篇文章至少有些部分来自卢梭为自己计划中的政治制度重大研究所写的著作，他一直没有如期完成这个计划——除了《社会契约论》这个缩减形式，他说它是从其中抽取的。在《社会契约论》第一版，即所谓的日内瓦手稿中，《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契约论》的本质统一显而易见。《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主要观点（尤其是对家庭/国家类比的一些评论）几乎一字不差地在日内瓦手稿中出现了。《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契约论》属于同样的论证结构，而且，由于缺少前者包含的观念，后者的逻辑仍是不完整的。在《政治经济学》中，卢梭首先区分了政府与主权，接着概述了一种政府理论——他把它当成“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词。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发展了主权理论，而主权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另一面，虽然他在这部早期著作中只是浅尝辄止。在过渡时期，他的兴趣可能实际上从政府问题转向了主权问题，而且他越来越确信，只有真正的人民主权和激进民主，而非只是革新、开明的政府，能够纠正他在早期著作中概括的社会弊端。在《政治经济学》中，“公意”作为“公共经济的第一原则和政府的根本法则”被引入。[60]这个表述的要点是，正当政府被等同于这样的政府：其“长官属于人民”而非相反，因此它服务的利益不单纯是统治者的利益。《社会契约论》由此展开论述。博丹与甚至还有较少“绝对主义”的蒙克莱田都建构了家庭与国家的类比，他们基于的假设是，国王在其官员的帮助下是共同善的恰当推动者，是普遍性和普遍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代表，与构成政治体的特殊、局部利益形成对比。当卢梭攻击这个类比时，反对的正是这个假设。他自己的观点基于相反的假设，即统治者和其臣民一样有可能，甚至更有可能代表特殊或局部利益。对卢梭来说，家庭/国家类比（在其中国家实际被当成私有财产）只是确证了法兰西的现实：国家是一种私有财产，包括国王职位在内的公共职位的使用是一种私有财产。他坚称，必须由一种完全不同的原则（它与家庭管理的私人动机及其增加家主财产的目标相反）指导国家管理。在批评了政治经济学概念所基于的这个类比后，他必须相应地按照国家独一无二的公共目的重新定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在这里，他引入了主权即最高立法权与仅仅执行主权者意志的政府或“公共经济”的区分。[61]正如我们所见，卢梭并不是第一个对主权和政府做出区分的人。博丹早已阐述了这种区分。但是，博丹和卢梭在这个方面的差异比相似更为明显。卢梭使用一种相似的概念策略的意图正与博丹相反。尽管他和博丹一样把主权等同于立法权并维护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大不相同。博丹的论证是对王权绝对主义的辩护，而卢梭的论证是对它的攻击。卢梭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仍同博丹一样）意在把长官或政府的职能调整到一个次要地位，使它们从属于、依赖于一个更高的原则或“公意”。但是，他的意图不是巩固而是削弱统治者的权力。“长官”不仅指次级官员，而且指国王在内的所有统治者。公意也不会成为统治者的意志，不会成为他的至上性的体现，而会成为他对共同体的从属地位的表现。博丹让人民的特殊性从属于统治者的普遍性，卢梭则让统治者的特殊性从属于人民的普遍性。对卢梭来说，主权者意志并不是这样的事物：它通过国王立法和公共管理或“政治经济”技艺从外部将自己强加于人，由此从特殊和局部利益中创造了一个共同体。相反，主权者意志是这样的事物：它产生自共同体本身，表达它真实的共同利益，它将自己强加于那些职能仅仅是执行这个意志的人——长官、政府、“公共经济”的代理人。这个论证逻辑要求它以一种激进的人民主权理论为终点，该理论彻底落实了这个原则：通过将最高立法权寓于人民大会，主权者意志就会从共同体中产生。卢梭在《政治经济学》中并没有将逻辑引向这个结论，但他在《社会契约论》中确实是这样做的。就形式而言，卢梭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绝对主义惯用语和关于单一、至上、不可分割的公共意志的话语，但他使这种惯用语反戈相向。正如许多理论家曾做过的那样，他用对手的论证形式来攻击其内容。下述命题或有几分真理，即卢梭“并未太多受惠于它”的唯一一种法兰西“话语传统”就是宪政主义，尽管“他是法治的伟大拥护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原则的献身有别于多玛或孟德斯鸠这样的法兰西宪政主义者”。特别是，在卢梭的理论中，像在绝对主义传统中那样，法律被等同于主权者意志，而不是像在法兰西政治体的基本法中那样，被等同于对主权者意志的外在约束。他对国家中间团体的敌意和对代表大会的轻蔑使他明显背离了宪政主义传统。[62] 然而，如果卢梭背离了宪政主义传统，那么，这部分是因为法兰西主流宪政主义（甚至激进的胡格诺派宪政主义）并不暗示要把最高立法权转移给“人民”，哪怕是由代表机构体现的“人民”。卢梭的关切不是单纯地“约束”绝对主义君主制，而是推翻它，不是单纯地驾驭主权，而是将它转移。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卢梭的论证终究可以与法兰西宪政主义（至少是其以胡格诺派反抗运动为典范的更激进形式）相联系，从而得到最佳理解。正如我们所见，在攻击绝对主义时，胡格诺派宪政主义者采用的意识形态策略是强调君主的特殊性，攻击他把国家当成私有财产，从而利用绝对主义的理据来对抗它自身。他们坚持“人民”对国家的所有权，主张“人民”设立了国王的“尊位”，并把公共“思想”从国王那里转移到以官员和代表机构（“多个思想合成的一个思想”）为体现的“人民”那里。卢梭的策略是非常相似的，只在一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他也从攻击绝对主义国家的私有性质和统治者的特殊性入手，并以一种寓于共同体中的公共意志与之对照，他也坚称统治者是由人民设立的。同时，他不仅觉察到君主的特殊性的威胁，还觉察到一般“长官”的特殊性的威胁。因此，他没有把公共意志放在“公共会议”中，放在官员和“中间团体”中，或放在等级议会中，而是把它放在人民自身中。卢梭对“中间团体”的态度常常被视为他的思想最令人忧虑的方面之一，被视为一种对自由主义最珍视的原则（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结社和言论自由、表达个人异议的自由、少数权利等）的攻击。这仍然是把卢梭的论点抽离其历史背景导致的误读。卢梭拒绝将公共意志寓于中间机构，这确实使他与法兰西宪政主义，哪怕其最激进的形式断绝了联系。但是，他对这些机构的拒绝，不应被理解成（“极权主义者”）对宪政主义原则的违背，而应被理解成扩展宪政主义原则并使它们民主化的努力。卢梭赞同激进宪政主义者的关切：把国家转变成从人民那里获得公共性或普遍性的、真正“公共”的事物。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主旨。如果在这部早期著作中尚未明确，那么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则明确地从创造一种真正公共的长官——一种以未指明的方式向共同善和“公意”的要求负责的长官，推进到在一个行使着的人民主权中实际体现这种共同善和公意。尽管在这过程中他重新运用绝对主义话语，以便将之前寓于绝对君主制中的权力寓于人民，但是，他这条路并没有略过而是经过了宪政主义的关切和人民反抗的传统。第一章开篇是他的著名命题：“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迄今为止，哲学家们所设想的“社会契约”都只是某种形式的服从契约。卢梭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公式来说明一个正义、自由的公民秩序应该基于的原则。除去非本质部分，它可以归结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以法人身份把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接纳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3]然而，为了让这个约定不只是空洞的公式，它必须被这样理解，即任何拒绝服从公意的人都应该被强迫服从，而且这恰恰意味着“迫使他自由”。[64] 可能卢梭仅仅是说，公民社会用一种新的公民自由，包括可靠的财产权，去替代自然状态中的自由，而公民社会要求服从法律。然而，他没有说我们放弃某些自由以交换和获得他人的保护，而有意地选择一种悖论性和挑衅性的方式来阐述他的“社会契约”含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不考虑他对悖论和挑衅的爱好。但是，为了消除卢梭提倡某种“极权主义民主”的嫌疑，显然需要更多说明。首先让我们明确卢梭不是在说什么。卢梭诉诸公意时不是在说，它作为一种抽象的“共同善”而存在，可以从外部强加而不管设立主权的个人的意志。说到底它是一种经验法则，是公民在行使其主权时必须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因此，例如“集会中的公共秩序的法则就不是在会上维护公意，而是使公意遭到质疑，并由它来做出回答”。[65]换句话说，一个立法会议应该自问，何种决定将促进公共利益而非这样那样的私人利益。当然，公意并不与“全体意志”同义。多数可以选择并且故意选择一个并不表达公意的方案，因为它无益于共同善。但是，没有人可以主张（正如罗伯斯庇尔可能会主张的那样）要代表公意反对多数意志。当社会纽带断裂且人们对何者构成公共利益无法达成共识时，公意就沉默了。公民的自由需要对公意的领悟，这个原则预设了“公意的一切特征始终存在于多数之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论你站在哪一边，都是没有自由可言的”。[66] 无论我们能对卢梭的公意发表其他什么看法，显然它都只能寓于主权者人民之中，并且只能由多数产生（这是最起码的）。它不能是被一个宣称知道何者更好的统治者强加的。卢梭对主权和政府之区分的说明使这一点得到加强。确立主权的结合行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契约，但不能以相同方式设想政府的执行权：卢梭说，很明显“创建政府的行为，绝不是一项契约，而是一项法律。行政权力的受托者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任命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人民既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对官吏们来说，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是服从的问题”。[67] 但是，如果人民而非君主或其他长官是真正的主权者——这是卢梭无论哪位启蒙运动同伴都不曾设想过的，那么，有什么能制约主权者人民自身？卢梭没有关注少数的权利或对主权的宪政制约，这样说确实没错；在他的时空中，他不太关心主权者人民应如何引导自身，而更关心如何为人民主权辩护，反对所有其他主权主张者，这样说可能也不够。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在语境中解读他对“中间团体”的观点——通常被视为最能说明一种明显“反自由主义”倾向的证据，那么这些观点将具有一种不同含义。这仍是历史视角问题。法兰西宪政主义者论及的“中间团体”，并不是对英格兰自由主义者如此重要的“自愿社团”，后者是私人领域中的组织，有别于——而且至少潜在地对立于——国家机构。[68]法兰西的“中间团体”是法人和代表机构——各等级、高等法院、自治市、社团，它们构成公共秩序的一部分，是政治体的机构。宪政主义者建议提升的正是这些机构在国家中的地位，尽管他们提升的程度不同，对这些机构也有不同的偏好。然而，这些团体都不是英格兰议会模式中的立法议会。它们实际上是封建残余，是封建“分割化”国家的碎片。（例如）晚至孟德斯鸠的宪政主义者一直承认并捍卫它们，孟德斯鸠认为这些“哥特式”政体的因素对法兰西君主制的“宽和”与正当性有根本意义。这也意味着，正如以前一样，在18世纪，中间团体的概念往往联系着对贵族权力的辩护，而且其精神可能不仅是非民主的，还是反民主的。在18世纪，这一点甚至比以前更清楚：居于国王与人民之间的“特殊”或中间权力原则被用来支持贵族权力的扩大，正如在贵族派中那样。在这些构想中，贵族反对绝对主义君主制的主张可能同样是反对第三等级的主张。因此，宪政制衡观念预设了一种明显偏向贵族的倾斜。中间权力理论比英格兰代表理论更加明确地反对人民权力，尽管后者的意图也不是支持民主的。像孟德斯鸠这些偏向高等法院，视其为中间权力典范的人，只是通过把穿袍贵族包括进来而部分修改了这个原则的贵族特征。而且，他们主要主张的自治权是官职的买卖。正如我们在胡格诺派的例子中看到的，即使在更激进的反绝对主义构想或宪政主义构想中，对中间团体的坚持也具有以下有意的效果：既限制君主权力，又（例如通过强调反抗权只属于以官员和法人代表为体现的“人民”）限制人民权力。考虑到这些机构在法兰西政治经验中的历史含义和意识形态功能，可以说对中间团体的辩护并不会轻易给民主性的拓展和延伸提供机会，它提供的机会甚至不如英格兰议会代表理论所提供的。在这种语境下，一种民主论点，例如卢梭的民主论点不可避免地是作为对中间团体的攻击而加以阐述的。 9．重新界定的“公意” 归根结底，问题是利害攸关的特殊社会利益。那些对自己缺少机会使用国家提供的超经济占有方式而感到愤愤不平的人，那些尽管自己以税收为途径受制于国家占有却又占有他人劳动力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旨在让他们在国家中分一杯羹的宪政改革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这些并不是卢梭所代表的利益。《政治经济学》明确表达了，他关心的是小生产者，特别还有农民，整个特权、官职和税收结构都建立在他们的劳动基础上。《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在研究税收问题，而且卢梭改革财政体系的方案显然旨在减轻承受其重的农民的负担。正是在这里，他对自己关于既有国家是一种私人占有和剥削体系的观点提供了最清楚的说明，而且他的改革提议指向的特定目标是：社会中的种种好处不是全都被强者和富人享受了吗？高薪厚禄的职位不是全部被他们占有了吗？所有特权和免税权不都是为他们保留的吗？……穷人所付出的一切将永远失去，或本来就在富人手里，或迟早落入富人的手里。税款早晚会流入政府中的人或与政府接近的人的钱袋里。尽管他们也交他们的那一份税，但他们仍然希望增加税收。[69] 卢梭指出，在这两种境况的人之间实际存在的社会契约条款可以概括为：“你需要我，因为我富而你穷。现在，让我们订这样一个协议：我允许你有为我干活的荣幸，条件是你把你手中仅剩下的那一点儿东西也给我，以酬谢我为了役使你而付出的辛劳”。[70]这就是当时的税收所基于的原则。卢梭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反原则的税收体系，他的办法是改革国家以根除税收作为一种私人占有方式的用途，并在一个进步的税收体系中把明显用于公共目的的税负转移给更有能力承担它的人。对于农民如果不因为纳税要求而被迫工作就会游手好闲这种观念，卢梭嗤之以鼻：“因为对于失去劳动果实的人来说，什么都不做相当于有所得。对劳动课以罚金是荒谬的消除懒惰的方式。”[71] 当然，在提议对税收、特权、免税权体系和腐败的行政、可买卖的官职上进行改革这件事，卢梭并不是唯一一人。总体而言，类似改革是启蒙运动议程的一部分，是启蒙运动对国家和财政机构的理性化、法律和行政的统一化以及官职体系向才能开放的要求的一部分。国家作为一种占有工具、私人资源的职能，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所有这些改革提议的条件，即使一些改革者只是想扩大分羹机会。而且，为了防止供养城市和宫廷奢侈生活的农村被吸干，许多改革者确信有必要重新分摊税负。但是，在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中，唯卢梭一人把目光特定集中在作为一种剥削体系的政治结构上，而且他不是从启蒙精英的家长式俯视角度，而是从劳动力受剥削的小生产者角度看待这一点。他无法满足于仅仅使占有农民劳动果实的官僚机构理性化的改革。因此，他的政治改革想攻击的不仅是作为一种无效率、不平等或非自由主义的行政和代表体系的国家，还是作为一种剥削体系的国家。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以绝对的人民主权作为彻底取代私有性国家的唯一方法，才能满足要求。一旦卢梭认准了如欲使国家及其官员切实服从“公共理性”则必然需要真正的人民主权，他就必须思考“公意”（不仅作为观念上的统治者和公民行为标准，而且作为实用的、能动的政治组织原则，即一种真正源自人民并在实践中表达为法律的“意志”）如何能够实际运作。他的答案也仍然是由法兰西既有的国家特殊条件塑造的，是由他的庄稼汉同胞自行回答共同善问题，以及它如何被决定和执行的问题的特殊方式塑造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法兰西典型的解决方案是乞灵于一个通常以君主为体现的单一的公共意志，或由国王和国家官员编织为一体的一个局部和自私利益的集合。这些解决方案，甚至那些用“多个思想合成的一个思想”取代君主意志的解决方案，都没有简单地把共同善重新界定成私人利益组成的公共利益——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魔术般合成的公共利益，或通过代表各种私人利益的议会的审议和立法过程自动聚合的公共利益。这可能是英格兰的模式，却不符合法兰西的状况。当孟德斯鸠认为共和政体需要特殊的美德，且君主政体的优势是能够以臣民最低限度的美德或自我牺牲来实现共同善时，他是在表达所有上述构想共有的一个假设：通过商业网络，自我利益也许可以充当社会的基础，但是，共同善不会从私人利益的相互作用中自然产生，而需要德性对自然自爱的抑制，或需要一个“进行协调的”国家（必须强调，它不是通过汇集所有互竞利益的代表机构的中介，而是作为一个最有可能以绝对主义君主制或至少是“法律专制主义”为体现的单一的统一意志）的积极干涉。如果说相比之下，英格兰人（及其苏格兰发言人）尤其在18世纪思考了或据称思考了相反的设想，他们的乐观也并不表明对人性的更多信任或英格兰社会深层分化的阙如。这更多与他们的经济，即一种新兴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英格兰商业帝国称霸的短暂时期）的特殊状况有关。它也以英格兰代表制度传统的统一特质为前提，以相对可靠且统一的有产阶级（其相对于国王和人民的优势在议会至上中得以表达）为前提。法兰西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悲观，并不妨碍政治思想家们把自爱和自利当成政治体的真正动力。如我们所见，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共同主题，认为转化成利益的自利激情可以成为公共福祉的基础，甚至认为把社会构想成一种商业交易是大有裨益的。然而，这种社会观绝没有质疑对强大君权的需要，通常反而有助于强调其必要性。对于这幅图景来说，各方在其中追逐私利的商业交易的分裂和纷争特征正如商业的好处一样是本质性的。那些在英格兰有助于支持一种有限政府学说的论点，到了法兰西就表现成对王权绝对主义的辩护，或者像在重农主义学说中那样表现成“法律专制主义”强制下的自由放任。无论这些论点被用来支持绝对主义还是“宽和的”立宪君主制，建立在自私利益的和谐之上的政治体概念都倾向于假定一种外在的整合意志为其必要条件。在这种语境下，卢梭阐述了作为源自主权者人民的共同善的一种表达的公意概念。甚至在《社会契约论》之前，他的大部分著作就旨在直接或间接攻击作为商业交易的社会概念：在其中每个人以他人所失追求自己所得，或仅仅通过劝说（或更像欺骗）他们看到帮助自己所带来的好处来获取他们的帮助。他写道，财产权和不平等的结果是，每个人因此必须不断使他们对他的命运表示关心，使他们实际上或表面上感到为他效劳对自己是有好处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他对一些人行事奸诈和虚伪，对另一些人表现得十分粗暴和冷漠；而且，当他觉得不能使他所需要的人对他感到畏惧，或者觉得他为他们效劳对自己没有好处时，他就要对他们施展种种欺骗的伎俩。[72] 对卢梭来说，这种相互欺骗不是疗药而是症状。认为社会纽带和共同善可以建立在使人民分裂的利益对立之上，这是无稽之谈。鉴于这种自相矛盾的观念联系着以一位强大统治者为体现的外部调和意志的观念，卢梭势必对它充满敌意。显然在他看来，想象一个单一的君主意志或哪怕复合的长官意志（它们本身就代表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利益）能够把这些对立的特殊主义成分熔铸成一种共同善，这是极其荒谬的。同时，接受自爱应该充当公共利益的来源这种观点，完全符合他的个人自主概念。因此，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索自爱和自利如何能够产生一种共同善而无须“商业”交易或相互欺骗的调和，也无须一个外在意志的干涉。他的目标是寻找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其中，社会纽带并非基于使人民分裂的事物，而是基于使他们统一的事物，即一种由人民真正共有的利益构成的共同利益。因此，认为卢梭的公意概念提倡压抑自然本能并使自我利益被抽象的“公意”淹没、个人被集体淹没，这是错误的；提出狄德罗的“个人主义”和卢梭的“集体主义”之间的某种对立，也并无助益。[73]对卢梭来说，个人利益在原则上并不是与公意相反的，正如自爱和自尊不是同义的。只有当环境使人与人的利益必然地、本质地对立时，在一人所得即另一人所失的意义上，利益才是“局部”的，与“总体”相反的。像现在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就迫使利益如此相互对立。卢梭只是认识到，哪怕再多的理性或启蒙也无法引导这些对立冲动充当社会凝合的基础，至少不依靠大众幻觉或专制强迫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而这两者既不可欲，又不可靠。问题恰恰在于，人民无法被强迫去希冀与他们的自我利益相反的东西。卢梭在其他地方总结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论点：当最终所有特殊利益彼此冲突，当自爱在发酵中变成自私，以至于舆论（它令全世界成为每个人的必要）使人生来彼此为敌，又迫使每个人只能以他人之所失求自己之所得时，比火热激情微弱的良心就被他们扑灭了，它只是作为一个用来相互欺骗的词留在人们口中。于是，每个人都假装希望为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全在说谎。除非公共利益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否则没人想要公共利益。因此，实现这样的符合就是寻求使人民幸福且良善的真正政治的目标。[74] 这绝不是说原则上自我利益与共同善相反，毋宁说自我利益必须是共同善的来源。如果“公意”有任何含义的话，那么其含义只能这样理解：人民实际上具有共同的个人自我利益——不是因商业或外在意志的调和而共同的利益，而是内在共同的利益，而且政治必须建立在这个共同基础上。《社会契约论》勾勒了与如此组织的社会相匹配的原则。卢梭从未明确说明这种政治秩序的社会先决条件，但是，他的社会批判，尤其是《一论》和《二论》中的社会批判强烈预示着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他从未告诉我们，这场变革大概会如何产生。在《社会契约论》中，他所能做的最大努力是引入一种机械降神（deusexmachina），即一位为新社会奠定基础然后功成身退的立法者。但是，在其他地方（例如在他致达朗贝尔的信中）卢梭提示了他的理想社会如何能够建立的线索：一个由独立的小生产者、一定程度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工匠组成的小共同体。尽管这幅图景可能是乌托邦的，尽管它对现代经济的理解是天真的，但是，它明确表达了在卢梭看来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应有能力占有他人的劳动力或被迫转让自己的劳动力。在《社会契约论》中，他认为共同善的根本原则是自由与平等，自由即不存在个人依附，而平等是自由的条件。这些要求一种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以使任何一个公民都无法对其他公民施暴，“任何一个公民都不能富到足以用金钱去购买他人，也不能穷到不得不出卖自身”。[75] 至少可以明确，存在某些条件，舍此则社会契约无法存在。因为，公意要成为人民自我利益的一种表达，而不是因美德或强制而形成的对他们自我利益不自然（也不可能）的违背，那么，人民必须实际上并且客观上具有共同利益。在目前实际建立的社会中，各种利益的共同基础是非常狭隘的。为了扩大共同性的范围，需要消灭那些最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它们使人民变成现实中的样子，并通过利益使他们彼此为敌。对于一个基于“公共理性”而非基于长官的私人利益的国家来说，民主主权看起来是必要条件；而社会平等、占有者与生产者之间区分的瓦解是民主的条件。因此，卢梭充满争议的“公意”概念，不应被当成一种独具一格的特质，而应被当成法兰西一个古老主题的创新，不应被当成英格兰关于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关系问题的一种令人不安的非自由主义答案，而应被当成法兰西关于普遍性和公共意志之来源问题的一种激进民主答案。 [1]罗宾·布里格斯：《现代早期法兰西（1560年—1715年）》（RobinBriggs,EarlyModernFrance1560-1715,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7），第3页；朱利安·富兰克林主编和翻译的《16世纪的宪政主义与反抗：奥特芒、贝茨、莫尔奈的三篇论文》（ConstitutionalismandResistanceintheSixteenthCentury:ThreeTreatisesbyHotman,Beza,andMornay,ed.andtransl.JulianFranklin,NewYork:Pegasus,1969）导论，第16页。还参见戴维·帕克：《法兰西绝对主义的创制》（DavidParker,TheMakingofFrenchAbsolutism,London:EdwardArnold,1983）对这个时期法兰西国家的概述。 [2]我依据的是勒华拉杜里的《罗芒狂欢节》（LeRoyLadurie,CarnivalinRomans,NewYork:GeorgeBraziller,1980）对布尔格和其他律师的记载。译本参见勒华拉杜里：《罗芒狂欢节》，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6页及以后。——译注 [3]勒华拉杜里：《罗芒狂欢节》，第68页。 [4]同上，第357页。 [5]同上，第358页。 [6]勒华拉杜里：《罗芒狂欢节》，第353页。 [7]同上，第353页。 [8]同上，第359页。 [9]在加尔文宗学说中存在某些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反抗权利辩护的尝试，其做法是把“次级长官”的含义扩大到包括每一个作为自己的“长官”而行动的私人个体。但是，这种扩展（实际上严格说来）显然违背了原始学说的含义和意图，而且，在胡格诺派小册子那里，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10]狄奥多尔·贝茨：《长官的权利》，载于富兰克林主编的《16世纪的宪政主义与反抗：奥特芒、贝茨、莫尔奈的三篇论文》，第110页。 [11]菲利浦·迪普莱西—莫尔奈：《反暴君论》，载于富兰克林主编的《16世纪的宪政主义与反抗：奥特芒、贝茨、莫尔奈的三篇论文》，第195页。（关于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仍有争议） [12]译本参见拉博埃西、布鲁图斯：《反暴君论》，曹帅译，刘训练校，译林出版社，2012年，163—164页，有改动。——译注 [13]奥特芒：《法兰克高卢》，载于富兰克林主编的《16世纪的宪政主义与反抗：奥特芒、贝茨、莫尔奈的三篇论文》，第78页。 [14]菲利浦·迪普莱西—莫尔奈：《反暴君论》，载于富兰克林主编的《16世纪的宪政主义与反抗：奥特芒、贝茨、莫尔奈的三篇论文》，第195页。 [15]奥特芒：《法兰克高卢》，载于富兰克林主编的《16世纪的宪政主义与反抗：奥特芒、贝茨、莫尔奈的三篇论文》，第79页。 [16]菲利浦·迪普莱西—莫尔奈：《反暴君论》，载于富兰克林主编的《16世纪的宪政主义与反抗：奥特芒、贝茨、莫尔奈的三篇论文》，第174页。 [17]同上，第175—177页。 [18]让·博丹：《主权论》（JeanBodin,OnSovereignty,ed.JulianFrankli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导言，朱利安·富兰克林编，第xxii页。还参见富兰克林：《让·博丹与绝对主义理论的兴起》（Franklin,JeanBodinandtheRiseofAbsolutistTheo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3）；富兰克林：《主权与混合政体：博丹及其批评者》，载于《剑桥政治思想史：1450年—1700年》（‘SovereigntyandtheMixedConstitution:Bodinandhiscritics’,intheCambridge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1450-170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第299—328页。 [19]让·博丹：《国家六书》（JeanBodin,SixBooksoftheCommonwealth,ed.M.J.Tooley,Oxford:BasilBlackwell,1967），第7页。 [20]安托万·蒙克莱田：《政治经济学论文》（AntoinedeMontchrétien,Traictédel'oeconomiepolitique,ed.Th.FunckBrentano,Paris:E.Plon-Nourrit&Cie,1889），例如第38—39、140—144页。 [21]安托万·蒙克莱田：《政治经济学论文》，第141页。 [22]同上。 [23]转引自佛朗茨·诺依曼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NewYork:Hafner,1962）撰写的导言，第xxvii页。 [24]罗伯特·达恩顿：《乔治·华盛顿的假牙》（RobertDarnton,‘GeorgeWashington'sFalseTeeth’,NewYorkReviewofBooks,27March1997），第35页。 [25]译本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页及以后，有改动。——译注 [26]译本参见《论法的精神》上卷，第4页，有改动。——译注 [27]同上，第11页，有改动。——译注 [28]在《政治与历史：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LouisAlthusser,PoliticsandHistory:Montesquieu,Rousseau,HegelandMarx,London:NewLeftBooks,1972）中，路易·阿尔都塞就孟德斯鸠完成的方法“革命”，特别是他对“法”的重新定义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阿尔都塞认为，尽管其他思想家已经使自然法概念世俗化，却“仍保留了旧解释的神学结构，保留了其作为一种被自然的直接表象掩盖的理想的特征。对他们来说，自然法既是一种规范（义务），又是一种必然性。他们的所有需要都在一种仍非新定义的法的定义中找到了庇护和支持。”但是，孟德斯鸠“意在把对法一词的旧解释彻底驱逐出它目前仍占据的领地。并让现代定义（法是一种关系）走上神坛，支配从上帝到石头的所有存在者。‘就此而言，一切存在者都有其法；上帝有其法，物质世界有其法，高于人的智灵有其法，兽有其法，人有其法’（《论法的精神》I.1）”（第35页）（译本参见《论法的精神》上卷，第10页，有改动。——译注） [29]译本参见《论法的精神》上卷，第15页，有改动。——译注 [30]译本参见《论法的精神》上卷，第17页，有改动。——译注 [31]译本参见《论法的精神》上卷，第34—35页，有改动。——译注 [32]译本参见《论法的精神》上卷，第26页，有改动。——译注 [33]同上，第140页，有改动。——译注 [34]译本参见《论法的精神》上卷，第79页，有改动。——译注 [35]同上，第168页，有改动。——译注 [36]阿尔都塞认为，说孟德斯鸠提出了“权力分立”，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幻想、一种“神话”（《政治与历史》第5章）。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是正确的。但还应补充说，虽然关于孟德斯鸠的意思存在争论，但以下论点并无特别新颖或惊世骇俗之处，即他从未设想过现在通常意义上的“权力分立”。某些美国人认为孟德斯鸠主张过的观点，他自己从未打算主张，在历史学家中可能对这一点形成了更普遍的共识。 [37]译本参见《论法的精神》上卷，第26页，有改动。——译注 [38]这些问题的差别可能在法兰西更容易体现。参见阿尔都塞《政治与历史》对作为势力（puissance）的权力与作为权力（pouvoir）的权力之区分的讨论：“因此我们遇到了两种权力，执行权与立法权。用孟德斯鸠的话说，有两种权力，但有三种势力。这三种势力是国王、上院、下院，也就是国王、贵族、‘人民’……因此，著名的权力分立不过是确定的势力，即国王、贵族、‘人民’之间精心设计的权力划分。”（第90—91页）然而，即使这种说法可能也没有完全把握住孟德斯鸠的想法。 [39]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中译本为第92封信。——译注 [40]译本参见《论法的精神》上卷，第190页，有改动。——译注 [41]朱迪斯·史珂拉：《孟德斯鸠》（JudithShklar,Montesquieu,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7），第89页。 [42]译本参见《论法的精神》上卷，第392页，有改动。——译注 [43]译本参见《论法的精神》上卷，第389页，有改动。——译注 [44]同上，第403页，有改动。——译注 [45]同上，第388页，有改动。——译注 [46]译本参见《论法的精神》，第400—401页。——译注 [47]关于重农学派及其国家与经济关系的概念，参见戴维·麦克纳利：《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兴起：一种再阐释》，第三章。 [48]卢梭：《纳尔西斯》序言（Jean-JacquesRousseau,Narcisse,Preface,inPoliticalTheory,Vol.6,No.4,November1978），第549页。 [49]卢梭：《纳尔西斯》序言。 [50]同上。 [51]卢梭：《一论》，载于罗杰·马斯特斯编：《一论和二论》（Rousseau,FirstDiscourse,inTheFirstandSecondDiscourses,ed.RogerMasters,NewYork:StMartin'sPress,1964），第51页。（中译本参见《卢梭全集》第四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98—399页，有改动。——译注） [52]卢梭：《二论》，载于罗杰·马斯特斯编：《一论和二论》，第102页。 [53]对这一点的详细讨论，参见拙作：《思想与政治：理解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的一种进路》（EllenMeiksinsWood,MindandPolitics:AnApproachtotheMeaningofLiberalandSocialistIndividualis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2）。 [54]卢梭：《二论》，载于罗杰·马斯特斯编：《一论和二论》，第128—129页。 [55]同上，第156页。（中译本参见《卢梭全集》第四卷，第282页，有改动。——译注） [56]在第五章对苏菲教育的讨论中，卢梭对现实世界中婚姻制度遇到的困难做了重要评论：“社会生活发展了性格，同时也分化出等级，这两种分类并不一致，因此，社会区分越明显，寻找对应性格的难度也越大。因而我们有了不般配的婚姻和与此相伴的所有恶果。我们还发现，从逻辑上看，我们越远离平等，我们的自然感情变化就越大；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差距越大，婚姻纽带就越松弛；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深，丈夫和父亲就越少。主人和奴隶都不属于家庭，而属于等级。”（中译本参见《卢梭全集》第七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59页，有改动。——译注） [57]参见诺依曼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撰写的导言，第xxix页。 [58]卢梭：《政治经济学》，载于科尔编：《社会契约论及其他论文》（Rousseau,ADiscourseonPoliticalEconomy,inTheSocialContractandDiscourses,ed.G.D.H.Cole,NewYork:Dutton,1950），第286页。 [59]同上，第288页。 [60]卢梭：《政治经济学》，载于科尔编：《社会契约论及其他论文》，第292页。 [61]卢梭：《政治经济学》，载于科尔编：《社会契约论及其他论文》，第289页。 [62]南内尔·基欧汉：《法兰西的哲学与国家：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NannerlKeohane,PhilosophyandtheStateinFrance:TheRenaissancetotheEnlightenment,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0），第442页。 [63]卢梭：《社会契约论》，载于科尔编：《社会契约论及其他论文》，第15页。中译本参考《卢梭全集》第四卷，有改动。——译注 [64]卢梭：《社会契约论》，载于科尔编：《社会契约论及其他论文》，第18页。 [65]同上，第104页。（中译本参考《卢梭全集》第四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9页。——译注） [66]同上，第107页。（中译本参考《卢梭全集》第四卷，第132页。——译注） [67]卢梭：《社会契约论》，载于科尔编：《社会契约论及其他论文》，第99—100页。（中译本参考《卢梭全集》第四卷，第124页。——译注） [68]关于卢梭对自愿社团的看法，有必要考虑他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对日内瓦的俱乐部（cercles）的评论，以及他就朋友对这些评论的批评做出的答复。那些朋友属于日内瓦市民，他们感到这些俱乐部腐蚀了这个共和国的工匠，并让他们过多品尝到独立的滋味。卢梭答复说，这些俱乐部为自由公民提供了合适的教育，这种教育介于希腊的公共教育和君主国的家庭教育之间，在君主国中，“所有臣民一定是孤立的，而且他们共有的只有服从”。《致狄奥多尔·特龙金的信》（1758年11月26日），载于《卢梭书信全集》（LettertoTheodoreTronchin,26November1758,CorrespondanceComplète,ed.R.A.Leigh,Geneva:InstitutetMuséeVoltaire,1965）第5卷，第743页。 [69]卢梭：《政治经济学》，载于科尔编《社会契约论及其他论文》，第322—323页。（中译本参考《卢梭全集》第五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49—250页，有改动。——译注） [70]同上，第323—324页。（中译本参考《卢梭全集》第五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50页。——译注） [71]同上，第324—325页。 [72]卢梭：《二论》，载于罗杰·马斯特斯编：《一论和二论》，第156页。（中译本参考《卢梭全集》第四卷，第282页。——译注） [73]参见菲利普·布洛布洛姆：《邪恶团伙：大革命之前巴黎的自由思想家与友谊》（PhilippBlom,AWickedCompany:FreethinkersandFriendshipinpre-RevolutionaryParis,London:Weidenfeld&Nicholson,2011），那里以此种方式来描述卢梭和狄德罗的争吵。 [74]《致克里斯托·德·博蒙的信》，载于《卢梭全集》（LettreàChristophedeBeaumont,OeuvresComplètes,Paris:Gallimard,1964）第span>4卷，第937页。 [75]卢梭：《社会契约论》，载于科尔编：《社会契约论及其他论文》，第50页。（中译本参考《卢梭全集》第四卷，第70—71页。——译注）
第五章荷兰共和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2012）第五章荷兰共和国 1．荷兰共和国 2．一种内乱文化 3．胡果·格劳秀斯 4．巴鲁赫·斯宾诺莎 1598年，年仅15岁的荷兰神童胡果·格劳秀斯陪同“荷兰拥护者”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作为荷兰联省共和国议会的特使前往法兰西宫廷。这项使命的目的是向法兰西争取任何可能的援助，使作为自由共和国的各省份之仍然脆弱的独立和稳定免受军事威胁。自1568年（沉默者）奥兰治的威廉一世领导反对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尼德兰起义以来，尼德兰卷入了几乎不断的冲突中。尽管荷兰共和国于1588年宣告成立，但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同西班牙所谓的八十年战争才告结束。纵观这个时期，这个共和国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但其国内政治生活却一直以剧烈的内乱为特征。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在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由于东印度公司获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他作为其缔造者实际上成为共和国的领袖。后来以国际法先驱著称，在一些评注者看来也是一位重要的自然权利理论家，甚至是一位现代自然法理论奠基者的胡果·格劳秀斯，起初作为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受保护人，后来作为其支持者开始了他早慧的职业生涯。尽管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当他与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沦为一场极为惨烈的派别斗争的牺牲品时，他们的亲密关系以交恶告终，但是，他的政治观念自始至终扎根于荷兰共和国的政治，扎根于其政治冲突和其庞大商业帝国。本章也会思考另一位跻身正典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他或许没有积极参与公民政治，但他的政治观念以自身独特的方式立足于荷兰共和国的冲突及其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权力格局。 1．荷兰共和国那个具有西班牙查理一世、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头衔的人，那个生于低地国家，生于佛兰德斯的根特市的人，一直对他的出生地而非西班牙王国的语言和文化更为熟悉。在他统治期间，哈布斯堡王室在尼德兰的省份被视为帝国王室的欧洲宝石——或至少是其主要的摇钱树。尼德兰的商业城市很早就是欧洲经济重要的贸易纽带。在南方，安特卫普市已经成为欧洲的香料、纺织品、糖、金属这些所谓发财生意的中枢；在北方沿海各省中，阿姆斯特丹已经兴起，很快将作为欧洲最大中转站和世界金融中心，成为一些人所誉为的世界最富裕城市，尽管其黄金时代要等到荷兰反西班牙起义以后才到来。无论西班牙本国还是哈布斯堡王室的意大利（帝国对它的统治早已乏力）都无法媲美尼德兰的繁荣，而且，随着正在崛起的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激烈化，哈布斯堡王室必定会与日俱增地依赖荷兰各省的收入来强军扩武。当法兰西开始挑战哈布斯堡王室在低地国家的统治时，查理的回应是扩充军力，而其支援则过多地来自对尼德兰商业财富的榨取。西班牙国王（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越是依靠低地国家的资源，就越是被迫依赖地方精英规划财务和征收税赋，而这只会加剧紧张。地方精英一度打算在帝国计划中发挥作用，实际上也是希望从中获益，但是，在君主的中央集权任务和低地国家保护其城市国家的省市自治的坚强决心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任何使各省服从西班牙王室管理的努力，都有可能遭到来自一个高度城市化、具有强大城市精英的社会中完好确立的公民政治制度的抵抗。城市权贵抵抗任何对他们的地方权力或庇护网络的挑战。特别是在荷兰省，由于哈布斯堡王室从地方领袖家族之外提拔管理者，或有时从其他不太重要的省提拔管理者的政策，君主与地方贵族之间的紧张激化了。查理之子菲利普二世破坏了其父在低地国家中的亲密私人关系，他更进一步推进了中央集权计划。越来越高的征税加剧了紧张，他一手造成西班牙与其最富裕的欧洲附属国之间的最终决裂。地方权贵与哈布斯堡王室之间的冲突开始同宗教争论纠缠在一起。在不同的省市，教派分歧也有所不同；在忠于天主教会和支持哈布斯堡王室的国家之间，或在新教与地方反抗之间也不存在简单相关关系。但是，摆脱了西班牙统治的北方诸省大多信奉新教，而天主教在南方占据优势。而且，正如在欧洲其他地方特别是法兰西那样，在低地国家，新教教义确凿无疑被用来支持地方精英，反对君主的中央集权计划。起义后，新教自身变成了自由共和国中的一个激烈斗争领域。甚至不同形式的加尔文宗也在政治派系的斗争中势不两立。但是，在导致反西班牙王室起义的冲突中，新教徒联合起来反抗天主教君主对其信仰的攻击。菲利普对新教信徒的猛烈攻击是最后的导火索。尼德兰各城市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起义，也解释了随后荷兰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发生的事情。在强大的中央国家阙如的情况下，各省因不同政治传统和经济利益而有隔阂的低地国家，长久以来被相对独立的地方统治者所统治，且日渐被因其城市的商业成功而致富的地方城市精英所统治。荷兰省正在成为欧洲最高度城市化的社会，还具有一个管理着世界上最商业化的经济的强大城市贵族阶层。城市中心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公民生活，以及各种积极的法人团体，如行会和民兵协会。特别是在荷兰省，甚至还有在文学和文化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修辞学会”（chambersofrhetoric），16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它成为人文主义的主要传播渠道，伴随着对宗教和政治辩论的全部影响。在共和国确立之前很久，城市组织和权威机构就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福利之中，尤其在北方诸省，这些城市组织和权威机构在起义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在起义之后的年代，一种新的国家形式（一种各省的联盟）被演化出来，各省维持其自治权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城市的市政管理机构统治。存在一种省之上的统治机构，即共和国议会。但是，在最富裕的省份，最明显在荷兰省，地方统治阶级当中的强大派别有力反抗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特别是以执政长官（一个沿袭自革命前时期的职位）为体现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职位曾经是主权的代表，它在这个自由共和国中已经成为最接近中央国家官职的职位。尤其是在荷兰省，其财富和权力使它大体上有能力将自己的意志施加给其他省，执政长官，或更具体地说，奥兰治王室（他们宣称这个职位是自己的）的支持者与城市领袖之间的冲突持续存在。当城市贵族，即摄政变得日益排他，且其统治日益变得具有寡头性质，迫使特权较少的阶级支持奥兰治派时，内部紧张进一步加深。由于日益加深的教派化，起义后的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尽管荷兰维持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但官员仍被期待是改革宗教会成员。共和国及其无首脑的多头政府深深地依赖所谓的“公共”教会维护公共福利并维持政治秩序和训诫。但是，严格的加尔文宗信徒与思想比较自由的牧师之间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在政治冲突时刻这些分歧中将喷出极深的怨毒。在1618年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与其对手的较量中，由于阿米尼乌派（在发表对某些正统加尔文宗教义的抗议后被称为“抗议派”）和“反抗议”的加尔文宗（稍后将述及）之间的争斗，政治冲突（最终表明对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是致命的，对他的支持者格劳秀斯是灾难性的）进一步激化。随后数十年里，各政治派别及其竞争激烈的、把持着市政官职获取途径的庇护网络试图避免此类灾难性的教派之争。奥兰治派或执政长官追随者与反对执政长官帝王之志的外省和地方权力支持者之间的政治冲突持续升温。一般而言，前者得到严格的加尔文宗信徒支持，后者得到思想比较自由的信徒支持，但是，两大派别都赞同维持公教会统一的重要性。[1]至17世纪50年代，在荷兰共和国下一场重大危机之前几年，统一分崩离析，政治分裂也由于教派之争而加深。即使在共和国商业成就如日中天的时期，处于荷兰政治发展和冲突之中心的仍是市政官职的重要性，市政官职不仅是统治工具，还是私人财富和权力的保障。共和国的分权化组织为公职行业创造了一片沃土，所以此类职业在荷兰各城市人口中占很高比例。尽管各类官职通常提供了高收入，但这当然也需要来自不动产或金融的巨大财富以便跻身城市贵族之列，因为成为统治精英的一部分会越来越多地要求放弃私人经济活动。但是，城市精英很有理由维持他们的高级官职，它们维续着他们的权力和庇护网络。即使在共和国商业支配地位的黄金时代，一个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或金融家通常仍会选择用其财富获取此类官职。当欧洲经济在17世纪晚期经历衰落时，获取官职被当成收入、权力和庇护关系的一种直接来源而更加得到高度重视。至18世纪，当不列颠被资本主义地主的财富支配时，荷兰共和国的公仆是享受最高收入的人群之一。无须奇怪，为掌控官职及其维系的庇护网络而展开的政治冲突激烈异常。我们已经看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那里的城市贵族从商业活动中汲取了大量财富，但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他们在城市中的地位相伴随的特权和权力。在那里，政治冲突也异常猛烈甚至暴力，其定期爆发性更无须赘述，因为利害攸关的不单纯是政治利益和权利。大致相同的逻辑也适用于那个城市国家本身的商业成功。正如意大利商业中心的城市精英的财富依赖于其政治地位、特权和权力，同样，他们的城市国家在与其他对手竞争中获得的商业成功较少依赖竞争性生产，而更多依赖且包括军事力量的“超经济”优势。在商业范围和势力上，荷兰共和国确实远胜意大利城市国家。荷兰商业帝国比曾经的威尼斯商业帝国大得多：它最终从波罗的海伸至北美，从东印度群岛延及南非。而且，商业以史无前例的程度成为荷兰人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个共和国国内经济的基础完全建立在贸易和维系贸易的商业帝国上。但是，荷兰人和意大利人一样依赖“超经济”优势获取商业支配地位，他们的繁荣也一样不成比例地归功于他们作为中间商而非生产者的角色。没有其远程贸易（使远方生产的商品在整个欧洲流通）上的优势，这个共和国的巨大财富就无从谈起。例如，从这里可以看到荷兰共和国的经济利益立于何者之上：它从自己在奴隶贸易上的重要角色中获得了比从奴隶生产中获得的更多的收益。像资本主义不列颠的商业支配地位确立之前的欧洲其他商业领先者一样，荷兰人通常依赖的不是一个单一市场中的竞争性生产，而是在各独立市场中讨价还价的优势：依赖的是航运优势和对贸易路线的控制，依赖的是复杂金融业务和工具的发展；依赖的是分布广泛的商栈和殖民地组成的一种细密网络，等等。荷兰的税收水平高于欧洲邻国，其收入首先用于维持军事优势，由此，荷兰经济对超经济权力的依赖可见一斑。这个共和国复杂且经常无序的政治组织并不妨碍它成为一架强大的军事机器，一个为战争目的可以非常有效地动员国内资源的“财政—军事”国家，它使荷兰共和国成为“一个为欧洲军事力量设定标准的典型国家”。[2]在共和国获得商业支配地位的过程中，军事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它的黄金时代及以后：在贸易战争中，在确立垄断地位和建立商栈中，在攻破商业对手的战略壁垒中，军事侵略仍是其经济策略的一个根本部分。一次尤其重大的军事冒险是160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捕获一艘葡萄牙船只，其上的货物价值巨大，大到闻所未闻，大到足以影响荷兰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然而，在这个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商业和生产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商业本身产生了必须由工业生产和技术革新（特别是造船技术革新，军事技术革新自不待言）来满足的需要，而且，荷兰经济从其他来源，例如纺织工业和鲱鱼渔业中获利颇丰。“发财”贸易为从烟草和糖到奢侈纺织品的繁荣的商品出口贸易带来了重要的工业生产。在这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甚至农业生产也在对商业机会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尽管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农业生产力却因为领先所有欧洲对手的技术革新而得到增强，而且，这个共和国几乎是一个食品净出口国。正如城市人口膨胀有助于共和国在航运、贸易并最终在金融上获得不断增长的优势，日益扩大的城市部门也为农产品提供了新的市场，为利用新的营利机会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农业中的城市投资者成为农村景象中的一个主要特征。荷兰农业受到生态因素限制，这些因素限制了其轻松生产像谷物这样的基本食物的能力。然而，这个共和国的商业支配地位，特别是赋予其获得波罗的海沿岸谷物的特权渠道的贸易控制权，意味着荷兰农民可以专心从事从黄油到鲜花的半奢侈品生产，并在一个又大又繁荣的市场中销售。城市消费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一种独特的失衡，为国内商业利润创造了与日俱增的机会。即使农业生产者变得依赖市场以获得谷物和其他必需品，数量相对较小的农民的生产能力却因为对不断增长的商业机会做出反应的城市投资而得到极大增强。荷兰共和国的商业成功使一些历史学家把它描述成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甚至有人认为荷兰起义是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3]但是，无论它多么商业化，取得了多么令人瞩目的生产进步，它依然是按照常见的非资本主义原则运作的，特别是它依赖于超经济权力。自始至终，公职对荷兰精英的重要性不亚于它们在例如绝对主义法兰西的“税收/官职”结构中对法兰西精英的重要性。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荷兰的商业支配地位依赖各种超经济优势，特别是航运和军事技术上的。一般而言，荷兰生产者并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行事，即在一个竞争性市场（在那里优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中对成本价格压力做出反应。提高生产力的技术革新较少与提升竞争力有关，而更多与增加数量以便在一个增长的市场中占据优势有关。只要国外和国内市场在扩大，荷兰生产者就可以利用不断增加的机会，城市精英也可以继续对营利性生产进行投资。但是，1660年以后，当荷兰经济开始衰落，除英格兰以外的所有西欧经济体都陷入危机时，财富精英缩减土地投资，最终缩减工业生产投资，转而更多采用“超经济”策略。传统贵族力图牢牢把持官职并限制其获得途径（正如法兰西贵族后来在革命前的危急时刻所做的那样），公民政府也变得更具狭隘寡头性质。从流通而非生产中获利的商人实施前资本主义商业策略，寻求更赚钱的手段，例如通过恢复特权垄断（如重新确立荷兰西印度公司或某个公司对航海图的垄断）来交易其他地方生产的商品。1720年衰落加速以后，为“发财”贸易和出口产业准备的工业生产总体上坚持了一段时间，而且，至18世纪中叶，非生产性的食利者，特别是摄政中的食利者带来了那时最大的财富。欧洲经济危机期间及以后，土地投资乃至生产投资的缩减与英格兰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危机和农产品价格下降刺激了生产性投资的增长，投资主要来自地主，为的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成本收益，他们以资本主义生产者的方式在一个一体化市场中对竞争指令做出反应。荷兰在英格兰所谓1688年光荣革命中的作用，绝妙地说明了17世纪晚期荷兰经济发展的方向。在这里，荷兰共和国的大量金融资源并没有像在黄金时代那样被用于提高生产，而是被用于以军事手段获得超经济商业优势。荷兰省尤其依赖商业利润，并且在17世纪晚期受到法兰西重商主义来袭（其对荷兰船只的干涉及其苛刻的关税）的强烈影响。对这个商业盈利率问题的更好解决方法是通过与英格兰结盟打败法兰西重商主义，而只有当某个朋友坐上英格兰王位时结盟才是可能的。荷兰共和国动用其资源支持奥兰治的威廉竞标英格兰王位。对英格兰人来说，革命看起来或许是“光荣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兵不血刃的。但是，从荷兰人的角度来看，这完完全全是一场入侵，牵涉荷兰军队对伦敦的占领，荷兰军队非常期待不仅同英格兰人而且同法兰西人打一仗。这次军事冒险也不仅是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经典案例。它是一次确凿无疑追求私人利润的商业投资，不仅得到国库还得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资金支持。 2．一种内乱文化早在荷兰起义之前很久，尼德兰的文化和智识生活就已经生机盎然并富有创造力。在富裕的商业城市中，有一个很大的艺术品市场，像往常一样，这个市场包括教会。国际商业中心中的战略位置和高度集中的城市人口促进了有活力且不易控制的观念传播，公民文化造就了文化教养相当高的公众。低地国家特别是荷兰省，正在成为相对开放的、虽有一些限制但基本在智识和宗教上宽容的社会，这使荷兰共和国成为受迫害的外国知识分子和宗教避难者向往的归宿，它正是因此闻名遐迩。至17世纪，共和国已经成为锐意创新的欧洲思想的一个重要中心。例如，1630年，勒内·笛卡尔从法兰西移居荷兰，他的著作不仅对哲学和科学有深远影响，而且被直接卷入政治斗争的思想家所吸收。其他塑造了我们时代的智识风潮（文艺复兴晚期的人文主义和新教的宗教改革）都在这里，特别是在荷兰省深深扎根。人文主义开始渗透进既有教育体制；以鹿特丹哲学家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实际上是荷兰人的创造。1490年到1520年间，它在低地国家比在北欧其他部分得到更迅速的传播。[4] 尽管伊拉斯谟不信任路德，也对公共冲突深恶痛绝，但他的学说在促进低地国家宗教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比起法兰西、英格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在尼德兰说荷兰语的地方，路德宗作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而且，与北欧其他地方不同，低地国家的宗教改革不是由政府实施的，而是由一个文化上已经做好接受它的准备的人群自下而上实施的。[5]不仅对天主教会而且对地方精英来说，这种大众新教都是某种不安的来源。在他们反对天主教君主的行动中，无论宗教改革具有怎样的吸引力，他们显然都有理由害怕那种曾经激发德意志农民起义的激进路德宗。尽管加尔文宗在低地国家姗姗来迟，但却被证明更符合省市领袖的品位。它为反抗学说奠定了一个基础，这些反抗学说可以被用来反对西班牙王室，同时它们宣扬“神的管教”以约束群众。在法兰西宗教战争期间，在反对新兴绝对主义君主制的斗争中，以胡格诺派小册子为体现形式的加尔文宗反抗理论将发挥最显著的作用（下一章将加以讨论）。同样，在低地国家，加尔文的“次级长官”学说对城市精英有显而易见的吸引力。说到底，这种学说就是为市政长官的世俗权威而设计的。在胡格诺派的反抗小册子中，反抗正在步步进犯的君主不是寓于普通公民或个体私人的权利，它是官员或“次级长官”的权利，源自法人团体、贵族或市政官员具有的某种司法权——更多是一种公共职责而非私人权利。在反对西班牙王室的斗争中，荷兰的加尔文宗信徒本来无疑会对此类反抗观念产生共鸣。但是，低地国家的地方精英与法兰西的地方贵族有很大不同，后者是在反抗法兰西国王的绝对主义计划时接受了新教信仰。对胡格诺派贵族来说，主要问题是保护剩下的封建领主权，维持或恢复他们自己的自治权或司法权。某种形式的宪政主义学说足以服务于这个目的。低地国家，特别是北方沿海各省，其中最明显是荷兰省的城市精英增进的不是封建领主权，而是公民自治和集体性（尽管是寡头性）的城市政府。这进一步抬高了所谓共和主义自由观念的价值，这种自由概念等同于公民自治。自由辞藻被奥兰治的威廉一世本人运用以支持反西班牙起义。他以中世纪法团主张其自治权的方式援引各省的“自由与特权”，但是，他也为人民免受西班牙王室奴役的自由辩护。在执政长官与城市精英后来的冲突中，执政长官的对手转而用这个口号反对奥兰治王室，他们主张抗衡君主力量的共和主义自由，以及一种他们称为“真正的自由”的意识形态。这种共和主义自由的意识形态将对荷兰政治思想产生关键影响，但其要旨往最好处说也是含糊的。在这个共和国中，不存在反民主的君主制与较民主的共和主义之间的简单对立。共和主义力量通常由富裕的城市精英代表，他们以牺牲民众因素为代价获得了统治地位。他们热情洋溢地鼓吹公民在自我统治上的积极角色，但他们也同样热情洋溢地努力限制完全政治权利（特别是担任官职的政治权利）的获取机会。作为摄政的城市权贵开始在一个狭隘的政治基础上建立自我循环的城市寡头政体。例如，比起西班牙属尼德兰南部的手工业行会，荷兰共和国的手工业行会对城市政府的影响要小。这不仅是因为富有的商人反对行会对其商业活动的限制，而且或主要是因为城市精英与更具人民性的力量围绕政治权力和官职获取机会展开的政治冲突。特别是在乌德勒支市，行会和公民军的起义成为十年社会冲突的主要动荡来源，而这次社会冲突导致1618年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被罢职以及他和格劳秀斯被捕。就其起因和党派忠诚而言，这场社会冲突和荷兰曲折的内乱史中的其他冲突一样，具有政治性质，但值得注意的是，格劳秀斯此时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有限和寡头式共和主义的理论家的地位，同时，反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和受益者是威廉一世之子毛里茨，这场政变得到人民力量支持。在父亲死后，他作为奥兰治亲王和执政长官成为联省共和国最有权势的人。后来在1650年—1672年“执政长官空位”期，即自由共和国的最好时期，若说人民的政治地位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受到了更多限制。虽然“奥兰治派”很难说是民主派，但当执政长官职位恢复时，或许无须惊讶于人民力量推举另一位奥兰治亲王回到这个位子。从一场危机到另一场，其深层的现实或许可称为一种政治建构的商业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经济利益同超经济权力、政治地位与特权不可分割。具有获取官职的特权途径的城市贵族疑神疑鬼地守护着其公民权力，守护着他们对自我循环的统治精英及其庇护和被庇护网络的支配，同时，作为他们财富来源的庞大商业帝国更多依靠强制权力而非生产。这不仅导致了与敌对国家的战争，而且导致了剧烈、频繁的政治冲突。这也使我们更多理解黄金时代（从起义和共和国确立到17世纪晚期的危机）中的荷兰政治理论。 3．胡果·格劳秀斯在胡果·格劳秀斯那里，荷兰共和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格局得到理论萃取。1583年他出身于代尔夫特一个迭出官员的摄政家族。如我们所见，他很早就开始了政治生涯，而且他毕生都在理论和实践上致力于捍卫荷兰商业帝国及其城市贵族的利益。16岁的他与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出使法兰西宫廷回程后不久，他被荷兰省法院承认为律师，之后被荷兰省和泽兰省最高法院承认为律师。1601年，他成为荷兰伯爵领地议会（statesofHolland）的史官，并奉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之命撰写一部荷兰反西班牙斗争史。当160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举世瞩目地截获承载贵重财宝的葡萄牙船只“圣卡塔琳娜号”时，公司委任格劳秀斯撰写辩护词，反驳对这个法律上受质疑的行动的强烈反对声音。尽管部分是出于慎重，他生前从未完整发表论文《论印第安人》，但1609年发表的《论海洋自由》初步奠定了他作为国际法和自然法理论家的声誉。他被迫去解决的问题既是法律上的，尽管公司的捕获行为以及它未经国家授权而扣留捕获物的行为之合法性是成问题的，也是道德上的，他需要回应反对声音，反对甚至来自公司股东，特别是其中的门诺派教徒。对于这一系列法律、道德和宗教上的反对，格劳秀斯的回应是一种关键建立在自然法学说上的论证。格劳秀斯继续担任各种公职，并于1613年成为鹿特丹首席长官（Pensionary），这使他跻身荷兰摄政之列。与此同时，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与西班牙签署休战协议，休战协议在欧洲，在荷兰摄政之中得到广泛支持，却激起激烈的派系之争和民众抗议。这些政治争论开始与一场重要的神学争论搅和在一起，神学争论发生在阿米尼乌（莱顿大学神学院院长和严格的加尔文宗信徒，他对共和国在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治下的宗教宽容政策和同天主教西班牙的休战协议皆予以反对）的追随者之间。特别是在荷兰省，抗议派开始代表摄政一派及其观点：公教会是世俗政府的伙伴——如果不是从属的话。反抗议派教义变成反对摄政政权的集结旗，联合了从旧贵族和奥兰治派到小手工业者和手工业行会会员的摄政政权反对者，形成混合联盟。格劳秀斯已经把自己树立成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政权和寡头共和制理念的主要代言人。在1602年—1610年的几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一种有限共和主义学说，认为保护自由、稳定和美德的最好方式是一种协商式政府，但它限于一种封闭的寡头制，由类似荷兰摄政这样的人掌舵，并依靠某些方法使他们的时间完全献给公共事务。[6]在可被称为一种“混合政体”的政体中，执政长官或许具有一种有限的地位，但城市寡头显然至上地统治着。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正是为这种贵族共和制辩护，反对执政长官和来自加尔文宗的批评者。当反抗议派呼唤英格兰介入以保护荷兰教会免受阿米尼乌派教义影响时，阿米尼乌派（抗议派）与反抗议派之间的争论造成了一种直接的危险。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请格劳秀斯率一个代表团赴伦敦，协商解决荷兰共和国与英格兰之间关于东印度群岛的争议，同时劝阻国王詹姆斯支持反抗议派。在这场神学争论中，格劳秀斯的立场是谨小慎微的。一方面，他完全支持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政权及其（有限的）宽容政策，反对严格的加尔文宗立场。在阿米尼乌派和反抗议派的斗争中，他和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确实更接近阿米尼乌派的观点：尽管救赎是由恩典赐予的，但人类具有自由意志且能够接受（或拒绝）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而赐予的救赎，这与严格加尔文宗对预定论的信念形成对比。既然在此意义上救赎依赖于信仰，那么似乎可以得出，宗教宽容应该延及所有信徒，而不论其教派差别。另一方面，尽管他支持良心自由，却小心翼翼地不将它做过多扩展。最终，作为政府盟友的公教会仍是最高的信仰裁决者和最高的社会秩序维持者。为了维护稳定，良心和表达自由必须受到限制，必要的话需动用强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政权的权力仍不稳固，到1616年社会动荡已经危如累卵。经济压力影响了制造业城市，激化了对寡头政权的反对，反对主要来自手工业者和外来纺织工。正如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难以计数的其他反叛案例一样，高昂的粮食价格驱使一些人（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手工业者的妻子）进行抗议。但是，正如荷兰共和国一贯的情况，经济上的不满与对参与城市政府机会受限的抗议无法分离。一场武装起来的人民反抗议运动出现了，它同时挑战摄政的排他性权力。格劳秀斯再次参与了争论，为了用人文主义学术支持摄政所理解的公教会，反对那些认为其学说不符合基督教真理的人们，他阐述了一种自成一格的基督教寡头共和主义。随后几个月里，宗教和政治争论在一场围绕国家主权展开的最后斗争中达到高潮，对战的一方是荷兰共和国议会，以共和国武装司令、后来的奥兰治亲王毛里茨为其代表，另一方是各省议会，或更具体地说，是荷兰省及其摄政。毛里茨赢得了这场战斗，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被捕，随后以叛国罪被处死，格劳秀斯被判终身监禁，没收全部财产。格劳秀斯后来在妻子帮助下越狱，其越狱方法使他时至今日仍在荷兰小学生中无人不知。他藏在一个让人以为是装书的箱子中被带出并逃往法兰西。在那里，他抱着返回荷兰并重任公职的希望，写出了奠定他当代声誉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论战争与和平法》。写作此书时，欧洲大部分处于几乎持续的战争（被称为三十年战争的一系列冲突）中。在这部书中，他对荷兰商业帝国主义的辩护考虑到了这期间的各种事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此期间参与各种军事冒险，以便捕获船只、占领对手的商栈和要塞。当他拒绝支持法兰西反对荷兰，以致惹恼黎塞留时，他被迫离开法兰西。他最终设法回到了母国，却无法自持地卷入时下争论，被迫再次逃离。这次目的地是瑞典，在那里他成为瑞典公民，进而成为瑞典驻法兰西大使。他再未能重新开启在荷兰的事业，卒于1645年。格劳秀斯的主要著作阐述了一种意识形态，它完全适合为确立商业霸权而采取的“超经济”策略。而且，构思这些著作显然是为了给荷兰（特别是通过战争方式）追求商业支配地位的极特殊实践提供辩护。为了建立他的论证，他不仅创制了一种战争与和平理论，还阐发了一些权利和自然法概念，在一些评注者看来，这些概念为现代自然法理论奠定了基础。[7] 在《论海洋自由》中，格劳秀斯为东印度公司俘获葡萄牙船只及其上财宝辩护。公司成立于1602年，得到了特许状赋予的东印度贸易垄断权，以及建立商栈和控制贸易路线的要塞的权利，在其他准国家权力中，它特别还具有建立原则上用于防卫目的的军事力量的权利。尽管“正义战争”学说具有灵活性，也具有为帝国辩护的历史，但它无法被轻易改造以容纳私人企业的利润追求，更不用说容纳一种很难称得上是防卫行为的，厚颜无耻的海盗行为。在后来的《论战争与和平法》中，格劳秀斯将阐述更为系统的战争理论，但在《论海洋自由》中，他着手证明的是，这次由私人贸易公司而非主权国家发动的，不是简单的自卫而仅仅是出于商业利润的军事侵犯是按照自然法和万民法实施的。为了对公司的战争行为辩护，他着手证明，所有国家必须可以通达东印度群岛，因为万民法要求贸易自由；教皇捐赠并没有产生一种正当的权利主张，因为异教徒具有公共的和私人的所有权，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异教徒而被剥夺；海洋和航行权利不能成为任何私人的领地，而葡萄牙人却这样做；不存在排他性的与另一国家进行贸易的权利。他从这样的前提开始：存在一个普世的人类共同体，它受到某些生存所需的、普遍的社会性原则统治，这些社会性原则基于人类理性可理解的自然法。上帝创造了世界各地区，它们有不同的、不完整的维生资源，而且，由于世界被如此创造以至于没有哪个地区具有实现自足的方法，所以一个理性原则是，必须存在各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阻碍自由贸易违背万民法。在论证过程中，格劳秀斯开始铺陈一种财产权理论。尽管他提出了类似维多利亚所处理的关于美洲“所有权”那样的问题，但是，在《论海洋自由》中，比起移民者的权利，他更关注荷兰商人利用海洋、使用航路并获得商业成果的权利。这与荷兰的商业策略是一致的。与他们帝国的对手不同，荷兰人的主要兴趣不是对新发现的领土进行最初的殖民，他们的策略也较少与建立殖民地有关，而更多与商业霸权有关。即使当他们后来确实建立了例如在南非的殖民地时，其初衷也是为了补给商船。无论如何，在《论海洋自由》中格劳秀斯的意图不是为殖民辩护，也不需要阐述一种可以支持对已占领领土的权利主张的财产权理论。需要的只是为公司在公海上的武装进犯行为提供辩护。在《论海洋自由》问世的1603年和他写作《论战争与和平法》的1625年之间，荷兰人为占领其他帝国势力内的，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栈、要塞和殖民基地而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此时问题已不单纯是维护海洋自由，而是占领敌对国家宣称已经为己所有的领土，以此对抗这些国家的势力。即使领土占领与其说是为了生产财富的殖民，不如说是为了促进商业霸权，这仍要求一种更为积极的财产权理论，它正是格劳秀斯在后一本著作中发展出的。但是，在《论海洋自由》中，他不是为殖民领土的占领和保持辩护，而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活动辩护，反对其对手的贸易垄断，在这里，他更关心的并非什么是财产，而是什么不是财产。像之前的其他人一样，他最初把世界当作共同财产，它被人类制度所分割，以应对不断增多的劳动分工，并应对人类的罪带来的结果。诚然，格劳秀斯承认，这种制度尽管是人为约定创造的，却符合自然法和万民法，因为它对维护社会秩序是必要的。甚至有一些评注者认为，他把财产权描述成一种如此深植于人性和社会生活需要的制度，以至于他的理论接近一种视财产权为自然权利的理论。[8]但是，在《论海洋自由》中，他的目标是为可被主张为财产的事物划定一些界限。由于他的主要关切是为海洋自由做论证，质疑商业对手例如葡萄牙人对海洋所有权的主张和对贸易路线的独占，所以在这里他的主要目标是否认海洋中存在任何财产性利益的可能性。他坚称，只有对于可以为个人所消费或转换的事物，我们才能享有财产权。海洋无法成为财产，因为像天空一样，它无法以此种方式被占有或使用，因此是一种共同所有物。他还认为（与传统的政治司法权概念相反），出于同样的理由，无法成为私有财产的东西也无法成为国家的公共财产，因为私有的和公共的财产权如出一辙。在财产权所预示的那种控制哪怕从原则上讲都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国家司法权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不难看出，是如何基于这些理由使军事干涉得到辩护，并反驳那些人，他们的唯一错误是主张一种此前为止都得到承认的国家对临近水域的司法权，或管制某些渔场和贸易航线的权利。当然，这个原则并不妨碍荷兰人自己想在某些地方达到的事实上的贸易垄断，在那些地方，他们赤裸裸地强迫本地居民进行贸易，通过向他们强加条约（也就是格劳秀斯在《论战争与和平法》中为之背书的“不平等”条约）来确立垄断权，同时挑衅性地排挤其欧洲对手。格劳秀斯被称为自然法之父，或至少是其首位“现代”阐述者，因为他阐发了一种并不依赖神学根据的自然法概念。这是一种每个有理性的人都能理解的理性诫命，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而无关信仰。他的著作被一些评注者认为是自然权利理论的重大进展——如果不是唯一重大进展的话，它阐述了一种“现代的”“主观”权利概念，与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设想的“客观”权利形成对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对阿奎那来说，权利意指“正当事物”，即在一个行动或一种状况中符合自然法的“正确”或正当之事，而格劳秀斯把权利寓于个人，它是一种个人固有的道德权力或资格。其他评注者反驳这些主张格劳秀斯开创性的观点，例如他们认为，苏亚雷兹已经迈出了开创性一步，或者甚至认为，“主观”权利可以追溯至12世纪和13世纪的神学和教会法。无论格劳秀斯的观念是真正原创性的，还是很大程度上循常习故的，他的论证都是在独一无二的历史条件中、在回应特定理论需要中以新的方式展开的。在《论战争与和平法》中，格劳秀斯一开始就界定了法，并陈述了他的自然法概念。人类是社会动物，他们不仅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倾向，而且因理性而有能力推断创造和维持一种社会秩序需要什么。这些社会秩序原则可以为理性所理解，因此它们是所有理性存在者的自然法，在它们代表着维持人类生存和幸福所需的社会秩序基本要求的意义上是如此，在它们为人性所固有这种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是如此。在令一些同时代人惊愕的一个命题中，他认为，即使上帝不存在，或他与人类事务无关，这些自然原则也运行着。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的全能存在和他对遵守自然法的神圣褒奖，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设想自然法来自上帝，并且服从他就要服从自然法。人类创造了一种社会秩序来满足其自然需要，且他们是通过彼此同意来实现这一点的，这产生了一种源于自然法的义务，该义务也适用于人类为维护其社会安排而颁布的国家法。这些法律是特定于特殊共同体、为其自身需要而设计的，但是，也存在着超越任何特殊政治共同体边界并调节各共同体之间关系的法律。这些法律可以因同意而存在，但也存在不成文法，即源于自然的理性原则。战争本身并不能逍遥于这类法律之外。而且，尽管特殊国家的法律无法适用于战争行为，但这些共同的法律，即万民法仍有效力。正如个人对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承担一种义务，而他们仅凭自己无法满足社会秩序的要求，同样，最强大的国家有时也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或出于贸易目的，或仅仅为了自卫。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属于一个也是由法律统治的国际共同体。接下来的论证是由这个原则引导的：自然法必然包含诸权利——个人固有的道德资格，尊奉它们是正确的理性规定的。也存在政治权力而非自然创造的权利，包括财产权，但是，一旦经由国家法确立，尊重它们的义务就是一种自然正义原则，并且具有自然法义务的性质。在“序言”中界定了法并界定了适用于战争的法的一般含义后，格劳秀斯接着思考战争中何为正确或合法，或什么构成“正义战争”。他首先着手证明，战争并非不符合自然法或福音书之法，之后通过区分公私战争表明，某些私人战争，即未获法律授权者发动的战争仍然可以是合法的并与自然法一致的，自然法许可为避免伤害而进行的进犯行动。当然，坚持自然法适用于战争行为或许本身就暗示着对战争的限制，且把格劳秀斯当作一位论战争之限制的理论家来引用也并非不合理。但是，正义战争概念一直具有声名狼藉的灵活性，它可以被轻松用来为最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辩护。格劳秀斯施加的限制，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妨碍、在许多方面还会支持荷兰人，特别是除了追求私利别无目的的东印度公司采取的最具侵略性的行动。格劳秀斯认为，战争归根结底是针对自我或财产的权利受到侵犯而进行的一种防卫，而且他把整个政治理论建立在自我保存是第一和最基本的自然法这一原则上。这意味着，个人和国家被允许，甚至有义务为自己获取“对生活有用的事物”。尽管在此过程中，他们不可以伤害那些并未伤害他们的人，但自我保存是首要的，他们也有权利为避免伤害而进行进犯行动。最终表明，至少对于国家和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私人行为体而言，格劳秀斯的伤害概念具有非常广泛的许可范围，同时，战争中的私人行为体和主权国家受到的道德限制是微乎其微的。存在受某些共同法则约束的某种国际社会，这种观念被认为是格劳秀斯对国际法和一种和平的世界秩序的重要贡献之一。但是，他的论证与其说是与私人行为体或国家对他人负有何种义务有关，不如说是与他们为自我利益而惩罚别人的权利有关，这种惩罚权利不仅发生在保护自己免受攻击中，而且似乎“先发制人地”发生在纯商业竞争中。“格劳秀斯，”理查德·塔克总结说，“为一个国家最为广泛的一系列开战权利背书，这些权利在同时期的常备清单中随时可用。”[9]一方面，格劳秀斯主张，国家无法具有个人在自然中本来就不具有的权力，国家像个人一样必须受到同样的道德原则统治。另一方面，这种观念及其在政治理论上一般具有的所有广泛寓意，被格劳秀斯加以阐发来为东印度公司辩护，理由是，个人像国家一样，甚至先于国家具有惩罚那些加害他们之人的权利。这不仅意味着一种非常广泛的国际惩罚权，而且最终意味着一种占领领土的权利。为了支持这种权利，格劳秀斯必须发展他的财产理论。在《论海洋自由》中，证明海洋无法被主张为财产就足矣。但是，现在要为领土占领辩护，则需要更多东西。只有当某物可以被占有、可以被个人消费或转换（对土地可以如此，对海洋却不行）时，它才可以成为财产，在如此主张后，他现在解释了这个论点的另一面：如果有用之物未被使用，它们就不是财产，因此人们可以占领其他人闲置不用的土地。格劳秀斯认为，没有本地当局能够正当地阻碍自由通行或对闲置土地的占有，任何这样做的尝试都会受到军事手段的正当挑战。但是，与海洋不同，由于土地原则上可以转变成财产，它也容易受政治司法权影响。格劳秀斯从不否认，本地当局保留着对土地的一般司法权，这是荷兰贸易公司原则上承认的，他们努力获取这些本地当局的许可，甚至为使土地免受他们管辖而向他们支付代价。但是，基本原则仍是：废置土地或贫瘠荒地不是财产，且可以被那些能够也愿意耕种它们的人所占有。格劳秀斯的论证显然与罗马法的无主之物原则有密切关系，这一原则规定，任何“闲置物”，例如未被占有的土地在被使用（在土地的例子里特指农耕使用）前都是共同财产。这将成为一种常见的为欧洲殖民活动的辩护。[10] 很快就清楚的是，在界定自我保存的终极权利时，格劳秀斯更加关心的远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像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私人”行为体的行动。在他的论证的开头部分，在陈述了什么构成一场合法战争这个基本命题并解释了公私战争的区别后，格劳秀斯用一章来处理臣民反抗其上位者的权利的问题，这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讨论国家间战争或私人公司军事行动的地方，施加给进犯行动的道德限制是最不含糊、最严苛的。在适用于个人相对国家的权利时，自卫权利被非常狭义地界定，而且，格劳秀斯提出了一种完全传统的反对反抗权利的论点，他不仅实际上否认私人个体的任何此类权利，甚至还质疑“次级长官”的权利。尽管存在这些对个人权利的严格限制，但格劳秀斯对开战和反开战条件煞费苦心的阐述，却使得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葡萄牙船只或占领西班牙要塞和商栈辩护成为可能，因为这些商业对手主张海洋支配权和贸易垄断权，已经违反了自然法。以格劳秀斯的话语为荷兰的排他性贸易权利（也就是垄断权）辩护同样是可能的，因为这些权利已经通过条约或同意而得到确立，他明确表示，这些条约或同意并不因为是强者强加给弱者的（其方式不仅有正义战争，还有单纯的公开恐吓）就更少正当性。葡萄牙人非法地主张其对海洋的财产权，而这种财产权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使荷兰东印度公司具有为保护自由商业而进行武力干涉的权利，由于商业是一项生存条件，所以自由商业最终基于自然法和自我保存的权利。另一方面，荷兰人通过占领领土并主张对它的财产权而正当地要求对贸易路线的支配，即使当土地仍处于主权司法权之下时荷兰人也可以这样做，主权司法权无法干涉公司的财产权；或者，即使仅仅是通过心照不宣的武力威胁将其更高意志强加于人，只要与他们正式承认其主权司法权的弱势势力达成协议，公司就可以获得垄断特权，甚至获得对有主之地的使用权。格劳秀斯的论证中有一些重要的理论策略，它们标志着政治思想史的一次突破，尽管不完全是一些人主张的格劳秀斯的“现代”创新。自从罗马时代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形式：“所有权”和“统治权”以来，大部分西方政治思想关注的都是财产权和主权或司法权之间的关系。[11]在解释财产权如何产生、个人如何获得对任何给定物的财产权时，格劳秀斯在《论战争与和平法》中的观点并未明显偏离那些神学家和法学家的悠久传统，他们坚持认为，最初全世界是一种共同所有物，并且私有财产权并非因自然，而是因同意而存在——尽管它同样与自然法一致。即使我们像一些著名的评注者那样（参见原文第128页注释），把他的论证解释成朝着视财产权为自然权利的方向更进一步，它也不是对先前的明显偏离。他的论证造成真正有趣的转折的地方，是他关于财产权和司法权关系的观点。不仅所有权和司法权是相互独立的——正如格劳秀斯之前的其他人出于各种不同理由所强调的那样，而且它们作为领土主张具有平等地位。这意味着，即使当无主之地处于主权司法权治下时，它也可以被那种司法权之外的占领者宣告为财产。这里真正新颖之处不在财产权概念中。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一种独特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与一种新式帝国主义如何产生出一种真正全新的财产权概念，它背离了占有或使用形成财产性权利这种传统。对于荷兰商业帝国主义的目的而言，某种类似这些传统理论的东西已经足以提供论证，允许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荷兰共和国以外的某个主权国家司法权治下的领土提出财产权主张。为了这个目的，司法权观念的某种变化比财产权观念的某种创新更为重要。格劳秀斯开始更激进地把司法权推出政治思想的中心位置，这产生了重大的，却并非出于本意的结果。格劳秀斯关于自然法和“主观”权利的观念，主要不是联系互竞的司法权而提出的，甚至也不是在思考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时提出的。是国际舞台上一个贸易公司的行动产生的极为特殊的问题，决定着他的论证方向。他面对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提出的全新的概念问题。这个第一家跨国合资公司由追逐商业垄断权和利润的投资者创立，它也履行在其他帝国势力，特别是荷兰共和国的主要对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那里属于主权国家的那些职能。当然，在前资本主义欧洲，公共权力和私人占有的联合稀松平常。毕竟，在这样的一些社会（那里统治阶级的财富经常依赖强制力，并且收入来源于从封建领主权到国家官职的各层司法权）中，这是一种常见模式。但是，公共权威如此盘根错节地与商业霸权联系在一起，这是在其他社会，甚至在意大利城市国家也找不到的。私人财富仍严重依赖超经济权力和强制措施，同时，当这些权力并不直接来自官职时，其目标是贸易霸权——例如武力维持的垄断权。城市精英把公共利益等同于商业利润，在受这些城市精英统治的荷兰共和国，主权国家和商业企业之间有一条模糊的界限，这一点在若干年后将得到直截了当的证明，那时荷兰人出于纯商业理由用军事行动把奥兰治的威廉推上英格兰王位，这次军事行动得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资助。格劳秀斯的意图并不是削弱荷兰的国家主权（尽管他或许试图削弱支持荷兰省的国家议会）。换言之，他的意图不是质疑国家对最高司法权的主张，他也从未质疑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国家主权。他只是单纯地为一种无司法权的行为体主张某些正常应该同司法权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的权利。他面临的任务是为公司的准国家权力，特别还有它追求私利时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辩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互竞的司法权——这是以往相对于政治权威的权利话语的典型特征。这不是公司要求其自治权和司法权、防范国家或其他世俗或教会权威入侵的问题。也不是针对公共司法权的权利主张，保护一种共同承认的私人权利，即财产权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一个商业公司相对于其他敌对国家的准国家权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格劳秀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权利与司法权分离。荷兰东印度公司并不要求公共司法权，格劳秀斯也没有代表它提出此种要求。但是，确实有某些权利（可能包括私人固有的自卫权利）概念可供他随意使用，例如苏亚雷兹所阐述的权利概念，即“所有人都具有的对其财产或对其应得之物的某种道德权力”。无论苏亚雷兹以此种方式表述权利概念时意图何在（而且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应该当心不要夸大他的表述与阿奎那的表述之间的差别），格劳秀斯的意图都是一目了然的。公司参与军事冒险的权利被类比为没有司法权的，除“人”以外别无共同身份的私人个体的权利。他接着归给个人某些通过扩展可以适用于其他私人行为体的权利。他通过宣称自我保存的权利是终极权利实现了这一点，这种权利毋庸置疑为个人和国家共有，且它必定同等地适用于私人行为体和公共当局。因此，格劳秀斯关注的不是私人个体的权利，而是贸易公司相对于竞争国家的准国家权利。然而，由于他不是把这些权利当作与主权国家竞争的公共司法权，而是当作私人行为体的权利来加以主张，所以意料之外的结果是朝似乎是“现代”的方向推进了权利话语，他以一种比之前所有人都更精致和系统的方式把“主观”权利赋予个人。概念上的结果是使寓于私人（至高的个人）的权利与国家的至高权利平起平坐。 4．巴鲁赫·斯宾诺莎仅在格劳秀斯去世后几年，因威廉二世之死，执政长官职位空缺。其他省效法荷兰省，选择让这个职位继续空缺。而且，在1650年—1672年所谓的第一个“执政长官空位”期，在大议长扬·德·维特领导下，城市贵族享受了一段权力未削减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巴鲁赫·斯宾诺莎臻于成熟。他对哲学和神学辩论的参与是激进的和饱受争议的，但他首先是一个哲学家，而非格劳秀斯那样的政治人物。尽管如此，他在政治上还是有所介入，而且他的政治忠诚似乎献给了共和主义精英。他批评自己的朋友和盟友，但这些忠诚仍明显反应在他的政治哲学中。维特本身是斯宾诺莎的朋友和保护人。在对这位哲学家产生最大影响的人中，也有商业精英和维特的支持者，例如阐发了共和主义观念的兰伯特·范·费尔台森和考特兄弟，特别还有（尽管看起来吊诡）那些援引霍布斯为主要权威的人们。 1632年斯宾诺莎生于阿姆斯特丹，他是一个举家在尼德兰避难的葡萄牙犹太商人的儿子。巴鲁赫受到了很好的犹太教教育，他甚至可能接受了为成为拉比而准备的教育。然而，他很快被逐出犹太社区，还受到天主教会谴责，原因无疑在于那些预示着后来其伟大著作《伦理学》的那些观念。他后来与持自由思想的新教徒建立起联系，这些人受到笛卡尔哲学影响，他们中就有把霍布斯式观念带到尼德兰的笛卡尔式共和主义者。尽管他设法使像费尔台森这样最初支持斯宾诺莎哲学冒险的人感到震惊，但他与这些笛卡尔思想圈在哲学和政治上的密切关系是确凿无疑的。1672年，德意志人和法兰西人入侵尼德兰，维特遇刺，奥兰治派恢复执政长官一职，并在人民力量支持下确立了政权，而斯宾诺莎直到1677年逝世前都觉得受到了这个政权的威胁。 1663年斯宾诺莎开始思考笛卡尔哲学，但很快他就开始阐述自己的独特见解。在1670年的《神学政治论》中，他对支持奥兰治王室的那种反动新教发起了挑衅性攻击，其时宗教自由和共和主义自由正受威胁。像其他笛卡尔式共和主义者伙伴那样，他力促宗教宽容；像他们一样，他呼唤哲学自由，认为哲学有别于神学，甚至具有解释《圣经》的自由——这一点在荷兰的教派之争中有明显的政治寓意。但是，他遵循这些原则到了极致，而他的朋友并非总愿意如此。最终，费尔台森，这个最初的朋友与宗教和哲学问题上的合作者，谴责斯宾诺莎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在《伦理学》中所阐述的斯宾诺莎哲学的指导原则是上帝与自然的统一。对这位哲学家来说，谈论一位凭自己的意志，为自己的目的而创造了宇宙的超验创造者，似乎是无意义的。只有唯一的实在，我们可称之为自然；如果上帝是其原因，他也是一种内在原因，他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作为自然的原理施展其内在必然性。这是否使斯宾诺莎成为一位泛神论者甚至无神论者，引发了玄奥晦涩的辩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否定任何形式的超越于或外在于自然的超验存在，或者任何物质与精神二元论上，他比列入西方哲学正典的任何其他人都走得远。人也属于自然；正如全部自然是绝无仅有的唯一实在，谈论人的思想或精神与物质的划分也是没有意义的。同时，我们对这个绝无仅有的唯一实在的分享使真正的人类知识成为可能。人类身体的物质复杂性，表现在人类复杂和独一无二的理解唯一实在（人类是它的必要部分）的能力上。尽管作为自然生物我们受激情驱使，但我们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认识和理解驱使我们之力量的能力，我们不必成为自身激情的奴隶，或不加批判、不加反思地遵从宗教，我们可以过一种符合理性的自由生活。我们将看到，这些原则如何反映在斯宾诺莎的理想政体观中。斯宾诺莎是一位开创性哲学家，他的哲学观念具有超越学院辩论界限的激进寓意，这一点当然无可辩驳。虽然他早已在哲学正典中享有一席之地，但他的政治观念是近年来才开始得到复兴的。令人惊讶的是，这股复兴潮流的主要主题是这位哲学家的政治激进主义。阐述这个主题的不仅有像乔纳森·伊斯雷尔这样的主流历史学家，他把斯宾诺莎置于一种“激进启蒙”的中心，还有从安东尼奥·奈格里到艾蒂安·巴里巴尔这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2]伊斯雷尔超越了那些把斯宾诺莎及其理性的自由概念视为“自由主义”奠基者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话）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根据伊斯雷尔的看法，“民主，激进平等和性别平等；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完全的思想、表达和出版自由；立法过程和教育中宗教权威的消失；教会和国家的完全分离”，这些现代观念都要归功于激进启蒙及其在斯宾诺莎那里的源头。[13]伊斯雷尔进而认为，无论我们是否把后来18世纪北美和法兰西的革命运动直接归功于斯宾诺莎的影响，实际上都是他发明了现代民主。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主义评注者认为，斯宾诺莎阐述了比伊斯雷尔所想到的自由主义民主更为激进民主和平等主义的学说，他们为他提出的主张看起来更夸张。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一元论”和“自然主义”，以及他对超验存在的否认对马克思本人及以后的左派思想家具有强烈吸引力，其中原委并无太多神秘之处。毫无疑问，这些观念代表着对所有政治、教会或文化上的既有权威的有力挑战。一些为激进的斯宾诺莎形象辩护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被他所吸引，因为这里有一种他们所理解的去除了目的论的唯物主义，它主导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历史概念，这些历史概念深受启蒙传统的进步概念和黑格尔式哲学影响。但是，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应另当别论。他的民主概念远比起眼下的各种解释所认为的更模糊、更矛盾。归根结底，在实践中，最接近他理论中的民主的政体是荷兰共和国，特别是荷兰省，它具有一个明确由富裕的商业精英支配的公民秩序。他确实偏向这样一种共和制：它得到更多的人民支持，支持来自倾向于同奥兰治派和执政长官站在一起反对城市精英的下层阶级。按理说这会要求某种与摄政偏爱的自我循环、内部增补的寡头制不同的东西，但是，完全看不出来斯宾诺莎的民主定义与他生活于其中的那样一种城市共和国（那里的高级官职仍是财富的特权）有什么不一致之处。在他的理想“民主”中，政府不应是内部增补新成员的，但他也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公民团体的包容性或获取官职的机会当作民主的一种标准。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把民主描述成最“自然的”国家形式，它最符合自然自由，最不可能犯下危害自我保存的愚行（《神学政治论》XVI）。他还告诉我们，最“绝对的”主权形式，“如果这种东西存在的话，实际上就是全体人民握有的主权”。但是，后来在未完成的《政治论》中，他提供了最详细的民主定义。他强调，民主制和贵族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在贵族制中，“统治的权利完全依赖于推选”，而在民主制中，“它主要依赖于一种天生的权利，或一种因幸运而获得的权利”（《政治论》VIII.1）。一种稳定和成功的贵族制应该有一个庞大的贵族阶层，但是，即使全体人民都被允许加入贵族阶层，只要加入权利是由表达机会而非由某种一般法或继承权所决定的，它就仍是一种贵族制。同时，即使那种一般的或世袭的权利局限于少数人之中，一个国家仍可以是“民主的”。他接着解释：在贵族政体中，任命特定个人成为贵族，完全取决于最高议事会的意志和自由选择。因此，投票权和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绝对不是世袭的，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凭借法律要求得到那种权利。但是，在我现在要讨论的（民主）国家里，情况正好相反。在这里，凡是父母享有公民权的人，或出生于国内的人，或很好地服务国家的人，或因法律承认的其他理由而具有公民权的人，所有这些人，我要说，都可以合法地要求在最高议事会上投票的权利和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除非他们是罪犯或声名狼藉者，否则不能否认他们的权利。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宪制规定：只有达到一定年龄的年长者，或达到法定年龄的长子，或是向国库缴纳一定金额者，才有权利在最高议事会上投票或掌管公共事务，那么，即使由于这类规定，其最高议事会可能比前述的贵族政体中的最高议事会小，这个国家仍然必须被称为民主政体。因为其被任命统治国家的公民并非由最高议事会择优遴选的，而是依法委派任职的。（《政治论》XI.1—2）[14] 因此，按照斯宾诺莎的标准，一个由商业精英统治的寡头共和国，加上一个小的、行使统治权的排他性议事会和一个哪怕有限的公民团体，完全可以不受任何妨碍地被称为“民主的”。[15]但是，在早期著作中，他从未否认那些看起来支持民主的东西。而且，并非自明的是，他把按传统定义仍像是一种贵族制或甚至寡头制的政体命名为民主制，这对他为何如此重要。那时“民主的”远远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个享有盛誉的词。在现代早期欧洲，对民主的认识仍源于其古代最初的含义，即（普通）人民或者甚至穷人的统治，它更像是一个表示谴责的词，使人想起幽灵般的暴民统治，在有产阶级中则使人想起对其存在本身的威胁。即使那些赞成“混合”政体（在其中国王和贵族权力被一种“民主”因素所冲抵）的人，通常也支持寡头统治。因此，斯宾诺莎没有直接明显的理由走得那么远，把民主的优点赋予一种本质上是寡头式的共和主义。说到底，谁会因这样一种命名而受到鼓舞？存在可想到的已经被它说服的听众吗？我们可能会被诱惑着这样想：斯宾诺莎坚持使用“民主”一词，就好像它实际是一种高度赞扬，这表露了他真实的民主信仰。这或许意味着，至少在早期他确实是一位民主人士，而且一旦宣告了对民主的忠诚以后，在后期著作中他（受失败打击的影响）完全被迫地、某种程度上难以让人信服地仅仅为了一致性而重新定义民主，以便使他早期的赞扬仍可适用于一种并非明显民主的国家形式？奥兰治派的血腥胜利和执政长官职位的恢复得到了人民力量支持，这或许要求某种重新思考，就好像是这样：既然斯宾诺莎已经坚称民主是“自然的”主权形式，他现在就要寻求一种民主定义，它可以包容某些远不民主的形式。然而，更有可能是另一种逻辑在运作。我们已经看到了，政治权威来自“人民”并基于同意的观念如何可以被用来支持任何除民主权力以外的东西，甚至被用来支持君主，反对教皇和人民反抗。斯宾诺莎的学说中也存在这种因素。在《神学政治论》讨论民主的过程中，他迈出了惊人一步，这似乎表明，哪怕他在早期著作中关于民主的说法，也很难说是认可了作为使其他不甚民主的形式正当化之手段的民主国家。他告诉我们，他有两个理由去深思熟虑地思考民主国家：第一，它似乎是最自然的形式——一个看起来并非规范性判断而是经验性观察的命题，即民主最接近人的自然状况；第二，这最有助于实现我的目标：讨论一个国家中自由的好处。因此我忽略了其他政体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我们再无必要为探究其权利而了解这些政体是如何产生的——现在仍经常产生，因为我刚才的论述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因为，无论谁享有主权，无论是一人、少数还是全体，无疑都有一种按其任何意愿发号施令的完善权利。（《神学政治论》XVI）这意味着，正如民主国家中的人民一样，贵族和国王在其各自的国家形式中同样有权享有最高权力，因为他们最终都源于同样的基础（《神学政治论》XVI）。换句话说，这些其他形式可以从其民主起源那里获得正当性。但是，斯宾诺莎对民主的描述仍有某种独特之处，需要加以解释。如果我们将他的论证置于荷兰那个特定历史时刻（当时政治思想家，例如支持维特的费尔台森和考特兄弟的主要目标是使执政长官完全不享有任何国家权威）的政治辩论语境中，就更容易追寻其论证逻辑。同时，新近从尼德兰南部来到荷兰并且不属于当权摄政之列的考特兄弟，尤其支持一种更开放的共和制，其贵族的门槛更少限制，由公民在大会上选举。这显然也是斯宾诺莎赞成的立场。这里马基雅维利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尽管就荷兰的商业利益而言，威尼斯模式或一种封闭政府比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广泛政府模式更为理想。当然，根据考特兄弟的看法（对维特来说也是如此），统治权应该局限于富裕阶层，理想而言甚至公民团体都不应包括平民，但是，寡头统治者虽局限于富人，却不是从内部自我增补的——摄政贵族就日益变成这样，尤其当欧洲经济危机发生在这个共和国中时。唯有当获得官职的可能性更为开放时，才能有助于驾驭私人贪欲服务公共利益。对于这些寡头共和主义者来说，主要的理论需求是不计一切代价排除任何混合政体观念。自古罗马以来，这种古典观念经常服务于为寡头式共和主义提供支持，甚至格劳秀斯也诉诸过它。但是，现在它被奥兰治派用来为执政长官职位辩护，他们主张这个职位可以保护人民免受寡头的过度权力，等等。如果时政不允许共和主义精英承认“混合”主权理论，就必须找到描述荷兰寡头统治的其他方法，它必须剔除君主制因素。对考特兄弟来说（对斯宾诺莎来说更是如此）有一种额外需要，需要用更开放的寡头阶层替换从内部自我增补的摄政，并寻找使民众感情疏远奥兰治派的其他方法。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难题：如何把一种“民主的”因素引入寡头式共和政体，同时又无需承认可分割的主权。正是在这种精神氛围下，荷兰共和主义迫不及待地采用了霍布斯及其不可分割的主权理论。他的论证维护一种单一、不可分割的主权，这显然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们并不像霍布斯本人那样，用它来支持一种绝对君主，而是用它来支持一种公民共和制、反对执政长官分享国家权力的要求。根据霍布斯式原则，荷兰人可以主张，奥兰治王室和反对公民政府的教士都不能对共和国的国家权力提出正当要求。霍布斯不是第一位论证不可分割的主权的政治思想家，但他的论证基于独特的理由，这对荷兰人有特别的吸引力。与让·博丹不同，他主要关心的需要不是同各种与君主竞夺司法权的法团权力斗争（其中理由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以更长篇幅论述）。相反，他把自利个体（他们高于一切的动机并非分享公共权威，而仅仅是确保自我保存）之间的冲突当作自己的核心主题。看来这符合荷兰人的目的。正如对英格兰人那样，对他们来说，问题不是法团司法权之间的冲突。当然，在荷兰起义期间，西班牙君主的敌人已经有代表性地提出了各种对特定司法权、特权、自由的主张，以及对“次级长官”反抗君权进犯的权力的主张。但是，在起义过程中，随着君权反对者日益要求一种自由和至上的共和政府，冲突的性质改变了。当共和国已立，出现了各种主张主权属于“人民”全体的新学说。主权体现在贵族和城市贵族中，但他们不是被设想为“次级长官”，而是在原则上被设想为主权者人民的代表。[16]在斯宾诺莎的时代，当共和主义精英挑战执政长官的权力时，他们不再作为竞争性司法权或次级长官权力的主张者来对抗他的权力。他们质疑执政长官职位的存在本身，支持一种单一、不可分割的主权。他们以明显的霍布斯式术语思考人性和国家目的，认为人类是受其激情驱使的造物，追求他们的私利和自我保存这个主要目标。他们坚称，一个稳定的国家需要使这些激情得到平衡，这只能靠一种不可分割的主权来实现。在荷兰语境下，这有一层特殊含义：目标不仅是实现自利个体之间的平衡，更特殊地说，还有实现一种政体形式，它鼓励财富追求，维护商业霸权而又不在对立的公民利益之间制造不稳定，同时保护商业精英的地位。这些论证中的荷兰特有要素是我们所谓的政治建构的商业社会。这不仅意味着，荷兰的霍布斯主义者预设了一种社会，在其中商业利益和超经济权力、政治地位与特权不可分离，还意味着，在他们看来，即使在这种深度商业化的社会中，经济利益的和谐也必须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和谐的关键手段不是后来盎格鲁—苏格兰商业社会模式中的那种，即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但它也不是法兰西“政治经济学”中的那种绝对主义君主制。在这个商业社会中，实现政治稳定与和谐的最好方式是财富与公职对接的共和政府。[17] 后来创造了“公共利益”源自“私人恶德”这个著名观念的是一个荷兰人，即18世纪早期在英格兰进行写作的伯纳德·曼德维尔。但是，类似观念已经由法兰西的安托万·蒙克莱田提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甚至在更早的16世纪的英格兰，托马斯·斯密斯勋爵（第七章有对他的更详细论述）已经指出，相互竞争的经济利益可以得到调和并融合成一种共同善。正如对法兰西人（进而还有托马斯·斯密斯）那样，对荷兰人来说，把个人贪欲转变成共同福祉需要国家的积极引导。即使曼德维尔也一直强调政治引导的作用，这与亚当·斯密形成有趣的对比。尽管在保障一个真实竞争市场的条件上，斯密确实指派给国家一种重要角色，但他指望市场自身能够规制相互竞争的利益。斯密的观念扎根于一种资本主义市场，这种市场只存在于英格兰，别无他处可寻，甚至像荷兰共和国这样完全的商业化社会中也没有。荷兰独有的是一种由小心平衡的共和主义制度产生的商业和谐概念，通过将财富与公职对接，这些共和主义制度将引导对私利的追求转向对共同善的倡导。如果说霍布斯关于人性、激情、民政长官的主权的观点为荷兰共和主义者提供了基本材料，那么，为了适应共和主义的要求，需要对一种最初旨在为绝对主义君主制的主权背书的论证进行大幅修改。当然，霍布斯许可一种复合主权者，但他建构论证是为了明确，一种不可分割的、真正至上的权力最完美、绝对地存在于由一种君主制加以体现的一个单一、不可分割的思想或意志中。对霍布斯正如对荷兰共和主义者来说，“混合政体”不是一种选项。但是，要为一个寓于共和主义领导集团中的主权，为一种如此不可分割以至于执政长官在其中无一席之地的共和主义权力做出最大可能的论证，需要更多东西。无论斯宾诺莎期望通过背离霍布斯来实现其他什么目的，他肯定都力图保留霍布斯式的关于不可分割的权力的理想位置的原则。确实，一个主权必须表达一种共同意愿。斯宾诺莎的理论面对的挑战是，这样一种共同意愿如何能够从众多的思想和不同的激情中产生。无疑需要让步承认霍布斯的这个观点，即君主制是把个体自我利益的杂多性转变成公民统一团结的一种最好、最稳妥方式。按理说必须要找到一种论证，它将赋予一种复合主权者以优先性，而在霍布斯的理论中这种优先性为一位君主所享有。简单来说，斯宾诺莎的论证是，只要政府得到臣民支持，政府通常就是稳定的。表面看起来，如果人民与政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更有可能形成广泛的人民支持。主权的范围越广泛，它就越“绝对”，这恰恰因为，如果一个主权表达了人民的共同意愿而较少趋向于脱离他们的共同利益，那么按定义来说这个主权是更强大有力的。但是，论证转而变得比初看起来模糊。例如，这意味着民主制，即包含广泛个人和利益的包容性多数统治，必定比更少包容性的形式即贵族制更稳定和可靠吗？显然，当斯宾诺莎引入全体人民所握有的主权更“绝对”的观点时，他的意图并不是为民主制辩护，而是证明一个具有“足够规模”议事会的贵族制比一人统治更“绝对”。换言之，一个更开放的贵族阶层统治的共和国在此意义上是更“绝对的”。这个段落甚至认为，这种贵族制是现实世界中所能想到的最接近“绝对的”。同时，如果王国为了共同善而统治，他们也可以得到人民支持（或许即使他们不这样也可以得到人民支持？）。在他们能够保持自己权力的地方，君主制和民主制同样有权统治。斯宾诺莎甚至认为，在历史上君主制更为稳定，而民主制倾向于退化成其他形式，如贵族制。这或许意味着，对民主优越性的主张较少与稳定或安全有关，而更多与自由有关？即使在这里也存在模糊之处。这位哲学家确实认为，民主是“最符合个人自由”的形式。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自由并不在于单纯按照我们的快乐和激情行动，这可能与我们的真正利益背道而驰。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按照理性行动，而人类的倾向往往与此相反。这意味着，需要严格服从一个按照共同善行动的主权、一个唯一的立法权威，不管这主权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实际上，一种完全放任破坏性激情或哪怕只是无用的激情的民主制，要比一种为人民利益而统治的君主制更少自由。尽管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以及他关于自然、理性或宗教的观点可能是激进的，但是，仅仅依凭他就特定政治形式之优缺点所明确说过的话，其力量是不够的，实际上不足以维护一种不存歧义的，支持他对民主（通常含义上的民主，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民主）的信奉的论证。他小心翼翼地建构其民主定义，以使它能够包括一种寡头共和制，对这个惊人事实人们也无法视而不见。而且，鼓吹这位哲学家的民主激进主义的人们所抓住的很多言论，在他那里是用来支持这种共和主义寡头制的。尽管如此，可以公平地说，无论他意图如何，他的论证方法以明显前所未有的方式打开了民主的大门。鼓吹斯宾诺莎的民主激进主义的两位主要学者是这样概括他们的论证的：他们说，霍布斯“在对一种超然的政治机构进行现代建构方面发挥了奠基性作用”，而斯宾诺莎是“内在性”哲学家，他绝佳地表达了所有权力和权威都内在于且源出于群众的观念。艾蒂安·巴里巴尔得出了类似的，却更细致的论点。他认为，斯宾诺莎提出了先前所有政治思想家都没有提出过的一个问题，至少作为理论分析的对象，“国家权力的基础在人民之中，也就是说，在‘群众’自身内部形成的运动中”。[18] 通过考察斯宾诺莎的论证是如何联系霍布斯的“群众”概念而展开的，我们可以评判上述主张。这两位哲学家都从同样的前提出发，正如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说的：“每个人都有与他的权力同等的权利。”（II.8）但是，如果说他以类似霍布斯的方式把权利等同于能力或权力，那么正是在这里，由于他的自述，他最明显地背离了这位英格兰哲学家：“我总是”，他在《书信五十》中这样答复朋友对他与霍布斯之间差别的问询，“保留完整的自然权利，而且我坚持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主权在权力大小上超过其臣民的权力时，它才有支配其臣民的权利”。对斯宾诺莎来说，与他的哲学“自然主义”一致，这里的重点是“自然”，权利概念也是以“自然主义”角度界定的，权利被等同于能力或权力，没有任何规范性意义。霍布斯似乎同样认为，对于个人在追求自我保存时有权力或能力去做的任何事，他们都有一种自然权利去做。然而，由于他的主权概念许可向一个主权进行无条件的权利转让——由此要求臣民有权选择为促进自我保存所需要做的事，所以，在斯宾诺莎看来，霍布斯限制了自然主义原则。如果主权因为个人自愿的权利转让而要求无条件的统治权利，那么权利看起来就保留了一种规范性因素，而不是与权力完全同义的。[19] 表面上看，斯宾诺莎将权利和权力的明确等同，这是比霍布斯本人所能设想的更明确地诉诸权力之特权（prerogativesofpower）。很多人哀叹，霍布斯曾对他的朋友约翰·奥布里说，斯宾诺莎超过他，已经“略胜他一筹，因为他（霍布斯）不敢这么大胆地写”。[20]但是，斯宾诺莎的大胆表述与其说是对强权创造权利（mightmakesright）原则的声明，不如说是对任何认为自然权利可以让渡的观念的拒绝，还是对群众政治身份的维护（这一点可争论），这是他与霍布斯形成鲜明对比的地方。在早期著作中，霍布斯（第七章将以更长篇幅讨论他）把民主制描述成“设立而成的”最初主权形式，也就是说，最初的主权形式不是通过强力，也不是通过“占有”或征服创造的，而是“人类智慧的一种凭空创造”，创造者是“聚集在一起的许多人……他们由群众的集会和同意产生”。从这种最初形式中产生了其他形式——贵族制和君主制。（《法的要素》XX，XXI）当他在后期著作中阐述其契约观念时，霍布斯放弃了这种表述。在《论公民》和《利维坦》中，他不再寻求解释政治权威的历史起源，而是强调向主权的自愿权利转让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为群众无非是个人没有联系的集合，不具有政治身份。霍布斯在以全新的方式应对“群众”问题。无论哪种主权最初都来自人民或意见一致的个人组成的一个团体，这种观念如我们所见长期以来都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传统，而且这并不必然暗示着人民的政治权利——在国家内部或反抗国家的政治权利。诉诸它通常是代表一种司法权主张反对另一种，例如君主用它反对教皇，宣称作为人民的法人代表而行动的“次级长官”用它反对国王。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第七章看到的，对霍布斯来说，“群众”是一个新问题，尚无政治理论家严肃对待过。正如在英格兰语境下个人权利语言具有一种不同的含义，那里的法团权力相对薄弱，而且私人个体与国家之间一种新的、无中介的政治关系已经取代了各种司法权之间的古老竞争，同样，“群众”及其政治身份问题也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在早期著作中，他采用了一种尽管较少基于法团主义假设，但与他的前人并无太大不同的论证：作为个人之集合的人民已经通过转让其权力创造了主权者。他用这个论点来支持王权反对议会。但是，在《论公民》中，他面对着一个不同的问题，即议会之外的人民承担的政治角色，他们蜂拥走上街头并主张一种新的政治身份。这不单纯是一个追溯主权（无论是君主主权还是议会主权）在一群意见一致的个人那里的最初起源问题。霍布斯面对的问题是群众对自己直接的政治能动地位的主张。他的回应仅仅是说，群众没有政治意志或政治身份：“当我们说人民或群众意欲、命令或做任何事时”，他坚称，必须理解为国家自身“凭借一个人的意志，或更多人的共同意志（这只能在一个会议中实现）命令、意欲和行动”（《论公民》VI，注释1）。只有当一群个人让位于一个统一的主权时，才有可能谈论一个政治社会。因此，霍布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群众权力的“内在性”周旋。可以说，即使他的目标是证明群众唯一的政治作用就是放弃和转让其政治能动地位，但在凸显群众作为政治权力直接的、无中介的“内在”来源这个问题上，他走得仍比哈特和奈格里或巴里巴尔所认为的要远得多。他确实超越了那些在持久的司法权竞争中诉诸法团“人民”或同意的中世纪思想家所提出的任何东西。《论公民》可能为荷兰共和主义者的辩论设定了话语框架。但是，任何试图把霍布斯的论点从一种绝对主义君主制论证转变成一种开放的寡头共和制论证的努力，都需要一种精妙的平衡术，一方面要进一步确立群众的“内在”权力，另一方面要维持城市精英的支配地位。当斯宾诺莎在早期著作中把民主制描述成最“自然的”、最接近个人自然自由的国家形式时，他与霍布斯的早期观点，即民主制是“设立而成的”最初国家形式并无千里之遥。两位思想家都不是在做道德判断，而只是在推演一群个人最有可能通过哪些方式离开自由的自然状态，设立政治社会。但是，后来两人都放弃了这种表述，尽管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以不同的方式。像霍布斯一样，斯宾诺莎在后期著作中不再追寻主权最初的历史起源。他甚至不再提起一种原初契约是主权自然的或最初的来源这种观念。但是，与霍布斯不同，他似乎避开了任何可能暗示一种最初的，然而有条件的自然权利转让的历史性或规范性表述，并视群众的政治身份为理所当然。他为一种二次契约留有余地，通过这个契约，已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人民把权力转让给国王或贵族。他甚至还认为，大多数贵族制最初都是民主制（《政治论》VIII12）。这确实意味着贵族制和君主制有权统治，甚至可能意味着现实中的民主制通常并非稳定的。但是，在斯宾诺莎的表述中，至少在原则上群众的政治身份是没有改变的。权利仍然与权力同义，这意味着主权仍有条件地取决于权力的维持，很可能还取决于获得和保持人民支持的能力。[21] 这看起来为那些从斯宾诺莎政治理论中发现了一种民主本质的论点增加了可信度，但这仍然完全符合知名的荷兰寡头派信奉的理想政体观：由开放的城市富裕贵族阶层统治的商业共和国，在这里，共和主义制度和源于官职的利益有助于把私人贪欲疏导向共同善的追求。斯宾诺莎可能比他的某些同胞更倾向于一种更具包容性的选民团体，而且《政治论》吸引人地为一种更明确的民主论点敞开了可能性。正当斯宾诺莎准备讨论特殊的民主形式时，这部著作戛然而止，他说他对这种特殊的民主形式最感兴趣（理由尚不清楚）：一种包容性的民主制，其公民团体包括所有独立人、所有服从自己政府的法律（有别于服从其他政府的居民）并示范正派生活的人。尽管如此，他苦心孤诣构思出的对民主本身的定义，并没有否认对平民（更不用说女人，其自然弱点看来为公民团体对她们的普遍排斥提供了理由[22]）的排斥，而且这个定义具有这样的优点：它可以拥护一种考特式寡头制而无须承认分割的主权。没有其他地方比斯宾诺莎的如下言论更能表明荷兰霍布斯主义的理想：国家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些法律上，它们并不寻求让多数人过智慧生活——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至少要让他们受那些于国家最有用的激情的统治。因此，如果富人不能节约的话，至少应该尽一切努力保证他们的贪婪获利心。因为，如果这种普遍和持久的获利激情被争求荣誉的渴望所加强，那么，大多数人无疑将竭尽所能地用体面的方法增加他们的财富，以便谋取官职并避免巨大耻辱。（《政治论》X.6）[23] 斯宾诺莎在这里概括的一般原则是不存疑义的：贪婪获利心是一种，甚至可能是唯一一种对国家最有用的人类激情，而且，通过把财富变成获取官职荣誉的手段，可以驾驭这种激情为公共利益服务。无论我们对这位哲学家的如下意见，即原则上当主权寓于全体人民之中时它最“绝对”持何种想法，在现实世界中，受贪欲驱使的商业精英所统治的一个共和国，似乎最有能力把自利个人的激情引向共同善，而且这看来既适用于一种贵族制，也同等适用于这位哲学家的“民主制”。当贪婪附着于共和国官职上时，人类激情的统治最容易转变为理性的统治。如果对比其他地方的政治发展背景来思考斯宾诺莎的“民主制”，我们就可以对它获得一些更全面的看法，那些地方带来了各种真正激进的群众概念以及群众对政治能动地位的主张。当这位荷兰哲学家仍是孩童时，在英格兰的街头上和观念领域中，政治领域正在被“人民”重新定义。我们已经看到，霍布斯如何感到不得不应付这些人民向政治领域的不请自入。但是，还存在着对群众的“内在”权力更加激进的表达。例如，当斯宾诺莎15岁时，在英格兰内战过程中，克伦威尔军中发生了一个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即所谓的普特尼辩论。在辩论中，有关政治权利和统治的根本问题不仅被哲学家或神学家所讨论，而且被激进分子和士兵所讨论，后者真正为“群众”，为自耕农、工匠和普通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讲话。这些非凡的辩论记录文献或许够不上霍布斯或斯宾诺莎著作那样的正典地位，而且，尽管其理论影响重大，却是一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但是，普特尼辩论，更不用说英格兰革命中出现的更激进的民主观念，展示了一个远远超越斯宾诺莎“群众”观念的民主思想的世界。 [1]乔纳森·伊斯雷尔：《荷兰共和国：兴起、伟大与衰落（1477年—1806年）》（JonathanIsrael,TheDutchRepublic:ItsRise,Greatness,andFall1477—1806,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第660—662页。 [2]简·格来特：《现代早期欧洲的战争与国家》（JanGlete,WarandtheStateinEarlyModernEurope,NewYork:Routledge,2002），第141页。 [3]特别参见简·德·弗里斯和艾德里安·范德伍德：《第一个现代经济体：荷兰经济的成功、失败和坚持（1500年—1815年）》（JandeVriesandAdvanderWoude,TheFirstModernEconomy:Success,Failure,andPerseveranceoftheDutchEconomy,1500—1815,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我对荷兰经济的讨论大多依赖这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但我也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结论，正如我在《市场依赖问题》（EllenMeiksinsWood,‘TheQuestionofMarket-Dependence’,JournalofAgrarianChange,Vol.2,No.1,January2002）第50—87页中详细解释的那样。 [4]乔纳森·伊斯雷尔：《荷兰共和国：兴起、伟大与衰落（1477年—1806年）》，第47页。 [5]同上，第78、80页。 [6]乔纳森·伊斯雷尔：《荷兰共和国：兴起、伟大与衰落（1477年—1806年）》，第421—422页。 [7]对格劳秀斯的一种挑拨性的和有说服力的解释，参见理查德·塔克：《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RichardTuck,TheRightsofWarandPeace:PoliticalThoughtandtheInternationalOrderfromGrotiustoKant,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 [8]究竟是格劳秀斯认为不存在自然状态中的财产权且财产完全依赖于同意，还是他确实设想了某种非常接近自然权利的东西，它仅仅需要同意来承认而非创造财产权，从而使他向洛克所设想的自然财产权观念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一点在评论者之间多有争论。但是，可以认为，视财产为约定的学说和视财产为自然权利的学说之间的差别被夸大了。许多思想家都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世界最初是一种共同所有物，它由于人为约定或法律而被划分成私有财产，然而，他们仍把财产权看成一种神意设立的神圣权利，设立它或是为了应对人类之罪带来的结果，或是为了给人类生存必需的社会合作和劳动分工提供条件，它符合人类可理解的理性原则，具有自然法的全部效力。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论证，洛克同传统的决裂，与其说是与他主张财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有关，不如说是与他把财产权建立在占有、使用，或者哪怕劳动之外的东西上，把财产权建立在交换价值的生产上有关。 [9]理查德·塔克：《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第108页。 [10]关于这个原则及其运用——特别是英格兰人，以及法兰西人（较少程度）的运用，还有西班牙帝国意识形态中缺少这个原则的原因，帕格登在《世界之主：西班牙、不列颠和法兰西的帝国意识形态（约1500年—1800年）》中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参见第77页各处。在帝国主义采取驱逐本地居民的移民殖民方式的地方，这个原则显然更有用，但它对西班牙人及其明显由征服形成的帝国没有用。 [11]参见我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那里讨论了中世纪对这个主题的争论、以财产权和司法权争论为表现形式的教会权威与世俗权威之间的斗争，以及“主权分割化”（这使财产权和司法权之间的界限更难以界定）产生的复杂问题。 [12]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MichaelHardtandAntonioNegri,Empir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艾蒂安·巴里巴尔：《斯宾诺莎与政治学》（EtienneBalibar,SpinozaandPolitics,London:Verso,1998）。 [13]乔纳森·伊斯雷尔：《一场思想革命：激进启蒙与现代民主的智识起源》（JonathanIsrael,ARevolutionoftheMind:RadicalEnlightenmentandtheIntellectualOriginsofModernDemocrac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0），第vii—viii页。 [14]译本参见《政治论》，冯炳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4—145页，有改动。——译注 [15]或许应该强调，不能简单地通过援引让·博丹阐述的那种区分（下一章我们将予以论述），即主权性质与政体形式的分区，来解释斯宾诺莎的民主概念。例如，博丹能够谈论一种可以是“民主的”君主主权，只要其国家官职并非像在“贵族制”政体形式中那样，只能由贵族或者有财富或有德性的人获得。但是，正如此处所引的段落清楚表明的，这并不是斯宾诺莎的想法。 [16]参见《荷兰起义》（TheDutchRevolt,ed.MartinvanGeldere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3）导言。 [17]那些“斯宾诺莎式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抽象地）将斯宾诺莎置于一种“市场资本主义”语境中，他们的论点恰恰倾向于忽视荷兰商业体系的独特之处。在我们此处所谓一种政治建构的商业社会（加上关于其经济权力和超经济权力统一、关于政治手段协调利益的全部设想）的语境下，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看起来会更连贯，也更容易理解。 [18]哈特、奈格里：《帝国》，第83页；艾蒂安·巴里巴尔：《斯宾诺莎与政治学》，第56页。 [19]正如我们将在之后章节中看到的，在斯宾诺莎或许不知道的著作——《利维坦》中，霍布斯通过修改自己的论证而显得更接近斯宾诺莎，这里他认为，权利转让并不像在《论公民》中那样是无条件的，统治权利甚至可能是有条件的，取决于维护它的事实上的权力——霍布斯可能意在为克伦威尔的掌权辩护并使那场推翻国王的革命正当化。 [20]《托马斯·霍布斯传》，载于约翰·奥布里：《名人小传》（‘TheLifeofThomasHobbesofMalmesbury’,inJohnAubrey,BriefLives,ed.JohnBuchanan-Brown,London:Penguin,2000），第441页。 [21]我们在下一章中将看到，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又一次接近这个论点。 [22]在他对民主的讨论中，斯宾诺莎以一定篇幅（《政治论》XI.4）讨论了是否将女人排除出政治领域，以及她们对男人权威的服从是因自然而存在的，还是仅仅因制度而存在的，他总结说原因（和正当理由）是她们的自然弱点。她们的权力并不与男人的平等，因而权利也不平等。 [23]译本参见《政治论》，冯炳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0页，有改动。——译注
第四章西班牙帝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2012）第四章西班牙帝国 1．国家还是帝国？ 2．萨拉曼卡学派 3．弗朗西斯科·苏亚雷兹 16世纪30年代，在萨拉曼卡大学的讲座上，西班牙多明我会神学家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就西方基督教关于恺撒与上帝的正当领域的最典型原则，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变化形式。他说，以此种方式，凭此种权利，罗马帝国得以扩大和扩张，即通过战争法来接管使他们受到任何伤害的敌人的城市和行省，而且罗马帝国得到了奥古斯丁、哲罗姆、安布罗斯、圣托马斯及其他圣洁博士的辩护，被他们说成正义和正当的。实际上，在那个著名段落里，可以认为这得到了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认可：“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等。这也得到了保罗认可，他曾上告恺撒（《使徒行传》25：10）并劝告我们（《罗马人书》13）服从更高的权力，服从那时从罗马帝国获得权威的所有君主，并向他们纳贡。（《论印第安人和论战争法》III.56）这里不是单纯地以西方基督教的传统方式诉诸“归恺撒”原则，把它当成服从世俗掌权者的依据，而明显是更为特殊地把它当成对帝国的一种辩护。维多利亚对幅员辽阔的西班牙帝国的态度仍然是含糊的。他曾被不同人引用来反对帝国政制和至少模棱两可地支持它。但是，他在萨拉曼卡大学的讲座上阐述的学说，对欧洲政治思想及其自然法、自然权利、战争法和国际法的概念将具有重大意义。在维多利亚讲座之后数十年，西班牙政治思想一度繁盛。而且，如果说有一个典型特征使这个话语传统有别于西班牙的欧洲邻国的话语传统，那就是，所谓的萨拉曼卡学派面对的核心问题，不仅来自中央集权国家与各种“分割化主权”之间的司法权之争，而且来自西班牙独特的帝国扩张经历。反思帝国和对待土著居民方式的结果之一是把寓于个体的自然权利的观念提上了议程，而这些观念那时超出了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在思考国家时所能注视的范围。 1．国家还是帝国？ 16世纪的西班牙被称为欧洲乃至世界最强大国家，然而，很难说这种说法是基于它在锻造一个“现代的”或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对其国内领土，或者至少对一个清楚界定的国家司法权领域具有明确程度或多或少的主权）上的卓越地位。确实，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挑战了贵族的独立权力，并竭尽全力确立西班牙的强大君主制，同时削弱议会——它源自所谓的西欧第一议会。他们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努力之一是建立了西班牙宗教法庭制度，无论还有其他什么作用，它明显是为了取代教皇对西班牙宗教正统的文化领导权，代之以天主教君主的控制。他们的后继者将继续这项中央集权计划，但是，即使在帝国的黄金时代，即哈布斯堡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及以后，西班牙仍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实体，它的组成部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是两个区别很大且自主的王国，各有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传统。当这两个统治家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王国时，每个王国都把自己内部各种法团性、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分割化主权之间的司法权冲突带进这个联合体。阿拉贡是以加泰罗尼亚为主的一些独立王国组成的联邦，具有自身的司法权紧张关系，它是一种充分发展的封建结构，也是所谓的契约结构，在其中中央权威的权力受到与贵族之间多少带有契约性质的协定的约束。主导帝国计划的卡斯蒂利亚王国没有强大的封建领主权传统，但是，与摩尔人的战争不仅在西班牙产生了一个战争领主阶层，他们对王国的新并入领土具有完全自治权，还产生了一个拥有武装的小所有者阶层。中世纪收复失地运动重新占领摩尔人手中的欧洲土地，与其说它是一个强大王国的功劳，不如说是一种合作关系的功劳。这种合作关系近似君主与军事领袖之间典型的封建交换关系，在其中，有条件的财产权和司法权被授予领主以换取军事效劳。在现代早期，西班牙的很大一部分仍在王室司法权之外：1600年，其三分之二城镇和半数村庄处于私人控制下，同时，国王没有常备军，没有官僚或文职官员，他一般将税务外包，并在精英的合作下统治各省。[1]这个王国将形成国内和殖民地的官僚机构，但西班牙国家主权的脆弱性仍是贯穿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持久主题。尽管如此，西班牙人却创造了令世界前所未闻的最大海外帝国。这成为这个王国的财富和权力的本体。其繁荣极度依赖于来自殖民地的金银；这笔财富以及不断增长的殖民需求，的确一度刺激了国内经济。在与欧洲其他王国如法兰西的冲突中，殖民财富无疑加强了西班牙的地位。但即使在这个庞大帝国中，西班牙作为一个政治的或经济的国家实体的脆弱性依然暴露无遗。逐渐地，对外贸易中的殖民财富流通较少被西班牙商人掌握，而更多被热那亚和安特卫普商人掌握，而且在殖民统治中这个王国的脆弱性又暴露出来。帝国在美洲的扩张，效仿了对摩尔人手中欧洲土地的重新征服，以及帝国在非洲和加那利群岛的扩张。的确，西班牙君主一直努力保护他们的王权，并且成功阻止了殖民地出现世袭封建贵族阶层，但他们却是通过把帝国任务外包给追求私人财富的私人征服者来驾驭西班牙的大举帝国扩张的。正如皇室的中央集权过程经常受到国内司法权冲突干扰，同样，君主与私人征服者或他们在殖民地地主阶级中的继承人之间的紧张自始至终构成帝国的显著特征。帝国扩张是通过很小的军力实现的，西班牙在殖民地的驻军规模也向来不大。征服也并非旨在消灭土著居民以占领其土地。由于西班牙依赖来自美洲矿藏的金银，通过保留本地人口并剥削其劳动力，帝国统治者可以获得更多。他们与之交战的文明从游牧的狩猎者到人口密集、具有社会分层和复杂技术的帝国不等。而且，尽管征服摧毁了这些发达文明，征服者却从他们的科技、他们的农业技术、他们推行大规模公共工程的经验中继续获益。[2]然而，无论其意图如何，征服最终仍是种族灭绝式的，它传播疾病，并且强加了一种野蛮破坏的剥削制度。西班牙君主制或许成功地阻止了殖民地形成封建贵族阶层并避免了出现像议会这样的代表制度，但是，支配臣民劳动力的问题仍然存在。在控制当地的土地所有者和许可他们剥削印第安人的权力之间，西班牙国家必须维持一种艰难的平衡。1500年宣布例行奴隶制为非法后，殖民势力仿照对摩尔人手中收复的欧洲土地的处理办法，建立了监护征赋制。理论上，监护征赋制没有授予殖民定居者以土地。表面上看，印第安人承担徭役以换取殖民者的宗教教化和军事保护，但土著居民原则上被承认是土地所有者，即使附近的种植园可能属于监护主并由同一些印第安人耕作。监护主也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对土著居民的政治司法权。然而，实际上，在限制殖民者对其臣民的支配或缓和这种制度的严酷性上，这些形式上的，对监护主土地所有权和司法权的限制毫无作用。它变成了一种残忍至极的剥削制度，一点不亚于奴隶制，并且它要对杀害大量印第安人负责。在加勒比群岛的土著那里，它用一代人的时间自掘坟墓，在其他地方它的维续也继续招致反对，反对既来自教会，甚至也来自王国（尽管前后不一），王国有自身的理由去设法约束监护主的权力。但是，当修改或废除这个制度的法律得以通过时，它们毫无作用。某种形式的监护征赋制很长时间内都是西班牙帝国统治的典型特征，它在其他殖民地土地所有权形式和劳动形式上留下了印记。君主制确实培植了当地管理机构以抵制殖民者的权力。例如在秘鲁，它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国家官僚机构，目的主要是为了管制矿里的强制劳动。但是，如果不允许当地地主阶级支配土地和其上之人民，西班牙人的国家就绝无可能统治其殖民领地。甚至重中之重的金银也逃出了国王的掌控。王室发现仅凭自己无法开采这片巨大的财富来源，它不得不放弃对矿藏的控制，将其让与当地所有者，或将其出租以换取收益份额。西班牙日益依赖从殖民地输入的金银而非国内农业和工业，甚至牺牲了殖民地的生产，这一点饱受诟病，被认为是17世纪以后西班牙经济衰落的原因。尽管这些因素在解释这个一度成为世界最强大帝国的势力的骤然衰退上可能非常重要，但同样确切无疑的是，这个世界帝国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固有的不稳定性。它的主宰地位既非依靠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甚至也非依靠商业强盛，而是依靠授予殖民地地主阶级权力。后来殖民地统治阶级的反叛和继起的独立战争，与其说像一些历史叙述所认为的那样同殖民地出现一个革命性资产阶级有关，不如说同殖民地的某种艰难平衡的遗产有关，平衡的一边是一个遥远的、勉强行使国内主权的帝国，另一边是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地方性权力。 2．萨拉曼卡学派在西班牙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之前很久，它就是一个世界帝国，而且这种独特现实明显反映在西班牙政治思想之中。西欧常见的司法权之争（教会权威与世俗权威之间的，或君主、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贵族和城市精英之间的）在此当然都有所展现。萨拉曼卡学派开始兴盛的历史时刻是在查理一世治下，他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之孙，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而且如我们所见，这个时期充斥着皇帝与教皇还有德意志诸侯之间的紧张，更不必说还有欧洲崛起的诸王国之间的斗争以及土耳其如影随形的威胁。但是，在西班牙政治思想中，这些冲突一般是透过帝国的紧要之务表现出来的。其他统治者，例如法兰西或英格兰的统治者可以宣称是自己王国的“皇帝”，而且这将塑造欧洲的主权概念。但是，在西班牙的情形中，帝国观念较少与王国国内（在此其权力受到与各种竞争性司法权之间或多或少明确的契约关系限制）的主权有关，而更多与对遥远领土及其土著居民的殖民统治有关。困扰其他君主例如法兰西君主的受争议主权，确实刺激了关于何者构成正当政治权威的理论争论，但在西班牙，帝国引发了尤为尖锐的问题。国王宣称对王国国内享有统治权，就好像这是他的私人家务，这是一回事。他主张自己对遥远殖民领土及其土著居民，特别是自身具有复杂组织和治理方式的殖民领土及其土著居民的统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美洲的“高等”文明，使诉诸传统的家主权概念或自然等级制概念变得更加困难。帝国和监护征赋制的辩护者确实诉诸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制概念。但是，具有精巧技术和复杂政府形式的印第安人，无法被当成臣服于自然优越者之权威的自然奴隶或非理性动物而草草打发，而且建立在这些理由上的帝国主张几乎从一开始就是饱受争议的。把土著居民缺乏基督教信仰作为使他们臣服于帝国统治的理由，一旦这样的做法也受到质疑，正视如何界定正当统治的根本问题就变得愈发紧迫。西班牙的帝国扩张模式已经产生了自己的意识形态需求，西班牙政治思想家也有特殊理由去思考殖民地臣民的自然权利，或自然法对他们的帝国主人施加的限制。宗教改革，特别是新教教义向反抗理论的转变，为处于受争议的中央集权过程中的西班牙王国提出了问题，正如它为欧洲其他君主国特别是法兰西提出了问题一样。但是，帝国征服的现实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挑战。对这个话题的争论先于宗教改革并且帮助塑造了西班牙的反宗教改革。金银的大量涌入本来已经足以引发神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他们早已习以为常地就基督徒对财产和财富的正确态度开展争辩。[3]西班牙人还会创造出新颖的货币和交易理论，它们现已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源头。但是，帝国财富是靠蛮力获取的，这个事实使其辩护变得更为复杂。尽管帝国凭相对较小的军事力量赢得了胜利，但西属美洲板上钉钉是一个征服帝国。比起英格兰人在北美的殖民计划，即无耻地想要为殖民者腾出土地，它可能少一些蓄意残杀的性质，但是（或者可能正因如此），西班牙人实际依靠对大量本土劳动力的统治和剥削，由此他们发现更难以掩盖帝国计划的本质。帝国统治的辩护者非常清楚，他们正在为之辩护的事情实际上是征服，它与被用来支持（并不更少血腥的）英格兰人的商业和农业的和平优点形成对比，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法兰西人的帝国冒险事业形成对比。[4]同时，因为西班牙的帝国统治是通过暴力强加给自身具有复杂治理形式的高等文明的，为征服辩护就更加困难，帝国的统治还提出了关于殖民地受害者的财产权和主权，进而还有他们的理性和自然权利的根本问题。由于涉及常见的司法权之争，情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早期对帝国的支持基于教皇捐赠，但是，君主与教皇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当查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发现自己与教皇处于冲突中时）使教皇捐赠成为一种尴尬的辩护。教皇捐赠也受到了与西班牙竞争帝国领土权利的欧洲对手的有力挑战，这使得寻找替代性辩护更有用处。在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帝国可以被表现成一种代表世界帝国或基督教世界秩序的使命的类似事物，正如古罗马帝国宣称代表一种普世世界秩序行事。但是，反对教皇主张、有利于君主的神学论证，往往也反对“世界帝国”并反对西班牙的征服。萨拉曼卡学派的神学家们认为，尽管教皇是基督教世界的性灵领袖，却不具有对这个世界的世俗权威，教皇（或他代表的教会）也不具有对非基督徒的任何权威。这可以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像普世的“神圣”世俗帝国这样的事物，但是，这也针对基于下述理由的对征服的辩护提出质疑，即征服把基督教带给了异教徒或惩罚了违背自然法的野蛮人。无论是否与教皇有冲突，西班牙王室都有其他理由去鼓励这类反殖民压迫的论点。在控制殖民定居者的封建野心，阻止美洲出现一个新的世袭贵族阶层的努力中，王室有非常实际的理由来欢迎对监护主野蛮行径的攻击和对监护征赋制本身的攻击。君权对奴役增长进行的限制及其废除监护征赋制的尝试，可能部分是真诚地被伦理和宗教关怀驱使的，但毫无疑问，削弱殖民者的独立权力是一项压倒一切的考量。无论其动机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对帝国暴行的厌恶，还是仅仅出于保卫君权，质疑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的神学家和法学家都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而这迫使帝国辩护者改变策略。这对于信奉君主主义的帝国辩护者来说是件极为棘手的事，他们必须攻击监护主，同时又不损害君主的帝国主张。他们可以承认教会或教皇不具有普世的世俗权威，但接着转向（正如维多利亚在评论上帝与恺撒时所暗示的）不那么宏大的主张，特别是转向“正义战争”概念。从其古典时期的源头开始，“正义战争”传统就已经声名狼藉地充满弹性，它囊括了一切事情，直至并包括最具侵略性、掠夺性的帝国冒险。在其所有不同的变化形式中，正义战争学说都阐明了开战的几点基本要求：必须有一个正当理由；宣战必须由一个正当权威做出并具有正当意图，并且是在所有其他手段都用尽无效之后；必须有一个实现所欲目的的合理机会，手段必须与这个目的相称。然而，这些表面上严格的要求，经过解释后可以与最具侵略性的帝国扩张战争和后来的商业竞争战争相容。正义战争观念已经为收复失地运动效过力，那时胜利者精心阐述了处理甚至奴役其牺牲品的复杂法规。因此，美洲的殖民主义大概无法基于教皇谕令或教会的世俗权威而得到辩护。但是，支持征服的人认为，存在各种开战的正当理由。为了保护“无辜”，或更广泛地说，为了促进“文明”生活的价值观，在自卫时，或在代表一种普世的“人类共和国”（它受到那些违反和平和良好秩序准则的行为或阻碍自由贸易的行为的威胁）时，一种“正义战争”很可能是必要的。由一场正义战争所导致的任何征服都可以确立正当统治，正当统治可以被界定得非常宽泛，以至于可以使奴隶制得到辩护。争论始于征服的最早时期。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更加臭名昭著的切萨雷·波吉亚的臭名昭著的父亲）发布一份教皇宣告，旨在解决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的帝国领土主张争议。通过“教皇捐赠”，西班牙被赐予美洲土地。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关于教皇司法权的问题，但是，即使对那些并不想挑战教皇权威或实际上不想挑战西班牙君主统治殖民地领土的权利的人而言，教皇宣告的含糊之处也引发了激烈争论：他是认可通过暴力手段（也就是通过“正义战争”）的殖民，还是只认可异教徒的和平皈依？无论何种情况，有一点都确切无疑，即教皇理所当然地认为，西班牙确实有确立殖民地的权利，而且它不但有权利还有义务强加基督教信仰。几十年后，这种争论出现在最著名的辩论，即1550年—1551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与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之间关于西班牙殖民地政权的巴利亚多利德辩论中。此时，辩论发生的背景是关于对待印第安人方式的争议日益增长。1511年，即多明我会修士抵达殖民地之后一年，托钵修士安东尼奥·蒙特西诺已经向殖民者和监护主发布了一份具有开创意义的布道词，“告诉我”，他要求道，你们凭借何种权利和正义使这些印第安人处于如此残酷和可怕的奴役中？你们恃何种权威对这些安静、和平地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人民进行令人发指的战争？……他们难道不是人吗？他们难道没有理性的灵魂吗？你们难道不是必须爱他们如爱自己一样吗？拉斯·卡萨斯自己曾是一个监护主，而且即使当他部分受到蒙特西诺影响开始反对美洲既有的劳动制度时，他仍一度支持对非洲人的奴役。尽管他从不反对帝国扩张并依然确信印第安人应该皈依基督教，但他变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对监护征赋制和武力改变信仰的有力批评者。他的观点确实对西班牙舆论产生了作用，也影响了1512年—1513年通过的旨在管控这项制度的《布尔戈斯法》。但是，这些对改善印第安人的处境并无实际作用，而且显然依旧建立在征服是正当的假设上。野蛮的监护征赋制仍然没有被制止。拉斯·卡萨斯将阐述一种有力的论证以支持下述观点：印第安人是理性存在者，他们具有复杂的文明并且能够和平地皈依。尽管他的观点还不像后来在巴利亚多利德辩论中阐述得那么系统，但它们明显影响了教皇保罗三世。1537年教皇发布教皇谕令，宣称“印第安人确实是人，尽管他们不能理解天主教信仰，但据我们所知，他们迫切想接受它……”，“上述印第安人”，教皇接着说，和今后可能会被基督徒发现的其他所有人，都绝不应该被剥夺其自由或财产，即便他们不信耶稣基督；他们可以并应该自由和正当地享用他们的自由与财产；他们不应以任何方式受到奴役；如果发生相反的事情则是无效的。虽然这没有明确取消亚历山大先前的宣告，却可以被如此解读（尽管说服罗马教廷明确撤销它的斗争已经延续至今）。同时，它可以也确实被一些人理解成为正当征服（也就是正义战争）的可能性留了开口，这种正义战争旨在对那些最终表明无法或不愿和平接受基督教的人强加信仰。拉斯·卡萨斯仍然确信基督徒有责任改变印第安人的信仰，但是，1539年他向王室提供了一份令人震惊的关于西班牙人野蛮行径的记录。这催生了1542年的《新法》（NewLaws），它旨在更严格地管控监护征赋制。但这些法律受到监护主的猛烈反对，而且最终丝毫没有改变这个制度。尽管像拉斯·卡萨斯这样的批评者对实践的影响有限，但他们确实设定了理论争辩的框架。在拉斯·卡萨斯备受瞩目地汇报印第安人状况的同一年，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在萨拉曼卡大学举行讲座，讲义后来以《论印第安人和论战争法》［DeIndisetDeJureBelli，取自他的《神学沉思录》（RelectionesTheologicae）第十二章］为题发表。维多利亚通常被人们当成帝国的反对者而加以引用，但他的论证可以被视为对拉斯·卡萨斯这样的监护征赋制批评者的一种回应。当拉斯·卡萨斯关于印第安人的领土权利的观点已经非常深入，足以挑战任何对其土地的殖民主张时，维多利亚或许已经开始试图在印第安人的人性和理性得到承认的情况下，为帝国征服重新寻找最强力的论证；或者换句话说，他或许想阐述这样一种论证，它既能维护西班牙王室的帝国正当性，又能削弱监护主。这或许有助于解释维多利亚的论证中一些不连贯和含糊之处。但是，即使我们把他解读成帝国的辩护者而非批判者，也恰恰是这种针对帝国问题的交锋把自然权利理论推出了中世纪的界限。这位多明我会修士可以凭其《神学沉思录》被誉为国际法开创者。而且，关于帝国的辩论迫使他和萨拉曼卡学派其他成员以某些方式阐述中世纪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概念，而这些阐述方式将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需要强调的是，某种源于中世纪的类似个人自然权利的观念，已经在16世纪得到了充分确立。尚未充分确立的是它对国家权力问题的影响，或更准确地说，是其限制国家权力的寓意。中世纪神学家和法学家已经留下了一笔遗产，在其中，裁决互竞的国内司法权之争并非个人权利的职能。这种学说也并不想确立一种反抗唯我独尊的王权的权利。当然，有些思想家已经准备在危急状态下容许个人诛戮暴君，也会出现为反抗一切君权辩护的激进派别。但是，在16世纪欧洲的主流政治思想中，反抗或限制君主权力的规范性权利一般仍非基于个人权利，而是基于法人团体、市政当局或地方贵族的司法权主张。诉诸某些超越政治领域的超验原则，即宣扬某种适用于所有人的、并非源自实在法或国家权威的道德要求，这种做法将在现代反抗理论或有限政府理论中得到充分发挥。但就其中世纪形式而言，不如说权利学说更有可能被用来为王权辩护，特别是为王权反对教皇权辩护。政府权威来自“人民”这种观念与形形色色的政治信念相容，其中包括君主权力应该几乎不受限制的信念。诉诸“人民”（作为法人团体）是权威的最终来源这种观念，可能较少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更多是为了支持君主权威，特别是支持与教皇权对立的君主权威。正因为君主的权威来自人民，所以他对世俗领域具有司法权，而教皇无权主张它。在中世纪思想中，私人所有权也可以轻易地与一种由各法人团体构成的政治共同体概念共存。即使当国家被设想成对财产持有者个人负责时，在中世纪的说法中这仍可以意味着，国家是由作为法人团体，甚至是各法人团体之集合的“人民”组成的并对它负责，“人民”具有为他们讲话或行事的官方代表。[5] 因此，可以在论证寓于个体的权利方面迈出几步，又仍然信奉政治权威源于作为法人团体的共同体的观念。个人固有的自然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的观念可能需要某种解释：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或不能正当地受到国家侵犯。但是，即使说（例如）君主绝不可干涉臣民的财产权，这本身对围绕司法权和政治权威的竞争也没有影响。当政治权威寓于一个法人团体（超越于组成它的众多个人）时，并不会出现个人权利学说提出的概念问题（如果就其本身而言）。并非个人权利观念，而是大于任何个人包括国王的共同体观念，更有可能被诉诸来支持有限、宪政的政府。换言之，在伸张（私人性的？）个人固有权利和支持君主在其政治领域中的绝对权力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矛盾。君主保障其臣民的私有财产权领域或许是必要的，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把国王司法权让给其他某个主权碎片。甚至不如说，正如在法兰西那样，在西班牙的语境下，比起法团权利即寓于法人团体或其官方代表的权利的观念，个人权利的观念（它并不必然包含对司法权或公共权威的主张）对王权威胁更小。个人自然权利观念最明确无疑地卷入关于绝对主义国家的争论的地方是英格兰，在那里，互竞的司法权并不是君主与那些想要约束其权力的人之间的核心问题。我们将看到，在英格兰，寓于个人的自然权利学说会具有一种不同的含义。由于语境原因，这与法人团体特别还有互竞的司法权在界定政治领域上相对次要的地位有关，国家权力及其限制问题更倾向于表现为国家与组成它的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而言，自然权利学说会具有更明显和直接的寓意。即使绝对主义国家的热情辩护者，例如托马斯·霍布斯也感到不仅必须要解释个人的自然权利如何能够与绝对君主制相容，而且必须要指出这样的国家是且仅仅是由具有固有自然权利而无须法团中介的个人组成的。在西班牙，对王权的争论在法团司法权的领域中展开，在这种语境下，更多是帝国，而非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张力塑造了自然权利概念。像他们的中世纪前辈一样，西班牙思想家确实提出了反对君主侵犯的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的问题，但是，他们对中世纪托马斯主义观念的阐发受到了帝国的经验的塑造。透过帝国的棱镜来看，自由权利较少涉及与西班牙臣民和国家关系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有关，而更多与土著居民从监护主的完全奴役中获得自由的权利有关；财产权也要从互竞的殖民地领土主张的角度来看待。因此，比起后继的、更为熟悉的自然权利概念，例如约翰·洛克的自然权利概念，萨拉曼卡学派那里出现的理论，其意图主要不是勾画个人与共同体之间，或国家与其公民或者臣民之间的恰当关系。西班牙自然权利学说特定地旨在解决帝国正当性的一般性问题和帝国对待印第安人的特殊性问题，而且其表达形式旨在处理西班牙的帝国难题，并无君主国相对其国内臣民的正当性方面的寓意。为了确立西班牙王室在美洲的帝国权利——主要是其对殖民地财产特别是矿产的权利主张，需要一场多线展开的战斗：反对欧洲其他势力，更具体地说，如我们所见，反对教皇和监护主。西班牙政治思想中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那些被西班牙神学家视为能最有效地维护国王地位，回击他所面临的来自所有方向的挑战的论点是主张土著居民权利的论点。在他们看来，主张印第安人具有司法权甚至可以说是明智的，这样就可以基于他们已经同意接受西班牙王室统治而使帝国统治得到辩护。[6]然而，承认印第安人的财产权甚至更加重要。教皇捐赠的观念是危险的，不仅因为西班牙君主（尤其是他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身份）与教皇之间的紧张，而且因为欧洲各种相互竞争的殖民地领土权利主张者持续挑战着教皇的司法权和他以此种方式“捐赠”土地的权威。因此，西班牙君权的辩护者认为美洲土地只能属于土著统治者，这是深思熟虑的，这样他们就具有与欧洲诸君主同样的权利，而欧洲诸君主的财产权教皇无法侵犯。出于这个理由，为西班牙殖民统治寻找其他辩护方式（例如“正义战争”学说）是有益的。主张印第安人的财产权，还具有否认监护主对殖民土地的任何自治权主张的额外优点。同时，赋予印第安人所有权，并非不能与外国人对那些无人占有的物品，例如地下黄金的权利主张相容，（正如维多利亚在《论印第安人和论战争法》中认为的）依万民法这些物品属于第一位获取者。维多利亚这样一位西班牙思想家，其《论世俗权力》（一部早期的思想录）是针对激进新教的威胁为国王权力的辩护。在后期对战争和土著居民的反思中，他转而坚定支持一种寓于个人的自然权利观念，他却没有感到为这种转变进行辩护的必要，或者说他没有试图证明自然权利与王权绝对主义如何共存。对他来说，不需要把个人的自然权利看作对君主权威的挑战。挑战来自一个不同的方向。1528年，维多利亚已经完成了《论世俗权力》，那是在公社起义（RevoltoftheComuneros），即卡斯蒂利亚人反对查理五世的起义和德意志农民起义之后。他尤其热衷于捍卫君主权威、防范他觉察到的来自激进神学的威胁。尽管在他对世俗权威的解释中有一些模糊之处，然而，在这部著作中，他的主要策略是坚称主权不是源于人组成的共同体，而是源于自然法和神法。诚然，即使在《论世俗权力》中，有时他也认为（而且在后期的讲义中他确实非常一贯地认为）王权最初的确源于共同体，主权者代表共同体统治。但是，在这部思想录中，他的强调重点是世俗权力在自然法中的起源。这些相异的解释的共存或许可以看成一种疏忽大意，但对维多利亚来说，这两个命题可能看起来并非如此矛盾，因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观念早就被认为能够与国王的绝对权力完美相容。在另一部思想录《论教会权力》中，维多利亚指摘了路德宗观点，即全体基督徒都是教士且教会权力是每一位信徒固有的，但是，他对世俗权力来源的论证与路德的并无太大悬殊。如我们所见，路德本人主张服从，反对反抗世俗权威，他把世俗权威视为上帝任命的。因此，维多利亚合情合理地认为，新教教义给世俗统治者带来的真正危险，与其说存在于路德关于世俗权威来源的观点中，不如说存在于他关于教士和教会的概念中，它无疑已经被激进分子加以发挥来为反抗世俗权力辩护而不顾这位师父的反对。尽管如此，维多利亚也受到了其他托马斯主义者的指责：他没有认识到政治权威直接源自上帝恩典这种路德宗观念带来的威胁。路德反对反抗权利，部分是基于世俗权威的正当性不能由自然法标准或正义原则来裁断，因为我们无法设想堕落的人类能够遵循或哪怕理解神的意志或自然法。换言之，对他来说，诉诸自然法会提供一个危险的反叛借口。然而，当新托马斯主义神学家主张政治社会确实基于自然法而且人类灵魂中确实有一种恩典和正义的成分时，自然法对他们而言有一种非常不同的含义。无论他们具有怎样的善心，他们都有非常直接的实际目的。他们当然关心拯救一种能力，即人类在依靠上帝恩典救赎自己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合作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天主教会就没有意义，也没有权威。但是，他们同等地关心世俗君主在他们彼此之间、在他们与教皇之间的冲突中的地位。他们从继承自阿奎那的自然法概念中寻求解决方案。托马斯主义对各种类型的法（神法、永恒法、自然法、人法或实在法）之间的区分，提供了一种维护世俗权威自主性又不否认其上帝意志之源的方法。指向永生和人神关系的神法是《圣经》中神启的主题。这在概念上有别于永恒法，永恒法代表着上帝统治的宇宙秩序的原理。自然法是神的法规中人类理性可以理解的那个方面，尽管它确立了正当政府的基本原则，但只有当它体现在世俗政府制定的实在法中时才存在于政治社会。这里并未太多（在某些思想家那里更少）强调自然法是一种可以据以评判人类立法的标准。毋宁说根本要点在于，尽管政治社会最终基于自然法，它却只凭借人类制度且只通过人类立法的中介才存在。换句话说，政治社会并不直接起源于上帝恩典，而是人类共同体为实现人的目的而创造的。比起视自然法为裁判世俗权力之标准的观点所蕴含的破坏性可能，新托马斯主义神学家更担心的是一种直接源于上帝恩典的政治权威的概念对世俗统治者构成的威胁。新教激进分子已经危险地阐发了路德学说，其阐发方式似乎暗示着，如果世俗权威是依靠上帝恩典，为了应对人类的罪而建立的，那么渎神的统治者则很难服务于上帝的目的。路德宗原则可以被用来暗示，对统治者的服从有条件地取决于他们的虔诚。这就使下述论点成为可能：对统治者不仅可以消极不服从，而且可以根据基督徒良心的指示积极反抗。同样让人不安的是可以通过征服正当废黜“渎神”统治者这种寓意，在欧洲基督教君主之间的冲突中，这种观念已经易如反掌地被鼓动起来。当新教卷入君主或皇帝与“次级”司法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法兰西宗教战争中逐渐出现的冲突，或尼德兰反对西班牙帝国的起义）时，这类观念尤其具有威胁性。很明显，坚持世俗权威基于通过人类制度体现的自然法要安全得多。因此，托马斯主义神学家殚精竭虑去推翻新教的政治社会概念和支撑它的因信称义学说。同时，他们对世俗君主的辩护有可能使西班牙帝国的正当性岌岌可危。对新托马斯主义神学家来说，政治社会建立在只通过人类制度体现的自然法的基础上，这种观念也意味着，唯一直接由自然法产生的统治形式是丈夫和父亲的地位。尽管统治的一般原则来源于自然法，但其政治形式只凭借人类制度，只为保存一个人类共同体才存在。这使西班牙国王在美洲作为皇帝的地位受到质疑，即使他凭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身份。他无法基于世界帝国而主张司法权。因此，他并不能比欧洲其他君主更优先地主张对殖民地领土的司法权，而且，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共同体上，土著统治者与其他由人确立的政治权威享有同等的正当性。如果在新托马斯主义神学那里，欧洲诸君主主张其国内权威的要求优先于皇帝的帝国主张，那么，就必须为西班牙的帝国扩张另寻辩护理由。维多利亚后来确实放弃了世俗权威直接来自上帝的观念，以及与相伴的政治社会直接由自然所植的观念。在论印第安人和论战争法的讲义中，他从经典的托马斯主义观点出发：政治权威并非直接从神的制度中，而是经由人类立法的中介从自然法中获得其正当性。尽管自然法最终是由上帝制定的，但它是人凭理性可以理解的，并通过实在法由人落实。作为被赋予完全所有权的个体，人自愿地分割了财产权并确立了政治权威。尽管根据亚里士多德式和托马斯式的观念，人自然地是一个“政治”动物或公民动物，政治社会却不是凭自然而是凭法律建立的。接着，维多利亚采用了非常传统的观点：主权是通过最初为人民固有的权力之转让而确立的。尽管有别于他在《论世俗权力》中的立场，但这种转变并不预示着关于国家权力之限制的观点的重大变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政治社会凭人类制度而存在的观念，并无任何必然的限制世俗政府的含义。相反，托马斯主义神学家更有可能诉诸这种学说支持世俗权威、反对反抗权利或教皇权力；政治权威最初由人民设立的观念，其包容性大得甚至足以容许绝对君主制。[7] 尽管个人被自然赋予一种完全所有权的观念并不必然包含着对政治权威的限制，但它的确意味着，印第安人不应该被他们的殖民主人奴役。反思着秘鲁的被征服和印加与阿兹特克文明的毁灭，维多利亚排除了任何诉诸印第安人自然低劣性或诉诸亚里士多德自然奴隶理论的辩护。印第安人像其他人一样被赋予了完全所有权，具有自由和所有权。这排除了征服，哪怕是为了强行使他们皈依基督教的征服。帝国统治也不能基于“世界帝国”原则而得到辩护。由于政治权威仅通过人法的中介而建立在自然法之上，就不存在一种其权威直接源于神法或自然法的世俗世界帝国。印第安人的法律和制度与所有基督教政治体具有同等的正当性。如果存在自然法的任何普遍表达，那它也只能存在于全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法律和习俗中，也就是体现在万民法（iusgentium，不同地翻译为lawofpeoples或lawofnations）中的自然法。维多利亚论点的效果是缩小了帝国辩护的范围。剩下的唯一理由是“正义战争”理论。然而，正义战争可以使什么正当化，对此他最多也是模棱两可的（甚至在不同著作中是不一致的）。一方面，他似乎排除了非信徒的强制皈依和以世界帝国为名进行的征服。另一方面，如我们所见，他确实援引罗马帝国作为一种武力帝国扩张的正当形式的例子，它不仅得到教父们的认可，而且原则上得到耶稣基督本人的认可。尽管维多利亚对罗马的评论并没有明确地与新世界中的帝国相联系，但对西班牙在美洲的帝国而言，这些评论有显而易见的寓意。更重要的是，他的万民法概念甚至为征服的正当性提供了一个基础。它代表着一种自然的人类共同体，该共同体包含某些普遍原则，例如迁徙和自由交换的权利，包括“交换”基督教信仰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原则，可以对任何阻碍它们的人打一场正义战争。因此，维多利亚认可了蒙特西诺和拉斯·卡萨斯对印第安人作为理性人类有资格享有自由和财产的辩护，他也拒绝了世界帝国的观念，然而他同时为征服进行辩护。我们或许可以做出结论：他完成了一种反对监护主却支持西班牙国王的帝国主义论证。在萨拉曼卡大学与维多利亚共事的多明戈·德·索托，先于前者宣告了罗马帝国不过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像维多利亚一样，他捍卫世俗权威，反对在他看来的路德宗的威胁。但是，他提出了更强有力的论证反对帝国统治，1553年他甚至挖空了“正义战争”辩护的基础。在维多利亚诉诸教父特别是奥古斯丁的权威的地方，索托拒绝了这种辩护。在缩小罗马帝国可以依靠的正当性理由之范围上，维多利亚已经迈出了几步，但索托走得更远：他宣称，奥古斯丁绝没有认可罗马凭借武力的帝国扩张，他视之为一种不义的世俗荣耀追求，在他看来这不是美德而是罪恶。无论在后来的欧洲人眼中罗马能够获得何种正当性，都无法支持世界帝国原则。但即使是索托也没有质疑基督徒改变印第安人信仰的需要。 1545年特伦托会议召开。它表述了官方的反宗教改革教义，阐明了反对新教异端的论证，并发起了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五世任命索托为他在大会上的神学家。主要的、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是因信称义学说。 1550年，国王查理五世在巴利亚多利德召集神学家和法学家的审议会，会议由索托主持，就征服和强制印第安人皈依的正当性进行辩论。赞成通过正义战争改变信仰者有人文主义学者、亚里士多德翻译者塞普尔韦达，他代表殖民定居者的利益。1545年他已经发表了《论对印第安人战争的正当理由》。尽管他也是一位多明我会修士，但他的论证主要基于世俗理由，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理论。他当然赞成印第安人的皈依，但他把自己的论证建立在这样的理由上：西班牙是一种优越文明，有权利征服这些“野蛮”民族，以便使他们做好皈依的准备。他在巴利亚多利德辩论上阐述了这些观点，那里他的对手是把自己树立成印第安人主要辩护者的拉斯·卡萨斯。在辩论中，塞普尔韦达诉诸自然奴隶学说，再次把自己的论证建立在印第安人是受激情而非理性统治的野蛮民族之上。他坚称，他们还有违反自然法之罪，犯下“触犯自然的罪行”，例如违背西班牙法律和习俗的食人、偶像崇拜和鸡奸，这也使西班牙人有资格对他们发起一场正义战争。此外，由于印第安人有压迫和杀死他们自己之中的无辜者（他们经常被当作人牲献祭）的习惯，只有通过外部干涉才能使他们的牺牲品得救，这里塞普尔韦达可以利用某种类似维多利亚万民法学说的东西为正义战争提供一种辩护。最后，只有通过征服铺平道路，基督徒的转化使命才能达到结果，正如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为了转化异教徒于4世纪将他们纳入罗马统治下。塞普尔韦达甚至诉诸《圣经》来支持他对强制皈依的论证。拉斯·卡萨斯一一回应了这些论点。他没有反驳自然奴隶学说，而是证明亚里士多德式范畴并不适合印第安人，由此撇开了塞普尔韦达对亚里士多德的征引。他们确实是非基督徒，但他们显然是理性的，具有复杂的语言和受法律统治的复杂文明。尽管是少数，一些社群确实出现过偶像崇拜和献祭，但整个历史中许多发达文明都干过这种事情，这也无法作为他们受激情而非理性统治的证据。作为发达、理性的民族，印第安人可以而且应该改变信仰，但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劝化。基督徒也没有任何权利惩罚他们的错误，因为无论国王还是教皇都没有对印第安人的司法权，印第安人不是应由教会纠正的异端，而是可以和平皈依的异教徒。即使偶像崇拜和献祭违反万民法（所有人都有义务防止这类违法），声称违反自然的犯罪应受强制惩罚也有悖教父们如奥古斯丁的教诲。无论如何，两恶相权避其重，而战争即重恶。 3．弗朗西斯科·苏亚雷兹这场辩论毫无实践影响，但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尽管挑战帝国正当性的论点非常有力，但它们仍为基于“正义战争”（在这些情况下战争可以被判定为较小的恶）的征服辩护留有余地。在断然排除了世界帝国论证或自然奴隶论证后，结果是把辩护责任交给了“正义战争”学说以及万民法（对它的违反仍是最令人信服的、一般也是相当灵活的发动战争的理由）概念。这些概念后来融入西方政治思想主流，并非如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为了给战争行为设限，而是为了给动用武力追求帝国利益提供辩护。耶稣会神学家和哲学家弗朗西斯科·苏亚雷兹是这种论点最重要的承前启后者。他也阐发了前人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观念，其阐发方式使他被誉为现代早期自然权利传统的奠立者，但他在这里同样留下了一笔模糊的遗产。他表达的观点接近维多利亚、索托和拉斯·卡萨斯论印第安人对自己土地的完全所有权的观点，而且他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概念有时被解释成一种多少有些“现代的”，对与国家针对的个人权利的辩护。如果说他的前辈在为土著权利辩护时并不希望损害欧洲君主在国内的世俗权威，那么苏亚雷兹则更明确地表明，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可以同某种接近绝对君主制的东西完美相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政治社会通过人类立法的中介而建立自然法之上，这种新托马斯主义原则可以以现代眼光看来违反直觉的方式加以利用：被用来增强而非限制世俗权威、抵制反抗。政治社会凭人类制度，为实现人的目的而存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服从正义和自然法准则这种观念，还有某些权利自然地为个人所固有这种观念，表面上看似乎更适合一种反抗学说而非一种接近王权绝对主义的政治正当性理论。然而，对16世纪的欧洲君主国来说，在它们所面临的挑战的特定语境下，一种世俗权威概念，例如西班牙新托马斯主义者阐述的那种，与对世俗统治者的严格服从或者甚至王权绝对主义是一致的，而自然权利学说看起来还不具有很大威胁性。苏亚雷兹作为一名法学理论家进行著述，他还完善了法条主义的新托马斯主义论证策略。他认为，政治社会是一种人类创造，是由具有群体生活的自然倾向的人建立的，他们为实现纯粹属人的、世俗的目的而创立了政治体。通过共同同意，即同意建立一种政治体并设立具有立法权的政府，自然自由的个人放弃了那种自由。因此，政治权力并非寓于个人之中，而是寓于共同体之中。同时，苏亚雷兹排除了下述中世纪原则：尽管国王大于任何其他个人，但作为法人团体的共同体大于国王。个人同意并不仅仅是对其统治者的权力委托。这是一种彻底的权力让渡（alienation），而且其对统治者（无论是君主个人还是其他某种政体形式）的让与使他具备对权力的合法所有权，即一种几乎无条件的所有权。这意味着，即使政治权力不同于家主的自然统治权，即父亲或丈夫的家长权威，统治者享有的作为政治社会标志的立法权也无法在正常的政治事件进程中被撤销或限制。人民保留的唯一权利是保护共同体免受近在咫尺的毁灭的权利。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当统治者威胁到国家的存在本身时，反抗才是正当的。但即使在那时，这种权利仍是公共权威的特权而非个人权利。统治者可以被传唤到一个“公共”会议面前接受质询并做出解释，但如果要罢黜他，那么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罢黜需要教皇的权威。那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为政治权力设定了条款和条件？关于这一点，苏亚雷兹往最好里说也是含糊的。在《论法律》中，他把权利定义成“所有人都具有的对其财产或对其应得之物的某种道德权力”（I.2.5）。这暗示权利凭自然而存在、独立于实在法。同时，苏亚雷兹告诉我们，这种道德权利是“由法律规定和衡量的”。那么问题就是，是否可以以任何独立的权利或正义标准评判实在法。他解释说，实在法的正当性取决于共同体的善、取决于正当和正义的事物，在这种意义上，权利似乎是一种可以评判人类立法的标准。但实际上，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能反抗或限制统治者具有的立法权；不存在限制它的正式法律文件或程序；统治者可以以他所定义的共同体利益之名践踏个人权利，且在政治生活的正常事务中无处求援以反对这种定义。苏亚雷兹的著作中还有一个更为复杂之处。他对反抗世俗权威的权利的最强烈主张，出现在他对英格兰詹姆斯一世的《为效忠宣誓辩护》的回应中，《为效忠宣誓辩护》于1608年匿名发表，1609年以国王之名发表。在詹姆斯一世的各种著作中，他比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更多地阐述了国王神授权利学说，而且以其最极端的形式主张国王的绝对权威、其在上帝那里直接的和世袭的起源，由此还有国王对任何世俗的或宗教的反抗的豁免。《为效忠宣誓辩护》中所解释的效忠宣誓，是詹姆斯针对宗教改革进入英格兰以来就困扰着英格兰君主的问题（如何应对英格兰天主教徒）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当反宗教改革采取了一种好斗的政治形式，特别是当天主教会同查理五世之子、觊觎英格兰王位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形成合作时，这个问题具有燃眉之急。在詹姆斯一世的整个统治时期，仍有一个受耶稣会激发的英格兰天主教徒的派别投身于西班牙的这项计划，而宣誓效忠（它以国王的神授权利为根本前提）的初衷就是对付这种威胁。在教皇保罗五世的指示下，苏亚雷兹在《为天主教信仰辩护驳英格兰圣公会之谬误》中向国王发起进攻。在这里他表现出最淡薄的绝对主义色彩，在这里他最断然地主张看起来似乎是反抗权利的东西。然而，根据他的看法，惩罚的权利是一种司法权行为，因此它总是一种上级的行为；惩罚国王和惩罚其他犯罪者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正当的上级是教皇，而苏亚雷兹对詹姆斯一世的大部分回应都致力于主张教皇的司法权。苏亚雷兹面对的问题不仅是教皇与国王詹姆斯之间的冲突，或天主教与英格兰新教之间的冲突，还有英格兰宗教改革与西班牙天主教君主政体之间的政治斗争。他的萨拉曼卡学派前辈仍不得不顾及教皇与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特别是当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时）之间经常性的紧张。菲利普二世及其子菲利普三世的统治时期是与教皇合作的时期。苏亚雷兹的论点在下属两者之间维持一种复杂的平衡：像他的前辈一样维护西班牙国王的权力，同时论证支持教皇的上级司法权、反对英格兰国王的主张。针对国王詹姆斯诉诸的国王神授权利，苏亚雷斯整合了众所周知的新托马斯主义关于政治权威来源的论证，认为不仅政治社会凭人类制度而存在，而且统治者的权威来自人民。然而，他一只手送出的东西又被另一只手拿了回来，他坚称人民已经向统治者让渡了自己的权力，而且只有在极其罕见、非常的情形下他们才可以行动起来反对他，这种权利是一种公共权威的特权，一种司法权，需要最高上级即教皇的许可。人们通常认为在自然权利理论的形成中苏亚雷兹迈出了重要一步，这种理论将逐渐把权利置于个人之中，强调个人的自然自由，将自然权利的道德力量与宗教权威剥离，并把它归于符合理性可以理解的原则的、世俗的人类幸福需要。有观点认为，关键一步是离开阿奎那，对他而言，权利意指“正当事物”，即一个行动或一种状况中的“正确”，在某种意义上它与根据自然法何者为正当别无二致。苏亚雷兹开始把权利概念由“事物”（行动或状况）中的正义转变成个人的资格。然而，这样说或许会掩盖他的权利概念与我们更为熟悉的现代早期“主观”自然权利理论之间的一些根本差异。首先必须强调，寓于一个人之中的，与财产有关或与此人“应得之物”有关的某种“道德权力”，这种权利定义仍与此人的状况或地位联系在一起并为各种有差异的权利留有很大余地。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本人明确表示，某一个人的“应得之物”会根据地位而变化：“某物”，他写道，“以一种方式应由平等者所得，以另一种方式应由上位者所得，以又一种方式应由下位者所得”——根据自然法的原则这就是正义。说反抗权利为某人“应得”不单纯是因为他的人性而且是基于司法权威，这完全符合这位大师的正义和权利学说。每个人都对他自己的财产以及他在自己的特殊状况中“应得”之物具有权利，而且这意味着，例如（像苏亚雷兹表明的）对国王权威的反抗权利不是一种普遍的权利，而是一种职务特权。考虑到这种权利概念，甚至有可能以某种方式构想普遍权利，使它们仍然与绝对王权相容。因为可用的个人权利学说乃至人民主权学说一般仍被用来支持而非反对王权，所以，当苏亚雷兹把权利观念引向维护君权而非限制它时，他依然沿袭着中世纪的规范。甚至可以说，恰恰因为寓于所有人的权利的观念，甚至还有世俗权威来自人民的观念是作为王权的支持力量而非颠覆力量而纳入西方政治思想文库的，所以他在大力主张权利的存在时心安理得。对王权来说，更大的危险是其他人，即反对王权的“次级”公共权威的司法权主张。苏亚雷兹或许把他的权利概念引向反对国王詹姆斯的神授权利概念，但这位西班牙人确保了反抗权利被非常狭隘地界定并且它最终仰仗教皇。如果苏亚雷兹是在限制世俗权威，那也是通过把权利寓于教皇而非“人民”来实现的。[8]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即使在那些有自己的理由（无论是为了保护国王还是为了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去坚持教皇没有世俗权威的政治理论家那里，主权源自人民的观念也可以随时被用来支持君主权力。作为一种司法权利的反抗学说在16世纪的法兰西登峰造极。法兰西宪政主义者极尽所能地采用了这样一种反抗权利的观念：它源于人民的主权和寓于互竞的司法权或“次级长官”中。在英格兰，这种理论策略变得不再可行。英格兰人面对一个并不对法兰西人构成影响的难题。当英格兰人阐述反抗学说时（在17世纪最为紧迫），那些为议会权利辩护、反对王权的人们必须正视这样的可能性：诉诸人民主权有可能会打开更危险的闸门，不仅危害国家而且危害整个社会秩序。反抗权利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限定于“次级长官”的职务行为。在这里，国家与个人之间被赋予权利的中介如果不是完全不存在的话，也比西欧任何其他地方弱。在英格兰的语境下，法团身份日渐淡化，经济权力和财产权利也不断同司法权和法团特权分离。这给个人权利学说添加了全新的重任。无需惊讶英格兰会产生更激进的民主观念，包括如平等派提倡的新的权利观念。不太激进的英格兰政治思想家，无论是为王权绝对主义辩护还是为议会至上辩护，都将发现自己不得不在无中介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基础上，以全新的方式建构自己的论证。 [1]亨利·卡门：《西班牙1469年—1714年：一个冲突社会》（HenryKamen,Spain1469—1714:ASocietyofConflict,Harlow:Pearson/Longman,3rdedn,2005），第160页。 [2]关于征服者与之交战的拉丁美洲人民，参见马克·伯克霍尔德和莱曼·约翰逊：《殖民地拉丁美洲》（MarkA.BurkholderandLymanL.Johnson,ColonialLatinAmerica,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4thedn,2001）。 [3]参见拙著：《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尤其是第182—186页讨论了中世纪对财产权的争论，特别是方济各会神学家和多明我会神学家之间的争论。 [4]关于西班牙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不列颠和法兰西的对比，一项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参见安东尼·帕格登：《世界之主：西班牙、不列颠和法兰西的帝国意识形态（约1500年—1800年）》（AnthonyPagden,LordsofAlltheWorld:IdeologiesofEmpireinSpain,BritainandFrancec.1500—1800,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5）。 [5]在《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中，我认为，“即使封建财产权（无论它有怎样的条件，也不管它包含怎样的义务）也是归于个人名下的，但这些个人本身乃由他们的法律身份或法团身份所界定。他们不是单纯地作为自由人，而是作为领主，或作为服从封建义务和领主司法权的地主而持有自己的财产”。这对王国对“人民”负责的原则亦有影响，“即使当‘人民’被赋予一种废黜失职国王的权利时，这种权利一般也被归于一种法人团体或其代表，特别是被归于这样那样的封建权贵”（第216—217页）。例如，根据《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约350年—1450年》（CambridgeHistoryofMedievalPoliticalThought:c.350—145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在法兰西，人民废黜国王的权利，通常只有在驳斥教皇可以这样为之的主张的语境下才得到讨论”（第517页）。 [6]为什么萨拉曼卡学派选择论证只有在印第安人已经同意的基础上，查理才可以主张对他们的司法权，正如德意志诸侯“同意”了他们的上级立法权威，一种极其有用的解释参见帕格登：《世界之主：西班牙、不列颠和法兰西的帝国意识形态（约1500年—1800年）》，第50—52页。 [7]或许可以在人民对统治者的权力转让与无条件的权力让渡之间进行区分，但这种区分并不总是明确的。因为即使在一种有条件“转让”的情况下，反叛的条件也可以如此严苛，以至于留给统治者几乎绝对的权力。 [8]参见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卷二：宗教改革）》，第179页，它认为，像苏亚雷兹这样的反宗教改革的新托马斯主义者，确实采用了某些非常激进和世俗化的“统治权”概念概念，但他们同样热衷于为教会和教皇的世俗权力辩护，反对像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或奥卡姆的威廉这样的理论家，马西利乌斯否认教会的任何强制权力，威廉否认教皇干预世俗事务的权利。
第三章宗教改革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2012）第三章宗教改革 1．宗教改革的根源 2．马丁·路德 3．服从世俗权威的学说 4．由服从转向反抗 5．约翰·加尔文 6．新教与资本主义兴起？即使在正典思想家中，马丁·路德也属于凤毛麟角。可以言之凿凿地论证，如果他未曾出世，历史将是另一番面貌。仅仅出于这个理由，他对本书这样一种社会—语境史似乎就已经构成了特殊挑战。如果一个人的观念似乎能够以如此显著的方式改变历史进程，难道我们不该重新考虑话语的首要性吗？然而，这样提问会误解本书提出的那种语境化的蕴涵。无论我们对这个或那个历史人物的决定性作用有何疑问，政治理论的社会史都不要求我们贬低个人的创造性或世界历史影响。它并不强迫我们认为，无论有没有路德，一场新教运动总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它也不认为，即使路德从未存在，也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或因此认为新教对真正“基本的”历史进程没有重要影响。那么，我们该如何提问？我们当然想询问，路德的时空特殊性如何塑造他力求解决的问题的特殊排列方式；我们也想思考，同样的一些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被大不相同地运用，为大相径庭的目的服务，这是如何发生的。然而，比起绝大多数其他思想家，在路德这里，我们不得不更多地追问，观念领域中的一种概念变化如何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后果。结果可能表明，我们越是主张路德的世界历史影响巨大，我们就越有（而非越无）必要诉诸一种语境解释。 1．宗教改革的根源一些历史学家已经质疑了下述事物：一种被认为是基督教教义中的激进断裂的宗教改革以及对它的回应。他们指出，路德和其他重要新教思想家的观念深植于中世纪教会，那里早已充斥着关于内部改革的辩论和计划；挑战天主教会的制度和正统神学的异端也由来已久。由于正在兴起的领土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教会中的冲突大幅加剧。例如阿维尼翁教皇日益受到法兰西君主国影响，而阿维尼翁与罗马的相互竞争的教皇权利主张者，开始卷入法兰西与其欧洲邻国的国家间斗争。14世纪末，这些斗争导致了所谓的西方教会大分裂，它延续了几十年，并帮助催生了改革的氛围和彻头彻尾的异端。 14世纪和15世纪兴盛的教会会议至上运动（conciliarmovement）阐发了这样的观念：不是教皇，而是以大公会议为形式的基督徒法人团体握有属灵事务上的最终权威。尽管这场运动后来让位于复兴的教皇统治，但其影响仍存，即便它更多是作为各种世俗宪政理论的一个原型，而非作为一项教会改革计划而具有这种影响。对教皇权力、对教会滥权和腐化更尖锐的抨击来自英格兰人约翰·威克里夫（1330年—1384年），还有最重要的波西米亚人扬·胡斯（1369年—1415年），他对路德有极深影响。威克里夫和胡斯都否认从教皇到枢机主教到教士的教会等级制组成了教会，他们都号召世俗统治者发起教会改革。他们甚至要求教会财产接受世俗统治，因为教会并不享有所有权，而只具有以良好行为为条件的使用权。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实际上，把“宗教改革”与“基督教人文主义”区分开，或许多少有些矫作。人文主义对古代文本的关注可以扩展到《圣经》，这鼓动着神学家调用《圣经》经文来质疑教会当局当时的做法。不消说，印刷术的传播为这种文本质疑带来新的力量。尤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可能仍信奉教会的内部改革并对路德宗“宗教改革”疑心重重。但是，即使它并不必然鼓励彻底的反教权主义，至少它鼓励将教会仪轨和正统信条置于批判性检视和个人道德判断之下。所有这些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和“新教的”对教士权威的挑战，同时也会直接或含蓄地影响对世俗统治者权力的态度。诸如此类的观念（不仅有对教会及其滥权的批评，尤其还有对世俗权威的提升）是宗教改革的核心。然而，即使我们承认教会机构最终顽固拒斥必要的改变，即使我们将路德的观念视为一场具有深刻革命性的神学变革，路德式决裂的重要性与他的神学的新颖性似乎仍不成比例。在其学说的含义或意图与随之而来的变化方向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当然这种事情经常会发生在重要思想家身上，但在路德那里尤其明显。稍后我们会论证，这次断裂的规模和后果较少与路德观念的原创性和革命性含义或意图有关，而更多与这些观念所卷入的地缘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有关。路德挑战罗马天主教的某些信仰和成规并产生了剧烈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新教徒”（包括他们所有不同的、往往对立的外表）与天主教会的分裂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将考察路德对中世纪天主教之挑战的性质和影响，但是，路德的学说则是另一回事。与他对教会（不只是其腐败还有其司法权主张本身）的攻讦相互纠葛的，是他对世俗政府的看法。尽管他对德意志诸侯偶有尖锐抨击，但在西方正典中，几乎鲜有比其更为坚定的对严格服从世俗权威的辩护。而且我们将看到，这与对中世纪教会赎罪券业务的抨击或路德的因信称义观念一样属于路德宗学说的本质。新教教义的这个根本方面确实引起了德意志诸侯或欧洲国王们的注意，然而，它又不可思议地转化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一种反叛学说。因此，问题必定是，这样一种严格的服从学说如何会具有如此革命性的影响，此外，一种看起来更适合捍卫而非挑战君主权力至上性的学说如何被转化成一种反抗学说。答案就在语境的特殊性中，它既驱使路德阐发他的服从学说，又允许这种学说被转化成其对立面。 2．马丁·路德如果说16世纪是西欧领土国家兴起的时期，德意志则与意大利一样是例外。在其他情况下，封建主义的危机意味着正在集中权力的君主制对分割化主权不断增长的挑战，但在德意志，它却使碎片化治理重获了生机。封建领主权或许被君主制政体取代，下层贵族的封建权力或许已经被削弱，然而，德意志的公国、侯国有力地抵抗着发生在西欧其他地方的那种君主中央集权，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分割化主权作为替代。在神圣罗马帝国——它是德意志领土中最接近民族国家的，皇帝的权威受到各地方公国、侯国、城市的自治权力严格而明确的限制。在13世纪，腓特烈二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维护帝国在意大利北部的存续而进行的徒劳努力中）甚至让与德意志地方贵族包括教会首领更多权力。尽管德意志西部的地主阶级一直未能像东部地主阶级那样，加强他们对“二次农奴化”农民的权力，但是，帝国实际上把他们从封建领主转变成了地方统治者，即拥有准国家权力，特别是征税权的领地诸侯。这使他们有途径从农民那里获得不断增长的收入，特别是从较为富裕的农民那里，这类农民即使摆脱了封建依附，仍要忍受最沉重税负。这成为1524年—1525年农民战争中一个主要的不满来源。特别是在12世纪以后，随着皇帝和大公出于行政或商业目的建立起各城市，世俗权威进一步碎片化。这些城市将挑战皇帝和地方诸侯的权力。像意大利城市国家一样，德意志的城市往往统治着周围乡村，它们凭借一种集体性的城市领主权向农民征税。但是，相比意大利人的城市，它们与土地贵族和诸侯处于一种更为不同的关系中。在意大利北部，主要城市可以将其族谱追溯至罗马帝国，而其土地贵族一般弱于封建欧洲其他地方的。相比之下，德意志城市是大领主晚近建立的。即使当它们建立在更高掌权者赋予的独立性之上时，它们仍不得不对抗帝国等级制中的其他权利主张者——从皇帝到诸侯，捍卫自己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自治权力。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样，在这里，政治斗争与经济竞争和冲突难解难分。正如德意志诸侯依靠其政治和军事支配地位，能够从城市特别是农民劳动者那里获得收入，同样，商业城市的成功也有赖其超经济权力和特权。例如，北欧汉萨同盟的商业主导地位依赖该同盟的强制性权力，即强制实施垄断、贸易禁令、封锁的能力，这或许需要军事干涉——直至并包括全面战争。相比之下，同盟的主导地位不太容易受到其商业竞争者的纯“经济”优势，即追求成本效益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享有的那种竞争优势所威胁，而更容易受到竞争者更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权力威胁。 1519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他的统治以其同德意志诸侯和自治市当局之间激烈而多样的冲突（更不必说还有农民起义）为特征。查理饱受帝国与其他崛起国家之间竞争的困扰，同时也被西班牙的帝国扩张计划、本土的叛乱和始终存在的土耳其的威胁搅得心烦意乱。他从未成功制服德意志领土上的地方权力。他的统治在马丁·路德的人生中、在宗教改革（它兴盛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背景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不仅因为这位皇帝对路德的抨击促使这位神学家集中思想，而且因为对权力斗争中的各路主角而言，路德宗学说被证明是如此有用。 1483年路德生于一个相当舒适的家庭，他本想投身法律，但很快为教会放弃了法学学习并成为一位奥古斯丁派修士。这种修士生活产生的似乎只有怀疑和绝望。他从布道者和极尽虔诚的母亲那里认识到的基督教，执迷于罪、忏悔和上帝的愤怒。当然，它确实认为，悔改的罪人可以对自己的救赎产生某种帮助，而且神学似乎教导说，即使救赎是上帝恩典而非单纯的德性生活的奖赏，信徒仍可以而且必须参与到一种为了与上帝合作而进行的持久斗争中——当然总是在教会的帮助下。但是，在路德看来这似乎意味着，在德与罪、上帝与魔鬼之间被拉扯的我们，此生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全部努力是否足以取悦上帝。甚至他在修道院采取的极端苦行主义也无法提供确定性或慰藉。当他描述自己的体验时，仅仅是让灵魂转向自己。他的院长约翰·施陶皮茨使他确信，忏悔不是对上帝之爱的找寻——它已经由基督的牺牲而彰显，相反是我们自己对上帝之爱的萌芽，就是此时，他开始摆脱这种困苦的斗争。路德还被身兼新的维滕贝格大学院长的施陶皮茨说服去从事一种圣经神学的学术事业。路德不是作为任何类型的行动积极分子，而是作为神学专家发起了对教会腐败的抨击。他后来把自己的神学创新归功于一个转折时刻、一场重生，它在他苦苦思索圣保罗学说时降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保罗在《罗马人书》1：17中说：“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路德后来述说，当他讲解《诗篇》时，他终于理解了，这段的意思是神的义不是通过惩罚而显明的。相反，在他的恩典中，他仅仅通过信宣示罪人的义——或使他“称义”。换言之，救赎不是人的终生努力的不确定结果，而是上帝随意的、充满爱的礼物。路德一直没有解决预定论问题，而且关于他在这方面表达的意思，仍争论激烈。可以基于下述理由区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尽管两边的神学家都相信上帝的拣选，但只有加尔文坚持一种“双重”预定论，据此学说，上帝也会选择该下地狱的人。他们宣称，路德从未教导说一些人命定遭受永罚。若果真如此，一些人就会主张，路德仍陷入了一种不可化解的矛盾，这损害了对上帝完全主权的信仰。更好的做法可能是简单接受这一解释：路德有意避开预定论难题，因为在他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一种干扰，妨碍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妨碍我们对上帝通过基督给予的恩典和救赎的坚定信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还具有加强路德的服从世俗权威学说之功。无论路德的启示是否如他后来宣称的那样突如其来，“因信称义”学说都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个革命性时刻。诚然，圣奥古斯丁已经阐述了一种给作为救赎之路的忏悔和善功似乎只留有极小余地的救赎学说。对他来说，救赎同样是上帝通过恩典赐予的随意的、无功而获的礼物；他也持一种相当坚定的预定论观点。尽管受过奥古斯丁影响，路德却相信，只要他体验到圣保罗的启示，就已经超越了奥古斯丁。对奥古斯丁来说，上帝恩典的证明不是某种突如其来的东西。它是一个占据此世中一生时间的过程，并且只能在来世完成。而对路德来说，它是上帝在此生赐予的直接、无条件的礼物。奥古斯丁可能和路德同等程度地想要强调，救赎是一种来自上帝的、无功而获的礼物。但是，他的表述可能取决于这样的解释：人在其一生中，依靠着神恩，至少可以在转变自己方面进行少许合作。无论奥古斯丁意图何在，天主教会的权威明显依赖于维持罪人在获得救赎上的作用——当然是在教会神圣干涉的必不可少的帮助下，而且，奥古斯丁式神学在中世纪教皇如大格里高利（590年—604年）那里正是被这样解释的。路德则不然，不是因为基督徒的美德和善功对他而言没有意义，而是因为，尽管出于对上帝的爱，它们应该得到自由施展，但它们与赢得上帝的爱和随意的称义之礼了无关系。罪人不是凭借他们自己的义得救，而是在此生中突然地凭借神的义得救，这意味着，即使他们仍是罪人，也可单单因信而“称义”。对教会的圣事职能而言，这种学说具有致命的寓意，但它在服从世俗权威方面具有的寓意甚至更深远。无论路德的因信称义学说于何时成熟（评注者对它何时和如何出现亦有分歧），路德对天主教会权威的挑战起初都并不依靠它。他生涯中最知名的时刻（通常被说成宗教改革的真正发轫）是他在俗称《九十五条论纲》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中对教会腐败，特别是对兜售赎罪券做法的抨击。他于1517年将这部作品公之于世，如传统（尽管没有历史证据）告诉我们的那样，将它钉在维滕堡城堡教堂大门上。他的靶子是教皇的权力要求，在路德看来这些权力只属于上帝：赐予救赎的权力，或影响来生之赎罪范围和持续时间的权力。对教皇的这种攻击并不需要他后来所阐述的因信称义学说，实际上他也没有诉诸它。路德很快受到一道教皇禁令的威胁，这致使他被逐出教会，他的个人命运也开始被教会和世俗掌权者围绕世俗权力分配产生的公共冲突所缠绕。他对教皇威胁的直接回应是1520年写的一系列论文，第一篇是《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在这篇文章中，他的神学关注明显从上帝与教皇之间的权力安排转向了教会（特别是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德意志世俗权威之间的冲突。另两篇论文接踵而至，为他成熟的神学铺垫好基础：《论教会被掳于巴比伦》甚为出言不逊，攻击教皇并质疑教会的圣事职能；《论一个基督徒的自由》尽管运用了较为缓和的语言并被敬献给教皇利奥十世，却概述了后来构成因信称义学说的那些原则。在这里，路德在其神学的根基处精心阐述了一种二元论或悖论：人之罪和神之赦免的同时发生，人性有罪且无法克服，却又得到拯救。路德认为，人类天生是罪人，同时因信仰而成圣徒。他们被上帝拯救，可以自由地侍奉他人。尽管路德的意思可以被解释成因信称义与对善功的自由委身是同时存在的，他却坚称，普通人与任何贵族或国王一样自由并且在影响灵魂的事务上不服从任何主人。但是同时，正如他很快表明的，人性中无法克服的罪使世俗权威成为必要，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服从他们。诚然，在这些早期著作中，路德不仅挑战了属世司法权与属灵司法权的划分，而且确立了所有受洗基督徒都是平等教士的原则。一种全体教士（universalpriesthood）的观念将被激进力量吸收，成为一种远远超乎路德本人设想的，对包括农民起义在内的反叛的辩护。但是，这种对路德宗学说的激进挪用无法掩盖下述事实：路德对罪与赦免二元共存的解释，既要求对教会司法权的否认，又要求对严格服从世俗权威的坚持。 1521年，在沃尔姆斯会议上，路德被传唤至神圣罗马帝国的等级议会面前。他拒绝收回《九十五条论纲》及其他著作中所表达的观点，被皇帝查理五世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在被逮捕的威胁下，他一度隐迹藏形。尽管有逮捕和惩罚他的皇帝敕令，并宣布藏匿他同属犯法，他还是在爱森纳赫的瓦特堡得到了一位领头的德意志诸侯、萨克森选侯弗雷德里克三世的保护。那时起他开始进行德语《圣经》的翻译，它出版于1534年，此书可以名正言顺地被视为他影响最为深远的成就，其影响超越了德语或路德宗神学。 3．服从世俗权威的学说在路德1520年的系列论文中，那些对宗教改革而言具有本质性意义的观念，那些挑战了教会的属灵权威、对圣经解释的垄断及其召集教会会议的专有权利的观念，都是在直接论及教会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关系时得到阐述的。无论这些论文在掏空教会权威方面可能有何作用，它们在服从世俗政府方面的寓意都是截然不同的。为了挑战声称教会是人与上帝之间具有特权的中间人的主张，或许只需要像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中所做的那样，否认其篡取神的惩罚和赦免权力的努力就已经足够。挑战教会对世俗权力的主张及其对世俗权威的篡夺，则需要更多的东西，但即便如此仍不能给基督徒强加一种严格服从世俗政府的义务。因信称义学说可以实现所有这些目标。对路德神学的评注，往往把路德对教会的圣事权力、僧侣权力的挑战当作他最伟大的革新。他们说，到中世纪晚期，在教会的圣事权力和它在世俗领域的司法权、它在公共领域中的强制权力、它的“充分权力”之间，一道明确的界限已经确立。确实，路德之前的其他人，如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已经挑战了它的世俗权威。但是，路德更进一步。他不仅质疑教会的权威，甚至还质疑其对信徒灵魂的权力，在这一方面尚无人走得这么远。然而，如果我们沿着路德神学发展的逻辑，那么，引人注目的是它向相反方向的延伸。他最初质疑教会惩罚罪人的权力、逐出教会的权力或者授予有俸圣职或赎罪券的权力，其后则变本加厉，不仅攻击教会的世俗权威，而且支持世俗政府及对其几乎无条件服从的要求。正是在这一点上，因信称义学说变成真正必不可少的。比起它对教会圣事权力的攻击，这个学说在为世俗权威及对其服从的必要性辩护上可能功劳更大。路德宗的服从教义可以追溯到圣奥古斯丁和圣保罗，他们在罗马帝国历史的不同时刻明确阐述了服从世俗权威的学说。[1]本书第一卷指出，西方基督教的典型原则是给予恺撒和上帝各自的法律和服从领域。曾经的一个犹太教派，按照圣保罗学说脱离了犹太教无所不包的宗教法——它既适用于信仰事务又适用于世俗的日常生活实践，这时“普世的”天主教会降世了。恺撒与上帝及其各自专有的服从领域的区分，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明显地使基督教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区别于其他一神论宗教。[2]特别是，它使基督教能够成为一种把统治此世的权利让与恺撒的帝国国教。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前，圣保罗已经诉诸这个原则来向基督徒提出服从帝国权威的要求。在基督教变成帝国官方宗教后，圣奥古斯丁把服从世俗权力的原则阐发成一种更加不容妥协的学说，它仍然包括顺从异教统治者。他通过把旧的基督教二元论转化成一种更为复杂的二分法而完成了这一步。不再是俗世领域和天国领域，或属世权威和属灵权威，或甚至敬神和渎神的简单区分，奥古斯丁提出了一种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二分法，它们是对立的，但在此世又难解难分：前者代表圣洁者、神圣者、选中者、虔敬者和正义者，后者则代表渎神者、不敬者、不义者和受诅咒者，它们贯穿于所有人类社会和所有人类制度，包括神圣的教会机构。由于所有人类和所有人类制度都被不洁和罪污染，在此世中不可能有真正正义和正确的秩序；根据上帝命令，他们必须完全服从世俗权力，世俗权力的目的不是在此世实现某种更高的圣洁或正义原则，而只是维护和平、秩序与一定程度的身体舒适。对帝国统治下的早期基督教神学家而言，一种关于服从恺撒的学说是相对简单的问题。当帝国让位于中世纪的世俗权力碎片化（教会权威是其中主角）时，这个问题变复杂了无数倍。现在神学家不仅必须面对恺撒与上帝之间的劳动分工及其各自的服从要求，还必须面对帝国与教会或君主与教皇（他们处于从封建领主到公民法团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自治权力之中）之间的劳动分工及其各自的服从要求。无须奇怪，大部分基督教神学很快采取了法条主义的司法权论证方式。没有哪位哲学家或神学家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教会司法权和世俗政府之间，特别是教皇和正兴起的诸封建王国之间的边界争议，在中世纪晚期这些争议越来越困扰西方基督教世界。但是，至少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不得不以一种不同于早期基督教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在圣保罗时代，阐明归给恺撒和上帝各自领域的原则或许就已足够；在圣奥古斯丁时代，建构一种出世性神学，例如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它允许对恺撒的服从与对尘世生存的贬低共存，并建构一种关于从物质世界中神秘解脱的哲学可能就已经足够。但是，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面对中世纪基督徒对于一团乱麻的世俗治理和互竞的世俗权力主张之间的冲突的关注，神学家们被迫予以应对，甚至予以辩护。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王国，如法兰西与其他世俗权力，如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诸侯竞争，而且特别是与教皇权竞争的时代。基督教神学家不仅面对着属灵领域和属世领域之间的争斗，而且面对着基于其进入属灵领域的特权，而同时主张世俗权威的教会权力。阿奎那本人从未在实践方面系统地阐明自己对属世权力和属灵权力关系的看法，但是，在吸收重新被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过程中，他确实找到了一种在宇宙秩序中安顿世俗领域的方法，它保住了教会自身的正当领域，同时稳固了世俗政府的地位。尽管他把世俗政治领域置于一种由神圣到凡俗逐渐下降的等级制中，但他却在更大的架构中（而不是单纯像奥古斯丁那样在必要之恶的地位中）赋予它一种积极功能。属灵领域仍然在宇宙等级制中至高无上，教会也仍在这个领域中享有特权地位。但是，根据托马斯式原则，被赋予实质自主权的世俗政府可以被当成基督徒在此世的最高关切。在这里，宇宙秩序同样以法条主义方式得到界定，如托马斯区分了各种类型的法：神法、永恒法、自然法和实在法。自然法是神的法度和宇宙秩序可以为人类理性理解的方面，因此既可为教会权威掌握，亦可为世俗政府掌握。政治社会不是上帝直接建立的，而是自然法经由实在法的中介建立的。这种学说向维护世俗君主权威、反对教会权力主张世俗至上性的方向迈出了几步。尽管阿奎那本人是超然的，但他的学说很快被利用，例如被用来支持与卜尼法斯八世斗争的菲利普四世。[3] 路德宗神学破坏了这个灵巧的托马斯主义结构。宇宙秩序等级制被属灵领域和属世领域极为严格的分离所取代，这种分离否定了教会的任何世俗司法权。如我们所见，通过既否定教会在外在领域的司法权，也否定其在内心领域的司法权，不仅剥夺其在世俗事务上的权威，甚至还限制其例行的圣事职能，取消教会职员、教士作为人类接触上帝的唯一官方渠道的地位，路德前所未有地推进了这一步。强制权力只属于世俗政府，基督徒应予以服从。在影响灵魂的属灵事物上，基督徒当然有义务遵从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良心，而且，如果被命令以不敬神的方式行事，他们可以有义务不服从。但是，这种义务并不形成一种反抗或叛乱的权利。如果基督徒在良心驱使下不服从，他们仅有接受对不服从的惩罚的义务。真正的基督徒自由属于灵魂，而且与肉体的囚禁完全相容。拒绝的权利保留给基督徒个人的良心，而且不能转化成对世俗权威的积极的、集体的、有组织的反抗。对路德的一种激进解读似乎认为，世俗权威不会存在于渎神君主身上，而且更为激进的反抗理论会以此种方式解释路德宗学说。但是，这位师父本人很清楚地表明——特别是在农民起义期间最斩钉截铁地表明，君主的不敬神不是反叛的正当理由。在后来的岁月里，在德意志诸侯们强烈、反复地敦促下，路德会不情愿地接受一种超出他早期信念的反抗权利，但那时的问题是，诸侯是否有权利甚至有责任组成一种反抗皇帝的联盟，这是路德早期所反对的。一些拥护者甚至诉诸罗马公民法，来支持以暴抗暴和不服从不公正法官的权利。一些人援引“私法”认为，一个不正义的统治者可能丧失了他的公共权威，而且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可以依据自卫理由加以反抗的私人。甚至路德本人也非常犹豫地接受了“私法”学说。然而，尽管确有一些人解释说，这种学说暗含着一种更激进的个人反抗权利，但对路德而言，这个问题严格限定为像德意志诸侯这样的次级权威积极反抗地位更高的皇帝权威的权利。[4]反叛的诸侯为了证明反抗皇帝权力的正当性所发展出的论证，自始至终被期望以这样一种方式加以阐述：它确保反抗不被构想成一种属于人民的普遍权利。它一开始就注定是诸侯和其他官员（特别是在宗教事务上）反抗帝国更高权威，甚至以武力迎击皇帝的权利的宪制论证（constitutionalargument）。即使皇帝因统治不公变成了一个私人，对他的惩罚仍是一种由正当权威来履行的公共职责，而非一种私人权利。其他基督教神学家已经构思出了各种服从世俗权威的理论，但路德面对着其他神学家实际上未曾遇到的特定问题。例如，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站在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在意大利城市公社中的盟友，特别是吉伯林派贵族一方攻击教皇，与他不同，路德主张世俗统治者（有时是国王但主要是地方诸侯）的权威，他们与教皇和皇帝都有冲突。为了确立基督徒应服从德意志诸侯的原则，只宣称教会没有公共或是私人的司法权是不充分的。这或许足以使世俗事务上的权威平衡由教会向世俗政府倾斜，但是，诸侯丝毫不具有哪怕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享有的源自神圣联合的权威，他们对基督信徒的严格服从似乎只能提出一种乏力的主张。在确立世俗统治者甚至异教统治者可以要求基督徒服从的原则上，奥古斯丁已经贡献良多，但是，这里还存在一些漏洞，它们被路德的因信称义学说封死了。奥古斯丁确实已经论证了，世俗政府是天意注定用来应对堕落人性的。政府的目的仅仅是在无望实现此世正义的有罪人类当中维持和平、秩序和一定程度的舒适，即使异教徒也可以完成这个不算高的目的，并因此可以基于与基督徒统治者一样的理由要求服从。服从原则是靠他的预定论学说支持的，预定论给那些依靠努力获得救赎之人所留的余地，即使有的话似乎也少得可怜。同时如我们所见，在一些解释者眼中，奥古斯丁的救赎观似乎给人的努力与上帝恩典配合留有余地，同时，他对异教的态度，以及他对国家无情镇压异教的支持可以被理解为，比起异教徒或非信徒，基督徒毕竟和世俗权威处于一种不同关系中。一些人甚至倾向于这样解释基于预定论学说的多数有罪人类和选中者之间的区别：这意味着世俗政府对于控制多数是必要的，而少数可能享有某种程度的豁免。路德决绝地关上了奥古斯丁半敞着的所有门。宗教改革当然产生了各种派别，尤其是再洗礼派，他们相信真正的基督徒只服从上帝之言而非世俗之剑。但是，路德神学显然支持对世俗政府的服从以及基督徒服从于它的需要。无论他对预定论或受罚者与选中者的区分持何种信念，他的因信称义学说实际上使它们与服从世俗权威问题无关，同时它明确主张世俗政府是上帝任命的。路德接受了奥古斯丁式的上帝之国和世俗之国或魔鬼之国之间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被另一种区分超越了，即属世领域和属灵领域的区分，以及它们各自对应的权威形式（两者都是神圣的）的区分。神圣“王国”和魔鬼“王国”之间的对立仍是重要的，然而，只有在下述意义上它才能在关于上帝规定的属世领域和属灵领域的论证中发挥作用：它反映了人的二元本性，即基督徒特有的罪与赦免同时存在的统一体，人之罪需要世俗之剑。因此，属世领域和属灵领域的区分，或它们各自所属的秩序类型的区分，并不对应上帝王国和魔鬼王国的对立，因为如我们所见，两种秩序都是神圣的。路德也没有把属世秩序和属灵秩序安顿于某种托马斯式等级制中。每一种都有其正当的、不可侵犯的领域及其本身的治理方式：属灵领域是圣言的领域，这里没有司法权或强制领域中的事务，后者是世俗政府的独有领域。两种领域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对它们的任何混淆都是魔鬼干的。这种表述封住了教会的世俗要求，同时把世俗权威提升到了同属灵秩序一样神圣的地位。 4．由服从转向反抗虽然有服从学说，却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对教士权力滥用的抨击可能会使任何世俗权威的宗教正当性都受到质疑，而且，路德宗神学被激进新教徒选择性地援引，来为路德本人激烈反对的那种反叛辩护。沃尔姆斯会议后，当他不在维滕堡时，他的一些追随者推动了比他本人构想的更为激进的教会改革，而且他们的反叛矛头不限于指向教会权威，还扩展到了民政长官的统治。在1521年，路德已经以《诚诫全体基督徒谨防暴动和叛乱》一文做出回应。他确实谴责了德意志诸侯，但即使在他1523年发表的论文《世俗权威：对其服从限度何在》（它最明确地表达了他对诸侯实际上如何运用其神授权力的保留意见）中，他也从未放弃对服从的呼吁。他确实（必须指出是希望渺茫地）劝告诸侯像基督徒那样行动，而且他也似乎认为，只是出于基督徒之爱和对更需要强制矫正的他人的侍奉，真正的基督徒才有义务维护世俗政府的权力。然而，他的主旨是，尽管基督徒的灵魂受上帝之言统治，但在世俗领域中，基督徒与其他人一样要服从世俗权威之剑，遵守服从义务，无论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还是因为对他人的侍奉。当路德返回维滕堡时，他试图安抚他最激进的追随者，但这并不能阻止其他人，特别是已经与他决裂的再洗礼派教徒托马斯·闵采尔支持和领导农民起义。尽管闵采尔在痛斥一种所有事物和生物在其中都被变成财产的世界观时无疑也针对了路德，但是，对农民起义的支持并不需要像攻击私有财产制度本身那样激进的方案。即使抛开这一点，考虑到路德对服从世俗权威的明确坚持，路德宗学说如何能够声援人民起义或许并非一目了然。路德对教会的攻击可以较为容易地被用来反对教会等级制、教会首领和什一税，这些确实是主要的不满所在。但是，在农民起义期间，对权威的挑战超出了教会司法权，进而包括了世俗权威、日益沉重的税收负担以及财产和权力的严重不平等。要以路德宗术语为这类反叛辩护，需要相当程度的延展。虽然路德提倡基督徒当被命令以不敬神的方式行事时采取个人的消极不服从，他的激进追随者却以路德从不希望的方式把这个原则转变成了针对“渎神”统治者的集体武装叛乱。他的全体教士学说或全体受洗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平等的学说，以明显非路德的方式被转变成社会平等原则和对所有类型的世俗统治权的挑战。尽管某些农民起义是被路德宗观念推动的，并且期待得到这位师父的支持，但他们很快幻想破灭。在《反对烧杀抢掠的农民流寇》中，对于服从哪怕行为渎神的世俗权威的义务，路德毫无闪烁之词。无论农民有何种正当的不满，在叛乱行为中他们都犯下了反对上帝和人的可怕罪过，而且因此必须被无情镇压。“因此让每个有能力的人都来秘密或公开地打、刺、杀（反叛者），要记住没有什么比一场叛乱更加有毒、有害或邪恶。这就像一个人必须杀死一条疯狗的时候；如果你不攻击他，他就会攻击你和你的所有土地。”[5] 这种对诸侯残酷行为的号召似乎与路德早期对行为不端的诸侯的警告相距甚远，毫无疑问，农民起义使他前所未有地怒火中烧。但是，他对起义的非难，是天衣无缝地从处于他神学核心的对服从世俗权威的坚持中推导出的。当起义最终被德意志诸侯及其军队挫败时，在挑战世俗之剑的激进派别与支持世俗权力并享受其保护的路德宗教改革之间，仍存在深刻的裂隙。最后，路德甚至会在他关于属世权威与属灵权威的严格分界线的基本原则上做出妥协，允许世俗政府为了捍卫真正的宗教而侵入属灵领域，当需要时甚至可以借助武力。处于新教核心的服从学说，无疑是德意志诸侯的一大福音，这个有利之物当然也不会不引起欧洲其他国王的注意。在领土君主们（territorialmonarchs）深度推进其中央集权计划并且（与例如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西班牙君主不同）不再依赖对天主教会的忠诚的地方，新教教义在君主权力的支持下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用武之地。在英格兰尤其如此。早期信奉正统教义的亨利八世曾撰写抨击路德的檄文，由此被教皇誉为“信仰捍卫者”。然而，尽管他对路德宗的态度充其量是好恶交加的，但新教教义很快应征加入了使君主同时掌控国家与教会的王权至上事业。当詹姆斯一世主张国王的神圣权利时，同样的观念对他来说同样好用。讽刺的是，虽然对路德宗的解读（误读）曾被用来为农民起义辩护，但最系统、最有影响的新教反抗学说并非源自激进的反叛，而是源自世俗掌权者的权力主张。不应奇怪，这种转变最初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发生在其各种互竞的司法权组成的盘根错节网络中。各种世俗权威主张者之间的竞争孵化出新的反抗权力观念，它们与驱策激进派别或农民起义的反抗权力观念很不一样。农民反叛其上位者是一回事。诸侯反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或民政长官反叛皇帝与诸侯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诸侯挑战皇帝，或民政长官反抗诸侯时，他们当然是在通过为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提出辩护或论证，以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正如市民和行会会员同城市贵族斗争是为了获得更多通过参与公民统治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农民反叛诸侯是为了从什一税和租税中解脱出来。差别在于，在反抗更高权威时，诸侯或民政长官可以宣称他们不是为私人利益，而是为捍卫其公共权力而行动。结果证明路德神学非常适应这些冲突，而且其成功至少有一部分必须从它以各种方式（取决于任何特定时间里任何特定公国或城市中的力量平衡）服务世俗权力利益的能力来解释。一种糅合了脱离天主教会和服从世俗权威学说的观念复合体，尤其适合服务诸侯和世俗当局。无论在精神动机上多么真诚，采用路德宗仍有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它把各公国和城市从教皇的司法权和税收中解脱出来，同时还挑战着帝国的权威，挑战着把德意志的资源转移到帝国其他领土的做法。因此，尽管路德本人立刻谴责反叛诸侯和其他世俗权力的农民起义，但他的服从学说无法阻止诸侯们运用路德宗神学（也无法阻止路德支持他们）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他们的反抗仍然可以与服从学说相符，因为他们不是作为反抗权威的私人公民发起反对，而是作为反对另一种世俗司法权的竞争性世俗司法权。对于信奉新教的城市精英来说也大抵如此，他们挑战更高的权威较少是为了捍卫公民自由，更多是为了主张“次级”权威反对皇帝和诸侯的权利和司法权。同时，诸侯和城市精英可以诉诸服从世俗权威的学说来抵抗来自下层的叛乱威胁。 1531年，当皇帝查理五世威胁要以武力镇压路德宗时，在两位有权势的德意志诸侯（黑森方伯和萨克森选侯）的领导下，一些公国和城市组成捍卫新教信仰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一种反抗理论被构想出来，它授予“次级长官”，即帝国政府的低层，如地方民政官员一种武力抵抗的权利。很明显，此种权利不属于私人公民：绝不应再有农民起义这类事情。实际上，反抗权利与其说是一种权利，不如说是一种职务职责。路德受到萨克森选侯和其他人反复促请，要他撰文支持诸侯反对帝国或天主教会的政治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路德本人迟疑和勉强地转而接受了这种观点。最初，他基于狭义的宪制理由支持诸侯，他认为，如果法学家关于帝国宪制和次级官员权利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诸侯就有资格反抗皇帝。即使在那时，他仍狭义地界定这些公共权威的权利，而且解释说自己思想的转变是因为帝国法律本身，即皇帝自己施加的法律要求一种针对政府恶名远扬的不正义做法的反抗。对德意志诸侯和其支持者来说，反抗仍是一种职务特权，其他权威以暴制暴的权利取决于皇帝本身是否成为一个反叛者——对他的惩罚明显是一种职责。即使当论证从纯粹的宪制原则扩展为自然法论证时，核心问题仍是诸侯的权利，或至少是不服从皇帝要求兴兵反对新教徒的命令的权利。[6]对路德来说，如果私人公民有什么权利的话，它们也绝不可能超出公民加入其主公的军队以反抗皇帝的权利。后来在加尔文（如我们将看到的，他本人就是世俗服从的强烈鼓吹者）的影响下，这种对新教反抗帝国威胁的辩护，被转化成一种针对任何妄自尊大的王权的世俗反抗学说。但即使在那时，它仍然（如在法兰西胡格诺派的反抗小册子中）不是一种个人自由的宣告，而是地方贵族和城市官员的自治权力声明。 5．约翰·加尔文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城市一样，日内瓦城（加尔文在这里找到他的精神故乡）历来是主教、伯爵和公爵权力斗争的战场。在中世纪，日内瓦主教曾是帝国中的一位诸侯，但是，在主教和其他主张诸侯权力的人之间存在着旷日持久的斗争，他们迫切想摘取这个城市的商业成功果实。当萨伏伊王室试图把日内瓦变成一个公国时，这个城市于1526年加入瑞士联邦，以此应对这种威胁，但是，这个联盟很快因天主教城市和新教城市的分裂而瓦解。当1536年日内瓦最终宣告它作为一个共和国的自主地位时，它是在新教旗帜下，不仅出于精神的理由而且出于明显实用和经济的理由这样做的。它还设法维护其作为城市国家的独立性，对抗主流趋势。在日内瓦确立为一个新教共和国那年，加尔文来到这里，除去1538年到1541年被逐期间，他一直待在这里，直到1564年逝世。1509年约翰·加尔文出生于法兰西，他作为一位主教的执事开始职业生涯。为了获得神职，他在巴黎研习哲学，但之后为研究法律而放弃了神职。在布尔日大学，他开始受到人文主义影响。人文主义的熏陶对他的改宗明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像其他人文主义改革者一样，他很快放弃了天主教会。在返回巴黎时，他卷入了改革者与正统天主教徒的冲突，他被迫逃离并于1535年在新教城市巴塞尔定居了一段时间。正是在加尔文定居巴塞尔期间，1536年他发表了毕生之作《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版，这是一部关于他的信仰和他赞成的改革原则的教义问答手册。它最初以拉丁语写成，随后出现了各种法语版本，它们既对神学也对法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终其一生都在不断编辑和扩充这部著作。当他从巴塞尔返回巴黎时，发现自己的改革观点在故土法国并不受欢迎，他启程去帝国自由市斯特拉斯堡，但是，受时局所迫他只能绕行至日内瓦，后来他在这里一直待了下去。在邀请他加入教会改革的另一位法兰西人敦请下，加尔文定居日内瓦。他们在世俗当局指示下起草的教会改革提案，立刻得到城市议事会采纳。1538年加尔文发现自己与议事会存在冲突，而且他再次受到驱逐，但1541年日内瓦世俗当局邀请他回来并继续他的改革计划。时年11月，议事会修订并通过了加尔文起草的《教会法规》，在相当于世俗司法权和教会司法权在城市统治中的劳动分工蓝图中，它详述了教会在其中的组织和职能。《教会法规》实现了下述两者之间艰难的平衡：分离教会与国家职能，分配给每一方恰当领域，同时又根据改革宗信仰原则确立它们在统治城市上的合作关系。对加尔文来说，还存在其他的冲突和危险的时刻，特别是当日内瓦一些贵族挑战《教会法规》，反对世俗司法权和教会司法权施加给他们的清规戒律时。但是，所谓的“放浪子”最终被打败，他们的首领受到驱逐或极刑。要把加尔文的神学发展和他的政治观念演进分开是困难的。当他还是法学学生时开始写的第一本书（对塞涅卡《论仁慈》的注疏）不是一部神学著作，而是一部讨论古典文本的人文主义论著。塞涅卡为皇帝尼禄写的著作已经被称为人文主义“君主镜鉴”文体的先驱。说加尔文的注疏意在成为类似的对弗朗索瓦一世的教化固然太过，但他后来对世俗政府之观点的一些根本原则已经在此展露。例如，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注解，它援引圣保罗的《罗马人书》第13节，来证明基督教要求服从君主；还有一些地方把君主当作上帝的代牧或代理来谈论，这种观念在他成熟的政治神学中具有核心地位。当他改宗后写作《要义》第一版时，他的神学信条已经与他对世俗政府的观点紧密相连，而且，无论何者在先，加尔文的政治观念都稳固地建立在他神学的最根本信条之上。这种无法分割的联系因为他后来在日内瓦的生涯而根深蒂固。《要义》第一版题有致法兰西弗朗索瓦一世的献词，它把后面的教义问答手册说成是针对法兰西信奉因信称义的新教徒所面临的威胁对改革宗信仰的辩护。当他努力证明改革宗信仰不会威胁国王权威时，加尔文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他试图表明：篡夺世俗权力的罗马教会代表着一种更为险恶的对君主权威的挑战，然而这位神学家同时反对激进的改革者，特别是否认世俗统治权之正当性的再洗礼派。此书结尾是论世俗政府的篇幅很长的一章，它或许可以被解读成致国王献词的续篇。但是，它也遇到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由天主教会的威胁带来的，而是由这个自由的新教城市内部世俗权威与改革宗教会的独特关系带来的。有人说过，就像茨温利和布塞尔的神学一样，加尔文的神学是“从自由城市的现实中透出的宗教改革信息的结果”。[7]属世领域和属灵领域之间极其特殊的关系确实构成了各新教城市的特征，在这些城市里，世俗权威和教会权威以非常独特的方式既分离又交织，这种关系给神学提出的问题不同于路德所关注的那些。当加尔文写作《要义》第一版时，他当然关心法兰西信奉因信称义的新教徒在天主教会威胁下的命运，但他也被迫去处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它们并不关乎国王或德意志诸侯同神圣罗马帝国或教皇的冲突中对立的世俗权威主张。当他维护属世领域与属灵领域之间的区分时，他无法像路德那样依赖于否认教会的任何司法权，他也不能单纯地主张世俗政府的权威高于教会。他不得不去解释世俗权威与教会权威之间的劳动分工，在维护改革宗信仰上两者都具有关键作用，在统治世俗之城上两者都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像巴塞尔或日内瓦这样的城市中，政治生活给新教神学提出了一个特殊任务。对于身处不同语境下的路德而言，这样做就已经足够：把教会职能限定于传布上帝圣言和主持某些圣事，同时维护世俗政府的排他性司法权主张、反对教会的无理要求，对世俗政府则仅仅要求它约束有罪之人。通过强调罪与赦免的二元共存，他的神学实现了这样的结果：虽然人类的罪，他们与魔鬼“王国”的干系要求他们顺从上帝任命的世俗政府，但是，作为一种随意的、无功而获的礼物，上帝那充满爱的恩典使人类“称义”。加尔文可能更不情愿给予世俗政府一种高于教会的统治权威，但是，在世俗政府自身的领域内，他要求的世俗权力比路德更多，他对世俗政府的观点也因此需要一种不同的神学。他当然赞成路德宗的主要信条，即因信称义学说，但他较少强调上帝充满爱的恩典，而更多强调上帝的完全主权。[8]赦免仍是一份无功而获的礼物，而非因美德、善功或从罪中解脱而得到的奖赏，而基督教共同体中的虔敬生活不单纯是虔诚基督徒在回应上帝充满爱的恩典中自由承担的侍奉和善功。它源自上帝的无条件意志，即基督徒必须在此世过一种遵从神的管教的生活。加尔文神学为属世权威与属灵权威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担保，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双方平等地在上帝的主权下行使司法权。这不仅恢复了教会本身的世俗权威，而且提升了世俗政府的地位。政府的职能不仅是在有罪的人当中维护国内和平和良好秩序，而且要在与教会的合作计划中，根据上帝的完全主权向基督教共同体施加一种神的管教。换言之，世俗政府不单纯是一种由上帝规定，对付魔鬼“王国”（当它在人的罪中展现时）的制度。世俗权威与教会共同行动以实现上帝的主权意志。这意味着，尽管教会掌管灵魂，世俗政府照料较为世俗的事务（包括保卫真正的信仰），但在教会维护的虔敬准则与某种较低的、较次要的、较少神圣性的适用于政治生活的准则之间不存在明显区别。加尔文的预定论学说看起来似乎使问题复杂化。如果人类不是因他们自己的错误或美德而受惩罚或得救赎，那么要求他们按照神的管教的规定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不从预定论出发，而从上帝的主权意志出发，就能够更加容易地追索加尔文的论证逻辑：预定论学说（我们的命运完全无条件地依赖上帝决定的观念）直接源自上帝完全的、无条件的主权这种观念，正如关于神的管教和两种司法权领域在维护神的管教上所处地位的观念直接源自此处一样。看起来似乎是这样，加尔文得出他的预定论学说，与其说是因为它表达了他最深刻的信念，不如说是因为它似乎是上帝完全主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就他对教会和世俗政府地位的看法而言，上帝的完全主权居于核心。在《要义》中，对预定论（既有受罚者的预定也有选中者的预定）的论证可归结为：我们必须相信它，因为否则就是贬低具有完全主权的上帝的荣耀。但是，在加尔文看来，深入思考它并无裨益。正因为它代表着上帝那无法按照人类标准理解或判断的无条件的主权意志，它必定仍是一个奥秘，而且我们不应妄图看穿上帝对我们来生命运的裁决。谦卑且无条件服从上帝的基督徒所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在此世带着对上帝的信心而行事，相信他赦免的善意和慷慨在从事他们的世俗职业时就好像他们及伙伴都属于选中者，坚信他们的灵魂还有他们的工作都可以凭神圣恩典而称义。因此，基督徒必须按照神的管教原则侍奉他们的共同体。这无疑把世俗职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令人尊敬的地位，甚至赋予最卑微的人类劳动者一种虔诚敬神的元素。比起路德的职业观念，加尔文的职业观念更加欢迎信徒积极参与塑造他们的此世生活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但是，这也意味着世俗政府必须被视为上帝的代理人，而且这为它带来一种很强的服从义务：“既然这些官员被称为诸神，任何人都不要认为这个称号没有分量。因为这暗示他们受上帝的委任，他们被授予神圣的权威，且实际代表着上帝本身，以其代理人身份行事。”（《基督教要义》IV.20.4）由此，基督徒应该服从世俗政府，即使暴君也必须被当成上帝的代理人：“即使一个品德最坏、最不配享受一切荣耀的人，如果他被授予公共权威，那么他就领受了辉煌的神圣权力——主通过言语将它移交给他的公义和审判的执行者，因此，在涉及公众服从的事务上，他应该像最好的国王一样得到同等的荣耀和尊崇。”（《基督教要义》IV.20.25）基督徒应该服从世俗政府，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因为他们敬献的服从是敬与上帝，因他们的权力来自上帝”（《基督教要义》IV.20.22）。尽管在严格性上加尔文的服从世俗权威学说不亚于甚至高于路德的学说，但他立足于自由的新教城市这一点确实造成了差别。当考虑不同的政体形式时，他表达了对集体政府而非国王的偏好，即使理由仅仅在于，人类的缺点使官员相互监督成为有益的。理想的情况或许是一种像日内瓦那样通过长官和城市议事会委员（他们具有保卫城市自由的职责）的中介由城市精英统治的城市。这意味着，大体而论最佳政体是贵族制，或可能是一种混合政体，在其中贵族制被平民政体的因素所软化。然而，加尔文告诉我们，讨论何种政体最佳没有意义，因为这取决于情境，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假定，无论给定情境下何种政体类型占优势，它都是上帝任命的。尽管上帝可能会报复“不受约束的统治”，“但我们不要因此猜想要由我们来实施那种报复，我们得到的命令只有服从和忍耐”（《基督教要义》IV.20.31）。加尔文关于严格服从的观点中没有含糊之处，但这里他引入了一个将对政治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限定性条件。“我说的”，他说，“只是私人”；因为存在（可能由上帝任命的）公共官员，他们的职责是“抑制国王的暴政”，如斯巴达的监察官、罗马的保民官、雅典的德马卡斯（Demarchs），甚至可能还有像法兰西这样的王国中的三级议会（《基督教要义》IV.20.31）。过去这些“次级长官”的公共职责是保护人民、反对统治者暴政。尽管加尔文仅仅止步于这种意见，即存在着公共官员，其职责是作为君主权力的一种约束代表人民利益，但是，“次级长官”学说将成为各种更广泛、更具战斗性的反抗理论的基础。那些支持世俗当局权力，哪怕支持服从它们必要性的学说，可以被用来支持对权力的反抗，甚至人民起义，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诡异之处。其他社会确实也创造了各种反叛学说，但它们在西欧具有极为特殊的形式。封建欧洲政治权力的碎片化，以及此后数世纪随之而来的持续的司法权之争产生了非常独特的影响。关于一种司法权反对另一种的主张，可以被阐发成一种反抗不正当权力或暴政的权利。这意味着反抗观念可以为统治阶级、地主和城市精英采用和传播，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利益会塑造并约束西方各种民主概念，当今仍然如此。 6．新教与资本主义兴起？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新教与“资本主义兴起”有某种联系的命题。确实，当路德宗在一些大商业中心得以确立后，它变成了一种强大力量。确实，在这样一些商业城市（其城市贵族已经成为食利者而非积极的商人，而且他们限制了他人的政治参与）没有政治特权的市民和新商人或许会利用新教教义来挑战贵族统治。甚至这也可能是真实的：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扫除了教会对商业活动的限制，或者，新教学说特别是加尔文的职业学说，使认为商业活动或财富获取没有价值，认为工作是一种诅咒且纯粹是一种对原罪的惩罚的古老真理受到质疑。但是，即使我们承认新教促成了一种“工作伦理”或者它对商人有某些益处，即使我们不考虑它对贵族、君主和国王的同等益处，它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仍完全是另一回事。让我们首先弄清资本主义的含义及其“兴起”的条件。流俗看法，甚至还有大量学术著作把资本主义仅仅当成商业或营利性交易的数量增长。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理解的“商业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随着城市、市场和贸易的扩张，古已有之的商业实践变成了经济规范。人类很久以前就已经从事着营利性交易，而资本主义无非是其数量增长。这意味着，如果需要任何对资本主义诞生的解释，那么，需要解释的仅仅是市场机会的增加和商业扩张之阻碍的消除。然而，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没有注意到现代早期欧洲出现的非常特殊的经济原则，它们非常不同于之前哪怕最为商业化的社会中的原则：不单纯是随庞大贸易网络扩张而来的市场机会的增加，而且是全新强制力的出现，也就是无法逃避的竞争、利益最大化、持续积累的指令，和永无止境地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需要。在古老的商业交换实践中，哪怕在其最复杂的形式中，这些指令并不发挥作用。交易者发财致富不是通过完全竞争性市场中的有成本效益的生产，而是通过在各独立市场之间议价，即构成前资本主义商业之本质的“贱买贵卖”。为了使资本主义市场的指令开始发挥作用，需要生产阶级和占有阶级之间关系的一场革命性转变，还需要财产性质的变化——正如在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那里发生的那样。一旦我们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指令，对其起源的追寻就必须采取不同方式。于是问题不再是商业机会如何扩大，经济如何获得利用这些商业机会的自由，甚至不再是文化和道德氛围如何转向为营利的正当性辩护，而是社会安排和人类基本需求的产物如何发生了如此根本的转变，以至于它们施加的强制力和必然性全然不同于以往统治人类社会生活的那些。这不是“新教以某种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这种观点最有影响的鼓吹者——马克斯·韦伯和理查德·托尼所讨论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他们之后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所讨论的问题。这两人都追溯了新教特别是其加尔文宗形式的演化，尤其在英格兰，它演化成一种特殊类型的、鼓励“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实践的清教。然而，两人实际上都没有主张新教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出现。公正地说，在两者的论点中，新教向一种鼓励资本主义（在他们所理解的意义上）的教义的发展，预设了某些财产权形式和经济实践的存在，它们即使不是完全“资本主义的”（在他们的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萌芽且标志着与封建形式和原则的明显决裂。韦伯可能比托尼更倾向于强调城市的成长和商业化进程，托尼虽然和资本主义与商人阶层之间多少有些传统的联系，但比起韦伯，他更大的兴趣是在英格兰发生的，成为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前兆的土地所有权转变。[9]在追溯加尔文宗向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清教的转变上，托尼或许比韦伯走得更远，而且，他肯定更清楚地认识到既有的经济实践如何塑造宗教观念的结构。但是，两者都认为，如果没有已经存在的倾向于按“资本主义”原则经营的财产权形式和阶级，新教教义就不会也不能被（有选择地）利用和改变以符合“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没有这些先在的“资本主义”要素，依据定义就不存在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如韦伯本人所描述的）。我们这里提出的论点有别于韦伯和托尼的，不是因为它优先考虑“物质”因素而非观念。无论这位德国社会学家，还是这位英国历史学家都没有把宗教观念当成相对于物质决定因素的自主的、首要的因素；两人都对因果性有复杂的认识。本书也不否认因果的复杂互动或观念的效用。它同其他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联系的观点的最根本不同在于，它以其他观点所没有的方式坚持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坚持资本主义与既往社会形式，包括早先的商业形式的彻底决裂。虽然韦伯和托尼都非常强调资本主义与封建做法和态度的断裂，但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是已经存在于封建主义（甚至更早时期）缝隙中的商业的扩张。在这种观点看来，当商人阶层和商业实践得到解放，并移除了（制度、文化或态度上的）障碍，且/或建构了前所未有的对商业营利的伦理支持时，资本主义兴起了，而且这两者是前因后果关系。相比之下，本书的论证始于这样的前提：资本主义象征着一种与其他商业形式的根本决裂，其决裂程度并不亚于它与被韦伯和托尼视为“封建的”（也就是他们意义上的非商业的）原则与做法的决裂。从这种视角来看，新教的历史地位会相当不同。一方面，无论我们如何谈论加尔文宗某些信条在支持一种迎合商业利润的生活哲学上的用处，都很少使我们了解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事情。我们可以像韦伯那样，把强调重点放在一种工作伦理上，它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源自加尔文的预定论、“有限救赎”和“职业”观念；或者，我们可以像托尼那样，强调清教对加尔文宗的革命性修正，这种修正放弃了加尔文本人学说的一个本质方面——服从神的管教的义务甚至还有一种集体主义，从而有利于一种经济个人主义。关于试图利用市场机会的人们所采用的自我辩护策略，或对商业不确定性的心理适应，两人或其中任一人可能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尽管做这样的判断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谨慎）。但是，关于向资本家施加的系统性指令（它们强迫他们最大化利润而不管他们自身的动机和价值观，也不管他们的贪婪是多么有限），两者都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同时，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指令的特殊性，我们可能会更倾向于思考，何以新教较少与资本主义或者甚至某种商业伦理有关，而更多与明显非资本主义的形式中的权力维持有关。在确实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的英格兰，或许可以谈论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即使仅仅在如下意义上谈论：英格兰新教的所有形式，包括圣公会高教会派和克伦威尔的清教都受到英格兰财产权和国家的特殊情况的塑造。但是，不应该让这个特例掩盖宗教改革明显非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实质。路德神学服务于德意志诸侯的目的，但它也被市政长官利用，而且当它被一些重要的商业城市采用时变成一股重要的历史力量。然而，路德宗出现时，德意志的商业城市正处于一个衰落过程中。北欧的汉萨同盟对贸易的主导权让位于新兴的势力，如瑞典人和荷兰人，而且，一些城市的独立性受到握有更强大军队的领土君主的威胁，特别是受到具有世俗统治者权力和特权的教会王公[10]的威胁。维护城市自治权变成耗费越来越高的事情，这加剧了城市贵族和其他忍受苛捐杂税的阶级之间的社会紧张。市政长官通过挑战皇帝和诸侯的权威来维护其城市的自治权，而且他们往往实施反教权政策以躲开教会司法权施加的负担。针对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贵族，市民要求分享城市统治权；针对来自下层的威胁，城市精英主张自身的统治。在所有这些斗争中，路德宗学说都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但其原因与“资本主义精神”无关。加尔文宗同样如此。加尔文神学明显符合市政长官的需要，不是因为任何与预定论学说、职业使命或“工作伦理”有关的思想，而是因为他对世俗政府的详细讨论（这构成《要义》的很大一部分）宣扬了长官是“诸神”的观念。这种学说对加尔文的日内瓦的城市治理有直接而明显的意义。然而，在一个所有阶级的经济利益都依赖于政治地位和特权或“政治建构的财产权”的时代（与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使加尔文宗学说变得对市政长官如此有用的同一些原则，也可以轻易地为那些寻求保护自己超经济权力的其他世俗掌权者所用。路德宗既可以被用来服务诸侯的利益，也可以被用来服务城市当局的利益，加尔文宗同样如此。虽然加尔文专心考虑的是接纳他的城市及其市政制度，加尔文宗却可以为法兰西地方贵族或者甚至英格兰国王服务。 [1]对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的讨论，参见拙著《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第144—163页。 [2]关于伊斯兰教及其对单一的、涵盖世俗和宗教的所有人类实践的神启法体系的信仰导致的结果，存在诸多含混。我们已经开始熟悉伊斯兰教的一支，在它看来，上述法律观要求一种“伊斯兰”国，用原教旨主义神权政治取代世俗统治。但是，这肯定不是中世纪伊斯兰教的特征。对单一的神启法的信念不意味着毛拉（mullahs）的统治，相反意味着不存在一种可与基督教会既有体制及其独立的权威和服从要求相比拟的制度性权力。不存在像监护神学的天主教会那样自主的伊斯兰教权力，更谈不上对管辖整个世俗领域的权威提出主张。不存在构成基督教特征的那种司法权主张和争议，而这为下述观念大开方便之门，即可以不同方式（例如，既可以伊斯兰教神学的方式，同样可以世俗哲学的方式）达至真理（参见本书第一卷对伊斯兰教神学和古典哲学之间关系的讨论）。按照同样的理路，一种世俗政府可以与伊斯兰教神学完美相容——可能还没有西方基督教的司法权冲突造成的任何紧张。基督教神学并不排斥世俗政府宣称其权威是神授的，如果硬要说的话，基督教的二元司法权可以轻易地容纳甚至欢迎一种关于严格服从世俗政府强加给有罪人类的权威的学说，就像奥古斯丁和路德所做的那样。 [3]在《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中对托马斯·阿奎那和中世纪神学对司法权的关注有更详细的讨论。 [4]参见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卷二：宗教改革）》，尤见第199—202页。斯金纳认为路德思想的变化是真实的，但他也竭力强调，路德宗“当然”“不惜代价地亟欲避免”任何认为私法学说暗示着个体私人具有一种暴力反抗公共权威的解释，或任何对个体私人和公共官员的混淆（第200页）。也参见辛西娅·格兰特·鲍曼：《路德与反抗合法权威的正当性》（CynthiaGrantBowman,‘LutherandtheJustifiabilityofResistancetoLegitimateAuthority’,CornellLawFacultyPublications,1979）第151页。“重要的是注意到，在表达这种新立场时，路德只基于谨小慎微、牢牢限定的宪制（constitutionallaw）依据”，只限于次级权威是否能反抗更高权威的问题。私人公民可以拒绝服从他们的皇帝并拒绝站在他一方参战，但“只有具备可以如此行事的公共权威的人（依据法学家的论点，诸侯也包括在内）应该积极地反对皇帝”（第11—12页）。 [5]路德：《反对烧杀抢掠的农民流寇》，载于《马丁·路德（现代历史文献）》［Luther,AgainsttheRobbingandMurderingHordesofPeasants,inMartinLuther(DocumentsofModernHistory),eds.E.G.RuppandBenjaminDrewery,London:E.Arnold,1970］，第121—126页。 [6]路德并非没有诉诸自然法，哪怕仅仅是出于修辞原因，但他的神学并不适合（他也避免）一种系统的自然法理论。路德神学从其第一前提上就使诉诸自然法（例如去判断政府正当性）变得问题重重。因为在路德看来，基督教教义不可能建立在下述假设上：堕落的人类能够遵循或哪怕理解神的意志或自然法。基督教神学必须总是从人类固有的罪这一前提出发。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因信称义学说中，救赎仰赖上帝的随意礼物，而不依靠对基督教美德准则的坚守。他的服从世俗权威学说建立在同样的前提上，由此使得论证世俗权威的服从取决于统治者的美德这种观点变得困难。 [7]伯纳德·穆勒：《帝国各城市与宗教改革》（BerndMoeller,ImperialCitiesandtheReformation，Philadelphia:FortressPress,1972），第89页。 [8]弗朗西斯·欧克利：《基督徒的服从与权威》（FrancisOakley,‘ChristianObedienceandAuthority’,inCambridgeHistory），第182页。 [9]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版十多年前，托尼发表了他的伟大著作《16世纪的土地问题》，它清晰概括了在清教出现前已经推动着英格兰农业的新的市场原则。托尼那部关于宗教的著作应该在这部书的背景下加以解读，同样，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应该放在他的经济史著作，特别还有他关于城市的著作中。韦伯甚至在古罗马看到了“资本主义”元素，但在他看来，当中世纪城市成为一种“生产中心”，而不仅仅是他坚称存在于古典时期的消费中心时（也正因为这一点）它预示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但是，对他而言，这种发展似乎是中世纪西方市民阶级的解放和政治地位提升带来的一种自然结果。恰恰在这个论证的紧要关节，存在一个以尚有争议的问题为依据的跳跃。因为在韦伯看来促进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在他眼中不过是古老的营利性交易原则的复杂化，它第一次被解除了束缚并得到了积极的伦理支持。关于这一点的更详细论述，参见艾伦·梅克辛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EllenMeiksinsWood,DemocracyAgainstCapitalism:RenewingHistoricalMateriali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第五章。 [10]princesoftheChurch这个词当今特指枢机主教，但在历史上主要指身兼世俗君主的神职人员，如本书原页码第74页提到的日内瓦主教。——译注
第二章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2012）第二章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 1．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 2．“公民人文主义”与马基雅维利 3．《君主论》 4．《论李维》有人说过，“使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区别于晚后的哲学的最本质因素之一是其充分的国际性特征，这是以拉丁语作为一种近乎普遍的学术语言得到使用为基础的”，它没有被现代的语言界限或国家界限所区隔。[1]然而，这个时期恰恰是民族国家边界所界定的领土国家正在成为西欧主要政治力量的时代。毫无疑问，这些国家并不是被惯称为文艺复兴（一种常受到当今历史学家质疑的惯称）的文化现象的故国。但是，这种国际性文化起源于一种甚至更具特殊主义性质的环境，即最强烈地依系于地方自治权的意大利城市国家。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因其对古代经典的重新发现和其拉丁语著作而常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或者甚至是文艺复兴之父，他因其意大利语诗歌也被认为是一种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主要创立者之一。他对古代的复兴不仅吸引了哲学家，而且吸引了君主、皇帝和教皇，后面这些人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渴望唤回意大利光荣的往昔。在捍卫公民自由及城市国家自治权的过程中，“人文主义”成为后来被称为“公民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家们的话语。然而，文艺复兴如火如荼，是在城市国家已经式微时，而公民人文主义达到高潮，是在主要的城市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受到一种由“民族”国家形成的新世界秩序最严峻的威胁时。无论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文艺复兴”还是别的什么，“古代”与“现代”的二分法对我们理解这些悖论都帮助不大。考察公民人文主义［如果它作为一种独立而连贯的思潮确实存在的话（随后对此会有更多讨论）］究竟是具有古代特征，因为它反抗大型领土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大势所趋而且它采用了一种古希腊罗马的话语；还是现代特征多于古代特征，因为它支持公民自由原则、反对君主统治或封建统治，这是件虽有价值却会带来更多麻烦的事情。因此，把这种文化形式描述成过渡性的，或者甚至描述成一种矛盾的综合体，也用处不大。我们可以，而且显然应该留意思想家可用的话语。但是，不并非沿着某种从古代到现代的抽象连续性来定位这些话语，而是将它们置于极为特定的历史进程中，以此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治理论家运用这些话语时所选择的特殊方式。 1．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对于西方封建领主统治模式而言，中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我们在《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中讨论过）是一个例外。土地贵族确实存在着，并且在某些城市国家继续占据着显著地位。但是，罗马帝国崩溃后延续下来的城市集群以及保留了自由农民（相对于其他地方出现的农奴）的土地保有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格局：正如在佛罗伦萨那样，由城市精英统治、或多或少自治的城市国家常常对周围农村行使一种被描述成集体性领主权的权力。一些城市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作为贸易纽带服务于碎片化的封建欧洲，它们为土地贵族提供商品，为国王和教皇提供金融服务。尽管这些城市国家背离了封建领主统治模式，它们却具有自己的分割化主权形式。城市公社（civiccommunes）往往是贵族家族、宗派、党派与法人团体（它们具有自己的特许权、组织、司法权和权力）十分松散的联合。在中世纪，它们也是争夺更大世俗权威的战场。特别是，它们曾经被卷入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通过城市公社内部派别的媒介造成他们的敌对，最突出的是圭尔夫派（教皇派）和吉伯林派（皇帝派）［它们一般但非总是符合商人阶层和土地领主（signori）的划分］之间声名狼藉的斗争。总体上这些自治的城市是寡头制，而且，即使当更有效的共和政府执掌权力时，它们也从未成功克服自己内部的碎片化。再后来，即使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文艺复兴时期各王国，仍被党派、特权、互竞的司法权所割裂。对所有有关公民人文主义的讨论而言，公民秩序从未划出一个与各种私人性法人权力分离的、明确界定的公共领域。城市公社中的商业活动也并不标志着对封建经济模式的明显背离。它们的商业成功并不像资本主义那样，在一个价格竞争驱动的市场中依赖节约成本的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是依赖“超经济”因素，即“经济性”生产和交易以外的因素：不单纯是产品质量，还有政治权力、垄断特权、发达的金融技术、军事力量。对于像威尼斯这样的主要商业中心而言，最赚钱的经济活动是对外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成功明显取决于军事力量，取决于一种商业与战争的共生关系。威尼斯对东西方贸易的掌控，要求控制地中海东部海上航线，还有意大利陆上的河流、山脉通路。为了维持这种控制，威尼斯人发展了强大的军队，当威尼斯人向其他势力，尤其是拜占庭帝国提供军事援助，以换取贸易特权和开设商埠的权利时，军队自身就是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2] 一般而言，经济竞争采取的形式是商人之间、城市之间或国家之间为实现对市场的直接控制而展开的权力斗争。城市国家之间战事频仍。主要的商业中心，例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强行将其不太强大的邻居并入更大的城市国家，以此巩固它们的商业主导地位。确实，威尼斯，特别还有佛罗伦萨，将本城市生产的商品，例如佛罗伦萨纺织品拿来交易，大商人世家也的确投资生产。但是，大量财富和权力取决于对贸易网络的控制，这转而不仅有赖于国内生产的商品的质量或价格，还有赖于在市场控制和市场议价上的优势地位，更不必说还有赖于世族联系、恩庇关系、贵族家族之间的个人关系网，以及在寡头统治者中的领导地位。即使在财富大量投向生产的地方，例如佛罗伦萨，也同样依赖“超经济”因素，特别是依赖城市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官职。美第奇家族的履历很能说明问题：他们从羊毛贸易中发迹，接着凭借家族联系和在佛罗伦萨贵族当中的个人关系网，不是作为生产者，而是作为为欧洲君主和教皇服务的银行家赢得了最大财富。有三位美第奇自己就成了教皇。这个世家最终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登上其野心之巅，而羊毛贸易被抛到九霄云外。换言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封建方式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而且，不仅对城市精英而言情况是如此。组织羊毛贸易和其他行业的行会，不仅是经济领域中的主要玩家，保护着成员利益并保护着他们抵御竞争，而且是政治领域中的主要玩家。行会自身具有自治的法团权力，由具有法律效力的章程和规则体系统治。谈论共和国中的公民身份甚至可能是误导性的，因为公民共同体中的有效成员身份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这些法人团体。各城市国家的内部冲突是由这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统一体塑造的。商人家族之间的经济竞争从未单纯表现为市场中的竞争，而往往同时是政治斗争。任何家族对高级官职和支配地位的追求（取决于该家族在一个复杂的庇护人和被庇护人网络中的地位）常常在外部权力的支持下不可避免地卷入派系斗争。甚至有人认为，这有助于解释这些城市国家举世瞩目的文化丰饶以及它们对艺术的赞助。这种赞助不仅创造了巨大财富，而且特别是在手工业行会扮演重要政治角色的时间和地点，例如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它还造成了一种竞取成就和炫耀性消费的氛围。在威尼斯——即使当它表面上被一个人即总督统治时仍是一种寡头制，问题主要是贵族家族之间的角逐。在佛罗伦萨，其他紧张和冲突也发挥作用。贵族家族的联系或在大行会中的成员身份，提供了进入政治领域的唯一稳定渠道，而且，在佛罗伦萨整个历史上，政治斗争往往围绕小行会的政治地位展开。在领主、富商和行会会员之间存在着为政治领域通道而进行的持续斗争，在大行会和小行会之间也是如此。在行会之外，“瘦人”（popolominuto）或劳动阶级，包括羊毛贸易中大量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被完全排除出政治领域。只有一个短暂的民主时刻是例外，即1378年梳毛工起义，这是佛罗伦萨历史中一个最著名的事件。梳毛工起义者短暂地掌握了政府，随后又在一些小行会成员的支持下获得了行会特权——这意味着进入政治领域的通道。但是，很快“肥人”（popolograsso）——他们富有的“肥胖”同胞，就在小行会的帮助下剥夺了他们的行会特权和政治特权。无论好坏，在共和国的思想意识中，这个事件一直是一个栩栩如生的记忆，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尤其如此。而且，它最显著地说明了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公民政治领域（civicdomain）的独特性。仅三年后，当英格兰农民起义爆发时，据记载其领袖瓦特·泰勒曾说，“领主没有贵族身份，除非依据民法”，且除国王外所有人都应是平等的。他所要求的不是农民进入公民政治领域的机会，而是某些针对领主权利要求的财产权，可能还有为保护这些财产权而请求普通法法院受理的权利。英格兰的这个例子与梳毛工起义之间的对比是显著的。对英格兰农民来说，问题是领主权而不是公民权。从这个角度看，意大利的例子可能看起来较少是“封建性的”，但是，它之所以独特不是因为它预示了某种现代的个人自主与公民权原则。对梳毛工而言，问题是其上位者的排他性的超经济权力和特权，或“政治建构的财产权”，对英格兰农民而言也同样如此。我们甚至倾向于认为，比起佛罗伦萨劳动阶级分享法团特权的要求，英格兰人针对领主权主张提出的财产权主张与现代各种公民权概念有更多共同之处。 “政治建构的财产权”是真正政治的，也就是说，经济权力所仰仗的超经济权利和特权源自公民共同体，它们不依赖领主的个人权利，而依赖公民法团中的成员身份。正是这一点，使意大利的情况与众不同，也有助于解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的特殊性。社会冲突在公民政治领域中充分表现出来，不仅表现在公开的斗争或有组织的反叛中，而且表现在公民生活的日常事务中，表现在一种城市环境中——在那里，所有个体的和集体的竞争者，经常作为公民或公民地位的渴望者相互正面对质。经济权力和“超经济”力量之间盘根错节的联系意味着，经济竞争或围绕财产权和财富不平等展开的社会冲突，与经常处于公开战争边缘的政治权力斗争密不可分。 2．“公民人文主义”与马基雅维利公民政治领域的这种极为特殊的格局造就了独特的政治观念传统。在很多政治思想史研究者那里，用“公民人文主义”来描述这个主要思潮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事情。对于创造这个词的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巴隆来说，“公民人文主义”是佛罗伦萨特定的一种混合物，它结合了文化人文主义及其教育抱负、城市共和国对帝国统治的反对及对公民自由的辩护。在他看来，这标志着一种决定性的决裂，从中世纪宗教和封建等级制，转向现代政治自由、经济进步、世俗主义和智识创造性的观念。虽然他在之后几十年发展和修改了对公民人文主义的看法，而且他后来比起初更倾向于把马基雅维利包括进这个传统，但是，他确认这个历史断裂的初衷不单纯是历史编纂性质的，而且是政治性质的。他力图倡导一种作为人类自主性之进步的现代性观念，那时在魏玛德国，这些观念正受到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反民主派系威胁。巴隆的观念后来传入英语学界，它顺应了各种英美“共和主义”传统（最著名的例子是约翰·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然而，近来的学术研究倾向于纠正巴隆对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断裂的夸大。经院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连续性，进而还有它们在文艺复兴后期的共存与再生得到了更多关注。但是，这些矫正并没有消除这样的观念，即“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人文主义形式的“共和主义”政治理论，以某种方式把我们引向了现代世界。在随后的章节，我们将对“共和主义”观念本身，特别是它对17世纪英格兰思想家的适用性提出质疑。但就目前而言，这样说就足矣：即使我们承认某种类似“公民人文主义”的传统的存在，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观念，特别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观念描述成一种向着现代性的突破性进展，也是严重误导性的。赋予诸如马基雅维利的观念以一种“现代”表象的那些特点，恰恰扎根于一种行将就木并很快将让位于“现代”国家的政治形式。这些国家将形成自己的政治困境，并形成旨在应对这些困境的话语形式，而其应对方式是“公民人文主义”或“共和主义”观念力所不及的。当然，在马基雅维利和例如两世纪前的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3]甚至可以不太夸张地认为，这些差异的特点与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比有关。但是，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把这些差异界定成语言和话语转变的产物，还是把重点放在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上。公民人文主义引入了一种新的政治语言，它与中世纪经院主义泾渭分明，这一点或许属实。在某种意义上，马基雅维利属于人文主义传统，马西利乌斯则不属于，这一点甚至也可能属实。然而，这两位政治思想家都深深地扎根于意大利城市国家，而且，他们之间的差异既与话语转变有关，也同等程度地与城市国家环境的变化有关。马西利乌斯和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差异，也与他们同各自时代的社会冲突的不同关系有关。马西利乌斯关注的不是城市国家的生存或自治，而是教皇派与皇帝派的派别斗争。甚至可以认为（正如本研究第一卷指出的），他对皇帝权力的辩护，较少是由对教皇及其对国内和平之威胁的恐惧推动的，更多是由他对大贵族家族，如米兰的维斯孔蒂和维罗纳的德拉·斯卡拉的支持推动的，（正如土地贵族中的普遍情况那样）这两个家族强烈忠于皇帝（吉伯林派），而马西利乌斯为他们效劳。把马西利乌斯当成现代共和主义的一位先驱，对其学说的这类解释掩盖了那种对领主权力的忠诚，也模糊了这位中世纪晚期思想家所面对的直接问题。对马西利乌斯来说，问题以中世纪的方式表现为互竞的司法权组成的一个复杂网络。当他描述一个统一的司法权即公民法团（civiccorporation）的观念时，他无疑在背离分割化主权的中世纪常规。但是，他非常自觉地以这种方式支持一种世俗权威主张并反对另一种，与其说他是在支持城市公社、反对其他司法权，不如说他是在支持帝国、反对教皇，支持吉伯林派领主、反对其政治对手。土地贵族的封建权力给政治统一和司法权带来的威胁，他对此视若无睹，同时，他的单一的统一公民法团观念代表着一种对自治行会及其反领主权力的明显挑战。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公民法团概念只是压倒了次级法团的主张。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他对它们的回应也是由不同的忠诚决定的，这些忠诚或许更具真正的共和主义性质，而且肯定较少偏向领主利益。城市国家作为自治（无论多大程度）单位的生存本身危在旦夕；直接挑战不仅来自各种碎片化的司法权，或教皇权威与皇帝权威之间的斗争，或他们支持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而且来自日益中央集权、不断扩张的国家。最强大的外部力量是正在崛起的领土君主国（territorialmonarchies），如法兰西和西班牙。佛罗伦萨的内部失序是由这种新的政治现实决定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已经经历了欧洲的普遍危机，即14世纪的饥荒和瘟疫。但是，即使在好日子里，它们的繁荣和成功也依赖着欧洲封建主义的碎片化治理，而且在强大的领土国家兴起后它们就时日不多了。在彼此间持续的对立和频繁的公开战争中，意大利人特别容易受到欧洲各君主国的领土野心的侵害。当封建碎片化让位于军事优势和帝国扩张的商业优势所维持的中央集中的国家权力时，作为封建欧洲不可或缺的贸易纽带，像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样的商业中心的地位衰落了。到15世纪，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作为独立的城市国家几近孤立。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夺取了威尼斯对东西方贸易的控制权，同时，欧洲各君主国威胁着存留下来的城市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葡萄牙把商业伸向印度，西班牙获得新世界财富的通道，而法兰西于1494年入侵意大利。法兰西入侵之后的战乱年月（那时法兰西、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为控制意大利领土而战）使各城市共和国的经济停滞、社会不安和政治动荡急速加剧，尽管文化恰恰在各城市国家衰落的时刻繁荣起来，那时富有的艺术赞助者（更多是食利者而非实业家）越来越热衷于炫耀性消费。比起其他事情，1494年意大利面临的军事失败和由此带来的政治动荡最强烈地攫住了意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家的心思。他们被迫不仅去思考政治兴衰的条件，而且去思考促成或阻碍这些条件的人类根本特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尼科洛·马基雅维利那代人成长起来，而且其阴影在他的所有著述中都若隐若现。他是一位优秀法律人之子，生于1469年，那时共和政府已经被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所取代。尽管家资中等，但他的家族似乎属于佛罗伦萨贵族的一个古老支脉。1494年，接受过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马基雅维利作为一名文书开始其公职生涯，时年正逢法兰西入侵和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1498年—1512年，他继续服务恢复后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承担各种内政、外交、军事工作。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马基雅维利被剥夺公职。1513年，由于被指控参与反美第奇家族阴谋，他遭到囚禁和拷打。被释后，他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归隐佛罗伦萨之外的乡下，在那里，正如他写给友人韦托里的一封众所周知的苦闷书信中所言，他白天从无所事事的乡村消遣中消磨时光，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了沾满尘土的白天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宫廷，受到他们的热心款待；我在只属于我的精神食粮中汲取营养，这是我天生就适于食用的。在那里，我毫无顾忌地和他们交谈，问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而做出那些行动，他们亲切地回答我的问题。在四个钟头里，我丝毫感不到疲倦，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他们迷住了。但丁说过，已知道的东西不等于学问，除非把它记录下来。他们的谈话对我大有助益，我记下了一切，写成一本小册子《论君主国》（dePrincipatibus）。[4] 由此他创作了其最知名著作《君主论》，尽管后来到1532年才出版。关于他对君主的建言，众说纷纭，例如被说成为了复职而向美第奇家族献媚的努力；或者甚至被说成写给美第奇家族反对者与其他类似人物的加密信息，它揭示了他们获得和保持权力的方法。无论意图何在，马基雅维利仍隐居乡间。他还在那里写就《论李维》，这本书更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共和主义信念。后来美第奇家族终于招他供职，但是，他晚期的职业生涯较少凭其公职而闻名，而更多凭其他领域的工作，例如他伟大的《佛罗伦萨史》和戏剧《曼陀罗》。他卒于1527年。在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形成中，正在兴起的君主国，特别是法兰西君主国具有突出地位。他几度肩负外交使命前往路易十二宫廷，目的是在意大利领土上的各场战斗中，特别是在佛罗伦萨与比萨的斗争中谋求法兰西援助，或者是为了确保佛罗伦萨不被卷入欧洲君主国之间的领土战争。他早期的任务唤起了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信念：佛罗伦萨应该通过动员自己的公民军（与意大利的雇佣军传统形成截然对比）使自己摆脱对外国势力的依赖。1509年，恢复后的共和国赢得对比萨的辉煌胜利，马基雅维利在共和国中指导组建佛罗伦萨军队。对公民军的强烈信念位于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当西班牙支持美第奇家族企图恢复在佛罗伦萨的权力时，共和国再次向法兰西求援而无果，这对马基雅维利的事业产生明显影响。无论他写《君主论》时还有什么别的意图，一种如芒在背的刺激或许就是路易十二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出卖。马基雅维利把法兰西国王的例子当作君主的首要课程，这节课更多关于他的失败而非他的成功，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他的失败造成了意大利的悲剧。因此，当马基雅维利阐述他的政治观念时，欧洲的领土君主国总是在他的视线中。在《君主论》结尾，在把意大利从“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的热烈呼吁中，他的主要目标昭然若揭。然而，把这种捍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意大利、防范扩张中的领土国家的呼吁，解释成把意大利（或者哪怕其中部和北部地区）统合成法兰西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则是一种错误。这些正在发展的领土国家已经变成欧洲的主导力量，但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它们更是需要抵抗的外部威胁而非需要效仿的典范。无疑，他确实把法兰西作为最好的君主国，因为它的合法性，显然还因为它对贵族的压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新兴君主国的性质已经洞若观火。他可以用与他描述恶名昭彰的切萨雷·波吉亚的词语并没有太大区别的词语谈论法兰西国王。马基雅维利依然根植于佛罗伦萨的城市国家。他确实赞同他的城市的扩张主义野心，如果可能，他也会支持佛罗伦萨对其邻国的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国在其更繁荣的时期曾经享受过这种统治）的扩张，但是，他对城市共和国仍抱有坚定信念。这是《论李维》的真正实质，甚至在《君主论》中也有所表露。马基雅维利深深扎根于公民法团中，而且，他的“现代”政治“科学”路径，其极为特殊的推动力源自他对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时刻中的独立城市国家的强烈情感。时过境迁，此时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情况已经与他的伟大前辈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构想其公民法团理论时大为不同。正是城市国家的生存本身受到的威胁，磨利了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特殊剑锋。尽管是在复活古代观念，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类自主性和公民自由概念似乎预示着现代性。然而，人们归于马基雅维利的那种“现代”感，却源自意大利城市国家一种极为古老的特征，即维系它的公民价值观和军事价值观的独特混合体。区别于他的佛罗伦萨史，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著作中，没有迹象表明他写作的背景是欧洲大商业中心之一。商业价值观无迹可寻，商业活动毫不起眼。但是，他著作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意大利商业城市的精神。在这个城市共和国中，商业经济生存在一种高度军事化的城市统治下。这个城市共和国整军备武，以便在一种可称为城市和商业封建主义的体系中，抵御外部威胁、统治周围农村、打败商业对手、扩大该城市国家的商业霸权。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在这些商业共和国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就此而言，它们与中世纪社会形式而非现代资本主义有更多共同之处。这些城市由城市精英集体（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竞争从未远离暴力斗争）统治，它们依靠武装力量统治周围领土，依靠它打败商业对手并扩大贸易霸权。甚至富人与穷人或“肥人”与“瘦人”之间的冲突，其特征也是常常濒于暴力边缘的权力斗争。在15世纪晚期，外国势力近在眼前的威胁（这些威胁也加剧了内部冲突）增加了军事问题的极度紧迫性。在这些情势下，从军事角度看待公民政治领域的不只马基雅维利一人。把这些商业共和国的成功归因于城市精英的武士精神，把商业衰落归咎于尚武精神的失落，这些都属稀松平常。谴责美第奇家族统治之腐化的共和主义者，很可能会赞同马基雅维利的友人和批评者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观点：“像所有狭隘的政权一样，美第奇家族总是试图防止公民武装起来，并力图浇灭他们所有的男子气概，因此我们已经变得非常阴柔，我们也缺乏祖辈的英勇。”[5]所有类型的共和主义者可能都会认可这个评价，无论他们是像马基雅维利那样，赞同一种较少限定的公民共和制，即一种广泛政府；还是像圭恰迪尼那样，支持一种封闭政府，即一种贵族在其中具有更重要地位的共和制。甚至可以说，在区分公民人文主义与经院主义哲学上，某种尚武精神发挥着与其他品质一样重要的作用。人文主义者最主要以复兴古典作品而著称，其中既包括希腊语也包括拉丁语作品，但在公民人文主义中无疑有一种对罗马的偏爱。对比经院主义传统，人文主义话语的新颖之处类似于罗马对希腊哲学的背离，即典型罗马的对积极生活的兴趣，对修辞学和伦理学本身（较少成体系地建立在宇宙论、形而上学或心理学之上）的兴趣。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经院主义的先知，在公民人文主义中，他则被彼特拉克誉为古代“伟大天才”的西塞罗取而代之，或至少被他补充。亚里士多德倾慕政治生活可能并不亚于他倾慕沉思生活，但是，作为完美的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更直接地表达了共和主义的积极行动精神。正是西塞罗，有可能被乞灵来对抗基督教的尤其是奥古斯丁式的宿命论——这关乎通过人类卓越和行动实现一种此世好生活的可能性。要成就那种卓越，特别是要成就对于积极行动的公共生活至关重要的修辞学技艺，正需要西塞罗来引导共和主义教育观。但是，罗马的榜样也意味着其他事情。当亚里士多德阐述人是一种政治动物的经典描述，阐述城邦是表现人类卓越的领域的理论时，他并不关心如何从危及城邦生存本身的外部威胁中保卫城邦。在马其顿征服希腊之后，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形式的城邦实际上已经消亡。但是，这位哲学家拥护甚至侍奉马其顿的霸权，而且，与亚历山大独特的帝国治理模式（它以表面上自治的自治市中的地方贵族为中介）相适应，他为帝国统治下的城邦构想了一种新生命。对亚里士多德来说，马其顿的霸权具有额外的优点，即它取代了激进的雅典民主，加强了贵族权力以抵制放肆的平民统治。这种微妙的阶级权力平衡要求压制社会冲突，特别是富人和穷人的冲突，这是这位哲学家主要的实践关怀。因此，马其顿代理人统治下，帝国驻兵监视下的理想雅典公民，不是具有斗争精神或具有军人德性的人。罗马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个共和国本身就是一种帝国权力，其征服创造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它具有前所未闻的最庞大军事力量。尽管罗马思想家例如西塞罗，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信奉一种“混合”政体——在其中平民从属于贵族，但是，在西塞罗的罗马，公民文化的核心是一种军事伦理。这是在佛罗伦萨自治受到威胁的背景下谈论马基雅维利时最需要留意的。他采用了公民人文主义的“男子气概”或德性（virtù）的观念，将其尚武精神发挥到极致。 3．《君主论》在马基雅维利最著名的，甚至可以说臭名昭著的著作《君主论》中，针对任何诉诸道德原则以区分权力的正当使用与不正当使用的政治权力概念，他都摆出了他的“马基雅维利式”挑战。很明显，没有什么正当权威，权力需要以任何必要的手段来维持。马基雅维利希望把这个原则推展到多大范围，仍是有争议的问题。无论他动机何在，无论他是在寻求美第奇家族的认可，还是仅仅被政治放逐中苦涩的反讽意识所驱使，那些把他视为一位“现实主义者”的评注者，无疑比那些把他视为政治罪恶的代表性鼓吹者的人更接近真实。《君主论》和《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之间存在着确凿无疑的差别，无论其程度大小。几乎可以肯定，《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更加准确地表达了马基雅维利自己的倾向，它显示出对共和政体的偏好，这种偏好要求他对好政体做出某些判断，而他在《君主论》中拒绝做出这样的判断。下述问题已经多有论述：马基雅维利与公民人文主义传统的联系与差异，更具体地说，将《君主论》置于他的同代人所熟悉的一种体裁（人文主义者给君主的建言书）中的何种位置。昆廷·斯金纳写道，正如对于这种体裁的其他写作者那样，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君主的基本目标，我们从《君主论》中通篇回响着的一个句子那里学到的，一定是保持地位，即保持他的权力和既有的政府结构。尽管要维护和平，但一位真正的君主必须同时寻求‘确立一种将给他本人带来荣耀，同时惠及他的全体臣民的政体形式’”。[6] 在他对保持地位的含义做出的解释中，斯金纳观察到，马基雅维利明显且公开地背离其他人文主义者之处，在于他坚持认为动用武力的意愿对于一个好的君主制政府是必要的，这与传统人文主义对德性（virtus）或男子气概与力量（vis）也就是强力的区分形成对比；背离之处还在于他对人文主义者的君主美德描述（它既要求最高的个人道德标准，又要求严格遵循正义原则）的不同意见。[7]但是，这种离经叛道可能较少与就如何最好地维持斯金纳所谓“既有的政府结构”形成的不同观点有关，而更多与马基雅维利对外部军事威胁的集中关注有关，这些威胁使战争居于他的学说的核心。当马基雅维利谈及（由于他如此频繁地谈及）地位（lostato）时所指为何，这仍是个学术争论的话题。这个问题再一次聚焦于他心中形成的是一种作为非个人性的法律与政治秩序的“现代”国家概念，还是一种作为个人财产或所有物（dominium）的前现代政治权威观念，抑或是某种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性的东西。在马基雅维利的“地位”中，仍有许多前现代的个人性成分，因为它强调君主个人的权力和荣耀。但是，即使它也存在一种非个人性成分，它也较少与一种“现代”国家概念有关，而更多与马基雅维利的军事关注和森然逼近的外部威胁有关。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以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同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法比较的。指望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人心甘情愿服从那个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或者没有武装的人厕身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能够安安稳稳，这是不符合情理的……因此，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而且他应该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更加注意这个问题。[8] 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模式超出了战争技艺的范围。在《君主论》中，他不单纯是把战争当作君主的主要关注。他的领导概念、政治道德概念都与军事有关，而且，维护一个成功的政治秩序的条件说到底就是一支军事力量成功的的条件。在他看来，理想的情况是通过冷酷领导和民众支持之间的一种复杂平衡，通过残忍行为、频繁背离传统道德的能力和调动普通士兵忠诚的能力，这一点可以得到最佳实现。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模式对传统的军事贵族没有用处，他理想的军事组织是一种公民军，这个事实使成功的条件更加严格。而且就此而言，《论李维》更清楚地表明，他关于军事成功的观点与他的共和主义观念变得难以分离。马基雅维利对于宗教的看法也是个争议话题，这不仅是因为，特别是在《论李维》中他认为，传统基督教的影响削弱了积极公民生活所需要的阳刚之气，即德性。然而，他的观点与其他人文主义者多有共通之处，因为他挑战的不是基督教信仰，而是经院主义的基督教宿命论，后者要求服从宿命和命运的盲目力量，并把此世微不足道的善（健康、权力、荣誉、名望、荣耀）当作无用和不值得的追求。他仍然与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不仅否认大部分人类生活是由超出我们掌控的机运，即命运（fortuna）的号令所决定的，而且强调宿命或命运或上帝意志施加给我们的限度之内的人类行动范围，他由此来挑战这些信念。命运可以成为一个有德性之人的朋友，而不是超越人类能力和行动范围的毫无怜悯的敌人。一切政治秩序当然都不可避免地会衰落，之后一种新的秩序必将被建立，而这对德性提出了甚至更大的要求。在这个方面，马基雅维利离其他人文主义者同样不远。他背离人文主义传统之处在于，他坚持德性可以与传统道德背道而驰；他坚持尽管有（或者正因为有）人性最顽固的弱点，政治稳定仍是可能的；他坚持有德性之人必须常常做出暴力行为，特别是在新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当然，马基雅维利关于创造和维持一种成功政治秩序之条件的观点，取决于某些对人类行动可以实现的可能性的信念，而且，他的军事原则是由某些关于历史和人性的更根本假设所支撑的。他从未确切阐明他的人性概念，尽管通过强调人类永不餍足的欲望、他们的短视和嫉妒，甚至他们一般而言的不可信，他的确假设了最坏的人性。但对他来说，关键问题在于，因为人性在本质上是不变的，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益，效法成功的行动，同时不去做那些曾经失败的行动。人类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可以塑造这些环境，并且在如此做时塑造自己，而且，正是那些看起来对稳定和社会秩序产生负作用的品性，可以被引导产生积极的结果。因此，马基雅维利的军事型政治秩序模式，造成了他在下述方面最为人熟知的“马基雅维利式”刻薄话，如在创造和维持政治体中武力和暴力的必要性，在维护领导地位上恐惧的重要性（对一位领袖来说，同时被爱戴和畏惧当然最好，但如果他必须做出选择，恐惧一定是首选）；无情地处置对手（即使这意味着违背最受重视的传统道德原则）的要求，等等。武装与没有武装的对立居于马基雅维利政治理论的正中心。在《君主论》中，他的主要批评指向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此人也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最著名的领袖之一。作为一名多明我会修士、布道者和先知，萨伏那洛拉于1494年美第奇家族被逐时领导佛罗伦萨。但是，马基雅维利说他是一位“没有武装的先知”，与“武装的先知”如摩西，或领袖如居鲁士、忒修斯、罗慕路斯形成截然对比。后面这些人也创立了一种新秩序，但是，不像没有武装的先知，他们能够维持自己的地位。马基雅维利的整个政治理论在许多方面都指向没有武装的先知的失败。萨伏那洛拉预见到了法兰西的入侵，他谴责佛罗伦萨在美第奇家族治下的腐败和堕落。实际上，起初他预言了这个城市的陷落，这是上帝意志所注定的，为了惩罚其罪孽。但他接着赞扬佛罗伦萨共和国，他宣称，通过清除道德腐化，共和国可以自我恢复。当美第奇家族逃跑并且法兰西人撤走时，这位布道者的可信度骤然提升，而他关于一个不受腐蚀的基督教共和国的设想支配了人们短短几年，“虚荣之焚”（bonfireofthevanities）是其最具标志性的时刻。由于他攻击包括教士在内的道德腐化者，他在教会中树下有权势的敌人。佛罗伦萨人民已经厌倦他的道德主义统治，他失去他们的支持后，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逐出教会，并于1498年被处决。就论证形式而言，萨伏那洛拉对共和国的辩护本质上是经院主义的。人文主义对人类自主性和卓越的思索，尽管对基督教确实并不陌生，却难以与这位布道者对神意至上的坚定信念相容。他赞颂共和主义的自由，但不是凭借斗争，而是凭借消除腐败和压制公民政治秩序内部的冲突来保护它们。在他被处决后，仍是佛罗伦萨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他的追随者倾向于由大议事会（GreatCouncil）统治的贵族制威尼斯的范例，或封闭政府（在美第奇家族统治之前统治共和国的受限的公民政治秩序，得到佛罗伦萨贵族的拥护）时期的佛罗伦萨的范例。在这些方面，马基雅维利都不同意萨伏那洛拉及其支持者。关于马基雅维利对萨伏那洛拉的态度，人们多有争论。有评注者认为，马基雅维利对这位布道者同等程度地既尊重又谴责，例如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确实赞扬了他。但是，马基雅维利关于斗争、冲突和武勇的学说与“没有武装的先知”直接对立，与基督教宿命论、与求诸上帝意志来回应法兰西入侵这类灾难的做法截然相反。 4．《论李维》马基雅维利相信每个国家最终都会衰落，他的这种确信表面上预示着他赞同在其同代人和前人中司空见惯的关于循环的历史进程的看法，以及关于那些即便是最稳定、最强大的政治秩序也不可避免会衰落（尽管其领袖可能被赋予卓越德性）的看法。在《论李维》中描述不同的政体形式和它们兴衰的条件时，他也（至少在形式上）援引了他的古代前辈特别是波利比乌斯。但很快就水落石出的是，他心中另有想法。他告诉我们，其他写过这类问题的人曾说有三种主要的政体形式：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他接着写道，他们还说实际上有六种，三种好的形式和三种坏的，每种好的形式都有堕落为一种有害的变体的倾向：君主制容易变成暴君制，贵族制容易变成寡头制，民主制容易变成无政府状态。然后，马基雅维利指出，古典作品中的这六种形式都是有害的，“坏的”有害，因为它们本身是坏的，“好的”有害，因为它们如此易于堕落。他告诉我们，为了避免这些基本形式的难以避免的恶，古典作家倾向于选择一种混合政体。马基雅维利走过场一般把早期罗马史概括成从君主制到贵族制再到民主制的转变过程。但是，很快就可以发现，他与他的前辈根本不同，因为他在处理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古人界定的政体形式。他感兴趣的是对他的时空有直接影响的国家形式：首先是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它们由从寡头性质到更具包容性的（尽管绝不是民主性质的）公民团体统治；（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正在兴起的君主国如法兰西和西班牙，城市国家受到了它们的威胁。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古代的分类法，尽管没有系统地阐述它。这就是君主国与共和国的简单对立，共和国要么是民主制的，要么是贵族制的。而他探究这两种形式的主要目的甚至更为明确：思考维护自由的条件。归根结底，这就是《论李维》的首要主题。就此而言，它提出的问题已然不同于柏拉图在解释政治兴衰时所关注的问题，甚至不同于波利比乌斯——马基雅维利表面上吸收了他的“混合政体”思想。但是，即使他对共和主义自由的关切与同时代的公民人文主义者而非古代的政治循环观念有较多共同之处，他得出的一个观察仍使他走上了一种不同道路。回顾一下这个观察，也使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君主论》。在描述兴衰循环时，他写道：因此，这就是所有以前的共和国都在其中运转的循环，无论它们是自治的还是被统治的。但是，它们很少回到相同的政体形式，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共和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对这些变动能够经历许多次而仍然屹立不倒。往往发生的是，在动荡状态中由于缺少审慎和力量，一个国家臣服于一个组织得更好的邻国。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共和国就有可能一直经历这些政体转变。（《论李维》I.2.13）[9] 这个观察不仅仅是一个序言，预兆着随之而来的对一种政体之优点的评论，据说这种政体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这三种主要形式，由此增强了稳定性，就像罗马共和国那样。在这个方面，马基雅维利表面上与“混合”政体的其他鼓吹者有较多共同之处。同时他坚称，在罗马“是平民与元老之间的摩擦导致了这种理想成就”，由此他背离了传统。他背离了古典观点，即混合政体是一种合成的（consolidating）寡头统治形式。在佛罗伦萨政治的语境下，他不太需要贵族。尽管他不是一个民主派，但他更倾向广泛政府而非封闭政府，而且，如果要在民主制和寡头制之间选择，他的偏好可能会是民主制。然而，他的评论表明，对于政体分类，或保护或毁灭特定政体形式的内部条件，或一者向另一者转变的机制，他都较少关心。他更关心的是国家本身的维持，特别还有其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如果政体变迁的循环不被征服打断，那么它们不论好坏都会永远继续下去。政治稳定的根本标准不是任何特定政体形式的品质或持续性，而是国家抵挡外部军事威胁的能力，无论国家的形式是什么。这并不是说马基雅维利感兴趣的仅仅是军备，而对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的一般条件或人民幸福的一般条件不感兴趣。但是，即使当他背离《君主论》的道德无涉时，他对外部威胁的关注仍然影响着他就政治成功所谈论的一切。在《论李维》中，他仍然关心国家在外部入侵面前的生存，他一如既往直接和坚定地鼓吹必要时的暴力和欺骗。这里，思考内部冲突的方式仍然与思考国家间战争没有太大不同。但是，现在他把分析扩展到防范外部威胁、维护地位/国家的最基本条件之外。而他的要求比《君主论》中的更为苛刻，因为问题不再仅仅是生存，甚至不仅仅是国家免于外部支配之自由的维护，还有国家内部公民自由的保存。这要求的比免除暴政要多。其根本条件仍然是城市国家的自治，即其免受外部征服的自由，特别还有不依赖外部势力的自由。然而，还有更加紧要的事情。尽管他确实讨论了维持君主国的条件，但他的主要关切是一个自由共和国的奠基和保存。然而，《论李维》中有多少内容在讨论军务，他对共和政府本身的偏好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从军事角度铸成的，这一点是引人注目的。共和主义自由或许本身是好的，但一般而言，平民政府也带来了更可靠的军队和更优秀的士兵——尽管他们必须服从领导。甚至可以说，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共和制之所以整体上比君主制政体更好，原因在于它易于造就一支更有效率的战斗力量，正如罗马史已经如此明白地证明了的。在此，马基雅维利的军事关注和他的共和主义水乳交融。他的军事理想即公民军确实需要领袖，但那是种能够激发行伍之忠诚与爱戴的领袖。普通士兵不能单纯地成为顺从的炮灰，他们必须感受到领袖的尊重并且自身必须具有军人德性。雇佣军一般是由传统军事贵族领导的，而公民军要求贵族从属于更大的公民共同体。当马基雅维利称赞社会冲突的好处（这在他的时代是不常见的，而且与例如亚里士多德式原则形成鲜明对比）时，他所想到的不仅是它在维持公民战斗精神上的效果，还有为了限制贵族而进行持续斗争的必要性。在这个方面，他甚至背离了西塞罗，西塞罗分享了亚里士多德对贵族主导地位和维护它所需要的那种社会和谐的偏好。尽管马基雅维利对共和主义自由的偏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它造就更优秀的军队的信念塑造的，但他的论证的军事色彩不仅仅关乎抵御外部威胁。如果他仅仅是在书写兵法——正如他在自视为最大成就的那本同名书中所做的那样，那么，他特有的“马基雅维利式”原则在应用于日常政治事务时就不会那么骇人听闻。他就暴力和欺骗所说的事情，对一位军事战略家而言根本不陌生。他对一个人要适应时代和既定形势的坚持（这被评注者们认为是对其同代人和前人的标准看法极其明显的背离，那些人用某种普遍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政治）也是如此。要知道，对欺骗的鼓吹、对适应变化着的条件之必要性的鼓吹，是最早的军事杰作之一《孙子兵法》的核心，它的作者是公元前6世纪中国的孙子。马基雅维利的新颖之处是把这些军事原则运用于政治，而这根植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极其特殊的条件。军事性政治模式构成《君主论》的本质，也同等程度地构成《论李维》的本质。他坚称，维护一个共和国需要残酷无情的领导，这种人要准备好违背传统道德，而他的朋友兼老师皮耶罗·索德里尼没有做到这一点。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这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是，欲理解马基雅维利在此对国内自由和秩序的关注，需要更多东西，即对政治失序和衰败的条件进行更细致的观察。在《佛罗伦萨史》中，他以一定篇幅重述了梳毛工起义的事情，把它表现成他的城市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无止境的派系冲突和社会冲突的高潮。在一篇作者被认为是梳毛工中一位激进分子的演讲中，他以最具戏剧性的方式总结了何为紧要之事。正如城市贵族的经济竞争表现在政治派系中，城市穷人对劳动报酬不足产生的经济不满也转变成了就行会特权展开的冲突，进而转变成政治权力斗争。这种类型的权力斗争很容易具有战争性质：我们的对手不团结而富有；他们的分裂将给我们带来胜利，而他们的财富一旦成为我们的，就将用来支持我们。但是，不要被古老的血统欺骗，他们借此把自己抬高到我们之上。因为所有人都有同样的起源，都同等地古老，而且自然用同一个样式造我们所有人，我们彼此相似。我们穿上他们的衣裳，他们穿上我们的，我们就看起来高贵，而他们看起来卑贱——因为穷与富制造了所有差别……所有取得了巨大权力和财富的人，要么运用武力，要么运用诡计；他们所获得的东西不是靠欺骗就是靠暴力所得，为了掩盖不光彩的获取手段，他们竭力用正当收益的虚伪名号使之圣洁化。那些不精明或不机灵的人不这样做，他们被奴役和贫困压得喘不过气……因此，当机会具备时，我们必须运用武力。命运不会提供给我们比现在更好的机会，当前公民仍一盘散沙，执政团犹豫不决，官员惶惶不安。所以在他们达成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他们。由此，我们或者能得到城市的整个统治权，或者能得到它的相当大一部分，以至于可以使过去的错误得到原谅，而且还有足够的权威威胁这个城市说会在未来某时再兴风云。（《佛罗伦萨史》III.3）这戏剧性地捕捉到了佛罗伦萨政治的现实，而且可能比马基雅维利著作的其他段落更突出地概括了他对自己的政治理论注定要面对的问题的理解。这里他并不是在鼓吹演讲所建议的暴力，但他看到了事情如何及为何发展到这般田地。他甚至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这种情势下，这要比执政团已经做过的事情更加可取。在《论李维》中，当他对一种成功的共和主义秩序（它同时是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提出建议时，恰恰想要避免类似的血腥结局。他想要实现的平衡是困难的。公民自由要求贵族受到约束而人民在政治中具有某种地位。更有可能通过公民军而非不堪信任的贵族及其雇佣军而实现的军事成功，也要求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某种平衡，而且还要求某种程度的内部冲突，这是人民和贵族之间一种有益的张力。问题在于，内部冲突往往会滑向全面战争。罗马人至少在共和国的帝国扩张时期一度实现了恰当的平衡。他们不是像古代斯巴达或威尼斯那样，靠单纯的寡头统治和对平民的压制而建立帝国。他们通过保民官赋予人民话语权，使社会冲突制度化并得到引导，由此找到了一条寡头制和民主制之间的中间道路。与所有谴责贵族与平民之争的流俗之见相反，马基雅维利认为，正是这些争执保护了罗马的自由。如果马基雅维利看起来是一位政治“科学家”，或者甚至是一位政治“现实主义”先驱（avantlalettre），那么，这些品质更多与他立足于自己的城市国家的政治现实及其军事性公民文化和面临的迫近危险有关，而较少与任何现代国家概念或同科学方法的某种亲近性有关。[10]他的军事性政治模式符合佛罗伦萨国内政治的现实，在那里，政治竞争和派系倾轧往往濒临战争边缘，并不亚于他的城市面临的外部威胁。他比其他公民人文主义者更不含糊地确认了这个前提：战争（无论国内国外）的目的是胜利，如果可能的话，要符合道德原则，但如果不可能，就要用残酷的暴力、欺诈和诡计。在佛罗伦萨现实和公民人文主义文化的语境下，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模式是一种相对较小的视野变化，但这足以使关注焦点从正当的政治秩序或有德性的君主转向单纯的夺取和维持权力的手段。尤其当马基雅维利以生动、坚定的散文风格表达这一点时，看起来像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创新。因此，恰恰是他对一种实际已成明日黄花的政治形式的信奉，造就了被许多评注者解释成马基雅维利最“现代的”政治观念的东西。他对统治的看法，对获取和维护权力之手段的看法，对公民之间关系乃至君主与臣民之间关系的看法，都扎根于城市国家的条件。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城市国家界定了政治领域。这影响了他的军事性政治模式，而这种模式使他的政治理论在一些评注者看来具有一种现代独有的“现实主义”气息。但是，这也造就了一种公民自由概念，从而使他的观念具有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比起正在兴起的，将要塑造现代民族国家新世界秩序的领土君主国那里诞生的政治观念）更为现代读者所熟悉的味道。例如，在16世纪法兰西政治思想经典中，政治领域不是一个公民共同体。它是各种互竞的司法权（君主、贵族、地方长官和各种法人团体）角逐的领域。当让·博丹概括出一种支持“绝对主义”君主制的论证，并构思出一种后来被称为现代国家演进里程碑的主权理论时，他是在处理君主相对于各种自治程度不一的法团权力的地位问题。即使反绝对主义的论证，也就是胡格诺派的反抗小册子，也与公民的权利和权力无关。相反，当他们主张“人民”权利、反对中央集权君主时，他们所主张的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是各种官员、“次级”长官、地方贵族、城市法团和其他法团权力的自治权。在很早就具备欧洲最有效率的行政体系的英格兰，法团权力要弱于法兰西，而且，即使在君主与贵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从《大宪章》到内战），问题也不是那种界定了法兰西政治领域的司法权之争。政治领域一般被设想为国王与议会的一种合作关系，英格兰人也逐渐开始用人民主权的术语来表述这两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回过来讨论英格兰的特殊性，以及那些挑战流俗智慧的激进观念。但现在我们只需指出，即使当保皇派和议会派大动干戈时，出于他们自己独特的理由，英格兰人仍不愿意定义一种由公民的权利和权力（区别于议会的权利和权力）所界定的政治领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甚至“共和派”也并不总是清楚这一点：公民权利意味着的东西多于议会（实际上或“实质上”）代表的那种权利，后者并不必然包含选举议会的权利。相比之下，文艺复兴时期各城市共和国把法团原则和法团自治扩展至公民共同体整体。而且，相比领土君主国的话语，这里产生了表面上与现代人民主权观念，也就是与公民主权观念更为接近的东西。在今天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公民权利是真正现代政治的一个标志。这使得一些评注者可以把“公民人文主义”或甚至文艺复兴“共和主义”当成通往现代世界的一扇窗户等。但是，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公民法团成员身份描述成“公民身份”，或许是误导性的，因为它把政治权利归于法人团体而非个体公民。同时，共和主义话语较少与现代国家的到来有关（除了将它视为对城市国家生存的一种威胁），而更多与一种现代已经消亡的政治形式中公民原则、商业原则和军事原则的独特统一体有关。 [1]C.B.施密特等编：《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CambridgeHistoryofRenaissancePhilosophy,edsC.B.Schmidteta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第2页。这个洞见归功于，或至少最应归功于德国哲学家和睿智的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 [2]对这些论点的更多讨论，参见艾伦·伍德：《资本帝国》（EllenMeiksinsWood,EmpireofCapital,London:Verso,2005），第54—61页。 [3]在《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中对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有更多讨论，参见第218—225页。 [4]转引自罗伯托·里多尔菲：《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生平》（RobertoRidolfi,TheLifeofNiccolòMachiavelli,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63），第152页。［中译文采用《马基雅维利全集·书信集（下）》，段保良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第511页，有改动。——译注］ [5]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佛罗伦萨政府对话录》（FrancescoGuicciardini,DialogueontheGovernmentofFlorence,ed.AlisonBrow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第34页。 [6]斯金纳：《政治哲学》，载于《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QuentinSkinner,“PoliticalPhilosophy,”inCambridgeHistoryofRenaissancePhilosophy），第431页。 [7]斯金纳：《政治哲学》，载于《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第432—433页。 [8]译文参考《马基雅维利全集·君主论·李维史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56—57页。——译注 [9]译文参考《马基雅维利全集·君主论·李维史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51页，有改动。——译注 [10]路易·阿尔都塞给出了一种不同的对马基雅维利的恒久洞见（如果不是他的“现代性”的话的话）的解释，参见其《马基雅维利与我们》（LouisAlthusser,MachiavelliandUs,transl.GregoryElliott,London:Verso,1999）。他认为，马基雅维利的独特之处不是他旨在寻求发现一般法则的“科学”路径，而是他对政治“非常时刻”的集中关注。的确存在着不同情形下反复发生的恒常之事，它们也必须得到清晰的理解。但是，它们在不同情形中以不同方式显现，这意味着，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非常时刻”中，一般和特殊以不同方式进行组合。根据这种论点，马基雅维利的特殊力量不在于他提出了某些普遍法则，而在于他把握住了非常时刻的特殊性和政治实践的“机运”性质。无论他自己的政治倾向是什么，他的主要关切都是政治行动必定发生于其中的非常状态，它们需要不同的回应方式。这个论点（尽管它可能夸大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对“非常时刻”思考的缺失），确实抓住了马基雅维利的进路的某种独特之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一种像马基雅维利的进路一样坚定不移的“非常时刻”进路，可能更加为军事战略家所谙熟，而且许多世纪前它已经在中国以大同小异的方式得到了表达。马基雅维利在这个方面的原创性或许仍然在于，他出于并非特别“现代的”理由将这些军事原则应用于政治。
第一章转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2012）第一章转型 1．现代早期欧洲？ 2．何种“现代”国家？ 3．现代政治思想？ 4．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从其农业起源到工业化早期），宗教改革中的宗教分裂，民族国家的演化，现代殖民主义的扩张，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文化里程碑，扎根于弗朗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或勒内·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之上的现代哲学与一场科学革命——所有这些重大的历史发展，虽然不时被国家间战争，以及升级至并包含了内战的人民起义、造反与叛乱所打断，但都被归于所谓的现代早期。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正典不成比例地云集于“现代早期”思想家那里。尽管历史学家会对是否把这个或那个名字囊括进来产生分歧，却无法否认这个时代拥有太多的巨擘，从马基雅维利或霍布斯到洛克和卢梭，他们的权威地位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不可撼动。然而，所有划分纪元的历史界碑，乃至它们的惯用名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更不必说“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兴起”——却常常引发历史学家之间的争执。就此而言，“现代早期”这个名称亦复如此。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完全单纯的、尽管不太准确的描述性标签，大致标示着中世纪和成熟的现代性之间的断代。为简单起见，也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我们将在这个几近中立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标签。但这里的问题远比年代学多。无论我们选定哪个日期［比如约1500年（或1492年？）至1800年或1789年甚至1776年］，现代早期都预设了一个有别于古代、中世纪，或至少有别于“前现代”的现代观念，预设了一个本身就会引发问题的现代性观念。已有大量的智识努力用在澄清“现代性”的观念上，我们在后面将有机会遇到它所引发的某些问题。眼下我们这样说就足够了：尽管对于到底是什么构成了“现代”，它是好是坏抑或是道德中立这类问题存在争议，但在“西方”文化中仍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它超越了除此以外几无共识的不同思想流派。即使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有着明显区别，仍存在着一种独一无二、包罗万象的欧洲历史和现代性降临的叙事，即一个由间断点同时也是转型过程（以根本转变为标志的从一个时代到另一时代的过渡）所界定的叙事。在这一叙事中，无论现代还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它都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特征的混合体，结合了资本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喜欢称其为“商业社会”）、法理型政治权威（可能但并不必然地伴随着对其自由主义民主形式的偏爱）以及技术进步——或在市场、国家、世俗主义和科学知识中体现出来的各方面的“理性化”。着重点和首要原因可以多种多样，也可以在现代性的经济、文化、社会各因素之间达成不同的平衡。对于造就了现代时期的那个转变过程，可能也存在着激烈争论。关键的转型可以被界定为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资产阶级的兴起，向自由的进军，与传统的破坏性决裂，以及其他众多事情。但是，很难找到这样一种“现代”的概念，即在其中“理性”探索的文化、技术进步、市场经济和一个“理性”国家，不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或好或坏地紧密联系在一起。[1] 近些年，在某些历史解释中，现代早期和现代之间的分割线被更明确地刻画出来，因为现代早期易于同“中世纪晚期”融合在一起。尤其在政治思想史学家当中，有些人质疑现代早期的概念，理由是中世纪思想家与那些被描述成现代早期的思想家之间并无明显断裂。这种解释认为，在给“中世纪”画上句号的一系列历史转变中，政治观念自始至终具有显而易见的连贯性。但即使在这里，现代性概念以及与此联系的传统叙事同样反复出现。无疑，有些人拒绝现代性这个概念本身。它让一些人心神不安，因为它总是与进步观念相伴相随，而后者带有目的论意味，或者说后者在20世纪的恐怖之后显得可疑。另一些人则反对任何类型的“宏大叙事”，宁愿抛弃“长时段”而聚焦于局部、特殊与偶然。由于“现代性”意味着一种从古代到现代的漫长历史梳理——其中至少暗含着对前者如何导向后者的解释，所以对长时段视域的拒斥使他们无力承担一种现代性概念。尽管存在这些争论，现代性概念几乎从未受到一种既全盘质疑传统范式又具有长远历史观的视角的挑战。从启蒙运动的进步概念，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或辉格式历史解释，或韦伯式历史社会学，以及它们丰富多样的遗产，尽管这些最有影响的“宏大叙事”对现代性的判断充满歧异，但都从根本上完整保留了惯常的现代时期复合图谱。对现代性标准叙事的挑战，往往更多地来自各种不连贯或碎片化的历史，来自对历史因果关系乃至历史进程缺乏长时段观察也鲜做阐释的“后现代主义”或“修正主义”解释。即使如此，顽固不化的现代概念仍经常从后门溜回来。 1．现代早期欧洲？那么，谈论现代早期政治思想到底意味着什么？“现代”国家的成长，及其由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民族边界构成的堑壕，无疑是现代早期的一个核心特征，而且它以某种方式影响了那些进入其力场（fieldofforce）的所有形式的政治组织。但是，作为本书主题的西方政治思想正典，在那个时期也同样受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形式的塑造：意大利城市国家、让人眼花缭乱的德意志管辖区、尼德兰商业共和国，更不用说还有神圣罗马帝国，它既自觉地返回古代帝国又致力于成为民族国家（尽管最终失败），又与其他世俗的和教会的主权主张者处于持续的紧张关系之中。现代早期的概念不仅包含现代国家或现代经济的崭露头角，还包含文化和智识的发展，后者起源于各不相同的，并不具有明显现代特征的社会政治形式，例如意大利城市国家，文艺复兴在那里开花结果，或萨克森选侯领地，至少据历史传统说法，马丁·路德在那里发起宗教改革。这些情形大相径庭，不仅体现在其政治形式上，而且体现在公共权力、私有财产权和生产阶级之间特定的相互作用上。这些差别将造成各具特色的政治话语传统。即使当某个时刻，城市国家与君主国（principalities）在神圣罗马帝国薄弱的统治下偶尔结合在一起时（也就是德意志人与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与荷兰人的情况），情形依然如此。当然，意大利人与德意志人，西班牙人与荷兰人，就此而言还有英格兰人与法兰西人，都分享着一份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且我们论述的时代始于特殊的文化统一体的某一时刻，该文化统一体表现为：联合起西欧学者们的拉丁语，整套基督教神学，复兴的希腊古典政治哲学，由欧洲人文主义构成的“文人共同体”。然而，这个共同的智识词汇表只是使各民族传统的多样性更加突出。西方政治理论所承袭的语言在适应不同的背景环境时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灵活性；每一种特殊的历史形式都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问题，同一话语传统被调动起来，不仅是为了给出不同的答案，而且是为了回应不同的问题。[2] 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谈论“现代早期欧洲”是否仍有意义？或者更具体地说，设想西欧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实体，在本书所覆盖的年代里经历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历史发展模式，是否有意义？后面我们将更多强调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但是眼下让我们考虑共同的基础。在这部政治思想的社会史第一卷中，我曾指出，在其所有变化形式中，西方政治理论都是由两种权力来源，即国家与私有财产权之间的显著张力塑造的。所有的“高等”文明当然都有国家，有些还有复杂的私有财产制度；但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尤其是西罗马帝国的，在后来的西欧出现的发展，把财产权当作一个独特的权力中心，赋予了其相对于国家的异乎寻常的自主地位。例如，可以考虑一下罗马帝国与早期中华帝国的对比。在中国，一个强大的国家通过挫败大的贵族家族并阻止他们占有新征服的领土，任命中央官员管理新征服的领土，来确立自己的权力。[3]同时，农民处在国家的直接掌控下，国家保留农民财产作为税收和兵役的一个来源，并确保土地占有的碎片化。相形之下，罗马并未依靠强大的国家就实现了帝国扩张，它由非职业人员统治，在一个小城邦的最小政府中实行土地贵族的寡头政治。尽管农民是公民共同体（civiccommunity）的一部分，他们仍从属于有产阶级；帝国扩张后，由于要征召农民士兵远离家乡服兵役，致使许多农民的土地被剥夺。土地日益集中在贵族手中，（至少在罗马时期的意大利）它大多由奴隶耕作。当共和国被帝国及其官职结构取代后，土地贵族仍继续聚敛庞大财产。在中国，巨大财富一般源于中央政府的官职，然而在罗马帝国，土地仍是唯一稳定可靠的财富来源。即使在其鼎盛时期，相较于中国，帝国也是“统治薄弱”的，主要通过地方贵族的巨大网络来实施管理。就我们所知，罗马帝国乃是强大帝国和强大私有财产权相结合的首例。这种强有力的，尽管有时并不轻松的合作关系，在罗马的“统治权”（imperium）和“所有权”（dominium）概念中得到表达。当罗马的“所有权”概念应用于私有财产时，它无比清晰地表达了私人的、排他的、个体的所有权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权力的观念，而“统治权”则界定了一种附属于特定的民政长官，最终附属于皇帝本人的发号施令的权利。在西方法律政治思想史上，私有财产权和公共司法权并非总是如此泾渭分明，然而，罗马人在区分国家的公共权力和财产的私人权力方面确实开辟了新天地——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在中国，国家和劳动被国家占有的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直接的关系，在罗马，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并不存在于统治者和臣民之间，而是存在于地主和某种从属于他的劳动者（可以是奴隶，也可以是作为租户和佃农而被剥削的农民）之间。帝国解体后所剩下的就是这种基本关系，它幸存了下来并成为后几世纪的社会秩序基础。国家和强大的私有财产权两个权力极点的存在，再加上依靠有产阶级，很大程度上实施地方自治的帝国统治模式，即使在罗马帝国中也造成了最高权力的碎片化趋势。最终，碎片化趋势占了上风，留下了一个使农民束缚于地主的人身依附网络。当帝国解体，墨洛温王国、加洛林帝国及后继国家进行过几次权力再度集中化的尝试后，土地贵族的自治权开始在所谓的公共权力私有化、封建“主权分割化”[4]过程中自我伸张，随之而来的是公共职能被下放给地方领主和其他各种独立权力。这种下放的公共权力同时是一种占有权，即支配生产阶级的劳动，（尤其是从虽拥有土地，但在政治和法律上臣属于领主并为其劳动的农民那里）以租金或实物形式占有其产出的权力。由于找不到更好的术语，我们只得将封建主义或“封建社会”这个充满争议的概念，用于指称这种西方特有的主权分割化，它以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方式赋予私有财产权以公共权力的性质。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中世纪”时期大致可以被这种独特构造的统治地位及其衰落所标识。[5] 这种封建分割化以多种形式和不同程度存在。封建君权在有些地方会比其他地方更强大一些；部分欧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更高权威亦即神圣罗马帝国或教皇的支配。但是，政治分割化甚至影响到那些并不符合典型封建制度的欧洲政治实体。例如意大利，它被称为欧洲封建主义的“薄弱环节”，因为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城市贵族，在北方尤为明显，这与其他地方的土地领主阶级形成对比。然而，不仅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具有自身的碎片化统治，这可被称为一种城市封建主义，而且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所以能成为大商业中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在碎片化的封建秩序中作为贸易纽带而履行着至关重要的职能。无论我们是否选择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之间划出界限，至15世纪末，我们都能确认一种新的政治权力格局，以及财产权同有别于封建分割化主权的国家之间的新关系。当然，领主和自治的法人团体仍占据着突出位置，但是，正在进行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特别是在英格兰、法兰西和伊比利亚半岛）现在登上了舞台中心，甚至在对不同的政治形式，如意大利城市国家和德意志公国施加一种新的政治动力。例如，尽管意大利北部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之间的竞技场，对城市国家自治权的挑战却日益来自法兰西和西班牙这样的君主国的领土野心。关于封建主义的衰落，已经有许多解释。一些历史学家主张，正如封建主义的出现是由贸易萎缩所标示的，或者甚至是由其所导致的，商业扩张和货币经济的增长则不可避免地使封建主义寿终正寝；其他人却言之凿凿地指出，贸易和货币是封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内在地敌对于它。封建主义的衰落常常被归因于黑死病（14世纪40年代影响西欧的流行病）期间的人口骤减；还有人认为，人口骤减使农民在与需要劳动力的领主谈判时获得一种优势，此时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农民可能还有另一种谈判优势，即商业扩张过程中城市中心的增长带来的逃生路线。那时，领主试图重新强加并强化农民的依附地位，由此激起了各种各样的人民起义，而且，尽管西方的起义被成功镇压，封建秩序实际上却呜呼哀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可以归因于土地贵族对于一种足以防范叛乱威胁、维护秩序的更强大中央权力的需求，或者（也可能同时）可以归因于封建君主感受到了巩固自己地位的强大压力，因为来自农民的收入变得更加不稳定，君主与地主之间就农民劳动力的使用展开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当贵族的斗争演变成雄心勃勃的领土国家之间的战争时，压力变得更加巨大，正如百年战争中发生的最明显的事情那样，它起初是一场围绕法兰西君权的王朝斗争，后来则变成了法兰西和英格兰围绕领土边界问题的战斗。由于不断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它深深侵入欧洲并控制着东西方贸易路线）的商业挑战和地缘政治挑战，巩固中央统治的领土国家的动机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些因素无论单个还是所有都可能是重要的，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商业扩张、瘟疫、人口变化、农民起义和王朝斗争，这些在欧洲的不同地方都发生过。我们甚至可以承认，作为一种非常普通的动因，它们都在封建主义的衰落中发挥了作用。但是，抛开“诸封建主义”的多样性不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结果；使封建秩序让位的“转变”也远非一种。例如，西欧的农奴制终结了，而东欧却亲历了所谓的“二次奴役”。即使在我们主要关注的西欧，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截然不同，例如在英格兰就大不同于在法兰西；这些差异伴随着不同的国家形成路径。在君主与异常团结的贵族阶层合作发展的英格兰，领主掌握了最好的土地，包括因人口锐减而被闲置的地产。在法兰西，君主国巩固了一个贵族家族的统治而反对其敌手，它帮助保证了农民仍占有绝大多数土地，以此作为中央集权国家一个关键的税收来源。在这些不同的背景下，商业扩张也具有不同的影响。所有主要的西欧国家，更不用说经济高度发达的亚洲和阿拉伯穆斯林帝国，都深入参与了国内和国际贸易。但是，只有在英格兰，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自发地”出现了，并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甚至在其他最商业化的社会中也找不到的历史动力。[6]当资本主义在英格兰出现时，它并不单纯是更多的贸易、更广阔的商业网络，即不单纯是性质不变的数量增加。“资本主义的兴起”不能被仅仅解释成一个量变过程，即接近某个临界量的“商业化”。实际上，当英格兰的经济发展开始一种独特转向，产生了某种有别于传统商业模式，即古老的转让获利形式或“贱买贵卖”的东西时，它还远不是欧洲主要的商业势力。诞生于农村的英格兰资本主义造就了一种新型社会，以及一种独特地由竞争性生产，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利润最大化和持续资本积累的强制力所驱动的经济。当欧洲其他经济体后来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时，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在回应英格兰资本主义带来的军事和商业压力。 2．何种“现代”国家？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将审视西欧几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因为它们影响了各民族国家的“话语传统”。但是目前，为了阐明本书提出的语境史，我们可以聚焦于一种影响了所有发展模式的、提纲挈领性的发展：“现代”国家的演化，特别是英格兰和法兰西“现代”国家的演化。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昆廷·斯金纳告诉我们，13世纪末至16世纪末，“一种可得到公认的现代国家概念的主要要素逐渐成型”。他接着阐述自己对现代国家的定义，其视角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来自马克斯·韦伯：决定性的转变在于，从统治者维护“他的国家”（这里仅仅意味着维持他自己的地位）的观念，转变到这样一种观念：存在一种独立的法律和宪法秩序，即国家的秩序，统治者有职责维护它。这种转变的一个结果是，国家的权力，而非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这转而使得能够以独特的现代术语定义国家——它被定义成领土范围内法律和正当强制力的唯一来源，被定义成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对象。[7] 斯金纳解释说，至16世纪，至少在英格兰和法兰西，这些现代国家的要素已经明显可见。向一种现代的国家话语的转变，他指出，“看来首先在法兰西完成”。这不仅是因为在法兰西，继承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智识前提已经齐备，更因为在这里“物质前提”得到了更充分发展：“一个相对统一的中央权威，一个日益强大的官僚控制的机构，以及明确界定的国家疆界。”[8]“下一个发生了同样根本的概念转变的国家”，斯金纳继续说，“似乎是英格兰”，至16世纪30年代，在那里“这种发展所需要的一系列类似的物质前提和智识前提已经达成了：一个日益具有官僚制风格的中央政府，以及英格兰人文主义者中间对于‘政治学’问题和公法问题逐渐增长的兴趣”。[9] 这种表述掩盖了两者既在其国家性质也在其产生的“话语”形式上存在的诸多差异，这些差异也使其他某些关于“现代性”，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或“商业社会”）与“理性”国家之间联系的标准说法变得可疑。在随后几章，我们将更细致地考察从不同历史发展模式中产生的各异的政治话语传统；但是眼下，概括性地、初步地素描出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的差别，将有助于阐明这里提出的“社会史”。至少早在中世纪，故事就展开了，那时法兰克帝国正分崩离析，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西方世界最有效率的中央集权管理机构。[10]中世纪欧洲的一般性特征是我们所称的一种“主权分割化”，即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因为封建领主权和其他自治权力接收了许多在其他时空由国家履行的职能，并把对劳动力（通常是农民的劳动力）的私人剥削和行政、司法及强制的公共角色结合起来。尽管存在贵族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恰恰因为这种权力的存在），英格兰从未真正屈服于分割化主权；而法兰西即使在绝对主义君主制之下也从未完全克服它，国家的中央集权计划一直停留在议程上，直至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才实现。这也意味着，在国家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方面，英格兰和法兰西也存在重要差别。在英格兰，即使在英格兰法从表面上看最具有封建性且采邑制度达到鼎盛时，国家中央集权过程也在继续。当诺曼征服从大陆带来封建制度时，它首先也带来了一种军事组织，这种军事组织将权力授予一个中央权威，而且建立在英格兰业已存在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之上。诺曼人将自己确立为英格兰具有一定团结性的统治阶级，他们是一支从事征服的军队，既是大地主统治阶级，又是一种统治权力，而中央国家往往是其工具。此后，后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仍是君主和土地贵族的一项合作计划。这当然并不排除激烈的王朝斗争，而且，尽管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在质疑例如“玫瑰战争”的真实性，但是，为控制一个已经确立的中央国家而斗争的强大诱因无疑存在。16世纪，都铎君主发起一项国家中央集权计划，它（有争议地）被形容为“都铎革命”，它不是全新的创造，而是建立在由来已久的统一的国家机器上，当宗教改革来到亨利八世治下的英格兰时，这个国家机器将具有国教会的额外力量。这个中央集权计划是合作性的，这不仅是下述意义上：中央国家作为君主和土地贵族在议会中的统一体而发展，这种发展被完美地总结为“王在议会”这句古老俗语。这个合作计划还采取了中央国家和私有财产权之间劳动分工的形式。既然立法权和司法权日益收归中央，贵族也就日益依靠纯粹的经济剥削方式获得财富。近来的学术研究表明，小农并非像历史学家有时认为的那样从英格兰农村完全消失了。但事实仍然是，英格兰的领主尽管缺少欧洲其他地方的领主所享有的某些司法权，却掌握了最好的土地，论这些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中的程度，英格兰要大于法兰西，在后者那里，农民财产权占优势。当封建主义在整个欧洲经历危机，而农奴制在西方衰落时，英格兰的地主却处在得天独厚的有利地位上，可以利用他们仍然享有的纯经济权力，甚至当国家变得越来越中央集权的时候仍可以如此。在这个方面，英格兰地主阶级明显不同于大陆贵族，后者的财富源于某种“超经济”权力，或所谓“政治建构的财产权”，即各种形式的特权、领主权利和司法权的产物。[11]在英格兰，地产的集中意味着，土地在佃农（他们日益按照市场条件支付经济租金）那里得到程度空前的利用，而无法使用政治建构的财产权的地主逐渐开始依靠佃农在生产和竞争方面的成功。这种独特发展的结果是农业资本主义，之所以称其为“资本主义”，是因为占有者和生产者依靠市场维系自己的生存和地位，因此他们服从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指令，以及持续改进劳动生产率的需要。由于英格兰大地主与我们可称为资本主义农民的佃农之间的独特关系，英格兰农业史无前例地开始回应市场竞争的新要求。在一种独特国内市场的语境下，地主与佃农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意味着，双方在17世纪就已经为了利润而不得不提高土地生产力——促成他们所谓的改良（improvement）。改良和营利性生产成为进行统治的地主阶级的优先策略。这主要并不意味着技术革新——至少最初不是。这更多与土地利用的方式与技术有关，但还意味着各种新的财产权形式和概念，而这一点更为根本。理论上，农业改良和资本主义农业利润提升要求财产的集中。但是，它们首先要求消灭各种妨碍资本主义积累的习惯权利和实践。实施改良的地主和资本主义佃农，需要消除阻碍财产的生产性和营利性使用的事物。 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消灭习惯权利的压力日甚一日（例如，通过主张排他性的私人所有权来质疑对公地的公有权，对赋予小农无法律明文规定的占有权利的习俗性保有权提出质疑，排除各种对私人土地的使用权等）。这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排他性（排除其他个体与社群，清除习俗或公共管制对土地使用施加的各种限制）财产权的确立。经济权力与“超经济”权力的分离，意味着国家中央集权过程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相互紧密交织的，尽管有时候存在紧张。地主阶级与君主之间显然存在冲突，冲突在内战中达到顶点。但是，这些冲突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强度，恰恰是因为统治阶级和君主制国家之间的潜在合作关系。很早以前，英格兰统治阶级的利益就紧紧系于一个统一的议会及立法权，它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很大一部分。贵族也致力于实现一种全国性法律体系，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司法权冲突很早就告终了。甚至在13世纪初——一个君主与贵族之间暴力冲突的时代，当《大宪章》认为贵族的权利应由其同侪审理时，也并未主张他们对其他自由人的司法权利。普通法（它首先是国王的法）成为同时受到贵族和可以寻求王权保护的自由农民欢迎的法律体系，而法治被理解成君主本身服从法律。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里，这种无比统一的法律体系造就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自由”人，他只服从国王，而不服从其他次级领主。地主享有大量的地方权力，但是，离开采邑，在与自由人的关系中，他们作为王权的代理人行动。受控于采邑主权力的土地仍然存在，但是，“自由”英格兰人及其在自由保有的财产方面的个人“利益”（它得到普通法承认且无须接受领主权利要求或义务）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成物。相比之下，例如在法兰西，即使自由宪章也没有消解领主义务，而且，即使能够得到王权保护的自由农民也仍需服从领主的司法权。[12] 随着议会主张自己是普通法的最高解释者，英格兰普通法最终确实开始代表议会权力反对王权。在17世纪的内战中，在君主与议会的冲突中，普通法律师倾向于和议会站在一起，对抗同国王结盟的特权法院。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分割化的司法权针对中央国家维护自己。相反，这是对贵族在形成中央国家的那种合作关系中关键地位的一种肯定，那时这种合作关系受到了君主的挑战。同时，统治阶级既要求分享中央国家的公共领域，也主张自己作为地主而非国家官员在财产权的私人领域中的权力。由此看来，与其说问题是一种公共司法权主张，不如说是一种私人权利主张，这种私人权利倾向于保护统治阶级防范王权对合作关系的侵犯，保护财产权和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英格兰革命（从17世纪40年代的内战到1688年至1689年间所谓光荣革命）历经了重大剧变。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它也产生了极为激进的观念。但是，它并没有根本改变英格兰的社会财产权关系，革命前社会财产权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不亚于革命后。因此，它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议会和君主之间的关系（不考虑“空位期”）。即使我们赋予1688年的解决方案在确立议会至上性方面的巨大重要性，它也无非是巩固了革命前已经存在的东西。在斯图亚特君主不成功地试图确立一种大陆式绝对主义（而这个社会缺乏对任何这类计划的政治支持，更缺乏实施这类计划的社会基础）之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存在了。尽管君主与议会之间的这种古老合作计划日益让位于议会至上性（我们不应夸大其程度，即使在18世纪也是如此），国家与财产权之间独特的劳动分工、经济权力和超经济权力的分离却保留下来，而这标示了不列颠与其邻国的不同。贵族与中央国家之间合作关系的悠久历史，以及议会作为私有财产权的公开代言人的角色，这些意味着不列颠统治阶级整体一直信奉议会至上。但另一方面，主导的历史叙事和主流的政治文化，使英格兰革命期间出现的各种真正革命和民主的传统（平等派、掘地派及其他激进运动的传统）边缘化。信奉民主的人民力量被议会寡头制挫败；而且，虽然他们的遗产从未从不列颠劳工运动中销声匿迹，但主导的议会制传统更多归功于胜利的有产阶级。在法兰西，国家形成过程大相径庭。如果说在英格兰有一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那么在法兰西毋宁说是一场从封建主义到绝对主义（不单纯是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绝对主义，而且是作为一种政治建构的财产权形式，作为一种剥削农民养肥官员之工具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转变。在分割化主权语境下，当一个贵族王朝确立了对其他人的优势地位时，君权从封建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个君主国仍会遭遇封建分割化的挑战，不仅有来自王朝竞争对手的反对，还有贵族及各种法人团体，即行会、等级议会、省和市镇对于独立权力和特权的主张。君主制确实多少成功地实施了中央集权策略；王家法院也的确出现了，它可以用来保护农民免受领主侵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农民阶级作为一种国家税收来源）等等。但是，统治阶级仍然极度依赖政治建构的财产权，也就是依赖源于政治、军事和司法权力或“超经济”地位与特权的占有方式，这与英格兰地主阶级和他们对竞争性生产的依靠形成对比。对照英格兰，在法兰西，农民甚至在18世纪仍主导着农业生产，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也导致了非常不同的后果。例如，法兰西不存在在17世纪英格兰非常重要的“改良”文化或改良文学。即使在大革命以后，农村的生产管理和对土地使用的限制仍然在农业中举足轻重。对法兰西地主而言，为了加强自己压榨农民更多剩余价值的权力，政治和法律上的超经济策略仍然比农业改良更重要。这意味着农民更要受到税收的折磨，而非受到对他们财产权的攻击。国家发展为一种政治建构的竞争性的财产权形式、一种主要资源、一种由国家官员通过税收（它被某些历史学家称为集中于中央的地租）手段进行直接占有的方式。如果绝对主义国家能够掏空贵族的独立权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通过向一部分贵族提供国家官职的获利资源来替换这些权力而做到这一点的。一种复杂的官僚制得以发展，不仅是为了政治和行政目的，而且是作为一种为官员准备的经济资源，它使国家官职激增并成为一种私有财产形式。法兰西也不存在像英格兰那样悠久的议会传统。在大革命之前都不存在这种传统。首先，英格兰统一的国家议会及其早先的立法角色与法兰西碎片化的等级会议之间有着鲜明的历史对比。等级会议没有立法职能并按照地区划分——甚至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即当各等级在国家层面的三级会议上会面时也是如此。它们还按照法团等级划分，特别是以贵族和神职人员这两个特权等级为一方，以包括资产阶级（更加富裕的无特权阶级，常常是城市贵族）和农民的第三等级为另一方的划分。要等到大革命时期，法兰西才会出现一个代表制立法机构。而且，英格兰和法兰西的一个最明显差别是，在法兰西，即使当等级会议被国民议会取代时，统治阶级的几个重要部分仍然与共和国对立。革命性的转变既创造了一种新的议会制传统，甚至创造了一种激进的共和主义，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危险的反议会制、反共和主义的结构，它在20世纪仍得以延续，并且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兰西发生的事情。法兰西法律体系的发展方式也与英格兰截然不同。不仅存在南方遗留的罗马法与北方的日耳曼习惯法之间由来已久的区分，而且在大革命前夕，法兰西仍存在约360部不同法典，存在各种与君主竞争司法权的领主权力、地方权力、法团权力，还有挑战国家立法权至上性的习惯法。尽管绝对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限制了领主的、地方的司法权，司法权冲突仍然是旧制度恒定的一个特点，也是法兰西法院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贵族和法人团体紧抓不放其相对于民族国家的自治权和独立性，而君主制不断努力吸纳和整合他们。当君主绝对主义被大革命扫荡时，国家中央集权计划继续进行。法兰西的国家法不是作为一种保护私人权利免受公共侵犯的方式而发展，而是作为中央国家伸张权力反对各种碎片化的司法权和独立的地方权力的工具而发展。这限制了司法独立性，实际上将它吸纳进了行政机构。这项始于大革命的计划有待拿破仑完成。尽管在1958年的第五共和国，司法重新获得了一定自主性，但法律在伸张国家主权、反对各种自主的司法权上具有的历史职能，仍是一份强大遗产。论中央国家和土地贵族的关系，法兰西也极其不同于英格兰。比起英格兰贵族与君主的紧密合作关系，在法兰西，贵族特权和君主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同的超经济剥削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直到大革命前都一直存在。同时，贵族阶层本身分化了：一些在中央国家中分享权力，很多仍依靠自己的特权和地方权力；而且这种分化一直是不固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国家的中央集权计划可以被理解成旨在克服这种分化的努力，其方法是用来自国家的特权和特殊待遇来替换贵族的自治权力，例如，通过豁免王室税收的特权交换领主的司法权。在整个旧制度时期及以后，国家公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都是一份受青睐的职业。尽管我们习惯上总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放在一起，但法兰西的资产阶级并非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兰西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国家，但是，“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是城市显贵或各种公职人员，即官员、专家、知识分子；哪怕从事商业的人（他们或许也倾向于用财富购买能使自己成为贵族的官职），也按照司空见惯的非资本主义商业套利原则经营。[13]当大革命到来时，革命的资产阶级（一般来说正包括这些官员、专家和知识分子）关心的事情，与其说像“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通常暗示的那样，是打破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不如说是保护和扩大他们获取国家最高官职的机会，即“职业向才能开放”。实际上，比起其他事情，主要是他们在绝对主义君主制下已经享有的上升途径所受到的一种威胁，激发着资产阶级投身革命，参与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对决。官职的私有财产权被大革命废除，但国家公职仍是一种肥差，官员可以借此通过税收占有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即使在大革命以后，甚至在拿破仑以后，国家都继续为资产阶级发挥着这种经济职能。通过国家税收的中介，占有法兰西最多土地的农民继续受到超经济方式剥削。大革命并没有彻底改变国家与小农生产者（他们在绝对主义法兰西时期已经占主导地位了）之间的社会财产权关系。大革命可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它谈不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尽管其政治原则和遗产远远超出了最初推动它的“资产阶级”的动力，在旧制度和革命后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很强的连续性。后革命时期，在法兰西19世纪大部分时间中，税收/官职结构的顽强持续性相当引人注目，在这种结构中，凭借国家并通过税收，占有采取了直接剥削农民生产者的形式。不仅经济仍旧建立在小规模农业生产上，而且国家依然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主要剥削者（剥削以税收为中介，为的是官员的利益）与这种生产相联系。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19世纪法兰西的记叙，就可以看到这种结构的持续性如何顽强。他谈到“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一个“可怕的寄生机体”，“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租金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14]在一种仍以国家官职为最高阶职业的文化中，在一种由世袭官员精英和其专享的高等院校支配的官僚传统中，这种资产阶级传统在20世纪仍经久不息，如果不是持续至今的话。在法兰西，沿着资本主义方向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外部，尤其是由军事压力推动的。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的败北不仅使凯旋的不列颠从资本主义创造的经济增长和财富中获得的优势一目了然，而且使昔日的拿破仑帝国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不列颠资本主义的纯经济压力。这个国家通过引入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来回应这些外部的紧迫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发展先于社会转型；而且，对比英格兰，法兰西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更多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原因。 3．现代政治思想？具有明确领土边界和一个多少统一的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新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可能并不是按照斯金纳所认为的那种方式。把欧洲领土国家的出现视为一种重要的历史发展，视为对前几世纪的分割化主权的脱离，这当然有意义。但是，这几乎无助于我们把这些国家描述成“现代的”，因为这个标签掩盖了重要的历史差异，例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的差异。是绝对主义的法兰西因其复杂的官僚制（一种“理性”国家的标志）而更加现代吗？抑或我们应该将此殊荣颁给英格兰？因为其中央集权国家尽管在韦伯的意义上“有不合理性”，却针对各种自治权力更彻底地伸张了其主权，而且它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一种财产形式。把“市场经济”的勃发拣选为一种关键的发展，这当然也有意义，但是，什么使一个市场成为“现代的”，区别于“古代的”？在“现代性”肇始之前，世界各地早已存在广泛的商业网络。而且，我们在“现代早期”欧洲看到的贸易是否根据明显不同的原则，即由来已久的贱买贵卖来运作，这一点还很不明了。这不是简单的规模问题，否则16世纪，哪怕几个世纪前的欧洲都要比印度或中国更加现代。如果存在一种与古老的商业交易模式的根本决裂，它无疑发生在英格兰（我们在后几章会回到这个问题），伴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相比例如威尼斯或葡萄牙，英格兰最初完全是个次要角色。那么，它们哪个更现代？如果我们试图寻找由理性国家、“理性”经济、“理性”文化组成的一种现代独有的复合体，如果它存在的话，那么它存在于何处？如果现代国家的概念所遮蔽的东西与它揭示的东西一样多，那么，谈论现代政治思想意味着什么？在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就是去确认西方正典中第一位现代政治思想家。此殊荣通常颁给霍布斯或马基雅维利。选择霍布斯的理由或许与他的政府理论有关，它建立在一种完全世俗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人类心理学和伦理学解释之上。或者理由可能是，他（尽管不明确地）把自己的政治理论建立在一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概念上。或者仅仅是因为，通过阐发一种明确的主权概念，他绝佳地代表了领土君主国，甚或是“民族国家”对于中世纪治理形式的胜利。霍布斯甚至被称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一种与现代市场社会联系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的阐述者。如果选择马基雅维利，无论是否对其“马基雅维利主义”道德无涉性做出谴责，理由很可能是，他先于霍布斯给出了一种脱离伦理原则或宗教原则的政治学分析，或者甚至可以说，他是第一位政治科学家，属于“经验的”而非“规范的”政治学研究一方，站在“事实”而非“价值”一方。或者理由可能是，他的共和主义（尽管更多体现在《论李维》而非他最著名的《君主论》中）调动古代的公民自主观念，来反对封建等级制并支持更为现代的自由和公民身份概念，在现代共和主义的发展中，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正如约翰·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或者至少可以说，虽然他一只脚站在古代世界，他也是一位“转折性”人物；而且，即使造就他的佛罗伦萨城市国家并不符合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式，它也毕竟是一个商业中心，可以设想成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前奏。通过回避“正典”观念并代之以话语环境（它包括一大堆以各种方式对语言“环境”有所贡献但不那么经典的作家），主导英美院校的现代早期政治理论研究领域的剑桥学派将水搅浑，使颁给任何一位思想家现代性奖章都变得更困难。这种进路确有其优势，但是，正如我们在斯金纳那里看到的，它可能只是把问题转换成哪种政治语言或话语，代表着现代对古代或中世纪惯例的决裂。即使当话语传统跨越数世纪历史变迁时，甚至当古代的和现代的政治学语言在冲突中或在矛盾的统一体中（例如在“公民人文主义”，或由此在“共和主义”概念中）得以共存于历史时间中时，古代和现代习以为常的语言依然经久不衰。但是，现代性概念所有相互冲突的形式，无论是运用于单独一位重要政治思想家，还是运用于一种集体的“话语”，都建立在一些遮蔽了历史进程的假设上。考察历史性的转变甚至决裂而不强迫性地把它们定义为现代性的首开先河，这岂不是更好？如果我们不理会难以捉摸的现代性研究，那么，我们会发现哪些类型的转变？特别是，在我们现在探讨的时期的政治话语中，我们会发现哪些重要变化？在中世纪时期，当“分割化主权”盛极时，几乎不存在一种明确的政治领域。[15]互竞的司法权组成的复杂封建网络与法律关系和契约关系组成的一个复杂组织（当它们不公开冲突时）绑定在一起，这意味着“政治”边界是难以界定的、变动的。主要的“政治”行动者不是公民个体，而是某种世俗的或教会的司法权掌有者，或是某种具有法律权利的法人团体，它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也具有一个规定它与其他法团和更高权力之间关系的章程。不像古代政治哲学那样，法律和政治思想关注的不是描述一个公民共同体内部的公民之间的政治事务，而是厘清交叠互竞的司法权之间的权威领域，或是解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代早期领土国家的出现，改变了这些状况（尽管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我们不宜夸大这些转变的速度或程度），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领域，各种新的政治身份和与之相符的新的政治观念。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新的与政治权威相对的个人权利概念。尽管对于“主观”权利概念何时和如何起源仍存诸多争议，然而，先于且独立于政治权威或实在法的人固有的权利的观念，无疑源于中世纪教会法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例如，基督徒的良心这种观念预设了一种理解正当（“客观”意义上的正当，如“正当之事”）原则的人类禀赋和一种遵循它们的责任。[16]这种责任既意味着一种道德义务，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个人自主性，即尊重或无视这些正当原则的能力。从这种个人自主性中，有可能推演出一种个人自由观念，由此产生某些权利，可能包括一种免受奴役的“权利”，或一种自我保存、自我保护的“权利”；也可以包含对其他人同样权利的尊重，即使仅仅因为“待人如己”的黄金法则。对于政治思想而言，这些正当原则确实具有某些寓意。例如，坚持个人自主性或自然自由，似乎要求承认，政治权威是由表达同意的个人设立的——这与封建秩序中契约关系的突出地位是一致的。但是，这些都并不必然预示着与国家（一旦建立起来的话）相对的个人的权利。只要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仍然不是公民身份，而是司法权；只要主要政治行动者不是公民个体，而是某种司法权的承载者（某位领主或某个具有法律权利和特权的法人团体），个人权利与对国家的限制之间就不存在显而易见的联系，进而也不需要通过系统论证来证明个人权利并不妨碍几乎无限的国家权力。例如，一位君主可以诉诸一种基于权利的同意学说来反对教皇或皇帝的权利主张，从而筑牢自己的权威。在我们看来是一种悖论的事情，在中世纪思想家看来可能没有那么悖谬。政治体的创造与统治的条件有很大区别。政治权威由“人民”（一般被设想成一个法人团体）设立，这个观念与“权威几乎是无条件”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这尤其是因为，反抗不正当权威的权利即使存在，也并非寓于公民个人，而是寓于具有司法权的权威。即使在“现代早期”，仍存在这样的反抗学说，其中反抗政治权威的权利不是私人个体或公民的一种权利，而是官职的一种属性，也就是与另一种司法权对峙的司法权的属性。一种私有财产权可能得到坚决承认，但即使是这种权利也是在互竞的司法权语境下被思考的，其目的是主张领主自治权，或划出一个私人权力领域，即家主对于家庭成员及所有物的权力，或是一种司法权残余——它被理解成针对更高的“统治权”的“所有权”。如果对自然权利和自然自由的普遍享有并不能保证普遍、完全的政治权利资格，那么自然平等概念也是如此。正如后面几章我们将看到的，西方政治思想在其大部分历史中的一个惊人特点是，人们之间的自然平等观念并不排斥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而且，为了使自然平等者之间的统治和支配关系正当化，精致的论证被建构起来。在上帝或自然法面前，所有人都可以是平等的，但是，有些人可能有资格统治其他人。财产和阶级的决定性因素可以压倒所有自然平等。政治思想家们甚至有可能对女性平等做出一定让步，同时又（例如以她们抚养孩子的职责或男人对强制力量的垄断为由）把政治领域对她们的完全排斥视为理所当然。在承认男人与女人的自然平等上，鲜有思想家超过托马斯·霍布斯，正如在坚持所有人的自然平等上，鲜有出其右者。但是，这些对平等的认可，一点也不阻碍他对绝对主义统治正当性的确信。约翰·洛克对人的自然平等的信念，并未妨碍他对人们之间政治权利不平等分配的观点，或者说，他否认上帝命夏娃服从亚当或男人服从女人，并未妨碍他将女性完全排除出政治。在西方政治思想中，自然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的相容性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主权国家（在这里司法权之间的竞争不再具有核心地位）的出现，将为新的“自然权利”概念创造条件；而且，就此而言，主权性领土国家的兴起，显然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但是，在塑造“话语传统”上，欧洲各国之间的差异同样是决定性的。如果我们让视野超越中央集权国家最形式性的特点，斯金纳视为“现代”国家观念来源的两个案例中的“物质”基础，就会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在某个方面把这些情况视为“现代”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象征性标志，这并非不合理；而且，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对英格兰和法兰西着墨多于其他国家。但是，即使我们忽视下述事实：英格兰而非法兰西首先经历了不受“分割化主权”妨碍的中央集权国家阶段，而法兰西绝对主义甚至在其如日中天时也仍与各种互竞的司法权处于持续紧张状态中，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判然有别的。这不是否认，英格兰和法兰西分享着一种共同的智识遗产，甚至分享着至少可追溯至罗马帝国（其帝国统治模式和财产权制度）的重要物质根基。这也不是否认，它们的国家历史总是因为临近性、变动的领土边界、战争、贸易、商业竞争，甚至经常性的结盟而相互纠缠、难解难分。但是，我们此处探讨的历史时刻（上升中的领土国家和国家经济体的时刻）恰恰是各有特色的民族国家历史及其不同的发展模式的时期。我们随后会看到，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民族差异会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根本影响。例如，法兰西政治理论，特别是以让·博丹为代表的政治理论清晰、系统地阐发了一种“现代”国家主权概念，这不是因为法兰西已经确立了一个明确的、无争议的政治权威中心，相反是因为向中央集中的权力仍在与互竞的司法权缠斗。换句话说，博丹的政治理论反映的不是法兰西统一主权的现实，而是其缺席。16世纪宗教战争期间，当君主制受到叛乱和关于反抗权利的激进观念挑战时，博丹为了支持国王高于贵族和其他权力的权力主张，提出了单一、不可分割、绝对的权力观念。这些反抗观念本身深植于中央国家和分割化主权残留物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中。当法兰西反暴君派坚持人民反抗君主的权利时，他们想到的人民并不是私人公民，而是法人团体、地方贵族和地方长官，他们可以主张一种寓于其官职中的反抗权利。主要的反抗论小册子（后一章将讨论它们）表达的是地方贵族和各种法人团体的利益。当他们诉诸某种人民主权时，他们就如官员主张自己对抗中央国家的司法权利一样；而且，当绝对主义君主制诉诸国家主权概念反对他们时，它是在宣告代表一种更为普遍的利益，与这些碎片化司法权的特殊性相对立。它宣称代表一种比挑战其主权的特殊主义法团更具普遍性的法团而行动。甚至晚至18世纪，当革命者挑战既有的法团权力和特权的等级制时，他们也声称是在代表“国家”法人行动。在法兰西政治话语和革命传统中占据如此显著位置的平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第三等级为法团特权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其为获取官职机会，即“职业向才能开放”展开的战斗。在君主和统治阶级之间没有如此根本的司法权冲突的英格兰，就不存在用一种不可分割的主权的明确观念来主张一种权力反对另一种的策略要求。实际上，英格兰人往往完全回避主权问题（霍布斯这样的思想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且即使是他阐述的主权观念也与法兰西有明显不同）。“混合政体”观念（为博丹所厌恶）非常契合英格兰的状况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王权与议会的合作关系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两方都没有迫不及待地主张至上权威，以此打破这种平衡。即使当他们的冲突到达紧要关头，当国王威胁到自己与议会的合作关系时，议会派都不急于诉诸他们作为人民代表的主权。若主张反对国王并代表人民的议会主权，他们害怕革命动员起来的真正激进力量中释放出更为危险的人民主权主张，使议会与人民之间的中介性权力失去保护。甚至在议会的共和主义分子当中，一定程度的含糊其词似乎也是审慎的。国家的特殊结构、贵族与君主之间的独特关系、议会和王权的统一体、一种统治阶级赖以维护其财产和权力的统一法律体系的逐步形成，这些意味着政治冲突一般不会采取各主权碎片之间的司法权之争的形式。这还意味着法团原则比较薄弱。从很早起，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就不依靠法人团体作为中介，而且政治权利寓于个人而非法团中。在英格兰，主要的政治关系不是互竞的司法权之间的关系，而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比起欧洲其他地方，个人权利的观念在此处必定产生十分不同的影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对个人权利，即私人权利与主权之间关系的第一次系统讨论，来自一位英格兰理论家即霍布斯，这很重要。尽管他没有为个人反对国家的权利辩护，而是支持绝对主权。同时，在这种语境下，任何反抗理论或人民主权理论都会成为对有产阶级权力的挑战，比法兰西反抗论小册子更甚。当这类理论确实在英格兰出现时，它们造成了一场政治思想的革命，例如，英格兰内战中的平等派坚持，自由有赖于对政府的同意，同意不是通过一次性权力转让而授予的，而一定是持续授予的；不是通过某个声称代表他们的法人团体授予的，而一定是通过个人组成的群众，即议会外的人民授予的。在国家与经济关系的概念上，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差别也是一目了然的。我们习惯于把亚当·斯密传统中的“政治经济学”与盎格鲁—苏格兰模式的“商业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然而，第一个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作为其著作标题的作家是一位法兰西人：安托万·蒙克莱田。我们在第六章将看到，在17世纪初，他已经阐发了这样一种观念：商业是一种利用私人利益和激情促成公共利益的手段，因此公民美德不再是必要的。在161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中，他坚称，自利激情和贪欲绝不会威胁共同善，它们恰恰可以成为其基础，而无须仰仗美德或善行。但是，他的论点与不列颠后来出现的论点有关键性不同，而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法兰西人的论点仍一直不同。法兰西思想家，例如蒙克莱田颂扬温和的商业的利益，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贸易产生积极影响的必要条件乃强有力的君权整合和对特殊利益的协调，同时把私人恶德转变成公共利益。这种设想扎根于绝对主义法兰西的现实，这个社会中还没有一体化市场或竞争性资本主义，这里的政治组织仍被一大堆法人团体和特权所肢解。法兰西思想家在思考商业对美德的置换时，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这种结构性分裂，而英格兰思想家则不然。[17] 在18世纪，同样的设想出现在孟德斯鸠对君主制的看法中。他告诉我们，不像共和制政府，君主制具有这样的优势：使以最低限度的美德或自我牺牲促进共同善成为可能。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共利益的源泉。比起同时代人，孟德斯鸠不那么相信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但这不是因为他设想通过一种自发的市场机制，共同善将从私人利益的相互作用中自然产生。相反，君主制必须扮演那种调和角色。甚至最羡慕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并将其标榜为法兰西榜样的重农主义者，也分享着法兰西人关于国家在调和特殊利益和法团利益上的首要角色的经典设想；而且，即使在后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在各种拿破仑式的国家概念中，这种观点的深刻印记仍鲜明可见。英格兰人（或更准确地说，盎格鲁—苏格兰人）论证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展开。在18世纪盎格鲁—苏格兰版本的“温和的商业”中，调和私人利益的责任更多落在市场上，落在组织生产的竞争准则上。在创造与维护商业发展的条件上，国家当然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国家的目的不是把和谐强加给互竞的私人利益。相反，其作用是为市场运行提供方便，而那种整合是市场的主要目标。因此，关键的不是商业被描述成公民美德的替代品（后续章节会有更多讨论），而是商业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上以新的方式被思考。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比欧洲其他地方更加一体化的竞争性全国市场，这个市场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旧的贸易形式的动力。依靠各独立市场之间的转让交易的旧获利形式，看起来确实是一种必然导致冲突的零和博弈。但是，英格兰经济的新动力使得亚当·斯密可以（比如说）把竞争本身视为一种整合力量。这恰好就是约束自利的商人阶层所需要的准则。在斯密的经济学中，国家无疑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首先是要确保市场机制按其应然状态运作——这似乎包括提供保护以反对雇主联合起来压低工资等。他还坚信为下层提供教育的重要性。他确实就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出了有争议的设想，即市场不仅能促进普遍繁荣，而且能促进更为平等的财富分配，而后者是他鼓吹自由市场的一个主要理由（这与我们当代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也许承认市场更容易增加不平等，但他们把这当成一种有益的结果）。斯密设想的市场自由需要国家干预来维系。他也确实相信商人缺乏地主阶级的道德品质或传统，尽管地产的集中同样是一种危险。但是，解决办法不是寻求某种平衡商业的力量。相反，办法必须从商业本身中寻找。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所携有的市场指令，为所有参与者施加了准则，平衡他们并非国家的职能。为了维护市场机制，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其目的不是抑制或减轻竞争指令，而是强化竞争指令，防范例如商人的垄断倾向。斯密对市场机制的分析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兰西人，尤其是重农主义者魁奈（第六章会有更多论述）。但是，这份智识债务使法兰西人和盎格鲁—苏格兰人在这个问题，即需要什么来确保“看不见的手”正常运转上的分歧甚至更加明显。两者都把稳定的社会秩序视为一种繁荣经济的前提，两者都认为这要求国家干预。但是，斯密不仅把一种新的商业形式（正如英格兰已经存在的那种）视为理所当然，而且把具有一个统一代表机构的统一国家视为理所当然；而魁奈认为需要一种政治建构的整合力，即一种“法律专制主义”，以此应对碎片化的等级和法团体系，根据重农主义学说，这种国家不仅需要维护，更需要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存在于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但还未存在于法兰西。[18] 在许多历史叙事所描述的“启蒙运动”时代，英格兰资本主义与法兰西绝对主义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仍会在观念领域中产生影响。即使以不断增长的复数形式谈论“多种启蒙运动”，从而使承认国家差异成为时尚，“（多种）启蒙运动”的观念仍然易于掩盖某些关键差别，本书的结论部分将对此进行讨论。 4．政治思想的社会史本书的目的不是扩大正典范围，或为一种对人民力量或民主力量更加公正的、更具包容性的正典著作清单提供论证。它大体限于讨论最普遍地被视为“经典的”政治思想家，或是那些更普遍地被列入正典的思想家，特别是对他们关于正当统治与支配的思想产生实质影响的人们。像其他此类考察一样，即使仅仅出于篇幅考虑，本书也只能略去或简要概括某些思想家，尽管他们就各自的不同方面而言，与本书用较大篇幅探讨的那些重要人物一样重要。甚至对像大卫·休谟这样的重要哲学家（他的著作属于哲学正典，但政治理论于他是一种较为边缘的关注）也只能一笔带过。大体而言，我们不会讨论因其国家间关系理论而广为人知的理论家，但格劳秀斯是个明显例外，他对私有财产权和公共司法权的看法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将我们的社会—语境进路运用于那些其政治思想正典地位得到公认的重要思想家，由此阐明这种进路以及它如何不同于其他进路。这里应该已经清楚的是，本书提出的政治思想的“社会史”与其他对现代早期西方政治理论的解释不同，这不仅因为它建立在一种质疑传统的现代性故事的历史叙事上。除了其他事情，它的目的是厘清迥然不同的“现代”进程。例如，它区分了“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它试图将“理性”文化或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启蒙工程”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分离；它认为不存在唯一一种包罗万象的历史轨迹，而是存在“几种”西欧通往“现代性”的转型，它们塑造了各异的政治思想传统；至于谈论“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思考方式意味着什么，它不仅质疑流俗观点，还质疑近来的学术研究。对那些有兴趣一探该学科堂奥的人来说，这种社会史也明显有别于其他语境进路，在实质上，在形式和方法上都有区别。像其他“语境主义”方法一样，它不仅要求我们解读文本，还要求我们把文本置于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但是，它所蕴含的“语境”概念有别于其他学派，特别是有别于在英美学界已经主导政治思想史尤其是现代早期研究的语境主义学派，即所谓的剑桥学派。剑桥学派的进路和我们的社会史都始于这样的假设：要了解政治思想家的观念，我们必须对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有所领会。两种进路都认为这些问题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两者都承认，很可能思想家不仅以一种冰冷的理智，而且以一种紧迫感和持续的激情来进行回应，但这两种语境主义方法都不认为，从一个给定语境下某位思想家的处境中可以简单地“直接读取”出观念。毋宁说，伟大的思想家很可能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其历史背景中选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角度进行思考，以此使他们的历史背景被烛照得更加清楚，这个思考角度往往既不投合他们的朋友，又不见容于他们的敌人——例如霍布斯，一位被王室烧毁著作的绝对主义者。即使思想家给出具有个人风格的答案，或试图超越时空的特殊性，他们面对的问题也是以特定的历史形式呈现的，在这一点上，剑桥学派基本会同意我们的社会史。两种语境进路的分歧在于，这些问题采取何种形式，以及它们如何按照历史的具体特点配置。对于剑桥学派而言，语境是“话语”，即言辞或“语言环境”。社会关系和进程只是作为文字和理论上的对话，或作为高阶政治学的话语往来而得以呈现。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如斯金纳确实关心理论家曾经在“做”什么，以及在可用政治语汇的给定范围内，他们为什么在自己时空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往往为了非常特定的政治目的，而选择了特定的语言和论证策略。但是，言语在其中得以展开的社会条件被有意排除了。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所覆盖的时期以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为特点，这些发展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昭然可见，他却对它们几乎未置一词。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很少了解到例如贵族和农民的关系；农业、土地分配和保有情况或财产权争论；城市化、贸易、商业和市民阶层；社会抗争和冲突。总体而言，约翰·波考克比斯金纳更关注公民社会和政治经济中的语言，而不仅仅是正规政治理论中的话语。但是，他的主题仍是话语和语言。如果还能看到社会关系的话，它们也只出现在文化精英的对话形式中。政治理论的社会史提出的问题，关乎政治领域本身是如何被政治空间之外的社会进程、关系、冲突和斗争建构的。它们造成了例如英格兰和法兰西不同的国家形成模式与不同的政治话语传统，尽管这些国家分享着共同的政治语言。它提出的问题，关乎社会冲突如何为政治争论设定框架，例如，在英格兰，早在财产权冲突，甚至财产权定义冲突出现于议会辩论、哲学或古典政治经济学争论中之前，它们就已经在地主与平民之间充分表现出来了。这里的问题不单纯是倾听有别于精英对话或精英对话以外的民众声音。没人会否认，在历史记载中，从属阶级往往是缄默无言的。当然，即使当他们的话语无迹可查时，如果我们多加留意，也可以在他们的主人为了替社会和政治等级辩护所付出的巨大理论努力中，当然也在各种财产权理论中，觉察到他们与统治阶级的互动。尽管如此，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应观察何处，以便发现无论民众还是统治者的话语的含义和动机。对于政治思想的社会史来说，探究思想家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言语和文本是不够的，然而，将他们置于非常特殊的政治事件［例如霍布斯或许试图介入的效忠争论（EngagementControversy）（参见本书边码第242页）或洛克几乎肯定涉身其中的排斥法案危机（ExclusionCrisis）（参见本书边码第256页）］的历史语境中，也是不足的。无疑，这些历史时刻对塑造政治语言具有深远影响，正如革命性的排斥法案危机争论塑造了洛克的政治观念。但是，对于政治理论的社会史来说，政治思想家面对的问题不仅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或高阶政治学的层面架构起来的，也是被政治领域、文本世界之外的社会互动架构起来的。为了辨识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对剑桥学派进路完全回避的一种长期历史进程予以更多关注。例如，我们可以把洛克不仅置于排斥法案危机的语境下，而且置于像“资本主义兴起”这样的长期进程的语境下。这不是把他列为我们现在了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鼓吹者，也不是认为他对一种成熟工业资本主义的最终发展具有超自然预见，甚至也不是认为他具有一种类似“资本主义”经济的观念。而是说，在洛克本人的时空中，一场财产制度的转变过程（本章和第七章谈论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争论对象，并且引发了财产权定义的冲突。那时既有的社会形式正在被挑战或被替代，如果我们从这个生成过程中，按其本来面目来观察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就更有可能弄清它们。无论我们选择把这种新的财产制度称为“农业资本主义”还是别的什么，我们都希望指出，它与随之而来的事物有某种联系，特别是与“商业社会”（它在剑桥学派对18世纪英格兰的叙述中具有突出地位）的出现有某种联系。但是，即使我们选择把洛克的短期历史时刻从任何更长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抽离出来，至少仍可以说，这些社会转型引发了洛克本人时空中的财产权冲突，而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大多是他的思想素材。确实存在着历史以刻不容缓的紧迫性挤入文本间或话语传统间对话的时刻，那个时候，社会关系、财产权形式和国家形成过程的长期发展，以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争论（它们满足了剑桥学派的需要）为形式急促爆发。而且无疑在这样的时刻，政治理论往往勃然发展。但是，确认这些时刻是不够的，而且，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向如洛克这样的思想家所抛出的种种问题（它们不仅是由这个或那个政治事件抛出的，而且是由那些在高阶政治的表层之下为人们感受到的，更大的社会转型和结构性紧张抛出的），我们就无法衡量他。本书及其提出的政治理论的社会史，丝毫没有忽视特定政治时刻在塑造观念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经常在剑桥学派拥护者那里得到绝佳阐述），本书还要更多强调其他“语境化”方法即使没有明确无视，也常常忽视的那些社会语境和历史进程。对可称为深层结构语境和长期社会转型的事物予以思考，完全不意味着对历史具体特点，包括国家差异的忽视。相反，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敏感地留意这些差异。而且，这些章节将沿着这些线索来组织，它们将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下，探索西方政治思想发展中的某些历史里程碑。甚至可以说，比起一种探讨“语言环境”（其中的共同词汇可能会遮蔽重要的历史差异）的语境化方法，政治理论的社会史更顺应历史的具体特点。尽管剑桥学派坚持每个历史时刻的特殊性，他们的语言环境概念及其与社会状况的割裂却阻闭了所有历史特殊性，即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哪怕共同语言也会具有的含义差别。不同的社会背景不仅会导致不同的答案，而且会给出不同的问题。尽管如此，当我们考察现代早期西方各种话语传统时，重要的是记住这一点：虽有各不相同的表现形式，两种权力来源（国家与私有财产权）之间的张力，以及国家、财产权与生产阶级的复杂三方关系，对整个西欧及其殖民地附庸国的政治思想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如果说本书有唯一一个统领全书的主题，那么，它与我们时代发生的私有财产权与公共权力关系的某些独特转变有关。我们在本章先前部分（在这部社会史第一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中则以更大篇幅）追溯了从古典时代到“封建”社会，财产权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而且梳理了罗马财产权极为特殊的影响，即公共权威私有化及公共职能向地方领主和其他自治权力下放。本卷讨论的是一个碎片化主权正让位于更加中央集权的国家，财产权与国家之间出现新的紧张的时期。这还是一个随着资本主义到来，财产权与政治权力、“所有权”（dominium）与“统治权”（imperium）史无前例地被结构性地拆解开来的时期。后面我们会对西欧私有财产权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独特张力予以特别留意。我们还会强调其国家差异。但是，目前就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说，即使当占有阶级与国家竞争主要由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时，占有阶级也依赖国家维持秩序，这是保障占有的条件，也是控制生产阶级（其劳动使占有阶级维续并富足）的条件。然而，他们也发现国家是个烫手山芋，是他们财产的威胁者，或是与他们争夺臣民劳动形成的财富的竞争者。换句话说，有产阶级常常两线作战，而西方政治思想正典往往反映出这种三方关系。对权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向。从属阶级反抗他们主人的压迫。然而，主人自身在提防下层威胁的同时，又努力保护自己的自治权，即他们的“自由”、特权、司法权和财产，提防国家的侵犯。这意味着，即使正典一般是统治阶级或其被庇护人的著作，即使在社会和政治等级最为森严的时期，也存在着一种持久有力的传统，对权威、正当性和服从义务的最基本原则提出质询。西方政治思想正典的勃勃生机归功于这个事实：自由话语既属于反抗其主人压迫的人们，也同等地属于维护其主人权力的统治阶级。在正典的社会背景中考察正典，目的之一是指出，即使在，或者说特别在资本主义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财产权与权力之间关系的今天，我们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正当政府的概念仍受到了束缚，因为它们根源于对统治阶级权力和特权的辩护，甚至民主观念也受到了这份复杂遗产的扭曲。 [1]这里的问题或许会被一些辩论搞混，这些辩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被描述为“现代主义”的文化现象有关。无论“现代主义”（或者甚至“后现代主义”）意味着什么，无论它被当作对“现代”及其文化形式的强化还是拒斥，这个充满争议的概念都未在本质上改变传统的现代性观念。 [2]《剑桥政治思想史：1450年—1700年》（TheCambridge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1450—170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该书当然没有无视民族差异，也确实承认民族话语的不同，它采用了所谓“把主题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更具启发性的方法”，大部分选择了专题形式而非国别形式来组织材料。它这样做不仅是基于基督教共同体（respublicachristiana）的存在，而且主要因为人文主义者的“文人共同体”产生了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智识共同体（第5页）。无论其优点何在，这种方法都没有公正地处理下述问题，即这一共同的欧洲话语在回应欧洲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所提出的不同问题时，所造成的应用与阐释上的明显歧异。 [3]参见谢和耐：《中国社会史》（第2版）（JacquesGernet,AHistoryofChineseCivil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ndedn,2005)，第三到第五章。 [4]“主权分割化”（parcellizationofsovereignty）这一说法，见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PerryAnderson,PassagesfromAntiquitytoFeudalism，London:Verso,1974），第148页。 [5]有关封建主义这个备受争议的概念的讨论，可参见拙作：《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EllenMeiksinsWood,CitizenstoLords:ASocialHistoryofWesternPoliticalThoughtfromAntiquitytotheMiddleAges，London:Verso,2008），第四章。 [6]参见罗伯特·布伦纳的两篇论文，载于《布伦纳争论：前工业欧洲中的农村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TheBrennerDebate:AgrarianClassStructur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Pre-IndustrialEurope,edsT.H.AstonandC.H.E.Philpi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也参见拙著：《资本主义的起源：一种更长期的视野》（EllenMeiksinsWood,TheOriginofCapitalism:ALongerView,London:Verso,2002）。 [7]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卷一：文艺复兴）》（QuentinSkinner,TheFoundationsofModernPoliticalThought,Vol.1:TheRenaissa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第ix—x页。 [8]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卷二：宗教改革）》（QuentinSkinner,TheFoundationsofModernPoliticalThought,Vol.2:TheAgeofReformation），第354页。 [9]同上，第356页。 [10]《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对这些问题有更详尽的讨论，例如英格兰封建社会和法兰西封建社会的差异以及其他。对这些差异的一个重要讨论，参见乔治·科米奈尔：《英格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起源》（GeorgeComninel,“EnglishFeudalismandtheOriginsofCapitalism”,inTheJournalofPeasantStudies,July2000），第1—53页。 [11]“政治建构的财产权”这个说法被罗伯特·布伦纳用于各种历史著作。 [12]参见乔治·科米奈尔：《英格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起源》。 [13]关于这一点，参见乔治·科米奈尔：《重思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挑战》（GeorgeComninel,RethinkingtheFrenchRevolution:MarxismandtheRevisionistChallenge,London:Verso,1987），尤见第188页及以后。 [14]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4、512页。——译注 [15]对这些主题的详尽讨论，参见我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第四章。 [16]“权利”的历史难以追根溯源，不仅因为拉丁语的法权（ius）有如此多的不同意思，既可以指由实在法或自然法确立的“客观”正当或正义原则，也可以指个人固有资格意义上的“主观”权利。在现代欧洲的语言中，例如在德语Recht和法语droit中，存在着相同的复杂之处。因为“客观”正当原则的道德力量源自它们对于理性、负责、自主的个人的有效性，而这同一个个人又是“主观”权利的主体，所以，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中，在“客观”正当和“主观”权利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就难上加难。 [17]君主制被视为必要的统合原则，这个事实足以使上述观点区别于现代国家概念，即国家仅是一种“表达”并“聚合”利益的工具。诚然，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将看到的，私人激情与“恶德”产生公共利益的观念将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尼德兰，它源于斯宾诺莎的哲学，并在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那里登峰造极。尽管像斯宾诺莎这样的荷兰思想家仍感到有必要用政治调和私人恶德，但在荷兰商业共和国的语境下，一种共和制政体形式看起来可能比一种绝对主义君主制更切实可行。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对斯宾诺莎的讨论中将指出的，这不是因为荷兰共和主义者已经形成了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思想，而主要是因为一个共和国可以用公职约束私人贪婪。 [18]对这些论点的重要探讨，参见戴维·麦克纳利：《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兴起：一种再阐释》（DavidMcNally,PoliticalEconomyandtheRiseofCapitalism:AReinterpretation,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尤见第121—129页。
致谢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2012）献给爱德致谢我发现比平常更难向所有以某种方式帮助过我完成这部书的人们表达感谢。接近半世纪之前，我开始研读政治思想史，之后又书写和教授政治思想史，自那时起，本卷覆盖的“现代早期”就成为我的特别关注。我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民主所写的一切作品，都充盈着我对这个早期历史时刻的思考，这些作品也受到了与同事、朋友、学生（他们可能完全没读过本书）交谈的岁月的启发。我最该感谢的仍然是尼尔·伍德，在我写作本书之前几年，他与世长辞了。当然，我必须特别感谢那些通读了手稿的人：佩里·安德森和乔治·科米奈尔，他们不吝赐教，评论一如既往地尖锐；还有爱德·布罗德本特，我把本书献给他，他带着他惯有的洞察力和不懈的支持，再次精彩地扮演着“聪慧的一般读者”角色。我还应感谢弗朗西丝·阿贝尔、罗伯特·布伦纳和戴维·麦克纳利，他们或阅读了部分手稿，或允许我抽出一小部分手稿给他们审读。还要感谢那些对前几部相关著作提出建议的人们（在这些著作中已经向他们致谢过），包括对我早先发表的一些作品提出意见并（或）允许我使用这些作品的编辑们。这些作品或启发了本书，或收入了本书，它们包括：‘TheStateandPopularSovereigntyinFrenchPoliticalThought:AGenealogyofRousseau's“GeneralWill”’,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IV.2,Summer1983,pp.281—315;‘LockeAgainstDemocracy:Representation,ConsentandSuffrageintheTwoTreatises’,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XIII.4,Winter1992,pp.657—689;‘Radicalism,CapitalismandHistoricalContexts:NotOnlyaReplytoRichardAshcraftonJohnLocke’,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XV.3,Autumn1994,pp.323—372;ATrumpetofSedition:PoliticalTheoryandtheRiseofCapitalism,1509—1688（London:PlutoPress,and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1997——该书是我与尼尔·伍德合写，但成书中17世纪部分是我写的）;‘CapitalismorEnlightenment?’,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XXI.3,Autumn2000,pp.405—426;‘WhyItMatters’,LondonReviewofBooks,vol.30,no.18,25September2008。最后是文献来源注释：我试图控制脚注数量，并使读者更容易找到本书讨论的政治思想家的引文出处。我没有在注释中标出我使用的某一特定版本或译本的页码，作为替代，我尽可能地标出了原始的章节、段落编号，这些可以在所引著作的任何标准版本中找到。当这种引用方式不够具体时，我则在脚注内加入页码（例如第六章讨论的博丹和卢梭著作）。对于想确定特定译本的读者，在此列出所用译本，后面的章节引用它们时将不在正文脚注中注明： JohnCalvin,Institutes,transl.H.Beveridge(Edinburgh:CalvinTranslationSociety,1845). NiccolòMachiavelli,ThePrince,transl.W.K.Marriott(LondonandNewYork:Everyman'sLibrary,1992);TheDiscourses,transl.L.Walker(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1983);HistoryofFlorenceandtheAffairsofItaly(NewYork:HarperTorchbook,1966). Charles-LouisdeSecondat,Baronde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transl.TNugent(NewYork:Hafner,1962). BenedictSpinoza,ThePoliticalWorks,transl.A.G.Wernha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58). FranciscoVitoria,PoliticalWritings,eds.A.PagdenandJ.Lawra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
储金局时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田球一自传（1952）储金局时期
红色俄国：参观俄国军队（下）（约翰·里德，1918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红色俄国参观俄国军队（下）约翰·里德1918年木易贺雄翻译原文链接：REDRUSSIA--AVisittotheRussianArmy 编者按：在上个月发表的上篇文章中，约翰里德描绘了在革命中俄国军队里新的民主组织。在这篇文章中，他会讲述普通士兵中的民主。伊斯科索尔的车被喷成了灰色，我们坐着车下山，离开了瓦登，穿过的德国中世纪风格的街道，穿过了大群士兵，经过了一条很长的卸货归来的牛车车队。在村庄的边上有一队士兵，他们的乐队在奏俄国版的《马赛曲》，举着一面红色的旗帜，上面用金色的字写着“和平与自由。”这些士兵从血腥的战壕中归来。他们穿越了三十英里的泥地。伴随着巨大的革命歌曲，他们僵硬地走着，他们手臂摆动的方法是俄国军队特有的动作，头向后仰着，紧绷着灰色的憔悴脸旁。刺刀像森林般在他们的头上立着，他们堆满了拥挤的街道-他们是一群泥巴色的人。几个人的大衣已经破烂不堪-有些人还光着脚。一个房子的窗户在高处打开着，一名黄发女孩靠在双边，一边笑一边挥手。下雨了，雨已经像这样持续且枯燥地下了好几天；接下来的几星期应该也是继续下雨……和我们同行的犹太班长讲述了一些零散的趣事。他告诉我犹太人必须服兵役。但是自从革命之后，好几千号人已经成了军官，尽管他们中的许多就开始希望继续留在军队里，但是还是有许多士兵不信任犹太人。革命之前，一个士兵一个月只能达到65戈比（大概13美分）-但是现在他们每三十天就能拿到半个卢布（大约1.5美金）；有了这些钱，他们可以去买食物……然后还有奖章的问题。奖章有圣安，圣弗拉基米尔，和圣乔治三个等级，圣乔治级还能得到一小笔钱。革命之前，这些奖章都是由高级军官理事会颁发，由沙皇授权；现在这些奖章都是由士兵大会颁发。这些小细节可以展现出军队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他还和我们谈了谈从里加的车队，还讲述了他自己亲眼见到的一个罪恶的事情。“在溃败中，”他说，“军队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司令部完全失去了头脑，就像在塔诺波尔那次一样。他们消失了三天，只留下一位将军来指挥车队，军队在路上都散了，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将军。是伊斯科索尔决定坚守欧阵地，然后我们在瓦登搭建起了总部，组建了军队，自食其力地反抗。那是在是太糟糕了，”他接着说，“但是从里加这件事之后，士兵就开始不听从和我们意见相左的指挥官了……这样的结果也不错。” 现在我们独自沿着荒凉的普斯科夫大道颠簸前行，原来这条路上铺满了鹅卵石，但是现在让军队运输轧的全是凹痕和大泥坑。这条路笔直有力地冲着西南方向，对着铁路线-然后在穿越过起伏的国土直达里加。农民，大多数都是家庭妇女，当我们经过时，他们对着我们愉快地笑。这些农民草率地往路上坏了的地方倒石头和土。一对一望无际的卡车和拉货马车经过，骑兵把长枪和步枪交叉地放在马背上，步兵在队伍后面前行。一个士兵在驱使着牛，他把步枪和一袋萝卜放在牛背上。还有几个伤兵，他们的胳膊上系着带血的布。很多人在冰天雪地里都没有鞋穿。几乎每一个人的制服上都有带血的西方；而且看起来每个人口袋里或手里都有报纸。我们离开大路，向南走了几英里，经过了一条由树干并排铺设而成的道路。穿越深邃的松树林，来到了总部坐在的小村庄。在一个房东早已不知去向何方的木屋里，指挥部的军官欢迎了我们，但是在看了我们社会党的证件之后，他们的态度明显凉了下来，甚至没给我们倒茶-这在俄罗斯是一种最不好的羞辱。但是，和我们同行的22岁班长开始讲话，说了一些他本不该说的话。 “在我们中间，”他说，“我们认为里加的失败是由叛变造成的。当然，德国有重炮部队所以比我们强太多，而且我们的军队也被糟糕的官兵关系弄得四分五裂。尽管如此……你记得在莫斯科大会上科尔尼洛夫将军说：‘只有失去了里加才会让我们产生危机感吗？’好吧，里加的撤退和科尔尼洛夫事件是同时发生的。” “在第186师首次撤退道德维纳之后，所有人得军队都收到了来自将军的撤退命令-没说撤退到那里，就是说要撤退。然后司令部的人就消失了好几天。这产生了焦虑情绪。伊斯科索尔尝试过停止战争。在这里以北普斯科夫大道上，我遇到了混乱的第7师残部。一位军官给我看了看来自指挥部的手令-上面就写着-‘往北走，然后左转。’” 在深邃的森林中，满身泥泞的士兵在挖洞，然后建造一半地下一半地上的书屋，用土和树枝做房顶-这就是冬季的宿舍。士兵们蜂拥而至地来到这偏僻的农村。每一篇森林里都有炮兵部队-木材和马，骑兵连在树下安营扎寨，天气阴沉。在倾盆大雨中，轻薄且弯曲的蓝色的烟直接冲进寒冷又安静的空气中。我们又一次沿着普斯科夫大道快速前行，穿过富饶的爱沙尼亚农村-这些有权势的德国地主是全俄罗斯里最反动的人。道路的两边都是大片的房产，几英里的田地最近刚被犁过，或是田里留些了黄绿色的不要了的庄稼；森林有深绿色的松树或是火色的桦树；还有湖泊，池塘，河流；以及富农们的大农场，或是当地贵族的城堡。偶尔还有几个士兵在田里劳作。地方自治联合会为所有的波罗的海省份犁地以及耕种，这样来年的丰收就可以喂饱军队，还能留下一百万蒲耳的余粮-不过现在这些都落入德国人手中了。好几亩的卷心菜都烂黄在了地里，没有碰过，而且甜菜和胡萝卜也被雨浇毁了。阔绰的农村别墅也没了房顶，或是被烧毁；农村民房的窗户也被砸碎，战利品的踪迹为我们指路。经过这个安静的村庄，只有一片废弃和空虚，只有成群结队的乌鸦在雨中尖叫，远处有战争的声音依稀作响。这里唯一的生命就是那群战斗中歇斯底里的士兵们的生命。穿过平原四分之一英里，齐格瓦尔德村被轰炸了。除了几英里以外沉闷的炮弹声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见。炮弹从灰色的天空呼啸地下来，一个又一个房子被炸毁，成了碎片和黑烟。我们的车进入了村庄。就在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一个没人看见的东西突然咆哮着，把一栋建筑撕成碎片-半空中满是砖块。沿着街走，几个农民站在他们的小屋门前，一个长满胡子的男人和抱着孩子的女人安静地观看这一切。一些士兵手插口袋，漠不关心地穿过田地。他们对我们比对炮弹更有兴趣。我们几乎开了进去，然后向左转。班长笑了。就在我们后面，当我们经过的时候差点压上了一个大坑。弹片开始飞溅…… 我们在这荒废的路上爬行，这条路只能在晚上用-因为这是在敌军的视野之内。我们沿着雪松树爬行，此时在我们的头上就有呼啸而驰的炮弹在我们头上飞过。半英里的后方右侧，一个俄军六英寸口径大炮有条不紊地对着看不见的目标开炮，由于炮弹射的太远，所以爆炸声几乎听不见。我们穿过一个农场，我们在一个大房子和石头做的谷仓中间，房子和谷仓都没有房顶，里面全是士兵和战地厨房；顺着这里，有一个开阔的田野，可以抵达阿河上方种满了树的高地，俄军在那里挖了一线战壕。俄军士兵趴在可以防止炸弹的地方看着我们，他们就像一群恐怖的泥土色怪兽-他们是憔悴，面如菜色生物，穿着古怪的穿搭，既有军服也有平民的衣服，他们的脚部被碎布裹着。因为我们和军官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怀疑我们，还要求我们出示证件。穿过树林，我们可以看见敌军在虚张声势，德军躲在那里-但是雨还是一直地下，看起来双方已经达成默契，心照不宣地不去开枪。一个长满胡子的士兵占了起来，戴着士兵委员会的红袖章。 “有彼得格勒的消息吗？”他没有敬礼直接问队长。所有人都聚集了过来。队长回答说他没看到报纸。“啊！”其他人抱怨道，然后慢慢地对我们转过身来。“如果这帮人是美国人，”他接着说，“问问他们为什么他的国家不接受俄国的和平协议。告诉他们，是他们在延长这场战争；成千上万的俄国人因此而死。” 连队指挥官站在前方半英里的战壕里，他低声地向队长说现在绝望的状况。士兵们说他们马上就能回家了；四千人的军团只留一千人；没有食物，衣服和靴子；他们已经在战壕里待上了几个月，一刻不休；他们也不信任他们的军官。 “告诉美国人，”一个军官喊道，“我们不是懦夫！我们没有从里加不战而逃。我们四分之三的人都战死了……” “是的！是的！”其他人聚在一起低声说，一个声音喊道，“里加被出卖了！”然后一片鸦雀无声。现在雨终于停了，高耸的云朵在西面的天空飘动，金色穿透了蓝色。肥沃的绿地上飘起了烟。小鸟在歌唱。一群士兵站起来望着天空，脸上充满了焦虑和疑惑；天气好转，战斗继续。然后几乎马上传来了飞机的声音，就像黄蜂一样，我们看见它慢慢地在树的上空盘旋。我们周围的士兵开始分散到各个战壕里。步枪炸裂。在我们身后的俄军炮兵发出了尖锐的声音，惨白的晴空中炮弹如花绽放。 “没用的！”班长耸了耸肩。“我们没有高射炮，也没有飞机。第十二军就像瞎了一样。” 头顶上方的东西低声呼啸，顺着一条线飞过。在它喷过漆的外壳上，阳光暗淡地照耀着。枪声在整个村子里回荡，炮弹在村子周围爆炸；它轻蔑地滑行着。在林子里，他们一边沙哑地骂一遍开火。 “走吧，”队长说。“咱们离开这里，他们要轰炸这里了……” 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们爬山了被毁的农舍后面的山-远处德军的三英寸机枪哒哒哒地扫射着，然后在我们站立的地方的上方就传来了三组尖锐的爆炸声。步枪在令人紧张的几英里内开火。战斗人员时远时近，躲在尸体下面，躲在墙后面，他们相互传话。看不见的导弹在天空中像织布一样，还发出致命的声音。飞机独自发出嗡嗡声，俯冲盘旋。在我们的后方，西面的天空快速地变成了金红色，晚霞从天空中撒了下来，破碎的云层堆积在一起，就像一座着火的城市，云层下面漂着德军香肠形的观测气球，它们越爬越高，然后待在那里，看起来有些邪恶，就像眼睛一样……夜幕降临，战火再次爆发，在到处大肆摧毁破坏。小鸟唱着令人发困的歌。一群乌鸦围着被炮兵摧毁的风车上访盘旋。远处传来了机关枪发出的哒哒声。回到齐格瓦尔德村里。寂静的黄昏中有充满了模糊的人影，这些人影在废墟中穿梭，沿着普斯科夫大道，穿过被摧毁村子，这里一片空旷，充满了怪异的景象。星星消失了。天气寒冷，在我们身后的战斗也停下了。火在平原上和森林中闪烁着-士兵的火，还有逃难者在这里生起的篝火，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没有毯子，因为城镇已经水泄不通。歌声在我们耳边回荡，关于家乡，爱情，和平，丰收，以及革命的歌曲。我们的灯清楚地让我们见证了这一切悲惨且无休止的灾难的细节-无家可归，受伤，疲乏，没鞋穿，巡逻队和救济品…… 队长对现状给出了简明的细节。每个部队至少失去了百分之60的战斗力。250人组成的连队也少了不少人。现在营长变团长，来指挥一个团的战斗；他自己是班长，现在履行排长的职责。但他受了四次严重的伤。对于政治，班长笑着表示他没有什么看法。他只是一个愉快的旁观者，他说：“该来的总是会来的。我作为一个哲学家认为生活永远是一样的。总而言之，外在事物并不重要。” ※※※ 回到瓦登……在我们看见布尔什维克开会通知的前一天。彼得斯同志想要讲话。但是和指挥官不同意。不过我们听说会议开始照常开了。伊斯科索尔发话这次会议不能召开，但是伊斯科索尔被无视了。这个城镇的指挥官派遣了骑兵-但是骑兵没有参加会议。露天市场里满是士兵，还有几个来自附近村庄的留守农民。农民们有卷心菜，苹果，奶酪，还有一些稀缺的手工制作的腰带；士兵们得到的战利品主要都是旧银表，就是农民戴的那种，还有戒指。用鹅卵石铺成的地方到处都是棕灰色的士兵，他们衣衫褴褛，有时还没有鞋子。可以做鞋底的一点皮革，售价五十卢布。铝制脸盆和手风琴价格很贵。我还看见了破损的背带裤卖了十卢布。死亡进行曲一队哥萨克人，把枪背在后面，在街上骑着马，他们的尖顶帽子盖在一只耳朵上。他们的头领在演奏手风琴；每过几分钟他们就会一起唱歌。然后一个拉脱维亚连队也过来了，他们挥舞着胳膊，唱着缓慢的拉脱维亚死亡进行曲，庄严且勇敢。当他们走的时候，同志们和人行道上跑出来亲吻了他们，并和他们道别。他们即将上前线。市政厅里坐着难民委员会，里面挤着几千人，他们都是在德军进军或俄军撤退时逃走的。他们无家可归，一无所依。这个委员会最初是由沙俄政府建立的。但是革命之后，所有的成员都是由难民选举产生。秘书带我们走进了这个肮脏还满是水的地下室，在这里，他们每天要给七百名女人孩子和老人提供伙食。战利品 “为什么俄军要抢夺战利品？”他深思熟虑地重复着。他自己是一名拉脱维亚人。“好吧，每个军队都有犯罪分子，也有饥饿的人。考虑到目前普遍混乱的状态，他们抢的东西并不算多。而且你必须要理解，俄国士兵们被灌输了在撤退时要把所有平民迁走，并且破坏掉所有东西，以免落入敌人手中的观念，并且他们还认为这是爱国的行为。但是最重要的理由是俄罗斯人不信任拉脱维亚人，因为他们认为拉脱维亚人亲德国，而且反动的军官还故意鼓励这种不满情绪。反革命煽动者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作为阶级问题的战争俄国士兵把波罗的海的省份当作了外国领土，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要保卫这里。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这里掠夺。但尽管如此，只有德国的领主才想让德军进来，而布尔乔亚正好要依赖于他们。其余的人口都是满肚子德国文明的人，以及工人，士兵和失去土地的工人，他们长久以来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对革命有着彻底的同情。这就是为什么在拉脱维亚，对抗德国人的战争是如此的一致-这是一个阶级问题。工人阶级军队伊斯科罗斯特雷，即拉脱维亚狙击手执行委员会，证实了这一点。九个战斗团，15000人属于第十二军。拉脱维亚人几乎全部都是布尔什维克，他们也几乎全部依靠自己的组织，他们真的是一群革命的年轻斗士。他们最初是一只布尔乔亚的志愿军，这支队伍后来被重组，把包括所有入伍的拉脱维亚人都整编进了俄国军队，直到他成为了一支工人阶级为压倒性多数的组织。参观者美国人到达城里的风言风语传了出去-这是当地人第一次听说他们有参观者了。第一个听说的人是一个学校老师，他会说法语，他是一个矮小的人，胡须修理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金框眼镜，他说他是智库的成员，支持革命，但是不支持阶级斗争。他说他是受到了农民委托，让他问我们应该如何结束战争……然后有一个肥胖的德裔美国人，他是个面包师，名字叫威特，他有美国护照，以前住在辛辛那提。他说他非常崇拜威尔逊总统，不过他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很模糊。他向我们咨询一些移民的建议；西伯利亚的面包生意利润高不高？最后，一个光滑油腻，看起来不错的农民，他是拉脱维亚独立运动的代表。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些悲惨的历史以及一些可疑的数据来向我们证明拉脱维亚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这个诉求太普遍了，以至于大家都开始无视它。伊斯科罗斯特雷调查第二天清早，伊斯科罗斯特雷的秘书皮特森敲了我们的门。第二拉脱维亚军士兵委员会抱怨，说只有十六个军官不够；一个来自伊斯科索尔和伊斯科罗斯特雷的代表团去前线查看；他问我们想不想一起去？这次我们和救护车一起去的，与我们同行的有纳胡姆森医生，他是一位军医代表，有几个德国大学的学位证，资深革命家，以及布尔什维克中的知名人物。我们的车上还有大约半吨重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军人报》和《工人真理报》，这些都会被发往前线。我们不需要通行证，也没有人敢截停这样一位有权利的大人物。 “军队的情况？”医生耸了耸肩，然后不悦地笑道。“你想要什么呢？我们的法国，英国和美国同志还没有派送他们所承诺的物资。你们觉得他们想饿死革命是可能的事吗？” 死刑我们问了问关于在军队里死刑的问题，这个问题颇具争议，而且激进派和反动派吵得不可开交。 “想一想，”他说，“军队里的死刑意味着什么。今天我告诉你们团，布尔什维克的人数经历了一个月的战斗后，从四千就剩下了现在的七个人。自从里加沦陷，整个第十二军只有60个人被正式宣布为逃兵。不，我的朋友。克伦斯基先生的死刑不适用于懦夫，逃兵和叛徒。俄国军队的死刑是给布尔什维克准备的，因为他们是‘煽动者’，他们可能在不经审判的前提下就被长官的左轮射死。幸运的是这里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们也不敢。” 每当我们经过一队士兵时，皮特森都会扔出去一摞报纸；他把报纸放在他的腿上，一个接一个地分发给路人。上千份报纸上都印着和临时政府联合的反动纲领-打压苏维埃，军队铁的纪律，战争到了极限…… 反动军官旅队司令部在一个农场砖房里，位于一个草木繁茂的小丘上。在大厅里，军官们围着一个长桌子坐下，其中有一位上校，一位中校，和一群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带着绶带，在香烟散发出的雾里吃着野味，没完没了地喝着茶。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招待了我们。十五分钟后，纳胡姆森博士和上校因政治问题激烈地吵了起来。上校是个诚实的反动派-他向碾碎德国，而且依然对沙皇尼古拉二世忠诚，认为这个国家已经被革命毁了，极端反对军人委员会。 “军队里的问题，”他说，“是对政治问题的关心。士兵们用不着去思考。” 其他人都跟随着上级的指引。中校是一个圆润且快乐的人，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自信地告诉我“任何有品格，有尊严的军官都不会与士兵委员会来往。” “委员会里没有军官吗？”我问道。他轻蔑的耸了耸肩。“有几个。不过我们把他们称之为‘煽动者’军官，而且我们自然不会和他们打交道。” 宽恕军官其他人还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消息。他们说最开始军队里没有布尔什维克-除了委员会以外。拉脱维亚的军队都很无知而且还不识字。委员会深刻地介入了军事行动。而且士兵们都十分嫉妒城镇里的工人们，工人们拿到了不错的工资，而且一天只工作八小时，但与此同时“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待命。” 这是我们已经在桌子旁做了两个小时了，一边喝茶一边抽烟，这段时间里司令官们除了谈话以外什么都没做。一个高大的年轻男子，他闪亮的头发上带着一股润发油的味道，做到了钢琴边上，开始轻松地弹奏华尔兹。有时两个驼背且年迈的农民，一男一女。他们光着脚，偶尔穿过房间，去小衣柜傍边……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离开这里，前往士兵委员会，第二拉脱维亚军士兵委员的长官依然“一天工作二十四的小时，”然后坦诚地对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厂工人表达不满…… 称兄道弟去委员会的路要穿过一条小溪，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红黄相见的树林，然后来到茂盛的草地上，在这里往西看，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富饶的景色。一个憔悴且沉默的年轻人骑着马给我们带路，我们越行越远时，他开始露出了微笑，并让我骑他的马。然后他说话了，他说五月份的时候，这条前线的俄国军队就和德国人称兄道弟了。 “德国人派了间谍，”他说，“但是我们军官也派间谍了。叛变的事情时有发生，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有时候他们让我们去攻击我们的德国同志，但是我们都拒绝了。他们也拒绝攻击我们；我知道有一个连队，我在那里有很多朋友，他们被指控叛变，然后被重组了，12个人被枪决。然而他们现在仍然拒绝和俄军打仗。所以他们被送到西线了。事实上，为了我们，他们最后不得不对撒谎。” 一个苏维埃委员会前方半英里，有一个低矮，宽阔，被茅草覆盖的农舍，傍边的大粮仓光秃秃地建立在一小块凸起的土地上。炮兵把炮车放在了那里，马也被牵去喝水，那里还有一点做饭时用的火，还有许多士兵。一个巨大砖砌的路子把房子里面分隔开来。一边住着农民和他的妻儿，他们的所有家眷都堆在了墙角；另一边除了自制的长椅和一个大桌子以外什么都没有，桌子上报纸，报告，和小册子堆积的很高-其中我注意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桌子旁做了六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没有授衔的军官，其他的都是列兵-他们都是来自第二拉脱维亚军苏维埃的常务委员团。他们除了干草堆以外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睡觉，也没有冬天的衣服，食物也不够。委员们一直坐着，他们在这里坐了一个月，一直在做本该是由司令做的工作。我说的话句句属实。要是想证实我的话，那就去问问任意一个士兵，问问他的食物和衣服是从哪里来的？谁找到并给他们分配了住处，在政治上代表了他们，以及是谁捍卫了他们的利益？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委员会。”如果俄国军队中的最高指挥官命令第二拉脱维亚军去进攻或是撤退，在得到了委员会批准前，没有一个人会行动。这可能会带来两件让他们害怕的后果：一个是他们可能会被送到彼得格勒去镇压革命，另一个是他们可能被戏耍，然后被派去进攻，就像在六月他们被戏耍了那样。他们很友好地欢迎了我们，还把长椅擦干净之后让我们坐下，给我们递烟，帮我们脱大衣；其他的士兵挤在这里或是站在门旁，静静地看着。 “良好的训练” 主席是一个阳光的年轻人，他有着开心的脸庞的凌乱的头发。他告诉我么拉脱维亚军队已经在前线坚持了六个月没有休息了，然后他们还会告诉彼得格勒的战争部，如果在十月一日之前不下令撤退，他们就自行离开。一个团以前有四千人，现在就剩下七人了，而且还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 “人们怎么承受得住呢？”我问。 “军官说他们有着良好的训练，”他回答道，然后大家都笑了。一位在门边上的士兵大喊，“你是不知道有多少军官连鞋都没有！”然后他们又笑了。看起来委员会被军官的话逗得很开心。 “他们说我们嫉妒城里的工人。当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城里也会成为工人，而且他们也为我们争取到了得到更短的工时和更高的工资。我们大多数都是工会成员……军队里没有布尔什维克吗？好吧，这个委员会上个月才选出来的，而且这个旅里的每个选举出来的成员都是布尔什维克……我们并不是文盲；相反，只有百分之二的人不会读书写字。所有的拉脱维亚人都上过学。只对干涉军事事务，我们与植物馆，除了事先安排好的军队大规模调动以外。” 革命法庭这个旅里没有处决反动军官的事情，即使是在科尔尼洛夫时期-尽管克鲁斯金上校那时到处走来走去，公开地为反革命的胜利而祈祷。不过，几个残暴的军官被迫提前退休了，其中有一位军官因殴打士兵而被带到了革命法庭；但是他在审判前就战死了。第十二军的军事法庭被革命军事法庭取代了。每个连队选举出五个人-士兵或是军官组成一个小法庭；在这之上是团法庭，由28个士兵和14个军官组成，他们是有全团选出产生；还有一个6名由大会选举出来的成员组成的常务委员团，永久地坐在轻罪法庭（例如盗窃）的审判席上。如果士兵对军官不满，他们首先可以向军队政委上诉，如果政委也没办法，就可以向中央军队执行委员会上诉。 “我们知道，”主席说，“哪些军官支持我们，哪些军官反对我们。我们知道里加是被出卖了。在八月一日，我们有飞机和重炮；但是当德军进攻时，这些飞机重炮都被派到了别的地方。”他耸了耸肩。“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必须保卫革命，保卫彼得格勒。我们必须监督他们，让他们战斗……” 他向展示我了司令部的所有命令，这些都是在这里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的；上面有旅队位置的表格，这些表格是委员会绘制的；征用或购买食品，衣服，炮弹和枪的记录；士兵政党政治事务的记录-有和苏维埃往来的记录也有和临时政府往来的记录。“我们是才战争部门！”一个成员打趣地说。 “战争部门？我们简直就是整个政府！……” “西伯利亚没人了” 在外面粮仓的阁楼里停止几个轻型炮车，一些是属于西伯利亚军团的，他们刚刚从伊尔库茨克抵达至此。他们穿着巨大的羊绒鞋，外面是由野兽的毛皮制成。他们还穿着新的衬衫，面色红润，他们看起来简直就像不同人种的人。他们强烈地抱怨他们的食物。与我同行的人找了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三岁的男孩。 “你当兵是不是太小了？为什么，你这岁数之后只够找个小女朋友。” “如果我到了相爱的年纪，那么我也到了可以打仗的年纪，”男孩回答道。“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只有十五岁，但是现在我是一个真男人了。” “你不怕有人在你离开的时候，把你的女朋友撬走吗？” 男孩耸了耸肩，说“西伯利亚没人了，所以也没人可以把她撬走了，”他简单地说。俄罗斯在前线已经损失了七十万人-后方的损失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四年。孩子成为了大人，穿上军装，前往战壕……“西伯利亚没人了。” ※※※ 战利品市场周日在瓦登。那天刮风，薄薄的云在被雨洗过的天空中展开，一些苍白的太阳骑在云上。碍脚的黑泥被上千只靴子踩来踩去。城镇居民和农民已经走了好几英里，他们在赶往路德宗教堂。他们之中夹杂着好奇且有礼貌俄国士兵。在露天市场，以物换物的战利品交易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城镇的上空一架飞机向西南方向驶去，整个天空布满了白色和黑色的烟雾。然后传来了低沉的爆炸声和发动机声。人们漫不经心地抬头，说：“德国人！” 到了中午，广场的角落里出现了几张桌子，还有旗帜-革命的旗帜，这些旗帜是红色的，上面还有金色，银色和白色的字母。这些旗帜鲜明且雄伟地穿过人群。发言人站在了桌子上。两批人都来开会了，俄罗斯人站在一个角落，拉脱维亚人站在另一个角落。这次会议被指挥官禁止，但是伊斯科索尔不同意。镇上所有人都来了，15000名士兵中的大多数也都来了。毫无疑问，观众们也是有情绪的-桌子后面的旗帜上写着“权利属于人民！和平万岁！”另一个旗帜上写着“面包，和平和自由！”在雷霆般的呼声中发言人慷慨激昂地发话，他谴责了临时政府不召开和平大会，谴责他们竟敢镇压苏维埃，谴责他们在战争中和协约国蛇鼠一窝。和平会议在历史上肯定从来没有军队一边打仗一边召开和平会议的事情发生。俄国士兵从沙皇手里赢得了自由，他们不相信任何使战争继续下去的理由，而且他们还把战争是视为有帝国主义性质的。他们强烈笃信国际社会主义-而且为此而战。在冬日的阳光下，旗帜随着微风飘摇，生机勃勃，光芒四射。上千名棕灰色士兵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仔细聆听任何想要发言的人。伊斯科罗斯特雷主席拿着一个小白旗主持着会议。头顶上方总有飞机飞来飞去，有的时候还在附近绕圈。远处还有重炮的声音-今天的天气是和打仗。一群乌鸦在教堂的尖顶周围发出嘶哑的叫声。穿过广场的尽头有着川流不息的卡车和马车。这里太吵了。人们听不见发言者的话。每次德军飞机经过时，人们都会不安地伸长脖子-村子已经被轰炸三次了，许多人都被炸死了。主席用小旗子给大家发信号，演讲者跳了下来，桌子搭在肩上，巨大的红旗低垂飘动。首先是拉脱维亚人，他们由一群唱着哀伤的本国革命歌曲的女人带领着；他们还带着写着拉脱维亚语的旗帜；然后是俄罗斯的旗帜，几千面旗帜跟在后面，就像一条满是泥巴的河流顺着狭窄的街道倾斜而下。我们穿过了大门，穿过了西弗斯家族的男爵庄园，这个家族曾是瓦登的封建领主。中世纪日耳曼骑士城堡的大片废墟上有一块大岩石，穿过满是秋叶的黄红色古树，我们来到了一个满是百合花的池塘。透过高处的窗户，人们能看见绵延数里沃土，乡村，树林，湖泊，城堡，巧克力色或绿色的农田，金色和血红色的树叶；太美丽了。拉脱维亚人的旗帜随着悲伤的歌声像激流一样穿过了树林，走向了城堡下面的小丘；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在斜坡的中央停了下来，把桌子放在了一棵大橡树下面。人们挤在两个讲台周围，有人骑在树上，还有的人站在旧棚屋的屋顶上……在这个漫长的午后，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开会的五个小时里，这一大群人站在那里仔细聆听，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就像冰川一样，耐心且缓慢的移动着，在这个陡峭的山坡上覆盖着一大群棕灰色的帽子和褐色的脸庞。自发鼓掌山呼海啸，有时还有怒吼声。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是布尔什维克，他们不间断地重复着：“一切权利归苏维埃，农民得土地，立即实现民主和平……” 在最后，有人发表了一片老式的“爱国”演说-但是愤怒的呼声很快地把他赶下了台。然后，一个瘦小且带着金框眼镜的教授上台，试图发表一篇关于拉脱维亚民族独立的演说；然而丝毫没有人注意到他…… 旧时代的残骸穿过湖泊的小丘上有一座黑色的大理石坟墓，墓碑上着： “故显考卡尔.西弗斯男爵。孝子参议院以马内利.西弗斯男爵敬立。卡尔.西弗斯男爵是这座公园的创立者，为了纪念他，这座山被命名为卡尔山。他是瓦登城邦的最后一位贵族。在此地，他经常与达克森农民理事会成员以及他们的妻子们一同吃饭，农民的孩子们就在附近的平地上跳舞。” “他有他自己的艺术品位，也有自己的创作天赋。他曾设想在达克森的的小溪中挖一个大坑，在这里建一个大池塘，这样古老的奥登斯-施洛斯的遗迹就会倒映在水中。” 两名士兵懒洋洋地过来了。其中一个慢慢地说。 “男爵！”他惊叹道，然后吐了口痰。“好吧，他死了，就像许多我们的同志那样。他也许是个好人……” 一群衣衫褴褛且瘦弱的人在纪念碑周围漫步，在粗木桥边有一个大池塘，人们在老旧的贵族公园中的人工石窟里进进出出出。古老的草地被踩成了泥。碎布，报纸，烟蒂被扔的满地都是。山上有一大批无产阶级，他们在社会革命的旗帜之下。奥登斯-施洛斯跌宕起伏的历史肯定没经历过这些奇怪的事！穿过公园，音乐传到了路上，指向路德教派的小墓园。他们在为三名拉脱维亚狙击手下葬，他们昨天战死了。首先来了两个推车，每个推车上都躺着一个死去的士兵；人们在路上撒满了常青树的树枝。在墓园的大门旁，有一个士兵在擦了擦他的手，叹了声气，点了一根烟，然后哭了起来。整个城镇的人都在沿着大街走去，农妇们穿着礼拜日的头巾，老人们则穿着锈迹斑斑的黑衣服，其中还有士兵。他们中间还有一支军乐队，慢慢地演奏拉脱维亚的《死亡进行曲》，不过他们演奏时却带有些胜利且欢快的感情色彩。然后我们看见了白色棺材，铝片上写着“永远安息。” 和平，安息-你在前线上听到过多少遍？革命意味着和平，人民政府意味着和平，不幸的是，除此之外，死亡也意味着和平。在前线，没有这些庄严肃穆的葬礼。几乎这里的所有人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些亲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死亡。这几百个士兵脸上麻木，武力；他们知道这死去的三人在炮弹从天上呼啸而下并把他们的身体撕碎之前，可能以前和他们谈过话，听过他们的笑声和笑话。士兵们也知道下次被埋葬的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伴随着牧师安静低沉的声音，人们低声痛哭，人们把棺材降了下来，砰的一声落在了湿润的土地上，这声音就像远处的大炮。伊斯科罗斯特雷的主席在坟墓附近进行着革命演说。乐队演奏着，然后他们演奏了一首令人颤抖的乐曲。九声枪响打破了宁静的空气。头顶上方有着飞机的轰鸣声。森林里微弱地传来了一阵鼓掌声。这里是死亡-那里是生命。当我们慢慢散开的时候，一个委员会兴奋而急切地召集了乐队……他们还在公园里讲话，临时主席问，“有人想对布尔什维克提反对意见吗？”鸦雀无声。看起来没有对布尔什维克有意见。“工人们马上就到，”一声大喊，“然后我们就去镇里游行！” 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时刻工人们穿过树林来到了这里，《死亡进行曲》继续演奏。在池塘附近的一个空旷地方突然走向了《马赛曲》。总共上千名穿着棕灰色衣服的人开始唱歌，雷霆般的歌声上树颤抖。几面旗帜在前方飘扬。主席举着他的白色旗帜。我们开始缓慢地用脚踩过落叶，然后我们聚在一起。后来我们越来越快地穿过了树林，无法阻挡的人山人海咆哮着……乐队演奏的有些累了-乐曲中开始有停顿和出错的地方，让歌声有些混乱。每个人都意气风发，脸上容光焕发-我们挽着臂共同前进……这就像是革命的头一天一样。再次吹响革命的号角，在经过了大风大浪之后，我们不断浴火重生，每次都变得更加勇敢，更加聪明……我们急躁地经过了城镇上所有的街头巷尾，此时这个城镇再次属于人民，就像俄国会再次属于人民…… 但这只是一小会儿。周一，小苏维埃休会。大门紧闭，灯光照向了抗议人群的脸。一个接一个的代表使得这悲伤的场景更加混乱。侦察队已经公开地反抗，因为他们没有了面包补给；另一个连队的军官要求随身携带全部行李，不允许把野战电话留下；一些先线的士兵拒绝搭建冬天的住所，他们说占领农民的房子更容易；第五师的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这里的士兵已经有些冷漠了，甚至对政治毫不关心；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保卫国家呢？国家已经把我们都遗忘了！” ※※※ 我们坐在月台上等待着去彼得格勒的火车，然后威廉姆斯突然想到我们应该把多余的香烟分给别人。然后他就坐在行李箱上，拿着一大盒香烟，慷慨地给了别人。这附近至少有几百名军人。一些士兵犹豫地拿走了烟，但是其他人还是无视了他。然后威廉姆斯就坐在了一个越来越大圈子的中间。士兵们聚在一起，低声交谈。忽然，他看见迎面走来有三个士兵组成的委员会，拿着挂有刺刀的步枪，看起来很危险。“你是谁？”领头的问。“你为什么把香烟分给别人？你是不是德国间谍？想收买俄国革命军人？” 整个月台上的人都围了过来，他们慢慢地围在了威廉姆斯和委员会周围，还愤怒地嘟囔着-准备把他撕成碎片。 ※※※ 我们在火车上被挤得动弹不得。在一个六人的隔间里挤进去了12个人，过道里还堵满了人，没人能走过去。在寒冷的晚上，一百多名士兵在车厢里一边跺脚一边唱着刺耳的歌。里面的车窗都关上了，所有人都在吸烟，而且大家都在聊着天。与此同时，生活还要继续在瓦尔克，一些俊俏的护士和年轻军官趴在窗边，拿着糖果，几瓶伏特加，奶酪，香肠和其他准备宴会的材料。他们奇迹般地挤到了我们中间，并且开始使气氛愉快了起来。他们变得情意绵绵，开始互相接吻和抚摸。在我们的隔间里，两对情侣相互拥抱，半躺在座位上。有人把遮光板拉了起来，另一些人关上了门。这有些放荡，因为我们能看到这一切。上铺躺着一位年轻的班长，他不停地咳嗽。每过一会儿，他就会抬起他无力的头，对着一个手帕吐血。过了一会儿他喊道：“俄罗斯人都是畜生啊！” 这里有火车的轰鸣声，咳嗽声，狂饮时发出的叫声，争吵声，这些声音整宿都没有停下。人们可以听见衣衫褴褛的士兵用脚跺地板的声音，有节奏地伴随着他们的歌声。
刘师复《答迦身》（1914年5月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答迦身刘师复（1914年5月16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0号，1914年5月16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67-168页。来书以吾党急进之法当如何之为文。记者以为吾党进行之手段，当因乎各地社会之情形而异：有宜于急进者，如欧美之情形是也，有不能急进者，即中国今日之现象是也。总而言之：“传播”乃吾人无时无地可以或息之事业，由今日以至于无政府成功皆所谓“传播时代”也。文字口舌，奔走鼓吹，此固谓之传播；即暗杀罢工暴动大革命，亦皆为传播之作用。克鲁泡特金即主张以猛烈手段为传播之方法。所谓三数日之风潮胜于数十万册之书报者，盖谓此也。记者固完全服膺克氏学说者。惟欧美情势既隔非吾人所能为力，以言中国则机会未至，不能不少有所待，姑用全力以从事于文字口舌之鼓吹，苟一旦时机既熟，则记者今日之秃管一枝，异日即可变为轰动全球之炸弹，特所谓急进者，终不过借为传播之力，而未必一举即可成功。当其未成功之前，不能限定取何手段，惟察其所处地方时势之如何以致吾力而已。
红色俄国：参观俄国军队（上）（约翰·里德，1918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红色俄国参观俄国军队（上）约翰·里德1918年木易贺雄翻译原文链接：REDRUSSIA--AVisittotheRussianArmy “持证人约翰.里德，美国社会党成员，已经向军事部政治处文化宣传办公室报备，允许为北美媒体收集当前的军事消息……” “注：政委有权召回煽动者和政治宣传者。” 毫无疑问，这个毫不陌生的通行证把记者们带到了前线，打开了所有的门，还让波罗的海车站的指挥员给“美国使团”，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单独留出了一个头等舱。一名东正教牧师在战壕中义务地担任牧师，他恭敬地请求与我们同行。他是一个高大且健康的人，长着一张非常简单的俄罗斯脸，他有着绅士的微笑以及巨大的红胡子，和无法满足的谈话欲望。 “是这样的！”他带着一丝叹息。“革命削弱了教会对人民群众的掌控。有人说我们在为前朝服务，我们会保佑给革命烈士用的绞刑架。但是我记得在1905年，当十三名工兵因叛变被处决时，没有牧师主持往生仪式。我们怎么会和一个即将被谋杀的人说安慰的话呢？” “有些人已经失去了所有信仰，但是人民大众还是非常有信仰的-即使他们是非常极端的革命者。我们的帽子上以前有一个十字，和几个单词‘Zaverau,tsaria,iotechestvo’-‘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好吧，他们连同‘信仰’把这几个词都抹去了……”他摇了摇头。“在以前，教堂里对上帝的祈祷都会把他称之为‘天堂的沙皇’，把圣母称之为‘女沙皇’。我们现在不这么说了，人都说这是在侮辱上帝” 我们又谈了谈他在军队里的工作，他的脸变得十分温柔。 “在部队里的牧师会为全世界的和平而祷告。然后军人们就会在祈祷词里加上‘不要占领也不要赔款！’然后我们又为那些所有的前来打仗的人祷告，为了穷人和病人祷告；然后就有士兵就会哭着说‘也为失踪的人进行祷告吧！’头脑简单的孩子们啊！他们都以为只要有被授予圣秩的牧师的祷告了，上帝会应许他们任何想要的东西。拒绝为士兵祷告的牧师有祸了！”他沉思了一会儿。 “但是士兵要不是处于危险之中是不会虔诚的。他们只有在遭到攻击之前才会聚到我这里来，对我阐述他们以前的罪孽，有时还一边哭一边说，哀求我对上帝祷告，让上帝原谅他们的灵魂。我们俄罗斯人有句谚语-俄罗斯人不打雷就不画十字。” 我们谈论了在莫斯科的教会大会，第一次教会大会是在彼得一世时期召开的。君士坦丁堡，雅典，亚历山大城，耶路撒冷，以及俄罗斯的大城市的长老们；还有日本，波斯，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大主教们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一切都在民主起义的骚动之中；无数的俄国教派，杜霍波尔派，莫洛恰尼施洗者派，以及迪恩迪基派，他们也被称之为“洞人”；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礼拜堂的房顶上凿个洞，以便圣灵进入。威廉姆斯，我的一个美国同伴，告诉我有一名伏尔加农民，他把俄国的衰弱归咎于有人用三根手指画十字这一罪恶行为。这名农民是个老信徒了，他只用两根手指画十字……接着，牧师就像我们解释东正教的仪式是如何代表着耶稣在不同时期受到的不同苦难，而且为什么女人不能接近圣坛，甚至女孩为什么不能受洗。火车到了每一站都会停下了很长时间，让乘客有时间在拥挤喧闹的候车室里喝杯茶，吃点东西。在这段时间里，外地人，官员和平民上上下下，而我们的谈话中充满了令人好奇的事情。晚报宣布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正式与“泽里特利-利伯-丹”组织决裂，因为他们“对妥协政策犹豫不决”。 “泽里特利，丹，利伯，戈茨，以及切伊兹就是我们时代的吉伦特派，”一个将法语的队长说。“他们会得到像吉伦特派一样的命运。我追随他们，”他补充道。牧师以前住在塔什干，在里海附近，他的老婆和五个孩子住在那里。他告诉我有一个机构叫做偷窃局，被抢劫的人可以去那里拿回属于他们的东西，只要花上等价钱，而且现金还打八折。一个瘦小的学校老师告诉我们今年夏天，在罗斯托夫召开小偷大会，全俄罗斯都会派代表，而且他们还郑重地向政府抗议，反对警方的掠夺和贪污行为。一个肥胖的团长说起了在莫斯科的德国和奥地利战俘，他们被要求每天工作八个小时-这些都被我听到了。有流言成在前线的军队将会离开战壕，回家庆祝十月一日的帕克罗夫节-然后放四天假。每个人都对解散的巨大威胁感到担忧……牧师参加了两次苏维埃团级会议，会上他们通过了痛苦的决议。有些人有第八军团士兵委员会的官方报纸，上面写着含糊其辞地写着关于戈梅利军事暴动。拉脱维亚军队也混乱了。如果百万俄罗斯士兵直接停止战斗，然后涌进大城市里，首都和农村会是怎样的情形呢？老团长小声说，“我们输了，俄国战败了。除此之外，生活太艰难了，活着也没意思。为什么不终结所有事情呢？”那位讲法语的军官在理论上是革命者，他进行了激烈却有礼貌的辩论。然后牧师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恶俗故事，说有一个士兵勾引了一个村姑，士兵保证她的孩子以后可以当上将军。天色越来越晚，灯光昏暗且时断时续，车厢里也没有暖气。牧师冻得发抖。“好吧，”他终于开口，他的牙在打颤，“醒着太冷了！”然后他就重新躺下了，他除了长袍以外身上什么都没盖，他很快就睡着了，还打呼噜。第二天早上他醒的很早，他都被冻僵了。阳光穿过满是冰霜的窗户。一个小男孩带着茶水过来了-他用巧克力糖果代替糖粉。火车穿过了富饶的爱沙尼亚，穿过白桦林，秋天的黄色的树叶像明亮的火焰一样；有时能看见一丛丛阴暗的松树，白桦树叶穿过松树丛，就像整个树林都着火了一样；冗长且肥沃的农田像温柔翻滚的波浪，还有黄色的麦穗，玉绿色的草地，还有长达几英里的淡蓝绿色的卷心菜；巨大的农场坐落在粮仓中间，整个粮仓都被一个巨大的茅草屋顶遮盖着，上面还生长着厚厚的苔藓。乡村缓慢地升了起来，巨大的灰色石头做成的风车久经风霜，长满苔藓，风车的风扇来回转圈。铁道旁要有一条新的路床，在很多地方都有系杆，还有成堆的铁轨。在革命之前，没有人会去修建这些急需的铁路。但是从三月开始，俄罗斯人已经完成了26段铁路；而德国人，在里加沦陷后的一个月内，铁路只修了不到30英里。士兵开始越来越多，他们聚集在所有的车站，粮仓和远处的农场；留着大胡子的巨人们穿着棕灰色外套，靴子，尖顶帽或是绒帽，他们身上总是带有一抹红色。哥萨克人巡警沿着满是黑泥的道路巡逻。军用火车还有装着很多人的卡车叮当作响地路过，回声时断时续。红十字旗应运而生。在瓦尔克，一位激动的低级军官告诉我们，如果想继续往前走，那么就必须穿越城镇。司机说火车三分钟后离开这里。 “你会被抓走的，你会被抓走的！”低级军官一边摇着手指一边对我喊道。但是我们坐在那里安然不动，也没人说起通行证的事。过了凡登之后就再也没有火车了，我们随着一大群返乡的士兵下了车。一个站在门旁的卫兵已经厌倦了检查通行证，所以他只是疲倦地示意我们通过。看起来没有人知道司令部在何处；终于有一个军官，在想了一会儿之后，告诉我们说司令已经在瓦尔克退休了。“你们见到司令也没用，”他补充道，“伊斯科索尔已经控制了这里。”他指着城镇中的主楼，这个楼之前是正义与和平大会的楼，现在是“伊斯科索尔”，即中央士兵代表执行委员会。在二楼的一个空旷的大房间里，速记员在信使中间来来往往，这里是第十二军的中枢神经，这个自发的民主组织由革命爆发时的士兵组成。有一位帅气的年轻班长，长着一副犹太人面孔，他站在桌子后面，忧心忡忡地用手摸着他有些发灰的头发，然后一阵抱怨涌上心头。战壕里的军团派了四个代表团，大多是士兵，里面有两个军官掺杂在里面，他们同时请求伊斯科索尔；一个军团快没有靴子了-伊斯科索尔承诺给他们六百双，但就到了六十双。一名来自另一个军团的衣衫褴褛的发言人抱怨，说炮兵部队已经有了冬天的毛大衣，而骑兵部队却还穿着夏装……一名还是孩子的低级军官对着伊斯科索尔愤怒地大喊，声音回荡了好一阵，但是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 “是，是！”军官含糊地回答道，“是，是。我马上通知军需处。” 一个小桌子上堆满了小册子和报纸，我还注意到中间还有埃利兹.雷克白和《无政府和教会》。一名士兵坐在附近的一个坏椅子上，大声朗读着《消息报》-即全俄罗斯苏维埃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的官媒-内容是关于新政府的组成；当士兵读到军校部长的名字时，边上的人发出了笑声，然后讽刺地说“万岁！”站在窗边的是维经斯基，第十二军政委的助手。他穿着半身军大衣，扣子一直系到脖领子-他是一个矮小的人，透过厚厚的镜片可以看见他蓝色的眼睛，他有着浓密的橙色头发和胡须；他是一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知名人士。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书的内容比《吊死的七个人》还恐怖。这些政委都是平民，这个制度受到了法国革命政府在1793年的革命政委制度的启发；临时政府在苏维埃的同意后，向前线指派了几名主要代表。维经斯基用简短的话解释说，除非他的意见被征求，否则军事行动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是在他来到瓦登的那天，一位将军便要求他决定一个战术问题。 “我的工作，”他说，“是建立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夺回里加的战争机器。但是我在这里的条件是令人绝望的。军队现在什么都缺-缺食物，衣服，靴子，和弹药。路况也不好，过去的两周一直下雨。用来运货的马也喂不饱，还十分疲惫，而且它们能做的只有给我们送点面包，不以至于挨饿。但是前线最缺乏的东西远比食物和衣服重要，前线最急需靴子，小册子和报纸。你们可以看见，自从革命爆发，军队吸纳了一大批书籍和政治宣传，而且士兵对他们如饥似渴；现在这些东西都没了。我们不仅允许，而且还要鼓励各式各样的书籍输入进部队-这些东西对于维持军心是必要的。自从科尔尼洛夫事件和民主议会一来，军人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是的，一些人直接就放下武器回家了。俄国军队已经厌倦战争了……” 维经斯基在过去的36个小时里都没睡觉。但是当他敬礼后下台阶，然后走进那辆泥泞的车里时，他散发出了能量。他准备在阴雨天的泥泞道路上前行40英里，去解决官兵冲突…… 军队代表团的人一边咆哮一边抱怨地走着，然后来了一位犹太人班长，他的名字叫图马金。他一边带领我们进入房间，一边递香烟，然后还讲述着伊斯科索尔的历史。这是第一个由现役军人组成的革命组织。 “你们看，”图马金说，“彼得格勒的军队让我们感到惊讶。我们或早或晚都会知道……但是这一下子就来了。军队里有一群革命者-当战争爆发时，我自己也曾经在法国因政治问题被流放。” “好吧，在1905年的革命中，人们成立了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然后我们还尝试在军队和其他地方中成立苏维埃。但是广大士兵并不了解社会主义，而且对此漠不关心-所以我们后来失败了。后来，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的错误，然后开始在军队中进行工作；但是在1917年二月，当彼得格勒有点绷不住了的时候，我们都怕了。我以为他们会派遣我们去镇压革命。所以我们匆忙地开了会，我们中大概有十二个人开始在军中掌权……” “来自彼得格勒的新闻很少而且有时还自相矛盾。我们的自己军官也充满敌意。我们不知道革命到底取胜了没有……我们在一个星期里跑来跑去，和士兵们开会，解释，争吵……而且在每一个会议上，我们都会让人们宣誓他们将会为革命奋战至死。” “三月9日，再过11天之后首都就爆发了，我们在里加召集了一个士兵苏维埃-每个连队，战斗排和连队都要出一位代表-总共三千人。他们选举出了60人组成了执行委员会，并开始个其他的革命军事组织建立联系。大多时间，我们都不认识其他的像我们这样的组织，至今简单地在电报上写上‘革命士兵，第四军团’之类的字。对于签名，我们编了一个暗语，这个暗语是给予我们组织的名字-‘伊斯-科-索尔。’其他的执行委员会都自称‘阿尔弥空’。” “三天之后，我们在组建并发行了我们自己的报纸《俄国前线报》。我们教育人们并将他们组织起来了，多棒的工作啊！军官不是很理解革命-他们接受了把人们阶级分开的教育；但是我们军队没有杀死上级的事情。我们只会把他们开除……在我们离开里加之前，《俄国前线报》已经在军人之中发行了25000份，在城市中发行了5000份；为了支持这份报纸，我们发起了一个‘为军人媒体捐款日’的活动，筹集了58000卢布……” 伊斯科索尔只是一个代表组织巨大能力的典型例子，这种例子被重复了上千遍，如今在俄国军队和日常生活中极为流行。它主要还是第十二军士兵参与激烈且崭新的政治生活的机构；但是由于前朝垮台留下的混乱，这个机构不得不履行一些特殊职则。例如：伊斯科索尔履行军需部的职责；还要维持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关系；在预备役部队中开办中学和小学；有些时候，就像在里加撤退时，当指挥官失去士气时，伊斯科索尔要指挥部队。它的成员分散在部队之中，他们在交战中被四处派遣，他们要鼓励，激励和领导人们…… 在这之下有一个复杂的委员会系统-每个排，连，营，团，旅中士兵们都要选举一个半政治半军事的代表到上级委员会报到-他们最终会形成一个士兵代表们的小苏维埃。每个连队都有一个代表团，他们大概每个月开一次会。每个连队选五个人组成大苏维埃，他们的会议不是那么频繁，每三个月选举一次执行委员会，然后成立伊斯科索尔。伊斯科索尔在位于彼得格勒的全俄罗斯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中有三个代表，有一个人隶属于陆军指挥部。但这还不是全部。对于民主表达的热情以及革命事件的快速发生形成了其他的组织。三个月之前，当伊斯科索尔被选举出来时，第十二军中只有一点点布尔什维克的气氛；但是从科尔尼洛夫事件依赖，广大士兵都成了布尔什维克。现在伊斯科索尔没有非布尔什维克成员了，而且伊斯科索尔成员大多都是战斗派-支持继续战斗，直到胜利。所以43个连队成立了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中央代表机构，叫做“左翼集团”，他们在彼得格勒中也有代表。然后还有拉脱维亚人。军队里有九个拉脱维亚李娜对，大多数人都是绝望的都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家园而战，而且大部分人都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尽管他们在伊斯科索尔中又代表，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中央机构，叫做“伊斯科罗斯特雷”，也叫拉脱维亚狙击手中央委员。在“伊斯科罗斯特雷”上级还有一个机构，叫做“伊斯科拉特”，即拉脱维亚苏维埃工兵以及失地农民中央委员会。在俄国，每个大区或省的苏维埃都在农村，乡镇和城市里下属无数的小苏维埃，在大区或省的苏维埃会向在彼得格勒的中央机构派遣代表。而且，失地农民就是真正的农业无产阶级，失地农民在爱沙尼亚就相当于俄国各省的佃农；俄国利沃尼亚大区的苏维埃只有士兵组成，因为这里既没有工人也没有农民。还有另一个组织，叫“民族主义集团”，由波兰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和芬兰人和其他俄国57个民族组成，目的是煽动不同程度的分离政策…… 这个极度复杂机构的特点是有多个选举组织系统，他们疯狂地工作，有时还目的不一致，通过大量的文字书籍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伊斯科索尔发行了《俄国前线报》，苏维埃发行了另一份报纸，叫做《士兵代表摘要》；左翼集团有《第十二军报》；民族主义集团也有自己的机构；“伊斯科罗斯特雷”也有《拉脱维亚狙击手报》；在里加沦陷之前，那里除了有社会民主派的三种报纸，还有一份社会革命派，以及民粹派在革命之前就在里加创立的一份报纸；这些报纸又开始在满是阵地的拉脱维亚小镇中出现。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彼得格勒的报纸，特别是高尔基的《新生活报》，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军人报》和《工人真理报》，而且还有许许多多我记不住名字的报纸，它们数以百万计地流入到军事区域。对自我管理和自我表达的强烈且急切要求在军队里流行开来，在一千英里的战线上，一千二百的个人突然从暴君手中解脱。图马金告诉我们伊斯科索尔是如何为了石油而向巴库派遣代表的，他们还派代表去伏尔加购买或征收面粉，管阿尔汉格尔斯克政府要木材，以及如何向彼得格勒的大型兵工厂要枪支弹药。然后们就开了，一个皱着眉头的人看了一眼，后面还跟着一个肮脏且满脸胡子的人。“我迷路了！”图马金抱怨道。房间里立刻挤满了脸色阴沉的士兵；代表团的发言人开始说。 “我代表，”发言人说，“第二十六师的炊事员。我们没有劈柴了-士兵们想把农场拆了，然后把木头拆了生火做饭。” 下一个士兵用胳膊肘挤到了前面，他的马刺还叮当作响。骑兵的马快要饿死了。没有草啊……泪水从他的眼里流出；他亲眼看到了他自己马在路上倒下了。 “这里！”不高兴的图马金喊道，对着我们拿着一张纸。“这是我们在士兵报社在里加沦陷那天印的一份声明。我们打字的时候，办公室的炮弹都炸了。然后志愿者们把它贴在了整个城市的墙上和柱子上。”然后他咽了一下口水。声明是用德语写的。 “俄国第十二军苏维埃士兵代表执行委员会写给德国士兵。” “德国士兵们！” “第十二军的俄国士兵注意到你们在为独裁政权打仗，反对革命，自由和正义。德皇威廉的胜利意味着民主和自由的死亡。我们从里加撤退了，但是我们革命将会证明革命的力量比大炮的力量更加强大。我们知道，长久来看，你们的良心将会克服所有事情；德国士兵和俄国革命军人将会共同走向自由的胜利。你们现在比我们强大，但是的胜利也只是属于野蛮力量的胜利。道德的力量在我们这一边。历史将会说德国的无产阶级反对他们的革命兄弟，忘记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你们只能用一种方法来赎罪。你们必须要在了解你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了解全人类的利益；你们应该用你们最大的能力去对抗帝国主义，和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命与自由！” 外面下着雨，一千双靴子把街上的泥踏出了一条路，直到不能走为止。这座城暗了下来，对敌方飞机不利；只有百叶窗的缝隙透出了暗红色的光亮。狭窄的街道上有意想不到的转弯。在黑暗中我们超过了路过的士兵，他们之中还有香烟发出了星星之火。附近经过了一系列卡车，一些还是军用运输车，它们在黑暗之中一边发出雷霆般的声音一边快速前行，而且还溅起了扇形的泥。在我前面有人划了一根火柴，我看见过一个士兵在墙上贴了一张纸。我们的向导是一名伊斯科索尔成员，他惊呼了一声，跑了过来，打开了手电筒。我们看见 “士兵同志们！” “瓦登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九月28日，星期四，四点在公园里安排了一次会议。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皮特斯同志将会以‘民主议会和权力危机’为主体发表讲话。” 一名伊斯科索尔的成员语无伦次地说“开会被禁止了，”他喊道，“指挥官禁止了开会！”另一个人怒喊道：“指挥官是个该死的布尔乔亚，”他还说，“这个彼得斯是个布尔什维克”，我们的朋友辩解道，“不能在战斗区域开会，这是规矩。伊斯科索尔禁止这种会议。”但是这名士兵坏笑着说“伊斯科索尔太布尔乔亚了，”他转过身说道，“我们想听听民主议会。” 小宾馆的老板带有一半敌意，一半贪婪，他说没有房间了。 “那个房间怎么样？”我们的朋友边指边问。 “那个是指挥官的房间，”他粗暴地回答。 “伊斯科索尔占了。”另一人说。然后我们就进去了。一位老拉脱维亚农妇给我们端来了茶，她用她看不太清的眼睛盯着我们，还揉着她的手，用德语含糊不清地说。“你们是外国人，”她说“上帝啊，俄罗斯人都很讨厌，他们不付钱。”她靠在墙上低声沙哑地说：“哦，如果德国人快点来就好了。我们这些良民都想让德国人快点来到这里。” 当我们安顿下来睡觉时，透过关上木制的百叶窗，我们能听见远处的德国大炮在轰隆隆地在攻击着瘦弱，衣衫褴褛而且还营养不良的俄国前线。俄国军人被怀疑，恐惧，不信任撕毁，在雨中死去，腐烂，因为有人告诉他们革命将会拯救他们。
刘师复《近世无政府党之师表》（1914年5月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近世无政府党之师表刘师复（1914年5月16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10号，1914年5月16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5-6页。无政府之哲理，由来已远；自蒲鲁东、巴枯宁出，其主义始显著。及至克鲁泡特金氏，“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如旭日当空，卓然成一家之言，斯诚吾党之先觉也。克氏学说，主张废除政府，实行共产，而手段则取急进，盖学者而兼实行家也。克氏生于一八四二年，本俄之贵族，少年曾为西伯利亚军官，未几去职，从事于科学。一八七二年有瑞士德意志之游，遂入“万国劳动会”。返国后以鼓吹革命为事。一八七四年被逮下狱，后脱狱而逃于英，由英之瑞士，作《革命报》。复为瑞政府所逐乃之法。一八九四年党人刺杀法总统于里昂，克氏亦株连下狱五载。自后遂居伦敦。现已年逾七十，著作不倦。格拉佛氏现为巴黎无政府机关报《新世纪》编辑、著作等身，与克鲁泡特金齐名。其学说亦与克氏略同。世称克、格二氏为无政府党之师表，洵不诬也。格氏初发行《反报》（LaRevolte），当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之三年间，乃法国暗杀风潮最剧烈时代，斯报实为制造风潮之中心点，以是被禁停版，后乃改刊《新世纪》（LesTempesNovueauⅹ），迄今法国无政府党之盛，为各国冠，未始非此报之力也。格氏为人热心诚恳，常与本报通信，极愿赞助支那同志之运动，屡赠以书报多种，可见其传播之热忱。
红色俄国：克伦斯基（约翰·里德，1918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红色俄国克伦斯基约翰·里德1918年木易贺雄翻译原文链接：REDRUSSIA--Kerensky I. 1917年十月23日。 “我完蛋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十月13日在俄罗斯共和国理事会的论坛上说，“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确实快完蛋了。肾结核，肺结核，他还说他胃里有瘤子。他极度轻度化，几乎歇斯底里，俄国这几天惊涛骇浪的经历明显让他筋疲力尽。 “同志们！”他对民主大会说，“如果我这样和你们说话，那是因为我身上的重担，这迫使我远离你们，我身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 当我独自写下这篇文章时，也就是十月23日，也许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领导者是孤独的，但克伦斯基却孤身一人。在与日俱增的阶级斗争中，他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事情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的越来越快，直到布尔乔亚和普罗大众展开了最后的斗争-克伦斯基竭尽全力想去避免这一切-然后“温和派”在风暴中消失不见。克伦斯基继续孤身一人，执拗，固执己见…… 革命民主派说他被布尔乔亚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出卖了”。布尔乔亚和外国反动势力的影响-由英国大使馆作为首领-说他被德国人“出卖了。”两边的人都讨厌他，因为他是俄罗斯一分为二的象征。克伦斯基快要倒台了，他的倒台是内战的信号。他的身上充斥着熟悉的诽谤；他是“叛徒”也是“儿童的腐化者”。一个流行的故事在这周的报纸上被翻印，故事是关于他和他老婆分居期间，他想要和一位知名女演员结婚-又或许是他为女演员想要住进冬宫里。有一位前任部长，他的办公室就在克伦斯基隔壁，这位部长说他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总理晚上总是唱歌剧中咏叹调-但是克伦斯基在亚历山大三世的蓝金色大床上却睡得很好-因为那个床很大。人们总是说，克伦斯基被皇家的阿谀奉承和浮夸生活包围着，我听说在莫斯科大会上讲话时，他让身边的两个士兵一直保持敬礼姿势，直到他们晕倒-不过每一个目击者都说这件事是假的。但是对克伦斯基流传最广的批评是“他在尝试名垂青史。”如果这是可伦斯基真是这么想的，那么他已经成功了。在所有的革命领袖中，没有一个人是像克伦斯基那样有个人魅力的，有戏剧才能。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民主大会上，因为有人说他引发了科尔尼洛夫时间，所以在会上他伴随着来自群众的巨大敌意，走到了亚历山大剧院的中心，他激情饱满的演讲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在俄罗斯共和国理事会开幕的时候，我有一次听到了他的声音，后来又听到了两次，他抬高了他自己和观众们的情绪，然后又使他们的情绪回落，最后他在他的座位上失声痛哭。当他站在那里时，他有着高大身材和宽阔的肩膀，他还穿着棕色的制服，中间部位有些松垮，双目有神，头发浓密，手势敏捷，说话时又快又振振有声。他说了什么呢？没有什么有用的，除了因引发了流血事件而谴责了布尔什维克。剩下的就是对自己模棱两可的辩护，这个国家必须停止混乱之类的套话，保卫革命保卫俄罗斯之类的……他是一个情绪话，神经质，盛气凌人，且独立的人。他身体有问题但还是有很强的能力工作，他绝对诚实但没有固定的目标-而作为俄国革命的领袖应该有一个固定目标。而且他身体不太好。在冬宫的里办公室中我们有很多机会见到他。但是他每次都在最后时刻要么忽然生病要么就是着急地会见临时政府，战争理事会，前线代表，高加索和西伯利亚代表，协约国大使，或是他想会见的我们曾经见过的一位代表-就是那个反对政教分离的反动牧师…… 直到有一天，我们深入到了沙皇的私人台球厅。那个房间很大，红木镶嵌着黄铜，房间了角落里有一个巨大的红木台球桌；在沙皇的肖像下面有一个平时用来工作的桌子。俄国军队在法国和萨洛尼卡的军事委员大步前进，还咬着他的指甲。看来，首席部长是和英国大使进行了秘密谈话，所以他迟到了一个小时…… 然后当我们快放弃的时候，门打开了，出来了一个面带微笑的海军副官对着我们招手。我们进入了这个巨大的红木房间，房间里还有哥特风格的暑假，中间有一个通向上面阳台的楼里。这里曾经是沙皇的私人图书馆和会客室。我注意到了书架上有杰克.伦敦的作品，还是英文的。但克伦斯基向我们走来时，他和我们我洛手，然后花了一秒钟打量了一下所有人，然后快速地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周围全是椅子的桌子。他额头上的白头发像刷子一样站了起来。他的整张脸都是灰色的，可以看出他不健康，眼睛下面的眼袋很深。他机敏，幽默地看着所有人，仿佛光线刺痛了他。他双手长长的手指紧张地互相缠绕了一两次，然后他把手放在了座子上，安静了下来。他的态度出奇的友好，仿佛接待记者就是他的娱乐放松的方式一样。当他拿起一张带有问题的纸时，他发现把纸放在他眼前一英寸的位置，仿佛他有严重的近视。 “您觉得您在这里的工作是什么？”我问他。他笑了，仿佛有人挠他痒痒。 “就是解放俄罗斯，”他冷淡地回答，然后微笑了一下，仿佛这是一个有趣的笑话。 “您觉得应该如何调节极端激进人士和极端反动派之间的矛盾？” “我拒绝回答，”他快速地说。“下个问题是什么？” “您想对美国的民众说些什么？” “好吧……”他摸了摸下巴然后笑了。“我能说什么呢？”他的当时态度就是你以为我是上帝吗？“我喜欢让他们了解一些俄罗斯的民主，”他接着说，“然后和全世界的反动派作斗争。让他们明白俄罗斯的灵魂，以及俄罗斯人民真正的精神。这就是我想对他们说的。” 我接着问，“您觉得俄国革命能给全世界的革命民主分子带来什么经验呢？” “啊哈。”他投入了精力然后敏锐地看了我一眼。“这就是说，您觉得俄国革命已经结束了是吗？如果我现在就从革命中汲取经验，那我就太鼠目寸光了。”他猛地摇了摇头，语气很重，说话是也很激烈。“让俄国行动中的广大群众自己来传授经验吧。同志，你们要自己汲取经验-你们将会亲眼见证的！” 他停了下来然后突然说： “这并不是政治革命。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这是一场经济革命，俄国急需对阶级进行一场深刻地重新评估。而且对俄国不同的民族来说也是一场复杂的过程。记住，发法国大革命只需五年，因为法国只有一个民族，而且法国只有我们三个省这么大。不，俄国革命没有结束-它只是刚刚开始！” 我避开了美联社记者，美联社记者总是对普通农民，士兵和工人等这些互相称之为达瓦里氏或同志的人有偏见。 “克伦斯基先生，”美联社记者说，“在英国和法国的人对这场革命感到失望-” “是的，我知道，”克伦斯基好奇地打断道。“在国外对革命感到失望已经成了一种风尚。” “我是说，”美联社记者接着问，他有些慌乱了，“人们对俄罗斯在战争中的表现不满。” 我记得那天是意大利军在卡尔索大败的消息抵达彼得格勒的第二天；克伦斯基立马带着微笑反驳道：“这位年轻人应该去意大利！” 美联社记者再次试问：“您对俄罗斯退出战争的解释是什么？”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克伦斯基有些不耐烦。“俄国首先发动了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俄国都被战争折磨的死去活来。俄国在战争中的损失比任何国家都要大。俄国现在有权利要求协约国提供更大的武力。”他停下了，然后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你问俄罗斯为什么退出战争，俄国人要问问你们英国舰队在那里？-里加湾上可是又德国的战舰啊！”他再一次突然停下了，然后他又再一次突然发话。“俄国革命没有失败，革命军也没有失败。革命没有导致军队的解散-解散军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而且是这是前朝政府做的事。俄罗斯为什么不打仗了？我告诉你吧。因为人民群众在经济方面已经厌倦了-也因为他们都被协约国骗了！” 美联社记者尝试用新的套路。“您觉得让美国军队入驻俄罗斯是有益的吗？” “好，”总理当即说道，“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运输……” “美国带来的什么东西对俄国最有用？”克伦斯基毫不犹豫地回答，“给我们靴子，鞋，机器-还有钱！” 他突然站了起来，握了握手，在我们离开房间之前，他快去地走到了一张堆满文件的桌子前，然后开始写东西…… II 1917年，十一月25日我距离写下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克伦斯基看见了信任，但是他无法估量情绪上的激动，也无法估量行动缓慢的俄国民众的深深烦恼。他以为激进的民主纲领应该在战争成功结束后，被制宪议会等组织精雕细琢，这样才能建立起“对民主安全的世界。”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想法或者是无产阶级国家，在当今不完美的资本主义世界很难维持下去。布尔什维克和平的呼声渐渐扩大，淹没了其他声音。就是在此时，一个旅俄美国人对我说，“俄国只有一个党派，那就是和平的党。” 但是克伦斯基蔑视布尔什维克，然后和他们斗争，结果是克伦斯基独自穿着伪装从他被打败的战场上逃跑了。自此，他失去了他所有从革命群众得到的支持……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安静了一段时间后，他在对俄罗斯的公开信中说道： “公民们，不要让你们为之斗争了八个月的国家和革命亲手毁在你们手中！远离傻子和叛徒！回归到人民中去，回归到对国家和革命的服务中去！” “这是我，克伦斯基，想对你们说的话。” “你们要紧紧抱成团！” 在这个歇斯底里的通信中展现出了克伦斯基的所有人格特点-对活动缺乏理解，同情人民，对革命方法绝对彻底的不信任，受损的自尊……他接受不了他所热爱以及给予他生命的劳苦大众已经抛弃了他的事实。现在，克伦斯基在俄国的支持者比布莱恩在美国的支持者还要少。
刘师复《论社会党》（1914年5月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论社会党刘师复（1914年5月9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9号，1914年5月9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33-45页。顷得“社会党”发起人乐无君来书曰：“足下既批评孙江二氏之社会主义，尚望一块社会党二纲六目之瑕疵，既释众疑，亦为亚东社会主义史中留一鸿爪”云云。犹忆前年“社会党”发起时，愤愤、乐无诸君屡函招邀入党，惟记者对于《社会党约章》及其组织法不甚满意，未敢轻诺。方欲有所论列，又以其时“社会党”与江亢虎所领之“中国社会党”互相水火，凡所非难，颇轶出辩论主义范围之外，记者颇不以为然，对于两党是非，自守中立，而不欲加以评论，致助其激争之焰，故卒未赞一辞。今虽时异境迁，然乐无君既拳拳下问，记者亦乐得此机会，一述从前所未发表之意见。读者幸勿以明日黄花见诮也。记者对于“社会党”之意见，当分为数问题如下。一、“社会党”之立名果当乎读《社会党约章》，盖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也。乃不名为无政府共产党，而曰社会党，揆其原因，盖误认社会主义可以包括无政府主义之故，记者于本报第六号《答乐无》中已略言之。大抵社会主义之在中国，幼稚殊甚，能介绍其学说于国人者，尚属寥寥，时人对于社会主义之定义及界说，均不注意。好古者则又执其保存国粹崇拜祖国之陋见，取中国经籍牵合而附会之，以为社会主义本吾国所固有，而社会主义之为物，乃愈觉迷离诞幻不可究诘，甚至一切革新事业近于自由平等之类者，皆认为社会主义所能包括，而社会主义之真谛反因此而愈晦。此实社会主义在中国之不幸也。今“社会党”发起诸君岂遂不知此，而仍未能免俗，则甚矣习之难移矣。记者以为无政府党不可名为社会党，其故有二。一、学理上之不可。社会主义之定义，有以为“主张废除私产而以生产机关（土地器械等）属之社会公有”者，此普通之定义也，有以为“主张废除私产而以生产机关及其所生产之物（衣食住等）全属之社会公有”者，此严确之定义也。社会主义之学说千流万派，要其大致不离乎此。盖纯为社会的学说，而非政治的学说，与无政府主义不能和混者也。今社会党既宣言消灭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阶级，显然为无政府党，即非复“社会党”三字所能包举矣。二、事实上之不可。社会主义本有共产集产之殊，而近世之所谓社会党，则大抵为主张集产者之通称，如英美之政党的社会党，均但名“社会党”，而各国之社会民主党通称亦曰“社会党”。今既主张无政府共产，而又取名曰“社会党”，将何以自别于各国之社会党及社会民主党乎？或者乃曰：此为欧美各国之习惯，吾辈不必奉为圭臬。不知社会党非一国的，乃世界的，文字或有国界，而学术则无国界，社会党、社会主义之名，乃由翻译欧文而来，并非中国所自创，岂复能以国粹骄人！况即在中国，江亢虎之“中国社会党”，人人皆简称为社会党者也，今主张既不同，名称乃相混，致令举述者不得不辨而别之曰“愤愤乐无所发起之社会党”，曰“江亢虎所发起之社会党”，其冗沓词费为何如耶！记者曾晤一英国社会党人，示以英文无政府主义之《自由》报，彼一见骇问曰：“子非主张社会主义者乎，何故爱读此报也？”予笑应之曰：“何尝非社会主义，特共产的社会主义耳！”彼复曰：“然则子非社会党矣，不然，何与江亢虎所言各异耶！”于此可见，今日之习惯以为“必江亢虎之徒，始为社会党，必江亢虎之言，始为社会主义”者，固不独中国人为然矣。加是，吾人又何取此含糊影响之“社会党”三字乎？至《约章》第二条以极端社会主义为宗旨，其名亦有所不妥，已于本报第五号《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详论之，今不赘述。二、无政府党有组织机关之必要乎无政府党极端反对管理代表等权，而主张绝对自由者也，故无政府党不应如当世之政党组织机关，自定党纲，招人入党。各国之无政府党，大抵只有自由聚集之场所，而无全体固定之机关，其性质不过如俱乐部，其作用则传播聚谈而已。其集合亦完全自由，而无一切手续。盖凡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即为无政府党，非必写一志愿书，领一入党证，然后可谓之党员也。无政府党之行事，皆自由独立，不受指挥，不俟全体之议决，即或有联结多人同时并举之事，亦只有同意者合力为之，而非如当世之党会，由党中少数人议决一事，而令党员遵行也。今“社会党”乃悉取当世政党之形式，有章程（即约章），有党纲（即二纲六目），有入党限制（须党人介绍及守戒约），有入党志愿书，有党员证书，有党旗，有分科干事，凡此皆与无政府宗旨相抵触者也。据记者个人之见，以为吾党如必欲设聚会之地，惟有建置研究社或俱乐部之法，无论何人凡愿为无政府事业者，即可为会友，借此以为传播主义聚会研究联络交谊之地，固甚善也。若欲宣布吾党公共之意见，则当别开“无政府党大会”，当众讨论吾人进行之方针及当为之事业，发表宣言书，布告于社会，以示吾人之所主张者如是如是，吾人进行之共同目的如是如是，庶几与吾党宗旨不背耳。〔但今日中国内地同志寥寥，开无政府党大会之时机似尚未至，吾人惟有于万国无政府党大会时（本年开会于伦敦）取其种种报告，译为华文，宣布于众足矣。〕三、无政府党有制定党纲之必要乎世间政党皆三二党魁制定党纲，本此党纲以号召徒众，故一切皆以党魁为主动，而党员为被动，实则利用多数党员之声势，制造党魁之名誉，以为他日禄位之阶梯耳。若无政府党，则各个独立，人人有自由发表其意见之权，安能以少数人之意见制定党纲而强多数人之同意乎？故吾可断定之曰：无政府党不应有所谓党纲。然则无政府党无一定之主张乎？则应之曰：有。无政府主义之根本要义，即无政府党一定之主张，此为凡无政府党所同具，可以不言而喻者也。顾一般社会，未能共晓，无政府党乃随时发表意见于大众，有个人发表之意见，即书报演说等是也；有公共发表之意见，即本大会讨论之结果，用“无政府党大会”名义所发表之宣言书是也。二者皆自由言论，而绝无所谓党纲党目之名称。今“社会党”之二纲六目，其非个人意见，固不待言，若比之大会之宣言书，则又不可。盖社会党纲目乃悬此以招集党徒，与宣言书之但发表公共意见者固迥别也。《社会党约章》明著入党者须信从纲目之条，曾亦思信即崇信，从即服从，崇信服从，固无政府党所极端排斥者乎？其与各政党之服从党魁果何以异乎？四、二纲六目之分别果合于学理乎今姑舍无政府党不应有党纲之说，专论二纲六目之当否。社会党之纲目曰：“纲一：消灭阶级。目：（一）贫富（实行共产），（二）贵贱（尊重个人），（三）智愚（教育平等）。纲二：破除界限。目：（一）国（无远近），（二）家（无亲疏），（三）教（无迷信）”。此二纲六目者，条分缕析，有如表格，两两对举，无异骈俪，所谓文人积习，原不应施之发布公共主张者。然特小疵，可无深论。第论其落落大者，不当亦有数端。今世所谓智愚，特比较的形容词耳，非如贫富贵贱之显示区别者也。富贵者虽愚，亦俨然居于民上，贫贱者虽智，终不能不受制于人，是则智愚又何阶级之可言？宗教之派别繁多，出主入奴，自不免各有界限，第吾党之排斥宗教，其目的不在泯教争，而在除迷信，重自由，是则又何界限之可言？此纲目分隶之未当一也。消灭贵贱阶级尊重个人一语，其以尊重人权为尊重个人耶，则尊重人权乃法律家之所尚，而非无政府主义所有事。其以个人主义为尊重个人耶，则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o，在社会主义学派中又译独产主义）与共产主义（Komunismo）学理上各相背驰，恶能同时并举？及读《社会党纲目说明书》，则其意盖指消灭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阶级而言，然则质而言之，实无政府耳。夫无政府党之废除统治机关，不受法律束缚，此乃恢复人类之完全自由，其意义不但尊重个人，其目的亦非徒平贵贱而已也。苟欲表示无政府之意，最简单者莫若曰废除政府，否则曰废除统治机关，又否则曰废除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阶级，然后意义可以明了。若徒曰尊重个人，则不知其主张云何矣。此第一纲第二目措辞之未当者二也。实行共产，废除政府，此诚为无政府党之根本要义，若夫教育平等，则未可与之并语也。盖今日教育之不平等，乃由于贫富之不平等，未行义务教育之国，贫者固未由得丝毫之教育，即义务教育已行，贫者终未由得高等之学问，科学美术徒为富人之专利品，此非有他种原因也，贫富阶级使之然耳。今既主张共产，贫富阶级既除，教育又安有不平等之患乎？吾党所有事者，惟在剿灭强权，强权之魁首（政府与资本家）既去，即百事皆了，其时如何工作，如何教育，自能由大众之公意条理而布置之，势如破竹，而今日则不必特别提出者也。彼政党则不然。欲以政治之力实施其政策于目前，放往往有所谓教育普及教育平等之党纲，而江亢虎亦主张社会政策者，故其党纲又有教育平等之条。若无政府党性质既殊，即亦无庸相仿，此教育平等与无政府共产并列之未当者三也。国界者，政府之所造成者也，小则争权利，大则起战祸，皆由政府发生之，与平民无与。苟无政府，吾平民即能互相亲爱，又安有所谓国界乎？家族主义虽为强权之一种，然其细已甚，苟无政府，苟无私产，家族即末由存立。盖法律既废，婚姻之制自然消灭，公共教育之机关既备，即亦无人自私其家室，而谓此时尚有所谓家族，吾不信也。此破除国界，破除家族列入纲目之未当者四也。此外二纲六目之当存者，除“无政府共产”之根本要义外，惟一破除宗教而已。宗教为保护强权之利器，导人安贫守分，服从强权，排除宗教即使人思想自由，抵抗强权，故凡宗教皆在无政府党所排除之列。然由其本原论之，则宗教究不过政府与资本家之附属物耳，排除宗教自是无政府之一种手段，而不必与无政府共产之根本要义并列而对举如纲目所云云也。故吾人常谓政府为万恶之源，政府一去，百事皆了，惟对于产业之意见不能不示明确之主张（即以别于集产与独产），自有“无政府共产”一语，遂可以赅括无遗矣。五、无政府党有预定建设之事业乎《社会党约章》有曰：“事业分鼓吹、进行、建设三种”，鼓吹进行，诚为无政府党所有事，若所谓建设者（原注指育婴院、学校、医院、养老院、农工场、公园等），其指推倒政府后之建设耶，则其时已为无政府之社会，人人皆为无政府之民，而不复有所谓无政府党，如何建设，自有大众无政府之民各尽所能而为之，不必专属之无政府党，更不必今日之无政府党预为之设想也。其指现在之建设耶，则无政府党方竭其心力以谋推翻强权之不暇，尚有何余力，有何余财，以作此补苴弥缝举一漏万之建设乎？大抵今世俗人每以“办事”二字为口头语，凡一党一会，必须有创办之事，始合时趋，无异贸易之公司焉。今“社会党”亦不能免此，于是有建设之条，此实不明无政府党与政党性质之分别者也。政党以施行政策为职志，建设建设，固属时趋，若无政府党，则以推翻强权为职志，除传播主义实行革命之外，皆非无政府党所有事，又何贵有所谓建设者云云耶？今世之无政府党，固有组织工会建立学校以图主义之普及者矣，然此乃播传事业之一种，乃党人运动之方法，而非所云于建设也。六、无政府党当有戒约乎《社会党约章》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充军警、不奉宗教、不称族姓之戒约，必遵守戒约者始能入党，窃以为过矣。所戒之事，皆无政府党所反对之事，既以无政府为宗旨，自不必复立戒约，此无政府党不必设戒约之说也。无政府党以绝对自由为宗旨，不能预定戒约，使人遵守。虽戒约六条大抵采自记者所发起之心社社约中，然心社与无政府党有不同之点。心社乃以道德问题为准的，除社约外无他事，故有与社约同意者集为社友，其于自由之旨固无背也。若无政府党则以推翻政府及资本制度为目的，凡从事于此目的者，即为无政府党，而不必再问其他，乃于目的之外加以种种限制，便与自由之旨冲突矣，此无政府党不可设戒约之说也。不独此也，无政府运动之方法，不能限以一格，故无论何种社会，皆当有人以运动之鼓吹之，而尤以军人社会为最，要故常有坚忍之同志投身军队以行其活泼之运动者。今乃弃之如遗，相戒以不作军人，不亦自绝其运动之路耶？且军人既被拒于无政府党，则军人必为无政府党之敌，欲行革命，而反自树革命之敌，何其不思之甚耶？（至心社所以有不作海陆军人之说者，以心社乃道德的问题，社会运动则非心社范围内之事，故凡与真道德相违反者，皆得列入社约，倘其别有怀抱欲隐身军队以行其革命之职志者，则可暂居赞成人之列，而吾心社亦不至失此良友也。）然则戒约之当毁，可不烦言而解矣。以上为记者个人对于“社会党”之意见，而非攻击社会党，读者当分别观之。
红色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约翰·里德，1918年3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红色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约翰·里德1918年3月1日木易贺雄翻译原文链接：REDRUSSIA--TheTriumphoftheBolsheviki I 真正的革命已经开始。这些事情都是在过去的八个月里发生的-二月，沙皇突然倒台，米留可夫可耻地成立了一个还算安全和有理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克伦斯基的上台以及仓促的组织架构促成了临时政府-这些只是赤裸的阶级斗争这场大戏的前戏而已。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为了自己而掌控国家权力，而且他们还要继续保持下去。在今天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是至高无上的。卡列金自称军事独裁者以及中产阶级秩序的恢复者，他邪恶的前进步伐已经停止-他自己的哥萨克人正在反对他。昨天，克伦斯基在加特契纳战败后放弃了他的人马，穿着伪装逃跑了。这消息刚刚才传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一场血战中上千条生命被夺走，这场战斗无疑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占了上风。就像所有人看到的那样，在俄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战布尔什维克。当我写下这篇文章时，他们的胜利接踵而至，但是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被巨大的恐惧和憎恨包围着。红军是由托洛茨基组织并武装起来的军事力量。昨晚，两千名红军胜利地横扫了扎戈罗德尼。在他们前边有一只军乐队在奏《马赛曲》，这首歌再合适不过了。血红的旗帜飘扬在行军工人们的暗色队伍上方。他们要去会见，并且还要欢迎新无产阶级革命的救星们回到“红色彼得格勒”的家。这些军队对抗克伦斯基和他下属的哥萨克人的战斗是如此惨烈，但红军还是取得了胜利。在充满愤怒的黄昏中，他们歌唱着，挥舞着长长的刺刀，穿过灯光灰暗且满是泥泞的街道。当他们前进时，他们总是要穿过充满敌意，轻蔑且恐惧的人群。无产阶级革命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其他朋友。资产阶级-商人，商店主，学生，地主，官员，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他们身边的职员，仆人和马仔都团结了起来反对新秩序。温和的社会主义党派也十分憎恶布尔什维克-尽管他们因现状不得不和布尔什维克团结起来。不过这些因素目前是没什么能力的。他们的军事实力仅限于那些军官学校的学员，他们的势力只和一部分的哥萨克人和容克们相当。但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这边有全部的工人以及贫农；他们还有陆军和海军。一方是工农群众，另一方是其他人。这样看来，双方差别一清二楚。我在十一月4日这天写下这篇文章，在今天，工农群众已经完全地掌权了。没有人知道接下来的几天会发生什么。布尔什维克有一个巨大的粮食计划，叫做“和平与土地助农计划”。如果他们能够说服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加入这个紧急的计划，那么无产阶级政府将会持续到制宪议会-在制宪议会之后，无产阶级政府将会在历史上永远成为人类的灯塔。所有的革命都在倒向这个时刻。所有的革命也是越来越左派，也越来越快。政府要是想在革命时期维持权力，那么他们要么去履行革命群众的意愿-要么用大炮把群众的意愿炸掉。这两个选项临时政府都没有选。去年二月，当工人和士兵的呼声正在高涨时，塔夫利宫让已经被吓坏了的杜马去充当俄国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群众-工人，士兵和农民-促使了革命的进程。是他们把米留可夫推下了台。是他们的苏维埃，他们的工兵委员会代表对世界宣布了俄国的和平条款：“不要吞并，不要赔偿，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六月份，未经组织的大众自发地起义，破坏了塔夫利宫，迫使苏维埃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接管政府。布尔什维克党是群众政治意愿的展现。把布尔什维克们当作暴民关进监狱是没有用的-在七月就有一场示威暴乱就是因此而爆发。特务和反动派捏造各种指控污蔑布尔什维克，他们试图不断地重复谎言，还企图让全世界相信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有偿间谍，不过这都是没有用的。对被捕的布尔什维克的指控是无法成立的，所以临时政府不得不把他们一个接着一个都释放，也不经过审判，最初被捕的几百多人中，现在只有二十几个还在监狱里。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与日俱增。他们的成长是必然的。布尔什维克的整个纲领仅仅只是俄国人民群众意愿的表达。布尔什维克想要一个普遍，民主且立刻的和平（他们得到了来自于厌倦了战争的士兵们的支持）；他们还想要让土地立即归给农民土地委员会（他们也有了来自于农民的支持）；他们还想让工人掌控工业（也有了来自工人的支持）。他们要求政府仅仅由工兵代表苏维埃组成，不想让有产阶级参与，直到十一月底制宪议会的召开。届时，新俄国的政治体制必定会确定下来-以上就是他们的纲领。值得注意的是，当布尔什维克第一次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时，大多数苏维埃成员都强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这就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始终如一，以及对他们事业取得胜利的信心。他们喊道“一切权利归苏维埃！”这就是俄国大众的声音；在愈发无能，优柔寡断且朝三暮四的临时政府面前，这种呼声与日俱增。当中间派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温和派与资产阶级妥协时，布尔什维克在快速地笼络了俄国大众。在七月，他们被围剿，被鄙视；然而在九月，布尔什维克就几乎赢得城市中的工人，波罗的海舰队的水手，愤怒的陆军的全部支持。优柔寡断的临时政府官员注定会对这一必然趋势视而不见。苏维埃发出了不要吞并也不要赔偿，只要和平的呼声。对此临时政府的回应是命令在六月份对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发起进攻。为了回应国内长久以来追求和平的呼声，临时政府允许协约国一再推迟召开关于战争目的的会议，直到最后，他们声称战争的目的不应该被讨论。对于土地问题，临时政府同样优柔寡断。在夏天，农民土地委员会被指派去临时征收大片土地；但是当他们开始行动时，他们却被抓走并关进了监狱。农业上的杂乱无章导致人们得不到长久以来被应许的土地，然后临时政府就派了哥萨克人去平息“无政府状态。”由于上级的不信任，军队也失去了士气。然而临时政府并没有推进军队的反动方面的民主化，而是打压了士兵委员会，以军法为理由恢复了死刑。工业上也是杂乱无章，资本家和工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但是劳动部部长斯科别列夫不但没有建立组织掌控工厂，也没有利用民主的工人组织实现最大化，而是试图废除车间委员会。但是，临时政府的最终垮台是由三个重大失误造成的：六月进攻加利西亚，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及勾结资产阶级。然后苏维埃向全世界宣布不要吞并，不要赔偿，只要和平，俄国和德国士兵几个月以来已经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就像罗莎.卢森堡说的那样，德国士兵其实从上至下也都不想打仗。在六月，俄国被连哄带骗的被勾引到卡鲁斯和塔诺波尔，然后在那里的军事灾难中被击溃。作为结果，俄国军队以及俄国军人对上级的信任已经被不可恢复地击垮了。在里加失败后，科尔尼洛夫又试图向彼得格勒进军，然后还想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府。关于这些事的细节还没有被公布，但是很明显，克伦斯基以及其他的政府成员和这件事多多少少有关联。无论秘密究竟是什么，这一事件已经足够让民众们对克伦斯基彻底失去信心，民众也不再认为克伦斯基是革命的朋友。这件事之后，临时政府就完蛋了。然后就是互相勾结，这是对最终决战的最后准备。当科尔尼洛夫暴乱时，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倡在彼得格勒召开全俄罗斯大会，为的是扩张临时政府的基础，以及建立一个临时部门，或是类似议会的机构，选出来的部长将会对全国负责，直到制宪议会成立。新机构的继承当然是苏维埃；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力量继续扩大，中央委员会必定会焦急，然后开始邀请非政府组织以及保守派组织参加会议。为了同样的目的，为了使布尔什维克远离类似议会的机构，他们几天前缩减了苏维埃的成员，增加了资产阶级的代表；尽管有产阶级应该被明确地排除在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参会的大多数是“安全的”。类似议会的组织精心地设计了一次选举，目的是让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来分享政府的权利。就该计划可能产生的效果而言，假的社会主义政权已经终结。这些计划的实施并不容易。俄国已经被科尔尼洛夫暴乱吓坏了，这件事对共和国的生死存亡造成了威胁。调查已经证明了这个事件的责任有多么广泛，人们也对资产阶级政客产生了极度深刻的不信任。尽管克伦斯基发表了关于自卫的慷慨激昂的演讲，但议会压倒性地反对了他的联合计划。但是后来，政府以国家处在危险时刻为由要求联合计划，所以后来联合计划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妥协取得了胜利。然后布尔什维克就退出了议会。新的“代表性协商”机构，即俄罗斯共和国理事会正式成立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商人和军官。一开始，布尔什维克拒绝制裁这个理事会。当他们在马林斯基宫第一次召开会议时，托洛茨基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主持了论坛，他还在演讲中表明了布尔什维克举行起义的全部条件。很明显，和妥协者们再谈下去也没什么用了，他们只能做些什么，然后布尔什维克就退出了俄罗斯共和国理事会。那天是十月5日。 II．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那一天开始的。他们的退出是全体俄国人民不再信任临时政府的信号。那些落后的人，充满敌意的军官，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意识到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们的脸都被吓得惨白。他们对着离开的布尔什维克们颤抖，谩骂，诅咒，还大声喊道：“回来！”。但是布尔什维克没有回来。这对理事会来说是一个冲击，而且理事会在那次之后就再也没缓过来。在时而昏昏欲睡时而阵阵骚动中，会议进行了三周演讲和审议，任命了陆军委员会以及外交委员会。捷列斯琴科进行了一个无聊且没诚意的关于国际事务的演讲，然后和反动派一起污蔑布尔什维克是叛徒；会议上存在着一个右派和左派相互冲突的假象，那些关于俄国的话滔滔不绝，纷繁复杂，持续不断。直到这个变味的理事会存在的最后几天，他们才匆忙地通过了一项解决土地问题的法案，以及一项可以保证和平且有力的外交政策。但这一切都太晚了。理事会一直在讨论问题，有时他们会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清晨。在布尔什维克退出的三个星期后，他们被打断了-皇家会议室的大门里忽然涌进了一群面色难看的士兵和水手，他们带着刺刀，然后一个水手喊道：“理事会不存在了，你们都回家去吧。” 我看到布尔什维克们离开了之前议会。在走廊里我截停了沃格达尔斯基。“你们要去哪里？”我问。“我们不能再和一群反革命们一起工作了，”他回答道。“他们挤满了大厅，现在他们和科尔尼洛夫联合起来破坏革命。”“那你们接下来会干什么呢？”我问。“我们将会召开一届新的全俄罗斯苏维埃大会。那里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应该来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会掌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在这届全俄罗斯苏维埃的大会上突显出了俄国已经阴云密布。这次会议资产阶级，“中间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中央陆军海军委员会，农民苏维埃，以及全俄罗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认定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开端，而且也没有人尝试去阻止它。坚定的解决方案，在媒体上的声明，从前线和舰队以及工厂里来的代表，农民协会（反动的），哥萨克人协会，圣乔治骑士团，敢死队等等……在《消息报》中，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一个官方机构，来坚定地反对现在议会正在进行的事宜。“中间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他们所谓的“利伯-丹”领导，向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党员下达指令，让他们拒绝向当地的苏维埃派遣代表。但是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固执地坚持派遣代表。在十月10日，在900名该出席的代表中，只有15人出席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然后就把会议日期推迟到了十月25日，然后又发出了一次邀请。第二天，超过100名代表抵达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只是偶尔才作为代表被派到敌对的执行委员会那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自信地获得了多数席位，并表示将会给较小的苏维埃的下达通知，并让他们的所有代表都有席位。中央执行委员意识到他们被打败了，然后他们就给全国的苏维埃疯狂地打电话，让他们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去做代表-这是“右派”和“中派”的一次绝望尝试。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对抗人民意愿的邪恶迹象。临时政府准备撤离彼得格勒；然后罗江科，前杜马主席以及军官之一，在莫斯科对着一群商人们宣布彼得格勒的失败并不是重大的失败；首先，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不会制造任何麻烦；第二，革命的波罗的海舰队将会被征用。然后政府就发出了宣言：暴力镇压在前线的叛乱以及国内的无政府状态，并将“不负责任的组织”（就是苏维埃）的权利移交给杜马和地方议会。空气中充满了关于布尔什维克“示威”的谈话-工人和士兵们都“站出来了”，用俄语说就是“vistuplenntie”。布尔什维克的煽动者们去了彼得格勒的军营和工厂，声称反革命政府要想德国人开放边境，让他们来摧毁制宪议会，摧毁革命。列宁也露了面-他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工人真理报》中推广武装暴动。极右翼反动报纸《新俄罗斯报》和《生活信息报》要求让左翼分子血流成河，要求一个毫无怜悯之心的军事独裁政权。布尔采夫的报纸《共同事业报》支持围绕科尔尼洛夫，卡列金和克伦斯基为核心，建议一个爱国主义政府！显然，一些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反对武装暴动，更希望等到制宪议会的成立，但是列宁雄伟的声音一直在咆哮，“要么执行武装暴动，要么放弃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纲领！反革命分子已经准备好摧毁全俄罗斯大会以及革命了！”沃格达尔斯基在斯莫尔尼宫里的走廊里告诉我，全俄罗斯人民的意愿是权利立即归属于苏维埃。“利伯-丹在绑架议会，”他说。“但是，如果他们的代表满足召开会议的法定人数，那么我们将会是足够现实的，也绝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加米涅夫认为，一旦全俄罗斯苏维埃宣布了，临时政府就应该被迫下台。最后，我认为布尔什维克普遍的意见可以用托洛茨基的话表达出来。托洛茨基在公开场合明确地说工人和士兵们不会主动站出来，除非他们被惹怒了，或者被反动派作了苟且之事。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被苏维埃大会代表的俄国大众将以绝大多数人的名义，把权利移交给苏维埃；当然，临时政府将拒绝交权。十月17日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在斯莫尔尼宫里的会议上，托洛茨基把资产阶级媒体污蔑布尔什维克武装暴动的行为称之为“反动派在试图诋毁和破坏苏维埃大会”。“彼得格勒苏维埃，”他说，“没有发布任何上街示威的命令。当我们需要示威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被工人以及驻扎在彼得格勒的部队支持……他们（指临时政府）在准备反对革命；我们将用进攻来回应他们，我们不会有丝毫怜悯，而且我们还要坚持到底！” 对托洛茨基的采访那天，我对托洛茨基进行了一个关于新生政权拟定计划的采访。这个新生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沃格达尔斯基对我说这就意味着一种“宽松的政府，对人民意愿敏感，给地方足够权利的政府。”托洛茨基说： “临时政府是完全没有能力的。资产阶级掌权了，但是这种掌权已经是被一个虚构的温和政党联盟掩盖了起来。现在，在革命中，我们都能看见农民的暴动。那些农民已经等不及得到自己应许的土地了。而且在全国以及所有的劳动阶级中都存在着同样的反感，这种反感是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的只能通过内战建立统治。科尔尼洛夫用的方法就是资产阶级唯一能掌权的方法。但是资产阶级缺乏实力……军队是跟着我们走的。那些调解人以及和事佬们，还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失去了他们的权威，因为他们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犹豫不决，在工人和银行家之间犹豫不决，在士兵和科尔尼洛夫的军官之间犹豫不决，这些斗争已经越来越激烈，比以前更加的不可调节。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革命才会取得成功，人民才会得救！苏维埃就是人民最完美的代表-它的完美体现在它们的革命经验，理念以及目标之上。苏维埃直接给予战壕里的士兵，工厂里的工人，以及农田里的农民，这些人都是革命的脊梁。” “他们尝试过建立权威来瓦解苏维埃，但是他们除了软弱无力以外一无所成。所有形式的反革命计划都在俄罗斯共和国理事会的走廊里组织起来了。军官的政党代表了反革命的军事人员。另一方面，苏维埃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在两个阵营中间没有严肃的团体。这就是不可避免的最后的斗争。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组织起来了一切力量，等待时机，然后攻击我们。我们的回应将会是果断的。我们将会做完在二月份才刚刚开始的工作，并在科尔尼洛夫事件期间提前完成……” 他向我阐述了我们的新政府将会是如何构成的；新政府将不会有内阁，而是有不同的国家部门。这些部门由一系列官方团体指挥，由名义上的政委作为领导，这些政委将会对负责全俄罗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也就是新议会负责。我然后还问了问新政府的外交政策。 “我们的第一步，”托洛茨基说，“就是号召在所有的前线停战，然后召开会议让人民讨论人民和平的条件。我们在和平协议中能取得多少民主取决于欧洲对革命有多大的反应。如果我们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府，那么这将是在欧洲直接获得和平的有利因素；我们的政府将立即并直接地向人民谈论停火协议，而不是和他们的政府首脑谈论。在和平即将到来的时刻，俄国革命的压力将会是：不要占领，也不要赔偿，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共和国。” “战后的欧洲将会被重建，但不是被外交官重建，而是被无产阶级重建。必须成立欧洲联邦共和国，或是欧罗巴合众国。民族自治已经过时了。经济的进步要求国家边界的废除。如果欧洲仍然以民族而分割，他们帝国主义将卷土重来。只有联邦共和国才能给欧洲以及世界带来和平。”他微笑了一下，他的微笑是非常美好的，但却有些伤感。“但是如果没有欧洲大众的行动，这些目标将不会实现。” 在资产阶级中流行把布尔什维克的政变说成是“冒险”。冒险就是人类可以去做的最壮观的事情之一；在劳苦大众的带领下横扫历史，把一切筹码都押在他们庞大却又简单的愿望之上。和平，土地，面包。为什么不呢？农机已经被创造出来，它可以让每个农民都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接管大片土地。工厂车间委员会也准备好让工人接管工厂。俄罗斯所有的民族在几个月前就准备好让自己的人民进入政府。在每个村庄，小镇，城市，大区以及政府的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也准备好接管当地政府。解放俄国当地的力量是多么简单啊，多么伟大啊！对于和平-除非所有迹象都是假的，否则世界人民已经对战争感到厌倦和失望……这仅仅意味着世界各地的地方力量得到了解放。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胜利在十月的那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回忆里，一些士兵，工人和农民发言了，他们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大众的态度。这些发言被一些官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还有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等反对。到最后，可以说这些人竭力反对“一切权利归苏维埃”-这些人之中没有无产阶级，就像群众代表中没有资产阶级一样。分界线很明显…… 农民描述了在卡卢加农业的混乱，他们把这归咎于临时政府逮捕土地委员会的成员，这些成员试图把当地大地主未耕种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克伦斯基除了是地主的同志之外什么都不是，”他喊道。“他们也知道，我们无论如何也会通过制宪议会拿走土地，所以他们就要摧毁制宪议会！” 一个来自奥布科夫斯基.扎沃德政府工厂工人描述了负责人和经理是如何试图一个接着一个地关闭一些部门，他抱怨缺乏原材料和燃料等……还描述了车间委员会认为没有关闭的必要。“他们想把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踢出城外，”他声称。“这是使愤怒，他想让我们饿死，或是对我们使用暴力……” 其中一个士兵说，“同志们！我替那些挖战壕的人向你们问好。殊不知，这些战壕就是我们的坟墓啊！我们必须要和平！” 另一个人讲述了第五军团目前正在为制宪议会开展竞选活动。“这些官员们，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正在精心地算计着如何打击布尔什维克。我们的报纸不允许进入战壕。我们的发言人也被捕。我们的邮件也被审查了。” “你为什么不谈一谈缺乏面包的事儿啊”一个声音说。“他们绑架了食品供应。他们想把红色彼得格勒饿死！” 然后他们顺着这个说了下去。现在，资产阶级试图破坏革命的指控是否属实？两个星期之前，我见到了俄国大资本家斯特潘.乔治维奇.里亚诺索夫，人们都叫他“俄国洛克菲勒”。我和他进行了一场有意义的谈话。 “我们这些生产商，”他说，除此之外他还说了一些别的，“永远不会允许工人通过工会或其他手段来控制我们企业的生产和监管……在即将结束的政府中，我们不会与民主党派结盟-这些党派都是完全有军官组成的……” “我会阐述一下这个新政府是如何成立的。布尔什维克威胁在十月20日要进行暴乱。我们准备好了。这次起义将会被军事力量碾碎，从这个军事力量中，新政府将会诞生。科尔尼洛夫还没死呢，他上次失败了，但是他还有足够的支持者让他成功。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进行起义，那么有产阶级是不是针对制宪议会进行政变？不，我们不害怕布尔什维克。他们都是懦夫，我们的部队刚一开枪，他们就全跑了。他们会被部队镇压……我们有哥萨克人，几支保卫队，还有容克们。这已经够了……我个人的观点是共和国在俄国不会坚持太长时间。俄国还是会有君主专制。” 在俄罗斯共和国理事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中，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然后碰到了沙茨基教授。他是一个矮小，面目狰狞却衣冠楚楚的人。在理事会中，沙茨基教授在军警学员政党中颇有影响力。我问他，他对站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有什么看法。他耸了耸肩，轻蔑地说： “他们就是一群暴民而已，”他回答道。“他们不敢的。如果他们要是敢，他们岂不是要上天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起义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会摧毁他们自己，也会使他们在制宪议会中失去权力……但是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阐述一下我在制宪议会下对成立政府的计划。你可以看到，我被这个机构推选为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和临时政府一起，为了一个宪法计划而工作……我们的立法机构将会由上下两院组成，就像你们美国一样。下议院将会由当地地方代表组成；上议员则是由自由职业，地方自治会，商会，联合会的代表组成……” 十月16日，一个在俄罗斯共和国理事会的特殊委员会快速地敲定了两个计划，把土地临时分配给农民，以及推进有力且促进和平的外交政策。17日，克伦斯基叫停了在军队中的死刑。太迟了。我去现代马戏场参加了一次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会议人数与日俱增。在这个光秃秃且阴暗的木制剧场里，有五盏灯悬挂在细细的电线上，人们拥挤在剧场里肮脏的长椅上，一直挤到屋顶-士兵，水手，工人，女人都在仔细聆听，仿佛他们生死就取决于此。然后还有山呼海啸般的掌声。然后一个来自第548连的士兵开始发话： “同志们！”他喊道，他的脸上充满了愤慨，他的手势也很绝望。“管事的头子总是要求我们去做更多的牺牲，但是有权有势的人总是安然无恙……我们和德国打仗，我们并不会把德国将军邀请过来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都是为了资本家而打仗，但是却把资本家邀请进了我们的政府……”士兵说“告诉我，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是为了达达尼尔海峡，还是为了自由的俄罗斯？是为了民主，还是为了资本家？如果你们能向我证明我是为了革命而战，那么我将会不要命似的拼死战斗。” “只有当农民获得土地时，工人获得工厂时，苏维埃获得权力时，我们的战斗才会有意义，我们才会去战斗！” 最后几天在十月16日，我发现我的笔记本里有以下从不同报纸里挑选出的新闻。莫吉列夫（总部所在地）。哥萨克人聚集在此，“狂野连队”，几支保卫队，还有敢死队已经做好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政府命令来自在巴甫洛瓦克，察可夫塞洛和彼得霍夫军官学校容克部队进入彼得格勒。奥拉宁鲍姆的容克们已经进入了城市。部分彼得格勒军区的装甲车连队已经抵达了冬宫。在利特伊尼大区的城市武装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要求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法案。在托洛茨基的指令下，上千支步枪从谢斯特罗列茨克政府军工厂运送而来。彼得格勒工人得到了武装，被指派下了连队。（这是红军的著名创举。）在斯莫尔尼宫，自从科尔尼洛夫事件以来，打击反革命委员会首次召开会议。在斯莫尔尼宫，彼得格勒军区代表召开会议，并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些只是在这躁动的几天内发生的一些让人迷惑且暴力事件的碎片化例子。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要有大事发生，但是没人知道这件大事究竟是什么。22号星期日，哥萨克人举行了十字架游行-为了纪念1624年的圣像，凭借着圣像拿破仑被从莫斯科赶了出去。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广播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标题是《哥萨克兄弟！》 “你们哥萨克人想对抗我们这些工人和士兵。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捏造出来的挑拨离间计划。我们共同的敌人特权阶级的压迫者，将军，银行家，地主，前任官员，沙皇之前的奴才……所有的贪污者，夫人，皇亲国戚，将军，包括你们哥萨克将军都憎恨我们。他们准备好随时破坏彼得格勒理事会，粉碎革命……十月22日，有人组织了哥萨克人进行宗教游行。对于每一个自由且有良心的人来说，去不去参加游行都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不会介入此事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但是，我们警告你们哥萨克人！你们要注意，不要让你们的卡列金以十字架游行为借口来反对工人，反对士兵。” 彼得格勒大区的军事指挥官匆忙地叫停了游行。19日，所有彼得格勒的报纸和墙上都写着一个政府声明，这份声明由彼得格勒指挥官波尔科夫尼科夫签名，要求逮捕所有鼓动军人参加武装示威的人，禁止接头聚集，示威和游行；还要求士兵和武装人员使用武力阻止所有未经授权的逮捕以及房屋搜查。就像用了魔法一样，墙上都贴满了声明，呼吁，以及警告，这些都是来自温和派和保守党派的执行委员会，他们要求工人和士兵不要上街，不要听从彼得格勒苏维埃。例如这就是来自社会革命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声明： “又有谣言要求人们都站出来，这条谣言在城里传播者。谣言的来源是什么呢？什么组织允许了这些煽动者们讨论暴乱呢？当人们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时，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这一点……但是这些有危险性谣言越传越广。如果不考虑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心理状态，个别头脑发热的人会在街上召集部分工人和士兵，然后激励他们起义，那么这些事情很容易地就爆发了……在这个革命俄国经历的艰难时刻，暴乱和容易就变成内战，内战很有可能破坏掉所有来之不易的无产阶级组织……反革命阴谋家计划着利用这次暴动来毁掉革命，对德皇威廉开放边境，破坏制宪议会……请继续保持你们的立场！不要出来！” 与此同时，各方的压力与日俱增。布尔什维克报纸坚定地认为全俄罗斯的苏维埃应该掌权，结束战争，给农民分地。在极右翼这边，普里什凯维奇的非法保皇媒体《纳罗德尼论坛报》，以及《新俄罗斯》还有《生活信息报》等媒体公开要求大屠杀-要求屠杀犹太人和苏维埃。几个神秘人对着等待牛奶和面包的劳苦大众，神秘人在漫长的冬夜里对他们低声说犹太人已经掌控了食物供应链，当你们在忍饥挨饿时，苏维埃成员已经在斯莫尔尼宫里过上了奢侈生活。但是布尔什维克报纸发话了，大众听从了他们，接下要就是静静的等待。彼得格勒的景象彼得格勒这几天出现了让人好奇的景象。在工厂里，委员会的房间里都堆满了武器，信使在走来走去，红军也在操练……所有的军营天天晚上开会，整天没完没了地进行激烈的争论。到了阴暗的晚上，街上人越来越多，涅夫斯基河附近的人潮上下涌动，几百人围在贴在墙上新公告，为了争先恐后地去看新报纸……在斯莫尔尼宫里有一群新来的严厉的士兵把守着门，包括里面的大门和外面的大门，他们要求所有人的证件。委员会的房间里无论黑天白天都在叽叽喳喳，几百名士兵和武装工人只要找到地方就直接睡在地板上。楼上的大堂以前是贵族女子学校的舞厅，一千名士兵和工人挤在里面，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吵闹的会议。战争前线的一千英里以外，百万俄国武装人员跟随着起义之风向前进，伴随着像海一样的噪音，成百上千名代表涌进了首都，他们呐喊着：“和平！和平！”在斯莫尔尼宫有一场全俄罗斯工厂车间委员大会，急切地通过工人接管工厂的法案。农民们也蜂拥而至，他们谴责苏维埃农民代表委员会是叛徒，他们还要求一切权利归苏维埃…… 城市里的剧院都在进行着表演，俄罗斯芭蕾团崭新而奢华地露了面，查利亚平在纳罗德尼圆顶剧场歌唱。几百个博彩俱乐部兴奋地通宵营业，喝着香槟，灯红酒绿，再赌上两万卢布……私人娱乐公司给这些富翁观众进行表演，这些人会花高价买卖食品，弹药和衣服……涅夫斯基河附近每晚都有戴着首饰和穿着貂绒的妓女走来走去，挤进咖啡厅里……保皇党的特务，德国间谍，和走私犯们在酝酿阴谋……然后就下雨了，十分阴冷，这座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坐立不安的城市将会向那个方向前行呢？ III. 当所有人都在等在布尔什维克在某日清晨突然在街上并打倒穿白领衫的人时，真正的起义安静且自然却又大张旗鼓地来临了。临时政府最近犯下的一个大错就是命令彼得格勒的军队上前线，目的是接替皇家军队。对此，彼得格勒苏维埃表示抗议，声称此举的目的是临时政府想要把革命军队从革命首都搬走。总参谋部坚持这样做。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与此同时要求向前线派遣一名代表去和前线的总司令切雷米索夫谈一谈，并和他在哪些军队可以进入彼得格勒达成了协议。彼得格勒军区同样指派了一位代表；但是总司令命令这位代表不能离开这座城市。对于苏维埃代表，总司令切雷米索夫要求彼得格勒军区应该毫无疑问地听从他的命令，然后总司令将会把他认为合适的军队送进彼得格勒。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军区的司令也悄悄地开始行动。容克炮兵团被招进了冬宫。哥萨克警队也露面了，这是从七月以来的第一次。哥萨克警队带着重装机车，上面还有机关枪，在涅夫斯基河附近费力前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部门要求苏维埃代表允许和司令探讨一下。被拒绝了。彼得格勒苏维埃要求在苏维埃军事部门统一之前不得下达命令。被拒绝了。16日，彼得格勒军区的所有代表在斯莫尔尼宫开了一个会，在这里他们成立著名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并正式宣布“彼得格勒军区不再承认临时政府。苏维埃是我们的政府。通过军事革命委员会，我们以后只听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命令。” 23日，临时政府宣布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镇压任何起义。那天晚上，克伦斯基要求镇压《新俄罗斯》和“JivoeSlovo”这两家极右翼媒体，也要镇压布尔什维克的《工人真理报》和《赛达报》。一个小时后，容克们查封了报社和打印社，然后把门上贴上了政府的封条，然后来自保卫队的一群士兵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撕开了封条。与此同时，另一群来自斯莫尔尼宫的士兵占领了资产阶级报纸《俄国意愿报》的打印社，然后用这个打印社来复印《工人真理报》。民兵司令梅耶为了试图阻止这一切，但他被红军枪杀。那一晚，一群布尔什维克海军乘着“晨光号”从喀琅施塔得来到了这里。临时政府命令把尼瓦河上的桥梁升起来，这样河对岸士兵和维堡地区的工人就不能前来支援起义军。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在炮火之下抵达陆地，他们之中有几个人被杀，但他们把桥梁降了下来。在晚上，几对容克驻扎在了冬宫附近的街角，然后开始要求征用汽车；几个小时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也开始做同样的事。工人阶级掌权星期二早上，也就是24日，彼得格勒的居民早上起来发现城市里贴的到处都是标语，署名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工兵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 “致彼得格勒的居民们。公民们！反革命已经抬起了他们罪恶的头。为了摧毁全俄罗斯苏维埃大会和制宪议会，科尔尼洛夫的人已经开始动用武力。与此同时，一些热衷于屠杀的人还想给彼得格勒的居民找麻烦，然后把他们全杀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工兵代表为了保护革命果实，以及为了对抗反革命和大屠杀而站了出来。” “彼得格勒军区不会允许任何的暴力与无序。居民们可以逮捕流氓以及黑色百人团，并将他们押送到附近兵营中的苏维埃政委那里。如果黑暗势力胆敢在彼得格勒的街上找麻烦，无论是抢劫还是打架，我们都会让他们从地球上消失！” “公民们！我们号召你们保持镇定，沉着冷静。秩序与革命尽在我们掌控之中。” 那天晚上，全俄罗斯苏维埃的前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斯莫尔尼宫里开了最后一次会，会上他们欢迎了新的参会代表。他们通过了反对起义的无用决议，赞成向临时政府屈服……在共和国理事会，克伦斯基叫嚣说政府会毫无情面地镇压所有起义……在冬宫激烈的大会中，彼得格勒无用的指挥官波尔科夫尼科夫被开除，指派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基什金领导，让他们来重新维持秩序……他们要求了巴甫洛夫斯克和察尔科的容克前来支援-但是他们回应却是他们不敢来，因为有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堵路……他们又要求哥萨克人前来-哥萨克人的回应是除非有步兵支援，否则他们不会来。在午夜，巴甫洛夫斯克部队的成员偷偷地来到了总司令部的会议室，无意中听到了他们正在制订逮捕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占领斯莫尔尼宫和遣散全俄罗斯大会的计划。然后他们立即在司令部的所有入口布置了警卫，并开始逮捕官员和部长，并将它们带到了斯莫尔尼宫-但是在那里没人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们。所有就一边道歉一边把他们放了。两个小时后，容克占领了城市的重要地区，军事革命委员会也开始行动。部长和司令们被逮捕，装甲车得到命令，然后占领的各个街角。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占领了国家银行，电话亭，然后把容克们赶出了电报站，然后在冬宫附近拉起了一条警戒线……但是克伦斯基已经跑了。人民群众掌权了……然后在十月31日早晨，克伦斯基和他的哥萨克军队战败后，列宁和托洛茨基委托我向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传达一句话： “同志们！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向你们致敬。我们号召你们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战！”
刘师复《五月一日》（1914年5月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五月一日刘师复（1914年5月2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8号，1914年5月2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63-64页。昨日何日乎？非有名之五月一日乎？非万国工党同盟罢工之纪念日乎？是日也，吾欧美之同胞，无不相率罢工，示威运动，警察为之忙乱，军队为之纷扰，资本家为之胆落，政府为之心悸，一般坐食之〔者〕危惧如临深渊。每经一度之五月一日，工党之进步必愈速一度。今年已入二十世纪之十四年矣。社会革命之时机愈熟矣。“资本制度”之末日将至亦。距今日本报出版二十四小时之前，吾欧美同志所演之好剧不知若何轰烈，若何花团锦簇。惜相隔东西，消息未至。回顾吾支那之劳动同胞，则皆在沈酣鼾睡中，不独寂然无声，抑且不知吾神圣之五月一日为何物。令本报无双字之资料足以报告于读者，全纸为之黯然无光。噫可哀矣！吾亲爱之劳动同胞乎！尔其何时始出今日万丈之地狱乎？尔其何时始从好梦中遽然醒觉奋臂力战以锄此人类蠢贼万恶魔王之“资本制度”而无负此五月一日乎？企予望之矣！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背景（约翰·里德，1919年1月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背景约翰·里德1919年1月25日木易贺雄翻译原文链接：TheBackgroundofBolshevism.pdf 公元1919年一月15日，也就是美国独立的142年，一战结束后的两个月后，莫里斯.扎克博士，一名美国公民，因《反间谍法案》，在布鲁克林联邦监狱被指控有四项罪名。根据《世界报》消息，当他在抗议士兵攻击社会党的会议时，说出了一些言论。在他被指控的言论里，包含以下叛国的句子： “美国的今天就是俄罗斯的过去……” “在美国，他们可以撕掉我们手上的红旗，但是他们会在我们的心里坚定地树立起更多的红旗……” “朋友们，我承认我在美国申请了豁免服兵役，但是如果我在德国或是俄罗斯，我将会非常自豪地在第一条战壕里作战……” “是的，这就是我们将会面对的。” “在下一个感恩节，我们将会庆祝美国把红旗认定为民主之旗……” 地方助理检察官毕希纳要求重判，他把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蔓延作为借口。毕希纳检察官在记录中说：“就言论自由而言，出生在美国的人总来没有反对过《反间谍法案》。” 这是一个谎言-一个精心策划的谎言。尤金V.戴博斯是一个出生在美国，他就反对过《反间谍法案》；比尔.海伍德也出生在美国，他也反对过。所有社会党人，这个国家的所有工人阶级英雄，无论出生在美国还是在外国，无论来自于那里，都反对《反间谍法案》。这法案是被资产阶级利用，通过政府机关执行，进行阶级斗争，甚至在战争结束后的今天，也如此被使用。让我们来一条一条地审视一下扎克博士的言论。社会党会议上的屠杀得到了金钱爱国者资助，也得到了归来士兵的帮助。沙俄对犹太人的屠杀也是得到了类似的资助。二者有什么区别呢？对政治会议的打压，媒体对政治观点的审查，专断地逮捕，警察不负责任地威胁，这些都和沙俄的情况十分相似。当协约国在俄罗斯支持沙皇复辟时，为什么这些比较就具有了煽动性呢？ “在美国，他们可以撕掉我们手上的红旗-”这是真的，对于那些“阻制布尔什维克主义蔓延”的人来说，这是他们沾沾自喜的理由。“他们会在我们的心里坚定地树立起更多的红旗”，这也不可避免地是真的。如果当局懂得对符号忠诚的心理学原理，那么他们就会知道这是真的。但是他们不懂。当他们咒骂和威胁逼迫美国人在听到《星条旗》就起立时，他们就认为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心中坚定地树立起来了”的东西。当他们“撕毁我们手上的红旗时”，他们则认为这是在“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蔓延。”他们没有阻止，反而他们使得布尔什维克主义蔓延。是不是有人因公开地说了实话而进监狱？行吧，他们应该在私底下说，因为这样的作用更大。扎克博士后来说他愿意在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军队战斗，而不愿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被抓壮丁。哪一个社会党人不会同意他的，无论他住在哪个国家？无用的富人，寄生在别人劳动之上寄生虫，例如和外国贵族结婚的美国女富二代们说过多少次要当外国公民？然后离开了这个国家-媒体还为他们鼓掌。这个国家曾经是被压迫人民的避难所。在1848年的时候他们从德国，奥地利，波兰，和波西米亚而来。从沙皇时期的时候他们从俄国而来。他们来自地主骑在他们头上的爱尔兰；他们来自在迷信和贫穷之下呻吟的意大利楠木；他们来自亚洲的土耳其。新鲜血液涌入“自由美国”，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到达这里。然后战争爆发，我们惊讶地发现近期这些人都拒绝成为美国公民，刻意拒绝美国公民的各种“特权”。为什么？就像国家安全联盟说的那样，因为移民们对成为美国公民的好处“一无所知”？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我们“光荣的体制”？不，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被美国工业体系以及美国警察和法院之类的代理人们所剥削，挨饿，棍棒敲打，和野蛮化了。因此外国人们来这里赚钱，然后攒一点积蓄，这些钱不足以支撑他们留在美国，但是他们回到“落后”的祖国时，这些钱可以让他们拥有一个体面的生活……一段时间以来，真正有价值的移民一直在回归祖国。在一战之后，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成立了某种形式的人民政府-谁知道呢？-甚至美国工人都想找到一个他们的呼声可以被政府听到的国家。 “是的，”扎克博士说，“这就是我们将会面对的……” 这是真的。美国工人们现在正在面对者残暴的力量，资产阶级毫无遮掩的力量，他们甚至都不会屈尊尊重法律。指控穆尼的证词是虚假的，但他依然被判有罪。这就是证明啊。这些人精心编纂了法律，但是他们却无耻地为腐败的经济利益做事-然后穆尼就被判了无期徒刑。比斯比矿厂老板和其他亚利桑那的城镇把工人赶到了沙漠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他们想把几千名罢工工人，同情者，甚至法律代表饿死在那里。然后政府官员还不向这些土匪提起诉讼。这也是证明啊。一些大企业，例如伯利恒钢铁公司，通过政府利用战争赚取了巨大的利润。考虑到他们如何对待工人，他们现在就厌世般地拒绝履行和战时劳动局-一个美国政府机构-的协议。这还是一个证明啊。公众阅读资产阶级在人力市场大量投放的报纸是没用的，这些报纸完全对人类的苦难无动于衷，他们居然说那些放弃防线投降的数十万工人是“爱国的”。我们仍然是被这些像国家安全联盟和美国国防协会这种半官方，半私人的破坏罢工以及监视组织围攻。他们现在不找“德国间谍”了，现在开始找“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蔓延”。这些组织具有一定权力。资产阶级让他们有了霸权地位。他们的唯一武器是经济恐怖主义，即掌控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权力，掌控警察和治安队的权力，这些能力在刑事法庭中展现出来。当社会党人和工人领袖根据《反间谍》而被判有罪时，他们通常会赞扬法院的公正性。我倾向于认为此类事情都是假的。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知道我们生活在资产阶级的独裁者下，法庭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法律也都是根据他们利益而解读的。但是，有人反驳到，有陪审团制度啊。陪审团制度！有人听说过社会党人被招进了陪审团吗？如果有，你见过几次社会党人在工人被起诉的政治案件中坐在了陪审团的位置上？如果陪审团成员承认他是一个社会党人，那么他就会被“依法”质疑或是开除。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工作者”，出对经济方面问题有智慧的人，有杰斐逊式民主倾向的人，以及同情弱势群体的人。所以自然而然，一些人会在陪审团中像杂草一样被刻意地拔走；只到剩下了一群小布尔乔亚-这些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滥交和小偷当权的意思。或者是剩下一群有阶级意识的统治阶级成员。在这种法庭上，社会党人和工人领袖能有什么机会呢？但是更糟的是，众所周知，有人在陪审团里待了一年又一年-这些就是“职业陪审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定罪-否则他们将失去一天赚2美元的机会。甚至纽约联邦法庭也是这样的。在旧金山给汤姆.穆尼定罪的陪审团成员里就有一些是“职业”的。当法律部门的机构开始无视法律是，剩下的只有“权力”了。金钱可以腐化或是作废我们选出来的人。当政治选举被金钱取消时，我们用什么来反对这种权力呢？“自由之地”的人们可能因政治问题被关进大佬10年甚至20年，这和沙俄帝国也没什么区别。当那些因有良心而拒绝服兵役的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折磨时，当军事罪犯受到了比德皇独裁统治下更多的摧残时，我们除了反抗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这个国家的整个统治阶级在战后应该“让世界来保证民主的安全”。但是他们以嫉妒愤世嫉俗的态度，以牺牲工人为代价，加强自身了的残暴力量。而对于我们的抗议，威尔逊先生仅仅只是发表了一片演讲，听起来就像是《新共和》的一篇社论。我们除了抛弃它以外，还能做什么呢？我不相信扎克博士说的“在下一个感恩节，我们将会庆祝美国把红旗认定为民主之旗……”可以肯定都是，如果当下的事情继续发展，那么红旗必定很快就会发挥其重要性。
刘师复《答英白》（1914年5月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答英白刘师复（1914年5月2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8号，1914年5月2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65-167页。来书云：“袁之该讨实不背于社会主义；特所讨者不当以袁为限耳。窃以为大同之业，首一级在锄去强权，而发轫之始，则先其本国。非有所谓国界也，以其人情风土之所习而易于尽吾力也。就以人类言，吾国居地球四分之一，得所事焉，亦未始不可以促进人类之幸福，视其所持之道如何耳。”据来书之意，以为讨袁即为锄去强权；又以为可以促进人类之幸福；又谓所讨者不当以袁为限。然则足下乃讨政府党而非讨袁党也。苟有政府，苟有强权，足下必讨之矣。诚如是也，则记者当五体投地，奉尊论为经典。然而记者不敢决定足下之本意果如是也。在一般讨袁党，其心目中除讨袁外几无第三字。若曰袁氏一去，孙文、黄兴出而登总统之位，天下便太平矣。足下固有识者，其见地断不如是之陋。然以吾意度之，足下之所谓足以促进人类之幸福者，度亦不过如时髦所云建设真正之共和政体而已。若然，则与锄强权之说又自相矛盾矣。世界之所谓共和国，若美若法，非一般政客所日夜梦想者乎？然试问其国人民能得真正之幸福否？有政府一日即有强权，有强权一日即不能有真幸福。此理固甚浅也。故记者之意，以为足下不言锄强权则已，苟言锄强权，则当易讨袁之帜为讨政府，凡有政府吾皆讨之，袁世凯虽去，继袁世凯者吾亦讨之。期乃真所谓不背于社会主义者矣。否则甲仆乙兴，以暴易暴，又何强权之可去而幸福之可得耶？下焉者且日以金钱禄位及种种劣手段诓骗无知军人仓卒暴动，事成则总统都督，不成则逃之海外作富家翁，围棋写字弄下女以度快活之岁月于蓬莱三岛，而以吾亿万平民之血肉为孤注。斯不独记者所谈之齿冷，抑亦足下所闻而发指者也。
拉科夫斯基博士（约翰·里德，1919年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拉科夫斯基博士约翰·里德1919年1月木易贺雄翻译原文链接：C.G.Rakovsky 两个月之前在苏维埃政府的外交部，我和拉科夫斯基并肩工作。他在用罗马尼亚语《前进报》做编辑，这份报纸只在罗马尼亚军队中发行，但是也对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奥地利军队发行。他曾经去过几次俄罗斯南部，他秘密地穿越了罗马尼亚地边境，微服私访了他的祖国，在那里冒着生命危险传播了革命的学说。 1917年12月，当苏维埃政府和德国还有奥地利签订停战协议时，罗马尼亚拒绝参加。俄罗斯在罗马尼亚前线的士兵听从了彼得格勒的命令，然后在总部招待了德国和奥地利代表团。罗马尼亚政府逮捕了这个代表团，然后俄罗斯表示抗议。罗马尼亚军队包围了俄罗斯军队，然后炮兵部队还开了火。俄罗斯士兵不得不强行穿越了罗马尼亚前线才得以返回俄罗斯，俄罗斯损失了许多士兵。报应来得很快。托洛茨基命令立即逮捕在彼得格勒的罗马尼亚外交使节。第二天，协约国和中立国的大使要求放人。外交使节被释放了，但是苏维埃政府命令罗马尼亚外交使团在十小时内离开俄罗斯。那天午后，我在外交助理扎尔金德的办公室。角落里有几个五六个红军和水手围着一套老旧的俄式茶具在喝茶水。在房间的边上拉科夫斯基坐在桌旁奋笔疾书。一个服务人员穿着当年沙皇般华丽的衣服走了进来。他拿来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A先生，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大使馆第一秘书。“让他进来。”扎尔金德说。然后就来了一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他穿着礼服，戴着丝绸帽子和手套，还拿着一根文明棍。他带着不安和轻蔑的心情打量这房间。扎尔金德穿着一双农田靴，穿着没有徽章的旧制服，出来见他，“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先生？”他有礼貌地问。“这里是外交部吧？”秘书问道。“我们已经从某处得知罗马尼亚使团必须在十小时内离开俄罗斯。亲爱的先生，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我们的官员在俄罗斯到处到是。离开至少要花上三天时间。”扎尔德金用最礼貌的方式笑了。“要是这样，秘书先生，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您可以和我们的罗马尼亚事务部的委员谈一谈。请允许我介绍，这是拉科夫斯基同志。” 拉科夫斯基从位置上站了起来，端庄文雅。他鞠了一躬。秘书脸色发白然后摘掉了手套。 “我十分的抱歉，我不能顺应您的要求，秘书先生”，拉科夫斯基非常礼貌地说。“上一次我正式出访您的国家时，你们要求我在两个半小时内离开。我们给你们外交官十个小时，这是你们给我的时间的四倍。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
刘师复《答江亢虎》（1914年5月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答江亢虎刘师复（1914年5月2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8号，1914年5月2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55-152页。昨接江亢虎通信片第七期，纸缝中藤以数语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各行其是，无事相非。愿孟晋前途，为道自爱，悉其锋锐以对非社会主义者，无以身败名裂九死一生之鄙人为介介。公私幸甚。”云云，读毕不觉一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岂但当各行其是无事相非而已，二者实不可须臾离者也。记者所提倡即为共产社会主义，方将竭其一得之愚，思有以发扬而光大之，会何相非之有？若以足下所道，记者虽陋，窃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恶莠之乱苗，恶紫之夺朱，故辄不揣冒昧，有所论列，欲使世人知社会主义之真相。正如来教所谓“悉其锋锐以对非社会主义者”也。足下发起中国社会党于今三年，记者未尝下一字贬语，至去年社会党被禁，始略有所评论，其中苦衷，已于“答道一书”中详道之，近见一般学子仍不免误认足下之所倡为真正社会主义，而足下近复在美洲奔走传播，不良之种，将散于海外。记者为保障吾道，心所谓危，即不能复顾私谊，缄默不言。然已声明为研究学理，并非警议个人，此心当为天下所谅，记者与足下无一面之雅，以同揭社会主义之标帜，故亦未尝不互相思慕，有何事以足下个人为介介耶？记者不肖惟视真理为性命，故凡有似是而非不当于真理之说，无论出自何人，必反对之。如足下者，无论其为身败名裂九死一生之江亢虎欤，抑为誉慢天下逍遥快活之江亢虎欤，记者均所不计。盖反对其言论而非反对其个人故也。以公义言，则学理以辩论而益真，以私交言，则君子当乐得诤友。亦正所谓“公私幸甚”者，又何必先设成见拒人于千里之外耶？
罗斯福出卖了他们（约翰·里德，1916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罗斯福出卖了他们约翰·里德1916年8月木易贺雄翻译原文链接：RooseveltSoldThemOut 《纽约晚间邮报》的编辑建议德裔美国人给罗斯福投票。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知道他反对德国，但是德国人应该支持罗斯福，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美国有德式军国主义气质的人。” 当西奥多.罗斯福成了总统之后，密歇根州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华盛顿，以布尔共和国为由来请求他，请求他为了保护布尔共和国而和英国政府开战。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跟我说，罗斯福冷冰冰地回复了他们：“不，弱国必须变得强大，要不然他们就得从地球上消失。” 当德国侵略了比利时之后，罗斯福上校在《展望报》上告诉我们这一切和我们无关，我们必须维持孤立政策，即使者会伤害到比利时人民。这些事情像我们展现了上校头脑里的普鲁士倾向。但是当他后来拿起棍棒，开始保护起了他曾经深恶痛绝的比利时，成为了“弱国”的捍卫者之后，他我们迷惑了。这是因为骑士精神吗？还是因为被民主所激发的同情？我们拭目以待，但同时也保持怀疑。我们很快就发现上校心怀鬼胎。所有这些关于比利时地言论都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慷慨激昂的请求，他要求建立巨大的陆军和海军，以便我们能够履行我们在国际上的职责。并且他还暴力地攻击了威尔逊政府，因为威尔逊政府在一开始没有听从上校的命令。。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反复强调现任政府懦夫般地拒绝了打击墨西哥人民！在莱昂纳德.伍德将军和这个国家雄心壮志的军队阶级和对着上校的耳朵说了悄悄话之后，在军火商和帝国主义的金主和上校吃了晚宴之后，在和他有之前冲突的财阀现在说要支持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我们的“泰迪（罗斯福外号）”就开始在海外保护弱小国家，在家里打压弱小国家；他支持打击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却孤立美国的军国主义；他支持自由主义，包括被英法贷款在俄罗斯豢养的自由主义，他还支持被贵族豢养的保守主义。我们不会被上校编造出来的爱国主义所欺骗。也不会被军火商和信托集团欺骗；上校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才干活儿的，所以他们支持他。在这个国家，大多数诚实的人都还记得罗斯福和当时还和人民站在一起，还有他关于世界末日的演讲以及“社会正义”。在1912年，大多数人都对他热情满满，对人性的复兴充满了希望；人们为了追随这个民主的新救世主放弃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地位。这四年是乔治.W.珀金斯和钢铁托拉斯的独裁统治。在这四年里，上校任由他的十字军在政治上大批灭亡，这四年充满了矛盾与变动，直到他撕心裂肺地要求嗜血，服从和效率。他辜负了他的支持者们对他的信任。他的支持者们希望和平，不想要战争，他们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强民兵役，也不服从配合。他们支持罗斯福，他们误以为罗斯福会支持社会正义。所以他们盲目的喊出了罗斯福的口号，“我们想要泰迪！” 在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对着美国人民发誓，他保证以后永远不放弃美国人民，而且还强调了他会遵守社会正义的原则。这个誓言就是进步党存在的原因。实际上，在进步党经历了四年的沉默和忽视之后，如果他的支持者们不相信那些美国人民的誓言会被重新履行，那么我认为他们将不会再次盲目地支持罗斯福上校。他们收到了打击，也做出了牺牲。他们知道进步党党员不会再1916年掌权。但是当他们被号召起来时，全国一百多万人同心协力就可以把一颗快要熄灭的火花变成熊熊大火，四年前曾激起人们热情的民主圣战将再次席卷全国。聪敏的激进派不会参与-无论他们又多支持泰迪，他们知道罗斯福会在时机成熟时会背叛他们-但是那些普通，平常，蒙昧的人们，以及边远地区的理想主义者们相信泰迪。他不是说他永远不会放弃他们么？这是又一个世界末日，他们放弃了他们曾经为之牺牲的理想。他们不了解西奥多.罗斯福其人，在纽约，罗斯福把他们称之为“下等人”，然后他还打算和他的狂热支持者，理想主义和还有又脏又蠢的下等人撇清关系。他们不知道曾经对他们不耐烦地说“你不能利用怪物们来建立政党，我必须要摆脱这种‘离魔怔不远了’的状态。”他说“离魔怔不远了”指的就是那些真心相信他所提出的社会正义的人。在进步党大会上，他说他要和共和党建立达成共识的基础。一些进步党党员对此表示赞同；因为他们之中有人想重新回到共和党阵营，另一些人赞同是因为他们像把罗斯福和社会正义强加给共和党人和整个国家。如果共和党人接受泰迪和进步主义，那为什么泰迪不和他们发誓呢？它们会再次单打独斗，就像1912年的反对党一样希望渺茫。然后他们就来到了芝加哥，他们不善言辞却满是希望。他们被一些模糊的愿望所激发，他们后来会把这些愿望用语言表达出来。泰迪已经不是他们的泰迪了；他就是民主-他是正义，是公平，也是穷人的希望。罗斯福也准备好了；但是如果泰迪说准备好了就意味着正义与自由，那么泰迪肯定是对的。不过政党这个平台完美地展现出了这些1913年十字军已经用罗斯福替换掉了他们的原则-其中根本没有社会公平。我在芝加哥礼堂的讲台上俯视着他波涛汹涌，近乎神圣的热情之海。人们来自从都市和小城，农村和农场，沙漠，山丘还有养牛场。无论风把什么东西吹进了穷人和受压迫着的耳朵里，他们都会听到一位强大的战士站了起来，保卫公平交易。人们充满了对泰迪的热爱。盲目却又高尚。他们歌唱着“前进基督士兵！”和“我们会跟随，跟随泰迪。”那场集会里充满了男子气概，热情和青春；他们都是伟大的战士，他们的一生都在和60%的人只有该国5%的财富这种怪事作斗争。他们并不是革命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没什么看法和计划-他们只是一些在他们所遇到的不公与压迫中得到了千锤百炼的人而已。他们也没有领袖为他们发声。我们，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嘲笑这些进步派。我们认为他们的个人崇拜是荒唐的；我们嘲笑他们歇斯底里地唱着复兴圣歌；但是当我看见了进步党大会时，我意识到在这些代表里蕴含着国家和平进步的希望，以及成为人民英雄的可塑之才。讲台上还有另一批人-进步党的领袖。在共和党大会上我看见了巴恩斯，瑞德.斯穆特，潘洛斯，还有W.穆雷.克莱恩，以及一些其他拼死对抗人民的罪人。好吧，其实在我眼里，在进步党大会中站在讲台上人也差不多一个熊样；有华尔街的乔治.珀金斯，詹姆斯.加菲尔德，查尔斯.波拿巴等人。这些鬼鬼祟祟且冰冷的人种，没有一丝热情，对民主也没有丝毫同情。事实上，有一次当我接近他们的时候，我听见他们在讨论下面的代表们。他们把下面的代表称之为“贱货”！这个小圈子内部的人物就是利用进步党党员，对共和党产生威胁，而不是利用他们来使上校尴尬。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认识西奥多.罗斯福的密友，他在大会中的副手。共和党大会就在几个街区外召开，实际上也是被潘洛斯，斯穆特，克莱恩，巴恩斯组成的小团体控制着。进步党的代表们知道了西奥多.罗斯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在那里被提名。但他们强烈想要泰迪。声音席卷着整个房间，“我们要泰迪！现在提名泰迪！”在那一小帮人的艰难劝说下，他们才答应再等一等。“我们召开了党代会”，他们说“重点强调了我们和共和党一同拯救国家的必要性。为了挑选一个两个党都支持的候选人，我们必须指派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共和党大会。” “我们要泰迪。我们要泰迪！” “等等，”珀金斯，潘洛斯，加菲尔德和其他小帮派成员说，“和他们谈一谈也没什么坏处。” 加州州长海勒姆.约翰逊对着代表们大喊：“记住巴恩斯，彭罗斯和克莱恩在1912年！我们离开了共和党大会就是因为有大佬们的管控。他们仍然在掌控一切。我们对共和党大会唯一想说的话就是提名西奥多.罗斯福！” “和他们谈一谈也没什么坏处。”那个小团体说。“我们有一封来自罗斯福的电报，他建议我们和共和党人谈一谈。”然后他们宣读了电报内容。生气的维克托.默多克跳上了讲台。“你们想要泰迪！”他喊道。“好吧，你们唯一能得到泰迪的方式就是现在提名！” “我告诉你我们应该在共和党大会上说什么，”威廉J.麦克唐纳喊道，“我们应该告诉他，你们都去死吧！” 他们都知道默多克，麦克唐纳，和约翰逊这三个人肯定是会被上校出卖的。他们也都直到让罗斯福上台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共和党有任何行动之前立刻提名他。 “等等！”小团体冷静，有逻辑，有礼貌，而且害怕地说。“派个代表团和共和党谈一谈没什么坏处。如果我们单打独斗，罗斯福和社会正义不可能胜选。” 然后大会就指派了一个代表团，代表们选举出了珀金斯，加菲尔德，波拿巴，和罗斯福。共和党人们的想法在他们的大会组委会的成员中有所体现：瑞德.斯穆特，W.穆雷.克莱恩，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波拉还有约翰逊。 “上帝保佑我们！”海拉德.约翰逊州长喊道。“今晚我们坐在了瑞德.斯穆特和穆雷.克莱恩的脚下。” 他确实做到了；因为他被任命为的进步党代表团的成员，乔治.W.珀金斯和查理.J.波拿巴也在其中。第二天早上，进步党大会上就开始有风言风语，说上校通过电话要求在共和党确定派谁参选之前不要为他提名。代表团做了个报告，在任何角度都没有下定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都觉得罗斯福必须被提名。只有大会中的那个小团体认为必须在和共和党再开一次会议讨论一下。然后罗斯福的第二条消息就像闪电一样从牡蛎湾传来。他建议提名马萨诸塞州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亨利.卡伯特.洛奇，一个没良心的反动派，他比任何人都脱离群众。这让大会中的人大吃一惊。他们也不理解。共和党大会开始提名进程，掌控者进步党的小团体也失去了掌控不住局面了。来自纽约州的班布里奇.科尔比认可并提名了西奥多.罗斯福。海拉姆.约翰逊排第二；三分钟后他们停了下来，罗斯福伴随着掌声获得通过。“现在”雷蒙.罗宾斯主席说，“责任落在了罗斯福上校身上，我知道他从来不逃避任何责任，无论责任有多小，也无论责任有多大。我相信罗斯福上校会接受的。”然后大会休会，直至三点钟。共和党如何压倒性地提名休斯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进步党是怎么样的呢，充满希望和热情，也准备好了斗争，然后受到了来自罗斯福的认可。乐队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奏乐。他们的道德标准还十分灵活。哈佛的阿尔伯特.布什奈尔.哈特教授对着大堂内有一个巨大的美国国旗一通胡说八道。 “进步党并不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两个人，或某三个人。”罗宾斯主席喊道，他直接对着乔治.W.珀金斯。“这是一个属于人民的党，被人民资助的党。用来选举的钱都是底层人捐的。”二十分钟之后，爆发了巨大的热情，代表团捐了十万美金。这是所谓的“贱货”们巨大的贡献。然后再讲台上有人窃窃私语，他们说罗斯福的答复迟迟不来；他们说假如大会一次性要求罗斯福表态的话，他一定会拒绝。罗斯福像在进步党提名之前听一听休斯法官的讲话，只有这样，罗斯福才会在六月26日给进步党答复。如果代表团认为休斯法官的立场足够坚定也足够美式的话，他就会拒绝进步党的提名。但是如果代表团认为休斯法官立场不坚定，他将会和他们讨论一下什么事最优选项。我们这些记者和乔治.珀金斯还有小团体在大会休会的一个小时前就知道这些消息了，但是这些话不允许告诉给下面的代表团。罗宾斯主席熟练地宣布，为了尊重代表团的意见，大会将在五点整休会-尽管没有人要求休会。捐钱活动在快乐地进行着，捐钱的人都认为西奥多.罗斯福能把他们往正确的方向带领。只有海拉姆.约翰逊州长和维克托.默多克预感到了他的背叛。 “上帝原谅我们，”约翰逊州长喊道，“我们第一天就没有尽职尽责。” 维克托.默多克更有想象力。“火车碾压了我们，”他喊道。“我们绝不能再次推迟决定了。” 五点差四分的时候，罗宾斯主席敷衍地宣布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书信，他读了出来，但是在大会成员还没理解之前就休会了，大家都带着疑惑和不解走出了大门，走上了街道。几个小时过后人们才反应过来，他们的救世主为了三枚政治银币把他们都出卖了。我觉得他们应该都反应过来了。那天晚上我在进步党的总部。又高又壮的男人在放声痛哭。其他人则四处游荡，好像迷糊了一样。气氛中充满了惊讶与灾难。是的，聪明的激进派知道这迟早会到来，但是他们没预料到这会是以这种轻蔑且极端的方式到来的。他们知道上校可能会给自己和别人留下几个可以钻的空子。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上校并不是那种人，他的目标是和“怪物”以及“下等人”们彻底决裂。用建议提名亨利.卡伯特.洛奇的方式来打他们的脸。但是现在他们都走了，就像人们说的那样，灰溜溜地走了。罗斯福上校自在地为了富豪们而背叛了人民。不过知道他和民主的关系已经不大了。这无疑让他松了一口气。对于民主制度，我们只能希望它以后不要再轻信他人了。
刘师复《答乐无》（1914年4月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答乐无刘师复（1914年4月25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7号，1914年4月25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47-150页。来书疑“无政府”一语，字面若仅反对政府，而欲易以“无强权”，又欲易“无政府共产主义”为“无强权无私产主义”，或“自由共产主义”。记者窃以为未当也。文字有东西之不同，而学术则世界之公物，凡学术上之名词，当从共同之意义，而不必迁就其本国之文字。无政府主义亦为学术上一名词，无论法语英语德语世界语或他语，其字根皆不离Anarhismo，铀Anarhio字之原意，实为“废绝首领及一切统治机关”。据此定义，试问除“无政府”三字外，尚有何语能如是之吻合无间者乎？克氏之释以无强权，乃谓其含义如此，而非谓无强权可代无政府。无强权一语，在西文尚未成专名词也。至恐无政府之字面不能包括反对家族反对宗教反对祖国反对军备反对国会等等，此亦不然。凡此种种，皆为政府之附属物，政府一去，凡百皆随之而倒。岂有无政府之世尚容有家族宗教等等者乎？又岂有无政府党而不反对家族宗教等等者乎？故一举无政府之名，即能知其大略之概念，不必如来书所谓下以冗长之解说者也。若谓“免于恶政府胜于无政府之说相混”云云，此尤无庸虑及。此语出于反对者之口，吾辈安能禁之。吾人即易无政府为无强权，彼辈又何尝不可曰强权胜于无政府乎？盖强权即Autoritato，所谓权力，所谓国家之权能，皆此物也。今之臭政客，非日夜梦想“强有力之政府”者乎？然则强权周非彼辈所讳言矣。 “无强权私产主义”一语，以无强权无私产对举尤为误会，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者，Anarhistakomunismo乃谓无政府的共产主义，以无政府为共产主义之系词.(与无政府社会主义一语同）而非以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为两事而对举之也。无政府党必主张废私产，故社会主义原可包括于无政府主义中。惟以社会主义有集产共产之殊；近世更有独产党主张独产主义，Individualismo颇为世所诟病，而亦称为无政府党。故吾人主张共产者，尤宜标明宗旨。并非谓无政府之名不能表示反对私产之意乃加入共产一语与之并举也。若如来书名为“无强权无私产主义”，便与原意相戾矣。且“无私产”三字亦不能表示其为共产，盖凡集产党亦未尝不反对私产也。 “自由共产主义”一语，其以“自由”与“共产”对举乎？则病与无强权无私产一语等。其以自由为共产之系词乎？则自由未必即无政府，于义亦不能明瞭也。总之：“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之两名，译义既精审，命名亦正大。可谓绝无缺点。在华文既已习用，而同文之日本亦复相同，又何必多所改作乎？彼一般无识者避之而不敢用，君等又疑其名之不协，窃谓两者皆失之矣。又先生等前年发起之社会党，本以无政府共产主义为宗旨，乃不名无政府共产党，而仍名社会党，窃不审其用意。及读“良心”杂志第一期乃曰“变更社会政治之组织，即为无政府，变更社会经济之组织，即为共产，至无政府与共产两主义实行，斯真成一完全之社会矣。故吾人取名社会党，而不标异名。”云云，不知无政府主义可以包括社会主义，惟社会主义则决不能包括无政府主义。今欲以无政府统于社会主义中，乃谓“变更社会政治之组织即为无政府”此语实不合理论。盖政治乃国家机关之行动，与社会丝毫无关。社会乃人群之结合，而无所谓政治之组织。社会主义Socialismo则“主张生产机关及产物属之社会，”此外绝无他意。与变更政治，变组织渺不相涉。今误以社会主义能包括变更政治经济之组织，因以无政府与共产为两事而对举之，与此次来书以强权无私产对举，盖同一误会也。
马克-美国人（约翰·里德，191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马克-美国人约翰·里德1914 木易贺雄翻译原文链接：Mac—American 去年除夕，我在墨西哥的奇瓦瓦城时候遇到了马克。他就像是一股来自家乡的清流-一个纯正的美国人。我记得当时我们从宾馆走了出来，去奇里酒吧喝了一款叫“猫和老鼠”的鸡尾酒，古老教堂里裂开的钟在午夜祷告中疯狂作响。在我们上方的是炎热沙漠的星辰。整个城市里，在有军队驻扎的军营那里，在光秃秃的山上的遥远前哨那里，在街头的哨兵那里，都能传来得意扬扬的枪声。一个喝多了的军官从我们身边走过，还以为这里是派对呢，高声喊道“耶稣出生啦！”下一个街角有一帮士兵，他们的眼睛被南美传统的毛织布蒙上了，他们围在篝火旁，唱着一首名叫《弗朗西斯科.比利亚早安歌》的冗长的民歌。每个唱歌的人都要编一句新的关于队长的剥削的歌词。穿过能到广场的那条昏暗的道路，穿过黑暗的街道口，就能抵达教堂宏伟的大门。安静而且看起来不吉利的女人们穿着黑袍子，她们来这里洗清罪孽。一个暗淡的红光从教堂里流了出来-还有一种奇怪的印第安人的声音在唱歌，我只在西班牙听到过这种声音。 “我们进去看看里面的宗教仪式吧，”我说。“那一定很有趣。” “我才不去呢，”马克用着略带紧张的声音说。“我不想冒然闯入别人的宗教信仰。” “你是天主教徒？” “不是，”他回答，“我觉得我什么教徒都不是。我都好几年没去过教堂了。” “不错啊，”我高声说道。“那你一定也不迷信啊！” 马克看着我有些不耐烦。“我不信教，”他吐了口痰。“但是我也不想和上帝打架：风险太高。” “什么风险啊？” “你知道，当你死了之后……”他现在有点不耐烦还有些生气。在奇里酒吧我们还遇到了另外两个美国人。他们总是带着一副“我们来墨西哥已经七年多啦，我们对这里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的样子。 “墨西哥女人，”其中一个人说，“是地球上最恶臭东西。搞不懂为什么她们一年洗澡的次数不少过两次。而且她们身上根本没有美德可言。她们甚至都不结婚。她们就是随遇而安，人尽可夫。墨西哥女人都是……都是这样子！” “我在托雷翁市遇见过一个印第安小妞，”另一个人开始说。“造孽啊。为什么她都不在意我是否和她结婚？我……” “她们向来如此，”另一个打断道。“放松点！她们向来如此。我在这个国家已经待了七年之久了。” “你知道吗，”另一个人对着我使劲地摇晃手指，“你把这些事情告诉给墨西哥的小流氓，他们都会嘲笑你！他们就是这样一群肮脏的臭鼬！” “他们对此不感到骄傲，”马克阴沉地说。 “想象一下，”第一个同胞开始说。“想象一下，如果你对一个美国人用这些话来谈论女人会发生什么？” 马克用拳头敲击着桌子。“上帝保佑美国女人！”他说。“要是有哪个男人胆敢在我面和美国女人扯犊子，我肯定会杀了他。”他怒视着桌子的四周，由于我们都没有玷污这个伟大国家的女性的名声，所以他接着说。“美国女人是洁白无瑕的，我们要让她们一直这样下去。谁敢在我面前说她们坏话！” 我们向圆桌骑士一样正义凛然地喝完了我们的“猫和老鼠”鸡尾酒。 “嘿，马克，”第二个人突然说。“你还记得那年冬天你在堪萨斯城遇到的那两个女孩吗？” “我遇到过吗？”马克脸色有些发红。“你还记得你曾今陷入了可怕的困境吗？” “我永远也忘不了！” 第一个人开始发话。“好吧”他说。“你可以在和墨西哥小姐们尽情地激情四射。但是我，我只想要一个干净的美国小妞……” 马克身高六尺有余-身强力壮，充满活力。他只有二十五岁，但是去过很多地方，干过很多工作。当过铁路工领班，在佐治亚的庄园当过监工，在墨西哥矿场当过技工，放过牛还在德克萨斯当过警察。他老家是佛蒙特的。马克喝了第二杯“猫和老鼠”鸡尾酒，他开始揭开了过往事情的面纱。 “当我来到伯明顿的锯木厂工作时，我只有十六岁。我哥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一年多了，他带着我，和他住在一起。我哥比我大四岁-是个高大的人；但是有点软弱……他总是说打架是多么不对之类的话。他也从来没打过我-即使他对我很生气；因为他说我比他小。” “当时家里有个女孩，我哥和他处了很长时间了。这让我现在的脾气变得不太好，”马克笑了。“一直都是这样。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我就是想把那个女孩从我哥身边撬走。后来我也确实这样做了。当我哥要去城里时，我们俩肯定黏在一起……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那个女孩干了什么坏事吗！有一次我哥和她亲嘴的时候，她突然来了一句‘为什么你亲嘴的时候和马克一模一样！’” “他后来找到了我。他把那些不要打架之类观点一扫而空。当然-他要是不这样做的话就不是真男人了。他当时太生气了，以至于我都快认不出来他了-他的眼睛就像火山喷发一样。我哥说‘你，你对我的女人做了什么？’他是个身材魁梧的人，当时我有点害怕了。但是我知道他也是个很软弱的人。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赌一把。我对他说‘如果你留不住她，就让他走吧！’” “打斗很激烈。他想杀了我，我也想杀了他。我当时气急败坏，十分暴怒，气的流眼泪。看见这只耳朵了吗？”马克指了指他的耳朵。“这是他干的。我打瞎了他一只眼睛。过了一会儿我们就不用拳头打了；我们还是互相撕扯，掐喉咙，然后还互相踢。他们说我哥当时就像公牛一样，每隔几分钟就咆哮一次，但是我张着嘴”一直都在叫喊……过了一会儿我猛踢了他一脚，提到了让人疼痛的部位，他当时就像死了一样。”……马克喝完了他的酒。有人又给他点了一杯，他接着说。 “后来我来到了南方，我哥加入了西北骑警。你记得06年有个印第安人在维多利亚杀了个人吗？他们派我哥去抓他，后来我哥肺部中弹。我当时在回家探亲-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回家-那次我哥就死了……但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了。我记得那天我刚出门他就下了床。他和我一起去警察局，他恳求我和他说句话。他拉着我的手，但是我就对他说‘你就是个臭傻逼！’过一会他下班了，但是死在了路上。” “哦！”一个人说道。“西北骑警！肯定是个不错的工作。好枪好马还能一年四季打印第安人！就像一项运动一样！” “说道运动，”马克说。“世界上最有趣的运动就是猎杀黑人。我离开博灵顿之后，你们都知道，我就去了南方。我当时想去周游全世界，从南到北，后来我就发现我挺擅长打架的。天啊！我以前总是和他们打架……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后来到了一个佐治亚州的棉花庄园，在迪克斯维尔附近；他们当时正确监工，所以我就上位了。” “那晚我记忆犹新，因为当时我坐在小屋里给我妹妹写信。我和我妹妹之间的关系还算可以，但是我们俩和家里其他人都合不来。去年她和一个推销员起了争执-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不管怎样，就像我说的那样，我当时坐着在煤油灯下写东西。那是一个十分湿热的夜晚，窗户上趴着一大堆虫子。我看着它们爬来爬去就能感觉到有点痒痒。突然，我的耳朵竖了起来，头发也站了起来。有几只狗-还是猎犬-在黑暗中发出声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猎犬追赶人类时发出的长嗥……在晚上猎狗发出的嚎叫声就是世界上最孤独最恐怖的声音。最可怕的是这种声音让你感觉到你站在黑暗之中，等待着别人来把你掐死-你还逃脱不了！” “大概一分钟左右，我只能听见狗和人或者别的东西的声音，声音穿过栅栏，重重脚步声穿过我的窗户，还有呼吸的声音。你知道马被脖子上的缰绳勒得太紧时发出的声音吧？和那种声音差不多。” 我一下就跳上了门廊，正好看见狗爬过了我的栅栏。然后一个我看不见的人大声喊，他的声音已经及其嘶哑，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去哪儿了？” “穿过了房子，在后面！”我说，然后我也开始追。我们大概有十二个人。我也不知道那个黑鬼犯了什么事，我猜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什么坏事也没干。但是我们不管。我们就像疯子一样地追，穿过了棉花田和被洪水淹没的森林，游过了一条河，在爬过了栅栏，在一百码内就能把人累死。但是我们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唯一干扰我的事我脸上全是吐沫星子。那天是满月，当我们每次来到一个开阔的地方，有人就每过一会儿喊一句“他在哪儿！然后我们就觉得猎狗在瞎指路，然后就跟着影子走。在前面的猎狗总是发出像钟声一样的嚎叫。你们听过猎狗追人时发出的声音吗。就像号角一样！我在翻越栅栏式弄伤了小腿，每次经过一棵树时头就会被撞一次，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意识到……” 马克张开嘴喝了点酒。 “当然，”他说，“当我抓住他时，猎狗差点把那个黑鬼咬碎。” 他沉浸在回忆中，摇了摇头。 “你给你妹妹的信写完了吗？”我问。 “当然写完了，”马克说。 “我不喜欢住在墨西哥，”马克说，“这里的人都没有心。我喜欢友善的人，就像那些美国人。”
刘师复《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1914年4月1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刘师复（1914年4月18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6号，1914年4月18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21-32页。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是二人之有志提倡，记者未尝不感之，顾其所言究足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否，吾人有不容不研究者。近世学子，耳食者众，震于总统党领之名义，不暇论列是非，辄盲信为社会主义之真相，其结果有反足为社会主义之大障者。记者于此，又曷能已于言耶？顾记者欲论二氏之主张，当先以数语略述社会主义之定义及其派别。社会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主张以生产机关（土地器械等）及其产物（衣食房屋等）归之社会共有之谓也。其简单之理由，以人类生活赖乎衣食住，衣食住之所由来，则土地生之，器械作之，而尤必加以人工者也。土地为天然之物，非个人所能私有，器械亦由人工造成，人工则为劳动者之所出，故以正理论之，凡劳动者当得衣食住。惟现在资本制度之社会则不然，土地为地主所占据，工厂器械为资本家所独有，大多数之平民，则服役于此二者，为之生产各物，其结果则大部分利益均为地主与资本家所掠夺，劳动者仅得微薄之工资，终岁勤动，曾不足以赡其生，而地主与资本家则深居大厦，坐享最高之幸福，其不乎孰甚于斯？欲救其弊，惟有由地主资本家之手取回其土地器械，归之公共，由劳动者自作之自用之，人人共同工作，人人共同生活，夫然后可谓之平。此即社会主义之原理也。顾社会主义主张以生产机关属之公有，此为凡言社会主义者所公认，无有异辞。惟对于生产物之分配方法，则言人人殊，而社会主义中遂有种种之流派。然大别之可略分为二，一曰共产社会主义，一曰集产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者，主张以生产机关及其所生产之物全属之社会，人人各尽所能以工作，各取所需以享用之。集产社会主义则主张生产机关属之公共，其所生产之物，则由社会或国家处理而分配之；其分配法亦有种种不同，然大致不外视其人工作之多。寡，酬给因之而异，各人所得之酬给，即为个人私有物。二派主张虽有不同，然苟欲其主义实现，必须从根本推翻现社会之组织，由资本家之手取回生产机关，此则二派共同之点也。（至二者之优劣，当世已有定评，所谓社会者；乃对于个人而言，故既曰社会主义，则凡社会之物，皆当属之公有，而不能复容个人之私有权。今集产主义以衣食房屋之类属之私有，是明明尚有个人私产，根本上已背乎社会主义之定义。且同一房屋，牛马之圈厩则为公有，人居之房舍则为私有；同一用品，工厂之煤膏则为公有，人家之薪火则为私有，于理论上岂复能通？且集产者主张按各人劳动之多寡而异其酬给，是则强有力者将享最高之幸福，能力微弱者将至不足以赡其生。夫能力之薄弱，或关于生理，而非其人懒惰之罪，乃结果不幸若是，尚何幸福均等之足云？此吾人所以谓集产主义为不完全之社会主义也。）此外有所谓社会政策者，不欲从根本推翻现社会之组织，惟欲借政府之力施行各种政策，以补救社会之不平。其政策亦有种种，如限制资本家，保护劳动家，行累进税及单一税，以及设置公共教养机关等皆是。此种政策，不过在恶浊政治中自标一帜，不能名之为社会主义也。以上社会主义及社会政策之深别异同大略于此。今孙氏与江氏所倡导者果为何派之社会主义乎？抑但为社会政策乎？以吾意言之，则二氏之言均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也。读者苟疑吾言，请得而论之。孙氏本政治革命家，社会主义非其专治，惟心醉亨利佐治之学说（即单一税论），欲实施之于中国，故同盟会会纲有“平均地权”之语，即此物也。然亨利氏之单一税论，乃一种之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盖社会主义无论为共产为集产，必须由富人之手取回一切土地器械归之公共，使社会上无复留地主与资本家之迹，单一税制则仅限制大地主，略减其势力，而不能使之消灭。盖大地主固不患地税之增长者，以彼将间接取偿于劳动家故也。以社会主义之根本理论言之，土地为天然之物，固不容有所谓地主，即亦不应更有所谓赋税矣。顾孙氏不但主张单一税而已，同时又自称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其在中国社会党之演说有曰：“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其下复盛称集产主义之元祖麦格斯之资本论，是孙氏俨然集产派矣。集产主义虽非圆满之社会主义，然因主张土地器械均归公有，绝对不容私产制度之存在者也。今既主张集产主义，已从根本上推翻一切地主及资本家矣，又何必有所谓单一税者以骈校于其间乎？孙氏亦明知二说之相左，故辄变其名曰“单税社会主义”，复为调停之说曰：“亨氏与麦氏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云云。不知单税论之所由来，即以惮于改革，惧社会主义所倡向地主取回土地之说之不易行，乃代以单税之法，期稍杀地主之势力，实则因陋就简，不敢实行社会革命者也。若集产主义，无论其合理与否及手段若何，然终不免改革现社会之组织，取回今日地主所占之土地归之公共，如是即断断不必复有事于单税，犹之主张共和，即不必复有事于君主立宪，更无所谓异存者也。今孙氏乃同时主张集产主义与单一税制，吾诚不知其所可也。推原其故，实由孙氏误认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复误认社会政策之所谓国有事业即为社会主义之资本公有，故至以麦氏资本公有亨氏土地公有相提并论，不知所谓资本公有者，乃取回生产机关，操之劳动者之手，由劳动者自使用之，非如国有事业以国家为资本主，劳动者服役于国家，无异其服役于工厂主者比也。麦氏常解释“资本”之意义曰：“资本者乃货物生产之际所发生之一种社会的关系也，故生产机关苟操之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之手，此时即无资本之可言，惟借生产机关以剥夺劳动者之利益，至是始称为资本。”社会主义之资本公有，即生产机关操之直接生产者之手之谓，使资本之势力无可表现者也。国有营业，则仍借生产机关以剥夺劳动者之利益，而资本势力反益膨胀者也。二者在学理上之背驰若此，孙氏乃谓铁道及生利事业收为国有即为解决资本问题，即认为无异公有，是直不知资本之意义者耳。孙氏所谓主张集产社会主义者不外如是。然则满清与现在之政府均尝哗叫铁道国有矣，亦可谓为社会主义否乎？至亨氏之单税论，纯为枝枝节节之社会政策，孙氏乃以之与麦氏资本论并举，尤为不伦。麦氏虽但言资本公有，然土地实可包括于其中，土地亦生产机关之一，凡集产家无有不主张土地公有者也，且其所谓公有，实以土地归之直接生产者之手。单一税则但由地主之手分润其税金，不但不能名为土地公有，并且不能名为国有，只可名为政府与地主分有耳。而孙氏乃以为能解决土地问题，是又不知所谓公有之意义者矣。由此言之，孙氏之所谓社会主义，不过国有营业专征地税之两种社会政策而已，曾何社会主义之足云。若夫江氏，俨然“中国社会党”之党领，自当有明确之主张，惟记者尝搜索其言论，则又未尝不病其芜杂也。江氏曾为“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一文，其言曰：“共产主义乃社会主义之中坚，……均产主义、集产主义，其方法不如共产之善，故虽以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不祧之宗可也。”观此则江氏明明主张共产主义矣。乃其下文则曰：“共产主义之精言，不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然徒取所需而不尽所能者，将何以待之？……否则无比较、无竞争、无希望，其于人类进化似颇阻滞矣。若夫不劝而兴，不惩而戒，无所为而为之者，又恐非一般人之程度所能及也。”前后两说乃极端反对之文字，而江氏竟于一文中同时出之，此真足以令人骇怪者矣。以彼所称为“社会主义不桃之宗”之共产主义，竟不免于阻滞进化，然则江氏所言之社会主义果为何等物耶？吾有以见江氏固未尝深知共产主义之真谛者也。抑不独不知其真谛，且亦未知其定义与派别，故又曰：“共产主义，产分动产与不动产，此派中有主张一切共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共有而动产仍私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公有而动产则废除者，即废产主义。废产主义有名实俱废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计价值也，有名废实不废者，即一种进化的银行汇划法也，此外更有均产主义。集产主义，与共产颇不同。”江氏于共产主义中，分出若许流派，不知本自何人。若以吾所闻，则生产机关与所生产之物一切共有者为共产主义（江氏所谓动产不动产一切共有），生产机关公有而所生产之物则私有者为集产主义（江氏所谓不动产公有，动产私有，按不动产动产等字在此本不适用，今不暇深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共产主义，分劳异给各取所值为集产主义（江氏所谓进化的银行汇划法）。今江氏乃统而纳之于共产主义中。以集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已属可骇，复谓此外更有集产主义，与共产颇不同，吾诚不知江氏以何者为集产主义也。江氏于学派源流淆乱若是，故最近在美洲之演说又曰：“均产集产均非尽善之法，共产亦恐未易遽见施行。”同时取社会主义之各派一例推翻之，是真可称怪剧者也。然而读者无庸骇怪，盖江氏实主张社会政策者，固无怪其取社会主义之各派一律推翻也。江氏之言曰：“鄙人主张教育平等、营业自由、财产独立、废除遗产制度，凡人自初生至成人，同在公共社会中受同等之教育，一届责任年龄，即令自由营业，所得财产，仍为私有，惟各个独立，不相授受，死后即收入公有。”此即江氏最简明之主张矣。夫社会主义派别虽多，然其共同之点必反对私产制度，故无论共产集产，均主张以土地器械属之公有。今江氏主张营业自由财产独立，曰营业，曰财产，明明有私产无疑；曰自由，曰独立，更明明保护私产无疑。且中国社会党亦仅以专征地税为党纲，而未尝主张生产机关公有，与孙氏政策如出一辙。其稍异于今世之资本制度者，特遗产归公一事耳。然生前则明明各有私产，且私产之范围不独衣食房屋而止，必可并土地器械而私有之，因欲营业之自由，财产之独立，非得土地器械之所有权不可也。充江氏之论，营业自由，野心家即随之而起，今日之托辣斯大王不难复见于江氏之所谓社会主义之世，虽遗产归公，终不足以绝其垄断之欲望。盖彼辈万恶之资本家，大抵好虚荣，弄手段，以抚有多金奔走奴隶操纵金融为乐事，其目的不但为长子孙计也。故自由竞争一日不绝，即资本家与贫民之阶级永无消灭之日，以此言社会主义，直南辕而北其辙耳。矢口言社会主义，乃于社会主义之根本思想尚且茫然，反谓“虽有私产以有生为断，共产之真精神亦不外乎是”，复自称为社会主义特殊之主张，吾认为江氏之主张称为特殊之社会政策则诚无间言矣，若称为社会主义，则吾期期以为不可也。何也，盖社会主义之根本共同点，土地器械当归公有，必先承认此共同点，始可与言社会主义，今江氏尚未及此。复证以其党之党纲，所谓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破除遗产，普及教育，振兴实业，专政地税，限制军备八事，大抵皆社会政策之条件，于社会主义之根本精神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计。本报前期谓其所主张近于圣西门之学说，实则仍不能企及。盖西门氏固主张土地器械公有者，今江氏则仅仅窃取其废除遗产一事而已耳，于其根本要义不敢附和也。然则江氏虽百计欲避社会政策之名，又乌可恨耶？由是言之，孙江二氏所言皆社会政策，而皆自称为社会主义，世人亦皆奉为社会主义，此真不可思议之怪事也。然孙氏于社会主义之派别，尚厘然能辨，江氏则忽而推崇共产主义，忽而排斥共产主义，忽而以集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忽而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之真精神，颠倒督乱尤难究诘，且孙氏常自称社会政策，未尝讳饰，其所领之国民党，亦有采用社会政策之党纲，故除混称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之一误点外，尚不失为宗旨一贯。江氏则明明主张社会政策，而必坚称社会主义。袁氏登位，则电陈政见，国会开会，则上书请愿，党章中且明著“党员得以本党名义从事政治活动”之条，而必自谓不主张政治运动，必自谓非政党。既非政党，则“中国社会党”之八条社会政策的党纲又将从何而实现之？乃同时又自称“本党之宗旨不违反国家社会主义而可达到无治共产主义，本党之性质可以为政党可以不为政党”模棱两可，饰说欺人，至是而极，是则比孙氏抑尤下矣。至二氏共同之谬误，即恐人但取所需而不尽所能，因之谓共产主义为不可行是也。此等见解几为一般人所通有，记者曾为《无政府浅说》（登本报第一期），对于此节已有解释，读者苟一参观之，当能释然矣。记者之为此论，纯为研究学理，非敢故为苛论，更绝非对于个人而为非议。诚以社会主义在中国方始萌芽，正当之书说寥若晨星，世人辄认二氏之论为社会主义之模楷，不知误信孙说，则将以国有营业单一地税为社会主义，误信江说，则将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之精神，以营业自由财产独立为社会主义之所尚，而社会主义之真谛遂荡然无存，此实社会主义前途之大祸也。记者为发扬社会主义，保障社会主义计，又乌能已于言？（倘二氏以记者所论为不实，而欲有辩正，此则记者所乐闻也。）
托洛茨基的自组织概念和先锋党（欧内斯特·曼德尔，1989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托洛茨基的自组织概念和先锋党欧内斯特·曼德尔（1989年11月）第一星际译这是1990年3月26日至29日在伍珀塔尔提交给国际研讨会的《列昂·托洛茨基——苏联社会的批评家和捍卫者》（原文为德文，LeoTrotzki–KritikerundVerteidigerderSowjetgesellschaft）论文修订版。该版本首次以法语发表于QuatrièmeInternationale,No.36,pp.35-49。 MikeMurray为马克思主义文库翻译。由EindeO'Callaghan录入马克思主义文库。工人阶级的自组织与其先锋队的组织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被系统地处理过，既没有理论依据，也不能从一百五十多年的工人斗争积累的经验事实中找到。尽管恩格斯（比马克思更多地）在许多信件和文章中提到了这个问题[1]，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也对这个问题缺乏处理。当人们回顾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最著名的作品，即列宁的《怎么办》；罗莎·卢森堡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考茨基反对伯恩斯坦、罗莎·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的著作；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鲍尔的《非法政党》（IllegalParty）时，（却会发现）它们似乎都具有争论的性质，因此具有视情况而定的和不完备的一面。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列宁》的抽象程度很高，无法系统地分析这一主题。然而，当回顾几位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作品时，会有不同的印象。二三十年以来，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核心。他们接二连三的著作当然不反映一个固定的立场，而是给人一种受经验的滋养而成熟的过程的印象。这正是为什么人们可以在谈论他们的工作时构建一个综合理论，即使这些作者——他们自己从未阐述过这样一个理论——也不知是否会承认它的有效性。[2]托洛茨基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他比列宁和罗莎活得更长，他能够解决四十年丰富多样的一系列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经验中阶级和政党、自组织和先锋党的问题。他见证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新现象以及对它们发起的斗争的不断演变的问题。同时——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阶级和政党、自组织和先锋队组织等主题上的贡献，比列宁和卢森堡的贡献更大。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改变了他的基本立场五次，即使可能有一条共同的“红线”贯穿他的连续立场。因此，尽管人们可以尝试梳理列宁和罗莎的概念的综合，但就托洛茨基而言，人们必须尝试描述他的演变进程。这种演变导致了对所讨论问题的回应，他在生命的尽头提出的回应。在工人阶级没有自组织的情况下，中央集权先锋党的危险（1902-1905）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参与《火星报》编辑时，托洛茨基完全站在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反对“经济派”的一边。列宁高度评价他的贡献，称他为“我们的笔杆子”。是列宁让他成为火星报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在代表大会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之间产生了分离和暂时分裂[3]，托洛茨基与少数派结盟。他在自己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年）中对他和列宁的论战进行了概述，这本小册子以这段话而闻名，鉴于苏共的最终演变和苏共的历史，这段话被视为具有戏剧性和预言性。“就党的内部政治而言，首先是党组织（秘密会议）以自身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更重要的是，它们导致了委员会制定和废除‘指令’而‘国民不行动’的情况。”[4]列宁的许多对手以及一些历史学家根据事件进程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历史表明托洛茨基是对的，而列宁是错的。[5]他们指责托洛茨基从1917年初就重新审视了他的立场，并错误地界定了他在第二次党代会后采取的态度。[6]实际上，人们必须考虑到托洛茨基以及孟什维克和罗莎·卢森堡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列宁。他们从它的具体背景以及当时普遍存在的条件中抽离《怎么办》————来赋予它普遍的特征。[7] 对列宁来说，有必要明确一个非法政党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工人阶级的大规模和自主的群众运动做好准备。他的小册子没有其他目的。它当然无意详细阐述阶级与政党关系的一般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前者必须长期服从于后者，必须置于其家长式控制之下。在同一本小册子中，列宁写下了这些明显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卢森堡主义者产生共鸣的台词：“一个专业的革命组织，若不与一个真正自发的革命阶级联系起来，是没有意义的……每个人都可能同意，“更大的民主”意味着两个坚实的条件：第一，完全开放，第二，所有职位的选举……我们称德国社民党为民主组织，因为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包括党代会会议。”[8]在经历了1905年的革命之后，他以一种部分自我批评的方式加强和重申了这一立场，他担忧“在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应该理解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阶级——其中最好的成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由于客观的经济原因，以更大的自组织能力将自己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阶级区分开来。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职业革命者的组织将只是一个玩具，一个冒险行为，一个花架子。”并在同一文本中：“从1903年到1907年……尽管发生了分裂，但社会民主党向公众提供了有关内部情况的尽可能多的信息（第二次普通代表大会、第三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的官方报告，以及来自第四届普通代表大会或斯德哥尔摩普通代表大会）。尽管存在这种分裂，但社会民主党在所有其他政党之前，都知道如何从这种短暂的自由中获利，以根据党内组织成员的数目创建一个具有理想民主制度、选举制度和国会代表人数的合法组织。”[9] 孟什维克的替代方案低估了非法性的限制，对阶级持续活动的威胁，对分散斗争经验的必要但困难的集中化，尤其是为了实现政治自治以及最终为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至关重要的斗争。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造成的分裂已经埋下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关于俄罗斯资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作用的最终政治分歧的潜在种子。但这一立场不适用于罗莎·卢森堡，当然也不适用于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政治自治的背景下，他根本不持有孟什维克的立场，而是布尔什维克左翼的立场。这一立场包含在“不断革命”的口号中。[11]1917年革命的历程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发展了这一点，虽然他当时可能没有读过托洛茨基关于1904-1906年问题的著作。[12]然而，如果列宁在群众活动兴起的不同阶段成功地摆脱了“取代主义”的所有倾向，那对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来说肯定不是这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对1905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宪法即使不是坦率的批评也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以及为什么他们直到后来才决定加入并全力支持它。[13]托洛茨基首先认识到苏维埃是历史本身产生的工人阶级自我组织最完整的表现，这本是历史所产生的，也会正如工人权力的未来形式一样，这无疑是托洛茨基的功绩。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表达的内容，以及葛兰西和后来的共产国际所提供的理论社会基础，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总结和前瞻》（TheBalancesheetandperspectives）中已经预见到了。[14]工人委员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机关。它们不能存在于非革命时代。荷兰共产党人Gorter和Pannekoek以及德国KPD对工人委员会形式的尝试已被历史经验所驳斥。当资本主义处于暂时的稳定阶段时，群众工会有可能发展壮大。工人委员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权力之后，阶级自我活动的某种程度的下降会限制甚至废除委员会作为工人阶级行使直接权力的机构的功能。[15] 群众活动减少的危险和先锋队自主权的缺乏（1907-1914）由此可见，阶级的自我组织——它具有相当大的波动倾向——与一个永久的先锋党之间存在辩证互动的必要性，后者的规模和影响同样受制于总形势的高低，然而它更稳定，可以连续工作，因此可以更好地抵抗不利力量带来的压力。失去扎根于阶级的组织及其干部，可能会阻碍群众斗争的最终成功。因此，这样一个先锋组织的存在促进了这一成功。[16]托洛茨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斯托克霍尔姆大会之后没有看到这种危险。他低估了取消主义立场的危险，他与孟什维克无原则地结盟，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深刻的政治分歧，他的和解态度使实际和组织问题与所有政治内容脱钩——部分受到德国“中间路线”的影响，也就是说，考茨基对他的政治局限的判断比列宁更正确——这意味着他在1907年至1914年期间的错误比第一次分裂时期的错误更严重。更重要的是，它们对苏共的最终历史演变产生了特别不幸的影响，因为它们是“老布尔什维克”对托洛茨基的深刻不信任的基础。 1917-1919：苏维埃政权与先锋组织的结合 1917年2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和托洛茨基立即在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上采取了相同的立场。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表达了这一点。列宁的四月提纲在这一点上构成了方向的改变，引起了“老布尔什维克”的初步抵抗。[17]非常重要的是，首先是“工人布尔什维克”，也就是无产阶级干部、工人先锋队，包括非党员，他们一直支持列宁，并允许他迅速克服党内干部的阻力。与此同时，托洛茨基正在纠正他将布尔什维克党视为“孤立的派别”的概念。他完全认识到受党教育的工人先锋队在二月革命中已经发挥的作用。[18]这使他放弃了与孟什维克和解和团结的所有思想，更重要的是，对于托洛茨基和列宁来说，关于革命最终进程的战略分歧问题构成了生死胜负的问题，而不是次要问题。相反的是，现在是加米涅夫、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几位“老布尔什维克”捍卫对孟什维克的和解态度。[19]无论如何，现在受托洛茨基启发的“interventionist（干涉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之间迅速融合。列宁表达了他对这一点的明确评价，他直到死都不会改变这一点：“托洛茨基已经明白，与孟什维克团结是不可能的，从那时起，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20] 部分是因为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部分是因为他在群众中的不懈鼓动，部分是因为他领导了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通过政治手段在十月起义中取得了胜利——为了说服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从属于苏维埃而不是从属于资产阶级司令部，托洛茨基在理论上掌握了自组织和先锋党的问题之前在实践中解决了它。这一解决方案在1919年武装起义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同时进行时得到了体现。起义既不是阴谋，也不是少数派的政变。建立苏维埃政权，即“工农国家”，是俄国工人阶级和贫农绝大多数民主决定的体现。[21]实际上，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党的永久、有影响力的参与，大多数工人阶级就不可能赢得“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甚至非布尔什维克的证人也毫无保留地证实了这一点。[22]自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先锋党之间的辩证统一在这里达到了经典的成熟。它们不是以某种方式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激发。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托洛茨基简明扼要地说：“革命事件的进程直接取决于革命爆发前就已经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心理上迅速、紧张和剧烈的变化……群众不是拿着现成的社会改造计划，而是带着不能忍受旧制度的强烈感受投入革命的。只有阶级的领导层才有政治纲领，不过这个纲领还需要得到时局的检验和群众的赞同。革命的基本政治过程就在于一个阶级要了解从社会危机中产生的那些任务，就要按照不断接近的方式积极为群众指明方向……只有在研究群众自己的政治过程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我们极少有意忽视的那些政党与领袖的作用。尽管这些政党与领袖并不是构成这一过程的独立成分，然而毕竟是非常重要的成分。没有领导组织，群众的能量就会慢慢消散，犹如没有装在带活塞的汽缸里的蒸汽一样。但是，毕竟不是汽缸也不是活塞，而是蒸汽起推动作用。”[23] 这种阶级自组织和先锋党活动的辩证统一和相互交融，是1917年的特点，一直延续到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和红军的组建中。与苏联内外的广为流传的传说相反，1918年和1919年是俄罗斯工人阶级自治自组织的顶峰，甚至比1917年更甚。这一说法得到了无数纪录片、新闻报道的支持。和文学来源。[24]反动作家索尔仁尼琴甚至不自觉地提供了证词，他现在是十月革命的死敌。他写道，在革命法庭不公正地判处死刑后，狱警苏维埃接手了被判处死刑的人的事业，并迫使判决改变。[25]现代历史上哪里可以找到这种下放的民主？今天在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托洛茨基的上述段落中，“党的领导作用”问题是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方式定义的。如果没有这个领导角色，该运动的所有巨大潜力都将面临蒸发的风险。但是，按照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错误公式，领导作用并不是“资历权”。领导作用必须在政治上，也就是在民主上，不断地获得和重新获得主导作用。大多数群众必须同意。它只能在争取多数的斗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党的信念，甚至它的纲领，既不是万无一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在实践中经过测试时会发生变化。他们除了陪伴群众的自我活动之外别无他法。当一个人把“党的领导作用”的口号从这三个限制中剥离出来时，它在最好的情况下变成了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滑稽东西，在最坏的情况下，就像在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下一样，它成为一种手段组织和管理工人阶级并扼杀其自我活动，包括使用镇压措施。 1920-1921年的“黑暗岁月”：托洛茨基滑向“取代主义” 为了使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革命先锋党的领导政治活动之间有可能发生相互作用，就必须有一个积极的工人阶级，或者至少是一个庞大的、积极的先锋队。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不能总是得到保证。作为一种永久性现象，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俄国革命以及所有最终成功的革命的经验表明，即使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永久的自动活动也不是必然的。在这里，它也同时受到联合涨落的影响。它在革命的最高峰时期达到了顶峰（这实际上是同义反复）。它在革命进程顶峰过去的同时衰退。这就是1920-1921年内战结束时俄罗斯的情况。研究这种衰退的心理政治原因会很有趣。人们不能永远生活在紧张和极端活动的状态中。有时需要休息的约束几乎是心理上的。但比这种作为共同经验的一部分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决定大众政治活动消退的是物质生活条件的重量。以1920年至1921年的俄罗斯为例，它们广为人知并经常被引用：内战引发的生产力和工业衰退导致无产阶级数量减少；通过将最优秀的力量大量转移到红军和苏维埃国家的年轻机构中，无产阶级在质量上的衰弱同样重要；在饥饿和苦难的影响下，工人寻求直接生存、寻找食物等的动机逐渐改变；人们越来越放弃通过国外，尤其是在德国的革命胜利迅速改善生活条件的希望；工人越来越难以通过苏维埃直接行使权力，这再次以文化水平不足为特征。这一系列原因可以用两个公式来更具体地说明：国家的落后性质和革命在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孤立，这两者在短期内都限制了俄罗斯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范围，包括真正参与国家权力。执政党不再引导阶级行使国家权力，而是越来越多地代替阶级。在活动消退的决定性月份，这种替代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阶级的人数减少到1917年的35%。即使是工人反对派的领袖，老布尔什维克什利亚普尼科夫，在适应列宁时，也部分讽刺地部分严肃地说：“列宁同志，我祝贺你以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26] 但今天，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能够比当时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现象是偶发的、短期的，而不是结构性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工业和工人阶级立即开始再次增加。这并不是俄罗斯工人阶级的长期消失。官方历史证实，到1926年，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1917年的水平。反对派将其修正到了更早的日期。确切的日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主要趋势表明阶级的重组和扩大。因此，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鉴于1922年以来俄罗斯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力量不断增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具体政治措施及其关于行使权力的中长期战略是否有利于或阻碍了阶级自我活动的蓬勃发展。今天，答案对我们来说似乎很清楚：从1920年到1921年，他们阻碍了它，他们不赞成它。更糟糕的是：在1920-1921年的“黑暗年代”，党的权力“替代”阶级权力的正当性和一般理论，大大加强了这种制动作用。最重要的是，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禁止除共产党以外的所有苏联政党，禁止共产党内部的派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明确的自我批评：“对反对党的取缔导致了对派系的取缔。对派系的取缔最终导致了对“与绝对正确的领导层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取缔。作为一支警察部队的单一政党导致了官僚机构的有罪不罚，这种有罪不罚成为了任意、无限腐败的根源。“[27]从作出这些决定的那一刻起，托洛茨基与CP的全体领导一起，批准并捍卫了这些决定数年。它们甚至更不合适，因为它们是在内战结束后被拿走的。从长远来看，“取代主义”的理论依据将产生更为灾难性的后果，尽管托洛茨基在阐述这一论点时没有列宁那么激进，也没有谈到阶级的过时或阶级永远无法行使权力。他写道：“今天，我们面前摆着波兰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谁来决定这件事？我们有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但这也应该受到某种控制。由谁来控制？”工人阶级的，一个无定形的，混沌的群众的控制？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主张，并决定如何应对。如果我们必须成为战争中的领导者，着手处理新的分歧，并找到最好的元素来管理它们，我们应该向谁求助？我们向党求助。向中央委员会求助。它向地方党委发出指示，号召共产党人走上前线。农业、分配和其他问题也是如此。[28]在这里，阶级被党取代，党被领导层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甚至谈到了“寡头政治”），这是其终极逻辑，而没有考虑其社会和政治后果。[29]这不再是苏维埃自主运作的问题，也不再是党与国家分离的问题。党内民主——通往苏维埃民主的桥梁（1923-1929）从1923年开始，托洛茨基在1921年仍然在理论上为官僚机构迅速发展的过程辩护，他开始认识到它的危险。比列宁晚，但比他更彻底，他开始在前线进行战斗，据他说，战斗有成功的唯一希望：在党内。对于左翼反对派来说，争取党内民主的斗争是重新征服苏维埃民主的桥梁。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在转向党外工人方面仍然犹豫不决。他们当然不愿在党的领导层之上转向他们。他和他的支持者直到后来才会这样做。这种犹豫不是基于优柔寡断的“中间路线”。这是从根本上对俄罗斯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程度进行悲观评估的结果。其结果是认为俄国革命正在经历一个退却的历史过程。[30]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民主（苏维埃民主）重生的动力必须来自党本身。只有党才有能力为苏维埃民主的逐步重生创造条件。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进攻，由1923年10月的第一个左翼反对派“四十六人集团”的斗争发起，似乎取得了成功。政治局接受了他的提议。但它们仍然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在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尤其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支持下，围绕斯大林的党机构发起了一场系统性的运动，旨在让反对者保持沉默，阻碍讨论，压制干部和党员的自主思想，在“民主集中制”的幌子下泛化服从和墨守成规。这意味着与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党传统的彻底决裂，与斯大林主义者和列宁的敌人一样广为流传的传说相反，其特点是自由和公开的讨论和分歧。这构成了从民主集中制[31]向官僚集中制的过渡。主要的组织工具不是由党员民主选举，而是由首脑会议提名党办公室（在“不服从者”的情况下，将他们转移到他们在党内没有支持的城镇）用来扼杀内部民主。[32]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发展是这一过程的社会学表现——革命刚结束时，官僚人数不足1000人；在1922年至1923年，已经有15倍；不久之后，数量增加了一百倍。该机构变得自治，并逐渐成为苏联社会中的一个特定社会阶层：苏联官僚机构。[33] 早在1923年10月，“46”就以非凡的洞察力分析了退化过程。今天，他们的诊断具有预言性。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以几乎相同的方式重复了这一点，但这已经晚了65年，这是真的：……在官方团结的外表背后，〔我们〕实际上是单方面选择一些人，他们适应小圈子的观念和同情，并按照人们对他们的期望行事……面对被这种操纵性限制所扭曲的党的领导，该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一个活的集体，具有微妙地感知活的现实的个人主动性，这与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注意到党在书记阶层和“世俗”之间的公开划分：在从高层中选出的职业官员和在公共生活中没有地位的其他党员之间。这是全党人都知道的。那些不同意中央甚至地区委员会的一项或多项指示、有一些疑问、注意到“自己”的一项或多项错误、一项或多项分歧或一项或多项无法容忍的情况的成员，害怕在党的会议上谈论它。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害怕在自己之间谈论这件事，除非他们的听众是完全值得信任的。在实践中，党内的自由讨论已不复存在，党内舆论已变得沉默。政府委员会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是由全体成员组成和选举产生的。相反，越来越多的党委书记阶层选择出席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会议越来越多地成为各级党委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党委书记们发布自己的指示。建立在党内核心的政权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它扼杀了党内的独立主动权。它用一个由经过挑选的官员组成的机构来取代党，这个机构在正常情况下运作得很好，但在危机时刻不可避免地会失败……[34]考虑到这种情况，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试图恢复党内民主是虚幻的吗？在任何情况下，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党在考虑到形势的情况下恢复党内民主的企图是虚幻的吗？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如试图一下子重新激活一个受骗的、基本上是被动的工人群体，即使他们同情反对派。今天，我们从苏联公开的档案中知道，反对党不仅在莫斯科的年轻共产党员中占多数，而且在整个莫斯科政党中占多数；斯大林及其机构直接无耻地伪造的投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涉及到对布尔什维克的良知、它的传统和它的领导干部的本质的呼唤，对他们的政治情感和理论理解的呼唤。这种尝试失败了。这一失败的悲剧在于，这些领导干部几乎都或早或晚地了解了情况，但不是同时都了解，而且往往为时过晚。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国际和苏联工人阶级在无用的牺牲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其是作为人类受害者。最后的结合：1930-1940年从1923年到1933年的十年里，托洛茨基一直面临着苏联的热月——苏联的政治反革命的问题。这一分析与与由于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退化，他努力从理论上阐明“阶级自组织和先锋队”之间的联系是相吻合的。但不仅仅是根据这段经历。后来，托洛茨基从德国法西斯危险的兴起，从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经历，对阶级、群众联盟、苏联和工人党的关系提出了一些结论，就他而言，这些结论已被1936-1939年西班牙革命的悲剧经验所确证。它们可以通过以下文字复原： a．工人阶级在社会上或意识上都不是同质的。它的相对异质性至少意味着，几种政治和政党潮流的形成的可能（若非必然），这些潮流得到了该阶级部分人的支持。 b．工人阶级在日常生活中争取胜利的斗争，以及眼前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也许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要求阶级在行动中保持高度的团结。因此，这场斗争要求组织包括具有不同政治信仰和不同组织忠诚的工人，也就是说，一个基于不同政党和潮流之间行动统一战线的政党。群众工会和工人委员会就是此类组织的例子。在西班牙革命中，民兵委员会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 c．即使在某些时期，群众组织部分地或完全地由在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社会）中高度一体化的机构领导，群众组织也不完全代表一体化和从属的形式。他们至少仍然保留着双重特点，至少仍然是阶级解放和自我活动的潜在工具。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中无产阶级民主的种子”。[35] d．革命先锋党区别于其他工人党的主要原因是，它在纲领、战略和现在的实践中，完全代表和维护了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和历史利益，这是一种旨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设无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防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必须使大多数工人阶级相信它的方案、战略和目前的做法是正义的。这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来实现。它要求正确地运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策略。它要求尊重所有工人组织的自主权和行动自由。 e．同样的行为准则同样适用于工人国家的建设和政治权力的行使（可能发生的内战期间除外）。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是由其政治信念的成功来保证的，而不是靠行政方法，当然也不是靠对工人阶级部分的镇压。它只能通过有效应用政治的原则来实现：党政分立，劳动人民机关直接行使权力，民主选举而不是先锋队本身，多党制：工农将由他们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所承认的苏维埃政党是哪些政党。[36] f．社会主义民主、苏维埃和苏联的民主、党内民主（倾向的权利、不禁止派别，即使它们“本身”不受欢迎）是相互需要的。这不是抽象的条件，而是工人有效斗争和社会主义有效建设的现实条件。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工人斗争的胜利，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危险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37]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有效的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样是不可能的。自1930-1936年这些观点诞生以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没有发生过任何怀疑其有效性的事情。相反，随后的历史发展，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完全证实了它们的历史和理论上的适切性。[38] 1989年11月15日。注解 [1]在这方面，恩格斯最重要的文本是1890-1895年的文章，见《新英格兰经济新闻》第22卷，以及他与欧洲和北美社会主义代表的大量通信（新英格兰经济新闻，第35-38卷）。 [2]葛兰西关于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不是他的《狱中札记》，而是他在OrdineNuovo的文章，尤其是在1919-1921年期间（AntonioGramsci，ScrititiPolitic，acuradiPaoloSpriano，EditoreRiuiti，Rome1973，3卷）。 [3]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暂时的，因为它在1906年的斯德哥尔摩大会上被克服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实际上是两个公共派系，而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党。他们直到1912年才变得如此。 [4]部分据周任辛译的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三章“在历史的大门前”，部分为自译（1979年的灰皮书《托洛茨基言论》并没有截取《我们的政治任务》的全文，而这本小册子我们只查询到这个译本） [5]见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15页，周任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6]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同上。 [7]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被大量引用的口号——关于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引入“从内部”社会主义意识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海恩斯菲尔德的《奥地利社会民主》中，考茨基和维克托·阿德勒找到了其根源。 [8]见列宁《怎么办》，第五章。 [9]Lenin,prefacetothecollectionTwelveYears,Works,vol.13,pp.102-103. [10]法语原文缺失。 [11]我们知道，俄罗斯社会民主的核心是关于国家形式（政府形式）的三个概念，这三个概念能够实现俄罗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孟什维克认为，这可以在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府下实现，面对这个政府，社会民主将领导一个仁慈的反对派。这种关键支持的选择后来转变为联盟的选择。布尔什维克支持在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框架内，由与农民有联系的工人阶级征服权力。托洛茨基捍卫了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 [12]在他自杀前写给托洛茨基的遗嘱中，外交人员越飞（苏共的主要成员）明确宣布，列宁告诉他，从1906年起，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问题上是正确的。 [13]参阅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苏联应该形成的情况的论文。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同前；1969年，法兰克福，KarlKorsch，SchriftenzurSocialisierung，EuropaisheVerlagsantalt。 [14]美国社会主义者丹尼尔·德利昂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尽管其方式不那么系统。 [15]关于KPD，德国工人工会等，参见FritzKool编辑和前言：DieLinkegegenDieParteiherschaft，《世界革命宣言》（DokumentederWeltrevolution）第3卷，WalterVerlag，Olten1970年。 [16]1912年以来，俄罗斯工人斗争的兴起无疑受到该党布尔什维克派的支持。 [17]Ontheresistanceofthe‘oldBolsheviks’againstthethesesofLenin,cf.MarcelLiebman,LeLéninismesousLénine,vol.1. [18]列昂·托洛茨基，丁笃本译《俄国革命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4 [19]SeeRoyMedvedev,LetHistoryJudge,Macmillan,London1972,p.8,andMarcelLeibman,同上。 [20]ReportofthefirstlegalmeetingofthePetrogradcommitteeoftheBolshevikparty,1stNovember1917,reproducedinfacsimileinTheStalinSchoolofFalsification,LeonTrotsky,PathfinderPress,NewYork1971,pp.103-104 [21]不仅见证了第二届和第三届苏联代表大会完全自由选举的结果，而且见证了制宪会议的结果，制宪会议在城市中为要求苏维埃政权的政党提供了60%以上的多数票。 [22]例如N.N.苏哈诺夫：《1917年俄罗斯革命》，第1卷，《哈珀火炬书》，1962年，纽约，第194页 [23]列昂·托洛茨基，丁笃本译《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1页，商务印书馆，2014。 [24]如《俄国革命后的第一个年头》中的维克托·谢尔盖和《列宁的莫斯科》中的阿尔弗雷德·罗斯默。 [25]AlexanderSolzhenitsyn，TheGulagArchipelago，ScherzVerlag（舍尔茨出版社），Berne1973，p.194 [26]关于ShlapnikovandTheworkers’soppositionOnTheCP，见ArbeiterdemoratieoderParteidiktatur，FritzKoolErwinOberlinder编辑，WalterVerlag，Olten1967，pp.158-223。 [27]L.Trotsky,TheRevolutionBetrayed,NewParkPublications,London1967,ourtranslation. [28]L.Trotsky,discourseofthe26thJuly1920beforethe2ndCongressoftheComintern,intheFirstFiveYears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PioneerPublishers,NewYork1945,pp.99-100.Ourtranslation. [29]伊萨克·多伊彻（在其托洛茨基传记第一卷第14章）给出了一系列托洛茨基在1920-1921年间滑向取代主义的其他例子，以及他在第十届大会上的演讲。 [30]几年后，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Thalheimer）做出了类似的判断：“随着（前）革命者精神的衰弱，官僚机构的灰烬在增长。随着基地革命活动的减少，首脑会议的自给自足也在发展”（ZurKriseInderKPD，JuniusVerlag，1929年，柏林，第6页），我们不知道布哈林是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31]很少有人知道“民主集中制”一词实际上起源于孟什维克（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朱利叶斯·马托中的朱利叶斯·马托：SeinWerkundseineBedutungfürdenSocialismus，VerlagderSozialisticheBote，柏林1924年，第10页）。1989年10月15日，在MoskauerNachrichten进行的一次有趣的采访中，苏共中央党委书记莱奥·奥尼科夫详细分析了斯大林对“民主集中制”概念的官僚变形，以及他对苏共第17次和第27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化。据奥尼科夫说，直到1937年的血腥清洗之后，官僚中心主义才取得最终胜利。 [32]作为对工人和CP成员施加额外压力的一种手段，解雇的威胁，也就是失业。 [33]中央委员会主要成员、托洛茨基的朋友、左翼反对党联合领导人克里斯托·拉科夫斯基在其文章《权力的职业危险》中描述了这一过程的判断方式，载于：BolsheviksagainstStalin,1923-1928,PathfinderPress,1957,publicationsoftheFourthInternational,pp.149-163. [34]Thedeclarationofthe‘46’ofthe15thOctober1923inDieLinkeOppositioninderSowjet-Union,vol.1,1923-1924,editedbyUlfWolter,editionsPrinkipo,Berlin1976,pp.213-214. [35]L.Trotsky,SchriftenüberDeutschland,vol.1,EuropaischeVerlags-Anstalt,Frankfurt1971,p.198. [36]托洛茨基起草的《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这些论题首先在L.托洛茨基的SchriftenüberDeutschland（见注35）中阐述，关于法国和西班牙，见L.Trotsky,TheSpanishRevolution1931-1939,PathfinderPress,NewYork1973；LeonTrotsky,OnFrance,MonadPress,NewYork1973. [37]法文原文缺失。 [38]第四届国际社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Socialistdemocracyandthedictatorshipoftheproletariat》对这些论断进行了系统化和编纂。
刘师复《无政府党与世界语》（1914年4月1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无政府党与世界语刘师复（1914年4月18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6号，1914年4月18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27-129页。巴黎和平自由会寄来该会出版之“无政府党与世界语”LesAnarstesetlaInternationaleLangue“Esperanto”一书鼓吹无政府党采用世界语甚详。该会宗旨即欲传播无政府主义于世界语学者，复传播世界语于无政府党者也。盖世界语既有万国通用语之价值，吾党欲破除国界，及交通各国同志，自宜采用之。然吾人虽采用世界语，而非谓世界语即无政府主义也。世界语之在中国，尚属幼稚，能知此语之真相及作用者实鲜。故恒人对于斯语，辄有两种谬见：一则以提倡斯语者多属社会党无政府党，因疑习世界语者即为党人，一旦社会党被禁，斯语遂亦受波及之影响，几于无人过问；二则以世界语之宗旨在和平，无政府党之宗旨在破坏，因疑二者不能相容。不知此两说皆非也。世界语之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本非一物，特以世界语之宗旨，破除种族国家界限，希望永久和平，而社会党与无政府党亦无不怀此宗旨者。宗旨既同，提倡因之愈力。非谓世界语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亦非谓必党人然后可习世界语也。此语之在欧美，久已推行于各种社会，凡教育商业科学文学邮便铁道等等皆通行之，甚至警察及旅馆亦多通此语者。盖此语为纯粹中立性，无论何人均可采用，恶在其必为党人耶？至无政府党之采用斯语，正惟以其宗旨相同。疑者乃以为一主和平，一主破坏。是又不知二者之真谛者也。世界语主和平固矣，然无政府党又何尝不主和平乎？无政府党之运动万国联合会，鼓吹反对军备，非即其主张和平之明证乎？至有时不能不激烈行动，实行暗杀革命罢工等事迹，亦无非忍一时之痛苦，求永久之和平，除少数之障碍，谋多数之幸福。凡暗杀革命，皆本此宗旨，盖以至仁之新，行至不仁之手段，此乃恶毒之社会驱迫吾人不得不如此者，非好乱也，非残忍也。以极端希望和平之人，至迫而为激烈之举动，吾党之心乃愈苦矣。世界强权之壁垒固非空言赤手所能使之消灭，不得已而以非常之手段对待之，及其壁垒既去，乃建造真正自由平等博爱之社会，必如是始有真和平。盖和平固非煦煦孑孑者所能语此也。苟明乎此，又何疑于吾党之采用世界语乎？
异化的原因（欧内斯特·曼德尔，1970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异化的原因欧内斯特·曼德尔（1970年）第一星际译最初以《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题目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No.31,1970（3）,pp.19-23,49-50. 感谢曼德尔文库的提供www.angelfire.com/pr/red/mandel/ 由EindeO’Callaghan录入马克思主义文库. 原文链接：TheCausesofAlienation 正是通过研究黑格尔，马克思第一次把握了异化这个概念。但非常令人奇怪的是，马克思最初从黑格尔的著作中挖掘到的理论不是异化劳动，而是公民与国家关系中的异化，而这成为了马克思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起点。社会契约论认为：在有组织的社会中，个人必须被代表集体利益的国家剥夺一部分权利，黑格尔特别发展了这个被自然权利哲学的理论家们强烈阐述的思想。这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出发点，也是他作为社会思想家开始批判的一般出发的。林木盗窃法（加注释）的出台使马克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声称代表全体公民利益的国家实际上只代表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利益，即那些有产者的利益。因此，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实际上是一种异化现象：人们丧失了对实际上敌视他们的机构的权利。从这个政治-哲学平台开始，被驱逐出德国并流亡到法国的马克思，开始学习经济学，并与法国的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组织取得了联系。他特别注重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亚当·斯密-李嘉图学派，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首次尝试在所谓的《1844年经济和哲学手稿》（也称为《巴黎手稿》）中综合哲学和经济思想的背景。他尝试把他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劳动的思想与关于人的命运、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在世间的生存的思想结合起来。然而这种年轻时的尝试使用了非常不成熟的方式。在那个时期，马克思还没有对政治经济学有透彻的了解，他才刚刚开始熟悉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些基本概念；同时，他对现代工业体系几乎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了解。他只有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才弥补了这一切。马克思这部未完成的早期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被世人所知，直至它于1932年首次出版，此时距其写作时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因此，这部作品出版较晚导致了对于他年轻时这一里程碑式的思想发展阶段的无知。其后果就是：以前在经济学界和哲学界的关于马克思年轻时的想法，以及他如何得出一定数量的基本概念的许多讨论，与马克思那时的本意相去甚远。虽然它的某些部分现在看起来都不大成熟，尤其是经济部分，但它却代表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和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将在下文试图解释其中异化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异化是一个具有宗教起源的概念，它几乎与有组织的宗教本身一样古老。这个被西方和东方几乎所有的古典哲学浪潮所吸纳的概念用于描述那些命运悲惨的人。作为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黑格尔，从他的前辈那里继承了异化这一思想，但赋予了它新的有倾向性的观点和新的基础，把人类悲惨命运的概念基础从朦朦胧胧的人类学和哲学概念提取到植根于人类劳动的概念，这标志着重大的进步。黑格尔早在马克思之前就说过：人被异化是因为人的劳动被异化了。他对人类劳动的这种普遍异化给出了两方面的解释。一个是他所谓的需求和劳动的辩证法。他说，人类的需求总是超出现有的经济资源。因此，人们将永远被迫非常努力地工作，以满足他们那未被满足的需求。然而，试图使物质资源的集合去满足人类所有的需求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以上是黑格尔所说的异化劳动的一个方面。他对异化劳动的哲学分析的另一面有点复杂。它被总结为一个晦涩的词——“外化”（Entäusserung）。虽然这个词听起来既很复杂又很陌生，但其内容很容易理解。黑格尔所指的“外化”这个哲学概念的意思是：每一个生产东西的人，他生产出的东西是在真正地复制他头脑中的最初想法。如果我立即补充说，马克思同意这一观点，一些读者可能会感到惊讶。但你在《资本论》的第一章中会发现同样的想法，即人所做的任何工作，在使其以物质的形式降临于人世中之前，都活在人们自己的头脑中。因此，黑格尔和马克思将人与蚂蚁以及其他生物之间划定了一个基本的区别：这些似乎忙于工作的动物是纯粹凭本能在做事。相对于人来说，人是首先有一个打算做什么的想法，然后才试图去实现这个想法。黑格尔更进一步地问道：当我们试图用物质表达想法时，什么首先作为一个想法存在于我们体内，接着我们在现实中做了什么？我们不可避免地将自己与劳动产品分开。任何从我们自己身上投射出来的东西，任何由我们捏造的东西，任何由我们生产的东西，当他们从我们自己的身体投射出来时，它就变得与我们分离。它不能像一个继续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想法那样成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这是对黑格尔从人类的本质出发对异化劳动的主要定义。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每一种劳动都是异化劳动。因为在任何类型的社会和任何历史的条件下，人们总是注定要与他们的劳动产品相分离。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给出的这两个异化劳动的定义。他说，主观需求与客观资源之间的不对等，主观需求与客观劳动之间的紧张是有限制的，它受到了历史的制约。马克思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极有力地证明了人的需求并不是无限制地扩张的，同时人们的集体劳动产出也不总是不满足人的需要。他极力否认黑格尔那种理想化的将外化与异化两个概念相紧密关联的想法。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把自己同劳动产品分开时，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的劳动产品压迫我们，也不一定意味着任何物质力量都反对人。这种异化不是事物从我们身体中投射出来的结果，而是这些东西首先作为观念存在于我们体内，然后作为我们劳动的产物以物质的形式降临于人世间。异化源于某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更具体地说，只有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只有在这种市场经济的特定经济和社会条件下，那些我们生产时从我们身上投射出来的对象，才存在社会的压迫性，才能融入到对人具有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经济和社会机制中。我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这一部分中提到的人类思想的巨大进步，在于马克思拒绝将劳动的异化视为人类的本质特征，即人类固有的、不可根除的诅咒。他说，劳动的异化并不在人类所有的地方和未来所有的时间都存在，它只不过是特定形式的社会和经济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具体结果。换句话说，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异化劳动概念从永恒的人类学概念转变为短暂的历史概念。这种对于异化的重新解释为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马克思说，人类在地球上的整个时期内，总是愿意生活在“额头的汗水”“不被异化的条件之下。人类可以变得自由，人类的劳动可以变得自由，人类的劳动能够自我解放，尽管只是在未来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稍后，我将为读者明确使异化劳动消失所需要的具体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系统阐述的异化理论，转到二十多年后出版的《资本论》中去，可以确定的是，“异化”这个词几乎不会出现在那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一个新的学科迅速出现，它被称为“马克思学”。它的学术从业者通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把他在书中使用的所有单词都放在小索引卡上，然后试图从他们的语言学统计中得出一些关于他的思想的结论。有些人甚至在这种类型的形式分析中使用计算机。到目前为止，这些“马克思语言学家”在《资本论》中发现了六个地方，“异化”这个词被用作名词或动词。我当然不会质疑这个巨大的发现，尽管有人可能会找到第七个地方，或者可能会对第六个地方有一些争议。根据这种以纯粹的流于纸面和肤浅解释的方式分析《资本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成熟的马克思没有真正的异化理论。青年的马克思在经历了他不成熟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1856-57年左右，他彻底相信了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并完善了劳动价值论。 1932年，当《1844年经济与哲学手稿》首次出版时，围绕以上这些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辩论中可以至少区分出三种趋势。因为有一百多人写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所以我不会引用所有参与其中的作者的名字，这个争议也远未结束。有人说，年轻和成熟的著作之间存在矛盾，马克思在自己的观点得到充分发展后放弃了原来的理论。其他人则相反，他们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可以在青年作品中找到，马克思后来将他的理解范围限制在纯粹的经济问题之上，而失去了人本主义的批判。因此，他沦为了向经济主义跌落的受害者。还有一些人试图否认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任何重大或实质性的演变。其中包括美国人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西米连·鲁贝尔（MaximilienRubel）和法国天主教神父比戈（Bigo）和卡尔韦斯神父（Calvez）。他们坚持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和他后来的作品中都包含着一模一样的想法。我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从一个十年到另一个十年，都是一个进行扬弃的重要过程，而绝不是完全相同的重复。任何一个持续思考并付诸实践的人，在60岁时和25岁时都不会说出完全相同的话。即便承认其基本概念保持不变，但也显然会有一些进展和变化。在关于异化这个具体的例子中，正如我之前所说，这种演变更加引人注目。因为1844年的马克思还没有接受劳动价值理论，然而劳动价值理论却是他在后来十年或十五年后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的基石。在这场持续的辩论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成熟的马克思是否持有异化理论，或者他是否完全放弃了他原来的异化理论。这场争端可以在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这个范畴内解决。但不幸的是如果不是因为马克思的另外一本著作，这场争论就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定论。这本著作就是马克思于1857-1858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下同——译者注）（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Ökonomie）这本书是一次尝试，它首先尝试阐述了《资本论》的所有主要思想。令人可惜的是，直到它写成的一个世纪后才得以被出版。它的第一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俄罗斯出版的，但大部分都在战火中遗失了。我可以断言，只有两本平安到达了美国，而在西欧一本也买不到。斯大林治下的俄国人并不急于再版它。因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这本书被写成的一个多世纪后，这本书才得以重印，并在一些国家的研究专家中传播。不幸的是，直到去年（1969年——译者注），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中的一部分才被翻译成英文，不久前才译成法语。因此，这场争端的一些参与者确实有借口说他们不知道这本关键著作。因为任何读过它的人都可以立即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的存在，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大纲》中，异化这个词，这个概念，对异化的分析出现了几十次。那么，如果这种异化理论是由成熟的马克思而不是年轻的马克思发展起来的，那么它又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将其与《资本论》中的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这里首先有一个纯粹书面形式上的困难，因为马克思在这方面使用了三个可互换的术语。一个是“异化”，第二是“物化”，三个是“商品拜物教”，这三个概念虽然复杂但并不难解释，我在下文会尽力为读者辨析它们的含义。让我们从经济异化的定义开始这个分析。我首先要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异化理论中，经济异化只不过是那些几乎涵盖了阶级社会中人类所有活动领域中现象的一部分，但却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的一部分。因此，让我们从经济异化开始，分阶段去处理它。经济异化的第一个也是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使人们无法自由地获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晚近的发展历程。直到十九世纪，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和加拿大，自由获得农业生产资料的机会仍然存在。乃至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人们仍然有可能找到一些未被抢占的土地并作为自由民和自耕农在那片土地上建立的自己农场。在欧洲，这种可能性的不复存在已经持续了将近两百年。在一些国家，甚至三四百年前这种可能性就已经丧失了。这一历史因素是任何异化理论的起点，因为人们被迫将劳动力出售给他们的雇主。雇佣劳动制度只有在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生产部分被剥夺了自由获得生产资料和生存手段的情况下，才能大规模地存在。因此，当劳动与其基本必须的生产和生存资料相分离时，劳动被异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出现了。我说过这是一个相对较晚近的现象。第二个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的经典历史批评是那些播种种子劳动的人缺乏了必要的自由，我认为这个批判是正确的。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农民和农奴，并不是自由人。他们被绑在土地上不能够自由行动。但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对封建社会的批评者忘记了，把人绑在土地上是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如果一个人被绑在土地上，那么土地也与这个人绑在一起。由于土地与人绑在一起，生活在封建关系中的人们没有任何丧失生产资料并被迫成为雇佣劳动者，将他们的劳动力出售给有产者的理由。他们可以拥有土地，他们可以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并为自己保留其中的一部分。而只有游离于有组织的封建社会之外的人，实际上就是那些原本就没有土地的法外之徒，才能成为新社会阶层的起点——一方面是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是商人。劳动异化的第二阶段是，社会中的人一部分被赶出土地，不再能够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他们为了生存，被迫在市场上出售劳动力。这是劳动异化的主要特征。它在经济领域的映射是雇佣劳动制度，是那些无法生存的人被迫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他们拥有的唯一商品——劳动力。把你的劳动力卖给老板意味着什么？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无论是在他年轻时的还是成熟的作品中，在这种纯粹的正式和合法的契约关系背后——你把你的部分时间，出卖给另一个人，以换取金钱——实际上对全人类生存，特别是对雇佣劳动者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这意味着你失去了对大部分清醒时间的控制。你卖给雇主的所有时间都属于他，而不是你。你不能在工作中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雇主决定了你在这段时间里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他将决定你生产什么，你如何生产它，你在哪里生产它。他将掌控你的活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得越多，工作周越短，雇主对作为雇佣劳动者的你的每一小时的控制就越严格。在时间和运动研究中——这种控制的终极和最完美的形式——老板甚至试图控制你在他的雇佣中度过的每一秒。由此产生的异化获得了第三种形式。当一个工薪阶层在生命的某一部分时间里把他的劳动力卖给他的雇主时，他的劳动产品就不是他自己的。他的劳动产品成为雇主的财产。现代工薪阶层不拥有自己劳动的产品，这在习惯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事实绝不是不言而喻的。在人类存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中世纪的和古代的手工业者都是自己产品的所有者。农民，甚至中世纪的农奴，仍然至少占有自己劳动产出的50%，有时是60%和70%。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薪阶层不仅失去了对其劳动产品的拥有，而且这些产品能够以对他产生敌意和有害的方式运作。这种运作发生在机器，这人类聪明才智的非凡产物上。在工人充当机器的附属品，被迫使他的生活和工作节奏适应机器的操作时，它是对工人暴政的根源。当部分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夜间或奇怪的时间工作，与昼夜之间人类生活的正常节律发生冲突时，它是轮班工作的严重异化来源。这种不正常的时间安排会导致各种心理和神经障碍。劳动产品由于社会分裂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两个敌对阶级而获得的压迫性的另一个方面（上文为第一个方面）是生产过剩、萧条或现在更谨慎地称之为经济衰退的危机。人们因为生产过剩而消费衰退。他们消费较少，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不足，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太高。我们现在来谈谈经济领域中异化劳动的最后形式，这种形式来自于我从关注的各个方面得出的结论。工人及其劳动的异化意味着工人生活中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什么？通常，每个人都有应该在他的劳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定的创造力、某些天赋或是个人发展的未开发潜力。然而，一旦雇佣劳动制度盛行，这些可能性就消失了。对于任何出卖劳动时间的人来说，工作不再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手段，只是实现获得金钱收入，生存下去这一目的的手段。人性的一个基本方面——执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受到了挫折与扭曲。对人类来说，工作不再是有创造性的、有效益的东西，而是有害的、有破坏性的东西。在西欧工厂工作的天主教神父和新教牧师，即所谓的“工人神父”，写了关于他们经历的书，他们在这一点上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绝对相同的。他们宣称，工薪阶层认为在工厂或办公室里经过的时间是他生命中失去的时间。他必须花时间在那里，以便在生产和工作领域之外获得人类发展的自由和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在闲暇时间实现目的的希望竟然是一种幻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许多持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人道主义者和慈善改革者认为，当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加时，他们就可以获得解放。他们不明白，休闲的性质同样是由雇佣劳动的性质和以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条件决定的。一旦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变短，休闲时间变长，休闲的商业化就发生了。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即所谓的“消费社会”，尽了最大努力，将闲暇时间融入到商品生产、剥削和积累基础上的经济现象的整体中。在这一点上，异化的概念从纯粹的经济现象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现象。这种更广泛应用的第一个桥梁是消费者异化的概念。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谈到了劳动异化的后果。但是，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所理解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对人类需求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每个资本主义企业家都试图通过尽可能少地支付工资来尽可能地限制自己工薪阶层的人类需求，否则他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来积累。另一方面，每个资本家都看到所有其他资本家的劳动力，不是作为工薪阶层，而是潜在的消费者。因此，他想把这些其他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扩大到极限，否则他就不能扩大生产，也不能卖掉自己工人生产的东西。因此，资本主义倾向于不断扩大人们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扩张可以满足人类真正的需求，例如在或多或少体面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基本需求是食物，住房和衣服。然而，很快，资本主义在努力将一切商品商业化并尽可能多地出售小工具的过程中，超越了任何理性的人类需求，并开始以系统的，大规模的方式刺激和人为制造需求。其中有一些是荒谬和怪诞的。我举一个例子，美国作家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Mitford）写了一本有趣的书，名为《美国式死亡》（TheAmericanWayofDeath）。它描述了殡葬师的做法，他们试图诱使人们购买更昂贵的棺材，以便心爱的死者不仅可以在泡沫床垫上安静地休息，而且可以轻盈地休息。销售人员说，这满足的不是尸体，而是消费者的感受。应当指出，殡葬业为赚钱而进行的这种怪诞尝试并没有其必要性。以这种唯利是图的方式消费失去家人的人的悲痛感是可耻的。这种异化不再只是纯粹的经济上的，更是社会的和心理上的。一个系统不断将需求扩展到理性的极限之外的动机是什么？它是有目的地、蓄意地在人类中制造永久的，微不足道的需求，即不满足。如果人们完全和健康地得到满足，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这个系统必须引起人类持续的人为的需求，因为没有这种需求，就不能增加越来越脱离人类真正需求的新的小工具的销售。一个趋向于制造这种系统性挫折感的社会会滋生报纸上犯罪版面记录的糟糕结果。一个滋生毫无价值的需求的社会，也会滋生各种反社会的企图，以克服这种需求。除了人类作为消费者的这种异化之外，异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一般人类活动的异化。另一个是人类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即沟通能力的异化。将异化的概念扩展到一般的人类活动是什么意思？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这种分工被推向了过度专业化的极限。因此，从事特定工作或从事某种类型活动的人将倾向于拥有极其狭窄的视野。他们将成为自己行业的俘虏，只看到他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和打算。由于这种局限，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也往往受限。一些更糟糕的事情会随着这种封闭的视野而发生，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事物之间关系的倾向。这就是著名的“物化”倾向，即把社会关系变成物，变成客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过这一点。这种看待现象的方式是这种异化理论的延伸。有一个我前几天在这个国家目睹的这种转变的例子。餐馆的男女服务员是贫穷的劳动者，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这一物化过程的作者。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参与这一现象的性质。虽然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需要在系统及其主人强加给他们的工作中为尽可能多的客户提供服务，但他们只根据他们下达的订单的形式来看待客户。我听到一位女服务员对一个人说：“啊，你是咸牛肉和卷心菜。”你不是布朗先生或布朗太太，不是一个达到一定年龄和有一定地址的人。你是“咸牛肉和卷心菜”，因为女服务员在这么多人的压力下心理上接受了命令。这种物化的习惯不是工人不人道或不敏感的错。它产生于某种植根于商品生产的人与人之间的极端劳动分工，在这种分工中，从事一种贸易的人往往把他们的同胞只看作顾客，或者通过他们之间某种经济关系的视角来看待人。这种观点在日常语言中表现了出来。有人告诉我，在日本主要的商业和工业之都，大阪市，当你与人见面时，交谈的常见方式不是“你好吗？”而是“生意怎么样？”或“你赚钱了吗？”这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已经完全渗透到普通人的关系中，以致于人性丧失到这种严重的程度。我现在谈到了异化的终极和最悲惨的形式，即交流能力的异化。沟通能力已成为人的最基本属性，成为人的品质。没有交流，就没有有组织的社会，因为没有交流，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智慧。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商品生产社会往往会阻碍、转移和部分破坏这种基本的人类能力。让我从三个不同层次上举三个例子，从一个最常见的情况开始。人们如何学会沟通？当他们还是婴儿时，他们会经历心理学家所说的社会化过程并学会说话。长期以来，让幼儿社交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玩洋娃娃。当孩子们玩洋娃娃时，他们会复制自己，将自己投射到自己的个性之外，并与另一个自我进行对话。他们用两种语言——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洋娃娃的语言——使人为的交流过程发挥作用，通过其自发性，促进语言和智力的发展。最近，工厂开始生产会说话的洋娃娃。这本该标志着进步。但是一旦洋娃娃说话，对话就有限了。孩子不再会上述两种语言，或者说拥有和之前一样的自发性。他们的部分对话是被诱导产生的，并且是由一些资本主义公司诱导产生。那家公司可能聘请了最伟大的教育家和心理学家，他们让洋娃娃说的话比孩子自己的任何胡言乱语都更完美（尽管我对这个命题有些怀疑）。然而，对话的自发性被部分地阻碍、压制或避开。对话和沟通能力的发展较少，因此智力的形成比在更落后的时代要少，当时娃娃不会说话，孩子们必须给他们一种自己的语言。第二个例子是从更复杂的层面来的。任何被社会物质利益分割、阶级斗争持续不断的阶级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沟通能力。从任何个人的角度来看，这都不是缺乏智慧，理解或诚实的问题。这只是物质利益的分裂对任何个人群体施加抑制性压力造成的影响。任何曾经参加过工人和雇主代表之间严重紧张关系的劳资谈判的人——我说的是真正的劳资谈判，而不是虚假的——都会理解我指的是什么。即使雇主们有最大的善意和开明的意见，也根本无法同情或理解工人在谈论什么，因为他们的物质利益使他们无法理解另一方最关心的是什么。在另一个层面上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一事件中工作者被卷入其中但雇主没有），即1968年纽约教师联合会（UnitedFederationofTeachers）反对学校系统的控制权下放的悲惨罢工。并没有很多心怀恶意或愚笨的人参与，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来会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甚至是左派。但是，通过社会利益和社会环境的强大的压力，黑人和波多黎各群众（他们都希望社区掌控其子女教育）之间根本无法相互理解对方在谈论什么。因此，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念远不止于社会的被压迫阶级。压迫者也因无法在人的基础上与社会大多数人进行交流而疏远了部分的人类能力。只要阶级社会及其深刻的分化存在，这种割裂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在个人层面上的异化的另一个可怕表现是，一个以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不可避免地在许多人身上诱发了巨大的孤独感。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以“人人为己”的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个人主义被推向极端，也意味着孤独感被推向极端。正如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人本质上始终是孤独的”这一命题是错误的。在原始社会中，有一些形式的综合集体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孤独的概念是无法产生的。它产生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并且它不幸地获得了巨大的，足以超越心理健康极限的扩张。心理学家带着录音机四处走动，听商店中或街上行人之间的各类话语。当他们之后播放这些对话时，他们发现没有任何信息交换。两人平行交谈，素未谋面。每个人渴望通过交谈让自己卸下负担，摆脱孤独。但他们无法倾听对方在说什么。唯一的真正交流是当他们结束对话说再见时。他们想保留下次见面时摆脱孤独感的可能性，所以即使是这种告别也是令人悲伤的。他们进行法国人所谓的聋子之间的对话，即无法相互倾听或理解的人之间的对话。这当然是一个极端化、边缘化的例证。很高兴我们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还没有处于那种境地，否则我们将处于社会关系完全崩溃的边缘。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倾向于扩大这种极端孤独及其所有可怕影响的波及范围。这看起来就像一幅非常昏暗的画面，而昏暗的画面无疑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昏暗现实相对应。如果说精神疾病的曲线与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物质财富和收入曲线平行攀升，那么这种令人沮丧的图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发明的，而是与我们生活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的根深蒂固的方面相对应的。但是，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这种严峻的局势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打破。我们的乐观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异化的根源和人与人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所有这些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可以设想一个不再有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社会。这是一种历史因素和人为因素造成的恶，而不是根植于自然或人性的邪恶。就像人类创造的其他一切一样，它（异化）也可以由人类摧毁。这种情况是历史的产物也可以被历史摧毁，或者至少通过进一步的进步逐渐克服。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暗示并包含了一种通过创造能使异化逐渐消失并将其最终废除的条件的来去异化的理论。我之所以强调“逐渐消失”，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或制度不能像商品生产、国家或社会分裂为阶级可以通过政府法令或公告来消除一样，仅凭笔杆子被就废除。马克思主义者懂得，异化逐渐消失的社会和经济前提，只有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创的无阶级社会中才能实现。我所说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显然不是指苏联、东欧或中国的社会。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私有制虽然被废除了，但是还没有废除社会的阶级分工，它们仍然有不同的社会阶级和不同的社会阶层，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由于这些条件，他们仍然造成了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人的异化、劳动异化和人类活动异化消失的先决条件，只能通过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进程的推进来创造：商品生产的消亡，经济稀缺性的消失，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社会分化的消失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异、生产者与管理者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劳动分工的消亡。所有这些都将导致劳动的本质从获得金钱，收入和消费手段的强制性需要缓慢转变为人们自愿的职业，因为它涵盖了他们自己的内在需求并表达了他们的才能。这种将劳动转变为全方位的人类创造性活动，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只有达到这一点，异化劳动及其一切恶果才会不复存在。
新拉马克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新拉马克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1910年7月22日） Ⅰ 我在本刊前一期上[1]说，拉马克是赞同新拉马克主义者所激烈反对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要证明这一点，只须从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一书中抄引这样一段就行了： “生命只是一种物理现象。一切生命现象决定于种种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原因，这些原因则又取决于有机物质本身的特性。位处于有机物阶梯的最低阶级的最简单的动物和最简单的植物，过去和直到现在还是经由自然发生的途径发生的。一切有生命的自然体或有机体都服从于无生命的自然体或无机体所服从的同样的自然规律。观念和理智活动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运动现象；意志实际上从来不是自由的，理性只是判断的发展和综合的较高阶段而已”。不但如此，拉马克本人也早已把新拉马克主义推翻了，他曾写道： “古代哲学家认为有一种生命力，有一种动物的灵魂，甚至说植物也有灵魂；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实证的知识，而只是一些空话，用这些空话只能把一些没有根据的、不确定的概念串连起来而已。但是，我们只要一离开自然，委身于我们的想象所提供的虚幻暗示，我们就会迷失于不确定和错误之中。我们所能获得的唯一的知识，只是而且始终只是我们从坚持研究自然规律中汲取出来的那些知识。” 那末，在这样的证据面前（这样的证据而且还可以很容易地提出许多来），新拉马克主义者怎么还能以拉马克为根据呢？他们回答这个问题所用的是在一切伪哲学家们手上多得用不完的手法之一——所谓“辩证法的狡计”；这种狡计，如叔本华在另一次歪曲拉马克的思想时所表明的那样，只会“透露出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不正确”而已。他们说，拉马克当然是坚持唯物主义原则的，但是他也援引过世界的“伟大的创造者”。这两点同样都是虚构的。拉马克既不愿意跟自然科学的统治思想决裂，同时他也不想在僧侣中树立太多的敌人。在这一方面，直到现在情形也并未好转很多，阿道尔夫瓦格纳先生，这位熟透德国和奥地利各大学现况的人士，已作了补充。为了能够用拉马克来作为自己的根据，新拉马克主义者们就得把拉马克说成某位善于随机应变、见风使舵的教授或讲师！只要把这些话和海克尔赞美拉马克为天才的、大胆的自然科学家的美丽词句一比，那就可以知道，什么地方是在更好地纪念拉马克了——是在“茶余酒后的科学界”（”Biertischwissenschaft”）呢，还是在新拉马克主义者那里。如果真要考察一下他们的狡计，那只须说，拉马克在提到创造主时，他只是采用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用语而这样做的，至于那种用语，拉美特里在临死时就已称之为只是一种facondeparler[2]了；这个创造主也只是一位老先生，在宇宙间某一角落安稳地度他的退休的晚年，已不敢动一动他的那个一切都按照力学规律进行的创造物中一个最小的轮子了。至于说在1809年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出版时，在法国正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暴虐地统治着的时候，拉马克只得违反自己的信仰而作最大的让步，这种话只是证明新拉马克主义者在历史科学方面的漫游一如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漫游一样，是同样大胆和同样不幸而已。新拉马克主义者认为，他们和拉马克的相通之点在于机体对外部世界主动适应的学说上。按照拉马克的说法，泳禽和哺乳动物之逐渐获得泳蹼，只是由于在游泳时张开足趾；涉禽由于在泥泞的地方走而获得长腿；失去了利于角斗的牙齿的有角兽只用头部来角斗，这种角斗能力逐渐地造成了各种的角；蜗牛本来和其他软体动物一样没有触角，由于它所特有的要触摸在它前面的事物的需要而逐渐发生了触角；全部猫科动物只由于有撕碎捕获物的需要而渐渐获得尖爪，又只由于有在行走时保护爪子的需要同时还有不受爪子妨碍的需要而获得爪鞘和爪子的伸缩性，长颈鹿由于生在干旱而没有草类植被的非洲不得不用高大植物上的叶子来果腹，老是要伸展自己的前腿和颈部，终于获得了这样的奇特形体。一种动物所生活的条件有任何一点改变就会导致它的需要的改变；为了要满足这些需要，别的活动形式，从而，还有别的习惯，就成为必需的了；因此，动物的器官的发生变化是由于某一些器官使用得更为频繁，于是就逐渐增大和巩固起来，另一些器官使用得逐渐稀少或完全不用，于是就逐渐萎缩，最后完全消失了。拉马克把这种进化解释为动物自存的本能。阿道尔夫·瓦格纳先生由此作出了下面一个令人赞叹的推论：“象拉马克那样认为‘需要’是一切适应的泉源的人就会完完全全地从心灵上来思考，即使他的定义是完全不精确的，他的表述是错误的；不能否认，‘需要’是一个心灵因素，把一切事件都归结为出于‘需要’的人，他就会从心灵上来理解自然。”确实，谁能怀疑，饥饿的来源是灵魂而完全不是胃呢？别的新拉马克主义者比这一学派中的这位新生之犊要谨慎一些，但在实质上他们全都死抱着同一种方法。在自然科学当时的发展条件之下，拉马克常常只用很晦涩、很奇特的形式阐述他的独创的新思想；新拉马克主义者竭力想用我们刚才已领教过一次的那类诡辩法狡计来割除拉马克的明白而不暧昧的论点，而从拉马克的“错误的、不精确的定义”中引出他们的“新活力论”，或“心灵论”，或“心灵活力论”来。旧活力论认为有一种特殊的生命力存在，根据这一点而断然划分开有机界和无机界；于是，照拉马克的精辟的说法，它离开了科学的土壤而去追逐“想象所提供的虚幻的暗示”了。与此相反，机械唯物主义则肯定有机界和无机界的统一，它说，生命现象只在机械作用上不同于无机界的现象而已。不错，新活力论并不急于要一下子摧毁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的桥梁；它承认，在有机体中不能找到与无机界中不同的物理和化学的作用方式，但它又补充说，在生物界中毕竟可以发现一些特殊的规律，这些规律以一种“给予更精确的规定的东西”即“生命的本原”为前提，这种本原是不能理解为某种纯物理的东西的。这种生命的本原完全不应被看作为有机界的独有特点；正好相反，有机界和无机界的统一性开辟了那样一种可能性，即有一种内在于整个自然界的作用本原。或是按照阿道尔夫·瓦格纳先生的紧凑、简短的话说：“旧活力论认为无机界和有机界有原则性的差别。从机械论观点看来，对于整个自然界的整体理解是自明之理，它认为这种解释是自下而上地获致的。最后，在新活力论看来，对于自然的整体理解是可能的，但只能是自上而下获致的。”因此，“心灵论”就在于：为了解释自然现象，必需从人的灵魂出发。 Ⅱ 所以新拉马克主义除了企图用诡辩法狡计杀死拉马克的活东西，并用同样方法把他的死东西复活过来之外，可说与拉马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但这完全不意味着新拉马克主义是悬空的、没有根源的东西。反之，它是一株真正的德国产物，它的系谱可以用甚至能使普鲁士王室纹章局满意的一一有文献为证的精确性加以确定的。达尔文的学说按其本质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学说，虽然达尔文本人不是一个革命者，而许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还是反动人物；连海克尔都公开地表示他对于容克地主俾斯麦的崇仰。但是，虽然有这一切情形，这样地彻底消灭一切超自然力的达尔文主义毕竟还是要引起竭力想为人民保留宗教的统治阶级的不可抑止的不安；他们全部，从《十字架报》的学者们起直到已故的微尔和先生，对于下面一点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达尔文主义最终必然会导致暗杀高位人物、巴黎公社、以及诸如此类的恐怖事情。但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点都不能制止它的；因为，即使能采用回到拉马克去的办法把达尔文主义消除掉，但这一段历史仍旧一样使统治阶级不安，他们对于生物进化学说很感忧虑，但对于这种学说的自然科学论证则完全漠不关心。由于目前神学已一点都不中用了，那末，既然还可以乞援于哲学，那就只得乞援于哲学了。无怪乎自从达尔文主义产生以来的这半个世纪里，每一个十年中都有一些以推翻达尔文主义为目的的哲学产生。叔本华宣称，达尔文的学说是一种“平板的经验论”；爱德华·封·哈特曼发现，如果从达尔文的原理推导下去，必然达于自相矛盾；伟大的尼采则认为达尔文是一个“可敬的，但是中等的思想家”，具有某种狭隘性、枯燥性和勤勉精神，但真正有伟大能耐的、有创造力的能人却应该是一个完全无知者，至于新拉马克主义怎样对待达尔文主义，我们在本刊上一期中已经指出过了。叔本华是第一个新活力论者，他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对待拉马克。对于反对生命力的假说的唯物主义论难，他斥之为“不仅错误、并且简直是愚蠢的”，“荒谬极顶”，“无耻的胡说”。他给这种生命力取了个名字，称之为意志，在他那里这个意志当然还具有一种与“所谓灵魂”完全不同的意义，他是断然否认灵魂是“生命的本原”的。叔本华的意志，在低级阶段，即在无机界中，是一种“盲目的冲动”，“阴暗无感觉的活动”，只对重力、电、化学和物理属性等等发生反应。在植物界，意志已较明显地“对象化”了，但仍旧还是完全不能为意识所知觉的，并只对外部刺激发生反应。直到动物界和人类世界中，意志才闪出认识之光，同时也失去了它的本能的无误性。意志是第一性的，认识是派生物；二者相结合才产生灵魂。叔本华与新拉马克主义者还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则在于他把他所说的意志移到形而上学中去了。在叔本华那里，意志是一种自在之物，是全部自然界的基质，是我们直接知道并且明确熟知的，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自我内部能找到的东西，但同时又是不可解释的、位处于自然科学范围之外的东西：象“生命力”、“自然力”、“形成的趋向”等等字眼，所说的不比x，y，z更多些。因此，叔本华绝对没有在“忘不了的拉马克”那里发现什么“心灵的东西”，恰巧相反，他说，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拉马克发觉了一种很正确、很深刻的自然观，但由于不懂得形而上学才陷入了“天才的迷误”中。据说，拉马克完全认真地断定，并且孜孜不倦地想证明，每一种动物的形态，特有的自卫手段，以及向外起作用的器官绝不是在这种动物既已发生的时候存在的，而只是由于这个动物的由周围世界的特点和状况所引起的意志的努力而出现的，是由于动物自己的努力以及由努力而产生的习惯。并且要经过几代的长时间才逐渐出现的。但是，这是把事物倒过来了。正好相反，恰巧是动物要这样地生活、要这样地斗争的意志创造出这样所必需的器官的；这个意志创造认识，而不是如拉马克所说的那样由认识创造意志。叔本华说，拉马克的意志与自然科学全无关系，只是与形而上学有关，同时又确认，拉马克与形而上学没有关系，他的范围是自然科学，——这种看法可能令人感到奇怪，但这样按他的方式来说，倒是首尾一贯的。叔本华宣称意志只是全部自然的不可解释的基质时，他在自然现象的因果联系中打破了一个缺口。他向机械唯物主义、向“摆弄坩埚和蒸馏器的先生们”宣布不可妥协的战争，于是他也就成了统治阶级的第一位时髦哲学家。但是，他并不能长久地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不只是他们的第一位时髦哲学家，他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个伟大哲学家。就是在他的可说是一盘极度驳杂的大杂烩的自然哲学中，也包含着一些个别的明亮的闪光；在六十年前，他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德·弗里斯的突变论的拥护者。他的意志常常使他成为唯灵论胡说的牺牲品，但他用他所特有的“犹太人的上帝”之类粗话非常有力地防止自己成为僧侣，他更有力地和讲坛哲学斩断关系，他认为那种哲学是为了政府的利益而愚弄人民的。叔本华虽然有那么许多反动的怪想，但他毕竟是一个不随和的伙伴，他始终不肯屈辱到使自己的哲学适应于统治阶级在当时条件下所提出的种种需要。他从他的意志学说中得出的悲观主义结论也不为资产阶级所喜欢，因为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是自称创造了这个最好的世界的。 Ⅲ 叔本华哲学中这些令人惋惜的弱点由爱德华·封·哈特曼用他的无意识哲学作了弥补。他把叔本华的愤怒的悲观主义缓和成为“欢呼的悲观主义”，固然仍把“世界的贫困”，“生存的疯狂的谢肉节”留给下层阶级，但绝对不禁止有足够钱财的人享用这个世界的好东西；只须在这样做的时候具有“谦让的平静的尊严”和“崇高的忧郁”，并怀着充斥于整个灵魂中的思想就行，这样的话，就是“人类发展过程的促进，也就逐渐接近自己的目的了。” 哈特曼向统治阶级表示他自己是顺从的帮凶；他甚至用哲学来论证反社会党人法的必要性；他预言着“基督教的自行解体”，同时却向僧侣们的营垒送去了新的武器，这使僧侣们尤其高兴，因为僧侣们现在可以说：你们看吧，这个基督教的敌人，虽然是自然科学思想家，也还不得不承认超自然力的统治。哈特曼怀着一个时髦哲学家所特有的虚荣心，在他成名以后已经好些年的时候写道：“由于这个原因”——即是说，他正想“把当代自然科学包括在唯心主义里”——“从某一个时候起，甚至神学都把我视为难能可贵的同盟者，其实，难道还有人用比我更激烈的方式说出过我的断语吗：基督教已不再是我们的文化发展的活因素，它已走完了它的生命的全部途程了。”对于这话，叔本华该会说：呸，你这个恶魔！费尔巴哈的学生尤里乌斯·杜波克不无理由地认为，叔本华如果活到能看见无意识哲学，他会加以杖责，并罚它站屋角的。新拉马克主义的最瞭亮的号手，也即是阿道尔夫·瓦格纳先生，会从叔本华的崇拜者一变而为哈特曼的崇拜者这样的事，也就不足为怪了。说到无意识哲学，那末我们要引述两位哲学史家的见解，这两位哲学史家人们怎么责备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他们片面地倾向唯物主义。卡尔·伏尔伦德尔在他的《哲学史》中写道：它是“反对自然科学实在论的新浪漫主义的反动”（赫夫亭语）；虽然哈特曼也把原子力看作物质的最终元素，但按照他的意见我们还是只在把这种最终的力看作由无意识的愿望和表象产生的东西时才会去理解它们。在哈特曼要用来作为出发点的科学解释中，凡是他认为可以找到空白的地方，他都用无意识这个魔法填补上了，虽然的确不是用创造主的全能去填补的。而用“有意识的理性始终只会否定、批判、检查、纠正、计量、比较、组合、判定方位和服从……但从来不会创造、产生，从来不会发明”。人在这里则恰巧相反，他“完全依赖于无意识、依赖于‘自己的生命的泉源’和‘强暴地压迫着他的这个时代的苦痛’！”例如，达尔文的自然淘汰原则，在那位英国科学家所忽视的无意识的手上只是一种机械性的工具而已。无意识不但统治着一切“肉体的东西”，即本能、反射动作、自然治疗力、有机体的形态，而且也统治着人的灵魂、性爱、感觉、性格、审美判断和艺术创作、语言和思维，甚至历史，在历史中它使一些个别的人在不自觉中为伟大的世界目的而进行工作。而且无意识是一个唯一的、统摄一切的、虽然也是无人格的个体；我们这位哲学家所以避而不用神这个名称，只是因为他愿意完全不带任何拟人论的观念。但弗·阿·朗格在他的《唯物主义史》中说，哈特曼的哲学，说机械作用是从虚无中产生的，从而消灭了自然的因果联系，这样也就完全降低到迷信的水平，降低到最粗陋的原始居民的水平。当他对某种自然现象找不到充分解释时，他就立刻向魔鬼乞灵了。朗格接下去说：不错，自然科学家在这种场合下应该简单地说：物理原因还未曾发现；他会在他的从不停顿的科学的全部历史中找到向新的探究前进的冲动，这些新的探究将会引导他向目的地较接近一步。澳洲黑人和无意识哲学家则停顿在他们解释自然能力告终的地方，并把其余的一切都推给一个新的原则，一切都可以根据这个原则用一个字作出最为完满的解释来。物理解释告终与魔鬼开始的界线，在他们二人那里是互不相同的，但他们的科学方法却是一样的。例如，对于一个澳洲黑人，来顿瓶的火花可能是妖魔鬼怪，哈特曼则还能够对之作出自然科学的解释。但是，从一个原则过渡到另一个原则的方法，他们是绝对一样的。向着太阳转动的树叶，对于哈特曼说来，跟来顿瓶对于澳洲黑人一样。自然研究者的孜孜不倦精神正是在这一个部门带来日新月异的发现，这些发现向所有的人证明，这些现象是有机械原因的，但无意识哲学家却在他的植物学研究中偶然地在秘密还是完全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一点上停步不前了，当能这一点也就是一条界线了，过这条界线，自己的无知的幻想反射，所谓“精神原因”这个东西，就毫无困难地解释了一切还不能解释的东西。只消用“心灵原因”来代替“精神原因”，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幅美妙的新拉马克主义的图画，只是有一个限制，即事情愈反复就愈巧妙了。如果采用朗格所举的例子，叔本华该会说：使树叶转向太阳的原因是树叶的意志，这意志无意识地对外部刺激发生反应；哈特曼则会说，无意识使树叶转向太阳，犹如进行了来比锡会战一样的确实；最后，新拉马克主义则说，使树叶转向太阳的原因是它的灵魂。这一学派的首脑弗朗赛先生给这种植物灵魂画出了动人的图画。“植物中作为植物的灵魂的这种本原，到目前是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只具有很有限的力量的。”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判断的狭窄性，换言之，即是在植物生命中所能看到的大量缺点和多种多样愚行。”因此，它“必须遭受许多灾难”，而不能自救。人由于有思想，可以利用植物的“精神不发达性”“轻而易举地欺骗”植物。“可怜的植物只能用自己身体中的细胞思想，它没有专用的思维器官——因此，在生命的学校中它也就排在最后一名。” 但愿这是从天主上帝那里来的，而不是从魔鬼那里来的[3]。但是，这样的话，植物该是幸福的了，因为它只和一个灵魂发生交涉；照弗朗赛先生说来，高等动物和人是必须和两个、说得更正确些是三个灵魂纠缠的。动物或人的机体的每一个细胞首先就是“小小的灵魂个体”，具有微弱的力量和微弱的判断能力，这种个体首先为人自己本身而行动，追逐的是“自私的个人利益”，但它仍旧并非没有某种与它的同体细胞“共同的利益”，因此它就必须与它们有“相互的友好关系”。这种灵魂的双重本质，弗朗赛先生称之为躯体灵魂，它仍是“一种有很大局限性的不坚固的东西，始终不能产生复杂活动”。但是，在它之上统治着——如这位柏林人所说，作为“高出一切”的东西——脑灵魂，它的使命是依靠自身的“最高判断力”去洞察躯体灵魂的“愚蠢”。“脑细胞所以会这样做，因为它们从最初起就不事其他，而只在判断中、在思维中运用；而躯体细胞则象普通工人大众那样，也必须从事各各不同的各种手艺。”弗朗赛先生是这样说的！当你读到他的机智的论断时，你就不由得一次再次地想到：那个对罗马平民说四肢必须养活肚子，因为没有肚子就不能生活的笨拙寓言的曼乃尼乌斯·阿格里帕[4]是一头多么蠢的笨驴。他如果懂得新拉马克主义。他的话该更机智多少，特别是该更能感动人多少啊！奴隶的植物灵魂由于天生愚蠢，在生命的学校里排在最后一名，平民的躯体灵魂也还不能进行任何复杂活动，而只会做出笨事来，并且作为普通工人大众，就必须从事各种手艺，最后是贵族的脑灵魂，它不做别的，而只为全体福利的利害而思考和判断。不错，时代前进了，如果有一位现代的曼乃尼乌斯·阿格里帕要为一般的阶级统治、尤其是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寻找自然的铁则，那末他靠了新拉马克主义就可以比他的较纯朴的祖先更容易完成任务了。 Ⅳ 新拉马克主义在反对达尔文主义时，有时使用自然科学的武器，有时也使用“心灵”的武器。但前者非它自己所锻造，后者则并非宝剑，而只是麦秆。例如J.G.伏格特先生为了想把达尔文主义说得很可笑，作出了这样的论调：让全部人类都死灭，但让人类的文物保存着，那末让达尔文主义者来解释一下看，划桨船怎样会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为帆船，帆船又怎样通过同样的途径而演进为汽船的。这种笨拙的诡辩是非常显明的，虽然也许应该承认不是达尔文主义，而是那些无保留地把自然发展规律转移到人类社会上去的达尔文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坐井观天。但无论如何，达尔文主义在这个缠住它的问题上也总比J.G.伏格特先生走得离目的地近些；伏格特先生则是用一句空话：“发展的真正内在因素是运动着的人的灵魂”，来解释划桨船演进为帆船，帆船演进为汽船的。然而作这样详细的讨论也大可不必；因为它们都是从同一个原则中出来的，这个原则在目前是达尔文主义和新拉马克主义之间的争论的决定点。到目前为止，严格按照因果性原则，并清除一切从纯粹的概念中推演出来的含糊假设，被认为是一切科学部门的指导观点。弗·阿·朗格在四十年前所说的话，至今一直还被认为是正确的：“任何对达尔文主义的反驳，如果它不是象达尔文主义一样，在坚持使用因果性原则之下，从世界可解释性原则出发，就不能视为在自然科学上是正当的。”如果新拉马克主义想把它的“心灵原则”作为自然科学的指导观点，那它首先必须说明这个“不清楚的假设”。 J.G.伏格特先生说：“有一种东西存在着，有一种绝对存在存在着，但这东西，在它的真正本质中是不可接触的，这种东西只在我自己的自我中，在我的主观世界中，向我开放，我只能在我的主观世界中理解它，它只存在在我的主观世界中。”这跟叔本华对他的意志所作的解释完全一样，不过换了几个字，不同的只是叔本华把被他称作“自在之物”的“绝对存在”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其本身是无法解释的，而新拉马克主义者们所最为反对的就是把他们称为“形而上学者”的指摘；他们虽然抱着他们那样的哲学，他们毕竟还愿意跟他们的“心灵原则”在一起留在物理基地上。但是，作了这样的解释之后，对于他们的原则的任何一切解释都完了。不错，弗朗赛先生说，他的植物灵魂、躯体灵魂和脑灵魂向四面八方投射出充足的光芒，但他又说，“但是，心灵的本性仍不能用这来解释。”当然，又是我们的朋友瓦格纳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卖力。照他的意见，问题完全不在于心灵是什么。他愿意人把它从“永久解释的狂嗜”中排除出去，那种狂嗜已经造成那么多的混乱了。不错，“我们”要“期望”，但是“今天我们不必过问，未来是否能采用实验和理论研究的道路达到对于心灵的令人满意的和终极的分析”。要解释一切是办不到的，无论如何，要解释被用来作为基础以进行进一步解释的东西总是办不到的；机械论也不知道它的“质料”，它的“物质”，它的“力”，它的“能”是什么。对机械论所作的这一打击同样仍旧完全没有击中。机械唯物主义完全没有认为它能够解释一切，尤其没有认为它已经解释了一切；它只自认为拥有一种明确的原则，“作为进行其余的解释的基础，使它能够科学地解释愈来愈多的自然现象，即使它不得不永远放弃解释一切的想法。如果人们说，这个原则，即严格根据因果律的自然的可解释性，也只是一个“假说”，一个“前提”，那末这里布丁也是在它被人吃的时候得到证明的[5]。如果《圣经》中“你们只能根据他们的果实知道他们”这句话是对的，那末机械唯物主义虽然它目无一切上帝，对于《圣经》的贡献倒是一个真正的亿万富翁，而心灵论却对自然科学知识没有值一文钱的贡献。这里是罗陀斯岛，就在这里跳吧[6]。如果“心灵论”无法解释自己的原则。那末它只好满足于——我们再一次地引用一下弗·阿·朗格的话吧——在还不完善、但是真正的见解上面填塞一些破碎的世界观的状态，而在这种世界观里，按照它的原理而论，只可能有一些微微有点近似见解的东西，只可能有一种根据空洞的概念和笨拙的拟人法幻想而进行的现象分类罢了。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否定了机械唯物主义在历史范围中的权利，那末他们应该也会否定它在自然科学范围中的权利，那等于是要把他们从科学思维的领域中流放到迷信的领域中去，在迷信的领域中统治者的正是澳洲黑人的魔鬼、无意识哲学和新拉马克主义的“心灵论”。《新时代》第28年，1909—1910年，第二卷，第593—602页 [1]指《新时代》第28年第2卷第545页上所载《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这篇文章是评论拉布里奥拉、哥尔特尔、普列汉诺夫三人所著的三本书的（这篇评论没有收在这本论文集里。——译者）。——俄文本编者 [2]法语：表达方式。——德文本编者 [3]我们已经说过，新拉马克主义者正是在“植物的灵魂”这一问题上最不会援引拉马克。然而它在这问题上可以援引——这也就说明了它的概念的混乱——拉马克的进化论学说的最激烈的敌人。居维叶在他的《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写道：“植物具有某种看来好象是独立发生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某种条件下产生，并且那么相似于动物的运动，真令人想说植物也有感觉或意志之类的东西……例如，树顶总是以垂直方向生长的，除非是向光亮方面伸展。树根总是竭力伸向良好的土壤和湿润的地方，为了找到好土填和润湿处就会偏离笔直的路线。要说明这些不同的方向，如果不同时采用内在能力的说法，光用外部原因的作用是不行的，那种内在能力则可以受刺激的影响，并且与无机物体中的简单作用力有所不同”。 [4]曼乃尼乌斯·阿格里帕（MeneniusAgrippa）——罗马贵族，传说他要平民与贵族妥协时说了一个寓言：说人的四肢与胃是互相依载的，四肢要反抗胃，结果人就受了大害。——译者 [5]“布丁是在吃时得到证明的”（Theproofofthepuddingisintheeating）——是一句英国俗语。——译者 [6]这句话出自伊索寓言。转意为，你就在这里证明吧！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引用了这句成语，请参考。——译者
刘师复《答悟尘书》（1914年4月1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答悟尘书刘师复（1914年4月11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45-146页。来书以答书简短见责，诚难辞疏慢之咎。然足下当知师复乃一劳人。此间共同工作之同志，仅七八人耳。而撰述，翻译，排字，印刷，校勘，以及洒扫，炊衅，洗濯，缝纫，封寄书报，往来通信等事，均此数人任之。夙兴而夜寐，无一暇晷，为日犹恐不给。师复每日所答书，少则十余诵，多乃至三四十。而国内国外寄来之书函印刷物，日以数十计，又须一一过目。加以印刷邮费，所耗不资，随时筹划，尤足苦人。由此言之，试问有何暇日，以做详细之通信耶？此当为同志所能见谅者也。至来书谓“无政府党有排斥政界之必要”。此语太离奇，绝对违反无政府党之宗旨。复敢反而断之曰：“无政府党有排斥政界之必要”。借政治以行社会主义一语，惟今日无耻之“社会民主党”，（德国最多）能觍颜出诸口，久已为无政府党所摈弃，所唾骂。无政府党对于洗濯恶社会之救治，惟有革命，无所容其犹豫。无政府之事业，乃社会根本问题，非支支节节之政府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党所倡图在议院占多数之半面社会主义）所能梦见；更非卑污苟贱之官吏议员，所能容喙者也。无政府唯一之宗旨，即为排斥强权。政治乃强权之渊薮，故无政府党必排斥政治，反对国会。岂有己所排斥所反对之物，一旦可借以行其主义者耶？足下既怀无政府思想，望此后勿复留此等影子于脑中。
阿尔都塞修正马克思（欧内斯特·曼德尔，1970年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阿尔都塞修正马克思欧内斯特·曼德尔（1970年1月）第一星际译原文链接：AlthussercorrectsMarx 首次发表于《第四国际》，第41期，1970年1月，第39到47页。该翻译于2020年5月6日在国际研究和教育研究所网站上在线发布。感谢国际观点网站提供。在1970年发表在《国际》（伦敦）第3册第三期7到12页和《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纽约）第31册第三期6到9页和45到49页。由艾因德·奥卡拉汉（EindeO’Callaghan）录入马克思主义文库（MIA）。序言曼德尔于阿尔都塞有名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éologieetAppareilsidéologiquesd’État）发布前的５个月——1970年1月写下这篇《阿尔都塞修正马克思》反驳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的"误读"，当说到误读时我们更应该看到阿尔都塞本人在解读马克思时经常使用的“挖空阅读”即“症候化阅读”，将人代入仿佛他自身不在场的间接言说中指引出阅读的方向。诚然，某种意义上这种方法的革命是深刻的，但不得不说，阿尔都塞沿袭了结构主义理论对于能指—所指的发展，却没能发现何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而这正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得到的最大理论精华之一。在这里，我们必须与曼德尔同行而反对阿尔都塞的作为淫秽超我律令的斯大林和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阅读-生成的“列宁主义”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的无意识身体化。正是因为这个结构，它根本上误读了马克思以及无视了列宁与马克思甚至二者与黑格尔及其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正如作为资本主义下的最小分析单元——商品，必须在历史发展之下显现出它自身形而上烦琐与所谓神学的神秘，而这一切的来源正是由于阿尔都塞对于资本主义症状本身解读的不够彻底导致它未能看到这乃是作为剩余的劳动力未实现的状态，在这里，阿尔都塞强行设定了作为符号的资本，而我们必须根据对马克思的解读体验中理解到，正如列宁所说，这是在经验之中的发生过程，而这个过程前行时它并不一定具有绝对的方向，而阿尔都塞不过是过快的完成了货币对于商品的普遍性指示作用，而未能看到商品本身在建构起作为普遍者的货币时将自身特殊化为拥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在这里必然存在一个阿尔都塞未能洞察的辩证飞跃与飞跃失败的过程，这也是它没能分清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局限在了他所谓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也就是说这种物质性力量通过后方作为先锋队通过具体的矛盾处集中攻陷资本统治的薄弱处来完成对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能指解缝合化操作。根本上说来，阿尔都塞过于迷恋符号而忽视了具体的维度，这就导致他没能分清马克思的两种剩余：一种是交换价值中介了的使用价值，一种是尚未被交换价值中介的商品，同时也可能是交换失败了的商品。而想当然的以为意识形态作为了全能的普遍者统治思想以及物质的方式，所以他必然看不到一个体系的矛盾到底是如何通过自身在历史中的展开从而抓住矛盾的时机来完成对其自身的爆破的物质力量的显现问题，而这也恰恰是作为第四国际的领导人曼德尔最无法接受的。 ——以下为原文（含编者介绍）—— 这篇文章写于1969年，曼德尔批评了阿尔都塞将“成熟期”马克思解释为与黑格尔的影响和异化概念的决裂。在未否认马克思思想不是连续性的情况下，曼德尔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是基于对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解释。曼德尔并没有放弃异化的概念，而是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概念〔异化〕从⼈类学概念变成了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概念，即“无产阶级对革命行动的呼吁”取代了“思想、观念、智力工作层面的哲学结论”。[1] 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某种“静态的”东西，他不明白其基础是基于“从历史观点上说，“所有的‘体系’（‘structures’）都具有易逝的性质”。[2]这篇文章写于在1968年5月（五月风暴）之后，对曼德尔来说，这是⼀次具有直接政治意义的探讨。 ※※※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平装本（法语版）的出版是一次重大事件。[3]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越来越受欢迎，或者更准确地说，证明了一个事实：资产阶级出版社意识到他们可以在这一领域满足的巨大需求，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有能力将《资本论》转化为大量商品，并且其交换价值（及其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很容易在市场上变现。马尔库塞发现，在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社会有一种邪恶的能力，可以整合所有的左派作家，甚至是左派人士（马克思仍然是其原型）时，他感到悲叹。我们认为，他错了。 699页紧密的文字以数万册出售，并为资本主义出版商赚取利润，这一事实自是证实了资产阶级社会将所有可以掌握的东西都转化为商品的趋势。然而，促进将《资本论》作为金融事业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这本书满足了社会需求，因为它实际上具有使用价值。当然，《资本论》的这种使用价值并不是对基于商品普遍生产的社会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巩固。相反，《资本论》的使用价值正是揭开这种生产方式的神秘面纱，并以这种方式为破坏和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平装本出版的《资本论》不是见证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力量，而是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增长的矛盾的见证，正如列宁那句著名的俏皮话：资本家最后会卖掉绞死自己的绳子，这不能表明资产阶级有整合一切事物甚至是对准他们自己的武器的能力。这不仅从该术语的一般抽象含义中，并且在更深远确切的意义上被证明了。 1968年5月（五月风暴）造就了法国对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的反响日益增长，这场革命危机震撼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并大大增加了⼈们对这个社会生存机会的怀疑。如果一部分资产阶级在（革命危机的）洪水将他的其他兄弟、盗贼同伴和合作者一起冲走之前，从中看到一种迅速积累资本的方式，对他们来说就更好了！这样他们就没有理由抱怨，但事实上恰恰相反。然而，《资本论》平装本并没有从路易·阿尔都塞介绍它的序言中获得多少好处。当然，并非这个介绍所有方面都是糟糕的。里面仍有一些有用和博学的建议，且应该谨慎对待：《资本论》的目标被精确地划定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特定生产方式的分析，而不是对每个时代规范⼈类经济生活的任何“一般法则”的分析；剩余价值的本质——马克思的重要经济发现之一——以简洁、正确的方式进行了总结；《资本论》与列宁对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分析之间的联系被勾勒出来，尽管并不完整。[4]；正确地关注了社会总资本的重要性和现实性。阿尔都塞了解他心目中的马克思，当然，《资本论》最好由至少知道它写了什么的人，而不是由一个在《资本论》中只看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更正过的延续，或一篇关于在先验道德原则基础上重组社会的必要性的文章的作家来作序。话虽如此，必须补充说，这个序言存在一系列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包含的基础性错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警告的形式提出它的一些弱点，对《资本论》的和路易·阿尔都塞的作品的读者都是如此。《资本论》第一卷的“缺点” 路易·阿尔都塞对他作序的书给出了一种温和的评价。当然，《资本论》第一卷是一部天才之作，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性著作。但它也远远不够。我们严厉的批评家以这种方式总结了他对这些不足之处的看法：第一卷包含更多的的理论困难，与先前的问题或其他问题有关。例如，不得不引入价值和价值形式之间区分的理论；例如，社会必要劳动量理论；例如，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理论；例如，社会需求理论等。例如，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例如，著名的商品“拜物教”及其后来的普遍化的理论。所有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构成了真正的、客观的困难，第一卷要么给出了暂时的，要么是部分的解决方案。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完整？“（第88-89页）阿尔都塞给出了两个原因；第一，因为马克思在写第一卷时已经想到了《资本论》的全部内容，而他不能把所有四卷都放在第一卷中；因此，分析具有预见性（阿尔都塞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对其所有经济发现的阐述都在阿尔都塞不太喜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因为它太像黑格尔主义了）。第二，因为《资本论》在“马克思的语言以至思想中本身承载着的黑格尔思想残余物”（第89页）。那么，《资本论》和可怜的马克思本人现在就在被告席上面。我们到底要不要烧死这些异教徒呢？而且宗教大法官是否已经准备好了火刑柱？似乎只有《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中拉萨尔主义观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首次公开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1891年第1卷第18期，他批判工人党力求争取“自由国家”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和《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程〉》〔“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马克思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在伦敦写的，收在他1879—1881年的笔记中。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批评的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卷。国民经济的一般性的或理论性的学说，第1部分：基础〕能逃脱这里了吧。毫无疑问，将“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简化为马克思这两部偶然的、有争议的著作实在是太不合适了，甚至像阿尔都塞这样的人，在一般情况下都没有幽默感的，都会在他冒险激起的巨大笑声面前退缩。那么我们就不会烧掉《资本论》了；好吧，只是宣判第一卷的罪名是不够充分的（但不仅仅是第一卷，我们稍后会看到）。然而，如果说宗教大法官的手是沉重的，当然他也有一只笨拙的手。阿尔都塞选择的揭露黑格尔对《资本论》的影响的例子揭示了阿尔都塞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吸收的不充分。《资本论》的开端，他认为是黑格尔式的：由于受黑格尔科学概念的影响（在黑格尔看来，所有科学都是哲学性的，因此每一门真正的科学都必须建立它自己的开端），马克思当时认为，“万事开头难”的原则“应该适用于每一门科学”。事实上，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采用了一种基本上是很大程度由这种黑格尔的偏见所造成的困难的叙述方法。而且，马克思在赋予这个开头以“最终的”形式以前，曾把它改写了十几次——好像他所要克服的并不只是叙述上的困难似的，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第87页）现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是通过对商品的分析开始的这样一个事实。这是对黑格尔科学观的让步吗？当然不是。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观念的表达。关键不在于一门科学应该找到自己的开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而在于从其历史、物质和社会起源（唯物辩证法）中寻找生产方式的秘密。阿尔都塞的根本弱点在于他拒绝区分这两种方法，这是因为他怀疑唯物辩证法是黑格尔式的，并且他实际上出于这些原因拒绝辩证法。为什么马克思从对商品的分析是从《资本论》开始的，马克思这时不是黑格尔主义，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与阿尔都塞相反，马克思不想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为一种静态的、与过去和未来分离的不动的结构。马克思自己用以下计划“非常准确地”总结了他所要做的事情：“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被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替代的规律”。[5]一旦人们理解了马克思的这个科学计划，《资本论》的开始就不再是简单的黑格尔式的调情，或者更糟的是，只是对“必须找到自己的开端”的唯心主义科学概念的让步，而是成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资本主义从何而来？它的本质矛盾是什么？资本主义是商品的普遍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劳动力和一切生产资料在社会历史上首次成为商品。在创造商品的商品关系中发现商品的秘密，就是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基本矛盾，因为这些矛盾都是在商品自身中产生萌芽的。阿尔都塞总喜欢引用列宁并视其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纯粹和真正的解释者（摆脱了黑格尔的束缚）。那么，列宁对我们关心的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以下是他通过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中对此所说的话：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就已经意味着人对于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的。在这里必须探寻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涵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一点[6] 同样具有相同的含义：马克思没有遗留《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该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需要三个词：它是同一个东西〕都用于同一们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与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商品-货币-资本---（1）生产绝对剩余价值（2）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对于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开始是最简单，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Sein”）。把它当做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两种分析：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价值形式）。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参见本质对现象的关系问题——价值同价格——需求和供给对“价值”（=结晶化的抽象劳动）——工资同劳动力的价格。[7] 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列宁认同并高度赞扬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第一章时使用的方法。他甚至在那里看到了马克思应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唯物辩证法的具体特征。他没有像阿尔都塞那样将马克思主义方法简单地定义为对抽象概念的研究，从而可以分析抽象的现实（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把它定义为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演绎和归纳，定义为两个对立面的综合：“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及对概念的分析总结出来了它”，即同时既是抽象的又是一般的资本主义（没有这种抽象的工作，人们就会迷失在无数无关紧要和无意义的细节中，一是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潮流，一是为表象所迷惑）和具体的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没有这种回归具体和回归历史，没有这种实践检验，就会迷失在虚幻的抽象中，不涉及社会现实，必须理解社会现实才能有意识的改变）。我们很想听听阿尔都塞对那些充满列宁关于马克思方法的智慧和深刻的文章的看法。列宁本人是否也误解了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难道他也有异端嫌疑？我们必须把他和《资本论》的第一章一起烧掉吗？劳动价值论、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路易·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缺乏理解，以及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拒绝，将抽象演绎分析和历史发生分析结合起来，使他更加犯了几个严重的理论错误。其中两个错误出现在他对《资本论》的黎嘉尼埃—弗拉玛尼翁袖珍版〔Garnier-Flammarion〕的介绍中。当他解释“第一卷的巨大理论困难”时，尤其是那些集中在可怕的第一部分中的困难，关于著名的劳动价值理论，他说：让我很简略地谈谈解决这个困难的原则意见。一向被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意识形态家用来奚落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是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价值规律”的理论的一个特殊情况才能被理解。价值规律也就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劳动力的规律，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来说，这种劳动力的分配是必不可少的。（第87页）阿尔都塞给出的“解决方案”尤其令人遗憾。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且文字和精神背道而驰。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价值规律”作为适用于每个社会的一般理论。马克思的解释是，每个人类社会都必须受到一定劳动时间的经济影响，即这种数量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不同分支之间或多或少的比例分配。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它确实是一个——决不能与价值规律相混淆，价值规律只是对特定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的一种特殊应用，即一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阿尔都塞将《哥达纲领批判》称为马克思最成熟的经济学著作。如果他想注意价值规律的问题，他会注意到马克思在那里写道：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中，生产者不交换他们的产品；正如在产品上所使用的劳动力在这里很少作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作为它们所具有的物质品质出现一样，因为现在，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体劳动不再以间接的方式存在，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而存在。[8] 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生产和价值生产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这种社会劳动总量被分割成彼此独立执行的私人劳动。（弗拉马利翁版本的《资本论》第69页）。[9]这就是著名的“价值规律”的全部意义：它实现了自发建立不同经济活动之间的劳动力按比例分工的功能，在非市场社会中，集体有意识地实现了这种分配，无论是通过原始社会中的习惯、习俗和仪式，还是通过社会主义计划（基于相关的生产者）都再次采用马克思的公式。因此，在商品生产统治时期，不能把一般法同其特定的适用形式混为一谈〔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言“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绝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资本论，第一卷，全集23卷，193页》〕。劳动价值理论远非“更普遍的价值规律”的一种特殊应用，它准确地解释了这种价值规律为何以及如何成功地实现了劳动时间的直接经济，这是前市场社会的规则。但要能够承认这一点，阿尔都塞必须将历史重新引入《资本论》，而他固执地拒绝这样做。最重要的是，他不得不承认，第一卷的第一章（其中深刻地解释了所有这一切，尽管所使用的语言有时理解起来有点困难）不仅仅是用黑格尔式的术语闹着玩。补充一点，阿尔都塞在价值规律问题上所犯的严重理论错误，与他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渊源，以及他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矛盾且模棱两可的关系，并非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正是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性修正带来了正统的表象，它包括肯定价值规律同样适用于苏维埃经济（甚至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经济）。阿尔都塞向我们承诺对以下内容进行分析'用一个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名字来称呼，即“个人崇拜时期”。我们善意地建议他从这个问题开始，从《哥达纲领批判》开始，了解苏维埃国家官僚主义堕落的根源。试图用斯大林的特殊罪行来解释这一点，即可能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序言作为他的主要参考文本，肯定会把阿尔都塞带入理论的死胡同。阿尔都塞的第二个理论错误涉及资本的有机构成问题。他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误解”，“与非常仔细地阅读马克思文本的必要性有关”。根据阿尔都塞的说法，《资本论》的绝大多数读者都会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中看到一种生产理论（市场理论），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生产整体（unity）论。然而，马克思却说得非常清楚，恰恰相反：他总是谈论社会总资本的构成，但是是在一个具体例子的背景下。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可能把资本的有机构成问题看得高于一切，甚至只看了一种生产理论。阿尔都塞是正确的（然而，几乎所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名自居的评论家都避免了这个似乎是基本的错误）。但是，当阿尔都塞的结论来自于马克思总是谈论资本的社会有机构成，也就是说资本是这个社会有机构成的整体，并且只是这个社会资本中一部分时，他是错误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平均利润率理论，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竞争理论，是建立在不同生产部门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存在的基础上的。人们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二部分（第8章至第11章）中再次发现了这个概念。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中同样起着主要作用。为了不让读者厌倦大量的引文，我们将仅限于一个：现在，如果不同生产领域的资本，以百分比计算，即同等规模的资本，由于它们不同的有机成分而产生不平等的利润，那么，不同生产领域的不平等资本的利润就不能与它们各自的规模成正比，或者说，不同生产领域的利润与投资于它们各自的资本规模不成正比。[10] 我们提到阿尔都塞的这个错误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因为它与作者的方法论弱点有关。我们已经说过，阿尔都塞的引言没有提到《资本论》的对象的方面，而这是马克思本人的首要的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现在，这些运动规律来自竞争（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普遍的商品生产），但“竞争”这个词在引言中很少被提及。例如，在第81页和第82页中，它没有用于解释资本越来越多地发展机器系统的原因。阿尔都塞非常重视马克思创造的社会资本思想是正确的。但是，他错误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只能以不同资本的形式出现的总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它总是以竞争为前提的。[11]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基本的方法论错误，这个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小”错误揭示了这一点。[12] 阿尔都塞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样的方法论错误与导言中最令人惊讶的段落并非没有关系：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全面攻击：最后一条黑格尔影响的痕迹，是关于拜物教的理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第一部分，第1章，第4节）。这是最露骨和最有害的一条，因为所有的“物化”和“异化”的理论家都把它当作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唯心主义解释的“基础”。读者会意识到，对这些问题我不能深入地谈，因为其中每一点都需要长篇的论证。不过，我还是把它们指出来了，因为它们所浸透的黑格尔主义和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是可怜人的黑格尔主义），同那非常含糊和（可惜!）非常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95）一起，在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史上已经造成了危害。我注意到，列宁一刻也没有受这些充满黑格尔主义和进化论思想的篇章影响，否则他就不能与第二国际的背叛进步斗争，就不能创建布尔什维克党，就不能带领俄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第92页）阿尔都塞和他那讨厌的观点（bêtenoires）并不幸运。之前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阿尔都塞断言异化是前马克思主义概念，实际上不再出现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之后的作品中《保卫马克思》，阿尔都塞这种断言是站不住脚跟的，我们在《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一书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3]阿尔都塞现在在他的引言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4]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传递一个新的站不住脚跟的观点（bêtenoires）：“列宁一刻也不会屈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些黑格尔进化论的篇章的影响”。现在，不用去寻找列宁著作中这些黑格尔进化论的段落被赞同地引用的所有段落，只要提到一个启示性的文本就足够了。列宁写于1914年下半年，在总结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传记中写道：“在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用以下的话对适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进行了完整的表述……”[15] 下面是这段序言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很长的引文，实际上是列宁整篇著作中来自马克思的最长引文，其中还提到了当时已知的马克思的所有主要著作。人们至少可以说，“这些黑格尔进化论的篇章”，远非“一刻”没有影响列宁，并且被他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论点的完整表述（正如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但阿尔都塞的灾祸并不止于此。既然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基本论点的完整表述”是“黑格尔进化论”，引用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篇文章对观念论者的列宁（或者说，极端的列宁？）概念化黑格尔主义和进化论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发展观念、进化观念通过其他方式几乎完全渗透到社会意识中，而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提出的这种思想，比现在的进化论思想要全面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一种发展，它像它曾经一样，重复已经通过的阶段，并且以不同的方式重复它们，以更高的阶段（“否定之否定”），可以说，这种发展是螺旋上升式的，而不是直线；这是一种跨越的、灾难性的和革命的发展；“在连续中的中断”的发展；量转化为质的发展；由于矛盾和冲突的各种力量和趋势作用于特定个体，特定现象或特定社会内所赋予的发展的内在动力；联系任何现象的各个方面（历史不断揭示新的方面）是相互依存和密切和不可分割的，一种提供统一和普遍的运动过程的联系，一个遵循确定规律的联系——这些是辩证法的一些特征，作为一种比传统学说更丰富的发展学说。[16] 让我们顺便指出，与阿尔都塞相反，列宁模仿“马克思的愚蠢”，并将“否定之否定”融入辩证法则。阿尔都塞追随斯大林的脚步，认为这种可怜的“否定之否定”并没有停止制造浩劫——但是，人们怎么能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愚蠢行为感到惊讶呢？[17]当然，我们刚才引用的这段话表明，与阿尔都塞相反，列宁声称他自己主张进化论（根据阿尔都塞的说法，这个“穷人的黑格尔主义”）。难道列宁沉迷于罪恶之中，以至于偏爱一种特定类型的进化论，这种黑格尔所纠正的进化论，即进化论和普遍变化的概念，不仅是一连串的渐进式变化，而且是飞越式的急剧变化？也就是说，一种融合了革命概念的进化概念，它将变化视为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结合？然而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己所说的那样“拯救”）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精彩内容，那就是，考虑到理论工作必须开始的根本运动是物质的和物质的客观现实的运动，自然和人类社会，并不是绝对观念。当然，阿尔都塞有权表达不同的意见。但是，他无权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提出来，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曾多次表示相反的意见。很难理解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出现了哪些庸俗的“进化论”（也就是说，反对通过跳跃，飞跃和革命进行转变的思想）的元素。相反，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面临着对社会革命理论的简明描述，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普遍形式。那么，阿尔都塞的批评是否仅限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没有出现在其中的事实？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将能够对《资本论》本身提出同样的批评，因为在《资本论》中不能找到这些词汇。只有不怀好意的人才能要求，像革命马克思主义这样复杂而丰富的理论的代表，应当在他们的每一部著作中，不顾其对象和具体功能，再把这个理论的一切基本概念再现。阿尔都塞的动机为什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列宁施加的影响可能会阻碍他与第二国际的背叛作斗争，或者阻碍他成功地为夺取俄国政权而斗争，更不用说这篇序言会对列宁的政党理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构成障碍，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对每个人来说永远是一个谜团（除非阿尔都塞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启发我们）。实际情况是，阿尔都塞反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唯物辩证法的这种经院哲学思想，与考茨基或盖斯德以及第二国际其他领导人的机械进化论非常接近，后者直接导致他们1914年8月的可耻投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建立在唯物主义对生产方式结构性危机（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的发现之上。这与1914年以前和之后的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都遵循的基本方法相同，它揭示了帝国主义作为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政权的本质。正是反对这种基本的方法论的方法，各种机械的和部分的诡辩主义——忘记了马克思和列宁所吸收的黑格尔的教训——导致人们认为帝国主义战争与同一现象的各个方面“相互依存、密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帝国主义系统的世界危机。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就可以先后地争辩说，帝国主义只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帝国主义战争含有保卫国家的“要素”，“党不应该把自己与”沉醉于沙文主义“的群众隔绝开来，为他们可耻地拒绝同帝国主义战争作斗争的做辩解，正如他们庄严承诺的那样。 1917年4月，列宁从帝国主义制度危机的同一个辩证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矛盾统一的整体运作）开始，并同意了托洛茨基的出色的预言，恰恰由于俄国处于落后状态，那里的革命才能以“不间断”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在帝国主义完全发达的时代，帝国主义垄断的世界市场和不发达国家（在那里它们与本土的占有阶级结盟）的经济统治，阻碍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的可能性。因此，帝国主义统治阻碍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农业问题的解决（正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仍然认为的那样，通过“以美国方式”来发展农业），并迫使这些国家只能在不发达结构的停滞或由贫农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做出选择。阿尔都塞的导言没有提到列宁主义者在1914年和1917年行动的基础的这些基本选择。同样，它在客观上与列宁基于《怎么办？》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创立的基本观点相矛盾。[18]当他谈到工人阶级和革命战略的具体问题时，它只是以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学术形式：一个一直被蓄意限制在经济斗争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并且将永远是一个防御性的斗争，即一个永远没有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希望的斗争。……只有政治斗争才能“逆转潮流”，突破这些限制，从而不再是防御性斗争，而成为进攻性斗争。..……自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以来，这一直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头号问题。“（第84页）或者更糟糕的是：因此，马克思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从这里到革命地夺取政权……工人阶级除了与生产力增长产生的剥削影响作斗争，以限制这些影响之外，没有其他目标，因此也没有其他资源。“（第82页）如果列宁把自己局限于这种经院哲学，他肯定不会写出《怎么办？》，也不会写出《帝国主义论》，更不会写出《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已经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任何经济斗争，一旦达到一定的范围，就是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从居伊·摩勒到维利·勃兰特，更不用说威尔逊和斯帕克的任何社会民主党人，都会衷心地赞扬只有政治斗争才能“逆转潮流”的观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工人运动的头号问题不是迷失在拜占庭式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防御性”和“进攻性”之间的区别中，而是要认识到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使客观上能够定期地将反复出现的大规模无产阶级斗争（无论是经济斗争还是政治斗争）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面争论的斗争并且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创始人所教导的。这就是“黑格尔式的”，也就是说辩证法，那篇著名的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本意。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在法国五月风暴中学到的主要教训。也许正是为了避免与这个问题发生公开对抗，阿尔都塞才被带去“修正”马克思和列宁？[19]未来很快就会告诉我们答案的。译后记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没有自由、独立的、有意识的主体，然而斯宾诺莎也认为思维是实体的一个属性列宁《哲学笔记》让我们以俏皮的模仿开始，阿尔都塞作为法国哲学的一颗明星，连接着1968之前之后的变化，一方面是随着60-70年代的群众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顶峰，与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等人结成结构主义同盟，他们对结构主义进行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上的改造。一方面，法农模式加深了结构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从60年代滥觞的后现代思潮，1968年后不久，结构主义被后结构主义所取代，而后结构主义又催生了后现代主义，福柯，德勒兹-加塔利，朗西埃，巴迪欧等人纷纷完成了弑父行为——阿尔都塞至死没能抛开结构主义。而阿尔都塞作为法共“官方”哲学家，这在其中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共的理论在50-60年代就产生了危机（我们这里不讨论50年代，包括匈牙利事件和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首当其冲的是关于人道主义的辩论，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种种暴行。在阿尔都塞和他的许多盟友看来，这场运动〔人道主义〕的关键是后斯大林主义的改革主义，人文主义和庸俗的黑格尔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掩护。阿尔都塞引用阿拉贡的话评价道，“革命”的效果，“为和平而战意味着反帝国主义斗争”，而不是“和平共处和普世主义”。而问题是，斯大林主义只是在不同地方呈现特色，它可以在外部呈现人道主义的面孔，也可以是其内在性中体现武力。阿尔都塞理论最为尴尬的地方是，一方面他反对斯大林，斯大林的“罪行和镇压”是革命和幸存下来的野蛮行径之间的结合；但他认为只是未能通过意识形态领域来完成革命，从而“促进了苏联上层建筑中旧元素的复活”，同时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历史任务是意识形态的转变；要转变意识形态，它必须改革党的理解，通过指导现代君主，将哲学转化为政治。阿尔都塞为自己设定了一项适当的政治任务：将党转变为理论。但这却为后来的弑父行为铺垫了道路。一方面他还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反对右倾，即使在1968中，阿尔都塞在毛派与斯派（法共）之间依然保持中立，即使他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来支持GPCR。虽然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引用了毛的《矛盾论》的实践经验来反对斯大林主义，并且这篇文章把各种矛盾分为决定性的与非决定性的，即复杂，多元决定的概念，看似阿尔都塞打开了结构主义的矛盾所在，即一方面他利用毛元素来反对了斯大林的一元哲学（把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机械-同一化），一方面他反对了资产阶级的先锋哲学（人道主义），但最终却是融为在“结构整体”的概念中，自觉性的行动变为了想象，而文本性的游击战却是对意识形态的冲击的“胜利”。阿尔都塞提出用理论问题来代替政治，与葛兰西一样，历史主义导致了对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认同；阿尔都塞将辩证唯物主义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结果视为一个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本身的阶级的世界观。关键在于，他最终只是颠倒了这个模式，在理论上吸收了历史，产生了另一个马克思的东西绝对知识的理论。在阿尔都塞看来，事件仅仅是时间连续中连续的偶然呈现。”，在这里，革命主体变的空洞，一切变的具有偶然性，也许这跟阿尔都塞早年生活有关，阿尔都塞这个名字，来自家里一位去世的兄长，在这里，反而阿尔都塞变的偶然，成为了祭祀的活物，只有空洞的历史无主体论和高举的革命圣经《资本论》。在齐泽克看来，阿尔都塞没有区分主体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因而，当主体性的承担者不是主体时，就只能从概念范畴出发了。而当用结构模式替代结构时，就是“主体的不在场”。阿尔都塞在1966-67年一直动员斯宾诺莎来反对他的理论主义，然而，他对斯宾诺莎的呼吁也加强了这一点，《读资本论》，《保卫马克思》等作品都默默调用了斯宾诺莎原则，这种对意识形态和理论实践的物质性的唯物主义辩护是有代价的，结果在阿尔都塞那里，理论和非理论（实践），生产和结构全都是一样的，在阿尔都塞眼中，哲学不是涉及概念，而是范畴；一种不可证实的真理，是论点；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产生累积叠加的知识体系，没有真正的历史，只有偶然。“对象”消失了，只有统一的“两个伟大的系统”，包括理论和非理论实践——最后只有另一个名字“真正的——不再有任何名称，一个可能性的知识对象。巴迪欧曾这样评价道阿尔都塞：这种观念是作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表现了一系列严格的，无可反驳的，认识论-政治层面上的真理。因此，理论具有一种无可置疑的，现实热切盼望的但实际上从未获得的逻辑说服力——这种自明之理反映了基本的是（Sein）与是者（DasSeiende）之间的本体论区分，也就是本体论超越纯粹实体的范畴优先性。回到文章本身，曼德尔的批判全都是对的吗？在《政治与历史》中，阿尔都塞这样评价道青年马克思“因此，马克思还保留着黑格尔的观念，认为国家是人的自由的所在地。但他指出，政治生活领域是非现实的领域。这才是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人权批判的奥秘所在。这种批判仍然是非常唯心主义的”。好吧，曼德尔在这点上可能误会了阿尔都塞，异化理论时期的马克思包含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斯宾诺莎-马基雅维利（中后期）的阿尔都塞看来，唯心主义（异化）的马克思怎么能叫马克思主义呢？我们这里不得不讨论下阿尔都塞的理解，在他眼中是十分讨厌人类学的，他在资本论研讨会上怒批了列维·施特劳斯没有注重于社会再生产而在意的是具体的人，但还是了细读施特劳斯的作品，阿尔都塞和他的同学们在这里面吸收了博弈论与交换经济的概念，正是这种“失败的结构主义者”让阿尔都塞头疼，人类的行动要在特定场所进行。但异化这个人类学概念显然是不合适的，阿尔都塞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被人本学唯物主义所体认的人，人的关系等等，统统属于非科学神学的幻想。阿尔都塞可能忘了，马克思正是晚年重新回归了人类学，《人类学笔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而且不同于当时法国主流的黑格尔的解释，如科耶夫，让·海普利斯（JeanHyplite）等人将现象学转变为人类学，他们对黑格尔的解释具有存在主义倾向，强调主奴辩证法，人要争取承认的斗争，甚至不幸的困境。而阿尔都塞自身也是认真阅读了黑格尔，他在50年代出版了两篇关于黑格尔的短文：“《人》，《当晚》。在他看来，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收的不是辩证法和异化概念，而是无主体过程的哲学范畴——而在这反面我们得以一窥阿尔都塞的“哲学关键词”——空无与黑夜（张一兵语）。正如阿尔都塞在1968年所写的那样，异化对于黑格尔来说并不是人类历史所特有的。阿尔都塞错了，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代表的是一种扬弃，一种爆发。尤其是在资本论中，而马克思不是建立一种绝对知识的，而是一种生产理论，即一种平等的可能性，阿尔都塞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一种科学真理，并试图创立一种元哲学，把各个学科归于马克思主义之下，而马克思则扫除了古典历史学，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都塞则沉迷于意识形态迷雾中。曼德尔在这一点上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阿尔都塞不小心透露了自己的内心“在资本论中，货币将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乎阿尔都塞从根本上忽视了真实的历史，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停留在了表面，而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的现实基础之上；如果说曼德尔再尖锐一些，也许就要挥舞“症候阅读”的大棒和扣上“问题式”的帽子了。今天，我们谈起曼德尔，不仅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第四国家领导人”和“革命家”，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晚还在米地阿里德大会堂发表了演讲；而阿尔都塞，我们只能剩下“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至于一九六八他做了什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空无”。 [1]欧内斯特·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伦敦，2015年），第159页。 [2]简·威廉·斯图特吉，《欧内斯特·曼德尔.一个叛逆者迟来的梦想》（伦敦，2009年），第129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巴黎，1969年，嘉尼埃—弗拉玛尼翁出版社，第699页。路易·阿尔都塞的引言在第7-30页。这里使用的阿尔都塞引文来自本·布鲁斯特发表在《列宁与哲学和其他论文》上的译文。文中涉及路易·阿尔都塞已给出页码，《列宁与哲学和其他论文》（伦敦，1971年）。 [4]阿尔都塞说得对，“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只是作为普遍剥削体系的简单的部分而存在的”。但是，他本可提到《资本论》中的允许基于这一问题的不平等交换理论的段落，而不仅仅是那些提到原始积累的段落。 [5]请参阅《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第2版的后记，部分转载于同一平装本，第583页。 [6]请参阅列宁的《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7-163-164 [7]《哲学笔记》，1957-人民出版社-233-234 [8]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9]编者注：这特别指出“作为一般规则，实用物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的私人或个人团体的劳动产物。所有这些私人的劳动总和，就是社会的总劳动。“（《资本论》第一卷第165页（伦敦，1979年））。法文案文如下：‘Engénéral,desobjetsd’utiliténedeviennentdesmarchandisesqueparcequ’ilssontlesproduitsdetravauxprivésexécutésindépendammentlesunsdesautres.L’ensembledecestravauxprivésformeletravailsocial.’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14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14页。 [12]让我们指出阿尔都塞的另一个错误。关于加班，他写道：“加班似乎“让资本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资本家需要支付两倍正常工作时间的费用于四分之一，二分之一的工作时间。但实际上，这对他们有利，因为它使每天二十四小时运行“机器”（因为技术进步的快速机器的使用寿命较短）成为可能。换句话说，加班使资本家在“生产力”中获取最大利润”。连续生产允许固定资本更快速地折旧（再生产），这是观点一致的。马克思解释说，年剩余价值的总量不仅取决于可变资本的量和剩余价值的比率，还取决于流通资本再生产的周期的长度。阿尔都塞应该提到这个因素，以使他的论点易于理解。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运行'机器'”本身并不能使剩余价值增加一分钱。剩余价值只能由活的劳动产生，而不是由机器产生的。为了让加班增加资本主义的利润，剩余价值的比率必须使工人尽管有加班费，但仍然继续生产剩余价值。例如，如果加班费是正常工资的两倍，那么只有超过100%的剩余价值率，才能使在正常条件下实行加班对雇主有利可图。 [13]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尤其是第10章，第176-184页。 [14]第97页，阿尔都塞冷酷地评论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深深受黑格尔的思想所影响。 [15]列宁，《《卡尔·马克思》。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简述传记，第2章。 [16]同上。 [17]“同样的黑格尔影响在第一卷第八部分第32章的轻率表述中显现出来，马克思在讨论“对剥夺者的剥夺”时宣称，“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轻率地，因为它的破坏还没有结束，尽管斯大林只有一次正确地从辩证法定律中压制“否定之否定”，但必须说“否定之否定”更有利于其他更严重的错误。” [18]根据工人在理解剩余价值理论方面没有困难这个荒谬的论点，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经验，恰恰相反，他们的实践和意识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统治”，他们无法理解这一理论（第9页）。或者进一步说：“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有十分之九是错误的”。我们一直认为，“每个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真理变成了：“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空洞的套话。如果工人仅仅凭他们的经历，就能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中解放出来，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先锋队党、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一个共产党呢？只要把所有工人都召集起来，只要他们“有被剥削的经验”，就足以自发地阐述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在《怎么办？》中解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不也是来自先锋队还有必要的相反假设吗？顺便说一句，这个做出如此奇怪断言的阿尔都塞是谁？他似乎不是雷诺汽车厂的工人。他是他自己说的那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90%的思想必然是错误的阴险的“学者”之一吗？阿尔都塞是否想以一种间接自我批评的大胆行为，来戳穿我们对他的“引言”有多么不在乎？ [19]我们在导言中读到：“工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它不是通过“自己”来解决的，而是通过阶级斗争解决的：首先是通过不同形式的罢工，最终导致总罢工。”“这种总罢工是纯粹的经济[原文如此]，因此是防御性的（“捍卫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利益”，反对增加劳动时间和减少工资的双重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或者采取政治的，因此是进攻性的形式（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凡是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作出的区分的人，都知道政治阶级斗争和经济阶级斗争的区别。”（第16页）。在这里，形而上学的经院哲学几乎公开地导致了护教学。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总罢工的问题；所指的是1968年5月（五月风暴）的总罢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拯救了正确地不“追随左派分子”的改良主义者瓦德克·罗歇和塞居伊，因为有必要知道如何区分“经济阶级斗争”和“政治阶级斗争”。人们可以想象，列宁会谴责我们的哲学家在政治经济学的沙漠中徘徊了很长时间后，误入了政治。请给我们一小段来自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文字，只要十个字，亲爱的主人啊向我们证明那些革命者在你们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中追随你们，并且还设想了“防御性和经济总罢工”（再说一遍，我们正在组织占领工厂的总罢工！）。阿尔都塞的厚颜无耻真是无边无际的，当人们知道列宁分析了1905年俄国革命在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相结合的方式下发展大规模罢工时，并写道：“如果工人不理解这个伟大的奇点，重大的意义，巨大的必要性，以及这种“交织在一起”（经济和政治罢工）的巨大根本重要性，那将是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列宁，《经济和政治罢工》，1912年。）的确，根据列宁主义的群众罢工观点，不可能为法共于（1968年五月）五月风暴的政策辩护。
刘师复《答凡夫书》（1914年4月1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答凡夫书刘师复（1914年4月11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43-144页。来书称“昨阅贵社寄来旅东心社处简章”云云，阅之骇异。心社向无章程发出，亦不闻有所谓“旅东心社处”之名。足下所见，或他人自行拟定，或为外间假冒，均无从悬揣。望将其地址人名及简章内容见示。如为真正同志，吾等当急与联络，若为假冒，则不能不鸣鼓攻之也。（要之“旅东心社处”之名已不通。心社无章程，又何得有所谓简章乎？）至来书嘱寄本社章程，又自述素慕幸德秋水之为人，想或为吾党同志。用特将此间略情，为足下述之：“晦鸣学舍”者吾等传播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地也。前后汇出印刷物数万册。民声杂志为其机关。近虽被支那民贼摧残，然同人奋步直前气不少衰，且当较前更勇。至“心社”则为同人特别发起之团体。（以晦鸣学舍为通信地）其宗旨在“破除现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吾人良心上之新道德代之”。其范围则在“个人进德”。社中无所谓章程，规则，社费，社长，干事等等。惟有社约十二事：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乘轿，及人力车；五不用仆役；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此十二社约者，即为社友。亦无所谓罚条。盖吾人纯以良心自由集合，与他种结社迥别故也。总而言之：吾辈对于个人“相戒勿为违背真理之事”，对于社会则主张“废绝私有财产倾覆一切强权以成共产大同之社会”。若来书壮我国徽云云，则非无政府党之旨也。
第五部分：一个时代的终结——英国革命共产党的最后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泰德·格兰特->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第五部分：一个时代的终结——英国革命共产党的最后岁月在1947年至1949年期间，我们痛苦地试图零碎地构建趋势组织。我们获得了零星的新同志，但也失去了少量的人。总的说来，我们的队伍相对完整，但我们的财力却在不断地消耗。我们所有的困难主要集中在财政问题上了。当运动在上升的时候，你会从同情者、联系人和支持者那里得到钱。但当情况不妙时，这些资金来源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枯竭。在战争期间，我们曾有几个富裕的同情者，他们给了我们一笔可观的捐款。现在，他们的同情心已经改变了。他们受到了社会情绪的影响。他们说，我们实际上是做生意的，我们只关心结果。我们希望看到革命运动的发展。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他们不再是革命的热心支持者，而是对其他事情有兴趣了。一位过去的同情者靠绘画发了财。起初，这只是他的一个兴趣。但随着他对革命热情的减退，他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了艺术和绘画。后来，有一天，他决定不想在革命上浪费钱了，于是这个资金来源就枯竭了。他把精力转到了绘画上，赚了一大笔钱。然而，我们主要的富有支持者，是一个叫斯皮瑞根（Spiregen）的帽子制造商。他给了我们很多钱，支撑了运动很长时间。但这个来源也枯竭了。所以，认识到我们的困难，我们被迫将全职专业人员的数量从16人减少到6、7人左右。报纸的成本必须要支付，而当时的印刷成本也在以天文数字的速度上升。所以我们不得不削减《社会主义呼唤报》的规模。最后，由于资源不足，我们不得不从双周报改为月报。我们仍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情况的改变，即使目前的状况应该会持续几年。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在逆流而上的。就在这个时候，哈斯顿感到了压力。他当时生病了，患有胃溃疡。在战争期间和随后的几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他，显然已经精疲力竭。哈斯顿对第四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越来越失望。必须说，他对国际抱有某些幻想——其他同志，包括我在内，都不抱有这种幻想。在战争末期和战后不久，哈斯顿对我们在战争过程中提出的错误观点越来越感到绝望，我们1942年的小册子《为夺权做准备》就是一个缩影。当然，我们已经纠正了观点，并分析了正在展开的局势。然而，哈斯顿已经病入膏肓，疲惫不堪，并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看待事物。我们困难的根源在于客观形势。这样的困难压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包括领导层。哈斯顿乃是一介人中之龙，尽管他后来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我也毫不忌讳地这么说。他无疑具有巨大的优点。然而，虽然他有很多政治敏锐性和一定的理论水平，但他更多的是倾向于一个政治活动家和召集人，而不是一个理论家。在这些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到了1948年秋天，哈斯顿开始寻找出路。他越来越不积极。他对事情的发展情况感到厌恶，并且无疑也是受到他对于运动主观怀疑的影响，他提出了加入工党的问题。 1948年12月，哈斯顿在英革共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他坚持认为，他所建议的打入策略版本是不抱有希利的幻想的，并声称此时在工党内可以取得大的收获。但这实际上等于说，哈斯顿是认输了。有一次讨论和投票，他发现自己在政治局中是少数派的一员。他完全被孤立了。于是，哈斯顿决定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便在组织内部据理力争。哈罗德·阿特金森是英革共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之一，他刚从美国出差回来。他对这种情况非常激动。他坚持认为，如果不支持哈斯顿，对组织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如果实话实说，很不幸地阿特金森和哈斯顿一样，都处于士气低落的状态。他全力支持哈斯顿，说我们除了加入工党别无选择。于是，我们又安排在政治局讨论哈斯顿的提议。这一次，哈斯顿和阿特金森在他们之间成功地获得了多数票，这个提案在12月8日、9日被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他们的决议的结论是：「因此，我们提议作为关键问题向党内提出，解散作为独立组织的英革共，让我们的成员加入工党。」「我们建议，解散应以公开声明的方式进行。我们应该通过一系列的文章来教育和准备我们趋势组织的支持者们，党的领导层应该与工党进行接触，目的是确保英革共公开加入工党的最佳结果。由此可见，应该把拟议的方针通知工党，如果它被党的大多数人接受，就应该展开谈判，目的是与认同我们观点的人一起工作。」（《关于英革共观点的声明》，作者：哈斯顿、阿特金森、特尔斯和查尔斯）。在政治局内，只有吉米·迪恩和我本人强烈反对打入工党。我们现在俨然变成领导层中的少数派。英革共最高领导层的大多数人现在已经转到了打入主义的立场上…但不是遵循托洛茨基提出的经典打入主义，具有可以带来客观发展的前景，而是只能让我们在工党的框架内把力量凝聚起来的打入主义。政治局的多数派写道：「在1947年9月的英革共大会上，我们对于打入主义的策略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激烈斗争，党以最大的信心再次确认了公开工作的路线。」「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在适度收益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巩固和加强我们的地位，从而以最佳方式保持我们的势力，直到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对我们有利的变化。但是，我们的立场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使得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我们过去的观点。」「在这份文件中，我们希望向成员们提出我们对党的未来前景和任务的积极展望。我们在此暂且不提这牵涉的一些问题，其中一部分已经在对国际书记处的答复中处理过，其他问题我们希望在今后的公报中处理。」「现在我们认为，等到工党环境发生变化后，再介入已经形成的左翼，希望夺取其领导权是错误的。想象着工人仅凭我们的思想就会追随我们，这显然是一种幻想。当工人们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学会了信任我们的时候，他们才会追随我们。接受未来政治发展将主要围绕工党的观点，就意味着接受参与工党左翼的必要性。」「当然，我们不能在不利于革命左翼形成的条件下建立革命左翼。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一支全国和地方领导人的骨干队伍，并把工党中无疑存在的左派批评家具体化，为我们的趋势组织创造一个基础。」「客观形势的整体性质决定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艰苦而耐心的工作时期。我们对迅速发展不抱幻想。而是要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在工运中建立起一种革命的政治趋势，这种政治趋势将成为未来的基础。」[1] 第四国际机不可失地插上一脚，指责多数派犯下了取消主义的错误。国际书记处表示：「这份文件是取消主义倾向的表现。」他们接着谴责英革共迅速采取「帮助国际的反对者莫罗和沙希特曼的立场。与沙希特曼、莫罗、德马齐埃（Demaziere）和其他第四国际叛徒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如果你们想要第四国际能够与你们合作，你们就必须重新评估你们的政治活动，理解它如何带你们走向破产…」「这些同志们的政策会让党变得无动于衷，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声称改良主义正在改造工人阶级，因为斯大林主义正在为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所以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对建立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没有多大希望；他们对第四国际的发展没有希望。打入工党的建议看起来就像一个绝望的人把自己淹没在深水中的行为。」[2]。吉米·迪恩和我本人在领导层中孤立无援，陷入了深刻的两难境地。很明显，加入工党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初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上反对的原因。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做公开的政治工作就会产生奇迹。说实话，在客观情况下，打入或不打入工党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在现有的情况下，在工党外我们不会有什么收获，但在工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犯了一个机会主义的错误。当时是很难看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就清楚多了。我们认为，我们有维持组织的基本责任。在1938年至1948年期间，工人国际联盟和英革共表现出了它的勇气。战争期间和战后整个时期的经验加强了这个组织，当时我们在关于一系列问题的辩论中收到了教育，包括打入主义和革命的战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政治斗争，以保持公开党的姿态，我们无疑会获得组织的绝大多数支持。哈斯顿和政治局的多数派肯定会被孤立。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是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我们在十几年的共同工作中建立了这种领导层，我们不想失去这些同志。有经验的干部是珍贵的资源。他们是在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的干部在战争、纽卡斯尔审判、尼思补选等过程中受到了考验。他们受到了战争本身的考验，受到了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压力。他们在炮火中仍不改初衷。他们是极有才华的人。因此，吉米和我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困境。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苦苦思索，并决定无论正确与否，这都是一个试图要维护既有领导团队的问题。我们希望为了未来，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团队。因此，我们决定不反对政治局多数派的建议。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产生了不可预见的后果。我们表示，我们不会在组织的队伍中就这个问题展开运动。这时候，我、吉米和政治局少数派乔治·汉森（GeorgeHansen），向所有成员发表了一份声明：「讨论并没有使我们相信，在目前的形势下，打入工党将构成一种上策。但是，面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经过训练的干部，以及相当一部分的队伍赞成打入工党的事实，鉴于客观形势将使党陷入困境，我们认为继续我们的反对将是徒劳的。」「我们认为，目前无论我们在哪里活动，我们的运动都没有很大的发展机会。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任务包括维护组织的团结、加强对我们干部的教育、提高整个组织的理论水平。这些任务对于今后，无论我们在内部或是在外部，都将构成至关重要的任务。」最后，我们的声明是如此作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斗争并不符合运动的最大利益。」（泰德·格兰特、吉米·迪恩、乔治·汉森致英革共所有党员的信）无论我们做什么——在工党内或工党外——我们都可能在人群中找到那一、两个可以成为同志的人，但顶多只能获得极少数。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在目前的环境下，很难卖出报纸，很难获得联系人，革命的思想也很难赢得听众。我们明白，在工党内或在工党外，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准备进行斗争。我们很公开地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领导团队。如果我们能打入工党，并保持我们的组织完整，那么，也许在以后的阶段，当存在着经典的打入主义条件的时机到来（在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这种条件），我们就能与广大的左翼联系起来。将来必然会出现打入主义的条件，而如果我们还在外面，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工党。所以在这个阶段，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在工党的内部还是在外部，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保持组织的完整，特别是领导层。如果我们成功了，就不会有问题。无论如何，它不会像最终的结果那样的灾难性。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很可能无论如何都会失去哈斯顿。我们还可能失去特尔斯，以及阿特金森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当下还不能绝对肯定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无论如何，运动内部的大部分力量都会被保留下来，特别是活跃的基层同志。我们至少会保留英革共的核心，并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和形象。 1949年1月8日、9日，中央委员会批准了由哈斯顿、阿特金森、特尔斯和查尔斯签署的政治局多数派声明。但随后在2月，以山姆·伯恩斯坦（SamBornstein）、山姆·利瓦伊（SamLevy）、阿尔夫·斯诺贝尔（AlfSnobel）、阿瑟·迪恩（ArthurDeane）——他们都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为首，组织内年轻的阶级同志，举起了维持公开工作的旗帜，并宣布自己成立派系。他们拒绝加入工党，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公开党。他们发表了一份由14位同志签署的题为《捍卫公开路线》的声明。声明最后指出，工业斗争水平低下，工党内右翼势力上升，条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不利于打入的条件，完全否定了托洛茨基和英革共向来所概述的入党的必要条件。声明还以《格兰特同志的诡异状况》为题攻击我本人，说我的立场是矛盾的。在这个时期，公开工作是正确的，但鉴于领导层的立场，我也迁就于多数派了。公开工作派又编写了一份题为《再谈英国的真实情况》的文件，对他们的立场作了更充分的解释，并引用了过去反对打入工党，但现在站出来赞成打入的同志的立场。最后它说：「我们相信，不仅公开的党可以维持，甚至还有小规模发展的可能。」他们指责打入派「完全绝望地抓住打入路线不放」。吉米·迪恩和我完全被吓到了。我们对此发展毫无准备，并且措手不及。如果我们能预见到这种发展，我们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态度。鉴于我们的「中立」立场，以及我们没有做好参与斗争的准备，这些同志对吉米·迪恩和我抱有完全的敌意。因为他们在队伍中没有足够的权威，所以不能获得多数。在他们看来，我们让党失望了。所以他们组织了一个公开工作派，并在普通党员中获得了支持，可能是25%左右的支持。哈斯顿的立场也得到了25%左右的支持，而其余的人主要是没有决定的。为了吓唬组织，也许是由于缺乏经验，甚至可能是某种政治上的怨恨，公开工作派说，如果英革共决定加入工党——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接受希利的领导。我的天！那是一个可怕的前景。公开工作派的同志说，希利1947年的路线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毕竟，他首先提出了加入工党的问题，虽然完全不正确，而且走了一条机会主义的道路。不过，如果英革共解散，我们加入工党，就必须接受希利的领导。我和吉米对这个想法绝对感到惊恐，我们强烈反对这个建议，因为我们明白会发生什么。我坚持要求某些条件，否则我们必须完全反对合并。但哈斯顿因为疲惫和健康情况不佳影响了他的判断力而迷失了方向，他顺应了这个不可思议的想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接受了希利的领导。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雪崩已经开始了，但我们无法阻止它。危险总是存在的，如果你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如果你不采取坚定的原则性态度，即使是在战术问题上，你也会把自己困在角落里。公开工作派认为两个不同的集团在操作同一个战术是不可取的。虽然我们坚决反对把趋势组织的领导权交给希利派，但我们无法阻止我们脚下的地面发生变化。我们认为，我们的成员数是希利派的三倍多，接受他的领导是可笑的。然后，第四国际领导层兴高采烈地插手了。普里瓦斯按照巴布洛的命令，强调如果英革共不接受希利的领导，就等于脱离了第四国际。这一点被公开工作派的同志们抓住了，他们强调了一点，加入工党就意味着按照希利的条件与他合并，因为这是巴布洛的立场，也是国际领导的立场。理论上，我们可能会接受希利的领导——如果作为组织领导机构的全国委员会代表了组织内部的实际政治平衡，因为我们拥有大多数成员。但这肯定不是希利的主意。他得到了国际方面的支持。1949年6月4日、5日和6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代表「国际」组织向会议发了一封「问候信」。在对英革共内的「取消主义和亲斯大林主义」倾向进行了一系列攻击之后，信中得出结论说：英革共对国际的正确态度还没有到来，领导同志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按照这些方针对组织进行教育。「问候信」中还包括对我给戴维·詹姆斯的所谓「软弱」答复进行攻击。中委会则发表了由我自己起草的回信，响应了他们的批评：「你抱怨詹姆斯的结论没有得到格兰特的处理。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詹姆斯对铁托和毛泽东抱有幻想。我们认为格兰特以唯一有说服力和教育意义的方式——即处理铁托主义和中国斯大林主义的反动方面——进行了回答。格兰特的回答的主要部分恰恰涉及到铁托和毛泽东是否作为『绕过第四国际与斯大林主义（俄国）官僚机构进行斗争的不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不在这里评论说，你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不加批判的信，恰恰为铁托是『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加码。如果你认为格兰特的答复不够充分，那么你的任务就是答复詹姆斯。没有人能够阻止你谴责我们没有按照你认为应该做的方式回答詹姆斯。但是，既然这样做了，你就必须认识到，理论问题不是靠谴责就能解决的，特别是当这些谴责没有伴随着任何理论上的反驳时。你不能指望我们用你的理论观点来反驳詹姆斯，特别是鉴于你在东欧问题上的立场，而且，坦率地说，我们不知道你将如何按照你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信来建立一个反对詹姆斯的理由。」（1949年6月25日）。最后，特别大会以多数票赞成解散英革共，加入工党。在希利领导组织的问题上，我们投了反对票，但我们发现自己在此问题上是少数派。其中一个原因是公开工作派投了赞成票！1949年7月，《社会主义呼唤报》最后一期特刊问世，宣布了英革共的解散。它的内容如下：「经过两天的辩论，这次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大会以绝大多数票决定解散本组织，并号召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工党——大多数党员已经向工党缴纳了工会政治税。在工党内，他们将继续为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的英国而斗争」。它的结论是：「我们希望有权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加入工党，以与费边社和其他组织相同的方式加入。但是，由于工党1946年关于寻求附属组织的决定，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已经解散了我们的组织，并将在工党党章的框架内，作为个人成员为上述政策而奋斗。通过解散革命共产党，并以个人党员的身份加入工党，我们认为我们将在帮助英国工人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方面发挥最好的作用。」这是由哈斯顿代表解散委员会签署的。回想起来，这是运动的一大挫折。会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与希利派进行合并。正如预期的那样，在第四国际的支持下，希利在政治局中获得了多数，在全国委员会中也获得了多数。尽管我们的支持规模很大，但我们的派系没有一个人被聘请为全职人员，因为由希利主导的领导机构会选择这些职位。根据合并条款，在下一次大会之前，多数派必须接受少数派的领导。这次会议将组织对合并情况进行评估，然后选出新的领导层。问题是，希利就是希利，他会用各种肮脏的手段来摧毁旧的英革共领导层，并控制这个组织。此人根本是一介流氓，为了获得多数席位而不择手段，后来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打入主义的致命之处。如果我们在英革共领导层的控制下以我们自己的力量打入，就不会有如此大的破坏力。那是我们的立场，但哈斯顿和公开工作派拒绝了它。另一种选择，也可以避免分裂，那就是支持公开工作派。但在英革共解散之后，事情开始以相当快的速度崩解。在完成了他的目标之后，希利获得了新的信心。他经历了一次肾上腺素的注射。就他而言，他在1943年开始的斗争中被证明是正确的。然后，如人们所料，他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反对英革共领袖的运动。他想确保在下一次会议时，他能获得多数席位。我们没有任何全职人员，所以被迫去找工作。然后希利在全国范围上上下下，对任何反对派的人，这就是砍、砍、砍！任何不准备完全接受希利统治的人，即使没有向全国委员会报告，也会被开除。例如，这种情况发生在比尔·克莱明森（BillCleminson）身上，他是谢菲尔德的一个主要领导的工程工人同志，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他和谢菲尔德的其他同志，就这样被砍掉了。在纽卡斯尔，戴维·詹姆斯，他在英革共内因我们对中国的立场而持反对意见，也被踢出局。亚历克·里亚赫（AlecRiach），还有苏格兰的领导同志，当他们看到发生的事情时，干脆就退出了。我感到非常厌恶。我们的趋势组织在我们的眼前瓦解了。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俱乐部」的大会上尽可能集结一股反对派。然而，在会议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哈斯顿走过来对我说，他已经受够了，他要离开这个组织。他说，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离开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坚持这个立场。「我仍然坚持我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哈斯顿说：「但我再也不能忍受这个组织的气氛了。」我们恳求他：「哈斯顿，我求求你，等到大会以后再决定吧。至少保持沉默，让我们发动一场斗争，趁着我们还有机会在组织中获得多数席位。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和英革共最好的日子一样的基础上。但如果你现在退出，只会给希利派一个机会来彻底摧毁这个组织。」但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哈斯顿显然是个崩溃的人。他不再真正关心运动，他只对自己感兴趣。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对革命运动的观点和信心，完全丧失了士气。在那个阶段，虽然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拒绝接受我们关于等到大会召开的论点，并在1950年2月向政治局发出了一封辞去组织职务的信。哈斯顿于是在次月被正式开除出「俱乐部」。这正是希利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希利一收到哈斯顿的辞呈，就说：「啊！我们终于可以干掉他们了！」他立即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即一次集合会，并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参加。在这次集合会上，他和当时趋势组织的联合领导人劳伦斯提出了一项谴责哈斯顿的决议。决议将哈斯顿成为叛徒，指令任何成员如果被发现与哈斯顿谈话，或与哈斯顿有任何瓜葛，将被立即开除出组织。当然，我们对希利的这种流氓态度进行了斗争。如果我们能与哈斯顿保持友好的关系，也许有可能在政治上挽救他，使他重新回到运动中来。这种情况以前也曾发生过，个别的同志在离开运动后又被拉回来。至少友好的方法和同情的态度可以在政治上与哈斯顿达成和解。但对希利来说，这种做法是不可能、完全被排除的。希利要为过去的事情报仇。对他来说，哈斯顿现在是运动的敌人，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当然，被这样对待，被打成阶级叛徒，哈斯顿也就开始向右翼移动，最后可悲地站在了改良派官僚的阵营里。希利利用了这个机会，在整个组织内进行了广泛的清洗。他开始营造一种绝对不容忍任何反对声音的氛围。在会议召开前，他关闭或合并了全国各地的分会。在英革共内，我曾是北伦敦分会的成员，并维持持着分会内同志的支持。为了破坏我的地位，希利很武断地在政治局中提出重组分会的决议，并把我调到东伦敦的一个分会，比尔·亨特（BillHunter）是那里的领导同志。亨特在英革共内曾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不守纪律的行为倾向，我们对此表示容忍，但现在他却成了顺从希利的工具。地方全体会议之后，希利到我的分会来解释他对哈斯顿的决议。希利一说完，一个叫戴维·布莱克（DaveBlack）的同志就反对道：「可是希利同志，你对哈斯顿提出这样的决议，我怎么办呢？我有一个妻子，她是IKD的成员（一个反对第四国际的组织）你希望我拒绝和我的妻子谈话吗？」希利以他一贯的风格回答：「同志，你也该再讨个老婆了。」这些对话都是千真万确！不用说，这位同志立即离开了运动。希利是个十足的流氓。我不需要再多说了，因为我认为这些例子已经显示了所有问题。在会议召开前就决定把我调到另一个分会，这完全是没有原则的。但希利对此并不满意。在被迫放弃全职工作后，我设法找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这至少使我有一些空闲时间来组织我们的政治活动，使我有机会积极参与会前的准备工作和会前的讨论。于是亨特通过希利提出（显然是受希利的指示），让我放弃现在的工作，到工厂去找一份工作。当然，我拒绝接受这个建议。我只是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我问亨特，这是什么花招？这分明是想阻止我在会议前的政治准备工作。然后当我拒绝时，亨特在分会提出了开除我的动议，他们投票决定开除我。这似乎很难想象，不是吗？但这绝对是希利和他的傀儡们的典型做法。然而，在第四国际的压力下，他们被迫反悔，因为第四国际在开除我的问题上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随着哈斯顿的退出，希利的下一步行动就是着手对付他在党内认定的所有「敌人」。在英革共垮台之前，有十几个人支持克里夫将苏联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立场。克里夫从后来发生的闹剧中获得了大约二、三十个支持者。现在有一层人支持克里夫以做为反对希利领导的亲斯大林主义立场。很明显，希利的本质是一个极权主义者。他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真正方法毫无共同之处，而与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却如一丘之貉。希利决定召开一次大会来「对付」克里夫。克里夫的支持者提出了他们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希利很生气。我只是等着看希利会提出什么路线。希利转过身来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回答他？」我回答说：「你不是领导吗？应该是你回答他！」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回答克里夫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点。所以，希利当然只是以各种罪名开除了克里夫和他的支持者。当克里夫的支持者想向会议提交他们的文件时，他们被拒绝了。当年晚些时候，克里夫成立了《社会主义评论报》的小组。当哈斯顿被驱逐出国际执行委和第四国际时，他被指责为「可耻的逃兵」，这是「哈斯顿作为前英革共的领导人，在过去整整几年中个人所表现出的所有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政策以及对国际的敌意的必然结果。」谴责哈斯顿的决议案断言，他放弃托洛茨基主义是反映了「阶级敌人对运动中意识形态较弱、较混乱的份子的压力。」接着，国际执行委批准了「英国支部领导层为维护纲领和组织而对逃兵采取的一切革命纪律措施」，为全面清党开了绿灯。它还要求「所有忠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的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以最大的精力对哈斯顿和那些追随他的士气低落份子的一切自满情绪作斗争。」[3] 因此，在开除坚持自己理念的克里夫后，他们又提出了一项决议，即各分会中凡是投票反对开除克里夫的支持者的人，都将自动被开除。事情真的是这样！虽然我在政治上反对他们，但我抗议这种侵犯他们党内民主权利的行为，让我因此被开除了。此后，阿瑟·迪恩、山姆·利瓦伊、山姆·伯恩斯坦、特尔斯等人都被开除了。我们还听说，他们开除了吉米·迪恩和利物浦分会，因为他们提出反对他们在社会主义协会（SocialistFellowship）方面的机会主义战术。他们无法回答吉米提出的立场，所以他和整个利物浦分会都被开除了。其他许多人则干脆厌恶地退党了。我们剩下的一项艰巨的工作，是组织起所有那些被希利的清洗所赶走的人，以及那些仍然忠实于英革共的政治路线和方法的人。我们试图把利物浦和伦敦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残余份子聚集起来。这其中包括迷失道路的人、离开运动的人，以及被赶出来的人。有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主要是工人同志，由于发生的所有事情，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士气。我们试图拯救他们。但正如能想象的那样，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这个烂摊子的责任推给了组织的老领导。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名义上我是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为了显得公正，他们建议我回到组织。我建议我回去上诉，不服开除，直到斗争到再一次被开除，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被开除了。但同志们说这是浪费时间，因此投票反对我回去斗争的建议。我现在认为，同志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在这种条件下回去显然是愚蠢的。于是我接受了小组的决定，我们又开始了艰难的重振旗鼓的工作。首先，我们在伦敦有一个小基地，在利物浦有一个小组。总的来说，我们大概有30名同志。但我们现在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活动，除了我们的思想理念和对未来的信念，没有任何资源。我们一方面受到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希利的压力。他得到了合并后的资源，也得到了国际领导人的支持和认可。我们绝对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再次来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这种性质的分裂之后的情况一样，我们的支持者受到了一定的挫折。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从头开始重建运动的任务。有些人把工人国际联盟和英革共的整个经验视作失败。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的历史。不幸的是，人生不是直线前进的，革命运动也不是。我们不仅可以从1938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看到这一点，而且可以从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以来的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中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下理解事态的发展，否则我们就会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的未来得出悲观和错误的结论。「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Neithertoweepnorlaughbuttounderstand）——伟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这句话，常被托洛茨基引用。托洛茨基当年的经历是一座思想宝库，从整体上看，它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建立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在工人阶级中扎根。作为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我个人所经历的经验，极大地增加了我对事件的理解，并有助于丰富我们的集体知识，为我们今后的工作奠定基础。在战斗趋势中，我们为托洛茨基主义在英国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基础，也可能是俄国左翼反对派时代以来在国际上最强大的阵地。在我们的经验基础上，包括这一时期的工人国际联盟和英革共的经验基础上，我们将构造一个运动，使这些伟大的成就化为泡影。托洛茨基主义将成为英国和国际上的一支群众力量。希望这本着作能尽其微薄力量，以帮助武装新一代人去完成今后的历史任务。注释 [1]英革共打入工党的声明，1949年3月，P1-5 [2]《吿英革共所有党员》（ToallmembersoftheRCP），1949年2月5日 [3]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
刘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1914年4月1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刘师复（1914年4月11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名正然后言顺，此语为凡百事物凡百学术所不可忽。而吾人提倡一种主义欲以号召天下者，尤不可不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示根本之主张，而一学者之观听。 “无政府”云，“共产”云，此名在华文中为新产物，其主义之在东亚，则犹襁褓时代之婴儿耳。闻其名而却走者固多，道其说而不知甚解者尤多，而浅人又或恶其名之骇俗，强饰以种种离奇可笑之代名词，令闻者之疑惑反加甚，则甚矣名之不可以不正也。乃作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无政府主义原名Anarchisme，其定义曰：“Anarchisme者，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绝首领及威权所附丽之机关之学说也”。据此定义，则华文译为“无政府主义”，可谓确切而不易。而最近无政府主义之大师克鲁泡特金（Kropotkine）先生则予以最简确之解释曰：“无政府者，无强权也。”强权有种种，而政府实为强权之巨擘，亦为强权之渊薮，凡百强权，靡不由政府发生之而保护之，故名曰“无政府”，则“无强权”之义亦自在其中。都克（Tucker）氏亦曰：“无政府字有多种解释，其要义则反对强权政府，故以为名。”此无政府主义之名，所由不可易也。无政府主义既以排斥强权为根本，强权之为害于社会最显而最大者即为资本制度（Capitalisme），无政府主义首反对之，故凡无政府党必同时主张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名Socialisme，其定义曰：“社会主义者，主张以生产之机关（即土地器械等）及其产物属之社会之学说也。”惟社会主义分为两大派，即“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Communisme）主张以生产机关及其产物全属之公共，人人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集产主义（Colectivisme）主张以日用之物（如衣食房屋之类）属之私有，生产之物（如机械土地之类）属之公有（或国家）。二派之外，复有独产主义（Individualisme）之支流（参观本报三、四号所记法国无政府党大会事）。无政府党所主张者为共产主义，而集产主义则“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e，即俗称国家社会党或简称社会党）所主张，独产主义则“独产党”（Individualiste）所主张，二者皆无政府党所不取者也。是故无政府党常自标其主义曰：“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chistelcommunisme）。由此言之，吾人欲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号召天下，莫若名之曰“无政府共产主义”（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从事此主义者曰“无政府共产党”（简称则曰无政府党）。乃世人习惯于政权管辖之下，以为有主则治，无主则乱，或误会无政府即为扰乱之别名，视无政府党无异于放火杀人之强盗。虽有心好其说者，亦惧其惊世而骇俗，不敢坦然受无政府之名。于是种种可笑之代名词乃纷然以起，而名遂从此不正，言亦从此不顺矣。今试列举而辨正之。世有欲浑称无政府主义曰社会主义者，不知社会主义对于经济的，无政府主义则对于政治的，不应混为一物。无政府党未有不主张社会主义者，故无政府主义可以兼赅社会主义，社会党则多数不主张无政府主义者，故社会主义不能代表无政府主义。又况“社会主义”一语，近世已习用为集产社会主义之简称，尤与无政府党所主张相抵触。“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社会党”二语，无政府党人常道之。非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及社会党也。徒以社会主义社会党之名，已为社会民主党及集产社会主义所习用，欲反对社会民主党及集产社会主义，亦不得不沿用其习惯之名而反对之。即如中国近日所称社会主义，已为“中国社会党”（江亢虎发起）所习用，其主张视欧洲之社会民主党尚不能及；甚至孙逸仙所倡之专征地税政策，亦目之曰社会主义。于是社会主义之名因之而减色矣。是故混无政府主义于社会主义，足令闻者无所适从。又有名之曰“极端社会主义”者，此名不知创自何人，而愤愤、乐无等所发起之“社会党”实以此自标其宗旨。不知社会主义中只可分为共产集产等派，而无所谓极端不极端。即使强而言之，亦只可谓共产主义为极端，集产主义为不极端耳，与无政府主义固不相系属也。况其名于文义上尤为不辞耶。又有称为“纯粹社会主义”者，按“纯粹社会主义”即Socialismepure，在学术上原无一定之界说，然当世学者多称圣西门派之学说为纯粹社会主义。圣西门（St.Simon）者，十八世纪末之社会主义家也，其学说主张土地资本公有，各人视其能力而工作，公家量其工作之多寡而给以报酬。所谓生产之机关（土地器械）属公有，生产之结果（日用需要物品）则属私有。质而言之，实即近世之集产主义耳。此种学说，在吾人主张共产者方讥其不纯粹，曾何“纯粹社会主义”之足云？（其理由吾有“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详论之，将载入本报下期。）然吾见近人之习用“纯粹社会主义”一语者，往往误会以为完全之社会主义。揆其原因，实为江亢虎所愚。吾闻“中国社会党”第二次联合大会后，江氏于章程内以己意加入“于不妨害国家存在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一语。此语实异常狡猞，一方面以“纯粹社会主义”之名，影射“完全社会主义”（Socialismeintegral），冀调停一部分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党人，而掩一般不明学派源流者之耳目；一方面隐示所主张实为圣西门派之学说，而以“不妨害国家存在”七字为抵拒无政府主义之具。其用意盖如此，不料学者竟为所欺，相率沿用，误会纯粹社会主义为完全社会主义，甚或以为无政府主义之代名，抑何不察之甚耶。于是又有易其名曰“无治主义”者，此名较之前两名为略正，然语不经习，义无定释，或且误以为反对政治之称。凡无政府党必同时主张社会主义，故一举无政府主义之名，在习惯上已足包举社会主义之意，而无治则第以为破坏政治，如老氏之学说而已耳，与社会主义之意不相连属也。大抵用此名者，皆怵于政府之干涉，欲借不痛不痒之名以掩饰之。不知无政府党之运动，有公布的，有秘密的，其公布者当明张旗鼓以与政府作战，无取乎掩饰，若其为秘密运动，则无论所用何名，皆不失其为秘密。倘徒欲苟且一时以避祸，则断非无政府党所应有。且“极端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之变相”一语，已出之蠢侦探吴天民之口矣，然则又何难点窜一二字曰“无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之混名”？如是，则即欲苟且一时，又岂可得耶！此外又有所谓“三无主义”二各学说者，尤为离奇而怪诞。此二语实为“中国社会党”所创用，尝有“三二学社”之组织。彼所谓三无者：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也；所谓二各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也。以堂堂正大之主义，而饰以诡诞滑稽之名词，是直射覆之东方、歇后之郑五耳，吾党人安能出诸口耶？且所举尤无伦类。夫“无政府主义”者，赅括之名，而非偏举之名也。无政府之字面为反对政府；而含义则为反对强权，其义几无所不赅。凡反对家族，反对宗教等等，皆为无政府党人所倡导，亦为反对强权中之一种，以）之统属于无政府主义中则可，以之与无政府主义并列则断断不可。无政府主义中，尚有所谓无祖国主义（Antipatriotisme），无军备主义（Antimilitarisme），无国会主义（Antiparliamentarisme，正名均为反对祖国、反对军备、反对国会主义等）及其他等等，若必胪举之，不将曰四无、五无、六无乃至不可计量无耶？不又将以无政府中种种偏举之义一一与无政府主义并列耶？至于“二各”之名，尤为不辞，无异剧台中丑脚之谐话。“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乃共产主义之格言耳，若标其学说之名，则只可曰共产主义或共产社会主义，若执一二精理名言以名其学说，恐古今东西无此奇闻也。且既可名之曰“二各”，亦可名之曰“二所”，又亦可名之曰“二其”，岂惟类于丑脚，抑更甚于眩人之幻戏矣。或者乃曰：名固无足重轻。不知凡一学说之名，必庄重而可敬，方足以起世人之景仰，否则徒增轻亵耳。况此了无意义之名，闻者不知何指，又安能持此以相号召耶！吾今请为一简明之语以告吾党曰：吾人所主张者“无政府共产主义”也，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吾党为“无政府共产党”，简称则曰“无政府党”。吾人主义中，若偏举其一二义，则有反对宗教、反对家族、反对祖国、反对军备、反对国会等等，惟不能与无政府主义之名并列。至若一切“纯粹社会主义”、“极端社会主义”、“无治主义”以及“三无二各”等等支离可笑之名，皆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此后当相戒勿用，使之绝迹于吾党之口角与笔端。
第四部分：保卫托洛茨基主义——我们与第四国际的斗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泰德·格兰特->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第四部分：保卫托洛茨基主义——我们与第四国际的斗争 ·中国革命 ·英革共和纽伦堡审判 ·希利的阴谋 ·希利发动分裂 ·马克思主义与工会 ·斯大林主义得到加强 ·左派的弱势从1945年起，第四国际的领导和我们之间开始出现一系列新的分歧。首先，这些分歧产生于对世界形势的评估。我们明白，国际上各种势力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俄国在战争中的胜利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占领法国后，世界大战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俄国之间的欧洲战争，英美帝国主义是旁观者。实际上，英国和美国是坐在旁边观看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这场荷马史诗般的斗争。英美帝国主义错判俄国和德国会在战争中筋疲力尽，变得十分虚弱，美英帝国主义就可以乘势出手，将它们都征服，决定世界的命运。帝国主义者的这一失算，彻底改变了世界局势。 1945年，美国拥有一批新的部队，而俄国的武装部队则伤亡了2500万。然而，红军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德国人，现在驻扎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并占领了半个德国。因此，战略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对俄国人的警告，美国帝国主义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这一军事行动与打败日本毫无关系，因为在原子弹投下之前，日本已经战败，正在求和。投掷原子弹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恫吓苏联。红军在西方击溃了德国国防军后，已开始向东方的日本发动进攻。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这也违背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愿望。红军进入满洲，威胁要在十天内打败日本军队。美国帝国主义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困难。虽然他们的军事力量完好无损，而且他们拥有庞大的士兵储备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黄金供应，但他们无力对俄国的「盟友」进行军事干预。整个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热潮，以及同盟国联军普遍的厌战情绪，使他们不再出手。如果帝国主义者试图进行干预，他们的军队不会接受，他们将面临一系列的兵变。然而，国际书记处对所有这些事态发展视而不见。在1946年4月战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的先导会议上，国际书记处提交的一份文件中指出，由于苏联的软弱，帝国主义者仅凭外交手段就可以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我们在国际书记处文件中读到，俄国是如此虚弱，以至于「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在没有军事干预的情况下，仅靠美英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压力及其军事威胁，就可以进行反革命」。他们居然写出了这样的荒唐话！当我们收到这份材料的时候，我们惊恐万分，因为这表明我们的国际在政治上、外交上、战略上完全脱离现实。这是对苏联局势的完全错误的评价，苏联的实力已经大大加强，而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被削弱。现在，我们和国际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对世界经济的分歧、对欧洲将出现的政权性质的分歧；以及对阶级在整个时期应采取的战术和战略的分歧。如果你研究一下国际组织此时的材料，那就是一份破产思想的目录。他们到处看到了不景气。当然，如果不是马歇尔援助的数十亿美元的发放，就像当时科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英国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水平。当然，这将会在英国产生革命的局面。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当然别无选择，只能试图拯救欧洲和英国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英国是其在欧洲计划的坚实锚地。如果美国帝国主义被迫对欧洲的革命进行干预，他们需要英国作为一个桥头堡。所以他们首先给英国提供了大约15亿美元，帮助其支撑经济。不久之后，马歇尔援助给了西德、法国，然后是欧洲其他国家，目的是让他们的经济重新站起来。同时——作为这种政治趋势的典型特征——第四国际领导们对我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指责。我们被指责为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者」。由于我们对东欧的看法和定性，他们指责我们为「新斯大林主义者」；由于我们预测到了经济繁荣，他们指责我们为「改良主义者」；由于我们没有像他们自己那样只会盲目高喊革命，他们指责我们为「小资产阶级悲观主义者」！他们对我们的任何指控不是真正地根据材料本身进行分析和论证。诚然，在论战中，有时使用「修正主义」、「改良主义」之类的词语是正当的，但必须以科学的方式使用，而不是作为滥用的词语。如果必须反对对手的思想，那就要老老实实地、对理论忠诚地进行论辩，表明论点是错误的。但对这些人来说，这些话只是滥用的术语，是政治争论的替代品。他们永远不能原谅的是，在所有这些重要问题上，我们被证明是正确的。国际领导层在被极左主义烧伤手指后，完全转向了机会主义，然后转向了冒险主义路线。当1948年6月铁托和斯大林决裂时，他们认为南斯拉夫现在是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至少和1917-1921年间的苏联国家一样健康，也许某些地方还有一点小瑕疵。根据这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这里是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这怎么可能？没有人知道。但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论点。英革共领导层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我们解释说，南斯拉夫的政权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我们当然准备对南斯拉夫人民反对俄国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给予批判性的支持，但我们对铁托不抱幻想。在哈斯顿和我本人写于1948年6月的一本题为《斯大林-铁托冲突的背后》的小册子中，我们解释道：「目前冲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战争结束以来斯大林主义在国际战线的第一个重要裂痕。它必将对全世界共产党的基层党员，特别是西欧和英国的基层党员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是共产党内部分化过程的开始，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分裂。」「俄国官僚的权力从俄国边界进一步向西扩展，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问题。虽然暂时加强了他们的力量，但从长远来看，这将损害他们的地位。」「显然，任何列宁主义者都必须支持任何小国的民族解放和自由的权利，如果这些小国愿意的话。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将对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并从莫斯科的直接统治下获得自由的运动给予批判性支持。同时，南斯拉夫和这些国家的工人将为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像俄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那样去掌握国家和工业的管理而斗争。但在目前的铁托政权下，这是不可能的。」「要求在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巴尔干地区内，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南斯拉夫的斗争，只能是推翻欧洲资本主义政府，以及在俄国建立工人民主的斗争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与此同时，在中国，最震撼人心的事件正在发生。毛泽东正在领导农民战争，反对蒋介石这个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尽管美国人给了蒋介石大量的资金和武器，但红军却在快速推进，而蒋介石的军队是历史上逃兵率最高的军队。毛泽东的军队由一百多万人组成，农村的游击队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中国红军轻而易举地切开了蒋介石的军队——由美国武装和训练的军队。英国帝国主义派遣四艘军舰到中国进行干预的微弱企图，以羞辱性的失败而告终。红军炮轰军舰，军舰被迫在黑暗的掩护下逃走。英国人——他们是使失败看起来像胜利的专家——把「紫石英号」（HMSAmethyst）的逃亡说成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第二大事件。因此，对它采取正确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但在这里，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也很失败。他们只是重复了托洛茨基在战前的立场，当时他认为毛泽东会背叛他的农民基础向蒋介石投降，并与城市中的资本主义份子融合，从而导致「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第四国际领导人们的整个分析方法是极端荒谬的。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坎农等人仍然坚持认为，毛泽东绝不会越过扬子江。等到会议结束时，毛早已过江，并粉碎了蒋介石的军队。早前与第四国际决裂的沙赫特曼，拿坎农对中国的「观点」开了个玩笑：「是的，毛泽东想向蒋介石投降。唯一的问题是毛泽东找不到蒋！」即使在毛泽东上台后，第四国际的领导层也说这个政权还是资本主义的。他们居然一直到1950年代中期还保持着这个立场！ 1949年1月，在毛泽东上台之前，我们就预测到了会发生什么事。鉴于世界力量的平衡，中国资本主义的破产，以及苏联的背景，毛泽东通过把土地分给农民，依靠农民以扭曲的方式进行社会革命，取得了胜利。鉴于当时工人阶级的被动和压抑，中国唯一的道路就是建立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政权。正如我当时写道：「虽然革命家们应该支持中国封建主义的消灭，但必须强调的是，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只会骇人地扭曲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他们不会带来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像蒋介石那样残酷的极权主义政权。与东欧各国政权一样，毛泽东将把苏俄视为他的典范。毫无疑问，这将取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但是，工人和农民群众都会发现自己被共产党官僚所奴役。」「中共斯大林主义者们的政权，正在收编封建军阀、资本主义分子和乡镇上的传统官僚，他们将占据特权和权力。」「在这样一个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由于未能将土地国有化、农民之间的大规模分化（如在俄国革命之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间所见），以及从事贸易甚至轻工业的资本家，可能为资本主义反革命提供基础。必须记住，由于中国的发展较为落后，中国无产阶级对农民的影响，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国的情况要弱。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资本主义分子相对较弱，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仍然存在一段时间。基于工人和农民不会拥有任何民主的控制权，而且极权政府会对其施加旧政权的亚细亚式野蛮和残酷手法，反革命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衰退的历史趋势，中国资本主义分子更可能会失败。世界帝国主义的衰弱在此可见：在1925年至1927年，他们有能力直接干预、摧毁了当时的中国革命，今天他们却只能无助地目睹蒋政权的崩溃。」鉴于中国独立的民族主义官僚机构的发展，我们预测它也会与斯大林发生冲突。文章继续道：「不过，斯大林很可能会面对一个新的铁托。」。这将在195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中苏冲突中出现。文章最后说：「精明的资本主义评论家已经在猜测这一点，尽管他们从中得不到多少好处。毛泽东政权将坐拥4.5到5亿人口，以及其潜在资源的强大基地。他在早期阶段当然也会受到国内广大群众支持。随之而来的中俄冲突，应该会帮助世界工人阶级了解斯大林主义的真正本质。」稍后的1949年2月，英革共中央委员会成员戴维·詹姆斯（DavidJames），对于我们面对中国和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件的分析提出质疑，并发表了一份题为《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一些评论》（SomeRemarksontheQuestionofStalinism）的内部文件。这次讨论起到了澄清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特点，并回答了对领导层立场的一些疑问。我就这个问题给詹姆斯写了一个答复：「詹姆斯同志在这里犯的错误，是假设一旦我们确定了阶级基础，问题就会很简单，所有明显的倾向都必须是敌对阶级利益的直接反照。但他只需问自己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与铁托的斗争中代表什么阶级？既然詹姆斯根据定义承认政权的阶级基础『基本相同』，铁托又代表什么阶级？难道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与俄罗斯的工人阶级正在进行斗争？这显然不太对劲。」「首先在这问题上，我们得讨论詹姆斯对托洛茨基的引用。托洛茨基的确是认为官僚阶层的不同部分，往往会反映阶级利益，其中一个派别跟着无产阶级走，另一派别跟着资产阶级走。布田科（Butenko）投奔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他没有代表俄罗斯内的任何社会团体，而只是没有根基的孤立案件。来士（Reiss）代表了无产阶级派别，因此加入了第四国际。托洛茨基确实设想了，危机时期会分别发展出强大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潮流——在阶级势力的压力下，官僚将会出现分裂。但他所预期的分化，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并没有发生。但托洛茨基确实提出了其他的更加切题的论点，其中明确地解释了官僚内部（或者像我们现在所辩论的话题：不同工人国家的官僚之间）的斗争到底代表了什么力量。我们在这里指的是乌克兰。」「托洛茨基指出，当乌克兰的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被清党之后，在民族共和国身为部门领导的斯大林主义官员，其中有九成随后被监禁、流放和枪毙。他们与斯大林代表的是不同的阶级吗？当然不是！他们反映了乌克兰群众因反对大俄罗斯官僚实行的民族压迫而表现出的抗议和不满。乌克兰群众不光以工人和农民的身份而受到官僚的压迫，而且也以乌克兰民族的身份而受压迫。因此，在乌克兰有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这不局限于乌克兰。在苏联所有受俄罗斯官僚压迫的民族共和国中，也进行了同样的过程。所有这些共和国的国家官僚们都或多或少对大俄罗斯官僚充满怨恨。在这点，他们被本国人民反对沙文主义官僚集中倾向的普遍仇恨情绪所感染。据托卡耶夫（Tokaev）上校在《周日快报》的文章，在二战期间，克里米亚、高加索和其他一些民族共和国发生了全国性的起义。战后，大俄罗斯官僚使用的惩罚这种「不忠」行为的方法，是把克里米亚及其他地区的国民共和国的全部人口驱逐出境，并把共和国解散；这一举动单从字义来讲，都算是违反了斯大林自己制定的宪法。显然，这是为了警告其他共和国不要离叛。」「这才是与南斯拉夫正确的模拟。在乌克兰的清洗中，托洛茨基解释了这涉及的问题不是不同阶级立场，而是不同国家民族受官僚压迫的情况。乌克兰的斯大林主义者并不代表布田科的派别，也不代表来士的派别。他们想要的是更多的自治权，让乌克兰人对共和国的国家命运有更多的控制（事实上仅代表乌克兰官僚自己的权力）。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竟然仍然会出现这种性质的民族斗争，仅仅显示了革命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被倒退了多远。（这里让我们补充一点，列宁凭借其远见卓识的国族政策，令人惊讶地事先提出了这个可能性：即使在废除资本主义之后，不同民族之间仍然会发生冲突。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期望将会存在着很长时间，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这将构成一个重要课题。）」「可以说，在南斯拉夫和东欧，斯大林试图实施类似于苏联共和国的官僚政策。在南斯拉夫的唯一区别是，俄罗斯的官僚没有像在其他卫星国家那样对国家机器有如此牢固的控制权。当然，这是因为在其他国家，苏联红军的进军摧毁了资产阶级政权并触发了群众的运动；而在南斯拉夫，铁托却在击退德军占领之前就有了自己的群众基地并建立了自己控制的国家机器。红军协助了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解放，但毫无疑问，和其他卫星国家的情况相比，铁托更受群众的欢迎，更有大众基础。在南斯拉夫人的眼中，他们从德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是在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因此，斯大林试图将南斯拉夫完全从属于莫斯科官僚的努力遇到了当地官僚的抵制，他们有足够自信会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此不同的是，其他卫星国家的政权认为有必要依靠莫斯科官僚，因为担心如果和莫斯科发生冲突会动摇自己的政权。」「斯大林难以在南斯拉夫实施类似对付乌克兰的方案，甚至无法实施类似对付波兰的伪独立的方案（波兰有句笑话说，西伦凯维兹（Cyrankiewicz）想休息一晚去看电影都得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宫报备）。斯大林试图干涉南斯拉夫，结果却是史上第一次斯大林的走狗被捕而不是反之。这就好比假设乌克兰斯大林主义者拥有自己的国家力量和群众的支持，独立且强大到足以反对俄罗斯的联邦内务部（MVD），等国家机器。在此基础上，他们本可以抵制莫斯科官僚想要他们完全从属的要求。」「这就解释了托洛茨基为什么认为民族问题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他提出了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苏维埃乌克兰的要求。乍看之下，这似乎与把全欧洲统一在社会主义联邦国之下的战略相冲突。从纯教条主义的角度来看，乌克兰和大俄罗斯群众的敌人似乎是相同的，任务再简单不过，是在一个统一国家的范围中，把他们向往民主控制的斗争融合为一。但仅仅找到阶级基础却不是答案。乌克兰官僚的阶级基础与俄罗斯官僚的阶级基础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他们彼此却发生冲突，而胜方会蛮横地处死败方。」「同样地很明显，铁托的暂时胜利这一事实，并不代表他变成了一个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就像乌克兰官僚不算是无意识的托派。」「斯大林主义官僚的专政间接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统治。为了使苏联恢复健康，一场新的革命，一场政治革命，是必要的。其经济基础将保持不变，当然政治革命的社会影响将导致整体经济计划、收入分配、文化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如法国的情况——资产阶级独裁政权需要通过革命才能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俄罗斯也同样需要通过革命才能将官僚极权主义政权转变为真正的民主政体。法国的政治革命导致了深刻的社会变化——不同的收入分配、生产力更加自由的发展、文化等。但该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同样的，在俄罗斯阶级基础将保持不变，上层建筑将发生变化。在这方面，我们与詹姆斯有共识。但南斯拉夫呢？」「在斯大林主义的早期阶段，俄罗斯工人政权堕落的过程是无意识地进行的；而同样的过程在南斯拉夫却是半意识，甚至是有意识地实施的。铁托政权十分类似斯大林政权在1923年至28年的情况。借鉴俄罗斯的经验，可以得出明显的结论：如果没有民主，反对派无容身之地，政权是极权的，那么发展的步骤将会和俄罗斯相同。这发展恰恰不是铁托或斯大林个人心理的问题，而是由社会中运作的不同倾向的无情利益所驱使。」「国家政府作为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结构凌驾在社会之上，必然倾向于形成有特定思想习惯的群体，他们善于指挥，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特权。其趋势是凝结一层有自己利益观点的阶层，其观点不同于它所代表的阶级。这在国家接管生产数据的情况下尤其突出；社会的唯一指挥层是官僚。马克思和列宁强调群众必须保持对国家或半国家的控制，是因为如果没有群众的控制，就会产生新的有特殊的运动规律的趋势和倾向。」「如果从理论上讲（把斯大林政权从世界关系和社会内部矛盾抽像地孤立出来），这样的阶层可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一名西伯利亚斯大林主义高官的保守预计是1000年）——这仍然无法导致社会矛盾的改善或国家政府无痛地从社会上自行消亡。社会进化、社会阶级和阶层的所有发展规律，都否定了这一可能性。这种社会不仅不会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反而如果受官僚任意支配，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人分三六九等的奴隶国，就像杰克·伦敦（JackLondon）在小说《铁蹄》中描绘的寡头统治一样。」「社会主义不是自动地从生产力自身的发展中形成的。如果社会的变迁纯粹是生产力得到发展后，社会会自然而然地变化的话，那么从一个社会形式到另一个社会形式的转变就不需要有革命。正如多次解释过的那样，单靠生产力的国有化并不会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否则俄罗斯就已经算是社会主义了。一旦官僚赢得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就永远不会自愿放弃其特权地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会创造新的需求，并为官僚处置其利益盈余开拓新的空间。这表现在随着俄罗斯生产力的发展，官僚会成为越来越贪婪和世袭的阶层，而不是反之。（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的问题不是不可避免的群众反抗运动，官僚主义的昏庸造成的矛盾，必然会导致社会爆炸等。这问题需要别处进一步阐述。）」「俄罗斯的堕落并非偶然。当无产阶级掌控权力时，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演变的方向是朝向消灭国家和建立共产主义。当官僚掌控权力时，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演变的方向不是朝向自愿地消灭国家和建立共产主义，而是朝向官僚巩固自己。条件决定意识。铁托和毛泽东的手段、组织、视野及意识形态与俄罗斯斯大林主义者的方法、组织、视野及意识形态是相同的：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相反——他们的基础是极权主义官僚制。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批评了铁托的「土耳其式恐怖」，是有根据的。当铁托面对一系列的指控：党代表大会的讨论是一场闹剧，没有人敢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甚至因为怕立即被捕而不敢投反对票，党内和国内是独裁统治——他唯一的反驳是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评和左翼反对派在1927年苏共大会的批评划了等号。」「南斯拉夫的现状和左翼反对派对苏联政权的描述是一样的，几乎一字不差，唯一的区别是1927年的俄罗斯和今天的南斯拉夫相比，有过更多的来自以前的残余民主。至少在他们被驱逐之前，反对派被允许在代表大会提出自己的立场，斯大林还没有发展出彻底极权主义的镇压手法。党内还有布哈林派等派系。斯大林仍然不知道他将会走哪条路。铁托已经全盘承袭了波拿巴主义统治的组织、意识形态、手法。」「斯大林和铁托政权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后者仍处于早期阶段。在俄罗斯官僚推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大众的初期热情反应，和今天南斯拉夫的热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斯大林只能通过越发肆无忌惮的恐怖来统治，而铁托则目前可能仍然保有南斯拉夫绝大多数人口的支持。但这不是根本性的分别，而是节奏和群众经验的问题。」再者：「倚仗无产阶级的斯大林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权衡在对立阶级之间，从而为自己的利益加强自身。我们已见这是如何在东欧实现的。眼前中国也有类似的过程进行中。革命性马克思主义趋势绝不可能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正是因为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需要确保群众的动员是独立自主的；而反之，斯大林则不会顾忌这些。斯大林主义与资本家建立联盟的前提是当资产阶级完全被挫败之后，以便利用资产阶级来反对工人起义这一隐患。因此，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提议的联合政府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胜利甚至存活。这会被用来争取喘息的空间，以便模仿莫斯科的蓝图来组织斯大林主义、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机器。这根本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国家或半国家——作为群众自发武装的组织——而是一个与群众分离的国家机器，完全独立并凌驾于大众之上，成为压迫工具。」「显然，中国运动的活力源自于『经济的最迫切的内因』。然而，一个真正的革命性、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在落后国家会从无产阶级中汲取力量，在其后会凝聚农民群众；相比较，毛泽东则依赖农民，且不但指望现阶段无产阶级会是被动的，还更无情地镇压任何敢于独立地对抗资产阶级的无产者。在以后的阶段，毛泽东在需要反对资产阶级时会调动无产阶级，随后又会背叛并无情地镇压他们。从这方面讲，更确切地说，毛泽东像铁托一样是个有意为之的斯大林主义者，有意识地采用了许多波拿巴主义的伎俩，而不是像斯大林当年必须自己摸石过河。」「虽然国民党的军队在面对斯大林主义者的革命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号召时就马上散架了，但有件事是清楚的：毛泽东的宣传计划的目的，并不是革命动员无产阶级和组织苏维埃。这也没指望通过工人自觉主动的方式来推翻城市里的国民党政权。相反，他的策略是无情地粉碎任何工人争取主权的动作。拒绝动员群众的意图并非偶然。这表达了对现阶段城市群众运动的恐惧。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区别，没有比这更鲜明的证据了。马克思主义是基于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有意识的运动；波拿巴斯大林主义则会在阶级之间操纵，并利用大众的革命本能来满足新生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两者之间划着无法逾越的鸿沟。」「毛泽东政权将遵循其他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模式。在巩固自己后，它将成为军警独裁政权，并继承俄罗斯政权所有其他方面的恶习。这种迹像已经可见端倪。」[1] 国际的「理论家」们在中国和东欧新政权的阶级性质问题上纠结不已。按照他们的说法，在南斯拉夫有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在东欧其他地区有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俄国有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这种立场是绝对无可救药的。即使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完全不连贯的，更不用说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了。然而，对于所谓的第四国际领袖而言，缺乏一致性不是问题。他们只是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这是一种完全不诚实的方法，没有表现出任何论证的过程。在1946年的一次会议上，当我们向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代表提出托洛茨基预言十年内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组织将一个不剩的问题时，他说：「别担心，同志们！托洛茨基在1938年预测的事，还有两年的时间可以发生。」这就是他们对事件的理解水平。如果处理得当，对这些问题进行坦诚的讨论，可以提高国际组织干部的政治水平。但是，这就会损害领导人的威信。他们为了个人威信的考虑而牺牲了理论原则，这说明这种政治趋势是完全破产的。事实上，第四国际没有成功地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趋势组织，这是幸运的。在工人阶级的群众政党中，这些「领袖」以其破产的态度和政策，将会很快导致一个又一个的灾难。事实证明，曼德尔、坎农、弗朗克、巴布洛等人荒唐又滑稽的行为，在一大部分的工人眼里只是给托洛茨基主义抹黑。他们把错误的政策和季诺维也夫式的组织方法致命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破坏了托洛茨基所建立的运动，并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存在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小势力有机会建立一个正确认真的基础之前，就把它们破坏了。在英国，我们正在教育我们的干部，通过认真地对待所有出现的理论问题，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然而，在组织内部，希利开始了他的破坏活动，首先是作为坎农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理人，然后是作为巴布洛的代理人。就所谓的国际而言，希利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仆人，他完全按照国际领导层的意思来让他做什么以及说什么。在所有这些关键问题上，都可以依靠希利来提出他们的政治路线，以试图建立一个反对哈斯顿-格兰特领导层的小集团。在政治问题上，希利没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例子，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1946年，同志们讨论了红军——以及盟军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占领问题。英革共坚定地支持包括红军在内的所有占领军的撤离，并支持民族自决权。那时已经开始在希利周围集结的派系提出了这样的立场：我们必须支持帝国主义军队从占领区撤出，但不支持红军撤军，因为这是工人国家的军队等等的理由。希利在组织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斗争，并由于我们所采取的立场而称我们为「修正主义者」。国际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所以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给巴黎的国际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要求得到紧急答复。恰好在国际书记处的这封信到达的那天，我们邀请了希利和他的一个叫约翰·戈夫（JohnGoffe）的支持者，到政治委员会讨论一些组织问题或其他问题。当着希利的面，米莉·李报告说，有一封信从巴黎寄来，并向委员会正式宣读了这封信。这是一张简短的便条，内容如下：「关于李同志1946年5月7日来信提出的关于解释《宣言》中有关红军的一段话的问题，国际书记处将在几天天内作出政治答复，具体说明我们的立场实际上必须是——『赞成包括红军在内的一切占领军的撤退』，从此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含糊。」很自然，我们都看着希利。毕竟，他已经对我们所谓的修正主义立场进行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激烈斗争。希利的脸色变得像床单一样白。他举起双手说：「好吧，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了。」戈夫仍然保持沉默——在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一言不发。[2] 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当然这个共识是那封电报所命令的——就像共产国际的代表们通过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收到行军命令一样，没有任何解释。如果书记处给我们一个论点，或者至少有一份10页、20页或30页的文件，你至少可以说希利已经被这个论点或文件所说服了。但国际书记处的信只是简单的几行字！坎农-巴布洛领导层所从事的方法，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方法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不是在政治基础上形成集团，而是在组织性算计的基础上而集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伦敦的政治傀儡希利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宣布我们现在立即达成了协议，没有一丝犹豫，甚至没有做过任何思考。的确，不需要做任何思考。当巴黎的中心说转向时，希利就转向了。希利的行为使在场的每一位政治委员会成员感到厌恶。这一事件说明了这种政治趋势的腐败内涵，也清楚地表明了国际书记处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真正想建立的组织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在其他国家想要的是那些在他们面前俯首称臣的人，毫不怀疑地接受他们的智慧之言，彷佛他们所说的话是出自神谕之口。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方法。用这样的手段，你只能打造出政治殭尸——像希利这样的人。他们对国际的概念，即使在那个阶段，也完全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概念，以及第三国际最美好的时代的传统背道而驰。我们在《内部公报》中写了一份关于此事的声明，其中指出：「显然，在上述条件下，与我们少数派同志的政治讨论就会沦为一场闹剧。我们无法认真地与一个对手讨论，因为他不仅毫无动机地、在一瞬间就改变立场，而且还否认他曾经持有这些立场。成员中已经开始出现厌恶和冷漠的情绪，他们宁愿远离集体，也不愿把时间浪费在这种闹剧式的讨论中。」「因此，我们呼吁少数派中所有具有任何革命正直感的成员，与这些可恶的方法作斗争。我们还呼吁党内的所有成员去营造必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式的氛围氛，让他们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党内的变化和转变负责，以便使我们的队伍中不可能使用这种可恶的方法。」[3] 但这些话都没被听进去，希利少数派还是像以前一样继续他的阴谋。英革共和纽伦堡审判在尼思补选运动之后，我们发起了一场关于纽伦堡审判（NurembergTrials）的重要运动，并试图揭露斯大林主义者。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内，同盟国开始对纳粹匪徒进行审判，以便将战争的全部责任推到他们的身上。英革共立即将其视为揭露莫斯科大清洗罪行和陷害的大好机会。在斯大林的公开审判中，托洛茨基派和所谓的「托派」，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等红军将领，都被斯大林陷害和杀害。纽伦堡审判将使我们有机会揭露托派份子是纳粹特工的谎言。最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能够要求托洛茨基和那些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丧生的人恢复名誉。在适当的时候，这场运动还将揭露那些无耻地支持莫斯科审判的人——像《新政治家》杂志的金斯利·马丁（KingsleyMartin）这样的职业骗子，以及整整一层的工党领袖，他们为了他们与斯大林主义的人民阵线，顺应着后者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因此，我们召集了一个由知名人士、知识分子和一些工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并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在纽伦堡审判中，向被告提出有关他们与托洛茨基的所谓「控诉」的问题。我们主张对莫斯科审判中关于托洛茨基曾是德国法西斯主义代理人的指控进行彻底审查。我们给工党首相艾德礼写了一封信，我们收到了他的书记的回信，说我们的建议被注意到了。在纽伦堡审判进行的同时，我们进行了几个月的运动。最后，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娅·塞多夫（NataliaSedov）应该被允许在审判中审问纳粹高层的被告，因为她也直接被卷入了诽谤，应该有机会为她的丈夫平反。即使在组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开展了一场相当成功的运动。每一期《社会主义呼唤报》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们在劳工运动中大力开展运动，筹集了大量资金。我们还得到了著名作家、费边社会主义者H·G·韦尔斯（H.G.Wells）的支持。他对此功不可没，特别是考虑到过去托洛茨基对他的猛烈攻击。韦尔斯和其他一大批作家和知识分子对这场运动给予了宝贵的说明。我们相信萧伯纳可能从来没有收到过我们运动的材料，无论如何，他从来没有回信，这不像他。他总是很有礼貌，至少会回复。所以我们想，他可能有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书记，因此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材料。《党的组织者》（1946年9月）指出：「党开展的纽伦堡运动，是我们在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莫斯科审判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著名知识分子签署的宣言产生了国际影响。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支部也开展了这场运动。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在共产党的会议上散发了4万份传单，并就这一问题向一些工会支部发表了讲话」。如上所述，我们为这场运动赋予了劳工运动的色彩，并在工会支部提出了这个问题，呼吁将决议送交唐宁街和全国工会会议。我们甚至给共产党写了一封信，邀请他们参加，因为我们确信，为了真相，他们会愿意协助！我们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出，但是，正如我们所料，共产党是不会同意的。我们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出，但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我们没有得到答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利用这一事实来对付他们。在我们有同志的工会支部里，我们把共产党员问了个底朝天，问他们的党为什么不准备支持这场运动。国际的其他支部，包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以及南美支部，都转载了《社会主义呼唤报》的材料，并按类似的方针组织了自己的委员会。不可思议的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却保持沉默。他们没有组织任何这样的运动。法国同志说，美国人没有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与英国支部的政治分歧。这完全是小孩子气。在纽伦堡审判接近尾声时，工人党的沙赫特曼承接了这场运动，使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陷入了窘迫的境地。沙赫特曼开展了一场热情洋溢的运动，在托洛茨基的平反问题上转载我们的材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失败，真正地显示了坎农处理政治的方式。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坎农无疑是一个工人领袖。然而，他没有必要的理论深度，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没有。你无法想象列宁、托洛茨基，或者马克思、恩格斯，又或者卢森堡，会关心他们个人的声望——或者让个人的声望影响他们的政治判断——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如果托洛茨基还活着，他就会立即开展这场运动，并对社会主义工人党进行严厉谴责。美国支部的行为是当时国际上已经普遍存在的一种病态的表现。希利的阴谋与此同时，在英国的幕后，围绕着希利、库珀和戈夫的小集团，认为摆脱英革共的领导是他们的「国际主义责任」。在美国人的支持下，作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希利的派系将争取成为趋势组织的领导。当时，原本站在希利一边的约翰·劳伦斯，因为我们让他在威尔士做了专职召集人，所以过来找我们。劳伦斯有一定的能力和天赋，我们以为他在专职的情况下会发展自己的才能。但事实证明，我们错了。他缺乏真正的体力或抗压迫性质耐力，而且被悲观的情绪所感染，现在开始影响到某些层面。希利和他的集团现在试图抓住每一个歧见，来发动与既有领导的斗争。不久，他们偶然发现我们在战后影响某些行业的裁员问题上的立场，并利用这一点来组织反对派。显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趋势在原则上是反对工作场所的裁员的。要千方百计抵制这些攻击。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当老板对工厂实行裁员，而又别无选择的时候，积极份子就有责任捍卫工作场所的工人组织。任何转移劳动力的尝试，都只能在工会的控制下进行。如果一个工厂要裁员，那么就应该先裁掉非工会成员，然后再按资历进行裁员，即「后进先出」。这样的纲领可以防止老板执行伤害工会斗士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以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总是把持原则性的立场。例如，托洛茨基在《英国向何处去？》中解释说，在任何工厂中都要保护有组织的工人。他甚至提出，不仅要把非工会会员开除出工作场所，甚至要把拒绝向工党缴纳政治征费的工会会员开除出工作场所。他把后者说成是政治工贼，也应该以工贼待之。当我们向希利和他那伙人解释托洛茨基的立场时，他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仍然坚持说我们错了，说我们放弃了过渡纲领等等。当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立场与我们类似，提出如果必须裁员，我们必须保护工会组织，非工会成员必须首先离开。这一直是美国和英国运动在裁员问题上的传统。但是，尽管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我们的立场相同，但在我们与希利的辩论中，他们却绝对保持沉默。他们让他们在英国的走狗在这个重要的基本立场上横行霸道，再次显示出他们对原则性问题的季诺维也夫主义态度。希利是坎农一个非常合适的傀儡。他既没有原则，也没有顾忌，但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希利的阴谋诡计使他多次被我们的组织开除。每次希利被开除后，我们都会把他带回来，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违背了基层成员的意愿。我和哈斯顿对允许他重返组织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认识到，希利有组织能力，我们想利用这种能力为运动服务，我们对这些问题从不采取个人态度。我们要为这种宽容付出高昂的代价！在1944年至1947年期间，在与英革共领导层的斗争中，希利至少要提出一百种不同的意见。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他都不关心这些问题本身。他只是急于找到一些关键问题，以便在组织内激发一些反对我们的集团。在所有这一切中，希利对国际领导层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并在以国际领导层取代英革共领导层的斗争中，得到了他们互惠的支持。希利的结党营私派系行为，尤其得到了他的老朋友弗朗克的鼓励和协助。尽管托洛茨基严厉警告第四国际不能让弗朗克归队，但弗朗克还是设法在国际书记处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找到了生存方式。他现在发现领导层对他有好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开始扮演「理论家」的角色，成为在国际之间打入主义的主要阐释者。这种战术在当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但希利抓住了它，看看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响应，不用说，他得到了国际书记处的全力支持。起初，弗朗克赞成将英革共打入独立工党。于是，希利提出了我们立即加入独立工党的要求。我必须说，当这一要求被提出来时，大多数同志都一笑置之。正如前面所解释的那样，我们在政治上控制了独立工党在东北地区的两个分部。当这些同志听到关于英革共应打入独立工党的建议时，他们绝对是惊恐万分。当然，这些同志没有一个人准备支持这样一个神奇的想法。战争结束后，独立工党领导人立即申请重新加入工党。他们和平主义式的反战立场并没有带来他们预期的巨大收益。英国没有出现巨大反战的反应。相反，绝大多数民众完全支持这场战争，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在许多方面，独立工党在这一时期面临着和英革共一样的孤立。由于工党政府的措施，工人阶级内部的改良主义幻想越来越多，并被他们的日常经验所强化。因此，感受到现实的冷酷，独立工党的领袖们想回到温暖的家投奔工党。布罗克韦在与莫里森的讨论中提出了独立工党归属工党的问题。显然，莫里森告诉布罗克韦，工党需要一个左翼。工党的右翼总是需要一个左翼，作为抵御工人阶级愤怒的一种盾牌。莫里森说，他赞成独立工党加入工党，并确信他能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当然，假如独立工党被工党建制认定为「托派」，那上述安排就不可能发生。为了证明独立工党不是「托派」或革命派的，布罗克韦安排了我们在达勒姆和诺森伯兰的独立工党同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不幸的是，布罗克韦发现他重新加入工党的计划被独立工党队伍所中滋生的宗派主义所阻挡。虽然他和独立工党其他领导层急于加入工党，尤其是马克斯顿和麦高文不想失去自己的席位，但大多数党员都反对重新加入工党。但布罗克韦等人太着急了。在这个问题上败下阵来，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获得多数席位。他们干脆跳槽进入了工党。反结盟派，如东北地区的泰德·弗莱彻（TedFletcher）和同为国会议员的查尔斯·洛克兰（CharlesLockland），他们尽可能地坚持了下来。但他们也感受到了客观形势的冷酷。于是就有了一个慢慢瓦解的过程，一层又一层的人脱离了独立工党，加入了工党。独立工党的残部作为一个改良主义、宗派主义和中派主义的混合体，最后只能沈沦于工运的边缘，靠过去遗留下来的（相当多的）资源过活。英革共现在发现自己的处境是艰巨的。客观条件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在战争期间，数以千计的工会会员定期阅读《社会主义呼唤报》。可能有数千名共产党员也在定期阅读我们的材料。然而，我们在战争期间所影响的数千人，甚至可能是数万人，现在却陷入了冷漠。他们说：「工党有在做事。工党政府正在执行其纲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英革共？」自然而然地，我们报纸的销量下降，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情势险峻。另一方面，那些过去不顾领导层的谎言而同情地看向我们的共产党工人，现在却指着中国、东欧和俄国的辉煌胜利说：「你们的理论完全不可靠，共产党正在进行革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我们处于托洛茨基多次描述过的那些不幸的处境中的一种。他在1934-1935年的文章中解释说，虽然在1923年至1933年的十年间，俄国的左翼反对派在所有关键问题上都有正确的立场，但左翼反对派还是被客观情势粉碎了。由于俄国和国际间事态的发展，左翼反对派被孤立和打败。同样地，布尔什维克党也因为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而濒临瓦解。在1908年至1910年间，布尔什维克们沦为一小撮人。俄国本身的黑暗反动时期，不可避免地孤立和粉碎了革命运动。这就说明了客观形势与主观因素——党和领导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托洛茨基在《逆流而上的斗争》一文中所解释的那样：「群众不是靠预言性的理论观念来教育的，而是靠他们生活的一般经验来教育的。这是最经典的解释——整个形势对我们不利。在阶级觉悟上，在情绪上，在群众的感情上，必须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将使我们有机会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他又说：「时代潮流对我们不利，这一点很清楚。我记得1906年到1913年俄国的那段时期。也出现了反动。在1905年，我们有工人和我们在一起——在1908年甚至在1907年开始了大反动。」[4] 英国虽然没有经历像俄国1908-1910年那样深刻的反动时期，但也经历了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同样起到了孤立革命势力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所提出的问题是要坚持我们的势力、捍卫基本的思想、提高我们能够给予影响的人的理论水平。在战后期待革命发展的同志中，难免会出现一定的失望和幻灭。取而代之的是，工人阶级的旧有领导层反而背叛了革命，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正在冲击着我们的运动。战争期间，英革共没有独立的印刷厂。工人国际联盟的老式脚踏印刷机在战争中被炸毁了，印刷机要买也买不到。我们在资金充裕的时候，曾想向印刷商买一台印刷机。事实上，老板曾同意给我们51%的折扣，但不幸的是，他的会计建议他不要这样做，所以他拒绝了我们。当时我们准备给他一大笔钱，但那个人不肯，我们也没办法让他改变想法。后来，我们也没钱买了。我们的收入在许多方面受到影响。以前比较有钱一点的同情者不再愿意捐出大笔资金。报纸和《工人国际新闻》的销售量也在减少。这给同志们增加了压力，他们发现销售越来越困难。我们开始了失去更多的同志比我们招募进来的还多的情况。这是我们队伍的萎缩时期。到了年中，《党的组织者》指出：「党被迫在组织消费上进行删减。根据战后的总趋势和收入的下降，器材费用与组织的增长和发展速度不成比例。有5名专业人员被从工资单上除名——2名来自中央，3名来自外区。」（1946年9月）《社会主义呼唤报》的发行量下降到每期1万份左右。虽然条件越来越困难，但我们仍然保持我们的活动。我们继续取得了一些小的收获，但不再像战争期间那样有规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这里和那里找到比较有想法的工人。1946年到1947年之间，数字显示我们增加了40名同志，失去了48名同志，使我们的成员达到336人，其中有60名同志在工党内工作。在1947年向我们组织的全国会议提交的组织报告中显示：「纽卡斯尔、利物浦和威尔士都有损失。」同志们被迫停止出版《工人国际新闻》。当时的全职专业人员是：泰德·格兰特、哈斯顿、希顿·李（威尔士）、罗伊·特尔斯（格拉斯哥）、和乔治·史密斯（营业管理员）。无薪专业人员是米莉·李、汤姆·赖利（TomReilly）和乔治·诺泽达（GeorgeNozeda）。我在一篇比较1929-1931年工党政府与前一届政府的文章中分析了这一情况，这篇文章发表在1947年10月的《社会主义呼唤报》：「1929年的情况和现在的环境之间的显著区别是，在前者，工党内部在内政问题上形成了强大的反对派，这在工人的生活中具有可怕的紧迫性。在前一任工党政府中，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和平主义的蛊惑基础上的，并且基本上得到了『左派』的认可。如今，在工党和议会，党内形成的微弱的反对派只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发声。但是，由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软弱无力，导致它被迫从印度撤出，部分从埃及撤出，现在政府又宣布关于准备从巴勒斯坦撤出，外交政策上的反对派就崩溃了。此外，一个反对派虽然主要局限于外交事务，但不能希望吸引广大群众对右翼的支持。因此，右翼工党领导人由于英国的软弱，能够以『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冒充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者』，与丘吉尔和前几届保守党政府，甚至前几届工党政府的公开的帝国主义政策不同。」「政府关于内政的政策基本上得到了所谓的反对派的赞同——这与前一届政府中工党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有启发性的事件是已故的独立工党党员的马克斯顿的不同态度，他热烈欢迎第三届工党政府的政纲及其建议的立法。」「自工党政府成立以来，『左派』在过去两届工党大会上的崩溃，特别是在上一届工党大会上的惨败，绝非偶然，而是源于事态的客观发展。与前几届工党政府相比，左派的支持率远远没有得到提高，而这一时期，即使在美元危机期间，工党右派的领导力也得到了加强。这反映了近两年来的群众意识。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内，左翼改良主义或中派潮流是在阶级深层反对右翼领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内的发展规律。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工运内部的反对潮流是不会蓬勃发展的。『领袖』是由基层的压力来推动的。因此，国家的进程就会通过在议会内部和群众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领袖反映出来。在没有发生深层次的分化过程的地方，『反对派』只有摆出最微弱姿态的余地。」只有在发生巨大事件的基础上，情况才会发生变化。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困难的局面正在我们的队伍中产生影响。所谓的国际领导层，特别是希利，正试图利用意料之中的失望情绪。像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开始寻找奇迹或一些快捷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并提供走出这种僵局的途径。然后，弗朗克——昨天的莫利尼耶派（顺带一提，他曾幻想我们真的会在尼思补选中赢得这个席位），给希利提出了英革共加入工党的想法。希利发动分裂希利在组织内就所有其他问题上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后，开始敲响了立即加入工党的鼓声，而且鉴于当时的气氛，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得到了呼应。特别是在组织内那些摇摇欲坠、日益疲惫和失望的阶层中，情况更是如此。这些阶层开始把加入工党看成是一种万灵丹，这个想法开始获得一定的支持。在东北地区，T·丹·史密斯（T.DanSmith）和其他几个独立工党的人都到了希利的阵营内。史密斯实际上是被工党吸收了，他在工党中走向了右派，在议会中获得了决定性的地位，并最终在一起巨大的腐败丑闻中获得了全国性的糟糕名声。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支部中。那些已经疲惫不堪，实际上正在走向改良主义，甚至完全退出运动的同志，在工党入党的口号中找到了追求自己意向的美妙借口。所以，虽然过去希利和他的支持者只是极少数，但现在他首次能够在英革共内建立一定的基础。我们在讨论中解释说，这种立场是完全错误的。客观地考察这个问题，很明显，托洛茨基所归纳的典型的打入条件，无论何种形式，都是不存在的。这些条件是革命前夕危机的发展，资本主义政权处于死胡同内，以及工人阶级的激进化。这又会在工党内部反映为群众性左翼的发展、中间派政治趋势的增长、工党官僚机构的削弱，以及革命趋势迅速发展的可能性。当然，在工党政府选举之前，由于战争的原因，在选举之后刚刚出现了一定的激进化，这源于工党政府最初采取的措施。但这肯定不是托洛茨基所说的激进化，甚至不构成打入改良主义组织的典型条件的开端。此时的工党内部生活处于非常低潮的状态。工党内部不但没有出现危机四伏的情况，反而大大增强了改良主义的控制力。党被一个充满自信、勇往直前的右翼牢牢地控制住了。它被一个强化过并更加强大的官僚机构牢牢控制。这在战后初期尤其如此。这是有客观原因的。与我们所预测的相反，改良派实际上正在进行改革。从工党基层党员的角度来看，改良派的领导层似乎正在执行一个基础工业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纲领。当然，作为革命家，我们知道政府只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进行某种制度的重组。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这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纲领。但工党的成员和支持者并不是这样看的。工党政府的第一项行动是废除了1927年由保守党在总罢工失败后所提出的反工会的《劳资争端法》。他们还提出了国民健保署（NationalHealthService），首次提供了普遍的免费医疗服务。与战前的大萧条相比，当时出现了充分的就业，生活水平开始提高。这些因素影响了工人的观点。工人阶级对工党政府的信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1948年，工会联盟（TradesUnionCongress）和工党大会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需要采取「撙节措施」来协助政府，包括冻结工资。希利等人明知如此，却企图粉饰太平，提出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希利现在坚持认为，由于英国马上面临着不景气、大规模失业等问题，打入主义的条件将很快形成。希利派把这种情况说得好像是资本主义终结的开始，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他们呼应了「社会法西斯主义」时期斯大林主义者们的所有愚蠢论调。与曼德尔和巴布洛的论点相映成趣，希利真的认为我们正处于典型的经济低迷期。当英国遭遇燃料危机时，他们重复同样的话，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末日。我们不得不向他们解释说，燃料危机只是暂时的，事实上，燃料危机是由于缺乏燃料造成的，正是经济扩张的结果。这显然与他们的论点恰恰相反——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生产不足的危机。当时的英国当然没有经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危机！尽管如此，希利还是在1946年中写了一份文件，说英国正处于经济灾难的边缘：「在英国本土，除了战争工业——航空、工程、造船和化学工业等之外，工业条件绝对和相对下降、生产设备恶化、劳动生产率下降…。」「由此可见，英国资本主义正处于深渊的边缘…精心修补的内部经济将崩溃，不是陷入无节制的通货膨胀，就是在以后当竞争涉及到世界价格价值时，陷入同样灾难性的通货紧缩…。」「我们的观点必须建立在不断发展的危机基础上，这场危机的范围和程度将超过1920年冬天的萧条」[5]。第四国际的「理论家」们支持这一荒谬的观点。显然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家的曼德尔，在几年前写了一本非常糟糕的经济学著作。事实上，曼德尔是一个庸俗的折衷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一般马克思主义的掌握都极其肤浅。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不厌其烦地阅读他多年来所写的东西的人而言，从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时期开始，就会立即变得很明显。曼德尔在给英革共领导层的回信中写道：「在资本主义衰败时期，英国工业再也不能超过复兴状态，达到真正的繁荣状态。至多是一些个别工业的繁荣，这并不决定着经济的总的方面。如果要赋予这个情况以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赋予它的意义，英国经济的状况就不是繁荣的状况。」过去55年的历史对他的言论处理得相当严厉，他说：「如果英革共多数派的同志认真对待他们自己的定义，他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在所有资本主义的欧洲都面临着『繁荣』，因为在所有这些国家，生产都在『扩大』」[6]。这表明了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尽管后来写了一些经济著作，但他在处理实际过程时究竟是多么浅薄。当时，所有第四国际领导人都在兜售这条路线。他们对现实视而不见，顽固地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已进入经济上升阶段。他们在国际书记处会前决议中说：「受战争打击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活动的恢复，将以其特别缓慢的节奏为特点，因此，这些国家仍将处于接近停滞和萧条的水平。」[7] 唯一坚决反对这一立场的是英国支部的领导。在由我起草的世界大会关于经济观点的修正案中，英革共解释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志的论点，得到了英国党少数派的赞同，即只有在无产阶级受到决定性的失败之后，美国帝国主义才会给予贷款，以协助西欧资本主义的恢复，这种论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被打败，但贷款已经发放了。同样错误的论点是，只有无产阶级受到决定性的失败，经济才能恢复和复兴。这种论点把政治-经济问题混为一谈，设想一个问题立即反映到另一个问题上。」「无疑，无产阶级的决定性失败会给资产阶级带来稳定和信心。但是，除非具备经济前提条件，否则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一定会出现繁荣。『只有无产阶级在革命形势下的失败才能导致繁荣』这种话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就像不景气会自动导致革命一样。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即使在死亡的痛苦中，如果无产阶级被其组织所麻痹或削弱，使其不能利用其可能性，那么，资本主义在萧条之后，尽管有革命的可能性，也会恢复过来…。」我们在修正案中还指出：「除了这些政治上的考虑外，资本主义的一些规律本身也保证了经济的上升，使新的『繁荣』不可避免。特别是考虑到这次危机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资本家在西欧没有受到群众组织的攻击，而是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直接援助和支持，周期性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工人国际新闻》，1946年11-12月）希利在英国充分就业的时候，却咬定当时正在发生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他居然认为，为了应对英国的大规模失业，政府在威尔士设厂制造闹钟，让失业者及时醒来签领失业救济金！当然，这都是无稽之谈。其目的是让人们相信危机迫在眉睫，因此会具备打入的条件。同样，他们还试图在工党内「发现」一个幽灵般的左翼。当工党内一些半路人马通过了一项关于外交政策的决议时，他们大惊小怪地说：「你看，这就是左翼」。我们在响应时解释说，这是一则趣闻，完全不重要。我们工党的同志——而且我们的同志远远多于希利的少数派——被要求给我们提供党内任何左翼发展的具体证据。正如托洛茨基所建议的那样，打入的时机将由你们党内已有的人显现出来。他们会根据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现有的氛围中，给你一个现实的情况。当我们要求工党的这些同志汇报情况时，他们一致认为时机未到。我们在工党的派别在向1946年英革共会议的报告中说：「在这个领域的收获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工党的派别报刊《战斗报》在工党内部没有找到任何回音，工党内部情况反映了在工党内部的运动也没有表现出活跃的迹象」[8]而这也是非常希望发展这项工作的前哈伯派的意见。在那个阶段，工党内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左翼发展。所以从各方面看，打入的时机还不成熟。然而，这些情况对少数派来说并不管用。希利得到了少数人的支持——大概占组织的20%。然而，在这些人中，有一层的人很快就从运动中消失了。T·丹·史密斯就是其中之一。在大约350名英革共党员中，希利可以指望得到60或70人的支持。希利的少数派说服了极少数的产业工人。他主要吸引了我们队伍中较多的中产阶级份子——党内典型的风云人物。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正在从运动中退出，他们在支持希利的打入纲领中找到了一条出路。英革共是一个极其民主的政党，内部制度健全。我们不害怕政治分歧，而是利用政治分歧来教育党员。从1945年到194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英革共的会议就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就打入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而详尽的辩论。定期出版的公报涵盖了所有的政治立场。在每次大会之前，我们都要进行六到八周的深入讨论，还可以查阅有关争议问题的内部公报。这些公报应该在某个阶段重新出版。它们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要教育我们运动的历史给新的同志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整个1946年，第四国际一直在敦促英革共领导人加入工党。在6月的国际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英国支部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到工党内。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唯一投反对票的是英革共的同志。他们在1947年初再次催促我们解散英革共，加入工党。他们是一路支持希利少数派的。1947年中，希利的支持者表示，如果他们不能获得入党的多数支持，他们将敦促国际分裂英国支部，让少数派在自己的纪律下进入工党。英革共领导层正确地把这看作是最后通牒，是要分裂组织的威胁。我们的会议对入党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反对这种分裂的企图。现在立场已经稳固，希利未能获得更多的追随者。派别已经确定，我们得到了组织中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大约80%。尽管有国际组织的支持和我们在英国面临的困难，希利仍然未能说服大多数人支持他的主张。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对于这两年来的打入问题，进行了充分和自由的讨论。这是一次详尽的讨论，目前对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此，我们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决议，即这个问题的讨论现在已经结束。只有在内部公报中或在下一次大会上才能再次展开讨论，当然，届时所有问题都可以再次讨论。希利等人对此表示反对，投了反对票。但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一决议。很明显，对希利的支持已经达到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并担心如果他们继续留在组织内，他们现有的支持基础会消失。只有工党的问题给了他们一个基础。这是希利最后的机会。没有更好的时机去行动了。所以希利提出了分裂的问题。毫无疑问，国际书记处的干预是有预谋的，他们支持希利的少数派。希利现在得到了第四国际的公开支持，他想贯彻「国际政策」的打入主义。他要求将他的政治趋势从组织中分离出来。违背了我们的意愿，也违背了国际组织的章程，国际书记处决定在国际组织的指导下，将两个组织分开。最后，在抗议下，英革共领导层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英革共的多数派准确地将这一行动描述为「为摆脱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所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层而采取的可耻手段」。第四国际支持希利的计划，让他的派别在自己的旗帜下，以自己的纪律，作为国际公认的正式支部加入工党。他们将在以后的岁月里因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得到奖赏，届时，希利将反过来反对他们，但目前他们与希利联合起来反对哈斯顿-格兰特的领导层。于是在1947年10月，希利以及其政治趋势进入工党，而英革共则独立地进行革命党的建设。据希利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说，「分裂后，我们奉命与多数派的支持者断绝一切个人关系！」[9]这是后来的一个迹象。分裂出去的集团开始实行所谓的「深度打入主义」（Deepentrism）或取消主义的政策，在工党内部秘密运作，隐瞒自己的思想，只称自己为「俱乐部」（TheClub）。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家对少数派的离开感到非常欣慰。我们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建立一个没有派系恶斗的运动。我们背后的一根刺已经被拔掉了——或者说我们是这么想的。但是，少数派的被清除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内和国际的客观形势都不利于革命趋势组织的建立。尽管我们做了种种努力，但随着对于工党政府的幻想更加普遍，我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地孤立了。当然，有时我们也会介入阶级斗争，并给予领导。有的时候，我们成功地与工人建立了联系，但这些成功越来越少。我们感觉到自己被束缚住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会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介入了阶级斗争，例如，1948年6月在伦敦码头举行的罢工。工会（运输和总工会）是在右翼的控制之下。因此，这是一次自发的阶级非官方罢工。与宗派在罢工中的极左态度相反，我们到码头工人那里提供一些基本的阶级援助和建议。我们得到了工人的友好响应，他们感谢我们的说明。所有港口的数千名码头工人对工会右翼领导的作用感到厌恶，他们准备撕毁自己的工会证。一些人提出了建立一个新的分离的码头工人工会的想法，作为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某种灵丹妙药。我们向任何愿意听我们讲话的工人斗士解释，这样的道路对工会和工人来说是灾难性的。他们应该留下来，在工会内部进行斗争，并试图改变它。他们必须参加工会的正式会议和他们的支部，开始组织一个可以挑战右翼统治的反对派。我们告诉他们，虽然这可能很困难，但这是唯一真正的前进道路。如果他们从工会中分裂出来，他们就会把工会中比较先进的激进层和比较落后的层分开。这将使工会处于右翼的控制之下。事实上，这会巩固他们对工会的控制。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经典立场。列宁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此作了解释。在与工人和工厂代表讨论了一段时间后，我们设法说服这些积极份子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巧合的是，几年后，即1954年，希利派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敦促码头工人离开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加入所谓的「蓝色」工会，即NASDU。正如我们当时所警告的那样，事实证明这是灾难性的。它导致非工会主义在码头蔓延。NASDU最终成为右派，并最终在1973年被吸收到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中。同样的疯狂手段似乎是工会中极左份子行为的一贯特征。因此，1970年克里夫集团敦促皮尔金顿玻璃厂的工人离开右翼控制下的总工会和市政工人工会，建立自己的玻璃工人工会。这也以灾难告终，许多工人因这次失败而受害。这些宗派份子从不学习，只要能在工人运动中站稳脚跟的地方，他们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码头罢工反映了当时工会运动对工党政府的情绪。这次罢工得到了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同情。尽管码头工人——由于他们的组织性和好斗性——是工资最高的工人之一，但其他工人还是给予了完全的声援。然而，当工党政府派军队进入码头以打破罢工并实行紧急状态时，工运内部没有任何抗议活动——除了我们试图组织的抗议活动。这在1924年或1929-1931年的工党政府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这表明了现在普遍存在的不同气氛。工人对工党政府抱有很大的幻想。他们可以批评这个政府，但绝大多数人仍然选择相信它。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工党政府。因此，工人们不准备反对政府的行动。就算当政府派遣军队进入码头破坏罢工，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工人阶级的同情罢工行动。斯大林主义得到加强情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时期。这段时期会持续多久，我们当时说不准，也许是一两年，也许是更久。我们当然也没有想到会持续25年！无论如何，我们的情况是腹背受敌的——一方面被改良派挤压，另一方面又被斯大林派挤压。1947-1949年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虽然它是以扭曲变形的方式进行的，但中国的革命还是进一步提高了斯大林派的威望。诚然，共产党也面临着工党政府的成功所带来的困难，但他们可以沐浴在红军的胜利和斯大林主义者在国际上的成就的光芒之下。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中国、东欧等地取得巨大成功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当时，苏联的威望是巨大的。所以，他们更加痴迷于苏联的实力，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支撑。在1945年的大选中，他们还成功地获得了两名议员，分别是加拉赫（WilliamGallacher）和皮拉廷（PhilipPiratin），这也是共产党在议会层面的一个高点。此时，随着冷战的快速发展，他们在工党中建立起来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共产党在国会工党（ParliamentaryLabourParty）中有一些同路人——大约有18名议员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或与党关系非常密切。但由于他们试图维护俄国的外交政策，他们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了。工党内部和工会发起了一场针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一些人因各种原因被开除。这其中包括约翰·普拉特斯·米尔斯（JohnPlattsMills）、齐利亚库斯（Zilliacus）、索利（Solley）、莱斯特·哈钦森（LesterHutchinson）和D·N·普里特（DNPritt）等国会议员。不仅是这些人，全国上下还有一大批工党的领袖人物和活动家被开除。这再次显示了官僚在工党中的强大地位。的确，在1947年之后，艾德礼政府的大厦开始出现了第一个裂缝，这与恶性改革的开始不谋而合。人们谈论「撙节」，并首次谨慎地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攻击。起初，劳工运动并不认为这些攻击是严重的，他们认为这些攻击是工党政府前进道路上的暂时挫折。后来，艾德礼政府决定国民健保署必须收取某些费用，这激起了奈·贝文和哈罗德·威尔逊的辞职抗议。这加强了基层党员对贝文和其他左派的支持，让他们成功地当选为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贝文此时越来越被认为是左派的领袖。然而，左派仍然非常薄弱。它代表了党内不满的苗头。但它肯定不是像希利集团所坚持的那样，代表了工党内部大规模左翼的发展。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背叛，为资本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前提。在英国，工党政府拯救了资本主义。在意大利和法国，斯大林主义者通过进入联合政府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这就有效地消除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提供了宝贵的喘息空间，至少在西方，社会稳定了一定时期。美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暂时恢复，正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在美国巨额投资的基础上，美国、日本和整个西欧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捡回了一条命。在殖民地世界，情况完全不同。中国革命正在整个亚洲大陆回荡。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发动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印度，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达到了顶峰，英国人被迫打了一个急速的退堂鼓，但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分裂了印度的活体，杀死了一百多万人。在斯里兰卡（原锡兰），托洛茨基主义获得了群众性的支持。与其他共产主义运动不同的是，斯里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SamaSamajaParty）在战争开始时就把斯大林主义者开除出党。经过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平等社会党在斯里兰卡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工人阶级政党。1939年，他们加入了第四国际，为国际提供了一个群众性政党。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层期待着国际的支持和指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国际领导层的错误政策和滑稽行为越来越感到失望。由于国际领导层无力矫正平等社会党内当时存在的改良主义的堕落病征，这将构成托洛茨基主义在印度次大陆的巨大悲剧。这一事态发展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于国际领导层，他们不愿意分析1945-1949年期间的形势或其所犯的错误。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南半岛也发展了群众基础。然而在那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斯大林主义者手中遭到了惨败。1945年底，随着战争的结束，斯大林主义者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夺取了北越的政权。越南托派份子被贴上反革命份子的卷标，遭到斯大林政权的残酷屠杀。当英军在西贡登陆时，斯大林派的警局长DuongbachMai用枪口围捕了所有的托派份子。「在进行了这次行动之后」，越南国际共产联盟（LeagueofInternationalistCommunists）的领导人LusanhHanh说：「TranvanGiau在北越政府的同意下，下令有计划地杀害国内所有的托派份子。TranvanThach、TathuThau、PhanvanHum和其他几十名革命战斗派被杀害，其后事至今没有得到适当的解答」[10]。在不发达的国家，由于革命力量的薄弱和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麻痹作用，革命没有像1917年的俄国那样以经典的方式进行。即使是强大的中国革命，作为历史上第二次最伟大的革命，也因为其发生的畸形方式，以及所建立的极权制度，无法吸引西方工人。中国革命主要是一场农民运动，工人在其中没有发挥独立的作用。没有这一点，就没有中国的工人民主和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以莫斯科的想象为基础，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因此，它对先进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特别是英国的工人阶级没有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因此，在国际范围内，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在这个资本主义得以巩固、斯大林主义也得到极大加强的时期是极其孤立的。左派的弱势这种情况给资产阶级带来了新的信心。尽管他们在东欧和南亚遭受了损失，但在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派的帮助下，他们还是设法稳定了局势。资产阶级对其制度的信心也反映在英国劳工运动内部，改良主义的右翼得到加强。这一点后来表现为工党内的盖茨凯尔派——我给他们洗礼的尼安德特右翼——在工运和工会运动中的粉碎性统治。他们轻蔑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式学说。实际上，改良派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思想。它们在120年前就已经被马克思回答了。但是，由于这些批判马克思的无知者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一句话，怎么能指望他们知道这些呢？老派右翼在工党和工会中得到了很大的支持。我们正进入迪肯、劳瑟和卡伦等极右翼份子长期统治英国工会运动的时期。即使是贝文派的左派也是相当沉默和软弱的。它在地方工党中得到支持，但并不代表任何左倾运动的潮流。它是一个弱小的和非常不坚定的趋势。它的政治地位远远低于战前工党中的左派。他们不能与马克斯顿这样的领导人相比。即使你比较一下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Cripps）和社会主义联盟在战前的讲话，你也会发现，他们在激进水平比战后的贝文派左派高得多。由于工党内没有大规模的左翼，希利派尽管抱有种种幻想，但在党内却发现了一种非常冷清的气氛。现在已经回到少数派的约翰·劳伦斯把党在威尔士的工作搞得一团糟。尼斯补选成功后，我们在那里有五十多名党员，从最鼎盛的时候开始，英革共的党员已经减少了。这一方面是客观情况，另一方面是由于劳伦斯自己没有能力顶住压力。他抱怨缺乏可能性，并妄想像尼思选举时的好日子那样向群众运动说话。但我们却沦为一个小小的运动，每个星期天在尼思召开小会议。原本想参考我们要说的话的人群基础已经融化消失了。在一段时期内，劳伦斯把威尔士的组织搞得一塌糊涂。我们明白，这个时代是困难的，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至少可以把我们的大部分力量团结起来，直到情况好转。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清醒的观点，以及对形势的实际解释的基础上，成功地巩固了全国的趋势组织。我们给最优秀的工人同志接种了压力的疫苗，因此在大多数地区，我们在1947-1949年期间相对完整地保持了我们的势力。少数派进入工党后，采取的完全是机会主义的立场。当时希利的支持者埃利斯·希尔曼（EllisHillman）回忆说：「希利主张同志们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同志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工党、工会等机构中担任职务，尽可能地藏匿自己的政治立场」后来他与希利决裂，过来找我们[11]。希利派组织非但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发展，反而陷入了停滞，经历了一场危机。从我们得到的零星信息来看，希利派正处于低迷状态。他们没有自己的出版物，而且在招募新人进入他们组织的工作上也是举步维艰。尽管他们对工党内的「左翼群众」夸夸其谈，但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当然，希利那帮人试图将其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英革共。他们指责我们妨碍他们的工作。所有这些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抱怨我们在工党的同志故意阻挠和破坏他们在党内的工作。于是，希利向他在第四国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们苦苦抱怨。他为了自己的目的，犬儒地操纵和利用国际，而国际领导层当然也想象是他们在操纵希利。结果，巴布洛的一个忠实的手下雅克·普鲁瓦斯（JacquesPrivas）访问了我们。他是法国托派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国际书记处的成员。他到我们在哈罗路的总部来见我们。他来到现场，询问希利对英革共领导层的抱怨，以及他们关于我们破坏他们工作的指控。我们一眼就看出这只是一个圈套。我们告诉他，我们对希利派和他们的工党工作没有兴趣。我们当然也没有兴趣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把他们「出卖给」工党官僚和其他人。我们甚至严格避免在公开数据中提及希利集团。我们让他们继续用他们自己的手段，我们也继续用我们的方法。但由于希利遇到了困难，他试图把责任推给我们。如我们所料，普鲁瓦斯听信了希利的故事。然后他就扔出了炸弹，告诉我们，国际书记处对我们下了最后通牒。除非我们准备从工党中撤出我们的势力，或者将我们在工党中的力量置于希利的控制之下，否则国际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作为第四国际官方支部的地位。他简直是拿枪指着我们的脑袋。这是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立场。这整个事件正在产生一种士气低落的影响，特别是对哈斯顿来说，他因这次经历而变得迷失方向。注释 [1]《回应戴维．詹姆斯》，1948年，https://marxist.tw/2019/03/26/reply-to-david-james-cn-traditional/ [2]见1946年8月4日英革共内部公报 [3]同上 [4]《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WritingsofLeonTrotsky1938-1939），P.252 [5]芬奇(H.Finch)、希利（G.Healy）、戈夫（J.Goffe）、劳伦斯（J.Lawrence），《转向群众工作》（TheTurntoMassWork），1946年7月17日，载于《英革共内部公报》P.1-6，引自《战争与国际》，P.189 [6]引自《战争与国际》，P.190 [7]引自《工人国际新闻》，1946年11月至12月 [8]《党的组织者》，第8期，1946年9月，P.7 [9]拉特纳（HarryRatner），《不情愿的革命家》（ReluctantRevolutionary），P.123 [10]吴凡（NgoVan），《他们打不倒的革命家们》（RevolutionariesTheyCouldnotBreak），伦敦，1995年，P.162 [11]引自《战争与国际》，P.210
刘师复《我辈向前进！》（1913年12月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我辈向前进！刘师复（1913年12月27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4号，1913年12月27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61-62页。 “中华民国名为共和，实为专制”，此语殆遍于今日之社会，无可讳言矣。满清之对待革命党，其残酷已闻于世界，今之袁世凯政府，会丝毫未灭否乎？满清时代尚无所谓社会及无政府党。人民国以来，二者乃始发生。袁世凯于对待政治革命党之外，忽增加无数之劲敌。盗憎主人，势不并立。故即位数月，即下令解散主张无政府之“社会党”，及乎战胜国民党后，顾盼自雄，益无忌惮，复借事下令解散非无政府之“中国社会党”，杀其北京部党员陈翼龙，各省之小民贼承风希旨，于是“社会党”党员愤愤复以他事被枪杀于通州。当此疾风卷地狂涛滔天之时，吾等鼓吹无政府之机关报晦鸣录乃适出现。不到二十日，龙济光即强禁我出版，侦缉我同志，蹂躏我晦鸣学舍之团体。及吾等迁澳门后，正拟重振旗鼓。李开侁即照会葡领事，袁世凯复令外交部照会葡公使，要求禁止（出版）晦鸣录出版于澳门。葡萄牙本一非驴非马之专制的共和国，无异支那之小影，其管理澳门，尤横暴无理，故亦欣然乐从，禁止晦呜录出版，以表同情于支那之大盗。不宁惟是：黎元洪以窃拆邮信而得晦呜学舍之通告书，复据以电告袁世凯，袁遂通电各省，严密拿禁云云。此等举动，本不值吾辈一哂，然亦可见民贼之对待吾党，固无所不用其极也。今者支那无政府之生气摧残殆尽矣。虽然，吾党抱反对强权之宗旨，为反对强权之运动，其受民贼之摧残，固在意中。何足馁吾人之气。自今而后，吾人之劳苦较前倍深，而责任较前倍重，吾人当视民贼种种之残暴，为吾人鼓吹之好材料。彼辈之残暴增一度，吾人之实力必须增一度，则平民厌恶政府之心理当必随之而增一度。夫如是无政府之时期不远矣。我亲爱之同志乎！其益决心！益猛进！无怠！无惧！以至于强权灭绝之城！杀戮囚辱固无政府党之乐乡！惟最后之凯歌则必由我辈唱之可断言也！无政府万岁！我辈向前进！
第三部分：留下我们的印记——英国革命共产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泰德·格兰特->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第三部分：留下我们的印记——英国革命共产党 ·学徒罢工 ·尼思补选 ·潮流的转变 ·1945年的工党政府 ·我们与第四国际的分歧 ·克里夫的扭曲 ·敌对阶级所使用的手段 ·东欧 ·第四国际的腐化 ·民主形式的反革命作为合并的结果，英国的革命共产党于1944年3月成立了。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各派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首先，我们讨论了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问题，由我本人提出。哈伯，然后罗宾逊提出了自己的立场，但遭到了严重的挫败。哈斯顿提出了关于打入主义的决议案，遭到阿切尔和罗宾逊的反对，但决议案以压倒性多数的支持通过。接着，特尔斯提出了工业活动政策决议案，只有「左派」投了反对票，该决议案仍然通过。最后，我向大会上呈了工人国际联盟的综观文件《世界革命和工人阶级的任务》（TheWorldRevolutionandtheTasksoftheWorkingClass）。同样只有「左派」才反对它。经过一番辩论，我们选择了革命共产党这个名称。在随后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后，除了随即出走的罗宾逊「左派」，其他各派系都宣布解散。库柏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发言人站起来说：「我们与领导层完全没有任何政治分歧」。这在当时是真的，我们的确没有任何政治分歧。他最后说：「因此，我们不能作为一个派系继续下去，所以我们要解散这个派系。」此话一出，与会的代表们哄堂大笑。同志们与这些人相识多年，早就知道他们讲这种话是一文不值的。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坎农的傀儡曼根站了起来举起双手，神圣又惊恐地说：「同志们，当好的同志作出这样的承诺时，竟然受到这样的待遇，这是史无前例的。」当然，我们只是一笑置之。甚至没有人去回答他。虽然会议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决定，但我们并没有强迫大家服从。我们从来都不主张坎农的「铁的纪律」手段，在党内事务上总是灵活处理问题。那些曾经在工党内的人可以暂时留在工党内。我们不会坚持让他们离开工党。相反地，我们说他们应该参加我们在工党内部的团体，无论如何，这些党内团体在工党内的党员人数是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两到三倍！虽然他们自称为托派的「工党党内团体」，但由于我已经解释过的原因，他们已经垮台了，而我们在某些地区的工党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尽管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工党之外，但我们的方法在其他人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只要官方的立场是公开的，我们就接受这些反对派同志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活动，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在内部公报上发表文章。尽管大家都在谈论「团结」，但就在当天晚上，曼根在多尔切斯特旅馆的房间里召开了一次秘密派系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约翰·劳伦斯（JohnLawrence）、希利、约翰·戈夫（JohnGoffe）和库柏——「托派反对派」的领导人。这次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决定如何最好地摆脱以哈斯顿和格兰特为首的英革共「反对第四国际」的领导层。他们没有一点政治分歧，却开始组织一个反对领导阶层的集团，因为这么做就是它的意义。这些人想与坎农合作，摆脱现有的领导团队。但这个团队已经证明了它的可行性，以及在战争时期中的政治正确性，并已经证明它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我们已经在实践中表明，我们正在进行可能是任何托派组织中最有效的战时革命工作。但他们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只关心解决个人恩怨。列宁曾经说过：政治中没有比私怨更有破坏性的东西了。在战争期间，坎农开始变得越来越嚣张。托洛茨基死后，他和其他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认为，他们必须控制第四国际的运动，就像他们控制了美国托洛茨基运动一样。因此，他们需要那些愿意遵循他们路线的顺从者。他们忘记了，用这些手法，亦即季诺维也夫的手法，以及后来斯大林的手法，他们将一事无成。他们忘记了列宁曾试图教导布哈林的主要原则：「如果你（只要求）服从，就会得到一批听话的蠢材。」不仅如此，而且——正如我们对坎农和C.L.R.詹姆斯所预言的那样——当第一次大冲突发生时，傀儡们最终会站在他们昔日「领袖」的对立面。这种情况其实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发生了好几次。在1938年第四国际世界创立大会之前的合并谈判中，坎农曾带着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团的两位年轻同志弗兰克·丹比（FrankDenby）和内森·古尔德（NathanGould）来英国。我们当时就预测，坎农的犬儒行径会对这些年轻人产生不好的影响，他们会受到完全错误的教育，并开始有类似的行为。我们预测，日后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次严重的党内危机时，他们会与坎农发生冲突。结果就是这样。古尔德与沙赫特曼结成集团来反对坎农，并成为敌对的美国工人党（AmericanWorkersParty）的领导人。在英国，我们看到坎农把希利变成了一头怪物。虽然希利成了坎农和巴布洛听话的工具，最后演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殭尸和叛徒，但我们预测他迟早会猛烈地反对坎农，百分之百的支持会变成百分之百的反对。一段时期过后，这样的场景也如是发生了。我们特意取了革命共产党的名字，因为它与破坏罢工的爱国主义「共产党」完全相反。我们想把托洛茨基主义真正的毫无瑕疵的革命纲领，与斯大林主义的罪恶角色形成鲜明的对比。英革共在坚实的基础上展开工作，延续了工人国际联盟的革命传统。哈斯顿被选为英革共的总书记，我被任命为政治书记。我们的成员中有六分之五是工人阶级。我们有一个久经考验的领导层，我们没有真正的政治对手。似乎我们趋势组织的未来和工人阶级的未来是有保障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宗派斗争的问题。我们已经成为第四国际的正式英国支部。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建立运动这一真正重要的任务上。形势似乎非常有利，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跨步向前了。英革共成立后，我们又在帕丁顿的哈罗路256号房租了一个新总部。不幸的是，我们没有钱买下它，我们也没有印刷机。但这标志着英革共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在哈罗路的办公室里，我们有一个会议厅，我们用它来召开党的会议。我们为所有的全职人员提供了单独的房间，一些专职同志实际上就住在这里，包括我自己。当然，我们全职人员的工资是很低的。在战争初期，我们每周的收入不到一英镑，后来涨到了30先令，甚至在英革共的最后几年，大约只剩21先令左右，刚好能过活而已。有趣的是，在英革共成立初期，「左派」的罗宾逊常说，他在伦敦东区睡在地板上，所有革命家都应该这样做，因为工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好吧，我不知道工人们是否是如此，但我们被迫睡在哈罗路256号的地板上的床垫上，这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因为我们没有钱买家具！这当然不是所谓的工人阶级资质的问题。我们之中更有位旧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成员克里夫·史坦顿（CliffStanton）。后来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的他，在那个年代经常到处炫耀他拒绝洗澡。因为，工人们是不洗澡的！这就是旧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中那类对工人阶级持完全错误看法的中产阶级份子。学徒罢工此时，英国出现了严重煤炭短缺，反映了煤炭业资本家几十年来缺乏投资，以及劳动力老化的结果。1943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推出了所谓的「贝文男孩」（Bevinboys）制度——即把从应征入伍者中被表决选出的年轻人派往矿区工作的制度。这种做法极不受欢迎，而且由于年轻学徒必须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而引发更多民怨。不满的情绪在泰恩赛德矿工学徒的罢工中浮现出来。 1944年3月，在英革共的成立大会期间，10万矿工举行了罢工。哈斯顿为《社会主义呼唤报》写了一篇头版文章：《10万矿工没有错——是霍纳（矿工工会领袖）出卖他们》。几乎在几个月内，英国就有了新的工业抗争高潮，这反映了一种新的情绪不仅在工人阶级中，而且在军队中也在发展。首先，在工程业和造船业，特别是在泰恩赛德的造船业内发生了学徒罢工。他们正在罢工反对实施将青年征召到煤矿坑工作的贝文投票计划。我们参与了这次学徒罢工，并协助把它推广到全国。罢工具有强大的扩散性质，但在纽卡斯尔和泰恩赛德地区尤其如此。当然，我们的同志在希顿·李和安·基恩的带领下支持并协助了学徒们，甚至通过学徒领袖比尔·大维（BillDavy）提供了重要罢工策划的指导。特尔斯解释道：「我们与比尔·大维的第一次接触是由泰恩赛德工人国际联盟的成员进行的。一开始纯粹是政治接触。比尔是个政治动物，当时他既是共青团的成员，又是工业界的学徒。这次接触，是由纽卡斯尔的同志们，像希顿·李、杰克·罗林斯（JackRawlings）等人负责。我和大维的第一次认识，也是通过他们。这时学徒委员会已经成立，比尔已经成为学徒委员会的主席，而且有可能发动罢工。但是，一旦以战斗工人联合会书记的身份进行接触，就意味着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例如，我被邀请在桑德兰和其他地方的学徒会议上发言，因此，战斗工人联合会相当迅速地对学徒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还得以同时与克莱德赛德的学徒们保持联系，并促成他们与泰恩赛德、哈德斯菲尔德和其他地方的人串连起来，所以战斗工人联合会在促进串连的方面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1] 随着罢工的蔓延，学徒们的行动在泰恩赛德和整个工程行业的老工程师中获得了巨大的同情。随之而来的是保守党和他们的报刊大肆宣扬托洛茨基主义作为煽动者在争端中的影响。保守党对内政大臣莫里森施压，要求府方对这些「颠覆者」采取行动。一如既往，统治阶级的喉舌试图将工人阶级中不断发展的战斗情绪归咎于所谓的颠覆份子。政治保安处和军情五处也当然大刀阔斧地展开行动，利用透过电话窃听、监视等方式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在当局一天凌晨所发动的军事搜捕行动中，英革共在全国的每一个重要支部都同时被突袭。伦敦、曼彻斯特、诺丁汉、纽卡斯尔、沃尔森德、格拉斯哥、利兹和其他地方都被搜刮。甚至较小的支部也遭到突袭。各个分会书记的家在凌晨两点和三点被警察查访，并被从上到下搜查。警察特别要找的是文件，或者任何可以用来审判英革共领导人的罪证。纽卡斯尔的英革共支部书记希顿·李和同样在当地的安·基恩被逮捕。然后，作为党的工业组织者的特尔斯也被羁押。深入参与罢工的哈斯顿当时正在爱丁堡巡回演讲。哈斯顿后来透过广播新闻听到消息后，就知道当局正在找他，于是决定和警察玩一个捉迷藏的小游戏。于是，他设法避开他们的搜捕，然后到一家电影院内躲了起来。当警察在爱丁堡到处找他时，他就留在戏院内看电影。他们同时还突击搜查了他母亲，亦即我们党的爱丁堡分会书记的房子。哈斯顿在电影院里等到了晚上。之后，他去警察局自首，并安排目击者来证明他完全是自愿就范的。从以后申请保释的角度看，这一点很重要。被捕的人都被指控协助非法罢工和违反1927年《劳资纠纷法》（TradesDisputesActs）的规定。这是鲍德温政府在总罢工失败后所实施的恶毒的反工运立法第一次被使用——而且是被工党部长在与我们的交易中丑陋地当作筹码。这一行动是由莫里森担任内政大臣的联合政府采取的。当保守党人鲍德温在推动《劳资纠纷法》立法时，他把任何行动的责任都推给了司法部长。因此没有司法部长的许可，当局不得对被告提出起诉。当然，在行使任何权力之前，司法部长也必须得到内阁的许可。鲍德温确保，如果要动用这条法令，只有在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实施。虽然这些逮捕和对我们组织的攻击开始不断出现，但我们的队伍却保持绝对坚定。他们受过良好的训练，并做好了迎战这些困难的准备。工人国际联盟的老同志没有一个人叛变。大部分仍然活跃的老社员，也毅然坚守岗位。但是，在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前成员中，也有一些人开始退出。这些从前自视为具有「革命」原则的「伟大人物」，往往在第一声枪响的时候就逃之夭夭。讽刺的是，这些叛逃者都是来自于那些以前顽固坚持「革命失败主义」政策的「革命战士」，而根本不是来自于「沙文主义」的工人国际联盟的队伍。由于保守党的反工会法被用来对付我们，我们立即成立了一个反工会法受害者辩护委员会。我们与马克斯顿、麦克格文和其他独立工党议员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他们与奈·贝文（NyeBevan）、戴维斯（SODavis）和其他工党左派取得了联系。我们成功地成立了一个团结委员会，为了保卫我们的同志筹集支持和资金。在伦敦康威厅举行的发起会议上，威廉·科夫（WGCove）议员、约翰·麦戈文（JohnMcGovern）议员、英革共的英格兰中区召集人萨斯特里（V.Sastry）、马克斯顿议员和我本人都作了发言。虽然一些工党领袖，甚至是左派的工党领袖都支持战争，但他们同情我们对学徒斗争的支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改良主义和左派改良主义的矛盾出发，力图在他们和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打下楔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清教徒式的极左顾虑。反工会法受害者辩护委员会以及其运动，在工会和劳工运动中立即取得了成功。我们筹集了数千英镑用于打官司和支付法律辩护费用。我们首先在工会运动中开展，在尽可能多的工会分支机构和工厂代表委员会中派人演讲。我们在全国范围内传阅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工会支部，这相当于数千个支部，支持和金钱实际上是源源不断地涌来。值得重视的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这些工会支部内的斯大林主义者必须牢牢地闭上嘴巴，否则，他们就会受到其他工人的怒骂。他们要反对我们的阶级呼吁，并提起他们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其他一切的抹黑，是非常困难的。就连《工人日报》在最初报导了我们如何是「破坏者」之后，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但这并没有阻止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同路人和工党议员普利特（DNPritt），以及其他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对我们血腥嚎叫。《工人日报》咆哮着说：「至于格兰特，他对自己城市里的英国工人运动一无所知。」特尔斯则被打成「三流又没效率的工厂代表」。尽管他们声嘶力竭、怒气冲冲，但斯大林主义者却处于困难的境地，并被我们的反劳动法受害者保护委员会逼到了防守的境地。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围绕此案的宣传，发动了一场巨大的运动，涉及到组织的每个部门。我们的同志被关进了监狱，不释放他们我们决不罢休。虽然被捕的人最初被拒绝保释，但在上诉后，只要他们每天到警察局报到，就被释放。这样他们就可以参加保卫运动，受益匪浅。安奈林·贝文和其他左派人士成为保卫委员会的负责人，这对我们在全国范围内与工党和工会接触有很大的帮助和协助。保卫运动真正把这个组织放在了地图上。我们在工会中已经有了基础，在来自国家的这些攻击的基础上，我们的支持进一步扩大。英革共的影响力开始增长，我们在工人阶级中扎下了更深的根。这些同志受到不公开审判，当局的借口是警方没有时间完成对所指控罪行的调查。与此同时，新闻界掀起了一场针对我们的巨大的仇恨运动，散布各种惊悚故事。他们实际上犯下了大规模的藐视法庭罪，但这是战争——所以谁在乎呢？斯大林主义者加入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破坏者」的大合唱，据说他们在前线背叛了我们的士兵同志。但他们从第八军的部队那里得到了答案，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我们是在为罢工的权利而战。」该案本身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废除《劳资纠纷法》之前唯一一次使用该法。同志们得到了陪审团，特别是参加庭审的观众的同情。同志们一如既往地对诉讼程序采取了非常庄重而坚定的态度，并对他们的所有集体诉讼承担了全部责任。他们毫不犹豫地全力支持学徒们的斗争。他们拒绝屈服，拒绝在检方或资产阶级国家的压力下屈服。然而在那天，对当局来说，不幸的是陪审团只在两项罪名上认定他们有罪。「就审判和监禁而言，重要的是学徒们的政治态度。」特尔斯回忆说：「当时根据法官和媒体的说法，我是主要的辩护人，而检方传唤罢工委员会作为检方证人。整个罢工委员会都被传唤为检方证人。他们在审判过程中要做的是宣布每一个证人，除了一个，都是敌对证人。他们在审判期间绝对百分之百地声援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比尔·大维所做的证词真的非常优秀。他当时只有19岁。如果你看一下诉讼记录，你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能干，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关于审判问题，当我第一次被指控时，我在治安法院被指控为助长工业争端的行为。当我们到了巡回审判时，有13项指控。如果他们不能直接抓你，他们就会在迂回地追捕你。他们在『进一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密谋』的罪名。『协助和教唆大维采取推进罢工的行动』。最后我的罪名共有13项。」[2] 最后，卡塞尔斯法官宣判，哈斯顿被判6个月，特尔斯和希顿·李各被判一年。安·基恩已经服完13天的监禁刑期，立即被释放。同志们立即发起上诉，但在上诉审理期间，被迫服刑。特尔斯回忆道：「我记得令人震惊的是，当陪审团回来宣布我们被控的前11项罪名都是『不成立』，我在想，天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在最后两项上，他们认定我们有罪。当然，我们赢得了上诉，我们之所以赢得上诉，是因为陪审团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定罪实际上被撤销了，但希顿·李和我的两项罪名各被判处一年，同时执行，哈斯顿被判处六个月，安·基恩被判处十三天，这意味着她会被释放，因为她一直在牢里。」[3] 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当哈斯顿和其他同志去达勒姆监狱时，他们被要求说明他们的宗教信仰，这是英国监狱的正常做法。于是他们恶作剧地回答说：「辩证唯物主义」。由于狱警不会拼写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的宗教，他干脆写下「DM」，以作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哈斯顿回忆道：「还有一次，在托洛茨基被暗杀的周年纪念日，我要求见典狱长，以申请与另外两位（希顿·李和特尔斯）举行纪念会。他拒绝了这个申请，我指出他不能拒绝这个申请，因为这是一个宗教会议，我们就『宗教』的含义进行了非常哲学的讨论。我的论点是，法规规定，如果有三个或更多的任何宗派的成员，他们必须有机会在一起聚会。最后，他拒绝了实际的申请，但他说，『我会安排让你们聚一天的』，后来他确实这样做了。所以我们实际上在监狱里开了一个纪念会。」[4] 在监狱内，哈斯顿花时间学习法律，这使他能够向律师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他非常勤奋，给律师们提供了与以往案件有关的技术资料，在这些案件中，有类似的法律要点适用。尤其是作为法律上的一般原则，在某件事情真正发生之前，你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甚至在这些问题上也被表明了！在我们都参加的上诉法庭上，现场充满了可笑的法律观点的旁证。例如，检方律师愤愤不平地出示了一期《社会主义呼唤报》以期待能加强自己的论据。报纸上面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ransportandGeneralWorkers’Union，TGWU）的右翼领导人欧内斯特·贝文前去赶火车的路上，在他身后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搬运工，拖着贝文很大件，甚至是超载的行李。下面的标题是这样的：「你看——两个人在同一个工会里，但贝文作为内阁部长，每年能拿到那么几千块钱，而搬运工每周只有三四镑。」检察官非常愤慨地把它交给了法官们，显然是希望他们也能同样愤怒。然而，这张照片实在是太逗趣了，尽管如此，法官们还是发出了笑声。在上诉法院内，我们的辩护委员会辩称，我们的同志被指控的所有行为，都与学徒罢工之前的时期有关，但「推进罢工」只能适用于已经爆发的罢工。因此，陪审团被误导，应立即撤销判决。显然，就法官而言，这一点已经深入人心。无论如何，罗特斯里（Wrottesley）法官随后转过身来问显然正准备发表长篇大论的检方：「某某先生，如果我们接受你关于这样那样的意见，你是否会停止你的诉讼？」极度自信的检察官对这样的请求满意地露出了笑容。上诉肯定要被断然驳回了！另一方面，我们的法律顾问板着一张脸——我们也是。我们以为今天彻底没戏了，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了。于是公诉人说：「当然，各位法官，我接受意见书」。当他坐下后，罗特斯里法官转过身来，说法官们不接受他对这个案子的意见，他们会在稍后以书面形式作出完整的判决。但与此同时，他们驳回了法律观点的指控，即在罢工发生之前，推进罢工的行动，并没有违反法案。我们胜诉了！罪名被撤销了，我们的同志也随即被释放了。尼思补选被宣判无罪后，我们赢得了学徒们的领袖比尔·大维和一些年轻的罢工者，这是英革共的一大胜利。这场战斗一结束，另一个机会就向我们敞开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在一个全新的领域：议会战线。南威尔士仍然是托洛茨基主义势力的薄弱地区。然后，由于一名工党议员的去世，突然要在南威尔士的矿业小镇尼思召开一次补选。1945年初，在充分考虑之后，我们决定提出一个候选人。这次选举是在一个工党的据点进行的，工党在当地拥有极大的多数支持。这次也是让我们能在先前于南威尔士各个矿区的防卫委员会内部所取得的支持基础能更上一层的机会。尽管曾经有传言指英共会提名一位候选人，但后来没有实现。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推广我们的纲领，并在这个英共仍然非常强大的重要工业区建立一个英革共的基地。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同情我们的独立工党人，但在我们参选之前，我们没有一个党员来自当地。工党赢得尼思席位是势在必得的。然而，由于有选举休战，保守党显然不会反对工党的候选人，所以我们决定提出一个候选人，以结束工党-保守党联盟的纲领为基础，来解释革命性的政治选择。补选的缓慢程序，让我们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尼思选区内打了一场精力充沛的革命选战。所有能放假的同志都安排在竞选期间放假。同志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我们开展了一场极为成功的运动。这场运动以我们的候选人哈斯顿在位于Gwaun-cae-Gurwen市镇的矿工社会福利馆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拉开了序幕。我们从十人或十五人的小型会议开始，到竞选活动结束时，逐渐在整个选区举行一百人、二百人和三百人的会议。矿工、马口铁工人、钢铁工人、运输工人等都来听我们的发言。我们的想法开始得到群众的支持。斯大林主义者提出了所谓「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的诽谤，为了响应他们的攻击，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公开辩论的挑战，但起初，这一挑战被他们听而不闻。我们进行了一场盛大的竞选运动，这与宗派搞选举政治时，那种极左主义和机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列宁早就解释过，极左主义和机会主义是一体两面。这些宗派完全不能接近工运，也不能说普通工人的语言。他们显得与工运完全格格不入。但是，英革共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它掌握了工人阶级的脉搏，知道如何以普通工党工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的运动是作为一场反战运动公开进行的。在解释我们反对希特勒和纳粹的同时，我们提出了一个阶级立场，即我们对英国统治阶级发动战争没有信心。我们还解释说，德国工人不是我们的敌人，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责任。我们主张工党打破与保守党的联合政府，主张工党以社会主义纲领争取政权，以改变国内和国际的形势。这是一个完全国际主义的要求，它与这个坚实的工党选区中的工人情绪相联系。工党在这里的支持度，就如同他们曾经所说的，在这里他们赢得的选票不是一张一张数的，而是成堆的！然而，我们在尼思的竞选活动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工党候选人实际上开始惊慌失措。他开始慌张，是因为在工党在没有认真打选战的情况下，参与他自己竞选活动的人寥寥无几，而我们的活动却是整个选战中出席率最高的。共产党对我们的出现当然是怒不可遏。我们正在影响他们的支持者，并威胁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地位。一如既往，他们提出了他们的诽谤，说托洛茨基主义者是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纳粹的代理人、希特勒的傀儡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不断地提出口号：「投哈斯顿一票就是投希特勒一票！」当然，这根本没有任何效果。他们只是在竞选过程中成功地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把工党候选人、曾是全国劳工学院理事会（NCLC）总召集人的D.J.威廉姆斯（DJWilliams）斥为「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实际上，威廉姆斯是一个相当左派的半和平主义者。威尔士民族主义者们也有参选。但他们也未能像我们一样，获得很高的活动出席率。我们在尼思市中心租了一间办公室，是一栋位于市中心的带有商店门面的建筑。我们不得不放了一张床铺，以便来访的同志能有地方睡觉。右翼份子在这一带散布了各种关于这些床铺的谣言…声称有奇怪的托派煽动者从全国各地来到镇上。在选战期间，我们与基层的共产党员和前党员，以及独立工党的成员取得了联系。我们甚至设法在我们周围拉拢了一层独立工党党员，并招募了他们，结果在尼思成立了一个英革共的分会。在安曼河谷、Gwaun-cae-Gurwen的矿村，以及在其他一、两个地区，我们在这次运动中大概赢得了大约30名新同志。这些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准备不顾一切为我们的理念奋斗。在Gwaun-cae-Gurwen市镇，我们招募了六、七个矿工，钱宁·克朗·琼斯（JohnnyCrownJones）是当地的分会书记。他和他的三个兄弟都是矿工，并一同加入了这个组织。他是一位优秀的自学成才的作家，经常为《社会主义呼唤报》投稿。多年以后，钱宁回忆起当时在托派运动中的情形：「在矿坑入口推销《社会主义呼唤报》总是以与斯大林主义者发生冲突而告终，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在这一领域非常强大。但我们是坚强的小伙子」。时隔二十多年后，其中一名矿工奥尔温·休斯（OlwynHughes）重新加入了我们在南威尔士的组织。他参加了安曼福德的工人教育协会课程，当时艾伦·伍兹（AlanWoods）正在那里演讲，他在自我介绍时说：「你认识泰德·格兰特吗？」当他多年后回来时，他对我们的趋势组织发表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评论。这感觉像离开了很久之后回到家乡一样。当我们设法与他联系时，他非常高兴，从而重新结上了不解之缘。他说，这些理念、观点和方法，与他在1945年第一次加入英革共时听到的一样。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政治趋势一直是一致的，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休斯本人也是如此，他直到几年前去世前，一直忠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趋势。这证明了英革共对工人同志的理论训练。我们始终明白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明白要提高那些被拉入趋势组织的工人在政治水平的重要性。休斯这位威尔士矿工热衷于读书，自学成才，他从未忘记对他的教育。因此，尽管他已正式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多年，但他很快就能重新振作起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并在试图于安曼河谷重建一个分会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尼思的补选活动开展得非常积极，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在各处散发的主要选举传单向尼思的工人男女发出呼吁。这些传单概述了战争的性质和丘吉尔奉行的反动外交政策，并呼吁建立欧洲的社会主义合众国。传单最后发出了一个号召：「在这次选举中，你们可以发挥你们的作用；你们可以给全国其他地区的工人起个头，拒绝阶级合作的政策，投票支持阶级独立和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以及其血腥的战争和失业！」「把殖民地人民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残暴中解放出来！」「为了英国工人与世界工人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打倒丘吉尔政府！」「结束朝野联盟政府！」「为了作为共产主义欧洲和共产主义世界一部分的共产主义英国而斗争！」共产党关于「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的抹黑在工人中完全无效。西威尔士地区的一个主要矿工领袖是一个叫特雷弗·詹姆斯（TrevorJames）的人。他是一个优秀的公众演说者，也是一个坚定的阶级斗士。他是矿工的代理人，也是工党党员，而且还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他后来证实，虽然他是工党党员，但他非常同情英革共。事实上，他是最初可能被提名为独立的共产主义者候选人的选择，但他回绝了。他回忆说，工党候选人向他抱怨说：「你从来不参加我们的会议。你总是参加英革共的会议。怎么了，特雷弗？」他回答说：「嗯，他们提出的是社会主义理念。你们却没有。」这确实表明了该地区劳工的情绪，至少是工党和工会中的活跃份子的情绪。我们正是与这种心情相通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的方法（这当然很重要），还因为我们所提出的纲领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对社会根本变革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选区内平均每两星期售出约2000份《社会主义呼唤报》。这些在工会和工党中活跃的人，为拒绝投票给英革共而能提出的唯一论据是：「我们同意你的观点，但你应该加入工党。你的候选人应该是我们的候选人。哈斯顿应该是工党的候选人。我们应该有同样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应该是工党的思想。」一般来说，这些人非常同情我们，尽管我们是站在工党的对立面。他们很公开地说，他们很高兴我们来到尼思。「你们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运动，它起到了恢复该地区所有社会主义愿望的作用，不仅是这一地区，而且远至默西尔、斯旺西和其他地区。」我们卖出了7500多份《社会主义呼唤报》的特别选举刊，把我们的理由充分地提出来，涉及战争、德国、朝野联盟政府等等。每一点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述。这些《社会主义呼唤报》当然值得重新出版，用以表明我们对待工人阶级和工运的方式，那种灵活的方式、非宗派性的方式，甚至在这种选举运动中也是如此受用。由于这场运动，我们成功地在西威尔士地区建立了坚实的基础。这场运动还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共产党处于守势，我们多次向他们提出挑战，要求就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进行辩论。当然，他们对此并不热衷，担心在工人面前受到政治上的打脸。然而，他们内部出现了信心危机，而要求他们有所作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选举前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格温大厅组织了一次选前晚会，预计会有800甚至1000人参加。在最后一刻，共产党终于接受了我们的挑战。如果他们要保持任何信誉，就必须进行公开辩论。事后我们得知，威尔士共产党曾给国王街打电话，希望波利特、坎贝尔或加拉格尔或其他领导人来参加辩论。但坎贝尔又回答说：「你们可以处理好这种情况。没有必要让我们下来。」实际上，他们并不想公开地蒙羞。所以在这最后一刻的情况下，英共被迫接受挑战。当时间到了的时候，大会堂绝对是挤满了人，可能有两千名工人试图进入。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就是为了听这场辩论。最后，考虑到格温大厅的限制，许多人在门口被拒之门外。辩论在英共组织者艾伦·摩根（AlunMorgan）和哈斯顿之间进行。辩论涉及一系列问题，从莫斯科审判、法西斯主义问题、战争的性质，当然还有我们关于工人阶级的整个纲领。虽然我没有发言，但我在那里协助哈斯顿，拿着一捆出自共产主义的出版物、列宁和马克思的引文，准备在他们辩论开始时，把它们交给他。弗兰克·沃德回忆说：「我只记得桌子那头的泰德，每当共产党把观点提出来的时候，他就跳下去，不断地拿出一些精选的反对的引语…」[5]到了晚上，观众席上绝大多数工人无疑都支持我们，并反对共产党提出的立场。哈斯顿说：「我们向他们提出了辩论的挑战，我们和该地区的共产党领袖进行了谈话，我们在公开场合上粉碎了他们的论点。会议上有几百人，外面更多的人想进去，很多人掂着脚从窗外观看辩论。在那个阶段，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我们随即开始和他辩论，并绝对性地驳倒了他。」[6] 当工党候选人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意识到，工党将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矛盾的是，这就是我们竞选的结果。我们激发了人们对选举政治的兴趣。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运动，投票率可能会很低。但由于我们在该地区的活动的结果，产生了群众对政治巨大关注，工党也得到了超过30000张破纪录的得票数。工人们对我们提出的观点表示同情，这一点从我们的公开会议的出席率上就可以看出，但我们事先就认识到，这种对社会主义的高度兴趣的结果，会让工党的得票率非常高。然而，我们还是获得了1781张可观选票。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选票是在战争期间投给革命性国际主义纲领的，那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且，这是在一个我们在竞选前没有一个成员的地区。对于一个小的革命趋势组织来说，选举领域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舞台。然而，从这项工作中，我们在尼思、Gwaun-cae-Gurwen市镇、庞特普里斯建立了英革共的分会，也加强了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地位。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的整个方法和活动，与早期托洛茨基主义团体的无能方法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方针，对该地区的工人阶级采取非宗派的策略。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对结果以及我们所招募到的人员感到非常满意。由于投票日是在欧洲宣布胜利后几天才举行的，这确实令人吃惊。人们本以为这将会激起一场巨大的爱国主义情绪爆发。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日本的战争还在继续，但欧洲战争的主要部分已经结束了。德国则被打败了，且英国大选在即。所以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也是我们清楚的国际主义态度以及我们革命性军事政策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是我们所提出的工人阶级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纲领，促成了我们的成就。在欧洲的胜利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产生了淹没我们的效果。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得到了大约五、六千张选票，所以相比之下，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确实做得非常好。我们从事了群众工作，并成功地将托洛茨基主义与整个先进工人阶层联系起来。在《社会主义呼唤报》的《组织报告》中（1945年8月中旬）记载到：「在尼思选战期间，党分发了10万多份传单。我们张贴了8000张海报，出售了15000份《社会主义呼唤报》和大约数百份各种小册子。举行了70次室内公开会议，其中两次出色的会议分别吸引了750名和1500名工人。」「在创党合并大会时，我们在威尔士几乎没有任何基础，但现在我们有三个无产阶级的分会，几乎全部由矿工和钢铁工人组成。」「事实证明，党的名称是我们最好的资产之一。开始转为怀疑斯大林主义版本『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基层工人们，让我们能够在斯大林主义者全程防守的情况下揭发后者的本质。」报告结论道：「在胜利日、群众组织的沙文主义气息下，以及我党从来没有活动过的环境内，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能够得到1781票的支持，是一份非常亮丽的成绩单。」潮流的转变德军被苏联打败了。这证明了国有化计划经济的巨大潜力和优越性。当希特勒在1941年入侵苏联时，英国的军事战略家认为苏联会在几周内被打败。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在最初的失败之后，红军如猛虎一般奋力反击。苏联工人奋起捍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国有化计划经济。就连农民，自他们一看到纳粹野蛮主义的现实，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斯大林格勒，德军在一周的鏖战中损失了10万人。这次战败后，红军开始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推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战线移动了200英哩。 1943年7月，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战役在库尔斯克打响。在莫斯科南部广袤平坦的玉米田上，展开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坦克大战。希特勒把一切都投入到这场巨大的冲突中。俄国人缴获了一份他的命令的副本：「这是一次如此重要的进攻，以至于战争的整个未来可能取决于它的结果。最重要的是，你们的胜利将向整个世界表明，对德军的抵抗是没有希望的。」事实上，德军惨败于红军手中。直到这时，英国人和美国人还只是欧洲战争的旁观者。除了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外他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英国人正在为捍卫他们在北非的利益而战。美国人正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以控制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真正的反对希特勒战争是在俄国的土地上进行的。为了表明英国帝国主义的真实态度，我们可以举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当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的时候，在波斯（现在叫伊朗）驻扎了一支规模不小的英军。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英国的石油利益。斯大林问丘吉尔，为什么不派这些军队去斯大林格勒与德军作战。丘吉尔以典型的犬儒的态度，反而提出斯大林应该从波斯边境撤军，派他们去斯大林格勒作战，而英军则负责照顾与苏联的边境！自然，这个「慷慨」的建议被拒绝了，就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军和苏军在波斯边境对峙。丘吉尔态度的真正原因是，他认为红军可能在斯大林格勒被打败，然后他就可以派英军进入苏联的阿塞拜疆，夺取巴库的油田。 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法西斯大委员会内的一场政变所推翻，国王和巴多格里奥（Badoglio）元帅也参与其中。丘吉尔急忙表示他对巴多格里奥的支持。但墨索里尼的被推翻为革命打开了大门。工人们走到意大利北部各地的街道上，于是英国皇家空军在1月、2月、3月，对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都灵、博洛尼亚等进行了地狱般的轰炸。然而，权力真正掌握在意大利共产党和对外国势力游击队手中，他们成立了敌对于巴多格里奥的革命委员会。英国和美国在西西里的登陆，是作为对此事件的一种反应而匆忙组织的。丘吉尔想给国王和巴多格里奥以支持，并强调「所有幸存的意大利幸存的势力都应团结在他们的合法政府周围」。8月，盟军再次轰炸米兰和其他意大利北部城市，表面上是为了加快与巴多格里奥政府的停战协议。但在9月9日，国王和巴多格里奥离开罗马前往布尔迪西，任由德国人接管意大利。 1944年12月，英国帝国主义（当然还有斯大林主义）的反动性质在希腊表现出来。在雅尔塔会议（YaltaConference）上，丘吉尔和斯大林达成了一项犬儒的协议，将东欧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根据这个协议，希腊将成为英国利益范围的一部分。丘吉尔想控制希腊，因为它在东地中海的战略地位。核心问题是对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该运河将英国和仍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联系在一起。丘吉尔在他的《胜利与悲剧》（TriumphandTragedy）一书中以惊人的坦率揭示了斯大林和他的犬儒行径，「就英国和俄国而言，」他对斯大林说：「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我们在希腊占百分之九十的话语权，在南斯拉夫占百分之五十，这怎么行呢？」一张写有这些比率的纸条被递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在上面写了一个勾，然后把它传回给了丘吉尔。「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丘吉尔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定下来。」但丘吉尔担心这可能会被视为「相当犬儒」，于是想把这张纸烧掉。斯大林说：「不，你留着吧。」希腊的对外国势力游击队，在对德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之后，有效地控制了雅典。最强大的组织是希腊民族解放运动（EAM-ELAS），它由左翼和中派势力组成，但实际上由共产党人领导。与在意大利一样，丘吉尔希望支持反革命势力，特别是君主制。由于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在反纳粹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国王不得不向他们做出让步，同时策划了一场政变。在与斯大林达成秘密协议后，丘吉尔决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1944年10月从莫斯科回来后，他评论说：「现在正是解决我们在巴尔干地区事务」的时机[7]。1944年10月，英军在希腊登陆，人民把他们当作解放者迎接。 11月7日，在英军到达约三周后，丘吉尔给二战时的英国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Eden）发了电报：「我认为，我们已经为在希腊的军事行动自由向俄国（原文如此！）付出了代价，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使用英军支持帕潘德里欧（GeorgiosPapandreou）先生所领导的希腊皇家政府。我希望希腊旅很快就会到达，必要时将毫不犹豫地开枪。我完全预期会与希腊解放运动发生冲突，但只要选好地盘，我们就决不能退缩。」[8] 最后一句话表明，丘吉尔在准备一场挑衅行动。英军充当了法西斯主义者格里瓦斯（GeorgiosGrivas）上校所领导的右翼保皇派部队的掩护。丘吉尔向斯科比（RonaldScobie）将军发出指示：「不要犹豫，就像你在一个被征服的城市里，当地正在发生叛乱一样，我们必须守住并支配雅典。如果可能的话，你们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取得成功，这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如果必要的话，也要流血。」 12月1日，希腊解放运动代表离开政府，并呼吁举行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结果在宪法广场发生了屠杀事件。同日，警方在雅典宪法广场向反政府示威者开火，挑衅行动上演。11名示威者被打死，66人受伤。《泰晤士报》记者写道：「今天上午，雅典警察向儿童和青年的示威活动开火，很好地播下了内战的种子。」当丘吉尔向英国议会报告这些事件时，他说示威者「冲撞了警察」。这是个谎言。警方在政府和英国军队的支持下，故意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而且当他们趴在地上时，还不断地开枪。目的显然是要挑起内战，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军队将被用来对付对外国势力游击队。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之间，密谋策划了扼杀希腊的革命。自1941年以来，斯大林一直坚持要求他的英美「盟友」开辟对抗希特勒的第二条战线。这一点被忽略了——直到意大利的事件迫使他们动手。然而，意大利战役实际上是一场旨在阻止意大利工人夺取政权的小插曲。只有当人们清楚地看到红军正以极快的速度向欧洲推进时，英国和美国才决定在1944年发动对法国的入侵。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在英吉利海峡，而不是在德国与红军相遇。 1945年的工党政府此时，我们和整个国际一样，根据托洛茨基的预测，认为世界大战将在欧洲掀起一场革命浪潮。这又会暴露过去旧组织的反革命作用，导致第四国际的群众政党的产生。这种观点是基于以下的假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情况相似，当时英国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出现了革命的情势。1920年的短暂衰退，预备了工人阶级随后的激进化。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动荡和阶级斗争的时期，一直持续地起起伏伏到1939年。我们认为，1945年后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战后时期将非常有利于革命趋势组织的建立。我们还预期工党政府会在下个阶段经过危机，我们知道群众需要这段危机的经验，然后才会开始得出革命性的结论。我们设想，这个政府将像1929-1931年一样是一个处在危机的政府。在资本主义严重危机的条件下，工党的队伍中会出现左翼或者是中派潮流的结晶。我们也明白，在这些条件下，英革共将不得不进入工党，并以其思想为基础，赢得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激进工人的支持。这将为在英国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托洛茨基主义趋势组织铺路，并为了赢取大多数工人阶级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做好准备。遗憾的是，这样的观点被各种事件所证伪，新的形势不但对我们的发展非常不利，反而为革命趋势组织产生了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到了1944年，人们的情绪变得更加激进，联合政府正在失去工人和士兵的支持。这一点在1944年的工党大会上得到了体现，在大会上通过了非常激进的决议，包括土地、大规模建设、重工业、燃料和电力以及一切形式银行的国有化。工党领导人大多赞成继续进行战时联合政府，而共产党对此也是热烈赞成的。但党的基层却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建议。英革共的口号——工党终结联盟政府，实行社会主义纲领——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工人的心情。我们在军队中发现的激进化情绪，现在大家都清楚看到了。欧洲胜利日过后不久，工党与战时联合政府决裂，于7月15日举行大选。这时，英共还在呼吁继续成立全国联合（NationalUnity）政府，其中应该包括他们自己！在大选前，他们不得不像丢掉一个烫手山芋一样丢掉这个想法。当然，我们支持选举一个工党政府——但以社会主义纲领为基础——并投入到竞选活动中去。看到当时工人的反应很有意思。丘吉尔这位「伟大的」战时领袖把自己推举为伟大的政治家，是赢得了战争并能在和平时期领导英国的人。这是保守党和资本主义媒体打出的终极手牌。他们把丘吉尔标榜为「平民政治家」在全国各地游行。尽管丘吉尔已被树立为一个「伟大的战时领袖」，他的海报随处可见，而且他在广播中获得的时间是工党候选人艾德礼的四倍，但他还是被绝大多数人拒绝了。当然，有数以万计的人前来，主要是出于好奇，想看看这位「伟大的战时领袖」。问题是，这数万人不是为了支持丘吉尔，而是为了反对他！在伦敦，大批敌视他的工人正在迎接开着吉普车绕行的丘吉尔。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我们参加了这些抗议活动，卖报纸等等。他愤怒地对这些他口中的「希特勒的朋友」进行了抨击。但这并没有拯救他。工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反映了人们对革命性变革的渴望。 7月26日，选举结果公布。在总共640个席位中，工党赢得393个席位（如果加上独立工党和共同富裕党（CommonWealth）的席位，则为397个）。它的总票数为11,992,292张，而保守党-自由党全国联盟的票数为9,960,809张。诚然，在1951年的选举中，工党赢得了更高的票数，但从百分比来看，工党在1945年的选举得票率是在48%以上。保守党失去了200个席位，而工党获得了同样多的席位。这是一场绝对的压倒性胜利。工党领袖们对这个结果几乎和保守党一样感到惊讶。1931年失败的污点现在被完全抹去了。工党第一次在议会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几个月后，同样的结果在11月的地方选举中重演。群众希望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并通过投票给工党来表达这个愿望。如果工党领导人愿意的话，他们就可以通过议会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但是，他们当然并不打算做这样的事情。讽刺的是，大选前的工党组织绝对是一团糟。保守党的组织仅仅是依靠他们的有偿代理人而存在。但工党在联合政府时期，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极其薄弱的。工党的选区没有开过一次会。选区党不开会，或者即使开会，也只是以骨架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当时工党几乎是没有组织的。保守党认为，如果他们能在工党重新站起来之前催生一场选举，他们就会迅速获得胜利。但他们完全算错了。群众的情绪是这样的，尽管工党缺乏组织，但广大工人还是踊跃地投票给工党，这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巨大激进化。士兵们以我们在第八军中已经观察到的，以相同的战斗性心态回国——90%的士兵投了工党的票。这表明了军队中存在的革命情绪。统治阶级被警钟惊动了。丘吉尔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紧急要求尽快遣散士兵。当这一切完成后，他又发表演讲，指责工党政府完全消除国防。 1945年8月，英革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有200多名代表和参观者出席。我们认识到，工党政府的选举标志着「群众激进化的第一波浪潮」，并指出：「在西方任何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改良主义者第一次以压倒性多数重新上台执政。」《社会主义呼唤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我们会议的全页报导，最后说：「第二次全国会议标志着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尽管我们的力量相对于工党和共产党的群众组织来说是很小的，但在战争期间，我们的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趋势的发展，我们的党在这一时期把自己确立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派，这是工人阶级先进阶层正在发生变化的令人振奋的景象。我们的同志带着新的决心和活力回到自己的地区，参加工人的日常斗争，并运用我们国际组织纲领的原则，而只有国际组织的纲领才是我们阶级解放的指南针。」（《社会主义呼唤报》，1945年8月中旬）。 9月，我们的建筑工人同志，通过建筑工人工厂代表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关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非官方群众示威，吸引了海德公园的10万工人参加。杰出的工人同志乔克·米利根（JockMilligan）策动了这次活动。工会中的斯大林主义者以「反对工会的行为」为由，成功地取消了他的工厂代表资格，但在路厄斯罕（Lewisham）的工人们威胁要就此问题举行全面罢工后，他在几天内就恢复了职务。乔克有一段巨大的历史。他被派往阿尔汉格尔斯克l去镇压布尔什维克政府，并捡到了一张传单，传单上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签名，是由英国著名作家阿瑟·兰塞姆（ArthurRansome）起草给英国军队的呼吁书。回国后，乔克成为英国共产党的创始党员。他对斯大林主义感到失望，于是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后来他加入了工人国际联盟，然后又加入了英革共。他在工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一直待在我们的趋势组织中，直到他在50年代末去世。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我们认为随着工党政府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基础上执政，局势将按照托洛茨基在战前所概述的同样路线发展。也就是说，一旦改良派上台，鉴于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改革，他们就会开始在群众的眼中暴露自己的无能。然而，在论述这个观点之前，我想先论述一下从1944年开始发展起来的，与第四国际领导层之间的分歧。我们与第四国际的分歧 1945年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托洛茨基运动没有预见到的新发展。工人阶级的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袖，背叛了1943年以来席卷欧洲的强大革命潮流。这为资本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前提。没有出现托派所预言的经济危机，而是出现了战后重建时期，在这一时期，从战争中脱颖而出的美国，其生产能力完好无损，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资本主义进行了有效的掩护。这为新的繁荣和相对的社会稳定时期奠定了基础，并要求对我们原来的观点进行大幅度的修正。我们与英革共领导层讨论这个情势，并很快意识到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而旧的观点过时了。通过这些讨论，我们相应地修正了我们的分析和观点。然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却对新的发展视而不见。1940年8月托洛茨基被暗杀后，第四国际的领袖们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事实证明他们在分析新时期和调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方向上是远远不够的。与英革共不同，他们完全没有上升到历史所提出的任务的等次。坎农和第四国际的其他领导人显然从来没有掌握托洛茨基的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他们只是鹦鹉学舌地重复托洛茨基的话语和公式，甚至在这些话语和公式被各种事件证伪之后，仍然坚持这些话语和公式。当然，这使他们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首先，他们拒绝面对事实。他们拒绝承认战争已经结束！坎农说：「我们不同意有些人粗心大意地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战争还没有结束。」[9]然后，他们说不会有经济复苏，只会「接近于停滞和衰退的水平」，而所有的事实完全相反！[10]曼德尔写道：「现在必须放弃任何在英国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再经历繁荣中的局面」[11]。然后他们坚持说，欧洲只会有军事独裁的统治，而实际上，正如英革共人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正在以「民主的形式」进行反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官方发言人E.R.弗兰克（E.R.Frank）谈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复兴理论的有害性」，并明确提到英革共党人，即「帝国主义者的成功超出了他们最疯狂的梦想。他们用一点——非常少的——民主外衣来掩盖他们的军事独裁，他们甚至成功地愚弄了少数托洛茨基主义者。」[12]。最后他们认为，苏联在战后已变得软弱无力，而不是像英革共所坚持的那样得到加强。他们甚至在国际会议（1946年）的决议中指出，外交压力就足以推翻苏联：「如果没有一个能够积极地团结起来支持它的群众运动，苏联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摧毁」，决议指出：「即使没有直接的军事干预，而仅仅是通过经济政治和外交的综合压力以及美英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英革共内部公报，1946年8月12日，黑体字是我的强调）同样，「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预，才能使苏联免于过早且致命的终末」。第四次会议的「领导人们」，坎农、巴布洛和曼德尔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现实，这一事实将对第四国际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在每个重大问题上没有一个不犯根本性错误的。例如，弗朗克提出了一个「理论」，即欧洲只能存在波拿巴主义政权。弗朗克把自己的胡言乱语看得太重了，以至于他决定转入地下工作，在没有证件的情况下非法生活，而且还造成战后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转入地下，因为他们担心将来会受到镇压！这种荒唐的想法，我和其他英革共领导人曾多次回答过。但是英国支部的论点，国际却听不进去。只要把这种思想上的混乱与英国托派所采取的立场比较一下，而我们的立场可以在我们打算公开的许多文件中读到这些材料。从阅读这些材料的过程中，马上就会明白，英革共能够理解并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运用到新的形势中去，并且能够调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方向。遗憾的是，这个事实从来没有得到承认，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因为几十年来一直没有相关的材料。而且，有许多人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提高个人的威信，隐瞒了事实真相，这是政治上一种非常恶劣的倾向。克里夫的扭曲托尼·克里夫（TonyCliff）当时是英革共的二线领导人，后来成为错误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TheoryofStateCapitalism）的主要倡导者。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题为《托洛茨基之后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afterTrotsky）的小册子中，克里夫公然无视英革共的伟大成就。他以一种典型的不诚实的方式，对党的主要领导人——哈斯顿和我本人的角色，以及我们在战后反对坎农和第四国际其他领导人立场的斗争，完全保持沉默。克里夫的小册子会让读者认为英革共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原则立场。他给人的印象是，我们都支持国际的政策，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虽然，同一个作者以惊人的虚伪，大肆宣扬要「实事求是」！按照克里夫的说法，只有「少数开创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的同志」（即他自己的团体）「在1946-1948年不得不在非常困难的问题上进行讨论。」[13]没有什么比这更离谱的了！托洛茨基曾写道：「私怨在政治中起着可怕的作用」。坎农从未原谅过工人国际联盟的李-哈斯顿-格兰特领导层，因为这个领导层在1938年反对过他，当时它拒绝接受坎农对英国托派团体合并的条件。他对此非常重视，从1943年起秘密组织了一场破坏和清除英国领导层的协同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坎农与希利建立了一个无原则的集团，而希利由于自己的原因，对组织的领导层怀恨在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虽然希利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组织者，但他曾有六、七次被开除或退出工人国际联盟。其中一次，即1943年初，他冲出工人国际联盟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说他要加入独立工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在希利的辞职被一致接受后，中央委员会成员罗伊（AjitRoy）说：「他是对组织的威胁。但如果他和我们一起工作，以他的精力和能力，他对我们是有一定的用处的。将来肯定会有破绽，但可以利用他。」（1943年2月6日）随后，他重新申请入会，并再次被接纳回来成为会员。但他不是作为一个忠诚的成员回来的，而是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阴谋家回来的，他总是在反对工人国际联盟领导层的斗争中寻找盟友，而第四国际不择手段的领导层正是这样的盟友。 1945年10月，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坎农带头对戈德曼和莫罗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少数派进行了口头攻击。在这其中，坎农联系到了对英国英革共的攻击：「你们现在正在说明哈斯顿和格兰特打击希利。你们正在给哈斯顿发私人信件，帮助他们与希利作斗争——利用反对希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在国际内会发生什么事吧。」[14] 当然，坎农从1943年开始就一直在帮助希利，但这一点没有提及。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多数派不断地密谋反对英革共多数派，把希利当作它的傀儡。「在1943年至1949年期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在反对哈斯顿集团的斗争中对我们特别有协助」希利后来承认：「这个集团包括英国托派组织的大多数，基本上由哈斯顿、他的妻子米尔德里德和泰德·格兰特领导。」[15] 1953年4月，坎农在给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Dobbs）的私信中透露了他对英革共领导层的真实态度——以及其中的原因：「这个腐朽到极点的哈斯顿派的所有罪行和错误，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它在1938年作为一个无原则的小集团的起源。那年稍后，在第一次世界大会召开前夕，我在英国时，曾谴责李-哈斯顿派系在诞生时就没有原则可言。在他们后来的全部发展过程中，不管他们此刻写了什么论文，投了什么票，我对他们从来没有一点信任。」[16] 敌对阶级所使用的手段至于「他们写了什么论文，投了什么票」，第四国际成员都无法知悉。英国革命共产党的立场不是被国际压制，就是被系统性地扭曲或忽视。「战后初期」坎农说：「哈斯顿一伙被斯大林主义的扩张所吸引，认为他们从中看到了『未来的浪潮』。他们在红军占领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赋予了『工人国家』的光荣称号，当这一占领发生的那一刻。哈斯顿派是目前污染洛杉矶地方气氛的弗恩趋势的真正教父。」[17] 这些文字——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非常典型的坎农的手法。它们从头到尾都是完全的扭曲。据我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弗恩-瑞恩集团文件中看到，他们并不持红军一占领东欧就建立工人国家的立场。这似乎是坎农的误读。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观点，因为坎农很清楚。在红军占领后的东欧，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依然没有改变。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资产阶级政权，尽管斯大林主义者已经确保他们控制了政府内部的关键部门，特别是内政和国防。只是后来在1948年，在试图推行马歇尔计划之后，斯大林主义者才依靠民众，以波拿巴主义的方式，进行了一次社会颠覆。坎农对少数人意见的不容忍，在他对「污染者」弗恩的尖锐语气中表现得很明显。不管弗恩的趋势是对是错（他们肯定是混乱的），但坎农的态度简直是畸形的。这反映了他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对待政治反对派的全部态度。他的著作清楚地表明，他总是倾向于以组织的方式处理事情，而不是处理政治问题。这一点在1939-1940年与沙赫特曼和伯纳姆的派系斗争中得到了体现。坎农的做法与托洛茨基处理内部分歧的方法是天差地远的。托洛茨基总是以政治的方式处理事情，包括组织问题。他在纠正其他同志的错误观点时，总是表现出最大的技巧和耐心。他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别斗争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虽然在苏联的阶级性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保持着坚定的立场，但他从不赞成坎农对待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反对派的方式，甚至准备在1939-1940年与沙赫特曼-伯纳姆少数派达成和解——如果说实话，这个「和解」被坎农破坏了。东欧英革共比所谓的国际领导层更了解世界局势变化的性质。英革共认识到苏联在战争胜利后的地位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它在东欧的主导地位。然而，在1948年2月的「布拉格政变」之后，我们加深了最初的分析。我在6月号的《社会主义呼唤报》中论述了正在展开的进程，表明斯大林主义者依靠工人阶级进行了对资产阶级的征收，建立了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随后，所有所谓的人民民主国家都发生了同样的过程。华府试图利用马歇尔援助东欧的延伸，将这些国家拉回世界帝国主义的轨道。东欧的斯大林主义者明白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他们扫除了「资产阶级的阴影」，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将经济国有化，并按照莫斯科的形象建立政权——不是列宁的莫斯科，而是斯大林的莫斯科。东欧革命在俄国革命结束的地方开始：作为社会主义的怪物极权官僚主义的扭曲版本。在毛泽东农民军胜利后的中国和铁托游击队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然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没有看到这些革命的发展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展开，一直到1951年，他们仍然把这些政权定性为「资本主义」。直到1955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才把中国定性为畸形的工人国家，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然后，他们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对毛泽东产生了幻想，认为他是一个「不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是否绝对需要进行政治革命以实行工人民主，他们仍然模棱两可。在斯大林和铁托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伟大的第四国际领导人一夜之间从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跳到了铁托被视为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的首脑的立场上。他们向铁托屈服，成为南斯拉夫政权的拉拉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给铁托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群众对它（贵党）的信心将大大增强，它将成为本国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有效集体表达。」英革共对此行为表示抗议，认为铁托政权在本质上仍是斯大林主义，但我们的抗议却被随手忽略了。在1950年我刚被希利开除后写的一份声明中，我列出第四国际在英国垮台的三个原因中的第一个原因，即是它「在国际上向铁托-斯大林主义屈服。」与此同时，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人皮埃尔·朗贝尔（PierreLambert）却在热情地报告说：「我相信，我在南斯拉夫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它是由一个热衷于反对官僚主义和实行工人民主的政党所领导的政权」！[18] 第四国际的腐化在托洛茨基死后，第四国际的这种变质和崩溃，部分是由于客观因素——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强大上升，以及群众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重新幻想。这意味着，在一整个时期内，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势力无法指望得到巨大的收获。然而，主观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战争学里，在进军的时候，有好的将领指挥是很重要的。但在撤退时期，他们就更重要了。有了好的将领，你就可以有条不紊地撤退，以最小的损失，保持部队的完整，为更有利的形势做准备。差劲的将领会把失败变成溃败。第四国际所谓的「领导人们」，直接导致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破坏和毁灭。这里不是讨论所谓第四国际领导人所奉行的灾难性政策的细节的地方。我只想说，他们的个人行动和政策给第四国际带来了灾难，而该国际在这类人的领导下也胎死腹中。一个革命性的国际组织，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纲领、观点、传统和方法。其次，它才是一个执行这些政策的组织。所谓的第四国际一再践踏这些原则。最后，1938年成立的第四国际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那些保持真正传统和纲领的人。只有英国支部的领导人为了捍卫托洛茨基主义的这些原则进行了一场战斗。在英革共被摧毁之后，我们的趋势组织持续地传承着香火。坎农、曼德尔、弗朗克、巴布洛等人没有纠正他们的错误，也没有从政治上回答英国领导层的批判，而是采取组织上的周旋和阴谋，以破坏英国支部。这是季诺维也夫主义，利用组织方法处理政治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首先，英国支部的材料被压制或扭曲。然后，国际领导层在英革共内部组织了一个围绕着希利的秘密派别，以破坏和清除领导层。这些灾难性的方法起到了致命的作用，最终破坏和摧毁了国际运动。坎农、希利、帕布罗、弗朗克和曼德尔等人痴迷于一有机会就破坏和摧毁哈斯顿-格兰特领导层的企图，他们对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起到了毁灭性的作用。民主形式的反革命 1938年我们拒绝了坎农向我们提出出关于与其他团体随便合并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被证明是绝对正确的，但除此之外，那时我们和国际之间没有任何其他哪怕是一丁点的歧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托洛茨基已经不在人世，无法给予指导。此外，由于纳粹占领了欧洲，国际书记处已被转移到美国，并实际上由坎农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管理。随着战争的结束，在欧洲的前景方面，分歧也开始发展。在战后重新加入第四国际的弗朗克，向国际书记处作了一份关于1945年8月会议的虚假报告，声称英革共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此外，这些困难的主要责任在于领导层，他们不关心澄清政治问题（原文如此），反而相当关注如何保持他们对组织的无可争议的控制。」不久，哈斯顿给第四国际欧洲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对于我们的党来说，我们对他的能力并没有太高的评价。」虽然是轻描淡写，但这些文字肯定刺痛了弗朗克。这不是偶然的，——尽管在世界大战中，英革共是欧洲托派运动中最大的、最重要的部分，但在弗朗克撰写的片面第四国际「党史」中，却丝毫没有提到工人国际联盟或英革共，更不用说我们的政治观点了。他只说：「战后，国际曾出面赞成英国托派进入工党。」[19]这实际上意味着他支持希利。这是第四国际领导人试图篡改国际历史和掩盖英革共作用的典型方法。他们的动机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声望，并奠定了与教皇无误的地位。声称「领袖们决不会犯错！」是摧毁任何革命组织的秘诀。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于错误总是诚实的，并准备承认错误，从中吸取教训。但坎农等人不能容忍英国托派指出他们的错误，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指证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其实，托洛茨基从来没有说过关于弗朗克的一句好话，他反而希望把后者开除。「我们在德国和西班牙不断地同弗朗克进行斗争」托洛茨基写道：「反对怀疑论者，反对那些想创造奇迹的冒险家（并在这个过程中扭断了他们的脖子）。」[20]这种尖锐的批评，不仅是对弗朗克的批评，而且是对国际上所有其他领导人的质量的批评。对于弗朗克这样的人，第四国际领导们却在托洛茨基死后认为应该提拔他。然而，弗朗克以及他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同道们「试图澄清政治问题」，指出欧洲正在发展的是军警国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在希特勒倒台后，统治阶级在欧洲继续其统治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通过军事警察政权，或者像法国倒台后建立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如佩坦独裁政权。弗朗克和坎农的论点是，1944年英美帝国主义者在意大利试图建立巴多格里奥的独裁政权以取代墨索里尼的独裁政权。我代表英革共领导层对弗朗克的论点写了一份答复：「弗朗克试图将西欧的所有政权等同于波拿巴主义。他的概括甚至更进一步：他认为，自1934年以来，法国就有波拿巴主义政权；在欧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除了波拿巴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政权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政权。这一点，请你以『我们的政治分析在法国历史上十多年的连续性』的名义来做！。这种自满使理论沦为无形的抽象，掩盖了不可避免的、偶发的错误，从而使之成为一种体系。我们不能让这种方法存在于第四国际的队伍之间」。「弗朗克同志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波拿巴主义这两个词混为一谈，没有解释两者的具体特征。他把『波拿巴主义』、『波拿巴主义的要素』互换着讲，他把民主自由与『一种可以正确地定义为民主的政权』对立起来。然而，读者却要徒劳地寻找他理想的『民主政权』与非常现实的资产阶级民主相区别的定义。他否认当今欧洲存在着民主政权，因为『实际上没有民主政权的位置』。」英革共领导的分析解释，由于欧洲群众的运动，以及阶级力量的平衡，欧洲将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时期，或者给它一个正确的名称，即「民主反革命时期」。「英革共把西欧的政权（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说成是民主形式的反革命政权。弗朗克同志声称，『民主反革命』的思想『没有任何内容』。但如果真是如此，那他就很难解释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魏玛共和国是什么。他将不得不辩解说，1918年在德国发生的，不是被『民主形式的反革命』（通过对1919年1月起义的不民主且血腥的镇压）所背叛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推翻德皇并以『纯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取代其政权的民主革命！这就是德国的社会民主。这个政权是由戒严令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与帝国国防军总参谋部、容克党人和资产阶级的阴谋所带来的，这一事实完全证实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结论，即当时发生的是『民主的』反革命，而资产阶级则利用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托洛茨基在1930年就预见到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崩溃后会发生类似的情况的理论可能性。当时他致信意大利同志们，并写道：『继上述问题之后，就是意大利的「过渡期」问题。首先必须非常明确地确定：从什么过渡到什么？从资产阶级（或「人民」）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是一回事。从法西斯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是另一回事。如果设想的是第一种设想，那么首先就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然后就是确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之后，才会提出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时期的问题。如果设想的是第二种设想，那么就会提出一系列战斗、动乱、局势的颠覆、突然的转折的问题，在它们的合奏中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阶段。这些阶段的数量可能很多。但无论如何，它们内部都不能包含资产阶级革命或其神秘的混合体，也就是所谓的「人民」革命。』『这是否意味着意大利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再次成为议会制国家或成为「民主共和国」？我认为——我认为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那样的话，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而是不够成熟和过早无产阶级革命的流产。在发生深刻的革命危机和群众战斗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先锋队将无法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可能会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政权。』『比如说，能不能说现在的德意志共和国代表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在1918-19年，德国曾发生过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由于失去了领导，被欺骗、背叛和粉碎。但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却发现自己不得不适应这种粉碎无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情况，不得不采取「民主」议会形式的共和国形式。意大利是否排除了同样的——或者说差不多的——最终结果呢？不，没有排除。法西斯主义的登基是1920年无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结果。只有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次它也不应该注定要取得胜利（共产党的软弱，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天主教徒的操纵和背叛），那么，资产阶级反革命届时将被迫在其权力的废墟上以法西斯的形式建立的「过渡性」国家，只能是一个议会制的民主国家』。（《意大利革命问题》，1930年5月14日）「意大利在战后发生的事件表明了托洛茨基非凡的远见。资产阶级被迫接受王室的废止，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的叛徒把发展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引向『议会和民主国家』的管道。这当然不会达到稳定的基础，而会经过危机和动乱、无产阶级方面的运动以及君主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反运动的影响。弗朗克现在会不会否认托洛茨基想法的正确性，并断言自墨索里尼倒台后意大利就会出现一个波拿巴主义国家？」「除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没有什么能拯救西欧的资本主义体制。当资产阶级依靠它的社会民主和斯大林主义机构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时，这种反革命的『内容』是什么？是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吗？当然不是！它的内容是『民主形式的反革命』。」「当然，资产阶级不可能在民主反革命的基础上长期稳定自己。在革命是由资产阶级的走狗所策动的地方，阶级力量不会一直处于停顿状态。经过一个时期，根据国际上和特定国家内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情况，这个时期可以或多或少地延长，资产阶级就会转向波拿巴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我们的论点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莫罗和高德曼——他们现在是坎农的反对派——所论证的不一样，他们认为欧洲正处于一个民主时期，或是他们所谓的「民主革命」时期。但至少与其他的人相比，他们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摸索。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是次要的，而是根本性的。它赤裸裸地提出了托洛茨基运动方向的问题。托洛茨基曾多次解释过：如何提出问题会决定你的态度。如果你正确地提出问题，你通常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如果你提出的问题不正确，你总会得到错误的答案。我们指出，欧洲的工人正在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共产党和社会党是革命组织，那么革命必然会进行。然而，这些组织，特别是共产党，也包括社会民主党，现在所扮演的角色与社会民主党在1917年至1920年期间所扮演的角色相同，他们背叛了欧洲存在的革命浪潮。我们进一步解释说，由于（a）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巨大力量、（b）当时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浪潮，资产阶级不可能在欧洲实行波拿巴主义的军事政权。相反，在一个较长或较短的时期内——这种事件的时间尺度难以计算——阶级力量的平衡将有利于工人阶级——因此，也将有利于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在欧洲，从1943年起，意大利、丹麦、希腊、法国，甚至英国，都出现了向社会主义革命方向发展的运动，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了革命的发展。但是，正如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背叛革命，以民主形式进行反革命，导致魏玛共和国一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也会背叛运动。尤其是共产党，由于它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的抵抗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它将利用自己的权威来拯救资本主义，进行反革命。这将迎来一个不是民主革命的时期——正如戈德曼和莫罗错误地提出的那样——而是相反，是一个民主反革命的时期。这首先是由于革命力量的虚弱，而革命力量在1917-1920年的欧洲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1945年以后欧洲局势的发展中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从波拿巴主义的这一错误观点出发，国际领导层开始犯一个又一个错误。我们和国际书记处之间很快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这正是后来第四国际将要发生的堕落的表现。我不打算详细论述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其他地方有更充分的论述（见附录和《评第四国际》）。但是，有必要简要地解释一下现在开始出现的歧见。注释 [1]特尔斯与理查德森（AlRichardson）的访谈，1978年 [2]同上 [3]同上 [4]哈斯顿与理查德森（AlRichardson）的访谈，1978年4月30日 [5]转引自博恩斯坦和理查德森（BornsteinandRichardson），《战争与国际》（WarandtheInternational），P.139 [6]哈斯顿与理查德森（AlRichardson）的访谈，1978年4月30日 [7]引自麦克·富特（MichaelFoot），《贝文传，1897-1945》（AneurinBevan，1897-1945），P.417 [8]同上，P.418 [9]坎农，《1945-47年著作与演说集》（WritingsandSpeeches1945-47），P.201 [10]见《新的帝主义的和平政策和第四国际的建党工作》，1946年4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4604.htm [11]引自格兰特，《不间断的传承》（TheUnbrokenThread），P.372 [12]《第四国际》，1944年12月。另见格兰特撰写的《欧洲各势力的关系变化和第四国际的角色》（TheChangedRelationshipofForcesinEuropeandtheRoleoftheFourthInternational），1945年3月 [13]托尼·克里夫（TonyCliff），《托洛茨基之后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afterTrotsky），「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的起源」，伦敦，1999年，P.23 [14]坎农，《1945-47年著作与演说集》，P.183 [15]《托洛茨基主义与修正主义》（TrotskyismversusRevisionism），第4卷，伦敦，1974年，P.298 [16]坎农，《对党的讲话》（SpeechestotheParty），纽约，1973年，P.296-7 [17]同上，P.297 [18]转引自JanNorden，《南斯拉夫、东欧和第四国际：巴布洛主义清算主义的演变》(Yugoslavia,EastEuropeandtheFourthinternational:theEvolutionofPabloistLiquidationism)，纽约，1993年，P.13 [19]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派的长征》（TheFourthInternational:thelongmarchoftheTrotskyists），伦敦，1979年，P.85 [20]托洛茨基：《法国支部的危机1935-36》（TheCrisisoftheFrenchSection1935-36），纽约，1977年，P.107
刘师复《答道一书》（1913年12月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答道一书刘师复（1913年12月20日）〔说明〕刊载于《民声》第3号，1913年12月20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39-142页。读来书，纠绳余过，不愧良友，感佩靡既。惟谓“复因责江亢虎并其党而非之”此则不免误会。鄙意不满于“中国社会党”者，但以其党纲未尽完善，及党纲与党论又自相矛盾，与夫江亢虎先生以迁就政府之故，致主张不能明瞭。提倡者之主张既不明瞭，因之世人对于社会主义正当之解释，亦不免生含糊影响之弊。此实维护社会主义之苦心，并非对于其党而为排斥，更非对于个人而为讥议也。当“中国社会党”初发起时，复无限欢迎，本拟进步党共事，徒以党纲未尽惬意遂而不果。然与党中同志通信往还，几无虚日。两年以来屡欲著论登报，就鄙见所及，对于其党纲之未善者为详细之批评。然以社会党三字，在中国方始萌芽，一旦忽生异议，不知者以为互相攻击，于传播及进行或未免有所妨碍，故始终未尝发表文字。及去年新“社会党”分立时，发起诸君，屡函招邀入党。复以其时两派方互为剧烈之排斥，鄙意殊不以为然。且新发表之党约，仍未能尽惬人意，故婉辞之，暂不入党。一方面函劝两派之各行其是，勿事攻击，一方面著论登之广州某报，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方在幼稚时代，凡能信服社会主义者，无论属于何派，均可称一国之优秀，如春木之苗芽然，吾人当竭力护持之，万不宜互相攻击，自残其优秀之萌萼”。此亦足见复之用意矣，及至中国社会党被大盗解散时，忽论及被解散，鄙意，正望其党之具有眼光者，趁此机会，改正党纲，淘汰其不良之分子，（党中良莠不齐，屡闹无意识之风潮，实为该党不进步之一大原因，其党员亦自言之。）发生一良好之社会党。故乘便批评其党纲，且特下一二讽语，以促其党员之反省。意谓苟能达余所希望，则复虽受论事苛刻之名，亦无伤也。足下以复为薄该党耶？抑爱该党耶？若夫对于个人，如江亢虎先生者，其所取之手段，诫吾人所不能苟同，若其提倡之功，则固不可没也。（即如对于张溥泉先生亦然。其作议员诚所不取，若其在革命以前提倡无政府主义之功，则不可没也。）至前论谓中国社会党员真能了解党纲者度不及十分之一云云。十字误作万字，苟非来书之质难，至今亦不觉察，特志于此，以代更正并志吾过。又来书谓复“因吴稚晖先生与国民党接近，遂疑其有政治上之野心”，此语绝非原意。复前论只有“既与政党日益接近即无异与无政府党日益疏离”一语，纯是理论上之研究。盖真正之社会党无政府党，无不反对政治。政党与无政府党，几成风马牛不相及之物。故谓接近政党者即无异疏离无政府党。此语于论理原无不合，并非谓其有政治上之野心也。吴稚晖先生在中国中实为复所最佩服之一人。复固确信其脑子里绝无丝毫政治之臭味者也。其与国民党周旋，度不过虚与委蛇原非实际上政治活动。惟吾人以为稚晖先生本无政府党之健将，方望其出而提倡，不料其绚烂之后归卒于半淡，东归以后，绝不为积极的鼓吹，不免令我辈鲁莽少年之失望，因失望而生恼，因恼而生憾，遂不觉发为斯语。想吴先生见之，当亦点首而一笑也。
刘师复《师复启事》（1913年8月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师复启事刘师复（1913年8月27日）〔说明〕刊载于《晦鸣录》第2期，1913年8月27日。（一）本志言论，无论为自撰，为译述或为投稿，概由师复一人负完全责任，至其宗旨已备载于第一期编辑绪言。中外间或有以为心社机关者，虽非大谬，亦微有误会。盖心社社约只为个人道德问题，而与社会无涉。《晦鸣录》则以倡导社会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纯为研究社会问题，而不但拘拘于个人道德而止。故谓《晦鸣录》宗旨与心社无冲突则可，谓《晦鸣录》为心社机关则不可。（二）师复现在除发刊本杂志及致力传播吾人主义外，一切社团、报馆概与师复绝对无关紧，外间传某社、某报与师复有关系者，皆讹言也。（三）师复去年与同志发起心社，取绝对自由主义，无章程，无规则，亦无一切组织，各凭一己良心以相集合。倘有假冒混充，或信道不笃，以致背约者，心社亦无从干涉。世人不察，凡从前曾列名或冒名心社者，其所作所为苟有不是，皆举而归咎于心社，甚而责备及师复个人。殊不知心社既为无章程、无规则之团体，于社友个人之行为从不过问。间无论为发起人，为社友，为赞成人，苟其人既甘心违背社约，或为无意识不道德之行为，不合心社宗旨者，即为自绝于心社之明证，即不必认为心社之人，于心社本体实无丝毫损碍，心社不能为之代负责任，师复个人更不应代负责任。惟师复一己则敢自信，敢设智白：日毁星球灭，师复终不敢犯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牢，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之十二神圣社约，及一切与心社宗旨冲突之事。然即使他日师复一旦丧心病狂，倒行逆施，亦惟师复个人自绝于真理，为社会万众千秋百世所垂骂，而于心社本体仍丝毫无损。世有恒言，设使克鲁泡特金（最近无政府党之泰斗）一旦变为何才夫（俄罗斯革命党之汉奸），亦无损于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无政府主义，即此理也。再，心社所有只有十二社约之真理，此外，绝无设施，绝无举动。凡心社社友以个人名义举办他种事业者，皆由个人自负责任，与心社全体无涉。幸勿以个人之故，或误会以为某事某事由心社所举办也。
第二部分：新类型的托洛茨基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泰德·格兰特->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第二部分：新类型的托洛茨基主义 ·坎农扮演的角色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托洛茨基主义 ·战争中的英国 ·托洛茨基的军事政策 ·斯大林主义者和战争 ·工人国际联盟与战争 ·战术的灵活性 ·托洛茨基之死 ·诽谤运动 ·工业战线 ·「为夺权做准备」 ·我们在英国军队内的工作 ·工业中的战斗份子 ·共产国际的消亡我们首先开始出版一份名为《工人国际新闻》（WorkersInternationalNews）的月刊，我们的方向是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面向工党。英国正在进入革命前夕的局面，英国统治阶级正在做的不是对外战争的准备，而是内战的准备。这种事件的发展，将导致工党内部的危机，并为革命趋势提供扩大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在工党内开展工作的同时，也在那个时候精力充沛地努力在各处宣传我们的材料，并试图影响人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方向发展。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设法招募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独立工党的成员。这些新招募的成员随后协助了我们在工党内的工作，特别是我们在工青团中的工作，我们在工青团中与斯大林主义者进行了一场巨大的战斗。当我们开始发展我们趋势组织的工作时，我们就自觉地、有意地决定背弃小宗派，不论是战斗小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其他残余份子。相反，我们将面向群众运动。我们要面向工人阶级，开始真正的建设一个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过程。虽然我们最初只有九名成员，但这九名成员都是非常敬业的人。米莉有来自南非的私人资金，所以她和拉尔夫都能为新组织全职工作。其他成员主要是失业人员，只有几个同志真正在工作。我记得，希利有一份工作。其余的人则靠失业救济金过活。好吧，至少我们从国家那里得到了微薄的生活费，用于革命活动的目的！作为全职专业人员，我们得到了大约50美元。作为全职专业人员，我们每周大约有15先令。那些接受国家援助的人，每周可以增加到17先令，在那个时候，如果你不喝酒不抽烟，你就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于是，我们九个人开始了一场建设工人国际联盟的澎湃运动。第一个任务是出版我们的材料。由于我们没有钱，要想把东西进行商业印刷，费用太高。然而，拉尔夫设法捡到并修理了一台破旧的阿迪纳印刷机，几乎没有花任何的钱。任何熟悉这种专门印刷小卡片的机器的人，都知道那更像一个玩具而不是印刷机。总之，我们得到了一个小阿迪纳，也找到了一个排版师来做排版。我们后来自己设法进行排版。李和哈斯顿都拥有一定的机械技能，所以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进行印刷工作。但至少可以说，阿迪纳的印刷工作是个背水一战的工作！我们写文章、校对、准备印刷、操作印刷机和销售杂志。我记得，也许直到凌晨一、二、三点，我们都在忙，用格罗夫斯的话说，就是「转动手柄」。就这样，我们每个月都要翻出《工人国际新闻》，主要是专门转载托洛茨基的材料和国际运动的文章。我们的第一期《工人国际新闻》于1938年1月脱稿，头版刊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题目是《格别乌逍遥于俄国境外——致所有工人阶级组织的公开信》（GPUStalksAbroad–OpenLettertoAllWorkingClassOrganisations）。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也是建立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选择了某些地点来销售杂志。海德公园、托特纳姆宫路和皮卡迪利，我们每周六和周日定期在那里销售。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找到了联系人，因为许多到伦敦旅游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到海德公园和演说者之角去。此外，来自伦敦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去西区游玩，也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皮卡迪利或托特纳姆宫路。因此，我们在当时的销售中结识了不少的联系人和后来加入的会员。我们尽可能地参与了所有发生的罢工，与产业工人取得了联系，慢慢地，开始有涓涓细流的工人加入了我们的组织。从一开始，我们的趋势组织就是工人阶级组成的。特别是从工程工厂中争取来的工业工人，我们在工程师联合会（AmalgamatedEngineeringUnion）中建立了基础。我们完全不理睬那些旧的宗派主义趋势组织，他们的成员中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沉迷于他们的纸上谈兵，而我们则展开了重建运动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凑钱买了一台脚踏式的二手踏印机。我们设法捡到了一台非常便宜的——我想大约20英镑。我敢肯定，以现代标准来看，它肯定是非常古老的！但与阿迪纳的小手柄摇动机器相比，它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台脚踏机使我们可以出版比小杂志格式更大的尺寸。我们还印制了工青团帕丁顿支部的公报，叫《探照灯》（Searchlight）。我们的同志实际上是把这份刊物作为《社会主义青年》的复刊，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掌握了帕丁顿青年支部。后来这本刊物变成了《社会主义青年》（YouthforSocialism），一直维持到1941年。我们制作的第一批小册子之一是1938年7月托洛茨基的《西班牙的教训》（TheLessonsofSpain），拉尔夫和我本人为该书写了导言。我们给托洛茨基寄去了一本，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祝贺工人国际联盟取得了这一伟大的成就，特别是我们有了自己的印刷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步上正轨，并在六个月内发展到30名同志。虽然主要是在伦敦，但我们赢得了其他地区的同志，甚至迎来了战斗小组三分之一的成员。我们开始建立一个主要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年轻的、非常有活力的组织。我必须说，即使在那个早期阶段，我们就已经引起了英国政府情治单位的注意。虽然我们只有一个小团体，但他们对我们的活动产生了兴趣。后来，军情五处的确有派人打入我们的组织，但即使在组织还这么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打探我们。我记得有一个叫琼斯的小伙子来了，他说他是个煤气工人，想加入我们的组织。后来，我们偶然间确认了他其实是一名探员。但他在申请加入时我们马上就有了怀疑。我们只看了一眼他的脚的大小，就知道琼斯同志的来历了！当时组织的总部就在拉尔夫和米莉家的地下室里。由于他说他在煤气厂有一份工作，我们就把查明真相作为我们的工作。几天来，我们一直监视着煤气厂问工人们琼斯先生在哪个班工作？工人们都很困惑他们对这个琼斯先生一无所知。他告诉我们，他是共产党员——其实他身上有一张共产党员证——所以他显然也是在共产党内做卧底工作！我们继续以各种的借口阻挠琼斯加入。首先，在加入之前，我们告诉琼斯，他必须向组织捐钱，以显示他的革命操守。当然，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特务，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钱。然后，出于幽默感，我们决定对琼斯探员玩个把戏。他对我们出版的每份报纸和传单的复印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一定要拿到这些传单！我们刚刚发行了第一期《探照灯》，他就和我们联系了。所以我们决定跳过第二期，只把第三期放在第二期上。可怜的老警探琼斯为了追踪幽灵般的第二期而惊慌失措！他一定因为这次失败而在苏格兰场受到了责难，因为他疯狂地试图找到失踪的号码。他尝试了几个月，当然，失败得很惨！在琼斯探员失败后，特务处接下来又派来了一个女性的卧底探员。我们也把她看成是另一个特务，我们告诉她同样的故事：「如果你想加入组织，你必须做出经济上的牺牲。」当时我们想出版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需要「12镑和10先令」。于是她乖乖地拿出了「12镑和10先令」，当然，我们也让她扑了空。事后，当哈斯顿被捕后，被怀特黑德探员（DetectiveWhitehead）——处理第四国际的政治保安处处长——盘问时，怀特黑德问道：「你的钱从哪里来的？」哈斯顿回答说：「嗯，据我记得，是你们付钱买了《过渡纲领》！」「这当然让他闭嘴了」。总之，她给了我们「12和10先令」后，也没能进入组织。坎农扮演的角色 1938年中，巴黎的国际书记处正在为第一次世界大会，即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制定计划。自1933年起，托洛茨基就提出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取代已经破产的斯大林派和改良派的国际组织，并用以作为世界革命的武器的想法。在整个30年代，托洛茨基尝试为这个国际组织的发展作出准备。然而，其他国际组织是在工人阶级进步和革命的时期出生的，而第四国际则是在工人阶级遭受巨大失败和退缩的时期成立的。尽管如此，第四国际在1938年的成立还是与世界战争和革命动荡的视角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这一观点，托洛茨基预测，在十年内，旧组织将一个不剩，第四国际将成为地球上的主导力量。作为巴黎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前奏，美国托派领袖、世界大会代表坎农从美国前来，为在英国建立统一的托派组织做准备。他想象着要一举就拂去分歧，统一起运动。当时，在伦敦地区有三个独立的团体声称有托洛茨基主义的根基，苏格兰也有一个。有战斗小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革命社会主义党，还有我们，即工人国际联盟。革命社会党是从社会主义工党分裂出来的，社会主义工党在苏格兰基本上是一个宗派组织，在格拉斯哥、爱丁堡和约克郡有一些残余份子，他们已经朝着托洛茨基主义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坎农来到这个国家时的状况。我们相当敬仰坎农，他在运动中有着悠久的革命资历。他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经常和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联系。同志们对他非常尊敬。当我们见到坎农时，他告诉我们，他的任务是在9月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之前，将英国的各个团体统一起来。成立大会是最后期限，我们不能等到一切都在大家的脑海里，才进行这次统一。我们则告诉他，我们赞成统一，但必须在正确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当时，鉴于各个小组之间的根本分歧，我们必须正视眼前的问题，即如何工作：打入还是不打入，独立工作还是在工党内工作。我们告诉坎农，在我们能得到统一之前，我们必须在一个明确的政策上达成一致。任何一个同意的组织内部都必须同意一份打入的政策或独立工作的政策。当然，除此之外，少数派的民主权利也要被确立，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提出他们的立场，并试图在组织的框架内说服多数派。坎农说：「是的，但是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趋势组织和C.L.R.詹姆斯的趋势组织是绝对不会接受的。」于是我们反驳说：「如果他们不准备接受，那么，就我们而言，当然不会有任何团结。」坎农试图说服我们，但未能说服任何一位领导同志。我们告诉坎农，我们会给他一切机会，让他向我们组织的普通成员讲话，我们还邀请他在我们每月的总会议上讲话。他接受了邀请，问我们有多少成员？我们告诉他，我们有30名成员。他看着我们，按照「美国式」的计算方式，如果你实际上有30名成员，你就要把它翻倍，声称你有60人；如果你有60人，你就把它翻倍，说你有120人，以此类推。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有30个成员时，坎农说，「你是说15个吧」。这显然是其他组织计算成员人数时使用的方法。坎农继续说：「我从别人那里了解到你们有10个或15个成员」。这可能是哈伯和杰克逊告诉他的数字，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发展速度有多快。和往常一样，他们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于是我们坚定地说：「不，我们有30名成员。」坎农显然不相信我们，只是点了点头。我们的会员大会是在华威大道哈斯顿家的一个房间里举行的，那里也放着印刷机。会前，我们骄傲地向坎农展示了这台脚踏机，他也适当地赞赏。坎农坐在会议最前面的桌子上。会议要开始的时候，正好是七点半。在场的有十个人，坎农就问我们要不要开始。我们说：「不，再等等。再给我们几分钟时间，等同志们都到齐了再说。」坎农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看着自己的笔记。然后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房间里有二十个人，于是坎农又问我们是否应该开始议事。我们又说：「等一下，再给我们几分钟。」到了八点一刻，令坎农意外的是，房间里竟然有30人。所以我们告诉坎农，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他一定认为我们很天真或什么的。那时的坎农大概惊艳地在想：「他们说他们有30人，他们居然真的有30人！」坎农对我们的成员发表了有力的讲话，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与其他托派团体合并起来。然而，他的论点没能说服任何一个同志。工人国际联盟的成员是同质的、坚定的，在合并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无论是领导层还是普通成员。我们向他指出了其他团体的弱点。我们说：「你还没有和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基层会员开会，也没有和战斗小组的成员开会。只有我们的趋势组织准备让你和我们的会员见面，公开讨论出事情来。」我们告诉他，原因是其他趋势组织非常松散，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在政治上也很窝囊。在我们与坎农的讨论中，他告诉我们，在战术问题上，他可以看出我们对工会或对工党的态度不是宗派主义的。根据他的说法，我们的总体方针是正确的。在合并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是宗派主义！我们告诉他，相反，我们在合并问题上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他见到讨论毫无进展，就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加即将召开的合并大会吗？我们说：「我们当然要来参加合并会议，我们要在会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对此没有异议，坎农也没有异议。事实上，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关于观点和策略的文件，是唯一能提供明确而完整的政治解释的人。合并会议在南伦敦的克拉帕姆某处举行。我们的30位同志出现了，还有大量的其他人，甚至那些早已退出政治活动的「政治殭尸」。他们甚至还捞出了哈利·威克斯（HarryWicks）和亨利·萨拉（HenrySara）。我不记得当时到底有多少人，房间显然爆满了。萨拉主持了会议。他曾参加过最初的托洛茨基主义趋势，即巴勒姆小组。因此，尽管他们在建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方面的记录很差，但会议对他们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宽容和善意。在这些议事会上，像往常一样，会议并没有按时开始，而且很多人仍然在走动。拉尔夫·李幽默地观察到：「这就像一场法国卧室的闹剧，人们四处走动，一扇门打开，另一扇门关闭…很难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正如所料，我们在合并会议上被当成贱民一样。没有人和我们说话。我们完全被忽视了。我们最后只是在自己之间讨论，耐心地在大厅里等待会议开始。最后，会议迟了一个小时才开始。他们仍在从一个房间绕到另一个房间，即使在这么晚的阶段也试图达成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协议。无论如何，他们在一个多小时后成功地把其他小组召集起来。然后，如果你能相信的话，他们只花了大约20分钟就在领导人之间达成了协议。事后我们听说坎农说服詹姆斯来美国，答应给他一个在美国社会党建立黑人运动的职位。他还设法说服萨拉一个联合的组织的好处。在此基础上，他们设法达成了某种妥协。妥协的内容是，这两种策略都是合理的，他们将同时进行公开派和打入派的策略。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疯狂的。会议由年轻的美国人古尔德（NathanGould）致开幕词，他是国际书记处驻欧洲代表。他没有谈具体的分歧和方向，而是谈到了《过渡纲领》。没有就使我们产生分歧的战术和战略进行政治讨论。当我们看到提出的《合并协议》时，大吃一惊，公开说：「这怎么能行呢？」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会与提出的这种无原则的协议有任何关系。拉尔夫·李发表了一篇演讲，他说：「坎农就像把两只基尔肯尼猫的尾巴绑在一起的人，它们最终会把对方撕成碎片。」他预言，把这三个团体联合起来，你们要做的就是把三个组织「合并」成十个。这将是这一切最后的结果。资源是有限的，钱和同志也是有限的，如果这两种手段都用上，就会毁掉这个组织。赞成打入主义战术的人会说资源应该归他们使用，他们会指着会议决议，公开派也会这样做。因此，这是一个瘫痪组织的公式。坎农很生气，因为我们拒绝接受《合并协议》。他站起来说：「我会会把搞分裂的人像虫子一样踩死。」萨拉也附和道：「这是个丑闻。这是我们从美国来的客人同志。他却受到了可耻的待遇！」我们拒绝了这种说法。这时，我插话了：「即使托洛茨基同志本人来到这里，我们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我们不像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必须明确地说明分歧，这是我们运动的原则。应该允许每个同志说出自己真诚的信念。」我最后说：「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本人站在我们面前，提出我们不同意的立场，我们完全有机会提出自己的理由。而他也会赞成的。」之后，整个争论就被放弃了。我必须承认，坎农也站起来制止这种幼稚的论调，并说他不反对我们这些攻击。他继续说：「我们可以接受，但我们也可以回击」然后，他继续向我们「回击」，但没有对我们的成员产生任何影响。我们丝毫不为所动，因为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新的合并组织声称有170名成员，取名为「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然而，战斗小组的人致力于打入主义；旧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主张独立工作，而革命社会党原则上反对打入主义。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闹剧，后来也是如此。同时，30人的工人国际联盟拒绝认可合并协议，继续在工党内开展工作，同时对外面的机会也有灵活的态度。哈斯顿和我，特别是哈斯顿与坎农进行了多次讨论。坎农显然对工人国际联盟印象深刻。会议结束后，他问我们是否要见他，我们同意了。坎农坦率地告诉我们：「好吧，你们还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但我希望你们能和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保持良好的关系。」他问我们是否会派代表参加国际组织的成立大会，条件是我们自己和联合趋势的关系要和谐。显然，我们绝对同意国际的纲领和政策。我们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写的《过渡纲领》，它提出了国际组织在过渡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群众工作的思想。我们说，我们完全同意国际的思想、方法、政策和纲领。我们解释说，我们非常希望申请，至少是以同情者组织的身分申请加入国际。于是他问我们是否会派代表参加世界大会，我们告诉他，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并尽力派人参加。如果我们能筹到钱（这一直是个绊脚石）我们肯定会派代表参加。在与我们的讨论中，坎农很强调我们应该出席大会。他一定是希望我们参加，因为他可能认为，大会将施加足够的压力，促使我们与其他团体联合起来。这可能是他心中的想法。然而，当我们在执行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钱派人去巴黎。我们组织内部主要是失业者，生活在温饱在线。我们根本负担不起旅费。我们感到非常失望，但我们还是决定发信解释我们的立场，并请求以同情者身分加入国际组织。我们起草了一封信，为了不重复打字，米莉直接把声明写在了模板上，我们把模板抄下来分发给同志们。我们什么也没想，只是出于方便，让它在我们队伍内部广泛流传。事实上，这封信是在会员大会上通过的，然后才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寄出去的，当时哈伯正在代表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参加大会，他理应把我们的信如是转交给大会。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在9月初的世界大会上，英国分会提交了报告。报告中对工人国际联盟拒绝与其他团体合并进行了尖锐的攻击。据我所知，是法国代表之一提出了把我们作为第四国际的一个同情团体对待的动议。接着，坎农对我们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指责「拉尔夫·李集团」因为「纯属个人恩怨」而分裂，阻挠统一，拒绝派代表参加世界大会。他说了一大堆谎话，说我们给我们的信是对「全世界」的声明，是对敌人的公开声明，纯属复制，没有打字。由于坎农对工人国际联盟的攻击，同情者的隶属关系也遭到了拒绝。从那时起，坎农就要对工人国际联盟及其领导层养成深仇大恨，这在今后将产生严重影响。大会结束后不久，10月12日，坎农给托洛茨基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到了「拉尔夫·李集团」：「战斗小组在过去的六个月内不幸发生了由拉尔夫·李主导的分裂，结果后者在没有任何原则性理由的情况下成立了另一个集团（工人国际新闻）。这只能带来混乱和士气低落——由于这两个团体都是专门在工党内工作，所以就更会如此。与此同时，利物浦支部也以机会主义的理由退出了战斗派。他们想仅仅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国际联系的左翼在工党内工作。」在伦敦的统一会议上，坎农报告：「我们对不负责任的分裂进行了强有力的讨伐，并明确表示，国际会议将取消多团体的可能性，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支部。」「拉尔夫·李集团约有30多人，大多是年轻人，他们与战斗小组领导层的有着个人层面上的对立，并制造了非常毒害的气氛。他们企图阻挠统一，但在统一会议上遭到无情的打击，队伍严重动摇。他们的态度受到国际大会的谴责。」「沙赫特曼在访问英国期间，也与这批人进行了会谈。他的意见与我的意见相同，即他们必须服从国际决定，加入统一的英国分部，否则就会分裂。英国支部只需对这个集团采取坚定而坚决的立场，决不承认其正当性。」「可惜，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英国同志们，唉，都是绅士。他们不习惯我们『粗暴』（即布尔什维克）地对待闹分裂团体的方式。不过，我想他们从我们的访问中学到了一些东西，至少他们说他们学到了。」「我不会试图预言英国统一试验的结果。摩擦无疑是存在的，更糟糕的是，在观念上无疑存在着分歧。詹姆士集团的一些成员还在从菲尔德-奥勒（Field-Oehler）的观点出发，对法国转向进行质疑。」[1] 正如坎农的报告所提到的，大会结束后，马克斯·沙赫特曼回到英国，要求我们重新考虑我们的立场。他见到我们的时候相当愤慨，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故意与国际组织决裂。但当我们听到大会上发生的报告时，我们对坎农和其他人散布对我们的诽谤感到愤怒。我们就因为这个问题把可怜的老沙赫特曼给质询了一顿。我要为沙赫特曼说一句，当我们告诉他在合并协议上与坎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时，他真的很惊讶。沙赫特曼听了我们的话，他同意和我们的会员谈。我们在会上谴责了坎农的突袭，但沙赫特曼尽其所能地为他辩护。「嗯，这的确是一个突袭」他说：「但这是一个好的突袭。坎农想要促成团结。他想把所有趋势聚集在一起」他还说了诸如此类的话。听起来就像这些就是在我们背后捅刀子的充分理由。虽然即使在那个时候，他和坎农之间肯定也有摩擦，这给1939-1940年的派系斗争蒙上了阴影，但他仍然为坎农辩护。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沙赫特曼受到了成员们的冷落，他们完全不相信他的论点。在他回美国后，我们认为，我们实际上是第四国际的私生子。我们仍然会继续国际的工作。事实上，我们认为，我们是英国真正的第四国际支部。我们对战前托洛茨基主义发展的看法，在1942年底由工人国际联盟编制的一份文件中作了总结。我们认为它是我们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初步阶段。但我们认为，工人国际联盟的成立是与过去的决定性决裂，是英国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真正开端。工人国际联盟的文件指出：「大不列颠共产党左翼反对派的最初干部，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接受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和原则，但并没有试图把这些思想具体化，并把它们应用于英国运动。在早期的会议中，培养了小资产阶级讨论圈的精神。没有真正尝试让青年成员和同情者了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官僚主义在国内或国际上的理论差异，也没有了解左翼反对派的纲领。领导层在训练年轻份子或进行任何决定性的政治行动方面表现出最大的无能。」「在左翼反对派重新加入共产党的运动时期，一批松散的个人集合在一起是可能的，因为在这个国家，这使他们能够以「批判者」的身份公开露面，同时又没有任何真正的纲领约束他们。然而，当斯大林主义者在德国事件上做的背叛促使左翼反对派认为对共产国际的改革已不可能，而采取面向新的第四国际的观点时，英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基本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当时给英国同志的指示是把中派组织作为主要工作领域。托洛茨基同志制定的这一观点，在根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英国托派完全没有能力执行这一策略，结果导致了失败。这种向中派的转变标志着一系列分裂的第一次。由无法为一个统一的机建构行事，反对派分裂了，一个组织进入了独立工党，另一个组织起初仍然独立工作，后来进入了工党。这种最初的分裂是在没有经过任何彻底讨论或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各派系的路线与各人的个人联盟平行。「从1934年到1938年，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分裂。政治路线通常不是根本性的，而是在战术问题上，而战术问题又被上升到不可改变的原则。这些派别的特点是有一个核心，一般来说，它是根据个人的隶属关系而分裂的。少数留在这些派别边缘的人——主要是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新份子——漫无目的地从一个团体转到另一个团体，寻求领导。」「法国党转向社会党和美国奥勒派在加入社会党问题上的分裂，为各派创造了新的基础。『布尔什维克党独立』的『原则』成为新的和『更高的』政治讨论形式的中心。」「在这一整个时期，国际书记处对英国运动的真实情况——它的力量、它所开展的工作形式、它在工人中的支持，以及它活动的每一个其他方面——完全不了解。国际书记处与英国运动之间的松散联系为这种情况提供了便利。」「演变和消失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数不胜数。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马克思主义同盟、马克思主义小组、战斗小组、切尔西行动小组、革命社会主义同盟、统一革命社会主义同盟、战斗劳工同盟、革命工人同盟、工人国际同盟——仅在伦敦地区就有这些组织，其他各省也不时出现。」「到1938年9月，在伦敦地区有以下三个不同的团体：（给出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的名字是为了确定他们的身份，因为后来他们的名字有所改变）。革命社会主义同盟（詹姆斯、邓肯、莱恩——威克斯、杜瓦尔），马克思主义同盟（威克斯、杜瓦尔）刚刚在独立战术的基础上与革命社会主义同盟达成统一。战斗小组（哈伯、杰克逊），它是工党的一个打入组织。工人国际联盟（李、格兰特、哈斯顿）——工党内的一个打入派团体。」「还存在着爱丁堡革命社会党，该党正在向第四国际靠拢，并准备在独立战术的基础上影响与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统一。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是梅特兰（Maitland）和泰特（Tait）。」「每年有时一年两次召开『团结』会议，但没有任何认真的准备或打算。那些已证明自己没有能力继续进行任何有组织的工作、不时退出运动的软弱份子出现在台上，并在『讨论』中起主导作用。每年越来越明显的是，旧份子之间的真正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领袖’们决心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抵制任何对他们地位的侵犯，最重要的是，因为缺乏真正的阶级和阶层。显然，只有在共同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在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统一合并。」这就是1938年9月召开『和平与合并会议』时英国运动的立场。在为会前讨论而散发的公报中，有三个论题，分别由工人国际联盟、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和革命社会党提交讨论。这三个团体的代表，以及战斗小组的一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美国同志起草并提出了『和平与合并协议』。对英国多年来一直让运动内部处于分离状态的战术和观点歧见，没有进行政治讨论。徒有这份『和平与合并协议』，给各组二十分钟的时间签字。除工人国际联盟外，各组都签署了。」[2] 我们果断地背弃了所谓的联合趋势，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就像我们对过去的战斗小组所做的那样。而且，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当坎农和沙赫特曼一回到美国，内斗就开始了。在这个所谓的合并会议的几周后，第一个分裂出现了，这个组织开始解散成它的组成部分。革命社会党看到发生了什么，就离开了组织。萨拉和威克斯随即离开了，而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后来一次会议上又发生了深刻的分裂，旧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大多数人分裂出来，组成了革命工人联盟（RevolutionaryWorkersLeague），接着是一系列的个人辞退。剩下的这个团体由于形成了对立派别，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他们对托洛茨基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态度而受到影响。革命社会主义联盟视我们为敌人，立即向我们宣战。我们则开始反攻。我们的翅膀没有被剪断，我们的手也没有被任何协议束缚，所以我们努力地试图赢得处于危机状态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支部中最优秀的份子。很快，在1939年初，我们赢得了利物浦的同志们。我们拿下了他们利物浦支部的大部分人，包括吉米·迪恩和汤米·伯查尔（TommyBirchall）以及其他主要同志。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利兹，在那里我们赢得了大多数的革命社会党人。我们把这个党的领导弗兰克·梅特兰和汤米·泰特下的支持者几乎完全赢过来了。我们很快就在爱丁堡赢得了革命社会党内的多数支持，而爱丁堡一直是他们的据点，他们在我们的指导下加入了工党。直到战争爆发前，我们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出版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例如，我已经提到过，我们发行了托洛茨基写的《西班牙的教训》，并附有我们自己的序言。「西班牙的经验是对世界工人，首先是对英国工人的警告和教训」，我们写道：「昨天在西班牙上演的戏码今天正在英国排演。如果英国工人没有认识到历史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的性质，这些情节明天就会上演。而在准备解决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工人阶级首先需要一个革命党。」多年后重读这篇文章时时，我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序言。托洛茨基给我们发了一封非常热情的回信。虽然小册子印得不是很好，但老托有被我们的小小努力所鼓舞到。我们不是国际的正式支部，但托洛茨基从介绍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做法非常健康，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趋势，而不是一个宗派。重要的是，在我们整个历史上，我们是唯一一次托洛茨基没有干预、没有谴责的分裂，就是我们与战斗小组集团的分裂。我们认为，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托洛茨基知道坎农的局限性，并没有接受他所有的意见，不听他的一面之词。第二，他不准备对我们团体作出判断，直到他确定不同的趋势是如何发展的。在事情没有充分成熟之前，他不会过早地在英国进行干预。在任何情况下，他一定对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分裂成碎片的方式感到绝望。目前，他对英国的事情不闻不问，专心致志地处理美国的事件，以及坎农和沙赫特曼之间正在发展的派系斗争。我们确保托洛茨基得到了我们的材料，我相信他肯定会把它与革命社会主义联盟联盟的材料进行非常有利的比较。托洛茨基是在等着看英国支部的风向。这个观点在1939年4月他回答C.L.R.詹姆斯提出的问题时得到了部分证实。詹姆斯概述了英国支部的简要历史，其中提到了合并协定。詹姆斯告诉托洛茨基：「合并与和平的协议规定，每个小组要继续自己的活动，6个月后要画出一张工作成果表」但是，詹姆斯接着解释说：「最后的消息是摩擦还在继续（原文如此），支持打入工党集团现在占了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合并协议的外交式表象已经破裂。詹姆斯接着告诉托洛茨基：「工党中还有另一个集团——拉尔夫·李集团——拒绝与合并的团体有任何关系，说合并必然失败。拉尔夫·李集团非常活跃。」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在回答詹姆斯的观点时，没有提到拉尔夫·李集团，也没有提到我们不参加合并的决定。此时，托洛茨基更倾向于观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以避免战争来保卫苏联——实际上将苏联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他对西班牙革命的背叛使战争不可避免。他随后争取英国和法国支持的企图彻底失败了。波利特在1937年如此热情地赞扬的各个「民主国家」，实际上允许了希特勒集结军队，扩大边界，因为前者以为希特勒正准备进攻俄国。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软弱，决定了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在捷克斯洛伐克事变时面对希特勒的软弱无力。事实是，英国没有做好与德国开战的准备。实际上，与德国法西斯相比，统治阶级更害怕英国的工运，他们把工运视为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那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丘吉尔，也曾是墨索里尼的狂热崇拜者。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直到战争前都一直同情纳粹。1939年的头几天，张伯伦和他的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在罗马与墨索里尼共进晚餐，举杯向这位阿比西尼亚的新皇帝致敬。哈利法克斯对意大利外交部长西阿诺（Ciano）说：希望佛朗哥尽快「解决西班牙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英国民主主义者」！最后，在英国帝国主义把捷克斯洛伐克及其庞大的军火工业一板一眼地交给希特勒后，斯大林放弃了与「民主国家」签订条约的念头，而是与希特勒做了一笔交易。1939年8月，德国和俄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使得欧洲战争不可避免，但确保了希特勒首先向西而不是向东进攻。苏联与德国建立了友好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斯大林承担了希特勒军需官的角色。虽然能容许苏联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周旋以保障自身安全，但斯大林的政策完全背叛了列宁主义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提议敬酒——敬阿道夫·希特勒：「我知道德国人民是多么热爱他们的元首」「因此，我应该为他的健康乾一杯」。在这之后不久，德国人和俄国人占领了波兰，红军进入了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在那里，俄国人受到的欢迎比他们所预期的还要热烈。在1940年初的卡累利阿（Karelia）战役中，他们遭受了可怕的伤亡——也许有100万人被杀或受伤。红军在芬兰所经历的问题表明了斯大林的大清洗所造成的可怕伤害。正是这一点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促使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他错误地认为苏联很容易被征服。这些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撼。工运中有一半成员对斯大林的大清洗感到震惊和不安，并对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感到羞耻。当然，我们尽可能地让斯大林主义者的生活变得困难。虽然这些事件具有致命的严肃性，但我们从未失去幽默感。毕竟，幽默感在工人阶级的宣传和鼓动中也有一席之地，在英国劳工运动中尤其有效。我记得我们在一首配乐为《哦，我亲爱的克莱门汀》的歌曲中无情地嘲笑了他们，歌曲是这样唱的：「托洛茨基是个纳粹。是的，我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我先是读了一遍，然后说了一遍。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之前。（副歌）哦，亲爱的，哦，亲爱的哦，我亲爱的党路线永不断绝，不离不弃你哦，我亲爱的党路线在克林姆林宫，在克林姆林宫在1939年的秋天坐了一个俄国人和一个普鲁士人制定党的路线在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北极之子闪耀的地方坐着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们称他为「肮脏的猪」党员同志，党员同志你的命运真可怜！斯大林同志不爱你因为你离开了党的路线！」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加了几句《友谊地久天长》（AuldLangSyne）的调子：「是否应该忘记老布尔什维克也从未被人提起过你会在西伯利亚找到它们后面还有个球和链子后面的球和链子，我亲爱的一个球和后面的链子因为斯大林枪毙了很多人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战争中的英国 1930年代后半期，英国的阶级斗争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在总罢工失败后，工业战线经过近十年的被动低潮后，其积极性又开始上升。工会领导人无力控制一连串的非官方罢工。1937年伦敦公共汽车罢工显示出高度的战斗性。《泰晤士报》警告工会领导人：如果他们不能维持秩序，当局就必须找到其他方法。这是对将进行独裁统治的隐晦威胁。在战前时期的军队演习，不是基于与德国开战的假设，而是基于英国本身的内乱。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次拒卖内战风险保单。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国宣战。在很短的时间内，英国警方旗下的苏格兰场突袭了工人国际联盟的办公室。这为整个战争时期奠定了基调。有趣的是，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却没有受到特别情报处的影响。由于他们缺乏活动和宗派主义的做法，他们没有被视为潜在的危险，也没有得到国家的丝毫重视。国家的袭击只影响了那些活跃的、对发动战争的意图构成某种威胁的组织。苏格兰场的探员们来到我们的总部，那是在哈斯顿的房子里，并把这个地方从上到下搜查了一遍。他们几乎一整天都在那里，翻阅我们的数据，每一份文件，每一张纸片。他们还反复盘问我们。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对战争的政治立场和其他问题，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在那之后，每月一次苏格兰场的来访就成了一种常态。有时，他们变得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和他们开玩笑。「别这样」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突袭我们？只要你告诉我们，给我们你们部门的地址，我们就会寄给你会议通知」尽管我们用幽默圆场，当局但还是打乱了我们的活动，把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当然，反对战争的我们被认为是该死的麻烦，但他们对此也无可奈何。在那些日子里，保安部队主要对公开支持德国的共产党和法西斯组织感兴趣。有一件趣闻，就在战争开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弗朗克突然出现在英国。当时的他被认为是政治上反对第四国际的，因为他与法国的托洛茨基运动决裂了，托洛茨基曾尖锐地批评他的行动。他是作为从国际上分裂出来的莫利尼耶集团（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PCI）的代表来到英国的。托洛茨基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分裂而攻击或批评我们，但是他却用最尖锐的语言谴责了莫利尼耶-弗朗克的趋势。托洛茨基以他惯有的机智比喻说，莫利尼耶就像一头乳牛，给了很多奶后就踢翻了桶！他把莫利尼耶和弗朗克都定性为腐败的机会主义者和冒险家。托洛茨基亲笔写的一份决议强调，虽然欢迎他的支持者回来，但完全排除了莫利尼耶重返托洛茨基运动的任何问题。弗朗克为躲避法国当局的抓捕而逃到英国。他试图在英国宣传莫利尼耶集团，企图为他们的团体与工人国际联盟缔造串联。我们毫不含糊地向弗朗克解释说，虽然工人国际联盟在第四国际创建大会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我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托派运动的忠实组成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攻击第四国际。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被承认为第四国际的正式英国支部。因此，我们拒绝与弗朗克有任何往来，他夹着尾巴走了。他没能说服任何一个同志，让我们相信有必要背弃国际组织，或者试图建立某种新的敌对组织。英国当局后来把他拘留了。当然，工人国际联盟对他的拘禁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当他被释放后，他给我们造成了一段时间的困扰，当时他扶值了希利的宗派主义行径。由于未能说服我们与莫利尼耶团结，弗朗克想尽一切办法在我们小组内部组织某种派别。他设法说服我们的一位同志贝蒂·汉米尔顿（她后来站在希利一边），说我们在工人国际联盟内部有一个不健康的内部制度。据说这是因为我们的队伍内部没有任何真正的分歧。对弗朗克来说，这是不健康的！住在汉米尔顿家的弗朗克让她相信，一个没有内部派别的组织是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标准。他争辩说，即使没有政治分歧，你也必须在组织内有派别！最后，我们无法容忍这种无稽之谈，随即以汉米尔顿与敌对组织有联系为由，将她开除了。另外，希利在战前一两个月，宣布他要在利华兄弟（LeverBrothers）公司开始新的职业生涯。当时他的工作必须使他挨家挨户散发传单，这次是他即将在公司里取得一个重要的主管工作。所以他开始渐渐淡出政治，准备完全离开这个运动。也许我真的不应该承认这一点，但我还是设法劝说他留下来！「好吧。你说可以得到一份主管的工作，甚至可以更上一层楼。但这有什么用呢？」我问他：「再过几个月就要打仗了，到时候你的工作怎么办？你的工作不会长久的。所以这个计划是个愚蠢的想法。」经过讨论，他选择了继续留在运动中。当时，希利作为我们趋势组织在工业领域的组织者，进行了积极的工作。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托洛茨基的军事政策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提出了在战争中无条件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使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酝酿的危机达到了顶点。以沙赫特曼和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为首的少数人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他们认为苏联的政权已经堕落到不再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如托洛茨基所坚持的那样——而是「国家资本主义」。这引发了一场辩论，托洛茨基以他一些最精彩、最深刻的文章和文件参与了辩论，这些文章和文件后来被汇整成《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出版。不用说，我们与托洛茨基的立场完全一致，这也构成了我们后来发展和深化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思想的基础。工人国际联盟从一开始就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1939年9月的《社会主义青年》杂志上，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拒绝战争》。然而，与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那些坐着长篇大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实际上被战争吓得不知所措了，我们把我们的鼓动带到了工厂和工作场所，试图与工人阶级联系起来。就在1940年6月法国沦陷之前，托洛茨基在他最后的一些著作中，写下了他一生中最优秀的政治材料。他研究革命运动对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正如我当时指出的那样：「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式的国际主义对一般的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对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作了最好的理论阐述。这些文章片段将永远是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方法，以及以辩证的方法作为决定革命党的政策的手段的经典论述。」托洛茨基指出，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对战争的态度。但是，如果说实话，由于革命运动对1914年8月的背叛感到措手不及，列宁和其他主要的国际主义者趋势于是以一种略为极左的方式来提出问题。国际主义者捍卫了国际主义、阶级团结的思想，提出了革命失败主义的口号。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战争中，自己的统治阶级如果战败是较小的罪恶。如果将这份口号以一种粗暴的、毫无限制条件的方式提出来——这正是宗派份子在过去80年里所做的事情——这一政策可以理解为支持外国资产阶级。无知的宗派份子根本不知道1914年决定列宁立场的具体情况。列宁之所以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为了在革命先锋队和第二国际的社会爱国主义叛徒之间划清界限。第二国际领导人的背叛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就连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感到震惊。这一背叛造成了巨大的迷失和混乱。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倾向于把棍子往一个方向弯曲。然而，他强调的革命失败主义政策是针对国际组织的干部，而不是广大群众。革命失败主义不是使工人阶级加入革命党的手段。远远不是如此。1917年，俄国的群众被「和平、面包和土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所征服。革命失败主义永远不可能赢得群众对革命的纲领和旗帜的拥护。所以列宁在1917年春天回到俄国后，改变了对战争口号的看法。他根据具体的情况调整了自己的口号。这就是确保布尔什维克党成功的原因。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与1914-1918年的战争并无本质区别，但具体情况不同，在战术和口号上，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正如托洛茨基在1940年遇刺前口述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中所解释的：「正如我们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样，目前的战争是上次战争的继续。但延续并不意味着重复。一般说来，延续意味着发展、深化、尖锐化。我们的政策，革命无产阶级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是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主要是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政策的延续。但是，延续并不意味着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延续也意味着一种发展、一种深化和一种磨砺。1914年我们是措手不及的。」「在上次战争中，不仅整个无产阶级，还有它的先锋队，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个先锋队的先锋队也被打得措手不及。对战争的革命政策原则的阐述，是在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军事机器实行无限统治的时候开始的。战争爆发一年后，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革命的少数派仍不得不迁就中派的多数派。在二月革命之前乃至之后，革命份子都觉得自己不是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极左的反对派。甚至列宁也把社会主义革命归入了一个多少有些遥远的未来…」「1915年，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发动的革命战争。但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历史观的问题，而不是明天的任务。革命派的注意力集中在保卫资本主义祖国的问题上。革命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纯粹的否定回答可以作为宣传和培训干部的基础，但它不能赢来不愿被外国军队征服的群众。」「在战争前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五分之四，即占参加政治生活（报纸、选举等）的工人的五分之一。二月革命后，无限的统治权转到了保卫派、孟什维克和苏维埃的手中。诚然，布尔什维克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征服了绝大多数工人。但在这次征服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拒绝保卫资产阶级祖国，而是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只有靠这个革命的口号！批判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放弃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等等的，都不可能把绝大多数人征服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去…」[3]。一方面要对帝国主义战争保持不可调和的原则性和坚决的反对态度，另一方面要把我们对战争的态度用广大群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从这种方针出发，托洛茨基最初提出的第四国际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是由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展起来的。当然，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是1914-1918年的继续。因此，我们是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其战争的。用列宁喜欢引用的克劳斯维茨（CarlvonClausewitz）的话说：「战争是政治用其他手段进行的延续。」同盟国只是利用反法西斯的宣传来掩盖他们的战争目的。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广大的工人群众是真正想打败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支持对希特勒的战争。我们也想打败希特勒，但要用我们自己的手段和方案。这只有通过进行一场反法西斯的革命战争才能实现，这意味着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军事政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阶级不能与法西斯主义进行真正战争的观念上的。英国资产阶级在战前就支持法西斯主义来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因此他们必须征收统治阶级、接管国家，进行真正的革命战争。斯大林主义者和战争共产党在抗战初期进行了多次翻筋斗。1939年战争爆发时，英国共产党还在走在「人民阵线」的路线上。所以在战争的前六周，他们支持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然后不久之后，当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了他那臭名昭著的条约时，路线被匆匆改变了。英共领导人对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签署完全措手不及。因此，有一段时间，波利特继续以一贯的激烈态度推行他的「爱国」路线，号召所有真正的爱国者支持对希特勒的战争等等。在几天之内，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英共把它的路线改为反对战争的路线。可怜的老波利特在克林姆林宫的主子面前跳得还不够快，他落了个丢人现眼，被杜特这个更具奴才气的傀儡取代为英共的总书记。鉴于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存在，以及俄国和德国对波兰的瓜分，莫斯科现在对英法两国的「民主国家」充满敌意。不久，英共就号召英国工人承认「丘吉尔和达拉第，艾德礼和布卢姆」是他们的主要敌人。英国共产党现在采取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但这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反战立场。它不是一个真正建立在列宁主义式国际主义的立场基础上的的反战主张。波利特和坎贝尔被迫做出羞辱性的忏悔，承认他们的「社会爱国主义」错误。他们是幸运的。在法国，共产党起初寻求与德国人达成协议，甚至派出代表团请求允许在被占领的巴黎出版法共的机关报《人道报》，任何反对这条路线的法共领袖甚至被出卖给了盖世太保。作为莫斯科外交政策的可靠喉舌，共产党尽心尽力地攻击「民主的」帝国主义列强。实际上，他们的立场是「和平——按希特勒的条件」。换句话说，由于希特勒-斯大林的约定，英共不再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是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辩护人。如此突然的转变，自然在他们的基层中引起了一定的唏嘘。实际上，他们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就完成了这一转变，因为更多的无产阶级份子认为放弃人民阵线主义是一种左转。然而，这意味着我们所接触到的共产党的优秀份子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思想。他们改变的方式引起了一些有趣的事件。杜德利·爱德华兹（DudleyEdwards）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同志，他曾经担任过独立工党革命政策委员会的书记，在1960年代加入了我们，当时他是牛津汽车厂的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工厂代表。他本来要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表演讲，准备按照旧政策的思路发表演讲，支持战争。在他要发言的前几分钟，有人拉着他的袖子，低声说：「同志，你不能发表那个讲话。路线已经改变了！」而在两分钟内，杜德利不得不即兴发表了一篇不同的讲话，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立场！路线变化的突然性在党内迅速造成了危机。要向工人们解释为什么昨天的敌人突然变成了盟友，为什么英国的「民主」突然变成了「英国帝国主义」并非易事。英共在这个时候失去了很多支持。当哈利·波利特在1940年2月的银镇补选中向工人阶级选民介绍他们的纲领时，他以12票对1票遭到拒绝。尽管如此，英国还是保住了大部分工人，他们对放弃公开的阶级合作旧政策感到欣慰。尽管新政策仍然是真正共产主义政策的极左扭曲，但离开共产党的人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类型。英共组织了一个「人民大会」（People’sConvention）来替代英国国会。我们参加了会议，并派出了代表，因为许多工会会员都参与了这次会议。我们设法通过工会派代表来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我们的立场与《工人日报》所提出的和平主义或半和平主义的和平立场对立起来。虽然我们的立场得到的票数相对较少，但考虑到大会被斯大林派操作的特点，我们仍然取得了相对的成功，我们因此与英共基层进行了一定数量的接触。但事件将使共产党再次陷入危机。1941年6月30日，希特勒的军队进攻了俄国。德军在俄国边境集结了100个陆军师，以摧枯拉朽之势进行打击。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迫使斯大林主义者匆匆改变路线。《劳工月刊》召开了一次工业会议，目的是煽动罢工。会议进行了，但会议的内容却发生了变化。他们没有讨论如何组织罢工，而是把如何提高工业生产力的问题列入了议程！在战争余下的时间里，斯大林主义者公开地推行了罢工破坏政策。在1942年的英共会议上，英共的总书记波利特赞扬所有的罢工破坏者：「我向我们的同志致敬，一位来自赫尔的码头工人，他在一次工作中卸下了一艘急需的货物。当其他码头工人发动罢工时，他奋力反对，因为他相信，他所建议的行动方案可以让工人们不用罢工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这是多么大的勇气，多么神圣的真正阶级意识的精神，就这样走上船舷，恢复工作。这不是罢工破坏。这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打击，就像现在红军中的一个小伙子对德军做出的任何打击一样至关重要。这听起来很奇怪。它可能被误解。托派和独立工党指控我党，特别是我个人为罢工破坏者。这些来自于法西斯主义有意识的支持者们的骂名，我们是可以承受的。」（1942年英共会议）工人国际联盟与战争当我们收到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材料时，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把这个政策应用于英国的条件，我们的纲领要求工党与战时的国民政府决裂，要求工党根据社会主义纲领上台执政。在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我们将在军事上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同时我们还将进行阶级宣传，并向普通德国工人伸出友谊之手，呼吁他们推翻希特勒。军事政策还包括由士兵选举军官、由工会训练军官、建立工人民兵、在武装部队中建立委员会、对工人进行武器使用训练，等等。换句话说，它旨在提出与军队和战争有关的阶级问题。它试图表明，尽管帝国主义者口口声声说要打倒法西斯主义，但他们毕竟对打击法西斯主义没有丝毫兴趣，正是他们首先协助希特勒上台。唯一能够对抗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是工人阶级，但为了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必须对所谓民主国家的统治阶级以及法西斯国家的统治阶级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相对于和平主义和良心上的反对，我们是赞成同志们到军队中去进行革命工作的。德军入侵法国后，工党与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工党领导人宣布在战争期间实行选举休战。这一行动得到了党的会议以2,413,000票对17万票的巨大支持。这反映了当时的情绪。纳粹军队已经进入荷兰和比利时。荷兰人在短短二十天内就被击溃了。比利时国王已经投降。法国的英军被困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被前进中的德国人硬生生地压住了。九天后，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又过九天后，法国资产阶级不战而降屈服于希特勒。形势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 G.D.H.科尔表达了当时英国工人的心情：「一时之间，没有时间提出异议或责难。敦刻尔克之后，所有重要行业的工人都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在所有的时间工作——往往比合理的工作时间多得多。渐渐地，一些秩序被引入了工业战争的组织中。空袭善后服务（TheARPservices）被热情地执行了，通常是由那些在救援中度过夜晚后又回去工作的男人和女人执行的。当战争大臣要求15万名志愿者充当『伞兵守望』来严防德国伞兵部队时，有75万人加入了后来的国土警卫队（HomeGuard）。」[4]。 1940年期间，我们通过《社会主义青年》的版面，试图按照托洛茨基所倡导的方针来确定方向，以普通工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统治阶级在战争中的作用。我们必须考虑到工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当时在工厂内，工人阶级为了生产战争武器，每天工作18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由于我们进入在群众运动中，我们本能地明白，托洛茨基的这种做法是对列宁立场的发展，是绝对正确的。由于我们对工人有正确的定位和方针，所以我们热情地接受了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立场。为了给他们点赞，这个立场也立即被美国社会党所采纳。坎农就这个问题作了许多发言，我们把这些发言刊登在我们的报纸以及《工人国际报》上。然而，在国际的其他部门，有宗派人士反对这一政策。他们只是想重复列宁在1914年的立场和革命失败主义的政策。这反映了一种脱离了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宗派主义方法。他们不能以灵活而有原则的方式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工人国际联盟积极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立场。我写了一篇《社会主义呼唤报》的社论，概述了这一政策：「英国工人希望看到真正结束一切形式的希特勒主义和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统治。他们希望在反对这些罪恶的共同斗争中赢得欧洲各国人民的支持。他们希望看到苏联给予充分的真正的援助，使它免于毁灭，并使它能够恢复和重建已经失去的一切。他们希望看到中国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他们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国际『联合战略』，使这些任务得以完成，并带来真正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只要帝国主义仍然掌舵，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有当工人采取有效措施反对帝国主义时，这些目标才能成为现实，即从言语领域转为行动领域。这种措施必然包括：立即给予印度和殖民地以自由，在工人控制下将银行和一切重工业及军备工业收归国有；由士兵选举军官，将武装部队并入武装人民。只有采取了这些措施，英国的战争才会转变为真正为民族解放和保卫苏联而进行的战争。只有工人的政府才能采取这种措施。只有工人的政府才能为真正的『全球性质的统一战略』奠定基础。因为唯一能跨越国界和大陆障碍的力量，就是工人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社会主义呼唤报》，1942年11月）。这些必须考虑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情况。敦刻尔克事件发生时，当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挪威、荷兰、丹麦、比利时和法国时，英国军队已经被打垮，正在撤退。这在英国引起了立即入侵危险的警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社会主义青年》中提出了必须武装英国工人阶级的口号。如果统治阶级对保卫英国是认真的（当然他们并不是）那么他们就必须武装民众。法国统治阶级允许巴黎不经挣扎就落入德国人手中。纳粹占领了法国，在维希建立了一个由贝当领导的傀儡政府。当时《每日电讯报》上有一位法国将军的采访，他承认他们本可以保卫巴黎。然而，只有当他们把民众武装起来并组织起来时，才有可能进行这种防御。这种政策被认为是太危险了，因为他们对1871年的公社记忆犹新。新生巴黎公社的前景是法国统治阶级面临的一场噩梦，因此，与其冒着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可能，他们也要投降，这暴露了他们的彻底腐朽和无能。他们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去武装工人阶级，而是宁愿把巴黎拱手让给纳粹。 1940年，当驻法英军战败后从敦刻尔克撤离时，一股巨大的恐惧和惊慌的浪潮——现在很难想象——席卷了工人阶级。我们在《社会主义青年》中认为，如果希特勒入侵，英国也会发生和法国一样的事情。我们解释说，如果有工人在工会的控制下武装起来，英国就能得到保卫，并能成为抵御法西斯主义的坚不可摧的堡垒。应该逐个工厂地武装工人而不是组成国土警卫队。在这个基础上，完全可以保卫英国，使希特勒无法入侵。然而，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如果到了紧要关头，英国统治阶级宁可向纳粹卖命，也不愿意冒险武装工人阶级。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鼓动是揭露英国统治阶级虚伪立场的一种手段。我们设法使我们的立场得到了呼应，这使我们能够在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中扩大我们的影响。同时，在1940年初，弗朗克由于没有得到我们组织的响应，与一个小小的奥勒派组织取得了联系，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团体，由一个叫雨果·奥勒（HugoOehler）的人领导。他们在加入美国社会党时，从美国工人党分裂出来。和英国一样，这些宗派份子在党的独立性问题上总是采取不灵活的极左态度。当然，美国托洛茨基派决不是一个大党。他们最多只有几千名党员。如果美国社会党是一个大党，那么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而独立党的原则可能是正确的。但和以往一样，从「原则」的角度看问题，宗派主义者缺乏任何分寸感。在英国有一小部分这样的团体，由两个小伙子领导，叫厄尼·罗杰斯（ErnieRogers）和丹尼斯·莱文（DenisLevin）。他们最终完全离开了这个运动，莱文后来在商界做得相当不错。但当时，他们在考文垂（Coventry）从事飞机工业的工作，弗朗克与他们有联系。他四处寻找一些支持点，他给了他们一些绝妙的建议：他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发传单，要求工人们夺取工厂！现在想象一下吧。工人们面对纳粹军队入侵的迫在眉睫的前景，每天在军火公司工作长达20个小时，而弗朗克说这是夺取工厂的时候了。这就是你所说的无懈可击的时机！但极左派的莱文和罗杰斯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这个主意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们秘密地分发了他们的《致英国工人的公开信》传单。一个是完全匿名的，没有任何出版者的名字或地址被传来传去。. 几天后，有人找到了罗杰斯和莱文的住处。他们以一种非常密谋感的方式，从顶楼偷看谁在那里。令他们惊恐的是，在下面他们看到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份他们的传单。可想而知，两位英雄慌了手脚，从后门冲出，转入「地下工作」。他们逃出考文垂，来到我们这里，请求援助，要钱等等。他们说他们是在逃避警察的追捕，大家都在追捕他们。与此同时，房东太太与同样在考文垂工作的趋势组织成员山姆·沃尔特斯（SamWalters）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他：「你知道有个警察打电话来找你的朋友。他说你的朋友们忘了在传单上印上他们的名字，地址和授权。」整个事件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技术细节。可想而知，宗派份子又错了一次。当然，我们没有歇斯底里的极左立场，但我们确实认真关注了安全问题。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根本不清楚会发生什么。警察曾经突袭过我们，所以我们不确定事件会以何种方式发展。没有人知道这个组织是否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因此，在非法的情况下，我们决定派某些同志去都柏林，在爱尔兰建立组织的基地。爱尔兰是一个中立国，所以如果我们成为非法组织，我们可以通过同情者的海员从那里制作和发送革命的文件材料。如果有必要，我们将能够建立某种广播电台，向英国的工人广播。当时决定让拉尔夫、米莉和我留在英国，并派哈斯顿和其他几位同志去爱尔兰。他们与爱尔兰工党的左翼进行了接触，特别是与詹姆斯·康诺利的女儿诺拉·康诺利·奥布莱恩（NoraConnollyO’Brien）进行了接触。他们还与爱尔兰共和军的青年接触。希利在没有与我们趋势组织的领导层进行任何讨论或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要离开他当时工作的利物浦，回到爱尔兰。他原是多尼戈尔人。不久，他在一次争吵后退党，这是当年的他第二次退党，但还是被劝了回来。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设法建立了一个面向爱尔兰工党的有组织的团体。于是在爱尔兰准备了一个基地，以便在必要时协助英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我们决定派拉尔夫·李和泰德·格兰特去制作报纸，并对我们派过去的那批人进行培训，为此我们决定派四、六个年轻人和他们一起去爱尔兰。」哈斯顿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拉尔夫·李决定不去了，我们认为泰德一个人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我被派去代替李和格兰特领导去爱尔兰的小组。」「我们忠实地遵循着打入主义路线。我们与都柏林的爱尔兰工党左翼有联系。我们的主要联系人是诺拉·康诺利·奥布赖恩，她是詹姆斯·康诺利的女儿，也是我们当时最好的联系人之一，当我们饥肠辘辘时，她不时地给我们提供食物。」「同时，我们与爱尔兰共和军中相当活跃的年轻人进行了接触。在都柏林共和军中，领导层往往是右翼，因为年轻人往往是社会主义或工党取向的，我们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使其中一些人加入了托洛茨基运动。我们把他们作为一个派别留在爱尔兰共和军中，直到他们最后被赶走，但这也是我们活动的一部分。」当被问及爱尔兰共和军领导层对此有何看法时，哈斯顿回答说：「他们根本就不太喜欢这样。事实上，有一次很经典的场合，我在自由厅（LibertyHall）开办授课，那里是运输工人工会的总部，当时有十几个爱尔兰共和军的武装人员进来，开始在大厅里钻来钻去。结果工会要求我们不要再在那里开会，因为他们担心会对他们造成影响。最后，他们（爱尔兰共和军）给我四十八小时回英国，否则他们会把我炸死！」[5] 当时我们出版了一份名为《工人日记》的小型日刊，这主要是拉尔夫·李的努力和我本人的一些协力。然后这份日刊在我们全国各地的成员中传阅，并有效地用来补充《社会主义青年》和《工人国际新闻》。万一我们成为非法份子，被迫转入地下，我们至少可以翻出一样的文件材料。组织的每个支部都有一套由不屈不挠的拉尔夫·李制作的丝网印刷设备，这样，如果中央的领导层被逮捕，所有的联系都被切断，他们就能拿出东西来。此时，我们在工党内的工作，包括工青团的青年工作，正急剧下滑。在这个阶段，工党内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政治上的休战扼杀了党内的生活，我们越来越多地被迫进行独立的公开工作。由于斯大林主义者的破坏，工青团在1939年几乎完全消失了。年轻的泰德·威利斯（TedWillis），也就是后来的威利斯勋爵，曾为共产党做了一件非常好的工党工作。斯大林主义者把几百个年轻人送进了青年团，实际上已经把青年团接管了。由于我们只有少量的力量，我们没有能力打败他们。他们成功地把工青团的大部分人收进了共青团。当然，后来又失去了这些人的大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工青团几乎被摧毁了。到了1940年，工青团中还剩下的人要不是被征召入伍，就是在军火厂长期工作。工青团实际上已经完全消失了。青年组织的所有政治活动都停止了。至于工党本身方面，各个区支部和选区党几乎没有任何活动。工会支部仍然存在，并在战争期间有一些生命力，但这主要是年长的工人以及在军备工业中从事保守职业的一层人。在1940年期间，我们被迫做越来越多的公开工作。独立工党由于其反战活动以及和平主义的立场，开始有所发展，所以我们对它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在战术问题上，我们总是非常灵活。虽然我们认识到群众组织的重要性，但我们从来没有盲目崇拜过它们。战术是一个在态度上有张有弛的问题，而不是必须始终保持顽固的原则问题。在那个时期，我们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青年》和《工人国际新闻》，不仅转向了独立工党，还转向了共产党的队伍。战术的灵活性我们面向独立工党的路线，显示了我们处理事情的灵活方式。哈斯顿在回顾战术时，为了说明战术是如何发展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值得引用：「获得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没有快捷方式可走。然而，运用正确的战术，可以帮助融入到工人队伍中去，并以此加快取得领导权的进程；战术上的错误，会使革命政党陷入不健全和孤立的境地，并使其干部的精力耗费在毫无结果的活动中。随着工人运动的每一次转变，革命家在战术上的任务就会改变，并承担新的重点。这一点对工人国际联盟来说尤其如此。正因为它缺乏历史背景，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缺乏支持，以及它在干部构成上的年轻化以及缺乏经验，所以它不得不从外部对劳工组织进行冲击。但是就是在这点上，我们的弱点使我们可以采取非常机灵的策略，而迅速变化的事件认为有必要在有需要时时对其进行回顾。」「然而，组织策略的改变总是在革命组织的队伍中引起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产生于对政治形势的评估；这些分歧也产生于由于既定的常规，以及不愿意在一个时期内改变自己的习惯而产生的保守主义；这些分歧也产生于真正的政治分歧，从极左的宗派主义到中派的投降。这些分歧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作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前提，有必要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回顾我们过去的策略。我们的组织从成立之时起，就采取了加入工党的策略。在我们提交给1938年合并会议的命名为《英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任务》的文件中，这一立场被概括为『全力以赴进攻』的口号。在这里，我们提出要把我们党员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工党。」「我们的论点很简单：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打破我们干部的孤立状态；这只有通过进入群众组织才能做到。英国工人将会进入，而且正在进入激进化的新阶段。虽然被推迟了，但这个运动将比欧洲大陆工人运动更加革命性。工人阶级的主流将遵循历史的规律，并穿越过工党。左派提出『独立组织』和公开性执政党的原则，自愿地把我们的同志从群众组织中孤立出来，在这个阶段是罪不可赦的。如果我们在一个时期内正确地工作，把自己深入到群众组织中去，当情势的摆荡来临时，我们就会在工党内担任领导职务。我们将在激进化过程中进入的工人中拥有一个基础；这时，我们将打破在政治上的孤立状态，收获一连贯的党内工作成果；这时，我们就可以角逐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客观地来看，形势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实现。战争贯穿了工人的运动。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被迫修改我们的思路。」「那段时间的收获是什么？要从那次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这是现在必须回答的两个重要问题。」「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说明，在实践中，我们并没有执行我们自己的策略；相反，我们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一策略。《工人国际新闻》和第四国际主义文件的出版，以及独立的托洛茨基主义研究会的运行，成为我们工作的主轴。《社会主义青年》，在最初的阶段试图以打入主义战术为基础。但当斯大林主义者与工青团决裂，只留下一个组织的躯壳时，《社会主义青年》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开的宣传主义刊物，最后演变成《社会主义呼唤报》。对工党投入的每一盎司精力，就有10盎司投入到第四国际的直接公开工作中。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工党的工作干扰我们的公开工作。而我们正是从公开的领域中招募了大部分的新生成员加入工人国际联盟。虽然我们确实从工党那里取得了一些组织上的收获，但我们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成功地嵌入工党的结构中。从我们所接受的战术的更广泛方面来看，我们根本没有收获。我们早期的干部中没有一个人占据领导地位，从而影响任何地区的地方工党。此外，我们从来没有代表参加工党全国会议，在那里我们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策略完全失败了。然而，我们在那个时期的思想，其总体基础仍然是正确的。工人们还没有与工党决裂，还将转向工党。这就是我们提出工党要夺取政权的过渡性口号的背景。」「我们『转向工党』的主要成就在于方法和展望的方面。它是在我们的成员中造成了一种种认真态度的原因，而这种态度即是我们必须与工人在一起，我们不能孤立自己，不能犯过去极左派的错误。它使这个团体反对无用的宗派主义，多年以来这种宗派主义使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脉相隔开来。」「18个月前，我们在党的宪章草案中用政党的概念代替了集团的概念。这样做是为了打破我们组织中弥漫的半密谋主义的气氛，这种气氛是打入主义战术的后遗症，也是为了打破我们对当战争爆发时，将会发生镇压的错误估计，这种估计导致了组织为准备『非法型态』而采取的行动。这也反映了组织从一个地方组织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组织，并符合扩大和协调我们活动范围的需要…。」「但是，宣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是不够的。昨天所有反对极左派的论点在今天一样适用。虽然有必要在独立的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下并围绕一个宣传团体，在工人面前提出我们的政治趋势，但同时必须了解我们目前的力量对我们的『独立性』所施加的限制。」[6]。托洛茨基之死 1940年夏天，由于个人和健康原因，拉尔夫·李决定返回南非。哈斯顿和其他同志从都柏林回来没多久。李的离开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毫无疑问，他是这个趋势组织最重要的领导人，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发展这个组织。当拉尔夫回到南非后，他重新开始了他的革命工作，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也叫工人国际联盟。南非的工人国际联盟进行了多次斗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导致该组织在1946年崩溃。本来就抱病在身的拉尔夫，被这些挫折弄得非常疲惫。他把最后一分钱都花在了革命运动上，倒在了极其困难的时刻。不幸的是，我们这些至少可以给他一些帮助的人，却对此事一无所知，直到为时已晚。不幸的是，拉尔夫·李自杀了。对于这样一位巨人，我的同志和朋友来说，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我们的运动将永远记住他的历史贡献。 1940年夏天，我被征召到先遣兵部队（PioneerCorps）队服役。这就造成了一个两难的局面。我们对武装部队的政策，与以良心拒服兵役的和平主义观点相反。我们坚持的立场是，革命家应该随同自己的阶级走，如果被征召，就应该到武装部队中去进行革命工作。然而，这种正确的革命政策，随着征召的蔓延，有可能破坏组织。如果组织的领导层被征召，这将是对趋势组织的严重打击。然而你可以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场车祸，头颅骨折，被裁撤出部队。哈斯顿也因身体原因被解除征召。这种情况下，我们得以继续在组织的领导曾中充分发挥作用。当我在医院康复的时候，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重大的病让人心碎的消息，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杀了。同志们都被这一消息震惊了。虽然当时我们从未公开提出，但我们对于负责托洛茨基在科约阿坎区（Coyoacán）人身安全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在当年5月第一次暗杀未遂后，为什么托洛茨基会被允许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单独留在书房里？但我们没有提出或追问此事，因为这么做在那时没有任何实际作用——托洛茨基已经死了。现在，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重任落在了我们的肩上。作为一个多产的作家，托洛茨基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和经验，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养分，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在英国，托洛茨基的逝世和世界大战的开始，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和建立工人国际联盟的紧迫感。我们把他的遗言铭记在心——「前进吧！我深信第四国际的胜利！」对于作为正式支部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来说，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它已停止出版任何公开的材料。1939年，工党领导层取缔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在工党内的前沿组织，即战斗工联，而它立即消失了。战斗工联就这样消失了，没有发出一点声响。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人在他们的象牙塔内是『顽固的革命家』。在那里，他们可以让对方相信自己伟大的革命操守，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这些提出革命军事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声称，这种「沙文主义」政策是对列宁的背叛，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屈服。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什么都无法理解，特别是列宁关于战争的立场，以及该如何应用于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具体条件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对战争的真正革命性的反对，使我们有机会在群众中工作。对革命社会主义联盟联盟来说，这种状况只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 1940年后，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残余势力迅速分裂成三个派别。哈伯是中派，罗宾逊领导的另一个派别是左派，最后是劳伦斯领导的所谓的右派。美国人把后一派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它基本上遵循了国际的正确路线。无产阶级军事政策在1941年9月就遭到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拒绝，而这种拒绝甚至被作为加入该组织的条件之一！只有「托洛茨基反对派」坚持第四国际官方的军事政策。罗宾逊的趋势指责劳伦斯和国际的领导层是沙文主义，并且忠实于他们的观点，甚至反对建立深层地下防空洞的要求——因为这被看作是一种「护国主义」政策！任何有助于战争的事情都不应该得到支持，包括深层防空洞。事实上，更深的防空洞将有助于保护工人免受希特勒的炸弹袭击，但这并不是重点！显然，他们这些疯狂的想法在工人阶级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另一方面，工人国际联盟对这种极左的无稽之谈不屑一顾，毫不犹豫地号召工人强行打开伦敦地铁站，作为防空洞使用。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坐在他们舒适的扶手椅上攻击工人国际联盟，说我们有所谓的「沙文主义」。「我们必须指出，工人国际联盟所有主要政治错误的基础，都是在它对帝国主义战争所采取的防御主义立场中找到的，因为法国的垮台首先使英国帝国主义的失败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性」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如是说：「护国主义很少以公开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在一个左派-中派组织中。在一个仍然自称站在革命失败主义原则上的组织中，隐蔽尤其必要……」[7]工人国际联盟被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定性为「一个在政治上不是朝我们的方向发展，而是远离我们的组织」。不幸的是，国际书记处无法继续配合革命社会主义联盟领导们公然的宗派主义。国际书记处认识到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疯狂妄想，于1942年6月21日写道：「我们认为，你们对工人国际联盟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在不忽视过去遗留下来的个人分歧的情况下，有必要认识到，你们的错误态度直接来自于对这个团体在政治上的错误评价。你们认为它是一个「远离我们」的中派团体。这是我们绝对不能认同的观点」。我在1943年的年中，对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批评和歪曲，写了一份详尽的答覆，值得引用来表明我们的政治立场：「我们对时代问题的政策，仍然是在列宁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仍然是不可调和的反对。我们继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但在资本主义衰落和解体的时代，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样，延续并不意味着仅仅是重复。在已经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资本主义的衰败和解体，已经在群众的革命尝试中、在法西斯主义中，以及现在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显露出来。过去时代的一切客观条件，使无产阶级对提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作出了反响。」「与1914-1918年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干部已经接受了列宁主义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方法的训练和教育。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派的社会沙文主义，是托洛茨基派早就预料到的。社会沙文主义在理论上的揭露，对于今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来说是无庸置疑的。我们在列宁主义式的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和打造我们的党，尤其是在战争这个根本问题上。」「正如托洛茨基曾经指出的，战争和革命是对一切组织政策的根本考验。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延续了列宁主义的传统。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在于重复一些短语和观念，不管这些短语和观念多么正确。否则列宁就不可能发展和深化由马克思首先提出的概念。托洛茨基也不可能提出不断革命论。如果革命家所需要的只是永无休止地重复一些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导师那里摘取的短语和口号，那么革命的问题就真的很简单了。大不列颠社会党将是超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无可救药的宗派主义者。正如托洛茨基对极左派的评价：每个宗派份子都将是一个战略大师。」「归根结底，马克思本人从理论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他的后继者的任务，根本不是鹦鹉学舌地重复几个半消化的观点，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正确地应用于特定时期提出的问题和任务。现在要对待战争问题，不仅要从列宁对它的理论定义出发，而且要从赢得群众拥护列宁主义旗帜的任务出发。在过去的一个时代里，第四国际的干部都受到了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我们从列宁建立的原则基础上看待战争，但现在是从一个更发达的角度去看待。我们不是仅仅从分析保卫资本主义祖国的性质的角度进行宣传，而是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保卫无产阶级祖国的角度进行宣传。」「托洛茨基是如此看待这个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提出一个纯粹抽象的和平主义立场是加倍愚蠢的原因；群众的感觉是必须保卫自己。我们必须说：罗斯福（或威尔基）说有必要保卫国家。这很好，只是必须是我们的国家，而不是六十富豪大户及其华尔街的国家。』（《美国问题》1940年8月7日）」「只有无可救药的形式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动力，才会从中看到沙文主义的偏离或对列宁主义的抛弃。我们的时代是战争和革命、军国主义和超级军国主义的时代。革命党的政策和方针必须与这个时代相对应。战争是对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罪行的可怕报应。它是由于工人领导层中的叛徒挫败了群众朝着社会主义革命方向奋斗的这个事实而来。它反映了帝国主义所处的死胡同，也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成熟度以及过度成熟。」「上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体现了这一事实，即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一客观事实迅速导致了工人群众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权力问题的主观立场的成熟。过去一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使工人阶级产生了沮丧和茫然的心理。他们忧虑和恐惧地看待第二次血洗的到来，在这次血洗中，他们将只期待痛苦和不幸。在这场战争中，从一开始，在英国工人中，特别是在工党工人中，就没有对德国人民的仇恨。即使在群众政治意识远不如英国的美国，在最近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在战后的责任和惩罚问题上，也把德国人民和纳粹区分开来。这一点，尽管资产阶级进行了种种宣传。如果说美国的情况是这样，那么英国的情况则要真实一百倍。」「然而完全正确的是，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群众对希特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一种不明确但根深蒂固的仇恨。但是，恕我直言，对革命社会主义联盟领导人来说，这种仇恨不是反动的和沙文主义的，而是来自于健全的阶级本能。诚然，它正被资产阶级和劳工走狗滥用和歪曲，以达到反动的帝国主义目的。但是，革命家的任务就在于分清楚，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态度：把工人们从滥用这些进步情绪的斯大林主义和工党领袖那里争取过来。而除了托洛茨基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所规划的，在战争问题上把工人和剥削者分开的方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英国帝国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使群众对革命家提出的权力问题做出反响；对哪个阶级掌握权力的问题做出了反响。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必须从这个角度提出来。我们对战争的立场不再仅仅是反对政策，而是由我们所处的时代，即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权力的竞争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接近工人阶级的方法。在书面上、在抽象的意义上，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接受《过渡纲领》作为我们在当前时期工作的基础。托洛茨基指出，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日常工作通过我们的过渡要求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这适用于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世界陷入战争，丝毫不要求我们从这一立场上退却，相反地，却使这一立场具有更大的紧迫性。但是，构成《过渡纲领》的基础，并决定我们所有活动家战略方向的同一理论概念，也构成当前时代面对战争的战略态度的基础。」「战争是当前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夺取政权的纲领，必须建立在普遍的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条件下，而不是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对于这种不幸的历史偏差，我们可以和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同志们表示同情。但可惜我们太软弱了，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现在必须付出代价。对第四国际的干部进行社会爱国主义和斯大林沙文主义的性质和意义以及其对战争的关系的教育是必要的（当然现在仍然是必要的）。在英国的左翼中，有谁像西尔这样积极地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呢？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过渡纲领》，如果说它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不仅是从今天群众的意识中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桥梁，而且是孤立的革命家走向群众的桥梁。」「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相信自己的立场比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优越。它自我安慰说，它坚持列宁在最后一场斗争中的立场。这将是非常好的……如果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理解了列宁的立场。然而，对于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继承者来说，我们的起点（即使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正确地解释了列宁的理念，但它没有）是革命社会主义联盟领导层的终点！我们从英国以及其他国家下一个社会革命时期即将到来的角度，来处理战争问题。英国的工人和美国的工人一样，不想被希特勒征服，对于那些说『让我们制定和平纲领』的人，工人们会回答说：『但是希特勒不想制定和平纲领。』因此我们说：我们将用一支有工人军官的工人军队和一个工人政府等等来保卫美国（或英国）。（托洛茨基，同上）」「托洛茨基的这番话，通篇浸透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它在毫不妥协地保持对资产阶级的反对的同时，对基层工人们的态度以及他们头脑中的问题表示同情和理解。我们不再停留在必须对先锋队进行战争性质的教育以及拒绝保卫资本主义祖国的教育上，而是要为夺取政权和保卫无产阶级祖国而去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8] 完全远离了公众生活，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唯一公开的活动，是不同派别之间永恒的内斗。这就是在一个宗派中的政治活动。当然，这并不影响工人国际联盟，因为我们并不关心他们在做什么。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在工运中并不重要，对我们的趋势组织也不重要。在经历了所有其他的分裂之后，这些在他们队伍中新的分裂，非常有效地使他们作为一个组织瘫痪了。他们忙于提出一个又一个的内部公报，并在彼此之间讨论谁才是高举着国际主义的旗帜，谁才是高举着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革命失败主义的真正旗帜。与此同时，现实生活完全从他们身边走过。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坚持认为——当然是在幕后——托洛茨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内已经成为一个中派，回到了他1912年八月集团（AugustBloc）的立场，并且放弃了列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作为这一政策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有趣迹象，在敦刻尔克时，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内部左派的领袖罗宾逊（至少应该为他努力执行他们的政策而受到表扬）向极少数还在运作的工党之一发表了一次演讲。他对他们进行了如下训话：「同志们，希特勒的胜利比支持我们自己的统治阶级是更小的罪恶。」然后却不理解为什么他立即在全党基层的支持下被开除出工党！作为一个优秀的宗派主义者，他安慰自己说，他被开除是因为他的革命顽固派，也许这些工人最终会明白自己的错误。这就是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提出的那种政策和方法。这种在战争问题上实行绝对出格的宗派主义和极左主义的政策，是与在毫无生气的工党内继续工作的顽固需要联系在一起的！这使他们有机会就在彼此的家中进行他们所想象的政治活动：辩论内部公报的内容。这就使他们有机会在彼此的家中私下进行他们所想象的政治活动：辩论内部公报的内容。而在我们的趋势内，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工人阶级的活动和理论上的明确性。缺少了其中一个就毫无用处，并完全地贫瘠。这种情况导致了他们作为一股政治趋势的迅速衰落。工人国际联盟很快就得出结论：「打入主义」不符合英国的客观情况。由于工党在全国联合政府之中，党内根本没有任何活动。工人阶级的活动，就其存在而言，已经开始转向工业战线。1941年以后，罢工开始爆发，我们以尽可能大的动力介入罢工。到了1940年底和1941年初，我们开始相信，我们能够取得成果的主要领域是一般的工会，而在英共的成员中，我们可以得到一定的响应。还有独立工党，由于它的伪反战活动而获得了听众。由于他们似乎是唯一的反战反对派，所以在战争过程中，独立工党开始有所收获。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了关注。我们被迫不仅在战争问题上，而且在打入主义问题上回答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他们认为在工党内工作是完全僵化的，而不是一个战术问题。我当时写到：「把打入主义的策略变成一种迷信，把它变成一种凌驾于时间和地点之上的神秘原则，有时会使革命社会主义联盟陷入奇妙的境地。例如，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坚持『批判性地』支持工党候选人，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独立工党反战候选人。由于工党与保守党的联合，他们这些有原则的、顽固不化的革命家通过这一立场发现自己处于批判地支持国民政府的地位！投给工党候选人的票，只能被解释为投给政府的票，从而支持战争。因此，他们在战争问题上把自己置于一个彻底的机会主义立场。」（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工人国际联盟对斯大林主义和独立工党的反战候选人给予了批评性的支持；我们从来没有支持过和平主义的候选人，正如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在1942年7月7日的一封信中谎称的那样）。「打入主义的主要思想，即在特定情况下在单一领域行动的必要性，在我们1938年的文件中，用军事术语概括为：『在攻击点全力以赴』。这样一摆，形势和任务就更清楚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没有从这个角度向工人国际联盟提出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不集中力量『全力攻坚』工党？因为它会提出这样的回答：在战争中把军队集中在没有战果的战线上是荒谬的。今天的『攻击点』是工业领域。但采取游击战术，可以取得有利的结果。由于事态的发展，我们面前出现了各方面的巨大工作机会——工会、独立工党、工厂、工厂代表运动，甚至…是工党本身。」「如果把工作集中在工党内部…现阶段最不重要的领域，那就是自杀。在政治上，就像在战争中一样，一个指挥官如果不能在力量关系发生变化时，对他的部下的战略和战术部署作出必要的改变，就会使他的军队走向失败。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指挥官就是这样的人。」[9] 所以，我们清醒地得出结论：在这个阶段，保持打入工党的立场，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随着事态的发展，在未来的某一阶段必然会出现打入的问题。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的主要活动必须是在独立的基础上进行。这一立场在1941年6月俄国参战时尤为突出，英共又来了个180度的大翻身，站出来要求百分之百支持战争。随后，他们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变成了资本家阶级主要用来破坏罢工的力量。「工业中的煤炭生产可以通过所有可用的工班的正常工作来提高」英共声明说：「消除一切可避免的缺勤，在致命事故后继续工作，并放宽加班限制，以确保所有的面孔每天都得到清点…」诽谤运动斯大林主义者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最响亮的战争狂热沙文主义者。因此我们决定，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旗帜下，作为支持第四国际的趋势组织，去进行公开的活动。因此，我们把报纸的名称从《社会主义青年》改成了《社会主义呼唤报》，不单纯是一份给青年的报纸，而是一份面向成年人的报纸，同时继续出版一份理论刊物《工人国际新闻》。我们在工人国际的旗帜下，作为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独立的政治趋势，公开地站出来。现在，斯大林主义者的亲战立场为我们提供了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趋势的巨大可能性。在这种拥护战争的态度下，军械厂中大批一直支持共产党的优秀工人，以及共产党党内部的工人都开始对路线产生质疑，并转入政治反对派。他们无法忍受当时共产党所形成的破坏罢工的作用和极端的爱国主义。所以我们对共产党投入了大量的关注，我们开始赢得他们的一些优秀成员。在解释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的同时，尽管斯大林手握政权，我们始终主张保卫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大部分新成员都来自英共。例如，在诺丁汉，我们赢得了皇家法令工厂的召集人约翰·彭伯顿（JohnPemberton），然后在他周围的一批工厂代表也被争取到我们的组织中来，包括克劳德·巴索莱姆夫（ClaudeBartholemew）和杰克·南丁格尔（JackNightingale）。在苏格兰西部达尔穆尔的皇家军火工厂，我们赢得了副召集人亚历克·里亚奇（AlecRiach），他参加了因弗戈登哗变（InvergordonMutiny），之后加入了共产党。当我们见到亚历克时，我们设法安排他和哈斯顿就共产党在战争中的政策进行辩论。他觉得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就请坎贝尔或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来代替他辩论。但他被告知要自己处理。共产党领导人拒绝前来，于是就由亚历克来承担起试图捍卫共产党立场的任务。至少这个可怜的家伙很有勇气。他后来承认，他受到了可怕的政治打击。无论如何，我们赢得了他的信任，也赢得了工厂里一些工厂代表的信任。因此，从这个方法中，工人国际联盟开始在苏格兰建立一个工业领域的立足点，我们后来在那里建立了克莱德工人委员会（ClydeWorkersCommittee）。当时我们在格拉斯哥以及爱丁堡发展了一个基地，那里的共产党员仍然留在工党内。当然，我们在工党中仍然保持着一小部分。我们没有像所有的极左派那样，有着离开工党的疯狂立场，从而没有留下后备力量，以防万一之后需要转回工党进行工作。即使在那个时候，在工党是可行的，是可以取得一些成果的地方，我们的同志还是继续在那里工作。但这在现阶段是极其有限的。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工党中，我们的一位同志会努力成为政治教育人员。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同志将负责组织文献的销售。所以在每次会议上，都会有一张贩卖文献的桌子，桌子上会有工党和工人阶级的文学作品，当然还有《社会主义呼唤报》的复印件。所以即使在那时，我们的报纸也是在工党内部公开销售的。然而，即使在这一阶段，我们始终面向着工党的工人以及工会中的工人。在这样一种没有宗派主义和极左主义的同情态度下，我们能够把最优秀的份子争取到马克思主义中来。事实上，如果认为即使在工党工作时，我们招收的趋势份子也是来自现有工党党员的队伍，那就错了。这完全是错误的。当我们对群众组织保持这种面向的时候，我们的新成员却是来自从新一代的工人和青年之中的，然后再把他们带进工党。这的确是个悖论，但它也包含着在群众组织中工作时如何建立趋势组织的秘密，而只有我们的趋势组织才明白这一点。我们成了共产党的眼中钉，特别是在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之后，他们又匆忙改变了政策。斯大林主义者对我们的活动和工人国际联盟高涨的名声越来越担心。他们开始认真关注我们的趋势组织，并发表有关于我们的文章甚至是小册子。他们谴责我们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反革命份子」，并散布各种关于我们的诽谤和谎言。其中有一本这样的英共小册子叫《踢走希特勒的代理人！》（ClearOutHitler’sAgents），作者是威廉·H·温莱特（WilliamH.Wainwright）。这篇文章中说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希特勒的特务，因此必须被从工人运动中赶出去。「英国有一群人伪装成社会主义者，以掩盖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活动」温莱特说：「他们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你听说过第五纵队吧。托洛茨基派是他们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盟友和代理人…政府的英国国民军已经学会了一种对付敌人伞兵和间谍的快速方法。你必须训练自己去围捕这些其他更狡猾的敌人，希特勒依靠他们在英国为他做事。这本书是一本简单的训练手册。它将向你解释希特勒在你的工厂里发动的新奇战术。」温莱特还说：「托洛茨基是个俄国人，他身边聚集了一帮不择手段的叛徒，在苏联组织间谍、破坏、破坏和暗杀活动…他们潜入军队重要岗位、工人阶级组织，甚至政府职位。他们与纳粹密谋，一旦他们充分地削弱了国家的力量，使国家的失败变得十分确定，就把国家的大片土地交给他们…托洛茨基的人是希特勒的人。必须把他们从我国的每一个工人阶级组织中清除出去。」小册子最后说：「要警惕托洛茨基主义的破坏者。这些人丝毫没有权利被视为具有诚实观点的工人。应该像对待纳粹份子一样对待他们。把他们从每个工人阶级组织中清除出去。」最后，关于如何对待托派的建议：「第一：记住，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再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第二：揭露你所接触到的每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向其他人展示他的思想的走向。像对待一个公开的纳粹份子一样对待他。第三：与每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作斗争，他使自己进入了领导权威的位置，无论是在你的工会支部、地方工党还是合作社。揭露他，确定他有被揪出来。」其他文章指责我们在工厂内充当法西斯主义代理人，企图破坏战事。他们说，我们的激进要求无论多么合理，都是用来掩饰破坏生产和协助希特勒的入侵。根据他们的说法，我们为工人阶级的鼓动只是为了破坏他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爱国主义立场，诸如此类。斯大林主义的小册子虽然不多，但要回答这些问题，却需要一本书的篇幅，因为每一页上都有那么多的谎言。于是，我们讨论了如何回复的问题，是用托洛茨基处理这些诽谤的详细方式来处理，还是用其他方式。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如此详细地处理它们。我们决定选择一种不同的方法。最后，我们找到了对付斯大林主义攻击的非常有效的办法，使工厂里的斯大林主义者噤若寒蝉。我们出版了一份精美的小传单，题目是《给工厂工人：要提高警惕，清除老板的代理人》（FactoryWorkers:BeonyourGuard:ClearOuttheBosses’Agents）。我们打算在所有我们有人的工厂里，以及在尽可能多的共产党有其影响力的工作场所里，以数万份的数量分发它们。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必须说这个运动是非常有效的。它真正击中了他们的痛处，并使他们陷入防守。传单逐点回答了斯大林主义者的谎言，在回复的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个奖励的提议。传单最后写到：「凡是共产党员能出示他们的小册子中有没有至少五处谎言的一页，我们就给予奖励十英镑。」这在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用今天的钱来计算可能是几百英镑。当我们把它发出去，工人们看了以后，他们就会嘲笑共产党和他们的宣传员。共产党人一提出他们的诽谤，工人们就会问：「你们领到10英镑了吗？」可想而知，斯大林主义者受到其他工人无情的嘲笑。当然，我们不仅把它作为传单发表，而且还在《社会主义呼唤报》的版面上作了专题报导。通过这种简单的手段，这些谎言和诽谤，所有这些由英共不断放送的粗制滥造的毒药，都被腰斩了。不用说，没有人有办法索取奖金，我们也笑得很开心。鉴于我们所产生的影响，共产党不得不派他们的一个领导人温莱特负责追踪研究我们的文件材料，特别是《社会主义呼唤报》。他不仅写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小册子，而且还写了《工人日报》上其他大部分攻击我们政治立场的东西。在战争开始时，《工人日报》曾被禁止过，但现在由于他们采取了爱国主义路线，发动了赞成战争的运动，他们又被允许出版他们的报纸。在《工人日报》以及《国际新闻通讯》上，他们以极大的敌意谴责我们的材料。温莱特扭曲了我们的论点，但他发现越来越难以推动关于工人国际联盟是如何支持希特勒和其他类似的谎言，因为显然我们对工人阶级的先进份子产生了影响。事实证明，斯大林主义者对我们的的诽谤是失败的，他们决定向保守党内最坏的爱国主义份子、「周一俱乐部」（MondayClub）的死硬份子等寻求协助。他们与朴茨茅斯南区的保守党议员乔斯林·卢卡斯（JocelynLucas）爵士的势力取得了联系，我相信这位议员也是一名上校。他们把日本参战后刚出版的4月号《社会主义呼唤报》交给他。在这个时候，随着日本的参战，英国媒体开始大张旗鼓地报导关于日军恶魔般的滔天罪行，说他们如何砍下婴儿的头，或把他们吊起来，等等。这些都是关于日本人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暴行的故事。英共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示威，口号是「勿忘香港！」。于是我们出版了一期《社会主义呼唤报》特刊，标题是「勿忘香港——还有其他地方」。我们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幅英军在缅甸高举着缅甸游击战士头颅的照片。这当然是一件令人厌恶和可怕的事情。而且它表明，不是只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才垄断这种暴行。陆军高层不得不残忍对待英军基层士兵，以使他们做出这种暴行。我们介入了共产党的示威游行，报纸卖得非常好。显然，当英共大员威廉·加拉格尔把这期的《社会主义呼唤报》的复本交给乔斯林爵士时，他大概气得跳脚。他给莫里森寄去了一份副本，并在议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鉴于这份报纸攻击我们的盟友和战争目标，完全是颠覆性的，这位尊敬的先生能否说明任何允许它继续存在的好理由呢？」他问内政大臣莫里森。也许我们很幸运，在联合政府中担任内政大臣的是莫里森，因为他回答说：「众议院知道，这些事情需要大量的仔细考虑，我认为最好是在暗示任何决定之前，我应该考虑所有的情况。」（《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1942年4月30日）。当时有传言说，在下议院的走廊里，有人无意中听到莫里森说：「如果我真的要对托派份子采取行动，那么我一定会得到加拉格尔先生的热烈支持。」加拉格尔显然也在耳边，并激动地说：「你是什么意思？」莫里森回答说：「你我都知道我的意思。」不久之后，1942年7月，议会讨论了工人国际联盟在英国煤田的活动。据《每日电讯报》报导：「克劳德上尉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问莫里森先生，对于在约克郡矿工中散发颠覆性的文学作品，他建议采取什么行动。」据报导：「共产党员加拉格尔先生面无表情地问莫里森先生是否会调查《工人日报》会产生什么影响。莫里森先生说：『我请尊贵的朋友不要太热衷于镇压。这个组织只是在推行与他和他的政治朋友们在前段时间所推行的相同的政治政策。』这番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每日电讯报》，1942年7月17日）。作为战时联盟中的工党内政大臣的莫里森，显然很关注托派的行动。他在与苏格兰左翼议员马克斯顿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明确表示了这一点，马克斯顿把这一信息传给了我们。然而，莫里森曾说过，他知道我们是被误导的但却是诚实的人。虽然他从根本上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但他看到我们是一贯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不同），我们对战争采取了原则性的立场。后来，内阁文件中出现了莫里森关于工人国际联盟的完整报告（见附录）。他们一定连我们的牙医记录以及其他一切数据都检查过了，试图找到除掉我们的办法！但目前，莫里森还不准备采取行动。他让马克斯顿告诉我们，叫我们要自重。但是，尽管保守党对他步步紧逼，他还是忍住不打压我们。谁知道莫里森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持和平主义的反战立场，虽然他现在是工党的右翼。也许他的良心有点愧疚！但我确实知道，几年前在海德公园，莫里森不得不得到警察的保护，因为当时仍然在提倡旧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路线」的英共攻击他，并试图殴打他。斯大林主义者的流氓手段一定对莫里森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现在他决定对他们进行报复。他知道斯大林主义者在战争方面上所有路线的转折，而且他们是受莫斯科支配的。因此，他以蔑视的眼光看待他们。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明确的国际主义立场，我们已经成为英共的眼中钉。不用说，莫里森不喜欢我们，但当我们在政治上让共产党难堪，并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打击他们时，他一定从我们的胜利中得到了报了私仇的痛快。工业战线随着战争的继续，阶级的情绪也开始发生变化。1943年，采矿业发生的个人罢工——所有这些罢工都是非正式的——比本世纪初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如果我们考虑到战争正在进行，而共产党坚决反对一切罢工，那么很明显的，一种深深的不满情绪正在形成。罢工尤其是在约克郡和南威尔士地区爆发。当时没有公布涉及的确切数字，但罢工人数肯定比1926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约克郡有十二万矿工正式动员，威尔士有十万，兰开夏、斯塔福德郡、达勒姆和苏格兰也有几千人。最后政府不得不退让，同意对产业的工资结构进行全面改革——这仅仅局部安抚了矿工。矿工工会的右翼主席威廉·劳瑟（WilliamLawther）把罢工归咎于托洛茨基派。黄色报刊立即对此进行了报导。《每日邮报》发表了一篇耸人听闻的「爆料」，它的一位记者声称已经组成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在全国各地追查托派份子。现任劳工部长的前工会领袖欧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接过了这一提案，指责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他声称，这些人不仅拥有大量的会员和金钱，而且在「某些工人阶层中的影响力比国王陛下的政府和工会领袖加起来还要大。」麦克·富特（MichaelFoot）在他的《安奈林·贝文传》中回忆了当时工会领导层的恐慌：「欧内斯特·贝文自然越来越警惕地注视着这场罢工运动。在其他行业，在工程学徒和煤气工人中也发生了一些其他较小的非正式罢工。报纸报导说，拒绝接受全力支持战争意图的共产主义路线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团伙，是煽动者之一。贝文后来说，国家正生活在火山的边缘，这可能会影响到三百万工人。4月5日，他出席了一个午餐会，在会上他强调了危险——但主要是矿区的危险。他说，约克郡煤田的停工，比谢菲尔德被炸的情况更糟糕。那天上午他出席了内阁会议，而那天下午他在工联总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作了发言。他对他们说，由于罢工的结果，在他看来，这些罢工是由有关行业以外的人煽动的，全国一些主要行业正在形成一种瘫痪状态。根据现行法律，他无权处理煽动罢工的问题。这是他必须拥有的权力。」[10] 当然，正在发生的罢工并不是由「外来的煽动者」——无论是英革共还是其他任何人——引起的，而是由于矿工和其他工人对工业的恶劣条件、雇主的暴利等等的日益不满。然而，英革共是唯一支持罢工以捍卫工资和条件的组织，而「共产党」则完全扮演着破坏罢工的角色。因此，贝文的言论显然是针对我们的。尽管我们的规模很小，但他们对我们非常重视，我们被视为一种威胁。贝文如愿以偿。在工会联合会的支持下，政府出台了臭名昭著的1AA条例。它的基本条款如下：「任何人不得宣布、煽动、或使任何其他人参加或以其他方式促进从事基本服务的人员的任何罢工，或从事基本服务的人员的任何停工。」这是一项严厉的、包罗万象的立法，实际上取消了罢工的权利。违反它的惩罚是五年的刑役或五百英镑的罚款（在那个时代是一大笔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最终证明这是一纸空文。从来没有人根据1AA条例被起诉过。我们的总部设在帕丁顿附近的奇切斯特路，在米莉·李（MillieLee）家中的一个房间里。印刷机原来存放在离米莉家不远的沃里克大街的哈斯顿家。我们在地下室运作组织。后来我们搬到了国王十字区诺斯唐街61号的阁楼上。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罢工发生在战争期间，我们发表了大量的新闻报导。如果你读过当时资本主义报刊的版面，上面充满了关于这个阁楼总部的故事。有记者从国王十字车站附近的后院来到这个地方，报导阶级战争是如何从这个肮脏的隐蔽处发动的。他们用阴谋和夸张的风格写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他们还配上了从路上拍摄的办公室的照片。在那里，他们对哈斯顿、米莉·李和我进行了采访。在战争期间每一次的危机发生时，媒体都会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例如，1942年年中，当矿工们在约克郡煤田罢工时，约克郡矿工主席霍尔对工人国际联盟发起了攻击，说这些托洛茨基主义的煽动者每周被支付10英镑的报酬（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来煽动工人。当然，这些谎言对矿工们没有任何影响，只是吓坏了那些惧怕「床底下的共产党」的中产阶级人士。资本主义报刊大肆渲染，我们则向他们提出挑战，要求他们拿出证据。《每日邮报》的记者来收集有关我们活动的材料，并写一篇关于工人国际联盟和霍尔指控的文章。他采访了哈斯顿和我。第二天，这篇报导出现了标题：《阶级战争从阁楼总部发动》（ClassWarisWagedfromLoftHQ）。文章开篇就说：「昨天我在伦敦国王十字附近的一栋建筑院子上面的一个空阁楼里，发现了托洛茨基组织的本营，这个组织被矿工领袖指控在煤场进行颠覆和亲纳粹活动。」（《每日邮报》，1942年7月15日）。当《每日快报》记者出现在我们的阁楼时，我向记者出示了我的退伍文件和我的真实工资：每周2/10先令。《每日快报》把我描述为「一个蓬头乱发的人，每周拿一英镑的工资，其中包括了由同志从自己的工资中捐款来补足到两英镑十先令。」据说我说：「过去我们必须从私人家里制作报纸，但现在我们得到了支持，会员约有500人，我们已经能够以每周27先令的租金接管这个办公室。我们的销售和其他所有的报纸一样，都是根据供应部（MinistryofSupply）的配额，它和其他所有的报纸一样被削减了。但幸运的是，我们有了供应。」（《每日快报》，1942年7月15日）。这些事实反驳了霍尔的指控。在1941年中，即共产党采取支持帝国主义的战争立场的时候，到1944年，我们把我们趋势组织的活动发展到了极大的程度。我们在工党中保持了一个小团体，如上述所解释的那样，准备在形势发生变化时加以利用。然而，在这些年里，独立工党已经发展起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活动领域。因此，我们在工党中保留了一部分人，并成功地赢得了特尔斯等人的支持，他后来成为工人国际联盟的工业召集人和战斗工人联合会（MilitantWorkersFederation）的书记。我们还招募了T·丹·史密斯（T.DanSmith），史密斯在泰恩赛德臭名昭著，他后来成为英格兰东北部的右翼工党领袖，而后因贪污入狱。比尔·亨特（BillHunter）也来自工党，经过一段时间的良好工作，最后在英革共解体后成为希利的刽子手。其他从独立工党招募的同志，也是来自东北，有肯·斯凯特哈韦（KenSkethaway）、杰克和黛西·罗林斯（DaisyRawlings）以及赫比·贝尔（HerbieBell），他们都是我们趋势组织的终身同志。在整个东北地区，我们控制了独立工党在达勒姆和坎伯兰的两个分部，我们试图利用这两个分部取得最大效果。贝尔值得特别评论。赫比·贝尔是工人阶级的勇敢斗士。1885年出生于诺森伯兰，他成为一名农场工人。他加入了英国军队，1915年圣诞节参加了英军和德军的联欢会。赫比讲述了许多关于他因在队伍中散布不满情绪和「叛变」思想而受到伤害和惩罚的故事。1920年，他加入了独立工党，在1926年总罢工期间，他是第2号中央联合罢工委员会的调度员。他因参与工运活动而被送入杜伦监狱。1945年，为抗议托洛茨基主义者被逐出独立工党，他辞职并加入了英革共。同年，他作为英革共候选人参加了沃尔森德区议会的选举，他的选举代理人是比尔·兰德斯（BillLandles），他至今仍支持我们的趋势。贝尔是一位活跃的工会会员和工厂代表，他曾经在采矿小区周围每期卖出100份我们当时的报纸《战斗报》（成立于1964年），直到他退休为止。他是一个阅读面很广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从未失去过这种兴趣。甚至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在阅读《反杜林论》和黑格尔。他的敬业精神对认识他的人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于1978年7月去世，享年83岁，标志着一位杰出的工人阶级革命家的逝去。虽然独立工党的工作很重要，但这不是我们最重要的活动领域。我们的主要工作领域是在工业领域和主要工会内，我们在那里开始招募越来越多的工人。工人国际联盟虽然规模相对较小，只有300名左右的成员，但绝大多数——可能有90%左右——都是产业工人阶级组成的。1942年8月，工人国际联盟召开了它的第一次全国会议，在那里我们首次看到一个人才济济且来自工人阶级的革命家聚会。会议向第四国际致以问候，并要求接受工人国际联盟作为英国的正式支部。「这次工人国际联盟第一次全国会议，是在英国资产阶级目前的战争政治强加给我们的半合法条件下召开的，我们向国际书记处致意，表示我们对国际书记处的声援，并通过国际书记处向全世界第四国际的所有部门表示声援。在向你致意时，我们再次以我们成员的一致表决，表示希望被承认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正式支部。」「1938年的第四国际会议拒绝了工人国际联盟（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少数团体）要求被接受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正式支部，或被承认为一个同情支部的呼吁。当时会议的这一决定是基于对英国运动以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完全不正确的估计。会议把自己的信任寄托在C.L.R.詹姆斯、梅特兰和泰特、杰克逊和哈伯手中的『统一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今天，这个『统一的』组织已经分裂成不下五个碎片；C.L.R.詹姆斯现在与伯纳姆-沙赫特曼等修正主义者走在一起（他的偏差在1937年就已经被我们工人国际联盟的同志们注意到了）；梅特兰和泰特以『道德理由』为由，采取了『良心反对者』的立场拒绝进入英军基层，果断地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决裂；杰克逊和哈伯几乎完全从革命工人的政治视野中消失了。同时，尽管失去了因病返回南非的拉尔夫·李同志，而且与会议上关于工人国际联盟将分裂成碎片并在泥潭中结束的预测相反，工人国际联盟吸引了我们在英国的所有真正战斗性趋势加入到它的队伍中来，并在今天作为第四国际在英国工人阶级中唯一有发言权的代表而存在。」「该声明记录了一个事实，即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已经「名存实亡」。它的最后一期报纸《战斗报》是在一年多以前出版的。它没有出版任何出版物。它没有举行任何会议，也没有开展任何讨论。名义上它保留了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的地位，实际上它已经完全崩溃了』。」「与此相反，工人国际联盟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前进。我们编写了我们国际运动的每一份重要文件，并出售了数千份。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组织的雏形已经形成。我们队伍中的战斗派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工人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在工会和工厂代表运动中，特别是在重工业中，工人阶级的大会上都能听到我们同志的声音。这是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新特点。我们的出版物在最恶劣的条件下经常出现，今天它们是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公认的出版物。」「为夺权做准备」作为工人国际联盟的政治书记，我被赋予了起草题为《为夺权做准备》（PreparingforPower）的综观文件的任务。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曾刊登在《工人国际新闻》上，今天值得重新复印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有人说，这份文件及其标题，与当时实际情况脱节。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其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是基于对战争中会出现的伟大革命事件的看法。在1942年，这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可能的道路。我们的目的是要引出形势中固有的一切革命可能性，并使每个成员的目光提高到历史所提出的任务上来。这就是《为夺权做准备》中概述的观点的目的。就其性质而言，这份文件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它概述了工业领域战斗浪潮的日益高涨和社会变革的发展情绪。它论述了国际形势，然后分析了英国的发展，特别是独立工党、共产党和工会的发展。与此一起，它还强调了主观因素——革命党，作为最决定性的因素的重要作用。文件指出：「在英国，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需要对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采取正确的政策，这对一个年轻的革命党来说是必要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的态度，我们的组织就注定要在宗派的孤立中消沈。尤其是在今天，当工人们开始骚动和觉醒的时候——从1931年工党失败后的工业界相对『和平』的时期，以及当整个工人阶级的观点正在发生转变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工人阶级的这种觉醒，表现在过去落后的地区发生的罢工次数上，这些地区在战前只是部分地组织起来了。从贝特斯汉格煤矿开始，矿工的骚乱——一向是英国工人情绪的晴雨表——在一个又一个煤田发生了罢工。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工程师和造船工人也发生了小规模的罢工。目前，所有这些罢工都只限于局部规模。但是，这些罢工是对即将到来的火山爆发发出警告的第一声响。」「资产阶级和工党官僚机构正惊恐地注视着工人之中这些不满的迹象，不得不退缩和妥协。他们害怕由于过于顽固的反对，可能会释放出工人阶级那无法遏止的力量。然而，这个过程是以矛盾的方式发展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南威尔士和克莱德赛德的高度阶级觉悟的工人中出现了可怕的不满情绪，但在这些传统的风暴中心却没有发生大的运动。其原因并不是工人们不愿意战斗。而是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些地区的工厂代表和主要战斗派的抑制。毫无疑问地，如果不是这个特点，克莱德赛德已经会发生总罢工，至少在造船工人中会发生。如果斯大林一直奉行『人民阵线』时期的伪左路线，他们今天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处于群众运动的头顶。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很可能会在每一个工业界的工会中收获阶级中的战斗派。但是，希特勒攻打俄国后，党的路线的改变，暴露了斯大林主义的真面目：共产党已经站出来，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主要破坏罢工的力量。」「这给第四国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必须尽可能地加以利用。必须再次强调——面对工厂、工会、工厂委员会！」《为夺权做准备》继续分析了战争的前景，并对未来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我们有可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影响力和数量得到空前增长。今天的问题主要是为迅速增长和扩大影响来准备其基础。工人国际联盟将随着左翼运动的发展而发展。必须像我们已经在做的那样，急剧地、自觉地与过去的心理和观点决裂。过去最困难的时期是——孤立的成员和群众的敌视或冷漠。我们能影响的大运动、大事件是当务之急。我们的组织决不能被事件的发展搞得措手不及。」「趋势成员们必须有系统地面对工人，深入群众。最重要的是，必须将第四国际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趋势，展现在工人群众面前。」「组织有必要批判地正视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领导和组织落后于事件的发展。客观上，条件正在发展，而且已经发展了，这使我们的组织得到最迅速、最有利的发展和巩固。但基本的薄弱环节在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干部。成员大部分是年轻的、没有经过培训、缺乏理论教育。组织的影响力虽然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但大部分还是保持着过去的思维习惯和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仍然保持着一个宣传小组而不是作为群众鼓动者的心态。过去一个时期的小组的困难和任务，仍然体现在思想和工作上。在新的观点的基础上，必须与过去急剧决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组织能否面对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问题，将取决于领导层和成员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地以这些观点为基础，并在组织的日常工作中正视并落实这些观点。在全国范围内，首先是在工厂的先进工人中，深深地扎下坚实的根基，成为一种政治趋势和组织，是该组织的基本任务。」「英国局势的不相称，在于客观形势的成熟与我们组织的不成熟和薄弱之间缺乏关系。群众的迅速推动，导致组织按照西班牙革命中POUM的路线惊人地发展的前景，是植根于这种形势的。但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和可能性的范围时，我们才能实现。只有在这期间，在全国各地建立起革命干部的骨干队伍，我们才能顺应形势。这些革命干部将作为骨干，随着危机的发展，从新招募的新同志中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组织。」「这些任务必须被完成。我们这个未经训练、未经考验的组织，至多在几年之内，就会被投入到革命的动荡中去。组织的问题、党的建设的问题，与群众的革命动员是并行不悖的。每个党员都必须提高自己的认识，认识到世界历史的钥匙就在我们手中。在英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当务之急——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找到通往广大群众的道路。」「革命性的胆识可以成就一切。组织必须自觉地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看成是情势内的决定性因素。在革命的浪潮中，我们将不乏把自己从一个小宗派转变为一个群众组织的可能性。」我们在英国军队内的工作随着我们许多同志应征入伍，我们的组织在军队中开展了积极的革命活动。军队绝大多数是由年轻的应征者组成的。我们拒绝采取独立工党的和平主义且支持良心拒服兵役者的立场。相反，我们坚持认为，除了组织运作所需的同志外，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必须和他们的阶级一起进入部队。当他们被征召入伍时，他们就把自己的命运和自己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在军队中进行革命活动的政策获得了真正重要的成果。列宁和托洛茨基过去的争论已经证明了，和平主义以及依照自己的良心而拒服兵役的策略，作为一种抗战方法是绝对错误的。依照良心拒战的主要问题是，最优秀的份子、更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份子、更勇敢的份子，只会把自己从工人阶级和他们想施予影响的人的运动中分离出来。这种政策将使工人阶级任由统治阶级的反动军官和将军们摆布。我们参军的同志无论在哪里驻扎，都很快得到了很大的反响。例如，军方为了提高士兵的士气，组织了一个叫「军队时事局」（TheArmyBureauofCurrentAffairs）的部门，简称ABCA。军官们利用它来向应征士兵解释各条战线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教育他们了解时事、政治事件等等，并激励他们进行反法西斯的军事斗争。在许多情况下，在我们的同志驻扎的地方，我们和其他左派一起，接管了一些这样的ABCA。我们的同志参加了开罗的士兵议会，效果很好，甚至使军队首长被迫关闭了议会。在塞雷尼亚（Cyrenaica），阿瑟·利德贝特（ArthurLeadbetter）同志当选为班加西（Benghazi）士兵议会的总理和内政书记，但他被派回开罗，武装部队中的「议会制」实验就此终止了。我们始终坚持，我们的同志应该是工厂里最优秀的工人，应该守时、认真，否则工人们不会愿意听你的话，也不会认真对待你。我们采纳了托洛茨基的建议，把这个比喻推广到军队的工作中。也就是说，在战争时期，我们也应该做最优秀的士兵，展示我们的技术能力和熟练的武器。同时，我们的同志要为改善战友的条件而奋斗，并将此与建立士兵委员会和全面的革命立场联系起来。这种策略非常成功。事实上，成功到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就连负责管理的军官通常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的同志。一名上校曾抱怨说，他不能让这个充满布尔什维克气息的小伙子毁了他部队的士气。他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把我们的同志重新指派到他不喜欢的军官所指挥的部队内。无论同志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进行我们的革命鼓动。军官们忧心地看着我们的同志们成功地「布尔什维克化」了部队。由于这项革命工作的结果，来自四面八方的士兵们开始联络我们。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弗兰克·沃德（FrankWard）身上发生的事情，不幸的是，他后来落到了右翼阵营内，在那里他充当了工党官僚机构的反托洛茨基主义「专家」。不过当时他在空军为我们做了了不起的工作。弗兰克是当时非常能干的同志，他是皇家空军的一名工程师，他在那里用他的政治鼓动掀起了波澜。有一次，当弗兰克正在为一名负责的军官辩论地支支吾吾时帮忙的时候，军官突然举起手来，对我们的同志说：「那好，你来教今天的课吧。」弗兰克看到了一个机会，就站出来，就第四国际的纲领讲了四次课——而且还得到了士兵们惊人的良好反应！他说：「我们的士兵们都很有信心。用这些方法，我们成功地赢得了所有士兵对我们的想法的认同。」最后，陆军部的大佬们一定是得到了风声，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决定，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他们勒令弗兰克·沃德「从空军光荣退役」，并把他送回了家！当然他们没办法，也没有理由不给他光荣退役的殊荣。弗兰克的服役记录是无可挑剔的，他们不想有任何麻烦。他被告知他「不再是战争的需要」，当然，我们不会让它就此结束的！我们发起了一场关于这桩丑闻的运动。我们解释说，这个人很健康，他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但军方领导却把他踢出部队。我们全力地掀起了对这件事的注意。沃德退伍后，随即成了组织的专业全职工作人员。我们在军队内的革命鼓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就在这个时候，关于泰德·格兰特如何是「沙文主义」的一个伟大的神话被制造出来，并被一些宗派到处散布。这源于我们对驻扎在北非的第八军的态度。第八军——或者说他们俗称的「沙漠之鼠」——在1942年的阿拉曼战役中给北非的德军造成了第一次严重失败。这被英国军事史学家认为是战争的转折点。我们对此也必须要有点分寸感。在阿拉曼战役中，英国人击败了敌人15个师。俄国人在东线面对的是176个敌军师。总之，第八军被视为英军的顶尖部队，但当时这些士兵中正在形成一股巨大的革命热潮。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在开罗的士兵议会中，我们的同志实际上被选为首相和内政书记。显然，他们提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根据我们的士兵同志的报告，第八军的士兵说，战后他们将拒绝解除武装，带着枪回到英国，用以确保他们生活会得到改善。这就是这些部队中正在形成的叛变情绪。在1943年我们趋势组织的会议上，我提出了一个观点，以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即军方建制虽然以为他们拥有了一般部队的忠诚，但实际上，第八军的士兵是在叛变。这反映了军队的革命发展。这就是我们的第八军，因为它正在被改造。它正在变得革命化，并且正在向工人阶级一边发展。这就是我这番话的确切意义，如此而已。当时我在工人国际联盟会议上说：「是的，我们在北非和意大利的确有一支胜利的军队。我们可以喊『第八军万岁！』，因为那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一位同志曾和一些人谈过，他们收到了第八军士兵的来信，表示他们完全不满意军内生活。我们知道在陆军、海军和其他部队发生的事件，从来没有报告过，我们也不可能报告。是我们的第八军在接受锤炼和考验，是为了改变世界的面貌而组织起来的。这同样适用于所有部队。」[11] 古罗马人常说：「每本书都有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演讲内容也有演讲者意想不到的命运。上述言论被宗派份子完全断章取义，并加以歪曲，以便为关于我们所谓的「沙文主义」的虚假指控提供某种可信度。工业中的战斗份子我们在军队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工业中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工程工业中，我们正在发展一个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联合工程工会（AmalgamatedEngineeringUnion）中。在这个工会里，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虽然小但重要的影响力。我们在全国建立了一个以关键活动家为基础的网络。希利是我们的工业领域组织者，但我们与他有许多歧异。这导致希利要不是辞职，就是多次被开除出工人国际联盟。每次哈斯顿和我都不顾大多数成员的意愿，把他带回领导层。我们设法说服同志们相信他的组织能力，就把他请回来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大错误。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1943年2月，他走了，说他要加入独立工党。鉴于他的记录，当我们这次让他回来时，我们拒绝让他回到领导层。我们告诉他，他必须通过努力重新获得信任，这促使他在任何他能处理的问题上，组织起反对领导层的活动。这就是希利在工人国际联盟内部派系化的开始，后来由于坎农和巴布洛的操作，这种派系化得到了鼓励。鉴于工业领域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我们需要在工业界深深扎根，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更换希利。特尔斯成为我们的全国工业组织者。特尔斯是一位优秀的同志，他对政治工作有很好的直觉，并以极大的精力和能力应用于工作上。我们成立了战斗工人联合会，把工业界最优秀的战斗派吸引到我们身边。特尔斯成为战斗工人联合会的书记，办公室设在诺丁汉的皇家兵工厂附近。它迅速地让工厂代表委员会，甚至是地区委员会参与进来，特别是工程工人工会的委员会。只要有罢工，全国任何地方都有工人国际联盟的身影。正如特尔斯后来所说：「从根本上说，我作为战斗工人联合会书记的基本工作，就是让这些工人战士们相互保持联系。这是一个试图在工业内部建立起在共产党之外的一个政治选择基地的问题。这就是它的真正含义。积极地推动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支持工人阶级真正的战斗份子活动，这一点并不隐瞒。比如人们经常提到的这次巴洛罢工，战斗工人联合会就通过发通告要求支持等方式协助组织罢工，并为罢工筹集了相当多的资金。在那个年代，募集到了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那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这就是工人们获得援助的问题，保持联系、工人们在哪里需要援助等等，当然也一直在为我们的观点争论。这就是这一切的实际意义。战斗工人联合会最大的活动是参与了1944年的泰恩赛德学徒罢工。」[12] 在战时的条件下，所有的罢工都是非正式以及非法的。工人们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参与斗争，因此我们的援助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与工人阶级其他阶层联系的想法，并解释了如何建立委员会和如何进行斗争。在1943年巴洛工程工人罢工期间，这是一次影响造船业的坚定罢工，我们从利物浦派来了吉米·迪恩和特尔斯，后来他们被增选为罢工委员会成员。这些同志在整个罢工期间，协助制定了详细的战略和战术，并反击了共产党和政府的猛烈攻击。罢工是在我们举行第二次全国会议时进行的。我们整个队伍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展，以及英国和国际形势的发展非常乐观。笔者当时对150名会议代表和与会者说：「一个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可能性在我们面前出现。你们可以感受到空气中的革命气息。这种态度必须贯穿于我们的会议。我们观点的正确性应使我们有信心为我们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作用做好准备。不管它的命运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能够、我们必须、我们将发挥我们的作用，并把我们的政治趋势印证为一种影响，作为局势中的一个严肃因素，作为一个将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组织。当十二个月前，我们把我们的论文称为《为夺权做准备》，这并不是一个疯狂的姿态。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严肃问题。」[13] 会议结束后，巴洛罢工已经取得了胜利，是各地工人的战斗榜样。当然，新闻界对托洛茨基派的人进行了打探，看他们能挖出什么来，但他们什么也找不到。尽管如此，《每日邮报》的星期日机关报《星期日快报》和其他报纸还是在报刊上开展了一些运动，在头版头条大肆报导这些『外来煽动者』等等。但这并没有什么效果。当斯大林主义者试图诽谤我们的同志吉米·迪恩和阿瑟·法拉格（ArthurFarrager）时，整个事情就适得其反了。当被问到他们为什么不为国王和国家尽一份力时，他们回答说：「我正在尽我最大的努力——我是个献血者」，工人们哄堂大笑。[14]在这场劳资纠纷中，数百份《社会主义呼唤报》被售出。工人国际联盟还参与了其他一些罢工，《社会主义呼唤报》经常报导这些罢工。在莫里森起草的关于工人国际联盟的报告中，他概述了我们的一些介入措施：「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参加了1941年8月和1943年7月格拉斯哥劳斯莱斯飞机厂的罢工、1943年6月巴恩博皇家军械厂的罢工，和1943年5月约克郡运输公司的罢工，但他们的活动一直是为罢工领导人提供建议和鼓励，而不是挑起罢工。」正如我们在1943年全国会议上关于工业战线前景的决议所解释的那样，1942年的罢工次数是16年来最多的，在1943年的头五个月里，发生的纠纷是1942年同期的1.5倍。会议强调随着工业斗争的深入，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的可能发展，特别是战斗工人联合会的作用。该决议指出：「现在可以看到，不仅是斗争范围的扩大，而且是斗争性质的普遍转变。以前卷入纠纷的工人是孤立的，而对泰恩河上的海王星发动机厂给予全国范围的支持，南约克郡和南威尔士煤田的矿工对最近影响到特定地区单个矿场的纠纷的声援，或者诺丁汉郡23000名矿工对一个小伙子被监禁的罢工——这些都表明工人们正在团结一致地建立阵线。但是，特别是诺丁汉郡的罢工，表明了斗争所具有的政治性质。」「工人们已经意识到必须与其他地区的工人联系起来，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作为这些纠纷的指导中心而成立的委员会还不是苏维埃，但它们指出了工人通过地方领导人的努力，将来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战斗委员会或苏维埃的中心。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革命社会主义者在工业领域的主要策略，必须是推动产业工人自觉地提高终结劳资之间停战的必要性。」「在英国的工厂、矿井和运输业中，发生巨大爆炸的一切客观条件正在成熟。从已经发生的斗争中产生的领导权问题，在工人阶级的意识内越来越尖锐地提出来。工人们已经了解到，每当他们被迫站起来抗争的时候，工党和工会的领导层，连同共产党和全国工厂代表委员会，都抛弃了他们，实际上，这些人每一次都在破坏他们的斗争。」共产国际的消亡同年，即1943年6月，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以此向同盟国示好，并表明他对世界革命不感兴趣。根据曾任美国共产党主席的斯大林主义者，作家威廉·Z·福斯特（WilliamZ.Foster）的说法：「重要的是，这一历史性的决定是在建立第二条战线的最关键时刻作出的。为了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非常需要这个战线；但是西方反动派（他们也相信约瑟夫·戈培尔关于共产国际的谎言）却在阻挠这个战线。毫无疑问，共产国际的解散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留下的良好印象，非常果断地打破了这个致命的僵局。只是在几个月以后（1943年11-12月），才召开了著名的德黑兰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最终决定了第二战线的日期。」[15] 我们在《社会主义呼唤报》特刊上，发表了一篇致工人阶级国际主义者的宣言。随后，我在《工人国际新闻》6月号上写了一篇题为《共产国际的兴衰》（TheRiseandFall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的分析文章，概述了共产国际从列宁领导下的革命机构，到变成斯大林领导下的反革命机构的历史，供同志们与共产党的战斗派讨论时使用。它的结论是：「斯大林与已经充满尸臭的共产国际所实行的策略在纳粹进攻苏联后完全被摧毁。共产国际必须再一次向右转，将自己纳为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擦鞋垫。但是随着斯大林对美英帝国主义的逐渐依赖，来自资本主义『盟友』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美帝国主义特别要求苏联解散共产国际，以保证希特勒被打败后欧洲不会出现一场社会革命。」「旷日持久的伪装已经结束。斯大林已经解散了堕落的共产国际。他藉由此举宣布他会在世界革命爆发时站到资本家一边。但是帝国主义者们并不了解他们强迫斯大林作出这个交易后会带来的后果。它们无法阻止世界各地新革命的到来。在其开始腐化不到二十年内，共产国际破坏了许多国家内爆发的有利革命情势。未来几十年内，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我们也将目睹数次革命情势。就连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风雨岁月，比较于接下来的年代，也只能算是儿戏。在这样充斥着风暴和动荡的局势下，世界革命的工具也会再次被淬炼出来。过去几十年内除了俄国以外的工人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式政党和领导。共产国际在1917-1923年之间的辉煌岁月将重见天日。在国际工人阶级学习新的教训，认识过去丰富经验和立足于布尔什维克传统上而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将能再一次导引劳苦大众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国际联盟已经真正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我们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机构。我是全国书记，乔克·哈斯顿是全国总召集人，哈罗德·亚特金森（HaroldAtkinson）是我们的全国财务主管。在这个阶段，我们有四个全职人员：我、乔克、安德鲁·史考特（AndrewScott）（他是《社会主义呼唤报》的助理编辑）和米莉·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尽管史考特在被征召入伍后退出了。我们在国王十字街的办公室非常简陋，但它们适合我们的目的。这时我们一定有300名成员。事情肯定是朝着我们的方向发展的。相反，正如我们在发言中所解释的那样，第四国际的官方支部——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正处于绝境，并分裂成三个交战派别。其微薄的力量正在他们眼前瓦解。到1943年夏天，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成立时的170名成员已减少到23人。他们的报纸停止了出版，也没有带薪的全职工作人员。1943年，他们的一个派别「托洛茨基反对派」，即所谓的右翼，与我们取得了联系，目的是与我们的组织合并。希利派一直与这个「托洛茨基反对派」经常接触，希望在坎农的指导下，与其构建一个更强大的派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当右派准备加入我们的时候，在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中已经成为少数派的领导层，却使出了一个绝妙的招数，开除了多数派！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他们成功地使出了这一招，哈伯与罗伯逊联合起来开除他们称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这一切一经完成，哈伯就转过身来，立即把罗伯逊的支持者也开除出去！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少数派成功地开除了多数派。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反对派」与我们取得了联系，并准备进入我们的组织，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萨姆·戈登（SamGordon）跟我们接触。这时，国际组织的总部已经搬到了纽约，因为纳粹在欧洲的占领使它几乎不可能运作。现在它的存在完全依赖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所以戈登作为坎农的使者介入了英国的发展。坎农无法接受在英国发生的「可怕乱象」。英国官方支部处于绝对尴尬的处境。这是对坎农来说是一场灾难，他们也知道这一点。美国的同志们一直在《美国战斗报》杂志上转载我们报刊的文章，特别是关于我们对军事政策的应用以及对工业的干预的文章，他们转载了很多我们的材料，因为他们能看到在托洛茨基主义政策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坎农和其他领导人对这个事态表示惋惜，并说：「这太可怕了。一个非官方的组织把持着托洛茨基主义的官方政策，而官方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却与托洛茨基主义毫无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发展。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完全是宗派主义的，完全是极左的，对工党的态度也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于是，国际的坎农领导层就想方设法摆脱这种窘境，当然，他们是以自己的手法来处理的。首先，他们阻碍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从与我们的合并，并说服后者他们的任务应该是重建已经成为废墟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因此，他们在1944年1月召开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所有派别的会议。会议中提出了一项国际书记处决议案，经过一番周折，各方承认为了重建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他们可以正式与工人国际联盟进行合并谈判。在他们看来，国际书记处的工作只是将他们的一小撮支持者与成功的工人国际联盟联合起来。国际领导层用枪口逼迫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残余份子走到一起，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准备接受这个决定，就把他们开除出国际。用电影《教父》中柯里昂老大的话说：「让我开一个你无法拒绝的条件。」但在国际领导层准备承认我们是英国的官方趋势组织之前，我们必须经过一个闹剧般的合并程序。我们并不反对合并。但正如我们当时所说的，就当时运动的实际情况来说，合并并不会带来太大的改变。工人国际联盟只会收下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剩余部分。这就是我们公开而坦率的立场。我们坚持认为，如果各组织要统一，那么只能在原则基础上进行。必须事先坚定地确定战术、战略和政治立场，然后在两个趋势组织之间进行民主讨论。随后才召开合并会议，在会上作出决定。少数派，不管是谁都有权发展和提出自己的立场，整个组织将对其进行考虑。但一旦会议作出决定，那么这将是组织的政策。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统一。我们决不允许再发生像1938年那样无原则的统一，我们会说，这样无原则的统一是造成未来必然分裂的公式。在这一点上，我们被证明是绝对正确的。于是第四国际派了另一个美国人雪莉·曼根（SherryMangan）来欧洲监督合并。他是《生活》杂志和《时代》杂志的记者，可以广泛地旅行。他的收入非常丰厚，大概每年有几千美元的收入，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来到英国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合并。令他惊恐的是，他发现我们一直在和哈伯的趋势，也就是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老领导人保持联系，他们向我们通报了他们队伍中的真实情况，包括人数等等。我们向曼根解释了这一情况，他很快就意识到我们的地位非常强大。最后，他们很愿意接受我们的合并条件，因此安排了一次会议。当然，在合并会议之前，我们公布了所有文件。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发表了关于军事政策的文件，说我们把持着沙文主义的政策。我们提出了我们的立场，即支持以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策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由我们制定并适用于当前形势。这一立场与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所提出的「革命失败主义」那种贫乏又无效的闹剧完全相反。关于打入主义问题，我们解释，从长远来看，即使我们有几千名党员，到了一定阶段还是要加入工党——但必须是在托洛茨基指出的典型条件下。这些条件是：当下正在发生的革命前夕或革命的情势、社会民主主义势力基层内的激进情绪酝酿、群众政党内左翼的发展、以及革命趋势快速形成的可能性。我们解释说，虽然这将提供一个黄金机会，但还是被认为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立场，也是托洛茨基的立场。战后发生的事件迫使我们修改这一立场，随着英革共的解体，我们的确也被迫进入工党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在当时，打入主义不是建立组织的可行策略。维持一个公开的独立政党是必要的。注释 [1]摘自约瑟夫·汉森（JosephHanson），《坎农：一位国际主义者》（JamesP.Cannon:Internationalist），纽约，1980年7月，P.27-28 [2]IMT讨论/教育文件案集，1944年 [3]《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WritingsofLeonTrotsky1939-1940），P.411-12 [4]Cole&Postgate，《平民百姓》（TheCommonPeople），P.662 [5]哈斯顿与理查德森（AlRichardson）的访谈，1978年4月30日 [6]工人国际联盟内部公报，1942年3月12日 [7]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对1942年12月22日工人国际联盟小册子《为夺权做准备》的批评 [8]同上，P.11-12 [9]格兰特，《答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eplytotheRSL），P.18-19 [10]麦克·富特（MichaelFoot），《贝文传，1897-1945》（AneurinBevan，1897-1945），P.388 [11]转引自博恩斯坦和理查德森（BornsteinandRichardson），《战争与国际》（WarandtheInternational），伦敦，1986，P.89 [12]理查德森对特尔斯的访谈，1978年7月6日 [13]引自《战争与国际》，P.77-78 [14]同上，P.73 [15]转引自费尔南多·克劳丁（FernandoClaudin），《共产主义运动》（TheCommunistMovement），伦敦，1975，P.23
刘师复《政府与社会党》（1913年8月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政府与社会党刘师复（1913年8月27日）〔说明〕刊载于《晦鸣录》第2期，1913年8月27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69-77页。去年十二月间，新“社会党”发表未及一月，即被袁世凯下令解散，至本月四日，“中国社会党”党员陈翼龙在北京被逮捕枪毙，袁氏复下令解散全国社会党。先后八越月间，以大总统命令解散社会党者二次，斯诚支那共和国惟一之特色，足以自豪于五洲万国而有余者也。去年被禁之“社会党”，其宣言含有无政府的意味。以无政府之影，见恶于政府，所谓罪有应得，无足为怪。若“中国社会党”者，其党纲则赞同共和，其章程则规定不妨害国家存立。当去年新社会党被禁时，其首领曾遍布宣言，自称其党宗旨正大，手段稳健，袁总统所赞成，赵总理所保护。据此云云，已足见其党领对于政府之忠顺，当不至为政府所嫉忌。乃曾几何时，终不免大总统之震怒，而受解散之处分。斯岂其党领之忠顺尚有未至耶？抑社会党之名词固非有政府时代之字典所应有耶？真正社会党决非政府所能解散，而“中国社会党”，则固吾人所不能遽认为真正社会党者，即解散又何足惜。特以蚩蚩愚氓所醉心垂涎之“集会自由”，曾用寸许之大字端楷楷的写在所谓约法之上者，其价值不外如是！吾人于此，当亦可以洞见“政府”之与“人民”，“法律”之与“自由”，固纯然两不相容之物，而勿复再作政治神圣之梦想矣。袁氏之禁社会党也，根据于军警执法处之宣布。曰：陈翼龙拟以猛烈手段对待政府，计与虚无党联络以图乘间起事。曰拟，曰计，曰图，均非有事实发现，是否为共和法律所能干涉？又陈氏即有罪，应否牵连及于全国之社会党？在好谈法律者尚不难振振而有词。但吾人素不惯与政府研究法律，故对于此等问题，均不欲深论。惟读袁氏之命令，真有令人捧腹而不能自已者。袁氏之言曰：“社会党……并非文明各国但研究学理之社会党可比”。袁氏自诩能悉外情，亦知所谓文明各国者，均有社会党之类时时大张旗鼓，亦明知“禁社会党”之恶名，将贻笑于万国，乃不惜设身处地，为所谓文明各国者下一转语。意谓各国之社会党，不过研究学理，非有异志，故各国政府能容之。若中国社会党则大逆不道，不可同日而语，故禁之亦不得为专制。于此足见袁氏尚时时存一所谓文明各国者在其心目中，凡事皆欲攀跻于文明各国之林，而不敢翘然独异。此诚吾人所钦佩不已者。独惜袁氏眼中所见文明各国之社会党，尚有未尽。袁氏以为各国社会党惟许研究学理，独不知今日运动罢工明日提倡暴动之社会党遍于欧陆，亦得谓但研究学理否？所谓文明各国亦曾以大总统命令解散之否？又不知各国社会党之外，尚有所谓无政府党，皆公然集会，宣言反抗政府，各国亦皆以大总统命令解散之否？听者苟疑吾言，则记者虽陋，斗室破麓中，尚有法文英文之社会党无政府党报纸数张，可以质证。满纸非运动罢工，即鼓吹暗杀，某处为无政府党之机关，某日为无政府党之大会。其大逆不道，不知视陈翼龙何如。而英法之政府，固未闻以军法枪毙其党员，封禁其报馆，而解散其机关也。袁氏欲学文明各国，而不能尽肖，此则吾人于钦佩之余，不能不继之以失笑者矣。（军警执法处之宣布谓“大总统交查社会党首领陈翼龙勾串外国党纲妨害邦交一条”云云。党纲而可以勾串，勾串党纲而至于妨害邦交尤为千古未有之奇闻。袁氏幕府多才，措词之陆离光怪。令人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真不能不叹观止矣）。（附注）“社会党”与“中国社会党”之别，时人往往混淆，今特附注明之：未革命之前，中国无所谓社会党也。去年一月一日，南京攻府成立时，江亢虎始发起“中国社会党”于上海。其党纲有八：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制限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据此八者，实无异一普通政党，殊无取名社会党之价值。惟彼党宣言，不自认为政党，不运动选举，不谋握政权，且间或宣言赞成无政府主义。然既不入议院，不握政权，试问所谓改良法律专征地税限制军备等党纲，将从何实施乎？既赞成无政府，又安得有所谓赞同共和专征地税等等政客话头乎？党纲与宣言，自相矛盾，至于如此，则其内部实力决不能巩固，盖有必然者，及去年十月该党开联合大会于上海，一部分主张政府社会主义（俗称国家社会主义）之党员，提议改为政党，一部分主张无政府主义之党员，又提议删改党纲，期合于真正社会主义。争论至烈，党领乃为调停之计，于章程中加入“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及“党员得以团体或个人从事政治之活动”二语。其矛盾乃视前益甚。所谓“纯粹社会主义”，其界说若何，虽不得而知，然吾闻各社会大家及各国大词典所下“社会主义”之定义曰：社会主义者，废除私有财产制度而以生产之机关属之社会之谓也。今所谓纯粹社会主义，无论属何学派，想必不能出乎“社会主义主张以生产机关属之社会”之定义。社会二字，即为个人及国家之对待名词。然则国家存立范围内，安得有所谓纯粹社会主义乎？且其党纲之赞同共和专征地税破除遗产（而不主张共产）限制军备（而不主张废除军备）等词，果得谓之纯粹社会主义否乎？至党员得以团体名义从事政治之活动语，尤与不认政党不运动政权之宣言相违戾。欲取调停，而自忘矛盾，其不满人意，固有由也。以是之故，大会既毕，两派终不能复合，愤愤（即沙淦）等乃出而别组一党，名曰“社会党”，而无“中国”之名。其党纲目有六：一消灭贫富阶级（实行共产），二消灭贵贱阶级（尊重个人），三消灭智愚阶级（教育平等），四破除国界，五破除家族，六破除宗教。此等党纲及其组织，吾人亦多未能满意之处。然比较上视“中国社会党”为较善矣。此党发表未及一月，袁世凯即据侦探吴天民之报告，下令解散之。于是呱呱堕地之社会觉，名义上遂不能公布于内地，惟于上海设一交通机关（法界大马路卜邻里口四百七号），进行上尚未有何等之表见。最近始发刊一机关月报，名“良心”，始出第一期耳。若中国社会党，其本部亦在上海（英界大马路福康里口），“人道周报”为其机关，据所报告，支部已有四百余处，党员达五十余万。然吾料所谓五十余万之党员，不独深明社会主义者绝无而仅有，即求能了解其党之党纲者，度亦不及十分之一也。最近被杀之北京支部干事陈翼龙，政府谓为图谋内乱；其是否不可知，惟谓北京为其本部，陈氏是其首领，又谓其党纲三条，此则尚未知该党之真相者也。今因论总统下令解散社会党事，遂附叙“中国社会党”与“社会党”之沿革历史及其现状如此。
第一部分：逆流而上——起源和早年（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泰德·格兰特->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第一部分：逆流而上——起源和早年（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 ·反对派被开除 ·「第三时期」 ·国民政府 ·国际左翼反对派 ·巴勒姆小组 ·托洛茨基和独立工党 ·托洛茨基主义在南非 ·「更广阔的视野」 ·马克思主义小组 ·独立工党的破产 ·托洛茨基与工党 ·帕丁顿集团 ·人民阵线主义 ·西班牙革命 ·帕丁顿小组的起飞 ·工人国际联盟「为了预见未来，学会不忘记过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托洛茨基，1929年7月27日我们的运动——即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从理解革命运动发展的角度来看，洞悉我们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对过去的了解，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趋势是如何发展的，如何为未来的巨变做准备的。我们趋势的历史可以直接追溯到1920年代列夫·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的伟大工作，实际上甚至可以追溯到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第三国际的英雄时代。我们英国托派运动发源自1920年英国大不列颠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英共）的成立。当时，英国共产党非常缺乏经验，与欧洲的同侪相比，在人数上非常薄弱，而且基本上与更广泛的劳工运动隔绝。尽管这个年轻的党是由受到俄国革命鼓舞的勇敢斗士组成的，它却已经充斥着极左和宗派主义的倾向，而这些倾向一直是聚集成英共的各个小型宣传团体的标志。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英共开始逐步克服这些缺点，把注意力转移到群众工作和建设群众革命政党的严肃任务上。这一目标的实现并非没有内部的困难。列宁不得不利用他个人的威信，说服英国领导层放弃宗派主义，并为了影响改良主义的工人，还申请加入工党。到了1923年，其方针和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共经过了改组，并透过成立少数派运动（MinorityMovement），以及在工党内建立据点，并在各工会内展开认真的工作。一切似乎都为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步前进做好了准备。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在1923到1924年之间，苏联内部的官僚主义反动，在国家和党内迅速壮大起来。俄国革命在骇人的落后条件内的孤立状态，催生了一个热衷于享受胜利果实的庞大官僚体系。官僚机构对世界革命的反对是有物质基础的。新兴的保守官僚阶层希望过上平静的生活，没有革命的风暴和压力，并摆脱群众的控制。每当工人阶级遭遇挫折时，这个由数百万官员（其中许多是前沙皇官僚）所组成的特权阶层就会将更大的权力聚集到自己手中，将疲惫不堪的工人阶级挤到一边。这个过程在俄国共产党内部得到了反映。在俄共，这个新兴的官员阶层围绕着斯大林这个人物，而斯大林狭隘的行政和纯粹的国家观最适合反映他们的保守观点和物质利益。1924年秋天所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反映了官僚阶层对世界革命的不屑一顾。他们希望独自一人「着手」管理苏维埃国家的任务——即不受工人民主的干扰。列宁对于国家和党的机构中官僚主义的兴起越来越感到惊恐，并与托洛茨基组成集团来打击官僚主义。但从1922年起，列宁因一连串的中风而丧失了行动能力，而在幕后，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三巨头则在操纵着孤立托洛茨基孤立。列宁在它的遗嘱中要求罢免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并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中央委员会中最能干的成员。但这些遗嘱却被官僚藏匿了起来，并策划了一场针对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谎言和诽谤运动。在列宁最后一次病倒后，托洛茨基一肩扛起反对斯大林和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威胁的斗争，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工人民主的列宁主义纲领而奋斗。在德国革命失败后，他于1923年底发起了「左翼反对派」，试图捍卫正在被系统地修正和抛弃的基本列宁主义思想。俄国国内反对派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巨头之间的这场斗争的爆发，首先是包含在共青团领导层内部。但是，这场斗争有自己的势头，随着列宁的去世，诋毁托洛茨基做为列宁接班人的运动很快就被带入了共产国际的队伍内。就像在俄国党的机构内，斯大林利用自己的地位挑选忠于他的派别的人员一样，季诺维也夫也在各别的部门中挑选了被证明对莫斯科更容易接受的领导人。然而，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领导层不得不允许对俄国党内爆发的反对派提出的问题进行假民主式的讨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冲突最早是在1924年初，也就是列宁去世后不久后，才在英共党内报导。英共党内报刊刊登了苏共十三大通过的决议，谴责托洛茨基的宗派主义，并把「托洛茨基主义」列为小资产阶级的异类。到了年底，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更加频繁。总书记汤姆·贝尔（TomBell）于1924年11月30日在党委会上提出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他完全忽略了这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强调托洛茨基没有遵守党的规则是他谴责反对派的主要论据。贝尔断言：「在我们看来，托洛茨基的问题，是一个纪律问题。我们不是在争论或讨论托洛茨基在整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我们党从根本上关心的是纪律问题。」虽然在党委会上出现了一些质疑党领导立场的声音，但对托洛茨基的谴责仍然被一致通过。[1] 随后在1925年1月把党委会的报告交给了300多人的伦敦全体会议。党内大员墨菲（J.T.Murphy）尽管只粗浅理解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但他仍宣读了对托洛茨基的控诉，以及他违反俄国党和国际的决定，重新开启关于反对派观点的辩论也被禁止。在会议上，伦敦区委委员阿瑟·雷德（ArthurReade）为托洛茨基辩护，提出决议案表达了对「党委会草率地表决」的遗憾，并呼吁中央政治局支持俄国党的左派。根据英共机关报《工人周报》（WeeklyWorker）的报导，经过讨论后雷德的动议仅仅得到了10票赞成。（《工人周报》，1925年1月23日）。1月30日，雷德写信给报纸的编辑部抱怨说，出席会议的只有200人，而且实际上他提出的休会动议以81票对65票被否决，而在最后表决中，他的动议其实得到了15票[2]。无论如何，党的领导层赢得了胜利。英国共产党对政治理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的争论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但却完全摇身一变支持莫斯科的党的领导人。大约在这个时候，党发行了一本名为《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TheErrorsofTrotskyism）的书，虽然没有载明日期，但大概是在1925年5月发行的，书中印有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克鲁普斯卡娅（起初与反对派关系密切）等人的一系列答复。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分析托洛茨基的思想，而是如书名所示，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墨菲接替贝尔成为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英国代表，并为此书写了导言。此时，鉴于托洛茨基在共产党的基层中的威望，那些攻击托洛茨基的人不得不有所顾忌。墨菲承认：「毫无疑问，当英国工人阶级在知悉共产国际正与托洛茨基同志发生巨大的争论后，感到非常惊讶。」[3]。即使在这个时候，墨菲也不得不承认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队伍中的巨大声誉和威信。他在序言中指出：「托洛茨基同志的名字在我们的脑海中一直与列宁同志联系在一起。（人们常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我们在对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一切思想和感情中，都是用这些名字来联想的。随着俄国革命的消息向西方世界传播，这两人是我们视野内的巨人，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之间会有歧见…我们只看到了领导们、苏维埃和群众，以及在所有的伟大历史巨人之间，看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4]尽管如此，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包含着一系列由共产国际领袖们撰写的文章，并被用来强化有关「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有意思的是，写这些反对托洛茨基文章的每一人，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是被开除，就是与莫斯科发生矛盾。曾提议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共产国际的墨菲，自己也被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讽刺性地开除了。但共产国际的肃反，只是对斯大林据此对列宁所建立的党进行人身灭绝，这一更为畸形的肃反的一种预兆。甚至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也发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当她试图抗议开除和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斯大林粗鲁地告诉她，他总能为列宁「找到另一个遗孀」。斯大林一个接一个地谋杀了整个列宁主义的老团队。大清洗结束后只剩下斯大林一人。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主义化在英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英国共产党本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工运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却突然陷入了与反对派的派别斗争中。虽然英国领导人殷勤地支持斯大林，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托洛茨基过去的成就。甚至到了1926年初，他们还发表了托洛茨基的《英国向何处去》（WhereisBritainGoing?）一书，并被迫为其辩护。于是，在《劳动月刊》（LabourMonthly）上，当时还不知道靠哪边站的英共领袖帕尔梅·杜特（PalmeDutt）在该书的书评中为托洛茨基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杜特说：「托洛茨基的书将被人们热切地阅读，将给予人们刺激和解释；将有助于打破奴役旧思想和领导权的枷锁，给予人们信心和明确的力量，并指明斗争前进的道路」「英国工人阶级有理由感谢托洛茨基的书；希望他不要停留在这篇短篇速写上，而要把他的解释、论战和阐明工作继续下去，进一步阐述他的分析，这在英国是非常需要的。」（《劳动月刊》，1926年4月）。然而，到1927年底，托洛茨基在批评英俄工会委员会（Anglo-RussianTradeUnionCommittee），并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后，任何支持他的踪影都已经完全消失了。托洛茨基后来写道：「实际上这本小册子是反对政治局官方概念的。后者指望总委员会的左倾化会使共产主义能逐渐渗入工人政党的队伍和工联中去。」[5]。这不是单纯的猜测。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仍与斯大林结盟的季诺维也夫在提到英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支部后说：「我们不知道群众性的英国共产党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来，是只通过斯图尔特-麦克马努斯（Stewart-MacManus）同志们的领导，还是通过别的途径产生。」[6]这个「别的途径」就是通过与工党左派和工会的「交易」，这在英俄工会委员会中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并让英共在1926年总罢工期间迷失了方向。由于英共接受了斯大林的政策——此时这些政策现在急剧地转向机会主义——他们越来越无法看清自己在事件演变中应该发挥的独立作用。1925年工联代表团访问苏联后，莫斯科越来越向这些左派官僚寻求援助。他们幻想「左派」能够说明打破俄国的孤立状态，甚至「走后门」把共产主义引入英国。「因此，英俄工会代表成立了英俄工会委员会，以促进工会的团结，并作为防止苏联可能受到军事攻击的手段。工会委员会主席珀塞尔（Purcell）与希克斯（Hicks）、布罗姆利（Bromley）和斯韦尔（Swales）一起，成为苏联非常看重的盟友，英共也因此应视他们为友人。这样的做法在1926年的总罢工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当年5月总罢工爆发时，这些「左派」向右翼投降，而右翼向鲍德温（Baldwin）政府投降。右翼出卖了工人阶级，这对先进工人来说并不奇怪。然而，「左派」对得到共产党人支持的工会联盟的背叛，导致了广泛的困惑和失望。在总罢工的过程中，英共的党员发展到了一万人左右，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部分新入党的党员都相继退党。在总罢工期间，英共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警告工人们来自工会左派以及右派领导的危险。尽管党内的左翼反对派要求苏维埃工会因英国工会联盟背叛罢工而与之决裂，并退出英俄委员会，但斯大林反而紧紧抓住工会联盟的衣冠不放，直到被他们的工会联盟「朋友们」毫不客气地抛弃。对先进工人来说，失信的不仅是背信弃义的左派改良派，把假左派描述成「革命派」的英国共产党也有责任。这是莫斯科领导们强加给英国共产党人的机会主义路线导致的结果。在杜特写下赞扬托洛茨基的文章几个月后，用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ErnstThälmann）的话说，英国共产党是唯一一个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没有分歧的主要支部。它被认为是最「忠诚」的，其领导人经过长时间的挑选，被克林姆林宫认为是最温驯的。英共领导波利特（HarryPollitt）一伙人只衷心地跟随共产国际每一次的路线转向。在所有场合，他们都与「多数人」在一起。英共接受了莫斯科的官方路线，认为这是巩固俄国社会主义的必要措施。他们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的全会决议赞扬「英国党内没有派别斗争。」斯大林把英共看成是国际上最好的支部之一，这也绝非偶然。反对派被开除斯大林派奉行讨好英国工会联盟内「左派」的右倾政策，严重地破坏了英国共产党人的事业。但是，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政策造成的中国革命失败的可怕灾难相比，这种背叛则显得微不足道。在1925年至1927年间，中国革命的戏剧性展开，激发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想象。此时，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唯一存在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中共准备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完全有机会完成中国的「十月革命」。然而，斯大林推行的机会主义政策也在影响着中国的发展。他的阶段性革命理论，类似于俄国孟什维克提出的理论，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从属于民族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这一政策除了受到左翼反对派的尖锐批评，还导致斯大林曾经的朋友蒋介石于1927年对工人运动的血腥镇压，遭到了可怕的失败。这次失败导致苏联工人阶级内部士气更加低落，是年底镇压左翼反对派的主要因素之一。托洛茨基曾警告过不能采取与蒋介石合作的政策。但中国革命的失败，决定了俄国左翼反对派的命运。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被多年的战争和革命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感到失望，更倾向于退出运动。工人们同情反对派的政策，但这只是一种被动的同情，并没有导致积极的支持。工人感到疲惫和冷漠，而官僚体系则因世界革命的每一次倒退而越来越有恃无恐。1927年，反对派被开除，同一年，中国工人阶级被粉碎。一年后，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并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由于此时斯大林要谋杀他还为时过早，他被流放到土耳其，从那里开始组织「国际左翼反对派」，致力于改革共产国际，使其回归列宁和十月革命的真正理念。 1927年11月，左翼反对派被开除，使共产党党内真正的列宁主义势力遭到挫败。这为斯大林向左转和后来消灭布哈林的右派反对派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也标志着苏联官僚体制的巩固，以及共产国际内部一切反对派份子的进一步抹灭。俄国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后，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都进行了类似的清洗。批评斯大林是不被允许的。当莫斯科改变路线时，所有的外国共产党都要跳起来转向。他们学会了跟着斯大林的调子起舞——否则就要面对严重的后果。从1924年起，斯大林多次在各个共产党党内进行清洗。在法国，同情反对派的苏瓦林（Souvarine）和罗斯梅尔（Rosmer）等领导被特雷恩特（Treint）和吉罗（Girault）的「左倾」领导所取代，而这两个人又被开除，取而代之的是梭罗兹（Thorez）和多里奥（Doriot）。在德国，布兰德勒（Brandler）和塔尔海默（Thalheimer）被费舍尔（Fischer）和马斯洛（Maslow）所取代，而马斯洛又被台尔曼和诺伊曼（Neumann）所取代。在波兰，瓦尔斯基（Varsky）领导团队被多姆斯基（Domsky）取代，后来多姆斯基也被撤职。在中国，中共的领袖和创始人陈独秀因「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在西班牙，如宁（Nin）、安德拉德（Andrade）等领导人也因「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而在美国和加拿大，坎农、阿伯尔尼（MartinAbern）、沙赫特曼（Shachtman）和斯佩克特（Spector）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一事态发展与英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俄国反对派的影响在那里要小得多。英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力量迟迟没有成长。虽然党内对俄国的内部纠纷以及对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处理有一定的杂音和不安，但与其他欧洲政党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波澜。一定程度上，这与党的低下政治水平和党干部无法了解俄国党内的真实情况有关。从这个时候起，英国领导层对斯大林主义路线给予了完全的、不加批判的支持。在莫斯科最奴性的追随者中，有杜特、波利特、威廉·加拉格尔（WilliamGallagher）（就是那个曾经从「左派」的面向批判过列宁的人）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领导人。其中，这反映了英国党包括其领导人的政治水平低下。贝尔被迫承认英共「对俄国党内实际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墨菲也提到「英国党员中对国际事务普遍是无知的。」长期以来，这种对理论问题缺乏了解的情况一直是英国劳工运动的一个特点。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理论从不是倾向于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强项。但是，没有理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莫斯科官僚机构的卑躬屈膝的支持，不但为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接二连三的灾难，最终也导致了英共和共产国际所有其他支部的毁灭。「第三时期」到了1927年，俄国国内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一直以来，托洛茨基和反对派都在警告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机会主义政策——即安抚富农（Kulak）——会带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左翼反对派要求扭转这一政策，而提出了以五年计划为基础的工业化计划，对富农实行累进税，并以身作则，逐步实行集体化。斯大林和他的党羽们嘲笑了这项提议，把托洛茨基的电气化建议比喻作「给农民提供留声机而不是牛」。然而，到了1927-1928年，俄国显然存在着反革命的真正危险。富农们因领导层的政策而胆大妄为，发动了一场威胁到苏维埃政权基础的断粮罢工。斯大林派惊恐万分，与布哈林决裂，并讽刺地被迫采取了左翼反对派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派从机会主义转向了疯狂的极左主义。也就是「用四年时间执行五年计划」这样的口号下，在五年计划内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冒险主义目标。这导致了大范围的混乱，农业生产的灾难性下降，以及可能有一千万人丧生的可怕饥荒。尽管如此，广大苏维埃工人还是欢迎转向工业化和五年计划。这引发了反对派内的一场危机，许多过去的反对派拥护者向斯大林屈服——他们后来为这一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斯大林派采取以前的右翼政策烧伤手指后，现在向左转了一百八十度，在国际上也采取了冒险主义政策。国际间的共产党盲目地接受莫斯科的指导，采纳了「第三时期」的疯狂极左立场。斯大林主义者宣布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第三时期），声称资本主义体制即将崩溃。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性衰退，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完全无视列宁和托洛茨基多次解释过的道理——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最后的危机」，资本主义总会设法从最深的危机中解脱出来，直到被工人阶级推翻为止。作为这种疯狂策略的必然结果，斯大林主义者宣称，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所有其他政党都是「法西斯」。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特别被说成是具有法西斯主义——或「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性质。斯大林说：「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双胞胎，而不是对立面。」因此，社会民主主义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结果，在各地，斯大林主义者分裂和瘫痪了工人阶级运动。最严重的结果是在德国，斯大林主义者的极左政策使工人阶级在纳粹党的威胁面前无能为力。他们没有采取列宁的统一战线政策，实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行动反对纳粹，而是故意着手分裂工人运动，从而让希特勒——正如他后来吹嘘的那样，「没有打碎一块窗户玻璃」就上台执政。斯大林主义者在柏林电车罢工中与纳粹合作，甚至在所谓的红色公投中与法西斯份子结成集团，以推翻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如果他们当时得逞了，那就意味着希特勒会提前两年上台！在英国，英共也把持着一个可笑的立场，那就是一个小小的共产党向工党发出最后通牒，谴责工党领袖是「社会法西斯」，甚至组织要去工党会议闹场，因为工党领袖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甚至比法西斯份子更危险！在《工人日报》上，英共领袖波利特主张工党的任何公开会议必须被停办。这种极左和宗派主义的路线，代表了对列宁政策的彻底丢弃。它起到了彻底孤立共产党的作用。由于这种疯狂的行为，英国共产党的影响力被彻底削弱，从而沦为工运边缘的一个小派别。国民政府 1929年胜选的第二届工党政府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政府。这场危机严重打击了英国。失业率急剧上升。工党领导人在选战期间主打处理失业问题，上台后但却无能为力。如果要解决失业问题，他们就必须接管银行和大公司，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显然，这是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最不愿意做的事！ 1931年，危机表现为欧洲大银行和工业企业的倒闭，首先是奥地利Anstalt-Kredit银行的倒闭。美国资本家从欧洲撤出他们的资金，成全了金融崩溃。德国的失业率达到400万。英国在殖民地和其他初级生产的国内市场崩溃，导致国内危机的加深。失业率在1930年前已经迅速上升，此时已经飙升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工党政府些微的改革措施也毫无效果。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现在想摆脱工党政府，取而代之的是对工人阶级进行全面进攻的更可靠的工具。他们利用麦克唐纳领导的右翼所提供的服务，开始分裂工党。1931年，他们发动了议会政变，成立了「国民政府」，把当时麦克唐纳和议会工党的右翼与保守党和一部分自由党联合起来。然后他们以「全国团结」的口号仓促地组织一场选举，并在当年下旬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在这次选举中，工党的选票锐减到664.8万张，而保守党得到1180万张——几乎是工党的两倍——「全国团结」的总得票为1450万。20年来一直安全的工党席位在这次溃败中丢失。除了乔治·兰斯伯里（GeorgeLansbury），每个工党内阁都丢了官。只有49名工党议员留在西敏寺国会内，而保守党取得了417席。因此，继1926年在工业战线上遭受严重失败之后，英国工人现在又在选举舞台上遭受了一次大挫败。不过，尽管失败严重，工党并没有被消灭。它仍有650多万张选票，而且很快就恢复了。此外，分裂出来加入全国一致内阁的部分是极少数的右翼份子，主要是在议会党内。在基层，加入麦克唐纳派的人极少。相反的，工党转向左翼路线，到了1935年，工党收复了大部分失地。然而，在短期内，劳工运动处于完全动荡的状态，而这表现在围绕着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的群众性左翼的迅速成型。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坚持要求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权利。事实上，他们实际上无论如何已经有能力拆伙，而工党的新领导人兰斯伯里是左派，也倾向于做出妥协，使他们留在工党内部。然而，作为典型的胡涂的中派，独立工党的领导们把这个组织问题看成了一个「原则」问题。他们深信工党是完全反革命的，以任何方式接受工党的纪律都是「背叛」的行为。企图赢得独立工党信任的斯大林主义者鼓励了独立工党这种幼稚的行为。实际上，独立工党的纲领和政策，与1931年后快速向左发展的工党并无本质区别。他们在1932年复活节发动的分裂，导致独立工党领导人把先进的工人与群众分裂开来。实际上群众也在向左翼移动，但他们需要时间以及经验来得出所有的必要结论。直到这时，在英国对托洛茨基主义产生兴趣和同情的人，都是在独立工党和其他激进的圈子里，而不是在共产党党内。英共的衰落是由于它的极左主义，使其与独立工党内部的发展断绝了联系，而独立工党是作为工党内部的一个群众性左翼发展的。1929年经济崩溃后的危机和国民政府的成立，导致工党内部基层的巨大情绪发酵。然而，斯大林主义者的双眼被他们的极左思路蒙蔽了，在群众激进化开始时没有能力有效的把握此刻的情势。在1920年代末，一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弗兰克·雷德利（FrankRidley，就是后来担任独立工党领导层顾问的雷德利）和昌都·拉姆（ChanduRam）与托洛茨基取得了联系，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左翼反对派组织。但托洛茨基虽然很想在英国建立根据地，但并不急于冒险。在研究了他们提出的令人绝望的混乱提议后，托洛茨基拒绝与他们有任何关系。雷德利和拉姆是狂热的宗派主义和极左派，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他们认为1931年大选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托洛茨基逐一回答了他们的论点，反对他们认为英国即将出现法西斯主义的观点，也反对他们把工会说成是「帝国主义组织」，反对他们过早地呼吁建立第四国际。他只是建议他们：「进入工会，做一些与群众运动有关的事情。」托洛茨基立即认识到，这些人对于在英国发展真正的左翼反对派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在这个早期阶段，只能说是在英国有托洛茨基的个别同情者——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趋势。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真正发展，是在经历了1929年全球的不景气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后才出现的。国际形势对英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英国总罢工严重失败后，工人们现在正努力应对大规模失业和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背叛。群众组织内部，特别是在独立工党周围，出现了日益激进化的现象。此时，托洛茨基从他所流亡的土耳其，在德国发动一场国际间呼吁促成统一战线的运动，以此实现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联合行动，防止希特勒上台。与此同时，在伦敦南部巴勒姆的英国共产党党内，有一小撮同志开始在一些问题上，包括在德国实行统一战线战术的必要性问题上，反对英共高层的主张。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一批年轻力量就是从这个小团体中产生的。国际左翼反对派在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小岛上，托洛茨基继续着他孤独一人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尽管斯大林及其强大的机器竭力压制反对派以及托洛茨基，但反对派的声音越来越强，并在那些希望捍卫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真正纲领和传统的共产党人中赢得了新的拥护者。有时候，偶然在历史上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老黑格尔早就说过，必然是通过偶然来表达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一辩证规律很好的例子。1928年，美国的共产党人坎农（JamesPatrickCannon）和他的加拿大战友斯佩克特在莫斯科参加会议时，意外地拿到了一份托洛茨基的重要文章《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托洛茨基在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布哈林和斯大林的错误立场，特别是揭露了斯大林在1924年底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批判是国际上左翼反对派思想武装的一个里程碑。托洛茨基在一份真正具有预言性的声明中警告说，如果这一立场被共产国际采纳，它将不可避免地标志着一个进程的开始，这个进程将导致世界上每一个共产党走向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堕落。三代人之后，托洛茨基当时被斯大林主义者嘲笑的预言也成真了。斯大林并没有打算散发托洛茨基的文件。但历史的一个奇怪的偶然就是这样发生了。当时，斯大林政权尚未巩固，共产国际还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的某些原则，允许少数人的意见流通。虽然托洛茨基在一年前被开除出俄国党，但他还是利用这次大会向共产国际发出呼吁。在此过程中，他提交了关于《纲领草案》的评论。由于主办机构的失误，他们把托洛茨基的文件分发给了各国代表团团长，包括纲领修订委员会的成员。正是在这里，坎农和斯佩克特第一次看到并阅读了托洛茨基的文件。坎农回忆道：「由于莫斯科机关（它们本来应当做到官僚式的天衣无缝的）的一些疏忽，托洛茨基的这份文件流入了共产国际的翻译室。它落入了备用文件存放处，在那里有十几个无事可做的翻译和速记员。他们拿起托洛茨基的文件，将它翻译出来，分发给各代表团的头儿和纲领委员会的成员。看哪！就这样，它被放在我的膝盖上，翻译成了英语！莫里斯·斯佩克特，一位加拿大党的代表，有几分与我相同的心情，他也在纲领委员会中，而且他得到了一个副本。我们抛开那些小组会议和大会会议，阅读研究起了这份文件。然后我和他就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我们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一边的是托洛茨基。我们在那达成了一个协议——斯佩克特和我——我们会回国，然后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开展斗争。」（《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第三讲）。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坎农、沙赫特曼和亚伯尔尼等同志与加拿大的斯佩克特一起，于1928年与斯大林主义者决裂，转入托洛茨基主义阵营。他们迅速被开除出党，并和加拿大的一个小团体一起组织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因为它打破了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孤立情况。这是左翼反对派命运的转折点，并极大地促进了托洛茨基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这对我自己不久后被招入托洛茨基的国际左翼反对派也起了作用。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928年11月开始出版一份名为《战斗派》（TheMilitant）的报纸。他们利用美国的传统机灵，掌握了共产党的邮寄名单，然后把一捆捆的报纸寄到全世界尽可能多的进步派书店，包括英国、南非和其他地方。南非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就是这样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我们在约翰内斯堡的书店里看到了这本资料，拿到手后，从头到尾狂热地阅读。里面包含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所有批评，包括他对1925-1927年中国革命夭折的分析。我们曾经热切地等待每一批新报纸的到来。在开普敦也是如此。由此开始，在1930年左右，南非左翼反对派团体开始发展，我也参与其中。在英国也是如此。这些理论材料被送到伦敦的一家左派书店，巴勒姆的同志们看到了这些材料，这使他们与国际托派运动有了联系。巴勒姆小组 1932年，英国共产党在伦敦南部巴勒姆和托廷的两个支部出现了反对派。某些地方领导人，雷格·格罗夫斯（RegGroves）、哈利·威克斯（HarryWicks）、雨果·杜瓦（HugoDewar）和亨利·萨拉（HenrySara），他们是英共的地区委员会成员，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全国领导层。他们从美国得到了这份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材料，并全心全意地同意其政治立场。他们认识到，托洛茨基的主张是绝对正确的，在德国建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对防止希特勒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与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同情者以及个别支持者相比，巴勒姆小组代表了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真正开端。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提出了德国和统一战线的问题。在他们的发言中，他们还提出了把统一战线的战术，运用到党在英国的反对法西斯斗争中。从1929年到1933年1月希特勒的胜利，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整个运动都集中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对托洛茨基来说，德国是国际形势的关键。德国的斗争是工人运动生存的基本问题。德国工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希特勒上台。这场斗争的失败将意味着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彻底毁灭。托洛茨基指出：「德国现在正经历着这样一个重大的时刻，德国人民的命运，欧洲的命运，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全人类的命运，将在几十年内取决于这个时刻」[7] 面对英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党的领袖波利特、卡拉卡和杜特自然不会手下留情。他们在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和《工人日报》上撰文谴责德国工人组织和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问：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能联合起来吗？难道所有工人组织——共产党、社会党、工会和合作社——不能团结起来，为抵制法西斯主义的逼近做点什么吗？答：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团结，但这必须是工人在工厂和街头上的团结，而不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团结，社会民主党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与这样的政党联合，将成为促成法西斯专政的帮凶。」（《工人日报》，1932年8月13日） 1933年2月11日，《工人日报》指出：「詹姆斯·马克斯顿（JamesMaxton，独立工党的领袖）把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说得好像他们代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实际上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他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通过与那些政策是分裂阵线和瓦解工人阶级队伍的人——即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进行稳定的坚决的斗争，才能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人日报》，1933年2月11日）而在1933年5月4日，也就是希特勒胜选后的三个月，英共领导又说：「社会民主主义的巨大背叛，在各国工人中引起了诺大的愤慨风暴，以至于第二国际的其他政党甚至拒绝站出来为他们辩护。但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找到了一个盟友。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作为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一个政治幽魂，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一心想舔法西斯的皮靴，盘算着他可以让人们谈论他，为了从他在政坛上被遗忘后重现人间，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时。」（《工人日报》，1933年5月4日）对这些忠实地遵循斯大林路线的党内黑手来说，社会民主党人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主要机构。斯大林主义者轻描淡写地说要建立「从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似乎基层可以轻易地脱离它的领导。这种极左的政策导致了灾难。德国斯大林主义者奉行的这种自杀性政策，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胜利和德国工人阶级的崩溃，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路。托洛茨基本人密切地关心英国的这些发展，与巴勒姆同志们进行了通信。他一再敦促他们要组织起来，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英国左翼反对派必须开始有系统的工作」，托洛茨基给罗夫斯写道，「你必须建立我们的参谋中心，尽管是一个小规模的中心。你必须建立你的刊物，即使是规模不大的刊物。必须有稳定的、不间断的活动，教育我们的干部，虽然在最初阶段很少。历史的基本力量是对我们有利的。当在英国，比在其他地方，共产主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征服广大群众的意识时；在同样短的时间内，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即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也就能登峰造极。」[8]。 1932年8月，英共的巴勒姆支部和托廷支部的大多数同志，因「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由于被开除出党，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发组成一个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思想而展开运动。他们把自己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团体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并在5月开始出版一份名为《红旗》（RedFlag）的月报。共产主义同盟的成立，代表着英国建立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一个质的飞跃。他们按照托洛茨基的建议，把自己确立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被开除的派别，并力图使党返回到原来的思想和纲领。《红旗》一发刊，托洛茨基就在1933年7月22日写了一封信，欢迎这一「适度的前进」，并提出建议，要在学习左翼反对派政策的同时，也要研究英共的政策，以便对他们的队伍进行教育。托洛茨基写道：「在坚持不懈地努力扩大我们在工人中的影响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集中精力对我们自己的队伍进行理论和政治教育」「我们面前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为此，我们需要一流的干部」。巴勒姆小组被开除出共产党，导致了与党的基层完全隔离。然而，虽然通向共产党工人党员的道路被关闭了，但在其他地方却开辟了革命工作的新机会。世界经济危机和1929-1931年工党政府的经历，在工党基层内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左倾潮流。这反映在作为工党的附属部分的独立工党剧烈的左倾，而这个部分拥有大约10万名主要是工人阶级的支持者。在克莱德赛德选区议员的小组、麦克斯顿、麦戈文（McGovern）和坎贝尔·史蒂文斯（CampbellStevens）的领导下，他们展开了反对麦克唐纳政府的资本主义政策的斗争。在事件的锤炼下，独立工党的队伍正在酝酿革命情绪，并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他们正处于从改良主义向中派主义方向转变的过程中，并努力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出革命的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中派主义意味着介于改良主义和革命之间混乱的思想光谱，这是群众激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托洛茨基和独立工党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经验，特别是通过经历那些动摇和改变现有意识的重大事件来学习。渐渐地，这个阶级开始得出革命的结论。但是这个过程不是自动的。群众不可能立即着手制定一个完全成熟的革命方案。首先，当群众进入政治行动时，他们总是通过他们传统的群众组织来表达自己意愿。在英国，这些群众组织就是指工会和工党。而在1932年以前，独立工党是工党的附属部分。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为在现有的群众组织中形成一个群众性的左翼。这起初将不可避免地具有左派改良主义或中派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参加群众左翼，用革命思想加以灌溉，协助左翼工人得出革命结论。托洛茨基在一篇关于独立工党的文章中非常明白这一点：「在其他国家也要观察到类似的过程。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一个左翼，它在下一阶段从党内分裂出来，并试图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铺设一条革命的道路。」[9]。在1932年复活节会议上，在麦克唐的公开背叛和国民政府成立后，独立工党作出了脱离工党的决定。争议的问题是工党的议会议事常规和独立工党议员的独立性问题。托洛茨基认为，这个脱离工党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分裂的原因不对，使用的方法不对，时机也不对。然而，托洛茨基认识到，这次分裂代表了与改良主义决裂的尝试，并为大规模革命潮流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希特勒胜利后，托洛茨基与独立工党进行了积极的联系，目的是要把它拉近到托洛茨基运动中。此时，独立工党的领导人在所谓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向共产党靠拢，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托洛茨基在为独立工党报刊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力图抵制这种有害的影响，敦促该党澄清自己的思想，并倡议倡议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国际而进行国际串连。托洛茨基在11月写道：「独立工党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和方法方面摆脱一切不明确和朦胧，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党，才能把英国的工人运动从（来自斯大林主义的）这种新的危险中拯救出来。」[10] 托洛茨基从独立工党内部的这些发展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可能使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薄弱力量能够克服自己的孤立状态，与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他深知当事态需要时，他需要灵活的策略和大胆的转折。因此，于1933年，托洛茨基首次提出了托派加入独立工党的问题。他的建议大致是：有十万工人在向革命思想发展，因此，同志们有必要积极参加这个群众运动，以便使它具有革命的方向。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参加，并努力争取最优秀的份子，即使不是党的大多数，也要争取他们接受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纲领，即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威克斯、格罗夫斯、杜瓦尔和萨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同盟。格罗夫斯被认为是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当托洛茨基提议加入独立工党的问题时，联盟中爆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论。这场讨论显示这个组织的领导层十分不灵活，对革命的战术掌握不多。他们只是僵硬地坚持独立党的想法，而不管其规模和现实环境如何。他们否定了托洛茨基的立场，认为他们可以从外部影响独立工党的优秀份子。最后，他们的方法被证明无法把握独立工党内部的机会。托洛茨基对那些宣称以党的独立为「原则」（不管是一人的小党还是一百万人的群众党）的宗派份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当然应该争取完全的独立，争取最高的同一性。」他在给英国同志的信中说：「但是，在组建过程中，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往往要充当中派甚至改良派政党内的一个派别。因此，布尔什维克在若干年内坚持与孟什维克同党。因此，第三国际只是从第二国际中逐渐形成的。」他还说：「只有当我们把帮助这个党，也就是以帮助这个党内的革命多数派，把它改造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我们的目的时，我们才值得进入独立工党。」[11] 当他们最需要采取灵活的态度时，英国小组的领导层却食古不化，重申所谓的革命党独立原则。在回答托洛茨基时，他们坚持认为，只要举起自己的旗帜，就会在独立工党之外，在共产党之外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几乎持续了一年，因此失去了宝贵的时间。与此同时，这个领域被留给了斯大林派，他们终于意识到了在独立工党内工作的可能性。与这些蛰伏的宗派份子不同，斯大林主义者很快就把人马派进了独立工党，并在党内的革命政策委员会（RevolutionaryPolicyCommittee）周围建立了自己的派别。因此，领导同志的教条主义态度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他们断然拒绝加入独立工党。「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它只占其历史内容的10%，其他90%是把原则运用到真正的运动中去；它参加群众组织，特别是向我们求援的青年们。」托洛茨基警告道[12]。最后，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这个问题导致了组织的分裂。有经验的大多数人僵硬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少数年轻的、缺乏经验的同志则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加入了独立工党。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国际书记处非但没有谴责少数派，反而敦促这两个集团，一旦他们摆脱了前一段时期困扰集团的派系气氛，看看他们各自能做些什么。那时，格罗夫斯、威克斯、杜瓦和萨拉还是像以前一样活动。他们继续在露天会议上宣扬自己的思想和纲领，呼吁群众加入他们。然而，他们试图从外部影响独立工党的努力毫无结果。他们被工人群众忽视，而工人们此时正开始通过工会运动进入政治活动。正如我们所料，这些「有原则的」领导人们，先前如此傲慢地拒绝了托洛茨基进入独立工党的建议，随后就非常迅速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翻筋斗，最后完全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进入了工党。这是各地极左派的一个规律。他们的机会主义只是他们早期极左态度的反面。很快，他们几乎沉沦得无影无踪。格罗夫斯几乎完全被吸收到工党的环境中去，被选为工党议会候选人，而其他人则埋头于劳动学院全国委员会（NationalCouncilofLabourColleges）和工党事务。他们在早期阶段做出了贡献，但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中不会发挥重要作用。以丹齐尔·哈伯（DenzilHarber）和史都华·柯比（StewartKirby）为首的少数派同志于1934年3月加入了独立工党。他们显然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斗争。他们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时间。独立工党已经在衰落，并迅速失去成员。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人数上很少——不超过十几个人。由于他们的政治经验不足，而且——必须说——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和心态，他们未能取得托洛茨基认为可能取得的成果。但也并非全盘皆输。尽管困难重重，他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他们的思想对独立工党内和周围的优秀份子产生了影响，他们成功地赢得了一些有才华的人，比如C.L.R.詹姆斯（C.L.R.James）。詹姆斯来自西印度群岛，他来英国打板球，并决定留在曼彻斯特卫报做板球记者。他在伦敦接触到了这个组织，被赢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阵营内，并加入了他们在独立工党内部的工作。他在1937年写了一本叫《世界革命》（WorldRevolution）的书，一年后又写了一本更著名的书《黑色雅各布宾》（BlackJacobins），讲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海地奴隶起义。然而，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演变受到了来自南非的新移民的参与的决定性影响，他们把运动推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因此，在这里有必要说一说托洛茨基主义在南非的起源。托洛茨基主义在南非现在人们很难意识到，南非工人运动在战争前的那些黑暗日子里所面临的可怕困难。更加困难的是革命派的工作。承担这种工作需要一种特殊的人，我的朋友和同志拉尔夫·李就是这类人。他在我还只有15岁的时候就把我招进了运动，他一直忠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直到他不幸过早地去世。拉尔夫在南非和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诞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1922年起就成为南非共产党党员，但在第一次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开除。1929年初，拉尔夫·李通过新成立的美国共产主义同盟派往南非的《美国战斗派》与国际托派运动取得了联系。这是一个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启示，我开始了到现在已经跨越70多年的政治生涯。当时拉尔夫·李本人还只有二十出头，他还与另一个年轻的托派份子默里·高·珀迪（MurrayGowPurdy）关系密切，而后者又是南非第一个托派份子弗兰克·格拉斯（FrankGlass）的学生。格拉斯是南非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SouthAfrica）的创始人之一。他和他的妻子范妮·克伦纳曼（FannyKlennerman）在约翰内斯堡的冯-布兰迪斯街开了一家名为「先锋书店」的左翼书店，我就是在这里买到了我的第一本《美国战斗派》。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格拉斯离开南非，到其他地方寻求更大的机会。1930年，他最终抵达中国，在中国托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5岁离开寄宿学校后，我在一家航运公司找了一份追索发票的工作。这让我可以到处旅行，也让我有了自由的时间去读书。我把这些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拉尔夫·李组织了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小组——除了我自己外，还有珀迪、后来成为李的妻子的米莉·卡恩（MillieKahn）、雷蒙德·雷克（RaymondLake）、约翰·萨珀斯坦（JohnSaperstein）、马克斯·巴什（MaxBasch），以及我的妹妹泽娜。1934年4月，我们组成了南非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联盟（Bolshevik-LeninistLeagueofSouthAfrica），并与开普敦另一个新成立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建立了联系。[13] 米莉加入了托洛茨基派，起初是受她母亲的影响，她母亲是克伦纳曼的朋友。然而，她的姐姐却加入了共产党，她们多年来互不说话。入团后，她搬到约翰内斯堡和拉尔夫·李一起生活。我家也搬到了约翰内斯堡的克克街，母亲在那里经营杂货店。最后，我离开家，搬到拉尔夫那里去住。在约翰内斯堡的市中心，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开展我们的政治工作。 1934年6月，珀迪成为一个复兴的非洲洗衣工人联盟的组织书记。为了在黑人工人阶级中建立一个基础，我们的小组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了这项工作。这是旨在恢复黑人工会工作领域的第一个实际举措，斯大林主义者首先把这个领域内的工作搞砸了，然后又放弃了它。[14] 拉尔夫和米莉结婚后，搬进了工会总部旁边的一间小屋，并开始为工会筹集资金。「我们住在工会办公室旁边，」米莉回忆说：「当然，那环境是该死的不舒服，但我们在乎什么呢？他们曾经在我们的后院举行工会会议。我们试图以各种方式筹集资金。我记得我们收集瓶子，剪掉瓶口，然后画上画。拉尔夫很擅长艺术。但除此之外，这些活动都没赚到什么钱。」[15] 在几个月内，经过成功的招募活动，工会在8月底举行了一次罢工，结果工会赢得了公司的部分承认。米莉回忆道，当时她和黑人罢工者一起在约翰内斯堡的街道上游行。「我是独自一人，因为其他同志都不在，我相信，我受到了不少人的辱骂，他们在大楼里大喊大叫。但我们仍然不屈不挠。」然而，与雇主的协议被老板们撕毁，一些罢工者遭到逮捕或者遭其他方式迫害。珀迪本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尽管如此，这是一场历史性的斗争，也是南非黑人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就算没有达成目的，洗衣工人联盟的斗争还是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传统。「更广阔的视野」在战争之前，南非的黑人工人阶级比今天要小得多。我们工作的可能性确实非常有限。年轻的南非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欧洲寻找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大可能性，那里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和传统。我决定离开南非，去欧洲寻找更广阔的革命工作视野。鉴于英联邦的联系和语言关系，英国是明显的选择。留下来的人面临着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的书信中都提到了这些可怕的问题。拉尔夫·李写道：「我和米莉住的那栋公寓的管理员，反对『卡菲尔人』（黑人）到我们房间来。我们和我们的邻居们已经失业了很久。他们是台球室的流氓、打杂人、推销员、出租车司机和开凤楼的女郎。因此我们决定打包再度搬家。」[16] 珀迪是个冒险家，而且有些不稳定，他与拉尔夫·李多次发生冲突。「我们的私人关系现在紧张到了极点」李写道：「他在小组会议上公然向我发火的方式令人啼笑皆非，我们几乎不能交换一句文明的话，更不用说讨论任何问题了」[17]。更火上加油的是，珀迪在托派的「法国转向」议题上大做文章，徒增一个孤立的小团体的内部困难。5月，李写道：「此时此刻，我对国际和南非工人党的眼前前景感到相当绝望。我们当务之急是寻找与工人群众的联系。」[18]然而6月，李给南非工人党书记保罗·科斯顿（PaulKoston）写道：「党务在这里简直是一团糟。」[19]最终，珀迪被开除会籍，小组进行了重组。 1936-1937年间，拉尔夫·李担任南非工人党，也就是国际托派南非支部的总书记。作为斯大林主义者所称的「约翰内斯堡的主要托洛茨基捍卫者」，该组织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转向黑人工人阶级，使他们与一些金属工人结成了紧密的联盟，他们开始提出一些激进的要求。1937年2月，该组织为这些工人提供了宝贵的支持，这些工人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条件进行了罢工。十天后，在斯大林主义者的默许下，罢工被打破，16名罢工者被捕。李和另一位同志马克斯·萨皮尔（MaxSapire）缴纳了罚款，但罢工已经走向失败。同志们为罢工提供了巨大的财政和精神支持。拉尔夫·李「孜孜不倦地执行了许多任务，与其他组织接触，筹集资金，甚至为此变卖了自己为数不多的财产。」黑人工人们也能作证他们从「希顿、弗里斯利希（Frieslich）、卡恩等同志」得到支持。[20] 珀迪产生了极端的极左倾向，他去了阿比西尼亚，然后又去了印度，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叫托洛茨基主义工人党（TrotskyistMazdoorParty）的政党。在政治上糊里胡涂的珀迪发展了一种错误的理论，认为印度的贱民阶层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但他却全面参与了从英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46年初因参与自命为「革命征收」的抢劫行动而被判处10年监禁。1947年独立后提前获释时，他被驱逐出境。同年随后，他出席了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还到伦敦拜访了我。但由于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的失望，他后来退出了运动。伊恩·亨特（IanHunter）写道：「在洗衣工人罢工后不久，小组中最年轻的两名成员离开约翰内斯堡，开始前往欧洲的世界行动中心。他们是巴什和格兰特。当时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的团体已经相互联系了一段时间，格兰特和巴什在等待合适的船只时，得以在开普敦托派中停留。格兰特趁机在城堡街邮局外的列宁俱乐部的一次露天街头会议上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公开演说，叙述了洗衣店罢工事件，这次会议由查理·范·格尔德伦（CharlieVanGelderen）主持。」[21]不幸的是，在我的记忆中，那次演说我讲得不太理想。我和弗罗斯特（巴什）一起，乘坐一艘德国人拥有的客轮，花了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到达欧洲，在西非沿海的许多港口停靠。我记得有一次在拉各斯停靠，我们在那里下船喝咖啡。我们跟着其他乘客，最后在一个小咖啡馆里，当其他南非白人坐下来时，我们笑得很开心。因为习惯了「白人专用」地方的南非白人们，被故意坐在他们旁边黑人吓坏了。「死黑鬼！」他们嘀咕着，却无能为力。当时我们被对这些场景逗得非常开心！经过漫长的旅程，我们的船到达了法国的最终目的地。我们乘火车到巴黎，与几个月前采取「法国转向」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会面，他们按照托洛茨基的建议，刚刚加入法国社会党。其中，我们见到了托洛茨基的儿子列昂·谢多夫，他是国际书记处的成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工作的协调人，他后来在医院里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我们还见到了珍妮·马丁（JeanneMartin）、后来在西班牙被谋杀的埃尔温·沃尔夫（ErwinWolff），以及弗朗克（PierreFrank）、雷蒙德·莫利尼耶（RaymondMolinier）和埃尔温·鲍尔（ErwinBauer）。鲍尔反对「法国转向」策略，并在寻找盟友，他很想和我们谈谈。莫利尼耶和弗朗克在与法国托派集团决裂后，在托洛茨基的坚持下，一年内被国际组织开除。弗罗斯特回忆道：「我是1934年秋天和泰德一起穿越到英国的。12月到达英国。我们从南非出发，乘坐的是一艘德国人所拥有的船，鉴于希特勒刚刚上台，同志们当时认为这有点冒险，但我们安全地在法国靠岸，经过8个小时的夜间火车旅行，来到了巴黎。在离开南非之前，我们已经得到了如何与那里的同志取得联系的细节。我们要沿着一条著名的林荫道（我想是蒙帕纳斯）走到某家咖啡馆对面，大约一个小时后，有人出来联系。托派份子经常在那里的咖啡馆开会，不久我们就遇到了谢多夫、他的妻子马丁、沃尔夫、弗朗克、鲍尔和莫利尼耶。」[22]。托洛茨基此时正住在法国，我们显然很想见到他，但我们很快就失望了。当时法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不稳定。2月，法西斯主义者企图推翻政府，斯大林主义者对托洛茨基不断发动讨伐运动。有鉴于他家周围戒备森严，托洛茨基被完全隔离在格勒诺布尔附近的山村多姆内。在这种情况下，两位来自南非的陌生年轻同志不可能被允许去看望他。不过，谢多夫仍然与我们讨论了一些事情，包括「法国转向」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局势。我的印象是，他对英国事情的进展情况并不十分满意，特别是对最近才开始在独立工党内工作的小组领导层不满意。我后来的经历让我明白谢多夫的不满。马克思主义小组弗罗斯特和我本人于1934年底到达伦敦，并在国王十字街找到了一个住处。这时，伦敦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也被赢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我们一直与英国同志保持着通信，并收到了他们早期的报刊《红旗》的复印件。我们直接加入了这个团体，最后加入了独立工党的霍尔本支部。我立即着手在独立工党的会议上为这个小组讲述「南非的劳工运动」，主要是整理最近约翰内斯堡洗衣工人罢工的教训。这时，在独立工党内部，革命政策委员会的支持者已经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反对派来从左方反对既有的党领导层。他们企图把独立工党拉向斯大林主义的方向。虽然这个团体对「第三时期」的极左主义有一些批评，但他们倾向于布哈林和共产主义右派反对派的立场。他们的领军人物C.K.卡伦博士（CKCullen）和杰克·盖斯特（JackGaster），努力影响独立工党走向与共产党合并。如今，共产国际的右派反对派，即布哈林-布兰德勒-洛夫斯通的支持者，即使在左派中也完全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他们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国际上作为一种政治潮流已经完全消失了。不过，当时他们在苏联、瑞典和德国都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甚至曾经拥有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多数支持。然而，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言的那样，由于他们没有基本的原则和明确的纲领，他们注定要瓦解和消失。右派反对派只准备在共产国际的极左曲折路线上挑战斯大林主义者，但却倾向于为斯大林在苏联内部的官僚政策和政权开脱。他们与斯大林主义者携手，参与了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除了党本身的领导层之外，他们是我们在独立工党中的主要对手。与右派反对派相反，托洛茨基自1929年被逐出苏联后，就在国际上努力建立列宁主义派别。托洛茨基派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改革共产国际，想让共产国际重新走上列宁主义的道路，以及在苏联重新实行工人民主。托洛茨基直到1933年和希特勒胜选前都在捍卫这一观点。希特勒的胜利构成了托洛茨基的历史性转折点。德国的挫败主要是由斯大林主义者的极左政策造成的，但它完全没有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激起任何反对和批评，这意味着共产国际已经名存实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宣布他们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在希特勒之后」他们说：「就轮到我们上台了！」斯大林主义者的行动堪比1914年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改革共产国际的方向已经站不住脚了，必须建立新的革命政党，准备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在德国共产国际可耻的投降之后」托洛茨基指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宣布：第三国际已经死亡！」[23]。此时，独立工党领导层忠于自己的中派立场，希望保持其对所谓的「伦敦局」（LondonBureau）之间的「独立」隶属关系。伦敦局是一个中派组织的国际机构（即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InternationalRevolutionaryMarxistCentre）。独立工党领导人最初向共产党靠拢，现在为了保持他们的「独立性」而后撤，他们的意思是独立工党领导层有权控制自己的内部事务，他们希望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包括来自莫斯科的干涉——处理这些事务。到1934年的复活节会议时，独立工党已经切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对斯大林主义者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它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使他们有力地提出了支持第四国际的问题。然而，独立工党决心保持他们惯常的中派主义立场，即在两个「极端」之间走所谓的中间道路——也就是在中派主义的沼泽中越陷越深。用布罗克韦（Brockway）的话说：「独立工党在许多方向上进行了实验，一会儿向共产国际靠拢，一会儿又向托洛茨基的立场靠拢。」两年多来，托洛茨基与独立工党的领导人进行了积极的书信往来，希望能使他们中的佼佼者脱离中派主义，为发展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开辟道路。然而，独立工党领导层选择无视托洛茨基的论点，将独立工党带入了政治和组织上的死路。在这一时期，缺乏经验的托洛茨基主义势力竭力想影响独立工党的基层。然而，由于他们缺乏权威，也不了解如何工作，这些年轻同志很难取得重大进展。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该组织还是在独立工党内站稳了脚跟。这是一个开始，但独立工党内的机会已经正在迅速消失。独立工党的破产德国的事件在英国犹如晴天霹雳。整个劳工和工会运动处于情绪发酵状态。在希特勒胜利后召开的工会联盟会议上，参与者对德国情势一片哗然。德国的劳工运动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运动之一，但希特勒却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斗争就被允许上台。德国工会甚至没有成功组织一次总罢工。这怎么解释呢？瓦尔特·西特林（WalterCitrine）在讲台上答辩说：「如果我们的德国同志进行了战斗，那就意味着内战的爆发。」他试图用内战的威胁、血流成河的街道的景象等等来吓唬代表们。实际上，德国工人如果能打起来——即使他们被打败了（这一点也不是注定的）——比不战而降要好得多，这就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其后果就是让工人完全丧失士气。这解释了为什么德国是欧洲大陆上唯一一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反对纳粹的的国家。工人们被领袖们的投降击垮了，士气低落了。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一罪行也没有像西特林和其他人虚伪地坚持的那样，避免流血。恰恰相反，希特勒的胜利导致了最可怕的流血事件。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工会会员和犹太人最终被关进了集中营，几年之内，世界陷入了一场大战，5500万人失去了生命。改良主义的「实事求是」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如此！ 1934年、1935年和1936年，由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Mosley）爵士领导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联盟（BritishUnionofFascists）开始发动进攻，他们得到了来自大企业的大量资金，并受到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胜利的鼓舞。莫斯利的「黑衫」暴徒进军工人阶级和犹太人区，在警察不干预的情况下挑衅和殴打人民。在1934年6月的奥林匹亚和1936年3月的阿尔伯特音乐厅，他们暴力攻击反对者甚至和平的嘲笑者。警察非但不对付法西斯恶霸，反而用警棍攻击反法西斯示威者。英国工人被希特勒的胜利所激发，准备为捍卫他们的组织而斗争。我们为建立工人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而展开了一场充满活力的运动。与来自共产党、工党、独立工党和工会的工人一起，托洛茨基主义者，包括我在内，参加了著名的凯布尔街战役。在那里，莫斯利的黑衫军被工运的组织力量所对抗，并被彻底击溃。10万人在街上筑起了路障以阻止7000名法西斯份子的游行。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货车被掀翻了，街道上散落着碎玻璃以防止骑警的冲锋。最后，黑衫军被实际阻止了进入伦敦东区的游行。这是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主张的统一战线战术的一个巨大胜利。 1935年10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部队进军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挑起了两国之间的战争。对这场战争的态度问题立即变得十分重要。托洛茨基毫不犹豫地对阿比西尼亚人民反对法西斯意大利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斗争给予了批判性的支持。托洛茨基指出，墨索里尼的失败，也将构成对墨索里尼的巨大打击，有助于破坏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起初，独立工党所采取的立场总体上是积极的，这实际上是支持工人对意大利的制裁，而不是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的经济制裁。但是，托洛茨基抨击了独立工党议会如麦戈文等领导人的软弱立场，这些人想用和平主义的假像来掩盖自己的破产。最后，独立工党紧随其议会党团之后，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声称这是「敌对独裁者之间」的冲突。在1935年大选前夕，马克思主义小组内部就支持哪位工党候选人的问题发生了争论。确切地说，并不是分裂，而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巨大的争论，使干预选举的工作趋于瘫痪。一批同志采取了独立工党领导层的立场，他们只想支持那些反对国联制裁的候选人。他们把这一点说成是经济制裁会导致军事制裁，然后导致战争。实际上，独立工党领导层把这些反对制裁的候选人描绘成左翼候选人。「我们怎么能支持那些支持可能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经济制裁的候选人呢？」他们说。所以他们最终放弃了阶级立场，支持独立工党领导人的胡涂立场。托洛茨基介入讨论，反对这一立场。对托洛茨基来说，赞成还是反对制裁并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他坚持认为，在独立工党不参加竞选的席位上，独立工党必须支持工党候选人，无论他们是否支持制裁。这是一个支持工人政党反对资产阶级党的阶级问题。「此外」托洛茨基说：「伦敦分部只对反制裁主义者给予批判性支持的政策，将意味着像莫里森和庞森比（Ponsonby）这样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或者甚至克里普斯（Cripps）这样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其实，他们的区别只是宣传上的。克里普斯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二等支持者」[24]。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工党赢得选举，以便使工党领导人上台，从而使他们的改良主义政策得到检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提出问题的方式，非常清楚、清醒、谨慎，但同时又为运动提出了大胆的理论观点。到了1935年，工党已经从1931年失败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而独立工党则由于其中派主义政治开始瓦解，失去了积极的成员。对于一个潜在的革命趋势来说，中派主义是最致命的立场。它是一个在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改良主义和革命之间寻求中间道路的中途站。一开始，独立工党对共产党垂涎三尺，这使它有了革命的光环。在这样做的时候，它没有把注意力转向群众组织——工党和工会。托洛茨基说，独立工党即使有十万党员，与工党相比也是一个很小的组织。托洛茨基建议独立工党首先要自己明确的思想，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其次要面向改良派群众组织——工会和工党中的工人，第三点则是要参加新的第四国际的运动。托洛茨基敦促他们果断地背弃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已经放弃了旧的「第三时期」的极左主义，但现在却倾向于机会主义，正如人民阵线理论所表现的那样。这对向左发展的工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危险。相反，他建议他们转向工党。他认为，工党的基础是工会，而工会是由千百万工人组成的。他认为，独立工党领导人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问题上，过早地脱离了工党。托洛茨基写道：「独立工党从工党分裂出来，主要是为了它的议会党团的利益。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讨论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分裂是否正确，以及独立工党是否从中获得了预期的好处。我们不这么认为。但事实仍然是，对英国的每一个革命组织来说，它对群众和阶级的态度，几乎与它对工党的态度是一致的。」[25] 托洛茨基认为他们的政策混乱，以及他们的和平主义路线和他们没有面向工党，尖锐地批评了独立工党的领导人。托洛茨基给独立工党写了很多信，解释这些问题，敦促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但这一忠告却被当成了耳边风。独立工党的领导人根本不理会托洛茨基的建议。他们质疑：「托洛茨基远在挪威——奥斯陆的制高点上，对英国的真正立场了解多少？」他们赞赏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观点——他们利用这些观点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完全忽视了他对中派主义的革命批评。虽然在分裂的时候，独立工党可能得到了大约10万工人的支持，但他们很快就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境地。广大工人群众看不出独立工党的混乱中派主义思想与兰斯伯里（Lansbury）和艾德礼（Attlee）所主张的左派改良主义政策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后者的话开始说得很「左派」。在有两个在纲领和政策上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改良派政党，工人总是倾向于支持两者中较大的那个。独立工党领导人的错误政策和方向，最终导致其成员和支持率急剧下降。从一个有可能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大型组织，独立工党萎缩了一介边缘残部。成千上万的独立工党党员渐渐失去了活动能力，完全退出了运动。独立工党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以及独立工党建立起来的巨大财产。他们拥有一个庞大的组织机器。在全国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区，都有独立工党的办公室和大楼。但这就是全部独立工党一开始有那么大的发展群众革命党的潜力，但由于其错误的政策和宗派主义的做法，浪费了这一切。几十万有革命思想的工人的希望落空了。在显著的时空内，工党恢复了，并开始向左发展。早在1935年4月，我们对我们在独立工党中的工作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小组的运作越来越怀疑。在与英国同志密切合作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对领导层和小组的运作方式越来越不满意。1935年4月，斯图尔特·柯比（StuartKirby）、哈伯、弗罗斯特、我个人和其他几个人，联名直接致信给谢多夫的所在的巴黎国际书记处（国际书记处），对英国集团内部的情况进行了激烈的抱怨：信中解释说：「自1934年年会以来，独立工党的成员和影响力持续下降。一年前，独立工党中当时的秘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支部只有不到30名成员，几乎都是积极份子。这些人都在伦敦，在1934年冬季分区会议上，约有十个支部支持我们的路线（顺带一提，这次会议是在1月份召开的，当时旧共产主义同盟少数派的大部分同志还没有入党，也没有组织起这个支部）。而在去年复活节召开的1934年年会中，有20个支部对独立工党加入第四国际的问题投下支持票。一年后，支持加入第四国际的票数少到没有人统计的地步。」关于在独立工党中所取得的实际成果，信中说：「自从旧共产主义同盟的少数派加入独立工党以来，没有一个党员在伦敦分部中接受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所有支持都来自新党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他们加入独立工党之前就已经认同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或者来自在我们加入之前已经多或少被旧共产主义同盟进行的宣传说服接受了我们的立场的旧独立工党人。」（黑体字为原文所强调）。接着，信中转而谈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内部情况。「关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的内部立场，今天的情况比一年前要糟糕得多。」我们观察到，小组本身内部的中派主义倾向危险地增长。有一种「做独立工党工作的癖好，以及对独立工党领导和章程的『忠诚』。」譬如，「最近有两位南非同志在与马克思主义小组委员会成员玛格丽特·约翰斯（MargaretJohns）同志私下讨论时说，他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发现工青团（工党的青年组织）比独立工党更适合我们工作。在独立工党霍尔本支部（约翰斯同志和南非同志都是该支部的成员）的下一次会议上，约翰斯同志在南非同志缺席的情况下，指责他们对独立工党不忠诚，因为他们认为工青团是一个比独立工党更好的组织，并以此为由提出了把他们从支部和党内开除的动议（原文如此！）。我们的某些同志设法使这件事推迟了一段时间，以便使相关同志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信中提到的两个南非人就是弗罗斯特和我。我们到英国还不到六个月，就遇到了马克思主义小组领导层的粗暴的机会主义，他们已经适应了独立工党的官僚体系。信中继续指责该集团的领导层建立了「一个可能有六、七个人的小集团，他们设计指导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政策，并与国际书记处保持关系。」信中进一步告知国际书记处，独立工党内部的情况非常糟糕，柯比和哈伯离开了独立工党，进入了工党，在工党建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他们单独离开了独立工党，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能再在那里工作了，现在正在新的环境中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原则而工作。」而英国集团的领导却认为这种个人辞职是一次「战术上的错误」。这封信一定影响了国际书记处对英国局势的看法，特别是该集团领导层的夸大其词。毫无疑问，这样的信件会被传递给托洛茨基，他当时正密切关注着独立工党内部的情况。这封信肯定会影响到他对独立工党的评价和转向工党的问题。事实上，在1935年底，托洛茨基对独立工党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呼吁英国的组织对工党进行新的定位。托洛茨基与工党托洛茨基在分析英国的运动时，不仅表现出对群众运动的深刻理解，而且表现出对群众运动及其发展的敏感性。最重要的是，他热衷于教育托洛茨基主义的年轻力量反对宗派主义和极左主义。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是，独立工党的经验必须画上句号。独立工党这样的边缘势力内已经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的了。在工党内部，特别是工青团内部，显然有更有利的机会开放。托洛茨基建议道「由于独立工党的青年似乎很少，而且很分散，而工青团是群众性的青年组织，所以我想说：『不只要在工党内建小组——应该要设法全体打入』，」「英国支部将从工青团的三万名青年工人中招收第一批干部。」[26]这是我们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打入一个改良派组织，而不只是一个中派组织的案例。托洛茨基写信给我们在独立工党内的同志，敦促他们向工党作出必要的转向。他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准备推动独立工党加入工党。如果独立工党拒绝重新加入工党，甚至拒绝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应该号召所有革命家和我们一起离开，加入工党内部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解释，作为一支革命力量，独立工党注定要失败，我们需要得出所有必要的结论。独立工党现在不能发挥他们曾经希望发挥的作用，现在必须把所有的革命力量都纳入工党。最重要的是，在托洛茨基看来，英国托洛茨基主义未来的主要力量将从工青团内产生。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上，运动往往会出现分裂。1933年发生的事情会在1936年再次重演。托洛茨基提出了这个加入工党的问题，但独立工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包括领导层都反对转向，不准备听从他的建议。他们实际上已经适应了独立工党内部的生活。他们又决心紧紧抓住尸体，坚持认为黑就是白，独立工党提供了唯一的出路。对他们来说，在独立工党内工作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战术问题。托洛茨基写道：「一个革命家光有正确的思想是不够的。我们不要忘记，正确的思想已经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奠定了。但这并没有阻止错误思想的传播。革命党的任务是把正确的思想与群众性的劳工运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思想才能成为一种动力。」「总结一下：《古兰经》说，山找到先知。但马克思主义者却是要劝先知上山。」[27] 哈伯在1935年初就已经加入工党，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我自己也加入了工党，当时是走托洛茨基的路线。C.L.R.詹姆斯、阿瑟·库柏（ArthurCooper）和其他作为独立工党派别领导的同志完全拒绝进入他们认为是改良主义沼泽地的工党。由于我与这两个集团都有联系，我与詹姆斯进行了讨论，但他已经产生了其他想法。詹姆斯和库柏幻想他们能够影响独立工党领袖布罗克韦，在独立工党内部建立一个大型运动。他们没有认识到，多年的中派主义已经在党内产生了一定的殭化。对于中派的独立工党领导人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有机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观点甚至影响到了独立工党的基层。因此，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影响独立工党基层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入工党，在那里建立革命趋势。他们必须用行动来表明可以做到什么，以及这种运动需要的发展方式。托洛茨基在1936年夏天写道：「我认为我们的同志绝对有必要公开与独立工党决裂，转入工党，在那里，特别是青年的经验表明，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28]「最重要的是进到工党里面」，托洛茨基急不可耐地敦促道。[29] 托洛茨基的论点在马克思主义集团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危机，导致了一场分裂。在一段时间内，越来越多的少数派流向了工党，开始了建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集团」的任务。不幸的是，宝贵的时间又一次被浪费了。托洛茨基对这种浪费时间的行为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在西班牙，我们的支部正在执行极度错误的政治路线，刚刚对第四国际产生兴趣的青年，却被交给了斯大林主义者了。而在英国，我们的人迟迟不肯参与工党，所以斯大林主义者得以成了工党青年中最重要的力量，而我们却排在第二位。」[30]宁和西班牙托派以「独立」的名义拒绝进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决定，直接导致了西班牙革命的失败。「那些自称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小伙子们」托洛茨基写道：「允许事态变成这样的人，应该说是造成这种结局的人，应该要永远被污名化，被打为反对革命的罪犯。」[31] 在英国，工党内部的新团体开始出版一份名为《青年斗士》（YouthMilitant）的月刊，对象是工党青年联盟的成员。已经在工党内活动的是威克斯和杜瓦的马克思主义联盟。他们是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上加入的。讽刺的是，这似乎是一种社会规律。那些持极左态度的人往往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由于他们不具备平衡的态度，不具备对群众组织内部发生的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解，所以他们在每个阶段都会碰壁，从极左主义跳到机会主义，反复往来。革命家应该如何在群众组织内工作的问题，托洛茨基曾多次处理过，而且不仅是就英国而言。正如杜瓦尔是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上加入工党一样，法国的纳维尔（Naville）也是在托洛茨基首次提出社会党时，就以「不该投降」的名义反对加入社会党。两人一开始都在「原则」上激烈地反对打入主义，后来又折腾到另一个极端。托洛茨基苦口婆心地评论道：「他（纳维尔）把入党称为『投降』，因为基本上他被同强大的当官僚机器进行凶猛战斗的前景吓坏了。反之，在一个密封的罐子里捍卫『顽固的』原则要容易得多。后来，纳维尔进入了社会党。但他放弃了组织的旗帜、纲领。他不希望超过社会党内的左翼。他已经提出了与左翼共同的动议，是混乱的机会主义动议，充满了所谓中派主义的口头禅。」[32] C.L.R.詹姆斯是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因独自开办《搏击报》（Fight）而被开除出独立工党，他在没有任何实际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现了独立党的「原则」。像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人一样，他迷上了这个所谓的原则。于是，詹姆斯和库柏一起，把他的支持者组织成了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集团，该集团继续出版《搏击报》。詹姆斯与威克斯走得更近，威克斯协助他撰写了著名的《世界革命》一书。1938年初，他们把这两个正在瓦解的团体融合起来，产生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evolutionarySocialistLeague）。自然可以预见，这种合并的成果将被证明是完全乏善可陈的。托洛茨基后来对詹姆斯的《世界革命》一书的评价总体上是好的，但随后又指出，它的主要缺点是缺乏辩证的，是一种武断的、形式主义的历史方法。在对待战术和建党的态度上，不仅在C.L.R.詹姆斯身上，而且在所有其他拒绝托洛茨基关于工党的建议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同样的不辩证的形式主义。他们都有同样的缺陷——把持着形式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1937年底，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集团成立了「战斗工联」（MilitantLabourLeague），作为其在工党内部工作的前沿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这时已经以他们的报纸名称为名，改称「战斗小组」（MilitantGroup）。战斗工联本来是一个左翼但不完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目的是在工党内部组织左派。但事实证明，它徒然是一纸空文。我们在工党中的立场与外部组织和内部组织的矛盾立场相混淆。这势必会导致摩擦，因为战斗工联这个开放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意识到，所有的决定都是由内部组织作出的。这也意味着组织部门的重复，因为战斗工联十分之九的成员也是战斗小组的成员。战斗工联内只有极小的外围人员还不是成员。事实证明，整个前沿组织是一个额外的负担，没有带来任何成果。因此，这个死气沉沉的战斗工联，注定不会发挥任何实际作用。它虽然吸引到一两个寻找平台的中派，还有左派改良派，但它没有实际意义。另一方面，战斗小组已经赢得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他们成功地在工党内部发展起来，并在伦敦、利兹、利物浦和格拉斯哥赢得了一层支持者。这其中还包括斯塔基·杰克逊（StarkeyJackson）和乔克·哈斯顿（Jock哈斯顿）。杰克逊是个很能干的人，14岁时就加入了工青团，由于在总罢工期间的活动，他失去了工作，同年被选为第一届驻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随后，他加入了共青团，但很快对斯大林主义失望，加入了托派。他迅速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和书记。战争期间，入伍海军的他战死沙场。哈斯顿是一名前海员，他一直在四处寻找革命趋势组织。他是一个对共产党失望的党员，最后他和一群从我们在海德公园的活动中赢得的其他人一起加入了我们的战斗组织。在利物浦也有优秀的新同志加入我们，如格蒂（Gertie）和吉米·迪恩（JimmyDeane）。迪恩家族有着悠久而自豪的革命历史。格蒂的父亲曾是英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旧社会民主联盟（SocialDemocraticFederation）的成员，是利物浦工党的第一位市议员。爱尔兰革命工会领袖吉姆·拉金（JimLarkin）是他们家的世交，经常到迪恩家做客。格蒂还认识詹姆斯·康诺利（JamesConnolly）、海德曼（Hyndman）和哈里·奎尔奇（HarryQuelch）。她曾积极地为妇女争取投票权，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她的儿子吉米，她被托洛茨基主义所说服，并一直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其他儿子阿瑟和布莱恩也成为了后来工人国际联盟和英国革命共产党的成员。吉米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范，可惜现在他的健康情况很差，但他至今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工人，特别是对青年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所有曾经认识他和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善于鼓舞人心。关于在工党内的工作，托洛茨基拒绝加入左派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联盟的想法，该联盟是在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Cripps）领导下留在工党内的独立工党的残余。托洛茨基认为它是一个主要由中产阶级份子组成的团体。他认为，我们应该背弃社会主义联盟，把大部分工作集中在工党内的其他可能性上，特别是工青团。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托洛茨基作了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即当时大谈革命、废除君主制等等的左派改良派的佼佼者克里普斯，将不可避免地背叛运动，最终走向右翼。情况后来也是如此。克里普斯被封为爵士，成为战后工党政府中最狂热的右翼大臣之一。这不是偶然的。托洛茨基解释说，改良主义的内在特征是必然背叛工人阶级。因此，对工党的领导，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抱有任何信心，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托洛茨基说，事实上，运动的真正危险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左翼而不是右翼，因为他们会播下更大的幻想。然而，这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居心叵测或诚意不够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改良主义的右派和左派都接受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左派要的是更善良、更人性化的资本主义，要的是社会改良和阶级和平。他们不明白，如果你接受资本主义，那么你也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规律。最后，这一定意味着攻击工人阶级的工资、工作和条件。正如《圣经》所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不用说，在我们保持完全独立于左派改良主义者领导的同时，我们与他们的争论决不是以宗派主义者的疯狂方式提出的，宗派们认为歇斯底里和谩骂是辩论的良好替代品。我们对改良派领袖的批评是为了说服真诚的改良派工人，而且总是以友好的方式提出来的。我们不在原则问题上对改良主义作出让步。我们总是根据事实、数字和合理的论据，对他们的政策提出尖锐而深刻的批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遵循托洛茨基的建议。他曾说：「最大的耐心，平静的、友好的语气，是不可缺少的」[33]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改良派工人的注意，把他们争取到一连贯的革命立场上。帕丁顿集团 1937年7月，拉尔夫·李和他的妻子米莉、希顿·李（与拉尔夫没有血缘关系）和迪克·弗里斯利希（DickFrieslich）等南非托派运动的成员移民到英国。拉尔夫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演说家、和组织者。他曾和米莉一起是约翰内斯堡小组的推动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是使我在南非加入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同志。他当然读过很多书，但在理论上也许并不像他本来可以做到的那样发达。但他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有很大的能力。他在去英国之前，一直是南非工人党的总书记，即南非所有托派的联合党。当他和米莉在南非的时候，我一直和他保持通信，我们深入讨论了运动的所有关键问题。拉尔夫是我挚友，他和米莉一到伦敦就找我们。我已经离开了我在国王十字街的住处，现在和帕丁顿的哈斯顿合住，所以把他介绍给新来的同志们。拉尔夫想亲眼看看英国内部的不同托派团体。当然，我劝他加入我们在工党内的团体，但拉尔夫犹豫了一下，想亲自去看看。他不轻信把我和哈斯顿告诉他的话，而哈斯顿也与拉尔夫和米莉讨论过。首先，拉尔夫想和詹姆斯以及他的小组里所有的人讨论。他甚至和格罗夫斯讨论过。显然，格罗夫斯告诉他：「不要再发表任何材料了。已经有太多的材料被发表了…你似乎想做的就是使用印刷机，转动它的手柄。但是（我认为）你应该用我们已经制作出来的宣传材料」。这是格罗夫斯典型的那种过激的言论，他一直不愿意发表托洛茨基的材料。格罗夫斯的组织已经消失了，他也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点势力。当时，格罗夫斯、威克斯和詹姆斯被认为是「三个没有军队的小将军」。他们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以及他们不灵活的做法，对于这些曾努力与家乡约翰内斯堡的黑人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南非同志来说，不可能有任何吸引力。于是，拉尔夫和米莉以及其他从南非来的同志很快就加入了战斗小组，我们的政治工作也就集中在伦敦的帕丁顿地区。人民阵线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现在已经放弃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旧政策。然而，他们的「新」反法西斯政策是彻底的机会主义，尽管普通共产党工人显然是真诚地希望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起初，斯大林主义者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口号，而当托洛茨基敦促他们在德国实施统一战线时，他们曾轻率地拒绝了这个口号。然而，他们的「统一战线」版本与列宁的统一战线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坚持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来：和平主义者、牧师、主教、自由派，甚至「进步的保守党人」。他们试图装出一副可敬的「爱国」形象。在示威时，他们举着英国国旗。有几次，我们看到了可笑的场面，莫斯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在对立的示威中互相对峙，双方都挥舞着英国国旗——而且双方都高唱着「天佑国王」！换句话说，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完全放弃了阶级立场，成为阶级合作主义政策最狂热的拥护者。这符合斯大林的政策，大约在1935年以后，斯大林的政策是安抚「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据说是作为保卫苏联和反对希特勒的一种手段。在某一阶段，他们甚至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也纳入了这个所谓的反希特勒联盟。显然，这是一个「好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反对「坏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案例。当斯大林主义者在推行「人民阵线」时，他们曾经唱过一首歌（我想是叫「统一战线歌」），歌词是这样的：然后左，二，三。然后左，二，三。朝向我们必须做的工作。向工人统一战线进军，因为你也是一个工人。对此，我们曾经回答：然后一，二，一。然后一，二，一。有一个地方，公爵夫人，您也能去！向资产阶级统一战线进军。因为我们也是资产阶级！然而，他们的机会主义并没有让他们得到什么好处。以前曾谴责工党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斯大林主义者，现在企图与工党联合起来，但被回绝。工党领袖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Morrison）在英共的极左时期一直是后者攻击的目标，如今却使英共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工党会议在莫里森轻松主导下，以2,116,000票对331,000票的结果否决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提案。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甚至对直到那时还在与斯大林主义调情的独立工党来说也太过分了。正如科尔所回忆的那样：「按照莫斯科的新政策，即与所有名义上的民主党派紧密结盟，并把可能与他们主张冲突的纲领抛在一边，共产党人比独立工党人更热衷于与自由党人合作。」[34]在西班牙内战时，两者之间的对立变得特别尖锐，当时斯大林的格别乌（格别乌，GPU）正在谋杀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独立工党在西班牙的姊妹党——的成员。此时，斯大林主义者甚至开始称独立工党的可怜的老中派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从1935年开始，斯大林就准备对党内所有潜在的反对派采取行动。随着斯大林派在莫斯科的重要官僚基洛夫（被斯大林）谋杀，长达三年多的臭名昭著的大清洗审判被启动，这场大清洗随后将杀害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面对着协助反革命，甚至企图谋害列宁的可怕指控。这一切据说是由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塞多夫领导的国外恐怖中心组织的。不仅是党的领导人，而且数百万被怀疑是托派的人都在斯大林的格别乌的监狱和劳改营中惨受酷刑和谋杀。通过这些可怕的审判，斯大林官僚机构巩固了他们对已经名存实亡的列宁主义式政党的控制权。 1936年，斯大林开始对老布尔什维克进行清洗，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进行了审判。在示众审判中，被告「承认了」策划谋杀基洛夫，并与托洛茨基和希特勒密谋推翻斯大林，在苏联进行资本主义反革命。政府的检察官维辛斯基（Vishinsky），同时也是前孟什维克并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要求对两个曾是列宁多年亲密同事的人判处死刑。在正式的法庭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维辛斯基的狂言：「（你们这些）可鄙的、低贱的、恶心的、龌龊的杀人无赖，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而只是疯狂的法西斯警犭人渣，黑社会的败类，叛徒和强盗。」他最后喊道：「把每一个这种败类都给我毙了。」《工人日报》在社论《一个叛徒的恶意》（TheMaliceofaRenegade）下也唱着同样的调子：「恐怖份子刺杀苏联领导人的阴谋被揭露出来了。这个阴谋是由托洛茨基煽动的，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策划所有细节，所有正直的公民对他们充满厌恶和仇恨。「这些人早就放弃了一切社会主义原则，他们不遗余力地努力阻挠、妨碍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他们密谋谋杀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乔治·基洛夫，他们接受了谋杀的政治责任，在审判时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只是为了掩盖他们运作杀人集团的真相。「所有这一切最可憎的罪行，莫过是他们如何与纳粹秘密警察合作。有证据显示，纳粹秘密警察为他们的特工提供假护照，这也揭穿了这些人实际上是世界法西斯攻势的工具。」（《工人日报》，1936年8月17日）被告人被陷害、被迫招供，然后被枪毙。斯大林主义者立即在国际间对这一残暴的陷害行为大加赞赏。从莫斯科得到启示的《工人日报》用大字标题：「枪毙爬虫！」他们用最卑鄙的语言描述被告：「他们是『一个溃烂的、臃肿的疮』，我们热切地呼应工人的判决：枪毙爬虫！」（《工人日报》，1936年8月24日）坎贝尔（Campbell）和普里特（Pritt）等英国著名斯大林主义者写了整整一本书，试图表明莫斯科的审判是完全合法和公正的。事实上，受害者完全是根据被斯大林的格别乌屈打成招而被定罪的。他们不被允许有任何辩护律师。而所有对他们的指控都被杜威委员会证明是错误的。（参见《列夫·托洛茨基案》（TheCaseofLeonTrotsky）和《我无罪》（NotGuilty）两卷）。肃反审判是斯大林和官僚机构对布尔什维克党所发动的一场单方面内战。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完全不兼容的，斯大林只能在列宁所建立的党的尸体上巩固他的官僚政权。一次又一次的定罪接踵而来。审判完了十六人后，第二年又审判了拉狄克（Radek）、索科尔尼科夫（Sokolnikov）和皮亚塔科夫（Piatakov）等十七人。后来，斯大林逮捕了红军英雄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和其他苏联著名将领，他们都被处决。《真理报》兴高采烈地宣布：「法西斯间谍活动的爬虫有许多头，但我们要砍掉每一个头，麻痹和切断每一根触角。」实际上，斯大林通过消灭红军内最优秀的干部，反而是在鼓励希特勒进攻苏联，严重削弱了苏联的防御力量——这个事实在1941年变得非常清楚。西班牙革命老布尔什维克被杀的原因之一是1936年7月在西班牙爆发的革命。佛朗哥的叛乱在整个西班牙掀起了革命浪潮，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在那里，权力落入了工人阶级手中，共和国政府被悬置在半空中。斯大林担心，西班牙革命的成功会重新激发苏联群众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可能成为聚焦点。这可能导致斯大林政权的败亡和俄国工人民主的重生。因此，斯大林在西班牙推行反革命政策，旨在背叛革命，使革命转入单纯与佛朗哥的军事斗争。他向西班牙共和派有偿提供武器，并强行要求共和政府消灭他们队伍中的革命份子。西班牙共产党在「先打赢仗！」的口号下，成为反革命的公开工具。西班牙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反映了莫斯科的路线——是公开的亲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在西班牙，这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尽管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西班牙工人本来可以进行的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十场革命。他们被领导层——不仅是斯大林主义者，而且还有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POUM的中派——所背叛，所有这些都起了致命的作用。以安德烈斯·宁（AndresNin）为首的托洛茨基支持者，在1935年脱离了托洛茨基运动，与加泰罗尼亚左翼民族主义者围绕着莫林（JoaquimMaurín）结成联盟。这个联盟产生了POUM，这是一个介于改良主义和革命之间的中派组织。尽管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决裂，并进入加泰罗尼亚政府，但被斯大林主义者视为「托洛茨基主义」。他们成为被消灭的主要目标。1937年5月事件后，POUM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其领导人被逮捕和杀害。在西班牙的这次失败为佛朗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路。西班牙事件极大地激化了独立工党与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同年5月，西班牙斯大林主义者在巴塞罗那进行挑衅，他们夺取了1936年由全国劳工联盟（CNT）和POUM从法西斯份子手中夺取的电话交换所。斯大林主义者动用了武装力量来镇压加泰罗尼亚的革命，他们在那里绑架并杀害了宁和其他POUM的领导人。然而波利特却厚颜无耻地把POUM在巴塞罗那的行动说成是「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在1937年英共大会上的演讲中，波利特几乎是嗜血似地说：「反对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拒绝理解某些民主国家和公开的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区别，对苏联的污蔑，对每天在西班牙人民背后捅刀子的POUM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明确地证明独立工党内部的某些份子在不承认托洛茨基的名字的同时，已经充分发展了托派的全部业务。」「新领袖支持巴塞罗那的法西斯叛乱，打着POUM的旗号，醉醺醺的法西斯将军德拉诺向他发出支持和同情的电报，这是一个可耻的事件。」「…巴塞罗那的托派罪犯充当了法西斯份子的工具，进行了法西斯份子所希望的叛乱，只有靠加泰罗尼亚人民（原文如此！）的坚定不移，才使这场叛乱被打败。」「独立工党一部分领导人正是支持了这种肮脏的政策。」[35] 英国托派不仅团结起来支持西班牙革命，而且还谴责斯大林份子的反革命作用。特别是我们发动了一场揭露莫斯科审判的运动，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陷害阴谋。独立工党领导人在拒绝支持我们提出的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莫斯科审判的倡议中，扮演了一个丑恶的角色。1937年5月，布罗克韦以伦敦局的名义拒绝了认可美国就托洛茨基案件调查委员会的邀请，因为他说，该委员会是由一个「不中立」的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成立的。这种虚伪的立场更令人发指，因为伦敦局支持西班牙的中派POUM，而这个组织现在正被斯大林主义者消灭。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在工运中提出这个问题，并反驳斯大林主义者关于「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者」的谎言。帕丁顿小组的起飞在战斗小组的帕丁顿分部，我们有9名成员。这时的新成员之一是格里·希利，他后来的行事作风跟流氓帮派完全无异。一个有趣的情节就是哈斯顿招募希利的方式。希利当时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海德公园遇到了正在卖《战斗派》报纸哈斯顿，接触到了托洛茨基主义。希利向哈斯顿介绍自己时说：「你这个混蛋托派」，并一拳打在哈斯顿的下巴上。哈斯顿抓住了他，由于他的体型是希利的两倍，本来可以给他一个非常粗暴的反击，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让他冷静下来。哈斯顿对他说：「你听我说，我们来喝杯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遗憾的来说，哈斯顿成功地说服了希利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他也成为了帕丁顿集团的成员。虽然我们帕丁顿只有9人，但在全国约50个成员中，我们是当时组织内最活跃的分会。在所有英国托派售出的800份报纸中，有500份是我们帕丁顿小组卖出的。这听起来可能很惊人，但这就是事实。我们在演说者之角（SpeakersCorner）和海德公园销售。我们每周日上午在当地工人阶级地区和住宅区周围销售。我们出去勤勤恳恳地在门口卖报纸。有时我们带着一个大喇叭，全员出动并推销报纸，试图赢得人们的支持。我们成功地在帕丁顿周围的工人阶级地区建立了一个固定的销售点。所以这一小群同志，凭着充沛的精力和热情，卖出的报纸比其他分会加起来还要多。由于我们精力充沛的工作和拉尔夫·李的非凡能力，组织领导很快就发现帕丁顿趋势小组在组织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认识到这一点，李被增选为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哈斯顿也被选入了执行委员会。鉴于拉尔夫在南非的领导作用，他实际上是被提议担任组织的书记。然而，在1937年冬天，当集团领导层选举时，我们意外地发现，现有的领导层对他发动了一场阴谋。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在组织中流传开来，说拉尔夫从南非来伦敦，因为据说他偷了洗衣工人工会的资金。这种诽谤更令人厌恶，因为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拉尔夫和米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掏腰包补贴工会，自己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个指控没有一个字被公开。这个故事只是在我们背后传播，这在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中是一个真正的丑闻。后来证实，这个谣言是来自南非的斯大林主义者。它是由开普敦的托派团体成员赫尔曼·范·格尔德伦（HermannVanGelderen）沿用的，并由他转告他在伦敦的兄弟查理·范·格尔德伦（CharlieVanGelderen）。他又愚蠢地把这些指控传给了领导层，领导层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这些指控来诋毁李。要记得，这是1937年末，在莫斯科诬陷审判的高峰期。当时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者对我们进行了一场巨大的仇恨运动，使用了各种令人厌恶的诽谤，如「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者」的骂名等等。就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主义者正在大力开展反对诬陷和诽谤的运动。拉尔夫·李长期以来一直是南非斯大林主义者的目标。他们指责他是「反革命」和各种事情。不良份子很容易获得一些我们的敌人针对李制造的这些谎言。当然，我们一发现这个丑闻后怒不可遏。我们要求在下一次地方全体会议时公开提出此事。因此，在接下来的12月地方全体会议会上，这些指控被公开提出，李指出组织的领导是「不负责任」的。这引起了一场预料之中的可怕争吵。李要求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调查。哈伯和杰克逊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立即对我们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在分裂、破坏和挖运动的墙角。实际上，他们要对这个烂摊子负责。忍无可忍的哈斯顿走出会议以示抗议。为了表示团结，我们都跟着他离开。我们只是想要表达抗议，完全无意导致分裂。我们只是对这些情况感到厌恶，如此而已。但我们刚走出门，哈伯就提出了开除我们的动议，而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这一动议获得了通过！那些指责我们是分裂份子的人，自己却通过立即开除我们来分裂组织。这完全毒化了我们与旧团体的关系。一段时间后，真相大白。南非工人党的书记谴责范格登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约翰内斯堡小组的书记萨皮尔写信为拉尔夫开脱罪责：「RL（李）同志在这个国家有许多敌人——任何国家的真正革命家都是如此。这只是意料之中的事。而这些敌人会抓住一切机会，用无数的谎言、欺骗和伪造来抹黑一个革命家过去的记录，也不应该引起人们的惊讶。贵组织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让自己被假话和阴谋所欺骗和左右，这是完全无法辩解的。「贵集团涉及此事的成员在处理整个问题时的疏忽态度，完全不符合一个革命组织的标准，我们相信你们会最广泛地宣传这份来信，努力为RL同志洗刷对他的诽谤。我们还希望你们自己能以非常严肃和清醒的态度看待这份来信，从而避免今后再犯这种灾难性的错误。」[36] 在另一封电报中，非洲金属工会委员会委员莫雷菲（Molefe）与10名前罢工参与者联名概述了李在帮助工会方面的巨大作用：「在罢工期间，RL同志和萨皮尔同志令人满意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RL书记的功劳。即使在今天，我们的会员也希望他回来。RL同志在6月去了英国，当时罢工已经结束了三个月。现在同志们在那里对你们说的都是谎言。」就连国际书记处也谴责了哈伯和范格伦。不过，虽然这些为李同志洗清了罪名，但整个组织内部的气氛已经被这件事彻底毒害了。以后怎么能对这样的领导人有任何信任呢？伤害已经造成了。工人国际联盟被开除后，我们立即思考该怎么办。那个星期有三、四个晚上我们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讨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试着重新加入组织，我们就会被允许归队。但我们问自己：这能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那个阶段的组织只代表了托洛茨基运动的胚胎阶段。我们需要摆脱那种不成熟的政治态度。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在开始的时候，往往主要吸引的是中产阶级类型的人。战斗小组的社会阶层的构成相当糟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很放浪的人组成的。有的人穿着斗篷和凉鞋，留着胡子。在当时，这些风尚在某些「知识分子」圈子里是一种异国的时尚。你可以想象那种人的类型。他们是典型的那种在布卢姆斯伯小区里游荡的文青。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回到原来的组织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同志关系和个人关系已经变得不可能，而且由于部分领导的阴谋，成员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不信任。如果我们重新进入这个组织，我们将为了改善组织内部生活进行长期的、也许是没有结果的斗争。所以，经过相当多的商议后，我们最终还是接受了老恩格斯所表达的观点，即有时候即使在一个明显的组织问题上的分裂，也能反映出某些潜在的重大分歧和倾向。例如，1903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裂，最初与政治问题无关。在那个阶段，没有根本的政治分歧。但这次分裂暴露了观念、方法和态度的不同。直到后来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才出现了根本的政治分歧。因此我们认为，从一个时日不多的组织中分裂出来，可以为运动带来动力。托洛茨基也有类似的想法。在五年前处理法国托派问题时，他主张把理念健康的人士从阻碍组织发展的人中分离出来。「一个革命组织如果不进行自我净化，就不可能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合法工作的条件下，偶然的、异己的、堕落的份子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的情况并不少见。此外，由于左翼反对派是在与畸形的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所以许多准反对派人士得出结论说，在反对派内部『一切都可以被容许』。在法国共产主义联盟及其外围，盛行着与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毫无共同之处的做法。单独的团体和个人很容易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总的来说对此并不关心，他们把时间和精力用于诋毁左翼反对派，用于个人的争吵、影射和组织上的破坏。」「为了能够应付新的任务，必须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和孟什维克的方法用红铁烧掉。」「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重要的革命转折。在这种时刻发生内部危机或分裂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害怕它们就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主义和个人的阴谋诡计来代替革命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出联盟的一部分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将摒弃一切不健康的、残缺不全的和无能的东西；它将给那些摇摆不定的和不坚定的份子以教训；它将使青年中较好的部分硬起来；它将改善内部的气氛；它将在同盟面前开辟新的、伟大的可能性。将失去的东西——部分只是暂时的——将在下一阶段已经百倍地恢复。」我们别无选择，不可能再回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毒害气氛中。但我们也不打算放弃托派运动，所以我们只好组织一个我们自己的小组。我们做到了——我们九个人都做到了。我们给这个新的团体起了个名字，叫「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InternationalLeague）。也许在以后的阶段会出现两个团体之间的合并问题，我们也不排除这个可能。但目前，我们自行离开，决心在英国发展一个健康的托派运动。有些人因为我们的立场而攻击我们。甚至有人说我们的分裂是「无原则的」，或是没有政治基础的。「李同志的事件」后来被说成是纯粹的个人分裂。这成了范格登的立场。但这些批评家看不到，或者说拒绝看到真实的情况。而后来的事件发展将决定性地证明谁是正确的。[37] 有意思的是，走出会场抗议战斗小组领导层行动的人中，有一位名叫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Tippet）的年轻音乐家。他在战前离开共产党后加入了战斗小组，后来加入了工人国际联盟。但他发展了和平主义倾向，因此在1940年被开除。我知道直到1943年他因拒绝参军而入狱之前，我们还和他保持着联系。蒂佩特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作曲家。他被封为爵士，成为女王音乐大师。1998年他去世了，而很少有人会怀疑蒂佩特爵士曾经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可能对他有些苛刻。当时，蒂佩特对哈伯身边的领导层的诡计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为什么执行委员会有权力宣布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而还是一个后来宣布自己是违反宪章的执行委员会宣布的？真是又胡涂又混乱！这事要弄清楚吗？」他接着说：「他们（执行委）把原来的问题推迟了一个月，接着被挑衅的原受难者及其同伙发起谴责和开除。发动选举新的执行委的程序开始后，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厌恶感，于是离开了。」[38] 国际书记处谴责战斗小组领导人制造的混乱，但也攻击我们的分裂，并呼吁我们归队。工人国际联盟则答复说，我们没有制造分裂，而是被开除的，并拒绝了国际书记处的建议。我们如此回信给他们：「如果说我们小组内的同志接受了开除我们的决定，而没有向战斗小组的『全国各地会员』申诉，那是因为：（1）现在战斗小组的全国成员是虚构的（2）因为领导层在我们被开除后的行动，加强了我们在被开除前形成的结论，即领导层和成员都是不负责任的。」[39] 1937年12月底，工人国际联盟成立了。一开始有我个人、拉尔夫和米莉、哈斯顿、贝蒂·汉米尔顿（BettyHamilton）、希顿·李、杰西·斯特拉昌（JessieStrachan）、弗雷斯利和希利。我们对自己的理念和肩上的责任充满信心。随着世界大战的逼近，我们开展了一场充满活力的运动，以增强我们的力量。旧的方法已经证明是无效的。现在是开辟一条新道路的时候了。注释 [1]见《革命史》（RevolutionaryHistory），「共产国际和其批判者」（TheCominternanditsCritics），第8卷第1期，P.34-39 [2]同上，P.40-43 [3]《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TheErrorsofTrotskyism），P.5 [4]同上 [5]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四十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4.htm [6]转引自麦克法兰（MacFarlane），《英国共产党史》（HistoryoftheBritishCommunistParty），「报告节选」，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P.142 [7]托洛茨基，《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TheStruggleAgainstFascisminGermany），纽约，2001年，P.152 [8]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WritingsonBritain）第3卷，伦敦，1974年，P.64 [9]同上，第3卷，P.68 [10]同上，第3卷，P.72 [11]同上，P.87,89，强调为原文。 [12]《托洛茨基文集》（WritingsofLeonTrotsky）增刊1934-40，P.540 [13]参见伊恩·亨特（IanHunter），《革命史》，第4卷，第4期，，「拉尔夫·李和约翰内斯堡的先锋托派」，1993年春，P.60-65 [14]同上 [15]2002年1月19日在伦敦与罗布·苏沃尔的访谈 [16]李致柯斯顿，1935年4月12日 [17]同上 [18]李致柯斯顿，1935年5月17日。 [19]同上 [20]转引自亨特，前引书，P.76 [21]同上，P.65 [22]转引自博恩斯坦和理查德森（BornsteinandRichardson），《逆流而上——1924-38年英国托派运动史》（AgainsttheStream–aHistoryoftheTrotskyistMovementinBritain1924-38），伦敦，1986年，P.169 [23]托洛茨基，《法国何去何从》（WhitherFrance），伦敦，1974年，P.85 [24]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P.119 [25]同上，P.107 [26]《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WritingsofLeonTrotsky1935-1936），P.203 [27]同上，1934-35年，P.33,38 [28]同上，1935-36年，P.366 [29]同上，P.379 [30]同上，P.322 [31]同上，P.368 [32]同上，《1934-40年补编》，P.553 [33]同上，1935-36年，P.268 [34]Cole&Postgate，《平民百姓》（TheCommonPeople），P.605 [35]《可以做到》(ItCanbeDone)，《英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P.61 [36]来自革命历史文件案 [37]托洛茨基，前引书，1933-34，P.90-91 [38]引自《革命史》第7卷第1期，P.185-6 [39]约翰·阿切尔（JohnArcher）在其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31-37年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inBritain1931-37）第6章第242页中引用，日期为1979年9月。
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泰德·格兰特->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前言罗布·苏沃尔（RobSewell） ·早年 ·帕丁顿小组 ·战争年代 ·战后时期 ·坎农的操作 ·英国支部的摧毁本书是对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历史的独特贡献。泰德·格兰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首席理论家，并负责撰写了该政治趋势组织的所有主要政治文件。从此之后在大约60年之间，他一直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使他获得了丰富的个人经验，并利用这些经验编写了这本书，书中的内容从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起源一直到1949年6月革命共产党的解体。当时是充满革命与反革命、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的动荡岁月，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考验达到了极限。本书概述了托洛茨基运动如何得以正视其历史任务、成功与挫败。在过去的70年里，格兰特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做出了持续的贡献，他被许多人视为当今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如今，他仍然是《英国社会主义呼唤报》（SocialistAppeal）和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nternationalMarxistTendency）中活跃的领袖人物。我们的组织也运作着在国际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的《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早年泰德·格兰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郊外一个叫杰米斯顿（Germiston）的城市。他的父亲从俄罗斯移民到南非，而他的母亲则来自巴黎的勒马莱。他的父母在多年的婚姻后离异。格兰特在和父亲同住半年后，随即开始与母亲一起生活。当她在约翰内斯堡经营一家小杂货店时，泰德被送去寄宿学校，他的姐姐们则被送到修道院继续接受教育。年幼的格兰特受到了俄国革命事件的启发。但是，他与真正革命运动的第一次接触，就像许多其他革命家的经验一样，是相当偶然的。为了补充贴补家用，他的母亲收留了一些房客，其中一位是拉尔夫·李（RalphLee）。李自1922年起就是南非共产党员，但在第一次斯大林主义大清洗中被开除。拉尔夫是一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经常与泰德进行政治讨论，向他介绍萧伯纳（BernardShaw）、韦尔斯（H.G.Wells）、高尔基（MaximGorky）、杰克·伦敦（JackLondon）等人的著作。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材料就进入到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列宁的著作。15岁时，泰德已经成为了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泰德的姐姐蕾（Rae）清楚地记得，他们的母亲是如何在他们家的大餐桌上给包括拉尔夫在内的亲朋好友上菜的——法国炖菜似乎是他们最喜欢的菜。拉尔夫成了他们一家人的密友，他比泰德大6岁。蕾说：「拉尔夫和泰德总是形影不离」她回忆道：「自从拉尔夫说服泰德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的一切就从此改变了。」「我经常和拉尔夫一起去散步，他也试图让我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我正忙于另一个朋友圈打交道，所以他一直没有成功。」[1]。不过，他确实说服了泰德的妹妹泽娜（Zena）加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李与包括15岁的泰德·格兰特在内的其他人，在1929年初通过新成立的美国共产主义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寄到往南非贩卖的《美国战斗派》与国际托洛茨基运动取得了联系。「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泰德说：「我开始了到现在已经跨越70多年的政治生涯」。可想而知，南非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如何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他们的革命工作，这样的励志故事是本书最有趣的部分之一。他们在约翰内斯堡洗衣工人工会内的工作至今仍在激励着人们。但南非的条件使成功的革命工作变得困难重重。1934年，泰德在另一个叫马克斯·巴什（MaxBasch）的年轻南非人陪伴下前往英国，从此一去不返。他们在路途中绕行到法国会晤了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LeonSedov），他是国际书记处的成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工作的协调人，后来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了。他们于1934年12月到达英国后，巴什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西德·弗罗斯特（SidFrost），泰德则把自己的名字从艾萨克·布兰克（IsaacBlank）改成了泰德·格兰特——这些名字据说是向船上的两名船员「借」来的。同样，托洛茨基也是从他的一个老沙皇狱卒那里取的名字。泰德这样做是出于个人原因——保护他的家人：无论他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希望他为在南非家乡的家人造成任何不利。在伦敦，他们加入了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然而，从事革命工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没过几个月，泰德·格兰特就离开了独立工党，加入了在工党的青年组织——工青团内工作的托派。从那时起，泰德协助在工党内部发展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Bolshevik-Leninist）小组，该小组后来将其组织和报纸都命名为「战斗社」。此时，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与青年运动中日益增强影响的斯大林主义作斗争。斯大林主义者正努力渗透到工党青年团，企图将其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他们的派别以泰德·威利斯（TedWillis）为首，他后来以做为1950年代一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码头绿地的狄克逊》（DixonofDockGreen）的作者而出名，剧中描述了一个友善的英国警察的生活。威利斯也由于他为英国建制的服务而被封为勋爵。他的同事吉姆·莫蒂默（JimMortimer）最后成为了工党的总书记。讽刺的是，莫蒂默在1983年还协助将泰德·格兰特开除出工党。泰德抵达英国不久后，就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与其他同志一起参与了在伦敦东区与摩西利派黑衫军（MoselyiteBlackShirts）的街头斗争。在这里，他参加了著名的卡布尔街之战（BattleofCableStreet），当时伦敦东区的工人动员起来，阻止法西斯份子的游行。现存的一张拍摄于1937年泰德在伦敦南部百蒙西长巷的街垒旁的照片，被转载于1948年由他撰写并由英国革命共产党出版的小册子《法西斯主义的威胁》（TheMenaceofFascism）。帕丁顿小组泰德·格兰特早年在南非小组内的工作，使他有了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这为他日后在托洛茨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打下基础。几年后，由于战斗社的领导层未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发展他们的政治趋势，导致其内部日益不满。到1937年秋天，泰德所隶属的帕丁顿分会已经成为战斗社中最活跃的部分，兜售了绝大部分他们所发行的报纸，参与了更广泛的劳工运动，并从事大量的公共活动。到了年底，战斗社在选举领导的问题上爆发了一场争议，有人诽谤了拉尔夫·李。李在当年夏天与其他人一起从南非抵达英国后，才刚刚加入了战斗社。这起事件导致了捍卫李的成员们离席抗议，他们随后成立了一个名为「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InternationalLeague）的新团体。恩格斯曾经说过，组织的分裂有时可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上述在1937-38年发生的分裂当然属于有益的一类。它构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在英国发展的决定性的一步。旧团体的传统建党方法——实际上是战前社会主义团体的方法所遗留下来的——已经成为组织发展的障碍。工人国际联盟的干部们抛弃了过去失败的宗派主义手法，坚定地转向了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组织。实际上，这标志着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真正开始。格兰特在这项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不仅在工人国际联盟内部，而且在1944年成立的革命共产党内部也是如此，本书对此作了全面介绍。战争年代二战时期的各种发展，在这本书中也有很完备的记录。那是一个充满考验的时期。开战后的头几个月内，一部分领导层前往爱尔兰建立据点，以防工人国际联盟在英国被查禁。他们留下了拉尔夫、米莉夫妇和格兰特来管理这个组织。在这一时期，拉尔夫·李几乎亲手制作了一份每日的《工人日志》传单在工厂内散发。然而，到1940年底，拉尔夫因个人和健康原因返回南非，建立组织的工作就落在了其他领导同志的肩上。最重要的是，当托洛茨基首次提出新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ProletarianMilitaryPolicy）时，工人国际联盟热情地接受了这一政策。实际上这是对国际主义者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立场的发展和深化，在坚持原则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时，也使托洛茨基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得以建立联系。然而，当工人国际联盟在商讨如何在他们所发行的《社会主义青年》（YouthforSocialism）中如何解释新政策时，于1941年2月引起了领导层内部的争论，一方是泰德和格里．希利（GerryHealy）的「多数派」，另一方是米莉、乔克·哈斯顿（JockHaston）以及萨姆·利瓦伊（SamLevy）的「少数派」[2]。据米莉说，事情闹得相当激烈。但在内部公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后，争论就淡化了。更紧迫的是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然而，鉴于无产阶级军事政策是一个新的纲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分歧即使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能发生的。无论如何，这场争论表明，工人国际联盟的领导者们能够以同志式的成熟态度处理意见分歧。工人国际联盟的同志果断地挑战了斯大林主义者的攻击，1941年6月以后，斯大林主义者发挥了狂热的沙文主义和破坏罢工的作用。工人国际联盟在方向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把报纸的名称从《社会主义青年》改为《社会主义呼唤报》（SocialistAppeal）。工国盟精力充沛地转向工厂，在工业内部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与此相反，第四国际的官方英国支部——革命社会主义同盟（RevolutionarySocialistLeague）否定了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崩溃。最后，它的残部在1944年与工国盟合并改组为英国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CommunistParty）。不久，哈斯顿、罗伊·特尔斯（RoyTearse）、希顿·李（HeatonLee）以及安·基恩（AnnKeen）因支持全国性的非官方学徒罢工而被捕。出狱后，英革共首次转向议会战线，参与了威尔士尼斯选区的补选。这使他们得以检验自己的力量，树立自己的形象，并在南威尔士发展自己的组织。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些伟大的事件，为我们的运动史写下了英勇荣光的一章。毫无疑问，工人国际联盟和革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由于他们的合法地位和正确的政策，他们能够利用各种可能性，与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接触。他们的成功促使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Morrison）向战时内阁（WarCabinet）提供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概述了英革共的政策，并提供了其领导人的简要传记。虽然最后没有执行，但很明显，资产阶级正在认真考虑取缔英革共。由于他们的工作，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战争年代崛起，在数量上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的组织，在工运中也得到关键性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托派组织中，工国联-英革共阵营很可能是在战时政治工作开展最成功的组织。战后时期二战完结后不久，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苏联红军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大大加强了苏联和斯大林主义政党在国际间的力量。他们能够利用这一优势地位，与社会民主党一起使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脱离正轨。尽管出现了革命危机，但资产阶级还是依靠各个工人政党以「民主的形式」进行反革命，从而得以自救。这为资本主义体制提供了喘息的空间，也为一定的社会稳定提供了政治上的前提。这种新的世界形势，是托派所没有预见到的，并促使他们扭曲了他们原来战时的前瞻，即如果资本主义不在苏联复辟，那一场政治革命危机将破坏旧有的共产党，为建立群众性的托派政党铺路。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旧组织将冰消瓦解，第四国际将成为地球上的主导力量。」但当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势力实在太弱，无法得利于战后的革命形势。权力落入了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导人的手中，而他们和1918年一样，背叛了运动，并把权力交给了资产阶级。这种新的形势，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观点来调整国际托派运动的方向。英革共的领导层很快对新的现实情况有了认识，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观点。格兰特在这次调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掌握，使他能够理解和解释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态。相比之下，第四国际的所有领导人都表现得像无可救药的形式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因此无法掌握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情。他们完全不理解托洛茨基的辩证方法，只是重复他过去那些已经不适用于新情势的话语和声明。他们不但没有改变托洛茨基原来的预测，反而死命地抓住它不放。当然，试图弄清和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并不只有英革共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他一些人也认真地试图应对新的形势——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这些人尤其包括法国的戴维·卢塞（DavidRousset）、美国的费利克斯·莫罗（FelixMorrow）和阿尔伯特·戈德曼（AlbertGoldman）。莫罗与戈德曼两人，与英革共多数派进行了密切的通信，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格兰特和哈斯顿的一些观点。不幸的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支部中代表着少数派。他们被迫对国际领导层的思想进行了无法成功的斗争。他们后来不是被边缘化，就是被开除党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孤立的反对派立场削减了他们形成一个完全成熟立场的能力，随后他们在政治上走上了不同的岔路。美国社会党内部后来的弗恩-瑞恩（Vern-Ryan）趋势也是如此。英革共的领导人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这些在第四国际内的「异议人士」在英国支部拥有政治上的多数。因此，他们能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对英国和国际上的发展情况作出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作为英革共的主要理论家，泰德在1945年后，能够在一系列新的方向上开拓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内容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到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从殖民地革命的特殊发展到马克思主义者走向群众组织的方针与革命政党的建设。这些著作构成了一份重要的遗产，值得在国际上新一代的革命家之间更广阔地流传。本书所收录的泰德·格兰特「回忆录」时期，是托洛茨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主要理论家的独特记述。他考察了革命趋势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揭示了其各主要参与者在当时所采取的不同立场。然而，本书不是单纯的历史记述，而是试图将这一动荡时期的丰富经验，传授给英国和国际间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坎农的操作本书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要论述所谓的第四国际领导人们对英国托派领导们的政治博弈。这些事实清楚地反映在拉尔夫·李和哈斯顿等人的关键贡献，以及希利、坎农（JamesPCannon）、巴布洛（MichaelPablo）、弗朗克（PierreFrank）和曼德尔（ErnestMandel）所扮演的可耻角色。从1943年开始，坎农就密谋撤换掉英国支部的领导层，并以一批更顺从的人取而代之。坎农接受过季诺维也夫（Zinoviev）的方法论训练，并在在1928年之前，他都认为自己是季诺维也夫派。他密谋与在英革共内领导少数派的希利一起破坏哈斯顿-格兰特的领导团队。随着1947年底希利的少数派进入工党，国际领导人支持英革共的分裂，而到了1949年中期，在希利的条件下，两派最终重新合并。正如本书所解释的那样，第四国际领导对希利的支持以及对英国支部的破坏——弗朗克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悲惨地导致了1949年6月英革共的解体，以及整整一层有经验的干部的毁灭。坎农的傀儡希利与他们在国际组织领导层中的亲信，一同对这种恶劣状况有直接责任。自从合并在希利的领导下进行，他就以最独裁的方式行事，以最微不足道的借口铲除异己。结果，哈斯顿此时已经完全丧失了士气。希利和在巴黎的一股小集团的活动有效地把他赶出了托派运动。特尔斯、吉米·迪恩（JimmyDeane），连同其他前英革共的领导人，都被开除出所谓的合并支部，即所谓的「俱乐部」（TheClub）。到1950年底，希利的破坏行动完全摧毁了英革共。托尼·克里夫（TonyCliff）和他的支持者们，尽管坚持「国家资本主义论」的错误立场，但他们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观点而受到被开除出英革共的威胁。此时，希利毫不客气地把他们赶出了「俱乐部」。那些没有投票赞成开除克里夫派的人，也被开除了！克里夫小组后来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起来成为《社会主义评论报》（SocialistReview）小组。他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立场，使他们在韩战中采取了中立立场，没有捍卫北韩这个畸形工人国家受到来自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尽管有这种和其他根本性的分歧，泰德·格兰特还是强烈抗议克里夫集团遭受的待遇和对他们党内民主权利的侵犯。这被希利用来作为开除泰德的借口！投身托派运动22年后的他就此被开除。同时作为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格兰特，随即被第四国际在第三次世界大会上根据曼德尔（又名Germaine）的动议批准了对他的开除。可耻的是，曼德尔把哈斯顿和格兰特说成是：「体现了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内顽固地拒绝把自己融入国际，同化为托洛茨基主义新路线的趋势」。英国支部的摧毁整整一批人因为对这条「新路线」的幻灭而退出了革命政治。这个曾经展现巨大希望的运动被毁于一旦。当年追随希利的哈里·拉特纳（HarryRatner）多年后回忆道：「现在看来，希利和他的亲信当时实际上欢迎这些人退出，认为这些人的退出消除了对自己领导的威胁，导致了其他没有退出的人，如格兰特、特尔斯和迪恩，都被以各种借口开除了。例如，当『俱乐部』政治局提出开除哈斯顿的动议时（同志们不被允许自行辞退，必须要被开除），迪恩要求在开除表决前给哈斯顿出示书面声明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但对此被告知：『你必须立即以书面形式表示对谴责哈斯顿的决议毫无保留的政治支持』。拒绝照办的迪恩，随即因『隐晦地同情』哈斯顿而被开除。当特尔斯拒绝与哈斯顿断绝个人关系时，特尔斯也被开除了」[3]。 1950年的事件，代表了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的摧毁，并构成了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发展的分水岭。这一时期标志着泰德·格兰特《托派史》的尾声。在书末的「后记」中，笔者概述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后来发展的新篇章，将故事一直延续到今天。马克思解释说，历史是由无数的个人创造的。泰德·格兰特在我们运动史上的巨大贡献，对所有为改变社会而奋斗的人都是一种激励。这本书是我们遗产的宝贵部分，值得正在觉醒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未来理想的新一代学习。完笔于2002年3月18日注释 [1]引自格兰特2002年2月2日在巴黎与苏沃尔的访谈 [2]见《工国盟公报》（工人国际联盟Bulletin）1941年2月28日、1941年3月20日和1941年3月21日的文章 [3]引自拉特纳（HarryRatner），《不情愿的革命家》（ReluctantRevolutionary），P.144-5
刘师复《无政府浅说》（1913年8月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无政府浅说刘师复（1913年8月27日）〔说明〕刊载于《晦鸣录》第2期，1913年8月27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21页。政府果为何等之物乎？果于吾人类有何等之利益乎？吾人饥则食，寒则衣，能耕织以自赡，能筑室以自安，能发明科学以增进社会之幸乐，无取乎政府之指挥也，亦无需乎政客之教训也。自有政府，乃设为种种法令以绳吾民，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纲罗陷阱之中，而自由全失。世界之人类皆兄弟也，吾人本能互相亲爱，政府乃倡为爱国之论，教练行凶杀人之军队，以侵凌人国为义务，于是宇宙之间同胞互为仇敌，而和平全失。是故政府者，剥夺自由扰乱和平之毒物也。政府果何自起乎？曰起于强权。野蛮之世，一二枭悍者自据部落，称为己有，奴役其被征服之人，复驱其人与他部落战，互为敌国，此国家之由来，政府之从出，自今思之，无价值已甚。彼时兽性未去，固无怪其有此，顾今则已由兽域而进于人境矣，以光天化日之人境，而留此兽域之产物，果何为者乎？政客乃为之辩曰：政府之作用，将以为民御外侮，平争端，而非以凌人也。则诘之曰：凡政府皆不凌人，又安得有所谓外侮？必政府本为凌人之物，然后得借御侮之说以自饰。且即以御侮言之，两国相争，必有胜败，果胜者为能御外侮为良政府乎？则其能胜者必其能凌人者矣，今世之所谓列强皆是也。至于人民之争端，亦非政府所能平之也。夫政府所执之法律，不过集录社会固有之习惯而已（此为近世无政府大家克鲁泡特金之说）。使习惯而可敬守也，则已无所可争；既有争矣，又岂其固有之习惯所能平之者乎？争之根源固别有在，不清其源而欲治其流，吾未见政府之能也。今世界政府之恶已显著矣，欧美之民已渐知政府之无用而厌恶之矣，无政府主义之发明，既如旭日当空，无政府之世界，不难实现者也。顾世人之间无政府说者，胸中往往有数疑问同时并起，今当有以解其惑。疑者曰：无政府则无法律，无法律则秩序破坏，而扰乱以起。释之曰：法律非能止社会之扰乱者也，扰乱之起由于争，人之有争，由于社会组织之不善，非法律所能为力。观于都市之地，法律最严密，而争讼犯罪者最多，乡野之地，往往为法令所不及，而争讼犯罪者绝少，此法律无益于社会之明证。人之生也，必求满生活之欲望，生活之欲望在衣食住，衣食住赖乎物产，物产者土地生之而人力成之者也。故论正当之道理，凡能出力以致此生产者，当然能满足其生活之欲望。乃事实则不然。社会之私产制度既成，有金钱者斯得最高之生活，而不必为出力生产之人。人见金钱之万能也，于是相率而金钱是争，纷纭扰攘，孳孳屹屹，无或出此。争之而得，则骄奢淫佚，视同类为牛马，不得，则弱者转沟壑，狡者习诈伪，拙者卖身（奴婢妾）、卖力（雇佣及车夫）、卖皮肉（娟妓），以为苟且之生活。其强悍不驯者，则挺而走险，以劫掠为生涯，视杀人为儿戏，于以成今日悲惨黑暗罪恶危险之社会。究其原因，则莫非私产制度为之阶，虽有法律曷足济乎？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无，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既无所可争，又何扰乱之足虑哉！或又谓人民程度不一，教育未普及，一旦无政府，未明真理者尚多，必有率其旧社会之恶习惯以为不秩序之行为者。此说为反对急进派者最普通之论，即今日之心羡无政府主义者，亦往往怀此心理，以为必俟教育普及，然后无政府可实行，因之不敢主张急进者比比然也。不知人类道德之不良，由于社会之恶劣，社会之恶劣，由于有政府。若万恶之政府既去，人类道德必立时归于纯美，不必俟久远高深之教育者也。何以言之？强盗劫掠，今世之所谓不道德之行为也，然盗之源起于贫，人之有贫，由于富人之垄断财产，富人之所以能垄断世界公有之财产而贫民莫敢谁何者，以有政府法律为之保护也。若无政府，则私产制度同时废绝，世界之产物，世界之人共作之共用之，既无贫富之阶级，强盗劫掠之事自然绝迹于世矣。杀人者，今世之所谓不道德之行为也，然杀人之原因，十之八九由于争财，否则争色。财之争，由于私产制度，以财产为私有；色之争，由于婚姻制度，以妇人为私有；而二者之所以存立，又无非根据于政府之法律（所谓民法）。若无政府，则私产绝，婚姻废，财与色均无可争，杀人之事又必绝迹于社会矣。又如自私自利不顾公益，亦今世最普通之不道德行为也。惟将来无政府之世，无私产，无家族，社会为个人之直接团体，个人为社会之单纯分子，人人各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与人共享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亦无一非为人，此时既无公私之可言，即私利亦无非公益，则不谋私利之公德，又自然人人皆备矣。其他种种，凡今日所称为不道德云云罪恶云云者，苟一考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必由于恶劣之社会有以致之，而非其人之罪。无政府即所以改革此恶劣之社会，而铲灭今日所谓罪恶，所谓不道德之根苗者也。至谓无政府之真理，愚民未易遍晓，此则先觉者之责任。但能将此种无政府组织之良善，用种种方法竭力传达于众，使家喻而户晓之，自然无所谓阻力。而此事亦非甚难。盖由今日以至于无政府，其间必费多少时日，多少精神，以从事于主义之传达鼓吹。当传达鼓吹之时，即所以使人知无政府之真理，及乎知者渐众，群起而推翻政府，此时纵有少数不明真理者，无政府党人不难设法晓之。盖此种道理，非有深妙玄微之处，实人人所能知，人人所能行，最要之道德格言不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使之知固易，行之亦不难者也。倘或有一二枭悍之人，故意与众为敌，敢于破坏公理者，是谓拂乎人性，为社会之公敌，人人得而摈斥之，既能推翻强力之政府者，岂并此区区而不能去之哉！是故今日欲实行无政府，惟有竭力传达。才者从事于鼓吹及实行之务，不才者亦请先自信之，此实为今日凡知有无政府之名词者所当留意，断不必袖手以望教育普及者也。今日教育之不能普及，由于经济之不平等，经济之不平等，由于政府之保护私产，故有政府之世断无教育普及之理（欧美诸国名为教育普及，实则仍为富人教育普及耳）。且有政府之教育，大抵与自由教育之原理相反，一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等盲学说盘踞于人心，实无异为无政府之敌。故谓教育普及而后可实行无政府者，无异谓地球诸星尽灭而后可无政府也。或又曰：好逸恶劳，人之天性。共产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设人之好逸恶劳者多，惟取所需而不尽所能，将若之何？则应之曰：“好逸恶劳人之天性”，此语盖大不然。凡人居室既久，便欲游行；苦坐既疲，即思运动。此无他，人之耳目心思、四肢百体皆有运动之本能，无时或息，故断不能无所作为，不必人之强迫也。且人类由兽域而进于人境，其最显而易见之差别，即在于两手。人之有手，即表示其天赋工作之良能，故“好动为人之天性”，实可断言。至今人之好逸乐而恶劳苦，则有由矣，私产制度阶之厉也。私有财产之制既行，贫富之悬隔日甚，金钱之势力日大，富者驱策贫民如牛马，社会上凡百职务为人类生活所不可一日缺者（如农工等），富者皆不必自作，而惟贫者独任之，富者逸而荣，贫者劳而辱，不知不觉之中，遂造成社会上一种好逸恶劳之心理（实即好富恶贫）。而富者于个人一身之事，亦可以金钱买他人之臂力腿力（如仆役车轿夫等等），以代其四肢百体天然之运动，又复加以烟、酒、声、色、赌博种种懒人之生活，以消遣其无聊之光阴。为之既久，精神销铄，生理损耗，由是人身体魄脑髓天赋好动之本能，亦因之而消失，谓为好逸恶劳，亦固其所。至于贫者，终日劳苦，为社会效无量之血汗，曾不得丝毫之报酬。耕田者饥，织布者寒，造屋者无片瓦，厨夫制精美之馔，而自食乃馂馀。凡劳力所得之结果，皆为富者所搽夺，无论如何勤劳，只以供少数富贵者之牺牲，而一己不与焉，而社会中多数之同胞不与焉。愈勤苦而所得之幸福愈寡，则其失望而懒，固人情所应尔，盖与其偷惰片刻，尚得片刻无聊之安逸，犹愈于盲动以供富者之淫乐也。呜呼！此岂人之罪，实贫富不平等所造成之果耳。罪恶哉金钱！幸福之蠹贼，犯罪之根苗，悉在于此。故无政府必反对私产，同时以共产主义代之。私产既废，自无因贫而为人奴隶之人，凡人皆躬亲力役，不至习为骄奢淫逸，柔弱不能事事；且人人平等，无有富贵尊卑之别，自然无视工作为贱役之理。人人各执一业，合之而成协助之社会，凡所工作，皆以供全社会之生活，人与我同在其中，而非徒供少数人之牺牲，愈勤劳则生产愈丰，而社会之幸福愈大，亦即一己之幸福愈大，此时尚有人好逸恶劳，吾不信也。且今人每日工作时间，八时至十二时不等，劳动过甚，致害生理，虽有可以省力之机器，而富者以佣值廉贱之故，不肯出资购器以代人工。若共产之世，已无金钱贸易之关系，凡百工作，皆可以机器代之，人但司其机关，虽甚污秽及辛苦之役，皆无难变为安闲之事业，即克鲁泡特金所谓秽浊之矿坑亦可使之精美，与大学之试验所相等者。盖既无资本家之勒其金钱，自然事事皆可利用科学之结果，而所谓文明之幸福，不至为富贵者之专利品，劳力与时间同时并省，无所谓苦，盖惟有乐耳。试观今日之世，富贵者逸乐不事生产，以大多数官吏、商贾、海陆军人、律师、警察、奴隶、娼妓、盗贼、流氓、乞丐、棍徒以及全人类半数之妇女（凡以上各种无益于社会生活之人统而名之曰游民），所需之衣食住均责之于农工两类之人。工人之中，又耗其一部分于无益之物及杀人之具，以一人而养三四人，（世界人类职业之统计，难得确数，然以上所指游民必居农工两类之三四倍，平均计之，即以一人而供三四人之所需，亦即以一人而养三四人也。是今人大多数皆见养于农工者，而反视农工为贱役，农工所得之幸福，必不及各种游民。冤哉不平之社会！）焉得而不劳！若彼时人人工作，苦乐平均，加以各事利用机器，又无战舰炮台军械等等耗损，人人皆从事于人生正当之工作，其时物产之膨胀，必不可思议。据法国无政府家某氏统计布算之结果，谓将来每人每日作工二小时已足供社会之所需。今姑假定为一倍之数，每人每日作工四小时，时间短小，工事轻易，劳动之苦恼将变而为游艺之幸福矣。今人逸乐无聊，亦往往为游猎旅行游戏体操等等消遣之事，然则每日作工数小时，亦不过消遣之类耳，又何不肯工作之足虑乎！又有虑无政府时代人类既无竞争，社会将无进化者。不思进化乃天演之原则，向上为人类之公性，断无退而不进之理。世界之进化，全赖科学。今人之发明科学，岂皆为竞争私利计者，盖大抵怀改革社会图谋进化之心耳。顾今日发明科学之所以难能者，则以有私产之故。人非富者，不能得最高等之教育，既得之后，又以谋衣食之故，暇时无多，而器械试验之助力，亦非有资本者不能，欧美科学研究会及科学发明家，往往借富人之资助，此科学为金钱所操纵之明证。若行共产，则教育平等，人人皆有科学之知识，所谓发明，非复少数人所专有之事，每日工作之时既短，研究之时自多，复人人可得试验之器械，斯时凡思想之缜密者，必能潜心研究，科学之发明比之今日，将有一日千里之势矣。且今人困于私产制度之下，日谋衣食，但求得多金而已足，其猥琐龌龊之态，不可向迩。若彼时则生活丰赡，处于协爱之社会，思想必异常高尚，无有不思为社会谋幸福者，何不进化之足云。此外又有一最普通之疑虑，即恐一国无政府，他国遂从而侵割之是也。疑此者大抵习惯于有政府之下，迷信政府为万能，而不知政府亦人耳，非有万能。所谓御侮者，不外倚赖军队，军队习惯于服从命令，已无独立性质，一旦驱以御侮，其视听命令之心，必重于御侮之心，故不足恃。若人民自为防卫，纯由于保障人道抵抗强权之公理，故必视政府之军队为有力。观于千七百九十三年法国大革命时，以平民抗拒联军，千八百八年西班牙人战退拿破仑第一，此皆以人民抵御外侮之最著而有征者。是可见御侮不必久练之兵，而以军国主义为名提倡扩充军备者，皆不过为政府之私利，而非专以御侮也。不宁惟是，平民既有推倒政府之能力，可以胜一国之军队，即可以胜他国之军队。且无政府党无国界，既推倒一国之政府，且将分其余力，助他国之无政府党，以推倒他国之政府。今日无政府党已遍布各国，一国之政府去，其他各国之无政府党必相继而起，各谋去其政府，此时凡所谓政府者，方自顾不暇，岂有余力以侵略无政府之国哉！试观今世所称司战大神之德皇维廉第一，对于无政府党尚为之恐怖，至有“无政府党能合万国为一团体，各国政府不能合万国为大同盟”之言。于此可见政府之力远出人民之下，显然无疑者也。以上反复申论，皆所以证明无政府主义不但理论上正确，且必可以实行，然则闻斯说者又何庸鳃鳃过虑乎？
台湾译本简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泰德·格兰特->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台湾译本简序萧佑在台湾的历史教育中，光是英国近代历史的著述便不是大众视野内的「常识」，更遑论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单一流派在英国的发展，本书从头到尾的内容，对一般台湾读者而言，都是相当陌生的，但正是因为陌生，才有机会燃起旺盛的求知欲。泰德·格兰特（1913~2006）作为我们组织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nternationalMarxistTendency）的主要理论家与组织者，以他的视角诠释了随着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英国的发展，以及其后在英国的衰落。苏沃尔同志所写的序言已经巨细靡遗地摘要了整本书的内容，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而只针对台湾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注意的点提出建议，同时也作一些补充，弥补我们历史教育中破碎的近代史图像。首先，我们必须能够考虑书中所叙述的历史环境，透过把思考摆在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人物们的思维，像是读小说必须进入一个作者架构的世界观一样，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对二十一世纪的台湾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观。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是以四大帝国的解体告终，俄罗斯、奥匈、鄂图曼与德意志都走向瓦解，不是因为协约国的军事力量，而是被欧洲遍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扳倒。布尔什维克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就是在这波浪潮之下，希望人类朝向更平等、更民主的社会迈进，因此新生的工人国家推行了诸如企业公有化、工人民主管理工厂、事实婚制度等等社会革命措施，但是这波浪潮在欧洲大陆上被资产阶级与贵族遏止了。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被军事镇压了，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德国经历「民主反革命」，德国共产党领袖被右翼杀害，苏俄被帝国主义联军入侵，俄国革命被孤立了，孤立的官僚开始失去革命意识，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对工人颐指气使，催生出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开始掌握官僚机器，在党中央与政府部门策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阴谋与清洗，各式反对派都大大受害，一九三六年斯大林政府把一党制写入宪法，列宁以来的民主时代迈向结束。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即是托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作为十月革命的主要领袖之一，托洛茨基与其他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都受到斯大林的清洗，最终遭其杀害。在被流放的岁月中，托洛茨基组织了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与斯大林忽左忽右的政策作斗争，并在世界各地催生以民主为基础的左派革命组织，本书叙事主题「英国托派」便是这波大潮流的一个支流。放在这样的脉络下，才能理解为什么受到第四国际承认对工人国际联盟以及后来的英国革命共产党如此重要，又是在如此脉络下，第四国际领导的蛮横被模拟为斯大林主义的手段。除此以外，读者也必须考虑到英国的政治环境以及世界背景，从二十世纪初期世界左翼风潮到三零年代的经济危机，既之希特勒崛起到二次大战爆发，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对英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包括工党与保守党、独立工党与自由党等政党之间的反应，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切入点。第二，纵使是史学著作，我们仍然必须考虑作者身处的历史环境，就其所能掌握之史料，不免碰触到一些尚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但这是相当正常的，史学研究本就是不断在补充、改正与发展的。例如书中关于美国原子弹是用以威吓苏联的论述，在英语世界的史学讨论尚有争议，无论如何就结果论而言，苏联确实有遭到震慑，且这类争议并不影响书中的叙事主轴，但又必须注意描述者格兰特本身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叙事不时切换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视角，在读者表示赞同与否之前，这是必须被注意的。最后，愿意打开本书细读的读者，想必是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有相当的兴趣，希望读者在细品本书时，能在其中得到收获。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学习这段历史不只是在于认识过去，而是从这段建构革命组织的经验汲取精华，并应用于现时，从一小撮热情的运动家建构成一个可以影响历史走向的干部组织。书中的经验也是我们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在世界各地应用并重新取得进展的理论。在台湾，我们认为这些理论的运用也可以达到成果，并让台湾所有期许改变社会的工人和青年团结成可以开创新历史篇章的力量。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致上革命的敬礼完笔于2021年5月22日
刘师复《政治之战斗》（1913年8月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政治之战斗刘师复（1913年8月20日）〔说明〕刊载于《晦鸣录》第2期，1913年8月20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65-68页。（赘言）此论为去月杪所著，其时讨袁军声势方盛，今则袁世凯大有战胜之势，记者所望袁氏退位一语，已成画饼。惟本论主旨，在论政治战斗与社会主义之冲突，及证明政治之祸民，至于两方面之是非胜败，皆以为无评论之价值，无论孰胜孰负，真理则亘古如一也。江西战事既肇，举国汗骇，讨袁之声不绝于耳，记者屏营深念，独漠然无所动于中，惟日夜怵惕，哀我平民，此次又不知糜几许斤肉，流几许升血而已。或有问于予者曰：袁世凯当讨否？尝应之曰：持国家主义，作政治家言，讨袁可谓无訾议；若自真正之社会主义论之，则未开战以前，吾反对开战，既开战后，事已无可挽回，惟望袁氏速退，以期战祸之早息耳。虽然，记者之望袁去，谓袁去则战祸或可早息，非谓袁去即人民可自由也。凡有政府之世，人民必无真自由。今国民党讨袁之辞曰：破坏共和，谋叛民国。此语在国家主义范围内，自然名正而言顺，若按之社会主义，则破坏共和谋叛民国者，即藐视国会违背约法之谓，吾人意见以为国会与法律皆在当废之列，藐视云，违背云，皆不过政治问题，与社会主义无关，主张社会主义者不应借为口实。凡有政府，皆属万恶，袁氏虽去，岂遂无类于袁氏者起而代之？即使继袁者决胜于袁，亦不过其恶之大小略有比较，如五十步与百步之说耳。以欲得一罪恶略减之总统之故，而牺牲无量数人民之生命以易之，曾谓持社会主义者肯作此宣言耶！近有昧于此义者，以为讨袁亦为抗强权争自由之一种，与社会主义无背，则试问去袁之后，是否仍立政府，仍设总统？政府总统是否强权？当有强权之世，人民能否有真正之自由？论者苟能自返及此，当可憬然悟矣。去今两年间，比利时之社会党（即政治派之社会党）为争普通选举之故，运动总同盟罢工，其势甚盛，独无政府党竭力反对之，其事不久遂寝。总同盟罢工者，社会革命惟一之利器，而无政府党所视为神圣之事业者也，今比之无政府党独反对之，亦以普通选举乃政治问题，而非社会根本的改革，无此重大之值价故耳。夫普通选举，在政治问题中，其事之重大，视易一跋扈之总统，相去何可以道里计？比之无政府党重且不欲与争，今讨袁问题亦不过政治问题之一，在政治家视为大莫与京之事，又何怪其不惜牺牲一切而为之？若以主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亦信口附和，鼓吹政治之战斗，独不虑世界之无政府党反对军备党之从旁窃笑乎？李石曾先生者，中国提倡无政府主义之先进也。其为言曰：“吾对于两方面均不以为然。”善哉！庶几凖度真理之言矣。抑不独石曾先生也，中国社会党，特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中立派耳，其宣言亦有曰：“世人狃于政治革命之形式，而昧于社会革命之精神，以为兵力万能，何求不得，长此以往，吾侪小民惟日供一二英雄魁杰之刍狗而已。”其言亦未尝不痛切而有味也。然则参视各中立者之言论，讨袁问题与社会主义无涉，亦较然明矣。或者曰：子以讨袁与社会主义无涉，然则社会主义不妨左袒专制之总统乎？则应之曰：社会主义排斥一切总统，一切政府，何有于专制之总统万恶之袁氏？吾人目的，必有一日举世界之帝王君主总统悉数摈去之，此时微论袁世凯，纵有千万化身之华盛顿，亦必不能乞社会革命党之姑息。特今尚未至其时，吾人当鼓吹准备之事正多，惟日孳孳犹恐不给，更何暇及此隔靴搔痒之政治竞争乎。抑吾更有一说以告吾平民：计袁之起，起于政治之竞争也。以政治竞争之故，而至惹起弥天之巨祸，然则政治乃不祥之毒物，可谓信而有征矣。国会者，政治家所称为人民之代表也，苟国会诚可以代表人民，自当设法弹劾袁世凯使之去位，以免人民之祸，今则未闻有此，即间有一二提倡离京开会之说者，亦以被抑于多数不能实行，然则国会又显然不能代表人民明矣。是故讨袁战事发生，愈足见政治之无益，国会之无能。世之迷信政治、迷信国会者，亦可翻然知返，决心从事于反对政治之社会革命乎！
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泰德·格兰特->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 HistoryofBritishTrotskyism 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泰德·格兰特（TedGrant） 2002年台湾火花翻译台湾译本简序前言早年帕丁顿小组战争年代战后时期坎农的操作英国支部的摧毁第一部分：逆流而上——起源和早年反对派被开除「第三时期」国民政府国际左翼反对派巴勒姆小组托洛茨基和独立工党「更广阔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小组独立工党的破产托洛茨基与工党帕丁顿集团人民阵线主义西班牙革命帕丁顿小组的起飞工人国际联盟第二部分：新类型的托洛茨基主义坎农扮演的角色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托洛茨基主义战争中的英国托洛茨基的军事政策斯大林主义者和战争工人国际联盟与战争战术的灵活性托洛茨基之死诽谤运动工业战线「为夺权做准备」我们在英国军队内的工作工业中的战斗份子共产国际的消亡第三部分：留下我们的印记——英国革命共产党学徒罢工尼思补选潮流的转变 1945年的工党政府我们与第四国际的分歧克里夫的扭曲敌对阶级所使用的手段东欧第四国际的腐化民主形式的反革命第四部分：保卫托洛茨基主义——我们与第四国际的斗争中国革命英革共和纽伦堡审判希利的阴谋希利发动分裂马克思主义与工会斯大林主义得到加强左派的弱势第五部分：一个时代的终结——英国革命共产党的最后岁月
刘师复《《晦鸣录》编辑绪言》（1913年8月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晦鸣录》编辑绪言刘师复（1913年8月20日）〔说明〕刊载于《晦鸣录》第1期，1913年8月20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57-60页。二三人相聚读书论道于一室，名之曰“晦鸣学舍”，又取其所读论者，借铅繁纸墨布之于外，从而名之曰《晦鸣录》。其在宇宙，直微尘耳，非所敢列于当世报章杂志之林也。虽然，真理之在天地，本无所间于远近大小，惟潜心澄虑不为物蔽者乃得之。故二三人之势虽微，苟能以正确之真理为准的，不篩于一家之学说，不囿于一党之瞥见，独立不倚，以达吾良心上之是非，其所言乃往往代表真理，而为人人心中所欲言，斯则所谓“平民之声”矣。《晦鸣录》既以平民之声自勉，其言论即直接为平民之机关。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而自陷于痛苦秽辱不可名状之境。推其原故，实社会组织之不善有以致之。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晦呜录》所论列，即悉本此旨，斯非嘹亮优美之平民之声乎！今敢约举所纪载之纲要于下：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此外，凡一切新发明之科学，足为生活改良人类进化之母者，亦得附载。并以希望语言统一之故，特设“世界语部”，一方面传达世界语于支那，一方面披布支那社会之真相于全世界，复以世界语及华文两者征集文件，互译而并载之，使东西两文明日益接近，行将导东亚大陆之平民与全世界之平民携手而图社会革命之神圣事业。支那泱泱大国，固不乏深识远虑之士，其诸有以教我乎。
第十八章文化大革命还是毛主义者的回应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第十八章文化大革命还是毛主义者的回应 GegenEntfremdung、王鹤凡译；冷漠、陈宗延校〔说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译本漏译的第18章 1．总览 2．关键一年：1965 3．红卫兵 4．革命还是倒退（revolutionorregression?）附录：中国生活、工作、爱情中的文化大革命总览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放慢了它的步伐，那么是时候对这一令人震惊的现象做一次近距离的观察了。红卫兵们也许看起来像是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的一样，但是在1966年的8月18日，这一群体达到了一百万人之众，并以一种准军事化的形式前去聆听国防部长林彪——毛“最亲密的战友”——关于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解释。他们得知，所谓的“司令部”是那些在共产党内部可能会被他们发现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当这些青少年们从广场涌出的时候，他们似乎被一些比“毛的思想”更加坚硬的东西武装了起来。下个月，资产阶级报刊大肆报道了一番反对中国现有的“一切旧的东西”的激进运动，从孔子的文字著作和无价的艺术珍品，到许多共产党领袖，都包括其中。更加奇怪的是跟随着年轻的毛主义者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攻击，他们的攻击并不是主要针对活生生的、残暴野蛮的美帝国主义，那个在共产党盟友北越那里狂轰滥炸的美帝国主义，而是去反对“港式发型”和“巴赫、贝多芬和肖斯塔科维奇的资产阶级-封建反动音乐”。在几个月内，这些青年小流氓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在大街上游手好闲，给那些“反革命分子”带上高帽。到一九六六年底，大批的“红卫兵”和“红色造反团”（RedRebel）团体已经放弃了对外国大使馆的突袭，转而把矛头指向了之前被禁止攻击的地方——工厂和田地。“夺权委员会”试图推翻已有的工厂管理者，但同时却模仿这些工厂管理人员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并禁止罢工的行径。不久，不光是西方的媒体，中国的官方报纸也开始讨论所谓的“内战”。但是这场内战到底在哪里？是在军队不听从夺权委员会命令的新疆吗？是在共产党内“一小撮”反毛主义者那里吗？如果它只是存在于毛过度活跃的想象中的话，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客观条件驱使着文化大革命向黑格尔可能会称之为的“一连串令人眩晕的持续不断的骚乱”转变呢？文化大革命的骚乱多大程度上是有秩序的，也就是由上层计划的呢？它的内部辩证在何种程度上推动着它越过了为它设定的边界呢？反毛主义的资产阶级报纸、毛主义者和他们的辩护者都将文化大革命描述为无异于是“二次革命”[1]。资产阶级分析家们将毛描述为一个怀旧式地回顾长征岁月的人，并偶尔展现出偏执狂的特质。毛主义者和他们的辩护者则将毛描绘成（实际上有八亿四千万幅画像[2]）一位永远年轻，永远前进，永远与那些可能把新一代从“不断革命”的道路上带到修正主义的党、国家和军队官僚们战斗的人。关于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事件的真实信息很难被找到。但是对这场“二次革命”描述的价值则是可以被评估的。首先，在一个世界性的脉络下看中国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的那段时间，第二，有必要将个人的预设立场放在一边，这样才能够自在且自为地（inandforitself）跟住文化大革命的辩证法。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可避免地与越战的发展进程纠缠交织在一起。关键的一年：1965 当毛在中国掌权时，他并没有看到任何大规模参与任何“不断革命”的需要。其实，直到七年后的1956年，他才认为有必要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而上一次会议则是在1945年，十一年前召开的。1956年的党代会宣布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3]，笔者同意此表述方式。在一个月之内，匈牙利革命爆发了。不久中国国内造反的声音就紧随其后[4]，毛于是构想出了“大跃进”，这将带领中国绕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这一想法将国家带入了饥荒的边缘。自那之后不久，毛从国家首脑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但保留了中国共产党主席的职位。 1965年二月，美国决定轰炸北越，给共产世界带来了考验。中国，自视为被围攻的堡垒，不得不面对一个这样的事实：美帝国主义将北越变成了真正被围攻的要塞。之后柯西金立即访问北京，似乎预示着共产世界等级的闭合，或者至少是一个援助河内的统一战线。但这些都没有发生。毛却有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想法。对于他来讲，1965年被视为一个与世界强权斗争的转折点。为了与美国-北约轴心和莫斯科-华沙轴心对抗，他拟定了一个北京-雅加达轴心。没有任何事情，尤其是与俄罗斯组建援助越南对抗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可以妨碍那个想法和紧随其后的战略。一旦北京-雅加达轴心的战略解体，其它人都准备将这一世界愿景暂时搁置；但是，对于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与唯一的领导者，而越南必须从属于此的率真想法，毛愈发地坚定不移。在1965年九月，一场企图对印度尼西亚军队领导层发动的政变失败了。十月一日，军队发动了对共产党人和其它反对派的血洗屠杀，导致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戮。任何关于北京-雅加达轴心的想法在可见的未来中都被抹去。尽管最近[5]有一些试图改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历史的尝试，但在1965年十月，就算是毛也无法想出一个方式，将这场共产主义史上最大的灾难责难于“俄罗斯修正主义”。艾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毛掌权之时就将他的党与中国结盟。彭真自陈：艾地的掌权始于接受毛主义起[6]。如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路线是以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为特征的[7]，如果“和平共处”构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有行动的基础，那么它就处在中国共产党的方向上。总之，北京-雅加达轴心的解体并不仅仅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反革命恐怖势力，而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阶级合作路线也为此结局铺平了道路。而在北京，这条路线也被铺设下来。对于毛来说，印度尼西亚危机考验着他的中央委员会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很明显，大部分成员并没能通过这次考验。不仅有来自国外共产党，包括北朝鲜，对联俄形成统一战线的压力，而且从日本共产党泄露出的报告显示刘少奇不是唯一一个在不断要求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中国领导人。这是压垮毛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自己的中坚骨干并没有正确理解“坐山观虎斗”的故事。而俄国人则确实理解了：“由此种种清晰地表明，中国领导人需要一场漫长的越南战争来维持国际紧张态势……。完全有理由断定，在越南问题上中国领导层的政策目的之一便是引发苏联与美国的军事冲突。”[8]然而，中共中央委员会仍然必须学习，谁才是主要的敌人[9]。无怪乎文化大革命一直在蹒跚而行，被局限在艺术领域。而领导层本应被重组、强化或者被抛弃。毛决定“消失“。中国媒体和大字报揭示出，自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这一关键时期，当毛退出了人们的视野，而西方媒体则猜测他的“健康恶化“乃至于”甚至可能逝世“，他离开了北京“压迫性的氛围”，准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他归来之时，他已经准备好接手不仅是外国的党，而且还有他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正在准备中的红卫兵。他在八月一日召开了四年里第一次党内全体会议。这一集体决议给了那些呼吁在越战中与俄罗斯形成统一战线的人们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全体会议主张，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当代修正主义是势在必行的。无论如何都没有中间路线……。必须坚决揭露（俄罗斯共产党）工贼的真正面目。和他们“团结行动”是不可能的。”[10] “俄国修正主义“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拒斥的。世界上其它共产党也被断然拒绝；任何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世界唯一领导者的共产党都被贬低了*。在内部，”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的称号从刘传到了林彪。所有的运动都被毫无异议地施行。现在毛准备改变文化大革命。他不光在全体会议上，而且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宣布了转变的举措。这是一股”新的力量“，不仅脱离了毛的单一党政军的法律结构，而且脱离了生产本身。所有的学校都将关闭一整年。失根的青少年，只对毛效忠，对毛治下的中国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对于他们来讲历史与革命只有在他们“创造”历史和革命时才存在，他们将完成这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并不会忘记古巴胆敢公开声明中国的方法和程序「与美国大使馆在我们的国家采用的完全一致……我们的国家将自身从离我们海岸90英里的帝国主义解放出来，它不愿意允许另一个强权国家从2万公里外到来，加诸类似的作法在我们身上。」红卫兵 “枪毙勃列日涅夫！”“烧死柯西金！”这些是红卫兵们高举的其中一些海报，他们包围了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游行，高歌，大喊大叫，并骚扰任何冒险出来找食物的人。但这并不是专门反俄的行动；这是使中国人“强硬起来”的过程的一部分，而且一些发生在中国的人造灾害并不会被认为是达到此目的过高的代价。当中苏矛盾在1960年第一次公开激化时，中国的群众感到困惑和惊愕。正如一个避难者告诉我说：我们对俄国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实际上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接触很少。但是执政者自己总是强调俄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像学习毛的著作一样学习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的所有关于他们的东西则是，他们是“修正主义者”。不知怎的，与其说是针对俄国人的仇恨，不如说是一种全然的孤立感降临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没有任何孤立感会困扰毛。他一直在准备将“大跃进”置于客观条件之上，并自信地认为意志和艰辛的工作，尤其是7亿人的辛苦工作，可以完成奇迹。“让一天等于二十年。”中共讲明了奇迹般的工作的标准如下：“每个人每天必须工作十小时，参与意识形态学习两小时。每十天他们可以休息一天……” 在“百花齐放”运动的短暂期间，响起了反抗的声音，然后灾难性的“大跃进”将国家几乎带入饥荒之后再一次出现反抗的声音，这些声音在中苏冲突的加剧中销声匿迹。尽管类似的反抗已经没有了，不过毛仍坚持为他的新的“大跃进”创造红卫兵。虽然1960年中国百姓还在孤立中错愕，到了1966年则轮到俄国人惊讶了。对于红卫兵来说，敌人不仅仅是“俄国修正主义”，而且是俄国本身。毛最喜欢的说法犹在：“革命中学习革命，正如游泳中学习游泳。”红卫兵们每天都被告知他们是在“发动革命”，也的确如此。毛对红卫兵在八月和九月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以致于他正在考虑将他们制度化。这一新的跃进，就像它大字头的前辈一样，被它所不屑一顾的客观条件所绊倒。在毛主义者恐怖的进程中大规模的反对声浮出水面。不知怎的，“一小撮”反毛主义者试图“哄骗”了很多人以至于统治集团承认“也许我们暂时站在了少数的一边”。甚至更重要的是，反对派直接根植于生产，工厂和田地里。他们是事实上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他们不佩戴红袖章，不挥舞毛的语录，但他们上街参与了史无前例的罢工，与那些侵犯他们工厂的红卫兵“夺权委员会”展开激战。同其它统治者、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一样，毛如此地相信群众的落后以至于对此感到非常惊讶。一开始他说人民群众“被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分子哄骗了”。由于红卫兵是他所创造的，并且对他们在八月和九月里反对“旧文化”和“走资当权派”的狂暴破环行为感到非常满意，现在他不得不决定是否允许他们从这些攻击转向对生产“管理”的攻击。他允许了红卫兵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攻击，后者曾要求红卫兵放过工业生产、远离农业公社。《红旗》杂志随后开始撰文批评“虚伪的”红卫兵“扛着红旗反红旗”。然而最后，《人民日报》和《红旗》都刊发社论对“工业”发出警告——它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文化大革命创造出来的所有的神话中，没有一个骗局比得上毛依靠青年、相信青年的神话。他背向他的老“战友”的准备并不是为了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命运留到青年手中。正如1965年毛对埃德加·斯诺所说，“青年也许会否定革命”。[11]唯有军队一直喜爱他的自信。另一方面，无论是否掌权，他从未信赖过年轻人。在1958年，随着青年站在反对他在“百花运动”中的思想和“大跃进”的前线的局势变得明朗，他对年轻人的怀疑到达了偏执的地步。他把他们送去修建水坝，而不是成为“统治的骨干”。世界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在这样年老的领导层手中。政治局成员的平均年龄接近70岁；甚至候补成员平均有63岁。在1964年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当他向共产党青年组织谈起“接班的一代”时，毛看上去也许将一些重要的责任托付给了他们。然而，就算是那个短暂的阳光下的时刻，光芒也被“向军队学习”的口号遮住了。并且的确，在整个1965年，军队恰恰是被人们看齐的榜样，尤其因为它“学习毛的思想”。不仅仅是“接班”计划被放弃，而且当红卫兵突然（或者看上去是这样）被创建时整个青年组织也被放弃了。红卫兵的形成远不能证明毛对青年不可动摇的信心，而只是他信念的一个彰显，他相信这个国家，包括年轻人，必须被“重组”，必须真正地在生活和睡觉时将“小红书”带在左右。在这场“重组”中没人知道有多少人被逮捕，投入监狱，被折磨或是被殴打致死；据估计有多达六万个犯人，数以千计被殴打致死[12]，但是现在关于红卫兵“无纪律”[13]的讨论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吉兆。无论如何，群众，工人和农民确实起来反抗这新的恐怖。痛苦和血腥的斗争开始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帮的上大忙。事态已经发展到不可回头的地步。洪水来临了。不久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本身开始谈论“内战”。事实上，随之而来的是毛所故意发起的，最好被称作“预防性内战”。但是在挑起它的过程中他赌上了他的政治生命。当下的斗争的直接结果并不能影响这一命运。放任这场斗争，他不仅是揭露了统治层里的分裂，而且暴露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阶级分化。世界被唯二的两个庞大的工业强权所瓜分的客观条件困住了毛。他没有斯大林有过的优势，用世界上的其它共产党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前哨站。他对世界上的无产者没有信心，而且中国的无产者对他也没有信心。他们同使他们倒退的“大跃进”一起终结了。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这些无根的群体并将它们转化成统治集团的工具是唯一的答案，并且这也不是答案。毛，他的继承者们和他的“文化革命者们”不能逃过他们所创造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行性，而它的最终产物就是“毛泽东思想”。 4．革命还是倒退（revolutionorretrogression?）某些自封的革命家们准备好在史书中洗清毛的一切罪恶，且留下一些空白页好让他日后编造，因为毛是世界革命的大敌——美帝国主义——的敌人。这些人罔顾各个国家内存在的基本阶级分化，中国也不例外，同时他们毫无逻辑地把反动派、战争和革命混为一谈。毛的特长是战争。他对战争的认识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到游击战他可是天才。不过现在他在国内、在中苏边境[14]、以及对于“苏修”斗争面临的问题却不是游击战所能解决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毛都没有在领导一场反对仇敌的斗争——这里的仇敌既包括毛本人所代表的统治阶级也包括帝国主义占领势力。恰恰相反，毛斗的是国内的大众和国外的俄国。中苏交恶的事实直到1960年才为世人知晓，不过毛帮助俄国击溃匈牙利革命以及抵抗波兰挑战俄国的共产世界领导权的代价，是1957年的核协议【注：苏联从1957年开始倡议核协议，并最终拒绝为中国提出核试验方面的帮助，成为中苏交恶的开端。1958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和美方会谈，偏袒印度资产阶级政府。】在”戴维营会谈精神“的指导下，赫鲁晓夫撤回了对中国的核物理知识的援助，也就是在这时毛一改万隆会议里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毛用来取代“和平共处”原则的是声明未发展国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在1960-1964年期间，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撕裂了共产党，而中国所侧重的焦点是建立自己的威慑力量（forcedefrappe）。在赫鲁晓夫倒台的前夕，1964年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次年，当美国开始在北越狂轰滥炸时，有声音指出中国应与苏联共同行动，对此，毛的回应是要构建一种“自发的新型态的组织”（红卫兵），以此教导他的领导集团中国中心的“世界革命”是怎样的。在某些西方的中国学者眼里，毛建立红卫兵的目的在于创建“一种新型态的、体制内生的，反对官僚主义的卫士”[15]，说的好像毛泽东圣旨一下，这种新型态组织就能凭空创造出来一样。这些将搞学问和替人辩护混为一谈者告诉我们——借用一位毛的卫道士的说法——毛泽东一直对“集中的官僚权力”忧心忡忡。我们很难相信这样一个领导广大的集权国家、能在一夜之间召唤出一个准军事组织的人竟然会担心被官僚权力反抗。同样地，对于那些声称在毛的红卫兵中看到了“某些深刻的反体制化”的作者，他们的话也很难让人信服。不过，舒曼教授曾经认为三十年代苏联血腥的大清洗是为了让“工人阶级的后代广泛地进入体制内的各个位置”，于是乎，他现在认为“穷人的后代翻身进了中国的领导层”[16]。他的观点和一个逃离毛控制下的中国的年轻人的证言恰恰相反，这个小伙子告诉我生活条件日益恶化，以至于来中国的非洲学生相比之下过得反而富足些。他说到：“我们对这些客人的到来很感兴趣，想知道他们的国家和革命，但却不被允许和他们交往。他们的生活区和任何社交都是隔离开来的。我们想找他们换些自己不够用的东西，但被制止了。我们都很沮丧。我越发觉得时代在开倒车了。” 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里，革命与反革命总是纠缠在一起。即便是那些理解思想与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的人也称道毛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主义”。黑格尔不支持斯多葛派的观点，而把它看作是“世界精神的普遍形式，只有在存在着普遍的恐惧和奴役的时代才能够出现”[17]。马克思则发现了有必要聆听新兴的、客观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之脉动，也有必要在一种彻底的革命解放哲学出现之前，超越其它人的理念，无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激进盲动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唯意志论者。列宁则发现，虽然有些“一时疯狂的小资产阶级可能也想推翻国家”，但布尔什维克与其的区别在于“我们只认同一条道路，即自下而上的改变。我们要让工人自己创造出新的经济基础”[18]。这些人发现了思维和解放的辩证法，他们根本不可能认同历史的塑造不需要“主体”，而与之相反的是，今天的所谓革命家们却认为“最高领袖和伟大舵手”一声令下就能让社会变革自己实现了。可这还算得上革命或解放么？毛派把“苏修”认定为敌人。苏联共产主义当然篡改了马克思主义，还把它改成了它的对立面。但恰恰是这个对立面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毛泽东最新、最根本[19]、听起来最革命的挑战苏修的著述出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甚至是整个历史阶段……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里毫无例外地依然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毛多次反复强调，最终认为这可能要“持续一个世纪”。但如果阶级和阶级斗争仍保留在“社会主义”下，那么推翻资本主义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从没有人把这么要命的曲解当作“马列主义的原则”。这不是革命的理论而是倒退的理论，而且恶果出奇重大，因为它并非以法西斯主义之名，而是以马列主义之名被宣扬。毛一向支持“持久战”，并把它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但对群众来说这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其在一切阶级社会中所要承受的剥削的分量，只不过现在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一个逃离共产主义中国的人给我们描述了“大跃进”期间人们的工作状况（据称，这是“人能想出来的最原始的劳作方式。我们好像要徒手造一条大坝出来，因为甚至没有滑轮这样简单的工具来搬石头，只能靠蛮力运送到位”），而且他说最要命的还不是工作，而是工作后的讨论会：我们也不好说哪个最难以忍受，是劳动呢，还是食物呢，还是讨论会呢。我们要描述一下当天的工作情况，而且要谈一谈对工作的态度。尽管我是自愿劳动的，因为在北大时大跃进听上去很有吸引力，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像强制劳动一样。我在会上保持沉默，但人不可能永远一声不吭的，因为这样的话队长之后就会找你谈话，问为什么这样。我感到自己和蚂蚁没什么两样，不仅是因为要做这些不动脑子的活计，更是因为时常口是心非……另外我个人的经历时常阻碍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在它们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很大隔阂。但我不敢公然发表自己的异见，甚至是对自己说。一个幽灵，一个匈牙利革命的幽灵在毛的头上游荡。直至今日他还在夸耀自己劝赫鲁晓夫派坦克进布达佩斯的英明之举。直至今日，毛统治下的中国依旧反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把马克思说成是人道主义者……他们特别利用马克思早年所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关于“异化”问题的某些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思想发展的初期，确曾受过人道主义思想的某些影响……但是，当他们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发现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后，他们就立刻清算了这种影响[20]。一份关于文革的重要文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将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公开地承认：“如果不采取严肃的举措改造他们（知识分子），他们必然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变成匈牙利裴多菲集团这样的帮派”[21]。红卫兵旨在成为“改造”的执行者。他们构建在中国共产党体制之外，与其说他们是用来反抗“官僚主义”的，倒不如说是让中国的顶层和底层看到中国在两个先进工业国两极分化世界中的位置。在这样的世界中，像中国这样技术落后的国家看不到在“这个时代里”推动世界革命的希望，于是愈发地向百姓施加压力。在私有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过程叫资本原始积累；在国家资本主义（虽然自称为共产主义）下，对内这叫“克服私欲”[22]，对外则叫“毛泽东思想照亮世界”[23]。不过这被照亮的国家却陷入了电视转播公开行刑的野蛮和堕落。克服的“私欲”也并不主要是“掌权的走资派“的利益，而是广大中国大众的利益和现在所谓的“假”红卫兵的利益，事情已经变成“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工厂停工……对真正的红卫兵武装斗争。”到了1968年，事情还没有被解决，虽然军队作为一贯的阶级秩序维护者恢复了实权，工厂里、公社里互相敌对的红卫兵组织并没有都加入”系统化的单一组织“。尽管毛泽东在他七十四大寿的时候继续坚持”革命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需要”百年到几个世纪的时间“，群众只觉得再走回头路。如同一个从毛统治下中国逃亡者所说：这就是倒退，真的是的。毛是开倒车的。我一直觉得事情在退步，但没想起来开倒车这个词。我没有想起来是因为我不敢想象说这个词的后果，但倒退确实总结了毛泽东思想……人道主义的倾向在中国人心中很强烈，可以让人再次精神焕发。我相信青年人准备好发动一场新的革命。不管这个北大女学生对当前的形势分析正确与否，可以确定的是，文革释放出来的力量没有安稳下来的意思。毛最新的反对“质疑一切、推倒一切“的“极左“观点的运动恰恰说明，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了控制。附录：中国生活、工作、爱情中的文化大革命 “某些工人只着眼于情爱，迎合低俗趣味，妄称什么‘爱’和‘死亡‘才是永恒主题。这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必须被坚决镇压。”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周报1966年4月29日刊【注：北京周报是外文周刊，原文是英文】 “近日来，在某些企业和单位中，一小撮坏分子在某些领导层人士的煽动和组织下误导工人红卫兵，欺骗广大工人阶级群众，蛊惑他们向单位的领导管理部门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福利和其它经济要求。他们要算什么‘旧账’，甚至叫嚣着要彻夜‘坚决斗争’。” ——福州消息。转载于中国季刊1967年4-6月刊【注：中国季刊是剑桥大学研究中国的刊物，本文引用的是英文】 “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有毛主席对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支持，我们敢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敢摸老虎屁股，敢捅马蜂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福州广播1967年1月7日电 “因为胜利，党内的某些情绪可能滋长——骄傲、以功臣自居，怠惰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 ——毛主席语录【注：本文引的是英文。翻译给出的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的原文】 “经过一年，全国上下动员起来了……现在第二年是夺取胜利的一年……第三年要整理整顿。经过一段时间，我们要再来一次。” ——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5月26日科技战报【注：根据整理的周恩来讲话合集，这应是周恩来再中国科学院召开纪念毛泽东延安《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本文原文引的是英文，但未见于目前收录到的讲话的文稿，不过从大意上来说，这与讲话内容是符合的】 “我理解了毛主席为什么被冠以这么多的头衔——‘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总指挥、舵手‘，也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读毛主席的书。我并不是说我知道毛泽东会领导什么形式的运动，我只是想起来在1958年他放下了政府的公务，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可能放弃自己现在的某些头衔和工作给他的’接班人‘。不过毛本人似乎已经计划要领导一场持续十余年的反帝斗争了。我想他可能会活到胜利的那一天，哪怕是用一次核战来达到目的。”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注：美左派记者】中国通信1966年十月20日，描述的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十月的典礼上的场景，毛在庆典上没有作任何讲话＊重刊于亚洲调查，1968年冬 [1]“Ｍao’sSecondRevolution,”K.S.Karol,NewStatesman,Sept.,1996.Karol先生藉由如下解释超越了自己：毛思想的神化是维护「中国革命合法性及中国革命在中国开展的社会主义观点」所必需的。见他论中国的专书，翻印为“ＷhytheCulturalRevolution?”MonthlyReview,September1967. [2]PekingReview#31,July28,1967：「超过八亿四千万幅毛主席的画像在1966年七月至1967年五月的十一个月间被印制，而在此前16年制造的则是超过这五倍的数字……共有33种不同这位世界人民伟大领袖的画像。」 [3]DocumentsoftheFirstSessionoftheFirstNationalpeoples’sCongres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ForeignLanguagePress,Peking,1955.复印于EighthNationalCongressoftheCCP,Vol.1(Documents),Peking,1956. [4]最佳的著作是RoderickMacfarquhar著TheHundredFlowersCampaignandtheChineseIntellectuals(NewYork:Praeger,1960)。亦见DennisDoolin著CommunistChina:thePoliticsoftheStudentOpposition(StanfordUniv.Press,1964)。 [5]PekingReview#30,July21,1967 [6]PekingReview,July4,1965。亦复印了艾地和苏卡诺的演讲。 [7]有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进一步讨论，见我的三篇文章，”IndonesianCommunism:ACaseofworldCommunism’sDecomposition“inNews&Letters(Detroit),OctoberandNovember1965。 [8]来自苏联共产党对其他共产党的一封“秘密”信函，由DieWelt(Hamburg)出版，并复印于NewYorkTimes,March24,1966。 [9]埃德加·斯诺早在1962年就写道：「中国将美国视为主要敌人的预设可能会转向别处」（《大河彼岸》(TheOtherSideoftheRiver),p.671） [10]来自NewYorkTimes,August14,1966的摘录。完整文件可见于PekingReview。 [11]1965年1月授权给埃德加·斯诺的访谈刊登在TheNewRepublic,February27,1965 [12]StuartSchram，一位对中国颇具同情的分析家，且常强调毛的伟大成就，在他的《毛泽东》1967年修订版中如此估计。官方播报和声明仅提及「群众」，从未报导被逮捕、毒打和羞辱的总人数实际数字，更别提实际被杀者。 [13]当毛泽东夫人在1967年9月26日第一次攻击红卫兵时，她告诉他们：「在街头上奔波是个错误。去年才是点燃革命火苗的时候。现在走进街头是根本错误的事。」到了1967年12月，林彪提醒红卫兵他们必须记得红军「鼓舞」了他们，因此他们必须遵循和揭露自身的「自私」短处。 [14]“TensionsontheChina-SovietBorder“byA.DoakBarnett,Look,October3,1967.包含一幅地图详述争议纷扰的边界，中国现在称其是透过「不平等条约」而得。 [15]引自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一书（Penguin,1967）。对中国共产主义中的国家性质最有洞见的学术著作当属莫里斯·迈斯纳所写的对一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研究——《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Harvard,1967）。 [16]弗朗茨·舒曼的主要著作《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的开头是一段谦虚的介绍：“本书的写作就如中国革命一般，历时长久而终成于一举。”不过即便舒曼对中国、日本和马来亚的资料记载进行了七年的苦心孤诣的研究，他这一举竟然没有分析到军队。就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林彪发表了关于“人民战争”的重要讲话，他把工业国家比作城市，欠发达国家比作农村，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最终胜利，和毛泽东的革命历程如出一辙。舒曼教授急着把书付印，搞得好像林彪讲话前军队从没存在一样，他对此承认说：“我在写完这本书后才发现漏掉了组织中的重要一部分——军队”。到了这个时候，另一种组织领域，红卫兵，已经出现，舒曼对红卫兵倒是做好了分析。看起来“成千上万的年轻学生涌入街头组成了保卫红旗的卫队”（纽约评论，1966.10.20刊）。为了证明这场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他几乎处处不忘论证“毛泽东一直对集中的官僚权力忧心忡忡，近期的批斗也符合其政治路线”（Diplomat,Sept.,1966，尤其是在他回应列文森教授在纽约评论上对他的批评的时候）。但舒曼没能向我们解释清楚为什么“内生的反官僚阻力”需要靠批斗和“自发的红卫兵”来实现。 [17]精神现象学p.245 [18]列宁选集第七卷p.377 [19]这份1966年8月通过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反复重申这是一份需要持续学习的‘纲领文件’，因其对”当时世界革命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科学马列主义的分析”。 [20]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21]出自北京周报。艾利斯·乔夫在他的文章“文革与夺权”中引用了这句话，见中国季刊1966年7-9月刊，这期中有专门探讨中国1966年中的专版。有关文化层面特别重要的可见MerleGoldman这篇文章“周扬的殒落”（TheFallofChouYang），MerleGoldman甫出版了内容不限于当代文化大革命的优异作品。 [22]北京周报1967年11月24日和12月1日刊。也可参见香港的查尔斯·莫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1967年12月31日 [23]在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辰，中国官媒宣布这一年毛泽东的著作以23种语言发行了至少5亿本。媒体骄傲地宣布，文革前只有十三家出版社发行他的作品，现在则有180家，而且还有的用外语发行
刘师复《再致吴稚晖书》（1913年7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再致吴稚晖书刘师复（1913年7月）〔说明〕刊载于《晦鸣录》第2期，1913年8月27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33-138页。近于报中展转得读答书，为述进德会及六不会源流至悉。谆谆不倦，领教无量。惟进德会及六不会之先后继起，其时复适在沪渎，于其历史及规则，与乎溥泉先生之未与闻六不会事，及六不会全与议员问题无涉，均颇能知之。前书亦并未齿及六不会一字。至此间诸同志，多属进德会员，且皆爱护之若神圣，固断不至有昧于规则如来书所谓夷视或苛责者。幸勿以此为虑。前书所以涉及进德会者，徒以误忆溥泉先生为丙部会员之故。盖不独复一人有此误，曾询进德会员数人，其误忆亦与复同也。嗣于《民立》报中得读先生“可以休矣”一文，据说溥泉先生实非进德会丙部会员。得此一语，复前书对于溥泉先生之第二疑问，本可以立时取消。惟复仍有不能尽解者先生为溥泉先生辨明语中，略谓溥泉先生亦屡欲改人丙部，第为政界中人所阻，卒未实行。云云。复窃谓先生此语过矣。人之进退，各有自由。溥泉先生不欲入丙部则已，如其欲也，岂其不能行使一己之自由，何至为他人所阻，更何至为政界所阻。夫以出处大节，宗旨所关，乃亦见挠于政界，不能如愿，岂不贻人笑柄耶？溥泉先生之不入丙部，其用意或别有所在，非浅识所敢知。若谓为政界所阻，鄙人虽愚，窃谓溥泉先生磊落丈夫，未必如此。今先生竟以此说宣布，苟人有反诘一语曰：设溥泉先生欲为革命党，欲为无政府党，政界中人从而阻之，溥泉先生亦受其所阻否？先生又将何以代白耶？抑更有进者，复前书对于溥泉先生之作议员，不能释然，其最要之理由，实以溥泉先生为提倡无政府主义之人，曾竭力排斥政治，不应反置身于政治上之生活也。溥泉先生之言论著作具在，反对政治，反对议会，言在耳而墨未乾，一旦言行相反，苟非有绝大之理由，必不出此。复愚无以自释，故欲请教于先生，不幸先生答书，于此未置一辞，致鄙人满腹疑团，至今仍未能释然。今日欧洲之社会党与无政府党，其宗旨本非绝对反对，徒以社会党运动政治，欲以议员之力达社会主义之目的，无政府党则排斥政治以为无济，而相率从事于社会之运动。社会党之异于无政府党者以此。其受无政府党之攻击唾骂者亦即以此。今溥泉先生虽未标揭无政府党之名，然读其著作，固俨然极端排斥政治之一人。忽然运动政治，其理由所在，无人不欲闻之。往者见《民立》报所载溥泉先生历史，中有“自光复后先生以为无政府主义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一语，世或即以此为溥泉先生作议员之原因。惟以鄙意度之，此语必非出自溥泉先生，有可断言者。盖无政府主义，乃世界的主义，无所谓适用于某国与不适用于某国。无政府党之提倡无政府，以为世界无论何国，皆当无政府，非专为一国说法者也。溥泉先生于七八年前提倡无政府主义，尚以为适用，独至今日乃以为不适用，有是理乎？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固多有以为无政府主义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意不外曰中国今日尚未至实行无政府之时而已。此则何止中国，即以今日号称进化极速之法兰西亦未必即日遂能达到无政府，然则亦将谓无政府主义不适用于今日之法兰西乎？故复以为“无政府主义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一语，反对此主义者不必论，苟其人稍有无政府主义之常识，未有肯出此言者也。曩者白频洲先生又尝来书论兹事，略谓无政府党不妨作议员，其意以为将来之无政府实行，即由各国议员之主张无政府者决议解散政府。此言亦未免过于重视政治，视议员为有莫大之能力。不曰各国之人民决议解散政府，而曰各国之议员决议解散政府，是明认议员为能代表民意矣。而未思无政府主义固不认有所谓代表权也。即姑置是不论，夫待至各国之议员大多数皆为无政府党，其难固甚于河清。而欲各国之无政府党一旦舍其今日反对议会政治之宗旨，转而运动选举，此已属必不可得之数矣。以上本无关于本题，第以欲研究溥泉先生所以为议员之故，反复而不可得，故不惜絮絮言之。吾辈主意，在讨论真理，溥泉先生不过借为借口之题目，故以为不妨词费也。先生达识，当必有以教我。又鄙人已宣布废姓，此后如赐答书，幸勿再如前书于名字上冠以旧姓，尤为幸甚。
刘师复《致吴稚晖书》（1913年5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致吴稚晖书刘师复（1913年5月）〔说明〕刊载于《晦鸣录》第2期，1913年8月27日。转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31-132页。案此书虽为私人函札，惟其中所论，关于无政府党之作议员，实为重要之事实。近日好谈“半面的社会主义”者，往往谓借政治能力可以达社会主义之目的。此等邪说，实足为社会主义之玷。张继与吴稚晖皆中国提倡无政府主义之先进，前数年在“新世纪”操笔政时，持论至激烈。乃张继既作议员，吴稚晖亦时周旋于国民党间。既与政党日益接近，即无异与社会党无政府党日渐疏离。及讨袁事起，其原因本由于政治之竞争原为社会主义所不取。而张氏既竭力主持，吴氏亦日日著论鼓吹。以主张无政府主义之人，提倡有政府之战斗，尤足骇人听闻。记者于此，不禁为无政府主义痛哭。故特附录此书于此，阅者幸毋以明日黄花见诮也。近闻溥泉先生当选参议院议员，并被推为议长。既忤平昔素志，复戾进德会会约，先生与为至友，不审以为何如？此间同志对于此事，惶惑万状，而曾入进德会者，尤为愤激。今日攻海恶潮，陷吾民于痛苦，国人醉心权位，讼言运动，不复知学问道德为何物。其祸殆有甚于传染。长此以往，光天化日之人类，不难立返于兽域。三二贤者，方当卓然独立，为之表率，并宜以有用之光阴，致力于社会，为吾人类谋真正之幸福。乃不此之图，竟相率而逐海滨之大臭，其如吾道何！其如为人之责任何！先生等道义素交，似不宜坐视。师复愚见：以为先生当劝其即日自辞参议院议员一席。日月之过，于君子无损。否则宣布昔日主张无政府之宗旨，今已改变，并同时宣布自请出进德会，以谢同志。狂妄之见，自知无当，幸先生有以教之。师复白五月某日。
第十七章毛泽东的挑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第十七章毛泽东的挑战[1] 易天放译、陈宗延校〔说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译本漏译的第17章 A．共产主义反革命 B．从1925-27年革命失败到夺取政权的毛泽东辩证法思想 C．东方专制主义、洗脑——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强制 D．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会发生战争吗？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可行性代结论：两种主观性 A．共产主义反革命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治百病。我们要告诉他们，这样的教条比牛粪更没用，牛粪至少还能做肥料。” ——毛泽东１）作为战争与革命的“八股文“[257] 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大量的革命的-更革命的-最革命-最最革命的言论，将毛泽东描绘成一个穿着朴素的革命盔甲的“马列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单枪匹马地反对“修正主义”。西方的日报并没有破坏这个童话故事的简洁性和连贯性，因为它太急于强调中俄之间的权力裂痕。毛赫之间爆发的语录斗争在1960年被首次公开，毛过分依赖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而赫鲁晓夫则支持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在某个场合毛泽东评价赫鲁晓夫的语录为“八股文”，在那个過程中，所有的话语都失去了意义。毛泽东的整个历史证明他是一个反对“教条主义”的斗士，而不是反对“修正主义”，尽管共产主义中国发出了雷鸣般的革命声音。毛指责赫鲁晓夫是懦夫，从“害怕核恐吓”转变为“害怕革命”，而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可能加入反动的“核武器贩子和疯子”表示“悲哀”，这些都不过是为实现强权政治的狭隘目的而伪造的工具。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之争对权力斗争没有影响，而是它有其自身的逻辑。但我们不能让两位都自称共产主义的競爭者用实际表现掩盖了他们的阶级本质：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者。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了这些极权主义政权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公开冲突的推动力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原因，这绝非偶然。1959年是俄中之间的第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不仅是赫鲁晓夫访美之年，他帮助创造了“戴维营精神”；这一年也不仅是中国首次入侵印度领土的一年。这一年是俄罗斯国内和中国国内，尤其是后者的危机之年。这是自然灾害和极权统治者以一次“大跃进”将广袤土地工业化、集体化和“公社化”的非人道运动相结合造成的。6.5亿人[258]没在一夜之间实现任何新的社会秩序，而是面临饥荒和近乎饥荒的状况。反抗的声音来自中国大陆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部。然而，语录之战是针对外部的。由于这两个自称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参与了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新世界的影响力的争夺（在那里，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是自由斗士的两极分化力量），所以这场战斗是用“马列主义”的话语进行的。因为我们的时代不仅是核时代，而且是人类思想斗争的时代，任何与“最邪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竞争，都要求一个人既要有意识形态上的力量，又要有权力上的“实力地位”。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必须审视毛泽东的挑战，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框架下，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领导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挑战。为了实现自己的世界抱负，毛泽东没有逃避对可能发生的核战争浩劫的责任。中国统治者愤世嫉俗的言论震惊了全人类，他们说，如果发生这样的大屠杀，中国将遭受“最小”的损失。“即使我们中有2亿人被杀，我们还剩下4亿人。”[259]毛泽东嘲笑“核战争恐吓”，称所有害怕核战争的人都是懦夫和“修正主义者”，正如红旗（红旗杂志）所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核战争恐吓政策感到恐慌。他们从对战争的恐惧发展到对革命的恐惧。[260] 然而，这种对革命的颂扬并非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它是针对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的。中国民众最希望看到的莫过于一场反对统治阶级及其领袖毛泽东的革命。曾经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人们听到了坚决反对一党制国家的声音，声音响亮而清晰。尽管他们表达的“大鳴大放”（blooningandcontending）与毛泽东的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反对很快就被无情地镇压了。如果不了解1956年至1957年的关键时期，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统治者现在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正如匈牙利革命不仅仅是一场国家革命一样，中国的不满也不局限在其国境线内。这两件事都标志着世界发展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历史转折点。 1956年，这一年开启了世界争取自由的新纪元。同年2月，赫鲁晓夫呼吁去斯大林化。他希望这能确保遏制革命骚乱。1956年終于匈牙利革命运动，毫无疑问地，自由战士想要的自由是摆脱共产主义。 1957年2月，毛泽东确信他仍然可以安全地扮演仁慈的“太阳”[261]，他应允了“百家争鸣“。中国人的“大鸣大放”暴露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活生生的对立与矛盾，从而使毛泽东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代表的言论成为谎言。官僚机构令人难以置信的狂热以及对现实和逻辑的盲目，意味着一切都必须适应它们的世界。如果人们不能被“改造”而适应，那么他们只能被摧毁。作为当今最鲜明、最明显的现实，我们面对的是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自我异化了的精神”的抽象哲学发展所作的分析——他称之为“现实与意识的绝对和普遍的颠倒，它们之间是完全疏离的”。[262] 从1957年5月8日到6月中旬，发生在中国的短暂的公开争端不仅阐明了中苏争端，也阐明了中俄与美国之间的根本性斗争。战争和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言论自由权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尽管官方消息来源[263]并没有透露争端到什么程度，但真正的自由扫除了这些障碍，也扫除了语言障碍。正如匈牙利自由战士说的语言比马扎尔语更普遍，非洲革命者的斯瓦希里语也为所有人所理解，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感觉与中国人融为了一体。他们都说着人类的自由语言。来吧，让我们听听反抗的声音。 2）反抗的声音林锡陵，21岁：“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高度民主的，但我们这里的社会主义是不民主的。我称这个社会是从封建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6月30日继续报道，“她把它们（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现象）称为阶级制度，说它（即阶级制度）已经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她别有用心地说，苏联和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都很低，这两个国家还没有消除阶级差异……此外，她引用了恩格斯关于一个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是消灭阶级的格言，得出了今天的中国和苏俄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她大声疾呼要求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并主张用爆炸性的措施改革现有的社会制度。" 张伯生，沈阳师范学院共青团宣传部部长：“各种重大问题都由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总理和党中央秘书长级别以上的六人决定。六亿人的命运由这六人手中的笔决定，他们怎么知道实际的情况呢？他们最多只能视察黄河、畅游扬子江。”（沈阳日报，6月11日）。 “自去年以来，全省工人已卷入十三起罢工和闹事事件。”（新华社，广东，5月14日电）工会被称为“官僚喉舌”，“工会之所以被搁置，是因为他们关心的是生产，而不是工人的福利……这就是为什么广州、长沙、武汉、新乡和石家庄的一些工人将他们的工会称为政府领导的“控制工人部”、“官僚喉舌”和“行政尾巴”等等……这难道不是工会的“危机”吗？工会脱离群众都到这种程度了？（发表于李峰的《8000里匆匆观》一文，《人民日报》5月9日）。柯培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他写道：“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好吃好喝地欢迎他们，他们被老百姓视为一股仁爱的力量。可今天老百姓疏远共产党，好像共产党员们是天神和恶魔……党员们的行为像便衣警察，他们监视着群众的一举一动。党员们不应受到谴责，因为党组织指示他们收集情报……群众可能会打倒你，杀死共产党人，推翻你。共产党的垮台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垮台，这不能说是不爱国的，因为共产党人不再为人民服务了……（《人民日报》5月31日报道）。黄晨露，沈阳师范学院校报编辑：“共产党有1200万党员，不到总人口的2%。而6亿人将成为这2%的人的顺从臣民。这是什么原则！”（沈阳日报6月11日报道）。苏佩英，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天津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工程师：“共产党刚进天津时，他们说这是一场革命，不是以前的那种朝代更替。而我现在的看法是，革命比朝代更迭更糟糕，生活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令人心碎。”（新华社6月9日报道）。龙云，国民党革命委员会（KMTRC-KuomintangRevolutionaryCommittee）副主席龙云。[26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其盟国发放贷款和租约。后来，有些盟友国拒绝偿还贷款，美国也就免除了一些还款。我们需要十年多的时间来偿还苏联给我们的贷款。此外，我们还必须支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但结果呢。“（摘自《龙云荒诞谈》，新华社6月18日报道）。黄泰，新华社记者，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旧的统治阶级被推翻了，但新的统治阶级又崛起了。这种演变将导致与台湾的统一。”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继续报道：“匈牙利事件爆发后，黄泰不赞成苏联派军队帮助匈牙利镇压其反革命叛乱……他诽谤人民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他到处恶意攻击新华社的领导干部。” 新华社，广东，5月14日报道：“共产党广东省委勇敢彻底地揭露了当前广东工作中发现的矛盾……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干部对群众施行强制指挥，干部们违法乱纪；干部们不公开账目导致不少合作社干部贪污腐败；合作社干部不参加体力劳动，工资补贴过高。这一切都引起群众不满……从去年冬天开始，该省共有117,916户家庭在不同时间退出合作社。目前，已有102,149户家庭又重新加入。" 突然，在公开论坛开始六周后，共产党统治者突然叫停了“百花齐放”运动。人们认为，他们发现的不是100朵花，而是1000棵杂草，“当然，”必须要斩草除根。通往这六周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的原版演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早在1956年5月就已经发表，这个演讲最初只面向知识分子，从未公开发表过。然而，有限的自由似乎扩大化了。中国面临着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与此同时，匈牙利的“解冻”已经发展成一场全面的革命。毛仍然认为，他可以通过将有限的自由纳入一党统治的虎钳中用来限制中国的解冻。于是，（1957年2月27日）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演讲，他重新定义了何谓“矛盾”（毛泽东最喜欢的论点），这个定义使矛盾和自由失去了所有意义。更进一步，他将什么是“人民”重新定义，有时候是“人民”，而有时候是“敌人”。毛泽东对允许的矛盾加入了太多限制，以至于“大鳴大放”的意义被转移了。即使这样，他还觉得有必要在他的演讲稿中加入更多的“补充内容”，以至于当文稿在1957年6月18日最终发表时，“正确处理矛盾”很快就变成了对“右派”的无情追捕，言论自由的权利突然间无情地终结了。无论是否采取了公然处决的形式，例如汉阳的三名学生领袖在1万人惊恐的目光前被绞死；无论是下放“右派和知识分子”去农村干活，或是进监狱服刑，典型的极权主义国家对反对派的镇压让人们时时感到震惊。面对方方面面的反对，毛泽东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很快拿出了一个真正的头脑风暴，名为“人民公社”。 3）“人民公社” 第一个“模范公社”于1958年4月成立，名为“人造卫星”。这个名字不是偶然选择的。1957年10月，俄罗斯发射了人造卫星，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对此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前者知道俄罗斯对美国的“优势”并不是“完全的”。他也知道，粉碎匈牙利革命、将整个东欧重新置于俄罗斯完全控制之下的代价。与此同时，向东欧提供的10亿美元[265]短期信贷阻止了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就像之前曾对中国援助过的那样。最重要的是，匈牙利革命风起云涌，不仅破坏了匈牙利的国家计划，也破坏了俄罗斯的五年计划，以上这些想法被抛弃后，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在长期贷款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贸易。因此，执政的共产党在1957年11月发表的宣言绝不局限于驱除“修正主义”。它还重申了“和平共处”的方针。当时在场的毛泽东则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人造卫星使世界力量平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共产主义范围内现在可以进行小规模战争、“正义战争”和各种嘲弄美帝国主义的冒险。虽然他签署了“一致声明”，但他决定做出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改变，不仅是与美国的面对面对抗，而且是一条试图赶超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戏剧性捷径。毛泽东的这种幻觉是由农业丰收和虚荣心造成的，他相信，通过劳动军事化超越科学。毛泽东的“人民公社”远远超过了斯大林的格言“将库拉克人作为一个阶级清算“，在这些“公社”中的所有农民——中国6.5亿人口中不少于5亿是农民——将被赶进兵营式的住所，在那里他们将按照“军事化”管理而劳作，从日出开始干到日落。晚饭后，他们要么参加会议，要么在田间工作，要么在建筑工地工作，要么在钢铁“工厂”工作，或者在任何他们可能被命令工作的地方工作。进而，毛泽东还计划在城市里组织“公社”。这种劳动的全面兵团化和军事化被称为“群众动员”或“群众路线”。毛泽东说，这将释放出无比巨大的生产力，能在十年内完成俄罗斯用四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情。此外，奇迹将持续前进，我们可以“不间断地”迈向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如此着急，以致于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将原来在74万个农業生產者合作社中的1.2亿农户（每个合作社有160个家庭）赶到了24,000个“人民公社”中，每个“人民公社”平均不少于5000个家庭。据称，这“解放”了数千万妇女的家务劳动。因此，她们必须全职与她們的男人們一起工作；孩子们都從她們身邊被送到托儿所；老人们都被送到“老年人幸福之家”。人们在公共食堂里一日三餐，因为这样，从家务活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必须为大约8,000個家庭做饭而不是一个家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称，“人民公社是在其活动范围内的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军事事务的结合体。”[266] 有人自命不凡地声称，这些农场正在生产钢铁。事实上，只是生产了低品位的生铁，生铁里混杂了大量的炉渣，对钢厂毫无用处，生产成本就是运输大块矿石到农场的土窑炉里。最终，北京自己不得不承认，1958年一年，至少有308万吨“国产生铁”不得不报废，因为不适合工业用途。“群众路线”所释放出来的不是巨大的生产力，而是背痛，以及悲惨的军事化劳作和生活条件。混乱、无组织、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不人道的关系和单纯的疲惫，甚至迫使极权官僚机构停下脚步，仁慈地宣称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就足够了”；所以广播体操和会议不应该占用人们的工作外剩余时间，因为“人们应该睡八个小时”。这個決定坚持承认人身自由。因此一个新的格言：“社员被要求过集体化的生活。每人每天必须工作十小时，思想学习两小时。他们有权每十天休息一天……中共中央委员会规定，所有社员在每天十小时的劳动和两小时的思想学习之外，可以自由地使用剩余的时间，夫妻可以有自己的房间；允许社员在自己的宿舍泡茶做茶点；妇女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做鞋子和缝补衣服……公社社员热情地欢迎中共给予她们的小小的人身自由。“（摘自新华社1958年11月20日的一篇报道）。虽然公社从未发展成为工业中的整体生产形式，但据声称工业“早早提前”达到了生产目标，因此可以叫停。人们再次认识到，虽然工业是“领导者”，但农业仍然是“基础”。如果衡量进步的标准不是人们的生活，而是工业的发展，那么毫无疑问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灌溉工程是用强制劳动建造的，工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另一个亚洲国家——印度。无论1958年制定的宏伟目标对欠发達国家有多大吸引力，如果轻信的人认为像指揮士兵那样指揮群众，让他们没完没了地工作，就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如果愤世嫉俗的人未能从缺乏性生活和爱情，渴望公共食堂和工作的“公社生活”中退缩，那么，目前的饥荒状况迫使人们将重新考虑。让我们看看数据：[267] 1958年产出数据1958年产出数据首次公布修正后公布钢铁（百万公吨）11.088.00 粮食（百万公吨）375.00250.00 棉花（百万公吨）3.322.1 目前没有公布有关农业的统计数据。[268]然而，众所周知，虽然保留了“公社”二字，但实际上却是生产大队成为了经营单位，而不是公社。生产大队包括200到300户人家，相当于农业生產者合作社或一个大村庄的规模；小生产大队只有40户人家。再次，大生产队拥有所有权，小生产队拥有劳动力、土地、牲畜和农具的使用权。 “新”的工作方法是遵循俄罗斯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线，而不是“大跃进”规划的轉折路线。把责任归咎到那些不理解的人身上，因為有一些人“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和基层工作的不足进行破坏性活动”，因此需要进行新的整顿運動。口号是：“改造那些粗糙而不关心细节的同志、往往对完备条件一无所知但又指挥生产的同志”。“新”原则发出的全是血汗的按件计酬的声音，因此有了：“公平交易，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之原則”。[269]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认识到需要加强技术建设，或需要集中精力从事农业生产，或需要“专家”和“降低生产成本”，意味着放弃中国共产党的“三面旗帜”，即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针对亚非世界的说法是，欠发达地区有可能不间断地从工业化走向“共产主义”，而且“群众路线”可以達成比先进科学更大的奇迹。赫鲁晓夫不必等待两年，就可以从公布的关于“大跃进”成就的修订数字中知道，在一个既没有先进工业技术基础也没有先进农业基础的国家，所谓工业和农业同时发展是多么荒谬。他也不欣赏毛泽东试图将幻想转化为“理论”，以证明中国道路是优于俄罗斯更漫長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的。然而，斷裂点不是在“公社”问题上，而是在毛泽东试图告诉他如何反美帝斗争时出现的。他不顾毛泽东的反对，执意于1959年9月15日抵达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会面。在1960年5月U-2间谍机事件之前，苏美峰会的“戴维营精神”一直被双方遵守。诚然，这些都是处于对强权政治的考虑，而不是任何理论上的差异，也是莫斯科和北京对战争和革命有不同解释的基本原因。然而，迫使人们做出不同解释的客观力量并没有因为指向明显的强权政治而耗尽。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理论”和他们的强权政治一样有客观依据。因此，有必要追踪这些发生的本源。 B．从1925-27年革命失败到夺取政权的毛泽东辩证法思想 “……傲慢取代了反抗。”——黑格尔不同的条件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长达22年的权力斗争——从1925-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到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全面掌权——决定了“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一系列基本修正的必然结果，这种修正彻底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它的对立面——极权共产主义的一党制单一党国权力。在这个方面，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做出了两个独创性的贡献：（1）军队在国家权力内外的作用；（2）“思想改造”，即洗脑，作为他的“四阶级政治”（译者注：four-classpolitics，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城市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结成四阶级联盟的政策，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天然附属品，平等地适用于所有阶级。这些是毛泽东所有行动和著作的基本前提，包括官方引用的两篇文章，以证明“作为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绝不能忘记，转化为对立面（译者注：异化）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有著客观依据。但是，要想从源头上把握意识形态，我们不能从毛泽东在1949年夺取政权开始，更不用说从1958年的中苏分裂开始。真正的開端是1925年至1927年革命的失败。事实上，毛泽东自己就是从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失败算起，因為正如他所说，“革命战争”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鉴于此，我们愿意遵循毛泽东的追溯方法，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从根基上的破坏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1）大革命失败 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意味着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失败。然而，雖然无产阶级在蒋介石的权力（比如国家和军队、监狱和警察）集中的城市里，以任何方式都逃脱不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但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可能在山区、乡村找到些许逃脱的机会。在逃离蒋介石没完没了的“围剿运动”的早期，毛泽东肯定已经决定军阀主义不是中国生活的偶然特征，而“群众力量”也应该与军队相协调。游击战，而不是农民革命，很快就成了一种理论。“红”军，而不是贫农，成了新的包罗万象的现实——政治的、军事的、哲学的、经济的。以武力武装起来的党，在接管某个地区、并推动农村改革時取得了农民的拥护。不過不管它是否得到广泛的支持，对一个地区的军事控制意味着它赋予了党对农民的国家权力。这是最本质的因素。理论可以再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有把他关于自发的农民起义和组织的唯一一篇独创而感人的文章——《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1927年2月——变成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理论[270]。毛泽东不反对斯大林的“四类集团”（TheBlocofFourClasses）政策，这个政策对革命的失败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尽管在报道农民的实际革命行动时表现出革命热情，但毛泽东的报告将社会矛盾描述为“好仕绅”与“坏仕绅”、“贪官“与“老实官”之间的矛盾，他说的是“新的民主秩序”，而不是社会革命和新的无阶级社会。自西元前（基督诞生）以来，农民起义一直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特征，当然，1925年至1927年革命也带有深刻的农民起义特征。但毛泽东的“红军”是在包括湖南农民在内的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它不是从任何大规模的自发农民运动中产生的。恰恰相反，“红军没有群众的支持。在许多地方，它甚至像土匪团伙一样受到围剿。”[271]当被问到他的军队是否包括一些流氓无产阶级，甚至是土匪头目时，毛泽东的回答很有特点，也很实际：他们是优秀的战士。军队保持紀律，在行動中。到了蒋第四次的围剿时，军队完成了历史性的军事壮举，从1934年10月开始的惊人的长征，红军走入了辽阔的中国，行程6,000多英里. 然而，关于这一常被提及的军事功绩（我撇开朱德的决定性作用不谈，因为它不会改变毛主义的特征），人们常常会忘记的是，长征也意味着结束；占领村庄；以任何方式获取食品供应；以及当它建立起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时建立权力的最终方法。所谓的苏区总是与红军的行动范围相吻合，包括中国共产党由上而下建立“苏維埃”。有一件事是明确的、无可争辩的，而且是绝对嶄新的：以前，从来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在没有群众运动的地方建立了一支军队，并称其占据的领地为“苏维埃共和国”。对安全的追求，对生存的需求，保护自身的冲动，将被提升为“革命理论”。不仅如此，生存的方方面面都被如此轉变。例如，在毛泽东生涯早期，对对手残酷无情，对革命对手比对蒋介石更残酷无情。因此，试图以城市无产阶级和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李立三必须被摧毁。因此，毛泽东清算了江西苏维埃政权，后者在1930年试图立足于南昌。正如他自己对埃德加·斯诺所说，叛军“被解除武装并被清算”[272]。这样，毛泽东完成了反革命的蒋介石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所取得的成就——党与工人阶级的实质性分离。 1936年，当他再次“清算”反对他的“农民苏维埃”的张国焘[273]时，他重复了这一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与蒋介石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后，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当时他反对主张“第三条战线”或“列宁阵线”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事实上，他把这些人称为“主要敌人”，这意味着打击他们比打击蒋介石或日本更重要。毛在执政前后在行动和理论上都表现出与“教条主义”的斗争。在毛泽东不得不与赫鲁晓夫在共产主义世界内争夺权力并突然发现有必要表现出“正统”之前，我们不会发现他有任何与“修正主义者”斗争的迹象。正统的伪装严格限制在中国以外的世界。由于中国外的具体情况证明了这种正统观念是谎言，所以重点是毛泽东的“原創贡献”。它们真的是原创的。事实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正如在权力道路上一遍又一遍地看到的那样。他对城市的包抄与他对工人的呼吁是一回事，不是反抗，而是继续生产，并在他“占领城市”期间继续工作。毛泽东的“正统”有着更多的“独创性”，因为他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权力之路转变为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理论，尤其是适用于欠发达国家的普遍理论。因此，最近1960年红旗（红旗）第20-21期一篇题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基本经验的总结》的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肆宣扬，通往权力的道路是建立“农村小革命根据地”，从“少”到“多”，直至“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再次重申：“毛泽东同志认为，首先，应该牢牢把握、不断扩大和发展最初的面积小、数量少的根据地，这样才有可能‘更加接近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毛泽东强调农民的作用，並不是反對城市工人的作用，以赋予农民在革命中的特殊地位。相反，他诋毁了中国早期的苏维埃农民，他曾是他們的领导人，但还不是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他是这样分析那一时期的：“我们决不能允许我们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对中小资产阶级采取的极左的错误路线重演（鼓吹不经济的高劳动条件的标准；过高的所得税率；……所谓“劳动者福利”的短视、片面的看法，而不是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考虑到公共和私人利益以及劳资双方的利益為我們的目標）”。[274] 1936年12月，在蒋介石自己的国民党下属在西安绑架了蒋之后，毛泽东通过确保蒋介石获释而启动了他的新政策。然后，毛泽东让蒋介石重新担任联合军司令。这就是它的意思： “我们的政策是依靠贫农，与中农保持稳定的联盟，以摧毁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制度。土地，即地主和富农所得到的土产，不能超过广大农民所得。但是，1931年至1934年实行的极左错误政策，即所谓“地主不分地，富农分贫地”的政策，也不应该重蹈覆辙。有必要留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他们不同意，应向他们作出让步”。[275] 再一次：“我们已经作出决定，不没收富农的土地……我们不没收大小商人和资本家的财产和工厂。我们保护他们的企业……资本家和工人的共同利益都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各党派和各团体应该毫无敌意地对待我们，并牢记抗日救国的目标。此后，我们将不考虑在其他问题上的任何意见分歧”。[276] 一句话，毛泽东“支持”贫农，革命农民，就像一根绳子支持着一个上吊的人。直到废除了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法》（该法规定无偿没收所有中农以上地主的土地。），且直到無產階級領導权徹底解體之后，毛泽东才最终（1937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当他想与城市工人作战时，他“支持”农民的。他反对反对他的地主时，他“支持”贫农。当他需要地主作为“国家的一部分”来反对日本时，他承诺他们的权利，甚至在这一时期帮他们收租！他真正支持的唯一农民是农民军队。在世界上所有掌权的共产主义中，只有中国人把军队和党列为两种权力工具。既然要把毛泽东确立为“当代最伟大、最杰出的革命领袖、政治家和马列主义理论家”，首先要把他确立为撰写《实践论》[277]和《矛盾论》[278]的“哲学家”，那么我们就要转向探讨哲学家这个方面。 2）延安时期的“哲学”：毛歪曲列宁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分子…… 我们反对‘左派’的空谈。” ——毛泽东。从第一个“苏维埃”时期（1928-34年）到第二个（延安时期，1935-1945年）的剧变自然受到了许多共产党人的质疑。当他的“红军”中的一些人将与蒋的正规军的合并称为“反革命”时，毛回答说他们是“教条主义者”。这种政治斗争是毛泽东所谓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贡献时期的基础。此后，客观研究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日期（1937年）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这两篇论文直到1950-52年才出版[279]。尽管如此，我们愿意接受它们写作的官方日期，因为不管是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讲，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它们都是非常毛主义的，因此，毛泽东可能会将这些日期追溯到过去，使其显得有先见之明，或者重新编写以适应其当前风格，这些并不重要。关键是，为了兜售阶级合作政策，毛泽东显然认为正面打击“教条主义”是不够的。他选择了“哲学散文”的形式。这些都充满了空洞的抽象以至于很难发现他的主题或目的。毛在《实践论》中写道：“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知识与实践是分不开的。”如果知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与实践分离，他最好告诉我们他在说的什么是实践。但是，不，毛急于使这种将理论化約为“实践性”的做法似乎是基于列宁的《哲学笔记》的权威性。毛引用列宁的话，“实践大于认知（理论知识）”。然而，他没有告诉我们，列宁只是在重申黑格尔对实践理念与理论理念之间关系的分析，然后二者才统一起来，正如列宁所说，“正是在知识论中”。列宁在毛泽东引用一句话的那一节中断言：“别名：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而不是将理论化約为“实践性”。由于这句话是在毛泽东引用的那句話之前，因此，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儒家也不可能完全误解它的含义，当然，除非他有意曲解列宁。无论如何，智者毛泽东所创造的世界是为了迫使人们服从与蒋介石建立的新的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如此低劣的目的，以至于人们不愿将这一文字尊为“哲学”。只有因为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暴君统治着6.5亿多人的灵魂，人们才不得不尝试分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贡献”。显然，毛泽东未能说服听众或读者（我们不知道是哪些听众或读者），因为他很快又发表了另一篇“哲学论文”，再次针对“教条主义者”，这次被称为“矛盾论”。据称这篇文章是1937年8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学院发表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使用了一些“实际”的例子。这至少有一个优点：它确切地表明了他必须改写自己以前的统治时期以便“平衡”“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和国民党所犯的错误。事实证明，只有在1927年之后（我的强调-R.D.），国民党才从1925年统一战线的“革命蓬勃”时期转向相反的方向。中国革命的失败現在被归咎于“陈独秀”，也就是托派革命领袖陈独秀！甚至“苏维埃中国”（现在仅称为“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也不是归咎于蒋的灭绝运动所为，而是归咎于“冒险主义的错误”。 “自1935年以来”，毛泽东在大量吹捧“矛盾”的哲学含义的自命不凡的空談中继续自夸，“它（共产党）纠正了这些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由此可见，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它（国民党）再次转向”，显然是在“正确的革命方向”，因为他们再次站在统一战线上。在《矛盾论》中，这位蛊惑人心的阶级通敌者善意地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儒家思想渗透到了毛的骨子里，以至于令人怀疑的是，他是否真正意识到他正在完全歪曲黑格尔-马克思的矛盾发展理论。1915年，列宁第一次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当他重新阅读和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时，这种通过矛盾、转化到对立面的发展规律，帮助列宁找到了已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崩溃的根源。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于不断发展的对立、矛盾和对抗视而不见，在矛盾概念上创造了一种“真正独创的”划分，他称之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之间的这种划分，使毛泽东可以像以前对历史所做的那样，对哲学进行全方位的重新表述。由此可见，在一定条件下，”即使是主要矛盾也暂时处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由于“发展不平衡”和“相互转化”，经济基础变得“从属”，而“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東西了”。为了弥补这种平淡的主观主义，毛继续告诉他的读者，共产党人“当然”仍然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看到“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大杂烩说就是康德所说的“宇宙证明”，它是“一个无思想矛盾的完美巢穴”。一位最近去中国的旅行者引用了一位来自陕西的当地党委书记的话：“通过理论学习，我清楚地了解了不断革命和阶段性革命的原则，并将其具体应用到养猪中”。[280]地方党委书记的说法毫无意义，只是“领袖”将理论化約为“实践”的逻辑结论，迫使中国人遵循他的格言，即“教条不如牛粪”。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厌恶地逃离被称为“哲学”的庸俗，并急于摒弃极权主义中国亲切地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东西，让我们记住他目前的权力。我们还要记住，当毛泽东让中国共产党接受与蒋介石的新统一战线，并提出了他的“三分之三”原则，即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和三分之一的无党派人士构成共产主义地区的政府时，对日斗争更加激烈。这一时期，来访的外国记者对他的“激动人心的文化演讲”印象深刻，他们的文化水平比毛的同伙都高，他们厌倦了国民党的腐败、抗日不力，共产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在抗日斗争中，而且在“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中，即在偏远地区的农民中建立学校，并进行农业改革。还有一些人，包括许多资产阶级和地主，被温和的农业计划所吸引，因此，许多反共分子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人仅仅是“土地改革者”。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毫无贡献，而且还從马克思主义哲學的阶级内容中剥夺了其政治。但他确实开辟了一条独创的夺取权力之路。正是这一点，我们必须从另一个方面重新审视，他称之为“三大法宝”。 3）“三大法宝” 斯大林将工人国家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被解释为“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只要俄罗斯不受到外部攻击，这一点就可以实现。为了确保这一点，斯大林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变为俄罗斯国防的前哨阵地。他没有给他们分配独立的阶级角色。就中国而言，它导致了“四个阶级集团”的形成，这实际上使中国共产党服从于帮助打败了1925-1927年革命的国民党。“四个阶级集团”更名为“统一战线”的政策，成为毛泽东在权力斗争中和实现权力后的思想和行动的经纬线。斯大林对外所用的被毛泽东用在了中国国内。毛泽东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他在各个阶级中都能看到“积极的”因素，这无疑是“神奇的”。这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对他有利；当他做到这一点时，他开始清算“官僚资本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坏乡绅”而不是地主阶级。他觉得自己可以在精神上“改造”资本家和地主。这就是他的“整风运动”不同于斯大林的清洗的地方：他对阶级分裂的现状视而不见，以至于他相信世间有“一个和谐的世界”，在这个和谐世界中，所有的矛盾当然“相辅相成”。红旗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281]——《统一战线—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法宝》——更清楚地说明了统一战线是“矛盾”这一降级概念的实际“哲学”。诚然，这是毛泽东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屡试不爽的“法宝”，无论是在掌权與否之时。由于毛泽东在1937年将其作为存在和思想的起点，最近《中共中央双周报》的一篇文章将其存在延续到了今天。这是毛泽东巩固中国大陆政权后的“法宝”，也是在1952年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法宝”。它一直持续到后来的“五反”运动中，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这一时期，他试图摆脱在抗日战争中支持过他的私人资本家和地主，并在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上奠定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然后，他不得不加强反对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运动，而他们却仍然认为这意味着走向社会主义。“1957-1958年整风运动”与1937年（译者注：统一战线）是同一个“哲学”旗帜下发起的，这并非偶然，只是这次“关于矛盾”的运动扩展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运动。同时，一党专政的虎钳夹在“百家争鸣”上。毛勉强稱得上是一位長年的数学家，“早在1939年，根据党在18年间的丰富历史经验”，他把单一法宝扩大为“三大法宝”[282]，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由于他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这位“四阶级集团”的领导人除了拥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之外，还拥有国家权力，他记得他应该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统治。对于一个掌握“法宝”的人来说，这一义务不会带来任何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确实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发挥作用。怎样发挥作用的呢？对于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主席来说，这一切就像跳出一个铁环一样简单：无产阶级是“通过共产党”生活的。毛泽东在总结“三大法宝”并将其化約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法宝时，确实很容易做到：“总结我们的经验并将其集中到一点上，那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专政”。[283] 一个准备大跃进，直接走向“共产主义”的人，不用说，也不能停留在这个“工农联盟”上，然后才跳入“大同世界”：“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使得通过人民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废除阶级，进入一个和谐大同的世界成为可能”。[284] C．东方专制主义、洗脑——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强制与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赞美诗相反，学者们再次对毛恢复了东方专制的称谓。[285]这一论点甚至影响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毛泽东的中国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正确地将其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286]毛泽东有太多的军阀主义思维；如此坚实的中国民族主义基础是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毛泽东思想”被儒家思想浸透得如此透彻——而他所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的暴政——太容易得出“东方专制主义”这样一个看似合乎逻辑的结论了。从中国社会、家庭生活、工业、統治的意识形态以及农业的全面改革来看，没有什么能偏离“东方专制主义“这个推论。无论是中国经济发展还是中苏争端，都没有通过回溯任何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持续发展而得到充分说明。与此同时，毛的中国也在与印度争夺亚非和拉美世界的影响力，这一事实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经济。１）农业方面毛泽东的胜利并非植根于某种以静态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不变的东方专制主义。恰恰相反。毛泽东统治的十年间，中国的农业格局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就好像根本没有“平衡点”。然而，事实是，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结构作为基础，使它在危机时期没有崩溃，并且是从第一次土地改革、到获得权力、直到“人民公社”的基礎。因此，从1950年到1953年的土地再分配，只剩下了300万农民不受影响。如果说这是把土地还给农民的话，那将是对这些永远被背叛的贫农犯下的最大骗局。重新分配使人均土地持有量低于2亩（1/6英亩等于1亩）。重新分配确实消除了2,000万土地所有者；估计至少有500万人被杀。剥削阶级中的上层资本家和地主显然没有五百万之多。毛清除中国革命反对派和“反革命分子”的模式一直是把所有反对派都称为“官僚资本家”或“富裕地主”或“右派”。这对他有利，因为它允许数十万人被判处强迫劳动并被派去修路和修建灌溉工程。[287]与此同时，清算了足够多的“坏乡绅”和资本家，以确保曾在他们帮助下上台的共产党拥有充分的国家权力。并使其能够压制已被授予2亩地但无法藉此维持生计的农民。然而，合作社的第一阶段进展缓慢，农民則被鼓励组建互助小组和小型合作社。到1955年，这一速度已经加快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不少于96%的农户是合作社组织的。允许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允许私有财产，他们可以自己耕种10%的土地。正是在这一时期，产量实现了高增长，五谷丰登为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头脑风暴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的不是“大跃进”，而是上面所述的1958年幻觉的结果。然而，忽视中国极权统治者所称的“不间断革命”对非工业化世界的影响是错误的，这是一场“不间断的革命”，而且，不靠高科技，仅仅通过运用“群众路线”就可以实现。正如红旗最近所说[288]：“在用机械装备农业之前，就有可能发展农业和生产力，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我们的中国理论家并没有因为把事情颠倒过来而受到任何阻碍，他們将“同时性”概念发展为“工农联盟”的新基础：“这个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同时，逐步地，一方面，实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通过合作，实现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我们将……让所有农村人民享有共同的富裕’”[289]。可事实让大家看到，“富裕”变成了饥荒，但这与东方专制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它远离东方专制圈子，拥有一个最现代的圈子，使它对人口过剩的亚洲和人口不足的非洲具有吸引力。 2）军事与工业毛泽东的胜利也不仅仅是因为蒋介石政权如此腐败和名誉扫地，以至于蒋政权自己彻底崩溃。虽然这确实帮助毛泽东的军队取得了权力，但如果我们将毛泽东的胜利局限于蒋介石的无能，我们就要面对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军事功绩，以及為生存所需而与所有城市中心隔絕20年的组织。毫无疑问，毛泽东的统治植根于旧中国，它既有辉煌也有腐败，还有军阀和官吏。然而，需要分析的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区别标志，而不是模糊新事物、以及当前时代的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我们的时代是国家资本主义、民族革命和工人起义的时代。除非一个人准备把自己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上（群众自身就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新社会秩序），否则除了国家资本主义以外就没有别的地方去。这不仅与个人特征无关，甚至与中国以农业为主的基本因素无关。就中国而言，工业化已经來得太晚了，要么为其奠定新的人类基础，要么需要一個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的工业形式。例如，日本对满洲的占领和工业化意味着，一旦中国恢复独立，许多工业就变得“无主”。甚至蒋介石也认识到“下一步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他在1943年的《中国的命运》中写道。“我们必须最终实现将资本‘转化’为国家资本的目标”。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巩固权力的那一刻，他所开始的就是工业国家化。需要补充的是，他采取了与蒋介石或任何其他资本家一样的剥削大众的方法。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开始的，主要以156个成套项目和重点产业的形式——钢铁厂、炼油厂、化工厂、发电厂。国家所有制第一次全面确立，工人们永远被训诫“生产，生产，再生产”。这部分并没有改变1950年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当时他允许私人资本家发挥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巩固你们的队伍，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正如他在1947年强调自己“为劳资双方”一样，大力鼓励“合理利润”，先是私人资本，现在是国家。“五反”运动是在资本家攫取过多利润时发动的——而“整风运动”则在工人对不人道的工作条件（无论是12小时工作制，还是缺乏个人自由生活）进行罢工时迅速进行。国家从它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私有和国有企业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即真正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家继续担任企业管理者的呼吁并未停止。因此：“如果你把企业发展的很好，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流的技术专家，你顯然就会被任命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你可能会发现你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者，比僅僅是私有企业主赚的更多。”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產业的管理者。工人被禁止罢工。工会变成了对工人进行纪律处分和监督生产计划执行的专门机关。强迫劳动是自称为共产主义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常规特征。这并不是它与俄罗斯模式的不同之处。真正不同之處在于“思想改造”这个概念上。 3）洗脑洗脑，作为朝鲜战争中创造的一个词，表示美国士兵被迫或真正改变立场加入中国，看起來像是使臭名昭著的莫斯科陷害审判（ＭoscowFrame-UpTrials）如此出名的又一种形式的自白。毫无疑问，洗腦有很多这样的性質。毛泽东常年开展的“整风运动”的新特点是，整风运动既不局限于“外国人”或“敌人”，也不意味着整肃只限于党员。不，毛泽东提出了“思想改造”的概念，这既是一个哲学范畴，也是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虽然他没有成功地洗脑中国人，但他成功地洗脑了中国以外的某些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思想改造意味着并没有针对人民的暴力。与斯大林相反，这些信奉毛泽东命令的人坚持认为，毛泽东没有杀害“革命參謀部”。作为“证据”，他们指出，那些掌权者正是领导“革命”的人。这种粗糙的误解很容易忘记，随着1925-1927年革命的失败，蒋介石为毛泽东做了斯大林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杀死或监禁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革命者。这仅是开始而不是全部。因为即使在毛泽东没有充分权力的那些年里，他对革命对手也是无情的。我们在1930年看到了这一点，当时李立三领导的工人袭击了长沙并占领了这座城市几天，毛泽东随即“解除了武装并清算了叛乱分子”。这个情形1936年在张国焘身上重演。抗日期间，毛再次“清算”了第三方面军。毛泽东在中国大陆上台后，没有任何审判可以与莫斯科审判相媲美，这只是因为“革命參謀部”是那些遵循他的阶级合作主义奪权道路和国家资本主义统治的人。辯護中的一点真相是，毛泽东相信“思想改造”。然而，这并不是為了辩护者给出的理由。不，这是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需要，国家资本主义必须在以农业为主的土地上发展，因此希望说服部分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继续担任国家经济的管理者，以期消除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最惊人的洗脑壮举既不是在朝鲜的美国士兵中成名的，也不是在中国取得权力后成名的。惊人的面向是在没有国家权力的知识分子中得以成名，据说他们正在为实现工人的权力而献身；总之是那些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时代，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世界现象，已经将“个人主义”转化为“集体主义”，即国有化的财产、国家管理、国家计划。战后的岁月使这种现象看起来像欠發達国家散發的東西。事实上，洗脑者和新政时代的资本主义智囊团唯一区别是，他们的主人毛泽东本人曾经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并且擅长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这现在已经扩大到对赫鲁晓夫的挑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俄罗斯對世界共产主义领导权的挑战。事实上，毛泽东还抓住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根本不存在的想象，尽管托洛茨基在历史和理论上与毛泽东进行了斗争，但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后来都变成了“毛主义者”，这实在令人尴尬，这进一步证明了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知识分子的行政心态，他们对国家计划如此着迷，以至于实际上，他们乞求在智識上被强奸[290]。只要他们愿意为正确的“原则”而死，他们甚至不会在热核战争的可能性面前退缩。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中苏冲突。在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左派”共产主义以波西米亚式的放纵无视分裂的东西方：冲突背后的强权政治。 D．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会发生战争吗？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可行性 1）1960-62年：初步爭端 1960年，中国利用列宁诞辰90周年（4月22日）之际，将权力冲突转变为“革命论”。它被称为“列宁主义万岁”，并以“社论”的形式出现在红旗1960年第8期（译于《北京评论》1960年第17期）。这篇“社论”是一本40页左右的全尺寸小册子。它大量引用列宁的语录，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虽然社论本身将“现代科学”（即洲际弹道导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轻描淡写为“当今世界技术进步的具体细节”，但它是一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攻击，很容易看出这种攻击方式社论以“铁托”對“赫鲁晓夫”的指桑罵槐。由于美国好战性的所有证据都是从赫鲁晓夫访问艾森豪威尔之后得出的，所以不难看出，“战争的必然性”其实不是列宁理论的问题，而是专门针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赫鲁晓夫正确地判断了这篇关于列宁的长篇社论是一个新的阶段，这不仅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上，还体现毛泽东想成为共产主义轨道上的领导者的雄心壮志、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对美帝的战争战略的规划上。据传，赫鲁晓夫取消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关于太平洋联合舰队的讨论，因为他担心毛泽东会将他推入台湾海峡战争[291]。然而，这篇“社论”终究胎死腹中。5月1日，美国U-2间谍机在俄罗斯上空飞行事件造成了这种情况。这也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机会，他不仅需要打破他此前计划的峰会，还需要召开一次共产主义世界国际会议来惩罚毛泽东。赫鲁晓夫出席联合国会议是这次会议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在联合国发生的著名的砸鞋事件中，赫鲁晓夫借此良机向全世界宣布，他不仅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主人，而且是非洲革命开辟新世界的唯一希望。 1960年12月7日，赫鲁晓夫召集81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292]。在那里，他将自己在联合国的演讲转化为新的共产主义宣言，宣布俄罗斯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全人类开辟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出席莫斯科会议的绝大多数共产党要求毛泽东签署宣言，以便向美帝国主义展示“一致的”共产主义阵线。若不揭露中国视俄罗斯为敌人的事实，毛泽东就不能拒绝这样做。毛泽东签署了协议，但是，他不仅在中国，还在整个第三世界-亚非拉世界继续他的独立道路。中国签署了1960年的《莫斯科宣言》，但这并没有阻止其沿着自身国家利益而偏离宣言的道路前行。法国加入北约阻止了戴高乐寻求自身荣耀之路。毕竟，20世纪60年代的战后世界与20世纪40年代末的世界大不相同，当时欧洲和中国都处于废墟之中，都不得不接受援助，以及接受马歇尔计划或华约隱含的“哲学”。毛泽东正试图用一连串的革命词句来实现戴高乐试图通过大肆宣扬“法国的伟大”来实现的目标那样。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各自轨道内的分裂都是由于对世界扩张的民族野心造成的。然而，在发现U-2间谍机后，这一主动权又回到了赫鲁晓夫手中。他利用此事件进一步孤立中国。1961年，俄罗斯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将中国革命降到了總共11个字。这并不是因为这是俄罗斯国家政党的纲领，而是因为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现象，以1917年革命作为新时代开始了20世纪，并以1957年的人造卫星延续，甚至超越了美国。此外，赫鲁晓夫坚称，这个俄罗斯时代不仅与美国不同，而且与中国不同，因为俄罗斯人正在“建立共产主义”[293]。难怪赫鲁晓夫在大会上选择攻击阿尔巴尼亚（意思是攻击中国），而周恩来在捍卫阿尔巴尼亚（意思是捍卫中国），同时挑战俄罗斯说它无权在不与共产主义世界“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公开此类争端，然后退出俄共代表大会。这些攻击和防御就像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进行激烈竞争时所用的“理论”一样虚假。 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J.F.Kennedy）和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在古巴导弹问题上的衝突，是全世界因担心核大屠杀而屏息的历史性时刻，这给了毛泽东在中苏冲突中重获主动权的机会。当赫鲁晓夫做出让步时，肯尼迪明确表示，除非赫鲁晓夫从古巴撤走这些导弹，否则他准备让世界陷入核战争，毛泽东指责赫鲁晓夫“在帝国主义面前懦弱”，从而开启了冲突的新阶段。然后他要求在中印战争中支持他来接管“社会主义世界”的“领导权”。 2）新日期：北京，1963年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294] 中苏冲突中新的质的差异在理论上也形成了一个公开的挑战。它的形式是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给俄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后不久，这本小册子以东西方十几种不同语言出版。中国的工业发展可能缺乏从钢铁到大坝和原子能的一切。然而，它的军队拥有从庞大的人数到军事装备的一切。首先，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陆军，其次，它拥有亚洲大陆最现代化的装备。俄罗斯的幽默可能准确地描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形象，它说历史将记录他是“在跳远比赛中的失败者”。但他在中印战争中可没有失败。随着“毛泽东思想”在军事斗争中的蓬勃发展，它催生了一批新的“理论”。6月14日长达61页的”信”中，这些都是用了很多诡计和冗长的文字写成的。这些文字共同构成了一个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 6月14日的“信”以五种不同的方式指出，“国际主义的试金石”（第10页）不应再是俄罗斯的辩詞。新论题的第一个理由是，保卫苏联最初是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因为它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在有十三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已成为“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因此，”针对俄罗斯的第二條控诉指称“任何人”：“如果有人……援助资本主义国家來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第10页）背叛的指责显然是针对俄罗斯没有支持中国入侵印度的。“俄罗斯不再”的第三种变体是对国內受到攻击的的追随者的呼吁，因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倒退”被宣布无异于“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南斯拉夫被称为罪魁祸首，但很明显，意在俄罗斯就是罪魁祸首。中共中央宣言现在准备迎接大跃进，从无产阶级革命转向民族斗争，“因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第12页）”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第13页）这种轴心的转变——“俄罗斯不再”这個主題的第四个变體——應是基于列宁（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技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有义务团结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群众，使他們自身努力從帝国主义中自由的论点。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对落后经济体的非必然性理论的新脫離点是基于一个很大的“如果”：如果“对最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援助”得到无止境的扩展。列宁强调，因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唯一证明是俄罗斯无产阶级将这种援助与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一起推广。所有这一切都被毛泽东化約为他与赫鲁晓夫竞争谁将“领导”这个新的第三世界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摒弃了他把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的概念，“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他曾煞费苦心地将这一概念作为每个国家阶级斗争的替代品引入，但他现在却置若罔闻。为了重新推行其旧的、毁灭性的“四阶级政策”，他将“人民”的概念扩大到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第15页）当中国共产主义达到其国际宣言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永远、不、永远不再是俄罗斯”时——这一次是针对俄罗斯是“全民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我们突然面临着所有倒退理论中最险恶的理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世界总路线的建议》一再宣称，“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第36页）；“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37页），“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們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第36页）这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无论编造这种说法的主观冲动是什么——太明显了，它是为了反对第22届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而奠定基础，该大会宣布俄罗斯正在“建设共产主义”——这是所有倒退理论中最严重的。我们现在不仅有资本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倒退，还有社会主义的倒退，也就是说，一个所谓的无阶级社会，一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第40页）。毫无疑问，再没有比这更致命的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了。 1948年南斯拉夫这个小国勢力，为了民族独立与大国俄罗斯作战时，它不能允许自己走上任何新的光荣之路，就像西方阵营中的戴高乐一样，而毛泽东的妄想就像中国大陆一样广阔——不仅如其现在的構成，而且如同元明朝代帝国光輝的高度，那時中国征服缅甸、泰国、印度支那半岛，向印度尼西亚進军，囚禁锡兰国王，甚至强行向穆斯林世界或至少向麦加圣城征收年度贡品。1962年以前只有尼赫鲁对1954年在北京出版的《历史手册》中的地图提出质疑[295]。这个地图显示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很大一部分以及外蒙古共和国、朝鲜和韩国、柬埔寨、泰国、马来亚、缅甸、阿萨姆邦（实际上是大约50,000英里的印度领土）、不丹、锡金、尼泊尔、萨哈林岛以及菲律宾的一些岛屿，都曾是中国的一部分。 1962年，赫鲁晓夫大胆嘲讽毛泽东“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懦弱”的说法，说毛泽东不應如此說，因為他在将帝国主义者赶出“他自己的领土——台湾、香港、澳门”方面目前无所作为，人民日报和红旗反击：“某些人希望我们现在就提出不平等条约时的问题......他们是否意识到这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在此中国人开始解释“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侵占（1840-1919）。早期民主革命时期”。而且，还延伸到沙皇俄国对“旧中国”的强取豪夺，现在的中国统治者指的包括从埃米尔和可汗手中夺取的领土，而这些埃米尔和可汗无疑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皇帝的附庸。（就此而言，毛泽东对中国过去辉煌的梦想没有阻止他将泰国独立称为“帝国主义侵占”；那也“属于”中国皇帝，且他有意有一天“纠正”中共中央委員會只称其为“旧中国”的边界。）毛泽东选择的是掌控世界，首先是掌控共产主义世界。然而，由于战术原因，以及因為俄罗斯撤回技术援助，中国不得不求助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第45頁）的一种變體。中共中央不仅挑战俄罗斯，而且挑战目前组成共产主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它警告说，“不应当强调什么‘谁是多数，谁是少数’，依恃所谓多数……”（第47页）。他提出了“一致”统治，即中国对俄罗斯和其他共产党多数派制定的政策拥有否决权，以取代多数派统治。因此，目前的中苏冲突不仅与1948年南斯拉夫与斯大林的民族独立冲突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且与毛泽东在1957年和1960年的分歧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当时的冲突可以平息下来，因为冲突是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进行的。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在证明的唯一一件事，也是唯一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就是他们的“新”社会秩序的不可行性。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社会秩序的不可行性，可以通过与私人资本主义相同的发展规律来证明，也就是说，剥削国内民众并在国外进行战争的强制性。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两个自称共产主义的政权之间会不会发生战争？ 3）回到“战争与革命”：俄罗斯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 1956年匈牙利革命对极权主义的挑战使俄罗斯和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无论是在斯大林时代还是在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时代。反革命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内容对于此后发生的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国与俄罗斯帝国主义团结一致反对匈牙利革命者的大戲之后，中国立即开始扩張自己的国家权力。尽管戴高乐提出了嘲讽的问题，“意识形态分裂？基于什么意识形态？”他在1963年7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出的傲慢无法掩盖他的核野心，而毛做到了。其死亡特征在血腥中尤为突出：“莫斯科协议不会转移法国的注意力，使其无法装备其他大国拥有的不可估量的毁灭手段。”相比之下，毛能够給赫鲁晓夫除魅，因赫鲁晓夫同意了一项条约，该条约“承诺……不在任何地方引起、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从而“卑躬屈膝地满足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毛泽东说，这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被压迫国家”的“彻底背叛”，因为这将阻止它们“获得核武器”，同时巩固美国的“核垄断地位”。毛泽东说，这意味着“彻底背叛”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受压迫国家，因为这将阻止他们“获取核武器”，同时巩固美国的“核垄断地位”。然而，当两位競爭者都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时，辩论的优势就无法保持。目前，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还没有战争在即。从俄罗斯方面来说，战争是没有意义的，不仅因为它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the“have”nation），而且因为战争肯定会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这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认为国家计划是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分歧。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战争将是自杀性的，不仅因为毛泽东不够强大，无法挑战俄罗斯歌利亚，还因为他坚信臭名昭著的杜勒斯政策，即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除非他首先赢得执政的西欧和亚洲共产党（朝鲜、北越）以及非洲或拉丁美洲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支持，否则他将无法获得实力地位。此外，国家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发生在核时代。因为世界各国人民都反对核战争，赫鲁晓夫最希望的就是把他与毛泽东的所有分歧化約为“和平共处”的分歧，正如《消息报》（Izvestia）所说，俄罗斯对西方军国主义反动势力是“原子贩子和疯子”并不感到惊讶，但最“可悲”的是，俄罗斯驚訝地发现“中国同志竟然与那些疯子的尖叫声一起发声。”事实上，反对核战争的呼声如此之高，以至于唯二敢于公开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毛泽东的中国和戴高乐的法国——不得不声称他们是“以和平的名义”，这样做的毛泽东甚至提出了不遜于“全面、彻底、完全和坚决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反建议，这并没有阻止他攻击实际的条约，不仅是“一个大骗局”和“对苏联人民的背叛”，而且是“那些热烈拥护帝国主义的人的奴性特征”的暴露。他说，“暴露这些怪物的本来面目，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世界和平事业都是一件好事。”（人民日报，8月2日）事实上，毛泽东对核大屠杀的恐惧程度不亚于世界其他国家。但他不允许这一對文明生存提出的问号转移他的感觉，即这次“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和俄罗斯——将首先相互消灭！毫无疑问，中国制定的全球战略与俄罗斯的全球战略基本不同。只有它才有胆量谈论核战争之后的某个时期，“社会主义将建立在其废墟上。”然而，这并不是中苏冲突的重点。这也不是中国最近试图以种族为由将俄罗斯排除在亚非会议之外的分歧点和决定性的一点。这两点只是毛泽东争取权力时开始的一些事情的高潮。在毛与斯大林的所有斗争中，这一点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一上台就要求“毛思想”成为“殖民国家”所有夺取政权的基本理论。这一主题在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以及1957年赫鲁晓夫-毛泽东反对多中心主义扩散的“联合”宣言中都被淡化了。自然，每个统治阶级都发现支持革命很容易——在国外的革命。但是，尽管新的统治阶级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由于确实比他们推翻的旧统治阶级在群众中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因此证明了自己充满活力，但今天的国家计划者感到必须在证明他们在本土历史上存在的权利之前发动战争。战争和革命不是同义词。它们是对立的。那么，以下是毛泽东在反对斯大林建议与蒋介石保持联盟的情况下赢得政权后，革命雷霆的实际后果： 1）中国只有在肯定会赢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战争，比如先对付西藏，现在只限于入侵印度边境； 2）当它符合自己的目的时，中国会和平地，或者更准确地说，精明地在自己的领土上与欧洲帝国主义前哨“共存”，如香港和澳门； 3）毛泽东的“思想”所散发出的再没有比“四階級政策”更具独创性的东西了，如果说毛泽东在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隐藏其领土野心方面比赫鲁晓夫更熟練，他在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的挑战时也没有“更勇敢”。毛泽东不仅在台湾，而且在金门和马祖，都比赫鲁晓夫看到肯尼迪实际上准备就古巴的导弹问题发动核战争時退让了更多次； 4）尽管从抽象上讲毛有着雷霆般的革命性的影响力，但具體上他是帝国主义操纵和将“法西斯政权”称为“爱好和平”的专家。因此，在中印战争之前，毛泽东称巴基斯坦的军事政权为“法西斯”，但在中国与印度交战的那一刻，毛泽东立即与突然成为“爱好和平国家”的巴基斯坦达成协议； 5）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统治亚非世界，但他对亚非世界的“革命防御”也没能阻止他排斥被他称为“修正主义”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同时卻接納了我们所看到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毛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奇怪混合，普通的帝国主义权力斗争（在共产主义世界内外，如征服西藏，入侵印度领土，以及从缅甸到越南、从尼泊尔到寮国的贪婪目光）不能脱离人类思想的斗争。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语言的不负责任滥用——在从国家计划到“共产主义”直线前进的“不间断革命”的问题上——使得我们不仅必须表明，是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所导致的死胡同，而且可能由此将世界带入核浩劫，但同时也表明，这既与国家资本主义强权是对立的，也和与美国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普遍全球斗争是对立的。也就是说，照亮自由之路势在必行。代结论：两种主观性 “……对反对的超越在观念和现实之间……取决于这种主观性。“” ——黑格尔的逻辑学 “……在这个（逻辑学）最唯心的黑格尔的著作中，有最少的唯心主义和最多的唯物主义。 “矛盾”但却是事实！” ——列宁的哲学笔记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人起义时代有两种主体性特征。一个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主观主义——毛泽东的——它不考虑客观条件，表现得好像国家权力是为了把六亿五千万人赶进所谓的“人民公社”，好像一个精英政党武装起来既能驾驭人的能量，又能“改造”他们的思想。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主观主义的结果，用黑格尔的话说，“对自身现实的确定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随时准备驾驭核浩劫的旋风。第二种类型的主体性，即基于“超越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对立”的主体性，是“吸收”了客观性的主体性，也就是说，通过对自由的斗争，它认识并处理客观真实。它的成熟期即将到来，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批判》中所说“当实际的肉体人站在坚实而丰满的地球上，吸入和呼出所有的自然力……不离开其‘纯粹的活动’来创造物体……我们在这里看到，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是如何彻底地将自己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区分开来，同时，又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的时代是人类思想斗争的时代。为了参与这场斗争，并清醒过来，在我看来，有必要关注这两种类型的主观性，我在这里[2]只能给出一些标示。 1956年，这两种主体性在匈牙利发生了正面碰撞[296]。匈牙利革命结束了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可以被洗脑的幻想。它结束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一体的假装。它高举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即摆脱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伟大传统中，共产主义“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匈牙利自由战士从极权主义的国家集权转向分散的工人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知识分子委员会——也就是说，个人和社会之间不会是相互对立的一种统治形式，因为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证明，且是唯一的证明。这种狂暴的活动和思想组织的爆发被俄罗斯的反革命力量血腥镇压，俄罗斯在其中国同伙的帮助下，将这种人道主义称为“修正主义”毛泽东有很好的理由帮助他的俄罗斯伙伴，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当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我们国家的某些人很高兴。他们希望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发生……”[297]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能够在没有公开内战的情况下压制他的反对党，在某种程度上，他篡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无论是在一般意义上还是在具体使用上，“公社”，这一词一直站在马克思主义者争取自我解放的中间（1871年的巴黎公社）——在某种程度上，一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被它所吸引。然而，正如所谓“人民公社”[298]无法掩盖飢荒猖獗，在中国内部也無法掩蓋存在着根本的阶级划分的事实，正如在每个现代国家内部一样。毛没有魔法可以将这些对立的矛盾转变为他所谓的“旧”和“新”之间的区别。它不仅仅是存在与尚不存在之间的对立，它是共存的两种对立的现实形式之间的公开斗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共存也是证明自称共产主义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行的决定性因素。毛承认，和在普通的私人资本主义之下一样，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正是1943年迫使俄国理论家修正马克思的经济价值论的致命缺陷。不管叫什么名字，资本主义关系在生产这个点上都揭示了它们的剥削性质。俄罗斯为何“选择”修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国为何“选择”修正马克思的哲学，既因為世界危机的整体性，也因為两国重要的产业差异。俄罗斯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国，一个拥有价值观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欠发达国家，主要拥有的不是机器，而是6.5亿人。正是这种落后迫使中国提出——只是提出，而不是解决——人类方面的危机。然而，它无法掩盖二元性，即中国新统治阶级与其剥削的数百万人之间不可调和的二元性。它也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分裂成两个为争夺世界统治权而斗争的核大国——美国和俄罗斯——延伸到每个阵营的小凯撒——不仅是“西方”的戴高乐，而且是“东方”的毛泽东。毛不能把握辩证逻辑，这与“理解哲学”之间毫无关系。辩证逻辑是自由的逻辑，只有真正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才能掌握。这就是实现人类潜能的关键所在，也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新关系所在，它可以减轻工业化的陣痛。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主观主义的类型，它掩盖了毛泽东迫切需要将人们的思想斗争转变为对他们洗脑的动力。这种无情的逻辑吞噬了毛本人，并导致他阐述了一种理论，不是革命的，而是倒退的。对这种“理论”的客观强迫当然来自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特色的残酷形式。正如一般资本主义的破产伴随着它的思想破产一样，国家资本主义扩展到名不符实的“公社”也伴随着毛泽东的陈腐思想，即没有任何哲学方法的真正结局。斯大林在承认价值规律在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运作时，不得不强行将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分开，以试图否认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毛大声宣称这是“社会主义”。尽管有这种彻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概念；尽管对中国群众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剥削；尽管中国具体入侵了其他的领土；尽管在中国国内出现了反抗共产党主子的声音，毛泽东在国外抽象的革命雷霆却得到了共产党内外好戰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对我们时代的悲哀评论，暴露了今天声称“马列主义者”的人对群众的自我活动完全缺乏信心。只有在有国家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他们的战斗才能获得动力。我们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是，我们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甚至比那些當权派更害怕无产阶级群众的自我动员，且似乎缺乏了国家权利的支持就无法行动。另一方面，数百万为自由而奋斗的人的主观性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自由斗争不仅限于匈牙利或非洲、俄罗斯或中国；其中還包括美国[299]和西欧。挑战在于概念与现实的新统一，这将释放人类尚未开发的巨大能量，一劳永逸地结束马克思所谓的人类史前史，使其真正的历史最终得以展开。注释 [1]我要感谢年轻学者乔纳森·斯宾塞（校註：即史景遷）为本章所做的一些研究，并感谢他对汉语的了解。当然，对材料的分析和政治结论自然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2]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新工作的负担。 [257]MaoTse-tung,OnContradiction,InternationalPublishers,NewYork,1953.毛泽东，《矛盾论》，国际出版社，纽约，1953 [258]1958年为6亿。自1960年以来，人口参考一直跃升至7亿甚至7.5亿。没有准确的计数。 [259]StatementoftheChineseWarMinistertoSamWatsonoftheBritishLabourParty,quotedinTime,Dec.1,1958.1958年12月1日，《时代》杂志引用了中国国防部长对英国工党山姆·沃森的声明。 [260]QuotedbyThomasPerryThorntoninhis"Peking,MoscowandtheUnderdevelopedAreas"inWorldPolitics,July,1961.托马斯·佩里·桑顿（ThomasPerryThornton）在《世界政治》（1961年7月）的《北京、莫斯科和不发达地区》中引用了这句话。 [261]Chinesechildrenmustlearntherhymes: "MaoTse-tungislikethesun: Heisbrighterthanthesun...""" AndoneChinesegovernorcameupwiththisone: "Thesunshinesonlyintheday,themoonshinesonlyatnight. OnlyChairmanMaoisthesunthatneversets.""" (QuotedinMao'sChinabyYgaelGluckstein) 中国孩子必须学会的押韵： “毛泽东像太阳： “他比太阳还亮……” 一位中国省长提出了这个建议： “太阳只在白天发光，月亮只在晚上发光。 “只有毛主席才是永不落下的太阳。” （YgaelGluckstein在《毛泽东的中国》中引用） [262]PhenomenologyofMind,p.541,TheMacmillanCo.,NewYork.《精神现象学》，第541页，麦克米伦公司，纽约。 [263]TheindispensablebookfortheEnglishreaderisTheHundredFlowersCampaignandtheChineseIntellectualsbyRoderickMacFarquhar(StevensandSonsLimited,London:FrederickA.Praeger,NewYork).IthasaminimumofcommentandamaximumoftranslationsfromofficialChinesesources.Thequotationsusedhereareallfromthatbook.英文读者不可缺少的书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百花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StevensandSonsLimited，伦敦：FrederickA.Praeger，纽约）。它有最少的评论和最多的從官方中文来源的翻译。这里使用的引文都来自那本书。 [264]RevolutionaryCommitteeofKuomintang.Asallpartiesper-mittedtoexistinChina,ithadtoaccept"theleadershipoftheCom-munistParty."InthecaseofLungYun,whowasbornin1888andhadbeenamemberoftheKuomintangCentralCommittee,1931-49,butexpelledfromitfordefectingtotheCommunists,hehadbeengivenhighgovernmentalpostsinCommunistChina.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于所有政党都允许在中国存在，它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龙云为例，他生于1888年，曾在1931-49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但因投奔共产党而被开除，他在共产主义中国担任过高级政府职务。 [265]SeeTheSino-SovietDispute,documentedandanalyzedbyG.F.Hudson,RichardLowenthalandRoderickMacFarquhar;FrederickA.Praeger,NewYork,1961.AlsoseeTheSino-SovietConfict,1956-61byDonaldS.Zagoria,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2;andTheNewColdWar:Moscowv.PekinbyEdwardCrankshaw,PenguinBooks,Middle-sex,England,1963.参见G.F.Hudson、RichardLowenthal和RoderickMacFarquhar记录和分析的中苏争端；FrederickA.Praeger，纽约，1961年。另见DonaldS.Zagoria的《中苏冲突》（1956-1961），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新冷战：莫斯科v.北京》，爱德华·克兰肖著，企鹅图书，英国《中产阶级》，1963年。 [266]CommunistChinaDigest,May2,1960.共产中国文摘，1960年5月2日 [267]ConsultChapter3,"EconomicDevelopment,"CommunistChinaandAsiabyA.DoakBarnett,HarperBrothers,NewYork,1960;Mao'sChinabyYgaelGluckstein,AllenandUnwin,London,1957.SeealsoChaoKuo-chun,EconomicPlanningandOrganizationinMainlandChina,1949-57.请参阅第3章“经济发展”，A.DoakBarnett，HarperBrothers，纽约，1960；共产主义中国和亚洲；毛泽东的中国，YgaelGluckstein、Allen和Unwin，伦敦，1957年。另见赵国春，中国大陆的经济规划和组织，1949-57。 [268]OneofthebestbooksonagricultureisAgrarianPolicy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1921-1959byChaoKuo-chun,AsiaPublishingHouse,NewDelhi,1960.关于农业的最好书籍之一是赵国春的《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1921-1959），亚洲出版社，新德里，1960年。 [269]QuotedbyH.F.Schurmanninhis"PekingRecognitionofCrisis,"ProblemsofCommunism,September-October1961.引用自舒曼（H.F.Schurmann），《北京对危机的认识》，共产主义问题，1961年9月至10月。 [270]ThereportisincludedinADocumentaryHistoryofChineseCommunismbyBrandt,SchwartzandFairchild.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1952.AlsoseeSovietRussiaandTheEast,1920-27,adocumentarysurveybyX.J.EudinandRobertC.North,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57.该报告收录在Brandt、Schwartz和Fairchild的《中国共产主义纪录片历史》中。哈佛大学出版社，麻萨诸塞州剑桥市，1952年。另见苏维埃俄罗斯和东方，1920-27，X.J.Eudin和RobertC.North的纪录片调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 [271]From"TheMilitaryBulletinoftheCentralCommittee,"Shanghai,quotedbyHaroldIsaacsin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1938edition.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ldIsaacs）在《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年版）中引用了《中央军事公报》（TheMilitaryBulletinofTheCentralCommittee），上海。 [272]EdgarSnow,RedStarOverChina.ConsultalsoStalin'sFailureinChina,1924-27,byConradBrandt.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1958]EdgarSnow，中国上空的红星。另请参阅康拉德·勃兰特（ConradBrandt）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2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58年。 [273]ChineseCommunismandTheRiseofMaobyBenjaminSchwartz、SeealsoRobertNorth,TheKuomintangandTheChineseCommunistElites.本杰明·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另见罗伯特·诺斯，《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 [274]QuotedbyJohnKautskyinMoscowandtheCommunistPartyofIndia,TechnologyPressofMITandJohnWileyandSon,New.York,1956.约翰·考茨基（JohnKautsky）在莫斯科和印度共产党的采访中引用了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出版社和约翰·威利父子（JohnWileyandSon）的话。约克，1956年。 [275]OnthePresentSituationandOurTasks,December25,1947.ForeignLanguagePress,Peking,1961.关于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北京外国语出版社，1961年。 [276]AddresstothemembersoftheAll-ChinaSalvationLeague,quotedbyIsaacs,ibid.致中华救国同盟成员的讲话，艾萨克引述，同上。 [277]InternationalPublishers,n.d.Judgingbythereferencenoteswhichgothroughtheyear1949,thispamphletwasprobablypublishedin1950.国际出版商，n.d.从1949年的参考资料来看，这本小册子大概是1950年出版的。 [278]InternationalPublishers,NewYork,1958;ForeignLanguagePress,Peking,1961.国际出版社，纽约，1958；外文出版社，北京，1961。 [279]"HowOriginalIs'Maoism'?"byArthurA.CoheninProblemsofCommunism,November,December,1961.“毛主义有多原始？”阿瑟·科恩（ArthurA.Cohen）在《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ofCommunism），1961年11月、12月。 [280]AudreyDonnithorne,"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inTheWorldToday,April,1961.奥黛丽·唐尼索恩，《中国的经济发展》，《今日世界》，1961年4月。 [281]TranslatedandpublishedinPekingReview,June16,1961.1961年6月16日翻译并发表在《北京评论》上。 [282]Ibid同上 [283]SelectedWorksofMaoTse-tung,Vol.IV,ForeignLanguagePress,Peking,1961.《毛泽东文选》，第四卷，外国语出版社，北京，1961年。 [284]Ibid.Alsosee,GeorgePaloczi-Horvath,MaoTse-tung,EmperoroftheBlueAnts,Doubleday&Co.,lnc.,NewYork,1963.同上。另请参阅GeorgePaloczi-Horvath，毛泽东，蓝蚂蚁皇帝，Doubleday&Co.,lnc.，纽约，1963年。 [285]OrientalDespolismbyKarlA.Wittfogel,YaleUniv.Press,1957.卡尔·维特福格尔的《东方专制主义》，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 [286]YgaelGlucksteinthusspoilsanotherwisefinestudy,Mao'sChina,whichwerecommend.因此，伊盖尔·格鲁克斯坦破坏了我们推荐的一本其他方面都很好的研究《毛泽东的中国》。 [287]Ibid.AlsotheChinaQuarterlycarriescompetentcurrentarticles,andthePekingReviewgivestheofficialChineseCommunistview.同上。《中国季刊》也有权威的时事文章，《北京评论》给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观点。 [288]TranslatedandpublishedinthePekingReview,May26,1961.翻译发表于1961年5月26日的《北京评论》。 [289]MaoTse-tung,"TheQuestionofAgriculturalCooperation,"quotedabove,ibid.上文引述毛泽东《农业合作问题》，同上。 [290]IdonotmeantosaythathadtheTrotskyistsfollowedTrotsky's"line"theywouldhavehad"thecorrectsolution."Farfromit.ThefactthatTrotskyhadneveracceptedthetheoryofstate-capitalismandtohisdyingdaymaintained,inhistheoryofpermanentrevolution,hisunderestimationoftherevolutionaryroleofthepeasantry,precludedthat.(Seemypamphlet,Nationalism,Communism,Marxist-HumanismandtheAfro-AsianRevolutions,pp.21-22.News&Letters,Detroit,Mich.,1959:Cambridge,England,1961.)WhatIdomeanisthatTrotskywrotevoluminouslyagainsttheclass-collaborationistpolicyofStalinforChina,againstMaoTse-tung'smilitaryconceptionofencirclingthetownsinsteadofappealingtotheproletariatwithinthemtoriseandleadthestruggleofthepeasantry,andagainsttheconceptofa"Soviet'China"-incavesl(SeeLeonTrotsky:ProblemsoftheChineseRevolution,withAppendicesbyZinoviev,Vuyovitch,Nassunovandothers,PioneerPub-lishers,1932;ThePermanentRevolution,PioneerPublishers,1931;IntroductiontoHaroldR.Isaacs'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AppendicesII&IIItoTheHistoryoftheRussianRevolution,Simon&Shuster.1987:"SummaryandPerspectivesoftheChineseRevolution"inTheThirdInternationalAfterLenin,PioneerPublishers,1936;andStalin,Harper&Bros.,1941.)LeonTrotsky'swidow,NataliaSedova,wassoshockedwhentheFrenchpress(France-Soir,Nov.7,1961)attributedtoherthe.statementthatLeonTrotskywas"thespiritualfatherofMaoTse-tung"thatshewrotethem(Nov.9)indignantly: "1_AgreatrevolutionarylikeLeonTrotskycouldnotinanywaybethefatherofMaoTse-tungwhowonhispositionindirectstrugglewiththeLeft-Opposition(Trotskyist)andconsolidateditbythemurderandpersecutionofrevolutionariesjustasChiangKai-shekdid.ThespiritualfathersofMaoTse-tungandofhispartyareobviouslyStalin(whomhealwayscreditsassuch)andhiscollaborators,Mr.Khrushchevincluded. 2_IconsiderthepresentChineseregime,thesameastheRussianregimeorallothersbasedonthelattermodel,asfarfromMarxismandtheproletarianrevolutionasthatofFrancoinSpain." 我并不是说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果遵循托洛茨基的“路线”，他们就会有“正确的解决方案”。远非如此。托洛茨基从未接受过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直到临死前，在他的不断革命理论中，他一直低估农民的革命作用，这一事实排除了这一点。（见我的小册子《民族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亚非革命》，第21-22页。新闻与通讯，密歇根州底特律，1959年：英国剑桥，1961年。）我的意思是托洛茨基写了大量的文章，反对斯大林对中国的阶级合作政策，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构想，即包围城镇，而不是呼吁城镇内的无产阶级起来领导农民的斗争，反对“苏維埃‘中国’”的概念（参见《利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及其附录》，齐诺维耶夫、武约维奇、纳苏诺夫等人，《先锋出版社》，1932年；《不断革命》，先锋出版社，1931年；《哈罗德·R·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简介；《俄罗斯革命史》附录二和附录三，西蒙和舒斯特，1987年：《继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展望》，先驱出版社，1936年；斯大林，哈珀兄弟出版社，1941年。）利昂·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亚·塞多娃（NataliaSedova）被法国媒体（FranceSoir，1961年11月7日）將利昂·托洛茨基是“毛泽东精神之父”的声明归咎于她，她愤怒地写道（11月9日）： “1——像利昂·托洛茨基这样的伟大革命者绝不可能是毛泽东之父，他在与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直接斗争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并像蒋介石那样通过谋杀和迫害革命者巩固了这一地位。毛泽东及其政党的精神之父显然是斯大林（他一直如其所是地評價斯大林）和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合作者。 2——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政权，与俄罗斯政权或基于俄罗斯政权模式的所有其他政权一样，与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一样，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去甚远。” [291]SeeEdwardCrankshawinTheLondonObserver,February12and19,1961.见爱德华·克兰肖（EdwardCrankshaw）于1961年2月12日和19日在《伦敦观察家报》（LondonObservator）发表的文章。 [292]TheEnglishtranslation,releasedbyTasswaspublishedinTheNewYorkTimes,Dec.7,1960.InviewofthefancifulinterpretationbyRussian"experts,"especiallyIsaacDeutscher(Reporter,Jan.5,1951)abouthowthe"compromise"betweenKhrushchevandMaowasachievedatthismeetingofthe81CommunistPartieswhichwassupposedtohavebeen"verynearlyarevivaloftheoldCommunistInternational,"itisimportanttoget"firstreactions"andcomparethemwiththepresentstageoftheSino-Sovietrupture.Seemyanalysisofthis"NewRussianCommunistManifesto"inNewsLetters，January，1961.塔斯社发布的英文译本发表在1960年12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鉴于俄罗斯“专家”，尤其是艾萨克·德伊彻（记者，1951年1月5日）对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的“妥协”是如何在81个共产党的这次会议上实现的，而这次会议本应“非常接近于旧共产主义国际的复兴”，因此获得“第一反应”并将其与现阶段的中苏分裂进行比较是很重要的。见我在1961年1月的《新闻快报》中对这一“新俄罗斯共产党宣言”的分析。 [293]SeetheDraftProgramofthe22ndRussianCommunistPartyCongressreleasedbyTassJuly30,andpublishedinTheNewYorkTimes,Aug.1,1961.Consultalso"The22ndPartyCongress"byMerleFainsod,issuedasaspecialsupplementofProblemsofCommunism,Nov.-Dec.1961.参见塔斯社7月30日发布的《俄罗斯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并于1961年8月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另请参阅梅勒·法因萨德的《第二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该大会于1961年11月至12月作为《共产主义问题》的特别补充发表。 [294]IssuedinEnglishbyForeignLanguagePress,Peking,1963,Thepagenumberscitedherearetothisedition.Thereply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RussianCommunistPartyonJuly15waspublishedinTheNewYorkTimes,July15,1968.北京外国语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英文版，此处引用的页码为本版。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15日的答复发表在1968年7月15日的《纽约时报》上。 [295]ThismapisreproducedintheNewRepublicof4/20/63inanarticle,"China'sBorders,"thethirdofaseriesofarticlesbyJ.JacquesFrancillon.Theotherarticlesappearintheissuesof3/16/68and3/23/63.(SeealsoB.ShivaRae'sarticleintheNationalObserverof7/23/63.)这张地图在63年4月20日的《新共和国》中被J.JacquesFrancillon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三篇文章《中国的边界》复制。其他文章载于68年3月16日和63年3月23日的期刊上。（另见B.ShivaRae在63年7月23日《国家观察报》上的文章。） [296]BynowthebooksontheHungarianRevolutionarelegion,andyetfewgofullyintotheWorkers'Councils,andfewerstillbringouttheHumanismofMarxismasitdevelopedinthedisputesamongCommunists.Nevertheless,thefollowingarethebestinpresentingtherecordoftherevolutionariesandthetypeofeye-witnessaccountsthatconcentratedonthem:TheHungarianRevolution,aWhiteBookeditedbyMelvinJ.Lasky,Praeger,1957;BehindtheRapeofHungarybyF.Fejto,N.Y,McKay,1957;ImreNagyonCommunism:InDefenseoftheNewCourse,Praeger1957.ConsultespeciallyTheReview,publishedbytheIrmeNagyInstitute,No.4,1960;Vol.IINo.2,1962."MyExperiencesintheCentralWorkersCouncilofGreaterBudapest"byMiklosSebestyen..ThemagazineEastEuropealsocarried(April1959)"EyewitnessReportofHowtheWorkersCouncilsFoughtKadar."Alsoconsult"SpontaneityofActionandOrganizationofThought:InmemoriamoftheHungarianRevolution,"publishedbytheMarxist-HumanistGroupofGlasgow,Scotland,November,1961.到目前为止，关于匈牙利革命的书籍已经有很多，但很少有人深入到工人委员会，很少有人在共产党人之间的争端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然而，以下是最能展示革命者记录和集中于他们的目击者描述类型的：匈牙利革命，梅尔文J.拉斯基编辑的白皮书，Praeger，1957年；《F.Fejto强奸匈牙利案背后》，纽约，麦凯，1957年；ImreNagy论共产主义：为新课程辩护，Praeger1957年。特别是查阅IrmeNagy研究所出版的第41960号评论；第二卷第2期，1962年。MiklosSebestyen的“我在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的经历”。《东欧》杂志也刊登了（1959年4月）“关于工人委员会如何与卡达尔斗争的目击者报告”另请参阅苏格兰格拉斯哥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团体1961年11月出版的《行动的自发性和思想的组织：纪念匈牙利革命》。 [297]MaoTse-tung,OntheCorrectHandlingofContradictionsAmongthePeople.毛泽东，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298]See"HungerinChina,LettersfromtheCommunes-II,"IntroductionandNotesbyRichardL.Walker,specialsupplementtoNewLeader,May1961.见“中国的饥饿，公社的来信II”，理查德·沃克的介绍和笔记，1961年5月《新领导人特别副刊》。 [299]SeeAmericanCivilizationonTrial，secondedition，NewsLetters，Detroit,Mich.,August,1963.见《美国文明审判》，第二版，《新闻快报》，密歇根州底特律，1963年8月。
〔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2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7-5382-5290-8 I.马…Ⅱ.①杜…②傅…Ⅲ.马克思著作研究—人道主义IV.A81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7060号学术策划王土林夕柳叶文库工作室俞晓群杨力马芳刘国玉总发行人俞晓群责任编辑赵中男王之江美术编辑谭成荫封面设计林林责任校对刘瑮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发行辽宁省新华书店印刷沈阳新华印刷厂版次199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0.375 字数249千字插页1 印数1—6300册定价11.4元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美〕杜娜叶夫斯卡娅著傅小平译 (1957) ·序言及导言集第一部分从实践到理论：776—1848 ·第一章革命的时代：工业革命、社会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 ·第二章古典政治经济学、工人起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第三章新人道主义：马克思早期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二部分在历史转折点的工人与知识分子：1848—1861 ·第四章工人、知识分子与国家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第五章美国南北战争对《资本论》结构的影响 ·第六章巴黎公社的启示与《资本论》内容的深化 ·第七章人道主义与《资本论》（第一卷，1867—1883年）中的辩证法 ·第八章《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逻辑和规模 ·第九章第二国际（889—1914）第四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马克思主义的大分裂 ·第十章第二国际的崩溃和列宁思想的突破 ·第十一章组织形式：无产阶级自发的自我组织与“先锋队政党”的关系 ·第十二章革命之后是什么？第五部分我们时代的问题：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 ·上篇俄国舞台 ·第十三章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人起义 ·第十四章斯大林 ·第十五章俄罗斯神话结束的开端 ·下篇美国舞台 ·第十六章自动化与新人道主义 ·【补译】第十七章毛泽东的挑战 ·【补译】第十八章文化大革命还是毛主义者的回应
刘师复《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1912年5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刘师复（1912年5月）〔说明〕载于《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01-105页。自由平等之名，妇孺能道之矣。然有二事，绝对违背自由平等之公理，而人反习焉不以为怪者，即用仆役及乘轿乘人力车是也。阶级制度者，平等自由之大敌也。有政治则有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阶级，有私产则有富人与平民之阶级。雇主与仆役，乘车斩者与车轿夫，即所谓富人与贫民阶级中之一部分也。由理论言之：欧美之资本家，以贱值雇贫民工作，己则渔其厚利，言社会主义者，挤击之不遗余力，至称之为强盗。以其掠夺劳动家神圣之劳力所获得之结果，（即资财）而以为一己之私利也。用仆役及乘车轿者亦掠夺他人神圣之劳力所获得之结果，（谓逸乐）而以为一己之私乐者也。何以言之？劳动家出其劳力，或治农，或治工，其结果为农产或工业品。此农产或工业品所得之利，皆劳力之所致，（其用以生产之材料机器及土地，亦皆由劳动家所制造及垦辟，资本家无丝毫之力。）即应为劳动家所享受。今其利乃尽归于资本家，而劳动家则为其牛马。故谓之掠夺他人劳力所获之结果。今用仆役者，可执最浅之厨役言之：厨役出其劳力所得结果，为精美之烹调品，此结果既为劳力之所致，亦应为劳力者所享受。今则工作者不得分享，而安坐堂皇之主人从而掠夺之。（他种仆役亦然）轿夫车夫劳力之结果为“由此达彼”，然出此劳力者，本非“欲由此达彼之人”，是“由此达彼”之利益，出劳力者未尝享受，乘轿车者从而掠夺之，此与资本家之掠夺劳动家，其间相去能以寸耶？由事实言之：资本家夺劳动家所获之农工品，仍售之于社会，此社会尚间接得受劳动家之赐。在劳动家一方面，应得之利，虽被人掠夺，而己所生产之物品，仍足以供给社会之需要，不失为有功于社会，人格未尝少损，表面亦无主奴之分。若用仆役与乘车轿乃掠夺他人之劳力以为一己之逸乐，在仆役与车轿夫一方面，则徒卖力以供私人之逸乐，而于社会未尝少补。人格已全归消失，与奴隶无异，其不幸视劳动家为尤惨。役之者损灭他人人格，其罪视资本家当更大。此仆役与车轿二者断不应存在之理由，用之乘之者特未之思耳。昔巴枯宁尝曰：“吾之所以自由，所以为人，因吾认他人之自由，敬他人之人格。因敬众人之人格，而亦敬我。若他人不自由，我亦不自由。他人若为奴隶，我之自由亦失。他人若无人格我之人格亦减色”。由是言之：则用仆役与乘车斩者，不独灭他人之人格，侵他人之自由，抑亦不敬自己之人格，不尊自己之自由矣。然有误认仆役与车轿夫为社会分功之一事而以为于理无害者。今请释之：在大同之世，人人平等，或为工程师，或为矿夫，或为建筑师，或为土木匠，其品位皆相好，无尊卑贵贱之分，教育平等，智识齐一，所享乐利，一切平均。此时各就其力之所长，性之所近，人人执一有益于人之业，以成互相扶助之社会，所谓仆役之名，车轿之物，自然绝迹，此为分功之极义，亦即人类进化之趋点也。若在今日，则凡正当的职业，为人类生活所不可或缺者，如农工医术教育之类，必有人分任其事，然后可成社会，而断不能求备于一身，此在今日可谓之分功者也。（此辈在今日不正当之社会中，其地位容或有所不齐，然以吾人社会主义之眼光观之，则皆为最高尚神圣之职业，以其为社会生活不可一日缺者也。若如商贾、官吏、军人、律师、警察、娼妓、强盗等，或非生活所必需，或为社会之大害，皆不得为正当之职业。）至于奴隶的职务，如婢妾奴仆车轿夫等等，乃为丧失人格之人，牺牲神圣之劳力，以博他人之逸乐。既无益于社会，复无益于一身，社会进化必随而废灭。盖炊爨，洒扫，行走道路，皆人人之所能为，并非不能求备于一身之事，故不得为百工之一，即亦不能谓为分功，直可谓为奴隶之一种。此种悲惨无告之人类，吾辈稍具自由思想者，当为之疾呼解放，尚何忍借分功之说以自文其背理哉？乃又有明知其非，而以虑仆役及车轿夫之失业为词者。请以一最浅譬晓之：赌之当禁。人皆知之矣，其将虑赌徒之失业而开除赌禁乎？狭邪之当戒，人皆知之矣，其将虑娼妓之失业而以戒狭邪为非乎？吾知其必不然矣。仆役之不当用，轿与人力车之不当乘，其理同也。夫五官百体，人所同具，各有本能，断无除奴隶职业，一无所能之理。故吾谓不必虑仆役与车轿夫之失业，但使人人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则凡为仆役为车轿夫者，皆将去而别谋正当之生业。令今日社会上无量数可悯之夫，一旦恢复其自由之人格，岂不美哉？一九一二年，五月。
马尔科姆·X：其人，其思想（﹝美国﹞乔治·布莱特曼（GeorgeBreitman），1965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MalcomX:TheManandHisIdeas 马尔科姆·X：其人，其思想 ﹝美国﹞乔治·布莱特曼（GeorgeBreitman）1965年杨云舟译、谷书存校对本文为乔治·布莱特曼于底特律“尤金·维克多·德布斯”礼堂（EugeneV.DebsHall）向“周五晚社会主义者论坛”（FridayNightSocialistForum）所作演讲。现在要提起马尔科姆·X的罹难依然令人痛苦万分。当下若想全面地对其予以评价恐还为时尚早，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公正、全面地衡量他。马尔科姆的死之所以如此怆痛，是因为在这个没有他的世界里，我们倏间变得更加渺小、无力，更加脆弱。我们怅然若失，不仅为他的家人，也为他本建立着的运动，还为黑人群体，更为整个革命事业。每个人心中都有恸哭的冲动，因为不忍面对他仍值壮年却死于非命的事实；因为马尔科姆依然年轻，还没来得及为这场斗争、为人类的解放贡献出他全部的、所有能够献出的力量。二十五年前，当另一位革命家遇刺身亡时，我还是个青年人，而那位革命家名叫列夫·托洛茨基。当时的我或许并未完全意识到托洛茨基在领导、洞见和政治智慧上的重要程度，又或受到了广大同辈的影响，认为情感宣泄是懦弱的表现。总之，在托洛茨基殒命后，我没有哭。但马尔科姆离世时，我却止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并非认为他在此二人中更为出众。我为马尔科姆哭泣原因之一是，三十九岁的他还处在人生的上坡路，正在为他的抱负奋斗，由他领导的运动也方才起步；而六十岁的托洛茨基则早已迈入了思想和事业的成熟期，业已为今后的运动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不管是战争、迫害——来自轴心国，也来自同盟国——冷战行为还是政治猎巫都无法抹去他的贡献。但即便谈论马尔科姆仍是如此令人痛心，想要全面评价其人也尚还困难，我们至少能着手审视他的思想遗产及其形成经过。于此，我们要尽力从情绪中抽离，加以克制。这便是三周前，马尔科姆在底特律讲演时所提倡的精神——清醒地思考当前的斗争，思考权力结构扼杀、阻挠斗争的方式；清醒思考，依仗理性，拨云见日。家庭背景在西印度群岛被一名白人男性奸污后，马尔科姆·利特尔的外祖母诞下了他的母亲。马尔科姆四岁时，他一家的居所遭三K党徒付之一炬。六岁时，其父不幸惨死，据信是因私刑遇害。马尔科姆的家庭自此支离破碎，年轻的他开始往返于福利院和寄宿家庭之间。他曾就读密歇根州梅森县的一所小学，成绩优异，却在十五岁的年纪戛然辍学。马尔科姆接着去到波士顿投靠姐姐，打工维生。在当时，像他这样的黑人小孩只能去擦皮鞋、卖汽水、在饭店打杂、在开往纽约的列车餐车上帮手、或者在哈林区的食肆里侍客。不久，马尔科姆便于波士顿地下世界的堕落中沉沦。他开始赌博吸毒，偷拐抢骗。这些都记载在他即将出版的自传里，包括是如何因入室行窃被捕、定罪并被判处了十年监禁。这是1946年的事，马尔科姆才不到二十一岁，和在座的许多听众年纪相仿。丛林法则马尔科姆彼时怀着的是怎样的信念？那时的生活在他眼中不过是一片丛林，只有最凶悍的人才能生存——抽刀杀向弱者，人人各为其主，皆受丛林法则的驱使。马尔科姆的第一份工作是拜一位朋友所赐。那位朋友向他忠告：“一定记住，这世上所有东西都是拼出来的。” 马尔科姆的父亲生前一直仰慕马库斯·加维，但“种族自豪”对还身穿“阻特装”的小马尔科姆来说简直天方夜谭。他东施效颦地试图把一头非洲卷发拉直成白人的模样。他的见识都从白人那里得来，也正是白人将种族社会的伪学装进了他的脑子。在今天的黑人区，太多的年轻人和1946年的马尔科姆别无二致。狱中皈依监狱有如地狱,但亦是用来思考的好地方，许多重要的抉择都诞生在监狱。我们所在的这座礼堂得名于尤金·V·德布斯，他正是于1895年下狱时皈依了社会主义。同样在狱中改信的马尔科姆即将迎来人生的转折。通过家书往来和亲友探视，马尔科姆得知了一个由伊利亚·穆罕默德率领、名为“伊斯兰民族（NationofIslam）”的组织。此美国教派在民间俗称“黑人穆斯林”，视安拉为真神，奉行正统穆斯林的部分礼法，某些地方稍作更调，尤其是种族相关的内容。伊斯兰民族教诲道，当人间还是乐园时，最初的人都是黑皮肤。白人是堕落而低贱的亚种，命中注定在统治世界六千年后灭亡。六千年之期现已终结。黑人能够在即将来临的灭世之灾中幸免，但唯有与白人彻底分离、并信奉安拉的信使——穆罕默德——方可得救。站在科学的角度，“黑人穆斯林”不过是和其它宗教一般玄妙的神话传说。但在宗教团体外，“黑人穆斯林”亦是一场潮流运动。它的存在为底层社会提供了庇护和希望，为自我革新带来了激励。在一个残忍、压迫的世界里，它将手足同心、团结一致的精神传播了开来。有关“黑人穆斯林”运动的细节，我在此不加赘述，有数目可观的文献供大家参考。我想指出的要点是，马尔科姆在狱中彻底皈依了宗教，奉伊利亚·穆罕默德为圣人，相信伊斯兰民族能将他和他的族人领上一条通往救赎之路。自我教化马尔科姆上到八年级就辍学了。在服刑的日子里，为了能在出狱后更好地参与“黑人穆斯林”运动，他开始自学演讲与辩论。不知从何学起的他只好先翻开字典，把认为有用的单词誊抄在一张表格里。但才翻完字母A打头的词，表格就抄不下了，词语之多让马尔科姆惊讶不已。他从A一直翻到了Z，并感悟到：“有生以来头一次，我能真正看懂一本书上都写了什么。”马尔科姆的经历可谓是密歇根州——乃至整个美国——黑人受教育程度的缩影。从那时起到他出狱，马尔科姆只要有空便一头扎进图书馆，按他的话说“去挑上几本书读”。不消数年，他将跻身美国最伟大辩论家的行列。政客、大学教授、记者和任何敢于挑战他的人，无论黑白，都不在话下。在黑白两色的贫民区内，隐匿着不可计数的天赋才智。只需赋予其生活的希望和目标，他们便能挣脱束缚，发光发热。组织才能六年铁窗生涯后，在1952年的春天，二十七岁的马尔科姆从长兄威尔弗雷德那里得到了一份工作，也因此被批准假释。出狱后的马尔科姆在底特律的贫民区干起了家具销售。同年晚些时候，他赶赴芝加哥听伊利亚·穆罕默德演讲，二人初逢。伊斯兰民族运动吸纳了马尔科姆，并赐名“马尔科姆·X”。他自愿承办起底特律方面的组织活动，成绩斐然。底特律清真寺注册的信众数量翻了三番，马尔科姆也被提拔为了助理传教士。 1953年底，马尔科姆迁往芝加哥与穆罕默德共同起居，接受了数月之久的训练。穆罕默德把他派往了尚还没有任何清真寺的费城。不到三个月，一座清真寺拔地而起。马尔科姆显然有着非凡的才干、精力和投入。穆罕默德钦点他去领导纽约方面的运动，于是在1954年，不到30岁的马尔科姆重返纽约哈林区。不出数年，他便助偏隅一方的“黑人穆斯林”名满美国，他自己也蹿升为全美名人，成为了趋之若鹜的演说家和激进青年的偶像。演说家马尔科姆在顺着时间继续讲起之前，我想特别提一下马尔科姆的演说才能。我本人并非专长于演说，如果有专家能就此作一番研究便再好不过。现存材料不少，马尔科姆的许多言谈都有录音留存。他的演说风格独特。扼要，干练，如同箭矢，不加丝毫矫饰。他修辞求简，扎根于广大听众的寻常经验。马尔科姆深谙大众心理，了解他们所感所想和强弱之处。不费一句多余口舌，也不加半点阿谀奉承，便能直击听众的理智与情感。不过，虽然有着超凡地打动、激励之能力，马尔科姆的首要武器依然是理性而非感性。尚在早年间，还在谈日后将遭摒弃的思想时，马尔科姆就已经如此。比如他63年十一月在底特律群众大会（GrassRootsConference）上为黑人穆斯林所作之演讲，资料能从非裔美国人广播录音（Afro-AmericanBroadcastingandRecording）出版社找到。这是马尔科姆一生所作最伟大的演讲之一。尽管并未反映他的后期思想，但依然值得反复细听，因为刚才所提到的品质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有许多媒体诽称他为“煽动家”。但从这份演讲中我们能听出，马尔科姆与所谓的煽动家截然不同。他的力量完全来自于理性。这种风格亦迥异于伊利亚·穆罕默德。首先，穆罕默德并不具备马尔科姆的幽默和机智。更关键的是，穆罕默德演说的力量来自于宗教，来自于神圣权威与身后来世；马尔科姆的武器是理性，是逻辑。马尔科姆关注的是现实和当下，即便仍出入穆罕默德左右时也一样。穆罕默德的讲道只有虔诚的信徒才听得进去，但马尔科姆的成功不只限于穆斯林群体。寥寥数语不足以完整的勾勒出马尔科姆的演说生涯。我只希望抛砖引玉，把更深入研究的机会留给更有能力的人。我唯一要表达的是，在向最受压迫群体进行思想传递这方面，美国历史上再鲜有人能做得比他更好。不仅仅是技巧问题；技巧是通用的，任何人凭借都能学习掌握。马尔科姆可贵在于能与受苦之人有如此紧密的联结，能如此成功地与他们沟通；因为他为他们发声，他视自己为他们中一份子。马尔科姆是受压迫者对自由之渴望的真切表达，是来自受压迫历史的产物，正如列宁是俄罗斯人民的产物一般。分道扬镳我们现在来到了1963年，马尔科姆第二个人生阶段的终点。在接下来的1964年三月，他将与穆罕默德分道扬镳。1963年是黑人运动风起云涌之年，千千万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在这一年，黑人运动从南方发展到了北方城市的贫民区，那里也是“黑人穆斯林”的堡垒。民权运动尚未演变为革命，但俨然是革命的序曲。这一背景诞生了一个困境，最终引发了“黑人穆斯林”运动的危机。 “黑人穆斯林”的激进立场促进了其它黑人组织的左倾，这是积极意义。但当斗争真正到来时，“黑人穆斯林”却往往隔岸观火。他们言辞激烈，但对非穆斯林黑人的遭遇却袖手旁观。白人和黑人造反派两者与他们皆非同路。在“黑人穆斯林”内部，分歧初现端倪。受马尔科姆影响、更加激进的少壮派已经摩拳擦掌，希望把言语付诸实践。穆罕默德试图平息态势。在1963年二月的全国组织大会上，他号召独立开展黑人政治运动，但旋即食言，并撤回了一系列其它介入行动，保持抽离立场。当“自由当下党（FreedomNowParty）”于六个月后建党时，穆罕默德更拒绝为其背书、禁止“黑人穆斯林”成员加入。马尔科姆在1963年十一月肯尼迪遇刺后站出来发表的评论，成为了决裂的导火索。穆罕默德将马尔科姆噤声，又故意停止其所有组织事务，意图羞辱他一番。不过，这只决裂的直接导因，而非根本原因。双方分手的根本原因在于黑人群体中不断涨潮的激进思想和群体行动。面对清真寺门前激愤的群众，这两派“黑人穆斯林”渴望以新的姿态做出恰当回应。成长与进步无论到来还是离去，马尔科姆与“黑人穆斯林”之间的关系都是建设性的。马尔科姆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投向了“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监狱的肉体隔绝，还有与社会和其族群间的隔绝。多年来，马尔科姆对组织做出了贡献，组织也让马尔科姆受益匪浅。作为替穆罕默德解决问题的头马，马尔科姆得以周游全美，得到了对贫民区黑人身份入木三分的理解。“黑人穆斯林”拓宽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头脑。马尔科姆的到来是因为孤单和迷茫，而离开则是因为他深入地接触、了解过了黑人群体，不再满足于“黑人穆斯林”的目标和期许；是因为他正成为愈来愈多寻求变革的人眼中的代言；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新使命，或者说，新的使命找上了他。在生平历练的驱使下，无论这份使命困难几何，他都义不容辞。离开想必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想想吧：在三十八岁的年纪，身旁妻女环绕；工作有保障，待遇不错，供车供房还补贴开支；受人敬仰；在工作中仅一人之下，上司还已年逾古稀、身体抱恙。这样的生活让别人来选，多半会走安稳的道路。专注份内，明哲保身，韬光养晦。毕竟，这才是正统的美国生活方式——不管是在商界、政府、教会、社团还是劳工群体。改变的实质但马尔科姆生性并非如此。穆罕默德和手下的牧师一边以严苛的教义要求“黑人穆斯林”信众，一边却宽于律己，简直如同清教传教士。这让马尔科姆十分困扰。他曾想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专注于外界正发生的黑人运动。为了肩负起对黑人群体的真正责任，“黑人穆斯林”需要采取新的，更大胆、激进的方针。但其他认识到需要变革的牧师却慎终如始——他们不是马尔科姆·X。在1964年初，马尔科姆经历了第二次“重生”。他意识到，自己的归宿在于黑人群众，而非穆罕默德的组织。作为“黑人穆斯林”领袖，他一度选择与腐朽的美国社会背道而驰。现在，他超越了单纯的“拒斥”（一种否定、消极的立场），进而选择与其抗争，组织运动以求变革（一种肯定的、积极的立场）。这是马尔科姆此次改变的实质。一些极左派黑人团体不理解马尔科姆，嗤笑其变得“软弱”，反而是美国统治阶级和代言人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于是，他们对单飞的马尔科姆变得加倍凶恶。当马尔科姆开始筹划一场新运动时，他们的仇恨和恐惧愈发得证。于此，威廉·F·瓦尔德曾评价：“在因刺客的枪弹殉道之前，马尔科姆早已被结党营私的媒体钉上了刑架。” 长期信条我们曾听过这样一个表达——“新的马尔科姆·X”。这种说法有对有错。自去年三月以来，马尔科姆的理念有增减，也有保留。在讨论新思想之前，我们先对一些贯彻始终的信条做简单的回顾：黑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自由；美国的政府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政府，没有带来自由的可能；自由派黑人和白人提倡的渐进主义无法实现平等；必须要揭发并反对“汤姆大叔”们；黑人必须依靠自己，把斗争掌握在自己手中；黑人必须自决其斗争的战略与战术；黑人必须选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领袖； ——在离开“黑人穆斯林”前，马尔科姆就坚持以上观点，一直持续到他辞世之日。更民主的运动发起一场新运动是十分困难且劳神的。激进派应当理解并同情这样的任务——同时迎战新旧之敌。从一开始，马尔科姆就表明他不想简单地复制、微调“黑人穆斯林”运动。他想要一种新的架构，一种新的领袖与群众间的联系。 “黑人穆斯林”的一切都以神秘化的领袖和信仰为中心，要求对神圣、全知首领的屈从。马尔科姆的愿景截然不同，从他单飞后第一场新闻发布会的发言便可略窥一二。他否认自己是“任何领域的专家”，还广开言路，呼唤来自各行各业——尤其是学生，无论黑白——的帮助。他不只接受建议，更主动寻求建议。他不只诚邀批评，更欢迎批评。我对此有切身体验。我从未与马尔科姆会面，也没有亲眼见过他。但我写过关于他的很多文章，其中大多都是对他的声援。他只对其中唯一一篇做过回应并表示感谢，而这恰巧是对他某场演讲评价最为批判的一篇。在我看来，这便马尔科姆的典型作风。每当读到对组织的一些问题有用或相关的材料时，马尔科姆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其他运动领导人也弄一份，以供一起阅读、思考，进而达到立场上的与时俱进、团结一致。在遇刺当天，他计划参加对其关于“非裔美国人团结组织（OrganizationofAfro-AmericanUnity，OAAU）”观点的讨论。显见的是，马尔科姆准备搭建一个架构远比“黑人穆斯林”民主，集体领导程度远高于“黑人穆斯林”的组织。以下事实亦可佐证：尽管令一些保守成员感到不满，但马尔科姆并不害怕与激进派交往，也不会拒绝他们加入组织。对自己的看法马尔科姆兼备肢体和头脑的胆识。只有全面地了解了单飞前他对穆罕默德的依从程度，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马尔科姆有多么勇敢。成年后，他与穆罕默德在不只十二年的时间里形同父子——不，还要更深，因为鲜有马尔科姆这般自觉、顺从的儿子。紧接着，马尔科姆瞬间变得孑孑一人。遇刺前三天，他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这样说道： “我曾是‘黑人穆斯林’的代言人。我曾信奉伊利亚·穆罕默德胜过基督徒信奉耶稣。我曾是如此信奉他，以至于我的头脑、身体和言语都百分百地为他和他的运动服务。我对他的信奉又吸引了更多的信众。”话锋一转，他接着说：“但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睡梦中，受人控制似的。现在，我的所想、所说都是出于自身，而之前都是按照、遵从伊利亚·穆罕默德的驱使。现在，先生，我自以吾脑思考。” 而这正是我国统治阶级一切力量纠结起来，试图阻碍、防止黑人所做的事——独立思考。你需要来自智力和体魄的胆量，来为自己思考、发声；思考新的主义，寻找被统治阶级禁止的观点；在肯尼亚的茂茂义士与刚果的辛巴战士中寻找它们。独立思考——这才是开放、坦诚、自由的思想和革命领袖的真正标志。宗教与黑人团结尽管与穆罕默德分手，但马尔科姆依然信仰伊斯兰教，不过自从去年麦加归来后便仅限于正统教义。即使离开了组织，他始终对穆罕默德赞赏有加。马尔科姆认为——或者说希望——在投身更广阔的黑人运动的同时，亦能避免与“黑人穆斯林”之间的摩擦。马后炮来讲，这种希望其实无端。由马尔科姆·X领导的独立运动是对美国所有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层的威胁。不消多时，穆罕默德便展开了无情的中伤攻势，意在孤立马尔科姆。穆罕穆德担心若不及时回应，恐遭自己手下抛弃。如果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对现状造成的冲击、并做出不同应对和准备的话，马尔科姆或许至今仍在我们身边。但对此我们无从、也不得知晓。无论单飞前后，马尔科姆始终相信黑人团结的力量。但在“黑人穆斯林”时期，他倡导的必然是由穆罕穆德领导、控制的黑人团结，是对组织教规和信条不假思索的遵从。单飞之后，他呼吁的是所有黑人的联合；无论宗教和哲学的信仰，只要甘愿为自由斗争。这是一次从宗教派别主义向世俗群众运动的革新。在单飞之初，马尔科姆创立了“穆斯林清真寺公司（MuslimMosque,Inc.）”，但距离他的理想仍有所亏缺。作为一个宗教机构，穆斯林清真寺公司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迅速纠偏的马尔科姆成立了OAAU。一开始的宗教团体路线表明了他与过往的紧密连接，哪怕已是一年之前；OAAU在数周后的增补则意味着他迅速超越了来自过往的局限。自卫之问我们一定要花些时间来谈谈自卫行为；或者按媒体所说——“暴力行为”。纵然本质再清晰不过，媒体依然紧咬此议题不放，所以在此不能不提。马尔科姆一直支持自我防卫，不论是在混迹于地下世界的青年时代，在“黑人穆斯林”时期，还是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不过在三个时期，“自卫”对他分别有着不同的涵义。“黑人穆斯林”告诉人们，受到攻击就能进行防卫，这是安拉和他的信使所赐之权利。马尔科姆则引用政治和宪法赋权自卫，把神赐的权利带到了人间。“黑人穆斯林”保护的是朋党己见，而马尔科姆则说所有黑人都应该自我防卫。在他口中，自卫权变得明确、具象、现实。马尔科姆对“防卫性来复枪俱乐部（defensiverifleclubs）”的提倡成为了穆罕穆德的首个攻击目标，二人思想的差异也由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在座有许多学生，所以我想换种表达方式。我建议你们可以准备一篇题为《媒体对马尔科姆·X在暴力问题上观点的报道》的文章。这必将很有启发。以此话题为例，你们能看清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人是如何获取的“信息”、形成的思想。举一反三，你们还能参透美国整体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受操控的方式——既用宣传替代新闻和事实。扭曲之幕至于用何种方法去研究马尔科姆与暴力，我推荐参考中国问题资深记者费利克斯·格林所著新书，《无知之幕（ACurtainofIgnorance）》。此书将十五年来中国的实际情况与美国媒体的报道相比照，得出的结果触目惊心。我在此选读一个典型例子： “在罗伯特·F·威廉姆斯谏言下，毛泽东曾于1963年就美国种族歧视问题做出过评论，重点内容如下：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而以下则是《基督世纪报（ChristianCentury）》（以及其它许多美国媒体）对此的报道： “‘消息从北京传来，毛泽东号召所有有色人种集结，向白人种族开战。此次对全球种族战争的煽动无疑暴露出了他疯子般的仇恨和绝望。’” 如果对我刚才所提的文章题目感兴趣，那你将会格林的书中受益良多，因为马尔科姆在暴力问题上的发言受到了如出一辙的颠倒黑白，且无一不是故意而为。在座若听过马尔科姆演说便知，他并不宣扬暴力；他支持的是黑人在受攻击时的自卫。他说过一百次，一千次。他说，他反对并希望终结暴力。通过让加害者知道他们必将面对反抗，所有黑人都能帮助终结暴力。但就算马尔科姆再重复说上一百万次，美国报纸的读者也依然无从知晓真相。《纽约时报》社论就拿《纽约时报》为例。《时报》理应是全美、甚至全世界最顶尖的日刊，有层次，有内涵，在部分公民自由和权利问题上开明自由。但在我三十年的阅报经验里，《时报》对马尔科姆独独有着不可比拟的恨意。马尔科姆遇刺后，《时报》的伪装滑落了；次日早晨的一篇社论揭露了其丑恶的美国资本主义嘴脸。拉丁谚语有言：“对于死者唯有称美（Speaknothingbutgoodaboutthedead）。”《时报》对待马尔科姆的态度则是：“对于死者唯有贬损，且若有必要，扭曲事实以毁谤之。” 这篇社论写道：“马尔科姆是一段病史，是一位卓绝但扭曲之人。他将如此多的珍贵禀赋都用于了邪恶的目的。”“病史（casehistory）”和“扭曲（twisted）”等用词无不在暗示马尔科姆失衡的精神状态。那么，他既是疯狂的，又是邪恶的。 “……他那对暴力残忍而狂热的崇尚……让他声名鹊起，也让他注定终结于暴力。”在《时报》口中，马尔科姆的“暴力崇尚”通过某种莫名的因果关系与日后的死亡相关联；所以，他应当对自己的遇害负责。 “他不曾希望融入社会，也不想融入自己族人的生活……透过那副角质框眼镜，他眼中的世界是扭曲且黑暗的。但借由其对狂热主义的颂扬，他设法将世界变得更加黑暗。而就在昨天，一人正是从他所召唤的黑暗里浮现，将其杀害。”“他所召唤的黑暗”！《时报》的意思是，马尔科姆不仅疯狂、邪恶，还懂得法术——虽然设法拥有三十九岁的面相，但他起码已经三百五十岁，才能“召唤”出种族暴力。在社论结尾，《时报》宽宏大量地让步，称谋杀案件“有待调查”。但不是因为案件的犯罪本质，而是因为“容易触发一场马尔科姆所助长的复仇战争”。种族主义的逻辑那么，这种攻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设想，我——或者任何一个所谓的白人——去到市中心，站上一个箱子，说：“白人应当在遭受攻击时保护自己。”我会被打成暴力、种族和狂热分子吗？不会的，我最多会被当作有精神问题。又如果，另一个白人在我之后上来说道：“如果他们的利益在古巴或越南受到侵犯，白人应该出动入侵部队或一百六十架轰炸机进行防御，”媒体会谴责他为暴力、种族、狂热分子吗？不会。有些人会说，“这自然是理所应当，”另一些人则会说，“那人应该去白宫当差。”那可不是疯人院，而是白宫。区别在哪？区别在于，被攻击或被置于攻击之下的是黑人，而不是白人。居然有人鼓励黑人自卫，这让美国种族主义绥靖者双目泛红——或者说“泛黑”。他们的反应如此激烈，以至于根本懒得对马尔科姆的遇刺装出半点的愤慨。这两种情况的差异背后，无疑是浸淫整个国家及媒体的种族主义。美国是如此被恐惧和癔症缠身，纵观全球，也只有南非能与之相提并论。花了如此多时间来阐述再简单不过的真相，这不禁让人难过。这也并非马尔科姆个人哲学的中心话题——只不过最富争议。这是他的纲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除非一个人愿意捍卫他的族群、权利和财产，与恐吓他和噤声他的暴力进行对抗，否则任何人都无法指望能够赢得自由。但这并不是一个核心的要素，其自身也并不是黑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即便黑人如本应和注定地那样组织起来进行自我防卫，他们仍将不得自由。原因是，不平等已经深深扎根于这个社会之中；而这个社会系统本身亦传播、延续着不平等。种族之问下面要讨论的是种族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尔科姆经历了非常明显的思想转变，抛弃了“黑人穆斯林”关于种族优劣的谬论和认为白人天生邪恶、堕落的神话。这样的转变一方面是受到伊斯兰教各族平等的影响，一方面来自与各个国家革命分子的广泛接触。为了废止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他选择基于具体行为去评价一个人或一场运动，而非依据肤色或种族。要看做了什么，而非说了什么；马尔科姆非常擅于区分二者，尤其当面对白人自由派时（黑人自由派亦然）。他学会了用历史的视角处理种族主义。比如，马尔科姆知道，在经历过环境影响、误导和污染后，美国白人在种族问题上比欧洲白人要更恶劣；所以他会更为提防美国白人。类似的，这种分类法也应用于美国内部的新老代际之间。在与“青年社会主义联盟（YoungSocialistAlliance，YSA）”领导人的访谈中，马尔科姆被问到“什么是种族偏见的根源”。他的回答和“黑人穆斯林”的立场迥然不同：“无知与贪婪。”科学社会主义者也许会挪动一下词序，认为是“贪婪与无知”，并由这一主题广泛发散开去；但中心思想是一致的。早先马尔科姆也曾说：“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密不可分。” 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决裂前，为了完成穆罕默德下发的工作，马尔科姆曾短暂旅居国外。但自从1964年单飞以后，他两次造访和途径过非洲与中东地区。在他余下生命中一半的时间里，马尔科姆都在研究、搜寻、探讨、学习，以及寻求和给予帮助。归国之时，他已不只是殖民地革命的同情者，而更成为了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他与世界上受剥削、受压迫的多数人站在一起，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剥削者、压迫者，即他口中国际权力结构内的统治势力。没有人比马尔科姆更决绝、透彻地谴责过美国在刚果的行径。马尔科姆出游的目的之一自然是动员非洲的支持，好将美国政府以“长期压迫美国黑人”之由送上联合国受审。彼时，美帝国因为刚果暴行在联合国倍遭非洲国家呛声。尽管马尔科姆取得的成果有限，美国国务院依旧把大部分的反对归功——或是归咎——于他。他明白，国务院的眼中钉也是中情局和其它类似机构的肉中刺。在谋杀前一周于底特律听过他演讲的人便知，马尔科姆希望团结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数百万受压迫者，与非裔美洲的兄弟姊妹一起反抗共同的剥削者。马尔科姆一面开阔着自己的视野，一面对美帝国主义穷追不舍。他出身在黑白隔离的闭塞街巷，却打破、推倒了国家和种族的界限，成为了一名国际主义者。而作为国际主义者，马尔科姆对约翰·基伦斯定义的“爱国者”深以为然：“以尊严为祖国，以人性为领导，以自由为故土。” 政治行动在政治行动方面，马尔科姆亦遥遥领先“黑人穆斯林”。鉴于“黑人穆斯林”戒绝政治参与，这并非什么难事。他乐见黑人进行政治组织，竞选、选举候选人，淘汰掉由主要党派安插进政府的黑皮肤傀儡。就在离世两个月前，马尔科姆才参加了哈林区一场有关独立政治行动的会议。但他的政治立场较为笼统。马尔科姆对自由当下党（FNP）的部分工作表示过肯定。去年夏天在非洲时，他曾短暂考虑过藉密歇根州FNP的提名竞选参议员，但最后还是决定在非洲多停留些许。然而，出于未公开透露的原因，马尔科姆从未加入过FNP。他可能认为FNP仍未成熟，抑或立足并非扎实、立命之本太窄。虽然马尔科姆的政治思想仍待发展，他对资本主义政党和两党制的态度却毫不含糊。对他来说，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这些制度都是黑人的敌人，不配得到黑人的半点支持。对于共产党在1964年给予约翰逊的支持，马尔科姆只有蔑视可言。马尔科姆并未给社会主义工人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夫顿·德贝里背书，但抨击了德贝里的两个主要对手。以他自己的方式，马尔科姆为徳布里争取到了哈林区选民的支持，反映了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立场。马尔科姆曾说，在一定条件下，他愿意考虑在1965年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纽约市长，与两党候选人竞争。尽管马尔科姆在“如何组织独立黑人政治力量”一事上始终没有得出强有力的结论，但就政治光谱而言，他依然会落在偏激进的一端。结盟之问马尔科姆遇刺时正做的演讲事关OAAU纲领和一般性的黑人武装运动。就我们所知，他一直在思考结盟的问题，即独立黑人运动与其它国内力量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也知道，他曾在OAAU领导人内部分发过涉及此问题部分方面的文献。即便不知道这些，我们也能自然地推断出他将涉足结盟一事。只有界定好所有现存和潜在的敌友关系，一个组织才能得到定义，才能明确自己的方针和立场。现在除了猜测，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他就此事的思考结果。不过，有一些既定事实或能引导我们的猜测。在去年三月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马尔科姆就结盟问题做了如下评论： “白人可以帮助我们，但不能加入我们。想要成立黑人白人间的联盟，首先至少要有黑人自身的联盟。想要有工人间的团结，首先要有些许的种族团结。在团结起自己人之前，我们无法团结其他人。” 正如我当时所说，马尔科姆并非在否认黑人和白人间工人阶级团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正相反，他在解释如何能在更广泛、更持久的根基上实现工人团结。我想在此多自引一句我曾经的评论： “社会主义革命者必然赞成（马尔科姆），在形成有意义、互利的劳工-黑人联盟之前，黑人需要首先在规模和意识形态上独立、强势地组织起来，以确保其利益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或多个盟友的裹挟或出卖。” 在他日后的海外旅途中，结盟问题想必反复地出现。在这期间，在人生的最后一年里，马尔科姆的观点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但立场依然坚定。去年五月，他在纽约“武装劳工论坛（MilitantLaborForum）”座谈时讲到： “在最近于非洲和其它国家的旅行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所有民族——包括黑人和白人——之间齐心协力的重要性。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黑人自己必须首先团结起来。” 据我所知，马尔科姆一直坚持着这一立场。他不反对与包括劳工在内的其它力量结盟，但前提是结成的联盟是有益的；联盟内部的黑人也应独立组织，这样一旦联盟变质，黑人便能通过退出以免遭出卖。只要满足此二前提，马尔科姆定会赞成独立黑人群众运动与激进劳工运动结盟，对此我毫不怀疑。因为即便是在这两种形式的运动尚未成型的当下，他也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与激进白人展开合作。如我所言，像马尔科姆这样乐见与少数派激进势力合作的人，除非失去理智，否则必不会拒绝与大规模激进派联手。随《纽约时报》和《穆罕默德之声（MuhammadSpeaks）》怎么说，马尔科姆可没有失去理智。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接下来，我们简要谈谈马尔科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他曾在《青年社会主义者》采访中说到： “资本主义没有存续的可能，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吸血’的需求。曾经的资本主义好像一只老鹰，但现在更似一头秃鹫…… 只能从无助之人身上吸血。随着全世界各民族的解放，资本主义的猎物会越来越少，吸血的目标也会越来越少，它自己则将越发衰弱。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在资本主义是否会、或是否注定会崩溃一事上，马克思主义者或许尚有疑虑。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生命中最后几个月里，马尔科姆坚定地走上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道路。马尔科姆没有通过阅读马克思来学习的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他曾设法去学习和了解。他的了解来自反殖民革命，尤其是其中亲社会主义的成分。他与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过探讨，也接触过加纳、几内亚、桑给巴尔和包括美国在内其它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当在去年五月的武装劳工论坛上被问及“想要怎样的政治制度”时，马尔科姆答到： “我不知道，但我的立场灵活。不过正如早先说过，当今从殖民主义桎梏下崛起的国家无一不在转向社会主义。我认为这并非巧合。殖民国家多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当今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即是美国。现如今，一个相信资本主义的白人必然同时相信种族主义。假若没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当你同没有种族主义的人交谈，而他们的某种哲学让你相信种族主义不存在于他们的思想中，那么通常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或者他们的政治哲学是社会主义。” 克里夫顿·德贝里当时与马尔科姆同是发言嘉宾。他进一步置评了“灵活立场”的效用范围：可以作为一种战术，但不能影响原则，即资本主义制度和政党是自由、正义和平等的敌人。于此，马尔科姆回复：“这是这个问题上我所听过最智慧的答案。” 我认为可以说，马尔科姆之遗产不只是单纯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亦是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我不是称他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彼时并非如此。至于他原本是否会同卡斯特罗后期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也只能猜测。但显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同SWP与YSA之关系我简单谈谈马尔科姆与革命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SWP）”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间的关系：我们对马尔科姆的态度记载得一清二楚。当他还在“黑人穆斯林”时，我们就把他视为抗争运动中最有天赋、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独立筹划运动时，我们则将其视为一次可能将斗争领向胜利重大发展，并向其公开承诺帮助。为此，我们遭到了一帮所谓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口诛笔伐；仅仅因为支持马尔科姆的运动，我们内部的白人成员就被污作“白皮黑人民族主义者”等种种骂称。这些发生时，马尔科姆还未对社会主义有过半点美言。在当时大多数所谓激进派那里，马尔科姆仿佛宁死也不愿与白人有任何牵连，哪怕是革命派白人。然后是马尔科姆对我们的态度。当还在“黑人穆斯林”时，他就经常购买《武装者（Militant）》杂志。马尔科姆后来说，他在当时就已经在敦促黑人阅读《武装者》。与穆罕默德决裂后不到一个月，他便在纽约武装劳工论坛上公开称赞《武装者》的求真立场，并祝愿杂志成功。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两次出国归来后，马尔科姆都会做客武装劳工论坛。其中第二次甚至在计划之外：马尔科姆的秘书詹姆斯·沙巴兹本是客座嘉宾之一，但马尔科姆临时致电，询问能不能替代沙巴兹出席；那当然可以。在大多数OAAU的集会上，马尔科姆都会提一嘴《武装者》，尽管我们从未刻意为此与他沟通。他为杂志在哈林区摊位和商店的出售铺平了道路。在一月份接受《青年社会主义者》采访时，他与YSA的领导人讨论了于今年晚些时候同YSA合作，开展全国校园巡回演讲的可能性。若成行，马尔科姆几乎肯定来到“尤金·维克多·德布斯”礼堂，在“周五晚社会主义者论坛”上发言。他的组织欢迎SWP和YSA黑人成员的加入，也欢迎为《武装者》工作的白人参加OAAU集会。合作的根基可以看出，我们有着融洽且互惠的关系。就我方来说，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自视与马尔科姆站在同一立场，有着共同的敌人，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在我们1963年的大会决议中，SWP称黑人民族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不仅能够共存，更相辅相成；二者应当通过思想和行动联系得更加紧密”。我们预测这将在未来实现，且对马尔科姆和我们而言，这似乎已经箭在弦上。就马尔科姆来说，我认为，合作得以开展是因为他察觉到不同于自由派、共产党、社会主义党和大多数白人激进派，我们并不希望将他的、所有黑人的斗争置于次席，从属于政府、民主党、美国劳工官僚、非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特权官僚，或者其他任何人。他明白，我们一直希望黑人运动取得纲领和行动上的完全独立，能够以自身利益为本、沿着强硬的激进路线自主地发展下去。纵使再不受欢迎，我们始终恪守原则，向马尔科姆展露出了一片赤诚。他对我们的立场和真心深信不疑，而我们间的合作也就上不封顶。我想强调，只要一个激进组织——哪怕不以社会主义为纲——独立于政府且反对资本主义，马尔科姆都愿意与其携手共进。黑人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现在，让我们不妨以马尔科姆在生命中最后一年所持的部分观点来为讨论收尾，检视他在黑人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上的立场。这样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少政敌已经开始散布关于马尔科姆的谣传，称其本已处在变节投敌的边缘等等。同时也因为他在最新一期《青年社会主义者》专访中的评论亦给其同黑人民族主义的关系增添了复杂性。黑人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绝非一物，但常常不幸被混为一谈。分离主义提倡黑人从社会中抽离，在美洲或者非洲独立建立黑人国家。黑人民族主义则提倡黑色人种作为同一民族团结一齐，建立由黑人领导、把控，有时独由黑人构成的大小组织，发动斗争，获得自由。现存的黑人民族主义并不涉足任何未来独立建国的问题，不支持也不反对。尽管分离主义者都是黑人民族主义者，但黑人民族主义者并非都是分离主义者。关长期被误解的二者间区别，可详见社会主义工人党1963年大会决议中《自由当下：黑人解放斗争的新阶段（FreedomNow:TheNewStageintheStruggleforNegroEmancipation,PioneerPublishers）》一文。关于分离问题的立场转变在“黑人穆斯林”时期，马尔科姆毫无疑问支持分离主义。在去年三月单飞后的第一场发布会上，他说自己准备发动一场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且重点强调了“黑人民族主义”。但马尔科姆也提到了分离主义。他说自己依旧将分离建国视为“最优解决方案”；不过之前，他都将此称作“唯一解决方案”。“但是，”他接着说，“在非洲分离建国是远期目标。在远期目标实现之前，美国国内仍将存在两千两百万的族人，他们都需要更好的食物、衣着、住房、教育和工作。现在就要。” 彼时，我将此视作马尔科姆的一次宣言，意说明其希望通过黑人民族主义运动来团结黑人，争取即刻需求；与此同时，继续坚持以分离建国为终极目标，辅以相应的宣传攻势。但我显然理解有误。因为在三月的发言后，再无处觅得任何马尔科姆对黑人独立建国的倡议。五月二十一日，在结束非洲旅程仅数小时后的一场发布会上，马尔科姆对“是否认为黑人应当返回非洲”一问做出了回答。他说，他认为黑人应当留在美国，为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斗争。或许马尔科姆认为，尽管分离建国令人向往，但虚无缥缈以至于多提无益。或许他认为在分离问题上的两极立场会阻碍黑人团结。又或许他不再将分离建国视作理想。无论如何，在与“黑人穆斯林”决裂当时、或不久以后，马尔科姆就不再是一名分离主义者了。关于黑人民族主义的回答那么，马尔科姆在黑人民族主义上持何种立场？无论敌友，人人皆称马尔科姆为民族主义者。直到几周前，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紧接着，他在《青年社会主义者》专访中被问到：“鉴于你常被认为是黑人民族主义者，你会如何定义黑人民族主义？” 他首先这样回答：“我曾将其视作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黑人社群的政治、经济以及种种应当由黑人自己把控。”也就是说，他曾依传统视角定义黑人民族主义，亦如我方才所说。马尔科姆的第二段回答有关去年五月同加纳一位阿尔及利亚白人革命者的探讨。这位革命者希望让马尔科姆认识到，他自持的黑人民族主义立场恐怕会疏远一部分“彻头彻尾的革命者，他们亦致力于用任何必要之手段推翻现存的剥削制度”。这部分可由大家自行于《青年社会主义者》中查阅。第三段也是最后一段回答如下： “那么，我有必要进行大量思考，重新审视我对黑人民族主义的定义。我们能否把黑人所面对问题的解决办法用黑人民族主义简单概括？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我数月以来都没再用过‘黑人民族主义’一词。至于这个国家的黑人解放需要何种总体哲学，我依然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定义的再审视请注意：他彼时是在重新审视黑人民族主义的定义，且在思考其被概括为解决方案的可行性；马尔科姆暂停使用了此表达，但尚未找到新的定义作为黑人解放的必要哲学。现在，我想谈谈我个人的解读。马尔科姆一直是名黑人民族主义者——这是他所有思想的起点，也是他力量与活力的来源。无论他在对自己和亟待拟定的纲领的称呼一事上有多么迟疑，马尔科姆至始至终都是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若把他的本质与他脑海中对自我本质更贴切的指称二者相混淆，那将是一大错误。黑人族群当前最紧急的需求依然是将广大群众动员、组织起来，组成独立运动并为自由而斗争。而正因为对斗争过程和独立构建运动的贡献，黑人民族主义仍有高度的进步意义。但黑人民族主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黑人民族主义有可能是得到答案的必要手段，但不是答案的全部。它能帮助构建一场独立运动，但不一定能提供通往胜利的纲领。 “黑人民族主义”加上…… 要黑人民族主义，没错。但解法不能被局限地概括为黑人民族主义。所需要的是黑人民族主义加上根本性社会变革，是黑人民族主义加上全社会的转型。尽管马尔科姆艰难地寻找着正确的指称，但实际上，他正在成为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加“革命者”（从《青年社会主义者》的专访来看，马尔科姆对“革命者”一词有着无上尊重）。若说黑人有获得自由平等的可能，那便有且只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注意，我所用词仅是获得自由的可能）是渐进主义；和平改革；十年时间内这一点、那一点的局部修补。不是“自由当下”，而是“自由未来”；而对于生活在当下的黑人来说，“自由未来”意味着“自由永无”。这即是林登·约翰逊、沃尔特·路德、马丁·路德·金、罗伊·威尔金斯和贝雅·鲁斯丁所持之纲领。如我们所知，马尔科姆断然拒绝了这种方法。第二种是通过分离，通过向非洲或者美国部分地区移民实现。如我指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马尔科姆后来放弃了这种方法。第三种——只有这三种，别再无它法——是通过对社会的革命性重构实现，基础性地改变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法律、教育系统；通过由反对并旨在根除种族主义的势力会组成新的政府，以革除现行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新的结合体从之前所引之马尔科姆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评价不难看出，他倾向于第三种方法，或者至少开始加以关注。至于能否成功和如何实现，马尔科姆并不确定，但在加以思考；他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将这条路线纳入OAAU的纲领与活动当中。我认为，这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他在自我指称上的踌躇。因为马尔科姆不再只是黑人民族主义者，而是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加社会革命家，或者即将变成如此。社会主义者们不会对此感到惊讶。自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者民族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融合的趋势；此种始发自民族主义的转变可见于古巴卡斯特罗及其运动之中。我们已经向许多反对派指出，在美国这类国家中，黑人民族主义必然在社会、政治层面取得最先进、最激进的成果。因此，我们向来主张、判断，黑人民族主义者和革命社会主义者能够、应该且终将携手合作。马尔科姆对指称的迟疑来自于新的实践——他正走向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这种结合适用于美国国情，并为贫民区的黑人群众所接受。马尔科姆未能在遇害前完成这项工作。现在，要由其他人来接手他所开创的事业。终有后继现在他死了，在可能是生命中最重要、最有成果的一年离开了我们。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这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正如弗兰克·洛弗尔上周在非裔美国人广播公司（Afro-AmericanBroadcastingCo.）的追悼会上所说，对黑人和所有希望根除孕育种族主义之制度的美国白人而言，马尔科姆之死是一次巨大的打击。马尔科姆这类人并不世出，当世罕有。人类进步的敌人将得益于他的离世，而向着进步的斗士则会遭到削弱和伤害。但尽管打击巨大，斗争不会被彻底摧垮。要顶替马尔科姆绝非易事，但后继终将有人。资本主义制度在滋长种族主义的同时，也诞生了对种族主义的反抗，尤其是在青年当中。马尔科姆不会在一夜间得到替代，不过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都应该加倍努力地奋斗、工作、斗争，加倍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填补这位被我们所爱戴之人身后留下的空缺，并扶持、鼓舞那些终将继承他的人。
刘师复《废婚姻主义》（1912年5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师复废婚姻主义刘师复（1912年5月）〔说明〕录自《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出版，第107-114页。婚姻之制度何自起乎？讨论此问题者至多，其说亦不可殚诘。然吾敢简单断之曰：婚姻制度无非强者欺压弱者之具而已。女子以生育之痛苦，影响及于生理，且累及于经济，此为女子被欺之原因。男子乃乘其弱而凌之，制为婚姻制度，设种种恶礼法以缚束之，种种伪道德以迷惑之，视女子为－己之玩物。男子别有所爱，可以娶妾宿娼，女子则不能。男子妻死再娶为合礼，女子夫死再嫁即为社会所不齿，背情逆理，无复人道，莫有甚于此者矣！狡者知其然，乃创为补苴调停之计，即所谓一夫一妻是也。一夫一妻之制，表面似胜于多妻，而实际之不平等则一。证之欧美女子，事实上终不脱“男子之玩物”之范围。种种法律，亦惟男子是利。其结婚仪式，证婚者向新人宣告之言曰：“夫应保护其妇，妇应服从其夫。”即此一言，欧美人之如何待遇女子，可谓肺肝如见。此由一夫妻之制，终不出乎男子所制定，故必于无形之中，设为种种不平等之事，以遂其欺侮女子之私，表面上复得免多妻之恶名。其心视倡言多妻者为尤狡。而女子遂永堕奴隶之黑狱中矣。言法律者乃为之说曰：婚姻制度，所以使男女二人互相维系，各有定分，意甚善也。则试问所谓互相维系之意何在？岂不曰既正式结婚之后，则此男永为彼妇之夫，此女永为彼夫之妇。结婚制度精深微妙之义，不外如此。质言之则不过夫防其妇之苟合，妇又防其夫之苟合，借婚姻之名义，以互相牵制而已。夫妇者本以感情相结合，今乃设为名义，互相牵制，尚何爱情之可言？既非爱情，即为强制，夫妇而出于强制，则又何贵其为夫妇耶？且以事实论之：两人之爱情，苟其互相胶漆，永无二心，则虽无夫妇之名，而恋爱自由，亦可相共白首。此岂非男女间之美谈，又何必借婚姻以相牵制。如其不然，则其心已外向，虽有夫妇之名，亦何能为。此时复以法律之势力，强制之使不能遂其自由，则横绝藩篱，人情以逞，其害乃更不堪言。今世界卖淫妒杀等悲惨黑暗之事，不绝于社会，皆婚姻制度为之阶者也。或者不察，猥曰：男女自由结婚，实行一夫一妇之制度，复制定离婚律，使结婚之后不合意者得以解散。如是则婚姻制度可无害矣。为此言者，吾诚不知其意中所欲制定之离婚律若何。如徒以现今欧美所谓离婚律者言之，则种种限制，仍无丝毫之自由。盖必夫或妇有一同于法律所标出之事实发生，（如外遇及虐待之类）经裁判所之审定，（男女两人之事，而必经此森严之裁判，可笑。）最少亦须以二人双方之同意，而后可以离异。苟其未有发生之事实，及虽发生而不经裁判之许可，或夫妇二人中，其一人爱情已离，而他一人不肯互允，即均不能离婚。夫如是则虽有离婚律亦何足贵耶？若谓别制一最自由之律，二人之中，苟一人不合意，即可随时自由离异，此则与所谓自由恋爱之说相去无几。所异者仅结婚仪式之有无耳。夫结婚仪式，不过借力于法律宗教及社会制裁，以拘制二人之自由，（欧美结婚须经裁判所之认可，及有在教会行礼之仪式，是谓借力于法律与宗教。设或去此二者，而但行礼宣布大众，则为借力于社会裁判。）今既可以随时自由离异，又何必为此无谓之举动耶？吾人于是宣言曰：欲社会之美善，必自废绝婚姻制度实行自由恋爱始。而有为之梗者，则伪道德之迷信是也。故欲废婚姻，又必自破迷信始。夫男女情欲，不过生理上之作用，与饥食渴饮，同为一绝不足奇之条件。（饮食所以增补机体所需之质料，犹油所以增注灯中所需之质料也。机体中所余之质料不多，则觉饥饿，犹之灯中之质料不充，则灯光渐微。故饥饿乃为人体须增质料之表计，而饮食之目的，即为供人体之所需。人之交媾，与饮食之事不同，而为生理之一端则一。盖饮食所以补体质之缺，而交媾则所以减体质之盈。须增则饥饿生，须减则情欲动。情欲为须减之表计，犹饥渴为须增之表计也。故交媾之目的，即所以减其所宜减，而非有奇异之作用者也。以上节录某君之说。）但饥渴而饮食，其事只属之一人而止，若情欲动而交媾，则其事不仅属之一人，而必须男女二人之相配。夫二人相配之事，纯为二人之自由。苟其两人相爱体力年岁相适，因而相与配合，此实中于公道，必不容第三人之干涉，亦无事设为程式。此自由恋爱之真理也。顾人之饮食，有过多而生病者，有不应食而食亦足以生病者。人之交媾亦然；有过多而生病者，有不应交而交亦足以致病者，故明卫生者不敢纵情欲而滥交，犹慎食者之不敢徇口腹而滥食。此乃卫生之真理，而不必以礼义廉耻贞淫等伪词相制者也。贞淫之说，不过没尽天良之男子，用以欺压女子之调言。女子二夫则谓之不贞，男子多妻，则为所谓帝王圣贤所制定之礼义法律所明许。甚至于外遇狭邪，社会上亦未尝以为不可，而无或加以不贞之名。然则所谓贞淫之说，显然男子借以束缚女子之具，出于垄断妒忌之私心，而非所论于公道也，非所论于真理也，男女二人之配合，必体力年龄性行智识等等，两两相适然后可。而人之体力智识，无永久不变之理。（即或有之亦极鲜矣）及其既变之后两人之情意，必有不适，自当随时离异。如人之交友焉：合则订交，不合即割席，此固极平庸之道理，无足为异。若其既离之后，或别与情意相适者合，此亦合理之自由。盖当其与甲恋爱之时，出于两人之合意，为正当之配合，及既离之后，别与乙恋爱，亦出于两人之合意，亦为正当配合。既前后两者皆为正当，即不得警议其非。更何贞淫之足云哉？吾尝谓男女之交媾，约可分为三类：一以财交，即非二人之合意，一方面以金钱买他人与己交以遂一己之欲，一方面欲得人之金钱卖其身以遂他人之欲者也。（如狎妓、卖淫、买妾、养俊仆及以财诱婚诱奸者皆是。）二以强权交，即非二人之合意，一方面挟其势力迫他人以遂己之欲，一方面迫于强权不能不从之以遂他人之欲者也。（如强奸、迷奸、抢婚、迫婚等，及支那之专制婚姻，素不相识，迫于法律之强力，为妇者有与夫交媾之义务。皆此类也。）三以爱情交，即以二人之合意，各遂其情欲，为生理上正当之作用者也。以上三者，孰为合于公理？孰为正当之自由？虽三尺童子，当能辨之矣。乃世人宥于社会之伪道德，迷于圣贤之邪学说，以强权之婚姻为正当，而合于公道真理之自由，则立为种种不美之名以污蔑之，曰私通，（实则最正当之爱情，何得为私？）曰和奸，（既曰和，又何得谓之奸？奸者干也，凡非二人同意，而以一人之私欲，干犯他人之自由，如所谓以财交以强权交者，皆奸之类也。若自由恋爱，则只可谓之爱情，谓之配合，而并无奸之可言）曰苟合，曰野合，（春秋以前，男女恋爱，尚可自由。观卫郑风诗可证。自孔子倡为男女间种种之恶礼法，逐周公制礼之波而吹扬之，于是男女间之束缚愈甚，其流毒至于今日而未有已。实则叔梁纥与微在野合而生孔子，见于史记，确有明徵。而彼乃盛说礼法，可谓不自知其身之所由来。今人亦动以野子为辱人之丑词，而不知彼所最迷信之大成至圣孔子先师，固一有名之野子也。）曰淫奔，（雨过多谓之淫，人交合过多亦谓之淫。淫则有碍于卫生，故爱己者不肯为。非因其不合于礼之谓也。至若男女相慕悦相过从，苟其出于二人合意，又非过多而害卫生，则实最平常最正当之事，无所谓淫，更不必以为耻。）此种迷谬之说，既中于人心，习非成是，牢不可破。故一闻自由恋爱之说，则警议纷起。至可痛矣！其无识者流，更或谓与娼妓无异。不知自由恋爱，非一般纵欲之淫虫卖欢之娼妓所得而假借者也。既曰恋爱，即明明两相爱悦，既曰自由，又无丝毫之勉强，各出于爱情与生理之自然，尚何不正当之有？若娼妓者，在彼以金钱之故，卖身以求苟且之生活，其不幸实为可悯。狎之者恃其金钱，侵人自由，灭人人格，违戾公理，莫此为甚！与自由恋爱之理，盖适相反，故一切以金钱以强权背公道碍卫生之交合，皆吾人所极端反对。而两相爱悦又无勉强之机会，值之不易，单方之相慕，则末由实行，此即所谓文明程度愈高，而淫纵之肉欲愈减者也。而愚者乃以为导淫，抑何其误会之甚耶？抑自由恋爱之不能行，除伪德迷信外，尚有一事为之阻者：则女子之经济不能独立是也。婚嫁者，无异立一卖契，女子属于男子，如产业然。女子既为男子所私有，于经济界不能与男子平等，仰其鼻息，以为生活，愈倚赖则愈服从，愈服从则智识愈卑下，智识愈卑下则独立生活之能力愈消失。故今日提倡废婚主义，即所以唤起一般女子之自觉心，急谋养成独立生活之能力以恢复其本来之人格者也。（一九一二年，五月。）
十月革命阅读指南（菲尔·加斯帕（PhilGasper），2016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阅读指南菲尔·加斯帕（PhilGasper）2016年王立秋译〔来源〕本文原载于TheRussianRevolution:abriefreadingguide 〔译案〕本文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第一百零七号，菲尔·加斯帕（PhilGasper）的《俄国革命：一个简短的阅读指南》（TheRussianRevolution:abriefreadingguide）。译文题目是我加的。。 1917年10月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革命，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第一次，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权力，并开始在这样的观念——工人的统治、和真实的民主——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人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社会看起来可能是什么模样。不幸的是，内战、外国的干涉、经济的灾难以及——也是最重要的——革命在向经济上更加发达的国家扩散上的失败，破坏了这场实验。这，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时候，使得新生的苏联不得不建立起一套根深蒂固的官僚制的独裁统治。在这场革命最初取得惊人的成功的十年后，支撑它的梦想破碎了。但尽管最终失败了——的确，也不分地因为这个——俄国革命依然是一个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该研究的关键事件。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关于革命如何发生、为何它最初如此地成功、以及为什么它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在革命发生了一百年后，我们也有了关于所有这些主题的多的吓人的文献。这篇简短的回顾的目的，就是在“关于十月革命，我们应该读什么”上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刚接触十月革命这个主题的人。对于那些从来没有阅读过任何关于十月革命的东西的人来说，一个绝佳的起点，是艾哈迈德·沙乌基（AhmedShawki）二十年前撰写的，《自俄国革命以来的八十年》（“80YearsSincetheRussianRevolution”），这篇文章追溯了从革命的根源（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开始，经1905年失败的革命、一战和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一直到使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十月革命的历程。对于那些想看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更详细的、但同时也相对易读的讨论的人，非常推荐尼尔·福克纳（NeilFaulkner）最近出版的《俄国革命人民史》（APeople’sHistoryoftheRussianRevolution）。另一部最近出版的著作，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和大卫·曼德尔（DavidMandel）合著的《1917年10月：掌权的工人》（October1917:WorkersinPower）不是关于整场革命的叙事史，但也包括一个年表和简短的概述，和一个有用的人名、地点、事件、和组织术语表，以及主要讨论革命的一些核心问题的论文，这些问题包括，夺权仅仅是政变吗还是有更多的含义，以及，工厂委员会在革命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本书还收录了波兰裔德国革命者罗莎·卢森堡（有时被错误地呈现为革命的反对者，但实际上她是一个批判的支持者）、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一些著作。迈克尔·C.希基（MichaelC.Hickey）的《发自俄国革命的相互竞争的声音》（CompetingVoicesfromtheRussianRevolution）是一部有用的原始文献集，收录了许多革命参与者，和1917年俄国发生的一些列事件的观察者的叙述。书中收录的文献既来自于“政府官员和政党领袖”，也来自于“在田地里耕作、在工厂里苦干、在办公室上班、或在军队里服役的普通男女”。要从视觉上对革命有所感观的话，可参阅已故的大卫·金（DavidKing）编辑的一些摄影集，包括《红星照耀俄国：苏联视觉史，从1917年到斯大林去世》（RedStarOverRussia:AVisualHistoryoftheSovietUnionfrom1917totheDeathofStalin）和《托洛茨基：一部摄影传记》（Trotsky:APhotographicBiography）。但无疑，关于革命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列夫·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这部著作写于1930年，在1932年第一次被译为英文〔译注：中译本则是到了1940年后才有的，译文同时参照了俄文、英文和法文本，托洛茨基为之写了一个未能完成的序。现在的读者亦可参见商务2014年出的商务版〕。的确，托洛茨基对革命的叙述，也的确称得上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这部著作最初出版的时候分三卷，篇幅超过了九百页，所以，阅读它需要严肃的投入，但每个社会主义者迟早都得读它。托洛茨基的语言风格优美，《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它的结局了。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很少。托洛茨基，和列宁一起，是最终导致十月革命的、和革命后的诸多事件中的领导者，所以他把参与者的知识和洞见，也写进了他的叙事（尽管托洛茨基在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本著作绝不愿以个人回忆作依据”，并“以严格证实了的文件为根据”。）但除此之外，托洛茨基还把深刻的理论理解，与把事件（从长时段的历史变化，到微观动态的具体的街头抗议）编织到一起的能力结合到了一起。比如说，以他对俄历2月24日（3月9日），即推翻沙皇的起义发生后的第二天的一次示威活动的描述为例：维包格区最先进的工厂之一，爱立克森厂的工人，于早晨集会之后，全体群众二千五百人，出发到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在一个狭隘的地方遇到了哥萨克兵。军官们首先冲入群众，用马胸开道。在他们的后面，哥萨克们漫街奔腾着。这是一个紧急关头！不过骑兵小心地，只循着军官们所开好的走廊，以长的带形通了过去。加育劳夫回忆道：“有几个微笑着，有一个向工人好意地眨眨眼。”哥萨克并不是无所谓而眨眼的。工人因一种对哥萨克友爱的但非仇视的信心，而更加勇敢了，这勇气又稍稍感染了哥萨克。眨眼的人找到了仿效者。不管军官怎样地再想努力，哥萨克们不公然破坏纪律，但不强暴地驱散群众，而只从他们中间漏了过去。这样重复了三四次，却使两边更加接近了。个别的哥萨克开始回答工人的问话，甚至跟他们作刹那间的谈话了。纪律只剩着最薄弱与透明的一层外壳了，立时有破裂的危险。不仅如此，托洛茨基的书还提供了对历史变革的性质的持续反思——个人是如何为他们生活其中的历史环境所塑造的，细小的变化的缓慢积累是如何引起急剧的历史断裂的，以及在一些关键的时刻集体的能动性和个体的选择是如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托洛斯基的书还写到了俄国经济的落后，它在从西方引进技术和资本的同时造成的联合而不平衡的发展，一战的影响，二月革命和沙皇制的倒台，临时政府与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之间的权力对抗，以及最终，苏维埃在十月取得的胜利。他没有把太多的篇幅花在1905年那场失败的革命上，但关于1905年革命他之前就写过一本《1905》了，后者是在列宁所谓的为1917年做的“彩排”失败后出版的。目击者的叙述关于十月革命，目击者的叙述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数1919年出版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DaysThatShooktheWorld），作者是美国记者、社会主义活动家约翰·里德（JohnReed）。在十月革命期间，里德本人就在彼得格勒，他在书中对夺权前后那几天里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极为详尽的生动记述。斯大林恨这本书，因为它几乎没有提到他，而是正确地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描绘为革命的主要领袖；但列宁为这本书写过一个简短的导论，并在其中“衷心地把这部著作推荐给各国工人”，并称赞它对关键的事件“作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另一位美国记者，路易斯·布莱恩特（约翰·里德当时的合作者，也是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彼得格勒，也写了她自己对革命的记述，《在俄国度过六个红色的月份》（SixRedMonthsinRussia），这本书出版于1918年10月（比里德的书要早几个月，因为在他们回美国的时候，里德的笔记被没收了一段时间），也值得一读。这本书还收录了对著名女革命家的访谈，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之一，玛利亚·斯皮里多诺娃（MariaSpiridonova），和布尔什维克党员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Kollontai），后者是列宁政府中唯一的女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谢尔盖·穆斯季斯拉夫斯基（SergeiMstislavskii）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918年，他也写了自己的记述，以英文出版为《改变俄国的五天》（FiveDaysWhichTransformedRussia）。他关注的五天（显然，他说的第一天实际上不是一天而是三天）是二月起义（2月27日-3月1日）；临时政府建立（3月3日）；尼古拉二世被捕（3月9日），穆斯季斯拉夫斯基亲身参与了这一事件；十月革命（10月25日）；和立宪会议那天（1918年1月5日）。摩根·菲利普斯·普莱斯（MorganPhilipsPrice）出身于英国的上层阶级，但因为反对一战而转向左派。他是战地记者并且在革命之前、革命期间和革命后的那段时间正好在俄国。他是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结果，他给《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Guardian）写的报道在当时经常遭到大规模的编辑或被扣住不发。普莱斯后来成为左翼的工党议员。在他去世（1973年）很久之后，他从俄国发出的一手报道才最终结集为《革命快报：俄国，1916年-1918年》（DispatchesfromtheRevolution:Russia1915-1918）出版。在俄国的时候，普莱斯去过很多地方，是一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外发生了什么的很有价值的向导。他的小册子，《资本主义的欧洲和社会主义的俄国》（CapitalistEuropeandSocialistRussia）（1919年5月由英国社会党出版），在网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库里也找得到。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N.N.苏哈诺夫（N.N.Sukhanov）写的对革命的一手记述，《1917年俄国革命：一部个人的记录》（TheRussianRevolution1917:APersonalRecord）是一个许多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包括托洛茨基）都会参考的文献。它本身也值得一读。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应该细致考察在1917年期间，布尔什维克党扮演的关键角色。托尼·克里夫（TonyCliff）的列宁传的第二部分，《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列宁，1914-1917》（AllPowertotheSoviets:Lenin1914-1917）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览。二月革命使所有已建立的党派措手不及，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地方激进分子，在革命开始后，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像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二月革命后很快回到了彼得格勒，但他们缺乏清晰的战略，并对临时政府提供了批判的支持。直到4月列宁回来，“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的口号，才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集结号。列宁对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是否钦定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就是可以讨论的了。在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就前进方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列宁并没有一直参与这些讨论。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AlexanderRabinowitch）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彼得格勒的1917年革命》（TheBolsheviksCometoPower:TheRevolutionof1917inPetrograd）中很好地叙述了一直到十月革命的那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他的研究证明，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核心充满了分歧和辩论。这本书也许是对布尔什维克在直到十月革命的那几个月里自上而下扮演的和角色的最详细的再现了。托洛茨基的小书《十月的教训》（TheLessonsofOctober）写于1924年，列宁去世后不久。这本书是反对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人联合（当时领导俄共的就是他们）的政治辩论的一部分，也是一本必读书。与三人把自己描绘为一个不会犯错误的“列宁”传统的保卫者相反，托洛茨基分析了革命的实际过程，以此来展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特别是他们三人）一路过来犯的各种错误。他认为，“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这种革命本身就将成为不可能”，但他也声称，在革命的情景中，“由革命工作的准备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 列宁本人在从回到俄国，到1918年七月期间的著作，可见于他的《文集》的第24至27卷。这几卷中有很多东西可读，但核心的著作是《四月纲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战争与革命》、《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另外两个关于列宁的政治事业和布尔什维克史的指南是保罗·勒布朗的《列宁与革命党》（LeninandtheRevolutionaryParty）和马塞尔·利曼（MarcelLiebman）的《列宁领导下的列宁主义》（LeninismUnderLenin）。这两本书中都有一个很好的，关于党在1917年扮演的角色的章节。对于那些想知道这段历史在今天还有没有意义的人来说，勒布朗的《未完成的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兴起与回归》（UnfinishedLeninism:TheRiseandReturnofaRevolutionaryDoctrine）也是必读。工人阶级与自下而上的革命现代的历史学家做了很多工作来揭示工人在革命中扮演的积极角色。斯蒂夫·史密斯（SteveSmith）的《红色彼得格勒：工厂里的革命，1917-1918》（RedPetrograd:RevolutionintheFactories1917–18）考察了从二月革命到1918年中期，工人试图控制工厂的努力。大卫·曼德尔的两卷本著作，《彼得格勒的工人与旧制度的崩溃：从二月革命到1917年七月的那些日子》（ThePetrogradWorkersandtheFalloftheOldRégime:FromtheFebruaryRevolutiontotheJulyDays,1917）和《彼得格勒工人与苏维埃夺权：从1917年7月的那些日子到1918年7月》（ThePetrogradWorkersandtheSovietSeizureofPower:FromtheJulyDays1917toJuly1918）。这三本书都展示了彼得格勒工人阶级内部的辩论及其主动性。在论文《1917年的彼得格勒：自下而上的观点》（“Petrogradin1917:TheViewFromBelow”）中，史密斯更加简要地总结了他的研究。这篇文章收录在丹尼尔·H.凯瑟（DanielH.Kaiser）编的《1917年俄国的工人革命：自下而上的观点》（TheWorkers’RevolutioninRussia,1917:TheViewFromBelow）中，这本书还收录了其他关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文章。史密斯的工作破解了“布尔什维克是靠‘煽动和谎言’来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的神话。根据史密斯：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和组织在使大众激进化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布尔什维克本身并没有创造民众的不满或革命的情感。这些东西是从大众自己对当时复杂的经济、社会动荡和政治事件的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贡献，毋宁说是塑造了工人对革命的社会动力机制的理解，并促进了他们对“何以日常生活的紧迫的问题是与更加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相联系的”的意识。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和他们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有道理。在[1917年]九月，一名来自奥鲁迪依工厂——之前是一个防卫主义的重镇[也即，支持战争]，在那里，布尔什维克是不准说话的——的工人声称：“布尔什维克总在说：‘说服你们的不会是我们，而只会是生活本身’。布尔什维克赢了，因为生活证明他们的战略是正确的。” 关于女性工人所扮演的角色，参见简·麦克德米德（JaneMcDermid）和安娜·希尔雅（AnnaHilyar）的《革命的助产士：1917年的女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女工》（MidwivesofRevolution:FemaleBolsheviksandWomenWorkersin1917），这本书考察了革命前女性在俄国的地位，著名女革命家（如娜迪亚·克鲁普斯卡娅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的活动，和1917年女工在彼得格勒扮演的重要角色。革命的成就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后，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周、和几个月里搞了一阵忙乱的激进改革。新政府宣布了它要即刻让俄国退出大战的意图。农民占有农村土地和工人控制工厂变得合法。政府官员领取的，也是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军队里废除了死刑（在二月革命后，就已经废除了针对平民的死刑）。宗教自由确立起来了（结束了之前法律对犹太人的压迫），政权与教育也和教会分开了。自由的教育被引进，民众的扫盲运动也开始了，这一切，在2012年3-4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SR）第八十二期上，梅根·贝伦特（MeganBehrent）的《教育、识字率与俄国革命》（“Education,Literacy,andtheRussianRevolution”）中都有描述。所有压迫女性的旧有的法律也都被扫除了。同工同酬被写进了法律。婚姻也可以单方面要求结束了。婚外的私生子女被赋予了平等的权利。所有限制堕胎的法律也都被废除了。国家资助的留产院和托儿所建立起来了，秉持着团结女性，使女性在变动的社会中发挥积极主动作用的目的，全国各个领域都建立了女性的部门。威廉·G.罗森伯格（WilliamG.Rosenberg）的文选，辑录了科伦泰、托洛茨基和其他许多革命的参与者的著作的《布尔什维克的愿景：苏俄文化革命的第一阶段》（BolshevikVisions:FirstPhaseoftheCulturalRevolutioninSovietRussia）的第一部分，涵盖了“新社会的文化：伦理、性别、家庭、法律和传统问题”，也是关于这些主题的必读书。这方面的内容，也可以参见温蒂·戈德曼（WendyGoldman）的《女性、国家与革命：苏联的家庭政策和社会生活，1917-1936》（Women,theStateandRevolution:SovietFamilyPolicyandSocialLife,1917–1936）和伊丽莎白·A.伍德（ElizabethA.Wood）的《芭芭与同志：革命俄国中的性别与政治》（TheBabaandtheComrade:GenderandPoliticsinRevolutionaryRussia）〔译注：芭芭，Баба，俄语中的女性的传统通称，经典的芭芭形象是“不识字的、迷信的、普遍而言落后的”〕。俄国的刑法典也删去了所有提到性实践的文字，同性恋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罪行。1923年，莫斯科性卫生中心主任，格里戈里·巴特基斯（GrigoryBatkis）博士，是这样描述革命后的新道路的：苏联的法律……宣布只要没有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国家和社会就绝对不干涉性问题。关于在欧洲法律中被认为有伤风化的同性恋、鸡奸、和其他各种实现性满足的方式，苏联的法律把它们同样当作所谓“自然的”交配来对待。丹·希利（DanHealey）在《革命的俄国里的同性恋欲望：对性与性别之异见的管制》（HomosexualDesireinRevolutionaryRussia:TheRegulationofSexualandGenderDissent）中考察了革命前后同性恋男女的经历。新社会的活力也反映在文化领域活动的剧增之中。革命后视觉艺术、戏剧、电影和文学领域都有了蓬勃的发展。这方面，维克托·谢尔盖（VictorSerge）（一个比利时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革命后不久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他出色的《俄国革命的第一年》（YearOneoftheRussianRevolution）中有所涉及，这本书初版于1930年，提供了对革命头十二个月的详细叙述：这种对知识的饥渴充斥着整个国家，于是，全国各地都开设了新的学校、成人课程、大学和工人学院。无数新动议展开了对闻所未闻的、此前完全没有探索过的学识领域的教学。在这个时期，美术馆也因为没收了私人的收藏而丰富起来：对丰富艺术品的征用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诚恳和关爱。在此过程中，没有损失一件有意义的作品。罗森伯格的文选《布尔什维克的愿景》的第二部分集中讨论的就是“创造苏联的文化形式：艺术、建筑、音乐、电影、和新的教育任务”。阿伯特·格里森（AbbottGleason）的《布尔什维克文化：俄国革命中的实验与秩序》（BolshevikCulture:ExperimentandOrderintheRussianRevolution）也值得一看。关于俄国的革命艺术的例子，参见约翰·米尔纳（JohnMillner）等人编的《革命：俄国艺术，1917-1932》（Revolution:RussianArt1917–1932），这本书配合的是英国的一次百周年纪念展，另一部很棒的视觉图录是大卫·金的《俄国革命宣传画：从内战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结束》（RussianRevolutionaryPosters:FromCivilWartoSocialistRealism,FromBolshevismtotheEndofStalinism）。民族问题俄罗斯帝国是一栋包含许多小民族的大厦。在一战前后的一系列著作——包括《民族问题提纲》（1913）、《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论民族自决权》（1914）、《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1915）——中，列宁就已经论证过，强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无条件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也应该支持国际工人阶级大团结的必要性。在十月革命后，苏联实践了三大原则。原来的俄罗斯帝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取代，而构成苏联的各民族也被赋予了自决的权利。苏联也做出了特别的努力，来赢取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支持——这方面的内容，可参阅约翰·里德尔（JohnRiddell）编的《看见黎明：巴库，1920——第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及全世界的工人们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与文献》（ToSeetheDawn:Baku,1920—FirstCongressofthePeoplesoftheEast,andWorkersoftheWorldandOppressedPeoples,Unite!ProceedingsandDocumentsoftheSecondCongress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1920）。杰里米·史密斯（JeremySmith）的《布尔什维克与民族问题》（TheBolsheviksandtheNationalQuestion）也是一个有用的指南。也可以参看2016年春季《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100号刊发的《反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边疆的社会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在民族解放问题上态度的演变》（“Anti-ImperialMarxism:BorderlandSocialistsandTheEvolutionofBolshevismonNationalLiberation”）。革命是如何失败的十月革命前几个月、前几年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但不久之后，布尔什维克政府就发现自己面临着重重困难。尽管有先进的工业，但俄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战争的干扰和破坏，甚至使它更加落后了。到1918年夏天的时候，彼得格勒爆发了一场霍乱，全国也陷入了严重的食物短缺状态。列宁遭遇了一次刺杀，被重伤。之后不久，俄国又遭到了资本主义列强，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的入侵。这些国家积极支持被废黜的统治阶级的白军，把俄国拉入了全面内战，后者进一步摧毁了这个国家。对这一时期的最好的概述，是克里夫的列宁传，《被围攻的革命：列宁，1917-1923》（RevolutionBesieged:Lenin1917–1923）以及，他为托洛茨基写的的传记的第二卷，《托洛茨基：剑与革命，1917-1923》（Trotsky:TheSwordoftheRevolution,1917-1923）。《被围攻的革命》特别清晰地说明了当时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不可能的境况，以及在革命未能传播出去的语境下，物质的匮乏、战争和经济的崩溃是如何使在工人掌权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社会变得不可能的。 W.布鲁斯·林肯（W.BruceLincoln）的《红色的胜利：俄国内战史》（RedVictory:AHistoryoftheRussianCivilWar）是一部堪称标准的内战史。但它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革命的敌意：书里的第一个句子就把1917年2月到10月间的那几个月描述为“无产阶级的纵欲狂欢”。关于托洛茨基本人关于自己如何组织和领导红军走向胜利的记述，见《托洛茨基的军事著作》（Trotsky’sMilitaryWritings）。关于在那几年里俄国经历的艰难困苦，目击者的报告也很多。英国记者（后来成为著名的童书作家）、与托洛茨基私人秘书结婚的亚瑟·朗塞（ArthurRansome）出版了两本书，《1919年的俄国》（Russiain1919）和《俄国的危机》（TheCrisisinRussia）（1920），1912年Redwords再版了这两本书，但这两个文本在网上也不难找。维克托·谢尔盖同时期的文章收录于《危险中的革命：1919-1921年写于俄国的著作》（RevolutioninDanger:WritingsfromRussia1919-1921）。法国工团主义者、在革命后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Rosmer）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经常去苏联，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了他的回忆《列宁的莫斯科》（Lenin’sMoscow）。从一开始，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很清楚，革命要继续，就需要外部的支持。正如列宁在1919年3月所说的那样：“因为，如果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会灭亡”。在1918年11月的时候，德国的确经历了它自己的二月革命，当时的起义推翻了德皇并结束了战争，但尽管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德国的政治一直不稳定，但德国也没有发生类似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事件。在其他国家，俄国革命激发了高昂的战斗精神，工人占领了工厂，甚至成立的工人委员会，但没有引发成功的工人阶级革命。在俄国本土，红军，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最终打败了反革命势力，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质代价。食物短缺导致大规模的人群从城市逃向农村，城市区域的工人的数量，也从三百万锐减到一百二十五万。成千上万最有奉献精神的工人阶级激进分子死在了内战里。国际上的孤立、匮乏、俄国工人阶级的解体，使革命的成果岌岌可危。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个莫斯科五金厂内的阶级斗争》（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ClassStruggleinaMoscowMetalFactory），凯文·墨菲（KevinMurphy）展示了，直到1927年，一些工厂的工人还保持着对生产的相当程度的控制，且经常能争取到加薪，但早在那之前，另外的许多工人的权力已经变成一个抽象的口号了，而社会主义者也变得不比空谈好多少。在内战及其后的危机条件下，布尔什维克被迫宣布批评革命的政党（其中一些还公然占到了反革命的那边）非法。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能直接粉碎这个工人的国家，但他们却创造了让它从内部消亡的条件，这体现在当时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严重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张力之中。随着民主的苏维埃的消失，苏共开始为全职官员组成的、充满机会主义者的官僚制所把控。在十月革命中作用微不足道的斯大林，成功地爬到了党的总书记的位置上去。在《列宁的最后斗争》（Lenin’sLastStruggle）中，莫希·莱文（MosheLewin）展示了在他积极的政治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列宁与日益增长的革命的官僚化的斗争（包括他写的遗嘱，其中他建议将斯大林调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但1922年列宁多次中风。到1923年初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调离斯大林的努力也失败了。到1924年1月列宁去世的时候，苏共已经迥异于1917年的那个工人组织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斯大林打败了他的政治对手，并最终于1928年登上了权力的巅峰。革命最后的成果也被破坏了，布尔什维克“老卫队”的成员遭到了清晰，苏联也以工人阶级和农民为代价实现了工业化，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把革命的前几年与斯大林的独裁隔开的这条血河证明了，斯大林的崛起，代表了反革命的胜利——正如维克托·谢尔盖在他1937年的著作《从列宁到斯大林》（FromLenintoStalin）中所说的那样——而不非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延续。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在他1967年的文章《俄国：革命是如何失败的》（“Russia:HowtheRevolutionwasLost”）中概述了革命失败的原因，这篇文章后来又重刊于安东尼·阿诺夫（AnthonyArnove）等人编的《俄国：从工人的国家到国家资本主义》（Russia:FromWorker’sStatetoStateCapitalism）。尼尔·福克纳在他的《人民史》的第三部分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哈曼和福克纳都援引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TheRevolutionBetrayed）中的分析，后者初版于1936年，对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的崛起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分析。不过，哈曼和福克纳都不同意托洛茨基关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人的国家”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官僚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俄国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会说，并不是，但我要把最后的话留给谢尔盖来说：人们常说“斯大林主义的胚芽从一开始就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存在了”。好吧，这个我不反对。只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包含许多其他的胚芽，大量的其他的胚芽，那些经历过这场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头几年里的那种热诚的人都不应该忘记这点。用从尸体里解剖出来的死掉的胚芽——而且这些胚芽从一出生起就在这个人身上了——来评判活着的人，难道是明智的做法？
民主追求：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书评（﹝美国﹞马修·施特劳斯（MatthewE.Strauss），2020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民主追求：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书评 ﹝美国﹞马修·施特劳斯（MatthewE.Strauss）2020年树林翻译、大壶春花校对〔说明〕原载美国《新政治》（NewPolitics）2020年冬季刊号，第17卷第4期，共68期原文链接：TheDemocraticQuest:MarxismVersusLiberalism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比较实时政治分析》（MarxismversusLiberalism:ComparativeReal-TimePoliticalAnalysis）作者：奥古斯特·尼姆茨（AugustNimtz）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Macmillan），2019，共310页。在最近的明尼阿波利斯访谈项目中，奥古斯特·尼姆茨声称“为了行使政治权力，我们必须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人民”。在他的新作品中，尼姆茨同样通过写作表达了这一观点：“如果有一个历史常量的话，对于那些真正希望如此的人来说，唯一能被推进的将是存在于选举/议会之外的民主追求。”（《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比较实时政治分析》页287，下引同一书）这项结论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和历史分析的著作中是相当普遍的，但此项研究所凸显出的是作者为达到这一老生常谈的结论所运用的方法论。广义上，奥古斯特·尼姆茨提议干预社会主义问题，特朗普政府2018年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ofEconomicAdvisers）报告将社会主义问题以负面形式重新提上议程。正如尼姆茨提到的那样，对社会主义指控的主要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议题缺少可替代性自由主义议题所假定的民主基础。”（页3）但这一点有多大程度的准确性呢？尼姆茨在他的新作品《马克思主语与自由主义》中给出了一个答案。如果说尼姆茨在其前两本书中主要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选举策略，那么在这本全新的、可读性极强的书中，尼姆茨则回归到一个熟悉的主题：对民主的追求。尽管这一主题在本书中并未明确界定，但尼姆茨将其与民主参与以及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干预的倡导者的愿景紧密联系起来。尼姆茨提出要打磨出一种新工具来阐明他的主题，他将这种工具术语化为“比较实时政治分析”。尼姆茨选择的方法论在尼姆茨的书中，比较实时政治分析包括考察“在使用实时分析时，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如何与其他可替代的多种自由主义观点进行比较。”（页3）通过“实时分析”，尼姆茨言外之意是我们不仅需要对当事人进行文本阅读，同样需要揭示他们的行为在行事期间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事件在他们的声明和文章中是否得以较好表达，且“在推进民主追求方面表现如何？”（页3）当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民主承诺与同时代自由主义相对应部分进行比较时，尼姆茨不仅能够揭示双方对民主所持的理论立场，同样能揭示在事件过程中其各自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于这种方法，读者首先要注意一点：最好的例证不是在本书的引言或结论部分，而是在比较分析的章节本身。尼姆茨运用开篇和结尾的章节来提出有待探索的问题；这有助于他针对自己的研究主题得出广泛的结论，以及他们（事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表现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事件解读有着怎样的启示。读者将获益于尼姆茨引言中的建议，即首先阅读开篇和结尾章节中的问题和结论，这里值得详细介绍：从四个实时政治案例比较中我们能得出怎样的广泛而关键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对被考察的历史时刻的论述——法国版1848年欧洲革命（theEuropeanSpring）[1]、美国内战、1905年俄国革命、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如何与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密尔（JohnStuartMill）、韦伯（MarxWeber）以及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的论述）形成对比和对照？他们对事件的解读多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和相异性？他们中哪些人对事件持有更准确的解读，并做出了更好的预测？他们的理论和政治观点如何影响他们的响应？这四个比较如何向我们揭示出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派系自由主义实时政治之间的差异？最重要的是，倘若存在，他们的行动在何种程度上推动了在这四个历史时刻所提出的民主诉求？最后，是否有适用于任何一方观点的更高的理论来分析实时政治案例？（页11）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四个章节中的比较均来自于尼姆茨早期2000年出版的书中提到的最初目标，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更聚焦的论点，并最终将论点扩展到对列宁本身的论证并最终将论点扩展到列宁本身的论证点。在作品临近结尾部分，尼姆茨设想接下来的项目可能涉及的对比分析，包括托洛茨基（LeonTrotsky）/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以及卡斯特罗（FidelCastro）/肯尼迪（JohnF.Kennedy）。通过将他原先的工作与当前的尝试以及未来项目的设想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是一项长期进行的工程，并仍处于写作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完善他的新技术，尼姆茨对列宁、韦伯和威尔逊之间的比较进行了详细分析。随着分析不断深入，尼姆茨真实地记录了他所遇到的一些弊端，如在韦伯与列宁的对比分析中存在的问题。此案例大部分篇幅几乎都是文本比较，考察了韦伯和列宁关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著作，而该章节的附录则包含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革命的实时分析。值得庆幸的是，这一附录不仅符合尼姆茨分析中的设想，而且有助于支持和肯定早期文本阅读的发现：在这两种情况下，韦伯和列宁不同的阶级忠诚度被暴露无遗。尼姆茨为拓展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及他们致力于追求民主的考察所作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这是因为尼姆茨的方法能够将他们的斗争与那些同时代号称民主友好的自由主义人士的斗争置于同一语境之下。构建对比分析需要相同的背景；这里尼姆茨证明了自身作为一位完美教师的能力。尼姆茨给出了1848年欧洲革命在法国的发生背景，这使得任何新读者都能够快速理解托克维尔、密尔、韦伯和威尔逊的著作的内容。给出的背景既不粗略也不浅显，而是用来吸引读者快速注意到对比分析部分中所考察的特性。在本书之外阅读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著作的读者，肯定会发现他们的眼球将直接被尼姆茨所给出的材料部分所吸引。从这些比较中选取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让读者领略到作者发掘的材料之丰富。在第二个比较中，即马克思和密尔的比较中，尼姆茨详述了两人在对美国内战的分析中使用到的数据和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密尔最大的不同在于如何影响政治以及如何推动工会组织（Union）发展。对密尔来说，就是如何说服启蒙的英国精英阶层支持工会，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则是如何为了工会事业而组织并争取工人阶级。对于这点差异，最重要一点是马克思愿意为他的目标付出必要的时间和努力。（页114）由此可以看出，尼姆茨通过关注阶级忠诚和介入方法来强调马克思和密尔对研究事件的反应。在引言部分，尼姆茨给出了简短的文献综述以证明其工作的必要性。显然类似的尝试少之又少。其中提到的一个便是苏罗尔多（DomenicoLosurdo）在2005年出版的《自由主义的反历史》（Liberalism:acounter-history）一书。洛苏尔多寻求自由主义真实特性的全面诠释，而非对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描述。尽管可能的真实情况是即使有再多的文本阅读，洛苏尔多的作品也无法阐明自由主义，正如尼姆兹所说，“我坚持认为，洛苏尔多工作的主要目标是证明自由主义是怎样正如其自身指导理念那样践行的，这些理念包括通常被现代世界视为非传统的方面，如奴隶制。”此外，洛苏尔多在本书中的首要目标，即为揭示新兴工人阶级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更为广泛的斗争，这很容易取代尼姆茨的民主追求。我认为这呼应和补充了尼姆茨对一些自由主义最知名人物的民主缺陷的论证。如前所述，民主诉求是尼姆茨论述中反复强调的主题。他缩小了问题范围，以便精准确定在被研究的历史片段中谁才是民主真正和最好的倡导者。这不仅揭示了尼姆茨所分析的资产阶级群体的阶级特征和阶级忠诚观，这与洛苏尔多所分析的一致，而且还使他们（资产阶级群体）与真正的民主倡导者——共产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揭示了许多有趣甚至意想不到的结果。对伍德罗·威尔逊和列宁的对比分析也许是最具启发性的部分，尼姆兹强调了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Points）[2]中的第六点，即：（德军）撤出俄国所有领土，解决影响俄国的所有问题，以确保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最佳和最自由的合作，使她获得毫不尴尬和不受阻碍的机会，独立地决定本国的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并使她确信她被真诚地欢迎进入她自己选择的制度下的自由国家社会；不仅是欢迎，她所需用的，她所愿的，都得到乐意的帮助。姐妹国家在未来几个月里给予俄国的待遇，将是对它们的善意、对俄国的需要与它们自身利益区别开来的理解以及对它们明智而无私的同情的严峻考验。（页214）尼姆茨在这一节之后的评论中指出这一被忽视的美苏外交章节的重要性：“实质上，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进行的与柏林的谈判中，威尔逊以最公开的方式站在了苏联政府一边。”尼姆茨强调这种洞察在后来的发展中消失了：“随着冷战的开始，毫无疑问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演讲中的第六点几乎被遗忘了。”（页214）回到起点在书的结尾，奥古斯特·尼姆茨从他的研究中得出一些广泛的结论：“只有在街巷里、街垒中和战场上，受压迫者才能前进。”（页283）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回到了他最近的采访和他关于组织的言论。他坚称，社会主义，借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说法，需要“摧毁‘社会’和‘资本的政治权力’”（thedestructionofthe‘social’aswellas‘politicalpowerofcapital）。（页289）他指出，托克维尔在法国建立的社会民主制度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福利国家遗产都得以保存。至于当代自由主义者，尼姆茨警示，就像托克维尔那样，他们仍然畏惧人民群众。他们蔑视“可悲的人”和“弃权者”，倾向于起诉资本主义的受害者，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283）对尼姆茨来说，这些教训是显而易见的：“阶级和阶级定位非常重要。”在未来的行动中，我们社会主义者要要谨记这一点。每一个激进主义者和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都应阅读尼姆茨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认真思考通过将自由主义最好的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提供的论点进行比较所得到的经验教训。马修·施特劳斯（MatthewE.Strauss）是俄亥俄中部革命社会主义者（CentralOhioRevolutionarySocialists）的一员，他的作品见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 [1]欧洲之春（EuropeanSpring），即1948年欧洲革命（Revolutionsof1848），也称民族之春（SpringofNations）或人民之春（People’sSpring），是在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的一系列反对封建专制的武装革命。第一场革命于1848年1月在西西里岛爆发，随后的法国二月革命更是将革命浪潮波及到几乎全欧洲，但是这一系列革命大多都迅速以失败告终。──中译者注。 [2]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Points），是为和平协商结束一战，以和平为原则的声明。它的大纲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其中，第一至第五点为抽象的国际政治原则，第六至第十三等八点均属协约国作战之目标，第十四点则是试图建立弥平国际战争保障世界和平之机构。──中译者注。
非理性的理性（﹝德国﹞梅林（FranzMehring），1892）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非理性的理性[1] ﹝德国﹞梅林（FranzMehring）1892 荣雪燕翻译〔来源〕《新时代》（DieNeueZeit）杂志，11年度（1892/1893），第1卷，第161至164页。出自弗朗茨·梅林《战争和政治》（KriegundPolitik）第一卷，柏林1959，第84至88页。原文链接：DieVernunftderUnvernunft 一家伟大的资产阶级报纸，通过发表新的军事法案使官方的谎言和欺骗游戏落空，它的商业利益又以通常的方式践踏了其忠诚和爱国的职责。整个国家出现了恐慌，各党派的报纸一致感叹：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把这些巨大的负担扛在肩上；军国主义必须改悔。对这一异议的真实性几乎没有任何怀疑；一个漫游者，在漆黑的夜晚，一道闪电向他展示了可怕的深渊，他的脚必须在狭窄的边缘摸索着前进，当突然从他的嘴唇里发出恐怖的呼喊时，他并不是在假装。这种普遍性的异议是否包含了对持续甚至胜利的抵抗的保证，则是一个另外问题，任何不想处于致命意外中的人，都要及时检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有社会民主党站在基本观点上：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格罗森也没有!其他的党派，只要他们在要求上各不相同，那就肯定会讨价还价。但是这就意味着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胜局。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交易中，小礼物对它来说并不重要，而且因为它的一致性使它优于半数对手。但是，即使军事法案被现在的帝国议会否决，这个议会机构也会被立即解散，并且军国主义会提出一个问题：我还是社会民主党？但是必须要想到的是，我们不需要跟任何那些几十年前或者只是几年前，以他们所能和所愿研究德意志帝国资产阶级的人说这些。资产阶级报刊如此愤怒地将子弹对准卡普里维伯爵[2]，这是一个可疑的迹象。那些明白事情严重性的人，会很乐意将这些人排除在游戏之外。俾斯麦或卡普里维或瓦德西[3]或辛慈少校[4]——他们都是一体的。一百年前，当时最有名的普鲁士将军对自己的评价适用于所有这些人：c'estplusfortquemoi，这比我更强！军国主义正按照其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断蔓延，任何一个人，无论大小，都无法指挥它：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进一步！。它将驱动自己前进到不理性的最高峰，以期自行转向理性。他早已进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新的成功都只会让他进一步走向衰败。但他不能再以其他方式生存，在这里，他睁着眼睛奔向他的厄运。是睁着眼睛或者是闭着眼睛，这并没有太大差别。或许军事法案的父亲们在看着他们自己的孩子时会感到害怕和不安；也或许会对一个成功分娩而感到高兴。但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他们都必须走向他们的厄运。这就为这些人辩解了，前提是，不把这些人“老练的”判断说成是对人民极大的负担的绝对权威。我对总参谋部和国防部有绝对的尊重，但是人的不牢靠性没有比在一个封闭部门中更大的了，他们只在他们片面的——技术的想象中圈子里活动。普鲁士军队历史的丰富性也刚好证明了这一点。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晚期的时候，普鲁士参谋部最杰出的官员是斯图本上尉[5]和贝伦霍斯特少校[6]。两人都被耻辱地解雇了，因为像所有的伟人一样，弗里德里希无法忍受他身边有能人。斯图本去了美国，众所周知，他在那里为叛军的军事组织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那里，他在1793年就对一位德国来访者，即军事作家迪特里希·比洛[7]说，法国志愿军对他们自己的将军，如卡诺、杜穆里埃、霍赫、古维昂·圣西尔等著名的职业军人，对这些人的无能抱怨不已，他们正在发动与美国农民一样的战争，而且他们将同样不可战胜。贝伦霍斯特没有重返军营，但他写下了对战争艺术的著名的反思，在其中对普鲁士军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对“纪律的极端粗暴、苛刻和服务的奴性”、“阅兵艺术的微观学和细节主义”等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这种指责往往在今天仍然适用。并且这个目光敏锐，并且从他的标准看毫无偏见的军官对重要的事情了解甚少，关键是，他在耶拿战役两年后仍能写道：“战术的天才”必须发明一种“更高的辅助”来使拿破仑战争无害。他们两人中哪一个看得更尖锐？斯图本，他的命运把他扔进了农民的民兵队伍，还是贝伦霍斯特，他穿着职业军官的衣服，属于当时战争科学的最高权威？普鲁士丰富的战争史上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但我们在此不能一一赘述。决定性的观点始终是，“技术型专家”非常了解自己的行业，但仅此而已。“所谓的当局总是让自己蒙羞”，正如老齐格勒曾在帝国议会的一次军事辩论中所说。可以解释的是，军事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催生了新军事法案的险恶想法。同样可以解释的是，对群众在最难以承受的负担下越来越屈服的恐惧，使他们更加顽固地坚持常备军的严格操练。但是难以解释的是，“技术型专家”怎么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越来越普遍的人民武装的本质和从雇佣军中流传下来的纪律和训练的形式之间的矛盾定会无可救药地引爆军国主义，正如在经济领域中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会导致社会变革一样。人民武装越普遍，士兵而不是军官就越能控制军队。就过去而言，普鲁士总参谋部对此相当了解。他们中最有天赋的成员之一耶恩斯少校[8]在谈到上世纪法国革命战争中出现的现代战术时写道：“散兵在当时的法国人中绝不是通过规章事先确定好的，这是很正确的，因为这与普鲁士的所有基本特征都一样。法国分散的战斗并不是规定好的，而是自然形成的；人们利用不利的情况而使其成为有利的结果，因为这种结果符合现实条件，所以它变成了一种力量。”但是，当恩格斯在耶恩斯之前十年，以相似的方式描述了在圣普里瓦[9]，在后膛步枪可怕炮火下，德军方面正规的连纵队如何解体为密密麻麻的防卫小队，然后又说：“士兵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士兵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火力下至今仍然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10]当然，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后科学”，它也受到社会主义法律的真正科学的审查。“技术型专家”的特权总是跟在历史发展的背后小跑100年。只有当不考虑这些先生们真诚的面孔的时候，德国人民再次被最巨大的负担所压倒，那么人们可以给他们善意的同情。他们必须按照军国主义的辩证法来跳舞；阻挠和抵抗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此，阻挠和抵抗新的军事法案或许对人民也不会有任何帮助？只要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只有相对的，但还没有绝对多数的选民支持它，并且如果它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足够支持，与军国主义碰硬并毫不留情地将其打倒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种疑虑下，人们必须暂时停下来，尽管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但不要害怕最坏的结果。在普遍愤慨面前，新的军事法案似乎已经被瞬间淹没，这种放弃的态度可能显得有些清醒。但它绝没有摆脱恶意的政治，而这种政治总是邪恶的。如果法案能在资产阶级的帮助下被推翻，那就更好了；理性的人将与非理性进行同样激烈的斗争，因为非理性通过它暂时的胜利，只会更加肯定地走向它的最终失败。但在议会可能失败的情况下，我们不想满足于资产阶级的逃亡和塔尔博特的垂死叹息：毫无意义，你就赢了；只有当我们知道，在困境中，一直还有非理性的理性作为我们最后的和最终最根本的救星，我们才能与军国主义最新的和空前鲁莽的狂妄进行如此果断的斗争。 [1]梅林这篇文章是反对1892/93年军事法案的暴力要求。1892年11月，帝国总理卡普里维伯爵在帝国议会要求增加84,000名军人和军士，也就是说，一次性增加的数量相当于1871年至1890年期间军队的实力。三年的服役期将被缩短为两年（骑兵和骑士炮兵除外）。 [2]卡普里维伯爵，格奥尔格·列奥·冯（GeorgLeoGrafvonCaprivi1831-1899）——普鲁士王国首相（1890-1892）、德意志帝国宰相（1890-1894）。早年在普鲁士军队中服役。普法战争中任普军第十军团参谋长。1881年晋升中将。1883年任普海军大臣。1888年任第十军团司令。继俾斯麦出任首相和宰相后，推行“新路线”，调整内外政策：取消《社会党人法》，实施劳动立法和社会改革，缓和社会矛盾；采取疏俄亲英、扩军备战政策以应对俄、法两线可能的进攻，并与奥匈、意、比、瑞士等国签订商贸条约，为德国获取海外市场。其政策引起容克地主阶级不满，后被迫辞职。封为伯爵。 [3]瓦德西，阿尔弗雷德·冯（AlfredvonWaldersee1832-1904）——早年入普鲁士边防炮队，参加过普法战争。后任德国总参谋长，晋升陆军元帅。1900年8月任八国联军统帅。 [4]辛慈，保尔·冯（PaulvonHintze1864-1941）——德国海军军官、外交官和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即1918年7月至10月，担任德国外交部长。 [5]斯图本，弗里德里希·威廉·冯（FriedrichWilhelmvonSteuben1730-1794）——普鲁士军官，编写了《美国军队秩序和纪律条例》，将美国革命军改造成一只训练有素的战斗力量，为美国独立战争作出贡献。 [6]贝伦霍斯特，奥尔格·海因里希·冯（GeorgHeinrichvonBerenhorst,1733-1814）——德国军事作家，著有《战争艺术的省思》。 [7]比洛，迪特里希·海因里希·冯（Bülow，DietrichHeinrichvon1757-1808）——普鲁士军事理论家，1772-1790年在普鲁士军队服役。 [8]耶恩斯，马克思（Jähns,Max1837-1900）——普鲁士军官、军事著作家和历史学家，曾在军事科学院讲授军事学术史。 [9]圣普里瓦（St.Privat）——法国的一个市镇，在1870年8月18日圣普里瓦会战中德国军队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取得了对法国莱茵军团的胜利。在历史文献中，这一会战又称格拉沃洛特会战。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6页。
自觉的批评家：评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英国﹞罗勃.霍夫曼（RobHoveman），2004年11月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自觉的批评家：评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 ﹝英国﹞罗勃.霍夫曼（RobHoveman）2004年11月25日谷书存翻译相关阅读： ·失忆的政治（《理论之后》第一章）（2003） ·理论的兴亡（摘自《理论之后》第二章）（2003）〔说明〕原载英国《国际社会主义》季刊。原文链接：Theselfconsciouscritic TerryEagleton,AfterTheory（AllenLane,2003）,£18.99 中译本《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 特里.伊格尔顿写就了一本非常易读、思路清晰且颇为有趣的书，却很奇怪地将其命名为《理论之后》。之所以令人感到奇怪，是因为书中充斥着理论和观点，蜂拥而出，源源不断，在这样喷涌的速度下，如果伊格尔顿能喘口气，把个中观点阐发得更多一些，读者将不胜感激。本书的前半部分试图草拟出一张决算表以展现“文化理论”在“文化”理解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而伊格尔顿如今正是曼彻斯特大学的“文化理论”教授。对于许多人来讲，这看上去似乎像是一种枯燥和学究式的自我辩白。文化理论很可能有它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而伊格尔顿教授则在这里去纠正后者并且补充前者。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是在做一种自我辩白，但结果却远非枯燥和空谈，尽管最终这一结果也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什么是文化理论。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它的主要理论家们所定义：伊格尔顿在他列出的文化理论先行者与伟大理论家的列表中包括了雅克·拉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特以及米歇尔·福柯。其他的名字包括雷蒙德·威廉姆斯，皮埃尔·布迪厄，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约尔根·哈贝马斯，弗里德里克·詹明信和爱德华·萨义德。这些理论家以及其他人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符号学的阐释与应用引入到（广义上的）文化研究中。伊格尔顿对他们的作品做出了一些有力的断言。在很大程度上他相信这些理论家被1968年的邀进化推到了很高的地位，这一激动人心的文化运动正是同这些理论家一起，可以与1910到1925年间出现的运动相比肩，而不是同艺术家、小说家、雕刻家和作曲家一道。他进一步认为，这些理论家以一种同志般的、建设性的方式与他所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相论战，让真正的智识进步得以发生。随着与妇女运动相结合的女性理论的发展（对此伊格尔顿不加批判地大谈特谈），这一情况尤是如此。更确切地讲，伊格尔顿声称文化理论： ……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蔑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1] 然而几乎紧接着下一口气，他继续争辩道，这一观点有些不公平。文化：在已为大家所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位置显赫。乔治·卢卡奇、瓦尔特·本雅明、安东尼奥·葛兰西、威廉·赖希、马克斯·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尔库塞、特奥多尔·阿多诺、恩斯特·布洛克、L.戈德曼、让-保罗·萨特、弗里德里克·詹明信：这些人忽略了色情和象征、艺术和无意识、生活经验和意识转换，就难以成为思想家了。[2] 根据伊格尔顿的看法，人们不应期望马克思主义涵盖关于人类存在的每一方面，更不必说去解释它们了。不幸的是，伊格尔顿没有揭露官方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破产，这一思想体系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在知识分子领域内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许多人就有正当理由去质疑，有多少文化理论家真正普遍地对提高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解做出过贡献，特别是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在许多篇幅中，尽管初期它看上去颇为激进，但却为后来发展为后现代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埋下了伏笔。这里，后现代悲观主义与保守主义遭到伊格尔顿义正言辞地抨击。伊格尔顿相信，六十年代晚期的文化爆炸被理论所取代，是由于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的现代革命完全无法在前沿艺术中重复其自身。部分是因为重复并非原创，而从定义上讲，创新是要求原创性的。此外，现代主义蓬勃发展的环境条件再无法重获。现代主义生发于相对坚固且稳定的布尔乔亚世界的解体，所有曾经坚若盘石的事物都已消逝在空气之中。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狡诈的资本主义秩序已将现代主义收编其下。但是这里有一个矛盾之处。当伊格尔顿勾画出文化理论的决算表时，他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有利的，但决算表上的成就是如此之单薄。他特别向女性主义的方向频频点头赞许，但在书中他并没有从女性主义里提供出任何持存的范例，远不如从文化理论较高原则的其它元素中提出的多。符合伊格尔顿标准的作家们也许在审美和想象上有许多可说之处，但是比如说像巴特和拉康真的对我们的知识和理论做出了持久的贡献吗？当伊格尔顿确实识别出了文化理论中的空洞时，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他们——占据人类存在的相当大一部分——如伊格尔顿所言，提出了关于为什么他们忽略了这些议题的疑问，而这些疑问伊格尔顿并没有给出答案。伊格尔顿接着勾画出了一组对照，关于“高级理论”的发展高峰——即这些理论家在七十年代的作品，这一时期也恰巧是伊格尔顿受到其整体影响的时代——与紧随其后的衰落时期之间的对照。他恰当批评了存在于费希和罗蒂——近来两位美国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的后现代自满中的智识空洞。在理查德德·罗蒂和斯坦利·费希这样的反理论家看来，理论就是如何试着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正确……不过对于反理论家来说，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你不能用理论来证实自己生活方式的正确，因为理论是你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并不与生活脱离……因此，文化并没有任何理性基础。文化就是文化。[3] 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反基础主义，因为对于像罗蒂和费希这样的人来说，文化事实上取代了作为基础的上帝、自然或理性——在其下是我们无法达到的事物。对于我们在何种程度可以理性地证明或谴责特定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社会或智力实践，其中存在着智识界限，但这些可能的界限的存在无论多么真实，当相比于肤浅的表面我们失去了对深植其中的东西的洞见，或者无法将两者区分开来时，政治问题将变得显而易见。罗蒂和费希所提出的一种看法使其适用于一种根本上不一致但又反动的相对主义。从看似无可挑剔和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原则来看，如果我们身处一个社会，我们就不能谴责北约，也不能在另一个社会谴责女性割礼。伊格尔顿热衷于证明文化理论对重要的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过去，这样的知识分子，从社会的普遍秩序到生活的意义中寻求探索更广泛的问题，本会在科学将其替代之前被神学所吸引，而后在其淹没在专门化和碎片化之前被科学所吸引，然后则是哲学，这种哲学未曾抛弃解决枯燥的技术问题和坦率的细节问题的雄心壮志。文化理论在其早期的发展中，作为一个跨过了传统学术边界的课题，拥有巨大的优势。伊格尔顿有时听起来好像他为课程改革奋斗了太久。文化理论家也很幸运地吸引了激进的学生，他们寻求替代资本主义的粗俗的野心家和物质主义。至于这些学生中有多少人最终进入了投行和广告业，而不是英国激进左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并没有相关的数据。在伊格尔顿的叙述中还有一个元素，那就是作为英雄的孤独知识分子，在周围的一切都坍塌到后现代主义之中时，依旧支撑着她的批判的一角。这当然有其真实的成分。伊格尔顿一直是英国学术界最激进、最热衷政治的杰出人物之一。但也应该要有轻重缓急。就文化理论的具体成就而言，伊格尔顿指出了四个方面。首先，它帮助我们自觉地认识到诠释的过程，将无数的英国学生从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沉闷的反理论方法中解放出来，这种方法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学教学中盛行。文化理论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对批评本身的自我批判。其次，它告诉我们，正确的理解方法并不只有一种，譬如说对虚构作品的理解。因此，《呼啸山庄》既可以看作是一部关于死亡的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关于弗洛伊德式的死亡冲动的小说，而简·奥斯汀则是一位处理爱情、婚姻和道德价值的作家，并且有意识地或不自觉地将这些与财产和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把文化作品看成是对多种诠释的敞开，并不是成为意义虚无主义者，将其视为对任何诠释的敞开。而是要把我们从单一维度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尽管如此，现有的多样但数量有限的解读肯定不仅仅是审美选择的问题，就像伊格尔顿几乎在暗示的那样。如果只对奥斯汀的作品作阶级和财产方面的解释，那就太简化了，但如果你不把阶级和财产考虑进来，那就会错过对奥斯汀的任何理解中最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更怀疑在《呼啸山庄》中辨别弗洛伊德式的死亡冲动是否有好处，因为尽管这个理论很迷人，但我更怀疑它的真实性。第三，它帮助我们认识到文化作品不仅仅是作者有意识意图的产物。作品必须从整体上去理解，包括潜意识、语境和读者的贡献，这是伊格尔顿急于强调的。第四，文化与权力之间存在联系。这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观点背道而驰，他们认为文化是权力的对立面，实际上是一个不受权力不利影响的避风港。伊格尔顿承认“文化成为对乌托邦的珍贵回忆”[4]。然而，文化也可能与令人讨厌的权力形式串通一气。“的确，文化的这两方面并非不相关联。通过鼓励我们想象未来，文化也有可能给现存社会秩序提供一个方便的安全阀”[5]。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决算表大体上是有利的。他承认，一些实践者的写作风格非常糟糕，含义也很可疑。但它的高级理论家大多是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为写作清晰辩护，作为一个文体大师，他将这一点付诸实践。但他也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即仅仅因为文化是一种与天体物理学不同的共有事物，这并不意味着理解文化不应该充满困难的想法，有时也不应该充满技术语言。如果很多针对文化理论的批评“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相当微不足道的”，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有可能对文化理论发动更具毁灭性的批评。我们坚持的文化理论许诺要尽力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但总的来说却没能兑现诺言。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6] 从第五章开始，伊格尔顿从对相当有限和学术的讨论转向更加雄心勃勃的领域。文化理论现在为什么必须要解决大问题，他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他认为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的挑战将无可避免地迫使西方的知识分子去处理关于西方秩序合法性的不同形式的广泛问题。换句话说，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的终结”命题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排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致的，强调特殊而非一般，强调差异而非普遍，等等。历史的终结显然不会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到来而临近，因此我们需要解决文化理论一直在认真回避的大问题。伊格尔顿对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出现所作的非常有利但又非常抽象的引用更为中肯。但即使在这里，他也是含糊不清的。伊格尔顿用一系列精彩非凡的句子宣称，“不能再依赖集体性的观念，它属于我们眼前分崩离析的世界。现在，人类历史大部分既是后集体主义者的，也是后个人主义者的”[7]。为防我们在书中较早的部分感到绝望，失去信心，他接着说道：“我们需要想象新的归属形式，它在我们这种世界里肯定是多重的，而不是大一统的……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正尝试着勾画全球性与地方性、多样性与一致性的新关系”[8]。这有点不出人所料。伊格尔顿的心一直是左派的，他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与一些左翼学者相比，他与真正的政治活动有着更多的联系。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他在牛津的国王纹章酒店外卖“大火焰”，1984年，在冬季最冷的一天，他花了几个小时在牛津的玉米市场为矿工们募捐。他经常在他的书、演讲和研讨会上称赞1917年10月俄国唯一一次成功的工人革命，这本书也不例外。他的同情和他的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式的。但他也花了多年时间沉浸在学术界，如饥似渴地阅读、写作和授课。他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传统，而他对苏联及其解体的分析中存在的缺陷正是源于这一传统。他当然曾经相信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证实了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阐明的观点，并由欧内斯特·曼德尔忠实地保存了50年，即苏联确实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就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摇摇欲坠地平衡着，并最终倒塌了。这种传统中的弱点偶尔表现在他愿意接受毛主义甚至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尽管试图将任何不同意狭义传统定义的人排除在正典之外可能是愚蠢的，但太多的自由主义未能提供必要的分析工具来划清界限。这可能是他对那些放弃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如此大度的部分原因，他承认这一举动只是在他们远离与马克思主义“同志式”接触轨迹的晚期。他也长期着迷于理论家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仅有微弱联系的理论。他显然有点脱离了当代世界的政治现实。仅仅因为过去20年的失败让工人阶级处于守势，就将“旧形式”的集体认同一文不名似乎有些奇怪。伊格尔顿并没有试图证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观点是正确的，从而破坏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潜在的掘墓人。他只是觉得这是显然的。然而，1995年法国和今年的斗争高潮表明，工人阶级可以开始从失败和衰退的黑夜中重新崛起，就像英国非正式的自发罢工的重新出现一样。他对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积极看法是在如此抽象的层次上提出的，很难知道如何理解他对其潜力的看法。他显然没有意识到现在反资本主义运动内部盛行的不同观点，这些观点同时分裂着反资本主义运动。尽管如此，仍然有足够的理由恰当地处理伊格尔顿在书的后半部分所关注的深层哲学问题。在学术界，关于真理和道德的本质存在着许多困惑——尤其是那些受来自法国和美国的（以前）时髦但普遍较差的哲学（以及其本土的变种）影响最大的领域。伊格尔顿痛斥真理的相对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它最终会在自身的不一致中崩溃。他仔细地表明，相信“绝对”真理不是相信教条，也不是相信已揭示的真理。它只是相信一个真理的概念，它避免了矛盾和逻辑上的自我矛盾，这是理性思考和对话的最低要求。这并不能使真理容易获得，也不能使我们对真理的主张不可证伪。相反，相对主义者的真理概念更符合教条主义。虽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关于真理的概念存在着一些困惑，但伊格尔顿对真理的论述在我看来似乎与这一传统的精髓相一致，并且具有真理的美德。同样，伊格尔顿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概述了一个人性概念，它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的价值概念。这将被所有那些“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拒斥，但这同样是基于虚假的和最终不连贯的哲学基础。这个人性的概念，本身是复杂的，有争议的，可以在亚里士多德中找到，并且社会化了，构成了马克思的人性概念的基础。不仅如此，伊格尔顿还概述了一种植根于人性和人类潜能概念的道德概念，这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这个问题在传统中也有一些混淆，但伊格尔顿认为这个问题源于未能区分道德主义和道德，在我看来是正确的：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伦理学和政治学是密不可分的。伦理学论述如何善于为人，但没人能单独做到这一点。此外，除非存在着允许你这样做的政治机制，否则任何人都做不到。马克思继承的正是这种道德思想……善恶的问题被错误地从它们的社会背景中抽象出来，而又不得不回归于社会背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就是经典意义上的道德学家。他相信，道德探索必须检验组成特定行为或特定生活方式的所有因素，而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或个人的生活方式。[9] 然而，伊格尔顿论证道，马克思认为，从整体上来讲，“道德”就是意识形态，因为他混淆了道德和道德主义，而道德主义就是“存在着一整套被认为与社会和政治问题截然不同的道德问题”[10]。本书后半部分的论点和观点新颖，内容丰富，发人深省。他们不仅包括对真理、客观性和价值问题的认真思考，还包括对死亡的意义及其对生命的影响的思考，试图渗透“原教旨主义”思想，以及伊格尔顿认为出现在基督教圣经部分内容中的激进的反原教旨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道德理解的解释。虽然伊格尔顿善于揭露他所反对的观点的局限性，并经常强迫他赞同的观点，但他并不总是深入研究哲学问题，至少在足够的细节上也不回答或解决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事实上，伊格尔顿可能会承认，他在本书后半部分的出色杰作更像是一个更实质性的、本质上是哲学的理论的序幕。试图发展这种理论的一个动机是，后现代主义中本质上熟悉的哲学问题的重新出现，以及它们被用来削弱而不是加强挑战资本主义野蛮的运动。伊格尔顿似乎觉得后现代主义几乎已经过了它的兴盛之日，但原教旨主义现在提供了认真思考基本问题的动力。在澄清和加强我们的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理论的哲学基础方面，当然还有一些有益的工作要做。在我看来，伊格尔顿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对这个项目做出了非常有用的贡献。 [1]中文译文参考《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30页。后续原文译文均参照该译本。 [2]同上，30-31页 [3]同上，53-54页 [4]同上，94页 [5]同上，97页 [6]同上，98页 [7]同上，22页 [8]同上，22-23页 [9]同上，137-138页 [10]同上，138页
苏联地下左派简史（﹝美国﹞柯特·韦纳（KitWainer），2022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苏联地下左派简史 ﹝美国﹞柯特·韦纳（KitWainer）2022年4月紫阳翻译、李明校对译者按：本文摘译自柯特·韦纳介绍俄罗斯社会主义作家和活动家伊利亚·布德拉伊茨基思（IlyaBudraitskis）的新书《异见者中的异见者：后苏维埃时期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左派》（Dissidentsamongdissidents:Ideology,PoliticsandtheLeftinPost-SovietRussia,Verso,2022）的书评下半部分。标题“苏联地下左派简史”是译者自撰。原文链接：https://www.tempestmag.org/2022/04/dissidents-among-dissidents/ 伊利亚·布德拉伊茨基思（IlyaBudraitskis）著作的后半部分回顾了战后时期主要是地下左派的历史，以及后苏联时期左派的重新崛起。这段历史在俄罗斯以外鲜为人知，因为苏联的镇压限制了左翼思想的传播，而大多数西方左翼人士在冷战期间对了解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不感兴趣。苏联最后的几十年里，最普遍的异议形式是基于公开的苏维埃原则和现实苏维埃之间的不匹配的社会批判，在这种背景下，反共产主义显得极端边缘化。（页104-5）布德拉伊茨基思首先回顾了赫鲁晓夫“解冻”时期（1956-1964）社会主义持不同政见者的努力。面对日益增长的对腐败和不平等的反对，及受到1956-1957年匈牙利和波兰的起义，1962年在俄罗斯诺沃切尔卡塞克（Novocherkassk）发生的残酷镇压的影响，社会主义反对派在解冻期间发起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在此期间，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出现了青年团体，他们专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社会进行独立分析，并通过发展工业民主和工人自我管理，从底层寻求社会主义改革战略。”（页108）这些持不同意见的青年团体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可以使得共产党内部发生变革。其他人认为可以改革这一制度，但也试图从官方以外的圈子施加压力。1958年，一些人开始聚集在莫斯科的马亚科夫斯基广场（MayakovskySquare）。解冻时期的紧张社会背景确保了关键问题——苏联是否是一个工人国家，它捍卫的是谁的利益，苏联社会的真正社会结构是什么，以及最后，是否有对官僚机构无限权力的社会主义替代——变得更加重要。（页110-11）在解冻时期，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沉浸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并受到东欧共产党改革派的影响。尽管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主义，但他的政府仍然是专制的。左翼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得不在小范围内秘密会面，并害怕拥有太多追随者。1959年，克格勃驱散了马雅科夫斯基广场集会，并将几名领导人送往精神病院。尽管如此，许多抗议者在1960年重新集结。在1956年至1957年的列宁格勒，韦尔集团（Vailgroup）吸引了年轻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与莫斯科的同行一样，许多人对早期的社会主义辩论感兴趣，因为他们在寻找官方共产主义的替代品。他们阅读了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Bakunin）和20世纪20年代初挑战列宁的工人反对派（Workers'Opposition）的著作，以及19世纪恐怖组织“民意党”（NarodnayaVolya）和以农民为主的社会革命党（SocialistRevolutionaryParty）领导人的著作。韦尔集团出版了强调工会作用的《匈牙利革命论纲》和《匈牙利的真相》。他们把工人委员会的统治与官僚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克格勃于1958年解散了韦尔集团，但两年后，共青团（Komsomol，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中少数持不同政见的成员在列宁格勒成立了公社联盟。他们的领导人在1963年写了《从官僚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并引用了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内容。他们认为官僚主义是一种新的统治阶级形式，但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进步的。他们把自己定义为“革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呼吁工资平等，消除克格勃，建立多党制，结束权贵统治。这些领导人于1965年被捕。布德拉伊茨基思解释说：了解列宁的这部著作（《国家与革命》）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几代人的独特意义，对于发展一种批判苏联社会主义现实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回忆说，列宁格勒的工人“在车间分发《国家与革命》的复印件。”每一份都用红铅笔划了线，要求所有官员都要选举产生，要求官员的可替代性，要求他们的工资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的工资。（页130）如果他们被捕，许多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会在监狱里重新建立联系，继续传播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官方数据显示，数百个持不同政见的团体正在崛起，其中大约三分之一被认定为社会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分发地下出版物，开始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包括那些受欧洲共产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作品。罗伊·梅德韦杰夫（RoyMedvedev）开始出版他的地下《政治日记》（PoliticalDiary），以影响“党内民主人士”，以期改革政权。他发表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文章。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梅德韦杰夫发现自己在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中属于左翼。梅德韦杰夫和其他社会主义者面临着来自西方自由派的攻击，如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Sakharov）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Solzhenitsyn），后者希望复兴正统神权政治，并谴责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ElkonGergieveichLeikin，别名秋明（AlexanderZimin），是俄罗斯少数几个与西欧马克思主义团体有直接联系的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之一。作为20世纪20年代反斯大林主义反对派的资深人士，他的《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法国托洛茨基派的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eagueofRevolutionaryCommunists）出版。他是少数坚持认为苏联领导人背叛了俄国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之一。 1977年，青年社会主义者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成立。鲍里斯·卡加利茨基（BorisKagarlitsky）是其中一员。他们查阅了禁档，研究了列夫·托洛茨基（LeonTrotsky）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的作品。他们认为，左翼知识分子需要发动一场新的工人革命，因此他们与异见运动中不断壮大的自由派展开了辩论。克格勃解散了他们的组织，并囚禁了一些成员。虽然卡加利茨基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尝试组建社会主义组织，但其他人在改革期间转向了右翼。布德莱斯基斯观察到，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Gorbachev）时代到现在，俄罗斯左翼分子与过去社会主义的联系比美国左翼分子普遍存在的联系要少。斯大林主义切断了俄罗斯革命传统的历史脉络，即使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后斯大林主义解冻一代，也只保留了这一传统的碎片。（页167-68）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反斯大林的左翼分子形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与此同时，一种特殊的民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在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党内领导中和对腐败感到愤怒的工人中出现了。1991年后，新斯大林主义者反对鲍里斯·叶利钦（BorisYetlsin）政府的亲资本主义“休克疗法”（shocktherapy）措施。在1993年与总统发生暴力冲突后，他们成为了俄罗斯议会支持者的核心，并与共产党重新联合。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席位，之后转向了东正教民族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的活动家和选民基础的特点，他们聚集了贫困的养老金领取者、在市场改革中失利的大众知识分子（医生、教师、科研人员）、前苏联企业中被压榨的工人、怀旧的官僚阶层、一部分管理阶层和军官（页173）在过去的25年里，社会主义左派取得了断断续续的成功，他们支持上世纪90年代的劳工罢工，反对普京在本世纪初的紧缩措施。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极右势力——光头党和足球流氓——在2000年代出现，他们的目标是少数族裔，以及来自中亚的移民。作为回应，一场反法运动开始了，双方发生了巷战。镇压和普京对2014年乌克兰独立广场叛乱的回应分裂并削弱了俄罗斯左翼。普京把抗议者描绘成西方的第五纵队，决心推翻俄罗斯沉默的大多数人的传统价值观。暴动小猫（PussyRiot）成员的被捕，以及官方媒体掀起的一场恐同运动，促使人们以文化战争的角度解读抗议运动，抗议的少数人注定要失败。（页182） 2014年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也分裂了左翼。一些左翼人士认为，顿涅茨克的独立运动标志着，工人们即将开始反抗基辅的反动政权。相比之下，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乌克兰陷入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领导人代表着俄罗斯的傀儡政权。 2017年之后，政治形势似乎更有希望。自由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Navalny）呼吁抗议腐败。在批评他的亲市场哲学的同时，大多数左派人士支持抗议活动。2018年实施的养老金改革大幅增加了俄罗斯工人的工作年限，这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愤怒。另外，从2010年开始出现了新的女权主义。. 俄罗斯女权主义新浪潮的重要特征是它与左翼反资本主义批评的联系，这种联系既体现在纲领层面，也体现在与左翼团体的实际互动中。（页185）布德拉伊茨基思的作品是令人大开眼界和极其必要的。然而，读到它很难不体验到一种悲剧感。一代又一代左翼社会主义者试图对苏联现实进行分析，并提出一种革命性的民主选择，这一传奇故事鼓舞人心，但也提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左派人士对他们知之甚少，也很少努力接触他们并与他们互动。显然，这主要应归咎于苏联。连续几届的克里姆林宫政权逮捕社会主义活动人士，迫使他们秘密行动，只出版少量出版物。审查制度也使得他们的作品很难被翻译或运送到苏联之外。反社会主义镇压的历史是许多故事中的一个，这些故事表明，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共产主义，实际上积极阻止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限制社会主义者互动和利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更深入分析的能力，并防止出现真正的国际主义。
列宁论异化（﹝英国﹞乔·帕特曼（JoePateman），2023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相关链接：列宁-> 传记·回忆·评论列宁论异化 ﹝英国﹞乔·帕特曼（JoePateman）2023年3月王鹤凡翻译、大壶春花校对〔说明〕原载学刊《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49卷第2期,2023年3月作者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原文链接：V.I.LeninonAlienation 摘要：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列宁——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论。马克思人本主义者认为，正是异化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解放之推动力，而列宁的追随者对此的忽视使得苏共政权没能让苏联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对此，本文就列宁忽视了马克思的异化论这一观点提出批驳。相反，实际上，列宁是最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理念这个概念的人。他也曾独立地分析过这些概念。像马克思一样，列宁批判了资本主义中的异化并把共产主义认定为无异化的社会。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也奋力地想要实现这一目标。然而，面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国内残酷的内战形势，加之大饥荒和国民文化素质落后的因素，列宁只好在消除异化上做了妥协。尽管如此，列宁的遗产也为理解今日之异化提供了重要洞见。关键词：列宁，异化，外化[1]，马克思，共产主义，人本主义，实践学派，社会学引言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列宁——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论（Bell,1959:946;Fromm,1966:71;Mitin,1967:3,6;Service,1977:95;Lane,1981:17,68;Harding,1996:7）。对马克思而言，异化指的是“人的全部能力与类属性被直截地对象化[2]为资本、科技、市场、历史规律和神祇之类的东西，而活生生的人（主体）成为了他们对象化了的力量的奴隶”（Ross,2020:527）。许多人认为“列宁不懂异化，也没能使之在其理论中发挥作用”（Mészáros,1972:93）。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在于，列宁没有读过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这篇手稿中承载着马克思对于异化论的最详细的论述（Mitin,1967:3;Fromm,1966:71;Levine,2015:177）。直到1927年，即列宁去世后3年，布党的大卫·梁赞诺夫（DavidRiazanov[3]）才将手稿第一次发表出来（Musto,2015:234）。马赛罗·穆斯托（Musto）指出，1927年前，确实有少部分人探讨过异化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意义，不过列宁不在其中。相反，他认为（Musto,2010:80）“异化论重新被认识主要归功于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4]中引述了《资本论》中的部分章节的内容，尤其是有关商品拜物教的部分…他还引入了‘物化’[5]一词的概念”。当然，实际上商品拜物教和物化虽然它们确有密切的联系，卻并非异化的形式。[6]不过，大多数人还是会认同慕斯托（2010:81）的观点。只有在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文版付梓之后，异化才成为了社会学关注的流行主题。此后，虽有大量的研究对这一概念做出解析，但他们很少承认列宁与之有关。有些人把异化论放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位置，那么对他们而言，列宁对《1844年手稿》的忽视无异有着重大的影响。这证明，列宁“漏掉了马克思理论的核心，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基本概念”（Mészáros,1972:93）。这种观点催生出了一种社会主义流派——马克思人本主义（MarxistHumanism）。马克思人本主义诞生于1932年《1844年手稿》发表之后，对他们而言，正是异化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解放之推动力，而列宁的追随者对此的忽视使得苏共政权没能让苏联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Dunayevskaya,1965;Rockmore,2018:3;Musto,2021:16）。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有着类似的观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1958:234–235,238）利用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批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异化现象，声称马列主义忽视了马克思的异化论。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派的批判理论在历史上是和马克思人本主义同根同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1966），也支持马克思人本主义并于1965年编纂了《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SocialistHumanism）一书。一些学者认为列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Rockmore,2018:2,8;Musto,2021:19）。如果接受了这一观点，列宁的理论想必要遭到马克思人本主义者的批评。事实也确实如此，一些人声称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人本主义精神，他的理论导致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中异化的产生（Meyer,1957:271,273;Kurtz,1973:174;Brie,2019:59–60;Musto,2021:19）。有些人则对此不以为然。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虽属社会主义阵营，但对苏联的马列主义持批评态度。一个叫做“实践学派”（PraxisSchool）的马克思人本主义社团就坚决捍卫列宁思想的解放性，而把苏联社会的异化归咎于斯大林（Sher,1977:137–138）。当南斯拉夫引入工人自治制度来增强工人对于经济企业的控制时，无论是执政的南共联盟还是实践学派都为之摇旗呐喊，并且不仅仅引用了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还引用了列宁的著作来证明其正确性（Gruenwald,1983:158,191）。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前，正统的马列主义政权下很少有思想家研究异化。官方的口径是：异化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无关紧要。因而，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在有些国家并未发行（Musto,2021:19）。随着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开始，人本主义变成了新潮流，尤其是它成为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利器（Dunayevskaya,1965:71）。苏联的学者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异化论的问题（Yanowitch,1967），从而，他们反对说苏联的社会是异化的社会，也不承认列宁是这个异化社会的始作俑者。尽管他们承认列宁并没有了解过《1844年手稿》（Yanowitch,1967:37–38），但是苏联依然声称异化的概念处于列宁思想的核心地位。马·鲍·米丁[7]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据他所说，“列宁漏掉了异化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列宁一向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求一个真正的革命人本主义来建设共产主义，这种人本主义就要把消灭一切压迫和人对人的剥削当作最高目的”（Mitin,1967:13,3）。为了进一步佐证这个观点，苏联人把异化和人本主义收录到列宁选集的主题当中（CW47:29,251）[8]。梅塞罗斯（Mészáros）也支持这个立场。显然，在他看来，“在列宁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他对异化的重要意义的把握起到了关键作用”（Mészáros,1972:93）。显然，搞清异化在列宁思想中的地位不仅有助于理解列宁本人的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同时，有利于揭示异化这个概念从马克思的文本之中被发掘出来的历史过程，也有利于揭示列宁与马列主义和马克思人本主义间的关联以及马列主义、异化、异化论本身之间的联系。“考虑到异化论在批判社会学中的重要意义和核心地位”（Worrell,2014:1183），这些问题与社会学的研究者们息息相关。不过，本文深入讨论并最终否决了列宁忽视了异化论的说法。相反，异化论处于列宁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位置。事实上，列宁是第一批理解了马克思文本中概念的人，他也曾独立地分析过这些概念。这说明，列宁忠实地坚持了马克思人本主义的信条，远非人们宣称的那样。本文同样要说明，列宁也像马克思一样批判了资本主义中的异化并把共产主义认定为无异化的社会。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也奋力地实现这一目标。然而，面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国内残酷的内战形势，加之大饥荒和国民文化素质落后的因素，列宁只好在消除异化上做了让步。尽管如此，认识到列宁与异化的联系对于理解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解放之推动力有着关键作用，列宁的遗产也为理解今日之异化提供了重要洞见。在概述这些论点之前，有必要先说明的是本文探讨了列宁所思考的是马克思的文本中的两种异化：异化劳动（AlienatedLabour）和政治异化（PoliticalAlienation），而前者在不仔细的阅读中常和异化本身混为一谈（Ross,2020:530）。事实上，这两种异化并不总是联系在一起，应该分开来单独分析。不过，马克思和列宁认为不消除后一种异化就没办法消灭前一种异化，二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也融会了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因此，本文在谈到社会主义的语境下把两种异化都简称为“异化”，但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都应当很好区分所讨论的具体是二者中的哪一种。接下来，本文将首先略述马克思的异化论。接着，探讨列宁与这个概念的联系，包括他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再者，本文将考察列宁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下消灭异化的理论纲要，以及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落实这个纲要时所作的尝试。。最后本文将得出，理解列宁与异化的联系有着重要意义，列宁的遗产对于理解和克服今日之异化仍有长足的影响。马克思论异化对于马克思而言，异化指的是人类劳动以一种近乎超自然、超人类的方式转变为统治社会的力量。这就是说，“人类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所控制，而这种力量实际上是他们自身力量的总和”（Ross,2020:535）。最关键的一点是：“这种力量继续以我们自身的形式存在，随着我们的活动被对象化/物化，异化之力摇身一变，产生了新的形式”（Ross,2020:535）。就其本质而言，异化发生在人们创造得以控制人类活动的固实的外力（对象化的人类活动）之时。因为是人类创造并维持这些控制性的力量，异化就意味着人类受到自己或是由人类创造并保持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商品、组织的统治。马克思认为，人类在阶级社会的产生之中被异化，有产阶级此时可以控制和剥削无产阶级。他尤其关注资本主义下的异化。[9] 资本主义中异化的核心特点是资本对于人的控制。在此过程中，工人在价值生产过程中外化自身。资本家们则利用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剥削工人，窃取他们的剩余价值以实现盈利和资本积累。通过维持和重复这一套剥削制度，人类变成了资本增值的奴隶，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资本的不断增值中才能存在。人们根据资本的需求生产，而非自身的需求。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在于人们被人类生产的商品迷住了——这就是异化最根本的结构”。然而，“这其中的一个基本元素是外化，这就是说人类存在（任何人在一定环境下的“主体”本质）和其本质（在一定的“客观”的知识和能力基础上人类可能成为的样子）相分离”（Ross,2020:538）。简而言之，人类需要一定的特质才能过上“人”的生活，而外化就指的是人类同这些特质相分离。更准确的来说，外化描述了一种颠倒的关系，一边是人类的主体人性，另一边是蕴含于他们客观化属性的人性。在外化过程中，人类所失去的人性都对应地在转移到对象化的活动中（Ross,2020:537）。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分析资本主义时指出，资本家窃取了工人生产的产品，让工人永久性地失去了自我。因此，工人生产地越多，他们就越发被外化。他们所处的世界，从事的生产活动，制造的产品以及他们所遇见的人无不是陌生、疏离和敌对的。对工人们自身而言，“一切都与他们分离，变得敌对而陌生”，工人们被自我外化了，因为“他们的人性、能力、活动和社会性都成为了这个疏离的世界的元素，这个世界从工人和外界榨取的越多，就越有能力进一步压迫他们”（Ross,2020:530）。外化和异化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关注的是对象化的人类活动的外在性和陌生性，即人类与之能力的分离。外化发生在人类将自己的属性对象化的时候，这一对象化的力量转而形成对抗他们自身的疏离的外力。与之对应的是，异化不仅包括由对象化导致的陌生性，还包括统治性。人们面對对对象化了的领域不仅变得陌生，而且这种自我外化还反过来束缚了人类，从而统治了他们。相应地，异化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基本是一个负面的概念，而外化则是相对中立的。马克思认为，外化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变为恶的”：（1）法律使工人的外化属性变得遥不可及，使得工人只剩下“一副躯壳”；（2）外化和异化同时发生（Ross,2020:530）。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将其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延伸到了政治领域。自由民主制宣称要在公众事务中展现民治，但实际上它做不到这点，因为国家已经与市民社会所分离，而资本剥削和竞争掌握了市民社会。大众并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在政治上决定涉及他们的事务。另外，既然国家是阶级对立的公开表现，它所号称的统一政治共同体就是一纸空文，因为在市民社会中人们已经按照阶级利益被分割开来了。民主国家所推崇的团结、平等不过是海市蜃楼，用来掩盖社会中普遍的阶级对立和不平等。事实上，国家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稳定和巩固这些具体的现象。它将大众排除在外并踩在他们头上，形成了他们异化的社会力量（Marx,1967:157,155,176,186,199–202）。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只有当政治民主充分展开到市民社会中，生产方式的私有化被废除之时，异化才会结束，因为这样一来，工人们就能清醒、自觉、民主地集体管理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这种不存在异化的国家最终就会消亡，因为全体人民都参与公众治理，就不需要一个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政体了（Marx,1967:241）。在他的《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1974:90）把这种存在政府的情形称之为共产主义，一个能让任何个体充分发挥才能的无阶级社会。“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的理念就在于消灭异化”（Ross,2020:536）。马克思并不指望外化随着异化的终结一起消失。在1847年后，马克思开始把工厂劳动和机械技术当作共产主义的必要成分，而两者无疑是外化的明显表现。马克思认识到，人类的解放“需要非常可观的对象化了的人类劳动，它由大批的人类活动产生，并毫无疑问地能让任何一个个体力量相形见绌”（Ross,2020:540）。在共产主义下，马克思认为生产者依旧会将自身对象化会以现象的形式出现：譬如先进的科技，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工作纪律和政治权力。但重要的是，这种对象化并没有被异化。生产者们会联合起来掌握他们的技术，并根据人们的需求分配产品，他们还会以民主的方式决定工作纪律和政治权力的形式。对于1847年后的马克思，目标不在于克服外化而是在于消灭异化，这种生产和公务中无组织、不民主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在无异化的社会中外化会减弱，但不会消失（Ross,2020:539–541）。这一点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列宁也把工厂劳动、面向消费者的产品，机器科技、工作纪律和政治权力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列宁对于共产主义的理念并不包括外化的消失。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理解异化的方式也随着时间发生过改变。在早期（1845年前）写作中（包括前述的三篇文章[10]），马克思分析的重点落在人类身上，他有时称之为“类存在物”。在后来的著作中，包括《资本论》中，马克思则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讨论异化。他不再谈异化的人，而谈异化的阶级。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这个事实上钻了牛角尖，他们错误地认为马克思抛弃了异化这个概念，事实上，马克思是找到了更加科学的分析方法（Ross,2020:536）。下面的分析也将指出，列宁也从人类和阶级两个角度探讨了异化。列宁论异化据米丁（1967:4）所说，“列宁不熟悉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对于异化的论述）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句话正确与否有赖于如何定义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大多数学者将之定义为马克思在1845年完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两篇文章之前的所有著作。在这些马克思写于1845年前的涉及异化的文章中，列宁对于其中的两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和论文《论犹太人问题》——是十分熟悉的。在列宁（CW21:80）曾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称赞此文是马克思1844年所发表的文章中“最杰出的”。不过，发行的文献中没有包含列宁对于这两篇文章的评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宁确实读过它们，因为他曾在包括《卡尔·马克思》（CW21:47）一文在内的好几处地方引用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列宁将之称为“最杰出的”著作也证明他认可了文中马克思对异化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在1895年列宁写了一篇名叫《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的文章[11]。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着手此书，1845年二月，本书先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因此《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典型。负责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苏联委员会认为这一点十分关键。据他们所说，“列宁不可能读过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中，列宁引用了相当一部分谈及异化的重要的文段，而这些是出自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转引自Mészáros,1972:95）。事实上，《神圣家族》一书也包含对于异化劳动和异化政治的描述，这些概念可能是发源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的，因为这些文章内容有相近之处。因此，不同于米丁所说，这些证据表明列宁直接地学习过三篇马克思论异化的早期著作（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而且间接地了解过第四篇文章（即《1844年手稿》）。鉴于此，列宁不了解马克思论异化的文章实属无稽之谈，事实上他对其中一些还相当熟悉。梅塞罗斯认为列宁对异化论的接触始于1895年的《概要》，在他看来（1972:93），这个时间点至关重要，因为“列宁全部的理论著作都创作于1895年之后”。事实上，这个时间甚至早于《1844年手稿》发表的1927年，从而说明列宁是最早强调马克思异化论重要性的人。列宁的《概要》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皮埃尔·蒲鲁东的批判。蒲鲁东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他提倡所谓的“互助经济”，即让每个工人都拥有各自的住宅和生产工具，并可将之与其他工人交换。马克思认为此举并不能消除异化，因为互助主义仍然保留了部分私有财产。工人仍将以私人生产的形式实现其个人的经济目的，而非为集体的需求共同生产。由于个体的工人会把生产过程分化、私有化，就不可能集体地规划社会的经济发展。工人仍同他们自己和他人分隔起来。列宁（CW38:30）援引马克思解释这个道理的文章并评述说“此文展现了马克思是如何解剖他整个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即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很具有代表性”。列宁认识到这一点有着重要意义，梅塞罗斯（1972:94）解释说，“列宁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整个体系的基本概念正是生产的社会关系’，而这个观点正是马克思对于异化的认识”。接着，列宁继续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黑格尔的异化论的批判。黑格尔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依靠思想启蒙就可以破除异化，而马恩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认为异化的核心是物质性的。异化只有在改变了生产的社会关系后才会消失。列宁（CW38:40）在这里划了重重的一条线，表明他认为此很重要。列宁还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历异化的方式不同。资产阶级由于其优势经济地位，在异化中仍然保持着“人类存在的表象”，而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则“在自我异化中感到痛苦，发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残酷事实”（CW38:27）。列宁认识到了马克思的异化观，异化是一种客观情况，根植于阶级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下，所有人都被异化，无论他们是否认同这点。当然，他们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症状来，这取决于他们在阶级架构中的位置。最后，列宁讨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政治异化的批判。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号称在公共事务上群策群力，但它实际上是分离于人民的异化社会力量。资本主义经济体有着影响每一个人的力量，而由于国家同经济体相分离，民治的原则只能部分得以实现。列宁同意马克思对于“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上的唯心主义民主代表制国家”的批判。资本主义下的民主是唯心的、异化的，而非唯物的、非异化的，因为经济领域超出了政治掌控，由民主保证的集体团结感变得虚无缥缈，国家从人民中分离开来（CW38:40）。尽管列宁在《概要》中论述不多，但从他引用的内容以及对此的评述来看，列宁已经理解了异化的重要性。他不仅在1895年盛赞《神圣家族》的论点，之后也经常如此（Mészáros,1972:95）。1896年，列宁发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他称赞《神圣家族》正是因为此文发展了异化论的观点。他解释说：在19世纪40年代，鲍威尔兄弟（即布鲁诺·鲍威尔，BrunoBauer和埃德加·鲍威尔，EdgarBauer）认为马克思反对人本主义，因为马克思所设想的解放不是基于人性的，而是源于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的回应是，正是无产阶级真正代表着人类解放（Mitin,1967:4）。因为工人是所有社会群体中最受剥削而失去人性的，他们才能最好地理解异化，并会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消灭之：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践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CW2:23）列宁称赞《神圣家族》，不仅是因为它包括了“革命的唯物社会主义的基础”，而且它是以“真正的、人性的人”——也即工人——的名义完成的。这直接表明，异化论处于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心地位。梅塞罗斯指出，同样的论点也出现在《1844年手稿》当中。这些文章说明了“关键的几个论点——‘工人被统治阶级和国家踩在脚下’；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相对立，而后者在自我异化中心满意足地承认这一点…这就是列宁和马克思在提到‘真正的、人性的人’时想到的东西”（Mészáros,1972:95–96）。列宁认为恩格斯也意识到了这点。他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捍卫了《神圣家族》的旗帜，是少数认识到恩格斯与异化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梅塞罗斯（1972:94）认为“列宁在《概要》中表达的中心论点继续成为了他后续写作的核心”。虽然没有挖掘下去，但梅塞罗斯的判断是正确的。列宁继续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异化，只不过没有采取很正式的形式。他尤其关注他的祖国——半封建的专制主义俄国的情况。从列宁的一部分论述中可以鲜明地看出马克思的影响，不过有些论述则足见列宁对异化的独到见解。 1895年秋天，列宁（CW2:52）强硬地表示“工人应当表明，他们认为自己和厂主一样，也是人，不允许别人象对待不会说话的畜牲那样来对待他们”[12]。马克思（1974:65）也在《1844年手稿》里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异化劳动把工人变成“动物”，并使他们愈发“愚钝”而“痴呆”。1895年底，列宁在狱中写道：“工厂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雇来的工人，根本不管他们的习惯、日常生活方式、家庭状况和精神上的需要”。工厂“要求工人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因此“工人逐渐成了庞大机器的一部分：他不得不象机器本身一样，任人摆布，任人奴役，没有自己的意志”（CW2:105–106）[13]。类似地，马克思（1974:65）在《1844年手稿》中谈到，异化的工厂劳动把无产者的一部分“变成了机器”。列宁在1907年（CW12:277）[14]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发现“农民是为摆脱奴役制、工役制和农奴制剥削而斗争。农民斗争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多少象人一样地生活”。列宁反复批判资本主义灭绝工人的人性，这也自然是马克思异化论中的核心。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来看看一种不同的说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异化。本文认为，列宁是站在讨论异化的立场上，探讨工人和农民的人性问题的。但这本身的逻辑确有值得商榷之处。探讨社会中的人而不涉及异化也并非没有可能。比如，可以把非人化定义为一种主观的感受或者个体的情感，这就不是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讨论异化了。但列宁不是这样做的。列宁把工人和农民当作人来对待，是考虑了他们在社会关系所反映的客观现实中的非人化，这可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手稿》中的做法如出一辙。异化与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下的生产方式并建成社会主义是消灭异化的的必要条件。列宁也支持这点。早在1895年，他就指出马克思致力于构建“由工人自己进行管理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在这个制度下，“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种需要，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CW2:108）。和马克思一样，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还不足以同时消灭异化。工人必须集体地领导生产过程。只有他们可以发展人类的才能。在针对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说明中，列宁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观点（Mitin,1967:7）。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格·瓦·普列汉诺夫曾提出一种设想，即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满足整个社会及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列宁认为这还不足够：托拉斯大概也能这样组织。如果说“由整个社会承担”（因为这既包括计划性又指出计划的指导者），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这会更明确些。（CW6:52）[15] 与普列汉诺夫不同，列宁强调了工人民主地讨论他们共同事宜的必要性。 1904年之前，列宁在异化问题上的哲学愿景和他的政治纲领确有冲突。在发表于1909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CW14）一文中，列宁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立场。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思想、力量以及行动都是对经济能力的被动反应。有意识的思想活动无非是社会中客观物质条件的附庸，而后者是独立于人类意志的。这种庸俗的唯物主义限制了人类的主体性（Anderson,1995:21–22）。列宁认定，社会主义的诞生源自于结构性的经济因素，是“自然历史“的过程，而不受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干预（CW1:137）。在1914年-1915年间，列宁改变了这一说法。通过学习黑格尔的著作，特别是《逻辑学》，他重新为异化和社会主义间的关系找到了哲学基础。安德森（1995）认为，在列宁评黑格尔的文章里，也即苏联在其死后以《哲学笔记》为标题发表的册子中，列宁用更纯粹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新了他庸俗唯物主义的认识。在更认真地学习了黑格尔的观念论后，列宁肯定了主观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他坚持认为，人类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还能改造它“（CW38:212）。虽然在他的观点中经济力仍然限制着人类活动，但一旦群众能形成革命的意识，就有能力改变这种力量并决定历史的进程。这是列宁思想发展过程中第一次确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决定因素这一哲学基础。群众有能力改变所处的客观物质条件，而不是只能接受被其奴役的命运（Anderson1995）。这自然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核心原则。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列宁的哲学发现是他对于社会主义和异化的理解的思想基础。列宁既然主张人类可以改造世界并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就从而肯定了工人阶级反抗并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消灭异化的可能性；因为掌控自身的命运是克服异化的根本所在。列宁《哲学笔记》中充溢着的马克思人本主义进而影响了他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Anderson,1995:148）。这本书写于1917年8月-9月间，其中，列宁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无异化特征。在回首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一节中，列宁把资本主义国家描述为“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为了消灭异化，就必须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简而言之，就必须要让工人们通过苏维埃、通过议会直接地管理自己，而这就是弱化国家、从而最终使之消失的过渡阶段（CW25:393）。实践学派的哲学家鲁迪·苏佩克（RudiSupek）捕捉到了这一设想中的人本主义精神，他如是说：“列宁认识到，革命的无产阶级作为人类解放中的新力量必须建立起人民间的平等关系，使人能直接从他们的意志出发，通过工人委员会参与国家管理。这样就自然消灭了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异化的社会力量”（Supek,1978:99）。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下工人委员会可以在集体决定的纲领的指导下组织生产。他“认为社会经济基础中存在的决策和管理方面的异化都会彻底被民主化的自治系统所克服”（Harding,1983:128）。随着帝国主义的崛起，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科技进步简化了经济管理机制，以至于工人自己就可以控制小到局部大到国家层面的生产过程，而不需要资本家的参与。虽然很多人都发现了《国家与革命》中的人本主义愿景，尼尔·哈丁最为准确地将其阐述为对异化的克服：这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构想，人类能主动地决定他的命运并控制其所处的环境。这当然和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提倡的人类愿景不谋而合——这个愿景是在克服了异化后的逻辑必然，而要克服异化，超越国家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Harding,1983:123–124）。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就是消灭异化的理论，因为它设想的正是终结资本对于社会的控制，以及终结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束缚。列宁的目标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建立起有识工人的经济、政治控制权。他认为这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并提供个体充分发展的条件。列宁将这些因素认定为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的关键。当然，他也坚持社会主义的到来不会是一团和气的，而必然有对资本家、剥削者以及其他工人阶级的敌人的镇压。不过，社会主义革命依旧代表着人类从异化劳动到自由劳动的飞跃，达到了工人可以获得“创造灵感和满足”（Mitin,1967:8）的境界。因此，破除异化之道从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一路传承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而后者提出了人类在建设共产主义，从异化中解放出来的“具体纲领”（Mitin,1967:9–10）。政治上的忘我投入让列宁没能完成《国家与革命》，因此，他在这部作品中对苏维埃的看法还不成熟。然而，列宁在其之后的作品中详细阐述了他对这些组织的想法，比如他写于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在这里列出了六个苏维埃的特点，它们有助于克服异化。首先，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组成的工人民兵队取代了常备军这种站在人民之上的异化力量。第二，由于是群众自己创立和组织了苏维埃，他们与大众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由于苏维埃代表是由普选产生的，随时可以罢免，苏维埃制度是高度民主的。第四，通过动员了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人，苏维埃能在没有官僚阻碍的情况下建设多样、有创造性的政策（CW26：103）。第五，苏维埃是革命先锋队的组织形式：具有阶级意识的工农先锋队可以“训练、教育、和领导”其余的被压迫者。第六，通过赋予苏维埃代表立法权和行政权，苏维埃可以“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CW26：104）。每一个特点都增加了劳动群众对于公共事务的集体掌控，从而减少了异化。同样在这篇文章中，列宁针对苏维埃无力执政的反对意见提出了批驳。这种说法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和农民缺乏必要的训练和经验。列宁从两方面进行了反驳，一方面，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不是“空想家”，他们知道到这些工人无法立刻履行公务职能。毕竟，工人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且不允许参与政务。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指望他们能无师自通呢？列宁不同意“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的偏见”。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和士兵会训练尚无经验的人学习基本知识，这做，使最贫穷、最受压迫、文化最低的工人也能够参与集体管理（CW26：113）。话虽如此，但列宁也承认，即使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也不能一夜之间就学会承担专业的行政、经济岗位。经济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其他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士仍是必要的。但是，这些人的岗位最终会在工人的监督被工人取代，并且工人还要要求他们为了劳动的利益，按照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工作（CW26：116）。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一开始是免不了犯错的”，因为对于工人而言，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掌握全国的真正政治、经济权力。但是，除了他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没有更好的实现工人自治的方法（CW26:114）。所以必须要使被压迫的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够集体管理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如果完不成这样的目标，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算失败了（CW26:115）。列宁强调，工人要掌握“全部政权”，即支配政治和经济的全部过程。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经验以及有关政治同经济的关系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小小的”情况（CW26:116）。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列宁意识到了克服异化包括消除政治异化和异化劳动两个方面。对于那些宣称工人革命不可能胜过资本家抵抗的人，列宁回应说他们还没有看到在苏维埃领导下工人阶级爆发出的完全力量。只有当曾经“被资本奴役压榨”的劳动群众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才会发挥出全部的才能。数以百万的“战士过去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不敢相信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生活的权利”，现在他们就要把握住决定他们自身命运的机会，并消灭挡在路上的一切障碍（CW26:126）。异化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不同，列宁并不是仅仅思考了如何克服异化，在1917年十月，他还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得了政权，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些人认为布党的革命终结了工人解放的任何可能，因为建立一个一党制的国家就阻碍了工人的自治（Brie,2020:28–29;Lane,2020）。但列宁和同志们不是这么想的。他们宣称自己获得了大部分工农的支持，并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如此利于人类发展的客观条件。在布党治下的前几个月里，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在十月革命的准备中，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部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而苏维埃正是工人和农民的主要权力机关。列宁既支持工人利用工厂委员会控制企业的想法（CW26：264-265），同时也赞成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CW26：258）。列宁知道构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改变人民对于工作的态度绝非易事，但尽管如此，他依旧相信工人有这样的能力，因为社会主义是为他们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的。 1917年12月，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资本主义的著作家们”粉饰资本主义，认为这是唯一适合人类发展的制度。因为布尔什维克代表着社会主义，这些“著作家们”就批评他们“不顾‘人的本性’”（CW26:404）。列宁并不是这么做的。相反，帝国主义阻碍人民群众控制生产，从而束缚了人类发展的天性。俄国的资本主义意味着“空前残暴地压制广大的、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即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CW26:404）。因此，苏维埃政权对这个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不会心怀慈悲。这帮人鼓吹的社会中“贫困驱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投靠、尔虞我诈、丧失人格的道路”（CW26:411）。列宁认为，苏维埃非但没有压制人性，而且苏维埃人民还在为实现人类全面发展创造客观条件。工人们接管了工厂，从而开辟了“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精神的可能性”（CW26：404）。在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是用工人的监督制服了资本家的工厂，又或是每个地主被推翻的农村，“劳动者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CW26:407;Mitin,1967:9）。苏维埃人民是在消灭资本主义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目的是喂饱资产阶级，结果确是加强了剥削。取而代之的是在工人的控制和计划下展开的社会主义竞赛。它反而能激励工人们履行自己制定的经济计划，它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CW26:404）. 可是一段时间后，列宁与异化的斗争变得越发困难起来。实践学派的哲学家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MihailoMarković）认为客观条件不佳是主要原因。和前辈马克思一样，列宁也指望着发生一场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Marković,1970:99）。很快，现实就表明这场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汪洋大海中唯一一个工人国家，几乎没有其他国家与之结盟。许多人不支持布尔什维克而转向了反革命，致使国家陷入一场血腥的内战。祸不单行，致命的大饥荒又肆虐在俄国的土地上。此外，列宁还认为工人们的文化水平欠佳。由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资本主义压迫下，他们缺乏生产的知识。这些情况最终无可避免地导致工人无法统治国家。苏佩克（1978:99）写道，列宁不得不“放弃了他人道主义的念想，转而求助于压迫人的机关——国家——来保证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然而国家的性质仍然是那个样子”。但要说清楚的是，列宁并不是放弃了把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为无异化社会的理想，只不过他确实做出了一些现实的让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手段。列宁从未否认过这些让步的必要性，也没有对此遮遮掩掩。在1914年阅读了黑格尔的书籍后，他转向了辩证法的观点，既一切发展都蕴于矛盾之中（CW14:359）。因此，列宁虽然在苏联统治的早期支持工人治国，但他后来则开始给予日趋融合、日益官僚化的国家-政党一体化机关更多的经济权力，包括企业管理的任免权和制定纪律的权利。由于工人们经常缺乏经营工厂的能力，布尔什维克在用高薪聘请了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代为运营。列宁还想过要削弱工会的自治权。他打算逐步地将它融入国家-政党机构中，这样有助于调控经济，教育工人，而且能作为“共产主义的学校”（CW32:19–42）。现实中，这还能防止工会不听党的指示。此外，列宁还主张泰罗制。泰罗制是一种科学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方法，通过最大程度的压榨工人劳动力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泰罗制要求在管理和控制中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几乎不给工人任何权力。列宁并不总是支持泰罗制。在十月革命之前，他说这是“人被机器奴役”（CW20:152–154）。然而，当苏联政权陷入困境时，列宁又说泰罗制是防止俄国经济崩溃的必要手段了。“俄国的社会经济危机迫在眉睫，解决问题成为了当务之急。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尝试的余地让俄国走与工业资本主义截然相反的道路”（Liebman,1975：338）。列宁的政策与官僚主义的、自上而下的、限制工人对生产的集体控制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一致的。一些社会主义者认识到了这种体系正在成形，他们对此表示反对。1920年，面对日益严重的官僚化，一个叫做“工人反对派”的党内集团应运而生。工人反对派主要提倡把国家的经济管理交给工会，他们认为工会才是工人经济权力的真正代表。列宁驳斥了他们的主张。在内战和饥荒的大环境下，他认为，如此颠覆性的举动无疑是自取灭亡。此外，列宁批评工人反对派没有考虑到俄罗斯的群众主要是农民这一事实。将权力移交给代表工人阶级的工会，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失去了部分社会基础。出于这些原因，列宁（CW32:249）说工人反对派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倾向”，他的支持者在1921年3月的俄共（布）第十届代表大会上战胜了反对派。同时，列宁（CW32:433）在俄共十大上宣布了新经济政策，为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亮了绿灯。当然，新经济政策最关键的地方是国家依旧保留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包括银行、大型工业和外贸。它只是允许小型企业和农民进行自由贸易。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性的让步，而不是要确立其为永久的制度。内战和饥荒已经把苏联的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发展受限制的自由企业是救国家于水火的必要手段（Mészáros,1972:271–273）。虽然新经济政策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它则无助于克服异化。到了1924年列宁去世的时候，苏联对抗异化的斗争还在襁褓之中。列宁本人也很清楚地知道这点。随着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列宁开始担心官僚制度（Mitin,1967:10）会限制工人权力，在苏维埃中过度干涉，并且滋生腐败。列宁批评这些作法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与此同时，他又试图加强国家及其暴力机关，以压制异见者和不守规矩的人。正如实践学派的哲学家斯维托扎尔·斯托亚诺维奇（SvetozarStojanović）所说，“列宁显然在两种想法间左右为难，一种是他在《国家与革命》中表达出的自治理念（他就是借此猛烈抨击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制度，并声张工人的统治权），另一种则是利用国家重整秩序，解决反革命、贫困和饥荒造成的混乱的必然需求”（Stojanović,1978:50）。列宁死后，马列主义国家都吸纳了列宁论共产党的先锋队角色，新经济政策，国家的暴力机关，集中的政治制度，以及泰罗制的观点。它们据此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体系是合理的，而马克思人本主义者则认为是被异化的。不管人们是如何评判这些观点的，但如果把列宁的思想仅仅与马列主义，或者至少是苏联的解读当作是一回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用列宁的理念批评苏联的异化，捍卫南斯拉夫独有的工人自治体系（Tito,1950:23,26–27,30,33,36–37）。但正如实践学派所说，南斯拉夫采取的工人自治体系的尝试也没有根除异化。工人委员会自上而下的本质滋生腐败、降低效率，造成愤世不恭的情绪，最终影响工人的统治（Sher,1977）。但话虽如此，如果要评价南斯拉夫或者其他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政权下的异化，也不能把它抽离出社会条件批判一番；而是必须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而后者中异化仍旧猖獗（Archibald,2009;Comor,2010）。结语读到这里，读者可能要问：证明列宁讨论了异化，并且认为共产主义是无异化社会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说明到他把共产主义当作一个大家共同商议公共事务的无阶级社会难道不就可以了吗？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列宁本人很少使用“异化”这个术语这一点。本文的立场是，证明列宁讨论了异化是相当关键的。因为相比其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异化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反对异化的人会希望每个人都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真真正正地活得像个人。像阶级斗争、剥削、民主，乃至于共产主义这样的概念，它们本身是不能直接、充分地说明这个道理的。只有异化这个词充分展现了人类自我实现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因此，任何一种罔顾异化，将其庸俗化乃至贬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可以说是忽视了人类解放的意义和条件。从历史上来看，这一直是正统（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所在。马克思人本主义者宣称正统马列主义忽略了异化，而其他人，比如罗斯，则声称“马列主义把马克思的反异化理论矮化为计划的必要性”，但只有计划也是不够的，因为“有计划的生产仍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要异化还没有被消除，工人还不是生产乃至于其他一切的主人”（Ross,2020:536–537）。列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并不受待见，因为他们认为列宁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机会主义者，不顾异化创立了马列主义。相信在认识到列宁也了解异化，并且曾尝试克服异化之后，更多的社会主义者或许会理解他的理论与实践中的解放驱力。除此之外，列宁的遗产也为理解今天的异化提供了一个简单却重要的洞见。在讨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异化常常被人忽视了。列宁提供的启发是，消灭异化是一个渐进而矛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十月革命的历史向我们证明，即使是一次彻底的社会剧变也未必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异化。马克思（1971:16）曾预言道，社会主义“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认为，社会主义起源于资本主义，而不是凭空产生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继承资本主义的某些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特征。列宁的斗争表明，异化也是资本主义的痕迹之一。虽然工人国家的建立为克服异化提供了客观条件，但这不能保证异化立即被消灭。最重要的是要使群众得以民主地控制社会政治经济的主要方面，赋予他们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这就需要用一场持续、艰苦的斗争反抗几个世纪以来的压迫和漠视。从国际的角度看，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地方，对抗异化的斗争则尤其困难，因为这个国家还得采取紧急措施保证自己的生存。这些措施中可能包含加剧异化的内容，比如允许私营企业受限制地经营、给予利润刺激、增长官僚权力乃至国家本身。学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在评价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时记住这些问题。尽管异化在这些社会中可能没有消失，但也不能指望它们很快就消灭这种存在已久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的虎视眈眈下，这些社会经历了考验并还要继续成长，而且依旧年轻。由于重重因素的阻碍，能做的也只有减轻异化的程度而已。列宁面对十月革命的挑战对异化做出了现实的让步。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确实算是倒退，但它们反映了辩证发展的一般规律。更重要的是，它们保住了共产主义的火种。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应该从列宁的遗产中学习经验；接受他的观点，认识到一个无异化的社会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成，即使是在一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中也是如此。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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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有两个关键词，alienation,estrangement，意思都接近于异化，对应德文Entfremdung和Entäußerung，在马克思的文稿中，这两个词常用“als”(或者)连接，并未做出区分。在流行的翻译中，前者翻译成异化，后者翻译成外化。这里统一遵循习惯译法，但从字面意思来看，有时把外化理解为分隔化更好。──译者注。 [2]原文objectify，有时也翻译为物化──译者注。 [3]即ДавидБорисовичРязанов，又常译作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译者注。 [4]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才在德国出版──译者注。 [5]原文reification，一般只译作物化。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章。 [6]原注：关于列宁对拜物教的看法，参见Tanner(2001),Lenin(CW3:56)ForLenin’sanalysisoffetishism,seeTanner(2001)andLenin(CW3:56). [7]即马克·鲍里索维奇·米丁（俄语：МаркБорисовичМитин）曾任苏联哲学研究所所长。──译者注。 [8]原注：‘CW’是列宁选集的缩写，后续的数字表示卷号(Lenin,1960–1980)。 [9]原注：虽然本文侧重的是异化劳动和政治异化，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也认为异化与“法律和文化关系”有关(Lotz,2016:270)。 [10]即《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者注。 [11]作者并未给出引文。在中文版列宁全集中，本文收录于第55卷。在后面的引文中，如果大段直接引用列宁的原文，且没有给出文章标题的，将给出中文版《全集》的对应出处，便于查找。──译者注。 [12]译文选自《全集》第二卷，《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译者注。 [13]译文选自《全集》第二卷，《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译者注。 [14]译文选自《全集》第十五卷，《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译者注。 [15]译文选自《全集》第六卷，《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译者注。
马克思的人格〔威廉·布洛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马克思的人格[210] 威廉·布洛斯亲爱的同事海尼施：您希望我这个“如今已为数不多的马克思的熟人”写几句回忆。我非常愿意满足您的愿望，因为在同这位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几天的交往中，他的人格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些细微情节至今我还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我25岁，谁都知道，青年时代的印象是最深刻、最持久的。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广大阶层，根据反动派和自由派报刊的庸俗描绘，总是把马克思想像成为一个极其狂热、令人讨厌和狂妄自大的人，说他对什么都讽刺一番，而且总是尖酸刻薄，冷嘲热讽。此外，无论警方或非警方，都散布恐怖气氛，说国际为了搞全面的流血革命并彻底破坏一切文明，在进行阴谋活动。关于有马克思参加的德累斯顿工人联欢会，麦克斯·凯格尔写过这样一首诗：上面，乐队旁坐着社会主义者奈斯托尔[211]，他就是马克思，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好市民都哆嗦不止。可以心平气和地说，马克思和这种小市民的观点恰好相反。他有瘦高的身材，富于智慧的仪容，茂密的斑白发须，只有上唇的胡子是黑的；他举止雅致，衣着讲究，两颊红润，气色健康，——这就是他当时的样子。看上去他不像犹太人，倒像一位英国老人。当时他正患脓疮病和肝病，但外表却一点也看不出来。他的基本特征是和蔼可亲、开朗快活，这种性格同对他的温柔恩爱的家庭生活的描写是很相称的。当后来我认识他的夫人时，我理解到，这两位优秀人物虽然有时生活极为贫困和不幸，但他们的夫妻关系一定还是非常理想的。马克思的人格和某些“激进”社会党人的人格相比，就成为一种非常鲜明的对照。这些人总是摆出一副姿态，似乎他们是一些专横而狰狞的龙，负有守护社会主义原则这一尼贝龙根财宝的使命，谁表示丝毫的不同意见，他们就愤怒地斥责谁。马克思和这些人相反，他伟大，但又异常谦逊宽厚。那时我对海尔维格还抱有一些成见，当听到马克思对他温和而亲切的评价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他当时肯定也嘲笑过这位诗人成了倒霉的波扎[200]侯爵，但正像他告诉我的那样，他找过朋友亨利希·海涅，请求不要再对海尔维格进行可怕的讽刺，因为海尔维格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功绩的。马克思喜欢交际，在这种场合少不了好葡萄酒，这从他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人竭力主张滴酒不沾，他完全不是这样。或许有人认为，这位伟大思想家同整个统治阶级个别人进行了极为尖锐的论战，常常给他们毁灭性的打击。这样描写他的性格，那是矛盾的。他有非常鲜明的正义感，他大发雷霆的时候，都有正当的理由。他痛斥旧普鲁士反动派，因为他两次被驱逐出祖国，最后永远放逐在外；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13]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同样痛斥法国资产阶级及其对革命巴黎的罪行。资产阶级民主派由于他对卡尔·福格特的宣判而恨他；但是福格特是罪有应得，是他的无耻诽谤激怒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将永远感谢他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旧国际的这位勇敢的领袖宁愿和自己的船同归于尽，也不愿让船落入无政府主义者的手中。最近有人企图为巴枯宁辩护，那是不会有成果的。马克思对拉萨尔作了特别严厉的评价。此人把哈茨费尔特事件[206]突然搅到革命的热情和“人民的春天”[212]里来，马克思对此深恶痛绝。马克思把这称为“无耻之极的名堂”。当然，使我感到非常自豪的是，老师向我这个好学的青年说出了他对拉萨尔的看法，那时拉萨尔是人们每日的话题，他的名字在工人中是家喻户晓的。也许是拉萨尔生涯最后阶段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动摇，促使马克思作了尖锐的评价；不管怎么说，他对拉萨尔同俾斯麦的谈判是不高兴的。总而言之，他把自己高度智慧的全部力量都贡献给了工人运动，因而遭受了种种苦难，他同阶级统治进行了非常无情的斗争。尽管如此，他不是阴险的狂热分子，这种人盛气凌人，只能惹人讨厌。他为社会主义者的相互关系规定的口号是：“真理、正义和道德！”[213]他自己就为此树立了榜样。感谢东方红录入及校对
第一国际回忆片段〔安塞尔莫·罗伦佐〕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第一国际回忆片断[194] 安塞尔莫·罗伦佐我被选为代表当我得知我被选为出席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代表[195]，真是出乎意料。午饭后，在瓦伦西亚代表会议[196]最后一次下午会议开会前，代表们聚集在工人中心的大厅里。有几个同志走过来和我们攀谈。真倒霉，其中一个人同我谈的既冗长又无味。我简直无法摆脱他，他还要我和他一起去散步；后来，他把我一个人丢在街上，以为我能毫不费事地回到那个不太远的工人中心。但是我迷了路，在街上转了好久，本来我想谨慎些，不向行人问路，但最后还是决定向一个过路人询问。等我赶回来，代表会议已经结束。同志们立刻告诉我，我被选为出席伦敦代表会议的代表，第二天就要乘火车动身…… 公社以后的巴黎当时公社正遭受残酷的迫害，军事法庭不停地宣判死刑和流放，因此要越过整个法国到巴黎去很危险，需要特别谨慎。在巴黎，我们停留了两小时。巴黎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从奥尔良车站到圣拉查尔车站，一路看到市政厅已成废墟，罗浮宫的一部分已化为灰烬，旺多姆圆柱已经倒塌，只剩下一个台基，在各种建筑和私人住宅上，残留着流血周的痕迹。出了巴黎，我看到在阿涅尔和科隆布之间布满了普鲁士的兵营。晚上我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一个半小时后就到了伦敦。在马克思家里不一会我坐的马车已停在一所住宅的门前。车夫去叩门，从门里走出一位长者，在路灯的照耀下，很像伟大艺术家笔下的一位尊贵的大主教。我畏缩而恭敬地走过去，说明我是国际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长者拥抱我，吻了我的前额，用西班牙语讲了几句客气话，就把我引进住宅。他就是卡尔·马克思。他的家人都已休息，他亲自殷勤地给我端来美味的晚餐。晚饭后，我们长时间地一面喝茶，一面交谈，谈到革命思想、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在谈到西班牙所取得的成就时，马克思表示很满意。这时，他根据我的那个提请代表会议批准的报告提纲，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不知是因为我们这个话题已经结束还是因为我的可敬的交谈者想说说自己的特殊爱好，他把话题转到西班牙文学方面，看来他对这方面的知识是很丰富的。使我十分惊奇的是，他居然谈起我国古代的戏剧，对它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简直了如指掌，他简洁扼要地，而且在我看来是十分正确地评论卡德龙、洛佩·德·维加、蒂尔索·德莫利纳等等，他认为这些人不仅是西班牙的、而且是整个欧洲戏剧界的大师。在这位伟人前，面对着他那敏锐的观察，我感到自己很渺小。我在这里虽然很高兴，但我还是宁愿安静地呆在家里，尽管在家里不会有这么多的感受，但也不会受到指责，不会这样难以应付。为了不致于显得太浅薄无知，我简直是在搜索枯肠，我照例把卡德龙和莎士比亚相比较，并且谈到塞万提斯。关于这一切，马克思谈得非常精彩，他很称赞这位天才的拉曼却的乡绅。这里应该提一句，我们是用西班牙语交谈的，马克思的西班牙语讲得很好，只是发音不太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有“cc”，“gg”，“jj”和“rr”这些硬音。黎明的时候，他才把我引进了预先为我准备好的房间。那里的许多画像使我忘记了疲劳，我只顾纵情观看，以至后来它们总是在我脑海中萦绕，这是因为这几天环境突变，我没有休息好。第二天，向我介绍了马克思的女儿，接着又介绍了各位代表和其他人。这里我想谈两件事，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回忆的两件事：马克思的长女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姑娘，她的美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种类型的女性美。她懂西班牙语，但是，正像她父亲一样，发音不很准确。为了要听一下准确的发音，她请求我朗诵几句东西。她领我到一间很大的藏书室，拿出一本《唐·吉诃德》和一本卡德龙的戏剧集。我读了前一本书中唐·吉诃德对牧人的讲话和后一本书《人生若梦》一剧中声调铿锵的那几段，这些诗被誉为西班牙语中的珍宝、人类思想的灿烂光辉。我想谈谈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但这种解释实在是多余的，因为这位同我谈话的年轻美丽的姑娘既有丰富的学识又有细腻的感情，她对我的解释提了许多我从未听见过的中肯的补充意见。第二件事情是：当我说想打个电报到瓦伦西亚报告我已平安到达时（我们的人担心在法国可能有危险，要我到达伦敦后立即打电报），他们让马克思的幼女引我去。轻易地让姑娘去帮助一个不熟悉的外国人，这是非常不合西班牙资产阶级习惯的，我很惊奇，也特别感动。这位年轻姑娘，更正确些说，这个小女孩非常美丽，愉快和欢乐，洋溢着青春的迷人的气息。她不懂西班牙语，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就像这两种语言都是她的祖国语言似的。我勉强能说几句法语，可是她又懂得很少。于是每当她或我答非所问而乱扯的时候，我们就真挚坦然地哈哈大笑，好像我们早就是老朋友了。在总委员会那天晚上举行了代表会议的准备会议。在此以前，应该召开总委员会的会议，代表们被邀请出席这个会议。马克思领我到总委员会。在门口我遇见了巴塞罗纳代表大会[197]第一次会议上担任主席的法国人巴斯特利卡和总委员会的其他几位委员。他看到我很高兴，给我介绍了他的许多同志，其中好些都是国际的历史上的有名人物。我记得其中有：埃卡留斯，荣克，约翰·黑尔斯，赛拉叶，瓦扬（巴黎公社的流亡者）。马克思给我介绍了恩格斯，他亲切地邀请我在伦敦逗留期间到他那里去住。在会议厅里我看到了几位比利时代表，其中有塞扎尔·德·巴普，还看到几个法国代表，瑞士代表昂利·培列和俄国代表吴亭。当天晚上代表会议开幕了。感谢东方红录入及校对
三月十四日〔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三月十四日[176]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3年3月14日，我接到一封来自伦敦的电报：“马克思已于今日逝世。恩格斯。” 这位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准备武器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逝世了。这束射向资产阶级世界、消灭黑暗势力造成的愚昧无知状态的最伟大的智慧之光熄灭了。这位展示新世界、新时代、新人类远景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与世长辞了。马克思逝世了，千百万人在听到最忠诚可靠的顾问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消息时，莫不悲痛万分。马克思是学者，也是工人阶级的卫士，他的功绩是不需要树碑立传的。证实他的业迹的不是青铜白石，而是世界各地响应他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不朽的战斗号召的庞大的工人队伍。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和他的忠实伴侣为了自己的信念遭受了多大的牺牲。在他创作他的不朽著作的时候，在他为最重要的科学部门指明新道路的时候，在他用言行帮助一切诚心为工人阶级事业努力奋斗的人们的时候，他们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不断受到诽谤，说他别有用心。所以50年前即1853年11月7日，马克思的三位老战友发表了一篇声明[177]，这里引证的是其中的片断：大家知道，马克思从来没有谈过他为革命而遭受的牺牲。相反地，再也没有比庸人们的温情怜悯更使他愤怒的了。但是，如果要对付那些恶棍、庸人和流氓，我们认为反而辱没了我们的事业，我们不能沉默不语。如果说马克思这位工人的朋友每天以自己的“声望”、以这种廉价的东西去应付各种行会欲望，那么党至少也应当知道，他受到了多少人身攻击。 1843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许多报刊无偿地工作。例如欧文的《新道德世界》[178]、奥康瑙尔的《北极星报》[179]、哈尼的《民主评论》[180]、《红色共和党人》[181]和《人民之友》[182]、琼斯的《人民报》[22]和《寄语人民》[183]、革命前巴黎的《改革报》[184]以及比利时和巴黎的许多报纸（《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0]）。他们宁愿默默无闻地给各国真正的革命政党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徒有其名的影响……临时政府的委员弗洛孔表示愿意不惜任何代价资助他们两人，他们都拒绝了。不仅如此，我们知道，马克思在二月革命初期还从他私人款项中拿出了几千塔勒。其中一部分用来武装正在进行革命的布鲁塞尔工人，而他们夫妇因此就遭到比利时当局逮捕；另一部分用来遣送朋友到德国进行革命活动；剩下来的钱，马克思用作《新莱茵报》的创办费。为了这份报纸和革命的宣传工作，在1848年和1849年中马克思用了将近七千塔勒，其中一部分是他们夫妇的现款，一部分是他所得的遗产的凭单。报纸是怎样耗费掉这一大笔投资的呢?起初，股东的人数相当多。但是在六月革命开始后，在德国，《新莱茵报》首先站在起义者方面，那些资产阶级股东当然就脱离了这家报纸。科隆宣布戒严以后，小资产阶级分子也纷纷退出。因此马克思就把报纸作为自己的“私产”从股东那里接收过来，这就是说，他承担了该报的“全部债务”。等到报纸能够偿付债务时，又被迫停刊了。1849年5月，马克思从汉堡旅行归来，他的妻子已经接到了驱逐他的命令[108]…… 报馆被查封。报馆的财产共计有：（1）蒸汽印刷机，（2）新安装的排字机，（3）邮局代收的预订户的报费1000塔勒。马克思已经用这一切来偿还报馆的债务…… 马克思用借来的300塔勒给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给编辑们作为安身之用。他自己则分文未留…… 为了旅行和日常的家庭开支，马克思在法兰克福典当了他的全部银器和那个古老的苏格兰辉格家族遗留给他夫人的银壶、烛台等等。总之，马克思到伦敦的时候，“景况是悲惨的”，他凭自己的毅力，摆脱了这种景况。如果说他到伦敦时已经一贫如洗，那是因为革命使他破产了。如果说他没能很快的恢复“元气”，那是由于他宁愿免费为工人阶级授课而不愿向资产者乞讨金钱…… 当他的一个孩子死在伦敦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钱来埋葬他。的确，这也是因为他并没有把革命当作摇钱树…… 科隆的逮捕[185]……对马克思（他对那些“善意的”人来说，大概是“笔头辛辣”的）产生的作用是：海尔曼·贝克尔曾打算出版一本马克思的文集[186]，第一册出版了，正像科隆审判案[113]中所说的，有15000名买主。此外，贝克尔还着手在列日出版一份评论月刊。但这两件事都因贝克尔被捕而遭到破坏，从而也破坏了马克思“至少一年的写作收入”。另外还有一个法兰克福的书商也打算出版马克思的《经济学》（90个印张）[187]。可是此人被共产党人审判案吓坏了，这对马克思来说，是一笔资本的损失。马克思一生真诚坦率，一家大小穷得几乎生活不下去，可是却遭到一些“体面的资产者”的阴谋陷害。如果德国的工人政党允许一切混蛋诽谤像马克思这样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而在旧《莱茵报》时期又受到热情颂扬的作家，这样一个不仅为党贡献了毕生的劳动而且牺牲了地位、财产和全家安宁的人，那么这个党应当受到每个人的审判。约·魏德迈、阿道夫·克路斯阿·雅科比博士 1853年11月7日于纽约有人说马克思争权夺势，待人冷酷无情。这是多么荒唐！他从来不争权夺势，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他有很高的威信，特别在前伦敦总委员会中是如此。总委员会活动最紧张的时候，委员中约有五分之四是英国人或法国人，德国工人只有两三个；他只是由于知识渊博，各方面造诣极深以及品德令人敬重，所以才享有这样的威信。马克思曾在巴黎、布鲁塞尔、科隆和伦敦向工人发表演说，到工人协会作报告。他在总委员会中也论证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而且在多数场合下，这些观点和意见都起过指导作用。持不同见解的人对演说的逻辑性也无可反驳。不仅对逻辑性，而且对讲演的热情也是如此。请大家读一读《法兰西内战》的最后几行吧！在私人交往方面，马克思总是推诚相见，和蔼可亲。凡是有幸和这位不平凡的人有过亲密接触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但是马克思对那些假仁假义、不学无术和大言不惭的人，是铁面无情的；正是这批家伙对马克思进行诬蔑，散布流言蜚语，说他争权夺势，等等。像马克思那样对生活的疾苦深有体验的人，总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他只要力所能及，也确实帮助了一些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只要举一个就够了：1872年7月初，在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代表大会闭幕并选出参加海牙代表大会[27]的代表以后，有一个工人来找一位代表，要他将一小笔款项转交给马克思。此人是莱茵省的工人，拉萨尔的忠实信徒，1864年或1865年不得已离开家乡，到伦敦时已身无分文，他曾请马克思资助前往美洲。虽然马克思当时的处境也很不妙，但还是帮助了他。流亡国外的巴黎公社参加者到了伦敦，马克思一家人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支持和帮助他们。除了经常来往的流亡者，那些来自外地，来自曼彻斯特、利物浦、伦敦，来自大陆、美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也都把马克思的家看做自己的家，受到马克思的款待。感谢东方红录入及校对
和马克思的会见〔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和马克思的会见[175]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坐了几个钟点火车，我从多佛尔到达伦敦，住进一家别人早给我介绍的法国旅馆。我立刻给一个在日内瓦相识的老朋友草草地写了几句话，由于邮递迅速，两小时以后他就来到旅馆，告诉我一些必要的常识，为我指点一切。我仔细研究了伦敦地图，便大胆地上街去探望熟人和朋友。说老实话，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这样做是有点儿冒险的。果然，不久我就束手无策，进退两难了。我一点英语也不会讲，无法表明我的意思。我曾听说伦敦警察很能解决问题，于是就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写上地址，交给警察。这个警察发现不可能向我解释，就领我到附近的一个岗警那里，把我的名片交给他，这样才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方。这一次还算不坏。可是，这个方法总不能到处应用。不久我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当时（1852年）英国人不留连鬓胡子，就是留胡须的人也是少数；但是大部分德国人以及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留着胡须。所以我在游览这个大城市或者迷路的时候，就马上用法语问留胡须的人，而且总能得到满意的回答。这样，由于我会说法语，就可以在伦敦到处闯了。我在比利时完全处于被放逐状态。警察故意给我造成的磨难和烦恼使我无暇去同老朋友和老同志们联系。正是由于有警察的追踪，这种联系只好缩减到最低限度；因此，关于流亡者间的争论、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8]和伦敦工人教育协会[56]中的斗争，我几乎毫无所闻，不得而知。维利希我是在巴登进军时期认识的；恩格斯我只见过一面；马克思我还没有见到。但是根据三年来听别人谈及和亲自读到关于马克思的文章，我对他已经有很高的评价，并且怀着莫大的敬意。我决定去见他。我借口要打听我在日内瓦认识的《新莱茵报》[12]的编辑德朗克的下落，就去访问了他。马克思住在第恩街。我去时他正在一间相当宽敞但似乎不太明亮的屋子里，坐在一张大桌旁写字。硕大的脑袋、乌黑的头发、炯炯逼人但仍使人觉得和蔼可亲的目光，使我肃然起敬，同时也使我寄予深深的信任。当我问到德朗克的时候，他很快就回答：“德朗克在利物浦。”马克思问我的遭遇，我把从比利时流放出来的情况向他讲了一遍。他笑着对我说，他也有过类似的遭遇。谈话进行了好几分钟。我发现我耽误了马克思的工作，就立即告辞。除了几个在日内瓦认识的法国流亡者，要找那些住在伦敦的老朋友确实不大容易。我在大家常去的一家海瑙人谢特奈尔开的酒店里找到了一些德国流亡者。法国政府（拿破仑第三）为了自己的利益把流亡者都逐出欧洲，甚至不惜花钱把他们送到了美洲。我竭力想找一些适当的工作做，但是毫无结果。不久我就相信在英国再也呆不下去了。美国大多数州盛行奴隶制并实施令人愤慨的严惩逃亡奴隶的法律，我是非常反感的。我曾决定去澳大利亚。由于我完全不熟悉航行规则，不懂英语，又患了霍乱症，我被送到一艘叫做独立号的帆船上，几小时以后这艘帆船便驶向大海，1852年6月21日，我被送到了纽约。感谢东方红录入及校对
马克思在科隆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卡尔·叔尔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马克思在科隆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174] 卡尔·叔尔茨 ……我们民主协会的成员，一半是大学生，一半是市民。金克尔是协会的主席，我是委员会的委员。最初我们只希望实行立宪君主制，有普选权，公民自由不受侵犯。但是，鉴于反动势力日趋嚣张，我们很快就相信，只有在共和制度下，自由才能得到保障……根据法国革命的历史，我们毫不怀疑共和制度能够在德国实行，并且能够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制度同时并存…… 现在我记不清我们在俱乐部辩论的内容了。只记得辩论很热烈，有时也非常精彩，而且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十分诚恳的气氛下进行的。夏天，金克尔和我被委任为我们俱乐部的代表出席在科隆召开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记得我在这次大会上非常胆怯，不大讲话，因为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当时一些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卡尔·马克思。那时他才30岁，但他已经是公认的社会主义学派的领袖了。他个子不高，体格结实，前额宽大，黑头发，大胡子，眼睛又黑又亮，很引人注意。谈到他的专长，有人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不太了解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发现和理论，因此我就想把这位卓越人物的每一句富有哲理的话都牢记在心…… ……马克思的话确实内容丰富，清澈而有条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说到“资产者”这个词时的尖刻嘲讽的语调…… 感谢东方红录入及校对
一个工人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一个工人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153] （纪念马克思逝世十周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自从我们伟大的领袖逝世以后，拥护他和反对他的人都写了许多文章谈论他和他的生平事迹。但正如“自由”英国的一群工联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写这些文章的人几乎都不是bonafide〔真正的〕工人。从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地位来看，他们大都属于所谓中等阶级。因此，我，一个工人，一个做针线活的普通人，趁纪念我们不朽领袖逝世的这个机会，把我多年来与卡尔·马克思的私人来往中的一些情节的回忆写给比我年轻的同志们，这也是未尝不可的。这篇回忆中，一部分是记述马克思给我和别人留下的印象，一部分将会补充他的生平传记。 40年代中期，当我第一次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10上看到马克思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十分年轻。1847年，我在讨论和通过历史文献《共产党宣言》的会议期间，对他的学说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时，我正在伦敦工作，是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56]的成员。协会总部设在德鲁里191号。1847年11月底至12月初那几天，共产主义者同盟[8]中央委员会在这里举行了一次会议。马克思和恩格斯专程从布鲁塞尔赶来参加了会议，就现代共产主义及其同政治和工人运动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会议当然只能在晚上举行，与会者全是代表，我不是代表，但是我们这些人同他们都很熟悉，也十分关心讨论的结果。不久我们便知道，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会议宣布一致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原理，并委托他俩起草和发表宣言。1848年初当宣言的手稿送到伦敦时，我把手稿送到印刷所，然后把清样交给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主要创始人卡尔·沙佩尔校对，也算为发表这一划时代的文献尽了一份力。 1848年革命爆发以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主编的《新莱茵报》[12]在科隆出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盟员和一些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当时我也从伦敦到了科隆，尽力帮助同志们做宣传工作。我时常把《新莱茵报》带到我工作的地方去散发，常常在工作时间向伙伴们朗读其中某些文章，他们也听得很带劲。1849年5月，在普鲁士政府再三控诉[143]《新莱茵报》之后，该报被迫停刊，马克思被逐出科隆[108]。不久我也遭到同样的命运。1851年，我在美因兹被捕，两年之后，我在极不光彩的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113]中又被判处三年徒刑，囚禁在格劳顿茨和季尔别尔堡（在西里西亚边界）。在审判的时候，当时住在伦敦的马克思竭力营救我们，但由于警监施梯伯和其他“国家救星”的阴谋诡计，由于陪审官的阶级偏见，此外我还得加上一句，由于别人干的蠢事要我们负责，马克思及其朋友们的努力就毫无成果。那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所谓行动家、超革命家，在他们的心目中，什么都不够激烈。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随时都可以用骚乱或其他类似的暴动引起革命。然而他们十之八九都只是些空谈的英雄，从来没有在运动中做过什么认真的工作。其中叫得最激烈最厉害的空谈家在口头上叫着要咬破一切剥削者的喉咙，后来自己却变成了最凶恶的剥削者，其中有的人甚至驾着华丽的马车在伦敦街上兜风。 1856年我出狱后又回到伦敦，在那里我才第一次同马克思有私人的接触。 1850年，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脱离了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因为以维利希为首的“革命制造者”在其中占了优势。这时，“革命制造者”金克尔已被开除出协会，我说服马克思重去协会，劝他做几次有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报告。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同志们也重新加入了协会。 1859年春，工人的报纸《人民报》[22]出版了，这是用来反对金克尔创办的《海尔曼》[154]周报的，后者在意大利战争[21]时期宣传波拿巴党人的口号。马克思被邀为《人民报》的撰稿人。他写了一些论普鲁士的立场的非常有趣的文章，同时又在朋友中奔走募捐，以支持这份报纸。同年，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1860年又出版了《福格特先生》，这本书公开揭露了这位绅士及其“保护人和党徒”的波拿巴主义的阴谋。福格特及其伙伴们散布的无耻诬蔑迫使马克思写这本书。这本书包含了1848年流亡史的许多材料以及欧洲各国内阁的外交阴谋的宝贵的记载。到1864年，国际[26]终于诞生了。由于我积极地参加了建立国际的工作并成为总委员会的委员，因而同马克思更加接近了。马克思认为同工人晤谈具有莫大的意义，他找的是那些并非奉承他的而是真诚地对待他的人。他认为倾听工人们对于运动的意见非常重要，任何时候都愿意同工人们讨论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并且很快就能知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否充分。他们对这些问题理解得越充分，他就越高兴。在国际存在期间，总是一次也不放过总委员会的会议。会后，我们（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常常走进一家小酒店，要一杯啤酒，随便谈谈。在回家的路上，马克思总要谈谈正常工作日，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1866年就进行过宣传，并在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9月）上把它写进了决议草案。马克思经常说：“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在一昼夜中往往超过这个时间的两倍。”确实，马克思的工作太繁重了，单是一个国际就花费了他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啊！这对不知内情的人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同时马克思还不得不为生活而工作，不得不在英国博物馆里度过很多时间，为他的历史和经济研究收集材料。马克思住在伦敦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他从博物馆回家的时候，常到我家来（我就住在博物馆附近），商谈一些有关国际的问题。他回家以后，吃一点东西，休息片刻，就又开始工作，往往就这样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一直到天明。晚饭后短暂的休息也常常因同志们的造访而中断。对于任何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马克思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的。像其他许多同志一样，在他家里度过的时光使我毕生难忘。尤其是马克思夫人显得很突出，她身材颀长，异常美丽，举止文雅，然而和蔼可亲，热情好客，贤惠聪敏，没有一点高傲矜持和矫揉造作，使人觉得她仿佛就是自己的母亲或姊妹。她的整个气质使人想起苏格兰民间诗人罗伯特·白恩士的诗句：“女人啊！可爱的女人，上帝派你抚慰男人。”她对工人运动的事业怀着满腔热忱，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每取得一个，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成就，她都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喜悦。马克思的三个女儿早在少年时期就对近代工人运动有了浓厚的兴趣。这个运动在马克思家中成了经常谈论的主题。马克思同他几个女儿的关系是非常真诚、毫无拘束的，这是可以想见的。姑娘们对待父亲简直就像对待兄长和朋友一样，因为马克思鄙视那种外表上的父道尊严。在有事情的时候，他是孩子们的顾问；而在平时，只要时间许可，他总是她们游戏中的伙伴。马克思对所有的孩子都非常喜爱。他常说，《圣经》中的基督热爱儿童，这是他最喜欢的。他在城里空闲的时候，常去汉普斯泰特荒阜散步，那时往往可以看到这位《资本论》的作者和一群街上的小孩子正在尽情地嬉戏。马克思和一切真正的伟大人物一样，毫不自负，尊重别人的每一个正当的要求和经过独立思考后发表的意见。我已经说过，他向来注意倾听普通工人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因此，饭后他常来我家，找我一同去散步，和我谈各方面的问题。我当然尽量让他多讲话，因为对我来说观察他的思想过程确是一件乐事。我常常听得出神，很不愿意同他分手。总之，他非常健谈，可以把任何一个同他谈话的人紧紧吸引住，甚至可以说，使他像着了魔一样。他富于幽默感，他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当我们的同志在某国取得胜利时，他都毫不掩饰地大声欢笑，并以此感染周围所有的人。马克思对于德国工人在每次选举运动中所获得的胜利，对于每次罢工的胜利是多么高兴啊！要是现在他能亲眼看见我们组织的大规模的“五一”示威[155]运动，他又该何等愉快呀！敌人的攻击只使他觉得可笑。听他用幽默讽刺的口吻谈论这些事，真使人非常高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著作一旦完成了任务，他就对它们非常冷淡了。当谈到他早期的著作时，他总是对我说：“如果你想要我的全部著作，你得向拉萨尔去要，他都收集了。许多著作我这里一本都没有。”他常常向我借用我收藏的他的一些书，这就证明他的话是真实的。十年来广大群众对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一无所知，而且到今天，也还没有充分了解它们的价值，特别是1848年革命前后和革命时期中所写的著作，更是如此。当时，传播这些著作遇到极大的困难……有人说全德工人联合会87的成立是近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开端，早期同马克思、恩格斯一起工作的人们听到这种论调只好发笑。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在60年代初期成立的，在这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人已经孜孜不倦地宣传和顽强地斗争20年了。当然，我说这话并不是反对拉萨尔。我本人早在1848、1849、1850年就已经认识拉萨尔，始终都非常重视他那充沛的精力，并且衷心地承认他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巨大效果，使运动有了长足的进展。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1852年10月和11月，在科隆共产党人受审的时候，当时他是一个旁听者。他曾几次到伦敦，但我没有会见他。他没有到工人教育协会7来，而在马克思的家里，我也没有碰到他。 1868年10月初，马克思兴冲冲地告诉我《资本论》第一卷已被译成俄文，在彼得堡排印。他非常重视当时俄国的运动，赞扬那些为研究和传播理论著作而忍受巨大牺牲的俄国人，同时也称赞他们能领会现代的思想。最后，他终于从彼得堡收到《资本论》第一卷的俄文版[156]，他认为这件事是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和他的一家人以及他的朋友们都为此感到无比欣喜。每当工人们在同剥削阶级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时，马克思总是满腔热情地维护战败者的事业，出色地保护被压迫者驳斥战胜者必然发出的破口大骂。他在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157]以后是这样，在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和1871年巴黎公社[28]失败后也是这样；当时全世界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大多数未觉醒的工人，都凶狠地攻击公社的拥护者。当时，马克思首先挺身而出，为公社的失败和被迫害的公社战士们辩护；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证明他为了这一事业曾消耗了多少的精力。真的，只有在患难中才能看清谁是真正的朋友！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因为处理国际的事务，越来越感到劳累，心里也感到不满。每次革命中固然会涌现出许多勇敢的战士，但同时也会暴露出一群投机分子和各种各样的冒险家，他们希望多少能从革命中捞到一些个人的利益。公社的流亡者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好处，所以就利用一切机会制造纠纷。巴黎公社参加者本身不团结更加促进了这一点。布朗基分子、蒲鲁东分子、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分子”不停地互相攻击。这些纠纷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也有所反映。会议上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要使这些家伙恢复理智，马克思得费好大的力气。他在这些场合所表现的耐心，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但是失望的巴黎公社参加者们的谬误和疯狂的计划，也常常使他发火。当时，布朗基分子是最暴躁的，最难以理喻的。他们幻想革命已是囊中之物，并到处宣布死刑。起初只是觉得可笑。但法国代表们的争吵把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卷了进去。加之巴枯宁从中煽动，海—霍耳博恩（当时总委员会开会的地点）的会议是最紊乱最无聊的，我实在无法形容。人声嘈杂、意气用事、观点不一致，简直无法维持秩序。某些人还责备马克思缺乏耐心，那就来看看他是怎样耐心去理解别人的思想，指出他们结论中不正确的地方吧！从某种观点看来，一个政治战士绝不能过分宽宏大量；我认为，我们应该大大感激马克思，因为他用种种方法把野心勃勃的两面派拒绝于国际的门外。特别在初期，各种各样的坏分子钻进了国际，其中也有无神论者牧师布拉德洛。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马克思，因为他教这些人懂得了国际工人协会并不是宗教教派和其他各种宗派的避难所。当马克思的两个大女儿燕妮和劳拉嫁给两个跟他志同道合的优秀分子的时候，他非常满意。燕妮的丈夫是沙尔·龙格，劳拉的丈夫是保尔·拉法格。可惜马克思夫人和马克思本人都没有赶得上他们最小的女儿爱琳娜同爱德华·艾威林的婚礼，否则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进行宣传工作感到莫大的欣慰！他们会多么高兴地迎接最近十年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巨大成就啊！ 1883年，马克思的继承了母亲一切优点的长女去世了。这对于正处于困难时期的我们的朋友马克思是一次极沉重的打击。一年前（1881年12月2日），他刚刚失去他的终身伴侣——妻子。这两次打击使得他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了。那时候，马克思已经咳嗽得很厉害。他的咳嗽声使人觉得这样一位肩膀宽阔、体质坚强的人就要碎裂一样。那时他的全部机体早被经年累月的过度疲劳所损害，因而咳嗽对他的折磨也就更为厉害。70年代中，医生就禁止马克思吸烟。他的烟瘾极大，对他来说戒烟确是一种莫大的牺牲。在他戒烟以后，当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既高兴又自豪地对我说，他已经有多少天没有抽烟了，而且，只要医生不许可，他决不再抽。在这以后每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戒烟已经有多长时间了，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抽过一支烟。他自己似乎也不大相信，他竟能做到戒烟。经过一个时期，当医生允许他每天抽一支烟的时候，他感到分外高兴。大家都认为卡尔·马克思死得太早。他的知交们老早就为他的健康担心，因为凡是同他的科学工作有关和有利于工人运动的事情，他都不惜牺牲自己去参加。在这些事情上，他的任何朋友，甚至家里的任何人都不能说服他。他的遗著抵不上他想要说的十分之一，这说明他把多少知识带进了坟墓。他的充满战斗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生说明了他的英雄本色！我们应该感到满足的是，卡尔·马克思的最老最知己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还身体强壮，精力充沛，还和我们在一起。通过他，党能得到马克思更多的遗著。这样，马克思就是在死后也还能给我们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他的学说正在战斗的无产阶级中间日益广泛地传播着，各地的工人运动都受着这一学说的影响。马克思不但向群众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洪亮的口号，同时还用自己的学说创立了一个使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和正在联合起来的基础。曾以卡尔·马克思为灵魂的国际又复活了，而且比以前更为强大，更为有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工人部队高举的旗帜，就是马克思在1848年引导战斗的无产阶级时所举起并由他终身高举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无产阶级大军正在奋勇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感谢东方红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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