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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党的六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综合全党同志的意见，依据历年来斗争的教训与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决定了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一年来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的变迁，群众革命斗争的开展，以及中央根据此路线而执行的一切工作，都在实际上证明了六次大会路线之正确，并得到全党同志的拥护。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中央回国之初，即表现对六次大会决议的怀疑，对大会结果的不满。中央当时曾对陈独秀有过详细的解释与批评。不仅在六次大会之后，更远在“八七”会议时，当时的中央曾根据国际的决定，屡次要陈独秀前往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独秀当时不仅不服从国际决定，且于同志间谈话，表露其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彭述之彼时在顺直省委工作，亦曾有不满意“八七”会议的宣传。嗣六次大会召集，国际及中央要独秀前往参加，且曾几次催促，但都遭拒绝。六次大会中及大会后，国际又曾数电促独秀赴莫。新中央继续向独秀解释他赴莫之必要，但他初则应允，继则取消，终则推延到明年开春。其实这都是他表面上的应付，他中心意见在他最后致中央的两封信中，已完全表示他反国际反党反中央的一贯路线出来了；他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他根本便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地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堕入到更深的机会主义。这次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联合进攻苏联，中央在此紧迫时期依据国际与中国党的六次大会决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的口号。动员全党同志，号召全国无产阶级，农民与广大劳苦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陈独秀等不特不在中央的决定之下一致工作，并且离开中央的路线，提议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他在分析中东路问题之前途中，更认定“一是帝国主义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一是苏联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必然互相争夺中东路而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见解的结论，除掉落后的群众会主张苏联退让外，便只会得出如独秀致中央信中所说“无论那一种战争，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于是我们只要反对战争的祸害好了，不必去问战争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进攻苏联，还是帝国主义自己互打，所以“误国政策”的根本观点，即是产生于此。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精神，与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观点和阶级观点绝对不相容的，必然要在群众中间散布起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幻想，必然要落入资产阶级左派的泥坑。他这种见解，完全表现他仍然固执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路线，一点也没有接受六次大会的决议与精神。中央对于他的两次来信，曾在理论与实际的各方面，指出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之危险，并告诉他在这样革命斗争紧张的时期，必须放弃这种错误思想，回到党的路线之下来一致行动。陈独秀对于中央这样的指示，完全拒绝，且更进一步提出与国际及中国党的六次大会根本不同的路线，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他认为过去大革命时代的机会主义错误，乃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的错误的观察和加入国民党”，乃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而不是当时他所领导的机会主义中央不执行国际正确策略的错误。他认为现在中国革命失败了，“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封建残余……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由此便得出“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之取消主义的结论。于是他完全站在反对六次大会的观点上，认定“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不仅对于将来的革命性质仍旧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也估量不正确”，因之他同彭述之便认定“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而没有实际意义，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在策略上更攻击中央所领导的“五卅”与“八一”在上海的示威是玩弄，是盲动，而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这表示他已经从机会主义深入到取消主义，已经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堕落到资产阶级左派的立场去歌颂豪绅买办资产阶级之“稳定”（？）的统治。这与脱洛斯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思想，完全是一致的。这样极端右倾的思想，这样反国际反党的路线，如果在党内存在，毫无疑问地是破坏党，破坏革命，以至背叛阶级帮助敌人。并且他在行动上，更于中央未决定与答复以前，便将他写给中央的信，作公开宣传，经过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极力煽动同志起来反党，并破坏支部与党宣告脱离。这很显然是反党的小组织行动，并且是第二党的萌芽！中央在开始，是坚决地与他作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并于十月五日通过了《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脱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可是陈独秀完全不接受中央的警告，并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地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脱洛斯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布尔塞维克党决不能容留这样永不真实地承认自己错误与接受国际和中央决议，公开的与国际开除的反对派一致的分子在党内，决不能容留他们在党内散布叛变无产阶级，叛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尤其不能容许有这样反国际反党的小组织在党内存在，因此中央特决议：一、开除陈独秀党籍。二、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固执与陈独秀一样的错误意见，经过支部区委省委与之作详细的讨论和批评后，一点也不改变他们的错误思想，并且积极作小组织的活动，煽动同志反党，破坏支部开会。因此，中央批准江苏省委关于开除他们四人的决议。三、各级党部须严重注意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如果发现了这样小组织的存在，须根据党的最高原则，立即予以解散。对于这种小组织的领袖分子须坚决地开除出党。参加活动或接受这样错误思想的同志，须有详细的解释和批评，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经过多次教育以后还固执他的错误思想与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去。布尔塞维克党能够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完成历史的使命，就是因为有他的宝贵的武器——一致的精神与铁的纪律。服从大会决议，服从指导机关的指导是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中制的最高原则。如果破坏这样的原则，如果个人或少数人不同意大会的决议，不同意国际和中央的指导，便可以自由宣传，自由行动，这便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这便是破坏党，破坏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对这样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制裁，才能巩固党的组织，发展党的斗争的力量。“谁愿意稍稍削弱无产阶级党的纪律，谁就是事实上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列宁——左派幼移病）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党的铁的纪律来巩固无产阶级的阵线。现在党内各种各色的调和派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阻碍党对于取消主义的斗争，帮助机会主义——反对派在党内发展，松懈党内铁的纪律。且这种调和倾向，根本便伏有右倾成分，如不澈底肃清，则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与机会主义走同一的道路。因此，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斗争中，同时要坚决反对各种各色的调和派的倾向。党的巩固是建筑在党的统一的意志的基础上，“肃清党内机会主义的分子，不只是不会削弱了党，而且是加强了党，加强了工人运动与革命。”（列宁——虚伪的自由论）尤其在现在革命斗争紧张的时期，党的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捣乱，毫无疑问的是帮助了敌人，如果不肃清这样取消主义的思想，不开除这些机会主义——反对派的领袖分子，决不能坚强党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起来为党的统一的意志而奋斗，为共产国际与六次大会的路线而奋斗，肃清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与脱洛斯基主义的取消派的思想与小组织，肃清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肃清一切调和派的倾向，拥护中央的决议，拥护党的铁的纪律！中央一九二九，一一，一五日。根据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红旗》第五十七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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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关于与机会主义——反对派斗争的工作路线（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关于与机会主义——反对派斗争的工作路线（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关于机会主义——反对派的问题，中央已发出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在这一斗争中应如何进行思想上与组织上的解决办法。但到现在所接得关于此项工作之地方党部和支部讨论和执行的经过情形的报告，（除上海香港外）简直没有，这是证明各级党部对此问题还未列入中心工作的日程。在上海虽然早开始了在支部的讨论，但是讨论而有结果的还是很少，工作上还是很迟缓。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日益加重了保护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的二大任务，群众的斗争无疑的是向前发展，党的工作只有一天一天的繁重。但同时机会主义——反对派在这时更明显地来阻挠党向敌人的斗争，站在完全与共产国际和党的六次大会以及中央现在所执行的正确路线相反地位，积极的进行破坏党的一致和分裂党的活动，以公开的攻击现在的党是卖阶级的无耻语句以献媚敌人，以极端民主化来鼓动同志反对上级指导机关之指导讨论党的政策，提出与六次大会完全相反的路线，以“不了解”“怀疑”的掩饰来攻击党之六次大会的路线，以捣乱式来反对讨论问题的范围与每一问题的结束而使每个会议都没有结果，绝不接受任何会议的决议，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在组织内公开宣传和活动，坐在家里不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以空谈来攻击党现在的策略与行动（如对上海九一示威攻击是盲动主义）。这些事实的表现在上海尤其明显。这完全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与党的纪律的行动。对于这些行动的同志公开警告他还不接受与改悔，党应坚决地予以组织上之最高原则的裁制，以巩固党的一致，决不能有半点动摇。当然与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斗争，主要的是在党的政治路线上和理论上来肃清整个相反的纲领，但同时在组织路线上应无条件地坚决地开除这些领袖与积极分子出党。这两个路线，绝不能分离的。假如只在组织上解决，开除这些领袖与积极分子（如福建及广东梅县）是不够的。这决不能根本肃清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思想在党内的残留与活动，同样只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和理论上斗争，而不给以组织的制裁（如上海有些同志便动摇这一路线）也是错误的。这在客观上或主观上都表现是帮助他分裂党的一致之调和派的倾向。尤其是在目前工作严重的时候；更不应容许的。所以中央对于各级党部讨论机会主义——反对派问题之工作路线上有几个原则上的说明：一、六次代表大会是全国党员最高的代表会议。大会一切的决议案是经过全体代表热烈地讨论而一致通过的，并且是经过国际六次大会批准的，这是全党自大会后之一切工作的总路线。这一年来一切政治形势的变更，无疑义地证明六次大会决议案的正确，中央以及各级指导机关在这一总路线下来工作，不仅是应该，而且只有如此才不负上次大会之委托。所以为要使每个同志都充分了解大会一切决议案，必须每个支部都充分讨论，来提高同志的政治水平和懂得如何运用党的一切策略与路线，才能合乎当地的实际工作并与当地实际工作联系起来。现在党所执行的策略路线与二中会议的—切决议完全是根据六次大会的精神及总的路线而决定的，所以党内的一切讨论是要如何更具体的运用与更充实六次大会和现在党所执行的路线的内容及联系到实际的工作上，绝不是提出另一个路线与六次大会的路线对立起来，并在党内活动。这样不是讨论了，而是攻击及违背六次大会的决议案了。如要提出与党的大会和中央的相反路线来讨论，只有在三个条件之下是可以的：A、遇着大革命的失败（德国革命失败及中国八七会议时）或有大的政策上的变动（如苏联新经济政策之实施），当然党必定有许多路线不正确，或许多路线党内群众还不了解，所以这时必要讨论失败的教训或政治经济上的大困难，以便从新确定或认定今后革命的任务和斗争的路线，那么，每个同志都可以提出自已不同路线在党内公开讨论，以求一个总结。B、下一次代表大会将近开的时候，在最高指导机关所规定讨论大纲发下的时候，每个同志都可以发表他一切意见，来作贡献大会的材料。但在行动上还须执行六次大会的决议。C、发现了最高指导违背了上一次大会决议的路线，经过下级党部或党内同志之抗议或国际之纠正而依旧不改时（如武汉时的中央），当然要号召全党党员起来推翻他和改变他的路线。现在既完全没有这样条件，而机会主义——反对派竟提出与六次大会和现在中央的相反路线来活动，这样不是求党的路线和策略之更加一致，而是相反的与党对立起来以形成党的分裂，这种分裂党的行动在客观上是帮助敌人，减少党向敌人斗争的力量，这是违背全党的议〔决〕议，在组织原则上应当予以坚决的制裁。各级党部在指导支部讨论六次大会和现在党的路线时必须认识这一原则。假如发现了某一个同志背违了这一原则，应即公开通知他（无论会议或谈话）停止这种活动并说明这种行动的错误，如不接受或口头接反而实际不改变，应执行党的纪律上的制裁。二、每个支部对机会主义——反对派的讨论，上级指导机关（省委，县委，区委）应尽可能的实现党内民主化，使同志得到充分机会讨论。但是必须有计划的指导支部讨论，决不是无计划的使支部无范围的去讨论，这样会是得不到结果的。同时支部决不能“一切问题只由支部自己的意见去决定”，否认和反对接受上级指导机关所给予的讨论问题之指导和范围（如上海的报馆支部及过去的香港船厂支部），甚至指导机关的决议都要经过每一支部讨论过才可执行（如报馆支部反对区委限一星期要马玉夫写意见书的决议）。这种表现完全是极端民主化的表现。指导机关应该矫正这种错误。这种处置与党内民主化路线的实行绝对没有半点矛盾。机会主义——反对派正是鼓动同志以极端民主化的行动来分裂党的组织，否认指导机关的存在。以反对命令主义来掩饰他否认一切决议，在组织上是决不容许的。三、每个支部以及地方党部会议，对机会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都要做成决议案，同时应该在很快的期间求得一个结束。在这里机会主义——反对派他必定鼓动同志说“讨论党的策略不能限定时间的，这样是命令主义是封建制度”。他们将讨论机会主义——反对派的问题与讨论执行六次大会和中央的一切路线混为一谈来掩饰他们反对指导机关的企图。当然党的策略路线的讨论是不断的，同时对机会主义——反对派的问题也不是说有了一次结束就不再发生问题，就不再讨论了。相反的与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斗争在目前决不是一下子就可解决，思想上的斗争，组织上的克服，都不是一时就可肃清的，只是在现在的讨论期间应当有一个结束，尤其是在有机会主义——反对派表现的支部，不应无限制的长期的讨论下去而没有结束。因为目前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的加重，每次会议都对此问题占了大部分时间甚至整个会议时间，这完全是妨碍党与敌人斗争，因为机会主义——反对派认为党现在正是研究的时候，现在没有走向革命高潮的可能，所以他们向同志鼓动我们对于党的策略不能完全了解怎样做工作。这种不看事实的观察，应给以无情的打击。各级党部接此信后应从速将对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斗争工作及讨论经过报告中央，每个会议的决议案亦须尽可能的交来。忽视这一工作是非常错误的，中央特提起你们严重的注意！中央十一月十三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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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关于示威运动之工作上的批评与指示（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关于示威运动之工作上的批评与指示（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各级党部，全体同志：一、群众的示威是群众斗争发展到了高度的一种最热烈的表示。即使这一示威，只限于一厂一业或一村一校的群众，但他对于压迫阶级之积恨的情绪，总已增长到了高度，才会行动起来，一般的说到示威运动，总是指着各厂各业的工人群众乃至一般的劳苦群众汇合而走到街上来的行动，他表示对于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反抗，他检阅了自己的团聚力量，故这种行动实含有庄严的意义。便在敌人，对于群众的示威，也看得是扰乱乃至动摇他的社会秩序之一个最有力的表现，故每届群众示威，敌人总是恐慌和戒备得十分厉害（自然在另一意义上，他还有借此以威吓和压迫群众的作用）。因此，我党对于群众示威的领导，必须很郑重的对于示威运动本身有一明确的认识，决不应将他看成如日常斗争一般，轻率从事，而不注意于准备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以实现广大群众的反抗行动。二、决定群众示威运动的条件有两种：一种是有国际的或历史的革命意义的示威纪念日，一种是目前政治上有大的变动或大的压迫所引起群众的反抗回答。但能否实现这一示威，或实现得成效如何，首先要决定于群众斗争发展的程度与我党在群众中领导作用如何。前一种的示威在中国如“五一”，“五卅”，“九一”，〔1〕“九七”，⑵十月革命节等示威，因在群众中有了较长的历史印象，有时发动起来便较为容易，但有时正因为是历史的纪念与群众当前的问题缺乏直接的联系，而发动比较困难的。后一种的示威是完全根据于当前事变，如拥护苏联，反军阀战争，援助东京被捕学生及追悼彭杨四烈士⑶等等示威，必须看群众对于这些事变当时的感觉与党之发动群众的力量如何，才能决定这一示威发动群众的宽广限度。在这点，客观的政治形势特别与有关系。假使是革命高潮时代，便是再小的事变，也常常可以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假使是革命消沉或暂时死亡了，便是事变之来有如何严重，党的主观用多大力量，也常不一定发动得很多的群众起来。中国在这时，恰恰是处在革命斗争开始复兴而又不是已经到了高潮时期，故示威实现的可能是很多的，但不是每一事变与压迫，都必可发动起广大群众举行示威反抗的。此中主要的关键，便在决定示威能否实现的一切主客观条件，而并非示威运动的根本路线可以怀疑，更非如机会主义——反对派的取消观念，认为自“五卅”以来的上海一切示威都是盲动主义，根本取消了党在目前的一切政治估量，否认了党的政治影响之扩大。三、机会主义——反对派根本不认识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不承认群众的革命斗争已是开始复兴，故对于群众运动有实现示威的很多可能常常熟视无睹。实际上青鸟纱厂火柴工人之包围公安局，北平人力车夫的骚动，与沪西农民反对政府圈地的示威，不都是最近几月工农群众几件有声有色的自发的示威举动么？谁说目前中国群众斗争不会走上示威道路？有时机会主义者也承认这些自发的示威是事实，但他们却主张我党只要注意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等待“水到渠成”，群众自然的会走到街上去示威，而反对我党领导群众，发动群众去组织示威。这种等待而不领导的观念，真是十足的取消派经济派之机会主义观点！四、一年来我党领导的示威运动的总路线毫无疑义是正确的，他每次给予群众的政治影响与给予敌人的恐慌畏俱都显然是很大的。但每次示威运动，我党的领导与发动群众力量，是不是已十分充足？许多自发的群众示威，是不是都能争取到我党领导之下？没有，我们肯定的回答没有充分，没有完全。上海的示威运动自“五卅”以来都表现得发动群众不充分，尤其是最近几次示威与各区的飞行集会更表现出许多弱点。香港自沙基惨案后的示威，天津，厦门，奉天为拥护苏联运动所号召的示威，群众的发动都不宽广。许多农村自动的群众行动，甚至包围县城，威迫官吏，我们也常常不能领导。这种种弱点，不仅不能证明群众示威不可能，反而证明客观形势的发展常常超过主观的力量。机会主义——反对派不懂得这种弱点，须从主观上努力来补救，反主张改变我们的政治路线取消示威，以助长主观上的弱点。有些左倾的同志忽视了这种弱点，以为现时一切客观条件都具备了，只要我党一号召，便可以掀起广大的群众示威；不管任何事变任何压迫，只要我党一领导，群众的示威便可随之而起。这种观念的发展，必然要形成盲动乱干以至脱离群众的现象。中央通过的上海八一示威后的工作路线大纲，对于“在上海在外县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政治的经济的）发动群众不断的举行政治的示威运动，一切飞行集会，群众会，罢工，巡行，集队演讲，都应成为今后的经常任务，但必须联系到群众的日常斗争”一语，缺乏明确的解释，这是很大的缺点。因之，顺直福建等省委对于示威运动的认识，便模糊起来，以为可超越一切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举行不断的示威。这值得引起全党同志注意，要很郑重的估量群众斗争中一切主客观条件去发动群众，组织示威。五、什么是决定群众斗争走上示威的客观条件呢？首先要决定于群众斗争的情绪与对于统治阶级的认识。现在全国的群众斗争，已是开始复兴，已不复束缚在小的日常斗争之中，大的罢工与抗租抗粮无分南北都在继续发展，统治阶级对于斗争的压迫，对于工农群众的屠杀与拘捕，也无分南北是一样的。只是群众对于统治阶级的认识常常是因环境而异的，一般的便是对于改组派的幻想，常足以缓和群众对于统治阶级全部的仇恨。次之，群众斗争情绪还有一部分表现畏惧，黄色工会的数量还在增加，黄色领袖的作用还是层出不穷，尤其是敌人压迫革命的力量还大过革命的力量，无限制的军事戒严随时可以宣布，这些都足以证明客观上虽很多可能发动群众斗争走上示威运动，但不是没有困难阻碍的，不是每一事变，每一压迫都可以发动起来的。什么是能够发动群众组织示威的主观条件呢？党与群众的关系，赤色工农会的组织，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尤其是党之发动群众的实际策略，都是决定这一示威能否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最要关键。许多客观上明明可以发动起来的群众示威，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力弱或工作不得法便致流产。……一般的示威不论上海，香港，天津，厦门，南昌，以至奉天，都因党还不会很好的使用群众工作路线，调动广大群众而常常束缚在支部范围以内，甚至秘密的与少数人接洽，或仅仅发动我们所领导的赤色工会群众与少数学生群众，因之，客观上可能发动的群众，便不能都被我们征调起来，组织起来（这种情形在上海较为好些）。故每一次示威结果，我们与群众的关系，常不能有很多的进步，赤色工会的发展，党员数量的增加，也常是很缓慢的。许多群众自发的示威，更因为我们与群众关系的薄弱，我党领导策略的不当，以至广大群众的英勇斗争，常不能得到党的正确领导而形成革命的发展。这种种主观上的弱点，我们每一个群众斗争的领导者，每一个群众运动的组织者，我党的各级党部，都应当很谨慎的很细心的去体会，去观察，在每一次示威的经过中，求得教训，学习教训，然后才能使这些弱点逐渐减少，广大的群众示威才能在党的领导之下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唯其如此，机会主义——反对派之根本怀疑示威路线的观点，乃适足以动摇对于示威运动的学习，障碍主观力量的加强，更需要我们予以坚决的反对与指斥。六、关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走上示威行动的实际策略，在上海的“五卅”，“八一”，“九一”至“九七”的历次示威中，我们有很多成功有很多优点可以值得学习，显著的如开始了争取群众运动公开的路线，建立起一些群众斗争的组织，党与群众关系渐渐改善，支部生活相当建立，党员在群众中的工作方法已比从前为进步等；这些，都已见中央历次通告。现在所要批评的乃是各级党部执行这一工作路线时，还有许多不正确的观念和方法。第一，他们常常为举行示威而发动示威，不能与群众日常斗争有很好联系。这一工作的结果，必然是单凭政治的号召，由机关中走到马路上，却忘掉发动群众的根本对象在工厂，在作坊，在学校，在兵营。党必须懂得党的领导必定经过工厂，学校才能走到街上。没有群众本身的斗争做基础，在目前主客观条件还是很多弱点时，更不易引起广大群众热烈的走到街上来的。各级党部有时也知道注重群众的日常斗争，也知道发动群众示威，但两者之中的联系，又常常不易建立。上海的八一示威不能与当时的自来水罢工与电气斗争有很好联系，以致不能使这两部的群众成为示威中的主力。我们可以肯定说：在现时的政治示威，如果不能将正在发生的群众斗争联系到示威的队伍里来，将成为这一示威中的最大损失。结果且要因为忙于示威，必然要忽略日常斗争，必然要障碍群众本身的工作。第二，党所领导的示威，常不能有很好的政治发动。群众假使对于这一政治示威不能有充分的认识，如何能热烈的走到街上？天津的八一与八月二十的示威号召，党只简单的站在阶级观点上宣传拥护苏联，这在政治观念比较模糊的天津工人中如何能发动得广大群众起来？便是上海，对于历次示威之政治意义的解释，在许多工厂群众中也常不能有浅显而动人的说明。地方党部常以简单的语句甚至口号号召支部，支部同志以此号召群众，并以此号召赤色工会，这很难得发动广大群众。进一步，政治解释如果不与群众本身问题联系起来，也同样不能发动群众。第三，在准备群众组织群众上，也常是束缚在狭隘的支部范围内，至多只能及于赤色工农会的群众。许多黄色工会下的群众，尤其是无党无组织的群众，都未能算在示威的发动之中。这样，自然示威的群众范围会日益狭窄，示威的政治影响乃不能动摇黄色工会的基础，不能侵入广大无组织的群众中间以建立我们的领导。因为示威群众的组织与领导，常常是倚赖着支部的秘密路线去准备，故群众即使已为我们发动到街上来了，但他们因得不到群众组织公开的领导，很易使多数的群众立在马路两旁形成观望，而仅仅是我们支部同志去行动，以致与敌人斗争起来得不到群众的掩护，群众便是参加斗争亦不能形成广大有组织的行动。第四，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便是不顾群众的情绪，不注意一切准备的工作，任意的决定示威，号召示威，举行示威，这也极有损于群众之斗争力量的。上海八一前后小的示威（分区的）行动便表现得稍多，十月二十七至十月革命〈节〉的短距离中，还有人主张再举行一次全上海学生的示威，这都是偏重主观的错误意见，实行起来反转会使群众的斗争力量感觉疲倦，反易使敌人采取各自击破的策略而减低示威的反抗意义。这种种工作上的缺点，需要全党予以极严重的注意。必须在实际行动中体会这些缺点，改正这些缺点，群众斗争的复兴，才会为我党领导走上与敌人决战的道路。根本怀疑于示威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或企图对于示威行动怠工和恐惧的人，是不能借口于这些工作上的缺点，而成立其取消示威之路线的。在这里，这两条路线没有丝毫的共通点，各级党部，每个党员必须求得明确的了解。七、除了上述的工作缺点，除了中央历次通告所指示的关于示威运动之具体布置外，中央更唤起各级党部对于示威运动的下列几个实施问题予以特别注意：第一、示威运动的号召必须是公开的，愈公开才能愈加深入群众，愈加引起群众的注意。过去上海八一的示威，因预定示威地点向群众公布，引起同志中怀疑这是否便利于敌人的防备。实际上敌人的防备并不因我们不宣布地点而懈弛；敌人的武装集合，几分钟内可以驰至，也不因我们不宣布地点便减少了他的压迫。在我们方面，却愈因秘密，愈不能使群众广泛知道，愈不能引动广大的群众走到街上。阴谋秘密的举行，总是少数人的事，决不是群众的行动，更不是群众的革命示威行动。不仅关于号召上，一切示威的准备发动与组织，都必须建立在力争公开的路线上，这才能形成广大群众的行动。因此，一个示威运动，从号召准备之日起，党便应深入群众中去工作。每个党员变成群众斗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每个支部变成群众组织的核心，在群众中说群众的话，提出群众所要解决斗争的问题，以联系到示威问题的本身，然后使这一示威成为群众自己的要求（本来就是群众自己的要求，不过不经工作的联系，便不知道，便不会要求），成为群众自已的呼声。有了群众自已的要求与呼声，便可形成为准备这一示威的组织（在工厂作坊中便是工厂委员会形式的组织）以发动群众。一厂如此，一业如此，一校如此，自然可汇合成分区或全市的联合组织，以树立示威之总的领导机关。在这种公开斗争与组织的基础上，同样的进行公开的宣传与鼓动工作，公开派遣代表到其他未形成示威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去劝说他们，引之同情于示威的行动与组织。尤其是黄色工会与无组织的工人群众中，更要加紧这一公开活动。在这一准备过程中，各厂代表会的催开，工厂中飞行集会的号召，宣传品的编印与散发，以至示威地点巡行路线的决定，都应公开的在群众代表会中讨论。更重要的是各厂各校示威群众的指挥人与总的指挥机关必须由群众会中选出，且必须是群众中斗争的领袖，而且是大多数公认的领袖。只有在这样公开的路线中准备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大的群众才会为我们领导到街上，才会在领袖的公开指挥之下热烈而勇敢的行动起来。有了这样公开的基础与一致的行动，群众的情绪必然要高涨，口号的呼喊也不会象过去断断续续的不能继续很长的时间。假使纠察队宣传队的组织再能形成，则成队的游行，革命的歌曲，均将从群众热烈有组织的行动中表演出来，歌唱起来。这时便是敌人的警察巡捕兵士来干涉拘捕，必然会引起群众勇敢的拒抗，愤慨的抢夺，再进一步便会形成肉搏，演成巷战。这一切一切的表演，必是在群众中公开的发动，且在不断的压迫中争得不断的公开，然后群众的基础才能宽广，才能有力。党的支部工作，便是在这一切公开的路线上，树立他的秘密基础，而形成党团领导的活动。第二，示威运动是武装暴动与巷战的预习。这一演习的基础在群众，故群众的发动，群众的组织，群众的武装训练是这一问题中的基本工作。为着群众发动得宽广，必须在示威前尽可能的在各厂各业各校中做准备工作。一切离开群众基础的号召，都不如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故示威前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演讲，飞行集会，与其集聚少数人的到街上来行动，莫如在厂门口，更好是在厂内，方能更为有效，才更易影响群众，而且使一切工作能掩护深入在群众中间。关于群众的组织，除掉上述者外，纠察队的组织是工人武装的基本队伍。这一组织，我们应在群众中公开宣传与号召，尤其是在工人斗争发展的过程中，更应迅速的成立纠察队。纠察队因其有武装组织的意义，必然要成为示威中的中心力量。武装训练要经过宣传与解释（这在上海广东武汉工人中几乎一经道出便会接受），要在工人的热望中予以严密的武装与军事训练，特别是巷战术与使用器械。当然我们要向群众解释明白目前群众示威不会是武装暴动，但当着群众斗争到了较高度的时候，示威也会演成巷战。这一前途，在对于群众宣传武装暴动与示威运动时必须要明白指出。第三、每一群众示威过后，他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党不应丝毫放过。党应利用这一影响去继续发动群众进行本身的斗争，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加紧对统治阶级反抗的宣传，不断的与黄色领袖斗争，加紧党与群众的关系，努力吸收新的党员，继续建立支部的健全生活——这一切工作都应针对着示威后的新气象而加紧去做。过去有许多地方，在举行一次示威运动后，党及群众工作反懈怠起来，甚至会退步下去，这真是不应容许的工作精神。现在十月革命节过去了，各地党部关于这一次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都应向中央做详细报告，主要的内容，要关于策略的运用及工作方法有详细的描写。中央更号召全党在准备与进行纪念广暴举行反军阀战争运动周中，要澈底了解群众示威的严重意义与党之示威路线是建立在如何的基础上来准备群众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要坚决的执行中央所指示的一切工作路线与肃清工作中一切缺点以实现全国动员的伟大的示威运动！共产主义的敬礼！中央一九二九，一一，八。根据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三日出版的《红旗》第五十五、五十六期刊印注释〔1〕一九一五年复活节，由意大利青年同盟发起，在瑞士倍恩召集了各国青年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每年九月第一星期日为国际青年纪念日。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又在柏林召集一个少年国际大会，成立了“少年共产国际”，将“九一”也作为少年共产国际纪念日。〔2〕一九O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于九月七日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一九二四年由北京反帝大同盟向各革命团体提议，决定“九七”为国耻纪念日，在这一日应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示威运动。〔3〕指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帝国主义国民党杀害的彭涛、扬段、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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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五十六号――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的策略及工作路线（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五十六号――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的策略及工作路线（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一、现时中国的统治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希望来稳定他的统治前途，也没有任何可能来改良工农生活，以延缓群众革命斗争之发展，故他唯一压迫革命之有效的方法只有依靠武力，特别是军阀的军队。因此，革命斗争的发展，必须逐渐破坏这一武力，准备夺取这一武力，然后才能得到革命的最后胜利，并保障这一胜利。因此，破坏军阀制度，特别是夺取军阀军队中的士兵群众是目前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主要任务之一。二、中国的士兵大多是乡村中破产的农民。因为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加强，军阀战争的继续，以致灾荒与战祸成为经常的现象，于是农村更加破产，农民失业的日多，大量的投入军队，结果不死于家乡的冻俄，便丧身在战场。土地革命是摧毁军阀基础的制〔致〕命伤，因此争取士兵群众来参加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更是摧毁军阀基础的根本工作。三、因为帝国主义势力加强，国民党军阀政府的剥削加紧，战祸加增，以致灾荒普遍，物价腾贵，目前的士兵生活乃更加恶化，而新军阀对待士兵的手段亦更加残酷。乒饷既微，又不能农足。伙食既坏，且常被揩油。军衣破烂，住处污浊。三操两讲，毫无自由。官长虐待士兵，稍不如意，拳打脚踢；禁闭枪决，视为常事。士兵入伍，便同入监，休想回家。等到伤病老弱，遂被弃如路人，流落为乞丐。因是国民党军队，更花样翻新，有所谓党义教育，教以媚帝国主义，替军阀当炮灰，杀工农弟兄，有所谓一律入党以行其收党捐的剥削。现时全国兵额约一百五十万，每月开支在五千四百万元以上，实际用在士兵身上的不及三分之一。工农的血汗，士兵的生命，都供少数国民党军阀的挥霍与浪费！在这样生活基础上，广大的士兵群众除掉投身革命外，实别无生路，且亦是中国党争取士兵群众到自己方面来之最有利的环境。因此中国军队内部的阶级斗争乃必然的要更加尖锐起来。四、目前进攻苏联的军事行动与军阀战争，又在继续爆发。一年来的战祸已经使士兵群众死伤相继，痛苦加深，他们回想过去大革命时代给予他们的实际经验与现在已纯全两样。便是最落后的士兵，他们也懂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与联合苏联，联合工农的口号，现在是完全“翻了一过”，他们更懂得照这样下去，生活改善与解放是更无望了。加以现时的土地革命的发展，苏维埃游击区域的存在，红军尤其是朱毛红军的壮大，更足以影响他们的觉悟。因此，目前军队倒戈，士兵哗变，以及整队士兵跑到游击区域与红军方面来的加多，决不是偶然的事。现在许多事变，虽不都含有革命意义，但多数动摇士兵已接受革命影响，确毫无疑义。故生活痛苦，战祸相寻，历史教训与革命发展是促成目前士兵日益革命化之主要条件，而党的士兵运动在目前乃更有严重意义。五、且再就党的目前两大任务――反对进攻苏联与军阀战争来看，党之需要加紧争取士兵群众，破坏军阀军队，以准备武装保护苏联，武装反对军阀战争更有他迫切的意义。因此党在争取士兵群众工作上，在发动士兵日常斗争上，在发展党的士兵支部组织，在士兵进行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反军阀战争的宣传上，都必须与工农运动看作同等的重要。特别是准备破坏敌人武装的工作，更要建立中心在士兵群众身上，以树立基本力量，这些，都是目前中心任务。六、但在目前各级党部对于兵运还有许多错误观念：第一，往往以为兵运只是各级军委兵委少数人的工作，而不看他是一般党员工作；第二，往往把中国军队组织看得太严密，误认武装的士兵弟兄为可怕，轻易不敢和他们接谈；第三，以为士兵运动的目的既在破坏敌人军队，便随时都主张兵变，而以兵变主义为一切工作原则；第四，以为军队中没有日常斗争可能，一发动便要走到兵变，否则便等待不动；第五，还有些地方保留机会主义余毒，企图倚赖军官以发展士兵运动；第六，有些地方还只注意学兵及军官学生的运动而忽略了根本的士兵运动；第七，有的将兵运只看作单纯的秘密组织工作而不知进行广大的鼓动宣传工作更为重要；第八，有的只就易于打入的杂色军队去做工作，忽略了中心军队的工作；第九，青年团对于这一工作还异常忽视，党也少有给以正确的指导；这些，各级党部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纠正，以开辟出兵运的一条正确道路。七、党在军队中首先应进行有系统的鼓动宣传工作，在战争时尤有他利便的条件。第一，每个党员都应尽量利用各种可能机会去找士兵谈话。第二，与士兵接触谈话，要从他们本身痛苦联系到本身斗争以归结到革命的出路与工农斗争的联系；但不是一次便要谈完，要能继续的吸引他来。第三，有些地方可邀请士兵到工农群众的家庭或工农会里开茶会联欢会，使工农兵得到密切的来往。第四，每个党员都可写信给军队中认识的士兵宣传他们，并可代士兵的家族写信给士兵，或讲解士兵给他家族的来信。第五，每个党员都应尽可能的向士兵群众散发党或工农会的宣传品，或递送，或张帖，或放在士兵经过的地方。第六，在宣传上，目前必须着重士兵痛苦与武装进攻苏联及军阀战争的联系，并联接到反帝反国民党反军阀与拥护苏联联合红军的一般宣传。第七，在目前更须指明土地革命与红军是士兵斗争之唯一出路。第八，各级党部更须有系统的编辑给士兵看的刊物画报。八、目前在敌人军队中进行士兵日常斗争的鼓动与指导，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提高士兵群众反抗官长的情绪与决心，锻炼士兵群众的组织力量，便〔使〕士兵群众逐渐认识只有自己的团结可以威吓乃至战胜压迫自己的长官，而决不是企图真能实现什么改良士兵生活，每一斗争的发动与指导，必须着重在这一军队中的弱点与士兵生活中的最痛苦所在。当着军队中工作环境，还没具备可以发动兵变的成熟条件时，士兵斗争的发动，要在求得小的胜利以增高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组织力量，不宜只求扩大与继续，以致一发而不可收，使斗争失败会影响到组织的塌台，甚至因异常严重的压迫会影响到群众斗争情绪一时的消沉；因此发动士兵斗争，必须顾及主客观的条件，平时应尽量的求得小的胜利，条件成熟时便应尽可能的扩大以造成兵变而投身于革命的局面。九、在目前军阀混战中，我们主要的路线是采取两败俱伤的失败主义。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的战争中是要使军阀军队失败，中国兵士与苏联红军携手起来。因此“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是我党目前中心的宣传口号。在一些作战与准备作战的军阀部队中的工作，都要使之向着实现兵变的方向进行，但仍不是无条件的实行兵变主义。当着军阀战争我们的力量不能从中实现兵变时，而我们所在的军队又为对方战败，我们并〔应〕不拒绝为俘虏，以继续夺取敌人士兵的工作；但这种“投降”策略却不是中心策略，却不能混淆党之组织兵变的路线。实行兵变的可能条件有以下几种：（一）我们在敌人的战场军队中的工作与士兵组织有了相当力量，便可组织兵变；（二）当着敌人军队进攻苏联红军或围剿红军，或驻扎在农民斗争发展的区域，便是我们在其中组织力弱或简直没有，也要尽可能以政治影响与活动促成这一军队的兵变；（三）当着军队中的我们组织为敌人发觉或是群众自发的斗争均到了非兵变不能挽救生命危险时，也只有尽力的组织这一兵变。兵变的前途，除了在进攻苏联时应与红军携手外，必须投入农民斗争区域，实行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没有斗争的便须发动斗争，开始游击。又在目前，还有些军阀内部倒戈的军队，其趋向不定，军纪涣散必然要影响到士兵的动摇，我们要从中加紧工作，在条件成熟时，可实行有组织的兵变。一切兵变的基础，要建立在士兵本身的斗争上，才有坚固的力量可以农动而保障成功。十、一切兵运中的宣传鼓动口号除掉中央历次通告者外，在目前更要注重运用下列口号，在宣传方面有“分配土地工作与士兵”“反对军阀战争”“拥护苏联”“拥护中国红军”“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中国共产党是拥护士兵利益的”“官长由士兵自己选举”“官兵待遇平等”“打倒阶级服从”“要求政治信仰自由”“杀反动官长，投入[要]红军去”等主要口号；在鼓动方面有“要求军需公开”“每月清饷不折不扣”“兵士参加军需管理”“反对体罚肉刑”“发给伤兵病兵给养零用费”“兵士有出入自由”“兵士有阅报自由”“反对强迫入国民党”“反对收党费”“不替军阀当炮灰”“不上前敌去”“不打自己的工农弟兄”“不打红军的弟兄”“不打苏联的工农弟兄”等口号。十一、兵运中的组织问题应以发展党的秘密支部为基本工作，以革命士兵委员会为公开的号召名义，有时可用朱毛红军名义号召士兵投身红军。士兵支部须绝对秘密，各级横的关系非必要时不得发生。革命士兵委员会要在有半公开可能时才可进行组织以领导群众斗争，以免与秘密的士兵支部相混。十二、为达到破坏与瓦解敌人军队的目的，党在敌人军队中应不放过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只是唯一而根本的工作，还是夺取士兵群众，其他一切附带工作（如下级军官，侦探工作等）都是为了建立和巩固这一根本工作而产生的。没有或离开根本工作，一切附带工作，都将消失其意义，都将与党的军运的根本路线相反。因此，一切附带工作都不应与党的兵运相混，尤不应与党的士兵支部组织相混。十三、在目前战争状态中，党更要注意在伤病兵中在被解散的士兵中的工作与组织。我们要有计划的进行鼓动宣传，发动斗争，并形成士兵斗争的组织，如伤兵代表团，退伍士兵委员会等去领导斗争。斗争的方式要采取直接包围长官的办法。在进攻苏联的中国军队的伤病兵中，我们更应加紧工作，特别要注意向他们解释苏联是中国如何的好朋友，他们牺牲是完全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的利益，以促起他们的觉醒。中央十一月七日注（1）：各级党部订〔讨〕论此通告时，可参阅中央为解释此通告而作的小册子。根据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的《红旗》第五十三期刊印附：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的策略及工作路线――为解释中央五十六号通告而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一、中国军阀制度的存在与发展，不仅因其支持在乡村半封建的经济基础上，不仅因其受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用与维持，即现时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只有依靠这一军阀制度的保镖，才能对革命的发展施以严重的压迫，才能苟延残喘的维持他这走向崩溃的统治局面。现时中国的统治阶级在其经济基础上，明明没有希望来稳定他的统治前途，明明没有任何可能来改良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以延缓群众斗争的发展，故他唯一压迫革命的有效方法，只有依靠武力！（改良主义的欺骗固然可看作延缓群众斗争的一种方法，但不能看作最有效的方法，因为他是欺骗。）因此，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必须逐渐破坏这一武力，准备夺取这一武力，然后才能得到革命发展的最后胜利，并保障这个胜利。因此，破坏这一军阀制度，特别是夺取军阀军队中的广大士兵群众是目前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主要任务之一。二、中国军阀军队的士兵大多是乡村中无地或失地的破产农民。中国统治阶级不仅没有可能稳定农村中破产现象，并且因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加强，及军阀战争的继续不断，以致灾荒与战祸成为经常的现象。于是农村经济的破产更日趋急剧，农民失地失耕的数量更日见增加。因此，统治阶级的各部分为要维持其军阀统治，一方更要加紧的剥削人民，扩大军队，以至争夺地盘，另一方也就更使农村经济加急剧的破坏，农民群众大量的投入军队，结果不死于家乡冻饿之中，便丧身在战场炮火之下。因此，自前中国土地革命的任务，乃正是摧毁军阀基础的制〔致〕命伤！不管农村中广大被剥削的饥寒奴隶或是军队中广大被压迫的痛苦士兵，都是土地革命发展过程中所必争取的柱石。因此，争取士兵群众与争取农民群众是目前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最得力的两大同盟者，这不仅因为士兵群众是统治阶级压迫革命的唯一武器，并还因为他同是摧毁军阀基础之土地革命的柱石。三、因为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的势力加强，横行无忌，因为国民党军阀政府对人民的剥削已到敲筋吸髓的地步，对地盘的争夺更加剧烈，战争的祸害更加扩大，灾荒的损害更加普遍，物价腾贵而捐税无底，于是军队中士兵生活乃更加恶化，国民党新军阀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方法比旧军阀还要残酷。兵恼定额虽为十元，但没有一处军〈队〉是能按月无缺的发饷，即蒋介石嫡系军队也常不能按月发零用钱。西北军是著名不发饷的。杂色军队更是没有一定的饷额，甚至有些部队一日两餐都不能吃饱。即使十元兵饷发足了，在现在米贵面贵的时候，扣了伙食费，余剩的钱连剃头洗澡寄信吃烟都不够。每日三操两讲，还要服勤务，出外差，但吃的却是极粗糙的米面，肚皮不饱，事务长还要“揩油，。一年两身军衣，夏天穿得汗臭，冬天穿得棉花成饼；草鞋穿得脚裂，还不能按期发，袜子布鞋更须自己掏腰包。住的地方不是古庙祠堂，风雨无阻，便是土制的营房，一个屋子闷着几十人，浊气露天！每日两操，任凭风吹雨打，都得挺立不动，做官长的却可任意躲在屋内，高卧不起。士兵出入，永没有自由，即使按规矩请假，官长也还故意刁难。官长待士兵有如牛马。旧的军宫还有些是行伍出身的，对士兵尚相当的知其痛苦，新军官一个个都是趾高气扬的学生，更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故虐待士兵的事：肉刑，体罚，禁闭，撤差以至枪毙，常借着细微事故，任意施行。因是贫民入伍，为的求生，既当了兵，便同坐监，永无生望。有家的要想回去，短假不许，长假要等到退伍之年。退伍又不是定期，即有编遣，也都是汰弱留强。遣散费还要七折八扣，弄不好还要讨饭回家，到家便已动弹不得。打伤而残废的更没有人过问。缺手缺足的还不是流为乞丐？当兵的要想存钱寄家，便是空想！即你有少数例外，因为自己不识字，官长贪财，常常连寄家之钱都被官长中饱。因为都是国民党军队了，新军阀更会花样翻新，一日三堂课，学科讲了外，还要讲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告诉士兵，和好帝国主义强盗，而准备打中国的好友苏联。民权主义是告诉士兵：准备牺牲，专门去打别派的军阀，以扩充自己长官的地位权利。民主主义是告诉士兵，忍苦耐劳，压迫工农；以便军阀资本家地主好安稳的升官发财。还有所谓党捐，便是国民党党部老爷要从士兵身上取得最后的剥削，以增长其收入。这一种非人的奴隶不如的残酷而痛苦的生活，便是现今中国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写真！然而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为这一庞大的中国军队怎样担负呢？依着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计算，全国如能裁兵至五十万人，则每月的军费开支须一千八百万元。现时全国实在兵数约一百五十万，则依预算每月开支当至五千四百万元。但实在用在士兵身上的，每月每人决不到十二元，其余的三分之二则除掉少数军事耗费外，尽入军官的腰包，特别是高级军官的腰包！南京政府两年来发行的公债全额，至现时止为四万七千八百万元，闻其用途有四分之三以上在军费。全国税收属于国家部分的每年约三万万元，地方税收或且过之，其用途亦多在军费。故实际军费支出，每月当超过五千四百万元。以如此巨大的担负仅供少数军阀的挥霍与在战争时的虚掷，而广大士兵犹不得饱暖，并且他们的生命还日日悬于军官之手与炮火之中，这是何等的残酷！这是何等的痛苦！在这样的生活基础上，广大的士兵群众除掉投身革命，参加土地斗争，与工农联合起来，准备武装暴动以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制度外，将别无生路！在这样的生活基础上，也正是中国党争取广大的士兵群众到自己的影响之下之最有利的环境！因此，中国士兵群众之日益革命化，不仅因为土地革命深入与群众斗争复兴的影响，且还因甚有可以便其日益革命化的生活基础在。这就是军阀军队内部必然不可免的要发生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自然还同样反映社会上地主农民之争以至资本家工人之争。）四、目前这种形势更严重了，军阀战争正在继续的爆发。一年来从蒋桂战争起，军阀的国内战争，再加以进攻苏联的军事行动，几于无一省没有战祸（有几省虽是间接的，但捐税的加重，物价的抬高，交通的阻隔，军事的征发，工人工资的减低，工作的加重，都与别省毫无二致）。自然首当其冲的便是士兵群众。无论军阀战争的胜败谁属，双方士兵都是死伤相继，痛苦加深。民国十八年来的战争，除去几次革命战争外，虽对于士兵群众都是一样的灾祸，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的震动决不是空过去的。许多军队的士兵他们曾亲身看见那时工农运动的高涨，与他们认识的工农亲友，甚至他们自己，曾享受过那时工资加高生活改良的好处，曾赶走过他们所积恨的工贼走狗，地主豪绅。在军队中，他们也曾受过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宣传，也曾有过一时期的政治自由――集会说话乃至批评官长的自由（虽然仅是一点点的自由，虽然当时共产党员犯了军事上机会主义的错误，但终于相当的改变的〔了〕士兵的生活兴趣与政治认识），也曾见过一些年青军官与政治工作人员同他们一样的吃苦耐劳而勇敢（现在却多已堕落腐化了），也曾使他们希望过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他们的生活可以改善，可以解放。但革命失败了，他们也首先受到他的祸害。自己生活的改善与解放是无望了，整个的世界也变了样子：从前可以参加省港绝交收回汉浔租界之反帝示威的，现在却在济南受首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射击，只许束手待毙，不准还击；从前是联合苏联得到苏联许多帮助，现在却反转来回抢打自己的朋友了；从前时时与工农群众开联欢大会的，现在却要反转来当做仇敌去屠杀自己的工农弟兄；从前革命军是要打倒军阀的，打来打去，现在自己所在的军队也成了军阀的军队。这些便是最落后的士兵，也都多少感觉到了。加以现时土地革命的开展，南方各省苏维埃区诚的存在，游击战争的发展，红军的壮大，尤其是朱毛红军的增强，都足以影响有觉悟的士兵，使他们逐渐感觉到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在于此。因此，军阀的战争愈加继续愈加扩大，军队的倒戈与士兵的哗变以及整队的士兵投到农民斗争区域与红军方面来的便愈加增多。最近在张俞冯〔2〕系诸军阀之反蒋战争中，这类的事变更加显著。在广西，有李明瑞部下的一部，始终未参加军阀战争而转变到农民斗争的区城去。在福建，朱毛红军曾改编了卢新铭以及张贞一部分的部队。在安徽，有余亚农的例戈〔3〕。在湖北，有新―师的哗变〔4〕，报载内中有一大部已扯起红旗投入赤色区域。夏斗寅的部队因为在鄂东北“剿共”，结果有一营兵自动的往找鄂豫红军。彭黄红军也常有湖南部队零星的加入。虽然这些显著的事变，尚非全有革命的意义，但多数动摇的士兵已接受土地革命及红军的影响，已不复能忍受军阀战争的祸害，实属毫无疑义。因此，士兵群众之日益革命化实基于生活痛苦，战祸相寻，历史教训与革命发展诸条件的汇合，决不能看作是一时的偶然的现象。因此，发展士兵群众斗争，夺取广大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以破坏军阀军队，在目前更有严重的意义。五、但这还是就客观的发展趋势说，中国党的士兵运动有如此利便的条件与严重的意义，若我们再进一步与党的目前两大任务――反对进攻苏联与军阀战争联接起来看，则党之需要加紧争取士兵群众，破坏军阀军队以准备武装保护苏联，武装反对军阀战争更有他迫切的意义。因此，党在一切争取群众的工作中，要将争取士兵群众的工作看作如争取工农群众到自已影响之下的工作一样重要。发动士兵群众的斗争，要如发动工农群众斗争一样，引起各级党部与全体党员的重视。在士兵群众中发展党的支部秘密组织，要如在工人群众中发展赤色工会组织成为工运的中心工作一样。向群众中宣传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反对军阀战争，首先要计算到士兵群众是我们主要的宣传对象之一，特别是准备破坏敌人武装的工作，更要建立中心在士兵群众身上，然后才能避免军事投机与盲动情绪的错误发生，然后才能真实的树立起摧毁敌人武装组织的基本力量，这些，都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六、依着上边的分析，中国士兵生活有如此的残酷病苦，中国士乒运动有如此的严重与迫切，但中国党各级党部历来对于士兵运动却有一般的忽视。根本问题，还在于观念的错误。第一，各级党部往往不重视夺取士兵群众的工作，以为这一工作只是各级军委兵委少数工作同志的工作，而不把他看作是一般党员的工作如争取工农群众一样的重要。第二，一般党员往往把军阀军队看得太严密了，误认武装的士兵弟兄为可怕，轻易不敢与他们接谈。其实中国的军队是最涣散的，不自由如同坐监的，士兵是愿意与外人接谈的，只要我们工作的方法好，常常宣传一个士兵比宣传一个工人还易。第三，就是兵变主义，以为士兵运动的目的是在破坏敌人军队，所以随时都应以兵变为原则。殊不知目前一股的任务还是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宣传他们，组织他们，发动他们的日常斗争，以树立党在敌人军队中的基矗无条件的盲目的兵变，只是消灭党的力量，对于敌人的打击常甚微弱，所以党反对兵变主义，尤其反对去年某些地方党部因为无条件的执行兵变策略，不但于群众斗争毫无影响，连在这一军队中方将建立的群众基础也都消灭无余。第四，有些党部以为士兵运动没有日常斗争可说，其实军队中一样有丰富的日常斗争的条件，并且只有发动日常斗争，才能激起士兵群众之反抗官长的阶级情绪。这种观念不改正，很容易发生兵运中的等待观念，等待有了工农群众斗争的革命高潮再说，或者是走向兵变主义力狂去，而实行盲动。第五，到现在还有些党部保存着机会主义的余毒，企图倚靠同志当敌人军官，以发展士兵运动。这简直在做梦！不要说当了敌人军官已处在反革命地位，他的作用只能是相当的破坏敌人军队（这还要有士兵基础），很难再从事士兵运动；便是他真要与众不同来做士兵运动，他只有立刻被那军队轻则赶走，重则问罪。第六，有些党部现在还只注意一些学兵或军官学生的运动，而不知有组织的介绍工农群众入伍与在士兵群众中有计划的推广党的发展，才是最根本的士兵运动。虽然学兵与军官学生可因其入伍见习或充当下级连排长，可易于接近士兵，但他们既做了宫，终于要隔漠一层，终于不能看作是兵运中基本力量，更不能看作是领导力量。第七，一般党部大都将士兵运动看作是单纯的组织工作或秘密的发动一点日常斗争，殊不知在广大士兵中进行鼓动宣传工作，才更是各级党部每个党员乃至群众组织所负的责任，才更易影响广大的士兵群众，走向革命方面。第八，有些党部的士兵运动，只就易于打入的杂色军队去做工作而忽略了中心军队的工作。固然，我们也不应放弃杂色军队的工作，而且越是杂色军队，才越易因其动摇而夺取其士兵群众，而时常转入其他的军队。但中心军队与士兵，究为统治阶级的主力所在，究为我们所必须争取的主要对象，故各级党部必须以发展中心部队乃至中心部门中心区域的士兵运动为兵运中最主要的工作。第九，青年团对于这一工作也异常忽视，党更少给以工作上的正确指导，许多团部以为敌人中士兵组织既属党管理，团的责任便减轻了。殊不知士兵支部的秘密组织，原属于军事上的特殊组织，也并非隶属于党的直接组织系统，而一般的宣传鼓动以至发动士兵群众斗争的工作，则不论党与团，都可以同样方式进行，尤其是团员更易于与青年的士兵群众接近，更易于介绍青年工农有组织的投身军队，故党必须指导（团）将士兵运动同样要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以上这些错误观念，各级党部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纠正，然后才能为士兵运动辟出一条正确的道路，然后才能为实现目前严重而又迫切的任务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七、党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首先应进行的是有系统的鼓动宣传工作，在目前军阀战争时期，更有他利便的条件。第一，每个在城市或乡村里的党员，都应尽量的利用各种可能去找士兵谈话，普通可在街头巷尾，茶楼酒馆，有些军队管理松懈的，甚至可到士兵的营房中去找他们，总之，凡可以找到士兵的地方，凡士兵常常涉足的地方，每个党员都应不放过机会与他们谈话。第二，与士兵接触谈话，首先要注意他们的环境。谈话的内容，要先从他们的本身痛苦说起，从痛苦上提出办法，引向斗争，并联系到一切痛苦的根源所在，使他们了解于只有参加工农革命，才是出路。对于工农斗争的发展，在宣传上要有很好的联系，谈话不是一次便要谈完的，尤其不要使他们有丝毫厌烦。这次碰到一个兵士，下次要能引来多的兵士，这是最好的宣传成绩。第三，有些地方军队的管理不严，常允许士兵群众与民众接触，我们应尽量的利用此种机会，邀请士兵到工农群众组织的机关中来，或开茶会游艺会联欢会引得更多的士兵来参加。在谈话会与茶会中间，必须多分注意于军队生活的问答及工农兵联合的宣传。第四，每个党员，都有责任写信给军队里相识的士兵，描写他们及工农生活状况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庄迫情形以鼓动他们的反抗和斗争的情绪。每个党员更有责任代士兵的家属写信给士兵，并讲解士兵给他家族的来信。在这种家族的接触中，也同样可以扩大我们的宣传到士兵群众中去。第五，每个党员都应尽可能的利用各种接触的机会，向士兵群众散发党或工农会的传单小册子。有时可以直接递送，有时可以张帖营房门外，有时可以放在士兵每日上操或开差经过的地方，有时连包东西的字纸也应利用。传单小册子的文字内容，愈通俗愈简短愈有效力，歌谣插画更胜过长篇大论的文章，第六，不论是口头鼓动或是传单宣传，在目前必须着重于士兵痛苦与武装进玫苏联及军阀战争的联系，更须多描写为军阀在前方当炮灰，在后方服劳役的痛苦。由痛苦的描写联系到军队内部阶级斗争的鼓动，联系到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军阀与拥护苏联联合红军的一般宣传。第七，在目前，更应着重于土地革命与红军是士兵斗争之唯一出路的宣传。关于目前军队倒戈士兵哗变与红军发展的描写，更须在一般士兵中尤其是作战部队中作广大的宣传，以使“不替军阀当炮灰”“不上前敌去”“不打工农弟兄”“不打红军中的弟兄”等等口号有了实际的联系与出路的指示。第八，各级党部更须有系统的编辑给士兵看的刊物，虽然是很短的很通俗的，只要能继续不断的出版，继续不断的送给士兵看，其成效比片断的传单要有力得多。八、目前在敌人军队中进行士兵日常斗争的鼓动与指导，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提高士兵群众反抗官长的情绪与决心，锻炼士兵群众的组织力量，使士兵群众逐渐认识只有自己的团结可以威吓乃至战胜压迫自己的长官，而决不是企图真能实现什么改良士兵的生活。要知不但在目前军阀制度的基础上，士兵生活永无改良希望，便是士兵生活真能相当改良，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上其作用也还要不断的为压迫阶级当炮灰来屠杀自己的工农弟兄。故目前士兵群众斗争的目的乃在从军阀制度下解放出来，推翻这一军阀制度，推翻倚靠这一武力来压迫革命的统治阶级，一切为改良生活改良待遇的斗争，只是向着这一总目的推进的必由之路，也正是最利便于达到这一总目的的工作方法。因此，每一斗争的发动与指导，必须着重在这一军队中的弱点与士兵生活之最痛苦的所在。不管是衣食住的问题，是待遇的问题，甚至是极少而细微的问题，只要士兵因此而发生不满，并能因此而引起群众的同情，都可以当作发动斗争的题目；不管是对于官长的不满，或是事务长的揩油行为，甚至其他部队军官压迫士兵或是本部队军官压迫工农劳苦群众的行为，只要能引起士兵群众反抗的情绪与团结的决心，都可以当作群众斗争的对象。当着军队中工作环境还没有具备可以发动兵变的成熟条件时，士兵群众斗争的领导，便应当着重于群众斗争情绪的提高与组织力量的发展以至政治认识的加深，斗争的本身，不宜只求扩大与继续，使斗争一发而不可收，使斗争失败后不但我们仅有的组织会根本塌台，便是群众也会因失败后异常严重的压迫而减低了斗争情绪，甚至一动都不敢动。因为一般的军队生活，士兵的斗争只有在极小的问题，极短的时间中可以得到相当胜利（战时自然是例外），否则，斗争一扩大，形成士兵与军官对抗相持局面，则不是士兵哗变，便是军官压迫与屠杀的胜利。因此，发动与领导士兵群众斗争，更须顾及到主客观的条件。平时应尽量求得小的胜利，条件成熟时便应尽可能的扩大以造成兵变而投身于革命的局面。九、在目前军阀混战中，我们主要的路线是采取两败俱伤的失败主义，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向苏联战争中，我们的路线是要使军阀的军队失败，使中国的士兵群众与苏联的红军联合起来。因此，“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是我党目前中心的宣传口号。因此，在目前军阀战争状态下，凡是作战或准备作战的部队，都要使之向着实现兵变的方向进行，但这并不是说因此便应不择条件的实行兵变，目前已有一般的兵变时期了。因为一般的兵变要决定于工农群众斗争的革命高潮之有无，并非决定于战争的有无。目前军阀战争虽是继续发生，但能否实现兵变的策略，要看准备的条件如何，可能实现兵变的条件有以下几种：一，我们在敌人军队中的工作与士兵组织，有了相当力量，可以在战场上实行有组织的兵变，二，当着敌人军队进攻苏联红军，或围剿中国红军，或驻扎在农民斗争发展的区域，便是我们在这一军队中的力量极弱或简直没有，我们也应以政治影响与宣传活动促成这一军队的兵变，倒戈到革命方面来；三，当着敌人军队中我们党的组织为敌人发现或是群众自发的斗争均到了非兵变不能挽救生命危险时，也只有尽力的组织这一兵变，使其发展最高度的可能范围。只有在这几种条件下我们才能组织兵变。当着我们所在的战场军队（军阀战争）已为对方战败时，而我们的力量又不能实现一个兵变，在这时，便很容易为对方所俘虏。我们应不拒绝改编，且应利用此机会继续夺取敌人军队中士兵的工作，但这种投降”策略，却不是中心策略，却不能混淆了党在敌人作战部队中组织兵变的路线。兵变的前途，除了在进攻苏联时应与红军携手外，必然要领导他们去进行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即使在某些兵变的军队周围，没有农民斗争以至红军游击队的存在，党也不〔必〕须组织这些变兵深入乡村去发动农民群众斗争，而将自己变成农民的武装以至游击队伍，去实行游击战争。又在目前的形势中，还有些军阀内部倒戈的军队事情的本身上虽是因反动军官而愿受蒋介石的改编而倒戈，但实际上却因其倒戈的影响与军纪的涣散，必然要影响到士兵的动摇，对于军阀统治的动摇，因此，党对于这倒戈军队中的士兵运动，更要加紧的工作，更要推动这一士兵群众的动摇，以至完全脱离这些反动军官的影响，而走向对一切反动军阀的澈底的倒戈，尤其是在这些倒戈军队还没有找到最后着落时（如新一师余亚农等部队），我们发动士兵的工作更易加紧，更易走向有组织的兵变。在组织兵变的发动中仍然要建筑基础于士兵本身的斗争，否则，必不能发动广大的士兵群众，必不能保证兵变的成功。十、士兵运动中的宣传口号，应以“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给农民”，“分配土地工作与兵士”，“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倒一切军阀”，“工农兵联合起来”，“准备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准备世界大战”，“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反对军阀战争”，“拥护苏联”，“拥护中国红军”，“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中国共产党是拥护士兵利益的”，“士兵有集会结集〔社〕言论自由”，“官长由士兵自己选择”，“官兵待遇平等”，“打倒阶级服从”，“要求政治信仰自由”，“杀反动官长”，“投入红军去”等为主要部分。目前的鼓动口号应以“增加兵饷到二十元”，“改良给养”，“还清欠饷”，“每月清饷，不折不扣”，“要求军需公开”，“兵士参加军需管理”，“军衣旧了发新的”，“减少操课时间”，“下雨刮风不下操”，“反对体罚肉刑”，“发给伤病兵给养零用费”，“反对自由开除士兵”，“兵士有出入自由”，“兵士有请假回家自由，请假期间有军饷”，“士兵有退伍自由”，“退伍士兵要发养老金”，“维持兵士家庭的生活”，“兵士有阅报自由”，“有反对强迫入国民党”，“反对收党捐”，“要求礼拜日休息”，“不替军阀当炮灰”，“不上前敌去”，“不打自己的工农弟兄”，“不打红军的弟兄”，“不打苏联的工农弟兄”等口号来发动群众的斗争。十一、士兵运动中的组织问题应以发展党的秘密支部为其基本工作，以革命士兵委员会的名义为公开的号召，有时朱毛红军的名义，也可用以为宣传红军与号召士兵群众投身红军的领导。党的宣传品与传单，也须常在士兵群众中散发。党的士兵支部须保持绝对秘密，党员间各支部小组间之横的关系，亦须绝端严密，非因工作必要，绝对不应发生关系。革命士兵委员会实际的组织必须在有可能进行半公开的组织时才可实现，否则，在秘密条件下进行，必然与党的士兵支部相混，或更会影响士兵支部的存在。所谓半公开的组织条件，必是士兵斗争发展到了高度，群众已冲破了对于军纪的恐惧与军官的压迫，或是在敌人军队到了极其动摇而涣散的时候，革命士兵委员会可以成为公开的领导群众斗争的组织。但这一组织必然要联接到瓦解军阀军队使之变成工农武装的前途。不然，便是革命士兵委员会要为反动军官所解散。十二、党在敌人军队中的工作，无疑的是为要达到破坏敌人军队，瓦解敌人军队的目的。为达这一目的，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都不应放过。只是唯一而根本的工作，还是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其他一切附带工作（如下级军官运动，侦探工作等），都是为了建立和巩固这一根本工作而产生的。没有根本工作的建立，或是离开这一根本工作，一切附带工作无论其破坏可能性多大都将消失其意义，都将与党的军事运动的根本路线相反。因此，一切军队中的附带工作都不应与党的士兵运动相混，尤不应与党的士兵支部组织相混。现在有些地方党部只专门注意这些附带工作，而不注意敌人军队中的根本工作，以致工作发展的方向永远不能打入士兵群众；――这种现象，简直等于根本没有我党工作，甚至障碍了党的军运根本工作。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全党予以极大之注意与纠正。十三、在统治阶级以编遣军队为号召的时候，许多老弱残病的士兵使被排挤出来。在军阀战争开火以后，不论那方都将有大量的伤病兵被抛弃得无人过问，战败的队伍更要受俘虏遣散的痛苦。因此我们在遣散兵与伤病兵中的工作与组织，更是十分重要。在目前许多后方病院与伤兵医院的所在，在许多被遣散的士兵群众中间，我们必须有计划的进行鼓动宣传，发动斗争，并形成兵士中斗争的组织如伤兵代表团退伍兵士委员会等去领导斗争。伤病兵与遣散兵的斗争方式，可采取直接包围长官的办法。每一次要求必要求得胜利，所以条件的提出并不求其多；如不得胜利，便应尽量扩大，务使军官慑于全部伤病兵或遣散兵的鼓噪威吓承认其要求，伤病兵与遣散兵的斗争要在影响一般士兵的日常斗争，要在能与一般的士兵斗争有联系，然后才能使士兵的情绪更加高涨，士兵运动更加发展。在进攻苏联的中国军队中，也要遇到伤病兵并且还会遇到苏联的俘虏兵，中国伤兵很易于为敌人欺骗所蒙蔽，不自觉的仇恨苏联与红军。因此我们更应在他们中间加紧工作，向他们解释他们的痛苦与牺牲完全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为谋得自己的私利而给予他们的，苏联是中国的好友，红军更是自己的工农弟兄，要宣传到他们反转向苏联红军亲密起来。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此系当时中央在下发通告时，要求参阅《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的策略及工作路线――为解释中央五十六号通告而作》一文时作的注。现将该文作为附件编于通告后。〔2〕即张发奎、俞作柏、冯玉祥。〔3〕指一九二九年十月四日，国民革命军四十五师鲍刚部余亚农旅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下于安庆发动的兵变。〔4〕指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军新一师曹万顺部在鄂西发动的兵变，提出了“杀替蒋介石做走狗的黄埔生”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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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在现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异常严重，国内的革命斗争日益紧张的时期，党内的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都乘时活动起来，积极的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好像与敌人联盟一样的来向党进攻，这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全党同志必须明确的认识，只有坚决的肃清党的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错误思想和小组织行动，才能顺利执行党在目前紧张形势中之“拥护苏联”与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同时必须坚决的执行“拥护苏联”与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推进革命的发展，才能根本肃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思想。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都走入了取消主义的观点，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一）他们认为过去机会主义发生的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的错误的观察”，因此他根本否认共产国际列宁主义对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和加入国民党的路线，这就是托洛斯基当时攻击共产国际的观点，已经共产国际批评得体无完肤，在中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是由于中国党当时的指导机关，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不反对资产阶级，而极力向资产阶级让步，甚至无耻的投降，把共产国际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论，变成了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决不是当时暂时联合资产阶级和加入各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的根本路线错误。独秀同志不去正确的认识历史的教训，只图避免责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斯基主义的旗帜之下而诬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为机会主义：于是他遂与托洛斯基主义同样的走入了更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派的观点。（二）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这就是取消派的根本观点。照这样说，资产阶级克服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也对他让步了，那么，在经济上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束缚都没有了，可以坐享资本主义发展的幸福了，在政治上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矛盾都没有了，自然统治阶级只有稳定，绝“没有动摇了。这样很简单的取消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取消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自然根本把整个的革命都取消了。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失败，不〈只〉是无产阶级失败，而且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得胜利。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是胜利了，但是对帝国主义是屈服了，因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强，对封建势力妥协了，因之，封建势力又得到一时的恢复，所以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的任务一点也没有完成，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一点也没有解除，故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为现在的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并且日益加紧，故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三）他认为“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帝国主义，都胜利了”，自然结论到“现在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权，国民党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历史证明这样的观点完全错误的，资产阶级是背叛革命，投降了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势力，而得到部分的政权，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而建立他自己一个阶级的政权，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就是这一联盟的具体形式，所以他们内部才包含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正在互相抢夺中国的统治，买办地主资产阶级正在互争这一反革命的领导权，各派军阀正在互争地盘，遂造成不断的军阀战争，一天一天的走向崩溃的道路。（四）他们不了解这样的观点，因此得出极奇怪的结论，以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一点矛盾也没有了，而军阀战争却是由于资产阶级各派（重工业资本与轻工业资本等）的冲突所造成，这是毫无经济常识之谈。在一国内的资产阶级内部因各种经济原因而发生利害的冲突，发生政治的派别，可是决不能发生国内战争，因为在经济上他们互相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大于他们的冲突。在落后的农业国家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每个国内战争，都必然要反映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如解放黑奴的美国南北战争，扫除封建藩属制度的日本西南战争，都是一样，独秀同志把这些战争都认作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战争，这真是空前未有的奇闻！至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军阀战争，主要是帝国主义相互冲突的结果，同时也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如目前的反蒋战争，双方都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其所以赞助这一战争，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利用这一工具来扩大他的利益范围，任何一方面的封建势力也是为着自己的阶级的利益，为着利用这一军阀来保持他的封建剥削关系。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都是要妥协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都只有反革命的作用，都没有丝毫革命的意义，所以这样的战争是毫无疑问的反革命的战争。（五）他从这样抽象的观点出发，因此对于经济的分析，不顾事实的而肯定“封建势力经过商业资本的侵蚀，帝国主义商品经济伸入农村，尤其大革命的经过，已经受到最后的打击，已经是残余的残余，”已经不再保持他的封建的剥削而“努力资本主义化”，而结论到“封建势力已经完全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只有共同点而一点矛盾没有了”，这只是脑子里而〔面〕的幻想。实际上中国的土地关系，虽然经过长期的变迁（主要是商业资本的侵蚀与农民暴动）虽然在土地所有关系上，资本主义的形式占优势，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则封建的形式仍然占极大的优势。帝国主义商品经济如狂风暴雨般侵入农村，使半自然经济更加崩溃，封建地主更加动摇。可是，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却更加残酷。大革命的经过，的确给这样的剥削以莫大打击，同时〔可是〕，在革命失败以后，这样的封建剥削关系，又得到一时的恢复，地主阶级的势力又得到暂时回光反照的机会。同时现在全国的情形，支配全国的经济生活的：第一，是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第二，是封建的剥削关系；第三，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剥削。资产阶级虽然企图发展资本主义，封建地主也想蜕化为资产阶级，可是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无法实现这样的企图，因此资产阶级便不能放弃他的改良政纲的斗争（但这一斗争因为畏怕工农民众起来的原因又必然是要勾结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而封建势力更加要保持并且要更加紧他的封建剥削，〈以利其存在〉⑴，这是明显的客观的事实，任何人只要能抛弃脑子里的幻想与成见，细心的去研究中国经济关系，都能了解这一正确的观点。（六）因此他所承认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到来的可能”与六次大会和中央所指出的“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到来”的意义完全不同。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意义是指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仍然在极野蛮的统治中国，封建阶级仍然是在加紧他的残酷的剥削。资产阶级因为得不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让步，只有更厉害的向工人进攻，那么，广大劳苦群众找不到第二条出路，因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反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到来。所以现在各地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突起，工人斗争的发展，农民暴动之不断的爆发，决不是甚么“革命失败的余波”，“革命高潮的反面”。而是明显的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他们否认这样的前提，他们认为帝国主义让步了，而且帮助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了，（那么所谓帝国主义宰制中国便成了一句空话！）封建剥削更没有了，那么，没有什么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了，有的只是工人对资本家的革命了。所以他们否认现在广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农民不断的暴动是革命高潮的象征，而且否认一切的革命象征。六次大会与中央指出这些根本矛盾没有解决，所以统治阶级是走向崩溃，而革命形势是走向高潮，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开始复兴。他们只承认工人与资本的矛盾一点，同时又认为现在工人的斗争“只是革命高潮的反面”，那么所谓“革命高潮必然有再来的可能”只是与“我们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共产主义必然得到最后的成功”一样的毫无现在实际策略意义的话。他们以为“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是取消派的见解”，其实说革命高潮永远不会到来，何只是取消派的见解，而且是疯子，或者是资产阶级的空想，所谓取消派的观点正是如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承认须经过统治阶级的稳定，然后才有革命的高潮的意见。（七）依据他们的观点，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那么不是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到来，而是统治阶级稳定不可避免到来，根据这样的观点出发来决定策略的路线，自然要在原则上采取合法运动，而“国民会议”应该是中心的口号，苏维埃的旗帜只好取消。独秀同志却是很怯儒的不敢如托洛斯基一样的公开主张合法运动与国民会议。只是消极的攻击中央的路线，攻击中央号召“五卅”“八一”……的示威运动是盲动，是玩弄，不敢公开的提出积极主张。实则在他们的观点上只有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力求合法，才不是玩弄才不是盲动了。所以借着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合法手段”的一句话，透露他自己的观点。如果他的主张真果是如当时列宁的主张一样，那么，决不会觉得中央是盲动。因为中央的路线只是反对合法主义（带血热性的合法），并没有抛弃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手段，而且积极指出要利用公开与合法的可能来发动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同时既然统治阶级是在走向崩溃，群众斗争是开始复兴，那么光只利用合法的可能来组织群众，光只注意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是不够的。必然同时要领导群众的斗争走向政治的示威行动，以扩大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如果说这是盲动，这只是从他的取消观点出发的取消办法，根本上与第三党的口号毫无二样。（八）从他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分析，认为农村经济关系主要是资本主义剥削，于是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雇农贫农对富农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斗争，地主的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次要又次要的了。所以他们认为“富农是反革命的，中农是中间动摇的分子，只有雇农贫农是革命的柱石”，所以他们的策略路线是“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这又是对于土地革命对于农村斗争策略的取消观念！事实上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主要是地主军阀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封建剥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只是与地主阶级利用土地使用关系对农民的剥削相互勾结着，并且多半是豪绅地主兼营，至于富农对雇农的剥削在整个的农村经济关系中，还是次要的地位，所以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抗。但是中国富农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他不能坚决参加反封建的斗争，所以现在农村中从雇农至中农都是遭受封建剥削的革命的群众，富农是动摇以至反革命的分子，所以我们农村斗争主要的口号是土地革命，斗争的策略以雇农为主要基础，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如果现在不以反军阀地主封建剥削为中心口号，决不能发动广大的群众，如果不与中农结成巩固的同盟，便要削弱革命的力量，决不能推翻统治阶级。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取消革命的最好办法。（九）党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据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来决定的，如果客观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帮助俄皇宪兵”（列宁这样说过）的办法；如果主观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而要想扩大党的民主化，只是放任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倾向在党内发展。现在中国党的情状，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既弱，尤其是客观上白色恐怖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残酷，加以革命斗争又异常紧张，国内军阀战争，国际的反苏联战争郁摆在党的前面，他们却在这个时候要求公开讨论一切不同路线的意见，要求把反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意见都公开在党报上发表，要求从支部到中央都实行民主的选举，这无异于要求党放弃目前实际的革命斗争的任务，来实行党内清谈。要求松懈党的极端秘密的组织好让警察巡捕得以大施破坏。至于因为中央要求全党同志服从党的决议，在党的策略上一致行动，便说：“这是命令主义”“这是一贯的命令主义”，这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列宁党的服从多数，服从上级党部的一切决议和指示的根本原则，绝不能容许这样无政府的思想来破坏的。至于主张党内和平，不过是要求党放弃对于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指斥，放任这些倾向在党内发展。诬蔑中央用“警察政策”，这更是学习托洛斯基攻击俄国党的最卑污的挑拨离间的手段。可惜太不聪明了，因为把这些话用到中国党来，只有得到全党同志的嘲笑与愤慨的回答！依据上面的分析，他们的观点与路线都是一贯的取消主义，他们分析革命失败的根由是反对共产国际整个的路线，分析中国经济政治的状况，取消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斗争，取消了土地革命，分析革命形势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这佯根本把革命都取消了。因此在策略上自然要主张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罢工与示威，都成为玩弄与盲动了。在组织上自然要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不要纪律，不要服从上级党的决议与指示，主张党内和平，一切不正确思想都有权利在党内自由宣传。这便是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整个的路线。这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中央认为这样的思想在党内发展，不止是破坏党执行目前迫坊的革命任务，而且可以使党分崩离析以至灭亡。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坚决站在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与中央决议之上反对这样取消主义的思想，把它彻底肃清。现在党内还有一种严重的调和派的倾向，如说“托洛斯基主义是有理论的系统，我们不好简单的批评他。”“他们固然错误了，中央也不完全是对的”，……等，这样调和的观点，只是模糊同志的观念，松懈党对于取消派的攻击，掩护取消派的思想在党内发展，想拿一些技术的，非政治的问题，来动摇党为正确原则的争斗，为列宁主义路线的争斗。他们与取消派的不同，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原则上是一样的动摇党的路线的。并且不肃清调和派的倾向，决不能执行反取消派的斗争，所以反对调和思想的斗争与反对取消派一样的重要。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在未开新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党同志都必须绝对服从最后一次大会的决议，违反大会决议的观点，绝对不能容许在党内自由讨论，并且现在革命斗争异常紧张的时候，煽起党内原则不同的讨论，毫无疑问的是阻碍革命斗争，破坏党，客观上便是帮助敌人。所以中央认为这样的思想，必须迅速的把他肃清，尤其不应该因为这样的讨论而松懈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现在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党的讨论而且实行了他们的小组织的行动。反对派已经有他们的秘密刊物，在党内传播，独秀同志也在未经中央决定以前，把他写给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间宣传，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因此中央在组织上有下面的决定：（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与以组织上的制裁。（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中央认为在目前革命斗争紧张的形势之下，上面的决定，是巩固党，使党能坚决执行领导革命斗争任务的必须的方法，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中央的决议，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十月十五日通过⑵根据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一九三○年十二月再版的《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刊印注释〔1〕〈〉内文字系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补订。〔2〕此处日期有误。此文为1929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90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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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一九二九年九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共中央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一九二九年九月）工人们！农民们兵士弟兄们！学生们！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们！军阀战争的惨祸又开始了！蒋介石，汪精卫，张发奎，冯玉祥……都一样的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屠杀工农的郐子手；国民党的任何一派，都是反革命的集团，他们为着争夺政权，争夺地盘，争夺剥削我们劳苦群众的利益，又不断的互相火并起来，使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不断的遭受战争的痛苦！米价飞涨起来了！金融恐慌起来了！各地中央银行的纸币都开始低折，快要成为一钱不值的废纸！轮船火车都被征调去忙着运兵，各省兵工厂为着赶造杀人的利器，不管工人死活，增加工作时间到十三、十四、甚至十六小时。为着筹措军需，竟不惜实行公开的抢掠行为，南京政府七千万裁兵库券，已经勒迫民众担负了，各省军阀的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茶楼酒馆，都贴起“莫谈国事”的标语，民众最后一点的谈话自由，都被维持秩序的名义禁绝了！在战争区域唐苦尤甚，拉夫拉车，封船封马，强征粮食，强占民房学校，壮丁少妇，逃散四方，老弱稚子，毒遭蹂躏，人人恐慌，到处不宁！兵士弟兄们，更要被驱逐到枪林弹雨中去，作毫无代价的牺牲！战争尚在开始，全国工农兵士劳苦群众，已经遭受这样水深火热的痛苦，如果战争延长扩大，对于广大群众的毒害，更要加深十百倍！工农劳苦群众们，现在双方军阀，都打出了许多好看的旗帜，提出许多好听的口号，这不过是这些强盗们掩饰自已丑恶的假面具，这不过是欺骗我们的诡诈！我们的痛苦，只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解除；只有团结，只有斗争，只有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才能永远消灭军阀战争！工友们，团结起来，反对运兵运械，反对增加工作时间，拖欠工资，要求增加工资，力争集会结社罢工的绝对自由，以我们怠工罢工的武器，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来反抗军阀战争！更要积极准备着与农民兵士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最后暴动！农友们，团结起来，反抗拉夫拉车，反对强派军饷，反对一切苛捐杂税，反对强占民房学校，准备自己的武装，破坏军阀的战争设备，首先从农村中干起，驱逐压榨你们的豪绅地主，消灭他们的武装，进—步的与工人兵士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的民主政权，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兵士弟兄们，团结起来，要求发清欠饷，要求军需公开，要求增加月饱，反对官长压迫！不做反革命官长升官发财抢夺地盘的工具！一致的斗争起来，驱逐反革命的官长，举起反对军阀战争的旗帜！与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与红军联合起来，这才是你们最后解放的出路！学生们，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们，要和平，要自由，只有团结，只有斗争，只有与工人农民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工农劳苦群众们，军阀战争是帝国主义抢夺中国的统治制造出来的，要消灭军阀战争，必须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与苏联亲密联合起来！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工农劳苦群众们，战争的惨祸，已经临到我们头上来了，赶快团结起来呀！斗争起来呀！要和平！要自由！反对军阀战争！反对世界大战！打倒豪绅买办资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拥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准备暴动消灭军阀战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政权！工农民主共和国万岁！工农兵士及一切被压迫群众解放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月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第四十七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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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关于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关于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四军前委并转全体同志：陈毅同志来，详谈一切。中央于其口头及书面报告后，决定给前委以下列之指示：一、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中国政局自蒋桂蒋冯战争后，表面上蒋系的南京政府得了胜利，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加大了些，但实际上一切引起战争的矛盾并未解决，且日益加深的向前发展；因此反蒋的军阀混战又由酝酿至于爆发。美帝国主义与中国定了航空合同，英帝国主义定了中英海军协定，日本帝国主义满蒙计划的急进，各帝国主义都努力在华的军事布置，这都表示帝国主义间互相冲突的尖锐化。中东路问题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露骨表现，亦还是各帝国主义在要开始战争前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帝国主义冲突的激烈成了军阀混战的主要动因。再则蒋桂蒋冯战争后，并没能在这些战争中获得了什么实际利益，固然一方面削弱了封建势力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的封建势力却又抬起头来，这因资产阶级本身力量微弱必须拉拢封建势力以自固的必然命运。资产阶级利用封建势力去打击封建势力的这种企图，不但不能解决两个阶级的矛盾，而且成为军阀混战的又一动因。又中国军阀因数个帝国主义的唆使，中国经济破产的加速，庞大军队需要财源维持，因此为各自争夺地盘与饷源又推动着军阀混战的危机。上面这三种矛盾，是军阀混战的动因，亦即是军阀混战所不能解决的。每一次混战只有使这三种矛盾加深。目前反蒋的军阀战争就是上次蒋桂冯混战的继续，这次混战爆发后，也当然要继续发展下去，除非工农兵暴动的力量而外，绝没有第二种方法可以解决这种引起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这是我们应该坚决认定的。目前蒋系政府把持南京反革命政权，对外得了帝国主义承认，想独揽出卖民族利益的特权，对内把持长江下游财权及重要军械制造所自然要成为众矢之的，造成全国其他军阀各派的反蒋联合。蒋系除浙江比较统一外，其余各省都处着反蒋的势力。蒋的嫡系军队号称九师，此九师有些还系改编别人的部队，同时有改组派从中活动，所以亦包含有反蒋的分子。这些，是蒋本身的弱点。在反蒋方面以汪陈派的改良主义的理论为旗帜，但没有一个中心势力。南方各省散布着不少的反蒋力量，在表面上可以为改组派利用，但实际上还各怀鬼胎，如张发奎俞作柏都想攻下广东而彼此则不相下。冯唐朱诸系军阀则想攻下南京武汉，而本身的利害又各冲突。北方阎张两派则自知无力统治南京，故始终有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的企图，对于拥护改组派便不十分积极。同时各派部下都有被蒋收买之事，阎部下另成系统与蒋不无关系。奉张内部有新旧之争，新派自杨常死后势力大衰，张学良对于旧派已不能如意支配，旧派则忠顺于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入关的企图十分积极。中东路问题发生后显然与蒋有冲突。这都是军阀间不能协调互相排挤的实况。张发奎事件发生后，显然是改组派反蒋运动开始爆发的第一声，武汉战争两广战争都有扩大为全国混战的可能。如蒋得一时胜利，混战局面并不能因之消灭，且必然要继续发生；如改组派胜利，则小军阀割据局面更要加多。军阀战争的目的只有争夺反革命政权以便于出卖民族独立利益，夺取地盘以加紧剥削工农，反蒋与护蒋两方皆是如此的。党在军阀混战中，应该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发动广大群众，反对军阀混战，这一工作须与群众日常斗争相联系，这是走向以工农兵暴动的力量消灭军阀战争的正确道路。在军阀混战中我们不可过分去估量，专空想一些大的斗争到来，而忽略许多切实的群众日常斗争工作，尤其在红军中更要注意到敌人的会剿。应付敌人会剿是红军经常应注意的问题。不可因为军阀混战爆发，便松懈起来疏忽起来，尤不可因军阀混战暂时休止便恐慌起来。我们应认清军阀会剿红军，有他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常常使会剿不能完局反而便利于我们的发展，但并不因此便使我们不注意会剿，不下决心去与敌人作艰苦斗争了。前委过去尝根据红军近邻军阀的行动来判断整个统治局面的稳定与动摇，这样的分析是不对的。前委要十分注意纠正军事同志以红军为革命本位的狭隘观念，根据红军部分的环境去观察整个革命形势，这是万分不够的，而且一定要陷于错误。军阀对红军曾三次的围剿，每次都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面固然是在共同进攻革命势力，一面却又是军阀为了准备自己战争，必须先求解决红军以固后防，过去湘赣粤三省会剿以及最近闽赣粤三省会测皆是如此。最近蒋派刘和鼎入闽，固然为的进攻朱毛，但还有一个解决张贞的任务，因此闽军每一部分都互相戒备，对于进攻红军反互相推诿起来。粤军在二陈冲突，两广冲突的形势下面，虽然有入闽部队，现亦急息撤退。金汉鼎部自朱培德失掉江西地盘王均调蚌埠后，独处赣南，此次又参加改组派运动，对红军几月来皆采〈鹊防御性质。这就是三省会剿的实际。红军应该采取坚决斗争的前进精神，认识整个的敌人的形势，团结广大群众来打破敌人的会剿，不要存丝毫退却苟全的犹豫念头。红军存在于反动政局走向崩溃及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地势辽阔也是一个条件，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种取消观念。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的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在目前反动政局走向崩溃过程中，在全国革命高潮未来时，红军此时主要的采取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的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四个区域的赤色势力联系起来。红军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顾利的得以解决。二、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红军第四军两年来对于上述任务克尽了一部分，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这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证明了革命势力的存在与发展。红军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红军四军的同志的〔务〕要明了自己的任务的重大。至红军是否应该国守一个地区的割据，这个问题你们在行动中常常碰见。要知在统治阶级政权未崩溃以及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过去罗霄山脉政权的经验告诉了我们。在一省或几省以上的政权就不然，因为他有一个比较足以维持的经济基础，自然有可能作为一个发展或保持的根据。总之农村的政权或游击队应该是一个斗争的单位，实行游击四向发展的策略，保守必然要失败。反之预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决定，也是错误的。三、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发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若经常停滞在边境在缺乏斗争的某些边境，将减少了红军的政治意义。对于敌人军事力量空虚地带或乡村中白色势力范围，应实行游击，以驱逐反动势力发动群众斗争。对于较小于我的敌人应该坚决的去歼灭他，非如此不能扩大本身及群众武装，绝不可有保存实力观望时局的等待倾向。固然亦决不应以较小兵力硬与较强之敌人作殊死战，致非牺牲偌大兵力，不能有胜利把握，而敌人又可从容退去，丝毫不能扩大红军武装，则这种打硬仗的办法是无益于游击战争的，但这决不能动摇了围缴敌人武装以扩大自己的必要信念。红军不从斗争中锻炼自己绝不能发展。我们有了避免战斗的观念，必然要错过许多可以使自己发展的良机。这是关于红军发展的主要几点，是最值得注意的。关于红军战争中之分兵与集中问题，过去四军各级党部曾有讨论，中间有分散红军，分兵后不必要有联络，集中怕目标太大等不正确观念。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皆原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红军会被要消灭，才发生减小目标各个自了自己〈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红军四军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去实行游击以求本身的扩大，如何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分兵时应密切联络互相策应，应防敌人各个击破。红军四军两年来集中奋斗，度〔渡〕过各种难关，此种艰苦的经验不应为全体同志忽视。至于全军如集中行动，当然有一些困难，如行军，宿营，给养等之不轻便，但这大部分是一些属于技术上的困难，绝不能因此而取消集中指挥的必要条件与忽视了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伟大作用。关于一般战术问题，如前委来信所提出之波浪式推进，兜圈子以及十六字诀等办法，应就实际情况去运去[用]，不能定为一个原则。前委在两年奋斗中已有不少经验可以运用，中央在此不作机械的指示。四、红军与群众前委在过去忽略了所到地区之群众的日常斗争。红军本身是一种阶级的集聚力量，所到地区豪绅等多已闻风逃窜，群众在军事力量掩护下勇气倍增，一切行动自然是政治的或军事的，但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全国有苏维埃区域的党均忽视了这个问题，红军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才不是少数个人英勇的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这对于地方党部工作之帮助，特别要指示这一点。红军到一地区不要只是找地方党部，应该与地方的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开联席会，发生密切关系，在政治上，在宣传上，在斗争上都要与工农会协议共同去做，红军不要单独去干或者只是发命令，然后才可以扩大红军在工农中的政治影响，提高群众对于自己组织的信仰与效能。如群众尚未组成工农会，则更应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红军对于苏维埃政权应帮助群众去建立并扶助其工作之发展，从一切斗争中帮助群众建立自已政权的基矗要提高农协的信仰，一切问题都拿到农协去解决，做成转变〈为〉苏维埃的基础，例如一切政治布告等要与农会共同联名发出，增加群众组织的威信，使群众相信自已政权的力量。红军群众工作，四军过去有相当努力，兹特别指出重要几点：第一，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过去有许多调查成绩，因没人统计以致放弃，甚属可惜。前委应指定专人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第二，关于宣传工作务求其扩大，不要只限于红军游击区域以内，可用寄信方法及于大都会的群众，则影响更大。第三，关于组织工作，如反帝组织，拥护苏联组织，雇农工会及其他的平常有助于革命的临时组织都很重要，要用各种方法去建立。第四，关于肃清反革命工作要经过群众组织来执行，才有群众的意义，而且这一工作要特别加深。第五，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写单独去于，此时固然做不到由群众组织来担负红军给养，但在筹款时要用群众组织去执行才有意义党与红军有时可斟酌情形在群众中募捐，尤其红军的给养，更应在群众中举行盛大的募集以扩大红军影响。关于经费支配亦要顾及群众组织，与其共同支配，一切经费的开支应多用在群众工作之支付上，绝不要大半作为党费开支，养成党之腐化。第六，对于武装工农问题，四军同志中尚保存有许多不正确的观念，以至〔致〕工作没有做好。好抢不发给地方，坏枪尽数送给农民，把群众与红军分做两个东西，有根本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危险。须知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乘的而不是相消的，固然有些地区群众斗争尚未起来，先发给以武装不能有多大作用，或者红军枪不够分配时是可以暂不发给的，但需要发给时，一定要纠正过去的不好倾向，同时派人去担任农军的训练，亦甚重要。五、红军的组织与训练1．红军扩大问题红军扩大与红军生存问题有莫大关系。扩大红军，在红军中在群众中应该是一个普遍而深入的口号。扩大的路线，应该从广大群众斗争中去取得帮助。红军所到区域，应举行扩大红军的宣传大会，鼓动工农群众自动参加红军，同时，如能有机会收缴敌人枪械时不要轻易错过。2．红军的成份与来源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此种农民固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份来改变红军倾向的。3．组织统系与编制此时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目前是可以的，但到了各苏维埃区域扩大时则必须召集各地苏维埃代表会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免除党军的毛病，更可以使群众认识红军是自己的阶级军队，这一个办法目前不必马上执行，徒为一个空心机关，至少应在闽西，赣南，东江三地区域工作扩大能开联席会时再设法执行。关于红军编制，最要紧的是使之能适合于游击动作，指挥单位不要过多，军事组织及名称不必拘于一个固定形式。4．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可不兼任政治部主任。5．兵委的组织四军中兵委过去有成绩，其组织路线作很正确。其职权规定为监督军队经济，参加军队管理，厉行士兵政治教育，做群众工作，与军事机关的关系用报告建议而不能直接管涉。发生特别事件政治委员有解散兵委之权，兵委开会政治委员列席为顾问等。这些规定虽然较之俄国红军兵委权力扩大得很多，但在目前红军游击时期是可以适用的，不过要注意军队中民主化要有限度，否则于斗争是有害的。6．政治工作军与纵队设政治部，营连只设政治委员这是可以的。其任务为对内管理政治教育，对外作政治宣传以至管理地方政务，发动群众斗争，扶助群众组织等。7．军事训练红军的军事技术要特别注意，决不应附和不爱严格训练与组织的农民意识，红军有好的军事技术，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加强自已的战斗力。8．军队中民主化问题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固然红军的兵士应该以政治教育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但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9．妇女参加红军的问题对于革命妇女可引导她们参加农村斗争，不必加入红军，四军过去对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对于农村的妇女运动，红军应扶助之。10．红军的纪律与处罚应做到使士兵自动守纪律，以群众的力量与影响来裁制违犯纪律的人，坚决的废除肉刑。至于军事上所规定之一般纪律可以斟酌实施。六、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1．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在最短促时间中也要注意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2.筹款标准，主要的是不要侵犯工农及小有产者的一般利益，这一点四军执行得很好，可应用到其他游击队伍中去。3．募捐亦是红军筹款的一个办法，四军要应用这个办法，可以在群众中组织募捐委员会，特别要向富农及中小商人募捐。4．对中小商人及富农态度我们为实现党的政纲所规定及为工农经济流通与贫民利益，在城市不举行经济没收这是对的，城市的政治没收应该执行。对富农及中小商人要向其募捐，并要防止其反动。5，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红军中废除军饷，只发零用钱与吃饭钱这是对的。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红军自己办固然好，但同时要能由群众供给与募集才能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关系。6．经济组织对红军的给养费用可由兵委审查，其他特别开支不必要由兵委审查，将来应由群众政权组织决定和审查。七、红军中党的工作1．党的组织统系可保存现在状态，前委委员不要过九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在军队中采取秘密形式，党的机关设在政治部内，党的机关的人员不要过多，要尽量利用群众组织中〈的〉人做事。一般的营委可以不必设立，营部可成立直属小组，一营单独行动时，可委托营的支部来指挥，但此点前委可斟酌采用。2．党的工作路线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事〔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以后成立上层政权则组织党团，经过党团指挥之。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3．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遥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4，团的小组团应该成立小组，现在指定成年人做青年工作即以之为团的小组，这个办法是不好的。红军中团员与党员应有划分，连支部中设CY小组属于连委管理，纵委前委的〔中〕设青年工作科，表面归政治部，计划并指导CY小组如何在群众中做青年工作。韵委更须帮助所到地区的CY工作。5．组织上的争论问题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有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6．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原于同志理论水平低落，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7．成立边界特委问题在几省边界工作可以联系，能够指挥时，是可以成立特委。目前则尚不需要。如今后工作发展，前委即可负责特委的责任，届时再报告中央指定名单，或开边界各县代表会议选定。8．前委在红军经过区域应与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络，一切地方政治问题应与地方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如所经地区无党的组织时，前委应尽可能从发动群众斗争中帮助建立地方党部组织。八、朱毛问题1.代表会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2．朱毛两同志工作方法的错误第一，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第二，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3．今后的出路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九、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界游击，以发动群众斗争。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向〔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如两广军阀混战成相持局面而且蔓延及于全国，红军即可向潮汕方面游击，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向惠属方面逼近。如蒋系军队失败，红军农位置于粤赣大道左右或其败退所经之路围缴其枪械。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击，以发动群众。凡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前委对赣南闽西的游击工作亦要同时注意，要与该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系，然后才能使其与红军四军及东江斗争相策应。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这前委及全军同志。专此。革命的敬礼！中央28/9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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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四十九号——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四十九号——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向苏联的挑战，现在仍然是日益紧张的形势。虽然帝国主义间因为分割中东路，分割苏联与中国，包含了极严重的矛盾，而未能马上—致的对苏联开战，但是他们都在极力企图谋得暂时的妥协。在每一分钟都在加紧进攻苏联的准备，杨格计划⑴的实现便是他们把德国拉入反苏联战线的进一步的成功。虽然，中国军阀内部各派军阀争夺政权与地盘的正在加紧，也就阻碍他们对苏联的攻击，但是蒋介石利用反对苏联的旗帜，来抑制与他对抗的军阀的企图，还在积极的进行。因此进攻苏联的危机，仍然是异常严重；满洲里与柏林的谈判，一方面是苏联和平政策所促成，另一方面不过是国民党掩耳盗铃的把戏。就使中东路问题因苏联的和平政策而得到暂时的解决，但是进攻苏联的危机根本上并未有一点减轻，而且中国国民党始终会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先锋队。二军阀战争的酝酿，又在日趋严重的形势。蒋桂，蒋冯战争以后，造成军阀战争的根本矛盾——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资产阶级买办地主阶级争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军阀争夺地盘的冲突，一点也没有减轻，而且在许多政治问题上表现着日益紧张的形势。蒋系军阀企图得到暂时缓冲的机会，以准备在将来战争中之更有利的条件，因此，爆发中东路问题，利用反对苏联的旗帜来抑制与他对抗的军阀，——中东路问题主要的是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对苏联进攻，但同时也包含了蒋系军阀这样的企图。所以中东路问题爆发以后，马上召集编遣实施会议想借此来裁减异己的军队。可是这一会议的结果除增加广大群众七千万裁兵库券的负担外，没有一点别的效果，而且因此使各派军阀与蒋系的对抗更加尖锐。现在各派军阀反蒋的酝酿正在日益加紧，蒋系内部也发生了新的破裂，尤其是各派军阀都特别加紧对革命势力进攻，如围剿朱毛与湘东湘西苏维埃区域及极力设法破坏各地共产党的组织等，这都是他们积极准备战争与战争快要爆发的表现。总之现在造成军阀战争的根本矛盾正在日益加紧，而且国民党永远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矛盾，所以军阀战争随时随地都有爆发的危险。实际上蒋桂战争以后，军阀战争并没有一时停止过，如云贵战争，四川战争……等，不过现在又酝酿着更厉害的将要牵动全国的大的军阀战争罢了。三从上面的分析，看出在现在政治局势中酝酿着两个严重的危机，第一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战争，第二是比以前更残酷的军阀战争。所以我党在目前领导群众斗争的两个中心任务，就是反对进攻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四反对进攻苏联的路线与策略，中央已有几次详细的指示，可是各级党部在执行上仍然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第一，在宣传上只偏重在阶级观点上的宣传，而忽略站在民族革命上的宣传，如广东顺直，都只注意到“拥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口号，而没有注意到“拥护帮助中国民族解放的苏联”的口号，这样很难揭破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欺骗，很难推动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的群众。第二，各地在行动上动员群众的工作，仍然非常不够，不能很正确的运用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到拥护苏联的行动，甚至没有注意提出群众日常经济政治要求，来发动群众斗争的策略。第三，对付国民党反苏联的策略不正确，如顺直福建都有“变反俄大会为拥护苏联大会’的口号，这是异常错误的。因为反苏联的大会是以反革命的口号号召的，我们应该实行“抵制”或“对抗”的策略，就是号召群众不去参加，或者号召一个拥护苏联大会来和他们对抗，决不应该领导群众去参加。只有国民党假借有革命意义的招牌（如九七纪念大会等）召集群众会议来欺骗群众的时候，才应采用参加进去揭破他们欺骗的策略。各地在工作上仍然有这些错误，所以我们的政治影响还没有十分深入群众，还不能发动广大群众的行动，现在进攻苏联的危险，正在日益紧张的形势，我们必须很迅速的纠正这些缺点，加十倍的努力深入群众中去，扩大我们的宣传，号召群众的反抗行动，同时要更积极的准备武装拥护苏联的一切工作。五现在军阀对抗的两方面——蒋系与冯阎，改组派等，都是一样的帝国主义的工具，都是代表反革命的阶级，都是一样的军阀，所以军阀战争毫无疑义的是反革命的战争，是反革命阶级内部的抢夺对工农劳苦群众剥削的利益，抢夺地盘，抢夺中国的统治的战争。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反革命的战争，是要采用失败主义约路线，就是要使战争的两方通通失败，革命势为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信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是我们书心的宣传口号。必须使这一口号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使广大群众了解，只有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然后才能永远消灭军阀战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反军阀战争的一切部分的斗争————反对拉夫拉丰，反对摊派军饷，反对运兵，反对增加工作时间……等的斗争，渐次汇合成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之总的斗争。六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所以“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只是宣传的口号。发动群众的行动，必须提出许多部分的口号————如在交通工人中“反对运兵”，兵工厂中“反对增加工作时间”，在一般工人中“要求增加工资”“要求集会罢工的绝对自由”，在农民与城市贫民中“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摊派军饱”，反对强占学校民房……”“反对巩固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地方自治”等来发动群众的斗争。只有这些群众迫切要求的口号才能发动群众。各地地方党部，必须到每个支部中去，讨论出本支部的中心的斗争的口号，发动斗争的策略，同时在斗争中宣传我们中心口号的方法，然后坚决的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使这些斗争深入扩大与各种群众的斗争，渐次联系起来。尤其要特别注意在这样的时机中扩大群众的组织与武装的训练。七在上次反蒋桂蒋冯战争时，各地党部只做了一些宣传的工作，没有坚决的去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斗争，甚至群众自发的斗争，如顺直几千农民反对拉夫的斗争等，我们在〔坐〕视不管，实在是莫大的错误！各级党部必须使全体同志明白的认识，军阀战争与群众以莫大的痛苦，只要我们有正确的口号，能深入群众中去，必然可以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这正是我们夺取广大群众，领导广大群众走向革命斗争之最利便的机会，决不可以有丝毫忽视的观念！在各种群众的斗争，相当的发动起来以后，必要在主要城市与农村中，组织群众反军阀战争的示威运动，使广大群众在这样的示威运动当中，更加提高他们的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各级党部必须有计划的去准备这一工作。八在工人运动中的策略：第一，必须特别注意铁路海员兵工厂的工作，各级党部这时候更应加倍的努力去扩大在铁路海员兵工厂的组织，提出各种部分的口号去发动他们的斗争，扩大他们的组织。第二，要极力扩大反黄色领袖的宣传与斗争，尤其是群众斗争起来以后，更应特别加紧这一工作。同时坚决采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来渐次推翻黄色领袖，把黄色工会转变成为赤色工会。第三，在各种的斗争中，都要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领导他们渐次发展到反军阀战争的总罢工，游行示威等的反抗运动。各级党部必须坚决的认识，只有工人斗争开展起来，然后才能领〈导〉群众反军阀战争的伟大的运动。九在农民中要特别注意提出部分的口号，去发动他们起来用各种的方式坚决的去向豪绅地主军阀斗争，但必须认识现在农村中在这样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日常斗争很易于走向武装的冲突，所以在斗争发动起来的时候，必须准备着武装冲突，领导着走向扩大，深入，实行游击战争，以至创立苏维埃区域。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更应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军阀战争，极力去发动附近各县的农民斗争，加紧建立并扩大红军，加紧武装农民，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来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来扩大苏维埃区域。在朱毛贺彭……等红军的策略：第一，积极扩大现在占有的苏维埃区域；第二，更积极的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军阀战争；第三，尽可能的扩大红军的组织与武装农民；第四，到群众基础比较强大与军阀战争附近的区域去实行游击；第五，坚决肃清地主阶级的民团保卫团以及小军阀的武装组织。总括说来就是在军阀战争的当中，原则上要采取坚决进攻的战略⑵，要肃清一切保守的观念，尤其是取消的观念，在兵士群众中，一方面要提出许多群众迫切要求的口号——如发清欠饷，发开差费，军需公开，反对官长压迫，增加月饷等的口号，发动兵士群众的斗争，同时要积极宣传“不替军阀当炮灰”，“不打红军”，“与工农联合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口号，来领导他们的斗争，向着这样的根本口号前进。如果在兵士运动已有基础的地方，必须有计划的去准备发动兵变，如果能号召广大兵士群众实行反军阀战争的兵变，这是在促进革命斗争中有很大的意义与影响的。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如何去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联系起来。十在目前的形势，显然没有革命的高潮，但是现在一切革命的根本的矛盾，不只没有解决，而且一天一天加深起来，必然要推动群众斗争走向革命的高潮。所以我们在今天就必须明白的认识这一可能的前途，而坚决的运用正确的策略，领导各种群众斗争向这一前途进展。所以“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在现在是宣传的口号，到了群众革命斗争高涨的时候，便应该转变成为直接行动的口号。我们现在必须坚决的执行上面指出的策略，发动群众的斗争，扩大群众的组织，向着这一前途前进，而且一定要认识这是可能的前途。这一前途到来的快慢主要决定于我们争取群众的力量，也就是关系我党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与工作上。十一在现在整个政治局势中，反军阀战争的宣传与工作，必须特别注意。下面是，第一，必须与拥护苏联的斗争联系起来，在群众中指出要推翻军阀统治，消灭军阀战争，取得革命胜利，必须联合苏联。第二，必须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世界大战联系起来，指出军阀战争主要的动力，就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统治。第三，必须与秋收斗争联系起来，指出豪绅地主阶级完全要依靠军阀来镇压农民，农民群众要得到解放，必须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的政权。十二快要爆发的军阀战争，反蒋方面政治上的领导者，必然是改组派，他们必然要提出许多改良的口号来欺骗广大的群众。所以在反对军阀战争中特别要着重反改良主义的工作，必须用各种的事实，揭露改组派的欺骗，指出他们是与蒋介石一样的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剥削广大群众的反革命派。必须坚决的不断的作这样的宣传与煽动，然后才能渐次打破他们在群众中的欺骗作用。各地必须认识他们在群众中还有相当的影响，还有他们的作用，决不容丝毫加以忽视。必须特别的注意，坚决的领导群众各种斗争，才能渐次在斗争中去肃清他们的影响。第三党也是毫无疑问的与改组派一样的反革命，所以我们要如反对改组派一样的去反对他们。十三进攻苏联特别是军阀战争的形势，已经异常的紧张起来了，各级党部必须动员全体同志，加紧在群众中的宣传，依据中央的路线，有计划的去进行一切工作。现在党内反对派与机会主义者好象与统治阶级站在一条战线一样，极力来动摇党的正确路线，破坏党的组织，各级党部必须坚决的在全体同志中肃清他们的思想。如果发现了他们小组织的行动，反党的宣传，这便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疑与以组织上的制裁。铁的纪律是巩固党的组织，领导革命胜利之最重要的保障。十四各级党部依据这一通告决定工作计划时，必须同时参阅二十五号，三十四号，四十一行，四十二号各通告。中央一九二九，九，十八。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即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实施的代替道威斯计划的德国赔款计划。此计划是一九二九年美国摩根电力垄断集团经理杨格（OwenD.Young，1874—1962）为主席的美、英、法、意、日、德七国专家委员会制定，故名。此计划于一九三○年经海牙会议正式通过。主要内容为：把德国的赔款总额削减到1．139．5亿马克，规定赔款期限为58年7个月，分为两期，头36年7个月每年平均为20．6亿马克，后22年，每年从16．07亿马克至17．11亿马克；废除协约国在德国的一切监督机关，取消对德国直接的经济控制，恢复垄断资本势力；协约国继续对德国提供贷款；协约国应从德国莱茵河撤走占领军等。一九三一年德国停付赔款，一九三二年洛桑会议通过同意停止索取赔款的决议，计划至此结束。〔2〕一九二九年九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第四十七期此处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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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央接到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以后，经过详细的讨论，认为国际指示之总的路线，完全是正确的。因此过去一切决议案上通告上以及对各地的指导上所发生的语句上的策略上的错误，必须加以切实的纠正，特通过下面的决议：（一）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特点1．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方〔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2．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渐次打破中国农村的半自然经济，同时使广大农民群众急剧的破产。因此，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极大多数的农民沉沦到极贫苦的地位，同时也发生了极少的富有的分子（富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维持着中国的封建势力的剥削，来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使中国农村经济，停留在半封建关系之下，极困难的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3．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农村中发生广大的破产失业的群众，遂造成中国军阀军队的基矗帝国主义又利用军阀来统治中国，加以极力的维护，使国家封建制度残余形式的军阀，又恢复起来。于是军阀对于农村之各种各色的残酷的剥削，更加甚了农村的穷困与荒废，因此军阀的剥削是中国广大农民群众最不能忍受的。4．中国土地的分配，各省的情形虽有不同，但是就全国讲，大部分的土地仍是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同时大地主很少，中小地主占优势。这些中小地主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日渐穷困，因此更残酷的加紧对于农民群众的剥削，并且地主愈小，剥削也愈加厉害。这样就使广大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对立，更加尖锐，而积极的为土地革命而斗争。所以中国的土地关系，在土地所有关系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森严（即是说富有的农民很易变为地主），但在土地使用关系上，农民与地主阶纸的对立却非常尖锐。5．中国的乡村政权，完全掌握在豪绅手里，极力镇压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反抗，可以自由屠杀农民，抽收捐税等各种的特权，并且有他们专为镇压农民的武装（民团，保卫团……等），所以豪绅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同时豪绅又为帝国主义在乡村中的买办，军阀的瓜牙，常常还兼是高利贷者，所以中国农民反对豪绅的斗争更特别的厉害。6．中国乡村中的自然经济日益打破，贷〔货〕币关系日益发展，广大农民群众需要金钱日多，于是发生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并且这种剥削常常是极残酷的。在农村中高利诱与商业资本虽然与帝国主义城市资产阶级有密切关系，但是直接经营者还是豪绅地主与富农，绝少专营高利贷与商业资本的人。所以农民群众反高利贷的斗争，常常与反地主阶级的斗争联系在一块。7．因为帝国主义的侵掠，阻碍着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使地主对佃农的剥削日益残酷，高利贷的利息日益提高，于是使中国农民中的富有阶级，觉到剥削雇佣劳动的利益还不如出租土地，放高利贷所得的利益多。所以富农有了资本便买土地出佃，和投在高利债上去，而不愿扩大自己的农业经营；这样，就造成中国富农之效具半地主半封建性。8．经过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把农村中最贫苦的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主要在南方各省；这样，一方面使土地革命的斗争，益加激烈，同时也就促进了农民中的阶级矛盾（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9．在中国北方各省（如何南，山东，顺直，山西等）土地关系与农村经济还有他的不同特点：第一，土地分配上，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比较少，而农民占有的土地比较多，所以自耕农比较多，佃农比较少。第二，这些省份工商业不如南方这样发展，因此军阀的剥削大部分都是出自土地，于是军阀是经济上的大地主的意义更加明显，所以北方反军阀苛捐杂税的斗争，是土地革命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第三，因此，农民群众与军阀大地主对抗的形势异常尖锐，而农民中阶级斗争的形势没有南方这样激烈，所以现在北方的农民斗争，虽在全国土地革命的波浪之中，但还停留在土地革命的初期。10．满洲的农村经济在全国中具有稍异的形式。满洲除掉与北方农村中具有同样的自耕农较多的条件外，富农经济已渐发展，而“地主经济”或地主租田制度亦渐渐向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中进行，于是少数较大的资本主义式的农场，农业公司已渐渐出现。但这种农业经济，大半还是过渡式的半资本主义居多（即仍旧采用出租制度），且还遇着中国特殊条件的阻碍，如东三省的大小军阀多兼营地主经济，他们剥削而来的金钱大多用在扩充军队，以备争夺关内地盘上头，很少有余资投在农业的改良和技术的增高上头，且因其城市剥削的不足，必然要增加苛捐杂税及于乡村的自耕农，而军阀的地主经济亦遂多用租田制度以剥削佃农。因此，满洲农业的资本的发展仍然是非常之慢。南满一部分小农的破产与关内破产失业的农民不断的移到满洲去当佃农雇农之生活的痛苦，都成为满洲农村斗争的主要动力。故满洲的反军阀的苛捐杂税，反地主的封建剥削，及乡村中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有相互关联而成为同等重要的斗争。还有一点，南满一带有日本资本投在农业上，组成很多的农业公司，如南满铁路会社，满洲棉业会社，关东厅等经营的烟草棉花等农场，以及其他方式的经营，而中国的富农经济亦多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的，所以满洲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亦必然要紧靠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从上面这些农村关系的特点，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1．目前中国农村中一般的主要矛盾，是反军阀地主豪绅之土地革命的斗争，就是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并且这一矛盾经过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点也没有减轻，而且还是日益尖锐的形势。2．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一般的说不是纯粹的乡村资产阶级，而是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3．农民中的阶级分化，已经日益显明，尤其是经过激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的地方，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已经日益激烈起来。4．托洛斯基主义与中国的机会主义者认为“中国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已经不是农村中主要的形式，所以现在农村中主要的矛盾，已经不是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而是反各种各色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从上面分析的现在农村中经济关系的特点看来，充分证明是一种无稽之谈，这就是他们走上了取消主义的根本原因。（二）现在中国农村斗争的情形1．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广大的农民群众，虽然受到军阀豪绅地主残酷的白色恐怖的镇压，但土地革命的斗争，不只是没有消灭，而且是继续发展。农民的自发暴动，游击战争，从未停止，北方反军阀的群众斗争与南方各地红军活动的扩大，充分证明农村中土地革命斗争尖锐的形势。2．国民党曾企图以各种改良的方法（如二五减租，减轻田赋等）来缓和这一矛盾，但是这一企图完全失败了（如各省正式宣布取消二五减租，百分之一的田赋政策一点没有实行）。这是由于中国军阀制度的存在，同时中小地主占忧势，只有加紧榨取农民，以更残酷的方法来镇压农民的反抗，才能维持自己的崩溃，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这种改良的办法。因此，国民党这种改良的办法始终是一种企图，决不能解决农村中的矛盾与经济危机。这样就使国民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始终是建立在地主豪绅上，同时正因为他的阶级基础是地主豪绅，更不能实行任何改良的办法。3．在农村斗争初起的时候，富农还参加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但是他极力想夺取这一斗争的领导权。到了土地革命深入的时候，尤其在斗争失败的时候，便很快的走到反革命方面去；如鄂西富农实行对雇农的抵制，闽西暴动危急的时候，富农是首先主张调和者，平浏赣西富农言先“反水”都充分证明富农的动摇与反革命性。4．雇农要求改良劳动条件之反富农的斗争，在各省都已渐次发展起来。5．北方农民斗争还停留在一种原始的形势〔式〕之中，广大农民的组织还多半是一种半封建的红枪会大刀会等。斗争的主要内容反对军阀苛捐杂税等一切残酷剥削，斗争的领导还攥在中小地主与富农的手里。农民的阶级斗争，还不激烈，因此，斗争的形势便更易为中小地主与富农的领导而走入与军阀大地主妥协的道路出实广大农民。同时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各派便看中了这一必然妥协的力量，常常勾结他们与另一派军阀冲突，以争取反革命的领导，使农民解放的运动归于失败。又一年来西北的大灾荒，更加推动农民斗争激烈起来，因此遂发生陕甘等回民的大暴动。（三）党在目前农村斗争中主要的任务与策略1．目前党在农村中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以澈底完成土地革命，以消灭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以摧毁〔了〕乡村中之封建基础。2．完成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是两个不可分离的任务，因为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中国农民的工具，所以帝国主义极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势力。因此要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必须澈底的完成土地革命；要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必须澈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3．中国资产阶级早已叛变革命与封建势力妥协，他对农村中改良的企图只是延长封建势力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之反革命的作用，所以要完成土地革命，必须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与他对农民的改良欺骗。因此对于现在资产阶级任何一派（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党必须毫不放松的在农民群众中攻击他们的欺骗。4．因此，党在农民斗争中的总的路线，是建立广大农民群众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战线。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因此，这一革命战线的内容，应当从雇农起至中农止。5．中国富农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就是动摇妥协以至反革命。所以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农。6．在农村斗争初起的时候，富农虽还参加反军阀地主的斗争，但党必须看清富农反革命的不可免，坚决的领导雇农贫农的斗争，扩大雇农贫农在思想上组织上斗争上的影响，极力巩固与中农的同盟，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7．党应极力发展雇农独立的组织，领导雇农为改良自己生活的斗争，提高雇农的阶级觉悟，同时要领导他们成为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之最积极的战士，要告诉他们不应该离开一般农民反对封建势力争取土地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雇农在一般农民斗争中的领导。且在实际上，农民力争土地的运动，必然要发展到反对富农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又多因富农兼有半地主的剥削，以至发展到没收他的土地，或者因其拒绝雇农要请增加工资而封锁农场，则结果不是由党引导雇农走上共耕的道路，便是由雇农自动手的没收其土地——这是在土地革命深入的阶段必然的现象。8．现在北方各省农村阶级斗争虽还不激烈，大多数富农虽还留在反军阀战线之内，但党必须毫不犹疑的执行上面指出的路线，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以严防富农之必然妥协以至反革命，以斩断国民党利用农民的前途。当然整个斗争之主要口号，仍然是反对军阀一切残酷的剥削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9．在满洲的路线应该是：反对军阀一切残酷的剥削，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反对乡村中资本主义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应当平列着互相关联着成为满洲农村斗争的主要内容。因此，雇农与贫农之基本力量的树立，中农的吸收，仍成为乡村中巩固的革命战线，而富农则毫无疑义要走向反革命方面。10．因此在组织上也是一样，农民协会必须以雇农贫农做基础，而吸收广大的中农加入，原则上拒绝富农加入农协：如果富农现在还留在农协之内，必须坚决的加强雇农贫农在组织上的力量与富农争夺对中农的领导，以至肃清富农于农协之外。同时加坚雇农独立的组织，已是目前迫切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放松。雇农一面要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同时加入农协，形成雇农小组，以便在农〈协〉中起核心领导的作用。在苏维埃区域，如农协还有群众所信赖而未取消，我们不应采取机械的取消办法，而应先加强苏维埃在群众中的领导与组织作用，以减少农协作用，以逐渐这到取消农协目的。雇农工会则应独立的永远的存在其组织。11．党在农村中的发展基础是雇农与贫农，但同时要巩固党在乡村中无产阶级的核心作用与领导力量。党必须坚决的拒绝富农入党。12．党在目前农民斗争的策略，是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领导他们的斗争，以走向新的革命的高潮，这就是说，现在不是组织暴动而是准备暴动的时候。自然在现在农村中矛盾这样尖锐的时候，农民的自发暴动与游击战争不可避免的要不断的爆发。党对于这些自发的暴动与游击战争应当坚决的领导与扩大以深入土地革命，而扩大党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党必须使城市工作与农村农民斗争有适当的配合与发动，以促进革命高潮之到来。13．党要实现动员广大群众的任务，必须坚决的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出群众一切迫切要求的口号，反对捐税，反对民团，反对高利贷，减租，抗租，借粮，分粮，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等，来发动一切被剥削压迫的群众的斗争。如果认为在农村中只有武装暴动，没有日常斗争，这完全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左倾思想。不过同时要认清现在农村阶级矛盾这样尖锐的时候，地主常常用残酷的武装压迫，所以农村斗争很易于走到武装的冲突，因此，在斗争发动和深入的时候，党必须坚决的有计划〈的〉去领导这种武装斗争。14．现在农村经济日益破产，广大农民群众日益穷困失业，军阀地主豪绅为着消灭农民的土地斗争，实行把农民向他处移殖（如山东顺直的移殖满洲，广东福建的移殖南洋）。党必须在农民中揭破他们这种破坏农民土地革命的阴谋，告诉农民移殖他处，还要更加痛苦，领导他们向本地的军阀地主豪绅作坚决的斗争，以争得土地与生活的改善，以深入土地革命。至于农民自动的移殖，党必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力争移殖的便利的条件（如提出地方公款津帖农民，轮船火车免费等），这样也就可以把他们消极的移殖，转到积极的向军阀地主豪绅进攻。（四）过去的错误与现在党内不正确的倾向在过去策略上发生错误的问题，就是富农问题。1．机械的把富农分成资产阶级性的与半封建性的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在现在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上每一个富农兼有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剥削，尤其是在他发展的前途上，资本主义的与半地主的两个前途，互相纠缠着。并且因为整个经济条件的规定，尤其是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控制，使他更易于走向半封建半地主的前途。这样就使富农更接近于地主阶级。过去这样机械的分划，的确是策略错误主要的来源。2，把富农的资本主义的与半封建的两个性质，机械的分划，于是得出了反对他的半封建性而不反对他的资本主义性之奇怪的结论。其实同一富农，既然在他的半封建性上决定了他必然走向反革命，决没有又因为他的资产阶级性而参加革命。同一富农可以兼有资产阶级的与半封建的两种不同的剥削，但是不能同时兼具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行动。既然因为他的半封建性走到反革命方面去，那么，我们当然要同时领导雇农贫农坚决的向他斗争。3．即使乡村中有很少的富农非兼有任何封建剥削，而只是拥有雇农，但他与地主阶级并没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土地又分划的极小，大地主极少，使富农看着剥削富〔雇〕农与兼营商业资本高利贷，堆积金钱，以购买土地，而将自己也变成地主去剥削佃农，要比参加农民为土地的斗争，轻易得多，实惠得多。加以过去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深入的教训，使他更轻易了解妥协要比革命还更有利于他自己，所以过分的估量他与封建势力的冲突，以为他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便不会妥协，以为他会因希望没收地主土地，而会放弃高利贷的封建剥削，实在是错误的。4．因此，党对富农的策略发生极大的动摇，或认为“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或认为“无条件的反对富农是不对的”（二中全会的总结通告）；或使党的策略路线受富农态度的支配（六次大会农民决议案）。甚至提出联合富农的口号（如中央对朱毛的指导信），尤其错误的是因联合富农而牺牲雇农的利益（如江苏淮阳恐怕富农反革命而要雇农减低要求）。这些错误，尤其是联合富农的错误，可以妨害党领导农民斗争完成土地革命之急迫的任务，而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5．现在党内脱落斯基主义与机会主义，他们对于农民的策略上也是提出反对富农的口号，但是他的观点与党的路线是绝对不同的。他们从他们抽象的认为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观点出发，因此不管事实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占优势，所以要反对富农，这是照国际来信指出现在中国农村主要的矛盾是反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的斗争，反对富农主要是因为富农是具有半封建性的观点是绝对不同的。因此他们对中农的策略就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认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因此，他们的策略是使“中农中立”。很明显的在现在农村中，中农是一样的受军阀地主豪绅之残酷剥削与压迫的群众，他们为土地而斗争的要求是异常迫切而坚决的，所以党必须坚决的巩固与中农联合。如果采取使“中农中立”的政策，客观上就是削弱土地革命的力量，使雇农贫农陷于孤立而失败，这是极严重的错误的策略。党必须坚决的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然后才能执行正确的策略。这一决议案必须发到下级党部，特别是农村党部去讨论。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异常之复杂的，各级党部按照本地实际的情形，依据这一决议的总的路线决定具体的明确的策略。并须将当地的实际情形与讨论的经过及决议详细报告中央，然后中央才更能了解全国实际的情形，对各地作更具体的指导。中央一九二九.八月.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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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四十六号——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四十六号——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一、日益紧张的农民危机在国际帝国主义积极进行使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国民党强盗为求帝国主义的谅解和援助，以翼保持其残酷反动的政权，甘心情愿受帝国主义者驱使，将中国民族利益全部出卖给帝国主义。自然，首先被牺牲的便是几万万工农群众的利益。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强盗这样剥夺之下，在军阀地主豪绅高利贷者无限制压榨宰割之下，已迫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整个农村经济已陷于崩溃与破产到不可收拾的绝境了。最近因为：一、帝国主义对中国固有农产品之破坏；二、田租，捐税［等］高利货的野蛮封建剥削；三、灌溉事业与水利绝对没有；四，不断的军阀内战，〈广大的群众〉⑴直接供炮火牺牲，间接受军事影响；五、强迫种烟，勒派公债，预征钱粮，清乡办团，抽丁筑路及一切苛政。这些条件都逐渐使农村经济的生产力完全消失，农村的危机日益紧张，造成普及全国的水旱灾荒与失业。结果便是：（一）有七千万以上的农民濒于饿死，整县整区的人口灭绝；（二）生产停顿，粮食要靠国外供给（只就天津一埠而言，上半年面粉输入已占三百万担，米价约值四百万两，其他各地亦复如是）。主要的农产品如丝茶棉花亦一蹶不振（如上海在上半年输入棉花已一百二十万担）。结果不但粮食飞涨，影响及于城市工人贫民生活，而且使根底很弱的轻工业也蒙了莫大的损害。这个农村经济的危机，不单独无限制增加了农村基本群众的痛苦，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被压迫民族的存亡。二、农民的自觉斗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第一个便是使农村生产力之复苏。然而这个任务不能倚赖现在的统治力量，他们正是制做农村危饥的祸魁，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受着封建残余的宰割，而国民党强盗的统治又就是一切封建残余的主人；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受着帝国主义经济的脔切，而国民党强盗的统治又就是帝国主义所选择好了的工具。国民党强盗正代表了封建和半封建残余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极残酷的向着广大农民群众进攻。扫除妨害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救济普及全国的天灾，仅只有肃清农村中的一切封建残余，赶走了帝国主义才有可能。这样，推翻了国民党强盗的统治就成为先决的条件。这样组织广大群众自身的革命力量，准备以武装暴动来廓清所有反动势力，是目前每一个革命者的目标。谁不耐心去组织群众，谁不时刻计划准备武装斗争，谁就是革命的敌人。农民群众自身因为经济生活及政治地位日趋恶化，经济危机日趋扩大，必然使群众自觉的起来实行斗争，这就是农民运动新高潮的前提，这就是激动和唤起广大群众为救死求生的斗争。这种农民运动发展的前途，已经在各省不断的斗争中表现出来了。各处积极活动的红枪会，大刀会，以及其他一切宗教的秘密团体，土匪，都蜂起云涌般起来。虽然这些农民自发斗争每每沦于无组织与迷信的〈复古的〉⑵原始状况中，甚至为反动分子所领导，但这决不会减轻其客观上革命的意义。同时，红军组织，各地的游击队伍，虽然经过军阀无数次的围攻，然事实上不仅没有消减，而且得了新的发展。这固然证明党的领导正确，同时也证明农民群众对这部分革命势力的极诚拥护。三、秋收斗争的意义以上所举的事实，都表现出农民运动发展的前途客观上是很顺利的。党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利用这些环境，以宣传自己的土地政纲，以恢复农民之革命的组织，以动员广大群众，以准备广大的革命高潮，以反对帝国主义及中国国民党的强盗统治，以揭破国民党的欺骗，指出国民党代表着地主的利益，而就广大农民群众都饥饿，贫困，破产，以领导他们向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国民党作坚决斗争。执行这些任务，一定要以群众为柱石，使群众团聚于党的周围，这就需要很具体的去了解群众的迫切需求，抓住群众的愿望，不放过一切细小的时机，加紧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秋收是农民群众需求最迫要的时候，是农民群众与地主及一切剥削者的冲突密切接触的时候，是群众最感觉困难和愤恨的时候，也就是发展日常斗争的机会最多的时候，同时，就是我们进行工作最顺利的条件的时候。现在许多省份都是“有秋无收’的，然而一切剥削者却在这时候加紧向农民进攻，一切完粮纳税收租催债都堆在一起，阶级的矛盾格外厉害，斗争也必然紧张起来。然而秋收斗争又并不是武装暴动，暴动不能指定一个固定的时期的，他须要看革命的形势是否有暴动的条件，尤其是要先看城市的革命情势。没有城市领导的农民暴动，结果是要失败的。现在城市的工人运动虽然渐渐发展，但是决不能说已经到了革命高涨的时候。若是这样估量，是与实际不符。所以今年的秋收斗争，不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时期，而是促进革命高潮的时期。因此，秋收工作的总路线是在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以推动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不是号召秋收的暴动。各地的党部，必须用尽他的力量，根据中央正确的策略，有计划有准备的去领导这次斗争。如果对秋收工作稍加忽略，那便犯了严重的错误。四、秋收斗争的任务农民群众的斗争是与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另一方面，我们党在农村中的策略，是要与我们党在日常斗争中以夺取城市无产阶级的策略相适应相配合。并不是一开始农民运动便直接号召施行土地革命，发动游击战争，武装暴动。现在国内的客观环境，使党必然着重指导一切部分的小斗争，扩大农民群众日常的要求与斗争，反对一切剥夺农民的阶层，使这种斗争的政治意义更加提高。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对新军阀战争，反对高利贷资本，反对抽丁筑路，反对民团抽捐，反对预征钱粮，改善雇农劳动条件，特别是抗租或减租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们斗争中的准绳，党只有经过这些斗争才能动员广大的几百万，几千万的群众再前进发展为土地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党的政治影响而走到新的农民运动的高潮。在秋收斗争中，对于我们土地政纲的宣传也是异常重要。中心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处理”，“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两个中心口号又必须与目前“拥护苏联”及“工农联合”的口号联贯起来。必须随时作广大的宣传，使群众深切认识，只有完全没收地主土地，才能澈底免除地主的压迫与剥削。只有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才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中国革命在苏联帮助之下，才更快的有成功可能，苏联是中国一切劳苦群众与民族解放〈的〉唯一的好友，我们的敌人就是苏联的敌人。国民党为要更残酷压榨工农群众，所以要向苏联进攻。同时，中国革命，只有工人与农民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够制胜。然这些中心的口号在群众中宣传，只有在斗争发展时才能深切了解，才能在这些口号之下团结起来。要使农民群众围绕着党的周围，围绕着党之一切中心的及部分的口号，则必要加强农民的组织。一切斗争的领导，都应当集中在农民群众的组织之下。在过去农民协会有信仰的地方，必须在斗争中恢复和强固起来。如农民协会不适用的地方，可组织其他各种名义的团体，然其性质应与农民协会相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农村斗争时，同样要促进城市工人运动的工作，以巩固工人阶级对农民思想上的领导。五、对各阶级的态度在秋收反抗地主军阀的斗争中，富农（因为中国富农带有半地主性）必然是摇摆不定，甚至站在反对方面，我们当然毫不顾虑的以对付地主的手段一样的对付富农。在减租抗租抗捐抗税的斗争中同样不能放松了雇农的阶级斗争，我们在行动中不能对富农有任何的让步。在策略上我们必须认定贫农是斗争的中坚，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目前中国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反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的斗争，就是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冲突。但是中国富农兼有半封建半地主的性质，所以党在农民运动中的总路线是建立反封建势力的民主战线，从雇农起至中农止，反对半地主半封建性的富农。至于富农还参加反军阀反地主的地方，党必须坚决的发展雇农贫农在思想上组织上斗争上的影响，与富农力争对农民群众的领导，决不要使富农有了利用群众以扩大自己利益的可能。所以党对于雇农贫农反富农剥削雇佣劳动的斗争，必须同时坚决的领导。不过党要告诉雇农，现在农村中，主要矛盾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所以他们决不能离开一般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要领导他们成为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的积极的战士，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雇农在一般农民反封建的领导权。六、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农村危机的日益紧张，国民党强盗也看见农民革命斗争之不可避免，为缓和斗争计，遂颁布或口头答应些改良政策（如浙江减租办法，土地法等）。这种改良政策在客观上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中国最多的是小地主经济，就是最低限减租政策也难于实行。中国资产阶级与土地关系有甚深的渊源，他或是由农村中直接收得许多地租，或是间接的以高利贷及商业资本剥夺农民，单是这个事实就使他不能去实行农村改良。若说这一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合伙的国民党强盗政府能够实行改良，更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对于一切稍有实际意义的土地改良，在南京强盗政府是绝不肯干的。一切国民党（连改组派也在内）的农村政策，其结果都是对于这些绝无保障的农民，再加一层经济的压迫。事实上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胜利，对于农民就是加增了一切苛捐杂税，以及一切新的负拒（地主豪绅用以扩大武装），军事骚扰，清乡等。国民党强盗实施这些政策，无论如何说不上有缓和农村经济危机的可能，在资产阶级地主掌握政权的条件之下，只是加紧向农民的压榨。但是他的口头政策，（尤其是改组派的），在宣传的作用上仍有欺骗落后的群众可能。为要肃清群众对他有任何幻想，只有领导群众去进行日常斗争，那末，一切欺骗的宣传在斗争中自然马上冰消瓦解了。七、反对几个错误倾向（一）秋收斗争不应该以暴动为总目标，这是指夺取全国〈或〉全省的政权而言，是对的。这可不是说，要避免武装斗争，而幻想和平的运动。在现在中国农村阶级矛盾这样尖锐的时候，农民斗争起来以后，很快的就要发展到武装冲突。所以我们不可有和平斗争的幻想，只要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而且自动手干起来的时候，便应当坚决的领导这种斗争一直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或者因为易于走上武装斗争的原故，遂以为一开始便须作武装斗争，以为没有日常工作可言，要就不干，一干就是武装的。这也是很不正确的观念。我们如果不去发展群众日常斗争，是一定失却了群众的基础的，流弊所至，或者因为没有武装，犹豫不敢发动，走到不动主义方面；或者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武装就干，于是又跑入了盲动主义的另一极端了。（三）盲动主义的残烬余灰，现在有些地方还存有这种倾向。脱离群众，和无目的的烧杀主义，盒子炮主义，甚至有些土匪行径，反映游民无产阶级的倾向，都是对于党很有危险的，应该竭力与这种倾向奋斗。正确的路线，必须坚决的反对右倾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同时决不可放松对于盲动残余及其他左倾思想的纠正。党必须坚决的发动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促进乡村中阶级分化，并以游击战争重新团聚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到有组织的斗争，走向建立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的道路，正因为农民斗争很易于走到武装的冲突，所以党应坚决的领导游击战争与自发暴动，在游击战争中，〈尽可能的〉⑶建立工农革命的红军。在苏维埃区域的策略，是要坚决实行党的土地政纲，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要用尽一切的可能来扩大红军的组织。自然这些斗争要尽可能的得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要从斗争中加紧农民的组织，从游击战争中扩大农民的武装，以准备革命的胜利。八、工作计划各省区党部接到此通告，必须开会详细讨论，针对当地客观的情形，提出当地合宜的斗争口号，拟出具体的切实计划。特别要注重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以及同时促进工人运动的计划。各省工作计划确定以后，必须将内容详细报告中央，以便分别详细指导。中央一九二九年八月廿五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2〕〔3〕〈〉内文字系根据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红旗》第四十二期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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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听了逸群同志关于鄂西工作报告之后，在全国党一般的任务前面，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中央有以下的决议：（一）建立赤色区域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在江陵，监利，石首，沔阳几县斗争，已经发展到横互〔亘〕几百里成为赤色区域，广大的成千成万的群众，已经成为有组织的伟大的力量，一切封建剥削关系在赤色区域已经渐次扫除，土地已经归诸农民，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势力，在赤色区域已经绝迹，从群众当中生长出来的赤色武装，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之下，已经形成红军一部分的基础，渐渐随群众斗争发展而扩大，这些区域的政权，事实上已经在农民协会管理之下。因此，党在目前的任务是要使这一政权真正群众化，领导广大群众来管理政权，具体的办法是乡村政权除了由群众直接选举的委员会执行日常工作外，同时要有代表会议的组织成为决定乡村一切政治问题的最有权力的机关。同样，在区，在县，都应有群众代表会议的组织，并有经常会议决定一切重要问题，政府委员会必须由代表会议产生，必须这样，才是真正群众的苏维埃政权，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认识是自己的政权，而极力拥护这一政权。应该严重防止的而是以党来包办或代替政府。同时建立几县联合的工农政府，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也是鄂西党目前最紧要的任务。这一政权必须由各县代表大会产生代表，组织几县的工农代表大会为政权的最高机关，绝对禁止由党指派的非群众的无权力的空招牌机关。在成立之前在广大群众当中，作普遍的宣传，使群众了解政权的意义；成立之日，第一件事便是依据群众斗争的口号与党的政纲颁布各种法令，如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废除一切政府军阀及地方捐税，改良工人（包括手工业者，划夫，店员，雇农，车夫等）生活，废除一切田契债约等，实行统一累进税，改良兵士生活；号召广大群众，热烈的拥护这一政权，同时要用各种的方式向赤色区域以外的群众作广大的宣传，使这一政权的影响更扩大推广，要使全国群众都知道有这一政权的存在。各级工农士兵农民所组成的代表大会，须经常有定期的开会，讨论各种重要问题，使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此才能训练群众，学习管理政权，才能认识政权是自己的，以生死存亡的决心来拥护这一政权。在各级代表会议及政权机关，党员只能占一部分的成份，组织党团，在其中起核心作用，党团受相当党部指挥（如几县联合代表会及工农政府党团受特委指挥，各县代表大会党团受县委指挥，各乡代表大会党团受区委指挥），防止党来命令政府（国民党式的以党治国）或与政府对立的形式，要吸收群众中有威信的积极分子参加政权，最好内中有工人士兵及城市贫民的成份。在政府执行委员会中，应有适合于工作需要的分工（如军事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反革命裁判委员会），经常的会议，有计划的工作，积极的为群众解决当前的问题，同时要防止单纯的作消极破坏的工作或专门保守这一区域的危险。（二）坚决的领导雇农对富农的斗争：现在在赤色区域，发现富农对雇农取抵抗的形势，富农怠工，宁肯让土地荒芜，不再雇人耕种等事实，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要组织雇农，领导雇农向富农斗争，这一斗争必须保障雇农的胜利，丝毫不能动摇与让步。斗争的方式有两种：A工农政府站在雇农利益上颁布雇农条例，强制富农执行；如果这一办法富农仍不接受，B应该毫不迟疑的由政府将富农一部分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耕种，发给土地使用证。（三）开始土地国有的宣传，打破私产制度观念，在赤色区域立即开始向群众宣传土地不能买卖，土地是大家公共的，土地不能出租，打破农民私有观念及平均地权的观念，要使这一宣传深入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自觉的认识私产制度是贫富产生的原因。向赤色区域以外的宣传应该根据客观条件未决定，在地主很少的地方，我们的宣传应该是反苛捐杂税土地革命同时并重，反苛捐杂税，就是反封建剥削土地革命之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下层群众，在实际行动上也应该如此，如果是富农反对，我们要毫无疑义的领导雇农贫农反对富农。（四）赤色乡村经济政策是反对商人对农民过剩剥削，同时不应压迫小商人：政府应该颁布赤色区域内各种物品一致价格，价格的规定应该根据群众不受商人过剩的剥削的原则，同时对小商人的贸易采取放任的态度，不压追小商人，使赤色区域交易能够流通自如，坚决的防止自己封锁自己的危险。（五）有计划的发展群众武装，扩大红军组织：政府应该有计划的发展群众武装，扩大红军组织，吸收群众中积极分子，经常在群众中作加入红军的宣传，加紧经常的农民武装的训练，渐渐采用征调办法，不时有计划的将甲县常备军调往乙县试习，经过群众自己决议从十八岁到三十岁的农民，或天须有定时的武装操演。扩大教导队办法，训练红军干部分散到各乡村作训练群众武装的工作。红军的扩大是发展赤色区域保障胜利的武器。（六）扩大赤色区域，发动非赤色区域群众斗争：赤色区域非扩大不能保存。扩大的办法先要发动非赤色区域群众斗争，譬如反苛捐杂税，抗租抗债，在秋收斗争时期，更容易发动，党应该从赤色区域内征调大批干部到非赤色区域，抓住群众当前迫切的要求，提出适当的口号，尽可能的发动群众斗争，使这些斗争与赤色区域的工作发生密切的联系，但是要打破群众依赖赤色区域的心理，现在鄂西一般同志甚至负责同志还存在迷信武力的观念，不注意从斗争中去锻炼群众，武装群众，只希望特委由赤色区域调武装同志去帮助他们打倒团防，或希望贺龙早到，这些不相信群众力量的错误观念必然是使群众存一依赖红军的观念不相信自己伟大的力量，应严厉的纠正。扩大赤色区域的中心口号是土地与政权两个口号，使广大群众团聚在这两个口号的周围，防止单纯反对苛捐杂税，不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危险。〈七〉反对毁灭城市及无目的烧杀政策：毁灭城市及无目的烧杀政策是农民意识的表现，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仅是在经济上是自己封锁了自己，而且必然失去城市工人贫民群众的信仰，这一错误在鄂西虽然已纠正了许多，但在一部同志中仍然保存着，应继续纠正这一错误。（八）建立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特委宣传部首先要健全，经常的宣传党的政纲，目前斗争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如六次大会的十大政纲，反对进攻苏联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组织等，每周规定宣传要点，审查下级党部宣传工作，供给下级党部宣传材料。将乡村中所有教书先生组织在农民协会之下，经常的召集他们开会，改变他们教学的内容与精神，在蒙童馆中加入社会常识，经常派人到各蒙童馆中讲演，或开游艺会同乐会，工农政府中教育委员会应经常有计划的做这一工作。特委本身至少须出版两种机关报，一是向一般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众宣传，一是一般群众看的画报，用特委名义公开宣传党的主张，号召广大群众围绕在党的口号的周围。这一刊物应该同时经过党的组织路线，发行到鄂西非赤色区域一切群众中去，成为广大群众经常的读物。应〔这〕一刊物的内容应该多带鼓动性（绝不是造谣欺骗），登载群众中的实际斗争材料，批评豪绅资产阶级政权，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党的政纲，记载工农政府的消息等，文字要求通俗化地方化，短简明了深刻刺骨。（九）以艰苦的精神十分的决心建立城市工作：城市工作不起来，赤色区域绝不能持久，城市是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的中心，反革命的力量集中在城市，时时可以向赤色乡村进攻，打击革命的力量。赤色乡村必须得到城市工人贫民的领导才能持久，这是目前鄂西最严重的问题，鄂西党必须有计划的以十分的决心征调大批得力的同志，到城市去工作，这一工作必然是比乡村要艰苦万分，必然是比较长期的艰苦过程，但是必须认识在城市中发展一个同志比乡村中十百个同志作用还要大。鄂西党要坚决的执行这工作，首先便应该从宜昌沙市的职工运动入手，选派积极分子，打入到洋船上民船上，码头工人，黄包车夫，打包厂，电灯，挑水夫，店员工人群众中去，求得职业为工作的基础，了解群众实际生活，发动群众日常斗争，在斗争中扩大党和群众组织。在城市中的第二工作是士兵运动，鄂西党要找出各种接近士兵群众的方法，抓住任何机会，设法打入到驻军及团警当中去，发动士兵群众斗争，发展党的组织，这是每个党员的任务，绝不仅是军委的工作，一切的支部都要作这一工作；到敌人部队向红军作战时，党在反革命军队中的组织，毫不迟疑的号召兵变，倒转枪来杀反动的长官，同时要防止一切不到时期的兵变。党在城市中的第三工作是领导城市贫民争自由，反苛捐杂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的斗争，特别是学生群众在目前仍有革命的作用，党绝不能忽视这些工作。改组派蒋系在鄂西群众中开始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在落后的群众当中很容易暂时受他们的欺骗，我们必须在群众当中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尤其是在群众实际要求中发动群众斗争，更能使群众认识改良主义的欺骗作用。（十）号召群众反帝斗争，准备武装拥护苏联，反对瓜分中国：在目前国际形势之下，帝国主义大战危险日益迫切，反帝国主义大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一任务是全党的任务，鄂西党必须将这一任务经常的坚决的使之成为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不仅是宣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的阴谋，不仅是揭破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出卖中国的各种事实，并且要抓住一点一滴的群众所知道的材料，联系到群众日常斗争，号召群众的各种行动，飞行讲演，游行示威，在赤色区域召集群众大会，经常不断的举行，这一工作在过去没有执行，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在这一工作当中，必须要揭破国民党虚伪的民族主义社会爱国主义和平主义的欺骗，我们要站在群众当中勇敢的喊出反对帝国主义抢夺中东路向苏联进攻，反对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中国，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的口号。（十一）红军的生活有机化，纪律教育化：红军中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必须经常开会，讨论本身生活问题，在每次作战之后，必须召集批评会，批评作战时各种弱点和缺点，多举行各种游艺会娱乐会讲演会，提高士兵政治认识，充实红军的生活。纪律的颁布必须向士兵群众解释，经过士兵委员会通过，纪律的执行在可能时（战时在外）可以经过士兵群众自己的决议，使士兵自觉的遵守纪律，使纪律的执行带有充分的教育意义，内〔肉〕刑必须立即废除，代之以士兵自我的批评或罚岗等。士兵巡查队的办法，是引导士兵自动执行纪律的一个方式，仍有继续进行的必要。在红军中纪律的裁制绝不能动摇，必须带教育性的，严格的执行。（十二）召集代表大会，重成立鄂西特委：鄂西工作在最近有很大的发展，需要各县共同统一的指导机关，从斗争中产生了一些新的干部分子，几县联合政权的成立，军事的发展，在工作上有成立特委之必要。特委的产生，必须召集鄂西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席上检查鄂西过去的工作，讨论今后工作，产生今后工作决议案，这些决议案必须依照六次大会二中全会正确路线，具体的针对着鄂西实际情形规定鄂西今后工作，绝对防止形式主义的空泛虚浮，不切实的官样文章。在代表大会席上，到过中央的同志必须将中央所决定的一切工作路线，详细的报告，引起同志热烈的讨论。（十三）改造党的基础，转移党的基础到交通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的成份上：鄂西党必须坚决的改造党的基础，城市党应该建立在海员划夫码头工人车夫店员的基础上，农村党应该将党的基础从自耕农作中心转移到雇农手工业工人，在原则上拒绝富农入党，将动摇消极的分子从工作中开除出党，特别侧重在质量的发展，新的分子的吸收必须在斗争中工作中表现积极勇敢，每个同志必须能够为党工作，要使党逐渐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这一工作是坚决的经常的工作，鄂西党必须有计划的从日常工作中斗争中不断的执行，在执行时要防止机械的形式主义与国民党清党式的削弱党的组织的错误发生。（十四）打破同志中地域的观念：鄂西党员的成份大部分是农民，所以地域观念特别浓厚，地方主义的观念可以影响党的工作之发展，可以使党的组织破裂，你们要严厉的指出这一观念之危险，在同志中消灭这种非布尔什维克的封建观念。（十五）支部生活要建立在工作上斗争上：支部生活最低限度要办到经常自动的开会缴费，了解群众生活，领导群众斗争，讨论党的策略，散发党的宣传品，发展党的组织，发展自我批评，执行党的纪律等，支部必须自动的工作，有经常的工作计划与工作的检查，在开始建立支部生活的时候，地方党部要帮助支部，首先便应该帮助几个中心支部建立模范的支部生活。支部中经〔应〕该经常的从工作中训练同志，支部委员会应该是支部同志选举支部中最积极最明了的分子负责，有适当的分工（如宣传、组织）与经常的会议；农村支部必须有中心分子的训练，活动分子会议，组长联席会议，个别谈话，要能经常不断的举行。农村支部的组织，要保存秘密，与群众组织分开，要严格的遵守这一原则。介绍同志必须经过支部审查，由支部派人谈话，经过支部会议通过，依其社会出身及觉悟的程度决定候补期之长短，经过上级党部批准，才能通知到支部会议，要防止滥收与感情结合的危险。中心支部要开始创办工厂小报，乡村小报，经常的有自己的宣传工作。（十六）健全地方党部，建立几个中心县委：地方党部是最接近群众的指导机关，没有健全的地方党部，不能领导当地群众斗争，不能建立支部生活。鄂西党要集中干部分子健全地方党部，第一步便应该是健全宜昌，石首，荆门，监利，沔阳，鹤峰几个中心地方党部，特委将管江陵县委工作，使这些党部能够自动的有计划的公〔工〕作，并且能够帮助邻县的工作。地方党部主要的任务在于能够集中一切党员的努力到目前的几个革命斗争的主要问题上，抓住当地一切的群众斗争，经常不断的在工作中斗争中改造党的基础，帮助支部建立支部生活，联系到实际工作的教训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教育，经常在工作过程中纠正同志不正确的倾向，引进积极的分子参加党的指导机关，在集中指导之下发展党内的讨论与自我批评，带教育性的执行铁的纪律。地方党部委员会，要有分工同时要有定期的会议与经常的接头，重要的问题应该提出会议，经过会议决定执行。在赤色区域，地方党部要有计划的经过党团指挥当地政权机关。（十七）特委要建立巡视工作，有计划的指导政权及红军的工作：特委经常有三个负责同志工作，兼江陵县委，其余的同志应分散出去轮流指挥各县及红军中的工作，有定期的巡视，每次巡视回来特委应召集巡视会议，讨论各县工作；在施鹤及宜昌应各设一巡视员经常巡视这两区的工作。巡视员每到一地，必须参加各级会议，找各级负责同志谈话，一直到支部；有一时期住在当地，实际帮助当地的工作。在红军中应组织前敌委员会受特委的指挥，前委到各县与各县党部开联席会议共同决定当地的工作。在几县联合工农政府中，党应组织党团，党团与特委有密切的关系，党团一切工作，必须受特委指挥。特委应该有计划的指挥政权及红军的工作。（十八）群众组织尽量扩大，建立中心领导力量：农民协会，雇农工会，济难会等的组织应尽量扩大，在农民协会中应巩固雇农与贫农的领导，防止富农夺取领导权。党在这些群众组织中，只能起党团作用，绝不能以党代替群众组织或与群众组织对立，雇农工会的分子仍然要个别的加入农协的组织在农协中起领导作用。（十九）党要认识青年团是自己工作之一部分，与团建立正确关系：青年团是党在青年工农群众中的组织，是自己工作之一部分，是党的最主要的一个助力。党与团应该在组织上工作上发生密切的关系，党应该在政治上领导团，帮助团培养干部，帮助团的青年化，党团在工作上要互相帮助的发展，互相作工作报告与派代表参加会议。坚决的纠正鄂西过去互相对立与互相取消的现象，这些现象的纠正，鄂西党团共同召集联席会议讨论具体的办法，联名发出通告，督促各级党部与团部切实执行。（二十）自首是政治的叛变，应坚决的用各种方法解决自首问题：沔阳全县党员大多数自首，这一现象的发生，姑无论在主观上有若干可以原谅的成份，在客观上是表现沔阳党员根本观念的绝对错误，对党是政治上的叛变，这—现象的发展，有根本消灭党的可能。在党的纪律上绝不容许一个自首的党员无条件的回党，这是党的政治生命的所在，绝不是简单的某一部分工作的问题，沔阳发生这一现象是全党在历史上莫大的耻辱；鄂西党解决这一问题，丝毫没有了解这一意义，中央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中央决定将这一问题提到鄂西各级党部讨论，使全鄂西同志了解。中央对已恢复组织的自首党员决定一律留党察看半年，在半年中不能分配党的重要工作，在察看期间工作上表示有决心于革命，积极勇敢忠实的分子，可以恢复组织；过去负责党员领导自首，影响更坏，应暂时开除出党，使他们在群众斗争中去表现，真有决心的分子，仍可以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党应该公开的召集他们开会，提出这一问题来批评，要他们自觉的接受这一决议。现在县委中负责自首过的党员应立即退出县委，特委另派人接替。（二十一）各级党部经费要有经常的预算决算：鄂西自特委至各县委每月应有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报告上级党部及中央；政府及农协均应有自己的预算和决算，每月向群众公布，经群众的审查。党费与会费的征收必须严格的执行，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使党员认识党群众认识农民协会和工会，在鄂西是很可能的。经费支配上务求尽量撙节，工作人员尽量吸收有职业的分子，经费的开支完完〔全〕要用在工作上，严厉的防止腐化与堕落的倾向，这是赤色区域最易发生的危险，特委必须特别注意。（二十二）特委的名单：目前仍适用由中央指定的方式，中央指定下列九人为特委委员：（人名从略）……⑴中央24／8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根据1929年8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81次会议记录，九个特委委员是：逸群（书记）、万涛（副书记）、屈阳春、钱定生、徐固尤、段德昌、杨锦棠、郑炽昌及由当地找一工人（最好是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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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诸同志的信——关于群众运动和党内概况（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诸同志的信——关于群众运动和党内概况（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代表团诸同志：自从国际交通断了以后，你们便无法收到此间的文件了。所幸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秋白同志的来信都还能在中东路问题发生之前数日到来，使我们对于农民问题——尤其是富农问题的讨论能有进一步的了解。中东路问题发生后，中央曾得到国际一个短电的指示，告我们要加紧中小（心）城市工作特别是哈尔滨工作及拥护苏联的宣传。我们在这个指示下，并得到国际代表团的帮助，已经集全力向着这路线工作。关于八一示威，更曾用很大力量动员全党去发动群众，结果在上海香港是有较好的成绩，在其他城市，政治的宣传与其影响是有的，尤以满洲为能冲破党内两年来和平发展的空气，但动员群众的工作却极其微弱。农村的情形，凡有斗争及我们影响的区域而又得到“八一”工作之指示者，大都有相当工作。这次八一示威，恰当中东路问题发生之后，自然武装保护苏联的宣传乃成为这一示威的主要内容。且这一动员，不过从“八一”开始，自此以后的工作，从政治任务上说，从争取群众与全国的工作布置上说，都在日益加重，党正在以中东〈路〉问题为中心，从各方面加紧工作。现时全国工农斗争的形势，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斗争，是日益向前开展。我们主观的力量在上海香港都有很多的进步，尤其是与群众的关系这一点，上海已有了一个包含二十多个公开的工会之赤色工人联合会，拥有近万群众，香港有一二十多个工会加入的赤色工人代表会，有群众四五千人。在北方，一年来要算有很多的进步，只是秘密工作极坏，自首叛变的事又复开始，故机关的破获，干部的损失极大，现在有工作的区域为哈尔滨，奉天，抚顺，天津，塘〔唐〕山，北京，山海关，青岛，郑州，太原，信阳等地。长江流域有工作的为杭州，南京，无锡，安庆，九江，南昌，沙市，宜昌及四川几个重要城市；南方则除香港外，有福州、厦门，汕头，梧州，云南等处。在这些地方最大的缺点，便是群众工作的缺乏，许多工作还依然束缚在狭隘的支部范围以内。仅仅是顺直井陉的矿山，江西景德镇的磁窑，我们有广大的工人群众的组织，——这不是说在其他各地客观上我们没有发动群众可能，而是我党在主观上还没十分懂得如何去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如何去争取广大工人群众。最大的缺点便是经半年乃至一年的努力，全国中心城市的武汉广州，至今犹未能将工作恢复，现今所有的仍只是狠小的党的组织，长沙济南连这些狠小关系都还没有，全国的重要产业海员，铁路矿山，兵工厂中的工作还不见多大进步，海员的关系并不少，只是陷入一种和平发展与无甚群众工作之不死不生的状态，党在铁路中的组织，按支部说，全国不下二十个，但群众的关系，则除掉唐山大厂外，我们仍没有多大领导力量，矿山以开滦五矿及井陉为较有工作，其他如抚顺淄川则仅具线索，安源大冶则尚未恢复，兵工厂的线索全国五大兵工厂都有，工作则还未做起。农村工作一般地说是有相当发展的，但北方则陷入和平发展的状态，因之有许多可能去发展的机会都失去了，甚至旧有的基础都不能保存，特别是灾荒的区域，我们狠少工作。南方的游击区域仍是发展的，现在最大的区域要算是闽西，赣西东江平浏，湘西鄂西，鄂东北豫东南，及赣东北，最近又有四川的发动。兵运有相当进步，但仍不能抓着中心的有力部队。反帝运动在今年“五卅”以来，在几个重要城市要算有狠大的进步，群众已逐渐能走到街上为有组织的示威，并且在我们领导之下行动起来。党的现状经过不断的努力要算是大有进步。二中全会开在六月底至七月初，大家在一致的精神之下，同意于中央一年来的工作路线，决定了许多重要策略及实际工作方针。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央工作给了一个满意而更求进步的具体指示，对于目前政治形势有更明晰的分析，对于党的任务与策略有更具体的规定，以利全党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之总路线上前进。对于组织问题集合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完成了六次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对于职工运动在斗争的策略上有更切实的具体的决议产生。这些会议中的成绩实成为加强中央指导之最有力的基矗党员数量在工人成份上较半年前并无若何增加，但党员质量却有很大的进步，许多产业支部现多能开会工作，过去许多挂名的城市党员现已渐能参加党的工作。只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干部，现在仍有一小部分不能随着党的正确路线前进。有些人专门愿意停留在上海，发表些离开实际工作实际策略的政治清谈——这还是上焉者；有些人更专门摭拾一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无原则的个人的材料，来攻击指导机关攻击中央。这些人在数量上说并不多，且中央更不是不以教育的方法去说服他们的。但有些同志的确还保留着党内纠纷残余的成见，且在政治见解上更日益走向与六次大会完全相反的道路。现在党内有两件较为严重的事实应该使你们知道：第一是托洛斯基派反对派的活动；第二是独秀同志之不同的政治意见的发表。反对派的开始活动是由莫斯科学生带回来的，有些是已经被党开除，或回国后便脱离了党的，有的是尚存留在党内的。他们也如欧洲各党的反对派一样，有他们的党内组织，命名为《中国列宁主义者布尔塞维克反对派》，有他们的出版物，《我们的话》，在党内秘密宣传。他们更着重了中国党内一般落后消极的离开工作的党员与机会主义思想的残余，他想利用这些分子，掀起反对指导机关反对党的正确路线的活动，以便他们得掩藏在党的组织之内，以扩大他们的活动基础。他们的政治口号除掉一般的宣传脱洛斯基主义以外，还特别着重于中国问题的宣传。他们口头上确还嚷着革命，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不仅混淆了目前中国革命阶段的主要内容，而且仅仅是口头上的欺骗，实际上正如其他各国一样，早已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用以来反对中国党的领导，企图从党内分裂做到中国革命的消灭。中国党内的反对派的活动现在正向着这一目标前进。他们常利用目前的实际问题，不向着敌人进攻，而专门反对中国党的指导机关。中央现时对反对派的斗争路线，主要的还是反脱洛斯基主义的思想上斗争，——尤其是关于目前中国革命策略之正确路线的斗争，以树立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在组织上，党自然毫不犹豫的要肃清党内这一分裂党的组织。如发现其活动的领袖必毫无留恋地将其开除出去；对于参加这一组织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其自觉的承认其错误退出其组织，如被劝告无效，党必予以严重制裁以至开除出党。如有同志在其理论之某一部分与托洛斯基主义相似，则党必与之作坚决的理论斗争，且要这些同志公开承认反对派的整个纲领与活动是错误的，是做成反革命的工具，同时在行动上要他们必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绝不容许以自己错误的见解来代替或动摇党的路线。因为目前的确有些同志以为反对派在欧洲革命问题上的见解虽是错了，但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某些见解或许还是对的，这种观察完全是支解了托洛次基主义且给中国党内反对派一个负隅自抗的机会，故我们也正在注意于这类思想的肃清。但尤其重要的还是中国机会主义思想予他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已共同见解的赞助，陈独秀同志最近有数信给中央，其中有一封较长的关于目前中国革命策略及政治形式〔势〕之分析的讨论信，他指出目前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是资产阶级政权，中国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特别在资产阶级胜利以后受着最后的打击，现在只是残余的残余。目前的农民土地革命，是要以贫农为柱石，中农是动摇分子，富农要当他是乡村中资产阶级来反抗（即是说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不承认目前中国有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到来的象征，而只承认有革命高潮之反面——这些见解已证明他由机会主义走到了取消主义——显然与托洛次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观念无二致，借此来反对党现时的正确路线，来掩盖他过去他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在另两封信中，他关于中东路问题之宣传策略的讨论，也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他认为这种宣传是“典〔曲〕线式的策略”，实则与列宁所讥笑少数派的策略过程的阶段论的内容毫无两样。他对于中东路问题，是将帝国主义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平列着看，并将战争灾祸统笼的反对，说无论那种战争在中国发生都将中国当作塞尔维亚，这显然没有一点阶级观念，并给群众以极不正确的暗示，而成为资产阶级左派和平主义的宣传。独秀同志这些意见的发表，决不是偶然的，他一向是认定中央是一贯的盲动主义者，殊不知他却永远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来观察中央的正确路线，这犹之社会民主党将布尔塞维克准备暴动永远认为是布朗克主义一样。独秀同志自新中央回国后，几次邀他赴莫直至上月犹作一度邀请，他亦曾几次允许，但总是迟迟不行，上月他又答应将日文的列宁马克思主义书籍看阅研究一遍，于年后再赴赤都，他同时却写来这三封信，狠值得中央注意，因为怀着这种观念的并不只独秀同志一人，我们常零零碎〈碎〉从直接间接方面得到同志中间一些这种类似的意见。我们决定将他的来信发表，公开的与之作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指明他与中央与全党确站在两个不同路线之上。这—斗争开始，一方面固引起党内某些不正确倾向的同志，借题发挥故意来推波助谰形成与整个党正确路线相对峙的活动，但中央坚决相信目前党内无产阶级正确的意识已渐渐的发展，群众的斗争生活已渐能强固地反映到党内，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经过一年来的工作已为党员群众所日益了解一这些条件的总和将成为党内战胜一切不正确倾向与思想之最强固的基础——中央并将狠细心地狠坚决地善用这些进步的条件，引导全党向着更正确的道路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要使这一不正确路线的倾向与思想一齐肃清消灭，以求得党的巩固与一致。至于党内如有反对派以外的任何小组织的倾向与尝试，党必要坚决地予以反对予以制裁，尤其在目前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阶段中，更需要党的坚强与一致，故任何分裂党的小组织的活动与倾向，都是中国党所应极端排斥的！这两种活动，我们相信也要反映到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望你们特别注意，并要在中央正确的路线之下，为党的一致而坚决斗争。目前国内各种工作均在发展，许多客观上的条件，均需要主观力量去推动，许多省份均缺乏工作人材，特别是地方党部的干部甚为缺乏，就是中央本身人亦太少，全总工作至今尚未健全起来，因为人力分配不过来的关系，实在失去了一些工作的机会，因此中央曾函催中夏同志及其他中大同志回国工作，现交通虽断，但仍有由欧洲回国路线，务望代表团了解目前国内革命之需要速与东方部商决一批得力同志于最近两月来中国至要。再国内现在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和与党外思想的斗争，均极严重，万分需要材料的参考，中央除在国内努力翻译工作外，务望代表团注意经常给国内材料之供给，已翻译之材料务须由代表团自己设法马上由欧洲寄回国内，希望国际交通局寄是比较困难，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央没有收到莫方一本东西，可是有些同志由个人的关系倒反得到了一些，这是要请代表团注意的。共产主义的敬礼！中央政治局1929，11，2.⑴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注释〔1〕此文为1929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第51次会议通过，成文时间是1929年8月21日。此“1929，11，2.”是1929年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致驻其斯科中共代表团的信时，同时抄写此件所误写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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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一）托洛斯基反对派在国际上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国际六次大会断然地排斥这一组织是在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反革命的工具，特号召各国党一致地肃清反对派所散布的非列宁主义的思想，消灭他在党内的任何活动。最近，托洛斯基更明显地成为资产阶级最好的朋友，各国帝国主义甚至中国国民党都在利用这一最好的工具，来做反世界革命反苏联以至反中国革命的宣传。（二）过去曾经走入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歧途中去的，只要不愿为反革命的，现在多已觉悟认错而回到列宁主义党的旗帜之下，来一致奋斗了。在这时，中国党内忽然开始了他的活动，这并不是无因而至的事，很值得整个党之严重的注意。固然我们不必夸大反对派在中国党内之政治上组织上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反对派思想经过一小部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的传播与宣传，经过中国机会主义思想予他以关于中国革命之共同见解的赞助，加以现时党内理论水平线低微与党内历史纠纷尚有残留，于是反对派在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的党员中，便有他暂时活动与发展的机会。据现时中央所发现的，他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的（对党的而不是对敌人的《新生命》月刊久已连篇累牍地登了托洛斯基的文章）出版物。他也同各国反对派一样地或更加甚地摭拾一些关于个人的非事实的无原则的谣言来攻击党的指导机关，尤其是中央，企图借此团聚一切在某些问题上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分子到他的旗帜之下——反党的旗帜之下。这一现象的发展，实不容许党丝毫忽视。（三）中国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与在各国一样地是与党站在两条路线上，站在对立的路线上来进行分裂党之反革命的工作的。他们在口头上在文字上确也用着列宁的名义来眩惑群众，但中国革命的群众与站在正确路线上的一般党员都会知道他们的活动必然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工具，来危害中国革命。现时托洛斯基反对派之乱用列宁名义与考茨基之乱用马克思名义以掩饰其反革命罪恶的并没有两样。（四）我们与托洛斯基反对派斗争的，主要的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托洛斯基主义无论对于世界革命问题，对于苏联问题，对于中国革命问题，都处处与列宁主义站在完全相反的地位。托洛斯基主义最主要的危险便是：不承认一国范围之内如苏联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不承认赞助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策略之一，不明白革命性质与动力的关系，于是乃形成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无论在任何时地，他都主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要从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开始。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党内反对派所特别重视的，也是从“五卅”到现在，他们一贯主张中国无产阶级不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有一时的合作，不应加入国民党，不承认国民党当时是革命各阶级的联盟，武汉时期应当建立苏维埃政权来与国民党对抗，在现在则更不承认有地主阶级与土地革命的存在，不承认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尚未完成，认为现时中国革命已经死灭，故主张现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应只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应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工厂，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非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在反对派方面说来，确是一贯而自成系统的，故我们必须指出他的基本谬误，排斥他的整个纲领，然后才能肃清反对派的一切危害于革命的思想；如有人以为托洛斯基主义对于欧洲问题苏联问题虽然不对，但对中国革命问题还有某些部分的见解是对的，这种观察完全是支解了托洛斯基主义，并且可给中国党内的反对派借此为负隅之抗，混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而有害于中国党的正确路线之进行。（五）托洛斯基反对派不仅在思想上形成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在组织上已纯全做了反革命的工具。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从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六）各级党部及全党同志必须站在国际六次大会及中央的正确路线之下，严重地注意这一问题，如果发现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党除掉对于其思想给以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对于参加这一组织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其自觉地向党声明退出这一组织并承认其错误，如被劝告而无效，则党必须予以严重的制裁以至开除出党。如有同志在其理论之某一部分与托洛斯基主义相似，则党必须与之作坚决的理论斗争，且这些同志必须公开承认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整个纲领与活动是错误的，是做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同时在行动上必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绝对不容许以自己错误的见解来代替或动摇党的路线。（七）各级党部对于中国党内反对派的活动及与其思想上的斗争，须开会讨论，并须有决议的回答，公开地采取断然的排斥以绝其分裂党的企图。每一同志如发觉有人在党内散布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或从事小组织的活动，必须立即向所属党部报告，不应怀着好奇的心理代为隐藏甚至在同志中间反互相传说；这样，必将不自觉地做了反对派的宣传和活动的工具，而有害于党的巩固和一致。（八）党更须在一切思想斗争上，在一切革命策略上，严防托洛斯基主义思想之侵入，如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斗争，必须从半殖民地的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互相联系上来认识苏联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好友，苏联是全世界工人的国家，而主张保护苏联，不应如中国反对派只空喊为世界革命而保护苏联的口号而不联系到现实的中国革命阶段中为民族解放利益必须联合苏联的主要内容相联系；如我们在不混淆乡村中反地主的土地斗争之主要矛盾的路线上号召雇农加紧对于富农的阶级斗争决不同于反对派从社会主义革命观点上认为与富农的斗争是目前中国乡村斗争的主要内容。这一切的尝试，都足以妨碍目前中国革命阶段中的策略之正确的运用，都足以阻碍党的一致前进而帮助敌人。故中国党不仅在理论基础上组织上，肃清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思想与活动，并且要更加严重地注意在一切日常斗争与革命运动上，反对派的非列宁主义的策略从各方面侵入的尝试。（九）在与反对派的思想斗争中，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必须与党内反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联系起来。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借着托洛斯基主义的理论，与他一无二样地来反对现时党的正确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故在现时中国党内斗争的路线一方面是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一方面必须努力于肃清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且机会主义复活的企图在中国党内更有他的历史残留的根据，中国党内的托洛斯基反对派又必然要利用这一斗争，以便掩藏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扩大他自己的活动范围。因此我党在无产阶级最高原则之下，必须坚决地反对党内任何小组织的活动，反对机会主义残留的复活，以肃清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以消灭反对派所能利用的党内基矗党只有在根本肃清这些危害于革命的企图和尝试以外，中国革命才能在党的领导之下更顺利地进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才更能得到巩固与一致。中央一九二九，八，十三日。附：各级党部讨论此通告时，可参看《红旗》关于反对派问题特刊的一切文字。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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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四十三号——为全国学生总会开会事（一九二九年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四十三号——为全国学生总会开会事（一九二九年八月六日）全国学生总会将于九月一日在南京召集全国代表大会。自国民党叛变革命以至于今，事实告诉了全国学生群众，国民党不过只是一般军阀与反动派的集团，他只有倚靠着帝国主义的靠山，与所谓军政训政等反动制度，造成以党专政的野蛮专制政治，他决不能满足小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自然亦决不能担负民族独立解放的任务。蒋桂战争以后，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学生群众更加表现左倾，参加群众斗争革命的情绪渐高，研究社会科学列宁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渐浓。国民党已经用封闭学校，革退学生，加紧剥夺学生的自由等等方法，对付日渐抬头的学生群众。但他知道这还不够，他还想利用全国学生总会，使在他的势力之下，受他的津贴资助开会，为他通过许多反动的决议案，来愚弄麻醉全国学生。自然在这次大会中，国民党改组派一定有多少的活动，因为他们向来要倚靠学生群众为其主要的力量，他们—定要与南京派国民党争取这一大会的领导权，以求便利于他们将来的发展。他们极力以改良欺骗的方法愚弄群众，使不走到革命的路上，这样，他们便可以巩固对于这一部分学生群众的领导权。在目前蒋介石拼命打击改组派的时候，他们亦许有比较剧烈的斗争，然而改组派正惟其站在与蒋介石斗争的地位，他们更可以有欺骗的作用。无论学生群众接受国民党任何一派的影响，实际都可以减弱学生群众革命的倾向，使他们又徘徊迷惑于反动的或改良主义的旗帜之下。所以，我们的党必须设法加入这一次大会，打破敌人的企图，并且号召全国学生以群众的行动反抗黑暗专制政治。这样我们党的影响才能扩大到群众中去，才能扫除敌人的反宣传，更促进广大学生群众走入革命的路上来。根根二中全会的指示，各级党部必须确认学生群众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他们是工人阶级在城市中有力的同盟军，固然因客观的阶级斗争的激烈，反映到学生群众中亦发生了阶级分化，但是在汉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的口号之下还是可以吸引着极大多数的群众。所以对于这一次全国学生总会开会，必须加以特别的注意，不可忽视放弃我们应有的工作。中央为此，指示各省党部，执行下列的事项：一、立刻开始动员所有的学生同志，特别是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的学生同志，在学生群众中活动，宣传反对国民党指派代表出席大会，反对国民党包办这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宣传务须努力扩大，不但是为力争民主选举，而且可以使学生群众以实现民主选举的程度，决定他们对此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信任或反对。二、力争民主选举，在选举时，同志须努力在无党群众中活动，提出自己的纲领，以争得同志或左倾分子当选代表出席，尤其要在群众中指出，为对付国民党的包办，无党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应当组织起来，务使主张一致。我们应当完全站在无党群众的地位，领导一般无党群众与国民党奋斗，并且还要注意以自己的纲领夺取国民党下层群众过来，决不应放弃选举的竞争，因为在这一竞争中可以扩大群众中我们的影响，以打击国民党的政治威信的残余。三、我们领导一般无党群众参加此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当为下列纲领而奋斗：第一在政治上扩大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号召全国学生集会示威，反对中美航空合同⑴，反对中英海军协定⑵，反对日帝国主义的满蒙积极政策，特别是要反对国民党出卖济案，制止反日运动，要指明这都是加重中国所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中国走人更困窘灭亡的道路，尤其要注意反世界大战的宣传与斗争。力争学生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自由。反对国民党在南京条约辛丑条约以及“五三”、“五九’等国耻纪念，只在学校中开会演讲三民主义，不放假以图消极妨害学生群众的参加公开集会，游行示威的阴谋。号召全国学生要继续“五四”“五卅”与军阀奋斗的精神，与目前反动黑暗的政治奋斗。第二在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中，要特别指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乃是外国资本主义发展，争求市场，分割殖民地之结果。因此可以指明苏联推翻本国资本主义，而且与全世界资产阶级为死敌，这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最大助力，公开勇敢的指斥谓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之无聊，而且指出这完全是帝国主义隔离中国与苏联关系的反宣传。反对哈尔滨中东路事件的对俄挑战行为，号召民众自动恢复中俄邦交，与苏联共同奋斗反对帝国主义。第三反对军阀战争苛捐杂税，必须成为全国学生以后行动的重要目标，指出军阀制度现在依然存在，蒋介石自己及其部下亦只是一般军阀，军事〔阀〕战争的危机依然不可避免，苛捐杂税比北洋军阀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切减租裁厘等话都只是托之空谈。学生群众以后必须负责领导城市乡村贫民，积极反抗军阀战争苛捐杂税，以加增群众对国民党统治的厌恶，而打破他们的欺骗宣传。第四要力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课的自由，学生群众要自由参加政治集会示威，发展青年团体，办理学校壁报演说会，参加工农运动。反对国民党利用军政训政等名词实际剥夺民众的自由，尤其要反对国民党封闭学校，革退学生，剥夺学生的种种自由，号召学生群众起来自动启封被封学校，收回被革学生。反对国民党利用劳资合作调解仲裁名义帮助资本家压迫禁止罢工。帮助工农群众争取改良生活条件的自由。第五争求研究思想学术的自由，反对愚民政策的党化教育，并且要尽可能的指出三民主义的反动理论根据，反对区分先觉后觉不觉，以党治国，抹煞阶级斗争，禁止群众自动手解决土地问题等谬论。反对强迫加入国民党，废止宗教式的总理纪念周。研究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曾经领导俄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由。第六力争加增教育经费，使学校各项教育设备务求完备，反对国民党放弃革命政纲，以全国税收大部分贡献给帝国主义为赔款外债，另外则全数均归于军阀荷包，使教育经费仍如以前之缺乏，或甚且比以前更坏。学生群众应公开要求青年教育经费放在国家支出最重要的地位，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以任何名义直接间接减少教育经费。第七力争参加校务，选择教师的自由，要求在学校中充分获得民主的训练，反对完全看学生为被治者的愚民专制教育，尤其要反对牺牲学生利益，以学校经费与教职员地位，谋校长或教育官厅私人之便利。第八号召全国学生力图扩大平民教育，提高一般工农的文化水平线，同时亦使学生群众接近而接受工农群众的影响。在学生中指出工农领导革命的力量，并且指出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使他们确认自己的地位，必须团结无产阶级政治口号之下来。四、为上述纲领奋斗时，要注意公开的反对现在国民党的反动教育，指出他卖国，压迫，剥削，特别是摧残教育，屠杀工农的罪状，打破他在群众中残余的幻想。对于蒋介石及其走狗，戴季陶，胡汉民，周佛海，陈布雷等向全国学生代表所发的谬论，必须随时根据事实与以回答，并且要设法引起代表群众当场加以呵斥抗辩，以打破他们的影响。五、对于改组派之活动尤须特别注意，指出他们的改良政纲的反革命性，指出整个国民党任何一派都是一样的反革命的东西。反对他们要全国学生站在国民党员地位作改组国民党运动，反对改组派又重新想用以党治国等谬论垄断政权，同时剥夺民众的政权。反对改组派只知用阴谋或请愿等方式对付国民党南京派领袖，学生群众要表现自己的主张与力量，以对付北洋军阀的精神对付卖国残民的国民党，包括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等在内。六、对于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亦须注意与之斗争，特别是要指出他们对于权力阶级的献媚，他们都不过是统治阶级压迫欺骗群众的工具。总而言之，对于这一次全国学生总会开会事，我们工作的总目标是：“打破国民党及其他各派麻醉欺骗的作用，号召全国学生以群众行动反抗国民党专制反动的政治’。行动的口号是：一、反对国民党指派代表，包含〔办〕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二、力争民主选举！三、以学生群众的团体打倒国民党的包办！四、反对国民党卖国！力争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五、力争国耻日放假，参加公开集会示威！六、反对对苏俄挑战，民众自动恢复中俄邦交！七、领导城市乡村贫民，以群众行动积极反抗军阀战争苛捐杂税！八、力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课的自由！九、号召学生群众自动启封被封学校，收回被革学生！十、反对强迫加入国民党，废止宗教式的总理纪念周！十一、争取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由！十二、力争增加教育经费，反对以任何理由减少教育经费！十三、力争参加校务，选择教师的自由！十四、扩大平民教育！十五、反对蒋介石及其走狗压迫欺骗学生群众！十六、反对改组派！十七、反对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的献媚统治阶级的无耻的行为与反动的理论！中央一九二九，八，六。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⑴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航空邮务合同”。按照此合同，中国将广州长沙汉口，上海南京汉口，南京天津北京三条航空线交给美国公司管理，中国政府每年最少要供给美国航空运输公司一千万元。此处的中美航空合同即指“中美航空邮务合同”。⑵一九二九年七月，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中英海军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将派人到英国学习训练，还将向英购置一批战舰。英国则派海军大员到中国“帮助发展”中国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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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答复撒翁的信（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答复撒翁⑴的信（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撒翁同志：读了你二十八日关于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以后，觉得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一、中东路问题很明显的是反映着现在世界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全世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的斗争，帝国主义有计划的进攻苏联的表现。如果认为这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或者是“国际纠纷问题”，这就离开了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中东路问题既然是由于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所以这一事变发生〔展〕的前途，将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爆发；固然帝国主义间因争夺中东路引起了相互的矛盾，障碍着他们马上对苏联的武装攻击，但是他们在对付苏联的一致的目标之下，仍然要企图以共管中东路以及其他的方法来暂时〔来〕调协这一矛盾。所以中东路问题最危险的前途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如果解释中东路事件而把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的两个前途平列起来，不只是迷乱了群众对于主要危险的认识，而且这一分析的根本上就是离开了阶级观点得出来的结论。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虽然都是反革命的性质，但是他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反革命势力内部的战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我们须公开的明白的把这一分别告诉广大群众，然后群众才能知道对付这样两种不同的战争的不同的策略。如果只是说“不管那一种，中国人都要受着直接的蹂躏”，那么，群众将要走向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影响之下，盲目的反对战争，就会说“国民党和苏联都要不得，造出战争来蹂躏我们，双方都要打倒”。国民党马上来一个欺骗宣传，造一个假电报说“苏俄先开炮，战争的灾祸应该是苏俄负责”，马上可以把群众转移到仇视苏联。所以这样的分析就可以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矗结果便是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二、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是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我们目前的任务与广大群众的要求，都是为着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民族解放与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不是对立的，矛盾的，而是不可分离的。事实上一方面是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广大群众很容易认识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敌人。而且可以进一步的认识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投降到帝国主义的方面，决不是为了中国民族的解放，而只是为着自己剥削劳苦群众的利益，牺牲民族的利益。国民党虽然极力宣传他的虚伪的民族主义，拿出拥护中国”与我们“拥护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以企图欺骗广大的群众，但是，只要我们能坚决的指出这个口号的真实的意义和利益，广大的群众很快的可以答复他：“拥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你以为这种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的口号，广大群众不只是听到了共产党的宣传，而且在过去革命时期（当然有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者除外）都在自已实际斗争的经验中了解了这一事实。中国大革命决不是空过了的，的确训练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认识，只要我们的宣传能够深入，是不难揭破国民党的欺骗的。现在广大群众还没有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口号之下积极〔起〕行动起来的原因，固然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是有相当的影响，但是主要的还是白色恐怖的镇压与我们的宣传还没有十分深入。就是中国群众真正如你所想象的这样落后，我们亦不应掩讳正确的观点，降低我们的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尤其不应该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因为这样不只是不能取得群众领导群众，而且要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宣传的扩大。所以我们应该勇敢的公开的揭出真理，耐心的向群众解释，广大的群众必然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证明，而一天一天的团结到我们口号的周围。结果避免“拥护苏联”的宣传，首先我们自己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更无法使广大群众来了解这一真理！所以中央在宣言上这样的指出是毫无疑义的正确的。你所提议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意义就是说“你们收回中东路的政策定要引起世界大战，要使中国受到更大的损害”。在朝党蒋介石会马上答复说：“不会的，我们有世界列强的援助，苏联决不敢开战，列强因为苏联赤色帝国主义的敌视，他们也不敢自己打起来，我们便可以操纵其间，取得中东路的实际的利益”。这样便使广大群众对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实际利益的观点完全模糊了。就是单纯的提出“反对卖国”的口号也还是使群众模糊，国民党还可以用诡辩狡诈的方法来欺骗群众，一定要明显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利益，才能使国民党无法狡赖，使广大群众的认识不致模糊。三、中央四十二号通告中指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的爆发……”这是“必然”的，而不是“也许”。我们必须把这一前途明显的告诉群众，才更能使群众了解苏联的势力是建筑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基础上，在反苏联战争的时候，一定要坚决的起来与反革命势力决斗，才更能坚定群众以国内战争来答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决心。所以中央这一次的指出，也是毫无疑问的正确。四、总观来信的内容，似乎只是策略的讨论，实际上是有极大的原则上不同，因为原则的错误所以发生策略上的不同。中央热诚的希望这一解答的信到达以后，很快的得到你取消这些观点的申明。中央始终是希望同志公开的发表对于政治对于党的意见，并且始终是极诚意的来讨论同志们的意见，从没有甚么误会与揣测，尤其是每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同志都不应恐怕他人的误会与揣测，而隐藏自己的意见。中央以布尔塞维克的热诚，准备接受你以后对于重要问题的意见。此致布尔塞维克的敬礼八月三日根据一九二九年八月七日出版的《红旗》第三十七期刊印附：撒翁对中末路问题的意见（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常委同志们：现在关于时局之当面的危机，无过于中东路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也许是慢性的（因为中俄都不利于轻率开战，尤其是帝国主义间都还未曾充分准备好，现在谁都不敢断然取独占的形式，会需要经过一些曲线的斗争。），然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这种纠纷发展到爆发战争，有两种可能形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不但在远东，近东也是一样；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互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无论是那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或者在受了欺骗而迷惑的严重空气之下，不敢别持异议。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此事在中国发生，事件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民众多数心理又是怎样，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这些实际情形，都不能放我们闭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进的。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象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军事根据地。”七月十二日的宣言中这句话，显然有几层语玻），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已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这一层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使他们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们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坡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离开具体问既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帝国主义间的第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战场，或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进攻苏俄所加于中国民族的灾难，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稍有常识的人，一经指出，都能懂得，即不倾向革命的中立分子，也能了解；而且只有这样的宣传，才能够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得粉碎，然后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实国政策或“误国政策”（这个名词更能使群众亲切的了解），然后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第四十二号中央通告说：“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只是在客观上也许会演成事实，但我们根本上反对一切反动的国际战争的党，尤其是正当极力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紧急关头，决不应该向同志这样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罢！”因此；我主张中央赶快补发一通告，取销这几句话。我估料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稍有不同，或不至因我的发言引起大家的误会与揣测，所以我以后对于重要问题，都想有点意见贡献于党，并且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此致革命的敬礼撒翁七月二十八日根据一九二九年八月七日出版的《红旗》第三十七期刊印注释⑴即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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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⑴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们!现在，世界大战的形势一天天更加紧张了！各帝国主义强盗为要进攻工人阶级国家苏联，分割殖民地，镇压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正在准备着极残酷的流血战争，制造空前大规模的恐怖与屠杀，使成千成万的劳若〔苦〕群众都要牺牲在他们的炮火机关枪之下。帝国主义强盗在十五年前发动的世界大战，曾经驱使着各国工人阶级与中国印度等殖民地民族，经过四年的血战，死亡伤废三千五百万人。现在，各帝国主义更可以动员差不多加一倍的军队，加上十倍以上的航空军力，以几十倍炮火机关枪的力量，与空前有毒杀力的化学战具，来造成更大的不可想象的惨祸。在这种情势之下，共产国际决定于八月一日，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都动员自己的战斗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革命群众，站在全世界革命的利益上，拥护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苏联，拥护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一切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阴谋，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革命群众，准备用直接的武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用革命暴动推翻帝国主义，用国内阶级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变进攻苏联分割殖民地的反动战争为拥护苏联与殖民地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今年八月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都要在共产国际口号之下动员起来，以群众的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中国在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整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更加巩固起来，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作军事根据地进攻苏联，同时积极企图瓜分中国的野心，亦日益明显。最近哈尔滨查抄苏联领事馆，拘捕驱逐中东路苏联联〔职〕员，解散职工会，完全证明国民党在帝国主义强盗嗾使之下，已经更明白无耻的向苏联进攻。国民党并且继续出卖了航空海军的主权，默认日本帝国主义增兵满洲，要求各帝国主义以调停公断的方式共管中东路，这一切不但都包含进攻苏联的阴谋，并且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更逼进了一步。帝国主义为要破坏第一个工人阶级国家苏联，以削弱本国工人阶级与全世界殖民地民族的革命力量，已经以很大的决心向苏联挑战。国民党为要镇压中国的工农革命，企图稳定他们豪绅资产阶级永远不能稳定的政权，亦决心站在帝国主义方面，甘心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前驱。他们借口民族的利益来掩饰其作帝国主义工具进攻苏联的罪恶，实际上是出卖民族的利益。真真帮助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只有苏联。国民党更存心利用中国的劳苦群众，在反苏联的世界大战中当炮灰，使中国全境变成帝国主义海陆空军自由践踏蹂躏的战场。中国劳苦群众在这种情势之下，更应当接受共产国际的口号一致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拥护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形势一天天更加紧张了！国民党已经向苏联进攻，帝国主义的军队亦陆续开到中国，这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强盗不但是要破坏苏联，瓜分中国，并且要使中国成千成万的劳苦群众，在他们的残酷流血战争中都成为炮火机关枪的牺牲品。全中国的劳苦群众们！准备一切的力量，反对国民党向苏联的进攻，反对帝国主义出兵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在“八一”全世界劳苦群众的总示威中，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苏联！打倒替帝国主义作进攻苏联的国民党！撤退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反对帝国主义出兵中国！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准备武装奋斗，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准备以国内阶级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根据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红旗》第三十四期刊印注释〔1〕本文无时间，此时间为1929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第46次会议通过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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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四十一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四十一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帝国主义因生产力的提高与市场枯渴〔竭〕的矛盾，推动着各个帝国主义争夺市场，重行瓜分殖民地而互相敌视，使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日益迫切。二、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的巩固，更加吸引全世界工人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日益倾向于革命，所以苏联与帝国主义成为生死的敌〈人〉，特别是帝国主义互相冲突，不可终日的时候，更加坚〔紧〕对于苏联的敌视。企图首先消灭苏联，然后在他们互相战争时候，可以减轻工人阶级革命的危险。所以对苏联的进攻已经在各方面都积极进行。三、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已经进行两年了，首先把中国革命镇压下〈去〉，第二步造作各种的谣言做反苏联的宣传，第三步就是实行进攻，收回中东路便是其〔具〕体的表现。四、所以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必然要坚决的起来抗议这一进攻苏联的严重的事件，所以我们更应坚决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作反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抗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拥护世界反帝国主义大本营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示威斗争。五、关于此事件的内容，中央已另有宣传大纲发出，各级党部接本通告后，应即根据宣传大纲，广大的宣传，其主要的办法应该如下：1、各地方党部均应发出极简短的宣言。2、各工会农会均须发出各种传单宣言标语等。3、应在各种群众的会议或代表会议上，作报告与鼓动演讲。4、应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街道上去作广大的宣传。六、不仅要广大的宣传，并且要号召广大群众作积极示威的行动。主要的在“八一”示威的时候，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其〔具〕进攻苏联，应是最主要的口号。当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也是同样的重要。但在“八一”以前还应尽可能的号召群众起来，作特殊抗议中东路事件的行动。七、在群众行动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所在地帝国主义的机关（公使馆领事馆等）作示威的行动。八、在这斗争之中应极力作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运动，如收回租界，收回旅大，收回南满路，收回胶济，收回威海卫……等，使广大群众更加认识国民党做帝国主义工具的面目。九、各级部〔党〕帝〔部〕对于这一工作，必须坚决的积极的执行，去发动广大的群众。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都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使广大群众都认识这一世界大战的危急，然后才能执行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务。各级党部执行本通告的经过，应作详细的报告来中央。十、宣传材料，除宣传大纲及宣言外，可阅中央《红旗》，“布报”及其他刊物。十一、各地方党部在农村中也要扩大这一宣传与行动，务使反帝国主义战争保护苏联的口号成为农民群众中通常了解的口号，自然这一宣传必须与农民本身的斗争（如将要到的秋收斗争）及土地革命联系起来，才能引之走上反帝国主义与拥护苏联的斗争道路。中央一九二九，七，十七日。根据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红旗》第三十三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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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鄂东北特委并转鄂东北全体同志：中央接到你们的书面报告，决议案及与彦斌同志详细谈了鄂东北工作之后，中央感觉着对于你们需要有很详细的指示。因为一方面你们过去整个的工作并没有走向正轨，再一方面你们现在所通过的决议案也没有坚决的纠正过去的错误，没有显明的指出你们的中心工作，尤其没有说到更具体的工作方法。因此，中央现在给你们这一封很详细的信，望你们在一切会议上尽可能的加以讨论，务使这封信的精神可以得着全体同志的了解。一、全国及湖北的政治形势关于全副的政治形势，二中全会有很详细的分析，在二中全会的材料中可以了解一切很详细的情形。现在这封信上，只是很简单的指出几个要点，作为我们认识策略路线的基础。中国这一个殖民地的国家，从反革命政变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在各方面都是努力进攻。英帝国主义主要的仍然继续着其扶助军阀买办的政策，努力巩固并扩大其一切政治经济的特权。日本之向中国积极进攻的政策，最近特别在满洲山东非常努力。美帝国主义利用中国的买办与资产阶级，特别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多的特权。最主要的这英日美三帝国主义，都在勾结着一部分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代表，争取在各地以及“中央”政府中的领导。这一方面表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之无耻的投降，绝没有缓和各帝国主义的进攻。另一方面表示各帝国主义在一致进攻中国的过程中，表现着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因为这种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所以促成了现在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使着全国继续着从前之军阀战争的局面。过去一年中，小之如四川战争，贵州战争，大之如蒋桂战争，两广战争，蒋冯战争，表面上固然是直接表示着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及中国军阀制度的破裂，但根本上确仍然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所发生的冲突。若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完全推倒，则帝国主义一定是要继续着扶助军阀而造成全中国的战争。豪绅资产阶级的领袖，虽然尽量企图造成中国之虚伪的统一与表面的和平，虽然在口头上做了许多“和平”“统一”“建设”等等欺骗民众的宣传，实质上中国总仍是继续着军阀割据与军阀战争的局面。就全国的范围看来，北方各省自然是非常破碎，继承着北洋军阀系统而遗下来的割据――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等――并没有什么大的变更。南京政府的势力，在北方军阀中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南方各省，一方面桂系及改组派的军事势力并没有肃清，另一方面在蒋系统治的内部又正在酝酿着新的破裂。全国各处，随时都可以爆发军阀战争。因为普遍全国的军阀战争，便造成了全国经济生活之当前最主要的困难。过去一年来城市经济之部分的活跃，现在各地都表现着他所遇到的矛盾。就全国范围看来，北方的农业危机，饥民达六千万，南方的失业，兵变，土匪，更是普及了各地。统治阶级不独不能对群众生活施行任何的改良政策，并且更加紧了群众经济生活的困难，捐税的压迫。自中央以至各省，无处不感觉严重的财政困难。这些事实使改良主义的欺骗，在群众中根本不能发生长期的影响，使群众斗争的情绪不得不逐渐的提高。群众革命斗争的情绪是逐渐紧张的。北方工人的经济斗争是不断的发生，上海工人的经济斗争已经逐渐显明的带着政治性质。南方城市中同样表示着群众斗争的开始复兴，农村中红军的进展，苏维埃区域之政治影响的扩大，促进了农民中的革命情绪。农民自发的武装斗争，兵士自发的兵变，时常都带着广大的群众性质。固然，大多数的时候，还表现着我们党在群众中领导力量的薄弱，但我们党的领导在这艰苦耐心的斗争中确是在逐渐扩大。自然，我们还不能说现在全国已经到了革命的高潮，但这显明的是走向革命高潮的形势。全国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展，这一种政治形势当然在湖北的环境中也表现出来。就反动的统治说，不独现在湖北的内部还没有真正的统一，并且即使湖北有了统一也仍然逃不出全国军阀混战的漩涡。湖北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一切帝国主义及军阀自然都尽量的企图取得在那里的发展。毫无疑义的，没有统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稳定，则湖北的反动统治当然要一样的动摇。在湖北各地以及东北特委的报告中，都看出湖北全省之经济财政的危机，群众生活的痛苦，斗争情绪的复兴。固然，这种形势在各处的发展并不一致，但是总的发展趋向却无条件的是在这种方向上前进。二、总的争取群众的策略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全党的总任务是要认识群众斗争发展的形式，推动群众的斗争，在斗争中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以夺取广大的群众来促进革命的高潮。全党的总任务是这样，鄂东北各级党部的任务也是这样。为实现这种总任务起见，党必要有具体的策略路线的规定。总的策略路线，鄂东北各级党部需要有切实的认识，因为过去鄂东北工作之主要的缺点就在于一切工作中没有认识正确的总的策略路线。鄂东北党部争取群众的策略，第一要发动鄂东北群众之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当着全国军阀战争的局面，各处群众都必然要受战争的痛苦，鄂东北沿京汉路一带及各城市中当更为显明。我们党要利用这一切事实，宣传战争的罪恶，发动反对战争的斗争。经济的紊乱，军事压迫，拉夫派捐等等引起的冲突，都要成为我们发动群众斗争的重要机会。在城市中这种斗争自然要以工人贫民为主要力量，但同时也很容易发动一般小商人学生的运动。反军阀战争的口号，同时须要在兵土中普遍的宣传，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反军阀战争的主要力量。能在城市组织争自由反苛杂的公开的群众会议，示威巡行或飞行集会，并汇合各种日常斗争以联系到反军阀战争总的行动，这都是很能扩大我们政治影响的。第二是发动反对本地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斗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多居于依靠着国民党及政权的势力而生存，是当地群众的直接压迫者。一切群众对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其政权的不满，都应当成为我们发动群众斗争的机会。宣传他们的罪恶，反对他们的活动，在群众前面揭破他们的阴谋，动员群众反对他们。第三是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我们在各种群众中间都要认识群众迫切的要求，提出广大群众所很容易了解的口号。工人中之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农民中之抗租抗税，减租减税，与豪绅地主高利贷之一切大小的冲突以及城市一般群众中的经济要求，这些我们都应该当着发动群众斗争的机会。小的日常斗争很容易卷入最广大的群众，最容易得着具体的胜利，能提高一般群众的斗争情绪。并且，由这些日常斗争的口号中，很容易联系到大的斗争。第四是要发动争取自由的斗争。使一切群众都要求集会结社的自由，言论自由等等。要使群众组织争取公开的成立，公开的活动。遇着某个斗争或纪念日的时候，要动员群众组织公开的群众会议，公开的号召示威巡[游]行。要求公开是要以群众的力量反对政府国民党之一切压迫群众的禁令，并不是降低口号，不是要去做合法运动。第五要发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鄂东北过去完全忽视了放弃了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这固然在鄂东北是有其客观的原因，但我们党没有在这里努力，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鄂东北的群众不一定都能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的统治者压迫者，但我们党应该尽量的宣传，要利用当地所知道的事实，反帝国主义的纪念日等等来发动这一种斗争。第六要使这各种斗争互相联系起来以成为广大的群众斗争。反对军阀战争，反对本地的豪绅地主，反对国民党，争取群众目前的利益，争取自由，反对帝国主义，这些斗争是很容易的会合起来。这些口号的汇合，可以使斗争更为扩大，可以更提高群众革命斗争的情绪，这才能在斗争中组织最广大的群众。第七是加紧在宣传上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鄂东北是很有进行广〔扩〕大宣传的可能，扩大宣传是发动群众的重要方法。我们党之总的政治口号，必须经过宣传才能达到最广大的群众，尤其是宣传可以说明目前斗争与总的政治口号的联系。我们必需根据当地所发生的一切事实，来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才使群众更易于加紧斗争的情绪。假使不能有定期刊物，则必须有经常的传单，标语，图画，尽量在群众中散布。虽然在我们没有组织影响的地方，我们也要尽量想方法使宣传品能以达到。在有机会与群众谈话开会的时候，更要视为最方便的宣传机会。以上这些方法，便是我们争取群众的总路线。三、鄂东北党部工作精神的总转变过去鄂东北党部的工作，在总的精神上都没有依照着这些策略路线，并没有走向正确的工作方向，我们在没有指出具体的工作方法之前，首先要指出鄂东北总的工作精神之应有的转变。第一，在原则上应该由单纯的农民意识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上的领导。鄂东北党因为无产阶级基础非常薄弱，所以全党的工作精神都完全为农民意识所包围。在斗争口号及工作方法上，都完全充满了原始的农民意识的精神。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的指导机关应当明了自己之阶级的地位，我们是要教育农民，领导农民，而不是要随着农民意识的发展。我们党不要以为农民太多，不如此我们将要失败，其实，若我们不能领导农民，若不能使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的路线之下而发展，则结果一定失败。过去历史上曾有许多大的农民暴动，都因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失败。所以鄂东北党部全体同志――包含着农民同志――都应当坚决的认识，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策略路线的领导之下，然后才能得着胜利。在党的立场上，对于单纯的原始的农民意识是不能让步的。鄂东北党部应当不客气的承认，过去工作是完全在农民意识的支配之下，这一点要在以后的工作上尽力的改正。因为有了这种原则上的转变，所以第二在工作地域上便应该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着重城市。过去鄂东北党部只做了乡村的工作，在重要城市中都没有基础，有时反而跟着农民意识而妨碍了城市工作（如火焚七里坪），不顾计工人及城市贫民的利益。我们不是说乡村工作不应该做，乃是说我们党的基础――革命胜利的基础是要靠城市工作的发展。只有城市工作发展之后，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以巩固。并且，城市是一切政治经济的中心，他可以领导乡村，得着了城市，乡村便可以很快的起来。所以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应当坚决的相信，在城市工人（虽然没有产业工人）中建立一个支部，比在农村中发展几支枪，发展几十同志都要宝贵。鄂东北在城市的工作太削弱了，京汉路上的工人，各重要车站的工人，尤其重要。要在这里相当的集中我们的人力与财力，务要使总的工作精神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着重城市。第三，要由英雄土匪式的乱动，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政党行动。过去鄂东北的工作，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所领导之下，所以不能在政治上去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最好的也只是依靠着旧道德及打抱不平的狭义精神，次之便是依靠几支枪，可以略以解决少数人的目前经济问题，这种工作精神是不正确的。一定要确定我们不是英雄，乃是领导群众（不是个人）为群众自身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并不是群众以外的力量，并不是我们自身有力量，乃是可以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领导着群众―齐共同去发动群众的力量。我们不是土匪。“共匪”是敌人污辱我们的名词，我们乃是在一个政治原则上，在无产阶级的路线上来团结革命的群众。这种精神不仅要我们主观的了解，并且要在我们的一切行动中都这样表现，要使一切群众都这样认识我们。第四，在一切行动中要由无原则的军事烧杀转变到发动群众斗争。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要发展阶级斗争，领导革命民众向统治阶级进攻。我们固然要发动群众中的武装斗争，但一定是领导群众以进行武装斗争，而不只是我们自已去干。不是我们怕牺牲怕干，而是没有群众的力量则我们必不会得着胜利。并且目前当着全国还不是革命高潮的局面，沿着〈武〉汉及几个重要城市的工作还没有切实的基础，鄂东北党部最主要的任务还不单是发动武装斗争而是发动一般的斗争，渐渐的使最广大的群众都明了武装斗争的必要。现在农村中之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有了群众的武装斗争的可能，我们自然要领导这种斗争，但这并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其他区域之非武装的工作，并且最主要的还是在其他区域首先是城市中去发动群众工作。尤其要了解的，武装斗争是一回事，盲目烧杀又是一回事。群众的武装斗争固然有时候对统治阶级一定有烧杀的表现，但不是一切烧杀都是群众的武装斗争。群众所杀的是统治阶级，不是一般人，所烧的一切东西只是军事上所不得已的，并不是一切东西，因为对于统治阶级的房屋财产，原则上还是应该群众的夺取，而不是应该烧毁。盲目的烧杀，尤其是对于某个集镇之报复式的整个烧杀，这都是原始的农民意识的表现，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条件的绝对反对。由农民意识转变到无产阶级的策略，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着重城市，由英雄土匪式的乱动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政党行动，由无原则的军事烧杀转变到发动群众斗争。这几种总的精神的转变，是鄂东北党部所必要特别注意的。只有坚决的转变了这种精神之后，然后一切工作才能走入正轨。四、鄂东北党部的中心工作在这种新的工作精神之下，鄂东北党部便应当很坚决的认识自己的中心工作。鄂东北的工作中心首先是京汉路，各个车站的工人。再者便是各县城――麻城，黄陂，黄安，孝感，次之便是各大集镇。一定要这里工作，尽量的首先在各城市中之码头，车夫，店员，石膏工人其他手工业等等工人中工作，这里应当是我们党在鄂东北的基础。对于这些中心区域的工作，在有支部有线索的地方，首先要使这里的同志活动，使他们依照着党的路线在群众中认识群众的情绪，了解群众迫切的要求，发动群众的斗争。要用各种形式，将这些工人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某个地方之群众运动的领导。在没有线索的地方，尤其是京汉路的大站中，应当找能忍耐吃苦的同志，到那里找取职业，逐渐的在各处创造新的基矗好几个没有我们影响的城市中我们不应该放弃，不要因为没有工作便忘记了，要在同志中尽量找取可以深入某个城市中的人，要利用一切新旧的社会关系，很耐心的到各城市中去创造这一工作。鄂东北虽然没有很多的黄色工会，但敌人却已经在开始组织（如京汉路）了。当国民党派人来组织黄色工会的时候，我们且不能完全不过问，也不要妄想利用国民党的名义去发展组织。我们要尽量的在工人中，宣传国民党出卖工人利益的事实，揭破国民党的欺骗。我们要求工人自己组织工会，自己选举工会的委员，反对国民党指派工会负责人。若是黄色工会已经组成了的时候，我们便要加入进去，团结一切接近我们的工人，在黄色工会内部站在群众的利益上来反对黄色工会的委员。在黄色工会中的任务是要反对其领袖，夺取其群众，不要使群众分裂，要使群众整个的可以受我们的影响。我们在各处的任务，都是建立工人自已的工会。我们在工会中是要经过党团以发生作用，不能命令，也不能包办。赤色工会应当尽可能的公开，争取公开或半公开，总要尽量使群众有这种组织，知道这种组织可以为他们自己谋利益。工会是直接领导群众斗争的机关，要在斗争中逐渐的巩固壮大。在城市中自然不只是工人运动。其他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中间的工作，反对苛捐杂税的工作，我们要尽量的发动并领导。学生运动也不能忽视。尤其是在各个城市中驻扎的军队，我们也应当找线索，发动兵士中的日常斗争，发欠饷，反对战争，使他们对工农运动表示同情。兵士工作在现在非常重要，若能在农村中找取同志入伍，这是最好不过的。总之，工人运动及一般的城市工作，在鄂东北党部的〈日常工〉作中应当放在第一个议事日程上，鄂东北党部应当特别注意。五、农村工作其次就是农村工作农村工作不应当只是集中于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域农村工作，仍然要找城市近郊，交通便利的区域，大乡村中，而不能只躲在穷乡僻壤中。这些重要的农区，工作当比较困〈难〉井〈不〉会很快的便有武装斗争，但是这些都在重要所在，他的政治意义要比较伟大。尤其是有些地方所谓“乡村”，政治上甚至思想上多受豪绅的领导，我们也应当到群众中间去作工，决不要有意或无意形成群〈众〉分裂。我们要到这些区域中，甚至于将别处的农民同志到这里做雇农佃农，来在这里建立工作的基矗在这里我们要认识群众的迫切要求，反对豪绅地主，反对苛捐杂税，虽然一开始不一定有大规模的运动，或者还只是减租减税等等不澈底的口号，但只要这是群众的要求，我们应当领导这种斗争。在斗争中巩固与扩大农村的组织。这种工作当比较用武装来拼命还要艰苦，还要困难，但我们只能经过这种方法，才能在最广大的农民中建立我们党的基础。这并不是说游击队的斗争完全要停止，但鄂东北游击队的工作精神却应当根本改变。游击队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农民群众以发动群众的武装斗争，他的精神应建筑在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动员上。离开了这种原则便不成为革命的游击队。游击队的行动要使广大农民站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来欢迎他，而不是要少数失业游民站在解决个人经济问题的观点上来欢迎他。我们对于豪绅地主的财产，是应该发动群众斗争以公开的没收，并不是要暗地里用个人恐怖的方法去威吓敲诈。当农村斗争紧张的时候，我们要以游击队的武装力量，作为群众的武装先峰〔锋〕队去进行斗争，使群众可以抵抗地主豪绅的武装而扩大斗争。鄂东北还有一些红军，除了应该保护苏维埃区域外，也同样应当担负游击的任务。红军不宜于死守一地，因为这样要加重该地的农民负担。红军应该成为群众的武装，分途（或是集中，至少要在集中指导下的分散）向各处游击，主要的任务是在消灭地主豪绅的武装，发动农民群众的斗争，深入土地革命的宣传与实行。红军与普通游击队不同的地方，就是红军需要有更高的组织，更高的政治认识。红军中的一切生活应当完全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每一个红军中的士兵，都应当明了他自己在阶级斗争上所负担的任务。红军士兵应当明了革命中的根本问题，每一个士兵不仅是一个武装的战斗员，并且要是群众中之宣传员，组织员。要使广大的劳苦群众都自愿的承认红军是他自己的武装力量。在红军中应当没有阶级的区分，物质上的待遇要尽量的一律平等。要在平等的原则上，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来巩固红军中之自觉的铁的纪律。红军所占据的地方，以及现在鄂东北所谓的苏维埃区域，应当建设真正的苏维埃政权，应当真正的实行土地革命，这里不能有任何的怀疑与动摇一切在革命中所提出的口号，在苏维埃区域中都应当很切实的执行。苏维埃区域中应当建设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以农民代表会议为最高的政权机关。党不能命令苏维埃，不能包办苏维埃，只能在苏维埃中起党团作用。要使农民直接选举苏维埃的代表，农民代表会议直接选举苏维埃的委员，讨论并决定苏维地区域内之一切政治及经济的问题。苏维埃委员若做了不正当的行为，农民代表会议真正能撤消他制裁他。一定要有这样之澈底的民主政权。红军中的士兵与长官应当与农民一样成为苏维埃的一员，决不能有军权超过政权的现象。红军的最高总指挥应当无条件服从苏维埃政府而不能支配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在苏维埃区域中应当坚决的实行。豪绅地主的财产，应该在群众前面公开的没收。要澈底的实现革命前所提出的口号，尽苏维埃政府现在的力量以改良农民的生活。在苏维埃区域中应当尽量的扩大宣传工作，使广大农民都有热烈的革命情绪。农民一方面有了真正代表自己的政权武装，又取得了土地，取消了从前的一切剥夺，再加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宣传，有了这些现象，然后才能使广大农民在事实上明了苏维埃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样的苏维埃，他的政治影响不仅只在其本区域以内，并可以号召很广大的群众。这样的苏维埃才能巩固，才能扩大。六、党的组织问题鄂东北因为城市工作没有发展的缘故，所以无产阶级的基础非常薄弱，造成了鄂东北党部之许多很严重的弱点。今后鄂东北党部在组织问题之总的路线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矗执行这路线的主〈要方〉法是要加强城市工作，另一方面各级党部在组织工作要纠正许多不正确的倾向。第一要肃清官僚化的形式主义。自机关负责人以至每个党员都要特别注意于群众化。在非苏维埃区域中，我们只有深入群众之后，才能发展工作，才能取得群众的掩护以避免白色恐怖的压迫。在某个城市中没有工作，我们首先是要找同志到那里取得职业，而不是要在那里首先便建机关。机关只是工作发展后为便利指导的一个个地方，并不是我们工作的基础。若只注意于空机关的建设，完全与群众生活隔绝，空费人力与财力，反而易于引起敌人的注意，这是一种官僚式的形式主义，不有〔是〕无产阶级政党中所应有的现象。至于在苏维埃或游击区域，尽管那里有公开的可能，尽管那里在工作上还需要一部分同志的公开，但是无论如何，党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尽可能的使有些同志不公开。这里一方面是要准备失败后的工作，使着一个军事失败后不至完全塌台，另一方面这样才能使党内反映着群众的竞〔意〕见，党的基础在群众机关才能巩固。党若脱离了群众，若处处表现着与群众不同（住另外的房子，做另外的事，穿另外的衣服），则不独对于秘密工作是不应该，并一定要惹起群众的反感，一定要造成党的腐化与官僚化。无产阶级政党是要在群众中发展，在群众中生存，离开这个原则便要根本动摇党的基础。第二要纠正一般同志中之雇佣革命的观念。因为革命工作的复杂，繁重，所以党内时常有极少的一部分负责同志，不能在群众中找取社会职业，只有依靠党的津贴以维持生活，这种津贴一定只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费，不如此便不能专门为党作工。这一种津贴是必要的，是正确的。但因此不能发生其他的观念，以为我若参加党的工作，则一定要领得相当的费用，或是说，我在党中负着很重要的责任，我便应当领取最高限度的津贴。这一种雇佣革命的观念是根本不正确的。我们党是群众里面的党，党的经费应当依靠着党员的党费，党员之加入党，不是为的在党中取得津贴，而是为的要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每一个党员的生活，他应该是在社会中找取职业，党只能帮助他去向社会奋斗，党的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经济力量可以代群众或党员解决问题。党之所以能号召群众，能团结群众中之先觉分子，并不是因为党是有伟大的经济力量，而是因为党有伟大的政治指导力量，斗争力量。党根本不应收买群众，也不应收买党员，群众及党员也不应希望党在经济上来帮助他。根本党与群众及党与党员的关系是建筑在政治的信仰及阶级的利益上。明白了以上这些原则，所以党在观念上应该努力纠正雇佣革命的倾向。在事实上应当党员都尽量的在社会上取得职业，向党领津贴的人应当尽量的减少，并且一切必要负责人的津贴，都只能是最低限度的生活维持费。党的经费当尽量的用在发展工作上，用在交通，宣传上，并要经常的向同志收集党费，使每个同志都明了党员对于党的义务，而党的经费根本应建立在党员党费的供给上。第三要建立经常的支部生活。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群众中的核心。若是没有强健的支部，则党的一切上层组织都是空虚的。经过支部党可以训练党员，可以使党的影响传达到群众中去，这才使整个党能以领导群众的斗争。所以，每一个党员都应参加一个支部，同时每一个支部都应该有经常的支部工作。每个支部应该定期的自动的开会，缴党费，讨论党的路线及本支部的工作，报告各党员在群众中的活动，分配党的宣传品，分配具体的工作等等，支部并应当督促全支部的同志，使每个同志都能执行其所担负的工作。要将一切同志都编入支部，要使一切支部都活动起来。不能活动的支部应当整顿，要研究同志不愿到支部会议的原因，要在支部中提出大家有兴趣的问题。城市支部尤其重要，目前鄂东北党的重要任务便是要在这几个中心城市中建立一些健全的工人支部，（手工业工人，店员都是需要的）。第四是要健全地方党部。在有三数个支部的地方，就需要建设健全的地方党部。地方党部能经常的指导支部工作，能帮助支部在群众中具体的实现上级党部的通告或决议，能成为当地群众运动之最切实的指导者。地方党部的委员会应当尽量的吸收当地的在业同志，要有当地之重要支部的代表参加。只有在地方党部中才能训练党的干部人才。第五实行党内的民主与集中的指导。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是说党内一切还没有决定的问题，党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指导机关应该由群众中选举，会场中的问题都取决于大多数。集中乃是要一切党员必须服从决议，下级机关必要服从上级党部的指导。我们党内过去缺少民主的精神，造成了许多组织上的缺点。所以现在各级党部在可能的范围内，都要尽量的扩大党内的民主，吸收党员群众对于各级党部整个工作的意见，引起一般同志在工作上的批评。各级委员会的工作，不应由书记或主席包办，应经过大多数委员的共同讨论。但是，因为客观的环境所限制，党内的民主总还不能澈底的实行，尤其是中央与鄂东北之交通的困难，使着详细的往复讨论成为不可能的事实，所以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的指导，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实行。另一方面，在各级党部的本地范围以内，客观环境可能之下，则必要尽量扩大党内的民主。第六加紧对一般同志的教育工作。鄂东北党部的一个重要弱点，就是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线太低，对于一切政治路线，没有正确的认识。鄂东北应当加紧对一般同志的教育工作，首先是对于一切具体工作路线及工作方法的了解。或是需要像你们所预备的开设训练班，需要讲一些目前最切实的问题，远的理论是比较次要的。或是需要一些通俗的小册子，或是想方法运输中央所发行的刊物，总要将他当成一个主要问题。自然，最根本的方法是要加紧在支部中的训练，使着在支部中可以讨论一切问题，这样才能普及于一般同志。第七反对机械式的强迫纪律。鄂东北党部过去对于纪律问题，看得非常之机械，有时候简直以枪毙同志的手段来执行这种强迫纪律。我们党的纪律，首先应当建筑在自觉上，要使每个同志都能明了他自己的任务，自动的遵守党的纪律。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首先应当用教育的方法向他解释，指出他错误的地方，使他自己纠正他的错误。只有当教育方法已经历次无效的时候，并且他的错误又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然后才能用组织的方法停止工作或开除党籍。对于严重政治错误而又固执不改的同志，我们需要在群众前面指出他的错误，使他的错误观点不能在群众中起作用，使群众不信任他，最严重的惩罚便是公开的消灭他在群众中的政治生命，而不是暗地里消灭其肉体。只有这种方法才是无产阶级政党中的纪律，反之，只是宗教式的或土匪式的教规，不能使错误同志的自觉，尤其必不可免要引起一般同志中的纠纷以至党内的恐怖。第八建立正确的党与群众的关系。鄂东北党部过去在一些有群众组织的地方，都不能建立党与群众之正确的关系。党是群众的先锋队，他的责任是教育群众领导群众，他并不能命令群众，尤其不能包办群众组织的工作。党在群众组织中的活动，是经过自己的党团，取得群众之自愿的信仰，才能取领导作用。党对群众的领导，不能站在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法律观点上，也不是站在“以党治国”的组织系统上，更不是因为党有武装力量，乃是因为党的一切政治主张都适合于群众的要求，都能取得群众之自愿的拥护。党应当说服群众，而不能强迫群众。党的组织应当与群众组织划分清楚，在群众组织中建立党团。第九注意秘密工作。湖北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是非常残酷的，过去我们党已经受了很大的损失。鄂东北党现在对于秘密工作还是没有正确的路线。秘密工作最高原则是要党深入群众，在群众里面生存发展。党在群众里面，则一方面容易领导群众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使敌人难得破获。秘密工作之主要的路线不是要建设群众以外的空机关，因为这易于使敌人发现。在某个城市中若特别需要机关，应当尽量找取同志中旧有的关系。在苏维埃及游击区域，其工作上少数必需公开的同志以外，其余大多数的党员群众应当尽可能的秘密。党员有特别的服装记号，这是绝对不妥的。第十注意青年团青年及妇女运动。青年团的工作是党的一部分，各级党部应当特别将帮助青年团的工作看成自己的经常工作之一。在现在交通关系不方便的时侯，各级党部应负更大的责任以指导团的工作。鄂东北没有强健的团的组织，需要党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工作方向上指导他们。在有团组织的地方，党与团应当相互派人参加会议，相互做工作报告，讨论工作中的意见。在没有团而有党组织的地方，党应当帮助团，建立团的组织，使团专负青年工作的责任。经过青年团，当〔党〕应注意青年群众中的工作。至于妇女运动，党同样应当充分的注意，在农村中应注意农村妇女的利益。第十一注意对济难会工作的指导。济难会是要在广大劳动群众中，以救济革命战士的口号与行动，来促进一切劳动群众对革命战士的同情。济难会之最大的作用，是要在群众中做宣传工作，可以揭破统治阶级之白色恐怖的罪恶。济难会是群众组织，绝不是党的救济部。救济革命战士是要群众量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愿心而拿出物质上的帮助。济难会只能在宣传上号召一切群众加入他的组织，号召一切群众拿出物质的帮助，济难会绝不能强迫群众出钱，决不能如军阀收税样的按户分担，只能使群众自愿的参加。并且济难会同样不能只依靠党的发展，不能只是在苏维埃区域中，他同样需要将自己的工作移转到城市中去。党要在这一种精神上来指导济难会的工作。第十二改变特委本身的组织。鄂东北现在不需要特委的组织，特委太与下层工作隔绝了，成了空心机关，或者成了游击队的机关。现在需要切实的站在强健地方党部与着重城市工作的观点上，取消特委的组织。中央将派一巡视员来，特委取消以后应当怎样具体的组织，由巡视员与鄂东北负责机关共同决定。原则上中央主张在京汉路沿线设一中心县委，以着重京汉路及沿线各城市的工作，此外于黄安或麻城设一中心县委，指导其余各地的工作。这一种的组织形式，自然要比较更切实。七、鄂东北应当准备的工作现在有两件事，鄂东北各级党部都需要有计划的准备。第一是秋收斗争，这个斗争自然很快的要到来，我们现在便应该准备――――特别在宣传上要准备。准备这一斗争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近郊，中心农区，大乡村。在这些地方中，我们的宣传口号应当是抗租抗债，打倒只管吃不管做的豪绅地主。要就农民所感觉的痛苦，用农民的话头，提出澈底的口号。但是在行动上，不一定就是这些大的澈底口号，只要是农民所迫切的要求，虽然只是些减租、减税、减债，甚至于很微细的口号，我们都要领导这些口号下的斗争。一切收租人与农民所发生的大小冲突，都应当成为我们发动斗争的机会。斗争发动之后，我们要注意范围的扩大（联合附近农村）及口号的提高（与总口号的联系），同时注意到群众的心理，不要跑得太远，小的斗争若能得着胜利，一样可以提高斗争的情绪。并且在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到组织农民。至于在游击区域及斗争激烈的区域，在这时候应当很直接的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土地归农民，废除一切地租，以至领导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但一定要注意，我们所领导的是群众的武装斗争，并不是少数人之解决经济问题的行动。第二是“九七”国耻纪念，在这一天要注意扩大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尤其要注意到城市。苏维埃区域更应当进行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的示威，使农民都认识帝国主义。中央七月十四日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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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四十号——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与精神（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四十号——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与精神（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各级党部，全体同志们：六次大会后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业于日前开过了。此次全会开在六次大会一年之后，正当着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群众斗争都在开展的时候，他负有重大的历史任务，来解决目前许多严重的策略问题，全会到有过半数的中央委员及参加的同志六人，会期六天。在六次大会的路线与共产国际训令的指导之下，在全党一年来艰苦奋斗与党内一致的精神之中，全会很顺利地成就了他的重大任务。会议中通过了政治，组织，职工和对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各种决议案及各种宣言，主要的成功在获得关于政治的原则的更正确的分析和解释，政治上策略上更具体的工作方针，组织问题，职工运动更显明的任务与工作方法，特别是对于中央政治局过去一年来工作路线的满意并给予今后工作以更实际更周密的指示。现在扼要地报告如下：全会认中央确能正确地应用六次大会的策略，并承认党已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认为在总的工作路线上确能依照六次大会的精神，正确地应用六次大会所规定的策略。在过去九个多月工作中间，全会承认我党于不断的党内党外的艰苦斗争中在政治上组织上都得着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一方证明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另一方正因为中央能将大会所规定的原则，在实际斗争中正确地运用。全会指出中央过去有时对于政治事变的应付迟缓，对于政治形势的分析在原则上虽都完全正确，只在有些解释上不免有过于机械或过分估量的毛病，致引起一些同志不正确的政治观念，今后需要更求正确。全会满意中央过去对各级党部之策略上的指示与职工运动的督促，尤其是关于五一，五卅运动对于主要城市的具体指示。因此，全会特指示中央政治局对于八一运动的工作，应运用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经验，对全国要有更具体的布置。关于农民运动，苏维埃区域工作，士兵运动，红军及游击队中的工作，全会认为中央还少工作上的积极指导。反帝运动注意得还不充分。工作区域及各种运动缺乏平衡的配合，尤其是武汉广州中心区域的工作至今犹未建立，需要中央之极大注意。全会承认中央在组织宣传工作上取得了相当进步，同时指出他一些缺点。全会同意中央在党内政治斗争的路线全会同意中央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所采取的主要是反对右倾的路线，同时防止左倾的情绪。中央解决党内非政治纠纷的原则是教育方法，但在教育方法感觉不足时便须采取组织上的最后制裁，如中央对于江苏问题顺直问题的解决，全会是认为正确而需要的，并批准将王藻文与王仲一同志从中委会中开除出去。全会同意中央指出最近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的活动，有他暂时的发展可能与其反革命的作用，值得全党之严重的注意。这些党内政治斗争的路线，是巩固中国党之最有力的保障！全会指示中央之今后对各部分的工作方针全会指出中央以后对各级党部的指导需要更具体切实。过去一年来青年团是始终在六次大会及党的中央正确路线之下奋斗的，全会指示党中央今后更应加紧帮助青年团的工作。中央农委妇委应加强自己的工作。全总党团应更集中力量于铁路海员矿山等工运以及与各地赤色工会的关系和指导。济总党团应开始建立济难会本身的独立的群众组织与工作。全会更特别指出中央过去对于针对着国民党群众运动的反抗运动做得极少，需要中央今后之极严重的注意。在宣传上要注意理论上的批评运动。关于中央本身的分工与集体指导，中央各部的相互联系，中央与各地的交通，与国际以及兄弟党的密切关系，全会都指示中央今后应更求改善，这些工作之更完善的建立与发展，必能使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更加有力，使党夺取群众的范围更加扩大，而日益走向革命高潮。世界革命危机更深，中国革命运动开展，同是加重了中国党目前争取群众的任务一年来国际上各种重大事变之经过，充分证明我党与国际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世界革命危机加深是铁一般地正确。第一，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是更加紧迫；第二，因为苏联的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企图乃更加积极；第三，各国的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在准备世界大战前面，帝国主义乃更加紧了进行瓜分中国的阴谋与中国的军阀战争，同时世界革命的激剧，亦帮助了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在中国的政治局势，全会认为存在有三种根本矛盾：第一，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一切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真实统治者。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日益急进，因此，更加紧了各个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根本冲突。最要的在英日美帝国主义三角冲突之中，已经表现着英日接近对美的形势。但他们对华的侵略政策根本上都没有一点不同，如果幻想美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独立的发展或是过分估量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发展，以为他已经取得了南京政府领导权，都是极端错误的。第二，现在的中国经济，封建阶级虽日益崩溃，但尚存在他的强固基础，加以帝国主义的利用与维护，于是军阀制度和封建半封建的上层建筑仍然是中国政治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所以国际反对派以为中国已经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同时，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后，便完全买办化了，与封建势力没有矛盾了，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民主的改良主义政纲，也是不正确的。故现时统治营垒中，仍存在有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报本矛盾。但如果夸大了这一矛盾的事实，以为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还有革命的作用，更是极大的错误，并且他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共同矛盾之前，仍然要联合一致的。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冲突的加紧，因为统治阶级中有阶级矛盾的存在，因为军阀抢夺地盘的争斗加紧，战争仍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不可避免的经常状态，而日益加紧其走向崩溃。因此，统治阶级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剥削乃更加残酷，群众生活乃更加痛苦，群众斗争乃必然不可避免地向前开展。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压迫剥削加紧，地位加强，亦引起群众反帝运动的复兴。故第三，现时的反动统治与群众革命斗争的冲突是中国目前政治局势中最严重的矛盾。现在工人斗争正在开始复兴，乡村的土地革命运动正在逐渐发展，有些苏维埃区域及朱毛红军仍然存在，投身到农暴区域的兵变仍时时发生，反帝运动正在复兴，这都证明整个的革命运动是向前开展的形势。在这一形势中，全会指出有几个特点：一、从小斗争发展到大的罢工；二、从反抗资本进攻开始进到争自由反国民党的运动；三、改良主义及黄色领袖的影响相当缩小；四、党及赤色工会的影响相当扩大。这虽不可以过分估量，但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的确可以看见。故以为中国革命高潮之来到将遥遥无期，或以为很快地便要到来，都是不正确的。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坚信只有斗争，只有看我们争取群众的力量才能决定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行程。在目前政治局势下，全会认为党须坚决执行十五项政治任务依据目前的政治局势，益发加重了党之争取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总任务。党及国际六次大会所指出的现在的革命根本任务：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势力，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无疑地是正确的。并且党在一年来工作的结果，党的政治影响及领导群众力量已有相当进步，但是国民党改良主义在群众中影响尚未完全打破，群众斗争力量还很薄弱，党在群众中基础还不强固，所以全会认为党要争取广大群众，必须坚决执行下述任务：一、加强反帝斗争，联系到反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同时要认明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与土地革命之澈底完成是两个不可分离的任务，但决不是土地革命之外便没有独立的反帝运动，然又必须与工人运动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有密切联系。二、坚决领导反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发动一切群众的斗争，向着这一总的目标前进。三、扩大反军阀战争的斗争，总路线是采取失败主义的原则，目前要利用战争所给与群众的一切痛苦发动日常斗争以联系到总的政治任务。四、加紧地领导，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土地革命的澈底完成固要在革命胜利之后，但如果以为全国工农武装暴动前便没有土地革命斗争，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五、继续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坚决斗争，要从群众斗争中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同时，理论上的攻击也是非常必要。目前改良主义的影响的确有相当缩小，但如果以为改良主义已经不是革命的严重敌人，这是不正确的。另一方，如果夸大了改良主义，以为有很大实现可能。那更是极大错误。六，加紧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仍是目前争取群众的主要任务，但现在的形势决不应拘束在日常斗争的口号之下，而应进一步坚决地从小的斗争扩大到大的罢工，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并应有计划地汇合各种斗争到总的争自由斗争。七，加强工会运动与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如果党在工人阶级中特别在重要产业工人中没有坚固的基础，没有党所领导的工会，党便不能在革命中握着领导的地位。但如果以为赤色工会是我们的中心而忽视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也是错误的。在工运中目前最主要的最中心的任务是特别加强在铁路海员矿山等重工业工人中的工作。八，加强对农运的指导，更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在目前农村斗争中，无条件地反对富农，仍是错误的的⑴，但决不应放松雇农贫农对他的阶级斗争，同时应注意发展雇农的组织。现时全国的灾荒尤其是北方在客观上农村斗争有极大发展可能，因此党必须坚决地反对农村中和平发展合法运动躲避主义等等右倾危险，同时也应纠正左倾的残余。九、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目前农村斗争的形势，很易于走到武装的冲突，故领导游击战争必须是有组织的成为群众斗争的行动。党在苏维埃区域是要实行土地政纲，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要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大红军的组织。至红军的集中与分散，要依据主客观的条件来决定。十、加强士兵运动。中国革命如得不到广大士兵群众参加，将得不到并保障革命的最后胜利。过去各级党部对于士兵运动有一般的忽视，以为这是军事工作人员专门的工作，其实对于士兵的鼓动和宣传是每一党员的责任。在目前兵运中，如采取兵变主义，或是不承认军阀军队中有士兵的日常斗争，都是错误的。在帝国主义驻华军队中，党也要有鼓动和宣传工作。十一、巩固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尤其是要深入铁路，海员，矿山，金属业，兵工厂，市政，纺织工人群众中去，建立党的支部，以强固党的斗争和领导力量。十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扩大党的政纲宣传，特别是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础理论与策略，并联系一切鼓动口号与宣传口号，以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但同时反对党内政治清谈的恶劣倾向。十三、扩大党在城市贫民中的影响，特别注意学生运动。在反帝与争自由的运动中，城市贫民特别是学生群众是工人阶级在城市的有力同盟军。认为中国学生群众的革命作用已失掉了，是不正确的观念，但同时要严重防止在一切运动中，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城市贫民反苛捐杂税运动，党也须坚决领导，向着反国民党统治的道路前进。十四、注意青年妇女工作。青年工农生活的日益恶化，女工在轻工业中数量的激增，农妇地位的重要，青年妇女在工农斗争中作用的重大，都使党要用极大力量来注意青年妇女工作，尤其是帮助青年团的工作。十五、加紧党员军事化，与群众有武装训练的组织。党若不努力实现这一任务，党便没有决心准备武装暴动。在工农和青年群众中党必须发展纠察队维持队赤卫队等组织以实施武装训练。全会指出党之主要的策略路线为要完成上述十五项任务而减少困难，全会指出党必须为下列的主要的策略路线在党外党内作坚决的斗争：第一、争取公开活动，同时应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在非法的环境中，党只有利用一切机会，公开做宣传鼓动工作，公开号召群众斗争，公开组织群众，才能影响发动和夺取广大群众到我党的周围。同时应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支部与党团的工作，才能更加巩固党的领导力量，而公开工作的发展也可使党的秘密工作易于扩大和存在。且公开活动是在不断斗争中受到不断压迫一直争向革命高潮，决不是降低我们口号向国民党求得公开的公开主义。第二，目前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不仅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残余，并且反映群众中一部分失败情绪与不正确观念，故和平发展，合法运动，公开主义等右倾思想便不断发生。当然这不是说他已到了最后的形成，已有了一个危险派别，但依着主客观条件来看，实须党坚决地予以斗争，以防止他可能的发展。第三，另一方面，假使以为一切“左倾”的危险已完全肃清，或者“左倾”并不危险，那也是非常错误的观念，目前严重的左倾危险，是不愿意争取公开活动，不愿意进行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不愿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盲动主义残余与急性的情绪等等，都须党予以肃清，以打破党之脱离群众的现象。全会指出党在组织上的进步与弱点，工作上的缺点以及正确的组织路线依据党的组织状况，全会指出党虽在一年来处境仍是非常困难，但经过党内党外不断的斗争，的确已取得了相当进步，已将党从涣散状态中挽救出来了。一般地说党内的削弱已渐趋稳定。但同时还存在有组织上的弱点与工作上的缺点。这些弱点，特别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党员政治水平线低微，工人干部缺乏，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尚有残留，乃很易助长党内各种不正确政治思想尤其是右倾思想的发展。然决不应因此便忽视了组织上另一方面的进步，且应针对着这一迸步，艰难耐苦地努力消灭党在组织上的弱点与缺点，以加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全会认定党在组织上的正确路线是：（一）欲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首先要深入到重要产业工人群众中去，注意党员质量的发展，使改造党的旧基础与发展新基础要同时并进。（二）支部是党的基础，群众的核心，党要注意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创造支部生活，使每个党员都能在支部中为党工作。（三）地方党部目前在组织上应以建立中心工作，实行党内正确民主化，坚强党的纪律，建立工厂小报与地方宣传品，注重发行分配工作，加紧训练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为其主要任务。（四）上级党部应特别努力于政治及中心工作的指导，加紧巡视工作。（五）党应将帮助青年团的工作看做自己的工作。（六）党应严重注意秘密工作，从深入群众中去消灭党员自首叛变的现象。（七）党应与群众组织必须划分，相互关系必须确定，党在群众组织中必须有党团的组织和工作。全会坚决反对党内不正确的组织观念，并主张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活动全会承认六次大会后党内生活，的确表现了些新精神——为党的正确路线斗争的精神。但有些同志却主张党内和平，主张极端民主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些同志发生了组织上的取消观念或形式主义的残留。现在党处在白色恐怖下，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又甚浓厚，特别是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发展，很易与国际反对派的活动结合来分裂中国党，因此，全会认为我党不仅应注意政治路线的正确运用，还须注意党内铁的纪律的保障。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必须领导全党与之作坚决斗争。不正确的组织观念，必须坚决地反对，而反对派在党内的活动，更须予以理论上的指斥，组织上的制裁，来消灭，并肃清其领袖的活动的分子。全会指出目前工人斗争在开始复兴中的特点，并规定今后工运的中心任务全会指出在现在反动政治局势下，工人的生活状况愈陷于奴隶牛马的地位，工人的斗争乃继续不断地发展。在工人斗争开始复兴的形势下，斗争的特点表现出更加扩大，深入与政治意识的增进，黄色工会下的群众亦更加左倾，而他的前途必然是继续开展。反动势力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都在一致地加紧进攻工人，尤其是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的作用是最妨害工人斗争发展的武器。六次大会所规定的职工运动的策略，根据于一年来的工作经验，无疑地是正确。全党对于这一任务的执行虽表现有相当进步，但还不充分，许多右倾与左倾的错误还未完全改正，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还有忽视，工会工作还没能有广大群众的基矗因此，全会更规定工运今后的策略路线与中心任务是：一，积极发展重要产业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海员矿山工人运动；二，领导工人群众与改良主义作坚决斗争；三，参加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发展群众斗争，扩大党的宣传，组织中心干部，夺取广大群众，以推翻黄色领袖，改变其工会性质；四，发动和扩大工人群众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强大工人斗争的战斗力；五，由下而上地去群众中发展和扩大阶级性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六，利用社会一切公开的可能机会，扩大赤色工会的活动；七，正确地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八，加紧青工女工的工作；九，领导失业工人的斗争；十，领导农村工人的斗争与其工会的组织；十一，加紧和扩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十二，注意工人武装的组织和训练。在这些任务前面，全会认为赤色工会的工作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应争取广大群众到自己的周围，坚决地反对劳资合作，揭破黄色领袖欺骗，不放松反帝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的斗争，联合国际工人阶级，反对第二国际，赞助农民土地革命，努力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加紧领导群众日常斗争，注意重要产业重要地区的发展，引用非党的工人到工会机关。只有在不断地实现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全总的工作才能获得了稳固而广大的基础，党才能争取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到自已的周围。※※※同志们，以上便是二中全会的决议与精神！全会的一致的决议是我们在六次大会精神与国际指导之下制胜敌人与夺取广大群众促进革命高潮之更进一步的成功的武器！中央政治局依据全会的指示，号召全体同志站在六次大会的精神之下一致地努力执行这一切的决议，使全会的决议成为实现六次大会精神与中国革命使命的最完善的工具！中央一九二九，七，九日。附：各级党部，全体同志们，全会各种决议即将随此通告发下，各级党部接到之后务必召集会议讨论，并做成决议。会议的方法：在省委要召集省委全体会或召集中心区域的负责同志参加省常委会讨论；在地方党部如系中心区域要有省委的巡视员在中心城市召集邻近各县联席会议讨论，普通地方党部会议要尽量做到有中心城市党部的代表参加，至在省委所在地的地方党部要多召集活动分子会议报告讨论；在支部中要有计划地做到每一支部都讨论过全会的策略战线，首先要从支书联会上做工夫起。讨论的内容，要尽量做到与当地实际生活，工作经验，斗争策略联系起来；成立决议案亦必须地方化工作化而不要只在原则上大体上来回答全会的决议，且各级会议的决议不必太长，亦不必分成几个，主要地在能帮助下级党部更有头绪更切实际地讨论，一直达到支部。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版在“无条件地反对富农，仍是错误的”后加有一个注，说“此句错误处在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之指示信来后，中共中央已于原决议案上加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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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同志之家属书（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同志之家属书（一九二九年六月）[1]在狱的同志们！我们党的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已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在广州⑵开过了，二中全会对于你们一切为革命而入狱的英勇战士致革命的敬礼！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军阀企图以屠杀枪毙逮捕拘禁等白色恐怖的方法消灭中国革命，其实这些方法仅仅表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以回光反照，任何力量决不能阻止日正发展着的中国革命运动。在革命部队之被枪杀和逮捕的地方，到处都有几千几万的新战斗员继起！中国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正在追念他们被国民党军阀屠杀的最好领袖陈延年赵士炎张太雷罗亦农以及各地死难的同志时，最忠勇革命领袖苏兆征李源杨福涛夏文法甘卓棠孙津川叶开寅亦继续为着中国革命而牺牲了，他们之死已增加了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愤怒，全国的工农劳苦群众都在蹈着他们的血迹前进！被捕的同志们！高举革命的红色旗帜，要证明给那些走狗革命的叛徒看：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决不是鞭棰枷锁所能屈服，要以你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更加鼓动着全国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的坚决斗争的勇气，同志们，全国工农群众又开始了他们新的革命斗争，全世界的革命火山都在冒火吐烟了，我们正在坚决的领导他们的斗争，扩大组织，我们相信必然可以推进革命的高潮，必然使全世界的统治阶级在大革命的火山爆发之下完全炸裂，这是可以相当告慰你们的。革命死难与被捕者的家属！你们对于家人之死难或被捕的悲伤即是我们的悲伤，我们为纪念那些革命的志士更勇敢地斗争。革命死难者的父兄们：你们以革命的意志训练你们其他的子弟，为其革命死难的兄弟和妹妹们复仇！革命死难和被捕者的妻子们！你们要训练你们的孩儿，仇恨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不要使他们的父亲徒然流了革命之血。革命死难者的孩儿们！记住你们父亲母亲的死难，加入青年团。记住任何帝国主义者，军阀军官，地主，资本家，富商都是你的仇敌。你们的父亲母亲就是他们害死的，只有中国和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是你们的朋友。死难烈士的精神不死！为死难烈士复仇！要求释放被捕者！打倒屠杀，逮捕革命战士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中国被压迫人民自由解放万岁！革命胜利万岁！一九二九年六月于广州根据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刊印注释⑴此文为1929年7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43次会议通过。⑵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实际召开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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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一九二九年六月）⑴英勇奋斗的同志们：你们艰苦奋斗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在中国革命大失败之后，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白色恐怖时期中，你们帮助湘鄂粤赣闽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曾经建立了若于县的苏维埃区域，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肃清封建势力，创造群众自已直接管理的政权。并且经过二百余战，都给封建军阀以严重的打击，使革命政纲的影响更加在广大群众中扩大，使镰刀斧头的红色旗仍然飘扬于白色恐怖的中国，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斗争的勇气更加兴奋，使反动统治阶级发抖，这不仅在革命历史上有伟大的光荣，而且在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前途上亦有很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对你们表示极诚意的慰劳—一尤其是对于因奋战而死亡的同志们表示十分哀悼！现在反动统治阶级已经走上他们崩溃的路道〔道路〕。革命复兴的时期将要来到我们的面前。帝国主义，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他们联合一致的镇压革命以后，他们马上互相抢夺在我们工农劳苦群众身上压榨得来的赃物，又在互相火并起来。现在蒋桂两系的新军阀战争已经开始了，其他冯系，阎系，奉系，这些强盗也在互相仇视，冯蒋奉阎的战争必不可避免的要继续起来。他们这样的混战，便是他们必然崩溃的一个条件。在反动统治阶级镇压革命，高唱他们胜利的凯歌当中，更残酷的向我们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压榨：帝国主义加紧来奴隶中国民族，地主加紧对农民剥削，资本家对工人进攻，军阀加紧对兵士的压迫，特别是白色恐怖的摧残，当近几百万人都死在统治阶级刀枪炮灰〔火〕之下。统治阶级自以为是完全胜利了，而不知道这正是掘自己的坟墓！现在他们正在开始争夺这一肥厚赃物，而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又已开始新的反抗的斗争。全国工农〔人〕群众，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几个中心的区域，斗争已开始复兴，全国农民群众，〈尤其是〉湘鄂〈粤〉赣闽，反抗日益加强。军阀军队的士兵群众因受不住官长的苛虐待遇，反抗哗变的事，更是日见增多。虽然统治阶级用尽威遇利诱的方法，想来遏止群众斗争，但是群众革命的情绪，仍然是向前发展，这便是新的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象征！英勇奋斗的周志们，全国几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都在整顿自己的队伍，加强自己的组织培养自己的力量，准备着一致向统治阶级进攻，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你们应该继续你们艰苦卓绝的意志，英勇斗争的精神，扩大你们的武力，继续游击战争，尤其是要与广大农民群众联合起来帮助他们斗争，你们只有〈在〉广大的工农群众拥护之下才能战胜一切敌人，假如广大的群众离开了你们，必然要遭受很大的失败。这样与将来全国革命斗争的力量汇合起来，实现革命彻底的胜利。英勇奋斗的同志们！你们是工农的武装力量，你们是革命的先锋队，你们不仅是要以你们的行动来影响工农群众，而且要把你们自己的经验和认识告诉工农群众与敌人军队中的兵士，提醒他们痛苦的来源，指出他们的出路，告诉他们只有自己的组织斗争的力量才能扫除压迫，才能得到解放。使他们都在你们影响之下，组织起来斗争起来，然后革命的力量才能更加扩大。你们不仅要做一个革命的武装战士，而且还要做一个革命的宣传员和组织员！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着全国工农兵士群众作艰苦的斗争，与你们一样的艰苦的斗争。我们相信只有我们斗争的胜利才能解放我们自己！我们相信只有彻底驱逐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自已管理的政权，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我们相信反动的统治阶级，必然要在群众革命威力之下瓦解崩溃，最后的胜利必然归于我们！今年的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工农及劳苦民众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的总示威日子，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日子，希望你们在当地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这一示威。英勇奋斗的同志们，你们已经开始了革命道路伟大的工程，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也在一样的开始这种伟大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继续你们艰苦卓绝的意志，英勇斗争的精神，来完成你们未尽的使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消灭军阀战争！建立工农民主共和国！举行八一示威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纪念南昌暴动！工农解放斗争胜利万岁！工农的武装——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一九二九，六月。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文为1929年7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43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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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一九二九年七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一九二九年七月五日）〔1〕工人，农民，兵士，和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爪牙侦探追逐之下，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分析六次大会后一年来革命斗争的经验，分析目前革命的形势，确定了以后斗争的路线与策略，号召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一致起来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作坚决的斗争。劳苦的弟兄们：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在他掌握了政权之后，特别是最近一年来卖国殃民的政策，更加充分的证明了，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制度的保障者，他是买办，地主，资本家，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看呵！全国工人们不是受着资本家更残酷的压榨吗？！工资更加减少了，还要用罚款，存工等苛虐的方法来特别剥削。工作时间已经是无可延长了，还要把吃饭的休息时间取消，大小便都加以苛刻的限制。惨酷的待遇，把工人看做牛马奴隶还不如，童工女工常常被工头职员活活打死。再加用改良机器的方法来加重工人的工作，一方面使工人受着死机器的管束，不能有一秒钟的偷闲，另一方面大批的开除，更使工人加重了饥饿失业的恐慌！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这样还不满足，还在高喊“增加生产”，他们还在计划着更毒辣的来剥削工人呵！国民党知道工人阶级忍不住这样残酷压榨的时候必然要起来反抗，于是用尽各种的方法来加以镇压防止。“巩固后方”，“维持秩序”，“罢工便是反革命”，这就是国民党禁止工人罢工的口号，许多工人阶级的战士，为着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他们这样口号之下遭受屠杀，坐牢，吃官司。用整理，登记，颁布工会法的政策来禁止工人组织的自由，许多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都被他们解散了！他们还收买了一些工人阶级的叛徒，黄色领袖，来散布他们的改良欺骗，想以“和平奋斗，劳资合作”的口号，来防止工人的阶级斗争，以“请愿”，“仲裁”的方法，来缓和工人的反抗。工友们！你们的痛苦只有你们一致的团结，坚决的斗争，才能渐次的解除。共产党号召你们与残暴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民党奋斗到底！团结起来呵！为增加工资而斗争，为改良待遇而斗争，为反抗童工女工的特殊雇苦而斗争，为星期日的休息而斗争，为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为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而斗争，为释放被捕的工人领袖而斗争，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屠杀工人领袖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走狗黄色领袖！打倒压迫我们过牛马奴隶生活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耕田种地的弟兄们！你们一年劳苦的收获，都被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放印子钱的，资本家，用尽各种的方法，地租，捐税，抽军饷，勒种鸦片，重利盘剥掠夺去了，你们自己还是吃稀饭杂粮，甚至常常挨饿。国民党的老爷们，他们都是豪绅地主资本家的代表，甚么“二五减租，减轻田赋”都只是欺骗人的鬼话！他们极力镇压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实行不断的屠杀，广东，湖南，江西，湖北，河南，福建，全国任何一省，都染红了英勇的农民斗争遭受着国民党屠杀的血，这就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呵！西北几省的大灾荒，饿死的已不下数百万人，现在还有五千万人以上，树皮青草都没有吃了；这决不是甚么天灾，这完全是国民党的军阀们制造出来的结果。农民的金钱甚至最后一粒的种子，都被他们掠夺去了，自然无法下种，无力来修整水利，再加以不断的军阀战争，拉夫拉车，抢牛夺马，使农民都逃到深山幽谷而无法耕种。万恶的军阀们，不但制造了这样的灾荒，并且为他们战争的原因，又把赈济灾民的款项米粮，拿去扣充军饷军食，竟让几千万灾民活活饿死！耕田种地的弟兄们！你们要解除这样无穷的痛苦，只有坚决的团体〔结〕起来，反对军阀战争，反抗一切捐税田赋，实行抗租抗债，反对一切地主高利贷者，资本家。最后要没收地主阶级，以及一切豪绅帝国主义者占有的土地，与城市的工人群众亲密的联合起来，推翻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帝国主义，国民党，买办，富商，对你们的压榨更加厉害了，苛捐杂税有加无已，一切自由剥削无余，许多学校遭受封禁，读书都没有自由了。你们为反抗这样的剥稍，曾不断的开会请愿，哀吁呼号，何曾得到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老爷一点的怜恤呢？！你们要解除这些痛苦，只有坚决的斗争，只有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一致的斗争！工农劳苦的弟兄们！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掠更加历害，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比以前北洋军阀，更加无耻。广大群众抢夺回来的汉口九江等处的租界，又被国民党送给帝国主义去了。航空已是美国的占有，诲军请英国来训练，这不只是出卖了中国的独立利益——而且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军事根据地，更加加重了中国劳苦群众在将来世界大战中的惨祸。南京政府差不多完全在帝国主义管理支配之下了，各国都派了许多的顾问，实行监督，国民党的政令，都只是执行这些顾问的意志和命令。日本强占山东，侵掠满蒙，固然是毫不掩讳的强盗政策。英国对于广东以至长江流域，也不只是恢复了他的固有的特权，而且更加强了他的统治力量，任何一个军阀占有两广长江，都只能做英帝国主义的走狗。美帝国主义戴上了自由的假面具，挟着他的强大的财政资本的势力，来进行他的狡猾的侵掠政策。他收买了中国资产阶级做他的工具。于是航空铁路，以及上海电气等，一件一件的攫到了他的手中。甚至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而实际上只是掩饰他的侵掠的面孔，欺骗中国群众的把戏。任何一个帝国主义都是一样垂诞中国的财富，特别是广大劳苦群众的血汗，企图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实行他的掠夺的强盗政策呵！帝国主义的强盗们的威力加强了，于是他的残暴的行为也就更加厉害了。中国人的生命在强盗们的眼中，比他豢养的犬马都不如，到处都发现残杀华人的惨案，汉口的水案，上海的张案，青岛的马案，特别是山东济案，这样残暴的兽行，层出不穷，这就是帝国主义表示着他的威权呵！这就是国民党一年来“革命”外交的成绩呵！工农劳苦群众们！团结起来呀，为中国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帝国主义的强盗们，既然都垂涎中国庞大的财富，竞相劫夺，遂造成分赃不匀，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的互相敌视，更加深了世界大战的危机。这些强盗们首先便指使他的助手——中国各系军阀互相火并，抢夺地盘与政权。中国统治阶级的内部为着争夺对工农劳苦群众的剥削与统治，也包含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统治阶级的各派与各个利益冲突的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遂造成不断的军阀战争。很明显的这样的战争都是强盗分赃的战争，甚么为“统一”而战，为“民主”而战，只是各派军阀企图欺骗群众，掩饰自己罪恩的鬼话！工农劳苦群众们，我们已经饱受了军阀战争的痛苦了！工作增加，物价昂贵，勒派军饷，强占民房，拉夫拉车，封船封马，尤其是士兵弟兄们，仅仅得到名义上九元钱一月的生活，大多数是没有饷发，还要把自已的性命做军阀升官发财，抢夺地盘的牺牲品！工农劳苦的弟兄们，不打倒帝国主义，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这些战祸的制造者，军阀战争永远不会停止的！劳苦的弟兄团结起来呀！反对军阀战争！打倒制造军阀战争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帝国主义的强盗们，为着抢夺中国，为着重行分割世界被压迫的殖民地，他们正在积极准备着世界大战。如火如狂的增加军备，制造杀人的利器特别是化学毒气。第一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工农劳苦群众死伤一千八百万人，现在帝国主义制造的武器，杀人的力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千万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真是天崩地裂的惨祸！帝国主义的强盗们不只是为着瓜分中国而准备大战，而且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特别是英日美帝国主义，都在企图把中国拉做自己的后备军。工农劳苦群众们，世界大战的惨祸，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要临到我们的头上。要避免世界大战的惨祸，必须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中国国民党！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现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与许多被压迫民族的群众，都忍受不住帝国主义的压迫，感觉到世界大战的危险，都在积极的起来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特别是工人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是世界劳苦群众反帝国主义反世界大战的大本营，全世界被压迫群众都与苏联站在一条战线上与帝国主义斗争！工农劳苦群众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必须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群众，密切的联合起来！拥护世界反帝国主义大本营——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是工人阶级的国家，是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有力的奥援，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与发展，更加促进了工人阶级革命的勇气与决心，更加推动着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兴起，因此苏联成为帝国主义生死的敌人。帝国主义过去曾用尽一切造谣欺诈封锁袭击的方法，对苏联进攻，但是苏联得到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拥护，依然继续他的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并不因此停止他的阴谋，而且正极力准备着更残酷的武装攻击，企图覆灭苏联。西欧环绕苏联各小国家都在英、法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对苏联武装起来了，此次哈尔滨搜查领事馆的事变，也就是帝国主义在东方进一步的对苏联进攻的实现。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尤其是嫉恨苏联工人阶级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更加深入了对于苏联的仇视。因此完全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不断的对苏联进攻，遂造成此次哈尔滨的事变。中国国民党没有一天不在牺牲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利益，来买好帝国主义；现在他对苏联进攻的时候却无脱的高唱民族利益的口号，这不过是企图掩饰他对苏联进攻的罪恶，来欺骗工农劳苦群众。劳苦的弟兄们！苏联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好朋友，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同盟军，中国国民党，中国豪绅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民族利益的叛变者，是工农劳苦群众的敌人。我们无论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利益，为自已阶级斗争的利益，都必须坚决的起来，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劳苦弟兄们！哈尔滨事件不过是开始对苏联挑衅，帝国主义国民党决不会以北为满足的，必须要更厉害的进攻，以至爆发对苏联进攻的残暴的战争。这就是全世界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肉搏的时候了，这就是中国民族解放的生死关头，我们要准备着，积极准备着，武装保护苏联，以革命战争来消灭进攻苏联的战争！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工农劳苦群众和被压迫民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日一八月一日举行全世界的总示威，反对世界大战，反对进攻苏联，与拥护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全世界被压迫群众，将要在这一天发展他的伟大的威力对帝国主义反抗，使世界统治阶级发抖！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反对进攻苏联，必须与全世界工人阶级一致的行动起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号召你们，在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共产国际指导之下，于八月一日罢工罢市罢课举行全国总示威，对统治阶级给以严厉的打击，来表示你们伟大的革命威力！劳苦的弟兄们，全世界的革命正在继续发展，中国的革命因为你们坚决的斗争，也到了开始复兴的形势。资产阶级处在这样大革命的威吓之下，一方面厉行残酷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收买少数工人阶级的叛徒，运用改良主义的欺骗，来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与左派社会民主党，成为资产阶级的最好的工具。中国的改组派，第三党与一般黄色工会农会领袖也是一样的革命的叛徒，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与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工具。工农劳苦群众们，要得到彻底的解放，只有斗争，只有革命，改良只是欺骗，决没有一点出路的！一致的团结到革命的口号之下来，打倒这些出卖革命的叛徒，改组派与第三党！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处在大革命火山之上了！继续加紧斗争呀！促进这一火山更快的爆发起来，把帝国主义的统治炸毁，使中国民族与全世界被压迫民众都得到彻底的解放，把全世界资本主义吃人的制度，轰成灰烬，造出一个光明灿烂的共产社会！中国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共产主义成功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七月五日根据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刊印注释〔1〕此文为1929年8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48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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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⑴中国共产党二中全会看过共产国际对于德国与捷克斯拉夫二党党内右倾问题的决议，并听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之后，完全同意国际的决议。右倾分子攻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决议，认为国际大会对于资本主义稳定的估计，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性质之决定，对于共产党领导工人罢工与吸收没有组织的工人参加罢工的决议，是不正确的。右派分子对于局势的估计与革命斗争的方法，完全与左派社会民主党同出一辙。他们在理论上与策略上反对六次大会的决议，同时也与党的中央作组织上的斗争，如组织自己的党团（德国的布兰得勒尔），发散反党的传单（在捷克斯拉夫），因此德国党与捷克斯拉夫党的中央以及两党的大会都曾与这些右倾倾向作过坚决斗争，把有害于布尔塞维克党的分子完全驱逐出党。右派分子在反党反国际的狂动之中，找到了所谓调和派为自己的同盟者。调和派在理论上同意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决议，而实际上是掩护并且帮助了右派。党的中央与大会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调和派的处置完全是正确的。只有毫不妥协的与右派及调和派作坚决的斗争，才能保障各国的党与共产国际对于革命斗争的领导得到最后的胜利。根据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刊印注释〔1〕本文无时间，此时间为1929年7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43次会议通过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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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运动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共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职工运动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共二中全会通过）〔1〕一、反动政治局势与工人生活状况六次大会后，正值帝国主义在中国企图实行瓜分政策，五三惨案的发生，正是帝国主义企图的表现；因为帝国主义互相间的矛盾必然不可避免的要爆发帝国主义的大战而形成帝国主义在中国互相竞争的形势，更促进中国的军阀的混战，同时使他更加急进地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大本营的苏联进攻。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不仅挽救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并且继续不断的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日益加强，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同时国民党内部互相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的加紧爆发起来形成军阀混战的局势。反动的政权虽然不能得到和平统一的稳定地位，但是对革命势力是一致地进攻，白色恐怖的厉行，加紧压榨工人阶级是不遗余力。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客观的主观的条件，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虽然在妥协帝国主义之下得到一点发展，但是更帮助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因此他只有加紧剥削中国工人阶级以求得与帝国主义的工商业相竞争。中国工人阶级在这种反动势力一致进攻之下，生活状况陷于不堪的地位，一切自由均被剥削殆尽，过去在斗争中所争得的利益和条件，早已取消无存，继续的加长工作时间（十时到十八小时的），减低工资，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工厂内合理化的实施，以及中国资产阶级为节省生产费用加强劳动率，更使工人的工作加重，长久失业的恐慌，大批的改用女工童工代替成年工人的工作，更加重的来剥削与压迫，待遇的苛刻与工头的虐待和额外勒索，物价不断的高涨，以致工人生活标准日渐降低；至于工厂卫生各种设备，对于工人的健康妨害是有加无已，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愈陷于牛马奴隶的地位。因此工人阶级在这样残酷压迫和剥削之下，因生活的痛苦，必然要起来斗争，加以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经过相当的休息，斗争的情绪与力量，逐渐有了恢复，再以帝国主义的凶横与国民党的卖国，更加激起来群众的革命情绪，于是工人的斗争继续不断的发展起来。二、全国工人斗争发展的形势1．工人斗争的发展到现在是开始复兴的形势全国职工运动，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工人阶级在不断的反抗斗争失败中，的确受了严重的摧残和牺牲。直到一九二八年国民党三次北伐的时候，全国的职工运动遂又开始转到新的方向而发展。党的六次大会正值五三惨案发生的时候，激发了全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虽然国民党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压迫群众，破坏革命的反帝运动，但的确促进了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发展，继续不断的起来反抗资本的压迫并为要求改善生活而斗争，但是这种形势只有上海是继续的向前发展，并且多偏于店员手工业工人的斗争。到上海邮务罢工以后，更推进产业工人及全国工人斗争的开展，北方及各地斗争的相继发生，开创了全国职工运动新的局面。但同时改良主义乘机侵入工入群众中积极活动，黄色工会更借反动政治势力在全国有了相当的发展，群众的和平斗争的倾向，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更明显。但经过不久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爆发蒋桂战争，更加促进军阀战争的局面，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更加急剧的发展起来，开始复兴的形势。在最近的新形势，不仅是继续以前的形势向前发展，不仅是群众斗争的扩大，而是斗争的形势有了新的特点，我们必须加以详细的分析与正确的认识。（一）斗争形势的扩大与深入现在全国工人的斗争是形成普遍的发展，不仅上海天津香港几个大工业区，而无锡苏州南通青岛厦门汕头北平唐山江西景德镇吉安等处都是继续不断的发生，并不是限于一地的发展，或是偶然发生斗争的形势。不单是对于资本的反抗，而是进一步的经济要求，加工资，减时间，订立劳动条件，在全国斗争中成为主要的要求。罢工的事件是不断的发生，万人以上的大罢工时有所闻，直接行动的斗争形式，日渐发展。斗争的内容已由经济的斗争逐渐进到政治斗争，争自由的斗争为工人斗争中的中心问题。目前群众斗争总的形势是扩大深入了，在客观上表现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一天天的进展。（二）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增进目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军阀战争局势的发展，国民党更加露骨的压迫工人，资本严厉进攻剥削，揭破了改良主义和平统一的欺骗面具。在群众斗争发展中，的确可以使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逐渐打破，政治的意识是有相当的进展。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及其政权已开始由愤恨进到公开的反对，反国民党的口号渐由党的宣传成为群众中的实际斗争的口号，在群众的会议中，特别是斗争中表现得更明显。在上海自五卅运动示威，在群众中更加使这斗争的形势扩大。虽然这一现象是在开始发展，还没有在一般群众中普遍地发展起来，但是斗争的发展愈剧烈，必然使这一形势逐渐扩大到一般群众中。目前的确表示工人群众的政治意识与从前不大相同，这是阶级斗争深入的表现。当然不能过于夸大这种事实，但是他的发展亦有客观的原因。目前工人群众在他的生活上，斗争上，国民党的压迫的事实上，反动政治的表演中与斗争事实教训中以及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增加，均是使工人群众一方面打破许多幻想，另方面促进阶级的政治意识发展。我们的党必须认清这一现象，加紧促进这一形势的发展，这是目前的主要的任务。（三）黄色工会的群众逐渐左倾及黄色领袖的动摇开始发展在前一时期，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确有相当信仰，目前群众斗争的发展更加扩大和深入，使黄色领袖欺骗的面具，特别是帮助国民党对于工人的压迫，更加显露的表现出来，遂引起工人〔会〕内部的斗争发展起来。全国黄色工会最有基础的上海邮务商务英美等工会，在群众中已开始动摇，加以国民党各派的冲突反映到黄色领袖间，发生互相攻击的分裂现象。当然目前黄色工会在北方以及将来其他地方，还有发展的可能，在群众中还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却表示黄色工会在群众中开始动摇，这是群众斗争深入的时候必然发生的事实。――还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深入群众领导群众推进斗争的发展，未使黄色工会的裂痕剧烈的爆发起来。在这些新的特点中，都是表现新的形势发展，的确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开始复兴的形势。当然在这新的形势发展上，还带有许多的弱点，正是经过革命大失败后将转向复兴的过渡中必有的现象，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在这些斗争中还不能表现伟大的领导作用，与群众的关系还不密切。若是以这些弱点认为是群众斗争仍是消沉，甚至以为群众斗争的性质还是防御的形势，而抹煞客观斗争的形势，这都是不正确的观念。固然对于一种形势的估量是不要过于夸大，同时对于新的形势的特点要有正确的认识，才不妨害党的策略路线。2．工人斗争的弱点群众的斗争虽然是开始复兴的形势，但是在斗争中还有很多的弱点：（一）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的发展在群众中有相当影响，使群众斗争发生合法的和平的斗争倾向，对于国民党还存有幻想。（二）群众斗争的组织力量表现得很薄弱，许多大的罢工运动因而遭失败。（三）全国斗争的发展还不能有很好联系，形成广大的强有力的阶级战线的形势，自发的斗争居多，表现时起时伏的现象。（四）群众在革命失败后的恐惧心理还未完全消灭〔除〕，减弱直接行动斗争发展的力量。（五）在许多群众斗争中，党与赤色工会的领导缺乏，不能加强斗争发展的力量，这些弱点均足减弱斗争发展的力量，因此党与赤色工会必须去了解和认识这些弱点。要正确地针对这些弱点来规定职工运动的策略，才能在不断的斗争〈中〉克服这些弱点。3．斗争发展的前途目前职工运动新的发展形势，在客观条件上，不仅是上海，北方等地以及将来的武汉广州等地斗争，必然要同样的广大的剧烈的爆发起来，必然是继续向前发展。因为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间的矛盾加紧（帝国主义的矛盾，军阀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军阀混战的局势发展，全国得不着真正的统一，反动的政权不能稳定，中国资产阶级不能有独立发展，只有加紧剥削工人来积累资本，不能改良工人生活，改良主义很少实现的可能，国民党对于工人的压榨更加锐利，这些根本问题没有得到一个解决，工人的斗争是不会减少，只有更加猛烈的发展。这一形势的发展，是否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之一，这是看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加强，斗争形势的扩大，以及党的努力如何来决定。因为在这一新的形势中还有许多弱点，合法倾向，斗争的组织力量薄弱等，特别是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活动是不会停止的，群众斗争的发展愈急进，改良主义活动愈加锐利而企图阻碍迄一形势的发展，根本来消灭群众的革命斗争，走向改良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因此在目前客观新的形势上，无产阶级的政党仍然要艰难困苦的做群众工作，夺取广大的产业工人群众在他的周围，必须要坚苦的来战胜主观上客观上许多困难，才能推进目前形势发展，促进革命高潮到来。三、目前反动势力对于工人阶级进攻的策略目前全国职工运动虽然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反动势力联合一致地对于工人阶级的进攻愈加锐利，这正是工人阶级革命势力的发展与反动势力进攻相针对，其形势如下：1．帝国主义更加锐利的进攻中国工人中国革命运动在过去虽遭失败，但是撼震了国际帝国主义，于是帝国主义一方面直接用武力的进攻，勾结反动的国民党来压迫革命，同时更指示在欧洲欺骗工人有力的工具――国际改良主义者，与反动国民党联合一致向中国工人阶级进攻。东亚改良主义者日本铃木更与国际改良主义共同企图明年四月在孟买召集亚细亚劳动会议，来破坏革命的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阴谋企图消灭东亚民族独立运动，这是显然的事实。中国职工运动在目前应当坚决的号召广大的群众与国际改良主义斗争，揭破他们的阴谋，特别对于太平洋沿岸各国革命工会的联合工作，在过去太不充分，今后应加紧这一工作，这是非常必要的。帝国主义除此以外，更直接加紧对于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运用新式生产工具于中国直接开设之工厂内加紧剥削，派遣驻华海陆军驻扎工厂，压迫工人，任意屠杀中国工人，如汉口水案〔2〕，上海吴案〔3〕，最近青岛马案〔4〕，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各地的屠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工人的进攻更加锐利。过去党对外国工厂斗争的领导还不充分，尤其没有使工人经济斗争与反帝运动相联系，对于反帝运动的领导和发动还缺乏，因此在职工运动中反帝运动与经济斗争的联系与扩大是目前斗争中一个重要的任务。2．国民党愈加露骨的压榨工人反动的国民党因为群众斗争的发展，愈加露骨的来压迫工人，更加以利用反动的政治势力来压迫工人的一切斗争，继续白色恐怖的政策，更毫不掩饰的来剥削工人阶级的一切自由，稍有斗争行动的工会，动辄遭封闭和改组，拘捕工人中革命首领，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这一方面因为反动政治的反映，同时工人斗争的扩大和深入必然使反动的国民党只有露骨的施行其反动政策。这并不是他放弃了改良主义的欺骗，在目前改良主义的欺骗还是国民党进攻工人最厉害的方式，我们不应忽视它。为了统治职工运动及阻碍革命工会的发展，进行黄色工会的组织以欺骗群众，但在这种欺骗不能生效时，只有加紧反动的压迫。过去党对于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没有很好的将反国民党斗争与反对国民党压迫罢工改组工会拘捕工人等斗争联系到工人阶级争自由的总斗争，目前反国民党与争取自由是职工运动中最主要的政治斗争。3．资本进攻的加紧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客观的主观的条件限制，不能有独立的发展，只有加紧剥削来积累资本与帝国主义竞争，于是为减少生产费用则裁减工人，加强生产制度，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工资，苛刻的待遇，大批的开除成年工人，代替以青年男女及童工，更为削弱工人斗争的力量。尤其是群众斗争愈发展，资本家为保持〔障〕其过多的利润的剥削，则更加紧对于工人的进攻，并不因为群众斗争的激烈而放松，有时也以民族改良主义来欺骗工人群众，如劳资合作，为民族利益而牺牲阶级利益等等。所以在目前职工运动开始复兴形势的发展，因为资本进攻而更加促进。4．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的作用目前改良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正是中国大革命遭了暂时失败后，必然要发生的现象，尤其是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存在，新的高潮必不可免的要到来，更促使改良主义在中国积极的活动。这当然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的资产阶级用来加强消灭中国革命的企图，甚至封建军阀有时也利用来缓和群众争斗和增加政治上的作用。当着全国工人斗争再接再厉发展的时候，改良主义对于工人的进攻是更加锐利。中国资产阶级自反动后，不仅企图以改良主义的政纲来求得本身的发展，并且要将改良主义的影响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中，以增加他的政治地位，这更促使改良主义积极向工人群众中进攻。改良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基础是极小地〔的〕可能，无论对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改良主义发展的前途，仍然只有加深中国殖民化的过程，维持封建势力的存在。至于真能实行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更没有可能。只能暂时欺骗群众，麻醉工人阶级于一时。不过目前群众斗争正当发展的时候，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还未十分深入，领导斗争的力量还薄弱，党与群众的关系没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一般阶级意识模糊的群众易受其影响。特别是在许多小的利益争取上，可以麻醉群众于一时来阻碍群众争斗的向前发展。改良主义欺骗工人群众的方法，主要的是利用政治势力来传播改良主义的种子（如黄色工会的发展，劳资仲裁，制定工厂劳动法等），在思想上提倡劳资合作，为民族利益应牺牲阶级利益，和平斗争，中国工业不发达只有努力生产才是工人的出路等等，来抹煞阶级对立的形势，麻醉工人阶级的意识，消灭群众的直接斗争，领导斗争来破坏斗争，以小的利益代替大的要求，引导到和平的合法的改良主义道路，更以法律来束缚工人的行动，如登记注册等，收买工人中的妥协分子和上级工人，建立在群众中的组织基矗特别是国民党的改组派，假左派的名，又有时也喊些不关工人实际生活的左倾口号来欺骗群众，如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某一个军阀，以掩饰整个国民党的罪恶，使一般阶级意识模糊的群众更易受其欺骗，我们在群众中应当坚决与之斗争，揭破其欺骗的面具。改良主义的发展是与群众的斗争发展成正比的，在去年“五三”以后，群众斗争的开始发展中，改良主义积极的施其活动，的确在群众中发生相当影响，这是六次大会以后职工运动中显明的事实。改良主义的作用，在全世界都是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有力的工具，阻碍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企图消灭革命运动。改良主义在中国当然与在全世界是一样的作用，是在政治上革命斗争发展过程中来麻醉群众于一时，缓和和阻碍群众斗争的发展。因此目前对于改良主义正确的认识和估量是非常必要的，不要过于夸大，但是不能忽略了改良主义在目前的作用。他的确是党争取群众最厉害的敌人，党必须采取坚决的斗争策略与之斗争，扫清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黄色工会是改良主义欺骗群众最有力的工具，是国民党用来统治工会运动掩饰国民党压迫工人的面具，是阻碍革命工会的发展的，他是依据改良主义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势力的发展和扩大而生长。黄色工会和过去白色的反动工会在群众的关系上，显然不大相同，而是利用法律地位组织关系来夺取工人群众，以欺骗的方法有时也替群众争得小的利益，并领导斗争来破坏斗争，以合法的和平的斗争形势〔式〕来代替阶级斗争直接行动，以拖延政策来缓和群众的斗争，但是斗争发展与群众的情绪发展到激烈的时候，则以政治势力的恐吓来压制群众斗争。他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劳资合作，因此使一般落后的阶级意识模糊的群众易于受其影响，他的作用与反动的工会是相同的，都是消灭工人斗争，阻碍革命工会的发展。虽然黄色工会当着群众斗争剧烈的时候很易于使黄色领袖面具揭破，使工人群众认识而起反抗，但是目前黄色工会还有大部分群众在其组织和影响之下。虽然在上海有开始动摇的现象发生，但是在北方则正当发展最盛的时候，其他各地也都有他的发展的可能。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应忽视这一事实以及轻视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作用。黄色工会的发展既然是依靠政治势力，，并不是由于经过了思想的发展在群众中生长起来，在黄色工会群众中只有少数的黄色领袖是接受了改良主义的思想，成为忠实的改良主义的信徒，大多数的群众不能认为黄色的群众。黄色工会的群众基础是建立在工厂的职员，工头，上级的工人和工贼走狗身上。因此党对于黄色工会的策略，不应提出反对整个的工会，只能提出反对黄色工会领袖的口号，不应在黄色工会中采取少数运动的策略，组织赤色工会与之对抗，来分裂群众，应当是参加到黄色工会下层群众中，扩大党与赤色工会的影响，起党团的作用，领导群众作反黄色领袖的斗争，夺取大多数的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转变到赤色工会领导之下的工会。拒绝参加黄色工会作下层群众工作，这是无异于放弃大多数群众的争取，在客观上是帮助了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发展。在黄色工会群众工作中，放弃反黄色领袖的斗争，这是非常的错误，不但助长黄色领袖在群众中的信仰，并且他自已要变成黄色领袖的工具，党对于这种倾向应当严厉的纠正。反黄色领袖的斗争，必须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和群众组织的力量，才能得到反黄色领袖斗争的胜利。必须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才能达到夺取大多数群众的任务，才能战胜黄色领袖一切欺骗和威吓群众的诡计。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的发展，是中国革命失败后职工运动发展中一个特殊现象，他的发展当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一）革命失败群众的恐惧心理还未完全消灭，不敢直接发动斗争。（二）工人群众在资本严厉进攻之下，生活痛苦，需要改善生活，不过斗争开始发展的时候，还不能起来作大的斗争，只要稍小的经济改善。（三）无产阶级的政党在过去左倾的错误路线下，与群众关系脱离；自六次大会虽然稍有改善，可是还不充分，对群众斗争的领导力还是薄弱；还有许多右倾的错误，在客观上亦帮助他的发展。这许多的原因给予了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活动机会。无产阶级的党必须努力增进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坚决的发动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必须用尽一切力量来夺取黄色工会中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扩大党的政纲和政治主张的宣传。只有坚决发动群众的斗争，才能揭破改良主义与黄色领袖的欺骗，才能打破群众对于他的一切幻想，围绕着党的周围。5．六次大会的策略与党的工作和经验六次大会对于职工运动的策略在这一年事实中都证明是正确的，大会指示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动员所有的无产阶级群众来围绕着他的阶级组织（党与工会），中心的策略路线是领导工人日常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反对反动工会，组织革命工会，用宣传与鼓动方法提高广大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反对命令主义委派制度以及红色恐怖强迫罢工等。这一年群众斗争的发展事实和现象，证明这一策略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为了实现争取群众的任务，定出工厂委员会主要的策略来团结广大的群众，指出发动经济斗争是能动员广大群众，特别的指出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在职工运动中的企图，提出“反对阶级合作与资产阶级欺骗宣传”，“加入有群众的反动工会，争取其群众”，“力争工会公开自由”等等的中心策略，现在都是无疑的正确。（一）党对于职工运动的工作由六次大会到现在，党对职工运动的工作，是能够有很大的注意，群众工作也有相当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有了相当的改善，但是对于总的任务执行还表现极不充分。当然在客观上白色恐怖的严厉，各地党部不断的遭破坏，都增加工作上的困难，加以党内许多不正确倾向的存在，以及职工运动干部人材的缺乏，使工作进行上发生许多阻碍；但是各级党部对于六次大会的决议案，还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坚决的执行，正确的去运用，许多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到现在还未正式成立起来，因此对于群众的宣传与组织工作，都作得不充分。除了上海香港有进步外，各地党部与工人群众的关系还是很隔离的，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除了上海有进步外都是表现很薄弱。对于黄色工会的工作，虽然有些地方有了进步，左倾与右倾的错误还未完全改正。这是目前职工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各地工会工作，在六次大会后，上海香港等地虽有进步，但是还偏于形式上，组织的工作还没有建立广大群众的基础，不能坚决的建立群众工作的路线；委派制度虽然逐渐纠正，还未完全澈底肃清；工作范围仍然缩小，党的支部还没有深入群众，还不能艰难困苦来进行群众的日常工作和斗争的领导；许多地方还只有狭隘的秘密工会组织工作，不能运用公开机会来扩大赤色工会的工作；有的因为利用公开的活动又犯了很严重的合法主义，工会的工作作得不充分。在目前职工运动工作中，对于铁路海员矿工五金等重要的产业工人的工作的忽视，这是全党工作中一个极大的损失。虽然各地党部在主观上对于这些工作说是注意，但在工作上是表示忽视的，香港对于海员五金工人虽较其他各地注意，但是工作上不但做得不充分，而且有很多的缺点，至于铁路工人运动，全党均没有积极的注意。这些重要产业工人，是职工运动的中心工作，是党的无产阶级的主要的基本力量，若是不能积极的建立这一工作，这是非常大的错误。目前反动势力特别对于这些产业工人群众的争取（特别是铁路工人），更为我们工作中的严重问题。无产阶级的党若是在工人阶级中间没有坚固的基础，在主要的产业工人及工会运动中没有广大工人组织的基础，党不能在中国革命中占有领导的地位。当然目前职工运动工作中有许多困难情形摆在党的面前，必须坚决的艰难困苦的来战胜这些困难，才能使党在产业工人中在工会中及在罢工运动中取得非常稳固的地位和威信，将来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才有更巩固的力量。（二）工作的经验一、正确的运用争取公开活动的策略，才能推动群众斗争的发展，扩大群众工作，这是党最近在上海五卅运动及最近工作中所得到的实际经验，并收得有伟大的成效。狭隘的秘密的工作是不能将党的影响及赤色工会的活动，扩大到广大的工人群众中。这个策略的运用，必须与秘密工作有正确的联系，必须是在斗争中求得公开，防止合法的倾向与形式主义的发生。二、只有广大的政治运动的发展，才能增加群众的政治的认识，提高群众斗争的意识，只有加紧领导群众的经济斗争，才能更快的发展到政治的斗争，加强政治斗争的力量。今年五卅运动，对于党的政治影响，的确是有了广大的发展，上海群众的斗争更加推进向前发展。但是在一个政治的群众运动中，必须注意工人经济斗争的发动，使之互相联系，才能增加群众斗争的力量，才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党在一个政治的群众运动中，必须有正确的策略和计划，充分的动员党员群众，来准备这一工作，才能使运动本身更有力的发展起来。党只有政治影响的扩大，才能征取广大群众，只有充分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才能加强群众斗争的发展。三、只有重要的产业工人斗争的发展，才能推进其他工人的斗争（如上海邮务罢工，平奉铁路工人斗争）。产业工人的工作和斗争的领导，是职工运动中最中心的工作，但是手工业店员在职工运动中有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没有产业工人的城市，则等于产业工人作用一样，我们不要又走到另一极端，完全忽视这一工作。四、取消主义是放弃职工运动的工作，目前党内对于职工运动中最严重的倾向之一，这是阻碍党对于广大工人群众的争取以至放弃工会运动。他们的表现：⑴是狭隘〈的〉党的工作观念，以为没有党的组织和健全支部，群众工作是不能建立起来。于是只注意支部工作发展，党员的吸收，不做群众工作，无形将群众的工作取消了。这种现象在党内甚为普遍，因此支部没有建立在群众中，脱离了群众，失掉了核心作用。（2）为了建立由下而上的工会组织系统，对于改变工会工作路线，纠正机关式的工作，建立群众的基础，于是又走上取消群众工作的路线，单由党的路线（支部）来代替他的作用，如取消海总铁总等。（3）狭隘的组织观念，以为群众中的灰色组织，我们应当经常的保持其本来面目，不必转变成为赤色工会，或发生赤色工会作用（当然这种组织不经过斗争和长期的工作，是不易转变成为赤色工会），至于赤色工会则另行进行组织，这无异于取消了扩大赤色工会运动的作用。单纯组织观念的发展，必然要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目前这种错误倾向，都是阻碍党争取群众的工作，应当严厉的纠正，才能正确的执行党的争取群众的任务。五、和平发展合法主义是目前最危险的倾向。在目前职工运动中，和平的发展最易于发生，因为白色恐怖的严重，不敢领导群众斗争，形成和平发展的现象。还有以为目前职工运动只有在群众中建立基础，才能领导群众斗争，这种先组织后斗争的观念，也是和平发展的倾向，不了解群众组织的发展，必须在斗争中才能扩大的强固起来。至于利用公开活动的策略，又走上合法的道路，为了保存公开的地位而向国民党登记，降低群众斗争的口号，不敢直接斗争，以及在黄色工会中不敢发动群众反h黄色领袖斗争，甚至投降到黄色领袖下面，变成黄色领袖。这都是目前在职工运动中最容易发生的右倾危险，党必须与这些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六、左倾的残余在职工运动中尚未肃清，目前许多地方党部仍然建立在农村中，放弃职工运动工作，除了几个大城市外，其余成为普遍的现象，如不能艰难困苦的来做群众日常工作，放弃领导日常斗争，以及对于黄色工会的轻视，不加入黄色工会群众中进行群众工作，以及不会照着革命原则去运用公开形式与方法，为恐惧发生右倾危险和公开主义的幻想，遂裹足不前，宣传与鼓动的口号不能分开，并列一起，不能有正确的联系，这些左倾残余不能澈底肃清，都是妨碍群众工作的发展。6．今后党的任务与策略（一）目前中心任务一、积极的发展铁路海员矿工五金重要产业工人的组织，建立职工运动中心群众的基础，建立和扩大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广州，满洲，青岛，无锡，南通等重要工业区域的工会工作。二，反对改良主义，领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揭破改良主义一切欺骗，打破群众的合法观念与一切幻想，夺取广大群众在党与赤色工会影响和领导之下。三、积极的参加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在〉下层群众中，扩大赤色工会的宣传，发动群众的斗争，夺取广大群众到赤色工会影响之下，驱逐黄色领袖，逐渐转变到赤色工会领导的工会。四、加紧领导和扩大群众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强大工人斗争的战斗力，促进目前斗争开始复兴的形势向前发展。五、由下而上的在群众中发展或扩大斗争性的群众的组织，建立赤色工会的群众基础，扩大赤色工会运动。六、加强党与赤色工会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和扩大政治影响，坚强工人的阶级意识。七、注意青女工的工作，争取广大的青女工群众，团结在赤色工会的周围，并积极领导他们的斗争，以加强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八、领导失业工人的斗争，并团结在赤色工会组织之下。九、开始发展和建立农村的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经济斗争，以建立工人与农民的亲密关系。十、发展和扩大工人武装的组织和训练工作。（二）策略问题A．运用公开活动的机会扩大赤色工会运动一、赤色工会的组织在秘密活动之下是很难有大的发展的，只有限于一部分的组织，不能将广大的工人群众包括在组织内，不能将他的影响扩大到群众中，因此，要使赤色工会在群众中有扩大的发展，必须利用社会一切公开的可能性与机会，使赤色工会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之下，扩大他的组织与影响。这一策略的运用，必须正确的与秘密工作有很好的联系，坚决的纠正右倾的危险与左倾的残余。二、利用社会公开的可能性，不是合法运动。去向国民党注册登记，这不是利用公开，而是合法主义。更不是以公开为目的，为保存公开的存在，必然走到合法运动。〈利用公开的可能性，是在社会一般所能允许的组织和名义，如俱乐部，图书社，储蓄会这一类的组织来取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但又不是专以这类名义和实质来组织群众，而是名义上的利用，实质上乃是赤色工会的组织和行动，来扩大我们的工作，才能吸收广大的群众到里面来。〉〔5〕三、以各种纪念节日或游艺会的名义，罢工运动的时候，以及各种共同斗争的问题来召集各种工人群众或工会代表开会，或者讨论工人中共同问题，或斗争行动起来进行组织某一产业的地方的公开联合组织，更运用这种组织来公开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以及发展和扩大群众的组织，这都是利用公开机会来扩大党与工会的群众工作。这一策略正确的运用，在目前职工运动中有很大的作用与意义。B．工厂委员会的策略运用四、工厂委员会的策略，自六次大会后，在职工运动工作中，很少执行这一策略，甚至在许多群众工作中，因为不能了解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和正确运用的方法，以致失却团结广大群众的机会，减少群众组织和斗争的发展，在过去工作中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目前群众斗争虽然向前发展，但是群众的恐惧心理还未完全消除，不敢接近赤色工会，还有广大群众到现在没有工会组织。只有正确的运用工厂委员会的方式，使一般害怕斗争和组织赤色工会的工人群众以及工人中有政治的派别的，经过工厂委员会相当的工作的时候，能引导全厂群众到赤色工会领导之下。因此，工厂委员会是目前职工运动最主要的策略。五、工厂委员会完全以争取全厂工人共同的经济利益来团结全厂的群众，因此不问工人中宗教的不同，政治的派别，全厂每个工人都是会员，也没有会所，也不收会费，由全厂工人或代表会的形式选举几人组织委员会来办理或领导全厂工人的斗争问题，逐渐使一般思想落后有政治派别和恐惧白色恐怖不敢斗争的群众，经过工厂委员会的形式在经济斗争中引导走上阶级斗争的战，线上。因此赤色工会可以经过工厂委员会的工作，逐渐扩大他的影响与组织。六、工厂委员会是维持我们和群众密切关系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是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进攻工人们一个最好的抵御。是党在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施行逮捕及屠杀时最好的工具。是反对国民党和黄色工会的侦探们一个武器。是集中群众力量反对压迫的一个工具。是给予群众一个发泄他们愤怒的集体的和代表的机关。使得群众能提出他们集体的要求。使得他们能够对付他们每天所遇的一些愤激不平的事件。是集合各种政见和意见不间的工人的机关，是为建立斗争的工会的一个巩固基础。七、目前对于工厂委员会这个策略的运用，决不以机械的形式来进行这个工作，应当根据工厂实际情形来决定这个组织形式。名称按照客观环境，和群众的需要而决定。这个组织是否公开继续存在，和〔或〕转变为赤色工会，这都是〔要〕按照当时的环境和群众的情形正确的运用，才能推进工作向前发展。八、工厂委员会决不是由少数人所组织，而是经过全厂工人举出来的。更不是和平发展的，而是由斗争产生出来的。工厂委员会的组织立场，是建立在群众的斗争上面，在我们运用策略时，都是应当注意。九、工厂委员会与赤色工会支部是不相同的，不能与赤色工会混合一体。赤色工会支部与党的支部在工厂委员会中只有起党团作用，不能直接指挥。十，在工厂委员会领导群众斗争发展到罢工的时候，可将工厂委员会扩大和转变为罢工委员会，或是在罢工中指挥罢工的机关，经过罢工后应尽可能的使他成为事实上的工厂委员会，不仅在罢工中，便是在经常的小斗争中，也要设法取得组织工厂委员会或定期的工人代表会议的机关。同时必须注意要尽可能的用各种方法组织工厂委员会性质的工人组织。C．斗争的策略十―、日常斗争是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策略。因为群众中的恐惧心理与失败情绪还未打破，以致不敢直接起来斗争，只有发展日常斗争，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逐渐打破群众的恐惧心理。十二、在目前群众斗争发展中，不应束缚于日常斗争的策略，应由日常斗争生长到大的斗争，注意对群众大的斗争的领导，特别是广大群众的罢工运动的领导更有意识〔义〕。同时在寻工运动领导中，力求斗争的胜利，才能加强斗争的发展。十三、在反帝质动，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中，党与赤色工会应努力领导工人群众来参加这些运动，并在这些斗争中，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特别在外国工厂的工人斗争中要注意发展到反帝运动，必须使这些斗争互相联系，特别与工人的经济斗争相联系起来，才能加强工人群众参加斗争的力量。＊十四、目前争取工人自由的斗争，是工人目前政治斗争的中心斗争，在一切的经济斗争中，都要使他发展到争取自由的斗争。只有这一斗争剧烈的发展，才能加强群众的阶级意识，才能更促进反国民党和其政权的斗争向前发展。但是政治斗争，必须加紧领导经济斗争，才能更强有力的发展到〈政治斗争〉。十五、凡是遇到工人群众的罢工运动，尤其是带全国性的产业工人的罢工，党与工会应动员所属地及全国有关系的党部与工会，要集中力量来参加斗争的指导，和号召其他工人起来援助这一罢工，才能借这一罢工来影响其他工人的斗争，推动全国工人斗争的发展。十六、在群众斗争中，动员群众的工作要做到充分，要运用各种斗争组织方式来调动大多数群众参加斗争或罢工中的工作，才能得着广大群众对于斗争的拥护，保障斗争的胜利。D．反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的策略十七、反改良主义最有力的策略是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领导群众作直接的斗争行动，要利用改良主义欺骗群众的事实，一点一滴的事实都不要放松，不断的在斗争中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面具，使群众在事实上把他对于国民党改良主义幻想以及合法观念完全打破。十八、党应坚决的反对党所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向国民党注册登记，请愿调解，助长群众的合法观念和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应该发动群众作直接行动的斗争。对于群众对国民党还有很大的幻想，群众要去请愿登记等，党应该利用许多事实指出这种行动，只有工人受害，没有一点利益，应该以说服的精神来克服群众中一部分的落后思想，不应随着群众走，变成群众的尾巴。即或群众中还是大多数主张去请愿调解，党一方是公开的批评这种行动的错误和危险，同时要参加进去，使群众在这些行动中，以事实来证明党的主张正确，揭破国民党及改良主义的面具，打破群众的幻想，进到群众的阶级斗争形势。十九、应该针对改良主义一切欺骗宣传，在群众中加强阶级斗争的革命的一般理论之灌输，在思想上加强工人的阶级意识。对于国际的改良主义的国际劳工局与黄色国际，应指出其与国民党勾结压迫中国工人，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以及在欧洲出卖工人及破坏太平洋革命工人的联合的罪恶。二十、对黄色工会的策略是参加到下层群众中，利用下层组织关系来接近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利用各种代表和群众会议来反对黄色领袖，一方面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揭破黄色领袖出卖工人利益的事实，使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黄色领袖，将他们驱逐出工会。不是采取少数运动的策略，分裂一部分群众，而是将群众与黄色领袖对立起来，夺取大多数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二十一、因此对黄色工会的组织策略，不是在黄色工会内进行赤色工会的组织，而以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团结支部〔群众〕在群众〔支部〕周围。可在工会之下进行各种附设组织，以团结一般革命分子在党与赤色工会影响之下，加强对于群众领导的力量。赤色工会要与这种革命分子的团结〔体〕发生密切关系。〔6〕二十二、在反对黄色领袖，争取工人利益，发展赤色工会影响的斗争中，群众的罢工，确有很重大的意义。在准备罢工与选择罢工的时候，我们应估计可以取得胜利的条件，应尽可能的发动群众的直接斗争形势〔式〕（即是直接选举代表，关车，关厂等等），在群众的拥护下，成立直接指挥罢工的机关，以脱离黄色领袖的影响。二十三、黄色领袖在群众斗争发动的时候，常常以拖延方法来缓和工人的斗争，以政治势力的威吓，压制工人的斗争情绪。这个时候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用各种群众会议的决定，以及下层组织的反抗，强迫黄色领袖执行，揭破黄色领袖出卖工人的面具，必须真能动员下层广大的群众起来，以群众的力量才能战胜黄色领袖一切恶劣的行为，将他驱逐出工会指导机关，改选革命分子。在黄色工会内提出民主化的口号非常重要，使一切工会问题都是经过群众讨论和决定。二十四、当群众反对领袖〈的〉斗争发展到剧烈的时候，国民党必然要假改组和整理工会的名义来压迫群众反黄色领袖的运动，党应当领导群众起来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派人改组和圈定名单，由群众自己直接选举工人中革命分子充当工会职员，改造工会执行机关。即或黄色领袖借政治势力的保障，不能由群众力量驱逐出去，仍由群众另行选举职员成立新的执行机关。二十五、反黄色领袖的斗争，必须领导群众在不断的斗争中经过相当时期的工作，使大多数群众真能接受党与赤色工会的政治影响之后，才能使黄色工会逐渐转变成为赤色工会领导之下的工会组织，并不是单纯依靠夺取上层指导机关所能达到的。E.失业工人运动的策略二十六、党与赤色工会应当开始来组织失业工人，用一切方法（宣传，鼓动，组织，示威等）来领导失业工人向政府及市政府社会团体资本家要求救济和津贴。二十七、失业工人是工厂工作的候补者，资本家可以利用来威吓在业工入不敢斗争。因此在工会中或〔应〕单独成立失业工人委员会，团结广大的失业工人群众。必须使失业工人在组织关系上与在业工人建立密切联系，并且要在业工人尽力来帮助失业工人，向政府及资本家要求救济，使失业工人来帮助和拥护在业工人的斗争和罢工运动。F.组织的路线二十八、由下而上的来建立工会组织的系统，发展带群众性的斗争性的群众组织，建立赤色工会的群众基础，扩大赤色工会运动。二十九、发展和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是职工运动组织上最主要的任务。赤色工会要实行民主化，吸引广大群众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会的工作和问题的讨论，培养工会中的干部分子，形成工会组织上的骨干。三十、对于许多不能组织工会的地方，党可运用灰色名义如俱乐部，体育会以及合作社等来发展群众的组织。这种组织必须建立在争取群众的阶级利益的斗争原则上，来团结群众，使他成为将来生长到赤色工会的群众组织基础。⑺三十一、对于工人群众中已有的各种原始的封建组织（如兄弟团，姊妹团等），只要带群众性的，党应参加进去，扩大党及赤色工会的影响，逐渐减少原有组织的特性，加重工会的作用，在工作中群众斗争中，逐渐转变成为赤色工会的群众组织基础。党不应提倡或是自己注重去发展这种组织或助长其封建性。G．宣传问题三十二、党在群众中不仅在一切斗争的领导中，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应当在工人群众有〔中〕经常的宣传解释党的政纲和政治主张，灌输一般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扩大党在一般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夺取广大群众在党的影响之下。三十三、在上海利用公开或半公开出版的日刊已有相当的成效，其他如香港天津及满洲武汉广州重要的工业区域要同样发行一种专向工人宣传的日刊或三日刊，产业的地方的总工会都要尽可能出版这种刊物，编辑各种宣传小册子，各种刊物，要在各种工人中设通信员，各种刊物要为群众的说话的喉舌。三十四、党与工会的工厂支部应尽可能举办工厂日报和壁报，作经常鼓动群众的刊物，必须要注重本工厂实际问题，提出最实际最具体的要求口号。三十五、宣传与鼓动的口号要分清楚，不能平列一处，减少鼓动口号的作用。鼓动的口号不宜太多和太长，长易于失掉鼓动的作用。鼓动的口号必须是工人中最实际最主要的问题。三十六、飞行集会是在目前环境之下，不能经常的召集广大群众的会议中〔时〕最好的一种鼓动群众而带有行动的集会方法。当着工人上工或下工的时候，在工厂附近临时召集群众会议作三五分钟的演讲，讲演的词句要简单明了，不宜太长或混乱不清，使群众不易了解。因此飞行集会在事前应有计划的准备一切，〈使〉飞行集会易于转变为群众的示威行动。（三）青工女工运动在目前资本进攻与生产合理化之下，大批的开除成年工人，以青工女工代替，这不仅是使资本加紧对于工人的剥削，而且在轻工业中，使工人斗争力量的重心转移到青女工群众身上。在过去斗争的经验中，青女工占斗争中的很重要地位，每每因为动员青女工的工作不充分，而影响斗争的失败。因为青工女工受剥削与压迫的特别厉害，对于反抗和斗争亦表现积极，特别是青工和童工斗争情绪易于发动，改良主义的欺骗较之一般成年工人不易接受，因此反改良主义的斗争中表现特别勇敢。过去党与工会对于这一工作没有充分注意，不能在青女工群众中建立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在许多斗争中却明显的表现忽视这一工作的弱点。目前职工运动中夺取青工女工的广大群众是主要任务之一。因此，党与工会不仅站在青工女工的特殊情形之下来注意这一工作，应当站在目前职工运动中主要关系上来积极发展这一工作。党在职工运动中要获取广大的青工女工群众，必须坚决的在一般工人利益的争取外，积极领导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的斗争，才能推进青工女工积极的参加整个的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会中，应当设立青工和女工委员会或青工部，来进行青工女工会议及训练宣传工作。在不妨碍整个工人斗争的原则上，由工会领导作青工女工特别利益的斗争。在黄色工会中，青工或学徒，可在工会之下单独成立青年及学徒联合会等组织，提出青工学徒的要求，来压迫黄色领袖承认执行，以引起反黄色领袖的斗争。在没有组织〈的〉群众中，可单独成立组织，但是必须使这个组织来帮助工会发展。党在职工运动中应帮助青年团在工会工作来进行青年工人运动。党对于女工运动，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方式（如读书班等）来进行女工组织。党的组织发展，应特别注意吸收女工同志加入党，加强党对女工运动的力量。（四）农村工人运动农村的工人运动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来进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不十分发达，除了手工业工人以外，要算是农村无产阶级的雇工，实在中国农村中有二千余万的广大群众，不仅在中国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目前民权革命阶段中，对于领导农民实现土地革命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城市的无产阶级经过雇工与农民的组织和领导的关系，更加坚固的密切起来。党与工会不应忽视这一工作，使他混合在一般的农民运动中。要建立独立的组织和工作在城市的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农村的工人运动，除了雇农以外，还有手工业的工人（不是手工业者，凡是带有剥削关系的，不准加入）和店员都应包括在内。对于农村工人的组织，在雇工及手工业店员占多数的地方应该成立独立的工会，与城市的工会建立组织的关系，同时与农协亦发展组织上联系，特别是斗争要互相连接起来。在雇工及手工业工人少的地方，可在农民协会下成立雇工部，但是雇工部要与城市的工会发生组织的关系。对于雇工手工业工人的经济斗争，党当然站在工人的利益上坚决领导斗争，争取他们的利益，不应为了巩固农村的联合战线而牺牲雇工的利益，那又是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党与地方的总工会应在雇工多的地方派人开始建立工会组织，特别是在农民斗争发展的区域以及苏维埃区域内，应即刻建立组织，与地方的总工会发生组织关系，在没有地方总工会的地方要与全总发生直接关系。党在农民运动中应该要帮助工会进行这一工作，使已有组织的雇工工会立即与城市的工会发生关系。（五）工人武装组织和训练工作工人纠察队自卫队组织与工入群众的武装训练，党与工会必须严重的注意这一工作。在目前工人群众中已表现对于这种组织和训练的必要，这种组织与训练不仅在将来暴动有很大的意义与作用，并且在目前阶级斗争剧烈发展的时候，对于群众自卫与反工贼的进攻，以及群众斗争时都是群众的中心力量，在政治示威都有很大的作用。党与工会必须竭力来进行或扩大已有的组织，经常的作政治的军事的教育工作，并且要利用公开或半公开名义《如足球队，拳社等》⑻达到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六）赤色工会的任务赤色工会在目前职工运动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有伟大的作用。目前扩大赤色工会运动，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到赤色工会周围是目前党在职工运动中的最主要任务。赤色工会的意义，不仅是主张阶级斗争，站在阶级关系上来团结工人，应当坚决领导工人群众不断的作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坚决的反对劳资合作，合法斗争，反对一切妥协的方式（劳资仲裁等），采取直接行动的斗争形式。不仅要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不断的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改善与政治上的地位，而且要在党的领导之下领导工人阶级不断的为获得工人阶级最后的解放与夺取政权而奋斗，这是赤色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一、赤色工会在目前政治上的任务（1）坚决的领导群众作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要求撤退驻华海陆军，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屠杀等斗争。（2）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当然在一切斗争中不应放松反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各派军阀的战争的工作，应当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力争工人一切自由。（3）必须与国际工人阶级有亲密的联合，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第二国际及黄色国际劳工局，亚洲劳动会议等改良主义者，拥护工人祖国苏联。（4）赤色工会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工人阶级应该赞助农民的土地革命，应当和农民的组织建立亲密的关系。二、赤色工业在经济斗争上的任务（5）八小时工作制是目前工人经济斗争中最主要的一个要求，赤色工会要领导群众不断的要求减少时间以为实现八小时的要求而斗争。（6）赤色工会不应忽视群众的经济要求与领导，增加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星期日休息，改良待遇，及工人卫生等要求，都是赤色工会领导群众斗争的主要任务，赤色工会只有坚决领导群众作经济斗争，才能加强群众斗争的力量和阶级认识。三、赤色工会的组织任务（7）赤色工会的发展应注重在重要产业工人（海员铁路矿山五金纺织丝厂市政码头等）群众中及重要工业区域（上海满洲香港广州天津青岛）的工作。（8）赤色工会应注意基本组织的建立，在工会内要举行民主化来吸引广大工人群众来参加工会工作。（9）赤色工会应该要引用非同志的工人中革命分子到指导机关，必需要坚决的执行，必要在公开或半公开工会执行委员会中有女工青工的代表参加。7．党与全总的工作各省省委没有职工运动委员会的组织的，应即刻正式成立起来，讨论研究职工运动的工作，贡献关于职工运动的策略和计划于党，帮助对于全省职工运动策略和工作的指导。各县各市在常委中均应有一人负职工运动的专责。应当动员全体工人支部的党员在群众中进行职工运动的工作，这是他的经常的主要的工作。支部的发展应当在群众工作的发展中来发展来扩大。党对于职工运动的干部人材，应在工作中注意养成，对于一般下层职工运动的工作人员不宜任意掉换工作，使他在工作上多积累工作经验。职工运动必须有专门工作人员的培养和训练，在目前是非常必要的。党与工会的工作应当分开，纠正党的支部代替工会的现象。工会的工作路线应该在党的支部以外的群众中来建立群众工作。党与团的同志应该全部参加工会工作做群众运动，除特别情形留一部分的同志在党内工作，不参加工会组织和工作。党对于工会的党团应特别注意政治的工作的指导。全总的工作以铁路海员上海香港矿工五金为他的工作中心，应当加强对于这些工作的指导。除经常的来指导上总，按期的派巡视员到铁总海总及重要工业区域考查及实际帮助该地工作，其他重要工业区域（如满洲武汉广州等），应当开始派人去建立工会的组织与工作。全总应与全国的赤色工会建立组织的正式关系和经常的指导。各地党部应尽可能来帮助，使各地工人群众组织与全总建立正式组织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工人》应按期出版，注重职工运动的理论和策略的讨论，以及编辑各种问题的小册子，都是目前切迫的工作。培养和训练职工运动的下层干部分子来供给全国各地职工运动的人材也是全总重要工作之一。过去虽进行训练班的工作，仍然不充分，现在应积极来进行这一工作。全总应加强对于赤色工会的政治指导，应当利用全国工人斗争的事件，不论他是否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应当公开提出全总的主张和办法向工人群众中宣布，以增加全总在群众中的信仰和赤色工会的影响。今后要制定全国工人斗争的政纲，各地方总工会及产业总工会都要规定工人的总要求，在群众中作广大宣传，领导为总的要求而争斗。8．海总铁总与各地的工会工作（一）海总一、改正海总非群众的工作路线。由下而上建立群众的组织，充实海总下层群众的基础，纠正过去机关式包办式命令式的工作方式，要运用组织的形式来领导群众的斗争。二、建立船上的工会支部组织是海总最中心的工作。要将已有会员群众按照各船的生产部门形成组织，以组织的形式来训练和指导船上支部使能独立工作，在船上海员中起领导作用，扩大工会的组织。三、参加到寄宿舍（馆子）和公所群众中扩大海总的宣传，发动群众为清算账目和改良各种待遇的斗争，以改组其组织和兄弟馆的建立，使他团结到海总周围，以扩大海总群众的基矗对于失业海员的工作要特别加紧形成组织，进行训练工作，使他将来上船作工后成为发展海员工会的组织基本力量，四、海员工作以香港南洋上海三处为工作的中心，在每一地方应择其重要的航线和船只为中心工作，建立中心群众的基矗香港与南洋应以外洋航线为中心，上海的中心为沿海及长江航线。五、要注意对于反动工会的工作，领导或发动群众反对反动工会的斗争，不缴纳会费等。六、海总在上海要有一种经常宣传刊物，在各船设通讯员，扩大海总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加紧反帝国主义和反对世界大战的宣传，打破海员中的狭隘民族观念，进行国际海员的联合。特别使经济斗争要联系到反帝运动，在斗争中来消灭群众中的帮口观念和落后思想。七、海总在群众中的工作有了相当发展，应召集代表大会改选海总执行委员会，吸引非党的海员参加指导机关，逐渐成为海员群众的组织。八、沿海各省的党部要以最大的力量来帮助海总建立海员工作，加紧对于党的海委工作的指导，注意海员中党的发展，加紧党员训练工作。（二）铁总一、纠正〈过去〉以小站包围大站，放弃开车生火工人的工作，注意路棚小工的错误观念。在铁路中应以大站为中心，开车生火及机器工人为中心群众，建立铁路工会的基本群众的基础。二、参加到各路黄色工会下层组织中，领导群众在不断的斗争中反对黄色领袖，夺取大多数群众到铁总影响之下，特别注意中心群众的争取。三、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反对一切军阀割据铁路，加紧剥削工人，搜刮铁路的收入，拖欠工人的工资，作战争的用费，以及对于工人的欺骗宣传。在战争中要领导群众作反军阀战争的行动。四、在北方铁路工人中要坚决反对新旧交通系，改组派及一切军阀走狗破坏铁路工人运动，分裂工会的组织。在国民党各派的冲突中不应帮助这一派来反对那一派，党与铁路工会应当提出工人的经济要求，反对整个的国民党。在群众中要指出国民党无论那一派都是压迫工人，利用工人作工具以作政治上的活动，应当领导群众将他驱逐出去，由群众自己来组织工会。对于没有工会组织的，应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将他团结起来。五、铁路工人运动以北方为主要工作区域，全国铁路以京汉，京绥，京奉，津浦，南满，中东，沪宁杭，粤汉为中心路，在每路中要以主要大站为中心，如京汉之长辛店，石家庄，郑州，信阳，江岸；京绥之南口，张家口；津浦之天津，济南，浦镇；京奉之唐山，奉天；南满之大连；中东之冶尔滨；正太之石家庄；胶济之四方；沪宁，沪杭之上海，吴淞，粤汉之武昌，徐家棚，长沙，新河；陇海之开封，洛阳；道清之焦作；广九之广州；广三九佛山为中心工作。六、铁总的工作，在目前应以顺直为中心，应即刻派人到满洲开发各路组织和工作，在河南山东及南方各省铁路工人运动，全总应以最大的力量来帮助铁总恢复各路组织和工作，加强对于南方各省的铁路工人的指导。在工作稍有发展时，即召集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选举铁总，强健指导机关。七、铁总要改变过去委派工作人员到各路工作的方式，多派人参加各路工厂中做工，特别要注意训练过去有斗争经验的失业工人帮助恢复工作，或参加到其他各铁路工厂作工。铁总及全总应即刻开始进行各路在业工人的训练工作，培养下层干部人材，树立各路群众的基矗八、铁总的“周刊”应立即恢复，按期出版，扩大铁路的宣传，在各路设通信员，建立各路独立发行系统。＊九、在铁路所在地的各省党部，应以铁路为主要的中心工作，集中力量艰难困苦的来建立这一工作，加强对于各大站地方党部的组织和领导。（三）矿山五金工人的工作一、矿工运动以唐山，本溪湖，抚顺，福中，中兴，淄博，六河沟，象鼻山等为中心工作，唐山五矿为最主要的中心。目前的工作是积极参加到黄色工会内夺取下层组织的群众，特别在维持队的工作，建立党的基础与群众中心组织力量。目前的策略是发动各部群众的日常斗争，扩大党与赤色工会的宣传，反黄色领袖。其余各矿应立即开始去建立工会工作。＊二、矿工运动应注意以器工人的工作，使里工外工也组织在一个工会内。反对国民党与黄色领袖分裂群众的组织，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团结广大的群众，逐渐转变为赤色工会的组织。＊三、五金工人运动〈以〉奉天，太原，武汉，上海，成都，广州，巩县等处兵工厂和上海香港造船厂为工作中心。这一工作历来党与工会都没有充分注意，加以敌人对于兵工厂的防范特别严厉，在工作上感觉进行的困难；但是有关系各省的党部与工会必须要艰难困苦有耐心的去建立群众中的基础，开始进行工作的方法，可运用各种灰色团体的组织去团结群众，逐渐在工作中斗争的领导中发展到赤色工会的组织。（四）上海工会的工作（一）上海目前工会运动应坚决的运用公开活动的策略，使工联会的组织成为广大群众总的团结〔体〕，扩大赤色工会运动，将上海总工会的秘密路线之下的工作，转移到工联组织，去加强工联的组织与领导力量。（二）在上海工会运动中要肃清委派制度的残余，建立群众组织的路线。工联会要尽量吸收非党的工人领袖和积极的分子参加工联的一切工作，纠正过去以工作人员所形成的组织系统。要在工会内实行民主化，多召集各种形式的会议，使大多数群众参加工会一切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群众的组织。⑼〕（三）工会运动的基础，大部分还建立在手工业工人店员方面，过去对于重要产业工人的工作，做得不大充分，今后应当将工作中心转移在产业工人中，特别是工联的群众基础要建立在海员，铁路，五金，市政，邮电，码头，重要产业工人的组织上。目前工联要以这些重要产业工人的工作为主要的中心工作，建立中心群众的基础，但不要又走到完全放弃手工业店员工作的极端道路。四、在上海没有组织的广大纱厂工人，工联应积极将他们组织起来，最好的方式是运用工厂委员会来团结这些无组织的群众。在轻工业中的女工青工是轻工业工人主要群众的工作，更〔要〕运用各种方式来组织他们领导他们的斗争，特别是女工群众，过去对于这一工作的忽视是非常错误的。五、过去对于黄色工会的工作，除了在邮务有进步外，其他重要的黄色工会如商务英美南洋报馆笔墨等没有有计划的去发展下层群众的工作，和反黄色领袖的斗争，今后更当特别注意这一工作。只有在这些黄色工会的工作有基础后，夺取其群众到赤色工会影响和领导之下，才能给黄色工会运动一个重大的打击。（五）香港的工会工作一、严厉纠正过去狭隘的秘密的工作路线，在香港应用公开活动的方式扩大赤色工会运动是可能的。〈对工人代表会的组织，应用公开活动的方式来扩大他的组织和影响。二、工代会对于群众的斗争，在群众中应运用公开领导的方式建立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与威信。在工代会中多容纳非党的工人领袖实际地参加工代会的工作，纠正少数党员来包办工会的一切工作。〔10〕三、香港的黄色工会多系行会性质的工会，对有群众的工会，我们应参加进去，按照产业的组织和工厂委员会的方式夺取其群众。（六）其他各地的工作一、武汉广州在过去极端白色恐怖摧残之下，使工会工作在不断破坏中完全瓦解，但是群众的革命情绪并非彼白色恐怖压迫下去，目前正是蕴藏待发，党与全总应以最大的力量来恢复和建立这两个重要区域的工会工作。二、满洲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经营之下，工业的发展到最近实令人惊骇，差不多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了！在历史上对于满洲的职工运动非常忽视，至今工会运动还是尚未开发的状态。最近东三省在名义上是统一于国民党旗帜之下，对于工人运动仍然是极端压迫，就是国民党在群众中的活动，同样是秘密方式。满洲的工人群众虽然缺乏斗争的历史，但是群众的生活在日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剥削之下已痛苦不堪，自发斗争逐年增加。满洲不仅在工人数量占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日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侵略关系上，以及邻近世界第一个工人国家苏联更表现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党与全总不可忽视的。要以最大的力量去开辟满洲的工人运动，运用各种方式（办学校，俱乐部，寄宿舍，体育会等）去发展工会的工作，铁路矿山奉天兵工厂是最主要的中心工作。三、天津，唐山，青岛，北京是黄色工会最发展的地方，参加黄色工会的下层群众中，要正确地运用对黄色工会的一切策略，夺取大多数群众到党与赤色工会影响之下，是目目职工运动中最主要的任务。目前群众斗争正是继续不断的爆发中，合法斗争的倾向有非常严重现象，坚决的发展群众直接行动的斗争，是引导群众脱离改良主义的影响，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是目前最主要的策略。四、无锡南通是工业发展产业工人多的区域，最近群众斗争的发展，特别是无锡几次总罢工的发生，因为党过去没有注意此地职工运动的工作建立，在这些罢工中，党没有一点影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今后应立即开始来建立这两个地方的职工运动。五、南京芜湖九江杭州宁波济南厦门汕头宜昌成都苏州长沙这些重要城市职工运动都不发展，今后各地党部应以全力来发展职工运动，建立城市领导的基础。根据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刊印注释〔1〕此文为1929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第46次会议通过。〔2〕指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日本炮车在汉口轧死中国车夫水杏林的事件。水案引起了汉口广大群众的反帝斗争。〔3〕指一九二八年底法国水兵杀害中国电车工人吴同根的事件，吴案引起了法租界电车工人反抗帝国主义暴行的斗争。〔4〕指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人在青岛杀害中国车夫马洪成的事件。马案引起了青岛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暴行的斗争。〔5〕〔6〕〔7〕〔8〕〔9〕〔10〕〈〉内文字系《布尔塞维克》版原删略，现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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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作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宣传工作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⑴一、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一）宣传教育是实现党的任务的经常的基本工作党要实现自己的一切任务，最重要的条件是要能获得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形成伟大的争斗的力量。想达到这种目的，首先必要使全体党员有正确的政治认识，对于党之一切理论及策略的路线都有充分的了解。党必须依靠全体党员坚决的争斗以求得革命的胜利，同时党又不会在群众以外有自己的争斗的力量，不能用命令或强迫的方式使群众为党的口号争斗，只有动员自己的全体党员，以正确的策略领导群众，以宣传工作说服群众，征取广大群众到自己的政治影响之下，使自己的口号成为群众争斗的目标。所以党必须将宣传教育工作，视为党的基本工作之一。（二）目前政治形势之下宣传工作特别重要目前世界革命的危机日益发展，帝国主义间的大战，尤其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大战，正在积极准备之中，中国将成为爆发这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与战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加强，他们之间为瓜分中国而引起的矛盾更加严重，他们更加要积极制造中国的军阀战争。中国革命在现在虽然并无高潮，但工农劳苦群众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显然呈开始复兴的形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在发展趋势上是逐渐缩小的，我们的影响是逐渐扩大的，证明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到来。但革命失败的情绪与改良主义的影响，仍旧妨害群众直接斗争的发展，改良主义并且正努力于建立其系统的理论，右倾的取消派的理论亦正与托洛斯基主义提携着，甚至于影响到党内一部分落后的党员。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远不能适应斗争复兴中群众的要求，尤其是因为党以前对改良主义的宣传没有迅速的反应，没有注意系统的理论的斗争，党并且忽略了反世界大战，拥护苏联的宣传，关于武装劳〔暴〕动及土地政纲的宣传亦非常不够，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非常缺乏，这些主观的弱点，都足以使革命不能一直发展成为广泛的高潮。党必须加紧宣传工作，积极与已往的弱点斗争，方能适应目前革命形势的需要。（三）忽视宣传工作的错误观念有些同志以为只有党的组织与斗争工作才是实际工作，宣传只是“说白话”，“做文章”，是一般“文把子”，“老先生”的事情。因为这样，他们分配工作，便将那些完全不能作实际工作只能写几句文章的入，指定担任宣传工作，而且只有党的组织与斗争工作不甚紧张之时，才注意到宣传工作。这种错误观念，使宣传工作完全离开实际，在实际斗争中毫无宣传工作。党必须以最大的力量纠正这种错误观念。党的正确的宣传工作，便是最实际的工作，而且有推动党的一切其他实际工作的伟大作用。文字的宣传，固然是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离开了实际斗争生活，决不会有正确的宣传文字。忽视宣传工作，是党在全部工作上一个大的损失。（四）以为组织重于宣传的错误观念还有些同志以为党须依靠群众有组织的力量，来决定革命斗争的胜利，所以以为党要降低自己的宣传口号以求接近组织群众。这种观念亦显然是错误的。党只有扩大自己的政治宣传，才能组织广大的工农群众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而且才能影响一切有组织的群众，甚至于黄色的官办的工会下的群众，使倾向到我们一方面。降低自己的宣传口号，只是淆乱自己的政治旗帜，减弱党在群众中的影誓〔响〕，象这样便令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在斗争中间亦容易为敌人所分化动摇，不会能型〔形〕成党的可靠的争斗的力量。若是我们有正确的政治口号，而群众不接受，这显然是我们宣传的方法不通俗，不能深入群众，要在这里改正我们的宣传路线，而不是要降低党的政治口号。（五）先组织训练而后宣传的错误观念有些同志承认宣传工作的重要，但以为非先整顿党的组织，提高党内政治教育，便无法进行群众的宣传工作。这种观念亦是一样错误。离开工作来整顿组织，与进行党内政治教育，是不会有实际结果的。只有有决心有方法指导一切同志，分配以宣传及其他实际工作，能兴奋党的支部组织，在考核指导宣传及其他工作中间，能提高党的政治教育。党必须反对因为等待整顿组织与训练，而将宣传工作停顿起来。（六）离开组织与斗争而谈宣传工作的错误另外亦有些同志，以为党只有靠宣传工作去接近群众，只有经过宣传才谈得上组织斗争，这表面上是特别看重宣传工作，实际是离开了组织斗争而谈宣传工作。这仍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党不但要依靠宣传工作去接近群众，并且要依靠组织与斗争工作去接近群众，而在这一切工作中都注意到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党只有在组织与斗争的工作中扩大自己的宣传，最能影响群众使接受拥护党的政治口号，离开实际的宣传，在群众中是不能发生很大影响的。二、目前宣传工作的任务（一）扩大党的政纲的宣传特别要注意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武装暴动与土地政纲在目前革命的阶段中间，党在第六次大会提出的十大政纲，是中国革命最正确的出路。但以往对于政纲的宣传还不能普遍深入群众，或仅靠简单的标语口号的宣传，不能使群众对于政纲有正确的了解，这实在是宣传工作上一个重要的缺点。党必须扩大政纲的宣传，使一切要求革命的群众都能切实了解，接受拥护这些政纲，一致团结起来为实现这些政纲而奋斗。在目前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国〔苏联〕⑵，积极准备世界大战的时候，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与反对国民党卖国的宣传，应当加以特别注意。对于武装暴动的宣传，过去亦没有充分的注意，还不能使广大群众从政治上明了武装暴动的必要，以后需要更多的努力。为肃清封建残余势力，领导广泛农民的土地革命，土地政纲的宣传，尤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加紧反军阀战争及争取群众政治自由的宣传在目前帝国主义军阀间的矛盾中间，军阀战争只有继续延长扩大，为军阀战争或是为准备军阀战争而加于民众的政治与经济的压迫只有更加增重，国民党虽然宣传虚伪的统一和平及取消苛捐杂税等，但事实则完全相反。党要领导一般工农群众以至于城市小资产阶级，使他们从日常斗争走入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便一定要更加紧宣传反军阀战争争取政治上的自由，反苛捐杂税等，使广大群众都走上革命的道路。（三）加紧国际的宣传特别是要宣传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在目前世界革命与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近的时候，因为帝国主义积极进行瓜分中国的阴谋，并且扩大中国要参加改界大战与反苏联的反动宣传，以便于他们利用中国作战场，作进攻苏联的根据地，以扑灭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中国革命运动对于世界革命有更重大的意义。以往党对于国际问题的宣传做得很少，中国革命运动在国际间的宣传，更差不多完全没有，反对世界大战的宣传亦非常不普遍，对于反动派诬指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并不能为有力的辩明，甚至许多同志还感觉拥护苏联的口号有些说不出口。苏联的实际生活，工人农民兵士妇女的状况，经济政治的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我们都没有具体的向广大群众介绍，这样严重的缺点，不但使中国革命不能超出狭隘的民族的范围，并且显然不能号召群众起来抵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奸计。党必须坚决与这些缺点奋斗，积极注意国际的宣传，普遍宣传反对世界大战，特别是要与一切反动的宣传争斗，在群众面前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要使每个中国的工人农民都认识必须与苏联联合起来，方能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保障中国以至苏联的革命胜利。党必要尽量介绍苏联的实际状况，使群众逐渐学习苏联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与模范。（四）注意从事实与理论上反三民主义与反改良主义的宣传三民主义完全是一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理论，他反对弱小民族自决，反对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反对农民自动手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工农贫民自己起来夺取政权，反对组织工农的民主共和国。他唱着军政训政时期，实际便是要剥夺民众自由的权利，划分政权治权，巧立所谓五权宪法，实际便是要将政权永远垄断于国民党少数人之手。党以前对三民主义还未能在群众中普遍指出他的反动性，并且还有些同志沿袭国共合作时的错误，以为国民党目前的反动是违背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而不明白指出三民主义实际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唯一理论根据。国民党在三民主义理论之下，扩大他们的改良主义的宣传，提倡所谓“和平奋斗”，“合法运动”，“劳资合作”，“增加生产”等口号，企图提高群众政治上的幻想，消灭群众直接的革命的斗争。党对于改良主义的宣传，亦很少有系统的从理论上分析解答，甚至于零碎的批评答复有时亦没有。党要在群众中驱除改良主义的影响，必须随时随地根据事实指出三民主义的反动性与改良主义的欺骗作用，并且要特别注意对改良主义的中心口号，与之为系统的理论的斗争，迅速答复一切敌人的反宣传，尤其要注意反对在群众中有相当势力的反动领袖的理论，决不容许他们在群众中发生欺骗的作用。（五）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并且要普遍这种宣传到工人群众中去为要加强革命思想的领导，党必须在群众中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党应纠正一般同志以为只有在党内应当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训练，而忽略在党外群众中这种思想的宣传，或者以为只有在学生群众中能进行这种宣传，在工人群众中不能进行这种宣传等错误的工作态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从工人群众实际生活中产生的理论，所以就工人实际生活来宣传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什么难事，工人群众在资产阶级欺骗蒙蔽之下，非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不能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革命的道路。（六）纠正党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反对托洛斯基反对派，反对机会主义的右倾取消派对于在中国开始活动的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虽然在现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并还没有形成一种大的力量，但他们一方面否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工农民权革命，主张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又认中国革命已经死灭，不承认第二个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到来。他们这样戴着左倾的假面具，实际是企图取消目前直接的革命斗争，正适合于一切反对党的第六次全国大会与中央政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使他们团结在这种反对派的口号之下，实际便是离开革命。党必须特别注意反对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宣传，要尽量宣布托洛斯基主义与列宁之斗争的历史，说明托洛斯基主义在国际上之反共产国际及反苏联的行动，详细说明第六次全国大会所认定的目前中国革命性质与形势，是最正确的政治估量。党并且要特别注意反对托洛斯基对于中国革命历来的错误意见，尤其要反对它忽视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党须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积极为有系统的理论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必须特别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的共同点，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七）特别要注意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中国革命在目前这一阶段，虽然毫无疑义的是工农民主革命的性质，但革命有很迅速发展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为要准备这一转变，党的宣传不应只注意到工农民权革命的政纲，必须同时注意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指示每个工人农民，中国革命是要经过工农民权革命，达到完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目的。党以前对于共产主义的宣传，认为非目前急要的事，因而完全忽视，甚至对于没收工厂的思想，党不指出应当如何去宣传群众，反因为这不是目前最低政纲，而不宣传这种口号，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党必须切实改正这样的错误，加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使工农群众都能认识中国革命的前途，这更可以促进中国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更使他们能认识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八）要研究宣传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在最近几年革命的斗争中，群众都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党不但要在斗争中表现出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勇气与热忱，并且要搜集整理群众斗争的经验，从经验中间阐明实际的教训，以教育训练群众使走上革命胜利的道路。党以前对革命斗争经验的研究与宣传太不充分，便是最伟大的上海暴动广州暴动的经验，以至于武汉时代革命失败的教训，都没有很好的研究与宣传。这不但是宣传工作上的一大缺点，并且使群众不能利用以往的经验，更坚强他们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信心。三、目前宣传工作的路线（一）九个月来党的宣传工作表现许多进步，但仍然表现许多缺点九个月来，中央与各重要省委，已能重视宣传工作，而且能利用以往经验与教训，逐渐改善宣传的工作方式。但仍表现有许多弱点，特别是在地方党部与支部中，仍多沿袭以往主观的形式的宣传工作之错误，在白色恐怖比较严重的地方，此项宣传工作无法进行，所以党亦便几于无宣传工作可言。为要党的宣传能切实适合于争取广大工农群众，党必须更坚决一致的执行下列的宣传工作路线。（二）要注意对于群众直接要求的鼓动，并且要使发〔鼓〕动与宣传联系起来为要使广大的文化比较落后的工衣群众接受党的宣传，党必须要充分利用工农群众实际生活中的每个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鼓动他们为直接的要求而斗争，同时并且使群众从实际经济生活与斗争的中间，认识党的政治宣传口号。工农民权革命，无疑义的是目前群众客观的革命要求，但群众最直接易于认识的，却每每是部分的经济的更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相关联的一些问题，所以党必须特别注意于随时抓住每个实际问题去鼓动群众，将这种鼓动口号联系到宣传口号上来，这样，群众才会有兴趣而接受拥护我们的政治口号。譬如在一个工厂的日常斗争中，我们一方面要针正〔对〕着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鼓动斗争的口号；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有关系的事实，如国民党的干涉，军警的压迫等等，来宣传反对国民党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以及武装暴动等等口号。党必须纠正宣传工作上的两个大的错误。第一是因为离开群众直接的要求去宣传政治，不能唤起群众热烈的反映，遂怀疑摇动，以为要降低政治口号以迁就群众。第二是只知鼓动群众直接的要求，挑拨对敌人的仇恨，并不注意联系到政治宣传口号上来，因而并不能将政治上正确的出路指示给群众，领导群众向正确的目标奋斗。（三）要抓住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党要接近广大的落后的工农群众，同样的理由必须抓住每个时期群众所注意的问题，而给以正确的分析与解释。忽略了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不利用这些问题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或是不能迅速抓住这些问题，在群众热烈注意之时说明其正确的意义，这是宣传工作上大的损失。党必须站在群众面前，随时给以群众各种必要的政治指导，使群众不至为反动派或改良主义的宣传所欺骗迷惑。党的正确的政治口号，亦只有能利用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而加以阐明解释，方能为群众所认识拥护。（四）要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来扩大宣传，但必须反对合法主义的倾向为使党的宣传能获得成千成万的广大工农群众，党必须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来扩大宣传，纠正有些同志将宣传工作看做秘密工作的错误观念。党不应只采用秘密方式的个人谈话去进行宣传工作，而要尽可能的采用在群众中公开自由的谈话的方式，或利用现成的群众组织，群众集会，与现成的书店刊物，因为只有这样，党的宣传才能深入广大的工农群众中间。自然，只要可能，党还需要自己组织群众的示威集会，组织宣传队，扩大公开发行自己的刊物与宣传品，以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但这一切必须确实能公开的号召影响广大的工农群众，决不只是每一时期少数党员照例的表示，亦不应当因为这样，便忽略忘记了参加一切党外群众的组织集会与其他宣传工作。党只要能在宣传工作上坚决执行鼓动口号与宣传口号联系起来的原则，便是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地方，都可以利用一切能引起群众注意的问题，公开的宣传鼓动群众。所以党要利用公开的可能来扩大宣传，并不包含要采取合法主义的原则，党是要用斗争的策略争取公开的机会，坚决反对合法运动的倾向；便是为了公开宣传，降低或修改党的政治口号，或放弃党的一部分口号不敢在群众中宣传，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事情。（五）要在斗争中扩大宣传，依斗争形势的发展转变党的宣传鼓动口号党要运用鼓动口号与宣传口号联系起来的原则，力争公开宣传，那便一定需要特别注意在斗争中扩大宣传的工作，因为只有在斗争中，群众最易于接受党的宣传，党最有公开的鼓动宣传群众的可能。党的每一宣传工作，都要有推动群众斗争的作用，所以必须特别着重于继续鼓动群众，但党在鼓动斗争的时候，都要注意引导群众认识党的政治主张，而且要逐渐使党的政治主张，成为群众直接的要求。党必须纠正宣传不能与斗争联系起来，甚至于因说理式的宣传减低了群众斗争情绪，同时亦必须纠正在斗争中忽略了宣传工作，只注意斗争本身求得胜利的结果，而不在斗争中努力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党的鼓动口号应当随群众斗争的发展而逐渐提高，党须要善于转变口号，使斗争可以继续更剧激的发展。（六）宣传要深入反动势力下的群众中去，特别要注意迅速答复一切反动的宣传宣传既然是党争取广大群众的重要工具，党必须特别注意于反动势力下群众的宣传，而且要用最大的努力与一切反动的宣传斗争，以争取广大的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下来。以前因为不善于运用宣传口号与鼓动口号联系起来的原则〔因〕，所以在反动势力下几于无进行宣传工作之可能，遂致这些地方无党的宣传可言，特别是在斗争发展以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区域，对于周围对敌的反动势力下的城市乡村，每有视同化外，不能决心深入那些地方群众中去扩大党的政治宣传的错误。党的宣传，又每不注意迅速答复敌人反动的宣传，或认为不值得辩驳答复，而任其在群众中自由传播扩大其影响。这些弊病都必须加以切实的纠正。党必须艰苦工作，以夺取反动势力下的群众，必须对于反动派每一欺骗群众的企图均迅速加以有力的打击，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都站在党的旗帜之下，与反动派奋斗。（七）宣传工作必须成为每个党员乃至每个赤色工会会员的工作要使党的宣传能扩大深入群众，必须每个党员，乃至每个赤色工会会员，都能切实负宣传工作的责任，反对党内流行的以为宣传工作是擅长文字与理论的一部分干部分子的专责之错误见解。党亦只有能使每个在群众中的党员与工会会员执行党的宣传工作，方能在群众日常生活中抓住每一个机会鼓动群众，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上来。若只有干部分子的宣传工作，便无法将宣传口号与鼓动口号联系起来的原则应用到工作上面。（八）党的宣传工作与群众组织的宣传工作应当有不同的态度党不但要扩大自己的宣传，尤其要注意利用公开群众组织的宣传工作，来帮助党影响广大的工农群众。但群众组织的宣传工作，一定是要站在群众的立场，要更注意从群众本身实际问题，引导群众认识党的主张，与党的宣传工作在群众面前完全代表党的态度是不同。党必须纠正以前两种宣传工作混淆不清的错误，这正如党与工会农会在组织上混淆不清一样，一方面妨碍党在群众中显明的领导地位，而另一方面又妨害群众组织的宣传工作更实际更能适合群众的需要。四、建立支部的宣传工作（一）支部应成为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组织要执行上述工作路线，支部必须成为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组织，因为只有支部最能接近群众，最能抓住群众中随时发生的每一个实际问题，指导同志乃至工会会员，尽可能的利用机会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工作。支部须经常讨论尤其要注意把上级党部提出来的宣传鼓动口号更具体化实际化，切合本工厂之群众的实际情形，只有这样，宣传鼓动工作方能迅速反映群众的意识而收得深切的影响。党必须纠正以前支部不起作用，或支部只担负散发一部分宣传品的责任，而一切宣传品都依赖上级党部供给的错误倾向。因为支部除了必须接受上级党部的宣传品以外，还要根据本支部的特殊环境，切实建立本支部宣传工作。（二）建立工厂小报要看成支部最重要的宣传工作支部为要使党与周围群众经常能有密切的关系，必须特别注意建立工厂小报，如壁报等工作。工厂小报的形式要力求简单而群众化，内容应着重本工厂的新闻，以及与本工厂有关系的其他政治的或地方的新闻，从这些新闻材料中加入我们的宣传作用。工厂小报一定要是支部同志自己负编辑的责任，而且要尽可能的引进非党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工厂小报要是定期发刊的，或每日发刊一次。这样的工厂小报，在支部会议的帮助与指导之下，只要不拘泥于规模形式，是很容易举办的事，而举办这种工厂小报，可以确立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帮助群众在党的周围组织起来，所以工厂小报实际有很重要的组织群众的作用。（三）建立与训练工农通信员，是地方党部与支部共同应负的责任为要求使党报能达到极通俗而适合于工农群众的需要，并且能迅速反映各方面工农群众的生活与意识，训练工农通信员是组织党报重要条件之一。地方党部要训练这些工农通信员，使他们不但能迅速而确实的将工农群众中日常发生的问题供给于党报，并且要使他们能够更正确的认识这些问题的实际意义，从这些问题联系到党的政治宣传上来。所以工农通信员的建立与训练，不但在党报工作方面有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养成支部宣传工作的干部人才亦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党必须责成每个支部选定至少一个工农通信员，使与党报发生直接的关系，负供给新闻材料的责任而受党报的指导。党报委员会对于工农通信员，要协同党部定期召集会议，每区有三个以上的通信员，便应分区召集通信员会议，检阅指导他们的工作。但支部仍须经常注意通信员的指导与帮助，支部同志应当经过通信员，切实参加党报的工作，务要使党报更能适合支部工作的需要，对于本工厂与其周围群众能发生更大的作用。（四）支部应负执行更具体更群众化的宣传工作，同时要负责散布上级党部的宣传品到群众中去支部的宣传工作，为要能获得周围的广大群众，决不能单纯倚赖上级党部宣传品，支部宣传工作的内容与所采取的方式，必须更加具体化群众化。上级党部的宣传大纲或所规定的宣传鼓动口号，不能死板的在支部中应用，支部必须参照当地与周围群众的事实，利用最普通的表现方式，如自由谈话，张贴揭贴等方式，进行他们的宣传工作。支部并且要用自己工会或群众的名义，发表宣言传单，组织宣传队，这亦有更大的号召群众的作用。支部的宣传工作要力求具体化群众化，不但是为使群众易于了解接受我们的宣传，并且可以使周围群众有意无意的为我们传播这样的宣传，以扩大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自然支部仍要负责切实散布上级党部的宣传品，要指导督促每个同志或是公开传递介绍，或是秘密分散放置，总须使这些宣传品能达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中间。支部并且应当考察党的宣传品在群众中的影响，随时提出改良的意见，因为只有支部能负起这种责任，方能使党的宣传品经常反映群众的意识，在群众中发生更大的影响。（五）支部要负审查指导每个同志的宣传工作的责任支部要使每个同志从工作中学习怎样做宣传工作，必须经常注意审查指导每个同志的宣传工作。所以支部会议中须就群众中每一问题，讨论决定支部的宣传工作方针，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考核其工件成绩而指示其应当如何改进之点。支部的宣传干事应当切实执行支部会议关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注意每个同志宣传工作的成绩，研究他们从工作中所得的经验，而提出其改善工作的意见于支部会议。宣传于事要成为党的专门家，为支部干事会重要的工作人员，支部要依靠他的努力，切实负起审查指导每个同志的宣传工作的责任，而且经常积聚宣传工作的经验，以逐渐改善宣传的技术，使更能获得广大的工农群众。五、特别注意于一般群众中的宣传工作（一）尽可能的公开发行日报及其他地方性的党报在目前群众政治情绪渐高，日报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党必须尽可能的公开推行这种工作。日报一定要严正的代表党的意见，不能违背修改或掩盖一部分党的主张以迁就工作上的便利，但日报一定要用群众自己的态度，从叙述新闻中宣传党的主张，这样才可以使日报更加适合于群众的需要与兴趣，使日报的影响能深入广大群众。在不能办日报的地方，亦应当尽可能的办新闻式的定期刊物，尤其是在没有地方报纸之处，地方党部更应注意于办理此项刊物，因为这与日报差不多有同样的作用。关于日报及地方党报的供给材料与发行工作，必须切实责成区委支部负责，尤其是中心产业支部要首先担负起这种责任。党并且须注意利用日报及地方党报，督促支部建立通信员与改进发行工作。（二）编印发行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为要适合于一般工农群众的兴趣，与一般比较落后的女工童工苦力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党必须注意编印发行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的工作。党报须注意用图画及照片介绍国际与国内政治及工农斗争情形，画册则用联锁画附加通俗解释编成小册子，与一般通俗小册子都注意在解释各种政治与革命的理论问题。此类小册子每种篇幅均不宜过长，内容不宜太繁复，最要能做到工农群众都能了解，能普遍散发到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中去。（三）尽量利用群众的宣传组织与刊物，但须切实审查给与正确的指导为适应目前群众对于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兴趣，党必须有计划的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组织与刊物，以求公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党应当参加或帮助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信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物等工作。但党在这些工作中，必须切实审查给与正确的指导，随时纠正同志因迁就客观环境降低或回避党的政治口号的错误，尤其要对于同志认公开的宣传工作为简单的解决生活问题，因而不敢为党执行正确的宣传工作，甚至于有意无意的帮助敌人宣传，这样的错误更须加以严格的纠正。（四）建立秘密发行路线，扩大推销党的机关报于广大群众中间关于党的理论指导的机关报，如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红旗》等，亦应注意到扩大推销到广大群众中去。这些刊物的推销，在客观群众的需要上说，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编辑的内容上更能注意到群众的文化程度与兴趣，则推销的可能性更大。但以前党未切实注意到推销此等刊物，亦从来不切实考核此项刊物推销的数量，及其在群众的影响，刊物亦无定价只作非卖品分送。因此，对于各地秘密发行路线，始终未能督促其建立起来。党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切实建立秘密发行路线，使党的刊物都能扩大推销，直接给与群众政治的指导。（五）设立工人学校读书班等以接近影响工人群众党还须利用识字运动，通俗补习教育等文化工作，去接近工人群众，这些工作必须要做到适合于工人群众日常生活上的迫切要求，但党的目的自然是要利用这些工作，去接近了解工人群众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形，从这中间给与工人群众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使接受我们的政治领导。（六）加紧重要产业工人群众的宣传，但同时要纠正以前忽略农民兵士及城市劳苦民众宣传的缺点对于工人阶级的宣传，必须要认识重要产业工人中宣传工作的重要，这些工人亦每每是工人阶级中政治文化程度最高的，所以比一般工人更易接受党的政治宣传。无论在宣传材料的内容上，或是宣传品的发行上，党均须以重要产业工人群众为第一个对象，要与之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党的宣传在他们中同发生更大的影响。以前宣传工作的对象，非智识分子，即一般文化落后的工人，对于这般重要的产业工人并无特殊的注意，实为一个大的缺点，应加以有力的纠正。同时，以前宣传工作，又每偏于注重城市学生工人，缺少对于乡村农民群众的宣传，兵士的宣传亦无经常的工作计划，一般劳苦群众的宣传更有意无意视为不足轻重的问题，党亦必须纠正这些缺点，方可以使党不至于放过了许多可以征取广大群众的机会，使党的政治影响不能扩大到广大的农民兵士及一般劳苦群众中去。（七）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宣传，应当有更切实的指导群众扩大斗争的意义苏维埃区域的宣传，固然更应加紧进行，但不可只是空洞的高呼几个革命的口号，这样仅足以使群众由习惯听闻而渐致忽视厌恶，不能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苏维埃区域的宣传，必须针对着群众观念上的弱点，例如农民的保守，苟安，地方区域观念等，从种种方面加以解释纠正，必须使群众均能深刻了解扩大斗争的必要，使他们有决心到周围反动势力下艰苦工作，发动周围的群众斗争起来，只有这样，苏维埃区域方不至永远是在反动势力包围之中，孤立以至于失败。苏维埃区域的宣传，仍应改正以前只注重主观的形式的宣传之错误，尤其要改正命令式布告式的宣传，这仅足以增长群众倚赖军事政治势力的错误观念。一切宣传工作，仍应尽可能的群众化，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群众自觉的认识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决心为这种政治主张奋斗。六、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一）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充实党的理论机关报为要提高党内理论水平线，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教育，党必须有计划的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解释共产国际与中国党的纲领与重要决议案，并且从各种实际政治的社会的问题引证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为此要编译各种理论的书籍小册子，特别要注意使党的理论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的内容充实起来，使经常担负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指导在实际问题中如何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发展党员的政治讨论，但须防止清谈的弊病关于党的政治主张与策略，党应当使党员有充分的民主讨论的机会，这不但可以保证党的民主化，亦可以在党员讨论政治问题时，纠正其错误的政治观念，使都能站在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观点上，为工农民权的革命斗争。但政治讨论必须与实际工作密切的联系起来，防止因政治讨论养成不负责任的清谈之恶习，在革命斗争紧张的时候，这种清谈的恶习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事。（三）研究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中国过去经过很多伟大的革命斗争，在革命失败以后，因为资产阶级不能解决中国工农群众的经济问题，群众革命的斗争仍旧是继续不断的起来。党对于这些斗争中积聚的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应当加以充分的研究，编辑专书或小册子，使每个同志皆能利用这些经验教训，以为将来实际工作的参证资料。（四）建立各级训练班以造就新的干部人才党为要造成目前急需的干部人才，必需有计划的避选忠实有活动能力的中坚分子，建立短期训练班，使参加政治的与各种工作问题的讨论，并使之实习各种指导工作。训练班须避免注入式的教育方法，训练要力求时间短而切实有效，所以讨论与实习要看得特别重要。（五）加紧支部的政治教育工作支部的政治教育工作，是党内教育工作的主要部分，党必须利用支部在生活与工作中所感觉的一切问题，以加紧支部的政治教育。但党应当反对一切离开实际问题去进行学院式的政治教育工作，使支部会议成为学校课室或考试场所的错误倾向，这不但使同志不能实际获得党的政治教育的益处，而且结果使同志厌恶害怕支部会议，不愿接受党的政治训练。支部必须从工作中教育同志，必须从同志已经感觉的各种实际问题中引起同志讨论问题的兴趣，而从这中间使同志能亲切了解接受党的政治教育，这样才能使同志自觉的养成布尔塞维克化的正确精神。七、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一）各级党部必须有专门执行宣传工作的组织因为宣传工作的重要，因为宣传工作是各级党部的基本工作之一，所以各级党部必须有专门负宣传责任的组织。中央应当健全宣传部，不仅要他进行中央本身的宣传工作，而要使他对全国范围内的宣传教育工作真有实际的指导。省委同样应有健全的宣传部，计划指导本省范围的宣传教育工作。地方党部及区委都同样应该有宣传部的组织，不能只是一个人单独负责。支部必须有一个宣传干事，这应该由支部干事专门负责，而不应该由支部书记兼任。（二）党报委员会应当与宣传部划分清白自中央省委以至有党报的地方党部，都应当将党报委员会与宣传部在组织上划分清白。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以全体常委充当，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组织直接注意党报，才能使党报真能代表党的正式意见。宣传部应与党报委员会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但宣传部不能代替党报委员会。有些有党报的省委，整个宣传部的力量完全用在编辑党报上，这既不足以使整个省委对党报负责，又不能使宣传部注意真正全省宣传工作的指导，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以后需要纠正这种错误。（三）中央宣传部的组织中央宣传部应该是全国宣传教育工作的最高指导机关，他不只是对中央的宣传工作负责，而应当是对全国的宣传工作负责。中央应当注意各省的宣传工作报告，与各省代表切实讨论各省宣传工作的计划，收集全国的工作经验随时指导各省的宣传工作。所以中央宣传部的本身必需有健全的组织，应当建立各科各委的工作：一、审查科――审查全国各级党部的宣传教育的材料，并负责纠正其所发现的错误。在党直接指导下的群众团体，其宣传品也应当审查。二、翻译科――翻译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国际上之关于政治经济革命运动苏联状况及各兄弟党的材料。三、材料科――收集整理一切有关系的材料，各种团体以及敌人的宣传品，性质近于中央图书馆的形式。四、统计科――统计全国范围内之各种性质的宣传教育的材料，发行的数目等。五、出版科――管理公开发行，出版的事务。六、编辑委员会――有计划的编辑一切宣传教育的丛书，小册子等。七、文化工作委员会――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四）省委宣传部的组织省委宣传部依据各省工作发展的状况，尽可能的依照中央宣传部的组织内容建立各科的工作。最低限度应有审查科，材料科，统计科的组织。省委宣传部必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工作的机关，而要实际指导全省范围内的宣传工作。省委必需注意各地方党部的宣传教育工作。在省委所在的地方，省委应当定期的召集宣传会议，直接督促并指导各区的宣传工作。（五）地方党部及区委应当尽可能的建设宣传部现在各地方党部及区委中多半只有一个人负宣传工作的责任，并且还多是兼任的附带工作，这种现象是非常不好的。地方党部及区委的常委中，必须有一人专门负责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要尽可能的找取在业的同志建立宣传部。地方党部及区委的宣传部，他的主要责任一方面是怎样执行上级党部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怎样使上级党部的指示联系到本地方的实际情形，怎样发出本地的鼓动口号，另一方面便是要帮助支部建立支部的宣传教育工作。地方党部及区委应当定期的召集支部宣传干事会议，在会议上讨论本区目前宣传鼓动的中心口号，方法，讨论支部的教育问题。这种会议应当成为训练宣传干部之基本的组织。（六）支部干事会中应有专门负责的宣传干事健全的支部必须要有经常的支部教育。整个党的政治口号，也只有经过党的支部才能以达到群众。所以每个支部必须有专门负责的宣传干事。过去支部多半没有宣传干事，有的则是由支部书记兼任，这是非常不妥的现象。支部宣传于事在支部中有很复杂的任务，必须是一种专门的责任。支部宣传于事的责任是：一、应当认识本支部的环境，群众的情结，知道怎样依据这种环境来宣传党的政治口号。二、认识群众迫切的要求，发出鼓动斗争的口号。三、负责计划本支部的教育工作。四、计划本支部的工厂小报。五、分配本支部同志的宣传工作并考察其成绩。六、收集本支部宣传工作方法上以及技术上的经验，报告于上级党部。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依据的铅印件无时间，此时间为中央档案另一油印件文件戳记上填写的时间。〔2〕中央档案另一油印件和当时党的其他文件都是“进攻苏联”，不是“进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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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二中全会通过）⑴Ⅰ、党的主要任务与组织路线目前革命斗争的开展加重了党的夺取群众准备暴动的总任务目前中国的政治局势是反革命营垒中继续不断的表现他们危机的加深。虽然他们仍然联合一致的反对中国革命，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冲突，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军阀战争的继续，他们不但无法避免，并且日益紧张，甚至他们所要解决的改良问题也都未解决，因此，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只有更加痛苦，群众斗争的要求只有更加迫切。现时全国的革命斗争，工人的斗争正在开始复兴，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正在逐渐开展，〈城市反帝运动与争自由的斗争也正在向着汇合的道路进展〉⑵；凡此都使党必须担负起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有组织地夺取群众的重大任务。党必须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从日常斗争〉⑶发展到较高的政治运动，以准备群众走向武装暴动。六次大会指示的组织路线无疑的是正确党在这一总的任务之前，六次大会所指示的“党应以建立产业支部，健全地方的党部，发展工人群众组织为组织上主要任务，以达到党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目的”无疑的是正确。只有加紧这一任务的执行，党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和党的无产阶级化，才能开展党的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范围，而走向革命高潮。Ⅱ、目前党的组织状况及党内组织路线的斗争一年来党在组织上的进步六次大会时，党方在革命失败之后，受着巨大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故当时党的涣散无组织的状态非常严重。大会后半年多的工作，党在组织上虽处境仍是非常困难，但经过党内党外不断的斗争，的确已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已将党从涣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并已建立了组织上的相当基矗主要的进步现象是：党员在数量上虽没有增加，但在质量上主要的城市党员确较以前改善许多（如在上海最近的工人斗争以及“五一”到“五卅”的运动中，在香港近几月来与北方工人的斗争中，党员的活动力都见增加），主要的城市支部在群众中渐能起领导作用，创造了相当的支部生活（如上海、香港、天津的某些支部），地方党部经过整顿的地方已渐表现了他的指导能力（如上海的某几区，香港和广东天津某几县等），巡视工作已渐能打入党员群众的实际中去（如上海顺直等处），党做了许多工作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党员职业化在一部〈分〉失业干部中间收到相当成效，党领导群众争公开活动的路线在上海香港已取得一些成绩（如今年的“五卅”与沙基惨案）。一般的说来，党的削弱趋势已暂稳定，在客观上更造成党的发展的优越条件，且在组织上党已相当建立了正确的路线，工作的进行已开始懂得如何将自己的力量集中于几个重要问题上，并得到相当进步。同时还存在组织上许多弱点与缺点自然，这些进步在全国说来仍是很少而很缓慢决不容许我们过分估量，决不会掩盖了党的组织弱点和缺点。党的主要的弱点是无产阶级基础还不宽广，工人党员的成份仅占全党百分之七，重工业工人中党的发展极弱，支部生活多不健全，从斗争中吸收进来的积极分子还不见多，党的干部缺乏尤其是工人干部缺乏，党员的政治水平线尚很低微，党员多不缴纳党费，大产业区域及中心城市之党的组织尚多半没能建立与恢复，农村党员中还包含有富农甚至地主的成份，农村支部多与群众混合。党在工作上的主要缺点就是：党还缺乏工作的系统性，工作的进行多带偶然的性质，工作的路线及方法在有些地方党部中尚存在国共合作时代的机会主义残余，〈少〉有用方法来肃清工作上的缺点，少有建立系统的监督来保证组织路线的巩固，党的中心领导还不巩固，且对于党的秘密工作尤不懂得需要经常地有系统的注意，致常常因一隅之事失败影响到整个党的安全与发展。在这些党的弱点中间，特别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党员政治水平低微，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尚有残留，工人干部缺乏，很容易〈助长〉目前党内各种不正确政治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右倾思想的发展。但因为这些组织上弱点缺点之存在，乃更不容许全党忽视另一方面的进步，因为这些〈进步正是消灭和肃清党在组织上弱点和缺点之基点。全党应针对着这〉⑷，一进步基点，长期耐苦地向前工作，走上组织上更健全更发展的道路，以巩固党的更正确的组织路线，以根本肃清党内各种不正确政治思想尤其是右倾思想的组织基础，以加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党［须］需要坚决地肃清党内不正确的组织观念在目前党的生活中有几种极不正确的组织观念，需要全党坚决的予以肃清：第一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六次大会后党内对于反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的误解，对于〈党内〉民主化未正确地运用，致引〈起〉了在组织上各种不同的非布尔什维克化的倾向。有些同志不顾党的主观条件如何，不顾党的秘密存在与严厉的白色恐怖，要求无条件的实行党内民主化，甚至常借此反对指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闹党内纠纷问题，削弱指导机关的威权，形成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有许多不觉悟而且大多是有害于党的分子，更提出了“党内极端平等，绝对自由”的口号。怀着这种观念的同志不懂得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更不懂得在目前党内无产阶级基础削弱党员政治水平线低微的条件下，加以客观上白色恐怖的严重党内民主化的执行限度是应当有条件的，同时党在各地必须实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最高机关的决议，下级机关应当无疑地执行。在必须的时候下级党部的要〔委〕员与书记，上级党部可以指派。一方面民主集中，一方面逐渐实行党内民主，〈并且要加强党的理论教育，〉⑸才能帮助党争取广大的劳苦群众在党的周围。第二是取消主义的发展。在党的组织时〈受〉损失的现象中，在工作环境的艰难困苦中，党内取消观念正在从各方面表现，如怀疑甚至否认目前组织上进步的现象以为党已一无所有，否认党的旧基础的作用，否认指导机关的指导作用常采取对立状态，否认赤色工会在群众组织中的中心任务等等，甚至否认中国党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生长的历史。这些取消观念的发展，一方面可走入否认组织极端自由的无政府思想，一方〈面〉必然要与合法运动公开主义相结合而助长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第三是形式主义的残留。与取消主义对立的便是形式主义的残留。委派制度的存在（特别是对于赤色工农会），命令主义的遗毒，机关主义的工作方式都是帮助形式主义在各方面的残留。自然，在组织上还因脱离群众的现象犹未消灭，形式主义尝伴着官僚主义的倾向在秘密党的条件之下存在。这最足以障碍党的争取群众的任务。第四是党内和平观念。在目前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发展的过程中，只有站在六次大会的精神之下为正确的路线与一切的偏向斗争到底，才能克服不断发生的党内不正确的倾向，才能创造出布尔塞维克党的生活。但党内有些同志根本就认不清党的正确路线，便畏惧这种斗争，以为欲免除党内纠纷便须号召党内和平。这种倾向的发展，只能使党的正确路线更加模糊，党内政治认识更加低落，党的组织更加分裂，决不能助长党的进步，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斗争的先锋队，根本上必须与一切党内不正确的倾向斗争。党对于一切〈非〉布尔塞维克的倾向，不能稍事妥协与让步，绝无谓党内和平。只有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毫不妥协的斗争，才能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保障党的路线得以正确地执行以求得党的巩固和一致。还有同志以为在党干部缺乏的今日，全党应和气的合作才能保全干部。殊不知党的干部固应注意于保全，但是要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一致努力和不断的斗争中来求保全，决不是无原则地所谓和气合作所得保全，且尤其重要冶还是要从群众中不断地吸收新的斗争分子入党，以加强党的干部，以推动党的前进。否则只拘拘于保全干部甚至干部的观念错误也放任他不与以纠正，则必然要使党的改造停顿而不能前进，必然要使党的前途日趋于削弱而不能发展。同样，以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便要不得，而不去教育，也是另一极端的错误。这种种不正确的组织观〈念〉在党内存在，很显明地党还没能完全走上布尔塞维克的组织路线，需要党坚决的肃清这些不正确的组织观点――亦即孟塞维克（少数派）的组织观点，然后才能取得更进步更巩固的发展。在这一工作路线上，党首先要注意到坚强党的中心领导，建立党的组织理论，使全体党员艰难耐苦的在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上为党的一致而斗争，以肃清党内一切不正确的组织观点。Ⅲ、党内主要的组织任务为要针对着目前党在组织上一些进步而求发展，为要消灭党在组织现象中的弱点与工作上的缺点，为要肃清各种不正确的组织观念，中国党的组织任务要集中在下列几个主要的问题上：深入重要产业工人群众中去，注意党员质量的发展一、关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矗共产党欲扩大自己的无产阶级基础，只有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以改变党员的成份，也只有当着他的基础建筑在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候，他才有力量。中国党在六次大会的时候仅只有百分之十的工人党员，现在更缩小到百分之七，而农民党员又极其增减无定，欲使这种现象不再继续，党必须集中力量走向大工业中，尤其重要的是铁路、海员、矿山、金属业、兵工厂、市政、纺织业（要特别注意大多数的女工）中，在那里巩固我党的组织。过去在这些产业中的党的组织多部分不能使人满意，虽然在这个路线上的工作是比较困难，是要比在手工业者农民中间的工作困难得多，但无论如何〈党〉都应以〔与〕这种困难奋斗，必须使党的发展向着工业无产阶级，使着无产阶级分子成为党的基础。在目前工作困难的环境下，党更要重在质量的发展。只有最觉悟最积极最勇敢的斗争分子被吸收到党里来，才能负担起目前党的严重任务。改善质量的主要条件在成份，但在工人群众中，也不应将所有的革命群众看着是党员。吸收党员的主要条件：要有坚强的阶级觉悟，政治认识，能在党的支部中工作，是斗争中积极分子，最好有社会职业或要有决心向社会中求工作出路的人。在产业工人群众中发展党的〔员〕不要经过候补期，主要的要打〈入〉重要部门。一个产业支部的党员，并不必求数量如何的多而应要每一个党员都能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都是积极工作的分子。庞大而不实，不如质量精悍的支部，便于作战，于革命的发展更有作用。⑹广大的农民要求入党，不是用拒绝的方法选择质量，而是应从积极方面，将党与农民的组织分清，将党的组织严密起来，使广大的群众容纳在农会方面，党从中吸收积极的雇农贫农分子，建立乡村中党的发展基础，同时质巩固党在乡村中无产阶级的核心作用，在一般原则党更防止富农分子的加入，知识分子党员一般失业的恐慌，只有向社会中工厂中求生活出路，才能振起战斗的精神和决心。且这些同志如不能从积极工作，积极斗争中找革命出路，必致要发生动摇消极怠工以至落伍而分化出党的现象。当然党不应该否认智识分子党员在党内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为党求理论上的进步，但知识分子入党，必须从斗争中选择，必定要有较长期的候补。改造旧基础与发展新基础要同时并进党内有些同志因只看见到一些同志比群众还落后工作推不动，便否认〈党〉的旧基础在改造过程中的作用，而烦闷没有出路或想超过旧基础去建立工作。诚然在旧基础上求改造是一件极艰苦的工作，但如果忽视他，想超过他去求改造，便连新基础也建立不起，因为旧基础要不是整个腐烂了，脱离了党，他必可因其历史上存在的斗争经验与社会关系而帮助党的改造进步，反之若放着他不去改造，而只去建立新基础，他便要在同一环境中发生其社会的历史的关系，妨碍着新基础的发展，不过而〈如〉停顿在旧基础上只讲改造，而不发展新基础以促进这一改造，则改造工作亦根本做不成功。故改造旧〈基〉础与发展新基础当同时并进，并须以发展群众斗争推动日常工作为这一工作的联系。发展产业支部建立中心支部与创造支部生活二、关于支部生活。支部是党的基础群众组织的核心。党在产业机关中的工作，应建立在党的产业支部上，党应尽力发展并巩固产业支部使他成为党h的组织基矗中国党的产业支部在数量上还是很少，除上海香港浦〔津〕唐外多是很零碎的；有支部生活的居少数，大多数只做传达指导〈机关〉的决议以及起一部分的宣传作用，一切问题多不在支部中讨论，由地方党部代为决定甚至代为执行，因此他的工作便不是领导群众的而是脱离群众的。故党在支部中，尤其在产业支部中，要有中心支部的建立必以创造健全的支部生活。重要的产业支部工作如能作起，他必然会影响到其他支部而起中心支部的作用。支部的成份必须是群众中最勇敢最先进的分子。支部于事或书记必须是群众中选出来最积极的而有威信的同志。支部本身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日常生活，要能经常开会，要讨论党内一切政治问题，要分配每一个同志工作，要有系统的训练同志，要交换同志间的工作经验，要有计划的领导群众一切斗争和宣传组织群众，要能建立起群众中的中心工作，要在群众中有日常斗争的活动，要在中心支部建立工厂小报。支部的日常活动要与党的一般政治任务相联系。支部指导机关要在关于工作加紧，决议及工作计划的完成，出版品的改善以及保持支部的观点上准备党所领导的〈斗争〉与行动。支部在群众中〈只能起〉党团作用，切忌代替了群众组织。支部机关及负责人员，要切守保持严密的原则不可向群众公开。农村支部要特别注意于中心分子的训练，以树立党在乡村中的中心。党员要从支部生活中为党工作每个党员必须为党工作，但为党工作的意义决不是如一些同志所误解的以为只有在党内机关中作工的才算为党工作。或甚至以为领党生活费的才算为党工作。党员为党工作的起码条件，要从支部生活中建立起。每一党员在支部中必须：1．经常地到支部会；2.按月缴党费；3．讨论党的政策及本身日常工作；4．参加群众斗争并指导斗争；5．读党报；6．分配宣传品给群众，7.介绍同志，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党员在党的生活，才能紧严起党员在支部中的生活。健全地方党部与建立中心区域中心工作三、关于地方党部。为集中力量以巩固并发展产业支部的工作起见，党应注意地方党部的工作（县市区委等）。地方党部的主要责任是要使党员的努力不是散漫而无指导的，不是人自为战的，要有组织地有计划地集中到几个革命斗争主要问题上，并使着当地工作与党的一般任务联系起来，但地方党部不是直接指导每一个党员去做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方在开始的时候，若没有地方党部的帮助，则支部的工作决不会做好的，因为必要使每个支部的工作与党之一般工作发生联系，而不只限于本部（工厂街道部分的）以内的利益，这正是地方党部的根本任务，故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必须经过地方党部的推动与指导，才能逐渐的建立起来，决不是放任支部由其乱干或简直不干，这与地方党部代替支〈部〉是一样的错误。地方党部是建立党的正确组织路线的枢纽，现在各地的地方党部多没有建立在城市中，除掉很少的工业城市外，地方党部仍多避免在乡村里。现时在全中国工商业政治军事中心的城市有党的组织的不及半数。各县的工作中心必须从乡村中移转到城市中来，党必须注意于中心城市的工作，党必须认定地方党部是建立中心区域中心工作的组织基础，中心城市的中心工作做起，必能影响其他区域其他工作。地方党部在工作上必须注意于铁路、海员、矿山，金属业、市政、纺织业等的工运，重要口岸的反帝运动，沿铁路大河及附郊的农运，主要部队的兵运以及苏维埃区域的发展等，在组织上党应集中人力财力到中心地方党部去推动工作，关于中心区域中心工作的建立，必须有一较长时期的工作计划，并以长期的艰难耐苦的精神去工作，才能将工作树立起来。在最近期内党的中央应加紧对于全国某些中心区域中心工作的恢复与建立，特别是对于武汉广州与全国的海员矿山，在苏维埃区域的地方党部应力求党的发展平衡与扩大到附近的白色区域中去。考查并加强地方党部的工作现在中国党面前――特别在中央省委面前之一个最主要的组织任务，就是要很快的考查各地方党部的工作：是否各地方党部都有实际指导当地日常工作的能力，在各地是否所有的党员都加入支部，是否经过支部使所有的党员都被吸收于党的工作之中，各地工作是否集中于几个革命斗争的问题上，是否与中国党之一般的政治任务有所联系？考查地方党部工作之基本问题，就是关于地方委员会之工作能力问题与如何加强问题。决定地方工作委员会能力之最主要的条件有以下的几点：（一）委员会的成份应当是当地党员中最有威望、最有信仰的同志与工农群众有联系的分子。（二）假使在当地党部之下有工厂支部，则该委员会，应当有当地大工厂支部之有威望的代表加入。（三）地方委员会应当与地方支部发生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应当是这样：地方党部根本上必须知道，劳动群众生活上政治的经济的条件如何，当着有了事变发生以后，支部应当立刻报告地方委员会，而地方委员会应当很快的指示支部以应付这件事变的方针。另一方面地方委员会接到了上级机关的指导以后应当立刻的将这种指导传达到支部中去，应当帮助支部怎样在具体工作中使着这种指导得以实行。（四）地方党部还应当经过自己的党团与当地的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发生密切的联系，地方委员会应当负责在这所有的群众中，都建立起共产党的党团要有系统的指导党团中的工作，树立党在这些群众中的影响。（五）地方委员会应当注意群众组织中之党团的工作与当地各支部之日常的工作发生联系。一方面党团之日常工作，应当建立在支部的工作上；另一方面支部在某〔每〕个群众组织中，应在党的口号之下，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六）地方委员会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应当审查自己计划及上级机关指导执行的程度，应当使当地的党部，有共产党章中所有规定的铁的纪律。（七）地方党部应有系统向上级机关及在党员群众前报告自己的工作，支部干事会或书记亦应经常不断的向地方党部及党员群众作报告，以增加党员群众的对党的政策讨论的兴趣和执行的决心。（八）一般工作无出路而失却生活战斗力的失业党员，地方党部应指导其深入群众寻找职业，从社会中技工作出路，并谋得生活解决。（九）在现在的条件之下，地方党部应当对于所有的党员军事训练加以很大的注意，同样的对于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工农群众，武装斗争的准备也须加于极大的注意。（十）党员与党失了联络，在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严重的区域是很难免的现象。但这些党员在失败〔去〕了联络许久之后，要求恢复关系必须有工作上的表现，有党员的证明，经过所在地的地方党部考察后，才能发生组织关系。方恢复关系的党员主要的要得到支部生活的训练和考察，非万分必要和可靠时各级党部不应立即分配其做党的内部工作，尤其是机关工作。（十一）地方党部应坚决的执行党员缴纳党费的督促与收集的责任。地方党部的经费要逐渐都作到自给，他不仅应依赖于党员的党费，并可在可能的环境下向群众中举行同情者的募捐运动。（十二）地方党部委员会的内部应有正确的分工与集体的指导。建立正确的党内民主化四、关于党内民主化。在目前党内无产阶级基础削弱党员的政治水平低微的条件下，加以客观上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党内民主化的执行限度是应当有条件的。但这种条件决不是妨害了党内正确的民主化生活，而是要更适合于秘密条件下的民主化，以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以巩固党的领导力量。譬如政治问题要直接到支部中讨论〔中去找讨论〕，而许多事务问题，便须集中更灵敏地到指导机关去决定。一个问题的讨论，在集会不可能的环境中便可由书面或个别谈话来讨论。且民主集中制也不是对立的，是党内生活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化。故政治讨论直这支部，上级机关须在正确的指导之下作报告做结束。并须指导其与日常工作及党的一般政策相联系。党内的政治争论须有原则有范围的，不是漫无限制的自由论战，更不是离开实际离开策略的学院派的研究。目前党内政治清谈的倾向必须予以纠正。在目前党的成份与环境中选举指导机关，更须有指导的选举，而上级党部指定的办法也还需要。民主化的正确运用，地方党部成为最主要的枢纽，因为党的政策能达到支部，民主选举能自支部作起，必须有强健的地方党部才能有适宜而正确的指导。要以正确路线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关于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各级党部必须以正确的路线来纠正，来与工〔之〕作坚决的斗争。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要方法，是加紧党内民主化提高党内政治生活。在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中，首先要反对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因为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他在目前中国党内政治水平线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的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党的反对派。这一方面需要党在政治上说明反对派理论上非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指出反对派在国际上反革命的罪状，另一方面需要全党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为党的一致斗争，坚决的反对任何小组织倾向派别观念以至反对派的分裂党的运动，在组织上严格地肃清反对派在党内的领袖的活动分子，并从工作上斗争上克服党内一部〈分〉落后的消极的党员之种种不正确倾向的发展。党在〔内〕小资产阶级意气之争，党亦须从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上实行政治上工作上的自我批评人手，以求根本肃清。健全地方党部，建立支部生活，更从积极工作上去打破党内不要组织，取消主义，个人拚命等等不正确的倾向。党的经费来源亦要做到建立在党员的党费与群众援助上，以便从根本上打破经济平等、雇佣革命的观念，消灭乡村中脱离群众的筹款方法等。坚强党的纪律以巩固党的组织党内因为对说服群众运用的误解，常已影响到铁的党的纪律的执行，有些不努力实际工作而专尚政治清谈的党员，常常不依照组织路线，在党内群众中间散布一些不同的政治见解与主张而妨害党的一致。有许多下级党部更是纪律涣散党员的言论行动在平常非常自由不受任何的拘束。有错误时亦受不到任何教育与制裁，等到发生退党与反党的事实，指导机关不是执行躲避他的方法，便是实行要求执行非常手段的制度〔裁〕；在有些苏维埃区域甚至于非常手段看做普通纪律以造成党中的恐怖空气，这实是很严重的错误⑺。各级党部在目前的工作条件下，坚强铁的纪律特别必要，但同时应该了解所谓坚强〈铁〉的纪律，并不是机械的去执行。共产党之纪律，首先要建筑在每个党员对于自己的责任的自觉上。国际工入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只有组织好了，才能得到胜利，没有坚强的纪律，不会有好的组织。工人组织中之纪律的必要条件，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每个党员都服从指导机关的命令。党的组织内应当有坚强的内部纪律，但党应当计算到对于错误的事，谁也不能保险，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中不可免的东西。党内有集体的指导与向党员群众作有系统的报告，是防卫和很快地纠正错误之最好方法。对于未执行上级党部指导的办法，也应如此，只有集体的指导与党的工作中一切主要问题有系统的在下级组织讨论，才能很快的发现未执行决议和通告的事。如果有意地不执行或曲解指导机关的决议和计划时，则上级机关应详加研究，并采取相当的裁制。有了经常的教育与组织上的制裁，党员的行动言论才能得了〔以〕约束，有了错误才能得以纠正，退党和反党的事也才能从积极方面得以减少。至非常手段的制裁，绝对的禁止成为党的一般纪律，党要坚决的肃清有些地方党部的党内恐怖空气，因为这与党的夺取广大群众的路线是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密切各级党部的关系与加紧巡视工作五、关于省委组织与巡视工作。关于省委这一级组织工作目前应以缩小机关，多努力于政治及中心工作指导，加紧巡视工作为中心问题，而建立中心产业支部，考察并加强地方党部，加紧巡视工作，是目前各省委在组织路线上的主要任务。省委对于其所管辖的区域，应有一个全局的布置，应有经常工作的计划。在全省的中心区域中心工作上应集中人力财力去谋发展。关于中心工作的讨论和注意应成为省委日常工作中主要的议题。省委对于所在地或主要区域的重要斗争应亲身或派人去指导，并利用这种经验和斗争方法教育全省党部。在目前党的幼稚状况下，省委对于地方党部的指导要带有充分教育性。省委本身的组织要有候补制，要相当分立〔工〕，要能集体指导，要建立自己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省委要不断的参加所在〈地〉的主要工厂支部，了解下级和群众实际情形，考查工作并指示以正确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以帮助地方党部去建立中心支部。巡视工作是目前密切各级党部关系加强政治指导的主要方法。中心县委和特委应经常派人巡视其所指导的各县及重要区委支部；省委应经常有人巡视各特委各中心县委及重要地方党部与支部；中央应经常有人巡视各省，直接检阅地方工作，巡视工作的主要条件：考察并了解下级党部与群众间的实际情形，传达上级党部的决议和指示，与当地党部共同决定目前的工作计划，帮助并指导当地党的工作和主要斗争。巡视员要是各级党部中有能力而积极，政治认识较清楚的分子充当。各级党〈部〉要建立经常的巡视会议。各级党部间的交通网应有严密的灵敏的组织，传达文件以帮助巡视工作之不足，地方党部彼此间的关系，上级机关应予以联络上的帮助。党应当〈将〉帮助青年团发展工作看作自己的任务六、关于党与青年团的关系，过去党与团的关系不好，主要的关键在党没有〈将〉团的工作团的发展看着是自己的工作的一部。故党对于团的指导和帮助常不列入党的经常工作之内，甚至对团存取消观念，在有党团纠纷的地方，党对团的指导和批评，亦常采取对立的状态，以致影响团对党的态度，亦常常是对立的。在组织上和工作上，团固然是独立的，但他在总的任务上终是夺取广大的青年工农群众在党的周围和党的口号之下的一种组织。然而他又决不是工会农会，同样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青年组织，是党的后备军，故党必须将帮助团发展工作看做是自己的任务。党与团的各级委员会中须互派其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为帮助团的日常工作起见团的所有工厂支部必须有一该工厂的党员参加，党除给团以政治上的指导外，并应予以物质上的帮助。在党没有组织的地方，团得自己发展到成年群众中去，但其政治活动必须依据上级党部的政治路线，同时须介绍团员的积极分子人党以成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团应介绍其成年或非成年的积极分子入党，给党以干部人才，同时党应顾及团的工作，不应将团的得力党员调得太多致减弱了团的指导力量，党更应经常的指导兼团党员，经过他们在青年团中发〈挥〉政治指导上的影响。Ⅳ、秘密党的组织原则党应严重注意秘密工作两年来的白色恐怖与敌人进攻，总是日益加厉，并且是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破获我党机关消灭党员肉体工作。但党从半公开转到地下，对于秘密党在组织上和工作方法上都没有严密健全，致各级党部常常招受可以避免的破获。大会后半年许多地方的工作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有了不少进步，只因为秘密工作之忽视与不健全常受着很大的损失，致影响好多时候的工作或组织上一时的中断。故党的秘密工作，实成为目前很严重的问题，党内忽视秘密工作的浪漫习惯，党应认为客观上是帮助敌人，应受严重的处分，同时党应坚决地纠正并防止躲避主义的个人秘密与脱离群众的现象。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应有好的联系在白色恐怖厉行之下，中国党只能极端秘密地存在，党的指导机关当然要非常秘密，就是党的下级组织（支部职工会中的党团等）现在也是在秘密条件之下工作。另一方面党所准备的武装暴动，要不能吸收工农主要群众，将归于无望，所以需要党对这些积极准备工作并争〈鹊群众的公开活动。同时在工作中严守最秘密的规例，建立起自己的秘密机关，安置与侦探以及奸细斗争的方法等。但是在这工作方向之中，党不应当一刻忘记党的机关和党的一切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在能帮助党钻进群众去，争取公开活动的机会，和在党的口号之下把他们组织起来作革命的斗争，党应站在巩固与扩大工农群众运动联系的观点上去建设适合于白色恐怖之下的工作机关，应使这些机关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加强与工农群众的联系，以便有系统的准备工农群众走向革命的发动，而不仅是党员和同情者狭小范围的人去作革命的发动，故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应有密切的联系。党可以建立内部很复杂的而且比较难于发现的很好秘密组织，其中有各种配置，但是这种组织无论各方面怎样周到，如果与工农群众没有经常联系，则便不是一个真共产党的组织，也不会组织成工农群众胜利的发动，至多不过能够组织成好的军事冒险而已，这种军事冒险与目前的一切任务完全没有共同之点。党要从深入群众中去消灭党员自首叛变的现象党员的自首叛变，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支部生活不健全，党内政治教育缺乏，党员阶级意识模糊，以及机会主义残余的存在致经不起严重的白色恐怖与利诱而破裂出来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两湖过去最为严重，最近且蔓延到下江流域及北方各地。但过去只注意消极的对于很少数自首叛变分子，执行非常的手段裁制，这是很不多〔够〕的，党应当从积极方面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只有坚守深入产业工人群众中去的路线，从群众生活群众斗争中创造党的支部生活，加紧党的政治教育，锻炼党员的阶级意识和革命信仰，增高党员的政治水平，指示党员找工作的出路与为党正确斗争，以不断地改造党，使党真能生长到群众去而不是架空脱离群众的组织，同时再加紧对于秘密工作的建立与对于秘密条件的绝对遵守，然后才足以根本消灭这一自首叛变的现象。另外，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注意：任何一个党员，在他被敌人捕去后，不管是有无证据，他对于革命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唯一的忠诚与责任，便是：不供出任何党务，不承认任何关系，不指出任何同志。Ⅴ、工厂报纸与地方党部的出版品建立工厂小报与发行分配工作第六次大会以为欧洲各国通行的工厂小报与工厂小传单是秘密的党与广大群众发生联系的有效方法之一。中国党过去和现在对于向群众中散发传单及标语，作了很大的工作。这种工作应当尽量地继续发展和巩固，除党的中央机关所发行的传单标语外，工厂支部小城市的县委，村乡支部等的下级组织，必须发行同样性质的印刷品。工厂支部与乡村支部所发行的传单标语，当然在质量上（内容与外表）没有党的上级组织发行的那样好，而这些地方的工厂的党的报纸，虽然又有许多弱点，但对于广大群众的鼓动影响则比较由中央机关送来的技术上做的很好的宣言和报纸这要深刻得多，因为他们能够说到工农群众特别接近和特别了解的问题。党的这种鼓动工作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在这些宣言和工厂报纸帮助之下，使工厂支部比较能够容易地钻进那些工人群众里面去，宣传作用上他是联系群众日常斗争到我们政治口号之下的一个主要环子。工厂小报的开始建立，必须得到地方党部的帮助，并可成为创造支部生活的一个有力工具。在秘密党的条件下，欲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发行分配工作特别重要，决不应将他看着是技术工作。发行分配工作的中心在地方党部，因地方党部如果不将分配工作做好，中央省委便是能将各种刊物送到地方党部，仍然不能影响到群众。地方党部应经常地有计划地督促考查各〈支〉部党员关于宣传品分配的工作情形，并报告给上级党部。自然，宣传品的内容与格式也颇与发行分配工作有关，故各级党部对于群众刊物的编印，必须注意于内容的通俗与格式之便于携带。Ⅵ、关于干部的工人化党应坚决的执行引进工人干部的路线中国党自八七会议以后，对于引进工人积极分子到党的指导机关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党应从工人中造成干部人材的任务，不要看成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宣传工作，而要看成是一个为改良自己指导之长期的坚决的有系统的工作；在这件事上党内的任何动摇是不容许的，且不应有丝毫的迟疑。被吸收到指导机关的工人同志们，必须担任一定部分的工作，对这种工作要实行负责，不应使他们与指导机关的真正日常工作隔离，而只是来参加委员会的很少会议，甚至只是形式上的陪衬。党在继续这种工作当中，同时应纠正有些党部的组织对于这一问题的曲解，曲解到对〈非〉工人出身的同志，一定担任不好指导工作，是完全不对的。如此〔以〕为每个知识分子一定要做出错误，而每个工人有〔一〕定具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的观念也是不对的。考察一个党员，应该以其政治认识、纪律性及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牺牲性为标准，此外还要加上他与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系，他在这些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以及指导群众的能力等标准。此后党内的干部分子都应有系统的从支部中训练出来，有计划地从工作中斗争〈中〉训练出来，而地方党部更应成为干部分子直接的训练机关。各级党部开办训练班时，必须由地方党部中选拔人材。加紧马克司列宁主义教育工作为要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为要加紧对于干部的训练，党首先应加强党内的理论基础，故马克司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应从支部中做起。马克司列宁主义愈能通俗化，愈能使其理论和原则在群众日常生活和斗争中得到根本的认识和了解。地方党部对于这一任务的指导要特别努力。同样，党的对外宣传也必要使党的政治口号与群众的日常斗争相联系，从实际行动上证明党的政纲党的政治口号一般的适用。Ⅶ，党在群众中的组织任务在党的组织问题中，对于工农群众组织中的工作，应加于最严重的注意，首先就应注意对工会和农会中的工作。近半年来，中国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及其在群众组织中的工作，在几个主要城市（上海，香港，天津）与某些乡村（广东的东江琼崖，湖南的平浏，赣南闽西等地）中已有了一些改善，但就一般的说来，党的面前仍放着这两个非常严重的任务。一个是如何确定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一个是群众组织如何争取公开活动。党与群众组织应建立正确的关系党是党，工农群众组织是工农群众组织，两者中间有显然不同的界限。党所须〔需〕要的党员，的确是群众斗争中积极能为革命工作的先锋分子；而工农群众组织则本身既是广大群众阶级组织，尤其是在目前这一严重压迫之下革命的工农会决不容许合法公开的存在，黄色御用的组织更到处来吸引群众，欺骗群众，而群〈众〉自发斗争的开始复兴，处处表现需要组织的领导，故现在的工农群众只要知道阶级的团结，要为本身〈谋〉利益，我们必须吸引他们到革命的工农会中来。革命的工农会，也只有在吸收广大的群众到自己的组织以内，才能更易于领导群众斗争，才能更易于揭破黄色组织的欺骗群众的罪恶。因此革命的工农会尤其是工会必须打破现时退缩到党的范围以内的秘密状态，必须利用各种合法半合法的形式，争取公开的自由，以吸收广大的群众。先锋队的党可以在群众组织中起核心作用，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和领导，而群众的组织则须直接接触群众，吸引群众，发动群众，然后才能尽其组织的作用。这两者中间的性质既然有别，故他们中间的关系亦须于此处确定，既〔即〕是说党不能以任何命令形式直接指导群众组织，只能经过他的党团起领导作用。党可在群众组织中吸收最觉悟的分子入党，而群众组织则应发展在党的范围以外。在秘密条件下，党员虽不必人人为工农会员，但在斗争的实际上，党员已不仅是群众中的战斗员且必须是群众中的先锋分子。〔8〕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活动在目前政治阶段中，凡是带有斗争性质的工人团体都要被禁止，要被迫着秘密起来，因此利用或创造一切合法的或半合法的团体，例如“体育会”“读书班”“俱乐部”“疾病失业婚丧互助会”等在他们的掩护之下工作，发展群众斗争，加强党的政治影响，以加重工会的作用而生长到赤色工会组织，并力争工会公开存在，“这是我们在目前中国革命之阶段中最主要的实际任务”。我们是为革命斗争争得工会公开存在，以便利他的活动和发展，但绝不是公开主义，因为在现代〔在〕革命阶段中，只有从斗争中才能争得公开机会，且必得要受压迫，所以要不断的争斗，反抗不断的压迫，一直走向革命高潮，同样我们是要掩藏在合法半合法形式之下，去进行我们组织工人群众的中心任务――赤色工会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赤色工会才能在工人群众中得有组织和领导的更大作用，否则只有日益限于赤色工会的秘密形式之内，永不能得到公开的活动机会，永不能吸收广大群众到自己组织以内。但这种利用或创造合法半合法形式的组织只是为掩藏，决不能降低我们政治主张，避免群众的斗争，以迁就统治阶级所批准许可的合法存在，如这样做，便将成为机会主义的合法运动观点！党在工会中的组织任务在上述的组织路线上，党在工会中最具体的任务有如下几点：（一）在所有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中，组织党团，在当地党部有系统的指导之下工作。（二）使党的工会工作的中心，移到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和大企业内。（三）在党的支部与日常斗争的基础上，团结在支部周围，同情于党的无产阶级群众及工会中积极分子都去参加工厂委员会的斗争组织，这是工会工作中最适宜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四）凡是有群众有下层组织的黄色工会，党必须有组织的加入活动，以支部起党团的作用，并团结群众中心分子，目的在逐渐的取得领导，改变工会性质为赤色，而不是做少数对抗运动。党应使农会成为广大群众组织，以贫农雇农做中心在农民中对党的信仰愈高愈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群众中的领导地位，但同时必须使农民认识自己群众的组织，一切斗争必须经过农会的领导，党只能从中起党团作用。有时在斗争发展的区域党可以有公开代表在农民群众组织中活动，但他亦只能用建议提议的方式去工作，绝对不应以党的名义用命令的方式来指导工作，而党的组织无论在什么时候地方，都应保持严〈密〉的状态。斗争中心在农会，然后党才可经过他们吸收农民中勇敢积极在斗争中能起领导作用的分子入党，以坚强党的组织。农会的组织成份应以贫农雇农做中心，但富裕的也应当吸收到革命运动中来，比较富裕的成份，则可使之加入农会。⑼党不仅应加入且应创造城市贫民组织，领导其走向革命方面自革命失败以来，党与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逐渐隔断，于是〈一〉切城市贫民争自由的斗争，我们多不能参加，尤其是半年来城市贫民的反日运动，我们与之简直无关。这种的现象〈来源〉有二：一种是观念上的错误，以为凡是在贫民争商由及反帝运动中，只有等工人阶级加入，才能树立起无产阶级领导。固然一切贫民运动我们必须用极大力量领导工人群众乃至工人组织加入活动，起强固的领导作用，引之走向革命方面，但即使这一工作一时不易〈作〉起，亦必须极力设法打入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组织里，经过这种组织从中活动以起党的领导作用。另一种来源便是组织上的弱点。党不但在工会中的关系不强，即在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中的关系亦几至绝缘（除了上海北京几处有学生会的关系外）。故目前党的组织任务，对于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不仅应加入活动，而且应创造这些组织，以领导广大贫民群众尤其是学生走向革命方面，特别是对于反帝运动争自由斗争的群众组织。假使这些组织已为敌人所领导，更应打入揭破其阴谋推翻其领导。党应当将青年妇女工作看成党的一般任务党应帮助青年团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工作，并给以工作发展的机会。在工农会中要尽可能地领导青年工农参加各级指导和〔机〕关及各部工作。在工农群众中，青年的单独组织，如体育队童子团以及乡村的少年先锋队均应隶属于工会或农会指导之下。在工会中可成立青工部与青工小组，或〔在〕农会中成立青农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和中国本国的工业之发展，年年使许多妇女群众加入生产。在纺织和轻工业中，女工几占全体工人之半数。女工〈一〉方面是低廉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不大好闹事的分子。在许多工厂中女工虽占半数，但党内女同志的数量则占极少。到现在还极少女同志的干部参加指导机关。乡村里，农妇在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亦渐扩大。因此党必须在妇女中工作。必须吸收工厂里之最觉悟的女工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必须引进得力的女同志干部到各级指导机关担任相当工作。在工农会的各级指导机关中，要有积极的女工农妇参加，这里边组织妇女运动委员会调查和计划妇女工作，并应有妇女到各部工作。于必要时，工农妇〔会〕的农〔妇〕委得召集定期的妇女会议讨论一切工作，但非经常的组织，因为这一种妇女会议只是一种〈非〉经常的运动，帮助工会农会去教育鼓动女工农妇到阶级斗争的队伍里来。加紧党在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在中国维持秩序的帝国主义军队兵队〔舰〕中，很多工人分子〔10〕以至被压迫的有色民族，固然这些分子尚很多囿于民族观念，不了解整个世界的阶级团结，常有殊视和虐待中国工人农民的事实，但正因如此，中国党必须用很大力量在帝国主义的军队中，经常而有系统的去做革命工作，吸收帝国主义军队兵舰的兵士加人革命，并破坏帝国主义的军队；在这里首先要做的是宣传和鼓动的工作。各级党部所在地，如有帝国主义兵舰的驻泊，必须发传单标语给其兵士，说明他们的作用是在为帝国主义所奴役与压追屠杀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这种工作首先要征调革命的青年学生参加，以便易于走入〔走人〕与他们接触的团体如青年会等地方中去。在中国军阀军队中工作更是党的重要任务。中国军阀军队的士兵大多数是无地或失地的农民，很少数是失业工入。这些分子自然是反对军阀的，但因为有了军纪的镇压和缺少我们有系统的工作，所以屈伏于军阀统治之下转成为军阀压迫革命的唯一利器。全党及每个地方党部必须将在军阀军队中工作看做党的一般任务，而不是各级军委的专门任务。或是传单宣言或是口头鼓动每个支部每个党员都可从事这一工作的。每个在城市或在乡村里的党员，都有责任去邀请士兵去茶楼里去谈话，甚至有可能时组织游艺时〔会〕茶会邀请士兵参加。每个党员有责任写信给军队里的相识士兵，描写他们及工农生活状况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情形以鼓动他们的反抗和斗争的情绪。每个党员更有责任去组织小组代士兵的家族写信给士兵及讲解士兵给他家族的来信。士兵中的先进觉悟分子须组织到党的支部中来。党必须出版特别给士兵看的刊物。济难会的发展应超越党的范围吸引广大群众走向革命同情的道路济难会应坚决的脱离“党的救济部”的关系。他们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展互助救济的活动，决不是在党的组织之外，依照党的组织系统委派一些工作人员去设立些机关所能建立工作的，愈如此愈障碍了深入群众的工作，愈加将自己限在“党的救济部”的范围之内。只有在群众中互助救济的活动发展之后，在非党群众中有了不拘任何形式的救济组织之后，济难会才算建立了自己的群众基矗故济难会的目标，是应超越党的范围，吸引广大群众，团结在互助救济的名义之下，逐渐的领导其走向革命同情的道路，以扩大党的活动范围，而党只应从中起党团作用，决不是限于党的范围以内来专做党的救济工作。目前党团的作用要建立在下层组织中尤其是要使支部起党团作用历来中国党在群众组织中的活动，支部是不起什么党团作用的。过去下层工农会的活动，多半数是听会〔命〕于上级工农会，并非在群众中有几多民主化的生活。因此支部在下层群众组织中，便也不许〔起〕什么党团作用，不成什么群众活动的核心领导。现在党处在秘密环境中了，群众上级的赤色组织多半洎〔消〕失，党的活动中心益发需要建立在下层基础上，建立在每一工厂每一业每一乡村的工农群众中。在这些活动中，支部便居于特别重要地位成为党在群众中活动的枢纽。故党团的作用必须在党的支部活动中特别表现其重要。党在工厂工会、厂委、乡农〈会〉中可不必另组党团，即以支部起党团作用。在一般群众组织中党应组织党团，尤其是在黄色工农会中，支部要有组织地有计划地指导同志起党团作用以助活动。六次大会反对组织同情者的特别政治团体，但认为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有非常注意的必要，这一点对于各地群众组织之党团的工作非常重要。在现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党自然不能有很快的数量上的发展，这种情形使中国共〈产〉党要在同情于我们的工农分子中间，进行有系统地个别地征收党员的工作，在现在的条件之下中国党是有可能使着广大的无产工人对他表示同情与实际之帮助的。因此，党之一个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提高工农对我党之同情，要有系统地选择接近党的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中的工作，〔一〕并交付他某一种任务。最大的同情于我们的组织自然是群众组织。我们吸引没有觉悟的工农参加群众组织中间的日常工作比较吸引他们入党是容易得多；但是假使党能以引导他们，使他们在党的指导之下，在职工会中为无党的工人之迫切的要求而斗争，在农民协会中，为无党农民之最迫切的要求而斗争，这便是吸引之工农分子入党的第一步工作。在产业中的党的支部，在群众组织中的党的党团，对于同情于我们的无党工人的关系应该是用极忍耐极正当的方法使他们参加日常斗争中的实际工作，应使这种争取部分要求的斗争与我们的党一般行动之政纲发生联系，因此，党支部以及党团，更应注意引导一般同情于我们的群众参加我们所领导的斗争，其中接近于我们的同情者，便应介绍其入党。在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之日常工作中，要善于依靠着同情于我们的广大群众，经过这些同情者的帮助，更可吸引着更广大的工农基本群众都走到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此文为1929年7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43次会议通过。〔2〕〔3〕〔4〕〔5〕〈〉内文字系根据1929年8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版补订。〔6〕《布尔塞维克》版在“于革命的发展更有作用”后有“但这不是说对于没有力量的支部，就要将他取消，相反的，正要我们加紧努力，使他渐次成为有力的支部。”〔7〕《布尔塞维克》版在“这实是很严重的错误”后有“嗣后各级党部应严厉禁止此种行动。如发现有党员反动，应提交中央处理。”〔8〕此处《布尔塞维克》版有改动，将“在秘密条件下，党员虽不必人人为工农会员，但在斗争的实际上，党员已不仅是群众中的战斗员且必须是群众中的先锋分子。”改为“每一党员在其生产部门，必须加入其所在之工农会，在斗争的实际上，党员更不仅是群众中的战斗员，且必须是群众中的先锋分子。”〔9〕此处《布尔塞维克》版有改动，将“农会的组织成份应以贫农雇农做中心，但富裕的也应当吸收到革命运动中来，比较富裕的成份，则可使之加入农会。”改为“农会的组织成份应以贫农雇农做中心，在原则上要反对富农加入农会。当着有些地方富农还停留在农会中时，我们应号召雇农贫农，领导中农与之作坚决斗争以肃清其出会。假使富农占多数的农会，则我们便应无疑地号召雇农贫农领导中农组织自己的农会，以反对富农的农会。更主要的，我们必须领导雇农组织自己的独立系统的组织，以树立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础。”〔10〕《布尔塞维克》版在“很多工人分子”后有“以及失业工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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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决议案――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九二九年六月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政治决议案――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九二九年六月二中全会通过）⑴1、国际革命危机的加深（一）六次大会与共产国际六次大会指出世界革命已进到第三时期，即是世界革命各种的危饥进到异常激烈的时期，同时并指出在这国际形势之下是能够帮助中国革命的发展。这一年来国际上各种重大事变之经过，充分证明这一估量的正确。第一，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更加紧迫，各帝国主义国家受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市场枯涸的矛盾的推动而加紧争夺市场，重行分割殖民地，互相敌视，特别英美的冲突，已是毫不掩讳的公开的加紧的准备战争。英法海军协定揭露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如火如狂的竞相增加军备。在太平洋上因瓜分中国问题英日与美的冲突也是同样的紧张。英日同盟复活的空气，曾一度传播于国际间，这都是空前惨酷的世界大战快要到临的充分的证明。现在英国资产阶级虽然换了一个新的工具，所谓工党内阁，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想借此欺骗工人〈阶级〉，以便利他更加紧他的战争的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灾祸，决不会有半点的和缓。他如日本乃至法国将要发生的内阁更迭，也是同样的把戏。第二，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巩固与发展吸引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更加认识了社会主义前途的光明，促进了他们斗争的勇气，苏联遂成为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大本营。因此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企图更加积极了。帝国主义的反苏联的联合继续的增长，他在西方与苏联为邻的国家中加强军事的准备，指挥阿富汗的军队袭击苏联的区域，最近又指挥着中国国民党政府搜查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想借口把中东路夺在手中，实现他军事上反对苏联的目的。最近的裁减军备会议（帝国主义者在这个会议中一致的否决了苏俄〔联〕底真实的裁减军备的提议），以及巴黎的赔款会议，不只明显表现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并且表现了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对于苏联的阴谋。帝国主义者把中国的反动派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加入反苏联的联合中。这些压迫中国革命的刽子手同时就是帝国主义者反苏联的工具。最近苏联领事馆之搜捕以及中国资产阶级之不停止的进攻苏联等等，都是中国的反动派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指挥之下的一贯行动。所以进攻苏联的战争，也是日益迫切。第三，各国的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巨大的罢工不断的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爆发起来（德国五金工人，英国法国与波兰的纺织工人，英国矿工，日本海员等），今年五一节全世界工人阶级壮烈的总示威，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开始了他的武装冲突，已经使全世界资产阶级发抖。帝国主义在工人群众日益左倾的威吓之下，积极企图打破工人群众革命斗争和拥护苏联的意志，是帝国主义进行世界大战、反苏联战争以及一切帝国主义行动的主要前提之一，因此，帝国主义者除掉以法西斯蒂方式压迫屠杀工人群众外，更一方面使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与政府机关更加亲密的合作，另一方面又豢养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⑵的新工具来欺骗工人群众，企图在这样左派改良主义者联合中解决这个任务。这些帝国主义的新旧工具虽然极力用尽一切方法来阻止群众的革命斗争，但是广大群众仍然日益趋向于革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大。殖民地的革命更有显著的发展，印度已开始了他的革命高潮，阿富汗的革命虽遭了英帝国主义武力的压迫，但仍在继续进行，拉丁美洲的革命不断的爆发，中国革命又是开始复兴的形势。全世界革命的火山都在冒火吐烟了。这样帝国主义战争危机的加紧，进攻苏联的追切，与国际革命斗争的激剧化，很明显的是世界革命各种危机的同时加紧，这些危机的爆发，便是世界革命巨潮的来到。（二）在帝国主义战争危机中，瓜分中国是主要的导火线之一。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当中，中国也是帝国主义进兵的重要的根据地，这样一方面固然加重了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在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中的任务；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矛盾推动着中国军阀战争特别加紧，使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益加削弱，特别是世界革命的激剧，可以增长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无限的革命的勇气。所以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可以帮助中国革命的进展。Ⅱ、现在中国政治局势的根本矛盾与革命形势的开展（三）依据国际形势观察中国现实环境，应更加认清外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一切政治经济生活中真实的统治者。〈自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国民党打下北京后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⑶日益加强；英日帝国主义势力在南北有显然发展，英国在南中国的统治恢复，日本出兵山东侵占北满，显然是互相默契瓜分中国的进行，同时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也有突飞的进步，对华贸易增进的速度既经突破以前的记录，特别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买好，已经取得了许多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新的特权（如财政顾问，航空协定，这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计划有极大的军事意义）。英日美各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然同样增进，于是在市场上在政治上在各种特权的攘夺上都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遂造成现在英日美互相敌视的三角冲突〈的形势。美帝国主义一贯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这是公开的攘夺英日既得特权的口号，尤其是最近一年来美帝国主义挟其庞大的财政资本的优势著著迈进，更引起英日的嫉视，所以现在太平洋上英日美帝国主义三角冲突〉⑷之中已表现着英日接近与美对抗的形势。帝国主义既然这样互相竞争，遂各自操纵中国的军阀与反动的政治派别，成为他的攘夺的工具，由此造成中国不断的军阀战争，这是目前中国政治局势中第一个根本矛盾。我们要明白指出这些帝国主义强盗的互相敌视，完全是为着争夺中国的利益，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对中国都是一样的侵略的政策。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与英日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根本上没有一点不同，所谓承认关税自主与修改条约，这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的假面具，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的一贯的表演。只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才会幻想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之下来取得中国工业的独立的发展，这就是改组派的理论的基矗其实关税的相当的增加只是帮助了军阀战争的军费，更加助长军阀战争，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帮助。美国的投资也是与英日一样首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事业以便于他的商品市场的扩大，并不能适合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直接需要。并且美帝国主义这种政策因为英日的对抗和其他各种矛盾的关系，必然要遇到严重的打击而无法进行，纵令这种政策有多少的实行，在客观上纵要使中国民族工业相当的发展。但是这样发展的过程始终是在帝国主义经济控制之下而使中国更加一天一天走向殖民地化的道路。所以如果认为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可以帮助民族资本主义独立的发展，便是坠入了资产阶级理论的泥坑，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还有第二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过分估量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以为美帝国主义已经取得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这更加不明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争夺必然要加紧战争的危机，决不是从和平外交上可以得到。这种观念是一样的帮助美帝国主义的宣传的极端错误观念。（四）现在中国的经济上封建阶级尚有极强固的基础，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大部分都在地主阶级惨酷剥削之下。虽然因货币关系的发展，封建剥削关系受着很重大的打击，而日益崩溃，但仍然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广大失业破产的群众造成封建军阀制度的基础，使国家封建制度的残留又有一时恢复的形势；再加以帝国主义的利用与维护，于是军阀制度，封建的和半封建的上层建筑仍然是中国政治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没有根本消灭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民主革命，则不会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弱小的资产阶级，本身已〔既〕还带有封建的剥削关系，尤其是他要企图统治全国，更不得不利用军阀做他的工具，因此形成现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军阀联合统治的政权。所以国际反对派以为中国已经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完全是抹煞一切中国实际的经济剥削关系的无稽之谈，所以中央全体会议坚决的指斥了这种观念以及类似这种观念的倾向是极端错误的。（五）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状况表现有相当的活跃，一直到现在，大部分仍然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影响到中国民族轻工业（特别是丝业到现在仍是停滞之中）。同时各地方中国民族工业仍然继续着转递于外人之手（有些企业卖给日本〈人〉了）。固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之相当的发展虽然是很困难，但在最近的将来决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全国生产力向独立的民族资本的路线的发展倾向，将要反对着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施行的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倾向。所以认为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后，便完全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混合了而没有一点矛盾，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民族工业独立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绝不能完全放弃自已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同样，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倾向，也要与中国尚很强固的封建剥削关系发生矛盾，中国资产阶级也同样的要主张自己的〈民族的〉⑸民主的改良政纲（如二五减租，减轻田赋等），以便利自己的发展。但是在中国中小地主占优势。特别是货币关系发展使这些中小地主要日益趋于破产的形势之下，就是这样的些写改良的）⑹政纲，也是地主阶级所不能接受。这样，便推动着中国豪绅买办资产阶级争夺这一反革命联盟统治的领导权。同时以中国军阀制度的存在，各系军阀争夺地盘财政的冲突，永远无法解决，于是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各派与各系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特别是各个帝国主义的指使，遂造成中国连绵不巳的战祸，这是中国现在政治局势中第二个根本的矛盾。（六）我们决不应夸大了这一矛盾的事实，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纲是一种经常的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的政纲，就是使中国屈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之下。并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部分与各个帝国主义有经济上之共间利益，使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各部分的资产阶级与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帝国主义有互相联系，在民众中间发生了反对与他相竞争的帝国主义的运动的时候，则资产阶级在虑伪的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也要利用这种机会（例如在汉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并且即是在这种资产阶级的运动中，只要这个运动牵动了广大的群众，资产阶级立刻就要反攻。同样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尚未完全脱离封建的土地剥削关系，使各部分的资产阶级与各部分的封建势力在乡土的关系上还有密切的联系，这样使中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也更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故他同样不能实行农村的改良，甚至二五减租的假面具最近也在浙江作了最后一次的撕破。所以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间表现的矛盾，仅是为要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些小的的让步，都不能得到容许，决不是资产阶级是有什么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并且以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在这种冲突的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必然要一步一步的出卖中国民族独立的利益，妥协封建势力。特别是资产阶级对群众斗争的恐惧，天天在设法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更加要妥协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并且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的各个阶级和各个派别间的矛盾会在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共同的矛盾之前仍然是要联合一致。谁要认为反动中的一个阶级或一派会走到或“被迫到”革命方面来时，则他自己既走到中国的反动方面去了。所以以为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后，便买办化了，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利益混合了，没有矛盾了，自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夸大了这一矛盾，以为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还有革命的作用，更是极大的错误。（七）所以现在的以及未来的军阀战争，帝国主义的相互冲突固然是这些战争的主要动力（不管他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军阀抢夺地盘的争斗固然是这些战争的直接导火线，但同时确反映着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各部分利益相互的冲突。这三种矛盾的相互表现使着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虚伪和平与表面统一都不能有好长时期存在，战争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必不可避免的经常的状态。就现在的事实，更是一个长期混战的局面。所以如果以为中国资产阶级可以以和平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实现他的改良的政纲，走向中国的统一与解放，这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所以驱逐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与统一中国三大任务，只有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完全胜利后，才能彻底的实现。（八）中国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求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让步，要与帝国主义的商品竞争，所以他唯一的出路，只有更加紧对工人的剥削。这一年来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已经比以前更加低劣。中国地主阶级要维持自已的地位，也只有更厉害的剥削农民，特别是中国的军阀，对广大劳苦群众的残酷的剥削，捐税的繁重，战祸的流行，因此更使广大群众加速的破产与死亡。现在的空前的灾荒，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这是帝国主义的侵掠，军阀的剥削，地主阶级和资本的压榨所造成。这样的结果，当然要激动着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为救死求生的斗争，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侵掠加强，当然与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要求民族独立自由的愿望绝对相冲突，因此引起了中国反帝运动的复兴。从济案以后各地广大群众的反帝运动不断的爆发，一直发展到上海“五卅”纪念与援助张案⑺的总示威。这种形势恰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相对抗。所以这样的斗争必然继续向前发展，最后更要汇合各种的斗争成为革命的巨潮，驱逐帝国主义，颠复统治阶级，建立工农兵士贫民苏维埃的中国。任何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与改良主义的欺骗，都不能消灭这一革命胜利的前途。所以现在反动统治与群众革命斗争的冲突是中国目前政治局势中第三个根本的矛盾而且是最严重的矛盾。这一年来的过程，中国资产阶级不只是没有解决这些根本的矛盾，而且是他自己企图解决的问题也一点没有解决。所以很明显的中国革命的危机是在一天天〈加深的〉。六次大会后工农群众的斗争尤其大城市工人斗争自去年“五三”以来，的确是逐渐复兴的形势。这不仅上海自邮务水电两次罢工推动了最近数月来将近两百次的工人斗争，发动了两年来所未遇见的数千人纪念“五一”的盛举以及数万工人学生群众“五卅”政治的大示威，便在北方也由半年来大小数十次的工人斗争酝酿到开滦五矿的怠工，在香港最近三月我们领导的工人斗争有十六次，便在湖北工人斗争的情绪也绝不是低落，在满洲过去数月中也还有八九起可以统计的工人斗争。在乡村农民斗争并未停息，苏维埃区域并未完全消失，朱毛红军仍然在反动的区域存在，投身到农民暴动区域的兵变仍时时发生。过去反日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亦确是表现广大劳苦群众反帝情绪的高涨。城市贫民反对苛捐什税的斗争也是不断的兴起。并且在这样斗争的形势中已表现着几个重要的发展的现象：第一，从日常的小斗争已发展到了大的罢工运动；第二，从反抗资本进攻的经济的斗争开始进到争自由反国民党的斗争；第三，黄色领袖和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已相当的缩小，上海几个有基础的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都发生很激烈的反黄色领袖的斗争；第四，共产党与赤色工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有相当的扩大。这些都足以证明城市的工人斗争在正开始复兴，乡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也逐渐在开展，整个的革命运动都在向前发展。所以认为群众斗争只是一种暂时活跃的形势，而不会有他继续开展的可能的前途，很明显的是不正确的观点。虽然这些现象不可以过分估量，但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的确可以看见。且党的领导，在这半年来艰难困苦的工作环境中，所争得的一些进步，如上海在邮务水电罢工以来，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和领导的确较以前扩大。香港从和平发展的现象转变到能发动和领导工人小的斗争。北方从合法运动与隔离群众两极端的现象中逐渐的争得在群众斗争的相当影响。这虽是很小的进步，但确是我党在几月来艰苦斗争牺牲许多同志战胜许多困难得来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党有可能去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之不可忽视之基点。自然，在这些群众斗争中还有许多的弱点，如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存在，群众中失败情绪与合法观念并未减轻多少，黄色的群众组织仍有增加，特别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以及党与群众脱离的现象还没有大的改善。因此，如认革命高潮是马上或很快地就要到来，很显然地对于革命的急性玻中央全体会议坚决的指出，如果我们不能逐渐地克服这些弱点，则正在开始复兴的工人斗争必又要经挫折而延缓进展，土地革命得不到城市工入的领导也必然要受着继续不断的挫折，党的很少进步又必要遇到新的阻碍，故就理论上说来，当然不否认这一直接革命的胜利有延长几年的可能。但是因此便以为中国将有长期的“和平的”发展而没有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基本矛盾的严重危机，以及革命高潮的来到将要延长到遥遥无期的等观念，这都是莫大的错误。党必须纠正同志中间以这一种或那一种可能极端为出发点的分折方法，必须坚决地认定只有斗争，只要看我们争取群众的力量，才能决定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行程。Ⅲ、党的总路线与基本任务（九）根据上述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证明六次大会与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和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的指导信所指出的，目前党的总路线，是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是完全正确的。党在一年来工作的结果，党政治影响已有相当的扩大，党与群众的关系已有相当的进展，但是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尚未完全打破，改良主义在群众中还留有很多幻想，群众组织斗争力量还很薄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还没有广大强固的基础，所以党应更坚决的继续执行这一争取群众以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十）根据现在革命的形势，革命主观的弱点和一年来党的斗争的经验，党要争取广大的群众，必须坚决执行下面的任务：1．加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反对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帝国主义的侵掠加强与国民党出卖民族独立的利益，已使广大群众极端愤慨，所以党应坚决的发动并领导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使广大群众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党应更进一步的指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抢夺其他殖民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的紧迫，指出苏联是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唯一的领导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企图，并且号召广大群众作坚决反抗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与世界革命的力量亲密的联结起来，而达到颠覆帝国主义统治的最后胜利。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理论与策略上有几个基本的观念必须严重的指出：第一、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最主要的工具是中国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残余势力，所以不能根本肃清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残余，虽〔就〕决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同样，如果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决不能完成土地革命，因此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与领导土地革命彻底的完成是目前革命阶段上两个不可分离的主要的任务。第二、如果因此便以为在土地革命斗争以外，便没有独立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当然是很大的错误，因为广大群众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必然要起来坚决的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经常的加紧领导反帝斗争。反帝斗争的扩大当然可以推动工人运动农民斗争的发展，同时必须工人运动农民斗争有了比较大的基础也才能推进反帝运动广大的发展。所以反帝运动与工人经济斗争农民运动是有互相影响互相推进的作用。如果不注意工人农民的日常斗争，而单纯幻想爆发广大的反帝运动来掩护工人农民运动的复兴，更是极严重的错误观念。第三、在过去反帝运动中没有充分注意到反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的宣传和斗争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党必须坚决的纠正这个缺点，在一切的群众斗争中特别在反帝运动，加紧注意反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的宣传和斗争，然后才能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执行他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务。2．坚决领导反对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发展一切群众的斗争，向着这一总的目标前进。国民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残酷的压迫剥削的罪恶，已经在广大群众中暴露出来。党只有在一切群众的斗争中，坚决的提出反国民党的口号，领导一切斗争都向着这一总的目标前进，才能将国民党留在群众中的一些残余都打破无余，才能更加坚决群众革命斗争的勇气而团结到党的周围。3．扩大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军阀战争直接加于广大群众以莫大的痛苦，党必须在一切城市与乡村中利用一切的机会发动并扩大反军阀战争的斗争，这一斗争必能卷入广大的群众，使在同一口号之下，一致的行动起来，这是目前特别重要的任务。反对军阀战争的总路线是要采用失败主义的原则，就是这些军阀战争只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攘夺剥削工农劳苦群众的强盗战争，没有丝毫革命或进步的意义。所以党应坚决的号召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对于任何一方面都加以坚决的攻击，而使之失败，同时要坚决的宣传只有群众的革命暴动才能消灭军阀战争的口号。但是在目前执行这一路线的行动的策略上是要利用一切军阀战争所给与广大群众的痛苦来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如反对摊派军饷，反对拉夫拉车，反对关闭工厂，反对增加工作时间，要求发饷，反对开差等。必须这些斗争已经掀动了广大的群众，工农兵士的斗争都已经有伟大的爆发，然后才能汇合到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的前途。所以，以为军阀战争起来不问工农斗争发展的形势如何便无条件的在士兵中发出暴动杀自己的官长的日号，这是很明显的错误。4．加强领导扩大并且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不但没有减轻，而且是日益加紧，资产阶级土地改良的政策一点也没有实行，所以土地革命的斗争仍然是继续的发展，各省不断的自发农民斗争都有土地革命的意义。大革命失败已经两年，而广东江西湖北湖南各地还有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工农革命的红军还在继续发展，固然统治阶级不能稳定军阀战争的继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广大农民群众土地革命斗争仍在继续开展，更是基本的原因。所以土地革命彻底的完成固然要在全国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胜利以后，但是如果以为全国工农暴动没有胜利以前便没有农村的土地革命斗争，实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相反的，在现在这样客观政治条件之下，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同时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建立红军，是推进革命高潮决定全国工农最后暴动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所以党应继续坚决的发动并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斗争，特别是在苏维埃区域与游击战争中要加紧实行六次大会的土地政纲，然后才能夺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党的口号的周围，而消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5．继续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坚决斗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纲，完全是妥协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的政纲，就是延长帝国主义的统治延长封建剥削的最好的保障，所以不肃清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决不能实现彻底驱逐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的任务。军阀战争不断的爆发，国民党继续一步一步的投降帝国主义，二五减租的公开取消，对群众的压迫剥削加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的确有相当的缩小，因此改良主义的派别如改组派第三党等都发生破裂溃散的现象。但是如果以为改良主义已经死灭，已经不是革命的严重敌人，这是不正确的。很明显〔明〕的，在各处的群众斗争中都还表现着对改良主义的幻想，黄色工会农会还在继续加多，特别在北方欺骗了广大的群众，并且群众主观上还存在着许多弱点，党在群众领导力量还很薄弱，这都是改良主义还可以继续发展的条件。还有资产阶级决不会轻易放弃了这一政策，必然要继续扩大他的欺骗的方法与宣传，所以改良主义仍是目前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仍然要我们继续加紧与他作坚决的斗争。但是如果又走到另一极端，夸大了改良主义的作用，甚至以为改良主义有很大的实现的可能，这更是极大的错误。因为国民党已不能取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让步，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那就很易于使这一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在群众的面前暴露，决不会有长期影响的存在。所以只要我们能执行很正确的策略，必能克服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反改良主义的策略，最主要的是要坚决的领导群众的斗争，在斗争中来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因为要把改良主义的影响在群众中驱逐出去，单只宣传煽动是不够的，主要要靠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另一方面，对改良主义作系统的理论的攻击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过去这一工作的确是异常欠缺，这是党以后应该特别注意的。6．加紧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进〈一〉步的汇合各种斗争到争自由〈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⑻的总斗争。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仍然是目前争取群众的重要任务，因为在大部分的群众中还保留有很深的失败的情绪，斗争的勇气尚未提高，党只有提出一切的群众的日常的痛苦来发动群众的斗争，正确的运动〔用〕斗争的策略取得不断的胜利，然后才能渐次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而调动广大群众团结到党的政治口号之周围。但是就现在的形势决不应拘束在日常斗争的口号之下，而应进一步的坚决的领导群众从日常的小斗争扩大到大的罢工，从经济的斗争发展到政治的斗争，并且应有计划的准备着汇合各种群众的斗争到争自由的总的斗争。因为在部分的群众中，日常斗争已经有相当的发动，斗争的勇气已经有相当的提高，特别是这些斗争都直接受到国民党的压迫，而使群众感觉到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的迫切的需要。所以党应坚决的起来领导群众的各种斗争到争自由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领导各工厂各作坊的小斗争扩大到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大的罢工。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扩大群众的阶级的政治的意识，团结更广大的群众。如果拘束在日常斗争的口号之下不敢领导群众的扩大的斗争，这就无异于阻止群众的斗争，断送群众到国民党改良主义影响之下，放弃争取群众领导群众的任务。7．加强工会运动与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如果党在工人阶级的中间没有巩固的基础，在各企业和工会运动中没有广大的工人组织的基础，党便不能在革命中握着领导的地位，所以加强职工运动特别是铁路海员矿山等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是党的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在现在黄色工会不断的生长的情形之下，如果要树立党在职工运动中的基础，只有打人黄色工会中去，特别加强工作，揭露一般黄色领袖与国民党的欺骗，然后才能克服黄色主义的影响，夺取广大群众到党的政治口号的周围。如果以为支部工作才是党的基础，而忽视群众运动的工会工作，如果以为赤色工会才是我们的中心，而忽视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或者轻视黄色工会的影响，而不加入进去工作，这些观念都是妨害党争取群众的基本任务的最不好的倾向。党的秘密的支部工作与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公〔工〕会运动必须同时并进，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真正领导群众的核心，才能组织广大的群众。必须加紧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才能帮助赤色工会影响的扩大。在职工运动中的中心策略是要力争赤色工会的公开，反对国民〈党〉用委派整理登记的方法来禁止群众的自由。加紧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反对黄色的领袖，组织接受我们的影响的左倾的干部分子，夺其广大群众，以转到赤色工会的前途。注意发展群众的日常斗争，组织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的同盟罢工。正确的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以夺取广大的群众。同时要特别加紧在铁路海员矿山等重工业工人中的工作。这些策略在职工运功决议案上应有详细的解释与说明，各级党部都必须坚决执行这一策略的路线。8．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指导，更有计划的去进行工作。这一年来在客观上农民运动仍然是继续不断的进展，但的确欠缺党的有力的指导与有计划的工作。大部分的农民斗争都是一种自发的形势，所以大多数都在偏僻区域中发展，而在重要产业区域和中心城市的周围，农民运动极少发展。这样固然难于形成农民运动的中心基础，特别是在党的最后夺取政权的任务上看是莫大的缺陷。所以党以后必须特别加强对农运的指导，更有计划的去进行工作。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无疑地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处理。但根据两年来土地革命的经验，乡村阶级斗争的形势，在策略上我们必须认定贫农是斗争的中坚，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富农于中国国家封建制度残余的剥削下，在相当的斗争阶段之中，我们还有吸引他参加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可能。所以无条件的反富农的路线是很错误的。但当着农民与他的主要敌人地主豪绅决战的时候，富农中兼半地主或拥有多数雇农的分子必然跑向反革命的方面，故同样地不应放松雇农贫农对他们的阶级斗争⑼。同时注意发展雇农的组织并领导他们的斗争，已经是党的迫切的任务，因为不仅是雇农与贫农是土地革命的领导力量，特别是在革命的下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更只有雇衣坚决的斗争与贫农结成巩固的同盟而就中农中立，才能取得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胜利。现时全国的灾荒〈现象尤其是北方的灾荒〉〔10〕仍然继续，在客观上农村斗争有极大发展的可能，只是在农民群众中，北方的和平发展观念与南方失败落后的躲避情绪都很浓厚，另一方面过去盲动残余烧杀政策等仍然存在，所以党在农村工作中的路线，必须坚决的反对右倾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同时决不可以放松对于盲动残余及其他左倾思想的纠正。党必须坚决地发动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促进乡村中阶级分化，并以游击战争重新团聚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到有组织的斗争，走向建立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的道路。自然这些斗争要尽可能地得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要从斗争中加紧农民的组织，从游击战争中扩大农民的武装，以准备革命的最后胜利。9．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六次大会指出现在中国农村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条件，农民斗争很易于走到武装的冲突，所以党应坚决的领导游击战争与自发暴动，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工农革命的红军。同时指出党在苏维埃区域的策略，是要坚决实行党的土地政纲，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要用尽一切的可能来扩大红军的组织，这是决定中国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之一。一年来农村斗争的经过，农民自发暴动在各省不断的起来，游击战争继续扩大，红军组织虽然经过军阀无数次的围剿，不只没有消灭，而且得到了新的发展，这都证明六次大会的指示是异常正确，党以后应继续坚决的执行这一路线。但是党应同时注意游击战争的行动更有组织，更正确的实行农民斗争的口号，而坚决纠正盲动残余的烧杀政策，和其他错误的行动，才更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至于红军行动的策略集中或分散，是要决定于一切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如军阀战争的形势，农民斗争的状况，以及红军组织的成份与地理的条件等，不应机械的一般的来指示集中或分散的策略。10．加强兵士运动的工作。中国军阀制度不仅在保持着半封建的关系上而存在而发展，并且帝国主义列强正维持着这一军阀制度以加紧其进行瓜分中国的阴谋，故中国工农革命如得不到广大兵士的参加，如军阀军队中广大兵士群众仍成为中国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压迫革命之最残酷的工具，则中国革命便是发动起来，也将不能得到并保障最后的胜利。但中国大革命的震动与工农运动的高涨不是空过的，尤其是两年来农村经济破产的急剧，灾荒区域的扩大与土地革命的开展均足以加紧中国军阀走向溃崩的过程。在这里，事实的表现便是军阀对人民的剥削已到搞筋吸髓的地步，对地盘的争夺更加剧烈，战争的祸害更加扩大，军队的生活更加恶化，新军阀克扣军饷虐待兵士方法比旧军阀还要残酷；因此，军队的倒戈与士兵的哗变以及整队的士兵投转到农民斗争区域与红军方面都时有所闻。所以反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与争取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在中国革命中实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应成为党的经常的主要任务之一。六次大会以来，各级党部对于士兵运动的工作有一般的忽视，党应用极大努力纠正这一倾向，加紧动摇军队的宣传，鼓动士兵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以联系和发展到士兵群众投身于土地革命运动，同时在士兵群众中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以树立工作基础，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过去在兵士运动中有两种错误的观念：第一就是兵变主义，以为兵士运动的目的就是破坏敌人军队，所以应该以兵变为原则。而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盲目的兵变，只是消灭党在兵士中的基础，对于敌人的打击极微，这完全是与我们的任务不相容的，所以我们在原则上反对兵变主义。至于自发的兵变，或已破敌人发觉不得已而兵变，或者是在红军与苏维埃区域和农兵〔民〕斗争激烈的区域接近的地方军队为着保障农民斗争的胜利而需要兵变，当然我们要坚决的领导。第二种观念以为兵士运动没有日常的经济斗争的工作，其实不然，军队一样的有日常经济斗争，并且有日常斗争，才能激起广大的兵士群众的反官长的阶级觉悟。这种观念的错误，结果是一样的要走向兵变主义方面去。在帝国主义驻华的海陆军中，党一向缺乏有系统的破坏工作。根据上海暴动与汉口夺回英租界时经验，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压迫与〈在〉他们中间的士兵运动，尤其是在安南印度士兵中的运动，对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实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党应一方面在群众中从事要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运动，另一方应在这些士兵中间有经常的宣传工作，以促其觉醒和自己要求撤退，尤其要督促青年团加紧这一工作。11．巩固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矗一年来工作的结果，克服许多的困难，已开始表现着党的进步，但是党的组织特别是支〈部〉还没有脱离涣散的现象，党在产业无产阶级中特别是铁路海员矿山工人中的基础仍是异常薄弱，这样决不能使党成为群众斗争的强固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先锋军。所以党应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克服许多困难，巩固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这也是党在革命中的重大的任务。12．宣传与教育的任务。党必须坚决的勇敢的在一切群众的日常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中极力扩大党的政纲的宣传，特别是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群众解放的出路的意义。同时特别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尤为重要，过去对于这一点极少注意是一个莫大的缺点。一切日常鼓动的口号都须与党的宣传口号联系起来，才能使广大群众在不断的斗争经验中深切了解党的口号的正确，然后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期，党才能征调广大的群众来完成这一革命的任务。同时〈若没有〉对于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特别是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本理论与策略，决不能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领导革命的任务。当然这样的理论的教育，要注意与实际斗争策略，党的日常工作，发生密切的联系，离开策略，离开工作去高谈理论，这是一种清谈的倾向。这不只是使同志得不到正确的政治认识，而且是妨害党执行在目前革命当中实际任〈务〉的景恶劣倾向。13．扩大党在城市贫民中的影响，特别注意学生运动。城市贫民是工人阶级在城市中最好的同盟军，是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一年来城市贫民的运动，如反苛捐什税的斗争，在客观上是很发展的，罢市停业的事件到处发生。这是很明显的证明城市贫民已经开始离开国民党的影响，走向革命斗争的道路。可是党对于这一工作，在全党中都成为一般的忽视。以后党必须经常在城市贫民中加紧宣传鼓动的工作，帮助他们的组织，特别是在他们斗争的时候，党应设法打入进去起领导的作用。同时学生的斗争，也有很激剧的发展，群众表现着一天天的左倾。如果认为学生群众经过一九二五至二七的革命高潮后，已完成〔全〕失掉他的在革命中的作用，这是不正确的观念。当然工人运动的发展，是革命斗争的领导的力量，但是在现在政局根本矛盾日益加深，国民党的威信日益破产的条件之下，学生群众除掉一些反动的分子以外，仍然是要趋向于革命的，特别是反帝与争自由的运动，并且是工人阶级有力的同盟军。党必须坚决的反对这样错误的观念，更有力的加紧在学生运动中的工作，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而夺取广大的学生群众到党的政治口号之下来。但是应该严重的注意，使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观念，不要在工人群众中及党中存有影响。14．注意青年妇女的工作。目前政治趋势发展的过程中，特别的显示了青年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与特别的任务。一年来青工女工在生产中数量的激增与生活的恶化；广大的青年士兵与农村青年群众在不断的军阀战争中，农村经济破产的过程中，更推动他们走上斗争的阵地；青年贫苦学生群众反帝与争自由斗争的发展，这些都明显的看出了青年运动发展的趋势及斗争和组织的前途：（一）青年生活状况恶化，政治压迫的加厉；（二）青工与女工在产业中数量的增加，在生产中的比重加强（三）因此青年的愤懑和需要组织与斗争的准备也正在尖锐化，这在过去一切斗争中，青年群众斗争积极的加强，便是例证。但是青年团在这种形势之下的工作尚不充分，特别是在青工群众中工作的薄弱，如像过去在斗争中：（一）忽视青工特殊利益；（二）忽视青工群众的组织等。这些都指明党在青年与妇女的运动中要有不断的努力，更应积极的帮助与督促青年团在这一工作路线上争取广大的青年群众到自己的旗帜之下。因此，青年团的工作：（一）应积极的创造团的无产阶级青年的组织基础；（二）加强团员群众政治生活，经过团的组织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于青年群众中；（三）青年团应肃清前一时代非青年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创造新的青年工作方式与方法，使团的工作青年化；（四）运用青年群众组织的特殊方式与方法，夺取广大的青工群众到赤色工会方面来，在斗争中争取青年的特殊利益；（五）加强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党更应当在一切斗争关联到青年与妇女的利益，尤其要加强纺织女工运动的工作。15．加紧党员军事化与群众的武装训练的组织。党应不忘记广州暴动获得了很多的武器群众不会使用的教训，所以党应从现在起加紧注意党员军事化与群众武装训练组织的工作。在工人农民和青年群众中必须经常的发展有武装训练性质的组织，如纠察队赤卫队等特别是群众的斗争当中，更应特别注意。这一任务与最后的武装暴动的总任务有莫大关系的。如果以为只要武装群众的脑筋，不要武装群众的手足，这是孟塞维克的思想，这是布尔塞维克所坚决反对的。Ⅳ、策略的路线（十一）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在现在国民党残酷压迫而群众斗争又在开始复兴的客观条件之下，党的策略的路线是要利用一切的可能来争取公开的活动，同对要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亲密的联系起来。只有利用一切机会公开的做宣传鼓动的工，作，公开的组织群众，公开的号召群众的斗争，才能影响广大群众发动广大群众。同时特别注意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支部与党团的工作才能更加巩固党的领导的力量。必须秘密工作的加强，才可以帮助公开工作的发展，公开工作的发展又可以使党的秘密工作易于扩大。所以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是一条路线，而不是两个对立的策略。只有右倾或左倾的观念，才把他分割起来对立起来，来比较他的相互的重要，以企图取消对立的一方面，这是绝对错误的。同时要特别注意的，是要在客观可能的条件之下以斗争来取得公开，所以公开工作的本身就包含了斗争的意义，决不是投降到国民党的法律下面去求得公开。另一方面不雇〔顾〕群众的情形与客观的条件，以为一开始工作便必须把党的一切根本的政治口号都摆出去，这必然要吓退群众，实际上都是取消公开工作的办法。在上海“五一”至“五卅”示威工作的过程当中，运用这一路线，的确收到了很显著的效果，证明这一路线是异常正确的。所以党以后更应坚决的来执行这一路线，才能实现夺取广大群众的任务。（十二）为实现这些任务，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一右倾的危险绝不仅是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而复活，他更有现实环境之下不可轻视的基矗自从统治阶级以白色恐怖的压迫，改良主义的欺骗，从宣传上组织上极力的向群众进攻以来，党内反映着一部分群众失败情绪与不正确的观念及小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右倾思想便一天一天地发展。在理论与现实分析上是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错认资产阶级可以在美国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取得反革命的领导权，对统治阶级内部各种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予以忽视，对工农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与党的力量存在予以否认，甚至认统治阶级已经走向稳定或革命高潮之来到将遥遥无期，于是表现在策略之观点上便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接受资产阶级的欺骗政策，在组织的观点上便是党内和平（这种观念是要停止我党对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斗争，这是最危险的观念）与放弃赤色工会中心组织的主张。同时党在组织上无产阶级基础的削弱，干部分子停顿在智识分子成份上，党员政治水平线之低，又都足以成为右倾思想发展的组织来源。固然我们在工农群众中间的工作必须利用一切的可能争取公开的活动。而且已经开始了一点成绩，但这只是非法的环境下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争着实现党的基本任务，决不是放弃我们原有的基本任务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去迁就客观条件以求得统治阶级不加干涉的合法存在。这后一见解根本是机会主义者的主张。这样做去，不仅要成为第三党以至改组派的尾巴，并且还要推着群众走入不可挽救的改良主义的陷坑。在最后，便要完成取消派的倾向与党内以及群众中间动摇犹豫恐惧消极的观念相结合以至取消革命，取消党，与共产主义的领导和组织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党内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形成，已经有了一个危险的派别，但依着客观的环境与他的可能的目前发展前途来看，右倾的确是特别的危险，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党内正在发展的这一特别危险的倾向。（十三）另一方面，党内左倾危险自六次大会后虽逐渐失去他发展的基础，但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在目前最严重的左倾危险是不愿意进行日常斗争，不承认部分要求斗争的必要，不愿意争取公开的活动，不愿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保留着些命令主义的精神，提出一些空自夸大的高调（目前实行的口号），幻想一些大的斗争来到，这都足以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仅不能加大，且将日益缩小，故要克服党与广大劳苦群众脱离的现象，取得群众尤其是工人使其革命化，必须坚决的肃清左倾的危险。所以认为党在反对右倾的特别危险的时候，应放松对于左倾的攻击的观念显然是不正确的。Ⅴ、党的组织问题与党内生活（十四）依据目前的全国组织状况，可看出党的弱点很多，主要的如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削弱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不正确，这都是令人不能满意的现象。但决不能因此便忽视党的组织存在，否认〈党〉在几个月来克服这些现象中的进步。假使这样，只有走入取消派的倾向，丝毫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长期耐苦的工作精神。故党在组织上的正确路线，必须认定：（一）欲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要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寻求积极而斗争的分子吸收入党，以改善党员的质量。（二）支部是党的基础群众的核心，党要以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创造产业支部生活，并以试办工厂小报为联系党与群众关系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武器。（三）地方党部目前在组织上应以建立中心工作，实行党内正确的民主化，造就工人干部，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分配宣传品的工作，指导党员职业化为其重要工作。（四）上级党部应努力于政治及中心工作的指导，加紧巡视工作。（五）党与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划分，两者中间不同的性质必须弄清，相互的关系必须有正确的规定。在这里我们更应深切的认识最近国际的指示，建立产业支部及其工作与加强党的理论上武装成为目前组织上两个不可忽视的任务。（十五）六次大会后党内生活的确表现了一些新的精神（在六次大会正确路线之下工作的新精神）。但因为有些同志对于决议案还不了解，致发生组织上不正确的主张。有些同志主张党内和平，有些同志主张极端民主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些同志发生组织的消极观念。现在秘密条件之下，所有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改组派以及第三党的领袖，将我们包围得异常严密，而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又甚浓厚，我党不独应当注意政治路线的正确运用，还须注意党内铁的纪律的保障。各种不正确倾向对于党的存在都有莫大关系。不执行党的决议，就是削弱党的战斗力与党的领导。闹党内无原则的纠纷，就是妨碍党的进步。否认党的旧基础，蔑视党的组织力量，就是发展党内取消的倾向。对于不正确的倾向必须领导全党同志与之作决定的斗争，决没有什么党内和平。破坏党的纪律，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自然以后各级党部每逢遇着不正确倾向发生时，在执行纪律以前，必须很注意于审查这些倾向，尤其要使全党同志得到正确的了解。最近党内发现了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小组织，这一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十六）中央执行第六次大会的决议与国际六次大会决议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已经打破了许多障碍，克服了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将党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下挽救出来。在每一次领导工农运动之中，可以很显明的看出党的进步。中央只能在得到全党共同努力的时候，才能很实际的执行大会与国际的决议，也只有运用正确的政策，纠正一切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的错误与弱，点，有系统的耐心训练党的干部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发动党所有的力量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党才能执行自己的革命任务，夺取群众到革命方面来，领导他们达到胜利的暴动。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此文为1929年7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43次会议通过。〔2〕1929年8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儒九期在“社会民主党”后有“（这是工人阶级最奸险的敌人）”。〔3〕〔4〕〔5〕〔6〕〔8〕〔10〕<>内文字系根据《布尔塞维克，版补订。〔7〕即指1929年5月20日，英兵在上海杀害中国贫民张学良的事件。〔9〕中央在收到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后，对此决议案进行了修改，刊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上。将“富农于中国国家封建制度残余的剥削下，在相当的斗争阶段之中，我们还有吸引他参加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可能。所以无条件的反富农的路线是很错误的。但当着农民与他的主要敌人地主豪如决战的时候，富农中兼半地主或拥有多数雇农的分子必然跑向反革命的方面，故同样地不应放松雇农贫农对他们的阶级斗争。”改为“富农在中国特殊经济条件之下兼有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所以他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便要由动摇以至反革命，所以必须坚决的反对富农，才能澈底完成土地革命。至于富农还留在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战线内的时候，党必须极力发展雇农贫农在思想上组织上斗争上的影响，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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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一九二九年六月）⑴（一）全会听了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之后，认为中央政治局在总的工作路线上，确能依照六次大会的精神，正确的应用六次大会所规定的一切策略。在过去九个月工作中，中央政治局的确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很艰苦的很坚决的与党外的敌人压迫和反动思想斗争，与党内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斗争，致现在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才都有了进一步的巩固，表现的成绩是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扩大，领导群众斗争的力量有相当进展，党与群众的关系已在开始恢复，党的削弱趋势已渐趋稳定，党员质量有相当改进，党内错误倾向有相当克服，党内逐渐走向巩固一致的道路。这一方面证明六次大会之一切策略路线的正确，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央确能将六次大会所规定的原则在实际斗争中正确的运用。（二）全会认为中央有时对于政治事变的反应较缓，不能及时的应付。对于政治形势的分析指出统治阶级的矛盾与全党策略的中心，原则上都完全正确。但在有些地方，许多解释仍不免有过于机械与估量过分的地方，不能给一般同志以活泼的了解，致引起党中一些不正确的政治观念。因此过去中央对于整个政治分析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对于过去所表现缺陷的地方，以后需要更慎重，更求正确。（三）中央过去对各级党部之策略上的指示，职工运动的督促，确能帮助各地实际工作上的发展。对于如何组织群众如何动员群众为日常要求而斗争的工作，亦无疑地取得相当进步，使目前斗争乃能更加开展。党在这些斗争中已取得相当领导，尤其显著的是上海五一与五卅的示威运动。不过同时中央应认清这一领导中还存在些弱点，尤其是中央还没能将这一工作的经验实施到全国各级党部中去。对于反帝运动，党虽能把工人的罢工，农民和兵士的斗争与反帝运动联系起来，但全会仍认为中央还缺乏实际的去领导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的反帝运动。中国民众，除国民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军阀买办及一小部分富有的人外，大多数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追的，过去往往有小商人，雇主，店员，职员，学生甚至工农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党几乎没有一次（这次上海的五卅示威与张案后援会除外）能够领导这些运动，以致完全在国民党或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走入与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对于农民运动，尤其是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因为各地报告材料非常缺乏的缘故，中央还很少在实际工作上的积极的具体的指导。中央应特别注意在广大的灾民群众中工作。各地士兵工作多表现得异常忽视，中央的注意力亦还不充分，对于红军尤其是朱毛及游击队的工作，还少有具体的计划与指导，这些缺点在以后中央的工作中，都需要努力纠正，同时中央应特别注意与加紧促进各种群众工作的配合，职工运动与农民斗争，士兵运动，反帝运动，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的配合，城市工作与乡村工作的配合，主要省区与附近省区工作的配合，以预防革命发展中之不平衡的危险。（四）中央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所采取的路线，全会完全同意，以后中央仍需要继续的坚决的执行这一路线。党内政治斗争之主要的方向是反对右倾，反对机会主义的复活，反对合法主义，和平发展，等待主义，不动主义，取消主义等等。同时应当防止左倾之盲动主义的残余，与脱离群众的急性情绪。只有在这种坚决斗争的路线上，肃清党内一切不正确的政治倾向，党的政治主张才能在党中得到正确的了解和运用，党的政治影响才能在群众中更加扩大，党的一致才能更加巩固。（五）全会承认我党在组织上虽还存在许多弱点，但中央九个月的工作的确已将党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中挽救出来了。主要的如对于深入产业工人群众，注重党员质量改进，建立产业支部，健全地方党部，建立中心区域与中心工作，党员职业化，建立各省巡视制度，确立党与群众组织关系等路线的坚持已收了相当成效。只是关于吸收新的分子入党，注意在重工业中党的发展，党费的缴纳，改善秘密工作，特别是建立工厂报纸等路线的指导与督促，过去中央组织工作中还表现得很不充分，需要今后予以严重注意。中央宣传工作如关于日报的创办，对全国宣传工作指导的加紧等等，全会认为满意，只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传播，与通俗小册子的编辑，以及发展党内政治讨论，供给各地训练干部的材料等，需要中央予以注意和领导，尤其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的公开机会，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在党内生活中，中央与一切不正确观念，如党内和平，极端民主化，取消主义，形式主义，经济平等等作坚决的斗争，以树立布尔塞维克的组织路线，全会认为是正确的。（六）因为革命失败在党内的反映，因为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因为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微，所以过去各省及各级党部很容易发生些非政治的纠纷。全会完全赞成过去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原则，是以教育方法使全党同志在发展工作与实际斗争中取得一切纠纷问题的解决。中央政治局亦曾运用组织方法解决有些省份问题，显著的如江苏顺直问题。第一江苏问题，因旧省委犯了极严重的政治错误后，已不能再继续其工作，故需要予省委以解散的处分。第二顺直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决议开除两个中央委员，全会认为中央运用这种组织方法以处罚一些同志，是根据于特殊的条件，必须如此。但处罚手段，只是巩固党的最后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要采用教育的方法，当着中央施行某种开除纪律时，仅仅是因为他已不能再接受纠正而且无纠正的希望了。在形式上讲，中央政治局虽没有开除中央委员的权力，但是为着反对右倾反对机会主义思想反对超组织的行动时，全会同意中央关于这事件的非常处置，并对于从中央委员中将王藻文与王仲一⑵同志开除出去的决议予以批准。（七）全会指出最近托洛斯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的活动，这一点值得整个党之严重的注意。全会并不夸大反对派目前在中国之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作用，只是在党内政治水平线低微与党内历史纠纷尚有残留的条件之下，反对派在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的党员中，可以有他暂时发展的机会。中央今后需多向全体党员群众说明反对派理论上反布尔塞维克的路线，指出反对派分裂党分裂共产国际而走向反革命道路的罪状。全会同意中央的分析，肯定托洛斯基反对派在中国必然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工具，来危害中国革命，相信全党一定能战胜这些反革命倾向，而坚决的巩固全世界共产国际的统一路线。（八）过去中央对各级党部的指导，原则上虽都是完全正确，但还需要更具体更切实，更需要用中央直接指导上海工作的经验，做指导各地的实例，并特别加紧巡视工作，直接的检阅与指导各地工作，然后中央的正确路线，才能更快的深入各级党部。对于武汉工作的建立，必须积极的用多方面的力量。一年来C．Y．中央确实站在中央正确路线之下奋斗，而且工作亦有相当进步，但以后须努力扩大团的组织范围，实行青年化群众化的工作，更须要利用公开机会，扩大团的影响。党应纠正同志过去对团的取消观念，以后须在各种工作上建立党团的密切关系，与党对团的一切不正确的现象奋斗，特别要帮助团的政治教育，妇女运动——尤其是女工运动，需要中央切实的注意。农委与妇委应加强自己的经常工作。六次大会后中央很密切的领导全总的工作，党在这一工作上收了相当成效，如全党逐渐了解党与工会的不同性质，肃清一些工运中的命令主义，全党方开始懂得在黄色工会中活动的必要，但同时全会认为这一工作还不完满，省委及各级党部对于这些工作，还没能予以极大注意，全总党团亦还没能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党团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实际的工作还弱，如全总所领导的全国赤色工会，数量既少且亦没有统计。全会付托中央政治局在最近对于全总工作应如同对于中央本身工作一样注意，因为这是党中最主要的工作，并使这两工作密切的相互联系起来。没有工会也便没有党的群众工作。各省党部对于职运缺乏积极工作，甚至许多省份尚无职委组织，中央政治局应严厉的督促各省纠正这种现象。济难会工作做得不好。在中国，可说还没有济难会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党的救济部。除去只有几千党员与济难会有关系外，广大的中国被压迫群众，几与济难会毫无关系。大多数被压迫群众，还无从得知帝国主义在中国及中国军阀残暴的罪状，如数十万被帝国主义中国军阀国民党屠杀的工农群众，数万关锁苦在监狱中的工农贫苦学生都还没得到广大群众伟大的反抗与援救。这种情形是不能再容忍了。中央及全党必须立即开始济难会本身的工作。（九）国民党在最近举行了几次群众运动，如抵制日货，孙中山奉安，反对苏联及反冯运动等，全会以为党对于这些运动未曾充分注意。党未曾针对着国民党这些运动作一反对运动，向群众解释，抵制日货与反冯运动不过是国民党欺骗群众的手段，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不过是国民党感觉自己的影响衰微，用以挽救的方法，围搜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完全是国民党受英日帝国主义的驱使而行的暴举。这一最后事实更加证明国民党政府加入反苏联的同盟，进而援助蒙古与西伯利亚的封建余孽与地主，企图夺回在革命时期被农民占有的土地。全会决定政治局今后必须作一理论上的批评运动，去反对汪陈派与第三党。虽然这些人物本身的影响很小，但他们现在一些学生与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发生了影响，则在中国革命推翻封建地主制度之时，他们依然是保障这一制度的危险障碍。（十）过去九个月的工作中，确已建立了强健了巩固了中央对全国工作的指导，中央政治局以后需要更注意于本身之集体与分工，注意各部工作之迅速及其相互的密切联系。特别要建立军部工作。中央政治局应召集全国的各种专门工作会议。在秘密条件之下，尤须避免机关的重复，阻止官僚主义可能的发生。中央对各地的关系，需要更迅速的传达中央的指导。（十一）全会以为我党与国际以及其他兄弟党的关系虽然改善了许多，但依然不能算十分满足，且过去对于国际问题的注意较少，党内亦缺乏关于国际政治教育工作，尤其对于反对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的工作极少注意，以后应力求补救这些缺点。国际的政治通告、决议案与出版物送到中国亦总是失掉了时效，如关于共产国际十周纪念的通告，关于巴黎公社，国际妇女日，国际童子团纪念日以及五一节的通告部〔都〕是事后才得到的。全会决定政治局必须与国际负责机关共同策划，务使关系更加亲密，而能适时的得到国际的指导。⑶最后全会指示中央对于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工作，必须有计划的动员全党同志，勇敢的实现此重要任务。一九二九，六。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件刊印注释〔1〕此文为1929年7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43次会议通过。〔2〕“王藻文、王仲一”系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补订。〔3〕本项此以上文字在《布尔塞维克》版和《六大以来》版中被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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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1〕I、六次大会路线的实施一、中央政治局一年来执行六次大会所付与的任务，实施六次大会的路线，虽然遇着了不断的严重的阻障，但是中央领导全党同志依据六次大会的精神，坚决斗争，冲破一切阻障，战胜党内许多不正确的倾向，才使全党同志对六次大会的决议得到相当的了解，才使六次大会的路线逐渐的运用到各种斗争与工作的策略上去。因此一方面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也表现着党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了新的进展。这是充分证明六次大会的精神与路线的正确，同时是证明中央政治局一年来的坚决斗争的策略是正确的运用了六次大会的路线。现在党虽然开始了新的进展，但是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特别是右倾的危险，仍然存在，并且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还有他发展的基础。尤其革命的死敌，豪绅买办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企图扑灭我党的存在，消灭群众革命运动，这是必须全党的同志继续坚决的运用六次大会的路线和中央执行六次大会决议的坚决斗争的精神，才能战胜一切严重的敌人实现争取广大群众领导革命澈底胜利的任务。1．与党内各种不正确倾向的争斗二、中央开始工作执行六次大会的路线，首先便遇着了党内各种不正确倾向的阻碍。虽然全党同志在口头上都是完全接受六次大会的决议，但是实际上许多不正确的倾向，都是与六次大会的路线绝对不相容。第一便是机会主义的右倾危险，最明显的如当时广东省委在总的路线上，主张降低党的政治口号与第三党大略相同以求得公开的活动，在反帝运动上主张以学生做前锋来掩护工人运动的发展。在顺直更发现做青天白日旗欢迎北伐军的最可耻的行动。在其他各省很普遍的发生合法运动，和平发展的倾向。这些倾向都很明显的是与六次大会的路线绝对相反。中央依据大会的指示，肃清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的路线，在理论上作坚决的斗争，解释六次大会的路线来纠正这些不正确的倾向。广东省委经过详细的讨论以后，完全接受了中央的指示，顺直改组以后的新的省委，也是明显的改变了旧的路线，接受了六次大会的精神和中央的指示，其他各省也经过不断的纠正。但是因为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内反映着落后群众的失败情绪，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又异常薄弱，特别是改良主义在群众中影响的发展，都是右倾危险发展的条件，所以直到现在，右倾还成为党内最主要的危险。三、另一方面，盲动主义的残余和命令主义，红色恐怖等的倾向，仍然在党内存在，特别在各省的农村斗争中，烧杀政策甚至如土匪绑票的行为，还有很多的发现，使党在广大群众中的信仰堕落，使党脱离群众的现象继续发展。中央在指导各省的过程中，很严重的指出这些倾向的危险，是与党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不两立。现在这些倾向的残余，已经很快的肃清。但是又继续发生了其他的左倾的观念，如忽视群众的日常斗争，不愿意争取公开的活动；缺乏耐心艰苦工作的精神与革命的急性病等，在各级党部和同志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发现。中央一方面在理论上指出这些观点的根本错误，同时在实际策略上更特别注意纠正这些倾向，现在党内这些倾向已是逐渐减少的形势。但是决不是已完全肃清，尤其不是没有继续发生的可能。所以党对左倾危险的争斗，仍然不应有丝毫的疏忽，尤其是以为在与右倾特别危险争斗的时候，应减轻对于左倾的攻击，更是绝对不正确的观念。四、中央在一年工作的当中，遇着的最严重的困难，还是党内无原则的派别争斗的倾向：首先表现的便是顺直回题，在顺直党的历史上，已经酝酿着很复杂的纠纷，到了六次大会的前后更广大的爆发起来，使顺直党成为破碎零离的现象。中央经过极大的努力派人巡视召集几次顺直的会议，特别与这一错误的倾向奋斗，最后得到了顺直全党同志的拥护，才把顺直的党挽救过来，继续发生的江苏问题表现着这一倾向尤为严重，当时江苏省委同志因为个人感情意气的作用，根据一些不正确的材料，造出许多谣言，不按照组织路线来与中央讨论，并且公开的在下级党部的会议上公开的宣传反对中央，当时的形势，几乎影响到全党的动摇中央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特别着重于教育的精神，依据六次大会的路线来解释江苏同志的错误来说明布尔塞维克的组织原则，在各种会议上都得到了同志的拥护，最后江苏省委同志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于是江苏的党才重新巩固起来，在中央正确的路线之下一致斗争，才造成现在江苏工作开始新的发展的基点。此外在各省亦不断的发生许多无原则的纠纷，经过不断的纠正，都有渐次减少的形势。这一无原则的派别争斗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发生很大的作用，再加以失败情绪的反映与党的政治水平线太低，因此个人感情意气能在党的群众起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一倾向不澈底肃清，不只是不能执行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而且要使党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全党同志必继续的站在正确的路线与这一倾向的残余作坚决的争斗，实行澈底肃清。尤其要注意发展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提高党的政治水平线，来扫除这一倾向发生的基础。五、上面指出的一年来在党内发生这些不正确的倾向，很明显的是实施六次大会正确路线的莫大的阻障，只有坚决的斗争冲破这些障碍，才能使六次大会的路线正确的运用到斗争和工作的策略上去。所以中央一年来艰苦的工作的确已经使六次大会的路线开始在策略上工作上树立起来，同时要特别指出的与党内不正确倾向的斗争，必须坚决的耐心的以教育的方法，来唤起全党同志正确的认识，必须坚决的相信，一个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必然可以得到全党同志的拥护，也只有在全党同志一致的拥护之下，才能克服这些不正确的倾向，而达到正确路线之实施。执行党的制裁，只是巩固党的最后的武器，如果是极大多数的同志都深切了解了这一正确的路线，而极少数的分子仍然是固执自己的主张，反抗正确的路线，这样便是破坏党的一致，破坏革命的策略，那党就应毫不犹疑的与以最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一致斗争的精神。中央一年来的经验，证明了这一路线的正确，以后应继续坚决的执行这一路线反对党内仍然存留的不正确的倾向，以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的领导革命的使命。2．六次大会的路线在各种斗争策略上的运用和各种工作的优点与缺点A、策略的路线六、中央在第三号政治通告上便指出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是一切工作策略的路线。但是一方面有左倾的秘密主义的反对，另一方面又遇着了右倾的合法主义的误解，所以中央指出争取公开活动，是扩大党在广大群众的影响，发动广大群众斗争的最主要的策略；同时又指出争取公开活动，决不是投降到国民党的法律下面去求得公开，并且只有加强党的秘密的工作，才能使公开的活动得到有力的领导，以反对当时左倾右倾的错误。但是这一路线各省还是很少正确的了解，在上海，直到五卅示威运动的工作中，才正确的运用了这一路线而收到很多的成绩，在香港许多赤色工会因在长期秘密的状态不能有些少的发展，最近才极力争取公开的活动，相信如果真能正确的运用这一路线，必能有很多的发展。至其他各省，直到现在还没有正确的运用，可以说是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能有新的发展的策略上最主要的原因。B、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七、中央在分析上指出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形势日益加强，在策略上指出反帝国主义的重要，指出反帝国主义之具体方法，在各种政治通告上，指导各省信上，会议上，党报上，都曾特别的注意到，这些分析与策略很明显的是异常正确的。八、各地党部对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开始有忽视的错误，有的以为没办法，又有同志想在学生反帝的掩护之下来发展工人斗争，又有同志以为只有等待工人阶级来参加反帝运动，党才有办法；因这些许多错误的观点：再加以组织上的他种弱点，遂使党的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都做得很不充分。各地的反日团体――有群众的反日民体――我们都不能参加，也仍然是受了国民党的领导。九、在五卅纪念中，各地党部的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才比较活动。上海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之下，这个工作因之也做得更有成绩，举行了总的示威运动，政治上调动的群众在三万以上，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威信受着很大的打击，使党的政治影响得到很大的扩大。这一工作的经验可以供给全国工作的教训。香港，顺直，也正在开始。在帝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仅只上海略有一点很小的影响。C、反对军阀战争十、关于军阀战争之必然到来的形势，军阀战争所表现的中国之社会经济的矛盾，最近全国之更加紧的军阀战争的局面，中央都给了正确的显明的分析。只是，在这些分析中有些时候表现着过于机械或估量过分的弱点，但在总的路线上――尤其在策略的指示上却完全正确。反军阀战争之具体的工作，中央在历次通告，党报，及在对各省之指导信上，都曾很明显的指出。十一、反军阀战争的口号在宣传上确已有了很大的影响，但在实际工作还没有做出直接显明的成绩。固然，军阀战争的结果，各地群众痛苦的加深。使群众斗争更易于发动，但各地之直接起来以反军阀战争为旗帜的群众运动，还很少这种成绩。这种现象一方面固然因为白色恐怖的严厉，我们党组织力量的薄弱，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各地党部不能正确的运用中央所指示的策略。D、组织路线与组织工作十二、中央回国之后，开始工作，以六次大会的精神来挽救当时全党的涣散状态。当时主要的组织路线是：扩大无产阶级基础，加强中心区域工作与改造旧的基础，党员职业化，强健产业支部，健全支部生活，提高党的政治水平线，加强地方党部。在这些组织路线之下经过几个月的工作，确已有了相当的成绩。固然，因为白色恐怖的严厉，因为不动主义和急性病的各种错误，到现在还有几个产业中心（如武汉广州等）还没有巩固自己的基础，但大部分看来，我们的组织确是在逐渐的恢复，尤其是质量上的进步。可以说，全党之涣散的状态确已经挽救了不少。自然，目下这一点成绩，就革命发展的需要说，尚欠得非常之大，还需要我们很多的努力，但我们却不应忽视这一点点进步，因为这正是促进党的进步的基点啊！十三、最近中央对于组织问题更有显明的具体的指明，在通告在指导信以及在与各地同志谈话中，特别指出：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注重质的发展，注意支部生活的建立，地方干部的培养，加紧巡视工作，确定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并特别指出几个不正确的组织观念（极端民主化，取消主义，形式主义，党内和平等等），这些都是最近中央要在组织上所努力的方向，全会也就要在这些问题上来成立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E、宣传工作十四、一年来全党的宣传工作，都表现着相当进步的形势，如中央党报，地方党报的发行，特别是上海与香港的公开发行的日报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如在各种群众运动中的鼓动工作，如工人学校与工人读书班的建立，如在文化团体学校和公开书店等的工作，如宣传技术的改善，如中央训练班及各省训练班的设立，都有很明显的成效。工厂小报与工农通信员的训练，在上海亦已开始进行，马克斯列宁主义书籍的编译［译］，也已开始出版，因此党在群众中的政治有相当的扩大。但是仍然还有很多的缺点，如在群众中宣传尚不充分（画报尚未出版），支部的宣传工作尚未建立起来，马克斯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尚很欠缺，反改良主义的理论斗争也没有广大的工作，这些都是过去工作的弱点，也就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针。F、职工运动十五、中央开始工作的时候，在职工运动上就竭全力以建立工人群众的独立组织。当着赤色工会缩小到支部以内的时候，当着全党不明了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时候，这一工作是非常艰苦的。职工运动中中央首先是反对取消赤色工会的倾向，反对党支部对于赤色工会的包办。十六、建立赤色工会是职工运动中的中心问题，中央过去对于这一点虽然有明确的指示，但对于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斗争却执行得迟缓，仅在上海表现有很少的成绩，同时在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赤色工会还有些不正确的认识，有人以为赤色工会只能秘密存在，甚至有人谓我们领导的公开的群众组织不可领导斗争，因为一斗争便要拆台，便不能公开存在。各地对于这些问题的观念都还非常模糊，以致各地的赤色工会都还没有大的发展。十七、中央一开始便注意于反对黄色工会的工作，指出加入有群众组织的黄色工会中去以进行活动，更指出在黄色工会内部组织中心干部分子以力争转变到赤色工会的前途，这些在发展职工运动中都有重大的作用。中央虽然极力的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指出了许多工作方法，但在各省的实际工作中还是只有很少的成绩（如上海）。北方之许多黄色工会，我们完全没有打入，即使有同志，也仍然做了国民党的尾巴。上海有同志加入黄色工会之后，久之他自己也变成了黄色领袖。这里见得，对于这个问题，以后中央仍然需要切实的督促各地的工作。十八、青工女工的工作，中央过去只给了相当的注意。各地在这些工作上都只有很少的成绩，上海有童工的群众组织，香港有少数女工的发展，上海开始有女工读书班的建立，但都没联系到斗争之上，其他地方更非常薄弱。中央在以后的工作上，对这些都还要比以前更加注意。G、农民运动十九、中央关于农民运动的工作曾发过几次的通告，在给各省的信上也特别指出。关于秋收，年关及农暴失败后的工作，中央都专门给各地以策略上的指示。但各地在工作中很少实现。自然，关于农村工作的指导，的确还表现得不十分具体，这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各地很少关于农村工作之具体的报告，同时中央农委尚未建立起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二十、关于富农的策略问想，中央在总的精神上仍然根据六次大会的精神。不过中央到现在感觉到“不要故意反对富农”这句话中之“故意”两个字，的确可以引起完全相反的误会。六次大会说，需要领导雇农反对雇主的斗争，但是在富农还有革命要求的时候，还应吸引富农加入反地主豪绅军阀的战线，同时要不忘记反对富农，这就是我们在农村的战略。这一战略在一年工作的经验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仍应坚决的继续执行。至于文字上的不妥，这不是严重的问题。H、士兵工作二十一、中央第一次军事组织的通告，离开了实际工作的观点，偏于形式主义之机关的建立，确是一个错误，国际东方部关于这件事曾有一指示的信，批评这一错误，中央完全接受。二十二、关于现在士兵工作的重要，中央在给各省的指导信上都曾指出。各地对于士兵工作――尤其中心省区对中心军队中的工作，表现得非常缺乏。中央预定在最近召集一全国军事工作会议，召集各地之军事负责同志，确立全副军事运动之具体的计划。Ⅰ、苏维埃及红军二十三、现在全国还有好几个苏维埃区域，除了红军游击的区域外，中央很少有特殊的具体的指示。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交通的隔阂与实际情形的不明了。中央对失败后区域中的工作，曾有一个专门的通告，但对于苏维埃的区域，则只是在原则上指出一些策略的原则，而缺乏更具体的积极的指明。二十四、关于红军的斗争。中央个别的曾给了各处以专信的指示，但对于全国红军的行动，并没有规定统一的具体的有联系计划。策略问题，中央以前曾提出“分开以深入农民群众”的路线，因为客观政治形势的发展与农村斗争的激烈和红军组织的成分等的条件，以前的决定的原则的确是不适合的，所以现在改变为“集中游击以发动群众”的策略。J、青年团的工作二十五、青年团中央自六次大会以来，确能站在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之下奋斗，在党正确指导之下发展青年运动。自然，它的工作尚有许多弱点以及不充分的地方。现在青年工人群众数量的增加，青工在生产中的比重加大，青工以及一般劳苦青年群众斗争积极性的加强，明白的显示了青年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因此，党以后应更积极的督促青年团中央，担负青年运动的任务：（一）青年团中央应更积极领导全团团员群众参加党的政治生活，更深入的来讨论党的一切政治问题，负责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于青年群众中；（二）党中央以后应更积极加强对于团中央的政治指导，首先就应做到经常的参加团中央局的会议，各部方面亦应建立密切的联系；（三）团中央应督促各级团部更加强建立青年群众中特别青年工人群众中工作，领导全国工作青年化，改变团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四）党中央与团中央以后应随时注意到在工作中改善并建立党与团的正确关系。K、济难会的工作二十六，济难会的工作，一年来仅在宣传有相当的成绩，如济总的英文报与香港的公开三日报是有相当的宣传效果的。群众的组织工作可以说完全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济难会仍然成为党的救济部的形势。主要的原因，固然有客观的困难，但是济总同志没有了解中央指示的策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的指示也不充分，以后党应加强对济难金工作的指导，特别是公开在群众中宣传组织的路线，才能实现帮助党扩大政治影响，吸引广大群众到革命斗争的道路的任务。Ⅱ、党内的重大问题及党内生活1．顺直问题二十七、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发生于党在非常涣散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很快的得着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当六次全国大会的时候，顺直问题便已经非常严重，但顺直代表团没有向大会提出，以使问题愈堆积而愈复杂。新中央开始工作的时候，便知道顺直问题在整个工作的重要，力求迅速的与正确的解决。二十八、当时顺直问题的内容，在政治上便是极端右倾的机会主义。不仅有合法主义的观点，并且对国民党有非常浓厚的幻想，甚至于有人提议制青天白日旗以欢迎国民党。组织上充满了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极端民主化的倾向，闹个入纠纷及经济问题，一切同志都离开了工作，相互的不信任。党的指导机关，不独不能起作用，不独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成了制造纠纷进行纠纷的机关。二十九、过去和森同志代表中央去巡视，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及派别成见。经过去年一月会议而改组的省委，不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更促成顺直党部的分裂；而有保南第二个省委的发现。中央当时一方面在政治上积极的指出顺直党部在工作上的任务，号召全体顺直同志在积极工作中去寻得一切纠纷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将几个重要负责同志给一适当的处分：将蔡和森同志开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将王藻文同志由中央执委中开除，留党察看半年，将王仲一同志由中央候补执委中开除，胡茂公张昆弟两同志亦受警告处分。关于这几个同志的处分，在手续上中央政治局确有缺点，但在当时环境上不如此解决决不能挽救顺直党的危险。三十、决议实行后，有些同志表示接受了。和森同志经过一次的动摇，以后亦表示接受。王藻文当时表面上表示接受，一方面又表示处分太重，对中央仍然不满。中央曾声明这一问题可以提到全会解决。中央又曾声明对他处分之主要原因是他在政治上对冯玉样的幻想，极端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一直到顺直省委去年十二月改组以后，却进而团结一切被党开除及党内落后的分子，始而反对省委，继而勾结敌人以叛党，顺直省委便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三十一、去年七月改组之后，连会，少奇，谭秋等省委负责同志又犯了命令主义与取消主义的错误，使顺直全党同志在工作上都没有相互的信任，形成了上下机关的对立。京东四县党部不站在工作观点上，而站在许多个人问题上，首先反对有省委，不认省委，而成立向中央请愿的代表团，省委亦停止京东党部的一切活动，同时又停止省委自已的职权。于是又继续过去的纠纷而发展。中央站在教育同志及推动工作观点上，发表第二次告顺直同志书，派伍豪同志去巡视。恢复省委职权，改组常委及京东地方党部，使整个顺直党的生活向着发展工作的路线上前进。三十二、大部分说来，顺直党的同志现在都走向工作上了。整个顺直党部的工作，已经逐渐的表现成绩。十二月扩大会的决议，最大多数同志都是完全接受的。只有少数分子如李德贵杨纪录等，还在王藻文的指挥之下，进行反省委的以及公开反党的活动。但是现在的顺直党，已经较以前为进步，在我们工作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相信能以用一切适当的方法战胜一切党内党外的敌人。2．江苏问题三十三、中央归国以后，首先就认识江苏工作的重要。全国的四大产业区域，江苏应占着第一位。在夺取产业工人的意义上说，上海每一区的工作都可以赶上一个次要的产业城市。上海是全国经济的及政治的中心，工作的发展自然要影响到全国。所以中央政治局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在整个过去九个月的工作中都特别注意江苏的工作。三十四、但九个月以前的江苏党部，政治上非常薄弱，组织上非常涣散。在一般党员中失败的情绪又非常浓厚，江苏的指导机关也受了很多影响，故在中央整顿江苏工作的过程中，如扩大省委问题，如组织行动委员会以指导法电斗争的问题，江苏省委有些同志未能站在工作上去了解中央政治局的精神，常是站在工作以外说话。或是说，中央对现在江苏省委不信任，或是说中央侵犯了江苏省委的职权。三十五、江苏问题最严重的时候，便是中央讨论兼江苏省委或改组江苏省委的时候。关于中央兼江苏省委或改组江苏省委的问题，中央还没有以正式的决议通知江苏省委，还没有交省委讨论这一问题，江苏省委在这个时候，便将此没有正式决议通知，没有提向江苏省委讨论的问题，先对上海各级党部报告，作反对中央宣传，并加增一些无根据的非事实的谣言，如增加许多无原则的个人的纠纷口号；最后，形成了江苏省委与中央的对立，助长了党内一切消极的闹纠纷的离开工作的情绪。三十六、江苏问题发生之后，中央之主要精神是以教育同志的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召〈开〉省委联席会议三次，又区委联席会，外县负〈责〉同志会，各区会议，外省党部来中央负责人员会议等等，尽量发展同志们的讨论。中央指出过去省委对中央工作并没有不同的意见，关于兼江苏省委的问题，中央还没有正式通知江苏省委，并还没有与江苏省委提出讨论。江苏省委关于此问题的意见，只能向中央提出讨论而不能先在下级党部报告，并且，最重要的是添造许多非事实的个人问题的谣言，捏造关于六次大会及现在中央之“派别”的消息，而作反中央的宣传，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借这些问题超组织路线来作反中央的宣传，客观上必不可免的走向反党的道路。三十七、经过中央之坚决的一致的奋斗，经过中央之发展讨论及教育同志的方法，上海同志，各省留沪同志，中央工作同志，最后江苏〈实委的同志，以至外县同志，都一致的接受中央的路线。省委接受了中央之改组常委加强区委的决议及对于省委同志以严重警告的处分。江苏问题的解决，证明了全党之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在政治上在工作上可以战胜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三十八、江苏问题解决以后，江苏曾开了扩大会议，对于江苏全省工作都成立了各种具体的决议。现在江苏党部在全国要算是较健全的党部，工作上都有相当的进步。外县工作的发展比较不十分迅速，省委注意力亦差，但上海工作却有不可忽视的成效，可以供给中央许多经验，帮助中央对全国的指导。3．其他各省的问题三十九、其他各省中，过去九个月中也还有不少的问题。去年广东关于士兵运动中的错误同反帝国主义之策略问题，都有过不正确的见解。福建则有忽视城市工作，集中力量注重乡村的偏向。江西因上届省委有错误，使工作停顿得很久。四川对于暴动的观念不清，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满洲，河南，安徽，山西，都有政治上的清谈的倾向，这几省的城市工作没有基础，同样农村工作也同样没有走上轨道。山东则因丁君羊同志关于六次大会报告的不正确，引起了少数同志怀疑，但省委立即使予以正确的纠正。四十、总括起来各省关于政治问题除广东外，很少发生过策略上不同的争论。有之则是一些离开工作的学院派的研究，离开策略不与实际联系的政治清谈，或是对于中央通告之文字上的逐字逐句的吹毛求疵。在中央与各省负责人讨论问题的时候，各省同志很少提出策略及工作方法的讨论。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讲的现象，相反的，这正是因为各处负责同志还不能收集经验，不甚了解正确的策略的运用，以及全党理论水平线的低弱。4．党内生活四十一、党内生活之最多的问题是纠纷问题，个人生活问题。因为革命失败在党内的反映，因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因为政治水平线的低微，因为各地工作的不甚发展，所以许多同志――虽然是过去经过许多斗争的同志，都表现着消极的悲观的离开工作的情绪。时常因一些细小的非政治的无原则的问题，使省委或部分的工作常陷于停顿，这是非常严重的不健强的现象。四十二、只要党的生活能建筑在工作问题上，则一切纠纷问题都自然会取得解决。最近因为全国群众斗争的开展，无原则的纠纷问题已经比以前减少，这自然不自〔是〕说全党现在已经没有纠纷问题，也不是说造成纠纷问题之主客原因已经消灭，乃是说，只要一切同志都注意工作，则无原则的纠纷问题必然归于消灭。我们坚信对于党内纠纷问题的解决，主要的是要严格的巩固党内无产阶级的基础，鼓励一般党员之斗争的情绪，提高全党之理论水平，在正确路线上与一切不正确倾向作坚决斗争，然后才能肃清一切无原则的纠纷的最恶劣的倾向。5．反对派问题四十三、国际上之托洛次基主义的反对派，最近在中国党内已经开始有了活动。托洛次基利用中国革命的失败，来作反对共产国际的借口。一部分理论薄弱而不了解中国实际斗争的同志，会受理论上的欺骗。托洛次基关于中国革命所提出的“理论”，已经经过联邦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之严厉之驳斥。托洛次基现在在国际上已做了进攻苏联及反对共产国际之工具。中国党坚决的拥护共产国际之全世界一致的路线，在政治及在组织上都要坚决的肃清一切反对派的企图。四十四、现在我们决不夸大反对派在党内之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作用，但应该使全党同志注意。因为全国之党内生活并不健弱〔强〕，因为各级党部还保留许多过去的纠纷，因为在党内还存在一些消极的悲观的不满意于党的分子，又加以一般党员之理论的低弱，使托洛次基反对派可以利用一个虚伪的政治口号隐藏在无原则的挑拨行动中，来团结一切反对党的分子。托洛次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的发展，一定会形成许多无原则的反对指导的集团，客观上定会走向一切反动势力的收买与指导之下作为破坏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央必需坚决的向全党指出这个前途，并坚决的与之斗争。Ⅲ、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四十五、国际二月八号给予中国党的训令我们于四月才收到。在政治的分析及策略的着重上，这个训令一方〈面〉证明了中央过去路线的正确，另一方面确实帮助了中国中央的不足，特别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作用，反右倾的斗争，脱离群众的危险，反对改良主义，争取群众运动的公开，这些对于现实的中国党的策略问题都非常重要，政治局接到国际训令之后曾有两次很详细的讨论，特地成立一个决议为指导全国工作的基本方针。四十六、国际训令以及中央接受国际的训令的决议，中央都发给各级党部，尽量发展党内的讨论，到现在中央还没有接到各地讨论情形的报告，但就个别谈话及一些负责同志的表示，是一致的接受国际的训令。Ⅳ、结论四十七、中央回国工作的时候，客观的政治形势，正在统治阶级打下北京之后，得到了暂时表面的统一与虚伪的和平，同时因他们内部的矛盾加深，积极准备新的军阀战争，因此一方面继续他的白色恐怖的政策，更残酷的向我们进攻，各省组织不断的破坏，党的积极勇敢的干部，牺牲在五百人以上，同时自首叛变的现象普遍发生，在两湖特别表现得严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宣传正在发展，广大群众，甚至工人群众都发生很多的幻想，黄色工会渐次成为群众的组织，党的政治影响，已经缩小得非常利害，再加盲动主义的发展和敌人的反宣传，遂使党成为完全与群众隔离的现象。这些情形――改良主义的发展与群众失败的情绪反映到党里面来，造成党内右倾思想思［发］展的基础，于是合法运动，和平发展的观念，很普遍的在党内发生，比较动摇的同志，更走到消极怠工悲观失望的道路。同时左倾的思想也在继续存在，特别党内五原则的纠纷层出不已，成为党的最严重的问题。当时情形的确整个党都在风雨飘摇，动摇涣散的状态。中央在这样情形之下依据六次大会的路线，坚决奋斗，一方面与敌人作残酷的争斗，另一方面又坚决的反对党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巩固党的一致，提高党的战斗力。一年来艰苦工作的过程得到了全党同志一致的拥护，一致的斗争，才把党从危亡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同时党在群众中的工作也有相当的发展，这是充分证明六次大会路线之正确，同时中央与全党同志的坚决斗争的确表现着布尔塞维克的精神，这是我们极可宝贵的教训。四十八、现在的情形的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特别是右倾的思想，仍在继续存在，但是全党同志已经有了一个路线做一切斗争的指南针，这就在客观上相当的减少了党的危险。党的削弱涣散的现象，亦已逐渐稳定，有很少的地方（如上海广东）已开始新的发展，一般同志的失败情绪，亦已相当的减少，党的一致与巩固，尤有莫大的进步，这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不可磨灭的基点。因此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有了相当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有相当的发展，党的政治影响亦已比较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与领导斗争的力量，也是很明显的向前发展的形势，特别是上海从“五一”以后，经［经］过“五卅”的总示威，的确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威信和改良主义的影响都受了很多的打击，这一进步的形势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是中央和全党同志一年来艰苦斗争的成绩。但是我们决不可以作过分的乐观，现在敌人虽然正在互相混战，但是对付我们始终是一致的，他们残酷的白色恐怖的政策并没一时的停止。改良主义的影响虽然暂时相当的缩小，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放弃这一武器，而要继续扩大他的欺骗宣传，同时群众中许多弱点的存在还有他发展的条件。党的情形，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并未肃清，特别是右倾的危险尤在发展，无产阶级的基础还是异常薄弱，政治水平线并未有很大的提高，党与群众的关系仍然还没有密切，国志中的失败情绪也没有完全扫除，而托洛次基的反对派，又在开始活动，这些都是党的严重的危机，同时就是革命的严重的危机，这是必须全党的同志继续执行六次大会的路线，运用一年来斗争的经验坚决的站在中央一致的路线之下，与一切敌人作残酷的斗争，同时中央必须认识自己过去的经验，补正过去许多不足的缺点，更正确的更坚决的领导全党同志一致斗争，这才能继续战胜一切敌人，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领导革命胜利的使命。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无时间，此时间为文件戳记上填写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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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训令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训令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I、现在政治局势中之根本矛盾一、国际二月八日来信是指示中国党应针对着现时情形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于一切工作上。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指示（除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还没到外）足以成为中国党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他一方面证明中央半年来关于政治原则及斗争策略的指示和决定在根本上完全正确，另一方面更将中央对于政治上各种分析的缺点指出，这足以端正党内马克司主义的分析方法加强党的正确领导。二、依据国际的分析观察中国现实环境，应更加认清外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一切政治经济生活中真实的统治者。自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国民党打下北京后，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日益加强；不但英日帝国主义势力在南北有显然的发展，便连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也有突飞的进步，甚至其所号召承认的关税自主与修改条约也都是形式上公认中国某种主权，实际上则是加紧中国一层束缚，使中国更深入殖民地化的（更为帝国主义所奴隶所统洽的）过程。在这殖民地化的瓜分政策下，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正在加紧军阀战争的制造，与联系到世界大战的准备，所以他们对付中国的战线绝对不能巩固，主要的是表现着美国与英日的竞争而都是一样地要在中国取得更多的利益。然不应夸大这一竞争的意义甚至以为美帝〈国〉主义会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独立的发展，或美国会永远以和平侵略的方式来统治中国，这简直是不明了帝国主义本质的妄谈。或者更推论到美帝国主义已经取得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这更加不明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争夺必然要加紧战争的危机决不是从和平外交上可以得到，故美帝国主义用自由主义的假面具以达到统治中国的欺骗政策在群众中实散布了一些幻想，因此，我们应对群众指出无论任何帝国主义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中国，其目的都是一样地加紧对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剥削和破坏中国的独立。三、中国资产阶级自从背叛革命之后，再也不能而且不愿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了。虽然因着生产力的推进，表现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发展矛盾，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绝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政纲，但当着这种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只有妥协帝国主义，一步步地出卖民族独立的利益：故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便是妥协帝国主义的政纲也就是阻碍为中国独立斗争的政纲，他实具有十足的反革命性，中国资产阶级企图在帝国主义竞争或美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取得民族资本独立发展的幻想，正是改组派的理论根据。其实关税增加只能相当地提高南京政府的收入用做战争的军费，美国借款即使实现也是要投资于交通运输事业好便利于外货商场的扩大，并不能适合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直接需要。固然客观上在将来是要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相当发展的，但他的发展前途终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与其所利用的封建势力的束缚。并且，中国资产阶级因为与土地关系的密切联系使他更要加紧对农民直接的或间接的剥削，故他同样不能施行农村的改良，甚至连二五减租的假面具最近也在浙江作最后一次的撕破。自然这决不是说民族资本发展的倾向与封建制度的剥削关系会没有矛盾存在，而是说在中国的农村经济与土地关系之下不但改良主义的方法不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便连小小的改良，中国资产阶级也很难求得地主的让步，所以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在反动的联盟中进行夺取阶级领导的斗争是一显明的事实，但我们不应夸大这一事实的意义，要认清无论封建半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都是一样不能统一中国不能使中国解放的。如认中国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封建势力的能力和愿心，更是足以助长右倾观念发展的极大错误。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部分又与各个帝国主义经济上之共同利益，同样又因其与土地关系的密切联系，故使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全脱离其买办性与地主性，使他对于帝国主义或封建阶级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四、不过我们也应承认在现在的蒋桂战争以及未来的军阀战争中，帝国主义的相互冲突固是这些战争的主要动力（不管他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军阀抢夺地盘的争斗固是这些战争的直接导火线，信确也反映着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便是过去的军阀战争也同样含有相当的阶级矛盾在内），这三种矛盾的相互表现，使着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虚伪和平与表面统一亦不能有好长时期存在，战争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必不可避免的最高度的矛盾表现，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愈加紧，中国的工农劳苦民众的痛苦将愈加深。资本的进攻农村的剥削，捐税的繁重，战祸灾荒的流行，在中国已经不是一时的偶然的天然的现象，这与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衣村经济的崩溃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以国际的来信很明显地指出“不仅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未曾解决，而且中国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未解决，……一切所谓中国走向基码尔道路的发展，都是些无稽之谈。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日益紧张必不可免地走向新的革命恐慌的过程，而且比以前更广大更深入。”五、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羁绊之中解放出来的任务与土地革命及肃清一切封建半封建残余的问题有很密切的联系。只有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与工农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才能实现这些任务，六次大会后工农群众斗争的形势，尤其是大城市工入斗争自去年“五三’以来，的确是逐渐复兴的形势。这不仅上海自邮务水电两次罢工推动了最近三月来将近二百次的工人斗争，发动了两年来所未遇见的数千人纽念“五一”的盛举，便在北方也由半年来大小数十次的工人斗争酝酿到开滦五矿的怠工，在香港最近三月我们领导的工人斗争有十六次，便在湖北，工人斗争的情绪也绝不是低落，在满洲过去三月中也还有八九起可以统计的工人斗争。在乡村农民斗争并未停息，苏维堆区域并未完全消失，朱毛的红军仍然在反动的统治区域存在。投身到农民暴动区域的兵变仍时时发生。过去反日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亦确是表现广大劳苦群众反帝情绪的高涨。城市贫民对于苛捐杂税的繁重和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已渐生不满，这些都足以证明城市的工人斗争正在开始复兴；乡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也在逐渐开展，虽然这些现象不可以过分估量，但新的革命高潮的薄弱象征的确可以看见。便是党的领导，在这半年来艰难困苦的工作环境中，的确已争得了一些进步。如上海在邮务水电罢工以来，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和领导的确较以前扩大（自然还有许多错误）。香港从和平发展的现象转变到能发动和领导工人作小小的斗争。北方从合法运动与隔离群众两极端的现象中逐渐地争得在群众斗争〈中〉的相当影响。这虽是极少的进步，但确是我党在这几月来难苦斗争牺牲许多同志战胜许多困难得来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党有可能去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之不可忽视之基点。自然，在这些群众斗争中还有很大的弱点，如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存在，群众中失败情绪与合法观念并未减轻多少，黄色的群众组织仍有增加，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以及党与群众脱离的现象还没有多大改善，因此，如认革命高渐［潮］是马上或很快地就要到来，很显然地对于革命的急性病，中央政治局更坚决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能逐渐地克服这些弱点，则正在开始复兴的工人斗争必又要经挫折而延缓其进展，土地革命得不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必然要受着继续不断的挫折，党的很少进步必又要遇到新的阻碍。故就理论上说来，当然不否认这一直接革命的形势有延长几年的可能。但是因此便以为中国将有长期的“和平的”发展而没有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基本矛盾的严重危机，这却是很大的错误。党必须纠正同志中间以这一种或那一种可能极端为出发点的分析方法，必须坚决地认定只有斗争只要看我们争取群众的力量才能决定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行程。II、党的最近基本任务与策略问题六、根据上述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根据半年来党的工作经验，证明六次全国大会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路线与决议无疑地是正确适用，只是在执行的程度上还没见很大成效；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党内失败情绪与涣散状态之存在，无产阶级干部分子之缺乏，党没有充分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以及党内不正确倾向之继续发生，这都是需要党以极大努力极难苦耐心的工作精神才能战胜这些困难，故党在争取群众于党的周围之总路线下，应特别认清深入产业工人群众。发展群众斗争，巩固党，加强党的组织与威信及其在群众中的领导影响实是目前党的最迫切的任务。七、为实现这些任务，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一右倾的危险绝不仅是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而复活，他更有现实环境之不可轻视的基础。自从统治阶级以白色恐怖的压迫改良主义的欺骗从宣传上组织上极力向群众进攻以来，党内反映着一部分群众失败情绪与不正确的观念及小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右倾思想便一天天地发展。在理论分析上是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错认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取得反革命的领导权，对统治阶级内部各种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予以忽视，对工农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与党的力量存在（虽是很弱的）予以否认，甚至认统治阶级已经走向稳定或是革命高潮之来到将遥遥无期，于是表现在策略之观点上便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降低我们政治口号，接受资产阶级的欺骗政策，在组织的观点上便是党内和平（这种观念是要停止我党对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斗争，这是最危险的观念）与放弃赤色工会中心组织的主张。同时党在组织上无产阶级基础的削弱，干部分子停顿在智识分子成分上，党员政治水平红之低又都足以成为右倾思想发展的组织来源。固然我们在工农群众中间的工作必须利这只是在非法的环境下需要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来争着实理党的基本任务，决不是放弃我们原有的基本任务降低涉的合法存在。这后一见解根本是机会主义者的主张。这样做，不仅要成为第三党以至改组派的尾巴，并且还要推着群众走入不可挽救的改良主义的陷坑。在最后，便要完成取消派的倾向与党内以及群众中间动摇犹豫恐惧消极的观念相结合以至取消革命，取消党，与共产主义的领导和组织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当然这还不是说中国党内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形成，已经有了一个危险的派别，但依着他有可能的发展前途来看，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红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的特别危险。八、但公公站在党内克服这一右倾危险是不够的，必须特别认清助长党内右倾思想发展的客观条件是改良主义的影响。统治阶级国民党除掉用屠杀政策外，还极力用一些改良欺骗的方法来扩大他在工农劳苦群众中的影响。虽然改良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很少发展可能，但资产阶级绝不会放弃一切民主的民族的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在社会上便要造成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以为国民党还真要反对封建势力，还真要为争民族自由而反对帝国主义。这种幻想经过屡次的事实证明尤其是民众痛苦的日益加深，固不会长期存在，然在目前群众斗争中还存在许多弱点，党在群众中的领导还薄弱的时期，他的影响的危险便不容忽视。最近半年来改组派的活跃（第三党的群众多跑向改组派方面），黄色工农会的增加，过去反日会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活动，都足以证明改良主义的影响在群众中并未减轻。且不仅群众，党内至今犹存在着在国民党下级党部做事，受国民党委派占领黄色工农会机关以至与改组派讲联合的等等现象，便可知改良主义影响与党内右倾思想有如何密切的关系。所以“肃清一切的幻想，揭破国民党政策的假面具，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尤其是改组派以至第三党的欺骗政策），准备群众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实是现在时期中的第二个重要任务。九、另一方面，党内左倾危险自六次大会后虽逐渐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在目前景严重的左倾危险是不愿意进行日常斗争，不承认部分要求斗争的必要，不愿意争取公开的活动机会，不愿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保留着些命令主义的精神，提出一些空自夸大的高调（目前实行的口号），幻想一些大的斗争来到，这都足以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仅不能加大，且将日益缩小，日益与群众隔离。故国际指出消灭党与广大劳动群众脱离的现象，取得群众尤其是工人使其革命化，实是现时党的第三个主要任务。不了解这一任务，便不能克服党内左倾危险的残余。十、在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必不可分离地要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斗争农民争土地的斗争密接，但这是就中国革命任务的关系言，并不是说在工作上除了工人斗争农民斗争要一般的关联到反帝斗争外便没有丁反帝的本身工作。恰恰相反，在过去各大城市的反日运动客观上证明了广大群众的反帝斗争确有发动的极大可能。只是党内存在着许多偏向如误解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以为工人斗争不起或是没有形式上的赤色工会加入反帝运动便不能树立起我们的影响，于是客观上便成为忽视反帝运动，放弃反帝运动中的领导。这需要党以极大努力领导群众加入并组织各种反帝运动，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国民党所影响的反帝运动变成工农劳苦群众之真正的反帝斗争，使他同时又是反国民党的运动。十一、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已成为现时中国党的经常任务。在困难的工作环境下，极艰苦耐心地向前工作。在群众中很细心切实地提出各厂各业的部分的要求，做成目前党的经常工作的主要口号。但这些日常斗争的口号必须与党的基本口号有正确的联系，同时必须在日常斗争中解释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且不仅在宣传上便在实际斗争中也必须注意到党的策略路线是要尽可能地准备我党以及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力量以备实现革命高潮到来的任务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党应特别注意每个共产党员在一切群众运动中的积极参加都应当是向着这一战略的方向去做。十二、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无疑地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处理。但根据两年来土地革命的经验，乡村阶级斗争的形势，在策略上我们必须认定贫农是斗争的中坚，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富农于中国国家封建制度残余的剥削下，在相当的斗争阶段之中，我们还有吸引他参加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可能。但当着农民与他的主要敌人地主豪绅决战的时候，富农中兼半地主或拥有多数雇农的分子必然是跑向反革命的方面，故同样地不应放松农民对他们的阶级斗争。现时全国的灾荒现象尤其是北方的灾荒仍然继续，在客观上农村斗争有极大发展的可能，只是在农民群众中，北方的和平发展观念与南方失败落后的躲避情绪都很浓厚，党必须坚决地发动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促进乡村中阶级分化，并以游击战争重新团聚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到有组织的斗争，走向建立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的道路。自然这些斗争要尽可能地得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要从斗争中加紧农民的组织，从游击战争扩大农民的武装，以准备革命的最后胜利。现时存在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必须以党与工农群众为前提，必须与全国的劳动群众斗争联系起来，使他日益扩大和发展。红军的行动必须与军阀的土匪军队有根本的不同，他不应向农民派饷，不应向农民及当地劳苦民众征收捐税，必须做到使农民自愿地帮助红军并起来组织帮助红军的委员会。红军只应向豪绅地主派饷。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红军才能得到劳动群众的拥护，才能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十三、中国军阀制度不仅在保持着半封建的关系上而存在而发展，并且帝国主义列强正维持着这一军阀制度以加紧其进行瓜分中国的阴谋，故中国工农革命如得不到广大兵士群众的参加，如军阀军队中广大兵士群众仍成为中国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压迫革命之最残酷的工具，则中国革命便是发动起来，也将不能得到并保障最后的胜利。但中国大革命的震动与工农运动的高涨不是空过去的，尤其是两年来农村经济破产的急剧，灾荒区域的扩大与土地革命的开展均足以加紧中国军阀走向崩溃的过程。在这里，事实的表现便是对人民的剥刚已到敲筋吸髓的地步，对地盘的争夺更加剧烈，战争的祸害更加扩大，军队的生活更加恶化，新军阀克扣军饷虐待士兵方法比旧军阀还要残酷；因此，军队的倒戈与士兵的哗变以及整队的士兵投转到农民斗争区域与红军方面的都时有所闻。所以反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与争取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在中国革命中实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应成为党的经常的主要任务之一。六次大会以来，各级党部对于士兵运动的工作有一般的忽视，党应用极大努力纠正这一倾向，加紧动摇军队的宣传，鼓动士兵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以联系和发展到士兵群众投身于土地革命运动，同时应在士兵群众中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以树立工作基础，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在帝国主义驻华的海陆军中，党一向缺乏有系统的破坏工作。根据上海暴动与汉口夺回英租界时的经验，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压迫与在他们中间的士兵运动尤其是在印度安南士兵中的运动对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实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党应一方在群众中从事要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运动，另一方应在这些士兵中间有经常的宣传工作，以促其觉醒和自己要求撤退尤其要督促青年团加紧这一工作。十四、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青年与妇女亦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轻工业工人中，女工童工的激增，农村中青年农民斗争情绪之易于发动，农妇在农村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广大士兵群众中，青年士兵要占大多数，青年贫苦学生在革命斗争中，尤其在反帝与争民主自由的运动中还有他相当的作用，这些都指明党在青年与妇女的运动中要有不断的努力，不仅在工会农会以及一般城市贫民运动中，党应将各种斗争关联到青年与妇女的利益，并应帮助与督促青年团在这一工作路线上争取广大的青年群众到自己组织的周围。过去青年团在青年群众中，尤其是在青工群众中工作的软弱，妇女运动，尤其纺织女工运动一般的忽略，党应负相当的疏忽责任。Ⅲ、职工会工作十五、国际信中说，若是党现时在产业中，在工会中，在罢工运动中，能够取得非常稳固的地位，则在将来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才会有巩固的力量。这是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的工作方针。现时各大城市的工人斗争正在开始复兴，但在这些斗争的统计中，我党能起领导作用的居最少数，甚至有些党员虽处在工人群众的领导地位，但失败恐惧的情绪与新的策略的不了解和工作方法的缺乏常使他们表示出比群众还落后的态度。大产业中我们影响之少，赤色工会常常是退缩秘密到党的范围以内。这些都证明党在职工运动中，还没有树起他的中心工作，还没有能针对着统治阶级经过黄色工会扩大他影响造成他的基础的企图，给以严重的打击，去建立我党的自己工作路线。虽然在过去半年上海香港北方的多次斗争中，党已学得不少在工人群众中如何争取自己地位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但还须认清职工运动是党的基本工作，应注意造成普及全党尤其产业中的这一工作路线。十六、赤色工会是我们组织工人群众的基本任务。在这非法的环境中，自然要使赤色工会的工作非常困难，但工人群众的斗争组织决不应安于秘密状态以与广大的群众隔离，故力争赤色工会公开和领导各种合法与半合法的（社会的相当容许的，并非以国民党登记的为标准）团体生长到赤色工会的组织，是我们目前工作的主要路线。不过赤色工会之公开存在与其他合法半合法团体在性质上的转变均须由斗争来争得来决定，他与公开主义合法运动没有一点联系。因畏惧这种左倾错误，便因噎废食的保持赤色工会单纯的秘密状态，不去利用各种公开机会以发展工作，这很显然的是另一极端的左倾错误。因此，党不但要注意非党的工人群众团体中的工作，并要利用任何机会不拘任何形式创造非党的工人组织，同时要尽量利用多少有点公开性和合法形式的群众组织，团结广大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以加重赤色工会的作用。但对于有封建性或半封建性的群众组织，我们只能利用加入的机会夺取群众，组织赤色工会，决不应保存或助长其组织上的封建习惯或性质。十七、假使我们否认改良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我们便会对黄色工会的估量有极大错误，事实上，黄色工会在现在的确已成为有群众的组织。因此，凡在黄色工会有群众有下层组织的工厂企业作坊之中，我们要有组织的加入黄色工会，进行反对国民党代理人的斗争，但不是做少数运动。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设法组织干部分子，其主要的工作应是：1．形成强有力的工人党团；2．综合工人的迫切要求；3．将这些要求与揭露国民党及黄色领袖之欺骗政策联系起来；4．要求黄色工会民主化（工会委员代表组长等由大会选举等等）。使群众赞助我们的政策，改变黄色工会，使之成为真正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工会。然当着我们在黄色工会已取得多数而仍不能推翻黄色领袖和改变整个工会性质的［时］，即应将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多数群众组织赤色工会。同时我们要在这些黄色组织中坚决的反对国际改良主义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所施行的种种企图。十八、在反对黄色领袖，争取工人直接利益，发展赤色工会影响的斗争中，群众的罢工，确有很重大的意义。在准备罢工与选择罢工的时侯，我们应估计可以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应尽可能的发动群众的直接斗争形势（即是直接选举代表，关车，关厂等等），在群众的拥护下，成立直接指挥罢工的机关以脱离黄色领袖的影响。凡是遇到工人群众的罢工，尤其产业工人的罢工，党应动员所属地方的党员全体集中力量来参加指导和援助这一罢工，以影名其他产业与工入群众，因为这是党争得在群众中的地位的最好机会。指挥罢工的机关在罢工后应尽可能的使他成为事实上的工厂委员会。不仅在罢工中，便在经常的小斗争中，也要设法取得组织工厂委员会或定期的工人代表会议的机会；同时必须注意要尽可能的用各种方法组织工厂委员会性质的工人组织。在工人运动中要使工农联合问题不仅得到宣传上的联系，并要与一切实际斗争密接起来。Ⅳ、党的组织问题与党内生活依据目前的全国组织状况，可看出党的弱点极多，主要的如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削弱，上级组织有许多架空机关，巡视工作一般的缺乏，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不正确，这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但决不能因此便忽视党的组织存在，否认在这些现象中的小小进步。假使这样只有走入取消派的倾向，丝毫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长期耐苦的工作精神。故党在组织上的正确路线，必须认定：（一）欲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要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寻求积极而斗争的分子吸收入党，以改善党员的质量。（二）支部是党的基础，群众的核心，党要以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创造支部生活并以试办工厂小报为联系党与群众关系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武器。（三）地方党部目前在组织上应以建立中心工作，实行党内正确的民主化，造就工人干部，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分配宣传品的工作，指导党员职业化为其中心工作。（四）上级党部应多努力于政治及中心工作的指导，加紧巡视工作。（五）党与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划分，两者中间不同的性质必须弄清，相互的关系必须有正确的规定。在这里我们更应深切的认识国际的指示：建立产业支部及其工作与加强党的理论上武装实成为目前组织上两个不可忽视的任务。二十、六次大会后党内生活的确表现了一些新的精神（在六次大会正确路线之下工作的新精神），但因为有些同志对于决议案还不了解，致发生组织不正确的主张。有些同志主张党内和平，有些同志主张极端民主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些同志发生组织的消极观念。现在秘密条件之下，所有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改组派，以及第三党的领袖将我们包围得异常严密，而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又甚浓厚，我党不独应当注意政治路线的正确运用，还须注意党内铁的纪律的保障。各种不正确倾向对于党的生存都有莫大关系。不执行党的决议就是削弱党的战斗力与党的领导。闹党内纠纷就是妨碍党的进步。否认党的旧基础，蔑视党的组织力量，就是发展党内取消主义的倾向。对于不正确倾向，没有什么党内和平，破坏党的纪律，是布尔塞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自然中央以及各级党部每逢遇着不正确倾向发生时，在执行纪律以前，必须很注意于审查这些倾向。政治局为新中央执行第六次大会的决议与国际训令的时间虽然很短（仅只半年多），但已经将党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下挽救出来了。在每一次领导工农运动之中，可以很显明的看出党的进步。中央只能在得到全党共同努力的时候，才能很实际的执行大会与国际的决议。也只有运用正确的政策，纠正一切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的错误与弱点，有系统的耐心的训练党的干部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发动党所有的力量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党才能执行自己的革命任务，夺取群众到革命方面来，领导他们达到胜利的暴动。中央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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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三十四号——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方针（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中央通告第三十四号——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方针（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一、战争的性质与动力在三十三号通告中已经指出军阀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统治，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争夺反革命的领导权，和军阀抢夺地盘的争斗。三大矛盾的一齐爆发，而帝国主义相互的矛盾更是最主要的动力，所以这一次战争完全是反革命的战争。现在同志中对于此次战争的分析，发生两种错误的观念：第一，以为“蒋桂系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拥护蒋介石的路线上去。这个观念错误的来源：第一，不明了战争的主要动力是帝国主义，同时还有军阀的作用。蒋介石固然代表资产阶级的倾向，但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同时他本身还是军阀，所以蒋介石决不等于资产阶级。第二，不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中国资产阶级本身还带有封建的剥削，所以他不仅不能澈底驱逐帝国主义澈底消灭封建势力，而且不愿。他只能在依靠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之下来求得自己的发展。固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他太厉害的时候，他们要相当的要求帝国主义的让步，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但是他只能妥协帝国主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来反对封建势力。他的政纲，只是“二五减租”，而反对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便是妥协封建势力的政纲；仅是“关税自主”（实际上只是关税协定），“修改不平等条约”，而反对“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银行企业”和“不还外债”，便是妥协帝国主义的政纲。他只是为妥协封建势力的政纲而反对封建势力，为妥协帝国主义的政纲而反对帝国主义，所以他的企图适足以延长封建势力的剥削，延长帝国主义的统治，这就是民族改良主义的特质，这就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是民主势力的代表，而是反民主势力的最好的工具；因之这次战争，并不是甚么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没有一丝一毫的革命的意义。第二，以为此次战争主要的动力是军阀，就是军阀的作用还超过帝国主义和阶级作用之上；这样在策略上可以使我们忽〈视〉帝国主义和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这个错误的来源：第一，不明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势力之伟大，无论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上，帝国主义都占着统治的地位。任何一个军阀，任何一个反动的阶级，都没有离开帝国主义而独立生存发展的可能，都只能在一个帝国主义支配之下来企图谋自己的利益。所以各个军阀相互的冲突，资产阶级和买办地主阶级相互的冲突，主要的推动力，是由于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中国的统治。桂系没有英帝国主义的靠山，固然不能打扶［仗］；蒋介石没有美帝国主义的大刀，一样的毫无办法。所以这次战争，很明显的帝国主义是主要的动力。第二，不明了中国军阀制度基础根本是建立在阶级关系之上。他经过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以后，已更加动摇崩溃，已有些军阀转成代表资产阶级倾向的武装工具；因此更要依附于帝国主义，同时也就更要依附于各自所代表的剥削阶级；而两个统治阶级也正极力利用军阀的冲突来加紧他们阶级的冲突。尤其是已转到代表资产阶级倾向的军阀，他更要减弱他的故有的军阀性，而接受资产阶级的意志，因为军阀的封建性与资产阶级的倾向是有很大的矛盾的，如果不减弱他的军阀性决不能做资产阶级的工具。如蒋介石他的军队的基础还是与其他军阀一样，但是的确经过资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尤其是中下级干部。如果没有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便无法团结他自己的军队；如果蒋介石的行为，完全违反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他的军队便也一样子为其他军阀［军阀］军队有更易于分裂瓦解的可能。所以此次战争之主要动力是帝国主义，而阶级矛盾的作用也就要超过军阀制度本身冲突的作用。我们必须认清这次战争的动力，认识这次战争的反革命性，然后才能正确的认识和运用党的路线与策略。二、战争的形势与前途中央在六十五号通告上已经指出统治阶级将革命势力镇压下去以后，他们内部的矛盾——帝国主义间相互的矛盾，资产〈阶级〉和买办地主阶级矛盾，军阀争夺地盘的矛盾，又重新尖锐起来。所以济南惨案和打到北京是准备新的军阀战争的开始。以后历次的通告，都指出这些矛盾一天一天的加紧，战争惨祸不可避免的到来。从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一分析的总的原则是异常正确的。但是在三十号和三十三号通告上有两个错误：第一，以编遣会议，在两派互让之下得到暂时的妥协，并且资产阶级又得到了一点新的胜利，所以战争的根本的矛盾虽未解决，的确延长了战争的准备时期，而没有指出这—根本的矛盾更加紧张。其实正因为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既然又得到一点新的胜利，政治影响更加扩大，当然使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更加恐慌，而更要加紧军事的准备，因此两派的冲突要更加厉害，而战争的危机也就日益迫切。加以军阀的作用和蒋介石本身还带军阀性更易于促进战争爆发。当时仅注意了资产阶级主观的要求，而忽视了这一政治形势的变动和军阀对于战争的加紧作用，所以得出了这一不正确的结论。第二，在三十三号通告上，曾有湖南事变使军阀战争的危机更加紧了，但不一定马上爆发总的军阀战争的结论，这是由于机械的来判断湖南事变到底爆不爆发总的军阀战争和上面指出的忽视客观政治形势变动的原因。其实战争在那一个事变，和那一个时间爆〈发〉，我们都无从判断，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加紧的时候，而准备也在加紧的时候，任何一个事变，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条件与不可能的条件，同时还有两派军阀的主观的作用。所以我们如果想机械的来判断，结果必然要得出一个“不一定”和“或许”的动摇的结论出来。所以〈适〉当的分析方法应该“指出统治阶级的矛盾无法妥协，战争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同时指出裁兵，裁厘，编遣会议以及湖南事变，都使战争危机日益紧迫，就是湖南事变谋到了暂时的妥协，战争仍然是要很快的爆发”。即使要指出战争爆发与不爆发，也只能在主客观的条件上指出在如何条件成熟之下便可爆发战争，在如何条件未成熟之下，便可暂时延缓战争，但因为根本矛盾更加紧张，故战争的危机仍然是在加紧准备很快的要爆发。中央当时过于机械的来判断湖南事变是否爆发战争，因此得出这一不肯定的结论。因此在三十三号通告上对于反战争工作不免缺少积极的指示。但是这并不是总的原则的错误，而是分析方法上的缺点，这一总的原则始终是正确的。现在战争的形势，蒋介石已经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桂系在武汉的势力已经失败。蒋介石胜利的原因：第一，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影响的扩大，因此使自己部队的统治的范围扩大，使桂系的军队更加分裂。第二，就是蒋介石进攻桂系的时候，极力妥协另一部分的封建势力，妥协日本帝国主义，使桂系的力量更加孤立（这就是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妥协封建势力决不能反对封建势力，不妥协帝国主义决不能反对帝国主义）。现在桂系军队在武汉亦已失败，湘粤的形势亦极不利于桂系，假使湘粤赣情势如便利于桂系或冯玉祥的态度有变则战争仍有继续延长的可能。就使蒋介石极力运用政治的手腕，使这次战争就此结束，但第二次的新军阀战争在不久的时间内仍然要继续的爆发。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相互的矛盾并未因此解决，而只是更加紧了。所以这次战争的结果：不是中国要比较统一，而且更加分裂。因为蒋介石决不能根本消灭桂系军阀，同时他与冯玉祥及奉系与阎系的冲突都因此要更加紧张起来，军阀割据的形势必然要表现得更加利害。第二，国民党决不会比较单纯化（单纯代表资产阶级）而是要益加分裂。因为一方面蒋介石进攻桂系的时候，妥协了另一部分的买办地主阶级，就是桂系倒了买办地主阶级的势力仍然一样包含在国民党之内不过换了另一个工具罢了。另一方面桂系和汪陈派都在三全会受了打击，更要组织自己的国民党，当然要使国民党益形分裂。第三，蒋介石胜利了，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仍不能取得中国政权上的领导其原因：一，因为桂系虽然倒了，西山会议派（胡汉民陈济棠等）仍然是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很好的工具，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势力扩大和南京政府中的影响增加，他可勾结冯玉祥，阎锡山等（冯阎都有勾结日本的可能）做工具，来与美国争夺南京政府的领导。所以将来帝国主义相互的矛盾和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的矛盾可以推动另外两个军阀对抗的局面。就是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中的势力加强了个人占了领导地位，仍然不能说是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取得了领导。因为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政治上既未消失，而日本的势力又增加，那么蒋介石必不能完全执行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意志，而同时要服从英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意志，这样不是蒋介石更加跑向买办地主阶级方面去表现更封建性，而发生新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军阀，就必然有新起的英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工具与他对抗。总之在反革命营垒中仍然是要表现二派互相争夺领导权的形势。二，就是蒋介石占领了南京政府的领导而且执行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策，那末，英日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更加要指使各个军阀实行割据实行动摇南京政府的统治，这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仍然是不能取得领导。第四，这次战争决不是军阀最后的战争，而是打到北京后新军阀开始的战争。既然这次战争结果，不是更加统一而是要更加分裂，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仍然不能取得政权上的领导，不只是根本的矛盾没有消灭，就是资产阶级企图解决的问题也一点没有解决，那么，军阀战争当然要继续不断的起来。第五，改良主义欺骗的影响在短期间内更有在群众中扩大的可能，因为蒋介石此次战争既然是打起了改良主义的旗帜，在战争以后，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当然更要加紧他的改良的宣传，加紧对于三全会改良政纲的宣传，同时群众中因为蒋介石的胜利，也易于增加对改良主义的幻想，所以改良主义的危险有在短时间增加的可能。但是改良政策的实施仍然是一样的极少可能。从上面的分析充分证明统治阶级决没有稳定的可能，而只是日益走向崩溃，只是更加促进革命的危机，而且只有革命的胜利才能驱逐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扫除军阀制度，实现真正的统一。三、军阀战争对群众斗争的影响在三十号通告上已经指出现在群众斗争是开始复兴的形势，但是还有很多缺点，必须我们有正确的策略和耐心难苦的工作，才能推动群众斗争更向前发展。现在军阀战争虽然不能爆发群众斗争革命的高潮，但是在客观上是帮助群众斗争发展的条件，是便利我们工作扩大的机会：第一，军阀战争要加增广大群众的痛苦。因军阀战争而金融混乱，物价昂贵；因军阀战争而市场停滞，工厂关闭，增加失业恐慌，因军阀战争更加加紧对群众的压迫，禁止一切自由，资本家更乘机进攻，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因军阀战争，而加增捐税，摊派军饷，拉夫拉车，强占民房学校；这些都〈是〉统治阶级暴露自己的罪恶，更加使群众不满，更加使群众痛苦，必然要促起群众斗争的要求。第二，军阀战争，暴露了改良主义的欺骗。资产阶级极力宣传他的改良政纲，甚么统一，裁兵，裁厘，在过去的确增加了一般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他的幻想。现在军阀战争爆发，完全证实了他的欺骗，统一吗？虚伪的面具都揭破了。裁兵吗？正在各自增兵，甚么总指挥军长都恢复了。裁厘吗？东南五省，不是正在努力加税，便等于正式恢复厘金，且超过旧有的数目。反帝国主义吗？正式出卖了山东，来妥协日本帝国主义……这些事实上的教训，一般群众都很易于了解的。第三，军阀战争，可以增加群众斗争的勇气，减轻群众失败的情绪，过去群众失败的情绪很深，以为军阀联合的一致的压迫，甚么都没有办法，军阀战争爆发，许多群众都觉得现在好了，我们的机会又到了。固然这样的观念，可以发生盲动的精神，并且很易于回复到悲观，失望，更加消极的路上去，但的确他本身是群众情绪活跃的表现。只要我们策略正确，领导得法，很易于走上正确的斗争道路，所以军阀战争，是可以推进群众的［斗众的］斗争，帮助我们工作的发展。固然统治阶级要加紧戒严，加紧白色恐怖，来阻止群众的斗争；同时还要加紧改良欺骗的宣传，以缓和群众的斗争，使我们工作增加困难；但是另一方面便是更加暴露自己的罪恶，暴露自己的欺骗，使群众更易于接受我们的宣传与鼓动。特别在农村中，农民群众久受白色恐怖的痛苦，军阀战争爆发，军队调动，压迫的威力减弱，同时苛捐杂税，拉夫拉车……等的剥削和痛苦又要加重，当然要引起农民群众的斗争，并且要发生许多自发的暴动。所以军阀战争在客观上是帮助群众斗争发展的条件，是便利我们的工作发展，扩大我们政治影响来争取广大群众的机会。四、我们的工作方针在二十五号通告三十三号通告上，指出目前我们策略的路线，是要在群众中加紧反战争的宣传，加紧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夺取广大群〈众〉到我们政治影响之下，来促进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潮。这一策略的路线是异常正确的，现在再将这一策略怎样应用到工作上去，加以比较详细的解释。但是这一解释，仍然只能是原则的说明，各级党部——从省委直到支部，必须配合当地的实际状况，而更加具体化：规定实际的工作出来。第一，宣传与鼓动的口号的联系。宣传的口号是要根据党的政纲和总的路线来决定的，所以在此次反军阀战争的工作当中，必须提出“反对增加群众痛苦的军阀战争”，“军阀战争是统治阶级争夺劳苦群众的血汗制造出来的”，“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必须驱逐帝国主义”，“要得到澈底的和平必须澈底消灭封建势力”，“扫除军阀制度”，“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必须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群众自己管理的政权——工农民主共和国”……等。但是这些口号决不是机械的写一些标语去张贴，或机械的写在传单上去散发，可以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的，而是要加以比较详细的解释，尤其是要与群众的实际痛苦联系起来，无论是口头宣传或文字宣传都是一样，鼓动的口号，是要以群众的实际的要求来决定的。譬如在此项战争中的鼓动口号，应该是“战争使物价增高”，“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借口战争关闭工厂”，“反对拉夫拉车”，“反对增加捐税”，“反对禁止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等，这些口号到了各级党部，一定要使他更具体实际化，特别是支部。譬如上海兵工厂支部一定要提出“反对增加工作时间”，在劳动大学支部就要提出“反对把教育经费移作战费”，我们要注意战争直接间接给与群众的痛苦，而提出具体的口号，因为在现在只有这些口号才能使广大群众了解而起来斗争。同时要特别注意在鼓动群众斗争的时候，尤其是在斗争的过程中，一定要加紧我们宣传口号的宣传，使其能与鼓动口号联系起来。第二，要特别加紧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我们要指出资产阶级制造了战争，可见他们宣传甚么统一和平完全是欺骗群众，他们宣传反帝国主义，他们自己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又出卖山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宣传减捐减税，现在是增税加厘……等。他〔使〕群众渐次明了这些改良口号，完全是欺骗，永不兑现的东西，然后才能渐次走到我们的政治影响之下。并且如果在战争的时候，我们不能削弱改良主义的影响，则在战争以后，必将更有扩大的可能，因之我们更要特别注意这一工作。第三，在宣传中要特别指出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嗾使出来的，来促进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因为日本与英国的罪恶，一般群众比较易为了解，美帝国主义的奸滑政策，是可以迷惑群众的意识，尤其是经过资产阶级欺骗的宣传。所以我们要特别指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政策，好象是吸入骨髓的狐票精一样，比日本英国还要利害百倍。同时要指出这次战争就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瓜分中国，就是他们准备世界大战，所以我们在反对战争的工作，要注意连系到反对世界大战的宣传。第四，要利用战争给与广大群众的痛苦来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特别是工人群众中。战争必然要直接增加群众的痛苦，同时资产阶级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加紧对工入的剥削，所以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些日常生活的问题，提出鼓动的口号来发动群众的斗争，因为在这个时候，群众的情绪，必然比较活跃比较易于发动斗争。同时特别注意在斗争中加强群众的组织，在黄色工会中更要利用斗争的机会加紧反对黄色领袖的宣传，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渐次走向我们影响之下。第五，在农民群众中，总之策略但然是扩大宣传，加紧领导群众的斗争，来争取广大的群众。但是在此项战争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自发的农民暴动起来，因为农民久受白色恐怖的催［摧］残，和地主的剥削，同时战争起来，军队都调到前方去了，对农民的防卫力自然减轻，那末忍受不住压迫的农民必然要在这个机会暴动起来。我们对于这样自然的农民暴动，应该极力去领导，使他更有组织，更有计划，能正确的实现群众要求的正［政］纲，能使胜利保持延长。这样便可以扩大党的政治的影响，增进群众斗争的勇气，这就是我们争取群众的总路线上必须采取的策略。第六，兵士群众的工作，在战争的时候，更易于发展，因为战争使兵士群众的痛苦更深，工农群众更有与兵士接触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更要加紧兵士群众中的工作，扩大兵士群众中的宣传，树立军队中的组织基础。但要注意此时我们兵士运动的目的，仍然是争取广大的兵士群众，除了在苏维埃区和农民斗争激烈的区域，我们要号召兵士叛变或携带武装回到农村中去，帮助农民斗争，其余的普遍策略都是要树立兵士中的党的基础，发动兵士的斗争，扩大兵士的组织来夺取广大兵士群众准备将来的暴动。如果普遍号召兵变，便是与总的政治路线相反的兵变主义。但是如果有兵士群众自发的兵变，我们还是要去极力领导，如果是兵士群众自动的开小差，我们当然要宣传他们携带武装回农村去。且在战争时我们要鼓动士兵不到战线上去，或躲在战壕中不开枪。第〈七〉，苏维埃区域的策略，是要极力发动附近各地的农民斗争，来扩大苏维埃区域，这样才可以扩大在农民群众中的土地革命的影响。同时要尽可能的扩大红军的组织，红军的力量是将来革命胜利的一个条件，所以在军阀战争的机会中，更要极力设法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扩大红军的组织。但是不应取完全集中行动的策略，而是要用分开行动统一指挥的游击战术。第八，在一般贫苦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策略，主要是扩大我们的宣传，促进他们的斗争注意揭破资产阶级的欺骗，尤其要加紧反帝运动，使他们渐次离开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团结到我们口号之下来。第九，反对战争是目前的中心工作，但是要特别注意在经常的中心工作当中，加紧反战争的工作，就是反战争的工作是一样的要注意在城市中，尤其是工人群众中发展。如果以为反战争工作，容易在农民群众中扩大，城市工作又因军阀戒严更加困难，因此而抛弃城市工作跑到农村中去，这便是莫大的错误。现在战争的趋势或许有告一段落的形势，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的军阀战争，仍旧是要继续不已的爆发。所以就是这次战争暂时结束，我们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和工作，还是要继续加紧，反军阀战争，是我们经常的中心口号之一。还要特别注意，如果战争告一结束，资产阶级改良欺骗的宣传，又更要在群众中扩大，所以我们必须极力与改良的宣传斗争，指出统治阶级正在制造新的军阀战争，指出甚么裁兵，裁厘，反帝国主义，仍然是一样的欺骗的鬼话，指出不是群众革命斗争的胜利，战争的痛苦，永远没有避免的可能。只有这祥揭破改良宣传的欺骗性，才能使广大群众渐次明白团结到我们口号的周围。五、党内不正确的倾向在二十五号和三十三号通告上所指出在反战争工作中的不正确的倾向，现在党内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所以要特别加紧纠正这些错误的观念。并且现在又发现许多新的错误的观念，除在上面指出估量战争性质与前途的错误观念外还有几个策略上的错误观念：第一，以为现在党的组织并未强大，工作尚未发展，战争来了，也是一样的做群众的日常工作，所以军阀战争与我们的工作没有甚么关系。这是异常错误的，我们要争取广大群众，就是要注意群众的日常生活的痛争来了，也是一样的做群众的日常工作，所以军阀战争与我们的工作没有甚么关系。这是异常错误的，我们要争取广大群众，就是要注意群众的日常生活的痛苦与要求来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就是一个极小的问题，如工厂中罚一个工人的工资问题，也不可轻易放过，何况这次战争给与群众这样大的痛苦，正是觉醒群众发动日常斗争的机会，正是改良主义暴露自己的欺骗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易的放过吗？这种对于反战争怠工的观念，便是十足的不动主义。第二，看见战争来了，军阀加紧戒严，城市的工作更加困难，而农村中的压迫又比较轻减，农民斗争的情绪又比较提高，于是抛弃城市跑到农村中去，这是完全不懂得争取群众的中心工作，不懂得艰苦斗争工作的意义，这是一种躲避艰苦工作的精神，这是不明了党的总路线，结果可以使城市工作的基础完全消灭，更是一种极危险的倾向。上面指出的两种倾向，都是极严重的右倾的错误观念，必须极严重的纠正过来。并且在这次战争暂时结束以后，改良主义的影响，更在群众中扩大，反映到党里面来，更要促成党内右倾危险的发展，尤其合法运动与和平发展的倾向，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与这些右倾的观念斗争，使党的总路线，能极正确的运用到工作的策略上去，然后才能实现我们夺取群众，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总的任务。中央一九二九，四，十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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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在目前党的总的政治路线“夺取群众”之下，士兵运动，当然不能离开这个原则。我们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去做夺取广大士兵群众的工作。在军阀战争中，士兵群众更容易明了反动军阀的罪恶，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政治宣传，各级党部应乘此机会，加紧我们在士兵群众中的工作；这是目前我们中心工作之一。各级党部，尤其是在战争区域内的地方党部，应极力注意这部分工作，其主要者中央可指出下列几点：1．在有士兵群众的地方尤其是在战争区域内，我们必须利用各种的机会公开的或秘密的，群众的或个别的向士兵群众宣传军阀战争的罪恶，战争于他们本身只有牺牲毫无利益；利用他们不愿战的心理，用要求发饷发衣发草鞋发零用钱改良伙食……等等口号，引起各种大小的斗争以至反对军阀战争，鼓动他们起来反抗长官并指出他们的出路只有帮助农民土地革命，提出我们的土地政纲，农运口号等等……向他们切实宣传，或发表告士兵书或张贴标语，主要的是引起军队一种普遍的动摇，在战争时走到崩溃的地步。2．各级党部应乘此机会尽量的在各军队中找旧有线索，应尽可能的及不防［妨］碍我们工农运动的送些同志尤其是为革命而失业的工农同志到军队中去当兵或任其他职务。我们去的原因并不是眼看他们要火并了，而故意送同志去为军阀当炮灰而牺牲，我们去的主要任务，是跑到敌人军队中去动摇他们的军队，在战争中瓦解他们的军队。我们到火线上，主要的任务是摇动军心开小差逃走，散入农民群众中去。3．毫无意义及作用的兵变，我们固然不应故意的去发动，但是自发的兵变我们应设法去领导。这种变兵的出路如系范围比较大的，我们可以领导他们走人农民斗争区域发动游击战争，范围小的或事实上不能游击生存的，可指导其个别的投入别一中心军队去继续发动和组织工作发动斗争并将其已携出的武装交给农民收藏，在有红军区或我们领导的农民武装区域的周围，可以去投入红军。4．到了红军城区的周围，我们必须设法（派人进去或从中鼓动）领导士兵群众单人的或集体的去投入红军。5．后方驻防的军队，其工作与在战线上者不同。如非在农民武装斗争发展的区域而在重要城市和要塞，我们同志应以能存留其中发展组织推动斗争为原则，不应轻易“开小差”。6．伤兵群众中亦须打进去工作，并籍［借］伤兵医药不完抚恤没有，作一种鼓动的材料，影响战斗兵士并给伤兵以政治训练，发展我们的组织，将来伤愈仍能分散到各部队中去。7．在战争区域内，我们应注意领导农民勇敢分子去夺取溃兵及散兵的武器武装农民；在工人群众有工作有斗争的区域当着敌人兵败的时候，应使工人于接近士兵群众的当中鼓动他们溃散并匿藏其枪械到工入群众中来，但这个工作非至可能时不应轻于尝试以损害自己的力量。8．各级党部尤其是战争区域的党部应自己定出具体的计划切实工作。中央三月三十一日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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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们!蒋桂两系军阀又开火了，军阀战争的惨祸又压到我们头上来了！中国封建军阀在五卅以后的大革命当中，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斗争，革命暴动的威力，已经动摇了他的基础，吴佩孚，孙传芳先后倒台，革命将要澈底的胜利，建立完全独立自由永久和平统一的中国。但是中国国民党，代表着居于剥削地位的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不愿意广大劳苦群众的解放，不愿意澈底驱逐帝国主义，不愿意肃清封建势力，竟实行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利用封建军阀来摧残工农势力，使帝国主义的侵略重行加强，使封建军阀的统治危而复安。中国国民党便是毁灭中国革命，葬送中国民族，造成新军阀战争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都是靠剥削吮吸工农劳苦群众的血肉来生存壮大，所以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要联合一致的施以残酷的压迫，这一年来，已经是不止数百万人死在他们炮火刀枪之下。到了把工农革命压迫下去以后，这些强盗，便都想独占这一肥厚的赃物——四万万人的血汗。因为分赃不匀，自然又要开始互相抢夺的火并。第一，很明显的这次军阀战争，是帝国主义互相抢夺中国的战争。英日帝国主义固然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印度朝鲜，把中国人都变成他们的奴隶，所以勾结桂系奉系军阀做他的工具来抢夺中国的统治。美帝国主义也是一样要把中国变成他宰割下的殖民地，不过他已经是世界帝国主义之王，好像是坐地分赃的强盗头子，可以用一些假仁假义的狡猾欺骗的面孔来掩饰他的强盗行为；所以他用一些承认关税自主的表面空名来贿买中国资产阶级，接受他的投资，使中国广大劳苦群众都成为他的财政资本的奴隶。这些帝国主义既然都在进行瓜分中国的政策，而世界大战危机又日益紧追，固各个帝国主义当然要很快的扩大和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势力，当然要唆使各自的工具一—中国军阀互相火并起来。第二，这次战争狠明显的又是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抢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战争。买办地主阶级固然是要极残酷的剥削中国劳苦群众，尤其是农民，但中国的资产阶级，虽在剥削的方法上有多少不同，然而他的残酷并不亚于买办地主阶级，他只有把中国工农的血肉贡献给帝国主义的能力，决不能而且不愿改良什么工人生活解放广大的农民。他们既然都要靠剥削工农劳苦民众来生存，当然要争取这一反革命统治的领导权，以便利自己的发展，遂促成军阀更快的火并起来。第三，这次战争狠明显的亦是封建军阀抢夺地盘的战争。军阀都是些贪欲无厌的强盗，都只想扩张自己的势力，独霸中国；因此互相抢夺财政，扩充军队，在广大工农兵士群众的死尸上来建筑自己的宝座。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我们看清了这些帝国主义的阴谋，看清了统治阶级的斗争，看清了军阀的野心，便可以知道这次战争完全是反革命的战争，是一群强盗抢夺我们血肉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只是加深我们的痛苦，还要把我们的肉体做他们互相抢夺的炮灰！两派军阀，尤其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军阀，惟恐广大劳苦群众起来反抗，却打起许多好看的旗帜来欺骗我们。他们说：“我是为求得中国独立自由而战争”，这是鬼话！南京政府成立以来，那一天不在卖国？他们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完全是承认帝国主义的特权。桂系军阀固然明显的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一样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并且惟恐日本在这次新的大战中重行出兵，马上便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把山东以及全国的许多特权卖给日本。国民党的任何—派，都是一样的实国贼，都只能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决不敢反对帝国主义。他们说：“我是为反对封建势力而战争”，这是鬼话！桂系固然明显的代表中国封建势力——买办地主阶级；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他的本身亦兼有封建的剥削。他必然而且已经与封建势力妥协，决不愿澈底肃清封建势力。这次战争也是勾结一部分封建势力来反对桂系封建势力。他现在这样加重苛捐杂税的剥削，这样加重对于工人农民的剥削，很明显的表现他的封建性，他自然不能肃清什么封建势力。他们说：“我是为统一，裁兵，裁厘而战争”，这是一样的鬼话！桂系军阀固然明显的反对裁兵，裁厘，统一；蒋系军阀口喊裁兵，实际加兵，口喊裁厘，实际加税，口喊和平统一，实际制造战争。我们只要想一下现在所受的层出不穷的剥削，和这些军阀互相统［争］夺的事实，便可以知道这些反革命骗子的甜言蜜语中，都藏着了杀人的利刃！中国共产党明白的宣言，现在任何一个军阀，统治阶级，国民党的任何一派，都是革命背叛者，都是出买［卖］中国民族利益给帝国主义的工具，都是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压迫者，都是毫无人道的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都是中国民族解放的障碍。要求得澈底裁厘裁兵，真正的和平统一，必要首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要澈底肃清封建势力，必须完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要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必须首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要根本消灭军阀战争，更只有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一致起来，以革命斗争的力量，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自己直接管理的政权——工农民主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劳苦工农兵士贫民群众，一致起来，为实行上面指出的革命政纲，为澈底消灭军阀战争，作坚决的斗争！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们，军阀战争的准备，已经经过很长的时间。在他们准备的期间，特别加重对于我们的剥削！他们为准备战争，筹备军饷，加紧苛捐杂税的剥削。南京政府里所发行的公债已经在二万万元以上，最近又加抽盐税，特税，营业税等。广东政府，更大开烟赌，抽收人头税，烟灶捐……等。山西河南陕西一带加重田赋，预征钱粮到民国二十八年等。这都是榨取我们工农劳苦群众的血汗！他们为准备战争，惟恐广大的群众起来反抗，更加紧白色恐怖的压迫，禁止一切群众运动，钳制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群众团体，都以整理，指导的名义，强迫变成他的御用机关。天津，以至全国任何—处，有许多革命的勇敢的战士，为争取这最后一点的自由，都遭了他们的血刃！北方广大的灾荒，使五千万以上的灾民求生不得；这不是因为他们准备战争，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使农民最后一粒的种子都〈被〉他们剥夺去了，使农民没有钱来讲求水利，购买肥料所制造出来的吗！？全国广大劳苦群众，都破产失业，甚至不得不被迫而为土匪，以求苟延旦夕；这不是他们准备战争，加重对群众的抽剥，使群众无法谋生，所制造出来的吗！？金融恐慌，物价昂贵，市场衰落，生活日益艰难，不都是军阀准备战争制造出来的吗！？在军阀准备战争时期中，已经使我们受着这样惨酷的痛苦，军阀战争一开始爆发，又实行拉夫，拉车，封船，封马，交通断绝，运输阻隔，金融益加恐慌，物价益加昂贵，甚至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使广大工人失业，贫民苦上加苦。在农村中要遭受军队蹂躏，遭受枪炮的危险，房屋被焚烧，财物被抢劫，弄到妻离子散，家破入亡。这样万恶的军阀，万恶的统治阶级，是我们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生死的敌人。不打倒这些军阀，不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决没有解放的出路！全国工友们，空前的战争惨祸又爆发了！我们要—致的团结起来，反对军阀战争加于我们的压迫剥削，反对军阀借口战争来禁止我们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反抗资本家利用战争来加紧对我们的进攻，缩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等；反对资本家借口战争，关闭工厂，使我们受到失业的恐慌，尤其要反对一般黄色领袖，国民党走狗的欺骗。如果那一个说在战争时候，不要斗争，他便是工贼，他便是资本家的走狗，便要驱逐他，打倒他！工友们，只有斗争，才能反抗剥削阶级的进攻，只有我们斗争的威力，才能争取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还要在斗争中积聚我们的力量，扩大我们的组织，准备最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消灭军阀战争的革命胜利的斗争！全国劳苦的农民群众们！空前的战争惨祸又爆发了！我们要一致团结起来，反抗军阀的压迫，反抗战争给与我们的痛苦，反抗拉夫拉车，封船封马，反对加重田赋，反对苛捐杂税的剥削，反对强占民房，反对军队抢劫奸淫，反对摊派粮饷，尤其要反对替军阀做走狗的地主豪绅。劳苦的农民群众们，畏怕逃走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团结起来，积极的反抗，不供给军队的粮食，不纳摊款的指［捐］税，尤其要向兵士积极的宣传，告诉他们“替军阀当炮灰是不值的”，要他们与我们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推翻军阀的统治。并且我们自己要在这样积极斗争中，积聚我们的力量，准备革命暴动，推翻地主豪绅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达到最后的胜利!全国的兵士群众们！我们以前不都是工人，农民吗？怎样受地主豪绅资本家的剥削，怎样受军阀民团的屠杀，怎样的破产失业，不得已而当兵，这些惨痛的前事，决不要忘记！进了军队以后，官长的压迫苛待，更是惨酷万分，军饷几月不发，父母妻儿都在家里挨饿，本身更是奴隶一般，稍一自由，便遭受非刑毒打。官长升官发财了，我们还是永远做奴隶，当炮灰！现在这些军阀，又因争地盘，争权利，互相打起来了，他们无论胜败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们只有送死，打伤成了残废，马上遣送回家，一点点抚恤费，都进了军阀的腰包，这是多么惨酷呵！兵士群众们，大家要找出路，要谋生活，要不受痛苦，要不做奴隶，只有积极的行动起来，带起武装，跑回农村去，与农民联合起来，打倒压迫我们的豪绅，没收地主的士［土］地。同时还要极力的向我们弟兄宣传，大家联合一致，倒转枪杆，打死自己的官长，与工人农民联合起来，推翻政府，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然后才能得到真正永久的幸福！全国贫苦商人，学生，和一切手工业者，这些万恶的军阀，加重苛捐杂税的抽剥，钳制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现在的世界真是比孙传芳，吴佩孚时代还不如了，军阀战争的爆发，更要加倍的痛苦！希望别人来解放我们，完全是梦想，只有自己团结起来，作坚决的斗争，反抗苛捐杂税，反抗禁止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实行罢课罢市的示威行动，最后还要准备〈与〉工农兵士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我们自己直接管理的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共和国，然后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全国工农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们！我们自己的痛苦，只有我们自己斗争的力量才能解除，希望别人，就等于希望真命天子出世一样的空想！蒋系，桂系是一样的军阀，国民党的任何一派都是一样的屠杀群众的刽子手。我们受了蒋系的压迫，决不要幻想桂系来解除；受了桂系的压榨，更不要幻想蒋系来解除！蒋系桂系是一样的军阀，国民党任何一派都是剥削群众的强盗，我们的幸福，只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我们的痛苦，也决不要幻想别人来替我们解除！全国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一切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指使来争夺中国统治的，我们要反对军阀，尤其要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明白的告诉全国工农群众兵士贫苦民众们！如果不是我们自己起来作坚决的斗争，如果不是以我们革命斗争的力量来消灭军阀，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那么，军阀战争将继续不已。就是蒋桂战争结束了，蒋冯阎奉的战争也必然不断的起来，我们将无法脱离军阀的压迫，脱离战争惨祸！全国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只有斗争，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是我们解放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提出下面的口号，号召全国工农兵士贫民为这些口号的实现，作坚决的斗争：反对军阀战争！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加重田赋！反对预征钱粮！反对关闭工厂！要求以物价的比例增加工资！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反对国民党用指派训练的名义来取消我们组织的自由！反对拉夫拉车，封船封马！反对强占民房，摊派军饷！反对军［官］长的压迫苛待！要求发清欠饷！要求军需公开！最后工农兵士贫苦民众们，都要一致的联合起来在斗争中扩大自己的力量，准备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消灭军阀战争，建立我们自己直接管理工农兵士贫民的代表会议的政权！打倒军阀政府！工农民主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根据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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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江西省委：中央在审查你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及与冯云［1］同志谈话之后，对于你们的工作有以下的指示：第一，关于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看了江西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觉得很少关于江西实际工作之具体的指示，而极大部分都是普遍的原则的说明，这是一个大的缺点，自然我们并不是说省的代表大会，他不能解释原则的问题，并不是说原则问题只叫中央及全国大会去解决，省的大会不谈。我们乃是说，省的大会之最主要的任务，是解决该省的困难问题，是要研究该一省内的具体工作，是要将全国以及中央的决议更具体的应用到某一省来。省的代表大会，若只是讨论全国大会以及中央的决议，若不讨论怎样将这些决议实现的方法，这便失却了这个省代表大会的意义。假使这个大会只讨论了原则同题，则这样的大会不过完成了“训练班”的作用，并没有完成他的全省代表大会的使命。江西的第二次全省代表［代表］大会虽然有种种困难的原因，但仍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缺点。但是江西省的负责同志，并不是自己没有问题。江西省委在代表大会闭幕不久的时候，便派人带许多具体的问题向中央要求解决。这里见得江西并不是没有具体的问题，而是负责人没有将这些问题向大会提出。在我们同志中间，还表现着不愿将问题提在群众中求得解决，而只想将问题提到上级机关去解决。这种工作方法的不正确，就是在于使群众不能讨论具体的问题，不能自动的去解决工作上的困难，不能锻炼当地干部的工作能力。并且离开了当地的实际生活，离开了直接参加这种工作的人的经验，即是上级机关也很难做出更深合实际的结论。即使上级机关的结论做得很正确，但是群众也未必能深刻的了解。只有在群众中讨论的结果，然后才更易有深入群众的结论。江西的决议，大部分是照抄六次大会的决议，所以错误是很少的。但是上面仍然发生几个错误，这些错误仍然值得很严重的指出。第一，政治决议案第一段上说：“第六次大会估计中国形势，指出广州暴动后，旧的革命高潮过［已］过，新的高潮快要到来。在省委赤字第一号关于江西二次大会之精神的通告上，也是说：“在全国新的高潮快要到来的时期，江西的革命高潮亦必不免的快要到来”。这个“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全国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只说了“新的革命高潮之必不可避免”，并没有说“快要到来”。在六次大会后，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二次的通告上也曾有过“快要到来”的字样，这是错误的。在以后中央历次的通告中，都曾注意到这一点，屡次都说革命的高潮并不是很快的要到来，而是必不可免的到来。在现在许多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没有解决，群众生活日见痛苦，自发的群众斗争也逐渐发展，这里我们见得是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形势。革命高潮究竟什么时候来，这里最主要的是要看群众的觉悟及其组织的力量，也就是要看我们工作的成绩何如，时日我们是不能预先断定的。但是现在群众的组织还很薄弱，改良主义的影响还很大，我们在群众中的领导还很有限，所以造成革命高潮很快到来的条件，在目前是很不足的。我们现在若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的确是相当的夸大了客观的形势和自己的力量。第二，在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对于具体的职工运动的方法本来说的很少，但是在第七段中却写着：“组织全省总工会及各级工会”，后面第十五条又写着创办各级工会的机关报。假使江西能成立全省总工会，工会机关报自然我们很高兴的赞成，我们绝不反对。但是在目前我们一个工会小组也没有的时候，一个健全的产业支部也没有的时候，我们指望什么去组织全省总工会呢？我们根本没有工人群众的基础，我们说什么组织总工会？自然，江西同志一定要说，决议案是我们工作的方向，是我们工作的计划，我们自然要候着有群众之后再去组织。但是即使有这样的解释，仍然不能遮盖这种观点的错误。在没有群众的时候，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我们若空说一个组织全省总工会，可以使着我们的工作方向，不向群众里面发展，而企图在群众外面组织上层的空机关。老实说，江西的工作，并不是当着组织了江西总工会的时候，便算发展了，而是当着江西有许多群众的下级的在斗争中发展的工会小组的时候，才算是发展。我们现在一定要确定我们目前工作的目标，不是要去组织上层总工会，而是要去组织下层工人群众。连组织上层总工会的计划，在江西现在也不必提出，因为组织总工会的条件，现在一点也没有。第三，职工运动决议案中的第四段，有以下的几句话：“城市小手工工人，他的确本身就是劳动者，若这类工人发动斗争，和本身劳动者的确是利益冲突。乡村工匠亦是如此。并且，乡村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会与农民发生冲突，更是严重问题，但是我们对于这类工人斗争策略的原则，是无论如何不能强取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段话的意义是说，手工业工人是劳动者，当他雇佣几个工人而自己仍然劳动的时候，他仍是一个劳动者。所以“这类工人发动斗争的确和本身劳动者是利益冲突”这里有一点应该注意而没有注意的，就是剥夺人的劳动者及不剥夺人的劳动者，在阶级意义上说，有很大的区别。受剥夺的是劳动者，是工人，这个剥夺人的虽然也还是劳动者，但是个小资产阶级。工人的经济斗争，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帮助，而不怕他是个“严重问题”。对于这个剥夺人的劳动者，我们不是要牺牲工人的利益去联络他，这是机会主义的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的策略，我们乃是要帮助他们的斗争，提出他们的要求，反对高利贷资本，反对苛捐杂税，用这些口号去联合他们，我们自然是要“取得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然我们不必斗争了。不过我们强取的是工人阶级应得的利益，不是一种过分的不可能的利益。说“农村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会与农民发生冲突，更是严重的问题”，这里仍然同样的忽视了一点，就是农村工人的经济斗争，是农村无产阶级无论如何所应该发动的。我们不帮助农村工人的经济斗争，我们便不能在农村中建立自己之阶级的基础。假使这种斗争，在工人阶级的利益上，是应该进行的，是合理的，则我们自然应当领导，我们在这一点上并不怕与农民发生冲突，因为我们同样的帮助农民的土地革命，帮助农民之反捐税，抗债的运动。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斗争中去联合农民，推动农民，领导农民，也就在这个时候要取得农村工人应得的利益。假使我们在农村中，只做单纯的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而不做整个农民反抗地主豪绅高利贷的斗争，这自然可以引起农民的反感，自然是我们所不应当取的态度。但我们在反抗地主豪绅高利贷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同时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取得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如此便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第四，关于富农的问题，在农民决议案中照抄了六次大会决议案的原则，而在关于大会精神之赤字通告第一号中则说：“创造自雇农起至中农止的统一战线”，将富农一字不提。这完全不是全国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这里证明了照抄六次大会决议案是完全不能知道怎样才可以正确的应用。在农村中，我们应以雇农为基础，中农为可靠的同盟者（中农是农村土地革命的一个主力军），这自然都没有回顾，而最复杂的就是对富农的策略问题。若不提富农，只说“创造农村中自雇农起至中农止的统一战线”，则一定要做出绝对反对富农的结论，一定要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这样便减轻了土地革命中之反抗地主的阶级意义。我们不是要绝对的联合富农，而是要看富农在那个斗争中表示的态度怎样，富农若表示一个反对土地革命的作用，反对群众运动的发展，自然我们一定要反对他。但是当他还参加土地革命反抗地主豪绅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与他联合，自然我们要准备着反抗富农的斗争。革命斗争紧张的时候，富农一定会成为一个反对群众运动的力量，我们要准备着那时候的分化。但在目前我们还不应该加紧反抗富农的口号，因为这样是使农村斗争的阶级的意义，表显得更不明白。以上几点，都是决议案中之比较大的错误，这几点一定要改正。在总的精神上，对于各种具体工作没有指出，对于全省工作没有布置，这在第一段中已经说过。因此，江西省委现在还需要一个全省工作布置大纲，要具体的提出工作的计划，补充江西二次省代表大会决议之不及。第二，冯云同志提出动问题编遣会议后全国的政治形势目前全国形势，仍是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相持的局面，他们从相持中准备更大的冲突，只看编遣会议的结果，虽然在两派互相让步之下，求得虚伪的和平，但是根本的矛盾并未解决，而且加深。为什么呢？因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的经济在目前很少发展的可能，资产阶级和买办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没有消灭，现在任何一阶级，没有根本消灭敌对阶级的力量。至于两派军事准备的不充分，尤其是广大工农群众斗争的发展亦是延长战争准备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是说两派根本战争的危机，已经渡过。因资产阶级和买办地主阶级的根本矛盾，绝对不能消灭：前者要求相当的裁兵，和平统一，发展本国工商业，改良农民生活，相当排斥帝国主义，实行关税自主等等；后者则要加紧农民的剥削，不愿裁兵，维持军阀割据，力图帝国主义商业的发展等。这些不可调和的冲突，就是军阀战争不可避免到来的象征。并且在此两阶级的相持中，小军阀战争仍是不可免的。不过资产阶级总是力谋政治上的解决，以避免地方斗争马上扩大。同时在这过程中，不但资产阶级的各派极力用改良主义的欺骗政策来争夺群众，防止群众革命化，并威吓买办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就是落后的封建阶级，也学用改良欺骗政策未［来］和缓群众的攻击，及反抗资产阶级。朱培德的阶级性与江西政权的社会基础说到这里，顺便解决朱培德的阶级性问题，你们过去虽讨论过整天整晚得不出结论，直到现在才坚决的说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分析我们认为不正确。无论他的阶级包围者，他的阶级势力，他所代表的政权的社会基础，没有那一件可以看出他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而适得其反，是代表半封建式的中小地主阶级。至于他勾结汪陈派第三党大肆改良主义的欺骗政策，不过借此以夺取群众，对击AB团防止群众革命化而已。AB团在江西自然代表着更反动的封建势力，朱培德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倾向比较重的中小地主。并且，我们所最要注意的不是朱培德个人的态度，而是江西政权的社会基础，整个的是豪绅地主阶级的。江西群众斗争的趋势江西群众，在豪绅地主阶级的白色恐怖下，曾受了很严重的压迫，江西革命运动，也遇了极大的失败。同时汪陈派第三党改良主义欺骗的影响，不但在资产阶级的学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影响了部分的无产阶级。在此统治阶级双管齐下的政策下，景德镇九江吉安等的工人群众已不断的发生斗争，呈现着活跃的现象，农村斗争的范围虽然缩小，然的确比从前深入，戈，横苏维埃尚巍然存在。加之工农群众生活，日益痛苦，有增无己的苛捐杂税，快要到来的春荒，都迫群众不革命无出路。当然群众害怕白色恐怖，不敢斗争，合法观念等弱点，我们也切不可忽视，尤其是改良主义的活动更是我们的死对头。不过江西客观革命的形势，是有了一些微弱的革命高潮的象征，只要江西党能提起历史的任务。目前江西党的主要任务及策略由上述客观形势的分析，统治阶级虽极力维持暂时相安的局面，然内部的冲突仍然加紧；改良主义的欺骗政策虽干得很起劲，然极少实施的可能，尤其是江西。加之群众斗争的继续开展，更是统治阶级的致命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阶级力量的对比，无意中夸大自己的力量，忽视敌人联合的力〈量〉比我们强大。目前江西党的主要任务，是加紧争夺成千成万群众的工作。为要实现这一重大任务，执行的主要策略必需艰苦的创造中心城市和工人区域的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日常斗争，深入群众中去建立群众的组织，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启发与坚强群众的阶级意识，反对改良主义，打破群众的合法观念，加紧反帝国主义运动，扩大苏维埃区域，树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尤其是和非无产阶级意识反映的和平发展与空想暴动的不正确观念奋斗。中心城市工作与职工运动中心工作与职工运动的严重及江西党过去的错误只有建立中心城市工作，才能发展全省的革命运动；只有注重职工运动，才能领导农民斗争。江西党对中心工作和职运，一向是忽视的。主要的原因：因城市白色恐怖比较利害，农民暴动的发展以及主观上避难就易的观念。在省大会后，你们虽极力纠正，然又发生不能抓住实际中心工作的倾向，以及没有艰苦踏实的开始职运的正确方法。目前江西的中心工作党对于中心工作，因主观力量的十分脆弱，只应抓住中心的中心，即是：南昌，九江，吉安，景德镇，乐平，南浔铁路六个中心区域。同时在这六个区域，又必须拿住中心的对象：即是：南昌以市政，铁工厂，铅印等为中心，九江以久兴纱厂，裕生火柴厂，码头等为中心，吉安以码头，书业，米业等为中心，景德镇以磁行烧窑为中心，乐平以鸣山矿工为中心，南浮路以九江，德安，牛行，涂家埠四大站为中心。省委要以极大力量，开始从线索中去建立南昌市工作，加强东北，赣西两特委及九江县委的指导，集中人力财力于上述各地，健全赣西特委九江县委的组织，改造力量过弱的东北特委，引进参加〈过〉斗争的景德镇，乐平工人同志到指导机关来，南浔铁路党的组织应归地方党部管理，如涂家埠没有地方党部则此支部应归省委管理。同时，省委要郑重告诉东北特委，特别注重景德镇、乐平工作，赣西特委注意吉安市工作，九江县委注意九江市工作。职工运动的主要路线中心河域的基本群众工作，唯一是职工运动，目前你们开始职运工作，主要的路线：只有艰苦耐心的打入各种重要工入群众中去，了解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迫切要求，鼓动他们自动的起来斗争，在斗争中打破群众的合法观念，战胜改良主义的欺骗，发展工人群众的组织，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建立党的工人支部，尤其是产业支部。日常斗争你们开始职运的主要策略，是发动工人群众日常斗争，决不是合法运动和平发展，可以夺取群众的。但是要发动日常斗争又必须与日常工作相联系，没有日常工作，就没有日常斗争。所以某厂某业的日常斗争，只有了解某厂某业群众的日常生活，只有工人支部的日常工作，才能以灯心轻的铜钱大的小事，而慢慢的发动日常斗争。否则站在群众外面去找日常斗争，是绝对没有的事。反改良主义与对［打］破群众的合法观念现在汪陈派第三党在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地活动得很厉害，尤其是南浔路已有工整会的小组工作。同时，工人群众一方面害怕白色恐怖；另方面又因生活的日趋恶化而要求改良，自然会走到合法运动的道路上去。这两个现象是我们职运中极大的障碍，我们必须打破这个障碍，才能夺得群众。因此，我们只有在日常斗争中，去使群众认识阶级的力量，打破合法观念，在请愿，仲裁，登记等合法运动中，去揭破改良主义的假面具。只有从实际行动中，才能战胜改良主义和群众的合法观念。工人群众组织问题群众合法观念，既然普遍，我们决不能利用这个弱点，因组织赤色工会困难而单纯的组织公开工会。固然我们要利用公开的机会来发展工作，同时又进行秘密的组织。然以现在毫无群众组织基础怎样去公开呢？结果势必跑到合法运动的路上去。所以你们现在职运中的组织问题，不是什么公开与秘密的方式问题，而是怎样进行自下而上的，有群众的——无论十个二十个工会小组或支部的组织问题。自然在已有群众自动登记经我们解释而不理时，我们仍当领导，而变工整会为群众自己的工会。同时，在已有群众的工整会，我们更应打入进去，夺取他们的群众：我们为要团聚广大群众，最好方式，是在斗争中组织工厂或作坊委员会。工人体育团，俱乐部，国术团等也是公开组织群众的好名义，但兄弟会姊妹团等带封建性的组织，非到没办法时，可以不用。九江南昌景德镇等地青红帮野攻帮等类流氓无产阶级的组织，我们只有加强在业工人群众的组织，提高失业工人的阶级觉悟，领导失业工人向资本家政府斗争，以解决失业问题。失业工人不是流氓，我们要使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联合起来，使失业工人受在业工入的影响，共同的向资本家进攻。只有如此，才能逐渐消灭流氓在他们的组织中的影响而取得他们的群众。南浔路工作问题南浔路工作，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方面工人在白色恐怖下，感觉自己的生活比旁的工人好一点八一以前劳资条件没有取消，八小时工作制，工资按月发现等而不愿意自动的斗争；另方面工整会的改良主义欺骗，也比旁的影响大。因此，我们的工作方法，还是应当深入群众中去发动他们日常的小斗争；另方面打入工整会下面的群众中去，发动反工整会的日常斗争；从工人日常生活的直接斗争中，去反对工整会；从〈日〉常的经济斗争中去引动反对工整会的斗争。农村工作与苏维埃区域江西农村工作中的两个错误江西农村工作，在长期的斗争中，曾有相当的基础。目前因白色恐怖的利害，及党纠正盲动主义方法的不正确，以致发生两个极大的错误：一个是和平发展，一个是空想暴动。所以江西农村斗争党没有继续的去领导扩大——甚至自发斗争，都不能领导，而只是客观的深入，如珠湖农民，在暴动失败年余后，仍能自动秘密组织八百余人的团体等。发动农村的日常斗争在上面两个错误下，唯一的救济办法，是发动群众日常斗争，从日常斗争中，去打〈倒〉和平发展及空想暴动的错误观念，去恢复农民群众失败后的疲劳，并且使斗争由深入而扩大。同时，在斗争中，应以反高利贷运动为中心问题，因为江西贫农几乎百分之百是借债过活的。在群众有力量的地方，可以直接提出抗债的口号，鼓动斗争；在群众还没有起来的地方，可以由减息运动做起。至于抗税抗捐反豪绅，反靖卫团等，亦自然是农村斗争的好文章。快要到来的春荒问题，更是我们发动农村斗争极应注意的好机会。领导农村自发暴动农村斗争，很容易走到武装冲突，因一方面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日益扩大；另方面农民群众曾经过激烈的斗争。所以我们对于农村自发暴动，应当极力去领导，绝对不可还象信江特委〈骂〉戈阳县委领导德兴农民自发暴动的错误。不过在目前形势中，一个地方政权，是很难巩固的。我们必须在自发暴动胜利时，深入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以夺得广大群众，纵使失败，我们亦有群众的基础，而不至于完全坍台。农民群众组织问题江西农民组织，虽然有几个地方有乡农协会，然除了党员外，很少非党群众。因此，我们必须在农村一切斗争中去发展农协的组织，团聚广大的农民群众于党的领导下。农协以雇农贫农为中心，中农为有力的同盟者，至于没反动的富农，我们亦应吸收，以形成农村在土地革命中反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农协要自下而上的建立，名义可以随便。至于普遍江西的三点会英雄会等类的组织，我们应尽力打进去，夺取广大的群众。同时，农村组织，要注意近郊及农村中心的建立。失败后农村工作的恢复问题赣南，永乐，德安等地农民，曾因斗争的失败，而长期的没有恢复工作，并且德安等地少数农民因被迫而反动告密。这种现象，主要的是由于过去工作的错误，及没有正确的恢复工作的方法。现在我们倘仍用红军或游击队去征服，这不特是不可能，而且将莫大的错误。所以我们只有艰难困苦的去一点一滴的恢复起来，领导与发动他们的日常斗争，特别注意纠正过去工作的方式。扩大苏维埃区域德安等乡苏维埃，虽已失败，然年余来的弋横苏维埃尚在反动军队包围中存在，这是推动江西农村工作动力之一。所以我们在弋横苏维埃区域中，除深入土地革命工作，建立巩固的乡村苏维埃基础，健全红军及义勇队的武装及组织外，主要的是将苏维埃区域扩〈大〉，不扩大便更易于消灭。因此，弋横苏维埃必须扩大政治影响于乐平，德兴，贵溪等邻县的群众，促其自〈觉〉的起来斗争。党与苏维埃的关系江西过去几个失败的苏维埃区域，最大的原因，是工作方式的错误，尤其是党与苏维埃的关系不正确，大都是党即苏维埃，以致白色恐怖一来，整个的工作都完了。现在弋横苏维埃，还没有纠正这个倾向，这是非常大的危险。党必须和苏维埃政府分开，“以党治国”的方法，固属大错，“以党代国”，异属希奇。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的正确关系，只有经过党团去指导。红军与游击战争红军问题弋阳赣西的红军，在最近斗争中，曾有相当的发展。弋横红军在苏维埃之下，固有群众的帮助和监督，行动和给养，例不成什么问题。但士兵成分变兵居多，必须加以改造，实行志愿兵制，吸收勇敢的农民和工人当兵，并规定入伍期，半年或十月，轮流的给以群众军事训练，赣西的红军，本来很奇怪，因没有群众政权。而且在目前反动军队包围下，又发生许多问题，对于这部红军的组织，应根本改造，并酌量实际情形改编为几个游击队，分散到群众中去。自然，我们不是要将这些红军盲目的解散，而是要有计划的将他们分成若干队，互相联系，使他们都隐匿到农民群众里面去，一方面可以保存武装，另方面可以解决给养问题。至于永修，德安等地的游击队，也需澈底的改造，要使我们的武装，不是群众以外的武装，而是群众内的武力。游击战争过去江西的游击战争，有许多地方简直是土匪行动。好一点的也只单纯的军事行动，不是启发群众斗争，而是用以征服群众。所以失败后游击队不但得不着群众的保护，反被群众帮助敌人消灭，至多也只有上山一条路。这种脱离群众的土匪式的游击战争，必须停止，以后游击战争要和群众斗争相联系，要从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群众不需要武装斗争的时候，我们绝不要自己勉强创造游击战争。反帝运动你们对于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意义，没有得着深切的了解，至多也不过看成一种单独的推动群众的工作而已，所以你们总是感觉得没有办法做起来。要知反帝运动，必须与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斗争相联系。同时，对于目前敌人领导下的反日运动及反日团体，我们必须参加进去，扩大我们的影响，争夺群众。尤其是要揭破敌人反日、亲美，不反英的阴谋。在反帝运动中，我们时常可以揭破统治阶级投降帝国主义的假面具。组织问题改造特委县委省委本身组织，虽比以前健全，但集体分工，有计划的执行决议，抓住中心工作，尚属你们必要的工作，至于巡视制度，你们既已开始实行，但这样还不够，一定要进一步的改造和健全东北赣西重要特委，及九江乐平等中心县委。这些改造和健全，省委本身既没有好的干部人材派出，故必须从当地党部中去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参加到指导机关来。并要带〈培〉育性的分配其指导工作，决不能象过去做装饰品而已。同时特委县委的工作，均须集体化，纠正个人英雄指导的毛病。干部人材问题目前江西干部人材，异常缺乏，这是很可虑的。但是江西并不是没有干部，而是有许多干部人材多埋在下面没有引进上来，所以你们以后要坚决的从党员中去找支书，从支书中去找区委工作人，从县委中去找特委工作人。总之，从党员中下级党部中去找干部人材。宣传问题省委机关报你们准备出个省委机关报，这是好的。但其内容，要多带地方性多谈江西问题，无论政治的鼓动：群众生活斗争的描写等。同时，文字要愈通俗简单明了愈好。至关于全国的政治问题的宣传，你们只需要尽量推广《红旗》“布报”的发行工作。小册子问题至于你们准备编辑几种小册子，中央已在开始编辑，你们能够做到固好，但恐怕你们力量来不及，并且那些问题，统统可以拿在省委出版的《党内生活》来讨论发表。同时，可以借此开始发展党内讨论工作之一，至于省委通讯，亦须立即办理。党内经费问题关于党的经费问题，党过去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到现在特别严重。就是我们党的工作人员，一定要依党为生活。到现在一般同志的拜点，都以为好的党员便应当专门为党做工作，专门由党来维持生活。这种观点的危险，他可以使我们党完全脱离群众的基础，使我们的同志及我们整个的党，完全变成群众以外的东西。所以最近党员职业化的口号，对于我们党的组织上有非常严重的政治意义。因此，我们最近对一切工作人员之生活上的供给，除了一部分之必不可少的以外，应当尽可能的减少。党内的雇佣劳动的倾向，为领生活维持费而参加工作，这是现在非常大的危险。至中央以至各级党部都应当很深刻的明了这个原则。所以现在各级党部，一定要尽量减低自己的费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省主义，而是整顿我们党内之组织基础的问题。除了必不可少的独立机关以外，应当将我们的机关设在当地同志家里，应当使我们的同志在社会上有职业，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群众，才能使我们的秘密工作真正能得着群众的掩护。每个党员应当缴纳党费，不要将这看成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因为只有纳费的党员，才能真正将党看为自己的党。只有他能按期收党费，才能表现着他是有群众基础的党。每个党员应当缴纳党费，各级党部应当收集党费，这个工作在开始做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这无论如何都应该坚决的去做。现在江西党的经费，在原则上以及在事实上都不能增加。并且江西党部一定要就现在所收得的党费，尽量多用在发展工作上。这一点望江西同志有深切的了解。中央二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似为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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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一（一）中央历次通告之总的政治路线关于全国的政治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中央在这近半年的时间中，已经发出了七个通告。在每次通告中，虽然各有其特殊的指明，但是总的政治与策略的路线，自六次大会以至于今，都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变更。中央历次的通告，都是一贯的政治路线，就是现在反动统治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买办地主资产阶级间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而发生着争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同时这种斗争反映着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相互的冲突，使着中国成―个酝酿军阀战争的局面，统治阶级一切的日常活动以及一切的事变，都是加紧准备战争的表现，虽然准备不充分的时候还不至于爆发，或爆发了而只限于某一地方，但是最后的破裂终不可免。这种局面使着统治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之改良主义的欺骗，在群众运动的发展中表现着十分危险，使我们争取群众的策略更正确的积极运用以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克服改良主义的影响，促进不可避免的革命高潮。（二）湖南事件所引起同志间的怀疑中央直到现在，对于这一总的政治分析及所指出的中心任务，毫不怀疑的认为［为］完全正确。编遣会议以后，中央认为统治阶级取得暂时妥协与虚伪的和平足以延长了战争的准备，而更加努力于加工制造，所以战争不一定马上爆发。在三十号通告以后，发生了湖南逼走鲁涤平的事变以及其他关于军阀战争之更明显的准备。这些事在同志中间引起了不少的怀疑，以为中央三十号通告中的分析，到现在表现着与事实不相适合，因此便发生许多需要解答的问题。其实现在全国的政治局势仍是一个准备战争制造战争的局面，湖南事变更证明了这种分析，更证明了战争之必不可免，证明了准备战争的局面将更加紧张，但这并不是说战争一定会马上爆发（关于这点后面还有解释）。并且，假使我们认清了现在的局势，认清现在的阶级关系及将来战争的性质与内容，则战争之比较迟早的爆发，对于我们总的政治分析与策略的路线，都不会有原则的变更。现在虽然也不是绝对没有马上爆发战争的可能，但是即有了这种爆发也并不能否认我们过去分析的正确，因此我们分析的中心，不在于战争爆发之时间的迟早，而在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统治阶级准备战争的策略以决定我们无产阶级党的中心任务。（三）现在所需要更详细解答的问题因此关于分析现在政治的几个原则上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具体的解答。只有全体同志明了了这些原则之后，然后才能明了现在以及最近将来所发生的事变。本来，在过去中央历次的通告中，对于这些问题都已经给了正确的回答，不过有许多地方仍然表示着不十分充分，不十分具体，因此我们认为有再加解释的必要。我们可以将战争作为现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围绕着战争的性质，策略，前途等问题，可以说明一切中国的阶级关系，及各帝国主义在最近中国政治局势中将要表现的作用。二（四）现在所说的军阀战争与过去北洋军同时代的战争不同首先应当认清的，就是现在所说的军阀战争与过去北洋军阀时代的军阀战争，的确不同。在过去北洋军阀时代所发生的军阀战争，表示着中国封建势力内部的破裂。虽然这种战争已经反映着社会阶级的矛盾（相当接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的中小地位［主］与封建贵族阶级的矛盾），而主要的则是军阀抢夺地盘和在各个帝国主义领导之下相互的战争。在这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并没有自己直接统治的地位。在现在的时候，封建势力在政治上虽然仍然有很大的力量，但是他已经不得不将一部分政权交给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了有力的地位，至少在最近的期间以内他成了现在一切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力之一，所以使现在战争的性质，也同从前不同。现在中国将要发生的战争，虽然同样表现着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发展的冲突，但是他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表现，已经不是单纯的旧时封建势力内部的斗争，单纯的军阀抢夺地盘的斗争，而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买办争取反革命领导的斗争。（五）现在的战争与京津攻下以前的战争形式也有不同现在的军阀战争，不独与北洋军阀时代的战争不同，并且与京津攻下以前的国民党三次北伐时代的战争形式也有不同。在国民党攻下津京以前，反革命的北伐军，虽然已经带着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地主买办的意义，但是当时国民党与奉系的军阀战争形式都与现在不同。当时奉系所代表的势力，是中国从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北方官僚贵族买办大地主，而且是东交民巷所承认的中央政府，当时所反对他的不只是民族资产阶级，并且隐身于假革命旗帜之下的南方地主买办，与他形成对立形式，只有在京津攻下以后，北方买办大地主的中央政府倒台，反革命的中心集合到南京的国民政府来，于是买办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个政权里边争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才逐渐的明显，所以攻下京津后，中国开始了―种新的军阀战争的形式。这种形式与以前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全国政权上已经不复存在封建阶级独霸的局面，已经排去了一部分买办大地主的力量，更加重了资产阶级争取自己前途的野心，也就使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争取反革命领导的斗争，更直接更尖锐。最近之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便是这种形式的继续发展。（六）最近的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军阅[阀]争地盘的混战所以最近所说的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军阀争地盘的混战（虽然仍带有争地盘的成份，这一点以后再说），而有两个阶级相互斗争的意义。现在战争发生的原因，最主要的不是地盘，而是两个阶级目前的根本矛盾和争取各自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地主阶级是要保持着封建的剥削关系（就是对农民的田租田赋苛捐杂税以及其他的强迫剥削），而资产阶级就是要相当的削弱封建剥削关系，减轻封建的束缚，以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扩大市场，改良工业发展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根本矛盾是土地问题。买办阶级的利益，是在保持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自己在中间的地位，从整个榨取的利润中，得一部分的余润，而资产阶级的要求相当削弱帝国主义的侵掠，使民族工业的市场扩大，所以买办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是市场问题。因此在一切政治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利益，两个阶级各有自己之全国性的政纲，并不是一个争地盘的混战。若将这种军阀战争看成简单的争地盘的混战，则便不能明了反动统治阶级中的根本矛盾，也不能明了统治阶级在战争中必要采取的策略。（七）但这并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战争但这并不是说，这个军阀战争将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战争。并不是说这个战争的两方面，一方面将是纯粹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另一方面将是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不是说一切地主买办阶级的力量，将要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战线上完全联合起来。因为最近中国的封建势力，已经走到崩溃的途中，绝对不能结成统一的联合战线。许多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在经济发展的推动前面，不能反抗这一社会的发展的动力，只有渐渐将自己蜕化为资产阶级，所以很容易受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并且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尤其在背叛革命以后也只有极力利用封建势力内部不统一拉拢一部分动摇的封建势力，去反对另一部分的封建代表，绝对不能反对整个封建势力。所以某一个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可以成为资产阶级的一种附属力量，而表现出反对封建地主买办的作用。故阎锡山，朱培德，陈调元……等等，虽是显明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当然带有一些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是他们政治的关系上可以不依附于代表封建地主的桂系，而可依靠于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这仍不妨碍他做封建势力的代表。因此在将来蒋桂战争爆发的时候，在民族资产阶级蒋系这一方面，―定要团结着不少封建势力。这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去消灭封建势力，乃是民族资产阶级将要妥协一部分封建势力去进攻另一部分封建势力。所以不但在历史的发展上，封建势力不能消灭资产阶级，并且即使资产阶级在这次战争中得着胜利，他也决不能消灭封建势力。就令桂系倒了，封建势力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可以找其他军阀做他们的工具，而新起与蒋系争斗的军阀，也还要拿封建势力做他的基础，因此反动政权中并不会根本消灭两阶级矛盾冲突的局面。（八）现在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仍然是部分的建筑在军阀制度上不独地主阶级的力量是建筑在军阀制度上，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力量，仍然部分的建筑在军阀制度上。因此使着现在所准备的战争，依然带看［着］军阀战争的性质。所以有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因为资产阶级时常需要勾结一部分的封建力量，作为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军阀的武装，并且资产阶级本身，并没有在经济上将自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阶级，而不得不利用军阀做他的统治的工具，用金钱收买的方法（自然也同时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使封建式的军阀制度同样适合于自己的需要。于是军阀制度不能根本消灭，也是使着战争不可避免的原素之一。（九）战争发生之最主要的动力仍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发展的矛盾豪绅地主买办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冲突，军阀制度的存在虽是中国军阀战争足以发生的基础，但这还不是现在中国发生军阀战争之最主要的动力，其最主要的动力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发展的矛盾。只有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所发生的相互矛盾，才能推动中国豪绅地主买办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冲突，才能利用军阀制度的存在而发动有利于自己的战争。美国想以其财政资本统治中国的企图，处处与英日帝国主义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更鼓舞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地主买办――英日帝国主义工具的勇气。各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充市场的企图，一方面发生与中国资产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发生各个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的矛盾。更不得不直接或间接的嗾使中国的军阀战争。桂系买办地主与英帝国主义的关系，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蒋系资产阶级不论形式上已否与美帝国主义发生若何关系，但他的发展便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提。所以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发展的冲突，便造成中国发生军阀战争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十）这样的战争是无条件的反革命的战争根据以上的分析，便可知道这种战争是无条件的反革命的战争。资产阶级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表示着外〈国〉帝国主义之相互的冲突，代表着美帝国主义发展的力量。并且资产阶级本身既不能澈底反对一切封建势力，反要妥协许多封建势力，自从背叛革命之后更永不能将斗争的力量建筑在工农劳苦群众上，而要依赖军阀制度的统治，所以无论资产阶级在战争中标着任何反对封建势力的口号，这些口号依然是不澈底的，依然要妥协一部分封建思想，终究是一个反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是资产阶级代表美帝国主义去争取中国反革命领导权的战争，没有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意义。三（十一）资产阶级对于战争之主要的准备是扩大他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在总的准备战争的形势中，是处在进攻的地位。资产阶级之主要的准备战争的工作是扩大他的政治影响。从京津攻下，经济会议，财政会议，以至编遣会议，各方面之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宣传与设施，使政治统一，军事统一，财政统一，以及其他等等的口号，变成全国政治生活中之不可违犯的天经地义，这都表现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进攻。在这种资产阶级政治影响尽力扩大的状况下，益发使封建阶级的政治势力削弱，使许多小的地方性的军阀，更易于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蒋系这种政治的进攻，可以使桂系地主买办的弱点更加暴露，可以使桂系的附属势力发生动摇，这便使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战争中更易于得着胜利。（十二）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之政治的进攻同时可以使改良主义的欺骗作用扩大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政治进攻，同时可以使改良主义的欺骗作用扩大。因为资产阶级政治进攻的口号，除了能影响到封建势力的本身以外，还可以影响到小资产阶级以及一般的劳苦群众。在反对封建军阀的战争中，资产阶级的力量，除掉依靠于自己所收买的军阀制度外，他还需要群众的拥护。这种反封建的改良主义的口号（统一，裁兵，裁厘，减租），在革命失败之后，很容易在群众中扩大他的影响。无论这些口号将来是否可能实现，但是在目前群众的情绪中，至少可以助长群众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所以扩大改良主义的宣传，缓和群众真正革命的情绪，是帮助资产阶级强大的一个条件，是资产阶级准备战争中的一个主要策略。（十三）与外国帝国主义建立固定的外交关系同样有准备战争的作用资产阶级不仅在国内要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并且他同样要企图取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承认。修约以及建立固定的外交关系，可以使资产阶级在将来与封建势力战争的时候，仍然在帝国主义前面保持着形式上的中央政府的统一。在战争中没有中央政府形式上的破裂，保持着过去一切修约及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成绩，这是对于资产阶级非常有利的。假使某一个帝国主义向资产阶级要求更大的特权以建立外交关系，则资产阶级为要取得在帝国主义前面的地位起见，一定可以服从这一帝国主义的条件。这一点对于资产阶级特别重要。（十四）这些条件使着资产阶级需要一种暂时的虚伪和平来准备有把握的战争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道资产阶级在准备战争的过程中，需要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动摇现在的桂系买办下的附属力量，（地方性的军阀）加紧改良主义的宣传，缓和革命群众的斗争，与帝国主义建立固定的外交关系。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不需要武装的准备，乃是说资产阶级之最主要的是这些政治影响的准备，都需要有一个暂时的虚伪的和平，因为只有虚伪和平的局面，可以表面努力建立统一国家的形式（施行裁兵。裁厘等），来暴露封建买办的罪恶，以施行一切政治的进攻。没有虚伪和平的局面，自然不能扩大改良主义的影响，也不能与帝国主义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也只有虚伪和平的局面才能使全国的经济生活不发生紊乱，而壮大资产阶级本身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自五中全会后以及于今，资产阶级虽然极力发动政治的进攻，在军事上虽然也同样的准备，但仍然努力保持着这种虚伪和平的局面。（十五）资产阶级本身即在将来也仍不希望战争扩大到全国范围资产阶级本身需要一种虚伪和平的局面，来准备更有胜利把握的战争。但这并不是说他准备战争的目的，是要为全国范围内造成一个总的大爆发。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准备的目的，乃是企图尽量将战争的范围缩小。因为普及全国的战争，无论在外交上政治上尤其在经济上对于资产阶级都是不利的。在虚伪和平的局面中，资产阶级将要尽量加紧他的政治进攻，使着桂系买办地主的势力逐渐和平的削弱。到了许多小地主军阀受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或因其自身经济蜕化的关系，可以趋赴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则资产阶级在将来与桂系买办地主最后决裂的时候，可以在个比较小的区域以内，很迅速的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前途。不过在封建势力方面，同样的要用各种的策略，尤其是帝国主义的帮助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对抗资产阶级的进攻，因此很足以妨碍资产阶级这种企图的实现。（十六）军阀地主在总的政治形式［势］上说是处于被进攻的地位中国封建地主的势力，在中国社会中，早已处于崩溃的过程。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以后，封建势力在经济上尤其是在政治上是处于被进攻的地位。这种状况使着封建势力的本身，不独在资产阶级的进攻前面不能统一，并且使一部分自己的力量，投降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所以现在一切封建势力的活动，在总的形势上说都是为的保持现在割据的局面，保持现在政治上所占据的地位，防卫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攻。虽然有时候用反对赤化，反对共产的口号，向资产阶级反攻，可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后，这些口号不是有力的武器，因此有时为要反攻，反而不得不利用资产阶级的口号。故在总的政治形势上说乃是处于被进攻的地位。自然这里边因为有了帝国主义关系，所以资产阶级受了帝国主义的控制而致力量薄弱，不能得到有利的独立发展，封建阶级受了帝国主义的扶持，保持其剥削关系和军阀制度，以致他在总的政治形势上虽处在被进攻地位，但绝对不能说资产阶级的进攻是易于得到胜利的。（十七）封建地主不得不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即不得不与买办阶级共同作战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也有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买办性在这种日就崩溃的形势中，封建地主为保持自己的地位起见，不得不极力巩固自己的割据局面，不得不更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力量。所以买办阶级的地位，很早便与封建地主反［及］军阀制度结成不可分离的东西。在民族资产阶级进攻的前面，更使买办阶级与封建地主站到同一利害的地位。同时民族资产阶级要抵抗英日的势力，不得不依靠美帝国主义，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有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买办性，英日帝国主义不得不帮助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利用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是对美国势力发展的对抗。（十八）封建地主要特别着重军事上的准备在资产阶级这样政治进攻的前面，已经暴露了地主买办阶级的弱点。因此封建地主阶级不得不在军事上作尽量的准备。封建阶级在政治上处于客观上很难挽救的不利的地位，使政治上往往不能不让步，因此在军事上却非尽量准备不可，事实上封建阶级除了依附于帝国主义军事力量以外，简直很难有可以批抗资产阶级的力量。这自然不是说封建阶级在政治上完全不去过问，因为他有时仍是利用政治欺骗口号（如反对南京政府的对日外交，站在英国方面的排日等等）为难资产阶级，不过在这里终不能建筑他的主要力量。封建买办所认为最危险的就是内部的分化破裂与一部分的逐渐向资产阶级投降。地主买办在军事上不得不尽量防止这现象，并求得帝国主义的援助。过去的贵州战争，四川战争。奉天杨常事件等都有这样的意义，而以最近的湖南事变为最明显。（十九）湖南事变在两方准备战争中的意义在这两方面的战争准备中发生了湖南事变。湖南事变的意义，就是在资产阶级这样严厉进攻的前面，在鲁涤平与资产阶级勾结已经达到成功的时候，使桂系地主买办不得不施行他的反攻。因为资产阶级这种蚕食地主办法，阶级政治势力的政策，可以使桂系的力量和平的削弱下去，这对于桂系有非常大的危险。桂系解决鲁涤平在湖南的势力，就表现着他这反攻的暂时胜利。这一次事变不一定可以引起两方面军事的总爆发，但已给资产阶级之“和平转变”的政策以打击，更证明他们最后的战争是不可避免。事变发生之后，桂系代表之一切缓和战争的“辟谣”更是地主买办之一贯的“政治上可以让步，军事上绝不让步”的政策。四（二十）决定战争前途的主要力量是外国帝国主义因为军阀战争发生之最主要的动力是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政治与经济的生活中都占着统治的地位，所以决定战争前途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尤其是英日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问题是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合，他利于中国有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用经济进攻的力量去统治中国。美国一定要帮助民族资产阶级，使战争可以进局部内很迅速的解决。日本帝国主义利于军阀割据的垄断，并想乘机扩大他在山东以及其他地方的特权，使他利于中国有一个普遍战争的局面。加以无论如何战争的爆发其主要的区域将在南部及长江流域一带，对于日本在东三省的地位，决不会有任何直接的影响，这益发使日帝国主义利于中国战争的扩大。胶东的战争及日本通信社时常关于战争紧张的造谣，都是很明显的表现。然只是一个日本却很难造成全国范围的战争。因此，战争是否扩大到全国的范围，英帝国主义于决定这个问题，便有了很大的作用。（二十一）战争在桂系没有准备充分的时候还不会扩大到全国范围现在是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战争的时代，虽然他们还不愿直接冲突，但必然要极力帮助各自勾结的军阀以扩大并巩固在中国的统治，做将来大战爆发时自己的候备军。英国自然也是一样，所以他极力帮助桂系的军事准备，添置飞机，开办毒气工厂，以及其他的各种武器的帮助。不过现在这种武力的准备还没有充分，还没有战胜蒋系的可能，遽然爆发战争必然要受到严重的打击，这是于英国也有不利的。所以在桂系武力的准备比较充分，而资产阶级的发展又将更厉害的触犯英国利益的时候，便会成为空前惨酷战争爆发的时机。所以就现在的形势，战争的危机是一天一天加紧，但在最近或许还不会发生普及全国的军阀战争。（二十二）局部的军阀战争，无论甚么时候都有爆发的可能在两个大阶级还没有正式破裂的时候，各地方性的小军阀必然不敢离开大军阀的影响而单独战争。但是在两派军阀统治尚未回定尚在摇摆的省份，两派军阀必然要利用该省的小军阀互相战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小军阀的战争确仍然会随时爆发，过去贵州，四川的战争便是明显的例子。这种战争不独在现在不可避免，即使在将来资产阶级掌握了全国反革命领导权以后，也仍然不可避免。因为资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的控制，绝对不能澈底消灭封建阶级，不能消灭地方军阀，不能消灭军阀制度，尤其是不能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相互的冲突，因此绝对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五（二十三）战争是我们争取广大群众更有利的机会，更加紧了我们争取群众的任务军阀加紧准备战争，便更要加紧对广大群众的压榨。因为军需财政等的准备，必要加紧苛捐杂税的抽剥；因为巩固后方的需要，更要加紧钳制一切些微的自由，尤其是要压迫群众的斗争。尤其是到了战争爆发的时候，因调动军队，拉夫派差，封船拉车，种种骚扰，再加以交通断绝，金融恐慌，物价腾贵，使广大群众的痛苦特别加深，必然要激动群众的反抗，所以是更有利于我们争取广大群众的机会。我们对于这些机会决不可轻易放过，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期发展群众的组织与斗争，一定要更加紧的实现我们争取群众的任务。（二十四）战争是统治阶级动摇厉害的时候，但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斗争仍然不能促进革命高潮军阀战争本身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大爆烈的时候，他只是造成革命高潮的客观上可能条件（统治阶级的破裂与工农的痛苦加深）之一，并不就是革命运动的高潮。革命高潮是要依靠着群众的组织力量，觉悟力量与斗争的勇气，尤其是我们党在广大群众中的领导力量。没有这些便说不上革命运动的高潮。军阀战争发生之后，固然要给群众以许多发动斗争的机会，但是战争的本身，并不能使群众的力量壮大。果然群众有了组织以及斗争的力量，即没有战争也可以促成革命的高潮。果而群众自己没有组织与斗争的力量，即使发生战争（如贵州，四川），对于革命运动仍然失却了客观上帮助的意义，反而更增加民众的痛苦与压迫。因此，军阀战争的本身，并不就是革命的高潮。（二十五）战争一方面暴露改良的欺骗，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更要加紧改良的宣传来争取群众军阀战争，固然因加增群众的痛苦，暴露改良主义的欺骗，另一方面（特别在准备战争以及开始战争的时候）并不能减少改良主义在群众运动中的危险。因为资产阶级在这个争取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一定要加紧其假革命的口号，一定要宣传这次战争是“革命的”战争。这种宣传特别在封建阶级统治的地域中，在民众对桂系军阀之普遍的怨恶中，很容易助长群众对资产阶级的幻想。这种危险，可以使群众不自觉的走到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二十六）战争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政治影响比较易于扩大另一方面还要增加我们工作的困难在军阀战争准备以及发生的时候，可以给与我们许多宣传鼓动以及发动斗争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政治影响较易扩大，但是并不能减少我们工作的困难。白色恐怖，军事戒严，交通阻滞，都足以使我们的工作更难进行，并且敌人对于我们的注意也要更为周密。桂系在解决鲁涤平之前，首先要破获我们在湖北的机关以及打击朱毛在湖南的势力。蒋系在决定是否立刻开战的时候，必首先要估计到全国工农斗争的情势及我们的力量。因此可以知道军阀战争之来并不能减少我们工作的困难，反而使我们要更加注意，特别在秘密工作及交通建设上。（二十七）目前工作的总方针就是要在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中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战争是损害广大劳苦群众的恶魔，我们必须在广大群众中，极力宣传反对军阀战争，最后的目的是要领导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推翻统治阶级，根本消灭军阀战争。可是现在群众的组织薄弱，斗争尚未高涨，尤其是改良主义的欺骗很深的时候，战争的危机又日益迫促，所以我们工作的主要路线是要：利用战争加于广大群众的离痛，更艰苦深入群众中去，耐心的工作，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扩大群众的组织，加紧工人的经济斗争，农民与城市贫民的反苛捐杂税的斗争，以至抗债抗租抗捐的斗争，发动兵士的反抗官长的苛虐待遇，以及索欠闹饷的斗争。在一切斗争中都要与反军阀战争的宣传联系起来，在一切日常的宣传鼓动中，都要说明战争给与广大群众的痛苦。如果在毫无群众基础的地方，首先要极力打入群众中去，很艰苦耐心的去树立党的基础，但必须明白只有在群众的日常斗争中，才易于扩大党的基础，尤其是只有日常斗争与反军阀的宣传联系起来，才更易为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二十八）反对等待主义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要候到军阀战争发生之后再去进行，我们乃是要在目前的日常生活中去指出统治阶级准备战争的阴谋，预先在群众面前指出军阀战争的危险，发动群众日常的斗争，锻炼群众的力量。我们不是怕群众有力量的时候，就是统治阶级的破裂便不会爆发，我们乃是怕群众完全没有斗争的准备，到战争爆发之后，只能受痛苦而不能反抗。我们不应等着战争来了之后再去工作，而是要从现在起加紧我们的群众工作，将来才有反对战争的力量。如果不从现在起加紧工作，而只是等待战争的到来，幻想战争才是工作的机会，那就不只是将来不能做成严重的反对战争的运动，而且要因军阀加紧的压迫工作仍是困难，必然要走上悲观失望的道路，这是极严重的错误观念。（二十九）反对盲动主义军阀战争本身并不是革命的高潮，群众运动只在很少的区域以内，表现着开始复兴的形势，并且群众运动还有不少很严重的弱点，因此，无论将有地方战争或是普遍全国的军阀战争，在全国仍然没有总暴动的局面。不但没有总暴动的局面，在现在群众主观力量这样薄弱的状况下，我们若一开始便想鼓动反战争的总罢工，公开的示威游行，兵变等，都还是吓退群众而没有实效的空想。所以我们是要在军阀准备战争中，以及军阀战争中加紧争取群众组织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工作，以促进群众斗争的发展，以推动反对战争运动的兴起。（三十）反对不动主义但是若恐惧盲动而不敢动作，空放过群众斗争的机会，这是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因军阀战争的关系，一定有戒严，派捐，拉夫，抢掠……等等，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利用群众之一切大小的不满意，发动群众的斗争，团结群众的力量。尤其是在农村中，一方面因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加深，另一方面因军阀戒备暂行松懈，必然要发生许多自发的农民斗争；我们对于这些农民的斗争一定要加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扩大群众中的党的政治影响，扩大群众的斗争与组织，这就是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策略之一。如果在没有自发的武装斗争的农村中，那就要我们加紧领导农民的日常斗争，在斗争中扩大群众的组织。在兵士群众中，更要利用战争的机会，发动一切反军阀，官长的宣传，以及闹饷索欠的运动，以扩大我们在兵士群众中的影响。在苏维埃区域，应当极力扩大，但是主要的策略，是要发动群众的斗争扩大斗争的区域，而不是专用红军的攻取，尤其要极力禁止残酷的烧杀。只有这样的策略，才能在军阀战争中扩大我们的影响，扩大群众的组织，推动群众的斗争，而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三十一）目前党的主要路线还在反对右倾思想目前客观上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宣传的影响在群众中日益发展而反映到党里来，使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等机会主义右倾的倾向在党内亦日益扩大。同时党在组织上脱离群众的现象，下级党部对政治变动的认识不清，虽还存在一些盲动主义的情绪，如在军阀战争爆发时不估计群众的力量和我们的领导关系，不了解发动群众斗争的工作方法和程序，空想一开始便来个大动作徒然吓退群众等等，但这些盲动情绪很容易为党的基础削弱和客观的困难消灭下去，而右倾的危险如前边所指的等待观念不动主义等等犹豫，恐惧，消极，失望，无办法的情绪必将大大的发展影响到党的整个工作，使党的组织愈加脱离群众愈加削弱，使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愈加低落，敌人的改良主义宣传的影响愈加不易战胜。则军阀战争便是爆发便是延长，工农贫民的痛苦便更加深，我们仍然争取不到广大群众到党的周围。所以目前党的右倾的危险实大过左倾的危险，党的主要路线还在用最大的努力来反对这种右倾思想，在正确的路线上去工作。（三十二）加紧我们政纲的宣传在鼓动上，我们任何微小的口号，都应该提出，只要他代表着群众的要求。我们都应该为这个口号努力奋斗，但是在宣传上，我们一定要提出我们自己的政纲，扩大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在军阀战争将要爆发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在总的政治方向上揭破统治阶级的罪恶，指出群众的政治出路。没有我们总的政治宣传，则我们不能战胜改良主义的欺骗，不能表现出我们党的政治面目。武装暴动是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在战争准备以及战争爆发的过程中特别需要而特别易于说明。要使一切劳苦群众都知道他的出路只有武装暴动与苏维埃政权，只有推翻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才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中央一九二九，三，十五。根据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的《第六次大会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第一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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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三十号——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党的主要路线（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三十号——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党的主要路线（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一）一、在二十五号通告中中央已经指出目前资产阶级不愿发动战争，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尚不能直接战争，因此编遣会议不一定爆发两系的根本战争而会延长两派相持的局面。从现在编遣会议的结果看来，这一分析是非常正确的。编遣会议是在相互让步之下求得暂时的妥协与虚伪的和平；总司令取消了，改成编遣会议办事〈处〉，集合全国的军事巨头，掌握全国的实际兵权，支配全国的财政预算，再把各集团军总司令变成了编遣区办事处，仍旧是—种分治合作的局面，对于军阀制度的割据更多加一层保障。所谓军政统一财政统一完全是纸上文章表面虚名。这些，便是编遣会议的结果。自然这一结果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要求——澈底的裁兵，和平与财政统一是不相符合的，但便是这种一时的表面统一与虚伪和平也还是资产阶级所极力企求的，因为这一时的表面统一与虚伪和平，在目前可以帮助各地的交通恢复，运输便利，捐税的相当减轻（五省裁厘改行特种消费税每年减少收入一千一百九十万元），好走向市场复兴工商业比较畅利的前途。所以资产阶级不惜给以很多的让步（如承认军阀割据区域的地方军队和税收，在党务上对封建势力让步，撤换平津长沙三市委河北省委以及拒绝汪精卫回国等），以求达到这个目的。在桂系既然因准备未足处于不能急战的地位，亦乐得借此缓冲时间准备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来欺骗群众。因此，编遣会议只是相当的拖延了战争的爆发，但是并没有解决战争的根本危机。（二）战争的根本的危机，是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的利益的根本矛盾，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主要在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缩小，因此当然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实行关税自主等（这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两个积极条件）。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于加紧对农民的剥削，买办阶级的利益在于帝国主义商业的发展，这两者中间是根本不能调协的。如果买办地主阶级保持政治上的优势，或者进一步占有全国的统治，那就是军阀的势力完全存在；这当然无法消弭战争无法求得稳定。所以中国反动统治如果是走向稳定，必然是资产阶级势力的发展巩固了他在反革命势力中的领导权，但这一前途是极少可能的。（三）资产阶级要求得他在政治上的稳定，当然先要求得他的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观察现在政治是否走向稳定的前途，必先观察现在经济状况如何。一九二八年民族资本的状况，的确比较一九二十年是进步了些，微弱的如中国三大工业，纱业的确有相当的进步，面粉业在南方有相当的发展，在北方反陷于衰败，丝业较前更坏。但是我们一定要考查做成这一进步的条件是什么，才能观察他的发展的限度。去年产业比较进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的减少，交通的恢复（消极的条件）和反日运动抵制的结果（偶然的条件）；所以帮助这一进步的只是一些消极的条件和偶然的条件，而不是积极的条件。因此，我们只能说这是市场的恢复而不是市场的扩大，故这一进步的限度是极小的。现在关税表面上虽是相当的改善了，但一查七级等差税率的协定内容，便知纱布面粉等征收得税率都是很低，仍然无法阻止外货的输入，且仍然妨碍中国轻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商品仍然很少战胜外货的可能（加以中国工业资本缺乏，机器陈旧的原因），所以这一积极的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善。如果资产阶级要得到更大的改良，便是英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极难容许的了（日本对中国的输出占全国输出总额百分之二十，而纱布对中国的输出又占对中国输出的总额百分之四十六）。至于第二种积极条件改善农民的生活（如二五减租等），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实现的可能，并且是中国地主阶级在客观上无法接受的（因为在中国大多数是中小地主，自己因种种原因已日渐破产，当然无法对农民让步）。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发展的限度是异常微小的，如果要求到进一步的发展，必然必不可避免的要和买办地主阶级发生激烈的斗争，同时要引起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的冲突。（四）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深切关系，已在历次的通告中详细指出。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要统治中国，都必须勾结中国一派势力；中国任何一派势力要保持他的统治都必须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做奥援。就现在的形势，美国企图以财政资本来统治中国，因此可以与资产阶级派相勾结，英日尤其是日本主要在发展他的商品的侵掠，所以要勾结中国的买办地主阶级，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势力的发展，便会是美国势力在中国澎涨，这必然是英日尤其是日本所不能容许的。现在中国资产〈阶级〉仅要求极小限度的改善，美国的势力也仅是极小限度的发展，所以英日美帝国主义还保持一种“三角冲突”的局面。如果资产阶级再企图进一步的发展，那就不只是更厉害的触犯日本的利益，而且要触犯英国的利益，那就不只是日本所不能容许而且是英国所不能容许，将更要促成英日的联合共同对美；那就不仅是要爆发国内战争（当然国内战争还不定等到那时才爆发，因为现在这种两派相持的局面，无论如何是不能长久的），而且要加紧世界大战的危机。所以就帝国主义的关系看来，中国资产阶级稳定的限度亦是极小可能的。（五）中国资产阶级自背叛革命妥协买办地主阶级投降帝国主义以来，他已不能再用革命的手段消灭军阀制度，反而因妥协封建势力的关系必然要相当的维持军阀制度。就目前现状看，军阀制度之存在是显然的事实。编遣会议不但不能采取征兵制度根本的消灭封建军阀（这自然需要先有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广大基础足以逐渐的容留大量的农村失业的劳动后备军），便连裁兵与统一也是纸上空谈，对军阀割据制度反加了一层保障。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发展的限度既是异常微小，帝国主义完全殖民地化了中国奴役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又因为各帝国主义相互的矛盾冲突阻碍着极难实现，因此资产阶级以和平发展的力量来削弱封建势力改变军阀制度都是极少可能的。军阀制度既不能改变，则其存在一日，战争便必不可避免的要附属于两大统治阶级的矛盾和冲突上而加紧准备了。所以就军阀制度的存在看来，中国资产阶级稳定的限度更是极小可能的。（六）现在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受到资本的残酷进攻，地主阶级更厉害的压榨，以及军阀“加工制造出来”的灾荒，和苛捐杂税的剥削等，都感到走头［投］无路，而不得不起来反抗。固然，白色恐怖的恐慌还深印在群众的脑中，资产阶级的改良欺骗，又引起了新的幻想，但是广大的群众仍然从新活跃起来，从上海邮务斗争以后，全国产业区域的上海，天津，北京，唐山，香港，武汉，甚至九江，青岛，各铁路和海员等，都发生了不断的斗争，虽然这还是很零碎的时起时伏的，但的确表现广大的工人群众，在历次的失败后又开始恢复他自己的力量，站起来重新向敌人反攻了。特别是反帝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的发展，如最近汉口反日运动，这不只是国民党的利用，而是一种群众革命情绪的具体表现。就是乡村的农民群众，这几月来受了更厉害的白色恐怖摧残，仍然在不断的斗争，湘鄂赣粤还有一些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如果城市的工人斗争继长增高，必然要影响到农民重新广泛的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因为现在农民完全是因白色恐怖的镇压而恐惧，并没有得到一点生活的改善，极大部份地方的农民，比以前更要加倍的痛苦了。所以这一广大工农斗争的发展，更是打击资产阶级稳定更有力的铁锤。（七）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阶级矛盾既不能根本解决，且一时的让步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暂时妥协，实质上并无法得到根本调和，所以两阶级的冲突仍然在各种实际问题中时时酝酿。这正是一方面要从冲突中找暂时的妥协，一方面又从相持中准备更大的冲突。现在资产阶级极力想用改良主义欺骗的政策来夺取群众到他的影响之下；一方面可以使群众不致走向革命的道路，走向共产党的周围，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此来打击买办地主阶级，威吓帝国主义，取得更大的让步，以扩大自己发展和稳定的条件。最近资产阶级各派尤其是汪陈派［1］重行活跃起来，便是很明显的例证，并且的确在广大群众中都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因此买办地主阶级亦感受了莫大的威吓，也想用改良欺骗的方法来缓和群众的攻击，并且有时还利用工农和反帝运动来打击敌人（如在天津大英烟厂斗争和铁路工会中甚至上海法界电车罢工中，都有西山会议派和资产阶级派争夺群众作政争工具的事实）。所以改良欺骗的影响成为目前群众斗争最严重的问题。当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宣传要比买办地主阶级改良欺骗更加危险。但我们要明白，不仅是买办地主阶级只能是空口的欺骗，就是资产阶级因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无法给与更大的让步，亦很少实行改良的可能。但是只是改良主义在根本上虽极少实施的可能，然而他在欺骗的宣传和组织的进攻上仍然为我们目前夺取广大群众最严重的敌人。（八）虽然工人群众在历次失败以后相当恢复了疲劳，各主要城市都有新的工人斗争活跃的现象，但的确还有不少的弱点。第一，对国民党的幻想不仅是没有减少而且有日渐发展之势，如上海北方尤其是北京有极严重的合法运动的观念。第二，因受了白色恐怖而畏怯退缩不敢斗争的意识，仍是极普遍的存在。第三，不愿自动手的直接斗争，专等待外力的帮助，不要小斗争等候大暴动的机会主义的残余还有很深的影响。至于组织的薄弱更是极普遍的现象。所以客观上虽只有革命的一条出路，但这些主观上的弱点，的确可以阻碍革命的发展，这是要我们极艰苦极耐心的工作，才能战胜这些弱点。（九）无产阶级党的组织更是非常弱小，在上海香港虽然有相当的基础，但是团聚的群众仍然异常之少，同时群众中许多不正确的意识和偏见，都反映到党里来了。过去顺直的问题，广东政治上的偏向，浙江问题，……尤其是最近江苏问题，都充分表现了这些弱点，根本的原因都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的关系。这更需要全党同志极难苦耐心的工作，才能纠正过来。（十）就以上客观的分析，很明显的反动统治极少稳定的可能，在目前仍然是两派相持准备更大的冲突的局面。虽然因编遣会议的结果相当的延长了这一冲突在目前的爆发，但是军阀战争终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群众斗争已开始新的活跃，改良主义极少实施的可能，所以客观上仍然是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形势。目前党的总路线争取广大的群众以准备夺取政权的暴动，是毫无疑义的正确，但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策略要特别注意下列各点：第一，要特别注意树立中心区域——重要产业和重要城市中的工作。第二，要特别注意与改良主义争斗，打破群众的幻想。第三，必须耐心艰苦的深入群众中去树立党的基础，领导日常斗争，从不断的斗争中扩大群众的组织，特别注意打破群众的合法观念。第四，要极力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特别是注意利用公开宣传的机会，就是极小的机会都不要轻易放过。第五，反帝斗争是革命的主要任务，而且［且］比较易于发动广大群众的工作，所以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必须特别注意这一工作，一切群众的自发的反帝斗争（不管谁在领导），都必参加进去扩大我们的影响来争取群众。第六，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必须继续的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扩大起来，尤其要注意发动他们的日常斗争，领导自发的暴动。和平发展的倾向，在农村中是很普遍的观念，这是极防［妨］害革命进展的错误偏向，必须特别纠正与防止。第七，要加紧注意强固党的组织，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特别是产业工人支部，对于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反映，要从工作中斗争中加以严厉的纠正与防止。第八，过去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是使党脱离群众的主要原因，必须在工作过程中渐次肃清，找出新的工作方法。以上各项是党目前执行总的路线的主要策略。（十一）在编遣会议以前，党内可以发生一种不正确的估量，以为“军阀战争马上就要爆发”，更有以为战争爆发便是暴动时期而发生盲动的倾向。就现在的形势，党内又可以发生一极端相反的不正确的估量，以为“战争的危机已经解决了，反动统治已渐次稳定起来”，而使策略走上“和平发展”和“合法运动”的偏向。这两种偏向是同一来源，就是对于政治形势的非阶级的分析。只看见表面军阀个人的地盘利害的冲突，而没有认识阶级的根本的矛盾。这种非阶级的政治分析，是极有害于党的正确的策略路线的。各级党部必须加以特别的注意和纠正，然后才能依据正确的路线，执行一切工作，渐次发动并领导群众的斗争来推进革命的高潮。（注意）本通告的详细解释，“布报”第四期第五期《目前政治的分析与我们主要的任务》及《中国到那里去》〔2〕两篇，各级党部讨论本通告时可以参阅这两篇文章。中央二月八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汪陈派即国民党改组派，全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因其代表人物为汪精卫、陈公博，故又称汪陈派。〔2〕《中国到那里去》系《布尔塞维克》第四期第五期连载的署名问友的文章。文章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的前途，指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第一条，是买办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使中国全面沦为殖民地的道路，第二条，是无产阶级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的统治，是使中国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文章号召一切革命战士，“到‘苏维埃’道路上去！到非资本主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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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二十九号——关于党员军事化（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二十九号——关于党员军事化（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一）军事化意义之重要与我们过去忽略之错误1．列宁说“一切真正民众革命的先决条件，乃是拆散并破坏‘现存的’国家机器”。又说“无产阶级革命，若不以‘暴力’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以新的机器替换旧的机器是不可能的”。从此我们可以明白暴力的使用，在被压迫阶级革命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推翻现存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惟一手段。2．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列宁），这中间无论是夺取政权，占据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和在任凭一般有利的政治环境当中，都需要军事性质的组织与工作来保障胜利，而且这种组织与工作之健全程度愈大，其得的效果亦愈大，否则适相反，列宁说“只有用力量才能解决历史问题，在现代的斗争中力量的组织，便是军事的组织。”就是明白的指出军事在革命作用中的意义。3．军事是一切科学的结晶。不但在斗争艺术上，要靠善于应用军事争得保障胜利的前途，即日常个别工作，都需要充分的军事化，使能尽敏捷迅速有系统有次序之能事，免除一切颓靡散漫忙乱纷杂的弱点。我们知道中国产业发达的迟缓致使革命民众还未能摆脱封建社会思想习惯的遗留，故一切柔弱散漫的特性，都不免要反映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只有加紧军事化的口号，可以肃清这种民族弱点的反映，可以振起高度的革命精神，可以使日常工作日益条理化。4.在中国雇佣军队的条件下，一切革命群众，都不易得到军事教育的机会，因此党〈员〉也必然反映大多数不懂军事的弱点，这种弱点自然要从军事工作的整个部分去补救，但最主〈要〉的还是以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做整个军事工作的核心，整个军事工作能否做得有力，完全要视党员军事化的程度以为断。因为没有健全的武装党员，就没有健全的武装群众。5．在过去党不能在政治上夺取军队，不能创设自己阶级的武装力量，不能以宣传和组织下层兵士群众和引导工农群众加入军队以改变军队的性质种种错误之下，自然会产生视军事工作为点缀之品物或与党一切工作不能联系成为单纯军事运动的错误。这完全是党员大部分不了解军事在革命意义上的作用所产下的结果。6．据广东暴动的经验，不但广大群众不会使用武器，就是多数党员也同样的不会使用武器。这样一来，自然党员不能够很好的指挥暴动的军事行动，不能利用暴动一切有利的条件战胜敌人，不能使暴动充分艺术化。7．更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种很流行的错误观念。第一是看政治与军事为两不相关联的东西，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书生空谈；这种观念的极端，甚至要把“理论”从实际中分割出来。第二是为了要避免军事投机的错误，就仿佛要绝口不谈军事，如果一涉及军事的分析或讨论，就犯了偏重军事的嫌疑，至于军事工作的推度更只有不谈了。这种观念只有在充分的党员军事化口号下才能肃清。（二）怎样军事化的具体方法8．目前本党的军事化，首先要从头脑军事化做起，因为一切对军事的忽略与错误，都只有在武装头脑条件下才能谈得到武装身躯，进而武装群众，这是军事化的第二步。9.一切日常工作的方式，都宜力求军事化。因为军事是科学的结晶，有系统有次序，敏捷迅速、沉着精致，可以避免一切萎靡散漫不落实际的毛病。而党员身体的强健也须从军事化的实行中锻炼出来。10．利用一切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组织，如敌人的军队，军事学校，讲武堂学兵团，教导团或社会一般的体育会精武会国术馆以及民团，红枪会大刀会等，按照各种情况分别派定同志参加。此外在各大城市中设法施行秘密训练，训练的方法，人数宜少，时期宜短，有时可以利用各种可以公开的方式来举行训练。11．关于军事训练，在团的工作要与党的工作并行，团除利用上述方法外，并宜利用童子军的组织进行军事训练，乡村中少年先锋队更是团在乡村中进行军事化的基础组织。12．在游击战区中党宜设立军事训练班，创造一些工农军事人才。在农村中，亦宜设法设立秘密训练组织。设立方法，以适合秘密条件为宜。并可按照各地情况，派人参加敌人武装队伍中，不但可以学习，并且可以相机做破坏夺取的工作。13．要由各地党部责令富有军事知识的同志经常负训练军事的责任；其训练的方式，分个别训练或集合训练，及举办军事训练班等形式。14．无论在城市和乡村，都宜利用军队驻地的部队中的同志从个别生活的接近中，训练同志的军事常识，尤切记于军队驻入民房时，可能同志充分利用其机会学习使用武器。15．各地党部应与党夺取工农群众的中心工作同时，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日常的工作计划去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中央一九二九，二月七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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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自六次大会新中央回国工作半年来几次派人通信给你们，始终未能得你们回信，莫不胜焦念。只是赣西特委在前两月曾来一信说你们给中央来了—个报告为他们遗失了，而中央给你们信托他们转的也同遭遗失；其原因恐系同志窃去向敌人告密，现正在严查中。但即此已是妨害了你们工作帮助了敌人进攻的布置。敌人这次进攻计划第—步似已失败。你们的主力现已退出井冈，依报载似经过大庾往南雄拟与胡凤璋部会合不遂而又转往三南的。你们的别支似经过扬眉寺往信丰以牵制赣州王均部队的。报载你们将经寻邬往闽粤边境。我们根据湘赣边境土地革命的深入，武装群众多湘赣农民尤多湖南农民，以及前年南昌暴动的经验与海陆丰苏维埃的失败，判断你们未必即取入闽粤边境的计划。不过另一方面根据敌人军事的布置，你们由大潮经汝城开往湘东的不易，以及闽南农民斗争最近的发展与闽粤边境的较为空虚，亦曾预料你们或有不得不走闽粤边境的一着。现时情况虽未大明，但你们的主力确已离井冈至赣南。中央对于你们的指示在原则上仍与先前的指示无大变更，现在再将各项问题的要点重复指示如下。目前的国际情形，依国际大会［1］的分析世界革命已走入第三期，世界资本主义因生产量的恢复与发展又发生了新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又需要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市场；生产的合理化在资本主义世界更增加了工人失业减资加时的痛苦，各国工人运动更加左倾；各帝国主义一致地向苏联进攻，更证明苏联政权的巩固与增加帝国主义的恐慌；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印度罢工的高涨与中国群众斗争的复兴。在这一期的国际任务是：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反对瓜分中国，保护中国革命。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已日益加剧，英美的冲突成为未来世界大战的中心。英在欧洲便联法已［以］制美，在亚便联日以制美。日美冲突仍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中心问题。自济南惨案直至目前新关税协定［2］的实施，美日的冲突更加明显。美帝国主义显然是以其财政资本企图垄断中国。中国资产阶级与蒋系军阀已显然依赖美国金元以达其发达资本主义压服革命的企图。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是日有发展，现在南京政府正在极力进行各项借款与聘请美国顾问的卖国工作。相反的方面便是英日两帝国主义仍极力进行其瓜分割据的企图，扶助桂奉两派军阀霸占西南东北以及长江上游以延长中国的封建势力。自然英日中间亦有很多矛盾，尤其是过去一年间长江流域的商业竞争显然是英日在争霸，故武汉广州南洋的排日多少带有当年省港罢工的回报意义。中国统治阶级中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根本不能调和。只是资产阶级目前尚需要一个虚伪的和平与形式的统一以求得帝国主义的赞助好恢复交通相当的减轻租税，企图商业振兴运输便利。在买办地主阶级的武力现在虽不甘于受资产阶级的进攻，但目前也尚不利于直接开火，故编遣会议仍然在相互的让步中成就了暂时妥协虚伪和平的相持局面。在这一相持中当然各自还时刻不忘准备更大的冲突。所以两派战争的直接开火终于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各派小军阀虽还各有其地方性愈易爆发其军阀混战，但混战结果也终于不可避免地要联结到两大系军阀的对峙局面之下。统治阶级在目前稳定的可能有多大？在中央的分析认为，武断地说统治阶级绝对没有稳定可能也非事实。保依照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根本的矛盾得不到地主减租和帝国主义更多的让步，各帝国主义在华彼此间的矛盾冲突完全殖民地化了中国的困难，军阀制度的存在，工农斗争的不断兴起，均是证明资产阶级稳定的可能限度极小。稳定的可能小便是崩溃的前途多，故军阀战争也如世界大战一样成为中国革命群众的反对的主要对象。但军阀战争——两个统治阶级的冲突虽终不可避免，然目前仍是相持局面，对革命仍是一致的压迫。且他们因为各自加增其战斗力起见都在争夺群众做他们政争的工具。自然资产阶级的争取群众是要以改良主义的口号欺骗；封建阶级则根本在屠杀群众不要群众，但目前在策略上则因受资产阶级争取群众策略和群众斗争发展的影响，亦利用改良口号来欺骗群众收买群众领袖以为己用，或是组织劳资或佃主合组的工农会以便御用。因此，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复起，但困于我们领导力量的薄弱和工人组织力斗争力还未健全以及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以致工人斗争很难造成广大的革命发展。农民斗争在南方则因城市工作未能建立和发展得不到城市领导致许多苏维埃区域都相继失败。现时的斗争虽还在继续着，仍总是起伏无定。北方农民运动多还停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乡村阶级分化亦极不明显，反军阀捐税的运动多为新豪绅（中小地主与富农的化身）所领导所出卖，以换得乡村村长的地位，以延缓农民反地主的斗争。兵士的阶级觉悟在南方虽渐发展但在北方则甚落后，且其对土地革命的认识还未深切，故全中国的军队民团仍然为军阀豪绅用以屠杀工农的工具。城市的贫民虽因苛税杂捐的繁重，生活的痛苦，教育的破产对现政府渐致不满，但对国民党仍未能完全打破幻想，对我们亦还多未能为政治上的了解政纲的接受，甚至还认我们为杀人放火的匪党的。党的方面自广州暴动后城市支部更加走到削弱的地步。到现在除掉上海香港还有支部的组织，其他重要城市产业支部的组织有的仅具形式有的连形式都不存在。乡村中党的组织在南方虽甚发展但多半是群众的组织，且常随着农村暴动胜败而起落，有时一县可发展到数千数万党员，有时一个也不有。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既如是削弱，而干部分子又因两年来白色恐怖的摧残损失极巨，故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经六次大会正确路线的指导终还未健全起来。加以革命失败的反映，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落，一般干部分子的观念更易消极，悲观，动摇，错误，以致党到现在还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的先锋队。所以就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的前途，他对革命的危机一个也不能解决，而工农斗争仍继续存在的形势看来，中国革命的高潮仍是必不可免的要到来。只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发展，故革命的主观力量反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时因主观力弱，任凭客观的形势如何有利，反会延缓或阻碍了革命高潮的到来。目前的革命性质仍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中。革命的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与彻底地消灭封建阶级，革命的动力却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士及城市的贫民，所以革命的目的必然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在领导，资产阶级早已背叛革命，而革命的任务必然要走到打倒帝国主义，加以世界革命的发展与苏联的存在，故中国革命又必然地要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六次大会指示的争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在目前更证明是极正确的需要。我们党若不能团结广大的工农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群众于党的周围，任凭客观的政治环境于我们如何有利，工农的斗争如何发展，甚至农村苏维埃区域还能继续建立，红军的组织如你们所领导的队伍在其他区域又能存在，但仍然不能促进这一革命潮流的高涨。因为目前的形势很显明：无产阶级若不在我们党的指导之下领导革命的发展，则反帝运动——尤其是反日运动便如目前的复兴也会被资产阶级领导向着反革命方向走，工人斗争可以为改良主义的口号所欺骗，暴动的农民区域可以为敌人聚集的力量在城市斗争已经被压下去之后来图谋消灭（自然不能根本消灭）。这一困难的环境，需要我们党以无产阶级极大的耐苦的努力来战胜他。故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但这并不是说土地革命我们不求深入，农民自发的暴动我们不去领导，乡村的游击战争我们不去发动，农民的武装组织我们不去工作，而是说我们这些工作，必须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相适应，必须与日常生活斗争和群众组织相联系。然后这些群众斗争的发展才能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较平衡地前进才能促进全国的革命高潮。因此，你们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宜在这一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前面重新下一责任的估定。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央这一指示主要的条件是根据于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所以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不过这一政策的指示或者是未达到你们的组织或者是未为你们所接受所采取，故这次战争中你们所取的战术仍然是集团的行动。自然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你们目前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战术。只是中央的意见仍以为你们必须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决地执行有组织地分编计划。但你们切须弄明白：中央决不是要你们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回乡，而是要你们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入，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自然这不是太死板的数目）。这些分编的部队必须互有联络互相策应，且须尽可能地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现在你们的部队不管是仍留在赣南的三南或又退入湘东，必须采取这一决定。不然，东窜西奔，这一武装力量将日益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隔离而成为农民群众以外的一个武装力量。自然在革命高潮来到的时候，农民的武装能愈加积聚成为红军的组织，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看来是愈于革命有利的。但目前的问题中心并不在此而是要计算这一武装力量如何能避免敌人的消灭。有时为作战起见，许多武装力量必须联结起来，但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过去海陆丰琼崖的红军成例，因为集中的缘故（自然海陆丰的红军有不得不集中的客观条件，如兵士多外籍人，但也不是绝对不可分编的），便易于为敌人击破甚至消灭了多部分。故湘赣边特委所领导的部队必须懂得这个教训，急速地在被敌人击败之后采取保持实力散在乡村中去的分编部队计划。假使你们退避的路线是往闽粤边境则分编计划便须更从长计议。因为部队群众多为〈湘〉赣人分散在闽粤乡村必极难深入，故一时的集中组织或还需要，但仍应尽可能地采取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的策略，切忌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的行径。闽南近半年来农民斗争颇发展，尤其是永定暴动在乡权中支持了六个月，现在虽失败了，但并未根本消灭。且斗争的发展极广，不只永定一处，许多县都有我们党的组织。如你们领导的部队果开往闽南，必须十分注意助长闽南农民斗争的发展和扩大。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至部队的分编与两同志脱离部队的办法另由中央军部拟具详细计划附去。（此计划当然不能机机［械］地执行要很活的运用）湘赣边特委组织仍暂存在，其改组办法由你们自己决定。［3］中央二九，二，七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即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2〕一九二八年七月问，国民党政府发起了向帝国主义乞求支持的“改定新约运动”。七月二十四日，首先与美国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随后，国民党政府陆续与德、挪、比、意、丹、葡、荷、瑞（典）、英、法、西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关税条约”。此处的“新关税协定”泛指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改定新约运动期间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缔结的关税条约。［3］本文依据的中央档案原件多处文字脱落，参照中央档案原抄件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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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关于闽西斗争问题（信二）（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关于闽西斗争问题（信二）（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福建省委：中央前次听了海萍［1］同志关于闽西斗争的报告后，即当面指出闽西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先恢复党和群众的组织工作，固然在斗争刚失败后，这种工作是很艰苦的，但并不是绝对不能做，并且我们的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还很好，只要我们注意秘密工作，行动小心些，当不至于站不住的，可是在斗争失败后，同志中不免有些以为没有办法因而消极，甚至逃走，我们当给他们指出只有从艰苦的工作中去恢复党与群众的组织，才有出路。不过同时须注意到我们不是不要斗争，单和平的发展组织，而应时刻注意发动群众的日常细小斗争，以提高群众的斗争的情绪。假如群众有斗争的要求与决心，我们的党应当负起领导的责任以取得群众，扩大党的影响。闽西斗争，到现在是失败了，但这个斗争进展到土地革命的阶段，经五六个月的英勇斗争，党的影响很大，实是一个伟大的斗争。我们从这个斗争中当可得到不少的教训，作我们今后工作的借镜，省委当引起全省的同志热烈的讨论闽西斗争中所给我们的教训。中央看了闽西斗争经过的总报告后，觉得这报告有四缺点：一是偏重于军事的记述（也许在斗争过程中有同样的偏向）。党的工作如何，作用如何，苏维埃的工作如何，群众的活动如何，群众与苏维埃的关系如何等等，很少述及。这会使同志看后，不知不觉中仅看到军事的力量，而不知道党的作用与群众的力量。二是在太平里斗争失败中，对于智识分子同志的批评，语气不妥，而且过于笼统。不错智识分子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较易动摇。但有些智识分子的确能很正确的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们在批评中不应当笼统的将一切责任归诸智识分子。而应详细的分析他们的社会关系，指出他们所以摇动的原因，以免同志看后发生反智识分子的倾向。三在每一次斗争中不论是胜利是失败，我们都可得到不少的教训，这些教训是极其宝贵的，我们应该特别指出来。可是在这个报告中对于这一点只有轻描淡写没有明显的写出来。四是在报告中说及杀反动派时，字里行间无意中表露我们杀人太少以为憾事，这使人看了，以为我们真的是专门杀入的。事实上我们杀的只是反动派。杀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为杀人而杀入，我们应该指出，我们是为巩固政权而杀反动派，是为保障革命的胜利而须澈底肃清反动派。此次闽西的斗争客观上是一广大群众的斗争，因为土地革命是一般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的党领导他们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运用游击战术去推广斗争，是很正确的路线。这一斗争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客观上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全国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与闽西连近的广东之大埔饶平斗争已经失败，不能给闽西以援助，尤其没有重大城市的革命势力之领导。在反动派方面，他们的统治还没有十分摇动，张贞郭凤鸣陈国辉以至驻防大埔之第五军，与当地的反动势力联合起来，一致向革命区域做武装的进攻与经济的封锁。阶级力量的对比，反动派已占着优势。主观上在斗争中我们有不少的缺点缺陷，影响到斗争不能有更大范围的开展也没有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这些缺陷主要的是：第一，没有城市工作，是此次闽西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城市是政治经济中心，假如城市工人不起来，取得城市的政权，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我们的力量在乡村不论如何大终难到长期的胜利。闽西过去对于城市工作没有充分注意，我们在城市的力量极其薄弱，斗争一起来，城市不但不起领导作用，甚至不能响应，我们打进永定县城而不能保障，与进攻龙岩县城之失败，就是因为城内的工人贫民没有起来，以致农民陷于孤立的原故。第二，在每次斗争中红军成了斗争的主力，不是在群众起来之后，红军去参加这一斗争使之更容易扩大，可以号召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并使群众认识自己是斗争的主力，红军只是一部武装的声援，而不养成专门依赖红军的观念或者甚至以为斗争是共产党干起来的。假如失败了，群众会转过头来埋怨我们。我们往各乡村作游击，多是事前没有派人去作很广泛的宣传，使群众自己起来，而是专靠红军去发动，或者到中途，群众看见了，才一个个来参加，并不是我们有计划去号召他们来参加，使每个斗争都成为广大的群众的斗争。第三，在斗争中发展和巩固党及群众的组织是保障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但是这一工作在闽西斗争过程中，客观上几乎完全忽视了，在斗争中已有“共产军兴，共产党消”的现象，斗争一失败党的组织遂形坍台。群众的组织除了赤卫队有广大的组织外，少年先锋队没有普遍的组织，尤其妇女童子团的工作完全忽视，闽西的农妇是很可以参加斗争而且必要的，但我们没有去组织他们，引导她们参加各种工作。教育群众的工作，如开办平民学校，设立通俗演讲所等，一点都没有做。第四，士兵倒戈是根本摇动军阀基础的主要力量之一，在军阀的队伍中，士兵生后痛苦，待遇恶劣，他们与工农一样的需要革命。所以在工农斗争的高潮中，只要我们稍为注意士兵运动，很易使士兵群众倒戈，跑到工农方面来。此次在闽西斗争中，这一工作没有切实去进行，所以对于士兵极少影响。固然郭凤鸣陈国辉，他们的士兵，多是他们的同乡同族，或是同是当过土匪，有这样的宗法与历史的关系，然终不能蒙蔽阶级意识的。假如我们工作做得好，能够引起他们有阶级的觉悟，总有多少会受我们的影响，投到革命方面来。对土匪民团的工作也同样的不切实去进行，不用种种的方式去宣传他们，使他们觉悟过来，帮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第五，群众政权的组织与党的组织没有分开清楚，会使群众对于苏维埃的认识不正确，要以苏维埃是共产党的，不是群众自己的。第六，此外还有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就是没收小商人财产问题。这种平分财产的做法是农民意识的表现。尤其要想没收小商人的货物来分给群众，减少经济的恐慌是恰得其反。我们要想减少经济恐慌更应不阻迫小商人，使他设法运输货物进来。我们在闽西感着经济恐慌，一方面固然受了反动派的封锁，另一方面就是对小商人策略错误之所致。这些都是极宝贵的教训，省委应通告全体同志讨论这些教训，而得到深切的了解和认识。附［2］：农村暴动失败后的工作方法（此件不久即印书送来）。中央5／2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即王海萍。〔2〕此“附”系原件所注，但档案中未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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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一）（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一）（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六次大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关系和数年来农民宝贵经验，指出农民运动的路线，其主要精神是争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农村中反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为要使各级党部更加明了及活泼的运用起见，中央有以下的指示：一、建立农村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对富农的策略农民的阶级层次非常复杂，但是占广大数目的中农贫农，完全是被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群众，所以毫无问题的是土地革命的拥护者。但中国现在的富农，因他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农村中阶级分化不同的关系，而发生对于土地革命的各种不同的态度，因此我们对于富农的策略不能是机械的联合而是要看客观上富农表现的态度决定各种不同的策略。中国富农：第一，在他的经济关系上很多兼有半地主的性质。一方面自己耕种，另一方面又有些少土地出租给佃农，或者兼营高利贷，或屯买商业的事业。而有些富农也仅仅是剥削雇农，自己同样受地主阶级的压榨。第二，在他的社会关系上有些是乡村统治的权力者，有些是受地主豪绅的统治者，因此更受地主豪绅的压榨。第三，农村斗争尚在开始，阶级分化尚未显明的时候，富农常常可以参加革命，到了阶级斗争更加深入尤其到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时候，富农便要动摇反动起来。因此富农对革命的态度，有以下三种不同，第一同情革命，第二完全与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反革命，第三摇摆于革命反革命之间。所以我们的策略，要看[当时]当时富农的态度来决定，还同情革命的富农，必须吸引到反地主阶级的战线之内。已经反革命的必须在反地主反军阀的斗争中同时反对富农。摇摆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那就不必故意加紧对他的斗争，而使之中立。但要特别注意同时准备反富农的斗争，第一，在目前就要开始建雇农工会或者在农协中成立雇农部以团结农村无产阶级的力量；第二，对于雇农贫农的斗争，党必须极力领导，不能因联合富农而有所犹疑；第三，在农民各种组织，必须极力巩固贫农在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妨[防]止富农侵犯农协的领导；第四，在各种农村武装的组织中，必须尽量增加比较觉悟的贫农雇农的成份，尤其要防止富农夺取农村武装的力量。所以一方面要吸引富农到革命战线之内来，同时又要与富农积极的斗争，表面上是矛盾的，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富农既受军阀豪绅地主的压迫，如果我们能极力扩大反地主豪绅军阀的影响，富农——至少一部份的富农是可以参加战线的。但是富农参加了战线之后必极力企图夺取这一斗争完全在他的利益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同时又要领导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巩固贫农在这一战线中的领导防止富农的反动，使之这一反地主豪绅军阀的斗争澈底完成。这就是目前对付富农的主要的策略路线，以后各地必须找出当地实际的情况加以切实的讨论而极正确的运用这一策略。二、土地斗争的主要方式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是批评平产主义的幻想而不是反对分配土地在过去没收一切土地的教训中我们得到以下的经验：（1）没收一切的土地客观上是实行土地的国民［有］，在目前的革命阶段——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农运的策略是建立农民反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而没收一切的土地是触犯一切富农甚至中农和少块土地的贫农，使农村阶级战线凌乱削弱了土地斗争的力量；（2）漠［模］糊了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意识，以为土地革命的对象不但是反对独占土地的地主阶级还要反对他自己。因此坏［怀］疑到这一革命是共产党独创的革命，是共产党要这样干的，甚至坏［怀］疑到这一斗争是共产党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六次大会告诉我们要改变这个口号而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是再正确没有了！过去“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当然要走上平均一切土地的结果，同时现在中国很多的地方都是贫农占主要的群众，因此平分土地成为很普遍的要求，并且“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产主义幻想，在农民中也有极深的影响，以为如果土地平均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其实在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推翻，社会主义经济未有建设以前是绝对没有经济平等的可能，只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才有这种幻想，基督教社会者才有公耕公食的新村运动的幻想，在过去我们同志的确不自觉的犯了这些幻想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极力加以批评以说服群众的精神去改正群〈众〉的观念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多数贫农起来要求分配土地，这一个要求的口号是含有肃清封建残余摇动私有制度的好处，的确是革命的口号，那么我们还是要赞助农民实现这一口号，不过同时应纠正群众的观念。三、对农民的组织问题农民根本是要求组织喜欢组织的群众，有的说农民要求斗争要求暴动而不要求组织这完全是错误的观察，农村中原始的组织和农民自动的小组织不知几千百种，这是因为农村的破产，和各种矛盾反映到农民的意识上而感觉有组织的需要。过去我们在命令主义和委派制度的工作方法之下根本使农民把农民协会看成不是自己的东西，在组织的观点上训练的方法上都非常机械使农民不能感觉到兴趣，在每次斗争当中不是抬出国民党（国共合作时期），便抬出共产党或抬出某一个人的“万有神力”，不能成形农民的组织力量亦使农民不生兴趣的原因，所以几十万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倘遇着一个较为害利的白色恐怖则立即互［瓦］解下去。自从国民党屠杀工农以后农民组织在客观上的确有点困难，但是不应因为困难而忽视了农民的组织。不过不必很机械的硬要用农协会的名义，如果农民群众对农协有信仰的地方当然可以用，假如农民对农协已经没有信仰，或者白色恐怖不能拿出农协名义来，那么无论用甚么名义都可以，只要真能使农民团聚起来。对于农民的各种原始的组织，只要他是有群众的，不是完全反革命性的（如红枪会大刀会神兵联庄会……等），我们都应参加进去宣传土地政纲吸引一般贫农中农到党的影响之下，渐次削弱豪绅富农的影响，而夺取这些组织的领导权，使这些组织渐次变成革命的组织。※※※对农民运动的策略，非常复杂，中央预备以几次通告来说明各方面的策略，因为如果在一次通告中说明，太复杂了，同志们一定难于了解。所以本通告只说明以上几个问题，其余的待下次通告再加说明。中央一九二九，二，三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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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1．自六次全国大会号召全党肃清小资产阶级意气之争和国民党的工作方法以来，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如闹个人问题，经济问题，及以私人感情关系为出发观察一切工作等等，并还没能开始减少。不但没有减少，三四月末工作的经验，各省党部各地干部分子常因这种问题演成党内纠纷，显著的如顺直问题，浙江问题，其次则在各省党内常有多多少少类似的问题发生。因这种纠纷问题的起伏，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更加发展，于是乃反映六次大会中极不正确的意识，所谓个人派别问题成为攻击怀疑的借口，且牵连到中央最高指导机关。在先在顺直问题中曾发生这种意见，认中央改造顺直党部含有派别作用；山东省委亦因有人宣传中央及党中有派别存在而成立否认的决议案；在各省则颇有些干部分子作此种类似宣传；最近则江苏党部各级负责同志竟有人扩大此种宣传以号召省委与中央对立。2．这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在党内极普遍的发展，中央政治局认为决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他的历史来源是由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反映，党内无产阶级基础的日益削弱和党内政治生活的日益低落，因目前客观环境如白色恐怖对于党的摧残，改良主义的欺骗从宣传上和组织上向党进攻和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主观任务提高党内政治指导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在党内的难产，全足影响到党内干部分子阶级观念的动摇和错误。工作无出路或生活腐化，这便成为目前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3．中央政治局认为这种现象不仅危害党的发展，且在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成为反党的行动。中央政治局根据几月末工作的经验，认为只有坚决地号召全党在六次大会的政治组织路线之下深入群众，积极工作，领导斗争，加强政治指导与训练，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努力吸收新的分子，坚决的改造党以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反映无产阶级群众正确的意识，加强党的指导，才能在此工作与斗争的过程中一致地与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肃清正确路线中的一切障碍。4．关于江苏党的改造，中央的观察与所决定的路线有下列五点：（一）江苏工作尤其是上海工作居全国领导地位，江苏工作作得好可以影响全国；（二）江苏省工作尤其是上海工作关系于中央的指导极大，中央可以从上海得到工作上斗争上的经验和教训以指导全国；（三）目前江苏客观环境特别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与改良主义的欺骗，在工人中的宣传与组织，极需要党的领导和斗争；（四）但江苏党的主观弱点是群众斗争领导的困难，地方党部的软弱，省委观念的错误与工作之缺少中心；（五）为要打破这一主观的困难，改造江苏党的路线应是：强健地方党部，改组省委，以积极领导斗争和树立工作的中心。5．江苏党部各级负责同志在还没有了解中央对于改造江苏党的路线之先，亦不从工作上与中央来共同讨论这个路线的正确与否，而竟有些同志在党内群众中以至在各省来中央的负责同志中散布中央兼省委的办法是别有用意，是派别问题，江苏党部将打倒某人拥护某人，将联合各省以反对中央等等。这种观念与行动的错误，很显然是非无产阶级意识与国民党的工作方法在党内的残留。分析看来便是：（一）硬依工作地域的关系臆造党中有无原则的派别；（二）将省委与中央对立，发展与党有害的地方主义；（三）根据个人关系为出发以观察党的工作。这样简直成为封建社会思想习惯的残留。6．中央政治局承认这种历史的残留与发展，在目前党的艰难困苦转变的时期于党有极大的危害。只有在六次全国大会的精神之下以无产阶级最高原则铁的纪律与党的一致才能战胜这一危害。中央政治局一致地主张坚持中央正确的工作路线，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和倾向以及妨碍此正确路线的行动斗争到底。以江苏最近发生的问题为最严重的材料，号召江苏全党以及全国党员起来注意这一问题，消灭这一现象，主要的是以教育的方法开始在全党内做改造的工作－－这是目前党内急迫而又长期的中心任务。中央一月十八日根据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二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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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反对军阀战争和争取群众（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反对军阀战争和争取群众（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一）现在的政治形势一、反动统治内部的冲突更加紧张五中会议以后，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积极进攻，使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不得不采取暂时让步的策略，而造成买办地主阶级占优势的南京政府。但是两派的斗争并没有妥协，反因此而更加紧张。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企图进一步排斥资产阶级而完全垄断政权，所以在五院成立以后，继续整顿军队（如鄂粤等省解散杂色军队），准备财政（鄂粤各省捐税日增，十月份并在广东发行公债九百万），实行联防（五省军事会议），整理党务，并通过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中央指派代表的决议。资产阶级派则企图从各方面渐次削弱买办地主阶级的势力来取得并巩固他的政权的领导地位。第一，在群众中极力提高改良主义的宣传（尤其起反封建势力的宣传）来骗取广大的群众，一面可以阻止革命势力的团结，另一方面又可以打击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第二，在外交上，固然与美帝国主义“心心相印”的更加密切；同时不惜继承以前卖国外交政策来与其他各国迅速订立条约，以巩固帝国主义对他的信任。第三，在政治上进行统一，裁兵，裁厘的方针，反桂系“分治合作”的主张。第四，在军事上勾结湘系（鲁涤平等）鄂系（胡宗铎陶钧等）以包围桂系的武汉，拉拢阎锡山，孤立白崇禧在北平的力量，唆使李燊进攻贵州，破坏桂系五省联盟政策。二、资产阶级的力量已比较强大资产阶级这些企图的确得了相当的成功，尤其是欺骗群众的改良宣传，的确增加了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工农群众对他的幻想，所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通过指派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决议案以后，资产阶级更公开的实行进攻的政略。第一，资产阶级统率的各省党部提出激烈的反抗（首先便是南京市党部）。第二，蒋介石亲自出巡检阅军队，并与冯玉祥联合消灭与桂系勾结的樊钟秀部队，巩固内部的基础。第三，开五省民政会议，裁厘会议，一面使五省的联合更加巩固，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的骗取群众的幻想。第四，极力进行编遣会议，来实现他们幻想的统一（首先便是军政的统一），裁减桂系的军队。三、买办地主阶级不得不暂时让步因此在南京政权的优势已经削弱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在资产阶级这样进攻之下在政治上渐次孤立，在军事上更受压迫，而不得不采取暂时让步的政策（如修改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法的决议，允许湘系增编军队，释放程潜，在南京政府中政治上的表现，买办地主阶级的影响也渐次缩小）。所以以前买办地主阶级政权上的优势，现在已经逐渐削弱，地主买办知道这种趋势于自己绝对不利，因此更准备着将来之积极的进攻，现在的形势，因此是更明显的两派对抗相持的局面。四、两派斗争的中心问题：统一，裁兵，裁厘买办地主阶级主要的是在榨取农民的血汗，所以要严厉的镇压农民的反抗，镇压农民〈的〉工具就是军队，因此裁编军队是买办地主阶级所不愿意的，军队既不能裁编，那么供给军队的财政主要来源的厘金，当然不能裁撤，同时既有拥有庞大军队的军阀存在，自然要保存分区割据的局面，所以所谓“分治合作”是真正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主张。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需要国内和平来发展工商业，渐渐走上资本主义化，所以极力要求统一与裁厘，他所发〔认〕为妨害统一裁厘的原因就是军队太多，所以首先要裁兵。同时裁兵以后无力镇压农民的暴动，因此企图实行改良政策来〔实行〕缓和农民（如二五减租等），这种改良政策自然是地主阶级所极不愿接受的。所以现在资产阶级争夺的中心问题就是裁兵，裁厘与统一。在这一个争斗当中并不能说资产阶级比较好些或者“革命”些，而且资产阶级的政权更加妨害革命，就是更聪明的更利害的反革命政策。因为资产阶级并不愿意根本消灭地主阶级，实际上更要延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并不能够根本消灭帝国主义的特权，实际上更要延长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不能够澈底解放广大劳苦群众的痛苦，实际上更要延长广大劳苦群众的痛苦。不能消灭地主阶级，不能扫除帝国主义的特权，便绝对没有真正的统一，所以资产阶级是一样的反革命并且是革命更利害的敌人。五、军阀战争的危机不可避免的要爆发起来两派的冲突，既然是这样根本不相容，最后当然要造成惨酷的战祸。现在二派冲突更加紧张了，如编遣会不能谋得一条妥协的方法，空前的军阀大战：要更快的爆发起来。不过就现在的形势两派都有不能急战的原因：第一，外交尚未完全办妥（尤其是济案尚未解决），如果战争爆发，日本更要借口出兵，修约的企图将成为泡影，这是资产阶级所极不愿意的。第二，欺骗群众的工作尚未成功，二派都未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其是革命势力没有完全消灭，更是二派所引为莫大的危惧。第三，在军事上蒋系觉到没有消灭桂系的可能，在桂系更易觉到自己的难于战胜弱点，因为这些原因，或者两派在根本上不能调合当中而谋到一个暂时妥协的办法，所以战争不一定更马上就会爆发。但终究是不可避免要爆发的，并且延长的时日愈久，两派的准备〈愈〉充分，将来给与广大劳苦群众的惨祸便要更加利害。六、帝国主义间英日接近对抗美国的形势也可以促成国内战争的爆发资产阶级是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如果资产阶级的势力发展，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便同时在中国伸张起来。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与日本和英国的利益极相矛盾的，所以英日之间有暂时放弃内部不能调协的矛盾联合起来共同对美的可能。尤其是日本，在南京政府找不着他的工具，美国的政策对他的损失也更大，所以要急于联合英国，因此英日同盟复活的空气，在东京极为浓厚，如果英日已完全接近，便可造成桂系与张学良巩固的结合来反对蒋冯，战争的爆发必然更加迅速。可是资产阶级已经看出这一危险，在外交上极力让步，完全不争持帝国主义认为不愿放弃的利益，如是英国公使递国书了［1］，日本床次也满意归去了［2］，英日联盟的空气也缓和了，资产阶级这一更无耻的卖国政策，已经使英日帝国主义比较缓和对于他的压迫了，因为日本和英国主要在保持他的已得的特权，仅仅费一纸书面的承认，挽得了无数特权的保障，这何乐不为。这并不能说英日不会帮助他的工具（桂系和奉张）来反抗蒋系了，尤其不是英日与美国之间已经妥协了，不过仅是一个暂时的妥协罢了。如果资产阶级在国内更利害的向买办地主阶级进攻的时候，英日当然要积极帮助他的工具来克服资产阶级的发展。所以军阀战争终是不可避免要爆发的。（二）我们的任务与策略七、我们的任务是要加紧争取群众的工作军阀对于战争的准备更加积极，对于民众的压榨，当然要更加利害，同时军阀的矛盾更深，他的统治便是更易为动摇，如果军阀战争爆发的时候，便是极易为动摇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团结，如果没有广大群众斗争力量，尤其是广大群众还没有推翻统治阶级的决心和勇气的时候，就是反动统治已经极易动摇，还是没有办法打倒他，还是不能有革命的爆发。所以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极力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坚决群众革命的认识和勇气。八、目前争取群众的策略第一就是要打破资产阶级改良宣传资产阶级改良的宣传，是我们争取群众最大的敌人，现在资产阶级的宣传，的确增加了群众的幻想，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在江浙各省，已经在我们工作中随〈处遇〉［3］着了这一个敌人，在北方群众中的影响比较江浙还要利害，就是<在>桂系统治下，资产阶级基础比较薄弱的广东，也有很大的影响（东江一带很多农民都望张发奎回来）。如果资产阶级改良欺骗不能在群众中揭破，如果群众不能澈底认识资产阶级改良的反革命性，那么广大群众必然很困难团聚到革命影响之下来。所以我们要极力在群众中揭破资产阶级改良的反革命性，极力宣传我们的政纲，来吸引群众。但还是异常不够的，要打破资产阶级的改良欺骗最主要的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去打破。如果斗争起来了，资产阶级便要渐次暴露他的妥协，欺骗压迫的真面目。群众经过一次斗争便认识资产阶级一分，革命的影响也就可以随着大一分，必须在不断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影响才能肃清，革命的影响才能强大，在现在群众斗争的勇气尚未提高的时候，广大的斗争很困难发动，所以目前主要的策略是发动群众日常的小斗争。发动小斗争的口号，各级党部都已经提出来了，各种议决案都可以看见了，但是还没有看见这一工作的发展。这是由于不懂得怎样去运用这策略（在此次通告上无法详细说明这一策略的运用），最主要的还是没有深入群众中去，不深入群众中去自然不能知道群众的日常问题是些什么，不明群众的日常问题，自然无法发出日常鼓动的口号，来发动群众的斗争。在现在反动势力日益向群众进攻的时候，群众生活日益痛苦的时候，每个工厂，每个农村，每个学校，每个市区，每个兵营，每时候都有压迫群众的事实。我们如果能深入群众中去，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群众日常的痛苦，把这些群众日常的痛苦来做鼓动的口号，必然很容易发动群众的斗争，所以深入群众中去，很难苦的工作，来发动并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加紧党的政治的宣传，是每个党部每个同志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渐次打破资产阶级改良的影响，才能夺取广大的群众。九、第二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现在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正极力在群众〈中〉宣传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罪恶，说他们压迫群众，说他们妨害统一，说他们是封建军阀，说他们是反革命，并提出“一切民主势力团结起来，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要骗取群众来帮助反对桂系，就是要造成将来“反桂系是革命战争”的口号。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看见资产阶级这样利害的宣传，群众将有帮助资产阶级一块来对他的危险，马上也表示“革命”（？）起来，指摘资产阶级与各国的外交完全是卖国，并且号召南京一部分学生群众起来反对，打毁王正廷的公馆，同时在各方极力宣传反对现在的订立条约，这就是桂系对抗资产阶级的计谋，也就是要在群众中造成“反对蒋系就是为革命的利益”的口号。买办地主，资产阶级都在宣传他的将来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揭破他们这种假面具，要指出买办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蒋系和桂系是一样的反革命，一样的压榨群众的军阀，他们的战争完全是军阀战争，完全是反革命的战争；他们战争的原因，就是为抢夺压榨群众的权利，抢夺反革命的领导权。同时要很具体的极力宣传战祸的残酷，提出反对残害群众的军阀战争的口号。并且要宣传只有广大群众的团结与斗争，只有工农兵一致联合的暴动，才能消灭军阀战争，要消灭军阀战争，必须根本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这些宣传必须从现在起就在广大群众中散播起来，才能不致受豪绅资产阶级的欺骗，才能渐次团结到革命影响之下来。十、第三反军阎的宣传要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如果只是一些抽象的口号很难使一般群众有明白的认识。所以必须与群众日常生活痛苦联系起来，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然后才易为使群众明白了解。如群众感受苛捐杂税的痛苦，我们一方面鼓动他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同时必须指出军阀抽收苛捐杂税，就是要筹措军费，准备战争。如在上海的电车罢工问题，一方面宣传反对国民党压迫工人上工，同时要指出蒋系要很快的压迫罢工，就是正在准备战争恐怕后方动摇。这样广大的群众才易为认识，并且会很坚决的起来反对战争。十一、有两种极不正确的倾向必须预防在反对军阀战争的宣传中很易为发生一种不正确的倾向：第一，以为军阀战争将要爆发了，我们要准备反军阀战争的实际工作，从军事技术方面去计划如何做发动游击战争，如何夺取敌人军械，如何兵变，甚至如何暴动等。这种观念很可以妨害目前党的主要任务——夺取广大群众的任务。要能号召反军阀战争的激烈的斗争和暴动，必须有广大群众的团结力量与决心。第二，以为战争一发生，则我们一切工作都可以很容易进行，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不知战争一发生，固然可以给我们许多工作的机会，但并不能减少我们工作中的困难，我们更要准备着群众的组织力量，准备着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届时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多有胜利的把握。所以我前［们］目前中心的任务，仍是难苦的［的］群众工作——尤其是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深入群众中去，领导日常斗争，渐渐组织，扩大起来，同时加紧反军阀战争宣传，使群众团结到革命影响之下。必须从现在难苦工作的结果，才能决定在将来军阀战争中的策略，行动如何。并且可以更肯定的说，如果军阀战争爆发得快，除开几个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主要任务，还是利用军阀战争摧残群众的机会更加紧团〈聚〉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不过就现在的形势，军阀战争不一定爆发得很快的，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应该积极难苦的深入群众中工作，树立群众的组织，发动群众的斗争，准备在将来军阀战争中革命的胜利，甚至进一步的以广大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注意）本通告中的主要内容：在第一部分政治形势分析中：一、反动统治内部的冲突更加紧张；二、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反动联合的内部已更加强大；三、买办地主阶级在南京政有的优势已经削弱；四、两派斗争的中心问题；五、资产阶级是革命更利害的敌人；六、军阀战争不可避免的要爆发起来，但不〈一〉定马上爆发；七、帝国主义间英日接近对抗美国的形势也可以促成军阀战争的爆发。在第二部〈分〉我们的任务与策略中：一、我们的任务是要加紧争取群众的工作；二、争取群众的策略首先就要打破资产阶级改良的宣传；三、要加紧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才易为揭破资产阶级改良的欺骗；四、加紧反对军阀战争的宣传；五、反军阀战争的宣传，要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六、防止忽视群众工作的不正确的倾〈向〉。中央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根据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二期刊印注释〔1）英国公使蓝溥生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七日抵京，向南京政府呈递国书，交涉关税问题，随后两国缔订了《中英关税条约》。〔2〕日本新党俱乐部领袖床次竹二郎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来华，与南京政府密谈，交涉有关关税、满蒙及济案汉案等问题。交涉过程中，南京政府一再妥协退让，日本则从中得到满意的结果，达到了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目的。这样，床次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回国。对此《红旗》发表了题为《床次满意归去了》的文章。（3）〈〉内文字系根据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的《第六次大会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版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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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前问题（提纲）（季诺维也夫，192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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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前问题（提纲）
季诺维也夫（1926年2月）
资本主义的“稳定”和世界革命的策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届扩大全会（1925年3月）确认资本主义的某种局部稳定。同时也指出，这种稳定是完全相对的、不巩固的。过去一年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共产国际所作的这一分析。
共产国际任何时候都不把“稳定”理解为：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腐朽和没落的时期，资本主义已经治愈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给它带来的创伤，它已经克服了在这场战争中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的和空前尖锐的矛盾。资本主义衰落的时期仍在继续。但是在这个时期中，暂时的、局部的好转是可能的。共产国际在1925年时确认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好转，这种“稳定”。这种“稳定”乃是事实。但绝不能把这种“稳定”理解为资本主义不断巩固的过程，理解为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繁荣的新时代的巩固过程，而只能理解为资本主义目前达到了比战后头几年具有某种相对巩固性的阶段。目前，这种“稳定”的相对性和不巩固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到1926年初，资本主义欧洲又重新经受了一系列新的危机性的严重困难：英国出现了主要是工业危机的现象，法国出现了主要是通货膨胀的危机，德国开始出现道威斯计划的危机，波兰几乎濒临经济崩溃，奥地利则出现了危机，等等。过去的一年，特别明显地证实了在欧洲一系列主要国家里“稳定”是不巩固的。
为了明确理解世界资本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我们不妨把它目前的情况同（1）1913年（战前水平）和（2）1918-1921年（战争结束时和资本主义经济极度衰落时）的情况作一比较。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简单地把目前的情况同1913年或其他任何一年相比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间，在世界经济内部就出现了一系列“质”的飞跃。
如果拿战前水平来说，那么几乎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的资本主义（美国除外）总的说来不仅没有超过这个水平，而且还都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如果拿资本主义经济在战后初期最不景气的情况来说，那么目前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然而，仅仅采用这种尺度来衡量是不够的。为了判断目前时期资本主义稳定的程度，不仅应当用绝对生产数字这个尺度，而且还应当研究一下重要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和发展的内在趋势问题。
欧洲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下方式取得的：（1）对欧洲各国人民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榨（增加捐税，降低工资、降低群众生活水平）；（2）对殖民地的压榨；（3）美国的“援助”（美国贷款），这种“援助”正在奴役欧洲，即迫使欧洲工人也为美国资本家干活。
换句话说，世界资产阶级竭立企图把“稳定费用”转嫁给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这在不同的国家里有着不同的形式，但在任何地方都不外乎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
1、德国的方法是加强工业托拉斯化的过程，使美国得以奴役民营和国营的经济，引起破产和失业。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德国失业人数的增加是“健全”过程的后果，这种过程应导致“更廉价和更经济的生产”。整个德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上层分子都把这种现象称为“生产合理化”。
2、英国的方法是实行通货膨胀，其明显的意图是迫使工人同意降低工资，从而有可能降低生产费用，即提高利润。
3、法国工业目前较为有利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通货膨胀取得的。通货膨胀等于降低法国工人的实际工资。
另一方面，对削弱资本主义“稳定”起重大作用的因素是苏联的巩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运动的发展。象俄国这样一个大国脱离“传统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许多大国中接连不断出现的政府危机，资产阶级政党内的分崩离析、各树一帜等现象，也是资本主义“稳定”的相对性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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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已成为当前的主要事实。美国的领土只占世界土地面积的5%，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6.2%，而美国生产的煤占全世界产量的43%，铜占52%，棉花占52%，生铁占60%，纸张占57%，石油占71%，汽车占82%。美国的世界商船队从战前的4%提高到20%。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即使在1925年也在继续增长。美国的资本输出在1925年达到15亿美元（1/3输往加拿大，其余1/3输往南美、澳大利亚、日本，另外1/3输往欧洲，其中输往德国2.5亿美元，输往意大利将近1亿美元，输往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约1.5亿美元）。由此可见，几乎整个欧洲日益成为美国的债务国。在美国的120亿美元的军事债款中，有74亿美元已“得到偿还”，还没有偿还的有47亿美元（其中法国欠美国33.4亿黄元）。
美国的外债和在国外的资本投资为180亿美元。
1925年纽约交易所的有价证券的总发行量达到45亿美元。
这些资本的1/3输往国外，2/3的有价证券留在国内。美国通过自己的资本为侵入世界各地铺设了道路，其中也包括欧洲，欧洲正日益陷入依附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地位。
美国的国际贸易在增长（1925年已增加了35%），与此同时，德国的国际贸易减少了47%，英国的国际贸易减少了5.5%，比利时的国际贸易减少了34%，等等。加拿大80%的贸易是同美国进行的。
美国所攫取时超额利润正在不断增加。美国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已经无庸争议了。近年来所有重要的国际“协议”——华盛顿公约，道威斯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还有罗迦诺公约，都打上了美国资本霸权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国家机关和托拉斯的“长台”已经不成其为秘密了。美国资本在这方面已经不需要任何掩饰了。
美国资本吸吮欧洲的脂膏客观上促进着欧洲的革命化。
同时，不仅世界市场上的王位，而且还有工人运动的反动“王位”（美国劳联）都已经从英国转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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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业危机和周期性的失业依然给英国的整个经济生活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英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在不断增长（1922年逆差为1.8亿英镑，1924华为3.44亿英镑，1925年为3.955亿英镑）。1924年煤的产量为战前水平的92.2%，1925年则降到88.2%。1924年，钢铁生产为战前水平的86.7%，1925年则降到76.2%。1924年的物价指数与1914年比较为174.7%，1925年则上升到175.6%。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实际上降低了。曾经不止一次地使英国整个工业活动发生问题的煤炭工业危机目前已大有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之势。
英国不得不：（1）在太平洋跟美国和日本进行斗争;（2）在欧洲跟法国（法国在战争期间在发展重工业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和德国（德国工业正打算而且不得不打算同英国竞争）进行斗争，并且反对苏联（在东方问题上）。英国的自治领正在不断摆脱伦敦的影响。中国的事件使英国在东方的影响受到极沉重的打击。
尽管最近几个月来在某些方面有了局部的和暂时的好转，然而可以大胆地说，英国经济发展的曲线基本上是不断下降的；英帝国主义的政治影响在不断削弱；霸权地位已被美帝国主义从它手中夺走，英帝国主义的威力正缓慢地，然而是不断地在走向没落。
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自由党正处在瓦解过程中。在保守党内部，正围绕着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在进行斗争：（1）保护关税政策问题；（2）摩苏尔问题；（3）对待工人阶级的策略问题。
英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引起了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深刻变化。工人贵族的影响削弱了。工人群众正在向左转并寻求新的出路。英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变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法国。在过去的一年中，法国进入了遭受周期性危机的国家之列，这是一个新的事实。在1925年一年中，法郎又贬值了55%。
赋税负担在增加。战前税收占国民收入的13.3%，在1923-1924年提高到21%，在1920-1926年则提高到25%。法国遭受的严重金融危机（尽管贸易出超，尽管法国的大工业在最近10年来有所发展，尽管没有失业现象）说明：在这个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战胜国里，资本主义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如果要想在保存私有制的范围内不采取一些对大资本实行局部剥夺的措施而摆脱上述困境，即使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府来说也是越来越困难了。摩洛哥和叙利亚的事件表明：法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还受到来自殖民地方面的打击。执掌政权的小资产阶级（左派集团），以其上层人士为代表，在每次内阁改组时实际上都把一个又一个的阵地让给大资本家。但同时，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特别是农民）必然变得更加激进、更加革命，虽然他们目前在政治上仍然显得软弱无力。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力量正日益丧失信心，不相信自己能够找到摆脱日益错综复杂的危机的出路。
由此可见，法国紧跟着英国之后也走上了长期危机和衰落的道路。不仅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而且连最大的战胜国（英国、法国）也都陷入了周期性的危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全克服这种危机。
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新纲领是：（1）限制议会活动；（2）建立殖民地军队，即除了建立一般的军队以外，还要建立专门适合于进行殖民地战争的军队；（3）由国家把税收系统租让给资产阶级用来稳定“国内预算”（即斯汀尼斯化）；（4）扶植法西斯主义，作为反对无产阶级和中等阶层革命人士的力量。
这个纲领有可能使法国无产阶级盼共产主义先锋队成为广大劳动阶层的突击队，组织群众起来反对“民族集团”并抨击“左派集团”的动摇。
德国。一年前，由于实行道威斯计划，德国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是最显著的。同1923年通货膨胀时期相比较，1925年初德帝国主义的地位是最巩固的。但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预见到，这种稳定实际上是不巩固的和不能持久的，而社会民主党则不同，它和资本家一起欢庆胜利，并硬要使工人们相信，德国已经一劳永逸地战胜了主要困难。
过去的一年十分清楚地说明共产党的分析对德国也是正确的。道威斯计划的触点刚刚才开始表现出来。危机已经导致大量的失业（失业人数超过200多万人），导致资本主义企业的纷纷倒闭，引起新的慢性危机，尽管德国工业具有充分适应性，尽管德国资本家富于灵活性。今后，道威斯计划的结果将使德国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使危机尖锐化。
1925年，德国支付的军事赔款只有2.24亿马克，而1926年，它必须支付10亿金马克的赔款（根据道威斯计划）。而“赔款问题也就是降低工资的问题”（凯因斯语）。1924年赋税负担为44亿马克（1914年为19亿马克）；1925年赋税负担为71亿马克，而1926年由于实行道威斯计划的结果还将不断加重。
道威斯计划对德国的“代价”就是这样。它也为战胜国本身带来巨大困难。它靠刺激德国的出口，以牺牲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降低德国商品的生产费用，人为地提高战败国的竞争能力，这势必使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本身遭到不幸。从英国领地——南非、印度等等——传来关于德国工业打入这些帝国市场的消息。而英国的煤炭工业受到道威斯计划的巨大制约，这是众所周知的。
1926年，不能排除德国经济危机的局部缓和，然而整个德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要想摆脱这种状况，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
不断出现的政府危机和议会危机，德国三个群众性政党的信机（中派、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议会制度的破产（现时的政府是左右着反对派的少数人的政府）；工人群众的左倾；小资产阶级倒向工人一边——所有这一切都为共产党人争取群众创造了广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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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波兰的濒于崩溃的经济状况可以从下面这封由工厂、银行、贸易、手工业和农业等行业的代表们于1926年儿月17日联名写给波兰共和国总统的信中得到最好的说明。
“波兰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每时每刻在消沉下去。工业中的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目前已达213000人，即占在业工人人数的30%。这样的比例数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有工作的人，也往往每周只工作5小时、4小时，甚至3小时。因此，在每6个工人中有4个人没有工作……这种情况正在日益恶化。不久就会看到，少数人将不得不养活多数人……工业停滞不前，因为产品卖不出去。小土地占有者本来是工业品市场容量的极重要因素，但他们没有钱买东西。至于大土地占有者，在短期债款的高利重压下，也不能在工业品消费方面起什么作用。工人在目前工业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也不再是消费者。职员也无力购买商品。手工业作坊跟工业的遭遇相同，正在日益减少。商业……从来没有遇到过象现在这样困难的局面。总统先生，波兰整个生产活动正在江河日下。许多企业已经彻底倒闭。我们连一分钟也不能容受了。”
财政部长在议会宣布“国库空虚”，并指出国内外都出现“信任危机刀。官僚机构陷于空前的分崩离析状态。贪污受贿的现象比比皆是。与上述现象同时发生的是白色恐怖和对工人实行暴力统治的制度，在饥饿的失业者中出现绝望情绪，等等。对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实行的民族压迫引起了越来越大的愤怒。对群众的剥削在不断加强。同时，捐税日益加重，物价不断上涨。不仅工人，而且小职员和广大小资产阶级阶层也都看到，他们的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东方。过去的一年还证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届扩大全会对东方事态发展所作的列宁主义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过去的一年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的地方甚至比我们预料的发展得还要快。在东方开始出现工业振兴的背景下，这些事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运动具有无可争辩的世界历史意义。它令人十分信服地证明，帝国主义的统治正从根基上发生裂痕，它还证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东方具有无比巨大的潜力。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在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已经增长。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思想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这些思想正缓慢地、然而不可阻挡地渗入印度，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叙利亚和摩洛哥发生的事件证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必然会发展，从而削弱帝国主义，加强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力量。
拉丁美洲也可能和应当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解放运动的据点。在目前情况下，生活在拉丁美洲的民族大部分是被压迫的民族，这些民族迟早要投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苏联。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地带，即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无产阶级业已战胜资产阶级的国家的联盟里，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正在不断加强。尽管资产阶级国家对苏联实行长期孤立和包围的政策，尽管苏联在内战期间受到严重破坏，苏联还是很快地把自己的经济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在日益扩大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苏联在国内建设方面还必须克服种种困难，然而苏联无产阶级所开始进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目前已经引起全世界日益壮大的、广泛的劳动者阶层的深切注意和热烈同情。甚至多年来对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进行疯狂攻击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现在在工人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承认苏联正在巩固，正在克服它前进道路上的极严重的困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现在越来越成为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成就。苏联正在成为各国无产阶级的核心，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
目前，在整个世界局势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两个体系、两个世界之间的主要矛盾。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暂时还保持着相当不稳定的均势。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是以苏联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世界。美帝国主义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在国际政策方面，美国在必要时拉拢英国作为盟友（美英集团）。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个集团内部没有矛盾。只要列举一下美国和英国在中国、摩苏尔、墨西哥等这些根本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同样这也并不等于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其余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美英集团施加影响的对象），也没有内部矛盾了。
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经济矛盾在1925年有了新的发展。英国和美国在太平洋、中国、日本、土耳其和南美等问题上所存在的矛盾，是孕育着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矛盾。英国本身是美国的债务人，而拥有最发达的生产力和积累了庞大资本的美国目前几乎成为整个其余资本主义世界的债权国。美国目前不仅为其商品寻找销售市场，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为其资本输出寻找市场。而英国则遇到经常性的工业危机和失业问题。英帝国主义在美国的支持下，一直试图孤立苏联，阻挠它参加世界贸易和取得国外贷款，同时还对它采取包围的政策，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新的进攻。
※※※
为了掩盖资本主义世界的真面目，为了掩盖从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重重矛盾，去年制造了一付假面具，目的是欺骗劳动群众。这付假面具就是罗迦诺公约。
罗迦诺公约的客观作用可以归结如下：
（1）美国资本主义利用这个公约来巩固自身的利益，以对付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欧洲的“和平局面”给美国提供了这样的保证，即保证债务人从事“正业”，并不折不扣地偿付给美国利息。同时，美国也怀着不满的心情看到，欧洲的“债务国”正在作初步的但软弱无力的尝试，试图联台起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跟美国对抗）；（2）英帝国主义通过这个公约来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以反对法国（英国是“保证人”和仲裁者），（3）法国资产阶级正在巩固自己的特殊利益，以反对德国（拉拢英国作为盟国）；（4）英帝国主义在法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通过罗迦诺公约来建立一条反对孤立无援的苏联的战线，为此使把德国也拉过去。
通过国联来“巩固和平”的方法（特别是罗迦诺公约之类的条约）越来越暴露出实际上是为了准备新战争而采取的。由于国联的活动，特别是由于罗迦诺公约的签订而引起的和平主义幻想，无疑在工人群众中还起着一定的影响，原因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都赞许国联所进行的欺骗，而国联把整个第二国际变为其本身机构的一个环节。然而，整个事态发展要求破除这些和平主义幻想，向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以及与该阶层最接近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彻底揭穿国联的虚伪性。在全世界广大劳动者阶层中日益形成这样的思想：且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避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苏联的巩固是反对新战争的最可靠的保障，只有共产国际才是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强盗战争的唯一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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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以下的话来做一个总结：
（1）在美国和大洋彼岸的其他一些国家中，资本的力量已经加强了。
（2）在1925年下半年，欧洲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尖锐化了。
（3）生产资料大量地集中在有银行资本作后盾的托拉斯和卡特尔手里。无论在美国和英国，还是在法国和德国，我们都可以看到托拉斯化程度的提高。
（4）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经济对抗尖锐化了。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对抗是主要的对抗，而现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对抗则日益发展（同时，我们也不应对其他一些重大对抗，如美日对抗、英法对抗等等估计不足。）
（5）道威斯计划开始破产。
（6）500万人失业（如果把家属计算在内，那么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
（7）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中等阶层趋于贫困化。
另一方面：
（1）在占世界116的土地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在这方面还有严重的困难（苏联）。
（2）在占世界人口几乎1/4的土地上，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工人革命运动正在不断扩大和发展（中国）。
（3）在摩洛哥和叙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变为直接的战争。
在印度和埃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缓慢地、然而不断地成熟起来。
（4）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共产党正在得到锻炼，工人运动正在发展，虽然有高潮也有低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工业的形势有关。
共产国际反对匆忙地做出结论，似乎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有任何“稳定”了，但共产国际也一如既往地反对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结论”，似乎资本主义将重新巩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一再证明共产国际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持的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是不可动摇的。在资本主义局部和暂时稳定的时期里，由于没有出现直接革命形势，共产国际可以而且应当相应地改变某些工作方法，但是共产国际的目的和活动基础则仍然不变。
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新现象和统一战线的策略
在最近这个时期里，各国广大工人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表理得极为强烈，同时近年来跟着改良主义走的广大工人阶层，对改良主义的估价有所改变，对改良主义的方法也产生某种失望情绪。在目前条件下，要求统一的愿望是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要求统一的愿望。
这些新现象是由以下一系列原因引起的：
1、一系列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发展重新导致广大工人群众状况的恶化（有时甚至是绝对的恶化）。
在英国。失业现象的规模越来越大。第一个“工人”政府——麦克唐纳政府的试验给改良主义幻想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资本的进攻引起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矿工），使广大工人群众懂得，工人阶级必须采取有组织的群众性行动。
在德国，失业人数大量增长。广大工人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同时，君主制复辟的危险日益加深。统治阶级准备赔偿给已被推翻的霍亨索伦王朝20亿马克。政府危机层出不穷。赋税负担日益加重，物价不断上涨。
在法国，金融危机的后果大有完全压在劳动群众头上之势。叙利亚和摩洛哥的事件在工人们看来不能不是未来“大规模”的帝国主义冲突的小小演习。毫无出路的议会危机和政府危机向广大劳动群众清楚地表明，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病入膏肓。
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巴尔干和其他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类似前现象。
2、在欧洲许多大国，联合政策（即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政策，其目的是通过和平的、改良的办法来赐给群众以恩惠）显然已经破产。在法国、德国、波兰的社会民主党内，恰恰在是否可以继续参加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发生了公开的斗争。反对同资产阶级合作、反对继续参加联合政府的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代表人物无疑也反映了（仅仅在很小的程度上）社会民主党普通工人的不满情绪。这些普通工人根据联台的实践消除了（或正在消除）改良主义的幻想，确信这种幻想是不可实现的。但这绝不等于说，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层已经彻底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老毛病是可能复发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复发。但是在我们采取正确策略的情况下，感染改良主义幻想的周期会不断缩短，直到我们把社会民主党广大工人阶层争取过来为止。
3、苏联经济发展的事实对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广大工人群众起着巨大的影响。即使那些对无产阶级专政、对革命暴力、对内战抱有特别深刻偏见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阶层，目前通过活生生的事例认识到，苏联工人阶级的道路是正确的。苏联是工人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唯一国家，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国家，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逐步提高的唯一国家，这个国家不能不对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广大工人阶层起吸引作用。国际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对苏联进行的老一套诽谤，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到苏联来的工人代表团对于社会民主党工人摆脱改良主义的影响起了并且还将起巨大的作用。
4、最近这十时期，一系列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工人本能地感觉到，帝国主义战争的危脸又逐渐临近。全世界都在扩张军备，把战争赔款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帝国主义者对日益高涨的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实行镇压，不断签订新的秘密条约——这一切促使杜会民主党工人意识到一场新的世界规模的大屠杀的危险，而要避免这场屠杀，只有依靠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巩固的团结。
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还有无党派工人）产生了新的情绪，首先引起他们要求工人阶级队伍统一的真诚的，普遍的和自发的愿望。这一切使得统一战线的策略在象英国、比利时、瑞典等这样一些国家里取得了初步的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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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这种要求统一的真诚愿望，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应当坚决地和衷心地表示欢迎。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才为真正地实行统一战线的策路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理象导致英苏工会委员会的成立，导致英国共产党和“少数派”运动的胜利，导致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斗争（要求无偿地没收霍亨索伦王朝的财产的运动），导致瑞典的工会运动战线上工人团结的初步成就，导致挪威工人党思想的发展，等等。
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开始（至少在口头上）改变自己的策略。在第二国际中，除了公开主张对苏联实行自卫策略的考茨基“派别”以外，还出现了主张跟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左”派（奥托·鲍威尔是最令人注目的代表人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社会民主党之一，它的领导者都是一些圆滑的改良主义外交家。因此，奥托·鲍威尔及其同伙（如法国的孔佩尔-莫雷尔）的转变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表明，社会民主党广大工人群众的情绪起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同时，这些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们继续对共产国际进行诽谤，对它进行最阴险和最恶毒的攻击。正是这个奥托·鲍威尔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二国际马赛代表大会上，在一份对苏联和东方各民族表示“友好”的决议案上加了这样一段话：“共产国际在散布幻想，似乎红军的刺刀会给工人带来解放。共产国际认为，为了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必须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共产国际之所以支持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是指望依靠这种运动，通过战争给予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这些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们清楚地知道，事实上不是苏联在准备新战争，而是帝国主义政府在准备新战争来反对苏联，他们故意利用社会民主党工人对战争的正当的厌恶情绪，在伪善的面具的掩盖下，以上述种种伪善的言词来离间工人们同苏联的关系，从而打消社会民主党工人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
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反对统一战线思想的另一种惯用手法，就是企图把“自己的”共产党人（即本国的共产党人）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坏的分子，似乎这些共产党人跟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同，是无法跟他们合作共事的。他们就是采取对本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加倍污蔑来达到上述目的的。
最后，为了破坏统一战线的策略，某些社会民主党领袖还采取以下办法：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比共产党人还坚决得多的“统一的拥护者”，同时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只有在共产党人放弃其独立政党的思想并同意加入社会民主党的时候，才能够建立真正的统一。
不言而喻，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根本谈不到什么合并的问题。不然就是直接出卖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完全否定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而存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工人阶级在最近一个时期里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尽管有种种巨大的困难，但在世界各国建立起了独立的共产党，这些共产党公开反对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叛卖行为，公开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并准备进行这种革命。只有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全体无产阶级才可能而且无疑一定会联合起来。
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声明，共产国际将以空前未有的努力来贯彻统一战线的策略，即建议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在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党人可能达成协议的一切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进行共同斗争和采取共同行动反对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坚决要求各支部必须坚决、大胆和真诚地来对待社会民主党工人要求对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斗争的愿望，必须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起来以便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实际行动（即使在最低口号的基础上），必须对社会民主党工人抱同志式的、关怀的、端正的态度，以便使他们有可能跟我们一起来反对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没有理由改变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它的领袖们（包括“左派”领袖们）的客观作用的评价。这种评价在共产国际的许多文件（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五次代表大会）中都已提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坚决驳斥那种认为必须“修正”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取消派见解（例如法国右翼反对派和其他一些怀有取消派情绪的“共产党人”的意见）。
共产国际并不怀疑，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将仍然跟过去一样破坏工人的统一战线，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甚至在一般的共和主义者也会支持工人的问题上也要进行破坏。然而，业已变化的局势使社会民主党广大工人阶层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群众所起的客观作用也会有所不同。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时首先必须估计到这一点。
共产国际仍然坚持认为，统一战线的策略绝不是跟社会民主党上层结成议会联盟的策略，更不是共产党跟社会民主党上层合并的策略，也不是共产党放弃自己在宣传鼓动工作上的独立性的政策。共产国际仍然认为，统一战线的策略无非是在群众中进行革命鼓动的一种方法，是有组织地动员群众的一种方法，是把大多数工人争取到共产国际方面来的一种方法。在当前的形势下，统一战线的策略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际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改良主义的精神经常地重新教育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反对统一战线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常常说什么共产党人实际上不希望有统一战线。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统一战线”的口号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是为了实现工人群众的切身要求和反对资产阶级的要求而对工人群众进行真正的阶级动员的口号。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宣传鼓动触犯了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话，那么正是因为这些领袖们阻碍工人们联合起来为实现其切身要求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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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倾向于美国帝国主义者，企图从他们那里寻求出路，同样，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也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企图从美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们（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队伍中的典型代理人）那里得到鼓舞。
在获得高超额利润的基础上，美国资本寡头通过收买和腐蚀美国工人运动的整个上层，来大力促进工人贵族的形成。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最卖身求荣的“工人”贵族领袖们的手里。美国的龚帕斯工会通过建立大量的“工会”银行，在工人当中推销工业企业股票等办法，实际上直接跟资本主义企业“长合”。工会会员在不断减少，工会正在变为几乎只是工人贵族的排外性组织。泛美联盟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不让“他国”工人进入美国，以免影响工人贵族的特权。这些“工会”的领袖们对苏联进行最恶毒的诽谤。
正是这种“杰作”使欧洲许多改良主义的领袖们羡慕不已。在德国，在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里，这些领袖们都在鼓吹工人运动“美国化”。开始仿效美国，建立起与企业主勾结一起的“工人”银行。工人贵族上层人士购买股票被说成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阿姆斯特丹的左派领袖们把美国劳工联台会看作是摆脱布尔什维克危险的救星。他们用“美国化”来对抗欧洲社会民主党工人希望同苏联无产阶级接近的自发要求。除了道威斯计划以外，美国“恩赐”给欧洲的还有龚帕斯的工人运动“美国化”。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全世界工人揭露这一政策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实质。
三、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危机和反对“左”右倾的斗争
在共产国际成立初期，共产国际各年轻支部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是：整个时代的过渡性质，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缺乏革命经验，党内往往有一大批从社会民主党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成员，党内没有公认的领导骨干，社会民主党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我们，等等。共产国际的任务整个说来是帮助各支部尽快地和顺利地度过危机，并使党处于这样的状况，即危机现象成为罕见的例外。欧洲的客观形势对于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是有利的。而主观因素，即共产党为完成其肩负的历史使命而进行准备的程度，则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过去的一年里，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共产党内的危机已完全消除。如果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届扩大全会（1925年3月）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内部状况还十分紧张，那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本届会议召开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经团结起来，纠正了路线，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意大利共产党内多年存在的极左的危机（博尔迪加）通过不久前召开的代表大会已顺利结束。这次代表大会表明党内有足够的力量来战胜脱离共产主义基本路线的倾向。意大利共产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使她在群众中取得巨大的成就，在不久的将来无疑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捷克斯洛伐克党内的事态发展是说明应当如何克服右倾的一个例子。而意大利党内的事态发展则是说明如何克服极左倾的例子。
德国共产党所经受的危机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在1923年事件失败和布兰德勒中央垮台后，共产国际不得不同意把领导权交给“左派”，虽然它知道，马斯洛夫、费舍、肖列姆会犯最严重的极左错误。在法兰克福（左派）党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坚决同上述集团的错误进行斗争（在工会问题和统一战线策略等问题上）。从领导权一落入上述集团手中时起，共产国际就提醒党要防止该集团的错误。当看到该集团不可能摆脱极左倾向，而且从极左分子当中已经分化出一批能够把事业担当起来的优秀工人时，共产国际便支持解除马斯洛夫-费舍集团的领导职务。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致德国共产党的那封著名的公开信（1925年8月）中所阐述的路线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已经有可能接近更广泛的工人群众。党在实行统一战线方面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横在我们党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之间的墙已开始倒塌。为了彻底消除1923年事件引起的危机，德国共产党必须彻底克服极左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肖列姆——路特·费舍——马斯洛夫）正在使党倒退。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在纠正这些“领袖们”的错误时，不要因此失去还跟着这些“领袖们”走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工人，不要重犯海德堡的错误（即把左派工人群众开除出党），不要对德国共产党内尚未完全肃清的右派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
法国的情况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客观形势使得法国共产党在不久后将起极巨大的政治作用。客观形势对法国共产党的工作是极其有利的。这里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法国的右翼反对派是各种各样的。除了彻底反共反革命分子（苏瓦林）之外，除了公然从共产主义倒退到工团主义的集团（罗斯梅、莫纳特）之外，除了不理解新的任务只知重弹社会民主党老调的颓废分子（洛里欧）之外，在法国的反对派中无疑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由于党的领导人的错误或者由于对工人党内部的某些不正常现象表示正当不满而倒向反对派的。法国共产党的任务应当是：（1）进行广泛的解释工作并使全党生活民主化，以便造成一种使目前的右翼反对派瓦解并使优秀分子回到党内来的局面；（2）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恢复党的纪律，不惜将不愿同苏瓦林及其同伙决裂的人开除出党。
波兰共产党已度过了严重危机的时期。党的领导人的极左错误几乎断送了党。不久前结束的波兰共产党代表会议就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等所做出的决议是共产国际赞同的，并对党走上正确道路极其有利。最近半年来，共产国际中的“极左”倾向故态复萌——表现在德国、意大利、波兰。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倾向可能会带来特别巨大的危害。这种倾向的主要危害就是不善于争取群众，不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甚至不能明确地提出把工人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的问题。
在德国反对“极左”倾向，在法国反对右翼反对派——这就决定了共产国际当前反“左”右倾的路线。同时，在个别一些党内，共产国际仍象过去一样既要反对极左倾，也要反对右倾。共产国际活动的基本路线仍然不变——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根据具体的地点和时间，既善于反对左倾，又善于反对右倾。
不言而喻，反对极左倾的斗争，只有在不给右派任何机会把这种斗争说成是他们的胜利的情况下，才是为列宁主义而斗争。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届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无论对于这个问题或其他问题，都是适用的。
四、共产国际的任务
1、社会主义在欧洲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正在日益成熟。主观因素，即工人阶级团结的程度如何，共产党已壮大到何种程度，它们是否已经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对历史形势是否能应付裕如，这些问题将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共产党虽然预见到（通过对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可能相当缓慢，但必须努力提高自己，使自己对革命形势比较迅速的发展作好准备。共产国际最近几年内的极重要任务就是：殷切关怀各国共产党的成长，使它们受到政治教育和实际锻炼，使它们在组织上团结一致，具有坚定不移的思想和革命信心，善于接近群众。
2、目前，欧洲许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在经济上走入死胡同，尽管资本主义有了局部的“稳定”；资本主义欧洲的生产力不是下降就是停滞不前；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美帝国主义日益把欧洲变为自己的附庸；广大工人群众，包括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内，日益坚决地寻求摆脱目前局势的出路，他们根据亲身经验相信，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合作的“联合”政策不会给日益深重的危机带来任何解决办法——在这种局势下，共产党的任务就是：
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更坚决、更有力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自己拯救欧洲的纲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欧洲联邦（这个口号早在1923年就为共产国际所通过）以及实现“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在宣传建立欧洲联邦作为西欧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摆脱民族资本和美国资本的双重压迫的途径这一思想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必须把欧洲联邦的口号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各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耿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际关系的政治表现；第二、同实现欧洲联邦口号密切相关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应当理解为无产阶级必须同时在整个欧洲取得胜利，而应当理解为整个革命震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首先在欧洲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里取得胜利，然后在所有国家里取得胜利；第三、欧洲联邦的口号意味着，获得解放的欧洲各民族只有在完全自愿和充分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才能结成联邦；第四、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一口号意味着宣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并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跟上述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宣传“社会主义欧洲联邦”或“欧洲工农共和国联邦”的口号，如果循着正轨道路进行（批判和讽刺用庸俗和平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联邦”口号的作法，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方面的无能为力），那么一定能收到巨大的效果。
同时，在欧洲许多国家（法国、意大利、巴尔干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还必须特别有力地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
社会主义欧洲联邦同苏联联合起来，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同美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核心联合起来，就会成为一股使美帝国主义无法抗拒的巨大力量。
3、针对国际联盟召开的国际会议（经济会议和裁军会议），各国共产党必须根据共产国际的总的纲领性观点，向广大劳动群众解释如何沿着反资本主义的政策的道路来拯救欧洲的具体纲领，以达到宣传的目的。
4、除了开展这种广泛的宣传工作以外，各国共产党还必须善于向广大工人群众说明一系列具体的、局部的要求，最近时期的行动纲领，以及适应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具体时间的最低要求，在这方面，应当把旨在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和促进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并能得到（而且已经部分地得到）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支持的那些要求提到首要地位。
5、要求统一的愿望——这是说明几乎全世界工人的现时情绪的一个基本特点。要求统一的愿望越来越坚定；人们意识到，不恢复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形势就会越来越恶化；统一的口号，特别是工会统一的口号，在工人阶级当中越来越流行——这些就是当前工人运动的基本特征。
6、在这个基础上，目前必须特别广泛地发展统一战线的策略。广泛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这个策略的基本要点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后来经过共产国际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几次扩大全会不断加以具体化。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整整一个时期内（直到把工人阶级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为止）的策略，因此它必须适应具体的地点和时间，并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具体化。
目前特别应当提醒一下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后来由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所发展和补充的策略决议。这几次代表大会的基本策略观点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正确的，因此无需作任何“修正”。
7、目前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心是工会运动。目前各国工人运动中所形成的“左翼”，其特点就是它们的工会性质。因此，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工作便越来越重要。帮助工会中的左派分子，支持他们要求工人阶级力量团结的愿望，为恢复每个国家里工会统一的斗争，争取建立统一的有阶级性的工会国际——这就是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杠杆。共产国际认为，为了有利于统一，一切共产党人都将同意工会国际不再独立地存在，在召开两个工会国际的统一世界代表大会的基础上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合并，但各自保持宣传的自由。当前，在这种合并还不可能实行之前，每个共产党人的职责是尽力协助工会国际的工作。共产国际完全同意联共（布）中央关于作为工会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苏联工会根本谈不到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声明，因为阿姆斯特丹国际目前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国际联盟的工具，它不执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对工人的统一消极怠工，等等。
共产国际坚持认为，法国共产党（当然必须取得统一劳工联合会的同意）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当然必须取得红色工会中央的完全同意）必须百倍努力地执行共产国际在工会统。问题上的策略。共产国际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的保守主义会给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共产国际认为，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如果不克服这种保守主义，那么在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成功地争取群众方面就无法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从争取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出发，特别是从争取建立统一的具有阶级性的工会国际出发，共产国际将尽一切努力支持英苏工会团结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在这方面的其他任何真诚的尝试。共产国际坚定不移地相信，即使在英苏委员会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日益广泛地开展工作的情况下，世界工会运动统一的思想必将胜利。从这个角度出发，共产国际将全力支持已经在苏联展开的、并对争取国际无产阶级统一的斗争具有越来越重大意义的工人代表团的运动。
8、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方面，常常出现以下两种错误：
（1）在争取社会民主党工人方面，我们党曾经提出一些为具有改良主义情绪的工人所显然不能接受的要求，作为共同行动的条件。例如，法国共产党在向法国社会党人建议成立反对摩洛哥战争的共同阵线时，提出要求对方接受撤退法国军队和同里弗人联欢这一口号作为共同行动的条件。
（2）为了争取跟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我们的党组织有时竟承担义务不说一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话，即放弃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自由（德国共产党的一个地方组织不久前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无论前一种情况或者后一种情况，都是不能容许的。宣传法国军队从摩洛哥撤回和法国军队同里弗军队联欢的思想是绝对正确的。然而，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要求改良主义者工人支持这些口号作为共同行动的条件，则是完全错误的。尽一切努力争取跟社会民主党工人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是绝对正确的；但放弃独立性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方面的任务是，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充分地宣传自己的思想的同时，争取跟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达成协议的主动权，即使这种协议是建立在改良主义和半改良主义阶层所能接受的最低口号的基础上，只要这些口号符合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路线。这些要求大部分是社会民主党工人可以接受并符合他们的愿望的，而却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所难以接受的（或是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加以接受的）。围绕着没收德国旧时统治人物财产问题的斗争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了解共产党人在现有的和将来可能成立的工人政党（象英国工党那种类型）中的作用，就会给统一战线的策略带来重大损失。
不了解共产党人不能仅仅给社会民主党人写一封或几封“公开信”就算了事；不了解不能仅仅在形式上点缀一下“统一战线”；不了解共产党人在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情况下不仅要考虑到宣传上的效果，而且要考虑到组织上的巩固——这些错误在共产国际的许多支部中还普遍存在。
共产党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牢牢地记住，统一战线的策略也有其危险的方面。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是出于不得已（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跟我们达成协议的，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力图使共产党变为社会民主党的尾巴，即取消共产党人的党性，并在紧要关头，他们不是把整个运动出卖掉，就是使运动朝着资产阶级的方向改变性质。
在采取一切共同行动和对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情绪作种种让步的情况下，共产党应当保持自己的本色，应当完整地宣传自己的纲领，应当把运动日益推向前进，并跟群众保持联系。
9、同时，当然谈不到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合并的问题（这个建议是不久前英国独立工党提出的）。有时候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也提出这类建设，他们的目的是，提出不可能实现的建议来破坏可能实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企图提出可望而不可即的建议（两党合并），来破坏共产党员工人跟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当前的具体要求的基础上，在当前反对资产阶级的具体行动中达成协议的切实可行的建议。
恢复完全的工人阶级的国际统一，建立一个包括工人阶级所有力量的统一的国际是共产国际将来要实现的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正是为了实现这项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严重的斗争中和通过重重的困难缔造了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这些党彻底对资产阶级世界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小资产阶级妥协动摇抱誓不两立的态度。建立唯一能够始终不渝地捍卫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独立的共产党，是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应放弃的一项成果。
10、至于英国独立工党的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责成主席团以公开信形式答复英国无产阶级。
（1）解释为什么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不可能合并的原因；
（2）建议英国独立工党和英国无产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立即建立统一战线以便在英国矿工同矿主和政府的即将到来的冲突中支持矿工。鉴于英国矿工目前的斗争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也向整个第二国际建议成立支持矿工的统一战线。
11、当然，统一战线策略的目的是指望工人采取共同行动。但统一战线策略的内容不限于此。在有利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应当提出一些能够吸引某些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局部要求。例如，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首先受害的是小资产者阶层。小资产阶级的直接危机不断出现。又如在目前法国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小资产者阶层可能而且必然会被吸收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行动。这也可以包括象没收旧时统治人物的财产的运动。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宣传鼓动中缺乏具体内容是我们党的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缺点。克服这个缺点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
12、在许多国家中，农民发生了严重的分化，这种现象反映在资产阶级（和天主教）的农民组织中。在这些组织内部形成了左翼，等等。日益有组织的争取农民的斗争开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草案、劳合-乔治草案等）。某些重视农民工作的共产党（意大利、法国）的努力已经收到巨大的效果。共产国际各支部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并跟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协调起来。
13、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崛起和那里工人运动逐渐加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新事实。使欧美工人关心这一事实，向他们说明这个运动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重要意义，使欧美工人懂得支援东方并跟东方合作，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同时，共产国际应当尽最大努力来全面支持和关怀东方国家的工人组织，使它们日益跟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汇合在一起。
14、共产国际执委会责成主席团密切注意具有群众性无产阶级运动一切前提的日本工人运动。这一点目前尤为必要，因为改良主义者企图（今后在美国社会叛徒们的帮助下更企图）控制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日本工人运动的机构，并通过这些机构来对同样具有远大前途的中国工人运动施加资产阶级影响。
15、关于新的、更大规模的帝同主义流血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如果工人革命不在战争爆发前胜利的话），正日益广泛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中间传播。全世界工人正日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只有跟苏联密切联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反战的斗争。在建立国际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事业上，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共产党人应当注意把这方面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16、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正是在目前的革命斗争比较沉寂的时期里，要更深入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和生活中去，把大多数工人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同时在任何情况下使自己即使不成为本国唯一的工人政党，也要成为国内主要的、最有影响的工人政党。
17、在许多国家里，共产党到目前为止还处于非法状态，必须采取一系列艰巨的、顽强的、反复的尝试来摆脱地下状态和利用合法机会。应当要求社会民主党支持一切工人组织合法化、支持反对白色恐怖的斗争，从而使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暴露自己的真面目。
18、共产国际认为，到目前为止在许多共产党内还缺乏起码的最低限度的党内民主。最近这个时期的一系列党内危机就是由于缺乏党内民主而变得尖锐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原则常常被解释得过于机械。结果，来自下面的主动性就受到束缚，并给党的新生的领导干部的形成造成困难。中央委员会有时脱离党员群众。在这个基础上，这样或那样的倾向就容易形成派别，从而变得特别危险。
共产党只能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但是，在运用民主集中制时，不仅要自上而下地进行领导和下达指示，而且要使我们党的全体党员群众的意见和意志能够真正自由地自下而上地得到反映。
民主集中制不仅是纪律，而且是纪律加上领导机关真正地由选举产生，加上在党内对一切问题（除了问题已事先解决而采取直接行动时）进行自由讨论，加上普通党员的真正的首倡精神。
鉴于这一切，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再一次坚决要求那些还没有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共产国际支部，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
19、必须特别重视共产党在大工业中心和大工业企业中的工作。必须指出，在许多地方，共产党支部还是中小型工业企业的支部，而在大型工业企业中，共产党人的影响还很小。各国共产党必须特别注意本国最大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业企业，并在这些企业中建立强有力的共产党支部。
20、鉴于在欧洲某些主要的国家里失业现象普遍存在，有关国家的共产党必须特别重视失业者的运动。共产党应当承担把失业者组织起来并领导这一运动的事业，竭力使这一运动不脱离工会，不脱离在业工人的运动。然而，当工会在反动领袖们的影响下拒绝给失业者以应有的帮助时，共产党人必须建立失业者的组织，并通过一切措施支持他们的斗争。
21、在某些国家（保加利亚、波兰）里，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采取恐怖手段的危险。在保加利亚工人中，鉴于刽子手章可夫所建立的制度的缘故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迷恋于采取类似炸毁索菲亚教堂的行动，尽管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这种个人恐怖手段，在波兰，有一个时期也出现了采取恐怖手段的倾向。
共产国际坚决反对个人恐怖。共产国际在反对这种斗争方式时，完全遵循正当的革命原则。共产国际反对小资产阶级-小市民式的对待革命暴力的问题。每个有觉悟的无产者都知道，不使用革命的暴力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就不能把世界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武力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耻辱。然而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反对个人恐怖，他们没有忘记，用个人的单独行动代替群众斗争的做法，只能败坏我们的运动，分散和瓦解我们自己的力量。
22、在工厂支部的基础上改组党组织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法国右派域意大利极左派反对这一组织原则，只能证明这种反对意见是同他们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错误倾向联系着的。同时，在按工厂支部的原则建党时，不能过分采取直线式的方法，而必须根据地方的情况作具体的修正，在必要的地方，允许按居民地区同时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23、必须加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特别是提高党的基本骨干的思想水平的工作，不要忘记，在目前的喘息时期里，一分钟也不能虚度，要使共产党人做好未来战斗的准备。
24、非党组织可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点已为国际工人援助会、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农民国际、合作社支部等组织的经验所证明。应当比过去更多地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把是否有可能广泛地建立欧洲工人的非党组织，其任务是进行反战斗争、经常地支援苏联的建设等等提上日程并进行探索，是十分及时的。
25、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组织工作应当加强和系统化。共产国际应当比过去更大力地吸收实力最强的支部参加对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见书记处拟定的草案）。这不仅是个组织问题，而且是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政治问题。尽可能更积极地让年轻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共产国际的各项工作，是使这些共产党更快地和更正常地成长的一个条件，是使这些党成为一支能够领导本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事件的力量的前提。
广泛地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这个策略实行的范围将年复一年地扩大。
争取工人阶级的统一——这个口号将成为共产国际今后全部活动的基本口号。要越来越多地注意避过在工会中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来争取工会！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的具有阶级性的工会国际！
要大力地吸引全世界工人注意苏联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要使国际无产阶级对苏联的工业化进行全面的援助！
要更多地注意东方！要使工人们懂得，东方的民族解放（和工人）运动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具有息息相关的利害关系。
要更多地注意新的大陆！注意拉丁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工人运动。
争取农民！争取居民中的中间阶层！争取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主要阶层。为此目的，必须在适当场合下提出最低要求，以便不仅把怀有改良主义情绪的工人，而且把其他劳动者阶层（小农、小职员等等）团结在自己周围。
反对新的战争危险！
主持派遣工人代表团访问苏联的运动！
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为实现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译自《真理报》1926年2月16日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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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是齐美尔瓦尔德的产儿——列宁主义国际组织的头十年（季诺维也夫，1925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
共产国际是齐美尔瓦尔德的产儿
——列宁主义国际组织的头十年
季诺维也夫（1925年9月）
今天是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10周年纪念日。这10年是国际范围内有组织的列宁主义的10年。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基本上走上列宁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国际组织。
当然，列宁的学说在许多方面早在齐美尔瓦尔德以前就已形成。列宁在20世纪初的言论，特别是他反对孟什维主义的言论早已具有国际意义。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的列宁主义策略无疑也具有国际意义。列宁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上的讲话无疑也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但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则是第一个通过了列宁主义纲领的有组织的和定型的国际支部，而且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时期里，是在列宁的学说已为新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丰富的时期里。共产国际就是从这个组织中衍生出来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共产国际的胚胎。
总的说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是从第二国际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首先是第二国际的“中派”，然后是一小部分右派，最后是在第二国际内部大约于1907年形成的左派。齐美尔瓦尔德中的多数派是依靠右派、反对左派的右翼中派分子。左派只是偶儿赋予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以较为激进的色彩。
现在，当我们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时，我们就看得特别清楚，第二国际当时是多么腐朽。如果说齐美尔瓦尔德的中派多数派是第二国际中的优秀分子（左派除外），那么可以想象整个第二国际当年是个什么样子。
和列宁一起参加齐美尔瓦尔德的有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景德堡和阿克雪里罗得、莫迪利扬尼和格里姆。这就是当时第二国际中的“优秀”人物!
我这里保存了一本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昆塔尔会议）的笔记本。这里我只引用一下其中关于法国“国际主义者”布里宗的发言的一小段记录。
“布里宗：调子变了。一直拖延自己的发言。提出一个条件，以便在他之后没有人再讲话。终于经过一番可怕的准备工作之后开始发育。”
“我不能忘记我是一个法国人和社会主义者。作为法国人，我看到自己的国家受到攻击。法国是革命的导师。我不会写出有损于法国的一行字，不会做出有损于法国的一个举动。但是，作为社会主义者，我反对战争。应由德国人来采取决定性步骤。我是属于法国少数派的最左的派别。我决定在6月不投票赞成拨款（掌声），但是只有一个条件：如果军事形势允许的话。要是军事形势对法国来说比现存更糟糕，我将不承担义务。”
我想起了一个德国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哈阿兹、霍夫曼派的人）疯狂反对代表会议责成国际派代表们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的情景。我想起了象累德堡这样真诚的革命者几乎伸出两只拳头向列宁扑来，责备他（列宁）果在国外要求别人投票反对军事拨款，自然是很轻松的。
我的笔记本上述有另外一段记载：
“莫迪利扬尼（意大利改良派的著名领袖，说：列宁，您是合乎情理的!不过你们（他对着中派一边）是我的朋友!……非洲、印度到这里来，就会使左派成为多数。”
还有一段记载。
拉芬·杜然（法国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对拨款投了票：我们是做得对的。我们准备原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但希望他们也不要来责备我们。”这就是相互赦免的全部“理论”。
我再说一遍，而这就是第二国际中最优秀的人物！
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是各派的杂烩，从玫瑰色的社会和平主义者到真正的列宁主义者都有。自然，这个杂烩是不巩固的。
一部分齐美尔瓦尔德派向后“发展了”，另一部分则逐渐地发展到列宁主义一边。莫迪利扬尼和莫尔加利倒退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凶恶敌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总书记罗伯特·格里姆则堕落为平庸的改良主义小市民。切尔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考茨基的演变是众所周知的。而象拉狄克、塞拉蒂，象恩斯特·迈尔、保尔·弗勒利希、普拉廷、拉品斯基（他们都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等人则向共产主义方面发展了。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我记得，列宁主义的中央曾多么困难地动员了自己的资金，收集了100法郎（37卢布）作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基金。在白色恐怖，戒严状态、战时书报检查制度、苦役迫害的情况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迈出了最初的步伐来建立列宁主义的国际组织。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们进行了第一次国际性的交往。卡尔·李卜克内西起先从前线然后从监狱里写信表示响应，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兰茨·梅林发表了演说。同奥地利、德国、法国的最初的单独联系出现了。侨居在国外的列宁的学生们纷纷到各国去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义务。
制定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纲领的工作也不是没有磨擦的。列宁主义的同盟者（例如波兰同志）给列宁主义的纲领添了几勺焦油。只需说一下以下这一事实就够了：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领袖的“国际”派就采取了我们和俄国孟什维克之间的立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上述派别前代表迈尔同志代表德国国际主义者宣读了给……杜马党团齐赫泽的贺电。
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以多么顽强的毅力、多么高昂的激情和忘我的精神工作的，他挺起胸膛为彻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开辟道路！难道这只不过是10年前的事吗？那时，列宁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只有一小批拥护者，难道这只是10年前的事吗?法国社会党人代表布里宗傲慢不逊地对列宁说；“世界上有几打对马克思主义和集体主义感兴趣的学究，而我们应当面对每日每时都在劳动的bravesgens（优秀人物）（摘自我在昆塔尔记的笔记）”，难道这只是10年前的事吗？
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10年前的事。国际列宁主义已经从一小批人成长为强大的国际大军，夺取了拥有地球1/6土地的伟大国家。列宁播下的种子已经长出了茁壮的幼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已经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高大橡树。
国际改良主义尽管由于国际资产阶级的历史所赋予的短暂喘息而得到了短暂喘息，但现在已经连根腐烂。而“几打马克思主义的学究”在世界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的领导下，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同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把沙皇的俄国变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把小小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国际支部变成了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政党，变成了给资本主义还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地方的统治者们带来无数不眠之夜的共产国际。
※※※
在世界范围内继承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事业的共产国际目前正经历着最困难的发展阶段。1919-1920年取得的最初的令人目眩的成就是同群众对帝国主义屠杀的自发不满达到极点相联系着的，这些成就后来被争取工人大多数摆脱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困难的斗争年代所取代，而这种争取工作带着危机和间歇，比我们所希望的要缓慢。曾经有个时候，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也经历了这样的困难时期。这大约是在1908-1912年，那是一方面为争取建立政党而斗争的年代，另一方面是取消主义流行的年代。难道现在霍格伦（霍格伦不仅是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参加者，而且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成员）和罗斯梅退出共产国际竟会使记得1908-1912年历史的布尔什维克感到惊讶吗？取消派、逃兵、动摇分子是不可胜数的。列宁会对那些在1909或1910年看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极困难处境而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出路”应当寻找其他道路的人怎样回答呢？不难想象，列宁是会痛斥这样的明智者的。读过那个时期的列宁著作的人不难想象，列宁会对这样的明智者作出什么样的评价来。
目前，在1925年，对于动摇分子，对于信念不坚的人，对于那些看不到自己鼻子尖以外的东西和不理解目前国际布尔什维主义政党——共产国际所经历的困难阶段的真正意义的人，也可以这样说。
共产国际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履行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它还没有走完自己所要走的一半路程。不言而喻，当事情还只是做了一半的时候，那些信念不坚的人和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者”是难以理解的。
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它将保证把大多数劳动者牢固地争取到共产国际的旗帜下来，使国际无产阶级摆脱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影响。统一战线的策略基本上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在列宁的指导下制定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4年了。统一战线策略的最初的巨大成就只是现在才开始展现出来，英国工会和苏联工会的协议，争取全世界国际工会运动的统一的日益扩大的斗争，第一批有影响的工人代表团到苏联来访问，年轻的英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增长，法国共产党在反对摩洛哥战争中的值得尊敬的立场（这一立场使法国共产党人赢得日益广泛的劳动群众的同情，东方（中国）的共产主义政策——这一切说明，尽管共产国际处境十分困难，尽管由于处境的复杂性而引起各国党内的危机，但共产国际毕竟找到了通向群众的越来越广阔的道路。
当前的任务是越来越广泛地、有步骤地贯彻统一战线的策略，越来越加强国际工会运动统一的宣传。当前的任务是要竭尽一切努力深入到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群众中去，竭力与他们找出共同语言，来反对日益转向资产阶级一边的叛徒领袖。
※※※
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成立到现在已经10年了。俄国资产阶级的领袖米留可夫是否早就把“齐美尔瓦尔德主义”看作是可怕的怪物并以“齐美尔瓦尔德派”来诱惑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呢？而从那时以来，分化是多么厉害啊!“齐美尔瓦尔德派”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同米留可夫一起现在正坐在白俄侨民的诺亚方舟上。他们都受到英国保守党内的帝国主义顽固分子的鼓舞，正在疯狂地反对共产国际。
目前，在反共分子中特别“时髦的”话题是：苏维埃政权的主要罪过是它采取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方针。这些先生们“为了防备万一”，准备容忍苏联日益巩固和发展的事实。但是只希望俄国革命成为民族范围内的革命，只希望它抛弃国际革命的幻想，只希望俄国革命弃绝共产国际!
列宁主义的回答则是简单明了的。你们不是说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缓慢地发展吗？是的!但是对于苏联来说更合理的是采取面向缓慢地（暂时是缓慢地）走上坡路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方针，而不是面向缓慢地（但确实是）走下坡路的国际资产阶级的方针。
最近召开的我党第十四次全苏代表会议的决议坚持认为必须反对由于在国际革命速度延缓的情况下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民族局限性”。列宁主义的党是能够克服这种“民族局限性”的，这难道可以有丝毫的怀疑吗？
我们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地球1/6的土地上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迎接列宁主义国际组织的头10年的。在下一个10年中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地球的哪一部分取得胜利呢？让我们等着瞧吧!而我们忠于列宁遗嘱的人将在一国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帮助其他所有国家的工人取得胜利。
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目前还只拥有少数劳动者的共产国际将变成拥有全世界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共产国际!
资产阶级的欧洲将变成无产阶级的欧洲!
译自《真理报》1925年9月6日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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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的总结（摘录）（季诺维也夫，192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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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摘录）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的总结
季诺维也夫（1925年4月）
〔说明〕这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全苏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总结的报告全文，并根据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同一题目的报告作了补充。——原编者注
一、资本主义稳定的性质
共产国际和我国革命发展中的平行现象
同志们！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共产国际的全部活动，你们就会相信，共产国际历史上的转折点几乎每次都是与我党历史上的转折点同时出现的。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在共产国际和我国革命发展中存在着某种平行现象。大家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成立一周年前夕写的文章。他当时谈到共产国际正在凯歌行进，夺取一个又一个的阵地，而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我国革命也迅速取得成就。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遇上我们向华沙进军，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平息喀琅施塔得叛乱后召开的，而我们党制定的策略给它的决议留下了深刻烙印。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开始对新经济政策进行初步总结时召开的，我们的国际政策又。
同俄国共产党的政策结合了起来。第五次代表大会对我们党内的争论进行了—定的总结。而我们的党内危机每一次又都是与我国革命历史上的某种危机或半危机同时出现。
目前，我们又看到类似的平行现象。不久前结束的、按实质说具有代表大会意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通过的决议是同我们国家的总的政治形势密切联系着的。如果回想一下共产国际正是在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最初胜利的进程中诞生和壮大的，那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说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只占地球的1/6，那么在共产国际中俄国革命的比重无疑要大得多，其原因无需加以说明。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通过的决议，不仅对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对于领导着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国际和它的基地
在第二国际和一系列资产阶级国家的活动中同样也可以看到这类平行现象。资产阶级上升时，第二国际也上升。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时，第二国际也稳定。很难说，第二国际现在同哪个国家联系最密切，而哪个国家最能体现它的政策。在麦克唐纳执政的时期，我们都倾向于认为，莫斯科是第三国际的中心，而伦敦是第二国际的中心。然而，事变的进程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国广大工人群众中出现的并导致工联与苏联工会接近的急剧向左转，无疑标志着第二国际在英国的作用的削弱。现在已经不能说，伦敦是第二国际的代表，英国工人运动是它的基地。
如果这里需要证明的话，那么最近一些日子提供的证据是很多很多的。在不久前召开的独立工党代表会议，即在某种程度上是工党左翼的麦克唐纳党的代表会议上，事态发展到了使麦克唐纳简直要垮台的地步。单就强加于共产国际的伪造的所谓“季诺维也夫的信”这一轰动事件所进行的投票表决在这方面就很具有表征意义。作为该党领袖和领导人的麦克唐纳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少数，261票赞成，286票反对。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英国最大的报纸《晨邮报》最近几天来预言将由麦克唐纳和托马斯来成立不要共产党人的新的工党。报纸这样嘲弄他们，说工党受独立工党的控制，而独立工党实际上受一批公开或非公开加入该党的共产党人控制，麦克唐纳和托马斯只有一条出路：成立新党。我不知道，事情是否会弄到象《晨邮报》预言的那样成立新党的地步，但是人们已经开始在谈论这件事，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久前，在复活节时，麦克唐纳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来对抗英苏工会的接近。他提出英德接近的思想，理由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毕竟还在德国。
在第二国际执委会不久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执委会今后应在哪里开会的问题进行了有趣的争论。这场争论充满着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最后投票表决，只以两票的多数赞成德国。诚然，在这里表述方式也是温和的：在通过的决议中只是说第二国际执委会的工作地点迁往“说德语的”国家。他们不敢直截了当地说迁往德国。单是根据这一事实就可以说，英国现在不是第二国际的主要国家，伦敦已不象莫斯科代表第三国际那样代表第二国际了。很可能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时代，不得不重新认为德国是第二国际的国家。
敌人怎样改变我们的决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制定新的路线。同志们，大家知道，执委会上次全会相当清楚地确认自第三次代表大会，即1921年以来已经多少比较明显地展现出来的形势。就是说，全会表述了我们对国际革命速度延缓的态度并指出资本主义处于局部稳定的状况。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决议和说法即使不是出乎意料的，也是相当令人不快的。决议和说法听起来很刺耳。然而必须这样说，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从来没有从幻想和自我欺骗中得到过好处。在1923年，当德国革命形势尖锐化的时候，共产主义运动把自己的全部影响孤注一掷，那时是正确的；随后，它等待了一年——一年半，正如我们1905年时在俄国等待一样，指望直接革命的形势迅速恢复起来，那时也是正确的。
当1925年，在量变转向质变的过程中，共产主义运动得出结论说，1923年时德国具备直接革命的形势，而目前则不具备这样的形势，那也同样是正确的。我不打算重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作的报告。我也不打算引用关于世界经济的一些数字资料，这些资料我们曾经进行过全面的分析，以便弄清某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结合的程度。我想一些基本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只说一点，不出所料，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说法现在已经得到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报刊的赞同，并被“广义地”解释为：世界革命已从日程上取消，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消失。敌人营垒进行了一点“小小的”伪造。我们说的是局部稳定，他们把“局部”一词省略了。我们说的是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他们把“直接”一词勾掉了。这样一来，结果是没有任何革命形势，有的是资本主义的全面结合，全面稳定。就让他们去自我安慰吧！
经济稳定的限界。法国的例子
自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以来还只有相当短的一段时间——还不到一个月，然而已经有几件重要事实，使我们现在有可能具体地来解释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的思想，有可能来说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限界和程度。只过了两三个星期，法国、保加利亚和德国就发生了极其重大的事件。我将简略地谈一谈这些事件。
为了判断经济稳定的限界，我们最好拿法国来做实例。而要判断政治稳定的限界，我们可以根据最近几天来保加利亚和德国向我们提供的例子。
近日来法国发生了严重的政府危机，危机的结局对于左翼集用来说是比较有利的：赫里欧和本列韦只是调换了职位。我们知道，法国是个具有长期议会传统的国家，因此这类危机在那里是非常之多的。但是，目前政府危机的特点在于，它不是杯水中的风浪，不是通常的议会计谋引起的，而具有深刻的经济内幕。它与其他危机不同，是由于经济中枢、经济裂痕而出现的。左翼集团的矛盾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来详细地谈论了。在现时的法国，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直接发生议会政府危机的呢？是由于金融政策问题。法国是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战胜国，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失业现象，近年来大工业有所发展。然而，目前她也陷于严重的经济绝境。情况已经到了所谓通货膨胀的地步，必须靠滥发纸币的办法来挽救局面。这对资产阶级的安宁是个严重的威胁，这个威胁立即引起资产阶级广大阶层中的力量的重新配置。为什么呢？因为一听到“通货膨胀”这个词，法国资产阶级就想到1923年德国的情景，在它的脑海中就浮现出1923年德国的具有许多明显革命特征的危机的幽灵。要知道，德国1923年的情况是：金融崩溃、经济萧条、大量发行纸币、失业、通货膨胀，等等。我们看到，在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在战胜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后就发生了严重的政府危机，而且恰恰是由于经济裂痕而引起的，使全国笼罩着金融危机的阴影。
目前法国的局势虽已有了出路。但是不应忘记，法国现在有240亿赤字。诚然，她目前还勉强能够“摆脱”，她试图以发行40亿法郎的纸币来弥补这一亏空（这也是引起政府危机的缘由），但是毕竟还留下200亿赤字。如果说每40亿就要发生政府危机，那么这笔赤字足够发生五次这样的危机，而且每次危机无疑会越来越加剧，越来越尖锐。我再重复说一遍，法国发生的情况是很具有表征意义的。而法国是战胜国，是富裕国家，并不受协约国的制约，并不是凡尔赛和约的客体，而是它的主体。因此在法国现在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这里只有某种“稳定”，但是你们从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到经济方面这种稳定的限界。当然，形势不会在几十星期内，也不会在几个月内最终弄清，但是稳定的限界由于目前日趋成熟的经济危机而十分明显。
政治稳定的限界。保加利亚和德国的例子
现在来谈一谈政治方面的稳定。我觉得，保加利亚，特别是德国发生的事件也给我们提供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目前政治稳定的限界的明确观念。
我们不知道，保加利亚发生的事件最后怎样结束，但是那里的形势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不仅保加利亚的地主和资本家企图掐住“本国”工农的喉咙，而且有可能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关于这一点，国际舆论界已有所议论。诚然，武装冲突没有发生，但已经接近于此。记得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形势的人都知道，巴尔干是充满能够引起世界大战的武装冲突的极大可能性的地区。而巴尔干地区目前的形势绝不能证明资本主义阵营在政治上是安宁的。
现在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人们企图（诚然，这些企图最近几天来有所减弱）把索菲亚发生的事件归咎于我们，归咎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骇人听闻的责备是毫无根据的，这迫使谴责者不得不步步退却。在最初的日子里，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方向盘》打破了记录，硬说“他们”即布尔什维克故意地在共产国际扩大会议上制造稳定，为的是转移视线，安抚国际资产阶级，而本身却在这时准备在索菲亚制造爆炸。不言而喻，这种谎言是没有人相信的。爆炸事件是保加利亚，甚至是巴尔干地区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全部问题在于，在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不可能违背绝大多数工农的利益而进行统治。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结束后仅仅过了两个星期。在政治方面，巴尔干地区的形势表明，那里发生的斗争几乎直接提出了爆发新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无论如何，眼下正在酝酿可能引起全世界反响的事件。目前发生的事件可能导致象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国家里阶级关系的尖锐化，导致这个国家里内战的加剧。
德国和兴登堡
同志们，德国最近发生的事件，选举兴登堡当德国的总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要先向你们简单介绍一下党内的情况。
德国的第二轮选举正是在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时进行的。我们非常清楚，德国正在发生何等重要的政治事件。我们一致决定，必须让党亲自就地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坚定不移地劝告德国共产党公开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建议在复选中支持它的候选人，如果社会民主党不撤销自己的候选人的话。在初选后，社会民主党人立即撤销了布劳恩的候选资格，尽管他们得到了800万张选票，而天主教中央党的候选人马克斯只拥有300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撤销了自己的候选人并决定动员整个德国来投马克斯的票，以此为布劳恩取得普鲁士首相的职位。这样一来，在复选时只留下3个候选人（台尔曼、马克斯和兴登堡）。右翼集团玩弄了非常高明的计巧，他们不是在初选时，而是在复进时提出兴登堡为候选人，这样就把全部牌都弄乱了。
初选的结果是这样的：“黑帮危险”（象我们以往所说的那样）已不存在，因为情况表明，即使在共产党人提出自己单独候选人的情况下，右翼集团也只是少数。但是，右翼集团提出了兴登堡，动员了300万新的选民，其中多数是妇女，从而出现了新的局面。
我们担心，共产党人的选票会在复选中被溶化，我们得到的将不是180万，而是100万。看来，这些选票没有被溶化，据选举结果统计表明，在萨克森，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投了台尔曼的票，以抗议社会民主党人提出马克斯作为候选人一事。应当补充一点，“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包括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反对社会民主党支持资产阶级候选人。这说明不仅共产党的工人，而且社会党的工人都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投马克斯的票。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我想就投我们党的选票数目问题说几句。有些同志不无理由地感到奇怪，为什么共产党在国会选举时得到260万张选票，而现在只得到180万张选票。这个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可以证明这一点）是由于，工人群众在选举总统时的心理状态与选举代表时的心理状态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在市政选举时工人们的反应与议会选举时不同，而工厂委员会选举又不同于总统选举。例如在美国的总统选举或象芬兰这样一个小国的总统选举中，我们看到以下的情形；工人们事先知道，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不会被选上，因此参加这种选举的人数要比参加议会选举的人数更少，因为在议会选举时他们指望能通过一两个候选人。选票不足的原因就在于此。
昨天，我接到关于目前在德国进行的工厂委员会选举的报告！
这项选举目前正处在高潮。统计表明，在一系列地区的企业中，投共产党员的选票有所增加。根据这些初步的材料来判断，可以预言，在德国在选举工厂委员会时，共产党人得到的选票将大大超过180万。精确的统计是困难的，因为在有些地方，候选人名单是与社会民主党人台在一起的。但是，根据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显然在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中，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只会增长，不会降低。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同志们，现在来谈一谈问题的政治方面。我已说过，选举兴登堡也是对我们关于稳定的论点的重要历史说明。这个论点完全成立，不可能被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个别一些事件所动摇。局部稳定是事实，它将延续一段时间，或许几年；然而，对于这种稳定的限界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做出判断，即使根据象德国的总统选举这样的事件也行。
由于德国总统选举的结果，目前出现了世界性的孟什维主义对共产党人的进攻。社会民主党人用各种语言在全世界叫嚷说，兴登堡当选的过错完全在于共产党人。我想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以便说明社会党人在类似场合下是怎么干的。1913年在法国进行了总统选举；有两个候选人进行竞争：一个是彭加勒，当时任内阁总理，另一个是巴姆斯，他当时任彭加勒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巴姆斯被认为比彭加勒更左，更激进。在彭加勒和巴姆斯之间的政治色彩的差异大致象兴登堡和马克斯之间的差异一样。当时法国的竞选斗争异常激烈。与德国的选举不同，法国的选举不是通过人民直接投票的方式，而是根据法国的宪法，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联席会议上进行的。投票结果如下：彭加勒和巴姆斯得票几乎相等。彭加勒总共只多得13票。那时社会党党团共有70票。社会党的候选人是瓦扬。社会党人也投了瓦扬的票，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对彭加勒当选有利的。当时对选举结果没有任何怀疑，没有进行秘密投票，而且过去通常采用的预选投票，这一次也取消了。而当时参加第二国际的法国社会党绝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党，是由饶勒斯、瓦扬、盖得这样的人领导的，他们一致决定：我们既不投彭加勒的票，也不投巴姆斯的票，而是投自己候选人的票。那时在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之间还没有象现在那样的公开的亲密关系。那时还不可能有象我们不久前看到的那种勾结：你给布劳恩一个部长的职位，我就把800万工人的选票投给你的基督教党的候选人；说什么我甚至不想让自己接近这个政治堡垒，说什么我只有一个选择——在资产阶级的这一翼或资产阶级的另一翼之间选择。龚帕斯的政策现在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政策。现在当人们非难我们的时候，提醒一下这件事并不为过。
兴登堡当选的政治意义
兴登堡当选这件事的意义是巨大的。对它不应估计过高。但是事实毕竟存在，即德国经过几年的内战之后几乎有150万人投了兴登堡的票。这是德国选民的半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不应对这种征兆估计不足。德国大部分选民与其说是投了兴登堡的票，不如说是为了对凡尔赛和约的报复，对我们所不理解的那种屈辱（因为我国除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短短时期以外没有经历这样的情况）的报复，这种屈辱在德国引起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和不满。很可能，极大部分选民与其说是投了兴登堡的票，不如说是为了反对协约国，反对法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
这里又出现某种历史的类似现象。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在1875年法国也进行了一次总统选举。
在议会中确立共和制（1875年）是多数一致同意的，而麦克马洪是在“不要共和党人的共和国”的口号下当选总统的。现在德国发生的情况有点类似。人们选举这样一个共和国总统，他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不要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因为兴登堡的共和国是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当然，在1875年法国的情况与1925年德国的情况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在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遭到摧残，被淹没在巴黎的血泊中（那里没有一户工人家庭不遭受牺牲的），因此工人运动完全陷于沉寂。而德国现在有强大的工人阶级，虽然在战斗中已弄得精疲力竭，经受了几次巨大的失败，但还没有投入最终的战斗；1500万德国工人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最后一言；而在德国周围，在德国境外都是一些工人运动规模巨大的国家，我们看到不仅在德国阶级斗争在日益增长。共产国际各党越来越深入人心地赢得了工人阶级。差别就在于此，但是类似之处也是完全确实的：德国现在就象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的情况一样，事情在沿着通向“不要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口号的轨道上滑行。
兴登堡当选的直接后果将会是怎样的呢？现在还很难完全预见，然而十分明显的是，这将在德国内部加剧和加深政治矛盾的发展。目前正在大肆宣传反对共产党人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很快就会同兴登堡妥协。在战争年代里他们把他捧在手中，他们是最后一批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威尔斯辈和谢德曼辈很快会同兴登堡妥协。但是并不等于说，德国工人阶级也会同兴登堡妥协。这是不会的。德国内部的矛盾将会增长，德国将会出现比可能预料的不稳定得多的局面。
那么，兴登堡当选的国际政治后果将会是怎样的呢？无疑将是严重的。兴登堡，这无论如何并不意味着德法之间关系的稳定，而相反，意味着关系的尖锐化。兴登堡，这也并不意味着德波之间关系的稳定，而意味着关系的尖锐化。因此，从德国-法国和德国-波兰这方面说，这就造成了动荡不定的、不安宁的局面，充满着危险和孕育着意外事件的局面。
对于我们苏维埃国家来说，问题就更复杂得多。这里将会出现长期的较量。首先，协约国会试图在一定的时期内把事情弄成这样，以便把兴登堡的德国来同苏联进行对抗。这里还涉及到兴登堡的当选。兴登堡的当选使英国人有可能进行这种较量，尽管是比较长时期的，然而是比较“有分量的”。
昨天听到消息说，似乎美国将以拒绝给德国贷款来对兴登堡的当选做出反应，也就是说美国将“把手插在口袋里”。今天又听到另一种消息，说兴登堡的当选被认为是保守主义在德国的加强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动，而这一情况用财政部长梅隆的话来说可以保证那些向德国投资的人的利益。同志们，显然在美国和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将会有人把赌注押在德国比较“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上，在他们看来，这些力量还有可能使国家摆脱布尔什维主义。
从世界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德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期待德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在我国十月革命初期，我们曾指望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月内发生。德国革命爆发得要晚得多，而且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只是推翻了威廉的革命。我们可以附有一定保留条件地说，由于我国和德国的社会状况不同，德国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德国革命的经验教导我们什么
德国的例子对我们过去同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争论作了很有意思的说明，他们曾经硬说，似乎布尔什维克主张无产阶级的“自我限制”，而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决不能“自我限制”，掌握政权后它就应当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德国1918年革命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全国布满了苏维埃，苏维埃实际上是局势的主宰者。第一届德国政府由6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组成，3名右翼分子，3名独立党人。工人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压力下，苏维埃在其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了，以魏玛时期的资产阶级宪法将自己“自我限制”了。我们看到了最文明的德国工人阶级怎样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自己“自我限制”的例子。目前德国发生的事件可以认为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类型的君主制的某种倒退。在我国，从2月到10月的9个月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十分迅速的转变，而在德国我们现在在短期内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在1921年和1923年，我们曾以为，我们在德国有可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兴登堡君主制的相反方向发展的某种抽搐和痉挛。
同志们，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插曲，只是一种痉挛，但毕竟是极富典型意义的痉挛，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
兴登堡和考茨基
总之，兴登堡的胜利应当促使我们深入考虑象德国这样一个经过激烈内战的国家里人民群众中发生的分子变化过程；兴登堡的胜利还应当促使我们理解欧洲政治稳定的程度究竟如何。我们在那里看到一系列意外事件和发生这样的事实，这些事实开始时可能使政治稳定向右转，但是这种痉挛性的向右转可能会被同样的向左转所取代。所有这一切提出了在崭新条件下进行工人革命的问题，并使我们面临新的危险。
因此，德国共产党转向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达成反对君主派的暂时协议的可能性也十分困难，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同整个第二国际一样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策。
有一个例子可以向我们说明问题。我们听说，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二国际执委会会议上，考茨基提出一个俄国问题的提纲，提纲被否决了，甚至在孟什维克们看来也过于右倾了。
我们对这个提纲找了很久，现在才侥幸地找到了。看一看这个提纲是很有意思的，以便了解为什么在德国谈论关于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达成反对君主派的某种协议如此困难，尽管这种协议是绝对容许的和绝对必要的。
大家知道，考茨基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是相当稳健的人；兴登堡现在78岁，考茨基的年岁与此相仿，无论如何两人加在一起足有160岁。大家知道，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当问题涉及到资产阶级时，就温顺得象绵羊，软得象蜡。他反对起义，反对内战，等等。但是，当问题涉及到我们苏维埃国家，涉及到我国革命时，让我们听听这位希望安宁地度过晚年的老头子的话吧！提纲称为《国际对俄国的职责》。迄今为止，所有人都认为，国际对俄国的职责就在于这样或那样的支持。他的提纲开头说：
“正如当时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一样，现在同压制和压迫俄国各民族并占据一些地区的暴虐政权作斗争是各国社会党人的极重要职责之一。革命的剥削者（利用者）成了革命的掘墓人，而如今他们在仅仅履行反革命职能的时候，代表了俄国的波拿巴主义变种。”
“反抗野蛮暴力的最简便的手段就是武力。依靠军事武力的暴虐政权迄今为止几乎总是被人民起义或者其拥护者的叛离所推翻。”
接着是需要用外交辞令来掩饰事情的一些小小的附带声明。
请听，他谴责不会达到目的的起义。在这一点上他是不同意局部发动的。他竭力企图摆脱起义，等等。考茨基的这种立场甚至对于俄国孟什维克们来说也“有点儿过分”了，而他们拒绝这种立场。但是可以设想一下，当德国共产党知道考茨基这位学者以及和他一起的所有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如何看待苏联时，德国共产党人应对社会民主党采取什么立场呢？这再一次地证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道路确实是离得太远了。
我认为，兴登堡和考茨基这两个人象征性地代表着德国和整个欧洲的过去。我们现在看到了暂时使兴登堡，从而也使考茨基健壮的某种抽搐和痉挛。他们两人明天就会成为朋友。但是未来毕竟不属于这两个老头子的。
稳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热
现时的形势说明，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存在若不稳定的因素。请把我们现在看到的情景与不久前发生的情景比较一下吧！一年前是麦克唐纳、赫里欧、艾伯特；在南斯拉夫是达维多维奇；而现在张伯伦、兴登堡取代了他们；在法国是白里安，因为实际上他是政府的首脑；在南斯拉夫，是沙皇时代的老相识帕什契。欧洲目前明显出现一团乌云。这是向右转，但它必然会引起向左转的。
几天前，墨索里尼在议会发表演说，要求追加军费预算。他对议员们说，难道你们相信，1914-1918年的战争真的象许多人说的那样是最后一次战争吗？议员们众口一词地回答说：当然不是。在意大利议会中也有象兴登堡那样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其他各个方面来说都很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坦率而明确地回答说：当然战争还会发生。他们是说得对的。
今天有消息说，瑞典提出了军备的问题。大家想一想，瑞典是个安宁的国家，没有参加战争，似乎远离革命的大道，但是现在那里掀起了一阵狂热，似乎不足今天，就是明天，瑞典就要遭到攻击。
保守派在那里进行疯狂的宣传鼓动，反对裁减军备。请愿的代表团从各地前来国会和陆军部，反对裁减军备。昨天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群众大会。除了其他演说者以外，还有契切林同志的“老相识”斯文·海登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在东欧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军事纠纷。海登举了烈韦里和索菲亚的爆炸事件为例作为证据。讲话的还有利德尔将军，他以“俄国的危险”来吓唬人，说什么“苏联能进攻将首先指向芬兰和瑞典都无力加以防卫的中立的奥兰群岛。”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特别强调加强保卫斯德哥尔摩的必要性，似乎这项保卫工作根据裁减军备的草案来看是非常薄弱的。
请想一想，加强保卫斯德哥尔摩。而且是在1925年稳定的时候。看来是有这样的人，但斯德哥尔摩是可以放心的。它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不过，尊敬的议员们的行为几乎象共青团员们那样激昂。瞧，需要预先保卫斯德哥尔摩，需要武装加强斯德哥尔摩。
劳合-乔治不久前也说，他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如果仔细地看一看英国经济领域中发生的情况，那么据他看来，“即使不出现激烈的局面，灾难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墨索里尼、瑞典人和劳合-乔治的号召。这里还要加上不久前在里加召开的参谋总部会议，还要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索菲亚的爆炸事件而在1914年燃起战火的巴尔干地区的一角直接发出的火药味。如果把这一切加以对照的话，那么很清楚，我们应当承认稳定并从中得出结论，但是必须估计到局势，估计到这种稳定的规模和性质。
我们应当明白，资本主义就是现在，在相对稳定的时期里，也不会象睡在摇篮里那样安稳。这是一种与左右摇摆并不矛盾的稳定。
而我们在评价这种局部稳定时也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目前正经受的痉挛现象。所以，我们应当这样来提出稳定的问题，以便接近现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在1915年写道：“革命可能是并且很可能将是由多年的战斗，由夹着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间隙的几个冲击时期所构成的。”
现在我们看到清楚地说明这一情况的世界历史性形势。的确，革命正是由（1）一系列战斗；（2）多年的战斗；（3）夹着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间隙的战斗所构成的。
目前我们正经历着这样一种反革命痉挛。可以说，现在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反革命浪峰上摇荡。它可能持续几年并孕育着对我们来说巨大的危脸。但归根到底，这只不过是一种痉挛。
二、总的革命形势
革命形势的三种形式
在政治局一致同意的我们的提纲中，我们试图稍稍超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的分析，即更加明确地和完备地阐述国际局势。我认为，应当区分三样东西：（1）一般革命形势；（2）直接革命形势；（3）直接革命。很遗憾，我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没有非常明确地强调区别这一点，现在必须这样做了。
不久前发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15年写的评论阿克雪里罗得的德文小册子的文章。这篇文章现在才第一次发表，因为当时在国外谁也不愿意刊登这篇文章。在我看来，它提供了解决革命形势，直接革命形势和革命三者之间的差别问题的钥匙。阿克雪里罗得在小册子中大致这样说，假如事实表明，我们在欧洲有象1901年在俄国那样的革命形势，那么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失败的奇怪口号或许多多少少是正确的。弗·伊·抓住这一说法写道：
“阿克雪里罗得所举的例子没有很好地揭露了我们的机会主义者。1901年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够‘肯定地断言’同俄国专制制度的决战‘马上就要到来’呢？谁也不能这样断言，谁也没有这样断言。那时谁也不可能知道，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会在四年以后（1905年12月）到来；而同专制制度的下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会在1915-1916年‘到来’，也可能更晚一些。”
这里，最妙的是，弗·伊·在时间上几乎丝毫不差。他在1915年写道，1916年可能会有第二次决定性的战役，而结果是在1917年发生了。他接着写道：
“虽然1901年谁也没有断言（不仅没有肯定地断言，也没有一般地断言）决定性的战役‘马上’就要到来；虽然我们当时断言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之流关于战役‘就要到来’的‘歇斯底里的’叫嚣是不严肃的，但是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却肯定地断言了另一件事情：我们当时曾经断言，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才会在1901年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直接援助1901年的革命游行示威，鼓励、扩大这些游行示威，并宣传这些游行示威的最坚决的革命口号。尽管决定性的战役没有‘马上’到来，尽管第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只是在四年以后才发生，而且也还不是最后一次的，即还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历史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而且只有我们是正确的；历史谴责了机会主义者，把他们长久地抛到工人运动外面去了。
现在欧洲的情况与俄国当时的情况完全一样。毫无疑问，1915年的欧洲具有象俄国1901年那样的革命形势。我们不能知道，那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是否要经过4年，或2年、10年或更多的时间才会发生，‘第二次’‘决定性的’战役是否还要再过10年才会发生。但是我们深知并‘肯定地’断言，我们目前刻不容缓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支持已经开始了的不满情绪和游行示威。在德国，群众用嘘声款待谢德曼，在许多国家中，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物价高涨。”[1]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来，他所列举的事实当时也是象1901年俄国的学生游行示威那样说明革命形势的证据。现在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1916年，这是说明存在着革命形势的证据之一。他还说，这个形势将转变为革命。
俄国的革命形势是怎样变化的
现在我们自己必须明确地理解并向全世界工人们解释这些简单的事物——一般革命形势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的差别。如果拿我国1902年的例子来说，那么很清楚：当时是存在着革命形势的。
学生罢课使得象经济学家克里切夫斯基那样的右翼代表人物张皇失措并叫嚷说：“成立突击队吧！战斗来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们的脑袋上泼了冷水，并说：“这还不是历史性的转折，而只是克里切夫斯基的‘歇斯底里的’转折。”但是在1902年，一般革命形势是存在的。弗·伊·比谁都看得更清楚。而在1905年，我们已经有了直接革命形势。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出号召：“成立突击队。”以后我们看到，直接革命形势怎样转变成1905年的革命，虽然革命没有取得胜利。
1906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继续坚持认为，直接革命形势是存在的。大家记得，许多孟什维克分子讥笑列宁，他们说什么，列宁规定农民在做完田间作业以后举行起义。的确，列宁曾经写道，农民们在做完田间作业以后尽快地加入（他把这个预测同新兵的招募联系起来）工人的行列。孟什维克对此嘲笑说，田间作业倒是做完了，但您说的起义却没有看见。到1907年，布尔什维克认为，第二次革命将在短期内爆发，并继续因此得出结论：存在着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只是在1908年，布尔什维克开始承认，已经没有直接革命形势。然而，一般革命形势还是存在的。第二次革命将会到来。而我们把自己的全部策略正是建筑在对未来革命的预见上。
作为革命者，作为真正的革命政党，我们有责任在最终确信已经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之前，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力量全部投到革命的秤盘上。只有当资产阶级力量，当反革命力量在天平的一端显得分量较重的时候，我们才应当说，是的，新的时期确实来到了，资产阶级得到了几年的喘息时期，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长期的“反革命痉挛”。我们看到，直接革命形势已经不存在。但是，估计到当时的经济和整个社会错综复杂的局面，估计到沙皇政府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和总的政治问题，我们就说：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形势客观上依然是革命的；让我们准备进行第二次革命吧，准备1年、2年、5年，需要多少年就多少年，直到一般革命形势重新转变为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
德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依然存在
现在我们在国际范围内正处于类似的局面，虽然形式更为复杂，例如象1917年到1923年在欧洲曾经存在的那种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正在消失。至少在象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在1923年时，准备转向直接革命的那种尖锐的革命形势无疑是存在的，而现在，以往的那种尖锐的革命形势已经消失。道威斯计划对于德国来说，从另一种，即最终结果的观点来说，正在起着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当时在俄国所起的那种作用。在这里，自然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是作某种类比是可以的。正如1906-1908年，沙皇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暂时地加强了这个局面，缓和了整个形势，现在，道威斯计划以及德国和国际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一系列联合措施暂时地缓和了德国的直接革命形势。
但是，叩诊一下德国的肌体，仔细研究一下德国内部的病态发展过程，掂量一下德国国家生活的一些基本因素——工人阶级的状况、农民的状况、凡尔赛和约的压迫、德国对协约国的依附等等，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德国的客观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德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将会到来。我们不能确切地预测革命到来的日期和时刻。革命运动的杰出思想家，从马克思到列宁，有时在试图指出日期上犯过错误。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德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同志们，在对一系列国家的情况经过全面分析之后，得出结论并大声地宣布，在有些国家里现在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这对我们的革命弟兄来说不是特别令人愉快的。我们事先就知道，并通过事实深信这一点，我们的这一说法会引起资产阶级营垒中的妖魔狂欢，他们会夸大和歪曲我们的每一句话，会胡说什么“共产国际的末日”和“共产主义的破产”。我们已经说过：就让他们去自我安慰吧！幻想从来没有使革命者得到好处。是的，在1923年，我们应当竭力使天平的一端向革命地解决危机的方向下垂。1923年德国的尖锐的革命形势可能会变成直接革命。1923年以后，我们应当等待一两年，试探和研究局势以便弄清，尖锐的革命形势是否很快就会出现。
大部分德国革命工人至今还抱着这样的思想，似乎任何时候都可能再次出现1923年的形势。不久前哈雷的枪声又促使某些工人认为：明天就会“开始”，既然资产阶级采取了象在和平的工人集会场所开枪这样的措施，那么工人们一定会对此义愤填膺，1923年又会再次出现。当然，任何一个孟什维克都会对工人们的这种情绪进行嘲笑，都会感谢自己的上帝，他不是按那些相信革命临近的罪人和纳税人的模样造就成的。孟什维克不相信革命，孟什维克只相信资产阶级的星辰。机会主义者的特点始终是，他感到在资产阶级营垒里一切都是玫瑰色的，而在工人阶级阵营里则都是黑色的。
我们知道了革命人民内心的活动，了解了什么是革命的涨潮和退潮，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一部分德国工人在1925年春相信直接起义，正如一部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跟列宁同志一起在1906年时期待着在田间作业结束后进行直接革命发动。不过，在仔细研究了德国客观形成的局势以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德国不得不在几年当中经历我们在俄国从1908到1914-1915年所经历的那个时期。
目前全世界的革命形势要比战前尖锐得多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革命将会形成一系列交织着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战斗。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正是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时期。一切郑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当清楚地看到形势，应当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反光镜来阐明这个形势，应当善于保护和积聚革命力量并期待一般革命形势重新转变为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
我记得，1918年时列宁曾抓住考茨基的一句话并说：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在1902年（在《社会革命》一书中）和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都承认欧洲的形势是革命形势。考茨基在1909年《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写道，对于欧洲的社会革命来说，客观前提已经成熟，而工人阶级过早掌握政权的危险已不存在。曾经有个时候，例如在这30年前，恩格斯曾谈到无产阶级过早夺取政权的危险性。从20世纪初起，甚至考茨基也认为，这种危险性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已经不可能过早地夺取政权，因为革命的客观条件，即经济前提已完全成熟。1911午，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也承认欧洲的形势是革命形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抓住考茨基的话，说你和你的营垒中的许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都承认欧洲的形势客观上是革命的。
那么在帝同主义战争以后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这样说，用为欧洲的形势现在要比过去尖锐得多。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没有结束，我们不是处在这个时代的“末端”，而是处在这个时代的“开端”。说欧洲的形势是革命的，不是指资本主义一般说必然产生革命的形势，而是指：（1）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资本主义被在战前更多的矛盾所分裂；（2）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存在着苏维埃政权；（3）东方的问题，被压迫民族的问题都比过去更加尖锐得多。
单是东方问题就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我们大家知道，这一巨大浪潮正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事实上这将是对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援。1920-1921年，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这是一个崭新的口号，列宁同志对此在一次会议上说：
“不久以前共产国际出版了一种叫做《东方民族》的杂志。共产国际为东方民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有同志向道：‘执行委员会是在什么时候命令更改口号的？’这一点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当然，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来看，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共产党宣言》完全是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写成的，而从现在的政策来看，这是正确的。”[2]
在1920-1921年，我们还在争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本身究竟对不对。这听起来很新鲜，很不习惯。那时东方的运动还处在初始阶段。同志们，难道现在这个口号还仅仅是口号吗？我们亲眼看到，它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革命因素。我们大家看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日益成熟的力量怎样在同国际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在世界范围内，一般革命形势是存在的。而在德国，直接革命形势被一般革命形势所取代了。但是目前，过去处于静止状态的巨大的汽锤开始动起来了，英国开始出现革命骚动。马克思曾经告诉我们，世界革命如若没有英国参加，只不过是杯水风浪。现在我们看到，英国的形势开始在革命化。当然，那里离直接革命还很遥远，但是一般革命形势已开始在英国形成。如果估计到：（1）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2）美国的革命力量在成长；（3）资本主义稳定的经济和政治限界是非常有限的，那就很清楚，也用不着怀疑，革命的道路只是延缓，但不是中断，一般革命形势依然存在。
敌人营垒中的欢欣狂舞和胜利奏乐证明我们关于资产阶级统治不稳固的思想是正确的。他们从我们嘴里听到，他们的命运将得到短暂的延缓，于是他们就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只有无可救药的病人才会对这种诊断感到高兴。
关于革命的可能的行进路线
同志们，我们说，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速度和期限，第二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即道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用理论推论的办法来加以扩大。这两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只能通过实践经验来加以解决。
至于速度，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世界革命的进程要比我们过去想象的缓慢些。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基础要比我们过去想象的宽阔得多和牢固得多。在苏联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的喘息时间要比过去我们当中任何人所想象的长得多，也就是说有更多的时间来调动和从内部巩固自己的力量。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那么在这里明显地有所变化。我们大家过去都习惯于认为，例如革命的行进路线将会是这样：从俄国到德国，再从德国到西欧，然后以西欧为半径再到其他国家。曾经有极大的理由作这样的路线构想。现在事情开始清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另一条行进路线将是可能的。这条路线是：（1）经过英国；（2）经过东方；第三条路线是经过东南欧，即巴尔干国家，那里的形势依然是革命的，那里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结合在一起，即产生革命的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
两个稳定
为了确切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决议的内容，应当说不是一个稳定，而是两个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我们苏联自身的稳定。
有位同志，显然是个学生，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说，“我国经济的稳定乃是统一的整个世界经济一部分的稳定，因为我们是世界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的组成环节。因此，我们经济的稳定绝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的按比例的解体。要知道，这只能用来作为宣传。”
他是纯“学院式地”来表述这个思想的，我们的稳定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按比例的解体。“按比例的”，也许是，也许不是。
但是，从我国有对外贸易部，它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经商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经济的组成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
至于说我们是世界关系中的组成环节，那么这一事实正好证明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是按自己的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建设了不是一年，我们有正确的前景规划，以便今后把它建成，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挖资本主义制度的墙脚。
世界革命的问题是一刻也不能脱离无产阶级已经胜利的那个国家的革命的。这个问题从革命的最初日子起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因此，当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出现局部稳定时，这一点怎样反映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这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问题。
答案是清楚的。假如我国的经济不加强，我们就会出现某种“剪刀差”，我们就会发生严重的“断路”，我们就会看到我国的经济怎样在爬行，我们就会削弱，而世界资产阶级就会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沿下降线倒退，而他们则会按上升线前进。列宁同志曾特别担心出现选种情况。大家记得，他是多么欢欣鼓舞地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谈到我国货币体制的最初成就，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乐观的前景规划。他赋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看到了世界革命的发展和我国经济的加强之间的直接联系。我们在确认敌人营垒的局部稳定的同时，有权说，我们这里的情况正沿着上升线前进，迅速地前进，这不但是从生产发展的意义上，而且是从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意义上说的。
三、国际革命的延缓和一国业已胜利的革命的任务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这就是我们必须说不是一个稳定、而是两个稳定的原因。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如何同它对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所负的使命联系起来，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现在正十分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问题已由列宁同志在理论上解决了。因此在提纲中，为了事先防止各种可能出现的反驳意见、避免某种误解并从各个角度来最详尽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尽量主要用列宁同志本人的一些评价来加以回答。
1915年，列宁同志在一系列文章中，在著名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3]中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有一个绝对规律，即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列宁同志起先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以对帝国主义所发展起来的客观环境的研究者的身份确定这个规律的。但是，列宁同志不仅是经济学家，而且是政治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因此，他从经济规律中得出了政治结论。这些结论是什么呢？
第一个结论是：既然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那么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可能首先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不必等待一系列国家同时发动。我们知道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这样说：当然啰，如果大家“立即”、“一起”发动，那么我们或许是赞成的。甚至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第二国际的杰出人物不仅在起义问题上，而且在投票反对军事拨款问题上也提出这样的观点。德国人说：我们或许同意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不过只是在法国人也同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的情况下才行，如果法国人准备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站在一起，那么对不起，我们也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站在一起。就连第二国际的杰出活动家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这是彻头彻尾虚伪的和腐朽的对问题的提法：什么“首先是”一系列国家的工人都准备发动，然后才谈得上革命战斗。列宁同志回答说：谁以为“首先”必须所有国家都一起谈妥，然后才能大家“一起”行动，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总有一个必须首先发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一特点使有可能：对于这个或那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来说，由于某种原因造成某些情况的结合，使它（或它们）第一个（或第一批）起来进行发动。这就是列宁同志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是：第一个冲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不一定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列宁同志在1923年，即在逝世前不久，在著名的关于苏汉诺夫的札记中特别详细地发挥了这个思想。同时，列宁同志补充说，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列宁同志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在一个国家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发展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
一国革命的胜利和世界革命
俄国第一个挣脱了资本主义的锁链。1917年爆发了我国的革命。对于列宁同志这位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来说，首先提出了关于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
1917年3月，列宁在从瑞士回到俄国的前夕，给瑞士工人写了一封告别信。那时他已经拟定了关于我国革命的著名提纲。列宁在这封信上说：
“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很大的规模，为社会主义革命造成极好的条件，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伴——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4]
在二月革命后，在我们领袖的纲领中，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那时他已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俄国无产阶级单独不能胜利地完成革命，但是它能推动其他国家，使其易于进行革命。”
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整个形势发展得十分迅速，经过几个星期之后，直接向我们提出了国际问题。德国军队开始进攻，提出了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党内出现了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思潮。关于国际革命的时期、速度问题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这就是一国业已胜利的革命同国际革命整个进程的“联系”问题。
列宁同志当时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呢？1918年3月7日，他说：
“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
这是一个教训。因为，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中，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
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也许在几星期以后，甚至在几天以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作为赌注。”[5]
列宁最后说，因此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上面这些话，我引自列宁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国际问题是中心问题。
德国革命和我国革命
总之，列宁同志也象我们全党一样，那时相信再过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就会胜利。的确，当德国和奥地利爆发罢工时，我们以为革命指日可待，以为再过几天革命就会在德国和奥地利取得胜利。
正是这时，列宁说，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尽管发生任何事变，我们就会灭亡。
大家知道，德国革命后来爆发得要晚得多，在1919年，而不是过了几天。而主要是爆发的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革命。在德国爆发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面是资产阶级革命。过去几年中，我们在德国看到的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痛苦的转变。而现在的特点则是象兴登堡上台这样的“倒退”，这样的痉挛。这一点我在报告的开头已经谈到了。
有理由扪心自问：假如1919年德国连资产阶级革命也不爆发，我们苏维埃国家会是什么样呢？那时我们能否保持得住呢？当然，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假如掌握政权的仍旧是威廉，假如没有帝国主义两个集团之间的尖锐冲突（而大家知道我们靠这个冲突维持了很长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会被唆使来进攻我们，我们就难以保全。大家记得，德国军队当时已到了普斯科夫，已到了列宁格勒附近。
也许情况会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知道，大约从1919年起，德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德国即使不是我们的盟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半盟国，或者至少可以说是1/4盟国。一个被协约国打败的国家不由自主地、客观上被推到了充当我们半盟国角色的地步。只要德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就足以使我们有可能继续进行或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把事情设想成这样：如果现在德国不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会灭亡。到1918年底，德国革命还是没有爆发。后来爆发的革命又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革命，——但是我们没有灭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所以失算和犯错误，我再重复说一遍，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是不能用理论的方法来解决的，而只能根据实践的经验才能解决。
在“最初”阶段
现在我们有了八年积累的经验，这是国际革命的第一轮。我们现在更好地懂得了什么是时间。
后来我们对问题的提法清醒得多了。1919年，弗·伊·说：“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内，而且生活在一系列国家内，而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长时期地并存是不可设想的。最终，不是这个取得胜利，就是那个取得胜利。”[6]列宁同志在1919年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两种制度不可能长期并存。最终，不是这种制度取得胜利，就是那种制度取得胜利。同志们，全部问题只是在于应当理解“最终”这两个字。
列宁同志接着解释说，不要把“最终”和“最初”混淆起来。在我国革命的初期，我们曾认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速度将以星期和月来计算，我们曾以为，革命不是在1918年3月，就是在1918年9月“最终”一定会到来。现在经过第一轮革命以后，经过革命爆发至今八年以后，我们看到，我们经历的只是“最初”的阶段。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我们经历的年代无非是“最初”阶段。
但这是一种抉择（“要么是我们的制度，要么是敌人的制度，但是两种制度不可能长期并存”）。列宁在1923年以前的一系列声明中，直到在关于东方的一篇文章中继续发挥着这个思想，在那篇文章中他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利用和延长我们的“喘息时间”，以便联合东方各民族，并在西方帝国主义者同东方资产阶级的冲突中赢得胜利。
同志们，假如认为事情已经结束，我们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我们已不受内部和外部危险的威胁，那么我们就不必说“喘息”，而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呼吸”了。而列宁说的毕竟是喘息。不过，喘息是相当特殊的：开始时说的是几个月和几个星期，而后来在1920年列宁同志说，正在经历的时期不仅是喘息，它也向我们提供进行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机会。
俄国革命为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基础
为了弄清列宁提出的关于一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其他国家所负的任务的关系这个目前特别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探索列宁主义的全部过程，即从1915年他的言论起到关于合作制和东方问题的言论上。这个问题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不是最终胜利）无疑是可能的。列宁同志在同托洛茨基同志就世界联邦问题进行论战时，在1915年就写道：
“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作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会产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见解，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7]
另一方面，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存在会引起资本主义封锁、其他形式的经济压力、武装干涉、复辟的经济威胁。因此，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保证，即防止复辟的保证，是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没有在经济技术方面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托洛茨基语），在象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断言“只有在欧洲一些最重要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才有可能”（托洛茨基语，1922年），这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组成部分，这种说法会使苏联无产阶级目前陷于宿命论的悲观主义境地。列宁同志在反对这类“理论”时写道：
“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8]
列宁同志在其著名的《论左派幼稚性》一文中谈到有名的“鸡雏”。他说：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演进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分开的两半，互相毗邻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9]
我要提醒大家列宁在《论粮食税》（1921年）的小册子中说的话。当时他写道：
“看一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岸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连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姆斯克以北这些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在所有这些空旷地带上笼罩着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那末在俄国所有其余那些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到处都是几十里几十里的羊肠小道，确切些说是几十里几十里的无路地区，这样就把乡村和铁路隔离了开来，即和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隔离了开来。这些地方，难道不也是到处都为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性所统治吗？”[10]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情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他回答说：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由于一项巨大的科学工作已告完成，现在我们对这个条件知道得很清楚。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几十个区域电站（现在我们知道，能够而且应该在哪里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进到每个乡村，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末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梯和中间环节了。我们深深知道，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10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也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11]
大家看到这里是从纯实践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拿着地图说，瞧，在顿河岸罗斯托夫、萨拉托夫、奥连堡等东南，瞧，那里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奥勃洛摩夫精神，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不发达。但在他看来，我们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得的这个国家也可能改造戒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能的，这个条件就是全国电气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样提出问题时，一刻也不脱离国际的范围。列宁是国际革命家；他知道，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有可能；他知道，要完成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只有随着国际范围内的胜利才有可能达到。但同时，他在文章中维护和贯彻这样一个思想，我们这个带着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半野蛮性的国家也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在莫斯科苏维埃的最后一次讲话中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遗训：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
必须记住列宁同志在最后一篇关于合作制的文章中提出的纲领性意见，这个意见对于现时条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都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12]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作为国际革命主要基地的工人专政国家应把自己看作是它的无比强有力的杠杆和支柱；另一方面，在这个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一切努力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相信这种建设可能和必将取得胜利，只要能使国家防止复辟的任何尝试。换句话说，俄共必须通过对国内的农民以及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正确政策来克服由于世界革命进度的延缓而出现的一切困难。
不能把事情设想得过于简单。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我们是否能够、我们是否善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回答说：当然应该、能够、善于而且必须。我们现在拥有可能性，并且应该利用这种可能性，在一个国家内创造最大限度的必要条件来支持各国的革命。正如列宁同志说的，我们不仅有喘息时间，而且有比喘息时间更多的东西。我们有广阔的基础来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建设，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荒野上，我们不应有那种情绪，认为现在只能种植树木，而建设大厦得到遥远的将来。不，我们应当现在就建设大厦，而不是种植树木。我们不应当有那种“荒野的”气氛，我们不是在荒野上，而是在自己无产阶级的大本营里。我们应当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记住，我们的胜利是国际胜利的一部分，我们本身决不是国际革命天平上的小小砝码。我们是国际革命的最大的“分数”。国际范围内的革命的成功有赖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积极工作，我们的成就，经济的和其他方面的成就。
现在实现列宁同志的遗言：在一国内尽最大的可能直到其他国家革命取得胜利，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要为国际革命尽一切努力，从支援某个国家的工人起义到为本国居民生产廉价的印花布。前者或后者都是我们的职责。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就是发展、扩大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
“同农民保持10-20年的正确关系，胜利就有保障”
在不久前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小册子上发表了列宁同志的《论粮食》初篇。列宁同志的草稿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列宁同志说的这样几句话：“同农民保持10-20年的正确关系，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就有保障（即使在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延缓的情况下），否则就要遭受20-40年的苦难和自卫分子的恐怖。”[13]
大家看到，在1918年3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全党一起认为，事情在几星期内、几个月内就能解决，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在1921年，估计到前个时期的巨大历史经验，他就说：同农民保持10-20年的正确关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正确的建设，即使在国际革命延缓的情况下，胜利也是有保障的。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是两重意义上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方面我们遵循国际主义的义务，必须在我们已经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尽最大的可能来争取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其次，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我们懂得，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不可能由我们单独来解决。过去对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难道法国大革命没有进行一系列战争吗？它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这些战争的呢？它清楚地懂得，如果法国周围都是封建国家，那么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巩固的。它必须竭力做到使一系列邻国也按照它的模式和类型来建立，也就是说在那里建立资产阶级的制度。
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进行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尤其应当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最终取得胜利，如果它没有在几个主要的国家内赢得胜利。当它的周围还是一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那么它的胜利即使很重大，很巨大，但也不是最终的。如果它有20-10-5年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它就应当利用每一天、每一分钟，竭尽一切努力，竭尽最大可能来争取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
现在，这个遗训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问题在我党有些党员、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意识中出现扭曲的折射，使他们离开正确的立场。我们作为政党必须对列宁主义的以下论点做些解释工作：即使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在我们贫穷的国家里也是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大家都承认欧洲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大家都承认，世界革命的进程比较缓慢。这对俄国来说是否意味着小资产阶级蜕变的必然性，是否意味着我国革命发展的停滞或倒退呢？应当说，这种解释作为一种业已形成的思潮是不存在的，这种情绪只是在某些地方在流传，而在革命运动的目前阶段上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绪必须坚决克服。
四、当前布尔什维主义的任务
关于评价现时形势中的两种可能的危险
在现时形势下存在着两种危险，其表现如下，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些地方可能出现这样的情绪：既然最终胜利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既然我们认为世界革命在长久地推迟下去，既然我们得不到外部的有力援助，那么在俄国是否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是否会落到这种地步——正如有位同志明确地表述并嘲笑这些情绪时说的，——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我们要不要赶快溜走啊”。或许现时的形势意味着，我们（俄共）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党，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是目前有些地方在流传的，有些地方表现出来的一种情绪。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绪是：我们在提纲中称为民族局限性的危险。这种情绪可以归结为以下说法：国际革命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可以为自己建立孤居独室，我们有辽阔的土地，我们有政权，我们可以最终巩固自己的胜利，总之我们可以不必重视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事情。这类思潮还没有明确地表现出来，但这种情绪已开始在流传。如果说还不能认为已经成型，那么应当估计到产生这种情绪的危险性。我们之所以是列宁同志创建的党，就要向前看，就要看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性。我们应当制止这种情绪，防止这种情绪。
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提醒我们所有的同志，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期待的只是国际范围内的最终胜利,我们没有忘记这一点，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一点，我们在一国取得胜利后，将尽最大的可能来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必须防止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出现上述这两种可能的危险，其次，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特别靠近共产国际，给它以特别热情的支持，帮助它从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和我国的实际经验，我国的政治经验，特别是从1907-1914年期间积累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帮助它领导国际无产阶级通过一切沟壑，克服现时形势的一切困难。当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唱高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号召他们直接参加冲击、战斗等等是比较容易的事。要制止一个国际组织不采取考虑不周的步骤，克制它的革命激情，向它指出形势的种种困难，以便达到必要的结果，就困难得多。但是现在，这是使共产国际依然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组织的完全必要的药剂。
……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5年第5期第5-39页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1]列宁：《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列宁全集》第21卷第377-378页。
[2]《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2-413页。
[3]原文如此。——译者注
[4]《列宁全集》第23卷第33页。
[5]《列宁选集》第3卷第459、462、463页。
[6]《列宁全集》俄文第一版第16卷第102页。
[7]《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8]《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9]《列宁选集》第3卷第545页。
[10]《列宁选集》第4卷第524页。
[11]同上，第524-525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第682、687页。
[13]《布尔什维克》第7期，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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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前景和布尔什维克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季诺维也夫，1925年3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
国际前景和布尔什维克化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1925年3月25日）
一、我们策略的基本任务
当前的策略问题就是世界革命的期限和道路问题同志们！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从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出发，我们得出了世界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已阐述得相当清楚，可以作为共产国际整个工作的指导路线。但是在这个理论中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就问题的实质来说，这两个问题只有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
这里说的是当前作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心点时问题。这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速度问题，它的发展的迅速程度，即它的期限问题。其次是它的行进路线，它的政治地理问题。
同志们，我觉得这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也就是不久前、目前以及不久将来的策略问题。
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速度、期限问题，那么不仅共产国际的经验，而且还有第一国际以及象马克思和列宁这样一些人物的全部工作经验都向我们表明，在这方面错误是很难避免的。我们根据我们本身现有的经验深信，必须极其谨慎地对待世界革命的期限问题，不然由于革命家的可以理解的迫切心情，常常容易犯错误，过于匆忙地确定事变的期限。不仅列宁而且马克思正是在这方面犯过错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来谈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问题。我以为，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特殊困难。就拿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吧：要知道，恰恰在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非常“出乎意料”的。当时，甚至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左翼拥护者中也很少有人相信这种可能性。俄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下一次将轮到德国了，革命将从俄国转移到德国，然后波及整个欧洲。只是在现在，即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10年和这次战争结束后6年，以及俄国革命后8年和我们在这些年代里在欧洲看到的所有战斗以后，才坚定不移地提出一个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行进路线的这种看法，对世界革命唯一可能的道路，对世界革命唯一可能的地理扩展的这种看法究竟对不对。革命是否必定通过德国移向欧洲？在这里，在估计行进路线方面，我们是否可能犯错误？同志们，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墨守以前的观点，以便不再在更大的范围内重犯布兰德勒在较小的范围内所犯的错误，布兰德勒希望无论如何从萨克森开始实行德国革命。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未来的行进路线不一定首先通过德国革命。应当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志对国际形势以及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联系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当我们开始国际革命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提前发展，而是由许多客观情况造成的。我们曾经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来援助我们，这时我们的胜利就可以完全得到保证；或者是我们去做我们所能做的革命工作，意识到即使遭到失败对革命事业还是有好处的，我们的经验将有助于其他国家的革命。我们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
可是，实际上运动并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
对于我们俄罗斯共和国来说，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短短的间歇，以便使我们的策略与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1]
由此可见，首先，列宁早在1921年就谈到，欧洲正在确立某种均势，历史过程正在曲折地前进，而不象我们大家在开始时由于天真或者多半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相信的那样直线式地发展，其次，“间歇”将比可能预料的更长些。
同志们，总之我们必须始终注意到：革命的期限和行进路线问题要比我们大家曾经设想的复杂得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给我们提供许许多多东西，但是即使它们也不能代替只有革命本身的历史经验才能取得的东西。
从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只过去了9个月。在这段短短的时期里，总的形势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然而，许多东西对找们来说比过去更加清楚了，因此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的任务就是总结在我们看来变得更加清楚的一些事件的教训。
首先我们必须哪怕扼要地来重新评述一下现时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状况。我们应当这样做，以便检验一下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否正确，并决定：如果代表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我们就继续贯彻，如果它是错误的，那我们就应当加以纠正或者甚至完全重新制订。我要明确地说，依我看来，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已被光辉地证明是正确的。
我在这里只想提醒大家注意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最重要的几点：现在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民主和平主义“时期”的进程和结局证明第五次代表大会所说的一切是正确的；其次是对社会民主党的评价，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第三”党；再其次是关于工会的国际统一问题，农民问题，对法西斯的评价，等等。难道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没有被经验所证实吗？
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在所有这些领域内发生的事件光辉地证实了共产国际的观点。那些有勇气作为老实人的我们的“批评者们”应当承认，犯错误的正是他们，而决不是第五次代表大会。
二、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部稳定
现在来谈谈世界经济形势。在过去的八九个月中，形势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共产党人队伍里以及他们的周围常常有这样两种观点：有一派的代表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随时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灾变的某种预言家；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发现资本主义“立即”崩溃的新的征兆，但是后来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于是陷入相反的极端，并开始叫嚷整个行动路线是错误的。另一派的代表则宿命论地相信资本主义似乎已经百分之百地稳定；照他们看来，这种稳定几乎是乘特别快车前进的，他们简直被这种使他们高兴的稳定的某些表面现象弄得眼花缭乱了。共产国际既不需要这样的极端，也不需要那样的极端。无论是即刻灾变的预言家们，还是资本主义稳定的宿命论者，都是不正确的。真理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一边，它的路线依然是不可动摇的。
诚然，资产阶级得到了喘息时期。现在我们看到，资产阶级的喘息时期要比我们预料的长一些，尽管从历史发展前景的角度来看，两三年或五——十年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的确，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某些国家里，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在许多资产阶级国家里，通货稳定了。德国目前在这方面没有出现我们在1923年通货膨胀时期所看到的情形。不过，常规当中总是有许多例外的。就拿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日本来说吧，那里通货问题至今还具有紧迫的性质。在其他资产阶级国家里，通货平衡刚刚恢复。当然，这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于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稳定狂者”马上就说：瞧，资产阶级手里又有坚挺的货币了，通货已经稳定了，因此，共产国际的路线错了，因此，资本主义多少比较永久地复兴了。而真正的共产党人首先会问一问，资产阶级是通过什么方式稳定通货的，是靠牺牲哪些居民阶层的利益才稳定通货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可以看到，比方说，在德国和法国，2/3的赋税负担完全落在劳动者的身上，因此，通货稳定是通过直接压榨工人阶级的血汗达到的。
但马克思主义者毕竟应当估计到通货稳定的事实和由此得出的资本主义制度某种暂时稳固的结论。
我们也看到国际信贷的某些复兴。只要提一下，去年单是美国一个国家就向欧洲、亚洲和南美发放了为数12.5亿美元的贷款。
可以看到国际信贷复兴的趋势，世界价格确立以及所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统一恢复的趋势，等等。美国摆脱了金融自我孤立的状态。在某些国家里出现了工业行情好转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不是瓦尔加的过错。[2]欧洲已有几年不处在战争状态了。在一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已局部地恢复了元气。正如瓦尔加正确地指出的，1924年秋，多年来第一次在一些最大的国家里，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形势同时有所好转。而与此同时，在其他一些国家里，如波兰、匈牙利等，经济危机则仍在继续。
但是，从最近儿周来发生的一些事实可以看出，形势是很不稳定的，我们又一次看到资产阶级的状况在局部恶化。在美国又出现行情开始下降的最初征兆。在一系列工业部门中又出现萧条。
英国的经济报刊纷纷指出中欧的稳定是极不稳固的，注定不会长久的。在法国，最近10年来第一次出现严重的失业现象。在其他国家里，也可以看到失业现象比去年有所增长。德国遭受煤炭工业的严重危机。波兰，奥地利和匈牙利，危机仍在继续。总之，有一系列的征兆说明稳定包含着许多巨大的动荡。
我们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首先应当关心的是在这个“荣幸的”稳定时期里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究竟怎样的问题。失业现象在增长。在英国，失业人数几乎达到二百万，在美国情况也同样如此，在德国失业人数已接近一百万。严重的失业现象也笼罩着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国家，我已说过，这在法国是多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里，实际工资的降低已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们知道，战争及其后果几乎在所有国家里引起了一切日用品的涨价。这种物价上涨对工人是个打击，因为无产者的工资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在英国，1924年7月的最低生活指数是战前的170%．而在同年12月则是181%。而在这种情况下不愿加以缩小的所有官方资料都证明，英国工人的工资在这段时期（1924年7月-11月）里降低了。
在1924年1月至6月的时期里，在英国每周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为560900英镑，而在1924年7月至12月的时期里，总数降到518350英镑。由此可见，企业主的口袋里除了先前的利润以外每周又增加了42000英镑。而在这个时期，一切食品的价格又上涨了。
在法国巴黎，在1924年7月份，最低生活指数是战前的360%，而在11月份则是396%，同时工人的工资没有任何提高。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在1924年7月份，最低生活指数是战前的533%，而在11月份则是583%。在这期间工资没有提高。在欧洲所有国家都可以看到这种情景。在美国，在“资本主义最繁荣”的国家里，在6月份，最低生活指数相当于战前的171%，而在同年11月份则为18l%。在1925年1月份，据最新的统计，大约为185%。在美国，在最近半年来工资没有提高，只有铁路员工的工资稍有增加，而在许多部门（特别是在纺织工业部门），工资降低了10—15%。在欧洲各地，甚至在美国，实际工资降低了。只有俄国例外，那里在有些工业部门中，工资已开始超过战前水平。总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德国，目前最明显地表现出所谓的稳定。道威斯计划在这里暂时表现出它的正面作用。但毫无疑问，在德国矛盾很快将在新的基础上尖锐起来。阶级斗争将重新沸腾。
世界信贷在恢复，货币在坚挺，贸易在发展。但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不可避免的过程：为争夺销售市场而斗争。这场斗争现在已经开始激烈起来。用不着多久我们就会看到矛盾将在新的基础上尖锐起来。我们投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的某种稳定保持沉默和加以掩盖。我们不需要幻想。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出事实真相。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个喘息时期，这是事实。而我们面前依旧摆着一个问题，世界大战和第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对资本主义是否是个致命的打击，是沉重的打击，还是只是一点轻伤？我们仍坚持以前的观点，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世界大战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它的“恢复健康”只不过是暂时现象，表面现象。但资本主义经济暂时“恢复健康”这一情况，我们毕竟必须加以正视。
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基本因素
在世界政治形势方面，可以确认出现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近九个月来。即使从纯粹表面上看，形势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和平民主主义“时期”的光辉还充分地照耀着。但是，我们就是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着重强调，民主和平主义“时期”只是一个插曲，只是历史发展曲折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们是正确的。在目前形势下，最使我们感兴趣的自然是世界政治前最。关于这一点，我想比较详细地来谈一谈。在世界范围内，总的情景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可分十二点：
1、美国——英国。
2、日本。
3、东方问题。
4、苏联。
5、英国。
6、英国——法国。
7、德国。
8、巴尔干地区。
9、波兰。
10、意大利。
11、捷克斯洛伐克。
12、斯堪的纳维亚。
英美合作和对它的评价
我稍微详细地来谈一谈第一个问题。英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讨论的中心点。你们想必记得，几个月以的，国际的右翼代表们试图对英美之间的接近作出极其夸大的解释并得出结论，一旦他们是正确的，就将迫使我们改变我们的整个策略。
很久以来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它看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玫瑰色的，而看自己营垒中的一切东西都是黑色的。这一点在评价英美相互关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美国重新面向欧洲这一事实无疑具有世界意义。这一点谁也不怀疑。它们之间的接近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尽管这种接近具有暂时的、临时的性质。象托洛茨基同志那样硬说欧洲正在变成美国的自治领，那是严重夸大了事实。说美国只可能给整个欧洲以有限的一份，那是对美国和欧洲之间以及欧洲本身内部的矛盾估计不足。法国和英国之间无疑存在着矛盾。如果估计不到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那就可能犯错误，就会把我们的整个政治策略头足倒置。
近来，我们亲眼看到佩佩尔和拉狄克之间就这个问题的一场争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是佩佩尔同志，而决不是拉狄克。我们决不否认，美英之间的接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一点，即在帝国主义的美国和帝国主义的英国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并正在激化。
目前，在英国和美国有着社会亲缘关系的政府，在英国的保守派政府和美国的现时政府之间存在着社会亲缘关系。如果从正确评价帝国主义矛盾的观点来看，那么这一现象说明什么呢？它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导致什么后果呢？
两国政府之间的社会亲缘关系与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不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呢？决不是。在战争初期，在1914年，在欧洲各国，政权掌握在那些在社会关系上也彼此相当亲近的政府手中。
然而，这种亲缘关系并没有妨碍它们发动战争。美英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帝国主义毕竟是帝国主义。斗争、竞争仍在继续。这类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有可能激化，尽管两国资产阶级政府有着社会亲缘关系。
的确，美英合作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在德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种合作在德国经济的巨大的实际后果上暂时地反映了出来。不过，英美之间的矛盾毕竟在增长。这些矛盾大致可以归结为十点，而其中每一点都足以令人信服地表明，美英之间的接近不应加以夸大。这十点就是：
(1)直接为争取世界霸权而斗争。世界债主现在不是英国，而是美国。它们之间在这方面的斗争现在已经很激烈，将来还会更激烈。
(2)加拿大。
(3)澳大利亚。
(4)墨西哥。
(5)石油。
(6)销售市场。
(7)军备问题，军备方面的公开竞赛，目的是争夺海上霸权。
(8)债务。
(9)原料的进出口。
(10)就是在道威斯计划的问题上也正反映了两国之间的接近和存在着根本矛盾。
上面我已说过，这十点当中的每一点都足以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在接近过程的同时也出现矛盾增长的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点。我们的机会主义者看不到这个“细节”。我只举一个说明美英之间相互关系的典型例子。我指的是加拿大。1913年，英国向加拿大投放的资本超过美国投放的资本的两倍。1923年，在这方面情况完全变了：美国在加拿大的资本至少和英国的资本相等，即25亿美元。这里应当指出，美国向加拿大投资的方式与英国投资的方式不同：美国把自己的资本直接投向加拿大的企业。这样一来，加拿大从英国的手中滑掉了。加拿大的美国化正在成为事实。
加拿大的整个文化是美国式的。在加拿大，用来计算的不是英镑，而是美元，在加拿大，报刊、电影、戏剧、铁路、服饰等一切都不是英国式的，而是美国式的。在英国也和在美国一样，人们已经在公开地谈论，加拿大可能逐渐变成北美的一个州。目前，英国在竭力设法依靠在加拿大居住的二——三百万法国人，因为居住在那里的所有英国人都早已美国化了。不久前，《泰晤士报》公开谈到即将失去加拿大的可能性。
不列颠帝国崩溃的趋势已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伦敦《泰晤士报》今年2月2——6日期间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标题是，《自治领和对外政策》。不列颠帝国的领导机构第一次公开地谈论威胁着统一的不列颠帝国存在的日益增长的危险。这里《泰晤士报》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未能召开一次帝国代表会议来弄清帝国各成员对日内瓦议定书的看法；这是由于自治领一般对任何代表会议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会议的结果可能会使他们承担对与爆发另一场战争有关的新的义务。《泰晤士报》的文章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兴趣，整整几个星期来所有英国报纸都加以转载。下面是其中的几段摘录：
“战后时期，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构成帝国全部威力的英国六个自治领怎样才能对敌视英国的列强采取统一的政策。这是一个具有极重大意义的问题，因为它是同帝国本身存在的结局问题联系着的。如果不列颠帝国的这六个自治单位不能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上达成协议，那么这些单位之变为彼此独立的国家只是个时间问题。它们不可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只能回答说：我们不得不同意统一的对外政策，不然帝国将注定瓦解。”
接着又说：
“在目前形势下，任何一场战争或者甚至一次战争的冒险都将是对帝国统一的极大危险。如果帝国一些单位的议会同意对国际形势的威胁采取统一态度，那么一切就好办了。而如果它们之间没有取得一致呢？如果大不列颠帝国或者其中的某个自治领同某个大国发生冲突，那么帝国其他单位对抗这场战争的唯一办法只能是脱离帝国联盟。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战争或者战争的冒险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比我们一般预料的临近得多。”
下面是另一篇文章中的摘录：
“由此可见，帝国目前面临着长期的危险。一方面有可能，帝国由于缺乏统一将倾向于采取动摇不定的对外政策，然而这种政策将危及它的安全，同时也会增加爆发战争的机会。另一方面有可能，一旦帝国的成员面临抉择，或者参与它们也并不认为是正确的战争，或者破坏帝国的统一以避免战争中的厄运，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就会瓦解。”
英国资产阶级感到，自治领会从它的手中滑掉。在所有这十点当中，单是加拿大问题就足以表明，英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自治领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尖锐的，迫切的意义。
由此可见，确认英美之间的接近只是描绘了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矛盾在同时增长，逐渐具有越来越尖锐的性质。
此外，美国还企图利用欧洲某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的一切特征目前无疑都是存在的，正确估计这些特征是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
日本的现实孕育着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系到东方问题来看，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日本正在兴起的运动有些方面很象俄国1905年的时期。示威游行、农民运动的普遍高涨、恐怖运动的高涨——你们想必记得有个日本的年轻大学生不久前因谋刺皇太子未遂而被枪决——这一切是日本运动的典型特点。但那里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比1905年时俄国的工人阶级要软弱一些。虽然它在数量上或许不比当时俄国的无产阶级少，但是在政治上比较软弱。资产阶级革命毕竟正在敲日本的大门。而这类革命在目前时代无疑会加速东方的解放运动，从而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日益临近。
第三，东方问题。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东方问题正在以我们过去所不能设想的速度成熟。自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九个月当中，东方的事变发展得特别迅速。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目前和中国有着共同的战线。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它的后果还难以估计。国民党，即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我们的孙逸仙党的发展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中国、埃及、荷属印度，运动到处在发展。
今天，我们在《真理报》上看到埃及白扎高尔巴沙议会解散的消息，这将给英埃关系带来新的麻烦。同志们，我想提醒大家，列宁同志在临死前关于东方所说的话。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他说：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列宁在晚年特别倾注于东方。他清楚地看到，东方有一支巨大的革命后备军，革命或许会改变自己的行进路线，将通过其他的门户到来。我在序言中指的正是这种可能性。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东方本身是无力的。只有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它还没有引导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才能使东方各民族的斗争具有完全不同的分量。
我还想提醒大家，列宁同志早在战前就谈到过东方问题。早在1911年，在中国爆发革命以后，列宁写了关于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的文章。当时许多人对这种对比觉得很奇怪。现在大家看到，这是富有预见性的。在一定意义上目前确实是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不应忘记，东方有着9亿人口，是世界人口的大多数。不应忘记以下这个事实的全部重大意义，这个为数众多的群众正开始投入运动。
我们回想一下，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俄国革命对东方的发展起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世界形势的总的图景，那么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注意力不仅放在欧洲，而且放在东方。
说明当前政治形势的另一个因素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经济复兴问题。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呢？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苏联强大了，它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巩固了。首先是经济状况好转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大家记得，列宁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荣幸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积累了1000万金卢布，这样，我们可以甩来恢复五金工业。现在，1000万对我们来说远远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你们记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反对派的朋友中有人多少比较坦率地说；等一等，到秋天“他们”（即指苏联政府）就会出现四亿赤字的，那时你们就会看到，中央就会受到怎样的夹攻。但结果怎么样呢？我不想泄露国家机密，说我们不仅没有4亿赤字，而相反，有相当一笔储备。（掌声）如果说1923年对外贸易给我们提供了1000万金卢布，就是一个重大的成就，那么我认为，我提到的储备就更加明显地说明苏联的巩固了。
其次，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工人的工资近3个月来在一系列部门中超过了战前的工资。这又一次证明，国家的经济状况在逐渐好转。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目前是农民问题。这里说的是同农民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盟，当然是在我们政府保持它的社会内容的条件下。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敌人逐渐地对现状和解了，这带来了一系列的协议，承认，等等。我不想因此说，我们已经不再受到任何威胁。在经济领域中将会有激烈的竞争。苏维埃共和国越巩固，世界资产阶级想要公然进攻我们的企图就越是不可避免。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我们的日益强大迫使资产阶级制定反对我们的进攻计划。
总之，如果我们注视一下世界政治形势，那么我们不应当被英美之间出现接近这一事实弄糊涂；我们不应当低估东方和我们共和国联盟的形势，我们共和国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东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通向东方的桥梁。
现在来谈一谈另一个因素——英国的情况。这里也可以看出某些变化。我要事先指出，第二国际正在逐渐地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德国转向美国。这是事实。随着第一个所谓工人政府即麦克唐纳政府的成立，第二国际的重心就转到了英国。同志们，我觉得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的初期，即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重心也可能逐渐地开始转向英国。
机会主义者们会问：照您看来，难道强大的、充满活力的保守派英国害怕革命吗？表面看问题的人会被英国资本主义的活力所蒙蔽。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不可能不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的实力在三点上正受到严重的威胁。第一点是自治领。每个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现在都知道，自治领正逐渐地在从英国的手中滑掉。第二点是工人运动革命化，最后第三点是东方。
保守派政府已经不可能为自由派政府所取代。目前，英国只存在两派巨大的势力：保守党和工党。如果保守党不得不让位给另一政党，那么取代它的将不是自由党，而是工党。因此，英国工党的状况具有巨大的意义。工党之逐渐变化是个明显的事实。它的左翼的增长也同样是明显的。这些因素表明，充满活力的保守派英国正处在火山口上。英国的情况并不显示出日益稳定的征兆，而相反，在不断地革命化。
第六点，英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也存在着矛盾。正在为争夺欧洲的霸权而斗争。两国目前都处于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某种依附地位，后者企图利用它们来互相对付，从而引起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同时也引起它们同其他国家的冲突。在法国，形势丝毫不稳定。赫里欧政府在政治上已经日暮途穷。顺便说一下，我们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已经强调指出，民主和平主义的政府一方面将被资产阶级所推翻，另一方面本身将具有法西斯性质。赫里欧政府在我们看来是把法西斯因素注入由社会党人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典型例子。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它抛弃了自身生命的意义和内容。法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增长了。它的党成长了。在殖民地和农民中的工作刚刚开始。
其次是巴尔干地区。在一些巴尔干地区的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照我看来存在着三种革命因素：(1)农民运动；(2)民族运动；(3)工人运动。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在这里存在着。有时人们会反驳我们说，在这些国家里，斗争过于软弱了，反革命势力加强了。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教导我们，有时候，正是在反革命势力看来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革命就临近了，正是在这种时候，反革命可能会被革命所代替。至于这些国家的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具有群众性，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南斯拉夫政府可能废除60-80个农民代表证，而这从“宪法”的观点来看，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这些事情不会不帮下印迹，农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只会加深。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在估计巴尔干地区的形势时，不应被表面看到的东西所迷惑。表面上看来，反动派似乎强大得很。乍看起来，南斯拉夫政府已经收拾了拉吉契运动。如果深入地看，那么必须承认，巴尔干国家的形势是动荡不定的，而决不象是稳定。
现在来谈谈德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最大的变化。我们党对道威斯计划的策略是正确的。国际赞同这一策略——尽管从一开始就清楚，即使有正确的策略，我们暂时还不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对我们来说，问题是要采取怎样的路线，以便向无产阶级表明，从历史发展的前景看，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目前，德国工人阶级正处在这样的境地，即它还看不到道威斯计划的“积极”方面。这些积极方面表现在工业的振兴，资本的流入、通货的稳定上。然而，协约国对德国的剥削仍在继续。将来矛盾势必会在新的基础上加剧。我们在报刊上公开地说过——看来这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现在1925年，在德国不存在象1923年那样的直接革命形势。同志们，我担心这一论断会带来特别巨大的误解。毫无疑问，有些同志会说：“那就是说，没有明显的革命形势。这一点我们应当加以明确，不过这样一来，共产国际和德国党的整个策略是错误的。”
应当坦率地说出实际情况。幻想从来不会对革命有什么好处。既然德国现在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就要指出和分析这一事实。但这自然决不等于说德国的阶级斗争停止了。德国的阶级斗争没有停止，也决不会停止。最近的事变可以证明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在哈雷发生的警察袭击工人的事件就够了。请读一读《红旗报》是怎样报道由于哈雷事件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吧！我们看到，阶级斗争已上街头，经济罢工又快来到。可见，德国的斗争仍在继续。而且这已经不是战前时期爆发的阶级斗争，而是战后时期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始终地和必然地带着内战的种子。另一方面，这已经不是1923年的那种斗争，而是1925年的、带着这一年的各种特点的斗争。
德国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惹人注目的。道威斯计划再过一段时期所产生的后果将是阶级斗争的进一步激化，而不是削弱，尽管斗争可能会延续整整几年。它将在新的基础上越来越尖锐化。
波兰的形势也象巴尔于地区一样。强大的农民运动，强大的少数民族运动（这部分地说也是农民运动），以及强大的工人运动。
由此可见，在波兰，这三种因素也都在起作用。从表面上看，这里也可以认为是波兰资产阶级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不应忽视上述三个因素。
我还要就意大利的情况说两句。在那里，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受到抑止。几个星期前似乎墨索里尼已临末日。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但意大利的局势是动荡不定的，内部蕴藏着的决不是什么协调。
现在来谈谈捷克斯洛伐克。那里资产阶级的情况是这样：它找不到摆脱已经形成的困难的合法出路。联合政府正在四分五裂，越往后将越明显。这里也象在波兰和巴尔干地区一样，同样的那三种因素在相互起作用。诚然，农民运动和少数民族的运动在这里比在上述国家更软弱。然而，三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工人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比在其他国家要强大得多。
至于斯堪的纳维亚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幸福之邦”，那里的政权至今还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政府手里，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即使在那里阶级斗争也在激化。安闲的田园生活已经结束。近来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特别是挪威，不久前又在瑞典和丹麦看到的剧烈的阶级斗争，证明在斯堪的纳维亚阶级矛盾也在激化。
同志们，我认为总的形势就是这样。与此同时，苏联的吸引力在不断增长。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某个时期里，特别是在饥荒的年代里，这种吸引力曾经有所下降。目前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向苏联派遣人数众多的工会代表团的运动刚刚开始并无疑将会发展。
是什么吸引着外国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的代表们到我们这里来的呢？是苏联开始在进行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能感觉。
这些代表们大致是这样议论的：我们走的是与俄国不同的道路，我们是跟着社会民主党走的。我们落到了什么结果呢？在经济方面我们的情况很糟糕。诚然，俄国无产阶级走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是流血和内战的道路，但是俄国工人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这种意识在社会民主党工人中现在开始觉醒，并将越来越加强。
总之，我们不应当把德国从全局中分离出来，在那里我们长期来似乎觉得革命很快就要爆发。我们应当分析整个世界的形势并作出切合实际的估计。我们是世界革命的党，而不仅仅是俄国革命或德国革命的党。因此，我们的估计应当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形势。
因此，在总结时我们应当说：在某些战场上，斗争已不象1923年那样蓬勃了。如果说不存在停战，那么无论如何，同1923年相比，在某些战场上（德国）斗争暂时地减弱了。无论在西欧，无论在中欧，都不存在尖锐的革命形势。至于整个世界的形势，那么它依然是客观上革命的。东方向前推进得要比我们原来认为的迅速得多。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增长，世界革命的思想在东方越来越普及。
英国要比我们迄今为止所认为的动荡不定得多。马克思曾经认为，没有英国参加的革命将是杯水风浪。如果把英国的情况和德国的情况作一对比并估计到拥有九亿人口的东方的逐渐觉醒，那么可以认为，阻止革命的因素和推动革命的因素大致上是相互平衡的。
同志们，由此可见，总的形势是这样：我们必须仍象过去一样估计到两种可能性：我们应当把我们未来的策略建筑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指出的方针上，并根据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需要加以区别，即估计到阶级斗争缓慢拖延的可能性，又估计到阶级斗争发展比较迅速的可能性。从我们的基本目标的观点来看，没有丝毫理由得出任何的悲观主义。
同志们，那些从错误地评价英美接近的事实中得出悲观结论的同志们，直接面临着开始修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危险。他们常常投票赞成任何决议并把自己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他们不愿意了解，应当如何运用列宁主义，他们常常走上修正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基本原理的道路。
谁企图证明美英接近必然导致使欧洲变为美国的自治领并消除欧洲的内部矛盾，谁就是在重复早在1915年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问题所说的话。我不想在这里过多地引用引文，介绍你们读一读列宁在《反潮流文集》上的一篇文章和他在关于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一书中与考茨基的论战。列宁仿佛事先预见到并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右翼拥护者们现在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我只想引用上述书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彰的‘超帝国主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
其实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好好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相信的那种前途是多么虚假了。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来说吧。谁都知道，这三个共有六七亿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几个帝国主义强国的金融资本剥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以保持或扩张它们在上述亚洲国家中的领地、利益和‘势力范围’，这将会是一些‘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又假定，所有帝国主义强国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分割上述亚洲国家，这将会是一种‘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在20世纪的历史上就有这种联盟的实际例子，例如，列强共同对付中国就是这样。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磨擦、冲突和斗争吗？
只要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以一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根据。而这些分割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能不能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能。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3]
同志们，现在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反驳那些对英美接近估计过高的“预言家”，照他们看来，这种接近几乎必定会消除革命。
拉狄克硬说，民主和平主义“时期”现在还没有过去。诚然，麦克唐纳已经下台，但是照拉狄克的意见，和平主义依然存在。拉狄克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一种状态，只要没有直接的战争！拉狄克都认为是和平主义。然而，帝国主义需要战争之问的喘息；在喘息时期就准备进行新的战争。如果说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状况是没有战争，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只是准备新战争的一种伪装。在这个问题上需要非常明确。早在1922年12月，列宁就说过：
“拿目前的冲突（即使是极小的冲突）作例子来说明：由于英国两国在对土和约的某些细节上的争执，由于美日对任何太平洋问题的细小分歧，由于列强在殖民地问题、关税政策或一般贸易政策等问题上的争执，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4]
早在1922年底以前，当形势整个说来已经十分明朗的时候，列宁就是这样估计的。他认为，新的战争可能爆发，不仅由于英美之问的巨大矛盾，而且由于象关税问题或贸易政策这样的问题。整个“和平主义”帝国主义的性质正是这样。新的战争可能由于最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而发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坚决驳斥想要修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理论的哪怕最小心谨慎和改头换面的企图。
我再重复说一遍：总的世界形势依然是客观上革命的，尽管在一些国家，例如在德国，目前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对形势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以前的策略至今仍然有效。
四、民主和平主义“时期”，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同志们，近来在共产国际队伍里出现的一切重大分歧归根到底是围绕着对民主和平主义“时期”的。象纽博尔德、菲力浦斯、普莱斯、霍格伦、罗斯梅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民主主义“时期”的晚期牺牲品。
他们是怎样描绘形势的呢？他们的意见很简单，革命已经过去，世界形势已经不再是革命的了。他们说：如果苏维埃政权在五——六年内未能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做出许多成绩，那么也应当给麦克唐纳同样多的时间。听：这竟是共产党人说出来的话！霍格伦则把纽博尔德在议会选举中失败这一事实看作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正确地对待民主和平主义“时期”的态度是最近九个月来我们全部策略的中心轴。有些同志克服了疑虑，而这些疑虑是他们曾经害怕公开说出来的；他们说，总的说来他们是同意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但实际上一直把民主和平主义的插曲看作是真正的时代，看作是漫长的时期，看作是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他们曾认为，由此可以得出或多或少用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改变我们整个策略的必要性。纽博尔德和霍格伦成了这种幻想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更谨慎、更狡猾一些，他们暂时只向门内伸进一只手指。但是这只手指被狠狠夹住了，以致不敢再伸出其他的手指。
事实教导我们什么呢？首先是在这个著名的“时期”的长期性问题上。事实证明，民主和平主义的“时期”无非是我们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所预言的一个插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主和平主义的”插曲就等于是小资产阶级暂时掌权。事实上政权没有全部转到小资产阶级手里，而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顶多只能称为民主和平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独立地掌握政权的。正因为如此，它不得不扮演大资产阶级手中的傀儡的角色。法国和英国是这种情况的最出色的历史见证，在那里清楚地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作为独立的力量管理国家的。
事实还教导我们什么呢？事实教导我们麦克唐纳违背自己的愿望替我们做了工作。在英国工人阶级内部开始出现分化。执掌真正政权的意向在增长。人们常常从“哲学”的角度提出问题：麦克唐纳政府实质上说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战后时期危机的最后阶段呢，还是新的和平主义“时期”的最初阶段呢？这样提出问题看来似乎是高度“辩证的”。我认为，麦克唐纳政府既是前者，又是后者。
民主和平主义是早在1914年，即战争爆发时就开始的那个不可分割的事变链条中的一环。
1924年的民主和平主义“时期”只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一个插曲。我们不需要从哲学上来下定义。我们只要估计到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1)这个时期是短暂的；(2)甚至以工党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不可能起独立的作用；(3)目前英国的社会生活中只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最后(4)麦克唐纳政府及其“建设性社会主义”是替我们共产党人，替共产国际工作的。
对法西斯的评价也是与民主和平主义的性质问题联系着的。
同志们，你们记得在我们队伍中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斗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和平主义“时期”是互相联系的。请看一看德国、英国和美国的选举吧！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呢？在德国，广大选民投了社会民主党的票，在英国，投了工党的票，在美国投了拉福列特党的票。无论是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还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都投了作为民主和平主义代表的那些党派的票，即使当时民主和平主义的星辰已经陨落了。“时期”虽然已经过去，而抱着各种幻想的落后居民阶层仍继续拥护民主和平主义的政策。我们不希望在共产党内笼罩着民主的幻想。但是在落后的群众中，这种幻想依旧存在。自然，我们过去应当、现在也应当同这些幻想作斗争。
在民主和平主义的“时期”里，应当区分两类不同的国家：一类是这个“时期”的主体，另一类是这个“时期”的客体。英国和法国是主体，德国是客体。顺便指出，一方面在英国和法国，我们党取得了成就，而另一方面我们德国党的处境困难，这是由于客观形势造成的。在德国，也和在法国一样笼罩着和平主义的幻想。但是，培养这种和平主义的基础在德国和在英国不一样。当一个又饿又渴的垂死者疲惫不堪地躺在地上，而有人激起了他的希望：他可以站起来并给他一口水或一片面包或一点牛奶，那么显然在这个人身上会产生希望和幻想。德国就处于这种状况。那时社会民主党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因此，毫不奇怪，在作为“时期”主体的国家里，统治阶级不可能向群众提出任何重大的建议和允诺，不可能向他们答应改善他们的状况，这样我们的共产党就能比较容易地取得成就。
回过头来谈谈法西斯主义。1921年，拉狄克提出了法西斯主义战胜社会民主党的论点。这个论点对不对呢？这里的“战胜”一词如何理解呢？例如，大家知道，德国资产阶级“战胜”了卡尔·李卜克内西。资产阶级把他杀害了，它在斗争中胜利了。这是一种战胜。在俄同80年代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可以看到另一种战胜。
我指的是众所周知的革命家列夫·吉霍米罗夫。他也是“被战胜的”，他是怎么被战胜的呢？他自己转到了敌人方面，自己转到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营垒里。李卜克内西是被德国资产阶级“战胜”的，吉霍米罗夫则是被俄国沙皇政府“战胜”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战胜”。社会民主党被资产阶级所“战胜”也正是这样，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自己成了叛徒，走上了吉霍米罗夫的道路，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拉狄克忽视了这件小事。他决定，由于社会民主党已被“战胜”，因此必须同它在政治上联合起来。这就是拉狄克所理解的“统一战线”理论。他忽略了一点，即社会民主党是在自己成为资产阶级一翼的意义上被资产阶级“战胜”的。
因此，包含着把社会民主党看作是资产阶级“第三”党的说法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是完全正确的。
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两种倾向的综合体，社会民主党则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翼。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提纲和决议是正确的，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加强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加强。广大群众的落后和阶级冲突发展速度的延缓今后将产生的结果仍是社会民主党的加强。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加强。右派同志们中间有人认为，鉴于社会民主党的加强，我们应该对一切价值重新评价！我们的看法不同，并相信，既然资产阶级将在一段时期内得到加强，那么社会民主党将会利用这一点，因为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是一对孪生子。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痛斥过英国工人运动的卖身求荣的领袖。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么无情地批评和揭露英国工人的领袖。
目前，我们在国际范围内也应当这样做。
一系列事件使我们易于完成这项任务。我只想谈谈其中的四点：(1)巴尔马托夫丑闻、艾伯特审判案等等；(2)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霍尔蒂之间的协议；(3)第二国际执行局最后一次会议；(4)艾伯特、布兰亭和龚帕斯的葬礼，不久前，我读了胡斯曼写的悼念布兰亭的悼文。胡斯曼把以下一点算作是布兰亭的功绩：认为他尽管具有共和思想，但他是瑞典国王的老朋友和老同学。这不是说得太过了吗？胡斯曼又一次“埋葬”了布兰亭。
总之，拉狄克同志，社会民主党确实被资产阶级“战胜”了，被法西斯主义“战胜”了。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及其信徒不同，社会民主党不是在斗争中倒下的，而是在下面这个意义上被战胜的；它通过自己的领袖们弃绝作为工人政党的身份，采取了小资产阶级立场并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翼。资产阶级的暂时加强也就等于社会民主党的暂时加强。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时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灭亡。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的策略是绝对正确的。阶级斗争证明速一点，内战的插曲教育我们这一点，实际生活和群众运动告诉我们这一点。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的路线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五、争取工会统一的斗争和英国工人运动
同志们！在谈论布尔什维克化问题之前，我想就工会运动说几句。
当然，我们中间没有人会否认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总的路线的正确性。诚然，共产国际右翼中的我们的反对者认为，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在工会问题上的决议实质上说是同它的其他决议背遭而驰的。他们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立场是“偶然的”。共产国际是“偶然地”在工会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立场。事变表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会决议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总的策略。总之，现在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原则性的讨论。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为某些兄弟党作出切实的指示。
同志们，流行最广的口号，争取国际工会运动统一的口号是共产国际提出的。共产国际因此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们应当确认，在某些国家里，我们在工会问题上的正确路线在实际贯彻中也包含着象统一战线的策略所包含的同样的两种危险性。这一点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看得特别明显，在其他国家则不大明显。
第一个危险是把这种策略当作一种小小的手法，似乎这里的全部问题归结为给社会民主党写封公开信，而其余的一切都应当照常进行。另一个危险是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宣布匆忙地、无条件地加入改良主义工会，甚至在革命工会同样强大或者更为强大的地方也这样做。这是另一个极端。在捷克斯洛伐克，我听说有些同志居然认为，我们红色的革命工会越弱小，工会的统一就越容易达成。我们对我们策略的理解完全不同。我们认为，在有革命工会的地方，我们就应当为争取每个工人而斗争。与此同时，还应当继续为争取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如果在同改良主义工会相比较我们的红色工会组织还是一股巨大力量的地方解散我们的工会，那就大错特错了。
英俄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但最近关于它的筹备情况的消息是令人高兴的。看来，右翼阿姆斯特丹分子对英国人决定同俄国工会一起召开正式的代表会议一事感到有些激动。我们坚持以往的路线，今后将为争取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但我们不会陷入上述两种极端中的任何一种极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将进行斗争，即使在有革命工会的地方，我们也将进行斗争。
我们的整个工会运动是同英国工人运动中形成的环境相联系而历史地产生的。现在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反映出来的新情况首先是在英国产生的。促使这些新思潮产生的原因简单地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因素：(1)英国在世界市场上丧失了自己的垄断地位；(2)英国的殖民威力开始在动摇。这两个因素本身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种趋势，尽管只是现在才开始表现出来，但已经影响到英国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状况，(3)阶级斗争在加剧；(4)工人贵族的特权地位在下降。
由此可见，英国工会代表团不久前到俄国来并对我国革命表示好感，这一情况决不是偶然的。这决不能以英国工人运动的这些代表们的个人品质，以他们是些好小伙子这一点来解释，这是同上述四个因素极密切地联系着的。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已经散发着一股清新的气流。我认为，麦克斯·贝尔说得对，他在总结最近一段时期的英国工人运动时说，影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方面是“旧的古典的工联策略的破产，另一方面是工党的以往的斗争方式的破产”。的确，这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旧的工联策略的破产也不是偶然的。问题不仅在于领袖们的缺点和他们所犯的错误，而且在于英国丧失了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它在自己的殖民地的影响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反抗，这也促进了阶级斗争节奏的加剧并唤起英国无产阶级群众走向新生活。
因此也出现了工会少数派的运动，这个运动将具有巨大的前途。正是这个已经把60万工人团结在共产主义思想周围的运动（以及正式工会左翼的团结）最有力地促进了英俄合作的建立。
英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症结。目前这种样子的工党是难以为继的。但是，在今后几年当中，它是有前途的。它在农村也有希望。目前它只是一个城市的党。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它在城市工业地区得到了193个代表资格中的52个，在农村地区则只得到230个中的38个。我认为，今后我们将会看到工党内出现两种现象：一方面，它的因循守旧的上层在城市中的威望和影响会逐渐下降，并且很可能从少数派中，甚至从共产党中（多数是在工人中心和工业地区）涌现出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工党在小城市和乡镇地区的影响会有所增长。
从历史前景的角度看，工党在上述地区的地位的加强客观上是进步的。不久前，奥托·鲍威尔在奥地利提出口号，“到农村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打算到农村去，他们不反对尝点“列宁主义”的甜头。他们说，列宁坚持同农民结成联盟是对的。当然，列宁对这个联盟的理解是跟奥托·鲍威尔有所不同的。我们知道鲍威尔式的“列宁主义”的价值。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假如它面向农村并开始给那里的保守派以打击，在农村居民中扎根，那么这在客观上意味着前进了一步。
我们的工会运动是富有生气的运动，它之所以具有广阔的前途，正是因为它同英国工人运动内部发生的过程，同英国工人运动中正在发展的进步倾向有着活生生的有机联系。
多年来，恩格斯一直在寻求解决英国工人运动问题的钥匙。
马克思主义没有找到通向英国工人运动广大群众的大门，目为当时客观形势对解决这个问题不利。列宁也曾寻求过这个钥匙。大家记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出现了关于共产党人是否应当加入工党的争论。这不是一个组织问题，我们是在寻求解决英国工人运动问题的钥匙。英国工人运动不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即第一国际的时代是个谜，而且在第二国际的时代也是个谜。我觉得，第三国际有赖列宁而找到了这个钥匙。我们看到，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正在出现新的形势，那里使我们共产党变为群众性政党的前提很快就会形成。我们英国同志刚刚开始出版的星期日报纸的发行量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年轻的英国共产主义在向前迈进。它在前进，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客观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他们将通过这条道路争取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
不应当认为，我们的工会运动只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根据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估计，应当认为，这场运动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六、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及其实现的途径
我们党开始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形势就是这样。我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化问题的提纲拟定得相当详细，因此我只对它进行一些补充。
首先我想谈一谈“组织和政策”的问题。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公布后，许多同志把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解释为只是要求以生产支部为基础从组织上改组党。现在向大家提出的提纲的基础是这样一个思想：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任务在于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当然，不能把组织和政策相互对立起来。没有正确的组织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正如没有正确的政策，好的组织也一文不值一样。我再说一遍，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之点是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对待诸如工会问题、农民问题、殖民地问题，在青年和妇女中的工作问题，等等。然而，不应忽视组织的意义，忽视以生产支部为基础进行改组的意义。对此我要向大家提出警告，因为要有正确的政策，就必须有正确的组织。
不久前召开的组织问题代表会议具有重大的意义。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交给了我一些材料，其中令我注目的是2月15日《人民权利报》上的一篇短评，从各党布尔什维克化问题的角度来看，从组织上改组的意义来说是有巨大实践意义的。我指的是捷克中部一家糖厂的工人、生产支部成员的来信。这位工人写道：
“当决定着手组织生产支部时，我召集了3个同志并在午间休息时跟他们讨论了支部的大致任务。然后我们决定，在最近3天内我们每人都应吸收一个新同志加入支部。这样我们就有8个人了。
在我们工厂里工作的共有160人，其中32人已经加入支部。
但这还是不多。于是我们决定，在1月底以前的这段时期里，每个党支部成员必须再吸收一名他可以担保的人。我们选举了委员会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支部全体大会的建议。6位同志受托在加入其他党和工会的党员和会员中散发我们党和工会的报纸，以便向他们证明，他们的报纸是怎样撒谎的。四个同志受托到月底前制定愿意订阅我们报纸的人员名单。目前，我们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出版第一期墙报。
生产支部的工作有一些实际的困难，因为同志们已经习惯于旧的组织形式了，但是生产支部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把所有人都吸引到工作中来，还因为支部本身始终都在工作，而且每个成员都对在支部监督下完成的某项党的工作负责。”
同志们，你们看，这里说的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捷克中部的这位工人所告诉我们的毕竟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正是应当这样来进行活动。问题不在于起草冗长的提纲，而在于从最简单的事物着手——按这位工人的作法——，开始时吸收四位同志，然后再吸收四位，然后再在他们中间分配工作。这就是实际组织工作中的列宁主义。
我想提醒大家列宁同志在1902年写的一封信，当时我们的运动还很年轻。在这封信里包含着组织大纲，20多年前，当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刚刚开始时，列宁向俄国工人推荐的正是这一点。但现在工人们根据自己的首倡精神，在工人运动已经存在多年的其他国家里，在更广泛得多的范围内，在另一种形势下进行着工作。在组织问题上我们正应当这样做，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应当对工人们说，我们不需要只能适应隆重场合的共产党员，不需要为节日游行用的共产党员。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当竭力把新的同志、普通工人吸引到党的方面来并吸收他们参加党的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改组工作不可能机械地进行。这一点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会遇到一系列障碍，一方面是以工人们还没有克服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则是纯客观性质的障碍。在贯彻和开展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时，我们应当把工作重心移到生产支部上去。最好的提纲也是一文不值的，如果没有正确的组织把这些提纲带到群众中去并使这些提纲明白易懂的话。除了贯彻正确的政策以外，我们还应当学会建立正确的组织。
在我们目前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什么呢？首要的一件事是永远不要忘记一句明智的谚语：“活到老，学到老。”在运用到布尔什维克化上，这就意味着：“活到老，布尔什维克化到老，学习列宁主义到老。”以为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实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或者说可以规定一定的期限来达到它，那是自我欺骗。有才智的人们，党、工人运动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化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不应忽视，机械地把俄国经验搬到其他国家去之所以不可能，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也在按自己的方式吸取“十月的教训”。这一点不应忘记。在俄国革命后，我们曾以为，其他国家的革命也将象我国的革命一样地来进行。现在我们大家都已明白，它们进行革命将跟俄国有所不同。不要忘记，资产阶级也从十月革命中吸取了教训。比方说，过去我们曾以为，其他国家也将有自己的克伦斯基时期。现在已经清楚了，其他国家未必有这种形式的克伦斯基时期。回想一下不久前汉堡或烈韦里发生的内战插曲吧。它们证明，这些国家可能出现各种情况，但决不是简单地重复我国的克伦斯基时期。
布尔什维克化就在于学会从俄国的经验中，同样地，也从其他国家的斗争经验中吸取最本质的教训，把它们同某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要求结合起来。首先我们应当估计到该国家的社会构成和阶级划分。目前找到了一份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同志的手稿，这份手稿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初稿。其中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它规定了以下的一项区别原则：在确定不同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时，首先必须估计到这些国家社会构成的特点。应当知道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百分比，在小资产阶级内部还分哪些阶层，等等。列宁举例说，假定在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占51%，小资产阶级占40%，而资本家占9%，在另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占20%，小资产阶级占75%，而资本家占5%。这样，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势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再注意一下，在小资产阶级队伍中阶层划分的情况也具有不同的性质，例如，在上述第二个例子中，30%是贫农，30%是中农，15%是富农，那就还必须更加确切地明确这种或那种形势的特点。如果说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下，社会构成大致跟俄国革命发展的基础相适应，那么相反，在第一种情况下则是无产阶级占明显优势的国家，比方说象德国那样。
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首先必须进行起码的社会分析。迄今为止，我们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学会了做这项准备工作。例如，我们曾以为，美国、保加利亚和德国在这方面的条件相同。永远不应忘记，正确政策的前提是学会区别和估计这个或那个环境的特点，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特殊性质。
我应当惭愧地说，我曾经遇到这样的“领袖”，当有人问他：你们国家有多少农民，他困惑地回答：我不能确切地告诉您这一点。
我说的这位同志还是出生于农民人口众多的国家，是从工会反对派中加入党的。瞧，对于这样一个起码的同时也是重要的问题，我们中间有些人竞不能加以回答。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任何提纲在这里都无济于事。这样的人不配称为布尔什维克。让他们先学一学自己国家的社会统计，不然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对他们来说就会成为百思不解的东西。如果你们不知道自己国家的社会构成和力量对比的数字，那你们就不要装成布尔什维克。你们顶多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勇敢的战士，但是根本谈不上领导革命，谈不上争取农民并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现在要讨论的不是一般地说布尔什维克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在目前时期，即世界革命速度延缓时期的具体条件下布尔什维克是什么的问题。在今年1月通过的我们兄弟的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中有一个精辟的地方，我给大家念一下。那里说：“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发展速度延缓的时期）里，每个共产党人应当意识到对每个行动，每个言论所负的全部责任。对一切改良主义领袖们的批判分析要有具体性、正确性和尖锐性，要有大无畏精神、强烈的仇恨和明智的冷静，对一切具有不同思想的工人们要耐心和极大的耐心；要有组织才能，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收到工会中来，阻便加强共产党人的影响；要善于简单明确地，符合实际地，书面地解释所发生的情况，克服各种行会庸俗习气——这就是党在这样的时期里向每个党员提出的要求。”我认为这段表述是很好的。目前，所有这些品质确实是我们特别需要的。当列宁写《怎么办》这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圣经”、奠定了布尔什维主义基础的书时，俄国工人运动正处在发展的幼年时期。当时列宁就包罗了全部任务的内容，指出我们既应当为争取增加每个戈比的工资而斗争，也应当为争取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斗争。除了细小的日常的工作以外，还要为实现我们伟大的目标而努力——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它既包括为细小的改革而进行的斗争，也包括准备工作，选择时机和实行武装起义以及巩周工人阶级业已夺得的政权。
同志们，应当确认，目前我们的许多党正处在研究战前时期的布尔什维主义对它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时期。当然，我们在1917年后取得的经验仍旧是全世界各党的真正宝库。然而，我们有些党现在正进入这样的斗争和发展时期，即掌握1917年前时期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策略和组织原则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无论在工会领域里，还是在农民和殖民地工作领域里，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我觉得在农村中开始进行工作是特别重要的事。然而，应当把自发的农民运动同在农村中的有计划的工作、共产主义的首倡精神区别开来。自发的农民运动在各国都有，而且往往是不通过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和工作而产生的。也有相反的情形：有些国家已经有了在农民中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萌芽，但还没有自发的农民运动。共产国际对这些争取农民群众的初步尝试寄予很大的希望。应当说，坚冰终究会打碎的。我们正在从言论走向行动。我要提醒大家关于法国共产党的一些农民代表会议。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德国共产党也正在进行这类事先的准备工作。还应当指出意大利共产党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可以看到为在农民中进行有计划的工作奠定基础的尝试。
现在，柏林、汉堡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们常常利用星期日去访问农村。他们坐着载货车去郊区农村，在那里散发党的出版物，同农民一起开会，等等。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也这样做过。在1917年前，俄国共产党曾是“城市的”党。只有在1917年，她才深入到农村去。之所以能够这样做首先是由于工人们派代表团到农村去；他们到那里去的费用是通过在自己的企业中募捐的办法得到的。
既然这项工作已经开始，概括这项工作的口号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理解和解释的“工农政府”就是这样的口号。在还没有实行这一口号的地方，现在就应当通过广泛宣传的办法提出来。只是因为布兰德勒和拉狄克使这一口号威信扫地而加以拒绝，这是错误的。这一情况决不说明要反对这个口号，因为布兰德勒和拉狄克企图使我们的所有口号都威信扫地。布兰德勒未曾把一个农民吸引到我们方面来，但是他却使这个口号威信扫地——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我们刚除了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外，要竭力使这一口号普及并用革命的精神来加以解释。
现在来谈一谈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个策略不仅同布尔什维克化不矛盾，而且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个策略就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化。布尔什维克首先是群众工作者。但是要成为一个群众工作者，必须持续不断地向工人群众保持联系，其中也包括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保持联系。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在正确地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当英国发生巨大的社会变动时，当一个又一个的工会把统一战线的问题列入讨论的议题时，在这样的时期里，实行统一战线策略应当是毫不含糊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的和布尔什维克式的。
再简短地来淡一谈关于各党在对工人斗争实行日常领导时必然提出的局部要求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化范畴的。
不要以为似乎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时期；我们清楚地懂得，革命发展延缓的时期决不会促进改革的进行。以为阶级矛盾尖锐化的速度延缓和阶级斗争不甚尖锐就等于改革的繁荣，那是根本错误的。
这样的时期不是有利于改革，而是有利于改良主义。我们这里现在开始出现“右倾病”。相反，我们不会看到什么重大的改革。
难道你们认为我们可以从现时的资产阶级那里得到改革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但这决不等于说，我们应当根据这一点放弃提出局部的要求。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当斗争减弱时，改良主义的幻想就增长了，但决不是真正改革的繁荣。而我们毕竟还应当提出局部的要求。正是在目前这样的时期里，我们必须实行正确的、合理的、有计划的、经过周密考虑的局部要求的策略，然而不离开革命斗争的格局，不是用改良主义的清水来稀释布尔什维克化。我们应当始终如一地把普通工人从日常的细小问题提高到时代的大问题的水平上来。我们应当清楚地向他们证明，通过他们亲身经历的事实使他们相信：通过细小的要求是不可能摆脱贫困处境的。因此，正是在目前的时期里局部要求是我们策略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七、共产国际内“右倾病”的危险性
我事先预料到，在我们公开承认德国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之后，结果必然会出现对我们真正看法的各种曲解和歪曲。右的倾向将会增长。对布尔什维主义从来没有任何概念的一些“共产党人”曾经认为，革命必定会在两三年内发生；如果在最近时期内没有发生，那么最好还是到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去！这些英雄们现在会对我们说：瞧，我们是正确的。“极左派”就会转向右派，正象博尔迪加同志那里发生的情况一样。
博尔迪加同志的情况是说明我上面所说的情形的极有救益的例子。同志们，请读一读博尔迪加现在写的东西，研究一下他的“世界观”，考虑一下是什么东西促使他转变的。转变的根源是博尔迪加不能理解共产党在革命发展速度延缓时期里的作用，是他不能理解日常的、细小的、同时也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工作在这个时期里的意义，是他不善于找到统一战线策略，局部要求等等在我们伟大的通向最终目标的整个活动中的联系。这就是他从极左派跳到右派的原因所在（但愿这毕竟是暂时的，但愿他还会回到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来）。
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更危险的右派，他们现在建议我们急剧转弯并实行“新的”策略。上面我已引用了可以作为正确理解布尔什维克化的典范的一个文件。现在我要从捷克斯洛伐克党的生活中引用一下完全另一种见解，以表明不应这样来理解布尔什维克化。我要申明一下，我引用选段引文决不是想事先确定将在这里向我们提出自己报告的捷克委员会的决议。我既不想涉及捷克共产党内在组织路线上进行的斗争，也不想涉及关于中央委员会人员问题以及右派和左派之间的斗争。
值得称赞的是，布隆的同志们给我们带来了捷克共产党内意见分歧的刊印的提纲。那里有许多毫无意义的东西，有许多关于私人磨擦等的细枝末节，这一点将在另外的地方来谈。总之，不管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斗争的结局如何，我想向你们表明，迄今为止我们这里还有这样的共产党人。布隆的同志们在备忘录的前言中指出，布隆在第二国际中还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不打算对布隆工人们的革命过去提出怀疑，但我只想说一点，布隆的同志们应当把自己领导人中间的某些人送到列宁主义的学校去学习，然后再考虑他们是否适合当领导人。在这份提纲中有一章叫《革命方针》，那里把反对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同革命完全混淆起来。
那里这样说：
“例如，所谓的左派要求我们在布隆，在我们只能以二百名工人对抗大批警察队伍的地方也要投入冲突，并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不考虑这将会使我们付出血的代价。”
接着我们可以读到：
“在所谓的左派同志们中有人认为，我们应当不断地‘进行革命’。
我们则认为，共产党的任务不在于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发动革命，而仅仅在于正确地利用现有的革命运动并将它进行到底。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在我们这里远未贯彻，而十分重要的是，捷克共产党现在的中央对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迟迟未能清楚理解。派鼓动宣传员带着发动日新月异的革命的指令到工人们那里击，这种做法是属于我们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幻想家政策领域的，其程度不亚于认为某个时代的革命性似乎可以根据饥饿者示威游行期间被打碎的窗玻璃多少来加以判断的幼稚观念。在反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期间，根据中央的命令去砸烂店铺是同饥饿群众根据上层领导的告诫去砸烂店铺截然不同的。前者会由于浪漫行为而作出巨大牺牲，而后者则是革命时代的真实征兆。”
没有什么好说的，妙极啦！不过我不了解，砸碎玻璃竟是“富于牺牲的浪漫行为”。
同志们，这里应当坦率地说，社会民主党对每句话都是会竖起长长的驴耳朵来的。请考虑一下，人们竟要求可怜的布隆人日甚一日地“进行革命”，而且是以这样一种可怕的方式：反对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要去砸碎玻璃。这真是无法让我们对布隆工人们有这样一批聪明人而表示祝贺。在这些作品的前言中，我们还听到一种抱怨，强迫布隆工人们派只是由工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说什么抱着“有意事先取消”理论家的隐秘愿望。那里还表示担心，被派去的工人能不能以必要的明确性和充足的理论根据向共产国际叙述必要的一切。根据这一点，我们有幸接到上述带有出色“理论”见解的备忘录。（笑声。）
老实说，我是坚定不移地宁愿同按照提纲作者的意见那些没有理论素养来同我们进行讨论的布隆工人们交谈，而不愿同撰写这些作品的“理论家们”交谈。假如他们对此有所耳闻，那么他们会对只是谈论浪漫行为而感到不满的，而他们想必会说，那就该转到社会民主党那里去吧！（笑声。）
同志们，我们应当事先预见到这种“转变”，并立即给予这些同志以反击。的确，在西欧目前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但是，难道根据这一点应当放弃布尔什维主义，向社会民主党作出让步，在反对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和革命之间划上等号吗？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处于困难的时期，有人无法应付，有人疲惫不堪，而社会民主党正在抬头——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需要实行有目的的，坚定不移的，毫不含糊的自己的路线，我们特别需要成为毫不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就让布隆工人们牢牢记住这一点吧！
同志们，我们现在为各党制定的道路决不会导致延缓布尔什维克化的速度，相反，它意味着加速我们各兄弟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正是会从困难的、成效较少的形势下看到自己的真正性质。列宁同志曾经不断地强调这一点。一旦革命重新走向高潮，特别是取得胜利，一批又一批革命者队伍就会涌向我们。1920年，当德国出现革命形势时，我们在这个大厅里见到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先生，一旦革命取得胜利，会有许多人，甚至资产阶级分子转到我们这方面来：资产阶级军官加入红军，等等。当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时情况常常是这样。正是在目前，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目前比较沉寂的时期，重要的是使它们具有列宁主义的精神。
我还想简短地谈一谈党的领导人问题。诚然，在党组织领导人的会议上提出挑选领导人的问题，有时是很微妙的事情。但事情不在于问题的主观方面，不在于对个别人的评价上，而在于客观地对待问题的态度上，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化事业上的整整一章。
在布隆的创作成果中，有这样一个地方：
“为了取得胜利，或许不仅需要将军的斗争意志，而且首先需要群众的斗争意志。”
这是伟大的发明，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哲理！遗憾的倒是，我们无幸在这里见到这些布隆的“理论家”，我们因此受到莫大损失。
不过现在不要开玩笑。
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有两篇在一定意义上说很有意思的文章，可惜至今还没有刊登出来。一篇是塔尔海默写的，另一篇是克雷比赫写的。说实在的，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两篇文章都是否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其中一位作者现在仍象过去一样说他绝对同意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但同时他忘记了一件真正的小事：上面所说的他的文章则是直接反对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我不来全面地谈论这些文章，我只想对其中讲到领导问题的那部分来谈一谈。
两篇文章的作者把挑选领袖象挑选“没有写满字的白纸”一样的新理论和新实践归咎于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用他们的话说，许多旧的领导人被解除了党组织的领导，由一些被他们认为是“没有写满字的白纸”的新手来代替。新手们只会听莫斯科的意见行事，只会照他们的命令办事，准备在他们提示的所有文件上签字。同志们，你们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十分恶毒的攻击。这种论战毫无原则性，但它毒化了政治空气。
我们应当在这里具体地谈一谈这个问题。请问，上层领导不更新，不经常地从新的阶层中吸收新鲜的力量来加以更新，这种情况难道能够想象吗？我要回答说，不能想象。那些硬说我们不善于重视富有政治经验的旧领袖的人究竟对不对呢？丝毫不能认为他们是对的。丝毫不能！我们所有的政党几乎都是从第二国际内部产生的。俄国党的情况也是这样，直到1918年它一直叫社会民主工党。我们也曾加入第二国际。我们清楚地知道，社会民主党人一夜之间是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领袖都经过或多或少长期发展的过程。我们大家都知道，从社会民主党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同志们既有缺点，也有优点，他们的长处往往在于他们积累的政治经验。我们中间谁也没有想到会说，必须抛弃旧的领袖。相反，每个持客观态度的观察者都应当承认，我们对旧的领袖表现了极大的耐心；例如，在法国党内，我们力所能及地来使他们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每当我们得以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始终感到高兴。我们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做的。
是否应该据此得出结论，我们比较老的工作人员——我也把自己列在其中——就应当十分挑剔，以致一切都亲自去做，让青年人等待着。决不是。但也不应对年轻领袖阿谀奉承。我们坦率地说，他们在政治上有许多缺点，他们需要自我完善和进行学习。我们始终对他们说：“要使自己布尔什维克化，要加强自我修养。”年轻人是理解我们的。我们需要某种合金，即老一辈的优秀代表同战后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辈的有才华的代表的有机结合。我们无论如何需要这种结合。但是，不是任何一块锈铁都可以用来合金的，——这一点任何人都会同意。列宁同志曾经开玩笑地说过：“人一过五十岁，就必定是机会主义者”，因此得出结论说，超过50岁的领袖，就得归档了。我们有时同意他的看法，但要求对他本人例外。然而，很可能在许多场合还要例外。但愿事情如此。如若有人停滞不前，以致视而不见新时代的清新气流，那就让他靠边站吧！但是党的上层领导问题只能通过有机结合的办法来解决，以便实现新老两辈代表的党的领导。
“白纸”论完全歪曲了问题的实质。这一理论的发明者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在我们这里挑选新的中央委员会取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情绪和专横。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更换领袖的原因要深邃得多。这还是在共产国际诞生之时就出现的。第三国际是从第二国际内部产生的，这一情况造成了本身的后果。即使从许多同志不得不同过去自己身上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进行斗争这一点便可以看出。让那些教训我们要怜惜旧领袖的人，自己去领受这些教训吧！决不能责备我们对老的工作人员缺乏耐心。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党、法国党、德国党、意大利党以及所有我们的兄弟党的许多同志都极其广泛地表现了耐心。如果说我们应当受到某种责备，那么决不是轻率地抛弃老的党员同志。正如责备我们把领导权交给那些准备在交给他们的任何文件上签字的人一样，都是不公正的和完全不应该的。
由此可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在工人群众面前提出领导干部的问题。列宁同志是从来不怕公开提出问题的。同时他还教导我价，没有自觉地奔向一定的目标，充满坚定不移的意志、遵守纪律的领导干部，就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几十年来，直到1917年，在第二国际各国，人们都谴责列宁的独裁者心理。这是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相当一部分人谴责列宁的最流行的说法之一。大家都向他叫嚷；“你是独裁者，你想要有忠顺的臣民，休想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组织的意志之上。”那时候，列宁还没有被公认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社会民主党也参与了这些叫嚣。而我们知道，没有集中制的、有纪律的领导，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可能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
在目前时期——革命发展速度延缓的时期，这一原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适用。同志们，因此我们丝毫也不担心提出这个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会对问题从来不采取这样的态度：你犯了罪，因此把你打入七层地狱。我们这样说，如果你是机会主义者，我们将同你进行斗争，直到你承认自己的错误。人们常常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我们希望同志们受屈辱，要求他们悔过：“我犯了罪”。我们从不这样要求。克雷比赫在自己的文章中问道：要求犯了错误的人自我侮辱，这是什么习俗啊？他的责备实在是荒谬已极。在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根本谈不上自我侮辱。谁也不曾这样提出过问题。
在我们关于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中，有些地方强调了党内民主的必要性。然而，我们需要这种党内民主不是为了机会主义者，不是为了那些要求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批评自由”的人。我们将把这些人当作公然的敌人而与之进行斗争。我们要求批评自由是为了同我们一起在探索革命真理的事业上共同前进的所有同志。
在我为青年而写的文章中，如果我没有记错，又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认为其中有新的理论。人们认为我们只希望从青年国际中借用领导人。看来，旧的领袖中有人会自问：“难道我也要加入共青团吗？”（笑声。）我们对共青团给以充分的重视。它作出了巨大的功绩，某些方面促进了我们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正常的情况下，党教育青年，而不是相反。党应该帮助青年布尔什维克化。总之，请那些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只希望从青年国际中为党“挑选”领袖的人放心吧！
八、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同志们，我们是把布尔什维克化的整个问题放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什么是列宁主义以及它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了哪些新的结论，这一点我们已在我们的提纲中说得非常详细了。
我不得不认为，不是所有同志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我手头有一份法国同志的声明，他常常开玩笑地把自己称为法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指的是沙尔·拉波波特。这里说的是他在最近召开的法国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的一段话。1月19日的《人道报》是这样报道这段话的：
“拉波波特同志说，许多同志不懂得布尔什维克化的实质所在。”报纸补充说：“他表示遗憾：现在有一种用列宁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拉波波特表示遗憾的是有一种“用列宁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总之，这位法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想用列宁主义来替代马克思主义。不久前，我们从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嘴里也听到同样的话。阿德勒说，在共产国际内，越来越少地提到马克思主义而越来越多地谈论列宁主义的倾向正在加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认为这证明我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当阿德勒讲述这类故事时，我们并不激动。但当我们自已的同志也这样做时，那是十分令人痛心的。然而，应当公开承认，在我们俄国也有个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表示了与沙尔·拉波波特这位“法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意见。
我认为，对于扩大全会来说，问题在哪里是清楚的。全会能理解我们为什么强调列宁的意义。没有马克思，不能设想有列宁。列宁是马克思的学生。列宁主义也就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不受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并开始玷污它的旗帜之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通过列宁主义而活着，因此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应当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进行。这一点我们在提纲中已经说了。今后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中，我们都将贯彻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不打算抛弃第一国际的光荣传统，甚至第二国际的许多确实宝贵的传统。决不能容忍的是，一个法国共产党人不知道比方说盖得和拉法格，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只知道普列汉诺夫是个机会主义者而不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是列宁的学生，或者说，一个德国共产党人忘记了社会民主党在其活动的早期、革命时期所作的宝贵贡献。我们决不认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比现时的社会民主党人逊色。我们也十分珍惜老的波兰民主党革命传统中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把它看作是极宝贵的历史遗产。关于“斯巴达克”联盟也应当这样说。但是，如果认为所有斯巴达克派都是现成的领袖，连问一问他们对“萨克森”政策或1923年十月事件怎么看都是不应该的，那就根本错了。同志们，这样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根据旧的执照给所有斯巴达克派提供分类卡。但无论任何人也都不应该夸耀说：“谢天谢地，我们不是斯巴达克派。”我们会对德国左派独立党人为我们办的好事作出评价的。左派独立党人把群众送到我们党里来。（座位上发出喊声：“完全正确！”）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严重的弱点，要克服这些缺点只有通过一系列危机才能办到。我们应当学习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把“斯巴达克”联盟和左派独立党人曾经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的东西结合起来。
每一个年轻的工人应当明白，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成长壮大的，这些前辈们既有缺点，也有优点。共产国际不是突然出世的。它是站立在以前几代革命家所建筑的地基上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学生列宁仔细地研究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理论和实践，并教育新的一代要尊重为共产国际奠定基础的那些人的历史功绩。列宁始终不渝地向我们指出我们前辈人进行斗争时成功和失败的教训。共产主义不是从1919年，不是从共产国际成立时起才开始的，它有一段较早的、光荣的和内容丰富的历史。应该了解这段历史，研究它，而我们这里往往忽视这种了解和研究。在这方面，革命发展速度延缓也有其好的一面，那就是我们也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历史赐给我们的喘息时期。喘息时期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有好处的，因此可以利用它来进行深入的自我学习，尽管目前监狱成了我们的大学。但是，通过短训班、党校、小组等等进行的有计划的学习目前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利用这个喘息时期不仅是为了更加完善地建立我们的组织，而且是为了学习，进行自我修养，我们利用这个喘息时期来使自己造就成真正的共产党人，成为列宁同志所设想的那样的人。这是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之一。
总结一下以上所说的。同志们，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系列令人不很愉快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应当正视现实。我们应当承认，关于革命期限的问题需要进一步重新审查。我们过去有时以月来计算，现在我们不得不以年来计算了。
我们必须明确地说，在有些国家里目前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应当明白，我们正进入使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长期而顽强工作的阶段。对于我们各个党来说，列宁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面临着反对右倾危险的严重斗争。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也是在反右倾斗争中产生的。今后它仍将主要是在反右派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当然也反对极左派，反对有些地方开始威胁着我们的颓废现象。只要指出布隆的例子就够了。可能在其他国家里也会出现这类现象。这在目前由于革命发展速度延缓是应当预料得到的。在我们许多党内，多数群众是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转到我们这边来的。这个情况及其后果现在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捷克斯洛伐克，那里73%的党员过去是社会民主党党员。我想，德国党内的百分比也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党内，我们也看到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可以引为自豪的是，我们正在击败社会民主党，把工人从他们那里夺取过来。我们今后还要把工人从他们那里夺过来。但单是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还是不够的。应当对这些工人重新进行教育，使他们成为革命者，成为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
革命的速度延缓了。但是不应当从这一事实中为我们自身的错误和缺点，为我们思想上的惰性寻找辩护或解释的理由，为还没有根除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寻找辩护的理由。从社会民主党转到共产党方面来的工人们是些优秀的无产者。而布隆的工人们大概99%是忠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但那些实际上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并把砸窗玻璃和革命混为一谈的人们把他们引入了歧途。应当说，如果我们不得不“砸烂”这些机会主义者的“两块窗玻璃”，那我们是很乐于这样做的。
同志们，最后我还应当说一下。我们的路线总的说来仍像过去一样是忠于我们的事业的，我们自己也仍像过去一样，适应新的形势，依然忠于马克思主义，这远不是机会主义。通向胜利的道路还很遥远。世界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过去我们曾以为，再过五年我们就能达到目的。但我们一上路，就很快明白，这条路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坎坷和艰难得多。我们必须排除乱石、铲除树桩，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有时需要退却，“便作新的跳跃。我们相信，我们面前还有更大的困难需要去克服。好吧，那就去克服吧！
而道路的方向仍象过去一样，我们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也象我们的伟大目标不可动摇一样。我们一定能够排除横在我们道路上的乱石和树桩，我们一定能够为自己扫清道路，我们一定能够达到使我们的整个斗争充满深刻涵义和美好内容的目标。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共产主义。（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共产国际执委会大全会(1926年3月21日一4月6日)速记记录》，1925年俄文版第33-80页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1]《列宁选集》第4卷第467-468页。
[2]瓦尔加同志是从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的研究工作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了某些地方出现的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现象。
[3]《列宁选集》第2卷第835、836-838页。
[4]《列宁选集》第4卷第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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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处于“文明境界”的世界产业工会（1908-191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第十章处于“文明境界”的世界产业工会（1908-1915年）
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于1915年改名为国际产业工人同盟，在力量上从未达到可与直接行动派世界产业工会相匹敌的程度。附录四中可查到所辖分会数及会员人数。就会员总数而言，第三栏及第四栏（A表），可能是最准确的。这些数字显示，1908年分裂两年以后（即1910年），底特律派的会员人数约为三千五百人。以后各年，会员人数大致相同，但在1912年，几乎达到一万一千人。那是会员人数最多的一年，除1916年以外，可能也是芝加哥派会员人数最多的一年；每年数字都显示底特律派会员人数大大少于芝加哥派。在分会数目的差异上，明显地更有利于直接行动派。底特律派总书记兼总司库说，1909年，即分裂一年以后，只成立了一个新分会。下表显示分会数目增长情况：①
①根据书记兼司库里奇特1915年2月17日函。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数
年份新成立的分会已不存在的工会
分会总数
混合产业
总数
1908—9
123
191025
71614
1911612
18626
1912725
322434
1913616
221739
191459
14449
191511
251
底特律派总部所发布的会员数字，至少可以说，可能是偏高的。它的书记在1911年10月23日写道：“我们目前的会员人数大约为一万人……。几乎在美国各州及加拿大……均设有分会。和我们在原则上和方法上一致的组织……在美国、澳大利亚、非洲都很活跃。”1912年3月30日，他写道，会员人数“已超过两万大关”。当底特律派于1913年举行全国大会——他们称之为第六届世界产业工会大会——时，有十七个分会派代表参加，书记报告的会员人数为一万一千五百八十四人。他说，到1913年9月为止，共组织了二十二个新分会。《人民周刊》记者说：“主要的挫折是失去了十四个分会，这一不幸事件纯系由于总部缺乏经费不能派出组织员而造成的……。”派代表参加大会的分会包括新泽西州的帕特森丝织工人工会；底特律的汽车、铸造及木工等工会与一个“混合”工会；芝加哥的一个金属与机器制造工会及一个“混合”工会；宾夕法尼亚州伊利的金属工人工会；西雅图的旅馆与餐馆、“公用事业”及伐木工人的工会；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床垫制造工人工会；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林恩、旧金山、波特兰、洛杉矶、纽约市等地的几个“混合”工会。大会否决了更换组织名称及改动前言中“政治条款”的动议。“政治条款”的主要部分确已使得世界产业工会在“文明境界”茕茕孑立。书记在报告中说，虽然底特律派的会员来自所有产业，但主要来自纺织、服装制作、金属及机器制造、卷烟、食品、家具、运输、汽车、建筑、伐木、印刷、制鞋及公用事业等行业。①
①“公用事业”主要指为市政府工作的非技术劳工，如街道清洁工等。
德利昂派可能曾在1914年举行过一次会议，但作者没有查到任何有关报告。1915年9月他们在底特律举行了“第八届世界产业工会大会”。他们的官方机构所发表的简单会议情况显示，参加会议的除三名负责人外，还有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圣路易斯、哥伦布、底特律及巴拿马的克里斯托博尔等地派出的七位代表。
德利昂派所辖分会不仅在数目上少于直接行动派的分会，而分会的平均寿命也明显地要短一些。总书记兼总司库说，分会解散，更主要的原因是，罢工以后雇主的反对；会员转移到其它城市寻找工作；缺乏从事组织的男女工作人员。作者曾给纽约某工会的书记写过一封信，回答是“此地现在没有这样一个工会”。前任书记说：“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组织，创始于1897年，属于社会主义职工同盟。虽然会员人数减少很多，但仍支持到1905年世界产业工会成立。那时……会员增加到二百五十人左右。1908年分裂后，开始衰落。我们虽曾几次努力重新组织，但都失败，这个工会也就不再存在了。”
巴的摩尔的雪茄制造工人工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组织前任书记说，该会创始于1913年，有二十二名会员，“曾把市内雪茄工人工资由每千支五十美分提高到一美元”。1914年1月时，该会有会员三百五十人。以后即遭逢不幸。“哈瓦那皇家公司强加于我们的罢工……使会员陷入混乱，而社会党人又制造分歧，火上加油。1915年这个组织就不再存在。”现在可能仍不存在。
底特律派不是那样专门倚靠纯粹经济方式来进行劳工斗争，自然也不是那样孜孜于罢工。但它确曾进行过多次罢工。1910年5月，密执安底特律锻铁公司的工人，经过两星期的罢工，增加了工资。1911年4月，底特律派曾领导纽约州建筑铁材油漆工人罢工，有二百人参加。同年5月在俄亥俄的坎顿，曾号召四十名机工罢工。他们最重要的罢工活动是1911年及1912年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及帕塞伊克与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等地的丝厂中进行的。在这些罢工中，这两个世界产业工会经常发生冲突。底特律派的凯兹报导说，1911——1912年，丝厂罢工时，“帕特森的丝厂工人……成批加入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但“在罢工过程中，海伍德来到帕特森与帕塞伊克……在罢工工人中撒下了不和的种子。”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14年维也纳社会主义者大会上报告帕特森一帕塞伊克的情况时说：“本组织〔即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既要同社会党斗争，也要同以海伍德为首的反对我们的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主义分子斗争，而资本家的报纸又巧妙地掩护他们的侧翼……。面临着这样的阴谋诡计，那次有四千名男女工和童工进行的罢工失败了”这一报告又说，1912年头几个月内“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曾在六千名丝织工人的大罢工中取得胜利。”1913年12月20日在帕特森的一位德利昂派成员曾向《人民周刊》发出报道说：“第一五二号分会是一游民组织，昨夜〔帕特森丝厂工人〕开会时，他们竭力要挤满会场，但只部分成功。许多合法的代表大声疾呼，反对通过怠工与直接行动所表示的无政府主义……。”但阿道夫·莱希格在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似与上述情况大相径庭。他的证词说帕特森罢工时这两个世界产业工会并无重大分歧。既没有争吵，也没有团结在一起。
1913年底特律派还与几次小的罢工有关。他们报导，一月份曾在康涅狄格州米斯蒂克进行过一次成功的纺织工人罢工；8月份在费城进行过一次有五十名机工参加的成功的罢工；还有一次成功的罢工是在巴的摩尔，有十五名雪茄制造工人参加，赢得了增加工资的斗争。1914及1915年，旧金山少数女式服装成衣工人罢工，反对计件工资及所谓不良待遇。据他们报导也取得成功。
这两个世界产业工会继续互相仇恨，其程度之深，正如他们仇恨资本家、改良主义者、进步分子及社会党人一样。圣约翰在叙述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的历史时，其中有一段话大可视为直接行动派对教条主义派的正式的看法。他说：
这些政客〔即社会主义工人党员〕企图建立另一个组织，自称代表真正的产业工人运动。这只不过是他们政党的翻版，而且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它极力奉行“文明境界”的纲领，即议会主义。它的出版物成了一个政治帮派的喉舌，这个帮派在反对统治阶级某一部分时，从不放过攻击革命工人的机会。他们的拿手好戏是用懦夫想象中所能胡编乱造的一切罪名加在革命者的头上。“破坏者、暗杀者、暴徒、杀人犯、小偷”等等，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他们唯一的优点是把他们的谩骂印出来，而政客们的另一翼〔社会党人〕则暗中散布流言蜚语。
1914年5月，圣约翰作为世界产业工会的正式代表，在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作证说：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没有消息——不发布任何消息；除名义上以外，没有组织；奉行的纲领是政治分赃时弄点残羹冷炙，并以……世界产业工会的名义……进行交易。这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1914年8月委员会在西雅图作证时，曾一度任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总组织员的汤普森，曾发表他对另一世界产业工会的看法。他说底特律派与“世界产业工会大不相同”。他接着说：
他们盗窃了我们的名义。他们有政治概念，却没有工会概念。……1908年大会以后，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客们发现他们已不容于世界产业工会，就在新泽西帕特森开了一个会，决定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保留政治条款。当他们讨论用什么名字时，有不少争论。〔有人建议取名“社会主义劳工同盟”〕……但另一动议获得通过，于是窃取了世界产业工会的名义，把自己称为世界产业工会，虽然他们不值一提。
教条主义派如何看待直接行动派，或者说，他们的领袖希望一般工人怎样看待他们，有同样重要性。底特律派发表的一张传单中说：“那些称自己为世界产业工会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从1908年大会闭幕以来，开始用自己的行动暴露了他们的本性。他们的西部机关报，华盛顿州斯波坎《产业工人》已在鼓吹盗窃，小偷小摸，偷鸡，砸烂小型职业介绍所，还劝告工人用斧子打碎票箱……。”
当德利昂派举行1915年大会（第八届世界产业工会大会）时，总书记里奇特在报告中不遗余力地“赞扬”了直接行动派。他说：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组合，所谓“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1908年就大吹大擂，要向工人显示如何用怠工及直接行动飞快地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脱出来。现在留下的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无情的社会进步的力量把他们修饰得褴褛不堪，他们的灵丹妙药也毫无效验，确实成为一群愁眉苦脸的人。
几个月以后，里奇特说：“圣者（圣约翰）和‘大票’（海伍德）的追随者更加发愁，但更聪明。其中，数以百计的人都已参加了社会主义〔指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还有更多的人正准备参加。”
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被划为一类，同样是欺骗工人阶级的陷阱。《人民周刊》说：“我们发现游民〔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否定选票箱；我们发现美国劳工联合会否定阶级斗争并主张主子与奴才的利益一致；我们发现美国社会党……寻求行业工会的支持；……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工人党说，工人必须集体占有土地与生产工具；……我们发现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说工人必须在政治及产业阵地上团结起来……。”
凯兹在劳资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对照美国劳联与“游民”的主张，对德利昂派的立场就事论事地作了解释。他说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业工会把选票视为资产阶级的赐与；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则认为选票是“文明的战利品”。他接着说：
我们要运用选票。一个否定选票的团体自然会采取其它办法，如怠工及直接行动。美国劳工联合会不宣传怠工，但经常怠工；芝加哥产业工会宣传怠工，却并未执行……。我们的立场〔他在结尾说〕是，如果我们是多数而计票的资本家〔与〕官员拒绝把我们计算进去，那么，就会有一番争斗。但我们准备先试一试和平的方法。
德利昂派举出巴的摩尔服装制造工人最近一次罢工作为例证来支持他们对美国劳联及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的责难。他们把芝加哥派及劳联摧垮服装制作工人混合工会称为“狗急跳墙的行为”。他们说那次罢工是由外套制造工人工会的领导人、美国劳工联合会及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指挥的。
以服装制作工人混合工会为一方，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与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为另一方，正在巴的摩尔展开激烈斗争。这是一场纯洁的工会主义与腐化的工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巴的摩尔这一事件中，我们发现了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不过是工人身上的寄生虫……。（人民周刊）
根据社会主义工人党致1911年国际社会主义者布鲁塞尔大会的报告，德利昂派与该党要与世界产业工会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斗争的理由是，因为直接行动派“鼓吹单纯倚靠物质力量，同时因为该党〔社会主义工人党〕要给那些虽处于无政府主义领导的毒害下仍力求摆脱资本家及反动行业工会中资本家代理人的桎梏的工人，以一切可能的支持。”①
①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简报：“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这些人，因为他们只强调物质力量，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用全部力量支持那些虽处于无政府主义者不幸的领导下仍极力争取从资本家及反动行会头头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劳动人民。”
教条主义派认为，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自己则是社会主义者——而且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类型，不同于社会党的机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在发表的传单中，他们声称“当时美国全部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控制的惟一劳工组织就是所谓世界产业工会，总部设在伊利诺斯州芝加哥”，而且，用特有的方式总结了德利昂派的理论上的立场：
这就是这个世界产业工会的鼓舞人心的工作，也是它的目的与理由：反对选票，因选票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文明方式；鼓吹小偷小摸、闹事、砸机器，以及一切所谓“直接行动”，为工人带来不必要的灾祸，为反动势力助一臂之力的直接行动。这些措施是自杀性的，也为文明所不容。因此，真正的世界产业工会坚决反对提倡这种制造悲剧的策略的任何组织。工人阶级不能用“怠工”，不能用炸掉自己的办法来达到占有工厂的目的。它必需而且可能具有的力量在于它有一个健全的、有阶级觉悟的而且组织适当的产业工会。有了这样一个工会，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倚靠这样一个组织，而且仅仅倚靠这样一个组织，工人阶级就能永久占有生产手段，也只有这样，才可使文明免遭浩劫。俗话说得好：“有理无力，傻瓜高兴；有力无理，蛮人欢喜。”
1905年时世界产业工会组织的主要人物之一德布斯认为，芝加哥派1908年废除政治条款是大错特错的。在政治行动上他支持德利昂的立场。德布斯说：“在政治行动方面，这一派奠基于真正的工会主义原则。”他认为“芝加哥派与底特律派没有根本的分歧”。他说：“芝加哥派中大多数也赞成政治行动，如果我没有说错，那么，这部分人就没有理由不与底特律派团结起来，结束这两支力量之间的分裂。”德布斯认为，如果世界产业工会象开始时那样继续下去，“作为革命的产业工会，既承认政治行动的必要性，也承认产业行动的必要性，不受自己领导人的宰割，变成……一架反政治的机器，今天，它即使不是全世界的，也是全美的最强大的劳工组织。”
1915年9月，世界产业工会历史上两个世界产业工会并存的时代宣告结束，德利昂派在全国大会上（称为第八届世界产业工会），改名为国际产业工人同盟。《人民周刊》宣称：“1905年在芝加哥建立的世界产业工会已不再存在”。底特律派说，更改名称的理由是因为“游民分子”已玷污了“I.W.W.”（世界产业工会）这几个字。克劳福德说：“I.W.W.这个名称已经与小偷小摸及其它不名誉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新的名称以避免我们现在所蒙受的羞辱。”总书记兼总司库在机关刊物上发表的通告中，更完整地阐明了他们的态度。通告说：
这个组织于1905年通过的原则、方法与形式，已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另一撮人盗窃了世界产业工会的名字，而他们的行为与信念与社会主义的产业工会主义大相径庭。资本家及其帮凶立即充分利用这一符合他们利益的情况，在“怠工”与“直接行动”的叫喊声中开动了宣传机器，1906年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功，以致今天的世界产业工会在公众及大部分工人心目中成了胡作乱为的疯子的组织。
1908年时曾有人提议改名为社会主义劳工同盟，在这次会上又提出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赞成者认为，一个自称代表社会主义的有阶级性的工会主义的组织，这样称呼，较为恰当。但最后仍决定采用国际产业工人同盟，认为这更适合社会主义运动中经济这一翼的组织名称。
国际产业工人同盟很快就发表了《社会主义者产业工会主义宣言》。宣言说明了新命名的这一组织的原则。宣言说，该组织
拒绝按狗打架一样的路线来进行阶级斗争。它不主张用自己的不法行为去帮助资本家及其帮凶，为他们的不法行为找到借口。它谴责“怠工”及任何类似的幼稚的措施，这些措施对工人阶级是无用的，对真正进步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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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问题（乔治·诺瓦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乔治·诺瓦克->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1973）
异化问题
乔治·诺瓦克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如今正见证着它自己队伍中的一场道德重整运动。这个新的流派中有才智的倡导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社会中人类所遭受的异化，以此支持他们的结论。他们把社会主义的教义与心理分析的理论相融合，把异化问题当成现代生活中的关键问题来处理，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专注是受到了对于最近翻译的、马恩早期著作的无数评论的激励。马恩的这些早期著作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其中，异化概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这个主题的兴趣的增强不仅仅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奇思妙想。它根源于当今社会中所经历的非常现实的异化，根源于世界上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断增长的对抗。
在当代资本主义下的生活中的矛盾引发了深刻的挫败感。在战后的长期繁荣中从工厂和农场中涌流出来的财富并没有增强对于未来的信心。相反地，它成了忧虑的另一根源，因为人们广泛感到一场新的萧条将会来临。类似地，工人们面临着由自动化所带来的对于工业过程的控制的增强，这没有受人欢迎地使工人们从繁重的苦工中解脱出来，反而带来了慢性失业的幽灵。在核能的开发中所涉及到的对自然的控制在人类的头上保持着全盘灭绝的威胁，而非和平与充裕的希望。一个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政治家和军事领袖的核心集团决定着生死问题。无怪乎人们觉得支配着他们命运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是异化的力量。
尽管社会土壤有所不同，类似的观点也广泛散布于由官僚阶层所统治的后资本主义国家中。尽管它们的革命使得科学、技术、工业、公共卫生等领域中的广阔进步成为可能，但是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强烈地憎恶他们对于政府和经济管理的缺乏控制。他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组织自由被剥夺。尽管官方宣称他们至少已成为他们自身命运的主人，但是人们知道，对于至关重要的事务的决定权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官僚领袖来行使的。共产党、工会、工厂和集体农场、教育机构和出版社的群众的基本职责仍然是服从来自上面的命令。
那本由斯大林编辑的、如今已被抛弃的、对历史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的手册——《联共党史》——以下述告诫作结：“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只要“与诞生了他们、哺乳了他们、养育了他们的母亲和群众保持联系”，“他们”就会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赫鲁晓夫已经告诉我们，斯大林在晚年是如何从不参观工厂或农场，如何完全与普通人民的生活相隔离的。但是斯大林的后继者只是掀开了帷幕的一角，帷幕背后掩盖着苏联群众与“主管”——正如他们被称呼的那样——之间的极度疏离。
苏共二十大上的揭露和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促使共产党内的许多善思者重新考量他们先前的观点。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解释苏联领导人的罪行，以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本身来看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歪曲。
这种探求把他们导回到青年马克思。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标志着他从黑格尔主义、经人本主义、到达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他们认为他们已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被歪曲和社会主义被扭曲的线索——在苏联和共产党中这种歪曲和扭曲已然泛滥成灾。特别是，他们在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中人类异化的这些评论中，看到了被玷污的社会主义理想得以有益的复兴的基础。
这些知识分子举起了新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旗帜，以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和“经济自动主义”。他们声称，在斯大林之下结出这种苦果的罪恶种子是由“机械”马克思主义者播下，并由粗陋唯物主义的列宁主义者培育的。他们提倡一种革新的道德，以及对于“具体的、完整的、活生生的人”的更为敏锐的关心。他们说，集权主义的诸种可怕形式是由对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文化上层建筑之类的“抽象概念”的屈从产生的。这种不道德和不人道的唯物主义导致了在社会主义的措辞背后，由资本主义所强加的物对人的统治的再现。
在二十多年前的美国，相同的信息由当时《政治》的编辑德怀特·麦克唐纳，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琼森·弗里斯特小组声明。它是《异议》杂志的社会民主党作家和前托派作家所喜爱的主题。如今，它正成为一些聚集在英国的《新推理者》周围的前共产党知识分子的信条。
《新推理者》的两位编辑之一E.P.汤普森在第一期（1957，夏）的一份纲领性声明中写道：“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自我异化’的形式；人们在意识中跌跌撞撞，在抽象概念中迷失了自我；资本主义把人类劳动视为一种商品，把对人类‘需求’的满足视为生产和分配商品；斯大林主义把劳动视为满足经济物质需求的经济物质行为。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则声称：使人从被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人从对利润的追求中或对‘经济必然性’的屈从中解放出来。使人作为一个创造者解放出来——他将不仅创造新的价值，而且创造广泛而丰裕的事物。”
尽管他们的推论是新的，但这些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者提出来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新思想”却几乎不是原创的。他们的观点的实质可以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学派中找到，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曾兴盛于1848年革命前的德国。正如任何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诞生过程的人所知，科学社会主义是在与这些教义的斗争中创立的。
莫泽斯·赫斯和卡尔·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试图使社会主义运动建基于抽象原则和道德箴言之上——这些抽象原则和道德箴言关乎自相分裂的人类恢复其完整性和普遍性的需求，而不是建基于经济条件的必然的历史发展和阶级力量的斗争之上。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部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了这些空谈家，他们谈论“人类本质的异化”，而不是对货币及其功能进行科学的研究。
“人本”社会主义者对斯大林主义的厌恶是正当的，但他们并没有前进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他们所错误地认为的那样，而是落在了它的后面。他们不经意地倒退到社会主义及其唯物主义哲学在一个多世纪前曾克服的那个理论发展阶段上。更坏的是，在他们后跃至一种最讨厌的、前科学的社会主义时，他们抛弃了构成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方法。
这些迷失方向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之下加入抽象的道德根基的尝试是倒退性的。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异化理论绝非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干的。它的确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和形成阶段上扮演着有影响的角色。的确，在这个概念的历史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显著的例子，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如何将黑格尔的核心概念剥离其“唯心主义的外装”，并将其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这个过程既转变了它们的形式，也转变了它们的实质。弄清马克思主义对于异化的真实态度是怎样的，是有价值的。对于那些正在笨拙地寻求一种新的平衡的、沮丧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将是纠正其偏离正轨的最佳方法。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取自黑格尔。在这个例子中，正如在其它许多情况下一样，黑格尔主义是马克思思考的思想源头和出发点。
异化和外化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关键范畴。它们是对差异或“他性”的最极端的表述。在变化的过程中，每样事物必然具有一种分裂和对偶的性质，因为它既是它的本身，同时也成为某种其它事物，即它的“他者”。
但作为整体来看，“他者”纯粹是“它自身”的发展；隐含的成为外显的；可能的成为现实的。这是一个双重过程。它包含着从原初形式的外化，以及本质在一个更高的存在形式上的实现。
这一矛盾通过一个持久的发展过程推动理念前进，直到它从其物质外壳中浮现出来，并呈现为精神。精神转而经过一系列的阶段，从粗陋的知觉到其在哲学中——首先是在黑格尔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中——的最高峰。
在这整个复杂的过程中，异化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它是在发生作用的“否定”的表现。“否定”通过对立面的矛盾永远毁坏着既存的形式，驱使每样事物前进至一种更高的存在方式。在黑格尔看来，一种独特的异化在某个阶段上可以具有历史必然性，纵然在辩证法的普遍的相互作用中，它在下个阶段会被消除。
所有这些也许会呈现为一个半世纪前德国大学生活中无趣的一章。但黑格尔把社会的发展视为理念的这种演变的结果之一。此外，他追溯了人类历史中的异化过程。他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些议题，诸如这样一个事实：地球上所有生物中就人类能利用他们周围的客观条件，并把它们转变成人类主观发展的一种媒介。尽管把那样一种物质过程视为理念演变的表现这种看法显得稀奇古怪，但人们承认，这种评论具有一种现代特性。
此外，黑格尔指出，在人类发展的转折点上，人类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与周围世界的深刻冲突中。他们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创造物强大起来并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讽刺的是，人类成了他们自己产品的奴隶。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看待这整个问题的清晰度令人震惊。
黑格尔把人类异化这个概念应用于从它本身到希腊城市国家衰落与基督教来临之间的过渡时期——首先是到他周围的资产阶级社会。在他生涯的早期，他把工业社会描述成“相互依赖的广阔系统，行尸走肉。这个系统以一种盲目的基本方式到处移动，像一头野兽要求持久的强大控制和限制。”（《耶拿现实哲学》，第237页）他指望由国家来对资本主义竞争施加那种控制。
对我们这个核时代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他关于私有财产制度说了一些尖锐的内容，这种私有财产制度强迫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尽管人们有所创造，但这个世界与他们最深切的需求是相对立的。这个外在于人性的、“死的”世界是由无情的法律统治着的，这种法律压抑着人性，并从人性中掠夺了自由。
黑格尔也强调了：个人对于商品生产社会中劳动分工的完全屈从，削弱和抑制着人的发展。正是机械化这种应当使人从苦力中解放出来的手段，使人愈加成为奴隶。
在政治平面上，尤其在黑格尔的早期著作中，他讨论了在他那个时代的德国，个人因为不能参加专制国家的事务，如何与它相疏离。
根据黑格尔，对哲学的需要本身，产生于人类存在已然被投入其中的、这些包罗万象的矛盾。黑格尔将社会与自然的矛盾、理念与现实的矛盾、意识与存在的矛盾概括为“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这种对立产生于精神从本身的异化。这个客体世界本是人类劳动和知识的产物，却变得独立于人、与人相对立。这个客观世界成了由不可控的力量和高于一切的法律统治着，在其中的人不再能够认识或实现他的真我。同时，这同一个过程也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思想变得疏离于现实。真理成了单独保持在思想中的无力的理想，而实际的世界在它的影响之外起作用。
这带来了一种“不愉快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人类注定挫败，除非他成功地使他的世界中割裂的部分再次统一起来。自然和社会必须被置于人类理性的统治之下，从而他的本质自我的分裂的元素才能重归完整。一个无理性的世界与一种无效的理性之间的这种对立如何得到克服？换言之，如何才能使这个世界服从理性，并且理性本身变得有效？
黑格尔声称，在这个普遍瓦解的时代，哲学能够发现那种能带来人类需求的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并使它们为人所知。理性（我们几乎写了《新推理者》）是现实的真正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抗被消除了，或更确切地说，被转化成了人类的真正统一性和普遍性。
黑格尔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与具体的对抗联系起来。在他自己的哲学语言中，他力图表达资本主义环境的后果，在这种环境下，人们被对于他们相互之间现实关系的错误意识、歪曲意识所误导，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由于被不可控制的市场规律所压倒，而不能使他们的意志成为有效的。
黑格尔进一步断言，这些矛盾的解决是实践问题，也是哲学理论问题。受法国大革命的启发，他设想在自己的国家需要一场类似的“理性的统治”。但是，他在考虑阶级社会中的关系时，他仍然是一个从未超越其唯心主义哲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黑格尔最进步的时期，在克服既存的社会对抗上，他没有提供任何超出资产阶级改良之界限的实际建议。
只有通过马克思的后续工作，这些对于一种无理性的社会现实的唯心主义思考才被置于正确的视线之下。与黑格尔对异化的解释相对，马克思表明了这种异化的历史起源、物质基础和真实性质是什么。
马克思作为一名热心的黑格尔主义者开始其知识生涯。在1843至1848年间，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清除了他思想中后来被他称作“陈旧废物”的东西，与恩格斯一起作为一位成熟的唯物主义者出现。
“人本”社会主义者如今从事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冒险，即倒转这个不断前进的顺序。他们旨在以那个尚未超越费尔巴哈的片面唯物主义的青年马克思代替那个作为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成熟马克思。
马克思认识到，异化概念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极其重要的方面。他也开始意识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掩盖了造成种种异化形式的现实历史条件和社会矛盾。
马克思并非一蹴而就地达到其最成熟的结论的，而是通过数十年的科学研究不断接近它。在他的黑格尔主义起点与最终的立场之间，有一个过渡性的发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形成了他的初步结论。
1843年，马克思首次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项研究占据了他的余生。他的这个任务是与对他的黑格尔主义遗产的批判一起进行的。初步的成果载于《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本是1844年间为他的自我澄清而写。它们出版于作者逝后的我们这个时代，且直到1959年才出现第一个完整的英译本。[1]
这些论文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最初尝试。在这些论文中，他首次把学自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在许多段落中，他的思想阐述得如此抽象和难解，如果不理解普遍存在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术语和思考方式，是难以解读其意义的。
尽管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的细胞，马克思在此处把异化劳动作为核心概念提出。他甚至认为私有财产产生于异化劳动。他写道，它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也是劳动从自身中外化出来的方式。他声称：“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藉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确立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开端，然后推出结论。当着生产者不是直接为他自己或一个由共同利益统一起来的集体而工作，而是为与他自己的利益和目的相对立的他人而工作时，劳动就成了异化的。
这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以多种方式伤害工人。（1）他与他自己的身体相疏离，他的身体必须被保持为一种物质主体，这不是因为这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而是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元件而起作用。（2）他与自然相疏离，因为各种自然对象不是作为他自我满足或文化实现的手段而起作用，而仅仅是作为生产利润的物质手段而起作用。（3）他与他自己作为人的独特本质相疏离，因为他的独特特点和能力并不为他的经济活动所需要、所使用或所发展，他的经济活动把他降低到纯粹的物质力量的水平上。（4）最后，他与其他的人相疏离。“如果人与他自己相对立，那么他也与其他人相对立。”
因此，被剥夺的工人既非从他的劳动活动中获益，也非从劳动产品中获益。这些并不能作为个体享受或满足的手段，因为它们都被他自己之外的其他人——即资本家——占有了。“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自己来说是折磨，那么它必然是其他人的享受和满足。”
劳动者创造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化的要素，作为一种独立于生产者的力量，而与人相对立。“雇佣劳动像私有财产一样，只是劳动异化的必然结果。”只有通过废除雇佣劳动，社会才能从私有财产和奴役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赞扬黑格尔看到了人是其劳动条件的产物。马克思在黑格尔那里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主要观点——尽管是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下。马克思评论道，《现象学》的伟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黑格尔把人的自我生产设想为一个过程……”
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只看到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即意识的异化，而忽略了阶级社会中劳动的最重要方面，即生产商品的现实的人的异化。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下述观点：黑格尔的哲学本身是人对于自身的异化的抽象表达。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使思考过程与现实的、积极的思考者相分离，并把它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全能的主体，这个主体将世界吸入它自身。说到底，它是宗教思想的精致形式，在其中，逻辑理念取代了上帝。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作为理念反题的自然，本身什么也不是；它只是绝对理念的隐蔽的和神秘的化身。但是，马克思跟随费尔巴哈指出，这个绝对理念本身什么也不是，它只是“一个思考之物”，是依赖于自然的现实个体的思考过程的泛化表达。
马克思称赞费尔巴哈揭露了黑格尔体系的宗教本质，从而重新确立了下述唯物主义真相：自然不是理念的表达，而是思想的真实基础和一切观点的最终根源。
马克思说，黑格尔发现了“历史运动的抽象的、逻辑的、推理的表达。”马克思试图要做的是，揭示历史的真实原动力（包括自然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正如他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那样），这种原动力先于一切理论创建，并为思想的运转提供了材料和动机。
此外，黑格尔错误地把人类重要力量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外化等同于异化，因为它代表了理念存在的较低等级。事实上，人类能力的对象化对人类来说是正常的和必要的，是一切进步的主发条。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才被扭曲为异化，但这种历史条件不是永久的。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纸页间能发现许多卓越的思想。比如，马克思阐明了动物意识与人类意识之间的区别，并在这种阐述方式中，使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庸俗唯物主义对立起来。感知觉是人类知识的基础，也是知识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尽管人类的感觉器官在起源上是动物性的，但它的发展超越了动物。人类的意识经历了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发展，它们所赋予我们的感知觉模式，比起任何动物状态来，更富于辨别能力得多。他得出结论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资本主义是应受谴责的，因为它使感受性变得迟钝，而非使它变得灵敏。他写道：宝石商只看到矿物的市场价值，而非矿物之美及其独特性质，他们“没有矿物学的敏感”，他们与搜寻食物的动物几乎没有区别。文化的任务就在于，对于“人性和自然的本质的全部财富”形成一种独特的、属人的敏感。
以大卫·赖斯曼为首的、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的整个学派把它对于“大众社会”中人类处境的分析建立在下述事实上：一般人对他们在工厂或办公室中的苦役感到厌烦和压抑，只有在闲暇时间才能找到对个人需求的满足。马克思早就注意到了在资本主义下劳动与闲暇的分裂，在手稿中他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
马克思没有离开在这些早期论文中所探讨的劳动概念。在拓展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围，更深地探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之后，马克思充实和纠正了他最初的陈述。他把劳动的特点和形式发展成为一系列出色的、多样化的分析，它们反映了多方面的生产关系在其历史演进中的诸侧面。
青年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支配，他通过把非人性化的东西与真正人性的东西相对立，来分析资本主义关系。后期马克思基于阶级对立来看待它们。
他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非常重要：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在抽象劳动中，马克思发现了商品生产社会中异化劳动的本质。恩格斯正确地把马克思的发现称赞为他对政治经济科学的主要贡献。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使他能够解释商品的性质、价值的来源，以及货币的力量之类的秘密。在马克思分析中的每一个决定性的要点上，这两种劳动之间的区别都显示其意义。
马克思跨出的另一步也超越了他的前辈：他区分了创造特殊使用价值的、作为具体行为的劳动和劳动力，后者即劳动的生产价值的属性。他论证了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是如何使资本主义剥削成为可能的。他也表明了，在阶级生产的所有模式下，一般而言的劳动剥削是建立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区分之上的。
要探讨马克思对于劳动概念的所有进一步阐发，就要求对整个《资本论》作出总结。相关的要点在于：在早期论文中概述过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复杂关系，被发展成为具有精确特质的网络。异化劳动概念被分解为诸要素，这些要素被融入到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复杂说明中。
在考察资本主义下异化的特殊根源前，有必要注意到这一现象植根于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成了他自己的创造物的被压迫者这个过程经历了演进中的不同阶段。
异化的最原始形式产生于人类的需求和愿望与他对自然的控制之间的悬殊。原始人虽然已强大到足以使自己作为联合的劳动体与自然环境相对立，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力、技术和知识，以维护其对于周围世界的较多控制。与他们在物质生产中的无助相对应的，是巫术和宗教在他们社会生活和思想中的力量。正如费尔巴哈所解释、马克思所重复的，宗教颠倒了人类与世界之间的真实关系。人类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了上帝。但对于迷信的头脑来说，由于它没有意识到无意识的思想过程，因此就呈现为上帝创造了人类。由于被这种表象所欺骗，也被从巫医到牧师的社会操纵者所欺骗，人类使自己拜倒在他们自己所制造出来的偶像前。上帝与众多礼拜者之间的距离，成为衡量人类相互之间异化程度的尺度，以及衡量人类隶属于自然环境的程度的尺度。
因此，异化首先是下述事实的社会表现：人类缺乏对自然力量的足够控制，从而尚未获得对于日常生计之来源的控制。
迄今，异化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特征。然而，劳动异化却是文明所特有的，并且是与私有财产制度密切相关的。在原始社会中，人类是受自然压迫，而非受他们的劳动产品压迫。
在野蛮状态中所能发现的巫术和宗教中可观察到初级的异化，这种异化被由阶级社会状况所引发的另一种更高级的异化所覆盖并压倒。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类中最先进的部分在其食物供给上较少地直接依赖于原始自然了。他们增加了财富的来源，减少了自然的压迫。
但是，与文明人对自然的日益增长的控制相伴随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失去控制。只要生产仍然是简单而集体的——正如在原始的部落生活中那样，那么生产者就控制着他们的生产过程和产品分配。随着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扩展，越来越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并进入市场交换。
随着生产者的产品服从于商品市场的规律，生产者就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这些规律反过来对生产者的统治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类本身成了被买卖的商品。奴隶制是首个有组织的异化劳动制度；雇佣劳动则将是最后一个。
雇佣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异化劳动。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成了世界市场的受害者，成了供需规律的奴隶，以至于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当他的劳动力商品不被需求时，他只能闲置着，而生活上依赖于他的人则要挨饿。
工人阶级所承受的异化的历史基础是生产方式中的私有财产。这使得所有者能够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产品。阶级社会中的异化的物质起源没有什么神秘的。它作为一种结果产生于生产者与其生产条件，进而与其产品的分离。当劳动者失去了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控制时，他们也失去了对于他们的生活、自由和发展方式的控制。
黑格尔在《权利哲学》中指出了这一点：“通过异化凝结在我的工作中的我的全部时间，通过异化我所生产的每样东西，我将使他人的财产成为我的存在的实质、我的普遍活动和现状的实质、我的人格的实质。”
这第二种异化在资本主义下达到其顶峰，在其中，卷入生产和交换网络的每个个体被世界市场的规律统治着。这些作为外部的强制力量而起作用，即便资本的主人也不能控制它们，这一点正如商业周期的波动所证实的那样。
另方面，随着科技的扩展，生产力从文明的一个阶段发展至下一个阶段，建立在对自然力的缺乏控制之上的早期异化形式的影响则减弱了。正如马克思所写：“由于工业的奇迹，上帝的奇迹变得多余。”如今，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已是决定性的——尽管还远谈不上完成，未被征服的自然作为一种因素在产生异化方面的影响，比起异化的经济根源来，是很小的。
资本强加给劳动的异化增强了那些从野蛮时代携带而来的异化形式，在这些异化形式之上又加上了由资本的独特剥削所导致的外化。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独特的异化过程，有必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1）资本主义通过攫取劳动人民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作为一种独特的和单独的经济形式而出现。在资本主义得以确立之前，大量直接生产者必须与物质生产方式相分离，并被转变为无产阶级。在西欧，资本主义剥削所需要的征收过程已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XIX章中总结过了；通过这种征收过程，农民被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形成了雇佣劳动所需的社会要素。
（2）然而，生产者的异化只有从资本原始积累才开始；一旦资本控制工业后，它在一个更扩大的规模上被继续地再生产出来。即便在雇佣劳动者在身体上参加生产过程之前，他发现通过劳动合同的规定，他的劳动力已经被取走了。工人同意把他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以换取现行的工资。然后，雇佣者可随他愿意自由地使用、剥削此劳动者。
（3）在生产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企业中特殊的劳动分工，所有的知识、意愿和管理都集中于资本家及其监管者。工人被转变成纯粹的、生产的附属因素。“资本家代表了社会工作机体的统一和意志”，而构成这一机体的工人则“非人化”了，降到了物的地位。资本主义生产的计划、过程和目的都作为异化的、敌对的和专横的力量与工人相对抗。流水线上的自动化工人能够证实这一事实的真实性。
（4）到了工业过程的终端，作为此一过程结果的产品不是属于制造它的工人，而是属于资本家。劳动产品以这种方式从工人手中夺走，进入市场待价而沽。
（5）资本主义市场是商品和货币流通的总体，它也作为一种异化的力量与工人阶级——不管是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还是作为商品的买者——相对抗。它的运转规律指示了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能得到多少，而不管它到底是否有销路，不管他们的生活水平如何。
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裁决者。它不仅统治着工人，它也大于最强大的资本家集团。高于一切的市场规律像不可控的力量统治着所有阶级，它不顾任何人的计划或意图带来或福或祸。
（6）除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根本性对抗之外，竞争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特征，使这两个阶级的成员之间相互对抗。资本家们力图胜过其对手，以致于较大的和较高效的资本家吞噬掉较小和生产率较低的资本家。
进入劳动市场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为了找到工作被迫相互抵制。在计件工资的激励下，他们在商店和工厂中经常不得不相互竞争。
资本家和工人都力图通过联合来减轻竞争的影响。资本家成立了托拉斯和垄断，工人则组织了工会。但是，不管这些对立的阶级组织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减轻和限制了竞争，它们并不能废除它。从垄断产业中排除掉的竞争在资本的一次积聚与另一次积聚之间的斗争中更激烈地出现。一个行业、部门或国家中的工人——与他们的意愿相悖——与另一个行业、部门或国家中的工人陷于斗争。
这些经济环境造成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不受控制的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和追逐私利。这个社会中的成员，不管其地位如何，都不得不生活在一种相互敌对而非团结统一的氛围中。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内的诸异化形式的真正基础，可以在生产方式的矛盾关系中发现，以及在产生于它们的阶级对抗中发现。
像一切关系一样，异化是一件有着两个方面的事情，它的运转有着矛盾的结果。从被剥夺者那里取走的东西被赋予了剥夺者。在宗教中，世界上人类的无力被补充以神的全能，后者被赋予了现实的人所缺乏的一切能力。他在社会中的代表——从道士到牧师，利用这种情况为自己谋利。
在经济学中，劳动者的被奴役是主人自由的基础；多数人的贫穷造就了少数人的财富。在政治学中，群众自治的阙如在国家的专制统治中变得显而易见。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论及货币的秘密。他评论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已经取代宗教成了异化的主要根源，正如它已经取代神成了崇拜和吸引注意的主要对象。财富的货币形式像一个异想天开的暴君站在人们的需求与它们的实现之间。货币的拥有者能满足最过分的愿望，而身无分文者则不能满足衣、食、住这些最基本的需求。
货币具有使事物转化成其对立面的魔力。正如莎士比亚所说：“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能够“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没有艺术鉴赏力的人能购买图画并将它们悬挂于宅第中，或将它们放入保险柜中，而创作者和真正的鉴赏者却不能观看或享受它们。最卑鄙的恶棍能从谄媚者那里买到钦佩，而值得尊敬的人则遭到轻视、不被注意。
在资本主义下，每样事物都进入了交换领域，成了买卖的对象，因此，一个人的价值不是根据他的真正值得称赞的能力或行为去衡量，而是根据他的银行存款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他所拥有的东西，一个百万富翁的“价值”比乞丐大得不可比拟。在马克思受到憎恶的地方，罗斯柴尔德受到尊敬。在这个普遍唯利是图的污秽场所，所有真正的人的价值和标准都被扭曲和亵渎了。
后来，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货币的这些魔力的秘密，马克思将它们追溯到商品在其演进过程中所获得的价值形式。货币的拜物教性质源自于价值的商品形式的拜物教性质，后者表现了独立生产者之间以物为媒介的关系。控制着人的生活和劳动的资本拜物教是这种商品拜物教的最终表现。
如果说资本形式的货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高拜物教，那么，强化资本主义剥削之经济条件的国家则仅次于它。国家的强制最刺眼地显示于国家的刑事权力、税收权力和征兵权力。普通公民的身份必须由政府官员盖过章的证件才能确证。他需要有一个证书来证明他的出生、他的毕业、他的结婚或离婚，以及他可以到其它国家去旅行。
货币和国家对于人民生活的专横归根结蒂可简化为社会阶级的相对贫困。
深植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中的异化在社会结构的其它部分中以各种方式显示出来。它们凝结在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对立中。比如说，美国资本主义的统一性体现于国家组织中，这个国家组织由占统治地位的大资本家控制和左右着。
在美元民主中政府与人民的异化，是一项关于美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研究的主要主题，这份研究是由莱特·密尔在《权力精英》中作出的。它的起始的一段话这样写道：“普通人的权力被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世界所限制，但即便在工作、家庭和街坊的这些常规活动中，他们也似乎经常被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控制的力量驱动着。‘宏大的变化’在他们的控制之外，但依然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观点。正是现代社会的这种结构把他们限制在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来自各个方面的计划中；如今这些变化压迫着大众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他们因此而感到自己毫无目的地处在一个没有权力的时代。”
密尔声称，组成权力精英的大商人、政治家和高级军官对无力的大众来说是“迥然不同的”，密尔据此总结了我们社会中权力的极端两极化。确定的是，即便在1950年代中期，人民也不像密尔及作为其同事的学院派社会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徒劳无用和失去活动能力。黑人为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产业工人的周期性罢工，表明在表面之下有许多东西正在萌动。
但不可否认的是，劳动力基本上是未开发的、无组织的，并且被如此地误导，以至于即便对它的拥有者来说，它的潜力也仍然是隐藏着的。工会领导的政策帮助“权力精英”的发言人阻止人民预见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所能运用的巨大政治力量。从而，他们使工人阶级异化于它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作为全民族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正当地位。由于工人阶级的缺席，这个角色被移交给资本主义政党。
然而，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被剥夺这种情况不会被永远维持下去。劳工运动或迟或早将不得不挣脱对于异己的阶级政治组织的从属地位，并形成它的独立政党。这将是政治上的自我实现过程的开端，是向如今被少数资本家所占有的至高地位的一次提升。如果说如今的富豪统治集团对于群众来说是“迥然不同的”，那么，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将带来“大逆转”，那时，“我们这些一无所是者将是一切。”
经济和政治中的基本对抗扭曲了资本主义下其它一切生活领域中的人际关系——从他们相互之间的情绪反应，到他们最普遍的观点。这在资产阶级时代的许多文学艺术中得到了体现和感受。资产阶级的环境将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在愚蠢的商业主义和冷酷的漠不关心之间推来搡去，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与资产阶级环境之间的疏离是一个持续已久的丑闻。在诸如亨利·米勒和诺曼·梅勒等当代作家的作品中的抗议呼声，证实了这仍然是一个持续的伤痛。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的分裂中又加进了某些新的东西。这就是随着原子弹的到来，突然在科学家与大资本家之间绽开的裂口。
资本主义社会在其进步时期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养父；数个世纪以来，这两者是齐头并进的。英语世界中的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前定和谐是如此的理所当然，以至于他们在进行工作时没有关心过它的社会运用和最终结果。核能的释放所产生出来的连锁反应把他们从这种盲目的舒适中炸醒。
自1942年起，核物理学家发现他们自己处在最折磨人的困境中。他们致力于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发现和传播真理。但是，军国主义者们使他们的劳动和成果转过来反对他们作为科学家和学者最珍视的一切。当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成为最高机密，原子能科学家“为了国家的利益”被迫与其同事相隔离时，“科学自由”成了笑柄。
科学家成了为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军事机器的附庸，就像产业工人构成了利润生产机器的一部分。他们的成就不是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好的生活，而是带来更快的死亡。他们对物质和能量的更大控制力，由于完全缺乏对其社会使用的控制而被取消了。
科学家成了毁灭其同类的不得已的代理人、后世的毒害者，还有什么比这更不人道的呢？无关乎最敏感和最心系社会的科学家大声反对对他们职业的这种违反，以及对他们内在本性的这种不能容许的伤害。有些人作为“本着良心的反对者”已经拒绝参加战争工作；其他人承受着精神失常之苦；少数人甚至自杀了。
那些围绕着《原子能科学家的公告》而集合起来的人已在寻求一种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但并未成功。有些人谈到了“他们的共同罪恶”，尽管他们是受害者，而非有罪者。对于他们的不能容忍的困境的责任完全在于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者，这些帝国主义者将他们投身于这种异化处境中。
这个诊断指示了他们所能克服那种异化的唯一方式。那就是参与那些反对帝国主义者、且不得不与帝国主义者斗争的社会力量。
西方世界人民的身体健康在改善，但他们的精神和情绪情况却在恶化。这是《健全的社会》这本近作的主题，埃里希·弗洛姆在其中进行了一项现代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他的著作是特别中肯的，因为他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人本主义是《异议》和《新推理者》中更文学化的人本主义的心理学上的对应物。有些分析家从下述前提出发：资本主义是理性的，个人的任务是“适应”——也就是遵守它的特殊要求；弗洛姆正确地向这些分析家提出了异议。相反地，他声称，该制度从本性上说是无理性的，正如它的影响所证实的那样。如果人们想要使自己以及在相互之间高效地、和平地活着，那么资本主义必须走开。
弗洛姆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借用了异化概念，以此作为核心工具来分析二十世纪这个刻板的和标准化的贪婪的社会所出的问题，以及它在人民中所产生的主要特点。他对于资本主义损害人类人格的方式作了许多机敏的评论。
他声称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和作为一个马克思的崇拜者来批判资本主义。但他把马克思倒转了过来，他声称，马克思对于人的概念是：“他在本质上是宗教的和道德的”。而且弗洛姆本人力图以道德说教取代唯物主义，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这位前精神分析学家否认现代社会的疾病的主要原因植根于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教导的那样。他写道，它们同样是由于精神和心理的原因。社会主义必须被注入伟大的宗教领袖的智慧，这些宗教领袖教导说，人的内在天性必须与外部环境受到同样程度的转变。他同意福音书的话，认为“天堂的王国内在于你。”“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已然强调人类内在转变的必要性，离开了这一点，经济变化不能导致‘好的社会’。”
这项工作只有通过“下列领域的同步转变：工业和政治组织、精神和心理取向、性格结构和文化活动”。他的疗治现代社会病症的实际计划拒绝工人夺取政权、工业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在他看来，那是通往集权主义的严格控制之路。
他建议成立小型的农业和工业的“工作社”，作为温床，在其中将为美好生活的培育创造实验条件。通过乌托邦的聚居地——诸如欧文、傅立叶、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所倡导的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将被重建，人道主义将被复兴；这些在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被尝试过，并被发现是欠缺的。
因此，这种人本主义的“提倡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成了上世纪的乌托邦幻想的褪了色的复制品。这是脱离现代技术的真正实情的一种形式，现代技术的真正实情要求在全世界的规模上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以维持和提升全球正在扩张的人口。这也是对在消除资本主义反动和斯大林主义的罪恶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紧迫任务的逃避，因为它使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异化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唯一能够有效废除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根除斯大林主义、为一个自由而平等的社会制度创造物质环境的社会运动、阶级力量和政治纲领。
人类所承受的异化是无可救药的吗？这是天主教会、像雷茵霍尔德·尼布尔那样的悲观主义的新教徒神学家、克尔凯廓尔的存在主义信徒，以及某些弗洛伊德的解释者的论点。他们把人描绘成受着不可调和的目的和冲动的永恒的折磨，他注定要陷入他最深层的精神渴望与他作为一个世俗的凡人所具有的不可逾越的局限之间的无休止的战争，并因此而绝望和失望。
历史唯物主义者坚决地摒弃所有这些对于原罪的说教者。人类没有永恒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因而也就不存在须要靠教堂的虚幻安慰、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神秘直觉或存在主义者在自我超越方面无限重复但总是失败的努力来弥补的问题。使人性扭曲和偏颇的实际的异化有着可确定的历史根基和物质根源。它们远不是永恒的，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它们已将其轴心从社会与自然的竞争中转移至社会结构内部的矛盾中。
这些内部的社会对抗不是永恒的。它们不是产生于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的本性中任何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罪恶。它们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引发的，这些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已被揭示，并能够得到解释。
既然人类通过科技的胜利已经获得了对于自然的优越性，那么下一个伟大的步骤就是获得对于社会的盲目力量的集体控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代生活中，只有一种自觉的力量足够强大，并从战略上被置于担负和完成这个紧要任务的地位。那就是被包含于产业工人阶级中的异化劳动者的力量。
只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解放人类的物质手段得以产生，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将使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于工人阶级手中。国际规模上的社会主义式计划经济不仅将使人类重获对于生活手段的控制，也将不可限量地增强那种集体控制。社会关系的重建将完成在阶级社会下开启的为社会目的而进行的对于自然的控制，从而废除了过去那种容许甚至迫使人屈从于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条件。
一旦每个人的主要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充裕占了主导地位，并且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的劳动时间被降到了最低，那么就为废除一切形式的异化，为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做好了准备——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以另一个人的发展为代价的，这种全面发展是在同志般的关系中进行的。
私有财产的废除必须继之以消灭民族国家的壁垒。继之而来的社会生产能力的增加将为消除体力工人与脑力工人之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传统对抗准备道路。
这是为建设一个和谐的、融合的、内在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系统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当着在社会地位方面、在生活和劳动的条件方面以及在获得自我发展的手段方面的一切强制性的不平等被消除后，这些物质不平等在社会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异化中的表现将会消亡。这将转而促进和谐的个人得以形成的条件——这些个人不再处在相互之间或他们自身内部的交战状态中。
这些是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对社会的重组所呈现出来的光辉前景——正如马克思主义大师所预期的那样。
诚实的共产主义者相信，这也是苏联——这个第一次成功的工人革命的产物——在斯大林主义政权下正在前往的目标。斯大林不是已使他们确信，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实现，苏联正处在通往共产主义更高阶段的途中了吗？
赫鲁晓夫附和了这些主张。但是他自己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揭露，以及自那以后反对声在苏联范围内的爆发已然炸裂了下述幻想：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已在那里完成。由共产党机器所捏造的虚假意识形态结构处于破碎状态。这些碎片如何被重新组成整体——以何种模式？
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回过头去，把苏联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所实际存在的事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相核对。某些“人本”社会主义者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这么做。《新推理者》的编辑汤普森写道：“假定人类压迫的一切形式最终都植根于经济压迫，而经济压迫又产生于对生产方式的私人所有；那么，一旦这些生产方式被社会化后，其它压迫的终结将迅速地接踵而至。”（粗体由我所加。）
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保留其全部合法性，尽管人本主义的批评家质疑它。那么，什么地方出错了呢？就它本身而言，这个关于历史的概论是一个抽象的标准，这个抽象的标准必须与既存的事实及其发展状况相结合，从而使它变得具体和丰富。问题的实质在于动词的修饰语“迅速地”。在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终结与将国有化的生产方式提升至社会主义充裕的水平之间，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从旧资产阶级制度中带来的特点与正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的根本制度相混合。
在苏联的情况中，这个中间阶段既不像马克思、列宁的预言所期望的那样短，其环境也不像马克思、列宁的预言所期望的那样顺利。这个历史阶段已经延伸了四个极其困难的十年有余，并且还远未终结。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在于，本着他的方法的所有指导性的概论，对第一个工人国家在这四十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他必须查究物质环境已在何种程度上接近理论标准；它们在哪方面不符合，为什么；然后决定消除事情的既存状态与理想的标准之间的差距所需的方式和手段。
然而，汤普森及作为其同道的人本主义者，在为突然暴露在他们视线中的斯大林主义的丑陋特点所惊愕后，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前进。他们草率地丢弃了这些历史概论——在其中浓缩着对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分析的巨大财富，以及它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丑陋表现。工人国家的标准与它在斯大林主义政权下的蜕化之间的矛盾使出于好意的激进分子失去了平衡，他们既拒绝了理论标准，也拒绝了既存现实；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在幻想的摇篮中置身太久，他们不能面对苏联结构的客观的历史事实。
然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要求把事实作为理论和行动的出发点。这些事实是什么呢？
1957年6月，赫鲁晓夫在电视上郑重承诺苏联社会中没有矛盾。这并不比他的下述断言更可信：新的“集体领导”一切都好——不久之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刚诺维奇和其他高官就被抛弃。更持重的毛泽东承认某种类型的矛盾会存在于工人国家的政府与人民之间，但是在中国的这些矛盾全是非对抗性、非暴力性的——同理可推，在苏联的矛盾亦然。
苏联的官僚与群众之间的分歧已经产生出了全能的国家，揭穿了莫斯科和北京的领导们的这些理论虚夸。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这种疏离该如何解释呢？
特别是在落后国家，工人掌握政权和生产方式的公有制本身并不能一蹴而就地带来社会主义。这些成就仅是为建设新社会建立了政治和法律条件。为了达到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被提升至这样一种程度：消费品比在最有益的资本主义下更便宜、更丰裕。
这不能在单独的一国范围内达到，也不能靠下述方法达到：增加独立的民族单位，它们遵循“各自的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前者为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所主张，后者为持异议的斯大林主义者所坚称。消费品的匮乏产生于与世界资源相分离的经济的较低生产率，这是官僚主义的恶性肿瘤在工人国家的大多数“开明者”内增长和持存的物质根源。
在原则上，在本质上，资本主义下劳动异化的主要根源——生产方式中的私有财产和利润制度的无序状态——在苏维埃国家中已被根除了。由于基础工业的国有化、对外贸的控制和计划经济，那里的劳动人民不再与物质生产方式相分离，而是在一种新的、更高的形式下与它们重新统一。
然而，这些反资本主义的措施和方法并没有解决苏维埃经济的问题。远远没有。为了根除从野蛮的过去继承而来的社会异化，工人国家不仅要求一个强大的重工业，而且要求一个比例匀称的经济，从而能为各部分的人民提供不断增加的生活必需品和令人舒适的生活设施。
没有一个既存的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它的经济在任何地方都提升到接近那个水平。这些国家甚至还没有达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生存领域的生产率和文化方式。普遍存在的匮乏导致了人口各个部分之间在有限的国民收入分配上的紧张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工具的官僚阶层扮演着指挥的角色。统治者决定着谁得到什么，得到多少。他们从来不忘了将自己置于餐桌的首席。
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对劳动者的剥削没有了。但是，在占人口少数的富人与占人口多数的穷人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在可获得的商品和便利设施的分配方面所存在的明显的不平等侵蚀了各部分人口之间的团结纽带，挖掘了他们生活水平上的深刻差异，即便在这些方面已有所改善的地方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生产者的劳动产品仍然逃脱了他们自己的控制。当他们的产品进入分配领域时，它们在不受控制的官僚的控制下经过。生产者自己的产品被集中于全能的管理者手中，它们以这种方式再次作为一种异化的和反对的力量出现在群众面前。
苏联地区蜕化的和变形的工人国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异化的主要根源和物质基础便在于此。他们的对抗体现了这个经济结构中两种相反趋势的增长：一种趋势是从资产阶级的过去带来的，另一种趋势则准备着社会主义的将来。国有化工业的社会主义基础和生产领域的计划经济受缚于官僚主义管理的资产阶级标准，后者决定了匮乏的消费品供给的分配不公。
这两种矛盾趋势的发展导致了有可能爆发成爆炸性冲突的摩擦。
为什么工人没有对于他们产品分配的控制？因为他们不是丢失了对于国家机构的民主控制——就像在苏联，就是还没有获得它——就像在东欧卫星国和中国。正如工人在社会主义下应当比在资本主义下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在一个正常的工人国家，他们应当比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权下更充分得多地参与对公共职能的管理，享有更多的自由，拥有更多的权利。
曾有过一种征兆，一种庄严的承诺，即这将会是沸腾的民主中的情况——这种民主是苏维埃共和国早年的特征。官僚新贵连续的政治胜利把共产党、工会、苏维埃、青年和文化组织、军队和其它机构中的民主功能降低为零。苏维埃宪法在理论上所确保的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在实践中被集权阶层所抵消，这个集权阶层通过斯大林个人的独裁实行统治。
政治压制的这种独裁制度增强了经济压制。通过间谍制度和秘密警察、监狱和集中营，国家的刑事力量与其说是针对被推翻制度的势力，不如说是针对作为新制度承担者的工人。
极端官僚化的国家不是执行人民决定的机构，而是作为一种寄生性、压迫性和敌对性的力量与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以及隶属于它的民族相对抗，人民渴望把这个国家从背上丢弃。
列宁曾设想——并且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也是这样声明的：工人将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控制和管理工业。而事实却是，在资本主义下将工人排除在发挥他们的主动性、才智和意志之外的经济功能的分工，已然在苏维埃经济的官僚弊政下被以新的形式再创造出来。
监管生产的“总控制中心”不再是资本家，但也不是工人——而在真正的苏维埃民主下，它应该是工人。在连续的五年计划下，官僚统治集团将决定事务的一切主要权力强行据为己有。命令从莫斯科唯一的、集权的指挥部中发布出来，即便在细节问题上也是如此。一切科学和判断属于指定的官员。斯大林死后在工业管理上的权力下放修正了这种结构，但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它。
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既不能提出计划，也不能自由地支配其能力。他们不能发起计划，参与计划的构想，决定计划的分配，应用、监督、核查计划的运转和结果。他们被降到了被动的物的地位，在持续不断的敦促和严酷的压力形式下更好地执行他们的任务。
通过计件工资的方式和武断地分配劳动定额的方式使工作中的工人加快速度。工人们被工作手册和内部通行证束缚于工厂中的工作上，很容易因违犯了规则或迟到了几分钟而受到严厉的处罚，这种情况直延续到1950年代后期的改革。他们无权为反对这种不可容忍的环境而罢工。
同时，他们看到了处在指导地位上的寄生虫的倍增，看到了国家资源管理上的严重失当。苏维埃官员自己的报告中就举出了许多这类工业浪费和组织混乱的例子。
因而，本该由劳动群众集体批准和完成的生产计划，呈现为由不顾劳动群众的意愿和福利的官员强加给他们的异化模式。
苏维埃官僚本身是一项巨大欺诈的活生生的体现。这股享有特权的、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不得不装扮成历史上这场最伟大的争取平等和正义的运动的代表和继承者，同时践踏劳动人民最基本的需求和感受。它的进步伪装与它的反动方针之间的悬殊是虚伪与欺骗的根源，这种虚伪与欺骗是斯大林化的政权的标志。
“谎言专政”渗透到苏维埃生活的每个部门。从顶端到较接近底部的深层，苏维埃人民被迫过着双重生活：一种是符合当时官方路线的公开表现；另方面，他们不能表达他们的真实思想和情绪，唯恐它们被呈交给审讯机构，他们压抑着对此的愤懑和沮丧。
他们变得异化于这个政权——这个政权使他们与他们最深层的思想和感受相异化，使他们相互异化。一位匿名的布达佩斯知识分子向一位德国记者抱怨道：“我们制度中最糟糕的事不是贫穷，不是缺乏最重要的必需品，而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制度使生活成为一个弥天大谎，人们不得不成天地——在一天中的每个小时倾听谎言、阅读谎言，并且相应地自己也要被迫撒谎。”
对这种精神堕落的强烈反感是匈牙利和波兰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起义背后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也是新近觉醒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一代苏维埃作家的主要主题之一。他们竭尽可能地明确表达了对于下述事项的令人怨恨的抗议：对文化、科学和艺术行为的严格控制；双重言论、双重行为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不仅窒息创造性工作，而且甚至使正常化的生活方式也变得困难的官方的欺诈。
在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在波罗的海各国、乌克兰及苏联内部的其它被压迫国家，有另一种愤恨的根源：对大俄罗斯政权的不满，它的统治不顾被压迫民族的特殊要求、传统、自主权和利益。
宗教主要是人类对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缺乏控制的产物。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废除这样一种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容许这类有辱人格的虚构之物阻碍人们的观点、束缚人们的生活。
在苏联，自十月革命后，通过无神论的教育，东正教的影响已大为减弱。但作为对它的替代，出现了世俗的“个人崇拜”，即对斯大林的奉若神明。偶像崇拜的这种复兴格外令人吃惊和自相矛盾，因为它不是出现于人口中最无知的阶层，而是出现于正在执政的共产党的顶层，而这个共产党又是公开宣称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颂歌《国际歌》中说：“我们不需要天赐的救世主。”但是，苏联人民和各国共产党却被灌输了这样一种神话：克里姆林宫的全知的“救世主”是永不犯错的。
罗马和拜占庭帝国把它们的皇帝奉若神明，这种实践在第一个工人国家是如何被复制的？
答案不在于斯大林独特的优点或缺点，而在于他为特权官僚阶层所扮演的角色。在把自己提升为唯一的统治力量以后，它不能在它自身的圈子里实行民主，也不能在整个国家中容许民主。它必须找到其它方式来解决内部的问题和矛盾。这些方式必须与下述统治方法相一致：独裁、暴力和欺骗。
斯大林取得了最高命令权，且不受挑战地保持了如此之久，因为他最好地履行了被赋予的，作为一个冷酷的、全权的、全知的主宰者的职务。正如官僚最终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每件事情，“此钢铁之人”对每件事情的决定都在官僚内，并且为了官僚。
神的力量——确切地说，神的存在——在根本上起源于人们面对社会和自然时的无力。因此，偶像化的斯大林的全能的力量建立在人民力量的被完全篡夺之上。被如此这般反复灌输了数十年的个人崇拜是其最终产物。斯大林上升到超人高度的另一面，是苏维埃工人在政治上的退化。
下述倒转的过程已经导致了个人崇拜的瓦解：苏维埃工人阶级的力量增长，战后的发展使官僚的地位削弱。斯大林的继承者正力图在“集体领导”的旗号下以比较非个人化的官僚崇拜来代替衰落的个人崇拜，这种努力并未取得多大成功。
当跪着的人民站起来时，高大的统治者不再显得如此高大。随着工人们重获了自信，感到了他们集体的力量，他们先前在伪造的偶像前的虚弱无力就消失了。布达佩斯的愤怒革命者在起义的第一天拆毁了斯大林的雕像，这个象征性的行为表明了一切官僚霸主即将面临的命运。
过去四十年来后资本主义政权的经验已然表明，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人国家中官僚主义扭曲和蜕化的危险是真实的。
这种危险不是产生于人性中任何天生的罪恶，即对于权力的难以平息的渴望——如说教者所坚决认为的。它产生于周围的物质环境，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便在最进步的社会形式下，生产能力也不足以满足人民的需求。这种经济情况使得管理专家能够再次骑在群众背上，一度把他们的政权确立为一种压迫工具。一个国家越是贫穷落后，这个危险就越大。如果说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祸害，那么生产不足则是社会化的经济的祸害。
第一个工人国家感染的弊病的根源和性质表明，在既定环境下必须采取可能的措施来抵消它。疗治的药方全然在于由劳动人民民主地控制政府和经济。
实际的权力必须通过委员会来行使，而委员会则由城市和农村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自由选举。他们的民主权利应当包括：所有政党的组织和宣传自由——这些政党承认和遵守革命成果；出版自由；一切公职人员在选民的控制之下，选民有权召回各个层面上的代表。
必须进行诸如下述的政治改革：恢复工人政党内部的民主，由工人政党的成员控制其领导和政策；把官员的收入限制在最熟练的工人的收入上；把人民吸收进公共职能的管理中来；废除秘密警察、内部通行证、关押政治异议人士和其他可憎者的劳工营。
在经济领域，工人必须控制国家计划及其在各层面、各阶段的执行，从而能根据实际经验对结果作出及时的检讨。工资标准和其它分配方式必须被修正，从而把不平等减至最低。工会应当有权罢工，以此保护工人，反对其政府的错误和僭越。
所有民族都应当有权独立，或者——如果愿意的话——在一种同志般的、平等的国家联合中结成联邦。
这些措施将在既存的工人国家的结构和运转上达成一种革命性的转变，一种从官僚专制到工人民主的有益转变。
这样一种转变将如何完成？不是靠由“开明专制主义”或一个受惊的官场圈子从上面所作的少量让步，而是靠工人阶级本身的直接行动。他们将不得不通过革命方式获得本属于他们的统治权，这是为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所允诺、而为官僚篡夺者所拒绝承认的。
“人本”社会主义者把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归为一类，因为他们认为此两者都使人从属于物，使人的创造能力牺牲于“经济必然性”的摩洛克。我们姑且同意，尽管斯大林主义政权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在经济基础上是对立的，但此两者确实呈现出许多相似性。但是，这些相同之点并非产生于它们共同的、把物抬高到人之上。它们有着不同的起源。
在保卫自由人格、反对物的强制的外表之下，新人本主义者实际上在反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阐述的生活事实。迄今的所有社会都受制于严格的经济限制，而且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到来之前，必须仍然如此。一个社会的生产率越低，生活和文化资料越贫穷，这些限制的形式必将越严酷。人类的大多数必须在这种鞭笞下苦干，直到他们将生产能力提高到这样一种程度：在十小时左右的工作周中，每个人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必要劳动的这种减少将使人民从曾压迫着他们的传统社会负担下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普遍的社会福利活动以及个人的追求和娱乐。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近期发展——从核能到自动化，使这一目标进入人们的视线范围。但我们的社会离这一希望之乡仍有相当的距离。
获得这种自由的方式不能由资本主义提供。它们也尚未在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过渡社会中被创造出来。只要工人不得不每天苦干很长的时间——以此获得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不得不相互竞争，他们就不能管理社会的总体事务，不能适当地发展他们作为自由人的创造能力。诸如政府、工业管理、科学和艺术实践这类社会职能将继续被授予专家。这些专家利用他们的指挥岗位，已然将自己提升到群众之上并控制群众。
工人国家中极端官僚化的政治统治正是产生于这些经济和社会条件。在那里，像在资本主义下一样——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发达以大多数人的劳动为代价。
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不是来源于：认识到生产的物质局限，或依照这些物质局限而行动。即便最健康的工人政权也不得不将这些纳入考量。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在于：将受到优待的官员的利益和要求置于人民的福利之前，置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之上；促进不平等，而不是自觉地、持续地缩小它；掩盖贵族的特权和平民的被剥夺；剥夺工人的民主权利，并力图把这些可憎之事充作“社会主义”。
根除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灾祸这一任务，与在资本主义国家废除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不可分离。克里姆林宫的统治集团的角色在外交事务上与在国内一样有害。如果说帝国主义干涉的恐吓已经帮助官僚维持了它的权力，那么，官僚的国际政策则已转而成为挽救资本主义统治、使其免于被工人推翻的主要政治因素。
斯大林通过把阶级合作政策强加给各共产党，拯救了二战末期西欧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政权。在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罪行（除了别的以外，遗漏了这一条！）的秘密报告的同一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宣布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政策，该政策实质上是表达得更明确的、斯大林的旧路线。他声称，列宁对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分析，对于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分析，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已经过时了。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不仅苏联社会内部没有矛盾，甚至过去的、大资本家的反动与激起革命行动的工人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减轻了。如今，现存的资本主义政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和纯粹的议会途径可以魔法般地转变成人民民主国家。
斯大林主义官僚及其所控制的政党不打算遵照领导群众的革命行动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们宁可与西方资本家谋求一种总协定，以使当今的世界版图及其阶级力量关系凝固下来。
资本主义统治与斯大林主义机会主义的相互依赖、斯大林主义机会主义与“爱好和平的”资本家的相互依赖——两者籍此以世界工人阶级为代价相互维持——可以仅仅因一场既反帝国主义、又反斯大林主义的国际群众运动而破裂。
异化问题最终与长期存在的下述问题结合：人类自由与社会必需品的关系。新人本主义者叫喊道：社会主义许诺自由，但是看看它在斯大林主义下引起了多么糟糕的专制。曾被监禁的前共产主义领袖、新近转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米洛凡·吉拉斯在他青年时代的自传《没有正义的土地》中问道：“人们是否注定成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奴隶，即便在经历了抑制不住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后已然爬到了成为时代主人的高度之时，也是如此？”
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在过去，人类的自由程度严格地受制于社会对于生活的物质环境所施加的控制程度。野蛮人每年都不得不将他一天中醒着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追捕食物，从而几乎没有做其它任何事的自由。这种对于人类活动范围和文化发展的同样的限制在文明时期对人类中的大多数来说继续存在着，而且是出于相同的经济原因。
如果说人们如今承受着货币专制和国家专制之苦，那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制度——不管其财产形式如何——在其当前的发展状况下不能满足人们所有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为了摆脱社会强制的这些形式，有必要提升社会生产能力；而为了提升这些能力，又有必要除掉阻碍它们的反动社会力量。
科学社会主义者在下一点上能够同意新人本主义者：有必要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他们承认，对公平、宽容、平等和自尊的渴望已然与对衣食住的需求一样，成为文明生活的一部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将这些要求纳入考量的话，那么它就不适合作为我们时代最进步的人民的哲学指导。
但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每一个人的基本物质要求确实得到保证以前，更高的活动会受到阻碍，社会关系必将仍然是非人道的。虽然反动力量的反对者具有更高尚的目标和理想，但反动力量远比其反对者更能决定道德风气。这些反动力量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是由他们不惜代价地保卫其权力、财产和特权的意愿所规定的。
对西方帝国主义者来说，更“人道的”做法是，从其殖民地平静地撤离，而非为持有它们而斗争。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行动再次证明，无情的恐怖，而非和平的理性，更有可能占上风。
从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立场来看，更好的情况是，有钱的大资本家认识到他们的有用性已经终结，并且同意通过在这两个相互斗争的阶级间相互协定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缴出他们的财产和权力。至今为止，历史还未提供出任何这种明智的、顺当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
苏维埃人民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除掉他们的极权主义政治结构这头不合时宜的庞然大物。如果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能够放弃他们作为一个压迫性的统治阶层的职能，给予他们的卫星国以独立，并且把权力完全还给他们自己的人民，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表明，他们不可能得体地、渐进地或轻易地放弃他们的控制地位。
对于我们时代的根本性社会问题的“人道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被这些反动的壁垒阻遏了。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先进国家的反资本主义革命、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苏维埃地区的反官僚斗争取得成功，折磨人类的对抗之根源才能被消除。
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强调过，只有当人民生活于真正的人的条件下时，他们才能根据真正的人的标准行动。只有当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彻底转变，当他们的所有时间都可用于自由选择的工作之时，他们才能够摆脱矛盾的关系，这种矛盾的关系通过分离主义和矛盾冲突折磨人类。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理性的规则引入人类的一切活动。人们所承受的异化由不可控的自然和社会力量的无意识的运转生产出来并保持下去。社会主义将把所有那些迄今为止难以控制的力量置于控制之下——这些力量严重地削弱了人类，挫败了人类最深层的渴望，阻碍了人类在任何期望的方向上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主义将通过把上述力量置于控制之下，清除异化的根源。
这个过程将以消除经济过程中的无理性、无秩序和不充分为开端，而这又有赖于对生活必需品和文化发展资料的有计划的生产。在这个核能、电子化和自动化的时代，工业化国家的工人共和国与较不发达国家的工人共和国的联合，能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使社会生产力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所有人——经济上发展迟缓的民族和最发达的民族——都能达到充裕。
随着这个经济目标的达到，也就为下述事项准备好了条件：减少一切凌驾于人民的组织和行动之上的政治强制，最终废除人对于人的权力。生活和教育标准的普遍提高将瓦解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从而所有智力都能被投入工作，所有工作能以最高程度的智力完成。在这种新的社会生产形式下，劳动能成为一项快乐的、有意义的事业，而非一种折磨。
人们将通过对科学发展的计划，创造出最适于人性全面进步的条件。在最高和最深的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是人本主义的。它简直是以一种彻底自觉和科学计划的方式对人类种族进行改造。
社会主义的科学家将不仅深入银河系空间。他们将侵入最遥远的物质的隐藏处所——尤其是有机物。他们将系统地找出和征服在他们自己身体和灵魂中发生作用的隐蔽力量，动物的盲目进化的遗留物。
有了如此获得的知识和力量，人类将成为它有可能成为的、自由创造的物种。人们将按照他们的意愿，重新创造出他们的自然环境、机体组织和相互关系。对那个更幸福时代的人类来说，同伴的福利是他们自己生活的首要法则。
所有的经济都是劳动时间的经济，自由归根结蒂可归结为免于强迫劳动的自由。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上花费时间和能量，这是从动物状态继承而来的，这种动物状态使人不能过一种完全的人的生活。只要人类必须参加社会必要劳动，人类就将承受这种异化。
《圣经》中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人类很久以来的命运。原始共同体的成员是劳动时间的奴隶，阶级社会的成员亦然。然而，野蛮人只为自己而干，不会为了别人的富裕而干。
阶级社会的劳动力除了自己的生存所需之外，不得不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额外的财富。在必要劳动时间之上增加的剩余劳动时间使他们受着双倍的奴役。那些不得不为资本家创造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的雇佣工人，比其它任何阶级都受到更强烈的压榨。
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资本家，把劳动看成人类的本质及其永恒命运。在资本主义下，雇佣工人不是被视为作为同伴的人，而是被视为对生产剩余价值有用的机械。他是一个强迫劳役的终生囚犯。
马克思赋予劳动行为以至高的重要性，承认纯粹的生存资料之外的财富生产是文明中一切进步的物质基础。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崇拜劳动。对人类的一切巨大成就而言，为生存而工作不是人类进化的顶点或人类的终极事业。正相反。强迫劳动是社会贫穷和压迫的标志。一切人的自由时间是真正的人类生活的特点。
资本主义关系被废除后，劳动的必要性仍然存在，而且可能一度会变得更加迫切。虽然人们不再为剥削阶级而工作，但对集体经济来说，他们还没有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以逃避劳动时间的专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时间仍然是衡量财富的尺度和财富分配的调节器。
但是，与在资本主义下的情况相反，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变得越强，他们就越接近于从对劳动的屈从中解脱出来的时刻。当一切物质生活必需品和文化资料的生产由自动化的方法和机制接任，只需要最少的监管时，人类将能够自由地、充分地发展其独特的能力和关系。
人类的史前时期将终结，人类在一个真正的人性基础上的发展将开始。那时，一切形式的财富像水一般自由流淌，像空气一般充裕，强迫劳动为自由时间所取代。然后，所有人都享有的自由时间将是财富的尺度、平等与和谐的保障、无限发展的源泉、异化的消灭器。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共产主义的允诺。
[1]参看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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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逐渐消除异化还是工业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异化？（埃内斯特·曼德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乔治·诺瓦克->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1973）
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逐渐消除异化还是工业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异化？
埃内斯特·曼德尔
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所进行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和混淆视听的歪曲在我们时代的现实中有着特殊的社会根源。此外，它起着明显的辩护作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力图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可憎的特征说成是“人类戏剧”的永恒的和必不可免的结果。他们努力地把对于人类异化的社会历史性理解降至人类学的理解，使之带上一种听天由命和令人绝望的印记。至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们，他们努力地把异化理论的“合理内核”归结为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独特特征，从而“证明”异化不再存在于苏联，也不会存在于任何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更不会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
反之，异化现象在苏联社会中的醒目存在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得意洋洋地论证异化“在工业社会中”的绝对的不可避免性提供了基础。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异化现象的存在这个顽症——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否认它及其证据——很可能从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引出相似的结论，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中，他们诚挚地试图去发现官方谎言掩饰下的现实。
只要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不能使人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逐渐消除异化的理论，只要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不能成功地驳斥在任何一个以及每一个“工业社会”中“异化的不可避免性”的神话，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分析就是不完整的。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消除异化的理论显然与像扬那种作家的辩护性论断不相一致，根据扬的说法，“随着私有财产被无产阶级革命废除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异己权力对人的统治就消亡了，因为人们在此处发现自己自由地面对着他们自己的产品……”[1]曼弗雷德·波持相似的观点，他写道：异化“只有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成才能消除。”[2]确实，这位作者补充说，所有异化现象并不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翌日就自然地消失。但是，他以此所指的是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模糊“残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而没有揭示它们的物质和社会根源。
在稍后的一部著作中，波更明确地声称：“异化这一社会现象是有着历史根源的现象，随着历史的进步，它将停止存在；与此相似，反映这一点的异化观点同样是一个历史性的观点，它并不能被有意义地适用于任何一种条件，而只能适用于资本主义条件。”[3]这句话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显然没有轻微的联系。异化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这个事实丝毫也不意味着其合理性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时期。
T.I.奥瑟曼（T.I.Oiserman）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就他的观点解释道：“在社会主义中〔作者此处明确指“社会主义第一阶段”，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界定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本质和内容并不存在，在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可能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其内容是生产者受他的劳动产品的控制，生产活动的异化，异化的社会关系，人的意志对于社会发展的自发力量的屈从。”[4]
不幸的是，奥瑟曼例举的所有这些现象不仅可以存在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且它们甚至必然存在——只要商品生产继续存在，劳动力与严格限制和计算的工资的交换仍然存在，使这一交换得以发生的经济强制仍然存在，劳动分工（尤其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等等）继续存在。在一个官僚主义变态和蜕化的过渡社会中，这些现象甚至可以在一个越来越大的范围中存在。
通过对那些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的经济现实的深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很清楚，工人作为消费者的需求根本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相对于工人的劳动产品来说这难道不是意味着工人的异化吗——特别是当这些产品正是他想要得到的商品，而且生产力的不充分发展（更不要说官僚主义对分配体系的扭曲了！）阻止他这么做时？同样清楚的是，劳动分工（其负面影响被经济的官僚主义组织更强化了）经常使工人和公民与生产活动相异化。如此之众的未被录取的大学报考者因而不得不参与到这样一些活动中来，这些活动的唯一目的是养家糊口，他们是异化的见证者。你还可以在这份清单上无限地添加。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名叫米洛斯拉夫·库兹（MiroslavKusy）的共产主义作家毫不犹豫地使人们注意到一种新的异化现象，它是由机构的官僚化导致的，它使他们与人民相异化。[5]这是一个可以被细致地加以发展的课题。即便像J.N.达瓦杜（J.N.Dawydow）那样敏感的作家也宁可选择忽视这个问题，而审慎地使自己局限于对社会主义第二阶段异化消亡的条件的分析——我稍后将回到这个值得注意的分析上来。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只能赞同昂利·列斐伏尔的如下观点，他直截了当地声明：“马克思没有把异化的领域局限于资本主义。”[6]而且我们必须承认沃尔夫冈·海斯（WolfgangHeise）的勇气，因为他声称：“对异化的克服与自觉的社会主义个人的发展和集体的创造力量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它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它是整个历史过程的一个方面，藉此，旧社会的印记在所有的生活关系和活动中得到了克服。它以工人阶级的解放、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为开端，而以社会自我管理的最完善的形式而告终。”[7]这在我看来大体上是正确的，尽管我们必须批判海斯对异化的具体方面的分析和对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异化消亡过程的分析。
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牢记以下这点：对马克思来说，异化现象比资本主义更为悠久。它是与生产力的不够发达，与商品生产、货币经济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相关联的。只要这些现象继续存在，人类的异化就必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而存在。[8]
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理论家鲍里斯·兹赫尔（BorisZiherl）承认它在“社会主义社会”（我应更正确地称之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中的存在，这完全值得赞扬。但是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对这样一些南斯拉夫哲学家进行抗议，他们或者要求通过开始消除商品经济来开始消除异化，或者着重于强调在南斯拉夫社会中继续存在的多余的和异化的约束形式。[9]
南斯拉夫的官方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矛盾的。他们说，商品经济消亡的物质条件和由商品经济所导致的异化的消亡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但是，国家消亡的物质条件成熟了吗？在他们与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斗争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求助于列宁；因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表明，为了与向社会主义前进相一致，国家的消亡必须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翌日”就开始，以及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在严格意义上说不再是国家”的国家。他们理所当然地宣称，拒绝采取这一路线绝非为“客观条件的成熟”作准备，而必将在国家在未来消亡的过程中设置额外的障碍，国家的消亡毕竟不可能从这同一国家的不断强化中发展出来！
但是这个推理，运用于国家是正确的，对于商品经济也是同样正确的。[10]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后不能立即取消之；因为它是与生产力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而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所有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当它们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都在这个范围内）远未超出这一阶段。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国家可以而且必须被使用，为的是完善经济计划并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这些，国家的消亡就只是一种空想。
然而，与此同时，它必须开始消亡，或者说，它的扩大将在它未来消亡的道路上创造出新的客观的和主观的障碍。这些新的障碍的性质已通过南斯拉夫的悲剧方式显示出来，在南斯拉夫商品已引起了一种社会矛盾，这种社会矛盾的原理蕴含在商品中，这种社会矛盾即是失业，与之俱来的是人的意识方面的所有后果。[11]国家在前期被不断地强化以后，不会一下子奇迹般地消亡，就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商品经济被不断地巩固和扩大以后也不会奇迹般地消亡一样。
因而，提出在他们国家中存在着和再生产着异化现象这一问题的南斯拉夫哲学家们[12]在这个问题上要比官方理论家们更为“马克思主义”，尽管由于受其负面经历的影响，前者时常对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异化的完全消除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个问号。昂利·列斐伏尔的两本近著[13]也使异化消除的可能性遭到了挑战，在这两本著作中这位作者只看到了异化、消除异化与再度异化之间的来回摆动。他正确地指出有必要“以具体的例子充分地说明”异化概念，使之“历史化”和“相对化”。[14]但是，通过使这一概念相对化，我们就抹杀了完全消除它的可能性，我们就倾向于再次使它成为绝对的。因而，不得不认为列斐伏尔使异化“历史化”的努力是一项失败之举，因为它辩证地产生出了相反的结果，把异化转变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即它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尽管在每个社会类型中它使自己呈现为不同的形式。
这种历史性的怀疑论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是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首次历史性尝试[15]——斯大林主义的结果——相伴随的负面现象，它们肆虐地和无益地加剧着异化现象，它们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不应该存在，但却继续存在着。
因而，列斐伏尔和佩西克-葛鲁伯维奇（Pesic-Golubovic）的新怀疑论只是面临斯大林主义经历时的负面反应，就像波、扬、奥瑟曼和艾莱科夫（Ilenkov）也只是同一经历的产物一样，后者的企图是粉饰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中负面的社会现实。在东欧的崭新政治环境中，一当思考超出了这种辩护论，那么它不是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即回到马克思那里的对消除异化的原初理解——消除异化的过程被设想为依赖于物质的和社会的基础建设，而这些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并不存在；就是走上那样一条道路，即对完全消除异化持怀疑论的态度。
但对于科学的思考来说，任务在于分析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中仍然存在的异化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并找出在这些历史阶段上消除异化的过程的驱动力。这意味着要从事这样一种分析，这种分析首先把过渡社会中由官僚主义的扭曲和蜕化而带来的强化和加重异化的那些因素撇开，然后在对像苏联、“人民民主国家”等国家中的异化现象的更为具体的分析中，再把这些特殊因素融合进来。
在过渡社会和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中异化现象继续存在的一般根源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充分，以及由之而来的存在于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标准。[16]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与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这是过渡社会的主要矛盾——将异化的因素带入生产关系中。工人们仍然苦于——即便只是部分地——不为他们所控制的客观的和似自然力般的社会变迁的影响（在消费品领域“市场规律”的残存；在就职上存在的遴选程序，它防碍着每个个人所有潜能的全面发展，等等）。
当我们在这些情况中加入官僚主义的膨胀、政治层面上社会主义民主的缺乏、经济层面上工人自我管理的缺乏、文化层面上自由创造的缺乏时，我们就在前段话中所提到的异化的必然因素上加上了由官僚主义的扭曲和蜕变所带来的异化的特殊因素。过渡社会的官僚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加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分配标准之间的矛盾。货币经济的普遍化也起着相同的作用。
沃尔夫冈·海斯（WolfgangHeise）对这个问题作了非常巧妙的分析。尽管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计划就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而言在原则上克服了社会的无助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每个个人来说这种社会的无助状态立即得到了克服。必须要考虑到过去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残渣、仍然存在于周围的前统治阶级成员的意识形态残渣、无产阶级中因教育水平不足够而存在的意识形态残渣，等等；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只有当社会活动建立在大量的自由决策的基础上，而每个个人通过这种社会活动实现他们与社会的一致时，这种无助状态才能在实践中得到克服。[17]这不仅意味着作为整体的经济层面上的劳动者完全自我管理（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在分配和消费中），而且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和建立在约束和压迫基础上的所有人类关系的消失。
到此为止，海斯的分析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但是，在声称消除异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现象，而必须由党来领导时，他是以如下的方式开始的，他说，官僚化的危险——表现为政府机关独立于社会整体的目的——能由党的行动来很好地消除。[18]这就采取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忽视了官僚化有着两种客观根源这个事实：一方面，自发的经济过程的存在（商品分配的标准和商品经济的因素的存在，劳动分工、文化特权、权力代表的存在，所有这些导致政府机关变得独立，使它自己从社会的仆人转变为社会的主人），另一方面，剩余社会产品的集中和属于国家机器的自由处置它们的权利。因而，就这些异化的特殊现象而言，消除异化的双重过程包含着商品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逐渐消除，以及对经济的国家管理制度由工人对经济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制度所取代。从而，官僚化的物质基础被毁坏了，并且，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党的主观行动——以及在政治层面上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这意味着摒弃单一政党的教条——能够从控制着它的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19]
海斯正确地强调生产力充分发展的重要性，它使得所有这些消除异化的过程的展开成为可能。然而，他由于唯意志论第一次犯错以后，由于一种机械论的偏离继续地犯错。生产力的这样一种发展要求“格外高水平的组织和差异化的社会功能”；由于这个原因，“要求生产中的直接民主或要求摒弃专制的中央计划……作为克服异化的条件……是无意义的。这是一种与理性生产的实际需要背道而驰，与经济的和技术的逻辑背道而驰的要求……”[20]
值得注意的是，当着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自我管理的缺乏所作的辩护被推回到其最后一个战壕中时，它使用了一个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相同的论断：“社会功能的高度差异化”；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以此表明异化不仅在资本主义中，而且在任何“工业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我稍后将回到这一点上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海斯除了把中央计划理解为集权主义的计划外，不能对它作别的理解，并且正如南斯拉夫作家已然提到的那样，他仍然陷于一种两难困境中：不是生产的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就是集权主义的计划。民主集中的计划，由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大会来管理企业所产生的结果，似乎是他所难以企及的。他所谓的“社会组织水平的降低”对他来说（正如对斯大林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作家来说）意味着集权主义体系的废除。似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没有能力（至少在他们中间[21]）用自由接受的纪律来取代由命令发布者和命令接收者所构成的等级制度，从而提高社会组织水平似的！
但是，海斯的论断的基本弱点存在于更深处。一方面，他诉诸党的行动的首要性（既反对自发性的趋势，又反对官僚化的趋势）；另方面，他提出经济增长的首要性（反对企业生活的民主化）。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个经济论断主观地表达了官僚主义的权力，对它的接受意味着提前瘫痪任何旨在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观行动。因为后一个论断不是集中体现了与无知的群众相对立的“能力”和“专业技能”吗？海斯也没有注意到，只要官僚机构能掌握处置社会剩余产品的最高权力（不管是通过它拥有的权威，就像在苏联那样，还是通过“市场规律”的中介，就像在南斯拉夫那样），它的权力在客观上就仍然是很强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以“公社管理的日益增长的权利”的形式，呼吁针对各种“错误”的大量“完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他承认，国家机器中的权力集中化归根到底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群众自觉行动的发展”来克服[22]——但他没有得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显而易见的结论，即迈向这种民主的决定性步骤在于使对生产的管理和处置社会剩余产品的可能性服从于整体工人——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要求。
J.N.戴兜（J.N.Dawydow）尝试着对共产主义的建立中异化的消除机制进行一种比海斯更深入得多的分析。根据戴兜的说法，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导致了自由从物质生产领域的完全排除；这种自由将由共产主义来恢复，因为技术的需求本身就要求生产者中职能流动性的日益增加，而生产者们将凭藉其科学知识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在这种技术的基础上，个人的全面发展变得可能，技术确实支持这一点，因为从这种“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没有成为“充分发展的个人”的每个人都将成为一种严重的经济损失。[23]
然而这意味着，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日益普遍的条件之下，生产的主要目的就成为培养自由的和具有创造力的“充分”发展的个人。[24]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扩展，人将成为“主要生产力”[25]，相应地，人也将越来越少地直接“融入”生产过程。随着“活劳动”被驱逐出生产过程，相应地，“活劳动”作为这一过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并且，随着丰裕的物质产品和全面发展的人们被肩并肩地生产出来，相应地，“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消失了，物质生产中的自由“恢复”了。[26]
这整个分析，实际上建立在我之前引述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相关段落的基础上，看起来对这个问题的根本阐明作出了贡献。[27]它的主要缺点在于从资本主义社会一跃而跳至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却没有分析必要的和必然的中间性的历史阶段——没有描述在建立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中逐渐消除异化的具体驱动力。工人的自我管理，民主集中的中央计划，商品生产的逐渐消亡，高等教育的普及，工作日的大幅削减，在“自由时间”中创造活动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消费习惯的日益相互渗透，由这些相继发生的转型、尤其是商品生产的消亡所带来的心理革命：[28]戴兜的分析中对这些问题毫无提及，但它们却可以使戴兜的分析臻于完善，并移除掉他著作中的少许陈腐冗言——这些陈腐冗言兴许会被资产阶级的批判家和教条主义的批判家错误地用来反对他。[29]
关键在于，为了符合逻辑，对社会主义中劳动者和人类逐渐消除异化的分析必须与对过渡时期中异化的透彻分析相结合起来。少了后者，这种分析就成了武断的。它看起来像“飞进了未来”，它使那些把更为务实地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置于首位的人感到头疼。但尽管如此，这种“飞进未来”在对于未来发展的观点上至少具有明晰和准确的优点。它仍然是忠实于马克思的教导的，而与任何对异化观点的“人类学”理解划清了界限。
亚当·沙夫（AdamSchaff）从他在今日波兰社会的遭遇中得出了幻想破灭后的结论，此结论却不具有上述那种优点。他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异化现象，但他对问题的解决只是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即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是否会消亡，劳动分工是否会消失（他机械地考虑这个问题——对戴兜的阅读该会改变他对此的观点！），商品生产是否会被废除。[30]这种对马克思所进行的怀疑论和原罪论的修正已受到了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31]但不是要求对异化消除过程中的阻碍进行坦率的分析——这种阻碍是由他们国家中官僚化的社会现实加于其上的，而是以辩护论者的惯有姿态，径直否定该问题的存在。沙夫至少还力图制定一个反对异化的“行动纲领”，相比之下他倒是更真诚的了。[32]但是，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沙夫都不能重新确立马克思的教导，因而也就不能抑制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在波兰的兴起。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社会学家斯坦尼斯拉·奥索斯基（StanislawOssowski）的观点：马克思详细阐述的关于社会阶级的传统观点只适用于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类型。他说，如今不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且对消费品的占有都允许“对于人们的经济统治”的建立。此外还存在着以下各种统治的新形式：“人对人的统治，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而来的统治，由对消费资料的所有而来的统治，由对暴力资料的所有而来的统治，由对以上种种的联合所有而来的统治。”[33]此处我们从一种建立在关于社会阶级和社会剩余产品的观点基础上的社会学，径直走向一种建立在关于“统治集团”的观点基础上的社会学，相比之下后者是极其空疏和无用的。[34]因而，一座桥梁建立起来了，桥梁的一端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批判的然而修正主义的社会学（和哲学），桥梁的另一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学院式的社会学，后者拒斥马克思主义，而倾向于将社会划分成“命令者”和“遵守者”。
没有必要来强调诸多作者所阐述的对“工业社会”的理解的辩护论性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被归因于每个社会都会经历的大工业时期。[35]一种社会组织类型的结果被归因于一种技术组织的形式。
由于把社会关系混淆地等同于技术关系，大多数西方社会学家从中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他们恢复了霍布斯的《利维坦》中的古老神话，认为现代人无可避免地要受从他们自己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机器的压抑。劳动的异化，工人受他们自己产品的压迫，据说是大工业的必然结果。并且我们被告知，随着技术机械的完善，这种异化将毫无扭转地恶化下去。
必须要承认的是，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官僚主义蜕变为这种悲观论点的支持者提供了大量的论据。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著述中缺乏这样一种深度的分析，这种分析在对社会现实的纯粹现象学描述中将得出社会现实的发展规律。
这些作者通过声称“命令者”和“遵守者”总会存在，通过声称商品的稀缺以及以一种异化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配的必要性总会存在，他们把其论点的前提（而非结论）提到了自明之理的水平。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立足于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的，但在事实上他们却拒绝承认相反方向的趋势。因为在所谓的“工业”社会中，以下情况是难以否认的：社会的潜在财富、对理性的需求的满足程度、由此而来的消灭社会和经济组织中强迫性机制的可能性，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以巨大的步伐前进着——尤其在本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期间。有什么理由认为此一趋势不会产生出一种质的“飞跃”，并且以此为基础，“为生存而斗争”的必要性对人类的奴役将会终结，人类控制其社会组织的能力将像对自然力的控制一样取得硕果？
必须要承认的是，技术的发展并非朝着悲观主义者所预见的方向行进。乔治·克劳斯（GeorgKlaus）正确地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自动化，其中的第二种远不像第一种那样死板，它建立在控制论的基础上，将创造出使异化劳动得以消亡的基础设施，并构成全面发展的创造性劳动的前提。像A.G.M.梵·门尔森（A.G.M.VanMelsen）那样的科学家诚实地承认，技术仍然处于原始阶段，它的许多戕害性的方面正是从这种原始性而来的：“当基本的需要已得到真正的满足，一定程度上也由于技术本身的进步，完全有可能生产出许多小型的系列，并把原创的艺术工程纳入每个系列中。此外，‘强制性劳动’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促使所有那些需要人们亲自给予照顾和关爱的事情有可能兴旺起来。……无疑它们将以自由艺术的形式回归，这些自由艺术将由那些因技术而得到解放的人们来实践。”[36]自不待言，只有当技术摆脱了私人利润和资本剥削的掌控后，才能起到这种解放的作用。
这一理论的支持者所宣称的悲观主义——即异化在“工业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对权力的真正原因与权力的职能表达的混淆中得到了解释。[37]一个资本主义公司的董事会可以决定关闭它的企业，摧毁耐心建立起来的整个官僚等级制度，而无需先期地侵犯实验研究室或技术规划部门的“不断增长的独立性”。但是，董事会出于利润方面的考量而作出的终止公司的决定，表明了先前的权力代表是局限于特定的职能的，以及私有财产何以仍然是权力的真正原因。工人委员会为什么不能以相同的方式代表某种技术上的权威，而无需因此而终止他们（甚至工人集体组织）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基本决策权？
不是职能表达上的技术必然性使得“企业的民主化”成为不可能。不是任务的复杂性和不断增长的差异化阻碍了民主化的进程。资本主义下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于，大股东及其同盟者、代表们和管理者想要使自己保持最终决断权。[38]一旦这一障碍被社会主义革命扫除了，就没有理由先验地认为，在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的企业内，必然会从技术必然性中产生出“新的异化”。
由于没有清楚地区分机械在表面上的自动作用和由社会、经济动机所激发的人为决定（后者是所谓“工业”社会的特征），也会产生相同的悲观主义。当像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那样的作者担心机器终将不依任何人们（他们本身已机械化了）的判断而作出决定时，[39]这些作者忘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下层劳动者的机械化趋势相伴随的是前所未有的集权，也就是说顶层的一小撮人仍是唯一的主人，将由他们来决定电脑所指示的一系列行动是否在事实上被采纳。——当然，他们要依靠大量信息的帮助，依靠权力的整个职能表达，后者极大地增强了其引人注目的权力。[40]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说明的是，引导这些人的最终动机在于：不是随意的、非理性的或投机性质的动机，而是对阶级利益的全面维护——他们作为相关阶级中最有权力的阶层当然理解这些利益。
如果说这就是问题的真正所在的话，那么清楚的是，只要把决策权从一小撮人手中移易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群众中，就可以使机器的功能得以扭转——它们如今在何种程度上奴役着社会，就使它们将来在何种程度上服务于社会。[41]
然而，除了这些悲观主义的混淆外，还有一些乐观主义的混淆。据说，异化劳动确实是“工业社会”的必然结果，但无需推翻资本主义就能克服它。只要归还给工人们一种“参与意识”，甚至一种“工作伦理”（即体现在人际关系中的他们在企业内的价值），工人们就不再会感到异化。[42]另一些人则说，需要确保通讯手段、对话手段和创造手段的存在，这些能返回给工人对自己人格的意识，以及在工作和休息中的自由。[43]
这些论点中的第一个在性质上显然是辩护性的。我甚至可以说它是直接为大资本服务的，尽管它宣称其目的在于减少现存政权下的社会矛盾。这些专家们在“人际关系”中力图废除的，不是异化的现实，而是工人对这一现实的意识。他们所谎称的消除异化不过是将异化推到了极点，使异化的工人意识不到自己被戕害的处境。[44]由于资产阶级社会不仅操控了生产者的思考和习惯，而且操控了他们的无意识，异化因而获得了额外的维度。[45]然而，“人际关系”的技术师们几乎不可能长久地阻止工人们意识到他们置身其中的被压迫处境。
第二个更为机巧的论点是尤为模棱两可的。它被阐述为一种道德使命，显然独立于“由制度所采取的形式”（即生产方式）。但弗朗索瓦·佩鲁克斯（FrancoisPerroux）解释说，“并非在一种把社会中的错误和不公在整体上奉若神明的僵硬的制度框架内，专门的制度得以实现它们的功能。”[46]工人为了获得生活资料被迫出卖其劳动力并从事戕害性的工作，难道这样的社会还不是一种“把错误和不公奉若神明的僵硬的框架”吗？在那种框架内，如何能够给予工人“他正在参加集体创造的感觉”，如何能够在其休息时间给予工人“意识到他自己的机会和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无非是粗陋的欺骗。这一方案的实行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自那个时刻起，佩鲁克斯的方案将经历一场显著的扩展。问题不再是给予工人参加集体创造的“感觉”，而是使他成为真正的创造者。问题不再是在其休息时间给予他“意识到自己”的机会和手段，而是给予他在没有外在束缚的情况下自由创造的机会，并由此而实现自我。问题不再是允许“无私的好奇心”的“有益的领域”的发展，而是要实现在所有社会活动的领域中由人们进行完全的自我管理。
因为那才是最终消除异化的关键之真正所在。它产生于劳动的废除（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意义而言），[47]或者换言之，产生于由真正的创造性劳动来代替机械的和程式化的劳动——这种创造性劳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不会使人类为了确保其物质生存而放弃生活，毋宁说，它是人类的全面的创造活动。[48]
因而，对资产阶级的和官僚主义的辩护性理解的批判把我们带回到无阶级社会的妙丽想象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唤起了这一想象，这一想象由于有了充沛的科学知识和条理分明的社会经济学证据，从而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再现了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然勾勒出来的类似想象。
正是在由对异化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听其自然的人类学理解向对异化理论的辩证的、革命的历史性理解的转变中，栖居着——简言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作的巨量工作的意义，马克思的这些工作是在1843-1844年他初读古典经济学家与1857-1858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间作出的。
因而，我们可以以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而告结束，这个问题被马克思的评论者们不停地讨论着，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独特性质。两种论点相互对立。一方面，像鲁贝尔、比勾神父（在较低的程度上）等人实际上否认马克思所作的是经济学家的工作，并声称马克思是靠着“天才的直觉”得出其根本理论的，[49]还有人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根本不是一种新的经济理论的发起人，毋宁说，他是科学的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50]
另一些人则相反，像埃米尔·杰姆斯（EmileJames）就认为马克思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51]又如吉恩·马夏尔（JeanMarchal）则认为马克思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使得经济科学获得了“对于经济过程的内在发展的卓越视野”。[52]
在我看来，马克思在对其方法的界定中早就对双方给出了回答，这同时也是对拉萨尔的方法的批判：“他〔拉萨尔〕要吃点苦头才会知道，通过批判使一种科学达到能够被辩证地呈现出来的程度，与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用于对这样一种体系的初步想法，是全然不同的。”[53]并且，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业已包含着如下的告诫：“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54]
马克思开始时想要对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社会作出总的批判。这使他阐述了某些关于所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之一就是，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给定社会的“结构性制度”。为了有效地阐述这个规律，马克思不得不掌握他那个时代经济科学中的所有经验数据（以及其它人文科学中的许多数据）。[55]并且为了完成他对于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工作，马克思必须要深入研究经济学说史，[56]虽然经济学说史最终说来是由整个社会的和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但它们的发展仍遵循着内在的逻辑。这种双重的责任使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致力于经济科学这个主题，但又秉持着这样一种特殊的意识，即不能把经济科学与其它人文科学相分离。[57]因而，正因为马克思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做了独立的工作，他才成为“科学的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他若不是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作出了自己的发现，他的整个社会理论在根本上将具有一种空想的性质，它们将是唯意志论的和“哲学的”——就该词的消极意义而言。[58]多亏了他的经济发现，他才能够实现他本人所认为的他生活中的主要工作：为社会主义的愿景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奠立科学的基础。“辩证思想……使得理解以下这一点变得可能：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任何深悉这种客观知识的人在社会过程中都必然会采取的政治立场的同时存在。”[59]
不能使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相分离，也不能使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相分离。但是，马克思之所以能有效地（即科学地）做成——首先是革命家，以及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只因为他是一个使经济科学发生了革命的经济学家。他使经济科学发生革命的那些发现，我们在本研究中已力图一步步地追踪其起源。一当这一工作已经完成，《资本论》就已准备好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把它写出来。
[1]沃尔夫冈·扬：“DerökonomischeInhalt”，第864页。
[2]曼弗雷德·波：“Entfremdung”，见于PhilosophischesWörterbuch，GeorgKlaus和曼弗雷德·波编，第140页。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在消除异化的问题上存在着这个弱点，波的文章代表着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前处理异化问题的方式的一种进步。
[3]波：“Entfremdung—PhilosophischeAnthropologie—Marx-Kritik”，第814页。在一个脚注中波承认，异化的消除是一个过程，它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被推翻以后才开始。但是他得出结论说，不能从这些前提推论出异化现象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更确切地说，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在社会主义中，所有被“经常地和草率地”称为异化的现象，与资本主义的异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相似”。这种诡辩的辩护性质一目了然。
[4]奥瑟曼：DieEntfremdungalshistorischeKategorie，第135页。
[5]由GüntherHillmann在“ZumVerständnisderTexte”中加以引用，第216-217页。
[6]列斐伏尔：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第二版序言，第I卷，第74页。
[7]沃尔夫冈·海斯：“ÜberdieEntfremdungundihreÜberwindung”，第701页。
[8]E.V.Ilenkov提出了一种变相的辩护性的理解，他说只有“对抗性的劳动分工”、“资产阶级的劳动分工”才会导致戕害人类。（Ladialetticadell’astrattoedelconcretonelCapitalediMarx，第32页。）在马克思看来，所有迫使人类只做一项工作的劳动分工都具有异化性质，在苏联继续存在的劳动分工因而也不例外。
[9]鲍里斯·兹赫尔：“论社会主义下异化消亡的主客观条件”（“OntheObjectiveandSubjectiveConditionsofDisalienationUnderSocialism”，见于《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SocialistThoughtandPractice）（南斯拉夫），1965年1-3月，第122，129-130页。
[10]Heise（“ÜberdieEntfremdung”，第700-711页）详尽地分析了在建立社会主义的阶段期间——实际上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期间——阻碍异化消除的过程的诸多因素。但是在这一语境中，他甚至并未提到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残存，尽管根据马克思这是造成异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11]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BrankoHorvat完全忘记了异化与商品生产的关系，他把废除异化的希望寄托在自我管理上。他写道：“对生产的管理若没有国家作为中介，就意味着生产者的直接管理，而这又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平等转变成了主人的平等。人类的异化过程……走到了尽头……”（《朝向一种计划经济的理论》（TowardaTheoryofPlannedEconomy），第80页。）确实是奇怪的“主人”，他们将发现自己在街头，没有配得上这一名称的工作或收入！
[12]除其他人外，我要提及的是：RudiSupek，“Dialectiquedelapratiquesociale”，见于《实践》（Praxis），1965年第1期；GajoPetrovic，“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arx’sTheoryofAlienation”），以及“作为经济动物的人类和作为实践者的人类”（“ManasEconomicAnimalandManasPraxis”），见于《询问》（Inquiry），1963年；PredragVranicki，“社会主义和异化问题”（“SocialismandtheProblemofAlienation”），见于《实践》，1965年第2-3期，以及“Lasignificationactuelledel’humanismedujeuneMarx”，见于Annalidell’IstitutoGiangiacomoFeltrinelli，1964-1965年；ZagaPesic-Golubovic，“异化的含义是什么？”（“WhatistheMeaningofAlienation?”），见于《实践》，1966年第5期。
[13]列斐伏尔：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第II卷，和Introductionàlamodernité。
[14]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第II卷，第209页。
[15]“如今我们不像马克思那样深信存在着异化的绝对终结。”（列斐伏尔：Introductionàlamodernité，第146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为了证实这一结论，列斐伏尔提到如今的情况，他似乎忘了马克思的论断的前提：在世界范围内，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生产、货币经济和社会劳动分工的消亡。
[16]见《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所使用的表述，见于《选集》第III卷，第19-20页。也见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II卷，第565页。
[17]海斯：“ÜberdieEntfremdung”，第702-703页。
[18]同上，第704页。
[19]众所周知，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党是官僚化的主动轮。
[20]海斯：“ÜberdieEntfremdung”，第706页。
[21]在涉及到其它社会阶级的时候，显然强制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强制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矛盾的激烈程度。
[22]海斯：“ÜberdieEntfremdung”，第706-707页。
[23]J.N.戴兜：FreiheitundEntfremdung，第114页。
[24]同上，第117页。
[25]参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593页：“[如今]社会个人的发展呈现为生产和财富的显著的根本性支柱。”
[26]戴兜：FreiheitundEntfremdung，第117，131页。
[27]参阅本书第七章的一系列引述。
[28]在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十七章中，我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些问题。
[29]戴兜理论中的某些方面已开始被经验证实，尤其是对劳动者的更高程度的流动性的需求，以及在职能小组内完成任务的能力，后者是由大工业中自动化的发展所导致的。（见Friedmann和纳维尔（Naville）编的Traitédesociologiedutravail，第380-381页。）
[30]“我只是提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可以假定，商品生产将从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消失，尽管从今日的经验来看，这种假定似乎是成问题的[！]。”（沙夫：MarxismusunddasmenschlicheIndividuum，第177页。）
[31]NoweDrogi，1965年12月。
[32]沙夫承认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只能开启消除异化的过程。但是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教育，而非经济状况的改变（尤其是资产阶级分配标准的必不可少的消亡），才是完成此一过程的手段。相对于“权力精英”，他呼吁“适度的平均主义”和观点上与评论上的更大自由，这是他的优点，但并未深入问题的要点所在。
[33]斯坦尼斯拉·奥索斯基：KlassenstrukturimsozialenBewusstsein，第227-228页。
[34]奥索斯基的观点接近于之前引述过的FrancoisPerroux和RolfDahrendorf的观点，也接近于保守的人类学家ArnoldGehlen的观点：职能的权威据说日益取代了将社会划分为阶级。（AnthropologischeForschung，第130页。）奥索斯基自己表明（第223页），正是斯大林时期教条的和辩护性的“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社会中特权现象的无力解释，奠定了他的怀疑论的修正主义的根基。
[35]尤其见RaymondAron：Dix-huitleconssurlasociétéindustrielle；ReinhardBendix：《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WorkandAuthorityinIndustry）；Dahrendorf：《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ClassandClassConflictinIndustrialSociety）。
[36]乔治·克劳斯：KybernetikinphilosophischerSicht，第414-415页；A.G.M.梵·门尔森：《科学和技术》（ScienceandTechnology），第321页。
[37]在这一点上，具有代表性的是AlainTouraine关于大型“官僚化的”企业内决策权的日益分散化的思想，见于Friedmann和纳维尔（Naville）编的Traitédesociologiedutravail，第I卷，第420页及以下。最先使用这个论据的是JohannPlenge——今日资产阶级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鼻祖：“现代技术意味着脑力劳动，意味着企业中受过训练的体力劳动在整体上处于附属地位，”因此由体力劳动者来行使权力是不可能的。（MarxundHegel，第134页。）这段话应该与上述沃尔夫冈·海斯的一段话相比较，后者所关涉的是，由于“社会功能的差异化”，企业内的民主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对工厂中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辩护，为对官僚主义的等级制度的辩护提供了主要的论据。
[38]FrancoisBloch-Lainé在Pouruneréformedel’entreprise中以显著的方式提出了这一点（第41，43-44，100页）：他赞同工会和工人应更多地参与企业活动的某些方面的管理。但他立即强调说，这种“参与”并未触及唯一的最高权力，即单独把持着关键的经济决策权的雇主阶层。
[39]诺伯特·维纳：TheHumanUseofHumanBeings，第158-160页。[维纳：控制论的创始人，1948年发表影响深远的《控制论》；上引书目也与控制论有关，但维纳把相关理论提升至社会学甚至哲学意义上。——译者注]
[40]美国的战争机器是资本主义政权全部机械的象征，它是高度机械化的（尤其在由电脑所引导的预警系统方面），但这种机械化到了美国总统那里就终止了，因为只有他有权按下这些按钮。
[41]在1967年8月16日德国资产阶级报纸FrankfurterAllgemeineZeitung上有一个混淆了决策的社会经济权力与技术权威的显著例子。一位作者申辩道：根据如今我们听说的自我管理的要求，为什么不要求有一个“病人委员会”，从而在诊断和治疗上给医生以指示呢？
[42]EltonMayo：《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TheHumanProblemofanIndustrialCivilization），第158-159，171页及以下；Bendix：《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WorkandAuthorityinIndustry），第448-450页。
[43]FrancoisPerroux，“Aliénationetcréationcollective”，见于Cahiersdel’ISEA，1964年6月，第92-93页。
[44]Bendix正确地把“人际关系”理论归入更大的“管理思想”范畴（我毋宁该称它为企业管理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难看出，这一意识形态在一个世纪以来的演变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企业结构本身的演变，而且最重要的是反映了劳资关系力量平衡的演变。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以下情况更能反映问题的了：由资本主义全盛时代傲慢的清教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转变成如今盛行的为劳资之间的联合所作的伪善吁求。
[45]万斯·帕卡德（VancePackard）：《潜在的说服者》（TheHiddenPersuaders）。当C.WrightMills担心对异化的漠然会发展时（《马克思主义者》（TheMarxists），第113页），Bloch-Lainé则就这种异化或至少是其最显著的方面（企业内工人权力的阙如）作了更为实际的强调：“平静是骗人的。它的背后是许多特殊和个人的不满，这些不满将在总的经济形势第一次下行之际随时爆发成叛乱。”（Pouruneréformedel’entreprise，第25页。）参看第一章的参看文献中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状况的内容。
[46]“Aliénationetcréationcollective”，第44页。
[47]《德意志意识形态》，第85，95，236，242页。
[48]参阅乔治·克劳斯：“为了发展所有人的创造力，有必要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从程式化的劳动义务中解放出来……”“控制论和自动化是实现这种情况[共产主义]的技术条件，因为它们使得人类能够从非创造性的、程式化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最重要的是，它们给予人类全面的科学技术教育所需的时间，即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真正的创造性劳动所需的时间。”（KybernetikinphilosophischerSicht，第457，464页。）
[49]R.P.比勾：HumanismeetéconomiepolitiquechezKarlMarx，第36-37页。鲁贝尔关于马克思工作的伦理性质的论点已由KarlVorlander于1911年在KantundMarx中阐述过了，第293页。它涉及到Vorlander与MaxAdler之间的著名争论。
[50]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KarlMarx:Essaidebiographieintellectuelle，第12页。
[51]埃米尔·杰姆斯：Histoiresommairedelapenséeéconomique，第167页。
[52]吉恩·马夏尔：Deuxessaissurlemarxisme，第80页。也见ErnestTeilhac：“马克思继承着古典经济学家的步履，想要使自己严格地置于经济学的框架内，阐发一种严格的经济理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而工作。”（L’Economiepolitiqueperdueetretrouvée，第106页。）
[53]《通信选集》（SelectedCorrespondence），第103页。
[54]《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3页。
[55]“马克思常常求助于经验数据的全部以及社会地形成起来的直觉。”（E.V.Ilenkov：Ladialetticadell’astratto，第13页。）
[56]“研究者必须要常常力图找到全面的和具体的现实，即便他知道除非以一种部分的和有限的方式，否则就不能达到这一点，并且为了做到这点，他必须在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中包括进关于这些事实的理论历史，并且也要把他对观念的事实的研究与它们在历史上的定位以及它们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基础结构联系起来。”（LucienGoldmann：Scienceshumainesetphilosophie，第18页。）
[57]“对关于结构和制度的观点的引进似乎是科学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方法，得以使在两种经常被分离的研究间建立桥梁，这两种研究便是历史研究和理论分析。”（AndréMarchal：Systèmesetstructureséconomiques，第11页。）正是马克思通过在分析中使用历史性的范畴第一次在历史与经济分析之间建立了桥梁，从而使AndréMarchal所说的对关于结构和制度的观点的引进变得可能。
[58]类似地，KarlKorsch在Marxismeetphilosophie中的理解也是错误的。重新确立马克思的教导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维护其革命意义而反对改良主义的追随者——受以上两种合理愿望的驱使，KarlKorsch在结束时质疑马克思经济分析中客观的科学性质，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只是“对革命过程的理论表达”（第103页）。为了能够以一种在理论上合理的——即有效的——方式阐述他对于资本主义下阶级斗争的分析和对于向着革命地推翻资本主义的进展的分析，马克思必须首先要从经验上掌握人文科学的所有数据，批判它们，并科学地超越它们。马克思本人如此地界定其工作许多次，以至于今天不应当再误传其意义或质疑其客观的科学价值——这种科学价值是独立于驱动马克思整个生命的“革命激情”和马克思不懈追求的革命目标的。
[59]MaxAdler，MarxistischeProbleme，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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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原因（埃内斯特·曼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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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原因
埃内斯特·曼德尔
正是在研读黑格尔的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遇到“异化”这个概念。但有意思的是，黑格尔的著作中首先让马克思受到影响的，并非异化劳动理论。作为市民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异化，才是马克思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思考的起点。
社会契约论认为，在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个人必须向国家让渡一系列权利，以此作为社会共同利益的表征。黑格尔特别发展了这一为自然权利论者所主张和阐明的观点。总的说来，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起点，也是马克思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思想家的开端。
1842-43年间发生在西德莱茵省的一些小事（偷盗林木的人数增多，政府介入此事加以禁止）使马克思得出结论，自称代表集体利益的国家却只是代表了社会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已，即那些私有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因此，个人权利向国家的让渡代表了一种异化现象：人们把权利让渡给了事实上与他们相敌对的机构。
此后，马克思被德国驱逐并流亡至法国，在那里马克思接触到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组织，同时，带着上述政治哲学的思考开始学习经济学，特别是作为英国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的亚当·斯密-李嘉图学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第一次尝试对哲学和经济学的相关观点进行综合，这便是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称《巴黎手稿》。马克思尝试着把他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的观念与关于人的命运、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等观念融合起来。
青年马克思对这一初步的尝试感到力所不及。在那一阶段，马克思尚没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知识，他只是刚开始熟悉政治经济学经典学派的一些基本观点。此外他也没有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直接或间接经验。要等到接下来的十年中，马克思才储备了以上这些知识。
这一未完成的早期作品很久以来都不为人知。它于1932年首次出版，这离它写成时已将近一百年。在经济学和哲学领域内长期进行着许多关于青年马克思思想以及马克思如何得出后来那一系列基本观念的讨论，但是，由于忽略了马克思思想历程中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这些讨论未免失真。
尽管这部作品的某些部分，尤其是其经济学部分，是不成熟的，但它仍代表了马克思思想历程中和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的重要性与“异化”概念紧密相连，下面我将对此作出阐释。
异化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它的起源与宗教有关，它几乎有着与有组织的宗教同样悠久的历史。这一观念几乎被东西方所有经典的哲学流派所继承。这个概念转变成为我们可称之为人类悲剧宿命的那种含义。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黑格尔在继承这个观念的同时，赋予它一种新的含义和理论基础，这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步。黑格尔改变了人类悲剧宿命这一观念的根本内涵，使它不再是一个含糊的人类学和哲学观念，而是植根于劳动之中。
黑格尔在马克思之前指出人类是异化的，因为人类的劳动是异化的。他给出两种解释来说明人类劳动中普遍存在的异化。其一，是他所谓的需求与劳动的对立。黑格尔说，人类的需求总是先于可获得的经济资源，因此，人们被迫辛苦劳动以满足需求。但是，平等地分配物质资源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尝试，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异化劳动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的哲学分析有点儿复杂。它可以用“外化”这个比较复杂的词来概括。尽管这个术语比较复杂且听起来陌生，但其含义却不难理解。黑格尔的“外化”这个词意味着，每一个劳动、生产东西的人，实际上是在劳动中再生产着他头脑中本已有的观念。如果我立即加上一句，说马克思也有这个观点，你们或许要感到震惊。你们可以在《资本论》的第一章中发现这个相同的观点：人们的任何劳动，在现实中实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于他的头脑里。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此在人与其它生物例如蚂蚁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其它生物看起来忙忙碌碌，却纯粹是凭本能活动。人却相反，首先形成一个他所要做的事的观念，然后再去实现这个观念。
当黑格尔问道，当我们试图在物质上实现观念的时候，我们在现实中做了什么，是什么首先形成了我们头脑中的观念时，黑格尔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不可避免地使劳动产品与我们分离开来。任何我们从自身中投射出去的东西、任何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任何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我们从自己身体中投射出去，然后与我们相分离。它就不再是一个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观念，不再作为我们的一部分而存在。对于黑格尔来说，这就是异化劳动的主要人类学定义。他于是得出结论说，任何劳动都是异化劳动，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在任何情况下，人们总是不得不与他们的劳动产品相分离的。
当马克思吸收黑格尔对异化劳动的这两个定义时，皆予以了批驳。马克思说，需求与物质资源之间的差距、需求与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有条件的、由历史所决定的。认为人的需求会无限增长，劳动产出永远跟不上需求，是错误的。马克思基于历史的分析，断然否定了这一点。马克思特别反对了黑格尔想当然地认为的外化必然导致异化。马克思说，当我们使我们自身与产品相分离时，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的劳动产品或物质力量会反过来压迫我们或反对人类。异化不是我们身体对象化——原来在我们身体中的观念的存在，在对象中、在我们的劳动产品中具有了物质的存在——的结果。
异化是由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导致的。更具体地说，只有在一个基于商品生产的社会中，在市场经济的特定经济和社会环境下，我们在生产中投射出去的对象才成为与我们相对立的存在，并且融入到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经济、社会机制中。
我前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一批驳中所蕴含的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进步就在于，马克思拒斥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异化劳动概念，即人类固有的、不可取消的悲剧。他说异化劳动不是人类不可摆脱的宿命。它是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所产生的特定结果。换言之，马克思把黑格尔对于异化劳动的永恒人类学观念转变为暂时性的历史观念。
让我们将视线由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源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跃至二十多年后出版的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异化”这个词在后者中的确很少出现。
在最近三十年中，一个名为“马克思学”的新专业涌现出来。这些专家们通读了马克思的所有作品，并就马克思书中的用词制作了小型索引卡，试图通过这种统计得出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某些结论。一些人甚至用电脑进行这种分析。这些“马克思学家”到目前为止发现在《资本论》中“异化”这个词共出现六处，或用作动词或用作名词。我当然不会质疑这个巨大的发现，尽管也许有人还会发现第七处或者对第六处提出质疑。
在对《资本论》作了这种纯粹词汇的和表面的分析之后，可以得出结论说成熟马克思没有真正的异化理论。马克思在经历了青年的不成熟阶段以后，尤其在1956-57年左右当他深信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并完善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以后，放弃了异化理论。
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首次发表时，围绕这些问题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在这场争论中至少可区分出三种流派。我难以列出所有参与作者的名字，因为有一百多人就此发表了观点，并且这场争论至今也远未结束。有人持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论，认为当马克思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后放弃了他原来的理论。
有人则持相反观点。认为青年马克思的作品才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以后由于他把视野局限在纯粹的经济问题上，导致了其思想的退化。马克思因此受制于经济主义的偏见。
也有一些人力图否定马克思的观点经历了任何重大的或实质性的转变。其中有美国人ErichFromm，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MaximilienRubel，以及两位法籍天主教牧师，FathersBigo和Calvez。他们认为在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著作中包含着相同的观点。
我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是错的。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有着重要的发展，而非一种重复。任何一个思考者，只要活着并继续思考，那么他60岁时绝不会说与20岁时完全相同的话。即便承认其基本的观点保持不变，也仍然会有一些明显的发展和变化。在这个具体的例子中这种发展就尤为引人注目，因为——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1844年的马克思还没有接受劳动价值论，而这是10-15年以后他所发展而成的经济理论的奠基石。
这场仍在持续的争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成熟马克思是否仍有一种异化理论，抑或已完全抛弃了他原来的异化理论。这个争论本可以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解决；如果不是发生了另一个不幸的事件，这场争论不会毫无结论地持续这么久。
这就是马克思另一部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发表。这部一千三百页的著作写于1857-58年，写成后隔了一个世纪才发表。它是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资本论》中主要观点在此得到论证和详述。它初版于二战初期的苏联，但其中大部分在战争中毁掉了。我想只有两本传到了美国，西欧一本也没得到。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不希望它再版。因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距离本书写作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候，此书才得以重印并逐渐广为人知。
不幸的是，直到去年马克思这部重要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才译成英文。译成法文更只是不久前的事。因此，这场争论的部分参与者的确有理由说他们不知道那部核心著作。任何读过它的人立即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是存在的，因为在该书中这个词、这个概念、这种分析数十次地出现。
那么，与青年马克思相比，这个为成熟马克思发展了的异化理论又是什么呢？我们又如何将它与《资本论》中的内容联系起来？首先有一个形式上的困难，就是马克思为此使用了三个不同的术语，这三个术语在意义上是可互换的。其一是“异化”概念；其二是“物化”概念，这是个复杂的词；其三是“商品拜物教”概念，这个词更复杂。尽管如此，这三个概念解释起来并非那么复杂，我来为你们澄清它们的意义。
让我们从分析经济异化这个概念开始。我必须立即声明，在马克思的复杂的异化理论中，经济异化仅是阶级社会中覆盖了人类活动所有领域的更广泛得多的（异化）现象的一部分。但它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我们从经济异化开始。我们将在一系列连续的阶段中来把握它。经济异化首先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人们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一个发展阶段。直到十九世纪，在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农业中，人们还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直到美国内战以前，大多数人还能找到一些未被占有的土地，成为一个自由农民或庄园主。在欧洲这种可能性不再存在已有两百年，其中有些国家甚至比这更早三四百年。
这一历史现象是所有异化理论的起点，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时候，人们被迫向另一个人即雇佣者出卖劳动力的工资劳动机制才会大规模地存在。因而，当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时候，异化劳动的首要前提就具备了。
我说过这相对来说是一个新的历史现象。第二个例子可以更清晰地阐明这一点。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经典历史批判理论对中世纪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批判在于土地耕作者的缺乏自由。我并不反对这种批判，因为这是正确的。社会的直接生产者，农民和农奴，不是自由人。他们不能自由活动，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
但是，对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批判忘记了，人束缚于土地这个现象是一柄双刃剑。当一个人被束缚于土地时，土地也束缚于这个人。正因为人束缚于土地，被迫成为工资劳动者而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在封建关系中就不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可以在土地上生产生活资料，并保留一部分给自己。只有在封建社会关系之外的人们才会成为新的社会阶级——一方面是工资劳动者，另方面是商人——的开端；他们实际上是亡命徒，因为他们在刚开始时的确就是亡命徒。
当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被逐出土地，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且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候，异化劳动的第二个条件就具备了。这是异化劳动的主要特点。当经济领域为工资劳动机制主宰时，人们不得不到市场上去出卖他们唯一的商品即劳动力，否则就无以生存。
把你的劳动力卖给一个老板，这意味着什么？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包括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在这一纯粹是形式的和合法的契约关系背后——你为了赚钱生存把你的劳动力即你的一部分时间出卖给另一个人——实际上对整个人类，尤其是劳动者的生活有着影响深远的意义。首先这表明你对你醒着的大部分时间失去了控制。所有你出卖给雇佣者的那些时间不再属于你，而是属于他。你在工作中不能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这整个时间中，是你的雇佣者决定你将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你的雇佣者决定你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在哪生产。他是你整个活动的主宰。
劳动生产率越高，工作周越短，老板对工资劳动者每一个小时的控制就更为严密。在时间-动作分析中——这种控制的最终完善形式——老板甚至想控制你工作中的每一秒，真正是每一秒。
异化于是获得了第三种形式。工资劳动者把他生活中一部分时间的劳动力出卖给雇佣者，但他的劳动产品却不归他所有，而成了雇佣者的财富。
现代工资劳动者对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一无所有，这对习惯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根本不是当然之事。在人类存在的成千上万年历史中，情况本非如此。古代和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就是他们自己产品的所有者。中世纪的农民甚至农奴，也可以将他们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六十、七十留为己有。
在资本主义下，不仅工资劳动者失去了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而且这些产品反过来与他们相对立。机器的情况就是如此。机器，这一人类创造力的标志性产物，却反过来暴虐地控制了工人，因为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使人们富有活力的生命和工作适应于机器的呆板运转。换班制也会导致严重的异化，因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得不在晚间或其它不适合的时间工作，而这是与人类生活的自然节律不相符的。这种不正常的作息制度会引发各种心理疾患和神经紊乱。
当社会分为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两个敌对阶级后，劳动产品对人的压迫性还表现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上——如今的资本家更倾向于称之为萧条。在危机中，人们只能消费得较少，因为他们生产得太多。人们消费得较少，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不够高，而是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太高了。
现在我们来看经济领域中异化劳动的最后一种表现，这是从以上我所说的那些观点的结论中得出的。工人在劳动中的异化意味着他生命中一些基本的东西被改变了。那是什么呢？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有一些有待于在发展中实现的智慧、潜能和创造力，这些只能在劳动活动中才能实现。
然而，在工资劳动机制中，这种可能性就没有了。对工资劳动者来说，劳动不再是一种自我实现，而只为了一个目标，即赚钱糊口。
因此，创造活动——这个人性中的基本方面被阻滞和扭曲。劳动对人来说不是创造性的、生产性的活动，而是有害于人的、破坏性的。天主教牧师和新教牧师——即所谓的“劳动者-牧师”——就他们在西欧工厂中工作的经历写成了书，他们在以上这点上的结论与马克思完全一致。他们说，工资劳动者把他们在工厂或办公室里上班的时间视为一部分生命的丢失。他们为了在工作之外获得自由和发展，不得不在那里上班。
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种寄望于在休息时间获得某种自我实现的想法，其实不过是幻想罢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那些身受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理念影响的、人道主义和乐善好施的改良论者，以为只要人们的休闲时间逐渐增加，人们就会变得自由。他们不理解，休闲的性质是由工资劳动的性质决定的，是由建基于商品生产和工资劳动之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随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和休闲时间的增加，休闲也会被商业化。在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的“消费社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使人们的休闲融入到经济整体之中，这种经济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剥削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一点上，异化概念从纯粹的经济领域拓展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现象中。这种拓展的第一个桥梁是消费异化的概念。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谈论了异化劳动的后果。但是，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已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需求上的矛盾。一方面，每个资本家都想方设法付给自己的工人尽可能少的工资，从而使这些工人的需求受到限制。否则，资本家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用于资本积累。
另方面，每个资本家又把所有其他资本家的工人视为潜在消费者，而非挣工资者。他想将这些潜在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拓展至于极限，否则，他就不能增加生产并顺利卖出自己的产品。所以，资本主义有一种持续拓展人们需求的倾向。
在一定程度以内，这种拓展会覆盖人们正常的需求范围，比如基本的食物，以及多少得体的衣着和住房。然而，资本主义将一切商业化并出售尽可能多的商品的倾向很快就会超出合理需求的范围，大规模地刺激起一系列人为的需求。其中的一些是荒唐、丑陋的。我来举个例子。一个名为JessicaMitford写了本令人发笑的书，叫《死亡的美国方式》。其中写道，殡仪服务员设法引导人们购买尽可能贵的棺材，据说泡沫橡胶床垫可以使死去的亲人不仅睡得安稳，而且睡得舒适。推销员说这当然不是为了满足尸体，而是考虑到消费者的感受。
难道还有必要说明这种只为赚钱的古怪葬礼服务所涉及的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需求吗？以这种唯利是图的方式去迎合人们失去亲人后的悲伤心情，可谓丑闻也。
这种异化不再是纯粹经济领域的，而实际上成了社会上和心理上的。一种机制持续地将需求拓展至合理的范围以外，其动机是什么？它是故意要在人类中制造出永久性的但毫无意义的匮乏感。如果人们的需求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全面地得到了满足，那么资本主义就不再能存在下去。这种机制必须持续地激发出人为的匮乏感，否则，那些越来越脱离人的真正需求的商品的出售就不能增加。
一个倾向于制造这种普遍匮乏感的社会会导致许多恶果，每天报纸的法治版上所记录的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一个滋生出无意义的匮乏感的社会也将引发各种反社会的行为，这些行为是为克服这种匮乏感而起。
除了消费异化之外，还有另外两种重要的异化。其一，是普遍存在的人类活动的异化。其二，是人类最根本的特征之一——交流能力的异化。
异化概念拓展至人们的普遍活动中，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过分专门化的社会中。结果，为了谋生而从事某种特殊工作的人们，眼界蜕化得相当狭隘。他们成了他们所干工作的囚徒，考虑问题受到特殊专业的限制。由于这种局限性，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敏锐度也在下降。
这种眼界的狭隘性会导致某些更坏的情况，即倾向于把人的关系转变为物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物化”，社会关系成了物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过论述。
看待事物的这种方式，是这一异化理论的进一步延伸。我在本国的一个亲身经历，就说明了这种转变。饭店的服务生都是贫穷的劳动者，他们是“物化”过程的受害者，而非始作俑者。他们甚至对自己卷入这一过程毫无察觉。他们在资本机制的驱迫下，要服务尽可能多的顾客，因此承受着沉重的压力。顾客在他们眼里只是所点下的菜单。我听见一个女服务生对一个顾客说：“哦，你是咸牛肉和卷心菜。”你不是布朗先生或布朗夫人，不是有着特定年龄和特定称呼的人。你是“咸牛肉和卷心菜”，因为这位服务小姐在压力中为这么多人点菜，脑子里只记得他们所下的单子。
这种将人“物化”的习惯不是因为服务生的非人道和麻木不仁，而是由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所致。这种社会关系建基于商品生产和极端的劳动分工。人们在自己的职业眼光中把别人只看成自己的顾客，或者说，透过特定经济关系的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人。
这种世界观表现在每天的日常用语中。我听人说，在日本主要的商业兼工业都市大阪，人们见面打招呼的通常方式不是“你好。”而是“最近生意怎样？”或“最近挣钱吗？”这表明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如此全面地渗透进了普通的人际交往中，已在很大程度上使人非人化。
现在我来谈谈最后、也是最悲剧的一种异化，即交流能力的异化。交流能力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特点。没有交流就没有社会，因为没有交流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的形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商品生产社会则会扭曲甚至败坏人的这种基本能力。
我来从三个层面上分别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首先来看一个很普通的例子。人们是如何学会交流的？人在婴儿期会经历一个心理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说话。很长时间以来，玩洋娃娃是小孩子经历社会化过程的一个主要方式。小孩子在玩洋娃娃的时候，他们把自我投射出去，有了另一个自我，并且和这另一个自我相对话。他们说着两种语言，他们自己的和洋娃娃的，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着一种假装的交流。由于这种对话的自发性质，促进了小孩子语言和智力的发育。
最近，厂家生产出了会说话的洋娃娃。这应当说标志着一种进步。但是，会说话的洋娃娃会使对话受限。小孩子不再讲两种语言了，或者说不再有那种自发性了。部分的对话是由洋娃娃引起了，而这又是由资本家厂商所设定的。
制造这种洋娃娃的公司也许聘请了最著名的教育家和心理专家，他们可以使洋娃娃说出的话比小孩子脑子里所能想出的胡言乱语像样得多——尽管我对此也是存疑的。然而，这种对话的自发性质却被扭曲或压抑了。与较落后的时期洋娃娃本身不会讲话，要小孩子赋予她们一种语言的情况相比，小孩子对话能力、交流能力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相应地，智力的形成也受到了阻碍。
第二个例子所涉及的层面更复杂深入一些。在任何一个基于不同的社会物质利益划分成对立阶级的社会中，不同阶级营垒中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这不是因为缺乏智力、理解或诚实，问题不在于个人。这仅仅是由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现实物质利益支配着其中的个人。
如果谁亲历过劳资双方的代表剑拔弩张地进行工资谈判的场面——我指的是真正的工资谈判，而非伪装的——就能理解我所说的。即便资方有着真正的善意和开明观念，他们也不能真正理解和同情工人的要求，因为他们所处阶级的社会物质利益妨碍了他们去理解另一个阶级所心系的事。
关于交流能力受阻，在另一个层面上还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例子。（因为所涉及的只是工人和非资方人士）它发生在纽约1968年教师联合会反对学校系统权力下放的悲惨罢工中。参与其中的人大多没有恶意、无知或偏见。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度确实称得上是开明人士甚至左派人士。但是，由于受强大的社会利益和社会背景所束缚，他们不能理解另一方即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们希望社会来控制他们小孩的教育——所说的。
因此，确切地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非局限于受压迫阶级身上。压迫者的部分能力也异化了，他们不能与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正常交流。只要阶级社会继续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深刻差别继续存在，这种分离就不可避免。
这种异化在个人身上的另一恶性表现则是，建基于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的社会必然在许多人身上引发的巨大孤独感。我们这个社会奉行的原则是人人为己。个人主义推行至极端也就意味着孤独感被推向极端。
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这当然是错误的。原始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集体生活，那时根本没有孤独这个概念。孤独感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这个特殊的人类发展阶段上才产生的。然后，这种孤独感的影响日益扩大，直到超出了人们的正常心理所能承受的限度。
心理学家带着录音机到处转悠，到商场或街头去听人们之间的各种对话。当他们播放这些对话的时候，却发现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交流。两个人各自的言说好似两条平行线，并无交集。每个人都想在这场对话中释放自我，走出孤独，但彼此却不能理解。
对话中唯一相交的场合是最后说再见的时候。但即便这声再见也隐含着无奈，他们似乎在挽救着一种可能性，使得他们在下一次相遇时能走出孤独的重负。他们在进行着一种法语中所谓的聋子之间的对话，彼此不能倾听，不可理解。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所幸的是，我们社会中的大部分人还不至于陷入这种境况，否则，我们将处在社会关系整个崩塌的边缘。但是，资本主义正以其一系列恶性后果，不断扩大着这种极端孤独的领域。
这看起来像一幅灰暗的图景，这幅灰暗的图景无疑是与我们时代灰暗的现实相对应的。如果说，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中，心理疾患的曲线是与物质财富的曲线平行发展的；那么，这副惨淡的图景肯定不是由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所发明的，而是植根于我们生活其间的社会现实之中。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这种惨淡阴森的状况并非无可救药。我们的乐观源于，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和各种异化表现的根源所在，必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可以展望那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没有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现在的异化是由历史所决定的、人造的罪恶，而非与生俱来，植根于人的本性中。像任何其它人造的东西一样，它也可以为人所消灭。异化的消灭也是历史的产物，它将在历史中消亡，或至少在历史的进步中被不断克服。
因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包含着扬弃异化的理论，这要靠人们来创造条件，使异化逐渐消失并最终消亡。我之所以强调“逐渐消失”，是因为这一过程或机制不是凭一纸法令或大笔一挥所能取消的，正如商品生产、国家、阶级社会不是能以政府的一纸政令或布告取消的。
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当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无阶级的社会以后，异化逐渐消失的社会、经济条件才会具备。当我说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当然不是指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那些社会。它们充其量只是属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尽管私有财产已被废除，但社会阶级并未消亡，仍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因此，那里仍有着异化劳动和异化的人。
人的异化、劳动异化、人类活动的异化消失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我所提过的以下这些过程的持续推进中才能被创造出来：商品生产的消失，经济匮乏的消除，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消除劳动分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生产者与管理者之间差别的消失。所有这些会使劳动的性质逐渐转化，劳动不再具有挣钱糊口的强制性，而是人们踊跃从事的活动，因为劳动是出自人们内在的需求，是人们才智的发挥。只有当这一点得以实现时，异化劳动及其有害结果才会终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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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乔治·诺瓦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乔治·诺瓦克->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1973）
导言
乔治·诺瓦克
异化问题作为现代人的一种状况，如今几乎已成为文化活动领域——从文学和造型艺术到社会学和哲学——的一项困扰人的忧虑。疏离于其他人、甚至疏离于他自己的最深层的自我的孤独的人——就像阿尔贝·加缪所创作的《局外人》的中心人物——是当代写作的一切分支中的一个熟悉的角色。
与一个漠不关心的世界相脱离并为恶意的命运所考验的同类的孤独者或局外人，可以在贝克特、艾里斯柯、记涅以及较少才分和名气的其他人的戏剧的男主角或非英雄主角中找到。诸如贝格曼、费里尼这类导演的电影制品描绘了完全专注于自身的分裂的人格，他们为强烈的孤独和不能与他人交流所折磨。
异化的主题经过先锋圈子传入流行歌曲，影响了大部分的青年。例如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我是一块岩石》中的下述歌词：
“我有自己的书
还有诗可以保护我
我穿着盔甲防卫
躲在房间里，安全地藏在子宫里
我不与人接触，也没人会和我接触
我是一块岩石，我是一座岛屿
岩石感觉不到痛苦
岛屿从不哭泣”[1]
我们时代如此众多有天赋的作家和敏感的艺术家所描绘的异化情愫，同样可见于无数较不善于表达的民间音乐中。这已为众多社会学研究所证实，这些研究由“孤独的人群”的特点所构成，这些原子化的城市居民的集聚体感到社会制度的重量把他们挤压得变形和麻木，他们在这个社会制度中既没有有意义的目的，也没有做决定的权力。
对异化状况的广泛关注表明我们面临着一种病态的、严重的社会疾病的症状。本书的三篇论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特有的那种状况进行了分析。
其他哲学家也试图从他们特殊的观点讨论异化问题。例如，存在主义认为，异化扎根于人类作为这个星球上的神秘的被抛弃者的本性之中。不管他做什么来克服那种状况，由于一种对于存在的无意义的意识，他不能找到他的命运的出口。
另方面，马克思主义不相信异化的永恒，就像它不相信永恒的诅咒。这种状况不是人类不可避免的、无可补救的诅咒。异化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这种特殊历史条件是由人类不经意的活动带来的，它能够通过人类自觉的集体行动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上被改变。
在下面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确实同意存在主义：如今的男女同胞所承受的异化的折磨人的形式揭露了他们生活中极其重要的方面，它要求一种理论的解释和一种现实的治疗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为这种灾难性的状况所提供的解释方法，以及所推荐的减轻这种状况的行动路线，与存在主义或任何宗教教义的前提和结论是完全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给出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或神学的回答，而是对异化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它进而为工人阶级减少异化和最终消除异化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政治纲领。
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异化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现象。这是一种肤浅之见。诚然，异化有其心理学的方面——以及病理学的影响，正如埃里希·弗洛姆在他的《健全的社会》中所指出的，但它的起源和定位主要不是或不纯粹是精神性的。它的根源可追溯至人类的历史中；它的当前表现的根源扎根于阶级社会最深层的构成中。
异化是一种在历史中造成的现象。它在文明社会中的起源和持续基础产生于劳动的异化，而劳动异化是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的一切私有财产制度的特点。异化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人手和人脑的创造物反过来反对它们的创造者，并控制他们的生活。因而，这些不可控的力量不是扩大了自由，而是增加了对人类的奴役，剥夺了人们自我决定、自我指导的能力，而正是这种能力把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异化的诸形式是人类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面前无力的产物，是人类对于它们的运转规律无知的产物。它们不是永恒的。它们会随着人类对于下述方面的控制的增强而减少：人类的习惯、人类的社会关系、人类对于社会关系发展过程的科学知识。当着人类在社会主义之下完成对于自然和社会组织的控制之后，异化将消亡和完全终止。
现存异化的根源植根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诞生于、繁殖于对劳动群众的生产资料的剥夺以及随之而来的雇佣劳动的异化。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这个制度不断地在社会存在的各个层面上更广泛地再生产出异化的条件。当代的垄断资本主义使这种异化条件如此地强化和普遍化，它的后果已像一个不可过滤的病毒散布于整个社会有机体。
鉴于阶级社会中的异化建基于对劳动力的没收和剥削，这项根深蒂固的疾病的性质指明了它的疗治方法。只有当工人与其劳动资料的统一再次恢复，而且这种恢复不是靠回到任何形式的原始主义，而是靠把科技和工业的最高成就引进集体化的生产方式之时，异化才会消除。
这只有靠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将建立起一个建基于国有化经济的政权，这种国有经济在工人本身的民主控制下运转。这个世界新秩序产生于对人类关系的这样一种根本性重建，它能创造出消灭从野蛮的过去继承而来的异化形式所需的条件。
如今在这个星球上不仅有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有后资本主义国家。在1917至1973年间十四个工人国家建立起来了。如果说异化是生活和劳动的资本主义环境的产物，那么异化现象是否也存在于这些非资本主义社会呢？如果是的话，它们将如何被解释？什么因素导致了它们的重现？
数十年来，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否认苏联社会存在着任何种类的异化；他们只同意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根据官方的神话，只存在偶然的摩擦和次要的失调，而严重的紧张或不可调和的冲突是不可能的或观察不到的。自1956年以来，苏联反对派的爆发，以及对反官僚批评的肯定（尽管在苏联内部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已然暴露了由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所编造的意识形态假象背后的现实。
理论问题是从下述角度提出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是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产物。斯大林主义声称，异化在已经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不存在的。但是，异化的恶性表现不顾上述观点，已然出现和继续存在于有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这为什么会发生呢？社会主义理论的预期与生活事实之间的这种出入该如何解释？
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首先并且最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们的国家首先脱离莫斯科的统一庞大的控制。这一论战从南斯拉夫传播至整个东欧——阿尔巴尼亚除外。在阿尔巴尼亚，旧的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加上毛的背书的额外戳记，继续不受挑战地占着统治地位。
在这一点上，我将把我的引证限制于最重要的共产主义哲学家：匈牙利的乔治·卢卡奇、波兰的亚当·沙夫、法国的罗杰·加洛蒂。这三位都承认，异化不仅普遍存在于工人国家，而且这一事实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挑战。
卢卡奇不无自相矛盾地声称，在共产主义作家的所有主题中，异化是最有前途的。价值观上的这种倒转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维护者感到震惊，若在斯大林时代这会带给他严厉的惩罚。这位匈牙利批评家进而建议共产主义作家看看他们的西方同道者的作品。他说：“他们必须学习最好的作家是如何与异化作斗争的。最终，我们应在他们中找到政治同盟者。文学的任务是，描绘出一幅作为斯大林主义时代之产物的严重异化的图景，并帮助克服它。”
亚当·沙夫是重要的波兰共产主义哲学家，自1959年起是该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直到1968年被开除出该机构。他在1965年出版了一本很有争议的书《马克思主义与个人》。在此书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私有财产的废除并不意味着所有异化形式的终结，而只是部分异化形式的终结。他写道：“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克服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异化形式——甚至也没有克服异化的经济形式。”沙夫甚至相当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复杂的任务和广泛的管理机构——这与劳动专业化必然是密切相关的，将保留某些种类的异化。
罗杰·加洛蒂长期以来是法共的哲学领头人及其政治局的成员。1963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关于弗兰兹·卡夫卡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踏上了通往异端之路。他问道：“今天卡夫卡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什么使他的作品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卡夫卡与异化斗争，但不能克服它。因此，卡夫卡的作品对于人民生活在异化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具有切近的意义。然而，它对于社会主义世界也具有切近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虽是为了实现全面的人而与异化斗争的开端，但它并没有废除所有的外化形式。只要共产主义社会尚未建立，各种异化形式的根基在社会主义就继续存在。”加洛蒂最终于1971年被逐出法共。
为什么这三位异端思想家与他们国家中的新斯大林主义官僚发生公开的冲突，是不难理解的。
当这种地位的意识形态拥护者移去他们眼睛上的眼罩，正视现实的异化时（对此人民本身是再熟悉不过了），这不能不被认为是一大进步。然而，直到现在，在斯大林主义的学校里教育出来的思想家还没有人能走得太远，即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为事情的这种状况的起源和基础提供一个正确的说明。本书的论文承担了这一说明的任务。它们表明了在畸形的、堕落的工人国家中异化的根源何在，并且，根据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之向导这一要求，它们也指出了去除这些异化的方法和手段。
专制的政治结构和对经济的官僚化管理，是后资本主义政权下劳动群众所遭受的异化的孪生支柱。疗治这些灾祸的药方完全在于由工人通过他们自由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对政府和经济实行完全的民主控制。从官僚专制到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一有益变化，是工人国家政治进步中不可避免的下一个阶段。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的共产主义者致力于给社会主义“一张人性的面容”的努力已经预示了这一点——这一努力在1968年被克里姆林宫的军队和坦克镇压了。
不断增长的反对异化的呼声指向不受控制的官僚的不可容忍的暴政。这些国家的工人与知识分子、青年、农民一起，将不得不通过他们的直接行动实现其对于民主权利和统治地位的充分行使，这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纲领所允诺、而在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之下被否认的，因为后两者是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下。
乔治·诺瓦克
[1]版权：1965年保罗·西蒙作。查令十字音乐公司同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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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197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乔治·诺瓦克->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1973）
MarxistTheoryofAlienation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
﹝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美国﹞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
1973年
美国探路者（Pathfinder）出版社1973年出版吕佳翼译
1．导言（乔治·诺瓦克）
2．异化的原因（埃内斯特·曼德尔）
3．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逐渐消除异化还是工业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异化？（埃内斯特·曼德尔）
4．异化问题（乔治·诺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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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小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小传
（EduardBernstein,1850年1月6日－1932年12月18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领袖，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和理论家，进化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的建立者之一。
1850年1月6日出生于犹太血统的火车司机家中，中学未毕业就进银行作学徒，后任职员。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72年—1878年，在党内主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这段时间他深受杜林主义影响，对拉萨尔的合作社理论抱有非常的热情。1878年到1880年，他是苏黎世三人团中的一员，与赫辛伯格、施拉姆写作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强调社民党应当争取社会上层人物的支持，不应是片面的工人党。此观点遭到马、恩的批判。1880年社民党维登代表大会批准《社民党人报》为正式机关报，同年拜会马克思、恩格斯，承认了自己在苏黎世三人团时期的错误倾向，开始与恩格斯频繁通信。他在1881年—1890年担任《社民党人报》主编时期被称为光辉十年，他支持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的路线，确立了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成为恩格斯的亲密朋友。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出现新变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无法解决进入新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问题，需要修正，但直到1895年恩格斯去世前他都没表现出来。1896年，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六篇文章，《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一文认为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将日益服从于公众利益，实际上是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改良得到；《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肯定殖民主义促使落后民族文明化的作用，客观上起到了为殖民政策的辩护的作用；《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一文认为纯粹的、绝对的唯物主义是唯心的东西，称研究者应该是不可知论，否定了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他的观点为社民党内的改良主义者欢迎，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派别的首领。应维克多·阿德勒与考茨基的要求，1899年伯恩施坦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民党的任务》一文，首次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以及社民党斗争方式都进行了批判，推崇合作社与“民主制的联邦制”，这是伯恩施坦主义形成体系的标志。关于他的争论也使得第二国际首次出现大对立，左右从那之后逐渐泾渭分明。他的言论四次社民党代表大会上都受到批判，但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后，党内就再也没有专门讨论过他的问题。而他的理论却被更多党员所接受。在一战前他进行过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活动，但军事拨款案中却投了赞成票。1915年他与考茨基重新合作，二人都成为列宁、卢森堡等左翼的批判对象。1917年加入独立社民党，俄国革命后，他猛烈批判布尔什维克。1918年德国革命后重新加入德国社民党。1921年他参与制定了《格尔利茨纲领》，经过二十余年，他从理论的叛逆成为了理论的正统。但纲领只使用了四年，1925年考茨基重新制定的《海德堡纲领》，将《格尔利茨纲领》中去除的工人阶级再次加入纲领。1928年他不再担任议员，退出政治活动。直到1932年病逝于柏林，他都始终坚持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并坚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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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倍尔小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
倍倍尔小传
（AugustBebel，1840年2月22日－1913年8月13日）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创始人之一，他将主要精力投于领导工人阶级与社民党革命实践活动中。而除去革命家的身份，在理论上也有所建树。
1840年2月22日生于普鲁士一个普通士兵家庭。1854年后辍学，成为旋工学徒。1861年参加莱比锡职工教育协会，一年后成为协会委员会委员。1865年与来到萨克森的威廉·李卜克内西结识。逐步成长为社会主义者。1866年与李卜克内西共同创立萨克森人民党，并加入第一国际。1867年当选为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主席与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成为唯一一位代表社会民主党的议员。1869年与李卜克内西一起在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并按倍倍尔的计划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70年—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反对俾斯麦的侵略战争，被指控叛国罪遭到监禁。被释放后当选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以国会与报纸为平台坚决支持巴黎公社。1872年7月被莱比锡地方法院判处叛国罪与渎君罪，再次入狱。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大会，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哥达纲领提出反对但认为统一比纲领问题更为重要。1878年，俾斯麦颁布《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反社会党人法》），他尖锐批判了俾斯麦妄图摧毁社会主义运动的企图，采取了地下活动与合法斗争结合的策略。1879年于瑞士苏黎世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同年写作《妇女与社会主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运动的第一部经典著作，揭示了妇女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密切关系，以及妇女在创立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作用。1880年，与伯恩施坦赴伦敦拜访马克思恩格斯。1884年—1913年，连任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80年代后期参与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1890年和1891年先后主持党的哈勒代表大会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制定爱尔福特纲领。1895年恩格斯逝世，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人。在伯恩施坦提出修正主义后，倍倍尔支持了考茨基卢森堡等人对伯恩施坦理论的批判，在1898年的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与1902年慕尼黑党代表大会上批评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在1899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1901年吕贝克党代表大会与1903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主持通过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决议案。《在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是他反对伯恩施坦与福尔马尔的理论的集中表达，他把重申了策略与目的的关系，强调策略是为目的服务的，《爱尔福特纲领》的内容仍然是德国社民党的目标。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他发表两篇讲话，批判了法国的饶勒斯派调和主义思想，再一次强调德累斯顿决议案的正确。1907年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出反对军国主义问题决议草案。191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发表了关于“批准巴登预算”问题的讲话申明了自己对于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以及议会斗争的原则，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支持任何有利于资产阶级政府的议案，对于社民党的组织活动也进行了一定思考。1913年8月13日病逝于瑞士格尔桑斯。
在其晚年，他因一些中派主义主张被国际与党内左派所批评，但列宁与卢森堡等左派领导人依然称赞他为“一位在工人中间最有威信、最受群众爱戴的领袖”“在党的历史上所有盛衰时期都能充当为它指明道路的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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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小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布哈林
布哈林小传
（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Бухарин，1888—1938）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年10月9日－1938年3月14日），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苏联政治家、国际共运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多产的作家。
1888年10月9日生于莫斯科一个教师家庭，在中学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06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并在党分裂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秋进入莫斯科大学，与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组织学生组织，进行多次游行示威，直到1910年底党的莫斯科支部遭破坏，他于次年被逮捕和开除，继而被流放，他伺机逃离流放地，流亡国外。
1912年，他在克拉科夫结识列宁。1912年底至1913年，布哈林来到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主修经济学。1914年一战爆发，布哈林被奥匈帝国逮捕并遣送至瑞士。1916年经法抵英，后前往瑞典。在这期间，他于1915—1916年完成了《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1916年，布哈林与托洛茨基、柯伦泰一起在美国纽约创办了左翼杂志《新世界》。1917年，得知二月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先后回国，他途经日本于5月初抵达莫斯科后，在布党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都非常活跃，被选为莫斯科市议员。在布党六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任《真理报》主编。
1918年，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翼共产主义者”一派反对列宁与德国签订割让大量土地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坚持要把苏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进行到底，但拒绝了社会革命党左派要求软禁列宁的邀请。1919年3月，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选委员。1919—1920年成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成员。1919年10月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了《共产主义ABC》这部通俗理论读物，受到普遍欢迎。在1920年至1921年的“工会辩论”中，布哈林试图充当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缓冲器”，因此被列宁批评。在列宁的教导下，布哈林逐渐放弃了左翼共产主义立场，成为了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在1923年11月以来，他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等人采取一致立场，打击托洛茨基的影响力，列宁逝世后，他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并帮助斯大林打倒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左翼反对派”，但在1927年粮食收购危机中，他和斯大林的友谊破裂了，并在政治斗争中逐渐处于下风，1929年11月底，他领导的“右翼反对派”被尽数驱逐出权力中心，但斯大林顾及旧情，安排他从事闲差。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案爆发，苏联政治空气骤然紧张，斯大林安排布哈林前往巴黎收购马恩档案，但布哈林拒绝逃亡。1936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老布尔什维克左派被审判和处决后，布哈林和李可夫于1937年2月27日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后被捕，并被指控密谋推翻苏维埃国家。1938年3月，与其他20人被审判。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认定布哈林有罪，判处他死刑，次日执行。1988年，布哈林被苏联政府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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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小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易
罗易小传
（ManabendraNathRoy，1887年3月21日—1954年1月25日）
本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里亚，后改名为马纳卡德拉·纳特·罗易，亦译作鲁易、鲁依，印度革命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及活动家。早年投身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十月革命后成为共产主义领袖及理论家，在墨西哥、印度及中国参与领导共产主义革命；后对斯大林政权失望，放弃共产主义，改而宣扬“新人道主义”。
1887年3月22日生于西孟加拉邦的一个婆罗门家族，就读于印度哲学家和独立运动家斯瑞·奥罗宾多开办的学校，然后转学到孟加拉技校学习工程和化学，并自学了很多知识，并接受了印度民族主义。1905年7月英印当局宣布分治孟加拉，巴塔查里亚因参与反对分裂的游行被学校开除，之后便混迹于激进民族主义圈子。1914年8月一战爆发后，他先后奔赴德属太平洋、日本、中国和北美筹集独立经费，但帝国主义国家并不真心支持印度独立。在美国，罗易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很快便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因英国间谍监视逃往墨西哥之后，他参与了墨西哥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并在那里认识了一名布尔什维克党人鲍罗廷，鲍罗廷邀请他参加1920年举行的共产国际二大。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他给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纲领做了一些补充，因此入驻共产国际主席团，之后他在塔什干组建了军政学校，并组建了早期的印度共产党小组。1927年2月，罗易率领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中国发展土地革命，4月初抵达武汉不久，蒋介石就发动军事政变，5月31日，共产国际密电中共，指示其“发动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没收土地；渗入国民党内并组成可靠的武装部队”。罗易于6月将共产国际指示给汪精卫过目，最终武汉方面亦实行分共。同年8月罗易返回苏联。随着布哈林被逐出权力中心，作为其支持者的罗易也被排挤，最终于1929年12月被开除出共产国际。
罗易于1930年12月首次返回印度，并会见了尼赫鲁和鲍斯等国大党人，1931年7月21日被英印当局逮捕，五年后才因健康问题获释，在狱中他坚持自己的革命立场，并撰写了大量著作。
1938年6月，对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幻灭的罗易组建了激进国会议员联盟，并提出了“激进人道主义”理论，他呼吁印度民族主义者和左派分子支持英法反抗法西斯，但几乎无人呼应。
印度独立后撰文不倦，1954年1月25日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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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四月提纲系列材料（加米涅夫，1917年3月—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加米涅夫相关文献：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又名《四月提纲》，1917年4月4日和5日〔17日和18日〕）
反四月提纲系列材料
加米涅夫（1917年3月—4月）
来源：均摘自《马列主义参考资料》1984第一辑
临时政府和革命社会民主党（1917年3月14日﹝27日﹞）
没有秘密的外交（1917年3月15日﹝28日﹞）
我们的分歧（1917年4月8日﹝21日﹞）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国局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宣读的决议（1917年4月8日﹝21日﹞）
关于列宁的提纲（1917年4月12日﹝25日﹞）
我们的分歧（1917年4月21日）（另一译本）
加米涅夫《论列宁的提纲》（1917年4月25日）
诺根在1917年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临时政府和革命社会民主党
〔苏〕列·波·加米涅夫
原载1917年3月14日（27日）《真理报》
（刘彦章译）
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要比建立它的那些势力温和得多。工人和穿上军服的农民创造了革命。但在形式上政权没有转到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代表的手里，而转到了私有者阶级的自由运动推举出来的人们手里。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及由他们所组成的军队认为，只有已经开始的革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所有旧制度的残余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彻底根除的时候，这次革命才算完成。只有全部政权完全转到工农兵自己手中，才可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既然革命将要发展和深入，它就会达到这一目的，实行工农专政。
相反，临时政府按照产生它的那些阶层的社会本质来说，却可能会使革命的发展停留在它的最初步骤上。如果他们还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力量这样做。他们在革命人民的压力下勉强地、违心地被迫前进。对于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无庸置言，只要这个临时政府真正同旧制度的残余作斗争，革命无产阶级就保证坚决支持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临时政府听从工兵代表苏维埃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的呼声而同反动派或反革命势力发生冲突，革命无产阶级就应该准备支持它。
但是，这是对事业的支持，而不是对个人的支持，不是对临时政府的那些成员的支持，而是对它被迫采取的那些客观上革命的措施的支持，而且它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我们才支持它。
所以，我们的支持一点也不应当束缚我们的手脚。如同我们坚决支持临时政府彻底消灭旧制度即君主制、实现自由等等一样，我们同样将要坚决批评和揭露临时政府的每一项不彻底的措施，每一种放弃坚决斗争的倾向，每一个束缚人民手脚或者扑灭熊熊革命烈火的企图。
我们号召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毫不松懈地监督中央和地方政权的一切行动。
我们应当知道，民主派和临时政府将来一定要分道扬镳，资产阶级醒悟过来以后必然企图阻挠革命运动，不让革命运动发展到满足无产阶级和农民根本需要的程度。
我们应当提高警惕和作好准备。我们应当沉着冷静地估量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去聚集、组织和团结革命无产阶级。
我们没有必要去促进形势的发展!形势本来已经在飞快地向前发展。
正因为如此，现在提出取代临时政府的问题，将会犯政治错误。
伟大革命的动力在我们一边；它们将会揭露用妥协办法解决革命任务的任何尝试都有欠缺性和局限性。
只有自由派的临时政府在俄国民主派面前完结以后，俄国民主派才会面临把政权转到自己手中这个实际问题。
现在的口号仍然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军队的力量，绝对不信任自由派的任何诺言，严密监督实现我们的要求，坚决支持能够根除沙皇地主制度任何残余的每一个步骤。
没有秘密的外交
〔苏〕列·波·加米涅夫
原载1917年3月15日（28日）《真理报》
（刘彦章译）
战争在进行。伟大的俄国革命没有中断战争。任何人都不抱明天或后天结束战争的希望。按照被推翻的沙皇的号召参战并在沙皇的旗帜下流血的俄国士兵、农民和工人们解放了自己，革命的红旗取代了沙皇的旗帜。但战争将继续进行，因为德国军队没有效法俄国军队的榜样，仍然听命于贪婪地在战场上追求赃物的本国皇帝。
当两军对垒的时候，如果要建议其中的一方放下武器，解散回家，这将是最荒谬的政策。这种政策不可能是和平的政策，而是奴役的政策，是会遭到自由人民愤怒驳斥的政策。不能执行这样的政策，自由的人民要坚守自己的岗位，用子弹回敬子弹，用炮弹回敬炮弹。这是不容置疑的。
已经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士兵和军官不会离开战壕，让位给还没有勇气推翻本国政府统治的德国或奥地利的士兵和军官。我们不应当允许任何瓦解革命军事力量的行为!战争应当有组织地结束，即以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之间签订条约，而不是以屈服于邻国征服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意志而告结束。
但获得解放的人民有权知道他们在为什么而战，有权确定自己在并非由他们发动的战争中的目的和任务。他们应当不仅向自己的朋友，而且向敌人公开宣布：他们不想征服任何人，也不想兼并任何别国的土地，他们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决定如何去安排自己的命运。
但这还不够。获得解放的人民应当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他们随时准备参加停止战争的谈判。如果在不割地不赔款和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条件下，我们应当随时准备参加消除战争的谈判。与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盟束缚着俄国。在和平问题上俄国不能不顾他们而单独行动。但这只是表示，从沙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的俄国，应当直接而公开地建议自己的盟国考虑开始和平谈判的问题。盟国将怎样回答，我们不知道，如果建议提出以后，德国将怎样回答，我们也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一点：只有那时，被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各国人民，才能清楚地认识到战争是为什么进行的。而当各条战线上的数百万士兵和工人弄清楚把他们拖入血腥屠杀中的政府的真正目的时，这就不仅会是战争的终结，而且也会是公开反对一切战争根源的暴力和剥削制度的一个坚决步骤。
我们的口号不是瓦解革命的和正在转向革命的军队，也不是空洞地“打倒战争”。我们的口号是：给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迫使它在全世界民主派面前公开地立刻说服各个交战国马上就停止世界战争的方式问题进行谈判。
而在此之前，每一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
所以，在热烈欢迎上面刊登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号召书《致世界各国人民》的时候，我们仅仅认为这一号召书是争取和平胜利和制止世界性流血的广泛而坚决的运动的开始。
我们的分歧
〔苏〕列·波·加米涅夫
原载1917年4月8日（21日）《真理报》
（刘彦章译）
在昨天的《真理报》上，列宁同志发表了自己的《提纲》[1]。《提纲》是列宁同志的个人意见，他通过发表《提纲》来履行每一个负责的社会活动家的义务：把自己对目前发生的事件的看法交给俄国革命民主派讨论。列宁同志发表的看法虽然极其简短，但十分完整：他从说明世界战争开始，得出必须建立新型共产党的结论。所以，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很自然要这样做：不仅批评工兵代表苏维埃领导人的政策，而且批评《真理报》的政策。《真理报》的政策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形成，并体现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关于临时政府和战争的决议，确切地表述了《真理报》的这一政策。这些决议是由中央俄国局起草并由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通过的。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任何新的决议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任何新的决定之前，这些决议仍然是我们的纲领，而我们也就要捍卫这一纲领，既抵制“革命护国主义”的腐蚀性影响，也不接受列宁的批评。
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是不能采纳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一估计出发制定的策略与《真理报》代表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所捍卫的策略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真理报》代表既反对苏维埃的正式领袖，也反对把苏维埃拉向右转的孟什维克。
在广泛的争论中，我们希望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要革命社会民主党希望和一定要彻底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群众的党，而不变成共产主义宣传员的小团体，就只能采取这种观点。
[1]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第1一6页）。——译者注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国局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宣读的决议
〔苏〕列·波·加米涅夫
原载1917年4月8日（21日）《真理报》
（刘彦章译）
会议认为：
临时政府是由受英法帝国主义利益制约的温和的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
它只是部分地而且只是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压力下实行它宣布的纲领；有组织的反革命势力在临时政府的旗帜下，在它的明显的纵容下，已经开始向工兵代表苏维埃进攻；工兵代表苏维埃是唯一体现革命人民意志的机关，——
所以，会议号召革命民主派：
（1）严密监督临时政府在中央和地方的行动，促使它为彻底消灭旧制度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2）要团结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周围，因为它是唯一能够反击沙皇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并巩固和扩大革命运动成果的革命政权的萌芽。
关于列宁的提纲
〔苏〕列·波·加米涅夫
原载1917年4月12日（25日）《真理报》
（刘彦章译）
列宁同志在维护自己的提纲时这样写道：“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把人类从战争和饥饿中拯救出来，就不能使千千万万人免于死亡。”[1]这一观点对不对？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没有任何疑问。这是绝对真理。但不幸的是：把这一绝对真理作为今天的这一或那一实际政策的论据，是根本不适用的。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把人类从战争和饥饿中拯救出来，这个观点无论在沙皇时代，还是在推翻沙皇以后，从来都是正确的。但只谈这一真理还不够，因为德、英、俄任何一国的谢德曼分子都会马上向我们表示赞同这个真理。为了制定马克思主义政策，只有这一真理是不够的，因为还需要考虑具体的历史条件，还应当估量与其他国家处于某种关系中的这一国家当时的各种势力和各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在列宁的提纲中，还是在列宁的其他文章中，都没有提到这一点。他的提纲对于在英国、德国、法国已经发生的革命的最初步骤来说是卓越的纲领，但对在俄国已经完成的民主革命来说却不是这样。他的提纲没有回答今天俄国政治生活的任何一个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
党在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应该是怎样的呢？护国派说：应该在前线保卫革命。《真理报》说：应该立刻在俄国开展最广泛的争取普遍和平的全民运动，从而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举行反对本国政府的起义创造有利条件。列宁同志的提纲说些什么呢？什么也没说。因为列宁关于战争的唯一的具体建议，即“必须特别慎重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广大阶层说明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2]对希望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和穿上军装的贫苦农民的党的实际政策问题，根本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列宁同志这样回答：（1）“应该推翻它”；（2）“不能马上推翻它”；（3）“决不能用寻常的办法推翻它”。[3]这是对的。为了推翻它，应该把国内的大多数人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按照列宁同志本人的看法，大多数群众暂时还“对这个资本家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4]这种状况是偶然的吗？不是。能否在一天之内就把它改变过来？不能。这说明，我们将面临一个群众自己纠正“对这个资本家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的相当长的时期（顺便指出，在其他国家，这一“时期”已经拖了几十年，一直到今天，还没完成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任务）。在这一时期，正是为了“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5]，党才需要有向这个政府提出要求的纲领。如果我们现在不再号召我们的支持者进行今天已经注定要失败的立刻推翻这个政府的尝试，那我们是否需要与它建立某种关系呢？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党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上来，而对待这一问题，列宁同志却用承认“应该推翻，但不能马上推翻”的办法巧妙地回避了。[6]
为什么列宁同志对当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回答？因为他有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总答案，这个答案就是社会主义。
如果说我们在俄国已经真正完成了民主革命并且迫于帝国主义战争而走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向政府提出任何涉及实现和平的要求，都是完全荒谬的，谈论立宪会议是荒谬的，幻想议会制共和国也是荒谬的。所以，列宁同志如果也想到所有这一切，按照逻辑那也只是想在前边加上一个“不”字：不要向政府提出要求，而要揭露它；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苏维埃，等等。
到底应该做什么呢？列宁同志强调：“应当采取坚决的步骤推翻资本。应当巧妙地逐步地实现这些步骤…但是必须采取这些步骤。”[7]这是清楚而明确的。但走向社会主义、推翻资本的步骤只有工人才能实现。而工人清楚地知道，目前是处于欧洲的一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尚未完成民主革命的形势，是处于农村甚至没有消灭农奴制的时刻；这样的形势和这样的时刻根本不适合采取实现社会主义的“坚决的步骤”。
在星期日的各报上[8]，发表了一份极其重要的历史文件。这是一篇炮兵部门的各工厂代表会议的报道。这一代表会议代表一些最大规模的国营工厂的约十万名工人。这一代表会议当时应当解决（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使我们与列宁同志之间发生分歧的关于“采取坚决的步骤推翻资本”的问题。现实生活把这一问题提到十万工人面前，这篇报道这样写道：
正当伟大的俄国革命处于热火朝天的时候，在某些工厂里，例如在帕特罗尼和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管理人员从工厂仓皇逃跑，而且好几天都未露面，结果工厂和生产的全部管理权实际上就落到了工人手里。
那么，工人是怎样决定的呢：
在整个社会经济，包括国营经济和私人经济，完全实现社会化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以前，工人不承担从技术上和从经营管理上组织生产的责任，而且“拒绝参加组织生产”。
为什么彼得格勒的先进工人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们对这一点作了清楚的解释：
还在旧的专制制度下，整个经济生活就遭到破坏，运输陷入瘫痪，因此生产缺乏原料。这种情况促使工人放弃从技术上和经营管理上组织生产的责任。但是，一切涉及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问题，在工厂管理人员面前捍卫劳动利益的问题，以及对工厂管理人员活动的监督问题，工人代表会议却完全承担起来了。
可见，十分清楚：工人利用伟大的社会政治变革，是为了建立“立宪工厂”，监督管理人员在对待工人方面的全部活动，但有意识地规避在各方面采取实现社会主义的“坚决的步骤”。
只有最坏的机会主义者才会认为“立宪工厂”即内部工作程序的完全民主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坚决步骤，或者至少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工人在规避担负组织生产的责任的时候清楚地知道，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不是部分地夺取工厂，不是组织分散的公社，而是夺取国家经济生活的集中机关，把对银行、铁路的管理，把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事业等转到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炮兵部门的各工厂工人代表会议，而反对列宁同志。
国内的情况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苏维埃不可避免地要担负起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责任。如果它不希望在经济破坏的紊乱中使革命遭到灭亡，无论在交通事业或粮食事业方面，它都应当最坚决地加以干预。但是，把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这项工作同“推翻资本的决定性步骤“混淆起来，无论是从科学观点还是从策略观点来说都是不可行的。
我们的文章已经拖得很长，所以对列宁同志的《提纲》不做详尽分析了。
姑且指出一点。列宁同志大力宣传要划清界限。我们也主张划清界限，但是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中划清的唯一界限，应为历史所证实，在实践上又是必需的，这是以国际主义为标准划定的界限。我们主张所有愿意同革命护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国际主义者团结起来。
[1]《列宁全集》第24卷第17页。
[2]参看《列宁全集》第24卷第2页。
[3]同上书，第20页。
[4]同上书，第2页，
[5]同上书，第3页。
[6]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作出一定的结论。如果列宁说“不能马上推翻临时政府”是正确的（而在这个问题上他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直截了当地承认：号召立刻推翻是不合时宜的，有害的，是对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的破坏。
[7]《列宁全集》第24卷第16页。
[8]1917年4月9日（22日）《真理报》。
我们的分歧（另一译本）
〔苏〕列·波·加米涅夫
1917年4月21日《真理报》第27号
昨天在《真理报》上，列宁同志发表了他的“提纲”。[指列宁的《四月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6页）][1]这个提纲代表着列宁同志个人的意见，通过它的发表，列宁同志也就完成了负责的社会活动家的应有职责；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提交俄国革命民主派进行讨论。列宁同志虽然以极简要的形式完成了这件事，但是做得很彻底；由说明世界大战开始，他做出关于必须建立新的共产党的结论。因此，在自己的报告中，他十分自然地，不仅要批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人的政策，而且要批评《真理报》的政策，而后者在苏维埃召开代表大会之前就已形成，并且在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发言中得到了反映。《真理报》的这一政策，在这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关于临时政府和战争的决议案中，得到精辟的表述。而这决议案是由中央委员会常务局起草，并经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代表所通过。
直到中央委员会做出任何新的决定和党的全俄代表会议作出新的决议之前，这些决议案始终是我们的纲领，而我们也就要捍卫它既不受“革命护国主义”的腐蚀影响，又不受列宁同志的影响。
至于列宁同志的总方案，那是不能为我们所接受的，因为这个方案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打算立即把这一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这种估计而引申出来的策略，是同《真理报》的代表们在全俄代表大会上所捍卫的——既反对苏维埃中的官方领袖，又反对把苏维埃拉向右转的孟什维克——那个策略大不一致的。
在广泛的争论中，我们希望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希望和一定要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政党，而不变成共产主义宣传员的一个小团体，就只有采取这种观点。
[1]指列宁的《四月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6页）
加米涅夫《论列宁的提纲》
〔苏〕列·波·加米涅夫
1917年4月25日《真理报》
列宁同志写出并加以强调说：“应当采取坚决步骤去推翻资本，应当巧妙地、逐步地去做，然而，这些步骤必须采取。”说得既清楚又肯定。但是，走向社会主义、走向推翻资本的步骤只有工人才能实现。而他们却认为，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度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环境之下，在农村中甚至连农奴制还没有消灭的时候这种环境和这种时机决不适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
诺根在1917年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能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吗？俄国在欧洲来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度。指望群众同情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党既然抱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它就只能变成一个宣传的小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必须从西方来。
社会主义革命的太阳从什么地方升起呢？我以为，根据一切条件，根据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权不属于我们。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没有这种客观条件。而在西方这个问题就能够提出来，大致就象我们能提出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一样。
摘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参考资料——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论十月革命》第65—67页
[1]指列宁的《四月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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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信件问题（1925-192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相关链接：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信件问题
（1925-1928）
艾肯·弗格森在英国工党第二十五届年会上就“季诺维也夫的信”提出的决议案
（按：艾肯·弗格森是来自格拉斯哥的工会代表。他的提案得到附议，但在提交大会讨论时被否决。）
鉴于工党议会党团的失败和工党执委会在报告中有力地证明了季诺维也夫的信是伪造的，并且考虑到由于该信的发表所引起的我国反动派对苏联政府的种种攻击，本届大会指示执委会要就本党领袖与该信的发表有牵连一事向苏联政府和季诺维也夫道歉。此外，认识到目前的托利党政府是由于无耻地利用这种伪造手段而当选的，本届大会宣布本党议会党团应退出议会，并在国内掀起一个运动来迫使政府辞职。
本届大会还宣布，下届工党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跟资本主义的外交政策彻底决裂，同时，为了使工党的政府得以彻底贯彻执行，应当委派可信任的工人阶级代表去主管政府各部门。
译自《英国工党年会》（1925年）第210页。
（陈叔平译）
英国工党党团在下院提出的有关进一步调查“季诺维也夫的信”的提案
（按：这个提案是工党议会党团在1928年3月19日提出的，这时候离“季诺维也夫的信”的发生已有三年半。其所以在这时刻又旧事重提，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一起有公职人员参与的外币投机案件，而其中有一名涉嫌的公职人员恰好就是在“季诺维也夫的信”这一事件发生时擅自向苏联政府提抗议的人，其举止甚为可疑。但该提案以326票对132票被否决。）
本院认为，负责调查涉及公职人员的若干情况的调查和在其报告中所透露的一些情节，以及随后透露的其他情况，对于人们所知道的季诺维也夫的信来说，实具有全国性的重要意义，引起全国的瞩目。这些情况应作为一个问题授权一个机构进行调查，该机构有要求宜誓作证、召见证人、调阅文件以及提出拫告的权力。
译自《英国工党年会》（1928年）第78页。
（陈叔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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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斗争和胜利的年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史（1904）
第二章斗争和胜利的年代
从日内瓦代表大会到巴塞尔代表大会
（一八六六——一八六九年）
↘第一国际和德意志战争
↘一些偶然情况
↘英国争取改革选举法的运动
↘劳动的最初几次战斗
↘洛桑代表大会
↘马克思的《资本论》
↘合作社思想在英国
↘总委员会和芬尼亚社
↘波拿巴主义的审判案
↘第一国际和罢工
↘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
↘比利时的屠杀
↘比利时政府徒劳的威胁
↘第一国际在德国和奥地利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第一国际的最初几个议会党团
↘劳动的艰苦搏战的一年
↘在英国的危机
↘巴塞尔代表大会
↘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的影响
日内瓦代表大会结束了国际史的第一个时期：国际组织的形成时期。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组织成一支统一的战斗队伍——这就是国际的伟大思想。这个思想由于工人阶级选出的代表批准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和防御队伍的队形而得到了辉煌的实现。在这之后所进行的一切工作，仅在于在群众阶级斗争的头批巨大经济搏战中，在合作企业中和在工人阶级的头批政治发动中巩固和迅速加强这个组织；群众头批阶级斗争的规模是欧洲大陆至今所未有过的，合作企业很快就变成了争取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斗争工具和组织这一斗争的手段。而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动的蓬勃发展又要求从理论上阐明这一斗争的伟大共产主义目标——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因此，在国际的事件繁多、充满了愉快的斗争和胜利的时期，即在洛桑、布鲁塞尔和巴塞尔举行代表大会的年代里，围绕着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经典性的决议，对斗争的方法和手段、罢工和合作社、妇女劳动与儿童劳动和敎育无产阶级青年一代等问题，反复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虽然从未越出日内瓦决议的范围，但是它们使得对于集中的斗争即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和意义，对于为了达到最终的共产主义目标而夺取政权的不可避免性，有了更淸楚和更确切的了解。巴塞尔代表大会完成了国际内部的理论建设工作。这次代表大会后的一年虽然出现了分裂倾向的最初征兆，但仍然标志着国际史上的一个最髙点。
从日内瓦代表大会到巴塞尔代表大会这儿年时间，使国际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成为一种可怕的神秘力量，而在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看来，国际却是行将来临的革命的使者。它的成功的秘密，即它的组织，不管对于资产者说来，还是对于漠不关心的群众说来，都同样是玄奥莫测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它在最近时期创造出震撼世界的革命奇迹来，不过一些人是抱着恐惧心理，另一些人则满怀希望。这种对奇迹的信念在燃烧着的巴黎公社（总委员会英勇公开地站在公社方面，虽然公社完全不是它一手创造出来的）中破灭了。于是，当盘绕在总委员会周围的光环消失的时候，分裂的倾向便在国际内占了上风。加之，在法兰克福和约签订之后，资产阶级民族的世界已经在旧欧洲内安排得舒适妥当，现在，国际工人运动也应当使自己的战斗组织适应于欧洲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巨大政治变动。旧组织倾复了，应当产生新的国际。而无政府主义者所迸行的破坏组织的活动只是旧组织解体和新组织产生时出现的一种特别糟糕和特别可恶的现象，这种现象带有历史的不可避免性。
第一国际和德意志战争[1]
日内瓦代表大会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注意。如果说资产阶级报刊曾力图对伦敦代表会议多少保持沉默，那末对日内瓦代表大会采取这样的策略已经是绝对不中用的了。日内瓦代表大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开了六天会，代表新的阶级向资产阶级社会宣了战，在全世界的面前公开讨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计划。英国代表还在日内瓦的时候，英国的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突然发表了一些讨论“工人问题”的长篇论文，这一事实使他们感到惊讶。德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也注意到代表大会的工作。但是，这些星期和这些月内欧洲大陆上发生的军事事件和政治变革转移了人们对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的注意力。国际的成立代表大会正好是在这样的时候召开的：德国资产阶级经过了自己革命的第一幕，而且正如它的事迹和痛苦的一个表达者当时所写的，这一幕并不是在巷战和街垒战中完成的，而是在凯尼格列茨和兰根査黑兹战场上完成的。俾斯麦独出心裁地骤然建立了一个政治野营——北德意志联邦，在这个联邦内实行来往自由、工业自由和普选权；在这里新的秩序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经济力量，而德国资产阶级则应当准备迎接第二次欧洲地震。由此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大陆上的资产阶级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具有世界历史的场面上，并且因为忙于自己的事务而完全忽略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后对实行自由和平等的选举权的北德意志联邦中的政治行动，是采取迁就态度的。这一点之所以情有可原，是因为北德意志联邦的不稳定的、暂时的状况和对法国资产阶级的民族嫉妒心，坚决要求演出资产阶级变革的第二幕；可以预料，如果当时欧洲均势的重心——十二月宝座没有因为全欧洲大陆的普遍紊乱而提前垮台的话，这—幕又需要在流血的战场上演出。在法国，只有期望第二帝国迅速崩溃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报刊，出于一般理论兴趣的考虑，才对日内瓦代表大会予以较大的注意。这些报刊指望，在有机会时也许可以把工人阶级的这个新组织作为反对拿破仑马刀制度的攻城槌来使用。但是战争一开始，总委员会就在一项决议中阐明了自己对这次战争的态度，这项决议建议国际的会员把这次冲突看做是两个暴君之间的争夺战，劝告工人采取中立态度，但是要在共同的意向下团结起来，以便依靠团结取得力量，然后利用这种团结的力量来一举消灭一切暴君，宣布自身的自由。现在很难判定，法国工人和巴黎大学生当时向德国工人发出的维护和平的呼吁书以及德国工人的回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眞正推延了军事行动的爆发。但是，一个确定不移的历史事实是，在第二年卢森堡危机时期，莱茵河两岸特别是巴黎的工人阶级举行的和平示威游行大大挫伤了战争情绪。
一些偶然情况
国际总委员会受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委托，整理和公布代表大会各次会议的正式记录。所以，负领导责任的日内瓦两个支部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便立刻把许多决议、备忘录和信件寄往伦敦。因为他们不愿意使这些文件落入波拿巴的“暗检室”，便把它们交给了一个加入英国国籍的瑞士人茹尔·哥特罗，请他亲自交给伦敦的总委员会。他在法国和瑞士边界上遭到了波拿巴的警察密探的拦截。密探从他的箱子里搜走了一切文件和书信。但是，总委员会不想与这种劫持行为罢休。它最初向法国内政部长提出要求，让他追查这件事情，交还从哥特罗那里抢去的文件和书信。五个星期过去了，总委员会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显而易见，这说明波拿巴政府愿意为自己警察暗探的强盗行动承担责任。因此，总委员会请求英国外交大臣斯腾里勋爵协助，以便通过他的中介找回被劫的文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斯腾里指示英国驻巴黎公使设法找回失去的文件。几天之后，总委员会就从伦敦外交部领回了自己的财产。但是这些文件中，除了原来从哥特罗那里劫去的东西外，却多出了两叠布鲁塞尔出版的《人民论坛报》和比利时联合会的章程。这些东西是按照众所周知的警察方法塞到其他文件中的，它的目的就是想给整包文件都涂上“反波拿巴主义的”色彩，也就是使它们成为法国法律所禁止的文献。由于这些《人民论坛报》用非常尖锐的语言来评论十二月英雄，所以和不久前在科尼斯堡发现的恐怖性小册子一样，对于拯救国家是有用的。这种附带情况除了一般政治意义外，对于国际内部也有一定的影响：它推迟了代表大会记录的整理和公布工作，在印刷这些记录突然变得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感到特别明显。印刷费需要三千法郞现金，由于总委员会拿不出这笔钱，便请求工联协助。但是，工联的资金在实行罢工、大批工人遭到解雇和失业工人大量存在的时期已经耗尽了[2]。而这些现象从一八六六年危机开始，直到当时仍继续存在，因此，尽管一切工会在举行罢工或遭到大批解雇的情况下表现了自我牺牲精神，仍然募集不到上述数目的款项。因此，总委员会接受了《工人报》和《国际信使报》编辑科列的建议。科列建议在这两个报上刊印总结报告，把印报的活字版铸成铅版，然后把总结报告印成小册子发行。但是，波拿巴的水螅虫又把它的触角伸到海峡这边来了；根据法国政府的坚决要求，英国政府（它在许多年中一直让科列印刷的书籍毫无阻碍的发行）要求科列交出数达几千法郞的双份保证金。这样一来，出版一直拖延到了三月九日，就是说单行本甚至在洛桑代表大会前也不能出版，虽然已经把活字版铸成了铅版。结果仅仅把刊登有总结报告的那几号《国际信使报》免费发给了协会的所有通讯员[3]。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借给了一千法郎，印了一千份关于国际的成立及其章程的通告，但是装有八百份通告的一个包裹被波拿巴警察截获了。总委员会也不得不完全放弃把记录译成德文的计划，因为它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不管这些附带情况多么不愉快，但是它们丝毫也不能阻拦伟大运动的洪流，这个洪流现在到处都在汹涌澎湃地奔腾。法国政府凭借着自己的军事和官僚机器，认为自己是万能的和无所不在的。但是正好在法国，国际用铜业工人的罢工庆祝了自己的第一个巨大胜利；几个月后，在英国，反对选举改革的托里内阁也不得不在群众运动的威力面前投降，而这个运动的最后导线是掌握在伦敦总委员会手中的。
英国争取改革选举法的运动
改革选举法的要求，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一些激进的有思想的领袖从宪章运动的遗产中接受下来的。当然，这个要求的境遇和当时的大多数民主要求的境遇一样：在大陆上以及在英国，这个要求曾被逐渐遗忘，只是在六十年代初，它才随着政治的普遍活跃而获得了再生。在英国，这个要求变成了新工联主义的主要要求。新工联主义想把消灭一切政治特权和解放被埋没的一切社会敎育力量作为无产阶级经济解放的杠杆。因此，政治工联主义的著名组织中心——伦敦工联委员会，于一八六一和一八六二年就在伦敦和外地各郡展开了争取改革选举法以及其他威胁工会存在的法律的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格莱斯顿内阁的首领同奥哲尔保持有公开的联系，因此在这种宣传鼓动的影响下由它来倡议制定改革法案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无论如何，争取改革选举法的运动只是在政府向下院提出了改革法案的时候才成为不可抗拒的运动；在一八六六年六月格莱斯顿内阁垮台以后，当新的托里政府想把改革法案束诸高阁的时候，这个运动达到了巨大的规模。
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夕，国际的总委员会就已经成为争取改革运动的内部组织动力。对外界来说，改革联盟是运动的领导者，而改革联盟的领导机构有一半是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工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共和国报》几乎完全是由改革联盟支配的，而在一八六六年七月甚至加了一个副标题：《改革联盟》[4]。这个联盟举行的群众大会在伦敦引起了极大的注意。有一次在圣马丁堂举行群众大会时，宽广的大厅甚至还容纳不下所有的与会者，以致在几天内不得不一连举行了好多次规模更大的群众大会，而且有几次在露天举行。伦敦《泰晤士报》就圣马丁堂群众大会发表了两篇社论，虽然如此，宣传鼓动工作仅仅涉及戶主选举权问题，即要求给予独立家庭的所有家长（不管他们居住的是自己的住宅还是租借的住宅）以选举权。几星期后，即在二月中旬在圣马丁堂举行了一次关于选举改革问题的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英国以及甚至爱尔兰的所有地区的二百名代表，这说明运动已经在外地各郡深深地扎下根。选举改革联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所有工联组织都参加了这些分支机构。国际也正式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国际的代表团由六名会员组成，其中有罗伯特·肖、荣克和列斯纳。代表会议一致赞成居住在某个选区和名声淸白的一切人都具有普选权，并且赞成举行秘密投票。此外，还把对选举权的要求顺便扩大为派工人代表参加议会的普遍要求。同时，在争取选举改革的宣传鼓动中，还提出了与这个改革有关的许多进一步要求。例如，提出了建立有平等代表权的业主和工人仲裁法庭这个旧要求。当时国际向英国各工会发出了呼吁书和宣言，唤醒它们参加运动，激励它们在这个沉闷的时期表现出热情来。改革联盟代表会议后过了几天，格莱斯顿就向下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力求用降低选举资格的办法来扩大选举权。其理由是，在一八三二年土地占有者对议会代表的垄断权被摧毁后，工人阶级参加各选举机构的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一，现在只有百分之二十六，选举改革应当恢复过去的对比关系。持反对立场的是保守派，他们自始至终都向改革法案宣战；议会的一部分自由派议员支持保守派的观点。在议会倾轧中，格莱斯顿内阁只得到为数不多的少数票的支持，结果于六月十八日垮台。得比勋爵组成了托里内阁。这届内阁的实际首领是财政大臣廸斯累里。新内阁原则不反对议会改革，但是在当前情况下反对议会改革，大槪是因为政府担心，它用温和的让步不能满足修改宪法的要求。这样一来运动便带有了革命的性质。在特拉法里加尔广场举行的一次有两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鲁克拉夫特邀请工人参加在怀特霍耳公园举行的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他说：“很早以前你们在那里曾砍掉了我们的一个国王的头。”在海德公园举行的一次有六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同警察发生了冲突；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政冶解放的最坚决的决议。实行抗议的群众大会继续举行，外地也起而响应。在伯明翰、利兹、格拉斯哥、爱丁堡，通过了支持普选权的群众决议。在年中伦敦工联通过了开展争取选举改革的群众性宣传的决议。现在连托里内阁也明白了，由于这些示威大会，再要毫无作为是危险的，否则就要发生严重的危机。最初只是发生了内阁危机；顽固保守主义的代表退出了内阁；几星期后，改革的死敌瓦里波尔也从内阁退出。这样一来，改革法案便以急骤的步伐越过了下院和上院，于一八六七年八月十五日改革便获得了法律效力；由法律规定给予各城市的独立工人以选举权。在各个郡里，独立工人只是在一八八三年才获得这种权利。有了这种权利，英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一个政治武器，它依靠自己的纪律和数量优势可以用这个武器威胁英国资产阶级。当然，它首先需要用这个武器来保卫自己工联的合法阵地，因为正好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在议会中激烈进行的那些天，在议会中成立了一个工联调査委员会。
当得比的保守派内阁预料到这个争取改革的强大运动的基础中蕴藏着不能忽视的巨大力量时，它对事物的看法无条件是正确的。当卡尔·马克思以热烈的同情以及历史家的冷静态度记录下这个运动的成就的时候，他对这个运动的评价也是正确的。从马克思当时对运动的阐述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他不把联盟的胜利看做是一种独特的革命事件，从他写给一些挚友的一些偶然意见可以看出，他对英国工人的领袖们，如奥哲尔、鲁克拉夫特、豪威尔等人是不大信任的。对于豪威尔，可以说，这种不信任态度在当时就是公正的；豪威尔想做《共和国报》的编辑的企图在一个时期内遭到失败后，便慢慢离开了国际，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5]。在一八七五年他再次担任了议会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的确，在争取扩大选举权的改革运动的深处有一股潜流，但是这股潜流没有革命性质，它仅限于从政治上来加深迄今只是进行片面的经济斗争的工联运动。问题仅仅在于为工联争取合法存在的权利，为了这个目的，奥哲尔、埃普里卡尔特、鲁克拉夫特及其同伴需要工人的选举权。
当时英国工会运动的法律地位，就像现在的德国工会运动一样，几乎是不稳固的和不明确的。不错，从一八二五年起，在英国就已经废除了把工会作为秘谋组织加以禁止和严惩参加工会的人的刑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法律，诸如关于雇主和雇工的法律等等。这些法律被国家的普通法庭用来严重危害和贬抑工人的法律地位。此外，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在当时还是法庭辩论时的福音书。在一八六七年，政府的新约极其严重地触动了工联。当时，一个工会对自己的出纳员起诉，控告他错发了一笔为数不大的款项，但是全国的所有法庭都拒绝审理这个案件，理由是，虽然工联的目的从一八二五年起就免于刑事追究，但是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有束缚手工业自由的危险，因此它仍有非法团体的特征。这个决定使所有工会的财政处于无保障的状态，这显然是用司法措施来反对职工联合会联合成巨大的“混合”工会，因为这种巨形工会把实现以奥哲尔、埃普里卡尔特、阿兰及其他人为代表的新工联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从而引起了资产阶级世界的惊慌不安。几年以前，格莱斯顿曾准许工联和工人互助储金会在邮政储金银行储存自己的资金，现在却根据民法宣布这些组织为非法。
法院的这个决定引起了议会辩论，结果成立了一个调査工会特别是混合工会活动的议会委员会，可是各工会内群情激愤，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雇主们利用这个机会集中攻击工会的原则，他们宣布工会的活动是“对企业主权利”、对他们的纯粹私人事务的“不可饶恕的千涉”，因为这些私人事务的内部秩序“纯粹是雇主的事情，它与任何别的党派无关，尤其与工人无关”。在这个危机关头，当颁布反对工会的特别法迫在眉睫的时候，工人想起了自己的选举权，他们的议会代表弗雷德里克·加里松于一八六七年一月在《蜂房报》上写道：“当统治阶级还没有看到工人夺取了眞正的政治权力的时候，无论什么也不能迫使它们承认工人的要求和对他们加以应有的注意。迄今不满意自己的工会和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的工联组织现在将会看到，放弃政冶选举把它们引进了怎样的死胡同。”这个暗示得到了领会。当选举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新运动的领袖们在一次混合职业代表会议上发出了一个通告，坚请工人争取把自己的名字列入选举名单和要求立法机关的候选人拿出政治良心来承认工联。工联在全国范围内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所有的工会，甚至包括迄今在原则上是“非政治的”工会在内，都拥护这个要求。结果，托里内阁在一八六八年的选举中垮台了，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内阁重新执政。
劳动的最初几次战斗
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罗曼语区代表以及支持他们的合作社热烈宣傅家约·菲·贝克尔否定了罢工的意义，认为这是一种粗暴的斗争手段。他们建议成立生产合作社来代替罢工。他们认为，通过生产合作社，工资就会逐渐变成像蒲鲁东主义所说的那种劳动收入。甚至在代表大会讨论劳动的国际斗争的原则时，他们也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而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他们表现得更为坚决。在那次群众大会上他们毫不客气地用自己的枯燥理论来与英国人的实际经验相对抗。可是也非常凑巧，正好这时候在法国发生了第一次工人大罢工。正是在巴黎，在这个蒲鲁东主义的精绅首府，这次大陆上还从未见过的规模巨大的罢工是对国际的力量的第一次巨大检验。
一八六六年，破坏一切的危机席卷了欧洲。还在春季，伦敦就爆发了炉篦工人保卫工人利益的罢工。由于国际工人组织采取了措施，结果制止了别处工人接替生产，使这次罢工获得了胜利。当时到处工资降低，工作时间缩短，许多工厂关闭。加之，由于一八六六年的歉收，日用品价格不断上涨。凡是工人觉得自己充分有力的地方，他们都进行了保卫自己利益的斗争。特别是在有国际的组织存在的各大城市中，例如伦敦和巴黎，都进行了这种斗争。巴黎铜业工人的斗争发展成为争取承认他们组织的原则性的斗争，最后成为对一切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的检验。他们是一八六六年初，即在法国取缔工会的禁令取消后组织起来的。由于一些不大的分歧，一千五百个有组织的工人遭到了解雇。被解雇的工人向伦敦总委员会求援。总委员会把全部情况通知了参加国际的所有工联组织，于是工联组织为被解雇的法国工人提供了贷款，数目不受限制。同时，其他外国工会，特别是国际的支部，也根据自己的财政情况，或多或少地给法国工人寄去了捐款。过了不久，企业主看到，他们在同强大得多的力量进行斗争，于是让了步。对国际说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胜利。此后不久，大陆上的工人也有机会表示了自己对英国工人的支持。当伦敦缝纫工人进行反对工作时间过长的斗争的时候，缝纫业企业主决定破坏缝纫工人的组织。大陆工人首先关心不让大陆裁缝到那里去工作，并给了伦敦的罢工工人以力所能及的捐助。这次斗争继续了七个月，也像伦敦编筐工人罢工获胜一样，工人在这次斗争中也取得了胜利；在编筐工人罢工时，英国企业主再次玩弄他们的卑鄙诡计，即从外国招聘工人，而且这一次想到荷兰和比利时去招聘。但是，尽管对“自愿工人”实行了严格隔离，总委员会还是用机智的办法深入他们中间，向他们解释他们被迫扮演的角色的可耻性，让他们返回本国。从洛桑通知说，劳动和资本之间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冲突；但是这些冲突只具有地方意义。
合作社问题在罗曼语区各支部中以及在瑞士德语区中受到了特别的注意。约·菲·贝克尔为建立和支持新的合作社而不倦的工作。他起草了建立工人合作社的模范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六分之一的纯收入用于宣传目的，并且力求把所有工会集中起来。他甚至计划在日内瓦为自己的医疗互助储金会设立一个合作药房。法国的领袖们在不倦地吹嘘合作社，把它说成是最革命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喧嚣的结果是，波拿巴政府断然禁止了预定于八月在巴黎举行的工人工业合作社代表大会。
洛桑代表大会
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八六七年九月二日在洛桑举行，大会继续到九月八日。由于开会地点对罗曼人有利，所以法国人和瑞士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罗曼人之所以把持了这次代表大会，不仅是因为他们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还因为他们几乎一手包办拟定了议事日程，提出了代表大会应该讨论的问题，并且准备好了现成的答案。日内瓦代表大会闭幕后才过了几个月，法国中央委员会大槪觉得蒲鲁东主义的福音书在日内瓦遭到了剪裁，就准备向下次代表大会提出四个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先驱者》扼要地写道:“我们的德国同志们将会看到，不管在规定了我们合作社义务的章程方面，还是在生产合作社方面，不管是在我们的集中方面，还是在建立我们的消费机构方面，我们都巳经把这些纲领要求中的一些要求译成了实践的语言，并且在这方面我们走在了别人前头。此外，我们觉得，其他各点在总委员会去年的备忘录中已经做了相当明确的规定。”最后这句话可以运用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工作；从理论方面看，洛桑是日内瓦的一次坏的翻版。不错，英国人，特别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对于预先列入议程的问题做了细致的准备；对于法国人提出的充满了蒲鲁东主义滥调和空洞词句的四个问题，曾经多次开会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但是自己没有提出报告备忘录，甚至也没有提出自己的决议案。总委员会自己提出的两个问题，可以看做是对法国人所提出的议程的较明确和较确切的表述；代表大会决定，在讨论问题时把两种表达方式一起加以考虑。肤浅的蒲鲁东主义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风头十足，他们比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表现得更加猖獗。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虽然惹人讨厌，但是，由于英国人的掣肘和议程的内容丰富，它被抑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因为当时摆在面前的任务是要最终成立国际），只有个别人，而且远不是始终有自持力的代表，曾表现出了华而不实的精神和个人的夸夸其谈的作风。洛桑组织委员会主席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他对会议做了“祝福”；另一个人，而且还是敎育问题小组的报告人，发表演说，热烈拥护书写法改革；第三个人在自己的报告中进行了一番关于美德和神圣的东西、关于国王的爱和上帝的力量等等的油腔滑调说教。风头分子库列里在代表大会快要结束时原形毕露，他原来是个绝对个人自由以及个人私有制的捍卫者；这个独特的社会主义者把土地公有制称作“集体的暴君”。蒲鲁东主义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就玩弄过类似的丑恶的鬼把戏，不过在那里它对工作的阻滞没有达到像在洛桑代表大会这样的程度。
总委员会还在七月间就发出了让各支部派遣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通知书。在这个通知书中首先对组织上的成就，特别是在瑞士取得的成就作了估价；通知书向法国人指出，他们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迸入了“英国式的阶段”，那里的阶级斗争已具有了非常明显的性质；对于英国则明确指出，争取改革选举法的运动已经胜利结束，并且深信英国由于自己工人阶级的强大组织，有义务成为国际的最可靠的支柱之一；报道了美国工厂生产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的消息。通知书最后号召把洛桑代表大会变成工人阶级的壮阔的示威。每个支部都有权派遣一名代表；超过五百会员的支部每五百个会员可增派代表一名。此外，总委员会还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关于自己活动的卓越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详细论述了各个国家的组织状况。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是由埃卡留斯起草的，他在此以前不久被任命为总书记，以代替肖的职务。总委员会的报告中详细叙述了它没有完成公布日内瓦代表大会记录这一委托的理由。资金的缺乏也使得总委员会未能出版定期的通报以及关于一八六七年的统计资料。
在关于各支部状况的报告中，对于英国支部情况的介绍具有最普遍的意义。关于总委员会对争取改革选举法运动的关系，报告指出，运动是由总委员会发起、由它的英国委员领导的。然后报告叙述了工联在加入国际时所遇到的困难。为了加入国际需要履行种种麻烦的形式手续。工会的民主制度使执行委员会无权做出独立决定，它首先需要和工会的所有分支协商。总委员会的建议大部分是由自己的代表团转交给各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如果执行委员会认为建议値得讨论，然后再把问题转给各个分会，这往往要经过好几个月才能得到结果。不过，有些工会加入国际往往是不经过执行委员会的。从日内瓦代表大会以来，有二十多个大的工联组织以同情的态度接待了总委员会的代表团，这些组织不久后将参加国际。其他一些工人团体决定在比较有利的时候再加入国际。只有一个团体拒绝加入国际，其理由是国际搞政治问题。接着，报告介绍了总委员会还在一八六五年就已经通过的关于这些团体缴纳会费的决议，这个决议规定由各团体自已酌情决定它们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的数目。总委员会把这些团体缴纳的钱看做是为抵偿日内瓦代表团的费用而向它提供的捐款。在日内瓦代表大会把会费确定为三十生丁（等于二十四分尼）后，曾进行了新的谈判；但是，总委员会派到各工人团体去的代表团发现这个数目过髙，给各工人团体加入国际造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总委员会决定，把每个人的会费降低为五生丁（等于四分尼）。尽管如此，大多数工人团体仍然认为毎年一次向总委员会缴纳一定的数目比较合适。例如，有五千个会员的鞋匠联合会每年缴纳五英镑（等于一百马克），有三四千个会员的砖瓦匠联合会毎年缴纳一英镑（等于二十马克），有九千个会员的木工联合会每年缴纳二英镑（等于四十马克）。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前就已经加入国际的十九个英国工人团体曾向总委员会缴纳了九百多个马克，不到一八六七年年底又缴纳了约一百马克。日内瓦代表大会后加入国际的各工人团体缴了五十马克的入会金和一百马克的会费。此外，一些工人团体扣除了派遣代表团所花去的大笔费用。各工人团体的财政状况不良的原因，是由于停工、多次罢工和工人被大秕解雇、选举运动以及伦敦缝纫工人罢工造成的。仅只伦敦的缝纫工人罢工在这以前就耗尽了工会的资金。
关于法国支部的状况，总委员会能够提供的资料更少令人欣慰。不错，表报上的数字是令人感动的。根据总委员会的计算，当时在法国有十七个支部，在这次代表大会时又增加了九个支部，其中有一个支部在阿尔及利亚。但是，从拨出的款项中寄到伦敦的只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数目；从国际建立以来，巴黎只缴纳了一百法郞，而里昂却缴纳了五百法郞；给法国寄去了一千张会员证，那里却没有给伦敦寄来一个生丁。可是巴黎支部提出的总结报告却是那样的大言不惭。这个报告其实是以瓦尔兰为首的装订工人的备忘录，而巴黎支部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的总结报告。报告中质问：“为什么总委员会还没有公布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为什么不执行章程的规定，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版任何报纸？难道每个会员没有缴纳他应当缴纳的三十生丁会费吗？即使出版了一号报纸，那也会对会费的增加起影响的……书面通知也非常少”。那些连一个生丁也没有缴纳的人却用这样的口气来追究总委员会的责任！但是，往下讲得更是漂亮：“为什么代表大会的议事纲要散发得那样迟？为了研究这样重要的问题，一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及时地了解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起码会在自己的报告中陈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法国的运动处于蒲鲁东主义的起瓦解作用的支配之下。甚至由坚毅的奥布里起草的鲁昂支部的总结报告，也把希望寄托在生产合作社上面，说什么这种合作社可以使工人了解“平均工资水平”，因为只有这样的工资才能表明产品的眞实价格，只有知道这种价格才能正确地进行交换。奥布里宣称应当把罢工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加以抛弃，因为它不能解决按照“平均生产价格”，按照“平均工作时间”出售产品这个问题。多么地道的蒲鲁东主义者！“平均工资水平”、“平均生产价格”、“平均工作时间”，——这也就是蒲鲁东的“构成价値”，对蒲鲁东主义者说来，在每一个具体场合寻求这种价値，就是寻求哲学基石。蒲鲁东对罢工的否定态度也被加以效法。大家知道，蒲鲁东不仅从法律观点，而且还从整个经济制度的观点来诅咒罢工，把它说成是“非法的”。他认为应当建立合作社以及最终建立应当调节“交换”的信贷银行来代替罢工，而归根到底，应当使“工人的资本”取得对“特权的资本的优势”。这就是所有法国支部中差不多异口同声宣扬的东西。的确，对它们说来，合作社几乎是唯一的组织形式。
比利时代表德·巴普通知说，由于马尔什纳大屠杀和许多次罢工的结果，一些工人团体加入了布鲁塞尔支部；同亨特和安特卫普的工人团体正在进行谈判；在柳基赫参加国际的只有几个人。从瑞士传来的消息是令人髙兴的。总委员会通知说，从瑞士寄到伦敦整整一百八十马克；贝克尔报告说，仅仅隶属于德国中央委员会的会员就有三万人。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米兰和热那亚等地也有工人团体存在，总委员会和这些团体经常通讯。意大利代表斯坦帕甚至通知说，那里有三十八个工人团体加入了国际，这些团体共有三万个成员和十二万法郞的基金。意大利的会费没有寄到伦敦。
洛桑代表大会是由下述代表组成的：四个总委员会委员：埃卡留斯、杜邦、列斯纳、卡特；两个英国人，他们以自己工会组织的代表的资格出席代表大会，其中一个是瓦尔登，他是改革联盟的主席；其次是九个巴黎代表和九个法国代表，其中有冈城的代表郞格、鲁昂的代表奥布里和精力充沛的鼓动家菲沃和马赛的代表瓦塞尔；比利时的代表是德·巴普；意大利的代表是斯坦帕和塔纳里；六个德国代表，其中有卡尔·马克思的朋友汉诺威的代表库格曼、持有马格德堡委托书的列登道尔夫、《力量和物质》一书的作者毕希纳（他持有达姆施塔特的委托书），以及敦斯堡的代表弗·阿·朗格。代表人数最多的是瑞士，就中又以瑞士法语区的代表为最多。瑞士代表的组成如下：日内瓦代表八人、洛桑代表八人，还有六人是那里的工商业协会的代表；汝拉法语区的代表五人，在瑞士的德国人支部代表十一人。一共是七十一名代表。杜邦被选为大会主席，副主席是埃卡留斯和贝克尔，秘书是毕希纳、毕尔克里、吉约姆和瓦塞尔。
由于除了现有的问题外，当时又增加了三个新问题，所以又选举了一个七人委员会，以便先把所有的问题按一定的次序加以排队，并确定议事日程。其次选举了八个小组委员会来起草关于现有各个问题的报告和起草决议案。与此同时，总委员会提出了总结报告，各个支部和团体则做了情况报道。
议程的第一个问题是对待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代表会议的态度问题。由于日内瓦的操德语的组织的中央委员会花了许多星期的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所以通过了一个相当明确的决议。这个决议在资产阶级对和平的幻想和无产阶级对战争的仇视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原则界线。决议的结沦原理听起来差不多是对资产阶级空想家的一种嘲笑：它声明，只有在和平联盟接受国际的纲领的条件下，国际才完全和坚决参加该联盟。
接着讨论了总委员会提出的两个问题：在工人阶级争取从资本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什么样的实际手段能够使国际成为工人阶级这一斗争的共同中央作战基地。一个波兰人做了报告。讨论被推迟，因为没有提出任何决议案。这个问题的提法有些模糊不淸;而且，关于这个问题在日内瓦已经谈得很充分。星期五下午这个问题被提出讨论。这时才弄淸楚，提出这个问题原来是为了引起对组织问题，特别是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的讨论。诚然，这个波兰人是个独特的报告人；他在委员会内代表少数派的意见，而这个少数仅仅是由他一个可贵的人物组成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勇敢地提出了改变章程的建议，但是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库列里建议不要对章程做任何改变，以节省重印费用，但是可以用决议的形式来表达代表大会的愿望。代表大会决定，总委员会应当每三个月向各中央委员会寄送一份总结报告，确定每年的会费为十生丁（等于八分尼），并决定，派遣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权利取决于交纳会费的情况。最后批准了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在讨论完议程第一项之后，应当提出讨论的是法国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即关于国家的使命和作用、公众事务、交通和邮电、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于作为公断人和条约保护者的国家及其实行处罚的权利等问题。由于报告人瓦塞尔没有准备决议案，讨论被推迟。这些问题只是在星期六下午才开始讨论，辩论非常激烈。决议案要求实行国有化，把交通和邮电工具和大垄断企业变成国家的企业。德·巴普提出增加一个附带要求：实行土地公有制。这个要求引起了热烈争论。朗格是垄断企业国有化的拥护者，但却反对农业共产主义化，他所持的政治理由是：担心这样一来会使国家的权力过分增大。库列里以自己的发言（上面已经提到）证明，他完全堕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相反地，埃卡留斯、列斯纳、斯坦帕、列登道尔夫、贝克尔则坚决拥护土地集体所有制。最后，就法国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问题通过了决议，但是所有制问题留待下次代表大会解决。
在继续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这祥的问题：缺乏政治自由是否是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障碍，是否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加速确立政治自由，需要采取什么手段（无限制的结社权和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在做了简单明了的介绍以后，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做了肯定的回答，它声明，工人的社会解放同政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取得政治自由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首要措施。每年都应当重申这个主张。
接着讨论巴黎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即关于社会机关、关于男子和妇女在社会中的任务、关于教育子女、改善教育等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引起了一出悲喜剧性的幕间剧。报告人吉约姆又洋洋得意地骑上了他的心爱的马——书写法改革。当列斯纳和郞格对他说，这个问题最好在语言学家和语法学家代表大会上讨论而不应当在工人代表大会上讨论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恼火。但是，吉约姆在代表大会上也找到了支持者。罗曼人归根到底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建议对缀字法进行改革和推行全能语言。如果回想一下，已故的蒲鲁东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关于世界语言的文学试验，那么对代表大会上多数人的这种滑稽可笑的乖张行为就可以找到满意的解释了。罗曼人先生们就像蒲鲁东本人过去对待“全能语言”问题一样，对于政治经济学问题采取了极其随便的态度，他们想以此来表示对自己导师的虔诚纪念。在开始讨论敎育问题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可笑的插曲，这就是报告人坤德—孔茨作了一番关于对国王的忠诚、家庭感情、上帝和福音书的创造力量等充满高尙情操的说敎。之后才转到从高度的政冶观点来讨论问题。朗格让大家注意，在现代国家中，学校是阶级统治和政治鎭压的工具。托伦由此做出了相应的结纶，并提出了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国家根本无权进行敎育，只有在唯一有权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敎导和敎育的父亲没有能力时，国家才能干预。由于每个无产阶级家庭都存在着这种“父亲没有能力”的情况，所以整个决议虽然得到代表大会大多数人的赞同，但终究是一缕青烟而已。关于由合作社办小学、中学和手工艺学校的问题推迟到下次代表大会讨论。
关于合作社的多次辩论给代表大会留下了特殊的印象。最初德语区的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合作社的必然结果是不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形成“第五等级”。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法国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一个建议：做出关于互助原则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关于成立工人团体和加强它们的团结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决定。代表大会通过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决议。一个决议是由报告人德·巴普提出的。他断言这样的危险的确存在；另一个决议是由埃卡留斯提出的，他认为这种危险将随着小工业被大生产排挤掉而消失。现代大工业使得这些个人的努力变得徒劳无益，使得合作劳动对一切人都成为必要的。还在日内瓦代表大会期间就有过这样的事实：当时代表大会根据英国的报告备忘录通过了一些决议和提出了一些修改，而这些决议和修改是互不协调的。但是，当时还没有出现像现在这样明显的矛盾。
由于日内瓦中央委员会的再次请求，继续进行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辩论，不过在这一次主要是谈失业问题，这个问题正好又和巴黎中央委员会关于劳动和资本、机器及其影响、缩短工作时间、分工、雇佣劳动的改造和消灭、收入的利用等问题结合在一起。舍马列建议，在这个问题上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令人满意的。德国代表同意这个意见。库列里徒劳地反对罢工。他认为最好把浪费在罢工上的钱用来建立生产合作社。他对巴黎铜业工人罢工提了一些尖刻的意见。最后，他在自已的决议案中声明，在工业当前所处的战斗状况下，工人应当互相支持来保护工资，但是消灭工资本身仍旧是最髙目的，而这个目的只有在互助和正义的基础上才能达到。
总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利用它交给资产阶级和政府支配的信贷来达到自己的解放。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使关于合作社的辩论达到了最高潮，与这个问题相关联，巴黎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最后一项建议：通过一项关于信贷和人民银行、硬币和纸币、互助保险机构和工人合作社的决议。这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而提出的。甚至善良的约·菲·贝克尔也觉得法国人放肆的蒲鲁东主义在这里太显眼了；归根到底，代表大会的一部分人也看出了这一点。最后，在瓦尔登的坚决支持下，代表大会通过了埃卡留斯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建议手工业工人工会把自己的基金用于生产合作社，认为这是把工人现在给予统治阶级的信贷用于自身的解放的最好手段。对于那些出于方便考虑，不愿把自己的基金投用于生产合作社的工会，则建议起码先把自己的力量用于建立国家信贷体系，以便根据每个工人团体的资金情况予以贷款，并且最终达到建立互助银行的目的。
在改选总委员会时，埃卡留斯为了使总委员会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坚决认为，根据章程，总委员会须由代表大会选出，而不是由英国各支部选出，代表大会同意了这个意见，随即确认了总委员会旧委员的职务，并把改革联盟的领导成员瓦尔登增选为总委员会委员。接着明确授杈总娄员会根据需要自行加聘委员[6]。德·巴普建议下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贝克尔建议在苏黎世举行。但是，埃卡留斯代表英国人声明，瑞士对他们太远，使他们不能派较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如果在布鲁塞尔举行他们就会有较多的人参加。这样便解决了问题。大多数人同意布鲁塞尔为下届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
显而易见，除了纯粹事务性工作外，在这里向集体主义迈出的第一步可以说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肯定结果。其实，如果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结果在代表的心中扎下了深根的话，其余的这一切辩论和决议都会是多余的。实际上，他们远远落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的后面了。
马克思的《资本论》
正好在洛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了。这部巨著对于国际的发展几乎没有起任何影响。国际的几次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气氛都笼罩着蒲鲁东主义的精神，虽然第一卷的作者序言作为成立宣言思想的再现应当给国际的代表以影响；对他们大多数人说来，这部书的精神就像成立宣言本身的主要思想一样，是异己的东西。在英国，理论思想从来就不大发展；在那里，“东摇西摆的机会主义”，或者像韦伯夫妇所说的英国人的无原则的实用主义，感到进行理论思考只是自己的一种负担，只有加入英国国籍的埃卡留斯还保持了自己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屮的“狂飙猛进”时期的一些理论见解。对于罗曼人这些急功近利者来说，只有可以感触的近在眼前的东西才具有实际价値，他们的无产阶级团结的全部感情仅仅表现在合作社企业的事务中，而蒲鲁东主义则把这种企业当做是新法律秩序的杰作，甚至从理论上对它做了不厌其烦的阐述。至于德国，虽然马克思主义后来在那里找到了自已新的精神祖国，但是这时工人运动还太软弱和不发展，以致不能接受科学的社会主义。因此，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巨著，对于它的作者的组织上的创造物来说几乎是没有结果的。只是在旧国际解体以后，而且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它的为数不多的精神聚合力量，《资本论》才成为千百万工人的科学信仰和数世纪集累起来的全部资产阶级知识的理论酵母。
合作社思想在英国
也许是为了同不久以后举行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保持精神上的继承性，在洛桑还拟订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纲要。这样一来，便为不久即将举行的国际布鲁寒尔代表大会保留了洛桑大宴会的残羹剩饭，因为差不多议事日程的毎一项都剩下了一些问题。因此可以预料，在下一年，问题仍将在洛桑的那个框框内翻腾。只有德·巴普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即关于大型交通工具、垄断性农业生产的所有制问题以及成立调解劳动范围内的冲突的仲裁法庭问题。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一起由洛桑代表大会移交给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讨论，而新的总委员会以通告信的形式把收集统计资料的调査表发给了国际会员。
新选出的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在伦敦举行会议，听取自己代表的报告，并在委员之间实行了分工。之后，前总书记通知说，利物浦的雪茄工人加入了国际，埃卡留斯和列斯纳叙述了自己对代表大会的印象。列斯纳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眞正具有代表性的会议，并通知说，本年内总委员会根据自行增补委员的杈利[7]选举了二十五个委员。会议决定在本年内不选举常任主席，总书记同时应当兼任财务书记的职务。然后一致选举：罗·肖为财务委员，埃卡留斯为总书记；杜邦为法国的通讯书记，卡尔·马克思为德国的通讯书记，荣克为瑞士的通讯书记，查比茨基为波兰的通讯书记，卡特为西班牙的通讯书记，福克斯为北美的通讯书记。对比利时的书记延迟选举。
很快就发现，合作社思想毕竟在一些英国代表中间扎下了较深的根。代表大会闭幕后过了不几天，总委员会委员、改革联盟执委沃尔顿就在《蜂房报》上发表的一封差不多是狂热的、情绪激昂的信中，公开叙述了他在洛桑讨论信贷问题时所遵循的思想。他在那里表现出自己是个国家信贷组织的热烈拥护者，并发挥了这样一种思想:议会应当迫使政府向工人团体发放信贷。这样，沃尔顿便把“国家帮助下的生产合作社”同他自己领导的争取选举改革运动联系起来了。这位不列顚的拉萨尔在自己的信中进而指出，英国的工会已经积蓄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基金，例如，机械工人联合会就有十万英镑（等于两百万马克），它们有一次把其中的一半投入了生产合作社，这样它们就可以争取到获得同样数目的国家贷款的权利。最后他表示希望，如今已经进行了改革的议会可以倡议为工人阶级建立国家信贷体系。
但是，总委员会的其余的英国委员也多少倾向于为工人阶级建立信贷机构。在总委员会以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雪茄工人声明自己加入国际，罗伦兹提出了一项有关这个问题的建议。他认为建立信贷银行的资金已经具备：根据最低估计，英国劳动互助储金会在银行里储存有一千五百万英镑（等于三亿马克），目前这笔钱被有产阶级利用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反对工人阶级的利益，当然可以成功地利用这笔钱来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后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在罗伦兹缺席的时候，宣读了沃尔顿的一封信。信中说，沃尔顿在伦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争取一致通过了一项符合洛桑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机械劳动、青年敎育和把土地转为公共财产的决定的决议。在总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还报告了曼彻斯特、西岛和肯达耳三个地方的工会、鞋匠联合会中的妇女和伯明翰的工联组织加入国际的消息。后来在另一次会议上，罗伦兹虽然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建议，但是他却提议通过一项决定，责成总委员会研究关于建立信用合作社来支持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并公开发表研究的结果。此后事情逐渐平息下来，只是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快要召开的时候，又恢复了对应当提交代表大会审査的问题的事先讨论。但是，在卡尔·马克思的影响下，总委员会现在已经抛开了关于合作社的问题。马克思做了一个关于机器生产的影响的极有敎益和非常详细的报告，把总委员会的注意力转移到关于缩短工作时间、关于妇女与儿童劳动和相对人口过剩的问题上来。对于缩短工作时间的问题做了特别详细的研究，后来埃卡留斯就这个问题又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在日内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解决，所剩下的仅仅是把在那里提出的要求付诸实现，而这样做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总委员会曾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在有国际组织存在的一切国家中讨论这个问题。
英国的运动并没有因为学习法国人[8]的空想的合作社计划而受到任何实际的挫折（例如破产等），这可能是因为谨愼的、求实的工联不那么轻易地进行这种实验的缘故。但是，不能不承认，在工联当时所处的情况下，进行组织合作社以及建立信贷机构的宣传，时机是选择得极不适当的。这是这样一个危机时期，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以极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成立“混合”工联即集中的工会组织来代表地方性的分散的单一专业性工人团体的工作，它把由于工人团体的这种融合而聚积起来的大量资金看作是反对它自己的经济统治地位的一种非常危险的战斗的资金。上面已经提到，正好在这个时候，英国法院拒绝从法律上保护工联的财产不受其职员的侵吞，其借口是，虽然从一八二五年起工会已不受刑事法律的禁止，但是它们仍然被看做是“非法的团体”，因为它们是同工业自由的法理，同公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原则相矛盾的。这种得到最髙法院确认的观点，给整个工联运动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经济不稳定性，很难设想，介绍一下依靠手工业联合会的钱来建立信贷机构和生产合作社的计划就可以使资产阶级得到安慰，袪除它的恐惧心。自然，如果在工人阵营中从一开始就采取进攻的策略，以进攻来作为反对司法诡计的一种保护措施，本来是不会为此而费心的。但是，工联的领袖们在这方面亳无作为；他们在巨大的危险性面前只是表现出极端的惊慌失措，尽管他们在大会上和报刊上发表了激烈的言论，但是他们对待议会和政府的态度，总的说来仅仅归结为极力赞扬当权者，安慰他们，而不要更多地刺激他们。这些“要人们”的这种策略，由于生产合作社计划的传播而遭到了彻底的破产，所以瞬息即逝。工联运动的危机继续了差不多八年之久，最终固然获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是在实质上工联领袖们却遭到了原则性的失败。新工联主义的首领奥哲尔、埃普里卡尔特及其他同伴们最初企图用在议会选举时提出工人候选人的办法来防止严重的危险，但是除了惨败以外，没有获得任何成就。一八六八年在实行新选举法的情况下举行的最初几次选举，对工人政治家们说来是政治上的彻底失败。其实，保守派的大多数在这些选举中也遭到了失败，结果是辽谢耳—格莱斯顿的自由派内阁执掌政权。但是，自由派政府给工人设下了同样的障碍，工人进行了多年的斗争，才争得了工会的合法化。可是后来工人仍然不得不作出丧失原则的让步：他们必须抛弃自己工会的战斗原则和向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投降，即承认劳动条件不能像工会的基本原理所宣称的那样，经常根据工人的利益加以改善，而必须随着资本主义的行情而变化，始终随着行情的波动而波动。卡尔·马克思当时已经看到，这种危机将引起怎样的转变。他在一些私人信件中对这些工人政治家表示了极大的不满[9]。显而易见，这些工联领袖尽是些“东摇西摆的机会主义者”，或者说得好听些，是些没有原则的实践家，对他们说来，其他一切运动和力量、政治积极性、国际、选举改革、合作社，都只不过是许多招牌而已，他们打着这些招牌可以拉上有利的关系；但是，工联及其储金会对他们说来髙于一切，为了使它们得到虚有其表的支持和取得资产阶级的合法化，他们最终牺牲了工联主义自己的原则。
总委员会和芬尼亚社
卡尔·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给库格曼的一封信[10]中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他愈来愈相信，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在它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甚至还倡议取消一八〇一年所实行的合并而以自由的联盟关系去代替这种合并以前，它在英国是永远做不出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情的。这是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是对爱尔兰的同情，而是符合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一种要求。在英国，解放的首要条件——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还不能实现，因为当英国的土地寡头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的非常巩固的前哨时，它在英国的阵地就不可能摧毁。在那里，只要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消灭土地贵族就无比容易得多，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民族问题。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不仅阻碍了英国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妨害了它的对俄国和美国的政策。从这些话中当然巳经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的基本特点。无论如何，马克思始终把对这些观点的宣传同英国制度对爱尔兰采取暴力的一些事实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暴力事实上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一八六六年，总委员会通知爱尔兰内政大臣罗吉尔·格雷爵士说，它愿意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访问他，要求他出面干涉，制止对关在国家监狱中的爱尔兰政治犯所采取的不人道的待遇。但格雷拒绝接见代表团。与此冋时，法庭迸行了审讯，以杀人罪判处四个芬尼亚社社员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总委员会召开了群众大会，谴责司法当局杀害政治犯是一种最低级的报复行为。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并把决议通知爱尔兰内政大臣。决议要求不仅为了正义，而且也为了政治的贤明，改变判决。尽管这样，三个被判罪者被绞死了，只有一个得到女王的赦免。在刺杀大臣的事件使整个资产阶级英国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总委员会对芬尼亚社社员的这种无所畏惧的辩护，在政府和英国土地贵族看来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托里党的报纸开始对国际进行告密，说它是个威胁国家的团体。尽管如此，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具有深远的即“国际”的影响。
波拿巴主义的审判案
还在一年以前，波拿巴的边境暗探就不仅袭击和抢劫了茹尔·哥特罗，而且还盗窃和隐藏了巴黎代表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宣读过的报告备忘录。因为巴黎代表与哥特罗不同，他们不是英国公民，而是法国臣民，所以他们要回自己财物的一切努力均归失败。鲁艾总督（顺便指出，他是左拉的鲁贡的模特儿）同意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晋见他。他向代表团暗示，希望能对文件做一些修改，增加一些对波拿巴表示感谢的话。但是这种企图遭到了彻底失败。从这一天起，波拿巴主义的复仇家便伺机进攻。现在，当英国政府对于总委员会公开辩护芬尼亚社社员一事感到忧虑的时候，十二月的英雄便认为有必要对巴黎的国际进行打击，以表示自己对英国采取友好政策。他的匪徒们在夜间破门袭击了巴黎的国际领袖，并进行了搜査。尽管他们施尽一切阴谋诡计，搜查的结果没有得到任何材料来控告他们进行芬尼亚阴谋或有任何秘谋行为，最多只能告发他们犯有简单的违反警章的罪行，就是说，控告他们组织二十人以上的团体。托伦出色地进行了辩护。但是，他同十四个被控的同志一起，被波拿巴的司法奴仆判处每人罚款一百法郞。上诉法院批准了这个判决。当瓦尔兰像其余的“罪犯”一样，继续进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时候，也被判处三个月的监禁和一百法郞的罚款。对判决的申诉毫无结果。整个审判案使巴黎的同志破费了大量金钱：仅仅上诉费就花去了两千法郞。但是，这使国际在法国获得了许多新的信徒。在一个时期内，巴黎的国际会员还讨论了他们是否需要第三次选举中央委员会的问题。
第一国际和罢工
从日内瓦代表大会到巴塞尔代表大会（一八六六——一八六九年）期间，斗争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打击一年年变得更加沉重、更加广泛、更加疯狂，而整个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变得愈加一致、团结和不可遏止。在哥特罗事件之后，在法国发生了审判托伦和瓦尔兰及其同志的案件；在比利时马尔什血腥大屠杀之后，一八六八年三月在沙尔鲁瓦也发生了大屠杀；一年之后，在塞兰和波里纳日再次发生了可耻的浴血大屠杀。但是，在一八六七年春天铜业工人大罢工之后，一八六八年春天展开了更广泛和顽强的建筑工人的斗争，而在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冬天在巴塞尔又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搏斗。阶级斗争开始具有愈益宏伟的规模和愈来愈多的原则性质。旧世界的统治力量领敎了年轻的迄今未有的巨大力量的厉害，这种力量给各个党派的国内斗争和各个民族的国际关系带来了一种完全新的原则。
诚然，在资产阶级的幻想中，这种新的神秘的力量具有某种离奇的强盗式浪漫主义色彩。国际在“有敎养的人”[11]的眼中是一个巨大的、万能的和无所不在的秘密联盟、世界性的阴谋闭体，它的秘密领导者坐在伦敦，只要他一探手，就可以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实行罢工。他在不久以前写了一部深奥的学术著作，这部书中充满了神秘的、有魔力的公式，它是用神秘的有魔力的语言写成的，显然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亲信者才掌握有了解它的钥匙。聚集在他周围的是各个民族的阴谋家，他们极其厚颜无耻地自称为“纵火者”。这是从全欧洲聚拢来的革命的沉渣：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俄国人和西班牙人。这些沉渣握有千百万资金；它能够今天在巴黎，明天在日内瓦或沙尔列鲁阿，后天在巴塞尔和波里纳日，诱使贫穷的受骗的工人实行罢工；其目的不在于金钱。所有这些罢工仅仅是对普遍的、全世界大革命的准备；这种国际阴谋的首领们在一切其他大城市中都掌握着自己国内炸弹的引线，只要伦敦的指挥所一按按钮，他们就会把资产阶级社会炸毁，把大地上的一切加以平均，把一切实行“分配”，——这就是有敎养的市侩眼中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赤色幽灵——国际。
每当实行新的大罢工时，在十字街头都可以听到这些无稽之谈，资产阶级的报刊也赌咒发誓地说，罢工是由伦敦指挥的。因此这些现象远不能简单地用资产阶级的蛊惑宣传和利害有关的工厂主的杜撰来解释。对于大陆上的一般市民来说，大规模的罢工不仅是前所未闻的事情，而且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可敬的工长们觉得这简直是一桩蠢事，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人想抛弃工作，那是因为他嫌工资太少；如果拒绝工作具有了群众性质，那末，其中当然有人作祟。因此，在毎一次大罢工的时候，人们都把国际看做是秘密的挑拨者，因为事实上伦敦的总委员会经常力求到处保证给罢工以巨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对于企业主说来，每一次对劳动的搏战现在都成为反对国际的原则性的斗争，他们到处都从对工人要求的简单对抗转而企图消灭和平的破坏者，消灭工长和帮工之间的宗法关系的破坏者——可恨的国际。他们为消灭工人的组织而同国际进行斗争。所以，大陆上的最初几次劳动的搏斗就表现出了敌对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的整个残酷性，以致可以说，每一次规模稍大的罢工都发展成为普遍的阶级斗争。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大陆对罢工才习惯了，罢工慢慢地也不再引人注目，而变成为一种地方性的现象或者成为仅限于一定的职业范围内的事情了。
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
企业主看到国际是工人的组织，于是便要破坏它。这个巨大的组织拥有无穷无尽的资金这种情况，使得国际在企业主的眼中成为更加可怕的敌人。另一方面，工人也明白，组织本身，特别是像国际这样一种活动能力强的组织，在原则上比一切劳动条件都重要，如果说在其他要求上他们有时可以做一些让步的话，那么在组织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不可动摇的。特别値得注意的是，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也捍卫国际的立场，声明自己支持协会的会员，因此每一次罢工，不管工人在自己的其他要求上获得胜利与否，都为国际征集了新的队伍。一八六八年春天爆发的日内瓦建筑工人的罢工非常典型地表明了这个过程。这次罢工差不多在自己的一切阶段上都和巴黎的铜业工人罢工相似。和巴黎铜业工人的罢工一样，这次罢工变成了争取国际生存的斗争。罢工的发展是戏剧性的，经过了几个星期就得到了解决。罢工的起因是工人要求把工作日从十二小时缩短为十小时，并把工资提高百分之二十。工长方面也联合起来了，并且断然拒绝一切要求和进行任何谈判。于是，砖瓦匠工资委员会把进一步的指导权交给了国际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日内瓦中央委员会便立刻公开遨请工长们举行共同会议。这时工长们却俨然摆起自己的架子，发誓决不同国际的代表进行谈判。于是中央委员会便发出通告，邀请所有砖瓦匠，在当天晚上六点钟以鼓声为号，召开声势浩大的一切支部的共同大会。资产阶级吓得魂不附体。所有的往宅和店铺都关上了门，把钱和贵重东西都藏在了保险地方，如像面临大敌。其时，国际的会员和其他有关者约五千人在自己的大厅里举行会议，讨论了目前状况，对罢工者由国际保证给以支援；同时，还没有加入国际的混合职业的工人也宣布实行同情罢工。这时，罢工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巴黎、里昂、布鲁塞尔，总委员会便开始为罢工者募捐。几天之后，它就能够保证每月从英国给日内瓦中央委员会至少提供四千法郞，其中一部分作为贷款，一部分作为捐助。布鲁塞尔和巴黎也寄来了大笔捐款；根据《蜂房报》的报导，巴黎寄了一万法郞。会议之后仅仅过了两天，工长们就改用另一种语言同工人谈话，答应部分同意他们的要求，如果他们摆脱受外国金钱支持的国际的专制独裁的话；这些工长们现在才惊讶地睁开了自己的眼睛。在这些日子里，国际在日内瓦增加了一千个会员；许多至今远离国际的工会也加入了国际；钟表匠、雕版匠、金饰匠等——他们大部分是日内瓦定居的居民——在有几千人参加的大会上也表示支持建筑工人的罢工。瑞士的工人互助储金会已被解散；于是便把协会的会费寄去支援日内瓦的罢工者，一次寄去了五百法郞，另一次寄了五千法郞。情况的确是困难的，因为需要维持三千个家庭及其全部成员的生活费用；但是由于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工长们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便请求国务会议主席、司法部长和警察局长进行调解。于是举行了会议，同意把工作时间缩短一至二小时，确定把工资提高百分之十。经过了三个星期的奋斗，斗争才告结束。国际在第二次大搏战中取得了胜利。
比利时的屠杀
当时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地方常常有许多罢工同时爆发，因此根本不可能在这里把所有这些罢工都详细加以叙述。但是，在这里应当简略叙述一些血腥大屠杀，因为一些特别卑鄙和目光短浅的政府，首先是比利时政府，企图用这些大屠杀来把年青的工人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这个不幸的国家没有民族联系、没有历史传统，它是个偶然制品，是由欧洲外交混乱状态产生的，由人民革命从圣水盘里接受下来的，它是两个敌对种族的聚合物，在这个聚合物中流动着罗曼族和日耳曼族的混血。这个国家具有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阶级，他们多半在矿井中和制铁工业中聊以谋生。煤矿工人的体力劳动，和他们的在炼铁炉旁和熔铁场中就业的同志们的劳动一样，是单调乏味的。他们的劳动时间过分地长，每天要在污浊的空气中工作十五到十八小时，而所得的报酬则极其菲薄，使他们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即使对一个较有天赋和毅力的种族来说，这种状态在几代之内也会迫使它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同时，这个国家内的资产阶级的粗暴、堕落和卑鄙行为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而政府也同样是毫无良心政治头脑的，对于工人的一切要求只知道一个回答：火药和铅弹。显而易见，比利时是资产阶级的天堂，而政府只是资本主义奴隶主的走狗。从流氓无产阶级中召募来的暴兵，随时准备无情地袭击工人，而工业中的雇佣奴隶则让自己“老爷们”为了利润残酷剥削他们。在六十年代初，发生了对这种侮辱人的制度的第一次反抗。在一些工业中心，工人开始建立合作社，并且为了互相敎育而联合起来。于是便建立了许多“自由工人”联合会。当国际在这个国家出现时，它发现了这些倡议。接着一些团体加入了布鲁塞尔中央支部，但是大部分比利时工人在长时间内仍然袖手旁观。马尔什纳发生了饥锇暴动，那里工人的和平游行遭到了军队的袭击和杀戮。这种兽行最初使比利时工人大为惊愕。只是当总委员会发出帮助大屠杀的受害者和死难者的家属，而英国的煤矿工人和制铁工人给比利时寄来了大批捐款的时候，处于绝望之中的比利时工人阶级才明白了，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参加国际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在各个城市中国际都宣传成立工人仲裁法庭；但是，只是在沙尔鲁瓦大屠杀之后才开始了坚决的转变。
这次血腥大屠杀是由极其平常的资本主义投机活动造成的。比利时煤矿的所有者实际上是一些匿名的股份公司的主人，他们为了抬高煤价，成立了卡特尔。接着，炼铁炉和冶矿场的所有者也同英国的企业主签订了供煤合同，原来煤矿所有者受了骗。不言而喩，他们竭力想从工人身上捞回自己的损失，限制开采量和降低工资，这样就把本来处干半饥锇状态的工人的工资减少到原先一半的水平，结果发生了新的绝望的饥饿暴动。于是握有军队和宪兵的矿业资本家便挑起了同工人的流血冲突，而白色恐怖也随着猖厌起来。寡廉鲜耻的资产阶级报刊疯狂地向暴兵的兽行欢呼，到处笼罩着失望情緖，正在这时候国际在布鲁塞尔竖起了自己的旗帜：召开了民众大会，痛斥胆怯的企业主匪帮和残酷的政府。伦敦总委员会印刷了传单，给受迫害者提供司法帮助和辩护人，宣布沙尔鲁瓦矿工的事业是整个国际的共同事业。比利时工人大受感动。但是，只是现在才开始了眞正的斗争。股东关闭了矿井，而国际储备的资金本来就由于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而几乎枯竭，现在更不足以保证大量工人免于饥饿。看来第二次饥饿暴动已为期不远了，甚至自由主义的城市居民也感到局促不安。沙尔列鲁阿的自由主义者威胁政府说，如果政府不立即组织工作，他们将解散自己的选举委员会，而为天主敎徒让出地盘。这个威胁起了作用：政府马上开始筹办公用楼房的建筑工程，以便减轻工人的贫困。国际获得了很大胜利。在佛尔维耶、安特卫普、柳基赫，在沙尔列鲁阿本城，在布留日，在亨特，以及在许多较小的城市中，都产生了国际的支部。此外，在此一年以前成立的不隶属于国际的“自由工人”团体，现在也完全加入了国际。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仅仅比利时的代表就有五十五名。
比利时政府徒劳旳戚胁
同沙尔鲁瓦事件相关联，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它几乎使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延期举行。比利时司法大臣巴拉因为最近一周内所发生的一切不良事件而变得有些神经质，由于国际的干预而愤怒若狂的资产阶级报刊更加激起了他的好斗之心，于是，他在议会中威胁说要颁布新的外国人法，实际上是要颁布反对国际的法律。他吹嘘说，他决不允许在布鲁塞尔举行代表大会。在伦敦，人们还不会正确评价这个模范国家的立宪大臣们的议会空谈，在总委员会中有人曾建议把代表大会改在伦敦举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当不列颠下院也像比利时一样破坏集会自由的权利，那末摆在眼前的是英国的条件，而不是比利时的条件。后来暂停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同时收到了比利时来的一项决定。比利时的同志比谁都淸楚本国那些帕宾赫麦[12]，他们用对这位大臣的极不恭敬的公开讽刺来回答了内阁的吹嘘，并且向大臣声明说，他根本无权对代表大会问题表示意见，不管比利时正义的大臣喜欢与否，代表大会都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其实，就是按照关于外国人的新法律的规定，也根本不能驱逐参加代表大会的外国代表出境。根据这项法律，只有可疑的人才可驱逐出境，而且还要根据法院的决定；根据这项法律不能逮捕任何人；警察旣无权出席大会，也无权搜査住宅；在最坏的情况下，只能给法国代表带来麻烦，因为根据藩属关系，比利时臣服于第二帝国。但是，由于法国代表坚决声明，在任何条件下他们都要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所以总委员会一致赞同比利时委员会的建议——最后确定布鲁塞尔为召开代表大会的地址。比利时政府的全部光荣的工作仅限于把自己的暗探派到各个大企业主家里，唆使他们解雇参加国际的工人。
第一国际在德国和奥地利
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这个劳动年度对于国际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发展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在奥地利，国际在那里看到了工人运动的最初星火，那里产生的组织立即开始和国际接近；在德国，工人运动的两个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这时已对自己的力量进行了第一次议会检验，同时，后一个组织已经加入了国际。在此以前，在德国和奥地利加入国际的只是一些个别成员，但是还没有过一个工人团体加入国际。在普鲁士根本禁止加入国际，所以拉萨尔派的汉堡代表大会（拉萨尔派的柏林中央委员会在此以前不久被普鲁士政府解散）决定“最低限度要和国际一致行动”。主要在萨克森、图林根和德国南部活动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派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则较少考虑上述禁令。该联合会把赞同国际的纲领和加入国际组织作为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议题，列入了正好要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前夕在纽伦堡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预定要把德国各工人协会改组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奥地利，宣传鼓动工作主要是用在维也纳举行群众大会的形式和通过建立《维也纳工人报》的方式来进行的，并把宣传鼓动工作的情况立即通知伦敦总委员会。一八六八年夏季，维也纳的同志们认为自己已经相当强大，决定召开奥地利各种不同语言地区的工人的代表大会，并邀请总委员会派代表出席大会。总委员会的确派了一个代表；但是，代表大会在即将召开的时候遭到了奥地利的虚伪的自由主义政府的禁止，而这个政府正是在专制制度瓦解后在哈布斯堡帝国内实行了“自由主义改革”，从而给了国际的进一步宣传以积极支持的那个政府。总委员会也派了一个代表（埃卡留斯）出席纽伦堡代表大会。埃卡留斯后来向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报告说，大多数纽伦堡工人协会加入了国际。由于在那些日子里，“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纽伦堡各工人协会都决定建立职工联合会，所以纽伦堡工人协会联合会决定取名为国际职工联合会（InternationaleGewerksgenossenschaften）[13]，以别于拉萨尔派的工人联合会（Arbeitschaften）。一些产业工人协会，例如，布朗耐迈尔领导下的格平根纺织工人协会，在克莱因领导下的佐林根钢铁工人协会，以莫特列尔为首的克里米察呢绒制造工人协会，也都相继加入了国际职工联合会。不言而喩，科伦、佐林根、美因兹等地以前已经加入的各个支部也派代表出席了纽伦堡代表大会；而且，在美因兹始终是公开举行工人大会来选举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应当指出，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当时对德国组织的独立发展决不是抱着侧目斜视的态度，约·菲·贝克尔甚至在自己的《先驱者》杂志上声明，他把日内瓦仅仅看做是临时的中心，如果维也纳的运动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并派出有力的代表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他将首先赞成把德国中央委员会由日内瓦迁到维也纳去[14]。
除此而外，在诺因堡召开的、有五十个团体参加的瑞士德国工人敎育协会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前几个星期一致赞成加入国际。这些团体的机关报是《邮袋报》。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上面所讲的是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召幵前的情况。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应当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机器劳动的影响和关于缩短工作时间的问题，在伦敦总委员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可是与此同时，法国人却只满足于讨论自己报纸上发表的社论。还在六月间，总委员会就向各工联组识发出了一封出色的通告信，这些工联组织不顾当时所遭受的危机，大多数都参加了国际。通告信是由一些精辟简短的原理组成的，它的内容大致如下：“国际的创建者们适时地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国际获得了欧洲任何一个别的组织都没有获得的地位。虽然它现在在争取充分的政治自由，但它终究不是旧意义上的政治团体。它支持一切进步的运动，而对于勾心斗角的党派采取旁观的态度，因为如果信赖资本家阶级，就不可能帮助工人。断言罢工是由国际挑起的说法，是一种诬蔑；国际仅仅使工人有可能反抗大规模解雇和在罢工中取得胜利，而罢工是企业主的残酷性、叛卖性和虚伪性的必不可免的后果。国际的基本原则是：劳动收入属于生产者；社会的基础应当是劳动的兄弟般的联合，这种联合是排除民族竞争的。劳动没有祖国！资本只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为什么工人应当服劳役？长期以来英国工联只满足于追求增加工资。贸易自由在这方面引起了根本的转变。大陆的工人比英国工人工作的时间长，而获得的工资少。如果英国付得起髙工资，那么这是由于自己机械设备的水平高。国际在大陆上到处促进了工会的建立。在法国铜业工人罢工期间遭到大批解雇的有一千五百个工人，还有四千个工人受到解雇的威胁。法国的工会是最先仿效英国的范例建立起来的工会。由于国际的帮助，企业主的图谋未能得逞。从那时起，工会便在法国扎下了根。在瑞士，日内瓦建筑工人的罢工在国际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从而大大加强了国际的影响。在比利时，当惊慌万状的政府开始用火药和铅弹来压服工人的时候，国际进行了干预；它为受伤的工人医疗，供给饥饿的工人以食物，探访被监禁的工人。在德国，当俾斯麦伯爵建议实行新的工资改革的时候，巴门—爱北斐特这个普鲁士的曼彻斯特的商会声称，如果不降低一些工资，普鲁士的工广主就不能同英国的工厂主进行竞争。但是由于国际的影响的迅速扩大和它的坚决干预而使得企业主降低工资的企图未能得逞。对于英国的职工会来说，国际起了警戒的作用，为它们提供了关于外国情况的详细情报，从而打破了企业主雇用外国工人来代替本地工人的企图。在巴黎对国际进行审判时提出了以下的事实作为主要罪状：在英国锌版工人、缝纽工人和铁路员工实行罢工的时候，国际的巴黎委员会会阻止法国工人前往伦敦。所有这些事实证明，使全欧洲的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一致，同英国工人的利益是多么密切，而这也是国际的任务之一。在一八六五年伦敦代表会议上，法国工人和瑞士工人还认为工会在欧洲永远也不会获得巩固的基础。可是在一八六七年的代表大会上，就有大陆职工会的近四十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的职工会都是按英国的范例建立起来的。即将到来的代表大会选择在布鲁塞尔举行，是为了使英国工人能够派更多的代表出席。八月底以前参加国际的团体也可以派一名代表。”通告信末尾号召多派代表出席大会，并通知了代表大会的议程。
国际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为总委员会自己所指出，就是它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代表大会前不久，伦敦《泰晤士报》在一篇关于国际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要找到和这个运动相类似的某种东西，就需要回到基督敎诞生和古希腊、罗马世界复兴的那个时代去。”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从九月六日开到十三日，出席大会的有九十六个代表，其中有：比利时代表五十五人[15]，其中有汉斯敎授，德·巴普和封丹；法国代表十八人，其中有托伦、缪拉、佩吉、塔尔塔勒、奥布里和龙格，瓦塞尔在此以前不久去世；英国代表十一人，其中有六位是总委员会委员（鲁克拉夫特、肖、埃卡留斯、荣克、考威尔·斯特普尼和列斯纳）；瑞士代表八人；德国代表五人（其中有科伦支部代表莫泽斯·赫斯和纽伦堡工人团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弗里·布特尔、意大利代表二人（其中一个是总委员会委员杜邦）和一个西班牙代表（沙罗·马格兰）。主席团在第二天开会时才最终组成。由荣克任主席，杜邦和贝克尔为副主席，克楠和麦登索（代表操瓦龙语和佛来米语的民族）为比利时秘书，格里诺和泰斯为法国秘书，克莱因和舍普勒尔（美因兹）为德国秘书，肖为英国秘书。
按内容来讲，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工作大大超过了洛桑代表大会工作的水平。蒲鲁东主义虽然在辩论中还进行顽抗，有时甚至还取得胜利；但是英国人和德国人，以及大部分瑞士人，都终于了解到，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和蒲鲁东主义的谬论之间有着原则性的矛盾。这样一来，虽然辩论非常激烈尖锐，但是这种对立性却因此更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再也不需要像在洛桑代表大会上那样用通过不明确的、妥协的决议的办法来达到协调一致了。同时通过两个互相矛盾的决议的情况已经没有了，而是一种观点同另一种观点相对立，问题也直截了当地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
开幕会议像前几次代表大会的做法一样，带有预备会议的性质。荣克以临时主席的身分向会议介绍了国际的历史，并通知说，在比利时自从沙尔鲁瓦大屠杀以来，国际增加了二十个新支部，其中一些支部的成员在八百人以上。在这次会议上国际各支部也报告了本身的情况，其中最详细的是比利时人的报告。然后宣读了被监禁在巴黎监狱中的会员的信件，接着宣读了巴枯宁（他以伯尔尼和平联盟代表的资格参加代表大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施韦泽的信。第二天最后确定了主席团的成员，并决定每天早晨九点到十二点举行组织工作会议，午后举行小组委员会会议，晚上七点到午夜举行公开大会。《先驱者》还报导说，在秘密（上午）会议上进行了较激烈的辩论，经常诉诸表决。
议程第一项是讨论德国各支部提出的问题：一旦欧战爆发时各国工人应当釆取什么立场？因为当时已预感到普法战争即将爆发。
在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以前，杜邦代表总委员会做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这里用不着来复述这个报告的内容，因为这只会意味着赘述富于事件的这一年中发生的种种情况。
在辩论战争问题时，德·巴普指出，制止战争的直接手段是拒绝服军役或实行罢工，而间接手段是解决国际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托伦同贝克尔和梅尔米洛（瑞士）一起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决议案中详细论证了反对战争的理由，建议工人在一旦战争爆发时停止工作，建议各国人民举行罢工来反对战争。决议案被一致通过，但只是到代表大会结束时才宣布。
这一天的第二个议题是关于罢工和“抵抗团体”（即蒲鲁东主义者所说的工会）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详细的决议，决议不承认罢工是能够解放工人的手段，但是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加以利用。其次，决议表示希望，各“抵抗团体”能够成为罢工的主要组织者，同时所有这些团体及其所属的储金会能够实行互助团结，最后决议要求“抵抗团体”联盟成立一些地方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当在咨询委员会的帮助下判断罢工是否适宜和合法（！），并且自行选定宣布罢工的时机。德·巴普就这个问题做了报告，他称工会是“维护工资的协会”，并把它们看做是将在一切先进文明国家中出现的伟大社会变革的萌芽。杜邦建议代表大会重申他所宣读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罢工的决议就够了，法国人不同意杜邦的这个建议。
在第四次公开会议上做了关于机器对工人状况的影响的报告，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除了这次会议以外，为了讨论这个问题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和一次公开会议。讨论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声明说：只有依靠合作社和组织互助信贷，生产者才能占有机器，工会现在就应当进行干预，以使新机器的采用对工人有一定的保障和补偿。托伦起先阻挠代表大会通过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最后通过的决议是由德·巴普和埃卡留斯提出的两个建议综合成的。
与此同时，在第四次公开会议上，汉斯（布鲁塞尔）做了关于综合敎育问题的报告。考虑到，在目前条件下不可能组织合理的敎育，小组委员会建议为工人组织通俗讲座。巴黎的装订工人，以及柳基赫的各支部、鲁昂的工人团体和日内瓦各支部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做了一些报告。尽管一些英国代表和德国代表建议，关于这个问题可以重申一下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相应决议就够了，可是仍然就这个问题开了两次公开会议和一次秘密会议，直到最后由报告人汉斯做了结论，讨论才算告一段落。
像在洛桑代表大会上一样，关于信贷组织即建立信贷机构来促进和加速工人阶级解放的问题，又引起了争论，更确切些说，引起了代表大会上顽固的蒲鲁东主义者和非蒲鲁东主义的少数派之间的理论冲突；非蒲鲁东主义的少数派这一次没有用妥协的决议来玷污自己。蒲鲁东主义者占多数：所有法国代表和许多比利时代表都发言拥护建立“无息信贷”体系和“交换银行”，并且认为，只要把生产合作社所制造的产品实行直接交换的好处告诉工人，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印制可以代替资本的纸币。这些纸币应当成为世界货币，这样一来，合作的、由自己的信贷体系组织起来的工人资本就可以逐渐战胜资本家的“垄断”、战胜资家的享有特权的金融资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又开了两次公开会议，讨论一直发展到激烈冲突的地步。埃卡留斯和赫斯，以及所有的德国人和英国人，使用一切逻辑的和经验的论据来向蒲鲁东主义学说进行斗争；埃卡留斯强调指出，在经济学的古典的国家即在英国，根本不知道蒲鲁东的这种理论，那里的工人主张用全国性的国家银行来代替私有银行；赫斯提醒说，早在二十多年前，蒲鲁东就巳经被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批驳得体无完肤。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而蒲鲁东主义的海洋仍在呼啸，要求为它做出牺牲，然后才能平静。于是，大会最后在大多数人的赞同下通过了一个冗长的决议。这个决议把利息作为一种不道德的东西加以谴责，认为抽取利息始终是一切不公平和不平等（请听吧！）的根源；并表示拥护建立“目的在于使信贷条件民主化和平等化”的交换银行，但是，由于代表大会对交换银行“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提出实际的解决办法，所以决议有先见之明地指出，这一措施不能立即付诸实行，而仅限于在理论上拥护互助信贷的原则。同时大会建议把布鲁塞尔支部提出的章程草案寄给所有的支部，以便它们进行讨论；待问题成熟时再由下次代表大会加以解决。非蒲鲁东主义者不赞成“在理论上拥护”这个荒谬的原则，因为他们处于少数地位，所以他们便在秘密会议上投票反对这一决议。
在信贷问题之后，紧接着讨论了“所有制问题”，确切些说，讨论了关于现代大型交通工具、关于开采业（采煤业、采矿业及其他—切矿产加工企业）、关于土地及其所有生长物（农作物、森林等等）的所有制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洛桑代表大会已经做过决议，当时坚毅而有文化素养的瓦塞尔提出的决议案说，各国人民的努力方向，应当是使大型交通和运输工具国有化（变为国家财产）。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德·巴普就这个问题做了报告，在讨论过程中德·巴普还提出了土地所有制问题，代表大会最后决定把所有制问题全部转交下一次代表大会硏究和解决。德·巴普作为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提出并详细论证了一个重要的集体主义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要求，在合理的社会中，采石场、煤矿及其他一切矿井、铁路应当归全社会所有，即归恪守法制和正义的新国家所有；而在这以前，应当在充分保障全社会利益的情况下，把它们交给工人合作社使用和进行生产。同样的，农业生产用的土地以及森林应当转为国家的公有财产，并在同样的保证下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使用。其次，运河、道路、电报事业以及一切交通手段都应当成为全民的公有财产。蒲鲁东主义者对这种“粗暴的共产主义”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斗争；然而他们未能占得上风，因为比利时人在这个问题上同德国人和英国人一起投了赞成票。最后，德·巴普的决议案在三十票赞成、四票反对、十五票弃权的情况下获得通过。虽然表决是在秘密会议上进行的，但是托伦想示威性地在公开大会上替少数派态度辩护，主席没有允许他这样做，代表大会以三十一票对十三票的多数否决了托伦想公开反对代表大会的企图。
下一个议题是关于合作社问题。在辩论中重申了早巳众所周知的关于合作社在工人解放斗争中的相对意义和不充分性的论点。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反对合作社资本抽取利息以及任何利润，而且略带笑剧式地论证了全部劳动收入归工人所有的基本原理。
国际向在伯尔尼举行会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派去了三个代表，以便在那里宣传国际的原则，并向同盟提出建议：如果它郑重对待自己的和平和解放的意向的话，就应当加入国际。接着，代表大会根据全体德国代表的书面建议，一致向《资本论》的作者热烈致敬，建议每一个民族都硏究这部著作，并且声明：“卡尔·马克思的不可估量的功绩就在于，他是对资本进行了科学分析并把它的原始成分分解出来的第一个经济学家。”在关于缩短工作时间的问题上，代表大会的声明同英国代表团的意见完全一致，即认为实际执行这个决议的时机现在已经到来，在这方面国际的各个支部应当表现出主动精神。大会还向所有国际会员提出了一无例外地参加工会的要求，这个要求也得到了赞同。
代表大家还通过了一些其他决议，更确切些说，重申了以前通过的关于国际的组织的决定[16]。大会指出，现在终于是应当把关于年度会费的决定付诸实施的时候了；其次，还建议各个支部根据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活动，如果它不想失去自己参加代表大会的权利的话；最后决定，各中央委员会应当每季向伦敦总委员会送交一份关于自己所辖支部管理情况和财政状况的报告。然后选举了总委员会。新选入总委员会的有：埃普里卡尔特、贝尔纳、柯恩、卡普兰得、约翰纳尔、利姆堡、米尔纳、考温·斯特普尼；上届委员中没有重新当选的有：拜宗、卡特、哈里特·劳乌、拉萨泽、罗林塞、斯腾斯比、雅罗夫。巴塞尔被选定为一八六九年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比洛桑代表大会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它已不再掩盖内部分歧，而是公开讨论这些分歧。同洛桑大会以至同日内瓦大会比较，布鲁塞尔大会的第二个巨大进步就在于，它明文规定原则上承认了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德·巴普在说明他提出的关于煤井和矿坑的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机器和许多人的联合力量现在完仝为资本家服务，将来它们应当给工人带来利益。为此就必须使一切工业部门（在这里机器和工人是必不可缺的）由工人团体掌握并由它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生产”等等。换句话说，德·巴普利用共产主义的论据，即提出了把一切工业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的普遍要求，来论证自己的将矿坑、交通工具和土地实行部分的集体主义的主张。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赞同了这个决议案，从而便向共产主义迈进了相当大的一步[17]。
第一国际的最初几个议会党团
随着纽伦堡各工人团体的加入国际，国际内有了第一个政党。当然，这不是就整个法律形式来看，而是从实质上来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DeutscherArbeiterverein）才成立了不几个月，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VerbandderDeutschenArbeiterverein）就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建立起来，并同拉萨尔处于显然的矛盾之中，它的大多数如今在纽伦堡高举招展的旗帜加入了国际的阵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同德国一度引以自豪的民主的尚有一息生气的残余——人民党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这种一致性是以各工人团体和工人政党之间的极为密切的联系为基础的：德国民主的残余同萨克森工人联合会融合为萨克森人民党。这是一种君合国式的联合。工人协会的思想领导者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当时属于萨克森人民党，相反地，民主派的领袖罗斯迈塞列尔、维尔特、艾涅曼、艾赫斯多斐尔当时却是“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成员。在工人协会纽伦堡代表大会[18]后立即创立的、由李卜克内西主编的《民主周刊》，称自已为萨克森人民党和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在一八六七年北部联邦立宪议会选举时，以及在新议会第一次议会活动开始时，萨克森工人在开姆尼斯纲领的旗帜下两次都参加了选举斗争。这个开姆尼斯纲领是由萨克森人民党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德意志战争发生转折的直接影响下起草的。纲领要求根据新的选举法参加选举，但是，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同战争造成的条件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以便使德国民主派过去提出的大德意志要求不致受到损害。萨克森人民党持着这个纲领，在第一次进攻下就获得了立宪议会的两个代表当选证：倍倍尔（格拉沃哈沃—麦兰）和施拉普斯（茨维卡沃一克里米恰乌）；半年之后，在北德意志议会最初几次选举时当选证又增加了一倍，除了以前的当选者以外，李卜克内西（什托里贝格—什尼贝格）和哥茨（莱比锡邦）也当选为议员。拉萨尔派在这些选举中也争得了两个当选证：施韦泽（爱北斐特—巴尔曼）和莱因凯（连涅浦—梅特曼），而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代表大会也决定从思想上向国际靠拢。这样一来，年青的德国工人运动便给国际提供了第一个政党组织，这个组织使国际有了五六个议员。
在其他国家，国际在选举方面没有获得多大成就。尽管约·菲·贝克尔在《先驱者》杂志中夸大其辞地把日内瓦大会议的选举作为实际干预州政治的“社会民主党”[19]的生日来欢迎，尽管有两千个拥护者在准备选举的大会上热情地进行了宣传工作，有二十五个选举委员会进行了选举组织工作，临时拼凑的“党”仍然在这次选举中遭到了惨败：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日内瓦大会议选举时，工人候选人总共只获得了二百张选票。只有在巴塞尔，工人在大会议选举中选出了一个代表，而且还是在织带工人罢工所激起的热情鼓舞下达到的。在法国，参加一八六九年五月和六月的立法议会选举仅仅被理解为对波拿巴主义的示威；所以大多数工人一开始就投票支持资产阶级极左派的候选人，即赞同提出了非常激进的选举纲领[20]的拉斯拜尔、罗什弗尔及其同伴。的确，帝国主义在全国，特别是巴黎、里昂和马赛这三个大城市中，遭到了惊人的失败；但是这个胜利最初差不多完全是对激进反对派有利的。在英国，虽然选举权扩大了，但是工人候选人也没有获得任何肯定的成就。在一八六八年底根据新选举制度进行最初几次议会选举时，甚至在工人选民占大多数的选区中，工人候选人也落选了。许多任务人选民认为这些候选人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些人间接支持保守派，而对于敌视工联主义的保守派，工人则想好好地敎训他们一番。这种间接的成就的确获得了；选举使自由派突然获得了巨大的多数，于是得比—迪斯累里的托里派内阁提出谇职。可是新的辽谢耳—格莱斯顿内阁给工联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同这些失败和半成就相比，德国组织的劳动结果显得更加辉煌，看来这些结果使人有充分的根据对它抱极美好的希望。
此后不久，当两个组织，即拉萨尔派和纽伦堡工人协会之间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后立即展开了激烈斗争的时候，德国的这些突然的成就遭到了一些损失。当时不仅在对德国的还完全没有形成的政治条件的看法上，在组织问题上和在一些其他的一般带有理论性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且从一八六八年秋天起，又在工会运动中展开了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两个纽织企图一个胜过一个。工会运动有自己的特点，它的内部两个派别和组织之间的冲突严重损害了它为共同目标所进行的活动。如果说在政洽运动中，当两个组织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时候，这种两重性还可以容忍，可是工会运动要求在整个德意志帝国范围内有一个单一的组织和活动，因此阅墙之争在这里只能具有致命的危害作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首领冯·施韦泽先生冒险在自己的联合会内实行了小政变，以便用他所安排的由联合会全体会员实行直接投票（全体投票）的办法来恢复自己的由于代表大会的决定而受到了一些限制的独裁，这时候，激烈冲突便发展到了对联合会具有致命性危险的程度。他企图依靠问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的联合会融合起来这种狡猾的手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至于这种融合是否可行，显然也要通过投票来决定；但是，他这一着的眞正目的，并不是要把两个联合会统一起来，而是恢复拉萨尔派的组织章程。这引起了分裂：不伦瑞克、泽勒、哈尔堡、马格德堡、爱尔福特、哥达、法兰克福的联合会会员举起了起义的旗帜；联合会内的优秀人物：白拉克、约尔克、波果尔斯恃、海布和理事会的几位前任委贝等等，都拒绝同主席一起工作，而跟他们一起行动的还有新建立的许多拉萨尔派组织。所有这些闭体、工会和工人领袖们都带着自己的全部细软投入了倍倍尔的阵营，于是《民主周刊》便可以宣布在最近的将来将实现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七月十七日，这个李卜克内西的机关报公布了一个在爱森纳赫举行联合代表大会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署名的有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六十三个前会员，其中有克列叶、约尔克、海布、白拉克、舒曼、瓦耳特尔，此外，还有哈茨费尔德联合会的三个前会员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一百零六个会员，其中有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乌尔利希、法里泰赫、莫特列尔、列文施坦、布朗涅迈尔、梅茨耐尔、施拖勒以及日内瓦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委员和瑞士与奥地利委员会的几个委员[21]。
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当时虽然还不是德语区的组织中心，但是它密切注视这些事件的发展。如果说，在工会和合作社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日内瓦引起了广泛的注意[22]，那末这两个派别即将联合的可能性则最终给了日内瓦人以希望。不过，这里又龙罩着一层薄薄的阴云。在日内瓦，人们当然了解，这个年青的德国运动在几年之中已经由脆弱的萌芽发展为规模巨大的组织，它对待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很快也就会采取独立的态度。为了预先防止这种情况，约·菲·贝克尔采取了一种小心谨愼的策略。他制订了一种组织章程草案，准备把它作为一种建议向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提出。这个章程草案发表在刊载有邀请参加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呼吁书的那一期《先驱者》杂志上。这个草案是国际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文件，因为它淸楚地说明了中央组织对各独立的民族运动独树一帜的倾向加以阻止的意向。
为了从一开始就显示德国组织的路线仍然同日内瓦是一致的，中央委员会刚一得知召开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消息，便立刻通过了一项决议，答应给代表大会以一切帮助，并尽力促进大会的举行。“协助”表现在提出了一个以很大的组织技巧拟订的组织草案上。这是贝克尔策略的杰作。
这个草案是以工会运动为出发点的，把工会运动称为“工人联合的唯一正确的形式”，因为同这个运动相较之下，“混合联合会”，即由各种不同职业的工人组成的联合会，也就是说，像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工人敎育普及协会这样的政治性联合会，就失去存在的权利，其理由是这些团体中的分子似乎太庞杂，在政冶方面和社会主义方面的发展程度极不一致。根据对工会运动的这种蓄意的过髙评价，草案结尾提出了这样一种意见：工人运动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在自己的组织形式方面必须同对这些关系的积极改造协调一致；整个组织在当前的任务应当主要是不断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原则，因此，即将建立的党组织不应具有固定的形式，而应当经常保持易变性，以便始终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换言之，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想干预准备在爱森纳赫统一为一个独立政党的德国工人运动，要把它组织成为建立在职工联合会基础上的不断流动的宣传团体。
为了实现这些想法，中央委员会还向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应委任一个由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会来起草党章并向大会提出组织章程草案，这个草案应规定出各“混合工人团体”，也就是说各政治团体缴纳会费的数目；其次，代表大会应当把各个工会，即“党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联合成一个中央组织，除此而外，还应当在每一个城市中把各个工会和“混合工人团体”组织成为地方代表机关，这些地方组织应服从“由各工会和混合工人团体用直接投票方法选出的全国性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负责“对政治性和经济性的事务进行总的思想领导和实际领导”。章程明确规定，“全国性机关的行动范围并不以国界为限，而且扩展到使用同一语言的其他国家”。各个集中的国际职工联合会应当受这个“唯一的全权中央机关”的管辖。每一个全国性机关还应当同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并作为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之间的中介。其次，代表大会应当选出一个由五至七人组成的委员会，在党的组织草案没有通过以前，这个委员会应当暂时接受中央机关的委托。联合会应定名为：“全德社会主义民主工人联合会，国际工人协会的组成部分”，并立即着手建立联合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
这就是草案的基本点。要找出这个草案的主导思想是并不困难的。日内瓦的想法是：阻挠成立德国工人政党，把运动控制在联合会这种既有伸缩性又有严格集中制的形式内，这个联合会应当以各工会组织和地方支部为基础，全国性中央机关应当作为组织的最髙峰竖立在这些工会组织和地方支部之上。固然，这个机关不会是日内瓦中央委员会，但是，“全国性中央机关”的活动范围和中央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几乎完全相同；中央委员会可以完全凌驾于中央机关之上，篡夺它的全权，而不向组织报告自己的行动，因为根据章程规定，它除了作为各中央机关和中央工会组织同总委员会之间的中介外，没有任何别的职责。
日内瓦中央委员会，首先是约·菲·贝克尔，显然觉得特别重要的是，使代表大会赞同这种组织形式。他在公布草案的那一期《先驱者》杂志中，还赞扬了各巴伐利亚联合会，这些联合会才在纽伦堡结束了建立自己组织的工作，并且声明赞同国际的基本原则和拥护国际的组织。贝克尔以严父般的口吻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应当把这些决定看做是自己的榜样”。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使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动摇。它如果不想放弃建立自己的政党，就应当跨过贝克尔的草案。它正是这样做了。当代表大会在爱森纳赫举行的时候，它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为此目的，几个星期前在不伦瑞克召集的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关于组织问题的单独报告。日内瓦中央委员会的草案仅只被作为对这个报告的一个“建议”而在会上加以宣读，在讨论纲领和组织问题的全部过程中，没有一个发言人再提到这个草案。只是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整个报告差不多已被最终通过了的时候，代表大会才转而讨论“约·菲·贝克尔的建议”。但是，在讨论这个建议之前，李卜克内西建议选举一个硏究对国际的态度的委员会，并同时选出了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时间已经过去不少了，于是贝克尔声明同意这个建议。他声明放弃自己的草案，同意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国际会员的意见，其理由是，提出这个草案原是为了把拉萨尔的联合会也吸引过来，其次因为代表大会的报告更加广泛地实现了这个草案本身的意图。在最近一期《先驱者》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说法。那里[23]说，会上所通过的关于纲领和组织问题的报告，由于对它们作了修正的结果，在一切重要点上都常常带有更尖锐的形式，“德语国家的中央委员会的草案的主要方面都在这些报告中得到了反映”。贝克尔想用这些话来掩饰自己的退却。就在代表大会上，他还没有同意李卜克内西的建议，认为在没有通过关于对国际的态度的一定决议以前，不应当散会。李卜克内西本人意识到刚刚获得的成就，于是更进而补充说，日内瓦方案所提出的任务根本不可能在代表大会上获得充分的解决。“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在这里的确有自己的代表，但是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在这里没有代表。只有靠派代表团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办法才能达到一定的结果。但是有一点贝克尔应当确信，即整个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国际的精神。”代表大会决定让特别委员会去最终处理组织问题，并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最后，代表大会建议党员个入加入国际。里京豪森、格莱里赫和李卜克内西被选入爱森纳赫的委员会，贝克尔和李卜克内西被派为出席巴塞尔大会的代表。
这样党便建立起来了；它的委员会设在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尔，监察委员会设在维也纳。贝克尔在《先驱者》上发表了一篇以极其乐观的色彩粉饰起来的关于爱森纳赫大会的报导；就在这一期《先驱者》上，由白拉克、艾列尔斯、奈德尔和斯比尔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公布了自己的第一个呼吁书：《吿全党书》。倍倍尔认为爱森纳赫大会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新纪元，从而打破了关于党将融化在国际中的一切设想。倍倍尔说，“在一切条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自己应当在德国确立起来，因为除了国际组织以外，还应当有各国的组织，没有后者，前者只会是一种幻影。”[24]不过，代表大会建议党员个人加入国际，建议各个工会加入国际的组织。现在它们都开始称为“国际职工联合会”（InternationaleGewerksgenossenschaften）。
在至今受日内瓦中央委员会管辖的另一个国家内，也开始出现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批萌芽。奥地利帝国的“自由主义”政府禁止国内各民族工人在维也纳举行代表大会，远没有扼杀得了工人运动。《维也纳工人日报》被禁止出版后，《维也纳人民之声报》又开始传播起来；奥地利政府开始用火药和铅弹，以及用帝国兼王国的血腥法庭来反对工人运动。奥地利政府在布留恩对工人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而那里的工人至今对于国际还一无所闻，尽管如此，却要他们对运动负责；在维也纳，当一些社会主义领袖坐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他们被检察官骂作是国际的“外国的间谍”。在匈牙利，半野蛮的马扎尔反动派横蛮无耻地迫害工人阶级的头几次运动。尽管如此，《先驱者》还是从奥地利各地（包括匈牙利在内）报导说，整个整个的工人团体和整批整批的工人加入国际。《先驱者》所说的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要求加入国际，有时是以奥地利各地的报导为根据的，因此可能有些夸大。但是无可非议的是，在这一年中，奥地利的工人运动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有奥地利的代表——奥伯温德和奈马尔——参加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劳动的艰苦搏战的一年
一八六九年是国际所经历的充满了战斗的、最动荡不安的一年。巴塞尔制带工人和染绸工人的罢工（更确切些说是反对大批解雇的斗争），按激烈程度来说，大大超过了日内瓦建筑工人的劳动搏战。不过在这次巴塞尔罢工之后，日内瓦建筑工人紧接着再次举行了罢工，同时还发生了书籍印刷工人的罢工；在塞兰和波里纳日发生的屠杀工人的事件中重复了沙尔鲁瓦的暴行。在法国的诺曼底爆发了棉纺织工业工人反饥饿大罢工，这次罢工由于总委员会和伦敦“工联委员会”的积极干预，结果在诺曼底的所有棉纺工厂中都建立了工会；在劳拉煤区，在圣亚田，在里卡马里的拉维德梯也尔和费尔米尼，狂醉的暴兵肆意行凶，有十五个工人被打死，其中有两个妇女和一个小孩，许多工人受伤。在里昂，女织工停止工作；她们不怕警察的威吓，正式加入了国际，并把自己的会费寄给了总委员会。甚至在英国，这一年在实行罢工的威尔士矿业工人和军队之间也发生了流血冲突。总委员会对所有这些事都予以密切注意，只要哪里有可能，就提供建议和金钱帮助；在塞兰和波里纳日血腥大屠杀之后，总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宣言，强烈控诉残暴专横的匪帮——比利时政府，并且证明，这次大屠杀的主谋犯内务大臣是邻近一家煤矿的大股东之一，同时弗兰德亲王殿下在举行罢工的考克利尔的工厂中有一亿五千万法郞的投资，而塞兰市长正好是这些工厂的代理人。最初，当内务大臣还没有利用那些可鄙的暴兵在他没有股票的波里纳日也对工人进行同样可恶的屠杀的时候，人们把这次屠杀看做仿佛是股份公司实行的政变。伦敦工联委员会也向比利时兄弟发出了声援书，答应给他们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政府卑鄙暴行的结果是国际在比利时的会员人数增加到六万四千人。在巴塞尔，名门贵族由于自己的傲气受到了屈辱，便把警察和宪兵、大会议和伯尔尼联邦议会、商会和军界动员起来，以便从笃信宗敎的伯尔尼城的圣墙内驱逐走可恨的国际。然而这场斗争给国际增添了大批新的队伍；而在此以前一直远离国际的一些组织，也宣布支持罢工和加入国际。在日内瓦，国家也挑拨性地站在企业主方面，而这里的企业主们比一年以前更加狡黠地企图把罢工的责任推到国际身上，也就是推到所谓的“外国力量”身上。在企业主致日内瓦国务委员会的一个函件中曾谈到“从伦敦和巴黎发出的指令”，谈到领导国际的是一些“波拿巴的密探”。国务委员会允许带手枪的日内瓦“花花公子”袭击街上和广场上的男女工人。他们想挑起大屠杀。尽管搞了这一些阴谋诡计，日内瓦的企业主还是不得不在所有的问题上让步，同意工人的要求。虽然付出了大量金钱和血的代价，但国际在各国都成为胜利者：在瑞士、比利时、法国，国际会员人数空前增多。
在比利时，司法机关的奴仆们采取了一种更加无耻的报复行为。比利时资产阶级感到特别恼火的是，一些具有渊博知识的知识分子（如汉斯敎授和德·巴普医生）去帮助“他们的”工人，给工人请医生和律师，公开捍卫工人的事业，而企业主则故意想让工人处于近乎野兽般的状态中。因此，企业主切齿痛恨这些知识分子。而汉斯遭到比利时司法匪徒恶毒报复的打击特别沉重。汉斯才结婚不久。他受布鲁塞尔委员会的委托作关于兵士暴行的报吿。当他回到家里时，便遭警察逮捕，被严格监禁四个星期，而且不允许他和任何人见面。三星期后，他的年轻的妻子被恐惧感折磨得痛苦不堪，便到检察官那里去探听丈夫的命运。她被粗暴地撵了出来。在这个沉重打击下，她简直难以行走，不得不用车把她载回家去，从此她便卧床不起。几天后，汉斯被二十个律师和一些医生保释出来。他回到家里时，妻子已经气息奄奄，九死一生。汉斯妻子的出殡变成了布鲁塞尔工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成千上万的工人为司法迫害的牺牲者送葬，同情的人挤满了大街小巷。国际各支部和其他工人团体的代表一连发表了十四个墓前演说。总委员会也寄来了唁函。汉斯被释几天之后，布鲁塞尔委员会所有被羁押的委员也被释放了。检察官原来没有掌握对委员会起诉的任何材料，为了寻找被神话化了的国际出纳处，又在汉斯亡妻的亲属家里进行了新的搜査，自然也毫无结果。
在英国的危机
一八六九年三月“改革联盟”宣布解散。它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再也没有别的进一步的任务了。差不多与此同时，工联起草并向议会提出了一个详尽的报告，报告对立法状况和司法实践提出了批评意见，并提出了让工会合法化的积极建议。但是，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内阁，也像巴黎的政府一样，是不大愿意听取工人代表的声明的。相反地，议会对工联的调査，仍像在保守内阁时一样继续进行。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厌恶旧工联主义的政治固执性。还在一八六八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上就有力地提出了这样一种意见：工人根本无须特别费力去争取工会的合法化。“工人越少考虑法律就越好”，这句话成为传统工联主义经常使用的成语。不仅如此，这次代表大会最后还通过了一项对混合职工联合会的活动家，即对奥哲尔、埃普里卡尔特、豪威尔等表示完全信任的决议。新工联主义的领袖们依靠这种情緖展开了反对政府的斗争。他们把全国的选民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便对议会施加压力；同时他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工人游行示威，工人的议会朋友们声明说，他们决定迫使政府提出改革法案并把它付诸表决。于是政府让了步：它答应在最近几年内提出自己的关于工联的法律地位的法律，并同意在此以前通过一项临时法律，以保证在最终法律实施以前，给工会的出纳处以临时的保护。但是，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前几天，在伯明翰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再次确认工人群众的利益，要求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同时代表大会热情地建议联合王国各工人社团加入国际。
巴塞尔代表大会
与此同时，召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日期快要到来。在代表大会的议程于六月二十二日公布之后，伦敦总委员会就马上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研究，特别是对议程的前两项：土地所有制和继承权问题。集体主义问题之所以被重新提出，完全是由于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少数派采取了客气态度的结果。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有二十到三十个代表不仅放弃投票，而且反对所谓的突然性，理由是他们还没有把握住这个问题的全部重要性；可是他们忘记了，这个问题还是由洛桑代表大会决定转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讨论的。因此，有人便希望再给少数派一次机会，好让他们就这个原则性问题陈述看法，发表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如果可能的话，驳倒多数派的观点。关于继承权问题事先由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做了研究。马克思证明说，具有消灭继承权的愿望和力量的议会，也应该能够很好地实行没收和把劳动转为社会财富；继承权问题只是所有制问题在法律上的一种表现，而所有制问题同生产力，从而同经济范畴是相关联的。准备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案就是按照这种精神写成的。
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有代表九个国家的七十八位代表，其代表名额分配如下：英国由六名总委员会委员代表（埃普里卡尔特、鲁克拉夫特、考威尔·斯特普尼、荣克、埃卡留斯、列斯纳）法国代表二十六人，其中有奥布里、瓦尔兰、缪拉、舍马列、托伦和巴枯宁；比利时代表五人，其中有汉斯、罗班、布里斯美和德·巴普；德国代表十二人，其中有贝克尔、李卜克内西、里京豪森、斯比尔、莫泽斯·赫斯；奥地利由奥伯温德和奈马尔代表；瑞士代表二十三人，其中有赫尔、格莱里赫、布鲁因、弗里茨·罗伯特；意大利代表三人和西班牙代表四人，其中有法尔加·佩利塞尔和散蒂尼昂。此外，卡梅龙代表北美“全国工人联合会”。荣克被选为大会主席，布里斯美和布鲁因为副主席；李卜克内西、赫斯和斯比尔为德国秘书，埃卡留斯为英国秘书，法尔加·佩利塞尔为西班牙秘书。
在代表大会的第一天会议上，确定了议事日程，规定发言时间为十分钟。此外，还选举了为讨论做准备工作的委员会，规定从每天九点到十二点举行秘密会议，从下午二点到六点举行公开会议。由于对发言时间做了规定，所以预计每天举行两次会议也就足够了。可是在确定讨论议程以外问题的程序的时候立刻发生了冲突。德国人希望在总委员会规定的五项议程之后立刻讨论里京豪森提出的关于人民直接立法的建议。罗曼人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所导致的不是国际的政策，而是民族的政策，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只能是使资产阶级占居优势并在政治上剥削工人。但是对罗曼人这个看法的回答是：如果不能用立法的办法把工人的正义要求固定下来，如果不在实践中对人民进行民主敎育，讨论重大的社会改革就会是没有目的的。最后，德国人的建议被一致通过。
在第二天中午以前解决了一些事务问题，任命了一个负责公布代表大会文件的委员会。同时，埃卡留斯建议各支部和联合会仿效总委员会，在每次开会时选举主席，取消主席常任制。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午后转而讨论总委员会和各支部的总结报告。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吿详细论述了下述情况：巴塞尔和日内瓦的工人斗争，塞兰和波里纳日的大屠杀，法国工人的大罢工和里卡马里的屠杀，国际在德国和奥地利取得的成就，威尔士矿工和兵士的流血冲突。法国和比利时各支部做了关于各罢工地区情况的报吿，从而对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吿做了补充。法尔加·佩利塞尔做了关于西班牙情况的详细报吿，谈到宫廷发生政变，赶走了波旁王朝的女王伊萨别拉的情况。瑞士各罗曼支部的报告，已经使人可以看出不久之后破坏了这个组织的那种分裂的缝隙。李卜克内西口头通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的消息，并谈到了加入国际的困难。埃普里卡尔特描述了英国工联的景象，它们的财政状况、会员人数和政治影响。由于英国工人希望在议会中有自己的劳动同志代表自己，因此埃普里卡尔特建议各同业团体之间建立经常联系，以便交换经验。他还声明，他受自己工联组织和其他工联组织的委托，为建立英国工会和大陆工会的联盟准备基础。第二天接着讨论组织问题。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建议授权总委员会开除仟何背离国际精神的支部，听候代表大会的最终裁决。当时这个建议在才开始进行分裂国际的活动的米哈依尔·巴枯宁看来还嫌不够。他建议授权总委员会拒绝接收新支部和解散旧支部，听候应届代表大会的裁决。李卜克内西更加坚决地主张扩大总委员会的扠力。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符合埃卡留斯建议的精神的决议，只是附加了一个限制条件：在接收或拒绝接收支部之前应当征询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其次，根据巴枯宁的建议，总委员会获得了撤销旧支部的权利。同时，联合会也被授予从本联合会中开除个别支部的权利；但是，只有总委员会才有权剥夺这些支部同国际的法定关系。在发生任何争执的时候，由常设的仲裁法庭——总委员会裁决。最后，重申了以前的决定，即只有缴纳会费的支部才允许参加代表大会，各支部有责任把刊载有攻击国际的言论的一切报刊立刻寄给总委员会。由于这些决定，国际的组织变得更加严密了。此外，代表大会在最初几天内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事务性问题，规定了中央局和各委员会的选举规则，为代表大会工作的顺序提供了共同规范，这样就为以后要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工作程序制定了一个方案。所有这些决定都应当保证组织能较正确地发挥作用。
在解决完了事务性问题之后，“原则性问题”小组委员会负责人开始发言；首先听取了土地所有制问题委员会的报吿，这个报吿是由德·巴普和里京豪森提出的。这一次，对这个问题搞得非常彻底；少数派在委员会内也发了言，并在一个特别报告中叙述和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向委员会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社会是否有权消灭土地私有制并把它变为公有财产；第二，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这种过渡是否是必要的。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绝对肯定的，只有两个委员持这样的意见：私人占有土地和由此所产生的劳动成果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根据这一事实，土地所有主便对土地价値的某些部分具有一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对这点的回答是，这些所谓的权利是由于用暴力和各种最可耻的狡猾手段瓜分土地而产生的，因为土地在最初到处都是公有财产。甚至还援引了萨维尼关于财产权的某本原理，萨维尼主张把国家境内的自然富源完全交给国家支配。大家知道，在英国，国王在名义上是国家全部土地的所有者。在总委员会预先讨论土地所有制问题时马克思就注意到了英国的情况。小组委员会在关于对土地实行公有化是否必要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全体代表进行表决时，五十四个代表赞成社会有权把土地变为国家财产，四个代表反对，十三个代表弃权，四个代表缺席。赞成必须实行社会化的有五十三个代表，八个代表反对，十个代表弃扠，四个代表缺席。投弃权票的代表中有莫泽斯·赫斯，他希望简单地重申去年在布鲁塞尔通过的决议。于是，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建议重申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提出了关于能适应农业生产特点的土地所有制的定义。这便引起了对第三个问题，即关于公有土地的耕种和利用的方法问题的讨论。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持这样的观点：土地应当由联合的公社耕种；少数人认为，土地应当交给个人或农业合作社使用，缴纳一定的地租以利于全社会。总委员会通过埃卡留斯提出了由国家把土地租给农业团体来实行大规模机器生产的主张。
以巴枯宁为首的一些法国代表，为了也表现一下自己对集体主义的爱好，现在提出把继承权问题列入议程。小组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吿，报吿说，继承权“促进”个人所有制的发展，特别是阻碍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制，继承权掩盖着特权、社会的不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是社会秩序的经常威胁，因此，继承权使政治公平和经济公平成为不可能，并妨碍“社会平等”的实现，最后，既然代表大会已经赞成了集体所有制，那末就有义务来讨论消灭继承权问题，因此，它应当宣布废除继承权是彻底恢复劳动权利的“基本条件”之一。这是一种恶劣的平等狂热病，这种平等社会主义只能导致庸俗的“平分”。总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卓越的报告同这种狂热病相对抗，报告证明，从继承权着手改造社会秩序就等于把马的嚼环戴在尾巴上。继承权不是生产关系范畴；继承并不创造资本主义剥削的权力，它只同利用这种权力的人的更换有关。继承法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行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它的法律后果；因此，继承权只是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的法律上层建筑。只要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就立刻会使继承法失去作用，因为每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目的应当是消灭赋予一些个人以特权的机构本身。在工人阶级有充分力量这样做的地方，它可以用直接立法的办法来达到迖一点。可是，取消或限制继承权只能是社会改革的起点；对所有权或继承权的这种干预只有在过渡的社会时代才可能做到，因为在那样的时代，一方面，旧的社会经济基础还没有改造，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充分强大有力，能够做到对法律秩序进行激进的改变。因此，建议扩大遗产税和限制遗嘱权作为过渡措施，而这些措施都是以社会解放为目的的。表决的结果是：赞成委员会建议的三十二票，反对的二十三票，十三票弃权，十三人缺席。因为这里没有绝对多数，便对总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十九票赞成，三十七票反对，六票弃权，十三人缺席。这样，表决都没有获得多数。问题悬而未决。
议程上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抵抗团体”（工会）对工人解放的影响，组织互助信贷体系和综合敎育问题。但是仅仅来得及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报告人潘迪证明说，“各抵抗团体的联合将为未来的公社创造基础，政府应当被同业工会委员会所代替”。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责成所有工人加入职工联合会，这些联合会应当在各联合会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帮助下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责成各全国性工会组织“收集有关各行业的一切资料，讨论和实现共同行动，调节罢工并设法使罢工获得胜利，直到雇佣劳动被自由生产者的联合组织所代替”。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应促进各国抵抗团体的国际联合。大会决定，国际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
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的影响
土地社会化决议的通过引起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恐惧。现在国际的共产主义性质已经有目共睹。如果可以把洛桑代表大会关于交通工具国有化的决议看做是一种理论游戏，把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集体主义的决议看做是必须由巴塞尔代表大会加以纠正的轻率决定，那末绝大多数代表再一次做出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决定这一事实，则证明了国际的共产主义意向和革命意向是不可改变的。
相反的，这个决议在无产阶级世界中到处受到了热烈欢迎。十月十三日在伦敦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成立了“土地和劳动同盟”；这个同盟在提出“土地为人民！”的口号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纲领，纲领要求：土地国有化；开拓国内；实行普及的、非宗敎的、免费的和认眞的敎育；取消发行银行，把纸币发行权交给国家；实行累进所得税以代替其他一切税收；取消常备军；缩短工作时间；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制并发给代表薪金[25]。这个同盟的委员会中有十个总委员会委员。在德国，李卜克内西对于在刚刚成立的年青的党内打起共产主义的红旗一事最初还迟疑不决；有一个时候李卜克内西以“实际的疑难”为理由，反对不伦瑞克委员会举行示威游行来支持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拉萨尔派的机关报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社会民主党对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采取什么立场？李卜克内西对这个问题回答说：“不采取任何立场。毎一个党员可以而且应该决定自己的态度；至于党本身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必要，此外，党不管在哪方面都不受这些决议的束缚，就像国际本身很少受这些决议的束缚一样”。李卜克内西同人民党的最后残余还是藕断丝连，可是当人民党要求他明确表示反对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时候，他便彻底同它断绝关系，并在梅兰所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吿中公开声明赞成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26]。日内瓦德国人中央委员会在《先驱者》杂志第十二月号中发表了一个致农村居民的宣言。这个宣言叙述了现代文明国家农业中财产关系发展的槪况，提出了一个由七点组成的土地纲领，其主要目的是要求在农业中实行合作生产。美因兹支部曾重印了这个宣言。此外，在纽约和维也纳的郊区涅依什塔得流传有这个宣言的德文本，在那不勒斯有意大利文本，在马德里有西班牙文本，在诺因堡有法文本。后来它又译成波兰文和俄文。这种宣传并不是徒劳的。在比尔（伯尔尼州的一个城市）曾举行了工人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有诺因堡、列洛克里、桑维耳耶和圣伊米耶支部的代表，贝克尔也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说：把不分信仰、民族和语言的一切农业和工业工人联合起来是摆脱威胁工人的金融封建主义的唯一手段。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卡斯特拉马尔成立了一个农业工人支部，这个支部很快就有了四百多个会员。但是，农业工人的运动在西班牙获得了特别迅速的发展。代表大会的两个代表法尔加·佩利塞尔和散蒂尼昂所作的关于大会情况的报吿，在巴塞罗那的所有会议上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所有联合为一个联合会的工人团体都立刻声明它们加入国际。在马德里开始出版联合会的机关报《团结报》，在帕耳马出版了一家日报《工人报》；而在巴塞罗那省也开始了组织第一个农业工人支部的工作。不久之后，便从西班牙各地不断传来关于运动成就的消息。
[1]即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译者
[2]伦敦工联委员会一八六六年的年度总结报告中谈到了工会中的财政危机情况。
[3]为了防止可能的误解，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用法文公布的章程和汝拉人所说的第一次公布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记录是不同的。汝拉人在自己的备忘录（第二〇八页）中所引用的记录是于一八六六年在日内瓦公布的，因此根本不是正式文件。
[4]卡尔‧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书信中抱怨这种状说，显而易见，他是不喜欢这种状况的，虽然他充分估计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工联运动内部改革的意义（《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三十二、六十三、九十二页），并认为它具有“半经济和半政治的基础”。所以，报纸不得不用一部分篇幅为改革联盟服务。
[5]马克思在《世俗纪事》一八七八年八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激烈反对豪威尔在《十九世纪》上发表的一篇有关国际史的文章。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译载在《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一册第五八五页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六三——一六九页。——译者）
[6]一八六八年《先驱者》第十八页。
[7]见《蜂房报》的报导。
[8]当然这应当看做是一种可能的设想，因为，虽然卡尔‧马克思还在一八四七年就在自己的政治性著作中确定：还在蒲鲁东做出他的“科学发现”以前很久，这种发现就已经由英国的经济学代表们做出了，从那时以来这种发现已成为旧闻；但是很难设想，总委员会中的英国委员们处在这些传统的影响之下。尽管如此，一个値得注意的事实是，蒲鲁东的“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是甶李嘉图创造的，而蒲鲁东的交换、信贷和银行体系的理论是甶约翰‧格雷创立的，不过，在英国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国家中，它们早已被遗弃了。
[9]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见《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一九一页），马克思称奥哲尔、波特尔等是工人中的阴谋家，他们想不久以后进入议会，在爱尔兰问题上找到了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狼狈为奸的新借口（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五十八页。——译者）。
[10]见《新吋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四一四页（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八十六页。——译者）。
[11]可以确定，这不仅是无稽的庸人狂想和古怪的市侩幻想，而且知识界的优秀分子也特这种看法。列尔纳吉的《回忆录》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毫无疑问，别尔纳吉是当时最有敎养和最有头脑的人士之一；但是，他的一切才智和经验并不能使他不把他的私入代表收了重币之后报告给他的最荒诞无稽之谈当做神圣的真理，并且以国家要人的身份若有其事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这些无稽之谈。下面举几个例子来看，别尔纳吉究竟是怎样描述国家的内部制度的：“这个革命纲领的思想风靡于所有的巨大中心城市，它们主宰着无产者的智慧，它们植根于对民主的极端抽象的概念中，是新时代信仰的象征。如果将继续赋予这些征兆以过小的意义，这个新时代将在欧洲降临。对大陆来说，日内瓦是在无产阶级中间进行宣传的岀发点。在汉堡、科伦、柏林、维也纳、慕尼黑、斯图加特、佩斯，在整个瑞士和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比利时，甚至在斯德哥尔摩，都存在有国际的支部，它的中心则设在伦敦（第八卷第三三〇页）。最后，斯（别尔纳吉的代表。——作者）给我寄来了一群挑拨者企图在日内瓦出版的一家激进报纸的试刊号”（第三八三页）。“首先，从伦敦和日内瓦发出的社会主义诡计竭力想使整个欧洲革命化，即不仅要挑起简单的政洽革命，而且要挑起社会革命。他是由设在伦敦和日内瓦的两个国际委总会领导的。伦敦委员会中的主席是路易—勃朗（原文如此！）日内瓦委员会中的主席是菲‧贝克尔。革命首先应当在巴黎开始，如果它在那里取得了胜利，它首先将扩展到意大利，然后扩展到堆集着大量易燃物的德国南部；再然后它应当席卷与之有无数联系的整个德国北部，而总的说来就是要改造整个欧洲。他们首先力求到处利用联合的权利，按照军事方式把城市的无产者组织起来……俾士麦在这个问题上将采取什么立场，对这点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持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议会的一些代表同国际的委员会有联系，换句话说，他们隶属于由委员会领导的联合会。这就是施韦泽和倍倍尔”（第四〇〇页）。“斯还通知我说，国际在伦敦积聚了达五百万英镑（等于一亿马克）的基金，这笔基金是完全受它支配的……马志尼及其信徒一无所有，因此国际抛开了他，根本不想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情况”（第四〇六页）。“斯告诉我，布策特和斯腾斯费尔德（英国大臣。——作者）同路易—勃朗一起在伦敦的国际中担任主席”（第四〇五页）。“毛奇害怕社会主义的胜利会引起普遍贫因和使大家变野蛮”。——别尔纳吉竟落入了这种可鄙的圈套！
[12]帕宾赫麦（CottfriedHeinrichPappenheim，1594—1032）德国将军，曾残酷镇压德国农民起义。——译者。
[13]参看《倍倍尔自传》，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七十二页。——译者
[14]一八六八年《先驱者》第三十七页。
[15]其中有“自由工人”协会的四个代表。
[16]不过，于代表大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中似乎没有提到在秘密会议上幕后讨论的许多问题。例如，卡尔‧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三五一页）尖锐辛辣地评价了法国代表以后写道：“在他们的眼里，我们自然是反动派，按整个形式来看他们是起草了一种起诉书来控告我们，这个起诉书已通过秘密会议提交给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了。”（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七十二页。——译者）由此可见，罗曼人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进行阴谋活动。
[17]下面的例子令人信服地说明，从日内瓦代表大会到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这几年中，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有了怎样的进步。在《先驱者》第一期（第十六页）中，贝克尔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赤色幽灵”，把这作为对国际的“怀疑”和“诬蔑”加以谴责，在该杂志的第一一五页（一八六六年）上，贝克尔在向德语区工人的一个正式呼吁书中提出了下述论点作为国际的肯定纲领：“国际的首要任务，是为了互相的有益活动和共同意向，把现存的一切工人团体，即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信贷会和互助会以及从实质上讲利益完全协调一致的一切团体联合起来；它支持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在它们之间建立经常的互助”。如此而已。但是，在该杂志一八六九年三月号中，他在评论德‧巴普的决议草案时感叹道：“要知道，这个决议只能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合乎逻辑的表述！”在一八六六年被认为是“诬蔑”和“怀疑”的东西，在一八六九年成了“对工人运动的合乎逻辑的表述”，这的确是一个进步！
[18]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组成，参看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第二六〇页）：“多数派全部或者至少是绝大部分是由萨克森工人协会的代表组成的，他们又分裂为由工人普及教育协会的代表罗斯迈塞列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克纽费尔、律师施拉普斯和弗莱塔赫兄弟组成的多数派，和由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徳累斯顿、莱比锡、格劳豪和开姆尼斯支部的代表组成的少数派。”
[19]引号是原来就有的。见一八六九年《先驱者》第一五六页。“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当时还是某种新东西。
[20]巴黎支部的选举纲领中说：“取消常备军和实行民兵制，敎会和国家分离，法官由人民选举，实行公费乂务中小学敎育，集会和结社自由，无限制的言论自甶，人身自由，取消间接税，实行财产累进税，没收一切金融企业，把一切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如银行、运河、铁路公司等，变为由社会管理的部门。”由此可见，巴黎人很同情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主义的决议，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曾激烈反对这一点。
[21]见一八六九年《先驱者》第一〇二页。《民主周刊》通常把“国际工人协会德语区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局”简单地称作在日内瓦的德国人分部。在《先驱者》对《民主周刊》的错误提法提出的纠正中，贝克尔对李卜克内西的没有礼貌表示非常不满。
[22]见一八六九年《先驱者》第二十六页（在卢加沃有二千个矿工加入协会）；第四十五页（书籍印刷工人联合会、雪茄工人联合会、缝纫业帮工协会、书籍印刷帮工协会的报吿）；第七十七页（倍倍尔的国际职工联合会的正式章程）；第九十三页（国际五金工入联合会、鞋匠和木工工会）。
[23]见一八六九年《先驱者》第一一六页。
[24]见《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七十三页。
[25]群众大会通过的决议宣称，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社会所遭受的一切精神、政治和社会祸害的基础，认为把土地交还给它的合法继承人——人民，是消除这些祸害的第一步。同时认为，国家应该发给现在的所有主以补偿金，国家也有责任关心在一定的条件下把土地交给人民使用。
[26]参看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第三七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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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弗雷斯诺的一位同志（纽约，1940年2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弗雷斯诺的一位同志
（纽约，1940年2月6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同志：
我想知道你对党内斗争的印象。我对加利福尼亚同志的态度有特别的个人兴趣。由于我在那里呆了整整一年，我不想知道，随着危机的临近，当时受到我任何影响的年轻同志会变成孟什维克修正主义者。
查尔斯同志写信给我说，你认同多数派的意见。请准确地告诉我你的看法以及与你有联系的其他同志的看法。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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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圣路易斯的一位同志（纽约，1940年2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圣路易斯的一位同志
（纽约，1940年2月6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同志：
我收到了你2月2日的来信。这时你应该已经得到了关于一分钱小册子这一重大问题的答案。我想我已经给你寄去了我对洛杉矶当地人的一个类似问题的答复的复印件，内容是关于除名等。
你说的很对，这些不是政治问题。他们被拖进来并被夸大，以转移对原则问题的讨论，以抓住没有经验的人的注意。此外，他们对这条路线提出的每一项指控都是错误的。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理由。我现在开始着手编写一份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全面文件。在这项工作中，我将按照适当的比例来回应这些指责。
我非常感兴趣地注意到，你提到了1913年斯波坎地方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总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冲突。我当时是产盟的一名组织者，对这一事件记得非常清楚。即使在那个时候，即27年前，我也坚定地相信集中组织，是反对分权派的圣约翰集中派的一名成员。
1913年夏天，我和弗兰克·利特尔一起领导了德卢斯和苏必利尔的矿石码头的一次相当重要的罢工。我记得弗雷德·赫塞尔伍德在《产业工人》上对我们的罢工进行了大肆渲染。我和利赫尼也很熟，他被总执行委员会派到斯波坎，接管报纸的编辑工作……
托洛茨基还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是对沙赫特曼的答复，刚刚被翻译出来。这简直是毁灭性的。
我希望我们在圣路易斯获得多数，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你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多数派党团。这绝对是必要的。我想从你那里得到一份关于目前情况的报告，因为这时同志们的阵容已经明确确立。
据我所知，贵组织分为两个支部，每个支部将有一名代表。因此，我希望得到一份关于各支部情况的报告。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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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全体多数派（纽约，1940年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全体多数派
（纽约，1940年2月3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同志们：
即将出版的《新国际》
随信附上今天发给各地方和各支部的关于即将发行的《新国际》的通知副本。
我们决定在《新国际》中取消派别争论，是出于以下考虑：
1．很明显，每一方粗暴的派别论战的发表都会对党造成伤害，并加速少数派的分裂趋势。他们在公众面前承诺采取这种不切实际的立场和暴力攻击，就等于切断了自己的退路，而退路是他们从不可能的立场上得到的唯一救赎。
2．绝大多数无产阶级支部的决议和信件——无产阶级支部，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学生青年，对我们来说是晴雨表——都最强烈地反对把派别之争带入《新国际》或《呼声报》。
3．少数派提交的两篇文章，加上多数派提交的相应篇幅的文章，将需要一个如此大的出版物，从而需要如此惊人的费用，对于一个已经破产的机构来说，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世俗的考虑丝毫不影响反对派的小资产阶级政客们。他们漂浮在空中，远远高于这场战斗——特别是与债权人威胁要起诉、地主威胁要驱逐等的庸俗战斗）。
有迹象表明，反对派要在各支部中就向他们提供仅5000字的客观陈述观点的“不公正”政策而大打出手。
首先需要我们各地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激进的立场，就像《社会主义呼声报》问题摆在各支部面前时那样。这涉及到同样的基本问题，如果采取防御性立场，那是完全错误的。最好再读一遍政治委员会关于《呼声报》问题的声明。同样的理由现在也适用，而且具有双重效力。反对派正疯狂地急于在党的大会作出裁决之前向民主公众发出呼吁。而我们则要加倍坚决地用民主集中制的规则来约束他们，迫使他们首先服从党的判决。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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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党员（纽约，1940年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党员
（纽约，1940年2月3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致各地方和各支部
亲爱的同志们：
《新国际》
由于财政困难而推迟出版的《新国际》1-2月号刚刚付印，它专门从第四国际纲领的角度对俄国问题进行了阐述。
最初，政治委员会规定出版全国委员会中代表的两种观点的文件。少数派提交了他们的声明，题为《俄国问题的争论中的问题是什么》，还有马克斯·沙赫特曼的《致托洛茨基同志的公开信》。多数派方面提交了托洛茨基同志题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文章；全国委员会的决议和其他相关文件。
负责技术准备的同志告诉政治委员会，发表所有这些文件需要一份几乎是通常32页的三倍页数的杂志。从财政角度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些原因，前两期杂志的篇幅已经缩减到16页。
此外，政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从党的总体利益的角度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也就是说，在允许客观介绍各方立场的同时，必须从公共机关报中消除派系争论。
在1月9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动议：
“《新国际》的讨论应限于客观介绍关于俄国问题的两种观点，不进行内部派别争论。从这个角度编辑多数派的文件，从这个角度删除托洛茨基题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文章。要求少数派以不超过5000字的篇幅客观阐述他们的立场，以适应版面要求。双方提交的所有文件如果不符合这些规定，应立即在内部公报中印刷，不作任何修改或编辑。”
少数派同志拒绝接受这一提议，没有根据动的规定提交任何材料供发表。
兄弟的问候
全国书记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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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全体多数派的信（纽约，1940年2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全体多数派的信
（纽约，1940年2月2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同志们：
戈德曼同志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协助全国办事处的工作。我打算抽出一点时间来补上一些组织上的错误，反对派集团正试图通过这些错误来转移大家对原则问题的注意力。
我在此附上今天寄给查尔斯同志的一封信的副本[1]。据我所知，这种歪理邪说也在普遍传播，而且被一些没有经验的同志当真了。任何被反对派支持者用作论据的这类问题都应该以动议的形式及时提交给支部，以要求全国办事处提供正式信息。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坚定不移地拒绝在组织的枝节问题上跟随反对派的足迹。制定这一政策的原因是，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突破原则性问题。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没有经验的同志们让自己在次要问题、谣言、流言等方面迷失了方向。不过不论如何，我们还是达到了主要目标。
在下一阶段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把组织问题放在适当的次要位置上讨论。我们在这里的目标首先是表明，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根本不是来自于滥用和不满，而是来自于对党组织的根本性的不同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将撇开大量的垃圾、半真半假和对小“事件”的彻头彻尾的曲解。
政治委员会的官方记录所揭示的关于沙赫特曼“被除名”的事实，应该是一个使大家睁开双眼的开始。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给查尔斯的一封信就是上一篇信件——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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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查尔斯·柯蒂斯（纽约，1940年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查尔斯·柯蒂斯
（纽约，1940年2月1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C．查尔斯，组织者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亲爱的同志：
我收到了你1月29日的来信，报告了1月28日在洛杉矶举行的全市红牌会议上通过的动议。
你所报告的动议是这样的：“向全国书记询问以紧缩为由将沙赫特曼从《呼声报》中除名但两周后又将克拉克和戈德曼纳入工资花名册的原因。”
很明显，洛杉矶的同志们被误导了。政治委员会11月28日的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呼声报》记录如下：
“坎农的动议：在财政紧急状态期间，《呼声报》的工作人员应减少到一名带薪编辑和一名业务经理，所有其他劳动都应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通过。
“坎农的动议：沙赫特曼同志继续担任唯一的带薪编辑。
“沙赫特曼的动议：保留莫罗同志在紧急状态下作为唯一的带薪编辑。——通过。
“沙赫特曼的动议：指定莫罗和沙赫曼为报纸编辑——通过。”
从这份正式记录中，你会清楚地看到，沙赫特曼同志并没有被从《呼声报》中“除名”，而是在他自己的动议和要求下，不再是一名带薪工作人员，而且他还保留了该报共同编辑的身份。
克拉克同志被任命为刊物总经理，取代阿本同志，阿本同志辞去这一职务，在纽约担任城市组织者。没有撤换，也没有增加。相反，从那时起，出版物的开销工资总额已大大减少，因为用技术性的自愿工人代替了之前工资不多的其他人。没有取消，也没有在工资单中增加人员。
至于戈德曼同志，这个问题必须与刊物出版问题分开，因为他的职责与全国办事处的管理有关。
在12月12日的会议上，戈德曼同志被任命为书记助理，在全国办事处工作，周薪为15美元。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能够反对这个适度的提议。党的全国办事处的全部行政和技术人员包括坎农同志、戈德曼同志和一名速记员。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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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默里·韦斯（纽约，1940年1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默里·韦斯
（纽约，1940年1月25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默里：
很高兴听到你可能影响到阿克伦的同志。就我们而言，如果扬斯敦的同志们同意的话，你把所有必要的时间都投入到这个问题上都是可以的。
拿下阿克伦的阿本派堡垒将是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剩下的人不多了，你知道。林恩（马萨诸塞州）早就几乎一致地转到了多数派一边，现在看来，芝加哥肯定会输给反对派。在四个支部的六个代表中，我们似乎可以保证得到四个代表。
反对派制造了一些混乱，而且显然在加利福尼亚取得了一点进展。如果我们得到任何关于沙赫特曼要去加利福尼亚的消息，我们打算把你送到那里去与他作战。在这方面，你要做好准备，以便突然的召唤。并随时通知我在短时间内找到你的方式。
否则，我们不会考虑对在俄亥俄地区的集中行动进行干预。
请让我了解每一个细微的发展。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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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全体多数派（纽约，1940年1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全体多数派
（纽约，1940年1月25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同志们：
大会的推迟
昨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作出了将大会推迟到4月5日的决定。许多支部都要求推迟。沙赫特曼投票赞成该动议。其他少数派成员投了弃权票。然而，在全国委员会的非常驻成员投票之前，该项推迟并不正式生效。但是，毫无疑问，全国委员会的多数将同意这一决定。
该推迟将使你们有时间开辟新的讨论阶段，并更系统、更彻底地组织我们的力量。托洛茨基致伯纳姆的公开信，以及伯纳姆反对托洛茨基的文章，将在两三天内以印刷的公报形式发表。这两份文件应该是推进新讨论的基础。而且，我们从托洛茨基同志那里得到消息，另一篇答复沙赫特曼的长篇文章已经写好，我们很快就能收到。
此外，我们现在正在油印赖特和汉森同志的一份优秀的文件，题为《沙赫特曼的引文学派》。沙赫特曼对引文、历史事件以及对其断章取义的引用的完全的欺骗性的、伪研究性的操纵，构成了沙赫特曼的独特的政治方法特点，也令一些经验不足的同志感到迷惑，我们对其进行了彻底的审查和揭露。我们还有一份克拉克和戈登同志的实质性文件，其中剖析了反对派集团关于俄国问题的长篇公报。还有默里·韦斯同志对俄国问题和反对派的政治方法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你们将有许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系统教育的材料，也不会缺乏对修正主义者和他们可鄙的代理人开始新的马克思主义攻势的材料。
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定期召开我们自己的核心小组的教育会议，在会上分析和讨论各种文件。在这个程序的基础上，个别同志可以掌握必要的论据，在少数派同志中进行个别宣传。
全国办事处的出版设施在必须出版的材料的巨大压力下有点陷入了困境。如果你考虑到我们已经出版了八份内部公报；第九份公报正在印刷；还有三四份公报的材料待出版；你就会意识到，仅在技术方面，全国办事处就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然而，我们现在的讨论真正决定了第四国际在这个国家的未来，而且不仅仅是在这个国家的未来。哭泣和哀号无济于事。唯一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做一项全面的工作，彻底结束任何在我们的运动中修改马克思主义的企图。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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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汤姆·克里（纽约，1940年1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汤姆·克里
（纽约，1940年1月25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C．托马斯
加州旧金山
亲爱的托马斯：
我前几天写信给你，谈到要你回湾区集中精力做一段时间的党务工作。
我从摩根的信中得到的印象是，那里的情况并不乐观。在次要的和偶然的问题上太紧绷、有太多的争斗。
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冲破这一切去解决政治和理论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教育同志们。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实际工作上，以至于让海员党团出现士气低落的现象。
如果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在海员党团站稳脚跟，就会抵消我们在罐头厂和其他所有地方的工作。你必须下定决心，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来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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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比尔·摩根（纽约，1940年1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比尔·摩根
（纽约，1940年1月25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比尔·摩根
加州旧金山
亲爱的比尔：
……你在湾区委员会的组织问题上的让步是正确的。我们在政治和理论方面有如此大的优势，却要围绕这样一个问题集中进行斗争，那将是非常愚蠢的。
……我将着手处理海员们和其他由于某种原因而很久没有缴党费的同志的党员身份问题。我认为最好能从政治委员会那里得到一个一般性的决定。但无论如何，在这些问题上不要进行派别歧视或区别对待。我们按规则行事，其他则顺其自然。我个人赞成制定一项特殊的规则，允许所有未被除名的同志在一定的期限内交清拖欠的党费并恢复正式身份。
……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斗争在偶然的和组织性的问题上达到沸点。显然这是特林布尔[1]唯一知道的政治。我们的政治是不同的。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附：我听到了一些煽动反对明尼阿波利斯同志的报告。我希望你能告知我你听到的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认为，当小资产阶级派别开始反对我们的主要无产阶级中心时，他们就是握住了拨火棍火热的那一头。
[1]格伦·特林布尔（GlenTrimble）,1930年代加入美国社会党，是社会党在加利福尼亚的左翼领导人，1938年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成员。1940年离开社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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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从城邦到帝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2011）
第三章从城邦到帝国
1．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历山大
2．希腊化哲学：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
3．罗马的兴衰
4．财产权文化：罗马法
5．财产权文化：罗马的斯多亚哲学
6．西塞罗
7．道德平等，政治不平等
8．罗马基督教：从保罗到奥古斯丁
9．希波的奥古斯丁
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历山大
普鲁塔克在对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功业的一段记载中写道，亚里士多德建议他的这位学生对希腊人和野蛮人区别对待，要作为领袖或盟主对待前者，而对待后者时要表现成一个主人、一个专制者。普鲁塔克说，亚历山大正好背道而驰。他拒绝把人划分成希腊人朋友和野蛮人敌人，他只区分好人与坏人，而不论其出身。有人说，亚历山大实际上创制了“世界城邦”的观念，它在斯多亚派哲学中得到了理论表达，它用一个普世的人类共同体取代了城邦，并通过强调人类的平等和兄弟情谊来对抗城邦的特殊主义。
无论亚里士多德建言亚历山大的故事是否真实可信，它的确与这位哲学家在《政治学》中描述的一种不同统治类型的区分遥相呼应。
有种统治是主人（对奴隶）行使的……但是（除了统治者对处于奴隶地位的人行使的统治以外）也有种对同统治者出身相仿并同样自由的人行使的统治。这种统治我们称之为政治统治；对于这种统治（不像第一种统治），统治者必须先从被统治与服从学起——正如一个人要学习成为骑兵指挥官，就先要在另一位指挥官帐下服务。[1]
随后，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比两种统治方式阐明了这一区别：“一种是按统治者的利益统治；另一种是按照被统治者的利益统治。前者我们谓之‘专制统治’（即对奴隶的统治），后者我们称为‘自由人统治’。”[2]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尽管这里确实存在使自然主人与自然奴隶统一起来的共同利益，但主要是按照主人的利益行使，只顺带顾及奴隶的利益，要维持统治本身，必须确保奴隶存活”。[3]这里他引入了另一种类别：家政，即对妻子、孩子及整个家庭的统治，它“要么按被统治者的利益行使，要么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某种共同利益而行使”。[4]
这位哲学家的上述区分，并不排除一个城邦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种专制统治关系；或者说并不排除这样一个城邦，它由一个公民共同体而不是单个统治者来统治，但公民与非公民的关系或可比拟一个专制统治者与其臣民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希望保留城邦的公民理想、它的自由和平等原则，同时赋予建立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一种自然划分上的旧统治原则以新生命。公民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平等人之间的关系，但公民共同体与其外的人之间仍存在一种根本的不平等。公民身份的题中之义是轮番统治与被统治，并且理想而言，是每一个公民都有统治与被统治的能力，只在这个意义上，统治概念才适用于公民生活。但是，一种更为严格和稳固的划分，被保留在城邦的“部分”与“条件”之间的关系中，被保留在真正的公民与所有从属者之间的关系中，从属者的目的是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正如奴隶的目的是为主人服务。
如果亚历山大真的拒绝了老师的提议，他这样做也绝不是因为他反对这种统治原则：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横亘着一条永久的深沟巨壑，或臣民的职责是服侍他们的帝王主人。无须提醒读者，他是一位残酷无情的征服者，一个在其父腓力奠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辽阔帝国并自称具有神性的绝对统治者。很难说他的帝王野心和政策预示着一种人类平等和兄弟情谊的学说。就算关于亚历山大看似人道主义的观点的记载真实不妄，若只根据浮光掠影来判断它们，而不考虑它们在他的帝国计划中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或修辞功能，也将是荒诞不经的。或许他心中所想的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暗示的相差无几：[5]如果希腊人能够形成一个单一的政体（统一的国家），他们将统治世界。
像亚里士多德那样露骨地挑明专制统治的性质及其服务于统治者利益的目标，当然不是在其受害者面前为它辩护的最有效方法。但是，强调全人类的平等和兄弟情谊，一般来说不是最显而易见的证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屈服（无论是以君主制的形式还是以帝国霸权的形式）为正当的方法。如果亚历山大确实采纳了这种矛盾的策略，那么，他这样做是因为在希腊世界中，它有一种特殊的宣传价值。它能够唤起希腊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原则：他们对自由和平等的信奉。亚历山大，特别还有他的处于权力斗争中的继承者们，都启灵于自由、自治甚至民主，以寻求潜在臣民的支持，他们许诺这些潜在臣民有权在自己的法律和祖辈的神下生活，免于纳贡，也不派帝国驻军。但是，如果说这代表着诉诸自主城邦的更古老的特殊主义价值，那么，亚历山大的（假定的）世界城邦观念则意在把这些旧的政治原则和忠诚从城邦转移到无所不包的帝国，同时剥夺其政治舞台上的公民身份，用一个世界共同体中的消极成员身份取代积极公民身份。如果亚历山大确实以世界主义的方式思考，那么，在目标上，他的用处也多半是意识形态性的，旨在描述一个帝国，甚至是这个帝国的尽管不完全成功的政治压制的尝试，并为之辩护。
无论其意识形态意图何在，世界主义观念的确表达了一种历史。不仅城邦被帝国（即使不是“世界秩序”，也肯定是地理范围大得多的单位）所取代，而且亚历山大确立的帝国是由马其顿统治下千差万别的人口组成。尽管亚历山大征服之前希腊文化已经在地中海世界广泛传播，但他有意利用使臣民希腊化的策略作为一种霸权工具。不仅在对差异的强制压抑中，而且在对不同族群融合通婚的鼓励中，在无国界的宗教崇拜代替特殊主义的部落崇拜和民间崇拜而出现的过程中，归根到底，在希腊语言和文化的一体化主宰中，都能不时发现世界主义原则的表达。帝国各城市间日益增多的商业关系，也是对世界主义观念推波助澜的主要因素。新道路扩大了运输和交往，一种得到更广泛承认的货币被确立，希腊语变成从马萨利亚（今马赛）到印度边境的主要商业语言。
然而，希腊化的世界主义一般意味着地方精英的希腊化。马其顿和希腊人口，加上讲希腊语的地方精英，往往仍旧与为他们提供劳动力的臣民分隔；下层阶级就算会说希腊语（或至少是简化的通俗形式，它将成为《新约》的语言），也无缘接触希腊文化的荣光。罗马帝国中也运行着类似机制，它在公元前30年已经将曾经的“希腊化”世界一半纳入囊中。罗马的帝国统治也同样依靠文化转化和罗马化的地方贵族的效忠。正如亚历山大把他的帝国统治定义成世界主义的，世界城邦观念也将被转化成“普世的”罗马帝国，最重要的是被转化成基督教“普世的”（catholic的字面意思）教会。
这种经由地方贵族这一中介的帝国统治方式，使亚历山大和他之后的罗马人无须一个庞大的帝制政府就能够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在这方面，希腊化帝国和罗马帝国都与其他伟大的帝国文明，例如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后者的帝制政府通过远为庞大的帝国官僚队伍更直接地控制其臣民。这也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世界主义”帝国确实至少保留或复活了希腊城邦的形式。可靠的城市会被许可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而且，亚历山大在各处领地上建立的城市（常常称其为亚历山大里亚，例如埃及那个最闻名遐迩的中心）都被允许一定的自治并被允许使用自己的法律，尽管它们都明确臣服于他的帝国统治。
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裂成马其顿或安提柯王国、塞琉西王国和埃及王国。在后继各王国的权力斗争中，国王通过地方自治实体中介统治的观念，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6]至少，城邦诸种古老的自由，即它们的自由和自治服务于一个有用的宣传目的，尽管存在这样的情况：在某个帝国对手的帮助下，支持“民主”的力量推翻了寡头统治，例如安提帕特确立的寡头统治。现实与修辞或许并不相符，但古老的希腊城邦文化乃至民主文化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任何帝国意识形态若不乞灵于它都难以为继。自此以后，即使只102是以修辞的形式，这种策略会继续得到运用，它会成为君主们与各城市维持友好关系的手段，成为战争的借口，或者成为表述强权对弱权支配关系的外交辞令的形式。[7]
一般追溯到亚历山大时期至公元前2世纪晚期的“希腊化”时期，虽然有其“世界主义”，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危机时期。亚历山大的征服和他死后出现的权力斗争，加剧了希腊世界已经存在的社会政治不稳定性。穷人生活每况愈下，失地者数目节节攀升，这激起了重分土地和废除债务的要求，引燃了社会冲突，甚至一场社会革命，它被描述为“希腊化时期希腊最伟大的历史进程之一”。[8]这种社会动荡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政治动乱中，表现在民主派和寡头派的冲突中，后继各王国鼓动着这些无时不在的社会政治对立，并试图安排或促成一些友好政权，以此在亚历山大的领土上争夺影响力，这使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斯巴达殊为吊诡，它仍是一个生气勃勃而独立的城邦，却又是一场大名鼎鼎的革命的爆发地，这场革命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亚基斯四世和克里昂米尼三世治下，它实行土地改革，取消债务，并以极端的平等概念为基础扩大公民身份。革命的影响惊动了希腊各城邦的所有有产阶级。他们对国内社会动荡和改革的恐惧甚于对马其顿统治的恐惧，他们与马其顿人结盟，斯巴达最终被击败。四处弥漫的社会动荡和它在有产阶级中引起的恐惧，构成了希腊化时期思想家展开其哲学规划时所面对的背景。
希腊化哲学：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
希腊化哲学仍深深受惠于其希腊往昔，但它的根基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不仅雅典的文化中心地位被亚历山大里亚和珀加蒙及其大图书馆所替代，而且哲学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一种新的帝国现实。如果还有可能谈论这个时期的政治理论的话，那它的主要对象也不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
希腊化的世界城邦当然以城邦为前提，不仅在纯粹词源学的意义上如此，而且在下述意义上也如此：世界主义观念吸收和改造了源自城邦生活的基本主题，例如法、自由、自治、公民身份和公民共同体的原则，乃至民主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概念。甚至可以说，如果亚历山大、他的继承者们或生活在他们统治下的人们会有任何系统的“帝国”观念，帝制“国家”的基本观念在其中也无立足之地。希腊化时期的统治者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基本国家观念，是古老的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的城邦概念。帝国的修辞，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还有帝国的现实，在两方之间摇摆：一方是作为一种各城邦集合的帝国观念，每个城邦至少被允许名义上的自治并按自己的特殊法律统治；另一方是作为一个普世城邦的世界城邦及其大写的“法”的观念。
希腊化时期确实产生了王权理论，这尤其是为了使亚历山大后继的三个王国合法化；君主制观念不可避免地被召唤来扮演比其在自由城邦时代中更为重要的角色，即便只是为了支持个别统治者的王朝合法性。君主制在后古典时代希腊政治理论中的重要性也不过尔尔，但反映了城邦和公民共同体的式微。这造就了一种论述理想王权的作品，这种作品在古典希腊文化中是难觅其踪的，它吸收了波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观念，还有远至荷马时代的希腊传统，以及一种把国王奉若神明的取向。
然而，至少在它们不得不面对城邦及其公民政治原则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遗产的意义上，希腊化时期的各种王权概念一直与城邦藕断丝连。因此，比如说，希腊化时期王权理论孕育的最重要观念之一是国王乃“活的法律”（nomosempsychos，拉丁语为lexanimata），它将经由罗马帝国的《优士丁尼法典》传给中世纪西方。国王是“活的法律”的观念与柏拉图在《政治家》中对法的重新定义几乎如出一辙，它同城邦关联的方式也与后者大同小异。如我们所见，他主张，雅典传统意义上的法与治国的技艺、技术相对立；他还阐发了一种新的法治概念，它会模仿而不是阻碍政治技艺。柏拉图把法治与公民共同体剥离，并将它人格化为君主式的政治家，他必须代表共同体自由地运用他的技艺，不受某种由外行公民组成的自治共同体约束，从而重新占据了法的概念。绝对统治让民主城邦中的公民传统反戈相向，从而取代了它们。
从城邦到帝国的转变，还产生了其他在哲学上影响更为深远的回应。随着公民身份和能动性让位于与此不同的社会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哲学家们，例如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就开始较少关注政治秩序，而更多关注个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确实，时而可以听到这种说法：某种个人主义代表着希腊化哲学对其希腊前辈的最大背离。尽管这个判断忽视了希腊化学说中人类联合的地位，但这些哲学家确实以他们前辈未曾有过的方式进行内省。
同时，即使这种转向内在的个人也仍然根源于城邦。斯多亚派哲学和伊壁鸠鲁派哲学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应着城邦生活以特殊力量提出的问题。在前章中我们指出，构成城邦特征的冲突与争论，创造日常生活条件和社会安排的直接经验，对主导的政治关系和价值观的不断挑战，这些意味着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程度面对人类能动性和责任问题。公民意识既对人类能动性的潜能信心在握，也对与之相伴的不确定、危险和责任感到焦虑不安。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的独特品格，似乎源于一种对自主和自决带来的快乐与惊怕的正视，这也就是公民意识，只不过现在城邦不存在了。说希腊化哲学中的个人是积极公民内向化的一种形式，可能言过其实；但这种内省灵魂的活力肯定带有公民积极行动的烙印。
虽然如此，这个时期的特征确实依然是一种不再以城邦为主要阵地的人类能动性和人类行动之各种可能性的概念。多少可以把斯多亚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解读为对城邦衰落或对普遍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时局的非政治性回应。确切无疑，由于城邦让位于帝国，哲学反思的主要舞台转移了。公民行动和审议协商的领域缩减了，关注点转向了作为一极的私人个体（伊壁鸠鲁主义中最为明显，以及作为另一极的世界城邦的普世秩序特别是斯多亚派设想的那种）。在斯多亚主义，特别是它后来的罗马形式中，确有公民职责和积极政治行动的一席之地，但是，这两个主要的希腊化学派都没有把人的幸福安顿在城邦之中，而是寄托于个体的内在力量中。在伊壁鸠鲁主义那里，遁离政治的转向一清二楚。斯多亚派的情况较为复杂，我们会简要地探讨它的复杂性（同时要始终记住，他们乃至任何希腊化时期哲学家的著作，留下来的都寥寥无几）。
公元前341年，伊壁鸠鲁出生于萨摩斯，其父母是雅典人。亚历山大死后，雅典移民被帝国摄政帕迪卡斯逐出萨摩斯，那时他应该极其直接地体验到马其顿征服的影响。伊壁鸠鲁最后于公元前306年定居雅典，并在那里创立一个学派，由此诞生的一种哲学传统保持了近6个世纪的流行与影响。他的著作仅以残篇形式存留下来，或见诸其追随者的论述。尚存最重要的伊壁鸠鲁派经典是卢克莱修（其生平我们知之甚少）的长诗《物性论》，它成书较晚，写于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共和国。
对于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而言，最高的善，甚至生活的目的就是快乐（尽管其含义不是通常归于“享乐主义者”的那种道德无涉的快乐主义）与避免痛苦。最重要的是，幸福需要宁静，而宁静随着恐惧，特别是对死亡和来世的恐惧的消失而到来。如果说伊壁鸠鲁哲学及其自然观念中有唯一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那就是驱除此类恐惧，这要求人们从宗教中解放。这涉及一种对自然进程的解释，它不需要神圣或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依靠的是一种原子组成的物体的概念，以及一种对人类灵魂的解释，这种灵魂是从肉体生成的感觉这个角度而言的，而这些感觉大体上是知识的正确来源。这种唯物主义的结果是无须畏惧死亡，因为死亡意味着一切灰飞烟灭。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像卢克莱修的《物性论》那样雄辩地揭示了这个主题。但是，伊壁鸠鲁主义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它对此生诸善（既有物质上的，更有智识上的）的明确专注，并未以一种通过自治城邦而实现的人类自决观念加以表达。它的核心主题不是公民的生活，而是个人的经验和伦理；个体之间的最高关系不是公民纽带，而是私人友爱。
同时，尽管从城邦到帝国的转变创造了撤出政治的强大动力，我们仍需谨记，希腊化哲学家们写作所针对的背景是战争和社会动荡，特别是在各城邦中，阶级之间或民主派与寡头派之间的冲突被卷入帝国的权力斗争中。社会动荡与政治不稳定，确实促成了一种为了在培育自己花园中寻得安慰而进行的研究，但它们也对秩序、等级、统治与服从问题赋予了一种新的紧迫性。按照与他们的伟大前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截然不同甚至常常有意相反的方式，斯多亚派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
斯多亚主义的创立归功于西提姆的芝诺（公元前333年—前264年）。但创立以后它经历了各种显著的变化，一般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中期和晚期（或罗马斯多亚）。早期的只剩断简残篇；只有晚期，即罗马帝国阶段留有完整的著作，如塞涅卡（公元前4年—公元65年）、爱比克泰德（约55年—135年）和皇帝马可·奥勒留（121年—180年）的著作，它们主要探讨伦理学。只有从只言片语中，或从晚后思想家的重构中，我们才能拼合起早期斯多亚派的认识论和宇宙论观念近乎连贯的画面。我们有一定把握说，当希腊化时代转至罗马帝国时，斯多亚哲学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且哲学家们开始回应罗马精英的需求。一场重要的转变无疑发生在芝诺和中期斯多亚派，即潘尼提乌斯（公元前185/180年—110/108年）和波西多尼乌斯（公元前151年—前135年）之间的某段时期，后两人尽管生于希腊，却在罗马度日，与罗马精英关系甚密并且支持罗马帝国的统治。
同伊壁鸠鲁主义一样，斯多亚主义首先关心的是伦理学和个人幸福。被我们与“禁欲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自制甚至自我泯灭，消除导致人类苦难的激情的渴望，以及对灵魂的内在善的强调，这些似乎都在为完全撤出政治生活做论证。尽管在斯多亚主义道德哲学中至少在其某些形式中，公民生活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但斯多亚的世界主义，以及它针对所有社会和政治特殊性所强调的普遍人类纽带，看起来确有一种非政治的荷载。然而，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斯多亚派关涉的东西做一种更为政治性的解读——虽然他们的学107说可以与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种政治态度相容。
在早期斯多亚主义那里，已知的最重要政治学著作是芝诺的《国家篇》，只是在他的批评者和继承者所遗评论的基础上，这部著作才得以再现。芝诺生于塞浦路斯的西提姆，是一位商人之子，他自己以前似乎也是商人，直到后来师从犬儒派哲学家克拉底。他创立了自己的学派：斯多亚，名字来自StoaPoikile，即作为他讲授地点的雅典画廊。他的《国家篇》描述了一个理想城邦，它没有现实城邦中为人熟悉的制度和机构，如法院、学校、寺庙、财产和货币，全仗有美德的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维系其凝聚力。一方面，它被当成一种幼稚的离经叛道，描述了一个完全想象的，甚至可能玩笑般的理想，无须认真对待。另一方面，它被解释成一种成熟的、激进的对当时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批判，它从理想国家中驱除了所有折磨着既有国家的不正义和冲突之源，它不仅把居民限定为有智慧、有美德的人，而且，与柏拉图的《理想国》针锋相对，它消除了所有现存不平等的来源：统治与顺从。
无论芝诺在这部政治对话中有何意图，我们都需要就斯多亚派的认识论、心理学和宇宙论提出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而且，尽管他们的政治意涵并非自明，我们仍会试图梳理出它们。斯多亚派学说的核心是逻各斯概念，它是一个神圣宇宙秩序中的普遍理性，物质自然中的动力原理。宇宙完全是浑然一体。与柏拉图式的感觉世界与理智世界、理性与非理性、身体与理智的二元论形成鲜明对照，在斯多亚哲学，至少在其原初形式中，不存在心与物的划分。精神漫布于物质事物中，因为宇宙是由宇宙理性的动力原理——逻各斯统一起来，逻各斯既使宇宙运动，又使它合为一体。人类理性分享了这个普遍的逻各斯。它实际上是具有宇宙逻各斯或神圣逻各斯的理性。从认识论而言，这意味着，直接贴近现实的人类感觉和直觉是知识的可靠基础，而非最多是区区意见的有缺陷来源，区别于唯有理性能接近的真正知识。这还意味着，既然斯多亚心理学中没有心—身的分离，斯多亚哲学就与首要的柏拉图式划分，即统治部分与被统治部分之间的划分赖以建立的原则彻底决裂了。
这种斯多亚一元论的伦理意涵尽管并非完全清晰明确，却更为意义重大。所有生物和无生命物体都从属于理性的宇宙秩序，但只有人具有理解它的理性禀赋。同时，出于同样的理由，斯多亚主义认为人有能力违背逻各斯而行动，也就是以一种不够理性的方式行动。在此意义上，他们有选择或丢弃美德的自由。如果人像动物一样，仅仅无意识或非理性地按照自然法则行动，就谈不上人的美德。但是，按照定义来讲，真正理性的（因此也有美德的）人只依据普遍的自然原理生活，依据神圣的宇宙秩序校正个体灵魂的人。
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自然法的说法，以及一个普遍的人类共同体的观念，可以以不同方式来理解，并产生不同的道德或政治意涵。一个服从一种普遍法则的普世共同体，这种观念可以被理解成对普遍同情心的劝勉，但也可以支持无情的道德严苛性；它可以强烈赞成平等主义原则，但如我们所见，也可以被用来为帝国辩护。一种先验的自然平等把一个共同的逻各斯归属于所有人，这种观念可以被用来支持社会和政治的平等，甚至女性的平等，以及对奴隶制的否定。但是，它也可以成为接受物质世界中不平等的托词，同时把平等归入某个更高领域，这个领域不会影响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等级。我们将看到，在罗马，例如在西塞罗政治理论中，斯多亚思潮无疑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它还会找到融入基督教的途径。
像斯多亚派自己那样思考他们的哲学渊源，我们或许能够对斯多亚派学说的政治意涵获得更深刻的洞见。这要求我们更远地回溯希腊哲学史，甚至跨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时代。在拒绝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时，斯多亚派意欲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特别是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5—前475年）。赫拉克利特是已知的第一个赋予逻各斯这个词一种形而上学含义的思想家，这个词用途广泛，可以意指从说出或写下的话语，到思想或意见、尺度、比例、事情的真相、对某物的解释、正确的理性等一切东西。他还被认为是已知的第一个在哲学上用宇宙一词来指称世界秩序的人。记载他思想的残篇仍是有争议的，而且评注者对这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赋予宇宙以秩序的普遍逻各斯，对他来说是否像对后来的斯多亚派那样具有认识论意涵。他用通常用于人的语言、思想或理性的词来指称宇宙秩序的普遍原理，这可能是意义重大的；似乎也有理由认为，如果逻各斯同时代表着宇宙秩序和人类理智，这在人类认识的可能性有所寓意。虽然如此，很可能是斯多亚派出于自己的目的而引出了这些认识论意涵。赫拉克利特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无知多数的轻蔑，他不可能接受斯多亚心理学的平等主义结果。他的逻各斯确实是共同的逻各斯，但在他看来，绝大多数人的麻烦是他们生活在无知（无知才是真正共同的）中，就像遵从自己的个人智慧活着。在反对柏拉图式学说时，斯多亚派之所以诉诸赫拉克利特的权威，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想忠实地重述他的观点，而恰恰是因为柏拉图对这位伟大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反驳。
那么，我们能从柏拉图的这些反驳中了解什么？首先，它们关系赫拉克利特哲学中两个核心的、相互关联的观念：一切皆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因此，尽管宇宙是合乎法则的，它的运转原理却是一种变化的法则；宇宙秩序是由冲突的对立面、对立面的一种和谐构成的，因此斗争与战争是普遍的自然原理。对柏拉图来说，赫拉克利特的宇宙观念没有为不断变化的生成和永恒的存在之间的二分法留下余地，或者说，没有为意见和知识的本质区别，以及与之对应的两种不同层次的现实留下余地。柏拉图也不会赞同赫拉克利特对毕达哥拉斯的指责。对赫拉克利特来说，毕达哥拉斯正代表着他所反对的宇宙和平与和谐观念。然而，对柏拉图来说，毕达哥拉斯体现着有序、静止的真正的存在世界。亚里士多德（他不能容忍赫拉克利特对无矛盾原则的违反：赫拉克利特他认为在流变中，事物是同一个，又很快不是同一个，这预示着对立面的统一）甚至认为，柏拉图是在回应赫拉克利特和不可知世界（正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它来自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观念）的过程中，设想出了他的绝对形式概念。
总之，赫拉克利特没有承认那种会把柏拉图的认识论和其政治理论缝合起来的二元论。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赫拉克利特本人从自己的宇宙论中得出了那些被柏拉图归因于哲学一元论的政治结论。甚至可以说，尽管我们对赫拉克利特的政治偏好不甚了了，但有证据表明他有贵族倾向。然而，赫拉克利特与柏拉图之间的差异很可能较少与哲学论证的逻辑有关，而更多与介于他们之间的历史变迁有关。
赫拉克利特的诞生地以弗所，靠近希腊哲学降生的地方——爱奥尼亚城邦米利都。他从事著述活动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先于希腊民主的黄金时代。柏拉图当然经历了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一直到他所认为的衰落阶段，并且，他因为自己所珍视的东西而困惑于其结果。当赫拉克利特思考他的宇宙斗争观念时，爱奥尼亚，特别是米利都刚刚走过了“存在着最为严重的政治冲突的古风时期”。[9]那时，在富人——可能是那些从交易中致富的人，因为他们也被称为永不停息的航海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曾发生过一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并且，“在双方互施大量暴行延续两代有余后”，这场冲突被来自其他城邦的裁决者们化解，他们把统治权交到地主手中，或者，像希罗多德讲的那样：
他们把人民集合起来……并宣布把统治权交给那些他们发现其土地耕种得很好的人；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说）能够管理好自己事务的人，可能也能够正确处理国家事务。他们让其他曾经不和的米利都人服从这些人的统治。[10]
若设想赫拉克利特的宇宙秩序观念是由这些事件塑造的，这会是异想天开吗？无论如何，在米利都切近的社会经历与这位哲学家的斗争（其解决不是靠镇压斗争双方中的一方或另一方，而是在他们之间保持一种带有张力的、尽管对有产阶级有利的平衡）是宇宙运转原理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可见的对应关系。正如射手的弓是由弯曲和伸直之间的张力形成，这造成了具有迷惑性的静止表象，同样，社会的稳定不是一种静止状态，而是对立各方在不稳定平衡中的一种持续紧张状态。
即使赫拉克利特自己没有用这种方式把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联系起来，柏拉图却无疑是以这种方式思考的。尽管如此，在民主雅典中写作的他，不会设想用一种米利都人的解决方式去应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冲突。雅典早已越过了梭伦等人努力确立的这种张力中的平衡。平衡早已过多倒向了平民，柏拉图也不会再去想象一种有利于富人或贵族的处于张力中的稳定。现在，平民必须明确地处于服从地位。他观念中的社会政治稳定，严格是一种静止的等级制秩序，其中较低部分完全服从于较高部分。
当斯多亚派复活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时，正是财产受到的威胁看起来非常真实，而统治阶级无疑在畏惧社会革命的时刻，斯多亚派这样做是在有意识地反对柏拉图的秩序原理。尽管不能说早期斯多亚派提议了一种明确的民主秩序，但他们确实拒绝了柏拉图式的“和谐”概念，这是一种建立在严格等级制上的和谐。“对芝诺来说，”一位评注者写道，“和谐不是一种不工作的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有智慧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建立在对顽梗分子（他们是一种潜在的冲突根源）的镇压上，而是建立在他们不存在的基础上。”[11]即使这种乌托邦观念离鼓吹民主尚有距离，它辨析冲突根源的方式却意义重大。无论如何，在希腊化时期希腊的政治斗争中，比起柏拉图的严格等级制，芝诺的替代性观念“和谐”肯定更能吸引民主的支持者，而更少受其反对者欢迎。
因此，强调斯多亚哲学，最起码其原初形式的宇宙论、心理学和认识论一元论所具有的激进可能性，这并非没有理由。尽管它可以被解释成一种对日常社会生活而言不具有实践意涵的超脱尘世的学说，但关于无处不在的逻各斯的学说肯定可以产生平等主义结论。在这个统一的宇宙中，美德是一个统一体，而共享神圣逻各斯的人类都是自由平等的。这个原理一定会被用来支持奴隶制及男女不平等违反自然的论点。当然，即使面对自然平等，该原理也可以为统治与服从、阶级和地位的不平等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辩护。甚至柏拉图对统治与服从原则的辩护，也较少一以贯之地建立在自然不平等的基础上，而更多是基于下述理由：存在着一种分开统治部分和被统治部分、理性和非理性的普遍原理，而且社会中必要的劳动分工总是意味着一些人是理性的而另一些人不是。但是，即使仅仅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式的二元论（像芝诺这样的斯多亚派有意地拒绝了它）把同样的原理应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就像应用于他们的知识理论与自然理论那样，就有理由从斯多亚派哲学中引出某些激进的政治结论。
同样重要的是，后来的斯多亚派，特别是与罗马相联系的斯多亚派更乐于接受帝制，甚至接受奴隶制（即使仅仅基于实用主义理由），他们感到有必要修正前代的心理学一元论。中期斯多亚派，例如潘尼提乌斯和波西多尼乌斯，退回到柏拉图式和亚里士多德式的心理学。至于真正的罗马斯多亚派，他们几乎不会为此类基本的哲学问题而烦神，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无须系统的宇宙论或心理学支撑的伦理学本身。
综上所述，斯多亚派的宇宙论、心理学和认识论的社会和政治意涵总体而言并不容易解读。而且，无论如何，他们的学说在不同的历史形势中发生着变化。当早期斯多亚派拒绝在他们的伟大先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心理学和认识论中贯穿的二元论时，他们看起来也必须对奴隶制、自由和帝制做出相应的判断。当晚期斯多亚派从他们前代更为激进的立场中撤退时，他们在使自己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特别是罗马的兴起及其统治阶级的保守主义。
在斯巴达革命的背景下，斯多亚平等主义的危险性变得极为明显。推行改革的国王克里昂米尼取得的军事胜利，特别还有公元前223年麦加罗波利斯的毁灭，尤其为有产精英敲响了警钟。这场革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斯多亚派学说启发，这是只能猜测的事情。但是，斯多亚派哲学家波利斯提尼的斯派罗斯写过一篇论斯巴达政制的短文，他是克里昂米尼的导师，据说还曾帮助他制定改革方案。[12]无论如何，在那个时代的氛围中，有产阶级不太可能欢迎任何不承认阶级或地位差别的自然平等原则或社会正义，任何对既有等级制的挑战，或任何代表着一种对财产权（在斯多亚派看来，在一个万物共有的宇宙中，财产权不管怎样都是一种约定的而非自然的制度）的威胁的学说，即使它只是把财产认定为斗争和不稳定的来源。革命，罗马、其贵族统治者和成长中的帝国的兴起，伴随这一切而来的是，一支与统治部分更加情投意合的斯多亚派出现了。
当罗马本土居民的激进派，即格拉古兄弟带着他们的土地改革计划或许还有某种人民主权观念登上舞台时，财产权受到的威胁更显得近在眼前了。他们肯定和他们的对手一样了解希腊和希腊哲学，他们的对手现在开始调动斯多亚派的观点为财产权、帝国甚至奴隶制辩护。我们回头会讨论这些论点，讨论晚期斯多亚派，诸如潘尼提乌斯的观念，以及受到他们影响的罗马人，特别是西塞罗的观念。但是，首先必须稍微交代下罗马的背景，作为新的帝国势力，它使其希腊化前辈黯然失色，同时它还吸纳了希腊世界及其文化。
罗马的兴衰
像雅典一样，罗马是作为一个小城邦发展起来的，而且，像雅典城邦一样，罗马共和国是由一个小而简单的国家机器统治的。到公元前265年，共和国已经统治了意大利波河以南的绝大部分，罗马城以外的臣民仅仅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才是“公民”。尽管那时进行统治的贵族比雅典的贵族更有权力，但他们热衷于维持国家的初始形式，他们一直反对一种专门的国家机器出现，更喜欢自己作为业余者来统治。贵族进行集体统治，个人在限期内担任官职，每个元老院议员都遵从共治原则。但是，即便这种安排适合他们的目的，它本身也造成了问题：仍然同在雅典中一样，这要求精心管理贵族与人民之间，以及对立的贵族自身之间经常性的紧张关系。
在罗马及其贵族统治者那里，政治妥协的形式不是雅典那样的民主制，而是一种贵族元老院统治的共和制。尽管贵族统治是罗马政治的一个不变主题，贯穿于共和国和帝国，但是，在共和国的中心，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张力。它是一个建立在私人财富上的国家，是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是私有者统治阶级进行攫取的工具，这些私有者相互竞争财富与权力，但是，由于缺少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他们的阶级地位只能靠自己脆弱的共治来维持。这种国家形式也意味着贵族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一种模糊关系。像雅典一样，罗马脱离了其他古代“高等”文明（在那里存在着统治者与生产者、君主国家与从属的农民共同体之间的明确划分）的模式。像雅典一样，在罗马，农民和城市平民属于公民共同体。但是，与雅典不同，罗马地主与农民之间阶级力量的平衡造就了一个贵族统治的国家，统治阶级不得不谋求其下属的公民同胞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所以，像雅典一样，在这里，共和国某些独特的法律和政治安排可归因于贵族与平民力量的冲突与妥协，例如保民官，其人选由人民从精英中选举并代表他们的利益（但保民官从来不被当成“官员”，这意味着他们的职位并不赋予其进入元老院的资格）。
在共和国早期，罗马农民阶级相对强大，但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农民不断衰弱，土地和权力日益集中到贵族手中的故事。罗马扩张成一个疆域广阔的帝国，依靠的是农民阶级，他们被编入的军队成为已知的世界上最庞大军事力量，但是，他们被动员和调度到远离罗马的地方，这使他们在家乡的土地更加易受剥夺。当军队实际上职业化以后，农民转变成了士兵，而贵族同样在后方受益，同时，帝国本土的农业劳动力日益由通过征服和交易获得的数量空前的奴隶充当。
当罗马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占领新的土地时，它们的分配问题，特别是把土地留出作为公有地（可由公民殖民或可按极低租金租赁的国有土地）的问题，就迫在眉睫地逼近政治议程。贵族中一些作为人民保民官供职的成员，确实寻求利用公有地来恢复日益兴起的贵族和不断贫困的农民之间的平衡，但他们受到了统治阶级整体的强烈反对，改革中的耕地法看起来也没有产生持续影响。为实现一种更公平的土地重新分配方案所做出的最著名尝试当属格拉古兄弟改革，它随着提比略·格拉古被贵族反对派刺杀，其后提比略的弟弟盖尤斯（他试图继续并扩大兄长的改革，而且与提比略不同，他可能有一个激进的反对元老院的政治议程）惨遭横死而告终。
奴隶和农民（无论是作为租户还是士兵）为地主创造着财富，罗马都城的城市平民生活在令人震惊的拥挤、不卫生、危险的贫民区中，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顶峰时达到了2000比1，相比之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的收入差距是数百比1。“历史上没有任何政府”，正如一位卓越的罗马史研究者评论的那样，“像共和国末期的罗马那样，为了统治阶级的私利而如此不遗余力地搜刮其臣民”。[13]
当共和国时期行将终结并被一个帝制国家（通常认为它始于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恺撒建立元首制）取代时，罗马统治阶级已经通过国内的剥削和贪污（来源有他们的地产、城市穷人的房租、高利贷、财产交易、政府合同等）积累起数目令人瞠目的私人财富，而他们通过帝国扩张中的有计划掠夺所获得的财富更加让人望洋兴叹。帝国政府为罗马贵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巧取豪夺机会。帝国领土中的地方总督是中饱私囊的绝佳职位，它也是罗马最显要的寡头获得逐渐变成私人武装的军队，并以此巩固个人权力的绝佳工具。帝国还至少一度具有把税收负担从包括农民的公民身上转嫁到帝国臣民身上的优势。这确实降低了罗马平民动乱的危险，但农民付出的代价是土地日渐集中到贵族手中。
然而，共和国作为贵族攫取工具的成功，最终证明也是导致它毁灭的祸根。充满讽刺意味，正是贵族的胜利逐渐导致共和国的衰落，因为来自下层的威胁变得微弱，这使统治阶级不再具备当他们面对共同敌人时本会具备的团结。帝国的成长扩大了寡头竞争的范围并提高了竞争的回报，由此使共和国的固有弱点更加恶化。与一个越来越无法无天的寡头阶层相伴，庞大的帝国扩张军事机器必定会被动用来为个人野心和寡头间的竞争服务。帝国还给共和国的行政能力及其业余者统治的原则带来了无法承受的压力。若没有强大的国家约束互相敌对的贵族，共和国就会陷入混乱。于是，无须惊讶，共和政府的组织结构最终在压力下坍塌了。[14]
罗马历史中最著名的时期，即尤利乌斯·恺撒和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时代，是共和国的尾声：这是一个寡头内部冲突与暴力不断、腐败和秩序崩溃的时代，当野心勃勃的贵族把他们的总督部队带上舞台时，这一切在帝国的广袤区域中进一步蔓延。只有确立一个帝制国家取代城邦形式的共和国时，多事之秋才告结束，寡头阶层的团结和阶级权力也得以保存。如果说过去寡头阶层的阶级利益曾缔造和维续了这个共和国，那么，现在同样是这个寡头阶层的攫取和扩张逻辑促使它超越共和制形式的狭窄范围。
罗马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对于我们理解其政治和文化生活也最为重要的是罗马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专注。其土地强占计划（既通过国内的寡头财产集中，也通过帝国扩张）的宏伟规模，在古代世界中是旷古绝伦、盖世无双的。它反映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再生产系统，这个系统极其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其他地方的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着臣属的农民共同体，并且占有他人剩余劳动力的手段一般由国家直接掌控。如我们看到的，其他文明的国家占有并不一定排斥土地私有，这些土地要么是由于职务特权而获得的土地，要么是小农的土地。但是，获得巨额财富的途径，也就是说，大规模获得他人剩余劳动力的途径，一般不是财产权本身的作用，而是国家权力的作用。相反，在罗马，地产是唯一牢靠而稳固的财富来源。
与其他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法律身份和政治权力仍是剥削关系中的关键因素。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事占有的国家凌驾于臣属的生产者共同体之上，而且统治阶级不享有对司法特权和政治权力的明确垄断，那么，私有财产权自身就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成为一个目的。土地所有权成为榨取剩余的主要条件，而且这里形成了一种获取土地，甚至剥夺小农的强迫性压力。由于农民的公民身份消除了他们的法律依赖地位，他们作为租户或短工受到的剥削就取决于他们在经济上的脆弱性。如果被剥夺土地，他们会被作为大庄园劳动力的奴隶取代。在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罗马的意大利（在帝国的其他部分，例如北非或东部，农业奴隶的重要性较低）的三分之一人口由奴隶组成。随着帝国的成长，农民的法律和政治地位衰落了，税收负担也加重了。
（不同于雅典贵族的集体权力）贵族的集体权力已经足以实现把土地空前地集中到寡头手中，而且罗马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是财产的攫取和管理。甚至在帝国行省中供职，也是一种搜刮臣民，以获得财富进行地产投资的方式。公职一般而言只是这项事业的敲门砖；并且，尽管帝国的官职无疑是一条通往名望和财富的坦途，贵族们却并不总是热衷于得到它。罗马贵族典型的渴望是尊贵的闲适，他们寻求从公务中解放的主要动机极其单纯：“他们的首要职责和活动说到底是管理和维护他们的财富。”[15]
当罗马独特的社会财产关系成长得超出了共和制国家的容纳范围时，他们就创造了一个新的帝国体系，一个“统治薄弱”的帝国。尽管帝国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处在罗马更为直接的统治下，但是，若不通过自治程度有高有低的城市（常常是新建的且位于基本还是农村的地区）组成的一个网络（这相当于一个庞大的地方贵族的阶级联盟），帝国就不可能实现对如此辽阔幅员的管理。这种地方自治体系，使所谓“不依靠官僚制的统治”成为可能。帝国当然也有中央任命的官员，但帝国“与成比例地录用了大概20倍数目官员的中华帝国相比，统治肯定仍是薄弱的”。[16]
这个帝国体系及其分散的行政机构，增强并扩大了私有财产的力量。罗马共和国已经前所未有地确立了财产的统治，帝国则推进了这种制度的边界。比起其他所有已知的文明（在这些地方，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意味着一种相对虚弱的私有财产制度），它建立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与财产权的合作关系。即使许多世纪后，例如在晚期中华帝国（它有悠久的充分发展的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帝国依然通过扩大小农经济，同时遏制大土地所有权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通过把大所有者收编进国家来集中行政权力。其结果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官僚体系，它靠农民的纳税供养，同时，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并不依托于土地，而依托于帝国，它们属于位居朝廷和帝国官场顶点的精英集团。罗马帝国及其独特的国家与私有财产共存模式是与此截然不同的。
但是，罗马体制的长处同时也是其弱点。[17]它建立其上的行政方式和私有财产制度，意味着帝国一开始就趋向于碎片化。最终，这种趋势占了上风。帝国官僚体系的增长，说到底是为了榨取更多税收，税收一如既往地主要被用于维持帝国的军事力量。但是，官僚体系的增长是一种虚弱而非强盛的迹象。在公元1世纪后，没有重要的新的、持久的征服，罗马军队控制现有的帝国版图也已经捉襟见肘，同时，为了维持军队，官僚体系和渴求税收的国家不断壮大。这个加给罗马帝国臣民的负担只能加速衰落过程。所谓的“蛮族”入侵，与其说是罗马瓦解的一个原因，不如说是它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入侵这个说法可能都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因为罗马与其势力范围内的“蛮族”邻居有着长期大体友好的交往，它把他们当作军队兵源之一，并与他们发展商业关系。当对帝国边境的入侵变成一种致命威胁而不仅仅是麻烦事时，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早已成为农民无法忍受的负担和地主可有可无的赘疣。
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是，帝国的所谓“崩溃”发生在西部而非东部，东部的统治形式更像其他古代帝国：一个土地很大程度上附属于官职的官僚制国家。在西罗马帝国，帝国的缺点被证明是致命的，在那里，国家统治被基于大地产的贵族所削弱和分解。当帝国崩溃时，它留下了一个使农民束缚于地主和土地的人身依附网络，这是国家自身在危机时期促成的一种发展：那时它出于财政目的把许多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奴役与自由的简单对立，将逐渐被依附程度的光谱所取代。
在“衰落与崩溃”之后的数世纪中，这里会产生在这个或那个王朝式君主国治下重新集中碎片化体系的尝试，即把它重新集中为罗马政治主权与盛行的土地所有权的不稳定融合物的一个或另一个部分，其间伴随着中央集权与再碎片化的不断循环。但是，私有财产制度留下了它的印记，而且罗马帝国的碎片化在欧洲封建主义中仍依稀可见。欧洲封建主义是一种建立在财产权上的“分割化主权”体系，其政治和经济权力统一握在封建领主阶级手中，他们在不依靠一个强大中央国家支持的情况下统治和剥削着附属的农民阶级。
财产权文化：罗马法
罗马的财产制度以及特殊的阶级调和形式，不仅塑造了共和国和帝国的政治生活，而且塑造了其文化构造。当他们的帝国吸纳希腊化世界时，罗马人完全照搬了希腊文化，但他们在希腊特有的哲学和政治理论领域中永远无法超越他们的老师。他们的确在自己所吸收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例如斯多亚派哲学）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但他们对社会和政治世界的理论化做出的最独特贡献在其他地方：在法律中，在基督教中，或者至少在那个最终获胜成为“普世”教会的罗马基督教形式中。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更仔细地思考罗马早期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如何与雅典不同，来理解罗马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如我们看到的，雅典人很大程度上依靠政治拉平（politicalplane）来调节农民和地主、“大众”和“精英”之间的冲突。他们民主改革的结果是，逐渐淡化了具有共同公民身份的自由雅典人在法律和地位上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罗马人也想走这条政治路线，而且他们的公民团体也包括了富人与穷人。但是，财产权逐渐战胜了传统，而公民之间，特别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地位差别也继续发挥着作用，贵族享受着特权地位，且在各种大会中有不成比例的代表。当然，罗马人设计了用来调节不同类型公民之间关系的政治制度和程序，例如尤其独特的保民官职位。然而，尽管最初受到希腊法律影响，罗马人却创造了一个远为精致的法律机器，他们比希腊人更加依靠法律来管理大众与精英、有产阶级与不太富有的公民之间的事务。这些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大部分不是表现在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而是表现在私法（一个独属于罗马的范畴）领域；对财产的管理明显构成罗马公民法的最大部分。
罗马法的创制时刻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十二表法的制定。当罗马人回顾自己的法律史时，把它理解为回应平民对旧的习惯法体系（它过去由贵族法官解释和实施）不满的结果。但是，十二表法或许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法律的实质或其对贵族的偏向，当然也没有淡化贵族与平民的差别。毋宁说，平民不得不勉强对一个明确概括了他们权利的成文法典表达法律效忠。后来，特别是当共和国成长为一个庞大帝国时，从这个早期成文法中诞生的私法体系会需要加入许多调整和补充，但它仍是罗马法的基础。
在起源和实质上，罗马法都扎根于作为贵族的地主和作为平民的农民之间的古老关系。许多农民早期都曾处于一种依附状态，他们占用并耕种地主许可给他们的土地，并为地主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作为交换。这种传统的庇护人与被庇护人（clients）关系会很快改变其形式，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区分也不再必然包含地主与附庸农民之间的庇护关系。但是，庇护仍旧意味着一种地位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在其中，罗马精英为社会下层（或者有时以公共身份为集体甚至城市）提供帮助和保护，换取被庇护人的忠诚、顺从、政治支持和各种服务。独属于罗马的庇护概念和庇护人与被庇护人关系在雅典那里没有对应物，它们将持续塑造罗马的社会和政治依附概念。
即使没有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持续在私人领域中表现着自己，在那里，法律管理着财产以及一切与之相伴的权利和义务。这预示出一种与希腊极其不同的公共领域概念。希腊人在国家领域与非国家领域之间做出了各种区分。在前章中我们遇到过这样一种区分，例如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安提戈涅》中。但是，对这部戏剧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做下提醒，也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希腊的这些区分如何不同于罗马的公共与私人的对立。《安提戈涅》往往被解读为一场个人良心与国家之间的冲撞，但是，如我们看到的，它更与两种“法”的观念对立有关，安提戈涅代表着永恒的不成文法，其形式是传统的、习俗性的、宗教性的亲属义务，而克瑞翁代表着一种新政治秩序的法。这出戏剧还涉及两种冲突的忠诚或友爱形式：一边是血缘纽带和个人友谊，另一边是公民共同体，即其法律被认为指向共同利益的城邦的公共要求。在上述任何情况下，非国家领域都不能被完全描述成私人的，因为城邦部分和非城邦部分都与公共义务有关。
希腊人最趋近公私二分的是城邦和家庭的区分。正如修昔底德在他记录的伯里克利《葬礼演说》中表明的那样，雅典人肯定区分了一个公民的家务或一个个人的事务与城邦的共同事务。但是，在希腊政治理论中，正如亚里士多德最清晰阐述的，家庭和城邦之间的区分与两种联合形式及统治它们的不同原则（特别是家庭关系的不平等和城邦的公民平等，或者说家庭作为必然王国和城邦作为自由王国）有关。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个因为束缚于必要劳动而不被允许进入政治领域的人，与其说是一个与公民相对的私人，不如说是一个与城邦“部分”相对的城邦“条件”。在社会不平等的政治后果问题上，或者说在一种从事必要劳动的生活是否使人没有资格从事政治的问题上，民主派不会同意亚里士多德。但他们会同意他的这个观点：政治领域的独特特征是公民平等，这当然正是民主派和反民主派在穷人和劳动阶级进入这个特权领域的问题上产生激烈争执的原因。
相比而言，罗马人详尽阐述了某些非常明确的公私区别，但这些区别与希腊人区分家庭和城邦的标准没有关系。例如，对罗马人而言，不平等正式地出现在政治领域中，因此也不是区别公私的标准。这当然不是区分一种尊者统治卑者的家庭领域和一种社会不平等者在其中以政治平等者身份对待彼此的公民领域的问题。在罗马，私人性的财产领域中社会不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反映在公共领域的等级式公民身份中。罗马创造了一种新的、或许前所未有的私人领域；他们对于公私的区分代表着一种新形式的二分法，它鲜明体现在位于罗马法律体系中心的公法与私法区分中。
仅存的对这种区分的详细阐述是如此定义的：“公法涉及罗马国家，私法涉及个人利益，因为有些事情属于公共事务，而另一些则属于私人利益。公法包括宗教事务、祭司职权、官员职权。”[18]私法显然是罗马法律体系更主要的关注，相形之下，处理公共行政事务的法律机器完全是不成熟的。私法的优先性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这个单纯事实（罗马人感到有必要在公私之间划出这样一条明确的界限）也一样。决定性因素不单纯是国家的成长。共和国有一个最小的、几乎业余的国家，甚至帝国也是“统治薄弱的”，而其他古代文明有着远为复杂的国家。使罗马人与其他古代文明区分开来的事物，是他们的财产制度及独特的法律上的财产权观念。这种财产制度带来了一个轮廓分明的私人领域，个人在其中享用着自己的排他性支配权。
这一点与希腊的对比尤为突出。人们常说希腊人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甚至没有一个指称它的抽象词语。一个雅典人可以主张对某份财产有一种比另外某人更优先的权利，但这肯定与罗马的“所有权”概念必然包含的排他性主张根本不同。在关于财产权的争论中，实践中的差异也许没有理论中的那样大，但其重要性不宜被低估。关于罗马人如何把社会世界概念化，它告诉我们很多。所有权一词和“与所有权相关的实在法”，一位希腊法注释者在对比罗马时写道，“作用是极力强调罗马所有权的个人主义特性，在‘返还所有物之诉’（vindicatio，即一位罗马公民主张对某物有或多或少排他性的所有权的古代法律行为）中，这种特性会强有力地表现在原告讼词里”：[19]“我依据奎里蒂法（iusQuirtum）主张此物属于我”，也就是说，依据只有罗马公民才享有的私人性、排他性个人所有权的法律权利。以这种方式，“罗马人提出了一种对抗全世界的权利主张，其基础是他自己的意志行为”。[20]因此，“所有权”概念以空前的明晰性划出了私人领域，而私人领域与财产权不可分割。
“所有权”概念包含的支配一种排他性的私人和个体领域的观念，将与一种明确公共的统治形式概念同步发展。“统治权”意味着军事支配权，也意味属于某些民政长官的支配权利。它会不断演变，进而包括了皇帝的统治权，从而渐渐趋近某种类似主权概念的东西，这区分了罗马的国家观念与希腊的仅仅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的城邦观念。因此，“所有权”与“统治权”的合作关系，概括了如此独特地属于罗马的公私区分，以及财产权与国家的联盟。
罗马人构想出一种比以往更为个人主义、更为排他的财产权观念，或者说他们以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方式区分了私与公，这并不是说他们预兆着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他们关注的不是例如保护个人权利免受国家侵犯这类事情。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一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的国家或个人权利概念，他们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也不是能够产生这些观念的类型。
罗马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一种“自由主义民主”。不像其他所有古代文明，罗马人创造了一种具有两个不同权力中心的体制，在其中一个发达的中央国家与强大的私有财产权共存，这是确确实实的。当这个帝国成长时，有产阶级和一个日益成为沉重负担的国家之间出现了紧张，这也是确凿无疑的。但是，在罗马，从未存在一种像资本主义那样的占有体系，资本主义依赖的是以营利性、竞争性生产为基础的集约型增长，而不是大规模土地掠夺中实现的外延型财富增长。帝国的领土扩张是国内土地集中的一种延伸；国家的公共权力，也就是其强制力在私人敛财中发挥着更为直接的作用。
罗马的财产权观念及财产权与公共领域关系的观念，表达了这种独特的财产权与国家的合作关系。罗马国家的纹章SPQR（SenatusPopulusqueRomanus），即“元老院与罗马人民”，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规范、抽象的国家概念，不如说是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关系及统治阶级自身内部敌友关系的一个缩影。很明显，在这个表述中，“元老院”有别于“人民”，并且在“人民”前面。这个表述表明了有产阶级在元老院中的统治和他们对人民的有限让步，表明了一种包含人民成分但由贵族阶层统治的“混合政体”。在共和国及其由有产精英成员从私人财富管理中抽空实施的业余统治中，抽象国家概念的阙如尤其明显。在这种语境下，公私之别并不代表权力两极的对立，而是代表统治阶级的两个不同方面。
因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确划分，主要不是为了保护私人免受公共侵犯。它更多是一个管理私人领域本身的问题。起初，它主要以私法的形式，通过承认财产权的神圣性并列清与之联系的权利义务来帮助调节阶级关系。之后，正如我们在西塞罗著作中看到的那样，统治阶级陷入自我毁灭的冲突，为私人领域管理增加了一个新维度。而且，当共和国让位于帝国时，公私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改变。即使当这种两极对立随着帝国官僚体系的增长而增强时，这个国家仍是财产权与国家之间一种独特的合作关系，因为私人占有仍然依赖帝国权力，同时帝国体系依赖地主精英之间的一种联盟网络。
罗马法还从其他重要方面绘制出社会世界的地图。针对罗马公民的“公民法”与适用于其他人民的“万民法”之间的区分，包含了关于罗马世界的丰富信息。罗马公民法与万民法之间的这种区分，首先把罗马公民和其他人区别开来，同时承认，在一个正在成长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一个正在扩张的帝国中，有必要提供某些方法管理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间的事务。“万民法”观念既允许其他人民按照自己的法律和习俗活动，又试图寻找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这些原则可以构成他们之间来往的基础并可以在罗马法庭中被运用。这不仅适用于与各民族间关系有关的原则，如协议的不容侵犯性，而且适用于范围广泛的私法事务，涉及契约的执行、买卖的条件等。
当罗马公民身份扩大后，公民法的排他性就日益变得不合时宜，但“万民法”继续服务于其他目的。对某些普遍原则的确认被所有人民接受，这为一种自然法，一种源于自然理性的“自然法”观念开辟了道路。同时，“万民法”仅仅被认为是各民族不同社会实践中可观察到的共性，这种观念也使那种罗马实用主义能够（比如）既把奴隶制视为一种本质上不自然的制度，又仅仅基于它（据称）是一种由许多特殊的习俗和法律体系承认的普遍实践，而把它当成正当的。
“统治薄弱的”罗马帝国是由各种各样松散联系起来的碎片构成的，并且它依赖着一个遍布广阔疆土的有产精英联盟。它的凝聚力不仅仰仗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且依靠能够帮助捏合帝国碎片的文化纽带和普遍主义意识形态。在维护帝国凝聚力上，罗马法发挥的作用与它在统治中的地位有关，也至少同样与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有关。即使在帝国统治如日中天时，罗马法也从未完全遮蔽地方法律与习俗的特殊性。但是，与帝国扩张伴随的是一种针对各种法律、政治和文化特殊主义不断加强的普遍主义主张，这种普遍主义在自然法或“万民法”中，在斯多亚派的世界主义中，最终在基督教教义和“普世教会”中得到了表达。
财产权文化：罗马的斯多亚哲学
在罗马哲学，特别是在罗马斯多亚主义中，也可以看到由一种独特的财产制度塑造的社会世界的地貌。让我们回想一下罗马霸权扩张时斯多亚派学说所经历的变化。大体而言，当斯多亚哲学进入罗马阶段时，最明显的转变是对宇宙论、心理学或认识论问题兴趣日减，而对单独的伦理学沉潜日深。但是，在斯多亚主义变成一种名副其实的罗马现象以前，它就已经离开了早期斯多亚派的学说，甚至也离开了其宇宙论和心理学基础。阿帕梅亚的波西多尼乌斯（西塞罗曾向他学习）不仅修改了斯多亚派的伦理学说，而且挑战了支撑斯多亚主义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心理学和宇宙论一元论；还有证据表明，波西多尼乌斯的老师罗德的潘尼提乌斯就已经如此做了，他最先把斯多亚主义引入罗马并且极大地影响了西塞罗。在他们手里，斯多亚主义变成了一种更符合罗马统治阶级利益的哲学。早期斯多亚派学说可以被解读成对奴隶制、帝国，甚至可能还有财产权本身的挑战，这种“中”期斯多亚主义却提供了哲学工具来保护它们。但是，即便没有这些，伦理学中的修改也使斯多亚主义更能适应罗马精英的价值观。
潘尼提乌斯原先在希腊与斯多亚派哲学家一同研究，在那里他遇到了罗马将军同时也是斯多亚主义门生的“非洲征服者”小西庇阿，之后他来到共和国晚期的罗马。后来他又回到希腊并领导雅典斯多亚派。但是，在罗马期间，他与西庇阿关系密切，而且把斯多亚伦理学介绍给所谓的西庇阿圈子，这个圈子由智识上偏保守主义的贵族组成，他们在传播潘尼提乌斯的观念上发挥了主要作用。[21]
潘尼提乌斯的学说之所以特别吸引这类人，是因为他使斯多亚主义伦理学说适应他们出于对尊敬和荣耀的渴望而最赞赏的特定美德他强调“积极的美德，如灵魂伟大或心胸广阔，恢宏大度或慷慨，端庄与得体，活力与奋进，以此针对传统斯多亚派强调的坚忍与正义”。[22]更为根本的是，潘尼提乌斯减轻了斯多亚伦理学的严苛性，使这种学说更适应罗马贵族在一个由凡人而非圣贤构成的世界中经常会遇到的那种伦理上的模棱两可和妥协折中。他还赋予各种够不上斯多亚派最高理想的次要善以更大价值。斯多亚主义过去总是考虑到道德的善与好处之间的区分，好处在道德上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可以基于其他理由联系可取性对他们进行评估。物质财富就是一种典型的道德上无关紧要却可取的好处。相比早期斯多亚派而言，现在这些次要善被赋予了更高的地位。
正如在一个充斥着法条主义的社会中可以预期的那样，这种观点认为，正义更多与实在法意义上的合法性有关，而不是与更高的道德法有关。这意味着，严格的道德原则或许不得不为罗马的既有习俗让路，为契约的要求和日常生意与政治的紧迫需要让路，只要它们仍在法律范围内。但是，一旦这种法条主义观念取代了老斯多亚派凌驾于人定法之上的、绝对和普遍的正义概念，用较低的道德公平原则补充、从而软化法律的正义就成为可能。对于罗马共和国最重要的一些政治争论而言，这具有显而易见的意涵。
罗马西庇阿家族的角色，很好地阐明了斯多亚哲学中这些变化的政治意义。公元前134年，小西庇阿的表兄、本人也是位成功将领的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被选举为次年的人民保民官。在弟弟盖尤斯的帮助下，他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耕地法案，试图按照贫困农民的利益重分公共土地。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反对力量是由他们的表兄小西庇阿领导的；由于提比略的保民官任期在罗马贵族中激起的敌意，他在一场暴乱中被谋杀，这场暴乱是普布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领导元老及其支持者制造的。
在围绕提比略耕地法案展开的种种争论中，双方可能都援引过斯多亚派的原则。先前的斯巴达革命及其重分土地、取消债务的激进计划，受到过早期斯多亚派平等主义观念及其原理的启发，这个原理是，在一个由唯一、共同的逻各斯调节的宇宙中，万物从根本上说都是共有的。这些观念可能也启发了提比略。但是，紧随斯巴达革命而来的斯多亚派原则的修改，特别是潘尼提乌斯做出的修改，削弱了它们对财产造成的威胁。如果说格拉古兄弟改革能够从斯多亚派关于平等、社会正义和共同性原则的观念中寻求支持，那么反对派则可以诉诸，也的确诉诸了修改后的斯多亚主义，这种斯多亚主义把正义等同于现行法律，并且用公正或公平观念来软化法律。在晚期斯多亚派的这些原则之上，没有更高的普遍正义标准能够对土地改革问题产生决定性作用。它的合法性无疑是个问题，因为不合法的东西不会是正义的（正如合法的东西不会被称为不正义的），但合法性之外还有公平的要求。
令人瞠目的是，罗马的首要思想家们援引公平原则来反对而不是支持重分土地。在《论义务》（这部著作中作者的论证受到潘尼提乌斯的深刻影响）中，西塞罗评论了斯巴达人和格拉古兄弟造成的破坏，以他们为例来说明违背公平原则的财产再分配所导致的结果。在声明“国家和城市的特有职责是保障每个人自由、不受侵扰地支配自己的个人财产”后，西塞罗接着痛斥抹杀公平的土地改革者们采用的“毁灭性”措施。“这怎么能是公平的，”他质问道，“一个从没有任何财产的人会获得已经被占有了许多年甚至许多世代的土地，而之前拥有它们的人会失去它们？”[23]看来西塞罗分享了他的老师、潘尼提乌斯的学生，即斯多亚派的波西多尼乌斯的观点，波西多尼乌斯坚持认为，提比略所做的都不合法，他罪有应得。
当然可以主张，中期斯多亚派的实践伦理学并不服务于特殊的社会或政治利益，而是为凡人而非仅仅圣贤，或至少为罗马显贵在面对日常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不完美现实时会碰到的问题提供伦理标准。这种观点可能会认为，早期斯多亚主义的道德严苛性是不合时宜，甚至不太人性的，而公平原则肯定对每个人都好。如果斯多亚派的论点被用来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辩护，哲学家们自身需要对此负责吗；阐明这些观念直接的政治来源和政治结果，意义又何在？对于此类质疑，我们至少可以做如下答复：即便我们不去考虑像潘尼提乌斯这样的一位哲学家及其与罗马领袖的密切联系同一个清晰的政治议程之间的已知联系，辨识那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仍会使我们学到一些东西，正是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把某些紧迫问题提上政治议程，并塑造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同时，这样做并不单纯是发掘历史语境以帮助理解古代文本。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说的，历史化就是人化，而那些对政治理论针对的紧迫社会问题无动于衷的政治理论分析，让人深感困扰。
即使我们承认中期斯多亚派伦理学说所立足的历史环境，甚至承认它所服务的特殊社会利益，我们仍然可以同意，它的社会和政治意涵并不一定是单方面的，而且它对斯多亚派严苛性的软化有着更广泛的吸引力。但是，潘尼提乌斯并不局限于放松斯多亚派的伦理要求。例如，现存证据表明，他以自己前辈所没有的方式接受了奴隶制。对于一种为适应标准的、尽管还算不上理想的罗马习俗留有余地的伦理学说而言，这大概是可以料想的。但是，还有迹象表明，在心理学和宇宙论中发生了一种更为根本的转变，谋划这种转变的目的是，为保护社会等级制，甚至奴隶制提供一种哲学基础。他显然把灵魂分为支配地位的理性和从属地位的欲望，由此复活了支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级制哲学的古老二元论。在涉及奴隶制时，现在又可以像柏拉图那样主张，如果符合理性部分控制低下部分的原则，那么，一些人服从另一些人对双方都有好处。甚至可以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坚称，奴隶制对关系双方都有好处，因为那些只配服从的人只会因为服从一位高高在上的主人而受益。
类似的学说被用于为罗马帝国主义辩护。是否潘尼提乌斯本人制造了这样一种论点，我们不太清楚，但西塞罗在他的《论共和国》中的确运用它为奴隶制和帝国辩护。据称这场对话发生在“非洲征服者”小西庇阿的花园里，西塞罗让西庇阿圈子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明显也是斯多亚派成员的莱利乌斯讲了一通话，它有关罗马已经实现的“对全世界”的统治。“我们难道没有观察到”，莱利乌斯说，“统治权是由自然赋予一切最优秀者，为的是弱者的巨大好处？否则，神为什么统治人，心灵为什么统治身体，理性为什么统治欲望、愤怒及心灵的其他坏部分？”这里当然存在着一种区别，他说，也就是一位国王对臣民，或一位父亲对孩子实行的统治与主人对奴隶实行的统治之间的区别。第一种统治与心灵统治身体的方式相同，它也适用于其他各种政治安排；第二种则像理性对欲望和“其他令人不安的情感”的统治，因为它的目的是约束和制服奴隶，正如理性作为“心灵的最好部分”，“用一条更严厉的缰绳……管束心灵的坏部分……”。我们被告知，因为帝国是保卫罗马盟友的正义战争的产物，所以帝国统治尽管可能有第一种统治的成分，但仍正当地属于第二种，在后种情况下，为了较低下的人和民族自身的利益，要强制他们服从其上位者。[24]
西塞罗让莱利乌斯说出的这种观念源于潘尼提乌斯。它是在对话开始后不久被提出的，其时莱利乌斯提到曾“与潘尼提乌斯和波利比乌斯这两位可能最谙熟政治的希腊人”[25]谈过这些话。潘尼提乌斯对早期斯多亚派一元论的拒斥，或者他在社会和政治关系中对一种心理学二元论的应用，关于这些问题可能仍存疑问；但是，在他的学生波西多尼乌斯（他被同时代人描述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伟大追随者）的著作中，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柏拉图式二元论，即统治的理性部分与服从的非理性部分的二元论的复活迹象。波西多尼乌斯还引用了历史上的统治实例，它们似乎构成了低劣者出于服从的好处而服从优越者的例子。无论如何，各种涉及潘尼提乌斯观点的证据片段中浮现出的帝国理论和（或）那些受到他强烈影响的观点，至少都认为，帝国统治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只要它有利于其臣民。这种观念可能还没走到亚里士多德那么远，即认为有些人是自然奴隶，并因此只会从在上的主人的奴役中得益。但是，关于什么对臣服者有利的想法，本身一开始就明显着上了柏拉图式和亚里士多德式观念的色彩，这种观念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条自然界限，并且有些人因为被统治而处境变得更好。这与早期斯多亚派关于一个一体宇宙中一个普遍逻各斯的观念格格不入。
西塞罗
没人能比政治家、演说家和思想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更好地为罗马财产权文化代言。他的政治思想或许没有深刻的原创性，但在共和国晚期那个急剧动荡的时刻，他对包括斯多亚主义在内的各种盛行思潮的综合，特别能够适应罗马元老阶层的状况和利益。其时，共和制形式已经无力维持社会各阶级之间及其内部的微妙平衡，统治精英所面对的头等社会问题不再是来自下层的威胁，而首先是他们的自我毁灭。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西塞罗在他的政治理论中确实巩固了侧翼以防范民众的威胁，包括重分财产的威胁，但他的首要关切是恢复财产制度所依赖的统一与稳定。他接过的任务是捍卫财产权的优先性和有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同时规劝统治阶级克己复礼。
西塞罗生于公元前106年，他是一个富贵尊荣的地主家族之子，尽管这个家族不是元老家族。作为骑士阶层的一员和一位“新人”，他无疑会被迫趋炎附势，但他的家族人脉广泛，而且他享受了文雅生活的一切好处，包括最好的教育。作为一名年轻的法律研究者，他开始接触到这种类型的罗马政治家，他将成为西塞罗终其一生的政治模范、他眼中祖辈政制的中流砥柱，以及在他的动荡时代正日渐颓丧的严于律己的共和主义美德的榜样。他受到的教育也包括哲学，他还在雅典花过一段时间研究演讲术和修辞学。带着对柏拉图的无比尊崇，然而还带着一种温和的哲学怀疑主义，（基于拉里萨的斐洛的教诲），以及他认为与柏拉图并非对立的一部分斯多亚主义（它的伦理学而非认识论或形而上学），他完成了自己所受的哲学教育。
当西塞罗回到罗马从事律师行业时，他积极并成功地步入政坛，青云直上，30岁成为财务官，协助西西里西部行省总督履行财政职责和帝国统治职责。这使他有资格进入元老院，他最终在42岁（最低许可年龄）时被选举为执政官，得到了共和国能够给他的最高职位。此时，他已被树立为保守共和主义的捍卫者、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的反对者，还被保守的元老们视为恺撒和喀提林之类民众领袖（正如其批评者觉察到的，这些贵族正在向群众献媚）的有力对手。西塞罗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挫败了保民官普布利乌斯·塞维乌斯·卢鲁斯的土地改革，但他最家喻户晓的政治行动显然是击败喀提林，据称喀提林在城市平民和失地或负债的农民支持下密谋夺取权力。
然而，这种辉煌成就可能也促成了西塞罗的毁灭。他无情而不顾法律地处置密谋者，甚至招致保守派反对。无论如何，罗马的政治风向转而有利他的敌人。他遭到放逐，以哲学为慰。公元前58年他返回罗马，公元前51年被派往西里西亚履行总督职责，每位前任执政官都会要求这个职位。他负责这个帝国行省的民政和军事管理，工作颇有口碑，他从自己职位上榨取的财利比一般的罗马总督要少。对于西塞罗对财富，包括其个人财产的态度（抛开其他的不说，他是一位热衷于出租低劣房屋的房东[26]），我们不应该抱有幻想。但是，按照罗马的标准，他无疑两袖清风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令人敬佩，而且他还在自己的行省赢得了一场不大的军事胜利。回到罗马，他发现自己挚爱的共和国处于内战状态，恺撒和庞培及其各自的私人武装相互对立。西塞罗站在庞培一边，他认为恺撒的胜利和独裁是共和国，甚至罗马国家的末日。但是，他从未遭到大获全胜的恺撒的毒手，根据西塞罗自己的证言，恺撒以最高礼遇待他。恺撒遇刺后，西塞罗与刺杀者们结盟，并一度成为罗马的实际统治者。当他的同盟转而被恺撒的副官马克·安东尼（西塞罗曾猛烈攻击他）打败时，新的三头同盟宣布其前任包括西塞罗失去法律保护，他最终于公元前43年被他们的士兵杀死。
西塞罗当然不是一位系统的思想家，更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体系性哲学家。但是，某些原则清清楚楚地不仅出现在他的主要著作，例如《为塞思提乌斯辩护》、《论共和国》、《论法律》、《论义务》中，而且出现在其他演讲和书信中。我们接下来不会像在论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那样，在单本著作中寻找详细的论证线索，而是试图找出他在不同著作中展示的诸基本原则，探明它们的联系，思考它们的来源、意义和意涵，从而整合出一套或多或少连贯的政治理论。
如今西塞罗的政治思想往往被忽视，但是，即使仅仅因为它在有重大影响的现代早期风靡一时，它也在西方传统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自16世纪到18世纪，欧美思想家从他的著作，主要是《论义务》中找到了一系列称心如意的观念，其中的一些使评注者对西塞罗赋予了一种难以置信的现代性，而不顾他在古代的坚实根基。这些观念可以被总结如下：
……自然法和正义原则，普遍的道德平等原则；一种强调爱国和献身的共和主义；一种对自由的强劲鼓吹，对暴政的激昂反对和对诛戮暴君的令人信服的辩护；一种对宪政主义、法治和混合政体的坚定信仰；一种对私有财产神圣性和私有财产积累之重要性的强烈信念，以及认为国家和法律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财产权和财产差异的观点；一种按比例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概念，它必定包括一个由差别性权利和义务组成的等级体系；一种模糊的“自然贵族”统治的理想；还有一种适中而开明的宗教和认识论怀疑主义。[27]
在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中，当然不只有西塞罗一人信奉某种道德平等，或鼓吹自由、法治或混合政体，肯定也不只他有社会政治等级制的观念，或“比例”平等的观念，以及“自然贵族”统治的观念。真正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自然法概念，这使他能够把对贵族统治与政治等级制的拥护同一种普遍的道德平等原则结合起来。这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会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特别是现代早期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在那个时期，人的自然平等和所有个体的平等道德价值的观念，伴随着政治等级制（例如在约翰·洛克那里），甚至悖谬地被用来不仅为等级制而且为绝对统治辩护（这在霍布斯那里最明显）。西塞罗肯定受到斯多亚主义的影响，但他以斯多亚派从未有的方式发展了自然法概念，而且他或许是第一位阐释了这个悖论的重要思想家。在这方面，这位罗马思想家同他的古希腊前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成了显著对比。
我们已经看到，在雅典民主的背景下进行著述的柏拉图，如何通过设置一种自然不平等原则来挑战民主城邦。这或许并不意味着，在他看来人们之间的自然不平等足以解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而是说对他而言这种区分本身是一种自然和必要的原则，它建立在灵魂的“较好”部分和“较坏”部分的划分上，而后一种划分又通过为谋生而劳动的人与统治他们的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劳动分工得到再生产。亚里士多德同样坚持统治部分与被统治部分之间存在一种普遍且自然的区分，在他的理想城邦中，这种区分体现为城邦的“部分”和城邦的“条件”之间的区别。
西塞罗则用一种不同的进路处理不平等问题。他当然赞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政治不平等之必要性的看法。他甚至有一种二分的灵魂观念，如我们在《论共和国》中莱利乌斯的讲话那里看到的，他把它明确转换成一种政治等级制和帝国等级制的原则。像他在《论义务》和其他地方尤其明确表示的那样，他确实相信存在一种社会劳动分工，它使从事低贱而鄙俗行业的人服从过文雅生活的人。同时，他又遵从斯多亚派的宇宙观念：宇宙中弥漫着一种普遍理性原则，它不仅统治着宇宙，而且栖居于每个人的灵魂中。这种神圣的理性原则表现为各种绝对的、普遍的、不变的、永恒的法，它们调节宇宙秩序并确定人类行为的伦理规范。原则上，所有人都具备认识这些自然法的固有能力，因为他们都分享着同一个宇宙理性；这个固有的、普遍的理性创立了一个普世的共同体，即一个所有时间地点中的所有人都属于它的世界城邦。
当然，我们已经遇到过那种能够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共存，甚至可能能够强化它的世界主义原则。但是，当像西塞罗那样，把世界主义原则同早期斯多亚派宇宙秩序理论所排除的二分灵魂，以及对一种不平等的政治秩序，即一个贵族阶层统治的罗马共和国的明确信奉结合起来时，这种原则就显得如此矛盾，需要加以解释。可以把这种矛盾当成一种无法克服的不一致性而不予考虑，但是，既然更多作为政治家而非哲学家的西塞罗，煞费苦心地以斯多亚派哲学家们从未用过的方式阐述自然法概念，那么，至少有必要发掘这在西塞罗追求的政治目标中服务于何种目的。
道德平等，政治不平等
首先，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更长远的历史视野中。西方政治理论没有独创人类平等的观念。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有自己的自然平等主义形式。但是，西方政治理论，至少在其对未来有重要影响的某些历史时刻中，遇到了非常特殊的问题，那就是要想办法在自然平等的基础上为统治提供解释和辩护。或者换种说法，在给定的平等假设下，它必须想办法为统治本身提供解释和辩护。当自然平等观念与对统治和支配观念的挑战结合起来时，也因为它的确与之结合过，自然平等观念就会变成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只要统治原则凭借自己的方式（无论是作为天命抑或单纯建立在传统之上）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挑战，它就能够与本质上的人类平等完美相容。但是，一旦统治原则自身受到严重质疑，问题就截然不同了。为自己辩护的责任，更多地落在了作为社会不平等和统治的一种自然基础的人类不平等一方。在这些情况下，自然平等观念代表着一种对统治精英的严峻威胁。当有人援引自然平等质疑权威时，另一些人就不得不设计理论策略和意识形态策略以克服那种威胁，并让民主的观念自己反戈相向。
这种策略的历史始于古希腊。我们看到，在那里，统治原则在特殊的方面受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挑战，这些特殊方面使它有别于其他高等文明。在构成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共同体中，主要政治关系不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而是公民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公民们在社会或经济上是平等的，但是，地主与农民都同属于一个公民团体，共享公民平等。这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领域，根深蒂固的社会分工，特别还有阶级冲突在这里以政治方式得以表现，不仅表现在公开的权力斗争中，而且表现在公民大会和陪审团的日常审议和辩论中。这也意味着，在经济不平等与政治平等之间会出现一种不可忽视的张力，这在历史上或许是头一次。
这就是平等观念为那些意欲为统治辩护的人提出新问题的语境。如我们所见，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都受到处理这些问题的需求驱策。例如，柏拉图选择的策略是，寻找一种新的、自然之上的（如果不是超自然的）、超越一切自然平等的等级制原则，以此挑战民主并为一种社会等级制原则辩护。在民主对统治精英构成一种真实挑战的语境下，这看起来是最保险的策略。然而，公民平等与阶级不平等的分离打开了新的可能。此前，即使在人们被假设为自然平等的地方，或者说尤其在这样的地方，国家也代表着统治，这一向是清清楚楚的。但是，现在国家本身，实际上尤其是国家就代表着平等。尽管存在着一切既有的社会不平等，所有公民在他们新的政治身份中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如果统治关系可以披上公民身份和公民平等的外衣，那么，它们也可以用全新的方式进行伪装。这当然并非易事。但是，我们看到，类似的策略被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后继者采纳，他们主张城邦的价值，甚至民主的价值，以此为一个新的帝国式世界城邦辩护。
希腊有产精英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为罗马共和国的有产精英遇到。在这里，他们同样被迫与下层阶级达成政治妥协以保护社会秩序和自己的财产；在这里，地主和农民同样共享一种作为公民的政治身份。但是，罗马共和国与雅典民主也存在一些重要区别，这允许或者说要求不同的意识形态策略。这个共和国显然由元老贵族统治，其统治甚至在公民（政治）领域中也得到承认；罗马人从未发展出公民一人一票的观念，而是按照集体投票计数；公民身份从未消解或遮蔽贵族与平民、庇护人与被庇护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之间的区分；私有财产权不仅有着更为清晰的法律界定，而且有着更为明确的政治优先性；罗马幅员辽阔的帝国，也完全不同于雅典的盟友与附庸组成的松散网络。
当共和国在西塞罗时期瓦解时，元老贵族所面对的最紧迫问题不是来自下层的威胁，而是这个贵族阶层的自我毁灭。西塞罗的政治理论明显是对这场罗马贵族危机的一种回应。他对这场危机及其原因的认识，无疑塑造了他的理论回应，而且，抛开其他的不说，他的这些认识也使我们对他的自然法概念有所洞察。
如西塞罗在《为塞思提乌斯辩护》中解释的那样，他把共和国的衰落溯源到格拉古兄弟时刻。作为土地再分配改革和拥护改革的统治阶级成员的坚定反对者，他把这个时刻视为共和国黄金时代的终结。自此以后，元老精英致命性地分裂了，一部分人希望保护元老院权威和古代传统即他们的“祖先习俗”，另一部分人通过支持保民官、土地改革，以及与元老院对立的公民大会的权利来迎合群众。在喀提林阴谋中，贵族派与平民派的分裂达到顶峰。在西塞罗看来，这种分裂是对政治和平与稳定的一种致命威胁，而责任恰恰在平民派一边。
在他的主要著作《论共和国》中，西塞罗确立了国家的基本原则，他将其时代设定为格拉古兄弟时期，但明显是对他自己时代的一种议论。正如许多评注者认为的那样，这部著作或许也是对精英圈子中广为阅读的卢克莱修《物性论》的一种回应，因为西塞罗似乎将其伊壁鸠鲁原则当作对公民生活和“祖先习俗”的一种威胁。在这部对话中，西塞罗明确与那些以格拉古之敌闻名的高贵参与者为伍。西塞罗尊奉这些人为古老传统和“祖先习俗”的化身，他还高举他们为自己所处的内乱时代——在这个时代，元老精英被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驱使，而不受传统、高贵追求或公民责任的约束的楷模。西塞罗希望恢复一个以尊贵的平和或闲适（cumdignitateotium）为特征的共和国，这个说法既暗示出他对一种庄严的公民（政治）和谐（在其中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价值得到他应得的东西）的希冀，也表露出过一种尊贵闲适生活的贵族式志趣。
在西塞罗所感知的这种环境下，如何能说服罗马统治阶级回到祖先的道路？如何能说服他们以“祖先习俗”作为指导原则，并去恢复一个以政治和平与庄严为特征的共和国，恢复一个和谐的国家，在那里，按照比例平等原则，权利和奖赏被正当地根据人们的价值分配给他们，在那里，国家和进行统治的公民享受着尊贵的闲适？
某些原则对他的目的显然是必要的。西塞罗就国家和财产权要说的话，在策略上是必不可少的。在我们对斯多亚派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他认为“国家和城市的特有职责是保障每个人自由、不受侵扰地支配自己的个人财产”；我们也看到，在他眼里，重分土地的改革使“一个从没有任何财产的人会获得已经被占有了许多年甚至许多世代的土地，而之前拥有它们的人会失去它们”，这项改革违背公平原则。这些段落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表露出他对财产权神圣性的信奉、对地主阶级利益的忠诚，以及对改革和改革者的强烈反对，而且因为它们提示了与西塞罗的国家概念相关的东西。让人惊讶的不仅是他赋予财产保护如此大的重要性，以至于它成为国家的一个（如果不是唯一）基本目的，还有这个事实：他以一种此前西方哲学家从未有过的方式给出了一个规范的国家定义。
如我们所见，罗马界定分明的排他性财产权概念，伴随着一种独特的公私之别。这以希腊经验未曾有过的方式引入一种公共领域，特别是国家的定义。正如希腊人从未阐发一种明确的财产权观念，他们也从未超越公共领域的概念，即与公民共同体同义的城邦的概念。罗马共和国和罗马法催生了对一种得到清晰界定的公共领域的认识和作为正式实体的国家概念，这种实体独立于组成它的公民，甚至不同于在任何特定时刻统治他们的特定人群。西塞罗挑起的任务是，以一种适合罗马财产权概念和财产权与国家关系的方式定义国家。他这样做是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他理想中的统治阶级，应该把享用和扩大他们的地产同公民美德的要求结合起来，因此，他交给自己的任务是，用某种方式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概念化，以便在维护私有财产权神圣性的同时强调公共责任。
西塞罗的定义，其核心是把国家的特征描述为“许多人基于法权与正义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成的联合体”。[28]在西塞罗的表述中，正义与共同利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要求我们应该在一切公共和私人事务中给每个人应得的，即他的荣誉，同时保护公共利益。给每个人应得的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避免无故伤人，应该遵守承诺和契约，尊重无论私人还是公共的所140有财产。但是，每个人应得什么取决于他的价值，而西塞罗使我们确信，无论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财富和出身都是关键的。一种雅士的生活比一种劳动者的生活更有价值。这些正义原则是自然法规定的，这与伊壁鸠鲁派和怀疑派哲学家对立，他们认为正义仅仅是约定。西塞罗主张，存在着像自然正义这样的东西，它也必定也反映在习惯法和成文法中。如果人定法不符合自然法的规定，它们就不是真正的法，一个由这种法统治的国家也不是真正的国家。
由自然法向下形成的法的等级位于西塞罗政治理论的核心。他写道，法不是人的思想的产物，也不是各民族的协定，而是某种凭借命令和禁止的智慧统治整个宇宙的永恒之物。所以，他们习惯说，法是神最初和最终的心智，他的理性凭借强迫或约束指挥万物。因此，诸神给予人类的法应得到颂扬，因为这是一位智慧的立法者运用于命令和禁止的理性和心智。[29]
在《论共和国》中，西塞罗曾坚称真正的法的普遍性和不变性，现在他继续警告“我们不能依靠人民或元老院而逃脱它的义务”。
通过把自然正义置于国家概念的核心，西塞罗无疑已经把某种道德目的归给国家。这种道德目的无法与他的公共利益概念分离，然而，他的公共利益概念较少与更高的道德目标相关，更多与财产、和平、安全和物质幸福这样的世俗利益相关。在这个方面，他对国家及其目的的观点与普罗塔哥拉而非柏拉图有更多共同之处，更多关注日常生活中平常的舒适，而较少关注某种更高的人性的实现。在《论法律》中，他对人类理性的赞扬，包括对实践技艺的赞扬，与普罗塔哥拉的说法没有太大不同。西塞罗认为，正义是一种固有和普遍的人类感觉，它使人能在舒适与和谐中共同生活，享受理性和技艺的好处；普罗塔哥拉认为，固有和普遍的正义感，以及对他人的尊重，使文明的、舒适的城邦生活成为可能，在这两种观念之间甚至也存在着某种相似性。
但是，西塞罗的政治结论与普罗塔哥拉的大相径庭。他站在柏拉图这边，也赞成柏拉图对鞋匠和铁匠的政治能力做出的反民主判断。在他的演说《为弗拉库斯辩护》中，这位伟大的希腊文化仰慕者流露出对雅典民主的强烈反感，他攻讦公民大会中的“那些鞋匠和裁缝”，那些“工匠、店主还有所有渣滓”，他们是民主雅典的灾星，也是罗马共和国本身的煽动家的前车之鉴。在《论法律》以及其他著作和演说中，他非常明白地表达了对这些从事贱业的人的鄙夷和对穷人的极度蔑视，就好像他们是罪犯一样，同时，他溢美那些适合雅士从事的行业，如战争、政治或哲学，还有大型农业或商业。理想的雅士和政治领袖是殷实的土地所有者，理想而言，甚至商业盈利也应该投进土地。
因此不足为奇，当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考察各种政体类型时，他总结道，在纯粹的类型，即王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中，民主制显然是最坏的。即使当平民明智地统治时，民主的平等也有违正义和公平原则，因为它否认人们正当的，但不平等的应得之物：“当平等的荣誉被给予最高者和最低者，而这两种人必定在每个民族中都存在时，这种‘公平’就恰恰最不公平；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由他们最好的公民统治的国家中。”[30]最好的国家类型是一种混合政体，它在富人与穷人的阶级冲突中维持一种平衡，尽管它赋予每个人一定程度的自由，却按照公民不平等的荣誉不平等地在他们中分配它。就像在罗马共和国中一样，这里存在着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秩序，以及一种与之伴随的等级制的政治权利秩序。
西塞罗就这样试图糅合看起来民主的数学平等原则与一种贵族式的“比例”平等概念，他像普罗塔哥拉那样赋予所有人一种正义感，又像柏拉图那样把正义等同于社会和政治等级制。西塞罗没有看到他自己的政治原则与柏拉图的政治原则之间的矛盾，并把自己表现得追随着这位雅典哲学家的脚步，甚至在自己的两本主要政治理论著作的标题上也亦步亦趋。但是，他与自己的这位伟大前辈不同，因为柏拉图哲学有太多抽象乌托邦色彩，而他自己的意图显然是政治的和实践的。也有可能，比起平等原则对于民主雅典有产精英的威胁，世界主义观念的平等主义威胁对于罗马共和国有产精英的一位守卫者而言没有那么紧迫，在罗马共和国，有产精英的至上地位实际未受到挑战。
在这里，回忆下雅典民主中“不成文法”发挥的作用或有裨益。民主派——哲学家、剧作家或普通公民——可能仍服膺于亲属义务或敬畏诸神这类普遍法的观念，这些法与城邦的“法”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不成文法已经受到了全面挑战，无论它们是人定的还是自然规定的。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我们已经目睹了不成文的、永恒的法与政治法之间的紧张。在寡头派的三十僭主政变之后，这种紧张关系变得尤为明显，那时，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促使恢复后的民主禁止人们援引不成文法，因为它与寡头派紧密联系。对于民主的拥护者来说，问题不仅在于把法写下来，使它们为所有公民知晓，并保护它们不受贵族法官干扰。更根本的问题是，不成文法概念已经被等同于寡头派的自然不平等原则，即人因自然而不平等的观念，而在民主派看来，自然不平等原则已经受到了公民平等的正当挑战。柏拉图当然就是这种寡头派观点的主要哲学阐释者，这特别表现为他在一种更高的宇宙秩序原理的基础上把正义等同于不平等。对于他的民主派对手而言，不成文法代表着不正义，而非正义，而且人们必须转向城邦的法，以得到他们正当的应得之物。如我们在希腊戏剧中看到的那样，城邦及其“法”也取代了无尽混乱的血亲复仇和非理性暴力。在这个意义上，是政治法而非不成文的自然法，象征着理性和“神圣劝化”的胜利。
在西塞罗的自然法概念中，我们看到了某种十分不同的东西。无疑，同他的所有人之间的一种普遍道德平等概念一样，他的自然法包含的行为规范与民主派合拍的程度，本来并不亚于它与寡头派合拍的程度。但是，在他的普遍的自然法和超验的理性法中，铭刻的是一种根本上的人类不平等，这意味着寡头制原则是由神规定的并且高于政治法。他自视为柏拉图的追随者，这并非没有缘由。至少在这个方面，他的自然法概念确实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转化，把柏拉图虚无缥缈的哲学转化成世俗的罗马政治学用语。
如西塞罗展示的那样，自然法和比例平等的结合，看起来归根结底是义务的平等和权利的不平等。考虑到他脑中特定的政治计划，我们无须惊讶于自然法的义务是“克制”、“禁止”和“强制”，它适用于所有阶级，要求精英克己复礼，要求民众安分守己。在这位罗马政治家直接面对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下，他的方案的优势一目了然。它恰好为他青睐的“混合政体”做了担保，这种“混合政体”赋予所有公民某种道德地位甚至政治地位，同时授予贵族精英阶层统治权。它还有如下优点：要求一个无法无天的贵族阶层遵守秩序，约束其淫行，同时尊重其财产权和政治统治权。最后，值得注意地，西塞罗对他服务并从中获得个人利益的这个帝国不置一词，但他的政治方案在为罗马帝国主义辩护上有其用处，它为罗马的仁慈帝国观念提供了哲学支撑，在这个仁慈帝国中，优越者根据自然法，为了双方的利益统治卑劣者。
正如其希腊化时期的前身那样，在这种帝国辩护中，世界城邦的观念与城邦中诞生的公民政治意识形态相互结合，或者更确切地说，前者源于后者。一方面，罗马帝国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所谓的地方自治体系，即一种由地方贵族统治、表面自治的各单元的联盟。另一方面，正如亚历山大把他的帝国统治界定为世界主义的，世界城邦的观念也可以转化成“普世的”罗马帝国，它会把罗马公民身份扩展到远远超出罗马都城边界的地方。这种公民身份当然不会具有它在民主城邦中所具有的含义，但它是帝国霸权的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这种意识形态，最终使罗马的帝国式世界城邦，以及统治它的自然法嬗变为基督教的“普世教会”。
罗马基督教：从保罗到奥古斯丁
至少对世俗想象而言，基督教的根扎在罗马帝国的特定条件中，这几乎是自明的。基督教神学是几乎不可能降生在别处的奇特混合物，它融合了犹太教一神论、古希腊罗马异教、希腊哲学传统、罗马帝国观念中的希腊化时期王权遗产（以及亚历山大的自我神化）、罗马的普世主义抱负和罗马法。
罗马独特的基督教此后塑造了西方政治理论传统，通过追溯基督教信仰从一种基本是部落教派的宗教到一种普世（主义）宗教、从一种反叛的犹太教派到帝国的一种意识形态基础的转变过程，可以绝佳地理解它的形成。这个转变故事由塔尔苏斯的保罗拉开序幕，在希波的奥古斯丁那里达到高潮。其本质是创造一种独特的普世主义，这种普世主义允许唯一上帝的至上全能的权威与皇帝和国王们或多或少绝对的世俗权力共存，允许上帝面前一切人类的平等与各种最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和森严的世俗等级共存，这与我们在罗马斯多亚主义修改后的世界主义和西塞罗的自然法概念中已经遇到的微妙平衡不无相似之处。
这种受到罗马基督教影响的学说上的平衡，有着非常特殊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它的前提当然是在塔尔苏斯的保罗/圣保罗［他是希腊化的犹太人，（或许）还是罗马公民］那里得到完美呈现的这个独特的混合帝国。[31]尽管帝国首都会从西方迁往东方、从罗马迁往君士坦丁堡，同时基督教在4世纪被君士坦丁皇帝确立为帝国国教，但是，保罗基督教的胜利和进一步发展，有赖于东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见证了一种根植于西部各行省的独特拉丁神学的出现，以及它在罗马化的北非的最终成熟）之间日益加深的差异。
基督教与帝国并驾齐驱发展。基督教学说的发展，其神性概念和人神关系概念的发展，密不可分地与在基督纪元最初几个世纪中经历了种种显著变化的罗马帝国观念联系在一起。当帝国取代了旧的共和国并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时，帝国早期的第一公民与元老院协同统治的神话，不可避免地让位于把皇帝视为绝对主人的观念。与此同时，共和国的观念，即帝国是罗马城邦合法征服的产物的观念，被一种更为世界主义的观念，即一个“超民族的世界帝国”（在这种观念中，所有人都平等地受到一位不再只来自罗马的绝对统治者统治）的观念所取代。[32]把帝国的基督教化看成这种转变在文化上的完成，这当然不是异想天开。
3世纪中叶，这个帝国经历了一场危机，它的统一受到了致命的分裂威胁，边境也开始沦陷。之后，归功于一场军事和官僚制的革命，它以新的生命力再次出现。这场革命由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完成，并且，他使帝国皈依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支持了这场革命。但是，国家官僚制的巩固，并不意味着帝国贵族阶层的弱化。相反，它造就了一个新的、更庞大的统治阶级：一个“任官贵族阶层（aristocracyofservice）”，其军事和行政职能为成员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发财渠道。[33]同时，贫富鸿沟不断加深的西方各行省日益由土地贵族统治，他们积累起来的财富，平均算来是1世纪元老贵族的5倍。这也意味着，帝国的城市文化发生了一场重大变迁，因为古代公民共同体的公共生活被内向型的家庭生活所取代，贵族的政治恩惠也让位于私人财富的奢华炫耀。
特别是在西部，帝制国家的巩固和占上风的贵族，都决定了基督教神学的演进方向。帝国观念中的变化，可以由希腊化的东方对罗马的西方的胜利来代表，由东方王权观念对罗马共和主义的胜利来代表，这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在独属于西方基督教的进程中，还存在着另一条路线。东方出现的拜占庭“恺撒教皇制”（一个宗教和国家的统一体，在其中基督教承认自己服从政治权威）在国家之外留下了一种属灵的神秘主义残余。相反，西方逐渐发展出属世和属灵两种同等权力的独特观念，每一种权力都有在世间的制度和等级体系。两种同等权力的观念，可能常常既是神话也是现实，但它标示了西罗马帝国的某些根本特点，它们决定性地形塑了西罗马帝国的神学构造。
我们讨论过罗马的财产制度和它造成的独特的公私二分法，在那里我们看到的那些社会和文化条件中，或许可以找到西方基督教二元论的来源。罗马人在他们极其特殊的社会条件中发展出了一种概念工具，它尤其有助于理解各自独立但又共生的权威结构，就像在他们的财产权与国家或“所有权”与“统治权”概念中那样。同样的区分可以被用来修改普遍性和共同性原则，例如斯多亚派确立的那些原则，这些区分允许个别和私性楔入普遍和共同。
因此，举例言之，塞涅卡（约公元前4年—公元65年）通过展示万物如何可以既被设想成是共有的，至少对智慧者而言是共有的，又仍是个人的和私有的财产，由此阐述了斯多亚派学说。他对皇帝权利做了一个重要类比：“凭他的统治权，万物都是（恺撒的）”；但同时，万物因他的“统治权”而属于他，这一含义必须区别于事物因他的继承权，即“因实际的权利和所有权”而作为他的个人财产属于他。塞涅卡接着把这个类比运用于诸神，这使我们得以探寻把神权观念和罗马财产权观念连接起来的概念逻辑：“诚然，万物都属于诸神，但并非万物都供奉给诸神，而且……只有在宗教供奉给神的事物那里，才可能发现渎神行为。”[34]
因此，这里存在一种思考财产权和权力领域的方法，它使以下情况成为可能：一方面坚持一个普遍的宇宙逻各斯、一种普遍和共同的自然法、全人类的平等，甚至一位全能神独享的至上地位，另一方面仍宣告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社会不平等的正当性和世俗政府的绝对权威，包括那些依据任何理性标准都可以被判定为违逆神法或自然法伦理原则的世俗政府。这种思考方法反映了一个世界主义帝国的历史现实，这个帝国既诉诸普遍主义原则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性，又与一种前所未有的私有财产制度共生并支持着它，这种私有财产制度是一个强有力国家和强大私有财产权的独特联合，如我们所见，这与其他古代高等文明大相径庭。大部分罗马斯多亚派哲学，更不用说罗马法，都致力于维持这种独特平衡，捍卫国家的“统治权”主张，同时强化私人“所有权”的神圣性。把这种二元论逻辑及其独特的两种权威领域的划分，转化成特别属于西方基督教的世俗领域和灵性领域的划分，只需要一些概念上的微调。
《圣经》中说耶稣自己提出的原则是“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个以此种简单形式宣告的原则与塞涅卡修改后的斯多亚主义完全一致。它当然没有质疑神的至上性、他的神法的普遍性，或他对此世或彼岸万物的“所有权”，但它也为恺撒的绝对权威领域找到了一席之地。上帝的宇宙“统治权”与恺撒的世俗“所有权”共存，正如恺撒的世俗“统治权”与帝国有产公民的私人“所有权”共存。
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创立者保罗，在他为对世俗权力的绝对服从的辩护中，开始把普遍的神性、全人类在上帝面前的灵性平等学说同世俗的财产不平等、社会等级制和绝对政治权威结合在一起，并转化成系统的基督教神学。他使基督教脱离犹太律法，用一种超验的道德学说（它平等地适用于全人类，既适用于犹太人，也适用于希腊人或罗马人；既适用于主人，也适用于奴隶）取代了一种基本上是部落性的宗教的特殊主义，由此确立了他的普世主义原则。“神的义”，他写道，不凭借任何律法而显现自身。在这方面，他属于希腊化的和斯多亚派的世界主义传统，他可能不仅从斯多亚派哲学中，而且从《七十子译本》（希腊化时期《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在那里希伯来《圣经》的犹太排他性被某种向非犹太人开放的世界主义所修改）中学习到这种传统。[35]然而，保罗的普世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宣称全人类的平等道德价值。另一方面，它完全没有挑战，实际还支持了世俗领域中的社会不平等，断然主张世俗国家的绝对权威并责令人们予以接受：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么。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申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36]
这种对皇帝神授权力的宣示，可以以不止一种方式来解释。优西比乌斯主教在他对君士坦丁的著名颂词（其辞令谄媚难有出其右者）中，阐发了一种支持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的意识形态，它把皇帝当成上帝的代理甚至他的同伴，当成神圣逻各斯（神的道）在尘世的显现。这种学说的结果当然影响深远，但是，保罗神学中还存在另一个同样影响深远的主题，它将只在基督教西方、在西方独特的条件中得到充分阐释：皇帝不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或神圣逻各斯的化身，而是堕落人类的（当然是上帝所命的）世俗统治者。
思考保罗写作《致罗马人书》的语境，以及他的同代人对他针对犹太律法的特殊主义所宣告的普世主义、世界主义原则给予的重视，或许会有所裨益。抛开保罗学说的其他意涵，也不提在早期基督徒中是否真实发生过普世主义的“希腊化犹太人”与特殊主义的“希伯来人”之间的冲突，对于异教的罗马掌权者和帝国精英来说，保罗的普世主义确实有某些显而易见的优点。基督教或许开始是一场城市穷人的运动，但是，保罗给富人阶级传达的信息，无疑比（例如）其他早期犹太基督徒的信念更让人安心，后者追随耶稣，宣扬一种不只局限于道德或灵性领域的平等主义，他们否定物质主义价值观，号召基督徒舍弃财富，交给他们的共同体。甚至保罗强调的救赎是凭信仰而不是凭劳作，对于那些注定不能严格遵循社会福音的人而言也有着一目了然的优点。
奴隶制本身与保罗的普遍平等学说相容。他要求仆人“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37]保罗的原则责令主人善待仆人，以此承认仆人的道德平等地位，但这些原则并不代表对奴隶制度的挑战。
保罗最基本的神学原则，也远比犹太教或犹太基督教的神学原则更能与罗马国家掌权者融洽相处。当反叛的犹太人抵抗罗马霸权，拒不承认皇帝的神性，而犹太基督徒通过主张基督的统治权而断然否认恺撒的神性时，保罗的普世主义对犹太特殊主义的攻击，以及他用一种世界主义（它同时把恺撒的物归给恺撒）对犹太教一神论的替代，漂亮地使任何此类对帝国权威的挑战都被釜底抽薪。它支持罗马帝国的世俗普世主义，抛开别的不说，它用一种普世主义一神论取代了犹太律法的现世主张，这种普世主义一神论与犹太教一神论不同，它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恺撒的权威。
换句话说，保罗式基督教神学实现了一种对普世主义的改编，这类似于斯多亚派学说的变化。这种变化削弱了普世主义的平等主义意涵，及其对既有掌权者的潜在威胁，使这种学说更能投合罗马精英。可以说，像罗马斯多亚派一样，熟悉斯多亚哲学并受其影响的保罗，实现这一结果是通过再次引入一种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允许下述划分：一方面是道德或灵性领域，在其中宇宙逻各斯规定了一种普遍平等；另一方面是物质世界，在其中社会不平等甚至奴隶制盛行，并且政治权威有资格强行要求一种绝对而普遍的服从，正如主人可以强迫他们的奴隶一样。
但是，基督教需要自己独特的划分权威领域的方法。对于斯多亚派来说，承认现实世界中并非所有人都是智慧的，因此凡俗男女的寻常世俗生活必须受到某种实践伦理和一种由公平调和的法条主义的统治，这就已经足够。斯多亚派支持罗马财产权、政治等级制和帝国的理由，显然因为早期斯多亚一元论被某种类似柏拉图式统治与服从原则的东西所替代，而得到强化。但是，如我们所见，罗马斯多亚派大抵满足于关注伦理学领域，而不劳神去对心理学、宇宙论或形而上学进行更深的思辨。基督教则需要更多东西。
当然，基督教中会出现新柏拉图主义的一支，它采用了柏拉图的超越经验现实的一个超验领域概念，并设定了太一，即终极统一的、无法认识的神圣现实，一切其他层次的现实都从中流溢出来。柏拉图式哲学无疑能提供一种宇宙的统治与服从原理，正如某些斯多亚派做过的那样，它能被用来为尘世的各种等级辩护；而且，太一（从其中流溢出逐级下降的现实秩序）观念，或许可以被用来支持皇帝的绝对权力，例如像优西比乌斯那样，启灵于人格化为君士坦丁的神圣逻各斯。与感官和理智世界对立的柏拉图式的老观念，也可以支持一种保罗式基督教二元论。但是，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并不特别适合为既有的社会政治安排提供积极支持。它更倾向于贬低尘世存在和物质领域，鼓励基督徒从中寻求神秘的解脱，不懈努力达至灵性领域，并尽可能使人类灵魂与上帝一致。这无疑会助长一种对现世不正义的消极接受，并以此种默认方式支持了各种既有的权威；但它确实不会主动强化财产权和国家的主张。对基督徒而言，在一种由一位全能上帝统治的神学普世主义面前，为罗马社会的、政治的、帝国的秩序提供一种辩护，是一项极其特殊的挑战，而西方基督教也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应对这项挑战。
归根到底，整个保罗式二元权威结构依赖着罪的概念。对罪的强调是一种独属于西方的现象，这是个惊人的事实。只把这同罗马霸权的意识形态需要联系起来加以解释是愚蠢的，但是，忽视罪在支撑“归恺撒”原则中的作用也同样愚蠢。根据基督教的这种观点，因为且仅仅因为人类天生是有罪的，所以世俗政府及对它们的完全服从是必要的。对保罗来说，基督的确象征着从普遍的罪的污染中的救赎，但是——在此生，如果不是在来生的话，无人能逃脱人类的罪，而这使恺撒的权威成为不可避免的必要之物。人类的罪使世俗权威正当化，这个原则在保罗这里已经展现出来，而在奥古斯丁那里将得到充分发展。由此也开启了一种悠久的西方政治理论传统，它把私有制和世俗政府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归咎于人类的堕落状态。
同时，在各种组织这个堕落世界的世俗制度中，还有教会，在这里西方基督教的独特性也一样彰明较著。对教会地位和结构的关注属于西方的程度，并不亚于对罪和个人救赎的强调。从东罗马帝国到拜占庭，在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实际上变成了教会。帝国是尘世的教会，同时皇帝是它的首领。西方的路径是不同的。在这里，教会有责任组织基督徒们的个人拯救，他们无望在此世见到真正的和谐与正义，而且不得不依靠恺撒（他不是作为上帝在尘世的神圣代理，而是作为世俗的政治权威）管制他们的堕落生活。
教会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平行结构、罗马国家的一个镜像，在其中，宗教职责被认为是官方职务。甚至西罗马社会等级的轮廓也被投射在教会中，而主教扮演着有土地的元老贵族。实际上，教会贵族往往从同一种社会根源中产生；而主教制会成为土地贵族的主要制度之一，它是世俗权威碎裂时贵族权力的一种再配置。[38]在事实和概念上，西方的主教都是罗马独特的社会秩序产物，即无与伦比的土地所有权自主性和贵族优势地位的产物。他们会继续象征一种教会权力，也同等程度地象征一种世俗权力。而且，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西方基督教的特殊发展将继续映照土地贵族的命运，它有时反映出他们的优势地位，有时又被着力推行中央集权计划、反对贵族自主权的国王操纵。
这是历史的众多讽刺之一：帝国在西方崩溃，帝制国家让位于一种由土地贵族统治的碎片化秩序，而这时是西方在教会等级制中保留了罗马帝国的结构和制度。尽管这些发展的萌芽已经表现在保罗的《使徒书信》中，但是，一种真正罗马的拉丁神学直到2世纪末才出现。在很长时间里，受教育的基督教精英的文化几乎难以与他们的异教公民同胞的文化相区别，其重点是文学和修辞学，与东方对哲学的关注形成对照。[39]现在我们无须惊讶，在一种独属于西方的神学的发展中，首位重要人物——一位驻扎在迦太基的百夫长之子——受到过罗马法的训练，而且他在拉丁神学传统还不存在时，运用了罗马法的概念和语言。德尔图良的法条主义的气质和训练，或许也有助于解释他对罪的特别强调。而且，他的原罪（这个术语甚至被认为是他发明的）学说——原罪是每个人类个体从亚当那里继承的——使每个人类成员都成为罪的背负者。对于一种总体上以法条主义方式，通过类比世俗的犯罪、审判、惩罚或赦免来思考上帝和人类之间宇宙关系的神学而言，这可能是一种尤其合适的学说。无论如何，自此以后西方基督教将在这种法条主义影响下继续发展。很难说德尔图良的法条主义只是他个人经历的偶然结果。他当然是西罗马帝国的一种产物；而且，考虑到保罗学说的背景及其在帝国历史中的地位，我们不必惊奇，罗马制度和罗马法在教会的组织和教义中得到反映。
教会组织的帝国原型也在迦太基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3世纪，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一位出身高贵的罗马公民，在他的《论大公教会的统一》中阐述了最权威的关于教会等级制的拉丁教义。但是，迄今为止，西罗马帝国（但仍然基于北非）最重要的产物是希波主教奥古斯丁。
希波的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的皇皇巨著《上帝之城》，通常被当作一部中世纪政治思想经典在各英语大学中教授。然而，它虽然深刻影响了中世纪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晚期罗马帝国的一种产物。正是他与帝国各种现实的接触，迫使他不仅在神学中也在政治理论中开辟新天地。他对基督教和帝国之间关系的探寻，把圣保罗的二元论和他关于服从哪怕最罪恶的世俗权力的学说推向极致，在这种探寻中，奥古斯丁离开了古典的关于国家及其道德目的的概念，并因此开启了关于政治服从与义务的新问题。
354年，奥古斯丁生于北非，母亲是基督徒，父亲是异教徒，属于库利亚等级，该等级如果不是贵族等级也是富裕等级，这个等级中产生地方长官，它还有责任资助各种公共职能的履行。奥古斯丁起初在罗马，其后在米兰研究和讲学，曾经与摩尼教和怀疑主义有过露水姻缘，此后他最终皈依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他尤其受到基督教关于上帝是灵的观念和恶是对上帝的背离而非一种独立的邪恶力量的观念影响，他还受到有可能通过哲学沉思于此生获得美德的信念（一种他之后会放弃的信念）影响。终其一生，他都享受着罗马化贵族的友谊和庇护。当他在罗马寻欢作乐，虚掷大半青春后，395年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北非成为希波主教。
这里是帝国的粮仓，是一片大庄园土地，不是由奴隶而是由农民耕作，他们大多都是依附性的。奥古斯丁在晚期帝国中的生活，恰逢这个地区尖锐的经济和社会冲突时期，这个地区饱受农业衰退、农村动荡、反对罗马殖民统治的民众叛乱、人口两极分化、农民逃离土地导致的人口减少困扰。奥古斯丁所在的那部分北非，其庄园越来越依赖流动劳动力。许多世纪后，这种社会类型的劳动力，会被那些惧怕不受束缚的劳动者引发的失序的社会批评家们描述成“无主之人”。
这场伴随着经济衰退的社会动荡，因为非洲农民的基督教和各分裂教派，例如多纳图教派而加剧。多纳图教派包括有教养阶级中的一些成员和他们的被庇护人，但其支持基础在下层社会中。多纳图主义的一个极端主义边缘派别，即粮仓流浪派，可能由讲古利比亚语的无地农民、一些叛逃奴隶和流动劳动者组成，它不仅象征着一种神学或政治危险，还象征着一种社会危险。[40]这场运动主要是出于社会动机还是宗教动机，对此存在很大争论，但是，看起来罗马化地主精英无疑把它视为对他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
多纳图教派和粮仓流浪派的威胁，部分构成了奥古斯丁对异端、对国家镇压之必要性的强硬观点的更大背景，但是，他的《上帝之城》的直接缘起是蛮族入侵和410年罗马遭西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洗劫。北非因为一场使入侵者调头的风暴而躲过阿拉里克的攻击，迦太基变成了从罗马来的贵族流亡者的避难所。他们中有些是富裕而有教养的异教徒，这些异教徒把这场灾难归咎于对古代道路的背离，归根到底就是对异教的抛弃和对基督教的支持。奥古斯丁力图向此类帝国精英证明，基督教不是他们的敌人，基督教与世俗政府、社会秩序或对国家的义务——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对财产权和社会不平等的义务并无矛盾。在证明基督教无罪的过程中，他成功地论证了一种信仰，一种对哪怕最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统治者也绝对服从的信仰。
奥古斯丁学说的本质内容仍然是人类的堕落状态和原罪的污染。他用一种特别严酷的预定论概念巩固了这种学说。不仅有些人命定享受上帝的恩典和救赎而不论他们在尘世如何行为，而且其他人与上帝恩典的无缘和他们将受的永恒惩罚也是命定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罪大恶极行为的作用。这种极端版本的预定论，之后会被加尔文和其他极少数人采纳。奥古斯丁否认这排除了自由意志，而且，千真万确，正因为预定论学说使恩典和惩罚独立于具体的人类行动，它对个人的自由意志并无必然影响。但是，这种学说的根本目的，不是解决个人自由原则和决定论原则之间的冲突，而是为他的双“城”，即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概念建立一个基础。
早年奥古斯丁基本赞同其他基督徒关于罗马帝国的观点，即罗马帝国的角色是上帝为世界皈依基督教准备的神意工具，就像优西比乌斯在君士坦丁颂词中提到的那样。但是，西部各行省经历的灾难（既源自外来威胁，也源自内部失序）对这种基督教乐观主义提出了挑战，并质疑着罗马作为上帝选择的世俗拯救工具的地位。如果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时是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是处在君士坦丁式的必胜主义看起来更可信的时候，那么，像某些评注者那样认为，在这本著作中奥古斯丁最重要的成就是通过挑战帝国的普世主义主张使帝国“相对化”，可能还看似成理。但是，历史已经嘲弄了无论异教徒的还是基督教徒的罗马设想，在这种语境下，奥古斯丁的论证与其说是一种对罗马帝国的自负心态的挑战，不如说相反是一种巩固帝国权威的新方法，它无须诉诸难以置信的神意拣选。
对比东方拜占庭，西方基督教由于其与罗马帝国的关系而面对着各种极其特殊的困难。西罗马帝国在基督教之前，而当它改宗后（在许多看人来是因为它的改宗）似乎处在毁灭的边缘。东方没有遇到这些复杂情况。帝国国教基督教和东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治下一同降世，东方也没有面临同样的蛮族威胁。毋庸置疑，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基督教之间的神学分歧出于许多理由，但是，我们不应低估了它们与世俗帝国的不同关系在教义上产生的结果。东方能够设想帝国与基督教、教会与国家的统一，甚至设想教会对世俗国家的从属，然而，西方基督教不仅必须处理帝国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决裂，还必须应对改宗后濒临崩溃的帝国。这排除了任何关于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简单设想。这不仅影响了对人们理解神圣权威与世俗权威方面有直接后果的教义，还甚至影响了基督教最奥秘的教义，例如对三位一体的解释。奥古斯丁神学大部分是这样一种努力：试图在一种基督教基础晦暗不明的世俗权威与一种似乎对世俗秩序构成威胁的基督教之间达成妥协。
针对基督教应为帝国面临的灾难负责的责难，在奥古斯丁的辩护中，一个基本部分是对西塞罗国家定义的思考，这个定义在《论共和国》中由西庇阿提出，我们已经看到过，西庇阿说，国家是“许多人基于法权与正义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成的联合体”。奥古斯丁拒绝了这个概念，因为它不符合历史经验。无论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尽管它对人类福祉有诸多贡献），还是其他任何异教国家，都不符合这个定义，因为，除非在上帝统治下，否则正义不可能存在。但是，奥古斯丁的目标并不是使异教国家失去正当性。相反，他论证的结果表明了，与尘世的其他国家相比，异教国家同样是国家，同样有资格得到服从。令人诧异的是，他的讨论集中于异教国家和上帝之城，却没有把特殊地位赋予基督教国家，归根到底，它还是受到人类堕落状态的所有恶的折磨。他的意图不是主张基督教国家比异教统治者更有资格得到服从，而仅仅是坚持罗马国家的腐化不应归咎于基督徒。一方面，罗马从来不是一个西塞罗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从未享受过真正的正义。因此，基督教不应受毁灭罗马国家的指责。另一方面，在从异教到基督教的转变中，罗马保留了一个真正国家的特质，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存在真正的正义。因此，在基督教学说中，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用来鼓吹对帝国的不服从，或被用来激化内乱。
要解释罗马面对的恶，同时为服从其尘世权威而辩护，需要某种东西，它与一种作为在尘世实现的上帝意图的罗马帝国概念非常不同。奥古斯丁一并拒绝了罗马的基督教使命的观念。此时，他也已经放弃了自己早期的某些柏拉图主义成分，特别是他年轻时对通过柏拉图式沉思获致美德所持有的乐观主义。正如他对帝国的神圣目的失去信心，他对人类美德的希望也被对人类固有罪恶的关注所替代。如今奥古斯丁还放弃了自己早期的柏拉图主义信念，即对从天堂到尘世逐步下降的理性的宇宙秩序的信念，他放弃了任何自然法概念，在其中，人法是一种神圣宇宙秩序在尘世中的反映。作为对这些观念的替换，他提出了自己的双城学说。
奥古斯丁的双城观念不太容易把握。毫无疑问，它从罗马二元论及其基督教改造形式的传统中受益良多，但是，它并不是尘世领域与天国领域，或属世权威与属灵权威这样简单的区分。奥古斯丁使用了不同层面的二分法来描述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的对立：一个象征着圣洁的、神圣的、选中的、虔敬的、正义的，另一个意味着不洁的、不虔敬的、不正义的、该诅咒的。然而，尽管两者是对立的，它们却纠葛难分地共同存在；在所有人类社会中，两者都始终无法分开地行进着。奥古斯丁甚至拒绝了作为两种独立领域的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区分。因此，教会本身虽然是神圣的，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世俗制度，它像其他所有世俗制度一样，受到圣洁与罪之间冲突的困扰。
即使那些属于上帝之城的人，也必须穿过尘世之城，并共同承受它的诸般磨难。两种力量的斗争将一直继续，直到历史终结，那时上帝之城会最终胜利。在此期间，尘世之城仍是主导的，历史也仍是一番悲剧景象，真正的和谐与正义在其中绝不会获胜。在历史时间终结之前，可以期望的最好事情是世俗和平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当上帝之城在其尘世的朝圣之旅中行进时，世俗和平与社会秩序对它是必要的，但是，当该下地狱的人在尘世中生活时，这些对他们也是同样必要的。因此，所有人和一切机构，无论神圣的还是明显不神圣的，都必须服从世俗权力。世俗权力旨在维护此世的和平与秩序（这不是一种正义或正确的秩序，而是一种安全和身体舒适的措施标准）以缓和必定伴随世俗世界的本质和居住其中的有缺陷人类的本性而来的失序。
这种悲观主义的根基，当然是关于人类堕落状态和罪的权势的观念。在这里，奥古斯丁是一位名副其实、显而易见的保罗追随者；而且，他像保罗一样由此得出结论，恺撒的世俗权力尽管并不履行任何真正的神圣使命，却是上帝以神意任命的。奥古斯丁大大推进了这个学说，系统阐述了像服从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那样服从一位异教皇帝，例如“叛教者”尤里安的理由，即使这是在帝国皈依基督教（这种情况是处于罗马基督教早期的保罗很难预料到的）以后。甚至不如说，实际上奥古斯丁的论证重点完全放在了服从皇帝权威上；这甚至也解释了他作为主教对异端愈益强硬的态度，这种强硬态度使某些评注者指责他是宗教法庭之父。
初看起来，采纳这样一种对异端的压迫路线，同时对教会在此世所能做的事持一种有限的、悲观的观点并把教会本身视为一种必定有缺陷的世俗制度，这两者之间可能并不自洽。实际上，根据奥古斯丁式的假设，“异端”这个概念本身在理论上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奥古斯丁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各种既有权威的权力和帝国，这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他的学说的结果，不只是维护了一个不完美教会（其要求服从的权利并不依赖其教士的个人美德）的权威，而且担保了对世俗国家的服从。例如，他最著名的驳多纳图派之战，就是针对他们对教会和帝国权力的双重挑战。他们关于一个“纯洁”教会的学说，既是对腐化、有罪的教士阶层的威胁，也是对皇帝的教会权威的威胁。奥古斯丁既热切希望保护教会等级制的不可侵犯性，又竭力想绕开世俗权威与教会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实际上宣告了帝国权力的至上性，尽管尘世中不存在任何可能的正义。通过把教会等同于一种世俗制度而非一种必须归上帝的独特领域，他确保了“归恺撒”不会被理解成限制皇帝权威的原则。
为了理解预定论在这个论证中的角色，让我们考虑下奥古斯丁面对的任务。这里有一位基督教主教，他试图主张世俗权威的至上性，同时保护各种建立在国王和皇帝权威所授予的财产权利上的社会安排。这些世俗掌权者要求基督徒服从他们，他们可以包括非基督徒甚至还有最渎神的暴君，然而他们的权威平等地作用于圣徒和罪人。现在，如果恩典和惩罚与任何人的选择或行动无关，那么，为所有人（不管其美德或罪恶）都忍受同样的尘世磨难而辩护就容易多了，或者，主张服从不敬神的权威的绝对义务而不是依据敬神原则反抗它就容易多了。没有人可以根据更高的道德原则，被迫不服从权威或挑战不正义的制度，因为这种道德反抗在尘世中是徒劳无益的，在天堂中是根本不需要的。
这是奥古斯丁和佩拉纠之间争论的关键。佩拉纠是奥古斯丁的反异端狂热的另一个受害者，他不仅坚持人的自由意志，还彻底否定了原罪观念，以及神恩的必要性。根据佩拉纠的观点，亚当无疑是个坏榜样，但他并不是加给全人类的普遍之罪的背负者，正如基督是个好榜样，但他并不是原罪救赎的一种必要来源。人类本质上有能力过没有罪的生活，他们必须过一种有美德的生活。这两位神学家之间的争论点，较少与自由意志本身（如我们所见，这是一个奥古斯丁试图灵巧处理的问题）有关，更多与根本的原罪概念及其对此世的人类行为的影响有关。在对自由人提出的要求上，异端佩拉纠派看起来或许非常严苛，它加给个人过一种神圣和苦行的生活的责任。但是，与奥古斯丁神学不同，它挑战了罗马社会的现实和帝国贵族的价值观。奥古斯丁给一个富裕而掠夺成性的统治阶级带来宽慰，他对他们的思想而非行动提出要求，而佩拉纠揭露了财富的不道德性，并对罗马社会提出了一种正言厉色的批判。奥古斯丁的传记作者彼得·布朗认为，他对多纳图派和佩拉纠派的口诛笔伐共同象征着“这个过程中一个意义重大的里程碑：天主教会开始接受并因此容忍罗马世界的整个世俗社会，以及其光彩炫目的不平等和令人沮丧的异教习气的反弹”。[41]
原罪学说，特别是奥古斯丁给它的重任，对基督教神学的每个方面都提出了很高要求。例如，可以认为，它不允许在基督的完全神性上有任何模棱两可。关于“异端”传统，例如否定那种完全神性的阿里乌主义，即使仅仅因为他们使有过多人性的基督如何能免受普遍的污染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任何严格的原罪观念的挑战。奥古斯丁明确地感到通过阐述一种三位一体解释来回应这些异端的需要，根据这种三位一体解释，圣灵“来自”上帝和圣子，而不是只来自上帝，又由上帝授给圣子。他强烈反对在早期希腊基督徒中更普遍的三位一体解释，它似乎认为不仅基督从上帝那里接受了圣灵，而且普通的凡人分享了圣灵，其方式很像圣子从上帝而“生”。奥古斯丁式的三位一体解释，在普通的凡人和一种对圣灵的直接经验之间撕开一道裂痕，并使他们更依赖教会的代祷。[42]同时，它支持了原罪学说，而原罪学说的推论是服从教会和国家的现世权力的义务。
后来在所谓的“和圣子”（filioque）争论上，东西基督教之间的分裂达到危急关头，这无疑具有深远意义。这场争论关涉在《尼西亚信经》上加入“和圣子”一句，这样圣灵看起来就不仅来自上帝，也来自圣子。东方基督教从未面临西方所遇到的政治困境，而且，或许出于这个理由，东方基督教没有如此迫切地求助各种原罪学说或所有支持它们的神学。我们在下章中会看到，当查理曼追随奥古斯丁，坚持“和圣子”一句，从而激发了罗马和拜占庭之间的分裂时，他主张罗马对拜占庭的神学优势无疑是出于直接的机会主义理由。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些奥秘学说在维护西方世俗权力上具有的更深刻的政治意义。
奥古斯丁既为非基督徒统治者的渎神统治，也为基督徒皇帝和国王的渎神行为或不合基督教的行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基督教的辩护。他不仅找到了一种调和基督教道德与道德无涉的世俗统治的方法，甚至还把基督教确立成一种为不道德的世俗统治辩护的方式。使悖论更加悖谬的是，奥古斯丁用一种基督教的政治不道德理论，替代了古老的希腊罗马异教的公民美德理论。
奥古斯丁背离古希腊罗马政治理论传统之处，不仅在于他的答案，而且在于他的问题。如我们所见，希腊政治理论是在回应传统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消解，并且在一种新型政治组织即公民共同体出现的过程中产生的。它的核心范畴是公民身份，而不是统治与服从，并且它不把政治设想成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而设想成一种平等公民之间的事务。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试图恢复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反民主哲学家，仍然感到必须在这些公民政治的范畴之内进行操作。为了把统治原则重新确立为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柏拉图做了许多工作；一种普遍的宇宙等级制观念也确实被他和后继者（包括亚里士多德）用来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永恒分界辩护。但是，那种分界与其说表现为统治的人和必须服从他们的人之间的一种政治关系，不如说表现为一个政治领域和在它之外的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例如，在《政治家》中，柏拉图区分了王者的统治技艺和其他次级技艺，后者服务政治却不参与它。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构成城邦特征、使它有别于像家庭这样的其他联合形式的那种关系是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不平等者之间，例如城邦的“部分”与“条件”之间的关系不是政治的。
即便当罗马帝国取代了共和国时，希腊政治理论的各种公民政治范畴也在罗马延续着，而政治理论缓慢地开始应对更新后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提出的挑战。这些问题重新出现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在这里，传统的统治与服从原则很早就已经被城邦和共和国的公民关系破坏了基础；在这里，难以设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一种不可避免的划分，或设想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等级制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上述事实意味着，在为服从统治提供支持理由上，罗马帝国有着独特的意识形态要求。诚然，直到现代早期，西方政治理论才会产生出各种系统的政治义务理论，那时人们必须找到论证，去给自然地自由和平等的人们施加服从权威的义务。但是，罗马帝国在为不平等和统治辩护上开辟了新天地。我们已经看到了，像西塞罗这样的思想家如何试图满足为不平等辩护的要求；但是，在奥古斯丁之前没有人如此系统地关注统治与服从问题，而且正是基督教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概念工具。
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方基督教的发展是被希腊罗马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特点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决定的。我们也看到了，罗马帝国的各种特殊条件如何催生了一种关于罪的神学。奥古斯丁念兹在兹的直接问题是罗马的衰落，以及在这些条件下如何解释服从一种世俗权威（它已经无法再被可信地视为在尘世上享有特权的上帝使命代理人）的必要。但是，在一种充斥着希腊罗马公民政治原则的政治文化中，服从与义务提出了更为一般的问题。
帝国统治要求服从一位至上统治者，这意味着，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单纯把社会世界划分成一个政治的公民共同体与在它之外的人们，已经难以为继了。无论如何，人类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是基督教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在基督教方面，无法把人类划分成属于一个公民共同体的人和外在于并从属于它的人，从而使政治统治得到辩护。在这些限制下，要为一种世俗的帝国权威辩护，最有效的方式是完全废除公民政治领域。甚至消极型的罗马帝国公民身份，也被奥古斯丁掏空了所有剩余实质。如果说希腊古老的政治共同体原则预设了人类的某种自治能力，无论这种自治能力像普罗塔哥拉设想的那样为每个人所固有，还是像在柏拉图政治理论中那样局限于少数人，那么，挑战这些公民政治原则的最好办法，就是否定公民美德或自治所需要的任何此类能力。没有任何东西比奥古斯丁式的关于罪的学说更能恰如其分地适合这个目的。
[1]《政治学》，1277b。
[2]同上，1333a。
[3]同上，1278b。
[4]同上，1278b。
[5]《政治学》，1327。
[6]参见埃里克·S.格鲁恩：《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到来》（EricS.Gruen,TheHellenisticWorldandtheComingofRome,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第1卷，尤见第四章。
[7]参见埃里克·S.格鲁恩：《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到来》，第156页。
[8]A.福克斯：《希腊化时代希腊的社会革命》（A.Fuks，'SocialRevolutioninGreeceintheHellenisticAge'，LaParoladelPassato111，1966），第441页，转引自安德鲁·厄斯金：《希腊化的斯多亚派：政治思想和行动》（AndrewErskine,TheHellenisticStoa:PoliticalThoughandAction,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第36页。
[9]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2版）（OswynMurray,EarlyGreece，2ndedn,Glasgow:Fontana，1993），第233页。
[10]希罗多德：《历史》，第5卷，第29节。
[11]安德鲁·厄斯金：《希腊化的斯多亚派：政治思想和行动》，第31页。
[12]参见安德鲁·厄斯金：《希腊化的斯多亚派：政治思想和行动》，尤其是第6、第7章。
[13]恩斯特·巴迪安：《共和国晚期的罗马帝国主义》（第2版）（ErnstBadian,RomanImperialismintheLateRepublic，2ndedn,Oxford:Blackwell，1968），第87页。
[14]对这一时期的经典讨论，见罗纳德·塞姆：《罗马的革命》（RonaldSyme,TheRomanRevolution,Londonand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60）。
[15]切斯特·斯塔尔：《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476年）：生存状况研究》（ChesterStarr,TheRomanEmpire，27B.C.toA.D.476:AStudyinSurvival,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2），第63页。
[16]彼得·加恩西、理查德·萨勒：《罗马帝国：经济、社会和文化》（PeterGarnseyandRichardSaller,TheRomanEmpire:Economy,SocietyandCulture,London:Duckworth，1987），第26页。
[17]此段其余部分和后一段来自我的《资本帝国》（EmpireofCapital,London:Verso，2005），第36—37页。
[18]这个阐述来自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逝于228年）。皇帝优士丁尼一世（约482年—565年）时期的罗马法汇编——优士丁尼《学说汇纂》据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应归于乌尔比安，它开篇就是这种公法与私法的区分。
[19]哈里森：《雅典的法：家庭与财产权》（A.R.W.Harrison,TheLawofAthens:TheFamilyandProperty,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68），第201页。若称罗马财产权是“绝对的”，这可能有误导性，但是，或许没有什么比“绝对的”财产权这个概念本身更有误导性。如果“绝对”意味着完全不可侵犯，没有对其用途的限制，或没有附加其上的义务（例如纳税），那么，从没有一种真正绝对的财产权形式。但是，如果不承认罗马财产权独特的排他性质，即它属于个人而排斥他人的程度（即便它联系着某些义务）就会是一个错误。
[20]哈里森：《雅典的法：家庭与财产权》，第201页。
[21]一些学者把西庇阿圈子当成一种虚构，它出现在例如西塞罗的《论友谊》（DeAmicitia/OnFriendship）中。但是，无论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或多或少正式组织起来的“圈子”，在罗马贵族中都无疑存在着一个以西庇阿为代表的重要保守主义集团，它受到中期斯多亚派观念的影响。
[22]尼尔·伍德：《西塞罗的社会政治思想》（NealWood,Cicero'sSocialandPoliticalThought,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8），第48页。
[23]西塞罗：《论义务》（Cicero,DeOfficiis.LoebLibrarytranslation），第2卷，第78—80节。
[24]西塞罗：《论共和国》，第3卷，第36—37节，勒布译丛。译者评论说，这些残篇“是对奴隶制和帝国主义的正义性论证的一部分，这个论证坚持认为，有些民族和个人天然地适合服从他人，并且会从中得益”。他指出，奥古斯丁后来在《上帝之城》第19卷第21节中解释了这些段落的含义。奥古斯丁在上述段落中解读说：“……（根据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对外地人的统治是正义的，这恰恰因为奴役符合这些人的利益，而且只要它是正当确立的，也就是说只要它能剥夺恶人作恶的机会，那么，它就是为了他们的福祉而确立的。这些被制服的人，境况会变得更好，因为他们未被制服时境况要更坏。为了支持这个推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被引入，仿佛来自自然一样：因此，为什么神统治人，灵魂统治身体，理性统治欲望及灵魂的其他坏部分呢？”（勒布译丛）。
[25]西塞罗：《论共和国》，第1卷，第34节。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3年—前122年）是希腊人，但他与西庇阿家族关系密切，而且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拥护者。他的宏大历史著作试图解释罗马帝国如何实现其征服，他把罗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的混合政体，归因于由执政官、元老院和民众的合作所产生的各阶层之间的平衡与相互依赖。他概述了各式各样的政体及其起源，并以柏拉图的方法概述它们的堕落过程，他这样做似乎在为一位希腊读者讲述支持罗马帝国统治的理由。参见彼得·格林：《从亚历山大到亚克兴：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演进》（PeterGreen,AlexandertoActium:TheHistoricalEvolutionoftheHellenisticAge,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
[26]西塞罗致其友人阿提库斯的信，揭示了他对自己财产的热烈兴趣和对收益的敏锐目光。例如，在他的一封信中，有如下让人忍俊不禁的段落：“我的两家店铺倒塌了，其他的出现裂痕，因此老鼠都迁往他处，更别说租客了。其他人说这是一场灾难，但我甚至不称之为一个麻烦。哦，苏格拉底呀，苏格拉底，我永远无法报答你！神明在上，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多么微不足道！尽管如此，在维斯特里乌斯的劝说和唆使下，一个修建计划已经进行了，这会把这场损失变成一种收益来源。”《致阿提库斯书》（Att.XVI.9，1）。
[27]尼尔·伍德：《西塞罗的社会政治思想》，第4页。
[28]《论共和国》，第1卷，第39节。
[29]《论法律》，第2卷，第8节。
[30]《论共和国》，第1卷，第53节。
[31]关于《使徒行传》中认为保罗具有罗马公民身份，存在重要争论。但是，即使质疑这一点的人也愿意接受，他至少极可能属于一种公民团体，即被罗马帝国授予某些自治权利的共同体，它如果不实际上等于罗马公民身份的话，也享受着某些类似的自由和特权。
[32]沃尔夫冈·康克：《罗马法律与政制史导论》（WolfgangKunkel,AnIntroductiontoRomanLegalandConstitutionalHistory，2ndedn.transl.J.M.Kelley,Oxford:ClarendonPress，1973），第50—51页，第62—63页。
[33]彼得·布朗：《古代晚期的世界：从马库斯·奥勒利乌斯到穆罕默德》（PeterBrown,TheWorldofLateAntiquity:FromMarcusAureliustoMuhammad.London:ThamesandHudson，1971），第24—27页。
[34]塞涅卡：《论恩惠》（OnBenefits），VII,vi—vii。
[35]关于保罗和《七十子译本》的讨论，参见卡尔文·鲁特泽尔：《保罗：其人与神话》（CalvinRoetzel,Paul:TheManandtheMyth,Edinburgh:T.＆T.Clark，1999），特别是第16—17页。
[36]《致罗马人书》13。（中译文参见和合本。——译注）
[37]《以弗所书》6：5—9。（中译文参见和合本。——译注）还可参见保罗的《腓利门书》，在那里他要求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人道地接收保罗遣返给他的逃亡奴隶。
[38]帕特里克·吉尔里：《法兰西和德意志之前：墨洛温世界的创造和转变》（PatrickGeary,BeforeFranceandGermany:TheCreationandTransformationoftheMerovingianWorld,NewYorkand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第32页以后。
[39]帕特里克·吉尔里：《法兰西和德意志之前：墨洛温世界的创造和转变》，第31页。
[40]参见尼尔·伍德：《非洲农民的恐怖主义和奥古斯丁的政治思想》（NealWood，'AfricanPeasantTerrorismandAugustine'sPoliticalThought'），载于弗里德里克·克兰茨编：《底层历史：民众抗争和民众意识形态研究（乔治·鲁德纪念文集）》（HistoryfromBelow:StudiesinPopularProtestandPopularIdeologyinHonourofGeorgeRude,ed.FrederickKrantz,Montreal:ConcordiaUniversity，1985），第279—299页。
[41]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PeterBrown,AugustineofHippo,London:FaberandFaber，1967），第350页。
[42]伊莱恩·帕格尔斯在她的《亚当、夏娃和蛇》（ElainePagels,Adam,Eve,andtheSerpent,NewYork:RandomHouse，1988）一书中认为，君士坦丁的皈依导致基督教向一种帝国国教的转变，后面跟随着受奥古斯丁影响的“一场基督教思想中的灾难性转变”。奥古斯丁用一种无法逃避的原罪束缚，代替了基督教早期的道德自由学说，为基督徒不仅顺从教会权威而且顺从帝国权力提供了辩护。基督教对性的态度是这场转变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转变肯定早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前、在圣保罗学说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保罗对罪和性的态度，还有他对帝国权威的顺从，已经预示了奥古斯丁的态度。保罗或许没有把基督教变成一种帝国国教，这是直到君士坦丁皈依才发生的变化，但是，基于人类不可避免的罪孽，他无疑使基督教与对帝国权力的顺从相容。尽管如此，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解释是真正独特的，并且它使基督教朝着顺从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更进一步。尤金·韦伯（EugeneWebb）认为，奥古斯丁以一种使基督徒分享基督之孝的体验成为可能的方式来解释圣父、圣子、圣灵的符号，以此在把基督教转变成一种关于命令与强制的学说上迈出了最终一步。参见《奥古斯丁的新三位一体说：令人忧虑的隐喻循环》（'Augustine'sNewTrinity:TheAnxiousCircleofMetaphor'），载于迈克尔·A.威廉姆斯、科莱特·考克斯、马丁·S.加菲编：《宗教革新：宗教变迁解释论文集》（ReligiousInnovation:EssaysintheInterpretationofReligiousChange,ed.MichaelA.Williams,CollettCoxandMartinS.Jaffee,Berlin:MoutondeGruyter，1992），第191—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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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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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地，我要特别感谢乔治·科米奈尔，他阅读了整部手稿，并提出了一贯丰富而有洞见的建议。我还要感谢保罗·卡特利奇、珍妮特·科尔曼和戈登·肖切特，他们阅读了部分手稿并给出有价值的评论，当然，由于我未能听取他们的金玉良言而造成的问题，与他们无关。佩里·安德森友善地答应了我最后的请求，浏览了整个文本并给出一些大有助益的建议。我还要特别感谢艾德·布罗德本特，他出色地扮演着每位作者梦寐以求的读者——聪慧的大众读者，我从他敏锐的批判目光及不懈的支持与鼓舞中受益良多。
我最该感谢的人是尼尔·伍德。多年前，我们决定今后一起写一部政治理论的社会史。不知何故，我们一直没能抽身去做这件事。总是有其他的计划要着手和完成。在他逝世后，我自己挑起这件事，但他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合作者。是他最初把我引入政治思想史的殿堂；是他创造了“政治理论的社会史”这种说法；没有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厚重著作，没有他在融合学术真诚与热烈信念方面树立的典范，这个计划的完成会是难以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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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工业资本的起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多布->﹝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第四章工业资本的起源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节
马克思对于商人资本作历史的评价时，便已指出早期的商人资本与生产方式只有单纯外形的关系，生产方式并没有受到资本的影响，商人仅将货物由行会或农民处加以转移，以获取价格间的差额。嗣后，商业资本乃逐渐着眼于生产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作更有效的剥削，“抑低直接生产者的生活水准，在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吸收剩余劳动，”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大的利润，与扩大市场的需要。他认为这种发展，是循着两条主要的路线。第一条路线是真正革命的，就是一部份直接生产者积累了相当的资本以后，改营商业，渐之，又开始摆脱行会的限制，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从事于生产事业。第二条路是现有的商人阶级，“直接掌握了生产，从而完成过渡方式的历史任务，但最后竟成为真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绊脚石，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达而趋于没落”。[1]
近数十年来，所积累下来的资料已充分地证明，马克思所指的过渡方式于十六世纪下半叶，已在英国发展：等到查理一世登极时，生产方式的某些显著变化业已具体化。这与十七世纪英国的政治变革颇有关系，十足地刻划出典型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然而这种发展的轮廓，并不十分清楚。发展的线索也是很复杂的，在各种不同的工业里，速率与性质是互不相同的。马克思所指出的两条路线，并不是在整个过程中，清清楚楚分开的，而是时而吻合，时而交织。过渡时期的特点不但是利害关系与伦理观念掺杂一起，而且社会上各阶层的合纵连横关系，也时常在变化中。然而大的方向是非常突出而明显的，就是资本逐渐在控制生产。在某些工业，这些发展的形态，诚如恩文很透彻的说明：纯商业的成份，逐渐控制了手工业群众。在许多情形下，纯商业的成份，如布商或帽商，垄断了某几项制成品的批发生意，并控制了手工业行会或吸收了它们，但同时又以计件工作交给四乡不受行会约束的工匠去完成。在其他的情形下，例如富商，不但控制了布业行会，还掌握了行会中的下层职工干部。以后工匠成份虽然从商人取得自由，并与之合组特许的团体，若司徒王朝时代的各种公司，但新兴的公司仍为富裕的资本家寡头份子所操纵。同时许多新兴工业，如紫铜、黄铜、火炮、造纸、火药、白矾、肥皂、冶金、熔炼、因为新的发明，技术有长足的进步，创业时所需的资金，确非普通工匠的力量所能办。于是，企业创办时需要发起人推动，而且要建在合伙或股份的基础上；此外，雇佣劳动的范围也愈益推广。
同样的，十六世纪的农业也在经过一个重要而局部的递嬗阶段。在这个世纪里，一方面城市商人大规模的投资收买庄园；其动机或许大多数是为了投机或出租，但也不乏在改良耕作方面投资，并以雇佣的劳动者经营资本主义的农场。有实力的资本家，为了营利的羊毛生意，投资于牧羊场的例子，尤为显著。与此同时许多旧社会的缙绅先生，因经济困难，于十五世纪时也曾圈地，并改良公田。总之当时的圈地，虽遭物议，但是不啻把农业放在新的基础上；即使庄园是租给佃户，只收地租，其结果亦复如此。被圈地运动剥夺的受苦者多半是贫农，他们的命运是注定了去补充农村无产大众或半无产大众的行列，幸而谋得雇佣工人的位置，就得算运气，否则就要成为都铎尔时代恤贫法的斗争对象了。如陶尼教授简明地总结说：“农奴制完结，恤贫法又开始了。”另方面，这个世纪里，在敞地制度（Open-fieldSystem）之外，租得圈地的自耕农的数目是在相当地增加。在他们当中发展了一部份富的自耕农[2]，他们连买带租，土地愈加愈多，像乡绅、牧师或粮商似的，变成为穷邻居的高利贷者，于本世纪末，成为依赖雇佣乡间无产或半无产劳动者的富农。这般新兴的自耕农，对于耕种方法的改进，是非常积极的。陶尼教授告诉我们，十六世纪初，“以往许多庄园上小公田的租赁办法，已不复存在，一般习惯是把公田租给一个大户，或最多分租给三四个自耕农人”，同时，“大农场于十六世纪中，增加得非常的快，有些地方，大户所掌握的土地，几达全部出租土地之半。”在尉尔特郡，诺福克等地，在五十二个选样庄园上的六十七块出租土地，“有一半的耕种面积超过二百英亩，有四分之一超过三百五十英亩。”
小康的自耕农或师匠与暴富的资本家的界限，或十五世纪的旧商人独占者与以后十六同十七世纪的商人雇主的分野是相当模糊的。在某种情形，都是先有量的成长，达到某个阶段以后，才产生质的变化；换言之，中产的自耕农与工匠，有相当积蓄以后，即逐渐依靠雇佣劳动，自己或家庭的工作，便占次要地位，而且计算利润时是以资本为基础而不以本人劳动为基础。至于暴富的资本家，是逐渐转移目标，先不以价格差额的暴利为对象，嗣后则着眼于控制生产以减低成本所获得的利润。首先十六世纪时物价激荡，实际工资下降，以致出现了“利润膨胀”的现象，对于由生产行列中成长起来的资本家是很有贡献的，再加上高利贷的厚利，其力量更趋雄厚。第二种趋势是商人资本由外面渗入到生产部门；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市场上增长的竞争程度所致，因而商人资产阶级的财富与人数增加，市场上纯暴利的机会自然会减少，并愈益接近以后的“完全竞争”市场。在对外贸易范围内，这种影响的力量还微不足道，因而市场在扩大中，专利的程度也随之加强，故仍可获得厚利，而且国家的干涉政策，在买卖市场之间，树起了足以隔离的壁垒。然而在国内贸易，虽然市场也在扩张，情况却大为不同；新旧商人资本的区别，是前者不能分润旧商人资本在对外贸易中的独占权益，遂不得不限于国内批发贸易的活动范围之内了。
但是旧商人垄断资本家，对于与国内直接生产者的交易条件，并不是没有影响，换言之，剥削的成份，一直都是存在着。羊毛与布匹的出口既然操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对于后来者有种种限制，因之收购羊毛的竞争性即大为减低，倘羊毛布匹的出口，毫无限制，国内收购价格一定会提高的。我们知道在很早以前，出口商赞成而牧场主人反对限制外国人在英国直接采购；迨十七世纪末，伦敦的商人试图强制挪利支的布商，把布带到伦敦布拉克卫厅（BlackwellHall）贩卖，而不直接卖给外国人。[3]行会独占的主要目标是使供应市场过剩，但以贩卖市场的需求殷切，遂可从而坐收渔人之利；[4]“行会”与“中心市场出口商人行馆”的基本政策原则，是全国性的。这种政策的新方向，是处心积虑增加直接生产者参加竞争的数目，以发展低价的供应来源。为达成这个目的之主要形态，是建立工匠与商人间私的依赖关系，即所谓“家庭工业”制度。如此即供应自然会便宜的，因为一方面工匠愿意接受低廉的报酬，另方面工作的组织如社会分工办法较前进步。这个制度与早期“城市殖民”制度的分野是很模糊的，二者都是意图垄断收购，同时扩大垄断区域，以抑低收购价格，二者的区别是在于控制的程度，被控制的直接生产者的人数，生产方法与生产地的布置。当控制达到某种程度以后，生产的特征即开始改变，此时商人制造者便不再利用现行的生产方法或加紧压榨直接生产者以自肥，而是改变生产方法以提高潜在的生产能力。真正的质变，就是在这时发生的。贪婪的商人资本，从贸易中的剥削，高度发展以后，就孕育着将来的质变；等一旦到达最后的阶段，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常会自直接生产者的行列里产生出来资本家的成分，一半是制造者一般是商人成分，他们开始抑制并组织直接生产者的队伍。
过渡的第一个阶段，即商业资本转向于对生产的加紧控制，于十六世纪时，首先是大规模的在纺织，皮张，金属各行业中产生。这时帽，布，纺织，皮张各商会中富有的份子，开始鼓励工匠在城外或四乡开业。这样遂与手工业行规相抵触，于是关于学徒数目的规章，便成为大多数工匠与新雇主间的争执焦点。有时商人雇主获得胜利，行会乃松弛一下。以带业行业作例子，其中的工匠于十七世纪初曾向市长与市参议会呼吁，“带业的行规从未执行过以致穷困的工匠更加困窘，”甚至于“在本行未满七年，以及妇女，外国人等……，都在作本行的工作”，而且“许多带业同仁，确是越限地招收学徒，并雇佣妇女与外国人。”这个例子里的双方，以后获得暂时的妥协，规定工匠有权监督检查行规的执行情形。然而在一六三三年又有呼吁，谓“晚近各种商人成份参加行会，把持会务，压迫职工，并纵容贪污。”[5]商人是在相当普遍地使用各种方法，不使直接生产者，把货卖给竞争者；有时并借给穷一点的工匠原料，以债务的桎梏去限制其贩卖的自由。在这个阶段里，生产方法并无大变化，生产技术尤少进步，布业最后一段制造过程的进步情况，也许是个例外。商人雇主的进步任务，只限于扩充手工业生产，打破传统城市独占的束缚。
十五世纪时，行会工匠对纺织工业的商人雇主已啧有烦言，因为把计件工作交给住在城外的工匠，而这些工匠不受行会的约束，例如关于学徒数目与参加工业的限制等等。一四六四年诺坦普吞就有此类事发生过；挪利支及其布业中心，曾禁止任何公民雇佣任何住在城外的纺织工匠。犯规者是伦敦巨贾，还是本地商人，我们不太清楚。但是由于十六世纪各城市都纷纷提意见，于是通过立法，卒有禁止纺织工手工业，在传统的市区以外开业的规定；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制止了四乡工业的兴起。在乌司特也曾有人抱怨该城市的繁荣，因四乡工业的竞争，而受到了威胁；于是一五三四年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布的纺织不得在乌司特郡五个主要城市的城外进行，一五五五年并且通过纺织法案，更推进一步，规定“不得在城市，市镇，都邑或城市市场或任何曾于十年内有过布业的地区以外的地方，有纺织或独占纺机的事情。”[6]一五六三年的工匠法案规定纺织工匠必须经过学徒的阶段，或者是有三磅以上财产的子弟，“因之便足有四分之三的农民，丧失了参加这个行业的自由。”[7]
关于商人成份抑制工匠人的活动，我们可以从十二伦敦“绅士公会”（LiveryCompanies由富商组织参加者都穿礼服——译者注）的发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梗概。有一半开始就只包括商人，如布帛商会与杂货商会；他们的活动，一般而论，仅限于批发与出口贸易。但是那些最初是手工业行会的组织，或包括工匠成份的组织，于十六世纪初，即为少数商人从中操纵控制。金饰商会，帽业商会，裁缝服装商会，皮张与布业商会，都是这一类的例子。稍晚出现的带商也是同一类型的例子。行会里纯商人份子的出现，常是采用同时参加其他有关行业组织的方式，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本行会对于买卖区域的限制；同时这样跨会分子，为了本身利益，很可能促成行会或公会的合并。布业行会（布业是指布匹加工业与布商有别——译者注）最初就是漂匠与剪绒匠组织合并而成的；较为富有的份子，常又参加布商公会；纺染匠的情形，也很类似。[8]在这些例子中，公会的上层都是商人份子，管理人员与常委会是由商人份子中选拔的，恩文说：“只有最富有的会员，才能保持上层的地位，一般的公民逐渐丧失了选举管理人员的权利。”[9]布商公会的史学家说：“工匠本身，在职工的名义下，失去了独立的地位。”[10]“刀匠行会中的职工完全是匠人，上层绅士商人则是师匠或与本行无关的人们。”“除了有相当财力的公民，是不能参加布业的，因入会费之外，新的绅士商人（Liveryman）还要大宴宾客。”[11]裁缝行会于十六世纪初期，已为一个“小圈子里的人们”所管理。“虽然行规是影响全体的，因之全体会员大会是有召开的必要，但事实上却无全体大会召开过的迹象，只是管理人民每年年终向常委会或常委会制定的会计报告收支情况。”[12]与此同时行会遂而分为公会与职工会（YeomanCompany），后者只包括工匠。因有关职工会的种种记录，都已散失不全，二者的关系，无从考证，但可断言的是二者系隶属关系。[13]商人寡头控制了“绅士公会”（LiveryCompany），而主要的“绅士公会”又控制了伦敦市政。“这可由历年来伦敦市长，市参议员，郡长等都是某重要“绅士公会”的会员一件事，看出伦敦市政操纵在行会手里的一般情况。所以在十五世纪末，行会组织与市政是混在一起的。”[14]
这时裁缝、布业、布商、帽商各种组织的商人寡头，于是遂与各省同业间的利益发生冲突，例如一六零四年各省布业公会就曾向下议院提出呼吁，“伦敦富商操纵贸易，使其余各地商人都陷于困境”，土鲁兹巴立的布商，在城内雇了六百多名各种工匠，并在相当期内有效地制止了伦敦商人在威尔士收购本色布，而这种本色布原是运销土鲁兹巴立供应布匹加工业的。[15]布匹加工商人也是雇佣许多本地工匠；他们为了本身利益，不惜修改公会规章，以便取得立法根据，如一五五五年的法案，以制止伦敦商人所资助之四乡工业的竞争。在这一点上，内地资本家的影响是反动的，他们企图束缚新兴家庭工业的发展，并限制随着家庭工业发展的分工。在另外的一种情形，内地布匹加工商人也在四乡雇佣工匠，如萨符克与厄色克斯的富商就这样地作过，因之一五三九年纺织工匠抱怨说：“富有的加工商人，互助协议操纵，对于纺织布匹只肯出一个价格。”尉尔特郡的布业加工商，很巧妙地逃避过一五五五年法案，在四乡自由增加起来纺织机。[16]在都会与各省间，以及大小资本间的对立，形成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冲突的交流。嗣后在共和国时代，在国会派的阵营里发生了相当的影响。然而早期与晚期的情况，互有差异，当都铎尔与早期司徒王朝时代，各省手工业的利益，是着重于反对手工业工厂的发展，尤其是与之对立的四乡工业，而商业利益可以伦敦为例，是相反方向的；同时因都铎尔与司徒王朝对于手工业行会利益特别照顾，所以才会引起一六二零年强大商业集团对司徒王朝的统治表示抗议。然而于十七世纪中，部分工匠本身，对于扩充工业，同逃避行会规章的限制，也发生兴趣。即在各省组织四乡工业者的内部，不论其为富有的工匠或公会会员，也因为资本之大小而有轩轾，例如富有的布匹加工业者，可直接由农场收购羊毛，而资力较差者，则必须自羊毛贩子手里去买，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当时英国的纺织业最为发达，上述的趋势也就最为明显，但在其他各行业，趋势也是相同的。各行业中，如布革商，硝皮匠，刀匠，合金器匠人，铁商，铁匠，都有商人雇主阶级的出现。[17]
十七世纪初，重心发生重要的转变，就是从工匠本身中间与大公会的职工中间，兴起了商人雇主阶级，发展的过程，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真正革命的路线”。当初发展的详情，已无法考证。但是其所以如此者，是那时“绅士公会”（Livery）发生许多事情的唯一解释。形成“绅士公会”上层的商人寡头，多专业贸易，逐渐因为财富与力量的增加，他们在出口贸易的特权阶级行列里，或已获得基础，或只作特权的附庸。总之他们的活动是趋向垄断，排外，而不是如十六世纪的情形，再去发展与扩充手工业。但是由工匠中间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成份，则愿意投资雇佣其他工匠，而自己居雇主（Employer）地位，不啻对于排他性的旧商业成份是一种挑衅。旧商业成份的控制，是通过把持能垄断某项生产部门的公会，而达到其目标。[18]现在的挑衅，因之采用了两种形态，第一是职工（背后可能有富有的师匠支持这斗争）欲分润公会的管理权，或者有些情形，则企图获得独立，另外组织公会。司徒王朝时代，许多新的公司，就是由“绅士公会”里的工匠成份组成的。这些公司很快地就为资本家成份所掌握，于是工匠群众都沦为半无产阶级。
手套公会的情形就是这类型的（他们得到宫廷力量的支援，取得公会的地位）是由曾为皮革商所控制的皮革匠所组织。受制于帽商的毡帽匠，带业公会的针匠，由铁匠行列分出来的钟表匠，脱离纺织公会的丝匠，也都取得自由，分庭抗礼，但没有手套公会那样的顺利。皮革匠于一六一九年上呈文给詹姆士一世说：“皮革商人在生产者与商人之间，伸出贪婪之手，他们囤积居奇，从不考虑工人的利益”。以后他们并且抱怨公会的统制集团，说“早已换成不懂皮革的人，师匠与公会管理人员，大多是出身于铜匠或袜商等等”。在共和国证治时代，裁缝公会里的裁缝匠提出呼吁，说：“本行的富有者，广收学徒，使我们困窘，同时企图排挤我们，监督管理的位置都没有我们的份。”印刷业的工匠说：“我们变成永远伺候几个富人的奴隶，一切工作时间与地点，都要适合师匠的意旨，学徒期满之后；比学徒期间更受奴役。”纺织工匠则说：“公会的统治人员，以现行规得势，因之取消了职工中的检查人员。”毡帽匠行会在詹姆士一世时曾企图组织股份公司以补充资金，嗣以未能成功，所以剩下来的大部份是中产与中产以下的工匠。有一次他们发出宣言说，“最有钱的毡帽匠，有足够的资金买现货或期货，可以左右逢源，但贫苦的工匠只好买劣等羊毛，致日益困窘，债台高筑，而不敢抱怨，因为商人可以根本断绝羊毛的供应。”换言之，资力薄弱者，在市场上竞购的时，便处于劣势地位，所以便啧有烦言。在另外的场合，他们又抱怨帽商说：“收了大批学徒，并雇用女工，把粗制滥造的货物推销出去，反而说解决了失业问题。”然而在共和国政治时代，毡帽将卒取得公会特许状，积极推进者当然是毡帽匠中的富有者。从参考资料中，我们知道，“这个行业中有的除了职工与学徒以外，还要雇用十人，廿人，甚至于三十人以上专门摘梳羊毛。”帽商对于这个新的组织，表示反对说：“受穷的会员继续困窘，只是扶持了富有者。”正如恩文所批评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保障普通师匠摆脱资本家压迫的组织，反而变成了另外一种资本家压迫的工具。”皮革匠欲自皮革业公会中争取某几项权利，惟未全部成功。他们在一六零六年未征得本公会主要负责人员的同意即皇室请求特许权，起初居然取得特许状，但以公会常委会拒绝承认，并向枢密院控告，卒又将特许状取消。布商加工业的情形，又有些不同。这个公会的上层阶级主要的是从事于国际贸易，对于手工业工厂，很少兴趣，因之在共和政治时期，与职工最后较易获致妥协，把公会的管理权，交出来一部份给职工公会。然而这并不是说普通工匠，对于公会的行政获有相当的影响。相反的，富有的工匠在职工公会里有了地位，他们也雇佣许多普通工匠，恩文指出：这般有地位的职工，不是由普通职工行列里选举出来的，而是由代表手工业厂主的职工公会常委会从上面提名的，所以他们也是反对普选办法的。再有，自从有力量的雇主控制了职工公会以后，他们是破坏传统的学徒制的，俾便增加所雇用的工匠数目，这时普通的工匠因不能与之竞争，乃联合“绅士公会”中的商人份子共同支持固有的规章。在商人份子的目光看来，关于出口本色布匹，无论是贫富工匠都是反对的，其中富有工匠的利益尤与之有关。[19]
除了商人雇主（MerchantManufacturers）所组织的家庭工业以外，少数资本家所有的工业作坊还雇用建筑在工资基础上的工人。然而此时在纺织业里，这种例子还少，因为除了纺织加工业稍为复杂外，其余部份所用的生产技术还都很简单，仍不够工厂生产的标准，所用的工具，中产的工匠，就可以自备，而且可以安装在后楼楼顶或一间小屋里。工作性质是高度个体化的，工业作坊生产与家庭生产的唯一区别，就是在作坊里，同样的织机可以多放几只，在家庭则必须分散，生产集中并不改变生产程序的性质，同时也没有更有效的分工合作的机会。相反的，在家庭工业制下，资本家可以节省一笔固有及监督费用。除了漂染之外，直至十八世纪下半叶，纺织业中的作坊，还是例外。即在这些少数例子里，已经可以发现许多资本家，颇有投资工业的热情，同时工业无产阶级也开始出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约翰·温撤克穆，即一般所称的新柏立之约克，原是布商之子，从一富纺织学徒，师父去世后，竟与其师母结婚。据传他曾雇用几百个纺织工人，而且另有漂染作坊。[20]在同一个城市里，另有一位名达鲁曼（ThomasDolman）者，从工业中大发其财，以一万磅巨资建筑萧氏大楼（ShawHouse）。在布里斯它尔有博兰克特在尉尔特郡有维廉司徒穆。后者是纺织匠之子，租赁马摩斯柏立庙产及牛津郡的阿斯尼庙产，设置纺织机，开工生产，号称能雇用两千工人。即使依靠家庭工业制生产，加工部份也要在西部大作坊去完成，[21]在许多场合下，布业加工业者与伦敦市纯商业资本是有矛盾的，因为后者是想把已加工或未加工的布匹都输出国外。一六一四年关于市参议员康克茵（Cokayne）禁止输出未加工布匹计划的斗争，就是双方矛盾的具体表现，另外有许多工业，技术的发展，已达到可以机器加工工厂形式生产的阶段，在这些工业里所用的资金，比达鲁曼，维廉司徒穆或博兰克的资力还要多。例如十六世纪以前，小规模的采矿，只需要几磅钱的开办费即可，煤的采掘往往是农民自东自伙，或是代领主工作。甚至于富有的教会在抽水工作方面的投资，也不过是五六十磅。在十六世纪初，因抽水机的发明，进步的抽水工作，使得矿井能开得更深一些，因之在泰因（Tyne）区域矿业有长足的发展。矿井既开得深，再加上抽水机的设备，所需的资金数额是相当可观的，于是新的煤矿常由许多冒险者集体投资的。例如彼得瑞得合伙公司在立克郡煤矿于一六零零年投资六百镑，又如新垒商人名博莱克者开矿失败损失达二万磅之巨。十七世纪时，那种伊利莎伯时代所习见的冒险者一二百磅的投资，已成过去。我们会常常听到，一六三八年泰因南岸有年产将近二万吨的煤矿，其中之一每年租金已达四百五十磅。在诺定昂附近的乌拉顿煤矿，于一五九八年时即可年产二万吨。这时抽水机一项即需资本数千镑之巨。嗣于十七世纪时投资一万四千磅到一万七千磅以重新开采贝得窝斯煤矿，并不视为稀奇；从一五六零年至一六八零年止，全国煤的产量增加了十四倍。[22]在南威尔斯有铅矿银矿，有某米得顿爵士者，于詹姆士一世初年将喀地干煤矿出租，每年可得四百，这些矿在一六零九年，据说每月可获利二千磅。长期国会（LongParliament）的初年有唐布先尔者在喀地干曾雇用二百六十名矿工，在“内战”期间借给国王四万磅（自然是从开矿的利润中来的），因而获得很珍贵的特许权。三十年后即“复辟”以后，在喀地干与麦立温涅司有一个开发公司，筹设起来，资本额定为四千二百磅，每股一百磅。十七世纪末，有一个真正的联营组织，握有铅、银、紫铜、煤各种矿（在威尔斯），另外还有船坞，运河，冶金厂，砖瓦厂，曾企图公开募集十万磅以上的资本。[23]
伊利莎伯时代分析石盐的制盐方法，取海水蒸馏方法而代之，在“内战”前夕，犀尔咨地方有一制盐作坊，每年约可产一万五千吨，在查理二世时析细尔地方有一制盐作坊，年约可产二万吨。[24]十六世纪后六十年中，第一个纸厂，火药厂，厂〔“厂”前一字因印刷问题完全无法看清——录入者注〕，炼糖厂，以及第一个硝石厂都抄袭外国的蓝本，在英国建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业所需资本，都非师匠或小康的工匠所能负担。[25]第一个利用水力的火药厂于本世纪中是在萨立设立，在达替佛（Dartford）纸厂建立的时候，共有两部水力推动机，每架成本约为一千磅至二千磅，一六三零年时在英格兰各地已有十多个同类型的厂子了。詹姆士一世时伦敦的一个酿酒厂，即有资本一万磅。[26]炼铁业中，早期所用的炼铁用具，已经是除了地主之外，很少人能出那样多的资本。[27]这时新型的熔铁炉代替旧的化铁炉，常需数千磅的设置费用。一六八三年在第茵森，据估计要想设置新型熔炉连同附件，共约需一千磅，这样的炉可年产一千二百吨。在西部，资金多来自地主与乡绅，此时在西米德兰各地因新型洋钉工业之兴起，于是从小康的自耕农或制造土钉的工匠中间，产生了一批小资本家，在伯明罕的刀业也有利用水力的工厂出现。[28]十六世纪末有一对大资本所创办的公司先后成立，一个是皇家矿冶公司专以开采铅、紫铜及其他贵重金属为业，另一是金属制造公司，以制造黄铜为主要业务。据传这两个公司同时一共雇用一万人。第二个公司所附属的铜丝工厂（在亭特地方），单独就有七千磅资本，雇用一百多工人。一六四九年有两个资本家在伊社（Esher）创设一个紫铜丝工厂，耗用约六千磅，所用的原料是由瑞典输入的紫铜。十七世纪末，有一个英国紫铜公司，握有资本四万磅，分成七百股，在“复辟”（1660年）以前，矿冶，黄铜制造，铜丝制造，及其他金属物品制造，已经是建筑在机器工厂的基础上，所用的工人数目也相当的多，工厂的管理是由股东委托经理主持之。[29]
在上引许多例子里，都在说明生产的技术已经进步到必须以机器工厂为生产的基础，这对于将来的的发展，是起着带头作用，但是对于整个的经济生活，也不过是小有影响。以所投的资本总额，所用工人数目，或有关的资本家人数各方面而论，很清楚的都没有“家庭工业”的影响大；同时这些工厂多是为贵族投资创办，并且是受皇室给予的特权保护的，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不利用动力”的工业作坊，是同样的重要，抑或稍差，是很难作肯定答案的。[30]其实，有些有资本主义成份的企业，照马克思的定义，严格的来讲，是不利用动力的工业作坊，如新柏立的约克，或博兰克的纺织作坊，又如十七世纪中叶在苏格兰的纺织作坊，合丁敦的新弥罗斯工业作坊（NewMills）也许是最显著的例子。[31]然而一般而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家庭工业制是生产的典型，而不是（Factory）（或可译作机器工厂）或工业作坊（ManufactoringWorkshop）（或可译作手工业工厂），同时此时英国的工业作坊，还不若法国某些地区为普遍。
这个时期的家庭工业，与其鼻祖工匠行会在某重要方面是不同的。在家庭工业制下，工匠几为资本所控制，失去了早期的自由。这时常有人提到商人雇主“雇用”或“维持”工匠的说法，如十七世纪关于羊毛业的小册子就说过，英国共有五千名布匹加工业者，每位要维持二百五十个工匠，总计所维持的人数超过百万之谱。[32]工匠的身份已接近简单的工资收入者；在这方面近似工业作坊的程度，比近似旧时城市手工业为大；但是家庭工业与工业作坊，从生产程序或生产工具两方面来看，是接近行会工业的，同工业革命的机器工业是形成对照的。[33]生产受制于资本，及以资本家同工人的阶级关系的发生，可以视作新旧生产方式的分界；虽然还需要与工业革命有关的生产技术，去完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提高劳动的效能。生产受制于资本，是新家庭工业制与工业作坊的共同特点，所以在司徒王朝初期，新家庭工业制除了名义上与老式家庭工业制相同外，是没有其他共同之点的，因为在后者制度下，独立的城市工匠是存在的。“……旧式工业已成为工厂，工业作坊或仓库的外栈。”[34]家庭工业与工业作坊，在同一工业部门，不同阶段上是互相交织的，甚至于有时与机器工业也是如此；例如家庭工业的纺织工匠与雇主的漂坊，或西部钉子工匠与切割作坊。由家庭工业过渡到工业作坊，或由工业作坊过渡到机器工厂，是相常简单的（只要技术件已经没有问题）同时在它们中间早就有几个过渡形式。有时两种制度甚至在生产的同一阶段，即可混在一起。例如，十八世纪时，厄克塞忒的织布工匠从资本家处租用织机，在雇主的处所工作（不像纺织匠可在自己家工作），同时附近的克穆流域布匠完全丧失了自由，“必须在雇主居处附近住，并且在指定的广场上工作。”[35]有时，尤以十八世纪为甚，资本主义的布正加工业者不但雇用工人，在他们各自家里工作，而且还设置个别的作坊，以集中工人。[36]
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制，不但准备了而且完成了生产程序的重要改革；在此期间，工业中资本力量的抬头，并非是偶然的。不同的生产阶段（如纺、织、漂、染）现在可以组成一个整体，结果不只是在不同阶段或同阶段的不同部份，分工的范围扩大，[37]而且因为生产程序比较均衡集中，各阶段间原料经过所需时间也可以节省。其重要性可于纺织工业，抱怨各阶段缺乏合作，使纺织者于完成一个阶段工作后，常要浪费许多时间，等待原料的这一件事看出来。[38]再有，资本主义的布商，从羊毛原料到染色各阶段，都可以控制，因之将来出品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如果纺织是分由各独立的工匠负担，他们不是直接为布商所雇用，将来出品的质，一定会较差的，招致怨言也是很平常的。所以在此时期内，工业作坊是比家庭工业占优势的；在一个作坊内工作，监督比较容易，在家庭工业制下，纵使由一个雇主雇用工人，缜密的监督也是有相当困难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商人雇主，对于革新生产方法与生产工具，非常感觉兴趣；这种改革，对于资力薄弱，并受行会限制的工匠，是无从着手的。这个时期所特具的社会分工，正好为将来机器的发明铺平了道路。“社会分工是工具分工之母；工具各有用途就是把工具简化，……改进并增加其种类以适合人的细微动作。并且更准备了，综合简单工具的机器的具体存在条件。”[39]
制袜业与小规模的金属制造业，是两个很好的过渡形态的例子，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制与工业作坊之间有相当的联系，二者与机器工厂之间也有连续性。前者是十七世纪的事，后者是十八世纪初期的事。在伊利莎伯时代，一位诺定昂的副牧师名李维廉者，“看见女人编制，乃发明编织的织机。”这个织机的复杂性与革命性，远非这句简单的话可以描述的。总之这部织机成本甚高，不是普通工匠的力所能胜任。他在一六五五年给政府上的呈文中，曾这样的说：“与普通编织方法并无区别，只是比普通织机的针数加多，同时工作的针数，为一与一百之比，由二千多件各样金属零件，为斯密斯、爵尼、特尼各作坊的出品所作成。”[40]这部织机每分钟可缝一千至一千伍百针，而手织每分钟只不过一百针。据说这种织机由一个意大利商人承作，每部八十磅。显然的除了最富有的师匠以外，是不能向这个新发明投资的；这种新方法直至一六五七年共和政治时期，才由一批资本家（许多是袜商）组成织机公司。[41]这个公司是由富商筹设，组织的路线（至少一六六三年以后是如此）是集中管理权于少数寡头手里。其主要任务是控制出租给家庭工匠的织机。虽然有新织机出现，家庭工业仍继续存在，而且以资本家掌握生产工具，并出租给别的生产者为基础。从一六六零年至一七二七年之间，全部织机由六百增至八千架，主要的是因为受了向法国输出的刺激。织机出租的租金，约为总值之十分之一或稍微少一点。大资本家常以其力量影响公会，以放松学徒限制，俾获得贱价劳力的供应。[42]十八世纪下半叶，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于一七七九年所作的报告说：“制袜业的师匠无耻地压榨工人。”结果，因为雇主的独占，织机的租金非常的高，而净工资不过是每周六先令至八先令。如果普通工匠幸而可以自备织机，必会遭受压迫，最后还是从公司的份子租用织机而告解决。
第二个例子，在各方面都有现代的意味。十七世纪末，格林尼治有一个铁商名克如莱（
AmbroseCrowley）在德文特岸上的一个小工业城，设置一个界于工作作坊与中心家庭工业制之间的作坊，以生产钉子、铁栓、〔该处一个单字印刷不清——录入者注〕、铲子与其他工具为业务。工匠住的房子是从克如莱手里租来的，生产所用的原料与工具也是为克如荣所有。每个师匠要先立字据，然后才能取得租用作坊的权利，除了本家的家人外，还要另外雇一位职工或学徒。工资的支付，是以扣除所供给的原料价值之后，计件为基础的。为了应付劳资纠纷，作坊里还设置一劳资双方合组的委员会（WhitlcyCouncil）由克如莱指定二人，师匠推举二人，另有一位牧师主席。克如莱以后当选为代表安多味的国会议员，于一七零六年并获得武士的称号，自诩拥有二十万磅财产。[43]这是此时期的典型工业作坊，例如在燕格兰的新弥罗斯，据传主管方面也曾购买了许多房屋，以安置织机，于十八世纪时苏格兰的法斯（Farres）有一位鄂夸特（CaptainUrquhart）者，使纺织工匠聚集在一处居住；在诺坦普吞郡的纽瓦克，布商建筑起够一百个纺织工匠居住的村子。[44]近代史上有名之新垒利器工业作坊与更著名的卡郎（Carron）制铁作坊，组织方式，与克如莱的作坊，是相常类似的。[45]
以机器业而论，因生产工具日益复杂，装置费用也随之庞大，于是工匠渐渐失去了独立性。同时由于同一原因，紫铜与黄铜及制铁业，早就过渡到机器工厂。虽然有时固定资本并不占主要地位，但资本仍然控制着家庭工业，因为工匠不易取得原料，而且成本太高。例如在约克郡，本地羊毛供应无问题，最低限度为了粗布的羊毛原料是这样的，因之织机工匠便保持相当独立性，他们从本地买得原料，然后把成品卖给商人（十八世纪时普通是在哈立法克斯，威克飞尔德，或黎芝的布摊子上售卖）。[46]然而在另方面，郎卡郡的原料须由外国输入，从这个工业开始时，如曼彻斯特的冀塔门及其他同类型的资本家，就占重要地位。[47]十七世纪时西南部羊毛生产的情形，也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的布商握有原料，及各种不同形态的产品，工匠虽然经手工作，表面上是很独立的，事实上只是为雇主工作的工人。挪利支的布商同样的是“真正的贵族”，他们装着绅士面孔，还带着佩刀。[48]但科次窝尔与尉尔特郡工业的情形则稍有不同，布商之所以能有权力，不是因原料供应困难，而是因为布匹运往伦敦，无论在时间上或费用上，都非独立的小工匠所能胜任。[49]还有，约克郡的长毛纺织品的制造从开始就为资本主义的雇主所控制，大约是因原料须自远地运来（例如，须去林肯郡收购长纤维的羊毛）。[50]然而原料的供应，或市场之远近，只是次要的影响。从远地贩运的商人手里收购原料，可能在价格方面吃亏，但不能因此就使工匠依赖商人雇主。其所以依附商人者，是由于自己资力不足，或负有债务。在约克郡与郎卡郡有两种师匠，富者与贫者同时存在；富有的师匠也雇用工匠，而且是贫苦工匠与富商之间的中间人。黎芝与哈立法克斯各地，除了小工匠之外，还有许多作坊，如笛福所描写的，梳、织、纺、染各种工作，是在一个屋顶下进行。[51]家庭工业制下的工匠，依赖商人雇主的程度，主要的是要看他的经济情况，原料供应来源之远近是次要的。我们也许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初期，土地的保有是工匠独立的基础。[52]小康的自耕农如果以纺织为副业，便可以自备原料及相当期间的生活资料，无须乎依赖商人的贷款；同时他还可以待价而沽。如果出路不佳，他可以在远方选择最有利的市场，不必像穷的邻居那样被迫接受不利的价格。但是穷困的村民，以纺织为谋生之唯一出路，就没有这些便利。他没有富裕的资金，存储原料，必须赶紧把货卖了，以便补进原料，一年之中有些时期，为了预备家人的生活资料，常须以期货质押。事实上，他已经是半无产阶级，他与商人雇主的关系，很接近今日之苦力。偶遇逆境如原料来源不易，或市场平疲或滞销，都足以使之大感恐慌，而造成将来被奴役的条件。在这种情形下，小小的波动或环境的变化，都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为了这部份工匠的贫困景况，因之对于贷款的迫切需要，纺织用具就逐渐落到资本家的手里：最初是以纺织工具为向雇主通融借款的押品。[53]只要小康的自耕农阶级的独立性存在一日，家庭工业制就不会完全向资本屈膝。[54]因为有了土地财产，就会保有工业性生产工具的。最后，土地集中，才是这个阶级的丧钟，家庭工业制的基础也就崩溃了。
第二节
在荷兰及意大利城镇，伊莉莎伯及司徒王朝时代，英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早已存在。这种很早出现的资本主义，无疑的是与佛兰德城镇，于十一及十二世纪时，就有游荡的无产的被压迫的阶级，就是皮尔尼所说的“粗鄙的下层阶级”。[55]在某几个佛兰德城市，资本主义的商人雇主，于十三世纪时已经出现。甚至于在一二零零年，行会已为富贾所控制，他们垄断批发贸易，征收一般人不能胜任的入会费，排挤零售商与工匠。[56]零售商仍可在本地市场贩卖，许多大城市如嘿诺、那慕尔、列日的市场还相当的大，货物的出路不成问题；
工匠的利益也没有遭受严重的损失。如果必须依赖国外市场，则行会的垄断，是他们唯一的顾主；假使再依赖垄断者供应原料，他们就会很快的变为依附于富有的批发商者。佛兰德各城镇的羊毛业，迪楠与谬司流域的紫铜业的工匠，就是既要依靠外输的原料、成品又须向外推销。其结果为普遍的家庭工业制，由资本家把工作交给依赖性的工匠。著名的典型早期资本家，可以杜亚郡长，布商出身的布鲁克（JeanBoineBroke）为代表，他是十三世纪的人，把原料交给家庭工匠去制造，但制造的最后几个阶段是集中在他的作坊。据云：“他使工人完全要倚赖他，因为大部份是欠他的债，住他的房子，同时他还建立了物品工资制。”[57]在其他城市为迪楠、里尔、布鲁日根脱、圣欧姆、布鲁塞尔、芦芳，都有这类的资本家；因佛兰德区域住居北欧交通要道，如果有力量作这类的生意，一定会获利甚丰的，上述的资本家所掌握的资源，“可同时购买数千套特尔麦子，数千大桶酒或数千包羊毛……只有他们可以买到珍贵的英国羊毛，以之制成负有盛誉的佛兰德毛呢，同时他们垄断了原料，也就等于操纵了工业劳动力。”[58]关于半无产生产者的下曾阶级，爱德华三世的一位使臣，曾以惊异的口吻说：“他们的师匠，把这批可怜虫，简直不当作基督徒，而是当作邪教徒，甚至于不当作人而是当作牛马看待，起早睡晚，整日工作，待遇菲薄，不足温饱，这样师匠便可以自肥。”[59]
商人资本的力量增强以后，其中一部份很早就转向生产，这对于佛兰德各城镇的市政有很重要的的影响。有两种相关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各主要城市的证券，渐渐落在富有的公民手里，形成所谓“贵族团体”（Patriciate）。市政官吏，负责监督行会，控制工资，管理市场，此后不再由全体市民选举，而是为“贵族团体”指定。同时各城市的“贵族团体”彼此团结，交换权益，组成“汉撒同盟”，包括荷兰城市的首要出口商人。结果，市政规章之厘订，都是有利于汉撒商人与其他城镇交易，并巩固商人对付工匠的竞争地位。工匠不得〔“卖”前一字打印不清——录入者注〕卖布匹，于是只能与“汉撒”商人交易，在羊毛工中，工匠行会是由商人管理。固有的城市地方主义，在阶级独占组织的面前屈服了。在斯刻尔特两岸与谬司，像佛罗稜萨一样，“上层的人们，控制着一般下层的人们。”[60]在德国的城市，同时也有同样的发展；例如：“斯特拉斯堡的‘贵族团体’是非常有权威的，有几户统治家庭，每年向工匠强索三百至四百套特尔雀麦，在科伦，工匠几乎沦为奴隶。”[61]
不是在所有的城市里，权力都是这样的全部落到资产阶级寡头的手里。在教区的城市如列日与阿拉斯，虽然居民中的银行家、工匠、零售商、店员各种成份，数目相当的多，而且都享有权益，但是公民“贵族团体”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不容易顺利发展的，因为封建势力还有相当的力量。以后在这些城市，以及其他商业化的城市，固有的封建势力，同新兴的公民，在政治与社会方面，形成联盟。富有的公民买田治产，如英国人一样，有时并放弃商业，成为依靠土地收入及高利贷的乡绅，获得有闲阶级的绰号；封建贵族也常对于这个新兴的高利贷阶级负有债务。凡资产阶级的“贵族团体”当权的地方，虽然大多数工匠感受压迫并且贫穷化，但在外貌上是有进步与繁荣气象的。这个时代里，不但贸易与紫铜业工业有长足的进展，而且市场、仓库、码头、运河、桥梁、沟渠，都在兴筑中；从此以后，有狄克波施（Dikkebosch）蓄水池，伊波（Yprse）布匹商场，及平民学校的创设。
然而在十三世纪时，资本家的抬头，已经遭遇到行会的反抗，有时行会是受了教会蛊惑（列日就有过这类事），在其他场合，封建贵族及新兴工业中的生产者与行会联成统一战线。一二二五年筏仑西恩（Valenciennes）有过暴动，阶级的县长被赶走，并组成一个公社，但不久以后，就被镇压下来。廿年后，罢工的风波，接二连三的在佛兰德各城市发生过，在狄楠（Dinant）曾有一度短期暴动；在根脱有过几次未成事实的暴动，结果造成分裂，由工匠在不拉奔组织独立的公社。在这个阶段上，公民贵族团体以高压占到上风。十七城镇之汉撒同盟的目的只剩下了维护贵族团体的权益，以抗拒工人的要求。[62]纺织与漂匠不得持有武器，七人以上的集会是在禁止之列；总之，对于罢工是给以绝对无情的打击的，但在十四世初期，又有武装的斗争发生，不过外形上的比较复杂。法国腓力市场是支援“贵族团体”的，而工匠求助于佛兰德伯爵，于是从斗争的外表上看，似乎是佛兰德与法国的战争。这次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一三零二年发生普遍的暴动，当中很多的“贵族团体”与其法国联盟的人都被杀戮（如布鲁日事件），至一三二零年库尔特累（Courtrai）一役，佛兰德最后胜利，于是工匠在城市政府的权益，乃恢复旧观，从前的行规，与城市地方主义也复活了，结果资本主义的生产在发展上受到挫折。战争之第二年在黎日，行会的管理权是由工匠与商人平分，但是当“贵族团体”企图从而操纵时，很快的就被制止，并且规定县长必须是行会出身的。在乌得勒支曾有各行会同具代表权的民主制度。在狄楠，是由商人，铜匠行会（大行会）及另外九个行会分享管理权。在布鲁日与根脱，工匠对于市政官员重获了部分控制权，各行会不受制于县长，都各自独立起来。以限制行会会员人数与保障行会会员在地方市场的优势地位为目的之行规，普遍的加强起来，同时以抑制四乡的工业与贸易，俾有利于城市的各种方法，都在试行，并且设法获取“中心市场”的权利。在根脱、布鲁日、伊皮各附近，织布的作坊工业是在禁止之列的；坡伯朗要受伊皮的辖制，格拉茫（Grammont），奥丹那，忒耳蒙德要受根托辖制。“汉萨同盟”的独占权遂发生动摇，部分工匠（富有的）也获得批发贸易的权利。[63]
虽然因为重申行会的权利，资本主义的成长，受到阻碍，但并未因之完全窒息。有些地
方如布鲁日与狄楠，工匠的胜利并不彻底，农村里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制仍能逃避行会的权威。更有进者，十五世纪在勃良第腓力大公爵（PhiliptheGoodofBurgundy）的领导下，大资本家与封建贵族结成联盟，并得到农民的支持，促使城市的自治改为集中管理。有的城市因为权力受到侵袭，强烈的反抗。但是由于彼此局部利益互相冲突，致各城市未能充分合作，共同一致御敌，同时因为富有的公民在出口贸易及四乡工业有利害关系，反而对于勃艮第集团表示效忠。黎日曾英勇地抗拒勃良第的军队，惟终被征服，并以坚强抵抗的原故，受到无情的报复。根脱与布鲁日也同样地失败了。自此以后，城市的管理权，公爵下面的军官分润了一部份；各城市当局有向全国法庭提出控诉权；城市对于四乡镇不再有控制权；“中心市场”的特权也取消了。现在资产阶级的“贵族团体”又行得势，这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有利的。商人资本与封建残余的结合，收买了行会与城市地方主义。皮尔尼告诉我们：“与西班牙战后，各处秩序恢复起来，对于富商阶级是有利的。”“市参议会与法律，是属于少数富人，并为他们服务的”；行规与行会特权，已成具文。无论是全国性或地方性的行政管理权，都是为富商阶级所主持控制。在这种新环境下产生的结果，是四乡布匹制造业显著地恢复起来，有的采取作坊方式，大部份是倚靠都会与新兴布匹市场安特卫普。在熔铁与煤矿业中，资本主义的企业开始在黎日、那慕尔、嘿诺地区出现；并且从行会废墟里生长出来一批富有的师匠，他们雇用穷的工匠，尤其以纺漂业最为显著；这些工匠几乎完全是工资收入者，不能享受行会权利，“为衣食而被迫工作。”[64]
北意大利与莱茵区域各城镇的情形，大致相同；唯一的异点是在北意大利的封建贵族，特别是教会，有足够的力量，不使资产阶级的共和政治全面胜利，政权往往是由商人寡头与地方势力的封建家族，平分春色。从很早这些城市就为贵族所统治，“大多数的人民，工匠，与商人是被关在政府的门外。”[65]封建义务仍继续在城市存在，这在英国简直是不可想像的；有些工匠在相当长期内还要替主教及封建贵族服役，牧师尤其是占权威地位。当十字军以后，地中海贸易恢复的时候，各沿海城市的出口商公会，变为富有而具权威，在公民中形成一统治阶层，他们专利出口贸易，并限制力量薄弱的行会。但是力量薄弱的行会又对于学徒加以限制，并制止最高工资的规定，因之有人说：“事实上工人是师匠的奴隶。”[66]在羊毛工业内，不但有相当广泛的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制，而且在十四世纪初期即有工业作坊。一三三八年在佛罗棱斯据说即有二百所织布作坊，雇用了三万工人，约为全城四分之一人口；
关于工人有独立的组织权，曾有过激烈的斗争。[67]但是一般而论，凡在各主要公会有资本与特权地位的人们，在输向利凡得或通过阿尔卑斯山向法国或莱茵的出口贸易上的投资，或包收教廷租税，或以封建贵族的土地作押放款，都比剥削工匠及发展工业为有利。
在佛兰德，商人寡头的统治，并非完全顺利的。十四世纪时工匠与小行会作过多次要求民主的暴动；有过一个相当时期在各城市中，比较民主的风气甚为浓厚。例如，在栖亚那于一三七一年，暴动的结果为工匠出任县长，在佛罗稜斯于一三七八年同类型的革命也成功了，果是把市长的权柄移交小行会，甚至于有过一个时期，大权落在羊毛工人手里，因为他们反对师匠把持。大体上讲，如商人，银行家与封建贵族，结成同盟，是民主运动最坚强的障碍，他们可以调动封建仆从与武力，再加上财富的支援，远非小行会的人力与物力所能抗衡。[68]
自从十四与十五世纪中，资本主义的雇主阶级兴起并企图控制手工行会以后，在许多德国的城市，都发生过暴动，例如，科伦，法兰克福，奥格斯堡，哈勒，皆有过暴动，极类似佛罗稜萨或布鲁日的情形，前后的后果常是手工业行会与包括纯商人份子及地主的“贵族团体”，谋得妥协，分章市政，有时并允许城市独占恢复一部份。然而有时城市“贵族团体”与封建贵族的联盟，完全粉碎了工匠。在易北河以东的城市，反城市贵族团体的民主斗争，自十四世纪延续至十五世纪，迫使着“贵族团体”自附近侯爵中觅求援助，最后把民主运动挫败以后，建立起来“封建贵族的统治。”[69]嗣后制止滥留在各德国城市的垄断制度的力量，不时由于资产阶级的兴起，因为他们的兴起是促进区域贸易与四乡工业；而是由于封建贵族的得势，因为他们赞成在四乡买卖的自由，并设法取消城市“中心市场”权。在城市范围以内，行会制度依然保存，但在四乡则并无势力；许多城市被剥夺了商业特权之后，没有发展四乡工业，补填空隙，以致衰萎。[70]
法国各城市里资本主义的生产，比佛兰德或北意大利发展得迟，因之以后的经济秩序也就比大陆上其他地方接近英国。到了十四世纪，有的地方如沙脱尔与巴黎，已有早期资产阶级委托工匠工作的现象，如英国十五世纪的布商，在行会当中取得领导地位，在许多情形下，竟进而控制了其他行会。在其他各业中，虽亦有上述的情形，惟不若羊毛工业显著，十五世纪的巴黎纺织、金属、与皮革各公会，省城如亚眠与亚贝威勒的布帛商公会都曾控制了其他行会，如制帽匠。在巴黎与理姆斯，布商与布帛商为了争取霸权，有过长期的搏斗，结果是巴黎的布商获胜，而理姆斯的布帛商夺得锦旗。同样的在斯特拉斯堡，“商人雇主（布匹加工商）兴起，……他们与工人的界限愈来愈明显，于一三八一年禁止工人自己制造，”以后并根本禁止贩卖。[71]事实上，如恩文苦心孤诣的指出：此时巴黎与斯特拉斯堡各城市行会内部的发展，与上述伦敦行会与公会之发展路线是非常相近的。新的工业如造纸、丝、玻璃、印刷，像英国一样，资本主义的企业，很早就已存在；而且在十六世纪时，以官方的命令暂时废止行会的权利，可以视作在新旧行会里，资本主义正在发挥它的力量，并觅求发展的机会，如霰塞所云：“随着十六世纪的来临，资本主义的时代真正的开始了。所有的新工业都是集中的工业，工人是从继续增长的失业后备军中补充的。十七世纪即所谓科尔伯特（Colbert）政治世纪，商人雇主所组织的家庭工业制是相当发达的，如色当，理姆斯，庐昂，里昂，爱鲁比夫（Elbeuf），同时资本家所掌握的工业作坊，资本相当的雄厚，有的甚至于雇用数百名工人，如蒙托邦，理姆斯，卡卡孙地区，卢畏（Louviers）等，例如，理姆斯地区有百分之五十的织机，此时已经掌握在资本家所有的工业作坊手里。十七世纪的法国，以工资为收入的无产阶级已经甚为重要。这可从当时有关工人法令一节，得到证明，这些法令或是授权资本家补充劳力，或是禁止工人改换职业，或是禁止工人集会，或对罢工者体罚，有时甚至于以死刑惩治（巴黎大学的神学院，竟很严肃的认为罢工是罪恶。）另外还可以从此时巴黎、里昂、诺曼底各地断断续续的暴动，以反抗宾深纳所说的”可恐怖的命运“，得到证明。[72]
以意大利，德国与荷兰（在某小程度内也包括法国）的情形而论，值得注意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份澎湃的发展，而是其出现时期，比英国还迟。在这些富足的大陆都市，商业与借贷资本之成熟，不但未能帮助而且抑制了生产投资的进展；所以比起商人资本剥削利凡得或印地安人或借款给封建贵族的事迹，工业资本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总之，商业与财政资本的发展，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生产会在其卵翼下生长起来；纵使一部份商人资本投向生产，并改变生产方式，但这不一定会是很彻底的。我们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所得到的结论，益加证明了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性，就是在这个阶段上，从直接生产者的队伍里生长的工业资本家，是革命性的生产改造的先决条件。
第三节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来城市地方主义与行会垄断的崩溃，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作坊工业或家庭工业）的一个先决条件。部分商业资本，控制工业；其影响的重点，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第二个先决条件，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使新生的工业资本从占用商业资本的垄断商业范围中解放出来，如果第二个条件不能满足，工业投资的范围，工业利润及工业资本积累的机会，与独占的出口贸易比较起来，还是缓和而是受限制的。为了这个原因，这个时期的政治斗争是非常重要，同时斗争中社会各阶层纵横押阖的活动，在外貌上必定是复杂，而变化多端的。除了以上的两个条件以外，应加上第三个先决条件，就是向农业投资的门户必须开放，这当然不是指典租封建地产，收买租契而言，是指随着原始积蓄各种形态的发展，使着真正资本主义式的耕作成长起来，这不仅造成农村无产阶级，而且发展了工业品的市场。这一个条件，在大部份法国，一直到大革命为止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农村里封建负担非常之重，而且农产品的国内市场，由于种种限制而陷于窒息状态。
在某些方面英国都铎尔王朝，与抑制地方自治，加强全国行政权力的勃艮第大公爵所统治的荷兰，是可以互相比较的；但是也有重要的异点。虽然英国封建贵族减少了，但是暴富的平民又补充了贵族的行列，所以封建贵族的利益与传统，对于国家的政策，仍起着领导作用，例如对于保持旧秩序的安定，特别表示关切，同时地产很快的转移到富商阶级手里；这一阶级主要是由于垄断对外贸易而兴起的。新的王朝在财政上或政治上都要倚重之，有时还要参加他们的海外事业，如伊利莎伯与詹姆士一世；而资产阶级所换到的是各种衔头称号以及官庭的各种皇家职位。
如所周知，富商或大的行会并无意取消城市独占与行会的限制，因对于他们目前的利益，并无妨碍。这种中立的态度，便不会引起荷兰各城市中行会与“汉撒同盟”的那种分裂情形。攻击行会限制与城市政府者，是来自发展四乡工业的那一部分商人资本家与乡绅。这批商人雇主不能参预出口贸易，于是同操纵市场与价格的垄断公司遂发生尖锐的冲突。各省商人或商人雇主与伦敦出口商的对立，尤其明显，因为前者是很难参加首都商人所操纵的团体，如“远航商人行馆”（有人译为旅商行馆，其组织有些地方像中国的会馆……译者注）或东方公司。例如，在布业里，各省布业商人于十六世纪时，对于各外贸公司的垄断情形，提出很多的责难，对于控制外贸公司的富商尤其是不满意；这可由恩文的论断得到佐证，他说：“在伊利莎伯时代，‘远航商人行馆’使着出口的道路愈趋狭隘。”[73]例如，东安格鲁的布匹商人，对于利凡得公司独占销路，曾提出过抗议；伊布斯威池的布匹商人，没有参加东方公司对于该公司所递的价格表示不满，曾向枢密院呼吁，要求直接卖给外国。[74]一五八五年北英格兰有一位作家，因为见赫尔港口商业不振，很激愤的说：“伦敦商人所操纵的各公司，制定种种规章，只是为己牟利，不顾别人。”有过一个时期，因为伦敦操纵全国的商业，掀起各地的抵制运动。赫尔商人与格林兰公司的斗争，持续了若干年，一直是不认可格林兰公司的专利权，坚持再格林兰地方的贸易应当开放；[75]于十七世纪中，对于出口贸易垄断的干涉运动，益趋扩大，从种种迹象可知斗争已经长期化。因受了共和政治的激励，约克商人在新垒，赫尔，黎芝各地集会，要求商会，不准伦敦商人在特稜特（Trent）北边开辟任何市场，以免其垄断所有北方的贸易。约克与赫尔的商人，于致代表黎芝的国会议员函中，抱怨说：“我们像一群小鱼，为一个大雨所吞咽。”[76]
大体上讲，君主专制是站在“大鱼”的一边。总之，小鱼并未如愿以偿。在另一方面，四乡工业组织与城市政府之争，王朝似乎是维持旧秩序的。这当然是以守旧，与安定社会秩序的愿望为出发点所致，在这方面四乡工业组织者像圈地地主似的是破坏现状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为乡绅与自耕农维持贱价与充分的劳力市场，惟恐农村中的穷人，有其他职业的机会。姑不论其动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政策、确在阻碍资本注意的生产得到发展。
自由贸易的要求，是有利于圈地地主，各省布商，与染指四乡工业的伦敦各大公会会员，我们切不可误认，他们所要求的自由贸易是无条件的无限制的，如十九世纪时的自由贸易；事实上，他们的要求是取消某些于己不利的限制；而且无论对内或对外贸易的反独占运动，都不意味着完全取消政府的管制。这不能目之为原则性的斗争，而是阶级利益冲突的表示。
但是由于反对妨碍局部利益的某些限制，渐渐旧变为发展新工业，抑制独占贸易的普遍运动。伊利莎伯时代，常以工业专利权给予退休的或宠信的家臣、秘书、并且有时是替代薪给，然而到了詹姆士一世时，以往这种偶然的措施，遂变而为经常的制度。这是因为物价腾踊财政短绌对所用的人施用的权宜补救办法，并不是故意提倡工业。但是所得的结果，是似非而是的。表面上是皇家鼓励工业，而给于专利权，事实上却引起工业利益的反对，而且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容否认的，在某些方面如矿业，皇家所给专利保护权，的确鼓励过工业投资，同时有许多工业家在“内战”（CivilWar）的整个期间，是效忠皇室的。[77]大部份的工业特权既是给予接近官庭的人们，必然的会有上述的结果。然而一般而论，工业特权是限制工业的，因一方面特权是排他性的，另方面接受特权的人是一小部份有特殊关系者。这与法国科尔伯特的工业独占制度相当的接近。这与新兴工业的利益，尤其是工匠中富有者的利益，是非常的抵触。于是这部份人发动了新司徒时代的公司运动，从抑制工业的“绅士公会”中，商业寡头的手里，获得独立。
这些新兴的工业家，原也很希望为了独立自主能买到专利特权；但是以后的发展，能使他们从另外的路线如愿以偿，换言之就是资力的强弱，才能决定谁是垄断者。在司徒王朝时代，经济权益的分配，是靠了在宫庭的力量所决定的。这不仅对于未来的工业家是不利的，因为既要对财政部出钱，还要在宫庭里花钱活动[78]而且本质上对于出身寒微，或对于各省与暴富的人们都是不利的。例如，制针业的商人，资力薄弱，社会身份寒微，遂不得不依靠宫庭有力者以获取特权；结果，特权是得到了，而新公司的控制也落到有力者的手里去了。有些例子如手套、毛毡业、硬领业、丝织业的直接生产者，从这个新制度中，得到些好处的，但大多数的情形，如玻璃、肥皂、纸牌、锡各专利事业，得惠者是推动事业的绅士们。又例如，在詹姆士一世时代，莫皮逊（SirGilesMompresson）所获得的制造金银练子的特权，以及巴京汗公爵（DukeofBuckingham）著名的“核心组织”，都是不名誉的贪污事实，最后还使国会组织调查委员会彻查。[79]通过都德里勋爵（DukeofDudley）的关系，都德里取得煤矿专利权，市参议会员康克茵于宫廷中广为贿赂之后，他的著名计划才获批准；还有因为宫庭侍臣西西尔（Cecil）乐斯特（Leicester）等是大股东，皇家矿业公司与金属制造公司才能得到那样广泛的特权。[80]各省资产阶级对于司徒王朝这种种专门给予大都会里少数人所组织的公司，控制全国工业的特权，非常愤慨。这种制度所妨碍的利益，是很广泛的。例如，曼塞鲁（SirR.Mansell）所获得的制造玻璃特权，不但抑制了与之竞争的玻璃公司，而且不顾其他制造商的反对，两次获准延长特许期限。盐业专利曾激起各渔业港口愤怒的反对，因盐价涨了一倍。韦斯敏斯德肥皂公司的专利，如克拉林敦（Clarendon）所云，“可憎而彰明昭著的肥皂计划”，破坏了羊毛工业，此外因煤的航运专利权给予新垒人，结果使伦敦的煤价上涨百分之四十。甚至于有几个伦敦大公司的利益，也受到影响。收购白锡的专利权，一度是给予剌里的，就妨碍了白蜡公司的利益。烟草专利是有损于百慕大公司；抑制一般肥皂业而独厚于威斯敏斯德肥皂公司，是冒犯了格林兰公司，因为后者不能再销售鲸油给原来德制造商。查礼第一批准了一个与东印度公司对立的公司，非常触怒东印度公司，他所以这样的原因是他将来可以分润一部份利益；“远航商人行馆”一向是特权阶级，还要花了七万磅的运动费，才取得了新的特许权。[81]
反独占运动第一次在国会里的斗争，是在一六零一年，第二次于一六零四年又提出取消对外贸易特权的提案。当时并指出现行的制度，优待了伦敦，却窒息了其他通商口岸。[82]同时建议对外贸易各公会，应该公开的接受任何缴纳适当数目会费的人为会员。艾德文散德（SirEdwinSandys）支援这个提案说：“商品是最丰富，最重要的，如果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是违反英国人民的天赋人权与自由的。”在司徒王朝时代，有二百家在那里，“独占了全国的贸易，其余的人，不过是徒有其名，沾点小惠而已。”在经过几度斗争之后，一六二四年反对派提出了一般性的反独占法案，规定公会、公司、都邑，或任何国内新兴的工业，在十四年或廿一廿内不得有任何特权。但是正如近代的立法似的，这并不能制止企图制止的恶果。一六四零年“共和政治”的前夕，一位国会的发言人说：“法律中反发起人的独占法令，可以说非常周到的，因为近年来独占事业与侵犯自由的事件比自从英国被诺曼底维廉公征服后任何时期都多。”此外，约翰派波痛斥反独占事件，其中著名的一段话，是这样的说：“独占事业像埃及的雾，笼罩着我们的居处，每一个角落、茶杯、碟子、火炉、面盆，一切的一切，甚至于从我们的头到脚，简直是无孔不入。”十七世纪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国会否认了皇室的课税权、监禁权、以及所颁赐的经济独占特权。
在“长期国会”（LongParliament）开始时，连伦敦各商会的特权分子都倒向国会这边。只有少数市参议员是保皇派，在一六四一年有一位保皇党叫哥耐的当选为市长，但是市议会是拥护国会的。当国王指派龙福德为要塞武官，因为他是一个著名“横行无忌”的人，所以连哥耐也不得不请求国王收回成名，否则伦敦的工匠与学徒就要把要塞拆毁了。[83]“远航商人行馆”于一六四一年与一六四二年曾两度借款给国会，[84]不过其用意是支持国会的主张，还是意图贿买国会，则不得而知。但是伦敦各大公会中的个别会员有些是支持克伦威尔（Cromwell）的，有的并且是他的刍从或顾问。[85]然而很清楚的，他们中的大部份是国会内部极右翼的主要力量，他们虽然不反对抑制国王交出一部份权利，但是从未企图与皇室完全断绝关系，他们在查理于纳斯俾败绩之后，是赞成协商的，对于长老会派是表示暗中支持的，但大多数是非常仇视独立派的。[86]很明显的，伦敦市政府的统治集团，主要的是妥协派。而不是革新派。在国会内部，商人与金融家是很少的，在“长期国会”时期不过三十人，在第一届“摄政”时期的国会，还不到二十人。[87]大部份议员是律师与乡绅；后者当然包括了小康的自耕农，圈地地主，与进步的地主。
虽然伦敦与伦敦工商业为革命的中心堡垒，即克拉林敦所谓之“倔强的反抗的伦敦市的精神，是全国最不愉快事情的源泉。”[88]但是革命的群众支援是从各省来的。上面所讲的各省工业或半工业利益，与都会特权商人资本之争，是四十年代中长老会派与独立派对立尖锐化的主要因素，国王与议会的分野，是循着经济与社会线索之结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羊毛工业中心，是支持国会主张的，如东安格里亚（Anglia），格罗斯忒（Glouster），西部的西兰塞斯忒（Cirencester）及西赖定（WestRiding）工业区域。像勒司特这一类的城市就是清教徒的堡垒，尤其是袜商与店员则是拥护清教徒的（虽然旅店老板不一定包括在内）。[89]克拉林敦认为黎芝，哈立法克斯，布剌德佛德各富有城市，依靠布商，自然是与乡绅对立的，而约克郡的农业乡绅一定是拥护国王的。事实上，控制黎芝市政的一小部分富商是保皇党，而城市大部份民众，是坚强拥护国会的。[90]
一般而论，凡在工业方面有利益的资产阶级，不论其为各省布商或伦敦“绅士公会”的会员，都是诚心诚意支援国会主张的。唯一的例外是少数特权者，他们同时也是使用资本最多的企业的所有者。在另方面，那些与工商距离最远，只在土地上投资，成为像佛兰德的有闲阶级似的地主阶级，是主张安定现行秩序的，也是拥戴国王的。除了布业城市与口岸之外，农业的西北部则是以皇室的马首是瞻。这些都是落后地区，几乎还没有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而封建残余气味仍然十分浓厚。[91]但是革命的原动力，即新克伦威尔军队与独立派主要是靠着各省的工业中心；如所周知还靠了部分乡绅，及东部与东南部占优势的中小型自耕农。克伦威尔本人就是绅士农民，他的参谋长伊尔敦（Ireton）既是乡绅又是布商。工匠、学徒、佃农、村民，是追随他们的队伍；他们具有很危险的平均主义趋向，他们憎恨主教、长老、事业的发起人（Projector），独占者，可恶的地主，及什一税。克伦威尔军队中一位上校的太太说：“凡反对贪婪的宫廷侍者，骄傲的牧师，鬼祟的发起人，淫靡的贵族与乡绅”者就是清教徒。巴克斯忒是一个著名的清教徒，他描写内战两党的社会成份说：“大部份武士与乡绅是靠近国王的；小部分乡绅，大部份佃户，绝大部分商人与自耕农，还有靠布业及工业的中产分子，都是靠拢国会的。”[92]
毫无疑义的，土地问题是使国会内部意见分歧的主要因素，最低限度在幕后是如此的；这也就是以“复辟”为代表的妥协原因。[93]在“内战”期间有钱阶级在土地上曾广泛的投资，于是他们便有保守的趋向，他们惟恐地主的权利成为问题，或造成佃户反抗的局面。再有，除了一六四六年国会取消封建土地制以外在土地上的投资，包括一小部分资本主义的耕作，已经是到了不能改变农业制度的阶级，而这种改变正是进步地主或农民所希望者，上议院，下议院中的长老会派，尤其是伦敦市议会的主要商人，对于没收保皇党与主教的田产的提议，以及没收后者组织的拍卖，表示激烈的抗议，这是值得加以注意的。[94]迨一六五六年，讨论控制圈地及确定对于依据公簿之不动产所有者的罚金时，又遭到同样抗议。
然而佃农与小自耕农或穷的村民，因为受了圈地的害，态度是较为彻底的；据金乔治（GeorgeKing）的估计，此时的贫农约占全人口的八分之一。很明显的，在当时流行的许多小册子中，充满了他们的呼声，同时这也会使有产阶级惊惶失色而退缩的。在每个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都必然会有这种矛盾性。革命是需要最激烈的份子，彻底地完成其解放任务，但是这个运动必然会摆脱一大部分资产阶级，因为激烈份子是代表无产的，他们的要求会使大规模的产权成为问题。共和政治不久之后，佃户已经呼吁反对已没收之田产的新主人，据云：“这些人是最残暴的，剥夺了以前佃户所享受的自由，”并酝酿国会通过解放佃户的法案，另外还反对圈地请求取消什一税。[95]温斯潭里（Winstanley）是一个普通的掘工（Digger），他说出了许多人要说的话，“在有草地的教区，富有的诺尔曼自耕农或者新兴的乡绅，饲喂了过多的牛羊，使着穷人连一只都养不活，而穷人都是过分的工作着，缴纳租税；但是乡绅除了欺压别人外是不劳而获的；除非穷人有权自由耕作草地，英国才是自由的。”[96]李伯恩（Lilburne）比较有些城市气，也愤怒的反对“什一税、统税、关税：这些吮吸中小型人民血液的强盗，是商业最大的敌人，”同时反对“所有独占的公司，因为它们妨碍布的织染等工业，使着成千的人找不到工作而挨饿。”[97]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的就是有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地主，反驳说：“如果他们不先得到点打击，所有的地主都会起来革命的，”[98]同时还有一位反平均主义的时论家极尽曲解之能事以斥责伦敦市十二家著名公会的诡计为题，他认为他们的阴谋“会引起城市四乡的骚动，使着奴仆反抗主任，佃户反对地主，债务人反对债权人，穷人反对富人，并鼓动乞者耀武扬威。”[99]伊尔敦以比较适度的词句，答复关于全民参政权的辩论时说：“假如认为凡有气息的就是人……那就是我们再不必顾到财产了……任何人倘在本国没有地方性永久性的利益，是不应该有参政权的。”[100]在此以前窝勒（EdmundWaller）把长老会派的观点，总结如后：“我认为司教的管辖，是一种堡垒，如果视之为对于人民的袭击，……以后我们就更难保障我们的财产，正如我们最近恢复财产权那样的困难。如果人民先要求教会管理上的平等，第二件要求也许就是世界享受的平等。”[101]
无论在伦敦或各省城市，工匠、学徒、职工当中，于“摄政期间”（Interregnum）民主风气确是有着惊人的进展。据一位当时的人说：“公民及伦敦的一般人民，深深的吸取了共和国政治的习惯与礼节，简直再也看不惯绅士，因之对于衣冠楚楚的人们寒暄时，竟呼之为法国狗或用类似的藐视词句。”[102]甚至于查理第二复位以后，在伦敦与各省城市，有广大工人阶级支援的民主共和的反对力量，还继续存在；这表现于经常的集会、示威游行、以及各地之暴动，结果迫使着统治阶级以维廉三世（WilliamofOrange）代替詹姆士第二[103]。共和政治期间的经济政策，对于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重要的贡献。这个期间内，立法方面对于各省利益，较为注意，同时对于工业方面的呼吁也要顾及。在各大“绅士公会”中，职工的民主运动较前益为澎湃，例如毛毡业就另外组成团体，不再受商人份子的控制。在对外贸易范围内，不仅一六五一年的航行法案，鼓励了英国商业与航业，而且独占公司的特权，也大为削减；我们从一六六零年这些公司向皇室的呼吁可以看出，特权公司以外的人们已经争取了许多权益。利凡得公司因为向政府贷款，所以特权还继续持续，其余如东方公司的特许权就没有再予延期；同时经过长期协商，各方面的利益相当协调之后，新的特许权才颁发给“远航商人行馆”同格林兰公司。在“摄政”的三年期间，东印度的贸易是自由而公开的，这简直大快人心；一直等到该公司以出卖所有在印度的堡垒与仓站为要挟，才于一六五七年获得延期的特许状，这大概也是各方面利益谋得谅解之后的结果。总之，垄断事业放宽尺度之后，贸易才大为增进；对外贸易公司的出口价格与利润却都因而降低。[104]
有些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改进措施，是随着“共和政治”之后结束而消逝的，但并不全是如此，同时“复辟”也不是如一般想象的恢复原状。[105]政治上，皇室的特权是受了致命的打击，司法与军事权都移到国会。取消了“星法庭”（StarChamber）（以审问关于皇室罪犯为主，是非常黑暗武断的——译者注）不啻剥夺了皇室一个重要独立的行政武器。封建土地制于一六四六年结束之后，也再也没有恢复起来。查理第二的继承人，忘记了查理第二的经验，结果被迫退位。这时，不必发动新的内战，民众的压力已足使任何反动企图就范，而且人权法案，可以使君主专制走上轨道，由国会领导。宫廷的影响，虽未完全消灭，但是已受制于国会。“平民掌握了财政，从革命期间他们接受过来加强影响行政的方法，并为以后的制度打下了基础（按指国会里各种特权委员会的制度）。”[106]工业也不再受垄断特权的限制，除了东印度公司外，其余特许公司都一蹶不振，难以恢复旧观。[107]代替特许公司的是新兴以资本为主的股份公司。没收保皇党的财产，很大一部份并未归还原来的主人，都落到暴富的资产阶级手里。我们不否认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距离经济社会政策的目标虽还很远，但是却的确加速了下半世纪工业资本的成长，比任何其他没有类似政潮的国家都快，并且为以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1]《资本论》，卷三，页三八八至三九六。马克思在卷一页七三九，认为“资本主义时代始于十六世纪”，虽然，“早在十四或十五世纪，间或的在某些地中海城市，已经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雏形”。
[2]参阅坎伯尔，《英国自耕农》，页二二及其续文。
[3]恩文：上引著作，页一零一。
[4]如果批发商人握有充足资本，即或人数有限，他们之自由竞争，也会造成买卖市场上的常态竞争价格，然而事实上每个收购者的需求，因手头流动资金缺少，而受到严格限制。（关于羊毛商资金困窘情形，可参阅波茨顿与鲍尔合著：《十五世纪的英国商业》，页六二；西理论文集；罗谟斯著：《尉尔特郡羊毛工业》，页二三。）更有进者，批发交易既限制小团体的同行，关于市场或价格的竞争，即受到严格限制；国际贸易的公会如“远航商人行馆”或“中心市场商会”，对于贸易还有限额的规定，有些情形甚至于对于价格也加以控制。（参阅李普生：上引著作，卷一，页三三七至三三八，卷二，页二二四至二二五，二三三，二三七至二三九，三四二；瑞特：《中心市场的商会组织条例》，页九零，页九二，页一四九至一五二；林格巴：《英国远航商人行馆》，页六七至七六，页九零至九八，页一一六。）
[5]W.DurnvilleSmythe《带业行会史纲》，页八四，页八八，页九零至九二。
[6]李普生：上引著作，页四八七，页五零二至五零六。
佛若德（Froude）：《英国史》，卷一，页五八。
[7]《经济史的研究》：恩文论文集，页一八七。
[8]亚尔恩波：《文艺复兴时代的资本与财政》，页六四。
[9]恩文：《十六与十七世纪的工业组织》，页四二。
[10]约翰生：《伦敦布集商会的历史》，卷一，页二三，页一四八至一五一。
李普生：《经济史》，卷一，页三七八至三八一。
孔宁翰：《中古时期的成长》，卷一，页五一三。
骚滋曼：《中古时期的工业》，页一七七至一七八。
[11]魏尔士：《刀匠行会的历史》，卷二，页七九，页八六至八七。
[12]克楼德（C.M.Clode）：《裁缝行会早期历史》，第一编，页一五三。
[13]同上，页六一及其续文。
[14]约翰生：上引著作，卷一，页五零至五一。
[15]反之，威尔士的纺织业却赞成自由贸易，而反对贸易受到限制，以使士鲁茨巴立的商人获得独占的好处。一六二零年国会通过的威尔士白布法案，是反独占，赞成自由贸易的结果，但于伦敦商人有利。（参阅多德（A.H.Dodl）在伦敦政经学院《经济季刊》，一九二九年六月号），同类型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科芬德里的布商于同染业的斗争取得剩立，赢得独占地位后，即进可控制剪绒匠与纺织工匠。（参阅哈瑞斯：《科芬德里布商公会的历史》，页七至一三，页二一）
[16]罗谟斯：《尉尔特郡的羊毛工业》，页五八至五九。
[17]恩文：上引著作，页二六至四六。
[18]在伦敦，与各城市的情形不同，任何公民都可自由经营批发贸易的任何部门。但这种自由对于工匠并不实用。
[19]恩文：上引著作，页一二六至一三九，页一五六至一七一，页一九六至二一零。
詹姆士：《清教徒革命时期的社会问题与政策》，页二零五，页二一一至二一二，页二一九。
吴德茂（J.F.Wadmore）：《皮革公会史纲》，页二零。
[20]约翰生：上引著作，卷二，页四八。
《柏克斯郡志》，卷二，页三八八。
[21]《格罗斯忒郡志》，页二，页一五八。
[22]奈夫（J.U.Nef）：《英国煤业的兴起》，卷一，页八，页一九至二零，页二六至二七，页五九至六零，页三七八。“在伊利莎伯时代，工业用煤的需求，骤然激增，只有富贾与贵族才能获得特权。如果没有外边资本的支援，奢言开采煤矿，是会注定失败的。”（同上，页四一四。）
[23]达维斯《十九世纪以前南威尔斯的经济史》，页七一至七四，页一二五至一二七。十八世纪时，铅矿曾利用罪犯工作。
[24]奈夫：上引著作，页一七四及其续文。
[25]同上：《经济史评论》，卷五，第一期，页五。
[26]同上：页七，页八，页一一，页二零。
[27]艾社顿：《工业革命时代的钢铁》，页五。
[28]柯尔梯：《米德兰工业的兴起》（一六零二年至一八三八年）页八零，页一零三。
[29]哈米尔敦：《一八零二年以前的英国黄铜和紫铜工业》，页八五，页一三至一七，页二七，页六零，页二四四。在亭特于十六世纪时，平均工资为每周二先令六便士，每一个人每周最低的伙食费为二先令。皇家矿冶公司与金融制造公司都有权强征工人，他们并采用过物品工资制，还雇佣过女工与童工。（参阅页三一九至三二三）
苏格：《股份公司》，卷一，页三一，页三九至五八。
[30]《资本论》，卷一，页三六九及其续文，页二五八至二五九。
曼透克斯：《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页一九四。
[31]苏格：《苏格兰新弥罗丝工业作坊杂记》。
[32]《<限制羊毛出口的商榷>质疑》，（著者匿名）。
[33]“初期工业作坊严格的来讲，为了工人的数目多而且由一个人雇用，受独资支配以外，与手工业是很难区别的。……为一个资本家控制的工人加多，是一般作坊工业的自然起点与合作的起点。”（参阅马克思：《资本论》，卷一，页三一一，页三五三。）
[34]马克思：《资本论》，卷一，页四六四至四六五。
[35]贺斯金：《厄克塞忒的工业商业与人民》，（1688-1800），页五五。
[36]同上，页二九六。
[37]马克思：《资本论》，卷一，页三二七。
[38]李普生：上引著作，卷二，页四七至四八。
[39]《资本论》，卷一，页三三三。
[40]RepresntationofThePromotersandInventersofTheArt,MysteryorTradeofFrameworkKnittingoftheLordProtectorforIncorporation,1665。
[41]“复辟”以后，在一六六三年这个公司又重新注册。很显然的，在一六五七年以前若干年，已经有这类制造业开工。
[42]J.D.Chambers：在伦敦政经学院季刊的论文，一九二九年十月份。
鄂实：《机械发明史》，页二四零至二四五。
W.Felkin：《机制袜子与带子史》，页二三。
[43]《达剌谟郡志》，卷二，页三八一至三八七。
[44]《苏格兰新弥罗斯工业作坊杂记》，页三一。
S.J.Chapman：《郎卡郡棉业》，页二三。
鄂实：《英国工业史绪论》，页三四八。
[45]Scrivenor：《制铁业的历史》，页七五。
[46]孔宁翰：《成长》（近代，卷一），页五零六。
李普生：上引著作，页七零，页八六至八七。
同上：《英国羊毛与绒棉工业史》，页七一至七八，页一七七。
舒慕乐：《政治经济学原理》，卷二，页五一一至五一二。
[47]WadsworthandMann：《棉花贸易与工业的郎卡郡》，（1600-1780），页三六，页七八。
[48]曼透克斯：《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页六三，页六七。
[49]罗谟斯：上引著作，页二零。
[50]Heaton：《约克郡的长短羊毛工业》，页二九七至二九八。
[51]同上；上引著作，页三五三。
[52]Gaskell：《工匠与机器》，页二六。
贺斯金：《厄克塞忒的工业贸易与人民》，（1688-1800），页一二至一四。
[53]曼透克斯：上引著作，页六五。自十七世纪末，……这分化的程序，慢慢的，不显形迹的，使家庭工业制趋于没落。
[54]WadsworthandMann：上引著作，页三一四。
[55]皮尔尼：《中古城市》，页一六零，页一一七。
[56]皮尔尼：《比利时民主》，页一一二。
布稜他诺：《英国的行会》。
[57]约翰生：《伦敦布商公会史》，卷一，页七六至七七。
皮尔尼：上引著作，页九七，页一零零。
[58]皮尔尼：上引著作，页九八至九九。
[59]艾社里：《英国羊毛工业的早期历史》，《美国经济学会论文集》，（一八八七年），页四三。
[60]皮尔尼：《比利时的民主》，页一一零。
同上：《比利时的历史》，卷一，页六九。
[61]布稜他诺：《英国的行会》。
[62]皮尔尼：《比利时的民主》，页一三三。
[63]同上：《比利时的历史》，卷一，页四零五。
《比利时的民主》，页一二八至一七一。
[64]同上：《比利时的民主》，页一八八至二三八。
同上：《比利时的历史》，卷二，页三四七。
[65]蒲脱勒：《伦巴底的社团》，页八零。
迪克孙：《皇家历史学会论文新集》，卷十二，页一六零。
[66]西思蒙第：《意大利各共和国的历史》，（Boulding集），页二四二。
迪克斯：上引著作，页一六三至一六九。
李持德（G.Richards）：《中古时期的佛罗棱斯商人》，页四一。
[67]孔宁翰：《西方文明》（现代），页一六五。
N.Rodolico：《历史》（新集），卷七，（1922年），页一七八至一七九。
[68]西思蒙第：上引著作，页四四三至四五零，页五六四。
葛拉斯：《经济史绪论》，页一四七至一四八。
[69]F.L.Corsten：《皇家历史学会论文集》，（1943年），页七三。
[70]布棱他诺：《行会的历史》，参阅斯密斯（ToulminSmith）著《英国的行会》。
舒慕乐：《重商制度》，页一六至三七。
[71]恩文：上引著作，页三六至三七。
[72]恩文：上引著作，页二一，页二五至三六，页四二至四八，页九八至九九。
雷塞：《资本主义的开始》，页一四至一六，页二二至二三，页二六至二七，页四二，页一零二至一零六。
赛衣：《现代资本主义》，页一二五至一二六。
宾深纳：《国家社会主义》，页一二四至一三零，页二八零至三零八。
RenardandWeulersee：《现代欧洲的生活与工作》，页一六零，页一八五至一八九，页二零零。
[73]《经济史的研究》，页一八五。
[74]李普生：《经济史》，卷二，页三二三，页三四二。
《萨符克郡志》，卷二，页二六五至二六六。
[75]Cal.S.P.D.，（1653-4），卷六十五，页六二至七零。
[76]Heaton：上引著作，页一六五至一六七。
[77]例如，接受皇家矿业专利权的博士尔（ThomasBushell），在内战时期曾在财政上支持皇家达四万英镑之巨款。
[78]苏格：上引著作，页一七零至一七六。
[79]蒲徕斯（W.HydePrice）：《英国专利特许权》，页二五至三三。
[80]同上：页一零九。
苏格：上引著作，卷一，页四零，页四六，页一四三。
[81]蒲徕斯：上引著作，页七三，页一一四至一一七。
苏格：上引著作，页一四五、一六九、二零三、二一七、二一九。
H.Levy：《经济自由主义》，页二一。
[82]海关报告册的统计数字，显示出来，伦敦的进口贸易额为十一万磅，而英国其余各地只有一万七千磅。（参阅苏格：上引著作，页一一九至一二零）。
[83]C.H.Firth：《内战时期的伦敦》，载《史记》，（1926-1927），页二六至二七。
[84]詹姆士（MargaretJames）：《清教徒革命时社会问题与政策》，页一四九，事实上，公会里分为两派，我们可以证明，大部份都是保皇党（参阅艾社里著《克伦威尔摄政期间的财政与商业政策》，页一二二。）最初他们借给查礼四万磅，但因为他们拒付顿税与磅税，国王在内战时便取消了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转过来自一六四二年至一六四九年间又借给国会六万磅。
[85]艾社里：上引著作，页五至一零。
[86]约翰生：《布商公会史》，卷三，页二一五。
[87]艾社里：上引著作，页七。
[88]《大革命史》卷六，页二六四。
[89]R.W.Greaves：《勒司特公司》，页五。
[90]Heaton：上引著作，页二零七，页二二七。
[91]达维斯：《司徒王朝的早期》，页二六六。
[92]喜尔（ChristopherHill）：《英国革命》（1640），页一八。
[93]同上：《英国历史评论》，一九四零年四月份。关于这一点，曾引用Archangelsky教授的意见。
[94]喜尔：《英国历史评论》，一九四零年四月号，页二二四至二三四。
达维斯：《司徒王朝的早期》，页一九五。
[95]詹姆士：上引著作，页八七。
Cal.S.P.Dom.，一六四九年六月廿日；一六五零年正月廿一日，廿八日；一六五零年四月十三日；卷三九，页八八，页九一至九二；卷四一，页二。
[96]Winstanley：《自由法律的纲领与平均主义者生活水平的提高》。
[97]JohnLilburne：《新发现的英国的连锁》（一六四八年）。
[98]Cal.S.P.Dom.，卷四五零，页二七。
[99]《英格兰的发现者或平均主义者的信条》（一六四九年）。
[100]C.H.Firth集：《克拉克论文集》，卷二，页三一四。
[101]本斯泰因（E.Bernstein）：《克伦威尔与共产主义》，页五四。
[102]Beloff：《瑞若比回忆录》中的《公共秩序与人民的纷扰》（一六六零年至一七一四年），页三三。
[103]同上：页三四至五五。
[104]艾社里：上引著作，页一一一至一三一。
[105]德尔宾（Durbin）：《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页一九六至一九七。他认为十七世纪的革命是全部失败了，只是地主利益战胜资产阶级而已。
[106]克拉克：《司徒王朝的后半期》，页一一。
[107]根据一六八八年法案，除利凡得、俄罗斯、非洲及东方公司外，其余贸易独占权一律废止，贸易遂得自由发展。结果伦敦以外各口岸的贸易，比伦敦发展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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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资产阶级的开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多布->﹝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第三章资产阶级的开始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节
我们几乎无从考证那些城市与封建当局斗争胜利，最终取得局部或全部自治以后；是否就与封建社会处于平等地位。自然，各地情形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大多数的情形，原来握有土地的居民，与远处或四乡徙来者（他们的土地是后买的，或是城外附近荒地），因经济来源互异，他们之间的社会身份，便会逐渐有所轩轾。在欧洲比较大一点的城市，除了市民本身以外，还有许多贵族，也在城里及附近握有土地。这就是说，在新兴的城市社会里，存在着封建成份，他们因为近水楼台的远古，佛罗稜萨就是一个例子。[1]在许多意大利的城市，贵族不只掌握了市自治政府，使城市封建化，而且利用特权，操纵远方的贸易，例如与利凡得（Levant）的贸易。十二世纪热那亚的（Genoese）商业，就是操纵在五大家族的手里。[2]因此，市民的反封建斗争，便益形复杂，他们不仅要抵抗外来的压力，而且在内部还要进行阶级斗争。很久以前，英国的城市中的市民，很早就已经有上层与下层之分。在西佛德（Hereford）有一部份所谓上层市民，是“武士”出身的任务，在诺定昂（Nottingham），情形亦相仿佛。在温撤斯特（Winchester）、罕廷顿（Huntington）、挪威支（Norwich）、德波（Derby），住在城外贫穷的市民，显然被视为下层身份的。[3]但在坎特伯里城内外的旧时代的地主，则形成了特权阶层。[4]还有，与圣阿尔本（St.Albans）的方丈进行斗争时，上层市民与下层市民所持的态度是不相同的；后者于一三二七年采用过激手段时，前者只敢暗中帮忙，而且企图利用律师中途妥协。[5]
但是在十四世纪以前，英国城市里面的不平等情形，并不显著。商会里面的大商人，只是市民的一小部份[6]，所有的工匠也都参加，另外任何业零售或批发贸易的市民，只要缴纳入会会费便算为会员。[7]农奴身份的人，是不准参加行会的。[8]同时在英国的城市中，行会会员还保留着农奴身份，因为市民权利（即城市的自由）是以在城内握有土地或房产为条件的。所以经商还不是市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各行手艺中，师匠与职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师匠（或译作老板）与工匠的收入相差也有限。[9]职工与雇主是在一起工作的，不过工匠常是在雇主的作坊里吃饭，因此二者的关系，不是雇佣，而是伙友，共同在一道儿工作，有一位权威作家甚至很肯定的说：“商人（Trader）、师匠（Master）、与职工（Journeymen）之间的身份，是不能严格划分的。”[10]其所以能如此者，是因为普通职工，只要勤恳节约，就可以变成师匠，加入行会，单独经营作坊，并从事于零售贸易。这种晋升比较容易的情形，不只使东伙的利益一致，而且因为向上的竞争，或彼此之间的竞争，使着城市社会内的各阶层，在收入方面，不至于有很大的距离。
比收入与身份的平等或不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公民获取收入的方法，可以说并无差别；既而，城市的人口与范围逐渐发展，原握有土地的人民可以从出售或出租土地，获得厚利；这是许多作者都承认的，在十三与十四世纪资本蓄积最主要的方式，但仍不脱马克思所谓之“小生产方式”基础，换言之，许多握有生产工具的小生产者，参加生产，并自由买卖他们的产品。[11]至少大多数工匠的情形是如是的。不过在最初，也有专以贸迁为业的商人，以英国的情形而论，这些商人充其量不过是在城市与庄园间的行商，而且因为大部份的贸易，只限于地方性者，同时范围不过是城乡零星商品的交流，他们的活动是不重要的。[12]以当时的标准而论，那样的经济体系，已经是有小康的基础；惟储蓄的能力，仍极有限，除了地价额外增值的情形外，是谈不上资本积累的。劳动生产率与生产的规模，也是很小的。显然的，资本积累的来源，不能寄托在手工业的“小生产方式”上，必须从城市社会以外更复杂的发展中去寻求。这些发展就是市民中兴起了一个特权阶级，他们脱离生产，全部精力都放在批发贸易上。在日渐扩张的市场里，批发贸易获利的机会，远非那些小康生活的工匠，或终年劳苦贩卖零星商品以维持其简单生活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即分析到最后，这些新的市民财富之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封建社会里贵族的财富；如家庭的豪华陈设，尚武的消耗，穷侈极奢的宴席，以及教会寺庙的雄伟铺张，其来源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农奴剩余劳动的果实；农奴阶级的负担，显然很重，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准却被过度的抑低，为领主徭役劳动者，数目虽然不少，只以生产率很低，如果不加紧的压榨，几乎是挤不出剩余来的。至于以后高度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资本家的收入及资本积累之来源，虽然隐藏在合同关系与等值自由交换的形态后面，也不难寻觅。它与封建社会情形类似，其来源是靠了对于无产阶级剩余劳动的剥削。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剩余劳动，因工人生产率提高，生产技术进步，却大大地增加。十四与十五世纪的城市资产阶级，既无农奴可供驱使，也没有利用工业无产大众；财富与资本积累的来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他们的收入，不管是用什么形态，必然地是代表农人或城市手工匠产品的一部份；这部份如在封建社会，不归生产者所有，即为贵族所剥削。但是通过什么机构，商人资本家能把这部份剩余，攫为己有；在当时这部份剩余是相当可观的，它是早期城市财富的基础，同时也是十四世纪欧洲大都市与伦巴底同佛罗稜萨银行业的基础。
自从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家一再说明，市民的财富也是生产的，而不是赚来的，也就是说商业普遍化以后的结果，从商业的劳动，生产者与贵族消费者，可均沾其惠。例如，市场扩充，而供应周到，使人们在不同的季节同地区，得到方便，无形中就抬高了生产者的生活水平；所以商业的利益，等于分润了一部份抬高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侵犯了原有的生活水平。商业普遍化以后，不只提高了市场没有扩充以前的社会水平，还改造了生产条件，促成了更细微的分工，正如亚当斯密所一再强调的，并且更增加了劳动生产率。例如，盐同香料，从远处运来，即可使原来弃置不用或乏味的鱼，变为鲜美了；利用别处原料，使以前不可获得的布，纺织成功了；谷物觅得贸易出路之后，便可收调剂之功，无论丰收与歉收时，都可免得交受其困。这些虽都是事实，但仍不能解释彼时的商人阶级，何以能获得如此丰硕的厚利。我们不否认商业是很有用的，也可以增加效用的总额，但不能因此就得比工匠多获这样多的差别利益。在一个新的或带有几分冒险性的领域，确是可以获得意外的财源，不可能是大规模而继续不断的；因为竞争就会使之与城市工业的利益接近。
我们所要摸索的答案可以从两方面说起。第一，彼时的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可以获得政治上的优惠条件，有时形同直截了当的掠夺。第二，当商人阶级，以公司形态出现时，很快就取得垄断地位，以对抗竞争，对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不啻是占了优势地位。显然的，这时商业的二重性，就是早期城市财富与商业资本积累的基础。前者即马克思所谓之“原始积累”，以后再详为申论。后者即是“贸易中的剥削”，以剥削城市手工业同四乡农民，甚而至于强有力的贵族消费者，而取得的剩余。马克思曾很透澈地说明，这个时代的商业利润，是“让渡利润”。在许多情形下，“主要的利益，不是由本国生产物的输出，乃是由一种媒介作用——这种媒介工作，使那些在商业方面及经济其他各方面未曾发达的共同体，得交换他们的生产物——主要是由在生产国双方的榨取取得的。……贱买贵卖，是商业的法则，商业的法则，不是等价的交换。生产物依交换的量的比例，在最初，完全是偶然的”[13]，完全是因为市场不发达，即生产者的交易范围，限于一隅，才给商业资本空前的好机会。手工业所需的原料，与手工业品的消费者是远远地分开的，工匠所掌握的资金，又极为有限，使之不能向外发展，或进一步地扩充，于是商人即可因利乘便，而获致厚利。商人资本所希望的是有些地方产品过多，而其他地方产品缺乏。更有进者，在原始交通情形下，地方性的市场，规模既小。又彼此远隔，只要需供略一失调，便可引起价格上的轩然大波；于是便有加强管制各市场间的贸易之必要，以保护商业利益。我们知道，只要这些原始条件继续存在，从中操纵的人们便可有获致额外利润的可能性，因之商人资本的政策，必然地是维持这些条件，而不是取消他们。于是垄断便是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重心。同时也因为这缘故，商业的影响虽然对于封建关系，起着相当破坏性的作用，但是商人资本却仍依附于旧秩序，除了早期以外，大体上是保守的，非革命的。还有，一旦资本开始积累以后，姑不论其来源是商业利润，还是城市低价增值，便会左右逢源起来。换言之，资本可以靠了高利盘剥，自行涨大；不只是对于小生产者盘剥，而且对于腐朽的封建社会，如武士、公爵、以至于皇室，也加以盘剥。
最初商会同城市政府对于市场的控制，是以城市全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应付的对象为四乡农民与异乡的商人。最引人重视的管制市场的方式，是限于征收市场交易税与货物通过税的权利。最初城市获得自由特权时，须集体对封建当局摊付代价；这样的税收，自然就减轻了市民的负担。然而管制的另一面，人们较易忽略，但从各方面看来，也许是更基本的。因为市政当局有权管制参加交易的人，同交易的时间，于是就有权使交易对于城市有利。如果可以限制某些交易，或给予市民某些优先交易权，并有权规定市民出售的最低价格，收购的最高价格，甚或至于限制四乡交易范围，例如，不准陌生商客与乡民直接交易，只准与市民贸迁；于是很显然地城市有权影响交易条件，使之于己有利。[14]事实上，城市管制市场，包括所有以上列举的目的；而且各地的管制办法，有惊人的一致性。
首先，面包、买酒、葡萄酒都有限价的规定，这些城市消费商品的价格，必须设法贬低。“城市对于谷价主要考虑之点，是防止其为特殊的人操纵而涨价；这也就是所有规定的基本目的”。[15]有时木材、煤斤、皮张、羊毛、油脂、洋烛都在管制规定之列。规定的范围不仅限于最高价格，而且个别商品的交易，只限于某几条街巷，或城市的某部分，以免有高价的黑市出现，妨碍供应来源。关于囤积居奇的限制，也是同一目的。陌生的商旅，是不许与市民争购的。例如，扫桑波敦（Southampton）有明文规定：“任何普通居民或外乡人，只要有商会会员在旁边，而且准备购买，就不得与商会会员竞购。”又如伦敦屠宰行会（Butchers’Company）章程载明：禁止外地屠户在晨十时前，在斯密场（Smithfield）收购牲畜，有职业的自由民，则准于每日早八时开始收购。[16]柏威克（Berwick）的商会规定，只准会员收买皮张、羊毛等物，并禁止屠户出城，以免在城外有收买牲畜的机会。[17]巴黎曾制定：禁止任何人在城外大道上或水路上，于距城中心若干里以内，高价收买运往城里的商货。[18]“在布里斯它尔（Bristol），如有外来船只停泊，城市的商人，必先集议关于收购来货的价格，须取得各方协议，以维护大家的利益。”[19]每逢缺货的时候，市政当局常采用集体采购办法，例如，照利物浦的规定，凡输入货物必先卖给市长，然后才公开发售。[20]
其次，关于对付陌生者的规定，其要旨为防止其直接与四乡交易，迫使之无论买卖都要通过城市商人。外来商人贩卖的商品，大半是为富绅享受的奢侈品，或手工业所用之原料，同时他们也从本地收购制成品，并于获得许可后，在四乡收集羊毛、皮张等物。因此，陌生商旅限与商会会员交易，而且要住在公民的家里，招待的人家要注意其有无秘密集会或黑市交易情事。只有在集市上，外来商旅带有特别标志，才准售卖商品。伦敦的外国商人，因皇室特准，得自设货栈，如在司梯亚（Steelyard）区域，这是特例，而且也是外国人受歧视的原因。这些外国商人，有时自皇室取得在全国零售批发的特权。然而各市邑政府几乎普遍地拒绝外国人零售或直接与四乡及其他外国商人交易的权利；这在十四世纪时，常常引起纠纷。[21]艾社里谓：“假如外来的商人，带来足资市民商人零售牟利的货物，或通过市民商人收购手工业品及农产品；他们时受欢迎的。换言之，只要他们对于市民利益是有贡献的，他们便会受到欢迎；一旦他们对市民利益置之不顾，他们便不能立足了。”[22]苏格兰城市的例子，最为显著。十三世纪斯忒林（Stiring）的特许状上载明：陌生商旅不得住在市邑城外，所属各郡区内，有买卖行为；其所携带商品必须在城里贩卖。一三六四年苏格兰国王在伯斯（Perth）签署的各市邑的特许行为，关于市民的垄断权利。曾经很明白地规定如下：“只准与市邑的商人交易；凡意图垄断操纵者，将严惩不贷。”[23]
最后，还有许多关于限制行会工匠，自相竞争的规定。在法国，对于商人“叫”卖，或招徕别的摊贩的主顾，都加以限制。同样地，在伦敦的纺织工匠，如果招徕同伴的主顾，还要加以处分。[24]至于厘定手工业品的最低价格，普遍到什么程度，则无从得到具体的证明。一般而论，应不在行会权利范围以内，然而或是公开或是秘密的是在相当普遍地实行着。关于货物品质的详细规定，文献很多，要在防止品质上的偷天换日的竞争技俩，或侵犯别的行业的权益，类似十九世纪工会中各行业的分野界限之规定。同时还要禁止工匠为特别的主顾，秘密地工作（因为生产量是有定额的），或乘夜色黑暗的时候，逃过官方检查的眼睛，在“烛光”下的工作。在伦敦的刀匠、铁器匠规定不得在陋巷中或小店里及隐私地方有交易行为，必须在大路旁边公开的场合工作。[25]有时市民，有收购某些行业主要原料的专利权。“为避免利权外溢起见，有些商品不得卖与城外的人们。”[26]例如，城市屠户不得把油脂卖与城市商人以外的任何商人。
假如在短距离内有其他可与竞争的市场，以供四乡农民利用；那么所有上述的限制与规定中，对于市民的有利条件，都落了空。总之，彼此竞争的市场，如在地点上相当接近，行会影响交易条件的办法，便会陷于失效。因此，各城市都在竞相掌握在某地区内不怕竞争的市场，或者已经掌握了这样的市场，便设法怎样地区巩固其既有权益。这类的地方性的垄断，可以关于商业中心市场的政策为例；争夺中心市场的控制权，为欧洲各城市间战争的主因。舒慕乐说：“为了控制商业要道，并掌握中心市场，市政外交已无所不用其极，最后还要诉诸武力。他们希望指向城市的道路愈多愈好，而且都可控制，所有的车船商旅，都会停滞在这中心市场，正在行路的商品，完全有卖与市民的可能。”[27]伯里斯它尔与柏克立公爵经常为了后者拟在瑞德克立夫街开辟一个新市场而发生龃龉。在坎特伯里，主教在西门（Westgate）与温汉（Wingham）两地所开辟的市场，为城市与教会间斗争的导火线。我们知道圣阿德蒙的方丈对于伊利（Ely）僧侣在雷垦西世（Lakenheath）设置市场一事，像普通市民似的，提出严重抗议，并恫吓说：“带领人马武装去捣毁这个市场”。后来果于夜色苍茫之际，以六百个武装人士之众，加以袭击。[28]一三零二年佛罗德（Rufford）的方丈，原拟于赫登汉（Haddenham）设置一个市场，嗣以妨碍了泰晤（Thame）的利益，而受到限制。赖谟（Lyme）市场，以太邻近布立德波特（Bridport），而受到批评。伦敦曾阻止其公民，往城外赶集，并禁止工匠在城外卖布；任何公民不得往泰晤士河以南，去萨得克（Southwark）收买粮食、牲畜，或其他商贸，“而形成另一市场。”[29]林地（Lynn）的商人企图专利剑桥谷物出口贸易，限制剑桥与伊利的商人，只准卖给他们。伦敦的鱼贩在亚尔茅斯收购的时候，是自由商人，但在伦敦便是准专利者，他们企图驱逐与之竞争的亚尔茅斯（Yarmouth）商贩。[30]“司脱特福得（Stratford）市参会，雇人用木棍把科芬德里（Coventry）的商人驱逐出境。勒司特手套商人用武力阻止艾士柏（Ashby）与劳夫（Loughborough）两个城市的手套商人在他们的市场收购皮张。”[31]“伊利是妒忌剑桥、巴斯（布里斯它尔）、林地（波斯顿）、牛津、温撤斯特等地，及伦敦。”[32]“事实上，中古时各城市，从重商的眼光出发，彼此仇视的程度，远较于今日各国之间为甚。”[33]在海外，安特卫普（Antwerp）的布中心市场，对于卡雷（Calais）的中心市场，差不多进行过一个世纪的尖锐斗争。汉撒联盟与哥本哈根商人的对立，卒演变成丹麦与律伯克于一五四六年开始的六年战争[34]。从一五六三年起至一五七零年止，律伯克又联合丹麦，为了那尔瓦的商业权利，再与瑞典进行战争。[35]
在更进一步的阶段上，城市专利便采取了所谓城市使四乡殖民化的形态。即在英国城市也是向四乡伸张势力，并对于乡村施加压力，使之只与城市市场交易。[36]苏格兰的城市有权征收通过税，并在环绕着的广大区域里，实施推行某些行业的特权。在大门或桥口征收通过税，就会诱导商业朝着人为的某些方向发展，正与今日补贴与运价的控制，在国家的商业政策中所起的作用相似。在欧洲大陆上，富强的市邑共和国，控制与剥削农村内地的趋势，发展得更为迅速。意大利、德意志、荷兰、瑞士各市邑，都在逐渐发展成为小国。例如，乌尔穆与佛罗稜萨强制四乡得牲口赶进城里；十二世纪时的科伦，不准佛兰德的商人进入莱茵上游；十三世纪的威尼斯，不准拉古萨（Ragusa）直接与北亚得利亚海各城市贸迁（除非为了向威尼斯输入食物的目的）；同时强迫拉温那（Ravenna）放弃经海道或从北意大利及安科呐（Ancona）直接输入；另外还组织阿魁雷雅（Aquileja）向威尼斯所垄断的内地，输出货物。又例如，热那亚曾阻止过法国商人在热那亚以内市场一举，发生过激烈的斗争。维也那彼时已有力制止斯瓦比亚（Swabia）、累根斯堡（Regensburg）、与帕骚（Passau）的商人，带着货物经多瑙河下游，去匈牙利，并强迫他们把货卖给维也那的公民。路透考斯基告诉我们：“克拉科（Cracow）企图阻碍托纶（Torun）的商人与匈牙利贸易，而自行专利，并关闭自北勒斯向东去的道路。同时，勒服夫（Lvov）企图专利与东方鞑靼地方的贸易。”那瓦葛拉德（Novgorod）商人曾阻止汉撒城镇的商人在城外交易；他们保留在外国商人间，或与内地城市间的中间人权利。那瓦葛拉德与莫斯科的斗争，就是起因于产皮毛、金属的西北区域，直至乌拉尔以外各地的专利问题，结果那瓦葛拉德无条件的屈服了。嗣于十七世纪时，俄国的行会力足以阻止英国商人在阿堪遮（Archangel）以南贸易，并不准波斯商人去阿斯脱剌罕（Astrakham）以北，因在阿斯脱剌罕以北的贸易，只限于商会会员。因之，他们专利了北欧与波斯的贸易，尤其是把价值高昂的丝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把阿斯脱剌罕的俄国货物，如麻布与皮毛的价格，抬高过成本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在阿堪遮的丝价又比在阿斯脱剌罕高达百分之五十。[37]在瑞典，有中心市场的城市商人，对于铁条的输出，加以垄断，并禁止外国商人，深入产铁区与铁匠直接交易。赫革斯辙说：“汉撒同盟曾设法切断内地城市与波罗的关系，不使所有其他城市进入内地市场，”同时勃兰登堡的议会在一五八二年称汉堡之政策为“只是以低价吸取勃兰登堡市民的谷物，然后再以漫无止境的价格卖出。”[38]
第二节
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我们知道这些特具野心的政策，不是为了城市的集体利益，而是为了控制市政富裕批发商人的这一阶级的利益。所有管制市场的独占办法，对于这一批特殊商人是非常有利的：他们从乡村或工匠贱价收购，然后向城市消费者或外来客人高价抛出；或者他们自远方买来货物，在本地销售；总之他们是从买卖之间，取得利润。倘为工匠利益而作的许多规定，对于批发商人于收购手工业品时的利益，有所抵触时，批发商便会设法从中取巧逃避，或放松这些规定。如果原来为对付外地商旅的限制，影响了批发商的活动范围，他们会与其他城市的商人，协议取得谅解，彼此放松限制，俾可利益均沾。例如，北德汉撒与佛兰德诸城镇，就曾以此为互作贸易上让步的基础。当商业资本的成长，到达这个阶段之后，批发及出口商的集体努力方向，是摧残最初曾帮助他们发展的城市独占制度，而转向各城市间的独占组织。最低限度，他们对于保护城市手工业的独占制度，是敌视的。例如，在佛兰德诸城镇中，市府与汉撒资本家的利益，竟演成公开的冲突，因为汉撒资本家拟发展全国性的工业，以对抗城市手工业。[39]在乌尔穆、富贾佛哲氏设法使一部份城外的土地，脱离了城市的管辖，以便利用农村纺织工匠，来对抗城里的纺织工匠。关于这点，以后再为申论。
城市商业利益集团组织的起源，与手工业不同，一般地都具有两种平行的形态。第一，部分脱离生产而转向商业的富裕的工匠，再进而专利某部门批发商业。第二、新兴的商业组织，很快地控制了市政，于是利用政治权力，增进本身的利益，并抑制工匠。大陆上许多地区于一二零零年时，这种发展的趋势，已初具端倪。在荷兰，大城市的行会，对于教会及贵族是处于敌对地位，与富商巨贾则密切结合，以便专利批发商业。这时行会的入会费，诚如皮尔尼所云，非有相当实力者不能辨，以致所有的零售商与工匠，都被挤于门外。[40]同时，这些城市的政治领导权，落在富裕的市民手里，形成所谓“城市贵族”。郡长原是由全市选举，现在则自“城市贵族”中自行指定了；而郡长的职责，为监督手工业、规定工资与控制市场。“这样，政权于不知不觉中已落到最富的商人手里，政府的形态，也就不得不由民主而财阀而寡头化。”[41]同样地，在北意大利，政权总是操在市民中的财阀手里（他们一般地是与地方贵族结成联盟）。伦巴底、多斯加尼、威尼西亚诸城市共和国的统治阶级，从对利凡得的出口贸易，及通过阿尔卑斯山到西北欧的细布贸易中，大发其财。这些富贾对于教会的农业也作投资，而且可获厚利；在另外的城市如佛罗稜萨，银行与信贷业比商业更为重要。在佛罗稜萨除一二九三年至一二九五年的短期外，自十三世纪中叶起，政府的领导权是在银行家与出口商基尔特手里。[42]十四世纪的东德城市，“市参事会会员都是来自各巨贾家族，或地主，而且将来他们的继承人，也是自行选定，手工业行会与普通市民，反而无权过问市政。”[43]巴黎的六大基尔特家族，所占的领导地位，与意大利各城市或德国的巴塞尔（Basle）的情形类似。[44]十三世纪时巴黎政府，已为商会所控制，这批商人，恐怕就是十二世纪末获得特权的远航商人。十四世纪中，富有的巴黎纺织业者，已经组成布商业（Drapers），把漂匠、染匠、纺织匠都置于这个新组织下面。同样地，巴黎的马具匠为了本身商业利益，也结成一个团体，对于新会员征收很高的入会费，专利买卖皮革货物，并获得检查皮革制品的权利。[45]
在英国城市中的这些发展，都集中在十四世纪。由十一、十二与十三世纪，微不足道的行商，演变到十四世纪的重要政治财阀，确是这个时代突出的特点。[46]这些发展，造成了新兴的财阀在经济与政治方面操纵割据的局面；在此以前的英国城市确是相当民主的，贸易的权利至少在名义上对于市民全体是公开的，但到了十四世纪所有这些都不复存在。操纵割据的形态，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情形原来包括大多数市民与工匠的商会，渐渐演变成一个关门主义的小团体，不使工匠沾到批发贸易的利益。[47]在士鲁兹巴立（Shrewsbury）于一三六三年规定工匠不准作批发生意。[48]在新垒（Newcastle）的行会不准工匠与沿街叫卖的小贩参加。[49]
科芬德里的商会，规定不准任何工匠参加，以后很快地就成为统治城市的团体。该地的特麟尼替商会系成立于一三四零年，“霸占了市政管理权”；“而且习惯上，从此以后，市长与商人同业领袖是同一个人”；“还有，这些少数的富商于管理市政时，对于市民漠不关心，多半是贪污腐化的。”十五世纪时，统治城市的团体，是包括布帛商与布商的；而且布商利用他们的权力，使纺织工匠无论是买卖原料或成品，必须通过他们。[50]在温彻斯特、牛津、柏味立、马尔巴罗及其他城市，很早以前，自由民与非自由民即不能自由交易的纺织匠，就有分别；至于非自由民是因为农奴身份，还是因为从外地迁来，同时无力购置不动产，我们对于这一点是不太清楚的。在勒斯特，于十三世纪时，商会只准纺织匠，把货卖给市民。[51]在德被，于一三三零年，因商会会费过昂，而且禁止市民把货卖给商会会员以外的任何其他市民，于是一般舆论颇为不满。[52]在苏格兰，从一开始商会就是排外的团体，而且商会与市府的关系是极端密切的。早于十二世纪时，染匠、屠户、靴帽匠，除非放弃了他们的手艺，改由他们的仆从照料，是不准入会的；十三世纪时，照斯忒林、亚伯丁、伯斯的特许状所规定的条件，漂织匠是不得参加商会的。[53]
在大多数的英国城市，最初的商会（Gildmerchant），并不是新兴的贸易独占组织（布棱他诺就这样地主张）；这大半是因为早期英国城市，与农村没有多少区别，所以比较民主，而且早期商会与以后的市民财阀的连贯性不像大陆或苏格兰城市那样的明显。不过旧商会没落的时候，也正式新兴独占批发商业刚刚发达的时候。经过十三世纪与十四世纪，旧商会的任务，已经是名存实亡。此时新商会的组织，只有商会，不包括工匠而且根据特许规定，专利某几部门的批发贸易。[54]这就是，普通的工匠，除了零星交易外，只许同商会会员交易。他不能直接把货卖给外来的客商，同时不通过少数富裕的中间批发商，不能向外输出。有时总的商会下面，又分为若干专业的商会。例如，安多味的商会，分为三部分即布商、帽商、与皮商。又如在狄位滋，则分为布商、布帛商与皮商。[55]更普遍的是把商会分为若干行会，例如手工业行会专利某部门的生产，普通商会则专利某种范围内的贸易。在勒定，最初只有唯一的行会，后分而位五个行会。[56]姑不论以往的历史如何，十四世纪的各城市，一般地都是除了一般性的商会以外，还有许多专业的行会组织。在伦敦，于爱德华第三时，第一个著名的“绅士公会”（LiveryCompany）组织成功。在十二个绅士公会当中，有一半是只包括布帛商、帽商，布商与杂货商。就是包括工匠的行会，领导权也是于不知不觉中落到富商的手里，例如金店业，少数商人贿选为行会执行委员，即可对抗工匠。恩问（Unwin）告诉我们“在十二个大公会里面，无一不是最初由工匠组织，但到了后来，都受制于商人分子。”[57]这些公会的组织，最初曾引起伦敦市民的激愤，据称物价因之上涨了三分之一。[58]这个新趋势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爱德华第三时代，马鞍商与对立的西木商、油漆商等的纠纷。那时后者认为马鞍商意图密谋不择手段，对于这个行业加以垄断，并强迫他们只与马鞍商交易。而且如果工匠加以反对，马鞍商竟要诉诸武力。[59]不管他们纠纷的真相如何；总之，马鞍商是商人成分，与工匠之间，已具有雇佣关系，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这个时代趋势的特征，是贫弱的工匠行会，逐渐受制于商会，同时商会在开始执行工业企业家的任务；假如锻刀匠与剪刀匠受制于利器商，软皮匠受制于皮商。[60]
纺织匠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不只是在伦敦，而且在温撤斯特、牛津、马尔巴罗、柏味力等地，他们于十三世纪下半叶已受制于“粗布商”。所谓粗布商的起源，已不可考，大体上，他们经营的范围，不限于布业一部门，常常收购羊毛，然后委托纺织，并且监督漂染工作。在一三零零年时，他们显然对于纺织工匠，已经有雇佣的关系；最后，他们联合其他布商，组织布业公会。纺织匠是属于一种旧手工业，以前一直是处于受保护的地位。十四世纪初，粗布商旧对于他们横加攻击，说他们限制纺数目，并联合高抬价格。在几十年的相互斗争中，纺织匠颇不示弱；迨世纪中叶，伦敦纺织匠的权利，才大为削减（甚至于与粗布商发生争执时，停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且他们的行会同行会规章，都严格地受市长监督。一三六四年伦敦的布商经特准专利布业；其余纺织、漂、染匠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布的制成与买卖。手工业受制于商业的规定，可称完备无遗。伦敦的布商，犹未餍足，更进一步地在贝克湾大楼组织了一个全国性地中心市场，以防止四乡布商在伦敦直接零售。[61]在其他各地，纺织匠的情形也是每况愈下，受尽种种压迫，不准买自用的工具，不得占有财富，而且除了卖给自由民以外，不准卖与其他任何人，其身份几乎与农奴或外国人是相同的。[62]
此时城市市政权已落在寡头的手里；这部分寡头，其实就是批发垄断商人。即在比较民主的时候，也是富而有地位的市民，容易当选为管理市政的十二人执行委员会的会员。不过彼时所有市民都有选举权，虽然富有的市民，可以左右逢源，但亦必须得到全体的统一，才能为所欲为。一三零零年左右，“贵族的团体僭取了市参议为，在爱德华第三末年，一般市民即完全被剥夺了国会选举权。”[63]在柏味立，十四世纪时已有寡头政治。在诸定昂，十五世纪亦已有严密的寡头政治。在约克，布帛商人则僭取了市政管理权。[64]在温撤斯特，于十四世纪时，已怨言载道，“谓备受二十四位首要市民之压迫”，并且“彼等贿选为市政官吏。”[65]十三世纪末，格罗斯忒与牛津的市民，曾不满依势凌弱的人们，及利于富人的不公平的征税办法。在柏立，政权集中在富有的市民手里；于十五世纪时，一个小的集团成为市参议会的常委会。[66]在林地及士鲁兹巴立，早有所谓十二家族统治之说；在新垒贫穷的市民也抱怨商会的权势。在斯卡巴洛则对倒行逆施的富人摈拒大众参与市政，啧有烦言。[67]此时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人们的身份，分为上中下三等，针对着富商寡头，活动范围限于本地市场的中产小康的工匠，及仰赖以上两类身份的贫苦手艺职工。[68]在康尔卫地区各城镇的（十六世纪时，比其他各地为晚）市民，分为“市民资本家”与“一般市民”两种不同的身份，政权则掌握在前者的手里。[69]在伦敦，最早选举市参议会的办法，是由各区市民选举。有过一个很短的时期，由各大行会代为选举；嗣以引起普遍的抗议，又改为各选区的选举办法。[70]市参议员应为优秀而谨慎的人，并具有价值一千磅的财产，先由各选区提名候选人四名，然后就候选人中指定一人为市长，其职务为终身职。市长的选举，是先由各主要“绅士公会”的师匠与执行委员，会同市参议会协商就市参议会议员中提名二人，然后由退休的市长与参议院共同决定之。十五世纪时，市参议员几乎可以完全忽略市区选举办法，迳行由其本选区指定一人为市参议会的候选人，因之市长与参议员事实上等于自行指定的。总之，若干年来多数的议员与郡长，及所有的市长，都是来自十二个主要的“绅士公会”中最有力的一个公会；也可以说，这个公会长期地独占了市政权。有一位史学家甚至于谓，各主要公会与市邑地关系，很像剑桥同牛津大学，与各学院地关系。[71]
政治的波动，与新兴商人阶级的经济方针，互相的关系是非常显然的。在许多情形下，权力是为一部份商业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另外的商人与各业行会则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僭取形同。例如，在柏味立，布商、裁缝、屠户、鞋匠，为了共同利益，曾于一三八零年联合暴动，以反抗统治阶级集团。[72]在伦敦，十四世纪时，布商、布帛商、裁缝、金匠、帽商，曾共同联合起来，以对抗操纵的粮食公会。另外有的情形，城市寡头，不全是商业中的创业者，还包含了地主分子。然而大多数的情形，十四世纪时，城市的统治权无疑地是操在商人资本家手里，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政策，就是限制各手工业只准在本地市场从事零星买卖，而且如果他们还作国际贸易业务的话，他们就要进一步地抑制各手工业以使之完全就范，根据所订的条件只准同他们交易。同时，从前所订保障工匠的种种限制，今则适足以对之束缚。有些时候手工业品的价格是受控制的，但是工匠并不能厘定最低价格。[73]政权在布商操纵下的科芬德里竟阻止漂匠与裁缝匠享受行会所畀的特权，并不顾染匠的反对，坚持布商可以自行染色，而且禁止染匠染外地布商供应的布匹，或剪绒匠由城外输入任何布匹。[74]一三一七年在布里士它尔城，因十四位巨贾僭取码头与市场特权而发生骚动，甚至在市厅都有械斗情事。[75]有时新制度是意味着旧面包规格审定制度，及工匠收购原料的种种特权办法的崩溃。“富有的面包商与粮商主持市政以后，使着面包规定审定与巡视面包房的制度，成为具文。”至于违反规定的罚款，对于投机者言，不啻是继续开业的许可费，因为只有富商才能付得出，力量差一点得商人简直付不出。[76]一三七六年，雅穆斯的“贫民”请愿要求照旧买卖货物，而格林斯必（Grimsby）的统治阶级，简直“不能容忍穷人们，同他们一样地有作生意买卖的自由。”[77]新垒与赫尔两地的工匠，都不准参与对外贸易。在厄克塞忒，对于“海外航行”也要加以限制，裁缝行会曾为此剧烈地奋斗过。布里士它尔与拆斯忒两地的工匠与零售商都不准作批发生意，或与非市民商人交易。[78]
这个新的商人贵族，并不是关门主义的，在十五与十六世纪，富有的师匠，经常的弃艺就商渗入到他们的行列里，并且积累相当的资本，足以越过本地零售市场的界限的时候，甚至可以变为雇佣其他工匠的雇主。这些暴富阶级的野心，必然地会觉得商会特权，非常束缚而恼人。于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进身之道。他们可以放弃旧业，在特权的商会，买得一席之地；或者他们奋斗到底使原属的手工业行会变为商会组织。前一条路可于伦敦“绅士公会”的种种规定，略窥其梗概；凡城市有声望的市民，缴纳一笔相当高昂的入会费，即可作为会员；例如富有的漂匠、剪绒匠、纺织匠、染匠都可作为布商公会会员。后一条路的例子，就是一五三零年伦敦的漂匠与剪绒匠合并组成一个公会，以与布商公会抗衡。[79]（关于伦敦“绅士公会”的发展，第四章再详为申论。）当这一类的情形发生以后，尤其是在小的城镇里，商业比较专门化，统治阶级的利害也较为一致，很可能在市政管理权的分配上，发生类似革命的斗争或长期斗争。例如，在厄克塞忒，裁缝行会原为富有的裁缝师匠所控制，于十四世纪末，他们想改组成衣业商会，以取得直接与外国商人交易的权利，于是他们自皇室买得专利权的特许状。这对原来管制市政的商人寡头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因之市长便进行压迫裁缝。最后，还是双方妥协，裁缝也分得市政管理权，“失败的悲哀，只好留给广大的民众了。”[80]这一类型的妥协，在十五与十六世纪的英国是非常普遍，即商人寡头仍维持原有的地位，不过允许富有的工匠分润一部份权力与经济权益。
第三节
虽然手工匠积累了相当的资金以后，有的深入到特权的行列，但英国商人资本的独占地位，并未因之而动摇，财富的增加，也没有收到阻碍。随着市场的扩张，与对外贸易的发展，特权行列的人们，纵使增加一些，也不会嫌拥挤的。国内市场一方面因城市发展，城市市场加多，另方面因为货币的使用，侵入庄园，作为工资或地租，所以一直都是在扩张中。然而最能赢得厚利的，还是在对外贸易的范围里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外贸易是把持在外商手里，他们的特权地位，是经英国皇室特准的。这些外商最初是汉撒联盟的佛兰德商人，以后是意大利人；他们直接从地主，寺庙收购羊毛，而且接受期货抵押，向外贷款。英国商人如欲享受对外贸易的权益，必须先把外商的特权削减。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英国皇室，不仅是负有外债，而且时常还要继续借款。相传参加十字远征军的英国国王理查被俘后，他以赋予汉撒联盟商人特权为交换条件，才从一个德国地牢里被释放出来。十四世纪时，某次皇室并向特伦及科尔里典质；又一次，皇后同皇子为了三万磅的债务，于旅行途中，暂缓返京，留以为质。如果英国商人没有力量去支持国王的开支（其中最主要的是战争）并且承包税收，外国公会的特殊地位是打不倒的。
十三世纪末，尤其是十四世纪，皇室开始要依赖羊毛出口税，同英国羊毛出口商的借款；这时英国商人已组成中心市场的集团，因利乘便，以输出羊毛的特权，为满足皇室需要的交换条件。恩文教授同鲍尔教授，曾一再强调，这就是十四世纪宪法危机的根本争端，而且与国会的成长有密切关系。一三一三年，有一个强迫性的羊毛中心市场，根据勒令在荷兰建立起来；即所有出口的羊毛，必须根据市长与商会的命令，集中在这个市场里买卖。英国商会认为这是对付外国竞争的商人的有力武器，自然也收到后者强烈的抗议。但是享受这项垄断特权利益的，只是一个很小的关门主义的商会集团。他们不但抬高对外国顾客的价格，把外国商人从与佛兰德贸易中排挤出去，而且还抑低了英国国内的羊毛价格。不久即有取消中心市场特权的呼声，所持的理由为其有利于佛兰德人民而不利于英国内部的羊毛生意。羊毛利益集团在国会中是很有声望的，自然是希望根本取消中心市场的特权，因为自由竞争性的贸易可以抬高羊毛价格。许多小的市邑则希望外国商人能到他们的市场上收购以促进贸易；这又与伦敦及沿海口岸城市的利益冲突。大的英国城市商人是希望涉足令人眩目的对外贸易，作为生产者与出口商的中间人，所以只要求取消布鲁日的唯一的中心市场，而代之以英国个城市的市场。主要的理由是布鲁日的商会，可阻止收购羊毛的商人，自由参加羊毛市场，并且不使佛兰德小城市的商人直接与英国的羊毛商人交易。反过来如果中心市场能够移到英国口岸，外国商人便会被吸引到新的市场来，英国商人就可以直接与广大的收购商人接触。同时限制外国商人在有中心市场的城市买卖之后，那种从地主与寺庙收购，然后输出的中间买卖业务，便可全部操在英国中间商的手里了。[81]
关于如何结束布鲁日中心市场的垄断利润一节，各方面事前已经致协议（除非有卅几位包收租税的富人如维廉蒲鲁之流，可坐收少数人垄断出口贸易的利益，是表示反对的），各市邑各州郡在国会的代表，也联名向国王作此要求。爱德华第二与第三时代，政策是市场变动而不一致的。爱德华第二时，除了贵族与显要的僧侣，是不准穿着外国质料的衣服。爱德华第三时因为疯狂进行大陆战争，财政窘迫，要依靠羊毛补贴与羊毛独占的收入，遂不得不于一三二六年至一三二七年，及一三三二年至一三三四年，两度短期开放许多英国中心市场，以代替布鲁日市场，于一三五零年更进一步地准许羊毛自由贸易，同时禁止外布输入。但羊毛的自由商人的胜利是不长久的；于一三五九年布鲁日中心市场，再度恢复；市场里英国商人所组织的商会小圈子，又开始独享利权了。[82]这种独占的继续，对一般英国商人是无利的，而且威胁着英国羊毛市场，使之日趋狭隘。在此情况下，要想推进羊毛贸易，就必须走迂回路线：即在官方鼓励下，纺织业的出口贸易应发展起来，以对抗佛兰德工业。诚为鲍尔所指出，中心市场之垄断，“虽阻碍羊毛出口贸易，但以扩大了羊毛国内外的差价”，却于不知不觉中帮助了纺织业的发展，“因为羊毛在国内价格低廉，使着英国纺织业可利用廉价原料，制成廉价布匹后，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也就都能比外国布匹的价格低廉，于是布匹的出口贸易，逐渐比羊毛出口，更为有利。”[83]差不多两世纪后，中心市场的商人，对于纺织业者及“远航商人行馆”（MerchantAdventurers）都加以指摘（因为促使农业衰退）并要求纺织业应限于特权的城市。[84]
在布的出口贸易这一块新园地上，最初参加的是布帛商人，他们（例如约克的布帛商）在布鲁日、安特卫普、卑尔根等地设代理商号。[85]即布鲁日中心市场恢复的前一年，伦敦布帛公会的一个支会，定为圣汤姆贝克同志会（FraternityofSt.ThomasaBecket），从佛兰德伯爵获得些特权，为了英国布匹贸易，在安特卫普设立仓库。这不啻是侵犯了布鲁日羊毛中心市场的权益；于是英国“远航商人行馆”与经营佛兰德同北海贸易的汉撒同盟，以及独占布匹业的“远航商人行馆”与羊毛中心市场商人之间，遂展开了剧烈斗争。十五世纪时英国各大城市的富商，如伦敦、约克、挪利支、厄克塞忒、伊布斯威池、赫尔，都并入“远航商人行馆”，并获得英国与荷兰间，或不拉奔（Brabant）与佛兰德间的布匹贸易的垄断权益。他们是圣汤姆贝克同志会的直系，因与伦敦布帛公会的关系仍是非常密切；“远航商人行馆”与布帛公会，直至一五二六年，还在使用共同的议事录。这一个团体是关门主义的，只布帛公会与布业公会的富有的会员，或绅士的子弟，才能加入他们的行列。[86]英国布商与汉撒同盟的商战，是长期的而且是残酷的。英国商船常被袭击没收，英国商人也随时加以报复。有过一个时期，布尔根的英国住宅区曾遭受敌人的洗劫。这些就是伴随着独占利润的风险。换言之，不是根据自然的规律，而是为了独占利润的动机所致。一直到了十六世纪中叶，但泽的英国商人，还是每星期只准作一天生意，而且行为。据传英国商人除了犹太人外是最受欢迎的，这可能是因为偏见而言过其实。但十五与十六世纪时，因为皇室的支持（这种支持的力量，因英国布商的贷款与贿赂而增强）英国布商的竞争地位便日益巩固，同时外国商人在英国所享的特权也逐渐结束。在伊莉莎伯时代，首先禁止住在司梯亚区的外国商人，在布拉克卫〔“布拉克卫”后还有一字因印刷问题完全无法看清——录入者注〕买布（一五七六年），后于十六世纪末根本封闭了司梯亚区。一六一四年英国羊毛出口，经官方宣布禁止。这对布业是一种让步，不仅影响外国商人，而且也影响了布鲁日中心市场的英国商人。他们从那时起，即着眼与英国国内羊毛贸易，于一六一七年获得作为国内中间人的独占权，羊毛的贸易遂限于国内的几个中心市场城市。[87]
十六世纪中，英国商人向外发展得十分迅速，他们越过北海，深入地中海，组织了五六个一般性的公司，每个公司限于一个新的地区，而且都有特权。一五五三年创设俄罗斯公司，是为第一个股份公司，并自备船只。许多“远航商人行馆”的会员，也参加这个新的公司，可能还是发起人。同年这个公司自英皇获得特许权，并由其代表人瑞·羌塞乐与俄皇伊凡第四，交涉成功，获得通过白海与莫斯科维贸易的独占权，另外还是在扣罗马哥瑞（Kholmogory）与服罗达（Vologda）设置仓库。一五五七年公司里的一个雇员詹宁生，曾远至波斯与布喀剌。俄罗斯公司获得特许状同年非洲公司也告成立。这个公司，如栖聶（NassauSenior）所云，“从冷酷的鞭策与绞杀非洲土人，赢得眩人耳目的厚利，但是那时英荷是世界上最智慧最信仰上帝的国家，却像奴役牛马似的，毫无踌躇地奴役土人。”[88]一五七八年东方公司获得特许设立，享有通过海峡到挪威、瑞典、波兰、立陶宛（那尔瓦除外）、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并从奥德河东上丹梯滋克（Dantzick）、厄尔丙、哥尼斯堡，另外并有去哥本哈根、厄尔息诺尔、芬兰、哥斯兰（Gothland）、巴恩厚（Barnholm）、欧兰（Oeland）各线的贸易权。它的特权包括制定在这些地方惩治与非自由民贸易的私法、罚款、监禁的条例。这个公司成立不久，即突破汉撒独占堡垒，获得与厄尔丙与其他普鲁士城市的直接贸易权。[89]在东方公司设立的前一年，有些“远航商人行馆”的会员创设西班牙公司，以专利与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油酒鲜货贸易，并取得特许状，不准其他竞争者涉足。最后，于一五八一年，特许状颁给四位绅士，内有奥斯本爵士（SirE.Osborn）及司台普（Staper），由上述的二人，推荐十二人以内的人士共同组织，在七年之内，得指定分号、仆从或代表，专利与土耳其的贸易。这就是利凡得公司的起源（于一五九二年，早期的土耳其公司与威尼斯公司合并成立），伊利莎伯皇后也是大股东之一，于一六零零年又分支出来一个东印度公司，于一六零五年由詹姆士一世特准永久专利。[90]
这些国际贸易公司都是排他性的公司，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远航商人行馆”全力奋斗保持既得利益，不使之因受到竞争而外溢，对于价格，也妥为操纵。同样地，俄罗斯公司通过排除侵入通过那尔瓦的贸易者，也是不遗余力（惟不太成功）；东方与西班牙公司，也都努力控制他们的贸易范围。有力的“远航商人行馆”，设总部于伦敦，而在新垒、约克、及布里斯它尔或其他各省城市并设有分公司。一般而论，各省商人虽也参预贸易，但各种组织的总其成者还是伦敦商人。因有了学徒制与日见高昂的入会会费之限制，参加具有特权的公会是颇为不易的，例如十七世纪初，有“远航商人行馆”入会费竟高达二百磅之巨。[91]还有，工匠与零售商常是不能参加作为会员的。这种排他性的精神，正如恩文所说的，“是所有国际贸易公司特许状的一个共同特点。”[92]更有进者，他们对于交易的数量加以规定，以保持价格，同时各参加者的运输量与贸易量，像近代卡特尔似的，也有一定的限额。至于最低的卖价与最高的买价，对于各会员是否强制执行，我们无从考证。我们只可以证明，在十四与十五世纪时布鲁日中心市场的商会曾采用过制定价格的协议，并且利用一个外国的中心市场，使制定的价格，可以强制执行，[93]远航商人行馆可能也使用过同样方法。詹姆士一世时，利凡德公司不仅控制供给量，而且制定由近东收购货物的最高价格。[94]不过布商与国内贸易商人，因为居于工匠与出口商之间，对于独占的影响，眼睛是雪亮的，于是在十六世纪时怨言载道，说他们的销货出路狭隘了，价格也被抑低了。例如，一五五零年布商曾向枢密院呼吁，谓“远航商人行馆”协议制定的收购价格，已经低到使工匠在每件布上要赔累一磅。[95]
排他性的政策，在城市社会的其他次要阶层，也是相当普遍的。手工业各行业，利用学徒制度，对于吸收新的分子是非常严格的。十四及十五世纪时，为了限制人数，都一致提高入会的标准，例如，继承权在各行业中，便是使已有地位的家庭子弟得免于入会的严格限制手段，于是各行业的师匠身份遂变为世袭的权利。逐渐地对于没有家庭渊源，或没有相当财富基础而想在行会中谋得一师匠地位者是愈来愈困难。这种趋势是非常普遍的，在大陆上比英国还显著，正如皮尔尼所说的，“在每个城市，本地的工业成为世袭师匠的特权范围。”[96]英国行会最初可用双重的限制去否决任何新的份子；首先要求必须先取得公民的身份，才能成为师匠，其次又规定，外来的人必须经行会中六位有声望的会员推荐，才能获得公民的身份。[97]以后又规定必须得行会执行委员会的同意，才准入会。[98]艾社里说：“十四世纪中叶以前，毫无意义地，他们是以限制新份子的数目，去减少竞争。”[99]一三二一年时人们在抱怨纺织业对于新会员，征收过高的入会费之不当；十年后一般舆论都在谴责行会对于学徒者，“征收几乎令人付不起的入会费。”[100]高林（Mrs.Green）甚至于说：“当一个人已经完成学徒年限，但狡猾的种种办法，仍可把他再推入雇佣劳动的行列。”[101]因为一五三零年的立法禁止这种办法，于是师匠招收学徒时，常要他们宣誓，倘不得师匠同意，不得自立门户。[102]
结果，在都铎尔（Tudor）时代，凡出不起成为师匠的费用的职工们，都纷纷在陋巷顶楼或城外秘密工作，以避行会耳目。但是行会对于这样的开业办法，想尽方法予以扑灭，一方面以扩展他们的管制范围，一方面使检查制度更趋完备，凡违反行规者都记录在卷。十五世纪时，伦敦的纺织业规定同行不得向外出借织机，这目的显然是使贫穷的职工无法自行开业。[103]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行会与商业寡头的利益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后者是希望工匠能互相竞争，如“顶楼师匠”及“城外师匠”的数目增加，价格自然是会下落的。至于商会与伦敦各大绅士公会本身，更是排他性，在十六世纪中，作绅士商人的费用已经无可再高了，诚如一位研究伦敦布业公会者所云，“绅士商人只限于有相当财力的人，而且只有富裕的布商才有资格尝试这条新出路。”[104]在大陆上，布稜他诺告诉我们，“行会的自由，事实上是继承的，因为入会的各种留难条件，根本使新人无法入会。”有时还有师匠不得贷款经营的规定，这等于使资力薄弱者无法立足。德国的城市甚至于规定职工必须旅行外地五年以上，才能成为师匠。习惯上且规定，新师匠于取得资格时，要大宴宾客。[105]大陆上行会很普遍地要求学徒者，于成为师匠以前，须呈缴一件杰作，其规定之细腻，常需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五八一年法国有一道勒令斥责：“对资力薄弱的新工匠，取得师匠资格时，征收过高的费用，致使多人向隅。”在巴黎，学徒者的数额，首先受严格的限制。一般而论，学徒者分为两类：第一是师匠的子弟，他们享有免受限制的优待；第二是普通的徒弟，每个店铺只限一人。对于后者，不特学徒年限，有最低的规定，而且要收学徒费用，倘其父母无力缴纳，学徒期便要延长两年。结果普通的学徒者，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才能取得师匠资格，对于大多数人，这种困难是无法解决的，而子继父业，却能得到便利。[106]
这些发展的结果，不仅保障了工匠的既得利益，不使之受到竞争，而且使较为繁荣行会内部可有相当的资本积累；同时在城市社会的底层，创造了一个雇佣职工阶层，他们没有上进的机会，在许多情况下，虽然他们在名义上是行会的会员，事实上，既不受行会的保障，也不能对行会起任何作用。相反地，他们都要受行会与城市立法的严峻的限制，工资要受统制，对于师匠要绝对服从，而且还不准自由集会集结（这是被斥为阴谋的）。既有这个被压迫的阶级，于是便有直接投资雇佣工人，以牟取利润，积累资本的可能性。但是直至十六世纪末，这还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收入来源；十四与十五世纪商人资本的额外收益，虽是独占的果实，然而它的来源是由于剥夺直接生产者不使之分润扩张贸易的利润，并不是由于降低直接生产者的生活水准。[107]换言之，新兴商人阶级的厚利，是直接生产者收入相对降低而来的，并不是绝对降低的结果。但到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上半叶与之相似），我们可以证明，情形已经不是如此了。这就是凯茵斯所谓之高度“利润膨胀世纪”，实际工资在普遍的惨落，英法德荷无一不是如此，因为无产阶级成长起来，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之后，彼此悲惨的竞争职业所致。[108]很可能（虽然我们没有数字以资证明）在这个灿烂的世纪，贫穷的农民与工匠的生活水准，是在降低。[109]资产阶级另外致富的源泉，是于圈地之后，剥夺了封建阶级及小生产者的财富。这留待下文，再详为申论。这个新兴的商人资产阶级的特点，在最初看来，也许会令人觉得意外，事实上却是很普遍的，就是他们一旦取得特权以后，便准备与封建势力妥协。这种妥协，一方面是经济性质的，他们买了封建社会的土地，与贵族合作经营生意，还欢迎封建子弟参加各主要组织；另方面是社会性质的，他们愿意与贵族联姻以取得贵族称号，最后是政治性质的，他们准备接受政治联盟（如意大利与其他大陆上的城市，富有的市民与旧贵族会形成联盟），并接受根据旧国家形式的基础，在教会或法庭上获得一席位置（在都铎尔时代英国即常有此类事）。在这段时期内，商人资本繁茂的程度，并不足以象征资本主义的生产之发展目标及其发展的效率，有些情形还恰恰与之相反。马克思很中肯地说过：商人资本于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间，正在发轫的时候，“像宇宙中间快乐主义之精神”，起着极端的分离作用。然而在某一重要意义上，它继续存在于“社会的隙窍中”。在中间盘剥的基础上，它繁茂起来，它的命运是靠了曲意奉承的诡谲，左右逢源的技巧，以及能取得的政治上的优惠条件。商人与高利贷者大半是以奉承地主贵族与王子的需要为务。这些新人物必须长袖善舞，要能谄媚及强夺，贪婪与阿谀各种本领集于一身，以骑士的外衣隐蔽了高利贷者的铁石心肠，他们除去对于直接生产者的屈服性感觉兴趣外，他们对于生产制度亦毫无兴趣，只是把它当作便宜而便利的供给来源。他们关心交易条件（利润的边幅全靠交易条件）同交易数量；只要能赚钱，他们不管交换的对象；奴隶，象牙，羊毛，毛织品，锡，或黄金，均无不可。他们的第一目标，是如何取得政治特权，第二个目标是使分润的人越少越好。因为他们是旧秩序的寄生虫，他们虽然对于旧秩序可以敲筋击髓，但是分析到最后，他的命运是与旧秩序分不开的。所以资产阶级上层新富的人们，爱好乡间别墅，饲鹰行猎或嬉戏，像绅士似的，而全无扭捏之色，同时贵族也把这批新富，引为同志，而处之泰然。笛福（Defoe）的故事里的某商人，因有乡绅说他不是绅士，他反讥道：“对不起，先生，我可以买一个绅士。”[110]到了十六世纪末，这个新的贵族，为了维护新的权益，成为固步自封而不是革命的力量，同时它的影响以及其所培植的制度的影响，为特许公司，适足以阻碍，而不是促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1]庐撤：《意大利的民主》，页七五至七六。
[2]参阅白纶（E.H.Byrne）：《热那亚与叙利亚的贸易》，载《美国历史评论》，一九二零年，页一九九至二零一。
皮尔尼：《中古城市》，页一六九至一七一。
[3]克尔贝（C.W.Colby）：《英国城市寡头的成长》，载《英国历史评论》，卷五，页六三四。
[4]布稜他诺：《英国的行会》，页二。
[5]《美国历史评论》，卷六（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一年），页六五二至六五三。
[6]罗贝尔：《柏立圣爱德蒙市邑》，页七九。
[7]葛罗斯（Gross）：《商人公会》，页一零七。
艾社里：《调查报告》，页二一六至二一七。
[8]班耐特：《英国花园的生活》，页一一五零至一四零零，页三零一。
瑞理（Riley）：《伦敦回忆录》，页五八至五九。
[9]高林：《城市生活》，卷二，页六四。
皮尔尼：《比利时的民主》，页九零。
[10]葛瑞顿：《英国中产阶级》，页六五。
西里曼（E.R.A.Seligman）：《中古行会》，载《美国经济协会集刊》，一八八九年，页九零。
[11]桑伯：《现代资本主义》，卷一，页六四三至六五零。
贺伯生（Hobson）：《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
[12]鲍尔：《英国中古时期羊毛贸易》，页一一二至一一三。
[13]《资本论》，卷三，页三八七至三八八。
[14]舒慕乐：《重商制度》，页八至九。
艾社里：《引论》，页七。
[15]葛拉斯（N.S.B.Gras）：《英国谷物市场的演进》，页六八。
[16]皮尔斯（A.Pearce）：《屠宰行会的历史》，页四三。
[17]莫瑞斯（D.B.Morris）：《斯忒林商会》，页四三。
[18]李昂（Saint-Leon）：《商会史》，页一五三。
[19]李普生：上引著作，二四五。
[20]艾社里：《引论》，卷二，页三三至三九。
孔宁翰：《资本主义的进展》，页六七。
葛罗斯：上引著作，页一三五至一三七。
[21]毕伍德（AliceBeardwood）：《英国的外商》（一三五零年至一三七七年），页三九至四零，页五五至五六。
[22]艾社里：《引论》，卷二，页十四。
高林：《城市生活》，卷二，页三七至四零。
舒慕乐：上引著作，页一一。
葛罗斯：上引著作，页四六至四八。
瑞理：《伦敦回忆录》，页五五一。
[23]莫瑞斯：上引著作，页五三，页六三。
[24]李昂：上引著作，页一五二。
康世梯（F.Consitt）：《伦敦纺织业公会》，页八三，页九零。
[25]魏尔士（C.Welch）：《伦敦利器业行会史》，卷一，页一四二。
皮特（S.H.Pitt）：《铁器业行会简史》，页一三。
[26]艾社里：上引著作，页二零。
[27]《重商制度》，页二零。
[28]李普生：《中古经济史》，页二一三。
[29]同上，页二一二。
[30]恩文：《爱德华第三时代的财政与贸易》，页二三四，页二三七。
[31]恩文：《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商业与币制》，卷一，页三一五。
[32]罗（Law）：《十四世纪英国的新财富》载《皇家历史学会论文新集》卷九，页五一。
[33]葛罗斯：上引著作，页五一。
[34]奥鲁甫：《皇家历史学会论文新集》，卷九，页一一四。
[35]资谟恩（H.Zimmern）：《汉撒城镇》，页二九六。
[36]高林：《城市生活》，卷一，页三。
[37]费许：《俄国的皮毛贸易》（一五五零年至一七七零年），页七八。
[38]赫革斯撤：《重商主义》，卷二，页六零至七六。
舒慕乐：《重商制度》，页一三至一四。
曾克斯（A.J.Jencks）：《英伦的中心市场》，页六，页七。
西思蒙第：《意大利共和国史》，页二四四。
路透考斯基：上引著作，页七零至七一。
巴克洛夫斯基：《俄国古代及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史》，页二六七至二六九。
[39]详见下文。
[40]皮尔尼：《比利时的民主》，页一一二。
布稜他诺：《英国的行会》。
[41]皮尔尼：上引著作，页一一零。
皮尔尼：《比利时历史》卷一，页三六九。
[42]西斯蒙第：上引著作，页二三七至二三九，页四四二，页五六四。
庐撤：上引著作，页九五至九六，页一零八。
[43]迦士顿（F.L.Carsten）论文：载《皇家历史学会论文集》，一九四三年，页七三。
[44]艾社理：引论，卷二，页六四四至六四五，页六四七至六五一。
[45]LespinasseetBonaardot：《巴黎城市商工组织》，页一五。
Levasseur：《法国手工业阶级的历史》，卷一，页二八五。
恩文：《十六与十七世纪的工业组织》页二四，页三一。
纹芝兰（Wergeland）：《法国工人阶级的历史》，页三二。
诺门（CharlesNormand）：《十七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页一五三至一五六。
[46]罗：《十四世纪的英国新财富》，载《皇家历史学会论文新集》，卷九，页四九。
[47]艾社里：引论，卷一，页八零。
[48]孔宁翰：《士鲁兹巴立的商会》。
[49]葛瑞顿：上引著作，页六五。
[50]赫理斯：《古英国城市的生活》，页八八至九三，页二五八至二六六。
[51]艾社里：上引著作，页八三。
参阅《经济史评论》，卷十四，页四一至四二。
[52]恩文：《爱德华第三时代的财政与贸易》，页二三四。
[53]葛罗斯：上引著作，页二一三。
莫瑞斯：上引著作，页五四，页七八。
孔宁翰：《英国工商业的成长》，页三四八。
[54]葛罗斯：上引著作，页一一八至一二零。
葛拉姆（S.Kramer）：《手工业行会与政府》，页二四。
孔宁翰：上引著作，页二二五。
鄂实：引论，页一八一。
葛瑞顿：上引著作，页六七。
艾社里：《美国经济协会集刊》，一八八七年，页三六至三七，页五八至五九。
葛拉姆：《英国历史评论》，卷二三，页二五零至二五一。
[55]葛罗斯：上引著作，一一八至一二零。
[56]葛瑞顿：上引著作，页六七。
[57]恩文：《工业组织》，页四二至四四。
赫泽里（W.C.Hazlitt）：《伦敦自由民的公会》，页六八。
李普生：上引著作，页三七九至三八一。
[58]同上，页三八三至三八四。
[59]瑞理：《伦敦回忆录》，页一五六至一五九。
[60]约翰生（A.H.Johnson）：《布商公会史》，卷一，页二四。
[61]艾社里：《英国毛织业早期历史》，页六六至六七。
[62]高林：《城市的生活》，卷二，页一四零。
康世梯：上引著作，页八至二九。
约翰生：上引著作，卷一，页二零六。
[63]克尔贝：《英国城市寡头的成长》，《英国历史评论》，卷五，页六四三，页六四八。
[64]塞乐：《约克布帛商人与远航商人行馆》，页一三。
[65]克尔贝：上引著作，页六四六至六四七。
[66]罗贝尔：《柏立圣爱德蒙市邑》，页九三。
[67]克尔贝：页六四四，页六四六，页六四八。
[68]艾社里：上引著作，页一三三至一三四。
赫泽里：上引著作，页六九。
[69]路斯：《都铎尔时代的康尔卫》，页九零。
[70]一三五四年，国会曾干涉伦敦的市政，其所据理由为该市市长、市参议员及郡长，只顾行会的垄断利益，及抬高物价，致市政搞得一塌糊涂，声名狼藉。（参阅恩文著《爱德华第三时代的财政及贸易》，页二三九。）
[71]约翰生：《伦敦布商公会史》，卷一，页二七至二八，页四一，页五二，页五四及五八。
[72]《约克郡志》，卷三，页四四三。
[73]骚滋曼（Salzmann）：《中古时期的工业》，页二零一至二一零。
[74]哈瑞斯（M.D.Harris）：《科芬德里布商公会史》，页六至一三。
[75]克尔贝：上引著作，页六四九至六五零。
约翰·拉第姆（JohnLatimer）：《布里士它尔远航商人行馆》，页八。布里士它尔的人们对之都加以反对，并证实了所有的市议会议员都是一丘之貉。械斗的结果有二十人身死；普遍的反抗，持续了两年之久，拉第姆称一三一二年为平民大暴动年。
[76]高林：上引著作，页四九。
葛瑞顿：上引著作，页五三。
[77]李普生：上引著作，页三二一。
克尔贝：上引著作，页六四五。
[78]葛拉姆：《历史评论》，卷廿三，页二八至三零。一三六三年立法规定：一人一业的原则，原来可能是封建势力消灭企图消灭杂货商的力量的，嗣后不久，便为各商会所赞同，如布商则为一例，以抑制各手工业行业的力量。总之，翌年皇帝即对各富有的公会颁发特许状，如酒商、布商与鱼商，使各自专利。（参阅恩文：《爱德华第三时代的财政与贸易》，页二四七至二五零）。
[79]恩文：《工业组织》，页四四至四五。
[80]高林：上引著作，页一七三至一八一。
卫肯生（B.Wilkinson）：《厄尔塞忒的中古市参议会》。
[81]恩文：《爱德华第三时代的财政与贸易》，页二一三。
曾克斯：《英国中心市场》，页一四，页四零。
鲍尔：《中古英国羊毛贸易史》，页九一。
毕伍德：《英国的外商》（一三五零年至一三七七年），页三八至四零，页五五至五六。
[82]四年后又有一次新的妥协，英国羊毛的中心市场移往卡力斯（Calais在法国北部）；十四世纪末，市场里的交易者组成卡力斯中心市场商会。他们并未全部垄断，因为有一部分意大利商人特准由英国收购羊毛，不经过卡力斯，即可迳行输往意大利。
[83]鲍尔：上引著作，页一零一。
[84]瑞持（E.E.Rich）：《中心市场商会条例》，页二四至二五。
[85]塞乐：《约克的布帛商与远航商人行馆》，页四一。
[86]林格巴（W.E.Lingelbach）：《英国远航商人行馆》，《皇家历史学会论文集》，（新集），卷十六，页四一至四二。
[87]瑞持：上引著作，页七七至八六。
[88]栖聶：《美国的奴隶》，页四。
[89]参阅滋拉高斯基（A.Szelagowski）与葛拉斯论文，载《皇家历史学会论文集》第三集，卷六，页一六六，页一七五。在此以前远航商人行馆与汉堡订过一个十年契约，自一五六七年至一五七七年。一五六四年在安特卫普不准英商经营以后，恩登城市（Emden）（不是北德意志及其近旁诸国之都邑为保护扩张相互间之商业而结之汉萨同盟的会员），认可远航商人行馆用之作为去法兰克福与科伦的中途口岸。然则在一五九七年又有一个暂时的挫折：为了报复对留驻英国的汉撒商人不友谊的手段，汉撒商人说服了他们的皇帝把英国远航商人行馆驱逐出境。
[90]参阅吴鲁甫：《汉撒同盟历史大纲》，皇家历史学会论文集，卷九，（一八八一年），页一二八。
塞乐：上引著作。
Cawston，Keane合著：《早期特许公司》，页一五至二二，页二七至二八，页六一。
W.R.Scott：《股份公司》，卷一，页一七至二二，页一零三。
I.Lubimenko：《英俄在彼得大帝以前的商务政治关系》，页二三至三四，页八二，页一一四。
M.Epstein：《利凡得公司的早期历史》。
[91]详见下文。
[92]《经济史的研究》，页一七三，页一八一。
[93]鲍尔：上引著作，页八九至九零。
[94]《利凡得公司的早期历史》，页一一七至一二六，页一三零至一三一。
[95]《经济史的研究》：卷二，页一四七。
[96]《中古时期的结束》，卷二，页一四七。
[97]在伦敦这项条件是一三一九年所制定的。
[98]艾社里：《引论》，卷一，第二编，页七七。
[99]同上：页七五。
葛瑞顿：上引著作，页六九至七零。
[100]葛拉姆：《行会与政府》，页七八至七九。
康世梯：《伦敦纺织业公会》，页二一。
[101]高林：上引著作，页一零二。
A.Abram：《十五世纪的英国社会》，页一二一。
[102]恩文：《工业组织》，页五六。
葛拉姆：上引著作，页八零。
Hibbert：《英国行会的影响与发展》，页六六至六七。
[103]康世梯：上引著作，页一零五。
[104]约翰生：上引著作，卷一，页一九三。
[105]布稜他诺：《英国的行会》。
M.Kowalewsky：《欧洲的经济发展》，卷五，页一六五至一七五。
[106]LespinasseetBonnardot：上引著作。
霍塞：《资本主义的开始》，页三四至三六。
Levasseur：《法国工匠阶级的历史》，卷一，页二三零。
[107]如罗杰士所指出，在这两个世纪内，一般农民与工匠的生活水平都相当的提高了。
[108]详见下文。
[109]例如，以出口市场而论，恩文从各方面证明，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十六世纪末，因为垄断的活动与专利公司，不只价格对工匠不利，本国出口贸易的数量也在减少（参阅《经济史的研究》，页一八一至一八五，页一九八至二零四，页二一六至二二零）。也许有人会怀疑：如果此时群众的实际消费量真的减少了，但是物价何以会上扬，因而致使利润增加（利润是物价与货币工资差额乘以销货量的积数）？换言之，扩张的需求，是从那里来的？答案是富人与中产者（即新资产阶级与皇室，及各省资本家与富农）的消费，即足以使市场扩张，同时也是利润的来源。此时的许多新兴工业，是为了满足富人奢侈消费欲望的。另外在造船、建筑、机械、手工具、大炮、军火等方面的投资都在增加。最后，还要加上对外贸易的影响；此时交易比例于英有利，且有出超，所以输入了相当数量的黄金。
[110]《完全的英国绅士》，（Buhlbring所集），页二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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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刺破青天：巴黎公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十一章刺破青天：巴黎公社
↘新型权力
↘资产阶级的复仇
1870年代初，新的资本主义秩序在全球发展蔓延，呈现出统治全世界的强硬态势。它在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发展到了极致——这些国家反过来则对世界上其余国家发号施令。就连俄国沙皇也于1861年感到不得不废除农奴制，尽管他将半数土地都赐予了旧日封建阶层，并在实际上将农民留给他们随意摆布。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巴黎发生的事件很快就显示出，即便资本主义权力登顶，社会变化也不会停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催生了自己的掘墓人。”1871年3月18日，法国资产阶级就亲身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切含义。
四年前，路易·波拿巴在“大博览会”期间，向欧洲各国君主展现了帝国的伟大实力：“大博览会”高达四百八十二米的巨大椭圆形玻璃建筑气势恢宏，穹顶如此之高，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乘坐机械装置才能够到它”。[1]
他的确有庆祝的理由。自从1851年推翻共和后，法国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增长，工业产量翻番；在分包制资本家的控制下，旧日手工业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迅猛地衰落下去，分包制资本家将手工业者与工厂工人同等对待。
但是，法国皇帝的权力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安全。他的权力依赖于保持平衡的政治策略。他在统治阶层挑起派别对抗，试图通过效仿先祖拿破仑在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军事行动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墨西哥他试图提名马克西米利安作为皇帝候选人。但是，所有这些做法都无法压制反抗其统治力量的日益增强。部分资产阶级的生活苦不堪言，投机行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填满了与皇帝关系亲密的一小圈银行家的口袋。墨西哥的战争冒险最终变成一场惨败，马克西米利安被行刑队乱枪射杀。巴黎工人依然记得1848年的大屠杀，对现政府治下的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工资极为不满。路易·波拿巴政府的最高长官奥斯曼写道，即使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巴黎半数以上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几近毁灭边缘的贫困之中”[2]。
1869年，作为反对派的共和党人横扫巴黎及其他大城市的市政选举。因而，1870年7月，路易·波拿巴允许普鲁士领袖俾斯麦激怒他，并借机宣布对后者开战。
法国军队在色当战役中惨败。路易·波拿巴彻底名誉扫地，自行退位。权力落在了反对派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但是，普鲁士的军队很快就围攻了巴黎，俾斯麦坚持对法国施加惩罚性的条款：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向普鲁士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巴黎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挨过了五个月的大军围城，为了生存不得不吃掉狗和老鼠，在零摄氏度以下的寒冷天气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烧火取暖。与此同时，工人、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家庭还不得不承受物价飞涨的残酷现实。[3]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承担起保卫这座城市的责任。众多市民蜂拥到国民军，使国民军队伍的人数一下子扩充到三十五万人，他们通过自己的组织选出自己的军官，摒除了军官的中产阶级特质。市民的反抗很快就令共和政府感到忧心，其程度不亚于当局对普鲁士人的惶恐。1792年无套裤汉的后代们和1848年革命斗士的儿子们再次武装起来。“红色”俱乐部和革命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提醒着工人和手工业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1848年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正如马克思所写，“武装的巴黎就是武装的革命”。
共和政府于10月31日成功地扑灭了一场左翼力量试图推翻政府的起义。1月22日，当局试图镇压另一场起义，调来布列塔尼的常规军向贝勒维尔地区的工人阶级群众扫射。政府感到十分恐惧，害怕无法成功剿灭下一次起义。副总统法弗尔看到，“内战就在几码处的前方，我们距离饥荒只有几个小时”[4]，因此决定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保护现政府。1月23日晚，他秘密穿越普鲁士阵地，前去商谈法国投降事宜。
法弗尔向普鲁士投降一事在巴黎穷苦百姓中激起了愤怒的狂潮。他们搏命隐忍了五个月，如今却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举动，所有希望都化为一场空。此时共和政府号召进行选举，只留下八天时间来确认投降决定。与1848年一样，巴黎没有时间在农村选区进行选举宣传，而大部分选民依然居住在乡间，因此牧师和富裕地主得以对当地选票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在返回的六百七十五名代表中，有四百人拥护君主制。巴黎人民的痛苦变得日益剧烈。首先是在围城战中遭受共和政府的背叛，继而又在共和政府选举中再度被背叛。接下来竟然还有第三次背叛，那就是当局任命71岁的奥古斯特·梯也尔担任政府首脑。如今的梯也尔自称“温和共和党人”，但他最初则因在1834年镇压了一场共和党人的起义而闻名。
此时，巴黎民众手持武器，常规军则根据与普鲁士签订的协议被解散。大量富裕中产阶级利用机会逃离巴黎，使得国民军几乎全由工人阶级组成。
梯也尔明白，与巴黎市民的冲突已是在所难免。他知道巴黎群众控制着国民军的武器，其中包括二百门大炮，因此他首先派遣士兵前往蒙马特尔高地夺取大炮。当士兵们在等待马匹拖走大炮时，当地民众开始与他们辩论。利萨加雷记载道：“妇女们……没有坐等男人们到来。她们围住机关枪，说道：‘真是羞耻啊，你们在做什么？’”[5]在士兵们不知如何回应、手足无措地定在那里的时候，三百名国民军士兵列队行进路过，敲响战鼓，激起民众反抗。在国民军、妇女和孩子们围住士兵的时候，其中一位将军勒孔特三次下令开枪射杀群众。“但是，士兵们全都站着没动。民众上前与士兵们亲和地表示友爱，勒孔特及其手下军官都被逮捕。”[6]
当天（3月18日）下午3点，梯也尔及其政府就逃离了首都。武装的工人掌握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这一次，他们绝不会将它交给中产阶级政治家。
新型权力
武装民众最初通过选举出的国民军领袖：中央委员会，来行使权力。但是，这些委员被赋予的权力，决不能被解释为行使独裁。他们组织选举，在各区普遍的男性选举权基础上，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组织：“人民公社”。与普通代议制议会不同的是，这些被选举出来的委员，服从于选民拥有的立即撤回他们的权力，领取的工资也绝不高于一名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而且，被选举出来的代表并非简单地通过法律（就像高薪官僚曾经实施的那样），而是要确保他们的方法的确可行，并要付诸实施。
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为巴黎公社辩护时所说，他们瓦解了旧国家，以一种自创的全新结构取代了它，其社会制度比阶级社会兴起后所有曾经存在的制度都要更加民主：
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非法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7]
马克思指出，作为这座城市工人的代表，巴黎公社实施了展现其利益的措施：禁止面包厂在夜间工作，禁止雇主对雇员强制罚款，工场或工厂由于主人原因关闭后转交给工人协会，为寡妇提供养老金，为每个孩子提供免费教育，解除巴黎围城期间欠下的债务和未付的租金。巴黎公社展现出国际主义精神，拖倒了军国主义的纪念碑，任命一名德国工人担任劳工部部长。[8]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存在时间有限，再没有机会看到工人执政的政府将会深入实行何种措施。共和政府立即开始组织军队镇压巴黎公社，并与普鲁士“敌人”合谋此事。巴黎共和政府劝说俾斯麦释放了去年秋天囚禁的法国战犯，后者还未被巴黎的激进思想所感染。共和政府将武装聚集在凡尔赛，又从乡间地区征召新兵入伍，领军的军官都是毫不伪装的保皇党人或同情皇权者。到了4月底，巴黎外围聚集了众多立志剿灭巴黎公社的武装力量，俾斯麦与法国签订协议，同意军队穿越普鲁士防线。巴黎公社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被选出的代表对他们追求的事业拥有英雄般悲壮的决心；但对应该如何应对聚集起来反对他们的力量，却缺乏政治理解力。
1830年代以来，法国工人运动内部兴起了两大主要政治潮流。首先是布朗基引领的思想风潮。在1793年雅各宾派思想的基础上，布朗基构想的工人运动更加激进，也更具社会意识。布朗基主义强调代表工人阶级意愿的少数派进行高度有组织的密谋活动的重要性。因此，布朗基的一生中充满了史诗般悲壮的起义尝试，而大多数工人通常都还没有做好起义的准备；之后他便被长时间监禁（包括在整个巴黎公社期间被共和政府监禁），而工人则在没有他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第二股政治流派来自蒲鲁东的思想。他的追随者激烈反对雅各宾主义经验，抛弃政治行动。他们认为，工人应当通过“互助”（建立合作生意协会）来解决问题，无需担心国家事务。
马克思认为这两种思想都不明智，颇为危险。他赞同工人阶级应当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学习经验教训，但他也相信，工人阶级必须超越法国大革命。必须作出具有决定性的政治行动，就像布朗基分子所说，但是这种行动必须以有组织的群众活动为基础，而非小群体的英雄主义冒险。必须重新组织经济生产，就像蒲鲁东分子所说，但是这种重组没有政治革命就无法发生。然而，马克思的思想并未能影响巴黎发生的事件。巴黎公社中的布朗基英雄主义者准备与马克思合作，但是公社中却没有人完全接受马克思的思想。不论是国民军中央委员会，还是巴黎公社，都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组成，而是由布朗基分子和蒲鲁东分子组成，因而，他们的决策也就受到这两种思想传统缺陷的困扰。
共和政府在3月18日逃离巴黎时，并没有可以调配的军队。国民军本应立即开赴凡尔赛，这样不发一枪就能驱散共和政府的势力。但是，“不提倡政治行动”的蒲鲁东主义传统，令巴黎公社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同时也令梯也尔等人顺利逃出巴黎，得到喘息的机会后重整军队进行反扑。直到4月2日梯也尔等人表现出围攻巴黎的意图时，巴黎公社才号召武装力量向凡尔赛进军。但是，他们并未做好充分准备，派遣的国民军缺乏适当的组织，没有配备大炮来回应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他们向凡尔赛依然虛弱的反革命力量双手奉上了一场毫无必要的胜利，浪费了所有轻易驱逐敌人的机会。
在巴黎，他们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全国的黄金都保存在法国银行的金库中。巴黎公社原本可以夺取金库，截断梯也尔政府的资金来源，确保公社对全国经济的绝对掌控。然而，不论是布朗基主义者还是蒲鲁东主义者，都不愿采取攻击“财产权”的举动。结果，梯也尔政府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资金。
资产阶级的复仇
梯也尔把握机会组建了规模庞大的军队。军队从外围堡垒开始有计划地对巴黎进行轰炸，在一系列遭遇战中击败公社武装并于5月21日突进城中。如果梯也尔期待着摆在他面前的将会是一场轻松的征服战，他肯定会大失所望。战场一条街挨着一条街、一个街区连着一个街区、一栋楼接着一栋楼，巴黎工人顽强地将巴黎的每个角落都变成了战场。梯也尔的军队用了一周时间，才将工人武装从巴黎西部的富裕地带驱赶到巴黎东部公社的根据地，直到圣灵降临节星期日的凌晨，才粉碎了最后一波抵抗。
巴黎公社失败后，发生了几乎在现代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无度屠杀。资产阶级报纸《费加罗报》鼓吹道：“过去二十五年来，从未有过这样治疗巴黎道德腐坏的良机。”[9]在战争中获胜的凡尔赛军队的司令官抓住了这个机会。
所有为巴黎公社战斗的工人都被当场射杀——仅从圣灵降临节星期日的凌晨到圣灵降临节星期一的凌晨，就有一千九百人被杀（一天杀死的巴黎人比1793-1794年整个“大恐慌时期”杀死的巴黎人还要多）。军队踏过巴黎街道，随意抓捕穷人，只因他们看上去像巴黎公社分子，然后经过三十秒审判就对其宣判死刑。一名牧师讲述他曾亲眼看到处决了二十五名妇女，罪名是她们朝街上行进的军队泼开水。《伦敦泰晤士报》对此评论道：
……凡尔赛军队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报复，他们开枪扫射，用刺刀刺死囚犯、妇女和孩子……根据我们的回忆，还没有在历史上看到任何类似的场景……凡尔赛士兵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行径令人作呕，玷污灵魂。[10]
今天的法国历史学家计算得出，巴黎公社失败后被屠杀的总人数介于两万到三万之间。[11]还有四万名巴黎公社分子在接受审判前被关在狱中长达一年，其中五千人被判驱逐出境；另有五千人则受到相对较轻的惩罚。
巴黎公社中领导妇女战斗的著名领袖路易斯·米歇尔是其中一位被驱逐者。她在法庭上庄严地表示：“我不会为自己辩护，我也不需要律师辩护。我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社会革命。如果你们让我活下去，我永远不会停止复仇的怒吼。”[12]由于受到所处时代偏见的影响，巴黎公社并未给予妇女选举权。尽管如此，工人阶级妇女依然将巴黎公社的覆灭视为她们自己的覆灭。
镇压对巴黎工人阶级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阿里斯泰尔·霍恩评论道：“几年间，巴黎的面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一半的粉刷匠、水暖工、瓦工、制鞋匠和镀锌工都消失了。”[13]在法国工人阶级重新崛起之前，还需要几近二十年的恢复。新崛起的工人阶级牢记巴黎公社惨遭“共和”政府镇压的悲剧，但是依然决心为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奋斗下去。
然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还有最后几句评价。他将巴黎公社视为资本主义社会遭遇过的最严峻的一次挑战——而对资本主义催生的且反抗它的新工人阶级来说，这则是一次最伟大的激励。马克思在写给朋友库格曼的信中表示，巴黎公社社员“刺破青天”[14]，提供了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新起点”[15]。
[1]出自戈蒂耶（T.Gautier），转引自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Horne），《巴黎的陷落》（TheFallofParis,London,1968），第26页。
[2]同上书，第53页。
[3]例参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的陷落》第254页上的价格列表。
[4]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的陷落》，第328页。
[5]利沙加勒（P.O.Lissagaray），《一八七一年公社史》（HistoryoftheParisCommune,[E.Marx]（London,1976），第65页。[《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柯新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
[6]同上书，第65页。
[7]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收入《马恩全集》第22卷（London,1986），第333-334页。
[8]同上书，第339页。
[9]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的陷落》，第551页。
[10]参见1871年5月29日与6月1日的《时代》杂志，引自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的陷落》，第555页。
[11]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的陷落》，第556页。
[12]许多著作都谈到了路易斯·米歇尔（LouiseMichel）的审判。例参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第343-344页。
[13]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的陷落》，第363页。
[14]马克思于1871年4月12日写给库格曼（Kugelmann）的信，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论巴黎公社》（OntheParisCommune,Moscow,1976），第284页。
[15]马克思于1871年4月17日写给库格曼的信，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论巴黎公社》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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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作为一个例外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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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作为一个例外的日本
19世纪的欧洲世界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发展停滞和衰退，只有一个地方设法逃脱了困境，那就是日本。
此前一千年间，中国古老的伟大文明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它的技术、文字、文学，以及最主要的宗教，都来自中国。但是，日本在一个重要方面与中国大为不同。它既没有中国那样宏伟的运河和灌溉工程，也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直至约1600年，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还基本上如同中世纪的欧洲。天皇的权力十分虛弱，各地领主拥有强大的地方势力，每位领主都拥有武装的武士（基本上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类似），日本武士直接剥削农民，为了他们的领主而与其他武士作战。
17世纪初，日本最伟大的贵族德川家族击败所有对手，成功一统日本。德川家康成为幕府将军、日本真正的统治者，不过天皇依然是日本名义上的主人。其他领主被迫大部分时间待在德川幕府的首都江户（今东京），以家人为人质，从而保证按照德川幕府的意愿行事。幕府将军严禁配枪，而枪炮在此前的伟大战争中则担当了毁灭性的角色（虽然武士依然存在而且可以携带武器，但是农民、手工艺者和商人就没有这种权利）。幕府同时防止任何外国势力对本国的影响，惧怕因此会削弱他们的统治。与此同时，除了荷兰和中国的商船可以在严格监管下进入某一指定港口，幕府还禁止了一切外国贸易。他们禁止所有外国书籍流入，野蛮地清洗了数千名皈依天主教的信徒。
这些措施成功地终结了此前的血腥战争。但是，幕府将军却无法阻止社会的持续变化。领主及其家庭聚集在江户，使得稻米产量不得不大幅增长，以满足领主及其家臣的需求，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因此云集于此。有些日本城市开始发展为世界规模的大城市。商人阶层虽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但却逐渐拥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诗歌、戏剧和小说领域，一种新型的民众城市文化开始发展起来，这种文化在许多方面都与官方文化截然不同。1720年后，政府放松了对引进西方书籍的管制，使得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产生兴趣，出现了“兰学派”，开始对科学、农业经济及哥白尼的天文学进行研究。随着货币变得日益重要，许多武士陷入贫困，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武器，从事农业或手工业行当，以偿还债务。与此同时，频繁不断的饥荒则摧毁了农民的生活：1732年，近一百万人死去（日本当时的总人口为两千六百万人）；1775年，二十万人被饿死；1780年代，又有几十万人死于饥荒；以至于各地农民起义不断。[1]德川幕府政治的上层建筑依然保持完好。但是，其下社会力量的发展，则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状况非常类似。
这就是1853年，当美国海军舰队司令官马修·佩里率领四艘战舰抵达日本海岸，以炮火敲开日本国门，强行要求日本对外通商时的情况。日本整个统治阶层陷入了绝望的恐慌之中。德川幕府政府看到与外国军事武器发展的巨大差距带来的可怕后果，决心不能再走老路——要想避免重蹈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的覆辙，就必须作出让步。但在其他统治阶层眼中，旧秩序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对外国人的妥协都是对最高理想的亵渎和背叛。在这两种极端意见之间，夹着一群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武士，他们组织起来，致力于以武力甚至是革命手段来实现“尊天皇驱蛮夷”[2]的理想。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要求深深根植于传统：他们寻求重新加强天皇的权力，而天皇数百年来显然早已失去实权。但也另有一些武士认为，如果想要与“蛮夷”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抗衡，日本社会就必须作出彻头彻尾的改变。
1860年代的明治维新，就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两大封建领主在武士集团的支持下，向德川幕府发起了进攻，最终以天皇的名义组建了新政府。
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革命的口号来自传统主义，然而，民众的生活状况却并未因此而得到哪怕些许的改善。革命领袖明白，若想维持旧日生活，日本就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新政府废除了彼此争斗的封建领主的权力，令他们的特权完全依附于国家。他们取消了旧日武士、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等社会等级分野。武士过去由剥削农民而获取的收入，如今直接收归国库；每位武士若要谋生，就必须受雇于国家或私人。最重要的是，国家开始主导开创新工业，并辅以财税支持。当新工业强大到足以自持时，政府就会将这些工业移交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商人或银行家族。
“明治维新”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双倍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作用并非仅只针对日本而言，而是更加具有全球范围上的广泛意义。它证明了，推动社会向血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放的动力，并非一定来自资产阶级。英国革命的“温和派”或法国革命的雅各宾派“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在日本则由前剥削阶级中的部分人完成了。
“明治维新”还显示出，在创建工业、实施劳动的新资本主义形式时，国家能够代替缺失的工业资产阶级阶层做到这一切。日本的确有发展成熟的工业资产阶级企业家，但那是在国家利用现代工厂中雇佣工人的劳动成功地建立起工业体系之后的事情。与英国或法国相比，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日本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更多地成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学习的典型代表。
“明治维新”二十七年之后，新生的日本资本主义就通过发动对华战争彰显了自己的力量。外国入侵的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了入侵他国的列强。
[1]哈恩（MikisoHane），《现代日本：一种历史分析》（ModernJapan:AHistoricalAnalysis,Boulder,1992），第52-53页。
[2]同上书，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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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征服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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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征服东方
↘大不列颠的印度帝国
↘中国的臣服
↘东方问题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东方的壮美对西欧人而言依然诱惑无限。从印度和中国传来的纺织品、瓷器和茶叶受到西方人的追捧，伏尔泰[1]等知识分子将东方文明视为与大不列颠、法兰西和德意志文明不相上下的伟大文明。亚当·斯密称中国为“世界上最富裕……最文明、最勤勉的国家……虽然它或许站在原地没动，但它绝没有后退”[2]。一个世纪之后的图景显然已是迥然不同。西方人在非洲和北美洲当地人民身上施加的种族偏见，如今也被用在了印度、中国和中东地区的人们身上。[3]英国人夺取了整个印度，使其沦为殖民地，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羞辱了中国；法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俄国和奧匈帝国从奥斯曼帝国身上撕扯下来大块血肉。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改变了西欧社会和美国社会，此时则允许这些社会的统治者攫取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统治权。
大不列颠的印度帝国
印度是第一个落入西方手中的伟大古老帝国。这既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直接军事征服的后果，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西方的科技霸权使然。
19世纪中叶的西方评论家（包括马克思在内）都误认为印度文明以“年代久远”的发展停滞为特色。实际上，即便在莫卧儿王朝陷落后，印度依然表现出持续的经济发展，“商人、放贷人和包税人的财富不断增长”[4]。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六国战乱不断的阴影下，商业力量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影响，甚至于哪个国家都无法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这便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干预印度事务敞开了大门，随之而来的无疑还有军队和武器。尽管印度统治者将这种行为视为外敌入侵，但许多商人却终于找到了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方式。
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在次大陆依然是一股边缘化的力量。它必须得到印度统治者的许可，才能在沿海地区设立贸易点。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东印度公司与印度商人之间的纽带越发坚韧，这些商人将境内的纺织品和其他货物出售给英国人。到了175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官员罗伯特·克莱夫在孟加拉击败了一支法国军队，并夺取了对该地区（当时莫卧儿帝国最富庶的地区）的控制权。东印度公司在当地征税并组建政府管理机构，依然以印度地方行政长官纳瓦布为傀儡，组成官方的统治机构。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英国在印度的新殖民帝国便这样开始崛起，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丟掉了在北美的旧殖民帝国。东印度公司的目的在于用印度人上缴的税款来平衡其所有开销，其统治则依靠一支主要由印度士兵构成的印度军队。
孟加拉的成功经验被复制到了其他各地。其他印度统治者将东印度公司视为有利可图的联盟，利用后者训练军队、规范行政管理机构。面对东印度公司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印度商人表示欢迎，因为公司从他们手中购买的纺织品越来越多，并且保证印度商人的财产可以免受印度统治者的侵犯。东印度公司还通过创造出一个新的阶级进一步增强了其自身权力，那就是在部分旧地主柴明达尔中诞生了新的大地主阶级。
必要的时候，英国人也会通过剥夺冥顽不灵的当地统治者的权力，建立起公司的直接管辖，从而进一步稳固了其在印度的统治秩序，而且这一过程一点儿也不困难。
到了1850年，在整个次大陆的英国势力范围内，开始推行征服部分当地统治者、用金钱来贿赂和收买其他统治者的政策。1818年，英国人征服了马拉塔族人；1843年征服了信德；1849年征服了锡克人；1856年征服了奥德。英国官员鼓吹东印度公司采取的方法是以罗马文明“分而治之”的原则为范例。通过在一些地方使用金钱贿赂，在另一些地方使用武力征服，东印度公司挑拨各个地方统治者彼此抗争、几个国家相互厮杀、特权阶层彼此对抗，激起各个种姓和各个宗教彼此之间的矛盾，而且不论走到哪里，都会积极寻求当地的同盟。通过这种手段，东印度公司仅凭“由英国人担任军官的二十万本地军队”，就征服了一个拥有两亿人口的恢弘帝国，而“维持统治秩序的英国军队人数则只有四万人”。[5]
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人手中。克莱夫离开印度时带走了价值二十三万四千英镑（折合今天的数百万英镑）的战利品，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因收取巨额贿赂而臭名昭著。这些财富都由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创造。孟加拉和比哈尔的农民每年要支付二百万英镑的税金。东印度公司称其官员为“收税人”，他们采取了与莫卧儿王朝时期收税官同样残暴的方法，但却更加高效，而且带来的后果也更加具有毁灭性。
这样一来，也就使得在莫卧儿王朝晚期本就因贫困而遭受巨大痛苦的人民的生活状况更是雪上加霜。1769年的庄稼歉收导致发生饥荒，时疫泛滥带走了一千万人的性命。这片美丽的土地，仅在半个世纪前还以其耀眼的财富令欧洲人震惊不已，如今却正走在成为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路上。
不过，上述所有疾苦都无法令印度地方行政长官纳瓦布、印度各邦的邦主、商人或柴明达尔为其担忧，他们依然与东印度公司欢聚一堂，乐享美食。随着东印度公司利润的剧增，他们的腰包也随之鼓了起来。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与英国人合伙的道路充满艰辛，并不平等。东印度公司既能将当地统治者抬到天上，也能不假思索地将他们狠狠掼在地上。
公司的统治权虽然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但许多印度商人却都可以从与英国人的贸易联系中获利。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表现得十分明显。兰开夏郡的棉纺工厂实施机械化生产，突然之间就能以比印度手工业更加低廉的价格生产棉布。因此，印度生产的棉布并未在英国市场占据主要位置，反而是英国生产的棉布占领了印度市场，从而极大地摧毁了印度本土纺织业，毁掉了印度数以百万计纺织工人的生计，也极大地损害了印度商人的利润。由于没有自己的政府，印度商人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整个印度依然处于去工业化的时期，在造船业和银行业等获取巨额利润的行业领域，英国资本家取代了他们。与此同时，人数极少、拥有极高特权的英国官员阶层，开始变得更加傲慢无礼、仗势欺人，表现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也变得更加贪婪，更加瞧不起印度人种族。
1857年，他们的傲慢遭到了报应。当英国军官不顾印度士兵的宗教信仰，命令他们使用牛脂（这对印度教教徒是一种亵渎）和猪油（这对伊斯兰教徒是一种亵渎）润滑的子弹时，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爆发了反抗军官的起义。这场暴动激发了印度全境人民对白人老爷们过往暴行的愤慨。短短数周，起义军官就控制了印度北部的大片地区，杀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英国军官和官员，包围了几座孤立无援的英国人城堡据点，英国残余势力就躲在城堡中。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教徒与穆斯林教徒冰释前嫌，在历史都城德里拥戴莫卧儿王朝的继承人登上了皇帝宝座。
但是，这场兵变最终还是被镇压了下去。受到惊吓的政府匆忙调配英军前往次大陆，军官们成功地劝服马德拉斯和孟买的印度士兵前往北方平定叛乱。此后，当局采取了最野蛮的手段来恐吓任何潜在的叛乱威胁。
然而，政府明白，单靠武力并无法彻底平息印度的纷乱形势。若想让印度社会保持安定，必须控制英国商业力量的贪婪（想要金蛋，就不能杀死下蛋的鹅），必须在“分而治之”方面下更大力气：实行社群制度化管理和进行宗教划分，即便这意味着要使印度社会的行为与资产阶级理念保持一致。英国的直接统治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王，英国作出一切努力，将印度当地统治者及当地地主纳入大英帝国的体系中。
尽管重新规范了政府管理，但是人民依然持续处于贫苦之中。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的人口比例从50%上升到75%。[6]25%的税收用以支付镇压印度人的军队开销，而教育、公共健康和农业等每一基础领域则只分得1%的税收。[7]饥荒席卷全国。1860年代，一百多万人死去；187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到三百五十万；到了1890年代，甚至达到一千万。[8]
在动荡的印度社会中，有一种既安全又安稳的职业，可以收取农民上缴的税金，其成员大都是由英国中产阶级中地位较高者的儿子们担当——印度军队中的高级军官和新组建政府中的文官。他们将妻子带到印度，缔造了吉卜林的《山中故事》、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保罗·斯科特的《皇冠上的宝石》等作品中描画的充满势利小人的种族主义飞地。
生活在印度的英国大老爷们，十分鄙视他们称为“土著人”的印度人。但他们却又不得不依靠其中部分“土著人”来控制印度民众。过去的邦主和王公依然住在宫殿里，那里以更加奢华的风格进行了重建，印度老爷们身边环绕着为数众多的妻妾和仆人，成群的马匹、大象和猎狗在宫殿里游荡——他们的统治者身份通常仅限于名义上（这一点在海德拉巴地区表现得尤为显著），实际上都要听从英国“顾问”的命令。在印度北部的乡村中，柴明达尔星罗棋布地居住在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奢华的住所中，统治着当地农民；在依赖英国人的同时，他们也时常悲叹自己的命运。在有些村庄，婆罗门和头领帮助英国人收取税金，帮助柴明达尔收取地租。这些人操纵旧日种姓（或宗教）分野，在与较高种姓地位阶层的协商中牟利，帮助后者剥削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因此，到了19世纪末，种姓纽带比初创时变得更加系统化。与此同时，新的中产阶级也出现了，其成员希望在英国的统治框架下成为律师、职员或文官，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希望不断受到种族壁垒的挫败和打击。
中国的臣服
中国避免了像印度那样被欧洲帝国吞并的下场。然而，其民众的命运相比而言就没那么值得羡慕了。
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时代开始，中国的财富就令贪婪的西方商人艳羡不已。然而，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虽然中国出产许多欧洲人梦寐以求的产品，但欧洲却没有什么产品是中国人想要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在印度新征服的广袤土地上种植一种能够自身产生需求的商品：鸦片，来矫正和解决这一问题。到了1810年，广州每年消化32.5万公斤鸦片，很快就将中国数个世纪以来积累的贸易盈余转为赤字。当中国官员试图遏制鸦片的流入时，英国于1839年为了在中国继续倾销这种上瘾毒品而挑起了战争。
中国的官僚体系统治着一个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古老、人口更加稠密的帝国。在中华文明史上，帝国只被北部的游牧民族征服过。面对一个距离华夏大陆七千多英里之外海上民族的挑战，清朝统治者认为自己必将取胜。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在数个世纪之前的发明创造——已经令一个国家获得了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巨大力量。
清朝政府的首席大臣在一份上呈皇帝的备忘录中预测，这场战争将会轻松取胜：
来自英格兰的蛮夷无足轻重，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种族，坚信他们的坚船利炮；他们横越的巨大距离令合理补给几乎无法到达，他们的士兵，只消一次战败……就会士气全消，一败涂地。[9]
然而，经过三年时打时停的战争和协商之后，却是中国人首先向英国人的条件低头——向鸦片贸易开放一系列港口，割让香港岛，作出赔偿，授予英国公民治外法权。但是没过多久，英国人就感到中国作出的让步还远远不够。英国人于1857年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千名士兵围困广州，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贸易港口。即便这样，列强仍不满足，两万名士兵组成的英法联军冲进了帝都北京，烧毁了圆明园。
中国学者对英国人轻易就能取胜的原因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有些学者将其归因于英国人先进的武器和战舰（发达工业文明的产物）。[10]另一些学者则强调清王朝内部的腐败和虚弱才是英国人轻易取胜的原因，声称两国工业水平的差距并不足以解释轻易取得的胜利。[11]但对这场战争的结果，大家却是没有任何争议。英国人迫使中国作出的妥协，削弱了中国控制贸易的能力及其防止白银外流的能力。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自此都显示出逐步升级的虛弱和衰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打开国门，面对列强的类似强取豪夺毫无还手之力，直至欧洲各国在中国沿海地区遍布拥有治外法权的飞地或“租界”（实际上就是小型殖民地）。
清王朝的腐败本就令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如今外国的入侵更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让人无法容忍，尤其是在各省之间土地贫瘠的山区地带。中国农民对此的反应，与在漫长的历史中遭遇类似情况时的反应一样。他们组成对社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宗教派别，愤而起义反抗他们的主人。两次鸦片战争过后，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事实上，这是一次对国家权力血腥的革命袭击。
太平天国运动起源于1840年代中叶南部中国的农民、雇工和几位贫苦知识分子间。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是一名教员，在幻觉中看到自己是耶稣的兄弟，接受上帝的命令消灭地上的魔鬼，建立“太平天国”。他信仰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的信条，均分土地，财产共有，并采用了一种古老的社会分野方法，包括女性臣服于男性等。他的追随者目标明确，纪律严明，从而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并打败了前来剿灭他们的军队。1853年，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二百万人之多，他们占领了前朝都城南京，将清朝40%的土地收归旗下。
然而，太平天国的平等主义思想并未能一直持续下去。最高司令官的举动很快就像一个新的皇帝，洪秀全开始“穷奢极欲地生活——他过着奢侈淫荡的生活，还有许多小妾”[12]。在农村，几乎被饿死的贫困农民依然必须交税，虽然上缴的税金与从前相比略少了一些。
太平天国的领袖抛弃了理想，选择了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一贯的模式。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广袤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没有教化，力量不够集中，无法对军队和他们的领袖施加有力的控制。这些领袖很快就发现，实现诸多美妙理想的物质资源根本就不存在。比较容易的选择就是遵循传统的统治方法，随之便也产生了传统的特权。
但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阶段的确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有效领导权传到了洪秀全的堂兄手中，他着手设计一种暗含打破传统方式意图的体制，但却并非回归平均主义思想。他釆用西方技术：开设银行，建设铁路，建造轮船，开凿矿山，鼓励科技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这意味着太平天国运动内部存在着或许能够打破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固有模式的力量，能够扫清国家贫穷背后顽固的社会障碍。但是，这种动力没能争取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在商人的资助下，重新组织起来的帝国军队，配备了英法提供的现代化武器，在戈登上校带领的外国军队的协助下，开始向长江流域反扑。南京最终于1864年陷落，帝国军队杀死了十万太平天国叛军。[13]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帮助中国稳定了古老的前资本主义秩序，使其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五十年。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协助还确保了在西欧和北美经济发展迅猛前进之时，中国的经济则在大踏步后退。
东方问题
第三大古老的东方帝国奥斯曼帝国内发生的事情，与印度和中国非常相似。这个地域辽阔的多国帝国，维持其庞大的疆界已达四百年之久，包括全部北非、埃及、今天的苏丹、阿拉伯半岛、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小亚细亚、整个巴尔干半岛，有时还包括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在内的欧洲的大片领土。土耳其皇帝在伊斯坦布尔统治着这个庞大的帝国，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则存在着土耳其地主阶级。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由被征服地区的非土耳其裔上层阶级统治：位于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的希腊人、位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以及位于埃及的前奥斯曼马穆鲁克王朝统治者的后裔等。在伊斯坦布尔，各种宗教团体（正统派基督徒、叙利亚基督徒及犹太教徒等）拥有自治政府，在苏丹的统治下和平共处。就连军队也并非全由土耳其裔组成。军队的核心力量由苏丹近卫军组成：从巴尔干的基督教家庭中挑选年幼的孩子带到伊斯坦布尔，名为奴隶，实则被训练为铁血战士。
奥斯曼帝国的财富，就像当时所有社会的财富一样，主要来自农业。但是，奥斯曼帝国拥有与西欧（通过汇入黑海和里海的河流穿越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通过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线路穿越南欧）、印度和中国（通过延伸到阿富汗北方的“丝绸之路”等陆路及红海和波斯湾上的港口）进行贸易的悠久历史传统。直至18世纪中叶，无论是农业（咖啡和棉花等新作物的普及）还是手工业，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缓慢但却稳定的进步。
然而，到了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日益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拿破仑征服了埃及，后又被英国军队赶出埃及。1830年，法王击败了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夺取了阿尔及利亚。俄国军队征服了高加索大部分地区和黑海沿岸地区，将目光投向了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奋起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于1815年建立了自治政权；希腊人于1820年代在英俄的帮助下建起了独立国家。俄国沙皇到处鼓动类似的运动，作出愿意成为与俄国讲着相似语言、同属正统基督教派各个民族的“保护者”姿态。
俄国的举动令西欧各国统治者感到惶恐，即便是在他们依然依赖（就像奥地利和普鲁士那样）俄国的军队来粉碎自己土地上的革命时。西欧各国希望维持奥斯曼帝国，作为阻挡俄国扩张的屏障，这一思想主宰了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欧洲外交思想，成为著名的“东方问题”。
英国政府处于这一系列努力中的最前线。英国支持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策略，不仅能够控制俄国势力的发展（他们将俄国视为英国在印度北部进行统治的威胁），还能保证英国货物自由进入中东地区和巴尔干半岛的市场。
这一策略的重要性在埃及得到了极为明显的体现。1805年，农村地区（加上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毗邻地区）的权力已经转到了阿尔巴尼亚裔的“帕夏”穆罕默德·阿里手上。他以奥斯曼苏丹的名义实行着统治，但实际上在1840年之前，他完全是大权独揽的独裁统治。他发现工业越来越成为攫取权力的关键，遂开始在埃及实行工业革命。他建立了国家垄断体制，从欧洲购买现代化的纺织机器，雇用成熟的欧洲技工传授埃及人如何使用纺织机。他还建起了钢铁厂，竖起了熔炉，从马穆鲁克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种植利润丰厚的经济作物用于出口。如此一来，到了1830年代，埃及的人均棉锭数升至世界第五大国，七万人在现代化的工厂中工作。[14]
但是，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实验于1840年被迫突然中止。英国人派出海军协助奥斯曼帝国重新夺回了对埃及的控制权，军队炮轰黎巴嫩海岸线散布的埃及人控制的港口，并在叙利亚登陆。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削减军队（军队为治下的纺织厂提供了一个受到保护的市场），解除自己的独裁统治，接受英国人强加的“自由贸易政策”。愤世嫉俗的帕默斯顿勋爵承认，“强迫穆罕默德·阿里向大不列颠低头，或许是错误且偏颇的。但是，我们是有原因的；为了确保欧洲的重要利益，我们必须这么做。”[15]工业最发达的欧洲国家统治者非常乐于看到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实施阻止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埃及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发展，就像同一时期的中国和印度一样——紧接着，当穆罕默德·阿里的后继者无法偿还债务时，埃及就被英国军队所占领。
不管怎么说，埃及至少还曾尝试过工业化。而在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方，则连这样的尝试都很少出现；廉价商品毫无阻碍地自由进入当地市场，导致当地人根本没有机会进行工业化的努力。在伊朗帝国，一个夹在奥斯曼帝国、英国统治的印度、沙皇统治的俄国之间的帝国，这里的工业化尝试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失败流产。
[1]例参伏尔泰的讽刺小说《查第格》（Zadig）和《巴比伦公主》（ThePrincessofBabylon）。[《查第格》，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巴比伦公主》，郑彦范、林伦彦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74-175页。
[3]“黑鬼”（Niggers）是吉卜林短篇小说中的角色对“当地人”的通称。“外国佬”（Wogs）是对不幸沦为大英帝国殖民地人民的侮辱性称呼。
[4]伯顿·斯泰因（BurtonStein），《印度史》（AHistoryofIndia,Oxford,1998），第202页。尽管斯泰因甚至谈到“印度本地资产阶级在印度正式沦为殖民地之前就已经得到了良好发展”，但我认为凭借现有证据仍然无法认定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得到良好发展的是商业和金融资本，如同自封建时代中期以来的欧洲，而非工业或农业资本主义，尽管有一些极为初级的萌芽状态。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本可开启全面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决反对一观点。再次说明，我没有掌握可对这一争论作出判断的足够证据。
[5]马克思发展在《纽约每日论坛报》（1857年7月15日）上的文章“印度军队的叛乱”（TheRevoltintheIndianArmy），收入《马恩全集》第十五卷（Moscow,1986）第297页。
[6]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248页。
[7]帝国统治初期的统计数字及1880年代后的统计数字，参见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257、263页。
[8]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262页。
[9]译自希尔曼（F.Schurmann）与肖尔（O.Scholl）合著，《中华帝国》（ImperialChina,Harmondsworth,1977），第139页。
[10]蒋廷黻与许多编者都持有这样的解释，参见上一注释中所引书第126、133、139页。
[11]谢和耐在《中国社会文化史》第539-541页中强烈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12]引自希尔曼与肖尔合著，《中华帝国》，第170-183页。
[13]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CambridgeHistoryofChina）第十卷（Cambridge,1978），第309页。[《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参见让·巴度（JeanBatou）的文章“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1805-1848”（MuhammedAli’sEgypt,1805-48），文载其主编的《发达与欠发达之间》（BetweenDevelopmentandUnderdevelopment,Geneva,1991）第183-207页。有些经济史学家[如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对这幅发展图景表示质疑。他们指出，此时实际上存在着生产的低效率、高消耗，以及产品的低品质问题。但是，其他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尝试通常页会出现这些问题，如1880年代的日本，后来日本资本主义却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了公认的成功。日本等其他国家与埃及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他国家与直接的国外竞争相对来说更加隔绝，更容易避免西方国家对本国贸易政策的直接干涉。
[15]让·巴度主编，《发达与欠发达之间》，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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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美国内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八章美国内战
↘不可逾越的鸿沟
↘长期僵局
↘不情愿的革命
↘重建与背叛
1861年4月12日，南卡罗莱纳州的志愿军在正对查尔斯顿港口的萨姆特堡向美国联邦军队开火，以最激烈的方式表达了南方蓄奴州拒绝接受林肯当选美国联邦总统和新近成立的共和党。
截至那时，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场意见争端竟会引发一场战争。林肯在一个月前才就任总统，而且反复重申他唯一关注的问题就是保护新近开发的西北部领土向“自由劳工”开放。林肯对奴隶制的个人厌恶，并不意味着他就支持在南部各州废除奴隶制。在1858年的一次辩论中，林肯坚称，“我无意干涉已经存在奴隶制的各州”[1]。他在1861年的竞选运动中再次重申这一观点。[2]在南方各州组织起来试图脱离美国联邦时，大部分美国国会议员都致力于寻求一种妥协的方式，保留南部奴隶制。不论在国会中还是在北部各州的民众中，废奴主义者都只占很小的比例。充满恶意的民众驱散废奴主义集会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情，就是在废奴主义的要塞波士顿也是如此。
就在炮轰萨姆特堡三天前，废奴主义领袖还认为内战不会爆发，政府将会对蓄奴州的要求作出让步。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道：“所有通过武力剿灭叛乱的话语，都是喝醉了的娘们掉到沟里时的疯言疯语。触动奴隶制，就触动了我们的政府。”[3]然而，萨姆特堡的枪声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没有之一，因为就美国人的死亡率而言，这场内战的死亡人数比独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加起来还要多。
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可不仅仅是误解那么简单，实际上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是社会基本组织层面上的矛盾冲突。[4]
从反抗英国统治的美国革命开始，美国兴起了两种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每种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不断成长的世界市场。在北方，小农、手工业者、在小工场里劳作的雇工等“自由劳工”的存在十分普遍。南部则主要是奴隶主拥有的种植园，尽管南方白人人口中的大多数仍为并不拥有奴隶的小农、手工业者或雇工。
“奴隶”地区与“自由”地区之间的对照，对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领袖来说，并非一个无法逾越的问题。这条分界线是地理上的，甚至是像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并于1800年就任美国总统）那样的南方奴隶主也为奴隶制感到羞愧，认为奴隶制正走在灭亡的道路上。毕竟亚当·斯密早已证明，“自由”劳动力总是要比奴隶劳动力更加高效，更加有利可图。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为了满足兰开夏郡胃口巨大的工厂而兴起的大规模棉花种植风潮到来之前的事情。1790年代，美国南方的棉花年产量只有一千吨。1860年代，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一百万吨。成群结队的奴隶在成群结队的主人的皮鞭下劳作，成为大范围种植和采摘棉花的高效方式。截止1860年，奴隶人数达到四百万人。
然而，种植园主想要的可不仅仅是奴隶。他们还想要更多的土地，来喂饱外国市场巨大的棉花需求。当美国政府从西班牙手中买下佛罗里达、从法国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之后，美国人得到了些许土地。他们从某些印第安部落（后者在极为凄苦的环境下被向西部驱赶了一千英里）手中强取豪夺土地，还通过美墨战争夺取了大量土地。即便如此，这些土地仍然不够。如今，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密西西比河与太平洋之间的未开发土地：一片面积远远大于现有各州全部加起来的土地。
19世纪中叶，北方各州也经历了一场重大改变。欧洲贫穷土地上来的移民一波又一波，导致北方人口迅速膨胀，他们希望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成为小农或收入不错的雇工。反过来，不断增长的人口则为制造商和贸易商创造了不断增长的市场。新英格兰地区纺织业的产量从1817年的四百万码猛增到1837年的三亿八千万码。1860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位居全球第二，紧跟英国，但同时正在以迅猛的发展势头大步赶超。北部各州的自由人口都将西部领土视为实现他们拥有土地梦想的乐土，北部的资本家也将其视为利润巨大的潜在市场。
“交通革命”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运河将纽约与大湖区及中西部连接起来；通过定时往返俄亥俄、密西西比和密苏里的蒸汽轮船，中西部与墨西哥湾也连到了一起。1860年，美国拥有三万英里铁路，超过了当时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铁路建设的总和。在美国的每个角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与市场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过去各州之间的隔离、南北方的各司其政，很快就成为过去。
毫无疑问，到底谁才能主宰密西西比以西的土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许多与之相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北方重要的工业资本家希望设立关税来保护市场和产品免受英国资本家的侵袭。然而，南部因其棉花经济与英国的棉纺业联系十分密切，故对任何自由贸易的威胁都深恶痛绝。既然如此，在联邦政府未来的政策中，到底应当保护哪一方的利益昵？
种植园主在近五十年中的最好时间里，按照自己的方法获利匪浅。1820年的密苏里和1840年代的德克萨斯，都以奴隶州的身份加入联邦。1850年代，联邦士兵以武力实施一项打击逃跑奴隶的新法律，在波士顿等北方城市抓捕逃亡奴隶，并将他们押送回南方的奴隶主人处。因而，1854年，民主党总统和国会决定在堪萨斯和其他西部土地上（如果大多数白人定居者投票支持的话）实施奴隶制；换句话说，如果南方来的奴隶制支持者能够赶在东北部的自由人口到来之前，利用财富在这些新的土地上建起基地的话，新土地就可以成为奴隶制的乐园。
这一决定引发的震怒，并不仅仅局限在白人人道主义者和自由黑人推动的废奴运动中：此前他们已经在新英格兰得到了实质性且为数不少的支持，新英格兰地区从未出现过任何形式的奴隶制。这一决定令所有北方人都怒发冲冠（无论他们是否被种族主义思想浸染过），因为无主的西部代表着“自由土地”，承载着将土地划分为小农场、分发给新来自由移民的美好设想。不论是废奴主义者还是其他北方人都惧怕，控制了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的种植园主，会将西部沃土收入腰包。这无疑会彻底摧毁所有希望成为小农的定居者的梦想，将工业资本主义局限在少数几个北部州内，从而令种植园主完全掌控美国政府，带来一种可以想见的可怕未来。
堪萨斯问题成为一场小型内战的背景，“自由劳工”移民与奴隶制的倡导者越过密苏里边境，展开了对抗。整个美国的意见呈现两极分化。在北方，到底是推行自由劳动力还是奴隶制的辩论，催生出了一个新政党：共和党，该党派的代表林肯于1860年参选美国总统。
对共和党的支持，跨越了阶级壁垒。由于拥有保卫西部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天堂的共同坚定梦想，部分大商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紧紧团结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普遍反对种族主义。废奴主义者在北方拥有坚定的追随者，包括约翰·布朗的许多公开崇拜者——约翰·布朗于1859年被处死，他领导了一场既有黑人也有白人参与的起义（意在解放当地奴隶），夺取了弗吉尼亚哈珀渡口的一座联邦军械库大楼。但与此同时，也有数量不少的人们依旧持有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偏见。有些“自由劳动力州”否认黑人拥有选举权，还有些州甚至不许黑人在州内生活。在1860年的纽约，大多数人都把票投给了林肯，但却在公投中以2：1的比例否决了黑人与白人拥有同样的选举权。
共和党在北方的成功，来自于他们一直把自由劳工而非种族主义甚至是奴隶制列为中心问题。林肯本人制定了这一策略，并借此在北方各州赢取了54%的选票，在全国则赢得40%的选票。在堪萨斯问题上，北方民主党人与南方民主党人的意见分歧很大，给了林肯可趁之机，最终使其得以入主白宫。
不论林肯的态度如何中立，种植园主都将林肯当选总统视为一个不得不予以还击的重大威胁。在他们看来，整个社会都陷入了危机。林肯当选总统，令这种绝望情绪命中注定般地迅速扩散开来。考虑到南方三分之二的白人并不拥有奴隶，他们或许会被在北方赢得了胜利的自由思想所俘获，奴隶主们对此更加惶恐，感到除非掀起一场暴风骤雨，否则便难以维系南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和发展。
七个从事棉花生产的最南端的州（这些地方的奴隶人口几乎占到这些州人口的半数）宣布脱离美国联邦，并开始组建独立武装。1860年4月，他们发动了战争，攻击了萨姆特堡。他们相信（事后也被证明正确无误），战争的爆发会令其他蓄奴州加入他们的行列（七个蓄奴州中的确有四个加入了战争）。但他们还以为（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只有一万六千人的军队可以调配的林肯政府，将会向他们的需求低头。
长期僵局
内战总是从非常规力量的小规模冲突，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战争。美国内战也不例外。
萨姆特堡受到攻击后，“北方人立刻被这一事件引发的爱国主义热情所激荡……每一座北部的小村落都召开了战争动员会”[5]。各州都争相向联邦政府允诺派出民兵军团，并征召志愿者组成新的军队。废奴主义者突然发现，他们的集会被热情洋溢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整个北部成为一个整体”，一位波士顿的废奴主义者这样报道当时的状况。“不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不论男人还是女人，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被这种神圣的爱国激情所鼓动着……自由主义的军队向邦联各州开拔的时机已经成熟。”[6]此时的国民情绪，犹如美国革命时期，对新思想突然萌发了兴趣。刊登废奴运动领袖兼宣传家温德尔·菲利普斯声明的报纸，售出了二十万份。[7]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等演说家不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无数热情洋溢的听众。[8]数量众多的听众，其中许多人此前一直认为女性参与政治讨论是一件令人愤慨的荒谬之举，如今却在入迷地聆听着只有19岁的废奴主义者安娜·迪金森激情澎湃的演讲。[9]
然而，在长达十八个月的时间里，北方在战争中的实际表现却与民众的革命热情截然相反。林肯相信，不论是错是对，面对战争，让北方人团结起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后撤，与中庸意见达成和解。他在北方民主党人（这些北方民主党人并不反对奴隶制，但他们想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与马里兰、特拉华和肯塔基这三个边境州（这三个州奴隶主的人数相对较少，选择依然留在联邦中）进行调停。林肯在政府中任命中间温和派担任主要职务。在夏天的牛奔河战役北方军队遭遇惨败之后，林肯将统领北方军队的大权给予民主党人、南方奴隶制的支持者麦克莱伦。林肯废除了西部前线司令官弗莱蒙特曾经下达的解放密苏里所有奴隶的命令。林肯甚至还曾表示，逃到联邦军队的奴隶（被称为战时“违禁品”）应当被遣返回邦联主人处——只要他们的主人并未参与任何与南方军队相关的劳作和行动。
推行温和中立的措施并无法赢得战争，这一点很快就变得非常明显。麦克莱伦的策略过分谨慎，他集中力量在华盛顿地区建起规模庞大的军队，试图直接攻破邻近的南部邦联都城里士满。这种策略只适合那种希望迫使脱离联邦的各州重回联邦怀抱，而不对南部的社会体制进行任何更改的政治图景。而就军事策略而言，这一做法却是彻底失败。战争爆发十八个月后，战线依然与战争初期几乎一样维持原地：北方军队除了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取得些许胜利，几乎毫无进展；南方军队依然控制着如同法国那么大的大片领土。北方军队的风纪日下，绝望情绪蔓延，就连最热情的支持者也出现了胜利恐怕无望的绝望想法。[10]
但是，战争陷入僵局却为废奴主义者创造了新的听众。他们指出，南方拥有四百万奴隶为其辛苦劳作，因此才能动员更多的自由男性公民投入战争。相比之下，北方征召人员入伍却是越来越困难。他们强烈建议林肯应当通过宣布解放南方奴隶来打击南方的经济，通过招募黑人士兵来加强北方军队的力量。
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在一场著名的讲演中抨击了林肯的政策：
我并不是说麦克莱伦是一个叛徒；我想说的是，如果他是一个叛徒的话，他的表现就会像现在这样。里士满不用害怕，麦克莱伦不会夺取它。如果这场战争依然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没有一个理性的目标，那它就将沦为一场鲜血与金钱的无用挥霍……林肯……是一个一流的二流货色。[11]
不情愿的革命
这番演讲引致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激烈攻击菲利普斯。不过，这篇演讲清晰地展现出一种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的情感，那就是只有采取革命手段才能在战争中奏效。虽然麦克莱伦采用的是保守主义方法，但是激进的军队司令官已经开始诉诸以下部分方法：在军营中欢迎逃亡奴隶，没收北方军队占领地区“叛逆”的财产（包括奴隶在内）。因而，在关键的决定性时刻，林肯实施了一系列激进措施：组建了第一个黑人军团，宣布解放所有叛乱州的奴隶为自由人，以及解除了麦克莱伦的司令职务。
将会带来胜利的新方法清理了前进的道路，虽然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暂时仍未看到胜利的曙光。1863年夏天，南方邦联军队在葛底斯堡遭遇惨败，但是南部依然掌控着广袤的领土。格兰特和谢尔曼等联邦军队将军预见到，只有通过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才能达成最后的胜利——不仅要从军事上狠狠打击邦联军队，还要对维持南方军队的社会结构予以重击。直到谢尔曼的军队穿越佐治亚，抢劫、焚烧了种植园，解放了奴隶，在这次著名的远征之后，邦联才最后确定了败局。
内战的第一年，采取了麦克莱伦的方法；到了战争中段，转向了格兰特的方法；在战争的最后时期，得到首肯的是谢尔曼的方法——这些转变犹如法国从吉伦特派的方针转为雅各宾派的方针一样伟大。林肯本人的性格和方法都与罗伯斯庇尔大为不同，而格兰特和谢尔曼也都是思想保守的职业军人。然而，他们日益感到，北部已经存在的社会制度若要扩张发展，就必须在南部进行一场革命。
马克思指出了林肯如何在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被敦促着釆取了革命的举措：
林肯在历史上是一位独一无二的角色。他并非在理想主义的推动下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但也不会落入历史的陷阱。他以最普通的形式传递最重要的言辞。有些人声称“为理想而战”，实则却只着眼于他们足下的土地。而林肯，即便在理想的驱动下，却也只谈论着脚下的寸土……林肯并非民众革命的产物。那些并未意识到伟大问题的普选力量的交互作用，令这位心存善意者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新世界从未达成如此伟大的胜利，考虑到其社会和政治组织，心怀理想的普通民众能够取得在旧世界只有英雄才能取得的成功。[12]
重建与背叛
然而，北方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深刻的阶级仇恨和矛盾，给南方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这在1865年春天北方取得胜利以及林肯遇刺后便立刻显现出来。政府的意见呈现两极分化。林肯的副总统和继位者安德鲁·约翰逊采取了与战败各州和解的政策。约翰逊力图争取南方各州重新回到联邦（并允诺在国会中给予它们重要位置），承诺除了正式废除奴隶制外，并不改变南方的社会结构。由于种植园主拥有巨额财富，而大多数前奴隶根本没有土地，结果便是内战后的南方社会注定要重新回到战前的状况。
约翰逊的做法立刻遭到北方黑人和废奴主义者的激烈反对，遭到受到战争激发出的革命民主情感影响的激进共和党议员的激烈反对，遭到占领南方的部分军队军官的激烈反对。反对意见很快便也得到共和党主流政治家的支持，他们不想几近百分之百的民主党议员回归国会，工业资本家依然决心雄霸西部土地，而“想发横财”的商人（所谓“投机客”）则跟着北方军队也来到了南方。这种联盟强大得足以击溃约翰逊的计划（国会发起的对约翰逊总统的弹劾只差一票就可通过），共和党人格兰特在1868年大选中获胜，当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在南方展开了几近十年的“重建”。
在重建岁月中，北方军队禁止曾经的种植园主控制州政府或当地政府。南方共和党人占据了他们的位置，这其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奴隶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获得了选举权，他们当然也积极地行使了这项权利。不少黑人担任了法官的职务，并在州政府任职。共有二十名黑人联邦国会众议员和两名黑人参议员。南方立法机构第一次严肃考虑教育事宜，既向贫苦的白人儿童也向贫苦的黑人儿童开放学校。大庄园主对不利形势予以回击，鼓励三K党向那些积极利用新近获得权力的黑人和帮助他们的白人发起恐怖袭击。屠杀事件不断发生，例如，1866年5月，单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就有四十六名黑人和两名同情黑人的白人被杀。但是，只要北方军队占领了南方，恐怖活动就无法摧毁黑人决意获取的胜利果实。毕竟有二十万黑人加入了联邦军队，而他们心里则很清楚地知道该如何作战。
然而，正因这是一支资产阶级占领军，他们才无法做到一件事：没收土地，由此向得到自由的奴隶提供一条独立于旧日主人的生路。谢尔曼曾坚持提出这样的重建方案，向四万名前奴隶提供土地，但这一提议却被约翰逊推翻。从此以后，唯一可以提供给前奴隶的土地就是政府所有的土地，这些土地往往都是土质贫瘠。因而，大多数刚刚获取自由的奴隶，不得不依靠从前的奴隶主，充当他们的佃农或雇工。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阶层，如今大都变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和劳工阶层。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到了1870年代中叶，北方资产阶级感到他们已经在南方完成了既定目标。激进的重建阻止了种植园主势力的复兴，避免了向工业力量提出挑战。北方工业高速扩张壮大，很快就会超越英国。北方的铁路如今向各个角落蔓延，直抵太平洋海岸。南部统治西部土地的希望破灭了，北方感到占领军已经不必继续留守南方。
北方军队的撤离为三K党和其他种族暴力团体留下了自由空间。大地主一方面采取种族恐怖袭击，另一方面则又利用经济力量，在当地重新建立起政治控制。在美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先是限制继而则是废除了黑人（常常也包括贫穷白人）的选举权，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设立了正式的种族隔离壁垒，营造出一种种族对抗仇视的氛围，以防贫穷白人（占白人人口的大多数）与黑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斗争中联合起来。有时命运的苦楚也会激发一些贫穷白人打破种族主义思想的限制：1880、1890年代的“民粹运动”和1930、1940年代工会主义的兴起就是例证。但是，每一次白人寡头统治者都知道如何释放种族仇恨，屡屡成功离间白人与黑人阵营。1863年1月《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九十年后，黑人行使民权依然受到无数阻碍——而华盛顿的联邦政府也依然对此毫无兴趣，无动于衷。
北方资本主义从这场内战中获益匪浅。获得自由的奴隶似乎也一度从中得利。但在协助摧毁了一种形式的压迫之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却展现出建立另一种压迫的极大兴趣。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融入了种族主义，前奴隶主的种族主义显然也都保存完好，未受打击，而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政党共和党，很快就忘记了它在1860年代曾经高呼的口号。
[1]参见与道格拉斯的辩论，引自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McPherson），《为平等而奋争》（TheStruggleforEquality,NewJersey,1992），第11页。
[2]例参林肯于1861年7月4日进行的演讲，引自詹姆斯·麦克弗森，《为自由而战的呐喊》（BattleCryofFreedom,London,1988），第312页。
[3]詹姆斯·麦克弗森，《为自由而战的呐喊》，第46页。
[4]马克思当时作出这样的论断。参见马克思于1861年11月7日在《新闻报》（DiePresse）上发表的文章，译自《马恩全集》第19卷（London,1984）第50页。
[5]詹姆斯·麦克弗森，《为自由而战的呐喊》，第47页。
[6]詹姆斯·麦克弗森，《为自由而战的呐喊》，第47页。
[7]同上书，第51页。
[8]同上书，第82页。
[9]同上书，第128-129页。
[10]就连恩格斯也于1862年7月30日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他感到北方会遭受“重击”，对北方“镇压叛乱”的能力表示怀疑（1862年9月9日）。然而相比之下，马克思则“准备好以生命做赌注……这些家伙（南方人）将被击败……你过多受到军事方面因事的影响了”（1862年9月10日）。参见《马恩全集》第41卷（Moscow，1985）第414-416页。
[11]马克思在1862年8月22日《新闻报》的文章中引用了这篇演讲，参见《马恩全集》第19卷第234-235页。部分引自詹姆斯·麦克弗森，《为自由而奋争》，第113页。
[12]马克思1862年10月12日文章“论新闻出版”（DiePresse），译自《马恩全集》第19卷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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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18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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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1848年
↘六月之战
↘旧秩序的回归
↘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天下午，我在巴黎市内到处游荡。这一天发生的事情里，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件，是在革命中体现出来的民众性和革命带给真正的人民（即依靠自己的双手生存的人）的压倒其他阶级的绝对权力；第二件，是革命中摇身一变掌握了政权的下层平民表现出仇恨的激情……
在这一天里，我没有遇到一位旧权力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我不仅没有遇到警察和宪兵，连国民自卫军士兵也没有遇到。在公共场合站岗的是拿着武器的普通群众，他们既承担了保卫工作，也承担了指挥和实施处罚的工作。巴黎这座拥有巨大财富的城市落到了一无所有的人手中。[1]
这是法国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大约写于1848年2月25日左右的文字。法王路易·菲利普刚被废黜并逃离法国。共和党学生和部分中产阶级发起示威游行，在外交部门外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点燃了巴黎东部地区更加贫苦民众的革命热情——这里是五十年前大革命中无套裤汉起义的中心。人群高歌着“革命万岁”冲进军队行列，将宫殿和议会大楼挤得水泄不通。反对派政治家勉强凑成了以拉马丁为首的政府。为了确保获取民众支持，他们将社会主义改革家路易·勃朗吸收到内阁中，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内阁中吸收了一名体力劳动者：工人阿尔贝。
法国发生的革命向欧洲所有君主的统治丟下了一颗炸弹。瑞典已于1847年12月爆发了一场为时不长的内战，西西里岛也于1848年1月掀起了起义。继而，维也纳、米兰、威尼斯、布拉格、柏林和几乎每一座德意志公国的工业城镇和都城，都成功地举行了起义。
在每座城市中，反抗都是从自由主义中产阶级聚集起来击溃军队和警察的进攻开始，他们占领了王宫和政府大楼。1814年和1815年反革命运动的策划者梅特涅等反动派政客，如今都飞奔逃命。君主和贵族依然留守后方，不过只能在首肯自由主义宪法的前提下才能保住他们的位置。专制主义似乎在所有地方都彻底死去。激进的民主改革仿佛达成了目标：普遍的男性公民选举权、新闻自由、经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以及废止贵族特权和封建赋税。
但是，事情并非就此命中注定。到了夏天，君主和贵族们重拾信心。他们开始攻击民主运动，而不是向其卑躬屈膝；到了晚秋，柏林、维也纳和米兰等重要革命中心的革命运动也都相继被粉碎。1849年夏天，反革命势力再度夺取了整个欧陆。
2月和3月发动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在于由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工人掀起的起义，击退了君主和贵族的军队和警察武装。但是，政府和议会主要由拥有财富的中产阶级组成。在全德意志范围内（包括讲德语的奥地利）选举出来的议会，于5月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包含不少于四百三十六名国家官员（以行政和司法官员为首）、一百名商人和地主、一百名律师和五十名职员。[2]这些人还没有准备好将他们的生命、哪怕是其职业生涯，投入到反抗旧势力的革命冒险中。而且他们将赋予其权力的民众视为“难以驾驭的乌合之众”，与旧有统治阶级同样可怕。
就像英国革命中的“长老派”、美国革命中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温和派”，以及法国革命中的吉伦特派，此时的新政府和国会议员遭遇了同样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的规模要大得多。没有任何一种革命的中产阶级力量，能与“独立派”或雅各宾派强迫社会其他群体按其意愿行事的力度相媲美。
整个西欧的工业发展意味着，1848年的资产阶级，要比法国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规模更大，力量也更加强大。伴随着工业的发展，知识分子、教授、教师和公务员等中产阶级也在不断壮大，他们将英国视为经济发展的典范，将法国大革命建起的团结的民族国家视为政治典范。在匈牙利和波兰，甚至有部分贵族掀起了反抗奥地利和俄罗斯统治的国家独立运动。
但是，伴随着以宪法思想为根基、甚至具有共和意识的中产阶级发展的另一面，则是工人阶级的壮大。尽管大多数产品可能依然出自手工匠雇用几个雇工的小型工场，或者是为“外包”商人在家劳作的织工和纺纱工，但就连他们也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的不断削弱和征服。例如，在巴黎，
在手工业生产的大部分领域，对生产的有效控制都转到了组织销售和控制信贷的商人手中。置身这些贸易行业中的工人、甚至是雇用他们的工艺大师，以及工厂工人，都日益意识到外部力量在主宰着他们的生活，都在不遗余力地迫使他们变得更加高效。这些力量通常等同于“资本主义”或“金融封建主义”。[3]
在柏林、维也纳和莱茵兰地区的工业城镇中，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类似的状况。
1845年后，人民生活的痛苦进一步加剧，庄稼歉收与市场经济的高低起伏纠缠在一起，制造了一场蔓延整个欧洲的巨大经济危机：从欧洲西部的爱尔兰（由于需要出口粮食以支付租金，一百万爱尔兰人被饿死）到欧洲东部的普鲁士。饥荒、物价飞涨、大规模失业引发人民的极度不满，点燃了曾于1848年2月和3月间引发革命的星星之火。手工业者和工人加入了由中产阶级宪政派和共和党人组织的街头抗议活动，继而改变了运动的性质。德国黑森林地区等地的农民爆发起义，反抗封建赋税和贵族地主，自从1525年爆发德国农民战争之后就再也不曾出现过这种规模的起义。
这场大规模的民众暴动，令每一位资本家（不论大小）都感到不寒而栗。因为工人和农民此时已经不单是只关心民主宪法或封建特权。他们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条件，这挑战了资本家维护利润和财产的决心。拥有财富的自由主义者将会与他们的传统敌人（拥有财富的贵族和君主）握手言和，合力抵挡民众革命。
还在战斗的血迹未干之前，德国和奥地利就已出现这样的迹象。新政府将进入国民军效力的资格限定在中产阶级之列，并没有染指军官团和旧军队的改造，它与旧君主国官僚和解，命令农民停止反抗封建赋税的暴乱。柏林的普鲁士议会起草了与普鲁士国王签订的宪法协议，而号称代表全德意志的法兰克福议会此时还在为议事规则而纠结。议会既没有为人民的革命热情提供焦点中心，也没有阻止贵族的重新集结和重新武装。
六月之战
然而，决定性的转折性事件发生在巴黎。
工人和手工业者在2月推翻旧秩序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政府提出的自由民主派改革计划远远无法平息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愤懑不满。他们尤其提出：所有工作都必须设立最低生活保障金。
他们绝非一群毫无组织的民众。自从1830年后，致力于社会改革的俱乐部（由路易·勃朗等人领导）以及将社会需求与雅各宾派暴动主义相结合的秘密协会（由奥古斯特·布朗基领导），收获了不少追随者。人们在咖啡馆和工场里讨论他们的思想。“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报纸强调应当建立代议制政府，只有代议制政府才是结束当下不安全和贫穷的方式，这一观点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吸引，因为1840年代初的繁荣已经过去，此时是一段激烈的危机时期。”[4]
2月24日至25日，在武装民众中形成的政府，无法忽视他们提出的需求。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就在人民的眼前”举行会议，伴随着没完没了的“游行队伍、代表团和公开声明”。[5]因此，政府制定法律，工作日时间减免一个半小时，并且承诺保障所有市民的工作机会。政府建起了“国家工场”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担任劳工部部长的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建立了“劳工委员会”，成员“介于六百到八百人之间，包括雇主代表、工人代表、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议会”。[6]
最初，拥有财富的阶层不敢提出任何抱怨和意见。但是，2月24日至25日的震惊期过后，舆论风向就发生了转变。金融家、商人和工业家开始引导中产阶级舆论，将其转变为对抗“社会共和主义”。他们指责说，向工人妥协和设立国家工场（尽管国家工场实际上不比英国的劳动救济所好多少）加深了经济危机。
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也持有同样的意见。他们急匆匆地通过承认旧政权的债务来安抚金融家，向农民加税想要以此平衡财政。他们确保国民军由中产阶级掌握，征召数千名失业的年轻人加入机动的军事力量“近卫队”，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还于4月底号召进行制宪议会的选举。这使巴黎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没有时间将消息传出首都，致使那些指责向“红色”巴黎征收新税的地主、律师和牧师能够掌控农民选民。结果导致新制宪议会由几乎不加伪装的皇室支持者[7]主宰，后者随即便将两位社会主义内阁部长踢出了政府。
紧接着，政府便于6月21日宣布关闭国家工场，向失业者提供两个选择：要么分散到各个省，要么参军入伍。
至此，工人和手工业者在二月革命中取得的所有成果都被可耻地盗窃一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再次拿起武器。第二天，人民在整个巴黎东部地区设起了路障，竭尽全力向市中心推进。共和政府驱使军队火力全开，向反抗的市民发起了凶残的镇压——包括三万名士兵、六万到八万名国民军士兵，以及两万五千名机动近卫队[8]，都置于克韦格诺将军的统领下。在四天的时间里，内战席卷了整个城市，呈现出经济状况较好、社会地位较高的西部地区对抗比较贫困的东部地区的态势。
一边是“共和政府”的支持者，包括两代王朝的君主、地主、商人、银行家、律师和中产阶级共和派学生等人。[9]
另一边是四万名起义者，“主要来自小规模城市手工贸易行业——来自建筑、冶金、制衣、制鞋和家具制造等行业，还有更多的工人来自铁路机械工厂等现代工业，以及更多无技能劳工和数量不少的小商人”[10]。每个抵抗运动的中心都被特定行业所控制：赶运马车的车夫控制了一地，码头工人掌握了另一地，木匠们则守护着第三地。正如恩格斯所说，加入战斗的不仅仅是男人。七名防御者守护在克莱里路上的路障旁，包括“两位年轻美丽的巴黎女工”，其中一位身扛红旗，在独自向国民军冲去时被射杀。[11]
起义以最血腥的方式遭到镇压。国民军的军官、艺术家让-路易·欧内斯特·梅索尼埃记录道：
当马泰莱尔路上的路障被攻下时，我意识到这种战争的所有恐怖。我看到守卫者被射杀倒下，从窗户里坠落下来，地上布满死尸，土地被鲜血染红。[12]
死亡人数并不确定，但是有一万两千人被捕，数千人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
旧秩序的回归
巴黎工人起义的失败令各地的革命敌人欢欣鼓舞。德国容克贵族俾斯麦对普鲁士国家议会说，这是“全欧洲最幸运的事情之一”[13]。在德意志王国及其公国，政府当局开始瓦解左翼势力和共和俱乐部，迫害进步报纸，逮捕起义者。在意大利，奥地利人将皮埃蒙特军打得落花流水，重新控制了米兰；而那不勒斯的国王则实行了军事统治。在与捷克中产阶级、学生和工人战斗了五天之后，奥地利将军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下令围困布拉格。他于10月底镇压了激烈的民众起义，占领了维也纳，杀死了两千多人，继而向匈牙利进军。一周后，普鲁士国王解散了柏林的立宪会议。法兰克福议会中的“温和”多数派对这一公开的反革命举措的反应，居然是于3月宣布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皇帝——在派遣军队深入南部德意志镇压正在深入发展的革命运动之前，普鲁士国王拒绝了这一提议。
1848年春天的巨大希望，到了1849年年初已被绝望所代替。然而，革命的浪潮并未就此平息。与保守派和“温和派”组织相比，民主联合会和工人俱乐部拥有的活跃会员要多得多。春天，莱茵兰地区、巴拉丁领地、德累斯顿、巴登和符滕堡的部分地区起义取得了成功，统治者仓皇逃窜，就像上年3月被赶走时那样。但是，许多人依然将法兰克福议会视为领导，而该议会则显然并未做好承担这一重任的准备。南部革命军（恩格斯是该革命军的顾问之一）在强大的武装压迫下陷入不利的防守境地，在与普鲁士军队的战斗中被击败，不得不越过边境，逃到了瑞典。奥地利皇帝得到俄国沙皇的军事支援，最终粉碎了拉约什·科苏特领导的匈牙利起义。那不勒斯国王于5月再次征服了西西里岛；在法国共和军围困三个月后，曾经控制了罗马并将教皇赶出去的革命民族主义者无法继续坚守，被迫放弃了城市。
在欧洲革命的发源地法国，中产阶级共和党人发现，击溃了工人阶级后，再也没有人来保护他们，抵抗君主专制的进攻。然而，在到底是波旁王朝继承人还是路易·菲利普的继承人应当登上王位一事上，欧洲各国君主分为两派，谁也无法说服彼此确立最后的国王人选。就在争执不下的空档期，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登上了历史舞台。路易·波拿巴于1848年末凭借五百五十万张选票登上权力顶峰——击败了只获得区区四十万张选票的中产阶级共和党领袖赖德律·洛兰和获得四万张选票的左翼革命党人拉斯帕伊。1851年，由于惧怕在进一步的选举中失利，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政变。第二年，他称帝登基。
马克思于1851年底得出如下结论：
从3月到12月……整个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历史……显示出……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可能的，要么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体制，要么是社会共和主义革命。[14]
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管怎样，这场革命还是给欧洲带来了一些改变。在德国和奥地利，革命确保了封建赋税和农奴制的彻底终结——虽然容克地主转变成了农业资本家，而且革命几乎没有给农民的生计带来任何改善。大多数德意志公国的君主都承认宪法，保留了君主任命政府的权力，虽然议会代表大多是拥有财富的阶层，但在某些淡化处理的情况下也包括工人和农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已被清理干净，即便它是在君主制下的发展，后者阻止了资产阶级直接掌控国家政权。
德国也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工业以每年4.8%的速度增长，铁路工业的增速更是达到了14%。1850年后三十年间的投资，是三十年前规模的四倍。二十五年间，普鲁士的煤炭产量翻了四番，生铁产量飙升十四倍，钢铁产量的增幅更是达到惊人的五十四倍。蒸汽动力机械的增长比例达到1800%。1836年，阿尔弗雷德·克鲁伯只雇用了六十名工人；而到1873年，他雇用的工人已达到一万六千名。虽然德国的工业化起步比英国晚六十年，但却很快就追赶了上来。[15]鲁尔区的煤矿比英国南威尔士的煤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德国的化学工业发明出了合成染料，远远早于英国同行。
在这一历史时期，法国大规模工业的增长也在加速；奥匈帝国部分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相比之下虽然缓慢，但也始终处于增长之中。1860年代末的资产阶级回溯过往，虽然或许会反思为何会在1848年输掉了政治战争，但是他们在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中却是大获全胜。在法国，他们将信任赋予了路易·波拿巴。在德国，俾斯麦在普鲁士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中施行几近独裁的铁腕政策，借此建起了全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对此感到欢欣鼓舞。
意大利和匈牙利的资产阶级也从1848-1849年间的民族运动失败中恢复过来。最初，奧地利皇室继续统治着米兰、威尼斯、布达佩斯、布拉格、克拉科夫和萨格勒布。但是，民族运动远远没有被彻底摧毁。部分意大利中产阶级对民族统一展现出持续的热情，虽然罕有农民和城市贫民拥有同样的情感（只有不到4%的人口讲托斯卡纳方言，后者将要成为意大利的语言），爆发了无数次反抗那不勒斯国王和伦巴第的奥地利统治者的激烈抗争。1850年代末，皮埃蒙特国王的大臣加富尔伺机利用这种情绪。他一方面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马志尼和革命共和党人加里波第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则与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谈妥。加里波第带领一千名革命的“红衫军”登陆西西里岛，掀起了推翻那不勒斯国王统治的起义[16]，并在起义成功后继续北进。皮埃蒙特国王派出一支军队向南进发，他们粉碎了被挤在其间的那不勒斯军队，而与此同时，法军则迫使奥地利军队从伦巴第撤退。加富尔和皮埃蒙特国王继而通过解除加里波第军队的武装，迫使他流亡国外；他们完善了谋略，获取了意大利南部贵族不情愿的支持——这些贵族意识到：“若想维持原状，事情必须有所改变。”[17]皮埃蒙特地区的国王成为整个意大利的国王，虽然联合王国长久以来始终处于南北撕扯的破碎状态：北方的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壮大，而南部的地主则继续以一种近乎封建主义的方式盘剥农民，再加上黑手党的抢劫日盛，南部越来越陷入贫困之中。
匈牙利的情况也差不多，它通过以上层军事力量吞并下层叛乱力量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赢得了国家独立。1860年代，在与法国和普鲁士爆发战争冲突之后，奥地利王国重建了国家体制。它组织了两套平行的管理架构：第一套政府由讲德语的人组成，对维也纳的议会部分负责，统治着奥地利、捷克、克拉科夫周边的波兰人聚集地，以及斯洛文尼亚讲斯拉夫语的人民。第二套政府由布达佩斯讲匈牙利语的人组成，统治着匈牙利、斯洛伐克、部分地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讲罗马语系的人民、克罗地亚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人民，以及（与土耳其爆发战争后的）波斯尼亚。这样的政府设置令奥地利国王稳定统治长达半个世纪。
然而，欧洲两大古老的民族运动却依然完全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1840年代末，爱尔兰人民看到1798年法国大革命如何兴起又破碎，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复兴热情。这些年来，大饥荒迫使爱尔兰不得不从属于英国统治阶级，从而给爱尔兰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一百万人民死去，又有一百万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导致爱尔兰人口锐减一半。就连终生致力于在“联合王国”中为爱尔兰天主教徒争取权利的著名宪政政治家丹尼尔·奥康奈尔，都不得不提出了独立问题——新一代中产阶级激进派看到了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为了独立共和国而奋战。他们试图于1848年掀起起义，但是计划被粉碎。不过从此刻起，“爱尔兰问题”就成了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欧洲的这一端，爱尔兰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另一端的波兰民族主义运动则在如火如荼地持续进行着。波兰贵族从不承认1790年代在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划分出来的波兰王国，他们在1830年代掀起了反抗俄国统治的暴动，1860年代再次起义。波兰贵族是封建主义地主，不仅包括波兰人，还包括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社会阶层较低的犹太人。然而，反抗俄国沙皇的斗争导致他们与1814年后及1848年后树立的反革命统治秩序为敌，他们发现自己与整个欧洲的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有着共同的目标。对英国宪章运动的支持者、法国共和党人和德国共产党来说，波兰的战斗就是他们自己的战斗；而从贵族家庭中被放逐的波兰人，也在意大利、德意志南部、匈牙利和巴黎持续战斗着。
[1]罗杰·普赖斯（RogerPrice）主编，《1848年法国大革命文献》（DocumentsontheFrenchRevolutionof1848,London,1996），第46-47页。
[2]大卫·布莱克本（DavidBlackbourn），《德国史：1780-1918》（TheFontanaHistoryofGermany,1780-1918,London,1997），第147页。
[3]罗杰·普赖斯主编，《1848年法国大革命文献》，第9页。有关德国莱茵兰地区的情况，参见乔纳森·施佩贝尔（JonathanSperber），《莱茵兰的激进分子们：民主运动与1848-1849年革命》（RhinelandRadicals:TheDemocraticMovementandtheRevolutionof1848-1849,NewJersey,1993），第54-59页。
[4]罗杰·普赖斯主编，《1848年法国大革命文献》，第11页。
[5]《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五卷第393页。
[6]同上书，第394页。
[7]罗杰·普赖斯主编，《1848年法国大革命文献》，第17页。
[8]数据来自恩格斯1848年7月2日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译自《马恩全集》第七卷（London,1977）第161页。
[9]福楼拜在小说《情感教育》中对他们作出了同情的描述，页讽刺了革命俱乐部的集会。
[10]罗杰·普赖斯主编，《1848年法国大革命文献》。
[11]数据来自恩格斯1848年6月27日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译自《马恩全集》第七卷（London,1977）第131页。
[12]罗杰·普赖斯主编，《1848年法国大革命文献》，第20页。
[13]弗兰茨·梅林，《专制主义与1525-1848年间的德国革命》，第214页。
[14]1848年12月31日的《新莱茵报》，译自《马恩全集》第七卷。
[15]所有数据来自大卫·布莱克本所著《德国史：1780-1918》第180页。
[16]这是电影《美洲豹》（TheLeopard）中描述的起义。
[17]电影《美洲豹》（TheLeopard）中的大公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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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异化
↘新的世界体系
↘工人与新体系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小册子的前言就是如此开篇的。两名被流放到巴黎的德国人于1847年底完成了这篇《共产党宣言》。它预测革命会立即爆发，而第一版《共产党宣言》的墨迹还未干，欧洲革命就如火如荼地现形于世。但是，仅凭这一点还不能彻底解释这部很快就被译成各种欧洲语言作品的巨大影响力。令当时读者着迷和惊叹（直至今天依然如此）的，正是作者如何在区区四十页的篇幅内，将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置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这篇宣言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与此前出现的其他社会形态一样都是短暂的，解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激烈纠缠的阶级冲突，自从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旧封建秩序之时便已开始。
《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是极具能力之人。但是，他们并非仅仅依靠自身的天赋才华（凭借犹如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孔子或佛、大数人扫罗或先知穆罕默德、伏尔泰或卢梭般非凡的能力，确保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拥有属于自己位置的才华），就完成了这部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作品。他们生活的地方和所处的时代，正是这一历史发展时期所有矛盾冲突集中之处，通过利用他人无法利用的工具（借助思想传统和科学进步），使得他们不仅能够感受，还能解释这些社会矛盾冲突。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来自普鲁士莱茵兰地区的中产阶级家庭。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经济宽裕的政府官员，笃信新教，但拥有犹太血统并以犹太人的方式教育子女。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位生意兴隆的制造商，在莱茵兰地区和英国曼彻斯特都拥有工厂。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莱茵兰地区，这样的背景并不意味着对社会规则的顺从。当地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德国其他地区更加发达，在此前被法国占领的几年间，已经彻底扫清了封建社会的残余力量。但是，统治这片土地的普鲁士君主制力量依然强劲。即便如此，就是在年纪较大的中产阶级人士中，也都心存“改革”欲望，希望借助改革甩掉沉重的负担，而在年轻一代中产阶级人士心中，这种欲望则转变成了激进主义思想。
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整体上，德国在19世纪最初十年间也经历了一段思想上的激荡期。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为其通过历史演进的人类精神的旧有信仰裹上了神秘主义的宗教外衣，颂扬普鲁士国家的美德（至少赞美了1820年代建立在“等级”社会基础上的宪法）。但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初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新一代群体中，则产生了向启蒙思想甚至是法国大革命早期思想回归的潮流。布鲁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万事万物通过矛盾发生改变的观点，转变为对德国社会现状的自由主义批判。大卫·施特劳斯深入发展了伏尔泰对《旧约》的批判，向《新约》提出质疑。费尔巴哈接受了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八十年前详细阐述的唯物主义哲学。卡尔·格律恩号召所有阶级的开明人士、“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创建一个比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更好的社会，并赢得了众多信徒。
身处试图与陷入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社会达成和解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一时代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研究黑格尔，探索费尔巴哈的观点，钻研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思想，琢磨施特劳斯对宗教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思想要更进一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与新生的工业资本主义（正在对社会进行初次且有限的侵袭）发生了正面冲突。恩格斯被父亲派到曼彻斯特协助管理工厂，因此亲身经历了德国自由主义思想承诺的光明未来，与英国工业革命中工人实际艰难生活之间的冲突——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记载了这些亲身见闻。恩格斯还与那些正在与痛苦现实奋力抗争的工人们会面。1842年大罢工后，恩格斯来到曼彻斯特加入了宪章运动。[1]这令他能直接接触到罗伯特·欧文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批判，并对用以证明现存体制合理性的“政治经济”进行批判研究。[2]
在完成了以古希腊原子论哲学为题目的博士论文之后，24岁的马克思成为一家新近创建的自由主义报纸《莱茵报》的编辑。这份工作直面普鲁士新闻审查体制造成的冲突（六个月后《莱茵报》就被政府查封），令马克思第一次开始思考（就像他后来解释的那样）“物质问题/唯物主义问题”。他写道，贵族将农夫从森林中搜集柴火的传统视为“盗窃”，这令他开始深思何为财产及财产从何而来。马克思被放逐到巴黎，他在那里批判阅读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书中将君主制的强迫视为团结原子论社会的唯一方法，这令马克思认识到，仅仅凭借一部自由主义宪法根本无法为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严肃的研究，尤其是钻研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并在一篇未发表的手稿中总结了资本主义的性质。[3]
异化
马克思写道，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及其后继者们描述的体制，令人民的生活依赖市场的运作。但是，市场本身就是人民劳动力产品之间的相互作用。换句话说，人民成了自己过往行动的囚徒。费尔巴哈曾经描述过，人们崇拜上帝，不过是创造出自己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将同样的词汇“异化”，应用到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分析之中：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
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带来了愚钝和痴呆……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4]
马克思的结论是，工人只能通过“共产主义”团结起来，夺取生产过程的控制权，才能克服这种不符合人性的生活。人类的自由不能只靠区区几次政治革命推翻封建主义残余（自由民主派人士经常这样说），而是需要发动社会革命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努力，通过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参加被放逐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群体活动，为他们新形成的思想填充实践内容。加入被放逐的技工组织“正义者同盟”后，他们的活动达到巅峰，该组织很快就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两人接受委托为其撰写了《共产党宣言》。
在此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在发展共产主义思想。在《神圣家族》和一篇未曾公开发表的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批判了黑格尔左派：后者从启蒙运动中继承思想，相信通过理性对抗迷信，就能带来社会变革。两人利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工具来达到这一目标，但在这一过程中又超越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将宗教视为人性“异化”的表达，但他并没有提出疑问：为何会发生这种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种“异化”追溯到人类世代的不断努力，与自然角力谋求生路，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彼此关系的变化。他们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忽略了人类在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中担当的角色，以及由于外部世界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他们认为，这种“辩证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他们将辩证方法与对政治经济的批判结合起来，在《共产党宣言》中考察了历史和社会的全貌。
这里不是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详加讨论之处，尤其是考虑到整本书都尝试以他们的思想为基础来阐释人类的历史发展。但是，一些特定的重要论点依然有必要在此明确一下。
新的世界体系
马克思的思想经常被认为已经过时，因为他的著作都成书于一百五十多年前——尤其是对那些简单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马克思出生四十多年前）就将其视为马克思思想基础的人们而言。然而，《国富论》写就时，工业资本主义还仅仅局限在欧亚大陆西部边缘的小部分区域，而《共产党宣言》则作出了资本主义将会传播到全世界的预言——我们今天所称的“全球化”：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如果上述段落受到批判的话，并非由于它们已经过时，而是由于马克思描述的这一过程在他写下这些文字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今天的世界，要比1847年的世界更像马克思描绘的图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而开始讨论“异化”这一主题，并以更加简明的语言呈现如下：
在资本主义社会，活生生的劳动力只是增加积累的劳动的工具……过去主宰着现在……资本是独立的并且拥有特性，而劳动力则是依附的，失去了特性。
这注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只能粗略地概述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长远命运。马克思审慎严谨地阅读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著作，并对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进行了集中的实证研究，将余生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详细阐释资本主义的逻辑，阐释一个建立在异化劳动循环和积累之上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5]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资本主义和人类此前的社会形态做了重要对比。之前的统治阶级寻求实施保守主义政策来推进统治。但无论资产阶级如何将保守主义措施视为政治和思想上的选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动力都在不断削弱保守主义：
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于是人们[6]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
工人与新体系
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共产党宣言》中也强调了其他内容，包括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崛起的工人阶级：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值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持续发展，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成为能够反击资本主义的一股力量：
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
在这种形势下发展出的“联合”：工会，开始将工人们组织为一个阶级。即便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
这些谈及大规模工业和世界市场发展的段落，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预测，而非建立在对1847年欧洲准确实证研究基础上的描述——更别提非洲、亚洲和美洲了。在法国和德国，工人阶级依然是占人口总比例较小的群体，而非“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绝大多数人”（就像另一段落中所说）。即便是1870年的德国，在工厂工作的工人也只占总劳动人口的10%。在1848年的英国，虽然工人的数量远远多于这个数字，但却依然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劳动力在土地上耕种、在小型工场中流汗或充当仆人。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资本征服全球，工人阶级将会迅速壮大起来。
他们描绘的图景经常受到批判，因为他们假设这种增长将会是一种大工业的“无产阶级”老套路。我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在讨论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历史的时候会谈到这一问题。应该说，尽管这可能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及参加宪章运动的经验基础上作出的假设，但却并未铸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逻辑中。赚取工资的雇工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农民或手工业者进行生产，这并不代表特殊形式的工资工人就是必需的。它所有隐含的意思，不过是前所未有的高比例的社会劳动力将不得不依靠出卖工作能力（马克思后来所称的他们的“劳动力”）来谋求生计。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工资，一方面由资本的竞争动力决定，一方面则由他们反抗资本的力度决定。无论他们在工厂、办公室还是在电话中心工作，无论他们身着工装、白领制服还是牛仔服，这都不重要。看看这些观点，在一个所有类型的工人都被告知，他们的生计完全仰仗公司或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取得成功的时代，我们很难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逻辑中挑出错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承认，全球资本主义依然存在着未充分发展的特性。他们写道：“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共产党宣言》继续写道：“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达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一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革命很快就会发生，被证明完全正确；他们预测：在即将发生的革命中，工人将会担当起比在此前任何一次革命中都重要许多的角色，这一观点也被证明完全正确。不过，他们无法预见的是，资产阶级如何应对工人这一愈发重要的角色。
[1]古斯塔夫·迈耶（GustavMayer），《恩格斯传》（FriedrichEngels,London,1936），第44页。
[2]关于恩格斯对欧文的兴趣及仰慕，参见古斯塔夫·迈耶，《恩格斯传》，第45页。关于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影响力的观点，参见《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译自《马恩全集》第四卷（London,1975）第527页，关于恩格斯抵达曼彻斯特一年后对政治经济的首次批判，参见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纲领”（Outlinesofa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收入《马恩全集》第三卷（London,1975）第418页。
[3]今天这篇手稿以各种版本出版，包括《巴黎手稿》（ParisManuscripts）、《1844年手稿》（The1844Manuscripts）、《早年作品》（TheEarlyWritings）。
[4]马克思《1844年手稿》，收入《马恩全集》第三卷。[引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5]反映在马克思的三卷本《资本论》中。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深入论述，参见我的著作《疯人院经济学》（TheEconomicsoftheMadhouse,London,1995）、《解释危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再评价》（ExplainingtheCrisis:AMarxistReappraisal,London,1999）第一章，以及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AlexCallinicos）所著的《马克思的革命观念》（TheRevolutionaryIdeasofKarlMarx,London,1999）。
[6]大多数英文版在这里使用“人们”（man），后面使用代词“他”（he）。但马克思实际上在这里用的史德语词汇“人类”（Menschen），而非“人们”（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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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教条主义派与直接行动派的对立(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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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教条主义派与直接行动派的对立(1908年)
1907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产业工会几乎有两年的时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平淡中度过。在征集会员与宣传工作上基本上没有进展。这个组织的分会数目及发出的分会执照数（至少在1909年），均已减少。当时任总组织员的圣约翰在致四届大会的报告中说：
大多数分会之所以解散，是由于总部任经济上没有能力维持必要数目的组织员，在工会会员自治以前，使他们对世界产业工会的目的要求有透彻的认识。有几个分会的解散系雇主协会与其热心的盟友联合反对的结果。“热心的盟友”是指那个自称为劳工组织却专门以哄骗工人为目的的所谓“利益一致”的组织的头目们。
书记兼司库提供的数字显示，同一时期，会员人数可能也已减少。①但即使在如此艰苦的年月里，在纺织业方面还是有所活动。就美国东部而言，世界产业工会自始至终在纺织工人中最为活跃，也最成功。这一产业内的工人参加组织的总数中，世界产业工会所占比例远超过它在其它产业中所占比例。在西部，世界产业工会当然是在没有组织起来的采掘工业——伐木业、农业、建筑业中有最强大的地位。1908年4月，总执行局发布一项正式号召（印成英、法、德、意等文字），要求“第一次纺织工人大会于1908年5n1日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召开”。这个文件声称，“已有五千多纺织工人组织起来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行列……。”
①见附件三表A。巴尼恃教授论文中所举数字显示，1907-1900年间会员人数有所增加（1916年8月《经济学季刊》）。他的数字也是得自世界产业工会总部。作者无法解决这两套数字的差别。
1907年金融恐慌以后的十八个月期间，世界产业工会几乎没有举行过罢工。①而且，凡是前几年内该组织表现出特殊好斗的地方，现在看来，似乎并未取得永久的立足点。特拉特曼书记在致四届大会的报告中承认这一点。他说：“在布里奇波特，什么也未留下；在斯考希京，同样如此；但在波特兰区〔俄勒冈〕世界产业工会的名字却受到欢呼与赞扬……。”
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现称工人国际产业工会）的一位领导人说：“那时整个组织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提到世界产业工会一直是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组织，这一评论是意味深长的。他把这种不稳定归于两个原因，内部不和与金融危机。
会员们发现负责人的所作所为预示……该组织内部的冲突，于是大批地退会。当时的金融与工业危机对世界产业工会中新成立的分会也有不良影响，许多分会失去了会员。
对那些产业工会主义的信仰者来说，当时的情况确属令人沮丧。这一新工联主义的前途并不光明。1908年，另一人数众多、地位重要的产业工会——酿酒工人联合会，弥合了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分歧，又回到行业工会的行列。西部矿工联合会一一最富于战斗性的工会，而且是按产业方式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少数几个工会之一——已经退出，并且在1911年5月终于参加了劳联。1908年夏举行的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上，莫耶尔主席说：
我认为产业工会主义不受欢迎已是既成事实。我可以有把握地说，美国工人阶级不需要它。劳动骑士团、美国铁路工会、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西部劳工同盟、铁路雇工兄弟联合会、美国工会，以及最后的世界产业工会，都因为得不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垮台〕……。
①1908年4月在科罗拉多的马博尔举行过（根据推测）一次世界产业工会码头工人的罢工。世界产业工会文件报导这次罢工取得成功。根据报导，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纺织工人分会法籍工人支会，也曾于8月举行罢工，反对降低工资。
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之间的裂痕继续扩大。1908年4月以前，海伍德仍同时是这两个组织的会员。自博伊斯获释以后，他一直担任矿工联合会的宣讲员与组织员。在他因谋杀罪入狱受审期间，他的思想一定朝着更激进的方向变得更为强烈。象西部矿工联合会这样一个组织，虽然逐渐变得越来越保守，但肯定还是富于战斗性的，听他的演讲时，也认为他过于偏激，不大可靠。在西部矿工联合会眼中，既然它的总部当然也就是它的大多数会员，已经抛弃并脱离世界产业工会，而海伍德却仍然留在世界产业工会，这就是无所逃罪的事实。无怪1908年4月23日《矿工杂志》头版居然出现下列通知：
通知致有关人等
西部矿工联合会执行局决定解除海伍德作为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代表职务，特此通知，本通知自1908年4月8日起生效。
西部矿工联合会副主席马汉尼
《晚邮报》（纽约）上一位作者认为：要不是西部矿工联合会正式开除海伍德，世界产业工会很可能无法度过1908年的麻烦、内讧与“艰难岁月”。他说：“如果西部矿工联合会不改变态度，世界产业工会的两派（底特律派和芝加哥派）能否存在，值得怀疑。……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改变态度，使海伍德可以放手地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世界产业工会。”如果我们能相信西部矿工联合会1912年大会上提出的证据，世界产业工会当时还是有充足的活力，通过其负责人暗中策划重新控制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二届大会印发的会议纪录中有一封圣约翰致西部矿工联合会会员瑞安的信，日期是1908年8月4日。部分摘录如下：
我相信我们现在就可动手为在西部矿工联合会下届大会上击败核心集团作好准备。可以按下列方式行事：选择优秀可靠并有能力的人，把他们安插在矿工联合会的各个分会，目的是要让他们被选为下届大会的代表。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在所去的分会会员中制造舆论。如果所去的分会是莫耶尔的分会，他就要装作莫耶尔的人。叫他在莫耶尔的圣坛前大唱赞歌，使最好的歌手也相形见绌。如果是中立的分会，叫他也中立，但要让他当选为代表……。如果我们能控制矿工联合会中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负责人，广大会员就会跟随他们，矿工联合会的威信……对革命运动来说，就是有价值的，我们就将力图与它合并，……你可以和比奇特尔及奥普曼商量此事，让他们和你一起工作，控制亚利桑那，准备下届大会。州内每一个分会，都要选派一个或两个人打进去进行工作……我打算在此掌握密执安和明尼苏达两州。如果你人手不足或有余，我们可以与其他地区交换……。
莫耶尔主席说，瑞安因在洛杉矶采取直接行动造成两人死亡，被判在圣昆廷监狱服无期徒刑。他入狱后，在他的财物中发现了这封信。这些或类似的指控，显然是在这封信应该已经写好的前后提出的。圣约翰作为总组织员，在致世界产业工会第四届大会的报告中，否认了某些针对他的“性质严重的含沙射影之词”。
“政治行动”问题及四届大会时在此问题上发生的具有破坏性的激烈争吵，现已变成笼罩一切的问题。“瓦布利”把政治行动一词几乎运用到一切可能设想的政治活动形式，如投票、选举、立法等，也较含糊地运用于劳工组织与政党，尤其是激进劳工组织与激进政党之间现有及应有何种关系上。这次会议前一个时期内，总部内部已明显存在严重分歧。德利昂一圣约翰一特拉特曼派度过了1906年，控制了世界产业工会总部，但不到两年，这个组织又形成分裂。看来世界产业工会是以裂变方式来发展的。该组织原来集中了下列各方的拥护者：
谢尔曼……德利昂……{圣约翰或海伍德……特拉特曼
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无政府主义者或产业社会主义者}虚无主义者
1906年“抛弃”了社会党人，“无产阶级暴民”占领了阵地：
德利昂……圣约翰……特拉特曼
190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人”被抛弃（或如他们所说，他们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者），于是形成：
一二
德利昂派圣约翰一特拉特曼派
（社会主义工人党人或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游民”）
后来特拉特曼抛弃了“游民”，加入德利昂派，1917年时成为：
一二
德利昂——特拉特曼集团圣约翰——海伍德集团
（工人国际产业工会）（真正的世界产业工会!）
这就是现在的格局，准备好作进一步的分裂!
可以看出，这两派中有一派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工人党人组成，拥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教义，相信政治行动，称为教条主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德利昂。另一派大多由美国西部人组成，思想上更接近无政府主义者而非正统的社会主义者，倾向于鄙弃政治行动，尤其反对世界产业工会与任何政治团体建立关系或提出任何政治纲领，他们不相信国家，也不相信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因为他们接受这种国家——“穿工装的产业主义者”——“无产阶级暴民”的精华。前一派——教条主义派最后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会，总部设在底特律；后一派——直接行动派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会，总部设在芝加哥被底特律派称为“游民”①。
①来自西部流浪的“瓦布利”喜欢唱的一首歌。歌词开头是：“哈里露亚，我是个游民。”
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凯兹谈及第三届大会后情况时写道：
德利昂企图维持世界产业工会的团结，但一切努力均无济于事。圣约翰、特拉特曼、爱德华兹及总执行局各成员中的多数，一夜之间转变了态度……反对世界产业工会前言中已经制定的基本原则。他们不再承认政治行动是必要的。
当大会于1908年9月21日由圣约翰宣布开会时，出席代表二十六名，拥有七十张票的表决权。两位代表——芝加哥的莱德曼与纽约的德利昂被禁止入席。同时，圣约翰被选为永久主席。②
②伊丽沙白·格丽·弗林是出席的唯一女代表。
西部，尤其是太平洋岸，第一次有这样多的代表参加大会。西雅图、波特兰、洛杉矶及斯波坎都派有代表。西部被说成是提供了“真正的造反者——斗志昂扬的普通工人”，而这次大会也被说成是芝加哥前所未有的第一次由“纯粹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革命大会。来自西部的代表团中，以一般称为“工装纵队”的人数最多，也最重要。这个代表团是由世界产业工会组织员沃尔什在波特兰与斯波坎组成的。这个“纵队”约二十人，由波特兰“备尝辛苦”地来到芝加哥，一路上举行宣传大会。关于这次宣传旅行，一位代表团团员在报告中说：
我们在路上度过五个星期，旅行了二千五百多英里。节省的火车票费约为八百美元。我们举行了二十二次集会。第一个星期出卖宣传材料及募捐所得共为三十九点零二美元。第二个星期为五十三点六六美元。第三个星期四十五点七八美元。第四个星期二十八点一零美元。第五个星期八点五七美元。总共一百七十五点一三美元。这一数字不包括卖唱的钱。卖唱得到的钱约为二百美元。
9月19日《产业工会公报》刊出组织员沃尔什的一封长信，详细报导了那次旅行。刊出时加上了这样的标题：世界产业工会特稿！工装纵队——“穿越大陆的旅行——成千上万人听讲——冈佩斯及其门徒大发雷霆!”根据凯兹的说法，“工装纵队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搭乘货车从西部这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举行街头集会，开始时唱《哈里露亚，我是个游民》那首歌，结束时把帽子拿出来收钱，和救世军的作法一样。”
社会主义工人党那一派认为剥夺德利昂参加大会的权利，就是为了实现圣约翰一特拉特曼派的阴谋。他们的“罪恶阴谋”得到了“工装纵队”的充分合作，纵队队员“对德利昂进行了审判”。凯兹接着说：“圣约翰充当了检察官”。剥夺德利昂等代表席位的理由是他们加入了错误的分会。德利昂是作为办事员工会代表参加会议的。他的对手坚持他作为编辑，应该参加印刷工人工会。就是根据这种技术上的细节为理由剥夺了许多代表的席位，好让工装纵队能够为所欲为。《人民周刊》说：“这是一部资本家搞政治阴谋的机器，由来自西部的好汉……拼凑起来的。”大会资格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建议说：“关于工友德利昂代表店员及办事员工会第五十八分会一案，抗议可以承认，该代表不得出席大会，因为他目前工作所在的产业已成立分会，而他不是该分会的会员。”
凯兹写道：“就是那些估计德利昂不敢出席四届大会的人们，在他来到时，把他拒之门外……用站不住脚的理由否定他的代表资格证书。”《人民周刊》报导说：
德利昂被允许在大会发言陈述情况，他以他特有的方式作了陈述。会场一侧，“工装纵队”坐成一排，气势汹汹。圣约翰坐在主席位上，一脸凶相，挥舞着（主席用的）小木槌和可以挥动的一切，把德利昂赶出会场。特拉特曼坐在圣约翰一旁——他看起来好像坐着货车，长途跋涉，从西雅图远道而来。
“工装纵队”中可听到这样的谈话：“‘我真想给这位教皇（指德利昂）一拳’。”“德利昂告诉他们，他们的趋向是：走向谢尔曼主义，走向无政府主义，走向这一运动的毁灭。”《产业工会公报》（1908年10月10日）发表了德利昂在大会为维护代表权所作的演说，标题是“知识分子反对工人”。该刊也摘要发表了圣约翰拒绝德利昂席位时的答复和理由，标题是“工人反对知识分子”。凯兹说，该刊发表的德利昂的演词充满了“极为卑鄙的歪曲”。他又说该刊发表的大会报告也经过“篡改”。
会后不久，德利昂即表白了他对“工装纵队”的意见。他说：
就是从这些流浪汉中，沃尔什挑选了……“工装纵队”；沃尔什带着他们到大会来，唱着“我是游民，我是游民”的调子，很像柯谷·庇德领着第一批十字军暴徒攻击土耳其人时唱着“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是上帝的安排！”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居于代表之列。根据可靠消息，他们大多数睡在湖滨长椅上度夜，每天从沃尔什那儿领三十美分津贴。这些人在大会上靠着墙排成一行。
四天过去了，除抗议资格证书及辩论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通过德利昂控制世界产业工会外，基本上未作其它的事。所有这一切就是保留还是废弃前言中政治条款这场较量的前奏，而首先要较量的是，能否允许德利昂作为代表。德利昂派指控圣约翰一特拉特曼集团企图把世界产业工会变成一个所谓“单纯暴力组织”。圣约翰派则指控德利昂集团要让世界产业工会的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利益。
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艾伯特认为这一指控是有充分根据的。为此，他于1908年第四届大会开会前不久，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此后他就成为（“无政府一工团主义者”）世界产业工会的一员。他给金斯县社会主义工人党分部成员写了一封退党信，部分摘录如下：
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政治是经济的反映。由于有这种信念，它协助创建了世界产业工会，并加以保护，使之不受反动派的攻击……。但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勇气去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既然协助创建并保护这一经济组织才是真正工人政党的表现，它应该退出阵地使该组织毫无阻碍地、合乎逻辑地发展。相反，它却坚持要作世界产业工会的政治领导人与导师……。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党这种不合逻辑的态度，世界产业工会的发展受阻，才被迫以大号黑体字提出警告，该组织没有任何方面的政治关系……。如果允许一个政治团体在政治上支配它，社会主义职工同盟的命运就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命运。
德利昂现在既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又是世界产业工会中政治力量的领导人，反议会派可能感到要清除他们所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压力”，唯一的办法是清除德利昂及其支持者，使西部来的“瓦布利”进行这场革命，废除可怕的政治条款。他们隐隐约约有些担心，怕前言中劳工必须“在政治阵地上团结在一起”这句话可能使世界产业工会臣服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尽管这一段的结语中有“不得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这样的规定。
总书记兼总司库在报告中表明了圣约翰一特拉特曼派地道的产业主义者的立场。他问道：
当这个经济组织致力于把工人在它主要的领域一经济领域内团结起来时，难道不允许它制定并执行它自己的路线吗？如果有必要在政治领域内团结工人时，难道不允许它在没有任何政党的自以为是的监护下，制定并执行自己的路线吗？……难道世界产业工会这个经济组织必须变成一个政党的尾巴，它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必须对这样政党的使节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吗？
反议会派成员赫尔斯伍德，却反对对前言作任何改动，说他不愿意被别人称为破坏者。他认为“修改前言，去掉‘政治’一词，不可避免地会让别人获得机会污蔑世界产业工会是个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大会结束后不久，世界产业工会丝毫不差地变成了这样一个组织。《人民周刊》社论说：“删去政治条款，世界产业工会也因而面目全非。他们说这一条语意混乱。事实是条文意思非常清楚，所以使那些隐藏的破坏者视之为肉中之刺。”
删去这一既有魅力又有危险的政治条款的提案获得通过，于是，前言中第二段现改为：“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继续，直到全世界的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阶级，占有土地及生产机器并废除工资制度。”①
①新前言在以后各届大会中俱无修改，见附录二。
“忠心耿耿的产业主义者”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删除了政治条款，在他们看来，好象是把这个组织从包藏祸心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配下解救出来；简单地说，就是驱除了妖魔德利昂主义。这就是当时特拉特曼一圣约翰派的情绪。德利昂派在此后不久在底特律着手成立的新的但却是“货真价实”的世界产业工会印发了传单，正式表示了他们的意见。传单说：
1908年9月第四届年会上，本组织中的一些知名人士，其中某些是负责干部，力图控制本组织，使之成为单纯的倚靠物质力量的团体。他们耍弄阴谋，让不具备代表资格的人坐上代表席位，而对有代表资格的人则剥夺其代表席位，而且以武力威胁，并且对与会的真正代表进行武力威胁。总负责人獸许并支持当时挤满会场、反对本组织的那些捣乱分子的行动。被非法剥夺大会席位的代表回到各自的分会选区以后，把操纵那次所谓大会的那帮无政府主义者的行为作了汇报。
如果可以推论的话，第四届大会除了因“政治”问题使这个组织决定将走向死亡外，没有完成什么重要任务。对会章作了几处不重要的修改，选举了下列负责人：总书记兼总司库，圣约翰；总组织员，特拉特曼；总执行局成员，科尔、米勒、埃托尔、怀特黑德、盖恩斯等人。该组织的案卷与财产都为圣约翰一特拉特曼派所得。这一点在本书中谈到世界产业工会仅以“I.W.W.”三个字母作为名称时还要提及。
圣约翰派的组织是否有合法资格被承认为世界产业工会，这一问题将在另处讨论。不论他们是不是篡夺者，他们已占有并控制了该组织的办公处所和财物。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德利昂派只好尽其所能地对付这一局势。一位成员说：“真正的产业工会主义者重新集结，在新泽西帕特森召开大会，选举了新的负责人和新的总执行局。”一份正式声明说：
1908年11月5日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召开大会，继续忠于世界产业工会各项原则的分会，派出代表参加。他们审理了总部被打断的各项工作，选举了总执行局及其他负责人，并处理了为本组织发展所需的其它工作。
在这个自称代表整个组织的大会上，“宣读了来自费拉城、波士顿、布里奇波特、布鲁克林及帕特森等地分会的二十一位代表的资格证书，其中，十八位代表出席会议……。”这次在帕森召开的大会，实质上是纽约市和帕特森两个地区委员会及东部少数几个分会的集会。代表宣布芝加哥大会为非法的会议，并一本正经地宣告将“无政府主义篡夺者”开除会籍。凯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芝加哥这帮海盗，普遍受到世界产业工会所属组织的谴责。”他说《产业工会公报》（圣约翰派的机关报），在座无虚席的大会完成其罪恶阴谋以后，只出了三期就停止出版。”①
①1909年春季以前，该报大致能按期出版，3月6日那一期似乎是最后一期。3月18日《产业工人》第一卷第一期，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出版。
大会最重要的行动是将每人每月加入分会的会费减为五美分，加入全国产业部及产业工会的会费减为三美分。理由是会费应由当地掌握用于组织事宜。大会决定采取步骤发行机关报，并选举了临时负责人组成一个类似I临时总部的组织，同时决定以纽约市为总部所在地。但几个月后，总部所在地改为密执安的底特律。1912年1月《产业工会新闻》（月刊）第一期问世以前，底特律组织的机关刊物是《人民日报》与《人民周刊》。蔡斯（纽约）任总书记兼总司库；执行局的成员为蔡斯-弗朗西斯（纽约）、威廉·格兰兹（帕特森）、麦克卢尔（费城）、特伦诺尔（丹佛）、里奇特（底特律）。里奇特现任总书记兼总司库。1905年大会时，他是社会主义职工同盟的一个分会的代表。
“芝加哥的海盗”是否确实受到世界产业工会所属组织的普遍谴责，大可怀疑。附录四（表A）提供的数字显示1907年世界产业工会的二百个分会（按最低估计）中一大部分似已不知下落。芝加哥派承认有十七个分会投靠底特律派，而里奇特则说，当底特律派在帕特森组建时，有二十二个分会向总部报到。1908年11月及12月期间，《人民周刊》曾在通信栏发表过十几封分会的来信，主要是东部分会的来信，公开谴责“芝加哥海盗”这两派的组织均曾向各分会发出正式复决函，①请全体会员就芝加哥大会及帕特森大会通过的议案进行表决。但此项复决收到多少回信，作者尚未査到明确的报告。1909年时，芝加哥派报告，只有一百个分会，这就可以肯定芝加哥派失去了许多分会，不过，这些分会并未投向底特律。里奇特书记报告说，1909年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有二十三个分会。
①芝加哥会议的复决函系由特拉特曼一圣约翰总部发出。德利昂派则发出一项特别复决通知，由临时负责人签字。
现在谈谈这一争执的是非曲直。世界产业工会筹建于1905年，大致属于社会主义职工同盟同一类型，计划主要在“经济领域”内，即在车间，在“工作岗位上”，通过罢工与怠工等手段，与资本家展开斗争，但如德利昂所说那样，期望“在劳工政党的炮火的保护下”，向前迈进。并不支持某一政党，也没有明确表示不希求任何政党的支持。“不支持任何政党，也不希求任何政党的支持”这句话是在1906年加在前言的结尾的，但在1908年（也许是1907年）又被删去。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的前言中仍有“不支持任何政党”这句话，但后来又删去。西部会员对社会党及社会主义工人党深怀敌意，他们确信世界产业工会如果卷入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政治联盟，就要断送前途。世界产业工会西部的会员并没有从法兰西工团主义者那里借用任何批判国家的理论，但西部各州下层工人根据实际经验在他们心中所形成的关于（反动的或社会主义的）政党的概念，与法国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的概念极为相似。法国工团主义者中一位知识分子沙勒耶，曾简单扼要地表述了这一共同概念。他说她：“……政党是个七拼八凑的集合体，是观点相似的人们的集中地：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在此交换那些晦涩而又枯燥的长篇大论，并通过不大光明正大的手段来调和他们对立的利益。”
的确，美国西部的“瓦布利”是以完全相同的眼光看待现代的整个代议制度的。他们说，议会不过是一个情报交换所，交换“含糊不清和枯燥无味的陈词滥调”如果它超过这个限度，有所作为，那也不过是完成它的主子——大企业集团的阴谋。在这一方面，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会用斜体字突出标明马克思对“议会病”的责难。用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说过的话来描述产业工人对代议政治的情绪最为恰当。卡尔·马克思于1852年写给《纽约论坛报》的一封信中说：
他们就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深信，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整批的新的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的开凿、俄罗斯的军队以及其他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完全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们这个可敬的议会的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94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这段引文是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的一部分，最初发表时署名卡尔·马克思。——编者
世界产业工会毫不掩饰地指控：构成国会的政治团体不过是代表（虽然可能是间接地或巧妙地）本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与商业利益管理公务。究竟这种指控有多少真实性，当世界产业工会声言议会腐化的时候，根据所在，它是心中有数的。但这一指控揭示代议政治本身的愚蠢和产业工会自己承认有腐化现象——甚至有产业愚侏病——证明产业工会主义本身也是一样愚蠢。劳工组织和立法组织本身都因袭着大量可悲的愚蠢。会章中，尤其是前言（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视之为无产阶级的大宪章）中，任何看来可能使该组织为某一特定政治方针承担义务的规定，均成为忧虑不安的根源。由于对现今存在的（政治的）国家及所有形式的权威，尤其是中央集权的权威，反对情绪日益增长，这种不安之感也愈益加剧。“工装纵队”便是明显地具有这种无政府主义情绪的一伙人。这些人来自西部，对任何政党都表示怀疑；认为投票、立法不过是哄骗工人的宗教仪式般的表面文章；对行业工会深恶痛绝，认为它们是产业的畸形怪物，只能有“施舍棺材团体”的作用；对有无必要设立各种领导，深表怀疑——甚至“瓦布利”的领导。
而东部的会员则更接近于类似激进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类型。他们为德利昂领导下的一群社会主义工人党人所鼓舞。他们公开反对无政府状态，相信权威（及其手段——领导人）。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幻想已经破灭，对社会党及其国家社会主义与改良的纲领进行批评时，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一般来说，改良是他们的死敌。他们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者——满脑子的辩证法。
教条主义派自称：成立世界产业工会的想法，最初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创始人，原有传统的守护者。原有的传统，如果要找的话，就在第一个前言中。德利昂派坚持维护第一个前言的立场，并一直认为这样做才能显出，只有他们是激励第一届大会的那种精神与目的的倡导者。与芝加哥那些“游民分子”相比，说他们（德利昂派）代表1905年时的创业者，的确更恰当一些。在这一点上，直接行动派还是向“不可能派”让步为好。后者代表旧瓶中的革命工会主义；前者则代表1905至1908年间大多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所倾向的那种改变了形式的战斗工会主义——在旧标签下注入新的红酒。直接行动派要把旧的标签贴在由密苏里偏僻地区无产阶级所发明的（或偶然发现的）美国西部牌“产业工会主义”上，仅仅因为他们有力量这样做，而所谓“游民分子”的全部哲学就是力量——经济力量——的哲学。
把原有名称与标志让给直接行动派（如底特律派就是这样做的，它于1915年明智地将自己的组织改名为国际产业工人同盟）的另一理由是：从1908年以来，在组织及宣传工作上，完成得最多的就是直接行动派这些人。在小福尔斯，在劳伦斯，在惠特兰，在明尼苏达的铁矿区，是这些“游民”唤起了工人的希望、引起雇主的恐惧。在斯波坎、弗雷斯诺、帕特森、圣迭戈、西雅图及埃弗雷特，是他们用“言论自由的斗争”使当局不知所措。他们的会员虽少，但比底特律派组织的多了三倍。
这两个组织之间还有几点明确不同之处应该指出。这些不同之处也可看成代表德利昂与圣约翰分歧的观点。这两个人的观点暂时也可视为代表大多数支持他们的人的意见。完全有理由说，德利昂与圣约翰的分裂主要由于他们在这几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1）产业工会的结构——产业团体的安排；（2）怠工与直接行动；（3）政治行动。
（1）德利昂认为工人应该按照生产的产品组织在地方产业分会内，但是由于他们使用的工具不同，还应该在分会内再按行业有所划分。圣约翰则认为生产是始终一贯的标准，凡为生产同一产品服务的工人，均加入同一工会。啤酒酿制业的卡车司机为生产啤酒出力（啤酒制造业办公室的速记员也是这样），他们就应该属于啤酒工人工会，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2）德利昂谴责直接行动与怠工，圣约翰则表示支持。德利昂的反对不是根据道德的考虑。他仅仅是对这种方法的效率缺乏信心。他坚信对有朝一日可望管理并控制全世界产业的工人阶级来说，习于怠工和破坏性战术，不是一种让他们作好这种准备的正当途径。那是一种拙劣的教育政策。
（3）圣约翰毫无保留地反对政治行动。德利昂则主张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把政治行动作为暂时的助手。他似乎已经看到代议制政府最终要被废除，纯粹产业民主制一定会建立。①
①作者愿借此机会向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克恩表示感谢，他提出过许多意见，尤其是关于德利昂与圣约翰争端的意见，对作出上述比较是有启发作用的，关于第二点，克恩说主要分歧仅仅是在偷窃上有不同看法。他说圣约翰赞成偷窃（当然不是偷窃本身，而是因为〔克恩的推测〕它能使工人获得利益。）。德利昂反对，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由于上述第二点中所谈的理由。作者不知圣约翰是否赞成偷窃。内华达州戈尔德菲尔德曾流传这种指责，说西部矿工联合会准许会员大规模地偷窃矿石。这种指责使克恩的论点显得有几分可信。
世界产业工会的会章并非反政治的，它仅仅是非政治的。任何雇佣劳动者，不论其信仰、种族与政治观点如何，均可入会。但在实际行动中，正如列文所说：“产业工人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耍着反政治的把戏……”，这是确实无疑的。他说：“他们的发言人嘲笑‘政客们’，严厉地批判社会党，而且侮辱它的最有名的领导人。所以，世界产业工会的所谓非政治，实际上是反政治。”
政治上的争执，在感情上会产生何种对立，这是不难想像的。世界产业工会这两派互相仇视，而仇恨之深，只有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时的情绪才可以相比。两派都自称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组织。如果一位“罪大恶极的富人”认为自己遭到了世界产业工会主义者的肆意谩骂，他应该去读一些关于“红色产业工会主义者”和“黄色产业工会主义者”之间的对骂情况，或者参加一次任何产业工会主义者与他们所谓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棺材工会”会员之间的辩论。
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现称工人国际产业工会）的书记说：
说世界产业工会分成两派就是歪曲事实的真相。在芝加哥组织起来的世界产业工会，确立了某些原则、方法与目的，这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届大会的纪录上是有案可査的。其中，最主要的，而且是使世界产业工会具有特色的，是明确规定工人必须在政治及经济战线上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阶级，以便从工资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所谓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已经背离了这一立场，从1908年以来，就冒用该会名称。它是伪世界产业工会，这已由它从那时以来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
这位负责人说：“我们认为，我们的组织就是世界产业工会。芝加哥总部及追随它的组织，从1908年以后已变成另一组织。”
1914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主义者国际大会上，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报告中说：
……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于1908年造成了世界产业工会的分裂，然后以世界产业工会的名义在全国各地展开活动，并以其无政府主义、耸人听闻的手法、怠工、“直接行动”、“言论自由”、骚乱、及其它违犯治安的手段，为世界产业工会的声名抹黑。
从直接行动主义分子的代表机构所发表的某些声明来看，对芝加哥派作这种描述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是这样说的：“这一有名的‘游民大会’……目前实际上所做的只是使前言恢复原有的工团主义的纯洁性……。
分裂并不完全是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则分歧所造成的。部分是由于个人气质，而且主要是德利昂的个人气质。不论对他的指责是否正确，他确曾一再被指责为争端与分歧的煽动者。为什么他所到之处好像总是带来摩擦与反叛，这很难说。无疑，部分是由于他那种不顾一切、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信念的方式；按作者的看法，部分也必须归因于脾气欠佳，一位熟悉他的人说：“德利昂那种特殊个性所激起的爱与恨，歪曲了对他事业的评价。”这位作者说：德利昂在性格上像个耶稣会的教士，他对人的攻击也是阴险狡猾的。当我们考虑社会主义运动的争执为何归咎于他时，必须记住这一事实。现在的社会党几乎在二十年前摆脱了德利昂的领导，从那以后，会员大量增加，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会员数目却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同样，1908年德利昂的支持者退出以后，也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
德布斯认为，批评德利昂的人太不考虑他独特的脾气。德布斯坚认由于德利昂及社会主义职工同盟所激起的仇恨，因而反对世界产业工会，至少可以说是幼稚的……。“在工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德利昂是正确的。”德布斯又说：“不论我个人是否喜欢他，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站在一起。”德布斯在另一处写道：
事实是社会党人激烈反对世界产业工会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德利昂身上，而且纯粹是个人意气……。虽然我必须承认德利昂是世界产业工会创建以来最热情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但德利昂并不是世界产业工会。
这可能是德利昂对社会党有不良意图，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利益，希望利用世界产业工会作为破坏社会党的手段。如果他成功，那就是社会党内他的敌人出于对他的私恨，反对革命的世界产业工会，支持反动的美国劳联……。
德利昂的名字是与革命社会主义并存的。这种社会主义反对妥协，承认改良的社会价值：但拒绝用改良作交易。认为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治行动及整个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基础。他清楚地看到迫在眉睫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威胁，尤其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威胁，他的整个纲领就是对这一威胁的回答……。几乎每一种美国式的革命理论与行动都打上了他的品格与活动的印记。革命的工会主义尊他为理论家和它在美国的首要先驱者……。德利昂对产业工会主义及世界产业工会的支持，及在产业工人行动理论上的发展，构成了他对美国社会主义的辉煌贡献①。
①弗雷纳：《德利昂》，载1914年7月《新评论》。
德利昂的个性与思想倾向奇特地反映在他无私地为之献出大好年华的党的身上。社会主义工人党是教条主义的、顽强不屈的，虽然它的领导人是阴险狡猾的。它似乎一直是多少沉溺于一种充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究习气的气氛中。它把自己在马克思主义法则上咬文嚼字看得重要无比，所以，（举例来说）当一个沃尔什率领下的“普通工人”发问，西部伐木工人被诈取了三天的工资，如何对待时，这个党，（说得形象点）只会对他和其他“工裝纵队”队员大发雷霆，痛加训斥。弗雷纳相当准确地为社会主义工人党作了一个总结。他说：
社会主义工人党忽略了正在进行斗争的工人的心理。它的宣传都是用抽象的公式来表达的；正如它的宗派主义情绪产生了一种潜意识，即革命行动在于阐明公式。这种宗派主义情绪产生了教条、毫无节制的主张和一般喜好具有讽刺意味的意见与行动；因而有才能的人不愿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
本书第一版问世以后，来自俄国的消息中，有些提到了德利昂。罗伯特·迈纳访问过列宁，访问记中引用列宁的话说：“美国人德利昂是第一个提出苏维埃政府这一想法的人，苏维埃政府就是根据德利昂的想法发展起来的。”②同一访问记中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将来的社会将按苏维埃路线组织起来。只有苏维埃（职业的），而没有国家的地理界线。产业工会主义是基本国家形式……。”③
②《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无此引文。——编者
③同上。
阿瑟·兰塞姆在下列叙述中也谈到列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列宁说他在英文的社会主义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把他的理论与德利昂……的理论作了比较。他于是从莱恩斯坦（德利昂创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那儿借了几本德利昂写的小册子。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小册子的，他发现德利昂在俄罗斯人所探索的一系列思想上，动手这样早走得这么远，感到惊奇。德利昂认为代表应来自产业而不是地区的理论，已经是苏维埃制度的萌芽……。几天以后，我注意到列宁把德利昂的几句话……写入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新纲领草案中。
最后应提及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劳工委员会刚刚发表一本纪念德利昂的集子。由他的朋友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他的同事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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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工业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五章工业革命
↘新型阶级
↘客体与主体
↘宪章派
1815年，工业家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曾这样写道：“在我位于新拉纳克的工厂，由两千名年轻人和成年人监管着的机械动力操作……如今能够完成六十年前需要苏格兰整个国家的工人去做的工作。”[1]
欧文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略有夸张，但他大声说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自从一万年前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初次转入农业生产以来，人类生产的规模和方式从未像此时这样，发生着如此重大的变化。最初，变化集中发生在英格兰的北部、苏格兰的低地地带和比利时的部分地区。然而，巨变很快就传播到了各地。
与这些重大变化相伴而来的是一系列联系紧密的发明和创新，包括复杂机械的使用；用硬质钢代替木头、容易弯曲的黄铜或容易折断的铸铁来制造工具；用煤炉代替炭炉来熔断炼钢，因为当地的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所以必须取缔炭炉炼钢；燃烧煤炭，通过蒸汽发动机来提供新型的巨大动力，转动机器。
新机器、新冶金技术和新能量来源的结合，不可估量地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它们还极大地缩小了从一地旅行到另一地的时间和货物运输的时间。
18世纪末，从波士顿到费城需要耗费两周时间才能抵达，轮船有时不得不在港口停靠两周甚至更长时间，只为等待风向转变，以利于航行；依然时常发生饥荒，因为粮食从一地运到另一地总是会遇到很多困难。早在三千年前，有轮交通工具就已出现在欧亚大陆和非洲，但却无法将其应用在崎岖不平和松软潮湿的地势上。与马车相比，骡队是更加重要的运输货物方式。在欧洲泥泞的道路上，中间都筑起矮石墙，令骡子和马匹更容易通过，但对车厢来说就行不通了。在莫卧儿印度，大宗货物的陆路运输依靠大量公牛群，每只公牛背上都绑着包裹。[2]
劳工大军使用相对便宜的钢镐和铁铲，开凿运河，修建连接主要城镇的第一批结实平整的大路。煤矿主发现，借助在轨道上运行的槽轮，能够加快运煤的速度——最初使用的是木质槽轮，但很快就改造成铁质槽轮。工程师们使用蒸汽发动机为轮船、铁路和工厂提供动力。1830年代，第一辆载客火车从曼彻斯特开往利物浦。[3]人类突然之间就能以过去无法想象的速度移动。一座城市生产的货物，只需几个小时而不是几天，就能出现在另一座城市。将军队在一夜之间就从国家的一端开拔到另一端，已经是一件非常可能的事情。
农业也处在加速变化之中，大不列颠通过圈地运动最终消灭了农民，普遍采用上个世纪的新作物和新种植方法：萝卜、马铃薯、小麦（取代了大麦或燕麦）及新禾本科植物，以及更加高效的犁和改进的作物轮种。其结果，在促进食物产量增长的同时，也迫使空前众多的人民不得不作为雇佣劳工去寻找工作机会，他们不是在资本主义农场中辛苦劳作，就是在新产业中挥汗如雨。
新型阶级
数以百万计人民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开始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蜂拥进入城市和乡镇。只要工业依赖木炭为燃料、以水和风作为动力，那么大部分工业也就只能局限在乡村地区。是煤炭和蒸汽机改变了这一切。拥有巨大烟囱的现代工厂开始统治兰开夏郡的曼彻斯特周边，以及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的天际线。到1830年代，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1750年，只有伦敦和爱丁堡这两座城市的居民人口超过五万人。1851年，人口超过五万的城市达到二十九座，而且大部分民众都生活在城镇中。[4]
向现代工业化生产的转变并非即时发生。就像在当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主要的工业增长伴随着以“血汗劳工”为根基的小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英国工业革命最初根植于纺织业和采矿业。但在纺织业中，棉纺主要集中在工厂，大量雇用妇女和儿童，而编织则依然由乡间地区的手织机工人完成。他们的数量大幅激增，许多前工业化城市贸易中的雇佣者也是急剧增加。与此同时，采矿业的劳动大军日益膨胀，他们通常集中在河道、运河或铁路线旁的乡村，而非城镇中。
随着人们日益依赖与资本家阶层建立金钱关系来谋生，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立手织机纺织工人在1790年代人数不断增长，但是到了1840年代，在使用动力织布机的新工厂竞争下，他们已经成为一群茕茕独立、几乎难以维持生计的群体。
长期以来，经济史学家围绕人类的“生活水平”问题：人们进入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后其生活状况是否反而发生了恶化，一直争论不休。然而，大部分探讨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关键。人们之所以会搬到城市生活，就像今天搬到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孟买或雅加达的人们那样，是因为这看起来是在乡间生活的可怜人唯一的选择。然而，城市却无法给人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未来。今天的人们或许还能幸运地拥有某种技能，可以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技能到了第二天就会变得过时多余，不再被需要——就像昔日手织机工人的悲惨遭遇。18世纪早期的乡村经济变化相对缓慢而痛苦。但在19世纪的城市经济中，变化却是无比迅猛且具有灾难性。生产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市场则能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扩张和收缩。在经济繁荣期，人们会拋弃旧行当和乡村的家，被城市里看上去“容易赚取的快钱”所诱惑。在经济衰败期，人们会发现自己举步维艰，再没有丁点儿哪怕贫瘠的土地傍身，一旦失去工作，就会再也没有食物来源。
部分新产业工人的确能够获取技能，暂时稳定住其社会地位。但即便这样，他们也不得不与雇主恶化工人生存条件的企图进行激烈斗争，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或者是可利用的新技术涌现出来的时候。而且总是会有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处于“赤贫”状态——由于体弱多病、年纪太老或毫无技能，他们甚至无法进行半持久性的工作。
新劳动力是巨额财富的来源。但这都是别人的财富。即便统计学家声称大多数劳工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他们也认同：劳工生活水平的提升根本无法与巨大的生产进步相匹配。新工人阶层的生活仅能维持在生存线上下浮动，他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与简·奥斯汀小说中那些大享珍馐美酒、打猎聚会、在美丽的花园里啜饮一杯茶的人物抗争。1815年后的饥饿岁月，令全国总产量的12%都流入了国债持有者的腰包。
而那些依靠剥削“血汗工人”维生之人发现，面对新涌现的劳动力大军，持续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怎样才能让工人按照雇主的意愿工作？乡间劳工习惯于按照季节节奏安排劳动，短时间高强度的劳动与长时间的休憩机会相结合。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不仅要在星期日休息，而且星期一（在英国被称为“懒散星期一”，在德国被称为“忧郁星期一”）也不愿工作。对工厂主来说，如何打破这种习惯的确令人困扰。机器必须从日出到日落始终转动，当煤气灯被发明出来后，夜里的时间也开始用来工作。工厂里的钟每一下摆动都在说着：“时间就是金钱。”[5]人类的天性必须改变，直至人们开始认为在一间看不到太阳、树木、花草，听不到鸟鸣虫叫的封闭房间里度过整个白天，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拥有财产的阶层认为，所有试图减轻贫困的举措，都会给新行业和新规则造成破坏。如果穷人不工作就能获得收入，他们就会变得“游手好闲，拖沓懒散，满嘴胡言，毫无价值”，失去“所有的谨慎、自尊和自持”，发展出“懒惰和不顺从的精神”。[6]
托马斯·马尔萨斯非常便利地给出了“证据”，证明穷人的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改善。马尔萨斯认为，穷人孩子的增多导致其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让-巴蒂斯特·萨伊将亚当·斯密的思想写成通俗读物，也“证明”了失业在真正的自由市场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无法找到工作，那就说明他索要的工资高于市场能够承受的水平。贫穷救济成为缓冲贫困的工具，只是鼓励了这种灾难性的做法。唯一能够对付贫困的办法就是，让穷人更穷！条件是这些“身体强壮”的失业者必须去做任何事，而不是申请救济。1834年，大不列颠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开始确立这些标准，对那些准备待在如同监狱一般的济贫院（昵称“巴士底狱”）里的人们实行限制救济政策。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劳动大军的实际生活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他们的心态和思想也发生了剧变。在拥挤的卫星城中心的生活，缔造了与隔绝乡村中截然不同的心态。这种心态带来了孤独绝望，还有贫穷。但是，随着人们发现自己史无前例地与其他遇到同样问题、处于同样境地的伙伴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同等的生活境遇催生了同一阶级群体之间的新情感。而且，这样的生活方式令人们能够认识更加宽广的世界，而非仅仅将眼光局限在狭隘的农村。与农民前辈相比，工人更加希望能够掌握读写技能，通过读写来了解遥远的地方和那里发生的事情。
工作的新世界开启了家庭的新模式，女性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农夫的妻子始终承担着生产的角色，但是通常都要屈从于丈夫，丈夫在家庭外与社会的交流过程中担当主要角色。相比之下，工业革命的第一波潮流则由几十万聚集在工厂里的女性（和儿童）推动完成。生产条件非常恶劣——恶劣得以至于许多女性都梦想着可以早点找到一个男人，能将她从满头大汗的体力劳作和照顾孩子的双重剥削中解放出来。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女性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金钱财产，以及独立于丈夫和情人之外的一定独立权利。兰开夏郡的“磨坊女孩”由于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名声大噪，巴黎东端的女工由于常常嘲笑和挑战士兵而变得人人皆知。在发生了彻底改变的生产中，资本主义也开始推翻数千年来压迫女性的思想。
客体与主体
工业领域的新工人阶层并非只会默默地忍受痛苦。事实表明，很快他们就会予以反击。17世纪和18世纪，城镇和城市中的某些手工业贸易呈现集中化发展，通过英国革命中的学徒和雇工、美国革命中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技工”，以及最重要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等角色，新工人阶层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愿。如今人们以前所未有的集中程度聚集在工作场所，从而为他们发展出比历史上所有反抗剥削的行为都规模更大、力度更强的抵抗行动，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抵抗鼓励反对现存整体社会的思想的发展。
1796年，激进派活动家约翰·塞沃尔凭借观察，预测出了未来的样子：
垄断，及少数几个人手中积累骇人听闻的资本……使这些罪恶内部孕育出消除罪恶的种子……不管什么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虽然有可能滋生堕落，但它却有助于传播知识，并最终能促进人类的自由。因此，每一个大工场和制造厂都是一个政治协会，议会的法案不能使它沉默，地方的官员不能将它解散。[7]
他的预言在二十年内就得到了证实。在大不列颠，新一波骚动断断续续地兴起，一直持续到拿破仑战争末期。这场运动比此前任何一次示威浪潮波及的范围都要更大，并维持了更长的一段时间。这场运动源于多种思潮，参与者包括继承了1790年代社会运动的伦敦激进派手工业者；强烈反对提高机械化水平的“卢德分子”制袜工和织工，由于引入机械制作，他们的工资被迫下滑；还有熟练技术工人、棉纺织工和农场劳工工会（其“托尔普德尔殉道者”领袖被驱逐至澳大利亚）。斗争先后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破坏机器、展开与1819年曼彻斯特被上流社会军队攻击的“彼得卢事件”般的示众游行、大型罢工、1830-1832年间与中产阶级一起为选举权举行起义、1834年后进攻济贫院、在控制工人阶级社区的警局门前示威。这些反抗运动锻炼了一系列前仆后继的工人领袖，那些领袖组织、煽动和宣传工人运动，在某些情况下还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部分思想转化为反对资本家的武器。工人运动还拥有自己的报纸，如《黑侏儒》和《穷人卫报》，这些报纸的创办人不断鼓励反抗运动，挑战资本家和地主，并因此而反复身陷囹圄。
宪章派
1830年代，反抗运动的各个支流汇集成河，掀起了宪章运动。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幕：在这场人民运动中，劳工维持着社会的发展，运动由下层民众组织，不是一次性的暴乱或暴动，而是一个持久性的组织，拥有自己的民主结构。宪章运动的主要报纸《北极星报》于1837年在利兹正式发行，其发行量很快就与统治阶层的主流报纸《泰晤士报》相媲美，每个工业区的工厂和酒吧里，都有人把《北极星报》上的文章大声念给不识字的工人听。
英国学校里讲授的英国史，经常是将宪章运动视为一个小型运动，并咒骂它最终的失败。但实际上，宪章运动是英国19世纪规模最大的人民运动。它成功地三次迫使统治阶层陷入恐慌。1838-1839年，几十万人参加民众集会，倾听和探讨宪章计划；数万人开始操练，期待民众起义；政府非常担忧，向工业区派出了军队；南威尔士的纽波特还筹划举行武装起义。[8]1842年，历史上第一次工人大罢工发生在兰开夏郡，工人们从一家工厂开进到另一家工厂，扑灭熔炉，运动迅速蔓延开来。[9]在英国工业衰退、爱尔兰饥荒及整个欧洲革命形势的激励下，工人运动终于在1848年掀起了高潮，广大工人做好了再次反击的准备。然而，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国家机器依然坚固，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中间阶层成为国家政权的支撑力量，宪章运动的领袖摇摆不定，令伦敦南部肯宁顿聚起的十万名工人的愤怒情绪消散了——不过这发生在政府将半个伦敦都变成武装军营之后。[10]
与历史上所有活跃的政治运动一样，宪章运动也混合了各种持有不同思想的群体。宪章运动的正式章程《大宪章》，是建立在实现普遍男性公民选举权和每年召开议会这两项权利诉求基础之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民主改革之一，而非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社会重组。宪章运动的领袖也分为不同派别，有些派别相信用“道德力量”争取统治当局，有些派别信仰用“实际武力”征服现存统治者。但即便是武力派，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目标。历时十多年的宪章运动发展史，表现出非常激进的特点。资产阶级还没有完成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战斗。但它已经创造出一个新的被剥削阶级，这一被剥削阶级将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语言，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号角。
对世界历史而言，这一转变与已经发生的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同等重要。英国工业资本家的成功，激发全世界纷纷效仿。还在1789年前，法国和德国南部就已出现了一些新工厂。如今，不仅这两个国家浮现出工业之岛，在意大利北部、加泰罗尼亚、波西米亚、美国北部，甚至是在俄国乌拉尔和尼罗河流域也出现了工业发展的迹象。到处都在竖起新工厂的烟囱，滚滚浓烟喷吐而出，工厂里汗流浃背劳作的工人们的愤怒也同时迸发出来。时隔三十五年之后，巴黎民众于1830年再次涌上街道。波旁王朝国王查理十世的顾问觉得只有一种方法能够阻止革命，那就是劝说国王自我流放，将王位禅让给“资产阶级君主”：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普。这一方法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但是社会地位低下阶层展现出的强大力量，促使欧洲其他地区也都迅速掀起了起义浪潮——然而，除了比利时逃脱了荷兰的控制、在英国的保护下得以独立之外，其余的起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法国诗人兼历史学家拉马丁评论道：“如果社会和政府不去探索和解决无产阶级问题，就会使这个问题成为当今社会中最可怕的爆炸性问题。”[11]十八年后，拉马丁的预言被证明准确无误，整个欧洲都被革命的激情所撼动，拉马丁本人也享受到了短暂的荣光。
[1]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42页。
[2]这样的事实暗示着哥伦布时期的美洲文明，无法利用轮子或许没有那么强的挫败感和显得那么荒谬，因为大自然并未向他们提供具有被驯服家养潜力的动物来拉动有轮交通工具。
[3]第一条铁路从斯托克波特延伸到达林顿，于1825年开通，但其主要动力来自固定式发动机，二非内燃式发动机。参见彼得·马蒂亚斯所著《第一个工业国家：1700-1914年间英国经济史》第255页。
[4]数据来自霍布斯鲍姆所著《工业与帝国：从1750年到现在》第86页。
[5]关于此时对时间观念的态度转变，参见爱德华·汤普森所写的文章“时间、工作与工业资本主义”（Time,WorkandIndustrialCapitalism），收入其所著《共有的习惯》（CustomsinCommon,London,1992），第352-403页。[《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数据转引自大卫·麦克纳里（DavidMcNally），《反对市场：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判》（AgainsttheMarket:PoliticalEconomy,MarketSocialismandtheMarxistCritique,London,1993），第101页。
[7]约翰·塞沃尔（JohnThelwall），《自然权利》（TheRightsofNature,London,1796），第21、24页，转引自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185页。
[8]戴维·威廉斯（DavidWilliams），《约翰·弗罗斯特：宪章运动研究》（JohnFrost,aStudyinChartism,NewYork,1969）。
[9]米克·詹金斯（MickJenkins），《1842年大罢工》（TheGeneralStrikeof1842,London,1980）；《对弗尔古斯·奥康纳和其他58人的审判》（TheTrialofFergusO’ConnorandFiftyEightOthers,Manchester,1843;NewYork,1970年再版）。
[10]约翰·萨维尔（JohnSaville），《1848》（1848,Cambridge,1987）。
[11]《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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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理性的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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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理性的退却
1789年，革命热情激荡了许多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圈子。但是，这种情感并非普遍现象。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社会上也发出了仇视和抵触的声音，将其视为一场对文明的攻击。这部分人的抱怨并非针对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那段历史发生在三年后。在当时的法国，拉法耶特的国民军依然对巴黎保持着严密控制，国王依然有权任命政府官员（尽管他们要对议会负责），罗伯斯庇尔依然严厉谴责死刑。这里所说的仇视针对的是人民拥有行使国家事务发言权的提议。
英国人埃德蒙·伯克认为，“粗鄙的大众”逐渐腐蚀了文明的根基，他的言辞成为（此后也一直是）反革命的圣经语录：
欧洲的光荣永远消逝了。我们永远、永远也不会再看到那种对显贵和异性的极大忠诚，那种高尚的谦恭态度，那种尊贵的温顺神情，那种由衷的服从品质，这些品质甚至在受人奴役之中还保持一种高贵的自由精神。[1]
此前伯克并未被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他反对英国的美洲政策，咒骂英国的孟加拉征服者实施的残暴行为。潘恩于1780年代末从美洲回到伦敦，更是将伯克视为挚友。然而，凡是涉及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哪怕一点蛛丝马迹，伯克却都无法承受。伯克在1790年发表的《法国大革命之反思》中对此进行了公开指责，他在书中号召拥有土地的地主、拥有财富的银行家和“文明阶层”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工匠和农夫应当统治社会的思想，更不用说“仆人”和劳工统治社会了。伯克曾经同情废奴主义，如今却严词谴责废奴主义是“雅各宾主义编织的一张可恶的网”[2]。在后来的著作中，伯克坚称潘恩应当“在刑事法庭前被驳倒”[3]。
《法国大革命之反思》在社会上层阶层中立时获得成功：英国售出五万本，几年间还被译为多种语言。乔治三世非常喜爱这本书，凯瑟琳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这本书充满激情，波兰的末代皇帝斯坦尼斯拉夫也对这本书褒奖有加。当然，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曾有过“任人驱使”的体验，或者做过任何促进“高贵的自由精神”之举。
伯克在英国的著述，很快就在欧陆得到德迈斯特作品的回应。德迈斯特不仅坚持认为，统治阶级应当“与人民永远要依靠血统或财富来分开，因为一旦人民普遍失去对权威的尊敬，整个政府就会垮台”[4]，还将其观点扩展至攻击整个启蒙运动的根基。“一个贵族所能犯下的最大罪行，”德迈斯特写道，“就是攻击基督教的信条。”[5]
对旧有偏见的挑战将会引发被剥削阶层对主人的挑战，德迈斯特并非唯一一位作出这种警告之人。吉本如今看到了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猛烈抨击的荒谬的基督教信仰。他提及“将古老的迷信暴露在盲目且无知的大众蔑视之下的危险”[6]。
不仅是革命，就连启蒙运动的基础都遭到攻击——随着革命军不断前行，整个欧洲的皇室和贵族惧怕得瑟瑟发抖，对启蒙运动的攻击也日益加强。他们转向反启蒙主义信仰，将其作为在民众中反理性传播的堡垒，采用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那些试图延续启蒙主义传统的人们。
反理性运动浪潮在革命理想逐步破灭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789年带来的希望被第二波恐怖统治所打击，在“热月政变”后变了味道，更于拿破仑称帝后绝望地彻底坍塌。失望的人们变得愤世嫉俗，甚至暴躁不安。柯勒律治于1797年写道：“所有时代和所有形式政府下的统治者都是一丘之貉。”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暗示道，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一希望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将国家变为地狱的正是那些企图将它变为天堂的人们”[7]。就连那些拒绝背叛1789年希望的人们也基本上放弃了与旧秩序的直接冲突。对那些提倡盲目信仰宗教神话和君主制幻想的人们来说，他们的阵线越来越开放。
然而，仅仅是在五十年前，休谟还只能公开发表略表怀疑的观点；雪莱由于为无神论辩护，18岁就被赶出牛津大学。伏尔泰揭露了《旧约》中的荒谬之处，但是直至1840年代，大卫·施特劳斯等人才重新开始对圣经进行批判。18世纪，法国的布封和拉马克及英国的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开始发展物种或许发生着不断进化的理论。但直至1830年代和1840年代，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孙子查尔斯·达尔文推迟了二十年，才向世界公开宣布自己也相信物种进化，并提出一种物种进化的新理论，借此可以说明物种演进的过程。[8]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对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如何发展至今给出了复杂精密的系统解释。但是，那些将人类社会视为神赐、只是简单重复《国富论》只言片语的人们显然已经忘记了这些。看上去就像是，人类思想的精华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突然被冰封了一样。
不过，从启蒙运动发展到反启蒙运动的蒙昧主义，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数学、物理和化学领域依然取得了许多进展，这是由于受到广泛蔓延的工业和战争需求的刺激和鼓励。工业家寻求利润的方法，与地主从高额地租中获取财富的方法相冲突，这令英国的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综合研究了许多启蒙思想的真知灼见，梳理出一部人类知识发展的概论，虽然他将人类知识的发展与支撑这种发展的物质基础完全割裂开来。沃尔特·司各特、巴尔扎克、司汤达和简·奥斯汀，将小说这种文艺形式发展为一种文学的理想工具，用来表达中产阶级在崛起的资产阶级世界中的困境。文学、音乐和艺术中的“浪漫主义”，重在歌颂人类的情感，而非理性。这常常导致对所谓的“黄金”蒙昧主义过往的赞美，但在还未彻底抛弃封建残余的社会中，这也会带来对人民反对专制和压迫传统的颂扬。圣西门、傅立叶及英国成功的工业家罗伯特·欧文等几位“乌托邦”思想家，勾绘了如何更好地组织社会的蓝图，虽然他们无法指出有哪个阶层能将这些蓝图转化为现实。这需要新一代——诞生于1810年代末和1820年代初的人们——在启蒙思想和早年革命岁月中积累的遗产基础上去加以构建。但在此期间，尽管君主制不断尝试复辟，想要回归18世纪的生活模式，这个世界依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100页。
[2]同上书，第98页。
[3]约翰·基恩，《托马斯·潘恩：一种政治生活》，第323页。
[4]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106页。
[5]同上书，第105页。
[6]出自爱德华·吉本《自传》（Autobiography），转引自彼得·盖伊，《伏尔泰的政治观：作为现实主义者的诗人》（Voltaire’sPolitics:ThePoetAsRealist,NewJersey,1959），第259页。[《吉本自传》，戴子钦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
[7]格勒律治和荷尔德林的话都引自《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100页。
[8]阿德里安·德斯蒙德（AdrianDesmond）与詹姆斯·穆尔（JamesMoore）合著，《达尔文：一位饱受折磨的进化论者的一生》（Darwin:TheLifeofaTormentedEvolutionist,Londo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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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外的雅各宾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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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外的雅各宾派
↘刀尖上的革命
↘大不列颠：传统的诞生
↘爱尔兰共和党人的崛起
↘海地的黑人雅各宾派
↘拉丁美洲的首轮革命
1792年，吉伦特派领导的国民议会许下承诺，“救助所有想要恢复自由的人们”。布里索宣称，他所赞颂的反欧洲君主专制的战争，并不是一场老式的征服战，而是一场解放战争。法国国外当然存在许多对任何革命进展都感到欢欣鼓舞之人：
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分享到了这个新纪元的欢欣。一种性质崇高的情绪激动着当时的人心……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1]
年迈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回忆了法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他年轻时生活的那个世界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和冲击。黑格尔的记忆并没有欺骗他。革命的讯息中，回荡着启蒙思想在世界各地对人们的影响。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骚塞和柯勒律治热衷于描述巴士底狱的风暴。柯尔律治写道：“从人类宽宏的心中，升起了希望，如同一位神祇。”诗人兼雕塑家威廉·布莱克曾在与一位士兵的争论中因坚守革命原则而差点被捕。先驱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的家遭到保皇党暴徒的袭击。德国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与年轻的黑格尔一样充满热情。即便在“热月政变”之后，康德依然写道：“雅各宾派的错误不能与过去时代暴君的罪行相提并论。”[2]贝多芬将革命歌曲的旋律融入音乐创作，在其伟大的第三交响乐《英雄交响曲》中，充满激情地展现了革命军队的精神（虽然贝多芬在得知拿破仑称帝后，厌恶地抹去了献给拿破仑的题词）。在爱尔兰，还有贝尔法斯特中产阶级的伍尔夫·托恩和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伯爵（出身旧贵族家庭），前往巴黎与革命政府建立联系。在拉丁美洲，来自卡拉卡斯的16岁少年西蒙·玻利瓦尔（同样出身旧贵族家庭），1799年在与巴拿马的西班牙总督争论时竭力捍卫革命理念；而另一位墨西哥牧师米格尔·伊达尔戈宣传的革命理想，则赢得了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等学生的支持和信仰。
刀尖上的革命
这样的热情意味着不断推进的法军找到了许多当地同盟，这些同盟首先就出现在他们跨越边界进入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北部及德国南部的时候。君主和寡头政府的中产阶级对手自称“雅各宾派”——即便已经跌下权力的巅峰，“雅各宾派”依然是革命支持者们认可且常用的名字。不论法国军队何时进军，这些力量都与战争步调相配合，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法国自下而上的革命非常相似：废除农奴制和封建赋税义务，政教分离，没收教会土地，废除国内关税，以及建立一定程度上的民主议会等。但问题很快就开始浮现出来。
罗伯斯庇尔反对布里索的一个有力观点在于：其他国家的人民永远都不会欢迎外国侵略者，不论后者的意图有多么良善。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证明罗伯斯庇尔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国内许多知识分子和部分中产阶层最初都热情高涨。得胜的法军只能通过抢劫和对被征服土地收取贡奉来维持。解放战争经历了保卫革命战争的痛苦阶段，最终演化为一场帝国征服战。拿破仑引领着战争的进程，推动着事态的发展，吞并了比利时、萨沃伊和莱茵河南部的德意志小邦国，以君主制取代民主议会，直至将自己的兄弟们分封为意大利、威斯特法利亚、荷兰和西班牙的国王。
即便是处在拿破仑的治下，法军也推平了封建主义的残余，而且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准备好了土壤。但若没有法国如此重要的无套裤汉和农民起义，当地联盟在民众中就会缺乏真正的基础。农民和城市低等社会阶层从法国占领军那里几乎毫无所获，因而无法使他们认同新秩序，而且支付给法国的贡奉及维持法军的花费，造成了与旧有封建租税制同样沉重的负担。只要法军被迫撤离，当地的“雅各宾派”就会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1812-1814年间，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拿破仑在两条战线上过度扩张帝国，一方面试图为其兄弟戴上西班牙的皇冠，另一方面意欲跨越北欧平原，率军直捣莫斯科。这是一种酿成悲剧的策略。拿破仑的军队在马德里设法扑灭了一次民众起义，但是从此以后，却受到了惠灵顿领导的英军游击队不胜其烦的侵扰，后者一路战斗，跨越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在此期间，占领荒芜的莫斯科很快就变成一场灾难，敌人的军队和严酷的冬季环境摧毁了拿破仑长达一千英里的补给线。被占领地区的人民憎恨法军，西班牙和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与当地皇室势力联合起来将入侵者赶出了国境，这一举动使得这场战争看起来就像是一系列的“民族解放”战争——但结果却发现被得胜的国王背叛，被抛入戈雅在绘画作品《黑暗时代》中表现的压迫和衰退的深渊。
拿破仑的战败（或者说他的两次战败；在第二次滑铁卢战败前他曾于1815年不可思议地上演了百日复辟）令所有国王、王公和贵族趾高气扬地归来，缔造了奇特的半个世界：18世纪古老政权的上层建筑强加到此时已经发生巨变的社会结构之上至少在法国、意大利北部和德国西部是这样。司汤达（曾为拿破仑的军队供应军需食品）在小说《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中，以及大仲马（他的父亲是黑人奴隶的儿子，曾是拿破仑手下的将军）在小说《基督山伯爵》中，都精彩地描述了当时的世界。
大不列颠：传统的诞生
法国大革命不单是对欧陆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对大不列颠岛的影响也非常巨大。部分资产阶级通过1789年之前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已经获取了重要的影响力，因而感到并无必要进行激进的革命。但是，法国发生的事件极大地激励了迅速扩张的城市和城镇中的民众——包括不断增长的手工业者、雇工和小店主，与他们并肩的，还有部分来自工厂的新产业工人。
潘恩在《人的权利》一书中为革命辩护，并倡议大不列颠也应采用相似的宪法原则，这本书售出了十万册之多。在1791年底的谢菲尔德，“五六名机械工人……讨论生活供给品不可思议的高昂价格”和政府的腐败，组成了谢菲尔德宪法协会，致力于宣传普选权和倡议年度召开的议会。到了1792年3月，协会会员已经达到两千多人，并在当年秋天当革命在瓦尔密取得胜利后，组织了一场街头庆典活动，有六千多人踊跃参加。[3]类似的协会也出现在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伯明翰、考文垂和诺维奇，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4]伦敦通信协会由制鞋匠托马斯·哈迪于1792年初创建而成，很快便发展壮大，在四十八个分支机构中拥有五千名会员[5]，并建起了沟通各省各地协会的全国性通信网络。
运动的规模大得足以令英国政府感到担忧，1792年末的英国正在准备反击法国革命的战争。伯明翰的当地大亨谋划了一起暴动，袭击了参加1791年巴士底狱陷落纪念晚宴活动的当地改革者，洗劫商店，焚烧住宅，将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等人赶出城市。[6]如今，英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反雅各宾派运动的发展。各地都成立了保皇党协会，煽动全国性的战争狂热。
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还对任何宣传民主思想的尝试都予以严厉打击。潘恩由于撰写了《人的权利》而被判犯下叛国罪，不得不逃离英国。“苏格兰人民之友”的两位领袖：年轻的律师托马斯·缪尔和英国一神教牧师托马斯·帕尔默，经过臭名昭著充满偏见的审判后，被判处流放[7]，一同被流放的还有三位“苏格兰立宪会议”的代表。托马斯·哈迪及其他十几位伦敦革命运动领袖都因犯下叛国罪而被审判，哈迪的妻子在暴徒袭击住宅时不幸死亡。当陪审团宣告被告无罪时，议会终止了人身保护令，从而使革命者被告无须经过陪审团审判就可直接被监禁。
某种程度上，英国和苏格兰雅各宾派造成的骚动不安，在城市阶层引起巨大反响。数千市民聚集在广场，1797年撼动英国海军的海军哗变的部分组织者，无疑在此时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但是广大中间阶层也已做好准备与土地拥有者阶层团结起来，保护有利可图的现状，致使政府能够放开手脚安心对付革命运动。到了1790年代末，作出同情革命思想之举，已经是一件非常危险和困难的事情。
然而，谢菲尔德宪法协会、伦敦通信委员会、“苏格兰人民之友”及其他组织的活动也并非全无效果。爱德华·汤普森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表示，革命组织的活动缔造了一种传统，对1815-1848年间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爱尔兰共和党人的崛起
法国的例子对爱尔兰（大不列颠最古老的殖民地）的影响则要更加直接，它为这片土地赋予了革命的民族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650年代，英国政府粉碎了爱尔兰人民的反抗起义，将清教农民（主要来自苏格兰）安置在从阿尔斯特当地天主教徒手中夺取的土地上，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其在爱尔兰的统治。这些农民移民的后代一直害怕天主教起义会重新夺走土地，这种恐惧迫使他们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与同为清教徒的盎格鲁-爱尔兰裔地主们站在了一起。他们不敢挑战英国政府的爱尔兰政策，惧怕任何反抗行动都会刺激被剥夺了财产的天主教徒。直至1770年代，都柏林的清教议会始终承担着伦敦政府在爱尔兰实施傀儡统治的工具。
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事态开始发生改变。美国独立战争令都柏林议会有了更多讨价还价的权力，因为英国政府需要爱尔兰志愿军的支持，以防法国袭击。曾有一段时期，爱尔兰议会似乎能够做到从爱尔兰地主和商人的利益出发制定法律。但在英美战争结束后，这些看似颇有希望的前景都轰然倒塌，由此爆发了极为激烈的反英运动，其中贝尔法斯特不断成长的清教中产阶级商人群体尤具代表性。
这些感情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回应中爆发出来。志愿者开始操练起来，提出成立制宪会议，支持天主教解放。1792年，“贝尔法斯特成为民主之战的最前线，以宏大的游行和庆典来纪念法国大革命一周年……共和精神在这里得到广泛传播”。四处张贴的海报上对宗教教派主义发起了攻击：“因迷信而形成的嫉妒，是塑造爱尔兰‘巴士底狱’的原因：让我们团结起来捣毁它！”[8]纪念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年轻的律师沃尔夫·托恩在贝尔法斯特与十几人共进午餐时，成立了新的激进革命组织：“爱尔兰人联合会”，这些参与者大多是小商人（包括一位布店老板、一位亚麻生产商、一位鞣皮匠、一位职员、一位药剂师、一位钟表匠和三位贸易商）。[9]
爱尔兰与英国一样，都试图用镇压手段摧毁新兴的雅各宾主义运动。英国统治者通过爱尔兰上层阶级颁布法律，禁止爱尔兰人民携带武器，宣布“爱尔兰人联合会”为非法组织。“爱尔兰人联合会”被迫转向地下活动，革命主张也越来越激进。它的目标发展为推翻英国统治，因为英国的统治使爱尔兰的经济持续落后，使爱尔兰社会因宗教分歧而四分五裂；它提出必须掀起一场犹如法国革命般的剧烈革命运动，缔造一个新的现代国家。“爱尔兰人联合会”认为这将是一个资本主义新国家，一个甩掉外国统治和国内贵族沉重包袱的新国家。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托恩进一步看到，必须依靠中间阶层、主要是“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清教成员来激起天主教农民的革命激情——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一直拥有通过秘密武装的“抵抗组织”反抗地主的历史传统。
支持起义的人数日渐壮大（达到十万人），远远超出英国政府能够派出的武装人员（六万五千人）。[10]但是，爱尔兰志愿军缺乏系统的训练和武装，要想取胜似乎还有赖于从法国获得军事支援。
1798年爆发了爱尔兰起义。但是法国提供的支持微乎其微，而且姗姗来迟——迟至8月，一千一百名士兵组成的法国援军才抵达梅奥。而此时当局已经逮捕了起义领袖，从而将武装起来但却并未成熟的起义军逼到了死角。韦克斯福德和安特里姆的起义被镇压下去。接下来的血腥屠杀令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如同儿戏。当局对疑似支持起义者进行了残忍的报复，屠杀了近三万人。[11]
然而，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社会冲突在起义之前的三年间已经达到了巅峰，当局故意鼓励清教团体憎恨革命运动，憎恨天主教徒。1795年秋，安特里姆的戴蒙德村爆发了清教农民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此后出现了半秘密的清教组织“橙色骑士团”（橙带党）。盎格鲁-爱尔兰裔地主厌恶所有农民，最初并未加入这一新组织。但他们很快就看出，“橙色骑士团”是熄灭叛乱威胁的极有价值的工具：
1796—1797年间……“橙色骑士团”逐渐从一个小型分散、不被社会接受、被统治阶层鄙视的边缘性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强大有力的地方性协会，得到了英国和爱尔兰社会部分最高权要人物的首肯和积极支持。[12]
军队司令雷克将军主持“橙色骑士团”队伍，武装的“橙色骑士团”越来越与政府军和民兵站在同一阵线，惩处“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支持者。他们给清教徒叛逆提供了选项：要么遭受打击和折磨，要么加入“橙色骑士团”，打击和折磨其他叛逆。[13]通过这样的方法，英国当局和盎格鲁-爱尔兰裔的地主不仅镇压了革命起义，还极大地推动了宗教宗派主义情感。
过往二百年间主宰爱尔兰政治的两大传统：共和主义和“橙带党”主义，从其发源之日起就是整个欧洲范围内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斗争的支流。
然而，就当时的状况而言，这根本不是英国政府“文明”议员焦虑的事情。在成功地分化和统治“爱尔兰人联合会”两年后，他们劝服爱尔兰议会投票取缔该联合会。由于被排除在英国控制的市场体系之外，爱尔兰的工农业早已受到了重创。如今，他们又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所有保护自己的方式，而盎格鲁-爱尔兰裔地主却能攫取巨额地租，继而到英格兰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地花掉。英国政府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已经解决了“爱尔兰问题”——这种想法每隔上三四十年就会浮出水面，直至今天。
海地的黑人雅各宾派
反革命力量也并非处处得胜。在跨越大西洋、远隔三千英里之外的海岛海地，革命的结果与爱尔兰革命迥然不同。但是，海地革命经历了十年连续不断的激烈起义、战争和内战，才最终取得成功。
圣多明各地处伊斯帕尼奥拉岛西端，是法国殖民地帝国中最富庶的明珠。这里的种植园生产的蔗糖，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加勒比及美洲殖民地的蔗糖总产量加起来还高，从而将泼天的财富倾倒入种植园主及南特和波尔多等法国港口的商业资本家的口袋里。
这些财富来自对五十万黑人奴隶的残酷剥削，黑奴被迫没命地劳作，身体完全被摧毁，只有通过从非洲持续不断地引进奴隶才能维持劳动奴隶的人数。统治五十万黑人奴隶的是三万名白人奴隶主（这比北美大陆任何地区奴隶主与奴隶人口的比例都要小得多）；与此同时，还有三万名左右的自由混血儿，其中有些人拥有不少财富，甚至自己也变成奴隶主。
白人人数虽然相对较少，但是他们的野心可不小。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财富全是自己努力所得，因此憎恨母国专有权强加在殖民地贸易上的霸王规则：法国版的重商主义。与其相应，由于受到母国社会状况良好的中间阶层于1789年春夏之际爆发革命的激发，他们也感到必须提出自己的“自由”需求。巴士底狱风暴的消息传来，立即引发了移民针对皇家总督发起的武装暴动——尽管殖民地起义并无意在黑人奴隶甚至自由混血儿身上使用革命的“自由”“平等”口号。
虽然只占总人口的7%，但是白人内部却是分化严重。“一小部分白人”或许只拥有三四个奴隶，但却会与身处贵族压迫下的法国中间阶层一样，感到在当地白人大种植园主的手下遭受了屈辱和痛苦。急于自由选择贸易伙伴的种植园主，可不会让这“一小部分白人”掌握政治权力。当革命热情高涨的法国人组织起议会，立法赋予所有自由人（包括混血人和自由黑人，尽管法国大革命中谨慎地避免提及任何关于奴隶制的字眼）平等权利的时候，不论是只拥有几个奴隶的小部分白人还是大种植园主，都感到异常愤怒。很快，自由人群的四大群体（总督的支持者、拥有巨额财富的白人、拥有少量财产的白人和混血儿）就结成不断发生变化的同盟关系，局势发展到几近爆发内战的地步。
上述所有群体都希望黑人奴隶能够继续工作，继续受苦，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接受奴隶主的惩罚，继续奄奄一息地活着。然而，他们这种想法无疑是大错特错。奴隶们抓住机会掀起了暴乱，他们在种植园纵火、杀死奴隶主、组织武装与白人民兵作战、将暴乱扩展到各地，并在紧迫的形势下选出了自己的领袖。曾做过牲畜管理员的杰出的杜桑·卢维杜尔，很快就颇有技巧地掌控了白人群体、混血儿、从岛屿另一半入侵的西班牙军队，以及法国吉伦特派先后派来的代表之间彼此竞争的关系。继而，就在无套裤汉横扫雅各宾派登上法国权力巅峰之时，英国军队登陆了圣多明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具有更加广泛的含义，而不单单是只关乎圣多明各的未来。英国统治阶层的重要派系在亚当·斯密观点的影响下，得出奴隶制时代已经过去的结论。毕竟，英国已经失去了北美的蔗糖种植园，而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种植园与法国在当地的种植园相比几乎不值一提。威廉·皮特政府原本支持威廉·威伯福斯的反奴隶制运动。但是，接管圣多明各这个最重要的奴隶制经济中心，改变了英国政府的想法，使他们转而积极地拥抱奴隶制，与此同时则为全世界奴隶制的蔓延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推动雅各宾派登上了权力巅峰，对奴隶起义而言，这件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许多吉伦特派领袖都积极地反对奴隶制，并且是1788年成立的“黑人之友”协会成员。他们主要是一些受到启蒙思想激励的新闻记者和律师。但他们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则是坐落于法国西部港口的商业资产阶级，他们激烈反对任何可能破坏其利润的政府举措。虽然对反奴隶制的思想进行了宣传，但吉伦特派并未准备好将其付诸实现。相比之下，横扫雅各宾派的民众力量在奴隶制中没有实质上的利益，因此将奴隶遭受的苦难等同于自己遭逢的不幸。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领袖，由于惧怕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合军队的攻击，希望通过鼓励英属加勒比海岛屿的奴隶暴动来缓解法国的压力。
1794年2月4日，雅各宾派控制的国民议会立法废除了所有法属岛屿上的奴隶制，给予来自圣多明各的黑人和混血儿使节们一个兄弟之吻。两大革命力量组成同盟，粉碎了皮特试图在奴隶制框架下扩张英国资本主义的希望。六万人的英国远征军在这里遭到惨败，死伤人数远超十年后惠灵顿将军在半岛战争中的死伤人数。英国议会的平衡又被打破，这使奴隶贸易的反对者能够再次召开听证会，并于1807年投票废止了奴隶贸易。
然而不幸的是，对圣多明各的前奴隶们而言，这却并非最终的结局。“热月政变”后法国政权的右转，给旧日奴隶主及其商业同盟造成了新的影响。拿破仑在为登基做准备的同时，还计划着在殖民地帝国中再次推广奴隶制。拿破仑派遣舰队携带1.2万名士兵，从卢维杜尔的手中夺取了圣多明各的控制权。接下来的战争变得与对英战争一样残酷。就在法军快要取胜的时刻，卢维杜尔错误地试图与敌人达成和解，结果却被绑架并最终死在法国的监狱中。接下来，他的副官德萨林组织黑人抵抗运动，最终击败了拿破仑的军队，就像卢维杜尔曾经击败英国军队那样。
圣多明各成为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海地共和国。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持续十五年的战乱给其造成巨大破坏。曾为少数人带来滔天财富的蔗糖经济失去了奴隶制，如今已然无法恢复——虽然德萨林的继任者克里斯托弗试图再度强行实施奴隶制，但是人民拒绝接受。他们或许是很贫穷，但是他们却比牙买加、古巴、巴西或北美洲的黑人伙伴们都要自由。
拉丁美洲的首轮革命
自由的海地于1815年吸引了一位委内瑞拉人前来造访，那就是从16岁就开始为革命原则大声疾呼的玻利瓦尔。他如今是委内瑞拉的革命领袖之一，在整个拉丁美洲范围内挑战西班牙的统治秩序。
与海地革命一样，委内瑞拉的革命也是由欧洲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所触发。在虚弱无力的波旁国王退位后，拿破仑于1808年将其兄弟约瑟夫扶上了西班牙王位，史称查理四世。这激起了马德里的人民起义和农村活跃的游击队活动，以及得到英国支持的西班牙残余军队展开的精心部署的系列战斗。起义的大部分动力来自具有深刻宗教情感的农民，在惧怕任何对贵族和教会封建主义提出挑战的牧师领导下，致力于扶植查理的儿子费迪南重登王位，重新恢复君主专制，并重新设立宗教裁判所为辅助。但是，加迪斯的自由资产阶级议会一度成为全国叛乱的中心力量，即便他们的思想对在国内大部分地区战斗的力量来说是个可恶的东西。
结果导致不仅在西班牙本土，而且在整个西班牙帝国境内，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一个统一连贯的政府实施统治。因而，从加利福尼亚到合恩角的美洲，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各种政治力量都开始尝试填补这一真空，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彼此间的残酷混战。
就像英国人在北美和法国人在圣多明各，最初的西班牙移民在此前三百多年间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利益，与帝国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西班牙的政治危机似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维护这些利益的机会。
殖民地总督忠于西班牙国王，决意抵制这些要求，他调度手上掌握的军队，并从教会那里得到了更多支持。除此之外，拥护总督的力量还有很多——拉美殖民地社会的分裂状况比北美殖民地的分歧要大得多。拉美广袤的土地由大地主掌控，实际上对当地人民实施封建统治。与此同时，在那些商人财富来自与西班牙而非拉美其他地区贸易的城市中，信仰皇权、依附地主的中产阶层束缚了经济进步，压制了众多工匠、工人及某些地区黑人奴隶的发展。
这就是来自大地主家庭的玻利瓦尔于1810年参加委内瑞拉反抗西班牙统治的第一次起义时的形势——就在两千英里外，具有革命思想的牧师伊达尔戈正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领导一场起义。起义伊始取得了成功，但很快就被击溃。伊达尔戈被处决，玻利瓦尔被迫逃走。玻利瓦尔在加拉加斯再度领导起义时依然釆用原有的方式，同样又被击溃（并向海地寻求支援），而莫雷洛斯接过伊达尔戈的旗帜继续革命，其后也惨遭被处决的命运。玻利瓦尔的第三次尝试终于成功：军队从委内瑞拉出发，经过努埃瓦和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进入玻利维亚，与阿根廷的“解放者”圣马丁会师，此后继续进军，与智利的“解放者”奥伊金斯会合，将秘鲁的西班牙国王赶下王座。在此期间，在墨西哥爆发的第三次起义终于迫使西班牙人承认了墨西哥的独立。然而，对那些受到玻利瓦尔和伊达尔戈理想激励的人们来说，最终的胜利却变了味道。他们拥护法国革命的价值观，不仅提出废黜国王，还致力于废止封建制度，解放奴隶，建立完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伊达尔戈走得甚至更远，他提出划分土地来激发农民的热情；而玻利瓦尔则在胜利后在巴拿马召集“大陆会议”，倡议在拉丁美洲建立“联合国”。
统治这片大陆的大地主此前对上述举措并不感兴趣。正是由于他们反对如此激进的革命，才导致玻利瓦尔初期的惨败和伊达尔戈的被处决。虽然大地主最后为玻利瓦尔和伊达尔戈的后继者欢呼，称其为“解放者”，但他们也需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建立在大地主阶层的理解和语境中。因而，土地改革从未实施，权力依然掌握在地区寡头手中，建立统一的拉美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对抗的计划同样胎死腹中。虽然玻利瓦尔的革命获得了成功，委内瑞拉的每个城镇都竖起了他的雕像，人们对他极为崇拜，但最终他依然是在沮丧中离开了人世。
此时的拉丁美洲与独立前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片大陆拥有几座出众的殖民地城市，展现出17世纪和18世纪的壮美，足以媲美任何欧洲城市，城市周边环绕着大型庄园，近乎农奴般的人们在此间劳作。拉美“国家”逃离了西班牙的统治，得到了自由，但或多或少依然要靠外国势力才能维持。19世纪，美国和法国入侵墨西哥，而英国则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对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施加了统治性的影响。在每一个拉美国家都是寡头团体彼此倾轧斗争，政变不断上演，“自由党”和“保守党”彼此竞争，保守的社会结构一方面以极端的特权为特色，另一方面则又呈现出大范围的发展停滞和贫困。
[1]黑格尔，《历史哲学》（ThePhilosophyofHistory,NewYork，1956），第447页。[《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2006年版。]
[2]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100页。
[3]格温·威廉斯（GwynWilliams），《工匠与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和英国的民众运动》（ArtisansandSans-culottes:PopularMovementsinFranceandBritainDuringtheFrenchRevolution,London,1981），第58页。
[4]同上书，第59、62-66页。上述所有形势发展的综合评述，参见“种下自由树”（PlantingtheLibertyTree），引自爱德华·汤普森（EdwardTompson）的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NewYork,1966）第五章。[《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5]格温·威廉斯，《工匠与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和英国的民众运动》，第78页。
[6]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73-74页。
[7]约翰·麦基（JohnMackie），《苏格兰史》（AHistoryofScotland,Harmondsworth,1973），第311-313页。
[8]托马斯·穆尔（ThomasMoore），《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的生死》（TheLifeandDeathofLordEdwardFitzgerald,London,1831），第一卷，第204页。
[9]弗兰·坎贝尔（FlannCampbell），《反对之声：阿尔斯特的新教民主》（TheDissentingVoice:ProtestantDemocracyinUlster,Belfast,1991），第51页。
[10]同上书，第98页。
[11]数据引自格雷（T.Gray）所著《橙带党》（TheOrangeOrder,London,1972），第69页。托马斯·派克汉姆（ThomasPackenham）估测在起义中被杀的人数在3万到7万之间，参见其所著《自由之年》（TheYearofLibery,London,1978）第392页。
[12]弗兰·坎贝尔，《反对之声：阿尔斯特的新教民主》，第83页。
[13]出自C.Fitzgibbon，转引自格雷所著《橙带党》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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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法国大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二章法国大革命
↘巴士底狱的陷落及其后
↘革命战争
↘革命的根源
↘改革家、革命者和无套裤汉
↘雅各宾派及其恐怖统治
↘“热月政变”及其后
法国大革命大事年表
1787-1788年●贵族反对向大地产征税，国王同意召开“三级会议”。
1789年4月●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
1789年6月●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
1789年7月●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
1789年10月●妇女向凡尔赛进军，国王被拖回巴黎，拉法耶特的国民军、开始控制城市，建立立宪君主制。
1790年7月●巴黎举办“联盟庆典”庆祝国王与人民之间达成“团结”。
1791年春天●国王试图逃离巴黎。
1791年8月●海地的圣多明各开始出现奴隶制。
1791年9月●宪法对选举权规定了严格的财产资格。
1792年1月●巴黎爆发“食物骚扰”。
1792年4月●吉伦特派政府宣布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开战，却在军事上遭到惨败。
1792年8月●巴黎爆发起义，逮捕了国王，丹东入阁政府。
1792年9月●瓦尔密战役取得胜利，成年男性公民选举出了议会。
1793年1月●国王被处决。
1793年2月●英国参战。
1793年春天●外国侵略军向巴黎进军，保皇党人在法国西部（旺代省）举行暴动。
1793年5-6月●巴黎起义，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领导的雅各宾派政府掌握权力，内战爆发。
1793年夏天●马拉被暗杀，封建赋税义务终结，保皇党人将士伦港交给英国人。
1793年9月●巴黎立法规定最高物价，雅各宾派开始实行恐怖统治。
1793年10-12月●保皇党人被打败，吉伦特派叛乱被肃清。
1794年2月●雅各宾派在整个法国帝国体系内废除了奴隶制。
1794年3-4月●雅各宾派首先处死了雅克·埃贝尔，继而处死了丹东，革命军在所有前线阵地都取得了胜利。
1794年6-7月●大恐慌时期。
1794年7月●“热月政变”爆发，处决了罗伯斯庇尔和其他雅各宾派领袖。
1795年3-5月●最后的起义被镇压，一千两百人被捕，三十六人被处决。
1795年9月●颁布了有限选举权的新宪法，政府依靠拿破仑来镇压保皇党人暴乱，五人执政团掌握了实权。
1799年11月●拿破仑攫取最高权力，成为“第一执政官”。
1804年●拿破仑称帝，自称拿破仑一世。
1792年夏天，德国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代表歌德写道：“今天和此地，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而就在一年之前，荷兰保守党贵族范·哈根多普已经睿智地看出了事态的发展走向。他写道，“所有国家”都正在形成两大派别。一派是教会与国家，相信“血统神圣、得到教会支持的一人或几人能够超越民众，拥有掌控政府的正当权利”。另一派则否认政府的所有权利，“除非它是由其治下所有人按照其自由意愿选举出来的政府”，并认为“所有政府人员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1]
令歌德感到兴奋的是，两大“派别”在法国北部的瓦尔密展开了激战，最终第二大派别夺取了胜利。法国革命军击败了欧洲半数主国的军队。
对十年前明达世事的人们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法国革命这一想法更加荒谬的事情了，更别提仅凭法国一国就能点燃整个欧洲。法王统治这片土地已超过千年，享有至高无上、无可挑战的绝对君权也已长达一百四十年。太阳王路易十四及其在凡尔赛的华美宫殿都象征着“专制主义”的永恒和稳固，他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并为他的后继者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留下了恢弘伟大的遗产。
然而，就在1789年的夏天，绝对专制主义君权突然间便在一夕之间崩塌。国王召开代表覆盖整个法国社会的三级会议（包括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广大民众）讨论征税事宜。但是，第三等级的代表拒绝向贵族卑躬屈膝，拒绝按照国王的驱使行事。第三等级代表成立了“国民议会”，在国王关闭“三级会议”议事厅的大门后聚集在网球场，发誓不通过宪法绝不离去。国王召集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来回应他们的行动，并洗劫了据说同情改革呼唤的首席大臣内克尔的家。
第三等级代表来自中间阶层的各个行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比较富裕。半数代表是律师，其余人主要是制造商、银行家、贸易商和富裕的中产阶级地主，没有一个人是工匠或农民。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拥护君主制，只是希求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以及对选民实行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第三等级不会就这样被击溃，凡尔赛传来的消息令巴黎大多数民众群情激奋，这些人此前从未思考过政治为何物。此时巴黎社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最初由中间阶层的富裕成员组成，人们在俱乐部里讨论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小报和宣传册。巴黎中产阶层的四百名代表聚集在市政厅，宣布成立市议会，或称“公社”。
巴士底狱的陷落及其后
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谣言，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搅动着广大市民。7月12日，巴黎的贫苦市民爆发了示威游行，抢走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滑膛枪。两天后，众多市民向皇权统治的标志性建筑巴士底狱（监狱高三十米，四周围着二十四米深的壕沟）进军。这可不是一次简单的示威游行。监狱里存有大量火药，还有数不清的政权反对者被囚禁其内。民众决意夺取巴士底狱。监狱的守卫向市民开炮，紧接着是连续三个小时的射击，造成八十三人死亡。暴动的市民拖出了他们从巴黎荣军院夺来的自己的大炮。直到威胁要炸飞堡垒和周围居民区后，巴士底狱的司令官才向民众投降。革命者控制了首都，全国各个城镇很快都以同样的暴力模式展开了控制权的更迭。
巴士底狱的陷落是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巴黎市民的行动，激励国民议会制定法律废除封建主义（尽管它希望农民为终结封建义务支付补偿金）并通过了《人权宣言》，其具体内容与美国的《独立宣言》比较相像。往纵深发展的群众运动，阻挠了国王想要发动军事政变的企图。巴黎贫民区的妇女行进到凡尔赛，身后是两万名身负武装的男人。他们闯进宫殿，迫使国王与他们一同回到巴黎，将国王置于民众的监视之下。
此时的群众运动依然缺乏彻底推翻君主制的特质。就围攻巴士底狱的民众和进军凡尔赛的妇女而言，他们的行动大多出自自发的意愿，并受到贫民区食物短缺及对国王贵族朋友憎恨的激发。但他们依然接受第三等级的官方代表领导，这些代表属于中间阶层中的上层分子，他们只希望作出有限的改变。这令巴黎的武装力量逐步集中在新的国民军手中，大多数国民军成员都是来自比较富裕的中间阶层。主掌国民军的是前将军和贵族拉法耶特，他的“民主”资质来自其作为法国官方顾问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在拉法耶特的领导下，议会开始制定宪法，设定极高的财产资格限制，将选举权赋予所谓的活跃市民，致使国王有权拖延新法通过长达两年之久。民众被期望会对国王和议会、富人和穷人建立在“团结”基础上的新秩序感到欢欣雀跃。许多民众也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当国王、前贵族、中间阶层和巴黎市民举办了一场宏大的“联盟庆典”庆祝巴士底狱陷落一周年时，人民普遍感到自由来临，兴高采烈。
然而，这种团结并未持续很久。尽管保留了财产，贵族依然对失去古老的特权而耿耿于怀，愤愤不平。许多贵族移居国外，暗中则仍在与国内之人密谋推翻革命。国王与皇后则向其他国家的君主发去密函，敦促他们出兵入侵法国。
与此同时，由于物质条件并未得到改善，不论在乡间还是在城市，人民的日子都越来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789年夏天，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起义引发了“巨大的恐慌”，起义者闯进贵族庄园，焚烧封建地契。在城市和贸易城镇中，食物短缺、物价飞涨和失业不断引发了民众骚动，人民对贵族和投机商人的憎恨与日俱增。激增的报纸（仅1789年下半年就冒出二百五十家报纸）散布着狂热的思想；政治俱乐部的作用也日益增强，人们聚集在此探讨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该俱乐部由来自北部城镇阿拉斯的律师罗伯斯庇尔主持，它与当时法国境内存在的许多类似政治俱乐部声气相通。律师丹东则主持着著名的科德利埃俱乐部，这家俱乐部的会费相对便宜，因此非常贴近大众，其成员大都受到马拉主笔的《人民之友报》的影响。
然而，有两年多时间，都是拉法耶特的“温和”宪政君主制主宰着法国的政治生活。1791年6月，国王试图逃离巴黎，加入境外反革命军的阵营，但是一位乡村邮政局局长迅速召唤当地民兵，阻挠了国王的出逃。议会主流派拒绝对君主制提出任何挑战。“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如此声称，并散布国王被诱拐的消息。其中一位领袖安托万·巴纳夫说道：“君主制的倾覆”将会成为“最大的危险”，因为那将意味着“财产概念被毁灭”。[2]马拉被追捕，不得不四处躲藏，并最终被判流放英格兰。议会颁布《谢普雷法》，禁止民众集会和工人罢工。国民军在战神广场向数千名排队签署共和请愿书的民众开枪，而就在约十二个月前，这里正是举行联盟庆典的所在地。这场屠杀导致五十人丧生，而那些为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即将到来的悲催命运落下热泪的人们，却很少提及这场屠杀。
然而，镇压并不能阻止民众暴动。食物短缺、物价飞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将手工业者、小商人（被称为“无套裤汉”，因为他们身着长裤，而富裕阶层则流行身着紧身短套裤，膝盖以下穿长筒袜）和劳工逼到了绝望的边缘。1792年1月和2月，巴黎爆发了“食物骚乱”；在农村，贫穷农民突袭市场，对玉米和面包强行减价。雅各宾派成员埃贝尔发行《杜薛斯涅神甫报》，尤其针对无套裤汉读者群。在法国最贫困地区广为人知的牧师雅克·卢克斯组织起信众（他被敌人称为“疯子”），明确地表达出穷人对贵族和富人的憎恨。越来越多的无套裤汉加入政治俱乐部，云集在巴黎各个地区召开日常“派别”集会。前演员克莱尔·拉科姆创立了革命妇女组织，在参与了“食物骚乱”和凡尔赛进军的妇女中得到了许多支持。
镇压也无法掩盖上层社会的分歧。国王和皇后依然与境外的反革命军队密谋推翻革命。掌握政府的“温和派”手足无措，他们被国王密谋推翻革命和下层人民暴乱的双重恐惧撕扯着。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中，崛起了布里索派（得名于该派的领导人之一布里索）或称吉伦特派，他们自视没有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那样激进，开始着手准备取代拉法耶特政府。
每个相互竞争的势力派别都坚信，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办法得到解决，那就是抵御聚集在法国北部边境的外国侵略军。国王坚信外国军队势必得胜，他将会恢复往日的绝对权力。拉法耶特相信，这场卫国战争将会使他成为法国事实上的独裁者。吉伦特派相信，他们将会从这一波爱国主义热情中获利匪浅。罗伯斯庇尔对这场战争抱持的立场最为坚定，不过，历史学家和通俗小说家经常将他描写成一个嗜血冷酷的野兽恶魔。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中表示，战争将会开启反革命的大门。但他却无力阻止吉伦特派同意国王组建政府并于1792年4月向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
革命战争
战争伊始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法军受到了沉重打击（部分原因在于统军将领总想投降），国王试图利用这场混乱来除掉吉伦特派。布伦斯威克公爵代表外国侵略军发声，宣称胜利后将会施以“严厉的复仇”，“将巴黎整个城市交给军队管理，并严惩叛徒，使其得到应有的下场”。[3]
反革命力量的威胁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激起了下层人民的激烈反抗。民众间普遍存在这样的共识：敌军入侵将会危及此前三年内获取的所有革命成果。数千人民（在政府眼中穷得没有资格拥有选举权的“消极市民”）犹如潮水般涌向巴黎各个地区的政府部门和民众集会地。国民大会号召志愿者反击反革命军的入侵，仅在巴黎就有1.5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军。活跃的革命分子从各省城镇向巴黎进发，其中最著名的援军来自马赛，他们走在路上引吭高歌的“马赛曲”成为革命的圣歌。四十八个区只有一区缺席巴黎会议，最终会议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诉求。与此同时，驻扎在贫苦地区的当地国民军也越来越受到革命激情的影响。
不仅穷人对反革命军队的入侵感到恐慌，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等人领导下的中间阶层激进派对此也十分恐惧。他们日益明确地意识到，除非推动革命进一步往纵深发展，否则失败将会无孔不入。1792年8月10日，他们采取了行动，这一天成为法国大革命历史上第二个伟大的转折点。来自四面八方的数万名无套裤汉加入革命军，向杜伊勒里宫进发。本应保护国王的国民军士兵们也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在战斗中击败了皇家军队。在这场战役中，六百名贵族和三百七十名起义者命丧黄泉。
巴黎市民再次控制了城市。根据不到一年前制定的财产限制选举权而选出的市民议会由“温和派”代表组成，他们决定向新的权力低头。议会投票暂停国王的权力，承认由巴黎各派人士组成的新的革命公社，组织在普遍男性公民选举权基础上进行新的选举。吉伦特派又回来管理政府，但却不得不向雅各宾派让出三个政府要员位置，其中最重要的职位给予了丹东，由他出任当局的司法部长。
这些变化本身并不足以击败来自外部的威胁。法军持续战败，入侵的外国军队逐渐向首都巴黎推进（拉法耶特等人如今也加入了外国侵略军）。巴黎还有许多贵族和保皇党人，其中不少人都被囚禁在疏于守卫的监狱里，等待进行报复的时机，好洗刷其在过去三年里受到的屈辱。军队军官和政府官员中也到处都是保皇主义者。
只有两件事可以应对反革命势力的威胁：派出大量热切的革命志愿者冲上前线奋勇杀敌；与此同时采取果断行动，阻止国王和贵族在后方发动军事政变。掌握政府的吉伦特派无力完成上述任务。但是，丹东却在此时展现出其激励民众斗志的极大潜能。他提出了“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口号，用来点燃巴黎贫穷地区革命分子的激情，鼓励他们加入前线作战军队，给其注入新的生机。
巴黎市民也采取了果断行动。在马拉的激励下，他们击溃了国内的反革命力量，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突袭监狱，迅速处决了那些他们心中认定的保皇党人，制造了“九月大屠杀”。
作出上述举动的巴黎市民明白，一旦敌人攻陷巴黎，他们势必会被送上绞刑架或断头台；而且他们心里很清楚，许多位高权重者都做好了协助敌人的准备。他们早已看过朋友和邻居流血受苦：在战神广场遭受大屠杀、军官帮助敌人在战争前线血腥屠杀人民、在因面包短缺而导致的饥荒中饿死。因此，他们必须做些什么。不幸的是，在没有组织引领的情况下，一片恐慌的民众很容易陷入不加区别的滥杀中，因此许多普通囚犯也被连累成了反革命分子的陪葬。不过，这一举动却起到了恐吓和镇压巴黎皇家第五军团的效用。
9月20日，革命军在瓦尔密阻挡住了侵略军的脚步。第二天，新的议会（世界历史上领先所有国家第一个由所有男性公民选举出的立法机构）废除了君主制，宣布法国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被废除的不仅仅是国王，还有三年前仍被视为不可改变的许多特征。封建制度的残余如今被清扫一空，人民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维持奢侈生活而被迫支付的什一税也被废除。宏大的国家不再支撑教会的迷信。政府出台了鼓励教育、拓展科学知识传播等计划，将启蒙思想散布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设立在贸易线路上阻碍自由流通、为本地贵族谋取福利的关税哨卡也消失了。在前线作战的自愿兵军团中，普通士兵可以选举身边的伙伴担任军官。
因此，歌德认为此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惊讶。
然而，革命还远未终结。接下来两年，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基层民众，都展现出更加激进的面目。1794年夏天，革命浪潮突然回落，在一种新君主制的雏形阶段，再度出现了新的不平等和一些旧日特权痕迹。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著名的“恐怖”时期，导致理解和同情革命的人们陷入困惑的浓雾中。在国民议会极其微弱的多数票支持下，砍掉了国王的脑袋，继而又处决了许多其他贵族和皇后。接下来，雅各宾派将吉伦特派送上了断头台；随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将丹东和埃贝尔送上了断头台；最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自己也被热月党人送上了断头台——热月党是一个由吉伦特派、丹东和埃贝尔过去的支持者组成的联盟。断头台上前仆后继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令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革命总是会吞噬自己的孩子”[4]，这句话无疑还隐含着革命总是伴随着徒劳无功和血腥四溅的意思。
不过，这句话是一个错误的总结。英国革命就没有吞噬其革命领导者（杀死革命领袖的工作留给了复辟王朝的刽子手），美国革命同样没有杀死其革命领袖。只看到法国革命血腥一面的观察，并未能真正看到法国革命背后发挥作用的真正力量。
革命的根源
对革命事件进行简要描述，不可避免地会将目光集中在那些夺人眼球的大事件和众所周知的大人物身上。但事实上，革命远远不止这些内容。它包括在社会力量的平衡中突然发生的改变，这种改变源于长期以来缓慢得几乎无法察觉的发展。因此，想要理解革命，就必须首先了解引发革命的这些发展。
在古老社会（通常所说的古代政权）的顶端，坐落着君主和贵族。在法国，封建佩剑贵族的古老传统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而反观大不列颠，这一传统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法王在几百年间不断削减几位大贵族的独立力量。国王采用的方法，正是利用城镇及新近获得财富的“资产阶级”来与大贵族对抗。16、17世纪的法王向富裕资产阶级的后代出售国家政府和皇廷中的职位，给予资产阶级体制上的承认，而这些人很快就发展成为新贵族：“长袍贵族”。这群贵族垄断了实施皇家政令的司法法庭（对英语母语者来说，这类法庭的专有称呼“高等法院”令人疑惑）。
最后，还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贵族，这种贵族由教会的“王公们”即主教与修道院院长们组成。他们拥有的财富堪与大贵族媲美，而广大教士的生活则几乎与农民一样窘迫。上层教士阶层为了保住位置，有赖于皇室的赞助和支持，而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依靠其在朝廷的影响力来维持权威。这就使得像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旧贵族大家庭成员之一，他“缺少所有使徒的美德”[5]，甚至都没有完成圣职）这样的人，在年仅21岁时就获得了重要的修道院院长职务。与贵族一样，上层教士无须缴税，同时还可从大规模田庄及什一税中收取地租和封建赋税。
没有任何贵族显现出任何一点儿倾向，想要放弃这样的特权。实际上，随着维持奢华生活的费用不断飙升，贵族开始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加大封建赋税的力度，将部分村庄中的公有财产收入囊中，垄断国家、军队和教会中最有利可图的职位。这段时期显现出“贵族激烈反应”的特质。[6]
此时的法国正在经历大跨步的工业发展，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尤为显著。据估算，整个18世纪，法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9%。[7]纺织业的产量增长了250%，煤炭产量翻了七八倍，钢铁产量从四万吨激增到十四万吨。到了1789年，五分之一的法国人口都受雇于工业或手工业。[8]
采用外包制的大商人阶层（尤其是那些与西印度蔗糖殖民地联系紧密的大西洋港口商人）赚得盆满钵满，还有一些制造商（如垄断印刷业的几位大商人）不论在经营规模上还是在财富上，都实现了激增。此时，富裕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比较特殊。从立法角度来说，他们的地位逊于所有贵族。但是，他们财力雄厚，能用金钱对君主制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而且，他们还能购买土地，收取农民的封建地租，通过成为国王的包税人而获取利润。在富裕商人之下，是无法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较为低下的资产阶级。但他们同样可以将通过贸易、小商店或奢侈手工艺品销售等渠道积累的财富，投入到购买土地或购买政府官职上。这两种资产阶级都非常仇恨贵族对他们的歧视，但他们绝不会自发地站在专制君权的对立面上。实际上，他们依然对封建制度抱有希望，希望君主制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贵族的伤害。
在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之间，存在着众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传统上，国家支持的行会通过管理贸易商品的价格，来保护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收益。但是，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行会这种形式越来越无法保证他们的收入。市场条件的一个突然变化，或许立刻就会剥夺他们的进账，而在歉收时节之后面包的价格总是高不可攀（就像1780年代晚期及1790年代初那样），令他们几乎陷入饿死的绝境。而且，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都开始雇用雇工（那些永远也别想期待自己拥有生意的人）。这部分雇工与那些依然保有保守主义行会思想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之间，几乎没有共通之处。
渴望“一朝功成名就”的投机者也越来越多，这些人总是随时做好准备，寻求任何出头的机会，包括一次有利可图的贸易、为政治服务的资财奖励，或者是利用先进的新生产技术。虽然这些人对旧秩序的“非理性”深恶痛绝（对启蒙思想的通俗表达则常是趋之若鹜），但他们绝不是革命者。
农民阶层在法国社会中占据很大比例，而且每个地区的农民状况都迥然不同。在少数几个地区，发生了类似英格兰的生产变化，出现了使用创新技术的资本主义农民。有相当数量农民都是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通过种植葡萄等经济作物或者将农业与纺织业结合起来），但是他们的规模还很小。还有数量众多的农民从地主那里租赁土地，上缴地租或者与地主就一年的收成分成，沉重的负担令他们没有资金提升农业技术，即便他们中有些人还能雇用少数劳工。最后，就是众多条件几乎与中世纪农民没有差别的广大贫苦农民，唯一差别只是不再有中世纪的正式农奴制。然而，几乎所有农民都有一个共性。他们感到土地属于自己，但却不得不向地主支付封建税费，向教会支付最高达到每年收成9%的什一税，以及最高比例的地租。此外，他们还必须向国家上缴封建赋税，而贵族和教士则取得了豁免权，无须承担这一重负。这就意味着，一旦遇上歉收或物价上涨，他们的日子就会极为难过。
国王、贵族、不同的资产阶级群体、各个农民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令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声称，法国大革命不能用阶级理论来解释。[9]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更愿从国家职务、地主身份甚至是封建地租中获取收入，而非利用现代工业获取利润。因此，此时的资产阶级绝不是代表了资本主义这一全新生产方式、与建立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国王和贵族对抗的阶层。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如下事实再次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在这场革命中，少数大工业家支持革命，而数量众多的商人却支持国王。
他们列举的一些例证无疑准确无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确没有坚持不懈地站在反对旧秩序的革命力量一边。他们与旧秩序共同发展了数百年，与旧秩序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不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实际财富上都是如此。革命的领袖人物既不是金融家也不是工业资本家，而是如同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般的律师、卡米尔·德穆兰般的记者，甚至还有马拉等曾为上流社会服务的医生。但是，“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从基础层面上就是错误的。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交缠难分的联系，并没有阻止他们被相反的法国社会愿景所吸引。一方回溯过往，拒绝所有改变，保卫贵族特权和封建义务。另一方则期待社会建立在市场平等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高贵血统并不会成为“功成名就”的阻碍。大部分资产阶级在面对推动这样的社会模式得以实现所需要的措施时，都是反复踌躇，犹豫不决。但当新秩序取胜时，他们也绝不会像大多数贵族那样，出于厌恶新社会而远走他乡，自我放逐。
围绕竞争的两极而产生的社会分野，首先主要由贵族的反应引起，而非由资产阶级带来。就像在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显示出的那样，并不是希求新事物的人民引发了最初的动荡，而是旧秩序的守卫者试图令社会倒退回过去才引发了暴乱。
1780年代，金钱成为法王的当务之急。法国在与英国和普鲁士的七年战争中耗费了巨额财富，又在参与对抗英国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所费不菲。如果法王不能设法增加税收，就将面临破产的威胁。但国王很快就发现，再要增税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贵族和教士拥有免税权，这就意味着所有税负都压在了社会低下阶层的肩上，而当下的状况则是，社会低下阶层已经到了无法多付一分钱的临界点。农村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一直在下跌，城镇的工资虽然增长了22%，但物价却上涨了65%。[10]而且，提高税收的方法也令人绝望地毫无效用，大部分钱财都被征税的包税人中饱私囊。
国王很快就明白，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多么险恶的地步。他于1786年任命了一位“改革”大臣，后者提出合理改革税收体制的计划，并将贵族和教会的大田产也纳入征税范围。贵族闻听此言，出离愤怒。国王选取的“贵族”议会成员愤怒地否决了这一计划。改革在进一步推行的过程中，各省高等法院的长袍贵族也拒绝实施新计划；当政府官员试图不顾他们的反对强行推进计划时，他们就组织民众示威抗议，在一些地区抗议还演化成了暴乱。在这些抗议活动中，贵族发现他们的立场居然可以赢得其他社会阶层的大力支持。毕竟，谈及收取更高的税金，对部分资产阶级和农民来说，似乎也是一种威胁。
贵族自视为社会天生的领导者，幻想着可以利用民众的支持，迫使政府向他们的意愿屈服折腰。他们的核心需求是召开三级会议——上一次召开三级会议还是在1614年。1789年5月，国王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国王是向贵族的激进需求、而非资产阶级或更低下社会阶层的进步主义运动作出了让步。
然而，国王对贵族的让步，令其他社会阶层也开始组织起来。他们需要为第三等级选取参会代表。在城镇中，民众需要集会选取“投票人”，投票人再选出参会代表。在乡间，村民需要决定派谁去参加选举第三等级代表的地区会议。大部分民众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通常都会信任那些最善言辞者。因此，第三等级代表就被律师和其他富裕的中产阶级成员所占据。但是，选举代表的过程鼓励了数百万人民第一次开始思考，他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乡村和城镇中，人民开始广泛起草陈情书：列出他们的需求，希望三级会议予以满足。这场讨论引导巴黎贫民开始在激进团体中清晰地表述思想，这些思想带来了7月围攻巴士底狱的风暴和10月激昂的凡尔赛进军。激进思想还激发了农民的反叛热情，并最终于1789年夏天沸腾为反对当地贵族的暴动。
“三级会议”召开时，贵族不得民心的反动冒犯之举激怒了中间阶层，令第三等级代表们产生了坚持己见、一意孤行的强烈想法。他们原本无意革命。他们依然迷恋君主制，并没有废除它的意愿，而只是希望能够限制贵族的权力范围，希望借此终结贵族的武断特权和强势欺压。但是，他们也不会接受权威命令、任由宰割，在全社会群情激昂的情绪渲染下，第三等级代表们壮起了胆子。因此，在公然作出挑衅姿态后（宣称尊重“人权”，宣布终结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接下来便作出妥协，让国王依然保留巨大权利，贵族依然存留巨额财产。
但是，贵族的反动之举可不会那么快就终结。只要贵族还掌握着财富、田产和军官职位，他们就会不断尝试恢复其旧日享有的特权。
改革家、革命者和无套裤汉
1789年夏天，法国社会爆发了在中间阶层支持下的人民运动，低下社会阶层第一次开始质疑和挑战自身一贯悲惨的命运。他们开始看到，少数人的极端富有与多数人的赤贫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最初，他们将财富与血统高贵的贵族等同起来。但在不久之后他们便发现，效仿贵族或通过承担包税人、地主和投机家角色而致富的资产阶级，成了新的贵族。
1789年暴动在中间阶层造就了数千名新生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参加政治俱乐部，阅读广泛传播的政治宣传册和报纸，参加选举会议。刚开始的时候，人人欢欣鼓舞。似乎历史向他们提供了一个实现启蒙运动梦想的机会，一个改正伏尔泰严厉谴责的错误的机会，一个引进卢梭理想社会的机会。他们以英雄的姿态，幻想着自己化身为古罗马的布鲁图。
但是，中间阶层陷入了两面夹击的危险中：一方面是贵族对失势的激烈反抗，另一方面则是民众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情。虽然1789年发生的事件的确显示出民众动乱能够击败贵族，但与此同时，农民并未停止焚烧资产阶级地主的地契，城镇居民也没有停止攻击资产阶级食品投机商。
正是这样的局面，导致中间阶层的政治立场频繁分裂。大多数中间阶层都倾向于保障自身安全和财产，因此愿与国王和贵族合作。只有少部分激进的中间阶层做好了激起民众热情的冒险准备。不过，在国王和贵族作出让步的鼓励下，激进情绪将会演化为威胁大多数人的行动，尽管部分中间阶层站在了激进分子身后，但也有部分人分离出来，加入了反革命力量。
这就是1791年和1792年发生的事情。1793年，这一切将会再次发生。
1792年危机以宣布成立共和国和处决国王为巅峰，还包括雅各宾派和巴黎市民组织起来推翻了拉法耶特政府。吉伦特派在运动中一直保持跟随状态，但却依然不愿进行更加深入的革命，他们反对处决国王。他们惧怕“暴徒”——布里索称其为“无法无天的祸患”[11]。虽然城镇和乡村的饥荒日益扩散，但他们依然拒绝巴黎市民提出的控制物价、定量供给谷物帮助人民果腹、采取严厉手段打击“囤积商和投机商”的诉求。
他们反而以与前任政府几乎一样的方式攻击人民。“你们的财产受到了威胁，”吉伦特派的一位领袖在4月如此警告坐拥财富的资产阶级，“你们对危险视而不见。……应该将这些丑恶的家伙赶回他们的老窝。”[12]国民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将马拉遣送革命法庭，罪名是从事颠覆活动，但是马拉最终却被宣判无罪。埃贝尔被捕，国民议会主席宣布（以与布伦斯威克公爵相似的臭名昭著的言辞），除非城中停止“反复暴动”，否则“巴黎将会毁灭”。[13]由于司令官杜穆里埃投降叛敌，军队遭到一系列新的溃败。在法国西部的旺代，不满的农民加入了拥护君主制的血腥暴动。
最终在5月29日，“温和派”和保皇党人联手夺取了里昂，囚禁了该市的雅各宾派市长沙利耶，继而于7月处决了他。
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同属中间阶层，尽管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大部分雅各宾派都来自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中间阶层。他们对财产“权利”的满腔渴望，就像他们在宣言中反复重申的那样。罗伯斯庇尔本人非常廉洁，但他的许多支持者对利用革命中饱私囊却是毫无愧疚之感——毕竟他们都是或者是立志成为资产阶级。丹东在革命中敛财有道，甚至还接受过国王的贿赂。马拉和埃贝尔的确在巴黎市民中极好地激起了革命情绪，但从那些小手艺人和小商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并不反对自身可以从中获利。
然而，到了1793年初夏，他们发现，如果不革命，那么不论是他们还是此前四年获得的成果都将无法存活。他们还看出：推进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唯一办法就是，与巴黎市民再度联合起来，向农民妥协，即便这意味着要采取违背资产阶级利益的措施。罗伯斯庇尔在日记中写道：“危险来自中间阶层，要想打败它们，就必须与人民联合起来。”[14]换句话说，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资产阶级，不得不与巴黎革命的无套裤汉市民团结起来，以对抗温和的吉伦特派资产阶级。法国大革命历史上的第三个重大转折点就此到来。
1793年5月26日，罗伯斯庇尔颁布正式宣言，激励人民起来造反。5月29日，三十三名来自各区的巴黎市民代表举行集会，选举了九名代表组成起义委员会，组织新的起义。5月31日和6月2日，长鸣的警钟和隆隆的炮声将市民召唤到了大街上。八万名武装民众保卫了国民议会，强迫议会签署逮捕二十九名吉伦特派代表的命令。巴黎各区如今成为首都权力的中心，雅各宾派则在事实上成为法国政府的领袖。
被击败的吉伦特派逃离城市，在各地掀起暴动。他们与军官为友，与大商人结盟，得到惧怕农民暴动的中间阶层地主的同情，团结了所有将任何“暴徒”都视为威胁的人们——当然，他们还得到了贵族的支持，反革命的胜利总是能令贵族深感欣喜。数周之内，法国南部和西部的许多地区就都落入了吉伦特派手中。旺代被保皇党人控制，反雅各宾派将土伦南部的港口和地中海海军的舰船送给了英国人，外国侵略军依然在向巴黎进军。反革命力量甚至在城内也拥有强大的力量——一名来自吉伦特派统治下的康城的年轻女子：夏洛特·柯黛，声称需要马拉的帮助，却在马拉坐在浴缸中时将其刺死。
巴黎无套裤汉群众敦促雅各宾派领袖采取更加深入的革命措施，以防形势进一步恶化，但雅各宾派很快就发现已经别无选择。公共安全委员会（一周至少向议会汇报一次、每个月重选一次）得到授权，可以在危急时刻釆取任何适当的措施。“最高法律”对面包价格进行了控制，饥荒中的投机行为将被视为重罪。富人被迫支付战争贷款和累进税，税率从最初的10%涨到50%，收税金额包括去除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标准之外的所有收入。[15]经济权力日益集中到中央机构手中，重要的全国性部门都在生产战争补给。从逃亡国外者和教会手中夺取的土地被划为小块分给农民，以安抚他们的愤怒。革命志愿军和旧军队在前线重新混编，这样志愿者就能激发出普通士兵的战斗热情，同时还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军事技能，两部分人还联合起来选出自己的军官。政府各个部门都展开了清洗有嫌疑官员的运动。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被赋予全权，扑灭乡间的反革命暴动。18-25岁间的所有单身男性都必须到军队服役，取缔了过去富人可以付钱找人代为服役的豁免权。经过9月更加深入的起义之后，议会和公安委员会一致同意采取更加严厉的镇压政策：实行恐怖统治。
雅各宾派及其恐怖统治
恐怖统治的动力来自下层，来自在旧政权下受苦受难的民众，他们知道，一旦王权复辟，他们就会受到更加严苛的对待；由于腐败投机者和背叛者的破坏，他们的亲朋好友在前线的每一天都会陷入奄奄一息的绝境。激情复仇与理智理解交织在一起，他们知道，在内战中，革命政权的敌人将会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打击报复和破坏活动。然而，监狱并未能阻止和吓倒革命政权的敌人，因为敌人心里也很明白，阴谋一旦得逞，自己就会被释放。埃贝尔等雅各宾派的边缘“恐怖主义者”不断煽动民众的情绪。但主流雅各宾派领袖对于激发这种激情却是迟疑不决。与传说中“冷酷无情的屠夫”形象相差甚远，号召在革命早期废除死刑的几乎始终只有罗伯斯庇尔一人。相比之下，吉伦特派支持对低下社会阶层的普通“罪犯”实施恐怖手段，但在将同样的标准加诸国王身上时，却感到了良心上的谴责。
1793年9月之前，在二百六十人中只有四分之一也就是六十六人，被带上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从10月开始，这一进度明显加快。革命法庭在处决了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后，宣告吉伦特派和奥尔良公爵（他试图通过炫耀自己的雅各宾派身份来达到个人目的）有罪。1793年的最后三个月中，三百九十五名被告被判死刑，到了12月，巴黎监狱囚徒的人数上升到四千五百二十五名——而在8月，这个数字还不足一千五百名。不过，这一历史时期处决的实际人数，比起小说和电影中广为接受的描述（每天都有数十人命丧断头台）要少得多。
二百年来，对恐怖时期处决贵族和保皇党人的冗长抱怨始终存在，但是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客观的审视。在旧政权下，处决犯人的情况一直持续发生。穷人可能只因偷了一块布就会被吊死。就像小说家马克·吐温说过的那样，“存在着两种恐怖统治：一种持续几个月，另一种持续一千年。”从北方开赴巴黎的军队如果夺取了巴黎，一定也会实行恐怖统治，其统治手段恐怕远比雅各宾派更加残暴，保皇党人和贵族会立刻指证“革命领袖”，将他们即刻处死。夺取了里昂、马赛和土伦的“温和派”和保皇党人建起了法庭，“吊死爱国者或砍掉他们的脑袋”。结果“极其凄惨”[16]，据说仅在里昂就有八百人赴死。[17]在旺代，一名保皇党牧师报告道，“每天都会发生针对共和同情者进行的血腥征伐”。就连参加接受共和思想的牧师布道的信众，也会“先被囚禁，继而被谋杀或枪杀，因为监狱早已人满为患”[18]。在马什库勒，枪杀了五百二十四名共和党人。[19]除此之外，法国北部边境爆发的一系列战争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这场战争最初在各国君主与吉伦特派之间展开，来自国内外的革命的敌人也先后热情高涨地加入反革命战争中——在这场战争中，法军军官对敌人的同情可能会蓄意让数千名士兵命丧黄泉。
描述革命的通俗小说，甚至是狄更斯的《双城记》，都不是以反革命和战争中的受害者为主角。对这些作家而言，受人尊敬的绅士或淑女的死是一场悲剧，而信仰共和的工匠或女裁缝的死则无足轻重。
1793年9月末，罗伯斯庇尔在国民议会上坚持惩罚共和军将军乌沙尔：乌沙尔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从战场上撤退，造成了巨大的军事灾难。“两年内，共计十万士兵因叛国和胆怯而被屠杀，”罗伯斯庇尔说道，“叛徒的胆怯正在摧毁我们。”[20]对于是否支持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手段，许多代表原本都是摇摆不定，但是这一次，罗伯斯庇尔的观点赢得了他们的认同。
革命期间最残酷的屠杀并非发生在巴黎（巴黎的革命进程从未失控），而是发生在重新征服反革命敌人占领区的战斗中。革命军在一系列事件中也实施了血腥报复：在里昂，革命军委员会宣判了一千六百六十七名反革命分子的死刑；在旺代，手持武器的叛乱分子被关进监狱并被处死；在南特，两三千名叛乱支持者被扔进卢瓦尔河淹死；在土伦，因将城市控制权交给英国人而饱受非议的叛徒被集体处决。[21]
我们还必须检视恐怖统治的另一个方面：1793-1794年间，它在两派革命领袖的领导下发生。这场恐怖源自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相互之间的仇视和敌对。吉伦特派已经在针对马拉的控告中表明，他们将会采用暴力镇压来扑灭革命。然而，吉伦特派早期领袖早已处于被软禁状态，雅各宾派政府建立后他们就立即被捕。此后，吉伦特派离开巴黎，在全国各地掀起叛乱高潮，用行动证明了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之间的意见争端无法仅凭言语就可平息。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开始感到，所有自由离开的吉伦特派都会同样行事。激烈镇压（在内战中也就意味着处死），是阻止吉伦特派的唯一方法。
但对中产阶层雅各宾派而言，在内战中镇压打击吉伦特派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对付其他某些共和党人。至于自己的盟军：巴黎的无套裤汉，罗伯斯庇尔意识到，他们开始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无套裤汉曾在街头的人民革命中创造了奇迹。但他们也引起了罗伯斯庇尔和其他雅各宾派领袖出身的社会群体（对是否要为共和而战举棋不定的拥有财富的阶层）的仇视。自从采纳了无套裤汉实行恐怖统治的提议后，罗伯斯庇尔就开始瓦解无套裤汉组织：9月中旬，雅克·卢克斯被捕；10月，克莱尔·拉科姆创建的共和国妇女革命协会被强行解散；最后则是在来年3月，埃贝尔和其他几位领袖被送上了断头台。
不断提出深入革命要求的“极端分子”只会吓到受人尊敬、拥有财富的中产阶级，但这还不是罗伯斯庇尔遇到的所有问题。他还惧怕某些人将个人利益和喜好置于革命此时的需求之上，从而摧毁革命。这种担心尤其指向丹东身边的某些人——丹东拥有无限的革命热情和勇气，但同时也乐于与令人将信将疑的有钱人厮混，从而获取私利。丹东的朋友卷入了一场与法国东印度公司有关的腐败案中，出现这一情况并非偶然。1794年1月和2月间，丹东开始在身边聚集非正式的“放纵”群体时，罗伯斯庇尔开始害怕丹东会走上吉伦特派九个月前的老路。因而，就在处决了埃贝尔五天之后，丹东、德穆兰和其他领袖便也被逮捕，随后被带到革命法庭受审并被处决。
罗伯斯庇尔及其亲密同盟如今四面楚歌。他们自己所处的阶层中有半数人被反革命力量所吸引。以获取利润为根基的阶层，其成员必然持续不断地臣服于贿赂和腐败之下。只有对极端暴力的恐惧，才能让中产阶级走上争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罗伯斯庇尔相信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社会，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将会在其中得到实现。他将其目标视为“美德”来表达这种情感。但若不对中产阶级本身进行规范（时常必须是严苛恐怖的规范），就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就像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2月说过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无用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无力的。”
而且，恐怖统治使得全国人民都将注意力集中到革命感情和行动上。对中产阶级来说，恐怖统治可以将无套裤汉大众从充满危险的道路上引开，那是一条越来越将革命的领导权置于更加低下阶层手中的道路。对中产阶级政治家来说，无套裤汉一边跳着卡马尼奥拉舞一边看着断头台上人头不断落地，要比无套裤汉为自己的利益进行争辩和行动起来好得多。恐怖统治不仅可以保卫革命，还可以成为一种象征：统治国家的中央政治群体在人民大众和资产阶级之间不断调整着平衡，达成和解。
到了1794年的春天，以罗伯斯庇尔为核心的雅各宾派开始实施专制统治，极速瓦解巴黎的民众组织：清洗公社，解散派别，废除调查食品囤积的委员会。政府权力达到空前的中央集权化，集中在紧密团结的小群体手中，不再受到或左或右的派系影响。但是，这样的集权统治无法永久地实施镇压。就像索布尔解释的那样：
迄今为止，恐怖统治……打击了革命的敌人。但如今，打击对象开始扩展到反对政府委员会之人身上。革命委员会利用恐怖统治来加强他们对政治生活的掌控力。[22]
恐怖的集中化创造了自己的发展动力。雅各宾派核心开始感到，不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人就是敌人——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感觉可以说准确无误。他们自身所属的中产阶级对雅各宾派的仇视日积月累，因为雅各宾派极大地限制了中产阶级的自由；与此同时，许多追随卢克斯和埃贝尔的无套裤汉也越来越憎恨雅各宾派。而以日益升级的恐怖统治来应对仇视，只会进一步使雅各宾派的统治核心陷入孤立。但若放弃恐怖统治，就要甘冒将权力悉数送入意图对雅各宾派核心进行血腥报复之人手中的危险。
罗伯斯庇尔对下一步到底该何去何从犹豫不决。他试着在某些省份控制恐怖的规模和程度，例如，将在南特溺毙众人的负责人召回巴黎。但他继而又于1794年5月允许恐怖统治的暴力升级，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间，处死的人数与之前一整年一样多。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当局剥夺了被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陪审团仅凭简单的一句“道德过错”就可随意定罪，而且相互之间根本毫无关联的两个人也一并受审，理由是他们可能在狱中达成“共犯”。正是在此时，美国革命和英国平民激进派运动的宣传家潘恩将将躲过了被处决的厄运——他的罪名是：与某些吉伦特派成员交往过密的“外国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吉伦特派都曾身居雅各宾派的领导阵营）。
“热月政变”及其后
雅各宾派的方法获得了成功，因为吉伦特派并没有保卫革命政权。到了1794年夏天，革命军已充分显露出，他们或许堪称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各地叛乱都被粉碎剿灭，法国军队占领了布鲁塞尔而且依然在向北方推进，共和看似的确“统一不可分割”。
然而，这些伟大的胜利却给雅各宾派造成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雅各宾派一直在平衡左派和右派的过程中崛起发展（在此过程中采取了非常严苛恐怖的手段来对付本阶层内部的派系斗争），因为中产阶级的大派别在几个月之前别无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国民议会数月来始终投票给予公安委员会更多权力的原因。但是，军事上的胜利令众人感到，独裁统治不再必需。
罗伯斯庇尔在此前数月中已经树敌无数，其中包括丹东“被纵容的”同情者、从外省召回的实施极端恐怖手段的使节、埃贝尔之前的联盟，以及那些从未与吉伦特派断绝关系但却不敢明言的人们。1794年7月27日，这些人联手在国民议会的辩论中伏击了罗伯斯庇尔。一名代表提议对罗伯斯庇尔及其同盟签发逮捕证，这一提议立刻得到国民议会的一致批准。
雅各宾派作出了最后的垂死挣扎，召集民众掀起起义。但是他们已经解散了委员会、查封了无套裤汉的报纸，因此根本无法组织起人民起义。仅在四天之前，雅各宾派还取消了禁止食品投机的法律，规定了最高工资限额，此举大大减少了许多手工匠的收入。结果，巴黎的四十八个区只有十六个区派人参加了雅各宾派组织的起义，而且在被冲散之前，起义者数小时被晾在一边站着，根本没有人来领导和指挥。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及其二十一名同盟被处死，第二天又处死了七十一人——这是法国大革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处决。
罗伯斯庇尔在国民议会中大声疾呼：“共和失败了！强盗们获胜了！”过往五年间的伟大运动走向了终结，罗伯斯庇尔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热月（在共和革命年历中罗伯斯庇尔政权被推翻的这个月的名称）自此成为内部反革命的标志。
不过，推翻了罗伯斯庇尔统治的力量也没能当权多久。接下来的数月间，憎恨革命的人们重获自信。一群富裕而年轻的纨绔子弟暴徒开始接管巴黎街头，攻击任何试图保卫革命理想或是对“较高社会阶层者”缺乏敬意之人。他们迫使雅各宾俱乐部关门，与此同时，宪法修正案提出了拥有选举权所必需的新的财产限额规定。“白色恐怖”来袭，掀起了处死前革命者的浪潮，开启了迫害其他许多人的运动。1795年4月和5月，两场简短的无套裤汉起义展现出，如果穷苦人得到机会，会比那些纨绔子弟更加厉害，但他们最终被忠于热月党人的力量击溃。此前逃往国外的流亡者开始回到法国，吹嘘君主专制很快就将复辟。王冠的觊觎者、未来的路易十八在流亡中坚称，他将会恢复旧政权，辅以三级会议，严惩所有参与革命者，包括热月党人。因而，1795年10月，巴黎的保皇党人掀起了暴动。热月党人惶恐万分，开始重新武装雅各宾派，号召无套裤汉在军队准备好之前协助抗敌——此时崭露头角的军官、曾经的雅各宾派成员拿破仑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惧怕嗜血的君主制复辟，热月党人同意将权力集中在五人执政团手中。接下来的四年中，五人执政团时而被扯向一个方向，时而又被扯向另一个方向，结果赋予了拿破仑越来越多的权力。拿破仑在军队的根基很深，从而为其在对抗保皇党人和任何颇受欢迎的新生雅各宾派的斗争中提供了坚强的支持后盾，直至1799年拿破仑发动政变，成为法国事实上的独裁者。1804年，拿破仑在教皇的加冕下成为法国皇帝，得到了部分前雅各宾派和部分结束流亡回国的贵族的支持。拿破仑最后于1814年和1815年兵败，欧洲其他国家重新扶持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罗伯斯庇尔最后绝望的警告由此似乎得到了证实。
然而，罗伯斯庇尔在两个方面却是错误的。虽然1794年“热月政变”后革命就已结束，但它带来的许多变化依然保留了下来。拿破仑政权建立在许多这类变化的坚实基础之上：终结了封建义务，出现了独立的农民阶层，打破了国内关税壁垒，设立了统一的全国行政机构，以及最重要的，政府决策以资产阶级目标而非皇权贵族目标为依据。拿破仑之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征服大部分欧洲，正是由于这支军队根本不是旧政权的军队。这是一支革命期间（尤其是在雅各宾派统治时期）成立的以革命方式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军队。这支军队最善战的将军们出自士兵阶层，在革命时期以优异战绩脱颖而出——拿破仑甚至依赖一位前雅各宾派“恐怖分子”来管理他的警察局。
与此前发生的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切除了历史向完全的市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阻碍。1792-1794年间的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贵族暴动和复辟能够重新带回旧政权和旧秩序。
时隔二十年，回望法国大革命，小说家司汤达写道：“在两千年有记载的世界历史中，大概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习俗、思想和信仰方面如此激烈的一场革命。”[23]革命可能会失败，但是诸多革命遗产都保留了下来，从而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罗伯斯庇尔的第二个错误在于，革命并非仅由崛起的中产阶级政治群体组织发展；随着时间推进，革命变得越发激进。革命还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城镇和乡村人民开始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而在数千年的岁月里，他们从不曾得到如此塑造历史的机会。他们学会了为自己的利益斗争，学会了彼此争辩什么才是他们真正的利益。1789年和1792年焚烧了贵族地契的农民们，绝不会让后继政府从他们手上再次夺走土地。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低下的社会阶层已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崛起奋战，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规模的人民运动——而这样的起义还将会于1830、1848、1871、1936、1968年多次发生。
关于这场革命对世界历史整体影响的描述，似乎总是存在低估在战场、在巴黎狭窄的街道和拥挤的贫民区发生的一切的嫌疑。人们就是在这里阅读和争论马拉和埃贝尔的著作，花费数个小时参加其认可的政治派别“永远无法结束的会议”，追捕无良的谷物囤积商，搜寻皇室的间谍，削尖长矛冲向巴士底狱，组织并掀起起义（先是吉伦特派推翻君主制，接着是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数千名志愿者奔赴前线或是在乡间地带推广革命。
城市的人民运动规模比较有限，这源于当时的法国社会结构。大部分城市民众依然集中在小型工场，主人及其家庭与几名雇工一起工作，他们的生活水平差别并不大。他们会一起走上街头，或者参加地区和俱乐部的集会。但在占用了大部分时间的生产过程中，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有组织的联系。大部分城市民众的理想都是保持以父亲为首领的个体家庭单位，而不是集体的社会组织。他们能够愤而起义反抗过去侮辱他们的贵族和眼睁睁看着他们挨饿的投机商，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和创新才能——就像克鲁泡特金和盖林[24]所著的革命史中所展现的那样。当他们崛起时，他们能够抛弃许多固有偏见，例如，许多妇女在抗议斗争中担当了重要的保卫角色、有些革命者号召给予妇女选举权，以及革命妇女俱乐部的出现等。然而，在1793-1794年的革命危机时刻，他们发现很难提出自己的计划，走向胜利。
正如索布尔所说，城市民众的生存状态意味着他们能够推动雅各宾派采取必要的激进措施，但其自身却无法形成集体的阶级回应，解决革命遇到的问题。他们能够为最高定价而奋战，但却无法在生产过程中占据决定性因素。就连他们对恐怖统治的热切期待，也成为力量虚弱的象征。他们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在阻止蓄意破坏革命的人们身上，因为他们无法对自己的命运釆取直接和集中的掌控。
然而，正是他们自身的行动和进取心，同时也是在丹东鼓舞人心的话语和罗伯斯庇尔钢铁般意志的鼓励下，推翻了法国的旧政权，颠覆了旧秩序，激励或恐吓了整个欧洲，其影响甚至波及下个世纪。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民运动被摧毁后，涌现出一群以格拉古·巴贝夫（1796年被处决）为核心的革命者，他们强调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从而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古德温（A.Goodwin）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CambridgeNewModernHistory）第八卷（Cambridge,1965）“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1763-1793年”，第422页。[《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参见麦加尔（P.McGarr）的文章“法国大革命”（TheGreatFrenchRevolution），文载《国际社会主义》（1989年6月号）第43期，第40页。
[3]同上文，第48页。
[4]出自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Buechner）1835年的戏剧《丹东之死》（Danton’sDeath）中丹东之口。实际上，似乎是在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决裂的一年前，由吉伦特派成员韦尼奥建议严惩面包暴动者的时候最先提出来。
[5]路易·马德琳（LouisMadelin），《塔列朗传》（Talleyrand,London,1948），第12页。
[6]阿尔贝·索布尔（AlbertSoboul），《法国大革命：1787-99》（TheFrenchRevolution1787-99,London,1989），第37页。[中文版改名《法国大革命史论选》，王养冲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7]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242页。
[8]同上书，第237页。
[9]近来最著名的修正主义历史著作便是弗朗索瓦·傅勒（FranaiseFuret），《思考法国大革命》（InterpretingtheFrenchRevolution,Cambridge,1981）。[《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10]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1787-99》，第99页。
[11]同上书，第255页。
[12]同上书，第307页。
[13]同上书，第309页。
[14]同上书，第325页。
[15]关于贷款和税负的详细情况，参见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Kropotkin）所著《法国大革命》（TheGreatFrenchRevolution,London,1971）第410-411页。
[16]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TheFrenchRevolution）第二卷（NewYork,1964），第57页。[《法国革命史》，顾良、孟湄、张慧君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7]彼得·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第404页。
[18]同上书，第387页。
[19]同上书，第387页。
[20]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1787-99》，第339页。
[21]同上书，第342页。
[22]同上书，第386页。
[23]克劳利（C.W.Crawley）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Cambridge,1965），第91页。
[24]参见其著作《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intheFirstFrenchRrpublic,London,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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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美洲序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一章美洲序曲
↘从裂痕到鸿沟
↘从雪球到子弹
↘阶级与冲突
↘作为武器的小册子
↘革命中的内战
当英国军队于1781年从约克镇撤离时，美军军乐队吹奏起“世界翻天覆地”（又译“天翻地覆”）。对那些随军一并离开的数千名忠于乔治国王的托利党人来说，这个世界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伴随他们成长的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形成的社会秩序都乱了套，被一场成功的叛乱践踏足下。然而，事实上，不过是在八年前，99%的叛乱者才刚开始思考那些引发最终巨变的设想。
最著名的北美叛乱者之一、受人尊敬的活动家和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60年代还这样写道：“我们如今有幸置身史上最好的国王治下，心生幸福。”[1]在1774年之前，读到这篇文章和阅读他的《穷理查年鉴》的数千名美洲人都赞同富兰克林的说法。在富兰克林的故乡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不存在有意识的革命传统”[2]。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领袖托马斯·杰斐逊在1776年年初依然坚称，美洲人对从母国“分离出去”既不“希望也不感兴趣”[3]。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1776年夏天，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就聚集到一起召开了“大陆会议”，采纳同一个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并在宣言中明确宣布“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一份公开的革命宣言，在它出现的那个时代，对国王和贵族的尊崇在欧洲依然十分普遍。
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建立于一百五十年前，得到了英国皇室的支持。每个殖民地的最高政治权力都掌握在伦敦任命的总督手中。但实际上，每个殖民地的有效权力则分散在不同群体之间：在新英格兰，权力掌握在农村的独立农民，以及新英格兰沿海城镇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手中；在纽约，权力掌握在彼此竞争的大地主手中（这些大地主以一种几近封建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佃户），掌握在纽约城中与不列颠大西洋贸易联系紧密的商人手中；在宾夕法尼亚，权力掌握在佩恩家族（拥有任命总督的权力）和少数富裕的贵格会教徒家庭手中；在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莱纳，权力掌握在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手中，他们在其势力范围内驱逐穷苦的白人。与此同时，殖民地内部也存在激烈的社会冲突：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导致1766年纽约哈德逊谷发动暴乱；费城精英与宾夕法尼亚西部定居者之间冲突不断；卡罗莱纳小农“监管者”与种植园主“大公”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在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之上，南部殖民地的种植园主们始终惧怕奴隶爆发叛乱，例如，1739年南卡罗莱纳就爆发了奴隶暴动。1750年代初期，这些涌动的暗流使得各个殖民地之间联合一体的尝试流于失败。
在每个美洲殖民地，人们都自视为“英国人”而非“美洲人”。毕竟，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和繁荣都遵循着英国人的“大西洋”经济轨道。随着时间推移，殖民地人口稳步增长，直至达到三百万之多，这个数字是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一。美洲的地主和商人家底都相当殷实，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境况也比大西洋彼岸的前辈要好得多。看上去似乎没有人对推翻既定秩序感兴趣。
从裂痕到鸿沟
然而，经济增长促使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商、地主和制造商形成各自不同的利益，随之而来的便是迥然不同的态度。[4]在伦敦，人们越来越恐惧殖民地会釆取危害英国商业利益的政策。殖民地对英国政府忽略其需求的疑虑也日益加深。直至1770年代中期，富兰克林（作为几个殖民地的代表数次前往伦敦谈判）认为这些恐惧和疑虑都是彼此的误解。但不论是哪一方，都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臆想。某种程度上，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世界市场体系的出现，就像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暗示的那样（直至今天依然如此），并不意味着国家就不必在其间充当经济意义上的角色。贸易网络蔓延整个世界市场体系，但主要是围绕一些城市集中发展，那些城市里的贸易商、金融家和制造商不仅进行着买卖，而且社会交往活动非常活跃，并会对政治权威施加压力。处于竞争关系中的国家不断发展，为其自身利益服务；此时每个国家都拥有比封建主义时期更加紧密的政治结构，并辅以更加明确的国家语言。很难想象，英国的资本家会不向掌管国会的贵族施加压力以实施有利自身利益的政策；同样无法想象，美洲殖民地的资本家会不以相应的政治策略来加以应对。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特殊事件经常使得其引发的长期趋势备受关注。1760年代和1770年代就是如此。1756-1763年英法之间爆发了“七年战争”，这场战争的目标就是两国争夺对殖民地（尤其是美洲殖民地）及殖民地贸易的控制权。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击败法国，夺取了孟加拉，征服了加拿大，为英国成长为世界帝国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这些动作也意味着需要支付巨额账单。
英国官员顺其自然地想到，何不要求美洲殖民地支付部分战争开销。他们认为，由于法国密谋夺取密西西比河谷并阻止英国殖民地向西发展的诡计因战争而被击破，殖民地毕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因而，英国对美洲殖民地开征了一系列税收：1764年宣布收取糖浆税（制造朗姆酒用的生糖）；1765年颁布了针对一系列交易收取“印花税”的法律，公布了《驻营条例》（《驻营法案》），使殖民地必须支付维持驻扎美洲英军的开销；1767年则颁布了进口税。
每项新税都引发了殖民地民众的巨大仇恨。在经济萧条时期，人们口袋里没有钱，如此重税极大地危及某些行业的发展。由于法国不再是军事上的威胁，英国政府希望得到额外收入，以降低本土大地主的负税压力。总之，美洲殖民地如今不得不为那些他们没有发言权的政策支付税金。
美洲殖民地了解到，在英国本土，下议院可以就政府的任何金融提议进行投票表决。因此，各个美洲殖民地代表大会应当拥有同等权力。否则，殖民地人民的基本“自由”也就受到了践踏。此时殖民地的反抗语言还不具有革命性质。殖民地民众依然将这种行为视为在保卫其作为“英国人”应有的“自由”。但这却使北美殖民地第一次团结在一起，为了反抗母国征税而全员动员起来。
动员遍布不同社会层面。在最高的社会阶层中，各个殖民地的代表们集结起来组成“大陆会议”，号召美洲人抵制对英贸易，直至英国人撤销不合理的税收。这种方法使得所有行动都必须依靠小部分掌握了贸易的商人。
但与此同时，其他力量也活跃起来。1765年和1766年，各个殖民地都兴起了名为“自由之子”的组织。[5]他们并非由富裕的种植园主、大地主、甚至富裕商人组成，而是由“介于精英与真正平民之间”的人们组成：“持有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游走在殖民地间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6]他们与英国革命时期“新模范军”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中间阶层”十分类似。殖民地城镇拥有民众示威和暴动的悠久传统。“自由之子”几乎就是一个政党，它领导“传统的民众活动来质疑英国”，致力于“在许多普通美洲人心中产生新的政治意识”[7]。
民众活动很快就跨越了被动地进行贸易抵制的界限。在波士顿，人们捣毁了一栋被认为出售印花的办公楼，攻击了印花发行商的房屋。[8]在纽约，人们摧毁了他们眼中叛徒的房屋，与城中驻军发生了冲突。[9]对英国人的愤怒，与对在艰难时世还炫耀财富的社会精英们的怨愤交织在一起。民众攻击了一家社会精英经常光顾的剧院。“纽约最激进的报纸《纽约日报》在绘声绘色地描绘英国问题的同时，也刊载了多篇攻击高房租、物价上涨和失业等问题的报道。”[10]
任何反抗运动一旦爆发，其行动就会改变人们的思想，而思想上的改变又会引致更多的行动。在1760年代的波士顿和纽约，这一点无疑是真理。在纽约，人们竖起了“自由旗杆”来反抗英国人。每次士兵们捣毁“自由旗杆”，就会有新的旗杆竖起。英国政府建立税收官新体制的尝试，只起到了令美洲人更加感到被外来力量强压的效果。1770年3月，波士顿人民尤感悲愤：当时一群士兵朝着向他们投掷雪球的人群开枪，打死了五名民众，史称“波士顿惨案”。
英国政府迫于压力作出了妥协姿态，这些压力来自许多伦敦商人及追随约翰·威尔克斯的伦敦民众掀起的暴动。几经波折，英国政府终于撤销了几乎所有对美洲殖民地的税收，只留下了茶税，直到这时美洲人的愤怒才渐渐平息下去。
然而，这并非事情的终结。对在波士顿和其他地方有过被压迫经历的人们来说，任何试图强行征税的做法都会给其带来前所未有的愤怒。在英国统治阶层内部，恐惧殖民地不顾英国意愿只顾追求自己利益的情绪，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散开来。英国政府越来越觉得，如果不给北美殖民地一点教训，违背和不服从就会变成一种无法破除的习惯，那样一来殖民地存在的意义也就消失了。
从雪球到子弹
历史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景象发生：一个微小的举动却造成了爆炸式的影响，就像用小小的针一刺气球就会炸了一样。1773年11月，这样的微小举动就发生在波士顿港口。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满载茶叶抵达港口，这是总督的儿子们不顾抵制对英贸易运动（美洲人为了反对余下的不合理税收而发起的贸易抵制运动）的偷偷所为。在岸上数千名示威者的声援下，一百名活跃分子扮成印第安人的样子登上船只，将茶叶统统扔进海中。
令人尊敬的殖民地意见领袖得知此事后大为惊恐。本杰明·富兰克林愤怒地批判道，这是一种“非正义的暴力行为”[11]。但这一举动在那些深受英国政府之苦的北美移民中却产生了强大的回声，而对英国政府来说这则是激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英国政府任命盖奇将军出任马萨诸塞总督，命令他此次务必让北美殖民地彻底服从；紧接着又派遣军队奔赴波士顿，通过了《不可容忍法令》，宣布违背法律的殖民地民众将被押至英国接受审判。
如今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税收的范围，而转化为殖民地居民是否对统治他们的法律拥有发言权，就像杰斐逊所说：“大不列颠的十六万选举人能否为四百万美洲人民制定法律”[12]（他十分权宜地忽视了在他的故乡弗吉尼亚，黑人奴隶和许多贫苦白人同样没有这一权利）。所有殖民地都受到了威胁。美洲民众怒火万丈，涌现出委员会来表达这一愤怒之情。抵制茶叶运动得到广泛传播，十三个殖民地大会都同意派出代表参加“大陆会议”。
总体上，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都是受人尊敬的财产所有者。他们在大英帝国的体制内飞黄腾达，因此并无意推翻它。如果可以选择，他们更愿按照现有方式生活下去。但他们根本没有得到选择这一选项的机会。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号召进行一次新的贸易抵制运动。但是，英国政府采取的严厉措施意味着，抵制运动不能只停留在商人层面，而必须通过民众抵抗组织来加强力量。在每个“县、城市和城镇”，人们必须选举委员会，鼓动大家反对购买或消费英国产品。[13]
这对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来说并不是问题，他们加入了马萨诸塞的行列，积极响应抵制英货运动。种植园主控制了除总督外的弗吉尼亚所有行政机构。他们无须斗争就可强行达成意愿。但在其他北美殖民地却出现了不少问题。
在马萨诸塞，民众几乎一致反对英国的政策。但伍斯特县等地的法官却决定实行英国颁布的新法律。该怎么办？在纽约，许多商人都因从与英帝国的贸易中获利而不愿坚持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强有力的大地主家族也听从于英国总督。该怎么办？在宾夕法尼亚，尽管大部分殖民地民众都号召抵制对英贸易，但大部分贵格会商人精英却依然忠于英国。该怎么办？
委员会号召实施对英抵制运动意味着，新制度将会革命性地取代旧制度，不论“大陆会议”是否认识到这一事实。
阶级与冲突
在伍斯特县，武装起来的农民不得不防备法庭，尽管这意味着不仅要对抗英国官员，还要面对志在延续成功职业生涯的当地法官。[14]在纽约城，“提出并通过那些导致独立的决定，意味着除去……旧权力……犹如与英国议会和国王决裂”。此举的动力“来自‘人民’，既包括广大民众，也包括革命委员会”。“机械工人”（手工业者）每周都会召开全员大会，从而推动了“正式”委员会的成立，继而以“机械工人、贸易商和较贫困的职业人员”取代了委员会中的保皇党成员。[15]在费城，一千二百名机械工人聚到一起，敦促年轻的商业精英召集数千民众开会，建立委员会。
从“和平”的抵制运动发展到战争，是如下行动的直接后果。当英军在马萨诸塞的莱克星顿向列队的美洲民兵开火时，手工匠保罗·里维尔进行了那趟有名的骑行，他快马加鞭赶去通知当地的武装农民：有一队英军正在前往波士顿附近康科德的路上，试图拿到藏在那里的武器。而也正是在莱克星顿与英军英勇作战的同一批农民前往波士顿，在班克山围困住了英军兵营。在这两场战斗中，美洲社会的中间阶级和低层阶级，不得不推开与英国政府联系紧密的上层阶级。
爱德华·康特里曼在两本关于美国革命的经典著作中强调，斗争得以发展的原因在于，人们建起了对抗旧精英的新制度：“从1774年至1776年夏天，委员会在纽约的举措，与1789-1792年间类似组织在巴黎及1917年在俄国的所作所为非常相似。”[16]
这样的骚动对1776年发生的事件来说十分重要。在纽约，与大西洋贸易联系密切的富裕商人、依靠总督的官员及一些大地主，对任何反抗英国的行动都充满仇视。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会的大部分代表都坚定地反对独立。如果没有这两座大城市的支持，对抗英国的战争必然无以为继。然而，只有挑战旧有经济和政治精英，才能获得独立运动所需要的支持。因而，主要来自手工业者或小商人的新人，而非富裕商人和地主，也就必须夺取委员会的控制权——委员会掌握着货物进出口权，对城市生活施加着巨大的影响。
作为武器的小册子
旧有上层阶级的政治机构并未完全消失。他们依靠数个世代积累下来的思维习惯，来维持民众对他们的遵从，削弱反英行动的力量。
打破这种思维习惯和对旧制度的尊崇，不仅需要大规模的骚动，也需要大规模的宣传。大规模骚动的形式包括宣传抵制运动，游行反对破坏抵制运动者，焚烧总督和英国官员的画像，洗劫建筑物等。大规模的宣传则包括撕裂支持旧思维的理论观点。仅在1776年一年，就出现了四百多本宣传小册子，另有数十份报纸和杂志。但在这里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一本只有四十页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出自新近移民美洲的英国人托马斯·潘恩之手。
潘恩于1775年初抵达费城，随身带有一份来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推荐信。他是典型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中间”阶层代表，当时这一阶层正在社会上崛起，在政治生活中日益占据主要角色。潘恩在英国曾做过多种工作，包括熟练的制衣匠、教员、海员、税吏和店员。潘恩抵达美洲时已年过四十，他在一家新成立的杂志社任职，这份杂志的读者与潘恩本人的背景较为相似。与他的读者一样，潘恩也狂热地支持抵制对英贸易运动，但他还不是一位革命者。潘恩后来写道：“与英国有联系很是棘手，在当时反对抵制对英贸易就是叛国。”[17]1775年发生的事件（尤其是英国加大对殖民地的镇压力度）改变了他的想法，使他最终相信此时的形势逼迫美洲必须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他在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中表明了这一思想，这本小册子于1776年初印刷出版。
小册子写得非常通俗，采用的是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常用的语言，而非只有政府官员和委员会高官才能看懂的文绉绉的语言。但它却并非一部简单的鼓动性作品。《常识》试图提供一种大局观，为社会骚动的缘由正名。它以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叙述了此前一百二十五年间流传甚广的部分思想，其中包括来自霍布斯、洛克、伏尔泰或许还有卢梭的思想。通过在英格兰期间参加面向民众的科学演讲和辩论俱乐部，潘恩了解到一些启蒙运动思想。如今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市井语言，坚称“一个对社会诚实的人，比所有曾经活过的戴着王冠的恶棍都更有价值”。他严厉谴责乔治三世所谓血统赋予的“统治权”，认为他的世袭不过是源自一个带着一队武装“土匪”的“法国的野杂种”。
《常识》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它售出了十五万册。宾夕法尼亚政治家本杰明·拉什后来这样说道：
它对美洲思想的影响是突然而广泛的。公众人物在俱乐部中反复朗诵它；学校师生对它热议不断；甚至有一次，牧师在布道时没有宣讲例行内容，而是读了这本书。[18]
这就是历史上的那种转折点之：一些观点突然之间就扭转了人们的视角，令他们看到了不同的事物。宾夕法尼亚的激进主义运动获取了动力，做好了釆取革命性措施的准备。
许多富裕商人和大地主仍然效忠于英王，最初两年他们依然对那些尚未被拖进战斗的人们产生着影响。富商和大地主在控制宾夕法尼亚大会席位的选举中赢得了四分之三的席位，看起来似乎任何获取宾夕法尼亚支持《独立宣言》的计划都要注定失败。然而，宾夕法尼亚支持独立的立场，对其他殖民地来说却是意义重大。
支持独立的激进派意识到，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即英国革命中“新模范军”作出的选择，以及一百五十年后俄国革命作出的选择。他们不得不在宾夕法尼亚大会之外掀起了激进派运动，推翻宾夕法尼亚大会的决定。四千人的代表大会决定了殖民地的未来，这一号召得到了由殖民地民兵代表组成的士兵委员会的声援。原来的宾夕法尼亚大会的权力突然就被掏空，他们也没有武装力量来应对这一情况。因而，宾夕法尼亚大会于6月14日休会后再也没有重新召开，6月18日新成立的民众大会起草了宪法，这是一部当时无论在哪里都堪称最为激进的宪法。新宪法给予90%男性公民选举权，那些不愿宣誓放弃效忠国王者除外。几天后，大陆会议扫清了《独立宣言》通过的障碍。
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最终得以成立的原因在于，部分支持独立的宾夕法尼亚人民采取了“独裁性”措施，打压了那些效忠君主者。
革命中的内战
美国革命通常给人留下一种流血牺牲相对较少的印象，对垒的两军之间似乎只打了几场零星的战斗。实际上这是一场“内战”，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些地方，双方的厮杀十分血腥激烈。纽约的特隆恩谷地区掌握在强大的保皇主义地主约翰逊家族手中，该家族竭尽全力想要粉碎所有反抗英王的举动。“战争结束后，据统计，有七百座建筑被焚，一万两千座农场被废，数十万蒲式耳的谷物被毁，近四百名妇女成为寡妇，两千名儿童沦为革命孤儿。”[19]在革命势力较为强大的地区，为了阻止保皇党人协助英军，不得不采取危害人们正常“权利”的极端措施。委员会严格审查保皇党人的出版物，没收加入保皇党军队者的土地，废除亏欠保皇党商人和银行家的债务；民众在保皇党法官身上涂抹焦油、粘上羽毛，拉扯着他们游街示众，满大街驱赶追逐赤身裸体的托利党人（保皇党人）。纽约城在独立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英军占领，等到起义军重新回到纽约，他们组织民众严惩了那些曾帮过英军的人。1783年，当英军撤退时，两万多名保皇党人跟随英军离开了纽约。[20]这场纷争或许是由茶党之争所开启，但到终结时显然已经不是那么简单。
随着战事拖延下去，食物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委员会不得不采取措施，以防商人向保皇主义地区输送粮食，与此同时则要确保支持独立运动的广大民众能够填饱肚子。他们对富人施加重税，控制物价，没收叛徒的土地。想要赢得战争，这些都是必要之举。但是，这些措施以牺牲富人的利益为代价，也就产生了有利于穷人的结果。因而，这场暴乱除了具有国家独立的性质之外，必然也会具有社会层面上的意义。
不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取得胜利。英国的策略是通过控制纽约来分隔各个殖民地，以阻挡海岸贸易的方式来制造困难，继而派出强大的军队夺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据点和城镇。英国人期待他们的雇佣军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毫无作战经验的美洲民兵；他们认为，一旦最初的叛乱热情烟消云散，就可以轻松地给叛军造成重大打击。他们还期望，随着英军不断取胜，商人和地主会离开叛军队伍，重新回到英国的统治秩序之下。
英国人的策略并非全是天方夜谭。随着战事逐步加剧，革命队伍的热情的确有所减弱。纽约城里确实有许多配合英国统治秩序的当地居民，而当英军夺下费城后，这样的人更是变得越来越多。在装备上佳、更有军纪的英军面前，革命军的确在独立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撤退。他们甚至不得不在被占领的费城外扎营，度过了一个凄苦的冬天。不过，英国人的必然失败只源于一个原因：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宣传，使民众参与革命事业的力量大大增强。只要民众抵抗持续下去，大陆军就可以通过先撤退继而选择时机发起出其不意的反攻来击溃英军。
战争从不应当仅仅简化为阶级问题。在弗吉尼亚，最富裕的种植园主积极参与独立战争：种植园主华盛顿更是出任大陆军总司令，另一位奴隶主杰斐逊则起草了《独立宣言》。在纽约，有些地主和商人支持英国人，但其他人则站在了反对英军的一边。即便在费城，像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富人最终也与地方政治体制内的旧友决裂，成为美国独立运动的热情讴歌者。
而且，最终的胜利也有赖于这些能人与法王建立反英同盟的能力。法国顾问协助华盛顿领导大陆军，法国海军为大陆军提供武器，帮助削弱英军的封锁线。
尽管北美殖民地部分上层阶级支持独立革命，但许多下层和中层阶级却对美国的独立不感兴趣。这通常是由于他们感到，英国强加的税收侵犯自己权利的程度，尚不足以令其打破对自出生以来便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的效忠；有时甚至是因为最积极响应革命的那些人，是曾令他们饱尝苦楚之人。因此，纽约的许多佃户反而支持英军，因为他们痛恨的一名地主反对英国人。与此类似，在南北卡罗莱纳的部分地区，穷苦的农民组成了托利党保卫队，因为他们深恶痛绝的种植园主支持美国独立，结果双方之间展开了血腥的火并。
与革命军相比，英国人甚至成功地从北美受压迫最深的两大群体：黑人奴隶和印第安人中收获了更多的支持。弗吉尼亚的保皇党总督向愿为英军作战的奴隶许诺了自由。独立战争结束后，确有为数不少的黑人奴隶随着英军一同撤走。[21]相比之下，当大陆会议于1779年建议颁布法令，宣布如果卡罗莱纳和佐治亚的黑人奴隶加入革命军就可重获自由时，各个地方政府却根本不愿予以考虑。[22]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独立运动就是支持奴隶制的。在新英格兰，许多激进派极度憎恶奴隶制，在地方民兵队伍中，有许多黑人与白人并肩作战。马萨诸塞和佛蒙特于1780年代就废除了奴隶制，费城也投票制定了逐步废除奴隶制的计划。在马里兰，穷苦的白人和黑人谈论着共同的事业目标；即便在弗吉尼亚，也有一些种植园主开始思考能否摒弃奴隶制而维持生产。[23]
英国人发现，比起美洲殖民地，他们更容易与印第安人建立同盟，因为北美移民和投机商人长久以来一直都在觊觎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有些在反英战斗中表现最勇猛的移民，对印第安人也常常是深恶痛绝。
然而，美国革命可不仅仅是殖民地脱离母国这么简单。战争的动乱造就了一个新社会，破除了所有重新退回前资本主义状态的障碍。纽约大地主的封建权力消失了。人们对“伟大家族”的崇敬也开始动摇。北部和中部殖民地的数十万民众认同受压迫者也应当拥有自由和平等的思想，他们认为自由和平等应当像施加于白人一样施加于黑人。对欧洲启蒙运动的众多追随者来说，《独立宣言》的表述似乎是他们理想的实现。
对推进革命贡献良多的激进派并未将权力攥在手中。在宾夕法尼亚等地，激进派能够暂时实施对中层和底层民众有益的政策。有些州宪法的步子迈得很大：给予所有男性公民选举权，允许年度集会，保护农民免于落入债务陷阱，釆取措施控制物价等。但在1788年各州批准了联邦宪法之后，缔造所有美国人的自由市场这一力量夺取了各州议会的控制权。此举在无法想象的范围和程度上扫清了经济变革的障碍，但同时也导致压迫和剥削的新旧形式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加强。
[1]赖特（E.Wright），《本杰明·富兰克林与美国革命》（BenjaminFranklinandtheAmericanRevolution），第71、90页。
[2]理查德·赖尔森（RichardRyerson），《革命现在开始：1765-76年间费城的激进委员会》（TheRevolutionIsNowBegun:theRadicalCommitteesinPhiladelphia,1765-76,Pennsylvania,1978），第3-4页。
[3]爱德华·康特里曼（EdwardCountryman），《美国革命》（TheAmericanRevolution,London,1986），第71页。
[4]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Draper）在其著作《权力斗争：美国革命》（AStruggleforPower:TheAmericanRevolution,1996）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记录。
[5]爱德华·康特里曼，《美国革命》，第97页。
[6]同上书，第98、100页。
[7]同上书，第100页。
[8]同上书，第103页。
[9]参见爱德华·康特里曼，《美国革命》，第103页；及其另一本著作《革命中的人民》（APeopleinRevolution,Baltimore,1981），第30页。
[10]爱德华·康特里曼，《美国革命》，第103页。
[11]赖特，《本杰明·富兰克林与美国革命》，第116页。
[12]爱德华·康特里曼，《美国革命》，第70-71页。
[13]同上书，第4页。
[14]同上书，第113-114页。
[15]爱德华·康特里曼，《革命中的人民》，第102、125-126页
[16]同上书，第102页。爱德华·康特里曼对马萨诸塞的描述，参见其《美国革命》第118页；理查德·赖尔森对费城的描述，参见其著作《革命现在开始》。
[17]约翰·基恩（JohnKeane），《托马斯·潘恩传：一种政治生活》（TomPaine,aPoliticalLife,London,1995）。
[18]同上书，第125页。
[19]爱德华·康特里曼，《革命中的人民》，第150页
[20]同上书，第221页。
[21]爱德华·康特里曼，《美国革命》，第162页
[22]同上书，第71页。
[23]因此杰斐逊在《独立宣言》的第一稿草稿中，原本有一处攻击君主鼓励奴隶制，继而敦促奴隶起来造反的文字。参见爱德华·康特里曼，《美国革命》，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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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天翻地覆的世界——大事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六部分天翻地覆的世界
大事年表
1773年●“波士顿茶党”。
1775年●莱克星顿和班克山的战斗。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
1781年●英国人在约克镇投降。
1780年代-1830年代●英国采矿业普遍采取工厂制。
1789年●攻占巴斯底狱，法国革命开始。
1791年●圣多明各爆发奴隶起义。
1792年●法国革命战争，瓦尔密战役，处死国王。
1793-1794年●雅各宾派统治法国，封建义务终结，恐怖统治。
1794年●雅各宾派陷落，热月政变。
1797年●英国海军哗变。
1798年●爱尔兰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暴动，当地新教徒组建“橙带党”反对暴动。
1799年●英国制定各种法律禁止工会联盟。拿破仑掌握法国大权。
1801-1803年●拿破仑试图在海地恢复奴隶制，杜桑·卢维杜尔被监禁病死于狱中，德萨林领导前奴隶军夺取胜利。
1804年●贝多芬创作《英雄交响曲》。
1805年●拿破仑称帝。
1807年●黑格尔出版《精神现象学》。
1810年●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爆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初次起义。
1810-1816年●英国北部的卢德分子攻击工厂，破坏机器。
1814-1815年●拿破仑兵败，旧日君主制复辟，滑铁卢战役。
1811-1818年●简·奥斯汀和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出版。
1819年●工人阶级游行示威遭遇彼得卢屠杀。
1830年●巴黎革命以新君主取代了旧君主。
1830年代●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出版。
1830年●世界上第一条载客铁路建成。
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
1832年●英国中产阶级赢得选举权。
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在英国建起了济贫院。
1838-1839年●宪章运动要求工人享有选举权。
1839-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
1842年●兰开夏郡爆发大罢工。
1840年代-1860年代●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出版。
1840年代中期●太平天国起义控制了几近半个中国。
1846-1849年●爱尔兰大饥荒。
1847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1848年春●欧洲革命，爱尔兰失败的起义，伦敦最后一次大宪章示威游行。
1848年6月●法国资产阶级粉碎了工人运动。
1848-1849年●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君主制复辟。
1850年代和1860年代●工业革命传播到德国和法国。
1843-1856年●英国彻底征服印度北部。
1857年●印度兵变。
1857-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各大城市都划出了列强占领的“租借地”。
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
1859-1871年●在国王的名义下，意大利实现统一。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沙皇终结了俄罗斯的农奴制。
1863年●林肯宣布废除奴隶制。
1865年●美国南部战败。
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最终被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军队击溃。
1866年●诺贝尔发明了甘油炸药。
1867年●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终结了德川幕府在日本的封建统治。
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路易·波拿巴溃败。
1871年●巴黎公社，工人控制城市，紧接着共和政府攻打城市，杀死数千人。
1871年●俾斯麦在普鲁士国王的领导下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1873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机。
1870年代中期●联邦军队从美国南部撤出，种族隔离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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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国际社会的前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2004）
第四章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国际社会的前景
第一节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历史终结论的破灭
第二节资本主义积累过剩的困境
第三节国际社会的霸权之争
第四节全球主义联盟霸权的瓦解
针对问题形成正确思路，这本身就意味着问题基本能得到解决了。
——卡尔·马克思
第一节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历史终结论的破灭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曾在很有影响力的政策类杂志《国家利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很出名。苏联集团的解体使福山按捺不住地欢呼这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并且代表了“历史的终结”。福山并不是指广义上人类历史的结束，而是指自由资本主义代表了人类社会进化的顶峰，从而也成为历史进化的终点线。[1]为了得出他的论断，福山试图按照19世纪德国唯心论哲学家黑格尔对人类历史的论证逻辑来阐释20世纪晚期的历史发展，在黑格尔看来，技术发展无疑将使人类历史的进化达到一个高级终结阶段。“历史终结论"很快被用来概括20世纪90年代全球精英的兴起以及他们所见证的资本主义征服其他任何政治制度而取得绝对胜利。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惠及越来越多的人民，并由此进入一个永远稳定繁荣发展的黄金新时代，这一论断在一段时期内看起来似乎确实坚不可撼。政治上的发展变化，诸如第三世界革命尝试的失败、柏林墙1989年的倒塌和三年后紧随而来的苏联解体，以及世界各地左翼主流力量的日渐式微，这些都促使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极一时。1995年出现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当时正处于一个相对来说高速发展同时伴有轻度衰退、基于信息化的“新经济”带来大量赢利机会的特殊时期。所有这一切让跨国精英们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但是在20世纪末期，形势却开始发生变化。随着1997~1998年东亚金融业的崩溃，历史终结论也一步步走向破灭。东亚的经济动荡迅速通过国际金融体系波及土耳其、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跨国中产阶级的信心也随之瓦解。1999年，世界经济曾一度有所好转，但在2001年又重新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1999年11月，WTO部长级会议在西雅图召开期间，爆发了抗议企业全球化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活动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它意味着新一轮的群众抵制运动正在兴起，而且不同以往的是，其范围跨越国界，所关注的不再仅仅局限于单一问题、政治认同和纯粹的地方利益。西雅图示威活动之后几年，在很多全球精英论坛举办地又相继爆发了一系列高规格的“反全球化”运动，示威地点包括华盛顿、墨尔本、布拉格和尼斯（2000年）哥德堡、魁北克、热那亚和布鲁塞尔（2001年），纽约、巴塞罗那、华盛顿和佛罗伦萨（2002年）。当时，在全球各地爆发且具有跨国联系的基层抵制运动在短期内风起云涌，而受媒体引导的“反全球化”运动恰恰代表了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反同质化的共同的批判意识和政治实践。
在世纪交替之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跨国精英们的论调变攻为守了。继2001~2002年间安然公司的破产之后，又出现了大量的公司丑闻，进一步动摇了正统的全球经济秩序。西雅图抗议活动之后很快召开了日美欧三边委员会，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先锋知识分子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Bergsten）在会上警告说“反全球化的力量目前正占上风"。[2]不过，事实上伯格斯坦这一论断并不完全准确：占上风的不是反全球化力量，而是一股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力量。
在最后这个章节，我准备简要回顾全球资本体系产生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包括这一体系内在蕴涵的不稳定、不平衡、充满危机和矛盾的发展趋势。更学术一点说，本章试图阐述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同时探寻与之不同的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并论述其前景。
第二节资本主义积累过剩的困境
我所说的某种社会秩序（或某种现象）的内在矛盾，指的是其内在互不相容的两方面因素，导致秩序的不稳定及其内在某部分的变化。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采用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危机理论”，同时重点分析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周期性危机的发展规律[3]。在我看来，全球资本主义在世纪之交遭遇的危机与以下四个方面相关：（1）过度生产或需求不足，或者换个说法叫做积累过剩；（2）全球社会的两极分化；（3）国家合法性和政治权威面临的危机；（4）可持续发展危机。最后这点，也就是我们说的资本主义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为人类带来了深刻的理论、历史和实践方面的问题，我在此无法进一步阐述。[4]我们在此将相对简化地集中探讨前三个方面。
资本主义这种制度孕育了技术上的动力机制，这带来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大大提髙、比以往人类熟知的任何其他制度产生更大的社会剩余。但是资本主义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随之产生了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这是资本主义体制发展的固有趋势。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并不是政策太差的结果，而是根植于这种制度的本性。我们在第一章曾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进行过剖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们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远远多于他们工资的购买力。如果得不到利润，或者雇佣的工人不能带来财富增长，资本家就不会投资。资本家只有通过市场卖出工人们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才能真正得到利润。
然后资本家用销售所得给工人们支付工资，并留下一部分作为利润。如果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钱恰恰等于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工人们得到的工资（包括之前投人的成本），就不会有多出来的利润部分，投资者也就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有些危机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获利机会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其论据是，当投资者认为不存在获利机会时，他们选择持有资本而不是用来投资，这是危机的根源。当资本家不进行投资时，会出现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停滞等，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但是我们对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分析重点是另一个维度，即生产过剩或者说消费不足。一个投资者只能通过在市场上出售其商品和服务来赚取利润。如果生产了某样东西却并没有被人购买，也就不会产生利润。然而工人们没有能力购买他们所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因为他们的工资远远低于那些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当然，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人，比如政府或者其他消费者，也可能购买一定量的商品和服务。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始终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他们得不断地寻找新的市场来卖掉那些剩余商品和服务。只要不断地开拓新市场，资本主义积累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可是到某个节点，资本家们多少会陷入市场不足的困境，换言之，他们手中的商品和服务仍远远超出他们的市场销售能力。在危机理论中，这个节点就是“暴露问题”之处，也就是投资所生产的东西无法通过市场转化成利润。这是典型的经济衰退点。这也就是生产过剩或者消费不足造成的危机，因为在既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创造的财富无法全被消费掉。在此我将这种情况称为“积累过剩”的危机。我要阐述的是，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积累过剩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扩张，也就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所谓的“黄金时代”，在70年代遭遇了一场危机，随即进入调整和改革时期。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都说到过的，为应对这一形势，资本开始“走向全球化”。这使得在过去凯恩斯资本主义时代由工人阶级和主权国家政府对利润最大化构成的种种障碍得以被突破，资本获得了自由。自由贸易政策、一体化进程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整个世界以全新的方式向全球资本开放。凯恩斯主义的积累型社会结构走向瓦解，全球化格局逐渐形成，导致工人阶层和贫困人群的收人也逐渐向中产阶级、官僚阶层和白领阶层这些新的高消费人群转移。这些新的高消费阶层构成了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在新的领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资产阶级的投资进人新的地区、新的市场，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为投资和赢利带来了新的机会，伴随着这些新机会，剩余资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带来了全球生产力的大扩张。所有这些都暂时缓解了70年代经济停滞和投资机会减少的危机。但是即便资本积累形成了新的格局并且产生了非常多样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模式，资本运行的内在规则仍然存在，并且随着资本的全球化会更加强化。
全球范围内的收人两极分化、流动性不断下降、购买力不断减弱，致使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没有能力消费全球经济所生产出来的商品。这是消费不足（或者说生产过剩）的典型危机，现在这种危机在特定条件下转嫁给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全球化使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带来了全球性的劳动力资源，资本家们逐步将新的结构和权力制度化，以形成新的劳资关系、降低相对工资并创造新的赢利机会。资本家们达成上述目标时，他们的利润也大大增加了。然而，这样的发展使得潜在的问题更加严重、更易暴露。从更宽广的历史角度来看，与资本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发展进程随着全球化得到了加强。一是世俗化进程，即资本主义的扩张将农民们彻底转变成工人阶级的成员。20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占领农村地区，迫使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但多数却成为失业或半失业工人。二是周期性进程，即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加利润而不断地用省力设备和技术来替代劳动力。新技术的全球化在20世纪末期极大地加快了这种周期性进程，使生产程序实现合理化和自动化。数以亿计的工人被机器人、电脑、银行自动柜员机和电话交换机等取而代之。
所有这一切带来的是世界范围内失业与半失业规模的惊人增长。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截至1998年底，占全球劳动力总量1/3的10亿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5]全球1/3的经济活动人口失业，这场就业危机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衰退，也凸显出相当多的人在全球经济中不具备消费能力。一方面，这些“过剩的”或者“多余的”劳动力没有能力去消费；另一方面，这对现有制度的稳定性构成了潜在威胁。无论如何，这种情况只会使生产过剩或者消费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这种积累过剩使全球的投资者都前所未有地卷人了投机性投资的浪潮中，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博彩经济”或者“赌场资本主义”。[6]（当时还发生了更多的长期性结构变化，为金融投机创造了条件。[7]）例如，数万亿的美元投向了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都市和东亚地区新兴发达城市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业，使股市和房市的市值呈现虚假增值（比如，这些投资并没有创造出实际的新价值，而仅仅使现有资产的价值过度膨胀起来）。这类“金融泡沫”导致日本经济的不景气，继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经济衰退，股市和房市的泡沫都出现了周期性破裂，华尔街和不少网络公司都陷入困境，最终引发了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被很多人视为世界经济恶化的前兆，使世界经济在21世纪初进入了低迷期，同时还表明，全球经济开始陷入更深的结构性危机。[8]总之，突破以国家为单位的利益再分配体制，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经营利润；另一方面却使资本主义内在的积累过剩问题更加严重，收人两极分化和不平等问题都进一步加剧。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停顿乃至衰退，深层次原因都在于生产能力过剩。[9]
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已经有很多确凿的数据可以说明全球生产能力的极度过剩。工业和商业杂志都充斥着论调悲观的文章，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几乎遍及各个行业，从海运、航运到汽车制造、石化产品、航天工业、制药、半导体、铝业、钢铁、纺织业、家用电器、轮胎、电脑和通信设备等等，不一而足。[10]美国计算机产业的产量每年增长近40%，远远高于需求增长。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航天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过剩和持久惨痛的严重危机”。[11]世界汽车产业每年生产7010万辆汽车，卖出去的却只占74%。全球通信设施的投资极其巨大，而这些光学电缆铺设的通信网络，实际利用率据报道只占总容量的2.5%。[12]零售商也深受其害，连凯马特（K-Mart）这样的超级大卖场也遭遇了店面过大的尴尬。就像经济学家盖里·西林（GaryShilling）说的，“几乎每样东西都供过于求”。[13]
早期的资本主义通过两种机制把积累过剩和两极分化的问题部分地抵消掉了。一种是正统的帝国主义，或者说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凭借武力和战争征服了新的领地，强行获得新的市场。拜帝国主义所赐，在世界殖民体系的权力中心，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与此同时，殖民地的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境况不断恶化。另一种则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发展出来的多样化再分配制度，在凯恩斯的创造需求理论影响下，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在二战后一度处于鼎盛时期。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不再有可被殖民的“新地界”，以国家为基础的再分配制度也行不通了。会不会有新的全球凯恩斯主义来化解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会不会出现新的全球性社会力量来提出一个全球再分配方案？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明确，但是可以说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与积累过剩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联。
1．全球两极分化和社会再生产危机
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架构中，有一个概念是将贫困与不平等视为资源稀缺或经济增长不足导致的问题。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我经常向学生们指出的，我们这个世界生产的粮食足够满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人每天3600卡路里的基本热量需求。[14]曾有人对第三世界地区20世纪后半期发生的几次饥荒做过研究，结果表明，那些“饥饿的国家”生产的大量粮食用于出口，即便在最严重的饥荒时期，它们仍将粮食出口给国际市场。[15]饥饿问题，或者更广义一点说生存权被剥夺的问题，并不在于缺少资源，而是在于如何分配资源、什么样的社会集团和阶层控制了这些资源以及他们如何实施这种控制来利用资源。问题也不在于经济增长不足，实际上世界经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可持续增长，只不过在那期间，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
全球化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两极分化的进程，也使社会再生产陷人更深的危机。在大多数国家，近年来参与到全球消费市场成为“国际化消费者”的人数都大幅增加。可是，另一个现实是，贫困人口和近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也一直在增长，全球范围内的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的差距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直不断扩大（表4-1和表4-2引用的数据很明显地说明了这种不断扩大的差距）。对于如何度量全球不平等，向来有很多争论，但是关于不平等程度的发展问题及其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却没被正经讨论过。[16]人类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越来越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0年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最近一二十年间，全球将近1/5的人口生活水平下降了。这完全可以说是20世纪市场失灵最严重的表现之一”。[17]全球人均收入在1960~1994年间翻了两番，然而有100多个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人均收入低于20世纪80年代，有的甚至低于70年代乃至60年代。[18]
全球最富人群与最穷人群之间的收人差距呈指数式倍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供的全球不平等方面的数据已经广为人知，却仍然让人触目惊心。1998年，全球最富的200个人拥有的资产比全球41%的人口总收入还多，当年最富的3个人一一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保罗·艾伦一一拥有的总资产达1560亿美元，据UNDP报告，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的GDP总和还比不上这三个人的资产总和，而这43个国家的居民达6000万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9年指出，全球化带来了财富增长，但这些财富却集中在“超级巨富”手里。富裕阶层的很多人享受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实惠，而世界上绝大部分人远远落在他们后面。1999年，最富的20%世界人口占有85%的世界财富，其余的80%。世界人口仅占有159^的财富，而最穷的20%世界人口仅获得1%的财富。[19]全球化的后果是“那些受益于全球化体系的与那些仅仅被动接受全球化影响的人们和国家之间，出现了奇怪而又危险的两极分化"。[20]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正以现代人类史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成巨大的鸿沟。这就是新的全球性社会分裂。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曼（AlanFreeman）从很多数据库中收集并分析了全球收人和贫困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库包括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数据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观察数据库》，以及美国人口普査局和荷兰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库。弗里曼分析了1980~2002年间全球不平等和收人两极分化逐渐扩大的稳定变化趋势，同时也说明了全球数十亿计人口的收入不断下降，贫困程度加深。1980年，有9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呈下降趋势，这9个国家共有11.8亿人口；1998年则增加为60个国家和13亿人口。[21]自1970年以来，全球GDP每10年的平均增长率都较上一个10年有所下降，以至于到90年代，全球人均GDP成了负增长（见表4-3）。
在早些时期，“中心地”和“边缘地”通常用来指那些按照地理范围划定的疆域及住在其中的人们。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经济富足，其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逐渐弱化，这些国家转而剥削掠夺那些地理上处于边缘的国家。随着“中心”和“边缘”渐渐用来指社会阶层地位而不是地理位置，国际社会的富裕程度也逐渐有赖于边缘社会阶层，所谓的边缘社会阶层并不一定是集中居住在某个地方。[22]那些拥有5000美元个人收入的人，构成了“消费者”这个群体。20世纪9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消费舍的绝对数量超过了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绝对数量，这是史无前例的。[23]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消费者。在跨国公司和银行的全球生产和营销战略中，它们每天在全球每个地方寻找消费者，全球所有消费者仅占世界人口的15%。用花旗银行主席约翰·里德（JohnReed）的话来说，这些消费者是“银行愿意担保的”对象，他判断全球市场中有8亿消费者。里德认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很多问题，不管是全球环境问题还是健康问题，都是42亿人口的问题，而不仅仅是8亿人口的问题"。[24]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过去至少有两种机制有助于抵消社会两极分化和生产过剩的危机。首先，正统的帝国主义使中心国家得以将资本主义自身产生的最尖锐的社会矛盾转嫁到殖民地，并且动用了强硬的武力。其次，凯恩斯主义的吸收机制，比如通过税收和社会支付形成的信用体系和再分配机制，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积累过剩的危机。当前的大部分危机都是在一国之内得到缓解的。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已经没那么容易解决形形色色的多种危机。而新出现的跨国政府也难以解决那些危机，尤其是积累过剩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危机。即便混乱无序的全球金融体系能实行规范管理，其运行机制也并不是为了消解危机，更不能为某些事情的合法化提供物质基础。
2．国家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控制国家
不少国家的社会结构相继瓦解，被边缘化和被剥夺实权的地区时不时发生一些抗议暴乱，社会再生产的危机为上述这些现象作出了注解。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很多政府都面临越来越多的合法性危机，政治权威受到挑战。全球系统的经济困境导致很多国家内部产生社会不稳、政治紧张和军事冲突。弗里曼指出，“市场几乎正在将世界分裂开来，很多地方都正在变成难以统治的区域。当经济运行机制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它自身产生的社会矛盾，国家和社会都逐渐陷入愈加公开的政治冲突之中。中东、中亚、巴尔干半岛、中非和北非、中美洲和南美洲、东南亚等地发生的本土危机、冲突和政府不稳定，都各有其具体特性。但是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最根本的动因都是一样的：最近二十多年间的经济停滞加剧和普遍的发展不平等成为不能承受之重"。[25]
在世界资本主义早期，即单一民族国家时期，危机通常都表现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一战和二战通常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集团间竞争引发的。资本主义集团与敌对阵营展开激烈的竞争，以求在市场日渐缩小、赢利机会越来越少的形势下保住自己的市场并维持原有的利润水平。就像我已经论述过的，主要的资本主义集团都是在民族国家系统内组织起来并得到某些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阵营间的激烈竞争通常都是表现为阵营首脑国家之间的对抗。但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在全球化时代的表现形式会跟过去一样，这也是我与弗里曼和其他大多数全球危机学者持不同观点之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政治军事危机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跨国资本形成的寡头垄断联盟之间的激烈竞争。跨国资本家联盟可能转而求助于各个民族国家，从而比其他类似联盟占有更大优势。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很多国家以前经常表现得有点反复无常、自相矛盾以至于难以预测，这些国家以后也还会这样。此外，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精英分子尚被排斥在全球体系之外，或者处于劣势地位，这些国家地区与全球资本主义权力中心之间很可能会产生目前这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可能会经常表现为这些精英群体与美国之间的直接冲突，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讨论过原因。）在这些情况下，与全球体系有直接相关利益的新精英分子及其保护力量可能会在干预过后得以培养和扶植。
然而，全球化时代最突出的矛盾并不是国家之间的。全球体系的危机将会逐渐扩大升级为普通阶层与精英阶层之间的跨国社会冲突，前者自发地或者有组织地采取各种反抗形式，后者则包括全球资本主义精英和跨国政府的各种代表人物和机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因而最终演变成一个“社会控制"问题。如何吸收容纳那些受到排斥的人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掠夺过程中，爆发了自发的抗议行动，使局势变得动荡不安，如何才能掩盖住这些隐患？如何才能平息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如何才能阻止那些意在退出全球体系的主流势力或者反对势力占领本土国家？我们看到的是从社会福利国家向社会控制国家（警察国家）的转变，公共和私人的安全部队都迅速扩张，大量遭到体制排斥的人（比例很小的少部分人）被关监禁[26]。通过复杂的社会控制技术、制定镇压反移民和反恐怖主义立法等举措，人类社会以新的形式继续维持着某种社会隔离。“政治排斥”占了上风。全球两极分化造成越来越多的富人住得远离别人，并且通过私人保镖和电子监控设备来加强保护，从拉美到美国、欧洲、亚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很多城市，莫不如此。这些“门禁社区”，或者也叫做“飞地”、“城堡”和“堡垒”，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它们是国际社会隔离新景象的一个具体标志，是对土地和运动实行社会控制的要素之一（这是就全球的门禁社区而言）。[27]在“本土政治”和“社区赋权”这些欺骗性说辞的影响下，政治排斥也使得原本由国家和社会承担的社会再生产责任逐渐转向由那些最边缘化的社区自身来承担。
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突破国家疆界的三层式社会结构，这一特征日益明显。第一层由30%~40%的人口组成，这些人居住在传统意义上拥有核心地位的国家，他们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终身制”的职位，能够保持甚至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第二层由核心国家的30%人口和边缘国家20%~30%的人口构成，他们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临时性”工人队伍，他们在现有的工作条件下，面临着长期的不安全和不稳定，他们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公共保险，而这些以前是由福利国家提供保障的。第三层由传统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30%人口和边缘国家的50%多的人口组成，这群人在生产活动中实际上已经遭到了结构性排斥，自福利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瓦解之后，他们彻底失去了保护，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多余的”人口。[28]
我们一方面不能忽视全球等级政治在本质上具有的阶级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其种族性。资本主义通过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性扩张，在全世界范围内使阶级关系变得种族化。种族主义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由什么衍生的，而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出身于优势种族群体的工人，容易成为“自由”劳动力，而出身于受压迫种群的工人，则只能一直受制于人，包括做牛马式的奴隶（这些种族分类本身是历史上就已经形成的）。通常这种“福特一凯恩斯式”的历史集团建立的基础，一方面是主流群体的种族团结，另一方面是对受压迫种族的排斥。这一种族化的阶级关系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准确而言就是它是这一体系的本质特征。在全球化形势下，种族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正在以新的方式得以复制并跨越国界。种族主义结构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那些受种族歧视的工人阶级遭到“剥削”，二是少数民族在社会参与中遭到“排斥”。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新的跨国劳动力资源有了更大的流动性，而结果却是劳动力市场按照种族形成了新的分割，更别说按性别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反倒成了临时雇工群体中占多数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在生产力结构上已经被边缘化了。有些种群，比如非裔美国黑人就跟拉丁移民那样，先是受到“剥削”，后又遭到“排斥”，遭到排挤的这些人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处于更低的地位，成了新的受剥削劳动阶层。不管是受剥削还是受排斥，受压迫的种族群体都不成比例地隶属于新的，甚至更具压迫性的社会控制。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立法机制来获得社会基础，否则无法建立他们的历史集团。这样一个历史集团通常都会通过对某部分人的物质奖励、建立共识而将这部人凝聚在一起，同时强制性地排斥这个集团不想或者不能容纳的另一部分人。在这样一种三层式的社会结构中，跨国精英们力图在第一层中保持稳定的社会基础，同时从第二层中取其所用且控制住第三层。经过他们这番努力，几乎在各个社会领域都能看到社会控制的影子一诸如电影、建筑、大众传媒等，拿新的电影流派来说，它们总是习惯把穷人塑造成坏人、把流浪的人塑造成罪犯，并且对军国主义和实行社会控制的国家高唱赞歌。全球资本主义旧貌换新颜，成了“温和的”警察国家，也就是贝尔特拉姆·格罗斯（BertramGross）很多年前就预料到的“友好的法西斯主义”，[29]它们遵从的规则正是上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早就批判过的。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使得跨国精英们更有理由加强国家的社会控制，提升世界范围内的军事部署和动员能力，并将社会控制的那套体制延伸至各行各业，这一切都有了新的合法性基础。
3．新的战争秩序
追溯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人其实都是集体的代理人。面对所处的生存条件，我们从来都不是消极被动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并不是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维持其统治和不平等的世界结构。当主流的社会结构受到威胁时，不管这种威胁只是隐隐感觉到的还是现实发生的，统治阶层都会铤而走险、变化无常。世界资本主义几个主要的政治代理人——尤其是美国的主流势力一一兴起于21世纪初，他们以政治上的激进来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紧张局势，他们在全世界发动了骇人的战争动员，并且力求使新的强制威权朝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得以维持和延续，原因在于领袖人物的领导和上百万民众的支持，那些领袖人物控制着媒体和政治，从而也操控着民众的情绪和思维。在这种情况下，无疑是依靠更加复杂、更具渗透性的文化同质性维护了权力结构。然而主流社会秩序最终靠的还是残酷的武力。武力干涉意在为跨国公司打开新的市场，为跨国公司的扩张提供保护以及保障全球经济活动的稳定性。战争的动机也是因为急于为剩余资本寻求新的机会。不过战争也可以被统治阶级用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缓解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当军费开支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的时候（即军事凯恩斯主义〉；或者通过军事动员来重新建立统治秩序，以及在国内强化社会控制。战争也是有利可图的，甚至成为部分行业资本必不可少的风险投资。战争使得军工产业能继续产生利润。的确如此，《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战争能带来什么变化》的文章中指出，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曾经持续下跌的军工企业的股票在短短几个月内狂涨了将近25%。但是假如军事开支是消化剩余产品(以化解积累过剩的压力）的一条主要渠道，那么长远来看，这种消费本身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不发生战争的话就没有新的采购需求，就没法用完现有那些供应充足的武器装备。除了直接的政治目的，部署大量的军事装备也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助燃剂。在“艾丽丝漫游奇境”般的演说中，跨国精英们将干预性的战争美其名曰为“民主的进步”、“反毒品之战”和“反恐怖主义之战"。所谓的“反恐怖主义之战”成了全球性的低烈度战争。世界秩序中的统治集团于21世纪初着手建立全球性政权并欲使之制度化。
然而，那些住在“门禁社区”的人又不得不冒着一定的风险接触世界的“黑暗面”，他们不得不请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帮着做饭、打扫等。一个全球化的门禁社区对于世界精英和特权阶层并不是绝对安全的。2001年9月，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遭到的袭击意味着国际社会强弱两方之间的冲突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以前那些最受压迫和剥削、最受排斥的人，那些殖民地的人，由于物质条件和地理范围的限制，他们只能在殖民地本土抵抗那些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打个比方来说，全球化使得抵抗行动就像置身于一个全新的棒球场。人们可以不受疆域限制地在世界各地发起反抗行动，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旧殖民体系中横亘在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之间的地理障碍不复存在了。全球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空间上的封闭和隔离。正如进步力量对世界资本主义掠夺的反抗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地理空间限制，变得更具有跨国性，那些反动派的抵抗也是如此。肯尼亚的茅茅（MauMau）运动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当时都不能在英国和法国这样的殖民国家内部直接发动暴动，摧毁英法国家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标志性建筑。上述两个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我随便举了这两个例子，因为它们的抵抗战略中都采用了恐怖袭击手段。
全球化进程完全可以是截然不同于现在的另外一副样子。这一历史进程很有可能为人类开启很多扇新门，开拓新的视野，克服陈腐的偏见和无知并消除分界线，而那些偏见、无知和分界线正是几千年来的矛盾冲突和不公正的根源。真正的世界文明完全可以建立在新的普遍平等主义的基础之上，虽然人类的价值观尚未达到“自由、平等和友爱”这样的境界。此外，逆转全球化进程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目前的发展进程，把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变成自下而上、完全民主的全球化。不过，好像在21世纪初期就开始了朝向野蛮原始的退化。
第三节国际社会的霸权之争
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了“霸权”这一概念，指的是统治集团在控制被统治集团的基础上获得的一种稳定的统治形式。葛兰西所说的“霸权”包括两种不同形式，或者两种统治关系：强制性统治和共识性统治。我们也许可以将霸权看做是两个阶级或两个集团之间的一种关系，即其中一个阶级或集团获得另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积极认可，从而掌握了领导权。这种情况下霸权是靠共识来维持的，或者说某个特定阶级、社会阶层或集团在文化与知识上掌握着领导权，这种领导权是阶级统治这个大局的一部分。这其中涉及了一种内在转化，也就是使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或集团那套道德观、文化观、世界观和行为准则，简单概括就是将统治体系本身那套社会逻辑内在化。这并不等于在霸权秩序中不存在直接的武力征服。所有社会秩序都是由共识性统治和强制性统治共同维持的。用葛兰西的话来说，霸权就是受军事高压保护的一种共识。[30]霸权统治不像独裁统治和军事政权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虽然有时候也会动用武力和威压，但是可能更主要的是实行意识形态控制和其他统治形式。
葛兰西和他的追随者们都认为霸权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合适的统治形式。我则将这一结论加以延伸，我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霸权越来越成为在国际社会中长期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唯一形式。[31]可是霸权并不总是稳定的，经常会受到挑战。面对本阶级内部其他派别的竞争和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统治集团必须不断努力使霸权有所改进和完善。动用武力来镇压抗议者从而维持社会控制，这并不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实力，而是意味着其霸权出现了问题。如果统治系统运行正常，就没有必要发动战争。动用威权是统治系统出现危机的表现。
葛兰西关于霸权的理论非常有用，能帮助我们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和矛盾，以及未来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趋势。我在本研究中通篇借鉴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比如，我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跨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成了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也就是说这部分资本开始支配其他资本（比如本土资本和国家资本）掌握着资本控制权，并且将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强加于国际社会（例如新自由主义）我也已经谈到过，20世纪末全球主义者共同形成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随着跨国政府的兴起而更加组织化了，并且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了霸权。在最后这章，我会简要论述霸权之争，以及针对全球主义者联盟的反霸权行动将如何发展。
第四节全球主义联盟霸权的瓦解
全球资本主义在21世纪初遭遇了一次波及面很广的危机，这场危机看起来既像是短期内的周期性危机，又像是长期的结构性危机。全球主义联盟为了保持其领导地位，延续其霸权，不得不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和挫败。其统治危机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个方面我们前面讨论过，是客观原因：两极分化趋势无法得到缓解，这种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本质固有的，在新的全球化积累模式中进一步加剧了。霸权统治需要物质基础，但是要维持跨国霸权的话，其物质基础是否足够广泛和充足，尚不得而知。第二个方面是主观原因，与全球资本主义霸权受到的挑战和威胁有关，造成这些威胁的各种反对势力和被统治势力并不全是进步力量。
就第一个原因而言，一个阶级或阶级中某一派要获得霸权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用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或者意识形态代替狭隘的经济利益，同时在其他阶级和集团争取参与和分享社会利益的过程中，使他们的利益与统治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得以调和。跨国资本家们至今都没能做到为了整个统治系统的稳定而撇开他们直接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利润）。由此看来，跨国金融资本（货币投机者、银行家、证券投资者等）狭隘的经济利益似乎对霸权构成了障碍。况且很难实现社会利益的高度统一，因为不同的精英分子对于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是互不相容的解决方案，这些不同源于他们的历史经验各不相同，所处区域都有各自特性。
跨国精英的各个阶层之间对不同的战略和战术都已经有相当多的争论。全球经济在世纪之交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危机使全球资本主义阵营日益恐慌，也暴露出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日益明显的分裂。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形成越来越根深蒂固的发展模式，这一体系每次受到的冲击都会给各阶层的跨国精英们造成更多紧张。这些跨国精英对于全球化观点，他们的政治主张都开始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也被打破。国际社会最高权力阶层内部的争论更多地是与阶级统治的政治战略问题相关，而不是因为狭隘的经济利益。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寻求一条最佳途径来构架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形成全球秩序并保证其长期稳定性和延续性。这些争论并没有破坏全球市场自由化的前提或者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没有提出任何可能涉及重新分配或国家掌控资本的改革措施。不过，跨国精英们都一致强烈呼吁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国际管理组织，这样有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有利于缓解全球资本主义最突出的一些社会矛盾，从而有效维护全球系统的政治稳定。
1．新自由主义即将消亡：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
全球资本主义阵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分歧，到世纪交替之际，这个阵营中持反面意见的人包括“最好且最聪明的”技术官僚、知识分子和跨国资产阶级中的政治积极分子。在那些转而批判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正统学说的人当中，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Sachs）经常语出惊人，严厉批判现有制度并倡导改革。萨克斯经常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提供咨询，他是SAP计量经济模型的创建者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和拉美国家实行的“休克疗法”也是他提出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贾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Bhagwati）曾经担任过关贸总协定（GATT）总干事的经济政策顾问，他提出了“华尔街一财政联合体”这一概念。巴格瓦蒂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都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推动者，他们也加人了争论当中，参与争论的还有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Annan）和几个欧洲国家的首脑。这种大声疾呼自上而下实行改革的主张反映出跨国精英阶层内部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有所动摇，他们愿意推动“后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挽救这一体系。克林顿政府、联合国和世界经济论坛在世纪之交都用“符合人性的全球化”这一说法来倡导寻求一种新的“后华盛顿共识”的全球战略。[32]
这些反对者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人当属乔治·索罗斯，他是国际金融家、亿万富翁，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要人物。全球普遍的反全球化浪潮和反复出现的市场失灵都很可能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的瓦解，他出于这种警醒，出版了许多畅销书籍，比如《金融炼金术》[33]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34]以抨击他所称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fundamentalism），他极力主张全球治理和金融管制。2002年，《索罗斯论全球化》一书中就描述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蓝图，他支持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全球经济的完全开放和国际市场一体化。虽然他并没有对财富再分配或者国家对资本积累的控制发表任何论述，但他确实主张全球治理机构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实现对跨国金融的监管，促进环境保护、劳动权利、消费安全和公共卫生等“全球公共产品”的改善，提供国际援助以及促进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
但最有影响的人也许应该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叩（JosephStiglitz），不是因为他的批判有多激烈，而是因为他最深入地分析了新的全球资本主义模式，在他2002年出版的《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一书中有详细阐述。[35]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担任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后来被世界银行免除所有职务，就因为他在1998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批判它“不完整且具有误导性”，并且认为“政府在应对市场失灵、实行恰当的管制、实施工业政策、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斯蒂格利茨强烈建议用“后华盛顿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以便国家能在提供普及教育、促进公共领域的技术转让、实施医疗保障体系、促进收入平等化和改进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更多作用。总而言之，斯蒂格利茨就像索罗斯和其他反对者一样，都主张加强跨国政府的作用，以提升跨国政府在全球经济的监管方面的权威。
斯蒂格利茨的观点虽然看上去很激进，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观点仅仅是说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际市场并不具有自我修正能力，不受控制的管制缺失状态和经济增长只会削弱这个体系。然而这些论调反映出来的那些跨国精英们的意识形态和思考方式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那些跨国精英能够引导全球资本主义建立起后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并使之合法化。全球统治阶层对改革的呼吁导向了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这一发展路径目前的界定尚很模糊，其主要目标是要缓解全球体系最突出的一些矛盾，同时赢得普通民众和反对派的支持，从而能够维护新兴的霸权。这种发展规划的轮廓还不甚清楚，但将很有可能建立由跨国政府掌握的新政权。
如果说跨国精英们原先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找到理论依据（见第二章），那么斯蒂格利茨描述的新模式则是受了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或者说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这一新的经济学说实际上并没有质疑自由市场原则，也没有反对控制跨国资本。新的制度经济学（或者说“后凯恩斯经济学”）强调了自由市场中的经济协调问题以及通过政府中“专家型”官员的管理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模式在理论上认为，有权发行货币、影响利率、通过教育政策和地区政策来鼓励研究和技术发展的政府，能够通过创造更透明更规范的经济环境，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来影响经济活动[36]。
说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新出现的一种经济理论，它主张协调个体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为资本提供最佳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而不是削弱对资本的控制，这一理论与新出现的“后凯恩斯一福特”式的灵活积累模式非常相似，后者也被称为与全球化相关联的“新经济”。后一种模式强调的是要对分散和各自独立的生产工序加以管理和协调，同时也要提供更为广泛成熟的基础设施环境，比如架设通信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这些“商品”都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纯粹”自由放任型政府无法提供的。斯蒂格利茨、索罗斯、萨克斯和其他人所持观点背后的理论分析逻辑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不均衡”将会导致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失衡，这一问题只有建立积极的管理型政府才能克服。按照全球资本主义阵营那些反对者的主张，将跨国政府发展成这样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管理型政府，能够弥补全球化经济体和局限于国家管理的民族国家经济体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新权贵和旧的政治结构之间的矛盾。
如何通过新的政治规划或者具体的改革将这种新的理论模式付诸实施，当时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也许是可行方案之一。当代历史中不乏奉行“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纲领，试图找到一条不同于“左翼”和“右翼”两种范式的发展道路，比如20世纪早期和中期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粹主义。（这些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可以认为是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37]）90年代中期，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及其顾问安东尼-吉登斯倡导一套“第三条道路”的新路线。到20世纪末，这套也被称为“新中间路线”的理论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拥护，从巴西和新西兰到南非，从西班牙到阿根廷和日本。现在的“第三条道路”不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而是“右翼”资本主义正统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左翼”资本主义的旧凯恩斯主义福利社会模式之间的一条中间路线。在实践当中，这条“第三条道路”代表了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少数派路线。它支持市场经济的无障碍充分发展，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主张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劳动市场的“灵活性”(自由放任）和“个人的责任感"。[38]在这些方面，它与新自由主义并无区别。它继承了新自由主义那套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张国家在“经济问题”上有所不为（如国家对资本的管制），支持向福利国家回归。这套“第三条道路”理论并没有质疑“更加开放和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这样一个前提。
不过上面这“第三条道路”同时还有些新主张，比如强调用一种更加自由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强调机会平等，奉行“市场个人主义”的新政治文化和地方政治分权，这些都是最符合中产阶级传统和利益的。其社会政策在教育和医疗领域为信息化高科技时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这些社会政策与“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这一创造性主张都是非常明确的。奉行“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们把失业、贫困和不平等重新作为经济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之前已经不再通过国家干预机制来解决。这一路线也推动“公有社会主义"（其本质上是倡导地方的自发行动、“个人的责任感”以及用公益怜悯之心取代国家对社区福利的保障），主张工人和普通民众也持有股票（工人和穷人从哪得到这些股票资源尚不明确），通过教育政策提高边缘化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防止社会隔离"。[39]总之，“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偏右”的中间理论，跟跨国精英阶层中主张中间改革路线的反对者的观点是一致的〖详细评论可参见佩特拉斯的文章[40]：)。“第三条道路”理论参照了“新制度经济学”（这并不奇怪，斯蒂格利茨也是新制度派的领袖人物）。如果说在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Jameson）1984年和1991年的著名评论中，[41]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后期的“文化逻辑”，那么，“第三条道路”可能会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兴的“政治逻辑”，随之而起的是各种灵活的积累形式。
21世纪之初，“第三条道路”能否明确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尚无定论，而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恐慌备战使“第三条道路”似乎走上了下坡路，至少短期内一度如此。不过，如何建立起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或管制政权，有很多种方案。改革的具体形式及其途径是有可能作出预测的。不管什么样的路线取代正统的新自由主义路线，都不是预先能够计划和设计好的，而是全球各种社会力量和组织之间相互斗争的政治结果。跨国精英集团和跨国政府都在寻求为全球体系构建一种管理秩序，但“华盛顿共识”的破裂、全球货币体系的脆弱性和“全球化管理”结构的局限性都将导致它们内部日益紧张。
无论如何，造成紧张的主要原因将决定如何来避免自下而上的威胁。我们不太清楚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新时期会表现出何种形式，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更确切点说就是积累过剩和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全球范围内各个权力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将给国际社会不断带来变化，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会发现越来越难对付经济动荡、维持统治地位、保证社会再生产，还有一个令他们头疼的是，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在本土和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将从根本上改变跨国公民社会的格局。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在全球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产生的斗争将为世界范围内的劳动阶级和普通民众带来新的解放机会，但同时也会在霸权集团外部产生各种形式的争论，这些争论并不一定是进步的或者受到普遍欢迎的。
2．全球反霸权运动将从何处兴起
那么，针对全球主义阵营的反霸权抗议行动将会取得什么成果呢？在世纪交替之际，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已经开始面临合法性危机了。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的民众认为跨国公司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力太大了。[42]自安然公司破产之后爆出了大量的公司丑闻，这使得人们的确很难将跨国公司的行为与有组织的团体犯罪行为区分开来。2003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开幕式上，克劳斯·施瓦布（KlausSchwab）指出：“论坛发展的这33年间，从没有过像今年的形势这样脆弱、复杂和危险。”[43]施瓦布这是在向跨国精英们敲响警钟。他提到了面向47国14亿人做的一项盖洛普国际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国家立法部门和大型企业的信任感普遍大幅下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资本主义给无数人带来了生存危机。在跨国精英们额手称庆的这个全球资本主义聚宝盆的底部，是黑暗的另一面，是不断恶化的贫困、不平等、边缘化和权利被剥夺。大规模社会动乱、社会保障措施缺位、机会不断减少、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日渐恶化，这些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激发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经常是自发且无组织的反抗运动，有人将之概括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粮食暴动”。[44]
不过，世界各地也发生了不少有组织的反抗运动，从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到泰国的贫民大会、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印度的人民民族运动联盟、韩国的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厄瓜多尔的本土组织民族联合会以及国际性农民团体联盟“农民之路”（ViaCampesina），遍及亚洲和拉丁美洲。世界范围内的斗争都扎根于本土，有各自的环境，但是它们似乎共同构成了一场广泛的斗争运动，反对的都是全球体系的结构性不平等和权力失衡。在90年代，民众的反抗力量一度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联合起来要求社会公平，形成了“反全球化运动”。到20世纪末，针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反抗浪潮使跨国精英们处于防守地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合法性危机曰益加重，人们也许能指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对立性霸权”。2001年2月，来自全球几千个社会民主组织、革命运动组织、政党、进步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知识界、社会批评界和政治激进派的12000名代表聚集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创设了世界社会论坛（WorldSocialForum），这也许反映了全球民众的“对立性霸权”已经开始兴起。“世界社会论坛”这个名称意在强调这种新运动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完全对立，后者就如我们在第三章已经探讨过的，是一个只有跨国企业和政治精英参加的排他性俱乐部，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一年后在阿雷格里港举行的第二届论坛，共有来自几千个运动组织的5万名代表参加，之后2003年在阿雷格里港举行的第三届论坛，则有来自150个国家的10万人参加。
就挑战全球资本主义而言，世界社会论坛尚缺乏一套自成一体的理论策略。其成员规模巨大，而且可以划分出很多派别，因为他们关注的问题及所持的态度往往差异极大，比如既有要求改革现有体系的，也有试图彻底颠覆现有体系的；既有倡导与全球精英阶层进行谈判的，也有主张动员民众起来反抗的[45]。尽管我们不应该把世界社会论坛看得太过理想化，在此还是有必要引用几段阿雷格里港论坛上发表的最后宣言。这些宣言很好地反映出有意识、有组织地计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抗议浪潮在90年代后期逐渐联合形成跨国协作的全球正义运动，并且对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2001年阿雷格里港第一届论坛上发表的《号召动员起来》：
全球各种社会力量在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会论坛上齐聚一堂。各种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各种运动组织、知识分子、艺术家们，共同构建起了一个伟大的联盟，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不同于当前主流发展模式的全新社会，在当前的主流发展模式中，只有自由市场和金钱能用来衡量财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贫困全球化和地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代名词。阿雷格里港论坛则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即我们完全能够拥有一个新的世界，在新世界里，人类和自然才是我们最最关注的。
我们属于兴起于西雅图的运动。我们向精英阶层及其不民主的做法发起挑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就是他们不民主的典型表现……
我们这些男人、女人、农民、工人、失业者、专业人员、学生、黑人和原住民，既有来自南半球的，也有来自北半球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权利、自由、就业和教育而斗争。我们反对金融霸权、本土文化消亡、知识垄断、大众传媒、通信、自然环境恶化，以及跨国公司和反民主政策对生活质量的严重破坏。类似于阿雷格里港论坛这样的参与式民主使我们认识到，采取另一种具体形式完全是可能的。我们重申，跟金融和投资需求比起来，人类、生态和社会权利才是至高无上的。[46]
2001年阿雷格里港第二届论坛上发表的《号召社会运动》：
面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持续恶化，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社会运动组织的几万人走到了一起，参加此次阿雷格里港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尽管有人试图破坏我们的团结，我们仍然齐聚于此。我们再次走到一起，为的是将我们反对战争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为的是强化我们在上届论坛上达成的共识并重申：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是多元化的，我们当中既有男人也有女人，既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既有来自农村的也有来自城市的，既有在职工人也有失业人员，还有原住民、无家可归的人、老年人、学生、移民、专业人员，大家也都分别属于信仰、肤色和性别观念各不相同的民族。表现出这种多元性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联合的基础。我们是全球性的联合运动，我们一致反对財富向少数人集中、贫困和不平等的扩大化以及地球环境的不断恶化，我们因为共同的决心和信
念而走到了一起。我们正试图构建另一种体系，并且通过创造性的方式来加以改进和完善。通过共同的斗争和反抗，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巨大的联盟，共同来反对一个建立在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崇尚暴力基础上的体系，这一体系代表了凌驾于民众需求和期望之上的资本利益和统治阶层的利益。
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每天都在上演着女人、孩子和老人濒临死亡的惨剧，他们都死于饥饿、得不到医疗救治或本可预防的疾病。很多家庭都被迫背井离乡，这都是因为战争、“大发展”的冲击、失去土地、自然灾害、失业、对公共服务的打压、社会凝聚力的消失。不管是在南半球还是在北半球，各种为了维护尊严的斗争和抵抗都正在风起云涌。[47]
2003年阿雷格里港第三届论坛上发表的《号召世界社会运动》：
在全球危机的阴影笼罩之下，我们聚集在阿雷格里港召开此次会议。美国的好战倾向导致它决定向伊拉克发动战争，这对我们所有人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也生动地给我们上了一课，让我们看到了黩武主义与经济统治之间的紧密联系。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本身也处于危机当中：全球都在呈衰退趋势，这一威胁已然存在；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公司贪污丑闻，这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和
经济的不平等也在加剧，对我们的社会结构、权利和生存都构成了威胁。
社会运动反对的是黩武主义、军事扩张和国家镇压，国家的武力镇压产生了无数难民，穷人及其参与的社会运动都被扣上了犯罪的帽子。战争已经成了全球霸权结构的一部分，全球霸权习惯于使用武力来控制民众和石油之类的战略资源。美国政府及其盟国越来越把战争当作解决冲突的常用方案……
上述所有这一切都威胁着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坚决反对！[48]
早在1996年，世界经济论坛就将“可持续的全球化”确定为达沃斯年会的主题。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1999年的开幕式致辞中警告说：“我们如果不想方设法使全球化更具包容性，未来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一历史上那些激烈的社会冲突将再次出现，而且将升级为国际层次。”[49]到西雅图之后的阿雷格里港时期，全球精英们的论调有了明显变化，从固执的胜利主义转变为一种寻求妥协、对话与同情的立场，以求挽回旧日的合法性，恢复当初的地位。他们的行动之一是努力推行一种“全球契约”，就像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所预言的，在这种契约的约束下，那些跨国企业将有义务维护劳工权利和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它们还通过创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来将那些草根阶层的组织统管起来。沃尔登·贝洛指出：“即便乔治·索罗斯也承认，‘全球契约’不过是一种改善企业形象的机制。这一理念是希望在‘单一话语权’的背景下建立对话机制，并且想仅仅通过‘协商型公民社会’的提法来获得合法地位。”[50]
当一种社会秩序出现组织危机时，很有可能发生根本性变革。所谓的组织危机指的是这种体系既面临结构上的危机（客观上的），又面临合法性或者说霸权方面的危机（主观上的）。仅仅有组织危机并不足以给社会秩序带来根本的、进步性的变化，实际上，以前的组织危机曾经导致社会瓦解，形成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组织危机的革命性成果要求有一个能获得支配统治权、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说，替代现有秩序的新秩序必须是可行的，而且要让大部分人都认为它可行而且更愿意接受。21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并没有遭遇组织危机。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我们在世纪交替之际要比1968年之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察觉到，产生这样的危机已经为时不远了。
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遭到的恐怖袭击使得美国政府和跨国精英们对“合法性丧失”的态度都发生了逆转，“合法性丧失”是建立“反霸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以美国政府为首的跨国精英们易守为攻。正如我在2003年夏天撰文指出的，乔治布什政权（以任何客观标准来看都是一个流氓政府）看上去非常狂热，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地通过武力来维护全球体系的稳定，并且公然藐视全球舆论，不听任何理性劝告，背离协商原则，甚至对那些理应叫屈的盟友也毫不客气，实际上没有那些盟友的积极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只会更加糟糕，冲突也会愈演愈烈直至无法收拾。“9·11”事件之后，在重新构建全球政治格局的过程中，动用军事武力确实成了一个太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全球化的军事秩序只会进一步取代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先发制人的战争理论或许可以说是最无耻的，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强行实施一种凌驾于主权之上的规则。不过，就像我在通篇论述中指出过的，布什政府的那套学说与其说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还不如说是针对经济停顿、合法性受到质疑和反霸权力量兴起等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政治反应。
但是“新的战争秩序”并不能缓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和危机，事实上反而可能会使矛盾和危机进一步激化。[51]全球资本主义阵营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是不是可能会团结得更紧，而不是被分裂，这一点尚无法确定。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深层次的结构变革，这样一场危机最终将会通过体系的结构调整得到解决。结构变革危机可能会带来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在国际经济中巩固金融资本的地位。也许世界社会论坛的改良派（相对于激进派而言）会与世界经济论坛的改革派（相对于保守派而言）共同来推动这样一种发展态势。或者我们也会看到全球法西斯主义重新抬头，全球法西斯主义建立在扩大军费支出和战争的基础上，目的在于统治被压迫阶层。如果从上而下或者从下而上的力量都无法解决危机，化解矛盾，那么人类文明会不会出现倒退？历史发展的结果从来都不是预先设定好的，往往是有很多种可能性，朝着无法预知的新方向被推动向前发展。危机不可能保证民众反对力量获得统治权。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结果进行预测将是很可笑的。
3．动荡不稳的霸权与朴朔迷离的未来
全球主义阵营的霸主地位遭到的挑战来自反全球主义者的极端右翼、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进步精英分子和民族主义集团，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民众运动，比如全球正义运动的兴起（常被称为“反全球化运动”，虽然不够准确）。
反全球主义者的极端右翼在很多国家组织起那些安全感不够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并在环境急剧变化时能动员起一个反动集团。右翼力量所动员的人群以前都曾经是国家社会积累结构中的受益分子，包括白人工人、家庭农场经营者、技术过时和流动性下降的中产阶级和专业技术阶层，还有受到全球化威胁的国家内部资本。美国的帕特·布坎南（PatBuchanan）、奥地利的耶格尔·海德尔（JoergHaider）、澳大利亚的“单一民族党”、法国让-玛丽·勒庞（Jean-MarrieLePen）领导的“国民阵线”和德国奉行种族主义的“光头党”等等，都是正在兴起的反抗阵营的代表。有一部分反抗力量也很有可能被吸收进了全球主义阵营，甚至在某些时候可能充当跨国精英们的“突击队”。
进步精英分子也会利用脆弱人群的不安全感，但他们往往会提出一套明显不同于极端右翼的进步纲领。这一派也是来自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精英分子，这些国家和地区或者是还没有完全融人全球经济当中，或者是正在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却走了一条与其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路。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有中国和俄罗斯，或许还可以再加上印度。这类国家在政治上与全球主义阵营有可能兼容并包，也可能矛盾激化。
20世纪末期，大众抵抗运动和反抗力量开始打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旗号联合起来，以追求社会公正，典型的就是1999年末发生的西雅图抗议和21世纪初期在阿雷格里港举行的几次抗议集会。
反霸权的动力可能来自上述任何一个派别，抑或几派联合起来。反霸权的方式也是很难估料的。显然，反对霸权、追求全球公正的运动在20世纪晚期是大势所趋。21世纪伊始，我们站在了十字路口上。如果说未来可能建立全球性的警察国家，那么诸如我这本书的理论论争有何重要？在产生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已有的社会理论往往会遭到质疑，并且很快会产生大量的新理论来解释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在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时，就如21世纪初我们的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情况，假如我们想在现实中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并确保我们险中求生，那么合理的理论解释就很关键。要抵制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则准确地解读其本质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既是一个学术使命，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使命。
4．公民社会的“长征”和跨国国家的竞争
任何关于历史变革的理论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新政权是如何崛起的？反抗的纲领和路线是怎样的？统治结构是如何被颠覆的？如果缺乏相应的反霸权理论，那么资本主义霸权理论是不完整的。我已经论述过，全球主义阵营在20世纪末期赢得了霸权，因为它掌握了全世界的物质生活，包括提供奖赏和实施制裁的能力，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占据了主流支配地位。任何一个对立性霸权都必须既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同时又能提出取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可行方案，才能推翻这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建立对立性霸权的这两种因素，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和权力中心的集体斗争中都陷入了困境。
葛兰西对两种政治斗争类型做了区分：一种是“运动战”(即前线攻击)，另一种是“阵地战”（即壕沟战或拉锯战）。当维持现有体系的权力部门仅限于确定的几个地方时（比如警察部门、军队等）与传统的革命概念相联系的运动战是很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但是，按照葛兰西的理论总结，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权延伸进了新的“私人的”和社区范围；新兴的公民社会中，统治集团的权力寓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当中。政权的延伸和公民社会的兴起都表明，较之以前，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过程中，权力更加分散和多元化，并且不像以前那样仅限于确定的几个部门。独裁统治和军事政权都是明显存在压迫的，针对这类政治统治模式的斗争为20世纪的革命运动开启了“运动战”之路。然而全球化背景下新的政治统治模式使得国际社会的权力更加“分散”——正如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于2000年提出的新概念，即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存在权力中心的帝国。与国际经济重组相联系的社会冲突将会发生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中心。人类面临的挑战就是，在一个权力不再通过民族国家来调解和组织的时期，如何才能重新构建全球大众阶层的社会权力。
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统治危机之后，世界局势的变化为现阶段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也使国际社会中的统治集团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重新建立并巩固了它们对“政治社会”的控制。但是发生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新一轮民众动员和有组织地反抗全球资本主义运动，暴露出了统治集团无法在公民社会中维持其霸权。当政治社会中有组织的左翼力量提不出反霸权的替代方案时，草根阶层的社会运动和各种抵抗文化就在国际公民社会中星火燎原起来。左翼组织提出的方案往往局限于政府在流通领域的干预战略，以求在现有的财富结构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形势下实现有限的内部重新分配。而社会运动和本土的反对力量，因其自身的局限，很难对霸权形成挑战，或者对跨国资本及其权力的系统逻辑构成威胁，这反映了全球权力和财富的集中与反抗运动的分散和分权之间的矛盾，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运动在20世纪晚期风起云涌。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倡导片断式的“差异政治”，拒绝“大一统”，我们还是得知道，要完成一场反霸权的政治革命，有两个核心条件：一是与当前社会总体状况全然不同的变革观念，二是经过革新的左翼力量。
大众社会运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发展出一套能够将社会斗争与政治相融合的政治工具，这种政治工具能够广泛应用于政治社会（国家），在这种国家的公民社会中，反霸权行动通过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日益拓展其活动空间。大众阶级如果将其斗争仅仅限于本土或者几个受压迫的孤立点，放弃将斗争运动转向更大规模，那结果将是一无所得。在我看来，反抗运动和对立性霸权，其生命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社会运动和大众力量能否跨越国界联合斗争，这也涉及一种跨国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实际上，大众运动早就自下而上地培育出了一种跨国主义，这种跨国主义已经积聚了力量，其凝聚力也正不断加强，正如我们以前就知道的，已经涌现出了一大批关于跨国大众网络和社会运动的文献。[52]那些用来促进全球资本积累、协助统治阶层统筹安排全球活动的国际网络和基础设施也为自下而上的跨国网络提供了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基础设施。全球化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斗争区。本土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可能通过跨国联盟相互联系起来，那些跨国联盟有特定的明确目标，旨在建立保护性的缓冲机制来防范全球资本的冲击，比如在保税加工区实行的最低工资制、恢复当地的社会保障项目等。[53]
然后斗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是限制全球精英阶层的权力还是彻底推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些目标是互不相容的，事实上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本是为了限制权力的斗争，却发展成了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与此相类似，推动本土变革与推动全球变革这两种战略之间显然是相互强化、彼此依存的。一个对立性霸权也应该具备两面性。彼得·伊万斯（PeterEvans）指出：[54]“有些社会活动家把‘用全球化的思维去思考，按本土化的思路去行动’这句旧格言反过来用，当他们为如何解决问题而发愁的时候，是‘用本土化的思维去思考’，这表明他们是站在本土层面上的，但他们在建立跨国网络、推动跨国运动时，却是‘按全球化的思路去行动’，他们借助于本土以外的政治力量来推动本土的发展和进步……‘按全球化的思路去行动’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获取这些成果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这些才是他们应该系统思考的首要问题。”[55]
在国际社会中，随着统治集团发现越来越难以维护统治、保证社会再生产，不少国家先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不可治理性”和合法性危机。这些危机和最终失败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可能会创造有利条件使民族国家权力得以胜出，并发展出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另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民族国家正被驱向一个相反的发展方向，跨国资本仍然能够动用其结构性权力将其发展计划强加给各个国家，所以，另一种国家统治形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变革社会结构，尚不得而知。全球化时代的反霸权社会变革的真正前景，应该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这场运动试图通过跨国家、跨区域地联合反霸权力量，在一个不断扩张的跨国公民社会中挑战全球精英的权力。随着民众团体积聚力量为反全球资本主义建立起组织规划的基础时，一场阵地战一一葛兰西所说的通过（跨国）公民社会的“长征”一一似乎在21世纪初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并不是说，民众的反对力量在针对国家的动员中已经或应该有所削弱，或者说放弃了战胜国家权力的斗争机会。相反，他们必须与国家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关系是可以转换的。跨国国家必须成为一个竞技场。
人类社会的希望存在于跨国社会对全球生产与再生产的统治方式中，这是为弱势大众群体实现财富和权力再分配的第一步。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挑战统治集团的权力。政治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我同意彼得·麦克拉伦（PeterMcLaren）的观点，全球生产的首要目的，必须使可持续的资源重新流向弱势大众群体，并减少国际社会中高收人、高消费的少数人群的人均消费资源。这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发展道路一国际社会为跨国资本带来无穷利润的组织形式，最终必须被另一条发展道路取而代之，这是满足人类需求、符合劳苦大众利益的发展道路。
要实现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只能夺取跨国资本及其机构对人类社会物质和文化资源的控制权。在此我并不是要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提供解决方案，全球资本主义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无休止的战争、大规模的贫穷乃至生态灭绝。马克思曾经说过：“很多情况下，对问题唯一可能的回答是对其批判，而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否定这一问题。”[56]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马克思的说法，最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取締资本主义（“否定问题”），我也同意麦克拉伦的观点，这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开展一场斗争，以获得正式的、实质性的民主[57]。总而言之，我想有必要重复我在其他地方一直主张的：[58]建立在普遍民主基础之上的民主社会主义也许是人类社会“最终、最好”而且也许是唯一的希望。反对跨国资本的全球反霸权斗争必须演变成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全球性斗争。
[1]弗朗西斯。福山：《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FrancisFukuyama，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London：Penguin），1992。
[2]沃尔登“贝洛：《全球危机：特征与挑战》，载于《聚焦贸易》（WaldnBello，“TheGlobalConjuncture：CharacteristicsandChanllenges”，FocusonTrade，no.60，March），第60期，2001年3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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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沃尔登·贝洛：《资本主义危机与企业罪行》，载于《聚焦贸易》，第79期，2002年7月，第1~3页。
[13]沃尔登·贝洛：《资本主义危机与企业罪行》，载于《聚焦贸易》，第79期，2002年7月，第1页。
[14]弗朗西斯·摩尔·赖斐、约瑟夫。柯林斯：《世界饥饿：十二个神话》，1986。
[15]弗朗西斯，摩尔·赖斐、约瑟夫·柯林斯：《世界饥饿：十二个神话》，1986。
[16]乔万尼·A.柯尼亚、朱利斯·柯特：《自由化与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增长与贫困》（GiovanniA.CorniaandJuliusCourt，Inequality，Growth，andPovertyinEraofLiberlizationandGlobalization，PolicyBriefNo.4.Helsinki:UnitedNationsUniversity，WorldInstituteforDevelopmentEconomicsResearch），2001；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完美罪行：全球不平等》，载于《代达罗斯》杂志（JamesK.Galbraith，2002，“APerfectCrime：Global：GlobalInequality”，Daedalus），2002年总第131期，第11~25页；简·纳达文·皮埃特斯：《全球不平等：政治学复兴》，载于《第三世界季刊》（Jan.Nederveen-Pieterse，“GlobalInequality：BringingPoliticsBackIn，”ThirdWorldQuaterly）23(6)，2002，第1023~1046页；桑杰鲁·瑞迪、托莫斯·见波吉：《如何不把穷人计算在内》（SanjayG.ReddyandThomosW.Pogge，HowNottoCountthe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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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彼得·史托克：《无疆界的工人们》（PeterStalker，WorkerswithoutFrontiers，Boulder.Colo：LyoneRienner），2000。
[1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UnitedNationalDevelopmentProgram，HumanDevelopmentReport，NewYork），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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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阿兰·弗里曼：《贫困的新政治地理学》，在中东科技大学国际经济年会上的发言论文，2002年9月11~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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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安凯·胡格威特：《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社会》，1997；威尔·哈顿：《我们所在的国家》（WillHutton，TheStateWe’reIn，London：JonathanCape），1996。
[29]贝尔特拉姆·格罗斯：《友好法西斯主义：美国政权的新面孔》（BertramGross，FriendlyFascism：TheNewFaceofPowerinAmerica，Boston：SouthEnd）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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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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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乔治·索罗斯：《金融炼金术》，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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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詹姆斯·佩特拉斯：《第三条道路：神话与现实》，载于《每月评论》（JamesPetras，“TheThirdWay:MythandReality”，MonthlyReview）51（10）2000，第19~35页。
[38]奥特·纽曼、理查德·佐萨：《第三条道路的前景：全球化与社会公正》，2002。
[39]奥特·纽曼、理查德·佐萨：《第三条道路的前景：全球化与社会公正》（OttoNewmanandRicharddeZoyas，ThePromiseoftheThirdWay：GlobalizationandSocialJustice，NewYork：Palgrave），2002。
[40]詹姆斯·佩特拉斯：《第三条道路：神话与现实》，载于《每月评论》51(10），2000，第19~35页。
[41]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后现代主义或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逻辑》，载于《新左翼评论》（FredericJameson，“Post-ModernismortheCulturalLogicofLateCapitaliam”，NewLeftReview）第53~92页；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后现代主义或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逻辑》（FredericJameson，Post-ModernismortheCulturalLogicofLateCapitaliam，Durham，N.C.：DukeUniversityPress），1991。
[42]沃尔登·贝洛：《全球危机：特征与挑战》，载于《聚焦贸易》第60期，2001年3月，第1~10页。
[43]引自NACLA2003，7。
[44]约翰·沃尔顿、戴维·塞登：《自由市场与粮食暴动：关于全球调整的政治学》（JohnWaltonandDavidSeddon，FreeMarketsandFoodRiots：ThePoliticsofGlobalAdjustment，Oxford：Blackwell），1994。
[45]詹姆斯·佩特拉斯：《阿雷格里港2002：两个论坛的故事》，载于《每月评论》（JamesPetras，“PortorAlegre2002：ATaleofTwoForums”，MonthlyReview）53（11），2000，第56~61页。
[46]世界社会论坛：《号召动员起来》（WorldSocialForum，“CallforMobilization”），（检索日期：2002年6月19日）。
[47]世界社会论坛：《号召社会运动》（WorldSocialForum，“CallofSocialMovements”），(检索日期:2002年6月19日)。
[48]世界社会论坛：《号召世界社会运动》（WorldSocialForum，“CallofSocialMovements”）（检索日期：2003年2月8日）。
[49]马克·鲁珀特：《阶级权力与全球管理政治学》，在威斯康星大学“权力与全球管理”会议上的发言论文（MarkRupert，“ClassPowerandthePoliticsofGlobalGovernance”，Paperpresentedattheconferenceonpowerandglobalgovernance，19-21April，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2002。
[50]沃尔登·贝洛：《全球危机：特征与挑战》，载于《聚焦贸易》第60期，2001年3月，第1~10页。
[51]我和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的跨国研究所的许多同事在2001年初组成了隶属于研究所的“全球危机工作小组”，集体对全球资本主义不断恶化的危机进行研究。小组成员之一阿兰·弗里曼创造了“新的战争秩序”这个新词来形容我们正面临的局势。
[52]罗宾·科恩、史林·M.雷：《全球社会运动》（RobinCohenandShirinM.Rai，GlobalSocialMovement，London：Athlone），2000；玛格丽特·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MargarentKeetandKathrynSikkink，ActivstsbeyondBorders：AdvocacyNetworksinInternationalPolitics，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8。
[53]罗宾·布罗德编《全球冲击：寻求世界经济公平性的公民运动》（RobinBroaded.，GlobalBacklash：CitizenInitiativesforaJustWorldEconomy，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2。彼得·伊万斯：《通过跨国网络反边缘化：反簕权的全球化》，载于《当代社会学》（PeterEvans，“FightingMarginalizationwithTransnationalNetworks：Counter-HegemonicGlobalizaition”，ContemporarySociology）29（1），2000，第230~241页；威廉·罗宾逊：《跨国冲突：中美洲，社会变革和全球化》，2003。
[54]彼得·伊万斯：《通过跨国网络反边缘化：反霸权的全球化》，载于《当代社会学》29（1），2000，第231页。
[55]我在其他地方曾经提出过，反霸权运动要求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大众阶层及其斗争加以引导和培训。随着有知识的劳动力参与到21世纪的社会斗争中，我主张开展批判性的全球化研究[参见威廉·罗宾逊：《依据全球化重绘发展》，载于《第三世界季刊》（WilliamRobinson，“RemappingDevelopmentinLightofGlobalizaiton：FromaTerritorialtoaSocialCartography”，TheWorldQuarterly），2002，第1047~1071页；威廉·罗宾逊：《关于全球化的争论：跨国资本家阶级和跨国国家》，载于《21世纪世界体系的新理论方向》（WilliamsRobinson，“TheDebateonGlobalization：TheTransnationalCapitalistClassandTransnationalState”，InNewTheoreticalDirectionsfortheTwenty-FirstCenturyWorld-System，ed.WilmaA.Dunaway，Westport，Conn.：Praeger），2003，第66~90页；威廉·罗宾逊：《跨国冲突：中美洲，社会变革和全球化》，2003。这很类似于康奈尔（R.W.Connell）在其《规划社会学的未来》（“ChartingFutureforSociology”，ContemporaySociology），2000—文中所提出的‘‘批判的世界社会科学”、“以市场以外的东西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项目”（第294页）。康奈尔指出，这些研究项目所须采取的特定形式“取决于当代市场社会的世界性规模一正是这点使它们区别于早些时期的‘批判理论’或者‘批判社会学’。现在的问题是要对一个市场社会进行分析，其形式涵盖了帝国主义的整个历史，其结构包括了遍及全球的权力、通信和开发系统”(第295页)。
[56]露西亚·科罗·阿吉雷·穆诺兹：《资本全球化、批判学及后“9·11”时代：与彼得·麦克拉伦访谈录》，载于《校场》（LuciaCoralAgruirreMnor，“TheGlobalizationofCapital，CriticalPedagogy，andtheAftermathofSteptember11：AnInterviewwithPeterMcLaren”，SchoolField），2001，第147页。
[57]露西亚·科罗，阿吉雷·穆诺兹：《资本全球化、批判学及后“9·11”时代：与彼得·麦克拉伦访谈录》，载于《校场》12（5-6），2001，第147~148页。
[58]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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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200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2004）
ATheoryofGlobalCapitalism
Production,Class,andStateinaTransnationalWorld
全球资本主义论
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
〔美〕威廉·I.罗宾逊（WilliamI.Robinson）
（200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高明秀
序言
第一章全球化：世界资本主义划时代的变化
第一节资本主义的各个时代及作为系统变化的全球化
第二节从世界经济到全球经济
第三节经济的跨国化：一些经验参考值
第二章全球阶级的形成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
第一节全球阶级的形成：从国家阶级到跨国阶级
第二节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一些经验参考值
第三节通向跨国霸权
第三章跨国国家
第一节跨国国家机器的概念化
第二节民族国家和跨国资本的权力
第三节20世纪60年代至2000年跨国国家的形成：一些经验参考值
第四节跨国市民社会，跨国资本家阶级和跨国国家
第五节美国难道不是超级大国吗？关于美国霸权和霸权转移的争论
第六节跨国国家，国家理论以及对国家研究的认识论关注
第四章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国际社会的前景
第一节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历史终结论的破灭
第二节资本主义积累过剩的困境
第三节国际社会的霸权之争
第四节全球主义联盟霸权的瓦解
参考书目
附录：全球警察国家（2020年6月11日）（世涵译、Shizuku校）
威廉·I.罗宾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全球化与国际化问题、拉丁美洲和伊比利亚地区的研究，代表作有《跨国冲突：中美洲，社会变革和全球化》、《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等。
威廉·I罗宾逊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性研究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他在本书中用生动严谨的语言指出，世界一历史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期间权力、抵抗和斗争都被赋予了新的形式。
——马克·鲁珀特（MarkRupert），雪城大学（syracuseUniversity）
作者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尤其是全球经济跨国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本书因其说服力、生命力以及对民主的全球秩序的重大作用而引人瞩目。
——罗兰·罗伯逊（RolandRobertson），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ofAberdeen）
尽管当前有关全球化主题的图书数不胜数，但本书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提出的新颖观点彻底粉碎了全球化是与自由的国际贸易或者国家消失有关的假象。作者对世界秩序问题纲举目张，重点论述了阶级和跨国权力机构。
——安凯·胡格威特（AnkieHoogvelt），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ofSheffield）
作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轮廓的叙述言简意赅，说服力强。对于任何想要了解全球情势及其发展前景的人而言，这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图书。
——克雷格·N墨菲（CraingNMurphy），威尔斯利学院（WdlesleyCollege）
世涵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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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勒斯传》（196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PDF】饶勒斯传
JeanJaurès:l'homme,lepenseur,lesocialiste
饶勒斯传
原题《饶勒斯传：人、思想家、社会主义者》
﹝法国﹞沙尔·拉波波尔（CharlesRappoport）（1915）
中译本：三联书店1982年8月出版。译者：陈祚敏、王鹏
法朗士给拉波波尔的信
作者的话
饶勒斯给拉波波尔的一封亲笔信
第三版序言
第一部饶勒斯的为人
第一章饶勒斯的一生
第二章饶勒斯的议会活动
第三章德雷福斯事件
第四章饶勒斯和工人阶级
第五章饶勒斯——和平的捍卫者
第六章饶勒斯之死
第二部思想家
第一章饶勒斯的哲学
第二章饶勒斯和教育
第三章历史学家饶勒斯
第三部社会主义者
第一章行动的统一
第二章饶勒斯的总政策.
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国际政策
第四章组织全民武装
第五章饶勒斯和茹尔·盖得或改良的社会主义价值
第六章社会党人参加政权的问题
第七章饶勒斯的社会主义观
结束语
Madaohiki录入旮旯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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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捷克左派反对派活动家彼得·乌尔（PetrUhl,1941-2021）（﹝法﹞卡特琳娜·莎玛莉（CatherineSamary）、﹝法﹞休伯特·克里维尼（HubertKrivine），2021年12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
悼念捷克左派反对派活动家彼得·乌尔（PetrUhl,1941-2021）
﹝法国﹞卡特琳娜·莎玛莉（CatherineSamary）、﹝法国﹞休伯特·克里维尼（HubertKrivine）竹海夜雪翻译、季耶校对
当我们得知，2021年12月1日彼得·乌尔长时间的患病之后，终于在80岁高龄去世，这令我们感到悲伤。就像20世纪60年代中期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雅切克·库隆（JacekKuroń）和卡罗尔·莫泽列夫斯基（KarolModzelewski）一样，在我们眼中，捷克的彼得·乌尔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也以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名义生动代表了对一党制政权的尖锐批判。
彼得说法语以及在多次旅行中学习了第四国际的思想主张以及在巴黎的会晤中与阿兰·克里文（AlainKrivine）建立了联系，他们是1957年在莫斯科的国际青年节上认识的，阿兰·克里文以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此次活动，彼得也在巴黎发现了法国共产党学生联盟（UniondesÉtudiantsCommunistes）中的克里文派左翼以及第四国际的活动。他与之共享了很深的反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信念，特别是对东欧国家兴起的反抗运动和起义的希望。这些运动的目的在于，缩小官僚主义现实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鸿沟。
1988年戈尔巴乔夫时代他撰写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化？〉[1]，在那篇文章中他对所谓的“上层改革”提出了批判，对1968年捷克杜布切克的改革和苏联1988年的改革进行了对比，赞成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先前他在书中提出自己的《被禁锢的社会主义》（socialismimprisoned）理念的看法，这本书1980年由LaBrèche出版社出版。[2]他还通过秘密的跨境活动分子建立联系，特别是波兰的反对派，如亚切克-库隆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联系，以及在传播被禁的文献──特别是第四国际的当代文献──来捍卫自下而上的民主化。
他曾经是旧共产党政权下的政治犯，在恶劣的监禁中几乎度过了他人生中的十年，最初是因为1968年的“托洛茨基主义阴谋”有关。[3]他丝毫不掩饰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好感同情，但是他那时并不是第四国际的成员，我们第四国际的代表在1979年的10月关于他的审判的证词可以证明这一点。[4]事实上，他遭受指责是因为他敢于聚集几十个被布拉格之春鼓舞的年轻人与被他提倡的“下层运动”的形成了联系，此后彼得与其它人积极地活跃在77宪章运动和其它捍卫公民权利的社会团体。[5]他本人不是捷共党员，不过他同情他的岳父（他妻子安娜-萨巴托娃（AnnaŠabatová）的父亲）雅罗斯拉夫-萨巴塔（JaroslavŠabata），他是捷共自我管理派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派别同时对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ínNovotný）政权保守派以及技术官僚改革派持反对的态度，支持工人代表大会，这个倾向在苏联干预期间一直发展，直到1969年。
彼得·乌尔1979至1984年再一次被捕入狱，那儿他见到了被判若干年监禁的，后来成了他朋友的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Havel）。他与哈维尔以及其它许多知识分子成立了77宪章运动，稍晚一些成立保护不公正受迫害者委员会（VONS，Výbornaobranunespravedlivěstíhaných），彼得不是（与许多其它成员不同，如哈维尔）反共的“异见者”，相反，他认为为实现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民主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一直参与建立尊重人权的组织和联合阵线，以及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与不同的人群联盟，这些人与镇压和审查作斗争，但没有一个真正的共同方案“用于”定义另一个社会。
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出现在1989年，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通过天鹅绒革命而终结，瓦茨拉夫•哈维尔上台，彼得犹豫了很久，参加新兴的政治多元，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成了“公民论坛”（CivicForum）的代表，因此他放弃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但是他依然坚持国际主义直到他生命的重点，并毅然的拒绝了北约组织，那个时候他把欧盟看作是作为平衡美国的积极力量。他对政党政治不是很满意，即使他接近捷克绿党，而专注于两个方面的活动：作为记者（在《权利报》（Právo）日报工作）和作为人权活动家。
他特别致力于罗姆人的权利，公开宣布拒绝捷克公民身份：在联邦分裂后，捷克政权修建了一堵墙，阻止来自斯洛伐克的罗姆人进入新的独立国家，他对此表示遗憾。但他也在维护人权方面担任了几个官方职位：从1991年到2001年他曾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专家，1998年到2001年是捷克政府的人权专员，主持民族委员，人权理事会和罗姆人社区事务部门间委员会。
他的妻子以及孩子以多种方式继承了彼特对普遍权利的承诺，妻子安娜·萨巴托娃（AnnaŠabatová）和他一样也是77宪章运动的成员，甚至担任了宪章运动的发言人的职务。从2014年到2020年她曾是共和国的女性监察员，彼得·乌尔对女儿萨萨·乌赫洛夫（SašaUhlová）的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感到骄傲自豪。她潜入本国的企业，在一篇题为〈萨萨-乌赫洛娃，捷克经济奇迹中被遗忘者的声音〉的文章中揭示了非人道的工作条件，并被广泛宣传（甚至刊登在2017年12月8日的法国《世界报》[6]）。彼得·乌尔直到他生命的终点时是所有被遗忘者的勇敢的捍卫者。所以在这方面，他仍然完全是我们的同志。
我们谨代表第四国际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表示哀思。
2021年12月2日
译自法文，弗雷德里希·多恩（FriedrichDorn）为德文译本补充了注释。
中译者按：我的老师对我的翻译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再次表示感谢。
原文链接：https://intersoz.org/petr-uhl-1941%e2%80%922021/
[1]为了向他的斗争致敬，我们把彼得-乌尔的这段文字放在网上：〈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化？〉（Réformerd'enhautoudémocratiserd'enbas），发表在1988年的《人类与社会》（L'HommeetlaSociété）杂志上，第88-89期，该期主题为〈斯大林昨天死了。苏联社会的兴起〉（estmorthier.L'émergencedusocialenURSS）页161-175。链接：https://www.persee.fr/doc/homso_0018-4306_1988_num_88_2_2348?pageId=T1_162──作者注。
[2]PetrUhl《被囚禁的社会主义。正常化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Lesocialismeemprisonné.Unealternativesocialisteàlanormalisation），由AntonínBašta和Jean-YvesTouvais从捷克语翻译过来，巴黎：StockandLaBrèche，1980。德文版：PetrUhl,《挑战。正常化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DieHerausforderung），《东欧政治革命和工人自治的呼声》（PlädoyerfüreinepolitischeRevolutionundArbeiterselbstverwaltunginOsteuropa）与JaroslavSuk的德文版前言，PierreFrank的前言，Jean-YvesTouvais的介绍，由WillyBoepple在FriedrichDorn和WinfriedWolf的合作下从法文翻译，Frankfurta.M.:ISP-Verlag,1981（绝版）。
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社会自治方案”写于1979年。一个捷克语版本，连同雅罗斯拉夫‧苏克（JaroslavSuk）的评论，捷克地下流传（PetrUhlakolektiv,Programspolečenskésamosprávy,Cologne:Index,1982）。──德译者注。
[3]彼得在“正常化”后与几十个人组成了Hnutírevolučnímládeže（HRM，革命青年运动）地下组织。1969年12月，该组织被解散，一些成员，包括彼得-乌尔和他当时来自柏林社会民主党的同伴西比勒-普洛格斯特德（SibyllePlogstedt）（后来有一段时间是第四国际德国分部的成员），在一种表演性的审判中被判刑，彼得-乌尔被判处四年监禁。
HRM的“组织宣言”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文件已被翻译成德文，并以“左翼团体对自由化的批评”为题印在署名MaxBorin和VeraPlogen的《捷克的管理和自我管理。官僚主义和抵抗》（ManagementundSelbstverwaltunginderČSSR）这本书中。BürokratieundWiderstand，柏林：VerlagKlausWagenbach，1970，（红皮书，第4号）。M.Borin是RichardSklorz的笔名，V.Plogen是SibyllePlogstedt的笔名。──德译者注。
[4]在1979年10月对哈维尔、彼得和《77宪章》其它四名成员的审判中，我们派出了一个联合代表团，成员包括帕特里斯-谢罗（PatriceChéreau，艺术家协会）、让-皮埃尔-法耶（Jean-PierreFaye，反对镇压国际委员会）、让-迪厄多内教授（JeanDieudonné，数学家委员会）以及为乌尔辩护的卡特琳娜·莎玛莉（CatherineSamary，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1月5日委员会，也是本文作者之一）。见1979年10月法国《红色》（Rouge）周刊的报导。──作者注。
此外，第四国际德国分部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声援77号宪章》。“乌尔的自由”，Frankfurta.M.:ISP-Verlag,o.J.。[1980]，（红皮书，第18期）。──德译者注。
[5]关于《77宪章》和其它运动的更多英文资料，见1977-2004年出版的期刊《东欧劳工焦点》（LabourFocusonEasternEurope）网上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labour-focus-eastern-europe/index.htm──德译者注。
[6]链接：https://www.lemonde.fr/m-actu/article/2017/12/08/sasa-uhlova-porte-voix-des-oublies-du-miracle-economique-tcheque_5226774_4497186.html──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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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告：向厄尼·塔特致敬（﹝英国﹞菲尔·赫斯（PhilHearse），2021年2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
AtributetoErnieTate
讣告：向厄尼·塔特致敬
﹝英国﹞菲尔·赫斯（PhilHearse）双秀翻译、YangChenhuan校对
厄尼·塔特（ErnieTate）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InternationalMarxistGroup，IMG）和越南团结运动（VietnamSolidarityCampaign）的创始人之一，在多伦多的家中因癌症逝世，享年86岁。他在一场重塑英国激进左翼的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厄尼1934年出生在新教贝尔法斯特中心的尚基尔路（ShankillRoad）。1955年，他移居加拿大，当时21岁，不到一年就成为加拿大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联盟（SocialistEducationalLeague）的成员。
1966年，厄尼与来自苏格兰的移民杰西·麦肯齐（JessMackenzie）相遇，从此，他们建立了牢不可破的个人和政治伙伴关系。作为北美托洛茨基主义者提供的国际援助的一部分，以建立第四国际的英国分部，厄尼被要求移居英国，杰斯也加入了他的行列。
杰斯和厄尼在新成立的IMG政治总部工作，该总部位于布里克巷（BrickLane）附近汤因比街（ToynbeeStreet）一家波兰屠夫的楼上几个房间。他们在那里开办了先锋图书服务（PioneerBookService），提供马克思主义书籍。该服务由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资助，那时还没有互联网，而且在主流书店找不到托洛茨基、曼德尔或列宁的著作。他们还参与了IMG的政治项目，杰西曾一度担任IMG伦敦分公司的组织。
在1965年的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上，第四国际要求其各部门转向声援越南斗争，IMG在组建越南团结运动（VietnamSolidarityCampaign，VSC）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厄尼是该运动的领军人物。通过这次运动，厄尼为更多的左派人士所熟知，而这场运动使他能够在政治上充分利用自己迷人的个性。他和杰西体现了当时北美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一些最佳特征——冷静、理性的判断，以及组织上的严肃性。厄尼将这一点与无限的幽默、机智和迷人的微笑结合在一起。他与漫画中的铁石心肠的托洛茨基主义狂热分子截然相反，政治上的孤立往往使这一切成为现实。
建立VSC意味着与一些支持该运动的著名左翼人士合作，如工程工会执行成员厄尼·罗伯茨（ErnieRoberts）、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Miliband）、《新左翼评论》（NewLeftReview）成员昆廷·霍尔（QuintinHoare）和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以及牛津大学学生会前主席塔里克·阿里（TariqAli），一位高效的演讲者和VSC最知名的人物。当时IMG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是肯考茨（KenCoates），他是诺丁汉大学讲师，一位关于工人控制的多产作家和一位高效的演讲者。但肯考茨发生右倾错误，在VSC即将取得进展之际公开与VSC决裂，攻击该组织在伦敦码头罢工事件中对运输工人工会的批评立场，并于1967年4月退出IMG。
VSC的成立是IMG的一项杰出政治举措，它一成立就很快就得到了国际社会主义倾向（InternationalSocialists，现为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对越南农民近乎种族灭绝的轰炸和对北越的空袭引起了大规模的愤怒，并助长了英国和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学生抗议。青年学生中日益增长的战斗性与共产党支持的英国越南和平委员会（BritishCouncilforPeaceinVietnam）的温和态度不符，该委员会只呼吁进行谈判。VSC重振了团结的理念，无条件支持斗争中的被压迫者，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西班牙内战期间左翼的情绪。
1967年10月，厄尼、杰西和帕特·乔丹都参与组织了VSC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最后在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Square）的老美国大使馆外发生了冲突。1968年1月底，越南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LiberationFront）壮观的春节攻势引发了当年3月的下一次大规模示威，最后与保卫大使馆的警察发生了更激烈的冲突——以及随后在10月举行的大规模示威。
厄尼作为核心人员参与了一场重要行动，即贝特朗-罗素战争罪行法庭（BertrandRussellWarCrimesTribunal），该组织动员了知名人物来指认美国在越南战争罪行的大量证据。厄尼与伯特兰·罗素的主要助手拉尔夫·舍恩曼（RalphSchoenman）一起工作，他在法庭上的工作使他接触到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法国作家卡洛尔（KSKarol）、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苏格兰矿工领袖劳伦斯·戴利（LawrenceDaly）和托洛茨基雄伟的三卷传记的作者艾萨克·德伊彻（IsaacDeutscher）等人物。厄尼和德伊舍相处得很好，去过他家好几次。反过来，厄尼曾在卡姆登市政厅的一次希利派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HealyiteSLL）集会外卖宣传册时遭到殴打，之后艾萨克·德伊彻为厄尼辩护。艾萨克·德伊彻停止了用笔名为SLL的《劳动评论》（LabourReview）撰稿，并召集SLL的领导到他家进行了一次训斥。
厄尼是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经常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他和杰西参加了1967年11月在比利时举行的会议，准备即将举行的西柏林国际会议和示威。他们对新一代年轻革命者的政治成熟度和组织能力感到惊讶。当然，在后来的几年里，厄尼将自己定位于第四国际的传统，但回顾过去，他对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的想法持批评态度，后来他对“世界革命”的力量估计过高，他认为，有时第四国际分会人为地在革命者之间设置了屏障。
1968年和1969年，通过VSC，IMG开始在学生中成长，特别是在成功招募塔里克·阿里之后，但广泛的原因在于1968年5月法国“事件”的影响和第四任国际领导人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的学术声望。然而和厄尼的个人财务状况开始引发严重问题。他们有重要的家庭责任要履行，但他们只能靠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厄尼仍留在IMG总部，而杰斯担任新左翼报纸《黑矮人》（BlackDwarf）的分销经理。他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于是决定返回加拿大，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高薪的工作，履行承诺，为未来做好准备。
早期的IMG，厄尼和杰斯是关键人物，对英国革命左翼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VSC，它的影响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有很多建设性材料，但它需要一个框架，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来维持它。IMG发挥了如此关键的作用，这一事实不仅对革命左翼，而且对整个激进左翼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今天，这里有一些东西被视为社会主义常识，例如，IMG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创了妇女压迫的重要性、反对种族主义和争取黑人解放的斗争。同样，国际团结和反帝国主义的重要性（今天英国左翼盛行“团结”运动和委员会）。这些事情在当年革命左翼中根本不是常识，IMG不得不为之奋斗。正是通过厄尼这样的同志，极左翼得以将目光投向新的国际主义概念，并对性别和种族压迫有了更深的理解。
回到多伦多，厄尼在电力公司多伦多水电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杰斯在电话公司加拿大贝尔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厄尼是当地工会的长期副主席和主要干事，在1989年多伦多水电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行动联盟（LA）的事情变得困难了。LA是FI的加拿大分部，与美国SWP有着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厄尼与当地社会主义行动联盟（LSA）领导人罗斯·道森（RossDowson）存在分歧，厄尼没有得到承诺的全职职位。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觉得该组织在美国SWP领导人杰克·巴恩斯（JackBarnes）的影响下，正朝着不可逆转的宗派主义方向发展，于是决定离开。但厄尼和杰西从未放弃政治。在LSA之外，杰斯和厄尼参与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倡议和工会活动，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项目重组（SocialistProject），其中多伦多作家利奥·帕尼奇（LeoPanitch）、山姆·金丁（SamGindin）和格雷格·阿尔博（GregAlbo）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也是美国一年一度的“马克思主义”会议的常客，也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社会主义抵抗运动（SocialistResistance）和社会主义联盟会议（SocialistAlliance）以及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苏格兰社会主义党（ScottishSocialistParty）会议。
2000年，厄尼和杰西来到伦敦，这是31年来我第一次与他们重逢。随后，我和我的搭档凯西·洛（KathyLowe）在多伦多两次拜访了他们，他们还在休伦湖（LakeHuron）畔布鲁斯半岛（BrucePeninsula）上建造的小屋里招待我们。作为他们对保护环境的贡献，他们在半岛上购买了100英亩土地，允许这些土地回归自然。鹿和棕熊参观了他们的后花园，海狸回到了他们家的湖边。
杰西和厄尼退休后能够经常旅行，去南方躲避多伦多的冬天。他们喜欢伦敦剧院，喜欢在好餐馆吃饭。厄尼和杰西总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伙伴，充满了有趣的轶事和精彩的谈话。在9/11袭击后的几天里，我们在布鲁斯号上与他们会面。“这将产生可怕的政治后果，”我说。厄尼回答说：“这么多人以这种方式丧生，真是太可怕了。”。厄尼看到了人类的悲剧，也看到了分析的结果。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厄尼和杰斯在访问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巴拿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期间，提高了他们对拉丁美洲政治和文化的了解，他们在访问期间还对观鸟产生了新的热情。2018年，他们非常高兴回到古巴，在关于托洛茨基遗产的会议上发言。
2014年，英国抵抗出版社（ResistanceBooks）出版了厄尼关于加拿大和英国革命激进主义的两卷书《1950-1960年代的革命激进主义》（RevolutionaryActivisminthe1950s&60s）。第二年，他在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ofEastAnglia）召开的1960年代政治会议上和其它几个关于同一主题的会议和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本书是那个时代革命左派的宝贵历史记录，在未来几年将成为政治资源。正如IMG的老前辈朱利安·阿特金森（JulianAtkinson）所说，“他的回忆录非常平衡和客观。它们超越了任何派系的痕迹。”
厄尼很高兴能够为调查1968年以来英国卧底警务渗透VSC提供有关证据。由于无法亲自出席活动，他的证据由一名御用律师宣读在记录中。厄尼以调查为平台，解释了VSC的作用，并揭露了国家在利用渗透来监视和破坏运动和整个左派的稳定方面的作用。
要向厄尼这样一位出色的朋友和同志说再见是非常困难的，他是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兼具惊人的政治和人文素质。这当然是对杰西的巨大损失，我们向他表达了我们的爱和团结。
2021年2月8日
原文链接：https://www.iire.org/node/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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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时期德国工会的斗争（1871—189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第四章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时期德国工会的斗争
（1871—1890年）
1．政治积经济状况工人政党在哥达合并
2．德国工会为废除反社会主义者法而斗争
3．反社会主义者法废除后自由工会的壮大
小结
1．政治和经济状况：工人政党在哥达合并
1871年，普鲁士容克分子俾斯麦自上而下地统一了德国，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在此以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受着德国的支离破碎所障碍的。但是国家的统一并不是通过民主和革命的道路，而是由德国最反动的力量——容克势力和军国主义——来完成的。于是这种力量便扩张其统治于全德国。这是后来兴起的德国帝国主义所以特別富于侵略性和掠夺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1871年起，德国资本主义由于向战败的法国勒索了五十亿法郞的战争赔款，突飞猛进地发展着。到1875年，德国就已经有一百一十八个雇用二百到一千工人的企业。工人阶级的壮大，国家不再四分五裂，使得全德国的工人和工会运动有可能迅速壮大。使它从此迸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这个阶段，列宁在提到国际无产阶级时曾说过这样时话：
“……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胜利，并且广泛传播起来了。积聚与团结无产阶级力量，淮备无产阶级去作将来斗争的过程，慢慢地，可是一直往前地进展着。”（“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载“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七七页。）
新兴的大企业成了剥削特別厉害的地方。德国资本家尤其在“奠基时期”（1871—1873年）榨取了神话般的利润。而工人却不得不住在这几年于各大城市贫民区兴建起来的出租营房里。机械化的增长，引起了事故指数的迅速上升。1873年的危机带来的大量解雇和降低工资，使工人的生活状况更加严重地恶化了。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引起了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其中，德国工人运动的圣地—克姆尼茨（即现在的卡尔·马克思城。——译者）八千五金工人的斗争尤其意义重大。这些斗争促进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和巩固。到1877年，属于二十六个全国性的工会会员已达五万人。
于是工人便越发强烈地要求埃森那哈派和拉萨尔派联合起来，因为他们都正确地看到，两个政党和两个工会运动同时存在，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在群众的压力下，两个派系于1875年在哥达合并为社会主义工党。这是在改良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合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性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严厉批评了这样的合并。他们批评了其中许多严重的缺点，特別是：迁就了拉萨尔派反工会的纲领，对工会斗争和工会的意义只字不提。所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倍倍尔写信时还强调指出：
“这个组织在德国也很重要，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在纲领上提及它……”（“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柏林论坛出版社，1953年版，第一八四页。）
但是德国工人阶级健康的天性和它的力量克服了这个纲领的缺点，使得党就在工会工作上也不得不采取基本上正确的政策。哥达党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召开了一个工会会议，选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来调整各工会的工作。形成了统一的工会运动之后，工会便取名为“自由工会”。
2．德国工会为废除反社会主义者法而斗争
统治阶级害怕统一起来的工人运动会更加高涨，害怕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因而提高起来，因此便打出了他们的最后一张王牌——恐怖统治。1878年国会中的资产阶级多数通过了俾斯麦制定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企图消灭党和工会。接着便取缔党，迫害党的干部，劫夺党的经费，封闭党的报纸，欲使德国工人阶级丧失领导。
俾斯麦也以同样的恐怖手段来对付工会。使工会中央委员会不能继续工作。所有工会中央机构和大多数地方组织都被解散了。已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会新闻事业（十五种报纸）被禁止了。集会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或者干脆被取消了。
但是俾斯麦的恐怖统治既中断不了工人运动，也降低不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工人阶级对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回答是，巩固和扩大他们的组织，进行细小而优异的工会工作来保卫工人在工厂中的利益，争取工人阶级中更广泛的阶层来积极参加斗争。和马克思、恩格斯无情的批评同时，工人运动迫使党和工会始初是摇摆不定的领导，采取了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坚决的政策。
于是它们又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力的支持。其中应当特別提到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英国的工人报纸“劳动旗帜”上对工会问题发表的许多文章。在和工联主义展开尖锐的论战中，他论证了把工会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在维护工人利益的大规模的经常斗争的基础上，工人政党在选举中取得了一次比一次更为辉煌的胜利。在党和工会领导下，工人进行了许多斗争。1889年鲁尔区九万矿工罢工是这次斗争的高潮。卷入这次罢工的还有萨克森、萨尔和上西里西亚的矿工，参加者总共有一十三万四千人。这是德国当时空前浩大的罢工运动。它对提高工人觉悟和发展矿工协会起了重大的作用。矿工协会于1890年就已经在一个公开的文件上要求没收鲁尔区矿山，这并不是偶然的事。罗莎·卢森堡于五年后评论这次空前的群众大罢工时说：
“工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受到无耻剥削的德国矿工终于忍无可忍了，于是便在五年前（1889年）突然爆发了成十万矿工的大罢工。引起了全世界的惊讶和注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长期忍受剥削的德国矿工突然暴动起来了！向来对自己身上的枷锁默不作声的矿工突然呼喊起来了！因为矿工要控诉，要提出自己的要求。长得过分的工时，少得可怜的工资，日甚一日的克扣工资——，是工人最难忍受的苦水！而且，矿车不装得满满的便一文工钱也不给！不断发生事故，工人损失重大，资本家却从不想到改变劳动条件的事。
所有这些怨愤都突然从成十万工人的胸口喷泄出来了。他们决定，不改善劳动条件便不上工……，他们罢工了好几个月，宁可挨饿也不想再束上桎梏。政府和资本家百般迫害他们。终因为精疲力竭而复工。和寻常一样，想马上取得成就，是不容易的。于是德国矿工便不得不回到原来的地狱去。然而这次大罢工对他们还是有很大好处。它像雷电交加的暴风骤雨一样，唤醒了全体矿工群众。一些从前是忍气吞声的工人，罢工之后便不再脱离斗争了。罢工教训了矿工，能够期待于政府的，顶多也不过是——刺刀。罢工教训了他们，没有一个统治者愿意帮忙他们，将来也不会。而且，罢工还向他们表明了，矿工的人数是很多的，只要他们团结起来，便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一句话，他们在罢工后领会了最重要的是：应当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且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指望任何人的援助。
这样，他们便在1889年马上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采矿冶金业工会。（“德国矿工第一次大会”，载“罗莎·卢森堡文选”，第二卷，柏林底茨出版社1951年版，第十九—二十页。）
此外还有数不尽的大大小小的工资斗争。这些都是在工人大无畏的精神下进行的，1885年柏林一万二千建筑工的胜利罢工就是一个例子。不论是解散罢工领导机构、抢夺罢工经费、逮捕罢工纠察岗哨，抑或是其他报复手段，都阻止不了罢工运动的进展。1890年在德国几乎举行了二百次罢工。
这些斗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工会运动的日益壮大。每举行一次罢工，参加工会的人便增加一批。工会组织用各种合法的形式伪装着自己，或者称之为互助会、进修俱乐部、“超政治”专业协会，或者挂名为亲信人委员会。到1882年便已重新建立起一个柏林各工会组织的领导机关，名叫“总委员会”
党是尽力帮助工会进行斗争的。国会辩论疾病保险时通过了一项规定，可以自由组织完全由工人自己出钱和自己管理的互助会。这是工会斗争重要的合法据点。
到1890年，工会——虽然遭受到各种压制——已有会员三十万左右。这个数目仅能概略说明工会活动的规模，因为许多工会会员都在做亲信人的工作，他们对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所起的影响是很难作足够的估计的。
俾斯麦反对工人阶级的办法尚不限于恐怖手段。还进行了社会性的煽动来分裂、欺骗和迷惑工人阶级。除了禁止这个禁止那个和采取各种报复手段之外，还用了糖面包，即所谓“社会法”，来肃清党和工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1883—1885年间俾斯麦公布的疾病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和残废保险法，按统治阶级的意图，是要促使劳动群众完全脱离革命斗争，不再去争取日益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和铲除资本主义剥削的。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劳动保险的开端，也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成果，因为联产阶级只是在日益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威慑下才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的。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对这些迷人惑众的法令展开了斗争，这是完全符合后来约·维·斯大林所表述的、工人阶级对反动政府的社会法应持的态度的。
“在工人没有起来斗争以前，在政府还没有感到必须满足工人的要求以前，政府决不会颁布任何‘工厂法’……
因此非常明显，无论‘工厂法’怎样坏，其中总有一些条文可以被无产阶级利用来加强自己的斗争。不用证明，无产阶级应当抓住这些条文，利用它们作工具来更加巩固自己的组织，比先前更有力地发动无产阶级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倍倍尔说得对：‘必须用魔鬼的剑去砍掉魔鬼的头。’……”（“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二六七页。）
此后数十年，争取提高劳动保险的效能并参与保险管理的斗争，成了经常的斗争和工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是无时无刻不企图削减对受保险人的支付的。工会斗争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工人阶级对劳动保险的影响并改进它的效能。但是这个斗争虽已进行了数十年，只是1945年之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取得了完满的成就。在这里，从1951年起，全部劳动保险都移交给工会去办了。在西德却恰恰相反，往日劳动保险中四分五裂的状态依然如故，有些地方的保险效能还低于魏玛共和国时代。
德国工人阶级对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斗争是以胜利告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0年1月的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将近一百五十万张选票，这是反社会主义者法宣告失败的鲜明表现。它的制订人俾斯麦不久之后便只好下野。德国工人战胜了自己最愤恨的敌人。1890年9月30日反社会主义者法终于废除了，德国工人阶级战胜了德国统治阶级，获得了一次最辉煌的胜利。
反社会主义者法存在的岁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自由工会的英勇斗争时代。工会反复不倦地进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日常斗争，贏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并在恐怖的条件下形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
3．反社会主义者法废除后自由工会的壮大
俾斯麦下台和反社会主义者法废除之后，德国工人运动便着手积聚力量，以便在最广泛的战线上继续战斗。列宁说，当时德国工人运动已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团体的榜样”。党马上就利用取得的合法地位来争取团结工人阶级的多数。这就决定性地有赖于工会。工会在很大的程度上胜利完成了此项任务。此后数年，工会在维护工人日常利益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它的活动中广泛贯彻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年阐明保障工人最低生活水准的工会斗争的意义时所作的指示：
“没有工会反抗这个手段，工人连工资制度中规定给自己的东西也得不着。只有对工联的恐惧才能迫使资本家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全部市价。”（恩格斯：“选自‘劳动旗帜报’的论文”，柏林底茨出版社1947年版，第十页。）
工资斗争日益超出了一个工厂或一个城市的范围。工会已开始争取缔结集体合同，在合同中根据各部门工人战斗力的大小统一规定了工资和劳动条件。这些最早的劳动合同是孜孜不倦而艰苦地反对雇主的小斗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此外工会还力争改善安全设施，改善卫生设备，改进劳动保险，缩短工时（在罢工时总是有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反对雇主开“黑名单”和采取其他报复手段来对付工会积极分子，要求承认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对罢工、失业以及丧失劳动力的会员给予物质援助也成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会工作。德国工会的上述活动是恰如斯大林1906年说的：
“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改善劳动条件，制服剥削势力和破坏资本家联合会，——这就是工会的目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二五九页。）
工会这一类的工作在这个阶段有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却往往对它估计过低或把它和“工联主义”相提并论。这是根本错误的！即使是似乎“细小”的斗争也是我们的革命传统的一部分。
虽然不久即表明，好些工会领袖都沾染了反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倾向，只注意经济斗争，忽视政治斗争。他们也乐意接受了柏恩斯坦机会主义的“理论”并成为他的热心的追随人。但是主要的是，会员群众进行了斗争，他们孜孜不倦地进行的这些日常工会工作唤醒了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使他们参加了有组织的斗争，共同争取改善大家的生活。
工人在工会中受到了互助友爱、纪律性和顽强性的教育。我们今天在工人运动的老前辈身上看到的对组织的无限忠诚，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对他们来说，团体和个人是一致的。每一个会员都喜爱和珍重他的会员证，因为它是自己和阶级、和组织连结在一起的表征。虽然工资是少得可怜，但是他们乐意缴纳会费，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便加强了组织和自己。现在的青年会员和干部，学习老会员毕生靠拢组织和永不变节的精神，是很有好处的。当时的会员都以参加了组织而感到骄傲。他们曾不顾雇主和国家的种种报复手段和阴谋诡计，不断地发展新会员，并想尽种种办法来巩固自己的组织。
这样，工会便广泛地完成了使自己成为阶级斗争的学校的任务。历次五一游行也说明了这一点。1890年五一节首次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和颁布工人保护法的要求。参加游行的工人阶层一年比一年广泛。工会不倦地进行此项工作的结果还表现在会员人数的急速增长上面。1900年已将近七十万会员，比1890年增加了一倍多。在这些新会员中，许多人都在以后成了工人运动杰出的骨干，其中首推我们的总统威廉·皮克，他是1894年6月28日参加德国木工工会的。那时侯，有许多工会代表都不惜任何牺牲为自己的组织工作，征求新会员，准时收会费，不怕口干舌烂地进行宣传鼓动，大无畏地维护自己厂内同事的利益，因为这样，工会才取得了上述的成就。皮克总统加入工会不久就成了这样的工会干部。这些干部还动员有组织的或没有组织的工人起来反对反社会主义者法的翻版，如1894年的“暴动法提案”和1898年的“苦刑法提案”，这些斗争都取得了胜利。1892年3月14—18日在哈贝施特召开了一次工会代表大会，这是废除了反社会主义者法之后的首次大会。其决议对上述的工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其中对那些尚远站在外边的工人发出了呼吁，要求他们也参加工会运动。而且从这时候开始，妇女也可以平等地参加工会了。
领导自由工会的是“德国工会总委员会”，这是德国工会运动第一个常设的总领导机关。当然各个工会还保存着很大的独立性。而且不像我们今天的产业工会，而是同行工会。在同一个金属加工厂里，不仅有德国五金工会的会员，还有全国建筑土工工会、德国木工工会、全国职员工会和其他工会的会员。和俄国工会的发展相反，德国在1945年以前还没有实行“一个企业——一个工会”的原则，结果是大大削弱了工会的战斗力。还有，各工会又不是以工厂，而是以地区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那时没有什么工厂组织，只有地方协会。随着大企业的产生，这个原则便日益阻碍着工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团结一致的胜利斗争。
整个德国工会运动的特点是：分散，并存着许多工会中央。所以这样分散，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时刻在害怕因而无时不阻挠工人阶级的团结并企图肃清工人政党领导下的自由工会的影响的直接后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对群众的思想工作做得不够。
早在1868年便已经产生了所谓希尔施—董克工会，即“德国工艺协会”。建立这个工会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希尔施和董克。他们主张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调和”，反对罢工和参加任何有政治要求的斗争。但是受他们影响的大都是职员。该会会员在1897年有七75000人。
九十年代在工会运动中产生了一股更加危险的逆流。天主教中央党建立了基督教工会。僧侶们在大资产阶级，特別是德国西部大资产阶级的委托下，企图利用工人群众中某些阶层的宗教情绪，在工人阶级中建立他们的支柱。基督教工会的纲领基础是“阶级调和”和“工人雇主同道相亲”。虽然在纸上也赞扬罢工，但是很少使用这个武器。这个工会，特別是在鲁尔区信奉天主教的矿工中，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1945年后，不论东德或西德，从前的各种工会都团结为统一的工会了。工会会员认识到：像从前那样四分五裂只对工会的敌人有利。阿登纳曾企图破坏西德工会的团结，想以“基督教”为掩饰建立政府御用工会，结果被基督徒会员拒绝了，并且还遭到了从前基督教工会的大多数会员的反对。
此外还有“黄色”工会。在八、九十年代产生了罢工破坏者的组织，工人称之为“黄色工会”。这不是工会，是雇主搞的把戏，目的在于使工人脱离无产阶级的工会运动。其纲领是：摧毁工会。主张以雇主操纵的“同事合作会”来代替工会。在“黄色工会”的领袖看来，缩短工时的要求简直是“罪恶的胡闹”。由于工人运动这样四分五裂，资产阶级便企图阻挠广大的工人阶层参加自由工会。就在数十年后，大部分德国工人还是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及至1918—1923年革命高涨的岁月，才有将近一半的德国工人加入了自由工会。
小结
1871年以后，在工人阶级壮大的基础上，德国工会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自由工会进行了对反社会主义者法的英勇斗争。不辞辛劳地维护工人日常利益的斗争使工会取得了工人阶级广大阶层的信任，从而使它发展成了真正的群众组织。德国工人运动被誉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团体的模范”，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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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国际的建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史（1904）
第一章第一国际的建立
圣马丁堂——日内瓦代表大会
（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年）
↘第一国际在圣马丁堂成立
↘第一国际和工联
↘成立宣言和章程
↘最初的成就
↘伦敦代表会议
↘组织上的成就
↘成立宣言
↘日内瓦代表大会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在伦敦的圣马丁堂宣吿成立。
第一国际是个什么组织？它是怎样产生的并追求什么目的？它以后的情况怎样了呢？仅仅它的突然产生本身，就被资产阶级看作某种神秘的事情，仅仅它的初次露面，就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不能理解的某种巨大而无限的东西的性质。于是便出现了惊慌失措情緖和恐惧心理，这种惊慌失措情绪在国际产生时曾笼罩了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这种恐惧心理直到现在当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国际时还常有表露。第一国际是什么？它是欧洲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历史形式。它在诞生的时候就具有与无产阶级的规模相适应的巨大规模，而在为时不长的六七年内，它就发展到自己的躯体不得不分裂的程度，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组织。今天的世界工人运动就是由旧国际分化为许多全国性国际而发展起来的。
其实，国际甚至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来说，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历史之谜。欧洲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无产阶级斗争的必要经济条件已经具备，但是政治前提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都没有形成：因为一八四八年革命被血腥镇压后的十五年时间，使整个西欧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甚至在德国和奥地利这样一些最落后和中世纪残余保留得最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破冰船也不顾警察国家的智者们的强烈割据主义意向，一个接一个地排除冰障，为工业自由和来往自由开辟道路。不管怎样，每一个旁观者都曾觉得，只要解放这些经济力量，就能在短期内不仅为资产阶级革命，而且也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并由于无产阶级的毅然觉醒而使德国在十五年沉睡时期所失去的东西得到补偿。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看起来更加美好。在法国，作为资产阶级的最后工具的愷撒主义已经死亡，无产阶级等待着为六月的日子复仇的时刻的迅速来临。在历时十五年的、仅仅由于遥远的克里木战争而中止了的欧洲沉眠时期之后，意大利首先活动起来了，欧洲革命也苏醒了——整个文明世界都由于摆脱了反革命的浩劫而似乎松了一口气。甚至在最反动的德国，资产阶级也明白了，波河两岸的斗争并不是为它的政治未来而进行的，因此便把国民议会（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永远落后的自卫军）这个机器开动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侨居英国，远离可悲的德国现实。由于近十五年来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他们把资产阶级革命（它以意大利战争而在欧洲开始，以一八七一年法兰克福和约而结束）看作是另一次欧洲革命即社会的、国际的革命的先驱。所以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来组织这次国际革命。
从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七一年，在欧洲大陆上发生的事件诚然是一种变革，但是这种变革与其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不如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幕；在这十二年之中，整个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结束了。革命的结果巩固了资产阶级在西欧的统治达整整数十年之久。不过，资产阶级本身也改变了，它已经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五年前在大陆上所看到的那一代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早已丧失了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时所表现出的那种革命毅力，它旣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本身的力量上，也不寄托在它根本不了解的、对它说来是盲目的社会发展上，而是寄托在某种历史的偶然性上，寄托在国家要人的个人影响上，寄托在统治者—英雄们的身上，或者寄托在对外战争上面。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完成的。就像为大陆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的是耶拿会战和奥斯特尔利茨会战一样，完成这次革命的是马振塔会战和索尔费里诺会战，凯尼格列茨会战和色当战役[1]，而不是街垒和流血的巷战。哪里的资产阶级同旧统治者的武力订立了同盟，那里对旧国家形式的消灭都是靠战争来完成的，而在法兰克福和约[2]签订之后，在柏林和巴黎，在维也纳和罗马，不管是战胜者还是被战胜者都在庆贺资产阶级的胜利。
一八五九年开始的欧洲革命固然导致了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却没有使它获得胜利。法兰西资产阶级共和国用消灭公社这一事实向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法国和小农的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证明，它仍然具有生命力，仍然有权利进行统治。它证明了资产阶级自己可以用武力鎭压无产阶级而不需要任何波拿巴。五月的兽行可以说使梯也尔、茹尔．法夫尔、甘必大的要求合法化了。可是胜利了的德国资产阶级却不得不在自己的新德意志帝国内忍受某种波拿巴主义。纵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夸大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最近一次欧洲变革的无产阶级性质，那末现在看来他们终究是正确的。诚然，这次革命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它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后卫，只是在它也想跨入政权的堡垒的时候才被排除了。随着旧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随着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也标示出了一条历史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应当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下一阶段，即在民族范围内进行政治斗争的阶段。国际之所以不能作为一个坚实的组织者的整体存在下去，与其说是由于内部的纠纷和分裂，不如说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统一运动结晶为民族国家的形式的结果。领土的归属一直是以某种语言的通行范围为标志的，现在则以民族国家来区分了。原来是日耳曼民族和罗曼民族的无权的无产阶级所在的地方，如今已形成了具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德国的、瑞士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的无产阶级。经济斗争让位于政治斗争，而政冶斗争是在各个民族范围内进行的斗争。在这种条件下，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最高指挥部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是无论如何不能发出统一的战术指令的。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国际的产生部分是出于伦敦世界博览会的举行，部分是由于波兰起义被镇压的结果，这是不足凭信的。不错，这两个事件都是建立国际的偶然因素。但是不管是前者或后者，都不能成为这个伟大组织产生的原因。建立国际的想法由来已久。这种想法还在正义同盟以及在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就已经产生，而国际的第一个檄文并不是成立宣言，而是《共产党宣言》。早在一八四七年就已经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纯粹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情况和后来一八六四年的情况完全一样。在两个场合，当宣布国际的口号的时候，革命都已临近；在两个场合，都是外部情况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事业效力；在两个场合，他们都预先给运动指出了精神方向，他们不顾重重障碍，把运动掌握在纯粹无产阶级的范围内；在两个场合，我们的精神先驱和先进战士在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整个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估计上都有过错误。但是，这种错误对运动的成功或失败都没有起重大的影响。它的成功取决于上述规律，而这些规律的倾向曾被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虽然他们在估计这些规律的意义时有过错误[3]。
第一国际在圣马丁堂成立
一八六二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一次国际会见，它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国际”。这次博览会完全偶然地促进了工人之间的接近。德国资产阶级就像它所崇拜的波拿巴一样，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即派一个工人代表团到英国的首都去。两个工人代表团满载着完全新的印象回到了祖国:他们看到了英国工联的情况，了解了工联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这样一来，德国工人运动就像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本身一样，同伦敦世界博览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英国人只是在来自巴黎的推动力的影响下才产生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思想。只是由于法国人和英国人就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影响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个问题热烈交换意见的结果，工人阶级借助特殊的国际组织来干预历史的想法才有了确定的形式。
英国的报纸对于国际建立时的各次群众大会和委员会各次会议的情况作了极其有益和非常详细的报道。从一八六一年起，英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机关报是《蜂房报》；该报的编者是波特，他自称是“工人协会”的主席，并喜欢乔装成工联的领袖，实际上当时英国特别是伦敦的工联的最有威信的领袖埃普里加尔特、阿兰、豪威尔、奥哲尔等，根本不承认他是眞正的工联成员。但是，他巧用心计来办自己的小报；在一个时期内，他的小报被看作是最好的工人报纸。因此，在国际建立后不久，受委托起草章程的总委员会决定把《蜂房报》选作公布自己文件的正式机关报。《蜂房报》上有时还刊登卡尔·马克思的文章，但是这只继续到一八七〇年该报由于同总委员会发生分歧[4]而被取销国际机关报的资格时为止。《蜂房报》不是社会主义的报纸，而是激进民主派的机关报。它在一篇关于圣马丁堂大会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可笑的建议——召开产业代表大会，以便把劳动的权利同“资本家的合法权利”调和起来。但是，不管怎样，它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活动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道。除了《蜂房报》以外，国际的机关报还有另外一个周刊《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这个刊物于一八六五年秋季由国际和靠近国际的人接办；起初的名称是《工人辩护士报》，在扩大后更名为《公共福利报》。该报的编辑是埃卡留斯。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一本书，书名是：《驳斥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说》。恩格斯也常常在《工人辩护士报》上发表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
在这里撮述一下《蜂房报》关于圣马丁堂大会的报道是不无益处的。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澄清关于这次大会的许多讹传[5]，其次，是为了根据这家报纸关于大会的枯燥报道，描述一下当时的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出席大会的优秀代表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
首先谈一谈工联的情况。不应忘记，英国工联运动从一八六〇年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促进工联运动的髙涨方面，一些工联领袖的个人组织才能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的工联领袖有：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总书记威廉·阿兰；罗伯尔·埃普里卡尔特，他仿照机器制造工人的榜样把细木工组织到联合会中；鞋匠乔治·奥哲尔，他是一八六〇年成立的伦敦“工联委员会”的书记，这个委员会在工联时代起了主导作用；裁缝埃卡留斯，他生于图林根，曾参加了魏特林“正义者同盟”，后来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些为数不多的工联领袖，集中表现了力求扩大工联运动的视野和组织世界工人运动的意向。而世界工人运动是从英国的首都伦敦肇始的。还在六十年代初，这些工联领袖就联合起来大力鼓吹政治改革，并且力求克服工联运动特别是外省的工联运动对任何政治（主要对议会鼓动）所持的冷淡厌恶态度，他们做到了把伦敦的“工联委员会”变成宣传自己新思想的基地。在奥哲尔的影响下，“工联委员会”也开始参加其他政治活动，例如：它在为欢迎加里波第而举行的游行中起了很大作用；一八六二年，它举行了反对英国资产阶级的群众大会，反对它站在美国南部奴隶主方面的无耻行为；最后，在这一年它还开始进行支持选举法改革草案的宣传鼓动工作。
法国工人代表对一八六二年伦敦世界博览会的参观，使得英国工人同法国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使两国工人能够就当时使整个文明世界激动不安的国际问题举行共同的抗议大会。举行这种大会的导因是一八六三年对波兰起义的血腥镇压。英国工人向法国工人同志寄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吁请他们一起支持波兰，法国工人为了响应这一呼吁，派了一个新的代表团到伦敦去；在群众大会上对这个代表团的欢迎后来导致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兰问题是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导因是正确的，但仅仅是一种导因而已。由于历史的偶然性，爱尔兰问题或美国内战，也同样会成为这两个伟大国家的工人代表举行共同抗议大会的导因。会议的全部过程和结果都表明，波兰问题仅只是一个火星，而使运动能够燃起熊熊烈火的大量燃料则带有国际的和社会的性质。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于九月二十八日在圣马丁堂举行，与会者除了英国人以外，还有许多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大会主席是伦敦激进的慈善事业家比斯利敎授；在一八六一年建筑工人大罢工期间，他曾不止一次地在自己卓越的文章中和反对顽固的英国曼彻斯特资产阶级的公开信中，有效地捍卫了工人的要求。在许多年中，比斯利不断以自己辉煌的论文给工人运动以宝贵的帮助。这些论文发表在《双周观察报》以及《蜂房报》上。
大会主席首先指出，这一年四月法国工人派代表団参加了在圣詹姆斯堂举行的支持波兰的群众大会，后来英国工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它起草了一封友好的信件寄给巴黎的工人同志。巴黎工人为了送交复信，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这里。这个群众大会就是为了欢迎这个代表团而举行的。然后主席表示深信，这次大会的结果，必将是英国工人同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人建立合作和友好团结的关系。这一声明得到了热烈拥护。接着他详细阐述了英法工人结成亲密联盟的迫切必要性，因为这个联盟可以保障自由。然后他指出了各国政府破坏国际法的暴力行为。他直接指出，英国政府不仅不比大陆的许多列强好，甚至比它们更坏。比斯利把英国政府非法占领直布罗陀，把它在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做法，称为卑鄙的和不道德的行为。他建议所有与会的人抛弃在爱国主义掩盖下的一切自私感情，只维护他们良心上认为是眞诚的和正义的原则。然后，他把英国工人和法国工人用来解决与劳动权利有关的法律问题的各种方法作了对比。他在热烈欢呼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精彩的讲话。
在这以后，德国工人歌咏队唱了一支歌，奥哲尔宣读了英国工人委员会给巴黎工人的信，这封信引起了热烈的欢呼。接着发言的是托伦，他和佩拉顿、利穆津同为巴黎工人代表团的成员。他宣读了法国人的回信，受到了热烈欢迎。这封回信从许多方面来看是很有意思的。它实质上还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其中谈到进步和自由，贯串着法国大革命的传统，认为资本主义似乎威胁着这个革命的结果。说什么资本主义在蹂躏着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的世界，用经济奴隶制代替了这种世界。资本在贸易自由影响下具有了流动性，它对一七八九年世界已变成危险的东西了。这种危险性只有靠工人的国际联盟才能克服。这个联盟应当恢复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已经被破坏了的均势，国际也应当为实现这个目的而服务。德·卢比槪括地介绍了他们所提出的建立这种组织的方案；这个组织的中心应当设立在伦敦，并同欧洲所有首都的分部保持联系。他建议明年在比利时召开代表大会来制订指导这新联盟的最终准则。
最后，工联成员惠勒提出了如下的决议案：
“会议听取了我们法国兄弟的复信。我们再次向他们表示欢迎，鉴于他们的纲领会促进工人的联合，所以我们接受它作为国际协会的基础。为此，特委派一个有权增加自己成员的委员会，以制订这个协会的条例和规章”。
埃卡留斯、马志尼的秘书沃尔夫少校、法国人博凯、爱尔兰人福倍斯等都积极发了言，详细解释并支持这个决议案。然后决议案经公开表决后被通过了。大会进而选举了一个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除了许多任务联成员（像奥哲尔、豪威尔、奥斯波伦和鲁克拉夫特等）以外，还有许多外国工人代表，例如：博凯、沃尔夫和马克思——他的名字被《蜂房报》放到了最后。这是建立国际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第一国际和工联
在会议的整个过程中以及在委员会的成员中，英国工人从一开始就占有一定的优势。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开会的地点是在伦敦，而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工人阶级具有一个由许多有经验的领袖组成的完整的司令部。英国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唯一的已经具有一定历史的工人运动。这样一来，对新组织的领导自然就落到了英国人的手里。英国工人阶级不仅对各种政治事件，而且对外国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也极感兴趣，是有其非常重要的经济原因的。在欧洲大陆上，资本主义经过了历时整整十年的经济繁荣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涉及到了一些完全新的部门，在这种变革的最初的破坏作用的影响下，多数人日益贫困化，失业和贫困现象大量出现。一八四六年开始风靡欧洲的自由贺易思想给英国的资产者在大陆上造成了竞争，而英国的资产者、这些纯粹的生意人则力图利用这种竞争在经济生活中造成的坏现象，即用不断输入外国工人的办法来摧毁当时不管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没有得到承认的工联的强大势力。我们在后面叙述国际历史时还会谈到这祌现象；这里我们指出这种现象，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些最有远见的工联领袖的观点：他们期望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能够专门为英国人带来一些利益。由于最有能力的工联领袖、新政治派别的代表都来为国际效力，所以从一开始就在国际和英国工联运动，或者起码和它的最进步的人士之间形成了一种像君合国（Personal-union）[6]那样的联合。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人以外，参加临时总委员会的还有其他许多工联成员，他们在临时总委员会中占居多数。在国际存在的最初几年中，这种君合国式的联合有好几次几乎导致国际和工联这两大组织结成实际的联盟[7]。
伦敦工联委员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国际在英国的最好的支柱，新工联主义的领袖阿兰、埃普里卡尔特、库里松、豪威尔和奥哲尔所依靠的也正是伦敦工联委员会。国际建立两年之后，伦敦工联委员会作出决议，公开承认英国人和国际是利害相关的。这个决议中说，当各国工人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关系来解决劳动时间的长度和工资的高度的时候，工人的状况实质上不可能得到改善，相反地，经常有恶化的危险。由于国际最能促进这些目的的实现，所以决定在涉及劳动利益的一切问题上同国际达成协议；不过伦敦工联委员会必须保留自己以往的独立性[8]。当自由派政府在那一年提出选举改革法案的时候，伦敦工联委员会便展开了支持改革法案的宣传鼓动工作，决定拥护国际准备向欧洲所有政府提出的民主改革要求。
成立宣言和章程
为了最终成立临时总委员会以及为了讨论和通过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条例所必需的预备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而且做得非常切实。九月二十八日选举出的总委员会[9]在十月初就开始活动，它用加聘的办法补充了其他民族的代表，选举了一个委员会，并为支付最初的费用进行了募措。募捐得到了三基尼。
总委员会在下一个星期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选出了起草宣言和章程的小委员会。然后马志尼的秘书沃尔夫少校发言。沃尔夫把意大利工人协会的章程译成德文。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可以把意大利工人协会的原则运用于其他民族。他说，意大利现在已有四百个工人协会，它们准备几个星期后在那不勒斯举行代表大会。参加总委员会这次会议的有许多外国人，其中有不少人认为可以把马志尼的组织的原则作为国际章程的基础，而马志尼的组织实质上不过是个秘密团体。但是多数人是比较明达事理的，他们把意大利的草案作为一种材料交给了审査委员会,由审査委员会修改后再提交总委员会。沃尔夫少校被作为国际的代表派去参加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代表大会。最后，在这次会议上最终确定了新组织的名称：TheWorkingMensInternationalAssociation——国际工人协会或国际工人联合会。
以后的两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马克思代表小委员会提出了附有引言和临时章程的总的宣言。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后，马克思的草案被通过了[10]。同时还通过了于下一年即一八六五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全欧洲工人代表大会，来制定最终章程和选举总委员会的决议；会议决定伦敦为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这样一来，沃尔夫提出的，实质上是空谈社会主义而否认阶级斗争的马志尼政治纲领的翻版的宣言，便不声不响地被否决了。委员会成立了以伦敦为驻在地的临时总委员会；临时总委员会的第一主席是奥哲尔，第二主席是埃卡留斯。
最初的成就
协会和英国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密切。在协会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凡住在英国的人都可以参加国际，但是只有能够出席国际的各种会议的人才可以被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这样一来，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的权利差不多完全变成了英国人的特权，而外国人只有在居住于伦敦或其附近的情况下才能当选。其次还决定，在英国的国际会员每年应缴付一英镑的会费。在以后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整个的工人联合会（工朕等）加入国际的条件，而在另一次会议上决定向所有工人联合会提出加入国际的建议；同时议决，缴纳会费的多少由各工人联合会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自行确定。最后，会议还决定，加入国际的伦敦工联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但是总委员会保留有接受或不接受所选出的代表的权利[11]。
外地各郡的工联也获得了称自己为国际的通讯会员的权利。这样一来，伦敦便被宣布为总委员会的驻在地和国际的首都。
虽然国际对工联的态度非常客气，而且这些决议对工联也很有利，可是工联只是逐渐地、一个一个地加入了国际。一八六五年二月，总委员会收到了砌砖工人联合会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决定加入国际的通知。同年三月，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出席了英国鞋匠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伯明翰和赫尔两地代表提出的决议，决议说，代表会议承认国际的基本原则，加入国际，并请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在自己联合会的会员中宣传国际工人协会的思想。但是，这些成就在很长时期内只是表面上的。许多工联仅限于答应以后加入国际。只是当选举改革法案在政治地平线上出现以后，事情才发生了良好的转机，因为这种改革会提供选举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参加议会的权利。在格莱斯顿的自由派内阁垮台后，当迪斯累里的托里派内阁认为可以把选举改革法案束诸高阁的时候，对选举改革法案的宣传更为加强起来了。这种宣传，同工联为反对司法机关的许多强制措施和许多有组织的企业主而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正好同时发生。在关于选举改革法案的宣传的直接推动下，设菲尔德的工联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必须创立政治工联主义和国际联合会的决定。正因为如此，这次有英国一切工会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才一致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拥护国际的决议。这个决议说：“国际力求用共同的兄弟友谊把世界各国的工人联合起来，为此特向国际表示深切的谢意，代表会议郑重建议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个联合会加入国际，并且深信，这对工人阶级的进步和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只是在这以后，工联才大量地加入国际。据刊载有设菲尔德决议的同一号《共和国报》的报导，在最近三星期中，加入国际的共有十二个工联组织，还有其他一些工联组织表示愿意在下一次会议上加入国际。伦敦排字工人联合会和缝纫工人联合总会也派代表出席了日内瓦会议。让·菲利普·贝克尔出版的《先驱者》杂志也提供了关于国际在工联运动中取得成就的十分肯定的材料。《先驱者》一八六六年五月号中说，有五个大的工联组织的全部成员都加入了国际，而以前参加国际的仅是其中的个别成员。这五个工联组织是:有一千个会员的饰带工人联合会，有八千个会员的缝纫工人联合会，有九千个会员的鞋匠联合会，以及机械工人联合会和铸工联合会，后者正好在这个时候举行了罢工。《先驱者》杂志九月号中报导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英国粗木工代表大会（主席是埃普里卡尔特）一致通过了一项建议自己的所有分支加入国际的决议。根据同一个杂志的报导，伦敦和斯特腊特弗德的砖瓦匠联合会，还有许多比较小的联合会以及拥有三万三千个会员的英国机械工人联合会总会都加入了国际。十一月号《先驱者》中报导说，拥有三百个会员的英国编筐工人协会和拥有二千八百个会员的掘土工人协会加入了国际。总委贝会代表英国支部向洛桑代表大会（一八六七年举行）所作的总结报吿中说，工联的民主制的形式手续大大增加了工联加入国际的困难，然后报告指出，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加入国际的有十五个工联组织，在代表大会后加入的有十三个工联组织。所有这些工联组织都承应缴纳年度会费，因为向每一个会员收会费非常困难。上述英国支部的总结报吿介绍了工联缴纳会费的槪况[12]。关于这个总结报吿我在叙述洛桑代表大会的时候将详细介绍。
我提前叙述了国际和英国工联运动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对于国际的最初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国际的组织草案中以及在成立宣言中，不难找到英国实践和英国环境的影响的痕迹；这个草案只是作了一些不大的和不重要的修改就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经验在国际的组织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国际和工联运动之问的联系逐渐变得更加密切，这种联系对工人协会的进一步发展的帮助，并不亚于对工联运动的帮助，而工联中的新政治倾向，正是在它为了保证自己的合法存在而必须着手解决政治问题的那十年中变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倾向的。
总委员会在英国的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这些成就是总委员会中杰出的演说家奥哲尔、埃卡留斯、克里默和魏勒尔在伦敦及其郊区和在无数工联组织的大会上进行的广泛宣传的硕果。在格林威治成立了一个特别支部；关于砖瓦匠联合会和鞋匠联合会加入国际一事前面已经谈过了。总委员会决定对一八六五年初发生的支持选举改革的运动予以特别注意；曾一致通过决议：对普选权的任何限制都不应受到总委员会的支持，而应当特别注意站在运动的最前列的那些人。工人阶级在受了许多欺骗之后，应当特别簪惕。参加总委员会的第一个外国人联合会是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共有三百五十个会员，但是它不久便解散了，这可能是马志尼指示这样做的。其次，参加总委员会的有三个德国组织：条多尼亚协会、康科尔吉亚协会和从一八四〇年起就已经存在的共产主义的旧屮心：德国工人敎育协会。此外，为了支持波兰流亡者而新成立了一个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立即加入了国际。从欧洲大陆也逐渐传来了佳讯。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报告说，在德国各邦中散发了五万份成立宣言和章程，在瑞士成立了特别支部。不久之后，从瑞士传来了更好的消息。瑞士书记、总委员会委员、钟表匠荣克向总委员会报吿说，在日内瓦成立了五个工人联合会，在那里新运动受到了热烈欢迎。在日内瓦工人大会上逐条讨论并通过了总委员会的规章。封丹从比利时报吿：全国联邦运动支部委员会通知他说，委员会赞成总委员会的临时章程，并且建议在全体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些章程，以便吸引整个比利时支部加入国际。此后不久，德瓦斯泰尔被任命为比利时通讯书记。在法国，在德·卢比去职后，杜邦成为通讯书记，窗帘纱织工的大罢工在宣传加入国际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工厂主硬说什么工人工资的降低是由于英国企业主竞争的结果，罢工工人请求总委员会对这种说法表示意见。总委员会向他们介绍了诺定昂的情况，并根据罢工工人的愿望，给里昂寄去了五百张会员证。一八六五年春季德国排字工人在莱比锡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排字工人联合会主席也写信给总委员会，请求国际和印刷工人联合会关心它们的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幸福而斗争的莱比锡兄弟。最后，西班牙和美国也选出了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在进行这种组织活动的时候，总委员会并没有忘记利用外国的政治事件来宣传国际的原则。在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再度当选的时候，总委员会给美国人民寄去了热烈的祝贺信，因为他们再次把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了美国南部奴隶主的死敌。在林肯被害以后，总委员会给他的继承人约翰逊寄去了哀悼信。总委员会组织的支持波兰的群众大会，是宣传国际原则的规模宏大的示威，而总委员会组织的巴黎六月革命纪念大会也具有这样的意义。
但是，所有这些积极活动，所有这些重大成就，并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在一年之内便创立起一个国际工人组织，使这个组织的代表可以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所以总委员会决定延缓最初设想在布鲁塞尔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计划，其理曲有以下三点：第一，迫切霈要先在英国和大陆的代表—领导者的较小的会议上讨论准备提交代表大会审査的纲领；第二，英国的选举改革运动和选举运动，法国的罢工，大量耗费了工人阶级的精力和吸引了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以致使协会的成长受到了影响；第三即最后一个原因，比利时政府在这一年颁布了一项关于外国人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在比利时首都举行代表大会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因此，改定于九月二十五日在伦敦举行代表会议，预计提交会议讨论的有以下事项：确定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国际的组织的问题；在协会的帮助下，在资本和劳动在民族范围内进行斗争时把工人的力量联合起来的问题；工会，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合作社，直接税和间接税问题；妇女和儿童劳动问题；俄国在欧洲的影响、恢复独立和完整的波兰问题；常备军及其存在对劳动者阶级带来的后果。为了庆祝国际的成立，欢迎大陆的代表，以及庆祝联邦主义和自由劳动在美国的胜利，预定在九月二十八日举行晚会。
伦敦代表会议
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九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第一次代表会议，呈现出了一幅五光十色的景象。参加会议的首先是人数众多的英国代表，他们是：奥哲尔、克里默、豪威尔、魏勒尔、肖、德尔、威斯顿及各个中央联合会和分会的其他代表。除了务实沉着、只有在讨论时才表现活跃的英国人以外，出席会议的有活泼热情的法国人：托伦、利穆津、瓦尔兰、弗里布尔、克拉里奥耳，他们兴致勃勃，喜欢侃侃而谈。他们在组织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几乎完全不了解实际活动，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非常大胆地谈论一切；代表瑞士出席的有：罗曼语区支部代表杜普勒和瑞士德语区代表——老约翰·菲利普·贝克尔，他是普法尔茨人，职业是制刷工人，在一八四九年巴登—普法尔茨远征期间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后来成为支持年靑的德国支部的谙练的组织家和出色的鼓动家。他很快成了《先驱者》杂志的出版者。代表比利时出席的是德·巴普，职业是医生，由于对事业的热爱，当了排字工人，他是个有学识的、在各方面都可以信赖的人。除了这些代表以外，代表外国工人出席的还有在伦敦的各民族的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例如：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两个老盟员列斯纳和沙佩尔，他们是德国工人的代表；博布任斯基代表波兰工人，沃尔夫少校代表意大利工人。此外，总委员会中的各国通讯书记也参加了代表会议：马克思代表德国，荣克代表瑞土，杜邦代表法国，埃卡留斯作为总委员会第二主席，同时也作为一个德国代表出席了会议。这就是在代表会议前一年来踏上征途的这伟大的国际军队的参谋总部的情况,而伦钦代表会议是这支军队的远征的第一阶段。
在代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也和会议代表的成分一样，是五花八门的。总委员会主席奥哲尔在整个三天中非常谙练地指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首先发言的是英国人，他们由总书记克里默代表向会议提出了关于一般情况的报吿，然后叙述了英国人的国际纲领。克里默特别强调指出了英国工人阶级中发生的有利于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的伟大变革；克里默认为，工联运动所以能从关于工资和工作日的长短这个狭窄问题的沉闷气氛中摆脱出来，是由于同新的运动融和起来并且把自己许多同志吸引到运动中来的英国工联颌导人影响的结果。法国人弗里布尔和托伦向会议提出了关于巴黎和全法国情况的报吿，杜邦报吿了里昂的情况。他们抱怨说，法国人被剥夺了举行集会的权利，他们无权组织二十个会员以上的联合会，这些强制措施阻碍了联合会的建立。这些抱怨是不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拿破仑第三还在前一年就取消了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况且根据法国的传统，很可以采取俱乐部的形式，因此这里不过是暴露了他们对秘密团体的偏爱而已。里昂代表通知说，关于代表大会延期到下一年召开的消息得到了赞同；里昂代表把“道义力量、正义和眞理”看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瑞士的情况最好。罗曼语区支部代表杜普勒代表纽沙特尔、日内瓦、蒙特尔、维维和洛桑的五个大工人联合会出席代表会议；老贝克尔代表瑞士德语区支部，他可以用同样的成就而自夸。还在伦敦的时候，他就跨上了自己的社会之马，大显身手：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会社和互助会。在克里默的支持下，他甚至争取通过了建议组织病葬互助会的决议。德·巴普在比利时总共工作了六个星期，但仍然使国际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说，比利时工人并不期望人类从合作组织中获得复兴，但是他们乐意承认它的意义，把它看作是达到他们目的的辅助手段。对波兰人的道义上的支持引起了他们的一些怀疑，但总的说来，他们对国际采取了同情态度。一些外国代表表示希望建立一个公认的国际机关报，代表会议把这个问题委托给卡尔·马克思和其他一些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来解决。当时只是根据贝克尔的建议，承认《工人辩护士报》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
第二天代表会议决定把国际代表大会从布鲁塞尔移到日内瓦举行，并决定代表大会在下一年九月召幵。法国代表坚决反对把代表大会延至下一年九月召开，伹其反对理由极不充分，即认为尽速召开代表大会对他们的组织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讨论克里默和埃卡留斯的提案时，法国人表现出他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经验不足。克里默和埃卡留斯建议，只承认具有委托书的代表才有积极参加代表大会的权利，并决定每个代表起码代表三十个有组织的会员，而且参加协会的时间不得少于三个月。法国人坚决反对这个提案；他们所有的人几乎全都坚持所有会员在参加代表大会和投票表决方面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不管是向他们证明，这种投票表决方法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向他们证明，采用这种投票表决方法将破坏代表大会的代表性质，会把代表大会变成可能延续半年之久的一场笑剧，都是徒劳无益的。最后不得不修改提案，把必须代表三十个会员这一条删掉。只是在这时候法国人才赞成只有代表才能积极参加代表大会和参加投票表决的决定。第三天讨论了对波兰问题的态度。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激烈辩论。德·巴普和其他代表提出问题：为什么正是波兰问题値得国际的特别注意，其他一些民族（比如爱尔兰民族）所受的苦难并不少于波兰人；军事专制的其他表现，比如法国的专制制度对共同福利的危险性并不下于俄国的专制制度。但是，由于英国人坚决千预的结果，最后在大多数人的同意下通过了要求在民主基础上恢复独立的波兰的决议。经多数人赞同还通过了一个把讨论宗敎观念对社会、政治和精神发展的影响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建议[13]。九月二十八日晚，在举行了座谈会，庆祝了国际建立一周年之后，代表会议宣布正式结束。
还应当指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开会议之前，还举行过几次总委员会和大陆各国代表的秘密会议。而且在开了三次讨论会以后，又在九月二十八日举行了一次新的秘密会议。在所有这些会议上讨论的都是“家务事”，例如：协会的财政状况，筹措举行代表大会所需的资金，各地组织的收支情况。这些会议由荣克主持，他精通三种语言：德文、英文和法文，这种才能引起了普遍注意。荣克还被提名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主席的候选人。到提出总结报吿的那一天为止，国际的收入只剩下了三十二到三十三英镑。关于法国的情况，托伦报告说，会费用于维持中央局和支付代表的路费。不过会员证的工本费将来会给总委员会提供一些纯收入。在瑞士，根据杜普勒的报吿，每月会费是半法郞，如果有必要，会员可以缴纳一先令。一般说来，瑞士人认为必需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甚至认为有必要解散原来的组织，以便使它们加入国际。德·巴普从比利时报告说，那里的会员承应每年至少缴纳三法郞的会费，其中一先令应作为总委员会的费用。弗里布尔认为这个数目太大。对这个意见马克思回答说，代表大会每年将确定收支的分配。但是，从哪里筹措维持总委员会的资金呢？贝克尔建议铸造价値一辨士的代表会议纪念章，以六辨士的价格出售，将盈余的钱交给总委员会。还提出了另外一些建议。最后，根据马克思和杜邦的建议，决定接受比利时、瑞士和法国代表的建议，并决定下几次会议延期举行。马克思反对确定始终统一的会费。第二次秘密会议决定建议代表会议负责筹措一百五十英镑的资金，作为进行宣传和召开代表会议的费用。各国支部应负担数目的多少，由常设委员会即总委员会分派。总的来说，这次会议是为准备第二次公开会议的日程而举行的。在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筹措一百五十英镑的建议以后，九月二十九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这一百五十英镑中由英国筹措八十英镑，法国——四十英镑，德国、比利时和瑞士各十英镑。
代表会议确定，协会最近的任务是：弄淸楚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人运动的性质，以及完成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这个任务没费多大周折就完成了。精神方面的成就在动摇的罗曼语区代表中间特别显着。顺便指出，英国报刊阴险狡猾地故意对代表会议的情况保持沉默，但是，法国的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报纸，却好像为了故意刺激帝国似的，对代表会议的情况作了非常详细的报道。著名的历史学家、久经考验的共和主义者亨利·马丁也加入了国际，发表了一篇关于代表会议的卓越文章。从巴黎突然收到了要求立刻提供一千张会员证的订单。还计划通过巴黎同西班牙的民主主义者建立联系。甚至在诺曼底地区的卡耳瓦多斯省，也有国际的通讯会员。从瑞士传来了关于新的成就的消息；巴塞尔和苏黎世的工人联合会加入了国际，在拉绍德封，后来名蜚一时的库列里被委派为通讯员。瑞士中央委员会德语区支部就计划出版《先驱者》（从一八六六年一月一日起出版）杂志一事，向德国各地发出了一个出色的通告，由让·菲·贝克尔主编的《先驱者》第一期于一月一日如期出版了。从那时起直到一八七一年底为业，《先驱者》在罗纳河地区有国际组织存在的各个城市中始终不渝地捍卫着国际工人运动。
组织上的成就
一般说来，从那次会议起，除了英国以外，瑞士成了国际组织方面的一个典范国家。但是，在海峡的那边，国际碰到了工联，它很久以来就掌握了工人运动中的垄断权。因此，在最好情况下，同工联只能建立起像君合国那样的关系，而且国际和工联之间的一切联系始终取决于个别人物。在瑞士情况则大不相同，国际可以给整个工人运动一种完全新的推动力。而且瑞士地居欧洲中心，它的居民操多种语言，这便为国际聚会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瑞士的大工业械市，特别是日内瓦，由于集会的自由而变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组织的中心。一八六六年初，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德国人支部，根据同伦敦总委员会的协商，暂时负责协会在德国的事务。从那时起，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联合会以及个别人，如果想同国际建立联系，便要加入日内瓦巾央委员会德国人支部。日内瓦的罗曼语区支部在很长时期内也戍了汝拉法语区的组织和宣传鼓动的中心，它的影响在一个时期内甚至扩展到里昂和马赛。国陈在日内瓦的两个领袖老让·菲·贝克尔和杜普勒在各自活动的范围内（一个在操法语的人中间活动，另一个在操德语的人中间活动）积极地展开了工作，获得了很大戍就。特别是贝克尔，他表现出了很大的组织才能，争取到把瑞士德语区、德国和奥地利的一切工人敎育小组和其他一切工人组织吸引到国际中来。而在日内瓦的德国人地方性支部则把德语区中的匈牙利人、丹麦人、瑞典人、亚尔萨斯人和操德语的瑞士人联合起来。
贝克尔和杜普勒在建立组织和进行宣传时所使用的方法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日内瓦中央委员会为了能够召开全体工人代表大会，首先同任何现存的地方性组织（如像地方性的工人敎育小组），同任何工会组织建立了联系。由于这些地方性组织极不稳固，摇摇欲坠，所以日内瓦中央委员会便利用一切机会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它发起召开大会来帮助巩固国际。像平常一样，在大会之后便开始建立地方组织，召开大会的那个地方组织便成为新建立的那些组织的核心；然后支部委员会建议居民操同一种语言的地方及其附近的工人组织，以联合起来的地方同业团体的资格，根据现行的日内瓦模范地方组织条例的规定，加入这个支部，让这些团体中的每一个团体派一个代表做支部委员会的委员；此外，召开大会的地方组织应向中央会计处缴纳每月的集体会费，其数目多少由该组织自行决定。但是，在全体大会上享有表决和选举权的只是这些组织的代表，而不是它们的每一个成员。通过这个决定的目的，是要使各个合作组织直接参加支部，从而扩大国际活动的场所。这种做法在日内瓦和洛桑获得了辉煌的结果。所以《先驱者》杂志向所有的人推荐这种方法，认为它是一种値得效法的宣传工作范例。
这种方法的结果的确是良好的。贝克尔每个月都在《先驱者》上刊载关千成立新支部，关于地方支部接收了许多新成员和新联合起来的工人组织加入国际的报道，使《先驱者》杂志增色不少。同时，这个老实践家力求给工人提供某种现实的东西。由新的事业所引起的热情，不应当像燃烧的稻草那样骤燃而迅灭。所以贝克尔极力用组织各种各样互助机构[14]的办法来把会员的物质利益同国际联系起来。他组织了医疗互助会，帮助妇女以及不到十岁的儿童治疗疾病。参加互助会的人通常缴纳会费的比例是：男子——一法郞，妇女——七十五生丁，儿童——二十五生丁。男子生病每天可以得到一个半法郞的补助，妇女——一法郎。此外，不管男子和妇女或者参加互助会的儿童，都免费得到医疗和药物。当然，这种医疗互助会在工人中早就存在。但是新的互助会具有以下的国际性：在各个国家的一切支部中都设立这种互助会，任何一个会员在迁徙后都不会失去获得帮助的权利。读者还记得，伦敦代表会譲根据贝克尔的建议通过了一个这样的决议。此外，日内瓦德语区支部和罗曼语区支部成立了储金和信贷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并力求从一开始就把它们集中起来。这些年靑的协作组织都办得非常出色。洛桑罗曼区支部决定在将来承包大型工程，从共他地方性支部邀请为此所必需的工人。为执行这个决议，洛桑支部向市政当局承包了包价为二万四千法郎的掘土工程；为了存放承包工程所得的利润，同时还成立了人民银行。这些利润应当用于公益事业。人民银行以互助信贷局的形式成立了，它共握有四千张五法郞的股票，同时它应当是工人的贷款银行，为工人发放建筑住宅的用款。最后，这个精力充沛的支部还为自己购置了每天举办报吿会、进行娱乐和举行会议的房舍。由操罗曼语的人和操德语的人组成的拉绍德封支部成立了一个工人贷款银行，并开始为工人建筑一座预计造价为四万法郞的福利宫。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将包括三百间房，其中有供食堂用的大厨房、生产协作社的车间、食品售卖处、香肠和面包售卖处、休息室、游艺室、阅览室、成人和儿童学习室、冼澡间和冼衣房。计划在福利宫中开辟一个儿童游戏室、体操馆、歌咏室、供举办音乐会和演戏用的剧场。建筑费预计用售卖股票的办法来补偿，同时各支部也将分担一部分费用。在瓦泽康，除了医疗互助会以外，还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纯收入也应当用于公共福利目的。最后，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拟定了一些草案，这些草案中包括了一个把一切协作社和互助会集屮起来的计划，这些草案的一部分后来由工会实现了。
除了在国际成立以前就已存在的工人敎育小组和与此类似的工人组织外，大多数工会也参加了国际。这些工会中，一部分以地方性的工人联合会的身份同国际建立了联系，一部分在国际的推动下建立了更集中的组织，这些集中的组织有时直接同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这样一来，瑞士逐渐成了五花八门的组织麕集的地方；其中有直属日内瓦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德语区支部、罗曼语区支部和混合支部，其次还有地方工人组织、敎育小组、工会等等，这个团体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某一个地方支部，但是只能由自己的代表来使用参加总委员会会议的权利和表决的权利。最后，各种互助会和协作社也都参加了这些支部。这些会社力求集中化，并且按其本质来说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地方利益的圈子。这种组织是在现有的工人团体和新的要求的基础上有机地成长起来的，它必然是极其纷繁和复杂的，因此它的一些个别部分有时在自己活动的狭隘范囤内不免犮生一些冲突。
最后，在自由的瑞士，在工人中间已经开始产生参加政治活动的意向。不管怎样，关于在可能和方便的条件下应当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在国际的队伍中一般说来已经没有疑问。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比利时，或者在瑞士，已经不否定参加政治活动的意义了。在英国，工人正好在这时候开始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大规模宣传鼓动工作；在比利时，德·巴普向工人散发了要求争取普选权的坚决宣言，并为讨论这个问题举行一个人数众多的民众大会；在瑞士，操德语的人和操罗曼语的人在一八六六年春季巳经联合起来，共同讨论了在实行联邦宪法改革的时候如何最好地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问题。《先驱者》杂志的几乎毎一页都讲，不应当局限于组织工会和协作社，对于工人阶级说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特别重要的是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在日内瓦德国人支部的备忘录中讲得非常明确。因此，大家仅仅对于党不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而沿着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向发展，持本能的和完全有根据的不信任态度。
国际成立后最初几年在各罗曼语国家中的发展情况很难探索，何况，那里的支部，尤其是法国的支部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在巴黎有一个法国中央委员会[15]，这个委员会出版了一家工人报刊《蚂蚁报》。与此同时，在那里还产生了两家报纸《互助报》和《联合会报》，这两家报纸只是逐渐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此外，在巴黎、里昂、马赛、鲁昂、圣太田、卡恩、爱尔贝弗、波尔多和里摩日[16]也存在有国际支部。除上述报刊外，用法文出版的报刊还有：布鲁塞尔的《平等报》和《人民论坛报》，拉绍德封的《未来之声报》，后者是由库列里[17]出版的。库列里的职业是医生，生于伯尔尼汝拉区。他居住在拉绍德封，从一八四八年起就已经以进行民主主义和人文科学的宣传而闻名。国际产生时，库列里同总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在拉绍德封建立了有五百个会员的支部。在他的影响下，在汝拉山区还产生了许多其他支部：彭库尔支部、比安支部、桑维耳耶支部、圣伊米耶支部、佩伦特柳支部和纽沙特尔支部。列洛克里支部是由一八三一年被征入伍的一个老兵詹姆斯·吉约姆建立的。在日内瓦、洛桑、维维和蒙特莱的支部，根据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吿，在一八六五年就已经由贝克尔和杜普勒建立起来了。这一点不应忘记，因为这对正确理解汝拉人的争执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班牙的工业中心巴塞罗那，也出版了一个国际机关报《工人报》。西班牙的运动当时主要带有以互助为目的的工人生产合作社性质。在意大利虽然有许多同情国际的表示，但是运动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罗马沦陷这个“民族问题”上。在北美合众国，芝加哥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于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日，即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几天决定加入国际，以便进行共同活动。
这就是在一八六六年五月以前，即在召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国际在宣传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耍的结果。如果要使大陆上新建立和刚刚产生的支部都能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话，根据法国人固执的要求所确定的这个日期，显然是不能遵守的。在春天来了的时候，老贝克尔也开始急不可耐了，而总委员会根本没有考虑进行召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总委员会甚至在绐该委员会瑞士总书记荣克的信中也表达了这种想法。但是，总委员会最后不得不承认，它自己对召开代表大会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它以瑞士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正式建议。在总委员会征求意见时，除了巴黎以外，到处都赞成这个建议。于是总委员会一致决定在九月三日召开代表大会。预定大会将举行五天，会上将完成伦敦代表会议提出的任务。这些项目分两部分：第一，最终成立国际和批准它的新组织；第二，阐明工人运动的道路和目的以及各种斗争手段的眞正内部的相互关系。第一个目的应当是确定章程和条例，第二个目的应当是讨论联合会的各种形式、缩短工作时间问题、妇女和儿童劳动问题、合作社问题、工会问题、直接税和问接税问题、国际信贷机构问题、常备军问题、宗敎思想问题等等。波兰问题对国际说来实质上主要是用来举行示威的一个口实[18]。
成立宣言
实际上，对阐明这些问题的必耍性咸到特别迫切。只耍随便翻阅一下那些称为国际的喉舌的报刊，就可以了解，讨论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道路和手段已成为国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库列里在自己的《未来之声报》这家在汝拉流行很广的报纸上不断宣传模糊的人文激进主义，巴黎的联合会和《互助报》在捍卫垂死的蒲鲁东主义，而许多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则竭力宣传资产阶级阵营和无产阶级阵营之问的调和，而工人有时也上了这种圏套。由此可见，需要在不强迫工人运动的任何一个组织接受任何一种理论的情况下，划淸资产阶级阵营和无产阶级阵营之间的确切而鲜明的界限，强调成立宣言的指导思想，即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同时也需要在代表大会的帮助下，就阶级斗争的一般原则、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各种斗争手段的形式和意义、关于联合会、职工会等等问题，最终达成协议。
所以，只是在这时候才讨论了成立宣言，虽然宣言在两年以前就已经由总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前，宣言也像章程和条例一样，纯粹带有临时性质，只是这次代表大会上才使它们具有了公认的正式文件的意义。
十七年前，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共产党宣言》提交共产主义者同盟审查的时候，讨论所花的时间要比这次长得多。那时同盟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便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其目的是改组同盟和讨论有关确定统一纲领的问题；这次代表大会对宣言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十天的讨论。新纲领在未获得一致通过之前遭到了顽强的反对，对它提出了种种怀疑和反驳。不错，马克思当时是在和工人阶级的精神贵族打交道。但是工人阶级接受理论的能力在一八四四年就使他惊叹不已。他在谈到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时写道：“只要把德国的政洽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璨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19]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20]十七年过去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优秀宣传家的闭体，不是由这些宣传家来领导行将来临的革命并且自觉地把这个革命引上无产阶级的轨道，而是开展群众运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一小部分人所能推向前进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引导的了，这种运动应当自然而然地产生和解决关于自己的道路和目的问题。由于这一切，在成立宣言中不便于展示全能的历史观的新前景和从生产力与生产（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观点来考察当时工人阶级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就像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那样）。而只要这样就够了，这就是根据确切的文件，指出那些赤裸裸的可恶事实，并以远远走在前面的英国运动为镜子，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它的可怕未来。一方面聊以糊口的工人群众处于可怕的贫困状态，生存对他们说来只是逐渐饿死，逐渐死亡；另一方面有产阶级又积累了令人陶醉的财富——这就是“英国典范”的景象。因为“在大陆上所有工业的和先进的国家里，都重复着像在英国发生的同样的事实，不过地方条件有些不同和规模较小罢了。……在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业都有了空前的规模，输入和输出都有了过去梦想不到的扩大。‘完全局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顚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成为一种常规。”[21]在《共产党宣言》中，卡尔·马克思利用人类的全部历史来阐明革命的历史意义，而在成立宣言中，他只限于用每个成年人都亲身经历过的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情况来说明问题，并且不是诉诸精神贵族的理论，而是诉诸工人的切身经验。
接着马克思转而阐明政治状况。他愤怒地指出反革命取得的精神上的胜利，一八四八年以后反革命不仅以暴力的铁掌消灭了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而且在狂热的工业发展、精绅钝化和政冶反动年代中摧毁了工人的革命毅力。大陆上工人的失败也影响了海峡彼岸；它使大地主和工厂主恢复了曾经失去的信心，而英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则由加里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以及由于厂主以增加工作和工资的办法暂时收买了他们，而容忍了他们政治上的无所作为状况。在这个黑暗时期，只有两件事实现出了光芒，马克思所以特别强调这两件事，显然是为了借这两件事来向整个无产阶级指明它的未来运动的方向。这两件事实就是：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实施和罗契得尔先进工人的合作运动社会试验的成功。马克思明确地称十小时工作日法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因为这个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国家对作为资产阶级政冶经济学基础的盲目的供求规律和由社会本身调节的、作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基础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伟大斗争进行干预的结果。“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22]
但是，工人阶级更大的胜利，是罗契得尔先进工人的试验。这个试验之所以是个大胜利，是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并不是各议会党派采取暂时的有利联合的结果，就像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那样，而是靠一批工人努力的结果，他们充分认识到进行这一试验的重重困难，并且纯粹靠自己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个试验以实际事实证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原理的虚伪性，这个原理就是：把人类分为两个阶级即雇主和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剥削是必要的；这个试验还证明了联合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优越性。当然，“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国家财力”[23]。但是，当大地主和工厂主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来维护他们的垄断地位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夺取政权巳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24]。所以，到处都出现了要求对工人政党实行政治改组的意向。人的数量是成功的因素之一，但它本身本还不是成功。他们应当具有共同的意志，奔向被淸楚意识到的目的[25]。国际性的工人党——协会就是为了这个事业而创立的。
成立宣言末尾还对促使建立国际的外部导因——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波兰问题做了评价。成立宣言根据美国奴隶解放战争、侵占髙加索和波兰的事例，即根据现代史的事例指明，工人阶级应当“自己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达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照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淮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26]
宣言以这祥的话结束：“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7]
把这个得到国际的日内瓦成立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宣言称做是“非政治的”宣言，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宣言把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活动看做是当前最迫切和最必耍的问题，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谈到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时候；第二次是在评价在全国范围内和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合作劳动的可能性的时候。在这两种情况下，参加政治活动都是支持工人阶级共同经济斗争的一种手段。两个场合都是把工人阶钑的组织家的首创精神和它的政冶活动联系起来的典范。第三次，宣言直接建议无产阶级影响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用暴力方法或用对这一政策进行公开谴责这种精神手段来阻止这一政策的实施。由此可见，成立宣言中包含有政治要求，并且指出了无产阶级参与内部的、国内政策和参与对外的、国际政策的必要性。
日内瓦代表大会
日内瓦代表大会于九月三日到八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际的二十五个支部的四十五名代表和十一个合作社的十五名代表；总共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六十名代表，其中有：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和德语区支部的领导者杜普勒和贝克尔，拉绍德封支部的主席库列里，伦敦总委员会的代表克里默、杜邦、埃卡留斯、奥哲尔，苏黎世和维齐康的代表毕尔克里，巴黎的代表缪尔、瓦尔兰、托偷、马隆、佩拉蒙、布尔顿、舍马列和弗里布尔，鲁昂代表奥布里，里昂代表理査等；英国人派了七名代表，巴黎人派了十二名代表；此外，出席会议的还有维也纳、鲁昂、卡恩、波尔多及其他一些小城市的代表。英国代表得到确切的指示——使代表大会注意根据总委员会制定的原则普遍研究劳动阶级的状况时所能得出的结论。英国代表所以很熟悉情况，还因为议事日程中包括的一切问题，巳经在总委员会中讨论过了；除此以外，代表们不仅得到指示，而且还掌握有关于这些问题的重要资料。除了各个支部以及合作社以外，还有许多任务会也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卡尔·马克思没有出席代表大会[28]。
代表们隆重地排成队列，打着旗帜，在日内瓦各支部（其中有十一个工会组织）的陪同下步往预定开会地点，在那里杜普勒、贝克尔和库列里发表了演说。当时还检査了代表资格证，这还引起了一场误会。根据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只有具有代表资格证的代表才有参加代表大会的权利和投票表决的权利，可是有几个法国（主要是巴黎）会员却混入了代表大会。他们要求允许他们以普通会员的资格参加代表大会，并给予他们表决权。只是由于英国代表的坚决反对，这些狂热分子的要求才被否决了。于是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相似的关于参加代表大会和进行表决的权利的决议。然后选出了主席团。瑞士总书记荣克被选为主席，杜普勒和贝克尔为副主席，日内瓦的库列里和卡尔德、佐林根的莫尔和布尔顿担任书记。指导大会的工作并不是特别轻松的，因为法国代表不愿遵守巳定的议事日程，但是由于能同样流利地讲三种语言的主席态度镇静而有分寸，结果一切都圆满解决。英国代表和德国代表的态度冷静和考虑周到给了主席很大的帮助。
审査由伦敦代表会议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大量材料的工作所以进展得很慢，还由于英国代表、德国代表和法国代表就伦敦代表会议提到代表大会日程上的问题准备了篇幅很大的备忘录，哪怕稍微读一下这些备忘录也耍花费很多时间。虽然《先驱者》在热心赞扬各个备忘录在主要问题上思想的一致性和观点的相似性，但是，由于这些特殊情况以及改变伦敦通过的议事日程就有破坏会议进程的危险，因此德国支部和瑞士德语区支部非常明达地决定：只是在方便的场合下宣读自己备忘录中的片断，在其余场合则同意英国备忘录中提出的原则。
国际为自己选择的组织原则对它的进一步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国际的意义正好在于它的组织。它的组织应当尽可能是持久的和巩固的，所以它需要一定的集中，因为集中可以为总委员会发挥自己力量和首创精神提供广阔的场所。同时，它的组织也应当具有一定的伸缩性，以便给工人运动的独立发展以一定的自由。由于运动中存在有民族差别的缘故，这种自由是必要的。当然，共同章程应当是绝对必须遵行的；共同章程中包含有关于工人阶级自己必须以自身的力量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原则，关于工人在经济上处于被奴役地位和在政治上处于屈从状态的重耍论点，关于政治斗争作为一种手段服从于总的经济斗争的原则，而总的经济斗争旣不是地方性的、也不是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而是国际性的社会问题，因此它应当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同样必须共同遵行的还有涉及组织问题的决议，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的决议，关于各国组织（后来称为联合会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对总委员会和地方性支部的关系的决议，以及关于组织条例的决议。代表大会所制定的组织条例考虑到了有关组织问题的一切详情细节。除了在章程中已达成协议的那些问题（例如关于政治斗争问题）以外，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的关于斗争的这种或那种手段、罢工等的重要性这些复杂问题的决议，是否具有普遍必须遵行的意义，根据协会的整个内部结构来看，可能引起一些怀疑。但是，以后几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干消灭交通工具和土地的私有制的决议显然具有原则意义，因而是必须普遍遵行的；这些决议使得一切“反集体主义分子”在协会内的继续存在已成为不可能。
国际通过了共同章程，从而最终完成了建立国际的工作。这项工作迸行得相当迅速。讨论的基础是在一八六四年就已经通过的临时决议以及提交给代表大会讨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为了起草章程，曾经选出了一个由十四人组成的委员会（五个法国人，三个英国人，二个瑞士人和四个德国人）。这个委员会在热烈讨论后起草了一个章程草案，分别用法文、德文和英文写出。这个章程草案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逐条宣读和讨论后，被一致通过。
最后通过的共同章程同两年前就已付诸实施的临时章程没有任何原则差别。共同章程逐字转述了临时章程的总的理论原则，这些原则印在会员证的背面，其措词如下：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耍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工人在经济上受一切劳动资料即一切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落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冶运动都应当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先前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而作的一切努力所以遭到失败，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各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各个国家的工人彼此不够团结。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都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迸各国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上的合作。委员会还对临时章程总则做了一些补充，增加了一些关于眞理、正义和道德的词句，认为一切人，不论他们的肤色、信仰和国籍如何，都应当承认眞理、正义和道德，同时宣布了一项原则：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后一点无论如何是多余的，因为大会已经宣布了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斗争。马克思对这些补充是没有责任的。然后委员会对主要谈到总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的专门条文，作了一些颇为重要的改变。例如，委员会提出的协会章程和条例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授权代表大会规定总委员会的驻在地、选举总委员会委员以及规定下一届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只是在极端必要时，总委员会才可以变更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但不能推迟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其次，責成总委员会经常出版通报，以便报导有关情况。接着详细确定了协会会员迁居于另一个国家时得到兄弟帮助的权利。最后，章程后面还附加了由埃卡留斯、库列里、毕尔克里和弗里布尔起草的条例。这个条例中详细规定了总委员会的任务，规定一八六六——一八六七年度向毎个会员征收三十生丁的会费，允许总委员会给它的专职总书记发薪金。建议在一切条件许可的地方建立屮央委员会。这个条例也几乎被一致通过。
但是，正是在日内瓦通过的这个章程后来使总委员会遭到了最骇人听闻的责难。在总委员会不得不进行的反对汝拉分立主义者和巴枯宁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斗争中，竟有一些人恬不知耻地起来反对伦敦的总委员会，特别是反对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集团”。他们提出了毫无根据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荒诞的责难，说什么章程是“伪造的”。这种怯懦的谎言流传得非常久，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保尔·布鲁斯还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一书中若有其事地重弹这种旧调。当分裂的倾向初露端倪和不太显着的时候，总委员会仅限于用共同章程和国际的组织来与分立主义意向相对抗。于是汝拉人便计从心生，宣布总委员会的章程是“伪造的”。
同时，一些偶然情况也帮了他们的忙。下面来谈一谈，日内瓦大会记录的记录者和编辑者不得不同怎样荒诞无稽的隙碍进行斗争。这里仅指出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根据总委员会向洛桑代表大会报告的那些原因，总委员会在一年内不能大量印发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记录。总委员会早已整理好的正式记录只能在一八六七年出版。于是，汝拉人便利用了这种情况，用一种好像是早的（即早出版的〉、似乎在日内瓦代表大会结束后立即刊印好的总结报吿来偷换了正式记录。这个报吿包括在一本只有三十页的小册子内，这个小册子题为：《一八六六年九月三——八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小册子的作者没有掌握任何正式材料，因为代表大会结束后，记录便被立即从日内瓦寄往伦敦[29]。尽管如此，汝拉人的备忘录（关于它的丰富幻想后面还耍谈到）称这个小册子的文本是正式报吿。因为，第一，它比总委员会的正式总结报告出版得早；第二，因为（请注意）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了“公众所不知道的”用法文写的共同章程。第二个说法是无耻的谎言[30]，它已被贝克尔用无可辩驳的证据所驳倒。贝克尔非常肯定地指出，章程像条例一样，曾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成[31]。可见，日内瓦匿名作品的“正式法文本”的来源是极其可疑的。章程的第一个临时草案在一八六四年就已经刊印，并且也译成法文散布。当时总委员会就向巴黎的法国总支部以及其他一些比较大的支部建议，把章程法文版中遗漏的地方补充起来；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法国人用存在有波拿巴主义的警察专制制度来解释这种遗漏的原因，说什么他们不愿意给警察当局提供干涉的口实[32]。现在看来，这些解释就主观上讲是不无理由的。关于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法国备忘录，贝克尔会这样说：它“对于国内的专制制度，无疑充满了恐惧感，可能是由于害怕协会遭到损害的关系，常常避免叙述彻底的结论”[33]。由于法国人生性胆怯，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那个预定在法国人中间散发的小册子中，删去了一切可能引起警察迫害的词句。贝克尔在偶然写这些意见时根本没有考虑到我们会利用这些意见来说明问题，上述小册子的匿名出版者大槪也像贝克尔一样根本没有考虑到会有人钻空子，利用小册子来指责眞正总结报吿的出版者进行伪造。
所谓的伪造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首先，说什么“作为手段”这几个字是总委员会加到关于政治运动服从整个经济运动的原理中去的，以便用这种提法把政治活动变成普遍必须遵行的，把主张放弃政治活动[34]的人驱逐出国际。这种责难表现出一种童稚般的狡黠。显而易见，“作为手段”这几个字的目的只是指出政治活动的从属性这一槪念，或者换句话说，是说明政治活动是一种辅助手段[35]。一般说来，用来说明似乎是促使总委员会进行伪造的理由是杜撰得极其笨拙的。最后，汝拉人的备忘录不攻自破：在上述引文[36]前四十页左右的地方刊有瑞士总书记荣克写的一封充满了和解精神的信，这封信是荣克根据总委员会的委托于一八七〇年六月寄给汝拉联合会的。这封信的附言中非常肯定地说:“不过我们极其友好地提醒你们，我们的共同章程规定，一切政治运动都应当作为手段服从于经济运动”。汝拉人的机关报《团结报》公布了这封信，并且还加以评介；但是，这家报纸还不了解所谓“伪造”的内情，所以尙能接受荣克的提醒，承认章程是证实了总委员会的观点。很可能，当时“伪造”还没有“发明”出来。
为了说明这件事情本身，还应当指出，眞实性遭到争议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作为手段”这几个字那样经常和那样充分地被证明是正确的。草案中包含有这几个字是丝亳用不着怀疑的：这首先在《先驱者》[37]杂志中得到了证明。不过，章程的最后修订本具有重要意义。据《先驱者》证明[38]，就是在最后修订本中也有这几个字。《先驱者》在这里尤其是可靠的证人，因为它详细核对了章程最终修订本中的一切改变，所以它在转述临时章程的最终修订本时引用了这几个“伪造的”字。一八六六年出版的两种法文版日内瓦章程中也有这几个字[39]。再者，总委员会致参加国际的各团体的成员的呼吁书也证实了这几个字的眞实性；这个呼吁书注明的日期是一八六七年七月九日，发表在《共和国报》上。其次，于一八六八年出版的艾希霍夫[40]着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无数的会员证（它的背面都印有章程）以及荣克信的附言发表后的无人反驳现象，都证明了这句话的眞实性。我觉得所列举出的证据已足够说明问题了。
关于第二个“伪造”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有人责难总委员会，说什么总委员会给章程加进了“并赋予总委员会以增补新委员的权利”这句话，这样一来，总委员会便狡猾地为自己攫取了加聘委员的权利。组织条例草案[41]中有这些话而在最终修订本中没有[42]，这是事实。不容争辩的是，这个决定成了章程起草委员会上述那种限制总委员会权限的意向的牺牲品。但是，下述事实同样也是毋庸怀疑的，即在后来公布的共同章程中却包含有那些受指责的话。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很简单：一八六七年在洛桑恢复了大槪于一八六六年在日内瓦被删去了的决定。《先驱者》说得非常肯定[43]：“其次，赋予总委员会根据需要以增补新委员的权利”。但是，亳无疑问，由于记录问题造成的种种麻烦，章程在洛桑代表大会以前根本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因此可以设想，总委员会在新修订的章程中恢复了关于承认它加聘委员的权利，对这点它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利。这样一来，当章程终于有可能得到流传的时候，在日内瓦被删去的决定又重新在章程中出现了。由此可见，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伪造”[44]。
在这里之所以需要谈这些在四年以后或者较晚一些时候对章程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因为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吿显然包括了一项任务，即确切而无可争辩地确定章程的原文。
关于总委员会接受委员的决定，引起了为时不常的但是很有意思的辩论。一些法国代表（其中包括弗里布尔和托伦）提议加上一个附带条件，即只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才能被接受为委员。杜普勒支持这个建议，但是英国人奥哲尔、埃卡留斯、査尔特尔、贡宁沃尔以及贝克尔和库列里激烈反对这个建议，最后这个建议被以大多数票否决。
对议程其余各项，即主要关于国际的辅助手段问题的讨论，也像关于章程和关于组织问题的讨论一样，密切团绕着英国代表的备忘录进行。据马克思说[45]，英国备忘录是由他起草的，他在起草的时候故意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允许工人直接进行协商和采取共同行动，直接培养和促进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考茨基非常公正地指出，甚至现在我们也会在日内瓦决议的差不多每一宇下面签字，因为日内瓦决议直到现在仍然是对这些问题的最明确的陈述。只有罗曼人，特别是法国人，以及拉绍德封的代表库列里极力玩弄蒲鲁东的词句。伹是他们只得满足于夸夸其谈的发言和表现自己不学无术而已。卡尔·马克思虽然很为这次代表大会担心，但是对整个会议的进程和结果非常满意。只有法国人的无知和饶舌使他感到气愤。当时马克思根据他们的发言就已经对他们了解得非常透彻，在上述那封信中很准确地指出了他们的特征：“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从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46]
在讨论了备忘录之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和实行国际互助作为原则确定下来，并以下述方式叙述了工人阶级的当前活动：协会的任务是反对资本家的阴谋，因为在实行罢工的时候，资本家总想把别国工人作为反抗本国工人要求的工具来利用；另一个任务是根据统计材料来研究一切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为此目的曾建议各地方支部塡写调査表，调査大纲附在这项决议中。法国人自然立刻大叫大嚷罢工的危险性，他们建议用一种万能手段来代替罢工，这种手段就是在互助的基础上建立各种生产合作社，以便把劳动报酬变成劳动收入；法国人的主张得到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的不倦的宣传家贝克尔的支持。在讨论缩短工作时间问题的会议上，法国人也表现出十足的荒诞无知。英国备忘录指出，过度劳动有害于健康，美国已在进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顺便指出，在美国两年以前就巳经通过立法手续承认了国家企业中的八小时工作日制），因此提出了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和废除夜工的要求；备忘录还根据英国的经验指出，资本家喜欢破坏法律，因而要求确定日班和夜班工作的时间。罗曼人在这个问题上自然也是冒充行家……库列里和维耶米叶没有一点实际经验，却维护十小时工作日制，当然也遭到了在这方面有经验的英国人（请回想一下十小时工作法案）的彻底驳斥，甚至法国代表团也不支持他们，而提出了一个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决议案。当然，这个决议案完全是用关于自然权利的词句和普鲁士的价値理论装饰起来的。显而易见，在一八七二年春天于萨拉戈萨举行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上炫耀出的那些社会政治智慧，在这时就已经露出了一点苗头。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曾建议否弃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一切会议，说什么“这些会议意味着限制伟大的目标——彻底消灭一切雇佣劳动”。但是，在讨论妇女和儿童问题时罗曼人更是大显身手。备忘录认为现代工业的倾向——吸收妇女和儿童参加生产过程一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和合乎规律的前进步骤,只是痛斥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这种倾向存在的可恶形式；其次备忘录中包含着一个对儿童（根据年龄把他们分为三级）进行“全面”敎育即体育、智育和综合技术敎育的完整的革命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工作应当同身体和智力的发展结合起来。但是，要确立这样一种从社会意义上讲是较髙级的秩序，只有“把社会理智变为政治权力”才是可能的，就是说，在适当的条件下，“要依靠国家政权所付诸实行的一般法律的帮助”。“工人阶级实行这种法律并不是巩固统治政权。相反地，工人阶级要使现在被利用来反对它的那个政权受自己支配。工人阶级用一般的立法行为能够取得靠无数分散的、个别的努力所达不到的东西。”因此，在现在社会中就应当力求确立一种法制，使儿童的生产劳动始终同敎育，即同智育以及经常的体育和综合技术敎育结合起来，这种敎育应当使儿童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一般科学原则和学会实际使用各种工具。根据不同的年龄，儿童应当分为三类。备忘录希望用这种方法能够很快地把工人阶级提高到中等阶级和高等阶级的水平以上。这个草案的出色地方就是它在现代的生产本身中找到了培养和敎育未来的因素。但是，这个光辉的敎育纲领也引起了唱髙调的能手库列里的创作欲望，他就妇女解放这个题目创作了一首多愁善感的即兴作品，其结尾是对妇女参加家务劳动的赞歌。一部分巴黎代表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谴责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认为这从“体力、道德和社会观点来看是一种堕落的原则”。这个决议案指出，妇女是儿童的敎育者，她们的职位是在家里。另一部分巴黎代表接受了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决议案，并且巧妙地把这个决议案同对蒲鲁东主义的“合作社”的新的吹捧结合起来。但是，归根到底，一致通过了总委员会的草案，即英国的备忘录以及根据这个备忘录提出的一切建议。罗曼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根本不了解英国的备忘录。
然后讨论了总委员会的关于法国人的万能手段——合作社的决议案。奇怪的是，尽管备忘录对合作社所做的淸醒的、审愼的评价未必能使法国人满意，尽管决议案一开头所谴责的“任何学理主义体系”显然指的是蒲鲁东主义，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进行多么长久的辩论。决议明确拒绝“宣布特殊的合作社制度”，因为这种制度规定合作社在阶级斗争中担负的任务是，“同其他因素一起成为力求改变现代社会的一种伟大力量”。而实际上，为了把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变为合作劳动的制度，单凭人数旣少而又分散的工人阶层的狭小发展形式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实行普遍的社会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靠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这里复述一下成立宣言中关于罗契得尔先进工人倡议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政权由资本家和地主的手中转归工人自己掌握。凡是将来建立合作社的地方，都不应当把合作制限制在消费合作社的范围内，而应当使它发展成为生产合作社，因为只有生产合作社才会触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墓础。同时，这些合作社应当拨出一部分收入作为宣传自己原则的基金。此外，到处都应当保证，使这些合作社不致变成为进行剥削而建立的通常的资产阶级合作社。法国人只是对这个决议中的最后一个原则感到兴趣，他们还在一个单独决议案中特别强调了这个原则。大会向洛桑支部表示热烈祝贺，因为洛桑支部承包了许多社会工程，从而阻碍了企业主实行降低工资的计划，并且还建立了自己的信贷机构[47]。
总委员会关于工会的报吿是关于工会的辉煌宣言。报吿对工会的过去作了历史槪述，一开始就指出了资本即被集中起来的劳动对简单的、单个的工人力量的社会优势；接着评价了工人阶级用联合起来的方法来消灭不平等的尝试，这些尝试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而经常遭到失败。工会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消灭或者起码削弱竞争，但是它们的直接目的逐渐变为反击资本的不断进攻，解决工资和工作日问题。报吿接着说：“工会的这种活动是不合法的，但是是必要的。只要现代社会还存在，这种活动就不能停止。相反地，它应当获得更普遍的性质，其方法是把世界各国的工会联合起来”。接着报吿对工会的社会意义作了出色的历史对比和分析：“另一方面，工会不自觉地做为组织工人阶级的重心，就像中世纪的市政局是资产阶级的重心一样。如果工会由于自己的第一种倾向（消除工人之问的竞争〉，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日常游击斗争中是必要的，那末它们由于自己的第二种倾向，即做为消灭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因素，便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顺便指出，这种出色的分析在《哲学的贫困》[48]一书中是可以找到的。然后决议转而谈到工会的现状，并对“新工联主义”作了评述。“工会过去过分迷恋于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它们还不了解自己的反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活动的意义。它们站在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外。但是，最近一个时期它们（至少在英国）对自己的伟大历史任务已经有了认识，设菲尔德工联代表大会的决议可作为这一点的证明。在将来，它们应当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巨大组织中心而自己行动，应当支持旨在达到这一目的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把自己看做是自己整个阶级的先锋战士。因此，它们的策略要求关心工人阶级的最落后的阶层，例如农业工人，而它们自己则应当给全体工人灌输一种信念，即他们的目的决不是自私的和狭隘的，而是旨在彻底解放千百万被压迫的人们。”法国人还是情不自禁地要表现自己的无知，他们对决议作了如下的补充：“工人在过去由于行会组织和工长的特权而处于奴隶状态，现在旣存在着法律约束，同时又存在着无政府状态，而在将来工人将同时是生产者、资本家和消费者”。代表大会太宽宏大量了，不仅通过了总委员会的决议案而且也通过了这些无稽之谈。
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总委员会的备忘录首先指出，任何税收制度都不能使劳动和资本的互相关系发生重大改变。但是，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虑，应该要求废除任何间接税，代之以直接税。法国人对官僚制度和警察刑讯进行了笑剧式的诅咒，而库列里则满怀热情地要求确定统一的直接税。此外，法国人作为蒲鲁东主义的眞正先知者，还异想天开地要求在日程之外通过一项关于研究建立国际信贷机构和建立国际的中央银行的决议；老贝克尔，甚至连英国人，都上了蒲鲁东主义的这个圈套。这说明，甚至连英国人的理论水平也还不是很髙的。不过，总委员会关于反对俄国帝国主义和复兴波兰的决议案，使得代表大会上暂趋和缓的矛盾又激烈起来了。弗里布尔代表法国代表团（其中部分代表两年前曾参加过支持波兰的群众大会）提出一项建议，要求代表大会不要就这个“复杂的民族问题”进行表决，而只限于对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的任何专制制度表示愤慨。也许，法国人不满意总委员会对自己的决议案的解释吧？总委员会的解释中说：整个封建官僚和资产阶级世界把这个阴暗的亚洲式的国家看作是自己最后一个强大的堡垒，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可以使这个国家不致为害，德国将变成神圣同盟的桥头堡垒，还是成为共和制法国的盟友，将取决于波兰问题的解决。只要这个欧洲大问题没有解决，工人运动就要经常遭到屮断、阻滞和迟延；所以，正是德国工人阶级应当倡议解决波兰问题。如果回想一下各罗曼语系国家中的国际的历史上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那末就不能否认，法国人（日内瓦和瓦阿德什南德的一些代表支持他们）不满意对德国工人运动的这个号召是不足为奇的。
最后，老贝克尔提出了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法国人关于专制制度的一般词句，需耍用要求消灭俄国帝国主义和恢复社会民主的波兰的话加以补充。这个决议案当然并没有什么特别机智的地方，但是它被一致通过了。反对常备军和主张武装全体人民的决议案，也给法国人提供了发表反对暴君的慷慨激印的演说的机会。这些决议案在增加了一个附带条件后被通过了，这个附带条件就是：在国际的一切支部中设立主管武装的专门部门。下一个问题是：宗敎观念及其对政治、精神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这个问题又打开了那些能说会道的人的话匣子，使他们大谈其宗敎、道德、敎条、迷信等等，最后根据奥哲尔的建识，决定转到议事日程上来。临结束时德国各支部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代表大会做出关于到处建立医疗储金互助会和关于这些储金互助会的国际集中和团结的必耍性的决议。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根据奥哲尔的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给各支部去硏究，并由它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需的材料。
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举行了六天会议后闭幕了。大会决定伦敦为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一致批准了临时总委员会及其职能，并规定一八六七年九月一日在洛桑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根据英国代表的倡议，举行了几乎有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在这些大会上，英国人向公众介绍了他们组织工金的经验[49]。德国代表和瑞士德语区代表也在代表大会外举行了晚会，由贝克尔担任主席。在这些会上讨论了储金会问题，然后原则上解决了把医疗互助储金会集中起来的问题，向中央委员会说明了这个决定的可实现性，再次委托日内瓦支部地方委员会代行德国支部中央委员会的职能。最后，委托中央委员会起草总的组织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应当对中央委员会同各支部和总委员会的关系以及屮央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的权利作出规定。这个决定很快就被实现。集中化的组织在国际史上起的作用，甚至老贝克尔连想都没有想到。当一八六九年举行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时候，贝克尔想尽了一切办法要把这个年靑的党置于中央委员会的翅膀之下。但是他的努力毫无结果，为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详细谈。
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差不多与日内瓦代表大会同时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国际并派代表出席国际的下一次代表大会。这样一来，运动的国际性的要求实际上巳经实现[50]。
[1]耶拿会战——一八〇六——〇七年英俄普瑞联合反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与拿破仑第一队会战于耶拿，结果普军遭到失败；奥斯特尔利茨会战——一八〇五年俄奥法战争中，俄奥联军与法军会战于奥斯特尔利茨，结果拿破仑第一的军队粉碎了俄奥联军；马振塔会战——一八五九年奥意法战争中，法国撒丁联军在拿破仑第三指挥下，同奥军会战于马振塔，结果奥军溃败；索尔费里诺会战——一八五九年奥意法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法意联军战胜了奥军；凯尼格列茨会战——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开始后，普鲁士军队与奥地利军队会战于凯尼格列茨要塞附近的萨多瓦，普军大败奥军，结果俾斯麦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色当战役——一八七〇——七一年普法战争中，法军被德军围困于色当，拿破仑第三率部投降。——译者
[2]法兰克福和约——一八七〇——七一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德两国于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了和约，根据条约，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并给德国五十亿法郞的赔款。——译者
[3]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是这祥看的:“是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国‘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誓为共和国而死＇，——恩格斯回忆他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期间参加争取帝国宪法的战役的情绪时这样写道），有很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他们一八七一年也犯了错误，他们当时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他们（贝克尔写的是‘我们＇，这是指他自己和他的亲密友人而言，见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的第十四封信）为此而牺牲了人所能栖牲的一切，冒了一个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险……＇。在同一封信里写道:‘如果我们在三四两月间可以多筹集一些钱，我们也许就能把整个法国南部发动起来，把巴黎公社挽救过来’（第二十九页）。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两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尙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见《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三六二页）。——译者
[4]见一八七〇年《先驱者》第七十二页。
[5]就像关于其他任何历史事件都有讹传一样，关于圣马丁堂大会也已经产生了种种虚妄传说。甚至像伯恩斯坦翻译的韦伯夫妇的《英国工会运动史》这样有份量的科学著作中也说，马克思在这个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这个大会上卡尔．马克思被选为临时委员会委员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发表演说。
[6]君合国是两个以上的国家同奉一君主丽各自为政。这里指英国工联加入第一国际，但又极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译者
[7]卡尔·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载于《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三十一页）中直接这祥说：“协会，或正确些说它的娄员会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伦敦工联的代表，即那些为加里波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和在圣詹姆斯堂举行群众大会来阻止帕麦斯顿对美国作战的人参加了它。”可见马克思认为工联领袖参加国际具有重大意义（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十六页。——译者）。
[8]《共和国报》的报导中谈到了讨论和决议的详细内容。关于两个组织实行“合作”和进行共同活动的建议是由总委员会提出的，它向工联派去了一个代表团，建议同它联合起来。代表团是由三个人组成的：荣克、列斯纳和哈里斯；此外参加讨论的还有阿兰、埃普里卡尔特和豪威尔；曾决定同国际达成协议，起草应当作为协议的基础的章程，并提交工联下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工联一八六六年年度总结报吿中公布了关于谈判结果的决议，这个年度总结报告发表在一八六七年五月的《共和国报》上。
韦伯夫妇关于国际总委总会对伦敦工联委员会的关系的说法，同上述事实不符。前面曾提到的韦伯夫妇的著作的一个注释（见他们的著作第一九〇页）中对有关国际和工联的关系问题作了详尽的叙述，该书作者说，总委员会向工联发出了参加国际的邀请书，如杲拒绝这个邀请，总委员会请工联允许国际的代表参加它的会议，以便国际能够立即并通知大陆上罢工的情况。根据记录来看，这两个建议似乎被拒绝了。其实问题非常简单。从上面所引证的决议（它可能是一种妥协）的最后一句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工联极力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总委员会提出的邀请工联加入国际的第一个建议遭到了柜绝。的确，在对待第二个建议的态度上，工联暴露了一些本位主义，这在它提出的理由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它说什么它只承认大陆的工会是中介者。总之，这里显露出的，与其说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形式主又，不如说是对国际的敌视态度。
关于总委员会和工联合并的建议的确讨论过，这从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一封信（《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六十四页）的一个地方也可以得到证明。马克思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还不了解会议的结果，当时他对伦敦工联委员会加入国际一事曾寄予很大希望。
[9]总委员会当时有五十个成员，一半是英国人，十个德国入，九个法国人，六个意大利人，波兰入和瑞土人各有两个。
[10]关于成立宣言的内容见本书第三十四页。
[11]过了一个时候，除了工联以外，总委员会还开始邀请伦敦支部、德国支部、法国支部及其他支部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为了使章程不致因此受到破坏，起初规定了毎个支部应派代表的数目，同时总委员会保留有根据各支部和工联选出的代表是否称职来决定是否接受他们的权利，因此，这些代表能否成为总委员会的委员并不取决于支部给予他们的全权，而是甶章程赋予总委负会吸收新委员的权利来决定的。只是在一八七一年伦敦代表会议以后，总委员会才认为它作为国际的总委员会和英国的中央委员会，除了它自己选举的委员外，还应当吸收各个支部的代表参加。详情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一书，一八七二年日内瓦版，第十八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12]不大理解，对情况无疑非常淸楚的韦伯夫妇却断言，全体成员都参加国际的工联组织“为数不多＂，而且还只是皮鞋工人和皮毛匠。
[13]马克思在一八七八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反对豪威尔不正确地阐述国际历史。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馼斥了豪威尔的这样一种说法：似乎关于宗敎观念的条文起初就包括在总委员会的纲领中，而且是由马克思自己添加的。马克思指出，上述条文只是根据法国人的要求而列入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的。但是，《工人辩护士报》的报导中说，讨论宗敎观念问题的建议是甶马克思自己提出的，得到了法国入德·卢比、弗里布尔、托伦的坚决支持。这里显然有某种矛盾。可能《工人辩护士报》的报导是不正确的，但是也可能，马克思在一八七八年记错了，因为在代表大会之后已经过去了十三年。第一种设想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根据的，即在总委员会最初起草和提出的十条纲领中没有谈到宗敎观念。后来査明，在英国人向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的备忘录中根本没有谈到宗敎观念问题，而其他问题却谈得非常详细（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一六九页）。可是在法国入的备忘录中却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几个荒谬的决议。代表大会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按原定议事日程进行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入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六三——一六九页。——译者）
[14]贝克尔在发言（发表在《先驱者》杂志上）中用以下的话表达了这种思想：“国际的经常任务应当是发现、热调和保证人民的精神、道德和物质的耍求。应当经常在已经具有建立联系的实际可能性的地方完成这一任务。同时，首先应当关心建立一切工人联合会、团体、互助会等组织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通过协调各种极其不同的利益的方法，将逐步战胜民族冲突，并为政治和经济团结的思想的实际实现铺平道路”。显然，贝克尔想用建立一个完整的支部网的办法，换言之，用组织各种互助会网的办法，把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15]其实，这个中央委员会根本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并且没有得到法国全国代表大会的批准。总委员会平常只是同法国各支部联系。参看《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十八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16]关于这些情况泰秋任一八六六年的《先驱者》杂志上（见第二十六页）作了报导。不过，泰秋的报导有时候不完全确切，特别是谈到国际内部事务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硏究了关于巴黎支部的大量材钭，巴黎支部还在一八六五年就已经建立，在一八六六年就已经有六百个成员。这个支部的领导者是缪拉、瓦尔兰、托伦和舍马列，他们都是参加日内瓦代衷大会的巴黎代表，其次，他还谈到了与里昂支部的情况，这个支部是以工商业协会的形式组成的，吸收一切承认国际的工人参加，鲁昂支部后来成为法国最强有力的支部之一，它成功地组织了许多次罢工，它甚至比公社存在的时间还长。这个支部是由《社会改革报》的出版者奥布里建立的。前面提到的那些支部，据泰秋的说法，是在一八六七年才产生的，甚至还耍迟。不过，伦敦代表大会已经提到了这些支部中的大多数支部，把它们看做是已经存在的支部。向洛桑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中说，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除了巴黎、里昂、波尔多、鲁昂和卡恩等地的支部外，建立起国际支部的还有二十个城市（而且举出了这些城市的名称）。但是，这些城市中没有马赛、圣太田、爱尔贝弗和里摩日。
[17]马克思在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五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见《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三十二页）只承认伦敦的《工人辩护士报》、布鲁塞尔的《人民论坛报》、瑞土罗曼语区支部的《国际工入协会会刊》和《先驱者》报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
[18]卡尔·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给荣克的一封信中草拟了如下的议事日程大纲；―，有关国际的问题，即（1）组织问题；（2）协会会员的互助组织，对协会孤儿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二，社会问题：（1）合作劳动；（2）缩短工作时间；（3）妇女和儿童劳动；（4）工会，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5）在国际的帮助下积极参与资本和劳动间的斗争；（6）国际信贷。建立国际信贷机构，它们的不同种类和活动形式；（7）直接税和间接税；（8）常备军及其同生产的联系。三，国际的政策：必须摧毁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其办法是确立各族人民自治的权利，在民主和社会改革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四，哲学问题：关于宗敎思想对社会、精神和政治发展的关系问题。“关于其余问题”，马克思补充说，“荣克可以在《工人辩护士报》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导中找到有关资料。”
[19]灰姑娘是格林童话里的人物，是一个受继母虐待的女孩子，毎天在家里像婢女一样地工作，后来嫁给了一个王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注。——译者）
[2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八三页。——译者
[2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八页。——译者
[2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入民出版社版，第三六〇页。——译者
[2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六一页。——译者
[24]同上。
[25]亳无疑问，这里还有拉萨尔鼓动宣传的回声。不过也立刻可以看到差别。成立宣言是以存在工人对合作制企业的首创精神为前提的，其中只讲到，现存的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然而拉萨尔却把自己的军事行动计划首先放在夺取政权和夺取它的先决条件——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上，只是在这以后他才考虑利用得到国家信贷帮助的生产协作社，他把国家信贷看作是“能够从自己内部有机地、不可遏止地创造一切迸一步发展的芥子”。在拉萨尔着来，夺取政权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而依靠利用国家信贷的协作社这个人为机器的帮助则是实行社会革命的经济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夺取政权则是长期革命发展的最终一个步骤，在长期革命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在经济合作制和积极的政治活动中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以便在资产阶级社会崩溃的时候夺取政权，并依靠政权“强制改变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谈到了这些改变，指出耍成立国家银行、把土地和交通工具转归国家所有、成立国家工厂。也可以参看一下日内瓦大会关于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见汇编第四十五页。奇怪的是，施韦泽主编的拉萨尔派机关报——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八六四年底出版的第一号中刊载了成立宣言，并且一般对国际持友好的态度。详见梅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第一八六页。
[26]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六二页。——译者
[27]同上。
[28]马克思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给库格曼的一封信屮（见《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六十一页及以下各页）写道：“我现在虽然费很多时间来筹备日内瓦代表大会，我不可能，也不愿意出席大会，因为要我的著作这样长期地停顿下来是不可能的。我想，对于工人阶级，我在从事的这本著作比之我个人参加任何大会所能做的任何工作都要更为重要。”马克思所说的自己的箸作是指于几个月以后完成的《资本论》。（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二十六至二十七页。——译者）
[29]见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一三六页。在荣克遗留下的文件中有一个小册子：《一八六六年九月三——八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共有三十页，由杜科迈和埃塔特尔于一八六六年在日内瓦出版；小册子中确实没有“作为手段”这几个字。如果这个小册子同汝拉人关于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吿是相同的（这很有可能），那末汝拉人的责难就失去任何根据。因为在这个报告中整个章程被大加剐削，这自然使章程失去了一切原有的色彩。但是其中对法国人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建议和发言却做了非常详细的叙述。
[30]马克思谈到了“错误的译文＂；汝拉人以及尾随他扪的保尔·布鲁斯回答说，这是“无耻的谎言＂。不错，无耻的谎言是有的，但究竟谁是无耻的撒谎者呢？
[31]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一三七——三九页。
[32]参看一八七〇年一月一日总委员会的信，载于《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四七九页。当然，一设说来引用这个地方来反驳关于伪造的指责是不大方便的，因为由某个人自己来证明自己是不太合乎习惯的。
[33]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一四四页。
[34]《汝拉联合会给国际各联合会的备忘录》第二〇六页。
[35]汝拉人非常淸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自己备忘录的另一个地方以嘲笑的口吻说，他们将把政治活动的“从属性＂弄到根本不从事政治活动的地步。
[36]《汝拉联合会给国际各联合会的备忘录》第一六〇页。
[37]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六十四页。
[38]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一三七页。
[39]《国际工人协会。一八六六年伦敦。国际工人协会宣言和临时章程》。
[40]艾希霍夫著《国际工人协会》第十六页有“作为简单的辅助手段”这句话。泰秋的著作多么无批判性和轻率，下述例子可以证明。泰秋在自己著的《国际》的第六十三页上举出了“作为手段"儿个字，而在第一一一页上就已经不提这几个字了。他从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别。他的意见经常受到他手边现有材料的左右。
[41]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七十四页。不过，这个决定在九月二十八日于圣马丁堂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就已经有了。
[42]一八六六年《先躯者》第三十八页
[43]一八六八年《先驱者》第十八页。
[44]其实，在上面援引的两个法文版中，总委员会的遭到非议的权利也得到了证实。在第一个版本中说：“授予总委总会以接受新委员的权利”，在第二个版本中总委员会的权利是以如下的词句规定的：“按照协会的需要”。
[45]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六十二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九五页。英国备忘录即马克思为英国代表团拟定的纲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该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二一三页。——译者）
[46]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九五页。——译者
[47]后来洛桑支部的企业遭到了失败。它的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完全垮台了。这沉重地打击了“国际在洛桑的组织，使它长时间不能恢复＂。见《汝拉联合会备忘录》第三十七页。
[48]参看马克思著《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五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九一——一九八页。——译者
[49]在一次这样的大会上谈到了工资问题，英国的工入报刊报导了这次大会的情况。根据《蜂房报》、《雷诺新闻周报》和《毎周通讯》的非常相似的报导，在这次会上最出风头的也是库列里。而且在这里他显然比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表现得更加露骨。顺便指出，他在这次会上敎导说，必领“取消资本的集中”，协会的任务是用建立储金会和储金银行的办法来促进实现这一目的，说什么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任务是依靠劳动、节约、道德和互助把工人变成资本家。托伦承认工会仅仅是些“抵抗团体”，并认为合作社比工会优越。德围代表卡里也认为与其把钱花在罢工上，不如利用它来建立合作社。英国入耍很好地对付这些演说家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归根到底他们争取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把废除雇佣制作为同资本家斗争的最髙目的。
[50]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见《新吋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六十三页）中说：“同时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使我感到很高兴。那里的口号是组织起来对资本进行斗争，而且値得注意的是，在那里，我为日内瓦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由于工人的正确本能也被提岀来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九六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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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在德国第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形成期间的工会（1860—187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第三章在德国第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形成期间的工会
（1860—1871年）
1．工会运动在六十年代的高涨
2．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时期的德国工会运动的帮助
3．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德国产生及其对工会的态度
4．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吋的德国工会会员
小结
1．工会运动在六十年代的高涨
五十年代末，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迅速了。在鲁尔区兴起了德国重工业的核心。铁路网从1850至1860年增加了一倍，已将近一万二千公里。在勒沃库森、卢威哈芬、赫施斯特，产生了化学工业的大生产。德国从一个半封建的农业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国。资产阶级取得了经济上的决定优势，然而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容克手中。
德国民族统一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然而资产阶级甚至在1862—1863年的政治危机时期也失败了，这就堵塞了民主统一的道路，为反动的“从上而下”的统一打开了方便之门。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普鲁士军国主义为了容克和大资本家的利益开始活动，准备以铁血来实现——像马克思称谓的——“普鲁士军营密布的统一”。
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必然引起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大企业的兴起，使工业无产者在数量上也日益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阶层，而在此之前，是手工业学徒和作坊工人占多数的。但工人的状况并未因此有所改善。相反的，随着剥削的加重而更加贫困。平均工时仍然是十三—十四小时。甚至到1870年，对十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还觉得有点新奇，主张这种工作制的职工，还满可以把自己视为献身给全德工人阶级事业的勇敢的先锋战士。
六十年代初，由于这些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各企业中工人的斗争大为活跃起来。在德国各地发生了不胜其数的大大小小的罢工，这为德国工会运动急猛的高涨打下了基础。在整个反动时期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的工人协会、互助会和其他团体逐渐公开了。起初是成立许多新的地方工会。旧的团体以新的形式继续活动。1862年，莱比锡印刷工人组织起来了。接着，1863年，柏林印刷工人也相继组织起来，同年，柏林机器制造业工人又效法他们。两年后，重新组成的第一个中央机构产生了，这就是卷烟工人的中央机构。1865年成立了“印刷工人总同盟”。这些组织已经不同于十五年前，行会式的分散和限制已随着日益进展的工业化逐渐消灭。从此，工会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央机构建立了常设的领导机关。工会团结的思想在工人群众中扎下了根。
2．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时期的德国工会运动的帮助
德国工人和工会运动发展得这样迅速，如果没有国际工人阶级的领袖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经常帮助和参加，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俩都十分重视工会斗争的问题。而且对工会的各方面都有非凡的认识。卡尔·马克思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他在英国工联方面的经验不亚于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
在这个阶段，工会运动的壮大是各国的普遍现象。运动壮大便要求工会斗争必须明确规定其内容、形式和意义。这样才能使年轻的工会不蹈当时英国工联的覆辙，基本上成为阶级和平和单纯经济性质的团体，才能使工会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真正的战斗组织。当时走英国工联的道路的危险是十分严重地存在着的，因为自由资产阶级在想尽一切办法来影响工会运动，企图把它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
为了反对一切反工会的见解和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制订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进行工会斗争和搞工会组织的主要原理。在他们六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指示。卡尔·马克思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详尽地阐明了工会斗争对缩短工时的意义。“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和著名的“给临时总会出席第一国际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指示”（1866年），又进一步发展了其中的原理，特別是：
一、以阶级要斗争，就非要工会不可。工会是广大工人群众最易了解和最易接受的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为了保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而进行斗争是必要的，因为这样，至少可以使工人阶级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免受极度的贫困。
二、想有效地维护会员利益，工会就必须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局限于单纯的经济斗争不但不能动摇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而且还会使工人脱离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的斗争，并帮助资本主义剥削长存下去。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才能根本改变和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
三、工会应当起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学校的作用。应当协助人们，把科学的社会主义灌输给尚属工联主义的自发的群众运动。这是工会对工人阶级最重要的意义。
在上述给日内瓦会议的“指示”中说：
“所以，劳工协会（指工会——本书作者）的直接目标只限于劳资之间必要的日常斗争，限于反击不断的资本进攻的手段，一句话，限于工资和工时问题上面。它们的这种活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当时的生产方式还继续存在，这种活动就不能拋弃……
如果说，劳工协会在才干方面尚处于第一阶段的时候，有必要进行日常的劳资斗争，即名符其实的小战斗，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它俩就比促使雇佣劳动与资本统治的这个制度走向崩毁的有组织的工具重要得多了……
今后，除了对资本的直接进攻加以反击外，劳工协会还应当学习作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中心，用有意识的行动去从事彻底解放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必须支持任何奔向这个目标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务必把自己当作为整个阶级而行动的战士和代表……”（“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柏林论坛出版社1953年版，120—121页。）
应当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文中曾要求加强农业工人中的工会工作。这对德国来说，意义尤其重大，因为这一部分工会斗争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政治上居统治地位的容克贵族的。
马克思恩格斯发挥出来的工会斗争的天才原理，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运动来说，就在今天，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战争准备的可靠指南。所以西德进步工人应当更加重视这两位最伟大的德国人的指示；要更顽强地斗争，务使德国工会联合会贯彻这些指示；要和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在工会中进行真正的革命工作。
列宁和斯大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使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会掌握了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武器。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大部分实际政治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工会斗争的学说而进行的。他们创立和领导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1864至1876年）的一大部分工作都是帮助和指导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运动的。除了作上述理论方面的帮助之外，还给许多战斗中的工会会员以直接的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在它的帮助下，瑞士、比利时、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许多罢工，都取得了胜利。1866年第一国际的日内瓦大会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这对工会运动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一个革命的口号，能动员工人阶级的各阶层起来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这个口号直至半个多世纪之后都还是世界各地工会斗争的中心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初期活动就已经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和精神灌输到工会运动中去了。他们俩经常都一再强调，工会的国际关系的最高淮则是，学习外国工会的经验并兄弟般地支援它们的斗争。许多工会组织甚至成了第一国际的成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关心德国工会的发展。他们对德国工会最重要的帮助是，对拉萨尔[1]及其后继人（特別是施魏泽）反工人反工会的政策，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拉萨尔和拉萨尔分子是狭隘的宗派主义者，他们起初反对任何工会活动，认为这是“无益有害”的。只一味迷信所谓“工资铁律”[2]。由于他们在工人当中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们反工会的观点阻碍了德国工会运动的形成，特別是中央机构的建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谬论。他们认为德国的工会斗争是“粉碎警察统治和官僚政治，摧毁农村中的奴隶制度和贵族经济”（同上书，第一〇六页）的重要手段。他们对工会在反对全德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反动的普鲁士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做出这样的估计，表明他们已经指出了，工会斗争越出了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的范围而具有民族意义。
为维护切身利益走向工会斗争的工人日益众多，他们的斗争日益加强，加之马克思、恩格斯对反工会的思想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使拉萨尔分子表面上放弃了他们原来的“理论”：着手建立他自己的工会。于1868年开始建立所谓“工人公会联合会”。他们分裂年轻的德国工会运动的企图，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严厉的抨击。在这方面特別重要的是卡尔·马克思的这一指示：工会要有生命力，便无何要在民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使会员有自由发挥创造性的广阔余地。这样一来，拉萨尔分子的宗派主义的联合会在工人中间的威信便低微不堪了。
马克思、恩格斯和德国工人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提出过许多具体建议去直接帮助他们。1868年，萨克森的卢高煤矿区的矿工曾托他们去请求参加第一国际，卡尔·马克思便详尽报告了他们的状况，特別是他们的互助会的情况。马克思大大表扬了萨克森矿工，称他们为“德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他揭露了资本家的“慈善”：劝告工人整顿这些互助会，使它们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完全解除对企业主的依赖性，从而成为真正的战斗的工会组织。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帮助工会的第二个例子是给鲁尔区罢工（1872年）矿工的信。在这封信上，马克思粉碎了资本家陈腐的谰言：工人应当为“发展工业”着想，放弃提高工资的要求。说到这里使人想起，1953年美国代理人还在西德矿业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申述了很似当年矿主们用过的论点来窒息矿工的工资要求。所以卡尔·马克思1872年写的这封信，在今天还有很现实的意义。
可见，德国工会运动在六十年代之所以能够这样迅速高涨起来，其原因之一，就是有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帮助，工会又很遵从他们的意见。
3．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德国产生及其对工会的态度
工会运动在六十年代迅速发展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它为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要定了主要基础。当时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由上述工会组织和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人进修会构成的。但是工人阶级却面临着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建立一个独立的、不受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必须是能够在1867年取消了结社禁令之后工人群众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领导这个这动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指导下，奧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对普鲁士“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反动道路和反工人的拉萨尔学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吸收了当时工会和进修会中最积极最有觉悟的会员作为未来党的核心。在他们的领导下，这些积极分子通过1868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1869年的埃森那哈会议，形成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这就和俄国情况根本不同，在那里，恰恰相反，工会是围绕着已经存在的党并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立，对工会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大意义。使工会从此有了目标明确的领导。使它在这个领导的帮助下能够有效地为群众利益而斗争，粉碎接受自由资产阶级影响的任何企图并在工人阶级中取得日益广泛的阶层的信任。
德国年轻的党对工会采取的态度，是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来行事的。埃森那哈派[3]的领袖奧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都善于促使工会在党的下发展成为阶级斗争的学校。埃森那哈派1868-1869年建立“国际工会同盟会”便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是战斗的工会组织，它们团结了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工人，如矿工、五金工人，纺织工人和其他各种工厂工人。同盟会的章程是倍倍尔亲手制订的。单就该会的名称便已经说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已在这些工会中显著提高了，它们对第一国际是感到非常亲切的。
4．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的德国工会会员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德国工会运动中已经根深蒂固到何等程度，看看德国工人阶级多数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采取的模范态度，便可以知道。在普遍的沙文主义狂热中，工人和工会会员—真正的爱国者—会纷纷起来保卫德国人民真正的民族利益。在克姆尼茨、布劳施魏和柏林的工人大会上，他们对两国统治阶级的战争鼓吹发出了抗议。巴黎公社时期，他们会公开宣布，深切同情并兄弟般地支援法国工人和工会会员。
这个时期打下了德法两国工人阶级及其组织间的友谊的坚固基础。这些日子以后，法德两国工人于1923年进行了反对占领鲁尔的共同斗争，此后，两国人民的反法西斯力量在莫里斯·多列士和恩斯特·台尔曼的领导下又进行了共同的斗争，目前，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和法国总工会结成了战斗联盟，共同反对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这些事实表明，德国工会会员一直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不断地巩固法德友谊的。
小结
德国工业于六十年代的突飞猛进，是工会运动高涨的基础。工会大大克服了原先行会式的限制：常设的中央机构开始产生了。这是形成革命的工人政党的主要因素。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会斗争的最重要的原理。他们经常帮助德国工会运动。
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德国工会会员的态度说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已在他们脑子里扎下了深根备。
[1]斐迪南·拉萨尔于1863年建立“德国工人总协会”，这是德国第一个组织上独立的工人团体。但是他推行的政策是宗派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他还和俾斯麦有勾结。拉萨尔分子的政策分裂了年轻的工会运动：起了恶劣的机会主义的影响。
[2]这是拉萨尔不科学的违反工人利益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工资应视人口之多寡和增减而定，任何工资斗争和工会活动都是注定没有意思的事。这个“理论”是根据英国神甫马尔萨斯的反动谬论，即马尔萨斯论引伸出来的。
[3]党刚成立的头数年,人们都是这样称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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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徳国工会运动的初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185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第二章徳国工会运动的初期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1859年）
1．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
2．初期的工会活动
3．1848—1849年革命期间工会运动的高涨
4．1850—1859反动年代的工会
小结
1．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德国开始发展，为此后二十年的速飞猛进打下了基础。从1820年到1840年，工业生产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五。除了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之外，在莱因区、萨克森、柏林还开始建立了重工业。普鲁士的石炭产量，从1831至1842年，提高了一倍多，高炉的生铁产量也提高了这样多。普鲁士的铁路网，从1838—1849年，由四点六增至三百四十五普鲁士里。然而，德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的农业国，远远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
德国的阶级状况起了变化。资产阶级，虽然在政治上尚软弱无力，在经济上却日见强大。随着工业的发展，当时尚属幼弱的工人阶级也在成长，尤其是它的核心——工业无产阶级。1832年工矿工人约三十二万五千人，到1848年便增至七十万人。德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兴起，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经受过难言的苦痛和残酷得无以复加的剥削的。工作时间平均是十四小时，甚至还往往到达十六或十八小时之多。不仅是成年人，而且还有青年和儿童在工矿工作，在那里遭受残酷的剥削。工资几乎是固定不变，生活费用却不断增加。
有这一切，可避免地引起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最初一些公开的阶级冲突。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如斯大林说的，也逐渐成了德国全部社会生活的轴心（参见“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斯大林全集”，第一卷。）这数十年中的大小斗争，几乎完全以提高工资和短工时为目的，全是地方性的斗争，最好的光景也不过是暂时稍为改善一下工人的状况。都是些没有提出政治目标的自发斗争。因为工人还不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所以不知道，他们的斗争应当去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关于这个阶段的特征，约·维·斯大林在他“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文上说得很中肯：
“……对的，工人在斗争着。然而他们是各自反对自己的厂主，和自己的地方当局发生冲突：那里在罢工，这里在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那里在向当局要求权利，这里在宣布抵制……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运动的目的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九十页。）
但是也已经出现了群众革命斗争的英工联事例。西里西亚织工1844年的暴动是1848年革命以前最突出的事件。就如卡尔·马克思说的，这次暴动基本上是没有组织的，但是已超越了单纯捣毁机器的阶段，比英国、法国的工人暴动前进了一步。织工暴动说明，德国工人已开始向资本家公开提出自己独立的阶级要求。
2．初期的工会活动
日益众多的工人集中于工业、日益深重的剥削和工人日益认识斗争的必要，导致了最初一些冲突。于是产生了一大批名目繁多、有的很松懈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开始了德国的工会活动。这是首批具有一定工会性质的任务和宗旨的组织，是产生于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淮备阶段的组织。它们的性质是符合德国工人阶级尚未发育的情况的：手工业学徒尚占工人阶级的多数所以这些团体往往还很类似中古手工业者的行会组织。它们的特点是：按照行业、政治、宗教、同乡等关系组织起来，非常分散。行会的传统和习惯的势力阻碍着它们建立统一的工会，阻碍它们建立像当时英国工联那样的组织。德国当时的四分五裂也严重阻碍着工会运动的发展。另一个障碍是封建反动派的恐怖统治，他们对工会经常采用禁止和警察迫害等手段：企图把工人组织社团的初步努力压抑下去。
这个时期，出现了工人和手工业学徒组成的各式各样的会社，其中一部分是用来搞工会活动的，即首先是用来维护工人的日常利益的。在工人阶级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中，这些团体完成了各种任务。
互助会，尤其是家庭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的互助会，不仅是帮助会员解决困难的重要工具，而且还常常向师傅、厂主和政府当局维护工人和学徒的经济利益。互助会的钱是用来帮助失业者的，但也有一部分作帮助罢工者之用。例1835年汉堡毛织工和1844年柏林花布印染工人罢工时，互助会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工会活动的另一种形式是罢工朕盟。三月革命前的法律，不但禁止劳动者用任何形式组织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而且还禁止任何停工行为。但是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了，罢工便日益成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手段。1844年，马格德堡的糖厂工人、伦茨堡的建筑木工、萨克森的铁路工人、英哥司塔的土工都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或反对减少工资。要罢工便需要特別的组织形式。为了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工人在罢工期间分別组成斗争联盟，这是罢工工人组成的临时性的比较松弛的组织。和任何共同直接的行动一样，罢工运动大大促进了工会工作的开展。虽然从个別来看，成绩是微小的，但是每一个斗争联盟都是鼓舞人心的范例。它提高了无产阶级为争取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积极斗争的本事和决心。
末了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进修会和手工业者协会。这是普通教育和进修手艺的团体。虽然在这些团体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尤其是认为只要受到教育、有了教养便可以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但是它们还是常常和经济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的。由于这不是行业团体，所以无产阶级各阶层和各行业的人都可以在这里互相接触。往往还有资本家也一起来建立和发展这种团体，企图借此使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并使该团体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所以，往往在会员中，有资本家、师傅，也有工人、学徒。然而，打进去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日益众多，而且往往把团体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结果，这些团体往往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团体。1847年马格德堡的手工业工人协会的会员中，有一千九百多个是学徒，只有八十五个是师傅。
这些团体提高了工人对组织起来的必要性的认识，使工人有了聚会的机会，其中有一部分成了革命宣传的中心。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期的许多工人进修会和其他工人团体中也可以窥见，工会活动在德国开始了。
德国工会斗争的初期形式就是以这种姿态在1848年革命准备阶段中产生的。其规模和性质是符合于无产阶级尚属幼稚的情况的。何况德国工人的初期斗争就已胃表现出工会活动的良好方面：争取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的团结性和斗争性。
3．1848—1849年革命期间工会运动的高涨
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民族的统一，铲除封建，打倒容克地主，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个基本任务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制定的。
领导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任务。工人阶级本身只能担任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左翼。但是1848—1849年的革命斗争决定性地加速了工人阶级的觉悟的提高。这首先表现于：提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的要求。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工人组织，它们大都具有鲜明的工会性质。
在革命斗争的头几个月，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工人和手工业学徒以及职员和官吏，便纷纷组织形式和名目甚为繁多的社团，如工人协会、代表会、手艺会、同业协会，等等；其目的都在于维护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一部分还在于维护政治利益。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限制工时（莱比錫裁缝工人甚至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禁止童工和夜班女工，甚至拒绝计件工资。这说明经济斗争已进入更高的阶段。
在农村也出现了农民和短工的团体。这是德国农业工人首次建立的自己的组织，是农村工会活动的萌芽。
这些年轻的组织大都站在革命运动的最前列，努力争取德国的民主统一。首批组织起来的德国工人同时是最热心的爱国者，他们甚至不惜拿起武器来，为建立一个自由和统一的德国而斗争。波西希和瓦茨柯夫的五金工人加入机器制造业工人协会不久，便出色地投入了1848年2月18日柏林的英勇战斗。其中青年工人站在最前列。年仅十六岁的柏林五金工学徒恩斯特·秦那的英勇战斗和壮烈殉难，就是千万个例子当中的一个。
革命的高涨突破了地方性质的局限。1948—1849年间，产生了首批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印刷工人于1848年6月在美因茨开了一个大会，建立了“全国印刷工人协会”。同年，卷烟工人建立了“德国卷烟工人协会”，包括六十个地方分会，散布于全国各地。这两个联合会已经有自己的报纸，这是德国最早的工会报纸。虽然这些组织的构成方面还参差不齐，对任务的提法还不明确，然而，这仍然是当时德国工人的政治才能和组织才能的有力的明证。第一批中央工会联合会的出现，是德国工会运动的发展中特别重要的一步。所以1848是全德工会运动名符其实的诞生年。
还值得提一提的无产阶级组织尚有印刷工人施提凡·波伦的“工人兄弟会”。但是这个组织的工会性质很有限。它是什么行业的工人都包罗在内的全国性的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竭力反对施提凡·波伦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策略，反对他的纲领，反对他十分混乱地把一切经济任务都提到首位而把政治斗争交给资产阶级去搞。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早就认识了年轻的工会运动的意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个別工人与个別资产者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是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共同发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经常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使自己有所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十七页。）
他们这里所指的同盟显然就是工会，正如恩格斯1888年增补上未的说法那样。（同上，编者注：“在1888年英文版上，‘同盟’一词后加有‘（职工会）’字样。”）
用列宁的话来说，马克思在他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发挥了“经济斗争和职工会运动在数十年内的纲领和策略”（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参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四二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5年就已经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详细阐明了英国工联斗争的内容、意义和形式，并指出了工会和工会斗争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必要的。
就在他们这些年的革命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已经极为重视工会斗争的发展和共产党人在这些组织中的实际工作。革命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便纷纷回到德国。他们大都在年轻的工会组织中起了杰出的作用。在同盟中央1850年6月“告盟员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提醒盟员注意：对工人协会、农民协会和短工协会起影响，是最为重要的事，应当争取在各地都起这样的影响。
4．1850—1859反动年代的工会活动
革命于1849年失败之后，在革命高涨期间建立的工会组织依然存在。它们起着重大的作用，常常领导罢工运动，例如卷烟工人协会领导过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卷烟工人年的五月罢工。马克思、恩格斯改组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许多工人协会、旅行团体、互助会和其他工会组织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这样，首批工会组织在这些年头也仍然直接或间接的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和领导。上述同盟中央“告盟员书”上说，在萨克森、弗朗克、黑森、那骚等地，这些组织的绝大部分都在同盟的领导之下。这里只要提一提工人普·格·茹塞便够了。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委员兼卷烟工人协会副主席。他模范地开展着工会工作。是德国工会运动最初的重要的领袖之一由于他从事维护工人利益的革命活动，在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中被判处了六年徒刑。
但是得胜了的日益残暴的反动派却愈益阻止工会的发展。普鲁士容克贵族取消了劳动人民争得的一切民主权利，企图用严禁结社的办法来扼杀年轻的无产阶级组织。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国家的反动政府纷纷颁布法律，来严惩学徒和雇佣工人任何维护切身利益和组织社团的行为。1854年7月，法兰克福联邦议会通过了一个特別决议，责成德意志联邦中的一切德意志国家，务必解散现有的工人组织。这一反工人的措施的提议人是当时在联邦议会当普鲁士代表的俾斯麦。
统治阶级用尽方法来镇压工人和工会运动，这说明他们是把革命期间工会组织的积极性视为他们进行统治的现实危险的。然而，百般报复并不能阻止工人运动，也不能完全消灭工会组织。工会团结的思想已经在工人阶级中这样根深蒂固，以致任何压力也拔除不了它。所以，就是这个反动阶段，也不是像改良主义者说的，是工人和工会运动中的所谓“静止阶段”。人的行动并没有中止，他们的组织扩大了而且增加了，虽然这些组织是非法的，而且不得不冠以各式各样的名义。在这些年举行的罢工中，工人不仅提出单纯的经济要求，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之类，而且往往还要求承认他们的工会团体
在1857年经济危机时，德国各地澎湃着罢工浪潮。举行罢工的不仅有手工业工人，如法兰克福、纽伦堡和的裁缝工人，威茨堡、海登堡和美因茨的建筑工人，而且还有许多大工业工人，如纺织工人。在若干港口，码头工人（谷物搬运工）进行了长达数月之久的工资斗争。后来，鲁尔区也因为多特蒙特的矿工和艾贝费特的染色工的罢工，卷入了罢工运动。
小结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德国，远在党成立之前，进步工人便已经开始搞工会活动。他们企图团结一切工人向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争取改善无产阶级的劳动和生活条件。
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工会活动高銀起来。除了许多地方组织之外还产生了最初一些中央组织。这样便开始了真正的有组织的全德工会运劫。年轻的工会运动站在争取德国民主统一的最前列。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的工会斗争大规模地展开了。工会组织已经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学校。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十分注意年轻的德国工会运动，并帮助它形成起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是最优秀最有觉悟的工会会员。
德国工会运动一开始就这样有力，以致反动年代的恐怖统治也不能把它扑灭。德国工会会员的这些初期行动和首批组织，是德国工人阶级富有创造力的明证，是我国人民革命传统中光荣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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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德国工会运动史的意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第一章德国工会运动史的意义
今天，我们德国工人阶级正处在自己历史上决定性的阶段。我们领导的全国人民争取德国民主统一和缔结和约的斗争具有国际意义，欧洲和平的维护在很大的程度上有赖于这个斗争。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国际义务：阻止德国第三次发动世界大战。全世界的工人和工会会员都在期待着我们全力以赴，完成此项任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在团结一致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基础，也就是说，在实现德国工人运动百余年来的宿愿。新方针是我们共和国劳动人民为解决德意志民族的切身问题而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为了贯彻新方针，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负有重大的任务：战斗性地维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和文化利益，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从而巩固工人群众对国家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政策的信任。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认识我们阶级和我国人民的过去。德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传统，是我们力量的重要源泉。它会使德国劳动人民认识到，自己的伟大事业是正义的，是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它会使德国工人为自己是德国工人阶级的一员而自豪。它会加强他们每一个人对伟大的历史任务和国际义务的责任感。同时，以往的历史会告诉我们，要胜利便应该怎样斗争。
德国工人阶级革命传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德国工会运动史。这也是富于工人的英工联事迹和壮烈行为的。德国工会进行过许多斗争，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当它们听从机会主义领袖的指挥，被他们出卖了的时候，便要失败。回忆德国工会以往的斗争，以往的胜利和失败，在今天来说，是尤其必要的，因为今天，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在决定性的程度上维系于组织在工会中的一千一百余万职工的联合斗争。所以探讨、研究和传播德国工会运动史中基本问题的知识，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对这件事，一切工会会员、领导机关和干部都要更加重视起来。
为此，还要指出德国工会发展中的若干特点，要对德国工会运动史作任何科学的观察，都必须以约·维·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做出发点。他在1925年给德国梅—尔特同志的一封有名的信上说：
“工会的作用，在德国是不同于俄国的。在俄国是先有党之后才产生工会的，它基本上是党的辅助机构。德国的情形就不同了……在那里，党是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工会可以有效地和党竟争群众影响，而且常常是党的沉重的绊脚石。
如果有人询问德国的广大群众……他们对哪一个组织感到亲切一些，是党还是工会，那么，亳无疑问，他们会回答说，工会要比党和他们接近一些。这种情况是好还是不好呢，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欧洲非党的工人认为，工会是帮助他们向资本家作斗争（如工资、工时、保险以及其他諸如此类的斗争）的主要堡垒，对于党，即使他们认为是必要的，也觉得是一种辅助组织，是属于第二位的……不照顾到这个特点，就是毁灭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事业。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在西方，不掌握工会，就不能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千百万群众。
第二，不在工会内都进行工作并巩固自己的影响，就不能掌握工会。正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同志在工会中的工作必须特別重视。（“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俄文版，第四六——四七页。）
斯大林对德国工会的产生和作用、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以及党对工会的任务所作的这些论述，是认识过去和目前工会工作中基本问题的关鍵。研究徳国工人阶级英工联的过去会教导我们，贯彻斯大林向德国工人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的任务、是劳动人民在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中获取胜利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德国工会史首先是战斗的职工会员群众的历史。工会史的主要内容，是职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争取改善生活状况、保卫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决不是机会主义的工会官僚的阴谋活动。德国工会运动的化身和它最重要的历史内容，是普通会员及其称职代表的斗争的发展，决不是——如机会主义阵营的历史捏造者向来说的那样——列金、塔诺夫、费特和他们的罪恶活动。这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的创造者是生产者，是劳动群众，不是个別领袖或其他人物。
德国工会史说明了，德国工人阶级具有优秀的品质：团结、牺牲精神、竖韧性、组织性和对组织的忠诚。这不仅表现在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中，还同样表现在普通会员和下级干部日常的细小工作中。今天，德国工会完全可以因的革命传统而自豪。但是，不仅要回想和珍重这种传统，而且要把它当作自己活动的榜样，这是工会光荣的义务。对西德工会来说，则尤其必要，在那里，德国工会联合会领导机关中的美国代理人正企图用种种办法来完全制止我们回忆自己的优良传统，并企图一笔抹杀这些传统，使德国工会无条件地跟着美国劳联之类的美国工会走。现在，日益众多的德国工联的会员和干部挺起来说，德国工会会员自己有足够的斗争经验，用不着美国人监护，这说的很对。
约·维·斯大林在上面的引文中指出的中心问题是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德国工会史教导我们，工会只有在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根据这个党的指示和建议进行斗争，才能取得持久的成果。反过来，如果不跟着这个党走，又忽视工人阶级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便要经常损害会员的工会利益。
从最初之日起，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就帮助工会正确地执行任务。在初期，有两位最伟大的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首先是因为有他们经常的指示和建议，德国工会运动才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获得了长足的进展。所以，任何服务于工人利益的工会工作都应当遵循他们制定的工会斗争的学说和列宁、斯大林从中发展出来的原理。所以，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他们在工会方面的贡献是和伟大的德国工会运动史不可分割的。
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斗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的左翼所作的斗争，也是和工会运动史的发展不可分割的。其中德国左翼孜孜不倦的奋斗，乃是德国工会斗争的决定性的部分，它给德国工会斗争灌输了深刻的革命内容。后来，德国共产党和恩斯特·台尔曼亲自领导下的革命会员争取工会团结，以反对贫困、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斗争，则是德国工会运动中的一个高潮。恩斯特·台尔曼是在实际工作中广泛实现工会是社会主义学校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第一个德国人。正是魏玛共和国这个时代清楚地告诉了每一个德国工会会员，只有根据这个学说，在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非党的广大会员群众才能争取到生活状况的改善。
今天，工会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占的地位和因而取得的成就，要是在从前，就是最优秀的工会会员也是不大敢梦想的。饮水思源，首先是因为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承认了以久经考验的工会会员威廉·皮克、奧托·格罗提渥和瓦尔特·乌布利希为首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作用，承认它是工人阶级有觉悟的先锋队，并帮助它贯彻了真正民族的政策和社会政策。德国工人阶级的这些和其他许多优秀儿女的活动对德国工会运动的意义，在于他们激烈反对任何反工会的思想和表现。他们的目标是，在坚决维护工人利益的基础上统一德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可惜他们的努力在1945年以前没有取得胜利，使德国工会在过去蒙受了奇灾大难。在德国工会运动中，尤其是在它的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分子的破坏势力分裂了运动，削弱了它对工人阶级的作用。他们企图使群众脱离自己的先锋队，并使工会丧失掉阶级战斗组织的性质。这样便加强了工会最凶恶的敌人一德国垄断资本的势力，使它能够两次把德国人民推人民族灾难的深渊。
德国工人阶级优秀儿女所作的斗争，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奧古斯特·培培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反对拉萨尔派反工会的逆流起，到恩斯特·台尔曼、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弗里茨·赫克特反对德国总工会右翼工会官僚骗人的“经济民主”的“理论”，及至目前西德进步会员反对德国工联亲美集团的“新方针”，是德国工会运动史上一个显著的标志，他们的斗争是统一全德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的前提。
德国工会史是对全体德国人民都有意义的。工会会员在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争取德国民主统一的斗争，以及后来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德国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斗争，都具有重大的民族意义。工会职工经常都把自己的利益和全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所以，目前西德工会运动中右翼工会领袖的罪恶政策同时也是出卖全民族的利益的，因为它分裂了工会，削弱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最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
德国工会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它是国际工会运动史的一部分。虽然改良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经和仍然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给工会灌输民族主义的毒素，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消灭德国工会会员从马克思恩格斯尚在之日就已充分熏染上了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德国工会和俄国及苏联的兄弟组织的密切关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从罗莎·卢森堡给德国工会介绍的俄国工会在一九〇五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的经验，至一九五三年底苏联两个工人代表团给予我们的宝贵指教，向我们表明，俄国和苏联工人慷慨无私的援助，就像贯穿着德国工人的工会斗争的一根红线一样。
应当特别指出的还有德国工会和法国工会的亲密友谊。它诞生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及其间的岁月中经受过最严重的考验，现在已在法国总工会和自由德国工联反对煤钢联营和欧洲防务集团的战斗联盟的基础上，成为保卫全欧和平的重要因素。
指出上述各点，是为了使大家认识工会斗争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大意义。那么，特別是工会会员，他们应当从工会史中学习些什么呢？
第一，工会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群众组织。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成就，在决定性的程度上有赖于工会的强大、团结和巩固。而它的强大、团结和巩固又要看会员职工参加组织生活、工会斗争和执行工会政策的积极性如何。因为工会是由会员组成的。工会能否在斗争中起作用，会员的努力与否。
第二，工会斗争的胜利决定于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持久的成就。所以，消除纯工联主义和“中立论”的种种表现是攸关工会切身的根本利益的。所以另一方面，克服宗派主义并消除和普通会员的工作、斗争与情绪的联系不够紧密的现象，是任何工会活动成功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
第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工人阶级最有决定性的力量源泉之一。工会应当更加努力培养这种思想。用各国工人团结友爱的精神去教育他们，使他们竭力承担起对各国工人阶级应负的重大责任并建立起一个统一、爱好和平、民主的德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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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1915）
Народноеобразованиеидемократия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
﹝俄﹞娜·康·克鲁普斯卡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ская）1915年
初版序言
三版序言
四版序言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
让·雅克·卢梭
裴斯泰洛齐
费林别尔格
罗伯特·欧文
国民公会
工人阶级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
读书学校及其巩固的原因
作为时代标志的学徒制的瓦解
技术的进步。技术方面的新趋势
职业教育及其发展。职业教育性质的改变
读书学校之转变为劳动学校。这种转变的必然性
附1．《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素材摘要
附2．列宁致阿·马·高尔基
附3．克鲁普斯卡雅致阿·马·高尔基
感谢怀沙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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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章程草案（倍倍尔，不晚于1890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
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章程草案
倍倍尔（不晚于1890年8月）
王松海译
〔来源〕中译文载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3辑（总第33辑）。
原载于民主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1977年第3期。原件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党员
第一条
凡承认党的纲领，为党的目标每月缴纳党费，行为端正的人均可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凡违反党的纲领或行为不端或停止缴纳党费者，都不再是党员。
开除出党由应予开除者住地选区的党员作出决定。
被开除者有权对开除决定向党的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条）及党的代表大会（第七条连同第八条）提出申诉。
受托人
第三条
居住于每一个国会选区的党员得选出一名或数名受托人。受托人或由选区的全体党员或由每一个乡区的代表选举产生。有关细则由每个选区的党员自行作出决断。
如选区由一个乡区或一个乡区的数部分组成，只应选出一名受托人；相反，如选区由若干乡区组成，则每一个乡区可选出一名受托人。
第四条
受托人的选举在每年党代表大会召开后四个星期内进行。
受托人应立即把本人当选情况连同详细通讯地址告知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由受托人作中介，同各个选区的党员发生联系。
第五条
如受托人卸职，则应尽快重新选举，并将选举情况依第四条第二款报告党的执行委员会。
各选区的党员以何种方式来管理和监督受托人的活动，由各选区党员自行决定。
党代表大会
第六条
党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通常于9月或10月——，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
如上次党代表大会未确定下次党代表大会开会地点，则党的执行委员会应同国会党团及监察委员会就此协商决定。每一个参与作此项决定的人仅有一票。
第七条
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至迟在大会举行前四星期由党的正式机关报公布并同时公布暂定的议事日程。派遣代表出席党代表大会的邀请书应每隔两日刊登一次，至少重复刊登三次。
党员对党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提案应在大会召开的通告第一次公布之日起两星期内递交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至迟应在党代表大会举行前十天在党的正式机关报上公布这些提案。
在党代表大会举行前两星期内未送达执行委员会的党员提案，至少必须十五名代表声明同意，方可在党代表大会上讨论。在党代表大会磋商期间提出的独立提案，处理办法同上。
第八条
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代表机关。大会由每个选区的当选代表组成，但是，任何选区的代表不得超过三名。而且，只有按期将党费交给党的金库的选区的代表方可获准与会。
关于批准个别代表与会问题，由党代表大会决定。
没有获得党代表大会代表资格以及既不是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又不是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国会党团成员，在党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
第九条
党代表大会的任务如下：
a．选举党的执行委员会；
b．确定党的执行委员会所在地；
c．确定选出监察委员会(第十七条)的地点同时也是它的所在地；
d．就党的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的活动以及国会党团的议会活动作出决定；
f．选定党的正式机关报；[1]
g．通过党的组织章程，并就一切同党的生活有关的问题作出决议。
党的代表大会选举自己的领导并确定自己的活动日程。
第十条
根据下列情况可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a．由党的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
b．监察委员会提出建议；
c．国会党团提出建议；
d．至少十五个选区或者由至少一万名党员签名提出建议。
如党的执行委员会拒绝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建议，则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应由监察委员会或者国会党团召集。
应尽可能确定一个地理位置有利的地方作为举行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地点。
第十一条
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议事日程，至迟应在大会举行前两星期，至少连续在三期党的正式机关报上公布。
党员的提案至迟应于党的非常代表大会举行前七天在党的正式机关报上公布。
此外，对党的例行代表大会所作的有关规定（第七条到第九条）同样适用于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党的执行委员会
第十二条
党的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即一名主席、两名文书、一名司库及一名监察员。
党的执行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用选票按绝对多数选出。如有一名候选人在第一次选举过程中未获得绝对多数，则应在两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之间作进一步选举。如得票相同，则由抽签决定。
第十三条
党的执行委员会在本机关人员中安排职务，并应将其成立之事在党的正式机关报上发出通告。文书和司库可领得一份工作薪金。薪金的数额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征得监察委员会同意后作出规定。
如党的工作范围扩大致使现有力量不能再应付，则党的执行委员会可根据需要雇用劳动力，但他们在执行委员会既没有席位也没有表决权。
第十四条
党的执行委员会主持党务；召集党的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党的执行委员会监督党的机关报的正式立场，委派报纸编辑和发行人员，规定该报出版和订阅的条件。
第十五条
如执行委员会出缺，则应由监察委员会和国会党团共同进行补充选举补齐。每一个参加这种补充选举的人只有一票。
监察委员会
第十六条
为监督党的执行委员会主持党务，并作为党员对党的执行委员会提出控告的上诉审级，应任命一个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七名成员组成，他们由党的代表大会确定为监察委员会所在地的党员选举产生。
第十七条
监察委员会一经成立，应将其成立之事连同投寄信件及申诉书的通讯地址，在党的正式机关报上公布。
监察委员会出缺时，由监察委员会所在地的党员补充选举补齐。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监察委员会的选举同样有效。
第十八条
监察委员会有权随时审阅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文件及账簿，有权要求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
另外，监察委员会还有权免除严重渎职的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职务，再根据第十五条的规定，负责安排重新选举。
执行委员会成员有权对自己被撤职向国会党团及党的代表大会提出上诉。
党的机关报
第十九条
确定《柏林人民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建议一）该报从1891年1月1日起加上副标题：《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
（建议二）该报从1891年1月1日起用这样的报名：《中央报》。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原《柏林人民报》）。
一切正式的通告均应刊登在报纸版面的显著位置。
组织章程的修改
第二十条
只有由党代表大会经绝大多数出席代表的同意才能修改党的组织章程。
修改组织章程的提案，只有已在第七条和第十一条规定的期限内向党员公布的才能提交讨论。
至少须有四分之三出席党代会的代表赞成才能对最后这条规定作变通处理。
注释：
[1]原文无e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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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宗派主义！国际工人协会万岁！（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1869年6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相关链接：卡尔·李卜克内西
打倒宗派主义！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1869年6月23日）
编者按：1869年6月22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反对派的领导人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领导人在马格德堡举行会谈。会谈以后，反对派领导人呼吁，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脱离施韦泽。这一呼吁得到全德工人联合会广大反对派成员的支持。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立即发表了这份号召革命力量共同战斗的呼吁书。
录入者注：本文译自1869年6月26日《民主周报》第28页。载于《倍倍尔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葛斯译。
同志们：
你们知道，正像巴门—爱北斐特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在《民主周报》第14号上声明的那样，我们将不再攻击施韦泽先生。我们诚实地恪守诺言，并且严格地履行几周后同施韦泽先生签定的协议（见本报第17号）。然而，敌人以及由施韦泽先生直接引起的那些事情都证明，他们并非如此。我们在图林根的态度和支持那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们使施韦泽先生感到不快，他竟可笑地想要禁止我们，不经他批准和许可不许同联合会的会员有任何交往。我们完全拒绝这一无理要求。这引起施韦泽先生在6月23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声明说，他认为，我们的态度是“破坏协议”，并表示他不再受任何协议的约束。
我们愉快地接受他向我们的挑战。今天，施韦泽先生和门德先生这两位全德工人联合会两派的主席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完全赞同下，和在她的大力保护下演出这场喜剧的目的无非是：把自己联合会内部不听这两位先生指挥的、有威胁的反对派统统镇压下去，同时，加紧同我们的斗争，关于这一点我们本来就已看得清楚，并且从友好的、消息灵通方面得到了可靠的通知。
“拉萨尔的信徒们”——这是两位“领袖非常正统地和不民主地对他们的联合起来的两派的称呼——可能会被煽动起来反对我们——诚实的社会民主党”。在莱比锡举行的万神大会的闹剧证实了这一点，门德“主席”本人就在这次大会上发表过演说。
我们将进行决战，并且以一切力量，满怀信心地同忠于原则的、明察秋毫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携手进行这场决战。
究竟是他们那里的腐化、卑鄙、贪图贿赂，还是我们这里的诚实和纯洁的意向获得胜利，将会见到分晓。
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宗派主义！打倒个人崇拜！打倒那些口头上承认我们的原则而行动上背叛我们原则的阴谋家！社会民主党万岁！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
1869年6月23日于莱比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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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重掌政权之路（1960—196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八章重掌政权之路（1960—1966）
（一）
工党在1960年稍受挫折之后，恢复之快，异乎寻常。复元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盖茨克尔在1961年和1962年成功地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一部分是由于国家政治出现了新的问题，而还有一部分则是保守党政府未能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由政府自身惹起来的。
盖茨克尔与左翼斗争胜利的主要得利者是哈罗德·威尔逊，1963年，威尔逊作为盖茨克尔的继承人被选为工党领袖，这里面存在着一些命运的嘲弄。然而，威尔逊在某种程度上把他在党内掌权归因于他长期对左翼表示同情上面，这些左翼大部分是天生的造反者。过了一些时候，他在基层党员中的老朋友才认识到，威尔逊不仅继承了盖茨克尔的衣钵，而且还继承了党的领袖对待选民中的温和意见通常所有的那种亲切。到1964年大选时，威尔逊的最高权力是一致公认的，工党给人们的印象是它至少和对手一样团结。
1964年10月，工党虽以微弱的多数票重新执政，但照例加强了党的领袖的地位。在随后的十七个月中，没向选民提出重新选举之前，很少有人想去攻击这位在议会中只比反对党略占上风的首相。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他奉行的某些国内外政策没有深切疑虑，但是对一个不得不要求早日恢复其权力的政府，一个依靠外国银行家来恢复其经济偿付能力的政府，一个不得不顾及下院中每一个最右翼的后座议员的固执态度的政府，人们是大有理由予以体谅的。
1966年3月的选举使威尔逊政府获得了大大超过正常任期所需要的足够的多数票，这次选举的成功再次提高了首相的威信。因为自从上次选举以来，与新的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相比，威尔逊的个人才能显然给选民留下更好的印象。但是，毫无疑问，工党议员们今后将会在议会里更随意地批评、甚至在议会外拒绝支持他们自己的政府，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可能推动政府的更迭。在意见最多的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关于加入共同市场问题，分歧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是，1966年议会的工党要比其任何前任可更不受教条的立法程序的束缚，或者更不受老的工会压力集团强加于他们的义务的约束。因此，可以在国内政策方面获得最大的机会，把大臣们的才智与后座议员们的蓬勃生气结合起来，使党内多年以来的左右翼分歧完全成为过时的东西。
（二）
1960年秋，盖茨克尔决定尽快推翻斯卡巴勒会议关于支持单方面核裁军的决议。在这一年的冬季和次年春季，盖茨克尔在全国各地展开游说活动，耐心向那些往往抱敌对态度、有时捣乱闹事的听众，说明他的立场。由于不仅在议会党团执行机构内，而且在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其中大多数成员是工会提名的）和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内反对单方面核裁军的成员仍占多数，这一情况使盖茨克尔的争取支持的工作获得很大便利。这三个团体的代表召开会议起草了一项题为“争取和平政策”的新防务政策声明，这项声明在1961年初即提交工党所属工会和选区党组织予以考虑。
此时，在工会和地方党组织内的盖茨克尔的支持者第一次开始采取共同行动，使他们各自的组织靠拢盖茨克尔一边。成立了一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团体。这个团体虽然不象“核裁军运动”那样，没有进行群众性游行示威，但确已将那些赞成推翻斯卡巴勒会议决议的许多党内骨干工人和工会领导人的活动协调超来了。事实上，主张单方面核裁军的人在党内一直是少数，因此，“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在顺水推舟。它立即取得了成功。到同年夏季，三个主要工会——店员、个体及联合工人工会，机械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人工会——都决定改变它们的态度。同年10月在布莱克普尔召开的工党年会上，党的领导提出的政策以几乎三比一的多数通过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选区党组织中——这些组织在斯卡巴勒和布莱克普尔两地的投票中赞成盖茨克尔的是多数，凡是其地方议员是支持盖茨克尔的，领导地位也随之有了显著的提高。
盖茨克尔的胜利对于恢复工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声望是很重要的，但是政治局势中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使党能迅速恢复声望。1961年7月，财政大臣塞尔温·劳埃德由于担心英国出口业的竞争地位，宣布了“冻结工资”，这就是建议雇主们对正在谈判中的增加工资问题一律停止考虑，同时，为了给私营工业树立榜样，作出了冻结公务员和其他政府雇员工资的硬性决定。“冻结工资”这项措施是非常不得人心的，尤其是许多由国库支付薪金的人，例如教师和公务员，他们由于生活费用上涨和私营工业提高工资水平已是牢骚满腹。差不多与此同时，政府作出重要决定，要开始谈判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问题，这一决定不仅有搞乱现有的英联邦关税优惠制的危险，并且要把英国卷入某种欧洲联盟中去，从而势必引起强烈的争论，在保守党内部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事件的影响不久就在全国民意测验中反映出来，甚至更引人注目地在补缺选举中反映出来。在196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保守党显然在国内已失去决定性程度的支持，1962年3月，自由党进行最明显的挑战，在以前保守党稳得议席的奥尔平顿选区，现在竟不选保守党，而选出了一个自由党人。几个月后，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决定内阁大改组，免去了塞尔温·劳埃德等一些老资格的大臣，提拔了一些比较年轻的人担任重要职务。虽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些人事变动可能是有益的，但在当时，却不能不认为是政府虚弱的表现。
同时，在工党内部也正滋长着许多反对加入共同市场的意见，工党左翼叫得尤其激烈。盖茨克尔居然也有这种看法，这倒使他一些最有力的支持者感到意外。1962年在布赖顿召开的工党会议上，他发表的演说博得了非常热烈的喝彩，在这篇演说中，他呼吁维护多种族的英联邦，并把参加共同市场比作是“一千年历史的结束”。当弗兰克·卡曾斯表示，他的工会愿意为印刷一百万份或者更多一些的这篇演说稿承担费用时，看来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党内分歧而引起的创伤终于开始愈合了。政府的防务政策与工党领袖的防务政策之间日益增长的分歧帮助促成了这种康复，这一分歧使工党的防务政策多少有些接近于主张核裁军者的最低目标。由于为核武器提供发射系统而引起的技术问题日益增多，使政府处于不得不购买美国导弹来用于“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这种荒谬的局面。同时，核裁军运动因为对极端激进派“百人委员会”的各项战术问题内部意见不一致而正在解体。
然而，全国对工党越来越支持，其力量可能大都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困难而产生的。1962—1963年冬季，出现了多年来未有的严重失业现象，某些地区诸如北爱尔兰和英格兰东北部尤为严重。人们认为责任在于早几个月塞尔温·劳埃德的限制性财政政策。此外，该年冬季气候特别寒冷，使失业现象更为恶化。同时供电减少也引起了困难，政府因没有足够的备用发电设备而受到指责。政府在经济事务上所采取的主要主动措施是试图加入共同市场，但这一企图终于因为1963年11月戴高乐宣布反对而落空了。
就在这时，休·盖茨克尔因患一种罕见的传染病而突然去世，年方五十六岁，正处在他的精力和威望的极盛时期。他在党内进行了长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一点提高了他的声望，许多人把他看作几乎是肯定的未来首相。最初很难决定谁能代替他，因为在他最亲密的支持者当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必须有的能力和才干，副领袖乔治·布朗虽然具有许多优秀品质，但人们认为他个性反复无常，不适宜担任最高职务。工党最能干的前座议员发言人哈罗德·威尔逊是一位左翼人士。威尔逊这位艾德礼内阁的“神童”不仅是一个经济事务专家，而且也是一个敏锐机智的辩论家。他出身微末，是靠奖学金和真正的行政才能而平步青云的。他似乎也代表英国社会中一种新兴重要力量。摆在议会党团面前的问题是到底根据过去的争论，还是根据未来的机会来决定领导人选呢？这次工党的工会一派大概起不了什么强有力的引导作用。新的职工大会书记乔治·伍德科克并不希望同党牢固联系，一些较大的工会的书记观点也不一致。结果威尔逊在投票选举中战胜了他的两个对手-—乔治·布朗和另一个盖茨克尔派詹姆斯·卡拉汉，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次投票选举的结果是威尔逊一百一十五票，布朗八十八票，卡拉汉四十一票。第二次投票选举结果，威尔逊以一百四十四票对布朗的一百零三票而当选。
如果说广大群众对这次选择还有任何疑虑的话，在补缺选举结果和民意测验中并没有迹象表明出来。威尔逊力求强调，尽管领袖更迭了，但是党的政策仍一贯不变。在布莱克普尔会议通过的声明《六十年代的路标》中早已规定了下届大选的竞选纲领纪要。钢铁工业将重新实行国有化，并将成立土地委员会，收购建筑房屋的土地，除此以外，纲领中的各项建议的中心问题是利用各种财政和行政措施来刺激经济的增长。1963年在斯卡巴勒举行的一次会议象是要驱除1960年的魔鬼，在这次会议上，威尔逊发表了一篇演说，大谈其在新技术时代科学和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他这篇演说在党内外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
1963年夏秋期间，政府继续处于困难状态。6月，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因企图隐瞒他卷入了一件卑鄙的丑闻，而不得不辞职。这件事，和其他一些影响较小的事件一起，使人对反间谍活动的保安系统的效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人们认为首相个人应对此负责。10月，哈罗德·麦克米伦因动手术后身体虚弱，被迫辞去首相职务，保守党内部对选择他的继承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就报界和公众来说，巴特勒似乎是明显的选择对象，但是，最后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作为新首相而“登场”。许多人认为他几乎不大懂得经济事务，对内阁中较年轻的和较为进步的人士也不抱同情。由于伊恩·麦克劳德拒绝参加新政府，并且拼命攻击他以前的同僚，更增加了人们对霍姆的这一印象。
但是在随后几个月中，保守党政府却有了一些转机。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霍姆勋爵放弃贵族爵位后的称号）在下院中和电视上十分有力地顶住了。同时由于恢复了较充分的就业，和与之俱来的消费品畅销，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在1964年秋季的选举中可能获胜。甚至好象气候也站在保守党一边，因为在1983—1964年温和的冬天之后，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近年来最好的夏天。唯一伤脑筋的事是出口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贸易支付上出现逆差，造成进出口差距显著增大。
当选举终于在10月进行时——正好是议会的任期届满时————两党能够在旗鼓相当的条件下进行竞选。工党可以利用政府以往的缺点和塞尔温·劳埃德的限制发展政策可能老调重弹。保守党可以强调充分就业和现有的高生活水平，暗示工党的各项政策将毁灭这一成果。两党尽量不理睬自由党的挑战，这种挑战在自由党的候选人名单大大增加中已表现出来。工党建议放弃的“独立核威慑力量”问题，对竞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选举结果极精确地反映了两大党是势均力敌的。净增五十六席的工党在新议会中总共只领先四席。具体数字是：工党三百一十七席，保守党三百零四席（包括议长在内），自由党九席。这次选举结果比1950年差距更接近。尽管选民态度模棱两可，但威尔逊在这次竞选中获得的个人成就是肯定无疑的。的确，他亲自主持党的日常记者招待会，借此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他凭了在自己选区里获得的出色成就，以及深信全国都把他看成可能比他前任更好的一位首相，在这次选举中崭露头角。
（三）
选举一经结束，威尔逊立即进行组阁。乔治·布朗当上副首相兼经济事务大臣——这是从财政部分出的一个新部门，负责计划发展经济。其他主要任命人选是：詹姆斯·卡拉汉为财政大臣；帕特里克·戈登-沃克为外交大臣；丹尼斯·希利为国防大臣。有两个内阁职位不是由党的通常领导成员担任；运输工人工会的书记弗兰克·卡曾斯担任技术大臣的新职务；杰出的律师和法律改革家加德纳勋爵为大法官，除卡曾斯以外，入阁的另外两名左翼人士是殖民大臣安东尼·格林伍德；海外发展大臣巴巴拉·卡斯尔夫人——海外发展部是另一个新设立的部。内阁很大，有二十三名阁员，几乎所有的阁员都比首相年长，首相四十八岁，他比罗茨伯利以来的任何一位首相都年轻。
新政府要想搞出成绩来的朕兆并不妙。在下院里没有充分起作用的多数而想通过立法之困难，从1950—1951年的情况中就可以一清二楚地想见。总的看来，工党简直还得不到选民的承认，竞选获胜也并非由于支持工党的人有所增加，相反倒比1959年还要少。选民对保守主义已经厌倦了，但是他们没有转向工党一边，他们不是弃权就是改投自由党的票。自由党在五十四个选区中各列第二，它的势力如何尚有待确定。新的大臣们发觉他们讲过经济危机即将开始终于一言成谶。预料这一年的贸易逆差至少有八亿英镑；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灾难性的英镑外流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了。
工党领袖们从技术上来说对处理经济问题，似乎比上一代的所有前辈条件都好，首相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立即决定防止英镑贬值，为了保护英镑，他们征收高额的进口附加税，这是一项国外很不喜欢的临时措施。他们还向外国银行借进大量信贷，从而克服了立即要发生的危机；这种办法引起了一些反应，其中包括银行利率提高到七厘，这中间，政府得以安下心来制订使贸易达到平衡的长期措施。
经济部着手拟订经济发展计划，并打算在物价政策和收入政策方面取得工业劳资双方的一致。技术部将鼓励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并确保诸如工作母机和计算机等关键性产品的发展。财政部将限制包括国有化工业在内的公共支出的增长。
由于关心经济危机，使大臣们在新政府成立初期未能充分注意与公众的关系。首先，这些关系是完全不愉快的，计划增加养老金及疾病和失业津贴等原来是竞选时所许下的诺言，却以行政困难为理由推迟到圣诞节以后才实现。但是，大幅度提高议员的薪金却立即付诸实施。结果是外交大臣戈登-沃克在大选中失去了在斯梅西克选区的席位，这时他又谋求在预料席位稳为工党所得的莱顿选区重新当选，不料在1月份的补缺选举中竟惨遭落选。他被迫辞职。而由迈克尔·斯图尔特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样政府在议会的有效多数票就从五票下降到三票——这意味着任何命运中的意外都可能把它对议会事务的日常控制置于危险境地。
威尔逊和他的同僚面对这些艰险毫不动摇，而是继续推进各项必要的紧急政策决定，就此声名大振。他们还着手进行防务计划的审查，同时不顾飞机制造业公司和职工的抗议，取消了几项费用浩大的自制新式英国飞机的计划。12月，乔治·布朗获得了雇主和工会双方对一项有利于制订物价和收入政策的“意图声明”的支持。4月，成立了国家物价和收入委员会，来考虑交给它处理的物价上涨或要求提高工资等问题，并就此提出报告。该委员会没有法定权力，但是后来宣布将采取立法手续，以实行事前通知打算提高物价和要求提高工资的办法。卡拉汉的春季预算中提出了资本利润税和公司税，尽管在议会内只有微弱多数赞成，但是一份非常复杂的财政法案在各个阶段陆续通过了。钢铁国有化法案没有表决，但是提出政府接管建议的白皮书在5月份正式通过。使政府感到为难的是议会中的两位右翼支持者伍德罗·怀亚特和德斯蒙德·唐纳利对此措施表示敌意。
虽然实际上工党议员总是感到不得不在议会投票时支持他们的政府，但对政府的某些政策却抱有很大的动摇（除钢铁国有化外），这种情况照例在左翼议员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争论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范围。一个是有色人种从英联邦移居入境的问题，移居人数在六十年代初期急剧增加。在大选以前和大选期间，工党发言人曾经指责保守党对从英联邦移居入境的人实行限制。但在象英国中部地区等移民过多的地区，从选举的结果可以清禁地看到，已经产生选民们抛弃工党或者弃权的后果。实际上，戈登-沃克最初失去斯梅西克选区的席位很大程度也应归咎于这一问题。新政府不久就决定比过去更加严格地限制移民。这个限制固然附带有防止歧视业已移居国内的移民的建议，然而，放弃这个以前争论过的原则，必然要遭到党内的强烈反对。在对外政策上，也有一些常见的冲突，当时的主要争论是由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引起的。南越政府在对付由北越政府援助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斗争中多少显得无能，美国介入南越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美国轰炸机对越南南方和北方的目桥进行猛烈袭击，轰炸目标逼近中国的边境。工党议员，不仅是左翼，都为英国政府在外交上支持美国政府而深感不安。但是，迈克尔·斯图尔特却拚命为他的外交部的政策辩护，并且强调指出北越政府拒绝参加任何谈判。
最后一点是乔治·布朗的收入政策，特别是实行对要求提高工资必须事前通知的办法，这一建议使工会领导人担优，一个由运输工人工会领导的重要的少数派提出反对。因弗兰克·卡曾斯参加内阁，运输工入工会现在由另一个左翼人士、助理总书记哈里·尼古拉斯领导。但人们认为卡曾斯本人是同情他工会的态度的，尽管这种态度与乔治·布朗的政策有抵触，对于这种政策，卡曾斯作为一个内阁大臣，理应承担责任。
在1965年9月的工党会议上，对所有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并进行了凭卡投票表决。对政府来说，正是亏得它在议会中的地位不稳，才保证大臣们受到客气的待遇。而且不管怎样，很多知名的左翼发言人，特别是卡曾斯本人、格林伍德和卡斯尔夫人等，都因他们是内阁成员而只得保持沉默。在所有的问题中，赞成政府观点的占大多数。
第二年秋天，罗得西亚政府坚持要无条件脱离英国而独立，大家的注意力才从这些问题上转移开。这是一种对少数白人来说的独立，对多数非洲黑人逐步掌权的问题却没有丝毫保障。双方曾进行了关于用宪法解决的谈判，但是找不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虽然威尔逊作出了最后努力，想打开僵局，访问了罗得西亚首都索尔兹伯里，但在11月，罗得西亚总理伊恩·史密斯发表了一份独立宣言。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不使用军事力量来恢复对当地的控制，一方面采取经济制裁，企图迫使当时罗得西亚的非法政府就范，但是这些制裁即使有效的话，也只能指望在几个月之后。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在联合国中和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活动，争取国际上对它处理这一局势的方法予以合作。
罗得西亚问题虽然棘手，但在这些早期阶段，它却关系到恢复人民对工党政府的信任问题。威尔逊的政策同前保守党政府已经开始奉行的政策并无显著差别，他得到保守党影子内阁的勉强支持。然而，在保守党内部有一个由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直言不讳的少数派，他们同情伊恩史密斯而反对一切制裁。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土不久前已从保守党领导地位上引退，他的继承人爱德华·希思在保守党对政策如此分歧的情况下要想维护他的权威是有困难的。
由于没有反对派，同样也由于政府本身的成绩，政府在1965年年底赢得了人心。卡拉汉的财政政策也起了作用，他似乎在经济上消除了很多通货膨胀的压力而没有引起失业。这年年底的民意测验表明工党大为领先，并且出现了提前大选的传说。1月份在赫尔举行的补缺选举中工党的票数比率大为增加。因此，在3月初，威尔逊解散了议会，不无理由的宣称，英国需要一个足够多数的政府。
这次选举总的说来是冷冷清清的，虽然有好几项旧的政策已经放弃或经过相当大的修改，但是没有向选民提出新的重要的政策。威尔逊本人表现出一个果断但又稳健的领袖形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注重实效的”。工党竞选的口号是“你们知道还是工党政府行”。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们不喜欢这个方式，《新政治家》埋怨这次选举是“一片沉闷的荒野，道理被排除在外，摆在选民面前的是一种纯粹部落式的选择：要希思还是要威尔逊？”然而，结果证明了威尔逊的办法是正确的，全国有百分之二点七的选票转向工党，工党议员当选的总数为三百六十三席，保守党二百五十三席，自由党十二席，爱尔兰共和军一人。除议长外——当时是第一个担任此职务的工党议员霍勒斯·金博士，工党总共领先九十六票，工党赢得了总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九，但是实际投票的选民还是比过去少。自由党虽然获得了席位，他们的表现基本上是令人失望的。这次选举的荣耀完全归于工党，它使工党在它的政治生命中第二次有了一段真正掌握实权的执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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