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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的来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夜间的来客 你是从那里来的？ 你是从那里来的？ 黑路好摸吗？ 亏了你有这一对好眼睛， 如今更养得这般英亮了。 不是有好些守夜的恶狗子？ 固然！它们多半是常常贪睡，贪吃的， 而你真正是骑着灰色的马呀！ 我生怕这是多么不吉利。 没有事吗？ 强大的胜利护在你的肩上？ 好！坐下坐下吧！ 不管了， 我们该尽量喜欢！ 让我们在这暗夜里， 把心对心地 像钥匙悄悄打开了锁一样谈述。 你看，人都还睡在梦里， 只有我们的言语对照着雪亮雪亮。 不要理！ 那打酣的 是一只机器做的纸老虎， 由外国运来的。 它只讲些吃喝嫖赌的卫生。 啊！你再谈你的。 那不真正是迷人的开花一样实在的故事？ 几时就要来哪？ 嘿！几时啊？可不可以还提早一步？ 是月亮和你约好了的？ 你来，不叫别人看见。 现在她要照着你明朗地回走。 嗬！你记好那些挡路的黑影子啊： 记好！ 你们最好早一步。 一九四八夏读「虹」夜深写
我也醒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我也醒了 ——记上海学生反帝大游行 喊声叫醒了这市街！ 喊声像夜半的春雷！ 他轰动这死睡的城， 他的金嗓子吞灭这死城 一切人的， 物的， 猫狗狂乱的酣声。 我也醒了！ 我跳起打开这紧闭的窗户。 在这里阴沉而寒冻的日子里， 人们一向都是被低气压封锁的； 这时候 我才把两臂张开， 向窗口我吐了一口长气。 我看见那鲜明的眼睛闪着毫光， 我看见天马般的行列奔腾， 那喊声更加响了， 他喊着 这旧世界的梦魇又在翻身。 他喊着 帝国主义照老法子把别人的领土当作屠场， 把领土上的人民当作牛羊； 他喊着 你们看杜鲁门主义在到处放火， 它向世界的和平瞄准巨大的枪口。 他喊着你们看 殴打！强奸！枪杀！ 你们看在 昆明，平津，沈阳…… 他大喊 又出了一件大事 在九龙！在九龙！ 九龙城里奴才和主子起了争吵。 这里，无辜的儿女 像小鸟给打翻了窠巢。 你听这喊声， 这喊声要为这 祖国的好子孙控诉。 我被喊醒， 我冲出来了！ 我要冲出这些 门槛！高墙！和大招牌架子…… 我要去追着这喊声和他合唱 喊声已经在我的四围扩大！扩大…… 一九四八年在沪 注：关于“九龙城”事件，诗中写得较隐晦。事情经过大致如下：在英国与清王朝签订的条约中，九龙城仍归中国，成为殖民地里的一块飞地。英当局于1899年予以强占，但中方（包括国民政府）始终未予承认。抗战结束后，大批流离失所的华人陆续在九龙城搭建棚屋居住。1948年1月5日和12日，港英对九龙城实施强拆，开枪杀死4人。国民政府软弱的外交手段一无所获。上海、南京、重庆、武汉、成都多市爆发了游行、罢课等声援九龙城居民的示威行动。在广州，国民党当局为抢占先机，由各派系牵头组织学生和群众游行，结果失控，致英国领事馆、英新闻处、渣甸洋行和太古洋行遭愤怒群众焚烧。
星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星火 ——献给年青的中国学生 你钻进云层！ 你划破雾！ 你又闪动在黑暗的长空， 像水银， 你，泻入泻入 那一切，一切龟裂的隙缝。 飞吧！飞吧！ 都是你们，都是你们呀！ 满天，满地， 眨着无邪的，亮炯炯的眼睛。 这深黑里， 看得见闪光的只是你们； 也只有你们的眼睛， 特别地看得准这一切黑影！ 看！（是啊！） 那饥饿的， （连农民们却数第一。） 他们都僵卧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了。 堆在他们身边的是 破砖，瓦片，弹炮灰…… 却没有一颗找得出来的白米呢！ 那纺织女如今撒空了手， 露出她们寒冻的胸脯； 孩子就在她冰冷的胸脯上颤抖。 行商的人， 他又往那里好走啊？ 只有你们， 你们是老祖母藏在铜炉里的小火种吗？ 鲜红的！温热的！ 也许是小得一点点儿， 但燃起来，就煮滚了 那孩子们夜半的炼乳。 暖热了今心肠血性。 飞吧！飞吧！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满天，满地地去燃烧！ 满天，满地地去照耀！
回顾大生三厂工人歌谣的发掘经过——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回顾大生三厂工人歌谣的发掘经过 陈秉生 我出身于一个纺织工人的家庭，祖父母、父母都是大生一、三厂的工人。许多歌谣口述者，就是我所熟悉的前辈，歌谣反映着他们的亲身感受和斗争经历。记得在一九五六年，有一天母亲正在做针线活，她一边穿针引线，一边轻声地唱起来：“勿做生活造山歌，铜钿罚脱两角多。罚脱角子啥希奇，唱只山歌出出气！”我当时觉得这四句话很有意思，就把它记了下来，接着她又七零八落地哼了几段，内容很好，可惜不全。我就问，还有谁会唱这些山歌？母亲说：这很多，象黄秀兰，张来民、徐小芬、杨小妹等，多着呢。这些线索，我都记在心里。 一九五七年，我在初中毕业后，到大生三厂做临时工，担任职工业余学校教师。生活面广了，接触的工人也就多了。有时候同工人聊天，进一步了解到解放前大生三厂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情况。据老工人回忆，过去细纱间和摇纱间唱的山歌最多，粗纱间其次，织布工场也有一些。为什么细纱间和摇纱间产生的民歌最多呢？因为这两个车间生手多、童工、女工多，工资最少，生活最苦，劳动强度最高，工人斗争性也最强，所以造的山歌也就多了。在罢工的时候，工人们更是随心着意地自行编唱各种山歌，一边唱一边敲着筒管打节拍，这就是所谓“勿做生活造山歌”；领班和工头也奈何不得，赶了这边，那边又在唱，唱得更加起劲。歌谣，成了他们用以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在工人中起了激发阶级仇恨和鼓舞斗志的作用。这些生动的故事，使我产生了搜集三厂民歌的兴趣和愿望。 一九五八年春天，新民歌风起云涌，大量出现，党及时地号召采风。我当时在《南通市报》上看到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部长曹从坡同志的两篇文章。他谈到我们南通地区本来是一片良好的文艺土壤，有些老工厂有多年前的民歌，需要辑录；回忆对比，是群众的有效的自我教育活动，劳动人民可以用来教育自己，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可借此培养感情，获得知识。这使我得到启发。这时《南通市报》副刊组写信给我，问三厂有没有解放前的民歌，希望我注意搜集。于是我将搜集到的一些守给《南通市报》，不久都刊出了。副刊编辑穆烜同志来信鼓励我继续搜集。曹从坡同志很关心这项工作，他要穆烜同志通知我到通会晤，在报社亲自和我谈话，给予鼓励。过后三厂党委派了工会秘书匡渭渔同志和我一起工作。就这样，我们正式开始搜集民歌。其间，厂里职工学校校长沈嗣仁同志也帮助我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和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 在搜集工作上，我们首先采取了个别访问的办法，发现线索就跟踪追迹。我们访问了细纱挡车工张来民，记录了《十二月花名》、《十二月探妹》、《唐治先生》等。访问了三厂镇合作商店营业员黄秀兰（解放前曾在三厂细纱间做工）和退休工人蔡姑娘，记录了《苦工经》、《机匠阿哥心眼好》、《两相好》等。由于她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又着重访问了退休女工徐小芬和布厂老工人袁忠士，喜出望外地搜集了《苦恼景致》、《一条心》、《野鸡声》等一批出色的歌谣。这两位老工人都是当年罢工斗争和组织工会的积极分子。袁忠士老伯伯告诉我：有一年他生了病，躺在床上，却还整天地哼着“罢工山歌”。他以山歌来发泄内心的积愤，减轻肉体的苦痛，当病得昏昏沉沉的时候，嘴里还是不停地唱。老婆劝他：“亏也吃过了，罢工也罢过了，事体过仔也就算了，勿要唱了吧！”可是他抑制不住，嘴里起了泡，连吃东西都困难，却还要唱。徐小芬妈妈唱《罢工经》（即《苦恼景致》）是一气呵成，我速记下来的。那天在三厂广播室里，她唱得从容不迫，抑扬顿挫，十分感人。后来，我们找到一份旧档案《大生第三纺织公司为报告工潮经过致各界书》，其中录有劳方作为传单印发的民歌《大生三厂工人苦恼景致》；两相对照，基本相同，徐妈妈记忆力实在过人，也证明歌谣的生命力是如此之强！除了个别访问之外，我们又利用退休工人每月定期领劳保费的时机，开了几次小型座谈会，记录了不少歌谣。平时，我们还利用各种机会接近工人，同工人闲谈，知心着意地启发他们唱民歌，并且以歌引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九六一年七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三厂党委根据市委宣传部的指示，要我把搜集到的民歌编成一部集子，作为内部资料印了出来，取名为《大生三厂传统歌谣》，共收五十五首。 一九六一年十月，大生三厂为庆贺开工运转四十周年，党委分别召开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劳动模范座谈会和老工人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搜集了《三拜》、《圆格说成方》、《命苦来做厂》、《眼泪簌簌落》、《车边咽饭团》、《三句话》、《牙齿咬得格格响》等歌谣。那时，我还用录音机录了两卷磁带。这样，在整理的时候，可以尽量保持原样，保持口语的特点，字、词、句、韵，都可以从容推敲研究。在一九六二年二月，我将这一段时间搜集到的歌谣，编印了一本《大生三厂传统歌谣续编》，也算作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献礼。 一九六三年五月，我离开了大生三厂，而搜集民歌的工作并未停止。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搜集、发表民歌而被挂上“文艺黑线”，遭到株连，受到批判。但我搜集民歌之心未死。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我在三厂镇新东街居委会，找退休的工会干部朱银泉访问，记录了《经理坏良心》、《东洋大班》、《弄伊纱厂开勿成》等歌谣。一九七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我去民歌手张来民家里串门走访，含泪诉说了身背搜集“黑歌”罪名的遭遇，并口问笔录了《吆班勿成生活苦》、《我俚一定开大仗》。张来民老妈妈深情地安慰我说：“要说山歌真勿真，问问我俚老工人，让我唱拨伊听听。”又说：“只要你记下的山歌是实实在在的，就勿要担啥心，用勿着怕。”干脆、朴素的语言，使我眼明心亮，感到温暖，增长了信心和勇气。接着我又找居住在三厂镇上的理发业退休工人刘宝明（曾在一次工潮后被除名）访问，记下了《官司打到南京城》等歌谣。至于《大生财》、《派停工》、《恨抄身》等，是陆周英、徐连英、高兰珍、黄翠娣、陈翠英、吴秀英、周美云等退休工人提供的。这在当时，实在是很寂寞很清苦的一种工作。 有一次，我偶然看到海门县红旗中学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编印的《教改通讯》，上面有黄为群同学的一篇《通棉三厂的今昔》，文中引用了搜集的民歌，原来当地的中学生也在采风了。这恰如空谷足音，使我于寂寞之中感到一点欣慰。我更坚信三厂民歌是不会消失的。我耐心地等待着春天的来临。 这一天终于来了！在声讨“四人帮”罪行的日子里，我于一九七七年五月，充满着激情，在上海兴奋地汇编三厂歌谣的第三集。为慎重起见，我于一九七八年春节专程到三厂，同茅定珍、吴榕、沈嗣仁、倪国祯、秦雅琴、李焕若等同志一起，对歌谣逐首过目，研讨有关注释，作了一些校正工作。这使我又一次尝到集思广益的甜头。大家对歌谣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由衷地感激。 对这些歌谣，我们在搜集时，做到忠实记录；整理时，慎重对待，字斟句酌。在编印中，一般均保持原样，即使有费解之处，也不加改动。有时候发现一个句子有几种说法的，就选择其中最好最适当的一句写定。如《鬼打墙》中的末尾一句，原是有“楣头触足倒贴工”和“牌子一挂就罚工”两种说法，经过研究，觉得后者与上面第三句有四个字重复，而且不及前者有力，因此就决定用前者。这样的例子在整理过程中是屡见不鲜的。 这些歌谣大部分反映了工人的痛苦生活和斗争，有一部分是描写工人的爱情生活或是工厂的一般情况，也都具有工厂的特色。其中或有感情不一定健康、观点不一定正确的地方，但是为了不失真，便于研究，都不加以改动，而保持了原样。有几首歌谣在报刊上发表时，曾作过字句更动，经过查核，发现有些改得和事实不符，意思也走了样，这次汇编仍恢复了原样。也有几首由于老工人年事已高，记不清楚，因此只能记录个片断。这些，还有待于继续发掘，使之完整。 这些歌谣，有的是用现成小调唱的，有的是随便哼哼的，并不是全部可唱，而是有说有唱。其中，有的现在只有个别工人会说会唱的，都注明了说唱者的姓名，有许多人会说会唱的，则不注说唱者的姓名。某些史实、名词和方言，外地人或厂外人不易看懂的，一般都加以注释。但是也有些费解的字句，由于年深月久，流传中可能有误差，因此老工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它的涵义，这些只好存疑，不加注释。 三厂歌谣自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南通市报》发表一部分之后，得到了不少有关单位的关心和帮助。原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文学研究所和江苏省民间文学研究会，都写信给我，并赠送有关书刊，予以鼓励。南通市文联编印的《跃进之歌》曾经收入了一些。《雨花》杂志先后三次刊登，并发表文章介绍。中共海门县委革命史料编辑室，也将我们寄去的歌谣，收在油印的《海门县民歌选集》里。《新华日报》、《工人日报》、《民间文学》等报刊相继刊登，并有编者按和专文进行介绍。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江苏传统歌谣》，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扛起红旗打天下》（江苏革命歌谣集），都收录过一些。当老工人袁忠士和曹二师傅，拿到一些刊物寄来的发表他们口述民歌的稿酬时，紧紧握住我的手，十分激动地说：“想勿到，真是做梦也想勿到啊！从前我俚唱山歌要罚工钿，今朝仔唱了山歌还有赏哩！” 粉碎“四人帮”以后，南通市文联于一九七八年写信给我，鼓励我继续搜集民歌；接着又于一九七九年，在《紫琅》创刊号发表了三厂民歌和穆烜同志的文章，从而使三厂民歌恢复了名誉。当时，我的眼睛禁不住湿润起来。 我还得感谢省、市文艺界的许多前辈。除了曹从坡同志，省里的钱静人、章品镇、周正良等同志，市文联季茂之等同志，或多方鼓励，或著文介绍，或推荐发表，他们是三厂民歌的知音。 穆烜同志更是二十多年如一日，把搜集、整理三厂民歌当作本分工作，自始至终，勤勤恳恳，倾注的心血，花费的精力，难以用笔墨来描述。最初，我们只是编者和作者的关系，以后发展到把搜集民歌作为共同爱好的事业，鸿雁传书，往来甚密，建立了宝贵的革命友谊，我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文化大革命”中，我虽与他数年不通音讯，却时在念中；一旦晤面，相对唏嘘，而所谈仍为民歌，“不思悔改”的态度也是一样。 我每次重读这些歌谣，总抑制不住精神上的愉快。我在歌谣中看到前辈工人的精神风貌，看到他们纯洁的心灵和崇高的感情，我因此也就清醒、充实起来。我在搜集民歌的工作中受到教育，得到鼓舞，从而时常以此解剖自己，坚定信心，站稳脚跟，继续前进。 二十多年来，我从一个无忧无虑的青年，进入了鬓发花白的中年。这些年来的生活道路，特别是“四人帮”的造孽，使我饱尝了酸甜苦辣。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更加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加热爱我们的党，更加明确前进的方向。我一定要学习前辈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刻苦磨砺，努力当好一名普通工人，同时责无旁贷地做一个业余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写于上海，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在南通市定稿
南通大生纱厂民歌中的工人生活——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南通大生纱厂民歌中的工人生活 穆烜 解放前大生纱厂的民歌，是民间文学的瑰丽花朵，曾经怒放于江海之滨。随着年月的推移，它凝聚为民间文学的一个小小宝库，蕴藏在老工人的记忆中。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发掘，经过长期努力，那些曾经在口头流传，而后来日趋湮灭的工人歌谣，终于有一大批被搜集起来，到现在，共得一百二十三首。 大生纱厂是我国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创办人张謇是清朝末年的状元。这个企业包括四个厂，大生一厂在南通市唐闸，建成于一八九八年，历史最久，规模也最大，有六千多工人；大生二厂在启东县久隆镇附近，建成于一九○七年，已于一九三五年倒闭；大生三厂在海门县三厂镇，建成于一九二一年，大生副厂在南通市南郊，建成于一九二四年。在旧社会，大生纱厂的工人同全国的工人一样，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过着痛苦的生活。解放后，一厂，副厂、三厂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即现在的南通第一、第二、第三棉纺织厂。 南通、海门、启东紧相毗连，位于东滨黄海，南临长江的一片平原，这里是盛产棉花的地区。南通人讲的是一种外地人很难听懂的方言——南通话。海门、启东人讲的是海门话，源自江南，属于吴语系。江海平原上的农民喜欢唱山歌，特别是讲吴语的海门、启东人，显然保存着唱吴歌的传统。解放后，在传统山歌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海门山歌剧。大生四个厂，就分布在这片富于民歌养分的土地上，厂址四周都是广阔的农村。 历来闭塞落后的乡野，有了工厂这个新事物，大批喜欢唱山歌的农民——大部分是妇女——变成了工人，她们把歌声带进了工厂。但是工厂生活与农村迥然不同。农村中流行的反映农民生活和田园风光的传统歌谣，同工厂这新的环境是不适应、不协调的。成了产业工人的农村妇女，她们对新的生活有新的感受。新的阶级地位使她们遭受了新的痛苦。这样，她们就有必要创作新的歌谣，以抒发自己的感情。传统的山歌同现实的工人生活，工人斗争结合起来，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工厂民歌。 这些民歌采用了传统的形式，内容同形式结合得很自然，大部分能唱。其曲调，除了当地的山歌调，还采用流行的小调，如泗洲调、四季调、孟姜女调、无锡景，十杯茶、十二月探妹、十二月花名等。在二厂、三厂，把民歌统名为山歌；在一厂、副厂，称之为谣谣儿。 一厂的老工人说，在她们年轻的时候，很兴唱谣谣儿。那时工人从家到厂，一般要步行几里至十几里。夜间上班，一路唱谣谣儿可以壮胆，往往唱成一条声。劳动时也唱，可以借此稍去疲劳。唱得最盛的是摇纱间，因为那里青年女工最多。三厂的老工人张来民、黄秀兰等说，她们做小姑娘的时候，农村不象现在有电影看，过年过节，夏天乘凉，就唱山歌“寻快活”。后来进了厂，清早拎着小饭篮上工，就哼哼唱唱。做夜班的时候，工头睡觉去了，小姑娘们便轮换休息，高一声、低一声地唱起山歌来，解解厌气。三厂民歌中有“小妹山歌顺口溜，口口声声兴自由”，“捻根纱来起个头，小妹山歌呒尽头”等句，反映了当年唱山歌的风气。 在劳动中产生的这些纱厂民歌，反映生活既广泛又深刻，抒发感情既强烈又深沉，形式多样，表现手法很高明，有的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般的传统民歌，往往是在长期的、广泛的口头传播中，不断地进行修改、磨炼而提高质量的。大生纱厂民歌流传的范围并不广（限于四个厂），时间并不长（几十年），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特别是在三厂一个厂里搜集到近百首民歌是很难得的，这是由于纱厂民歌有农村的传统民歌为基础，与生活结合得很密切，而歌手又比较集中的缘故。二厂的创办早于三厂，而且与三厂同处于盛行山歌的吴语地区，想必原来民歌蕴藏也很丰富，只是由于工厂早已闭歇，工人星散，搜集也就困难了。 这批民歌生动地反映了那些农村妇女成为工人之后，思想上、感情上的变化，和逐步觉醒、成长的过程；反映了工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的各个侧面，包括她们的爱情生活；反映了大生纱厂从开办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包括阶级斗争以至民族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工人群众以歌谣来倾吐自己的感情，以歌谣来控诉剥削者和压迫者的罪行，以歌谣来对敌人进行斗争。歌谣记下了那些年代生活的变迁和工人的遭遇。歌谣告诉我们，老一辈的工人经历过多么痛苦的生活，进行过多么艰苦的斗争。歌谣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胸襟，把前辈的革命气概和斗争精神传了下来。而歌谣本身也成了一种值得珍视的文化财富。它是民间文学，是艺术作品，同时也是社会史资料。它不仅有教育价值和欣赏价值，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科学价值；对于青年来说，则是阶级教育的好教材，可以从中了解老一辈是怎样生活和斗争过来的。大生纱厂民歌有如一部诗的工厂史。 张状元，造纱厂； 脱根人，来做厂。 上面这首短谣概括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种变化。张謇这个状元，不去做封建王朝的官，却热中于办厂，成了有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厂里来做工的，是离开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把土地看作是根，所以自称“脱根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些农村妇女来到工厂之后，就用民歌来描绘和歌唱新的生活环境。一厂、二厂、三厂、副厂都各有一首民歌反映工厂生活的全貌：一厂是《十杯茶》，二厂是《十二月花名》，三厂是《十二月探妹》，副厂是《做工的姑娘》。这四首民歌，把从早到晚，从上工到放工，从春夏到秋冬的工厂生活作了生动的描写。例如描写厂门口的情景：“陈头儿站在大门口，毛竹板子拿在手，不准闲人走。”这正是大生纱厂早期衙门化的封建色彩。“外国楼上机器灯，点起灯来不用人。”这是工人对厂房和电灯的新奇感。又形容厂里的气派：“四面玻璃门呀，好象北京城！”形容汽车是：“造条汽车路呀，两盏电灯火！”这些，反映了初进厂的工人对这个生活环境的新鲜印象，好比是工厂风俗画。 新鲜的感觉很快过去，痛苦接着而来。这痛苦在民歌中概括成三句语，就是：“吃饭当猪，做工当牛，走路当贼。”而具体诉说痛苦生活的歌谣，那就多了。那时工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所以是“六进六出，起早摸黑”，“早上上工看不到路，晚上放工分不清树”；“右手拗只小饭蓝，左手拎只洋油盏，上工放工提心又吊胆”。 在厂里是“腌荠冷饭汤淘淘，三扒两咽肚里倒”；“车子转得冒火星，小妹饿得面色青”。而回到家里，又是“一家老小喝薄粥，眼睛一眨，眼泪簌簌落”。她们每天在愁衣愁食：“有柴有米也罢了，呒柴呒米怎得了”，“吃勿饱，饿勿煞，一日勿做呒办法”；“桃花朵朵满树红，青黄勿接肚里空，格个世界黑洞洞，勒一把裤带去上工”。 劳动是十分紧张的，三厂工人编了只《十二条弄堂》：“头条弄堂暗沉沉，小妹跨进弄堂门，绞煞细纱结勿清，就象踏进地狱门。”这是多么沉重的劳动！真是：“嘴吃黄连苦一时，厂里做工苦一世。” 可是，对于一户农民来说，每月固定的现金收入，毕竟在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不管怎么苦，还是要去做工。年轻的姑娘，有家庭的压力：“我要停工爷娘骂，手拿淘箩呒米淘，脚踏灶前呒柴烧……眼泪汪汪厂里跑。” 已婚的妇女呢，她们还有繁重的家务牵累，起早上工，匆忙之中，还要安排好孩子，“啵罗响，要进厂，小官哭吵拉住娘。心肝宝贝勿要哭，厂里转来买块糖。”放工回到家里，还有一大堆家务等待着她：“日里忙做工，夜里赶缝穷，剪剪贴贴，补补缝缝，手忙脚乱，一点勿落空。” 连续十二个小时夜班的劳累，使挡车的女工很羡慕那些做长日班、又在厂里有宿舍的男机工：“日班工人顶笃定，七点钟来才上班，日落西山早放工”；“八月里探妹桂花香，炉子间西面造工房；造拨啥人住呀？造拨加油郎”。由于机工都有一定的技术，有的来自上海，因此厂方不得不给他们略高于挡车女工的待遇。女工们“要想机匠油味道，要想厨师滋味好，要想先生生活好，妹子做工想勿到”。这些只能是幻想。在无可奈何之际，她们也流露出对土地的眷恋：“纱厂做工苦巴巴！若有地皮老三百，勿来结断头，勿来扯烂纱。” 青年女工的怨恨心情，在一首《小妹洗海青》的山歌里，表达得最为动人。 水仙娘娘真开心， 自由自在游世景， 小妹河边洗海青， 眼圈红来泪盈盈。 勿是小妹眼泪多， 自家想想真苦命， 衣裳褴褛工头骂， 先生眼里象只钉。 小妹屋里人口多， 姊妹兄弟一大群， 一家勿得知一家苦， 呒钱人怎比有钱人。 轻轻搓来慢慢洗， 做件海青几年新， 思量思量呒办法， 口唱山歌散散心。 这首山歌以一种叫做水仙娘娘的水虫为兴，描写一位忙工的姑娘在河边洗衣服时，看到水仙娘娘在水面上自由游动，触景生情，联想起自己的身世遭遇。姑娘被束缚在机器旁的苦痛，同水虫的“自由自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位姑娘虽然还不明白命运的真正原因，也还没有找到出路，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她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里有一个纯朴的青年女工的生动形象。这首民歌取材新颖，构思好，富于感染力。 痛苦的遭遇，使工人产生了对命运的怀疑和探索，怨恨必然发展到愤怒。她们唱道：“梭子织得汪汪亮，身上穿得化子样”；“做工勿如狗，想想火来头；大亨一只狗，天天肉馒头”。她们控诉：“上天呒路走，入地呒门进，工人活路真难寻”；“叹口气，想勿通：发财人勿动勤力人穷”。 生活上表现出的阶级对立，使她们朴素地认识到自己的劳动被剥削去了：“拖进来格是花衣，运出去格是布纱；做工格工人瘦了，开厂格股东胖了。”从机器的转动，她们想到：“厂里越转越富，屋里越转越苦。”而资本家的榨取是永不满足的：“纺格纺来织格织，日日夜夜勿停歇，龙头细布汗血凑，厂长还是摇摇头。”她们问：“大生财，哪里来？”接着自己解答：“大生富，工人手里苦；大生发，工人头上括。” 压迫终于激起了斗争。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斗争是必然的。起初，她们只是把仇恨集中在工头之类直接跟工人为难的人身上。这方面的歌谣很多，甚至发出“只恨身边没把刀，剁他一记气才消”那样咬牙切齿的语言。后来，逐渐团结起来进行阶级间的斗争。她们提出：“锣鼓勿敲勿知音，说话勿讲勿知情，掀开天窗说亮话，明争暗斗要活命”；“大生厂，洋蜡烛，大家勿要怕，蜡烛勿点勿亮，一点蜡烛就哭”。蜡烛不点不亮这句谚语，在这里有了阶级内容，成了发动斗争的口号。“我俚一吆班，厂家蚀脱洋钿银子要论担；我俚一吆班，厂家单勿宁蹲勒地上爬。”于是有《野鸡声》那样描写罢工斗争场面的民歌： 一声野鸡声， 机器就勿灵； 工人心有数， 工头起疑心。 二声野鸡声， 机器马上停， 工头心里慌， “饭桶”发楞怔。 三声野鸡声， 车间起风云， 工头抱头窜， “饭桶”喊救命。 我们今天读了这些斗争性很强的歌谣，还可以想见当年动人的斗争场面。 三厂的老工人说：罢工的时候，大家编唱山歌，一边唱一边敲着筒管按节拍；领班工头也奈何不得，赶了这边，那边又起。有一首山歌唱道： 勿做生活造山歌， 铜钿罚脱两角多； 罚脱角子啥希奇， 唱只山歌出出气。 二十年代后期，南通地区掀起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斗争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工会组织起来了，于是有关于工会的民歌，歌唱工会的力量，控诉资方对工会的破坏。斗争失败后被捕时，她们叹道：“罢工斗争闹风潮，流血吃苦坐监牢。唉！‘人之初，性本善’，为啥我俚要吃苦头？”这说明，罢工是被逼出来的。用上两句《三字经》，很为别致。 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民歌被有意识地用来动员群众，激励斗志。在大生三厂旧档案中，有一份一九二九年厂方《为报告工潮经过致各界书》，全文引用了一首题为《大生三厂苦恼景致》的民歌，指责工人把这民歌印成传单散发，以此作为“罪证”。 就这样，工人逐步觉醒，走向斗争。而在这全过程中，都离不开民歌。民歌成了斗争的武器，工人用以讽刺和抨击资本家、领班、工头，以至门警、搜检妇。一厂老工人说：“上了谣谣儿的总不是好人。” 除了这些反映痛苦生活，开展阶级斗争的民歌之外，还有一些情歌，生动活泼，形象鲜明，而且也很有工厂特色。工厂毕竟是资本主义企业，在婚姻问题、男女关系方面，要比农村中自由一些。男工、女工在共同劳动中产生了爱情，“榔头锉刀月下老，锭子把手攀相好”。有的情歌描绘得很生动。当“断头多来结勿清，小妹急得泪盈盈”的时候，加油工赶来帮忙，问她“答应勿答应”。姑娘只好叹口气：“左右难煞我小妹，唉！格个冤家真要命。”还有一首四言的《加油郎》，绘声绘色，生活气息十分浓厚。 在大生四个厂之间，因为工人常有转移，民歌是相互交流的。特别是一厂与副厂，二厂与三厂之间，厂址相近，方言相同，交流与影响更多。有的民歌已经相互融合，很难分辨。这也正是民间文学的一个特点，何况大生厂工人本来就过着同样类型的被剥削生活，有着共同的命运，连工厂管理制度以至厂房布局结构都有许多共同处。研究其渊源，也是很有兴味的课题。 特别有意思的是《做工的姑娘》这首歌，它产生于副厂，后来流传到一厂，一厂工人称之为“八厂谣谣儿”。它和《十杯茶》同为一厂工人最爱唱的民歌。可是在最初，它却是一首带有侮辱性的小调。据副厂老工人焦益善说：这首小调中的孙秀英，是个漂亮而倔强的姑娘，小伙子都不敢跟她开玩笑。有一个守门的实警（实业警察之简称，厂方豢养的武装人员），仿了当时流行的《湖丝阿姐》，编成小调，调笑孙秀英。焦益善抄了六段给我，据他说是原词。其中有“做工的姑娘真时髦”，“左手拿的花露水，右手拿的雪花膏，美人镜照上几照”等。但在流传中，工人们却扬弃了不健康的成分，使之变成了描写工人一天生活的民歌。据一厂老工人范锁珍说，她年轻时学唱这首歌，前辈歌手对她说，最后三段不好，不能唱，因此大家都不唱。在采集时，我们曾请范锁珍把这三段也唱出来，她拒绝了。她态度很严肃地说：“不能唱，大家都不唱的。”由这一首民歌的演变，由工人群众对这首民歌的态度，我们感到：工人对文艺的态度是认真的，是有鉴别能力的，也是善于运用民歌的。 解放以后，传统民歌在大生纱厂不再流行，山歌、谣谣儿，已只是保存在老工人记忆中的遗产。也不再“造山歌”了。只有“大跃进”年代，在“大搞群众运动”中产生了不少诗歌、快板，那可以称之为“群众创作”，与作为口头文学的民歌，实际是不同的。 这种变化，有它社会的时代的因素。社会变革了，工人的地位和生活变化了。唱山歌、造山歌以壮壮胆、散散心、出出气的生活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而工人群众的文化生活，则有音乐、歌曲、戏剧、电影和各种文娱活动；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还可以拿起笔来创作。因此，他们不再唱山歌、小调了。作为口头文学的民歌，基本上退出了工人的日常文化生活领域。这是不是一项客观规律？口头文学在文化普及并逐步提高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否会复兴？将怎样加以培植、引导，使之发展，那是有待于探讨和实践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修改定稿
攀朋友——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攀朋友 （大生三厂） 小白布衫黑裤子， 攀朋友要拣小伙子， 勿谈相貌讲手勤， 恩恩实实老实人。 结仔夫妻百年恩， 好好丑丑一家人， 寻着角子大家分， 太太平平过光阴。 沙佩贤等说匡渭渔记
南通海门嫡嫡亲——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南通海门嫡嫡亲 （大生三厂） 勿要话伊南通江北人， 勿要嫌伊海门沙蛮人， 江北驴子学马叫， 崇明烂头大脚好， 只要两相来情愿， 南通海门嫡嫡亲。 李红海说 ［注释］ 江北人——大生三厂工人主要是海门人，但也有一些唐闸一带去的南通人。海门、南通虽同处于江北，海门人却把南通人叫作江北人。这与海门人祖上多来自崇明和苏南有关。 沙蛮人——海门一带多新涨沙田，所以南通人惯于把海门人叫作沙蛮人。 江北驴子学马叫——海门俗话，意思是南通人学讲海门话，学得不象。 崇明烂头大脚好——南通俗话，对海门人的戏称。海门方言同崇明方言一样，所以海门人也被称为崇明人。这句指海门女人不缠足，都是大脚，在厂里纺纱织布很能干。
加油郎——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加油郎 （大生三厂） 机器缺油，油郎加油， 眼睛蛋大，加勒脚上。 姑娘奇怪，问个明白。 隔车大姐：“看伊做啥！” 小姑娘家，大惊小怪， 交头接耳，叽叽喳喳， 眼眨嘴歪，比比划划。 油郎跑了，姑娘知了， 面红心跳；断头多少， 噘嘴骂声：“短命冤家！” ［说明］ 这是描写加油工对纺纱女工的调情。加油工不把油加进机器，而倒在人家脚上；姑娘没有领会其意，居然还要“问个明白”。隔车一位年长的女工是清楚的，叫她不要看他。接着小姊妹们窃窃私议。姑娘终于知道了，她因此而心神不宁起来。
格个冤家真要命——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格个冤家真要命 （大生三厂） 中心牙撬得死冰冰， 车上绞得勿相信， 断头多来结勿清， 小妹急得泪盈盈。 加油郎跑来打圆场， 进复我答应勿答应。 左右难煞我小妹， 唉！格个冤家真要命。 ［注释］ 中心牙——是细纱车上调节车速的机件。 打圆场——解围的意思。 进复——最后一次的要求。含有“再不答应就作罢，以后不要埋怨”的意思。 ［说明］ 加油工故意把机器弄得不易操作，姑娘因此而作急。加油工走来了，一面表示愿意帮助她，一面向她求爱。
小妹勿是轻骨头——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小妹勿是轻骨头 （大生三厂） 小妹勿是轻骨头， 格只山歌有来头， 机匠阿哥侬听好， 要娶小妹抬花轿。 一勿做侬小老婆， 二勿搭侬轧姘头， 亲如姊妹到白头， 夜夜搭侬睏一头。
机匠阿哥心眼好——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机匠阿哥心眼好 （大生三厂） 机匠阿哥心眼好， 看见小妹车上绞， 拿仔扳手跑过来， 小妹车上轻轻敲。 嘴里勿话心里晓， 想到阿哥妹心跳， 嫁拨阿哥有关照， 车子修得呱呱叫。 ［注释］ 扳手——修车工具，即活络扳手。
上夜工——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上夜工 （大生二厂） 日落西山一点红， 小妹出门上夜工， 一条大路走勿通， 请你情哥送到大门东。 情哥叫你小妹停一工， 小妹勿肯，板了面孔上夜工。 邢志兰说张伟民记
两相好——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两相好 （大生三厂） 榔头锉刀月下老， 锭子把手攀相好。 相女配夫两相爱， 鸳鸯夫妻白头到老。 蔡姑娘说 ［说明］ 这是歌唱机工（男）和纺纱工、摇纱工（女）在劳动中产生了爱情，结成了夫妻。
我俚一定开大仗——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我俚一定开大仗 （大生三厂） （讲唱经） 各位定定心， 唱只讲唱经； 东洋第一坏良心， 欺侮我俚中国人， 让我细细说分明。 上海地方大， 名气顶顶大， 东南西北才是大马路， 小沙渡通到杨树浦， 四面八方才装电灯火。 南京路上生意多， 铜钿银子赚得多， 可恨那东洋乌龟， 要抢我俚中国路， 要我俚做亡国奴。 我俚一定开大仗， 日日夜夜炮声响， 一炮开到几里路， 打脱东洋乌龟无其数， 吓得东洋乌龟呒处躲。 张来民、邢志兰唱陈秉生、张传民记 ［说明］ 据张来民回忆说：“一九三八年，我已经到三厂接细纱，这是我进厂后听到学会的。这时上海已经打仗了，日本人还没有到主厂来。” 另外，张伟民在久隆公社向邢志兰采访到同样的一首，这一首似乎是从上海传过来的。现根据两份记录稿进行整理。
工人证——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工人证 （大生副厂） 进厂要用工人证， 只认证件不认人； 要是失去工人证， 好比打碎饭碗根。 明红本搜集 ［注释］ 工人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工人进厂要用“工人证”。
横竖勿出头——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横竖勿出头 （大生三厂） 做厂横坚勿出头， 大生厂，老娘舅， 问我为啥要偷？ 工钿少，负担重， 月底呒米，冷天呒被， 为了活下去， 只好动脑筋， 偷，碰碰额角头！ ［说明］ 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工厂的时期，“偷纱”是工人向敌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法。 ［注释］ 碰碰额角头——碰碰运气。
弄伊纱厂开勿成——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弄伊纱厂开勿成 （大生三厂） 三厂花衣哪里来？ 南面江里抢得来。 “一纡子纱，一拨子太麦”， 打杀我俚中国人。 我俚要有爱国心， 团结起来一条心， 捣粗纱，扯细纱， 弄伊纱厂开勿成。 朱银泉说 ［注释］ 一拨子太麦——日语，即“一发子弹”。朱银泉说，当时他在保全部修车，一次一个日本领班对他说：“出一纡子纱，可以赚一发子弹。”他听了非常气愤，就用各种方式同日寇作斗争。
东洋大班——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东洋大班 （大生三厂） 四万万同胞自家人， 东洋乌龟呒得根。 敲牙盘，腌锭胆， 金票蚀脱交交关。 五十部车变念部， 东洋大班搔头摸耳朵。 朱银泉、王志林说 ［注释］ 牙盘、锭胆——都是细纱车上的主要机零件。日本侵略者占领三厂时，工人不愿为敌人生产，故意破坏这些机零件：敲坏牙盘，并给锭胆抹盐水，使之生锈。 五十部车变念部——日本侵略者占领三厂时，在纺部开了五十台车。工人不满，与之斗争，细纱车机件越来越少，加上战争关系，机件得不到补充，日本人采取拆东补西的方法，拼拼凑凑，只能开二十部细纱车。
打杀东洋赤佬——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打杀东洋赤佬 （大生三厂） 我俚是中国人， 为啥朝东洋乌龟磕头， 拨东洋乌龟欺！ 勿服气， 伙计朋友兄弟齐心好， 打杀东洋赤佬！ ［注释］ 朝东洋乌龟磕头——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中国人经过日军岗哨，必须鞠躬，否则要挨打。
官司打到南京城——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官司打到南京城 （大生三厂） 诸位工友同志们， 吆班为点啥事情？ 为仔花红只有同事分， 所以定要打抱勿平。 纸头做仔几十份， 张张盖上图私印， 烧香请愿去县衙门， 官司打到南京城。 经理所长蛇蝎心， 关押工人代表几十人， 买服县长开引擎， 工人有怨呒处伸。 刘宝明说
造只山歌骂骂伊——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造只山歌骂骂伊 （大生三厂） 考工所长袁仲齐， 做出事体呒道理； 金丝眼镜亮晶晶， 车间巡视吓工人。 拚命赶出彩魁星， 车上绞来要要命； 赚仔花红同事分， 工人捞勿到半毫分。 手把摇子双透气， 造只山歌骂骂伊； 伊是十螺十粪箕， 鼻子管朝北呒地基。 黄秀兰说 ［注释］ 十螺十粪箕——民间把人的指纹分为螺和粪箕两大类型。并说，凡是十指都是螺或都是粪箕的人，将死无葬身之地。
也谈王实味的“人性”及其“人性改革论”（秋火）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也谈王实味的“人性”及其“人性改革论”秋火为文库这一专题所做的文章（即《从王实味案看延安时期中共官僚化与革命民主斗争》）写毕，总算勉强地了结了我几年来深埋心底的心愿（我本打算写小册子，但才疏学浅能力微薄，时间精力也不允许）。但是，我的内心仍然久久难以平静。我本来打算为王实味个人多写一些篇幅（因为我非常反感中共官方知识分子朱鸿召之流对王实味人格品质的污蔑和非议），但是写作过程中还是删除中止，因为本文的主题旨在从历史的角度，评判王实味案所反映、所从属的整个中共官僚化现象与根据地的革命民主斗争。其实在我整理上传以及网上找来关于王实味的作品和介绍资料里，已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王实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只是想用一则简短后记，从我理解的革命社会主义角度，谈谈王实味的“人性”和他十分有名的“人性改革论”。对于王实味本人，相信读者可以在我的文章里读出我的强烈情感倾向，希望读者能够见谅。也许一篇重要的历史评论不该带有太多主观感情，但是要想让我在写作中抑制这种倾向是很难的。王实味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里带给我感觉乃至共鸣都最强烈的一个人，这种感觉甚至超过我对陈独秀的欣赏（2007年我读完了当时未能在国内出版的王观泉著作《陈独秀传》，由此极为欣赏陈独秀，但过后不久我就得到友人的推荐，读了朱鸿召主编的《王实味文存》，王实味的遭遇和他文字里透露出的激烈感情甚至曾让我梦见到类似画面）。王实味的人生苦难艰辛、他的情感之纯洁、语言文字里无畏的纯真与烈火般的热血，还有他在《野百合花》中为革命青年的理性辩护，都令我这个当代的革命青年深深感动。我相信：一个人对他人最炽烈的爱与恨，也反映着这个人的本性。王实味评价他人喜欢用“比较可爱/不可爱”的说法，我相信他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最可爱的人，一个可爱的革命者。而那些中共官僚集团煽动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文澜、丁玲、周扬、艾青等人）对王实味卑鄙恶毒的落井下石，他们极端伪善地批判他人、开脱自己责任（他们也曾与王实味有相同相似的观点，但被领袖官僚们诱导去做咬人的疯狗），结合历史资料还原当时情境，这种鲜明对比足令人久久震撼、无法平静。虽说我本人在2005年就开始反思斯毛、转向革马，但我过去大量自学、自觉接受的中共党史教育仍缺少系统反思清算，近几年开始了解王实味案，才逐步肃扫过去的模糊梦幻，并且令我感叹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第二个问题是王实味的“人性改革论”，这恰好非常值得今天革命社会主义者反思，思考人性改革、人道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的关系。据王实味的众多同时代人说法，加之王实味老同学王凡西的回忆，王实味最看重、也是遭到指责最多的一个“理论”就是这个对人性的看法：“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后来因之出名的‘人性论’。他深深相信：不论一般的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他认为未必。依他之见，改变人性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要同时进行。”（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第三节，1985年2月10日。连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王凡西也提出批评，认为“如果真正贯彻他的理论，他应该改行去当牧师，至少始终干他的教师行当，不应再干革命，可是他至死还是个革命者。”）不过王凡西此文后记再次谈到这个“人性论”时，又有另一个说法：“根据历史唯物论，社会制度改变，人性才会跟着逐渐地改变；根据王实味的见解，若不同时（或者首先）改革人性，则社会制度也终于改不好的。”（注意：粗体是我加的）后一段中王凡西自己也没讲清楚，王实味到底是主张人性改革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还是人性改革先于社会革命？这两个命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后者，就很明显错了，因为不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人性改革永远是徒劳，或者客观上只起到巩固、改良资本主义、从而阻碍根本社会变革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但是照王凡西前一段（即他文章第三节那段）的说法，王实味的这个人性改革论却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可以说这是王实味特别敏锐、特别比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同志高明的一个观点。王实味用他最终为革命民主殉道，证明了这个论点是正确的——导致他最终悲剧难道不正是罪恶的人性起着很大的作用吗？认真考察那段历史，认真翻遍当时主要代表人物们正儿八经的批斗文献，我压根不相信可以用什么“他们主观上是好的、客观上却伤害了同志”这类八股论调解释一切对王实味的错误批斗，因为这些人主观上就绝对不好，而且可以说是极其阴险恶毒。当然，恶的人性能够兴风作浪，是因为一定具体历史环境下、一定的阶级力量构成、矛盾和由此产生的一定社会需要（特别是投合小农阶层的特权割据集团的需要）所致；但是不可因“客观条件”而否认了确实存在着人性意识上的缺陷，存在着人性之恶。王实味的悲剧只是中国革命里众多革命者悲剧的一个开端和典型缩影，而中国革命里的众多这类悲剧又是与整个20世纪斯大林主义在众多国家的罄竹难书的悲剧实践紧密相联的。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史的反面经验，恰恰是人性之恶起了很大作用。人性必须改革，与社会革命同步，才有望实现真正彻底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官僚畸形变态国家的胜利）。但是人性怎么改革，是另一回事。王凡西在批驳王实味时把这两件事混淆了。在王凡西看来似乎人性要改革就只能去做牧师了，或许他认为人性要改革只能靠反复的道德宣传和说教吧。人性改革，其实不一定只是靠宣传和说教，如果是在一个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里，还可以靠政治上的评判、自由辩说和集体舆论氛围、以及组织上的处置，来培养诚实善良的人性，或者把对同志自私虚伪的人放到无权的位置上。改变不了那么就设法隔离疏远，或放在与权力较远、但仍能发挥其公共价值的位置上，而在青年一代里完全有可能发展出更好的人性，很大程度在于是否注意、是否重视。【我不禁又想起列宁遗嘱（王实味恰好看过并参与中文翻译），其中提议把斯大林调开总书记位置，列宁的第一理由就是斯大林太粗暴，这难道不就是列宁在实际工作中相当重视人性问题的说明吗？其实列宁等老革命者注意到了人性问题的重要性，正是他们非常敏锐又高明的地方，可惜像他们这样非常敏锐又高明的革命者仍然太少见，更多人还是倾向从机械的观念来理解社会革命的辩证法。】我认为有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怎样评判人性好坏？其二，人性的本质是什么？搞清这两个问题，人性改革就不会是一团云雾。依我来看，人性好坏最客观、也最有统领性的基本标准即在于：是否符合真（Truth）——真实，真知，真理。一个人在涉及根本的重大问题上明明毫无根据、还给对方罗织罪名判罪论处（不同于一般批判，而是提出实际惩处行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调查确定的客观事实，根据这个客观事实就可以判断这个人的人性是罪恶的。其实在很多重大冤案里，都不难调查清楚、形成公论，人性判定并不难。当然非常多的概念界定，难免总有一些模糊边界，但不能因此就说无法界定。革命社会主义既然是属于真理的一部分，那么它就有完全无私的勇气坦诚地接受一切客观真实。如果一个理论/意识/观点不能反映客观真实，不能符合科学的真知，那么一定是这个理论/意识/观点错了；真理只有对应真实和真知才有可能成立，这三个真是统一的（在英文里，Truth恰好也同时有这几种意思）。也许有人说，难免有人是“好心做坏事”，但是一件事情（而且是关系着根本性质评判的事情）明明没有根据，他又是怎么去评判和作为的呢？正是因为共运里这种不顾事实、只要可疑的“顾全大局”“客观促进作用”的假装作戏传统，正因为这种根本不顾事实真相、根本漠视人性的精神传统，才很大地促进了革命的罪恶和堕落。其二，从马克思主义来讲，人性的本质是社会性，在阶级社会起决定性的是阶级性，但不止是阶级性。具体来说，一个人身上既有家族、教育、社会交往影响带来的各种传统和其他社会性，更由其自身过去及现有社会谋生的阶级性决定着。马克思在讲社会的决定性因素时，不只是讲“生产力”或“生产关系”，而是讲到“生产方式”，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也包括着围绕物质资料谋生的各种社会交往关系。在一定生产方式上形成的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还有着其社会位置和生活特点所催生的思想意识，它们并不是“天然的人性”，并且大致规定了某种人性的外延。在谈论阶级时，总是难免会谈到其大致对应的阶级意识。例如小资产阶级处于社会中间无法稳固的分化性质：向上爬时产生着强烈投机性，并且表现出各种卑劣的品性：极端利己、欺诈、虚伪，往后退时容易黯然伤神、自哀自怜、复古、各种乌托邦思想。同样是小资产阶级，小生意人因为其谋生特点往往更看重实利和市场份额，职业知识分子往往更看重学术等级、名声和面子（他们的地位和前途都靠这些东西），知识分子一般地都非常看重语言文字形式；农民是一个分化的庞大阶层群体，既有小田地生产者的憨厚本分，又有无产者的朴实节俭，又有小资产者的圆滑奸诈热衷投机，还有暴发户或转化为官僚时的粗俗自卑。工人阶级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一个进化的过程，不论从今天世界还是中国来看，现代工人阶级多数人更讲求个性、追求民主和自由，同时也天然地倾向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当然工人阶级也受到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社会群体的影响，会表现出其他倾向。资产阶级，包括本身就属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官僚，讲求实际、重视契约法理和惯于剧烈的竞争抢夺（即使发动战争或宫廷斗争也要费尽心机找“合法化依据”，以便保住资本主义的新闻媒体与市民社会）。而凌驾于生产关系上的官僚——如前苏联前中国那种官僚阶层——则讲求政治文牍、无论内政外交都反复无常、极端看重秩序稳定和特权等级，中国毛时代官僚还突出反映着落后东方国家的农民心理：歌功颂德式个人崇拜、好大喜功和人民公社式的农民社会主义（苏联1950年代后期清算个人崇拜的背景正是进入到中上等工业化国家水平、工人比例与受教育比例已经开始现代化，个人崇拜的无文化的与农民的基础已经大为削减，工人与青年一代中的民主呼声越来越高）。这些例举只是为了粗略地说明阶级意识是可以大致把握的，并不只能是一个主观的定义。当然我这些说法是非常粗略的，具体大可研究讨论。在我的文章《从王实味案看延安时期中共官僚化与革命民主斗争》里我也结合历史事实，谈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种种品性。从“人性改革与社会革命应该同时进行”这一观点来说，人性改革正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工人阶级领导广大被压迫群众掌握政权，实行劳动人民对政治经济的民主管理和尽可能广泛的政治自由，那么革命也是要使工人阶级从物质生活到精神文化都把握领导权。就托洛茨基来说，他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对文化领域撒手不管，他也主张引导文化界，并且也主张按照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在他的评论里也贯穿着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是托洛茨基坚决反对那种用极权政治方式操控文艺界的做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策是保障创作自由，并试图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准则进行积极引导。既然人性的本质在于社会性，那么人性改革的方法，就不止是要通过文艺，更要通过社会改变的过程。一个革命青年要改造自己的人性，就需要转变其社会存在方式，需要与工人阶级结合，在工人集体中、以及将来在革命工人运动中，通过集体主义和有个性、有批判性的社会交往自觉地改变自己，并帮助其他同志（在自愿合意的情况下）改变精神品质。这种社会改变的方法是符合唯物主义的，但远不是万能的，但总归是一个多少有实际效果的办法。为着净化提升人性品质的改革，与为了洗刷社会污垢、实现劳动人民有尊严地管理政治经济的社会革命，其实都可以统一为一个目标：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谓人道主义就是既基于科学，又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理想，而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完全的人道主义；也只有恢复真正意义的阶级斗争和相关共运概念的经典意义，才能达到这样的人道主义，这是更加关键、还有待继续探索的重大实践问题。人类经历了太多假冒伪劣社会主义，这些历史余孽至今仍在到处污损着共产主义的名声。另外，不无关系的一点是，许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认同“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至上/最高标准”，但是这句话也意味着这样的抽象性：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这一点却又不无争论，不应该让这个词绝对化。因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本来就不是特定的、绝对的（有人也许说是无产阶级政权，但是无产阶级政权也应该恪守国际革命利益）。这个词至少也应该包括人道主义的某种意义，否则“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是不完整的，是必定要栽跟斗的，而历史创伤并不都是一定可以弥补的。所幸的是，国际革命社会主义者已经比较广泛地认识到了必须彻底清算斯毛修正主义毒流，更要追求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当代国际共运里的这种变革，与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里最新科学观念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打破机械局限观念、重建物质与意识的辩证生态联系）。而在中国，在这个假冒伪劣社会主义横行、机械观念与非理性特别严重的东方国家里，把人道主义植根、融入进共产主义左翼思想与阶级斗争实践中，仍然是革命社会主义启蒙事业面前的艰巨任务。2011年8月23日定稿秋火本文原是《从王实味案看延安时期中共官僚化与革命民主斗争》一文的“后记”，由于比较长，且独立成章，故分出来作为一篇文章。
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吴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吴敏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510631翻读40年代延安《解放日报》、《草叶》、《谷雨》等报刊，可以清晰地发现，“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语汇，几乎是评说延安文艺和整个文艺问题时，出现频率最高使用密度最大的一种表述，如小资产阶级作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小资产阶级出身、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小资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学，等等，我姑且将它们笼括为“小资”话语。[1]那么，“小资”话语在当时主要意指了什么？它们在延安文坛究竟以怎样的形式被使用、在流通，它们怎样影响、规范着延安文人的心理情绪并导致其思想创作文学批评的变化，进而形成延安文艺的区域性阶段性的特点，这些是研究延安文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一、王实味的文学思想与批判王实味风潮中的“小资”话语延安文坛的“小资”话语使用率猛然剧增，是从1942年3月批判王实味风潮时开始的。为了较为恰切地说明王实味自己的文学思想与当时批评界对他所概括的“小资”思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先用一些笔墨来描述王实味事件以及王实味的文学思想理路。1942年王实味受批判，[2]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被认为刻绘了“黑暗丑恶病态”的延安，“把‘自己的阵营’画成已经同流合污，画成黑暗，画成阴森可怕！”[3]两篇短短的文章，“足足写了几十个‘肮脏’‘黑暗’，随处散布着灰色的字句……对于延安，则更找尽了一切不好的形容词：‘寂寞’，‘单调’，‘枯燥’，‘污秽’，‘丑恶’，‘包脓裹血’，‘冷淡’，‘漠不关心’，‘升平气象’，‘自私自利’，甚而至于‘陷于疯狂’，把作为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延安，写成了‘人间地狱’”。[4]在这里，我不想如90年代以来某些论文从“真实论”角度出发，来为王实味辩护，我首先关注的是，王实味极力凸显、描写“社会黑暗”的心理原因和他自己思想的内在逻辑。王实味因其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感受，对“社会”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他把社会笼统地概括为“黑暗”，而且这种看法一以贯之。他的父亲王言炳举人以私塾先生为职，家道清贫。王实味中学毕业后，想报考大学，却因家境困顿而选择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来又由于家庭经济不支而中途辍学，只得到驻马店做邮务生。贫富不均给心性颇高、学业出众的王实味烙下了深深的心灵创痛。192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后创作的自传体中篇小说《休息》留下了他这一时期的精神印记。[5]《休息》主要由秋涵写给实薇的十一封信组成。[6]秋涵自命为时代“觉悟的青年”，嗜读新文化刊物（小说三次提到他阅读《创造周报》，另外有《东方杂志》）。在将近4万字的篇幅里，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倾诉着自己中途辍学、初涉社会时种种驳杂的思想情绪。作品反复渲染、时时出现且贯穿全篇的“最强音”，是对社会黑暗乃至对整个社会的仇恨和诅咒情绪：因为没钱被迫废学而表达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怒，因为邮政组织行政的“阶级森严”、薪金制度的差别而“痛恨切齿气愤填膺”。主人公对生活种种不如意的现象特别敏感细腻，特别容易情绪波动并燃烧起“蓬勃的心火”。他眼中的“国体”“千疮百孔”，“内忧外患奄奄一息”，他看到的民众“蝇营狗苟醉生梦死”。他简直是用“黑暗”的眼睛在看社会：“在我们这病入膏肓的中国，什么事不是包脓裹血乌烟瘴气呵！”主人公也说到邮局某些人曾给予他生活的温情、亲人给了他“爱”，但从作品全部的谈吐来看，这些温情、关爱，并没有改变他的社会“黑暗”论，反而更凸显了他对“人的爱”的向往，加剧了他“灵魂枯焦的精神上的痛苦”。在个人与社会这两者的关系上，主人公的自我定位是：做一个“勇敢的人生战士”与社会“搏斗”，“复仇！复仇！我们要复仇！打它个落花流水，重新建设我们理想的世界！”与《休息》所表达的“社会黑暗—反抗复仇”的思想情绪相似，王实味另外两个短篇小说《小长儿与罐头荔枝》、《毁灭的精神》也通过叙述者的干预性叙述，鲜明地表达出对贫富不均的等级制度的痛恨，对贫苦人悲惨生活的愤怒，并且安排了主人公反抗的情节。像王实味这种强烈痛恨社会黑暗的思想情绪，作品人物和“社会”处于激烈对峙状态的表述，是贯穿20年代文坛的一种主调，尤其是在青年作家早期的作品里，如郭沫若《女神》的“宇宙呀宇宙，我要把你诅咒”、郁达夫仇恨“金钱”社会、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我恨死了北京”、白薇《打出幽灵塔》中的“人类的世界，全是肮脏，全是黑暗的”。鲁迅更是一直在“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7]戴着“黑暗”的眼镜看社会，是“五四”后为新思想所唤醒的很多青年共有的特性。鲁迅谈20年代中期的浅草—沉钟社时，曾分析过这种思想情绪：“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地看见了周围无涯际的黑暗。”[8]日本学者青野繁治曾经运用心理学的“同一性危机”理论，剖析莎菲与周围人的强烈对立情绪，并认为这是青年融入社会以前的普遍精神特征。[9]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王实味的作品。心理学家艾里克森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个人和社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解。但在王实味那里，这种和解一直没有实现。他不仅没有改变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危机”冲突，反而因为他所尊重爱恋的女共产党员李芬的惨死，心灵受到更加强烈的刺痛：“从听到她的噩耗时起，我的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10]敏感于社会的“黑暗”面，痛恨于国家的“丑陋”处，使王实味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情结”。他充满了政治热情，格外关注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11]尤其是向往“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除贫富阶级的差别”的“大同世界”。[12]在小说《休息》里，王实味已经表现出了对“人类应有的社会”、“合理的美的社会”这样的政治乌托邦的向往；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乌托邦的反衬，才导致了王实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政治焦灼心态”，才会对现实黑暗持一种极为强烈的仇恨之情。这里的王实味甚至表现为一种由“点”及“面”的直线思维：有一“点”不如意，便直接否定“面”的意义。他没有中间的缓冲地带，更不愿意那种四平八稳的“辩证”思维。从上述对王实味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出于对金钱世俗、贫富不均、等级制度、世态炎凉等现实社会现象的强烈愤怒，出于对“人类应有社会”的热烈渴求，王实味通过他的作品推导出“社会黑暗”的基本结论。他所描述的主人公总是与社会环境处于激烈的对峙、交锋状态。40年代，王实味在延安创作的杂文《野百合花》里，叙述者所表达的现实生活缺少“关怀”、“爱护”、“温暖”，赞颂青年“纯洁，敏感，热情，勇敢”的“生命的新锐的力”，提出“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质疑“等级制度”的合理性等，这些思想都是他以前作品思想的延续。这些作品里所传达的思想、情感、为人处世的态度，实质上折射的恰恰是“五四”时期的民主、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这与王实味1925～1927年在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所受的现代教育应该是吻合的。与这种感知社会的态度和批判黑暗的社会观念一致，王实味在文学观念上，主要承袭了鲁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政治家•艺术家》认为，艺术家“主要是革命的精神力量的激发者”，其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这些理解“艺术家”的思想与鲁迅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篇文章谈论政治家和文艺家的“不同”，也可以视为是脱胎于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3]王实味还直接以鲁迅为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柱。《政治家•艺术家》里，王实味说到自己对鲁迅的理解：鲁迅在战斗中心里是颇为寂寞的，他看到自己战侣的灵魂中有着不少的肮脏和黑暗。1942年，王实味在反驳齐肃对《野百合花》的批评时，“以现代的鲁迅自居”。[14]王实味不仅仅在认识社会理解文学的观念上与“五四”相通，同时他的文学作品也深深地刻烙着五四时期创造社、鲁迅作品的印记。当时就有文章指出，《野百合花》“完全模仿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15]他的小说，除了上述《休息》、《小长儿与荔枝罐头》之外，还有《杨五奶奶》等作品，其情绪化、主题社会化、风俗描摹等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五四”的韵味。《杨五奶奶》以作者家乡的民俗为素材，着意刻画河南潢川春河集的“母老虎”杨五奶奶形象，让人想起鲁迅《故乡》里的“豆腐西施”和《离婚》里的爱姑。到延安后，王实味虽然主要从事马恩列的政治哲学著作的翻译，但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等文章里，仍可看出他对文学较为细致的理解，尤其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维护。可以说，王实味正是五四思想五四文学的血液乳汁所孕养的儿子。但是，王实味的文章（还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等却引发了轩然大波。在中共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从1942年3月到12月，发表了批判王实味的文章20余篇。其中言辞最激烈的当然是有关“政治”的问题：托派政治、托派思想、反党、反革命、反无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等。[16]不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批判文章给王实味扣得最多的帽子则是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几乎每篇文章都与“小资”挂了边；或者是把“小资”与托派思想等“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或者是谈与“小资”相关的问题。有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谈王实味的“小资”性，但也从王实味引申开去说“小资”，如小资产阶级本性、人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等。最早将王实味与“小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就目前我所掌握的文献来看，是毛泽东。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上，登载了“在本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的消息。毛指出：整顿三风，有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也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应该拒绝。”[17]此后发表的诸多文章延伸和扩展了毛的说法。王实味及其文章大致被概括为：（1）“小资”倾向。[18]（2）“小资”立场和“小资”劣根性。（3）“小资”思想。[19]（4）“小资”温情。[20]范文澜的《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用大段篇幅勾指王实味的“小资”性：王实味因为有“顽强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从他的言语行动中实际上处处表现反党的动机。”“王实味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所有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个人自私自利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流氓无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破坏性、小气病、急性病等等劣根性，王实味同志意识中各色俱全，应有尽有，不折不扣。”[21]——在这些文章中，王实味“文”中的某些观点，无限制地被伸发为对其“人”的全盘否定；在这些文章中，他被戏剧般的小丑化了。尤其是，王实味自觉认识社会的“个人—自我”意识、民主平等、人道温情等某些有价值的“五四”观念，也被混杂在无所不包的“小资产阶级”批判中被解构了。但是，王实味在被批判过程中，始终表现出他自己张扬的“硬骨头”精神和“固守自我”的狷介个性。王实味《零感两则•硬骨头与软骨头》说到“硬骨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表示：“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22]“硬骨头”曾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一种概括，这也可以视为王实味把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当做自己的精神支柱。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六日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简述了“党挽救王实味的经过情形”和王实味“不反省”的表现：[23]《野百合花》发表以后，胡乔木和他谈过两次话、写过两封信，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而王实味到现在还认为乔木同志帮助他坚持错误”。“两个多月来，党委和他谈话，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谈过两三次。他总是狡辩，毫不认错。昨天早上，他还对我说：‘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读了，但是我还没有发现我的错误。’“党委又曾委托了五个同志经常和他谈话，帮助他改正错误。他仍是不肯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其他个别的同志自动去和他谈话的也很不少。他仍旧不反省。“半个多月来，每次座谈会都希望他出席，他不肯。每次座谈会后都有同志把座谈会上同志的意见告诉他，希望他反省，他也不接受。座谈会又推派代表去和他谈话，谈了两个整整的半天，他仍旧一味狡辩。“《解放日报》上曾有若干文章指出他的错误，他还是不反省。”实际上，王实味并非顽石。他的这种坚持也并非完全出于“性格”原因。他的行为取舍，以思想论证为理路，绝非简单的意气冲动；他的性格，只是这些思想的一种极有强度、热度的表达。他清楚地意识到“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他要保持“个人”的、“自觉”的选择意愿；必须经过自己的认识，他才有可能“退让”。[24]这样在实践层面的自我坚守，同样显示的是五四个性解放的一种人格追求。但这种自我守持，却是用了生命作代价。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逮捕，1948年7月被秘密处决。批判王实味的整个过程和结果，对文艺人的思想、心理、情绪，是一面巨大的摇晃着的镜子，是深深轧过他们自己身体的覆车之辙。王实味固守自我的个性、行为及其结局，是所有文艺人触目惊心的一个警示；王实味所曾表达过的文学观念，文人们也需要进行调整了，这里必然包含着被概括成“小资”的诸种文学思想。二、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延安思想界里的“小资”话语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所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里，文艺作家全部被囊括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内。《讲话》里“文艺家”，有时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作为含义对等的概念，互相替换着使用。也就是说，“文艺作家”的内涵大体等于或者从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内涵。《讲话》批评了延安当时的文艺状况：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小资产阶级的缺点也加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工农兵，而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这些同志的屁股是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讲话》一方面着重阐释“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意义：“在文艺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与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工农兵。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但另一方面，它又特别突出了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对立：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25]在《讲话》里，没有对“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语汇进行详细的辨析，但是，在当时的延安报刊上，却充溢着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种种论说。我认为，只有清理出当时“小资产阶级”的一些基本涵义，才可能比较确切地理解毛泽东对于文艺作家“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说法的理路及其严重性，也才可能较为确切地理解延安文人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可能会如何认识被概括为“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自己，可能如何调整自己既有的文学观，其思想感情可能发生怎样的转变。把“小资产阶级”与作家、文学和文艺倾向联系在一起，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左翼文坛上，“小资”也曾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语词。“小资”常常连带着与“资产阶级”一起，作为性质一类的语词，表达某些类同的、倾向相近的意义。大致地说来，在左联前后的时期，“小资”主要传达了以下几种意思。（1）文艺作家归属于“小资”行列，具有“小资”的特性。[26]（2）“小资”思想感情的核心主要是个人主义，还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等。[27]（3）批判“小资”作家，要求他们进行思想和创作的“转变”：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智识阶层）必须“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28]（4）作家思想和创作需要转变的原因，除了作家的“小资”特性的内因外，主要“外因”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形势要求和欧洲文艺思潮的演变趋势。（5）批评否定小资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倾向。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蒋光慈的《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学生活》、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等文章，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为文艺的文艺、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主义、艺术超社会生活、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我表现等“资产阶级性质”的文艺倾向或创作主张都进行了批评。茅盾在左翼时期的很多文学观念与郭沫若等人并不相同，但他从文艺的时代性、社会化角度出发，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对感伤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进行了批评。[29]冯乃超《新人张天翼的作品》、胡风《张天翼论》、《＜地泉＞五人序》等文学批评也不同程度地表述了与茅盾相似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和瞿秋白、茅盾、冯雪峰、钱杏邨在左翼时期对“小资”作家的认识。他们不是一概地肯定或否定新文学作家、尤其是革命文学作家，而是较为理性地分析其多重特点，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趋势中认识文学家的意义和局限。但是，瞿秋白《海上述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对于“小资”作家的批评意见，在延安的报刊和文人的文章里，被反复地引用着，成为评说延安人的重要标杆；而鲁迅肯定“小资”作家的方面，却被忽略掉了。钱杏邨在《批评的建议》一文中所详细分析的对“小资”作家“必须谨慎”的意见，[30]在延安，也被忽略了。40年代前后的延安文坛，按其需要，接受、延伸并改造了左翼时期对“小资”问题的观念。总体来说，延安报刊上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作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思想、文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大体有如下一些基本涵义。1.小资产阶级所指称的人员1942年2月，《解放日报》上分五次连载了陈伯达的长篇论文《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31]陈伯达主要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方面，说明了大、中、小资产阶级的人员组成成分和政治态度。按他的归类，城市里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小企业主、手工作坊的老板以及店主之类；独立手工业者、师傅以及小商人之类；一般城市贫民）。“知识分子本身的成分属于小资产阶级。”[32]而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宣称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强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很少有人能脱出“小资出身”范畴。2.小资产阶级的多种“劣根性”及其思想意识，对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着至关重大的影响延安整风文件之一的《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里，摘引了列宁《“左派幼稚病”》，其中谈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时，特别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否认党，否认党的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这就等于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一败涂地。”[33]在《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旧阶级本性的改造》、《人性•党性•个性》、《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央研究院整风以来思想改造总结》、《谈温情主义》等大量文章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被认为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温情主义等，如不克服，必然走向革命失败。3.“小资”问题的严重性上述文章对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及其思想意识的看法，已经清晰地表明了“小资”问题的严重性。此外，延安还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政治”上的规定。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论述了小资产阶级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关系，并且规定了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所持的态度。该《决议》指出，“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1931年至1935年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全党影响最深”、“危害也最大”，它“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决议》从思想方法、政治倾向、组织生活三个方面具体言说了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并着重谈到了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思想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极大危害：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34]正因为如此认识理解“小资”问题，所以，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目标被当做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说，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斗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35]1942年6月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强调：“整顿三风，就是运用党内思想斗争的武器，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高到更高的程度。”[36]当然，毛泽东等人的整风运动有其明确的政治目标：直接针对王明等的政治路线及其拥护者和随从者；[37]为了“共产党能够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整顿三风”“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伐，不能成功。”[38]但是，我的关注重心则是，整风中的“小资”话语对生活在延安语境中的文人、对文艺创作的影响。第一，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意识被认为具有如此尖锐的政治意义指向（“亡党亡国亡头”、“篡党”），那么，《讲话》所说的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该是多么严厉的批评；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小资产阶级情调”或与此相关的语词，又频繁地被当做文学领域中评论作家、作品的标准，便具有了多么严峻的意义；“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王国”的文艺工作者将可能怎样思考、转变自己的思想和创作？第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被当做小资产阶级的重要特征，当做否定、批判的对象，那么，注重个人独创性的文艺家将如何对此进行调整？第三，《讲话》从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出发，批评了人性论、人性之爱等文艺观念，对“写黑暗”、“杂文时代”作出了具体评判，并且指出：马列主义“决定地”、“应该彻底地”破坏一些创作情绪：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39]《讲话》的这些相当具体的意指对象，包含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多种流派、创作思潮和写作技法。这样为文学圈定相当明确的界限，作家们将如何进行个人的创作选择？第四，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个性、人性、温情等等，被不同的人述说时具有不甚确定的内涵，因而也就具有了广阔无边的“能指”，如散漫、动摇、不能坚忍、自私自利、片面性、狂热性、寂寞、苦闷、悲哀、忧郁、凄清、温暖等。这种述说方式和述说内容，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时，也变成了一种阔大无边的空指；作家们（知识分子）被要求改造的思想，也变成了散漫无际的原野。小资产阶级的边沿越来越扩大，被否定的内容越来越多，能够允许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思想”越来越被限定在某些范围里。如前所述，延安整风文件的核心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它说明了“小资”思想意识的严重性及其具体表现，毛泽东的《讲话》明确地对一系列有关“小资”的文艺问题提出了要求。那么，这些思想是怎样“从上到下”地被要求实施的？换言之，“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话语是怎样“运作”的？这些运作方式对生存于这样空间的文人会有怎样的影响？这是很大的问题，很喧嚣，又很微妙；表面上看，似乎是外在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却是联系着每一个作家个人的内心问题。我不能在有限的篇幅里过多地铺叙材料来实证作家们所受的影响，以及这影响之于他们思想“转变”的翔实历程，而且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作家们公开发表的文章与其内心的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种种参差错落的情形。猜测文人的公开文章与私人情感的复杂关系，可能会使学术研究自身陷入难以自拔的悖论和不堪一击的陷阱之中。但是，无论如何又不能忽略“小资”话语的运作方式，对文人们思想取舍、艺术褒贬、人生态度的巨大影响。在这里，我主要从整风期间《解放日报》里反馈出的当时要求学习与检查学习的一些信息入手，来窥探整风文件和《讲话》的流传势态与被要求实施的情形，以理解“小资”观念可能给人们思想造成的冲击力量，可能对文人思想构成的规范心理。关于整风文件的学习以鲁艺的学习情况为例。1942年8月4日，《解放日报》登载了大体黑字的标题：“联系实际掌握文件，鲁艺全院展开热烈辩论，教育方针有无错误？所学与所用是否脱节？‘提高’离开现实变成了空架子！”并具体地报道了鲁艺学风文件学习过程中讨论的一些问题，附录了学习后的考试试题。[40]此后3个月，《解放日报》又报道了鲁艺党风文件的学习情况：鲁艺党风学习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开始讨论反对自由主义。周扬的总结报告，根据文件精神，研究和检讨了鲁艺存在的多方面问题，指出强调艺术的特殊性、偏重技术忽视思想意识、“个人第一，艺术第一”、“人性论”、“天才论”、“温情主义”等自由主义思想的错误。周扬作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评。[41]关于当时延安学习的整体情况，李富春《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说，三个月来，中央直属近二千二百人进行了学风学习，“每个人都经过从啃字句，记概念，以至反省实践阶段。”“我们此次总结要从每个机关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着手，要从每一个人的质疑、发言、笔记、测验、反省与工作的各方面来看这个人的学习的效果，就是说要具体了解每个人的学习动态，才能估计一单位—机关的动态。”“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发动每个学习小组的每一个人来进行总结。”[42]康生在《目前延安整风学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中，也强调了“必须检查各单位思想领导上有无缺陷”：“根据每位同志的发言，谈话，笔记，行动，来检查每个同志的思想行动，有无显著的进步，是否言行一致，来断定该部门该小组学习领导与学习成绩的大小。”[43]关于毛泽东《讲话》的学习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后，在延安随即开始了对这一文件的学习。在处理方式上，运用和发挥了学习整风文件时的诸多办法。《讲话》见报后的第二天，中央总学委便发出通知，指出：“各地党收到这一文件后，必须当做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44]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特别针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知识分子，强调了学习文件的重要性。它首先指出，《讲话》是“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其次，它说，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育下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地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各根据地的党的文艺工作者都要依据《讲话》展开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它特别强调：“鉴于根据地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受过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文艺的深刻影响的，在他们中间尤须深入地宣传这个文件。”[45]《解放日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作家们谈自己对“小资”思想的认识和准备进行思想改造的文章：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立波《思想，生活和形式》和《后悔与前瞻》、舒群《必须改造自己》、陈学昭《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刘白羽《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等等。当然，任何新闻报道，尤其是激情性大运动中的事实概括，都可能掺杂着某些激情膨胀式的水分；甚至为了某种目的，有意夸张或缩减事实的面目。报纸上关于延安整风文件学习情况的报道，也可能与实际情形有一定的出入。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他们对于学习文件的态度、对于诸种行政要求的心理、对于具体条文的理解、对于自身与文件关系的认识等，都是各各不一的。但是，不管怎样估测学习文件所可能具有的伸缩弹性，都无可否认，这样逐字逐句、发言笔记、讨论考试、人人过关的学习文件方式所可能构成的强大的话语冲击力和情绪氛围；都难以想象，那些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种种概括、那些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将可能在人们心中产生多深多远的波纹和波长。艾青曾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的全过程，后来又根据《讲话》等写下了《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等文章。40年代后期，在华北联合大学主讲“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课程。80年代，耄耋之年的艾青回忆《讲话》时，曾这样说：“现在，事隔四十年，国家和个人都历经沧桑，变动太大了，许多事情都显得淡漠了。但《讲话》的一些基本原则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不易消失。”[46]三、延安文学批评中的“小资”话语用“小资”语汇进行文学批评，或者围绕着“小资”相关的问题来进行文学批评，1942年以前在延安并不太多，也能够听到对“小资”不同的评论声音。譬如1942年1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为“林昭”的《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反驳了欧阳山的文章《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品的批评。[47]林昭分析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同特点和道路，充分肯定了小资产阶级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意义。他认为，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所流露出的灰暗阴郁悲观色调，“是一种向上的不甘于现状并企图冲破现状的苦闷和烦躁”，不应该否定其意义和价值。林昭在文章的末尾强调说：“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是什么‘不足道’的‘孱儿’，而是值得特别称道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像林昭这样，通过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对比，通过具体作品进行评论阐释，从而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以及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进行价值评说和“估计”，其行文的方法和结论，当时并不多见。但是，1942年以后，文学批评里的“小资”已基本变成贬义了。1942年以后至1946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树立“新的人民的文艺”旗帜，这几年之间，延安的文学评论主要以否定性的“批评”为主。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小资”变成了重要的权衡标准和褒贬尺度。凡是涉及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凡是较多地渲染表现了情感而富有抒情性的作品，都可能与“小资”有关。延安有大量的作品被列入“小资”行列，遭到批评：丁玲的《在医院中》、何其芳的《叹息三首》等诗作、延安“鲁艺”创办的《草叶》杂志上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女作家莫耶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方纪的《意识以外》和《纺车的力量》、丁克辛的《春夜》等，都主要以“小资”为理由，如“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宣扬个人主义”、“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歪曲了劳动阶级的人物”等，受到指责。还有些批评文章，虽然没有用“小资”语汇，但针对的问题却是与此相关的，如金灿然《论忘我的境界》谈个人利益与民族阶级利益的关系，[48]杨思仲《关于题材问题的一理解》批评延安文艺界写知识分子自身的作品太多。[49]冯牧《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说，“写熟悉的题材”被文人们错误地解释为“写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表现在创作上，全然是作者自己“独有的柔和的语调，低声悠闲地谈说自己、自己的多感心情、自己的琐碎生活、自己的快乐和忧愁”。[50]这里特别令人关注的，是那些曾经有过较为重要影响的延安文人对“小资”问题的情感态度和思想观念，尤其是40年代前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外来文人，如丁玲、何其芳、周扬、艾青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路：丁玲的表述是“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沉重”、“痛苦”[51]；周扬是思想“突变”的“空白”[52]；何其芳则是非常兴奋地“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延安的大多数文人从不同的路径走到同一条轨道，即，从当时被概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感及其文学创作之路”转变到当时人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思想情感与文学创作轨道”中。何其芳的文字留下了较多“转变”的痕迹。大学时期的何其芳曾经迷醉于中国晚唐的哀艳诗作和西方十九世纪后半期虚无悲观情调的作品，其《燕泥集》、《画梦录》沉溺于书斋“画梦”。1936年7月，何其芳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宣称要为自己既往诗歌“唯美”的创作风格和生活道路“送葬”，“要叽叽喳喳发议论”。[53]1938年8月底，何其芳到延安后，“旧我”与“新我”发生了“矛盾”、“争吵”、“排挤”。[54]在何其芳的这些文字里，基本上没有出现“小资”字样的表述。1942年5月以后，“小资”语汇在何其芳的文章里开始大量出现。他把自己列入到小资产阶级的行列，进行自我批判[55]；把自己过去的思想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予以否定：人性、人类爱、温暖、同情、弱小人物、心灵的损伤、个性的可贵、美丽的空想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内涵，软弱、伤感、消极等，也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56]此外，何其芳还对写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写熟悉的题材、说心里话的文学观，予以了批评。[57]40年代末，他甚至把胡风等人的“主观论”思想也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58]，并特别指名王戎的《从＜清明前后＞说起》、《“主观精神”和“政治倾向”》“这样的论点和与这类似的一些论点正是在实质上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59]。美丽的空想、人类爱、个人主义、温暖、快乐、善良等，是贯穿何其芳《画梦录》、《预言》、《还乡记》、《夜歌》等1942年以前所有作品的主要表现对象和情感基调，是他过去艺术生命的基本组成成分。现在，何其芳把它们都归类为“小资”思想情调，在观念和态度上，一概予以了否定，其主要理由是：妨害了对新社会现实的理解，容易产生不利于新社会的观点，并可能成为“党”的对立面。[60]这样，何其芳将自己摆到“新社会”的制高点，否定一切与新社会不相容的异己。何其芳的创作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空白期。1942年5月到1949年，写作一直勤奋而多产的何其芳，仅仅发表过三首歌唱民族群体的“白天的歌”。[61]然而，何其芳的的确确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来接受这些新思想的。毛泽东“讲话”后不久，何其芳写完长篇大论《论文学教育》后，说：“我颇有些兴奋。”[62]1943年，中央组织文艺工作者下乡，让他们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造，何其芳也是“兴奋”。[63]1949年，何其芳把延安整风后写的文章编集成《关于现实主义》时，“我仿佛还能从它们感到当时的一点热情”，因为，“我写这些文章来企图宣传我所理解到的一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所以“充满热情”。[64]“我仿佛望见了一个未来的新中国的文化与艺术的灿烂景象。”[65]通过学习“革命理论”，何其芳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第一，他认为，评价一种理论或文学作品，“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当中的问题才是高的起点”。[66]“真正的理论”，“是为了解决当前实际所要求解决的问题而产生的……而且能够一针见血地打中那要害，给予科学的解决。”[67]他谴责自己：“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醒，斗争，所完成着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诗里为什么这样少呵。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可歌可泣的世界。而我的歌声在这个世界中却显得何等的无力，何等的不和谐！”[68]其次，何其芳以为，中国“要在几十年中走完欧洲几世纪的旅程”，[69]必须凭借革命的理论，迅速跨越资本主义时期，向更高层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70]因此，自己原来的那些思想，还有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已经“过时”，[71]应该无所惋惜地抛却，坚决彻底地改造、转变。第三，何其芳还用“群众化”的理论来说服自己接受革命理论，进行思想改造。[72]1942年至1949年何其芳思想转变的过程，大致可以视为，他用在延安接受的革命理论取代旧有文学观念的过程，更明确而简单地说，是用当时人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思想来批判小资产阶级文化观念的过程。从何其芳的思想转变理路里可以看出，文人接受“小资”话语，不能普泛地简化为被动的、直线性的“语境压力”、“强势所迫”，这里还沉淀着延安文人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人的某些思想情结、文化心态和情感需求等多方面问题。类似于延安众多文学批评和何其芳进行自我认识文学评论时以“小资”作为主要的标准，围绕着文学作品如何写知识分子（或者是怎样写群众）问题来进行评论的趋势，在40年代末，通过邵荃麟主编的香港《大众文艺丛刊》、茅盾等8人为编委的香港《小说》月刊、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香港海外版）、香港报纸《华商报》，以及国内的成仿吾等主编《北方文化》、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编的《群众文艺》等报刊，进一步延续和扩展了。譬如，胡绳的文章《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评姚雪垠的几篇小说》、《关于“北望园”的春天》对于《青春的祝福》、《春暖花开的时候》、《北望园的春天》等作品的批评，无咎的《读＜引力＞并及其他》批评李广田的小说《引力》，适夷《虚伪的幻想》批评路翎《饥渴的兵士》，史笃《评艾芜的＜山野＞》等，“小资”都是重要的评论准则，其批评焦点，主要盘旋在“小资”问题上。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之一，承袭着左翼时期的某些文艺思潮，由延安继续扩展，又向全国蔓延。它关涉的不仅仅是文学批评或者文学创作的内容形式问题，同时，其中所表述的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政治态度，也随着关于“小资”的文学批评文章得以扩展和蔓延，构成延安文人乃至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语境，影响其思想观念和创作方向。由于“小资”的边界被无限制地宽泛化，以至于有人辨不清楚其具体内涵。1945年6月4日《解放日报》刊登读者意见《我们需要文艺批评》里说，对于孙犁的《荷花淀——白洋淀记事之一》，有人认为是充满健康乐观的情绪，写出了斗争中的新人物、新生活、新性格，有人却说是“充满小资产阶级情绪”，缺少敌后战斗的气氛。“读者意见”说：这很难理解，究竟是新人物新性格呢，还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呢？希望延安从事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同志加以分析研究，公开讨论。这样的疑惑意见，刊发在《解放日报》上，大概有相当的普遍性。如上所述，“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语汇，从批判王实味到延安整风运动被当做使用密度最大的语词之一，从毛泽东《讲话》到延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原则的规定，还有这些语汇与行政机构结合后的运作流转方式等，可以说，这已经构成对延安文坛发生极其重要影响的“话语事件”。[73]这些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文学”等，作为当时人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思想文学的对立面，以水火不容之势，迅速地整块地遭到排斥驱逐，丧失自己的位置和空间。从新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五四时代所张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文学作为社会批判的启蒙工具等思想观念，被包裹混杂在“小资”话语中受到摒弃，或被进行了“无产阶级化”的改造；五四时代部分文人所曾热情译介的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象征派、意象派等西方现代派艺术倾向和艺术技法也被归类到“小资”话语中受到质疑和驱赶。延安文学的历史正因为这种大规模高强度的“抽空”、排斥、驱逐所导致的理论和文学实践的变化，而显示了其阶段性的特性。这对于创作流派的多元化和文学思想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无疑是一种斫伤和重创。从文学审美原则的探索到文学创作批评范式的建立来说，“小资”话语作为一种批评原则的“合法性”使用以及“小资”具体内涵被确认的“非合法性”相交融，还有“无产阶级”（或“工农兵”、或“人民大众”、或“革命群众”等语汇）与“小资产阶级”（多重内涵）所构成的二元对立式的文学批评模式，尤其是“小资”思想被意指的严重性，对于文人们的自我认识、创作指导、审美趋向、文学批评以及思维方式的规范限制力量，是难于估量的。换言之，延安时期文学历史的递变和延安作家的思想转变，究其深因，“小资”话语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言语中介。从“小资”话语所指涉的社会阶层和具体使用的意义上说，“小资产阶级”主要意指着知识分子（作家被包括其中），与工农兵既形成一种等级的序列，又构成明显的对立局势，两者之间变成了“不干净者”—“最干净者”、“幼稚可笑的人”—“英雄”、“忏悔者”—教导者、受教育者—教育者、学生—老师等多重褒贬扬抑关系。这样的话语使用对于构造历史所显示的力量，也是难于估量的。“小资”话语在延安时期后几十年，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创作趋向审美特性，甚至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受方式、情感表达形态、乃至日常言语的使用，都烙刻了或显或隐的痕迹。事实上，在延安文坛中，“小资”话语表现的具体情形是颇为复杂的：它在多重话语（如当时介绍的苏联无产阶级思想—中国本土的工农兵方向—军政人员作为新读者群的文学要求等）和特定语境（民族战争—政权局势—地理环境—不同层面的文化人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呈现其独特的意义。“小资”话语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史上的命运也是奇诡多变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民众）理解和接受政治意义里的“小资”话语，涉及到他们之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文人的未来新中国梦想、个体人生理想等多重思考方向和道路选择时极为复杂的心态情感。鉴于这一课题既有的研究现状和本文的篇幅，我在这里只是大体梳理了“小资”被表现的线索以凸显这一问题之于延安文艺的关系；也正因为这一问题所牵涉的复杂方面，故而评价时便不能一概而论地或褒或贬，本文只着重分析了延安对“小资”问题的认识、处理方法和结果对于新文学发展所产生的弊端。所有的目的都在于，希望有更多的思考维度、更为细致的关注层面纳入到延安文艺的研究中。注释[1]“话语”（discours）的概念，首先由结构主义文论家提出来。1966年，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T•托多罗夫《文学叙事的范畴》提出用“故事”（historie）和“话语”（discours）两个概念来区分叙事作品的素材和表达方式。1972年，法国的G•热奈特《叙事话语》发挥了托多罗夫的观点，分析了“话语”的范畴：时态、语式、语态。大体而言，结构主义叙事学里的“话语”主要指叙事文本的言语表述方式。此后，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概念又扩大和延展了结构主义文论有关该词的内涵，它包含了言语自身和构成言语的诸多因素，特别注重“话语”与构成整个社会文化符号之间的关系，即，主要回答话语如何产生以及话语的功能的问题。因而福柯的“话语”观被归类为后结构主义叙事学文论。本文的“小资话语”，主要在三个层面上来使用：第一，“小资产阶级”的言语表述和相关指称；第二，表述对象与表述主体，即“谁”在说什么涵义的“小资”；第三，“小资”语汇运作流通的情形。[2]毋庸赘言，“王实味事件”直接影响到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变化、文艺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它对延安当时以及此后的文人和其他类知识分子的思想、心理、情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显、隐影响。在我看来，“王实味事件”包含了几个层面的问题。1.政治方面的问题。王实味当时被判定的“顶级罪”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等，共产党曾不断地致力于“锄奸”、“审干”工作。2.思想方面的问题。王实味事件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批判王实味来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整风的主要目标之一。3.不同文学观念的冲突以及代表这些观念的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即文化人的文学观念和党政军人对文学的要求所构成的冲突，是形成“王实味事件”的重要原因。4.文人自身的文学观念和文化道德的问题。此外，王实味事件还有一些偶然性、个人性的因素。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交叉混杂在一起，酿成延安文化界的一大风波。[3]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4]艾青：《现实不容歪曲》，《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5]参见黄昌勇《王实味传》第二章《前清举人的儿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22页。[6]本文所引用的王实味作品的文字，均出自朱鸿召编选的《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7]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3页。[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3页。[9]青野繁治：《莎菲女士的普遍性》，收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颗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10]王实味：《野百合花》。[11]参见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高向明《我所知道的王实味》，收入温济泽等著《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第90页。[12]黄昌勇的《王实味传》引用了孟焦瓒1978年在台湾《中外杂志》第33卷第6期上发表的《往事•故人——悲剧人物王实味》中的文字，其中王实味与朋友畅谈政治问题。（见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51页。）另据黄书记载，王实味有一次回乡省亲时，曾就家庭经济管理实行“改革”（见该书73页），其做法有些类似共产主义所描绘的“各取所需”模型，这可能是王实味在小说《休息》中所拟想的“人类的应有的社会”。[13]鲁迅曾经谈到政治家和文艺家的“冲突”。1927年12月21日，他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道：“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骚动者……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3～119页）鲁迅后来的一篇文章《文艺与革命》中，首先引用了冬芬的信。冬芬的信一开头便说到鲁迅那篇讲演“解释文学者和政治者之背离不合”（1928年4月16日《语丝》第4卷第6期）。[14]见温济泽《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15]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16]如陈伯达的《关于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丁玲的《文艺界对于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张如心《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艾青《现实不容歪曲》等等。[17]发表在报上的毛泽东的话没有点名，但当时的人都明白是针对王实味而说。参见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捎带说点＜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读后感》，《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所以，李维汉、温济泽等人的一些回忆文章直接认为毛泽东此段话为批评王实味而说。[18]金灿然《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解放日报》，1942年5月26日，原载《谷雨》第1卷第4期。[19]张如心《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在中央研究院斗争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17日。罗迈《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20]陈道《“艺术家”的＜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21]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22]王实味《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见《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42页。[23]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六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24]根据温济泽当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在1942年6月2日上午，王实味向党提出退党的要求，“他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去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6月4日，“王实味第一次出席我们的座谈会”。“轮到王实味发言了，他低沉地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消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但他遭到了一片质问。[25]见毛泽东《讲话》，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校注：由于我们看到的是网络版，所以没有着重号，实则遗憾，如有朋友可提供原件，我们可再校上去。[26]如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麦克昂《桌子的跳舞》、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克兴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的＜从牯岭到东京＞》、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见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7]如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麦克昂《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报导）和《上海新文学运动者的讨论会》等。[28]分别见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29]茅盾《读＜倪焕之＞》，1929年7月《文学周报》合订本第8卷。[30]钱杏邨《批评的建议》，1928年5月1日《太阳月刊》5月号。[31]陈伯达《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解放日报》1942年2月4、5、7、8、9日连载。“作者前记”中说，文章写于1941年3月，曾印成小册子发行。可见其当时的影响。[32]毛迅《论知识分子的改造》，《共产党人》，1940年第7期，第38页。[33]《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解放日报》，1942年4月18日，第4版。[3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9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35]见《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39页，638页。[36]1942年6月2日《解放日报》第1版社论《加强对于学习的领导》。[37]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高华《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5期，1993年11月。另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相关的部分，人民出版社，1994年。[38]《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第1版。[39]毛泽东《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第4版。[40]鲁艺学风文件学习的考试试题为：你参加这次大讨论会以前，对中心问题的认识如何？在听了争论以后，有无改变？改变在什么地方？……此外，每人必须在下面三题中再择一题回答：（一）为完成某一政治任务，需要你参加一种艺术活动，而这创作，你根据你的生活经验和创作作风感觉不合适，这时你采取什么态度？假如不做，你觉得有什么理由来拒绝？假如做，怎么做法？如何做好？（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这句话如何了解？并以亲身经历的例子来具体说明之。（三）研究文件，你读书方法有何改变？试以新的观点去分析一篇你最近所看到的论文或作品。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4日，第2版。[41]见《解放日报》，1942年11月8日，第2版。[42]李富春《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8月11日，第4版。[43]康生：《目前延安整风学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解放日报》，1942年8月11日，第4版。[44]《中央总学委通知——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2日，第1版。[45]《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第1版。[46]艾青：《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艾青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89页。[47]林昭《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就商于欧阳山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1月27日。欧阳山《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中国文化》第3卷第2～3合期，1941年8月20日。[48]金灿然《论忘我的境界——借吴伯箫同志的题目就商于吴伯箫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6月13日。[49]杨思仲《关于题材问题的一理解》，《解放日报》，1942年7月4日。[50]冯牧《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解放日报》，1942年8月22～23日。[51]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里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写了两本学习心得《脱胎换骨》和《洗心革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颗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4页；另外参见丁玲《陕北风光•校后感》（《丁玲文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8～609页）。[52]参见拙文《试论周扬等延安文人的思想突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53]参见何其芳的诗《送葬》、《醉吧——给轻飘飘地歌唱着的人们》、《云》以及散文《刻意集•出版序》等。[54]参见何其芳《夜歌•后记》以及《夜歌》的整部诗集，重庆诗文学出版社，1945年5月出版。这部集子的诗作收入到《何其芳文集》第1卷时，有较大的改动。《何其芳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84，以下版本皆同此。[55]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56]参见何其芳《星火集•后记一》、《论文学教育》、《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等。[57]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45～46页。[58]1946年，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里，对于信仰胡风“主观论”的王戎文章进行了批评。1949年，何其芳的长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又特别批评了王戎的文章。胡风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正文里，但何其芳却在注解中，详细地排列了胡风的书和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并且说明了王戎观点来自胡风。所以，这篇文章的矛头，对准的是胡风。[59]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一文中多处指出，坚持“主观论”，“实质上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抗拒”。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上海海燕书店1950年3月。该文收入《何其芳文集》第4卷时，所有的“抗拒”一词都改为了“反对”。[60]见何其芳《论文学教育》，《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6日，第4版。[61]此说依据《何其芳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84）上所收集的诗作。[62]何其芳：《论文学教育》，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7日，第4版。[63]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第4版。[64]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见《关于现实主义》，上海海燕书店，1950年3月，第34页。[65]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54页。[66]何其芳：《论文学教育》，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6日，第4版。[67]何其芳：《杂记两则》，《解放日报》，1942年9月14日，第4版。[68]何其芳：《谈写诗》，《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61页。[69]何其芳：《两种不同的道路（略论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日，第4版。[70]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98页。[71]参见何其芳《论鲁迅的方向》、《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138页，第191页。[72]参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79页）、《报告文学纵横谈》（《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157页）。[73]参见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2～33页。感谢秋火的阅读校对和重新编排
王实味与《野百合花》（戴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王实味与《野百合花》戴晴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斯宾诺莎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拚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伏尔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一一九四七年春，山西。连绵的土山，风刮着，把绵密的灰吹进每一道密密绗着的衣缝。清明已过，仍不见一点绿意。兴县，破败的小镇。作为晋绥根据地的首府，唯一的标识是间或从这个或那个窑洞式平房的窗口探出的小旗。战斗正在几百里以外的河西进行，这里的黄昏是宁静的。蔡家窑，晋绥行政公署公安总局驻地。一个手提砍刀的干部模样的青年人走进一孔小窑，拖出一个同为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拉到偏僻的山嵎，手起刀落……殷红的血沉甸甸地洒落到乾硬的黄土地上。死者：王实味。罪名：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头目。没有终审判决和裁定，没有上诉与驳回，执行的依据是一份批准了的报告。终其四十一岁的一生，王实味所做的顶出名的、也是最早为他带来厄运的一件事，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最高层的会议上还提到的，是他那篇共有四节、分两次发表在当年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杂文——野百合花实味前记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李芬同志是北大一九二六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一九二八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姦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髒，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勐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迴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罢，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帐。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髒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佈细菌，传染疾病。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底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一九四二年二月廿六日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隻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傢伙！」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如有所失。「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罢。二、碰《碰壁》在本报「青年之页」第二十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先抄两段原文：「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洩的情形，深以为不然的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了多少气……』」「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于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澹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常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髒，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底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彷彿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澹」，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澹」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澹」减至最小限度。一九三八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儘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这篇杂文发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文艺》副刊第一○二期。届时〈三八节有感〉刚刚发表，丁玲已不再主编《文艺》副刊，但这篇稿子的这一部分，还是经她的手发的。二一九四二年的延安。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大战不仅心理，而且地理地滚向全世界。华北战场上日军空前规模的扫荡和根据地军民无比顽强的抵抗。第二次反共高潮硝烟未灭，第三次已在酝酿之中。正面战场大片国土沦丧。「降官如毛、降将如潮」。追求救国救民之途的青年，冲破一道道封锁，已经和正在奔向延安——这贫瘠的黄土高原，在他们炽热的理想中已幻化为无剥削、无压迫、平等、自由、民主的圣地。就算说得实一点，近一点，也是抗战的中坚、民族的希望……一九四二年的延安。那时，康生随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已有五年。王明对掌权的国民党投降退让的政治路线已在三年前被严酷的战争所揭示的真理击垮，但他们直接从斯大林本人那里趸来的、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清洗」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模式，再加上一提「托」就如靠近六十万伏高压电网般地从心理到生理的极度紧张，却有如一片阴云，正从天边游来，慢慢飘向聚集在延安和分散在各个抗日前线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人的头顶。当然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不是没有发生过。一九三○年在中央苏区，将成批的「学生子」绑起来杀掉的那桩公桉至今听起来还令人毛骨悚然，而且罪名也是俄式的：Anti-Bolshevik（AB团）。如果说，那时的这类举措还带着几分幼稚、盲目，几分自以为是以及原始的残忍与漫不经心的话，到了此时的延安，则因为祭起了金光闪闪的「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再加上动辄抬出财大气粗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颐指气使更陡增百倍。更何况，清洗者所表现出来的无须理喻与无上权威，以及要求被清洗者所显示的驯顺与臣服，与传统的中国国民性又是如此之契合……这些「佛光」在我们头顶上罩了近半个世纪，几乎无人可以逃脱。破的方子据说是有的，那就是无辜者、殉道者，再加上民主斗士的鲜血。一九四二年的延安。三月十八日，整风检查动员工作大会在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当年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召开了。这所研究院是一年前由马列学院改组而成。只要看看将「学院」改为「研究院」，如果除去奔赴延安的人员素质的变化，就可知毛泽东此时对马列主义的态度，特别在王明「挟天子以令诸侯」般地宣示过一阵之后，已经不满足于照本宣科，而是更加看重对理论体系以及中国现状的研究了。能进中央研究院的已属延安学术精英。院长洛甫（张闻天），副院长范文澜。罗迈（李维汉）那时是中宣部副部长，洛甫不在时候由他代为「照顾一下」。秘书长是徐健生，党委书记是如今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言。本文的男主人公王实味那时已从洛甫的马列学院编译部分配到欧阳山的文艺研究室，定为特别研究员（略低一筹的是研究员，之下还有研究生，比如叶群当时就属于这一档次，并于整风开始之后临时调研究院党委任组织秘书）。特别研究员的穿着与毛泽东一样，青色国统区细布。他们每月有法制四块半津贴。毛泽东可以拿到五块，原财政部长、当时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本人是四块。三月十八日，动员大会开始。那时洛甫正带着一个调查团在乡下，所以动员报告是由四十九岁的历史学家范文澜作的。范文澜二十年代就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因为组织破坏而关係中断。他一九三九年重新入党，而后奔赴延安，正受託在编那本到了六十年代几乎学人人手一册的《中国通史简编》。那时，《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早已作过，《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刚刚讲完。对于即将开始的整风，整谁、整什么、怎样整、整成怎样，用现在的眼光看，恐怕是「仁者见仁，见者见智」。毛泽东显然属意于一场继遵义会议获得了军事领导权、六届六中全会获得了政治领导权之后对以王明的教条主义为主要对象的思想清算。虽然在三年之后的「七大」期间，他反覆强调「党要思想统一」，指斥「王实味在延安挂帅，我们打了败仗」，但在一九四二年的二三月间，显然并没有料到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以青委的《轻骑队》、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西北局的《西北风》、三边的《驼铃》、关中的《新马兰》再加上别的各种形式，包括直接给他本人写信，大叫大嚷地跳出来，「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康生，按照已经披露的材料看，应该说是一个有权势欲却没有什么信仰的人。作为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副手和这位领袖一步步失势的目睹人，他能在数月间顺理成章地将「王明万岁」、拥护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扭成「打倒王明」、「打倒他的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已属不易；而在三年间，竟能在组织上把与王明的攀附纠葛甩得乾乾淨淨，成为中央社会部长兼情报部长、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以及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外加中直机关总学委主任，从而成了执掌延安万名干部命运之神，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有人将其归结为他的「乡亲」江青的一援手，但也只是推测而已。中国人常常落入野史的思维定势，虽然不无道理，但也为严肃的历史学家所不取。但康生似乎有个天生的癖好，即将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中。从我们下文将要披露的一个《讲话》里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手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不过是牛刀小试，真正真刀实枪地演练起来，还是在二十五年之后。曾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不但决心改正并且正在努力表现着的罗迈，虽然对王实味的激烈与固执未完全料到，应该说对整风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和大致的路子心里还是有数的。而且，应该说，他当时的估计不但与三年之后，以及二、三十年之后的「历史结论」几乎完全一致，更由王明此后的一蹶不振、及丁玲们此后的脱胎换骨作了生动的注脚。这场运动本不要王实味们干什么：他们既不是对象也不是发动力，他们所扮演的，不过是该听报告的时候听报告，该鼓掌的时候鼓掌，该写一份心得或者总结的时候就写一份交上去，如此而已。罗迈也正是按照这一不必言明的「精神」，在会前就已经跟研究院领导层通过气，决定成立以院领导和各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整检工作委员会，再办一份壁报加以配合——这套「运动经」，恐怕每位四十五岁以上包括四十五岁以下的读者，对它已经像对自己的手和脚一样熟悉，不但没有在伦理、人权及领导等领域对它的正确性有过丝毫的怀疑，还练就了一套用下盲棋、结毛线、打瞌睡等「以不变应万变」的对付运动的真功夫。然而一九四二年的延安青年以至中年——王实味那年三十六岁——还没有受过中国人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那一场场「化进灵魂里，熔于血液中」的政治运动训练，对范文澜按罗迈的意思所作的佈置，竟噼头盖脸地反对起来。言词最为激烈的，据许多人后来回忆，确属王实味。他的意见其实一般得很，不过主张检委会应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别说各室主任，就是院长，能不能进委员会也要由群众投票决定。他还提到壁报可以匿名或用假名，以保障投稿人的民主权利。范文澜看不出这提议有什么错，但罗迈不同意。他义正词严地陈述如下六条：（1）重要意义；（2）讨论和检查分开进行；（3）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与个人思想两方面；（4）要有自我解剖精神；（5）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是当然委员；（6）赞成出牆报，但必须有组织，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这六条，特别是最后两条，遭到绝大多数人的激烈反对，会场上乱作一团，吵得罗迈头痛，提前退场了。最后范文澜主持表决：先表决委员会产生办法，结果八十四票对二十八票通过王实味提桉。但这不过是意气的胜利。选举的结果与原方桉差不多，院、室领导中只有二人未当选，而其中的一位，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1]，后来照样做了由罗迈召集的、实际上领导着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四人核心小组成员之一。这当然是后话。在当时，王实味等人是十分激动且高兴的，高呼「民主」的胜利。接着，三月二十三日，王实味登上他短促一生的峰巅。这一天，《野百合花》第二部分见报，发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第一○六期——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我们底阵营存在于暗黑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淨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藉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罢。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底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却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牆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须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馀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三月十七日也在这同一天，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创刊。范文澜亲自写发刊词，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王实味则一人在创刊号上独发两篇，矛头直指他的顶头上司——研究院领导人罗迈：《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没有匿名。在创刊号上，文章之外还有漫画，借用「脱裤子，割尾巴」的流行说法，不点名地画了代院长照顾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那条有四、五个人护着的大尾巴和张如心自称「经批准」了从而得意地翘着的小尾巴。在接着的第二期、第三期，罗迈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还就态度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有人反驳王实味，王实味也作了回击（《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总的趋势，用李言的话说：「一些站在党性原则立场上讲话的同志，则受到讽刺压抑。一时歪风盛行，轰动了整个延安，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壁报就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那两间权充接待室与活动室的平房里。虽然也有总编辑（陈道），但基本上是谁写谁跑去贴。反响如何呢？用罗迈的话讲：「《矢与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王实味一时间成了延安的明星。他是什么人，又是怎么到延安来的呢？[1]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张如心，在这场整风运动中表现突出。沉漪在《怀念张如心同志》（收入《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一文中的下面两段话颇能託出张如心当时和后来的耐人寻味的形象：「当时在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靳石足同志回忆整风初期的情况时说：那时我们研究室的同志对王实味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对张如心同志对他的批判，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一天晚饭后，我们十多个同志踏过铺在延河边上的石块，散步到杨家岭。在杨家岭口，看到毛主席正在自己的菜地里给西红柿鬆土。经过介绍，他就把活停下，跟我们亲切地攀谈起来。他问大家《野百合花》发表后，在研究院有什么反映？我们十几个人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赞成和反对的都有。有个同志说：既然是民主讨论，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那么王实味发表了他的意见，反对他的人也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嘛！毛主席一直默默地听着大家的争论，只是分别时最后说了一句话：《野百合花》这里边有文章。以后又知道毛主席夜里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对研究院的思想动态十分关注。我们由此联想到张如心同志对王实味的严正批判，更感到他的思想敏锐，立场坚定。」「作为1925年即参加革命、且参加了长征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全国解放以后，张如心仅做到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和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文化革命开始后，『被康生一伙罗织罪名、捏造事实，进行了残酷打击』。他『先后被监禁四年之久，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1976年，当他的心脏病严重发作时，『四处求医不得。周总理去世的噩耗传来，使他悲愤不已，以至病情恶化，与世长辞』。『他至死都在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因为，『他多次对我们说，周恩来同志对知识分子很重视！』」三一九二六年，北京。北京大学文学院有一个支部，属于中共北京地下党市委系统。没有专职干部，一切工作都由学生兼。支部书记姓段，名纯，湖南人（此人一年后脱党，加入国民党，并且做了县长之类的官）。支部干事里有一个颇受敬爱的老大哥，名陈清晨，他是河南人，是王实味的同乡和入党介绍人，后来成了托派，被开除出党。他曾用陈仲山的名字给鲁迅写过信，并且收到那封有名的公开回答(《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他后来惨死在日本宪兵手中。与王实味同在一九二五年入文科预科，且编在同一个小班的，还有张光人（即胡风），他那时没有参加共产党组织。另一名是中国托派《十月》社的王凡西，如今还常有文章发在海外的刊物上。一九二六年秋，又有两名女学生参加到支部活动中。她们都是湖南人，是两个对王实味生命影响最大的女性。一是李芬烈士，我们在《野百合花》中已经看到。她是他初恋并且热恋终生的心灵上的爱人；还有一个是他髮妻刘莹，她与他共度人生的艰难岁月，为他生儿育女，并且如今正以她八十岁的高龄为丈夫几乎毫无希望的平反昭雪而奔波。沉着、刚毅的李芬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就入党了。殷实家庭出身的刘莹温柔嫺静，是李芬形影不离的密友，考入北京大学以后由李芬介绍入党。那时「三·一八」刚过去半年，而「四·一二」半年后即将发生，地下党的工作严酷紧张。王实味那年二十岁，他爱上了李芬，并且像所有年轻的恋人一样，开始写情书，请求会面。李芬对王实味评价不错，觉得他笔头有功夫，为人诚实，工作努力。当然对他好讽刺挖苦人的毛病也看得很清楚。她接到信之后很为难。这倒不是因为当时流行于北京革命青年当中的清教徒式的风气，她有她的难言之隐。李芬告诉刘莹，在家乡的时候，父亲因为怕女儿遭流寇的抢劫姦淫，还只十八岁就把她嫁给表兄。二人伉俪之情甚笃，年轻的丈夫坚持要家里继续供她读书。一次暑假返家，李芬怀孕坐了一顶小轿，丈夫在轿下随行。因为兵荒马乱，走得太急，这少年书生中暑，到家不久即离世。悲痛欲绝的李芬即将临盆，但在公婆面前，非但得不到一丝安慰，反被当作剋夫星而遭白眼。她的父亲只好将她接回。李芬告诉刘莹，经过这样一段遭际，她已不敢奢望情感生活。她立志终生不再结婚，将自己的一切无保留地贡献给革命。正因为如此，她觉得与男同志相处须十分谨慎，所以没有给王实味回过信。但这堕入情网的才子显然粗率又急躁，情恳词切的一封封逼来。无奈，李芬约刘莹与她一道去见段纯。他是支部书记，还是李芬的同乡，她想请他将自己的身世与隐衷婉言转告王实味，将此情了结。见到段纯话还没说完，这支部书记即吩咐身边一个人：「去把王实味叫来！」李、刘二人怕局面尴尬，赶快走掉了。据后来别人告诉她们，王实味一到，段纯噼头命他以后「不要再纠缠了」。王不服，两人争吵起来。那是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李大钊已遭逮捕但尚未遇害，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段纯决定在湖南会馆召集一次北京西城部委与北大支部的联席会议，解决王实味事件。参加那次会的有十多人，会几乎开了整整一天。据王凡西一九八五年回忆：段纯在会上「强调王实味之所以入党，只为了更方便地追求李芬，根本不是来参加革命的。又说在此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时候，在此党的领导人遭遇大难，斗争万分紧张与异常困难之际，身为党员的王实味非但不化悲痛为力量，以行动答覆镇压，却拚命追求女同志，干些无耻勾当，实在荒唐之至。他主张会议通过决定，给王实味以严厉的党纪处分，纵然不开除党籍，也该留党察看。其他到会的人都发了言。大家都批评王实味，其中尤其以陈清晨的批评最为厉害。他完全以大哥的身份来责备这位『小弟弟』，说他不该如此胡闹。但是谁都不支持段书记的『卑鄙动机论』，没有一个人主张把王实味开除或给以严重警告。我的发言大意是这样的：男同志跟女同志谈恋爱，不能算是错误；但当一方不愿接受而另一方仍不断追求，那就不好了。现在只要王实味答应不再写信，事情就算完结。我不主张把主要属于私人性质的事情，提高到党和革命的平面来考虑。段书记颇不以我们的「自由主义」的看法为然，但他居于一人的少数，只好服从多数意见。结果给了王实味一个正式批评，要他不再给李芬写信。」（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几乎和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延安开大会斗他的时候一样，「列席会议的王实味（记得李芬没有来）始终不曾说一句话，静听大家对他的批评，等到批评作出了结论，他表示接受，『桉子』便告结束」。王凡西又回忆说，「当晚王实味跑到我的寓所来看我，情绪非常激动。他说他没法不爱李芬，不过他会克制自己，不会再给她写信。同时非常愤怒，极端不满段书记的见解与作风。他认为段对恋爱的看法是封建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官僚的。」（《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很难说王实味善于还是不善于克制自己。他确实从此与李芬别过，但他不能不再找到段纯，向他大吼出自己的见解。段纯恼怒已极，骂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接受党的批评，威胁他若是再闹就把他开除。王实味反唇相讥：「你是支部书记，你有这个权！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利用职权把我开除出组织，就能开除掉我头脑中的共产主义理想。」想来那时王实味一定是单独找段纯去吵的。没有人在中间缓和一下，他就这样离开了共产党组织。那年他二十一岁。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父亲是前清举人，在家乡办学，生活十分清苦。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本名督翰，一九三○年开始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等名。他一九二三年中学毕业，考上河南留美预备学校，他的英文底子就是在那时打下的。一年之后，该校停办，他为了升学，曾经到邮局工作一年。后来发表的小说《休息》，描写的就是这段时间的心情与遭际。他积了小小的一笔钱，考入北京大学。然而只读了两年，就再也维持不去了。他回到家乡，东碰西撞数次，好不容易託父亲的学生介绍到南京国民党党部当了一名小职员。如果王实味从那个时候起就改改他的脾气甚至改变他的信念，我们就不会有现在正讲的这个故事了。儘管受着饔飧不继的威胁，他还是一次次一言不合，即砸掉自己的饭碗。在这期间，他开始发表小说，并且与旧时北大同学曹孟君、张天翼有着密切的往来。一九二八年春，他曾在曹孟君家中住过一段。就在这时，他与刘莹再度相见。因为缺干部，刘莹未毕业就派往北京团北方局工作，任文书。不久北京市机关遭到破坏，为营救战友，刘莹跑回家向老父亲讨要祖父留给她的一千元学费。钱未拿到。组织上指示她赴上海重接关係。那时他们都刚刚得知李芬的牺牲。王实味恨得切齿捶胸，只想立即找到党组织，为烈士报仇。刘莹那时尚未接上关係，不能贸然介绍。然而，就在她日后已经与王实味结婚，并且正式参加党组织生活的时候，也没有打算再发展自己的丈夫入党——她不是对他的忠诚有所怀疑，只觉得他觉悟太低：心急如焚的王实味告诉她，入党之前，一定得先挣一笔稿费给父亲养老。然后再全心全意投入斗争——他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刘莹认为将赡养父亲摆在革命工作之前这种思想，无论如何也不够共产党员标准。他们于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结婚，住在菜市路的一间亭子间。当时徐志摩正为中华书局编辑一部《新文化丛书》，共收入十四本创作与十七本译着。据现在能查到的，共有王实味一本小说《休息》与五本翻译即：〔德〕豪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美〕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高尔斯华绥的《资产家》、〔英〕哈代的《还乡记》。与此同进，他还为商务译过一本〔法〕都德的《萨芙》。对于这几种书，曾在北大读过文科的刘莹，如今竟一本都记不起来了，足见他们夫妻当年一个埋头伏桉，一个苦苦操持的窘状。这情形，王实味径直向读者招认：「为了要想法子弄饭吃，开始译这本书。所根据的是ModernLibrary去年所出的英译本。像许多译书的人一样，我所会的外国文也是只有英文一独门，但为了要吃饭，却又不能不译书——因为此外找不出吃饭的法子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他那一触即发的坏脾气不变，而且总是发向那富贵的、有权势的、掌握着他命运的人。王凡西在一九八五年的一篇文章里有一段王实味与徐志摩的交往的描写：「……他跟徐志摩约好了会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准时来到了徐志摩的家。也记不得为什么，徐竟爽了约。第二天，王实味再去拜访，这回却早了一点。一进门，娘姨对他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他稍等一下。王实味无名火起三千丈，掉头就走。回得家来。结结实实写了一封信，将这位大少爷骂了个狗血喷头。徐志摩接读来信，自知理亏，当即摸到王实味的地方去，着实道了歉。最后总算讲好了，请王实味『帮忙』，翻译哈代的《还乡记》。」（《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但他穷得连买原着的钱都没有，哈代那本书，还是王凡西想办法为他买的。一九三二年春，王凡西作为政治犯囚禁在上海漕河泾监狱，「一天下午，狱吏把一包食物和两本书交给我，说是有人来探监，没有允许接见，留下了这些东西给我。两本书都是英文的，一本便是我给王实味购买的《还乡记》，另一本是法国福楼拜的名着《萨兰波》。从书，我猜出了前来探监的人。他那时已将书翻译完毕，特意送来给老朋友在狱中消愁解闷。」（《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从这段文字看，探监那时，正是他们夫妻按照报上的广告到东北去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并得到几笔稿费之后。王实味终于凑出了小小的一笔钱。他回到潢川，对老父说，「拿这笔钱做点小生意吧，以后不要靠我寄钱了，也不要挂念我，我革命去了。」然后兴冲冲回到上海。他一直认定自己的位置是在「左联」。「一·二八」之后的淞沪协定，把他气得日夜不宁，不停地对刘莹说：「快参加『左联』，非揭揭他们不可！」顾顺章的叛变他是从报上看到的，立刻动手写文章大骂叛徒，想想无处发表，恨恨地一次次讲：「不行，赶快参加组织报仇！」但从已经得到的材料分析，他那时候只遇上两名「共产党员」，两个人都明白告诉他自己已经参加左派反对派，并且被党中央除名。而已经接上关係的刘莹，这时被不时命令去参加的「飞行集会」吓坏了。她并不怕死。对死，早在一九二六年入党的时候就有了思想准备。她怕灵魂玷污——她亲眼见到三名女同学，熊宗瑛、刘敏和刘中一，无一倖免地在飞行集会时被捕，继而遭姦污，终于当了警官或特务的小老婆。她以为党是可以暂时离开一下的，待斗争策略改变之后再回来。谁知一离就是半个世纪，刘莹从此再也没能进入共产党的大门。但刘莹毕竟知道一些党内的严厉告诫：与「托派」们是绝对不可以往来的。在她一再劝告下，王实味作了最后的抉择：他们搬了家，割断了一切旧有的联繫。按王实味的打算，再译一部书，把生活稳定一下，就去找「左联」。王凡西不知道的是，王实味那次去探监，其实也有最后道别的意思。可是在他准备接中华书局下一部书稿的时候，偶然看到前一部上有改动过的痕迹，他勃然大怒，与编辑争吵起来，一直吵到把这部译稿计划吹掉。他负气回家，没过两天，大口大口吐起血来。他们再度陷入困顿之中。不要说全力革命，失掉了健康的王实味，已经连妻儿都养活不起。岳父接走了刘莹母子，王实味先是在杭州养病，一年以后，回河南重操教师旧业。一九三六年春节，作为一直不讨岳父欢喜的女婿，王实味第一次回长沙省亲。见到带着一岁与四岁两个幼儿的刘莹，噼头的话就是：「现在抗日，要出来工作。」他成了妻子幼弟的当然的崇拜对象。他给他们讲抗战的道理，教他们唱《国际歌》，还厉声告诫：「谁也不许参加三青团，否则我不认你们作弟弟。」（三民主义青年团组建于1938年3月29日，王实味1936年在长沙时似不应出此语。这段话或许是他在家信中提及而为刘莹所误记。——笔者）西安事变促使他最后下定北上的决心。他与刘莹商量：「不如直接到延安参加革命，我们一起去！」他作好安排，在开封等刘莹。但刘莹受父亲之委派，到武汉去接生了精神病的姐姐，迟了两个月。王实味老大不高兴：「你看看，为了自己的姐姐，就丢了重要的抗日工作，怎么这样？！」不巧刘莹又怀了孕。他们在开封找医生，胎儿竟几次三番打不下来。刘莹决定回长沙去打胎。王实味等不及，带了六名女学生先走了。他们约好在延安见，那时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开头的几个月夫妻书信来往频繁。王实味那时在鲁艺教书，党籍刚刚恢复，看来还没有如《野百合花》中所描述的那种感受。他的信几乎全是报道延安抗日救国的热烈场面，可惜这些信因为怕被特务搜去，刘莹一封都没有保留。不久，武汉沦陷，长沙沦陷。刘莹拖着儿女逃到湘西，与转信人断了联繫。转信人拆开了王实味的最后一封信：「挂念你们，怎么不见回信？」她将这信重新封好退回延安。从王实味那方面看，一定觉得妻子儿女已经在战乱中丧生。他没有再给刘莹信。现在所能查到的他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潢川的老父亲的。一反平日风格，措词十分凄婉：「我现在犯了错误，一定认真改正，请家人放心。」时间是一九四三年冬，没有回信地址，落款之后是「请《解放日报》转交」。
“王实味现象”解析（董国强，《书屋》2004年第0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王实味现象”解析董国强（《书屋》2004年第03期）自从戴晴撰写的《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问世以后，“王实味”这个名字对于我们便不再陌生。然而，我也注意到，尽管近十几年来有那么多关于他的书和文章问世，他的个人生平和思想属性在人们心目中依然十分模糊。坊间广泛流传的某些历史评价，在我看来是完全不着边际的。我想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其客观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王实味传世的作品非常有限，只有几篇小说和几篇杂文（参见黄昌勇编著之《王实味——野百合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人们仅仅依据这些有限的材料确实很难对他的生平和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刻画与分析；其主观原因，是自戴晴始，人们在论述王实味的时候，似乎过多地倾注了个人的主观情感和精神寄托，历史叙事变成作者们现实批判的某种隐喻。这样，王实味就不再是历史上一个活生生的客观存在，而被升华为某种终极理想价值的精神象征。这个现象，在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领域并非罕见。那么，洗去后人主观雕饰的重彩铅华之后的王实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根据熟悉他的许多人的回忆，现实生活中的王实味并不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他的性格狂傲、孤僻、偏执、吝啬，似乎缺乏中国人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以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他对别人参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他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取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因此，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儿子、丈夫、父亲和情人。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向往革命的冲动，这或许与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河南潢川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因为家庭贫困，曾经从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两度辍学，从十八岁开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为了谋生，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先后从事过邮政局实习生、中小学教师和政府机关低级科员的工作，也曾经在上海亭子间里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个人生计长期没有任何保障，饱尝世态炎凉、社会不公和战争离乱之苦。他早年发表的几篇小说，既记录了一个充满纯真理想的青年踏入复杂的现实社会以后的种种主观感受，也揭示了他由不满现实到投身革命的思想根源。他曾经两度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入党是1926在北大读书期间。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十分淡薄，而“小资”情调却十分浓厚。不久就因为追求党内女同志，与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学生支部领导人发生龃龉，被指为“入党动机卑鄙”，最终被北大党组织开除。这件事显然造成他对组织的某种不满。目前尚无史料显示在1930年前后，作为一个无党派文学青年，他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人士之间的主观价值取向，但他显然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陈源、徐志摩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器重。他的小说作品多经由陈源、徐志摩之手发表于《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和《新月》等刊物。因此，他1937年再度入党，奔赴延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动机值得进一步探讨。他并不是一个性格坚强、有坚定信仰的人。尽管在延安整风初期，他因发表杂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经提出“退党”要求，但当他觉察到局势不可扭转的时候，又自动跑到中央组织部痛哭流涕，要求组织上宽大处理；在1943年夏末“大后方”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的时候，他积极配合党组织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周瑜打黄盖”，可是回到监所后，他又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因而，他与组织的最终决裂，实乃在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的褊狭和无情，而非他个人具有某种决绝殉道的精神。他的思想形态十分驳杂，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和一贯性。虽然他第一次脱党后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有过一些接触，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接纳至多限于一般个人道德伦理的范畴，而与国家政治方面的内容无涉。他在延安发表的论文和杂文也谈不上深刻的理论性。他的《文艺民族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因立场偏激而独树一帜，然而他的那些文艺观点能否站得住脚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他在《野百合花》等杂文中所表达的理想诉求，归结起来无非是“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而且，他对这些理想诉求的理解也是十分质朴和大众化的，它们主要建筑在对具体事实表象观察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对制度框架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这似乎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一类激进知识分子的共性思想特征。而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概念，只有被放置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理论建构中，才能得到合乎其本意的理解和诠释，否则，关于“自由”的理解，就会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关于“民主”的理解，就会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因此，如果真要从思想属性上进行分类，我倒宁愿将王实味归类于原教旨马列主义者的行列。毕竟，他在上海时就曾经为托派翻译过一些苏共中央政治文献，而在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担任特别研究员的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所翻译的马列主义文献达到两百万字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最高当局将他定性为“托派分子”似乎也勉强可以成立（至于“托派”概念是否可以与“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革命”之间划等号，是否应该被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彻底消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赘）。王实味的可爱与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觉察到边区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时，没有像绝大多数人那样保持缄默，而是诚实、率性地将自己的不满公开地表达出来。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指出那些问题，人们需要的并不是什么超凡的智慧，而是仗义直言的勇气。因此，就其杂文批判现实的思想深度而言，我以为实在与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一语道破真相的小男孩难分高下。基于上述事实与分析，我想，如果不是有关方面后来的过激反应，王实味原本不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影响。他的为人并不足称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以此为借口剥夺其自由乃至生命），尤其缺乏感召他人的“克瑞斯玛”；他的那些言论也缺乏深刻的、革命性的思想内涵，并不足以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我这样说，并非不同情王实味的个人遭遇，也并非不钦佩他的批评勇气，不过，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表明，一个历史人物批判现实的勇气与其对思想史发展的贡献，并不一定总是呈现正态分布的比例关系。因此，我们在把王实味当作思想人物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应该彻底摒弃个人的主观情感好恶，既不因他的人格缺陷而漠视其批判现实的勇气，也不因他的悲惨遭遇而夸大其思想的贡献。冷静客观地界定王实味的思想属性和思想水平，对于我们加深理解“王实味事件”的政治学含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认为“王实味事件”中最令人震撼的悲剧性因素集中表现在：他提出那些尖锐的批评，主观上完全出于响应上级号召的动机，他所揭露的问题也都有客观的事实依据，结果却被定性为“别有用心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监禁和杀害；他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批评边区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结果却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自由化”的罪名。我们看到，正是在批判王实味、丁玲等人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极端民主化”主张的同时，一种新的革命伦理被悄然建构起来。这种革命伦理与我们所熟知的那些长期以来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道理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某种莫名其妙的张力。“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斩断了世俗伦常的亲情和友情，“党性”与“人性”似乎变得水火不相兼容，来自上级的批判斗争不论对错与否，都被视为对革命者革命意志的一种考验。结果，革命队伍中固然涌现出一批像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人那样的理想人格典范，但同时等级制度、特权思想、集权主义、个人崇拜等消极因素也不断发展蔓延。如此看来，“王实味事件”难道仅仅是王实味一个人的悲剧吗？
《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黄昌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黄昌勇2007年6月8日两番大批《野百合花》，都认定它被国民党作为反共宣传材料熟悉四十年代延安文坛的人，都知道《野百合花》是王实味1942年延安整风前夕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上的系列杂文，原文写于1942年2月26日、3月17日，载于3月13日、23日《解放日报》。作者在解题时说，写这组文章的主旨之一，是因为野百合花“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其用意是善意地对革命阵营内部种种不良的现象予以批评。也许连王实味自己都不曾料到，他这组未能写完的杂文却给他带来了杀身的大祸。延安整风开始后，王实味沿着后来形成的近乎固定的斗争模式————即由文章到现实中的表现而历史问题再加以定罪————的路向，走到悲剧的结局。王实味1947年7月之被杀，固然有着战争时代特殊的环境因素，但推究起来，这组未完成的杂文却是悲剧的最初因子。《野百合花》在延安整风的被批判以及1958年的“再批判”中，都遭到猛烈地攻击，直到今天王实味案尘埃落定，《野百合花》所经过的风风雨雨以及对它的评价，还存在某些甚至完全相反的分歧，足以让我们有必要继续投以持久的关注。10多年前，笔者在图书馆尘封的《解放日报》上读到这组文章，就惊讶于当年那些“棍子”包括文坛上那些亲自操刀上阵的作家们，是如何地颠倒黑白、翻云覆雨了。今天，我们检视当年盈车累筐的批判文章时，除了断章取义、故意曲解、无限上纲乃至辱骂攻击等行文大忌比比皆是外，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野百合花》被国民党作为反宣传的材料的事实，并以此作为痛击王实味的证据，如某历史学家发表于1942年6月9日《解放日报》的《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中就指证道：“《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广为宣传，当作反共工具”；1958年的《再批判•编者按语》中这样写到，《野百合花》“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作反共宣传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国民党利用《野百合花》的真相《野百合花》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作为反共宣传的材料而利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国民党特务如何利用、何时利用等问题，却没有人去钩沉这一段史实，笔者在搜集王实味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接触到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一份密函，基本上可以揭开这一内幕。也许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年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以及特务机关，虽然嗅觉灵敏，但对王实味这等在延安众多文化名人中不大知名者，并没有注意，虽然《野百合花》甫一发表，就在延安引起震动，但引起敌对一方的注意却是半年以后的事了。某历史学家在他的批判文章中首次传达了《野百合花》被利用的信息，但事实上，正是这篇大批判文章才引起国民党方面对王实味的高度关注。原来，在延安时代，一些重要的理论文章大都会在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刊物上重新发表，某历史学家的批判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后，又刊发于重庆出版的《群众》杂志第七卷第15期，同期刊载的还有周文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原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据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第三科发出的第1972号密函称，他们在送审的《群众》杂志中读到这两篇文章后才有所警觉，密函全文如下：据本会审查人签称：“查昨日送审之《群众》七卷十五期中有×××（即某历史学家————编者注）《论王实味的思想意识》及周文著《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两文，细核内容，觉共产党内部中又已因思想问题发生纠纷，谨附审查报告呈核”，查该科所提报告尚属扼要，相应抄同原报告暨×××周文原文密送参考，即希查照为荷此致中央宣传部三民主义研究会军事委员会党政联席会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中央调查统计局这份密函由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亲自撰写，从所密送的单位级别来看，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机关的确对共产党方面的思想动态相当注意，几篇批判文章甚至惊动蒋介石属下及中统特务机关（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而由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第三科科长谷亦彰起草的《审查报告》，也透露了如下值得玩味的信息：一是，对某历史学家、周文批判文章的评价，认为“两文对王实味除尽情谩骂外，并未根据事实予以有力之反驳”。显而易见，指的是两篇批判文章的性质和批评作风。其实，在当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批判王实味的众多文章大体上都具有这些特点。二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不知道王实味其人，仅根据过去查扣的王实味的著述及某历史学家、周文的文章推测：“王实味为共产党中一文艺作家且颇有相当地位与号召力。”可以看出，当年国民党当局虽然文网森严，但由于战时的封锁，对延安文化界还是知之不多。三是，他们之所以重视，系因为从某历史学家和周文“两人异口同声骂王实味《野百合花》之发表，系号召新干部反对首长及老干部”，进而推测这“是否将扩大为新旧两派之明争，及王实味后面是否有陈绍禹（即王明，笔者注）为之支持”。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要在《野百合花》上作文章，意图显然是对准当时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批判者“预支”了国民党利用这一“罪证”也许主要缘于第三点，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才将报告送到最高层，并明确建议由中统进一步调查，在审查报告中这样写到：“拟请转函调查统计局详查王实味在共产党中之地位及其有关之各项材料，如能将《野百合花》……等文觅得一份，则于研究之进行更有莫大之便利”。推测起来，这份密函应该立即被送到中统，中统是如何反应的，笔者尚无从在档案材料上查知，但中统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则是不争的事实。据中统局本部科长张文（张国栋）后来的回忆，他们在获得《野百合花》一文后，大为高兴，经过一番研究，又从《解放日报》上找到一批类似的批评文章，包括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采取断章取义、捏造歪曲的手法，由刘光煜、吴慕风执笔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加上引言和按语，就大量印刷出版了（见《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这本书名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延安新文字狱真相》，由国民党特务机构所属的统一出版社出版，列入“统一丛书”，据说这是当时中统印行的反共宣传小册子中最畅销的一种。这本书出版于1942年9月，而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密函是1942年9月19日才发出的，可见中统行动之迅速。当然，版权页上的时间并不等于图书发行的时间，但至少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的操作之快。在延安及后来的“再批判”中，批判者们说国民党特务机关“翻印”了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其实不然，中统只是以《野百合花》等文提供的素材，经过加工选择的“再创作”，而重新组织成文。如果仅仅翻印，恐怕达不到反共宣传的目的，因为，只要是正常的阅读，《野百合花》等文所能够提供的，恐怕更多的是自我批判的力量和作者对革命的赤诚。某历史学家提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文章，发表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举行的斗争王实味大会最为激烈的时刻；而国民党特务机关真正利用王实味的文章进行反共宣传，则是在这三个月之后的事。这里有一个时间差。某历史学家为什么提出被利用这一尚未形成的事实呢？或许，这里有政治批判的机巧在里面。这里容易记起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某历史学家在《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事实尚未出台之时，就预支了这一“证据”，就是要制造一个被敌人拥护的前提，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其良苦用心了；而历史的迷惑还在于：正是某历史学家提前预支证据的大批判文章，才引起敌特的注意，终于使虚构的证据成了事实。被敌人“拥护”已是罪莫大焉，而当中统翻印的小册子迅速传到延安时，王实味肯定要罪加一等了，1942年10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11月，王实味又被隔离，这些不能不说与中统的“利用”有些关系。被“再批判”的有关情况如果说，1942年王实味被送上历史的祭坛，有着这样鲜为人知的曲折，说明事情并非一开始就与敌特的利用有关，那么，16年后，王实味又重新作为批判的靶子，被推出前台接受人们的指斥，就与中统特务当年精心策划的这本小册子确实有些牵连了。这里我们不得不重提1958年的“再批判”，当年《文艺报》第二期《再批判》专栏，本来是为了使文艺界的反右斗争继续扩大深入，但为什么让已经被秘密处决10余年的王实味重新浮出水面呢？周扬1957年9月发表的、经最高领导审阅过的名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实际已经开始了再批判：他认为丁玲1942年在延安发表《三八节有感》，就是“和王实味、萧军等人共同反党”。也许是为了配合周扬的讲话和对丁玲的批判，中国作协党组印发了一份名为《“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他》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材料除了翻印丁玲、王实味等当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作为附录，又翻印了当年中统制造的《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一书，而且在这份材料的“编者按语”中特别提到：这本反共宣传品，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从胡风家中搜查出来的。对于中国作协党组来说，当时要找到这本反共宣传材料是轻而易举的事，这里特别提到出自胡风的家中，其暗示性也是明显的。据有关人员回忆，正是作协印发的这份材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注意，批示重新发表并批判当年延安这批“毒草”。1942年延安整风中，对《野百合花》与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一批杂文，在性质上曾作过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但实事求是地看，王实味这篇文章，无论是意识的新锐还是用语的尖锐，都不及丁玲等人的杂文，曾高度关注过王实味事件的毛泽东，对此应该很清楚，十几年后，他又重起兴味，是否是因为看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这份反共宣传材料呢？尚不得而知。在得知毛泽东的批示后，《文艺报》立即组织了一批批判文章，加上“编者按语”，并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迅速报送时在南宁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收到报告后，毛泽东对按语作了修改，又将长达20余字的标题改为简洁的“再批判”3个字。这样，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2期就有了轰动一时的“再批判”特辑（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6年前的延安，丁玲、艾青为了摆脱政治命运的拨弄，在作自我作贱的检讨同时，还在批判斗争王实味的大会上反戈一击，对王给予了近乎刻毒的谩骂和"揭发”；16年后，变幻的历史又将他们捆绑到了一起，接受审判；接下来，遭到再批判的丁玲、艾青等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开始了随后长达20余年的炼狱之行。不怕被敌方利用：王实味与《解放日报》的社论先即有此观点更值得我们今天玩味的是，王实味在创作《野百合花》一文的前后，已经意识到他的文章有可能被敌对一方所利用。这有前车之鉴。1938年，在国统区发生过一次围绕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的大论争，这年4月，《华威先生》发表在《文艺阵地》创刊号上，随即引起进步文艺界的论争。同年11月，日本《改造》杂志译载了这篇小说，并在编者按语中借此对中国抗战进行攻击，这样，对革命阵营中是否可以讽刺或暴露的争执，又更进一步展开了。张天翼是王实味北大的同班同学，三十年代在上海过从甚密，王对因自己朋友的一篇小说引出的论争想来也会关注的。而在1942年写作《野百合花》时，王实味曾特别提出如何对待自我批评和暴露阴暗面的问题，也着意指出了如何看待被敌对一方所利用的问题。这是他在写《野百合花》同时的《政治家，艺术家》（1942年3月17日，载于3月15日《谷雨》第1卷第4期）一文的主题：有人以为革命的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的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蝥贼，即令我们实际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污蔑；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在复杂的民族斗争及阶级斗争时期，敌对双方在宣传攻势上往往都会尽其所能，如何对待敌对一方利用他方自我批评时暴露的材料进行反宣传，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延安文艺整风大规模开展前，人们大都对此有一个科学的看法，王实味的上述意见也不是鲜见的，就在整风开始前的1942年3月9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教条和裤子》的社论，在列举了延安存在的数种“家珍”（指缺点————笔者）后，提出要有“脱裤子”、“割尾巴”的决心和勇气，针对有些人害怕“敌人和反共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因而主张秘密地“脱”的观点，社论这样指出如何面对特务机关的利用：自然，敌人的宣传机关……一定会借此制造更多的谣言。但是他们是以造谣为生的，他们说的是黑，群众一定知道是白的，所以他们的断章取义是毫不足惧的”，“我们自动的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基本上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缺点……显而易见，党报社论的主张和观点与王实味所持几乎没有区别。只是历史的变幻令人难以适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王实味的文章把延安描写成漆黑一片时，却没有人再提起党报社论所说的敌人说是黑群众知道一定是白的判断公式了，而代之以对王实味无限上纲、严加鞑伐。党报社论号召人们“脱裤子”、“割尾巴”，可是，当人们真诚地响应并开始实践，却又成了不赦的罪责。就这一点而言，1942年的延安整风，容易让人联想1957年紧随全党整风的那场“阳谋”。王实味（1906—1947）1922年入北京大学，抗战前夕去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而在延安整风时被批判，后被捕，1947年在行军途中被杀。王被强加过三个罪名：“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91年2月7日由公安部予以彻底平反。
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高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高华 一、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 194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将延安知识分子干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著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一个重大行动：清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是中共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一所「红色教授学院」，它的前身是马列学院，这是国际派的一个世袭领地，自1938年5月5日成立，即长期由张闻天兼任院长，副院长一职则由中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山人之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河上肇的弟子王学文担任。张闻天和王学文是中共党内极少见的掌握数门外语、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宿耆，但是毛泽东对张闻天、王学文领导下的充满浓厚理论学习气氛的马列学院并无好感。1940年5月，王学文因长期在日本留学，熟悉日本情况，被调到总政治部任敌工部部长，王学文虽然继续挂名副院长，但张闻天在工作中已失去一重要助手。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易名为中央研究院。毛将马列研究院改名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中共作为原型马列政党的形象，以凸显中共的民族主义色彩，此举也是为最后摧毁斯大林伸向中共的这块精神租界地尽早作好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 1942年1月，中宣部部长兼中研院院长张闻天，主动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在临行之前，张闻天去中研院讲话，他「以庄重的口吻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是全党学习的楷模」，号召大家要「老老实实」地向毛学习。张闻天随即话锋一转，开始自我贬损，声称：「我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我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2]毫无疑问，张闻天这番话会一字不差地报到毛泽东那里，张闻天用这种方式向毛传递了他彻底认输的信息。张闻天离开延安后，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以「带罪之身」奉命领导中央文宣部门的整风运动，但他极为知趣，不肯过问中研院的运动。罗迈（李维汉）则在毛的支持下，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分坐镇中研院。罗迈系中共元老，也是毛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曾一度依附国际派，得罪过毛。1935年后，罗迈审时度势，积极靠拢毛，更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毛的谅解。1942年毛泽东派罗迈主持中研院整风运动，就是要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进一步考察他。对此，罗迈心领神会，1942年3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的署名文章，指责1938年后的中共干部教育，造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马列书」的风气，将矛头直指领导中央文宣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张闻天。罗迈十分清楚，毛正不动声色地注意着自己，他也知道毛早已派陈伯达挂职于中研院，陈伯达这个「包打听」将会把中研院的大小事情迅速禀告于毛。 毛泽东派罗迈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显：揭开中研院的「盖子」，先打掉院内那批留苏、留东、西洋的「理论权威」的傲气，再进而将斗争矛头直指「教条主义的祖师爷」——中研院院长张闻天和王明、博古。 中研院被毛泽东选作整肃国际派的重点单位绝不是偶然的。1938年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马列学院集中了一批中共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担任中研院各研究室负责人的张如心、王思华等皆有留苏或留欧美、留日背景，且均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各研究室的一级研究人员也多是一时之选，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还有译著出版。但由于后一类人入党时间较晚，且大多不曾留苏，所以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 毛泽东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交替使用了两种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开羞辱他们；第二，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放火烧荒」，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出身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所谓「大知识分子」一直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认中共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他们完全可能以中共绝大多数党员没读过马列著作为由，拒绝接受「教条主义危害论」。毛泽东知道，对付这笔「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般的责骂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 对付「红色教授」，毛泽东自有其法术，其中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剥掉他们引以自豪的「理论家」头衔，赐他们一个「坏透了的留声机」的恶名。 秉持毛泽东的旨意，《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嘲笑那些以熟读马列为奇货可居的「红色教授」，自以为「谁背的书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其实是在闹「天大的笑话」。社论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必须自我脱帽（「理论家」之帽），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教训这些「理论家」： 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3] 为了一举打掉「红色教授」身上的傲慢，毛的得力助手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著文，干脆直接将他们喻为「废物」。当然，这样的骂人话实在太难听了。于是，胡乔木将「废物」从轻发落，改称为「坏透了的留声机」（「因为他们决没有把所见所闻背得一字不差的本领」），并且宣称共产党内这种人「多的是」！[4] 毛泽东的凌厉攻势果然有效，中研院的「红色教授」们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忙不迭地表态支持反教条主义。但是，毛却对他们思想的迅速转变十分怀疑，因为这些「理论家」并未将「教条主义」与他们个人联系起来，而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好似「教条主义」与他们无关。对这批「理论家」随风转舵毫不脸红的行径，毛泽东、胡乔木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他们借《解放日报》之口挖苦道：「他们叫得愈多愈响，就愈成为讽刺。任是什么漂亮的盒子，一触到他们的指头，就都变为顽石了」。[5] 其实「红色教授」们已经够可怜了，仅仅在一夜间他们就从凤凰变成了草鸡。他们忍痛宣布自己原先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马列著作「比屎还没有用处」，[6]这些昔日的理论家从最良好的愿望出发，尽可能地去理解毛的「新解释」，他们已对毛表现出最恭顺的服从，所未做的只是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阻碍他们达到这一步的则是个人的尊严感，然而毛泽东所要索取的正是这份个人的独立与尊严！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堪称中国言论史之奇文的社论《教条和裤子》。[7]这篇社论以大胆使用粗俗文字于政治斗争，开创了中共文宣语言的新范式。毛泽东、胡乔木通过《教条与裤子》的社论，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为什么要「脱裤子」呢?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而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8] 然而毛泽东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们」能否自觉「脱裤子」并不抱奢望，他决定采取一项重大措施——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 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步步诱人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进攻堑壕。 在毛泽东言论中最具鼓动性的内容是他对「宗派主义」的解释。1941年9月10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宗派主义」主要解释为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首长本位观」，而不是他以后惯所喻指的「王明、博古宗派集团」！ 毛泽东说： 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9] 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遵照毛的上述口径，批评宗派主义「对于党内同志则轻视疏远，少团结，少帮助。对于党外干部，则少了解，少关心。对『三三制』的实行，又是不坚决、不彻底」。[10]一时间，毛泽东似乎在鼓动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反官僚」！ 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屐，《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3月14日，《解放日报》刊载社论《从自己制造的囚笼中跳出来》，抨击某些共产党员的「孤立主义」错误，宣称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是党的生死问题，也是革命的成败问题。3月19日，又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社论，再度批判一部分党员排外的宗派主义情绪，要求中共党员「虚怀若谷」，「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亲笔写道（这份决定因王实味事件的发生，以后并没有下发和公布——引者注）：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它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取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11]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十五年后的1957年春，他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吗？然而，若细心观察，毛还是在文件中预留了伏笔，毛在这份文件中给「批评」作了一个二分法分类——「善意批评」和「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至于判断何谓「善意批评」，何谓「恶意攻击」，其解释权自然属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机关的领导人。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42年3月下旬起草的这份以后被束之高阁的文件的主旨精神却是鼓动「放」！ 1942年的3月，「自由化」的微风从毛泽东的窑洞里飘拂出来，从毛泽东窑洞里进出的客人有一位就是非党作家萧军。毛泽东在一次深夜长谈中甚至将自己在党内所遭受的排斥和打击的细节向萧军和盘托出。[12]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1942年3月鼓动「自由化」的真正意图。然而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并不完全知道毛泽东的打算，他眼见毛泽东「批评」的板斧又挥向自己负责的党报工作，于是迅速跟上毛的调子，在他的默许下，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推出由党员与非党员撰写的一组批评性文字，以示党报工作的改进。 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又先后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经毛泽东亲笔润色、作了修改的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13]以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经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人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用文学的形式对毛泽东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宗派主义的一段话：「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瞧不起」作具体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发挥，尽管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毛的这个讲话。 毛泽东的「煽惑」终于将瓶子里的「魔鬼」驱赶了出来！丁玲等尖锐抨击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的现象。这些文章还曲折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层单位的领导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对上奴颜卑膝，对下则横眉冷对，动辄用政治大帽子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文章的作者纷纷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 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二、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王实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满怀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理想，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1926年，时年二十岁的王实味在其就读的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加入了GCD，一年后因与女友恋爱受到了中共支部书记的指责而不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从1926年起，王实味开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后，长期住在上海，有过一本创作小说集和五本文学译著问世。1937年10月王实味来到延安，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几年中译述达百万字左右。王实味个性耿直傲介，看不惯马列学院编译室负责人陈伯达等谀上压下的种种表现，与他们的个人关系十分紧张，但却十分尊敬张闻天、王学文和范文澜（原任马列学院中国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8月后任中研院副院长）。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王实味转入由欧阳山任主任的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待遇。 从1942年2月始，年届三十六岁的王实味受毛泽东整顿三风号召之鼓舞，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计有《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王实味的上述文章，从内容上看，与丁玲、萧军、艾青等人的文章完全一致，只是更具尖锐性和批判性。 王实味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而与外界隔绝多年的老红军也热忱欢迎给他们带来各种信息的知识青年。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知识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种完全迥异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氛围，最令人振奋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尤其从国统区中小城镇前来延安的女同志，更是觉得「卸掉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分外感到自由」。一首流传在延安的歌曲真实反映了当年她们的感受：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发出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我们定要……打碎这锁人的牢笼！[14] 在这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领袖权威还未最后形成，中共政治生活中的礼仪化色彩较为淡薄，毛泽东、王明、张闻天、朱德等党的领袖穿着朴素，言谈随和，经常前往各学校作报告，前呼后拥的现象还不突出。除了「毛主席」这个称呼已被叫习惯而继续沿用以外，其他中共领袖都可以被青年人直呼为「同志」，无论是「王明同志」、「洛甫同志」，还是「恩来同志」、「博古同志」，都未闻有谁将「书记」、「部长」一类头衔与他们的名字相联。集中在延安各学校学习的青年学生经常就马列基础知识和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无限崇仰『两万五』穿草鞋和会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就天真烂漫得很，虔诚到了家，对自己的领袖人物更是从心里往外热爱他们，一想到烈士，就肃然起敬」。为了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许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艰苦的物质生活非但未减弱知识青年的热情，相反，在这种充满平等精神的新环境里，他们体验到心灵净化的崇高，对中共的政治目标产生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个时期，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还比较自由，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上行下效，「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一项标记，[15]使得理想主义的氛围更加浓厚。 然而1938—1939年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 一、毛泽东有意利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回的斯大林「反托派」精神为己服务，放纵康生在延安营造「肃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的事件时有所闻。伴随「肃托」阴影的扩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升温，延安各学校原有的自由讨论的学习活动渐渐转变为对毛报告的歌颂，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与沮丧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干部的冲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时的督导下，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舞会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领导干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已制度化。各单位的领导多由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担任，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受到严厉的指责，批评知识青年的词汇，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愈来愈经常出现在报刊和领导干部的口中，成为笼罩在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低气压。 三、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杯水主义」现象显然与差序等级制度相违背，作为一种「时尚」它在1939年就告结束，而代之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级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层！ 从王实味给我们提供的延安两个女青年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失望和激愤：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和这一切相对应，王实味又为后世提供了一幅伴随革命「蜕化」，「新阶级」破土而出的逼真画面： 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着三色」……[16] 作为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面对这一切，王实味感到不平，有如骨刺在鲠。他似乎十分怀恋1937—1938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又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绝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的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王实味确实太书呆子气了。他毕竟未亲身经历过1927—1937年的「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某些出身于农民的高干实在是强人所难。斗转星移，中共虽然还未打下天下，但已有几块相对稳定的地盘，一些人已做不来与群众「同甘共苦」、「吃一锅番瓜汤」那类事了！虽然从总体上讲，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质待遇的差别还不是十分明显：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如果和1949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为何王实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异类」呢？ 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17]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18]这一切在王实味和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不平等感。 最令人心悸的是作为一个书生的王实味竟敢从抨击「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现象进而试图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间接或直接地向手握兵符和镇压机关大权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起了挑战。 王实味看到的「革命圣地」绝非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在延安的阳光下，不仅存在着浓重的阴影，还有人「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证据之一，即是有人以「发扬民族美德」为等级差序制度辩护——而这类「民族化」言辞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王实味是一个十分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亲自体验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感受到在社会气氛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不会忘记1940年延安理论界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正是随着这类讨论的展开，在「民族形式」的掩护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价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论及其实践中。终于，王实味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而旧传统一旦与以「必然性」面目出现的俄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的理论基础。 王实味质问道，难道我们可以用「了解国情」，「尊重国情」作借口，迁就、迎合中国的落后传统吗？难道因为「黑暗面」存在有其必然性，就欢迎、保护黑暗吗？王实味笔锋一转，忽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下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 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喜欢讲「天塌不下来」，在形势紧张，中共面临困境时，毛爱谈「天塌不下来」；在闻知党内外有不满意见时，毛更爱说这句话： 「有意见，你让人家讲吗，天又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天塌不下来！」 「我劝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地球照转，天塌不下来！」 满腔热血的王实味慷慨陈辞： 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灭黑暗的滋长……要想在今天，把我们的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实味继而警告道： 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王实味在1942年所发出的这番「危言耸听」的预测，终于事隔四十九年后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先称作「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和东欧、蒙古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应验，苏联甚至都已不复存在。 只是，王实味当时还指望毛泽东警醒，以求防患于未然，但是王实味再一次失望了： 「『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指防止黑暗面的滋长——引者注），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 尽管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不着急，王实味却忧心如焚。他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来」，向全党贡献出他的药方：重振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共产革命充满永久的动力。 王实味饱含激情，无限感怀地回忆起为实现主义而牺牲了生命的李芬烈士，企图用追忆殉道烈士的方式来唤起人们胸中已沉寂的理想主义，用烈士滚沸的热血来涤荡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的带有专制色彩的人身依附的现象。王实味更期盼借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王实味梦想中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实践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人道主义准则，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成为「新社会」的自觉原则。[19]王实味热情歌颂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吁当政者万勿因延安的青年由于得不到「爱和热」而发出「牢骚」就厌恶、嫌弃他们。王实味不无沉痛地说：「延安的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若再打击他们（例如某个在墙报上写文章的青年，遭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寂寞了」。王实味甚至「超现实主义」地做起类似武者小路实笃笔下的「一个青年的梦」，以为凡为人者，皆存一颗温暖友爱的同情怜悯之心。他写道： 我底理性和良心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为「炊事员同志」（尽管在延安称伙夫为「炊事员同志」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即使不反对平均主义，也不会有「半个伙夫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20]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的论调在延安领导人听来，的确太刺耳了！不仅如此，甚至听来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蜕化论」！在这里，他们的判断并不错，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享受等级制度之惠的老干部的利益，至于王实味言论中渗透的对革命的幻灭感，若从毛的角度看，则有可能「侵蚀」并危及毛「打江山」的伟业。 1927年后，作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主体的农民，已成了中共革命的主要动力，尽管因受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这场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增添了许多新因素，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模式仍对中共武装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少参加这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农民看来，「打江山」的意义就在于「排座次，坐江山」，尤其随着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中期控制了中共军队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的俄式共产主义因素就逐渐被烙有毛个人印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因素所置换。深受农民造反传统浸润的毛泽东。极为重视利用农民的感情、行为和愿望为自己「打天下」的伟业服务，毛在马列主义的术语范围内，转换概念，引进大量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语汇和行为，使得中共军队既是苏联红军式的军队，又是一支具有浓厚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军色彩的队伍。作为适应战时环境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和体现「论功行赏」传统原则的延安等级差序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新旧杂揉的混合物。这个制度一经建立就受到农民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的普遍欢迎和敬重，至于受过俄式教育的中共高级文职干部，也因它夹杂斯大林等级制的因素，而对其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如今王实味放肆攻击被他们视为是未来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权力与财富再分配制度的先期象征符号，怎能不遭致高干们共同的愤怒？于是当某军队高级将领破口大骂王实味「反党」时，那些具有留苏背景的高级文职干部，也纷纷口诛笔伐，声讨王实味「反列宁主义」。 毛泽东对等级差序制度的态度要比某些「武人」复杂的多。毛在等级制度问题上的看法是灵活的，其变化中轴点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一统天下的伟业和他对权力的获得与巩固。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是中共等级差序制度的最大维护者，而当他的权力还未达到顶峰，或自感权力受到威胁时，毛往往又变成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急先锋，只有在这时，毛才会释放一些头脑中的「虚无主义」，换上一付「小人物」保护者的面孔，然后煽动下层「反特权」，驱赶群众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一俟目标实现或情况有变，毛则马上翻脸，挑出几个「替罪羊」，批判起「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将那些被愚弄的群众和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此种计谋毛一生屡试不爽，1942年则是牛刀初试。 王实味与一般左翼人士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执着于五四自由、民主的理念，他更受到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继承发扬了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反斯大林主义的托洛茨基部分观点的强烈影响。 作为近代欧美文明一部分的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战乱频仍、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除了在五四时期及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引起少数知识分子的兴趣，犹如惊鸿一瞥，始终不曾在中国落户。它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建立的中共几乎毫无思想联系，尤其随着1927年国民党屠杀中共的一声枪响。中共历史上的古典共产主义革命阶段的终结，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共的影响已接近于零。王实味作为一个异数，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主要来源于他对马克思和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著作的直接阅读，以及在阅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 王实味与托派的部分观点存在共鸣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三十年代初期，王实味与托派有所来往，曾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的部分章节和被斯大林隐瞒的列宁（遗嘱），对苏共内部复杂、残酷的斗争有所了解。1937年王实味投奔延安，但头脑中的「异端」思想并未完全根除，托洛茨基所描绘的「工人国家官僚化」的景象，连同辗转传至延安的1937—1938年莫斯科「叛国案大审判」的不祥消息，刺激、震撼了王实味，逼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起「蜕化论」这把标尺，来衡量延安所发生的一切，而他在延安所见所闻正好与他头脑中的「蜕化」影像完全重合！ 三、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它言论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矢与的》的壁报，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单位创办或计划创办的壁报有： 西北局的《西北风》；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向日葵》、《心里话》； 民族学院的《脱报》（脱者，「脱裤子」也）； 中央医院的《显微镜》（拟创办）； 延安学生疗养院的《整风》[21] 这些壁报连同存在时间较久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构成了延安壁报群中的几朵耀眼的浪花。 与此同时，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 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各支部代表一致认为： 领导者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和主张上，若建立在别人不敢谈话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22] 几个还未完全「脱」尽率真之气的党员老知识分子，竟然也在一时高涨的「鸣放」空气中翩然起舞。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1934年被捕，1939年赴延安后重新加入共产党。他在《矢与的》壁报上撰文，号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23] 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经历过中央苏区的党内斗争，讲话就含蓄得多，他提议不要多追究个人责任，但是也按捺不住，鼓励青年「大胆发言，认真检讨」；[24]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此时的毛泽东又是何种反应呢？他是大畅所欲，抑或是「龙颜震怒」？据胡乔木回忆，当毛泽东看到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王实味的《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25]毛泽东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在亲自前往看过在《矢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26]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他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27]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数青年干部还未练就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竟然将毛的警告置之脑后，继续我行我素，「鼓噪」民主。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发出的政治信号熟视无睹，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央研究院3月18日召开动员整风大会的前夕，《解放日报》就分别刊登罗迈、张如心文章，[28]已从侧面传达了毛对他们的保护态度，只是在当时，王实味和中研院的绝大多数干部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如果说上次的疏忽碰巧与毛泽东「放火烧荒」的意图相吻合，毛也并非不愿看到罗迈这个昔日的政敌被群众「火烧」一下，那么当毛已改变主意，将王实味视为首要敌人之后，中研院再「炮轰」罗迈，就属犯上作乱的行为了，只能增添毛剿灭自由主义的决心。 1942年4月3日，也就是《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29]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30]「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当时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整风不久将转入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胡乔木在社论中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31]4月13日，延安壁报的始祖，创刊于I941年4月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作出初步检讨，与胡乔木关系密切的中央青委的几个青年已从胡乔木处获知运动将转向的信息。《轻骑队》编委会的这份检讨正好与毛泽东的目标相一致。毛很清楚，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同情王实味而他却不能将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毛只求杀一儆百，从此封住他们的嘴，继而改造他们的思想，使其心悦诚服，老实就范即可。因此毛乐意让《轻骑队》壁报在认错后过关，这也算是给中央青委书记陈云的一个「面子」。4月23日。《解放日报》果真发表了《轻骑队》编委会的《我们的自我批评》，他们在此文中申明自己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承认自己的言论「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32]《轻骑队》获得了解脱。[33] 王实味此时并不知风向已变，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词，继续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殊不知他已被毛泽东选中，即将被当作活祭推上燃烧着的火台，成为警吓众「猴」的一只待宰之「鸡」！ 1942年4月7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评压力，暂时退避一旁的罗迈遵循毛泽东的「反击」部署，从容跃入前台。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的罗迈，为了向毛显示自己的忠心，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王明、张闻天挂起钩来，[34]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入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悌，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35]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36]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37]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整肃王实味，并下令在延安展开批王斗争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42年6月初，在批王斗争达到高潮时，一位与王实味友善又与萧军相熟的作家李又然，请求与毛关系较熟的萧军向毛代为说项，然而当萧军向毛陈述后，却遭到了毛的断然拒绝；毛并警告萧军不要插手。[38] 1942年春，王实味这头从魔瓶中跑出的「魔鬼」使毛泽东大为震惊，毛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实味们可以把一把大火烧到王明、博古一类的「大尾巴」上，谁知王实味等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敢把矛头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差序制度，真可谓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时，毛方体会到等级差序制度的「甜露」还不很久，毛愈来愈相信，等级差序制度是建立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在唤起农民「觉悟」，组成浩浩荡荡的「打天下」队伍时，一个「阶级斗争」，一个「论功行赏」，无疑是壮大和凝聚革命力量的两个最有效的武器，只不过「阶级斗争」是公开亮出的旗号，另一个则是在内部实行的方法。王实味向等级差序制度挑战，影射、讽刺这是旧中国的「污秽」，涣散人心，居心叵测，只能使青年知识分子顿生革命的「无意义感」，无疑是企图摧毁革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勃然变脸，全然不顾自己曾抨击过延安「首长至上」的现象，以及大力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割大尾巴」的事实，厉声谴责起王实味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毛也发现，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一种格外需要小心驾驭的、充满巨大风险的政治游戏，不到绝对必要时不能轻易操之，否则极易引火烧身。1942年春，王明等已显出一副衰相，虽说国际派仍是毛在党内的头号敌人，但毛已再无必要利用王实味之流来围剿王明。当然，事情既已发生，也无需惊慌失惜，正好借此契机，因势利导，同时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将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一锅煮，把反王实味的斗争转化为一场整肃「异端」的运动，这也可叫做「将坏事变为好事」于是「延安之春」的帷幕刚落下。审干肃反的锣鼓就已敲响！最后在审干战役的高潮中，1943年5月，毛泽东干脆关闭中央研究院，把「红色教授」们全部赶进中央党校去受审。 总之，王实味是在劫难逃，延安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也命中注定要在这已置放好断头台的革命广场上经历一场红色风暴的洗礼，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当然，最不幸的还是王实味，虽说每一场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实味的毁灭却因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计谋的牺牲品而格外令人扼腕同情。毛泽东决定拿王实味开刀，挑选在当时社会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争靶子，而有意放过了和王实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考量：若在延安打击1936年底就投奔陕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者丁玲，势必将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震动；而清洗王实味，则犹如下一场「毛毛雨」，最多地皮湿一层，稍刻就会踪影全无，不致严重削弱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延安的向心力。尽管毛泽东政治行为中的功利主义的性质在王实味事件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但是世人既有势利眼，也就不能单单责怪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毛泽东的策略果真获得了成功：虽然国民党当局围铙王实味事件出版了小册子，王实味的命运也曾引起国统区一些文化人的关注，但是王实味的名气毕竟不很大，而国统区的严重腐败使更多的人把国民党在王实味事件上的反应视为是老生常谈的「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实味终于被历史尘封了。 四、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1942年春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及其巨大反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王实味的拥护者和最忠实的听众基本上是那些前来延安的「文化人」，而在这些人当中，文艺界人士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十分清楚，王实味事件绝非是一孤立、偶然的事件，王实味的言论集中反映了延安文艺界人士的不满情绪，代表了他们的观点、态度和立场，毛联想到延安文艺界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判断在延安文艺界存在着一股反叛的潜流。 延安文艺界果真有反叛的迹象吗？毛泽东的估计显然过于严重了。从1937—1941年，延安的文艺界人士想党之所想，急党之所急，自觉服从中共的政治需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延安文艺界以街头诗，活报剧，木刻版画，大标语，大合唱等文艺形式和小说、剧本的创作，热情歌颂抗战和八路军、新四军，抒发对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热爱，同时还根据中共的宣传口径，批评、抨击国民党。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一些作家还将自己的作品投寄给在国统区创办的左翼文艺刊物，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不时刊登延安作家的小说和诗作。在国统区刊物上发表的延安作家的作品，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向往中共和延安。 延安文艺界对毛泽东也显示出充分的尊重。一度挂名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毛泽东曾多次在鲁艺发表演讲，在和鲁艺师生的接触中；毛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姿态，赢得文艺界人士的普遍好感。1938年春，途经武汉转赴江南新四军的一位署名「大漠」的青年，特将他所记录的毛泽东在鲁艺的演讲稿整理成《毛泽东论鲁迅》，投寄给胡风主办的《七月》，此文在武汉的发表使毛泽东在中共领袖的身分之外，还增添了「革命文学理论家」的色彩。[39]1939年底，毛泽东在和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交谈时提到延安文化活动不够活跃，提议排演曹禺的《日出》以丰富延安的文化生活。[40]戏剧界人士闻风而动，经过二十多天的突击，于1940年元旦正式公演了《日出》；不久又在胡乔木的「关怀下」排演了《雷雨》、《钦差大臣》等一批中外名剧，受到毛和延安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欢迎。[41]文艺界人士不曾想到，两年后，毛泽东会改变态度，将遵照他个人指示开展的所有这一切指责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顽强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的行为。 尽管延安文艺界为宣传中共政治路线竭尽了全力。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并不真正满意。他敏锐地感到在文艺界存在着一股与正在形成的新权威相对立的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倾向，在毛那里可以简化为两句话：文化人不听话，不尊重领导。 如果说「不听话、不尊重领导」是指文艺界人士在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某些个人独立性和原有的审美习惯、语言特点和生活习性以及文艺家独立不羁的个性风格，那差不多是事实：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人士虽然尊重毛泽东，但并没有把毛泽东视为中共唯一领袖，尤其没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艺问题、可以指导自己创作的理论大师。不少文艺家还未养成尊重党在文艺方面领导人的习惯。一些来延安前就有较高成就的文艺家，「孤芳自赏」，独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放在眼中，经常对周扬的领导作风反唇相讥。 在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文艺界人士中，许多人还带着原有的小圈子的色彩，在延安就有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两个摊子。1939年，周扬担任「鲁艺」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工作，在周扬的周围逐渐聚合了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1939年5月，经张闻天同意，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成立，主要成员有丁玲、萧军、舒群、艾青、白朗、罗烽等。两个摊子互相排斥，势如水火，经常在延安打笔墨官司。1941年6月17至19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他以领导者的口吻指责延安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8月1日，萧军、艾青、舒群、罗烽、白朗在争取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在延安「文抗」机关刊物《文艺月报》著文（此文寄给《解放日报》，但被退回），指斥周扬既「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却无端贬低其他人只知和首长闹平等争肉吃。萧军愤然写道：「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鲁艺），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42]在这些纷争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创作思想的分歧。周扬称「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43]延安文艺界的这些纷争似乎表明延安的文化人还生活在上海的亭子间里，一句话，延安的文艺界仍然沿着过去的轨道运行，在逐渐形成的毛的「新秩序」下，文艺界自成天地，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 其实，文艺界的「不听话」并非有意与毛泽东的「新秩序」对抗，而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残阳馀韵和正旭日东升的毛主义的不协调而迸发出的火花。 「红色的三十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由对西方制度的怀疑、动摇而产生的幻灭感和深刻的精神危机，促使西方一部分知识分子将人类的前途寄托于斯大林进行的苏联共产主义试验上，因此，从三十年代初至1939年苏联参与瓜分波兰前，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向左转，而在向左转的知识分子中，情感丰富，且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变化最具敏感性的文学家又占有最大的比重。 和欧美作家从三十年代初才逐渐左倾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作家的向左转则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环境比西方作家更加恶劣，左翼作家普遍将文学作为参与社会改造的特殊工具，赋予文学以巨大的社会批判的功用。作为中国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文学，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关照社会现实和直面人生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取了俄罗斯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激进化倾向。 中国左翼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左翼作家很少像他们的欧美同行那样以独立的个人形式向社会陈述自己的理念，而是结成比较紧密的集团，以集团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学和政治主张。受逐渐斯大林化的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和领导方式的影响，中共在1928年后将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普罗文学」运动上，并在1930年2月领导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艺的集团化固然可以形成风潮，在吸引追随者方面发挥特殊作用，但也易于引发文艺家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尽管瞿秋白、鲁迅、胡风、冯雪峰、周扬等以「左联」为依托。集合了大批的知识青年，使左翼文学的队伍越益壮大，但中国文艺界从此也就埋下了长期纷争的种子。 三十年代初、中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国内局势的动荡，加之俄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中国左翼文学得到蓬勃的发展，蒋光赤、柔石、叶紫、萧军、萧红等一批作家迅速崛起，在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引起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共鸣。贫穷至极的生活和对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现实的不满，将一批批青年吸引到左翼文学的行列中，促使他们走上用文学反抗社会的道路。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北平等大都市中，创作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诗歌、小说、剧本成为知识青年和大中学生显示「革命精神」和自我价值的一种时尚。三两个朋友，凑一、两百元钱就可以自费创办一份文学刊物，如果再将几篇作品结集印成小册子，一个作家或诗人也就诞生了。尽管国民党当局也曾颁布「图书审查条例」，但是国民党图书审查的重点对象只是鲁迅、胡风、茅盾、丁玲等少数著名作家，对活动在上海租界内和大中城市的一般作者，「图书审查条例」形同空文，几乎不产生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家多如过江之鲫，文学青年则更是不可计数。当然，作品有高下之分野，作家也有影响大小之区分。如果某一作品被鲁迅、巴金等主办的刊物选用，再经胡风、周扬等革命文艺理论家为之点评，那么，该作者从此就名声大震，顿时从一般文学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有此殊荣的作家毕竟不多，多数人尽管已出版了数本创作集和译著，但知名度并不高，除了作家周围的朋友圈子，一般读者是很少与闻的。 对于所有这些已出名或尚不出名的左翼文艺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是令人窒息和不堪忍受的，与此相映照的则是苏联小说中展现的和在自己头脑中存在的莫斯科的「光明天地」。正是左翼文学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对新社会的渴望，最终将大批左翼文艺家吸引至中国的莫斯科——延安。 对于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新村生活，赴延安的左翼文艺家并不陌生，除了早在书本上与之神交外，部分左翼作家在三十年代还亲身体验过。以作家碧野为例，出身贫穷而酷爱文学的碧野在三十年代初身无分文只身来到文化古都北平，就曾与十一个境况相近的青年组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寄住在潮州会馆。这些青年或写诗作文，或在北京大学旁听和去图书馆看书，过着极为贫困，但却是「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生活。在他们的脑海里，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和他们心目中景仰的、「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星光芒」照耀下的苏联完全相似的理想国，在那块土地上，充满着社会正义的原则，人们个性自由，到处都可以「自由呼吸」。[44]所以不少左翼文艺家「到延安一进边区，就匍匐在地上亲吻土地」。[45]诗人柯仲平更直接将延安比作但丁《神曲》中的天堂。[46] 从1937年到1939年，投奔延安的文化人，除了个别名气较大由延安指名调入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读过大学。这些名气不大的作家和艺术家，甫抵延安一身轻松，又是「自由呼吸」，又是「自由歌唱」，而中共为了发展实力，对来延安的文化人一度也做到「礼贤下士」，毛泽东更是真真假假，对延安文艺界取得的成绩满口称赞，甚至还和一些文艺家交上了「朋友」，于是文艺家们陶醉了。 这是一批「单纯到透明」的青年人，尽管延安缺吃少穿，物质生活极为艰苦，但是他们毫无怨言，只把延安视为中国的莫斯科。现在他们又传唱着这样一首苏联歌曲：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分）人种黑白棕黄红。[47] 然而，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家的「蜜月」仅维持了两年。随着毛的政治地位日趋加强，和延安等级差序制度的逐渐形成，以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为一方，与以赴延安左翼文艺家为另一方的矛盾就逐渐公开化了。 逐渐地，延安的文艺家对一些老干部和老红军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看不顺眼了，许多青年文艺家竟发现原先心目中的英雄既无文化，更不懂马列主义理论，个别人开口「妈个×」，闭口「妈个×」，但却会摆「首长」的架势。于是他们开始拿起笔，批评起延安生活的阴暗面。 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对文艺家的不满则主要集中在文艺家的「无组织、无纪律」和个性的狂放不羁方面。1940年，丁玲在延安「文抗」主办的文学刊物《谷雨》上发表批评延安官僚主义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毛泽东没有说什么，但已对丁玲严加注意。1942年2月17日毛泽东、王稼祥等参观华君武等主办的《讽刺画展》，毛虽对画展有所称赞，但在约华君武谈话时，却要求华君武在漫画创作上「要注意片面性」。毛并举华君武一幅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谈植树的漫画，说「不要笼统说延河旁所有植的树都枯死了，应当说是那一段地点的树，植得不好」。[48] 如果说毛泽东对延安文化人的不满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方面，那么一些老干部的不满则来自于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视。许多红军老干部从未进过城市，更长期生活在疑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49]抗战之初，一经接触满口新名词、思想和生活习惯与己迥异的知识分子，虽觉新鲜，但为时不久，隔阂即生，生怕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城市人瞧不起自己。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念头再度复活，重又退回到原先怀疑、恐惧知识分子的蜗牛壳。 作为志在夺取天下的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自然有别于某些目光短浅的军中老干部（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军中高级将领，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关向应等都十分重视、尊重知识分子，工人出身的关向应因嗜读鲁迅作品，有「小鲁迅」之称。对知识分子抱有偏狭态度的只是个别高级将领和军中中下级干部）。毛一方面需要文艺家，另一方面又恐驾驭不住文艺家，因而一段时间内，毛的态度摇摆不定，既投之以饵，间或鼓励抚慰一番；又从内心深处鄙视舞文弄墨、吹拉弹唱的文艺家；更厌恶于彼等目空一切、抗上犯下之狂态，故时不时对文艺家旁敲侧击一下。只是这群文艺家旧习难改，依然故我，因而毛在1942年后对文艺家越发讨厌。据师哲回忆，一次他在陪毛泽东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散步时，正巧碰上一位作家，只见他手执拐杖不停飞舞，见到毛泽东打了个招呼，仍继续摆动手中的拐杖，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仍然如是。毛泽东极为气愤，向师哲道，「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目空一切，摆臭架子」！[50]当年在延安文艺界人士中有用拐杖习惯的只有萧军、塞克等数人，他们又何尝能想到，被自己称为「知己」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冒失和莽撞会如此愤怒，竟然在师哲面前将其骂作「流氓」！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反感又和对张闻天的不满掺和在一起，使毛和延安文化人的矛盾更趋复杂化。 张闻天是继瞿秋白之后中共党内对文艺问题有专门研究的极少数高级领导人。张闻天青年时代曾直接从事过文学创作，他具有比其他中共领袖丰富得多的文学素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抗战以来，张闻天作为中共文宣方面最高负责人，多次代表中共中央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但是张闻天在有关文艺的几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和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一致。 关于新文化的性质问题。张闻天在1940年1月5日至7日作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又称《文化政策》）的报告较毛泽东提前四天，对新文化的性质作了具体阐释。张闻天认为所谓新文化，它应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51]在这里，张闻天将「民主的」单独列出，表明他对新文化民主特性的重视。然而毛泽东在也年1月9日作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以后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却对此问题语焉不清。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毛泽东将「大众的」等同于「民主的」，是疏忽抑或是别具用心，人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大众的」决不能取代「民主的」，因为「大众的」既有专制愚昧的内容，也可有民主科学的内容，毛以「大众的」代替「民主的」，实际上是模糊了新文化民主的性质。 关于「大众化」、「中国化」的问题。张闻天早在1937年11月就初步接触到这个问题。1940年1月，张闻天针对延安文艺界已出现的孤立强调通俗化的倾向，明确指出「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张闻天强调，「无论如何，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比较中国旧文艺的形式是进步的」。[52]张闻天的上述言论是对在毛泽东鼓励下正在兴起的复归旧传统倾向的一次回击。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毛泽东扣之以「对知识分子采取宗派主义极左态度」的张闻天等人，在对待文化人的工作方式、个性特点、生活习惯等方面都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其态度远较毛泽东温和。张闻天在1940年10月10日代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要求「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他指出：「爱好写作，要求写作，是文化人的特点」，「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张闻天进而提出，为了「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时间」，「（文化）团体内容不必要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至于对作家的批评，「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53]张闻天的上述较为开明的意见，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以及三十年代初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的经验。相比较于毛泽东，张闻天更熟悉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历史。尽管张闻天不能彻底摆脱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反智主义传统的影响，但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张闻天以及博古等人却比毛泽东多了一分宽容，而少了许多农民式的狭隘。[54]1943年，正是由于张闻天和博古的保护，才使1941年11月投奔延安的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高长虹免遭中央社会部的逮捕。[55]而张闻天在有关党的文艺政策及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所有意见，在整风运动期间，都被毛泽东斥之为「自由主义」而遭到严厉的指责。[56] 如果说1941年前，毛泽东因忙于应付内外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无暇顾及文艺问题，对张闻天的一些与己不同的看法还能容忍的话，那么到了1942年当毛已腾出手时，他就再也不能允许张闻天就文艺问题说三道四了。 于是，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就成了毛泽东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一「反面典型」，扩大战线，一并收拾延安所有的文化人，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界的所有问题，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几乎毫无联系。1933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名谈话。[57]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此时中共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年4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沈钧儒等上海救国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58]1936年4月25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中共文委系统取得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中共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月27日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冯雪峰乃是一文化人。他虽衔重大使命来沪，但是冯的兴趣仍在他过去领导过的左翼文化方面。在他于1936年12月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后，冯雪峰就将有关中共组织与情报工作交由潘汉年等承担，他自己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化界。1937年1月冯雪峰返陕北向毛泽东等汇报后又折回上海，遵延安命将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全盘工作向刘晓作了移交。至此，冯雪峰的「中央代表」的身分即告结束。然而由于冯雪峰曾疏远周扬而与鲁迅、胡风关系密切。已触犯了周扬等人，激起了周扬等的极度不满，周扬等产生了被抛弃、冷落的深深不平感，并拒绝与冯雪峰见面。[59]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被指名调往延安，不久周扬被任命为边区教育厅长，旋又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的工作（鲁艺院长为吴玉章，但他并不到院主事），这样就和毛泽东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恰在这时，冯雪峰因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博古发生严重争执，一气之下，竟向潘汉年请长假，于1937年12月返回家乡浙江义乌，脱离中共组织关系长达两年之久，至1939年下半年才由中共中央东南局恢复了组织关系。冯雪峰此举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从此埋下了对其反感、厌恶的种子，而周扬则在延安与毛的关系日益接近，周扬的才干逐渐引起毛的注意。 周扬原名周起应，最早是以俄苏文学翻译家于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崭露头角的。自1933年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相继进入江西中央根据地后，周扬就成了左联和中共文委的领导人。1935年2月，周扬躲过了国民党对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毁灭性大逮捕，与夏衍、胡乔木等组织了中共临时文委，团结了一百馀名文化界的中共党员。但此时周扬领导的中共临时文委实际上已和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毫无组织联系。在「左联」前期，周扬曾译过几本介绍苏联文学、音乐的读物，编译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和周立波合译过一本介绍苏联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基本上没有自已创作的文学作品问世，因而曾被鲁迅讽刺为「空头文学家」。但是，周扬却因政治倾向的因素和对俄苏文学的爱好，对俄国十九世纪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理论，以及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及日共文艺理论十分熟悉。1937年周扬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译著《安娜•卡列尼娜》，加上他曾撰写过一些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因此当周扬赴延安时，除了翻译家的头衔外，他已获有「文艺理论家」的声誉。 周扬的「文艺理论家」的身分，在延安得到重视。在1937年后前往延安的文化人中间，尽管作家、诗人、艺术家比比皆是，但是「文艺理论家」却寥如晨星，尤其周扬还有前中共上海临时文委领导人的政治身分，所以周扬很快被委以重任。1937—1940年，周扬紧密配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指示，经常在《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发表阐释文章。[60]由于周扬善于引述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为毛的论点作注脚，周扬逐渐赢得毛的信任，在1942年以前，就成了毛在文艺方面的首席代言人。 在周扬为确立自己在毛泽东那里的地位而努力奋斗时，周扬昔日的朋友胡乔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1937年，胡乔木在沪活动期间，是躲在「左联」和「左翼社联」幕后活动的一个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虽然胡乔木并没有写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但他却是1935年以后以周扬为首的中共上海临时文委的主要成员，与周扬有着密切的关系。1936—1937年，胡乔木经历了周扬与冯雪峰等的对立与冲突。是属于周扬派的主要成员，但胡乔木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较少出头露面，因而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1937年7月，胡乔木虽较周扬早几个月进入陕北，但长期被留置在安吴堡青训班，和在延安正日渐走红的周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到了1941年2月胡乔木调入毛泽东身边做政治秘书，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胡乔木的地位迅速超过了周扬。由于胡乔木对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活动的历史十分熟悉，他成了毛了解文艺问题的主要顾问之一（江青也起类似的作用），而胡对「左联」内部矛盾等问题的看法，十分自然地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1939年胡乔木调回延安，胡乔木与周扬在延安又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此时胡乔木已较少以自己的名字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扬则在精心研究如何运用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为毛泽东构筑文艺理论。周扬集中精力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试图从这位俄国革命文艺理论家那里发掘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然而周扬对毛作出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他精心编选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鲁迅等论文艺的语录。[61] 周扬、胡乔木对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帮助则是向他介绍有关「两个口号之争」。对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早在1937年1月，冯雪峰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就有所了解。1937年9月后，周扬、艾思奇、王学文等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又从另一方（「国防文学派」）那里，详细了解了双方的观点及其有关背景。1938年5月，毛泽东还与「国防文学派」的重要人物徐懋庸作了详细交谈。从陈伯达处，毛更了解到既非周扬派，又非鲁迅、冯雪峰派的第三种看法。在周扬与鲁迅两种对立的观点间，尽管毛泽东较倾向于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大欣赏「国防文学」这个烙有王明印记的文学主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毕竟不是文艺家，他根本无意拘泥于这种文人间的无谓的争论，毛所关心的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确实有助于实现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而眼下帮助自己构筑文艺体系的正是这帮「国防文学派」。现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的鲁迅已经作古，冯雪峰又目无组织私自离队，胡风虽然在国统区十分活跃，然此人既非中共党员，政治面目且十分可疑，毛泽东毫无必要为了已死的鲁迅而抛弃周扬。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两个口号无优劣之分，皆是革命口号，[62]毛泽东并在私下对周扬说，鲁迅也有「党八股」，[63]对周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对于鲁迅，毛泽东所持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从读者的角度，毛固然惊叹、钦佩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和尖锐的剖析，毛也激赏鲁迅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种种浅薄所作的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但是，毛泽东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更多的是站在中共领袖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鲁迅对于毛泽东有时就显得并不可爱。鲁迅蔑视一切权贵的个性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虽然可以与毛的精神世界形成沟通，但毛决不认为，在延安也需发扬这种精神。至于鲁迅倡导的抨击时弊、揭露丑类的杂文形式，毛明确无误地表示，在共产党区域，它已基本失去作用。有鉴于鲁迅对毛的价值及其局限性，毛迫切需要将鲁迅和鲁迅的遗产修改成适合于自己政治需要的样式：一方面，毛要利用鲁迅打击左翼文化人的「虚狂」；另一方面又要创作出鲁迅如何「服从共产党领导」的故事，以防止文化人援引鲁迅来反抗延安的新秩序。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毛泽东才看中了被鲁迅鄙视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扬。与鲁迅有隙、生恐有人援鲁迅反对自己的周扬，对塑造毛氏版本的鲁迅新形象最为积极，周扬又因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党同伐异，树敌甚多，只会在延安的新环境下更猛烈地打击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于是被毛慧眼看中的周扬就在胡乔木的暗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毛氏鲁迅学最权威的解释者和统领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1942年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协助下，分别召集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前来住处个别交谈。在被毛召见的文艺家中，既有属于周扬派的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也有当时处于受压制状态的萧军、艾青等。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将自己已成熟的文艺主张公之于众的时刻到来了。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馀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5月23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毛泽东极为看重文艺界对其《讲话》的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结束，周扬就立即担负起宣传、解释毛泽东党文艺观的新使命，从此延安文艺界的气氛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以周扬为核心的中共文艺统制体系也迅速得到确立，周扬终于成了名副其实、手执响鞭的「奴隶总管」。 1942年后，中共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官办文艺领导机构的领导之下，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入各类行政组织之内。在延安的文艺家只有萧军不堪被日渐官僚化的体制所束缚，于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后萧军全家返回延安，仍旧被纳入到行政组织之内。[64] 和苏联作家协会一样，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承担着许多与文艺无关的政治功能。延安鲁艺在1942年后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各单位的审干肃反领导小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艺界大挖「特务」，结果文艺家大多成为特务嫌疑和被「抢救」的对象。1943年延安几乎全部的文艺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在那里逐个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 对于周扬来说，配合中央社会部在文艺界肃反固然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是周扬要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主要还取决于他能否组织创作出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于是周扬将少数作家暂时调出中央党校第三部和鲁艺，住进设于桥儿沟的「创作之家」，[65]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 被周扬挑选，获准进入「创作之家」这个「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类： 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内创作出符合毛泽东党文化观的作品，思想较为「纯正」的作家，如周而复、杨朔； 思想虽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创作出为党急需的文艺作品的非党文艺家，如塞克夫妇、艾青夫妇； 少数资历较深，一时无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从苏联返回延安的萧三； 个别来自国统区且较具影响力，有可能返回重庆的非党作家，如高长虹。 住进「创作之家」的大多数作家，除了高长虹一人外，[66]都对能在急风暴雨的审干抢救高潮中被保护，心存感激，他们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负周扬的厚望，创作出最早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使周扬在毛泽东面前挣足了脸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胡乔木还加强了对周恩来领导下的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干预。自抗战爆发以来，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团结了大批文艺界人士，在这些人中既有原属周扬系统的夏衍、田汉，又有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还有中立作家老舍、巴金等。对于老舍等非中共作家，周恩来十分尊重，即便对于思想一贯左倾的胡风，周恩来一般也不干预他的创作活动，相反，在胡风创办刊物遭遇困难时，还曾给予经济上的资助。[67]重庆《新华日报》的副刊上，不时刊载胡风和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文艺家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这一切在1942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议。 但是到了1943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胡乔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机构后，将手掌伸向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延安对《新华日报》和重庆几家有中共背景的刊物上发表的乔冠华、舒芜等几篇烙有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文章十分不满，指责《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XX论民族形式，XXX论生命力，XXX论深刻等」。[68]显然，在毛泽东、胡乔木的眼中，《新华日报》等以工作环境特殊为借口，提倡感性生活，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实际上是在宣传与毛氏「党文化」观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 为了彻底纠正《新华日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44—1945年，毛泽东、胡乔木特派几位已经「改造好」了的周扬手下的重要干部林默涵、何其芳、刘白羽、周而复、袁水拍等从延安前往重庆，宣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重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进行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的现身说法式的训导。然而对于何其芳等人的训导，除了郭沫若等极少数人之外，重庆大多数左翼文艺家都以沉默相对，只有胡风一人公开表示了少许的疑问和保留，而冯雪峰则十分不以为然。[69]然而胡风、冯雪峰并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着他们对毛氏党文化观的任何反应，为他们以及其他国统区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过簿」，以待日后进行总清算。[70] 如果说，在重庆和大后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后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党文化」的压力而感到困惑，那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这么一些，他们毕竟还未失去创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艺家则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选择：或者走王实味自我毁灭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抛弃旧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艺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后，纷纷开始「脱胎换骨」。丁玲也许是延安文艺家中最早「脱出」的一个。在1942年4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关于王实味、丁玲问题的高干学习会议后，丁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一方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自恼自责，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71]为了摆脱与王实味的牵连，丁玲在1942年10月19日延安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还极不礼貌地对待在王实味问题上仗义直言的萧军，声称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丢掉萧军，不过是九牛一毛。[72]其实在丁玲「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的背后掩藏青很深的痛苦，几十年后，她自称〈三八节有感〉使她「受几十年的苦楚」，给她带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73]但是在1942年丁玲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胡乔木、周扬的指导，按照他们解释的毛泽东的「党文化」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党的路线的作品。[74]于是丁玲暂时成了一名「毛泽东的文艺战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尝料到，十多年后她又跌入几乎和王实味一样悲惨的深渊。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丁玲没被处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发后又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1]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6。陈明（丁玲的丈夫）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前身马列学院学习。他在回忆中提到马列学院曾被一些人指责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参见陈明：《回忆与怀念》，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314-15。 [2]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3]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配合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同名报告而发表的重要社论，文章极有可能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 [4]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社论《教条与裤子》，此篇社论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可视为毛泽东、胡乔木的共同作品，已收人199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1卷。胡乔木在该卷序言中特别说明，他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写的评论，绝大多数经过毛泽东的亲笔修改。 [5]《教条与裤子》，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另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 [6]参见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的《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载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页152。 [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永发在其《延安的阴影》一书中称，「目前文献中，可以看到，最早使用（『脱裤子，割尾巴』）这个说法的是1943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整风总结」，此说有误。「脱裤子，割尾巴」的说法，最早出现在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刊载的（教条与裤子》的社论；随即迅速传播开来；成为整风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组词汇。这组词汇的发明人，现在也可以确定，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胡乔木和毛泽东。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页317注释1。 [8]《教条与裤子》，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另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 [9]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10]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配合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同名报告而发表的重要社论，文章极有可能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 [11]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决定，仅是一纸文字，在当时及以后数十年间一直没有发表，求实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内部读物《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87页虽提及此决定后来没有发出，但未作任何解释。上述引文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页94。199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也收人了此文。 [12]王德芬（萧军夫人）：《萧军在延安》，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另参见张毓茂：《萧军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页233-34。 [13]据当时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任编辑的黎辛回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经丁玲看过，签过「可以用」意见才见报的。博古因工作繁忙，没有事先审阅，文章见报后的次日，博古特来到编辑室询问王实味何许人也，并打听此文发表的经过，博古并叮嘱该文的下一部分「以后不要发表了」。3月23日，《野百合花》下半部分又在《解放日报》刊出，博古又到编辑室询问此事，编辑陈企霞说明此文曾送博古审查，博古解释他因事忙，稿子没看，并表示他对此事负责。参见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页69-70。另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14。王德芬自1938年与萧军结婚后，于1940年6月与萧军同赴延安，萧军夫妇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其实并不真正欣赏萧军。毛泽东虽然亲笔为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作了修改和润色，但萧军文章渗透的人性论并不合毛的口味。1942年4月8日，延安已转入对王实味的批判，只是由于萧军的文章具有外人不了解的特殊背景，《解放日报》才破例予以刊载。毛泽东出于其个人的政治目的，本来有意利用萧军的豪爽性格，但毛很快就发现萧军个性倔强，难以驾驭，遂对萧军产生了反感。1958年，《文艺报》第2期将萧军经由毛修改润色的〈论同志的「爱」与「耐」〉，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汇编成《再批判专辑》，作为供批判右派的「大毒草」重新公布。毛亲自主持此事，并亲笔加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很长一段编者按语。 [14]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之外》，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89。 [15]宋振庭：《真理是朴素的，历史是无情的——为长诗〈于立鹤〉再版说几句话》，载严慰冰：《魂归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3。另「打游击」是喻指恋爱对象的转换犹如战无固定限制的游击战一样，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此种风尚一度流行于1937—1938年的延安。 [16]王实味：《野百合花》，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17]毛泽东不喜称刘伯承从苏联红军条例中引进的「炊事员」「饲养员」这两个洋名词，而习惯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伙夫」、「马夫」的称谓。 [18]黄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页124。另据抗战初期代表四川地方实力派杨森前往延安的杜重石回忆，当他在1938年初夏前往见毛泽东时，在毛的住处附近不仅见到哨兵，他更受到哨兵的「人身检查」。参见杜重石：《风雨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页38－39。 [19]王实味对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已有一定的认识，他曾在私下对一些人说过，「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苏联在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参见温济泽：《斗争日记》，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页188、192。在公开场合，他借毛抨击「言必称希腊」之话，回击那些援引苏联也有特供制度而为延安特供制度辩护的人，要这些人「闭嘴」。 [20]王实味：《野百合花》，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 [21]「学生疗养院」为干部疗养院的代号，即如中央党校的代号曾为「中山图书馆」，机要通讯局的代号为「中央农委」。 [22]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3。 [23]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5。 [24]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9。 [25]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26]这次由毛泽东主持的高干会议召开于1942年4月初，代表文艺界参加的只有周扬和丁玲两人。会议的议题是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曹轶欧（康生妻子）、贺龙等在发言中都严厉指责了丁玲。毛在会议总结中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分了开来，声称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的文章有建议，虽说也有批评，而王实味则是托派。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62；另据戴晴称，1943年贺龙曾在大会上「把《三八节有感》的作者骂为『臭婊子』」，参见戴睛：《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页102。 [27]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1。 [28]1942年3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罗迈影射攻击张闻天的文章《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3月17日又刊登张如心不指名攻击王明、博古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 [29]李维汉语，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 [3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一1942），第13册，页364-66。 [31]《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4月5日。载《胡乔木文集》，第1卷。页57。 [32]《轻骑队》编委会：《我们的自我批评》，载《延安文萃》，上，页57。 [33]据当年参加《轻骑队》壁报的李锐称，《轻骑队》没有编委会，在闻知胡乔木对《轻骑队》的意见后（胡责成《轻骑队》成员童大林对编辑方针的错误作出检查），许立群对《轻骑队》的「错误」作了长篇检查，胡乔木让童大林对原文作了压缩，将《轻骑队》的检查送给毛泽东过目，毛给文章加上《我们的自我批评》的标题，发表于1942年4月23日的《解放日报》。参见宋晓梦：〈李锐与延安《轻骑队》〉，载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9月10日。虽然《轻骑队》检讨文章称，「我们决心把第二年的《轻骑队》来一个彻底的改造」，但事实上《轻骑队》已寿终正寝，再没复刊。 [34]罗迈在1942年4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高级组会议上发言，将中央研究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一年后，张闻天对王实味问题也作了检讨，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由于「放松了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以致如王实味一类的反动思想在整风开始后，得以取得全院绝大多数人的同情」，「我曾经想在马列学院内创造一种新的学风，新的党风，而结果却发展了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与党八股。这种学风，党风与文风，正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特务分子所欢迎的」。引自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7。 [35]参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温济泽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党总支工作人员，写过一篇记述中研院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斗争日记》，发表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29日。1979年后，温济泽为平反王实味冤案作了大量的申诉工作，在温济泽和其他人努力下，1991年2月7日，王实味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36]凌云（中社部当时的工作人员，曾参与审讯王实味，八十年代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1993年5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4。据凌云称，1942年11月初，康生曾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周提供有关王实味等是「托匪」的资料，「但周的覆电没有提供任何对康生有用的材料」。 [37]《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1944年5至7月参加了赴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返回重庆后，写了《延安一月记》，记述了他见到王实味的情景。赵超构写道，王实味对中外记者说，他「在休养中」，王实味「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的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参见赵超构：《延安一月记》，载王克之编：《延安内幕》（上海：经纬书店，1946年），页52、51；另据凌云称，让王实味见中外记者是党中央的指示。王实味是由中社部的干部陪他去见记者的，当时「王实味还是顾全大局的」，只是返回后，王实味「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当众承认是托派『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参见凌云：《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8。 [38]萧军对张毓茂的谈话，参见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39-40。 [39]胡风：《一点回忆》，载《胡风晚年作品选》（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页81-82。 [40]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41]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42]张毓茂：《萧军传》，页230-31。 [43]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5、38。 [44]碧野：《人生的花与果》，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页54-63。 [45]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6。 [46]参见王琳：《狂飘诗人柯仲平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页416。 [47]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5-6。 [48]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67；华君武：《延安的漫画活动》，载孙新元、尚德全编：《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页137-38。 [49]仇视和乱杀知识分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伪装成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算，参见《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111；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还有一个轻蔑的称谓，叫作「白脚杆」。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26。 [50]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37。 [51]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今后任务》，载《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2-54。 [52]引自程中原：《张闻天论稿》（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346-47、349。 [53]《张闻天选集》，页290－93。 [54]据在延安《解放日报》与博古同过事的丁玲、舒群等人的回忆，博古对待下属亲切随和，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遭到来自杨家岭方面的指责时，博古一般都率先承担责任，从不对下属横加指责。1942年4月初，当丁玲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批判王实味的高干座谈会上，遭到贺龙、曹轶欧等人猛烈攻击时，博古悄悄坐到了丁玲身旁，宽语安慰了丁玲。事隔四十年后，当丁玲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还禁不住写下她对博古深深的感激。博古也保护过《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企霞。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思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62。另参见陈恭怀：《陈企霞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页181。 [55]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页198。 [56]《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8、138。 [57]冯夏熊（冯雪峰之子）：《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载《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页12-13。 [58]有关这段历史事实有两项已得到互相证实的资料来源，一是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交待材料」：《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另一为张闻天的《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参见《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页506－507；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论稿》，页492-93。 [59]对于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衔中共中央命来沪，没有先找周扬接头，而是住进鲁迅家一事，周扬其至在1979年还为此耿耿于怀。参见《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页125。上海中共临时文委另一领导人夏衍在事隔五十年后也仍对冯雪峰当年的这一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313－15。 [60]例如周扬在1938年6月8日《解放》周刊上发表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一文，较早提出作家的创作必须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应重视文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问题，周扬的上述看法与毛泽东的看法完全合拍。参见《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246－47、251。 [61]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著《生活与美学》于1942年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周扬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部分内容自1942年始陆续刊载，1945年由延安解放社正式出版。 [62]参见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载《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103－104。 [63]《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页124。 [64]张毓茂：《萧军传》，页241-46。 [65]延安「创作之家」名义上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西北局宣传部具体主管，但周扬作为西北局成员，实际上负责「创作之家」。 [66]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共中央提意见，甚至要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诬为青年党，幸而得到张闻天、博古的保护，才未入狱，但高长虹很快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参见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页198。 [67]1943年，胡风从桂林回到重庆，为续办《七月》重新登记事，向周恩来求援，周一口答应，开给胡风一张三万元保证金的支票，1945年春胡风主编的《希望》正式出版。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页34；另参见胡风：〈关于《七月》和《希望》的答问〉，载《胡风晚年作品选》，页122。 [68]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GCD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89。1943年12月16日，董必武在〈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中宣部电〉中表示已「依据中宣部指示对于怀（即乔冠华）观点作进一步检查」，见《中华儿女》，1992年第2期；另参见《GCD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页139-40。 [69]1944年3月18—19日，胡风参加了由冯乃超主持召开的重庆左翼文艺界人士学习毛泽东（讲话）的座谈会，胡风在发言中强调左翼作家在国统区的任务是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作斗争，而不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胡风也未谈思想改造的问题。不久，何其芳又向重庆左翼作家介绍延安思想改造运动，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感。「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页35；另参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页50－52。 [70]何其芳等回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去重庆传达《讲话》的情况。胡风写于1945年初的论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胡风反对毛泽东《讲话》的「罪证」，胡风在这篇文章里不指名地批评了将「思想改造」庸俗化为「善男信女式的忏悔」的倾向。1948年中共果然在香港组织了对胡风的第一次大规模批判。冯雪峰则在1945一1946年发表了《论艺术力及其它》、《论民主革命的文艺活动》、《题外的话》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抨击了正甚嚣尘上的文艺机械论和公式主义，冯雪峰尖锐指出：「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也说是甚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冯雪峰的上述看法，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参见陈涌：《关于雪峰文艺思想的几件事》，载《回忆雪峰》，页216。1946年6月10日至11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连载《关于现实主义》一文，抨击画室（即冯雪峰）对毛《讲话》的态度。冯雪峰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态度直接影响到1949年后他的政治前途，1954年12月31日。毛泽东将冯雪峰的诗和政治寓言《火》和《火狱》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传阅，明显表明对冯雪峰的严重不满。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页644。1957年8月27日，冯雪峰被正式宣布是「三十年一贯的反党分子」，并被冠以「右派」帽子。 [71]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年6月11日）载《丁玲集外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134-37。 [72]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08。 [73]《丁玲日记》，1978年10月8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页15。 [74]例如丁玲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到胡乔木的直接「指导」。1948年6月，丁玲将刚刚完稿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滕抄复写件面交已迁居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胡乔木，请胡审读。1948年7月，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在传阅小说稿后一致认定，「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胡乔木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认为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胡乔木随即打电报给已在大连准备赴苏联、匈牙利访问的丁玲，传达修改意见。丁玲随即奉命对原稿作了修改。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下」赶印出来。丁玲终于带上这部小说于1948年11月9日离开哈尔滨出国。参见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页121-22。 作者高华简介 男，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论文《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关于国民政府“南京十年”的若干问题》、《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等。 曾于1995—1996年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访问学者。2004年2-7月，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2006年1-6月，在香港中大历史系任客座教授。（来源：网络）
评介延安整风期间的王实味案件（青近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评介延安整风期间的王实味案件 青近军 在中共历史上，王实味不是第一个被错杀的知识分子；但他却有可能是第一个因反击某种思潮需要而被拿来祭刀的知识分子。今天来反思当年那件事，似有若干个方面可以令人深省。 王实味，1906年4月5日生于河南潢川县一个知书达礼的破落大户人家，其兄妹有六人，王实味排行第三。他幼年曾随父亲熟读了四书五经，因而有较深厚的国学根底。1925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文预科，与后来同样因惨遭磨难的胡风为同班同学。1926年1月第一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因不满中共北大支部书记段纯干涉其恋爱问题，及其恋爱失败，他便愤而离开北京，辗转去了南京谋生。当然，他也就自动脱离了中共组织。 大约在1937年初，为生计而几经周折的王实味，在河南开封女子中学执教时，始终关注国家兴亡、并仍眷恋中共的他，又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并于当年10月经时在河南大学任教的范文澜介绍，奔赴去了延安。 由于王实味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时，经常发表小说、杂文与英文翻译作品，所以他到延安后，在陕北公学学习四个月后，便被分配到了出版局，后又被张闻天点名调到了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专门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他在这个编译室干了三年，参与了大量对马列著作原作的合译与单译，其译作很多直到解放后还在再版。当然，他的名字没有再出现在那些译作上面。 当时，王实味对翻译马列原著工作似乎很有兴趣，他到延安三年，没有其他爱好，也不喜欢合群，就是一直默默工作。但在他当时写给家里的信中，还说了：“延安的民主空气很好，自己的生活也很舒畅。”因为，当时，他能享受穿显示级别的“干部制服”的待遇，生活上有小勤务兵打饭端水。如果，这编译工作继续下去，也许王实味的人生轨迹会有所不同。 然而，1941年8月，编译室撤消，王实味被分到了中国文艺研究室做特别研究员，由翻译变为了研究，还是研究文艺！这一来，历史注定要有人作某种靶子的命运，便鬼使神差地让他撞了个正着。 抗战时期的延安，确吸引了大批既想抗日、而又不满国民党政权的知识分子投奔到来。之中，更有不少在国统区有很有名气的大作家大文艺家。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相当多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延安的很多现象却又生出了些不满，又想重操在国统区抨击国民党的那种自由，那种“给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艾青语），以揭露延安的黑暗面。但，延安毕竟不是西安，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作为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首先要的究竟是民主，还是党性？这个根本问题一时在延安的知识界，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理论上的争论。 以周扬为首、以“鲁艺”为基地的“歌颂光明派”，与以丁玲为首、集合了艾青、萧军、陈企霞等人，以“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大本营的“暴露黑暗派”，这两大文艺思潮便在1941年后的延安，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同时，还运用上了后来被称之为“大字报”的墙报，最后，延安的正式媒体如《解放日报》也刊载了他们的争论。到1942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之初，这场理论仗文艺观点仗之激烈，更是上了一层楼。 文化界的人们对争论是很有兴趣的，他们笃信真理是越辨才越明白的。所以，那些代表争论的墙报，刹时导致了极大的轰动。那些贴在墙上或挂在绳子上的纸张上的文字，每天都引来了成千的川流不息的人们观看、议论。 当时的场景，与后来的文革大字报轰动效应，自然不在一个级别上，但它们在本质上却肯定如出一辙。 1942年2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其本意是在思想上批判王明路线的教条主义，所以毛泽东便作了《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报告。然而，文艺界的“暴露派”却以为是赞同他们揭露延安官僚主义的主张，对同一件事，发生了理解的错位。因而，墙报越贴越起劲，并且其烈火还扩展到一切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单位，针砭延安的时弊，几乎成了一种时髦。 知识分子们高兴的事，政治家却不一定高兴，尤其，从前方回到延安的军人们更不高兴。当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范文澜请平日与他关系甚好的王震来看墙报后，王震立即极为不满，并大怒：“前方同志为党为国在流血牺牲，你们却在后方吃饱了饭骂党！”当时，朱总司令、贺龙等都对“暴露派”的观点，发出了指斥，说是“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 知识分子有不同意见观点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中共历史上自然也不例外。但象这样大规模的有系统观点有阵营有知名干将、主帅的风潮，而且还很有思想市场的情况，在中共党内历史上则还是第一次，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也都是第一次遭遇到这种局面。毛泽东曾以极大热情欢迎过的“文小姐”丁玲，竟还做了这股要“作家的独立性”、要“暴露”延安黑暗面的潮流主帅，更是出人意外。 无疑，毛泽东与中央在研究了上述情况后，其方针自然是：必须打退或纠正这股潮流，否则，处于四面都是敌人包围的共产党首脑机关所在地，没有被国民党反共势力剿灭，却弄不好会让这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暴露派”们搞乱搞垮。 应该说，文艺界的“暴露派”们当时的思潮与观点，虽然从根本上讲是起码的民主要求，是一个民主国家内应该得到保证与保护的民主权利。但是，丁玲艾青他们却似乎忘了：延安与陕北特区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尽管到处都挂着“中央”牌号的机构，而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尚几面受敌的战时政权。“暴露派”们的观点与要求显然还不适时宜。 从当时中共党的事业来看，确也不能允许一些人在前方英勇地指挥作战，却让另一些人又在后方批判指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阴暗面”。这样的做法，确有点“自毁长城”式的愚蠢。 但是毛泽东与中央也知道，延安的知识分子不是国民党改组派，也不是什么AB团之类，对他们犯的错，绝不能用过去苏区肃反那一套。何况，中共还很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来参加，因为，毛泽东深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国民党，进而夺取中国政权的。 文艺界的“暴露派”与知识界的主张，到建国后的1957年，又重演了一次当年的历史。然而，如果说，1942年那次还有点宽容的笑剧味道，那么1957年的“大鸣大放”，给包括所有“暴露派”在内的知识界，其结局则是55万人被打成右派、从而使他们要历经长达22年苦难的沉重悲剧。 象丁玲、艾青那样的智者，有过1942年的经历，为何却仍到1957年还要重蹈覆辙呢？显然，他们忽视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北京时期的毛泽东，虽是同一个人，但处理问题的条件却已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巨变。对1942年的那场知识界风波，可以只重点打击王实味等极少数几个人，而1957年打右派时，则已没有多少需要顾及，可以按比例一网打去，有多少就打多少了。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算什么？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就打了几十万右派分子！”——面对有人担心会落秦始皇的恶名，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的笑谈。 但在1942年，对付“暴露派”们的策略，却是经常说的那些：选准靶子，在孤立极少数、打击极少数的斗争中，达到教育、团结大多数的目的。 王实味不幸就成了那场风波中的最大靶子。 王实味也不可避免会成为那场风波中的靶子。如果说，丁玲等人掀起的暴露派文艺风潮是王实味坠入困境的大诱因，而当时中央反击或纠正暴露派风潮的措施是王实味落入绝地的大背景，那么，王实味本人不合群又极倔强的牛脾气，则是他悲惨命运的内在根本原因。否则，做靶子的本不应是他，而是别的什么人，因为，他与延安的文艺界关系并不多。 1941年前，王实味有他自己大量的翻译工作要做，文艺界的事他没有什么掺合。但他毕竟是一个文化人，对文学也有过一些成就，又是延安“文抗“的会员。因而，不可避免他也会关注发生在文艺界的争论。因而，在1941年5月王实味写了一篇题为《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的争鸣论文。不过，这篇论文并非是参与文艺界的论战，而全然是为了与自己所在单位马列学院编译室的顶头上司即主任陈伯达的一篇文章，进行的理论商榷。 当时已做了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显然不高兴象王实味这样没有多大地位的属下来与他搞什么“商榷”，因而，他便回应了一篇《写在王实味同志〈文艺民族形式短论〉之后》，而文中，采用了对王实味观点的断章摘句，然后提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再进行批判的手法。 陈伯达在文中，首次指责了王实味是托派观点托派思想。当时，陈伯达并不知王实味与托派有什么联系，他的指责只是他习惯性的扣帽子文风。 不料，王实味真还与托派分子有过一点关系，并且他到延安时也未向组织说明过。因此，陈伯达的这篇回应本为扣帽子的论文，竟在客观上成了王实味后来“能”被选作成为靶子的导火索。 真是阴差阳错！ 王实味于1926年在北京大学的中共支部内的同学兼同志王文元与陈其昌，在1930年时曾与正在上海卖文为生的王实味突然联系上了，已脱党的王实味与妻子刘莹（她时为中共党员）自然很高兴。但当时，王文元与陈其昌却转变了立场，追随陈独秀做了托派，王文元还当了托派的党中央委员。王、陈二人的观点自然对王实味有些影响，他还与王文元共同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一书，交新生命书店出版了。 不过，一则，王实味当时已不是中共党员，他只是从局外人的观点看托派的理论，何况王、陈二人还是他过去关系很好的老同学，翻译托派书籍之中也有为生计考虑的原因，这应在情理之中；二则，当王、陈二人劝王实味加入托派组织时，骨子里有着不事二主观念的他，确断然谢绝了，他还对王、陈二人谈了他对托派另起炉灶的做法不满。后来，为了躲开王、陈二人的劝说，王实味夫妇竟毅然采取了搬家的手段，使王、陈二人不能再找到他。但在1932年，王实味得知王文元被国民党抓捕关进监狱后，他则去了狱部，想看望一次老同学，但未能如愿，只给王文元送进去了一些食品与二本书。 王实味与托派的所谓关系也就是与这二位同学的一些交往。 在他到了延安后，他之所以没有向组织说过这些情况，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未参加托派组织，也没有参加托派的活动，仅仅只与自己的有托派背景的同学正常往来而已，没有必要向别人说，免得自己反而说不清。 但陈伯达在其回应论文中，给王实味的观点扣上了托派帽子一事，却让王实味感到了害怕。因为，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一事，毕竟总是他的一块心病。与其让人不明不白地扣大帽子，还不如干脆自己主动先向组织说清楚。因此，在这期间，王实味就到中央组织部坦白了上述自己曾与托派分子有过来往的交待。 事情如果只发展到这儿，王实味的所谓托派问题，根本就不算多大的事。因为，托派分子都是以前的中共党员，在中共党内与托派分子有过个人情谊的人，也并非一个两个，关键是只要没参加他们的组织与活动。所以，在王实味向组织交待了上述事情之后，也没有为此给王实味以什么处分。 如果王实味不再在此后又写出并发表著名的《野百合花》，那么仅仅上述与托派同学交往之事，则还远不能构成王实味的靶子身份，王实味也许就不会成那次文艺风潮的替罪羊。 历史已无法“如果”了。在整风运动开始后的1942年3月，自以为是批评官僚主义纠正党风的《野百合花》，分两次发表于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同时，王实味在《谷雨》刊物上了还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一文。 还是在这个3月份，王实味又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上，发表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与《零感两则》。 罗迈即李维汉，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当时已警惕地注视着文艺界动向与整风运动动向的毛泽东，不仅看了王实味的文章，而且很快作出了研究与应取的决断。 靶子正式确定。 王实味不是文艺界中人，他又没有什么牵牵扯扯的社会关系与影响，平日由于其性格暴躁又倔强，故同事关系也不太好，但他文风尖刻的文章影响却不小，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发言还经常赢得阵阵热烈掌声。动他一人，不会有多少人来讲情，可确又能收“杀鸡警猴”、从而仍能团结延安的大多数文化名人之效。 靶子的打击点也不先从其文章入手，那样反易引起同情，而选择其政治薄弱处进攻，则可打开突破口，进而扩大战果，最终达到纠正延安文艺界“暴露派”们民主自由冲动的毛病之预期目的。 王实味的政治薄弱处，就在于他与托派分子有过一段一时还说不清的的往来。而毛泽东显然已研究了王实味的个人情况，尤其是已知道了王实味向中央组织部的坦白情况。 因此1942年4月，即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不久，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上，包括贺龙在内的八位发言者，除徐特立外，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毛泽东在其总结发言时，则鲜明地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别开来。 他说：“《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志与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随后，毛泽东又亲自召见了一批又一批的文艺界名人，同他们谈话，了解情况，请他们提意见，或解释某些事情。直到在4月27日，再由他与时任中宣部长的凯丰联名，向延安文艺界的百余人发出了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参加这次历史性著名座谈会的人士，除了丁玲萧军艾青等名人外，也还有一些当时并不知名的文艺人士。但是，作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却没能受到邀请。此前，毛泽东找了那么多不同意见的文艺界“暴露派”人士谈话讨论，王实味也未能有此殊荣，而被冷落在一边，使他明显成为了知识界的“另类”了。 “孤立极少数”政策的威力，想必当时满肚子话要对党说的王实味，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了。 从5月2日开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5月23日结束，热热闹闹开了二十天，文艺家们的思想也终于由各执一见，而定于到一尊，并成为今后必须遵循的规范了。作家们原来请中央制定文艺政策的要求，也悄悄变成了请中央在体制上对作家艺术家们制定政策的要求。 在座谈会结束后，显然王实味的观点再也不会有什么同盟者支持了，中央研究院便开始了对王实味的猛烈批判。从5月27日开始，一连串的以王实味为斗争目标的会议，便有组织有准备的展开。起初，对此心存抵触的王实味借病拒不与会，更不承认自己写的那些文章有问题。直到6月2日休会一天时，王实味这才找了中央研究院党委负责人，提出要退党，说是因为自己“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 然而，此时已不是他王实味退不退党的问题了。于是，王实味决定参加6月4日召开的大会，作一个长篇自我辨护发言。 中央研究院的批王大会，实际已不再局限于中央研究院，而成为一场中共中央反击延安文艺界“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攻坚战了，因此，由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直接指挥，毛泽东也亲自过问。6月3日会议后，还专门在杨家岭的毛泽东住处开会，研究如何对付第二天王实味将参加会议并发言的情况应采取的措施。当有人提出：如果王实味在会上仍不认错、反而发表长篇大论时该如何办？毛泽东即指示：准许插话！（即从下面插话驳斥王实味） 在6月4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中，王实味仍不承认自己的文章有问题，并且公开承认了自己过去确与托派同学有过联系的事，但他认为，这是个人之间的友情，与政治无关，同时还说从人性的角度看，今天他仍认为王文元与陈其昌二人是好的。大会上有15个人发言批判了王实味，但，王实味坚不放弃自己的观点。 6月9日，中央研究院又召开了有延安70多个机关人员1000余人参加的大会，继续批判王实味。但王实味本人没有与会，使大会成为一场缺席审判。实际上，从头至尾，王实味除6月4日上午那次参加了之外，他就不再参加任何批他的会议了。 当然，王实味参不参加会，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延安的整个文艺界甚至整个知识界，都已对王实味那些文章的观点（实际上又是很多文艺界人士持有与曾提倡的观点）展开了批判，让所有的人，特别是让以丁玲为首的文艺界“暴露派”们在实际上缴械投降，而站到了批判王实味观点的位置上了。 丁玲艾青们除了在大会上先捡讨了自己过去观点的错误外，重点的发言更是在批判或咒骂王实味。丁玲说：“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提出对王实味“要痛打落水狗”。曾在两个月前还写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的艾青，此时对王实味则评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到它时，就象走进城隍庙一样。。。他把延安写成一团黑暗。。。这样的‘人’，实在是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今天我们来看那段历史，虽有些吃惊，但，我们确也不必对丁玲艾青们落井下石的行为说三道四。这样的事，当年在延安发生了，而在建国后的1954年反“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斗争中，在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直至在文革中，在清除“精神污染”中。……人们不早已是屡见不鲜了吗？ 在这里，我只觉得也许我们应该纠正一个错误观念了：即文化人必然是相对品位高尚高雅的文明人。对此观念，没有文化或少有文化者自然是深信不疑，而不少文化人自己则更是感觉优越，将文化水平知识水平与人的品行品德划上等号，自觉高人一等，享受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 而实际上，从大量历史与现实的情况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与此观念相违的事实。这些或那些令人惊心惊异的事情，过去有，现在更有，也许将来仍会有。 应该说，随着人类文化知识的不断增加积累提高，伴随着出现的，也必然是人类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固然有可能也出现其文明境界的提升，但，这之中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系。因为，决定一个人品性品德的因素，并非只有文化知识这一块领域，而是还有很多非文化的原因。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曾有、也仍继续有那么多的近于文盲的乡下人，常常能在其行为中表现出极为高尚的美德。 如果我们能够原谅曾在各种各样场合下，没有表现出高尚美德，相反被迫或自愿做过一些卑劣之事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因为，毕竟他们仍是常人而不是圣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又还要在观念与现实中，让“有文化的人”绝然与高尚品性划上等号呢？！为什么要让有些明明是卑劣之徒的家伙还能顶着文化人知识分子身份招摇撞骗冒充必然的圣人贤人呢？ 但，不会是每一个文化人都缺乏胆识只管自己，而不顾真理与事实的。在批王实味的大会上与会后，作家萧军就对批王大会上不讲理的状况，深为不满，并对不讲理的发言者发出几次吼声，说要让王实味讲完话。会后，萧军更是对人说出他的不满，认为对王的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说理气氛。甚至，他还凭着自己与毛泽东私交不错的本钱，到毛泽东处为王实味讲情，想请毛泽东为王实味解围。当然，他并不知道毛泽东与中央的部署，所以，他只能得到毛泽东的一句忠告：王实味有托派问题，你不要管这件事。 此后几十年，萧军也要为他的这次侠义胆气吃尽苦头，因为，一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让他戴了几十年。而这罪名并非由政治家的毛泽东所定，而恰恰是他的文艺界领导同仁主动“送”来的。 大规模的批判会议结束后，只有丁玲为首的“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率先开除了王实味的“文抗”会籍，其他方面倒还没有对王实味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实际上，经过文艺座谈会与批判王实味这二件事，中央可能认为延安文艺界的自由化问题已基本解决，而批王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结局，并非是为批王而批王的。毕竟在当时，还有更重要的抗战大事要做，而不象建国后的和平时期可以从容，此事也就算告一段落。 但是，总想在整风审干中搞出些肃反名堂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却不想就这样放过死不认错的王实味。经过康生的一番折腾，果然，搞出了一个包括王实味在内的中央研究院潘芳等人的“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就以这“五人反党集团”罪名，上报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签署同意，并由毛泽东亲自批准，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该决定说：“王实味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这年年底，王实味被隔离审查。随着审干运动的展开，1943年4月1日晚，中央社会部正式逮捕了王实味，将其关进了社会部看守所。但是，毛泽东此时也明确指示：对王实味“不要放也不要杀”，“不得擅自处理”。显然，毛泽东是很明白王实味问题的本质的。当时，要整或要纠正的并不是王实味这个人，而是一股思潮。 经过一段监牢生活后的王实味，精神上完全垮了。毕竟，他是一个思维会转过不停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无知亦无多少思想的鲁莽之徒。虽然，看守所确未对他用刑讯，但监牢中各方面都毕竟不比外面自由天地，从来就自由惯了的王实味在里面是不可能精神不垮的。因而，在后来的审干运动中，始终不认错的他，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度认罪供罪悔过的人，在监牢中，他还胡乱承认自己是托派中央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参加过托派的“十月社”，等等。 不过，对此，连社会部的审讯人员也不相信，而只视他是脑子有毛病了。 1943年夏末，1944年夏初，先后有二批中外记者访问延安，因王实味的问题已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传得沸沸扬扬，甚至都说他早已因《野百合花》文章被处死，所以有不少记者要见见王实味。记者的要求都被允许了，他们也都见到了尚还活着的王实味。但是，王实味那种木然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是犯过错误而受到宽大“在休养”等现场情况，还是让一些记者（包括时任《新民报》著名记者的赵超构）看出了王的神经已有些不正常。但，王实味的确还活着这一事实，毕竟是真的了。 1946年，审干运动中大部份被错整的人，又都一一甄别平反了。被囚禁了三年多的王实味也面临了被甄别的时刻，但是，由于是由康生一手定案，所以中央社会部还是给王实味定了个“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对此，王实味坚决拒绝签字。但结论已定，王实味不签字也要被戴上这顶帽子，并被继续关押。 1947年3月，因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便于3月17日从延安撤离。已被囚禁了4年多、身患肺病的王实味也由中央社会部两名干部押送，随中央机关撤离。4月16日，到达山西省的兴县，晋绥公安总局主管审讯与看守所工作的第四科就设在那儿，王实味被移交给这个看守所。 6月12日，国民党飞机的一次轰炸，使这个看守所被炸毁，因而看守所需要转移。对王实味这个中央级要犯该如何办，晋绥公安总局只好请示中央社会部。当时，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都驻在附近的临县一个村子里。接到晋绥公安总局的报告后，康、李二人便批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1947年7月1日夜，王实味被秘密砍杀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 1948年春，毛泽东与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到了中央后委所在的这个临县三交镇，在此，他得知了王实味被处死的事，立刻大为震怒，直喊要社会部“再赔出一个王实味来！”无疑，毛泽东确认为处死王实味是个大错误，这样，也是破坏了中央对王实味的政策。何况，早两年中外记者团到延安时，就整风审干问题，毛泽东曾公开向记者团的中外记者们说过：“我们有一条，叫一个不杀方针，是教育人。王实味是托派，又是特务，我们也不杀。今天是民国33年某月某日，某人在这里说了，如果杀了一个，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王实味也变了，有进步。” 但是，人头已经落地，死而不能复生。 1948年8月31日，李克农就处死王实味问题，向中央写了一份捡讨报告：“……只借口军事情况紧急……不顾党的政策擅自批准将王秘密处死，这充分表现我无组织无纪律，图省事、怕麻烦、自以为是的错误。……” 王实味被杀33年后的1980年春，李维汉在撰写回忆录时，谈到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与王实味的问题时，说：“王实味的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 这里李维汉是好心，以为王实味是因他主掌的中央研究院整风而被批致死。其实，他只是高估了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恶果。 王实味的家属也在其后不断地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请求重新审理王实味一案，为王平反。 王实味平反的最大障碍就在于他究竟是不是托派分子。若真是托派成员，这反就不好平。按当时政策，托派就是敌人，对敌人则没有什么错杀不错杀的问题。若能搞清楚不是托派分子，则就是同志，那一切都能研究。 王实味的所谓托派问题帽子，戴了几十年，可是从来就没有过正式的证椐。因此，看来推翻此错误定论应该没有问题。何况，王实味的平反一事还得到包括李维汉在内的大批延安老同志的支持。但是，直至李维汉于1984年去世，王实味的平反问题仍无进展。为什么呢？ 后来得知，王实味当年的北大同学、真正的托派分子王文元，在国外曾写过一本《双山回忆录》的自传书。在那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 而这段话就成了王实味摘去托派帽子的障碍。因为，中央组织部虽找不到当年定罪王实味托派的证椐，但也决不能有王确为托派的依据才行。可是，这位王文元先生的书中证词，却又偏偏说了王实味是托派的事。因此，为王实味摘去托派帽子的事，就给冻结了。 也许王实味的冤魂尚存，感天动地。眼看为王实味平反的事在20世纪将会没指望了，因为幸存者中，显然没有谁还能证明王实味确不是托派分子的根椐。不料，一个党史研究工作者发表的文章，竟一下子使王实味的平反问题峰回路转，将事情顺利地推动了。 曾随李维汉调查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党史研究工作者宋金寿先生，于1984年8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一份内部刊物《党史通讯》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王实味问题》的文章，文中，谈到了：若要为王实味平反，关键是要找到王不是托派的证椐，而现在，却没有人能证明这一点，因为谁都不知道王究竟参没参加托派的事。 事有凑巧，宋文发表的第二年（1985年），在英国定居的王文元在一家图书馆中竟读到了宋金寿的上述文章。王文元连忙写了一篇文章《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并发表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上。王文元在文中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他与王实味在北大与上海的交往情谊，并用确定的态度说明，王实味从未参加过他们的托派组织。王文元也估计到他原来写的《双山回忆录》中有关王实味的文字，可能给王的平反带来了麻烦，因而，他在这次的文章中，便专门纠正了他原来的说法，承认那说法“不甚确切”，并强调重申王实味“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 王文元的这种特殊证词真的起了作用。毕竟，没有谁能拿出王实味是托派分子的证椐，作为王实味问题的间接当事人王文元的说法，便能做为一个有力依椐。 1986年重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经胡乔木批准，有关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注释，被取消了。中央组织部与公安部也重新开始了对王实味问题的复查。后由于种种情况，直至1991年2月，公安部才正式发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但是，王实味的党籍问题却没有被恢复。椐说，在有关领导圈阅关于王实味案报告时，对于平反，所有的人都表示同意；但在是否恢复王的党籍一事上，则只有两位同意，占绝对少数。从这个情况中，也可以看出当年为什么要批判王实味。 几十年前的一件冤案，总算得到了平反昭雪。虽然，这一切来得这么迟，也仍是桩大好事,表明历史无论如何总会要前进的。
关于王实味的被利用和被批判（张业松）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关于王实味的被利用和被批判张业松这可是一件大事读了我的朋友黄昌勇发表在5月19日《南方周末》“解密”版的长文《〈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心下有些惊异。昌勇兄在其文章中说：“某历史学家提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文章，发表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举行的斗争王实味大会最为激烈的时刻，而国民党特务机关真正利用王实味的文章进行反共宣传，则是在这三个月之后的事。这里有一个时间差。……某历史学家在《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事实尚未出台之时，就预支了这一'证据’。”——这可是一件大事。王实味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批判，距今已近一个甲子，这样重大的事件，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为何从未引起注意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查阅了有关资料，得出结论：事情并不像昌勇兄所说的那样。昌勇兄在其文章中使用的材料本身并没有错，他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结论时也很小心，如果将他的结论孤立起来看，似乎也可以含混过去，但认真推敲起来，这个结论却是靠不住的。鉴于事件本身的重大性和敏感性，以及《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的影响力，我想还是有必要严谨一些，将事情的真正面目弄清楚。“某历史学家”是指范文澜昌勇兄文中提到的“某历史学家”是指范文澜先生。范文澜先生当年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也是中研院针对王实味的批判会的当然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当年在批判会进行期间写作的被昌勇兄判定为“提前预支了《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证据”的文章《论王实味的思想意识》，如今并不难找，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出版的《王实味文存》（朱鸿召编选）就曾经收录，因此似乎没有隐去作者姓名的必要。今天看来，如果说范文澜先生的这篇大批判文章还值得注意的话，那应该不是基于昌勇兄所说的理由，而是其中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来的一种在过去的大批判运动中屡见不鲜的思想罪论罪法，关于这一点容后再说，这里先说昌勇兄对此文的解读。不知道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昌勇兄在引用范文澜先生的相关表述时没有引错，可是在据以做出结论时却变动了其中的关键词汇。范文澜先生文章中说：“王实味同志丝毫不肯反省自己的错误，……甚至连有人告诉他《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广为宣传，当作反共工具时，他处之泰然，毫不动心，反强调着'我不说，他们(指反共分子)也会说’的理由，拒绝对党应负的责任。”我查对过我所见到的这篇文章的三个版本，即最初发表的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版本、转载的重庆《群众》杂志1942年8月15日第7卷第15期版本和上举《王实味文存》版本，三者并无异文，其关键表述都是“被反共分子利用”，而且“反共分子”一词连续出现了两次。“反共分子”不等于“敌特”，尤其不能等同于昌勇兄文中引据的后来的确将《野百合花》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的文章“加以利用”的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昌勇兄却说范文澜先生“预支”了“《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事实”。“反共分子”充其量等于“敌”，却和“特”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如果调查证实范文澜果然是“预支”事实的话，那么他“预支”的也只是《野百合花》被“敌”利用的事实，而不能说他“预支”了《野百合花》被“特”利用的事实。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读者也许要问，你在“敌”、“特”两者之间如此较劲，有必要吗？我认为有的，理由就在于昌勇兄文章的最后一节所述：“不怕被敌方利用：王实味与《解放日报》的社论先即有此观点”。这里的“敌方”，根据昌勇兄的引证，王实味文中表述为“敌人”、“反共特务机关”，而《解放日报》社论的表述则为“敌人的宣传机关”，如果说两者之间存在差别的话，这个差别或者就是王实味与党组织之间的差别。“敌人”在明处，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斗争对象，“他们说的是黑，群众一定知道是白的，所以他们的断章取义是毫不足惧的”（昌勇兄所引“社论”）：“特务”则大不一样：“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30页），这就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的逻辑推动力之一，所以任何人一旦与叫做“特”的东西发生关系，那可不是玩的。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辨明，至少在延安中研院批判王实味的过程中，范文澜先生不曾“首次”（昌勇兄说：“某历史学家在他的批判文章中首次传达了《野百合花》被利用的信息。”）陷王实味于如此危险的关系中。范文澜先生并没有“预支”过任何东西果然是范文澜先生“首次传达了《野百合花》被利用的信息”吗？从上引范文澜先生原文看，似乎并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说，是他自己最先发布了这一消息，而更有可能是他转述了在批判会进行过程中出现的别人的言论。但是，随着当事人的逐渐凋零，范文澜先生文章中“有人告诉他”的“有人”究竟何指，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搞清楚的可能，所以如果仅就目前所能见到的书面材料来看，说是范文澜先生最先在书面上向外界“传达”了这一消息，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接下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就是，范文澜先生真的“预支”过“《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事实”吗？根据上文的辨说，对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决没有。因为范文澜先生在其文章中提供的分明是“《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的信息，而决不是昌勇兄文章中所说的“被敌特利用的事实”。如果我的疑惑和辨说仅止于此，昌勇兄一定会说我故意抬杠。因为在这一问题上，最具敏感性和冲击力的地方其实还不在《野百合花》究竟曾被什么样的“反共分子”利用，而在，范文澜先生是否“预支”了这种利用。昌勇兄现在据以肯定“预支”说的证据，我在上面说过，本身是可靠的，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成问题的是，昌勇兄在他的文章中举出的只是一个孤证，根本不具备排他性，因而也不足以支持他的论点。换句话说，昌勇兄要想证明范文澜先生“预支”了《野百合花》的被利用，就必须证明在他举出的“中统”“利用”证据之前，《野百合花》从来不曾被国民党方面加以“利用”。我知道，对于昌勇兄来说，这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王实味事件的重要当事人温济泽先生晚年在《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中说：“王实味的这些影响，后来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新华文摘》1992年第3期）温济泽先生在这里举出的《野百合花》被利用的两个证据，其中之一即是昌勇兄举证的“中统”作品《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经过昌勇兄的努力，现在我们知道它的出现时间远较王实味的被批判晚；那么“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的“刊物专号”又如何呢？温济泽先生没有举出它的出现时间，昌勇兄也没有向我们证明它的出现比“中统”作品晚、或者干脆就不存在，因此温济泽先生的这一回忆对昌勇兄的论点构成了挑战。与王实味等1958年被“再批判”有关的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黎之先生曾在他关于“胡风事件”的回忆录中提到，当年他被抽调到公安部胡风集团专案组工作时，曾“陪同作家协会一位负责人到胡风家里去查找资料（实即搜查——引者）。拿回一本1942年国民党统一出版社出版的《'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他》，这本小册子竟成了揭发胡风以致后来批判丁玲的罪证。”（黎之：《文坛风云录》35页）黎之先生所说的这本小册子与昌勇兄举证的“中统”作品书名不同，但出版年份和出版社是一致的，两者是否同一种书，昌勇兄也需要关心。最后，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卷的记载，我们确切知道，当年延安以外对《野百合花》加以“利用”的图书确实不止一种，其中大致可以肯定与昌勇兄所见为同一种书的是1076页的第13856项，其著录内容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统一出版社编，统一出版社，1942年9月初版，30页，32开（奋斗丛书，第26种）。诬蔑延安整风运动的报道。”其典藏地点为北京图书馆。另一种则是1212页的第15364项著录，内容为：“《野百合花》，王实味著，邹正之编，重庆，1942年6月初版，1942年8月再版，1943年3版，12页，32开。本书未标明出版者，除收录《野百合花》一文外，书前有国统区编者写的前言《介绍〈野百合花〉》一文。”此书的著录典藏地点为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但我去上海图书馆查过，却没有查到。这也不奇怪。《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编辑工作历时二十余年，其间各图书馆馆藏变动情况肯定很大，鉴此，编者在《凡例》中以附注形式说明道：“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的馆藏标记，是根据两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藏书情况标注的，与现在实际藏书情况不尽符合。”可见此书是可以信赖的，有些书现在查不到并不等于它的记载有错误。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既然我们现在确切知道重庆方面对《野百合花》的“利用”早在1942年6月即已开始，那么我们凭什么断定范文澜先生在其《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一文中传达的“《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的信息是“预支”的呢？不错，范文澜先生的文章写于6月2日，此时他已经得知有关邹正之编《野百合花》的出版消息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难道他所得知的就没有可能是别的什么比这更早的“利用”消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原因就在于，我们甚至连上举极为有限的几条材料中出现的线索都还没有做出充分澄清，凭什么就可以抹杀一切呢？所以，昌勇兄的立论其实是不能成立的。相反，我们倒是基本可以肯定地说，在《野百合花》的被“利用”问题上，范文澜先生并没有“预支”过任何东西。语言暴力的有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昌勇兄的文章没有价值。对我来说，这篇文章的最大价值在于使我注意到了范文澜先生的文章本身。毫不夸张地说，在延安整风以来司空见惯的大批判文章中，范文澜先生的文章真是不应该忽视的一个范本，它以非常严密的逻辑构架、非常干净的文笔和非常雄辩的口吻论定了一桩今天看来完全属于子虚乌有的思想罪，这本来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居然被他完成了，至足惊人。范文澜先生是怎样《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的呢？文章不长，5000字左右，分了五个部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使得文章的节奏就像渐敲渐紧的鼓点，充满了战斗氛围。第一部分《有了立场才有动机》首先论述阶级-立场-动机-观点之间的关系，劈头引用一句马克思语录“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巧相反，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接下来马上说：“因此，一个生活在某一阶级里的人，他必定保有与本阶级适应的意识。这个意识，就是他的阶级意识，也就是他的阶级立场。”非常轻巧地完成了“基本原理”与“阶级观点”之间的转接，为全文奠定了在特定语境中颠扑不破的立论基础，接下去的文章就势如破竹，一泻千里。范文澜先生说，在阶级立场上接触客观事物，内心发生思维，就是动机，表现出来，就是言语行动，一切所谓是非善恶光明黑暗合理不合理等等都是站在一定的立场上来判断的，同一事情在相反的立场看来观点完全相反。这样的论述有谁可以反驳呢？第二部分《两个我在我们头脑中斗争着》，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我们这一群所谓知识分子”，“两个我”指的是“我们”头脑中原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旧我”和参加共产党以后获得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新我”，范文澜先生说，“在同一时间处理同一问题上，头脑中只能存在一个统治者，不是新我就是旧我。而旧我复辟，总是在新我不自觉的时候……所以，我们虽是共产党员，却常常表现出违反无产阶级利益的言语行动，原因就在于这些言语行动的动机，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读到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张从远远的地方向王实味包围过去的网正在渐次收紧：“所谓'立场错误，动机还好’的说法，用之于一个觉悟的共产党员，我不敢赞同，因为适合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动机……在无产阶级立场看来，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它是好的。”文章的第三部分“进入本题”，正面论述《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一上来就对王实味的思想意识做了全面的定性：“王实味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所有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个人自私自利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流氓无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破坏性、小气病、急性病等等劣根性，王实味同志意识中各色俱全，应有尽有，不折不扣，几乎使人难以置信，但根据中央研究院最近所开的几次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负责的报告及说明，又确使人深信而不容置疑。尤其危险可惊的是王实味同志意识中含有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王实味同志如不心服，请读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之举例》第四条，那一段话替王实味同志思想意识照了一张最好的相片，真是惟妙惟肖。”这是在作论文、论述一件事情吗？显然不是。如果说有“论述”，“论述”早在场外（文本场）作好了，范文澜先生这里只是以领导者的身份在对王实味的“人性”做结论。王实味同志可以不心服吗？请他到正在进行的批判会上来试着开开口看。根据温济泽的《斗争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29日）记载，就在范文澜先生的文章写成后的第二天，王实味第一次来到批判会现场，他刚刚开口试着表达对“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的感谢，就立即遭到了“你的政治生命是由朋友的'爱’决定的么？”的严厉质问。在这样的语境中，他还能说什么呢？语多必失，多说一句也许还要多出一份罪。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次出场，反而使得他的“托派观点”重新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在以前有些对王实味面目认识不清楚的人，现在也很清楚地认识了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错误是万分严重的，危险的。”范文澜先生文章的第四部分是《在〈野百合花〉上证明王实味同志是我们的思想敌人》，论点如题所示，方法如上所述；第五部分《两面镜子》，抄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联共党史中的两段文字，要求王实味对照检查自己。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对这些内容详加介绍了，范文澜先生文章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我们说，将批判对象推入令他无法开口的语言环境之中加以打击，这就是赤裸裸的语言暴力。这样的文章其实是不需要“逻辑”的，如果说一定要要，也只要一点最简单的“形而上学”，以便完成在“理论”与“政治”之间的转接；这样的文章其实也是不需要论述的，原因已如上述。所以，不是范文澜先生自己具有特别的禀赋，使他得以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而是一个特定的语境和他在这个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成全了他，使得他如有神助。这样的文章好写吗？其实也未必。对照一下当时的中研院代院长罗迈在此前不久发表的《动机与立场》（《解放日报》1942年5月24日），立即可以看出范文澜先生临笔时的压力何在，以及他必须有所“突破”的努力方向何在。这样的文章有效吗？对于将批判对象从政治上打倒，当然是有效的；对于帮助批判者在政治上站稳，当然也是有效的。具体对范文澜先生而言，千万不要小看这后一点，因为王实味之去延安，最初正是他的介绍。但我们更为关心的是，王实味自己怎样看？根据范文澜先生在中研院批判会最后一天的总结发言透露，王实味头天早上还对他说：“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读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发现我的错误。”（《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这也是当然的。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考辨（高浦棠，延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考辨高浦棠延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OnApril2,1942,thequestionofYananliteraryandartcircleswastakentotheagenda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CP.OnApril10theSecretariat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PCconferenceagreedwithMaoZedong'spropositionofficially,decidingtoholdtheseminaronYananliteratureandart.Duringthedecision-makingprocessfromApril2toinApril10,XiaoJun,AiQing,LiYouranprovidedthementalityforMaoZedonginvaryingextentordirectlyorindirectly.MaybeZhouYangprovidedtheintegrityplan,whichhelpedMaoZedongdecidetoholdthesymposiumafterMaoZedongproposed,discussedandfinallydrewaconclusionoftheliteratureandartquestion.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角度看，它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次会议，已有不少人写了或纪实、或记述、或回忆等众多史述性文章，其中很多人都谈到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起因问题，但是这些人又都是将起因问题置放在文学运动史或文学思想史的视野中来言说的，真正从历史本真面貌的史的角度着眼来言说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者却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只是一种回忆叙述中的顺便提说，并没有将这个问题作为历史学科和文学史学科中的学术问题加以探究和讨论。然而，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毫无疑问的是真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对这个问题的学术探讨无论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共党史、还是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史来说，都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绝对意义。由于众多言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章都是从座谈会前延安文艺界的不和谐变奏谈起的，为了考查辨析的清晰与方便，本文也从这里谈起。延安文艺界的不和谐变奏，并不是在1942年春天突然出现的，它是延安文艺运动自然演进的结果，如《轻骑队》的创办、批评延安社会现象的杂文、嘲讽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的文艺创作等，均在1941年就已大量出现了。其所以在1942年春天很快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主要原因在于这种不和谐的变奏在向高潮演进过程中被一部分较高级别的政治家们所敏感到了。雷加回忆说：“墙报最初并不厉害，人们看了也就那么回事。后来其所以被人们说得越来越厉害，如《‘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都是因为毛泽东的点名批评所致。”①这里，雷加虽然谈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一个关键性史实，但在毛泽东看来，真正从政治上察觉文艺界偏向的则是贺龙和王震。据《贺龙年谱》记载：1942年3月初，贺龙“与林彪、张平化离开晋西北赴延安。”又：“3月，因感情不合，与蹇先任离婚。”[1](P346-347)而三月份正是延安文艺界奏出不和谐最强音的时候，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上、下)均在三月份发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的出版与轰动也在3月份。据胡乔木回忆说：“有一次毛主席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开会，谈改版问题(据查，这次会议应是3月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召集的讨论《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批评《解放日报》对党中央的主张、活动反映太少。在这个会上，贺龙、王震同志都批评了《“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是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比较重。当时我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我：‘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2](P55-56)丁玲回忆说，贺龙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3]这里，丁玲显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我们从何其芳的回忆中则可领略相关批评的更完整表述，他说：“当时我在延安，还听说过，贺龙同志还直接对写过‘暴露黑暗’的作品的人说：‘我们在晋西北，是这样对军队讲的：你们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你们有些人却说延安有黑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班师回朝’了！”[4]此外，王震对《矢与的》墙报的批评也突出反映了政治家们对文艺偏向的敏感。王震当时与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关系较密切。当以王实味的文章为主要内容的《矢与的》墙报在延安引起强烈反响的时候，范文澜便约请王震也来看看墙报，王震看后，当即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5](P108)范文澜听后，“感慨不已”地对人说：“大学教授们熟视无睹的地方，王震同志一眼就看透了，真了不起！”[6](P184)而王震则对《矢与的》墙报并未罢手，他当晚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而毛泽东则听完汇报之后，当即便打上灯笼亲自去看了《矢与的》墙报，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7](P373-374)基于贺龙、王震等人对文艺界如此强烈的不满，4月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的会议上，康生、王稼祥、博古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文艺界的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开展自我批评”，“态度一定要好”，“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决定：在《解放日报》上设批评与建议栏，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7](P372-373)“康生说现在反三风，不好的形式有三种，一是王实味、丁玲的形式，一是《轻骑队》的形式，一是中央研究院及西北局的墙报(《矢与的》与《西北风》)形式。王稼祥认为报纸的批评比墙报态度严肃些，而文艺版(指《解放日报》文艺版)描写老干部坏(如婚姻问题)，前方同志不满。”“博古表示，文艺版现在的文章，没有看到英勇抗战，写边区不好，对技术工作散布不好的影响，描写所谓人性，鼓动人们不安心工作，现在要解决文艺工作到哪里去的问题。”[8](P224-228)即此我们知道，延安文艺界问题于1942年4月2日被正式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但是毛泽东决定以召开座谈会的方式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似乎更主要地来自文艺家们的提议。具体为毛泽东提供过思路的有萧军、李又然、艾青等。萧军与毛泽东的交往和思想交流是比较早的。从1941年8月到1942年5月，毛泽东总共给萧军写了10封亲笔信，多次与萧军进行书面思想交流，同时还约请萧军当面进行思想交流的。无论是哪一种交流，都与文艺问题有关。其中与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有着直接关系的交流，可以列出下列几次：第一次，“1941年7月下旬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特意到毛主席那里去辞行”，毛泽东以坦诚的态度挽留住萧军后，“萧军问毛主席：‘党有没有文艺政策’？”毛泽东回答说：“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萧军建议说：“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工作正确发展。”毛泽东说：“你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萧军“回去后立刻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给了毛主席”。[9]第二次，因周扬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引发了文抗作家萧军、艾青、罗烽、舒群、白朗等人的不同意见，1941年8月12日毛泽东为了解具体情况，约请上述作家及萧军夫人王德芬、艾青夫人韦荧一起在毛泽东自己的窑洞里谈了一次话。“从那以后毛主席、陈云、凯丰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同志等又分别找了延安文艺界许多同志谈了话，征求了意见，了解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9]第三次，1942年4月4日，毛泽东致信萧军说：“萧军同志：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此复。”王德芬解释这封信的缘由说：“萧军受了毛主席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毛主席寄去，也常到毛主席那里去面谈”，故毛泽东向萧军回复了这封有具体所指的信。[9]李又然在延安时期与毛泽东的交往也是比较频繁的，他是法国留学生，有时便有事没事就去找毛泽东说话。“一天又去看毛主席，说不清为什么事情而去的了，总之不是为了文艺问题而去的。”“谈话中我提一句：‘毛主席，文艺界有很多问题！’主席一听，脸上立即显出愁容——很深很深的愁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忧愁的脸！”“隔了很久，主席气愤地说：‘怎么没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我说。停了一会，我又说：‘毛主席，什么时候文艺界开个大会，毛主席亲自主持！’主席始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头深深地埋着。我怕他这么下去要累的。就说：‘毛主席，我走了！’主席这次没有送我。”“过了几天，主席就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头一个是丁玲。丁玲谈了，要她找艾青。艾青谈了，要他找萧军。萧军谈了，要他找舒群。舒群谈了，要他找罗烽……这样一个一个地谈，问他们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类问题。主席只是听着，自己不说什么。又只过了几天，就开文艺座谈会了。”[10]艾青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比较看重的一个作家，他回忆说：“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出现了许多文章。4月间，毛主席给了我一封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请惠临一叙’。我去了，他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我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他说：‘我说话有人听吗？’我说：‘至少我是爱听的。’接着他又谈了一些文艺方针。”[11](P421)从上面三个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看出，毛泽东与他们的谈话，显然都与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有关。但刘白羽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关于这次会议，前几年有一种说法：是由某一个人建议，毛主席才决定开会的。这完全是违背事实”，“作为至今仍在的当事人，我不能不出来作证。”刘白羽进一步说，在“毛主席开始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的时间里，“有一天，主席派人约我去他那里”，他“开门见山就说：‘边区的经济问题我们整顿得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问题了’。——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这说明召开文艺座谈会绝不是某个人的偶然提议，而是党中央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针对的是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没有问题又何谈‘整顿’呢？”[12]这里，刘白羽所否定的“由某一个人建议，毛主席才决定开会的”“一种说法”，究竟指的是萧军及王德芬的说法？还是李又然的说法？还是艾青及高杰的说法②？现在已无法查考，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即使是当事人，他们的回忆也极有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故本文将对上述几种说法作出如下考辨。考辨一：对于萧军及王德芬的说法，有些老延安文艺工作者是持怀疑态度的，如笔者采访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之一干学伟时有一段对话记录：“干学伟说：‘前些年，王德芬曾发表文章说座谈会是萧军提议让毛主席召开的，王德芬当时只是鲁艺的一个学生，她是没有资格说这话的！’我说：‘她是萧军的夫人。’干学伟说：‘萧军是什么！他直到文艺座谈会上都要与党并行，他能要求党制定文艺政策吗？给谁制定呢？’”③干学伟的怀疑和反问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认真分析王德芬记述的萧军与毛泽东的书信往来，亦可发现一些可推敲的地方。如王德芬回忆：1941年8月12日毛泽东约见了萧军、王德芬、艾青、韦荧、罗烽、白朗、舒群，“从那以后，毛主席、陈云、凯丰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同志等又分别找了延安文艺界许多同志谈了话，征求了意见，了解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9]这段回忆中“从那以后”的时间概念是模糊的，“又分别找了”的“又”是运用不准确的。从逻辑上讲，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给人传递的信息是，萧军最初向毛泽东提说的“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的话，所引出的只是毛泽东亲自约见萧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的事，不可能直接导致毛泽东、陈云、凯丰、王鹤寿等找许多文艺家征求意见，“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的结果。事实上毛泽东、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分别找许多文艺家谈话是在1942年的4月份，而确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则已经到了1942年的4月10日，是根本不能用“从那以后”和“又”可以直接连贯起来的一件一体性事件。所以，所谓由萧军提议毛泽东才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说法，是没有充分事实依据与逻辑依据的。另外，王德芬对毛泽东给萧军的两封信的解释，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如她说：“萧军受了毛主席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毛主席寄去，也常到毛主席那里去面谈。毛主席在1942年4月4日给萧军写信说：‘萧军同志：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此复。’”[9]我们从“感谢你的好意”一句话可以看出，这封信显然不是萧军受毛泽东委托将自己收集的有关文艺界资料寄给毛泽东后，毛泽东给萧军的复信；而应该是萧军主动向毛泽东寄去了一些资料，并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由此而引出的毛泽东给萧军的回复。另一封是1942年4月7日毛泽东写给萧军的信，信中说：“萧军同志：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9]这里，所谓“商量一个重要问题”，对照毛泽东4月13日给萧军的信，指的就是“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由此看，此前毛泽东与萧军的交谈并没有直接点明召开文艺座谈会，并要在座谈会上讨论和解决文艺方针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在谈论其他问题时会涉及到文艺问题，但王德芬却对上一封信解释说：“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会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9]这个解释中所说的“参加文艺座谈会”显然是后期补叙，与叙述的时间所针对的历史事件是有一定距离的。那么，萧军与毛泽东的交往究竟为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提供了什么呢？我们知道，萧军与毛泽东的频繁交往最初主要是由周扬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引起，由于萧军对周文的某些观点不满，而自己的商榷文章又不能在延安最有影响且又是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解放日报》上刊发，故萧军就此事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极有可能提出“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让追求进步、拥护抗日、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的和非党的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能“有所遵循有所依据”。如果是这样，那么萧军于1941年7月底向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建议，毫无疑问是延安时期最早向毛泽东提出制定党的文艺政策的建议。但可以同时肯定的是萧军的建议并没有成为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直接因素。原因有二：第一，从1941年7月底、8月初到1942年3月底、4月初近半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很少关注文艺问题，期间看过一次华君武等三人的漫画展，但也并未就文艺问题与作者展开过交流与讨论。据李又然前述的回忆所说，毛泽东于1942年3月底4月初开始关注文艺问题时，“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头一个是丁玲”，“丁玲谈了”“找艾青”，“艾青谈了”才“找萧军”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萧军在毛泽东准备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程序中绝不是主角；第二，1942年4月4日毛泽东复信萧军“感谢”他寄来的“附件”和提请自己让“别的同志看”的“好意”后，“下午，萧军又去毛泽东那里面谈”，据王德芬说这次面谈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提议让萧军“入党”的问题。这里，毛泽东为什么要提议让萧军入党呢？很有可能是毛泽东与萧军多次交谈后，深知萧军是一个一般人很难改变他的主观意见的人，所以提议让他入党，入党后就可以用党的纪律约束他。如果是这样，那么即使是4月4日毛泽东与萧军面谈时如王德芬所说“两人推心置腹开诚相见无所不谈”；即使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已经向萧军交流了党的文艺政策问题，也不能证明萧军就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这一点从座谈会上萧军的发言与主题内容的相悖程度④看，是再明白不过的。从以上两点看，萧军的提议很难成为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所采纳的主要意见，它充其量只能是最早提醒毛泽东注意到了统一文艺界思想的问题。考辨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章很多，所以就直接促成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原因的说法也很多，李又然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所提到的“文艺界有很多问题”、“什么时候文艺界开个大会，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意见，也是众多说法中的一种说法。关于这种说法，李又然自己有一个比较明智的认识，他说：“有人以为文艺座谈会是我引起的，这是一种误会，我没有说过这话，也一点点都没有这个意思。就算我多少起了点引起的意思吧，也因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开这个会了。‘文艺界有很多问题’这样意思的话，我对别人也说过，却引不起注意。”[10]在李又然看来，他自己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向毛泽东提供了“文艺界有很多问题”的信息。其实根据李又然自己叙述的这次谈话过程看，当李又然将这个信息转达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知道了文艺界有很多问题的情况，是李又然的提说触动了毛泽东内心里对文艺界问题的忧虑与困扰。所以说，李又然给毛泽东提供的信息并没有在毛泽东决定召开座谈会问题上起到多大的作用，而是他的由毛泽东主持文艺界在适当时候召开一个大会的提议，为毛泽东决定以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方式来解决文艺界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从李又然叙述的过程看，这次谈话的时间是在找丁玲、找艾青、找萧军的前几天，这个时候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最后决定要召开座谈会。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终作出的决定，正是以召开座谈会来解决文艺界问题的。如果说毛泽东与李又然谈话时已经有了腹稿，那么，李又然的提议无疑是对这个腹稿的支持；如果说还没有腹稿，那就显然是一种思路上的启示。不过，我们还要同时看到，毛泽东与李又然的这次交谈，并不是就文艺问题的一次专门交谈；毛泽东对李又然的提议也并没有表示什么明确态度。所以，支持或者启示，只能是一种暗中契合。考辨三：从各种情况分析，艾青最初与毛泽东谈话中关于“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的提议，很可能是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过程中来自文艺界的极有分量的一个提议。首先，从时间上看，艾青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是较早的。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找文艺界人士谈话是在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文艺问题被列上议事日程后开始的，根据李又然的回忆，找艾青谈文艺问题，是在找萧军之前，毛泽东在4月初主动找萧军专门谈文艺问题是在4月7日，那么找艾青谈文艺问题肯定是在4月7日之前，而这个时候离中共中央最后作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还有三天以上的时间。所以，艾青的提议对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所可能形成的影响，从时机上讲正处在一个最佳时间段。其次，艾青的提议是在毛泽东向艾青询问“怎么办”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毛泽东在听了艾青的提议后，进一步询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肯定地回答说：“至少我是爱听的。”这实际上就等于毛泽东在请求艾青提供解决文艺界问题方案的情况下，艾青给提供了；而毛泽东的进一步询问，实际上就等于毛泽东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这里，还需作一点说明，艾青当时是延安较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中的党外人士，艾青在思想上的表态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极大支持和安慰。第三，艾青的提议正好就是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组织和程序形式，即召开座谈会，毛泽东亲自出席讲了话。因此，我们说艾青的提议是对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极有价值的一个提议。如果说毛泽东与艾青谈话时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方案已经形成，那么艾青的提议毫无疑问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如果说谈话时毛泽东的方案还未形成，那就说明毛泽东最大程度地采纳了艾青的提议。最后，我们还要考辨一下刘白羽否定了所有说法之后为历史所作的“证言”。这个“证言”的中心意思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绝不是某个人的偶然提议，而是在“边区的经济问题整顿得差不多”之后，为“解决文艺问题”而作出的“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事实上这样内容的证词丁玲在80年代初也表达过，丁玲说：“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听到有人传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就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指《‘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是这两篇文章才引起的。”对此，丁玲认为：“召开这次会议，”“就算是由《‘三八’节有感》而引发的吧，但绝不仅仅为了某一篇或某几篇文章。座谈会以及毛主席的讲话，很明显是为了正确解决在新形势下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思潮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和倾向。”[3]这样看来，以解决文艺发展方向为根本目的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其实是一个根本无须作证和无须证明的问题。那么，刘白羽为什么要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强行为历史作证呢？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如果刘白羽的证词指的是萧军及王德芬的说法，那么只能说这是言者双方话语指涉的一种偏误，两种言说的意涵并不构成双方之间对与错的互相针对性。我们前面已经考证了萧军及王德芬说法的不可成立，现在我们说即使这种说法能够成立，也构不成与刘白羽说法的根本矛盾。因为解决文艺发展方向问题是召开座谈会的根本目的，用制定政策的方法来达到这个根本目的，这是目的与实现目的的方法之间的一体性关系，本质上是无矛盾可言的。同理，如果说刘白羽的证词指的是艾青及高杰的说法(从义理逻辑上讲也包括李又然的说法)，那么，两种言说的意涵同样也构不成双方之间对与错的互相针对性，两种说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总目标与实现这种目标的方式途经的关系，即艾青向毛泽东的提议“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它所解决的是达到座谈会根本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本质上与刘白羽的说法亦并无矛盾可言。这样看来，刘白羽竭力否定由某个人建议毛泽东才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说法，或者是对对方说法本身的理解不够精确，或者是对对方说法在传播过程中失去语境的忽视。其二，刘白羽在否定由某个人建议毛泽东才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同时强调了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刘白羽在他自己所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发表之后(该文很快被《新华文摘》转载，引起较大社会反响)，于2002年5月23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刘白羽：为历史作证》为题的文章，着重谈了毛泽东在召开座谈会之前约见他谈“边区的经济问题整顿差不多了，我们可以腾出手，整顿文艺问题了。”同年6月刘白羽接受了祁念曾的采访，更详细地谈了他被毛泽东约见的谈话过程：毛泽东“对他说：‘一个时期要抓一个中心，前些日子，我们调查研究边区的经济工作，好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腾出手，回转头来考虑一下文艺方面的问题了。’毛主席谦虚地说：‘这件事你们文艺界的同志多出主意，多提意见，我们不懂就可以问。任何事情，只要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才能判断情况。我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同你研究几个问题，然后由你邀集你那里的党员作家，议一议，听听大家的意见。’接着，毛主席提出几个问题，如当前文艺的总任务，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等等。”[13]由此看，刘白羽其所以要反复强调这个过程，除了要证实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文艺界的根本问题之外，还要说明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即他自己也是毛泽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刘白羽在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呢？从上述文章中可以看出，刘白羽并没有为毛泽东的决策提供过任何主观意见，即使在最详细的祁念曾的采访文章中，他也只谈到毛泽东说“想同你研究几个问题”，并没有谈到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表达过什么意见，接着就是毛泽东向他布置工作任务，由他来完成。这样看来，刘白羽在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他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党支部书记为毛泽东的决策收集了来自“文抗”的党员作家对党的文艺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换一句话说，就是刘白羽早在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中就完成过毛泽东直接布置他完成的任务。另外，言说延安文艺问题，特别是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策问题上，周扬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开的一个人物。然而，周扬留下来的个人资讯文字太少太少，不过本文的任务是考证，通过一些与周扬及与座谈会相关的信息，我们还是可以推究出一些极具关键性意义的而从未被历史所言说的线索。1942年前后，周扬已经成为毛泽东在文艺方面比较依重的一个人物，如周扬成为参加文艺座谈会人员名单的主要拟定者这一角色，就极能说明问题。另外，周扬自己也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常到主席那里去，”“主席对我确实是关系很深，确实对我很热情、爱护、培养”。[14]毛泽东为召开文艺座谈会找过许多人谈话，周扬自然是被找的一个。那么在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中周扬为毛泽东提供过什么意见呢？我们发现在周扬的早期文章中，有一篇题目叫《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该文介绍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经历了国内战争，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经济调整，在此期间，苏联的文学界一直处在混乱状态中，社团林立，杂志纷呈，各种主张自由言说，自由争论，严重影响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那巴斯图》一派和杂志《赤新地》编辑瓦浪斯基(即沃隆斯基)之间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不可调和的争论”，“使苏俄当局注意到文艺界来了。结果，为要决定党对文艺的政策，就于1924年5月9日，由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召集了一个讨论会，各个对立的团体的代表，以及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分子都参加了这个特别会议。这个会议本身形成了一件历史上划时期的事件。在这个会议上所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问题。”“苏俄当局反驳了托洛兹基的无产阶级文学否定论，同时对于布哈林一派的意见也没有完全接受。布尔塞维克的文艺政策的本质在1925年党中央委员会的那有名的决议案中表现出来。压服反革命，再教育同路人，在观念上领导农民文学，用所有的方法帮助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这就是这文艺政策的要点。这政策，成了一切苏维埃文学的发展的基础，使文坛生出新的气运来了。”最后，“由于1925年‘党的文艺政策’的公布，无产阶级尤其兴起了新的方向。”[15](P23-25)将苏共中央1924年主持召开的文艺界讨论会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一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背景相似。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独立的文艺团体有“文抗”、“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协以及部队艺术学校和青年艺术剧院等；文艺主张有“暴露黑暗”、“歌颂光明”、“大众化”、“提高技术”等；文艺论争有“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之争，有“普及”与“提高”之争，有“文艺的出发点”之争，还有“学习马列主义”之争等。第二，解决问题的形式相似。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主要是上述五个文艺团体的代表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主要领导人，这也与1924年苏俄文艺界讨论会的参加者基本相似。第三，会议的主题相似。苏俄文艺界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6](48-49)第四，会议的结果一样。两个会议最后都形成了一个“党的文艺政策”，而且两个“党的文艺政策”又都是在第二年正式颁布的。第五，会议之后所促成的文艺形势基本一样。苏俄文艺界讨论会后，“无产阶级尤其兴起了新的方向”，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国革命文艺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两个会议的形成、过程、结果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的确是不得不令人深思的现象。究其原因，无外乎三点：第一，是一种神奇的巧合；第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不同国度发展的必经之路；第三，是后者对前者的借鉴。由于周扬对前一个会议的介绍和对后一个会议的强力参与，我们便不得不排除前两种原因，而只能无条件地去相信后一种原因了。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和精心酝酿策划之后，毛泽东终于决定以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讨论并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7](P374)后因秦邦宪工作忙，未参与文艺座谈会的筹备工作，正式座谈会是以毛泽东和凯丰的名义主持召开的。注释：①2003年12月26日笔者采访雷加记录。这次采访过程中雷加也说：“关于说文艺座谈会是萧军提议开的，这都是不可信的。”②高杰在《流动的火焰——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始末》一文中肯定了艾青的回忆，认为艾青向毛泽东的提议：“主席，最好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可能就是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直接动因”。该文1997年5月在《传记文学》发表后，很快被《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重要媒体摘登与转载，并被《人民网》长期收录，同时还被黎辛等准当事人高度肯定。黎辛于2002年2月来延安时对笔者说：“高杰的文章是目前研究座谈会最具权威性的文章，据说作者是西北的一位青年”。当时黎辛并不知道高杰就是笔者—高浦棠。而刘白羽的文章正好写于2002年。③2003年12月25日笔者于北京干学伟家采访干学伟记录。④参阅《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页，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讲完“引言”后，“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这显然与毛泽东“引言”中关于“立场问题”的观点相悖。【参考文献】[1]李烈.贺龙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J].新文学史料，1982(2).[4]何其芳.毛泽东之歌[J].时代的报告，1980(1、2).[5]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A].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6]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A].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8]陈晋.文人毛泽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9]王得芬.萧军在延安[J].新文学史料，1987(4).[10]李又然.毛主席——回忆录之一[J].新文学史料，1982(2).[11]艾青.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A].艾青散文：上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12]刘白羽.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J].人民文学，2002(5).[13]祁念曾.心中延河水长流——刘白羽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N].深圳商报，2002—06—15.[14]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J].新文学史料，1979(2).[15]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文艺论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萧军与“王实味事件”（张毓茂）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萧军与“王实味事件”张毓茂（摘自《百年潮》2000年第1期《延安整风中的萧军》）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在延安，萧军工作在“文抗”，王实味任职在中央研究院（前身为马列学院）。那么，萧军怎么搅到“王实味事件”里去了呢？说来话长。王实味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一直在马列学院编译室任特别研究员。四年间，他翻译了近200万字的马列经典著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过贡献。但王实味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断地向权威挑战，才是他人生的乐趣。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还办了壁报《矢与的》。有几期《矢与的》还贴在布上，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看的人像赶庙会一样，一时出尽了风头。王实味的文章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和批评，相当片面和偏激。在整风中，当时文艺界一些写了错误倾向的文章的同志，受到了批评，但他们很快都做了检讨，党也宽恕了他们。惟独王实味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因而批评也就不断升级：由思想政治错误上升成“托派”、“国民党特务”，最后加以逮捕。五年之后，王实味终于在山西兴县被杀头。四十九年后，王实味得到平反昭雪……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在批判王实味不断升级的时候，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又同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萧军。这个人知道萧军同毛泽东的交往，恳请萧军去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幻想毛能看在萧军的面上对王实味从轻发落。萧军自恃与毛泽东的友情，便不假思索地答应，并登门说项，想不到碰了软钉子。毛泽东虽然态度友好，但断然拒绝了萧军的说项。毛说：这事你不要管，王实味的问题复杂。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识错误，他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萧军虽然听从了毛泽东的话，不再过问这件事，但消息很快传开了，说萧军到毛泽东那里替王实味告状，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过了不久，萧军随同“文抗”的同志们到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指王实味）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会场上人们目光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萧军也毫不在乎。散会的时候，在路上萧军向同行的人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认为这种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说理态度，并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方式说了几句粗话，如“往脑袋上扣屎盆子”之类，被一位女同志向“文抗”党组织汇报了，于是形势严峻起来。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了萧军住处，向他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了，简直是把四名代表给轰出来。萧军怒气未息，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上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说明事实经过，阐明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把这份材料取名为《备忘录》。1942年10月9日下午，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出人意料地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这一惊人之举真像火上加油，立即展开了激烈论战。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萧军孤身一人，奋战群儒，毫不怯阵，越战越勇。整个两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无一人退席，都想看个究竟。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两点，足足六个时辰也收不了场。大会主席吴玉章同志站起来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吧！”吴老的话，使萧军感到温暖，他又想起毛泽东叮嘱的“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话，便尽力压下怒气，尽力心平气和地说：“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一……”会上，有一位作家不顾吴老的调解和开导，盛气凌人地说：“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萧军刚刚平息下去的怒气，立即又爆发了。他腾地站起来，拍案大怒，说：“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萧军用手势把最后三个字一顿一顿地喊完，拂袖而去。这次会后，萧军无形中已被扣上“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的罪名。待到1948年秋发生“文化报事件”时，这笔老账就被重新翻出来了！对此，萧军晚年曾自嘲说：“这叫新账老账一齐算！好在我是债多不愁，虱子多不咬，哈……哈……哈……”应当说，萧军在王实味问题上惹起的风波，并不是一个成熟革命者清醒的理智判断，而是一种感情用事造成的纠纷，这给萧军后来的政治和文学生涯，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温济泽与王实味冤案的平反（宋金寿）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温济泽与王实味冤案的平反宋金寿我与温济泽同志相识是1980年的事。那时，我正协助李维汉整理回忆录。为协助李老弄清楚王实味问题，我们先后访问过许多延安时期的老同志。温济泽同志也是王实味所在的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原为文化思想研究室的研究员兼学术秘书。整风运动开始后，临时调院党委搞宣教工作，直接参与处理过王实味问题，并在当年就写过反映王实味问题的《斗争日记》一文，是我们必须访问的对象。1980年5月10日，我们访问了他。由于温老温文尔雅的风度，执着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给我以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后，近20年里,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志。“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温老对我说过：“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其实，这是一种谦虚和自责。要是在延安整风中，按温老当时对王实味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也许就不会有王实味冤案了。当我们第一次访问他时，温老就明确地说：1.开始批判王实味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思想问题，没有把他看成政治问题。当时丁玲写《三八节有感》，也没有人说她“反党”。2.王实味的托派问题，是他自己早已交待的。他与托派已脱离了关系。这是历史上的问题，把他当作现行问题来处理，值得研究。3.王实味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是有一个集团。当时把王实味与潘芳、宗铮、王里、成全打成“五人反党集团”，我是怀疑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是温老在延安整风中对王实味的基本看法。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温老在自己写的文章中回忆了当年因工作关系，参加批判王实味的一些情况。他说，开始他不认为王是“敌人”，后来由于康生说王是“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按照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他相信了康生的话（见本刊1992年1月号）。由此，温老被误认为对王实味有“温情主义”。此事，至少在中央研究院是尽人皆知的。为此，温老曾写过一篇《谈温情主义》的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4月6日的第4版上，表明经过整风和反王实味斗争，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经过几十年，又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那篇文章实际上变成了“违心”之作，故尔，温老没有把它收入到自选的《征鸿片羽集》中去。现在看来，问题已经十分清楚，王实味冤案是由李维汉引发，康生插手，毛泽东参与并最后认定的。其他人应该是没有责任的。铭记李维汉临终前的“嘱托”李维汉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为党为国为人民作出了无私的贡献，但到晚年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曾被作为“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撤职、挨斗，甚至坐牢，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获得解放。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从1980年春起，李老倾注极大的精力，撰写回忆录。王实味问题是他直接参与处理的，因此，他对我们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大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兰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的仍然应该平反。经过我们的调查访问和查阅有关的资料，搞清王实味问题已经有了基础。但是，李老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他认为王实味问题，原先是由组织作出决定的，重新审查的结论也应由有关组织作出。因此，在他的回忆录的征求稿中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李老非常慎重，因此把它称为“悬案”。他是这样写的：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和在我离开中央研究院整风领导以后所出现的“反党五人”（指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集团”问题。最后王实味的爱人刘莹同志写信给我，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据悉王里同志也向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中调部也在重新审查潘芳、宗铮的问题。这是一个悬案，我相信中组部最后会做出正确结论的。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向同志负责，我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我已经向中组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总之，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案，是个错案，应予平反。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李老所表现的观点与温老同我们所谈的看法，两者完全一致。他们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王实味是“托派”、“反党集团”等的所谓“铁案”。1982年2月，中组部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但王实味个人的平反遇到了麻烦。因为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说，王实味是“自动”前去“中共统治区”的“托派”。故此，中组部的同志表示，对王实味的平反无能为力了。但是，李老并没有最后放弃。在临终前，嘱托给了温老。温老是这样记述此事的：1984年7月、8月，李言和李老相继去世。他们在去世前，都同我谈过，要请求中央组织部继续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李老在垂危时，卧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吃力地对我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李老临终前的嘱托，我是深刻铭记在心的。温老不仅铭记李老临终前的“嘱托”，而且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为王实味平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李老逝世以后，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使王实味的平反出现了转机。1985年5月，王凡西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发表了《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文章在详细地叙述了他与王实味，以及陈其昌与王实味的关系以后，着重指出：在我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里我应该指出，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正如我在上面所忆述的，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着重号是原有的）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1929年至1934年这个时期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这里绝不可能存在什么“派遣”问题；绝对谈不上什么“渗透”用意。王凡西的这个“证词”，无疑为王实味的平反扫清了道路。紧接着，1986年6月《瞭望》杂志第22期发表了《创造和谐、相互信赖的环境——胡启立同上海知识分子谈心》一文，传达了来自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信息。文章转达了胡启立（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话：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胡耀邦（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所说的三个案子，其中“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得以平反。因此，胡耀邦说“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王实味案，含有应给以平反的意思。正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为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作有关王实味问题注释，首先找到了温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对如何为王实味作注伤透了脑筋：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能不能成立？王实味的真实身份又该怎样确定。对此，温老向他们介绍了王实味在延安被批斗的情况，并表明自己的观点：否定了对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指控。同时温老介绍他们向我了解有关王实味的情况和资料。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的多方面调查和研究，为王实味作了这样的注释。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李维汉，摘自其《回忆与研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李维汉（摘自其《回忆与研究》）作者系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是打压王实味的急先锋。（一）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5日，也就是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这是我们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院长由洛甫兼任；副院长王学文。党政主要工作人员有张启龙、邓力群、朱光、章夷白、柯柏年、汪涛江等。教学组织是班，最多时设六个班和相应的一些研究室，共三、四百人。一般学员入学都要经过考试。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经抗大、陕公、党校等学校的初步训练，具有学习和研究理论的条件。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等。教员多为兼职的，主要有王学文、陈昌浩、艾思奇、吴亮平、杨松等。洛甫等中央负责人也兼课。毛泽东、周恩来作过报告。刘少奇讲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讲过党的建设。他们作报告，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思想修养起了很大启蒙作用。那时的教学工作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中有教条主义，不懂得如何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出现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学用脱节的现象。1941年5月，毛泽东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曾经亲临指导，在成立会上作了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这是毛泽东向马列研究院提出的任务，也是向全党提出的任务。同年8月1日，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为了贯彻决定精神，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愿马列学院的一部分骨干和有可能培养成为理论工作干部的学员，留了下来。1941年12月17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院长仍由洛甫兼任，副院长范文澜，党政主要工作人员有徐健生（秘书长）、李言（院党委书记）、李清（研究指导处秘书、党委宣传委员）、毛平（党委组织委员）、杜雷（总务处长）等同志。（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一、概括。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采取分科设室、专家指导原则。全院共设九个研究室，室主任多由各该学科的党内专家担任，直接指导研究工作。比如，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兼）；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我当时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干部教育工作，经部决定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各个研究室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一般都制订了三年研究规划和半年或一年执行计划，具体规定了各室的研究目的、任务、人员分工、时间安排、方法、步骤、组织和会议制度等。每个研究课题有分工，有讨论，有总结。室主任参加指导，也参加研究。……（录入者注：此处略去具体研究案例和方法）……（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一、伟大创造。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讲话，号召全党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的主要目的，是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以求最终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思想影响。我们党清算王明的错误用了很长时间，1935年遵义会议解决军事路线和瓦窑堡会议解决政治路线以后，毛泽东鉴于改造世界观的迫切需要，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经典性的哲学著作，还写了许多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政治、军事著作，同样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实际都是批判王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及其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的。这种批判工作，到1941年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最后，从1942年开始用全党整风这样一个方法，即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给长期以来的党内思想教育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王明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宣告彻底破产。由此可见，整风的对象，主要是老干部（当时是中年干部）。但整风刚开始时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出来刮了一阵小资产阶级歪风，影响很广，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风运动纳入正路。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整风矛头首先对准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这股歪风。但过后不久，毛泽东还是把整风矛头拨回到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方面，组织大家学习和清算“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的路线斗争历史，终于在“七大”前夕，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地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在思想上着重批判了教条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这样就为胜利召开“七大”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王明称病未参加会议，写了一封信承认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但无自我批评。当时，有同志提议要对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予批判，毛泽东说，现在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谁是谁非还不能作结论。1947年12月，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思想是和陈独秀投降主义相类似的思想。讨论报告时，王明和我在一个小组，他讲了不少的话，根本不接触报告中的批评。但毛泽东在七届、八届两次代表大会上仍提名选他当中央委员。我参加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约在1942年秋季，毛泽东邀集陈云、博古、凯丰、康生和我以及其他等人谈话，毛泽东说：老干部也要整风，学习《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本书，联系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主要靠自学；成立一个小组，也开小组会，互相交换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和风细雨，弄清是非，团结同志。大家都发言表示赞成。毛泽东又说：我们整风的方法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大家心情舒畅，团结一致，向前奋斗。小组会约一个月开一次或二次，大家都讲了话。周恩来讲过党的历次路线变迁，其他同志插了些话。前后经过一年多时间。结束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会也可以说是个神仙会。”经过整风学习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这主要是从两方面学习，即同群众一道学习和同中央同志一道学习得来的。所以延安整风，是教育了两代人：青年一代（新干部），中年一代（老干部）。那时延安除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吴老等“五老”外，一般老干部还是中年人，没有老年一代，整风教育了中、青两代人，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这是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培养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伟大胜利。二、整风前夕。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的基本情况是这样：从未做过任何工作的占68%，来延安后受过短期学校培训的占84%，抗战以后入党的占74%，20-30岁的占79%，知识分子出身的占82%。可以说，多数是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新党员，他们有救亡爱国的精神，一般信仰马列主义，信任中国共产党，是自觉自愿地不远千里、不怕艰险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他们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理想和学习热情，大多数本质是很好的，但世界观基本未改造，带来了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缺乏党性修养和实践锻炼，在学习上很容易接受教条主义影响。整风开始前，延安已经存在一种极端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一些年轻人办的文化沟《轻骑队》墙报上存在这种思潮（《轻骑队》编委会于1942年4月23日发表《我们的自我批评》：“坦白承认过去的编辑方针是有错误的。”）。院内以王实味（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为代表的一些人也存在这种思潮。尤其是王实味，他在1942年2月17日、26日和3月7日，连续公开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等文章，说延安“歌舞升平”，对干部“缺乏同志之爱”，“漠不关心”，“到处乌鸦一般黑”，攻击领导人是“异类”、“不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号召青年向党发“牢骚”，就是说，向党开火。这种错误观点，当时在中央研究院确实反映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所以，1942年3月2日，我向徐健生、李清说，中央研究院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作风问题，还是怎样接受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及反党八股的精神而把党性具体运用到研究、学习、工作中去的问题。整顿三风，对中央研究院来说，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三、开始阶段。1942年1月，洛甫率农村调查团去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一些农村、市镇作历时一年半的调查研究，宣传部长职务由凯丰代理。洛甫临走时对我说：“中央研究院的事你照顾一下。”我曾三次要求凯丰自己管，未成。因之，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宣部的一个整风试点单位，很快开展了整风运动，我参加领导了这个运动的主要阶段。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三·一八”动员大会后至中宣部“四三”决定前，是开始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普遍发生偏向，全面展开斗争。主要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斗争。1.“三·一八”动员大会。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动员大会，动员整风，检查工作。范文澜首先讲了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及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一些同志发言后，我也提出了几点意见：（一）讨论整顿三风和检查工作在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意义；（二）讨论和检查分开进行；（三）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原来多数人认为只着重检查领导）；（四）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五）院长、秘书长及各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简称“检委会”）的当然委员（这是院务会议决定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责任，并正好考验他们；（六）关于出墙报和匿名问题，我赞成有墙报，但须有组织地进行，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否则会变成无政府状态。那天我感冒头痛，发言后即退席。以后得悉，我的发言引起了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检委会的组成问题，也就是整风领导问题，王实味反对院务会关于“院领导和各研究生主任为当然委员”的决定，主张全部检委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二是关于墙报文章的署名问题，王实味主张墙报文章可以匿名。关于检委会的组成问题，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举手表决，主张检委全部民选者占四分之三，同意院务会议决定者只四分之一。结果全部由群众选举，产生了21名检委，领导干部除王思华、张如心外，全部当选（在4月1日第二次检委会上，我再次提出未当选的王思华、张如心，仍应参加检委会，共同工作。多数无异议，以后也参加了检委会的工作）。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的几件事情，轰动了整个延安，影响了各个机关学校。2.检委会会议。动员大会后的第一天，3月19日，检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又展开了检委会领导关系问题的争论。柯柏年曾经在动员会上提过，检委会应在行政领导人领导之下工作，这意见当然是正确的。但在这次检委会上，却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检委会由动员大会产生，应向动员大会负责。我发言支持柯柏年的意见，首先说明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应该由行政负责人领导的理由，至于检委会对谁负责，我主张对中央负责，又对全校负责。多数同志无异议，争论结束。4月1日，检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又在四个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其中一个是思想检查要不要主张方法的问题。不少同志主张“彻底民主”，不必注重方法。我发表意见，说：“批评应该是彻底的，无保留的，不讲情面的，但同时应该注意实事求是，讲究方法，遵循毛泽东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检委多数是群众，领导干部只占少数。此后几乎有会必争，很难工作。为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我和张如心、艾思奇、徐健生等人（还有其他负责同志记不清楚了）临时组成一个小组，方针是：我们几个人在检委会内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要多作群众工作；但对多数人做出的决议，又必须服从，不搞分裂，同时声明保留自己的意见。我们正是依靠这个小组，贯彻这一方针，终于团结了多数群众，引导大家走上了正确轨道。范文澜未参加此小组，但此小组的每次会议情况和决定，都是由徐健生负责向他报告的。一直到按照“四三”决定精神成立高级学习组，由它行使检委会的职责后，我们这个小组才随之停止活动。3.《矢与的》墙报上的论战。3月23日，为配合整风检查工作，墙报取名为《矢与的》，正式出版。在发刊词中，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等等。这个发刊词强调发扬民主是正确的，把民主绝对化，根本不提集中，是片面的。少数人就利用这个弱点，在《矢与的》上再次跳起了动员大会上的争论。王实味在最初三期内就接连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题名《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说：“罗迈同志发言底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又一篇题名《零感两则》，说：“我们底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要求“在这个斗争中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再一篇题名《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对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同志说：“用流言中伤人是最卑污龌龊的手段。王实味充分自信，他底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可以看出，王实味确实是在煽动人进行攻击了，他的矛头不仅限于院内，主要是我；也不仅限于我一个人，而且到了院外，影射向上了。除王实味的文章外，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和两张漫画，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人拖着一条长“尾巴”，后面有四、五个人抬着，保护这条尾巴。拖“尾巴”的人是指我，抬“尾巴”的人是指一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志。这些文章和漫画说明一个问题，许多人认为整风就是单纯整领导，整“名流大师”，对民主与纪律的关系问题存在模糊认识，片面要求民主，忽视集中。也有认识比较正确的同志，如李宇超、王志匀、何定华、翟定一等，但属少数，比较“孤立”。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王震看了墙报的文章，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是一个晚上也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一部分人因此得意忘形，说是“毛泽东同志支持我们。”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毛泽东看后，召集了高干会议。我在会上声明自己要转到运动中去，同群众结合在一起。后来的实践证明，同群众一道，并帮助群众前进，成了我的世界观获得根本转变的主要途径。4.三种情况。以上事实说明了三种情况：第一，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在动员大会、在检委会、在《矢与的》墙报上的斗争，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上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第二，这种反映和表现，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如何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在这个问题上，我当时的态度是不错的，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在动员大会上听了几个同志的发言有不妥之处，就急着讲话，时机早了点。二是讲话内容和方式过于简单，这和当时生病身体发烧有关。第三，王实味等，尤其是王实味，把《矢与的》这张墙报当作攻击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攻击我的工具。鉴于当时大多数学院的思想和倾向情况，不适于负责干部特别是我自己出面在墙报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所以一直到5月10日，《矢与的》出版七期后，我才正式向检委会常委提出改进墙报工作的建议。我在向检委会提建议时说，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已出至第七期，过去做到了鼓励大家在墙报上进行批评、辩论，说错了不加抑制，这是好的，但是领导上多少采取了放任主义的态度。各期文章有许多是带有相当严重的偏向的，但是没有一个问题得到结论，没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得到表扬，没有一种偏向得到纠正，一任其自流发展，检委会的领导应当负责。在检委会里，大多数同志在中宣部决定公布以前是偏重民主而看轻领导，决定公布后又害怕纠正。我没有能采取更多的办法。我自己从动员大会后，由于客观的困难，只能正面地、适可而止地提出意见，艾思奇与柯柏年亦是如此。在第二期墙报上，我对墙报的希望只提出了“墙报是批评、辩论和建议的机关，……说错了也不要紧……但须力求有的放矢，射得准确”。中宣部的“四三”决定宣布后，在中央研究院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但领导上由于自我批评精神的不足，害怕正视过去的缺点和偏向，未能完全根据中宣部决定精神处理问题，对墙报的方针没有积极的改进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我有责任把见到的问题从原则上加以说清。因此，提出六点建议，其要点是：第一，要贯彻中宣部指示，“善于把错误引导到正确方面”。第二，鼓励投稿，号召稿子内容力求正确。第三，编委有责任帮助投稿人改正错误观点。第四，组织稿件，负责同志也要写稿。第五，对争论问题要作结论。第六，墙报应配合学习，起领导作用。检委会常委接受了这些建议。时间虽然晚了一些，仍有亡羊补牢意义。5月20日，我在《矢与的》上发表了《动机与立场》的文章（此文转载于1942年5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编者注）。5.三个问题。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整风是有偏向的，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整风方针问题。不懂整风目的，把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看成了只是整几个领导人的活动。第二，检委会组成问题。不懂组织原则，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有否认和摆脱党的领导的倾向，在下表现为极端的自由主义，在上表现为放任主义。第三，思想方法问题。“大胆”第一，“揭露”就是一切，不讲实事求是，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其思想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充分暴露了教条主义教育的根本弱点。在开始阶段，在中宣部“四三”决定前，我确有不小的困难。第一，我在历史上犯过路线性质的错误，王实味等得以利用这一点来挑动自由主义和“绝对民主”。第二，中央研究院主要负责人洛甫去作农村调查了。第三，副院长范文澜是一个学者，为人老实正派，但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大熟悉。他主张整风需要采取民主方法也是对的，但他在墙报上写文章也说要“彻底民主”，“绝对民主”，“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前面碰出血来”的话。现在看来，我在开始阶段采取慎重的态度，是适当的。四、深入阶段。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总结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开始阶段的经验，4月3日做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指出整风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作风，而不是对付几个领导人。整风应由各部门负责人领导，要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讨论与批评应是严正的，又是与人为善的，不能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这个决定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健康发展的开始，也回答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提出的各种问题。4月6日，毛泽东又召开了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讨论“四三”决定。我在发言中指出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主要偏向有两个：不懂组织原则，不懂思想方法，这要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并说：“在墙报上，有人把中央研究院的斗争看成是宗派的斗争，这是一种很坏的观点，即是把原则争论丑化成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的观点。必须注意纠正这种观点”。4月7日，中宣部又专门邀集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研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开始时，有人仍然认为中央研究院的争论多是个人成见之事，即宗派之争，而不是原则之事，不同意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有偏向。凯丰批评了把中央研究院的争论看成是“宗派斗争”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偏向，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暗示一些同志的自发性的偏向与王实味的挑拨性言论的区别。这样，中宣部的“四三”决定和“四七”座谈会，就终于把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引上了正确的轨道，开始了整风的深入阶段。1.自我学习。我既然参加了整风领导，除了坚持原则立场外，一个重要责任，就是从我开始，带头学好文件，掌握精神，改造自己。为此，我自己首先做了两件事：第一，精读文件。在四、五月个人学习文件期间，我同大家一起也学习了有关文件，并联系中央研究院的实际作了学习笔记，现在有本本可查的，如《读中宣部四三决定》、《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和毛泽东论绝对平均主义》、《学习杂记之一：“矢与的”的方针》、《学习杂记之二：动机与立场》，以及《谈学习态度》等。其中《谈学习态度》是学习二十二个整风文件的笔记，记下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如这次学习的重要性，全部粗读和重点精读的关系，搞通文件、总结经验和反省自己问题上的两个极端偏向，贯彻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必要性，个人学习和集体研究的结合，写学习笔记、记录学习心得的重要性，以及学习中领导干部的态度等。当时，我是比较注意写学习笔记的，我认为“写学习笔记不但对自己的学习是不断的将军，又同样能对自己的思考起着启发和明辨的作用。但是，笔记只是学习心得的记录，而心得深浅，归根结蒂决定于学习态度。所以，我们必须不疲倦地致力于学习态度的改造”。“领导干部在学习中有双重任务：自我学习，又帮助别人学习。因之领导干部的学习态度关系特别重大，他常常自然而然地成了别人的榜样。作为领导者，一定要能够以身作则地影响别人，积极帮助别人，又能从别人那里学习许多东西，真正收到教学相长之效”。坚持地克服教条主义态度，为培植马列主义态度而斗争，这就是我在整风中的学习态度。第二，检查自己。3月2日我参加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1]的会议，毛泽东谈了党的产生至六次大会以来的简单经过，指出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我们做启蒙工作。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使我很受启发和教育。3月4日，又读了《六大以来》第二集刘少奇检讨“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文章及其给中央的信，也使我对总结白区工作和检讨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在此基础上，4月2日，我利用中央研究院教育、新闻两个研究室开会讨论整顿三风的机会，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的检讨发言，回顾了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九一八”到遵义会议时期党领导上的错误，检查了我在这些错误中的地位和责任。重点是批评自己，分析自己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个检查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对今后如何谦虚谨慎地进行工作，有极大帮助。有同志告诉我，他们听了我的检查，也很为感动，很受教育。说明一个领导人要帮助别人整风，首先要督促自己整风。以身作则，从我开始，这也是领导。[1]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成立，任务是总结党的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中央负责同志和有关的老干部参加，会议由毛泽东主持。——编者注2.纠偏。整风开始阶段暴露了问题，发生了偏向。对多数群众说，这种偏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属自发性质，和王实味的蓄意煽动有着根本的区别。但王实味的煽动对偏向确实又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这就是说，两者本质不同，形式相似。这样就使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带着相当的复杂性，势必要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循序前进。首先需要解决一般偏向问题，然后才能解决王实味问题。解决一般偏向问题的方法，一是个人学习整顿党风文件，二是集体讨论民主集中制问题。在延安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4月18日联合举行学习动员大会，4月20日起开始学习规定的二十二个整风文件。他们学习整风文件，一般是按总论、学风、党风、文风的次序进行的。中央研究院针对运动初期发生的偏向，改变了这一次序，五月上旬开始，首先学习“四三”决定和有关整顿党风的文件。学习“四三”决定使大家初步懂得了整风运动的方针、立场、方法和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使大家初步端正了学习的态度；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使大家对党的组织原则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使大家初步清算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加强了党性修养。所有这些文件的学习，都是结合各人的思想实际和中央研究院的整风经验进行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个人领会精神，自觉检查，相互启发诱导，和风细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普遍获得提高。在此基础上，从5月17日起至5月30日，又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问题，进行了群众的讨论和争论。主要检查了整风初期产生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对此，有的说有，有的说无。有的说是偏向，有的说不是。发言踊跃，争论极大。范文澜对自己在开始阶段“放任自流的领导”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开始阶段的领导方式，缺点大于优点。因为我那时不懂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平时教条主义的学习，遇到实践，就不自觉地与所谓理论完全脱节。主观地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这是我不能不认为衷心抱愧、难以忘怀的一次痛苦经验”。他的自我批评受到群众欢迎。5月30日，我也作了题为《民主集中制座谈会上的几个争论问题》的发言，对三个方面的问题的争论提出了我自己的意见。一、关于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问题。争论问题有：民主集中制的意义；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应“强调民主还是应强调集中”；“民主扩大是否集中也扩大了”；“集中是领导机关的权利和义务，民主是被领导者的权利和义务”；“民主是启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集中是把已经启发起来的积极性加以正确的使用”等。我对这些问题或观点，说了如下的话：“我们的集中，必须是民主的集中即必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集中，它与专制和独裁根本不同；我们的民主必须是集中主义的民主，即必须是正确集中的民主，它与绝对民主根本不同。”决不能因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而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我们要正确地了解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需要采取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和方法，辩证地考察它，以免流于机械；尤其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考察它，以免流于抽象的名词的游戏。”二、关于民主方面的问题。争论问题有：什么是党内民主的实质；能否“把党的民主分成组织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三个领域”；能否实行“彻底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极端民主化（当时我们用过这个概念，意指极端自由化或自由主义）的来源”；民主精神和作风；中央研究院如何运用民主等。我对这些问题或观点，说了如下的话：我们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斯大林所说的“行动的民主主义”，就是在党的组织内，党员有权参加解决党的和一般实际的问题，制定决议，并内督促自己的组织实行这些决议，就是议决权和执行决议的统一，这是党的民主的特点。党的民主永远同集中制联结在一起。同集中制分离，就会产生绝对民主，绝对民主就是绝对自由，而绝对自由是违反党的统一和团结，违反社会生活秩序的。三、关于纪律方面的问题。争论问题有：为什么服从纪律是自觉的；执行纪律有无条件；灵活执行决议在什么限度内才不致违反纪律等。我对这些问题或观点，说了下面的话：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只有自觉执行，才能达到目的；只有无条件执行，才能获得保证。可以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但决不能违反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我现在复述这些争论问题和我的意见，是表明当时青年同志们的思想情况，他们的某些绝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表现，都是自发的；同时也表明我当时对争论问题的发言还有局限性，还不够完整、明确。例如还没有认识人民民主，没有充分认识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的统一等。至此，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讨论基本结束，带有群众性自发性的偏向基本纠正。3.批判和斗争王实味。解决了一般偏向问题，就为解决王实味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由于，第一，当时我们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经历着抗战中的空前困难，又面对着新的反共高潮，特别需要全党团结一致，战胜困难。此时此地，王实味却借党内整风机会，诬蔑党和咒骂党；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不给予坚决回击，就不能团结内部，一致对敌。第二，王实味惯于使用“左”的词句掩盖反动实质，利用和迎合青年中未改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封为青年的“代表”，利用党在实际工作中的个别缺点错误，加以曲解、夸大，造谣中伤，耍两面派，钻空子，被揭露后又抵赖顽抗等。对他这一切，不给予彻底批判，就不能肃清影响，教育青年。经过前一段的讨论，大家也发觉了王实味的思想不对头。所以，在讨论民主集中制问题告一段落后，紧接着就展开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和斗争。这是一场有着重大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早在3月31日，毛泽东就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矢与的》墙报上的言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胡乔木也写信给王实味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并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是绝对不容许的。6月1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由清算极端自由主义的偏向转为清算王实味的斗争。这个斗争持续开会十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最多时达到一千余人，座谈会变成了群众大会，全延安七十多个机关学校都有代表参加。发言的人很多，主要的有（按发言次序）李言、李又常、潘芳、雪苇、艾思奇、柯柏年、李伯钊、张如心、丁玲、艾青、范文澜等同志。首先是针对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开始讨论过这样一些问题，如《野百合花》的错误是方式的错误，还是立场的错误；如果立场错了，是否他的动机也错了等。很快又有同志揭发王实味在历史上和托派有联系。此事他在1940年向中央组织部交代过。在批判过程中，他也承认了这一点。并且还说，至今对某些托派分子仍然念念不忘，认为他们的“人性”是好的。很多同志又揭发了他的种种反党行为。这样，大家对他的认识逐步加深，由他的反党立场，到他的反党动机；由他的反动思想，到他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反党行为。从思想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群情激愤，要求开除其党籍。我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受检委常委会的委托，对座谈会作了总结发言，题为《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发表在1942年6月28日的《解放日报》上），回顾了中央研究院从3月18日动员大会以来八十天的整风学习和论战过程，总结了几个星期以来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的收获，分析了自发性偏向和王实味问题的联系和区别，阐明了批判、斗争王实味的意义和必要性。具体谈了四个问题：一，肯定座谈会的巨大收获：对偏向作了一般的清算，对王实味作了彻底的揭发；大家在政治上、思想斗争的原则和方法上、自己的思想改造上，一般都提高了一步。二，王实味是什么人？支配着王实味的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的言行已为反革命所赞扬和欢迎。大家抱着“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来挽救他，实际上他拒绝了大家的帮助。“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现在是他严重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三，斗争王实味的必要性和意义。为什么要斗争王实味？第一，因为王实味有反党言行。他坚持和传播托派思想；利用抗旱咱困难在党内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制造谣言，破坏团结；利用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加以渲染和夸大，公开诬蔑党和咒骂党，为敌人提供反共材料；故意曲解整风运动为派别斗争，造谣诬蔑党的领导，进行挑拨离间等。“对王实味这类反党的反动的行为能够不允许我们激起高度的义愤和进行严正的斗争吗？”第二，因为王实味进行反党活动“有他的一套阴险的狠毒的手法”，比如：使用一些“左”的名词掩盖反动实质，吓唬缺乏政治经验的人；利用青年弱点，装作青年的代言人，进行诱骗；挑拨离间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和党的关系；两面派和钻空子；耍流氓等。“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不对王实味的言论行动，实行具体的揭发，进行严正的论战，能够暴露他的实质，肃清他的影响，提高党内的政治警惕性吗？”说明这场斗争和论战“是完全必要的”，是“有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四，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的经验。第一，这是一个思想论战过程或阶段。一般地说，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特殊地说，又是同王实味反党思想及其影响的斗争。曾经发生过的偏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同王实味的反党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但王实味的反党煽动对偏向发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又使一般的偏向同王实味的思想有了某种关系，使思想论战带有相当的复杂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关键是要搞清一般偏向的性质和王实味思想的实质。第二，经过整风文件的学习和反省，我们终于克服和清算了自己在整风初期犯过的偏向，揭发了王实味的反动思想和活动。因此，我们比以前更了解了党的文件的力量和学习的重要性。第三，从反王实味的斗争中应该得出一个严重的结论，就是必须提高政治警惕性和反对自由主义。第四，应使学习和思想论战进入一个新的更具体更深入的阶段。“希望把我们这次座谈会的精神，反映到各个研究室去，反映到各个同志的内心里去。我们整个研究院和每一个同志应该从已经达到了的阵地出发，继续努力，实现中央和毛主席整风运动的方针。”4.整风学习总结。中央研究院整顿党风的学习，到七月下旬告一段落，总结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批判王实味，关于思想意识的检讨，关于整风文件的学习。这次总结有三个特点，一是坚持学习。整风文件的学习贯彻了整风的全过程，也贯彻了总结工作的全过程。学习笔记一般不是写了一、二篇，而是写了一、二本，真正做到了学文件，写心得，照镜子，理论和实际挂上了钩。二是要求作全面、历史的检讨。入党以后要检讨，入党以前也要检讨。尤其要全面检讨整风以来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过程，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影响、性质、危害、根源、克服办法和今后努力方向。三是贯彻民主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依靠互相批评和帮助，主要依靠个人觉悟，自觉自愿地解剖自己，对照文件精神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个人进行全面的、历史的检讨的基础上，写出思想自传。这种自觉的思想革命，创造了团结互助、携手前进的热烈气氛，没有任何强制和压力，同志们的心情普遍是舒畅的。正是在这种民主基础上，每个人都严肃地解剖自己，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从而统一了认识，提高了思想，加强了团结，确实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整个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是有规律性地前进的，收获是很大的。普遍反映，整风教育了每一个人，端正了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方向，使他们在今后漫长的征途中有可能少犯错误，多作贡献。事实正是如此，他们后来奔赴各条战线英勇斗争，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气节。其中如胡南、刘亚生、黄子文、张炳南等同志，就在特务屠刀面前或在自卫战场上，顽强不屈，壮烈牺牲。他们的献身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的。更多同志经受住了林彪、江青、康生等反革命的迫害，今天虽已年老体弱，仍然奋战不息，保持了延安整风精神，这是十分可贵的。五、主要收获。教育了两代人，两层干部。1.教育了青年一代（新干部）。中央研究院根据自己的特点，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改造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引导他们走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实事求是地对待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弱点，扶正祛邪，帮助改造。他们的优点是有强烈的革命性，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和领导，要热情帮助他们发扬这一优点。他们的弱点是存在某种程度的摇摆性和软弱性，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要热情帮助他们克服这一弱点。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主要成绩，就在这里。具体说，第一，他们的思想要害是世界观基本未改造，整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初步改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从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变到了无产阶级立场。第二，他们的思想方法习惯于纸上谈兵，理论脱离实际，搞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整风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初步端正了学风，在理论联系实际上迈出了一大步。第三，他们的组织观念薄弱，纪律性差，容易搞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整风用党性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教育他们，加强了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修养和党性锻炼。现在有些同志把延安的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代”，说整风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确实力量大，效果好。这是由衷之言，是完全正确的。2.延安整风，整个说来，教育了青年一代，更教育了中年一代（即现在的老年一代）。中年一代是各条战线上的负责干部。当时中央研究院从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把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党员的世界观当作首要任务，而直接帮助青年整风的都在中年干部。他们都在同青年一道的学习中受到整顿三风的教育，但是从学习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则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的学习《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两本书，即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受到了更深刻的教育。这是对负责干部一项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实现了六届六中全会的号召。延安如此，全党也如此。六、基本经验。毛泽东1945年4月27日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所写的题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的社论中，把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作为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重要环子，说它们“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历史条件不同了，但整风和生产，建设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仍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链条中的两个重要环子，因之，我们今天重温中央研究院整风的成绩和经验，有现实意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获得成绩的原因何在呢？有些什么带根本性的经验呢？1.首先，有一条完全正确的方针。这就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一条和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错误方针针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我们执行了这一条方针，使党的生活和党内教育走上了完全崭新的道路。2.其次，坚决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我们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充分发扬了民主，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发扬民主的过程中难免发生偏向，我们仍然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用民主方法，即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启发自觉，在民主基础上获得思想统一。3.领导干部和群众紧密结合，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一方面，领导接受群众教育，另一方面，领导并引导群众前进。就是说，领导确实既做了学生，也做了先生。这种领导和群众亲如手足的关系，是十分值得发扬光大的。4.高度发扬自我批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这一点，整风中是自始至终自觉执行的，没有人认为做了自我批评，就是丢了人。也没有人听了别人的批评，就脸红。这是多好的同志关系！现在，一般说，自我批评的武器举得不高，仍然有些干部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批评，也不作自我批评。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给穿小鞋的事，也时有所闻。这是既不正派，又十分危险的坏现象，应该大力纠正。1942年9月，我离开中宣部和中央研究院，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中央研究院的下一段学风、文风学习和全部总结，未曾亲身经历，就无从回忆了。资料来源：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DF，P472-P497。因无关延安整风斗争主题，中间省略了P474-P477一段关于学院研究具体情况的话。
陕甘宁边区的工业与工人阶级成长概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陕甘宁边区的工业与工人阶级成长概况 作者：初审：《陕西省志•劳动志》编纂委员会 定稿：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下文出自《陕西省志•劳动志》第十三篇陕甘宁边区劳动管理第一章劳动力资源。标题系录入者所加。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辖陕西的肤施(延安)、甘泉、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定边、靖边、淳化、旬邑、神府，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宁夏的豫旺，后增加清涧、米脂、绥德、吴堡、佳县，再加划定为八路军募补区的镇原、环县、盐池，共26县，面积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一再挑起军事摩擦，1939年曾侵占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豫旺等6座县城和数以千计的村镇，到1944年，边区面积减少3.0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减少50万人。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载：1941年边区政府辖12个直属县，绥德分区5个县，关中分区4个县，三边分区2个县，陇东分区6个县，共29个县，202293户，1342634人；1943年边区劳动人口为349733人，劳动人口(全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约在23～25%之间。又据边区政府民政厅1944年统计，边区总人口142.42万人，3年平均每年递增19.9%。边区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劳动力主要是农民，1944年农村全劳动力约有33万人，半劳动力22万人。1946年，边区政府下辖5个分区，1个直辖市，共33个县市，212987户，1595065人(不包括部队、机关、学校约10万人，缺神府)，其中男844361人，女750704人；按上述比重推算，劳动人口大致在37～40万人之间。1949年3月，全边区共114个县(不包括曾一度解放的宝鸡、岐山、凤翔、眉县、陇县、千阳等县)，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人口764万余人。其中，原陕甘宁边区和新解放的黄龙、渭北地区，共60个县，面积12万平方公里，人口278万余人；晋西北行署23个县，面积4.75万平方公里，人口214万余人；晋南行署31个县市，面积3.26万平方公里，人口263万余人；准噶尔旗临时自治政务委员会11个达庆及1个黑界地委员会(相当于区)，面积8.16万平方公里，人口8万余人(《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边区人民响应边区政府动员号召，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1948年4月延安光复前，共有1.9万余名青年参加主力野战军和地方兵团，1.6万余名地方兵团战士转为主力野战军，1万余人参加地方游击队；1946～1948年，先后缴纳公粮73万余石(每石50公斤)，公草4323万余斤(不包1947年)。从1947年3月至1949年7月的2年5个月中，仅老区共动员担架66888付，牲口2483841头次，民工3313921人次，合计人工28542461个，畜工12511796个。当时老区有大批青壮年参军，一部分地区被国民党政府军占领，能动员的男劳力约21万人，畜力11.5万头，每个男劳力平均服勤136天，每头畜力平均服勤109天；延安牡丹区五乡仅1948年1年，每个男劳力平均服勤92.8天，每头畜力平均服勤78.2天，战场附近地区的战地动员不计其数，边区人民为革命的无私奉献永垂青史！ 1935年，陕甘宁边区没有产业工人，只有家庭纺织、农村工匠和为数不多的硝皮场、制毡坊、煤炭场、盐池等，大多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农村副业，工业品几乎全赖区外供给。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首次创办有40余名职工的军事修械所，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加上被服、印刷等工厂，职工总数仅270余人。1938年，边区政府创办难民纺织厂、造纸工厂、被服工厂、农具工厂，八路军创办制药厂，以供给军需公用为首要任务的边区工业逐渐发展，职工队伍随之壮大。 1939年，国民政府封锁边区，工业品输入受到限制，中共中央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争取工业品半自给。1940年发展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工厂和生产合作社发展到33个，职工近千人，其中公营工厂9个，工人434人。1940～1941年，国民党军队挑起两次反共军事摩擦，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经费，加紧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断绝，边区政府进一步发展公营经济，建立自给工业；军队进行大规模生产运动，发展自给性的农工商业，机关、学校也发展自给经济，到1942年底，共有公营工厂74个，职工4036人，其中纺织厂18个，职工1427人；被服及制鞋厂8个，职工450人；造纸厂12个，职工437人；印刷厂3个，职工379人；化学厂12个，职工674人；工具制造厂9个，职工237人；煤炭场12个，职工432人。这些工厂，能供给军需公用布疋、纸张、肥皂需要量70%，印刷、被服、鞋可以满足需要，医药、煤、瓷器等能满足大半需要，为建立自给工业打下基础。 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边区政府在1943～1944年，增加工业投资，工业建设有较大发展。据1944年5月不完全统计，共有轻重工业公营工厂130个，职工7338人，其中：机械工具业11个，职工1473人；炼铁业5个，职工900人；煤炭业14个，职工500人左右；化学工业18个，职工1040人；纺织业31个，职工1500人；被服业17个，职工795人；造纸业12个，职工383人；印刷业4个，职工297人；大车木工业11个，职工300人左右；纸烟业7个，职工150人左右。与公营工业相伴发展的是各种生产合作社。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等倡议在抗日后方开展工业生产合作社(工合)运动，1939年4月创办“工合”延安事务所(曹菊如任主任)，与边区建设厅合作，按照《生产合作社组织办法纲要》，开办生产、运输、农业、医药、消费、信用、供销等合作事业。到1945年7月，由“工合”和群众组织起来的生产合作社发展到591个，职工7972人，其中化学业11个，职工629人；水泥木工业10个，职工80人；食品业48个，职工354人；矿业2个，职工496个；铁铺修理所6个，职工61人；缝衣业68个，职工949人；纺织业90个，职工3037人；运输业317个，职工1869人；供销栈6个，职工150人；农业9个，162人；医药卫生业24个，职工185人。另外，1944年私营企业有纺织工人310人，造纸工人125人，炭工1891人，盐工1932人，共4258人。1944～1945年，边区各种经济成分的职工约有2万人。1944年底，在工业方面，生活日用品之毛巾、肥皂、火柴、袜子、纸张、陶瓷、纸烟、锨等，已能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见1945年1月4日《解放日报》：《边区财政经济的新面貌》)。边区产业工人虽然为数不多，但这支队伍却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是新民主主义工业的发端。 解放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的职工积极参军参战，保卫边区，保护人民财产，在支援革命战争和开拓新解放区的工作中，建立了伟大功绩。
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概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概况作者：《陕西省志•劳动志》编纂委员会定稿：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文出自《陕西省志•劳动志》第十三篇陕甘宁边区劳动管理第二章劳动力管理。标题系录入者所加。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设有劳动委员会，张钦贤任委员长。1935年1月，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亦设劳动委员会，祁明珍任委员长(后为马生海)。1935年11月，西北办事处成立，设劳动部，邓振询任部长。县、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均设有劳动委员会或劳动委员。1937年9月，西北办事处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撤销劳动部，由民政厅和建设厅分管劳动工作；各行政分区由专员公署民政处和建设处分管；各县由县政府第一、第四科分管；区、乡由区公署区助理员和乡政府委员承办有关业务。1949年4月，边区政府增设工商厅、公营企业厅、交通厅、财经委员会等部门，劳动工作分属民政厅和新增设的部门管理。工会系职工群众组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行使一定行政职能。工会设劳动保护部，其经常任务，一是调查研究工人生活状况，在公私企业中贯彻执行政府劳动政策法令；二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协助政府发展经济建设；三是订立劳动合同，检查其执行情况；四是调处劳动争议，改善工人生活。劳动保护部配备有社会调查干事和合同管理干事，负责办理职工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纪律、劳动合同、劳动争议以及职业介绍与就业等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陕甘宁边区实行苏维埃制度。1935年1月29日，中共陕北特委召开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劳动法。苏维埃劳动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只限于“工钱劳动者”享受，一切“非工钱劳动者”(指独立劳动者、带徒弟的师父、雇佣工人的老板等)均不得享受。劳动法规定：一切“工钱劳动者”通常每天做8小时工作，青年工人不超过6小时，童工不超过4小时。工人夜间工作比通常工作时间减少1小时，其中从事有害身体健康的减至6小时。在工作时间内，每天应有半小时至1小时的休息为吃饭时间。工人每周有一定的休假时间，休假日工资照发；工人工资不得少于劳动委员会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同工同酬，额外工作付给双薪；取消征收工人保证金或储备金制度，禁止对工人的各种罚款、克扣工资、赔偿损失等；实行计件工资的需规定每日的正常生产量和正常工资额，夜工工资须高于正常工资；工人必要的告假(如选举、会议等)，不得克扣工资；禁止女工从事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作，禁止女工在任何举重超过40斤的企业里工作。18岁以下及怀孕、哺乳的女工严禁做夜工，从事体力劳动的女工产前、产后休息8星期，工资照发；厂方应关心提高青年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并开办学校，给他们以补充教育；严禁雇佣14岁以下童工，严禁青年工人做夜工和特别繁重与有害健康的工作；严禁旧的学徒制度等。陕甘宁边区工业落后，雇佣劳动者主要是雇农、手工业工人和商店店员。据1937年统计，3万多名工会会员中，雇农占65%，手工业工人占28%，商店店员和工矿交通企业职工占7%（注：此处有另一组数据：1938年4月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工会会员统计表上，总共2.24万名会员中，农村雇工占65%，店员手工业者占28%，工厂工人只占到7%，——资料据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二章第二节）。为保护雇农利益，各级苏维埃政府，除进行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外，按照《陕甘省雇农工会简章及斗争纲领》的规定：雇工每天太阳出后上工，上午休息两次，中午休息一次，下午休息两次，太阳落后不做夜工，做夜工时另加工资，半夜加工算1天，全夜加工算2天。反对雇主打骂，发生打骂时，由雇农工会提出惩罚办法。不论冬夏，每天吃3餐，5天犒劳1次，雇主与雇工吃同样饭菜。雇主不得把破烂房子或牲畜圈给雇工居住，并准备毡被。雇主每年发给雇工鞋袜各1双，夏季单衣1身，手巾1条，冬季棉衣1身，放牛羊时发给皮袄、毡袜。长工每年旧历三月底发清全年工资，短工每日结算，除有合同规定者外，不得以实物代替工资。雇主不得任意辞退雇工，遇特殊情况经雇农工会许可后方可辞退，并发给全年工资；雇工自愿退工，工资结算到退工日止。雇工因革命需要临时外出工作，雇主不得阻碍和扣工资。雇工疾病时，不寻代工，医药费由雇主负担；因工作致残废时，经雇农工会查明情况，雇主负担全部医药费，全年工资照发，并加发1／2的工资；因残废丧失劳动能力时，雇主应承付相当的津贴。因工作死亡时，雇主除负担埋葬费外，另外发给5年工资。每年的清明、端阳、中秋、冬至各节放假1天。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调整各阶层的关系，废止苏维埃时代的劳动法，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但严禁高利贷剥削，严禁操纵市价、垄断投机；实行仲解制度，在政府仲解下，劳资双方订立劳动契约，根据各地不同的生活条件，酌量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工人生活待遇(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指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必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边区政府实行这些规定，得到人民的拥护。1940年4月，边区政府制订《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对工作时间、工资、女工青工保护、学徒制度、工人权利、安全与卫生、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企业内部管理规则以及解决争执、处理违法案件等方面，均作了原则规定，依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法令进行劳动管理。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实行奖励和开展劳动模范运动。1939～1940年开展向劳动模范学习的运动，收到很好效果。同时，也加强对职工进行遵守劳动纪律的教育和管理，即使被群众贬为“二流子”的落后职工，也帮助他们改变思想，端正态度，由后进变先进。纪律处分只给那些屡教不改的人；触犯刑律的，给予除名。1943年9月，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通讯工人奖惩办法》，《办法》规定：第一，凡在工作中能做到以下一条或数条者，给予奖励：(1)能提早到班，连续3次以上者；(2)不误班，不积压信件者；(3)工作负责，不遗失信件者；(4)爱护公物，能节省公费者；(5)对工作积极提出改善办法者；(6)能帮助别人，发扬友爱者；(7)努力学习，有显著进步者。奖励分为：(1)口头或传令嘉奖；(2)口头或登报表扬；(3)记功，达到3次的升级；(4)物质奖励；(5)提高待遇。工作成绩特别卓著者，呈报政府给予奖励。第二，凡在工作中表现不力，有以下一条或数条者，予以处罚：(1)无故或借故误班而积压信件者；(2)对工作不负责任，遗失或损坏信件者；(3)有意损坏公物者；(4)私自贩运货物者；(5)不安心工作，并影响别人者。处罚分为：(1)口头批评；(2)开会批评；(3)警告；(4)罚薪；(5)降级。第三，凡有意破坏信件，偷拆信件，私带信件者，送司法机关处理。边区政府采取奖励与惩处相结合的政策，教育、造就了一支有远大革命理想，能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团结战斗，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优秀工人队伍。抗日战争爆发后，边区政府对民族工商业者，采取联合和斗争两重性的策略。为妥善解决劳资争议，对争议双方实行仲解制度，一般争议，经政府调解，当事人双方同意后执行；重大争执，由政府仲裁，当事人遵照执行。处理劳资纠纷时，本着抗日利益高于一切，尽可能减少内部摩擦的原则，要求资方少赚一点钱，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另方面要求工人以抗日大业为重，不提过分要求，使矛盾得到合理解决，并把达成的协议用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形式固定下来，劳资双方共同遵守。米脂万合毛织厂尊重职工权利，重视职工的劳保福利与文化教育，劳资关系比较融洽，在政府扶持下，1942～1944年，产量增加8倍以上，资方人员当了边区参议员。绥德马蹄沟炭窑主反对炭工改进分配办法的合理要求，并玩弄手段，企图分化工人，搞垮工会，炭工蔡白举得到政府支持，带领群众进行斗争，迫使窑主答应炭工要求，取得斗争胜利。在调处劳资关系和劳资纠纷中，工会组织起着重要作用，定边永盛和老板不让工人开会，不执行劳动合同规定，经工会与商会协商，召开工人与商人大会，责令老板执行劳动合同规定，并罚款70元。公营工厂中的公私关系一般比较融洽，但也有某些工人把厂长错误地当成资方代表对待，脱离当时抗日战争环境和物资困难条件，为工资、伙食等问题与厂方争闹，煽动工人怠工或酝酿罢工，曾被作为经济主义和行会主义受到批判、纠正。陕甘宁边区政府，重视发展经济，兴办各类工厂，对工人的需求量日渐增多，依靠从部队、机关、学校中抽调干部、战士和动员干部家属到工厂工作，不能满足需要，故采取动员男女青年农民的办法，以弥补劳动力不足，一般能动员多少就录用多少，没有具体的招收规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私营企业招收职工，由招工单位自行办理，政府不加限制或干涉。边区的熟练劳动力较少，技术人员缺乏，1938年3月，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派曹瑛、章萍、张健生等分赴武汉、西安等地，招聘从日本侵略军占领区逃亡出来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到边区参加工作；部队、机关、学校创办的工厂也到边区以外招收熟练工人。这些从外地来到边区的职工，思想进步，有抗战热忱，与边区军民同甘共苦，并肩工作，成为发展边区经济的一部分骨干力量。工艺实习工厂工程师沈鸿历尽艰难险阻，于1938年2月把10部机器和7名工人、学徒带到延安，先后设计、生产了印刷、造纸、制药、炼油以及其他工厂必需的机器设备，培养了一批懂科学知识、掌握操作技能的工人学徒。1940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公布《延安市职业介绍所暂行条例》，为群众“代谋工作以调剂劳动力之供给与需要”，《条例》规定：凡年龄在14岁以上，有一种职业技术知识技能，有相当体力及经验，愿为劳工者，都可向职业介绍所请求介绍。职业介绍所介绍职业的范围，一是商店店员，手工业、产业之雇工或雇员；二是公私机关、团体和家庭之雇工或雇员。雇佣条件由当事人自定；若因双方请求，由介绍所代办协定。雇佣双方发生争端，介绍所有查考仲裁之权，重大事端，由地方法院处理。陕甘宁边区实行吸收安置移民的政策，对因天灾人祸、不堪剥削压榨从河南、甘肃、宁夏和因日本侵略从山西、河北等地逃到边区的大批难民，尽量安置，解决就业问题，发展生产。据《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事业概述》记载，1937～1945年，由边区政府安置的移民难民共63850户，266619人，其中绝大多数参加农业生产；少部分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参加抗战，或参加边区的工业建设，成为工厂的一支重要力量。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兴办工厂中，采取开办训练班、创办职业学校、组织高等院校帮助培训，以师带徒和开展业余教育等多种形式，培养训练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提高职工队伍素质。1937年10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泾阳县斗口镇，主持开办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吸收有志抗日的青年工人参加训练，1938年1月，迁至泾阳以北的安吴堡，成立职工大队。训练班共开办两期，参加训练的有来自15个省大中城市的青年工人1000多人(第一期453人，第二期598人)，每期经过1个月训练后，大部分转到延安抗大继续学习，编在抗大二大队(职工大队)，学习结束后，学员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或参加边区工业建设。193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东郊桥儿沟创办一所工人学校，从抗大职工大队中抽调一些有文化、有技术、有经验的工人到工人学校，一面学习，一面劳动，组成建设队，设肥皂、纺毛、印刷、制鞋、红炉等小组。同年6月，应建设厅要求，调配部分技术工人到建设厅所属工厂工作。1941年6月，建设厅创办一所把不同学科分设在有关公营工厂和适当地点的新型职业学校，其中机械科设在农具厂，化学科设在新华化学厂，纺织科设在难民纺织厂，制革科设在兴华制革厂，造纸科设在振华造纸厂，土木工程科和商业贸易科设在延安市。职业学校分高级班和初级班，学习时间由半年至两年不等，按不同需要因材施教，使教学工作与生产实际相结合。1942年7月，军委工业局工人学校与地方农业学校合并，更名为职业学校，改隶于建设厅领导，将纺织实验馆和工具修理部改为实习工厂。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建后，与公营工厂合作，以其师资力量协助工厂加强工人的政治文化和技术教育，把优秀工人培养成高级技工或技师。边区工厂的新工人，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据1944年14所工厂统计，职工中文盲与半文盲占57%。工厂把扫除文盲作为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重要任务，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新工人进厂，采取以师带徒方式进行培训，提倡尊师爱徒，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师徒关系，在师傅教导下，学徒较快地掌握操作技能，独立参加生产劳动。公营工厂按规定每天有1～2小时业余学习时间，为提高学习效果，工厂成立工余学校或学习小组。教员由工厂中知识分子兼任，或培养有相当基础的工人，推行“以工教工”的小先生制度。教学中，根据业余教育密切结合生产业务的原则设置课程，如机器厂侧重于数学物理，化学厂侧重于化学常识等，务求学以致用。
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1944年5月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1944年5月25日）全边区各工厂和生产合作社的厂长、工程师、技师及全体职工同志们！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203个人，代表39个工厂和6个纺织合作社，在延安开会，这是边区职工战斗力量和自给工业的大检阅，二十多天的会议中间，在毛主席和西北局、边区政府各首长指导之下，总结了几年来边区工业建设的成绩和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方针和方法，这是发展边区经济，保障抗战供给的一件大事，是我们一生最痛快的事。我们边区的工业，是在地瘠民贫，没有工业基础的农村，在经济封锁、外援断绝、缺乏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几年来我们战胜万难，白手起家，创建了纺织、冶铁、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制药、肥皂、皮革、陶瓷、火柴、石油、玻璃）、工具、石炭等各项工业。工人从700人发展到12000人，特别在1943年是边区工业大进步的一年，如许多机器的制造与修理，基本化学工业的初步成功，灰铁土铁的制炼成功，陶瓷、玻璃、火柴的制造成功，石油产量的大大增加，制革、毛呢的进步，印刷、纺织、被服、造纸、肥皂等各工厂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和质量上的某些改进。现在我们已经做到：布匹自给1/3；纸张已自给一半；石油、肥皂已全部自给，且有余力供给邻区和前方需要；冶铁、火柴、陶瓷、玻璃已准备开始大量生产；简单工具大部已能自造。这些成绩，对于边区，对于抗战，都发生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值得我们兴奋的是我们有了一些善于管理工厂的干部和二三百个赵占魁式的职工劳动英雄。我们能够得到这些成绩是由于毛主席“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号召和“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建立经济核算制”、“改革工厂组织与管理”、“发展赵占魁运动”的指示；是由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又经过去年边区政府工厂会议把这些指示更加具体化；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和全边区工厂职工思想认识的提高和努力劳动的结果。但是我们决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我们边区的全部工业必需品还不能自给，还需要大大的努一把力；我们的产品质量仍很差，我们工厂的组织和管理仍有不合理的现象，各工厂赵占魁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这些我们在大会上虽作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更需要我们全体职工的努力，来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在大会上，根据现有的条件和基础确定了两年内做到工业必需品全面自给和为质量而斗争的方针任务，要做到年产大布31万匹，要做到炼铁及其他必需品全部自给，成品的质量都要坚固耐用，这是一个伟大艰苦的工作，经过大家商议的结果，觉得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做到：第一，切实提高产品的质量。首先，全体职工要从思想上认识我们的产品不是为了投机取利，而是为了保证党政军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需要；正像刘少奇同志说的“制出的成品是供给广大群众用的，如只追求数量不管质量的好坏，这就是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同时要认识质的提高，也就是量的增加，今天我们要求质量好、产量高、成本低，质量是第一位，为了提高质量，要从原料采购、成品制造和推销的全部过程都要注意配合，每项产品要有必需的标准，要有严密的制度和检查，我们的布匹，纱要纺匀、要纺紧、每方寸经纱不少于58根，纬纱不少于50根，布面要平，布边要齐，无圪塔、无窟窿、无飘纱、无当子的标准；我们的纸要做到纸面大小一致，每令马兰纸重量最高不超过23斤12两，并要纸浆细匀，没有圪塔；纸面光滑、坚韧，没有泥砂，没有皱纹和窟窿的标准。被服要式样合适、针码密、整齐坚固。鞋子要质地坚实，针码要细密，底绳要拉紧，坚决消灭“礼拜鞋”。火柴要做到耐潮湿、不爆炸，药头均匀不脱落，没有并头，没有脱杆，每匣最低不少于90根，根根能用。重工业产品能做到坚固准确，各种产品，都要保证在一定质量下来提高产量为标准。只图数量不求质量的粗制滥造倾向，必须严格的加以纠正。第二、要发挥职工的创造性，和大大提高生产技术。虽然在工业建设中，职工们已有不少的创造和发明。但这些创造和发明，还很不够，我们的技术还很落后，要做到全面自给和提高质量，还需要我们全体职工有充分的创造发明，来把边区没有被发掘的资源利用起来。因此，我们要学习模范工程师沈鸿同志，他埋头苦干，设计装备了许多工厂的机器，试验灰铁成功，解决了机器的制造原料的斤年个十；要学习军工局长李强同志，他领导、计划、布置、设计，并亲自动手，推动和帮助了边区重工业上各种主要发明和创造精神；要学习钱志道同志，他坚毅努力，刻苦经营，创立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精神；要学习华寿俊同志利用马兰草造纸和林华同志制造玻璃、陶瓷的精神；要学习尹希圣同志把制造火柴技术传授给全厂职工的精神；要学习材料厂副厂长晋川同志等创造许多通讯器材，保证通讯工具供给的精神；要学习朱次复同志设计和创造许多纺织机器的精神，要学习甘泉关中炼铁厂克服一切困难、试炼成功的精神。我们要继续发扬互助精神，重工业帮助轻工业，公营工厂帮助民营工厂，工厂、作坊帮助家庭手工业，工人帮助学徒，特别是要做到布匹自给，必须普及纺织业，各公营纺织工厂都应做模范，替纺织合作社、私人作坊培养熟练工人，供给技术和工具等。帮助纺织业不发达的各县，建立固临式安塞式的纺织合作社。在这一方面难民工厂是有成绩的，今后应继续发挥，其他工厂都应向它学习。在各工厂里都应学习边区纺织厂的技术互助办法，他们每个工人都义务的帮助几个学徒。我们向所有对边区工业有贡献的工程师和职工同志们学习，反对保守技术的行会主义思想和技术的宗派倾向，我们欢迎一切工业技术人员到工厂中来，让专门家的科学知识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结合起来，把我们的技术、聪明智慧都贡献给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建设，欢迎边区知识分子学习工业，欢迎边区人民参加工厂，欢迎边区以外的工商业家来边区开办工厂，把边区工业建设向前推进一步。第三，要进一步改善工厂的组织和管理。一年来我们的工厂组织管理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有些工厂，还没有做到毛主席指示的工厂企业化，还存在机关化、纪律松懈和内部混乱的状态，有些工厂的领导上，还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的作风，这对于发展边区工业是很大的障碍，必须很快的纠正。我们要做到组织机构上短小精干，要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制。根据毛主席关于合作的指示，公营工厂要执行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的方针和建立适合工厂实际需要的劳动纪律和各种制度。正确的实行领导一元化，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团结全厂职工，要学习石油厂厂长陈振夏同志，他埋头苦干以身作则，关心工人生活，注意职工教育，亲身参加生产，虚心向群众学习采石油的技术，恢复旧井，打出新井，大大提高了石油产量。要学习难民工厂厂长吴生秀同志，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同志和新华化学厂厂长金直夫同志，他们都熟悉业务团结工人，重新组织和配备了劳动力，建立了各种切合工厂需要的劳动纪律和各种制度。我们要学习实验工厂厂长和职员都直接参加生产的精神。我们要使一切工厂的管理合理化，全体职工都有责任切实执行与遵守工厂的各种规则和制度，和帮助工厂管理制度和领导作风的改进，肃清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提高职工积极性和生产热忱，达到全厂职工团结，一致把工厂办好。第四，要发展与坚持赵占魁运动。赵占魁运动也就是劳动英雄运动，其目的是建立职工新的劳动态度，发挥创造，提高技术，发扬阶级的团结互助，为产量高、质量好、成本低、完成工业建设任务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中央印刷厂，他们全厂人员，普遍参加了赵占魁运动，每个人每个部门都有定期的具体计划，按期检查，随时注意和改善工人生活，伙食上花的少吃的好，文化娱乐活跃，使赵占魁运动能坚持下去；要学习新华化学厂，他们随时纠正工人中的偏向，及时奖励新的发明改进；要学习难民工厂，他们普遍参加□运，个人、小组、部门都订了生产、学习、节约、储蓄的计划，他们创办青年文化班教育工人，使生产学习与改造思想结合起来；要学习边区纺织厂，他们实行职工经济技术文化各方面的互助，研究了许多节省原料的办法。我们要向各产业部门、各工厂自己的劳动英雄学习，全边区工人都应学习边区工人的旗帜赵占魁，学习他不怕困难，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始终如一，胜不骄，败不馁，从来不为个人名誉地位打算的革命品质；学习他的不断的提高技术，改进质量，爱护原料工具，教育工人学徒的精神。要学习做工37年石油厂老英雄刘考生同志，他精通业务，遇到困难奋不顾身，把工厂当做自己的家庭，他做什么都比别人质量好产量多，并节省原料器材，经常教育工人，像教育自己的子弟一样。要学习难民工厂袁广发同志，他以一个在革命部队七次负伤的残废在工厂工作，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待遇和地位，他精通业务，能很好的组织生产，始终积极工作，舍己为人，团结群众。要学习兵工厂劳动英雄孙云龙、范明谦积极生产，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努力节约的精神。要学习工艺实习厂黄海霖、王河海等同志努力创造，积极工作，帮助别人，自己学习的精神。要学习女工劳动英雄李凤莲，她参加革命十年来始终安心业务，积极工作，自己生产数量多质量好，并团结群众，教育二流子转变，组织与推动别人的生产。要学习青工劳动英雄曹国兴，他有优越的创造才能，高度的劳动热忱，对工厂热爱，对原料节省。我们要学习所有的劳动英雄，展开革命竞赛，把赵占魁运动提高一步，创造模范部门，模范工厂和培养无数的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全边区工厂的职工同志们！毛主席告诉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发展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工人数目虽小，但是最有发展最富有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让我们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之下，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吧！我们一定能完成两年内工业品完全自给和改善质量的任务，我们以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来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附）边区工厂职工劳动公约提高质量，改进技术，节省原料，减低成本。服从领导，严守纪律，互相学习，发扬创造。先公后私，舍己为人，节约储蓄，建立家务。拥护政府，遵守法令，发展经济，巩固边区。——原载1944年7月30日《解放日报》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P211-P216，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1943年12月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全边区农民们、工人们、战士们、及一切机关学校的同志们！我们185个人，是从边区农村里、工厂里、部队里和机关学校里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代表。我们来到延安开会是为了交换生产经验，互相学习本事，好在明年更大规模地发展边区生产。在开会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司令、贺师长、林、李正副主席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都那么热烈地招待我们，指导我们，和我们握手，请我们吃饭，把我们看的像自家兄弟姊妹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实在高兴，实在欢喜。在旧社会里，咱们受苦人是被人看作牛马的，可是现在劳动却变成光荣了，自从共产党领导咱们闹革命，打日本，发展生产，咱们才翻了身，再不受人压迫，还做到丰衣足食，有吃有穿，现在又当了劳动英雄，处处受人尊敬。想想从前，看看现在，咱们怎能不感谢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呢？咱们怎能不感谢我们劳动人民的救星毛主席和各位首长呢？在大会闭幕的时候，让我们向毛主席、向朱总司令、向高司令、向贺师长、向林、李正副主席和延安各机父的首长们说句心里的话吧：我们实在感激你们！敬爱你们！你们告诉我们的活，我们要句句记下，永远照着你们的话办，永远跟着你们走！在毛主席自已动手发展生产运动的号召底下，今年一年边区的生产可是发展结实了。咱全边区一满开了100万亩荒地，多打了16万石细粮，安置了8000户移难民，改造了4500个二流子，种了15万亩棉花，打了60万驮盐，运输牲口比去年增加了十五六倍，办了许多像南区合作社一样的群众合作社；咱们的部队，一面对敌作战，一面自已生产，结果有的做到了部分自给，有的已经做到完全自给，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咱们的机关、学校也自已努力生产，结果自给了由26%到76%，咱们的工厂自己制造了许多日用必需品。这些大家在生产展览会上都是看到了的，咱全边区的农民、工人、士兵、学生和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凡是好好组织了劳动的家户、机关或部队，都已作到“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真正丰衣足食了。像这样美满快乐的生活，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热火朝天，大家动手的群众生产运动，我们从来没听说有过。这是那里得来的呢？都是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和全边区人民努力劳动的结果。今年的生产虽是很有成绩，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年年防荒旱，夜夜防盗贼”这句俗话。为了应付战争，防备灾旱，我们明年更要加劲生产，更要多打一些粮食。政府提出“耕三余一”的任务，我们号召全边区老百姓加倍努力，做到“耕二余一”，就是说，咱们种两年庄稼，要长余下一年吃的粮食，好来有力量消灭日本鬼子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好来防备跌下年成。我们在二十天大会商议的结果，觉得要办到这个任务，必须实行毛主席的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必须作到：第一、普遍发展变工、札工。全边区的农村都要向淳耀县的白塬村学习；他们把全村72户男女老少和牲口都组织起来长年变工，结果节省出3000个人工和驴工，每家比去年多打了一石粮食。都要向延安的吴家枣园学习；他们把全村18户的人力如组织起来长年变工，结果多打了120石粮食。都要向安塞的马家沟学习，他们组织了全村的人力、牲口变工，开荒任务超过一倍。第二、实行移民政策，增加新的劳动力。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赤水[1]的冯云鹏学习；他今年安置了174户共六百多个难民，帮助他们解决了一切困难，建立了14个自然村。都要向县[2]的徐克瑞、延安的马丕恩学习；徐克瑞一个人从绥德号召了五十多户移民搬到县。新来的移民难民都要努力生产，向赤水县的王向富、胡文贵学习，他们移来一年，就作到打粮一二十石，有吃有穿。都要向盐池的高仲和学习，他移来一年，打盐2500驮，折合粮食130石，作到丰衣足食。第三、明年要把全边区的二流子都改造成好人，一面由政府督促，一面由群众劝说。我们号召分边区的二流子，都要向盐池的刘生海学习，他过去是个二流子，没吃没穿，老婆也要离婚，自从前年春上转变之后，努力生产，到现在已经有9个牲口，打了二十多石粮食，被选举为参加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的劳动英雄，并且帮助两个二流子转变过来。第四、发动能劳动的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我们号召全边区的劳动妇女都向米脂的郭风英学习，她和男人一样，她能种庄稼，又会纺织。第五、多开荒地，深耕细作，增修水利，发展副业。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延安的吴满有学习，他今年一家开了22垧荒地，多打了40石粮食。都要向绥德的刘玉厚、刘培润，安塞的杨朝臣，延安的申长林，曲子的孙万福学习；他们多积粪，多上粪，多种，多锄，溜崖，盘畔，早起晚回，辛勤劳动，多打粮食。都要向志丹的马海旺学习，他自已利用空闲修好二十多亩水地，又推动全村修成60亩水地。都要向清涧的白德学习，他一个村喂了几百条猪，开了4个粉房，还发展了其他副业。第六、多种棉花，发动妇女纺线。凡是能种棉花的地方的老百姓，都要多种棉花，都要向吴堡的郭秉仁学习，他今年种了1亩地的棉花，收了44斤棉花，还收了3斗芝麻，1000斤萝卜、蔓菁，并推动全村平均每家种棉花一亩。全边区的纺织妇女，都要向绥德的刘老太太学习；她除了自己努力纺线之外，还组织了180多户妇女纺线。都要向绥德安锦城学习；他组织了附近60里内的妇女纺线，一共赚了200多石米。第七、办好合作社。全边区的合作社，都要向延安县的刘主任学习；他办的南区合作社，给老百姓谋了几千万元的利益，老百姓人人喜欢。都要向淳耀[3]的田荣贵学习，他在4个月内从一个乡的合作杜发展成一个县的合作社，从1万元股金，发展到800万元股金，为老百姓谋了许多利益。第八、组织运输队，多运盐出口，盐是咱们边区的重要的出产，要繁荣边区，就要大量运盐。全边区的运输队，都要向延安县的刘永祥学习；他在南区合作社帮助下，利用公盐代金，组织了700多条牲口的公私合作运输队，运回食盐18000驮。不但省下老百姓去驮盐，而且凡是出公盐代金的人，都能分到很多红利。第九、我们一面努力发展生产，一面还要节省粮食、储存粮食、多种洋芋，拿洋芋代替粮食，少制酒，小造糖，不要糟蹋粮食，遵守政府法令，不准粗食出口。并要学习关中劳动英雄张清益的办法，到处发起义仓运动，救济困难，防备荒年。明年我们的部队也要加紧生产：从半自给走到全部自给。我们号召部队中每个指战员都要学习张治国、李位、胡青山、郝树才、武生华这些劳动英雄们的榜样，一面时刻准备消灭敌人，一面又不放过一点时间努力生产。他们有的一天开三四亩荒地，有的一天挖100多斤甘草，是我们全体代表最佩服的劳动英雄。我们的工厂里要创造出更多的赵占魁运动者，每个工人都要学习赵占魁、袁光华、李凤莲等劳动英雄，学习他们努力生产，增加成品，爱护工厂，节省原料。使我们边区做到日用必需品的完全自给。我们机关学校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学习黄立德、佟玉新，要和他们一样努力生产，节省公物，使机关学校经济能达到半自给。我们除了用一切力量和办法加紧生产以外，我们大家还要“夜夜防盗贼”。“盗”就是日本鬼子，就是时时威胁边区准备袭击我们的反动派；“贼”就是汉奸、特务的暗中破坏。我们若是不防备他们，这些“盗贼”会破坏我们的边区，破坏我们劳动的结果，破坏我们丰衣足食幸福快乐的生活，叫我们重新作牛作马。因此我们要训练自卫军，展开防奸运动，人人学放枪，打手榴弹，安地雷，盘查放哨，清查坏人，不让一个破坏分子混在边区。在这里，我们号召全边区的老百姓，都向葭县[4]的阎开增学习；他亲自送他儿子去当民兵，为了保卫地方，保护公家工厂，他日夜不睡地查哨侦察，他领导群众破获了特务，捉拿了扰乱边区的反动便衣队。都向米脂的冯光祺学习；他为了保卫边区，自今年4月起就没有在家里睡过觉，他自告奋勇领导着一支自卫军，他曾破获了特务机关和破坏分子准备暴动的阴谋。他们两位，一方面是努力生产的劳动英雄，一方面又是自卫军和防奸的英雄。每个劳动英雄都要向他们看齐，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他们学习。我们到会的代表们，都有决心把我们自己住的村乡变成模范村、模范乡。吴满有同志已做出计划，要把他的乡明年创造成模范乡，我们大家一致响应他。我们彼此已经定好互相比赛，看看那一个能争取到这个最光荣的胜利。我们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学生、机关工作人员都来互相竞赛，看谁在生产运动中走到前边。现在天下大势正在大变化，日本鬼子快要垮台了，咱们的抗战快要胜利了。可是抗战前途还有许多困难和危险。让我们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明年更加努力，大家组织起来，加紧生产，保卫边区，做到家家户户丰衣足食，来迎接抗战的胜利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2月16日原载1943年12月17日《解放日报》注释[1]赤水，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县。位于淳化、旬邑、耀县之间马家山地区。[2]都县，旧县名。今陕西省富县。[3]淳耀，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县。位于耀县西北庙湾地区。[4]葭县，旧县名，今陕西省佳县。来源：人民网。根据《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校对。另：文中数据皆改为阿拉伯数字，以便阅读或引用。
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五一”节的指示（1942年4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五一”节的指示 （1942年4月21日） 今年“五一”正当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及中国人民抗战均已进入严重阶段，因此今年纪念“五一”必须与国际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斗争及我国人民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同时应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改造各根据地工会工作，深入肃清职工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的残余。在职工运动中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于不估计今天根据地职工运动的环境：经济落后工业缺乏的农村，敌人反复扫荡的战争环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的特点，硬将产业城市职工运动的一套办法搬到根据地来，不管有无工人及有多少工人，在乡村中普遍建立工会，有些地方甚至建立各种产业和职业总工会，并进行尖锐对立的斗争，这就是职工运动中主观主义的实质。职工运动中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于：某些工会中党员包办工会。当工人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时，派员发动工人组织工会是正确的，但工人群众已经起来，就应当实行民主选举工会领导机关，吸收非党职工参加工会领导机关中工作，然而，不少工会工作的党员仍继续包办的作风，以致造成某些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职工运动中的党八股表现于工作计划宣传教育的不切实际，特别在教育方面，在某些公营工厂工人教育中，不问对象，夸夸其谈，大谈经济学，马列主义，哲学，而轻视与业务有关的技术教育，忽视反对行会主义思想及工人中某些狭隘思想的教育工作。 为克服职工运动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残余，第一必须进行客观环境的调查研究，研究具体的工作环境，研究劳资关系在抗战中的变化，分别研究每个资本家和雇主，研究公营工厂管理制度和生产技术的改进，研究工人成分在抗战中的变化；第二必须注意吸收工人中积极分子，特别是熟练工人参加工会工作，发扬工会民主作风，吸收他们检查工会工作，只有经过他们才能团结全体职工。为着吸收熟练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工作，在工会领导机关中，应实行共产党员最多只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第三必须克服空洞的工作作风及夸夸其谈的教育内容、方式、方法，去教育一般工人群众。 整顿三风是改变思想作风的长期斗争，并不是经过一个“五一”动员就能解决问题的，而只是经过“五一”动员作为我们工作的开始。因此进行这一工作必须有充分的领导和组织，各级职委和工会党团必须根据中宣部决定与实际情况规定自己学习检查工作的计划。 我们着重指出，整顿三风，必须与目前抗战动员配合起来，在目前抗战形势日益困难，敌人反复扫荡的战斗日益残酷，需要我们具有百倍坚定的信心和斗争意志，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武装组织，和各种生产建设，克服这一困难局面，只有这样去纪念“五一”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将会变成应景式的纪念。 “五一”纪念仪式，应以节省人力、物力为原则，各根据地可按照当地情况召集“五一”群众纪念大会或晚会。上述工作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录入者注：本文标题后加注了“*”符号。根据文件选编者说明：“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而由编辑拟定、修改的，均加*以示区别。”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P373-P37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1991年6月第1版。
中央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指示（1942年4月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中央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指示（1942年4月24日）北方局转晋东南党委：党委工委报告，已收到，内容很好。希望以后根据中央调查研究决定，深入调查各种具体情况，经常报告，以便向你们提供意见。在报告中证明职工会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并向深入工作方面发展；但另一方面，尚有许多弱点，主要表现在对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特点（战争，农村，新民主主义政权）认识不足，因而对劳动政策了解不深刻，工作缺乏中心和经常性，党政军民关系有些不正常，所以职工会工作还不够深入巩固。望工委考虑下列意见，改进职工会工作：一、关于工资问题敌占区高于我区的工资额，是因为敌占点线平原交通便利，工业品来源较易，而某些农产品价格则较我区高，因此一般生活水准亦较我区高。我区经济落后，且不断受敌破坏掠夺封锁。因而，相对的名义工资必然高于我区，此种现象，敌我形势未根本改变前是很难彻底转变的，就在平常状态农村工资也低于城市工资的，因此，我们不能采取提高工资与敌竞争劳动力的政策。在我工作不深入，党政军民关系不正常，敌人高价吸收工人下，部分劳动力的外流是必然会发生的。我们只有深入群众工作，团结职工，提高政治教育，适当改善工人生活与社会地位，改善党政军民关系，从政治上来对抗敌人的奴役政策与引诱政策。由于战时的破坏，根据地生产缩小，而需要则增加，因此在根据地内把战前生活与现在比较作为改善工人生活标准是不妥当的。目前改善工人生活，只能依据战争环境及各地生产及生活水准之不同，来规定工资。农村成年工人，一般以维持本人生活外，还能养活一个人为原则。因此规定各地同等的工资是不可能的。公营工厂工人工资如果把各种优待价值算入工资之内，则实际工资并不比农村工人低得多少。至于某些公营工厂工资稍低于农村工人工资的原因，是由于公营工厂的生产主要不是为了营业获利，而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加上抗战经费的困难，在长期战争环境中，此种现象是很难免的。因此，职工在军事工业及公营工厂中工作，是一种抗战义务性的光荣劳动，党的支部和工会应在这一方面作深入的解释工作，加强政治教育，提高职工政治认识与技能，改善其社会地位，协同党政军改进工厂管理方法，发扬民主，调剂职工关系，在可能范围内改善物质生活，来团结职工安定工人生活。减少工资问题的纠纷，最好采用物品本位的工资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仍以计件制为宜。二、农村劳资关系问题农村雇主不愿雇用工会积极分子，多找小山沟出来的落后农民，或少年工人的现象，除某些雇主抱有恐惧工人斗争心理之外，同时由于工会会员中积极分子，各种会议活动时间过多，耽误生产，甚至恃势凌人，要求过高，此种现象若不改正，不仅雇主不雇工会会员及积极分子，而且将降低农村生产，妨害工人团结，养成工人惰性，造成工人失业，工会脱离群众等危险。雇工积极分子所提出的“多种，早锄，多收好抗日”的口号及生产互助小组，应广泛宣传与实行，才能发展生产，改善工人生活，协调劳资关系。对于企图利用我们政策的改正，而向工人进攻的雇主（如多分配雇工负担等），应根据具体事实，进行调解，必要时请求政府仲裁。总之，我们必须从劳资双方均能获益为原则，去适当改善工人生活，照顾各阶层利益的观点出发，坚决克服狭隘的行会利益的思想。三、关于工时问题一切公私工厂作坊必须依据中央的指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至于雇工手艺工人亦只能按原来的生产习惯，酌量减少一二小时，工会开会及开短期训练班，应于例假休息时间举行，不能占用生产时间，还须遵守劳动纪律，及劳动合同，以便发展生产，维持劳资双方友好关系，保障团结抗战。四、职工负担与支差问题应执行政府各阶级公平负担的政策，但因职工没有副产，其免征点可以在保证维持职工生活条件下，可提交当地参议会讨论，以减轻某些生活特别困难之职工的负担。因雇工劳动既已出卖给雇主，其支差应属于雇主方面，但战争动员，则一切职工，应一律执行。五、职工会的组织形式主观的把产业城市的组织形式机械地搬到农村来，如你们在地方总工会下成立各业总工会（产业的、矿工的），一县之内成立矿工会，产业工会，直属各业总工会的领导，显然是不适当的（至于某些县份矿工集中较多者则仍可成立矿工产业工会）。因为地区辽阔多山的农村中，工人稀少已不易领导，再加组织上的分离，不管在组织上深入工作上，都是不利的。农村中的零散矿工与雇工羊工，应统一于县工会之内，直属于总工会领导，否则不仅浪费人力金钱，而且会使工会成为形式主义，脱离实际，障碍深入工作。工委应提交各业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向群众解释清楚，改变上述组织形式，把工作交由总工会执行，各业干部则参加总工会的领导。至于按行政系统组织的产业联合组织（如后勤军工行署等），为适合党政工的配合，仍可以保存，直属总工会。此种组织的改变，不是削弱产业工人工作，而是加强总工会对产业工会矿工工会的领导。六、职工会的主要工作任务职工会应以提高劳动热忱，严守劳动纪律，提高职工技术，保证生产，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党政工会必须协同进行政治、文化、技术教育，根据工人具体特点，决定这三种教育的分量，使生产与学习适当的配合起来，以安定和提高工人的生产情绪。工会教育工作，及日常活动应注意时间的节制与工人兴趣，除工厂煤矿，必须单独进行工作外，一般应集中于村镇：民革室民众学校及各救共同活动，调剂各救关系，纠正借口在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口号之下，工会工作突出和骄傲现象，工会会议至多一月举行一次，内容着重抗战工作，劳动政策的检讨，鼓励学习发展生产，教育的中心则以学习技术识字为主。工人武装组织，均应集中于武委会领导。工会应积极参加武委会工作，工会内不应单独成立武装部及单独之部队。工会工作应尽量发挥民主，在组织与领导上，必须反对共产党员包办的现象。在各级工会领导机关，应实行共产党员和一般工人之比例只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尽量吸收不脱离生产的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各级领导机关，使群众与领导机关的联系更加密切。为实行精兵简政方针，节省人力物力，工会应尽量培养不脱离生产的干部，向减少职业干部方向发展，职业干部应以少而精为原则。严格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学习内容政治方面以党的政策，政府法令，职运历史策略及实际调查的研究为中心。日常教育应以提高生产技术及文化水平与科学知识为主。一般干部训练，工会不必单独办训练班，必要时可在党校及其他学校设立职干班，其教育内容，亦应以上列科目为原则。某些工会组织与军政民关系不甚融洽的现象，工会应自主的力求改善，克服狭隘的偏见，凡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可会商召集适当的联席会议解决之，这是今天晋东南职工会急待解决的问题。四月廿四日根据1942年5月1日《解放日报》刊印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P379-P38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1991年6月第1版。
陕甘宁边区农业工人工会（雇农工会）章程（1938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陕甘宁边区农业工人工会（雇农工会）章程（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本会定名为陕甘宁边区农业工人工会。第二条本会的主要目的：（一）团结全边区农业工人的力量，以求得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自由幸福。（二）组织全边区农业工人，并努力争取与保护其经济生活及文化上的利益。第三条本会加入边区总工会及各地方工会联合会，同非边区的农业工人建立联系，并准备加入全国的农业工人总会及其他全国性的工人的组织。第二章会员第四条凡是被雇在边区（与边区附近）农业中服务的下列几种工人雇农，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承认本会章程者，不论年龄、性别，不分党派、帮口、行会及民族和宗教信仰，均须加入本会为会员；（一）各种田庄（稻田、麦田、高粱、食粮、果园、芋田、菜园等）以上的长年工、季候工及零工。（二）畜牧工人（饲养牛、马、驼、羊、鸡、鸭及兽等工人）。（三）林业工人（砍木工人、掘甘草工人、木炭工人）。（四）各种垦殖场上的耕田工人（如开荒等）；（五）农村的家庭雇工（伙夫、挑夫、脚户工人、娘姨等）；（六）其他生产农业原料手工企业中的工人，如掘炭、盐工、窑工、磁工、弹毛、织毛、制毡、鱼业等工人（如过去这些工人还没有独立组织的），失业的农业工人及分得土地的农业工人，其产业虽然现在很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亦得加入本会为会员。第五条在边区的下列几种工人，虽是现在被雇在农业中工作，亦不得加入为本会会员。（一）一切宗教机关负责的和尚、道士、牧师及阴阳家（但被雇在宗教机关服务的工人不在此例）。（二）剥削与压迫工人的工头、包工头等。（三）一切汉奸、卖国贼、托洛茨基、叛国分子。第六条凡会员入会，须到乡工会填写自愿书，经过乡工会委员会的审查及大会的通过。但处理入会手续不得超过两星期通知本人。第七条凡本会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开除其会籍，但须经得工人大会的通过，区工会的批准。（一）屡次违犯本会章程决议，经过三次以上的劝告和警告而不能改正者；（二）吞得公款经过审查确定者；（三）无故继续在三个月以上不缴会费者（但有特别情形经过工会免纳者在外）。凡会员受开除不服从者，得向上级工会控告。第八条凡本会会员均有选举及被选举权、参加会议，向本会建议及享受本会所举办的一切事业的利益之权。凡本会会员均有缴纳会费、遵守章程，服从决议及参加本会各组织内工作的义务。第三章各级组织第九条本会的基本组织是乡工会，凡有会员十五人以上之乡或农场企业的乡工会委员会，由会员选举三人至七人（由工人人数多少来决定）组织之，并由委员会内选一人为主任。会员不到十五人之乡或农场企业，可与邻近乡村企业来共同组织乡工会，乡工会以下按村庄来组织小组，小组由会员选举一人为组长。第十条凡有三个乡工会委员会以上的区，即可成立本会在该区的委员会，由全区的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三人至五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内举一人为主任委员。第十一条凡有三个区以上的县，即可组织本会在该县的委员会，由该县的代表会选举十五人至二十一人组织之，并由委员会选举五人至七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内举一人为主任委员。第十二条凡有三个县以上的地方，即可成立本会在该地的分区工会办事处，委员会委员举五人至七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内举一人为主任委员。第十三条凡有未到三个乡工会的区，可联合邻近几个区共同组织一个区委员会，凡不到三个区委会的县，可联合邻近几个县协同组织一个县工会委员会。第十四条本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本会全边区农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本会执行委员会即为本会的最高领导机关，本会的执行委员会，由全边区代表委员会选举七人至九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并由常务委员推正副主任各一人。第十五条本会各级委员会，均设候补委员，其人数须在正式委员会四分之一以上，正式委员缺席时，即由候补委员补充之。第十六条本会之县区以上的各级委员会，均设下列各部办事：（一）秘书处：管理文书、庶务、会计等事宜；（二）组织部：管理会员的登记、干部的分配及巡视员工作等；（三）劳动保护部：管理合同的签订、劳动的保护、劳资纠纷、合作社及社会生活的调查统计、职业介绍等；（四）抗战动员部：管理一切抗战动员事宜；（五）文化教育部：管理本会学校、俱乐部、报纸及文化教育事项；（六）青工部：管理青工学徒一切事项，由本会青年会员选举委员会经各级委员会批准管理之；（七）女工部：管理女工一切事宜，由本会女工会员选举委员会经各级委员会批准管理之。上列各部均设部长一人，各部之下有各部委员会，各级委员会由各部任命，并得上级各部的批准，各部得视事务的繁简，设副部长、干事、办事员若干人。乡工会委员会，设组织委员、文化委员、劳动保护委员、抗战动员委员各一人，不设各部。第十七条本会边区工人代表大会，每二年召集一次，县的工人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区的会员大会或代表会，每六个月举行一次，乡工会的会员大会，每一月举行一次，均由各级委员会召集之。第十八条本会边区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半年召集一次。县的全体会议每三月召集一次，区委员会全体会议，每一月召集一次，均由各级常务委员会通知召集之。各级的常务委员会及乡工会委员会，每星期召集一次，均由主任召集之。本会的会员大会、代表大会、各级委员会，如遇有特别事故，均得召集临时会议。第十九条本会的边区委员会与分区委员会，每二年改选一次，县委员会，每年改选一次，区委员会，每六个月改选一次，乡工会委员会，每三月改选一次。第四章组织原则第二十条本会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一）本会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及代表会的代表，均由选举产生；（二）本会的各种重要问题，在未决议以前，凡是本会会员，均可自由发表意见，参加讨论，但以多数的赞成而通过后，少数须服从多数，一致执行决议；（三）本会的下级组织，须服从上级的一切决议和指挥。第五章经费第二十一条本会的经费有下列几行收入：（一）会员常月费：1.各个土地并且自己耕种土地的产农与受人雇用之雇工，每人每月收小米五两，2.工钱工人每人每月照工资总数收百分之一。（二）向雇主征收的工会文化教育与办公费，在工资以外征收百分之二，但雇主是贫农者不收；（三）会员的特别捐，经过边区总工会的通过之后，得向会员征收特别捐，其数量临时决定之；（四）有失业与疾病残废等会员，须经本会乡工会的通过及区工会委员会的批准者，得免收或减少会费，在军队中服务的会员在机关中服务的而完全没有收入的会员免收会费，会员的常月费，经过边区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得一个月征收三个月以内的月费。第二十二条在乡工会委员会以下会员的月费，全由小组长负责征收，或工人选举会费征收员收集之。第二十三条本会的经费须统一分配。第二十四条本会的基金，由边区代表大会选举保管委员会保管，不得边区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通过，不得动用基金。第二十五条各级委员会的帐目，须按月向会员公布，并报告上级，凡本会会员均有权随时选举委员审查本会机关的一切帐目和经费。第六章附则第二十六条本章程经边区农业工会全体会议的通过后，发生效力，只有全边区代表大会有修改本章程之权。本章程解释权，属于边区执行委员会。录自《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章程（1938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章程（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代表大会通过）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本会定名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第二条本会以团结全边区工人、职员、雇农，拥护工人的利益，争取民族和工人的解放为宗旨。第三条本会加入全国性的工人团体与全国工人联合。第二章会员第四条凡具下列资格之工人团体，经本执行委员会之通过，不分派别信仰，均得加入本会为会员。（一）边区产业工人的工会。（二）边区店员手工业工人的工会。（三）边区农村工人雇农的工会。（四）边区苦工运输工人的工会。（五）边区职员工会联合会。（六）边区各县及各地方性的工会。（七）边区及边区附近的其他工人团体。第三章本会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第五条本会最高权力机关，为全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由本会所属各工会按照会员人数为比例选举代表组织之。第六条本会代表大会，每二年由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必要时经执行委员之通过或会员团体三分之一以上的请求，均得召集临时代表大会。第七条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本会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本会执行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执委五十七人、候补执委九人组织之。第八条本会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召集一次，由执行委员会互选九人组织本会常务委员会。总揽和处理本会一切经常事宜。第九条本会常务委员会，互推正副主任各一人，并分设各部：（一）组织部。（二）文化教育部。（三）劳动保护部。（四）青工部。（五）女工部。（六）抗战动员部。（七）秘书处。各部设部长一人，干事若干人。第十条本会各选任委员职员，任期一年，但得连选连任。第十一条本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决议以多数同意为通过。第四章经费第十二条本会的收入如下：（一）本会所属各会员团体，须向本会缴纳会费，其数目相当于各该工会收入之10-30%。（二）政府对本会之津贴。（三）临时向会员群众所募之捐款。第十三条本会经费每月向各会员公布一次。各团体会员随时可组织委员会审查本会经费及帐目。第五章附则第十四条本章程经代表大会通过后，即发生效力，其修改之权，属于本会代表大会。录自《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抗战期间工作纲领（1938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抗战期间工作纲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一）广泛动员全边区工人，积极参加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二）拥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三）赞助全国职工运动之统一与普及，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之巩固与扩大，增强抗战力量，坚持抗战到底，争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四）普遍的建立与健全工会的组织，吸收边区全体工人加入工会，发展工会民主，提拔和培养干部，使之积极参加工会工作，使边区工会成为全国工人统一组织的一个坚强的组成部分。（五）提高工人劳动热忱，改良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积极参加边区战时经济建设，发展国防工业。（六）实施国防的职工教育，普及抗战知识，提高边区工人的政治认识和文化水平，消灭文盲。（七）改良边区工人生活，加强劳动保护工作，组织和安插因战事失业的工人，参加抗战工作。（八）关于劳资争议，工会应采取适当方法使之合理的解决，俾能集中力量共同抗日。（九）广泛的发展工人参加自卫军，组织游击队，训练边区工人军事知识和技能，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十）领导农业工人，并协助农民改良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协助农民组织与武装，提高农民的民族意识与抗战积极性。（十一）广泛开展边区工人生产合作运动。（十二）动员全边区工人，积极参加政府及抗日军队的一切抗日工作，并选择积极的工人干部，送交政府及抗日军队分配工作，以便上下一致的协同动作，击退日寇。（十三）动员工人积极进行肃清汉奸，尽量揭穿托洛茨基，叛国分子捣乱工人运动，加深工运分裂的企图与汉奸作用，要把托洛茨基、叛国分子赶出工人运动，巩固后方。（十四）在全国工人统一组织的领导之下，联合世界各国职工团体共同抗日。拥护全世界职工保卫和平、保卫民主、反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录自《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陕甘宁边区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章程（1938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陕甘宁边区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章程（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本会定名为边区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第二条本会的主要目的：（一）团结全边区店员手艺工人的力量，为民族独立自由幸福而斗争。（二）努力争取并保护全体店员手艺工人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上的利益。第三条本会加入边区总工会及全国性店员手艺工人总工会，以取得与全国各业工人联合，本会各级组织应加入各该地方的工会联合会。第二章会员第四条凡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的下列几种工人店员，承认本会章程者，不论年龄、性别、民族和派别、信仰，均得加入本会为会员；（一）一切在城市与乡村中，沿门卖工的手艺工匠与学徒。（二）一切被雇在手工坊中工作的手艺工匠、助手、学徒和工役。（三）一切在私人商店及贩卖机关服务的工役和学徒。（四）其他手工企业中的工钱工人（如织布、纺纱工厂等）和学徒（如果这些工人还没有独立工会的组织）。失业的店员与手艺工人，及革命前的手艺工人店员，在分得土地后，虽然现在很少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得加入本会为会员。沿门卖工的手艺工人，如果带了学徒的，必须依照工会及政府所定办法待遇学徒，才能加入本会为会员。第五条下列几种人，虽然被雇在边区工作，也不得加入本会。（一）一切汉奸卖国贼、托洛茨基、叛国分子。（二）剥削与压迫工人伙计的工头、老板、包工头。（三）一切宗教机关的负责人（如道士、和尚、牧师及阴阳家、堪舆家等。但被雇在宗教机关服务的工人不在此例）。第六条凡会员入会，须到本会支分会委员会填写申请书，经过支分会委员会的审查及支分会大会的通过。但办理入会手续，至多不得超过两星期通知本人。第七条凡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开除其会籍，但须经过支分会大会的通过及区城市委员会的批准。（一）屡次违犯本会章程决议，经过三次以上的劝告和警告不能改正者；（二）吞没工会的公款经过审查确定者；（三）无故三个月以上不缴会费者。凡会员受开除会籍的处分不服者，得向上级委员会控告。第八条本会会员均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参加会议及向本会建议及享受本会所举办一切事业的利益之权。凡本会会员均有缴纳会费、遵守章程、服从决议及参加本会各级组织内工作的义务。第三章各级组织第九条本会的基本组织是支分会委员会，支分会委员会按照下列几种方式组织之：（一）凡有会员十五人以上之企业、作坊、工厂、商店，即以工厂、作坊为单位，成立本会在该工厂、作坊、商店中的支分会，由会员大会选举三人至七人（由工人人数多少来决定）组织之，并由委员会推举一人为主任。（二）会员不到十五人之工厂、作坊、商店或人数超过十五人，在附近有几个同一生产的工厂、作坊、商店，则应联合附近几个同一生产的工厂、作坊、商店中的会员，来共同组织一个支分会委员会。（三）在城市的手工作坊与店铺及手艺工人，应按职业来组织支分会（如刨烟支分会、米业支分会、布业支分会等），每个支分会之下至少须有会员十五人以上。（四）在乡村中的手艺工人，凡有手艺工人的会员在十五人以上的乡，即可成立本会在该乡的支分会。在店员人数较多的城市，可单独成立一个店员支分会，店员支分会下可再按店员的职业来成立小组（如布匹店员小组、米业店员小组等）。如有店员不到十五人之市镇，店员可与手艺工人共同组织支分会，凡有会员不到十五人以上之乡，可联合附近几个乡来组织一个支分会。在店员手艺工人很少的地方，如果那里有农业工人工会的组织，店员手艺工人可加入农业工人工会，同样在农业工人很少的地方，那里没有农业工人工会的组织，农业工人可以加入店员手艺工人支分会。在支分工会下如有必要时，可再按职业和村庄来组织小组。第十条凡有三个支分工会之市镇或区，即可成立本会在该市镇或区工会委员会。由全区会员大会或代表会选举五人至十三人组织之。并由委员会选举三人至五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内选一人为委员会主任。第十一条凡有三个区及市镇委员会以上的县，即可成立本会在该县的委员会。由县代表会选举九人至二十一人组织之，并由委员会选举五人至七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内举一人为委员会主任。第十二条凡不到三个支分工会之区，可联合附近几个区来共同组织一个区工会委员会。凡不到三个市镇及区工会之县，可联合附近几个区来共同组织一个县工会。第十三条本会最高权力机关，为本会全边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委员会即为本会最高权力机关。本会执行委员会，由全边区代表大会选举三十一人组织之。并由执行委员会选举五人至七人组织常务委员会。由常委会互推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第十四条本会各级委员会，均设候补委员，其人数须在正式委员的四分之一以上。正式委员出缺时，即由候补委员递补之。第十五条本会之区及市镇以上的各级委员会，均设下列各部办事：（一）秘书处：管理文书、庶务、会计等事；（二）组织部：管理会员的登记、干部的分配及巡视工作等；（三）抗战动员部：管理一切武装动员事宜；（四）劳动保护部：管理订立合同、劳动保险、合作社及社会生活的调查统计、职业介绍等事宜；（五）文化教育部：管理本会的学校、俱乐部、出版报纸及一切文化教育事项；（六）青工部：管理青工学徒一切事项，由本会青年会员选举委员会（经各级委员会批准）管理之；（七）女工部：管理女工一切事宜，由本会女工会员选举委员会（经各级委员会批准）管理之。上列各部，均设部长之下，有各部的委员会，由各级委员会任命，得上级各部批准。各部得视事务之繁简，设副部长、干事及办事员若干人。各级委员会，设立各种临时的委员会，办理各种临时发生的事务，支分会，设组织委员、文化教育委员、劳动保护委员、青工委员、女工委员各一人，不设各部。在本会及县、市、区工会之下，店员工人比较集中地方设立店员部，由加入本会的店员会员选举三人至五人组织委员会管理之。第十六条本会全体代表大会，每二年举行一次，县的代表会，每年举行一次，区或市的会员大会及代表会，每三个月举行一次，支分会会员大会，每月举行一次。均由各级委员会召集之。第十七条本会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半年召集一次。县市委员会全体会议，每三个月召集一次。区委员会每月召集一次，均由常务委员会通知召集之。各级常务委员会及工会，每星期召集一次，由主任召集之。本会的会员大会、代表大会、各级委员会，如遇有特别事故，均得召集临时会议。第十八条本会执行委员会与县市委员会，每年改选一次，区及支分会委员会，每半年改选一次，但得连选连任。第十九条本会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其原则如下：（一）本会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及代表会的代表，均由选举产生，选举人有随时撤换自己的代表之权；（二）本会的各种重要问题在未决议以前，凡是本会会员均可自由发表意见参加讨论，但以多数的赞成而通过后，少数须服从多数，一致执行决议；（三）本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决议和指挥。第四章经费第二十条本会的经费：有下列几种收入：（一）会员常月费，按照会员每月所得工资抽百分之一，但最低不得少过铜元十枚（对学徒的会费，抽工资的百分之一，亦不得少过二枚）；（二）向雇主征收的工会办公费在工资之外，每月征收工资的百分之二；（三）会员的特别捐，经过执行委员会的通过之后，得向会员征收特别捐，其数目临时规定；（四）政府及其他革命团体的捐助与津贴。失业的与残废及生疾病的会员，完全没有收入者，经过本会乡工会的通过及区委员会的批准，得免收或减少会费。会员担负政府及其他抗战团体工作，未领工资者，得减少或免收会费，军队中的会员免收会费。第二十一条乡工会干事委员，负责征收会费，或者由小组组长负责征收之。第二十二条本会的经费须统一分配。第二十三条本会基金，由全体代表大会选举保管委员会保管之。不得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不得动用其基金。第二十四条各级委员会的帐目，须按月向会员公布，并报告上级。凡本会会员均有权随时选举代表向委员会审查本会一切机关的经费和帐目。第五章附则第二十五条本章程经全体代表大会通过后，发生效力。只有全体代表大会有修改本章程之权，本章程的解释属于执行委员会。录自《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延安整风后的丁玲和王实味相同观点不同命运（尹骐，2004年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延安整风后的丁玲和王实味相同观点不同命运尹骐发表于《炎黄春秋》2004年12月丁玲需要革命决心奔赴陕北1936年10月初的一天，丁玲在西安的一家小旅馆里闷闷地呆着。她来西安已经有好些天了。她在这里急切地等待中共地下党派人来和她联络然后把她送往延安。可是一连等了好些天仍不见有人来，因而有些着急烦闷。恰在这时，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正途经西安，他得知丁玲要去陕北，并根据党内同志提供的地址找到丁玲临时居住的这家小旅馆时，却出人意料地向丁玲提出了先不要去陕北的建议。潘汉年认为，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期间曾经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现在出狱后如能去国外，比如去法国，那里的左翼势力较大，不仅可以宣传中国革命而且可以进行募捐活动。丁玲稍加思索后便拒绝了潘的建议。她对潘说：法国当然是个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请你一定答应我，让我去陕北去保安。潘汉年深知丁玲的个性以及她对革命的满腔热情。还是在5年多之前，即在胡也频牺牲后不久，潘汉年就曾在上海会见过一次丁玲。那时丁玲就向他提出过类似要求。当时她就满怀激情地对潘汉年说，她要离开上海旧的一切，要闯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与旧的无瓜葛的新天地。我需要做新的事，需要忙碌，需要同过去的一切有牵连的事一刀两断。丁玲知道潘汉年是代表党来看望她的，于是她明确地向潘提出要求：“我想我只有一条路，让我到江西去，到苏区去，到原来胡也频打算去的地方去。”面对丁玲的急切要求，潘汉年当时是答应了要设法让她到江西苏区去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丁玲并未去成苏区。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丁玲又在西安向潘汉年提出了和5年多前同样的要求。虽然潘汉年认为丁玲暂不去陕北而去法国可能对革命更有利，但因丁玲的态度坚决而最终答应了把她送往陕北的要求。上述情况是丁玲在一篇回忆潘汉年的文章中详加记述的。文章的题目叫《决定一生的谈话》，主要就是指她这一次在西安会见潘汉年时潘动员她去法国而她则坚持要去陕北的谈话。历史的实践正如丁玲所说，这次谈话的结果的确是决定了她的一生命运的。如果她接受了而不是“顽固地”(丁玲自己这样说)拒绝了潘汉年建议，去法国而不是去陕北，她一生的命运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当时和丁玲同行的还有一位左翼作家聂绀弩，他听从了潘汉年的建议立即返回了上海，而丁玲则如愿以偿到达了陕北保安。丁玲为什么要坚持去陕北而不去法国？这要从她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个性去寻求答案。她出身于旧的官宦家庭，但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了“五四”启蒙运动思潮的影响而初步形成了反叛旧思想旧道德的性格。刚刚步入成年，她就在上海大学那样的环境中受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熏陶。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成了她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面对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她感到压抑和苦闷，并因无力抗争而有些颓唐。幸而对文学的喜爱和某种天赋的写作才华使她找到了一个宣泄思想情感的突破口并表达出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批判，因此就有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创作问世，并从此走上了文学的路。然而文学终究只是一种作用有限的武器，它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它既不能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也改变不了包括作家在内的人民大众被压迫和被损害的命运。因此丁玲和她同时代的许多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很快就认定了惟有革命才能改变黑暗社会的现实，才能改变被压迫者的命运。特别是在胡也频被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之后，丁玲渴望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决心就更为强烈，而且认定只有到苏区去参加红军才是最好的选择，才能摆脱在上海的一切旧牵连和旧的瓜葛。稍后她加入了共产党，并根据党的需要在“左联”担负了一部分实际革命工作的任务。但她对直接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要求和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向往却是一直存在的。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捕，随后又被转移到南京关押了整整三年之久。在此期间鉴于她的名气和影响，更为了软化她，国民党当局在生活上给了她许多的照应和方便，但在精神上却使她感到了格外地压抑和痛苦。当国民党对她的管制多少放松了一些时，她就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并在找到了党的关系后立即逃离敌人的魔爪而坚决要求到革命根据地去参加实际斗争。对丁玲而言，此举不仅是为了实现她5年前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贞不渝，以事实来消除关于她在被国民党关押期间的种种捕风捉影的传闻。正是基于上述的思想基础，加上丁玲固有的执着个性，因而才有她拒绝潘汉年的建议而坚决奔赴陕北的行动。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去陕北还有着一定的风险，但她还是坚定地踏上了这条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充满了荆棘的道路。革命需要丁玲给她以空前礼遇经过长途跋涉，丁玲于1936年11月终于到达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当时保安的形势还很严峻。红军经过2万5千里长征只剩下2万多人了。现在红军仍然被国民党的军队及山西和宁夏的军阀部队包围着。红军时时刻刻都要应付来自敌军的不断侵犯，整个陕北根据地都处于严峻的战争考验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的到来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政治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礼遇。丁玲刚到保安，首先就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面为她举行了一个规格极高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凯丰、林伯渠、李克农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重要领导人物都出席了。这样的礼遇是空前的。原因就在于“丁玲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苏区来的知名作家”(中宣部长凯丰的欢迎词)。在这个欢迎会上，周恩来、林伯渠、李克农都发了言，周恩来的话具有代表性：我们红军队伍，不仅需要扛枪杆子的战士，也需要拿笔杆子的战士，我们欢迎更多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到我们苏区来。丁玲第一个到陕北，无疑是树起了一面旗帜，起到了示范和带头的作用。到保安后不久，丁玲就应约和毛泽东单独会见。在谈话中，丁玲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内容之一就是建议把已经在陕北的文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文艺协会，以推动根据地文艺创作。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并当面指名要丁玲担任文艺协会主任。虽然那时陕北已经有成仿吾、李伯钊等一些参加过长征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但丁玲还是被委以重任，由她主持协会工作，足见毛泽东对她的看重。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丁玲向毛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毛泽东也当即表示同意，并很快就安排她到红军作战前线，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部队活动，体验生活，进行采访。稍后毛泽东还特地写了一首《临江仙》词送给丁玲并破例用军事电报的形式发往前线：“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充分表达了毛对丁的高度评价并对她的作用有着极高的期望值。毛泽东正是从革命需要的角度把丁玲这个文化人所能起的作用看着是同军事力量的增长同等重要的。受到毛泽东的如此鼓励，丁玲深为感动。她果然不负期望，很快就写出了直接反映和歌颂红军的几篇作品：《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等。这些作品刚面世就受到了任弼时等人的称赞。不久，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迁到延安。毛泽东又点将让丁玲回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真正实现了她的当红军的愿望。当然，革命并不只需要丁玲当一名普通的红军干部。作为一位才华出众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丁玲还必须承担更多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不久，她就被邀担任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的委员，参加《红军长征记》的编选工作。1937年秋后，抗战已全面爆发，国共合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丁玲在中宣部的直接支持下出面组织了一个包括文学、戏剧、美术在内的综合性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不仅在陕北，而且到过西安和山西部分地区，积极宣传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延安迎来了数以万计从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大多不满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专制统治而寄希望于延安这唯一高举抗战与革命两面大旗的“圣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了这一有利形势，及时做出了吸收大量知识分子的决策。知识分子向往革命需要革命，革命也十分需要知识分子充实和加强革命队伍的建设。不久延安就改变了传统根据地单一军事存在的局面，逐步形成了党政军民学各项建设全面发展的革命新政权的雏型。然而革命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并不只是一般的普通的知识分子。革命需要的知识分子必须要具有“革命”的一切品格，即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必须在思想行动上和革命保持高度的一致，而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必须经过革命的改造才会有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被树为一面旗帜的丁玲再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对丁玲寄予厚望的毛泽东亲自和丁玲谈话，要她暂时离开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岗位到刚创办不久的马列学院去学习。毛对丁说，你写过一些好的小说，到陕北来以后表现也不错。现在把你留下来主要是提高理论水平，这对你今后的工作有好处。你看，延安一下子又来了那么多文化人，要做好文艺工作，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是不行的。丁玲虽然很想到下面去体验生活进行创作，但毛泽东的话她不能不听，于是从1938年11月起她就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以接受革命理论教育，“提高理论修养”。这就是说，丁玲不仅需要在感情上对革命对党抱有热忱，而且需要在理论上对革命有切实的认知并在行动上和革命保持高度一致。客观地说，丁玲在此之前对革命的追求和对党的关爱基本上或者说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感情层面上的，而对革命的基本理论则知之甚少或是一知半解。未改文学初衷丁玲逾越了“革命需要”的限度丁玲在马列学院学习了并不算短的时间，但在革命理论修养方面她到底有多大的提高就很难说了。在此期间，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做过一个系统的演讲，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刘少奇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包括思想和理论修养以及伦理道德的修养。而党性修养的基础和核心则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也就是后来被人们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丁玲，就不难看出她的某些差距。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延安文化界队伍的不断扩大，延安先后建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丁玲根据党的安排分别担任了这两个机构的领导工作。这些机构的建立除了在组织上有助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外，在文化上当然是为了推动革命文化的建设和革命文艺的创作以发挥如毛泽东所一再宣示的“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作用。然而在工作实践中，丁玲似乎忽视了毛的多次明示。曾经写过《彭德怀速写》和《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的她，这时却写出了《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两篇以揭示革命根据地内部现实问题为主旨的作品。写出这样反映现实生活矛盾的作品，表示了丁玲作为一个受过五四启蒙思想熏陶的作家仍未忘记文学创作理应着眼于人文关怀的基本使命。从文学的层面上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更为成功也更为深刻。但从政治层面上说《在医院中》则更为尖锐和敏感。诚然，这样的作品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后实在也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问题，但在当时当地，在革命根据地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包围之中，革命队伍还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外界对革命还了解甚少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对革命而言或许还是弊大于利。当时重庆的国民党宣传机关之所以要利用《在医院中》做反共宣传，原因也正在于此。按毛泽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理论，《在医院中》这样的作品至少是革命所不需要更不能提倡的。不过在丁玲写出《在医院中》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文学泛政治化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延安的高层也还没有注意到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关注这一点。因为那毕竟只是一两篇小说而已，影响面并不很大。也正是在这种人们都有些忽视的情况下，丁玲沿着自己传统的文学思维定势继续前行。1941年春，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后，丁玲被挑选担任了文艺版的主编。就在这个延安最引人注目的文艺阵地上，丁玲几乎未经深思熟虑便按照既定的文学思维经手发表了一些反映延安现实生活存在的所谓阴暗面的作品。特别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及丁玲自己的即兴之作《三八节有感》。虽然从文学的角度说，它们都是立足于现实充满了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品，传承了鲁迅的精神，但从现实的政治角度来说，它们却是触动了这“革命圣地”延安的部分脆弱的神经，因而立即引起了高层某些人的恼怒。首先是两位将军的发难，矛头直指王实味和丁玲。偏偏国民党又把其中某些作品当作反共宣传品大量翻印传播，更是火上浇油，引起了更高层的强烈不满。其实政治家和艺术家都是很敏感的，在此之前，王实味已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指出由于各自任务的不同和观察问题着眼点的差异，政治家和艺术家就会各有自己的优势与弱点因而必定会产生矛盾与分歧。他希望政治家和艺术家都能各自尽责共同完成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历史使命。王实味是过于天真了。丁玲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可能还不了解就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后，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这篇文章。当王实味在研究院召开的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激烈批评院领导李维汉的讲话后，李的讲话竟被大会以84对28票的绝对多数所否决。在研究院办的墙报上，王实味又写文章指名批评李维汉并引来了大批参观的人群。王实味因此而成了延安风云一时的人物。这种情况很有些像后来的1957年春夏之交的态势。毛泽东对此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于是迅速采取了措施。正如三年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所说：“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整风运动丁玲经受了严酷的“洗礼”延安整风运动以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开端，高潮是在1942年。由于肃反和审干运动也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和延伸，这一规模空前的运动直到1943年年末或1944年年初才基本结束。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评价，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复杂的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已有一些深入的探讨，这里不可能详加辨析。这里只想从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对丁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角度做一些历史的陈述，说明丁玲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思想上经受了一场怎样的严酷“洗礼”以及在文学道路上怎样转轨改弦易辙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延安整风运动的初期，主要目标无疑是为了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推行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这个目标自然是正确的而且是比较快地实现了。与此同时则是要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无可争议的思想权威和领袖地位。然而随着上述目标基本实现，从1942年初开始，整风运动便逐步向纵深发展了。其标志之一，就是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中，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就竭力把批评的目标转向了知识分子的群体并过分地贬低书本知识的价值。他的结论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认为知识分子即使有一些书本知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学习和掌握书本知识并不困难而且可以说是最容易的。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评价知识分子并且明显地包含着某种轻视和蔑视知识分子的意味呢？这倒未必是他在认识上的偏颇或是偏见，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出身并具有极丰富的书本知识。他之所以要在整风运动过程中突出批评知识分子并竭力贬低书本知识的价值，其主要原因还是出于政治上的某种考虑和需要。众所周知，延安本是一个又穷又落后的小城。但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就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国统区各地不断来到延安。据统计，到1938年年底就已有约2万人进入了延安各类学校和大小机关。一时间宝塔山下，延河岸边，随处可见知识分子频繁活动。这些人起初几乎都抱着一种“朝圣”的心态，视延安为革命圣地，对革命抱有若干不切实际的幻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延安的实际存在和他们起初的想象自然便有很大差距，于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便逐渐暴露了出来：自命清高，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看不惯工农干部的某些缺陷，一有不满就发牢骚，等等，于是在干群之间，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矛盾便凸现出来。尤其是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例如某些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其言行往往具有一种居高临下傲气逼人之势。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敏锐警觉。如不及时遏制势必会造成严重后果。或许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他才在整风报告中突出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并竭力贬损知识分子及其所有的书本知识的价值。为了有针对性地整顿延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1942年初分别约见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些人也大都坦诚相告。例如艾青、萧军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就都直言不讳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与建议。也正是在毛泽东以虚怀若谷的姿态听取作家和艺术家们意见的这一段时间里，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版上却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批特别引人注目的文章：《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论同志的“爱”与“耐”》《还是杂文的时代》等。这一下矛盾就立即激化了。王震的公开指责最具代表性：“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也随后表态：“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于是在王实味和丁玲等人所在的组织单位立即召开了名为学习讨论实为批判声讨的各种会议。在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上，此前曾经得到多数人赞赏的王实味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是一位政治战略家。他在点名打击王实味的同时，又保护了就其所写文章的性质而言和王实味并无根本区别的丁玲。因为丁玲是最先来陕北的知名作家，是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和毛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密切。保护丁玲具有包括策略需要在内的多重意义。因此丁玲虽然也受到了批评，但其政治地位却并未受任何影响。她仍被任命为文抗会整风运动委员会的主任，让她来主持文抗会的整风领导工作，包括主持对萧军等人的批判会。在随后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当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时，毛泽东又特别招呼丁玲要她坐在离自己更近的位置。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丁玲深受感动。丁玲本是性情中人，一直以来对革命对党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格外礼遇更是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当她在文艺编辑和创作活动中出现了问题并且受到严厉批评之后，党的组织和毛泽东本人不仅没有把她和王实味相提并论，相反却对她如此关心和爱护。这就使她在感激之余，更在思想和理论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的所有观点，并且虔诚地奉为经典守则。例如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作家必须进行彻底改造以及改造应该是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的观点，丁玲就公开著文积极响应说：“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而要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在这里，丁玲不仅表达了自己接受改造的决心和态度，而且劝告所有的作家都不要自尊自傲，不要像艾青那样要求别人“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又例如毛泽东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家与党的关系的论述，丁玲都是坚信不疑并且把它们概括为自己的终身信条：“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是1942年春夏之交的文艺整风运动，让丁玲在精神上经受了一场严酷的“洗礼”。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文学观念上都使她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作家转向为一个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需要的党员作家。她自五四运动以后就不断吸取并信守了近20年之久的关于民主、自由一类的政治思想营养以及关于人的文学个性解放等文学价值观念从此被断然摒弃。她说，回顾过去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通天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这样“洗礼”的结果，首先是使她在政治上得到了信任。例如此后不久，即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丁玲安全渡过难关。还有一例也可从侧面反映丁玲当时所得到的政治信任。在王实味被捕几个月之后，外界对王的情况十分关注且传闻颇多。一些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便纷纷要求会见王实味。为了宣传的目的，组织上决定由丁玲出面将王实味带到记者们的面前，让王在已经备受折磨而又仍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认罪悔过并感激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和仁慈。一位在场的记者后来写道：“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另一位在场的记者则写道：“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后，丁玲又被送往中央党校学习和参加审干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接受了锻炼和改造。从党校结束学习之后，她便以轻装上阵的姿态积极投身于文艺界的活动。她首先是切切实实遵照了毛泽东的教导，深入到边区的工农兵群众生活中去，不久就写出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报告文学《田保霖》。作品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写信向她祝贺并邀她去作客。此后她接连写出了歌颂八路军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以及表扬边区模范人物的《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组织文艺通讯团奔赴东北。后因交通阻断被滞留在张家口地区，但她随即就全身心地投入当地的工作。除写文章和编刊物外，更以普通工作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最基层的土改运动。正是在土改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随后她就开始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从1946年秋天开始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到1948年的夏天，小说终于修改完成。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作品，丁玲确是下了功夫并且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文艺创作的要求。丁玲又亲自把小说稿送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请胡乔木、艾思奇等人审阅把关。胡、艾等人在审读后又将他们的肯定意见报告了毛泽东，毛当即表态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这部小说很快就由胡乔木拍板出书。这一切都说明，在延安“洗礼”后的丁玲，是真正按照党和毛泽东的思想指导身体力行参加文艺实践活动的。历史证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是丁玲个人文艺创作的一部巅峰作品，而且也是贯彻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成果。丁玲对党的文艺路线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衷心拥护和忠贞不渝真是惟天可鉴。直到30余年之后，虽然已经遭受过无数的误解和磨难，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仍然充满感情地回顾说：“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
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朱鸿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朱鸿召丁玲（1904－1986）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像《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行动。她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也不满足于只是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遇害后，她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回上海。她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在实际斗争中释放心中的苦痛。但党组织安排她留在上海编辑《北斗》杂志，她只能接受任务。“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秘密地从上海押解到南京软禁起来。她试图越狱，又尝试自杀，更为自己与冯达之间“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同居关系，并导致怀孕、生育而懊悔不已。外间舆论谣言四起。“我真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着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到1936年5月她才得以抽身暂时离开南京到北平，遇到曹靖华时表示：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尔后，她又悄悄地到上海，胡风帮她一步步与共产党组织联系。第三天她见到冯雪峰———一个与自己“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参加长征后由陕北被派到上海领导文化界工作的共产党人。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了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唯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一盆冷水。（丁玲：《魍魉世界》）她更感到委屈了。几经周折，她痛下决心，坚决要求到陕北。她将希望再寄托于新的环境，新的社会，新的人与事。况且在陕北的红军队伍中，林伯渠是她的表兄，毛泽东也可以算是她的故交——当初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时，丁玲与杨开慧同校；学潮中她们得到毛润之（泽东）的支持，又一起转到岳云中学，开湖南男女同校之风气。她深信着，她准备着去拥抱陕北那片新的大地，新的人生！1936年10月底，丁玲从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一天。她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以土坑为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练习着骑马的技术要领。头发是女人的骄傲。剪短头发是一种心理的象征，她渴望着从此后永远告别那龌龊魍魉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天地，获得一种新人生。上陇东前线，组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过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生活，所有生活的苦楚，在不断的动作中遗忘。她体会到激流中与风浪搏斗，1939年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简朴的生活好。”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书页间的昨日黄花，此间的丁玲，：“她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利亚特那些别的伟大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生活是能改变人的，尤其能改变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再过三、四年，到1944年夏天，赵超构先生见到的丁玲，“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象女人’”。“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的吸进，大口的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生活改变着丁玲，然而丁玲又毕竟是丁玲。她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听红军讲战斗的故事，用一时难以转变的欧化的语言记录描述这些故事。1938年11月，她脱离西战团，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一年。1939年10月任“文协”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至1941年初去川口农村养病兼创作，同年4月抽调参与创办《解放日报》。这期间，她经历了从初到保安、延安时为民族，为个人，抗争命运，不断行动的理性选择；到走进社会，在残酷现实的血与泪中，触动了自己的心灵，警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进而引起她对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感知，知识分子良知责任的确立，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思考。继《我在霞村的时候》，她又相继写出了《在医院中时》（1940．），《夜》（1941．）等小说。一方面锐利地揭露了革命队伍中像何华明那样工农干部的阴暗心理，一方面大胆地刻画了陆萍这样一位对文学更感兴趣的从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到抗大入了党，参加革命工作后，与革命队伍的全面矛盾和尖锐对立。“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工作中，她理性地批判着一切，总不满于现状，与不识字的庄稼汉出身的医院院长，放牛娃出身的指导员及整个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神经衰弱旧症复发，夜夜失眠，陷于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里。纵然如此，“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作者对陆萍这个艺术典型的态度，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借此丁玲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延安社会的某种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作为这种意识和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她从写小说转入杂文创作。在杂文创作中，丁玲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干部衣服、骑马代步、马列学院的文凭头衔等等不良的风习和落后愚昧的心态；否定了文艺创作中“要求自己每篇文章都合乎新民主主义”，“斤斤追求其合乎理论的范围”，被教员称赞“意思好”的舍本求末的方法，强调生活材料不等于文学创作，创作最需要有自己的生命感知，最需要关注人的心灵和命运。而一篇《三八节有感》，更是深刻透彻地分析了生活在延安革命队伍中知识女性的艰难生活、尴尬处境和不幸命运。”“‘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正是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日子，她却敢于发别人之所未发，从“被重视”的，热闹的表面看出了实际上正是因为不被重视才被重视的严峻本质。她以自己艺术家的敏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揭示了遗传在革命队伍里，滋生在理想社会肌体上的某种恶瘤。丁玲是理性地选择了延安，努力克己地走进延安，出身教养又惠之以韬晦之道。所以，她感受得更多的是延安文人与革命队伍之间的不适和矛盾。整风运动中，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最后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句话保了丁玲，文艺整风期间，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照像时，毛泽东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放心坐下了。1942年6月，批判王实味斗争中，丁玲驳斥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对《三八节有感》作一番自我批评，将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从《野百合花》并列中抽身出来，反戈一击。丁玲此间停止了一切文学创作，只有重大纪念日的纪念文章和通讯报道偶尔见诸报端。她又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同老乡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学习柯仲平、马健翎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经验，还采访了许多先进人物。1944年7月1日，毛泽东致信丁玲与欧阳山，为她的一篇介绍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人员的文章《田保霖》所表现出的“新写作作风”庆祝。1985年4月，年届80岁的丁玲重回延安，深藏着半个世纪的记忆与思考，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室的一张毛泽东与其他革命前辈合影的照片前驻足良久，迸发成灵感的火花。她感慨万端地说：“当时他们是弟兄，可后来却成了‘君臣’。”来源：http://www.oklink.net/zjzj/dingling/069.htm
三八节有感（丁玲，1942年3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三八节有感 丁玲（1942年3月9日） 按：这篇文章在1942年整风运动前夕的延安党内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在整风运动中遭到批判。作者在党内压力下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25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十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绉，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附丁玲后记：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我们需要杂文（丁玲，1941年10月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我们需要杂文丁玲有一位理论家曾向我说过：“活人很难说，以后谈谈死人吧。”我懂得这意思，因为说活人常要引起纠纷，而死人是永无对证，要不致有文人相轻，宗派观念，私人意气……之讥讽和责难。为逃避是非，以明哲保身为原则自然是很对的。另外的地方，也有人这样说，“还是当一个好群众，什么意见都举手吧。”甚至像这样应该成为过时的幽怨我也听到过很多了：“我是什么东西，说句话还不等于放个屁么！”这些意见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我们还不懂得如何使用民主，如何展开自我批评和自由论争，我们缺乏气度，缺乏耐心的倾听别人的意见，同时，也表现了我们没有勇气和毅力，我们怕麻烦，我们怕碰钉子，怕牺牲，只是偷懒——在背地下咭咭咕咕。有人肯说，而且敢说了，纵使意见还不完全的正确，而一定有人神经过敏的说这是有作用，有私人的党派，长短之争。这是破坏团结，是瞎闹……决不会有人跟着他再论争下去，使他的理论更至完善。这是我们生活的耻辱。凡是一桩事一个意见在未被许多人明了以前，假如有人去做了，首先得着的一定是非难。只有不怕非难，坚持下去的才会胜利。鲁迅先生是最好的例子。鲁迅先生因为要从医治人类的心灵下手，所以放弃了医学而从事文学。因为看准了这一时代的病症，须要最锋锐的刀刺，所以从写小说而到杂文。他的杂文所触及的物事是包括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鲁迅先生写杂文时曾经被很多“以己之短轻人所长”的文人们轻视过，曾经被别人骂过是因为写不出小说才写杂文的。然而现在呢，鲁迅先生的杂文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书籍，最辉煌的文艺作品，而使人却步了。一定要写得出像鲁迅先生那样好的杂文才肯下笔，那就可以先下决心不写。文章是要在熟练中进步的，而文章不是为着荣誉，只是为着真理。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贪污腐化，黑暗，压迫屠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的抗战的自由都没有，而我们却只会说“中国是统一战线的时代呀！”我们不懂得在批评中建立更巩固的统一，于是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责任。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须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的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须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原载1941年10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
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温济泽，1942年6月1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温济泽【按：本文写完于1942年6月13日，原文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29日第四版。】五月二十七日，礼拜三。全院关于“党的民主与纪律”的座谈会，于是日上午九时半开始。今天有十一个同志发言，大家都反省到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我们所表现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有好几个同志说：我们在动员大会上否决了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我们把整风运动看成只是“割大尾巴”（领导方面的尾巴），这些都是极端民主化的表现。但是，也有少数同志说：主任经过选举才能担任检委，这是范副院长在动员大会上同意的。因此，否决主任为当然检委，不能说就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这是一个争论的问题。范文澜同志发言，对于自己在领导方面采取宽大的态度，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大家很感动。李宇超同志，提出王实味的问题，他说，我们有偏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与王实味同志根本不同，因为从王实味的文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动员大会后的个人活动看起来，他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另一个同志说：我们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是很浓厚的，在这一点上说，我们的偏向和王实味的错误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这又是一个争论问题。五月二十八日，礼拜四。今天座谈了一个上午。大部分的发言是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讨论，如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的区别，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小部分的发言，展开了昨天李宇超同志提出来的问题的争论：有些同志反对他对王实味的错误的估计，认为在他的发言中，有“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主观主义的残余”（？）；有些同志同意他的估计，并且说：在组织上说，王实味虽然还是我们的同志，但在思想上他已成为我们的敌人了。这两种意见争论未得解决。五卅纪念日，礼拜六。上午，艾思奇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结论。下午，继续开会。有三个同志发言，一致认为：从王实味在动员大会上的发言和他所写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看起来，他已经离开了党的立场，挑拨下级与上级、政治家与艺术家等等之间的关系，与党对立，这一点，与我们的偏向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最后发言的是罗迈同志，他有系统地解答了同志们提出来的关于“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的一些问题，在清算过去偏向和王实味的问题上，也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关于动员大会上的偏向问题，他也讲了。在讲到王实味的问题时，他表示同意李宇超及其他同志的意见，并就《野百合花》一文加以分析，指出王实味的立场是与我们的党相对立的，是对党采取反对的立场的，这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严重的错误。他的错误绝不能与我们的偏向相提并论。我们的偏向的产生是偶然的，是天真的。傍晚，有一部分同志向座谈会主席团提出：民主集中制问题已经讨论得差不多了，希望在下次的座谈会上，把王实味思想的实质更清楚地研究一下。主席团采纳了这个建议。五月三十一日，礼拜天。常委会印发王实味在壁报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作为研究王实味的思想的参考材料。六月一日，礼拜一。今天座谈会的中心问题，已经从对于极端民主化偏向的一般的清算，转移到王实味的思想。在今天十五个同志的发言中，一大半是关于这方面的。李言同志第三个发言：他首先报告了一个统计材料：本院研究员，在初读《野百合花》时，有许多人对他是或多或少地同情的，有些对这篇文章有反感的人，在起初也没有看出作者立场有根本的错误。经过两个多月整风文件的学习，特别是经过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反对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的讨论会，关于《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两篇文章的讨论会，一步一步地，到现在大家才一致认识清楚《野百合花》一文立场和方法的错误的严重性（思想改造是需要如何细腻的功夫啊！整风文件的学习又是多么重要啊！）。其次，报告了党委与王实味六次谈话的经过，至今王实味还没有承认他的错误。最后，说明现在为了“治病救人”，必须彻底揭发王实味的错误，并与他进行严正的思想斗争。李又常、潘芳、雪苇诸同志的发言，向大会提供出许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实味过去曾与托派有过关系，思想上中毒很深，到现在，他还常向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他对党和目前整风运动的认识也是根本错误的：他污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有一部分人已经腐化了；他说整风运动就是“毛主席团结正派人，反对不正派人”，他说“在本院民主的问题上，罗迈同志和范文澜同志是两派”，他用“硬骨头”这个名称企图去拉拢一部分同志，又用“软骨头”等辱骂的言辞去打击另一部分同志。末了，艾思奇同志宣读王实味写的反驳齐肃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野百合花〉》。在这篇文章里，他不仅继续污蔑党，而且以青年领导者自居，以现代的鲁迅自居，号召青年们与他握手。在听到后面这些肉麻的词句时，会场中引起一阵一阵的带着鄙视意味的哄笑。在以前讨论《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时，有人说：“王实味的立场是错误的，但动机是纯洁的”。有人说“动机是不纯洁的”。这个争论未决的问题，今天解决了，今天已经没有一个人再说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了。王实味思想的错误与我们的偏向的根本区别，在今天已经明确地被暴露出来，暴露出他的一切挑拨性的言行，都是恶意地有计划地进行的。绝不能与我们的自发性的偏向同日而语。六月二日，礼拜二。常委会决定：休会一天。各人自己阅读：列宁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章，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词，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结论（笔记），联共党史第十章第一节，斯大林选集卷二第93～98页及346～348页（都是关于联共粉碎反对派阴谋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这些是我们与王实味托派思想进行斗争的武器。今天上午，王实味向党委提出退出党的要求，他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去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他是一个这样顽固的人，不愿意接受党对他的教育，他将走上一条多么危险和不可救药的道路啊！六月三日，礼拜三。上午，继续读昨天没有读完的文件。下午，继续开会。一个同志发言说：王实味在目前边区政治和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破坏团结和作平均主义等等的宣传，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口号下，进行挑拨，在反对党内黑暗与发扬民主的口号下，反对上级领导机关，这和苏联托派曾经用过的手法是一样的。如果他再不改正错误，前途是不堪设想的。还有一个同志，简单地叙述了王实味的家庭情况，说明王实味的思想是破落的带着小贵族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最后发言的是艾思奇同志，他说，王实味的立场，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最反动的方面，是反动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他用走私的方法，散布托派的思想，这种思想主要的有四方面：虚伪的革命狂热和实际上的悲观失望情绪；对统一战线的消极态度；强调超阶级的“人性”；对党内斗争的派别的看法。他的手法是很巧妙的；他会利用漂亮的伪装（利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反对半截的马克思主义”等口号作伪装）；他会用挑拨性的文字和语言；他企图利用青年反对老干部，利用下级反对上级，利用艺术家反对政治家等等。最后，艾思奇同志说，在目前思想斗争中，我们所得到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要认真精读二十二个文件，改造我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增强我们在政治上的敏感性，把我们的思想武装起来。散会后，大家纷纷议论着王实味要求退出党的事情，在晚间，有几个同志去找王实味谈话，为着继续挽救他。六月四日，礼拜四。今天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来旁听的人很多，大礼堂的窗台上也坐满了人。开会的铃声响了，几百双眼睛发出来的视线，射在从左面大门走进来的王实味的身上。今天是王实味第一次出席我们的座谈会。在李宇超和潘芳两个同志发言之后，轮到王实味发言了。他低沉地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消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你的政治生命是由朋友的‘爱’决定的么？”一个同志向他提出了质问。“我今天认为超阶级的‘爱’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说：“刚才，李宇超同志说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过去就根本不知道政治（？），……你们看我在《中国文化》上写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的统一战线的立场站得很稳……哪里会有托派思想？”“你不应该说谎！你是常和我谈到托派问题的，你到现在还认为苏联有托派，说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同志起来质问。“你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又一个同志起来质问。“我说过的话我一定承认。是的，我说过：我对托派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斯大林，是我很痛恨的。现在看到他们与联共团结在一起反对法西斯（？），我又很感动。”“你根据什么事实说苏联还有托匪？说托匪是反法西斯的？”又是一个质问。在王实味接下去的发言中，他承认他在1929年，开始与托派来往，替托派翻译过《列宁遗嘱》（被托派修改过），《托洛茨基自传》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一直到1936年，他还与托匪陈清晨通过信。一直到今天，他对陈清晨、王文元（王凡西）等托匪份子仍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的“人性”是好的。“……我认为托派对立三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胡说！’）……我看到了‘八一宣言’，觉得这和托派国民会议的主张差不多。”（“胡说！”）“……看到了鲁迅答托派书，我才站到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大家对他这种毫不承认错误的态度和公开宣传托匪理论的行为，非常愤怒，要求主席团制止他东扯西拉的发言，要他明确地答复问题。“你为什么说苏联清党时，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种话是你以前说过的。”一个同志起来问。“我认为苏联清党时，有好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污蔑，又激起全场的义愤。“你和托派的关系，在一到延安时，为什么不立刻忠实地向党报告呢？”“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我一直到40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论争，他骂我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国际，那还得了么？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说到这里，他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他发言。“我要求王实味对下列托派观点，表明态度：第一，托洛茨基在联共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对于苏联农民问题的观点；……第二，关于列宁遗嘱问题……第三，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究竟应该由谁负责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是王实味曾经和我争辩过的。”另一个同志发言。王实味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来的托派观点。并且说：“我的观点不对，为什么你们不早教育我呢？”“这些问题你向党组织提出过没有？为什么不向党提出要求党帮助你纠正？而你偏要到处乱讲？”王实味不能回答这个反问。休会的时候，我和王实味一路走出来。他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我冷笑了一声。下午，他没有出席。在下午的座谈会上，有十五个同志相继发言，痛斥他的托派观点，在以前有些对王实味面目认识不清楚的人，现在也很清楚地认识了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错误是万分严重的，危险的，为了继续了解王实味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与态度，大会公推了三个代表，在会后去和他谈话。休会的时候，主席团宣布休会两天，各人自己阅读：斯大林选集卷二第85～156页（和反对派斗争的问题），卷三第101～106页（关于列宁遗嘱问题），八七会议宣言，及大革命时代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信等。为着进一步粉碎王实味所“保留”的在各种具体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我们需要这些武器。六月八日，礼拜一。从早晨七点钟起，就不断地像潮水一样地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他们来自七十几个机关（学校在内）。大家围绕着主席台，坐在操场（临时的会场）上。当主席团宣布“座谈会继续开会”的时候，同志们不禁好笑起来——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盛大的座谈会！为着使到会者都能了解座谈会的内容，主席团首先简单地报告了两个礼拜以来开会的经过。接着，李又常和雪苇两同志发言，又较有系统地叙述了：王实味的托派思想，他与托派的历史关系，对党的错误看法，对整风运动的错误的了解，及其在整风运动中的活动等等。中午休会的时候，主席团决定：下午请各机关各学校选派代表来参加座谈会（不然，一千多人的座谈会，是没有办法开得好的）。下午，继续开会。主席团宣布：来宾也有发言权。有些同志提供出一些新的材料，关于王实味日常为人的材料。这些材料证实在王实味的灵魂里，真不知有多少“包脓裹血”的“黑暗和肮脏的”东西啊！六月九日，礼拜二。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有两次很精彩的发言：陈伯达同志的和艾青同志的。陈伯达同志首先批评王实味《民族形式》一文原稿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接着又叙述王实味在马列学院编译部和研究院生活中的一些自私自利的卑鄙的行为，他说：像这样的人绝不是“硬骨头”，他正像水里的蚂蝗一样，是没有骨头的东西！这样的人也绝不“伟大”，他正藐小得像一个白蛉子，这白蛉子悄悄从纱窗飞进来咬人，是必须严防的！艾青同志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王实味文章的风格是卑下的……他把延安描写成一团黑暗，他把政治家与艺术家、老干部与新干部对立起来，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立场是反动的，这种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有一个同志的发言，引起剧烈的争论。在他的发言中说：王实味在思想上是托派，这已经肯定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他在组织上有什么问题。这种意见受到六七个同志的反驳，大家认为：王实味的错误，绝不只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问题，而且也是组织上的问题——王实味错误的严重性，大家已经有了一致的明确的认识。六月十日，礼拜三。上午，张如心同志对王实味思想作了有系统的分析和批判。首先，指出王实味的思想要点：一个是“人性”论，这是他的人生哲学，思想基础；一个是蜕化论，这是他反党的思想武器；一个是极端民主主义与平均主义，这是与前两者密切联系着的。其次，分析王实味的活动方法：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是利用青年的弱点来剥削青年的；是挑拨离间的；是两面派的。并且从他的历史上看，证明他的思想与活动是一贯的，不是偶然的。再次，批判了王实味的托派思想（如苏联清党问题、列宁遗嘱问题、国民会议问题、立三路线问题、争取托派分子问题等等），及其对党的错误认识（如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功利主义，党员与党的关系等问题）。最后，号召大家巩固团结，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思想及其影响。下午，继续开会。本院各研究室及工作人员支部，及（杨家岭）政治研究室全体，一致要求开除王实味党籍，主席团决定：交院党委会办理。还有二十几个同志相继发言。六月十一日，座谈会的最后一日。今天到会的人又很多，大礼堂的周围添了一层由人围成的墙。第一个发言的是丁玲同志，她驳斥了托派分子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最后，她对《三八节有感》作了一番自我批评。继起发言的是罗迈同志，他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明：两个星期以来的论战，一方面清算了过去的偏向，一方面相当彻底地揭发了王实味的反革命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大家在政治上，在思想斗争的原则和方法上，在自己思想的改造上，一般的都提高了一步，这是这次座谈会的巨大的收获。第二个问题，说明：支配着王实味的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也就是反动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说他的思想中有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分，那也只是破落的小资产阶级的极端破坏性、疯狂性和绝望心理，而这也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的特性之一，他的言论和行动，不只是有政治目的，而且也有组织企图。院部几位负责同志和我们大家抱着与人为善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挽救他，可是他至今还没有诚意接受大家对他的帮助。说到这里，罗迈同志说：我同意把他的党籍问题提交党委处理，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声明：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第三个问题，说明：这次斗争和论战不仅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而且有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在目前抗战困难时期中，王实味的反党思想、反党行为及其所散布的影响，是必须彻底肃清的。第四个问题，说明：偏向和王实味思想是有联系同时又是有区别的，为着克服偏向，并展开反王实味的斗争，必须搞清楚偏向的性质，又搞清楚王实味思想的实质。十多天以来，大家在学习文件与不断反省的过程中，经过了迂回曲折的渐次前进的道路，才使得我们能够有这次座谈会的收获。这使我们比以前更明白地了解了：党的文件的力量和学习整风文件的重要性。第五个问题，提出几点希望：希望今后在研究文件方面和反省自己方面，更具体，更深入，继续发扬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希望没有勇气进行自我批评的同志，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我们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同志保留甚至隐藏自己的错误；最后，希望同志们对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尤其是他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改造，多多批评。最后一个发言的，是范文澜同志。他说：“王实味是个什么人？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以下的话，他分做两部分，第一部分说明党挽救王实味的经过：王实味的反革命反党的思想和活动，党委早已就知道了，我们始终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挽救他，乔木同志当面并写信批评过他，党委和他谈话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谈过两三次，党委又委托五个同志经常去帮助他，别的同志在口头上在文字上批评他的也很不少。可是他始终不肯反省。我们用尽苦心，想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这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可以声明：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第二部分，根据这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今后大家应该注意的几点：下决心彻底反对自由主义，严守纪律，严禁小广播，提高政治警惕性，更好地去读文件，更切实地反省自己。范文澜同志讲完了话，全场热烈地鼓掌。在热烈的胜利的掌声中，主席团宣布了这次座谈会结束。（十三日灯下写完）
王实味在延安（朱鸿召，1998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王实味在延安朱鸿召（1998年）录入者按：这篇文献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值得重视。但作者以浓笔重墨把王实味遭遇归咎于其性格“孤傲”，掩盖了王实味遭到孤立的实质原因。此文作者身份曾是中共《解放日报》主任记者、兼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王实味是延安文人被卷入整风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牺牲。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副院长范文澜首先讲话，介绍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及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接着有一些同志发言，谈到各自对整风运动的见解。“我们把整风运动看成只是‘割大尾巴’（领导方面的尾巴）。”[①]延安文人和“当时一般干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对整风的意图、要求和作法也是不理解的，因为中央还没有作出整风的指示或决定。”[②]大家发言后，中宣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作原则性指示并就该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检委会）的组织领导和整风墙报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天他“感冒头痛，发言后即退席。”[③]不料他的话却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关于整风领导问题，罗迈指示的“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受到反对，王实味提出全部检委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举行表决，赞成检委全部民选者84人，占总数四分之三，同意院务会议决定者只有28人，占总数四分之一。结果全部由群众选举，产生了21名检委，领导干部中只有张如心、王思华两人落选。到4月2日第二次检委会上，经李维汉提议，多数无异议，这落选的两位室主任又都参加检委会工作。普通研究员当选为检委的有王天铎、陈国璋两人。但“在检委会上没人理他们两位，他们也没有说什么话，最多参加三次会议就自动退出了”。[④]此事很快就得到了解决，但当时主张选举的人们却非常兴奋，以为“民主”胜利了。民主选举检委会，是经过范文澜同意后进行的，并没有违反组织纪律，只是范文澜为这个“极端民主化”选举作过多次检讨。另外，关于墙报文章的署名，王实味也针锋相对地提出可以匿名，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这样，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上的几件事情，消息很快传出来，轰动一时，影响甚众。中央研究院堪称当时延安最高学术机构，院长由中宣部部长洛甫（张闻天）兼任。1942年1月，洛甫在普遍整风开始前就主动率农村调查团下乡一年多，中宣部部长职务由凯丰代理，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宣部下属的一个整风试点单位，整风工作便由罗迈和副院长范文澜主持了。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112人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占82%，20至30岁的占79%，抗战以后入党的占74%，大多数属于新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文人。在院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等。特别研究员的穿着与毛泽东一样，青色国统区细布，每月有法币四块半的津贴（毛泽东拿五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是四块）。王实味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从开封经西安到延安，先在陕北公学七队当队长[⑤]。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马列学院成立，附设一个编译室，主要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的译述。王实味到延安之前，除文学创作外，曾翻译出版过都德、高尔斯华绥、奥尼尔、哈第（哈代）等人的著作计100余万字。洛甫或许早已注意到王实味的英文水平和翻译能力，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王实味去工作。1941年8月，继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未足满月，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内设九个研究室。王实味在中国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此不足四年的时间里，他共译出200万字的理论著作，诸如收入解放社出版的“马恩论丛”中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等，18卷本《列宁选集》他译出的两卷半中的《什么是革命之友》、《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共青团的任务》等。这些书不仅在延安，在抗日根据地出版，而且还在重庆和沦陷区“孤岛”上海印行，在当时就发生不小的影响。他对这些马列经典著作翻译的辛勤劳动和丰硕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上是有其贡献和地位的。1942年3月，这时的王实味才36岁。他在文学创作[⑥]和翻译方面的成就是相当杰出的，早在30年代初就被列名于有关中国新文学史中[⑦]。但这36年，他却历经时代动荡，人生坎坷。家道中衰，幼年丧母，少年失学，勤俭打工，失恋，退党，患病，吐血，奔波，谋生……，苦难艰辛，饱经忧患。贫瘠苍凉的时代社会母体，孕育了王实味典型的中国文人的身躯和性情。他中等身材，骨瘦如柴，前庭光亮饱满，下巴尖削苍白，鼻嘴刚毅，轮廓分明，配一双“大得出奇像两盆饶少着熊熊之火的眼睛”[⑧]，有非常显明的神经质。他工作刻苦勤奋，性情孤僻多疑。他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不看电影，什么嗜好都没有。工作之余，唯一的爱好就是散步，或在冬天里搬把椅子坐在门口晒太阳。在延安与鲁艺音乐系学员薄平有过不长的婚姻，每到星期天夫妇团聚一次。薄平常常走出窑洞，对着山唱歌，王实味很不满，心中酸溜溜地说：“你要唱就在窑洞里唱。你瞧老柯那双贼眼，几次你出去唱歌，他不是出去打水，就是上厕所，这是借故看你的，他配看你吗？”是饱尝了人生的苦难，他心中淤积了太多的怨怒和愤恨；一介书生，痛苦无告的心情，只有借一支纤笔为自己支撑一片阴暗狭小的心灵空间。刚进北大不久的1925年底，王实味就创作了带有强烈自叙传色彩的中篇小说《休息》。后由徐志摩亲自审定编选为“新文艺丛书”第八种，由中华书局1930年4月出版。这套丛书“取材严格，文字优美”，其前七种有创作三种和翻译四种。三种创作是：沈从文《旅店及其他》、胡也频《一幕悲剧的写实》、徐志摩《轮盘》。于此可见徐志摩对王实味这篇小说的看种。小说由“秋涵”写给“实微”的11封信组成，叙说了秋涵从失学到求职驻马店邮局做挂号科小职员，然后失望自杀的心灵历程。作者在小说序言中说“你那锋利的笔，写出你那烈焰般的情感、怒涛般的血潮，必能使读者感受得更深切些。”信中秋涵自称为“自觉的青年”，有着“暴烈的火性”：使我想起便悲愤欲狂的，便是这万恶社会剥夺了我应受的教育，压迫着我拿宏富的精力来干这么牛的工作，斫丧我心灵的活泼，使我变成一架肉做的机器！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阽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一点才情在苦难沉默的压抑中，被碾碎磨成了对人生社会细敏的感受和尖刻的言辞。《野百合花》的“前记”交待了他1942年2月创作这篇杂文时的心态：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⑨]“独步”为孤旅，偶见别人脚上的鞋，就遐想起昔日的女友，她的惨死，旧中国的黑暗和延安的升平气象，“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和毒恨”。“这次偶然想起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底总标题。”这篇文章所提出的“我们生活里缺少了什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知识分子“牢骚”和教条主义等四个问题，放在1941-1942年纷繁文事的环境中，与同时期其他人的文章[⑩]一起读，并没有什么特别显眼出格的地方。提出比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我们底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底灵魂”[11]更系统，更激烈观点的还有：“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始终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力：他们曾创造了辉煌的成绩，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迹印。”“无论是过去的历史或者目前的现实却都清清楚楚的[地]告诉了我们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是什么‘不足道’的‘孱儿’，而是值得特别称道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12]显然，就文章的内容与思想论，王实味很一般。王实味不一般的是言辞的尖刻，王实味很不一般的是性情的暴烈与孤傲。1926年7月，王实味在“北大四斋”创作近两万字的小说《毁灭的精神》，他将文稿寄给《现代评论》杂志社。当时，该刊发表作者的稿子都不付稿酬，而刚刚学步，尚未出道的王实味在投稿附信中却声明要求稿费30元，否则就请退稿。《现代评论》社中的陈西滢等文界名彦看过文稿后，为这无名作者的要求颇费踌躇，专门开了一次会议，决定破例赠送稿费30元，小说发表于该刊第149-152期（1927年10-11月）。一时间此事在北平文界传为美谈。王实味此举也显示了他独异于人的秉性。从北平到上海，王实味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上的崭露头角，与得到徐志摩的无私的提携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即使这样，他对徐志摩照样毫不含糊。大约1934年的一天，他与徐志摩相约有事，届时他到了徐宅，徐志摩竟爽了约。第二天，他再访，却去早了点。一进门，娘姨就对他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他稍候一时。王实味火冒三丈，掉头就走。回家后，结结实实写去一封信，将徐志摩痛骂一顿。徐志摩接读来信，自觉理亏，当即摸到王实味住处，道歉问候。[13]苦难人生诉之于文学，换来了一点可怜、可怕的成功，却反被自己夸张成恃才傲物的自信。但是，世态炎凉，人情如纸。绅士君子可以小视，奸佞小人是得罪不起的。马列学院编译室主任初由洛甫兼任，后来陈伯达调来并内定为主任。王实味对这位外语一知半解，说话口吃，好拿腔作势的人十分反感，不屑一顾。据薄平回忆，她有个周末回家，正碰上王实味拍着桌子发火：“看！他怎么改我的文稿？动了一个字，前边的意思全变了。简直是无知！无知到了极点！”愤怒的眼睛像在冒火。1941年5月王实味发表《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14]，其中有一部分是与陈伯达商榷的文字。陈伯达后来在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1942年6月9日）上发言说，那时，他已从王实味这篇文章中嗅出托派的气味，并写了文章，只是遭到王实味阻挠，文章没有发表。还说，王实味那时就把他当作最大的几个敌人之一。只要王实味参加他们那个党小组会，“这个会是一定没有法子开下去。”[15]王实味在延安是有名的怪人之一，“他感情外露，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他的血好象比别人的都热。”[16]在编译室几乎只有三个人没吵过：一是持重厚道的老留日生王学文；一是一心自己做学问，别的事不大管也不大管得清的范文澜；再一个就是博学而谦和的洛甫。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后，1942年3月23日，该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墙报《矢与的》创刊。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王实味在创刊号上一人独发两篇署名文章。一篇《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一）短冒头在本院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我曾对罗迈同志的发言有所批评，当时言未尽意；兹再用书面提出我的意见，请罗迈同志考虑。（二）结论放在前面我认为罗迈同志发言的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抑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三）观点和论据在一切斗争开始时，领导者的原则应该是：尽最大力量鼓动群众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17]罗迈是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到中央研究院领导整风运动的，王实味文章继其在动员会上反对意见的发言，大有穷追不舍，上纲上线，耳提面命之嫌。个人情面不论，直颜犯上也是难逃其咎的。另一篇《零感两则》，以“辨正邪”、“硬骨头与软骨头”为小标题，主张“在当前整风检工的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辨正邪。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否则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仍不免”。因此，“这个斗争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钢[刚]的硬骨头！”[18]紧接着，王实味又在第3期墙报上发表《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一文，声明：“用谣言中伤人是最卑鄙龌龊的手段。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19]墙报扩大了动员会上的意见分歧，影响更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墙报被粘在红布上，走出中央研究院，拿到闹市区的延安南门口悬挂起来，招徕观看者川流不息。不几天，王震随范文澜看过墙报，当即表示不满，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20]范文澜觉得很惭愧，事后对人说：大学教授们熟视无睹的地方，王震同志一眼就看透了，真了不起。毛泽东得知后，也在一个晚上提着马灯打着火把看了《矢与的》墙报，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21]同在墙报创刊的3月23日，《野百合花》第三、四节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读过后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22]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讲话：“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23]对延安文人中这种强烈的不满和激进情绪，毛泽东多少是有些始料不及的。所以，这个讲话应当说还是指文艺界普遍现象。据丁玲回忆，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毛泽东最后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24]这句话保了丁玲，文艺整风期间，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照像时，毛泽东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了。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放心坐下了。4月3日，中宣部做出“四三决定”，开始对整风运动“纠偏”。4月7日，中宣部召集中央研究院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会议从上午九时一直开到夜里十二时，发言非常踊跃，但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实味的，却只有早在上海就与同乡康生有来往的李宇超一人。凯丰亲自讲话，严肃地批评了该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指示，各机关学校整风学习中要把情况反映到中央，“我们希望有两种典型，一是最好的，一是最坏的”。[25]后来到1945年“七大”会议上，毛泽东透了底：“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26]为解决“青年中有不满和不安情绪，文艺界有一个方针问题”，此间毛泽东比较广泛地征询文艺界人士意见。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首先是批评其立场，其次是具体意见，第三是写作技巧。并转达毛泽东意见，希望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王实味似乎没有买这份帐。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王实味不在邀请之列，他也没有像其他不被邀请者那样去旁听。杨家岭热热闹闹地文人集会，聚餐，王实味斯人独憔悴，不知他可有预感：自信孤傲的自己正被一步步地孤立起来，包围起来，有幸成了个“典型”，不幸成了众“矢”之“的”。中宣部“四三决定”后，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同时，中央研究院开始集中学习“四三决定”和二十二个文件。该院研究员，“在初读《野百合花》时，有许多人对他是或多或少地同情的，有些对这篇文章有反感的人，在起初也没有看出作者立场有根本的错误”。[27]在两个多月的学习过程中，“党委和他（王实味，引者注）谈话，有八次之多，我（范文澜，引者注）也和他谈过两三次。他总是狡辩，毫不认错。……党委又曾委托了五个同志经常和他谈话，帮助他改正错误。他仍是不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其他个别的同志自动去和他谈话的也很不少。他仍旧不反省。”[28]每次学习讨论座谈会，他都不肯参加。会后有人将会上意见转告他，他也不接受。这时，康生主持的中央社会部介入了。他们从中央研究院调走了王实味的言论和平日表现材料。李言（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被通知到中央组织部去看王实味的档案。有一次，整风期间临时调到中央研究院担任党委宣传干事的温济泽，跑到王实味的窑洞里叙谈起来：“你千里迢迢跑到延安，肯定不是为自己。不过以后言语行动要注意立场、方法。你想想，今天哪里能那么平等？”王实味瘦弱，却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听这么一说，竟拉着这位温雅的小伙子的手，哭了起来，说：“我认错，但我对党确实出于好心……”善良热情的温济泽马上跑去找党委书记李言：“我看王实味这人就是思想片面，观点不对头。现在他认错了，我们是不是不要提高到政治问题？”李言听了，过了好一阵，缓缓地说：“你让他严肃点。你是代表党委的，不要让他感到什么。”温济泽连忙分辩：“我可没代表党委，我就代表我自己。”第二天，李言把温济泽叫到一边，神气之间颇为沉重，悄悄地说：“昨天的事向康生同志汇报了，他说你有温情主义。还有一个情况，不能和别人讲：王实味是托派分子，有组织活动，还是蓝衣社特务。他和别人不同，不是思想问题。你在党委工作，行动要注意。”[29]此后，温济泽再也不敢私访王实味了。5月17日至30日，连续举行民主集中制座谈会，对组织纪律问题进行讨论，检查整风初期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其中，5月27日会议上，李宇超提出，从王实味的文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动员大会后的言行看，他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随即有人提出反对，并批评李宇超发言有“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主观主义的残余”。5月30日会议上，上午艾思奇传达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结论”部分。下午罗迈讲话，明确支持李宇超意见，认为王实味“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5月31日，中央研究院党委印发王实味有关文章，作为研究其思想的参考材料。6月1日至11日，由清算极端自由主义的偏向，转为批判王实味的斗争。“这个斗争持续开会十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最多时达到一千余人，座谈会变成了群众大会，全延安七十多个机关学校都有代表参加。”将个人从群体中推出来，孤立起来，检举揭发之。“这样，大家对他的认识逐步加深，由他的反党立场，到他的反党动机；由他的反动思想，到他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反党行为。从思想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群性激愤，要求开除其党籍。”[30]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中，对个人生存构成最大威胁，对人生自由形成最大危害的是众怒。众怒不可犯。王实味并非有意要触犯众怒，但当众怒激发起来，众怒也要犯人。谁为众怒所犯，其遭遇甚或比触犯众怒更可怕。6月1日的会议，先由李言报告党委与王实味六次谈话的情况，说明王实味至今没有承认错误。为了“治病救人”，必须彻底揭发王实味的错误，与他进行严正的思想斗争。会议总共十五个人发言，一大半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李又常、潘方、雪苇将平日大家一起闲谈争论的问题，“向大会提供许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实味过去曾与托派有过关系，思想上中毒很深”[31]。此前会议上关于王实味立场与动机的争论，已经没有一个人再说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了。6月2日，休会一天。王实味却主动向党委提出退党的要求。他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形势已与上一次（1927年）在北大时离开党组织，个人谋生闯荡不同了。时代动荡，国破家亡，谋生虽艰，困病如弱草尚能羸瘦地活下来，到延安这片战时共产主义的理想国中，却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可能的。6月3日，继续开会。首先公布了王实味要求退党的要求，然后讨论。艾思奇发言中说：王实味的立场，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最反动的方面，是反动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他用走私的方法，散布托派的思想。当晚散会后，有几位同志一起找王实味谈话，为着继续挽救他。6月4日的会议范围扩大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来旁听的人很多，大礼堂的窗台上也坐满了人。也许是昨晚的谈话起了作用，王实味这次，也仅此一次出席了会议。“开会的铃声响了，几百双眼睛发出来的视线，射向了从左面大门走进来的王实味的身上。”在李宇超、潘方发言后，轮到王实味讲话。他低沉地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消我前几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底‘爱’感动了我。”“你底政治生命是由朋友底‘爱’决定的么？”一个同志向他提出了质问。“我今天认为超阶级的‘爱’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说：“刚才李宇超同志说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过去就根本不知道政治（？），……你们看我在《中国文化》上写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底统一战线的立场站得很稳，……哪里会有托派思想？”“你不应该说谎！你是常和我谈到托派问题的，你到现在还认为苏联有托派，说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不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同志起来质问。“你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又一个同志起来质问。会场上一片白热化情绪，由托派思想轮到托派活动、托派组织，王实味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他发言。休会时，王实味和温济泽走在一起，轻声地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温济泽冷笑了一声。这天随“文抗”代表来旁听会议的有萧军。他坐在会场的后边，根本无法听清前面的人说些什么，只知道“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他不耐烦了，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指王实味）说嘛，为什么不叫他说话！”会场上人们目光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萧军也毫不在乎。会散的时候，在路上萧军向同行的人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这种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说理态度，并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方式说了几句粗话，如“往脑袋上扣尿盆子”之类。不料被一位女同志向“文抗”党组织汇报了。[32]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了金灿然、王天铎、郭静、郭小川四名代表到萧军住处，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一切要求，而且将四名代表轰出门去。在这之前，萧军曾为王实味事问过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事与你无关，不要过问！萧军便不再过问此事。现在，他实在忍不住了。怒气未息，即刻写了一份《备忘录》送交毛泽东，自己并保留一份。如此义狭之举，在整个批判过程中，绝无仅有。但萧军的狭气并不能改变王实味的命运。休会两天后，6月8日会又开了起来。“从早晨七点钟起，就不断地像潮水一样地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他们来自七十几个机关（学校在内）。”会场由室内临时移到操场上，大家围住主席台或坐或立。当主席团宣布“座谈会继续开会”的时候，同志们不禁好笑起来。——从来也没见过这么盛大的座谈会！王实味没有到会，从此也再没有到会。会议由王实味的托派思想更及于王实味日常为人。6月9日的会上有两次精彩的发言。陈伯达先批判王实味关于“民族形式”一文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接着又揭露王实味在马列学院编译部和研究院“生活中的一些自私自利的卑鄙的行为”，称其“正像水里的蚂蝗一样，是没有骨头的东西！”艾青以诗人的善恶，形象地说自己嗅出了王实味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王实味文章的风格是卑下的”，其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33]诗人的言论果然不同一般。6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陈伯达《关于王实味》一文，开始公开不称王实味“同志”。6月16日又发表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明言“我这篇文章，也用不着采取‘同志’的态度”。取消了“同志”的称呼，便没有了参加革命的资格。不是革命的，便只能是反革命的了。6月10日，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及工作人员支部，及（杨家岭）政治研究室全体，一致要求开除王实味党籍，交研究院党委会办理。6月11日，批判会的最后一天。丁玲驳斥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对《三八节有感》作一番自我批评[34]，将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从《野百合花》并列中抽身出来，反戈一击。罗迈做总结发言，“两个星期以来的论战，一方面清算了过去的偏向，一方面相当彻底地揭发了王实味的反革命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大家在政治上，在思想斗争的原则和方法上，在自己思想的改造上，一般的都提高了一步，这是这次座谈会的巨大的收获。”范文澜补充讲话：“王实味是个什么人？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我们“用尽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这真是岂有此理！”“你们看这个人混蛋不混蛋？”至此，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斗争大会，在对象缺席的声讨鄙弃中，高奏凯旋，宣布结束。树欲静，风不止。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四十余人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召开座谈会，由丁玲、周扬主持会议，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提议并开除王实味“文抗”会员会籍。7月28日至29日，《解放日报》连载周扬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文章经毛泽东审阅过，洋洋万言，“是如何将学术问题上升转换到政治高度的范本”。[35]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经凯丰、毛泽东签批，送中央组织部备案。同时，插手王实味问题的中央社会部，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后，从1942年9月到11月，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开会斗争72天，将成全（即陈传纲，中央政治研究室人员）与王里（即王汝淇，中央妇委干部），潘方与宗铮（皆中央研究院人员）两对夫妇，同王实味一起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43年8月，康生在西北公学训练班上报告说：我再把反王实味、反五人集团的问题谈谈。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中央研究院这一帮子是潘方、宗铮，表面头子是王实味，实际头子是潘方。政治研究室是成全、王里，也有一个头子，这个头子是于炳然。因为于[炳然]在枣园，枣园群众有把握，打了一个大迂回，斗于炳然，再斗成全、王里；打了一个迂回，再斗于炳然，一斗斗了几天下不了台，以后加上社会墙报就好了解，于炳然晓得形势严重，一上去就承认错误。以后于[炳然]为表现自己，他倒满积极，他就暴露成全、王里，强调王、成是托派思想。为什么？因为成全、王里不是托派，于[炳然]和他们是一把子兰[蓝]衣社，为了掩盖他们是兰[蓝]衣社而承认托派，这对于[炳然]有利，对成[全]、王[里]也有利，开始成、王不承认，以后才承认。……反了72天，这样我们就利用于炳然与成全、王里的矛盾，他们也利用我们的矛盾。……这时斗争又从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个迂回，回去五人反党集团最热闹的时候。这样给潘方、宗铮戴上了一个托派思想帽子。他们看到利用矛盾，王实味的矛盾，有于、成、王的矛盾。利用成、王搞潘、宗，他们一个个暴露。[36]此系当时的原始记录，多文字不通，逻辑断缺之处。是记录不全，还是自有其逻辑、话语，不可尽知。但多少可想见当年延安文人所遭遇的那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其实，五人关系很是一般。王里与宗铮是复旦大学校友，到延安后有些来往。同时王里曾在山东拜访过在那教书谋食的王实味。现在王实味与潘方、宗铮夫妇是邻居，因而五人才有些接触。关于王实味“托派分子”，肇源于1930年王实味在上海译文为生，养家糊口。偶遇当年北大同学王凡西（文元），便受托帮助翻译《托洛茨基自传》中的“纽约”和“集中营内”两章。夫人刘莹在共产党内，知道反托斗争的事，警觉王凡西这位多年不见的同志与托派有关系，便告诉丈夫王实味不要与之接触。王实味同意了。另有北大同学陈其昌（清晨），当年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在上海遇到王实味，亦请其翻译《列宁遗嘱》。也是怀疑陈其昌的政治面貌，接触不久便不来往了。实际上，有无这点往事，对于他们在延安时的遭际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这段历史需要一个典型，不是王实味，就是李实味、张实味。“王实味是随着运动深入发展，说得明白一点是为了运动深入的需要而被逐步升级为‘托派分子’的。”[37]这样的现实运动本来了是无须历史为之佐证的，挖掘出一点历史的影子，作个理论的点缀而已。1943年4月1日晚，王实味在“抢救运动”中被康生下令逮捕，关押在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5月，整风转为审干抢救运动，中央研究院改编为中央党校第三部。王实味到延安不久就与刘莹及家人失去联系，与薄平婚姻也只维持近一年光景。亲离众叛，孑然一身。到1944年5-6月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时，王实味被安排露面，“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38]1946年，延安有关方面对王实味案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中央社会部奉命将王实味押送到黄河以东的晋绥根据地。途中王实味“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成了个包袱。[39]晋绥公安总局经请示中央社会部批准，将王实味就地处死。1947年7月1日，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干部将王实味带到黄河岸边一偏僻的山隅，用砍刀杀死后置于一眼枯井中。录自《王实味文存》，编者朱鸿召，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第1版。[①]温济泽《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29日。[②]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48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④]同注②。[⑤]据薄平回忆，“王实味并没有在鲁艺担任过教师”，见李青、曹地《薄平与王实味》，《金岛》，1989年第6期。[⑥]参见倪墨炎《王实味到延安前的文学活动》，《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⑦]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395页收列王实味之本名、笔名。杰成印书局（北平），1933年9月版。[⑧]同注⑤。[⑨]王实味《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23日。[⑩]诸如：萧军《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迹！》（1941.10.）；丁玲《我们需要杂文》（1941.10.），在《医院中时》（1941.11.）；马加《间隔》（1941.12.）；雷加《沙湄》（1942.1.）；华君武、张谔、蔡若虹《讽刺画展的“作者自白”》（1942.2.）；丁玲《三八节有感》（1942.3.）；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942.3.）；罗烽《还是杂文时代》（1942.3.）；萧军《论“终身大事”》（1942.3.）；草明《希特勒的自画像》（1942.3.）；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1942.4.）、《续论“终身大事”》（1942.5.）、《杂文还废不得说》（1942.5.）。[11]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谷雨》第1卷第4期（1942年3月）。[12]林昭《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解放日报》，1942年1月27日。[13]参见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九十年代月刊》（香港），1985年第5期。[14]刊于《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1941年5月）。[15]陈伯达《关于王实味》，《解放日报》，1942年6月15日。[16]同注⑤。[17]见刘增杰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册第35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18]同注⒄，上册，第353-354页。[19]同注⒄，上册，第355页。[20]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18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21]同注⒄，上册，第483页。[22]王首道《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对干部的培养和关怀》，《南方日报》，1978年12月17日。[23]《毛泽东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24]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25]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26]转引自黄昌勇《生命的光华与暗影——王实味传》，《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27]李言在中央研究院1942年6月1日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同注[25]。[28]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29]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第76-7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版。[30]同③（原文如此——录入者注），第491-492页。[31]同注①。此节中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同此。[32]张毓茂《我知道的萧军先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33]参见艾青《现实不容许歪曲》，《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34]参见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35]同注[26]。[36]转引自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50辑第136-13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7月版。[37]同注[36]，第144页。[38]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47页。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版。[39]参见徐一青《王实味撤离延安及被秘密处死的经过》，《传记文学》，1993年第3期。
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王实味，男，1906年生，河南潢川县人。1926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掉关系。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赴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1942年整风时，发表了《野百合花》、《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受到帮助和批判。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等问题被关押。1946年结论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91年2月7日录自《王实味文存》，编者朱鸿召，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第1版。
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王实味，1942年3月2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本文署名王实味，作于1942年3月28日，原文载延安墙报《矢与的》第3期】（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看问题宇超、梅洛两同志对我批评的要点是：罗迈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歪曲”了他的话，“闭上眼睛只凭冲动发言”，我只用一个铁的事实来答复。你们所谓“正确”的意见，被大会以八十四票对二十八票的绝大多数所否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撇开一切表象看问题的本质。应该问：罗迈同志发言的基本精神，对整检工作到底起什么作用？它代表怎样的作风？只有从这个本质问题着眼，争论才不至于落空。宇超同志说我“歪曲”了罗迈同志的话，我也觉得你俩都“歪曲”了我的话。要是大家都在词句和字样上兜圈子，是永远纠缠不清的。（二）几点说明（一）我决不否认我那天发言之尖刻和过头。罗迈同志威势逼人的家长武断作风，确使我十分激动，因而联想到那不断送了多少同志性命的“比猪还蠢”的领导。我骂了罗迈同志，为了这，我愿接受一切批评。（二）……（三）我过去在党内未受过了不得的“委屈”，更未受过罗迈同志给予的“委屈”，梅洛同志的“假定”是错误的。（四）不管观点如何不同，我对你们两位都有同志的敬意。非党布尔什维克宇超同志用真名来批评我，尤其感佩。（三）附带谈一谈我底骨头一个人做人的骨头，要由了解他的人和接触他的广大群众来鉴定。一个党员政治上的骨头，要由中央组织部来鉴定。一切关心王实味的这两种骨头的人，不管从善意或恶意出发，都请去详细调查研究一下，正面站出来说话。用谣言中伤人是最卑鄙龌龊的手段。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二十八日（编者注：文中删节号和着重号为原有的）注：梅洛：原名施莲（1916——），又名石澜，当时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关于她与王实味的论争，可参阅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78-85页。另注：此文的着重加粗、“编者注”、注[1]，皆根据朱鸿召编选的《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第1版。
零感两则（王实味，1942年3月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零感两则【本文署名“王实味”，原文载延安墙报《矢与的》创刊号，1942年3月23日。】（一）辨正邪在当前整风检工的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辨正邪。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否则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仍不能免。我们底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因为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着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虽然，这些人本身也不是毫无邪气，“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更积极起来啊，同志们，睁大眼睛来辨正邪。到处扶持正气，打击邪气。（二）硬骨头与软骨头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纲［刚］的硬骨头！
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王实味，1942年3月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本文署名王实味，原刊于延安墙报《矢与的》创刊号，1942年3月23日】（一）短冒头在本院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我曾对罗迈同志的发言有所批评，当时言未尽意；兹再用书面提出我的意见，请罗迈同志考虑。（二）结论放在前面我认为罗迈同志发言的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抑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三）观点和论据在一切斗争开始时，领导者的原则应该是：尽最大力量鼓动群众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至于防止左倾偏向，那应该是斗争过程中随时注意的事。罗迈同志似乎完全忽视了这一原则，在群众情绪稍稍高涨时（要求检委民选）就来压抑，板起家长面孔，威势逼人，坚持主任为“当然”检委，并从事“领导”。这在客观上表现他既不相信群众，又害怕群众，并装腔作势压抑群众。他不了解，各研究室研究员都是文化上、政治上很有基础的同志，有的可能[比]主任在某一点上更高明，群众的更大限度的民主，将对检查工作有更大的好处。他只强调些什么“主任是中央派来”，“要来也来，不要来也非来不可”，“不但来，而且要来领导”，他不从把工作怎样做得最好看问题，只心心念念不忘“领导”。从墙报可以不记名投稿问题，他就联系到“无政府状态”这样使人害怕的词类。也许本院研究员同志都是些幼稚无知的小孩子，非得家长照顾才能生活吧？根据这些观点和论据，我对罗迈同志的发言内容和态度，下了如上的结论。正确与否，大家发表意见，也希望罗迈同志自己发表意见。
野百合花（王实味，1942年3月1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野百合花王实味（1942年3月17日）按：这篇文章写于1942年3月17日，作者时年36岁。1942年5-7月，在延安整风大批判的政治空气下，王实味遭到激烈批判，成为众矢之的。而这篇文章又是首当其冲遭批判对象。1942年10月王实味被清除出党，几乎与此同时被打入“五人反党集团”。1943年4月王实味在“抢救运动”中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延安重新审查王实味，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7月将王实味就地处死。王实味被砍刀残杀后扔进一眼枯井中。前记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加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闭上眼睛想一想罢，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并不愿意再算阶级仇恨的旧帐。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底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一九四二年二月廿六日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些，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的同志，身体好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XX同志还不也是这样！”“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XXX，对上是必恭必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地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如有所失。“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受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罢。二碰《碰壁》在本报《青年之页》第十二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先抄两段原文：“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不然的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气，……’”“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颜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于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长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是可贵的，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嚷”。）消除这些现象底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暗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一九三八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罢。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底个x，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但每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却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足够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须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三月十七日[注]本文署名实味，“前记”写于1942年2月26日，余文写于3月17日，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23日。
政治家•艺术家（王实味，1942年2月1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政治家•艺术家王实味（1942年2月17日）我们底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底灵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底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者，他底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是“灵魂底工程师”，他底任务偏重于改造人底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底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底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底改造过程，也就是人底灵魂底改造过程，前者为后者扩展领域，后者使前者加速完成。政治家底工作与艺术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政治家主要是革命底物质力量底指挥者，艺术家主要是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发者。前者往往是冷静的沉着的人物，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后者却往往更热情更敏感，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政治家了解在革命过程中，自己阵营里也是人无完璧，事难尽美；他从大处着眼，要把握的是：历史车轮前进着，光明占优势。艺术家由于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由于社会制度底实际改造者，政治家对事更看重；由于是灵魂底工程师，艺术家对人更求全。怎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怎样进行实际的斗争——政治家在这里比艺术家优越。但艺术家也有他底优越性，就是：自由地走入人的灵魂深处，改造它——改造自己以加强自己，改造敌人以瓦解敌人。政治家和艺术家也各有弱点，为着胜利地攻击敌人、联合友军、壮大自己，政治家必须熟谙人情事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纵横捭阖。弱点也就从这些优点产生：在为革命事业而使用它们的时候，它们织成最美丽绚烂的“革命底艺术”，但除非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总不免多少要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利益也使用它们，使革命受到损害。在这里，我们要求猫的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鸡雏。这里划着政治家与政客底分界线。对于那种无能捕耗子擅长攫鸡雏的猫，我们更须严防。至于一般艺术家底弱点，主要是骄傲、褊狭、孤僻，不善团结自己底队伍，甚至，互相轻藐，互相倾轧。在这里，我们要求灵魂底工程师首先把自己底灵魂，改造成为纯洁光明。清除自己灵魂中的肮脏黑暗，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但它是走向伟大的必经道路。中国的革命是特殊艰苦的。社会制度改造一方面之艰苦，大家都很了解，而人底灵魂改造一方面尤其艰苦，深懂这道理的人却不太多。“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并作它成功底保证。鲁迅先生战斗了一生，但稍微深刻了解先生的人，一定能感觉到他在战斗中心里是颇为寂寞的。他战斗，是由于他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光明；他寂寞是由于他看到自己战侣底灵魂中，同样有着不少的肮脏和黑暗。他不会不懂这个真理：改造旧中国的任务，只有由这旧中国底儿女——带着肮脏和黑暗的——来执行；但他那颗伟大的心，总不能不有些寂寞，因为，它是多么渴望看到他底战侣是更可爱一点，更可爱一点啊！革命阵营存在于旧中国，革命战士也是从旧中国产生出来，这已经使我们底灵魂不能免地要带着肮脏和黑暗。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它们让步，这就使我们要沾染上更多的肮脏和黑暗。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底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蟊贼，即令我们实际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诬蔑；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有些以政治家自傲的人，望到艺术家便嘴角浮漾着冷讽的微笑；另有些以艺术家自高的人，提到政治家也要耸耸肩膀。其实，客观反映总都有些真理，最好是彼此都把对方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不要忘记：彼此同是带着肮脏黑暗的旧中国底儿女呀！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一定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足以感化清洗他人灵魂中的肮脏和黑暗；在这里，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艺术家。真正有伟大灵魂的艺术家，也一定能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的作用，在这里，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最后，谨以真挚的赤忱和热望，敬向艺术家同志们发出一个微弱的呼声：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底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仅决定革命成功底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底成败。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
秋火：从王实味案看延安时期中共官僚化与革命民主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从王实味案看延安时期中共官僚化与革命民主斗争 秋火 1942年的王实味案，决不只是一场延安文人/知识分子被整风波，也不只是有关文艺创作自由，它更是一场虽败犹荣的共产党内争取革命民主的斗争，其结果促成了中共工农运动内的特权阶层开始取得绝对垄断地位、毛党从此一手遮天。王实味案透露了当年延安根据地已经严重官僚化。实质上，王实味案属于迄今仍鲜为人知的一场革命民主斗争——不同于国共之间或土地改革的另一种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甚至包括工厂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反抗农民出身干部，以及中共内部最后一个自发的革命民主派。令人惊叹的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这场具有阶级冲突性质的革命民主斗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托洛茨基曾有过精详的政治预警分析，他却不了解当时延安内况、更谈不上加以干预。或许可以说，正是几种较为健康的无产阶级革命民主力量被共产党官僚集团自觉地分隔开，促成了后者在根据地的最终全胜，也由此早已预示了1947-56年革命后的官僚社会主义格局。今天反思20世纪中国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史的经验教训，不能回避王实味案。 王实味（1906-1947），早在青年时代（25-27年大革命时期）就成为北大共产党干事，一位正直而热血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启蒙做出过很大贡献（翻译了200余万字的马恩列经典原著）。王实味因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为青年人代言，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官僚作风、特权和不平等现象提出尖锐批评，以及倡导文艺应发扬批评自由、相对独立地帮助革命等，这些主张都遭到官僚集团的猛烈抨击。王实味成为当时延安整风——也即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党内整风运动中最著名的活靶子，成为风口浪尖的众矢之的，最终甚至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砍死这位革命者、抛尸荒野。 虽然王实味后来得以平反，1990年代以来又有知识分子出书、撰文、投报，为他鸣不平，其杂文等作品也早有人整理上网，还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天高地厚地引他以为自己人来谈论。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从共产主义运动-社会革命的角度比较系统地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公案，深入了解当时的官僚化与革命民主斗争情况。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开辟一个专题，以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开启一种全新的历史反思，陆续上传史料还原历史真实面目。望能抛砖引玉，引发今日青年一代的思考和真知灼见。 王实味《野百合花》刺破“延安神话”：中共抗战时期官僚特权和不平等的历史真相 就像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红色农民乌托邦的大溃败大逃亡（即长征）却被后来得胜者们极力渲染为伟大史诗神话一样，中共在延安的十余年历史（1935-47）也被塑造成了某种神话。中共不仅利用音乐歌舞影视舆论和数十年如一日近乎洗脑的官方说教，也利用众多“外国友人”生动活泼的记述（如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和同时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众多回忆录）或冠冕堂皇的国际学术文章（如华盛顿大学教授塞尔登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等等），打造着某种“延安神话”。一些中共高级官僚们在后来回顾这段历史（尤其是回顾延安整风运动）时，甚至情不自禁地赞美它是一个所谓“黄金时代”[1]。今天中国的众多崇毛派们对那段历史更是顶礼膜拜，他们就像穆斯林朝圣麦加一样看待历史上的延安，他们在雾里看花，甚至能比与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还热狂。 但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写于1942年3月17日，公开发表在当时《解放日报》）却刺破了这种“延安神话”：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大家用脑子想一想。……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在《野百合花》前面部分，王实味引用他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一天晚上昏黑的路上用低沉的声音”的谈话，极为敏感、生动细腻地透露了具体的官僚主义表现和不平等现象：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的同志，身体好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XXX，对上是必恭必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受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也许，这些描述让不清楚延安内情的人还真有些不知所措，而且“似乎”带有些文学修饰色彩，那么如何了解王实味批评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属实呢？幸好今天有认真的历史研究者根据党史信实资料做了极有价值的叙述，值得重点推荐的是延安问题专家、前《解放日报》主任记者兼延安大学中文系教授朱鸿召先生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在线阅读版[2]）。其中揭示了延安时期逐步发展起严格、精密的等级供给制度，特别体现在伙食问题上[3]。 原来，从1940年5月开始，大、中、小灶的干部伙食等级制度就开始确立了，而到1941年11月（时值延安整风运动初期）干部等级供给制正式建立了起来。在这个干部等级制度中，小灶是最好的供给，享用者是部级或部级以上干部、年老且有病者或党龄十年以上者；其次是中灶，享用者是科级干部（过去担过县委以上责任者）、年老且有病者或党龄七年以上者、技术人员；大灶就是一般党员的伙食。大中小灶等级有精细的供给标准： 大灶：1/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2/馒头每月须吃4次；3/菜内应增加油4到5钱；4/米要碾细，米汤中加豆子。 中灶：1/饭以现在水平为标准；2/每人每天须有3两肉吃。 小灶：1/每日米面各半，在一半中，大、小米又各半（若大米有时以大米为主）；2/伙食（菜）维持现在水平；3/饭菜应注意调剂及变换。 如果是关于来客吃饭问题，还有如下特别规定： 1凡来之特委、省委书记、省委部长须在小灶吃饭； 2凡来之县委书记、特委部长、特委秘书长须在中灶吃饭； 3各部处局同志的客，因工作关系而来者，应和自己吃同样饭。 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精心的规定，以及对孕妇、儿童、临时病员的一些合理优待照顾，但是如上的规定却可以看出干部行政等级是如何精密地体现在伙食问题上。在那个还没有多少物资可以分配的战争年代里，伙食分配最突出最敏感地反映着等级差别。除了大中小灶，还有一种更高级的供给等级，叫做特灶，主要供给中央主要领导、革命元老和外籍专家。 早在1938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到延安时，就能享有每月100元津贴（1938年延安临时雇工的工资16块5/月，四川重庆成都机器工人工资30块/月[4]），不过这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谢绝了这种特殊优待，白求恩表示衣食住行已得到供给，不需要钱。1940年初宋庆龄介绍到延安的印尼共产党医生毕道文担任中央医院内科主任时，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贴费20元，配勤务员1名、翻译1名、马1匹。 大灶必须统一安排吃食堂，中灶、小灶、特灶却可以由“小鬼”（年轻的勤务兵）代劳跑腿，送到家里吃。1941年初，艾青作为知名文化人经周恩来介绍到延安，享受中灶待遇。“中灶的标准是每个月3斤肉，一半是细粮，一半为粗粮，每天则按1斤粮食、1斤蔬菜的量配给。”耐人寻味的是：夫妻之间执行严格的分灶制度，艾青当时的妻子韦荧和孩子吃大灶。“中灶由小鬼每顿送到窑洞门口，吃完后再把饭碗交给他拿回去。如果你不想吃，就原封不动地拿走，家人是不能吃的。”（黎辛接受程光炜采访记录，1997年4月17日[5]。）这类强制性的规矩在当时延安队伍中越发加强，正说明军事化强有力地促进着特权等级的成型。[6] 除了大中小灶和特灶与尊卑有别的严格制度，延安根据地甚至已经有了“特供”——国际左翼反对派很早就揭露过斯大林苏联存在的“特供”（后来红色中国也出现了，而且即使是大饥荒的1960年代，高干依然享有特供，特供品包括从东欧进口的高级香烟和各种奢侈品，1970年代江青曾建议取消高干特供，被毛泽东亲自反对），不过1940年代抗日延安大后方的特供却要微小得多，可是相对于无数流血牺牲的前线战士和在饥寒交迫瘟疫灾荒中挣扎的国民来说，延安高干的“特供”仍然是毫无疑问的奢侈品。其中，新鲜牛奶在当时就属于极少为人所知的特殊供应物，作为保健物品供给。奶牛场在1939年就开始筹办，1940年代初获得“国际友人赠送的40头荷兰奶牛”，牧场有川地200多亩、山地100多亩，喂养产奶的牛羊。包括新鲜牛奶的特供只有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周恩来等26位革命元老才能享受，而且这些特供（美名其曰“保健费”）还是毛泽东本人在1941年9月1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亲自提议设立的。 1943年民国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发生着经济危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延安根据地却没有回归从前的平等主义革命遗风，反而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着特权等级供给制，使特供更加制度化（由于货币极为不稳定，改以猪肉为计量单位）： 1西北局党委同志每人每月5斤猪肉，特别保健者经常委批准每月8斤猪肉。 2政府厅长、西北局处长、科长以及各分区书记、专员每人每月2至3斤猪肉。 3县书、县长以及分区一级的科长每人每月1斤至1斤半猪肉。 4相当于二、三两条之老干部以及学校校长、群众团体主任亦按照二、三两条标准发给。[7]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王实味说的：“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我们可以看到，王实味写于1942年初的这段话非但不夸张，而且还已经非常客气了。王实味这位真诚的革命者，甚至也许根本不晓得这样的“高层革命机密”：害病同志连面汤都喝不到、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时，养尊处优的革命最高首脑们在饱食肉饭之余，还能享受国际牲畜产下的新鲜牛奶呢。 从1927年井冈山到1942年延安整风：十五年农村武装割据与中共官僚化进程小考 由前述可见，延安根据地并不是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世外桃源，它逐步发展起了自觉的物质特权和等级制度，并以严格的准军事化体制来保证。但是延安时期中共毕竟仍是一个工农运动的领导集团，而且有着一个社会演变的进程。它的主干脱胎于1920年代的城市工人运动，经历过1925-27年工农大革命的暴风雨洗礼，直到江西苏区时期（1927-33年）军民中还有着浓厚的革命平等主义精神与自由风气，保存着革命无产阶级自下而上的健康力量。 1928年11月毛泽东写到军队中的民主主义支撑着物质生活菲薄的红军：“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8]。但不久后（1929年），中共开始反对“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所谓“极端民主化现象”，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大革命以来的平等遗风[9]。但此时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仍保持着较有活力的群众参与，江西苏区时期群众运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群众性竞赛的热烈，群众参与规模大、次数多、热情高，“1930年代以后，群众运动越来越成为苏区经常性的社会活动方式，举凡攻占胜利、分田地、斗地主、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庆祝新年、欢度节日、欢迎红军、慰劳红军、追悼死难者、成立各军（团）、出征、反帝，等等，每个月至少有四五次至十余次大型群众集会或示威游行。”[10] 中共的官僚化蜕变，其实是从1930年代初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数百名左翼反对派清洗出党时开始的。那次斗争是国际共运分裂在中国的反映，也是中国共运对1925-27年大革命失败的批判反思结果。正是托洛茨基为发言人的国际左翼反对派对共产党官僚化和机会主义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和建议，被斯大林的苏共当权派开除出党。这个国际左翼反对派直到1929年才在中国成形，但中共领导层很快就在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当权派压力下，将党内反对派统统开除，极端仇视和攻击反对派。之后由斯大林的中国代理人王明带头大搞所谓“布尔什维克化”使党组织官僚体系完全巩固，确定了官僚化的蜕变。同时，长期农村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与土改带来的农民出身官兵，进一步加深了官僚化的病毒。 在中国打江山坐天下的那些革命者们，从未专门严肃考虑过这样一个重大革命问题：在落后农村地区长期武装割据的革命党人，由于与城市无产阶级分离，如何才能保持自身的阶级性质与革命性质？这个问题及相关问题（例如这种情况下如何克服官僚倾向和保持无产阶级民主），其实是中国左翼反对派的王凡西同志1964年才第一次清晰提出并首次加以讨论的[11]。王凡西1974年反思时进一步认为中共“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的倾向”，正由于它还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才胜利完成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12] 我认为说中共保持了工人阶级的倾向，这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事实上与其说它本身一直“时大时小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不如说是中共在政治上紧紧仰赖的、有机联系着的苏联国际威信，才给予了中共一个决定性的工人阶级革命动力。假如我们只看中国境内的共产党的演变史，那么正是整个1930年代，一种带有“民族特色”的封建的旧式农民及军事官僚作风，在中共方面不断升级。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记述的几件事，虽乍看是些“不入正史”的故事，在当时延安社会却有影响不小的风波，非常生动又微妙地表现出那种旧式农民军官僚阶层的集体精神特点，可窥知官僚化演变壮大的历程，颇值得注意。 其一，1937年10月5日红军干部黄克功对年仅17岁陕北公学女生刘茜的恋爱凶杀案，这件在延安坊间轰动一时的案件反映了农民出身的红军干部的官僚专断精神（不仅黄克功一人，还有本案中与他声气相通的一大批军干），也反映出这种专断精神虽足以草菅人命，但还未能反制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监督。此事经过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满怀一腔抗日救亡热情的刘茜奔赴延安，作为刘茜顶头上司的黄克功看上了她，黄却抱着一种非常落后的态度硬是把自己享有的较多金钱送给刘茜，以为能收买女孩欢心，却激起刘的不满。 “只是在恋爱婚姻的过程中，知识青年们才发现自己与这些崇敬的红军战士或工农干部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精神心理距离。……黄克功能拿出一点钱送给刘茜，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对方却坚定地信奉着爱情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应当有共同的意志和认识。从信件的字里行间，甚至过多的感叹号和破折号中，可以感觉到刘茜的热情、天真和开朗。”[13]在延安，红军干部享受着不容置疑的崇高威名，中国农民出身的黄克功岂能受得了一个小女生打击他的面子？但是仍然让现代城市人类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黄提议在10月5日见面最终解决恋爱问题时，却是冷静地带来了一把勃郎宁手枪，在延河边枪杀了这位年仅17岁、勇敢摆脱家庭奔赴延安献身抗战的天真女青年（黄后来供述竟这样交代：“余观刘眨眼无情，乃故意损功名誉，当时则气愤填胸，乃拔手枪与[予]击之，一枪未击毙，故加一枪，以免对方作对。”）。 时年26岁的黄克功，少年时代就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战斗表现突出，曾任红军某团团支书等职，中共党员。他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一个队长。朱鸿召说：“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恋爱婚姻中的人更容易见出其社会性”，此话精辟。从社会心理学不难看出，黄克功在恋爱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向上爬升的农村小私产者心理，把自己所爱的女子作为自己可以随便任意处理的私有财产（当时中共对其公开判决里也分析到这一点），而且看重金钱（所以他把金钱看做恋爱中分量最重的筹码，对方不接受时就觉得奇耻大辱），在恋爱中还以道德审判官和等级权威自居。所以黄克功在杀了人之后却还异常冷静，甚至“他杀死了人，还自以为是维护着一个革命军人的荣誉和尊严，认为应当属于正义的革命举动”（《恋爱中的枪声》第三节）。 值得注意的是，该凶案次日就引起轰动，陕北公学的学生们普遍焦躁激愤，大家焦灼期待着上级组织的公正处理，然而仅仅一封请求黄免死的神秘意见信就让联合审讯组踌躇不定。而且黄克功初审被判死刑，他自己居然还不满，竟直接上书毛泽东，要求毛一定来处理此事。毛在10月10日致信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认为不能赦免，否则无以教育党，干部们接了圣旨才敢定罪、公审宣判。10月11日群众公审大会上，黄克功毫无忏悔之心，还一味请求免死、自称欲战死疆场，感动了一些群众。其后审判长宣读毛信和宣判，黄才伏罪。可是这时却又有许多农民群众起身发言，要求免死，让他戴罪立功，将功赎过，“不少老红军干部甚至痛哭流涕”。场面被弄得极其悲壮。审判大会上为黄克功痛哭流涕的农民群众和农民出身军干，与为凶案义愤填膺的青年学生之间，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情绪，由此可认为延安初期（1937年）中共就已经显现了强烈官僚化特征，以及社会心态确定无误的矛盾对立表现（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大多来自城市家庭）。 其实，黄克功枪杀女青年案只是在男女性别比失衡、婚姻由党组织官僚（其背后秘密是物质优待和干部特权）包办的延安小社会环境下的一个极端冲突例子。当时著名左翼作家马加1941年12月发表在《解放日报》的小说，就揭露了党组织安排婚姻、利诱女青年的不光彩内情，见报后受到严厉批评，那些农民军干部们振振有辞：“我们打天下，找个老婆你们也有意见？”（《恋爱中的枪声》第四节）。似乎小事一桩，打天下坐江山的农民军干心理却再次暴露无遗。 其二，正是1942年3月王实味《野百合花》有关争论正激烈时，王实味在延安最热闹的南门口悬挂有关争论的墙报，观看者川流不息，轰动一时。“不几天，王震随范文澜看过墙报，当即表示不满，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14]这也是小小一件事，把那种以前方杀敌资历作为一切批评挡箭牌的农民军干架势表现了出来。 从工人阶级革命角度看，王震的说法完全错误。正因在革命斗争最紧张时，才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批评和改良，使后方更巩固，使前线更有精神。国际工人阶级革命史上，1918-21年物资并不发达的苏俄工人红军打败了十几个世界最强帝国主义联合进攻，所依靠的一方面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援助（尤其是各国工人抵制反苏作战的罢工和禁运军品），另方面苏俄工人政权把大批革命工人阶级输入红军骨干队伍，以优良的工人成分领导着红军，尽力发扬着空前的革命民主和自由批评精神。就是在内外战争最激烈时，普通士兵还可以投稿党中央的最高机关报《真理报》上自由批评红军总司令的决策方案、提出自己意见（革命民主在军队中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可保留意见；战时严守多数派决定，以军纪保证；但在战斗间歇休息时，可以自由提出批评、参与军中一切大小事务的民主决策）。这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恰恰才确保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反倒是战争结束以后，由于革命工人在战场的大规模流失与官僚化的成型，工人左翼反对派的参差不齐、严重轻敌和斗争失策，才导致革命逐步蜕变，失去了民主。而1942年中共农民军干部、出身于湖南农民家庭的王震的只言片语，反映出的不仅仅是“错误的观点”，恐怕更是农民出身军干根深蒂固的真实心理，这种心理甚至与中共当时形式上仍保存的冠冕堂皇的些许军中民主制度都是格格不入的[15]。 其三，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社会心理冲突：“在延安初期的革命队伍里，穿皮鞋、戴礼帽的技术工人，是被穿草鞋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视同资产阶级作风的，样子上就被看不惯。所以，不仅新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争吵，而且技术工人与农民革命干部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技术工人们享受着很高的待遇，过着体面的生活。”[16] 上述引文那一节开头记录的事就颇为有趣，我把它引用如下： 1938年初春时节，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技术工人杨长春，参加集体植树活动。他特意带上米达尺，向党支书李某建议，应当先用米达尺量一量行距再种，整齐好看。没想到这位农民出身，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不但不接受，反而嫌其啰嗦：“哪里有那么多的啰嗦，挖了坑把树苗栽上不就得了！”年轻气盛的杨长春回敬道：“共产党是讲民主的，你怎么这样不讲道理？”两人当场争吵起来。这位李支书指着衣冠整齐的小杨说：“你穿着皮鞋、戴着礼帽上党校，洋里洋气，像什么样子！不愿干就靠边站着去！” 杨长春不依不饶，再回道：“你原来不过是个挑大粪的，有什么了不起！”这下子，李支书更生气了，放下手里的活，直指着杨长春叫：“你们这些从外面（国统区）来的人，洋里洋气得讨厌！”[17] 这个小故事非常生动地显现出一个受过现代理工技术教育的产业工人与土产于东方宗法式旧社会的农民干部之间的心理冲突。前者追求体面的生活品质，注重个性，讲求民主，尊重自由，乐于接受科学和理性，表现着20世纪产业工人的优良阶级性；后者粗俗，土鳖气，不乏蒙昧盲目、落后而自卑，却又专断自大，好摆资历，典型的山旮旯小农作风。 而产业工人与延安干部阶层之间的冲突——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工人曾经争取维护自身利益与工厂民主、反对官僚化，曾经发展为集体行动。王实味领导的知识分子民主斗争虽然与工人的反官僚斗争没有任何自觉联系，但是并列来看，却显示出另一个真实的历史景象，一场后世鲜为人知的阶级斗争。 鲜为人知的革命民主斗争：延安工厂工人的斗争与党内知识分子的斗争 如果说1930年代初中共已经官僚化，则1942年官僚及其“积极分子”们得势的延安整风运动，才成为官僚集团作为一个自觉社会阶层的成熟、从而全面垄断根据地权力的里程碑。1942年发生在边区首府延安的两场革命民主斗争，遭到了历史性的惨败、并且被代替以更具有中国特色精神奴役性的官僚专制制度。 在当时延安，左翼知识分子领导农民构成着根据地政权的核心。当时边区政府90%的区、乡级干部是当地土改斗争出身的农民积极分子，绝大多数县级干部系农民出身，边区一级干部70%以上是1937年抗战后陆续加入的青年知识分子[18]。1941年底边区政府、党、自卫队和各种群众组织干部有7900人，经济困难下中共发动的精兵简政运动虽然大大改变了行政结构（大大加强了基层和分级管理机构），却并没有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吃公粮的干部反而增加到8200人[19]。1942-43年140万边区人口中，公营工厂的工人阶级数量（4000余人）却只有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的干部阶层数量的一半，但产业工人队伍劳苦功高，实现了军需公用布疋、纸张、肥皂需要量70%的供应、印刷、被服、鞋和其他大量生活日用品的自给，医药、煤、瓷器等也能满足大半需要，对于根据地经济生活和八路军前线战斗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20] 1、延安工厂工人的革命民主斗争[21] 1937-42年延安工人有两种社会成分：公营工厂的产业技术工人与游民无产者性质的手工业临时工。前者生活体面，是边区百姓中生活最优越的阶层，政治觉悟很高，也有相当好的集体纪律性和组织性；后者多有偷奸耍滑之辈，只认金钱，不讲信义。工人中的不良阶级成分，使得农民出身军政干部更加理直气壮地经常反对工人，这些上位的农民甚至粗暴野蛮地打压工人，激起工人群众的普遍不满。1938年工人张铁生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1938年10月，职工大队三队学员张铁生，原来是个铁路工人，平时纪律性不强。一天轮到他帮助炊事班挑水，又迟到了，队长让他出列并对其加以训斥，并声言要开除。张回敬：“你像国民党的官一样地欺压工人，你要和我过不去，我就要揍你！”本来革命党人应该有方法地批评、纠正工人的不良行为，可是农民出身的队长却竟然粗暴地下令把他捆起来送交大队部。而大队部马上将其开除，甚至解送出延安。此事在职工大队引起轩然大波，百余名工人学员聚集在俱乐部里，情绪激烈，议论纷纷，晚饭也不吃了，相当于工人集会罢餐。后来边区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朱宝庭将这事汇报给了毛泽东，毛当即电话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要求马上派人找回张铁生。十几天后，张被找了回来。稍后，作为对策，毛指示抗大职工大队一分为三：年轻力壮的到中央警卫团工作，另成立工人学校，小部分留抗大学习。这样只是暂缓了抗战队伍里农民干部与产业工人的直接矛盾冲突。 根据1938年4月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工会会员统计表上，总共2.24万名会员中，农村雇工占65%，店员手工业者占28%，工厂工人只占到7%（按此比例，工厂里的有组织工人是1568人，店员手工者6272人，农村雇工14560人）。在1942年以前，共产党组织的工会还能够一定程度地代表工人利益，甚至介入一些集体劳资斗争、帮助工人取得胜利[22]。但是随着经济困难的加深，1942年5月边区工人运动情况发生了重要转变。 1942年5月5—9日边区总工会召开的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史称“五五会议”），“讨论工人教育工作和工会整风问题”，修订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公营工厂集体合同准则》，这成为一个关键的冲突导火索。这次会议决定，使工人每天工时从8小时延长到10小时，减少休假，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完全实行计件工资，工资标准决定权由工会转到工厂行政部门手中。这个新合同准则在会上就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通过，还有工人出身的工会代表当场提出反对和抗议。此前，虽有部分工人为支援抗战，自发加班减薪，但领导层现在要把部分工人自觉的做法和良好的倡议转变为整体的政策，引起工人的不满是自然而然的。如果说为了抗战和克服经济困难，大家都勒紧裤袋是情有可援的，但问题出在边区政权决策层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执行，主持其事的领导人命令式的工作作风辅以军法伺候的严厉手段，更激发了工人的不满与愤怒。 五五会议后，首先是中央印刷厂工人、厂工会组织部部长孙铁林代表工会主席回厂向工人传达会议精神时，公开表达不满，抗议厂工会在工人利益问题上的妥协退让，指责工会是厂方的走狗和附庸。在遭到厂长的反对后，他就衣服、鞋子、伙食、病号待遇等具体问题，代表工人要求厂方兑现合同。接着是光华印刷厂工会反对工厂和总工会，该厂两届工会主席任路明、江淋代表厂工会抵制执行新的劳动合同，在工人中鼓动说，这样的新规定是工厂对工人的剥削，要求工厂提高工人的伙食待遇，导致该厂大半年生产数量大减（应该是发生了罢工运动）。再之后是边区农具厂狄德建事件。狄出身普通工人，熟悉手榴弹制造，凭着工作勤奋，为人坦率耿直，当选为该厂工会主任。6月16日该厂行政部门与工会讨论执行新合同准则时，狄德建当即表示反对，认为这不是改善工人生活，而是剥削工人劳动。会议难以进行，他退出会场，以工会名义召开工人大会，将问题公布于众。工人们群情激愤，张贴标语：“狄建德代表工人利益”，“打倒溜尻子的”，指责上级主管部门留守兵团欺骗工人，答应条件不兑现，要求毛主席、朱总司令出来作解释。此外，还有难民工厂工人走出厂区，包围延安市政府，要求与市长直接对话；边区机器厂工人围攻区政府；新华化学厂工人与进厂平复工潮的警察发生冲突，捆绑警察；边区被服厂工人辱骂警察，等等。 面对1942年夏的工厂罢工运动，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它们对后来中国工人运动乃至1949年以后整个官僚社会主义时期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包括文革时期毛党官僚集团对工人抗争的操纵手法）都是非常“经典”的先例： （1）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寻找拥护官僚集团的积极分子，鼓励积极分子站出来揭发工人抗争代表，以此团结大多数工人群众，孤立少数敢于反抗的工人，各个击破。这正是毛党“运动群众”的滥觞。 （2）依靠共产党革命的政治权威（其背后是共产国际这面世界工人阶级最高旗帜），结合整风运动提供的新的政治标准、斗争旗号和敌我界线，对于揭发出来的工人领袖重新命名，谁不执行五五会议精神，谁不服从中共官僚集团，谁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坏人，而且是特务、汉奸、反革命分子，予以严厉打压。 振华纸厂官僚把领导罢工的工会组织委员高成明开除工会会籍，开除出厂。光华印刷厂现任工会主席江淋，被撤销主席职务。边区农具厂工会主席狄建德被孤立后，由留守兵团司令部下达命令，将其交由军法处处办。 （3）继之以对产业工人进行中国特色的奴化教育改造，依靠农民出身工人，扼杀工人的阶级斗争觉悟、培养对党官僚感恩戴德的精神，效仿苏联官僚集团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一种通过加强工人之间恶性竞争、分化瓦解阶级队伍的生产竞争[23]），重新塑造赵占魁式的甘为党国做牛做马的“劳动英雄”。 这一系列斗争的结果，除了增加了一大批积极自觉勒紧裤腰带为中共献身卖命的基层老黄牛之外，工厂也转向了官僚集权的一元化领导。1936年苏区工厂里由厂长、工会委员长和党支部书记组成的工厂管理三人团模式，到1942年整风运动后转变为一元化领导，有趣的是1943年边区政府直属工厂厂长联席会议上出来宣布加强政府和厂长一元化管理的人，正是1942年挫败了知识分子革命民主斗争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的洛甫（张闻天）。而为工人代言的工会组织，正是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成了工厂官僚组织的无关紧要的附属辅助机构，成了麻痹窒息工人抗争、驱使工人做牛做马的组织。在1949-56年之后工会的花瓶摆设作用从延安进一步扩大到全国。 不久后，工厂里不受任何约束限制的行政权力的泛滥，与腐化倾向也大为发展起来。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实行厂长一元化领导不久，就出现纬华毛厂工人从厂长办公室走出很少不哭鼻子的现象。交通工厂（纺织）“有一个时期，工人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饿饭、打骂、斗争、禁闭、开除，上行下效，甚至生产管理员也可打骂工人”，与今天大资本家郭台铭的血汗工厂富士康有得一比。日常生活中，对于职工食堂伙食、病员待遇、社会保险等问题，厂方都可以困难为由而推诿或拒绝[24]。1944年边区工厂工人代表大会文件则透露了工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对于发展边区工业已是很大的障碍，却不再提到工会，更强调无私奉献的劳动英雄运动了[25]。整风运动中，中共官僚集团的杰出走狗周扬反倒大言不惭地宣称：“在边区，一个农民出身的厂长，没有文化上必要的程度，又没有受过工厂管理的训练，然而他竟能管理数百工人，还和技术知识分子周旋得很好，他把工厂办下去了，产量且不断地增加。这种事实除了苏联，是全世界都罕见的。”（而且这段话竟出现在恶毒辱骂王实味的一个又臭又长的文章[26]） 2、延安党内知识分子的革命民主斗争[27] 就在1942年夏季工潮的同时，乃至更早几个月时，延安一些党内知识分子首先开始了一场鲜明地争取民主的集体斗争。1942年3月18日，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召开整风动员大会，这次大会成为党内民主斗争的先锋契机。 在大会上，罗迈（即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后来玩弄中共拿手好戏“统一战线”而闻名于世的李维汉）指示的“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遭反对，王实味提出全部检委（整风运动检查委员会）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罗迈发言后声称感冒头痛退席，之后遭到了大家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争论。最后集体表决，王实味提出的激进方案即全部检委民选有84人赞成，占总数四分之三，同意院务会议决定者只有28人，占总数四分之一。结果全部由群众选举，产生了21名检委。第二，关于墙报文章的署名，王实味也针锋相对地提出可以匿名，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当时中央研究院共有112名成员，知识分子和青年都占到4/5，表现出现代无产阶级先锋应有的民主意识。 1942年3月23日，该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墙报《矢与的》创刊。范文澜在发刊词中主张“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甚至夸张地宣称“彻底民主”，“绝对民主”，“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王实味的文章则要理智得多）。最初，王实味并没有孤身反抗官僚化，他作为这一批民主支持者的先锋者出来讲话，但是他没有看到他面临的不只是罗迈一人的反对，而是等同于中共领导阶层的整整一个官僚特权集团，在幕后点名批斗王实味的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党们。此时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范文澜也完全没有料到，他后来为这个“极端民主化”选举作了多次检讨。 其实，1942年以前，中共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文艺战线仍保持着一定的批评自由和思想自由。我们从1941-42年众多左翼知识分子的公开文章可以看出：萧军《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迹！》（1941.10.）；丁玲《我们需要杂文》（1941.10.），在《医院中时》（1941.11.）；马加《间隔》（1941.12.）；雷加《沙湄》（1942.1.）；华君武、张谔、蔡若虹《讽刺画展的“作者自白”》（1942.2.）；丁玲《三八节有感》（1942.3.）；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942.3.）；罗烽《还是杂文时代》（1942.3.）；萧军《论“终身大事”》（1942.3.）；草明《希特勒的自画像》（1942.3.）；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1942.4.）、《续论“终身大事”》（1942.5.）、《杂文还废不得说》（1942.5.）[28]。提出比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我们底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底灵魂”更系统，更激烈观点的还有：“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始终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力：他们曾创造了辉煌的成绩，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迹印。”“无论是过去的历史或者目前的现实却都清清楚楚的[地]告诉了我们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是什么‘不足道’的‘孱儿’，而是值得特别称道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上述大多数知识分子观点当然大有可讨论之处，但在1942年5月毛泽东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里不但被严厉批判，而且文艺工作都被要求服从党的革命任务（这种官僚主义文艺政策决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政策[29]）。 王实味之所以成为官僚怒火的众矢之的，决不是今天某些中共官方知识分子认为的王实味性格特别倔强或“古怪”，更因为他集中代表了经过五四文化和民主运动洗礼的进步一代，特别具有现代个性和傲骨、与革命者的年青朝气（王实味、乃至后来的胡风的文艺观点与鲁迅并无本质不同，故有人认为，鲁迅之所以有幸被中共官僚集团追捧为大文豪，是因为他并没有活到中共政权下，他1936年就死了），他不仅仅主张文艺自由，而且更义无返顾地推动整风运动民主化、尖锐批评官僚特权和不平等现象，尤其在1942年春季的中央研究院大会和“延安墙报运动”中首当其冲。正因王实味在革命民主斗争中特别突出，因而遭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官僚集团的强烈仇视。 【王凡西把1942年延安墙报《矢与的》运动与1979年北京天安门与西单民主墙运动相提并论，认为前后一致，相互呼应[30]。其实，延安的墙报民主方式在1942年以前一直流行着，据李维汉回忆，当时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一些年轻人办的文化沟《轻骑队》墙报也有所谓“极端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他还透露了曾经延安存在这样一种说法“过去做到了鼓励大家在墙报上进行批评、辩论，说错了不加抑制，这是好的”[31]】 王实味虽然后来被官僚集团干部们孤立起来，但是开始时得到了大多数基层党员的支持，开始遭到批判时他们还十分困惑不解，完全不知一个已经严重蜕化的革命运动官僚层的存在，更不知上峰的阳谋葫芦里卖着什么药[32]。那么王实味是怎么一步步被孤立起来，党内知识分子又是怎么被官僚们成功地“改造”约束起来的呢？这一点在本专题众多文献里都有详细表述和概论。以下是我的概述——这正是后来中共官僚集团“运动群众”、伪“大民主”的一系列经典手法： （1）分化瓦解要求民主平等的著名知识分子，对一部分（如丁玲）施以宽待，令其充当反民主的马前卒现身说法。以批斗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名义，共产党官僚集团实则极尽煽动知识分子的小资狂热性（请看看诗人艾青、历史学家范文澜等在王实味案中的卑鄙丑陋表演！[33]历史必须深深地记住他们，必须把他们还原钉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耻辱柱上。） （2）官僚集团召集中央研究院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内部开会（4月7日），从干部层开始统一政治共识。由内而外，层层扩大攻势。 （3）反复密集派遣众多干部党员找王实味等谈话，分别对待，密集轮番攻心，缩小打压面，劝令与官僚作对者妥协退让。美名其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过程除了劝其妥协、设法调和的中庸官僚精神，没有任何实质原则。如果要讲所谓“革命政治道理”，那就太天真了。） （4）根据力量对比与时机，召开不同层次的小组会议、单位座谈会、群众小会大会批斗会，以民粹式的“群众大民主”压制不同意见，使思想独裁合法化。这可谓最有特色的一招。 （5）在思想政治斗争中，官僚方面以双重标准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操控群体心理：领导干部带头自我批评感化党员，既给自己下台阶、又暗示宽容他人赶紧检讨退让，利用着大多数人的心理弱点“统一思想”（这种功能与基督教里罪人对神父的忏悔非常类似）；另一方面，对不服从“统一思想”者，精心地利用着众多精神投降者（丁玲是很典型的之一）的自我脱罪心理、转而集中批判持不同意见者，对后者表现过的错误或不足采取穷追猛打，极尽上纲上线。 这种中国特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一再屡试不爽，成为“毛主义”的一大经典法宝。它是一种极权政治的集体心理学控制手法。（王实味案主犯之一李维汉在其回忆录里就非常精妙地指出：这种自我批评正是一种领导方式[34]） （6）把压制这场革命民主斗争纳入整个运动全盘计划，以学习贯彻所谓“二十二个文件”为核心、配合“学习领会”一系列文件决议和讲话，开始突出强调党的文件决议的精神权威，统一全党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强调党的文件、历史、荣誉的过程中，官僚开始有规模地形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集团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政治自觉的本位意识。这些追求思想完全统一、不容根本异议的政治学习，后来更成了众所周知的党官僚例行公事——其秘密就在于靠这种反复洗脑，不断加强官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7）官僚集团通过或明或暗的示意发展积极分子——即善于揣摩领导心思、会意迎合权势者的党棍文棍走卒小人投机者，形成一个庞大而精妙的攻守同盟： 党棍负责做文章发挥，小资文痞负责煽情，高干负责说尽好话，小人负责做尽坏事，另一部分人负责沉默或鼓掌，伟大领袖和主席们负责点名、幕后指示和事后打圆场。必须及时强调：正是现代无产阶级民主与思想自由的缺席，使得这种中国人熟知的经典江湖谋略得以大行其道，它是资本主义以前“中华民族的”典型精神垃圾。 这个官僚集团为核心的攻守同盟控制着群体氛围，大耍阴谋诡计，罗织政治罪名，冲锋陷阵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整个棋局最关键的部分。 （8）含沙射影，吹毛求疵，上纲上线，追根溯源挖祖坟式连篇累牍论证，杜撰“×××N人反党集团”，亦步亦趋忠实继承斯大林主义整人手法。 （9）把最终不服从者排挤出局——当时边区已形成了后来官僚社会主义的公家人体制：个人如果得不到组织安排、被集体排斥，无论谋生社交都寸步难行。 （1947年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下，王实味被残忍地砍死，扔进枯井。据说毛泽东1962年曾提到王实味“不该杀”[35]，可是毛及其追随者们却无视：这种极权社会方式的孤立，加之让人彻底丧失人格尊严的精神侮辱和思想压迫，使被迫害者比死还难受。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类似整人运动里，许多人都选择了自杀。） 毫无疑问，这些早在1942年尖锐斗争中形成的一系列“延安经验”，后来又在1950年代各式“运动群众”、1960年代“四清”和“文革”中“发扬光大”，成为压制真正无产阶级民主、在动态中维护官僚特权利益的毛主义共产党法宝。这些的确是中国特色斯大林主义的独创，是斯大林集团的爪牙们也不曾发展得如此炉火纯青的，表现得如此下作和卑劣无耻。有组织的官僚集团对党员群众又拉又打，精心谋划布局、不惜用最险恶的政治谋略，几个月内击溃了并无任何政治斗争准备、只急切地想一心救党的王实味——他开始时还代表一批共产党员的民主要求，而后被孤立得只有一两个党员敢公开同情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党内知识分子发起的革命民主斗争初期（从1942年3月18日直到5月10日《矢与的》出到第七期时），革命民主派还占优势舆论时，官僚方面不但大多数时候保持了狡猾的沉默观望，而且在斗争不利的情况下还极为狡诈地迎合革命民主派的言论（见李维汉后来的供词[36]）。而当革命民主派遭到被“运动”起来的“群众”猛烈攻击时，惟有王实味表现出一种真诚的忏悔和恳切的希望，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一群奸猾特权者和卑劣小人在主导着这场丑恶的大戏（见当时中央研究院党委宣传干事温济泽对6月4日第一次“群众批斗”王实味的日记[37]）。另据史料记载，在此之前，善良热情的温济泽“跑到王实味的窑洞里叙谈起来：‘你千里迢迢跑到延安，肯定不是为自己。不过以后言语行动要注意立场、方法。你想想，今天哪里能那么平等？’王实味瘦弱，却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听这么一说，竟拉着这位温雅的小伙子的手，哭了起来，说：‘我认错，但我对党确实出于好心……’”[38] 王实味为首的民主革命斗争表明中共党内最后出现了一批企图克服官僚化倾向、企图挽救共产党的健康力量，但他们既没有认识到官僚集团的形成并且早已占据了领导层，更没有从阶级斗争的立场，采取一个革命党内部反对派的形式对官僚集团进行坚决斗争。一群无组织无纲领的党员，抱着天真的理想主义热情，企图向表面上的官僚主义现象、实质却是有组织的有自觉意志的官僚特权阶层进攻，这是无法成功的。但无论这最后的革命民主派有多少缺点不足，历史都无权苛责他们，因为他们在不可能扭转的斗争中，却义无返顾地耗尽了他们最大的心血和热量，乃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该、且必须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必须永远记住当年延安共产党员与工人阶级进行过的革命民主斗争，及其异常痛苦的、深刻的教训。 关于1942年延安革命民主斗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托洛茨基的惊人预见 就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十年以前，1932年9月22日，此时因反对苏联官僚集团失败、被迫流亡地中海一个小岛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托洛茨基，针对中共红军和工人阶级关系问题，高度重视地给中国托派写下了一封信。可是在当时和后来很长时间，这封信被不少人认为不那么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有教条主义嫌疑，因为托洛茨基竟然认为农民武装与无产阶级之间会发生严重冲突甚至是战争，而传统认为中国革命似乎从没发生过这类事。可是，介于1942年延安农民武装力量还真的与产业工人发生过激烈冲突，我们有必要回顾1932年托洛茨基这封依据俄国革命经验指示中国革命道路、有相当惊人先见之明的信（粗体系我加）： “（当时中国的）农民运动已经创造了它自己的军队，夺取到很多的地域，并且有了它自己的制度。倘然遇到更大的成功——自然我们是热望着这一种成功的——这一运动将要和城市大工业中心联系起来的，而经过这一个事实，它将和工人阶级直接接触。这个接触将是怎样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亲密的呢？……让我且说到俄罗斯的经验……（农民的）游击队在白党军队后方捣乱时，他们是帮助革命。他们中有一些表现特别的英勇与忠诚，但是在城市里，这些军队时常和工人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并且在有一些事件中造成一种可痛的尖锐的性质。……武装农民与工人之冲突，每次特殊的原因，不管是由于白军的有意挑拨或者是共产党的无谋，或者环境的不幸，但在根本上唯一的社会原因，就是阶级地位的不同与所受教育之差别。 “我们知道一个农民也能够把自己提高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有更多的农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之精神中教育着，生长着，但这需要时间，要十年甚至数十年。当我们研究革命的内在阶段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农民之个人主义的冲突时常非常尖锐。 “中国的情形怎样呢？在红军中的共产党领袖之间，无疑地仍有许多失掉阶级性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他们都没有经过无产阶级斗争的严格训练，他们在二三年来的过程中，是过着游击队指挥与委员的生活，他们从事战争，攻城略地等。他们吸收着环绕他们的环境里的精神：同时红军中共产党的积极份子，无疑地是包含着农民，他们完全诚实地认自己为共产党员，但他们在实质上仍是些革命的穷人与革命的小有产者。谁照着名称与标准而不根据社会的事实来判断政治，没有不失败的。尤其当事情牵涉到手中有武器的政治的时候，这种判断，更是重要。真正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四年间，是被压迫的与不定型的状态之下，只不过到最近才显示出复活的信号。共产党坚固地依靠在城市无产阶级的精华上，努力经过工人去领导农民战争，这是一件事。而几千的革命者，或者是几万的革命者，他们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或者只担着这样一个名义，没有严格的从无产阶级那里来的拥护，只保持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完全是另一件事。这正是目前中国的情形，这情形正极度地增加着工人与武装农民之间冲突的危险。无论如何，资产阶级的挑拨是不会没有，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 “那末，结论是应该怎样呢？第一个结论是应该这样：我们必须大胆地公开地照着事实原来样子来看它。农民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因素，因为它是反对大地主、军阀、农奴制和高利贷的。但是在农民运动的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动倾向的，并且在相当阶段，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谁忘记了农民的两重性，谁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录入者注：列宁也谈过农民的政治两重性[39]。）先进的工人必须在真实的社会过程中认清‘共产主义’的名称与旗帜。 “‘红军’的动作必须给以严重的注意，……在我们自己观察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极仔细地从各种报告及别的文件中，研究农民军队的过程的内部生活，和他们在占据区域所建立的制度。我们必须从活的事实中发现矛盾的阶级倾向，并清楚地向工人指出，那种倾向我们是拥护的，那种倾向我们是反对的。 “我们必须特别留心红军与当地工人的相互关系。他们之间甚至有一点小小的误解，我们都不能忽视。在某些城市与地方的组织内的冲突，即使是尖锐，表面看来似乎是无关重要的局部事件，但是在事变更向前发展时，阶级的冲突会闹到全国范围，而把革命倾覆。”[40] 这几大段话，不仅非常好地解释了本文上一节谈论的工农阶级心理冲突，而且更解释了1942年延安工人与知识分子分别进行的革命民主斗争，它们竟都提出过民主要求，并且都尖锐反击过官僚特权。 但遗憾的是，不仅这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革命民主斗争未能串联在一起，而且托洛茨基影响下的中国托派也被中共官僚集团视为阶级敌人、与共产党工农运动绝对地隔离开来，以至于中国托派当时根本不了解这些重要斗争，更谈不上实行上述后两段革命结论了（尤其见我加粗部分）。很有意思的是，反倒是中共高层方面警觉到这些运动串联起来将有致命危险，所以他们先发制人地给党内要求民主的革命者扣上托派帽子，企图栽罪陷害。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托派里能有托洛茨基这样斗争实践性极强、敏锐而灵活的革命家，并且有更好方式与中共内部的比较健康的革命民主先锋力量通气串联，是否可能实现更好的民主改良胜利，历史结果是否会“不坏”一点呢？作为历史教训，今天我们仍应反思、深思。 一个决定性的事实也许是当时工人民主力量的微弱——不论1930年代初共产党和托派在大城市里已经岌岌可危的革命工人基础（首先是被斯大林党盲动左倾冒险葬送了的），还是1940年代只有几千工人的西北边区农民根据地——正是几次革命民主斗争失败的根本性历史背景。 以“小资产阶级”大盖帽的滥觞为例：革命社会主义需要正本清源的思想启蒙 如前所述，1941、特别是1942年以来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众多丑恶先例：打压工人民主、奴化工人的丑恶先例，钳制批评自由、压制知识分子的丑恶先例，煽动整人运动、迫害异己、大搞思想一尊和政治专制的丑恶先例，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王实味为首的进步共产党员利用墙报大字报进行革命民主斗争的光辉先例（1957年以后毛党把这个方法剽窃来、加以裁剪，当作自己的发明，即成为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其实后来文革的实践证明了这种四大自由更容易被强势集团灵活控制的，它远不及新闻报刊和出版自由权的影响面更广大，实在是官僚专制下进步民众的一种勇敢却很有限的原创）。 可幸的是，上述丑恶先例在今天以及可见的将来已不会再重演，而它光辉的斗争先例和勇气精神今天仍发生着影响。但是，延安整风更导致了另一大类丑恶先例——对大量共运概念的深刻歪曲——却依然毒害着今天中国乃至更广大范围的左翼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更阻碍着广大反抗者的进步。上述所说的“运动群众”被说成是“群众运动”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它导致了许多进步民众对“群众运动”的厌恶，包括在1980年代的民主斗争中，许多斗争者未能把握好群众运动，与这种社会心理有深刻关系）。但是我要说的精神上更深刻微妙的一个最经典例子，恐怕就是对“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疯狂歪曲滥用了。 从20世纪至今无论哪个年代，凡是中国境内的传统左翼圈子群体里，几乎无人不听过拿“小资产阶级”冠名的种种指责的，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小资产阶级左翼、小资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文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小资产阶级反动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等。这些“小资产阶级话语”不但成为毛泽东那一辈中国革命者的经典批判词语，而且仍然是今天中国左翼-毛派圈子里的流行批判。但是，据今天有心人考证，中国共运中最流行的“小资产阶级话语”式批评，正是延安文坛开始猛然骤增的，特别是从1942年3月批斗王实味的官僚反动风潮开始的[41]。中共官僚集团明确地把王实味的革命民主思想，当作“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重大代表进行斗争[42]。（就是在笔者这篇文章里也多次出现了中共高干们对“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及相关的“极端民主化”的批评。） 行文至此，真诚的共产主义朋友多少已经能认识到，所谓“小资产阶级”指控往往首先成了特权者抵制青年与进步党员批评的挡箭牌，也成了压制共运内部自由的万能借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以后对“小资产阶级”的批评，还带有落后的西北农民抵制来自大城市的文明个性与现代个人主义的意味，而军政官僚及其部分小资知识分子走狗进一步煽动了这种普遍的农民心理】。 但是不止于此，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两大点： 首先，批评对方是小资产阶级什么什么性，以及如何解释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批评和指控，这是一回事；以这类“小资产阶级”指控为由施以“革命的”语言暴力、集体语言暴力、甚至采取政治措施打压不同意见，这根本是另一回事。 前者，是共产主义运动意义上的思想自由允许的，各人也应该有权利进行批评和解释的；后者，则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是极恶劣的病态的。可是这两件事情的关系在今天中国左翼运动里仍然往往是无比混乱，一些老左思维或毛派思维根深蒂固的人惯于用“小资产阶级话语”打压青年学生的批评，又有许多年轻左翼分子反倒过于敏感地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批评都当做恶劣的打压行为。 第二，我想尽量公允客观地，以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概念，以此重新审视1942年王实味案与延安整风运动。首先我并不认为“小资产阶级性”是空洞的标签，它的实际内容应该是对应着小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一种阶级意识，包括一系列互相矛盾的性质（由小资产阶级分裂的社会性决定）：一方面自由散漫、不要民主集中制，另方面又可能对极权顶礼膜拜；一方面非常强调个性以至陷入病态的个人主义，另方面又可能极端地表现出对强势力的依附性；一方面极端地迷恋形式（例如语言文字姿态等），另方面却又可能圆滑地玩弄形式。总之，可以说小资产阶级性往往是矛盾摇摆的。 【我说的“民主集中制”又是被斯毛官僚集团歪曲得面目全非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概念。斯毛官僚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无民主的集中制”[43]。而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决议、少数有权保留不同意见、在政策执行之外有权自由批评解说、与多数派争取党员群众影响以改变政策。令人头痛的是，这种党内斗争中，有原则的“派别”与无原则的“宗派”也被中共官僚混为一谈了，这是必须要区分的[44]。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以后、1942年以前陕甘宁边区的工会运动执行着真正意义上的初步的民主集中制，1942年边区工人的革命民主斗争遭严厉打压后，这点小范围初步的工人民主也完全消失殆尽[45]】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受到小资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很大影响，但并不完全等于小资产阶级性。在近现代社会里，总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出身平民，所从属职业也多少属于劳动者阶级（例如老师、工程师、医生），当有组织工农运动出现时，这些知识分子甚至会比一般体力劳动者更容易、乃至更彻底投入到运动中（因为他们对广泛见识的思考更多，而本身又属于劳动阶级一部分）。如果我们认真看王实味的人生履历，应该承认他正属于这类知识分子，而且他青年时代（正值1925-27年大革命时期）就热烈投身共产党组织，实际上他也是1940年代延安民主斗争中最决绝、最彻底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至死都没有向官僚集团低头妥协，仍保持着共产主义者的无限忠贞与热血——的确，王实味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历史应该尊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者。 但是知识分子更多时候被小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影响着，并且许多职业知识分子本身就属于小资产阶级或其社会圈子。特别是那些比较有名望、又经常保持和重视着与其他上层名流社会关系的职业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不止是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队伍一分子，或者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很大影响。毛党狡猾就狡猾在，他们在口头文章中决不放松“小资产阶级话语”批判，用以牢牢压制热血革命者与天真的进步青年的批评自由，但在实际行动上利用着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统战”各类善于上蹿下跳的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和资产阶级政客——在1940年代延安，中共官僚集团“统战”李鼎铭为代表的一批所谓“开明绅士”，并且放手煽动着一大批货真价实的小资产阶级文人的狂热性和投机性（从“著名诗人”艾青、“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到“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中共官僚集团对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政客大开绿灯，极力“统战”，对当年延安要求民主的进步青年和革命者、以及敢于斗争的产业工人，标榜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官僚们却毫不手软。他们用政治专制与精神奴役政策“改造”着民众，即便打得天下坐拥江山，也注定了无产阶级民主与自由平等的悲惨死亡。 然而怎样克服共产主义青年学生可能带有的“小资产阶级性”？无论如何，为了抑制批评、打压排斥对方而扣帽，决不是负责任的革命者态度（而且个人认为对于青年尤其宜少用这类词，即使提出批评也应该更多为了实际解决）。批评自由恰恰是克服不良偏向的利器之一，共产主义者或相关圈子惟有加强自身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经历和观察研究、向产业工人学习并与其生活交往，最终通过与工人一道投身阶级斗争，才可能逐步克服小资产阶级性。 新的开端而非终结——历史给今人的几点启示 1、今日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寻求和紧紧依靠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斗争力量，首先依靠工人阶级中的觉悟部分，努力促成工人民主对共产主义组织的强力支持和监管，并且把思想自由与批评自由融入共运生活中。这些才是克服官僚专断倾向、推进工人革命事业的最大法宝。 2、1942年延安工人的革命民主斗争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工厂工人的罢工和游行得到了部分工会组织者的领导，显现出比较持久的力量。正由于此，正是1942年（而不是1949年）成为中共永久阉割了工会代表工人进行抗争功能的历史转折点。而在1942年之后，工人民主很少再出现过（文革和八十年代民主运动里有过一些昙花一现的工人组织，但仍缺乏持续的工人民主）。 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工人劳动者需要以工作单位组织成为工会，才能发展起群众性的民主。为此，今日中国劳动者仍有极大必要争取独立自主的工会，在工会里发展工人民主，那是工人阶级集体行动起来时的一件利器。 3、要克服毛党官僚集团整人手法的危害，首先要认清它的形式实质和对阶级事业的危害，更需要认识到靠知识分子或个人力量、一般组织乃至舆论都无法真正克服它（这些正是王实味案说明了的），——只有新一代建立于工人民主与阶级斗争、保证党员有权组织反对派的工人革命党，才能克服这种机会主义毒流。21世纪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党派自由的阶级政治。只有以反对派乃至不同的工人政党，才能制约工人政党——即应该允许不止一个的工人先锋党。换句话说，每一个工人党有权自认为是唯一的真正无产阶级先锋党，但不能用强行打压其他党派的方式标榜自己的“革命性”。 实际上强行打压、绝对敌视其他工人党派的做法，透露着打压者对本党政治不自信、对思想理论斗争心虚而缺乏信心，所以要靠强行打压才能安心，这不但不能说明其“革命性”，而且还证明其反革命的官僚专断性或小资知识分子狂热性。 4、应怎样对待革命知识分子？可以说中共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开创了极其恶劣的典范：煽动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投机性和农民工的感恩戴德，打压革命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觉悟工人的民主要求；同时为了树立思想一尊，用官僚特权阶层的奴颜媚骨精神“改造”大众。 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政策，至少应该包括思想自由与批评自由，革命马克思主义只作为思想评判标准发挥引导作用，而不能用强制性标准大肆迫害异己，革命先锋党人应吸收、诚实地信任和团结最勇猛的革命知识分子捍卫革命民主，在工人运动中采取实际措施、自觉限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投机性，倡导和组织志愿的左翼知识青年经常地与工人劳动生活交往。 5、虽然大多数进步青年群众一经了解历史真相，就不难知道种种斯毛机会主义做法的危害，但是要还原一系列共运概念（如本文提到的“群众运动”“民主集中制”“小资产阶级话语”等）的本来意义，还需要不仅大量的重新学习，更需要首先结合这些历史传统进行深入批判、思想清算。 如果不这样做、或缺少这类思想文化活动的话，一则，人们对斯毛机会主义的精神破灭就更容易走向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失望，更容易陷入自由主义或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暂时消极中，而不容易走向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二则，初步开始思考革命社会主义的青年也不易很快认清问题、取得进步。因此，革命社会主义启蒙工作任重道远，需要更多青年一代和进步群众大胆解放思想，提高思想觉悟。 2011年8月23日 注释： [1]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出自李维汉晚年回忆录《回忆与研究》。 [2]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在线阅读版，因有版权问题，暂不放入马义文库。由于在线阅读太分散，本文笔者整理了txt文本文档，读者可向本人索取。 [3]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第一章《延安生活指数》第四节《大小灶与保健费》。 [4]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一章第三节。 [5]转引自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P332。 [6]1942年中直机关食堂的《饭厅规则》堪称等级森严的标准，带有军营规则的味道：①吃饭时间：早饭8点半，下午饭4点（冬季一日两餐），以打钟为号，除特殊情形外，过时不候。②每桌大灶8人，中灶6人，按编桌名单就餐，不得随意变动。每桌选组长一人，负责检查清点人数、留菜、分菜。③如未打钟，任何人不得先吃。④如桌上人未到齐，由桌长负责留菜，不得再到厨房打菜。因公外出，须事先通知灶上留饭菜。⑤按照总务科通知的增减人数开饭，如不通知，一概拒绝开饭。⑥如有临时客人，由单位行政负责人填写客饭证，书明灶别，饭前通知伙食管理员，否则拒绝开饭。⑦凡编入饭桌人员，一律不准打饭。如有特殊情形，须在饭前半点钟向桌长声明。⑧没有特殊事故，一律不准进入厨房。⑨洗碗水倒入缸内（喂猪用），不准随意倒在地上。⑩打菜盆子和用具放在原位，不准随意拿到别处去。（《饭厅规则》，见陈俊歧编著：《延安轶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2月版，P255-256） [7]《西北局保健委员会关于增加保健费的决定》（1943年9月2日），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甲第4卷，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印，1994年12月，P1。 [8]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 [9]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 [10]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六章第三节。 [11]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的第六章中间部分。 [12]王凡西：《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第二节，1974年5月20日。 [13]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七章《恋爱中的枪声》第二节。 [14]朱鸿召：《王实味在延安》。最早应该是李维汉晚年回忆录《回忆与研究》提到这件事。 [15]其实1940年代初中共军中仍保持一定的民主制度，但已经大为收缩。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的一个指示：下级对上级有批评时，应允许之，不能禁止，但应采取下列方式：1、向上级首长写信批评某负责人，某领导机关，该上级首长应作解答。为发现错误与缺点，上级首长可发动干部写信。2、在适当会议上应允许批评，但当其批评是错误时，应立即加以解说，以免涣散军心。3、一切不负责的小广播，会外批评，信口开河，组织集体上诉等，均应禁止，以免削弱战斗力。——见《中央军委与总政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194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1941——1942）》，中央档案馆编，P400-P401。 [16]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二章第一节。 [17]杨长春：《一个联络员的自述：杨长春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7、41页。 [18]《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第七节，1942年12月边区政府第三次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1941——1942）》，中央档案馆编，P552。 [19]马克·塞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来自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P238-P240。 [20]《陕甘宁边区的工业与工人阶级成长概况》，《陕西省志·劳动志》第十三篇陕甘宁边区劳动管理第一章劳动力资源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制。在1935年，边区是没有产业工人的，现代工业和工人是伴随着红军进驻陕北发展起来的，主要服务于军工。 [21]本小节内容严重参考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二章《工人有什么才来劲》，重新缩减或以笔者观点加工了原文。兹不另注。 [22]《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概况》，《陕西省志·劳动志》第十三篇陕甘宁边区劳动管理第二章劳动力管理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制。 [23]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四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第四节专门分析了斯大林官僚集团在工人阶级中发动的“斯达汉诺夫运动”。 [24]高自立：《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奋斗》，《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8月22—25日。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二章第五节。 [25]参见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1944年5月25日）。 [26]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第四节《写光明呢，还是写黑暗》。《王实味文存》P298，朱鸿召主编，1998年12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27]本小节内容基本根据朱鸿召的《王实味在延安》，本文已上传至文库本专题。 [28]在朱鸿召《王实味在延安》原文里，这一段文章列表被放在一个注释里，《王实味文存》P330，朱鸿召主编，1998年12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其中丁玲《三八节有感》（1942.3.）从妇女运动的角度也提出了对党内不平等的批评，后来丁玲被招安后屡屡自我检讨，并转而声讨王实味。 [29]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第八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专门分析了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0]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第五节，1985年2月10日。 [31]同[1]。 [32]参考温济泽《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1942年。 [33]文库将陆续上传当年延安文人在会意官僚集团用心后大肆抨击王实味的文章和讲话，这些历史文献对于理解毛党的整个手法很有帮助。 [34]同[1]。 [35]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第四节，1985年2月10日。 [36]同[1]。 [37]同[1]。 [38]同[14]。 [39]参考列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11月7日。 [40]托洛茨基：《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1932年9月22日。 [41]参考今日知识分子文章：吴敏：《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510631。 [42]见[1]，李维汉的供述。其实当时的大量批斗王实味的“运动”更有恃无恐地直接指斥王实味思想是所谓“小资产阶级××性、小资产阶级××主义”的表现。 [43]见[1]，李维汉在其供述中比较准确地表达了斯大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观点（但他愚蠢可笑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并且他透露了当时就民主集中制问题发生过许多有趣的深入争论，这些争论的问题提法中的确表现出绝对民主倾向。但王实味要求革命民主的观点，无论如何算不上“绝对民主派”。这是中共官僚专制为了打压一切民主倾向，完全捏造的一大罪名。 [44]参见[1]，李维汉的供述第三节第四小节《深入阶段》，李说道：“在墙报上，有人把中央研究院的斗争看成是宗派的斗争，这是一种很坏的观点，即是把原则争论丑化成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的观点。必须注意纠正这种观点”。在这段话里，“宗派的斗争”与“派别斗争”都被理解为无原则的斗争，完全混为一谈。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里，宗派的准确含义就是无原则的小集团，而派别、政治派别是有一定的政治主张和原则的。使李维汉犯这种“错误”的并不是因为他“无知”，而是因为官僚集团反对一切派别，所以把派别斗争说成是宗派斗争、一切异己派别一律找借口打压。 [45]参见《陕甘宁边区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章程》与《陕甘宁边区农业工人工会（雇农工会）章程》，1938年4月制定。另外，如果对比工厂工人与农业工人（其实就是受雇的农民）的工会章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者的工会制度更讲究、更严格，而后者是要强制农民加入工会（可见当时农民普遍并不喜欢工会，实际生活中一家一户生产的他们也不需要什么工会），也更粗糙些。所以事实再次说明了在维护民主方面，工人劳动者比农民小私产者更有效得多。 关于民主与民主集中制，另参考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录的《早期苏维埃的自由》。又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相关理解。
吆班勿成生活苦——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吆班勿成生活苦 （大生三厂） 栀子花开绿叶多， 三厂工人顶顶苦， 看到打结最难做， 硬要我俚赶出数。 吆班勿成生活苦， 廿八样条件样样做， 大便小便呒工夫， 吃饭辰光机也做。 三厂经理黑良心， 赚仔银子同事分， 百式百样最小气， 拿我俚工人勿当人。 张来民唱 ［注释］ 廿八样条件样样做——一九三○年一次罢工后，因种种原因，罢工没有取得胜利，结果，厂方订出廿八条规章，要工人遵照执行。工人忙得团团转，连吃饭的时候机器也不停。
害人精——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害人精 兴班领班秦志明， 做事凶狠害人精， 无缘无故害呀害工人， 压迫荣宝、周兰英， 弄得荣宝夫妻命归阴。 范仲根说杜景康记 ［说明］ 据老工人范仲根说，这首歌流行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一次罢工后。周荣宝夫妇都是粗纱间的工人代表，被秦志明提名开除出厂，不久夫妻俩就病死了。
苦恼景致——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苦恼景致 （大生三厂） 大家静静心呀， 唱只做工景。 做工景致苦得呒淘成呀， 让我来细细说分明呀， 一一啦从头来唱拨诸君听呀。 厂里拉回声呀， 天色还未明， 连忙个起身就把厂门进呀， 迟到仔就要罚停工呀， 还要把工钿罚得千干净呀。 生活真结棍呀， 断头接勿清， 手忙脚乱一点勿打顿呀， 木棍要做到念来根呀， 格种苦处末讲拨啥人听呀。 工头真起劲呀， 哨子吹勿停， 工人朝东朝西跑得勿相信呀， 连搭末吃饭勿定心呀， 撒尿拉屎也呒没空时辰呀。 兴班秦志明呀， 做事太凶狠， 一日到夜只顾乱打人呀。 四领班就是唐人杰呀， 专管那个出数末勿顾苦工人呀。 厂长勿领情呀， 一点呒良心， 纱布卖出银子赚进门呀， 赚进花红同事大家分呀， 工人末从来呀分勿到半毫分呀。 现在革命兴呀， 晓得内中情。 因为仔工人有冤呒处伸呀， 立起工会来寻原因呀， 乌天呀黑地末有了只大明灯呀。 有喜，贵荣哥呀， 两位明白人， 刻心为国为点啥事情呀， 就为末厂里欺工人呀， 故所以站出来要打抱勿平呀。 工会真热闹呀， 地在西洋桥， 勿问那个男女末大家才来到呀， 谈谈说说末叨叨教呀， 如有哪个不平末工会代出梢呀。 各位总代表呀， 开会一齐到， 工会里演说大家要听好呀， 依了末会章向前跑呀， 勿管那艰难末大家团结牢呀。 引擎拉回声呀， 男女进厂门， 走到厂里大家要定心呀， 只要末生活做出来呀， 哪怕伊压迫末勿呀勿领盆呀。 最坏秦志明呀， 第一勿算人， 无缘无故害呀害工人呀。 工人末苦得真伤心呀， 取消那个秦志明末大家有翻身呀。 ［注释］ 呒淘成——说不尽的意思。 木棍——细纱车上的机件，一根木棍下有四只锭子。“木棍要做到念来根”，就是要看八十只锭子。 兴班——大生三厂实行两班制：一班叫兴班，另一班叫利班。秦志明是当时兴班细纱间领班。 跑得勿相信——跑得很紧张。 同事——职员。 叨叨教——慢慢地。 有喜、贵荣——朱有喜、曹贵荣。朱是引擎间二副，又称二轨；曹是电气间老轨。此二人管机电要害部门，在工人中颇有威信，是一九二九年罢工中的积极分子。 勿领盆——不服气，不卖账。 ［说明］ 据刘瑞龙《回忆红十四军》一书记载：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海门大生三厂工人也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尽管资本家勾结国民党县党部实行镇压，但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坚决不屈。斗争继续了几十天，也终于取得胜利，迫使厂方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这首民歌即产生子那次罢工中。 大生三厂历史档案中的《江苏海门大生第三纺织公司为报告工潮经过致各界书》（一九二九年铅印），录有这首民歌全文。也曾听徐小芬唱过；徐小芬称之为《罢工经》，其首段为：“大家定定心，唱只罢工经，罢工经苦来呒淘成，让我细细说分明，以前难头唱拨诸公听。”其余与《致各界书》所载基本相同。《致各界书》是厂方用以攻击工人的，说工人发传单煽动罢工，全文引用这首民歌，是为了说明工人的不是，其标题为《大生三厂苦恼景致》。这里编入的是照录《致各界书》所引原文，只是参照徐小芬所唱，修改了个别字句。因为是用“无锡景”调唱的，所以称为“景致”。
经理坏良心——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经理坏良心 （大生三厂） 三厂经理坏良心： 弄脱工会张先生。 洋钿银子车上装： “宁送官场，勿落灰塘。” ［注释］ 宁送官场，勿落灰塘——宁可把钱送给官方，也不愿给工人，经理认为把钱给工人，就象掉在灰坑中一样，没什么作用。 ［说明］ 这首歌谣产生于三厂工人组织工会之后。筹建工会的张某被工人称为“张先生”、“张指导员”。经理反对组织工会，曾对张说：“你工会所成立，我公司厅门朝北。”还曾贿赂官方，阻挠工会的成立。工人掀起罢工斗争，一定要厂方答应工人组织工会的要求，不答应条件不开车。后来厂方鉴于大势所趋，不得不答应工人的要求。据说经理为了不食言，果然将公司厅朝北开了一道门。
工人入工会——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工人入工会 （大生一厂） 工人造的大生厂， 大生厂里有了共产党。 工人入工会， 徐开阳吃拳头。 工人齐动手， 徐开阳扣笆斗。 工人说得神： 徐开阳跳坏了玻璃门， 汽车一开就上城。 王金珍、严琴珍、李小妹说 何连清、保芷、许永和记 ［说明］ 这是一首记实的歌谣。事情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正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开展斗争。而接管大生一厂的银行团资本家，正推行“厂务改革”，要工人“扩锭”，加强劳动强度。这遭到工人的反对。在车间里，工人们一起拿着筒管向考工所长徐开阳掷去，徐吓得用笆斗遮住了头。他逃进了皮辊房，关上玻璃门。玻璃门被工人撞坏了。徐开阳从窗子里逃走，从唐闸逃到南通城里去了。
吸烟歌——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吸烟歌 （大生二厂） 日里困半天， 夜里勿连牵， 到了厂里象弥陀佛， 眼睛蒙蒙勿新鲜， 跑到坑棚间里吃香烟。 小妹念头大， 一根正好呼， 吃了香烟百病才消过， 眼睛开得葡萄大， 刹刹裤子到车上做。 车上断头多， 工头来经过， 问你小妹好做勿好做？ 车上有点拆烂污， 闻着烟味罚脱两角多。 小妹丁冬起， 问那工头去： “今朝罚工为点啥事体？ 你要瞎说就打耳光！” 一句话吓得工头勿敢响。 小妹气勿过， 来到工会所， 把那冤枉罚工苦来诉。 工会理事调查过， “罚脱工钿归还拨勒我。” 袁忠士、邢志兰唱陈秉生、张伟民记 ［注释］ 勿连牵——精神不好，支持不住。 勿新鲜——形容眼睛无神，睁不大开来。 ［说明］ 这首民歌产生于一九二七年成立工会时，叙述一位女工因为白天没有充分睡眠，做夜班打瞌睡，无奈何到厕所里去抽香烟提神。由于精神不支，车上断头多，被工头看见，并闻到烟味，罚了工。这位女工很气恼，将这件事告诉工会，工会出来帮她说话，归还了她被罚的工资。
工会歌——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工会歌 （大生二厂） 二厂施仲歧呀， 做事勿讲理， 百样事体样样顶小气呀， 单拿我俚工人看勿起， 改换经理仍是一条理。 工人气勿过呀， 造只工会所， 半块洋钿大家全出过呀， 工会章程全改过， 谢谢会员对勿过。 工会各代表呀， 开会一淘到， 工会演说各位全听好呀， 如有冤枉来报告， 厂里罚工坚决做勿到。 工会钱秀珍呀， 跑到南京城。 许多章程全揿图私印呀， 送到二厂公司厅， 哪晓得经理一样勿答应。 黄秀英唱张伟民记 ［注释］ 施仲歧——厂里的四领班。 工会所——每个工人出伍角钱，为工会造的房子。 对勿过——即对不起。这是工会对会员出钱支持工会表示感谢和抱歉之意。 揿图私印——盖图章。 ［说明］ 这一首，启东县文化馆也搜集过，因此根据两个本子进行了整理。
大洋换小洋——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大洋换小洋 （大生三厂） 袁贼狗娘养， 又弄鬼花样， 乱话交交关， 大洋换小洋， 收到洋钿变纸钱。 诸君要认清， 袁贼太欺人， 大头换小头， 难啃茅柴根， 格种日脚怎能过！ 我俚心勿平， 格口气咽勿进， 大家齐齐心， 拚仔老性命， 搭伊陈帐算算清。 格次来斗争， 大家一条心， 里应兼外合， 包围公司厅， 活捉袁贼把理评。 一朝难头来， 大家要担待。 有福大家享， 有难一同当， 勿做胆小怕事人。 袁忠士、袁圣益唱 ［说明］ 这首歌谣产生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当时工人要求将小洋计工资改为大洋计工资，斗争已得到胜利。后来厂方又企图恢复以小洋计工资，工人一致反对，掀起了斗争。斗争声势很大，工人包围了公司厅，厂长袁仲齐从厕所里越墙逃走。袁贼即指袁仲齐。 关于“大洋与小洋”的资料： 最初，清朝政府规定在广东铸造币值一角的银币，十个合一个银元，作为银元的辅币。因为客观上的需要，所以颇受各方面欢迎。但是，由于银辅币的成色比银元低，铸造银辅币比铸造银元获利更大。因此，清朝各省的封建统治者和后来的军阀都争相铸造，结果是银辅币的数量过多，并且成色越造越低，银角对银元的比价也逐步降低，破坏了银角和银元之间固定的兑换比率。 抗日战争以前，双毫银角子一般要十二角才能兑换一个银元。因此，民间就把一个银元，称为大洋一元；一个银元的十分之一，称为大洋一角。而把银角子的一角称为小洋一角，一个双毫称为小洋两角。 旧中国滥铸钱币造成的币制混乱，长期给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带来苦难，也被资本家用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例如工资明明应当按大洋计算的，但在发工资时，资本家把不满一无的尾数，就按小洋来发。不仅如此，资本家有时还利用罚工资把工人工资的大洋整数罚碎，使工人遭受罚工资和大洋改发小洋的双重损失。 当时大生三厂的资本家给工头、机工发大洋，给女工、壮工发小洋。因此，掀起了反对大洋改小洋的大规模工人斗争。
溜得快——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溜得快 （大生一厂） 吃是吃的鱼皮菜， 保是保的三个礼拜， 吆起班来溜得快， 挨打象个猪八戒。 ［说明］ 资本家怕工人罢工，就利用黄色工会和工头进行破坏，请他们吃鱼皮菜，要他们保证三个星期不发生罢工，但结果他们不仅保证不了，而且还挨了打。
野鸡声——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野鸡声 （大生三厂） 一声野鸡声， 机器就勿灵， 工人心有数， 工头起疑心。 二声野鸡声， 机器马上停， 工头心里慌， “饭桶”发楞怔。 三声野鸡声， 车间起风云， 工头抱头窜， “饭桶”喊救命。 ［注释］ 野鸡声——是当时罢工时使用的一种暗号。事先由一人喊，然后群起而呼应，声音很大，一阵一阵，好象猎人捉野鸡时的喊声一样。据老工人说，这样喊野鸡声，能使领班工头找不到罢工的发起人。
吃苦头——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吃苦头 （大生三厂） 罢工斗争闹风潮， 流血吃苦坐监牢。 唉！“人之初，性本善”， 为啥我俚要吃苦头？ 袁忠士说 ［注释］ 人之初，性本善——是南宋王应麟编写的《三宇经》的首句。这首民歌引用《三字经》的这句话，说明工人生性善良，但由于吃苦太甚，不得不进行斗争。这里反映了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
我俚一吆班——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我俚一吆班 （大生三厂） 我俚一吆班， 厂家蚀脱洋钿银子要论担； 我俚一吆班， 厂家单勿宁蹲勒地上爬。 曹二说 ［注释］ 单勿宁——海门方言，差一点的意思。
一条心——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一条心 （大生三厂） 一根浆纱，拉勿倒石牌楼； 一只麻雀，踏勿穿大洋瓦。 纱浆成，织好布，几千人拉勿坏； 人团结，一条心，事体就好做； 一条心，齐斗争，罢工有靠保。 袁忠士说 ［注释］ 有靠保——有保证。
抱烟囱——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抱烟囱 （大生三厂） 十一股头抱烟囱， 管带众人闹花红， 十一股头吃仔齐心酒， 吆班到底勿回头。 袁忠士说 ［注释］ 抱烟囱——团结一致。 十一股头——十一个工人代表。 闹花红——向资本家要求分给红利的经济斗争。
起吆班——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起吆班 （大生二厂） 马班草结出相帽兰， 眼眼精通拎小篮。 竹篮拎水哪能勿会漏， 大生厂里工钿怎好拿！ 日金夜金开金锁， 八百金锁啥人拿？ 那么温一杆秤来称花衣， 踏子上好象卖小菜。 车上断头勿问伊， 称多花衣要罚工。 日班夜班起吆班， 东西河头站一站， 勿准啥人进大门， 进勒大门杀囚犯。 启东县文化馆搜集 ［注释］ 吆班——大生纱厂工人都称罢工为“吆班”。“吆班”时，有斗争积极分子站在厂门外，不准任何工人进厂上班。 踏子——集镇上卖鱼虾蔬菜的地方。每个经纪人摆一个摊，两张条凳，上搁木板，板上置商品，这就叫踏子。 ［说明］ 据刘瑞龙《回忆红十四军》一书记载：早在一九二一年，大生二厂就爆发了罢工斗争。一九二九年，党的南通特委派了张辛同志去大生二厂工作。张辛领导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压迫女工和童工，先后举行了两次罢工，取得了胜利。一九三○年五月一日，大生二厂的三千多工人举行了罢工。这首民歌产生于哪一次罢工中，还不清楚。
只要人心齐——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只要人心齐 （大生三厂）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话要搭人商量； 只要我俚大家人心齐， 扯得四只眼睛腾腾转。 袁忠士说 ［注释］ 四只眼睛——指厂里戴眼镜的领班。
争口气——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争口气 （大生一厂） 小工要得不挨欺， 志要坚来心要齐， 拉紧手来站一起， 馒头不蒸争口气。 凌满说 ［注释］ 小工——从事运输之类劳动的辅助工。 馒头不蒸争口气——这是一句南通谚语。蒸、争二字谐音。
洋蜡烛——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洋蜡烛 （大生三厂） 大生厂，洋蜡烛， 大家勿要怕。 蜡烛勿点勿亮， 一点蜡烛就哭。
要活命——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要活命 （大生三厂） 锣鼓勿敲勿知音， 说话勿讲勿知情； 掀开天窗讲亮话， 明争暗斗要活命。 王志林说
唱只山歌出出气——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唱只山歌出出气 勿做生活造山歌， 铜钿罚脱两角多。 罚脱角子啥希奇， 唱只山歌出出气！ 卞松梅说
恨抄身——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恨抄身 （大生三厂） 搜检妇，站岗亭， 凶来赛过猫头鹰， 两只眼睛脱楞楞， 十指尖尖戳别人。 搜检妇，来抄身， 如狼似虎勿饶人， 头发梢摸到脚后跟， 阿有纱绞布条筋？ 搜检妇，勿是人， 上拍下压丧良心， 同勒大亨一头困， 伊是工人对头星。 纱厂做工真伤心， 神魂颠倒暗沉沉， 进出厂门要抄身， 思量思量真触心。 众工人，恨抄身， 厂里横竖呒良心， 拿我俚工人勿当人。 大家来， 拚脱半条小性命， 拿点纱绞布条筋！ 高兰珍、黄翠娣、陈翠英、吴秀英、周美英等说 ［注释］ 搜检妇——是站在厂门口，专门对女工进行搜查的人。
牙齿咬得格格响——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牙齿咬得格格响 （大生三厂） 工头对上拍马屁， 对待工人欺压打， 眼睛骨里才看见， 牙齿咬得格格响。 ［注释］ 才看见——都看见的意思。
当心点——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当心点 （大生三厂） 罚工钿就罚工钿， 饭桶小贼当心点！ 今朝为仔坏饭碗， 总有一朝手底下冲扁！
那么温一跑——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那么温一跑 （大生一厂） 那么温一跑， 心里如火烧， 只恨身边没把刀， 剁他一记气才消。 凌满说
欺侮小姑娘——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欺侮小姑娘 （大生三厂） 领班乌龟猪奴， 捞捞搭搭勿要面孔； 下巴底下雷响， 还要欺侮小姑娘． ［注释］ 捞捞搭搭——动手动脚调戏女人。 下巴底下响雷——海门俗话，这里指形势已很紧张，革命风暴快来了。下巴就是下颌。
三来三样——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三来三样 （大生三厂） 夜壶来了，车弄堂里跑跑装装样； 白鼻头来，眼乌珠朝伊张张； 摇车头来，跟跟大帮跑跑白相相。 ［说明］ 这是描写怠工斗争的情景。夜壶、白鼻头、摇车头这三个名词都来自上海的纱厂。夜壶指领班，白鼻头指工头，摇车头就是指导工。
寻活路——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寻活路 （大生三厂） 世道太黑暗， 气往肚里咽， 世道太勿平， 有理呒处伸， 上天呒路走， 入地呒门进， 工人活路真难寻！
想勿通——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想勿通 （大生三厂） 日里忙做工， 夜里赶缝穷， 剪剪贴贴，补补缝缝， 手忙脚乱，一点勿落空。 眼皮打瞌□， 眼睛揉得红， 叹口气，想勿通， 发财人勿动，勤力人穷！ 录入者注：眼皮打瞌□——□字左“目”右“充”，未查到此字。
勿晓得啥道理——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勿晓得啥道理 （大生三厂） 领班骂工头， 工头打熟手， 熟手欺生手。 大鱼吃小鱼， 小鱼抢虾米， 虾米吞水蛆。 世界上乱来希， 勿晓得啥道理！
想勿到——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想勿到 （大生三厂） 要想机匠油味道， 要想厨师滋味好， 要想先生生活好， 妹子做厂想勿到。 赵红英说匡渭渔记 ［说明］ 这是说女工想当比她工资高的机匠、厨师和工资更高的职员。可是，这是幻想。
花价水样淌——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花价水样淌 （大生三厂） 三厂花行算盘响， 皮花价钿水样淌。 ［注释］ 水样淌——指大生三厂压价收购棉花。花衣跌价，有如水向下流。
唐治先生——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唐治先生 （大生三厂） 唐治先生名气好， 做出事体顶勿好； 细纱车上一直绞， 两只眼睛勿相好。 想着心思朝东跑， 摇纱帐台看申报， 谈谈说说叨叨教， 摇纱阿姐告苦恼。 手把摇子怎得摇， 摇一绞来敲一敲， 支口敲得亮照照， 写一张牌子两角多。 ［说明］ 这是一首写实的民歌。内容是说有个姓唐的领班不好好办事，细纱、摇纱车上生活很不好做，工人请他想法解决，他却不理不睬，看报、说闲话去了。操作手摇车，摇了一绞纱就要敲一下支口（旧式摇纱车上的一种机件）。支口由于纱的摩擦，久而久之，必然要被磨损，产生了“鸡眼”，容易割断纱。工人为了生活好做，敲一下支口，使机件保持光滑，不使断头太多，能多摇点纱。可是姓唐的领班却跑来无理地说敲坏了机器，影响了生产，给工人写张罚工牌，扣了工人两角钱工资。
早期苏维埃的自由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早期苏维埃的自由原著[日]藤井一行整理异教徒在大多数人眼中，苏维埃体制直接意味着“不自由”或对自由的限制。近年来，随着各种事实资料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个由东方和西方阵营共同缔造的神话渐渐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当然，即使列宁时期的苏联也对自由作出了一些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同日后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出的限制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列宁的限制是迫于形势，不但十分宽松，而且尽量避免限制。一个关键的区别是，列宁实际上不想作出限制，而在他之后的各国共产党则使出浑身解数从列宁和马克思的话中找出理由来证明社会主义对自由必须加以限制。日本社会主义者藤井一行的《社会主义与自由》（约写于70年代）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与主流的看法不同——早期的苏维埃政权是如何对待自由的问题的，此书于1982年在大陆出版并内部发行。本人将其揭露的事实资料作了一番整理摘录，并加上了自己的一些补充，成此拙文（除了一些自己的评论和补充外，以对藤井著作的摘录为主）。政党活动的自由在各种政治自由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政治活动及政党活动的自由。没有结社自由、表现自由、集会自由，政党活动就不能存在；如果只允许一个执政党的合法活动，那么一切宪法和政治体制所宣布保障的自由，也将变得形同虚设。多年以来，一党制被当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之一。但正如下面将要证明的，在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蓝图中，在早期的苏维埃，一直是保持多党制的。在马、列的著作中，从没有一句话表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一党制（当然列宁说过在新生的工农政权面临国内外的极大困境时，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只保留一个政党），苏维埃俄国和苏联的第一部宪法，也没有论述一党制或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条款。以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为例，当时允许多个派别的“俱乐部”——政党的雏形——合法活动。在政府中，负责财政部的是蒲鲁东主义者，负责内务部和警察局的是蒲鲁东主义者；在当选的64名公社委员中，普鲁东分子20人，布朗基分子21人，新雅各布宾主义者及无党派人士10人，后又补选20人，只有龙格一人算是马克思主义者[1]。在被马克思大力颂扬的巴黎公社里，大多数人竟然不赞同马克思的学说！但马克思仍然热情地肯定，“这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看看前几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派构成就可以知道，苏维埃政权从其成立时起就是从多党制出发的。以起义后当晚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例，在开幕前的649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共193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会议中退出），孟什维克约80人（一部分在会议中退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4人），另外还有一些波兰社会党、乌克兰社会党人的代表及无党派人士等。第二天按各党代表在大会中所占的比例选出大会的常设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有委员101名，其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名，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统一派6名，乌克兰社会主义者3名，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名。还留下一些名额规定以后由新选出来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和军队组织代表补充之，而且退出大会的诸党派也有权按照比例选派代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来工兵代表苏维埃与农民代表苏维埃合并为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11月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选出的108人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1人）加入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2]。在这之后的政治形势变迁中，政党间的力量对比变得对布尔什维克党更加有利了。但尽管如此，在苏维埃内控制了多数的布党并未打算否定多党制。大致划分起来，当初在苏维埃内至少存在五个党派（此外还有其他小党及无党派人士），并进行着合法的活动，如下表所示[3]。布党孟党社革（左）社革（右）无政府总数苏维埃二大39072179－3670农民临时代表376195652330大会三大44122112355708三农大205216963442四临大85428256－171252五大86810470471425六大124028－51276七大127832221366八大228482－22490九大1850－－－11991十大2092－－－12215*代表数目包括只有审议权者，无党派代表人数未列出这些政党不但在苏维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进入政府同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在实际领导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5人常务局就有两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十月革命是两党联合发动的，当然主要领导者还是布尔什维克。当第二次苏维埃大会选出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时，布尔什维克曾建议组建联合政府，向左派社会革命党甚至孟什维克发出过邀请，但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同意，于是暂时出现了布尔什维克的一党政府。列宁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上曾就这一情况反复说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可是他们却要等与克伦斯基的这场斗争有了结果再说……我们曾经邀请大家都来参加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由于成了少数才退出的。……他们知道，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我们没有把任何人排出于苏维埃之外。”[4]布党中央委员会也声明说：“中央委员会确认，在现政府成立的那一天，在成立的几个小时前，中央委员会曾邀请三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出席自己的会议，并正式建议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了，虽然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但他们仍然必须对不能达成协议负完全责任。”[5]第一次的建议遭到拒绝之后，布尔什维克仍继续向其他党派发出组建联合政府的号召。布党中央委员会在11月20日的宣言中回击关于他们要垄断政权的谴责说：“我们曾经邀请，而且还在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我们分掌政权。”虽然其他党派拒绝进入政府，但在人民委员会中仍留有空位，待他们以后能够参加，如交通人民委员一职就留待与铁路工人组织协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暂时拒绝加入政府，但它的党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担任了部分领导工作：斯皮里多诺娃领导农业部，普罗相和乌里茨基一起主管民族问题，阿尔加索夫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领导外埠局，卡霍夫斯卡娅和沃洛达尔斯基一起领导鼓动局，等等。[6]在苏维埃政府组成的变迁中，比较有名的是“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问题。11月11日，主要由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领导的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建立“成分相等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号召，要求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主义者的所有政党都加入这个政府。全俄铁路工会在当时是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它就联合政府的号召发出紧急电报，并以罢工、铁路停运相威胁。同一天成立了“制定各党派和组织间协议特别委员会”，讨论新政权的问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停止抵抗克伦斯基的军队；废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之以“人民协商会议”，且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城市议会等组织（当时仍被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控制）的代表应在其中占优势；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能进入新的联合政府等要求作为条件。当时布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应尽快扩大政府的基础，列宁、托洛茨基等人没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所以中央内部妥协调和的立场占上风，参加该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同意了上述苛刻要求。14日，布尔什维克召开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出席的中央扩大会议，拒绝接受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要求。同一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关于同其他政党缔结协定的条件问题》，作为苏维埃一方的联合政府的条件：承认苏维埃关于土地、和平、工人监督问题的政纲；承认同反革命（克伦斯基、卡列金等）进行毫不宽容的斗争的必要性；承认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政权的唯一主宰，政府对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没有派代表加入苏维埃的各工、兵、农苏维埃的代表补充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扩大会议还声明，准许布尔什维克代表继续参加建立“成分相等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的谈判，“目的是最终揭露这种尝试无法成立”。这实际上否认了同孟什维克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支持建立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党员表示抗议，加米涅夫等5人因此退出中央委员会，李可夫等10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对此，布尔什维克党于次日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中央委员会确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排斥任何人，即使在目前它也十分愿意让退出的人再回来，愿意承认他们在苏维埃范围内的联合，因此，说布尔什维克不愿意同任何人分掌政权，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我们政府的土地法完全是按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照抄的，这实际证明，布尔什维克有极大的诚意，愿意实现同俄国居民大多数的联合。……对苏维埃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和威胁让步，就等于完全背弃苏维埃政权，完全背弃民主主义，因为这种让步就等于多数派害怕运用自己的多数，屈服于无政府状态，纵容任何少数派再提出最后通牒。”[7]可见，虽然布尔什维克拒绝组建“成分相等的社会主义者政府”，但他们并非不愿同任何人组成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的条件过于苛刻，否认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可以说是无理，领导劳动人民举行起义的布尔什维克拒绝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而对于承认十月的成果（土地、和平、工人监督、苏维埃的领导等）的党派，联合政府的大门从未关上。12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达成协议，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联合政府。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人民委员会：安•卢•柯列加耶夫任农业人民委员、普•佩•普罗相任邮电人民委员、伊•扎•斯泰因贝格任司法人民委员、弗•叶•特鲁托夫斯基任地方自治人民委员，费•亚•卡列宁任国有产业人民委员，阿尔加索夫和布里利安托夫为“无任所人民委员”，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工作，出席人民委员会会议并拥有表决权。在新的契卡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担任了副主席，捷尔任斯基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工作。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等党派虽然被拒绝进入政府，但作为合法的党派他们仍能进行公开活动，在苏维埃和各地工会中占有席位（如上表）甚至领导地位（如莫斯科橡胶厂工会就是孟什维克领导的），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虽然很少被提及，苏联等国的官方史学家均不否认苏维埃曾存在多党执政的历史。但在他们笔下，其他党派都是“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联合执政的，其地位和作用类似于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参政党”。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在苏维埃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里完全可以存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提案或对其持保留态度的党派和个人。例如在第四次苏维埃临时代表大会上审议布列斯特和约时，有784人赞成，261人反对，持保留态度的115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也有不同意缔结和约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在粮食征集、农民问题等方面也激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甚至提出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然而这些反对者并没有因为反对布党，或因为是少数人的意见而受到丝毫限制。多数反对党可以说与布尔什维克是“不共戴天”的，他们承认的只是苏维埃的领导，对于布尔什维克则不惜用武力把他赶下台去，更不要提“承认其领导地位”了。他们在苏维埃内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苏联官方自己的史学家也说，这些政党同布尔什维克“存在原则上的分歧”（为了突出他们的反动性）。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十月革命后两周通过的一项宣言，直接指出了各苏维埃政党根据劳动人民意志轮流执政的原理和更迭政府的可能，即，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政党间是平等的竞争关系：“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通过苏维埃的决议，只通过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了……现在，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直到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或直到苏维埃改选，或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新政府时为止，只有布尔什维克政府才是公认的苏维埃政府。”[8]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作关于罢免权的报告时，也表明了同一思想：作为“国家强制”的最完全的体现者的苏维埃，如果享有罢免权，“政权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就不需要经过流血，只用简单改选的办法就行了。”[9]但是，众所周知，在革命后不久，除了布尔什维克党，其他各政党都不复存在了。这是不是意味着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践踏了结社自由和政党活动自由呢？在这里必须注意苏维埃机关的意志形成原则。这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按照列宁的思想，这个原则正像已经看到的那样，是由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主张以及少数人可以自由批评多数人决定这两个方面组成的。民主集中制这个词也可以说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另一种表现。这是作为对苏维埃、政党、工会、及人们所有的联合组织都具有共同性的原则而提出来的。由列宁起草的致全体党员和全体劳动者的声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1917年11月20日）明确指出，苏维埃机关的意志形成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即由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掌握政权的原则；我们过去同意，并且现在仍旧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必须诚恳忠实地服从多数，并执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采取渐进的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因此，问题在于各个政党对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苏维埃的决定采取怎样的态度。是停留在运用各种政治权利（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批评政府这种和平运动的范围，还是用武力将少数人的意志强加给人民？这是具有决定性的分水岭。反对苏维埃政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苏维埃大会决定的人只要停留在和平的论战上，就不禁止其存在。在这点上饶有兴趣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动向。根据加涅夫的研究，1918年到1922年间，具有各式各样思想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在属于自己派别的出版物和集会上，自由展开了反对苏维埃政权及政府的活动，而布尔什维克方面对之仍然是用论战来回答。向无政府主义者提出在群众面前公开讨论的挑战，就是这种论战的一个方法[10]。加涅夫写道，布尔什维克党虽然严厉地处理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反革命行为，但是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本身则不是用“行政处理”，而是用彻底的思想斗争手段来克服的。[11]可以说，加涅夫的研究充分论证了这一点。1918年6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开除出执行委员会，并建议地方苏维埃将他们从各苏维埃中驱逐出去，因为这些党派在各地勾结反革命军队组织进攻苏维埃政权的事实已经确凿无疑。但是，只要这些党派表明改变方针，断绝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联系的态度，苏维埃就立即取消这个开除决定。鉴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同年2月8日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放弃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尝试，反对外国干涉战争，号召自己的组织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斗争的事实，1919年2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取消对采取这一立场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集团的上述开除决定，给予其参加苏维埃活动的权利，并建议有关行政、审判机关释放被拘留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2]。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在1918年10月的会议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重获合法地位。开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情况也不例外。他们虽然与布尔什维克组成了联合政府，但在苏维埃内的势力比布党小得多，且这种倾向日益发展。因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法实现本党的政治目标（这种目标常常同布尔什维克的相对立）。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使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终于诉诸武力，企图以此来扭转苏维埃内的力量对比。和约缔结后，他们首先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政府各部委和肃反委员会中），解放了自己的手脚。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6月份计划在预定于同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开会期间在莫斯科举行起义。企图逮捕苏维埃政府的部长，用苏维埃大会的名义使这一政变合法化。并决定以暗杀德国大使作为发难的信号。在第五次苏维埃大会会议进行的第三天，政变开始了，德国大使被杀。但这场政变以完全失败告终，出席苏维埃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被当场逮捕。然而，由于并不是全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参加了武装叛乱，所以与叛乱无关者不但被释放，而且被允许出席（约200人）再次召开的苏维埃大会。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在内，大会一致谴责了这次政变行动，决定将参加叛乱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组织从所有苏维埃中开除出去[13]。经历这次事变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元气大伤，发生了分裂，部分党员退党，但并没有失去作为政党存在的权利。同年7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与上述叛乱事件没有牵连的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可以加入中央执行委员会[14]。1918年年底左派社会革命党宣布停止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对抗，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顺便提一下，1919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革命共产主义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两个政党的决议。鉴于这两个党的党员遭到各地苏维埃组织压制的情况，决议明确指出，这两个党是“忠诚的苏维埃政党”，不得以属于这两个党为理由对其成员加以任何压制[15]。在早期的苏维埃政权下，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就是这样作为“苏维埃政党”而享有政党活动自由的。但是，这一多党并存，联合执政的局面并没有长久的维持下去。滕井认为，少数党的消亡主要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诉诸武力反抗苏维埃，勾结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自己堵死了通过对劳动人民的影响成为多数党的道路。”另一些学者则指出，俄罗斯缺乏民主和协商的传统，当时又正值外忧内乱、革命情绪高涨的非常时期，所以意见相左的各党派对对方均缺乏耐心，少数派动辄以刀枪相向，多数派也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事实上，少数党派的消亡是和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分不开的，这些表面上的分析判断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虽然左派社会革命党宣布停止武装反抗，但它的党员们的反革命行为并没有停止。1919年2月，该党著名领袖、“全俄国最受尊敬的女人”（当时显然已经不再是了）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因进行反革命鼓动而第二次被捕并判处徒刑，其他积极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活动家也同时被捕。不愿继续与苏维埃武装对抗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分离了出去。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起义发生后一个月，一个由前契卡副主席、前副教育人民委员查克斯、阿•波•奥博林等领导的集团宣布自己为“民粹派共产党人”，并于九月正式建党。他们支持苏维埃政权和它的反对富农的措施。不过，这个党仅存在了不到三个月就因人数太少而自行解散了，其成员全部加入布尔什维克。另一些不同意武装起义的人于9月25日在萨拉托夫省召开了不同意本党中央政策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全俄代表大会，成立了“革命共产主义党”，选举柯列加也夫、民粹派元老纳坦松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他们认为布列斯特和约不能被撕毁，在过渡时期要建立“劳动者专政”，并宣布“同布尔什维克结成统一战线，进行阶级斗争以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一切敌人，夺取社会革命的胜利”。[16]该党的代表进入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布尔什维克、民粹派共产党联合执政，两个小党的党员担任契卡副主席、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等职。1920年7月，为了“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十倍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准备”，共产国际二大规定每个国家只应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加入国际。根据这一规定，革命共产主义党于9月决定并入俄共[17]，十月，俄共中央决定接收其2000余名党员。至此，苏俄的多党执政局面结束。但在中央和各地的苏维埃、工会等组织内，少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各种无政府主义者仍继续合法存在，他们进行会议、竞选等公开活动，批评政府的政策。直到1921年3月克朗斯塔德叛乱，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都参加了这场叛乱，随后几百名著名的孟什维克被捕，使这个组织失去了战斗力。下半年开始了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浪潮，到1922年初，合法活动的反对党人已所剩无几——内战结束后，俄共（布）对反对党派的压制反而更加强烈了。当时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新经济政策创造了条件，使各种资产阶级势力在此基础上复活，为了防止无产阶级政权被推翻，必须加强对政治活动的限制。1922年3月，俄共十一大指出，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而“俄国共产党是国内惟一合法的政党”。[18]于是，一党制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状态被党的决议确定下来。反对党的领导人或流亡国外，或被判处徒刑。1923年3月，剩余的社会革命党人举行会议宣布解散。1924年，孟什维克也步了社会革命党的后尘。国内外的困难使俄共不愿看到反对党存在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的危险，当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反对党永远不存在同样会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危险，他们并不认为这种情况应该长期存在下去。列宁曾在一份未出版的讲话片段中对党的十大——正是那一次大会暂时取消了党内的派别自由——说：“富农的每一次出现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明显地产生出相应的各个政党……我们面临的选择并非在于是否允许这些政党发展——它们是由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我们面临的范围有限的唯一选择，是这些政党的活动采取什么样的集中和协调形式。”[19]（列宁在这里只从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存在这一角度论述，当然，同一个阶级内部也并不是均一稳定的，也会产生多个政党）。《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一次收录了他在1922年春《政论家札记》的草稿，其中反复谈及要“让孟什维克合法化”[20]。当时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大家都认为取缔其他政党是迫于局势的暂时措施。但是这一暂时的病态究竟要维持多久，心里并没有底。列宁去世后，党内展开了派别斗争，斯大林渐渐独揽大权。左翼反对派曾为恢复民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他们提出的要求仅限于党内民主和使苏维埃机构摆脱官僚主义的影响，并没有谈到几个政党的问题——除了一个名气不大的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文章宣称应恢复多个政党的局面，结果被毫不留情地开除出党[21]。其实，在当时的俄国和世界革命失利的大背景下，恢复消沉的工人的政治活力才是根本，否则将难以抵抗官僚的进攻。新经济政策以来的国内局势和对官僚这一新生事物的认识不足遮住了反对派的眼睛，他们当时把反对官僚的斗争看作是内部斗争，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党的分裂——没有触及这一敏感领域也有策略上的考虑——受到压制和诽谤的反对派如果提出允许其他党的存在，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说他们想分裂成为第二政党。在那篇文章发表后斯大林一派就试图把它说成是整个反对派的观点，以此攻击他们，并说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联共（布）党本身。左翼反对派的领导人托洛茨基一直到被迫流亡国外时才提出恢复多党制的主张，但这时的苏联不只是党取代了苏维埃，已经发展到政治局取代党，领袖取代政治局的程度了。1936年，斯大林颁布苏联第二部宪法，明文规定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列宁执政后期的暂时的非常状态在苏联，以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被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最终确定下来。党和国家的关系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俄国成了唯一的政党。这唯一的执政党和国家之间是什么关系？虽然“党政不分”的问题一直以来遭到官方自己的批评，但共产党在国家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是从未被动摇过的。除了南斯拉夫以外（其实也就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此类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显然是与列宁及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不一致的。制定了新党纲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就党的建设、苏维埃的建设以及党和苏维埃的相互关系等三个问题阐明了党的任务。其中作为苏维埃民主主义的观点而应该注意的，是最后作出的《关于党和苏维埃间相互关系》的决议。不言而喻，这个决议明确提出了在苏维埃国家中的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是作为执政党掌握着政权）应该以什么面貌出现的方针。决议首先对共产党下了定义。根据决议，共产党被定性为“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先锋，即把这两个阶级中决心自觉地实现共产主义纲领的那部分人集结成自己的队伍的组织”，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在工会、协会、农村公社等所有组织中赢得“决定性的影响和全面的领导”，特别是争取在作为国家组织的苏维埃中实现党的纲领和完全的统帅作用。为此，决议提出了在所有苏维埃组织（也不限于苏维埃组织）中建立必不可少的严守党纪的支部以及在苏维埃组织中工作的所有共产党员都应加入支部的方针。决议指出，党通过在苏维埃内部的平凡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实践活动，通过在苏维埃所用岗位上配备最坚定的党员，应该争得完全的政治统治及对苏维埃工作的事实上的监督[22]。乍一看可能会感到这是提出了党控制苏维埃，或者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是以履行在当时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没有提到的彻底的民主程序为前提的。换句话说，这个方针提出的问题是：在以劳动人民为基础的政权机关内部，通过运用政党的影响来争取“统治”。然而，在这个决议中重要的是这一事实，这就是当时已经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了党政不分以及党代政的危险。上述决议的后半部分实际上谈的就是为防止这一危险的措施。“党组织的职能与苏维埃式的国家机关的职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混同起来。这种混同将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在军事问题上尤其如此。党必须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实行自己的决定。党要努力领导苏维埃的活动，但不是取而代之。”[23]决议的末尾进而这样说道：“必须告诉党员，党组织决不能对苏维埃进行无微不至的监护，必须向党员反复叮嘱，列身于俄国共产党的队伍，决不能带来任何特权，而只能被赋予更重大的责任。”这样就指出了，所谓党在苏维埃内的政治统帅是“领导”，而且是思想上的“指导”，并不是取代苏维埃政权机关。党的方针始终是在宪法的范围内，即在遵守宪法各项规定的情况下争取实现的。应该避免对国家的“无微不至的监护”。决议中有关“党的建设”的部分也谈到了党员与苏维埃机关的关系。在这一部分中特别重视克服苏维埃机关内党员的官僚主义问题，并提出了一下方针：作为防止沾染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作风的方法，苏维埃党员代表每两周要向选举人做一次以上的报告；从事苏维埃工作逾三个月者至少要回工厂一个月[24]。但是，正像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4月）上以充满自我批评的精神所指出的那样，党与苏维埃机关之间还是出现了不正常的关系。因此，列宁感到有必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1922年3月，因病未能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列宁写信给莫洛托夫，委托他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党与苏维埃政权间的职权问题部分向全会转达。在这封信里，列宁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经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25]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接受了列宁的建议，在《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关于加强党与新任务》等两个决议中，提出了划分党和国家机关的职权的问题。《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中这样说道：“党本身必须保留对苏维埃国家全部政策的总的领导，并为这些政策掌握方向。必须在自己当前的活动与苏维埃机关的活动、自己的机关与苏维埃机关之间加以十分明确的区别。进行这样有系统的区分一方面是保证苏维埃机关可以更加合理地研究和解决经济问题，提高每个苏维埃活动家提高每个苏维埃活动家对委托给自己的工作的责任心；另一放面，也是为了使党能够在必要程度上专门致力于完成党的主要任务，即对于国家机关在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的所有活动进行总的领导。”[26]引人注意的是，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相比，前面引用的列宁的信以及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内容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的总的性质，并把它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在宪法范围内进行领导的方针在这次党代会文件中再次被肯定下来。《关于加强党与新任务》的决议指出了党组织对苏维埃机关的行政干涉会造成什么样的弊病，并告诫对这种行为要加以控制：“党组织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得干涉经济机关经常性的工作，对苏维埃的工作下行政命令一般必须持慎重态度。党组织虽然应该为经济机关的活动掌握方向，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得无视其职责或取而代之。对各种职权缺乏严格的区别以及进行无能的干涉会使每个人对委托给自己的工作缺乏严格的、一丝不苟的责任心，助长那种什么都干、什么也干不了的党组织自身的官僚主义，妨碍经济工作者的认真的专门化，即妨碍经济工作者通过对问题所有细节的研究，获得真正的、实际的经验。一句话，它使活动难于做到正确的组织化。”[27]有必要顺便提起大家注意：不要说《1918年宪法》中，就是随着苏维埃联盟国家的创建而于1924年制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基本法）》中，也都根本没有像斯大林时代制定的现行宪法（1936年）那样，设立条款，从法律上规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第126条）。在今天的苏联，关于党和国家机关的关系问题存在着各式各样令人望而生疑的主张。《列宁关于民主与守法性的理论》一书中有关党的“政治领导”的论点就是一例。在这本书的第六章《列宁关于苏联的国家统治原则》中，执笔者萨布恩科夫认为，党的“政治领导”是以“对经济、社会、精神以及其他客观过程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参加下，考虑群众意见，制定单一的政治路线，规定任务”为使命的。这段话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接下去的论述。萨布恩科夫紧接着这样主张：“因而各种国家统治机关必须作出与党制定的政治路线一致的具体决定，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而活动的条件下，共产党的指示对于国家各机关是有约束力的。”这种主张显然把党摆在了国家之上。因为在这里，国家机关是以服从党的指示作为统治国家的先决条件的。如果认为这种主张是正确的，那么作为人民意志的决策、执行机关及政权机关的苏维埃的存在理由也就完全被否定了。这就使苏维埃倒退到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的地位上去了。无须特别论证，这种主张与前面所看到的列宁以及革命时期的党的观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同是这个执笔者在前面引用的那段论述后面紧接着又说，党不是国家政权，党的方针在法律上不具有约束性，而只是拥有道义的、政治的权威，因此党的基本领导方法不是命令及行政处理的方法，而是说服的方法。这与前面的那段论述显然是矛盾的。如果说党的指示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那么国家机关究竟根据什么权利本原而必须受它约束、服从它呢？自然，执笔者是不打算解释清楚这个矛盾的。不仅如此，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反列宁的命题与列宁的命题在他的论述中居然相安无事。当党提出有关某一问题的某个指示时，与这一问题有关的苏维埃机关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示好呢还是根据情况不服从也可以？究竟应选择哪一个？在前一种情况，苏维埃徒有其名，造成对人民主权的否定。在后面一种情况下，经过苏维埃机关的审议，多数人认为其指示适当就批准，如果指示显然不合适就可以拒绝。但是重要的事情是，这种内容自相矛盾的理论不仅仅是纸上谈兵，它写在实际培养、教育苏联共产党员的教科书中，拥有现实的社会影响。苏联社会科学院国家法学研究所编撰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一书主张，共产党一般有向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下达指示的权利。这不是一般地承认政党活动的权利。这是主张在多党制条件下，权利也仅属于共产党，因而是主张共产党的特权。但是，没有根据说，列宁认为共产党应该拥有这种权利或特权。其实正像后面要谈到的那样，这种主张是从《1936年宪法》中有关共产党的规定的解释中引申出来的。前面所说的萨布恩科夫的自相矛盾的论述是打算把1936年宪法中有关的解释与列宁的命题统一起来，但他的这种尝试终以失败而告结束。罢免权在藤井的著作中关于罢免权的论述是附在“人民主权原理”一节中的，我认为有必要舍弃该节中的其他部分，把这一段单独列出来。如果说，议会和选举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创造，那么可以说，罢免权是无产阶级民主的贡献。罢免权始于巴黎公社。巴黎的革命群众提出新政权的三条原则，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作为著名的“巴黎公社三大原则”永载史册：所有官员由普选产生并能随时罢免；立法权和行政权合一；官员的工资不得高于熟练工人的水平。1905年俄国的革命风暴中，彼得堡的工人创造了苏维埃，各厂工人可以随时撤换他们所选出的苏维埃代表。列宁充分肯定了这种制度，并使它成为了工农共和国的权力机关。1917年1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经过部分修改的《罢免权法令草案》，罢免权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罢免权和资产阶级代议制中的“弹劾权”是不同的。弹劾仅仅是针对总统或政府成员进行的，对于议会的议员，一经选出选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利对其进行制裁和监督；只有当总统或政府部长违法或严重失职时，国会才能行使弹劾权，所以这是司法性质的，追究的是政府成员的法律责任。议员违法或严重失职时，只有议会本身能够对其进行制裁，且有诸多限制（如要有议会相当多的多数通过，少则2/3，多至5/6）。在内阁制中虽然议会有权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追究其政治责任，但政府也有权解散议会重新大选，对不信任案的提出有相当大的制衡。而对于议员政治责任的追究，只能是期望下次选举不选他。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选民和苏维埃（工人议会）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时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任何人。这是人民主权和议行合一的重要体现，使立法机关和政府随时受到有力的监督。在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体系中，议会对政府仅有表面上的监督的权利，如辩论（内阁制，除预算等几个问题外，需经政府同意）、调查（总统制，政府可以“行政特权”、涉及国家机密等理由拒绝回答问题）、质询（只能提问题不能直接转为辩论），并无实质上的制裁措施——因为这会违反所谓“分权”的原则。而在苏维埃制度中，由于议行合一的原则，苏维埃或工人议会不但能够更广泛地监督政府，而且能对行政不力、违反人民意愿的官员进行实质的制裁——罢免。按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这样会产生一个权力集中的不受制衡的机构。这种观点有意忽略了一个事实：不但政府受到苏维埃的完全的监督，苏维埃本身也是受到选民的完全的监督的。苏维埃的代表不脱离生产，与选民密切接触，定期答复他们的委托，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被选民随时罢免。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或一些苏维埃代表做出有违民意，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事情，选民只需投票就能制止他（们）的行为。恰恰相反，议行合一和罢免权大大加强了人民对权力机构的监督。《罢免权法令草案》明确阐述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以罢免权为中心的人民主权原理：“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而按照列宁的看法，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在列宁看来，“真正的民主制”“不能让当选人因为要保持自己的资格而违背人民罢免自己代表的意志”，这是绝对必要的[28]。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罢免权问题时所作的报告（1917年12月4日）更明确地表示了上述观点。在报告一开头，列宁就指出，“关于改选问题”是“实际地实现民主制原理的问题”，“罢免权，即真正的监督权”，是“直接、彻底和立即见效的民主原则”。接着，他这样指出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缺陷：“凡是实行议会制的地方，都实行并且承认民主的代表权。但是，这种代表权只限于人民两年有一次投票权，而且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有些人利用人民的选票当选后，却去帮助统治者镇压人民，而人民则没有撤换和采取有效的制裁的民主权利。”[29]对于苏维埃政权通过保障罢免权来克服资产阶级民主的缺陷的问题，列宁做出了这样的说明：“苏维埃是劳动者自己建立的，是他们用革命毅力和创造精神建立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苏维埃完全为实现群众的利益而工作。每个农民既能选举代表参加苏维埃，又可以罢免他们，这就是苏维埃的真正人民性的所在”另外，如列宁所谈到的，苏维埃实行的比例选举制（按各党派得票比例分配代表名额）比起“多数选举代表制”（只有得票最多者才能当选，如英国下院的选举制和美国选举人票制）要更为民主，但它也使实现罢免权，即“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列宁断言，“这方面的困难纯粹是技术性的，而且很容易克服”，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压制或限制实现罢免权就是“违背民主制”，是“完全抛弃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任务”。“比例制选举和罢免权之间无论如何是没有矛盾的”，改选要“根据严格的比例选举制原则”进行。罢免权的具体操作方法，应按照上述的各个原则结合具体情况来制定。布尔什维克的党纲指出，苏维埃政府应向劳动群众提供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议会制所无法比拟的有力保障，保障劳动群众可以用“最简便和易行的方法”选举和罢免代表。如早期的苏维埃规定，经选区内半数以上的选民通过，即可罢免由他们选出的苏维埃代表。各级苏维埃也可以根据选民的要求召集临时会议改选代表。这种罢免权不仅是为罢免每个代表准备的，它还具有更迭政府的意义。“当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对政党的态度发生任何巨大变化时，特别是当大党内部发生分裂时，在各党当选代表比例显然不符合各阶级的意志和力量的选区，必然会产生改选的要求”；“在我国各个政党都占过优势；当这种地位最后一次由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次变革，一次相当猛烈的变革，然而要是有罢免权的话，只进行一次简单的投票就可以了。”[30]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这段话只适用于过去，即只适用于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采取的措施。但是，在报告的结尾，列宁却这样明确地说道：“我们曾经告诉人民，苏维埃是权力机关；人民相信并且实现了这一点。必须继续执行民主化的路线，实现罢免权。国家就是强制，作为这种思想最完全的体现者的苏维埃，应当享有罢免权。那时政权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就不需要经过流血，只用简单改选的办法就行了。”[31]十月革命后，当布尔什维克党实际地掌握了政权时，列宁毫不含混地这样阐述了罢免权问题。应该说，显而易见，这些论述本身就承认了这一设想，即人民行使罢免权更迭政府（在此意义上甚至包括更迭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可能性。列宁如此重视罢免权并非出自为进一步壮大苏维埃内布尔什维克党的势力、进一步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地位这种党的利益和党的策略。应该认识到，列宁是从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人民主权原理出发的。这就是：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国家的主权者，在代议制下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必须始终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正因为这个缘故，列宁的这个关于罢免权草案的主要部分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不仅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也得到其他各党派的赞成而由全会一致通过。这就又一次证明，无产阶级民主或苏维埃民主在制度方面比起它之前或之后的资产阶级民主要高超得多。《1918年宪法》对罢免权也作了明确规定：“推举出苏维埃代表的选举人根据总则有在任何时候对代表实行罢免，并进行新的选举的权利”（宪法第78条）。这个罢免权的思想是以苏维埃政权下的每位代表、每个党派以及由苏维埃多数派组成的政府能够没有限制地经常答复人民的委托为前提的。党纲宣布，废除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代议机构脱离人民群众等议会制度的有害规定；苏维埃国家不是以地区，而是以生产单位（工厂）作为选举单位，作为国家的基本细胞，用这些办法争取使国家机关接近群众。党的任务就是：“沿着这一方向展开自己的全部活动，以在实践上更加严格、更加完全地实现依靠劳动群众的民主为基础，特别是通过实施官员责任制和报告义务，进一步密切政府机关同劳动群众的关系”。在这一节的最后，藤井一行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权力委托者对被委托者的监督以及为了防止二者的分离而制定的各种措施遭到被委托者的否定时，委托者应该如何对付呢？”他接着写道，虽然1918年宪法、苏维埃以及党和列宁的文件和著作中看不到关于人民抵抗权的明文规定，但罢免权正是主权者行使抵抗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从列宁的全部思想中自然会导出这个命题：当和平形式的抵抗权被强行取缔时，就只能像“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党所曾经做过的那样，行使非和平的抵抗权。”也就是说，采取人民起义等非和平的手段推翻官僚的或独裁的政权，重建社会主义民主。关于社会自由1918年1月，全俄工兵农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同年7月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了苏俄的第一部宪法，将该宣言收入作为第一部分，并在“总则”中对各种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作出如下规定：一、信仰自由。宪法规定，使教会和国家分离，学校和教会分离，以保障劳动者享有“信教的实际自由”。宪法承认，“所有公民享有宗教宣传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二、表现（言论，出版）自由。宪法宣布，为了“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的实际自由”，不使“出版物依赖于资本”，要向工人阶级和贫农提供“出版发行报纸、小册子、书籍及其它一切出版物的所有物质、技术手段”，并“保障这些出版物在全国自由散发”；三、集会自由。为了“保障劳动者集会的实际自由”，宪法承认苏维埃共和国公民“自由地组织会议、集会和游行的权利”，并向工人阶级和贫农提供“有助于组织人民集会的所有设施，包括设备、照明、暖气等”；四、结社自由。为了“保障劳动者结社的实际自由”，“为团结和组织劳动者”，向工人和贫农“进行物质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帮助”。关于参加政权，宪法规定除剥削阶级外不分信仰、民族和性别给予所有18岁以上公民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共有七个社会阶层被同时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为牟利而使用雇佣劳动者；二、依靠从资本中取得的利息、企业收入、财产收入等非劳动所得生活者；三、私商和掮客；四、修道士与担任圣职者；五、旧警察、特别宪兵队、秘密警察的职员、皇族；六、精神病患者；七、由于刑事犯罪而被判决有罪者（在法律或判决规定的期限内）。据说，全体居民中约有10%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32]。在无产者和农民间推选代表的比例上，也规定了差别：每25000名城市劳动者中选举一名苏维埃大会代表，而农民是每125000人中选举一名代表（宪法第四部分第25条）。这是为了确保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关于这种剥夺选举权的做法，后面将会讨论到。只要把《1918年宪法》中的这种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所占的地位同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提出的最低纲领中有关部分加以比较，马上就会发现，保障经营自由和罢工自由的规定没有了，只保障给予劳动者出版、结社、集会等政治自由和参加政权，并且特别强调了所谓实际保障。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们把对这种自由和权利的实际保障视为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较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特征。列宁赋予“苏维埃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以这样的意义，把它称作是“民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33]。但是，关于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制的本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实际保障自由被人们仅仅理解为物质上的保障，人们用其他社会保障的权利取代了对自由的实际保障。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明白，构成无产阶级民主的自由本质的现实保障是什么？在《俄国共产党（布）党纲草案》（1918年）中，列宁把无产阶级民主下的政治自由与资产阶级民主下的政治自由进行了对比，他这样写道：“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民主则不是把重点放在宣布全体人民自由和权利上，而是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34]1919年3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草案制定了新党纲。党纲首先这样指出了历来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上把集会、结社、出版等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扩大到全体公民，但实际上，行政上的实践、主要是劳动者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总是使劳动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下即便享有一点点权利和自由也不可能广泛使用。”接着，纲领指出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民主首先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是在实际上将这些权利和自由给予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的居民，即无产者和农民。为此，苏维埃政府要从资产阶级手里没收建筑物、印刷所和储藏的纸张等，把他们完全交给劳动者及其组织。俄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使广大劳动居民群众越来越多地使用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改善这方面的物质条件。”[35]上述有关无产阶级民主的质的规定，确实是把着重点放在了保证自由的物质条件上。但是，这绝不是表现这样一种思想，即把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仅仅理解为保障物质条件。列宁所否定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发表意见和举行集会的自由本身，而是谴责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只是在形式上得到承认，而实际上缺乏物质保障的情况。无产阶级民主是在实际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这方面的物质条件。因此，应该认识到，实际保障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在写作于十月革命前的《争取自由的斗争和争取政权的斗争》一文中，列宁这样论述了人民自由的内容：“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能够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创办报刊、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选举和罢免一切负责执行法律并根据法律管理国家的官员的时候，才能得到保障。可见，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全部政权完全地和真正地归人民所有的时候，才能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保障。”[36]很难认为，在这篇文章中设想的人民掌握了政权后得到的自由就是旨在保证自由的物质条件。在这里论述的自由显然是指不受政府限制的自由。正因为在旧政权统治下自由只是停留在口头许愿上，所以为了充分地、实际地保证自由，就必须由人民来掌握政权。换句话说，应该看到，列宁展望的人民掌握政权后所实现的自由是结社、集会、言论不受任何妨碍的自由。因此，不能不指出，苏联学者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在保障社会自由问题上的任务是“通过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创造使社会各个成员的实际自由得以扩大的物质前提”，人的真正自由不是“独立于社会”，而是存在于“社会所具备的物质的、精神的可能性”之中，从而，“人只有在社会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使用自己的才智，满足自己的要求才是自由的”等等观点把社会主义民主的自由的内容片面化了。苏联高级党校教科书《列宁关于民主与守法性的理论》甚至如此歪曲列宁的出版自由的理论：它举出报纸、杂志、书籍的庞大发行数目来证明苏联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出版自由”。还应注意的是，列宁的这种人民自由的原理不只是被统治阶级反抗旧统治政权的原理——在旧政权被十月革命推翻后，他在《“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一文初稿》中仍然这样写道：“民主组织原则（其高级形式，就是由苏维埃建议和要求群众不仅积极参加一般规章、决议和法律的讨论，不仅监督他们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规章、决议和法律），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但是，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谁在某种个别情况下负责一定的职务，谁负责执行一定的命令和在一段时间内负责领导全部劳动中的一定过程等方面，就可以容许有最小的混乱和无秩序的现象。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小的步骤。”显然，这里提出的是有关掌握权力的主权者——全体劳动人民和实际行使权力的主体（起执行作用）——政府等行政机构的关系的原理，即苏维埃制度内的权力委托者与被委托者的关系的原理。应该说，这一原理是来自这一思想：打算通过尽可能地缩小上述关系中的权力委托者与被委托者、主权者与行政权力间的距离，使人民实际地、而不是形式地成为主权者。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及对其的限制11月8日，即起义的第二天，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措施封禁了一连串刊载着以临时政府名义号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呼吁书的报纸。与此同时，还逮捕了有关人员，接收了印刷所。一天后，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出版的公告》，追认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行动为合法，并宣布了普遍的出版限制。这在苏维埃内部引起了很大争论，左派社会革命党和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坚决反对限制出版自由的做法。11月17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出版限制的问题展开辩论，著名的美国记者、苏维埃友人约翰•里德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我认为把当时的情况简要地重现在这里，对大家思考这一问题是有帮助的。在当晚的会议上，前孟什维克拉林宣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将至，是“结束政治恐怖主义的时候了”。在本党同志们的嘘声中，他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废止人民委员会关于出版的法令，政治上的镇压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按比例选出的特别法庭决定，同时这个法庭也有权审查以前的镇压措施。列宁一派的布尔什维克连忙想把这个问题推到“各社会主义党派达成某种折衷办法后”再说，但没有获得通过。于是，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议案：“封闭资产阶级的报刊，不仅纯粹出于武装起义期间的军事必要，而且也是过渡到建立新出版制度的一种必要措施”，在新的制度下，进一步没收私营的印刷厂和纸张储备，“以便各政党和各团体都能按照它们实际上所代表的力量来使用印刷设备”，“那些拥有印刷厂和纸张的资本家就不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舆论制造者了”，所以“把纸张和印刷厂退还给毒害人民思想的资本家就是反革命行为”。这个议案在宣读过程中屡次被反对者的抗议和嘲讽所打断，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卡列林抗议道：“在三个星期前布尔什维克还是出版自由的最热烈的保卫者……可这个决议简直让人想起往日那些黑帮和沙皇的审查官的观点——他们也是说什么‘毒害人民的思想意识’啊！”托洛茨基站起来发言，他说，我们还没有彻底战胜敌人，封闭报纸是一种合法的自卫措施，应把内战时的出版制度和胜利后的出版制度区分开：在内战期间，只有起义了的被压迫者才有权使用暴力（有人喊：“目前究竟谁是被压迫者？”）；而“正在俄国建立起的民主政权，要求消灭资产阶级在新闻出版方面的垄断……苏维埃政权应当没收所有的印刷厂”（有人喊：“把《真理报》的印刷厂没收过来吧！”），“每一个公民团体都应当有权使用印刷厂和纸张……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其次才是居于少数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旧制度一定要死亡，必须彻底地认识到这一点。……”会场上有人喝彩，也有人发出愤怒的叫声。卡列林再次抗议并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权利决定这一重大问题，应当把它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接着是列宁发言，他镇静地说，敌人还在同我们周旋，不能废除取缔资产阶级报刊的措施。“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一向这样说：当我们掌握政权的时候，就要封闭资产阶级的报纸……我们曾经这样说过，就将要这样做，绝大多数人民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既然第一次革命有权利封闭保皇党的报纸，那么现在我们就有权利封闭资产阶级的报纸。不可能把出版自由的问题同其他阶级斗争问题分割开来”，“武装起义已经结束，我们决不是要封闭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报纸，只要他们服从于苏维埃且不煽动武装暴动。然而我们却不允许他们经过资产阶级的暗中支持去获得对于印刷机和纸张油墨的垄断权……那些重要的物资必须成为苏维埃的财产并严格按照其表决力量的比例分配给各社会主义的政党。……”最后投票表决，拉林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议案被否决（三十一票对二十二票），列宁的议案以三十四票对二十四票获得通过。可以看到，支持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行为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主要以两个方面为自己辩护：封闭资产阶级的报纸是暂时的自卫手段；它是过渡到新制度的一个阶段。那么首先，布尔什维克所说的这个新的出版制度，是什么样的呢？上一节提到了自由的“物质保障”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报纸、电台、电视台（现在他们又把金钱的枷锁套向新兴的网络）等传媒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广大劳动者却很难拥有自己的媒体，因为他们没有钱。这就形成了话语权的不平衡，报纸电视每天替资产阶级传声，劳动大众的声音却喊不出来。这种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没钱你就办不成报纸（即使办成了实力也难以与资本家的大传媒集团相比），就很难让大多数人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所以，只要出版事业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中，即使不存在对出版物的外部限制，也不能说有真正的出版自由。有钱人可以创办报纸电视大侃特侃，穷人只有干喊的份，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列宁在《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1917年9月）一文中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所谓“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每天发行数百万份报纸来有系统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出版自由呢？列宁紧接着指出，“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把这句话精读，无非是说，出版自由是指所有公民都可以在出版物上自由发表一切意见。正如上一节曾经指出的那样，列宁对资产阶级社会“出版自由”的批判指的是在出版事业被资本家把持的资产阶级社会里，虽然一部富人实际享有出版自由，但却没有保障全体公民都享有出版自由这一点。他重视的是实际地给予所有公民自由地发表一切意见的机会。在这句话中，列宁显然提出了保障每个公民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的重要观点——不仅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且实际拥有发表意见的手段。他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集会权利的阐述也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如果说过去保证集会自由的要求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自由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来妨碍集会，苏维埃政权只是应该保证给予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什么‘每个公民均拥有集会自由，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供给开会场所。’而我们说‘少讲些空话，多做些实际工作’。必须夺取宫殿（不仅夺取塔夫利达宫，还要夺取其他许多宫殿），关于集会自由我们则不谈，我们必须把这一点推广到民主主义纲领的所有其他条文中去。”[37]如何实现那种在完整意义上的出版自由呢？列宁对在工人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出版自由的实现进行了研究。在《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一文中，他提出首先应把作为报纸资本收入主要来源的广告作为国家的垄断事业。这就是说，只有各地苏维埃发行的报纸才能刊登广告。他企图以这种措施来割断出版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当然，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问题在于印刷所和纸张。只要这些物质手段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就很难谈得上实际保障出版自由。因此，列宁提出了第二条办法：“国家政权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地分配”。[38]怎样把这些出版物资“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公民或团体呢？通过管理出版物资的分配工作，国家虽然使出版有了物质保证，但每个公民的出版自由仍有可能变得徒有虚名。列宁很周到地考虑到了这一点，对分配方法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可以按以下顺序分配：一、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大多数穷人的利益，特别是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二、大政党。例如在两个首都获得10—20万张选票的大党；三、小政党；四、任何一个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39]列宁的这些设想在十月革命后立即付诸实行。他在《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1917年11月）一文中，从上述立场出发，提出了工农政府的政策，这就是：在把报道机关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将造纸厂及印刷厂转为国有的同时，给予一定人数（在文中列宁举出的数目是1万）的公民团体以使用适当数量的纸张和适当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平等权利。1917年11月17日通过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问题的决议》提出了以下方针：第一，在出版领域，建立使“印刷所及纸张的所有者——资本家不得成为舆论的专制制造者”的新制度；第二，接收私人印刷所和库存用纸，将其转归苏维埃所有。与此同时，决议明确宣布，接收印刷物资和印刷设备的目的在于“按照各政党及各团体的现实思想影响、即按其支持者的数目比例，利用技术上的印刷手段”。这意味着列宁以往关于充分实现出版自由的主张已由国家机关定为法律。在这里要注意：尽管承认每个政党和团体自愿发表意见的权利，并附有根据支持者数目按比例分配的一定条件，但在这些团体的出版物资分配上，并没有设置国家限制出版物思想内容等的标准。人民委员会在1917年11月公布了《关于国家对广告实行垄断的布告》[40]。布告规定，国家对定期刊物、文集、海报等刊登的收费广告以及商店的广告牌等实行垄断。这种广告只得由工农政府及苏维埃的出版物刊载。并规定，如违反上述决定，出版物将被禁止发行，并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样，广告企业就被国家没收了。但即使在这种时候，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措施，向经营者支付必要的国家补偿、特别是全部偿付小经营者和股票持有人的投资。出版企业本身虽然尚未被没收，但出版资本却由于这一规定而丧失了重要的资金来源。1919年5月，苏维埃机关、文学和学术团体等所有出版事业被置于国立出版社的统一调整和管理之下。国立出版社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编辑局领导。其负责人和成员由人民委员会根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推荐任命，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编辑局制定并批准所有出版计划及预算，下设各编辑部门、出版（技术）部门和普及部门。编辑局每年至少召开两次由上述三部门、各人民委员部代表、同出版有关的工会、学术团体、协会等社会团体代表参加的国立出版社会议。[41]出版事业就这样被纳入了国家计划经济。要注意的是，这个措施只是规定国家对出版事业的监督，丝毫没有涉及出版内容，在这些法令中没有对出版物的要求、限制及允许范围等做出规定。应该说，由国家机关来统一管理出版事业和国家垄断广告业是与当时的特殊形势及苏维埃及布尔什维克党的集中的趋势分不开的。虽然列宁没有提出来，但是在正常的状态下人民的出版事业是不应由国家来干预的。比如在托派理论家曼德尔的设想中，各人民团体按支持比例和销量分配出版资源；广告自由刊登但其收入集中起来用于整个出版业；大众传媒事业的一般管理机构在本行业的记者、工人和技术人员中按比例由全民选举产生，当然，整个事业的总的经费要交给工人议会和经济会议来决定。尽管出版事业和物资分配处于国家政权的管理之下，而且物资和劳动力十分匮乏，但列宁式的出版自由及发表意见的权利还是得到了相应的实现和保障。比如，各合法政党的机关刊物能够发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国立出版社的布告》（旧历1917年12月29日）中也能得知，民间团体及个人完全可以出版定期刊物和书籍，被认为有益的出版物还会获得国立出版社有条件提供的赞助金。另外，还创立了协会出版制度。1921年12月12日人民委员会议做出了《关于私人出版社》的决定。决定同意以“作家协会”或作家、学者、画家同印刷、书刊业工人结合的形式建立“协会出版社”。1924年和1926年国民经济最高会议的通告指出，这种作家协会的主要目的是出版会员自己的著作，并保证将作家协会的出版物纳入销售渠道。直到1929年，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仍指出国立出版社必须援助“所有作家，包括未加入任何组织的作家”，“我们乐于将任何希望利用我们的机关出版自己作品的无产阶级作家按排进我们的出版计划。”[42]保障出版自由的例子在艺术活动领域看得更清楚。十月革命后，一些具有各种各样倾向的艺术团体组织起来，出版了独立的机关报和刊物。苏维埃政权所容许的自由范围是广泛的，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团体，标榜非政治、无党派立场的团体，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未来主义等——一句话，在后来的苏联被强力扼杀的那类艺术团体当时都能够自由结社、集会、出版刊物并发表作品。现在再来看看当时对言论和出版自由进行限制的一些情况。前面提到，11月9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出版的公告》，追认革命军事委员会封禁报纸的行动为合法。“公告”在其前言部分举出了限制出版的理由，认为资产阶级的报道机关是资产阶级为了毒害和搞乱群众的头脑的强有力手段。尤其是在工农政权刚刚成立的决定性时刻，不能让这种危险不下于炸弹和机关枪的武器留在敌人手里。但同时，公告又申明了实行出版限制的两个条件。第一条指出，限制只是暂时性的。公告中这样写道：“随着新秩序的巩固，将停止对出版自由的一切行政处理。在这点上，跟据广泛、进步的法律，出版将享有只有法庭方可追究其责任的完全自由。”第二条是关于限制措施本身的界限：“然而，即使是在危机时刻，出版自由也只允许存在于必不可少的范围内。”公告中明确规定禁止发行的对象仅限于以下三种出版物：一、公开号召反抗或不服从工农政府者；二、通过明显地、诽谤性地歪曲事实，制造骚乱者；三、鼓动进行明显的犯罪性、即触犯刑律行为的出版物。在公告中还补充道：“对报道机关的暂时或永久性封闭”“只能根据人民委员会议的决定”执行，并反复声明，这个规定是“暂时性”的、“在社会生活的各种正常条件具备时将根据特别命令取消”。为审判出版物造成的犯罪，1918年2月，人民委员会议又发布了《关于建立出版物革命法庭的公告》。公告规定，所谓利用出版物犯罪是指对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进行虚假的或歪曲的报道以及违反出版法，并对此规定了从课以罚款直至剥夺政治权利的八种处罚。[43]在这之后，面对随着和平谈判的破裂而出现的德军入侵，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社会主义在危急中》的公告，提出封禁一切“反对保卫革命的事业、支持德国资产阶级的出版物以及企图利用帝国主义军事进攻来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出版物”，同时宣称将动员这些出版物的编辑和撰稿人参加国防工作。同年12月，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建立了战时检查制度，对包含军事情报的所有印刷品和信件进行事先和事后的检查。[44]只要看一看苏维埃政权限制出版的上述措施，就会发现出版限制的标准在实际上得到了有限和严格的应用。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问题的决议》通过后两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封禁报刊的声明中，除了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语言》和《俄罗斯意志》等以外，“一切报刊均可自由发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的多种报刊仍然可以出版发行。[45]再次确认只有反革命的报道机关才是查封的对象。早期的苏维埃政权绝不是简单地将任何反对执政党、反对政府批评政府的言论都看作是“反革命”的行为，只有反对苏维埃制度本身的实际行动才会被禁止。从奥克洛柯夫的《十月与俄国资产阶级报刊的灭亡》（1970）一书中可以得知，1917年10月到1918年8月（旧历）全国至少有226种资产阶级报纸和235种小资产阶级（指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劳动派等）报纸合法发行。这些报纸虽然最终被封禁，但这同限制政党活动的情况类似，是因为各个团体的非法行为而造成的。所以各家报纸被封禁的日期也各不相同。[46]作为一个例子，我们看看孟什维克党报《永远前进》的情况。根据1919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这家报纸被禁止发行。中央委员会在当时的决议中指出，这家报纸在同年2月的某期上发表了《停止内战》的社论，告诉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苏维埃政府把许多物资、尤其是粮食都拿给红军做补给去了。所以，这家报纸要求苏维埃政府停止内战。决议认为，孟什维克进行这种煽动是企图让反革命军队来推翻苏维埃政权（想想当时刚建立余粮收集制农村中的情绪）。因而决定中止该报发行，“直到孟什维克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决心同高尔察克一刀两断并坚决保卫和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为止。”[47]可见，对该报进行封禁是作为孟什维克改变反对苏维埃的态度之前的暂时性措施。“全俄中央委员会允许对苏维埃政权一切方面工作的实际批评，并认为它是有益的。”再看一看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这些报刊在1917—1920年间虽部分被查封，但仍有几种在继续发行。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都是短命的。特别是1920年后，其种类骤然减少。根据加涅夫的考证，在这些报刊中，多数不是由于从事反革命活动而遭到封禁，而是由于资金来源的困难“自然死亡”的。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是，印有全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全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徽章的出版物在1923到1924年间还能看到，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出版社“劳动之声”直到1925年还在经营出版事业。[48]反革命势力的叛乱和帝国主义列强对苏联的干涉到1920年末停止了，苏维埃政府从1922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在这个时期，出版限制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加入了新的措施。1922年6月，人民委员会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了检查机关——中央图书出版事业管理局。根据《中央图书出版事业管理局章程》，该局在州国民教育部建立了它的地方机构。这些检查机关的任务有以下四项：一、对准备公开发表或颁布的所有印刷品（包括原稿、照片、图画）预先进行检查；二、批准出版；三、开列禁止贩卖、分发的著作名单；四、制定印刷机构、图书馆、所应遵守的规则；这个章程还禁止以下五种出版物的刊载和颁布：一、包含有煽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内容者；二、泄露军事机密者；三、伪造事实以煽动舆论者；四、煽动民族主义及宗教狂热者；五、包含黄色内容者。但对此也作了例外规定，这就是，共产党及苏维埃机关的出版物，国立出版社的出版物以及科学院纪要（只作为军事检查对象）等免检。除此之外的出版物都需要得到图书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出版许可。接着，在1923年2月，人民委员会又进而在中央图书出版事业管理局设立了以检查戏剧、电影、音乐为工作内容的“演出委员会”。1922年6月到8月，颁布了有关集会许可制、团体登记制的一系列法令。同年6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各种结社、团体召开大会和全国会议的手续以及这些组织的登记问题的法令》规定，第一、召开全国或地方规模的大会要分别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或州执行委员会的许可（工会除外）；第二、所有团体，不论是学术团体还是宗教团体都应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登记，不承认并立即解散未经登记而成立的团体。关于大会召开的日期、地点、目的、日程、团体登记的名称、目的、组织以及新团体的规章、名册等都有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呈报的义务。可以认为，这些措施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专政形式。在这点上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8月俄共（布）第12次全俄代表会议上做出的《关于反对苏维埃的各政党及各种势力》的决议。决议分析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一年间的形式变化，看到了反苏势力衰落的征兆，同时认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新的条件下，反苏势力改变了战术，利用“苏维埃的合法性”打进苏维埃机构，企图从内部改变苏维埃的性质。因此，代表会议呼吁要注意那种成为反苏势力温床的组织，尽最大努力使它们完全失去立足之地，保护并夺取出版物、学校、协会等“制高点”。由此可见，对出版、结社、集会采取的上述预先限制的措施是为了对付在新经济政策下苏维埃制度“合法地”垮台的危险。欧洲革命的失败和国内的困难使无产阶级群众消沉涣散，他们的政党也就看不到自信，决定牺牲自由来换取社会主义政权对新经济政策下各种潜在敌人的优势。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认为，在苏维埃的存亡面临考验的局势下，言论也是斗争，检查制度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与反革命势力（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作斗争的一种手段。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段话精辟地表明了布党当时对各种限制自由的措施的看法：“检查？多么可怕的字眼！对于我们，它的可怕不亚于大炮、刀枪、监狱，甚至国家。不管是保守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的武器库，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可怕的。但是，我们却把作为消灭这一切的工具的刀枪、大炮、监狱以及我们的国家看作是神圣的东西。”但是，由于要对所有出版物进行预先检查，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表现自由也就遭到了限制。固然，检查不一定直接意味着剥夺表现自由。但出版物发表的决定权由检查者主观意志决定的成分越大，人民的表现自由也就受到越大的威胁。因此，为了能够尽可能地保障人民的表现自由，另一方面又能收到镇压反革命的效果，检查不能允许主观随意性有其存身之处，必须有极其明确的标准，在非常恰当、严格的自我警惕的基础上进行。在这个问题上，卢那察尔斯基的态度值得注意。他多次强调检查不得超过必要的范围，在《书刊的自由与革命》（1921年）一文中他警告道：“有人说，‘必须全部消除言论自由等一类偏见！国家对著作的指导是符合我们共产主义制度的。出版检查不是过渡时期的可怕特征，而是有秩序、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生活所固有的。’等等。揭开这种人——这种人从上述看法中得出结论，把批评本身变成了一种检举，或变成了一种削艺术之足，以适幼稚的革命之履的行为——的画皮，原来是一些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杰尔治摩尔达（《钦差大臣》中的一名警察，声称为了治安而殴打无辜百姓）。要揭露那些哪怕是得到一点点权力也死抓住不放、骄横跋扈、不可一世，除了以此为乐别无所长的人。”显然，这同日后的苏联共产党坚决贯彻出版检查制度、把它变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的行为是截然相反的。在这里，像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卢那察尔斯基意识到，真正的危险不是那些限制自由的措施会使自己变成罗伯斯庇尔，而是这些措施将在党内生出一批杰尔治摩尔达。他预见到在将来“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有变为警察政治、强权政治的危险”。尽量使限制自由变得有节制，是他用来防止这种危险的方法之一。在全俄艺术家第四次大会（1923年）上所作的题为《艺术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中，卢那察尔斯基谈到了在检查时必须具有有节制的、准确的判断能力：“……在这个革命时期，我们还不能实行宣传鼓动上的绝对自由。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极其慎重和极其节制。必须熟悉艺术史和艺术上的偏向，必须了解我们的敌人……无论我们怎样把检查你作为是一种耻辱，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携带武器也是可怕的。但是怎么办好呢？我们首先还是应该带着它。将来我们会用不着带武器，但是在今天还必须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做到‘大家都必须能够射击’。在这点上检查也是同样的武器。但是必须出色地使用它。对于一个个行人，不能仅仅由于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就用手枪向他射击。”实际上，图书出版事业监督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相当慎重的态度。卢那察尔斯基在1927年发表的《苏维埃艺术展望》一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肯定了在艺术家本人参加下对检查工作本身进行的多次检查以及对检查工作的过火行为进行调查的人员的工作，指出，这些工作“都为使讨厌的检查机关能够发挥作用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此外，检查的限制标准是很宽容的。只要加上序言和注释等“解毒剂”，连“敌对的”作品也可以发行。卢那察尔斯基在对出版工作者组织做的《我们在文学领域中的任务》的报告（1929年10月）中，在指出欧洲资产阶级艺术“充满病菌并传染给群众”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下主张：“我认为甚至敌视我们的作品也可以发表。当然这要极其慎重，并同时在该书中加上最有力的解毒剂。需要让我们的读者了解一切，我们不必对之感到恐惧，因为我们是如此的强大有力，以致可以利用这种本身有害的事物来推动通过文学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最后介绍一个与此有关的插曲。1924年的第二届莫斯科艺术节要上演别列伊的戏剧《彼得堡》，但遭到检查机关禁止。卢那察尔斯基获悉此事后，取消了禁止上演的决定，允许上演这个戏剧。卢那察尔斯基本人对别列伊的戏剧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他认为在上演后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比禁止上演要好。并亲自写了对这个戏剧的批评。[49]专政形式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以上介绍了早期的苏维埃政权对自由的一些限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对自由和民主的限制措施，是否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或必须的呢？是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所不可缺少的呢？首先可以肯定，尽管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和西欧进行着流血的阶级斗争，列宁却仍然没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形式的多种可能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对这种可能形式有如下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这段话，是一般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多样性和可变性。那么，专政的具体形式是由什么因素规定的呢？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再次指出，“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备条件”是对作为阶级的剥削分子的“暴利镇压”，即破坏这个阶级的“自由平等”。列宁这样说道：“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种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要实行某种限制和破坏（全部或大部），这是牵涉到某种资本主义和某些革命的民族特点问题。”由此可见，列宁认为，专政的具体的、个别的形式是由各个民族的革命所面临的情况的特殊性决定的。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谈到了在亚洲的革命。他这样写道：“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在这点上，对现实的展望姑且不讲，就理论而言，列宁仍像在十月革命前那样，认为甚至存在着和平剥夺（或赎买）剥夺者的革命的可能性（1920年发表的《政论家的短评》）。但是，在列宁看来，即使是同一个民族，专政的具体形式也是由历史演变过程的发展形势决定的。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的文章中，列宁指出，消灭阶级是一场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斗争。他说，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之后，阶级斗争也不会消失，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列宁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这个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他的形式有所改变，并且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成更为残酷更为独特的斗争。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当然它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采取另一种形式，运用另一些手段来进行这一斗争。”在《论合作制》中，列宁谈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专政形式的全部性质的变化，指出，同以前把重心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相反，现在的重心已经在转移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来了。专政形式在专政发展过程中的可变性——这是应该确认的第二点。从这些已经确认了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观点看，苏维埃政府所实际采取的限制自由、权利的具体措施带有怎样的意义呢？前面已经提到，十月革命后剥削阶级的选举权被剥夺。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很大争议。卢森堡批评了这种做法，认为它将影响到中间阶层和无产阶级本身，进而威胁到社会主义民主。无差别的普选权，是作为巴黎公社三大原则的一部分提出的，列宁对自己的这一做法是如何看待的呢？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指出，“剥夺剥削者”的问题“是纯粹的俄国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某一国家中实行专政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它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及其发展的特殊道路”时产生的。列宁认为，“预先就担保”欧洲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全都会或大部分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是错误的。他预见，在经历了战争和俄国革命后，进行这种限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它对于实现专政却不是“必须的”，这种限制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备条件。”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也指出，“对于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我们决没有从绝对的观点来看”，“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想象”。他强调，苏维埃宪法并不是提出来作为“其他国家的模范”，虽然镇压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是必要的，但“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并不是必要的。”由此可以确认，在列宁看来，虽然剥夺选举权这种专政形式对于俄国的革命来说是必要的，但对于其他国家则不一定如此。事实上，东欧及亚洲各国的人民民主革命就没有实施剥夺选举权的措施。不仅如此，剥夺选举权这种专政形式也不是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早就预定下的措施。正如列宁自己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所说，分析十月革命前夕民主和专政的关系的《国家与革命》“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和口号也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列宁说，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产生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用列宁的话来说，使这一措施在苏维埃政权中得到加强的，是资产阶级对作为“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它包括全体人民）组织”的苏维埃的仇视和这种仇视的表现——公开参加科尔尼洛夫叛乱，“极其卑鄙无耻地不顾一切地”反对苏维埃政权。只要回顾一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特别是在七月革命前提出的革命设想，就会清楚地知道，列宁的上述言论绝非妄言。因此，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应该与历史条件的变化一同变化。列宁认为，在俄国共产党的纲领中特别有明确记载这一点的必要。在《俄共（布）纲领草案》的“党纲政治部分补充”中，列宁说，为了防止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做不正确的概括”，必须向劳动群众说明下列事实：剥夺一部分公民选举权的措施只是针对剥削者，即针对那些违反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并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而采取的。因此，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一天天地巩固，随着那些客观上有可能继续做剥削者或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的数目日益减少，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自然也会减少”；在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将来，外国侵略的停止和剥夺者的完全被剥夺，在一定条件下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会选择另外的方式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实行没有限制的普遍选举权。”选举权的问题是如此，那么，所谓出版限制的专政形式又是如何呢？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关于出版的公告》曾明确宣布，对报道机关的出版限制是暂时性的，随着新秩序的确立将予以废止。在《普列汉诺夫论恐怖》（1918年）一文中，列宁还这样写道：“对于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这表明，剥夺选举权、出版自由以及侵犯人身权利都是暂时性的专政措施。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实行的检查制度也是如此。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例如在《书刊的自由与革命》中，他写道，“革命对于有意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和由于误解、胆小、受他人挑动而参与反革命阴谋的愚昧分的知识分子和愚昧的农民取得的胜利越大”，“言论完全自由”的理想“就会越早地成为现实”。因此，也绝不能用绝对的观点来看待早期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出版限制和检查制度这种对表现自由的限制。如果把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特殊形式的对阶级敌人的言论压制本身看作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具有历史性、过渡性的政策，那么不言而喻，随着造成对人民内部言论必加限制的各种因素的减少和消灭，这些限制也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幅度被解除。不需要妨碍和限制任何人的言论权利，谁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在印刷品上发表并分发自己精神果实的那样一种自由（如果说它的实现还有困难，那也只是由于还不具备物质条件）在不远的将来应为苏维埃国家的人民所享有——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上述言论根据革命初期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展望到了这一前景。最后来谈一谈除此以外对阶级敌人采取的最严厉的压制形式——即称为恐怖的、对生存自由的侵犯措施。在革命成功后，列宁还没有想到要对阶级敌人实行恐怖，他在革命后第十天的一次讲演（11月17日）中这样说道：“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逮捕人。是的，我们是在逮捕人，今天我们还逮捕了国家银行的经理。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采取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我不希望采取这种手段，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每逮捕一个人，就对他说，如果你保证以后不再怠工，我们就释放你。他们都照办了。”[50]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列宁还不打算实行恐怖手段（只用拘留就能解决问题）。然而在实际上，苏维埃政权却剥夺了一部分阶级敌人的生存自由。但这同选举权问题一样，是在斗争过程中得到加强的。列宁在《答美国记者问》（1919年）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革命后，“谈不到”采用恐怖手段，苏维埃政府不仅释放了克伦斯基的许多部长，甚至释放了用战争进行挑衅的克拉斯诺夫。只是在剥削阶级展开了有系统的反抗后，苏维埃政权才开始对抗这一反抗，甚至采取恐怖手段。因此，这种称为恐怖行为的镇压形式是暂时性的。1920年2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宁声明，在取得了对邓尼金的决定性胜利、占领了罗斯托夫后，废除死刑。同时，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恐怖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所强加于我们的”，在刚刚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时，苏维埃政权就放弃了使用死刑，只要镇压剥削者的任务能够解决，“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手段”。他希望中央执行委员会承认上述措施，用“在俄国不准采用死刑”的方式解决镇压剥削者的问题。[51]可见，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像恐怖行为（死刑）那样的镇压形式是由于特定情况才加强了的暂时的手段。1919年的党纲进一步发展了列宁上述文章的内容。党纲明确指出，限制自由的这种暂时性不仅适用于限制选举权，也适用于其他专政形式：“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坚决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同那种认为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是绝对的顽固偏见进行思想斗争。同时，要明确指出，剥夺政治权利以及任何对自由的限制只有作为同剥削者维护和复辟其特权的企图进行斗争的暂时手段才是必要的。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一暂时手段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党要为减少乃至完全取消这些手段而努力。”如上所述，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观察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具体形式是由各个民族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历史的、社会的因素决定的。早期苏维埃政权实行的剥夺选举权，限制结社自由和表现自由、恐怖行为等侵犯人身自由的种种具体专政形式，不仅对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对于当时的苏维埃政权也仅仅是暂时性的措施。创作自由和精神自由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在同克拉拉•蔡特金的谈话中这样论述苏维埃政权与创作活动的关系：“每一个艺术家，所有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都享有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理想而不从属于任何人地从事创作的权利。当然，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放任混乱现象存在。我们应该对创作过程进行充分的、有计划的指导，以培育出创作成果。”一方面，保证创作活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对艺术创作过程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列宁的这一思想清楚地表现了早期苏维埃政府对创作活动的基本政策。确实象列宁指出的那样，革命带来了创作活动的空前繁荣。如从前文中了解到的那样，革命后，一些大大小小的文学团体自发地组织起来了，并拥有独立的机关刊物，各个文学团体多次地联合、分离，共同追求独立的创作活动。我们来看一看作为教育人民委员而在出版事业、出版限制、教育指导、艺术活动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中处于最高负责人地位的卢那察尔斯基是如何认识言论自由的。1921年，国立出版社机关刊物《出版物与革命》在创刊号头条发表了他的论文《书刊自由与革命》。虽然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版检查是不可避免的，但作者同时也热情洋溢地谈到了创作自由是何等地重要。革命政府在原则上必须保护创作个性的权利吗？卢那察尔斯基答道：“我要毫不犹豫地说，正是如此，必须如此。”他借用考茨基的公式说，与“生产的最严格的秩序和计划性”相比，“艺术领域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但这种“无政府”不是没有秩序，而是“没有权力、即没有要对灵感加以种种限制的衙门存在。”关于这个“没有权力”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1920年的《革命与艺术》一文中也曾有论述：“不言而喻，国家不打算把革命思想和自己的爱好强加给艺术家。这种强加只能产生革命艺术的赝品。因为，真正艺术的首要资质就是艺术家的真挚。然而，除强制外还有别的形式，这就是说服、鼓励和对新作家进行应有的教育。只有这一切方法才是必须运用于艺术的革命鼓动工作的方法。”同年，他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艺术革命（与科学革命一样）不能靠行政改革和政府命令来进行”。在关于戏剧演出问题的党的会议上，他指出：“艺术在任何时代都是自然开花的结果……在土壤给我们花朵之前，在光秃秃的树上绑纸花是白费力气。”[52]当艺术上出现了一些偏向、出现了党或政府所不喜欢的倾向和现象时，党和政府将如何处理呢？卢那察尔斯基在《书刊自由与革命》一书中回答说，国家“不可能不特别喜爱并保护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艺术”，但国家“不要掐掉自己不喜欢、或者与自己的理想大不相同的花朵”。“国家在艺术领域应该是高度自由的。不要说什么‘某某艺术形式过时了’，过了时的艺术形式也应听其自然进步或死亡……国家也不要说什么‘某某艺术形式的方向出现了偏差’，一旦搞清楚站在这种艺术形式背后的不是……打算欺骗公众的骗子，而是真正的、诚实的艺术家团体以后，就仍应该把纠正这种偏向、完全消除这种偏向的任务交给生活本身。”列宁本人是不赞成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等等艺术流派的作品的。他在一些信中严厉批评了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些作品，甚至想削减其发行量。但当卢那察尔斯基向列宁征求对未来派作品的意见时，他回答说自己一点也不懂，要听听卢那察尔斯基的看法。当时未来派在青年学生中十分流行，列宁在访问艺术高校时对大学生们表达了自己对未来派的看法，但同时承认自己是不久前才知道有这一流派，“应该同你们争论争论，不过我暂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我现在辩不过你们，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我读的还不多，我一定要读一些……”。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列宁的这些话说明，他不是从自己对艺术产生的共鸣和反感中制造指导思想的，他对文化创作工作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列宁同克拉拉•蔡特金这样谈到了创作过程中的“浪费”：“创造文化、普及文化的决心在我国是十分强烈的。应当承认，在这个过程中要做许多实验。与严肃的作品并存的，还有许许多多孩子气的、不成熟的、需要花费力量和资金的作品。但是，与大自然一样，在社会中，创作生命的浪费也是不可少的。”[53]与列宁一样，卢那察尔斯基也是喜爱现实主义艺术的。但他从未打算把这种个人立场变为国家政策。他主张，对于现实主义与未来派等各种艺术流派的斗争，国家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中立”。在艺术问题上如果用“党的带有偶然性的多数表决方法”来确立“党的正确路线”，那将是一桩奇谈。[54]在《艺术与革命》一书中，他写道：“在对像艺术那样需要极大自由的事物进行的国家调整上掺进自己个人的好恶，不，不仅如此，甚至还掺进党的观念——没有比这种行为更有害的了。”他还谈到，如果在教育人民委员变更时出现对于种种艺术倾向的责难，那就会发生对艺术的“大屠杀”。“在存在着各种意见的情况下，不要把某个人民委员的爱好奉为律令。”那么，在具体的措施方面，早期的苏维埃政府是如何对待艺术创作的自由这个问题的呢？这里试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了“文学部”（1919年12月），由它来调整文艺活动与国家的一切关系。它的任务是：第一，“利用现有文学力量，文学团体、文学社、俱乐部、文学小组对劳动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并为此目的对上述文学团体予以援助。”；第二，“发掘蕴藏在人民中的艺术才能，并促进它的世界革命精神的成长。”为了讨论文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原则、理论问题，文学部召开“文学会议”，邀请“按照文学部的基本任务展开活动的各个文学流派和文学组织的代表”参加。“文学部”由一个九人委员会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代表了各个文学流派：常任主席，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副主席布留棱夫、勃洛克、巴尔托夏伊齐斯、高尔基、维•伊凡诺夫、谢拉菲诺维奇，另一人由无产阶级文化派推荐（原文如此，但这样只有八人）。“文学部”在1920年创办了文艺刊物《艺术语言》，宣布“向所有倾向和流派、为读者们所熟知的作家和创作上的后起之秀广泛提供版面”。各色流派的作家都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无产阶级诗人”格拉西莫夫，象征派的巴尔蒙特、索洛古勃、别列伊，新阿克梅派的阿达里斯、安托柯尔斯基、未来派的马雅可夫斯基、巴斯捷尔纳克，印象派的叶赛宁、库希柯夫，新古典派的列奥尼多夫，不属于任何流派的阿舒金、伊里因等等。[55]1925年6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党在文学领域的政策》的决议。虽然此时的党与革命后最初的几年相比较为严格地限制了自由，但在整个20年代，即党的意识形态尚未蜕变、斯大林尚未全面掌握权力、“列宁的气息”仍还存在的时代，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普通公民仍享有较为广泛的自由。苏联社会变成人们印象中的“铁板一块”是30年代才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份1925年的文件所反映出的精神与之后苏联的文艺路线相比，几乎有着天壤之别：决议共十六条，它首先谈到了目前文化政策的历史背景：无产阶级和农民新文学等群众文化开始成长，他们必须在整个思想战线取得相应的地位，但无产阶级还没有产生自己的艺术形式，还不可能回答有关艺术形式问题的明确答案；新经济政策使各种资产阶级倾向影响到文学创作，所以文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停止，但它应“改变形式”，过渡到“和平的、组织者”的工作，应对农民进行改造、把知识分子吸引到革命一边、与资产阶级进行一定合作的同时又排斥他们。根据上述判断，应采取如下方针：一，帮助无产阶级作家确立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无条件援助农民作家并使他们转移到无产阶级思想轨道上。（第九条）二，对于“同路人作家”要采取有节制的、关怀备至的态度，向他们提供一切必需的条件以使他们尽快转到共产主义思想一边来。“党虽然要摒弃反无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分子（在今天为数很少），要与正在一部分‘路标转换派’的‘同路人作家’中形成的新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但对属于中间状态的各种思想却要采取宽容态度”，耐心地帮助他们以“使数量众多的这种思想形式逐渐趋于消灭”，这是“同志式”的合作过程。（第十条）三，决议批判了某些无产阶级作家和党员的唯我独尊思想以及对建设无产阶级文学持怀疑态度的托洛茨基的文艺方针（托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短暂的和紧张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无法创造出自己的文学）。“必须用一切手段来防止在他们（无产阶级作家）中出现最有害的现象——共产党员的唯我独尊思想……党把他们看作未来苏维埃文学的思想领袖，所以必须反对一切对文化遗产和艺术语言专家采取浅薄、轻蔑态度的现象。”“一方面反对投降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员的唯我独尊——这应该是党的口号。”（第十一条）四，阐明共产主义者应该如何进行批评。批评是“党所拥有的主要教育手段之一”，共产主义的批评应“一步也不从无产阶级思想上后退，揭示各种文学作品的客观的阶级意义，揭露‘路标转换派’的自由主义等”，同时要对能够以及将要同无产阶级一道前进的所有文学阶层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节制、慎重和宽容，“要摒弃自己在文坛上发号施令的作风，批评只有在依靠自己思想上的优越性的情况下，才会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必须反击自己队伍中的一切蹩脚文学和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对自己提出的口号就是学习。”（第十二条）五，决议声明，党决不把任何一个文学流派或团体定为“官方特许”的。“全党虽然要正确地辨别文学上各流派的社会阶级内容，但却决不以推崇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种倾向的做法来束缚自己……可以预见，所有事物几乎都会顺应时代创造出自己的风格，但这是靠别的方法创造的。在我国文化发展的现阶段，任何企图把党束缚在这一方面的尝试，都必须排除”。（第十三条）六，再次肯定了以往实行的文学各流派、各团体自由竞争的路线，拒绝了某些团体提出的垄断出版事业的要求。“党应该主张各种团体和流派在他们施展才干的领域里自由竞争，其他一切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会成为机关式、官僚式的假解决……党虽然要给无产阶级文学、农民无产阶级文学以物质上、精神上的援助，要援助‘同路人作家’等，但却不能承认哪个团体、即便是在思想内容上最无产阶级化的团体拥有垄断权。因为这样做意味着首先毁灭无产阶级文学。”（第十四条）七，禁止对文学问题进行行政干涉。“党必须运用一切手段来杜绝自己对文学问题进行任意的、无能的行政干涉的尝试。为了保证党对我国文学真正正确的、有利有节的领导，必须安排适当的人选掌管与出版问题有关的机关。”（第十五条）最后，决议阐明党的态度：“需要创造真正以群众性的读者、工人和农民的读者为对象的文学。需要更大胆、更坚决地同文学上的贵族老爷式的偏见一刀两断，需要利用古老技巧上的所有技术成就，创造出能为千百万人所理解的应有形式。从解决了这个伟大任务的时候起，苏维埃文学才能完成自己的文化、历史使命。”（第十六条）这个决议显然是要尽可能地保证精神活动的自由（虽然在检查制度下这只是相对的东西）。可以肯定，这里所谓“党的领导”，既不是要强加给创作活动以具体的处方，也不是要钦定文学上的一些倾向、流派和形式。这同日后的苏联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唯一的艺术方法，并由党确定其方针的情况相比是有显著不同的。对文学的批评和要求也不是依靠行政管理的方法，不是站在不允许思想“和平共处”的立场上用强力排斥某种思想，而是在精神活动的自由竞争、在藏原惟人所说的“思想并存”中，依靠批评本身、依靠在思想斗争中证实自己思想的优越性来争取思想斗争的胜利。1928年共产党中央召开了“关于宣传、鼓动、文化建设问题的苏维埃联盟会议”，把各个文化领域思想斗争的方针进一步具体化。尽管经过激烈的党内派别斗争之后很多重要的党员都已被开除，尽管整个决议强调了“思想文化战线阶级斗争的进一步激化”，号召进一步对阶级敌人采取决定性的攻势，但还是再次肯定了1925年中央委员会决议的精神。决议指出，只能在对作家、艺术组织“加强党的影响”、“加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批评”的条件下实行党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主要任务，排除了“领导上的命令因素”的必要性。[56]但是这个精神活动自由竞争的方针在后来的苏联并没有被正确理解。苏联官方编写的党史在叙述1925年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时竟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57]。而谈到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也大多做了曲解，如有人说决议提倡的自由竞争只关系到形式，根本不涉及思想内容；甚至有人把它看作是自由放任的资产阶级文学，用谴责布哈林的办法来含沙射影。其实只要读一读决议的第十四条就可以一目了然，自由竞争并没有限定在形式方面；第十二条对“批评”的阐述也把着眼点放在了在精神活动的自由竞争中获取胜利上。为了使自己对精神活动的限制名正言顺，后来的苏联共产党竟有意歪曲“革命先辈”的历史文件。共产党对创作活动的“指导”，其最初的著名事例之一便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在两次革命之间成立的文化、艺术和教育组织。它的支部遍布全国，在1917—1920年间约有近一千四百个组织，四十万成员，并发行了多达十五种杂志，在革命后的文化团体中规模最大。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布尔什维克早期最重要的领袖之一的波格丹诺夫。他在革命低潮时期退出政治活动，专心研究“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只有在铲除一切旧的阶级社会的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纯之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所以要把旧的文化像旧政权那样摧毁掉。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对这种错误的极端思潮十分担心，在演说和文章当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同他们论战（如《青年团的任务》、《再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苏维埃的文化工作》等）。无产阶级文化派也针锋相对，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撰文反驳。列宁等人的解释和批评起初并没有起到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在1919—1920年间达到最盛。于是，列宁在1920秋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写了一份批评协会当前政策的决议案提交大会表决，接着俄共中央委员会也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公开信。这两项举措在协会会员中引起了较大影响，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几名领导人亲自去找列宁辩解。列宁反复同他们辩论，协会中央终于做出了一些妥协，改选了协会的领导机构（部分会员因此退出表示抗议），但仍然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些地方党组织也很不喜欢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中央委员会的信发表后，他们开始刁难和排挤协会，甚至想干脆取消它。政治局在发现这一情况后专门做出决定，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对协会的工作“给予最大的重视”，“反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指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主张）”应在思想领域进行。1922年，苏俄又一次展开了“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论战，《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刊登了双方的论战文章。列宁在论战中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雅科夫列夫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这次论战也没有任何总结性的文章，因为虽然广大党员和群众已在旁观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辩论的双方谁都没有被说服，依靠行政的或学术的权威来进行“总结”，私自下定论，显然是荒谬的。经过一次次的思想论争，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想逐渐被学者和群众抛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规模也大幅减小，慢慢走向了衰亡。可见，列宁等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指导”是以论战、批评等方式进行的，即使是1920年间导致协会领导层改选的一系列动作，也是以提交协会自己的代表大会表决的普通议案、致协会的公开信以及同协会领导人说服、商谈的方法做出的，并没有行政干涉的性质。俄共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仅仅是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虽然决议主张把协会的教育职能并入教育人民委员部，但这其实是要解决革命后两种群众文化教育机构并存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最初是作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群众进行文化教育的机构出现的，1918年才改变其主要目的为“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对于协会的创作自由，决议反而加强了维护的力度，反复强调协会“在艺术创作领域的完全自治”，“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只是在对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方面保持领导作用”，向他们保证绝不进行“琐细的监护”。另一个例子是“在岗位上”派等排挤非共产主义作家的问题。1922年7月，政治局设立了以雅各武莱夫为主席的“组织作家、诗人加入独立团体的委员会”。六种作家被批准加入委员会：革命初期入党的老作家；无产阶级作家（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文化协会）；未来派；印象派（叶赛宁等）；“塞拉比翁兄弟”；政治上处于动摇状态的有才能的年轻作家（阿•托尔斯泰等）[58]。但是，当时的文学运动中有一些人反对非共产主义文学的存在。“在岗位上”派以大型文学团体“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拉普）”的机关刊物《在岗位上》为基地，攻击基比乌斯、浦宁、阿赫玛托娃等作家的作品是“阶级敌人的小分队”，“塞拉比翁兄弟”等则是用哈哈镜来描写革命；在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中取得领导地位的文学团体“铁匠”则给象征派、未来派、印象派、“塞拉比翁兄弟”等统统扣上了反无产阶级的帽子。一些持类似激进观点的文学团体结成联盟，宣布要“与出版企业和出版机关进行有组织的交涉，……消除这些机构中反动的、伪同路人团体的压倒性影响，并以此作为自己加入出版企业和出版机关的条件”，试图迫使苏维埃和党修改以往的文艺政策。一些非共产主义作家和广泛向各个流派提供版面的杂志遭到了他们的猛烈攻击。争吵愈演愈烈，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决定于1924年5月召开关于党的文学政策的会议，邀请比较重要的文学团体参加。《红色处女地》的沃伦斯基和《在岗位上》的巴尔琴在会上分别作了立场截然相反的报告。沃伦斯基指出只有保障艺术活动的完全自由才是党的历来方针；巴尔琴则主张目前文学正在变成资产阶级的思想工具，所以只应当依靠“在文学界起着布尔什维克党团作用”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经过激烈的论战，会议的决议再次肯定了党以艺术活动自由、依靠批评来批判偏向的历来方针，拒绝了“在岗位上”派的政策。当然，这个只在党内才能起作用的决议是无法有效阻止激进思潮在文学界的蔓延的。1925年1月，由“拉普”组织的“无产阶级作家会议”开幕，整个会议都处于“在岗位上”等激进派的影响之下。尽管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在会上作报告抨击了他们的错误思想，但大会的决议仍然贯穿着“在岗位上”派的主张。直到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在文学领域的政策》的决议发表，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路线。联盟发生了分裂，并在临时大会上通过了《反对“左倾”清算主义》的决议决定改变政策。但事实上，他们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尽管联盟中的激进派已被开除出去。随后的几年，极端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和宗派主义在这个团体中越来越变本加厉。就像“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例子一样，即使党的权威也无法完全改变一个文学团体的思想倾向。1929年，这个极端团体得到了斯大林的赏识。在所有的反对派都遭到致命的打击之后，党开始把所有的作家也组织起来，集中在“拉普”的名下。在那几年，当斯大林终于击垮了所有的政敌的时候，不仅是文学界，其他领域内的极端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得到了党的大力支持。但是在1932年情况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极端思潮受到清洗，为了维护统治权威，党开始变得保守起来。曾经受到大力赞扬的“拉普”被解散，最左的文学团体之一变成了“右倾”、“腐朽的自由主义”，并被指责破坏文学界团结，顺便为之前几年文学界的萧条做替罪羊。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的苏联作家协会，党确实不需要“文学界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它自己将亲自扮演这一角色。曾于二十年代盛行的文艺创新和实验遭到彻底的冷落，所有作品将只能有一种形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后，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卢那察尔斯基批评“在岗位上”派极端思想的一些言论。尽管它们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卢那察尔斯基本人也于1929年被解除国民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另一个苏维埃和它的文学政策：“问题是，按照党的配方塑造出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农民，是办不到的事。小说家拿出了一些现实生活典型的临摹像，有人叫了起来，不，不像！什么地方不像呢？那个人不像事先画好的图式。在文学问题上的这种态度于文学有百弊而无一利……我再重复一遍：艺术家必须绝对忠于真实。”“在艺术家认为自己采取了完全客观的、艺术家式的客观态度时，有时他反而会受到歪曲现实等等责难。在险恶的社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要完全避免这些责难是不可能的……但是，领导机关，我们的政府本身却要以坚决的态度反对这种对艺术家诚实工作的干涉，要用一切形式保护艺术家。”“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领域必须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如果他是共产主义者，就尤其应当如此。即使有时让艺术家滥用自由也没有关系，这没什么了不起。这总比缺少自由要强。”“在我们看来，除磨练技巧以外别无其他目的的艺术也不能说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任何应该表现的东西……他也能表现他认为是有价值的语言和色彩。”“不大有意义、不大有价值、但形式却极有魅力的艺术——这就是大众艺术。艺术家有时会有意识地丢掉思想方面的所有分量，去创造形式富有魅力的娱乐……我们如果要消灭这类作品，那会是很可笑的事。这意味着我们走上了资产阶级政治至上的道路。”（某官方文章评论“拉普”：捍卫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原则，反对各种非政治倾向）“我们不能不理睬他们（同路人作家）。有时我们甚至不能不理睬那种只教给我们一些讨厌事情的反动作家。为什么？因为甚至反动作家有时也能提供了不起的艺术素材，能够出色地反映群众。同路人作家就更是如此了。那么怎么办好呢？应该禁止吗？应该压制吗？当然不能！这样的作品也应该出版，但同时必须用我们的批评，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使其有害的倾向没有市场。”[59]“党性”的问题与党内表现自由列宁之后的苏联等国，党的领袖在限制人民精神活动时搬出的绝对原理就是列宁的“党性”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一切文化活动都应当成为“螺丝钉”，不容得有半点偏差。然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如前所述，早期的苏维埃政权是从未曾以“党性”的名义来干涉作家的自由的。关于这个“党性”原则最重要的、也几乎是唯一能引为典据的文献，就是列宁写于1905年的《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一文。我们来看看列宁在文中如何论述“党性”：“书刊应当成为党的书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书刊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这个党的书刊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著述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没有党性的著作家！打倒超人的著作家！著述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著述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乍看上去，这似乎确实是在对作家和著述事业的活动做出限制。但是要正确理解这段话，至少要搞清楚三个问题：这里“党的书刊”中“党的”二字意味着什么？“党的”著述事业是对谁提出的要求？这里“著述事业”、“著作家”指的是什么样的范畴？对于这些问题，后来的苏联的理论家们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党性”主张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是一定的世界观的表现。其根据就是列宁在这篇文章结尾热情地阐述“自由的书刊”性质的那一段，即列宁指出只有为“国家的精华”“劳动者”服务的“书刊”才会成为“自由的书刊”的那一部分。这样来认识“党性”的概念，那么它所要求的人理所当然地只限于党内的著作家。另一种观点认为“党性”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第一种意味着对党的政治书刊的要求，即对以党的名义发言的著作家的要求；第二种意义则要求著述活动、著作家公开地与无产阶级事业结合起来。也有人指出，所谓“党性”就是党的书刊服从党组织的监督。但这些理论家往往被其他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要正确理解这里“党性”的概念，首先要弄清楚，列宁是出于什么动机和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撰写《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的。首先了解创作的动机和背景，这对正确理解一篇政治性的文章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列宁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所说，他撰写此文的目的与党的改组有关。几乎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论党的改组》一文也发表在《新生活报》上。当时1905年的革命刚刚结束，沙皇迫于压力许诺给人民言论、集会和结社等的自由。虽然还不是真的自由，但与以前相比限制已有所放宽，出版、集会、结社等开始有了一些保障。在这个新条件下，党的报刊表现出公开的党性与秘密的“合法性”的不自然的结合，甚至“合法的”书刊也有可能成为党的书刊了。为了适应这些新情况，党必须进行改组，重新安排工作。于是列宁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1905年）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书刊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接着，他从“书刊应当成为党的书刊”这句话开始，阐述了前面所引用的段落。可见，为适应可能出现的一定的合法出版的新局面而对党的书刊以及著述事业进行新的调整、改组，就是列宁撰写此文的目的。那么在这个新条件下，应该怎样调整党的著述事业呢？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正是撰写此文的背景，也牵扯到了当时仍在进行的布、孟两派关于组织问题的争吵。孟什维克主张建立一个松散的党，所以他们没有对党的著作家和党员的著述活动提出任何特别的要求。也就是说，孟什维克的著作家的著述活动是不受党的监督的。列宁反对这种做法。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发表前几个月写的《倒退的第三步》中谈到了党的著述事业的问题，并对孟什维克最近通过的章程中没有提到党的机关刊物和党的书刊十分不满。他指出，这是使著作家处在党外甚或凌驾于党之上，这是认为党就是党，著作家就是著作家，“把孟什维克的组织稍加形象化就是：这是一些不负责任和‘独立的’、不可缺少和不能更替的‘党的著作家’的集合体。”列宁主张：“革命越是临近……无产阶级政党就要越加严格地遵守‘党的著作家’必须对党负责，必须服从党的原则。”他在同一时期写的《“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的序言》中更加具体地阐述了上述观点。文中举出的同孟什维克合并的原则之一就是：“党的一切报刊，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服从党代表大会，服从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组织，凡是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报刊一律不得存在。”这样看来，《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其实是当时围绕组织问题和党刊问题的一系列争论的一部分，是针对社会民主工党所面临的、围绕着革命内部运动的这种组织原则和著述事业的情况以及新的政治形势而写的文章。在这个命题下，这里的“党性”其实是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的主张，它意味着党的著作家、著述事业和书刊要接受党的监督。它所要求的对象，当然也就是党的或打算加入党的著作家。列宁要打倒的“没有党性的著作家”、“超人的著作家”，不是没有按照上面的喜好写文章的著作家，而是虽属于党，却不接受党的监督的孟什维克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著作家们。考察一下列宁撰写此文的背景和目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么，这里受到党的监督的书刊，与哪些精神领域有关呢？是不是要求文学艺术的书刊也要遵守党性？是不是要党员无论写什么都要遵循一定形式的“八股”？苏联的理论家们认为，这里的“书刊”不仅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甚至有人主张，列宁直接把“党性”概念应用在艺术上，并将其作为一个公式。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根据来证明自己的解释。这个问题，首先与语义有关。俄文“书刊”的原词Лнтература有三个意思：著作物的总称；学术的文献；或艺术形式的文学，但在指这个意思时要加上“艺术的”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来修饰。列宁在文章中并没有用过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因此将其理解为特指的“文学”是不对的。进一步的理解，应该联系上下文，看看列宁在文中主张“书刊”和“著述事业”应该有党性的时候，其主张具体有什么内容：“……著述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著作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请示汇报。”“工作吧，同志们！……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书刊应当成为党的书刊。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进行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情况，使他们根据这些或那些原则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组织。”这些具体的主张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文学、艺术这些东西，“书刊”和“著述事业”的党性要求显然是作为党的宣传活动的一环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列宁在这里指的主要是政治书刊，就像卢那察尔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可见，列宁所说的“党性”完全是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的概念，与党外人士或文学艺术是没有关系的。从一篇争论组织原则的文章中挑出字句，“悟”出世界观的主张，“发展”出艺术的指导思想，未免有些荒谬了。不顾原作者的意图和环境背景、断章取义，甚至修改原文来曲解作者的思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等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止一次使用过这种手段。不过仍然有一个问题：如果“党性”是约束党员和党内的政治书刊，是不是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党员的言论自由，要他们严格遵守思想的统一呢？首先，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当然要有严格的纪律。正如列宁所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但每个自由的团体也可以自由地赶走利用团体的招牌来鼓吹反对这个团体的人。在不反党的范围内，在党的纪律的范围内，党员的言论自由是不受限制的。列宁在提出“党性”要求的同时也论述了精神活动自由的绝对必要：“无可争论，著述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需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著述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60]虽然在这些话之后列宁再次强调了著述事业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但这并没有否定前面保障个人自由的论述。在1904年的《我们争取什么？（告全党书）》一文中，列宁强调要保障少数派的“舌头自由”，“必须作出最广泛的保证，让批评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党的书刊能够出版”。三大和四大的决议采纳了列宁的这一精神。顺便一提，当时列宁提到的少数派，正是作为敌人的孟什维克派。既充分保障个人著述事业的自由，又使著述事业与党的事业结合起来，接受党的监督，这就是列宁的思想。那么，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党员才能享有这种自由呢？这就牵涉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言论民主，行动集中。现在一提到民主集中，往往引用“四个服从”或斯大林概括的条文：各级机关选举产生、定期汇报工作，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机关绝对服从上级机关。但这都是经过诸多“演绎”而成的“民主集中”。我们回到民主集中制最初被确定的时候——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看看它的原意是怎样的：“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工作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和严格的报告工作制度。”[61]概括起来，这三句话阐述了五点精神：广泛的选举制，选举产生的中央机构拥有全权，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广泛的公开性，报告工作制度。后来的“民主集中”和这个条文相比，少了“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和“公开性”，增加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纪律。可以说，这是淡化了监督并加强了中央机构的权力和权威。比起条文上的变化，党组织在实际中的巨变是要大得多的。后来的苏共，要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中央和领袖的精神是容不得半点怀疑的。党内的讨论也并不自由，不但多数通过的决议不能批评，连上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以后的代表大会也是不能继续争论的，还经常打压持有异议的同志。而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讨论是十分自由的，会议上可以发表各种完全不同的观点，然后由表决决定采纳哪一种。已经形成的决议也可以继续批评。列宁本人就曾多次居于少数地位，正是党对少数派权力的充分保障，才使他可以通过辩论和说服争取党员，获得多数的支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党内民主，布尔什维克将会犯多少错误。不但如此，持不同意见的党员甚至可以在党内组成派别，派别的自由在当时也是允许的。布尔什维克本身就是一个派别，它的内部又先后出现召回派、“左翼共产主义者”、十人纲领派（列宁本人亲自参加的派别）等。虽然党的十大迫于形势做出决议禁止派别活动，但这只是禁止派别组织和派别的纪律，按不同的纲领选举代表仍然是允许的。下级组织和上级组织的关系，也不像后来规定的那么绝对。虽然一般来讲下级组织当然是要服从上级的，但本着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原则，下级组织仍然可以对上级的决议提出异议。比如1918年俄共决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莫斯科的党组织竟通过了不信任中央的决议案，并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而列宁认为“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列宁已逝世的1925年，列宁格勒青年团省委也曾通过拒绝服从十四大决议的决议。所以，“党性”和党对著述事业的监督在当时并没有影响党内的民主气氛。不过，作为受到党的纪律约束的党员，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民主的批评自由不能破坏集中的行动一致。在社会民主工党的四大上，布尔什维克成了少数派。列宁起草了告全党书号召大家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公开、广泛和自由的思想斗争”不能破坏社会民主工党行动的统一。怎样才算“破坏行动的统一”呢？孟什维克占多数的中央曾通过一项关于批判大会决定的许可范围的决议，规定：一、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在党的刊物和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个人意见和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二、党员不得在广泛的群众性政治集会上进行违反代表大会决定的宣传鼓动工作；三、在这种会议上任何党员都不得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活动，也不得提出与代表大会的决定不一致的决议案。[62]列宁认为这个决议对批评自由作了过于狭窄的错误规定，他在《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中提出了正确的批评自由的许可范围：一、在党的纲领所规定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完全可以针对大会的决定，这种批评不但在党的出版物和党的会议上完全自由，在广泛的集会上也是完全自由的。二、但是，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统一的号召，不要说在广泛的集会上，就是在党的会议和刊物上也是不容许发表的。所谓的行动一致，只有在起作用的行动已经开始或正在进行的时期才是不容许批评的。列宁在上文中举了参加杜马选举的例子：在选举时，抵制选举的号召和批评参加选举的决定都是不允许的；但在“选举的日期还没有确定”时，党员可以在任何场合对参加选举的决定提出批评。又如党关于“市有制”的行动，由于其实践还是将来的事，所以可以不必顾虑破坏行动而自由地批评。关于武装起义的行动，在战斗期间要无条件禁止任何批评，但“在还没有号召采取行动以前，可以进行最广泛和自由的讨论”。[63]在十月革命前夕，党内就曾对起义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这都是允许的，在多次会议通过起义的决议之后列宁和加米涅夫仍在进行辩论；但加米涅夫在起义即将开始的当口在党外报纸上撰文声称反对起义，暴露了党的意图，这就严重破坏了党的行动，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了。列宁当即要求将他开除出党，但是没有获得通过。即便如此，加米涅夫的政治前途也没有因为一时的错误而受到影响。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他还被选为国家元首——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6年宪法与苏维埃的蜕变从单纯抽象的“民主、自由”的角度来看，早期的苏维埃在保障自由这一方面当然是做得不够的。本人和原作者滕井也不会打算从抽象的自由的角度为列宁时代辩护——革命是不能只从“自由”一个方面来考察的，革命的手段不仅要遵守理想和原则，更多地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抗的束缚。本文所列举的材料不是阐述那种绝对的自由，而是为了向大家展示一个不同的苏联，它和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苏联是不一样的。这个苏联才是反映俄国革命本来面目的苏联。革命的时代不会保障自由，并不是说它将，或它想摧毁自由。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共产党……它们绝不是专制的代名词：无产阶级“专政”意即无产阶级民主；按照巴黎公社三大原则组织起来的苏维埃，正如上文所说，比资产阶级的议会要更为民主；而共产党，也完全允许反对党派的存在。当俄共最终取缔所有反对党的时候，一名孟什维克记者提醒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说，你们曾保证绝不压制反对派——这正是布尔什维克最初在苏维埃获得多数时决定按比例选举主席团而许下的诺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掌权时从未像这样尊重过少数派的权利——这名领导人若有所思地回答说，“那些日子是美好的日子”。坐在苏维埃会议的大厅里投票通过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的布尔什维克们从没想过几年之后这里将只剩下自己一个政党。然而美好的日子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了。民主的苏维埃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这里并不打算详细回答这一复杂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庸俗的推论和猜测，有必要做一些简要的说明。官僚的产生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贫困。虽然物质的匮乏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并不代表贫乏的俄国不能产生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甚或根本不应该有社会主义革命之类。资本主义的经济早已将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落后国家发生的革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的集中反映。它其实是世界范围大革命的第一枪，是发达国家的革命的前哨。一旦得到发达国家革命的支援，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会克服自身条件不足的缺陷。布尔什维克党一直是根据这一理论而把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如果不能坚持到其它各国工人起来大力支持我们，我们就会失败”，列宁在革命后多次重复过类似观点。然而，别国的革命纷纷失败了，俄国的革命政权却生存了下来。这个生存的代价是：战争中数百万最有觉悟的工人的牺牲，整个无产阶级陷入消沉，还有不得不实行的集中制。经过数年战争的牺牲，世界革命的破灭，以及物质匮乏，政治自由的限制，旧的不良习惯等等的消耗，俄国工人已经疲倦了，他们失去了政治热情。对于官僚的兴起，他们只是站在一旁默默观望。这时，即使全面恢复民主也是无济于事的，无产阶级失去了行动的力量，而官僚则已初步成长为掌控社会的利益集团。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权的制度和领导人的作风，也都成了相对次要的问题，绝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虽然本文几乎把斯大林当成反面人物来描写，但这并不代表这个人应该背上葬送共运前途的官僚恶魔的全部罪名。毕生都在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托派学者曼德尔说过：“如果谁向1920年的斯大林证明他将摧毁整个共运，这个正直的尽管有很多缺点的革命者将会立刻自杀。”“他们的行动是无意识的”，斯大林们的出现，归根结底正是源于无产阶级自己在世界范围的失败。日后的托洛茨基在反思当年取消民主的错误时说：“取缔其余的苏维埃政党，……这绝不是根据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而来的，而是在一个四面八方为敌人所包围的落后贫瘠的国家里保卫专政的措施。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清楚，这一措施（以后还加上取缔执政党自己内部的小派别）预告了极大的危险。然而，危险的根源不在于学说或策略，而在于专政在物质上的薄弱，在于国内和世界形势的困难。革命即使仅仅在德国取得胜利，那么取缔其它苏维埃政党的必要性就会立即消失。”卢森堡在批评了俄国革命的“专制”之后也指出：“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归根到底要由国际无产阶级来承担责任，尤其要归咎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空前顽固的卑劣行径。……但愿他们（德国无产阶级）至少在最后关头挽救俄国革命……”[64]然而，德国工人最终还是没能挽救俄国革命。虽然俄国的革命到底活了下来，但这个活下来的苏维埃俄国，已经不是它原来的面目了。存活下来的革命政权的蜕变史，同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配合官僚的统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实际回归了保守主义，追求服从权威、等级制度和保持稳定。早就被抛弃的国际主义也让位于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详细地讲出整个过程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我们仅通过斯大林时期最重要的宪法——《1936年宪法》，来展示政治思想变化的一个部分。1936年宪法是继1918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和1924年苏联宪法之后的第三部宪法。与前两部宪法最大的不同是，这部宪法宣布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实现，从而对社会生活作出了新的规定。首先在选举权方面，剥削阶级的选举权不再被限制，除了精神病患者和被剥夺政治权利者之外，一切年满18周岁的公民均享有平等的选举权。旧宪法中承诺保障自由的范围也从劳动者扩大到了全体公民。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已经胜利，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者、富农、商人等都被消灭，只剩下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以没有理由继续维持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将区分阶级差别的选举权改为平等的普选权当然是好的，但问题在于这么做的理由：社会主义真的已经在苏联建成了吗？按照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理论，没有世界革命，俄国是不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虽然三十年代的苏联已经建立了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社会主义决不仅仅是公有制这么简单，它还有另一个条件：国家，即统治机器的消亡。国家是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存在的，是篡取社会权力的“寄生赘瘤”，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最终消灭一切国家。虽然在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还要利用国家权力，但这个“国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了，它不但不再需要像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强力的镇压，而且“不得不立即开始消亡”。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行动，就是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1936年的苏联，按照官方的说法，“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已经完全胜利”，阶级也已经消灭，那么国家机器为什么还要保留呢？这个国家不但没有半点要消亡的意思，它的镇压机器和官僚系统反而越来越强大了。如果以阶级消灭为理由推行无差别的普选权，那么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的存在，也是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苏联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正是对“已经实现社会主义”和1936年宪法最大的否定。斯大林对此当然有着自己的解释，如“国家的继续存在是为了国防的需要”，按此说法甚至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威胁苏联安全的资本主义环境仍然存在，国家就仍是必要的。这完全把国家的职能混淆了，苏联真正的问题不是对外的红军而是对内的庞大的官僚和特务机关。不管斯大林自己怎么说，苏联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是明显地加强了的。1937年3月，斯大林提出了著名的“阶级斗争激化论”：“我们的进展越大，胜利越多，被击溃了的阶级敌人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做最后的挣扎。”也就是说，国家机器的保留仍然是必要的。这种论述同1936年宪法以及他本人此前的说法明显是矛盾的。在这之前，斯大林一直强调阶级已经消灭，社会矛盾已经缓和，从而“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并没有提到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危险。那么这种危险真正存在吗？我们知道，在做出这个论断之后，斯大林就发动了一系列清洗，清除了党内外的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似乎确实是有“残余的敌对分子”在负隅顽抗。不过今天大家都已经清楚，当年的清洗绝大多数都是冤假错案，很多人后来都被恢复了名誉。更重要的是连斯大林自己似乎也对“残余分子”的问题含糊不清，他在1939年3月十八大的报告中再次重复了自己在1936年时的看法：苏联已不再存在敌对阶级，苏维埃社会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已经实现。如果说大多数党的高层领导和70%的中央委员，包括1936年宪法的两名制定者，布哈林和拉狄克，都是“反革命分子”，那么可想而知，残余的剥削阶级的力量是多么强大，造成这种现象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又是多么反常。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心安理得地宣称“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已经实现吗？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剥削阶级是否真的已经被消灭了，社会主义是否真的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呢？斯大林并没有解释这个矛盾，他搬起大清洗的石头砸了1936年宪法的脚。其实，苏联的“阶级消灭”完全是靠镇压小生产者等手段强行实现的。即使真的有一部分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存在，也不需要用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来镇压。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一件很容易、很自然”的事情，因此不需要像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那样庞大的国家机器。更不用说，苏联要对付的只是几个“残余分子”。如果这些残余分子，或是“新滋生出的阶级”等等其他的什么，令你不得不保留一个国家，就证明这仍然还不是社会主义。经过多次讨论，苏维埃的选举制度也进行了更改。之前的苏维埃选举是按工作单位划分选区，并进行公开投票。最基层的市苏维埃和村苏维埃直接选举，其他各级苏维埃间接选举产生（并非类似我国的逐级选举，如市苏维埃可以直接选举全俄苏维埃）。1936年宪法决定采取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方式，并将以往按工作单位选举的方法改为按居民区选举。可以说，早期苏维埃的一些选举制度，是与当时的具体条件有关的。如限制剥削阶级的选举权和公开投票，都是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的做法。正如前文所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的，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形式。不过1936年宪法对选举制度的修改并不合适。取消按生产单位划分选区改为按居住区划分选区，会减弱选民对于代表的监督作用，使劳动者的监督更为困难。而改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表面上看来更民主了些，但却忽略了苏维埃实行间接选举的本质和目的。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后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政权。这种政权组织把大量的自治权力下放到基层的公社，中央政府只保留“为数不多但却很重要的职能”，以至于很多人攻击马克思要恢复古代的城邦式公社。间接选举的中央机构正是配合这种制度的。在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年代它使劳动人民能够迅速地派遣和召回自己在中央的代表。当然，直接选举也许更好，早期的苏维埃也确实没有做到那种“权力下放”，但是更重要的是公社制度的本质：取代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凭暴力自居为民族统一者的国家，把自我管理的权力还给社会，并自下而上重新组织起民族的统一。1936年的苏联虽然有一个直选产生的中央政府，可这个中央政府的集权却大大加强了。不但国家没有削弱，地方的自治权利也被中央政府夺去了。这丝毫没有起到还权力于社会的作用，而是以表面上的改变掩盖了本质的恶化。事实上，即使是那些确实扩大了民主权利的新规定也没有得到实际的执行。众所周知，1936年的苏联已经没有民主可言了，不管那部拥有最民主的条文（它确实是当时最民主的）的宪法如何写。这部宪法延续之前的做法许诺在物质上保障言论、结社等自由，比资产阶级的宪法要进步得多；但实际执行起来却连资产阶级宪法中的形式上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为了巩固已是既成事实的一党制，结社自由当然是不被允许的。不过这一点还不能光明正大地说出来，于是1936年宪法在规定结社自由时用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这一条文最终成了共产党绝对领导权的法律基础：“按照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发展人民群众的有组织的独立活动，促进群众政治积极性，宪法保证苏联公民享有结成各种社会组织——工会，协会，青年组织，体育与国防组织，文化、技术、学术团体——的权利。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阶层的队伍中最积极、最觉悟的公民结合为劳动者为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先锋队，所有劳动者组织——社会组织及国家组织的领导核心苏联共产党（布）。”[65]与前两部宪法不同的是，结社自由的条文中加入了共产党是“领导核心”的明文规定。在关于结社自由的条款中加入这一规定使得该款的内容含混不清，以至于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是规定公民有组成共产党的权力吗？或是规定共产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权？还是别的什么？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包括斯大林自己，都把它解释为规定了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组织的领导权，并把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共产党继承并完善了官僚专制的体制。赫鲁晓夫以“反对残暴的斯大林”的英雄自居，并创造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且不说这两种理论的名字就是矛盾可笑的，仅仅比较一下规定条文的变化，按这些理论改善国家民主生活的措施，并不比1918年宪法到1936年宪法在条文上的变化大。实际执行起来，新的技术官僚也仅仅比过去的警察官僚温和一些而已。而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有时连条文上的民主都放弃了，或者应该说是陷入了混乱。比如，60年代的《苏维埃国家法教程》这样解释宪法（1936年宪法沿用至1977年）第125条关于自由的规定:“苏维埃国家不承认旨在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言论、出版、集会、会议和街头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点正表明了上述自由的社会主义性质”。真不敢相信这本书是教1936年宪法的，因为它完全是在重复1918年和1924年宪法的言论（其他持相同观点的教程干脆就是以那时的做法作为依据的）。1936年宪法已经宣布“消灭了阶级”，赫鲁晓夫又进一步宣称了“全民国家”，这里却还在区分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以这个理由规定对自由的限制，正属于斯大林在制定1936年宪法时所说的，“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做了不正确的概括”，用两个阶级激烈斗争时代的做法来规定“全民的国家”和“发达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即使这种说法默认了阶级不是简单的镇压富农就能消灭的这一事实，也并不代表它比斯大林的说法更清醒些。它在区分了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之后又赫然加上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完全连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这一基本问题都忘记了，而斯大林至少还是记得的。更可笑的是同一作者于十年后编写的《苏维埃国家法》对于自由的解释。在重复了之前著作中关于限制自由的论述后，又加上了这样的说明（而且是斜体字）：“所谓在科学认识上的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是遵循这种必然性行动的能力”。宪法中关于自由的规定原来是保障认识必然性的自由的！公民的政治自由与哲学层面上的自由是两个概念，国家法教程是解释宪法，而不是讲授哲学或共产主义的性质。仔细研究苏联的历部宪法，根本找不出这种解释的依据。那些宪法的编写者们大概还没有聪明到用哲学来掩饰矛盾的程度。其实，作为编写国家法教程的权威学者，是不可能不清楚上述这些基本的问题的。苏联的官僚一方面在国内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据前人的革命理想作为统治基础，只能篡改和“发展”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来掩饰自己。被官僚控制的学者们，也只好拿“认识的必然性”来对付官僚命令的必然性了。70年代以来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理论已经完全成了官僚统治的附庸。理论界的唯一任务就是在马恩列斯的语录中为领袖的治国方针寻找依据，高层领导已经懒得自己写文章圆谎了。理论不再是从实际中得出再用来指导实际活动，而是变成了从盲目活动中得出用来掩饰盲目。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马列主义”，包括对苏维埃、对自由的描述，早已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了。注释：[1]田淑《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历史探讨》[2]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3]加涅夫《十月革命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破产》莫斯科1974年版[4]列宁《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列宁全集中文版26卷247、248页[5]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列宁全集中文版26卷，259页[6]郑异凡《有关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7]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列宁全集中文版26卷，259页[8]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283、284页[9]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罢免权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318页[10]加涅夫《十月革命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破产》，第101—102页，108—110页；113页，394页[11]同上，第15页[12]《苏维埃政府法令》，第四卷，1968年版，436、437页[13]《无产阶级专政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莫斯科1967年版，34页[14]《苏维埃政府法令》第三卷，1964年版35、36页[15]同上，第四卷451—452页[16]戈林科夫《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242—245页[17]《从苏共兴亡看政党现代化问题》[18]陈新明《20世纪俄罗斯两次社会大转折中的多党制》[19]曼德尔《权力与货币》[20]《列宁全集》42卷534页[21]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451页[22]《决议汇编》第2卷76、77页[23]同上，72页[24]同上[25]列宁《关于对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大纲给莫洛托夫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33卷221页[26]《决议汇编》第2卷，315页[27]同上，第344页[28]列宁《罢免权法令草案》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314页[29]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罢免权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316页[30]同上，317页[31]同上，318页[32]《苏联的形成与发展》第90页[33]列宁《论民主与专政》，全集第29卷，87页[34]列宁《俄国共产党（布）党纲草案》，全集第29卷，87页[35]《决定集》第2卷，43页[36]《列宁全集》第10卷，353页[37]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112页[38]列宁《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369、370页[39]同上[40]奥科洛柯夫《关于党和苏维埃的出版物、广播、电影的文件资料集》第58、59页[41]《苏维埃政府法令》第五卷，1971年版207、208页[42]《卢那察尔斯基》第2卷，428页[43]《苏维埃政府法令》第1卷，432—434页[44]《工农政府法令、命令集》1918年第97号，1244—1245页[45]《苏维埃政府法令》第1卷，52页[46]《十月与俄国资产阶级报刊的灭亡》莫斯科1970年版，附表“封禁报刊名单”[47]列宁《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426页[48]加涅夫《十月革命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破产》，第387、388页；第391、392页[49]特里弗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与苏维埃文学》莫斯科1974年版，340、341页[50]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275页[51]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295、296页。[52]特里弗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与苏维埃文学》第337页、341页、342页[53]《列宁的文学艺术理论》第667页[54]布加延柯《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与苏维埃文艺批评》萨拉托夫1972年版第158、159页[55]《苏维埃俄国文学史》1967年版第1卷，621、622页[56]《苏联共产党与文化、教育、科学》第181、182页[57]《苏共党史》1970年版，第四卷第一分册389—391页[58]《俄苏文学史》第一卷，第745页[59]以上五段选自《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60]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页[61]列宁《党的改组》的决议，《苏共决议汇编》1分册第119页，译文经郑异凡校订[62]列宁《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411页[63]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349页[64]《要想革命成功，就必须一个集中型的政党》，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4—515页[65]《1936年宪法》第126条
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 ——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 亲爱的同志们： 隔了许久时候，我们收到了六月十五日的信。中国左派反对派经过了最残酷的破坏[注一]之后，又复活复兴起来了，我们的欢乐是无需言说的。虽然我们得到的消息极少，就我们在这里所能下的判断说，你们信中所表示的立场是和我们的立场相合的。 斯大林派对农民运动采取了庸俗的民主的观点，我们对于此观点的不可调和的态度，与一种对于农民运动本身不负责任的和消极的态度比较，自然是毫不相同的。两年前所发表的左派反对派的宣言（『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估量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说：『被欺骗的，被打败的与被摧残的中国革命，表明它还活着。我们希望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重新抬头之时期，不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该宣言又说：『农民暴动的广大涨潮，无疑地可以推动工业中心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我们坚决预信这个。』 你们的信上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经济恐慌与日本武力侵略的影响之下，以农民战争为背景，城市工人斗争的火焰又燃烧起来了。关于此点，我们曾经用了必要的慎重写道：『谁也不能预言，农民暴动的火焰是否能够在长久时间继续支持着，直至无产阶级前锋队自己强固起来，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并使工人的争取政权的斗争与农民对其切近敌人的进攻相配合起来。』在现在，这是很明显的，我们有实在的根据，来表示一个希望——在正确的政策之下——工人及城市运动，和农民战争打成一片，是可能的，而这将构成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开始。但同时，这还只是一个希望，而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最重要的工作还摆在前面哩。 在这封信里，我想只提出一个问题，这问题在我看来，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会重要与尖锐到最大程度的。我一定要再着重地说一句，我所有的材料，是完全不充分，偶然的与不连贯的。我真欢迎一切补充与纠正。 农民运动已经创造了它自己的军队，夺取到很多的地域，并且有了它自己的制度。倘然遇到更大的成功——自然我们是热望着这一种成功的——这一运动将要和城市大工业中心联系起来的，而经过这一个事实，它将和工人阶级直接接触。这个接触将是怎样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亲密的呢？ 初看起来，这问题似乎是多余的。领导农民运动的，有共产主义者或同情者，那末倘然他们跑在一起时，工人和农民一定会一致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不幸，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让我且说到俄罗斯的经验：在俄国内战那几年中，国内各地的农民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时常发展为整个的军队。有些游击队自视为布尔什维克，时常有工人在做他们的领袖。另一些游击队则是无党无派的，他们的首领最普通的是一些农民出身的退伍下级军官。那时还有一种所谓『无政府主义』的军队，在马合诺的指挥之下。游击队在白党军队后方捣乱时，他们是帮助革命。他们中有一些表现特别的英勇与忠诚，但是在城市里，这些军队时常和工人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并且在有一些事件中造成一种可痛的尖锐的性质。 国内战争的痛苦与经验，指示我们在红军占领一个地方消除了白军以后，必须立刻解除农民游击队的武装，游击队中最好的，最有阶级觉悟的与最守纪律的份子，就在这机会上，吸收到红军中来，但是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要维持自己独立的存在，时常和苏维埃当局引起直接的武装冲突，马合诺的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上完全是富农的军队就是这种情形。但这并不是单独的事例：有许多农民队伍，为了反对地主的复辟，作过充分而辉煌的战斗，在胜利之后却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 武装农民与工人之冲突，每次特殊的原因，不管是由于白军的有意挑拨或者是共产党的无谋，或者环境的不幸，但在根本上唯一的社会原因，就是阶级地位的不同与所受教育之差别。工人是从社会主义之观点提出问题的，农民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工人要把从剥削者手里夺来的财产社会化，农民则要把它来瓜分；工人要把皇宫与花园作公用，而农民为了没有办法瓜分这些东西，便把皇宫烧了，花园捣毁了；工人打算着以一国的范围并且照着一个计划来解决各种问题，农民却以地方的范围来解决问题，并且对于一个从上级机关来的计划，取仇视态度等等。 我们知道一个农民也能够把自己提高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有更多的农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之精神中教育着，生长着，但这需要时间，要十年甚至数十年。当我们研究革命的内在阶段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农民之个人主义的冲突时常非常尖锐。 但是，中国红军的领袖除了共产党员以外，没有别人，这不是事实吗？这仅仅的一点。是不是就把农民队伍与工人组织起冲突的可能性免除了呢？不，那是免除不了的。事实是这样，个别共产党员站在农民军队之首，并不能够变更农民的社会性质，即使这一共产党员印有确定的无产阶级印记。中国的情形怎样呢？在红军中的共产党领袖之间，无疑地仍有许多失掉阶级性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他们都没有经过无产阶级斗争的严格训练，他们在二三年来的过程中，是过着游击队指挥与委员的生活，他们从事战争，攻城略地等。他们吸收着环绕他们的环境里的精神：同时红军中共产党的积极份子，无疑地是包含着农民，他们完全诚实地认自己为共产党员，但他们在实质上仍是些革命的穷人与革命的小有产者。谁照着名称与标准而不根据社会的事实来判断政治，没有不失败的。尤其当事情牵涉到手中有武器的政治的时候，这种判断，更是重要。真正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四年间，是被压迫的与不定型的状态之下，只不过到最近才显示出复活的信号。共产党坚固地依靠在城市无产阶级的精华上，努力经过工人去领导农民战争，这是一件事。而几千的革命者，或者是几万的革命者，他们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或者只担着这样一个名义，没有严格的从无产阶级那里来的拥护，只保持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完全是另一件事。这正是目前中国的情形，这情形正极度地增加着工人与武装农民之间冲突的危险。无论如何，资产阶级的挑拨是不会没有，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 在俄国的内战时期，无产阶级已经在国内大部分的地方夺得了政权，斗争的领导权还是握在一个坚强的精练的党的手中，中央集权的红军的全部指挥机关，是在工人手中。虽然如此，当红军胜利地进入农民队伍的地方之后，那比红军弱得多多的农民游击队，时常和红军冲突起来。 在中国情形根本不同，且完全不利于工人。中国最重要地域的政权，是在资产阶级的军阀手中，另一些区域是在武装的农民之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没有。工会是软弱的。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并不重要。因胜利而得意的农民军队是站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之下，他们自称『红军』，就是他们要把自己认做苏维埃的武装势力。其结果是中国的革命农民，经过它的统治层的中介，似乎预先取得那在本质上是应该属于中国工人之政治的与道德的价值。所有这些价值，在某一个时候会转成反对工人的东西，这不是很可能的吗？ 自然，贫农——在中国，他们占极大多数——假使有政治思想（这些只有一小部份），他们会忠实地情感地要求着与工人来联盟和交朋友。但是农民，即使有着武装，仍是不能领导一个独立的政策的。 农民所占的地位，普通是中间的，犹豫的和踌躇不决的，在紧急关头的时候，或者跟无产阶级跑，或者跟资产阶级走。农民走向无产阶级去的路，并不是很容易的，只有在许多错误和失败以后才可以找到。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桥梁，系由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所组织成，那些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时常会在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前进。 中国红军的指挥层无疑已养成了自身的指挥者的心理。没有强固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那末要控制那指挥层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指挥官与委员在地位上既然威权高于一切，在占领的城市中，更会看不起工人。工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不是觉得不得当，便是认为不识相。我们还不能忘记这样一些『小事』，即在城市中，战胜的军队的军官和官员，并不驻搭在无产阶级的陋巷中，而是住在城中最好的房屋里，住在资产阶级的别墅里，而所有这些都能够使农民军队的上层，容易觉到自己『是有文化的』和『受过教育的』阶级中之一部份，并不是无产阶级。 这样，在中国，那成分上是农民而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的军队，和工人冲突的原因和理由，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所有的环境都是使这些冲突极度地可能，甚至不可避免。还有，这里中国无产阶级占优势的机会，比起俄国无产阶级当时的情形，是不利得多。 从理论和政治方面看来，斯大林官僚派把这种矛盾的情形，藏在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的毡子之下，使危险加倍地增长起来。我们还能构想出一个比这外形更诱人，而实质更恶劣的陷阱吗？不肖门徒们的思维过程，不是经过社会学概念的中介，而是用陈旧的辞句。形式主义是官僚的特性。 俄国民粹派因此骂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要农民』，不在乡村里做工作等等。对于这，马克思主义者的答复是，『我们由唤醒和组织先进的工人，来唤醒农民。』一般地说来，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唯一的可思议的道路。 中国的斯大林派并不是这样的。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他们直接把工农的利益隶属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下。在反革命的几年中，他们从无产阶级那里跑到农民那里去了。他们担任了中国社会革命党还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时代所担任的任务。倘若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几年内，集中它的力量在城市中，在工业里，在铁路上；倘若它维持工会，教育团体与俱乐部；倘若它没有从工人那里分离开，并且教他们知道乡村里在发生些什么事——那么在一般的力量的对比上，无产阶级部分的力量，到今日是会不可比拟地更加良好些。但党在事实上是和它的阶级脱离了。这里，分析到最后，它是伤害了农民，因为，倘若无产阶级仍继续留在不重要的地位上，没有组织，没有领导，那末农民战争即使完全胜利了，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条死胡同里去。 在中国过去，每个胜利的农民革命，结局都是创造一个新的朝代，其结果，便出现了一群新的大富翁。农民运动限在这一循环内。在现在的情形之下，农民战争的本身，倘若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直接领导，只能把政权过渡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政党，一些『左派国民党』，或者什么『第三党』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很少分别。而这个就是要用民主专政的武器，向工人来一个新的进攻。 那末，结论是应该怎样呢？第一个结论是应该这样：我们必须大胆地公开地照着事实原来样子来看它。农民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因素，因为它是反对大地主、军阀、农奴制和高利贷的。但是在农民运动的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动倾向的，并且在相当阶段，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谁忘记了农民的两重性，谁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先进的工人必须在真实的社会过程中认清『共产主义』的名称与旗帜。 『红军』的动作必须给以严重的注意，我们必须向工人们有系统地说明农民战争之方向，意义与前途；而无产阶级的目前要求与任务，必须与解放农民的口号联系起来。 在我们自己观察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极仔细地从各种报告及别的文件中，研究农民军队的过程的内部生活，和他们在占据区域所建立的制度。我们必须从活的事实中发现矛盾的阶级倾向，并清楚地向工人指出，那种倾向我们是拥护的，那种倾向我们是反对的。 我们必须特别留心红军与当地工人的相互关系。他们之间甚至有一点小小的误解，我们都不能忽视。在某些城市与地方的组织内的冲突，即使是尖锐，表面看来似乎是无关重要的局部事件，但是在事变更向前发展时，阶级的冲突会闹到全国范围，而把革命倾覆。就是那被资产阶级欺骗着的农民，会对工人来一次新的摧残。革命的历史是充满了这一类例子的。 先进的工人愈是明白地理解无产阶级、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活的辨证法，他们将愈加抱有信心地找最接近自己地一部份农民与之联合，他们也更成功地在农民军队自身和城市中，抵制反革命的煽动者。 工会和党的中心，必须建立起来，先进的工人必须教育起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团结在一起，进入战争中去。 我们要向正式共产党全体党员解说与辩战。这是非常明白的，为斯大林派小组织领导入歧路的共产党先锋份子，是不能立刻就理解我们的。官僚们将对我们对农民的态度，作『革命』狂吠，也许甚至会说我们『仇视』农民（切尔诺夫从前时常骂列宁仇视农民）。当然，这种叫骂并不能扰乱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之前，我们警告着蒋介石的政变的时候，斯大林骂我们仇视中国的国民革命。事实已显出了谁是对的。此时事实也将要给以证验。在目前阶段上左派反对派还太弱，不能转移事变到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但是即在现在，左派反对派已经足有力量把正确的路线指给工人，并且依据着阶级斗争的更向前进展，把左派队派的正确及其政治的识见，显示给工人。只有这样，一个革命的政党才能建立起信仰；只有这样，它才能生长，逐渐强壮，并领导一国的民众。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于普林基博岛 再者：为了要以最大的明了表示我的意见起见，我把下面一个在理论上完全可能的变化，描绘出来。 我们且假定中国左派反对派在最近的将来，执行了广阔而成功的工作于工业无产阶级群众中，并且在其中得到优势。同时，正式党则继续集中其全副力量于『红军』上，及农民区域中。于是便有一个像这样的时候到来：农民军队占领了工业中心，并且弄到和工人面对面地对立起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中国的斯大林派将要怎么办呢？这是不难预见的，他们是要使农民军队以仇视的态度，攻击『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换一句话来说，他们是要使武装农民攻击先进的工人的。这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所干的把戏。他们失掉了工人，便在兵士中间努力工作，以支持自己，鼓动兵营反对工厂，武装农民反对工人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崔连脱里与丹，他们向来不直捷了当的标明布尔什维克是反革命派，而叫它是反革命的『不自觉的帮手』或『非意识的代理人』。斯大林派对政治术语的应用，更无所选择；但倾向是相同的：恶意地引诱农民即一般小资产阶级分子来攻击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官僚的中央派和中派一样，是一个没有独立的阶级支柱的。但是在他作反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斗争时，不得不乞助于右派，就是乞助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使他们和无产阶级作对。这样，两个共产主义的小派别，斯大林派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斗争，其本身将具有一个内在的倾向，转变为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事变的发展，会使这种倾向达到一种结局，就是斯大林派领导的农民军队，和列宁派领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国内战争。 倘若，为了中国斯大林派而使这样的惨剧实现起来，其意义将是这样，斯大林派和左派反对派不再是共产主义内的小派别，而变成了两个敌对的政党，因为各个的阶级基础已经不同了。 虽然，这样的一个前途是不可避免的么？不，我并不以为如此。在斯大林派的组织内（正式中国共产党）不但有农民，即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且有无产阶级的倾向。这是极度重要的，左派反对派必须设法和斯大林派内的无产阶级份子建立连系，发挥他们对于『红军』的马克思主义的估计和无产阶级及农民间之一般的相互关系。 无产阶级之先锋队维持着它的政治独立，始终如一地预备实现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联合行动。一方面我们拒绝承认武装的农民队伍和红军是一个东西，我们又不忽视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掩盖农民运动以内的小资产阶级的内容的事实，我们在另方面要完全明了农民战争的巨大的革命民主的意义，我们要告诉工人使明了这意义，我们亦要以全付力量和农民组织完成必要的军事联盟。 因此，我们任务的内容，不但不允许那依靠着武装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命令无产阶级，并且要预备和获得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特别是领导它的『红军』。 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愈是明白认识政治环境，及从这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任务，他们就愈是坚持地执行和正式党及其领导下之农民运动联合战线之政策，他们就愈能必然地成功。不但保护革命避免农民与无产阶级的可怕的危险冲突，实现这两个革命阶级之间的必要的共同行动，并且转变他们的联合战线为走到无产阶级独裁的历史的步骤。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于普林基博岛 [注一]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国托洛茨基派四组织统一后新选的中央委员会，除总书记陈独秀一人外全体被捕。——校者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引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1]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它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它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3]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4]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它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它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6]。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7]，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8]，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9]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它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0]。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它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11]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12]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13]，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4]，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注释 [1]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3]梁实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212页） [4]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着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5]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 [6]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7]“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8]“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9]“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10]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11]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 [12]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 [13]法捷耶夫（一九○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 [14]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第八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八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 要谈一般共产党人关于文艺的见解，特别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我们先得谈谈列宁的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一贯被奉为这一方面的最高标准而加以征引的。这篇文章便是列宁在一九○五年十一月间所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二版里已经改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文库注】 人们不断地征引这篇文章，拿来做他们文艺政策的护符。但是，我们假使详细地研究列宁的原文，却不难发现，列宁的本意与征引者们的用意并不一致，至少有不小距离。 首先我们想指出，欧洲文字里Literature那个字，并不仅仅与恰恰等于中文里的“文学”。除了“文学”之外，它还有“文献”或“文件”，“出版物”或“出版业”之意。在普通文字中，人们应用这个字，倒是取其后一意义者为多，取其前一意义者较少。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谈到Literature时显然不是专指狭义的文学，却同时指广义的“出版物”或“出版业”而言的。这个词义在通篇文章中并不统一，有时着重其广义，有时又偏重其狭义。约略区分，可以说在文章的前一小半作“出版物”解，在后一大半作“文学”解。征引者们一律将它作狭义解，显然是不正确的。其次，我们看到，所有征引者都不曾把列宁的这篇文章，与它写作时候的客观条件联系起来，因而他们的征引是断章取义的，他们的了解是片面甚至歪曲的。 其实，只要我们不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列宁文章的头两段，上述的误解与曲解都很容易避免。文章一开头就说得非常清楚： “十月革命（按指一九○五年十月的全俄政治罢工——王凡西）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文学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绝灭，还远远没有绝灭。……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非常含糊和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它们由各个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性是被禁止的——但是它‘倾向’于这个政党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虚伪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愿意表达党的观点的人被迫说出的含糊其词的话，同那些还没有成长到党的观点的人，实质上还不是党人的人们的考虑不周和思想畏缩，混淆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式的笔调，文学上的卑躬屈膝，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呵！……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藏的、‘外交式的’、狡诈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在我们的报纸上也看得到！…… “无论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刻重新安排工作。现在文学都可能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党的文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营利的商业性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文学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它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汇报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则——‘作家写，读者读’——的一切基础。” 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很显然可以看出，列宁此地所用“文学”这个词的意义，并非专指狭义的美文学，而时时兼指出版物而言的。否则，像“现在文学都可能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党文学”那样的句子能有什么意思？如果依照该文最大多数的征引者的意思，将列宁此地所说的“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解释为文学家的创作活动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那末，下面像“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那样的话，将何从而生？又能有什么意义？其实单凭我们上面摘引的几段话，已清楚地可以看出列宁写这篇文章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于主张把一切与革命有关的刊物置于党组织的监视和领导之下，要它们完全为党和革命的利益服务；又在于主张这些报刊上的文章（文学）应充分表明自己革命的立场，不应为了合法地位，说些灰色的、模棱的，伊索寓言式的，卑躬屈膝的，奴隶式的语言，而应该代以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列宁提出这样的主张，并非空空洞洞的（列宁终身不曾空空洞洞地写过一篇文章），却是针对着当前的情形，有所指而发的。因此我们如果不先查清楚列宁写作此文的时代背景，简直就不能正确了解文章的内容。 我们知道列宁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生活报》上。这时候，一九○五年的革命正处于日益上涨的高潮中，在一切因革命而爆发出来的新事物中，最显著的是那个做了几世纪大哑巴的俄罗斯，突然间说起话了，他通过街头，通过会场，特别是通过了报纸，发出了最宏亮的声音。形形式式的报纸，可说像雨后春笋般创办出来。其中最出名、影响最大的，则有下列几种：《消息报》，彼得堡苏维埃的机关报，创刊于十月卅日；《俄罗斯报》，该报原属激进自由派，此时由托洛茨基与帕尔乌斯接过来办，变成社会主义派的刊物；《开始》，孟什维克派与托洛茨基合作发行的，创刊于十一月十三日；《新生活》，布尔什维克派的合法刊物，由列宁、高尔基、卢那查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编辑，大约创刊于十一月十五日。此外，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办了一份《战斗》报，孟什维克派办了一份《莫斯科报》，全俄其它的较大城市中，也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倾向革命的合法报纸或期刊。这些报刊有的是由某些个别的革命家或文人创办，他们表示了对其一革命党派的某种程度的倾向；或者直接由某一政党的某一机构主持，作为该党该组织的合法的发言地盘。不过无论前一情形或后一情形，党性都是不够的，换句话说，这些报刊的言论大多不是“公开、诚实、直率与彻底的”，它们对敌人的攻击婉婉转转，对报纸的立场掩掩饰饰，对自己的主张吞吞吐吐。所以会如此之故，客观上固然是由于革命尚只获得部分胜利，主观上却又由于在党革命家与非党革命者的见解都尚未成熟。这里的所谓未成熟又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其本人的思想见解确实不曾跟得上革命的发展，他们那种“卑躬屈膝的、奴隶式的语言”其实代表了他们“卑躬屈膝的、奴隶式的思想”；另一种，他们本人的思想是已经成熟到革命了（战略上与策略上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但是写文章，办报纸，都不敢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说出来，故意说些转弯抹角的，假撇清的，灰色的与“伊索寓言”式的花腔，以此（照他自己的辩解）取得“合法性”，求取存在，“适应环境”。 正是这后一种态度（这态度在任何革命初期都会流行），列宁在那篇文章里特别加以攻击的。当然，列宁在这里也攻击了那些对党独立的，个人自由的办报态度，所以他特别强调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我们知道，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一半在于政治理论方面，一半在于组织原则方面。列宁关于党的看法，他主张必须经过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在革命的任何方面加以监督和领导，无产阶级才能推翻统治阶级，实现民主的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组织观念，对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完成革命，无疑是起了十分重大作用的，其重大意义，如果说与列宁的政治见解不相上下，决非过分。列宁这个以党领导一切革命工作的观念，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形，曾经在不同的活动范围内为其实现而斗争。而在一九○五年十一月间，列宁便是为它在“文学事业”中的实现而斗争的。针对着党内党外某些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要以“作家写，读者读”不受其它任何束缚的态度来办革命报纸，他就叫出了“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的口号，并且明白声明：“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加重号是列宁自己的），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这里的态度和用意都是非常清楚的，他决不是对狭义的写小说诗歌的文学家说话，更不是说这些文学家若不加入本党就要“打倒”，如果列宁真的“蛮横”到如此程度，他也不成其为列宁了。列宁这里显然主要是对党内或接近党的“文学家”（包括一切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发言的，说他们的活动和事业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与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机器，有组织地与有计划地配合起来，成为这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否则，他们不可能为革命服务，革命亦必因此蒙受损失，所以必须“打倒”。 因为一九○五年十月以后俄国发生新形势，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文学事业”与革命及革命党的关系问题，列宁便及时地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解答了它。列宁是从来不会无的放矢的。 我们还可以有相当理由说，列宁这枝矢乃射向他自己党内的一些文学家，特别还可能是射向高尔基或卢那查尔斯基的。有一件事实应该在这里提起：当《新生活报》刚在彼得堡创办之时，列宁还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那时新成立的苏维埃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可是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机关对此组织，却采取了教派的不合作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不问党派、每一千工人得选一个代表的办法不对，他们主张以党派为基础。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此一态度，从瑞典京城寄来了长信，要在《新生活报》上登载，可是始终不曾登出来。（按：此信要在三十五年之后，首次发表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五日的《真理报》上）。我们不知道此信不被刊登的确切原因。可能因为邮递延阻（即列宁本人比信早到，一到彼得堡，他就将布尔什维克的教派态度转变过来了），但也可能因为信的立场不合当时彼得堡一些布尔什维克派的意思，更可能因为文章的口气和调子，与《新生活报》上其它文章的“伊索寓言”与“外交辞令”不相一致，于是信被编辑部同人为了顾全报纸的“合法性”而压下来了。 不过无论如何，列宁在此事发生后不到旬日的时间内多写出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文章，二者之间，多半是有若干关联的。多半是由于此事，列宁在一个实例中看到了“合法”革命刊物不受党组织监督与领导的害处，由于此事，列宁更痛感到那种迁就合法存在而大量涌现的“奴隶式”的废话；由于此事，列宁要“在日程上提出党的文学问题”，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非法刊物与合法刊物的关系问题，要解决党领导与一般的党的出版事业之间，以及党领导与特殊的党的文学活动事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如此设想，看来与史实不会有甚大乖离的吧。 历来斯大林派的文学理论家们，抽出了列宁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抽去了它的客观条件，更不肯研究此文的实际用意与所指为何，却简单摘取其中的某些段落或字句，从而昭告天下，说马列主义关于文学创造活动的唯一正确立场，便是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这样的昭告，不但贻害无穷，而且也厚诬列宁。 要求在革命时期，一切有关革命的文学（出版）活动必须严密地置于党的监督与领导之下，必须与其它革命活动配合统一起来；同时要求此时的报章文字必须充分彻底地发挥党性，不可吞吐掩饰，玩弄外交，以致瘫痪群众的革命意识——这是列宁文章《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重要含义，这是一回事；至于要求在任何时期，即不管在什么时候，（狭义的）文学家的创造活动必须在党机关的监督与命令之下进行与完成，必须适应于党的政策与口号——这是列宁文章中未曾说过的，这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符合列宁精神的，后一回事却是斯大林主义的。 “然则列宁在文章里根本没有原则地与一般地谈及狭义文学的创造活动与党和革命的关系吗？” 有的。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文章的后一半段，主要就是谈到了这种关系。对于某些人指责列宁“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他答复了两点：第一，“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及其对于党的监督之服从”，即是说，这里问题首先只关于党和它所属的文学家（一般的作家）之间的关系。文学家固然“有写他所愿意写的和说他所愿意说的”自由，但革命党却同样有“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成员”的自由。一个革命党为了不愿自己在思想上瓦解，不愿在实践上瘫痪，为了要使革命成功，它必须坚守自己的党纲，坚守自己策略上的决议和党章，因此它一定得要求自己的成员，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文学活动乃此种范围之一），严格服从党的领导。如果有谁不肯那样做，那就得请他离开。第二，所谓创作的“绝对自由”其实不过是一种伪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社会主义者要揭露这种伪善，要“打破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假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 列宁这里非常扼要与恰当地阐明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文学家与文学的态度。首先，文学家如果想革命，想以自己特有的劳动催促人类历史的前进，那他必须参加革命党的组织，并使自己的文学活动遵照着党纲、党章与决议的领导，不能一任己意，胡乱发表与党相反的观点。否则，党有必要将他清洗出去。这在文学家方面说来，也就是丧失了为革命服务的可能。其次，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文学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不能不无意反映着或有意代表着某一阶级立场。所谓超阶级与非阶级的文学根本是一种欺骗与伪善。当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革命的文学家必须有意识地去反映乃至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由此去赞助革命，并使文学本身成为有价值的、真正自由的文学。这两个态度，虽然表明于一九○五年革命的条件中，是联系于当时合法刊物问题而表明出来的；但基本上却一直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对文学家与文学的正确态度。不过历史证明出非常不幸，列宁的此一态度却被可怕地曲解了、滥用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党的领袖们，假列宁这个立场来实行的，却是党机关（实则党官僚）对文学艺术的极其精微的创造活动，做了极其粗暴可笑的干涉与指挥。这些官僚们在进行此种干涉时，老是抬出列宁上述的两点态度，却根本不理列宁同时在同文中所指出的两点注意： 一、“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二、“我们还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按：文学事业的创造任务——王凡西）。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 上面我们替列宁的一篇短文做了冗长的诠释。读者们由此不难看出，斯大林与毛泽东们的文艺政策，与他们自称为所从出的列宁态度，其间有着多么大不同。 首先让我们约略回顾斯大林的文艺政策，然后再详尽地评介由此派生的毛泽东的文艺理论。 斯大林自己说过：“我不是文学专家，当然也不是批评家。”（见他写给别塞勉斯基的信）这句话，在斯大林及其所有信从者方面，虽然是含有无上优越感的一种谦辞，但在客观的读者看来，这倒是斯氏以谦虚来掩饰的一种真实的、虽然是痛苦的自认。斯大林当然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文艺批评家。不管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尤其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的文章被宣布为俄文修辞的典范，他对文学（乃至所有艺术）的见解及其一己的爱好被当作一切文艺创作的最高标准；可是事实仍旧是事实。斯大林既不是文学专家，当然也不是文艺批评家。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斯大林甚至不是文学和艺术的喜爱者，他根本对于这些空洞的、无助于权势之获得的东西不感兴趣。因此，即使他在“语言艺术”方面亦被捧为无上权威之后，他也不曾对文艺政策，不曾对共产党与文艺创作之关系等等，作过任何有系统的与正式的发言。（有之，只有被编入《马、恩、列、斯论文艺》一书中的六封信。）“斯大林主义的文艺观”，乃是以斯大林的得力助手日丹诺夫为发言人的。 斯大林最初注意到文艺问题，只因为他的主要政敌托洛茨基基在这个问题上发了言。那是在一九二○年代的初期。内战停止，新经济政策开始，苏联的文学艺术生活也跟着活跃起来。这时候，在某些年青的文学家中，同时也在一些负责文化教育工作的老革命家中，发生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艺术”的思想和活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正好如过去的封建统治与资产阶级统治一样，应该有符合于自己阶级观点的文化和艺术。他们否定过去一切阶级社会中所创造的文化遗产，要一刀斩断过去的传统，要单靠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们，凭空创造出无产阶级特殊的文化。这当然是一种左倾的革命幼稚病，是文艺方面的虚无主义。列宁竭力反对这个倾向，斥之为有害的[1]。这些“无产阶级的文艺家们”受到了列宁方面的怒斥，就转而求助于当时与列宁齐名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答复是这样的：他无论如何要保护他们自由主张这种观点的权利，但他同时声明，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艺术的有害性与空洞性，却完全同意列宁的看法。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夏季及笫二年的夏季，他利用了休假的时间，写出了那本非常出名的著作，《文学与革命》，他在那里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对于文学与文化的全盘看法，并且确定了一种在他认为可取与应取的政策。 托洛茨基首先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理由是：一，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像封建贵族统治与资产阶级统治那样，构成一个漫长的与独立的历史时代。它多半只能延长数十年。在此短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个特别文化的。因为所谓文化，据托洛茨基的看法，并非指某一作家，在某一作品或某一学问方面的突出成就，而是指某一社会的“知识与技能的总和，这个总和要成为整个社会的特征，至少要成为其统治阶级的特征的。”第二个理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其本质说，总不是产生新社会的文化的一种组织，而是为新社会作斗争的一种革命的与军事的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非常活跃的变动性集中于政治，集中于革命与战争，而这二者却是要大量破坏技术与文化的。理由之三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过去各种的阶级统治不同，它的历史使命不在于巩固阶级，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创造一个阶级的文化，而在于创造没有阶级的文化，即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可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却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上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它只当无产阶级专政业已消灭的时候，才能出现的。 那末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统治形式的过渡时期中，难道没有文化艺术工作？没有新文化的建设任务了吗？托洛茨基当然不否认这种任务；不过他认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不在于不顾基础之缺如而造成抽象的新文化，而在于从事明确的文化孕育工作，即是说，他们应该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当然又要批评地，将既存文化底重要成份输送给落后群众。”他认为：“工人阶级拼命把国家机关变成一架强有力的压入机，将文化的液浆灌注到群众中，藉以解消他们的文化饥渴。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无比的历史意义的任务。”总之，他认为：“过渡时代还不是一个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进入新文化时代去的入口——给一种新文化铺平道路。”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可以产生而且必须助其产生的，托洛茨基认为是革命的文艺。这种文艺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而是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它“注意到无产阶级所读、所需与所吸收的是什么，注意到什么能催促他们行动，什么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且因而给一种新艺术准备基础。” 关于共产党与工人政府对于文艺与文学家所应采取的态度，托洛茨基的意见是：“向他们提出了拥护革命抑反对革命这个不含糊的标准之后，我们要容许他们在艺术园地内有自决的完全自由。”对于互相竞争着的文学团体，党不应该急躁地与粗暴地作左右袒，“只要这个派别在企图接近革命，而且在企图加强革命的一个环节，即加强城乡之间，或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或知识分于与工人之间的连系”，那末即使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都不应该加以排斥的。 那末党是否在文学艺术方面采取折中态度与放任政策呢？托洛茨基说：不是的。他主张党应该在文化方面亦都发挥其领导作用；不过他叫人家注意这一方面的特殊性质，注意到党领导的特殊方式，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以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探索其来源，藉批评的指明道路之法来帮助那些最进步的流派，但我们的能事只能以此为限，艺术一定要走它自己的道路，运用它自己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领导〔全部〕历史过程。在有些领域中，党直接地用命令来领导，在某些领域中，党只能协助。最后，在又一些领域中，党只能表明自己的方向。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保护艺术与帮助艺术，但它只能间接领导艺术。对于某些艺术派别，它们诚心在趋向革命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予它们以额外信任，以此帮助一种革命艺术形式的确立。” 最后，托洛茨基谈到了革命艺术所应采取的艺术态度，他认为现实主义这个态度是合适的；不过他对现实主义有他自己的了解法，那就是指“人生哲学中的一种现实主义的一元论”，不是文学派别传统武库中所贮放的那个“现实主义”。所谓“人生哲学中的现实主义”，意思是指：“对如此这般的人生所发生的感情”，“在艺术上接受现实而非躲避现实”，“对生命的具体动静具有积极的兴趣”。一句话，托洛茨基所主张的现实主义，首先是指艺术家必须以如实的人生作活动的对象，而且必须对这个对象抱有积极关心的态度；至于革命艺术家应该以怎样的手法去体现这个态度，托洛茨基却并不以为必须套取文学史已经有过的现实主义。在这方面，他倒认为：“新的艺术家反而需要以往演变完成了的一切方法，并且还需要一些补充的方法，以便把握新的生活。”他认为重要的在于艺术家必须“首先关心于我们这个三度空间的生活。以之作为足够的与无价之宝的艺术主题。”至于如何处理这个主题，那末他说：你可以“如实地描绘人生，或者把人生理想化，或为它辩解，或给它以谴责；或加以摄影，或加以一般化与象征化”[2]，这些都没有问题。 以上是托洛茨基和“无产阶级文艺派”争论时所提出的全部积极意见。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派有关文艺和文化政策的首次详尽的阐明。此书出版至今，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四十年来苏联以及其它由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历史，特别是它们文化建设与文艺斗争的历史，曾经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让我们来和《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所作的预断和主张作一个对照。让我们看出哪一些已被证明为不确的，哪一些证明出有先见之明的，哪一些是今后必须要让人引作借鉴的。 人人看得清楚，托洛茨基没有料中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时期的长短。但是，以此预料作为理由之一，托氏所否定的无产阶级艺术与无产阶级文化，却并未因这一个理由之失效而呈现。无论在苏联，无论在其它后起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我们都不见有这样的艺术，这样的文化。有之，不过是资产阶级既有文化的加速的采纳，以及歌颂政府乃至歌颂领袖的一些毫无光彩的艺术罢了。 托氏有关共产党对文化艺术应如何领导的方针，他关于革命艺术应如何方能茁长的种种意见，可说已由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历史供给了最出色的例证，让人们从正相反对的方面，去认识那些方针和预见的完全正确。 不过，这是后话，我们还得先把当时的情形讲完。 当《文学与革命》出版及上述文学争论进行之时，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正受着以斯大林为首的其它领袖们的排挤与攻击。为要在苏联群众的眼中，把一向声望仅次于列宁的托洛茨基打下去，斯大林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不择任何手段的。他与任何反对托洛茨基的人缔结联盟，他插手于任何与这个头号政敌有关的斗争。托洛茨基既然在文学艺术方面树了不少敌，斯大林就很自然地成为他论敌们的保护人与朋友了。不过他并不亲自出马，他只假手于人，多假手于布哈林与卢那查尔斯基，甚至假手于某些少不更事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经过他们，终于判定了托洛茨基的见解乃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左翼’辞句，与孟什维克派的温情主义的混合物”，“是应用于观念形态和艺术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见一九二五年一月全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第一届大会的决议）。他们特别攻击托洛茨基下述这个说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决议案把这句话的文字改成为：“马克思主义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并从而加以解释道：“用了别的话，便是说，在艺术上，阶级斗争的法则是不通用的。”这个明显而幼稚的曲解，如果只牵涉到论争的良心问题，那还是小事；不幸，它更是有关乎往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整个方针的。根据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方法不等于艺术方法，因此，精通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不一定能很高明地从事艺术创造。一件艺术作品，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非常正确，但从艺术观点看完全糟糕，或并不出色，那它便不是好的艺术品；反之，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看并不正确，或不甚正确，而从艺术观点看却是相当高明的，或甚至很高明的，那就仍不失为好的艺术。但是根据托洛茨基的反对者的意见，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是一个东西，即认为不论在政治活动上或艺术活动上，最主要的方法同样是“阶级斗争的法则”；那末，其结论便必然是这样：判断一个艺术作品的唯一标准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把握，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换句话说，一件艺术作品价值的大小高下，决定于其中所含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多少。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最类似党报社论的诗歌小说，便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流风所及，真叫做不堪设想，斯大林时代文宇贾祸，怀才遭殃，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被捕入狱，被送劳改，不少人才枉死枪下，虽然原因甚多，而此一以“政治标准”衡量所有艺术的那个见解，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当然，从这个标准的确立发展到凭此标准以坑人，其间经过了将近十年。离上述的文学大争论不久，于一九二五年六月由俄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这个决议，本质上是排斥了“无产阶级作家”们那种专横、放肆与幼稚的想法，在很大程度内还采纳了托洛茨基的立场，譬如：它声明：“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都还没有同样肯定的回答”；它反对“纯粹在暖房里培植‘无产阶级文学’的尝试”；它主张“利用旧技巧的一切成就”，主张文艺“这个领域中的各种集团和派别自由竞赛”，反对“用任何旁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认为这样的解决“都不免是衙门官僚式的假解决”；又譬如它强调：“共产主义批评应当在文学上避免使用命令的语气”，认为“这种批评只有以自己思想的优越性为依靠的时候，才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它号召“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从自己中间坚决驱除狂妄的、半文盲的和神气十足的共产党员架子。”“党应当用一切办法根除对文学事业的专横和不胜任的行政干涉底尝试。”所有这一切都规定得很好，很正确。虽然在这个决议后面，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已经“舞着斯大林的指挥棒”了，但若和十年以后的苏共文艺政策相比，那这简直是十足“自由主义”的或十足“托洛茨基主义”的了。事实上，这个决议也确乎反映着那时还存在于苏联的十月革命的平民民主精神，还反映着大时代群众觉醒的创意力，还保持着列宁以下整辈老革命家的那种非官僚的风气，并且还遵守着列宁关于文艺的那种正确态度，即一方面强调党性，另方面又强调文学事业之“最不能机械地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 由列宁时代转变到斯大林时代并非完成于一朝一夕的。而二十年代，即令在一九二五年，列宁精神也还远不曾为斯大林精神所代替。不错，那时政治的气候在变，反对十月革命精神及其制度的势力在抬头，但这个更替并非在所有范围内以同一步骤完成着的。苏联的“特米多（热月）”派首先在党、政、军方面着着夺取阵地，而文艺学术方面的风气转变，虽然也依照了同一方向，但总是落后些，跟在后面。 在共产党对文艺活动采取比较开明与放任的条件下，二十年代的苏联文艺，在各方面都有了辉煌成绩。 无怪许多苏联的文学批评家，在斯大林死后，要在回顾中称二十年代为“苏联文学史上失去了的乐园”了。事实也确乎如此，你们看，马雅可夫斯基的力作都是在这些年中产生的，诗人别德纳衣也只在这些年月里，写下了他最出色与最完美的诗篇；小说方面，这时期出现了法捷也夫的《毁灭》，富曼诺夫的《恰巴也夫》，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格拉特可夫的《士敏土》以及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等极其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为同一作家的后期作品所无法比拟的；至于戏剧方面，特别是电影艺术方面，由爱森斯坦，普道符金等导演摄制出来的几部电影，例如《波捷姆金战舰》与《震动世界的十日》等片，简直将电影一下子提高了好几级，从技术性的活动影片高升到有十足资格的电影艺术，以此震惊了国际影坛。此外，无论音乐绘画建筑等方面，即令成就上大小不同，却总也是生气蓬勃，意气昂扬，在继往开来的创造上，作出了多釆多姿的，清新别致的贡献。 二十年代苏联文学与艺术的成就，确实无愧于由十月革命开放出来的时代精神的。虽然就积极成果说，就各个作品的质量说，它们中间还不曾都达到俄国古典文学的高度水准；但就风格、气魄与抱负论，却早已迈越前辈，甚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这个文艺新军，如果假以时日，不用说，一定会产生空前绚烂的，不仅属于俄罗斯，而且属于全世界的花朵来的。 可是不幸得很，苏联政治上对于十月革命的反动，在一九三○年左右彻底完成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独裁，代替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专政。在苏联人生活的任何部门中，官僚们的专横“领导”扑灭了群众自发性的创造。结果，初显丰收美景的苏联文艺，就在官僚统治的惨酷摧残下断送了。 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三○年将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生命，那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象征。它象征着被十月革命唤醒，茁长，发扬于二十年代的苏联新文艺，此时给官僚统治的手枪射中了心房。 为的要把所有的天才变成奴才，斯大林也应用了他对付革命同志的同样方法，应用了十分恐怖与血腥的手段。首先被斯大林拿来开刀的，是当初曾经被他利用来反对托洛茨基，那些文学艺术中的极左派，那些主张过各式各样无产阶级文艺的人们，几乎毫无例外的，都被加上了“暗害分子”，“人民公敌”与“托洛茨基分子”的罪名而肃清了。其中大多数人之被清除，是所谓“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准则”的，即简单地加以拘捕，投入牢狱，或干脆杀死。对那些成就较大，名气较响的作家或艺术家们，大抵经过了开会批评，自我检讨这个阶段，藉收警戒与宣传之效。这时候，一个无情的抉择提出于那些才子艺人之前，或者跟着官方的指挥棒跳舞——这对于其中的多数人意味着抛弃自己所信，意味着虚伪的奉迎——以此达到精神的毁灭；或者坚持自己的想法与做法，以此走向了肉体上的毁灭。所以三十年代初的苏联，真乃是才智之士遭大难的年头。这些年头里一方面充分表现了荒谬的无知，暴露了官僚们可笑与可悲的颟顸，可恨与可恶的粗暴；另方面，却造成了最惨痛的精神分裂，逼出了“人类灵魂工程师们”最辛酸的血泪。人类“灵魂”中的软弱与坚强，卑鄙与高贵，这时候也假借了不同气质的作家，尽情表现了出来。有些人逞其小慧，揣摩当道心意，极尽了文学弄臣的能事；另一些人珍惜一己才能，重视本人创造活动的成果，不肯人云亦云，不愿违心说话，他们便受尽了屈辱摧残。有关此一时期“斯文遭殃”的详细情形，我们不必在此地叙述。因为自从赫鲁晓夫们掌权以来，这类记述已经发表过不少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苏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并责成中央组织局拟订实行这个决议的办法。这是实行了已有数年之久的文艺界整肃运动的正式宣告。至于将整肃的经验加以归纳，并且为未来整肃定下标准的，那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协会章程》，以及在大会上发表的日丹诺夫的讲演。这个章程和这篇讲演，从此成为苏联文艺工作的最高指导，而且也扩大其影响到外国共产党去，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一九二五年联共中央关于文学决议中的主要精神，在这两个文件中完全消失了。《章程》首次提出了文学必须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政策服务，同时，它首次宣布了一个苏联文学的新的创作原则已经找到，那便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如果借用日后中国胡风的话来说，可说是两把刀子，悬挂在苏联作家的头上，它们斩去了任何创作的萌芽，甚至斩去了不少创作家们本人的头颅。 文学必须要为党和政府的当前政策服务，原则上是否对呢？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到底它的含义为何？为什么会扼杀作家与艺术家们的创造生机？这些是必须讨论的，不过让我们留待后面，联系着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联系着中共推行文艺政策的史实，来详细讨论吧。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完全是从斯大林那里承继来的，其中真正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思想者，简直少之又少。实质上它不过是斯大林的文艺政策，由毛泽东作一番中国化的讲述与辩解罢了。 斯大林文艺政策自称以列宁一九○五年那篇文章为主要根据，反对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亦然。毛泽东一方面抬出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另一方面，他也攻击托洛茨基，说托氏曾经主张“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资产阶级的。” 其实，读者诸君，你们读过了我们在本章前面的叙述，就不难看出，毛泽东既不曾正确地了解列宁，又不曾亲自研究过托洛茨基。他只是受了（当然出于自愿地）斯大林与日丹诺夫的欺骗，把斯大林对列宁的曲解当作列宁意见，又把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诬蔑当作托洛茨基主张。 毛泽东在这里是完全欠缺了他一贯向人推荐的所谓调查研究精神。 不过我们现在也不想为毛泽东而重复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话。无论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切意见，也无论托洛茨基为此发表过的主张，前面已经介绍和分析得足够详尽，此地不必再来浪费笔墨。在此地，我只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究竟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是否应该由列宁来负责？ 因为人们看了我们上面的论述，很自然地会说：“你自己承认，列宁文章中所指的‘文学’，除了广义的‘文学事业’之外，确实也指狭义的‘文学艺术’而言。那末将文艺活动比作党机器的‘齿轮与螺丝钉’，要将文学创造严密地置于党的监督之下，始作俑者到底还是列宁。因此，斯毛二氏的文艺政策不论正确与否，毕竟要由列宁负责的。” 好吧，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以为列宁不应该替他们的文艺政策负责。 你们看，列宁在文章里做了“螺丝钉”的比拟之后，接下来他便立刻声明：“法国俗语说：‘一切比喻都有缺陷’。我把文学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为要指明比拟的缺陷所在，他就特别指出：“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它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接下去，他说过了“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它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之后，又着重地声明：“我们还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 列宁的意思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他并非简单地作出决定，要使普天下的文学艺术活动，统统听命于党的命令和指挥。他是在极其明确的条件下，在很清楚的意义中，将文学事业，或甚至文学艺术，比之以“齿轮和螺丝钉”的。换言之，他不是无条件地要文学活动服从于党的监督，而是有条件地，或竟可以说是“双方互惠”地使它服从于党的领导。党一方面，必须尊重该一部分工作的特殊性，充分保证它的个人创造性等等的“广阔天地”；而文学家的一方面，则应自愿地，根基于清楚认识的需要地，在其创作的范围内充分保持独立地，将文艺为革命服务。所以列宁的党的文学观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１.文学事业要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它必须受党的监视；２.党对文学事业实行监视的同时，必须保证这个特别部分工作的充分独立和自由。 我们说这两个要素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如果没有前一要素，那末文学本身固然又要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又要堕落到“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自图”，而革命也将失去一件最有影响与最有力量的武器。但若没有后一要素，那末，文学艺术必然会被机械地平均化了，被划一化了，被置于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机器中，因此，被根本摧毁了。 这两个要素就是这样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二者合一，它就成为既有利于文学又有利于革命的正确立场；倘有偏颇，那就是首先要扼杀文艺，然后又要贻害革命的恶毒路线。自从一九○五年列宁提出这个党的文学方针之后，直到他的去世，中间再不曾有机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我们从他关于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以及他最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态度看，很显然，他是始终坚持这个立场中那两个既矛盾又统一的要素的。 列宁是一个渊博精深的学者，他充分了解文学艺术活动的独特性质。他自己虽不是文学家（就其狭隘的意义而言），但他是极其高明的文学欣赏者。又因他在哲学上的深邃造诣，他通达了一般的、以及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自非列宁刻意经营，专为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文字，文章的主旨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完全是政治的。但是，从他不着意的论述中，即从他为了补救“螺丝钉比拟的缺陷”而作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多么精确地指出了文艺活动生命所系的那几个必要条件。他这里指出了两个要点：１.“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２.“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两种“广阔天地”，亦即一切文艺创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列宁这里指点出来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列宁文章的主旨，是要将个人主义的文艺活动，变成为集体主义的。形象地说，就是要使它变成一架庞大机器的小“齿轮与螺丝钉”，但是，正因为列宁不是不懂文艺的革命政治家，所以他先从革命利益，或从革命角度提出了这个集体主义的要求之后，却立即又从文艺本身的利益，或可说从文艺特性的角度，提出了“个人主义”的要求。这里，既表示了列宁这个天才革命家与思想家的深广莫及，而且表示了列宁这个天才的辩证法家对于事物观察之聪明无比。他在文学政策上，也首先把握了矛盾统一这个规律。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体性与纪律性，要求文艺活动也一定要参加这个集体，服从这个纪律，否则，文艺便不能随革命而俱进，不能帮助革命，而且还要妨碍革命，甚至反对革命，所以使文艺具有充分的党性，公然为革命，帮革命，使自己的活动像一枝螺丝钉那样紧扣在革命机器上，那是绝对必要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变成了“螺丝钉”以后的文艺，一定要仍不失其为文艺，而且要成为更好与更高的文艺。如何才能做到呢？使文艺家集体来创作吗？叫他们完全受命于革命党的指挥吗？这，显然不是办法。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文艺创造绝对离不开个人的才能，离不开由某些个人秉赋的天才，所以就创造活动的具体过程说，这总是个人的，亦可说是个人主义的。当然，如今文学上有过不少所谓“集体创作”，在艺术中多特别像建筑与电影之类，都属于集体创造的范畴；但无论集体创作的文学也罢，或艺术也罢，如果想有一个浑一的风格，那其中总得有一个主导的“灵魂”，而“灵魂”却必须属于某一个人的，因之仍然是“个人主义的”。 文艺活动的特性使然，需要特别保证个人的创造性，需要特别尊重个人的爱好。没有前者，根本产生不出任何形式的集体创造，没有后者，便无从激发任何种类的创造热情。因此，列宁认为当我们提倡党的文学同时，必须要给文艺家的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以“广阔天地”。换句话说，就是在这方面要让文艺家享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广大的活动自由。 指明了这一点还不够，列宁更加具体而明确地说道：文艺家的“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都应该被赋有“广阔天地”，不应该受革命党的束缚和规定。列宁说这句话的时候，仿佛预先见到了后来的思想统制，仿佛他已经看见有些大权在握的革命领袖们，发出“不许幻想”，“不许叹气……”那一类的可笑命令。他仿佛已经知道有人规定某一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所因他特别提出了这一方面的“广阔天地”。非但思想，而且连幻想；非但内容，而且连形式，他都不许革命党给他以狭小的范围，而主张保证它们自由翱翔、从容飞跃的“广阔天地”。 这样，我们看见了列宁那个“螺丝钉”说的全貌，认识了列宁关于“党的文学”的正确立场、同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根本与列宁的相反，所以绝对不能由列宁负责。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如果简单地说，只是袭取了列宁“螺丝钉”的譬喻，却非但不曾纠正其缺陷，反而荒唐地夸大了这个缺陷。 在一九三四年九月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关于文艺与文学批评的方针，主要确定了那个标准：１.“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政策问题的密切和直接的联系”；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则。 在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以如下方式复述了这个标准：“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3] 说文艺要为党和政府的政策服务，或文艺要为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自然都可以解释为列宁“螺丝钉”说的应用和引伸，但因其片面着重之故，一个原本正确的立场，便被歪曲成非常错误，甚至有毒害性的态度了。 这个态度的第一个不良结果是：将整个文艺活动缩小成文工团的宣传工作。我们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者，好的文艺作品必然是与人生深相结托的，也必然是自己时代的镜子。在革命时代，离开革命的（不必说反对革命的）文艺作家，不可能是优秀的，更不可能是伟大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深刻而成功的革命，多半有其文艺革命作为先行，并且在革命中会产生成形成出一种符合于革命精神的新文艺来。此外，在现代革命中[4]，革命党方面又都有意识地利用文艺的诸般形式，从事宣传，当作与武力相配合的“文化大军”。因此，文艺与革命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革命文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总是非常密切，而且是必须密切的。但虽如此，我们却不能说，革命文艺，甚至一般的文艺，只能够，并且只应该起革命某一组织的文工团的工作。换言之，它只能与只应完成着由革命机关交给它的定单，只能与只应跟随在革命组织后面，密切配合它们的变动不居的政策，为每一个任务，每一个运动与每一个口号做出文艺形式的宣传。 我们不否认革命文艺应该起这个作用。我们相信文艺也能够在这方面对革命作出贡献。在剧场、电影、无线电、电视业已普遍化的现代，在印刷业发达、书报阅读已成为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现代，一个文艺家要想参加革命，完全不必“投笔”，完全可以用笔来战斗的。这情形，决不是现代文艺家的不幸，而是他们的大幸。革命对他们提供了广大的战场，让他们可以用自己擅长的武器来直接参加战斗，参加革命。在这样的战场上发明出来的武器与所完成的战绩，非但不会降低其价值，反而有大收获的可能，因为这些文艺家不是从外面，而是从内部认识了革命的；他们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体会了战斗生活的。俄国革命时，别德纳衣在报章上所写的时事诗，曾经受到了列宁以下的革命领袖的热烈称赞，便是成功的例子。 但是，那种文工团式的“任务文艺”是否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文艺，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文艺呢？是否除了这种形式的文艺之外，便不是革命文艺，甚至不是文艺，或只配被打倒的文艺呢？当然不能这样说，理由何在，且待后面再说。 说文艺只应为革命党政策服务的第二个不良结果，便是：以政治标准否定艺术标准，根本漠视艺术的特性。在《文艺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文艺批评的那个标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这个提法的本身原是正确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应用与如何对待它们。在这方面，我们看见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这样的： “我们的标准显然是政治的，无上的与不可宽容的。但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党一定要清楚明白地规定自己的活动界限。为了要把我的意思更确切地表示出来，我愿意这样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警戒的革命检查制，还应有一个对艺术方面的宽广而融通的政策，它不应带有小派别的恶毒意气的。”（见《文学与革命》第十章。） 另一种态度可以毛泽东为代表，譬如在《文艺讲话》中，他说： “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上面这两种态度，初看仿佛是相同的。大家都分出两个标准，大家都将政治标准放在首要地位。但是细按其实，二者却代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精神。依照前者，党和政府的干涉只限于政治方面，它要求树立一个警戒性的检查制，要求立下一些明确的政治性的限制，它要写明着什么不准侵犯，什么不准触动，以便文艺家一望而知，易于遵守，至于此外，在艺术方面，那让文艺活动家自由自在，各适其适，党和政府并不命令他们该做什么，可做什么。它们定下了“宽广而融通的政策”，“保证他们在“个人创造性与个人爱好方面的广阔天地”，保证他们在“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广阔天地”。一句话，按照这个态度，党只是消极地预防着文艺犯政治标准上的错误，却并不积极地拿了这个政治标准，去广泛干预文艺家们的艺术活动。 可是按照了后一态度，事情恰好相反：既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既然文艺活动必须处处服从政治指导，那末政治家提出的政治标准，首先也就是文艺家们的艺术标准。政治家不但应该按照政治标准来指挥艺术家的政治思想，而且也可以凭它来“领导”艺术家的艺术活动。结果就必然是只有政治标准，没有艺术标准。不管你口头上说得如何好听…不管你主观上是否真诚地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但只要你主张政治家应该而且有权对文艺活动作广泛与严密的干涉，那么，无论你怎样进行“两条战线斗争”，而结果只能有“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即完全符合当权政治家的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文艺。 前一态度是严格地限于政治的，而且只在明确与有限的范围内行施这个政治标准的干涉，以此保证了艺术标准的确立，亦即保证了文艺活动的健全发展与蓬勃生长。后一态度是既政治又艺术的，而且无论在政治上或艺术上，它都不给自己立下任何明确的界限。它无所不管，无所不理。它主张管得宽，管得多。它要求文艺家在任何方面都服从党的领导。文艺创作的题材固然要符合于党在某一时期政策与任务的需要，就是他们从事创造的“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都必须时时听“上级”命令，处处受领导指挥。至于列宁提起过的“个人爱好”之类，则被归入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范畴，一定要弃尽弃绝的。 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实际上自是前者对后者的否定与毁灭的关系。在这样关系中，其实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标准，因而也根本不容许产生完美的、且别说伟大的、文艺作品。 主张对文艺工作实行无微不至的领导，主张以政治标准来包办艺术标准，这些人的起码错误，就是不承认文艺创造有它自己特有的道路。在某些高高在上的政治家的头脑中，以为文艺作品的产生，与任何物质生产的过程一样。所以只要在上者定出计划，发出指示，标明规格，就可以坐待来取了。其实这是大错的。不错，文学家与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也是劳动，他们的创造也是生产，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劳动，相当微妙的生产。和一般的劳动生产相比，它显然具有不少特点的。列宁说得好：“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谈公式主义的”。“不能机械地平均”，不能“划一化”，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其劳动不能还原成简单的劳动日的。显然，当列宁考虑到党的文学政策的时候，他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文艺的特性。 可是毛泽东并不如此。在《讲话》的结论中，毛泽东首先说明了他是如何考虑问题的。他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毛泽东完全不顾文艺活动的特性，而只从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其实在这里，光从方法论的观点看，不正确的也恰恰是毛泽东自己。试问，要制订共产党对于文艺的基本政策方针，怎么可以简单罗列一下当前的政治局势与阶级关系就够了呢？不从文艺创造这种劳动生产的特殊性质（亦即“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着手，如何可以按照“客观的形势需要”，对这门特殊的“生产部门”定规划，下命令，落定单呢？研究客观的政治形势与阶级斗争的情况，乃是一个革命党起草宣传大纲、工作纲要或政治决议的前提，但绝不是党决定它对文艺创造活动的基本方针的前提。要决定这样的方针，重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恰恰是要从“定义”出发，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不是从随便哪一本“教科书”所给的定义出发，但必须从研究文学艺术这门劳动生产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出发。不清楚明白地了解这些性质，党便无法规定自己对它的态度和方针，无法对它进行任何形式的领导，无法利用它来促进革命。如果不了解这些特性，或者了解了而不理会这些特性，一味依照客观需要，将文艺这枚“螺丝钉”与革命机器上所有其它的螺丝钉等同起来，用同样的命令方法来领导文艺，来对文艺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那末结果必然与“丰收”的期望相反，必然要造成文艺的大荒歉。 什么是文学与艺术？我们毋须给它们下定义的，也不必抄录前贤先哲们对它们业已下过的定义。从党的政策观点看，这样的定义是多余的。但我们必须解答这个问题：什么是文艺活动的特性？因为只有符合这些特性，顺着这些特性，不违反这些特性，党的文艺政策才能一方面葆育文艺，另方面从文艺获取有利于革命的成果。 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学和艺术都是“上层建筑”。它们的形态和发展在某种程度内决定于社会的物质基础，它们与这个基础相适应，并且反映了建筑于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和时代。但是，这里的所谓“决定”，“适应”与“反映”，从马克思本人开始，一切高明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断地警告过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或不断地给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反复说明过：千万不可以把它们解释得机械了。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就指出过：“大家知道，在艺术上，它的某些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同那成为社会组织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也决不是成比例的。” 可见机械的决定论或反映论，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来并非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文艺创作；并非较高或较低的生产发展，就决定了较好或较差的文艺作品；并非某一社会和时代的阶级关系，必然会像照相一样全部如实地反映于文艺之中。在一个意义中，在基本的与长远的意义中，文艺虽受决定于“客观事实”，适应这个“事实”，反映这个“事实”；但在另一意义中，在一种并不微小的意义中，它对这个“客观事实”却显得不受拘束，独立而主动。诚然，在所有的“上层建筑”中，对他们脚下的基础都表示了或大或小的游离。它们都享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不过游离最远、独立性最大的一种上层建筑，大概得数文艺了。 这里的秘密就在于文艺活动的特殊性质。 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派大师中，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可说与文艺最有缘。是他，曾经出色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欧洲的文艺史。是他，拿了无可驳斥的实例，极其雄辩地说明了只有唯物史观才能够解释文艺的发展史。可是也正是他，指出了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一般的思想与特殊的文艺，该有哪些“保留”之处；也正是他，指出了文艺家之反映客观，并非单单靠了解客观就够了的。在《历史一元论》那本着名的著作中，他说道：“……我们要告诉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在那些涉及思想发展的问题中，就算是非常熟悉“弦”（按：此地指生产力的发展）的人，如果他们不赋有某种特殊才能，即艺术感觉，也可能无法去解释历史过程的。心理自行适应于经济。但这个适应乃是一种复杂过程，为的要了解其全部进程，且能生动地给自己与别人描绘出来，描绘得有如真实发生一般，那末不止一次地需要有艺术家的才能。” 由此可见，“艺术感觉”与“艺术家的才能”，同那对客观事实或客观史实的明白理解，并非一同事。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或“政治标准”，可以给人以那种理解，却不能给人以那种感觉，也不能给人以那种才能。至于从“客观事实”出发，那至多可以让人获得正确的理解，明白时代的要求，却不能让人取得艺术感觉和艺术才能。 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之非属一物，是显而易见的。 那末艺术方法的特性究竟何在呢？它是否微妙得连捉摸都不可能？玄虚得连说明都不可能吗？不是的。据我看，文艺创造活动的特性，有如下述：它是情感的多于理智的；幻想的多于纪实的；潜意识的多于有意识的；浑统体会的多于分析理解的；形象的多于理论的；表现的多于论说的。它主要是个人的而非群众的[5]；是发乎内心的而不能受自外命的；它必须真诚的与自愿的，带不得丝毫虚伪与勉强的。 如果我们承认上面所述确是文艺创造活动的特性，是为它所固有的，即如果违反了它们，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有价值的文艺创造的，那末，艺术是否可以像哈巴狗跟随它主人那样，寸步不离地跟着党的政策走，跟着口号走，也就不言而喻了。 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总是把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分开。他从来不凭前一标准来抹煞后一标准，也不强迫叫谁去服从谁，或分什么第一与第二的次序。他是革命的政治家，是在思想问题上绝对严格的政治家，对于一件艺术品，特别对于含有思想性的文学作品，自当首先着眼于那位作家的思想立场，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在这方面，列宁总是应用他犀利无比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把对象进行无微不至的分析和研究。但同时，他却能以艺术欣赏者与批评者的资格，在政治思想以外的艺术标准上，指出这个作家的地位，指出这篇作品的价值。有文字为证，列宁是能够分清这两种资格的，并且能够使它们不相干扰，各自存在的。最显然的例子是他对托尔斯泰的看法，譬如他说：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俄国生活的无比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的第一流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一种东西，即宗教，企图用信奉道德的神父来代替官方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巧妙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神父主义。”（见《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列宁处处着重托尔斯泰身上这个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天才的伟大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反动的与糊涂的思想家。“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列宁认为“就必须作斗争，就必须向那使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的社会制度作斗争，就必须有一个社会革命。”可是在同时，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地是空想的，就其内容来讲是反动的，而且是在反动这两个字的最准确和最深刻的意义上。” 列宁没有因为托尔斯泰的艺术天才而曲宥他的反动思想，同时，他也不曾因为托尔斯泰的反动思想而抹煞他的艺术成就。 同样态度，我们可以从列宁对高尔基所表示的关切和批评中看出来。譬如在《远方来信》中，有这样的一些令人感动的话： “本文作者有一次在卞普里岛会见高尔基的时候，就警告他和责备他在政治上的错误。高尔基用他的无比的和善和真诚的话挡开了这些责备：‘我知道，我是个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所有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是有点不大负责的人。’要反对这个话倒不大容易。” “无疑的，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他带给了，并且还将带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许多贡献。” “但是为什么高尔基在政治上搞错了呢？” 这里列宁显然也没有因为高尔基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而否定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更有趣的是下面一节列宁给高尔基的信： “……我认为艺术家是可以在任何哲学里采取许多对自己有益的东西的。最后，我完全绝对的同意：在与艺术创作有关的事情上你是最好的裁判者，当你既从自己的艺术经验里，又‘从哲学里，那怕是从观念论的’哲学里，提炼出‘这样的’的一种见解，你会达到对工人的党有巨大利益的结论的。” 列宁认为一个艺术家，当然是真正的艺术家，可以从“任何哲学里”，“那怕是观念论”的哲学里，“采取许多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这说法跟思想决定艺术，特别跟政治思想决定艺术的见解，有着多么大的距离！今天，如果有位艺术家，为了“挡开”斯大林主义者或毛泽东思想者对他所作的政治错误的责备，说道：“我知道，我是个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位斯大林主义的，或毛泽东思想的对话人，是否会觉得“不太容易反对这个话”，并且还会宣布那个被批判者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呢？ 不，决不会，这些文艺领导人一定会觉得非常“容易反对这个话”的，他们只要舞起“政治标准”这条粗棍子，一棍子“彻底解决”了任何一位真的或假的艺术大天才。 光想想这些小地方，我们就可以断言斯大林——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根本不是列宁主义的。 恩格斯自己在很大程度内就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他极其清楚文艺创造的特性，所以他遗留下来的少数有关文学或文学家的书信与文章，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典范。恩格斯对于巴尔札克和歌德所说的话，在基本上，与列宁对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态度吻合的。他们都指点出思想和艺术不是一个东西；他们都告诉了我们：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不是一个东西。恩格斯一方面说巴尔札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另一方面却说他“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佐拉都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为什么一个思想上十分反动的人，却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来呢？恩格斯的回答是，因为这个艺术家采取了正确的艺术创作方法之故。恩格斯说，“我所提到的现实主义，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怎样，也会显露出来的。”一个作家采取什么创作方法，问题主要不在于他有意识的选择，而更在于他整个艺术修养与艺术才能所决定的方法。因此，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意思，显然不是仅要推荐一个好的创作道路，而且还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即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不是由他的思想观点来决定，而是由艺术家的创作才能来决定的。好的思想固然不一定能使艺术家创造出好的艺术，同时坏的思想也不一定就使艺术家创造不出好的艺术。因为，艺术品的好坏毕竟不取决于思想，而取决于创作方法，即取决于由艺术家的艺术才能与艺术素养所选定的创作方法。 关于歌德，恩格斯在他的论文中说： “……歌德在他的著作里是以双重态度对付他当时的德国社会的。他是对它敌视的，他厌恶它……但是，相反地，像在……作品里，他是和它亲善的，和它妥协的……他心里经常发生着天才诗人与法兰克福市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或魏玛的枢密顾问官之间的斗争；前者对于环绕在他四围的鄙陋抱着嫌恶的心情，后者使他必须和它妥协，适应于它。因此，歌德有时候是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拘谨的、满足于一切的、狭隘的小市民。”（见《论歌德》） 从恩格斯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悟出如下几点道理来：１.像歌德那样世界上稀有的大天才，也不是百分之百用伟大的原料来做成的，他一身含有极其明显与尖锐的矛盾，他有伟大的一面，也有渺小的一面；２.我们绝不可以因为他是天才而宽容、甚至赞美他的缺点（恩格斯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这一点），但在反面，我们当然也绝不可以因为他狭隘的小市民性而抹煞或否定他那纵横千古的天才；３.并非先得有完美正确的思想性格，才能产生出完美伟大的美术品的；不错，伟大的艺术家的思想气质不可能是庸俗渺小的，但它们并非时时如此，亦非事事如此；他们有时可能庸俗，对某事的态度亦可能渺小，因为，艺术与思想，艺术与道德毕竟不是一回事啊。 “一般说来，我们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而主要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对他（歌德）加以责难。”恩格斯这句话说得好极了。仿佛恩格斯事先知道，当他“百年”以后，会有许多自称为他的信徒的人，出来认为除了道德的与党派的观点之外，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美学观点，不可能凭此观点去批评文艺作品和作家的！ 毛泽东承认矛盾是绝对的，和谐是相对的。所有斯大林主义者亦都承认矛盾是进步的动力。但是他们要求文艺活动家具有绝无矛盾的思想与性格，他们要求文艺作品的思想百分之百正确，他们绝对不能容忍思想上错误（或只有部分错误）而艺术上完美的作家和作品。依照毛泽东的说法：“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如此，则不但宣扬“特别恶劣的神父主义”的托尔斯泰，不但将同情放在保皇党一边的巴尔扎克，应该为了他们天才的艺术性（因为它最能毒害人民）而“愈应该排斥”，便是有时发散出庸俗的小市民性的歌德，便是哲学上同情马赫派，政治上自称“不负责任”的高尔基，也要因为他们天才的艺术才能而更受到打击了。 矛盾是进步的动力，绝对顺从是停滞与衰退的起因。这情形如果在自然界与社会现象中是正确的，那末在文艺家的创造活动中是更加正确的。文艺家的创作“灵感”，首先与主要地乃由于他自己身上的矛盾，由于他和周围世界的矛盾，由于他和过去或现在的时代之间的矛盾，所激发出来的。说“文艺乃苦闷的象征”，未免失之于偏颇。但说文艺的创造活动基本上乃由矛盾所激发，却是合乎实情的。因此，“不许有矛盾”，事实上等于堵塞了文艺的来源。而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政策要求文艺家在绝对顺从政治标准的条件下，甚至在绝对跟随政策口号的条件下，从事文艺创作，事实上便是不要他们创作。 让我们做个这样的假定吧。假定中国目前产生了像歌德、巴尔札克、托尔斯泰与高尔基那样伟大的艺术天才，他们写出了够得上世界第一流水准的文学作品；但是从政治标准看，这些作品却不是完全正确的，或竟是很不正确的。他们将得到怎样待遇？他们将遭到怎样的命运呢？根据毛泽东的标准，既然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既然前后两者有着主从关系，那事情就很简单：首先，要他们依照政治标准，即依照当时面对的特定政治任务，亦即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彻底修改他们的作品。如果作者的思想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有若干基本分歧，那作者首先得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然后再去改作他的艺术作品；在修改中，应该不吝惜在任何艺术上的优点，应该把一切不合标准的东西大刀阔斧地砍掉，务使作品在政治标准上达到百分之百的正确，即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党和政府的迫切要求，这是第一关。这几位艺术天才如果闯过了这座政治关，并不就此一无险阻了，他们还得通过艺术关。这座关口虽然号称艺术，但守将手里拿的武器都还是政治，而且是更加空泛，更无范围可守的政治，因为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究竟有什么内容，言人人殊，一个领导者有一个领导者的解释。毛泽东没有给它下过定义，他只给它下过一个反定义，即他曾经列举了一些创作情绪，号召大家彻底破坏它们，以便建设起新东西来，即确立起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毛泽东所列举约有如下的一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它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天条”如此之多，如此之宽，又如此之伸缩不定，要想使一个作家全都不犯、实在是难而又难的。更坏的是所有这些“天条”的解释权，完全操于文艺党官之手；其解释又完全要依据于这个或这些领导者的个人口味，以致作家即使想努力遵守种种标准，拼命想不违犯清规戒律，事实上亦很难办得到，因为顾此势必失彼，“顺了哥情失嫂意”，原想面面俱到，而结果却处处碰壁。万一你百依百顺，奉命一改再改，终于让你连这第二关也闯过了，可是，试问，如此通过出来的中国艺术天才，还可能有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或高尔基的成就吗？ 不过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形哩。在我们这个假定的例子里，那位艺术天才多半不会顺利过关的。打从王实味事件以来，中共表现过不少次的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具有真正艺术家气质的人（更不用说艺术天才了），都无法通过那道关口的，他们多半在第一道关口就要蒙上“不光彩的政治罪名”倒下去，以致不但失去了艺术生命，而且丧失了肉体生命的。说到这里，就得谈斯大林主义文艺政策的第三个恶毒结果了。 那便是宗派主义的假公报私，以及阿谀成风的领袖膜拜。这两者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上谄者必下骄，骄下者必谄上。为的要傲视侪辈，欺凌同行，一些本无才气而偏好文艺的作家，或不喜辛勤而极想成名的文人，就拼命想从文艺创作以外的活动中去造成作家身份，一味想从“政治标准”上去抬高艺人地位。对于这些“文艺活动家”，斯大林主义的文艺政策真是大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必辛勤创作，却可以成家成名，他们只须登台指挥，便能高人一等。 不过要想登上台去做文艺的指挥官，虽然不需要艺术上的才能，却需要有做官的本领。为的要爬上台去，为的要爬了上去而不倒下来，那就得付出代价，对上谄媚。否则，这些文化官既无革命功劳，又无文艺成就，叫他们凭什么树立起威望来呢？ 就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关系造成了；一方面，党为了要维护它的那个标准，为了要严密地控制文艺活动，必须成立一整套机构，必须保持一大批文化官僚；而另一方面，这批文化官僚为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无所不用其极地来发挥领袖讴歌制度。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领袖崇拜制度，成因当然很多，不过他们文艺政策所必然产生的歌功颂德风气与阿谀谄媚的作风，在不少程度内，总曾经起了推波助澜、帮腔作势的功用的。 在苏联，斯大林崇拜的疯狂推行，与苏联作家的统一组织，与控制文学的整套衙门的设立，是同时开始的。在中国，毛泽东崇拜的建立经过，简直与中共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分不开，特别与中国文艺运动中的宗派斗争分不开。 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这是由同年三月间王实味发表的《野百合花》引出来的。《野百合花》事件是中共文艺战线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那几篇杂文的本身。作者王实味这个人，和后来的胡风一样，其重要性也并不在于他们本人，而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倾向，在于他们有意或无意代表着的宗派。就《野百合花》那几篇文章的本身说，并不含有什么了不起的深远意义，它之所以能引起轩然大波，能造成中共治下的第一次文学大狱，能促使毛泽东亲自出面干涉，亲自出来领导座谈者，主要因为它代表着鲁迅倾向耳。 中共对于鲁迅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鲁迅反对国民党，拥护中共，这自然使中共欢喜，使他们由衷地高捧鲁迅，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鲁迅的骨头太硬，有自己主张，欢喜批评，不容易受指挥，这却使中共头痛，希望给他一点抑制或教训。鲁迅本人非常幸运，死得其时。正当他的可喜作用发挥到顶点，他的可憎作用初露端绪的时候，就离开了人间。因此，中共只需要捧他扬他，完全不需要打他抑他。鲁迅就这样以最完善的人格留在中共的历史上，而他和中共的关系，也只记载着和洽愉快，没有多大的隔阂揆离。 可是鲁迅作风和中共之间的本质上的矛盾却不曾因鲁迅之死而消失。相反，随着中共势力之巩固与扩大，随着中共自己一套文艺政策与文艺控制制度的确立，中共与鲁迅风格代表者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尖锐了。 直到一九四二年以前，毫无疑问，在中国左翼文艺队伍中，鲁迅享有无上权威。一切趋向革命的青年们，可说无一不以鲁迅为师的。他们在思想上接受了他那反帝反封建的批判精神，风格上承继了他的嘻笑怒骂的讽刺笔调，抗日战争把大批青年送到了延安，鲁迅风也跟随他们吹到了延安。结果，鲁迅与中共之间潜伏着的矛盾，在事实接触之下而终于爆发出来了。 与中共的过份吹捧相反，鲁迅不曾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但就五四运动的精神说，鲁迅却确实比当时任何一个领袖代表得更充分，继承得更彻底。鲁迅，不管他后来在思想上已接受了多少马克思主义，可是他的整个精神，在他的灵魂深处，却主要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的批判精神的坚持者，一个孔家文化的叛弃者，一个西方文明的崇拜者。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如果光从思想与政治的标准看，他实在应该像高尔基一样，是“一个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但是这样一个有天才的艺术家，倘在列宁眼光中，不管他在思想上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有着多少距离，特别和无产阶级的战略与策略，有着很大距离，却仍然会“带给了，并且还将带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许多贡献”的。因为列宁对于高尔基（如果在中国的情形中，亦都会同样地对于鲁迅），所期待与要求的并非一般革命者的工作，而是一个赋有巨大艺术才能的人，在他特殊的范围内所能做的对于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贡献。列宁的这个态度，我们可以从他给高尔基的书信中看得最清楚。对于他的思想上的糊涂与错误，列宁总是严格地加以批评的；但他从来不因此而减少了对于艺术家高尔基的敬爱，从来不因为哲学与政治上的“负号”而抹煞他在艺术事业上的“巨大的正号”。列宁曾经一再声明：“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不容许把作家们关于哲学的争论和‘党的’（即‘派别的’）事混在一起。”所以列宁始终不断地要求高尔基在党报上合作，时常要他写些短文，有时甚至要他起草传单，有时要他编辑报纸的文学栏。他希望高尔基以这样方式“把文学批评‘更密切地’和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联系起来。”但在同一信里，列宁却又说：”如果你觉得更欢喜写‘大’作品，那末当然，我不劝你中断它。它会带来更大的贡献！”列宁说这几句话绝不含有讥讽之意。在同一时候，为了同一件事情，列宁给卢那查尔斯基的信上还说得更加明白，他说：“因为我‘不知道’高尔基工作的性质（以及他的工作意向）。如果一个人在忙着某种重要的巨大的工作，如果拖他来搞些琐事，搞报纸，搞政论，而损害到那个工作——那样，扰乱他，拖他离开那个工作就是愚蠢行为，而且是有罪的行为！” 这里有一个意见非常重要，列宁希望高尔基能尽“螺丝钉”的作用，希望他的文学工作能与党的工作密切地联系起来；但是，（重要的“但是”！）如果高尔基自己有更大的工作（自然是文艺创作工作）在着手，那就不应该“扰乱他，拖开他”，应该让他给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贡献”；这时候如果硬叫他“搞琐事、搞报纸，搞政论”，“就是愚蠢行为”，甚至是“有罪的行为”！ 列宁是多么尊重艺术家的独特的艺术活动！多么懂得区别政治活动与艺术活动！多么正确地一方面对艺术家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充分保证艺术家创作活动的“广阔天地”呀！ 如果列宁遇到了鲁迅，毫无疑问，也一定会采取同样态度来对待他的。对于他思想上的不足之处，一定会用严格而亲善的态度来批评，来帮助其前进；而对于他艺术上的才能，则一定会予以充分的尊重：不仅给以崇高的评价，而且还一定会保证不干涉他的活动，一任他自己发挥和发展的。 说到这里，读者们也许会说，中共与毛泽东不正是这样对待鲁迅吗？是的，他们是这样对待死去了的鲁迅的；但他们用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了继承鲁迅衣钵的人，对待了鲁迅未死的精神。 谁是继承鲁迅衣钵的人？什么是鲁迅未死的精神呢？把鲁门弟子仅仅限于胡风，雪峰等人，未免将问题看得太小了。其实，二三十年代整整一辈的中国进步的文学青年，都可以算是鲁迅弟子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只在程度上略有差别地，都学习着鲁迅的笔法，鲁迅作风，鲁迅精祌。那末究竟什么是鲁迅精神呢？它简单可以归结为：对黑暗的反抗，对权威的挑战，对传统的批评，对弱小的同情。这个精神，我们上面说过，主要是五四时代形成的，其思想根基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随着中国社会情形的发展和改变，鲁迅精神的思想基础也逐渐在变，在固有的“启蒙运动”式的思想中，又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成分。这样，到了晚年的鲁迅精神，确实建筑在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上，它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及其体制，应该可以融合无间，完全可以适应的了。 那末为什么会和中共发生冲突呢？ 原因在于：一九四二年前后的延安中共政权，早已彻底斯大林主义化了，它完全不等于列宁的苏维埃政权，而完全依照了斯大林官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了。对于这样的政权，不用说，由上述内容所构成的鲁迅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是无法容忍的。毛泽东为了要造成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当然首先要清除这种鲁迅精神。 一九四二年春天的《野百合花》事件与接着发表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其主要意义应作如是观。 王实味是北京大学学生，胡风的同班同学，鲁迅的崇拜者。由这样一个人来引起中共和鲁迅之间的斗争，具有很大象征意义。《野百合花》的几篇杂文其实不配造成“事件”，它之所以被抓住来迎头痛击，只因为它代表着鲁迅风罢了。 所以等到毛泽东出场，《讲话》中便不再提到什么王实味或《野百合花》，干脆就打击鲁迅本人和鲁迅精神了。在讲话中方毛泽东列举了延安当时存在着的一些“胡涂观念”。它们是： “人性论”；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 “还是杂文时代，还是鲁迅笔法”；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用未必伟大，刻划黑暗者其作用未必渺小”；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上述八种“胡涂观念”，归结起来，最中心的其实只有一点：内容不许批评黑暗，应该歌功颂德；笔法不许冷嘲热讽，应该热情赞扬。他宣布“杂文时代”的鲁迅已经过去，鲁迅笔法必须废除。当然，毛泽东的讲话没有说得那样简单直率。其中有些批评，例如关于人性论与人类爱那些段落，说得又颇为对症的，同时在明显涉及鲁迅的段落中，褒贬也颇有分寸，所谓废除也保有限度；但是我们如果不拘拘于文字，如果着眼于文字背后的精神，以及它发表时候整个中共的政治形势，那我们就能清楚看出，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用意，是要阻遏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已成主流的批判暴露精神，就可以懂得讲话的中心打击是向着鲁迅及其门徒的了。一九四二年，即发表《文艺讲话》时候的中共政治形势，有什么特点呢？那便是毛泽东对王明系统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6]，他的一尊地位业已造成而有待于巩固与扩大：因此，迫切需要消灭文艺方面的鲁迅传统与鲁迅精神。因为鲁迅精神既然以反权威、反压制、重批评、倡民主为其骨干，对于以神化领袖为其象征的官僚极权制度的造成，自必被证明为最大的障碍物；自必要以任何代价去扑灭它了。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可说是中共反对“鲁迅风”的第一声战号，是第一个完整的纲领。 信号一出，团集在中共内外的各个文艺小宗派便纷纷响应。它们以不同方式，将各自的立场去迁就这个纲领。由此爆发了新的斗争。原来受鲁迅影响的人，有的被加上“托派”罪名被整肃了，有的真心地或假意地由“批评派”转变成了“歌德派”。其中处于中共军政势力以外，以胡风为精神领袖的一群人，则表面上接受《讲话》，而实际上坚持鲁迅作风。至于原本在非解放区“领导”文艺的一群文艺官僚，那当然奉毛氏谈话作圣旨，“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变本加厉地去“吓唬别人，定人罪名”了。这一批人，就是当年被鲁迅痛骂过的周扬（即周起应）和徐懋庸等人所率领的。 关于中共治下文艺小派别的斗争，我们不将作充分叙述，因为后来的反胡风，打丁玲，踢倒冯雪峰，压下王任叔的连串事实，都是公开进行，众所周知的，毋需我们在这里浪费篇幅。在这里，我们想要指出来的，只是那个斗争的历史渊源。原来所有这些斗争，归根结蒂，无非是当年（一九三六年）见拒于鲁迅的周起应辈，“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将曾经受鲁迅保护而多少保持着鲁迅精神的胡风、雪峰、巴人等辈，“锻炼”入罪，“充军……杀头”，以遂公报私仇的宿愿罢了。（以上引号中文字，均见鲁迅《答徐懋庸信》） 被鲁迅画尽了嘴脸的周扬等辈，这些“戚戚嚓嚓的作家”，这些“破落户的漂零子弟”，这些“轻易诬人的青年”，这些“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的人，能够干出鲁迅所预言的龌龊勾当来，对于稍明近三十余年来中国文坛内幕的人，一点都不稀奇。稀奇的是：显然与此文坛恩怨毫无瓜葛的毛泽东，对鲁迅又表示敬佩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将“大旗”与“虎皮”授给周起应等人，让他们去胡作非为，让他们去摧残陷害鲁迅的那些及门弟子？ 要解释这个疑问，当然不能从宗派利益着眼，更不能从个人恩怨着眼。这里起着决定作用的，乃是中共党制走向个人崇拜的过程，是斯大林主义文艺政策的性质。那个过程和这种性质所加于毛泽东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毛泽东个人的爱憎。在艺术上，毛泽东可能喜欢鲁迅的，但是在政治上，他却必须扑灭鲁迅精神。因为“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而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艺术必须为政策服务的。所以中共将文艺大军的帅印付托给周扬而不交给鲁门弟子，只有一小半是人追路线，一大半却是路线择人。试想，必须将文艺家的脊骨折断的路线，有谁比那些原本无骨的人更能和它配合呢？吮疽舔痔者流，未必为神化了的独裁者们所珍视；但是个人崇拜制度建立时候的需要，以及这个制度建立后它本身逻辑的推动，使独裁者只能喜好与利用那些随时准备舔靴的人。这是个人独裁制度无可解决的矛盾之一，也是独裁者本人无法解消的悲哀之一。任何一个独裁者都希望有真正杰出的文艺来装点他的时代，连最反动的墨索里尼都存在过这个希望；但所有这些希望都落空了，因为文艺，正如意大利小说家伊那齐·西龙对墨索里尼所说，是“一朵野花”。毛泽东固不能与墨氏相提并论，他是代表进步的个人独裁者；但他既然踩死了“野百合花”，他那温室里的“百花”，也就不可能“齐放”的了。 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甚至必须为变动不居的政策服务，其对于文艺的毁灭性的影响，到此我们已相当详尽地说明了。这里我们还想简单谈谈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把“刀子”。 首先我们觉得，将某一个创作方法定为标准，命令所有的作家与艺术家严格遵循，不得有违，根本就不是在“内容和形式上”给文艺家们“保证广阔天地”。在题材与内容上限制文艺创作已经贻害无穷；在形式和方法上定下规格则简直是愚不可及。限制内容，还可以说是由于革命的利益需要；而规定形式，即使就“革命的功利主义”说都是多余的，都是有害无益的。一个革命故事，或者一个革命激情，谁能说如果用现实主义派的手法表现出来，一定会比用浪漫主义派手法表现高明而进步呢？毫无根据这样说，也全无理由这样说。 无产阶级革命政府最大的责任，是要保卫革命的利益，使它不受任何方面的攻击。它关心到了文艺，首先也应该在这个方面。这即是说，它所关心于文艺的是某一作品，或某一流派对革命的政治态度如何，绝不是他或他们所从事创造的艺术态度如何。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发号施令，甚至制定条欵，使普天下的文艺活动家一定要按照这种方法创作，不许采取那种方法创作，那不但徒劳无功，而且会根本窒息任何文艺的真诚活动。这样办，于革命并无一利，于文艺却有百害。那末斯大林为什么要行之于前，毛泽东又要继之于后呢？理由很简单：官僚制度向文艺领域的延伸与控制而已。 这里还应该指出：由斯大林与毛泽东们钦定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实只是“只许歌颂、不许批评”那个勒令的别名罢了。 不过说到这里，斯大林主义者与毛泽东思想者一定会提醒我们道：“现实主义方法是恩格斯首先提倡的；而且，在你前面一再引证而认为正确的《文学与革命》中，托洛茨基不也是主张现实主义的吗？”对，我们得解释两句。首先我们得清楚，不论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或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他们之推重现实主义，都不是简单指文学中某一特定的流派而言的。恩格斯说工人阶级的一切斗争“都是属于历史的，因而可以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其意义显然是说：凡是符合于历史发展进程的事物都可以而且都应该现实主义地表现出来。反过来，他认为，一部小说“如果能忠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那末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如何，也会让他看出历史的真相，看出社会发展的正确趋势，并且完成很好的艺术作品。这里恩格斯主要是在应用哲学唯物论的认识方法到文艺领域中，他不曾排斥文艺中的其它创造方法，更不曾给现实主义方法谋取唯一独尊的地位。在《文学与革命》中，托洛茨基把这层意思说得非常清楚。他如何在宽广的哲学意义而非文学派别的狭隘意义中，说“新艺术将是现实主义”的。我们已经在前面充分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恩格斯与托洛茨基所竭力推荐的现实主义，决不是想在文艺创作的形式上限制或缩小文艺家们的“广阔天地”。它们只是以社会主义的革命家资格，以文艺批评家的资格，指出了认识世界与认识人生方面的现实主义态度对于文艺活动家们的极端重要性，却完全不以为现实主义乃是文艺创作唯一可行的、或唯一准许的方法。 这和斯大林毛泽东将现实主义当作文艺创作的唯一方法，以决议昭告天下，咸令遵守，违者有罪的做法，根本是两回事。何况，斯大林毛泽东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仅仅解释为文艺对于政策的追随、仅仅解释为对于“最高领袖”的歌颂，仅仅解释为对共党政权下一切举措之最浅薄无聊的宣扬，这和恩格斯所说的“忠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非但不符，而且是正相反对的。因为这样的追随、歌颂和宣扬最不忠实，往往最为虚伪，因而是最非现实主义的。 只有一方面坚持“新的艺术家反而需要以往演变完成了的一切方法，并且需要一些补充的方法，以便把握新的生活”，同时另方面提倡文艺家去学习和把握一般哲学意义上以及特殊的人生哲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态度——才能促进而非妨碍文艺家的创造，才能既使文艺为革命服务，又使文艺创作的“广阔天地”得到保证。 不然的话，如此这般的规定只能窒息任何文艺创造的生机，更坏的，只能成为宗派斗争的武器，成为某些得势文人坑害敌对文人的陷阱。 胡风们曾经拿了这个武器去攻击“浪漫主义”的郭沬若一伙。反过来，后者则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这面大旗之下，对业已落井的“胡风集团”下石[7]。一种文艺创作上的形式或方法，竟然变成毁谤乃至罗织对手的罪名，这当然违反了列宁的立场，也决非首先推重现实主义的恩格斯和托洛茨基所能料及的。 *** 谈到这里，有两个问题很自然地会在人们心中发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否仅仅起了负的作用？在它的控制之下，二十余年来，中共在文艺方面是否从来没有过值得称道的任何收获？ 下面是这两个问题的简短回答： 我们说过，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承袭自斯大林，但仍然有一小部份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极大部份起的作用属于负数；可是这个小部份却不失为一个正数。这里的所谓极大部份与小部份，也就是结合在他思想的任何领域中的所谓国际因素与民族因素，亦即所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如我们在以前诸章中所述，在许多领域中，毛泽东在民族特点方面的发挥，总是比“普遍真理”的运用上要高明得多，甚至还正确得多。这里最主要的一个道理，乃是在于毛泽东所学到的“普遍真理”，实质上与主要是斯大林主义而非马列主义。因之，如上所述，凡毛泽东独出心裁的地方有时反能有利革命，抑且走向胜利，而照抄了斯大林办法的时候则或者失败，或者有所成功而倾向反动。情形在党、政、军方面如此，在文艺方面尤然。 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普遍真理”如何为害了乃至如何可能为害中国的文艺创造，前面已经充分讲过，不赘述，这里得谈谈他文艺思想中的民族特点。 批评地肯定传统文化，提倡民族形式，推重民间艺术，这些，虽然不能完全记在毛泽东的功劳簿上，但总是与他的思想分不开的。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五四运动在“反对旧礼教”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之下，曾经企图用“全盘欧化”来建立新文化。他们不加选择地崇拜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中国文化的遗产[8]。等到五四运动的领袖们发生分化，向左的一群接受了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并且组织共产党，决心把中国实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改造时，他们——这些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仍旧采取着根本否定态度（何以如此，也不在此讨论）。因此，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一年）直至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对于中国最大多数的群众说来，始终是外来的东西，始终不曾在中国广大土地上生根，因而也难于结果。这情形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是如此，在文化的意义上也是如此。革命失败，部分的革命群众势力被逼深入到广大的农民区域，深入到真正的中国去。那时，一方面由于客观环境的逼迫，另一方面由于主观上求生存和求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者不得不逐渐放弃其“假洋鬼子”的思想和作风，不得不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作深刻的认识和广泛的适应。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民族化了，农民化了。因此也更为群众化了，在中国的社会中扎下了比较坚实的根。这个过程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怎样的好处和坏处；它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怎样的作用，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这些问题，我们在本书其它适当地方论列过了，这里不赘；我们在这里须得指出的，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凭了他过去的教养和性格，曾经非常合适地，甚至相当出色地扮演了将斯大林牌共产主义稼接给中国固有文化的角色。关于这方面，我们觉得毛泽东的下面两段话值得征引一下。其一：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见一九三八年十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其二： “……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见一九四○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这两段言论所代表的态度，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化固然有帮助，对于中国新文艺之民族化却有更直接影响。五四以来，在语法、体裁乃至题材与思想上都以西方为师、竭力向外国摹拟的新文艺，在三十年代末与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确实让人看到了某些不同以往的新气象，首先是小说，其次是诗歌，戏剧与音乐，都产生了一些土生土长的、内容上超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情的、读过来顺口，听起来熟悉的文艺作品和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以农村的阶级斗争为主要题材，大致采取着中国文艺的传统形式，应用着民众的口头活言语，或采用了民间流行的老曲调，在这样的基础上加工与提高，其成就是不容否认的，同时，这点成就与毛泽东思想中的民族化主张有关，也是明显的事实。 自从中共在内战中胜利，建立起全国政权以后，新文艺方面的这一种民族化趋势，不但继续着，而且加强了。它被规定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口号中。不管这个口号后来与“百家争鸣”联系起来之时曾经变成了骗人的圈套；但是在文艺领域中，它无疑是起了进步作用的。特别在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方面，它确实尽了些起死回生的作用，做了些改旧创新的工作，它确曾相当刺激起群众的创造努力，大大提高了那些部门内的数量和质量。 但是不幸得很，上述种种成就，还只在初见端倪的时候，却很快被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另一个因素，即继承自斯大林主义的那个毒素所抵消了，甚至被以压倒的优势摧残了。文艺必须为政治口号服务，它必须成为这些口号的文学上与艺术上的表现，结果便把文艺因民族化及群众化而获得的若干生机窒息了。 疯狂的领袖膜拜制度，又来完成了这个窒息过程。原本在“政治任务”追迫之下奔波得气尽力竭的新文艺，再给它戴上那副“唯毛是颂”的镣铐之后，终于就一蹶不振，整个倒下了。 *** 谈完了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最后还得谈一谈毛泽东本人的文艺作品。这位中共领袖赋有文学才能，并且对中国的古老文艺有相当修养，那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一点，便是台湾方面的文化小卒，那些千方百计想贬损毛氏的“专家们”，也不得不默予承认的。 其实，非凡的遭遇总能产生非凡的感情，而“情动则言形”，这个非凡的感情又常能产生动人的诗歌。刘项原来不读书，但是一则荣归故里，一则兵败垓下，却都自然地给我们留下了“大风”之歌与“拔山”之词。然则，自来文宗昌黎，词追苏辛的毛泽东，当他功成业就，志得意满的时候，又怎能不写出些壮丽激昂的诗篇来呢？ 毛氏诗词，没有疑问，将来一定也会像汉高祖酒酣击筑所歌的篇什一样，可以传之永久。 至于它们从中国旧体诗词的技巧标准上看，究竟其成就达到了什么程度，那末笔者既没有批评资格，又觉得没有批评必要。同时这方面早已出了专业人材，有郭沫若在那里作只此一家的诠释和无以复加的赞扬，我们更不必多所辞费。 我们从毛泽东诗词里所感到兴趣的有如下两点，第一，毛泽东的文艺作品否定了他自己的文艺政策；第二，他的诗词比他的文章更好地表明了毛泽东思想。 在延安的文艺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心问题：１.为谁服务？２.怎样服务？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是：革命文艺应该为工农大众服务，”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是，文艺工作的首要任务应着眼于通俗和普及，给工农兵大众“雪中送炭”，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设法提高，“锦上添花”。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在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特别是为革命利益所需要的。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如果以为这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文艺，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文艺，除此以外，一概都被斥为“非无产阶级文艺”，非革命文艺，因而必须打倒，那就将文艺创作活动仅仅限于文工团的活动，未免把文艺的范围划得太小了，把文艺创作的能事看得太低了。结果，是会窒息文艺，会杀害文艺的。理由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此地我们只想以毛氏本人的作品，反观一下上述道理。 毛泽东迄今发表的三十七首旧体诗词，据郭沫若的推荐，已“使中国的文学宝库增加了无比的财富”。（见《红旗》：《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我们自不必同意这位毛诗权威诠释者的评价；但我们仍愿承认，这些诗词是优秀的文艺作品。我们也真诚地喜悦，看见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上增加了几首传诵的诗篇。不过有一点使我们大惑不解的，乃是这些诗词如何能够与毛泽东自己提出的那两个立场相调和。同时这样显然不是“为大众”和“谋通俗”的文艺，即属于毛氏自己所说的“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的作品，为什么“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括号中语，均引自《讲话》）；不但此也，在“上市”和“宣传”的时候，竟是以强大无比的声势，以比登载中共最重要政治决议更显著的地位，并且以同样方式登载于全国所有报刊之上，——如此做法，是否也为毛氏自己所斥，有“不但污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呢？ 我们不想拿毛泽东本人之矛，攻他自己之盾。我们也不想从扩大到荒谬程度的诗词宣传中，再论建立毛泽东领袖崇拜制度的反动用意。谈文艺时只谈文艺，我们却愿意指出：毛泽东这几批诗词的发表，恰好证明了将文艺活动仅仅限制于文工团的活动，是如何的偏颇。当然，有人可以强辩说：“诗词”的题材都是有关工农兵，特别是首首都与革命有关的；所以它们是“间接”地为“千千万万人服务”。就算这样吧。那它们又怎能符合于通俗要求呢？为了一首《送瘟神》的诗义的诠释，臧克家与郭沫若有异，沈尹默则又和他们二人不同。臧、郭、沈三人，既不是“只能欣赏低级文艺的”“工农兵”，也不是只能欣赏普通高级文艺的干部，他们是成了名的诗人词家，是此道中的内行；但毛诗到了他们手中尚且了解不一，遑论群众？如果这些诗词不是出于毛泽东之手，而是别个作家所写的，试问，倘若绳以《讲话》中的标准，有不被斥为“谬种”，因而遭到围剿予以禁绝的吗？ 幸而这是主席所作，于是乎，在大众与通俗文艺之外就别开一格，并从而出版之，流传之，无所不用其极地颂扬之，“使中国的文学宝库中增加了无比的财富”。 斯虽毛氏文艺政策之不幸，却是“中国文学”之大幸也。 或者，毛泽东可以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我不是文艺工作者，我作诗作词，原只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感想，所以不计对象，不计形式。我只用了我自小学到的一点形式，满足我的创作要求。我原不想拿去上市的，就是怕“谬种流传”。等到《诗刊》一定要拿它们去发表的时候，我也曾特别声明：“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这番话，毛泽东或他的辩护者一定会说的。我们承认说得有理，谈得非常对。但是我们要请问：不计对象，不计形式，只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感想而写点文艺东西，这权利是否为毛泽东所专有？如果不是，那末其它专业的或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们为什么不可以同样做？为什么他们一做便是“侮辱民众”与“没有自知之明”呢？这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我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只因我自小学就的是谬种，做不来新诗，如果勉强做，一定做不好。”——这也可能是毛泽东的辩解，同时我们也认为这个辩解有理，说得非常对；但是我们要请问：除了毛泽东之外的专业或非专业的文艺工作者，难道他们自己就没有一些“自小学就”的本领（顺便说一下：自小学就的本领与自小获得的感情感想，常是一个文艺家决定性的条件），难道他们便不会受各自特殊情况的限制，而可以随便依照党的指示（不论形式与内容），可以毫不勉强地创造出好的文艺作品来吗？ 由此可见，毛泽东本人的文艺创作情形，非常突出地证明了：如果不给作家“保证个人创造与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螺丝钉”式的文艺政策乃是任何文艺创造活动的刽子手。如果有位文艺官将这些戒律硬叫毛泽东遵守，不许他采用那些连高级知识分子都不熟习的文学形式，不许他搬弄那些属于“封建主义”的帝王将相，更不让他拉扯到属于“神怪迷信”的吴刚、嫦娥，只准他用大众化的口头白话，写些现实主义的工农兵生活，那还能有这些“无比的文学财富”吗？很显然，毛泽东的诗词乃是毛泽东文艺政策的直接否定，同时也是它无情的讽剌。 至于他口称“不宜提倡”而偏偏大事宣扬，斥为“谬种”而广为“流传”；那不过属于个人崇拜制度下面必有的“侮辱人”的怪现象。它属于陈旧政治的权术范畴，不属于文艺，甚至不属于道德范畴，不必在这里论列了。 *** 诗言志，歌昹怀，散文长于说理。所以诗歌情真，文章矫饰。在散文里，在论说体的文字里，固然仍须有作者在，仍旧能让人看出个别作者的个别风格；但若比之于诗歌，这种主观性总要差得多，隐得多，间接得多。诗歌不一定全是主观的，尤其属于史诗一类的作品，诗人的自我也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在抒情诗中，在咏怀诗中，却主要与首先总是把作者的感情感想呈现出来。 中国历来的诗歌最大多数是抒情体，毛泽东的几首诗词尤其如此。因此，我们如果在毛泽东的文章里看不到毛泽东这个人，那末在他的诗词里却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读毛氏诗词，呈现在我们心目中的那位作者的形象，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一个现代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联系到一起。甚至，连孙中山式的近代人都似乎想不起来。能从那些美丽铿锵的语言中唤起来的，好像总只能是秦皇、汉武、唐宗、魏武；最摩登的，也只能让人想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或石达开。何以会这样的呢？那只盛酒的旧瓶子当然是一个原因。内容与形式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中国的旧诗词，特别是词这个形式，彷佛已经给作者们规定了内容：不是风花雪月，儿女柔情；便是剑酒鼓角，壮士悲怀。此外的物和情，好像就不适于表达，抑且难于表达了。近代的、比较复杂的思想感情固然装不进去，就是平民化的、不属于英雄豪杰或才子佳人的情操志趣，都和它格格不入。当然，有才气的人可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可以在这只旧瓶子里装新酒；但是即使如此，也不是无需代价的。新的内容要想装得进去，总必须改头换面，甚至脱胎换骨，弄得面目全非，才能两相适应，叫人看来顺眼。 旧诗词体裁之所以成为“谬种”，新体诗之所以成为“主体”，其故即在于为要歌咏新人新事，为要发泄新感想新感情，必须借助于新形式了；否则，新内容必然受旧形式的影响。 毛泽东诗词叫人读了只能想起古人古事，想不起今人今事；只能叫人看见帝王将相，看见才子佳人，却看不见百姓万民，看不见庸夫愚妇——在不小程度内，我想是旧体诗词的形式有以促成的。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却总在于内容，在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他本人的志向、他本人的感情。 这里，主要是内容寻求着形式的。 如果毛泽东不擅作旧体诗词，那我们简直可以肯定说，他的感情抱负多半不可能记录下来；因为在近体白话诗歌的形式中，毛泽东诗词中所表达了的东西，便会显得非常不合适，会显得极端的不协调了。 正因为毛泽东怀抱的是帝王思想与英雄主义，所以才选取了最适于表现那种思想和主义的旧诗词形式。这里表里相符，形式与内容二者相得益彰。 前面，在专门的一章里，我们曾经研究过毛泽东的思想来源及其组成成分。其中我们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斯大林窜改与修正了的）只占了毛泽东思想来源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是儒家思想与游侠精神。我们又指出过，这三种成分并非平均配搭，亦非同时拼成的，其间有深浅，有先后，后二者显然还是毛氏思想中的先入之见，因此在“灵魂”和意识的最深之处扎了根的。它们是进入了潜意识的东西，因之是半先天的，类乎本能性的东西。至于那在毛氏二十七岁上才开始摄取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变成了毛泽东思想中最有力的成分，但始终还是有意识的、不是最纯熟的，一不小心便会走样，时时会让另二种成分捉住后腿的。 文艺创作的特殊性，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所说，其中非常重要的两项是：感情的多于理智的；潜意识的多于有意识的。因此，尽管在毛泽东政论文章中充满了马列主义；尽管毛泽东在文艺讲话中号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作家要站稳工农立场，要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尽管毛泽东还举出了自己的例子，说明他已经彻底完成了“感情变化”，已从头完成了思想改造；但是当他一进到文艺创作的范围，一从事于诗词的写作。那真是鬼使神差，不由自主，毛泽东思想中清醒时候占上风的三分之一不见了，那平时受着压抑，潜伏心底的三分之二却大肆活动起来。在抽象美丽的文字下面，在生僻古奥的典故下面，在现成词句的引诱下面，毛泽东不仅欺蒙着读者，甚至还欺蒙着自己，把一些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精神及群众精神根本对立的感情，极其鲜明地发泄出来了。 从毛泽东的诗词里，我们看见的确实不是一个“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毛氏《讲话》中语），而是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的帝国。我们在那里当然看不见“工农兵的知心朋友”，看不见一个与工农兵感情上完全同化了的革命者；却看见了一个倚天抽宝剑，挽弓射大雕，同时又文釆风流，为江山折腰的霸王雄主。文艺诚然是离不开夸大的。我们更不以为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绝对与革命文艺对立。但夸大中可以看见真实，浪漫的幻想其实反映着不浪漫的愿望，如果真是一个思想感情彻底解除了陈腐包袱的革命者，率领着一支工农革命的军队，在与反动派久经战斗之后，终于来到了河套外，长城边，眼见“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山舞银蛇，原驰腊象”，当然也会和毛泽东一样“发思古之幽情”，大吐一下胸中的壮志；但是，他首先想到的却多半会和毛泽东大不相同的。他多半会悼念那无数万抛妻子、离故乡、被牛马似的驱策到这里来服役的可怜的“黔首”们。他多半会同情那些敢于违抗焚书令，因而头上给刺上了字、被充军到此地来日夜修筑长城的士子们。至少，他多半会想起“适戌渔阳”，揭竿而起的贫雇农陈胜、吴广们的吧。因为这样才算得上“站稳工农立场”，这样才真的是处处从阶级同情出发，这样才配称为痛恨一切压迫与剥削的革命态度。缅怀往昔，思考当前，本质上不可能出之于两种感情。如果有人将列宁和过去的沙皇相比，他一定要当作莫大的侮辱；对自己，他当然连一秒钟都不会作此种荒唐想法的。自从马、恩以下，所有彻底真诚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无一不以能和古之“叛逆者”等同为荣，无一不深恶痛疾古之“压迫者”，有如身受其害一般。 可是毛泽东怎么样呢？他站在这座古代劳苦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最大血泪纪念碑旁边，首先想起了打江山的“英雄”们，想起了“秦王”、“汉武”。他想起他们不是为了他们的罪恶，而是为了他们的功业。他想起他们不是为的要批判他们，而是要拿他们来和自己相比。相形之下，觉得他们功业虽盛，但可惜“略输文釆”。然后面对这多娇江山，他又按次想到了为此折腰终于成功的三位开国大皇帝：“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想到了又作对比，结果是其中二位“稍逊风骚”，另一位有勇无谋，不足挂齿。他们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因此，“数风流人物”，毕竟要让能文能武，智勇兼备的今朝的开国之君了。 试问，这是什么感情？这是什么感想？这是什么思想？ 有好些文学侍臣，为的想替毛泽东掩饰表现在这里的太过明显的帝王思想，就硬说“风流人物”乃指“今天觉醒起来的工农大众而言”，那真是不知所云，欲盖弥彰。 其实，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并不只表现在《沁园春·雪》里。有形无形，它几乎散见于所有的诗词中。譬如，在北戴河避暑，他就想起了当年曹操在此地“挥鞭”；又譬如当一位诗友想回故乡养息，他便想起了汉光武的老友严子陵的故事，叫他别回富春江去钓鱼。在这些地方，一部份虽然由于旧体诗词的限制，所谓“活人让死了的给捉住了”。可是较大部分，却总因为作者的感情和思想使然，以致一到情景凑合，便不期而然地流露了出来。 “我志未酬民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这诗句不管是否是石达开写的，但它总相当好地表达了一个革命领袖——自然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的悲悯心怀。自古奋起民间，率先倡义的英雄豪杰们，不用说都怀有雄心壮志；但因为各人的性格不同，处境不同，在这种雄心壮志后面，多少可以看出两种“发动力”，一种是为人的，大公的，即对于苦难者与受压迫者的同情；另一种则是为己的，自私的，即个人对于富贵荣华的追求。刘季游咸阳，遂见秦始皇的威风阔绰，于是就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在会稽，看到同样情形，也发了同样感慨，曰：“彼可取而代也”！刘项不是文人，说话直截痛快，他们毫不掩饰地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其实，历朝那些开国之君，以及每当末造在各地崛起的豪杰们，其中大多数人的动机几乎是莫不如此的。他们往往打着“为民除暴”、“替天行道”的旗帜，但这些都是宣传，是幌子，是藉此博取广大起义农民拥护的；等到他们功业成就，总是原形毕露，一味在权势威仪、穷奢极欲的个人享受上去超越被他们打倒了的暴君。这种历史循环，其决定性的原因，不用说，在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停滞，在于现代无产阶级出世以前各个被压迫阶级的性质。领袖们的个人意志在这里是起着极小作用的；不过最小也不等于零，我们仍不妨从各个起义英雄的言行上看出两种心肠。我们仍能看出他们的贤抑不肖，正好像我们能看出他们的智或愚一样。 “仁政”与“我入地狱”精神，其本身自是崇高理想。不过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因为阶级社会的客观条件使然，这种理想不是做了暴君们欺人的幌子和面具，便成了庸君们被人所欺的可笑话柄。为了不忍见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中而揭竿起义的英雄，他们的悲悯襟怀，常常变成他们悲剧性失败的原因。或者，为客观事变的逻辑所迫，他们的初衷逐渐改变。逐渐抛弃，与无情的现实相妥协；终于以放弃对苦难者的同情为代价，换取了帝业的成功。 过去确是如此的；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却根本改变了这个情形。因为它造成了客观条件，使根本消灭人类苦难的理想有可能实现，使领袖们任何伟大的悲悯心怀有可能实现。 有一种见解，认为“仁爱”与“慈悲”，根本与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革命不相容。它认为，这些都是过去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与欺骗被压迫与被剥削阶级的符咒。所以它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应以仇恨和无情来代替那些迷人的毒药。这个见解，我觉得只对了一半。在划分了阶级的社会里，不用说，什么道德都是盖上了阶级记印的。不曾有过超阶级的仁爱，也不曾有过超阶级的慈悲。在阶级斗争中，特别当它发展到激烈的时候，谁主张反抗的奴隶应该以仁爱对付压迫者，以慈悲对付垂败或已败的敌人，当然是最值得鄙视的说教者，是最可耻的叛徒。在这种情形中，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乃至一切性质革命的革命者，其首要的与最神圣的责任当然是要唤起和提高被压迫与被欺骗阶级的阶级仇恨，要号召他们，并且坚决地组织他们，以便进行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绝对无情的反抗和革命；以便“彻底、干净、漂亮”地打败阶级敌人，摧毁他们的反动力量，使他们不能再度起来为害革命。 在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用仇恨和无情来反对“仁爱”与“慈悲”是完全对的。但这与我们前面所说的“为人的、大公的、即对于苦难者与受压迫者的同情”，根本不是一回事。向压迫者乞求慈悲，叫被压迫者实行仁爱是一回事，这是彻底荒谬与反动的一回事。对被压迫者表示同情，以悲悯心怀去唤醒群众对压迫者的仇恨，参加他们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帮助他们去组织斗争，领导他们去完成斗争，这却是另一回事，是完全符合于革命利益的一回事。后一回事并不与坚决的阶级斗争相矛盾，而只是与群众领袖们的个人野心相对立。对被压迫者的深厚悲悯，非但不会减少对压迫者的强烈愤恨，反而是加深这种愤恨的。古来革命领袖，多数不是原来属于革命阶级的人，他们大多是统治阶级或半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份子，他们之所以“叛变”自己的阶级，投向敌对阶级里去领导革命，总是一半由于看不惯同阶级人物的荒淫无耻，另一半则由于同情被压迫阶级的悲惨无告。民主革命的领袖姑且不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大师们也不必去谈，就是拿科学社会主义的二位奠基人来看吧，他们的情形也是如此的。谁若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只凭着冷静的理解，单单凭着科学的分析，一丝感情不动，即全无爱憎地，达到了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结论，并且发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号召，那是大大错误的。《资本论》是一本严格科学的大著。在这里，马克思用了解剖刀，用了显微镜，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当作自然过程，加以考察、分析、和批判。这是绝对冷静的、客观的、不渗杂半点主观情绪的。但是你如果读读《资本论》卷一的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两章，即关于《资本主义蓄积的一般法则》与《所谓原始蓄积》这两章吧，虽然仍是严格的科学，仍是无情的解剖；但那是怎样的严格与无情呀！在这里，马克思这个科学家对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完全不是无动于衷的，完全不是冷静得残酷的。恰好相反，读者在那些无情与客观的材料和记载下面，感觉到了一种极度强烈的爱憎，感觉到了作者对于榨取者的无限愤慨，对于被剥削者的无限同情，对于资本主义辩护士们的彻底揭露，以及对于这一制度的说教者们的辛辣嘲笑。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成两极：“一极是财富的蓄积，另外一极是穷困、劳动痛苦、奴隶状态，无知、凶暴及道德堕落等等的蓄积。”这个情形，马克思不但用科学家的准确性指示出来，而且用艺术家的非凡的感染性，用了满腔悲愤描绘出来的。他斥责那些“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有如特·托拉西门的“残忍”，这些人心安理得地指出“富国的人民一般都贫穷的”，彷佛这是“自然法则”，是“理所当然”。马克思对于“自从出世以来，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的资本，对于这些“血和污物”的叙述，是如此地不“心平气和”，是如此地充满了感情，因之竟可以说它是一首关于工农业劳动者悲苦贫穷的伟大史诗。在这方面，它简直是超越了同时代英国那些“人道主义”的作家们的。 人们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上，那是有完全的权利说：马克思也是“从爱出发的”，以深厚的“人道主义”作根底的，是以“悲悯心怀”作发动力的。 可是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我们却看不见这种心怀。诗篇中充满了雄心壮志，但无法让人看到悲悯的根底；这里面多的是慷慨激昂，多的是英雄气概；却完全缺少了人溺己溺的博大精神，更谈不上己达达人的利他主义。英雄壮志，如果不受着悲悯情怀的拘束，终于要变成个人野心的。“缚苍龙”，“驱虎豹”，闹它个“天翻地覆”，让“日月换上新天”，让“日月换上新天”，壮志诚然凌云，豪气可吞山河；但若脚底下没有那点子平民民主精神，心坎里没有一些儿为人为公的打算，那末充其量不过是“以野蛮对付野蛮”的所谓开明暴君，或者“以百姓为刍狗”的所谓圣人罢了。这样的“圣人”，郭沫若已经非常乖觉地从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人的身上给发现出来，并且聪明地影射到“领袖”身上了。看来，毛泽东还是乐意接受这个道统的。 可是这样的圣人，绝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他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差得太远了。 [1]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决议草案中写道:“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坚持这一原则观点。非常坚决地反对一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企图:捏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全集》卅一卷） [2]以上凡用括号引出的文字，均系《文学与革命》中的原句。 [3]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提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乃因《讲话》发表的时候，中国革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之故，不过在基本精神上，也是发挥了这个精神的，只是不指名罢了。 [4]革命者注意到文艺这件武器乃是非常近代的事。像中共那样大规模地与系统地组织文工团，使文艺活动与军事政治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则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国内战争中，虽然也有一些文艺队伍在战地甚至在前线服务，但在规模上根本不能与中共的文工团相比。文艺活动如此这般地被做成革命机器与战争的“螺丝钉”，大致是从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开始的，它和党部绝对控制文艺活动的制度同时实现。过去革命对文艺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冷淡，便是仇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英国十七世纪的清教徒革命了。那次革命一胜利，伦敦的所有戏院全给封闭。一六四二年，革命政府还发布了命令：一切优伶均应依照惩处流氓法条治罪。这些戏院，一直要到查理第二登位才得重开，中间停演了十八年之久。 不过革命党没有组织“文艺大军”，并不妨碍革命的新精神产生出好的或伟大的文艺家和文艺作品来。清教徒如此敌视文艺，却拥有了伟大的革命歌手——米尔顿，使他产生了伟大的诗篇：《失乐园》等。 革命党人在不同时代对文艺曾经采取过种种不同的态度这一个历史事实，如果要解释，那是要从多方面夹解释的。不过我们这里不想跑这趟野马；除了指出这个事实之外，我们只想借它来证明一个道理，“有心裁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革命党与文艺的关系就是如此。 [5]伟大的作家永远是时代的代言人。这事实意味着一个文艺方面的天才不是脱离了与他们共同生息的群众而凭空产生的。他的创作激情与艺术思想也不属于他个人的。但这绝不等于说艺术创作必须是集体的。 [6]王明系统在中共内部的最后失败，不妨以一九四一年一月间新四军事件为标志，因为王明等曾经企图拉拢项英等人，以为党内复起的资本的。 [7]毛泽东自己始终不曾谈到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不过，从我们前面引征过的那段有关必须破坏的种种不好创作情绪的话来看，他自然是完全赞成这个主义的。因此中共的文艺理论家们，从胡风起一直到周扬，自来都高举了这面大旗，在文艺的王国里东征西讨，攻击异己。后来毛泽东“出其余绪”在文艺中也来献上一手时，却使这些舞弄大旗的人们狼狈万分了。因为毛氏诗词中特别在“蝶恋花”中，应用了不现实的神话典故，浪漫主义的气息非常之浓，这跟文艺官们平素宣扬的现实主义——至少跟他们对此主义所作解释，成了鲜明的对立。此时，过去曾经中过几枝现实主义冷箭的郭沫若却兴高釆烈了。他说他“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因为“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轻松之余，郭沫若接着还乘机报复，说道：“如果我们要重新编写‘五四’以来的中国文艺发展史，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方法来正视现实，像胡风、冯雪峰等人所摆下的一套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迷魂阵，是应彻底粉碎的了。”（见郭沬若文：《浪漫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载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红旗》。） 这个小故事告诉了我们不少东西：１.文艺创作者的毛泽东首先违反了文艺政策制订者的毛泽东，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更详细地谈到；２.用党和政府的权威去规定文艺创作方法，对作家发生了多么可怕的影响：人们“不敢坦白承认”自己是属于官定路线之反对方面的；３.当极权全能的领袖崇拜制度业已确立之后，那个最高领袖的个人时尚会如何影响着他下面的宗派斗争，尤其是如何影响文艺界各个宗派之间的斗争。 [8]这里我们丝毫不想否定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在近代史上，落后国家中奋发图强的先驱者，无一不主张彻底除旧与全盘更新的。这是历史必然的幼稚现象，绝不贬损整个运动的进步性与革命性；惟此乃另一问题，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四章<<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四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一、货币和计划我们在分析国家的时候，已经试图考察了苏维埃制度。我们在分析货币的时候，也可以进行一次类似的考察。国家和货币这两个问题有若干共同点，因为二者归根到底都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中的问题：劳动生产率。国家的强制性，正如货币的强制性一样，也是阶级社会的遗产。阶级社会除了用偶像——宗教的或世俗的——形式便无法规定人与人的关系，而且首先是派定一切偶像当中最令人不安的用牙咬着大刀的偶像即国家来维护这种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和货币都将消失。因此在社会主义之下，这两种东西便应当开始逐步消亡。在国家转变为半国家状态的时候，在货币开始失去其魔力的时候，只有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的真正胜利。这一点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在摆脱资本主义的偶像以后，开始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更加明朗、自由和有价值的关系。像“废除”货币、“废除”工资或者“消灭”国家和家庭等这样具有无政府主义特点的要求，只不过是机械论思想的典型表现。货币是不能专横地予以“废除”的，国家和旧家庭也是不能专横地加以“消灭”的。这些东西必须让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耗尽自己的力量，然后消逝。只有在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已经使我们双足动物对于多进行一分钟劳动不再采取吝啬态度、对于我们的配给量不再有可耻的担忧心理的时候，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对于金钱的崇拜才会遭到致命的打击。货币失去了使人幸福也使人遭到摧残的能力以后，就会变成纯粹记账用的收据，用来使统计工作者感到方便，达到计划的目的。在还很遥远的未来，也许就不需要这种收据了。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交给我们的后代去解决，因为他们会比我们聪明得多。生产资料和信贷的国有化，国内贸易的合作化或由国家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农业的集体化，以及对于遗产制订的法律——所有这些都严格地限制个人积累货币，防止货币变成私人资本（在高利贷方面、商业方面和工业方面）。然而，货币的这些职能，虽然同剥削有联系，在无产阶级革命初期却没有取消，反而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转到国家手中，即转到唯一的商人、信贷者和工业家手中。与此同时，货币的更为基本的职能，例如作为价值的尺度、交换的手段和支付的媒介，不仅保留下来，而且拥有的活动范围比在资本主义之下还要广阔。政府的计划已经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但同时也表明它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一个想象中的经济计划——特别是在一个拥有一亿七千万人口、城乡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的落后国家中——并不是一种不变的福音，而是一种概括的假定，它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必须加以检验和修改。我们的确可以定出这样一条法则：行政的任务完成得越“准确”，经济的领导就越糟。为了制订和实施计划，有两个杠杆是必需的：一个是政治杠杆，其形式为有关的群众真正参加领导，这一点如果没有苏维埃民主，那是不可想象的；另一个是财政杠杆，其形式为在唯一等价物的帮助下真正检验想象中的估计，这一点如果没有稳定的货币制度，那也是不可想象的。货币在苏维埃经济中的作用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它还有长期发展的前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整个说来，并不意味着削减贸易，恰恰相反，还会大大地扩大。一切工业部门都会改造自己并且发展下去。新的工业部门会继续不断地产生，而所有的部门必然要规定彼此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数量上或者是质量上，都必须这样。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的消灭，以及闭关自守的家庭生活的消失，意味着以前在农民院子里或者在私人住房里消耗掉的劳动力转移到社会交换领域，实际上也就是转移到货币流通的领域。所有的产品和劳务，这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彼此交换。另一方面，如果计划制度中不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个人利益，即他们的自我利益，那末，要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是不可想象的。而自我利益，只有在传统的可靠而有伸缩性的工具即货币能为它服务的时候，才是有成果的。如果没有一种准确的尺度在一切工业部门普遍运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货币单位，那末，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是根本不会成功的。因此，很明显，在过渡经济中，也正像在资本主义之下一样，唯一可靠的货币是以黄金为基础。所有其他的货币只不过是代替品。固然苏维埃国家的手中掌握着大批商品，同时还掌握着印制货币的机器。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情况。政府在商品价格领域所进行的操纵，无论是对国内贸易或是就对外贸易来说，都根本没有建立或者改换一种稳定的货币单位。苏联的货币制度，正像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取消了独立的基础以后——即不再以黄金为基础以后，就必然具有一种闭关自守的性质。对世界市场来说，卢布是不存在的。如果说苏联能够比德国或者意大利更顺利地经受得住这种货币制度的反面影响，那末，这只是部分地由于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了垄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国家的自然财富。只是由于这一点，苏联才没有被自给自足的经济扼死。然而，历史任务并不仅仅在于避免扼死，而是要建立一种完全合理的强有力的经济，它可以同世界市场上的最高成就媲美，它保证最大限度地节约时间，因而也保证文化呈现最繁荣的景象。富有生气的苏联经济，正在经历连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和大规模实验，它比任何其他经济更需要用一种稳定的价值尺度来继续进行试验。从理论上说，毫无疑问，如果苏联经济拥有金卢布，那末，五年计划的结果就会比现在的情况有利得多。当然，不能“无中生有”[1]。但是，也绝不能把不得已的事装成自愿做的事，因为那样做，在经济方面就会造成更多的错误和损失。二、“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苏联通货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经济上有困难、有成功也有失败的历史，而且是一部官僚主义思想左右摇摆的历史。由于改行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卢布恢复了。这种恢复同“资产阶级权利法规”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恢复起来是直接有联系的。只要对富裕农民的方针继续执行下去，金卢布就是政府所关心的对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相反地，所有膨胀的水闸都开放了。通货的总发行额，从一九二五年初的七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二八年初的十七亿卢布，这还是比较适中的数字，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大战前沙俄的纸币流通额——但是，当然没有以前的准备金作为基础了。此后，通货膨胀的曲线年年上升，其高涨的数字顺序如下：从二十亿到二十八亿，到四十三亿，到五十五亿，然后是八十四亿！最后的数字八十四亿卢布是在一九三三年初达到的。在这以后，来了一个重新考虑和退却的时期：从六十九亿到七十七亿，到七十九亿（一九三五年）。一九二四年按照官定汇兑价格，一个卢布等于十三个法郎，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个卢布已经下跌到只等于三个法郎——这就是说，还不到原来价值的四分之一，或者几乎等于法国法郎由于战争而贬值的程度。两种比价，老的和新的，都是以一定的情况为条件的；目前一个卢布按照世界价格所具有的购买力，还抵不上一个半法郎。虽然如此，贬值的程度表明，在一九三四年以前，苏联通货的价值是以怎样一种令人头昏眼花的速度下跌着。斯大林在全力推行他的经济冒险主义的时候，曾经答应要把新经济政策——即市场关系——“送到阴间去”。所有的报刊，就像一九一八年一样，都纷纷写道，“直接的社会主义分配”将最后代替商人的贩卖，这一点的表面征象就是实行粮食券。与此同时，通货膨胀遭到了坚决的拒绝，把它当作一种与苏维埃制度不兼容的现象。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说道，“苏联通货价格的稳定性，主要是由这样一点来保证的，即国家手里掌握着大量商品，以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尽管这种谜样的话既没有进一步发挥，也没有进一步说明（一部分的确因为如此），这一段话已经变成苏联货币理论的基本法则——或者更确切地说，已经变成这种理论所排斥的通货膨胀的基本法则。此后，金卢布即被证明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等价物，而只不过是“大”量商品的普遍阴影而已。这个阴影也像所有的阴影一样，有权伸长自己，也有权缩短自己。如果说这种自我安慰的理论有任何意义的话，那末，也只能是这样，即苏联的货币已经不再是货币；它已经不再是一种价值的尺度；“稳定的价格”是由国家政权规定的；金卢布只不过是计划经济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即一种普遍使用的分配券。总之，社会主义已经“最终地不可变更地”胜利了。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最空想的看法，就这样在一种新的经济基础上恢复起来。这种经济基础固然提高了一些，但是从取消货币流通来说，还是很不够的。当时统治集团全部抱着这种看法，即只要有计划经济，通货膨胀就没有什么可怕。这就差不多等于说，如果手里有指南针，坐破船也没危险。实际上，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信贷膨胀，它带来的结果是，虚假代替了真实，同时使计划经济从内部遭到腐蚀。不用说，通货膨胀意味着把可怕的捐税加在劳苦群众身上。至于社会主义在它的帮助下所得到的好处，那是很成疑问的。工业固然在继续迅速发展，但是巨大建设的经济效率，是从统计上计算的，而不是从经济上计算的。官僚既然掌管着卢布——即给予不同的居民阶层和经济部门以各种各样硬性规定的购买力——它就使自己失去了客观衡量自己的成败的必要工具。没有正确的核算，而以“约定俗成的卢布”组合的办法在纸面上加以掩饰，这样实际上就引起个人利益的下降，生产率的降低，以及产品质量的进一步下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这种坏现象达到日益具有威胁性的程度。一九三一年七月，斯大林提出了著名的“六条件”，这些条件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工业品的生产成本。这些条件（按照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付酬，生产成本核算，等等），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资产阶级权利法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已经提出来，到一九二三年初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又有了发展。只是到了一九三一年，在基本建设投资的效率下降的影响下，斯大林才注意到这种法规。在以后的两年中，苏联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提到这些“条件”所具有的拯救力量。与此同时，由于通货膨胀还在继续，由此产生的各种症状自然都没有治好。对破坏分子和怠工分子虽然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但无济于事。官僚一方面展开斗争反对“不分个人”和“平等化”，即反对无记名的“平均”劳动和类似的“平均”工资，人人一样；另一方面又把新经济政策，即用货币来表示一切物品（包括劳动力）的价值的政策，“送到阴间去”。现在看来，像这样的事简直是不可相信的。官僚们一只手恢复“资产阶级法规”，另一只手又去毁坏这种法规下唯一有用的东西。由于“关闭的分配办法”代替了商业，价格完全陷于混乱状态，结果个人劳动和个人工资之间的一切联系当然趋于消失，工人为个人利益而劳动的兴趣也就因而消失。在经济核算、质量、生产成本以反生产率方面，最严格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这种情况并没有使领导人们认识到，不应该说所有的经济困难是人们恶意地没有实现斯大林的六个条件造成的。当时即使最谨慎地谈到通货膨胀，也被当作一种滔天大罪。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当局常常指控教师们违反学校的卫生规则，可是另一方面又禁止他们说缺乏肥皂。金卢布的命运问题，在共产党派系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对派的纲领（一九二七年）要求“保证货币单位的绝对稳定”。这个要求在以后的年代中变成了一个主题。一九三二年反对派的国外机关报写道，“用铁手腕使通货膨胀停止发展，并且恢复稳定的通货单位”，甚至“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也在所不惜。“乌龟速度”的维护者和超工业化者，这时好像暂时互换了位置。针对着他们所吹嘘的将把市场“送到阴间去”的大话，反对派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挂起这样一幅标语：“通货膨胀是计划经济的梅毒。”***在农业领域，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也是同样严重的。在农民政策还是针对着富裕农民的时期，据说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开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将通过合作社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完成。合作社由于一个接一个地拥有了购买、销售和信贷的职能，最后一定也会使生产本身社会化。所有这些合起来，就叫做“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是沿着完全不同并且几乎相反的道路发展的，即用暴力来非富农化和全盘集体化。单个经济职能的逐步社会化，以及为此而在物质和文化条件方面进行准备，这些事都闭口不谈了。集体化实行以后，好像共产主义制度在农业中也同时实现了。这种做法带来的直接后果，不仅是有一半以上的牲畜被消灭，而且更重要的是，集体农庄的成员对于社会化的财产以及自己的劳动成果根本漠不关心。政府被迫作了一次仓促的撤退。它又一次提供给农民小鸡、猪、羊和乳牛，作为个人的财产。它把农场附近的土地分给农民，作为私人的土地。集体化的影片开始倒过来放映。国家这样恢复小型的个体农业经济，是采取一种妥协的办法，正像当时的情况那样，企图用钱来使农民抛弃个人主义倾向。集体农庄保留下来了，因此乍看起来，这种撤退好像是次要的事情。其实，这种撤退的意义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能说是过高的。如果撇开集体农庄的贵族不谈，那末，普通农民的日常需要，在较大的程度上还是依靠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而不是依靠参加集体农庄。一个农民从个体经营当中所得到的收入，特别是从事技术性工作，如种植果树或饲养牲畜，往往比在集体经济中所得到的多两倍。这个事实已经为苏联的报刊本身所证明，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千百万的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在小型经营中完全野蛮地浪费掉了；另一方面，集体农庄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为了提高大规模集体农业的水平，必须再用农民所懂的语言同农民交谈——这就是说，恢复市场，从实物税再回到商业上来——一句话，把过早地送到撒旦那里去的新经济政策，再从撒旦那里请回来。因此，过渡到一种多多少少稳定的货币核算，便成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的一个必要条件。三、卢布的复兴大家都知道，智慧的猫头鹰是到日落以后才飞出来的。同样，“社会主义”制度的货币和价格理论，只是在通货膨胀论者的幻想破灭以后才发展起来。忠实的教授们为了发挥上面提到的那段斯大林说的谜一样的话，便创造了一整套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苏维埃价格同市场价格对比之下，具有一种唯一的计划的和指导的性质。这就是说，苏维埃价格不属于一种经济范畴，而属于一种行政范畴，因此它可以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在重新分配人民的收入方面更好地服务。教授们忘记说明，不知道实际成本，怎么能“指导”价格；同时，如果所有的价格都是表现官僚的意志，而不是表现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那末，又如何估计实际成本。实际上，政府为了重新分配人民的收入，已经把捐税、国家预算和信贷制度等这样有力的杠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根据一九三六年的支出预算，用来资助各个经济部门的直接拨款在三百七十六亿卢布以上，间接拨款也有许多亿。预算和信贷机构在计划分配国民收入方面是完全胜任的。至于价格，越是忠实地开始表达今日的实际经济关系，就会越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结论。“指导性”价格，在实际生活当中并不像在学者的著作当中那样感动人。在同一件商品上，价格规定了好多种。在这些不同价格的巨大差额当中，形形色色的投机、倒把、奉承阿谀以及其他坏事都找到了地盘，这已不是例外的情况，而成了一般的现象。与此同时，金卢布本来应当是稳定价格的固定阴影，实际上却变成本身的阴影了。这时，方针又需要进行一次急剧的改变了，不过这次改变是由经济成就所产生的困难而促成的。一九三五年一开始，面包券取消了。到十月，其他食品券取消了。一九三六年一月，一般工业消费品券也取消了。城乡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此都用货币来表示。卢布成为居民影响经济计划的一种工具，首先是从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开始。要使苏维埃经济合理化，再没有别的办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宣布说，“目前关于银行和工业相互关系的制度必须修改，银行必须认真地用卢布来进行监督。”这样，对政府计划的迷信和对政府价格的幻想就都破灭了。如果说，逐步接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在财政领域把卢布逐步代之以分配券，那末，一九三五年的改革就必须当作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然而，实际上，这样一种估计将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用卢布代替分配券，只不过是说明排斥了空想，公开承认必须重新采取资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才能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一九三六年一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财政人民委员宣称，“苏维埃卢布是世界上价值最稳定的货币。”如果认为这种宣布完全是吹嘘，那就错了。苏联国家预算收入的增加年年超过支出。说实在的，对外贸易本身虽然微不足道，却是顺差。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一九二六年只值一亿六千四百万卢布，现在则已达十亿以上。国内黄金的产量增长得很快。一九三六年，这个工业部门估计已居世界第一位。在市场恢复的情况下，商品流通发展得非常迅速。纸币膨胀的情况，实际上在一九三四年已经停止。卢布在某种程度上趋于稳定的因素已经出现。尽管如此，财政人民委员的宣布，必须在很大的程度上当作是过分乐观的表示。如果说苏维埃卢布在工业的一般增长方面得到有力的支持，那末，生产成本高得惊人仍然是它的致命弱点。卢布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即苏联的劳动生产率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因而卢布本身感到自己的最后时刻即将来到的时候，才会成为最稳定的货币。从财政的技术观点来看，就更不能说卢布最优越。黄金储备虽然超过十亿卢布，但全国流通的纸币差不多有八十亿卢布。因此，黄金储备只占流通货币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国家银行的黄金，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不可动用的战争准备金的性质，而不是作为通货的基础。从理论上说，说实在的，苏维埃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并不是不可能采用金本位制，以使国内的经济计划准确，使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简化。因此，通货在交给鬼魂以前，还能再一次发出纯金的光辉。不过，这一点，无论如何还不是最近将来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时期中，还谈不上改变成金本位。然而，只要政府增加黄金储备，设法提高这种储备同纸币的百分比，即使是纯粹理论上的百分比；只要纸币发行的限度是根据客观条件决定的，而不是决定于官僚的意志；那末，苏维埃卢布至少可以达到相对稳定的地步。只要做到这一点，就会得到巨大的好处。将来如果能够坚决防止膨胀，那末，通货虽然已经失去了金本位所具有的好处，但是毫无疑问，一定能够有助于治疗多年来官僚主观主义给经济造成的许多严重的创伤。四、斯达汉诺夫运动马克思说，“一切经济”——也就是在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同自然进行的各种斗争——“归根到底，在于时间的节约。”历史归结到最初的基础，也不过是争取节约劳动时间的斗争。社会主义还不能只用废除剥削来辩护；它必须比资本主义更能保证社会节约时间。如果不实现这个条件，仅仅取消剥削，那就只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插曲，没有什么前途。在运用社会主义方法方面进行的第一次历史实验，已经显示了这些方法拥有巨大的可能性。但是苏维埃经济还远远没有学会利用时间，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最宝贵的文化原料。输入的技术，本来是节约时间的主要工具，但是在苏维埃土地上还没有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产生的那些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点对于一切文明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胜利。事实已经表明，它能够而且应当取得胜利。但是它还没有取得胜利。一切与此相反的论断都是无知和吹嘘所产生的结果。说公道话，莫洛托夫有时比苏联其他领导人能够稍微多摆晚一点官样文章，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的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还比美国和欧洲低得很多。”把这句话说得更确切些就是：比欧洲和美国低百分之六十六点六、百分之八十，有时甚至低百分之九十，而我们的生产成本却相应地高得多。莫洛托夫在这篇演说中更加概括地承认：“我们的工人的平均文化水平，还比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相应水平低些。”关于这一点，还应当补充这样一句：平均生活水平也是这样。用不着说明，这些顺便说出来的具有严肃意义的话，多么无情地反驳了数不清的官方当局的那些大话和外国“友人”的那些动听的话！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以及对于国防的关怀，是苏联政府活动的基本内容。在苏联演变的各个阶段，这一斗争都具有不同的性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所运用的方法，也就是“突击队”的方法，是建筑在鼓动、个人模范、行政压力以及各种集体鼓励和特权等基础上的。在一九三一年“六条件”的基础上实行一种计件工资的企图，由于通货所具有的那种变幻莫测的性质和价格不统一而发生了困难。国家分配产品的制度，用一种所谓“奖金制度”代替了有伸缩性的有差别的劳动价值，而这种“奖金制度”，从本质上说，就是按照官僚的随心所欲来偿付劳动价值。为了争夺许许多多的特权，突击队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过特别提拔的骗子手。归根到底，整个制度终于完全违背了自己本来的目的。只有废除购货券制度，开始稳定通货和统一价格以后，才为实行计件工资创造了条件。在这个基础上，突击队被所谓斯达汉诺夫运动代替了。为了追求卢布——到这个时候卢布才有了真正的意义——工人才开始更加关心自己使用的机器，更审慎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时间。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加强劳动强度，甚至延长工作日。在所谓“非劳动”时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便把他们的櫈子和工具整理就绪，把原料分类放好，队长则向队员发出指示，等等，这样一来，七小时工作日只不过剩下了一个名义。计件工资的秘密，并不是苏联的官员发现的。这种制度使人们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但从表面上看不出强制的性质，因此马克思认为，这是“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制度。工人对于这种革新不仅不同情，而且采取敌对的态度。要希望他们采取任何别的态度都是不近情理的。参加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毫无疑问，有真正热心于社会主义的人。这种人，特别是在行政管理方面，究竟比纯粹的钻营分子和骗子手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很难说。不过，大多数工人都是从卢布的角度对待这种新的支付方法的，而他们往往不能不发觉他们拿到的工资越来越少。虽然乍看起来，在“社会主义最终地和不可变更地胜利”以后，苏联政府重新采取计件工资的办法，似乎可能是向资本主义关系后退，实际上，在这里必须重述在卢布复兴问题上说过的话：这并不是一个放弃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仅仅是抛弃幼稚的幻想这样一个问题。工资支付的方式只不过是更好地符合于国家的实际资源。“法权永远不能高于经济结构。”但是，苏联的统治阶层如果没有一种社会的伪装，还不能过下去。一九三六年一月，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麦日劳克在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说，“卢布正在变成实现社会主义（！）劳动支付原则的唯一实际手段。”虽然在旧君主时代，任何东西，甚至公共厕所，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工人国家中，任何东西都会自动地变成社会主义的。卢布是实现资本主义劳动支付原则的“唯一实际手段”，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基础上。这种矛盾我们已经熟悉了。在创造“社会主义”计件工资制度这个新的神话的时候，麦日劳克补充说，“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些先生们在玩弄理论方面的确是毫不害羞的！当劳动的速度是由追求卢布来决定时，人们并没有各尽“所能”——即按照自己的神经和肌肉情况进行劳动——而是侵犯自己的能力。这种方法只能有条件地加以辩护，只能用迫切需要来辩解。把这种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具有这样的嘲笑意味，即把一种新的和更高的文化思想践踏到大家所熟悉的资本主义泥坑里去了。斯大林在这条道路上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现在读者当会看到，给苏联的那些按照官方方便而运用的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是多么重要。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固然要求严格控制劳动量和消费量，但是无论如何，它的控制形式比资本的剥削天才们所发现的控制形式要人道些。可是在苏联，现在正以一种无情的方式强使落后的人材去适应从资本主义方面借来的技术。在争取取得欧洲和美国水平的斗争中，像计件工资制等典型的剥削方法所运用的那样赤裸那样粗暴的形式，连资产阶级国家的改良主义工会也不会容许。在苏联，工人“为自己”工作这一点，只有从历史前景的角度看才能认为是真实的，而且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这样预言——才能认为是真实的，即工人不服从高高在上的专制的官僚。无论如何，生产资料国有制并没有把大粪变成黄金，也没有给耗尽一切生产力当中最伟大的因素——人——的血汗制度围上一个神圣的光圈。至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准备工作，要从恰好相反的一端开始——即不是从实行计件工资制开始，而是从废除这种作为野蛮的残余的计件工资制开始。***要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功过加以评定，还为时过早；但是要分辨运动的某些特点以及整个制度的某些特点，已经完全可能。个别工人的某些成就，毫无疑问是极其令人感到兴趣的，因为这种成就证明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可是要在整个经济当中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那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由于一个生产过程同另一个生产过程是密切地相互依赖的，因此只靠个人努力是不能继续不断地获得高产量的。如果在单独的工厂和企业关系方面对生产不进行改组，平均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不仅如此，要把千百万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稍微提高一点，那要比鼓动几千名积极分子难得无可比拟。正像我们所听到的，领导人自己有时也抱怨苏联的工人缺乏技术。但是，这只说明了实际情况的一半，而且还不到一半。俄国的工人是富有进取心的，是手艺精巧的，而且是有天赋的。随便找一百个苏联工人，比如说派到美国工业的条件下工作，那末，只要几个月，甚至只要几个星期的时间，也许就不至于落在同类美国工人的后面。困难在于总的劳动组织。苏联的行政管理人员在担负新的生产任务方面，通常比工人还要差得多。有了新的技术，计件工资制就会不可避免地使目前还很低的劳动生产率有步骤地提高。但是，要为这一点创造必要的基本条件，那就要求从车间的工长到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都提高管理水平。而斯达汉诺夫运动只能在极小的程度上满足这种要求。官僚绝望地试图越过自己所不能越过的困难。由于计件工资制本身没有立即产生人们所期望的奇迹，官僚便用粗暴的行政压力来帮助这种计件工资制，一方面给予奖金和口头表扬，另一方面则实行惩罚。这个运动最初采取的步骤表现在这样的事情上，即对被指控进行反抗、怠工，有时甚至谋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技术工程人员和工人进行大批的镇压。镇压的严厉证明了反抗强烈到什么程度。上司把这种所谓“怠工”说成是一种政治上的反抗。实际上，这种情况主要是技术、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困难所引起的，而相当大一部分困难又是官僚本身造成的。这种“怠工”很快就被明显地压制下去。心怀不满的人都害怕了；聪明的人则采取沉默的态度。电报像雪片一样到处飞舞，报道前所未闻的成就。而事实上，只要这还是一种个别先锋的问题，那末，服从命令的地方管理机构就是经过事先的特殊考虑来安排这种工作的，即使这样做要牺牲矿山或基尔特的其他工人。但是，在几十万工人突然列入“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队伍中的时候，管理机构又完全陷于混乱状态。它不知道怎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生产制度安排妥当，从客观上看，它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于是它便设法侵犯劳动力和技术。在发条慢慢松下来的时候，它便用钉子把小齿轮拨动一下。实行“斯达汉诺夫运动”日和十日周的结果是，许多企业陷于一片混乱。这种情况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乍看起来是令人吃惊的——即随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人数的增加，往往不是企业总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下降。目前，这个运动的“英雄”时期显然已经过去。日常的艰苦工作开始了。必须进行学习。那些教别人的人，特别需要更多地学习。但是，他们正好是最不愿意学习的人。使苏联经济的所有基尔特后退并陷于瘫痪状态的那个社会基尔特，就是官僚组织。[1]Ηанетисуданет.——英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第六章不高明的战略家（下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六章不高明的战略家（下篇）（武装革命与革命战略）上面我们是从革命性质问题，特别是从革命政权的性质问题，研究了战略家身份的毛泽东思想。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问题，即从武装斗争这个问题，来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在《高明的战术家》这一章里，我们曾经研究过毛泽东这条武装革命路线，且曾给过它适当的评价。我们指出过，毛泽东的这条路线，在一九三八年以前，一直是以战术路线，即以策略路线来提出的。等到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文章中，企图以独特的、全面的革命战略路线提出之后，我们又曾详细地分析了毛氏用以支持此路线的那些思想，它们是粗俗、肤浅与错误的。凡此种种，我们自不必在此地再谈。这里我们必须谈的，乃是上一章中提出而未曾解答的问题，即：毛泽东如果自觉地、全面地、将武装斗争提高到革命战略地位，特别是如果自始就能将此一战略路线，安置在整套不断革命的战略中来提出、考虑和执行，那末，中共以及一般的中国工农，在其走向革命胜利，取得胜利和扩展胜利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与实际上已经呈现了的情形有怎样的不同？ 这个问题，表面看来彷佛是完全学院式的。对于某一件业已完成的事情，事后指手划脚，卖弄聪明，说什么原不该如此，早应该如彼之类的话，自然是无聊之极。但是严肃的历史研究却不属于这一类行径。郑重检讨经验，藉以获取教训或确定真相，和那些专说风凉话，扮演事后诸葛亮的作风，并无丝毫共同之点。像中共走上胜利这样的巨大历史事件，不但历史家有资格研究，就是实践的革命家也有充分的资格——而且必须——对它作详尽的、多方面的探讨。这中间，特别是属于托派的革命者有权利来这样做。因为三十余年来，简直可以说一自中共开始成立以来，斯托二派差不多对所有的中国革命问题──不论战略性或策略性的──均提出过两种不同的立场。因此在今天，回顾这些年中所发生了的史实，根据二派主张的文献，作如果如此而不如彼则将如何如何的研究，绝对不是无聊，也不是学院式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决不曾因中共胜利而完结，从横的世界范围看，或从纵的继续发展看，中共的胜利都不过是一个段落——虽然是具有很大意义的段落——有关于这一革命的那些基本问题，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不仅是历史的意义，而且是实践的意义。 事实自然胜于雄辩。胜利这个事实尤其如此。主要是服膺斯大林路线的中共既然获得了胜利，那末，过去关于中国革命的斯托之争仿佛已经最后解决了。套句陈腔滥调，即历史已经给这个争论做了答复。其实，这样的想法是浅薄的、势利的，因而是错误的。根据中国古老的智慧，我们不主张“以成败论英雄”。就是西方的贤者也不许凭结局来判断计划的。古代的迦泰基人曾经处罚过一些将军，为了他们蹩脚的作战计划，虽然这些计划曾侥幸地获得了胜利。今天中共是胜利了，但此一事实并不足以证明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战略路线，确实比托洛茨基与托派的战略高明或正确。 在上一章里我们曾就不断革命论方面研究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从武装革命的战略方面来谈同样问题。 毛泽东经常引述斯大林的一句话：“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作斗争。中国革命的特性之一和优点之一便在于此。”毛泽东做这个引述的意义有二：第一，想确认斯大林为中国武装革命战略路线的奠基人；第二，想说明毛泽东所倡导和执行的武装革命路线，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它一方面在理论上师承斯大林，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根据于他本人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 让我们先看看斯大林此一论断的性质，看看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中说的。因为在毛泽东的引述中，它永远是当作抽象的、悬空的、像康德的一条“无上命令”式的真理提出来，以致让人无法确切知道，究竟斯大林下此断语时何所根据，何所指示，以及他究竟付它以何种性质。下面是斯大林说这几句话的全文： “……因为广东军的推进，就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的打击，就是给予全中国一切革命份子，特别是给予工人的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性和极重大的意义便在于此。 “从前，在十八和十九世纪，革命普通是这样开始的，普通是人民起义，大部分人民是手无寸铁的、或者是武装得很不好的，人民去和旧政权的军队冲突，他们竭力把旧政权的军队瓦解，或者，至少限度是部分地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我们俄国在一九○五年也是这种情形。中国的事情就进行得不同。在中国，并不是手无寸铁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以人民的革命军队为形式，起来反对旧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作斗争。中国革命的特性之一和优点之一便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包含于此。” 上面这段话是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分委员会演说的，演说的题目是《论中国革命的前途》。这里所指的“人民革命军队”就是指当时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他说这些话的用意，在于批评他的两个支持者，彼得洛夫与米夫所提出的中国问题提纲，其中，据说把中国革命军队问题“遗漏或低占”了。那末斯大林自己究竟怎样重视这个问题的意义？为什么要批评这点呢？要明白这些，那就得谈一谈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层中有关此问题的争论。不用说，这争论也是一方面以斯大林为首，另一方面由托洛茨基领导的。依照斯大林的意见，当时蒋介石统率的国民党军队就是“人民的革命军队”，它“是中国工人与农民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广东军的推进，就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走狗的打击，……”如此估计了“广东军”之后，斯大林接着就给共产党人提出了两个任务：一，必须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使蒋介石的“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传播者”，二，共产党人必须研究军事，以便“在军队中占据这个或那个领导职位”。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对此问题抱着相反的意见，他们首先不承认那由蒋介石控制的军队为“人民的革命军队”，因为，论成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在军官中占大优势”，论领导，它是完全操纵在资产阶级国民党手中的。为了让广东北伐军真正变成为“中国工人与农民为自己解放而进行的最重要的因素”，托洛茨基竭力主张成立兵士的和工农的苏维埃（即代表会议），主张武装工农。依照托洛茨基等人的看法，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即所谓党代表制度，因为“没有独立的革命党与兵士苏维埃，早已变作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一个空洞掩饰物。”至于某些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占据这个或那个领导职位”，绝对不能防止军队被反革命所利用，倒是“占据了领导地位”的这个或那个共产党人，大可被资产阶级的反动影响所腐蚀呢[1]。 基于上述认识，斯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不但坚决反对在北伐军进展时候组织工农代表会议与兵士代表会议，而且竭力反对武装工农。决议上正式规定：“为了革命利益，武装工人应该在最低限度内”进行；而事实上则共产国际的代表反对任何限度内的工人武装，以免“触怒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前），或“逐走汪精卫”。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也就是发表于“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屠杀工农之前四个月零十二日。那时候，他拚命反对托洛茨基派那种用工农兵代表会议方式以图建立真正革命军队的主张，他的两个追随者，自然格外奉承，在提纲上半句都不提革命军队问题了。可是规避问题显然不就是解答问题，同时一经规避，人们是更加会倾听反对派主张的，于是斯大林便自己出来，纠正这两个捧场者的错误。他出来肯定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肯定了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他反对反对派武装工农的意见，反对反对派成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意见。理由是：革命军队已经存在了，那就是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武装斗争也正在进行了，那就是广东军队和孙传芳、张作霖的战争。依照他的见解，在那个时候武装工农，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事实上是破坏业已存在的“人民革命军”，破坏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武装斗争。因此，他当时大声疾呼，要人家重视军队或武装斗争，事实上只是替蒋介石及其统率的军队说话，决不是给中国的革命定下什么战略路线。他说：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意思只是：蒋介石指挥的正在跟北洋军阀作战的军队，正好是中国工农自己解放的最重要因素，你们千万不可以拿什么工人武装或兵士苏维埃来破坏它。 这便是斯大林说出那句著名论断来的真实意义。它根本不是毛泽东日后所了解的意义，也不是毛泽东要我们接受的意义。针对着这几句话，托洛茨基曾经有过如下的批评：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刊物，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上海流血的一个半月以前写道：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觉悟的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应进行分解革命军的策略，这因为资产阶级影响，在那里还相当强固……’”（见《共产国际》第十九页，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斯大林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有如下演说——这几句话是他在任何时候常常重复的，他说：“在中国，不是徒手人民反对旧制度的军队，而是武装的人民用革命军形式反对后者。在中国，是一个武装的革命在反抗一个武装的反革命。” “在一九二七年夏天和秋天，国民党军队被形容为武装的人民，但是当这些军队扑灭广州暴动的时候，《真理报》又宣布说，中国共产党之“最长久的（！）缺点”，是在于他们的无能去分化“反动的军队”，在广州暴动前夜，这同一军队还被称为“革命的人民”。 “真是一些无耻的骗子们！”（见一九三一○年八月写的《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这里说得不能再清楚了，斯大林这个“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公式，其全部含义只是替蒋介石的雇佣军队挂上一个革命武装的招牌，并以此作为盾牌，藉以抵御工农武装对蒋军的分化。毛泽东在斯大林说了这几句话的十一年后，竟在其中找到了他“枪杆子革命”的理论根据，显然是出于误解。如果此话确曾使毛泽东的武装革命路线由策略地位提高到战略地位，那末居功的显然不应该是斯大林那个公式本身，倒应该是毛泽东的误解。中外历史上不乏这种值得称道的误解，不少带有进步性质的反抗运动，曾经从统治阶级的圣经贤传中，有意无意地摘取了一些“公式”，作为运动的辩解。毛泽东在此情形中之征引斯大林，也应当算入“神圣的误解”之列。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一点：与毛泽东告诉我们的故事相反，斯大林从来不曾替中国革命提出过一条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派革命战略的路线，即从来不曾说过中国工农的革命应该不像西欧各国的兄弟们那样，（在长期间做群众的组织工作，）而应该走独特的武装革命的道路。他非但不曾这样说过，而且在中国工农最有可能武装自己的时候，他还坚决加以反对了的——其反对理由正是要让蒋介石的军队发挥“中国革命的优点和特点”，去和“武装的反革命作武装斗争”。 那末当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当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完成了一个极端转变，出机会主义跳向盲动主义，实行了自南昌以迄广州这连串暴动之后，斯大林是否给中国革命规定了武装斗争的战略路线呢？我们知道并不。自从一九二七年八月开始的（由所谓“八七会议”决定的）武装革命路线，由该一时期的所有文件证明，绝对不是根据于一条新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的战略路线，而是根据于斯大林等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奇怪估计。即认为：不管革命势力之一再失败，其总的形势却是继续上升，它因每一挫折而登上更高阶段。当武汉工人继上海兄弟们被屠杀于血泊中之时，共产国际却宣布中国“处于直接革命的局势中”，号召“立即组织苏维埃，组织工农暴动”。等得到了一九二八年夏秋之间，斯大林们先后在中共六大与共产国际的六次大会上，承认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即不好意思地、虚伪地承认了中国革命业已失败，同时也就把武装暴动口号改为“宣传的”了，即在议案上取消了这条“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路线。至于事实上，自从那时以后，中国在部分地区始终继续着这个“路线”，那也决非因为斯大林等对中国革命的“特点”的认识，首先，它是由大革命所引起的南方农民斗争的客观逻辑造成的。农民斗争，不发展则已，一发展就得演成武装冲突；冲突一起，如果不想失败，不想受到惨酷的镇压和报复，就得坚持下去。农民斗争由于本性使然，自来是难得坚持的。一九二七年秋冬湘赣区域农民暴动之所以能够持续，自然因它和当时由武汉战败下来的共产党员及其军队合流之故。这两股力量汇集在一起，在国民党反革命军队的恐怖压力之下，除了设法以武力抵抗之外，再想不出其它“路线”来了。如果不想走这条道路，那便只有缴械投降，静待屠杀。所以当时这条路线并非什么人深思熟虑地定出来，而是斗争的客观逻辑迫出来的。走上井岗山的道路，和走上梁山的道路一样，都是“迫”字筑成的。其次，斯大林当时所以会“批准”毛泽东等走这条路线，那是由于“第三时期”的总估计，并非为了执行什么对中国革命“新战略”。所谓“第三时期”的估计，乃是指上述共产国际的六次大会所决定的一种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看法。根据这个看法，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到了总崩溃的时机，它认为曾经有过短短一时期的“相对平衡”，此时已经终结，因此，摆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共产主义者面前的任务，就是要组织和进行对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战”。也因此，就在同一次共产国际的大会上，中国的“苏维埃暴动口号”，虽曾因被迫承认中国革命失败而暂时从“行动性的”改变为“宣传性的”；但因全世界已被宣布为处于“直接革命的局势”中，斯大林们对于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也就采取了虽不积极鼓励却是消极容许的模棱态度。这个态度，在一九三○年的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斯大林表示得最为清楚。他说： “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恶行，就这样过去而没有受到处罚，那真是可笑的。中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来答复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毫无疑义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 这样含糊、这样不着边际、这样滑头、这样带有假说性的说法，竟出之于那个中国革命战略的最高决策者之口，而且在最有权威、最严肃的联共党党大会的正式报告中，是斯大林关于当时仍为最重大国际问题的中国革命的全部指示，真是令人惊奇的。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应该首先从当时联共党内的派别斗争中去找，我们这里不谈这些。此地我们提出斯大林那段有名的所谓“五句评述”来，只为的要证明，在那一时期，即当中共的盲动主义正在实行之际，斯大林也不曾从中国的什么特点出发，给中国革命指出过独特的、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战略路线，即“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路线。诚然，他的“五句”中提到了“苏维埃”，提到了“红军”。那不过如托洛茨基所指责，是一种“计谋”。是怎样的计谋呢？我们知道，在那时候不久以前，中共与共产国际刚刚在正式决议上，停止了武装暴动的口号。这表示在事实面前，斯大林终于不得不承认，当时中国已由反革命的猖狂局势代替了直接革命形势，而在反革命局势中，想靠工农，甚至单靠农民暴动来组织苏维埃与红军，则依照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略，知道是决无前途的；所以斯大林不得不赞成取消暴动口号。可是在同时，中国南方农村里的暴动仍在继续，且自称苏维埃，自称红军；这对于“全世界均已处于直接革命局势”这个认识是有利的，他便觉得不妨让中国同志们自己去继续武装暴动路线吧，不过他得当心说话，他不应负起这种做法的正式责任，以便这种斗争遭到镇压成消灭时，他可以脱却干系。由此可知当时斯大林在此一问题上的想法是非常矛盾的：一条传统的路线和一个不合传统的希望在他心中交斗。一个前途比较现实合理，但比较遥远；另一个前途较斗冒险难恃，但较为切近。二者对他都有诱惑力，都有用处（至少在对付党内政敌上），于是他不分轩轾，两面赞成：议案上主张取消暴动口号，言论上则对暴动加以赞扬；不过赞得有分寸，扬得有条件：“听人说”，“假使是真的”，那末……“没有什么惊奇的”。这意思等于说，假使人们所说不确，假使不是真的，假使那些暴动遭到了悲惨结局，那末也没有什么惊奇的，反正，斯大林已经在专门关于中国问题的议案上，斥责过，取消过暴动口号了！ 如此态度，如此指导，无怪他的对头托洛茨基要在《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一文中评之为“最权威与最显赫的官僚论断”，斥之为“无耻的计谋”了。 事情至此已经很清楚：说斯大林奠定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战略道路，其实乃是一种神话。一九三○年以前种种已如上述。至自联共党第十六次大会以后，则就笔者个人所知，斯大林根本不曾再对中国革命问题说过任何原则性或战略性的意见。当整个共产国际在一九三四年间从极左的“第三时期”转变到极右的“人民阵线”时，中国的武装革命力量，索性被命令置于武装的反革命头子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之下，即在实质上它索性被取消了，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武装斗争的战略路线。 既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战略无所贡献，那末，这个战略是否更应归功于毛泽东呢？ 毛泽东在这方面有甚大贡献，是无容争辩的。我们不会、而且也不曾否认过这个事实。我们所争论的只是关于毛泽东在这个方面的战略家地位。换句话说，首先应该研究的是：毛泽东将中国革命运动引向农村，在那里拿起武器，长时间从事蓄聚、教练和实行以武力对武力的斗争，究竟是根据于深思熟虑的战略呢，还是但凭中国历史上造反起义的传统？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一直要到他鏖战十年之后，即在一九三八年冬天，才将他“抽剑、挥鞭”、“为江山折腰”的风流壮举，第一次原则性地、历史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略平面上，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多方面的特殊点，加以考虑研究。那时毛泽东的武功虽然离最后胜利尚远，但其成就已非常可观，根底已经稳定了。凭此经验，作理论性的回顾与总结，事情是相当自然与轻易的。但在获得这个总结以前，即当他末曾将武装斗争当作中国工农之唯一正确可行的战略路线来进行的漫长岁月中，特别是当此斗争万分艰难的初期，到底是什么东西推动毛泽东走上这条道路的呢！客观方面，那时中国特别尖锐与血腥的阶级斗争，自然是最大的推动力。倘就主观方面说，则毛泽东之并不精通马克思主义；他之熟悉中国历史，而不深明西方革命史，他的出身于农村，以及他的性格上与思想中的儒侠因素，都应该说是重要理由。同样在一九二七年秋冬大革命失败的环境中，人人呼吸着当时低沉压迫的空气，人人怀抱着悲愤痛苦的心情，可是在共产党的上层领袖中，恰恰是毛泽东最坚决地走上了武装农民斗争的道路，那是必须要从主观方面解释的。 “一个人的缺点往往也就是他的优点”，这句话在此地说是非常合适的。正因为毛泽东那时候马列主义懂得少，这个外来思想对他束缚力不大，于是他可以本能地、常识地、凭一己经验地、按照传统地、对革命的行动问题作出判断，决定道路。那时候，他如果“熟知希腊”，更坏的，如果他食而不化地或一知半解地懂得“希腊”：如果他熟谙半世纪来西方工人革命的方式，如果他深信马克思主义关于先工人后农民，先城市后乡村，前者领导后者的不易立场；如果他知道工农红军乃是全国性工农政权的产物这个史例，并受其束缚；如果他严守工人政党必须以工业城市为主要据点的规定，那末，当一九二七年革命终于在武汉溃败之后，毛泽东多半会跟极大多数共党领袖一样，潜回上海，或蛰居武汉，而不会深入湘赣农村，奔上井岗山了。毛泽东当年的离开长沙，“投笔从戎”，不管事实上是否真的如其同事何资琛所云，行囊中仅仅带了一部《水浒》，一本《词选》；而此时毛氏之以宋江为师、以黄巢为师、以李自成、洪秀全、孙中山乃至蒋介石为师，而根本不曾受马克思列宁的遗训的指导，却是毫无疑问的。革命失败了，革命者惨遭屠杀，反革命的将军政客们在工农的尸骸上狂欢跳舞，后死与未死的革命者怎么办呢？软弱的屈服了，叛变了，坚强者从泥污中爬起来，揩干净伤口上的血，痛中思痛，便认为过去失败的主因在于没有自己的武力，今后斗争的唯一道路是要拿到枪杆子。这个想法原非毛泽东所独有，它乃是普遍的，存在于当时每一个不以失败而丧失斗志的革命者的胸中。毛泽东比众不同的（更正确些说：比大多数共党领袖不同的），只在他从中国旧的方面说，能够由“秀才”变成真正的“反寇”，从外来的新的方面说，他能够不为马克思主义派的战略公式所束缚，以致将上述的普遍想法变成决心，并不顾一切将此决心实行出来。毛泽东的此种不同是难能可贵的，那些由于本身的优点以及因缺点而转化的优点所促成的、他对于中国革命已经作出的贡献，不用说，是非常巨大的。但虽如此，我们却仍不能说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战略家。因为毛泽东所选定与所坚持的武装斗争道路，主要乃是中国固有的农民战争传统的继续，而且是被迫地、经验主义地、甚至不很有意识地走上了这个道路的。诚然，先行后知，乃是人类认识的正规程序。尤其是有关乎战争与革命那样千变万化、难得有规律可循的事情，拿破仑那句名言“打起来再看”，更起着甚大作用。但这决不能否定先知后行的价值，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归纳出来的系统化了的知，只能作事后空谈；而不能用作“行”的指导。一个战争统帅或革命领袖，是否能精通过去的与前人的知的成果，是否能凭此作事先的通盘筹谋，并因而立下原则性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其人之高明或不高明，其事业之胜利或失败的重大决定点。“打起来再看”，与“谋定而后动”不相矛盾，它们不是两回事，却是一事的两方，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无前者会划地为牢，迂腐因循；无后者则会随波逐流，乱闯瞎打。对事业的成败言，二者所占的重要性可说是难分高下的；但就军事家与革命者的品质言，则后者无疑要高过前者多多。唯有“庙算”高手，决策奇才，才能胜统帅之任，而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则主要是执行者的能事。当然，我们这样说，并非要将这二种品质截然分开，因为它们根本是不能绝对分开的。决策者固须有应变之才，而执行者亦不可无高远之见，不然的话，那就既不能有美备可行与不落事后的全盘计划，也不能有变不离宗与虽折不摧的局部实行了。我们这里说“谋定而后动”这个品质，比“打起来再看”这个品质要高得多，意思只想说：要成为一个军事意义上或政治意义上的伟大的战略家，“先知后行”这个品质确是比“先行后知”这个品质更为必须而已。这里的分别固不仅在“机先”与“事后”之差，而更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能先知而后行者，行后所获得的乃是更高、更完备的“知”，故能促进下一步的“行”，而先行后知者，其所得之知，未必真知，它多半属于过去行为的表面的乃至谬误的概括，因之它不足为下一步行动的指导，甚至会变成下一步行动的妨碍。一个人，当他在各方面均已成熟之后，思想方法是固定了的。先知后行的人也许可能衰退为先行后知者，甚至退为不知不行者，但是一贯都只能先行后知的人，却甚少可能因学习或历练而进为先知后行者。毛泽东到达武装革命战略路线的经过既如上述，是先行后知的；然则，他所得的知是真知还是假知呢？这个知成了他下一步的行的指导呢，还是妨碍呢？最后，当毛氏在一九三八年思想上总结了武装革命之后，是否已进而为“先知后行”者了呢？ 这几个问题，有的我们在“战术家”一章中解答过了，有的将在以后的章节中，特别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章详论。这里需要覆述或指明的，只是：毛泽东从十年武装斗争（截至一九三八年为止）中概括出来的知非常偏颇：枪杆子可以造党，枪杆子可以造革命，枪杆子可以造社会主义，一句话，枪杆子万能。至于中国的特点为什么逼着共产党人走上与欧洲共产党人相反的道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便可以而且应该举行“起义和战争”，并且“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呢？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都只有提出与肯定，却不曾给过解答，或者解答得极不充分。仅仅一方面的资本主义，另方面的封建压迫，一方面的无民族压迫，另方面的有民族压迫，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两条根本不同的方向的。因为这里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牵涉到无产阶级在现时代革命中的领导问题，牵涉到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牵涉到工人对农民、城市对乡村的领导问题，也牵涉到工农革命起义的准备，即是否必须要他们自己有决心并自愿援助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不是别的，就是分析了近代社会（主要自然是西欧）的内部阶级构成及其斗争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现时代的革命（不管它发生在什么国家），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可思议、就不可能有真正胜利的前途；无产阶级领导只能体现为与必须体现为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如想成为名实相符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则除了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之外，还必须植根在无产阶级的群众中，因此它必须以工业城市为主要据点；至于农民，则因其迷恋于私有财产的观点与他们分散软弱的状态之故，其斗争往往是不够革命的，保守的，至少是不能起独立作用，更谈不上领导作用的；因此农民斗争在历史上（特别在中国历史上）总是当了王朝更迭之际的简单苦力，并不能将社会历史向前推进一步。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曾经起了社会制度的推进作用的，只当他们受着城市中某一革命阶级的领导之时，所谓城市中某一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其意主要乃指该一阶级在城市中展开的革命斗争所及于农民的觉醒及其斗争而言；并非指城市革命遭受失败，或根本没有此种局势之时，少数革命者跑到乡村去发动斗争而言。 上述这些根本立场，最早揭橥于《共产党宣言》中；后经数十年来各国革命从正面或反面加以证验，终于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开花结果，因而在共产国际的早期纲领上作了更充分与更明白的确定。当这些根本立场被应用到中国和中国革命来的时候，虽然遭受到斯大林、布哈林一群人的可怕歪曲；但关于许多属于方向性的认识，至少在口头上，还是保持着这些立场的面貌的。即使到了一九二七年秋冬以后，被镇压的中国革命从机会主义走到盲动主义，再从盲动主义退回到新的机会主义，其间走着碰壁转弯、迂回曲折的摸索路线，可是无论斯大林或毛泽东那时都不曾对上述立场，有过任何一项怀疑或反对（事实上的脱离是另一件事）。他们（尤其是毛泽东）把事实上的脱离当作策略，当作革命处于特别情况中走向同样原则立场的一些手段。 一九三八年在这方面应该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在这年里，由于武装革命路线的胜利已经大有把握；又由于毛泽东此时补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课，于是，武装革命路线被提到战略平面上来考察了。可是在此考察中，正如我们前面一再指出，毛泽东虽然说出了中国革命所走的不是传统的路，但不曾从根本上回答我们刚才列举过的那些原则立场。譬如，他甚至提都不曾提出如下的一些问题：1.一群以共产主义者自居的革命者或革命党，远离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及其斗争，不以工业城市为主要据点，是否仍能是好的共产主义者或共产党，他们是否能有健全的生长，是否能保证在品质上不堕落，并且继长增高地发挥社会革命党的作用？2.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应该否定的），那末，接着的问题是：中共“实逼处此”地这样做了，是否意味着作为一个共产党已经是堕落了呢？或者，它若仍旧是一个健全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则此一事实应如何与马列主义关于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观点和解起来？3.一群有组织的革命知识分子，信奉着一般的社会主义政纲，在农村里组织农民，实行武装斗争，这能够代替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治领导吗？如此组织和领导起来的农民武装队伍，能够坚持吗？能够不受农民的散漫性和地方性的影响吗？能够凭以夺取城市，进行全国性的国内战争，且藉此获致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吗？4.如果能够，则原因何在？5.站在农民群众及其武力基础上面的共产党及其政权，是否能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政纲的纯洁？是否能在革命中贯彻这个政纲？同时如此取得胜利的革命是否带来不少疾病？如果会，那末它们是怎样的疾病？ 上举问题，不但毛泽东在将武装革命当作战略来考察时不曾提出与不曾回答，甚至直到今日，当他胜利以后，而且在这种特殊性质的胜利引起了特殊性质的困难和失败之时，也不曾提出和回答。可是不仅为了解释过去历史，而且为了迎接今后艰难，这些问题却绝对必须提出与解答的。毛泽东不曾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然则他怎配称得是伟大的战略家呢？ 毫不夸大地可以说，今后的革命战略家一定要从上述基本问题的解答作为起点。为此，我们不能不在此试作答复如下： 先让我们来谈第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第一组问题。“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必须与无产阶级共命运”；这两个断语,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在这方面的最概括的意见。与此相符合，他们主张了并且实行了下列的一些事情：社会主义革命者应该与工人大众同甘共苦，深刻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与感情，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工人出身的党员为基干，必须提拔工人党员参加领导机关；党必须不懈地参加与领导工人们的一切斗争，不管它们是日常的或不寻常的，属于经济性质或政治性质；为了做好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党必须团结、加强或创造各种各式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只有这样（依照那些大师们的意见），这个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党才能名符其实地成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也只有这样，这些工人政党才能坚定、清楚、始终不渝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亦即为全民族，乃至全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因此，植根在工人群众中，与工人阶级息息相关，和他们休戚相共，乃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存在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它在存续过程中不致堕落与变节的重要保证。这个见解，过去证明出是对的，今后也不会变得谬误。如果我们这里可以引用一个常识性的比喻，那就是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句话了。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的关系，至少在出生和存在的意义上说，确乎有似皮之于毛也。那末，像中共那样的政党：论成分，一直以农民为主体；论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占压倒多数；论存在环境，长时期脱离工人群众，甚至远离工业城市；论斗争方式，从来讲究的是纯军事性的迂回进退，攻城略地。这样的一个党能否算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党？这样的一个党，即使它标榜着与执行着传统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是否会认真贯彻，不堕落变节，且终于完成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呢？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自来的答复都是倾向于否定的。因为这种做法，显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学说相背反，历史上不曾有过如此做了而革命竟能成功的例子，反而充满着如此做了遭致政党变质或毁灭，革命失败或被扑灭的先例。 然则中共如此做了，非但不曾被扑灭，而且它还将革命导致了胜利；同时这个胜利又不是简单的军事胜利，而是已被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承认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革命的胜利，承认为（虽有一切缺点）符合于工人阶级解放之历史利益的革命胜利。这倒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解释呢？ 我们觉得，看到了胜利及其走向胜利的经历之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那些基本立场，虽不必予以修正，却必须作某些不同于传统的了解或解释，或者可以说，必须纠正一些误解，首先是关于“皮与毛”的关系问题。一个国家，必须先有工人阶级的存在，然后才能产生工人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只有在感情、思想、生活以及斗争等方面与工人阶级保持密切关系，才能真正代表这个阶级的当前利益与历史利益。这两层意思，本身绝无疑义，但是怎样密切与如何代表，却是大有文章的。自从历史上产生了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以来，许多非常重要的原则性的争论，就是为了两者之间的如何结合，结合得怎样密切，以及后者如何代表前者等等而引起。 工人政党或社会主义政党的诞生以工人阶级的存在为前提，时常被了解为民族现象，其实，它主要应该被了解为国际的或世界的现象。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专政的成熟，首先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烂熟程度及其矛盾的程度来决定的。整个人类的历史，至少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就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毋须说，倘以个别国家而论，世界上有大多数国家未曾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成熟到”社会主义革命，但这并不影响到我们说人类历史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看法，因为在那些落后的与未独立的国家中，如果发生了“民生、民权与民族”的革命，只要它时间延续与范围扩大，那末由于其内在的逻辑与外来的压力，它就一定要不断发展，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革命、亦即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正因为此，在单独的落后国家内，尽管它本身的现代工业并不发展，尽管新式产业工人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占极小比例，却有可能产生、并且应该发起与发展工人阶级的、或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党。总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毛”，不一定要附在本国本民族的工人阶级这个“皮”上。主要是世界性的工人阶级，在近百年来久已乎成为世界性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各别国家的工人政党的存在前提及其意识思想与行动指导。 因此，将“毛”和“皮”的关系十分形式的、狭隘的加以观察，显然是错误的。由这个错误的看法，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其它错误见解。它们主要表现于如下两个方面：1.认为工人政党必须存在于工人区域中，其成分必须全部为工人，领导者主要须由工人出身，该政党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活动应该是改善工人利益，他们将全部注意几乎集中于工人的经济斗争，他们对全民族的、与工人阶级无直接关系的政治斗争不感兴趣……这种思想，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工联主义、经济主义与尾巴主义等等。2.认为在工人阶级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国家中，根本不应该组织独立的工人政党，而应该组织“工农党”，或者主张将工人党加入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例如国民党，自居于左倾的一翼。他们并认为这些政党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行动与立场，而应自限于“革命资产阶级”的赞助者、推动者与监督者的资格。这种思想，主要表现于斯大林布哈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上，特别暴露在他们对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政策上。 上述两方面的错误，发生的原因当非一端，不过我们指出那个关于工人阶级与工人政党之间的形式的与狭隘的看法，民族的而非国际的看法，却不失为重大原因之一。此外，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更从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不同来源，彻底精详地批判了工联主义与经济主义的错误。他大胆地，似乎公然违反马克思主义地，驳斥了一般“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意识及其自发性的拜物教。他令人吃惊地宣布：“工人本来也就不能发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来。【所谓列宁在《怎么办》中的“灌输论”，“灌输”的翻译并不准确。列宁的文意更接近汉语中的“带来”、“送到”。那种时时刻刻“我要灌输你”的翻译指导原则，必然歪曲一些基本的马列思想。——文库注】各国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凭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对于必须组织工会，必须与厂主斗争，必须从政府那里争得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种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份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见《列宁文选》第二版，第一卷，第三一七页）他又说：“当工人还没有根据各种具体而且确实迫切的（当前的）政治事实和事变来学会观察现社会中其它各个阶级在其思想道德和政治生活上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估计所有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所有各方面的表现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阶级意识的。”（见同上引书）列宁在这些话中以其特有的诚实、勇敢与深刻，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目前唯一进步的阶级──工人阶级，在其走向自我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革命途中，并非自给自足，不假外助的，特别在意识和思想方面，它得从外“输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整个思想不可能从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存在中自动地，“客观地”产生出来。（这种“自动”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意识思想时常替资产阶级服务的。）它首先倒是被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过程，而从革命社会主义知识界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产生出来的结果。”（同上引书第三一八页）从这里，列宁强调了社会主义政党对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确定了先锋队与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依据这个关系，“皮”和“毛”的比喻，只有在原始与根本的意义上才能成立。在发展了的关系中，社会主义政党的生活（其行动及其意识）决不是它所代表的阶级之直接与简单的反映，二者的存在也不是绝不容许有任何离开的。一个强大的历史悠久的工人阶级可以有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党；反之，一个数量微少、诞生不久的工人阶级倒往往会有一个坚强战斗的先锋队。有些工人政党，出工人自己领导、在工人区中生长、年长月久地与工人群众息息相通，可是一到紧要关头，碰到了劳资冲突的大问题，这些工党却总是帮资本家的。另一方面，有些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它的领导机关或领导人物，因为种种原因，被迫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群众离开，或长期地离开，但因他们坚持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坚持革命的纲领之故，却终于领导了工人阶级走上了革命胜利。 可见根据列宁关于工人阶级与工人政党相互关系的见解，一个决心要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并不一定要片刻不离地存在和活动于工人区域之中。工人政党如能拥有大量工人出身的优秀领袖和干部，如能拥有压倒多数的工人党员，如能在工人区域中筑成最坚强的据点，如能与工人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这当然是最大好事，是最大幸运，但单靠这件好事，却不能保证这个政党能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另一方面，一个工人政党，如果因为客观原因，主要例如反动政府用极端严密的恐怖手段控制城市，特别控制城市中的工人区域，以致这个政党的领导机关及其领袖人物，被迫进入牢狱，或流亡海外，或逃向僻远的农村，在那里，他们不得不主要生活在、并依靠着小资产阶级的劳动者（农民）与知识分子，藉以继续从事首先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同时亦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革命斗争──这情形当然是不好的，是一个工人政党的大不幸，但是单凭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就此断言这样的政党绝对不能成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不能断言它不会引导革命至于胜利。 在这里，列宁当年用以打击俄国经济主义者的那些论点，现在倒可以帮助我们改正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工作方面的重要见解了。那个见解是：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必须以城市工作为主，如果这个政党，不管因为自动的或被动之故，离开了城市和工业区，以致其成分变为以小资产阶级份子（知识分子或农民等）为主干，那末它必然要堕落或死亡的。这个见解当然与经济派的主张风马牛不相及。它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免于堕落或死亡，要想巩固、发展以至胜利，其重要条件，不用说，是要拥有和保持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坚强据点，是要拥有大量无产阶级的党员和干部，乃至不少个工人出身的、在斗争中久历锻炼的革命领袖，近代革命史上不少例子，曾经从正面和反面证明了上述见解的正确。但是一些新的史实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若那个革命的工人党遭到了我们刚才提及的“不好与不幸”的情形，又若他们试尽一切方法以图继续城市地下革命工作而不可得，或幸能维持地下工作而无法开展，那末他们是否可以与是否应该暂时以主力离开城市和工人，在严格坚持革命政纲与马列主义原则思想条件下，以并非无产阶级的一般劳动者为基础，进行革命工作，而且确能进行革命工作，使政党不致堕落与死亡呢？简单些，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提出来：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之下，一群坚强团结的社会主义的职业革命家，在或长或短的时期中脱离了无产阶级，是否仍能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或者，更简单些，问题可以规定如下：社会主义的思想，抓住了一群知识分子的革命者，再经过他们，抓住了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的劳苦群众，是否也能够在相当长时期内，担负起工人阶级革命党的责任？上面用三种方式提出而本质上相同的问题，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派的立场，所给的答复都应该是偏于否定的。因为，如果我们肯定地答复这些问题，就彷佛不但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阶级观点，而且离开了存在决定意识，生活决定思想的基本立场。所以，像俄国当初的经济派以及类似的人不必说；他们是“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主张与无产阶级斗争发生最密切、最”有机”的联系的，反对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见同上引书第二○八页），当然要以绝对否定的态度来答复我们上面的问题，但即使同意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意见的人，他们坚决相信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是“并排产生出来，不是彼此产生出来，而是在各不相同的前提下产生出来的”；坚决相信工人阶级要受社会主义的“灌输”，其斗争与革命必须受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的，也未必会轻易地以肯定方式答复上面的问题。因为，他们虽然不机械地将存在与意识问题移到这方面来，他们却看见过太多的例子，暴露出长期间脱离了工人大众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集团，或者在革命胜利前就经历了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以致断送了工人阶级的事业，或者在革命胜利后，他们迅速变成骑在劳动大众头上的新统治者，成为肆无忌惮的官僚，因而同样败坏着工人阶级的历史事业。 这一种人对于我们上举问题采取怀疑或否定的答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某种限度内，今后也还是正确的。占据工人政党上层的非工人出身的（甚至是工人出身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长期间脱离了工人群众会变成怎样丑恶的面目，我们可以一方面从老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政党中的领导层，另一方面从斯大林们的情形中见到的。这二者的腐化与堕落，不用说有许多更大的历史原因，但领导群之脱离其所代表的群众，无论如何是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说，如何保持阶级群众及其领导者们的密切联系，乃是防止革命党腐化堕落的重要保证，这保证在今后也许越来越重要的。但是，人们如果为了这个理由而认为无产阶级的党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城市环境与工人阶级，那就有点因噎废食了。 综合上面所说，我们可概括如下：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及其阶级斗争中，产生了一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与另一方面的劳工运动。二者结合，造成了最近百余年来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以改造整个社会制度为目的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思想只当它与工人阶级结合后才有力量，才能体现；工人阶级则只当它接受了正确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接受了根据此一思想组织起来的政党的领导之后，才能让自己的斗争获得进展和成功。因此，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必须建筑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必须与它保持最密切的关系。但这个关系并不是密切到有如形之于影，或肉体之于精神。二者不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作用，更非一物之两面。社会主义思想并非为工人运动生出来的东西，它们乃是并排产生的两个力量。因此，社会主义（其思想及其组织）与工人阶级运动在生活上是可以分离而又不可以分离的。可以分离，即是说，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组织，如因种种客观的不利条件，被迫离开了工人阶级的基础与环境，并不意味着立即堕落或死亡，它能够存在，能够继续斗争，甚至能够发展——即使暂时间依靠了非无产阶级群众——只要他们认真努力来坚持和贯彻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政策。所谓不可分离，那是说，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党，不管主动或被动地长时间离开了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那末作风上、行动上、政策上、乃至根本思想上势必要多少蒙受异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果经过了或战胜了上面所说的坚持，那末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就要发生严重的堕落或变质。 这样的可以分离与不可以分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中，针对着不同的对象，为了不同的目的，列宁曾经一再发挥过的。粗略地说来，在二十世纪初，正当布尔什维克党缔造之时，列宁强调了二者的“可以分离”；当十月革命以后，特别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他是强调了“不可以分离”。前一强调的目的，在于建立革命职业家的组织，在于树立不屈服于工人阶级自发性的革命理论，在于超出工人狭隘的经济利益，高瞻远瞩地奠定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宏伟计划。后一强调的目的，则在于保证党和国家的不致于官僚堕落，在于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设的健全发展。 只有像列宁那样，在最根本的理论认识上把握了那个可以分离而又不可以分离的道理，才能一方面勇往直前地去创建有别于工人组织的革命职业家组织；另一方面知道如何与工人大众保持生活上与思想上真正密切的联系，藉以防止那个职业家组织的硬化与腐化。 现在让我们来看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情形。 在将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和工人阶级分离这条路上，毛泽东简直比历来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走得更远。在整整二十四年的长时期中——从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四九年春——他远离了城市和工人阶级。其间除了三四年以外，一直以他为首的那个共产党，凭借着武装的农民力量，始终困斗图存并俟机发展于边远的乡村中。他以为这样做并不危害共产党之成为共产党，并不妨碍这个党之继续为工人阶级服务，并不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利益。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呢？换句话说，即为什么共产党跟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长期分离而仍能保持其为工人政党，并仍能起这样政党的作用呢？毛泽东从来不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不仅在当初、事前，即使在今天、事后，他也不曾接触到这个根本的有关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可以分离”，为什么“可以分离”，即列宁当年为要创造一个存在于工人阶级之外与之上的革命党时，曾经精详地探讨了的那些问题，毛泽东却完全不曾探讨过。可是在事实上，毛泽东所做的是要使工人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实行史无前例的分离，所以他如果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略家，他应该比列宁更迫切地要研究那些问题。毛泽东却不仅行前不曾求知，而且行后也不去思索其所以成功之理。试问，他怎配称为伟大的战略家？ 还有，毛泽东既不曾在理论上探索过“可以分离”的原因，以致他也不可能深切懂得二者“不可分离”的道理。毛泽东所率领的知识分子的党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和他在政纲上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分离了二十四年之后，终于又复合了。那是以解放者及被解放者的资格复合的。糟糠夫妻睽违了不只十八年，回来的丈夫不但“做了官”，而且“封了王”，他对于苦守寒窑的老妻是很难于平等相待的。剩留的可能还有一些怜悯，却不会是早年似的恩爱了。如何才能使做官封王的浪子忠实地为贫妇人服务，实在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极其复杂的问题。可是在毛泽东，这样的任务和问题不曾存在。他完全不曾看见那个长离基地的工人政党之可怕的变样，它那严重的官僚化的堕落，那种势所必然的骑在人民头上的作风、思想和行为。毛泽东完全没有在理论上预见到革命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可分离”，更没有体会到“可以分离”与“不可分离”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因此过去并非有意识地实行了这个“分离”，现在也就不能有所准备地来完成这个“不可分离”。要使那个并不直接依靠工人阶级的、凭枪杆子打天下的共产党充当工人阶级的勤务兵，要他们不以主人翁自居，该是多么艰难的一回事呀。如果党的觉悟领袖们，深深预感到这个艰难，并痛切地意识到此一艰难任务之能否完成有关乎整个党与整个革命事业的成败，那末他们在不能不离，以及离而复合之际，又该多么戒慎栗惧，翼翼惕惕，不仅在内部教育上要拼命反对违反群众利益，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官僚主义，而且更重要的，必须采取具体严格的步骤（有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拟议者），阻止官僚制度的形成，反对一切已经形成的官僚政制。 毛泽东显然没有这样做。特别在防止和反对官僚制度的实际步骤方面，可以说连一点郑重的企图都不曾有过。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重逢以来，中共无论在党、政、军诸方面，都不曾丝毫放松过自上而下的、训政式的、军事性的管制，因而完全窒息了工人民主的发生，完全闭塞了下情上达的孔道，让官僚主义与官僚制度达到了可怕程度。目前中共将中国的经济民生导入了空前紧张和痛苦的地步，一个最大原因，就是窒息了这点劳动大众的民主，以致官僚们能一意孤行，胡作妄为，不受丝毫群众监督。这问题如果缩小到毛泽东个人的责任上来，如果仅仅从毛泽东的思想中去寻找部分原因，那我们不能不指出：这是由于毛泽东不懂得工人政党如在某种条件下和它的本阶级分离，则必须同时切记二者的不可分离，尤在事后要加倍强调这个不可分离。 毛泽东既然没有这样的体会和了解，则不管他初时以武装斗争来实现了这个分离，也不管他后来因武装斗争的胜利而完结了这个分离，却终归不能算是伟大的战略家。 研究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种种，我们倒可以而且应该规定出一些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革命斗争的战略来： 1.现代（十月革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的产生，其主要客观背景乃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革命斗争，其次才是各该国工人阶级的存在及其斗争状态。各个民族的工人阶级政党并非完全靠本国工人阶级赋与生命的。何况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原本有其不同的来历，它们不是一物化二，而是二物合一。因此二者的联系并非像某些人所想象一样：必须“有机”与“纯粹”，必须形影相随，而是容许形迹上，甚至思想上有所分离的。 2.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化与军事化，主要实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欧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方式，在许多落后国家中早已行不通，在另一些地方也逐渐行不通。组织工人阶级，然后以此为中心而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凭此力量以赢取选举“这样的传统斗争道路，在某些地方是仅余形式，在另一些地方则连形式都不让存在。工人阶级的任何独立组织，工人政党的任何活动，都会遭到极其残酷的摧残镇压。在此情形中，工人政党如决定固守基地，不与本阶级作片刻分离，不后退半步，不作任何迂回，那末结果不是被统治者连根铲除，便是蛰伏不动，若有实无。 3.在上述情形中，社会主义者暂且把部分力量，或甚至主要力量，从工人区域撤退，以便在较不受人注意之处，或较易藏身的群众与环境之中活动，非但容许，抑且必要。如果条件有利，特别是当统治阶级进行内战或外战时，革命者乘机组织武装是必须的。 4.“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确实曾经是，而且将来还可能是许多国家中革命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无产阶级政党为要执行这样的战略，势必要像刘少奇所说，让“几十万党员长期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社会职业，转入革命的军事集体生活与生死斗争中，使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与锻炼……”（见刘著：《论党》第二章）这情形自然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其本身决不像刘少奇所说，是那个政党获得无产阶级性质的一个条件，恰好相反，这种情形出现在“先锋队”和它的阶级长期分离之时，倒是使政党失去其无产阶级性质的一个条件。“长期脱离社会职业”，“长期过着军事集体生活”，长期处于落后的农村环境中，长期习惯于对上级服从对下级指挥的作风，这“几十万”战斗员自能养成“集体意志”，但难于“提高阶级觉悟”，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可能加强，但他们的民主性与首创性却势必减少，而上谄下骄、自命不凡的官僚优越感则一定要发生滋长。因此，当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倘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暂离工人区域与工人阶级，转移到农业的落后地区去进行长期武装革命之时，党的领导者为了保证不失去其无产阶级的性质，必须时时警惕，加倍警惕，在思想上固然要进行坚决的保卫马列主义的斗争，同时却必须采取具体步骤，不断反对官僚主义，设立明确的制度（主要是劳动大众的民主监察机构），藉以防阻与克制任何背离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思想、作风或行动。再若这个全身武装的党遇到了形势转变，以胜利者资格回进城市，与长期分离的工人阶级重逢，那时，党为了要确保与巩固其无产阶级性质，更应如何面向工人，如何设法以群众的民主来医治军事官僚性质的宿疾，那是不容说的。在所应采取的方法中，第一是要尽量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入党，藉以改变党员成份上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比例，（今天中共的党员成分，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刘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大会上的报告，在“一千○七十三万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十四，农民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二”。）第二必须尽速废止党内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军事统制，尽量创设党内外的民主监察机构，使党内外的工人大众真能发挥对于其阶级代表的督促、监视、批评与拥护的积极作用。 总之，长久分离与胜利归来的工人政党，如想真正成为工人政党，如想真正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服务，以便进一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那末它的领导者必须以加倍的注意和努力，去做二者“不可分离”方面的工作。 5.一个用枪杆子打定了江山的工人政党，成功之后，如果它能及时与尽力地将自己巩固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基础上，那末无疑，它可以向而且应该向社会主义的建设前进。但是向这路上走去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应该清醒地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任务，比之于在某一民族中建立社会主义政党这个任务，甚至比之于这个政党在各国中以革命夺取政权这个任务，都具有大到无可比拟的国际性质。这个国际性质大到这样程度，竟使它在单独一个国家之内是无法彻底完成的。有谁如果没有这个清醒认识，以为社会主义政党只要统治了一个国家，不管它所统治的地方大小如何，也不管国家中原已到达的经济文化水准高低如何，只要有了“英明的领导”，有了“正确的计划”，驱使本国劳动大众去苦干、跃进、便能在这地方造成社会主义的绿洲，那末不但错误，抑且罪恶。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的全部悲惨史，本已足为前车之鉴，无奈毛泽东不能从中引出教训，以致在中国又表演了“三面红旗”的讽剌大悲剧，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神圣旗帜大大污损了。 从上述五点原则性的标准来评量武装革命论方面毛泽东这位战略家的高度，评量他的长处和短处，我相信会是公允而客观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家，如想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个重要方面，我相信只有秉着这些个标准，才能有所获得。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本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了。 我们的问题是这样提的：“毛泽东如果自觉地、全面地、将武装斗争提高到革命战略地位，特别是如果他自始就能将此一战略路线安置在整套不断革命论的战略中来提出、考虑和执行，那末，中共以及一般的中国工农，在其走向胜利，取得胜利和扩大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与实际上已经呈现了的情形有怎样的不同？”这问题又可用另一方式来提出：如果毛泽东那个武装斗争的战术，并非与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的哲学”和“人民阵线”相结合，而是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战略相配合，中共是否会胜利？如果胜利，其间所走道路，以及它所付代价是否会一样？ 我们不想在这里太详细地、逐步跟着历史发展地，将事实上的斯毛结合和假设中的托毛结合两相对照，从而指出其可能做成的不同。这样做，一来是势必占去大量篇幅，二来是要重复本书其它部分所已谈过的评述。因此，这里我们只预备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解答上面的问题。第一，苏维埃或国民会议，第二，联合政府或共同行动，第三，民族社会主义或国际社会主义。 中国的苏维埃口号，我们知道，原本是托洛茨基最先提出的，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北伐军进抵长江，工农运动在湘赣鄂等地蓬勃兴起的时候。为使这些广泛而散漫的群众运动获得力量，足以和控制军队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对抗起见，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联共党内的反对派便提议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这提议遭到了斯大林当权派的坚决反对，理由是：１.苏维埃乃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与“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革命不兼容，２.苏维埃乃暴动机关，与国共联合的政策不相容。结果如所周知，国民党军政领袖利用了革命群众的松散无力，一再叛离革命，最后将革命和革命者扑灭屠杀于血海之中。关于这个时期斯托双方争论的谁是谁非，历史证明得直截明快，以致公正的历史家与革命战略家只要稍稍了解双方争论的事实与理由，就不难断定：如果一九二六──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不是自缚手足向国民党投靠的斯大林路线，而是特立独行广泛组织工农本身军政力量的托洛茨基路线，那末，中国乃至全世界近几十年的历史都可能要重写了。如果中国的工农政府建立于一九二七年而非一九四九年，则其间当然不会有蒋介石血腥的军事独裁，多半也不会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因为日本在胜利的中国革命影响之下，很可能有不同的发展），即使仍有中日战争，则其过程一定会比较短促，对中日双方都不会有如此悲惨的后果，苏联多半不会经历如此可怕与深刻的堕落，因而德国在三十年代再度崛兴时可能不是纳粹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如此，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可能不会发生，整个世界都可能以革命代替战争，因此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现状的“今日世界”的了。 一九二七年冬天中国革命失败后，围绕于苏维埃口号的争论，发生了极有趣的相反变化。过去的反对者变成了拥护者，拥护者变成了反对者。斯大林最初因为把革命失败说成为革命转入了更高阶段，于是突然间提出苏维埃口号来进行反国民党的暴动。托洛茨基则断定全国性的革命局势业已消失，革命已因机会主义的领导而遭受严重失败，此时以苏维埃口号来进行绝望的暴动，结果只能加深反革命的程度，延缓新革命的到来。托洛茨基主张立即提出革命的民主口号，即普选全权无记名的国民会议口号，藉以重新团聚革命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军事独裁。 这争论的结果也是大家熟知的，经过一连串绝望的可悲的盲动以后，斯大林被迫宣布苏维埃口号仅仅当作宣传口号，却仍反对采取任何形式的革命民主口号，以为行动之用。因此，中共在很长时期内（自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五年秋），竟没有一个中心政治口号，以为一切斗争的总方向，总目标。江西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终于失败，它之所以要突围“长征”，所以会丧失全部城市力量，会损失军队的百分之九十，原因固然许多，但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之排斥国民会议口号，拒绝为总的民主纲领作革命斗争，以致其武装的土地革命运动陷于孤立无援与困苦绝望之境，却不失为重大原因。 当时的武装革命到底该不该与国民会议口号结合起来？如果二者真的从一九三○年前后就联合成一起，以武力为彻底的民主要求而斗争，那情形与事实上（即排斥了国民会议纲领）所发生的该有怎样不同呢？回答这两个问题，最好引用毛泽东的话。一九二八年冬天，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已经进行了一年，作为行动口号的苏维埃被取消也有半年多了，此时他写了那个名为《井岗山的斗争》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恰恰是回答了我们刚才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这段话，我们在本书前一章的有关章节中全部引用过。为了避免重复起见，这里只将其中最最重要的几句重引一下： “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时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潮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民主斗争的发动多是必经的道路。”（加重点是我们的——双山。） 在同一报告中，我们又看到了如下的话：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以上两段引文，均见《井岗山的斗争》中“革命性质问题”一节。） 这两段短短引文，非常扼要地说清楚了“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即一个以普选全权国民会议要求为标志的整个民主革命政纲，在当时是如何迫切需要，并且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因此一口号之被排斥，使革命队伍如何深深陷入寂寞之中。看过了毛泽东这样的证言，那末当时究竟该不该将武装斗争与国民会议口号联合起来，可以不答自明的了。 然则，毛泽东们如果在国民会议口号及其政纲下进行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会有怎样不同呢？在这里，任意的假设当然不相宜，但从毛泽东当时的愿望中，我们却至少有理由指出这样一种可能的不同，那就是：“红军的寂寞生活”可以较早“终了”，因为“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经济的民权主义的发动”，“沸热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也会较早来到。如此，则“红军”可能无须“长征”；国共也可能不需要表演令人迷惘的悲欢离合，革命胜利大有可能获致于长期战争之前。 如上所述，可见毛泽东的胜利，并不能表示他所长期结托的斯大林路线的正确，也不曾判定了他历来排拒的托洛茨基路线的错误。事实真相，倒是应该相反的。不错，托洛茨基从来不曾赞许过共产党人离开城市和工人阶级，去做武装斗争。当一九三○年秋天，中共的军事斗争有了相当发展，初次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之时，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曾经原则性地表明了对此问题的态度，他说：“中国共产党员现在就需要一个适合较远前途的政策，他们的任务并不在于分散其力量于农民暴动之散漫火焰里去——人数甚少力量甚弱的党总是不能笼罩这些区域的。共产党员的任务乃在于集中力量于工厂、作坊、工人区域、向工人解释乡村事变的意义，提高疲累者的精神，并在为经济要求为民主口号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中将他们团结起来，惟有走上这条道路，即惟有经过工人的觉醒和团结，共产党才能够成为农民暴动的，即整个农民革命的领袖。”（见《中国革命问题》中译本二七七页）这是正统的马列主义对此问题的立场，这个立场是否已被历史证明出需作若干修改，我们在上面已经详论过，此地不赘。我们这里必须介绍的，乃是托洛茨基虽然采取这样立场，可是并不根本排斥这个斗争在适当条件配合下可以发展的前途。在同一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中，他说：“农民暴动之广大涨潮无疑可以推动工业中心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我们坚决地预信这个。”他说：“谁也不能预言：农民暴动的火焰是否能够在长久时间继续支持着，直至无产阶级前锋队自己强固起来，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并使工人的争取政权的斗争与农民对其切近敌人的进攻相配合起来。”更重要的，托氏在当时又很具体地提出如何能使这些武装斗争可以胜利的办法，他说：“农民运动，纵然挂上苏维埃招牌，仍旧是散漫的，地方性的，省份性的，要将农民运动提高至全国规模，必须使争取土地和反对军阀捐税压迫的斗争与中国独立和民族自主的观念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民主的反映就是全权的国民会议，在这个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从事反对国内外压迫者之暴动。”（同上引书第二七九页） 托洛茨基这些话是在一九三○年九月说的，它们和二年前毛泽东对中共报告中的愿望多么相符呀。只因毛泽东不是有理论修养的战略家，所以他虽有那种需有民主政纲的迫切感觉，却自己不会这样主张，而且不得不跟在斯大林后面诬蔑国民会议口号为“取消主义”。此后毛泽东不但还要“寂寞”，而且还要痛苦五六个年头，等斯大林在全世界由冒险主义跳回到机会主义之时，才能在斯大林颁布的新政策的掩护之下，来宛委曲折地承认过去在这方面的错误：“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份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当然不会说出，正是斯大林在过去叫中共“冷淡”国民大会和制宪问题，正是中共叫“全国人民及各党派”保持这个“冷淡”的。如果自始没有冷淡，如果自始就像托洛茨基所说：在全权国民会议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在自己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从事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暴动，那末中国的革命史会有多么大的不同呢？这问题毛泽东本人应该最有资格来回答的，可惜碍于派系斗争的利益，这位曾因没有民主政纲而深感寂寞的经历者，不肯出来为托氏作历史的证人了。但是，没有证人，问题是同样清楚的。 [1]上引托氏文句，均引自他于一九二七年五月所写的《中国革命与史大林同志的提纲》。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经过了艰难的道路的。中国红军（抗日时期是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创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写的这个决议，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1]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2]。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关于极端民主化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关于个人主义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3]、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4]、李闯[5]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做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注释 [1]见本卷《井冈山的斗争》注〔5〕。 [2]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底流行过，到了一九二八年初渐渐地停止了下来。但有些党员也还存在着这种情绪。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3]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4]黄巢（？——八八四），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公元八七五年，即唐僖宗干符二年，黄巢聚众响应王仙芝领导的起义。公元八七八年，王仙芝被杀后，黄巢收集王的余部，被推为领袖，号“冲天大将军”。他领导的起义队伍，曾经多次出山东流动作战，转战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陕西等省。公元八八○年，黄巢攻破潼关，不久占领长安，建立齐国，自称皇帝。后因内部分裂（大将朱温降唐），又受到李克用沙陀军及诸道军队的进攻，黄巢被迫退出长安，转入河南，由河南回到山东，于公元八八四年失败自杀。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持续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战争之一。它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由于黄巢起义军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的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流寇”。 [5]李闯即李自成（一六○六——一六四五），陕西米脂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一六二八年，即明思宗崇祯元年，陕西北部形成农民起义的潮流。李自成参加高迎祥的起义队伍，曾经由陕西入河南，到安徽，折回陕西。一六三六年高迎祥死，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李自成在群众中的主要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同时他不准部下扰害群众，曾经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来约束自己的部队。因此，拥护他的人很多，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主流之一。但他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他在被推为闯王后，率部入川，折回陕南，经湖北又入川，又经湖北入河南，旋占湖北襄阳、安陆等地，再经河南攻陕占西安，于一六四四年经山西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领班车间到——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领班车间到 （大生三厂） 金丝眼镜亮照照， 领班车间到， 洋木板子手中拿， 眼睛张得鸡蛋大。 ［注释］ 洋木板子——领班巡视车间时，手里拿的戒尺；也有人称之为洋木棍子。
革出永不用——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革出永不用 （大生一厂） 来了毛翼丰， 工人更加穷； 帮他造个谣谣儿， “革出永不用！” 李小妹说何连清记 ［说明］ 银行团接管大生纱厂后，进行“厂务改革”，违犯厂规的工人要被开除，称为“革出不用”。毛翼丰是搞“厂务改革”很出力的工程师。“厂务改革”对发展生产、增强同外国资本竞争的能力有积极意义；但它必然地加深了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引起工人不满。
指导工——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指导工 （大生一厂） 上工派车子， 对工人摆架子， 下半夜困挽子， 叫工人盖袋子， 收礼受蹄子， 弄得工人没法子。 严琴珍说保芷记 ［注释］ 指导工——就是工头，不过是一种比较文明的称呼。这是作为债权人的上海银行团接管大生纱厂以后所作的改革之一。 困挽子——指导工值夜班时，到了后半夜，就躺在贮纱的挽子里睡觉。挽子形如笆斗而较长，是柳条制的。 蹄子——猪腿，常被用作礼品。
女工头——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女工头 （大生一厂） 栀子花开头对头， 老厂有个周凤候， 管的车间头号纱， 人人进厂总怕她。 槐木颈项青梢脸， 顶头角子当头顶， 打起人来好狠心， 拿了头号脚子抽手心。 打得可怜真可怜， 做工的苦处说不尽。 没钱送礼真苦闷， 好的车子派别人， 坏的车子派我做， 周凤候不是好人。 有钱人说的有钱的话， 没钱的人说话就作罢。 张桂英说保芷记 ［注释］ 头号纱——过去粗纱间分头、二、三道。 角子——发髻。 ［说明］ 张桂英在厂里叫陈惠珍。她说，这个谣谣儿是她在十七岁的时候和小姐妹们一起编出来的。她喜欢自己编谣谣儿唱，有一次被日本鬼子打了，就编了一个骂鬼子，丈夫被反动派抓丁抓去了，就编了一个骂反动派。
饭桶一大群——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饭桶一大群 （大生三厂） 大小饭桶一大群， 仗仔牌头进厂门， 老板面前拍马屁， 实实在在烂小人。 ［注释］ 仗仔牌头进厂门——依靠有权势的人介绍进厂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