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ets:
gotime
/
VC-LLM-Dataset

Dataset card Data Studio Files
xet
Community
1
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圆格说成方——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圆格说成方 （大生三厂） 进了大生厂， 圆格说成方。 沙启匡说 ［说明］ 厂里有宗派，职员之间勾心斗角，因此新进厂的职员，不敢随便说话，往往指鹿为马，将错就错，低声下气过日子。
厂长摇摇头——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厂长摇摇头 （大生三厂） 纺格纺来织格织， 日日夜夜勿停歇。 龙头细布汗血凑， 厂长还是摇摇头。 ［注释］ 龙头细布——原为上海裕华纱厂（现在的国棉十七厂）的一种名牌产品，后来人们以此泛称一般的白细布，犹如把一般的报纸都叫做“申报纸”一样。
三拜——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三拜 （大生三厂） 一拜狼山大圣菩萨， 两拜厂里魁星菩萨， 三拜大车盘转得快。 王逸群说 ［注释］ 狼山大圣菩萨——张謇办厂时，根据《周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一句话，将纱厂定名为“大生”。南通狼山供奉的泗洲大圣，俗称“大圣菩萨”，这里谐音“大生菩萨”。 魁星菩萨——大生系统各厂棉纱商标用魁星图案，有红魁星，绿魁星、彩魁星、蓝魁星、金魁星等。大生三厂正牌棉纱商标是彩魁星。过去一厂、三厂都供有木雕魁星像。 大车盘——过春节时，资本家要到引擎间烧利市，焚香祷告，保佑一本万利，俗称“向大车盘拜年”。
瘦和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瘦和胖 拖进来格是花衣， 运出去格是布纱， 做工格工人瘦了， 开厂格股东胖了。 陆善康说
车盘转——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车盘转 厂里大车盘转， 屋里小车盘转。 厂里越转越富， 屋里越转越苦。 ［注释］ 大车盘——指厂里引擎间的大飞轮。 小车盘转——譬喻工人每天都要生活吃饭。
大生财——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大生财 （大生三厂） 大生引擎老轨包， 大生纱厂小妹出。 大生财，哪里来？ 大生富，工人手里苦， 大生发，工人头上刮。 陆周英说 ［注释］ 老轨——指掌握机器的熟练技工。据说大生三厂开办初期，蒸汽引擎是包给一个老轨开的。
做起来当牛马——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做起来当牛马 （大生一厂） 做起来当牛马， 吃起来当猪羊， 放工当土匪， 不抄腰包不准走。 凌满说 ［说明］ 一厂另有“做工当牛，吃饭当猪，走路当贼”之说。三厂有“做生活如牛，吃物事象猪，进出厂当贼”之说。
做工的姑娘——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做工的姑娘 （大生副厂） 西山月落天不亮， 做工的姑娘起得早， 叫娘亲，快把饭来烧。 哎哟，哎哟， 叫娘亲，快把饭来烧。 头汽拉得呜呜叫， 做工的姑娘一大淘。 孙秀英，你也来了。 哎哟，哎哟， 孙秀英，你也来了。 左手拿的小洋伞， 右手拎的小饭篮， 在路上，说说谈谈。 哎哟，哎哟， 在路上，说说谈谈。 听听二汽拉过了， 心急慌忙向前跑， 生怕时间赶不到。 哎哟，哎哟， 生怕时间赶不到。 大家进了摇纱间， 拚命出力来做工， 十二点，着忙吃中饭。 哎哟，哎哟， 十二点，着忙吃中饭。 做工的苦恼真苦恼， 天天冷饭开水泡， 好小菜，咸菜一包。 哎哟，哎哟， 好小菜，咸菜一包。 做工的难过真难过， 浑身酸麻骨头疼， 时间不到走不成。 哎哟，哎哟， 时间不到走不成。 钟头到了四点半， 收拾收拾等放工， 姑娘们，闹热哄哄。 哎哟，哎哟， 姑娘们，闹热哄哄。 出厂解衣搜腰包， 全身上下都搜到， 不管那寒天大雪飘。 哎哟，哎哟， 不管那寒天大雪飘。 范锁珍、李小妹、徐领珍、任桂英、冯桂珍、张桂英、王领珍、张翠姑、曹二姑、顾友英、陈凤英、施秀英、保文英等唱。 何连清、保芷、许永和、王利梨、穆烜记。 ［说明］ 这首民歌是在大生一厂搜集的，但它产生于大生副厂，是后来流传到一厂去的。一厂的老工人称之为“八厂谣谣儿”。在一厂，它与《十杯茶》同为工人最喜欢唱的民歌。 可是在最初，这却是一首侮辱工人的小调。 据大生副厂的老工人焦益善说：这首小调产生于一九二八年左右．孙秀英是当时大生副厂试验室的数纱女工，年纪十七、八岁，长得漂亮而个性强，会骂人，年轻小伙子都不敢同她开玩笑。有一个守门的实警（实业警察之简称，资本家豢养的武装人员），仿了当时流行的《湖丝阿姐》编成小调，把《湖丝阿姐》中的金娣妹改成了孙秀英。焦益善回忆，原词是这样的： 月亮一出照树稍， 打个呵欠伸个腰， 瞌睡儿又上来了。 忽听头汽呜呜叫， 叫声娘亲把饭烧， 孙秀英要起身了。 左手拿的花露水， 右手拿的雪花膏， 美人镜照上几照。 忽听二汽呜呜叫， 来了姑娘一大淘， 孙秀英你也来了。 左手拿把文明伞， 右手拎的小饭篮， 沿路上说说谈谈。 做工姑娘真时髦， 天天冷饭开水泡， 好小菜，咸菜一包。 但是在流传中，群众却改变了其中的词句，加进了新的内容；使之变成为描写工人一天生活的诉苦的民歌。 估计当时的原词，可能比焦益善写给我们的要坏得多。我们也曾搜集到一些片断，的确很糟。但是，这些已经被工人群众坚决丢弃了。据范锁珍说，她年轻时学唱这首歌，就曾听老工人说，最后三段不好，不能唱，因此大家都不唱。我们请她把这三段也唱出来给我们听听，她态度严肃地说：“不能唱，大家都不唱的。”
十二条弄堂——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十二条弄堂 （大生三厂） （片段） 头条弄堂暗沉沉， 小妹跨进弄堂门， 绞煞细纱结勿清， 就象踏进地狱门。 第二条弄堂凑成双， 小妹急来眼泪淌， 看花打结怎能做， 断头多来数勿清。 第三条弄堂长又长， 看见先生心里慌； 牌子一挂要罚工， 收脱派司就停工。 ［注释］ 派司——英语pass的译音，意译为“过去。这里是指厂方发给工人进出厂门的证件。
十二月探妹——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十二月探妹 （大生三厂） 正月里探妹正月正， 走进大门公司厅， 四面玻璃门呀， 妹子，好象北京城。 二月里探妹杏花盛， 细纱领班徐先生； 伊是明白人呀， 妹子，谢谢通州人。 三月里探妹桃花红， 男男女女上日工； 今朝做半工呀， 妹子，做到一点钟。 四月里探妹蔷薇真， 引擎间里那么温； 伊是宁波人呀， 妹子，盘脚傅荣生。 五月里探妹五月五， 进出大门造马路； 造条汽车路呀， 妹子，两盏电灯火。 六月里探妹暖洋洋， 三厂经理来看厂， 门口勿准进呀， 妹子，一世勿进厂。 七月里探妹七秋凉， 大厂背后织布厂； 鸡啼要上工呀， 妹子，黄昏才放工。 八月里探妹桂花香， 炉子间西面造工房， 造拨啥人蹲呀？ 妹子，造拨加油郎。 九月里探妹九重阳， 经理先生来看厂； 车上弄清爽呀， 妹子，勿要乱打棚。 十月里探妹实在香， 一伐工人勿识相， 呒事打相打呀， 妹子，报告俞先生。 十一月探妹十月朝， 今朝生活顶勿好， 车上一直绞呀， 妹子，肚里顶心焦。 十二月探妹冻冰天， 一伐工人真可怜， 脚踏水门汀呀， 妹子，好象冷水浇。 张来民唱 ［注释］ 明白人——姓徐的领班是南通人，比较开明，对工人态度好，因此工人称他为明白人。 加油郎——加油工人。 乱打棚——开玩笑。 一伐——一部分。 水门汀——水泥地。
十二月花名——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十二月花名 （大生二厂） 正月梅花报新春， 走进大生公司厅， 两面洋门何容易， 合伙开厂望官升。 二月杏花满树黄， 女工门西开花行； 花行里厢先生多， 五点三刻看放工。 三月桃花满树红， 批发斋后底工帐房； 逢到礼拜拿工钿， 拿了工钿债还光。 四月蔷薇满树黄， 工帐房后面小洋房； 洋房镜子能好看， 老胡脚子坐洋房。 五月石榴一点红， 男男女女上日工； 门口巡丁搜得紧， 搜着烟火要罚工。 六月荷花鲜又俏， 细纱锭子攀相好； 摇纱间里顶花俏， 粗纱间里呒啥好。 七月荷消结青莲， 坑棚间里吃香烟； 陈林牛皮来看见， 香烟洋火丢在壁脚沿。 八月桂花大相信， 大厂背后小引擎； 引擎间里顶开心， 那么温是宋学林。 九月菊花朝人笑， 炉子间里顶苦恼， 日日烧到电火焦， 夜夜熬到天鸡叫。 十月百花酝小春， 日班机工顶笃定， 七点钟来才上工， 日落西山早放工。 十一月里雪花扬， 大烟囱背后造工房； 楼上楼下机匠住， 机匠房间顶闹忙。 十二月里蜡梅冻冰天， 停仔纱厂过新年； 过仔新年开大盘， 工人肚里如油煎。 张来民唱陈秉生记 黄秀英唱张伟民记 ［注释］ 公司厅——厂方人员办公的地方，或叫总办事处。 女工门——厂方为了便于对工人执行搜身制，规定进出车间的时候，男工和女工必须分开来走。女工进出的门叫女工门。 花行——厂里收购棉花的地方，设在女工门西面。 批发斋——厂里销售纱、布的批发门市部。 小洋房、镜子——小洋房是厂长办公室，里面有一面大镜子。 老胡脚子——姓胡的厂长，成天地坐在椅子里，所以被称为脚子。脚子就是瘸腿。 摇纱间里顶花俏——摇纱间女工漂亮的多。 坑棚间——厕所。 大相信——大家都很喜爱的意思。 引擎间里顶开心——这是挡车工对引擎间机工的羡慕之词，因为引擎间工人工资较高，劳动没有挡车工人那么紧张。 那么温——即工头。本为英语numberone，是外国资本家对雇佣的中国工头的称呼。 电火焦——电灯亮，即晚上的意思。 天鸡叫——即天亮时雄鸡叫。海门、启东一带有这样的传说：每天早晨是由天鸡把天叫亮的。 工房——工人的住房。 开大盘——即开动蒸汽引擎。蒸汽引擎有大飞轮。 ［说明］ 这是根据两个记录本子进行整理的。
十杯茶——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十杯茶 （大生一厂） 一杯子茶唱的大生厂， 大生厂里好兴旺， 里头开花庄。 陈头儿站在大门口， 毛竹板子拿在手， 不准闲人走。 二杯子茶茶叶黄， 大生厂里砌楼房， 两面是花仓。 方头儿站在桥门口， 黑漆棍子拿在手， 好象一只闹狮狗。 三杯子茶茶叶红， 大生厂里支烟囱， 寒天加火烘。 本地房子砌的外国楼， 外国楼上机器灯， 点起灯来不用人。 四杯子茶茶叶重， 夏天热得怕做工， 装了个自来风。 汗水拌花受罪重， 辫子结了梳不动， 好象生了大头疯。 五杯子茶茶叶花， 桥门里头工帐房， 发起钱来好着忙。 男工女工去拿钱， 拿一次钱来隔七天， 等得心上如油煎。 六杯子茶茶叶浑， 大生厂里三大人， 家住常乐镇， 来来去去坐的小火轮， 一直开到通州城， 摇而摆之进衙门。 七杯子茶石榴花开， 细纱间里章吾斋， 家住无锡街。 二班是个刘先生， 家住通州城， 细纱间里管工人。 八杯子茶桂花煎， 大生厂里怕吃烟， 吃起烟来隔半天。 吃起烟来又如何？ 大生厂里怕失火， 失起火来没处躲。 九杯子茶茶叶空， 大生厂里放了工， 早晚六点钟， 门口抄身不放松， 前头紧来后头冲， 一个跟头空里通。 十杯茶儿唱完成， 放起工来四面分， 大生厂里无一人。 今日早上去停工， 明日早上再上工， 你我二人再相逢。 钱慧英、张连生、陈素珍、陈六、范锁珍、张秀珍、周文英等唱 何连清、钱宝玉、许永和、李伟君、穆烜等记 ［注释］ 花庄——收购棉花的机构，设在厂门里面。 头儿——厂门口站有守卫人员，称为巡丁。头儿是巡丁中的小头目。陈头儿、方头儿都是实有其人的。 桥门——是工厂的后门，那里有一座桥，叫放工桥。工人上工进厂走大门，放工出厂走后门。 外国楼——大生厂在创办初期，聘用了英国技师和技工，还特地建了一座楼房让他们居住，被称为“洋楼”。这座楼房现在还保存着。 机器灯——即电灯，当时是新鲜事物。 自来风——利用马达地轴，装上两只白铁叶子，作为电风扇。 工帐房——管理劳动工资的部门，当时设在靠桥门处，发放工资，每星期一次。 三大人——即张謇的哥哥张詧，曾任大生一厂协理和总务长。 章吾斋——细纱间领班。 抄身——工人放工出厂时，要逐个被搜查；人多拥挤，有的工人会被挤得跌倒。 ［说明］ 这首民歌是用十杯茶的调子唱的，现在还有一些老工人会唱。产生于早期，它所描写的也完全是工厂早期的实际情况。据搜集时已七十五岁的老工人钱慧英说：这是当年小姑娘们凑着编起来的，她也是作者之一。在流传中，已增加了不少内容，搜集到的如全部列入，将有十几杯茶。整理时是有选择的。唱时每节分两段，每段三句，唱完第三句，即加个“哎哟哎哎哟”，再将第三句重复唱一次。
苦工经——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苦工经 （大生三厂） （片段） 栀子花开心里焦， 厂里做工顶苦恼： 我要停工爷娘骂， 手拿淘箩呒米淘， 脚踏灶前呒柴草。 有柴有米也罢了， 呒米呒柴拿啥烧， 眼泪汪汪厂里跑。 肚皮饿来心里嘈， 车上断头接勿好， 花衣出多纱磅少， 小妹肚里象火烧， 弄堂门口双脚跳， 一天工钿罚脱了！ 爷娘面前怎注销， 苦恼苦恼真苦恼! 黄秀兰唱 ［注释］ 花衣出多纱磅少——皮辊花出多了，纱就纺得少了。工头来检查时，将纱纡子拿去过磅，重量不够的就要罚工资。 怎注销——如何交代的意思。
物事买勿到——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物事买勿到 （大生三厂） 屈指一二三四五， 做工寻钱为生活， 红绿钞票一包包， 物事就是买勿到。 ［注释］ 红绿钞票一包包——指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间国民党政府滥发的钞票。 物事——东西、商品。
做工勿如狗——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做工勿如狗 （大生三厂） 做工勿如狗， 想想火来头； 大亨一只狗， 天天肉馒头： 我俚一年到头， 腌荠黄瓜冷饭团。
做工苦巴巴——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做工苦巴巴 （大生三厂） 吃仔上世饭， 当格下世差， 出力出汗拚命做， 三天买两条黄瓜。 纱厂做工苦巴巴！ 若有地皮老三百， 勿来结断头， 勿来扯烂纱。 ［注释］ 地皮老三百——三百步田。二百五十步为一亩。 结断头、扯烂纱——都是纺纱工人的操作项目。
栀子花开——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栀子花开 （大生一厂） 栀子花开隔对隔， 棉条间里老八十， 摇纱间里清一色， 布机间里宁波式， 粗纱间里奶奶王， 细纱间里伢儿堂， 清花间里乱坟场。 李小妹张桂英顾小妹等说 穆烜何连清记 ［说明］ 这是唱的各个车间工人的特点：棉条间女工年龄较大（南通话老八十是老太婆的意思），摇纱间都是青年女工，布机间女工装束较入时，粗纱间女工斗争性最强（罢工多从粗纱间开始），细纱间多童工，清花间多男工（“乱坟场”是骂男人的话，但用在这里不一定有恶意）。
摆筒管工人——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摆筒管工人 （大生三厂） 摆筒管工人生活勿是工， 垃圾马车外加出气桶， 十只指头红又肿， 弯腰如拜背象弓。 龚银娣说 ［注释］ 摆筒管工人——是细纱间的辅助工，地位比挡车工人更低，操作时经常弯腰，所以说“弯腰如拜背象弓”。
派停工——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派停工 （大生三厂） 头遍鸡啼赶上工， 奔到厂里派停工。 有柴有米也罢了， 缸空甏空怎得了。 伊勒坐吃困用捞白水， 叫我俚哪能过日子。 徐连英说 ［注释］ 派停工——厂里开工不足时，就对工人实行派停工。被派停工的，往往从很远的路来到厂里，却没有活干，而工头就趁此进行敲诈。工人为了有活干，得给工头送礼。 白水——白水为泉，谐音钱字。
苦处话勿通——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苦处话勿通 （大生三厂） —棵韭菜两棵葱， 做工格苦处话勿通： 夏天车间象蒸笼， 寒天弄堂穿冷风。 ［注释］ 格——的。 话勿通——说不完。 弄堂——车间里机器与机器之间的走道。
塞嘴巴——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塞嘴巴 （大生三厂） 苦工人，活做煞， 厂家一毛勿拔。 逢礼拜有外快： 做满十五个钟头， 三只大饼塞住嘴巴。 李小妹说 ［说明］ 这首歌谣流行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之间。当时三厂纱布一度畅销，资本家为了追求大量利润，就延长工作时间，工人每天做十二至十五小时。工人曾因此掀起斗争。后来厂方为了缓和矛盾，规定每人做满十五小时，发三只大饼作为早饭。
鬼打墙——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鬼打墙 （大生三厂） 皮带上舌苔许多， 工头来了大发火， 牌子一挂两只洋， 今朝碰到鬼打墙。 娘搭我骂煞， 楣头触足倒贴工。 ［注释］ 皮带上舌苔许多——皮带上沾了粘腻的菜团，好比人的舌头上生了苔。 牌子一挂两只洋——工头要处罚哪个工人时，就在罚工牌上写了他的姓名和应罚工资数，挂在他所操作的机器上。两只洋，一般指两元，这里是指两角钱。 鬼打墙——鬼捣蛋的意思。
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 ——给中国同志的信—— 中国目前政治形势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两个重要的革命问题——民族问题与土地问题——有了新的紧张。慢性的，蔓延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胜利的农民战争，证明了国民党的专政绝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绝不能摄服农民。日本的侵犯上海和实际地占领满洲，表示出国民党专政之军事的薄弱。实际上，还为坍台的政权的危险，在最近几年来，必然的深刻；军阀的混乱，破坏了国内畸形的统一。 如果农民战争使那和乡村有关系的知识分子激烈化，那末，日本的侵略，在政治上是推动了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这更使国民党政权的危机加深。甚至一部份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也正在得出国民党是取得太多做得太少的结论。他们的结束国民党训政的要求，就是从军事独裁过渡到议会制度的要求。 在左派反对派刊物上，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有时候说做是法西斯的。这样的定义，是因为在中国和在意大利一样，军事的警察的政权，集中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手里，一切其它的政党尤其是工人团体都是被屏除于法律之外的。但是，近几年来有了斯大林对于法西斯的混乱概念的经验之后[注一]，如果再把国民党独裁和法西斯看做是一样的东西，这是错误的见解。希特勒和莫索里尼一样，他们所依赖的首先是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法西斯的实质就在于此。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基础的。同时在德国，农民是跟着希特勒跑，他们也间接地拥护巴本[注二]，在中国，农民进行反蒋介石的剧烈斗争。 在国民党统治中所含的拿破仑主义[注三]的成分比法西斯的成分要多：国民党没有如何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所以能够存在，就是由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与革命的民众运动之间的对抗。拿破仑主义能够得到巩固，只有在农民的土地的饿壑得到满足之后。但是这在中国连想象都没有可能。因此军事独裁是无力的，它只有在它的敌人处在涣散的情形之下，得以生存。但是在革命农民的继续增加的压迫之下，它自己反开始涣散了。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受到精神的和物质的打击最是厉害。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工人斗争现在落在其它的阶级后面，不仅仅落后于以学生为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落后于农民。另方面，很明显地，在工人阶级重新走上斗争舞台之前，中国第三次革命不但不能胜利而且不能到来。 再没有比革命的民主口号适合于中国革命前夜的政治形势了。 无论农民打起的是什么旗帜，但他们所执行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土地的民主任务，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再无需来证明了。中国独立的口号，经过了这次日本侵略的证明，乃是民族的民主口号。军事独裁的无力与军阀集团的分裂，在议事日程上提出了政治的民主口号。 学生们呼喊：『打倒国民党政府！』先进的工人是拥护这一呼声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实行宪政。农民暴动，反对土地的束缚，反对军事的官僚的压迫和反对高利贷。在这些条件之下，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政治口号来，除了国民会议。 这就是说——你们问——我们向现在的政府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吗？或者是我们自动召集呢？在现阶段中这样提出问题，至少是太形式的。俄国革命在许多过程当中，是汇合了两个口号：『打倒沙皇！』与『立宪会议万岁！』关于谁召集立宪会议这问题，我们在很长的时期中是这样地答复的：将来会实现出来的，就是在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中会实现出来。对于中国，这样的观察问题也是正确的。国民党政府在其崩溃以前，是否会尝试召集某种形式的代表会议？我们对于这一种尝试态度如何？就是说，我们是否要利用它来增进革命的利益？抵制呢还是参加选举？革命的民众能否胜利的提出独立的政府机关，把召集国民会议的事件拿在自己手里？在为民族口号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能否创造自己的苏维埃？苏维埃是否召集多余的国民会议？这一切现在都不能预言。而我们的任务，也不在于作日历式的预言，而在于动员工人团结在由政治环境中所产生的政治口号的周围。我们的战略是革命行动的战略，不是抽象的猜测。 现在革命的煽动，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向着反对国民党政府方面进行。我们向群众解释：蒋介石的独裁是走上国民会议的主要的障碍物，把中国从军阀集团下解放出来，只有武装暴动才是可能。无论是关于什么具体问题之口头的与文字的煽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抵制，都必须加上『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 为要达到真正的民族解放必须推翻国民党。但这不是说，我们把反帝斗争放在推翻国民党之后。反对外来压迫的斗争愈扩大，则国民党愈困难。我们愈使民众反对国民党，则反帝斗争愈扩大。 在日本侵略的最紧张时期，工人与学生要求武装。向谁要求呢？还是向国民党要求。以我们要推翻国民党为根据，而反对这种要求，这是教派式的盲目。要推翻，但尚未推翻，愈热烈地要求工人武装，愈快地推翻了它。 中国正式党虽然是极左的，但提出了『恢复中苏邦交』的要求；同时这个口号是向着国民党政府提出来的。提出这种要求，绝不是说『信任』国民党，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使国民党在民众面前处于困难的地位。国民党个别的领袖已经表示出不得不申说恢复中苏邦交的理由。我们知道这些先生们的话离事实还很远。但这里和一切其它的问题一样，首先是归结于民众压迫的力量。 如果在革命民众的鞭策之下，国民党政府在土地问题中采取局部的让步，尝试召集类似的国民会议，迫不得已而武装工人，或者恢复中苏邦交，不消说，我们马上利用这个让步，紧紧地抓住它，同时彻头彻尾地证明它的不够，变国民党的让步为推翻它的工具之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策之革命的与改良的一般的相互关系。 农民战争的发展，是不是说在中国已经没有提出议会民主口号和任务的时间与空间？我们再转来说这一问题。 如果中国的革命农民称自己的战斗机关为『苏维埃』，则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他们以此称呼。不过只是不要为名词所迷醉。认为在纯粹农村中的苏维埃政权能够是彻底革命的和巩固的，这就是最大的轻率的表现。我们不能够轻视苏维埃政权真正胜利的唯一的国家的经验。虽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它的工业区，苏维埃政权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便经常地稳固地存在，但在其广大的周围（乌克兰、北高加索、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西亚等处），苏维埃政权几次发生，几次失败；这不仅是由于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而且是由于内部暴动的结果。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是纯粹农民的，纯粹在城市圈之外的，它还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基础。因此，它很少有巩固性和可靠性，它很少有苏维埃的政权性。 按照德国《红色建设》杂志上郭林（中国人名译音）君的一篇文章中说，似乎在红军的成份中，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六，农民占百分之五十七，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七。我相信这个数目字使我产生了很大的疑心。如果这种比率对于所有暴动的武装力量（依著者的意见现在有三十五万人）的红军兵士当中，工人就有五万多。是这样吗？再则，这是甚么工人？他们从前参加过职工会、党、革命的斗争吗？但是这还不能够解决问题。在工业区域中，缺乏有力的，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条件之下，革命的工人缺乏经验，或者仅有很少的经验，大多数难免要溶化于农民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 在今年初，《共产国际》上发表的王明[注四]的一篇文章中，我认为是大大地夸张了城市运动的发展，并夸张了在这运动中工人的独立和共产党的影响。最不幸地是现在的官式刊物无情地修改事实，以维持他们的一派利益。但是在王明的文章中，也不难看出；去年秋季开始的运动当中领导权是属于学生的。大学生的罢课比工厂中工人的罢工所发生的作用还要大得多。 提醒工人，增大他们的力量，使他们有可能抓住民族的和土地的运动，因以领导这两种运动，这是无产阶级的直接要求的任务，如像工作时间、工资、组织，应该成为我们煽动的基础。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够，要提高工人阶级到民族的领导地位的作用，现在有三个口号：民族独立，土地归贫农，国民会议。 斯大林派认为暴动的农民既然称自己的组织为苏维埃，这就是表示革命的议会制度已经是过去的阶段了。这是很大的错误。暴动的农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苏维埃的支柱，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只有无产阶级在事实上证明给农民看他们能够领导农民。 国民会议，因其集中的意义，遂成了土地革命发展中最重要的阶段。农民『苏维埃』与『红军』的存在，只是帮助选举革命的代表。只有这样，才能在现阶段中把农民运动同民族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在政治上联系起来。 中国共产党宣布革命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其现在『主要的和中心的』口号（见『共产国际』一九三二年第一期王明的文章）。这是片面的而且是冒险的提出问题。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重要任务的反帝斗争之彻底胜利，毫无疑义地只有暴动和革命的战争，再无别的方法。但是绝不能由此即得出对日宣战是现在的中心口号。这一问题须由国际的观点下来解决。 在今年之初，共产国际认为日本所开始了的压迫中国的军事行动，必然要马上转变为反苏联战争。当时我曾说，东京政府在其满洲地位未得到相当的巩固之前，而行反苏联战争的冒险，是完全丧失了头脑。对于我这种估计的回答，美国的最愚蠢的——愚蠢中的最愚蠢的——斯大林派说我是为日本参谋部的利益服务……但是最近几月来的事变告诉了什么呢？日本的统治阶级的惊慌，反对军事冒险的结果，大大地增加了。日本军人不得不派遣人到Paratu去提醒天皇政府执行占领满洲到底。毫无疑义的，反苏联战争在现在还是很现实的前途。但是在政治上，时间是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苏联政府承认同日本战争现在乃是不能避免的，那末它便没有权利，便没有可能进行和平政策，即鸵鸟政策。实际上，苏联政府在这一年当中，同日本缔结了渔业协议，提出了供给日本战舰的煤油协议问题。如果战争现在是不可避免的，那末供给日本煤油，便即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叛变。在这里我们将不来讨论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实际步骤和声明是如何的正确。不过我们必须明白一点：莫斯科的斯大林派和美国的斯大林派是正相反的，他们采取了对日本的和平政策而不是战争的政策。 九月二十四日的『真理报』说，『世界资产阶级以最大耐心等待着日俄战争……但是苏联在中日纠纷的严格的中立与坚决的和平政策，战胜了这种冲突。』如果美国及其它各国的咆哮之徒的态度，是有某种实际的意义，那末它只有这一意义：即他们是推动苏联走上世界资产阶级所希望苏联走的道路。我们绝不愿意这样说，他们是自觉地为日本参谋本部服务。但他们之不能自觉地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总是明显的了。 中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上所写的不只是恢复中俄邦交，而且是同它订立进攻的和防守的密切联盟。这是说明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政策是关系于国际的环境，首先是关于苏联政策的表现。如果日本今天开始了反苏联战争，率引中国到这个战争中来，这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是生死的问题。但是国际的环境和内部的条件迫得苏联在远东采取很审慎的让步，以避免战争，就是说尽可能地拖延战争，而日本表示出没有力量开始敌对行动，则对日宣战的口号，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的战斗口号。 王明引证了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下面几个口号：『恢复民众运动』，『召集国民会议』，『恢复中苏邦交』。他因为这些口号是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合法机关报上所说出来的，所以是坏的，王明就称中国左派反对派为『托陈反革命集团』。 退一步说，就使这些革命的口号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但也不能说这些口号的本身和提出这些口号的组织之本身是反革命的。而王明一定要说它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 斯大林派对于我们——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二年间中国事变过程中所证明为正确的左派反对派——特别地严厉，而对他们自己，就是对他们的不断的错误，则特别地宽宥。 在日本进攻上海的事件上，国民党提出了『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是著名的斯大林和马丁诺夫的『四个阶级联盟』。从第二次革命时起，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加紧了。中国的发展同帝国主义统治之间的矛盾，也增加了；因此斯大林的旧的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又得到了加倍的力量。同时斯大林派解释国民党的提议，说是新的欺骗民众。对呀！但是他们忘记了说明，为什么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当中共产国际的领导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实行欺骗到底？为什么服务于国民党的哲学，在共产国际纲领中写了下来？ 不消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地方的民主，地方的自治，官吏民选等等口号。民主纲领对于军事独裁的统治来说，乃是一很大的进步，只是必须把个别的与局部的民主口号，每次都要归结到主要的口号，并且同革命的团结及工人的武装任务连系起来。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如在你们信中有些其它的问题一样，名词方面比内容注意得多。布尔什维克以革命的方法拥护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用其全力来援助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反对民族主义的国内的资产阶级剥削者，如国民党是。我们能不能把已经被奸污的『爱国主义』这名词来利用？我是怀疑的。在这一企图中，是否有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名词的倾向呢？这样的倾向，如果它是在我们的队伍中真正发现时，应该给以无情的打击[注五]。 许多战略和策略问题，如果形式的提出它们来，便不能得到解决，但是如果辨证的即从实际斗争，阶级，和党的前途上去提出来，那末它便马上会得到解决。革命的辩证法在实际行动中最好领会。我完全相信，我们中国的同情者，朋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仅仅热烈地讨论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而且热烈地参加扩大的斗争。我们应该拥护行动的战略，而非揣测。 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于普林基博 [注一]自从一九二九年，斯大林派走上了所谓『第三时期』，即极左的冒险主义路线以后，便称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此外，复将一切专制政权，或甚至为斯大林派所不悦的一切团体，一律称之为『法西斯』。结果混淆了科学的名词还在其次，实际的政治上因为分不清仇友，以致往往打击了可能的或暂时的朋友，而帮助了真正的敌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校者 [注二]Von.Papen——德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希特勒上台之前曾任内阁总理，表面上反对纳粹主义，实际上与希特勒勾结，希特勒上台后，任德驻土大使，战败后，被列入战犯。——校者 [注三]Bonapartism——因拿破仑.邦那帕特，即拿破仑第三而得名，但不一定指法国拿破仑政制。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凡因国内阶级斗争势均力敌不能解决时候，军人便以各阶级之上的仲裁者姿态操持政权，但根本还是代表统治阶级的，这种政制使称为『拿破仑主义』。——校者 [注四]王明，本名陈绍禹，留俄学生，以巴结米夫而入斯大林派之中心小组，完全藉莫斯科力量而当中共政治局委员，典型的斯大林派官僚。——校者 [注五]托洛茨基本人有时亦用殖民地的爱国主义来指民族解放运动，如见本书卷四中的『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但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的共产主义者毕竟不是『爱国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此处所说，应该是最完全的说法了。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被绞杀的革命及其绞刑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被绞杀的革命及其绞刑手 迫切的工作阻止了我，使我不能早些阅读马尔劳的文章，这是他用以反对我的批评，保护共产国际，鲍罗庭，喀林与他自己的。政论家的马尔劳，与无产阶级及革命相去的距离，比艺术家的马尔劳更远。光是这一事实，不能成为这几行文字的理由，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说过，一个有才能的作者必须同时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如果我现在又回来讨论这同一问题，那是为了题材，而不是为了马尔劳的缘故。 我说过，小说中的一些最好人物，达到了社会象征的规模。我一定要添说：鲍罗庭，喀林以及他们所有别的「合作者」，乃是一个象征，代表着假革命的官僚，代表着那个新的「社会型」，其产生一方面由于苏维埃国家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国际中的某一制度。 我不肯把鲍罗庭归入「职业革命家」之类，有如小说中所形容他的。马尔劳竭力向我指明：喀林有好多官历，足以称得这个名号。说到此地，马尔劳觉得很合适地说上一句：托洛茨基有更多的官历。这不可笑吗？职业革命家绝非某一种理想的形态。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确定的形态，它具有确定的政治行传与显着的特点。只有俄国在最近的几十年内创造了这个形态；在俄国，这形态中的最完成的一种，是由布尔什维克派造成的。鲍罗庭所属的那一辈代的职业革命家，开始成形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夕，在1905年受了试验，在反革命诸年中经过了煅炼与教育（或腐化）；在1917年经历了最高的试验。与1905年至1918年，即是说，当俄国正在形成职业革命家的整个时期中，鲍罗庭以及成百成千的鲍罗庭们，却落在斗争之外。1918年，当胜利之后，鲍罗庭回来替革命效劳。这是他的荣耀：替无产阶级国家服务总比替资产阶级国家服务值得些。鲍罗庭让自己担任了危险的使命。但资产阶级国家在外国，特别在殖民地国家中的代理人们，也是而且更加常常地，在完成危险的任务。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成了革命者。官僚冒险家型与职业革命家型，在某些时机，由于某些品性，能找出相同之点。但就他们的心理结构及就他们的历史作用说，他们是相反的两种型。 革命同它的阶级一起走它的路程。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力量，如果它是落后的，革命便自限于起码的，耐心的与执拗的工作：建立宣传团体，准备干部。依赖着这最初的干部，革命乃依照了情势，过渡到合法的或非法的群众鼓动。它老是将它的阶级从敌人的阶级分别开来，且只进行着适合其阶级力量与巩固这力量的政策。法国，俄国或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将视中国工人为他自己今天或明天的军队。官僚冒险家，自居于中国民族的一切阶级之上。他自以为自己是预先注定了去统制，去发号，去施令，而无须顾管中国内部诸力量的相互关系的。因为中国无产阶级今天是弱的，不能担当起指挥的地位，官僚便跟别的阶级调和，携手。他的行为有如全民族的巡按，有如殖民地革命事务的总督。他在保守的资产阶级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拉拢勾结，他为此在仓卒间草成了纲领，他在模棱两可上建立政策，他组成四个阶级的联盟，他吞咽了刀剑，他鄙弃原则。得到什么结果呢？资产阶级是更富有些，更有势力些，更有经验些。官僚冒险家欺骗不了他。但因此却欺骗了那充满反对精神而无经验的工人，将工人们交给了资产阶级之手。这样便是共产国际官僚在中国革命的作用。 马尔劳既认为「革命」官僚自然有权不顾无产阶级的力量而发号施令，他便告诉我们说：不参加战争便不能参加中国革命，不参加国民党便不能参加战争，等等…说到这里，他又说：与国民党破裂，恴思就是共产党必须转入非法存在。当有人以为这些论据乃综合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哲学时，他就不能自已地说道：诚然，历史过程的辩证法有时候对组织，对人，对思想开着恶意的玩笑！解决问题是多么地容易呀：为的能够参加敌对阶级所领导的事变而能成功，你就得对那一阶级屈服；为要避免国民党方面来的压迫，你就得装饰成它的颜色！这儿你们得到了鲍罗庭——喀林的秘密。 马尔劳对于局势，对于1925年在中国的可能性与任务所作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它差不多没有达到真实的革命问题所从开始的边界线。对此问题该当说的话，我已在别的地方完全说过了，马尔劳的文章，不足以使我对己说过的话重作一番考察。不过，即使站在马尔劳所作的关于局势的错误估计的立场上，我们也决不能替斯大林——鲍罗庭——喀林的政策辩护。为要在1925年反对这个政策，某些事情是必须预见到的。为要在1931年拥护这个政策，这个人却必须是无可救药地瞎了眼睛的。 共产国际官僚们的战略带给中国无产阶级的，除了屈辱，除了干部被歼灭，尤其除了一种可怕的思想混乱以外，还有别的吗？对国民党的可耻的投降曾使党免于摧残吗？相反的，这政策只累积了与集中了摧残。共产党不是被迫转入于非法状态吗？什么时候转入呢？当革命被扑灭的时候！假使共产党人是以秘密工作开始活动的，在革命高潮的初期，则他们大概会居于群众之首而出现于公开舞台了。在鲍罗庭与喀林这流人的帮助之下，蒋介石抹杀与败坏了共产党，所以后来，当反革命的几年中，他以更大的成功，逼共产党度着非法存在的生活。鲍罗庭与喀林的政策完全替中国资产阶级服了务。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始从头再来，而从头干起又是在这样的舞台上，那里阻塞了废物，充满了成见，不了解的错误，以及前进工人对它的不信任。这些便是结果。 这一整个政策在一些单零的问题上，以特殊的尖锐性表示了出来。马尔劳认为下一事实乃是鲍罗庭及其同类们的功绩，即：他将恐怖主义者交给了资产阶级之手，便是有意将资产阶级的领袖陈达推至恐怖党徒的刀下。这种阴谋诡计只配让的波尔查[1]或波兰「革命的」豪绅与贵族来干的，他们总是愿意躲在人家背后，借他人之手来射击人。不，我们的任务不是在以暗算杀害陈达，而在于准备推翻资产阶级。一个革命党在非杀人不可的时候，那它是公开负责，且以群众所了解的任务与迫切目的的名义来杀的。 革命的道德——不是抽象的康德式的教义，而是一些行为的规律，革命者藉此规律而置身于其阶级的任务与目的的控制之下的。鲍罗庭与喀林和群众没有联系，他们不具有对群众的责任精神。他们是官僚的超人，他们以为「一切事情都可允许的」……只叫不越出那从上面接受下来的委任状的范围以外。这种人的活动，在某些时候也许会是有效的，然归根结蒂说，这是反对革命利益的。 借洪的手杀死了陈达以后，鲍罗庭与喀林便将洪及其一派交给了刽子手。这在他们的整个政策上盖上了该因[2]的记印。马尔劳在这里也以辩护人的资格出场。用什么论据呢？列宁与托洛茨基也曾惩办过无政府主义者。这话是一个走近过革命，即令在一时间走近过的人所说，简直难于相信。马尔劳忘记或者不懂，革命是以一阶级统治另一阶级的名义而举行的，革命者只有从这一个任务上得出使用暴力的权利来。资产阶级消灭革命者，有时候也消灭无政府主义者（这事现在是愈来愈少见了，因为他们愈来愈顺从了），用的名义是确保剥削与卑贱的政制。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布尔什维克派时常保护无政府主义者而反对凯亚泼们[3]。布尔什维克派取得政权之后，曾竭尽一切力量吸引无政府主义者到无产阶级专政一边来。他们确曾吸引了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在自己后面。是的，布尔什维克派严厉地处罚了那些掘毁无产阶级专政基础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时我们是对的呢还是错的？这要看他如何估计我们的革命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政制而定。但是在里伏夫亲王或在克伦斯基资产阶级的政制之下，人们即使在片刻之间能够想象布尔什维克会做这些统治的代理人去消灭无政府主义者吗？只叫将这问题明白地规定一下，就足令人带着厌恶之心放下它了。正像勃立杜亚松[4]只关心形式而不顾实质一样，那些假革命的官僚及其文学的辩护士只关心于革命的机构，而不问什么阶级与政制他们应该效劳。这里是一条洪沟，它划分着革命者与革命中的官僚。 马尔劳关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话，乃是一个笑谈。据说，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之所以没有应用到中国，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阶级觉悟。如国是如此，那彷佛我们的任务在于唤醒这个阶级觉悟。但马尔劳由此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却是替那反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辩解。 另一个论据没有较多的说服力却有较少的趣味性：托洛茨基说革命政治需要马克思主义；但鲍罗庭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吗？还有斯大林，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如此说来，这便不是什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了。我反对喀林而卫护革命的学说，正犹之乎我反对巫医而卫护医药科学。巫医替自己辩护，将对我说道，药科大学出身的医生们也时常杀死病人的。这个论据就是略受教育的小市民都不会尊重，不必说革命者了。药非万灵，医生常常看不好病，医生中混着些不学无术之徒，呆子，甚至有下毒者——这是事实，但这事实能够用作论据，以便授权巫医去行医用药吗？这些人从未研究过药物而且否认药物之意义的。 读了马尔劳的文章之后，我必须做一个更正。在我的那篇文章中表示过一个意见：种一下马克思主义痘苗，会有益于喀林的。我如今不再作如是想了。 1931年6月13日于卡迪可伊 [1]CesarBorgia——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著名的暴君。——译者 [2]Cain——圣经故事中一个杀弟的人。——译者 [3]Chiapp3-曾任巴黎警察总监，以反对革命者出名。——译者 [4]Brid’oison为Borumarchais所作小说「费迦洛之婚姻」一书中的一位人物，一个可笑的法官，办理案子，专重形式。——译者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九章自力更生与“一国共产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九章自力更生与“一国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任何一方面的理论，都是从行动中总结出来的。政治方面如此，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所以要研究毛氏经济思想发展的过程，得先清楚他经济实践的历史。 毛氏一生的最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是消耗在军事斗争中的。因此，他的军事思想也就最为丰富，最有特色。在经济问题上，毛泽东生平所耗的时间比较的少，比较的少得多。好像只在一两年不长的时期中，他才是专门负责经济指导工作的。因此他在这方面的思想纪录也少得多。不过虽然少，虽然《选集》中只有将近十篇专谈经济的文字，它们的意义却仍然是很大的。而且，这寥寥几篇文章，却已足够让我们看到毛泽东经济工作的大致面貌。 毛泽东的经济工作方以及他在工作中所采取的办法和所形成的见解，我们约略可以分四个时期来谈。它们是：１.苏区草创时期；２.苏区内的经济建设时期；３.抗战中的“自力更生”时期；４.全国胜利以后以迄目前这整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苏区草创时期大致可以说起于一九二八年之初，迄于一九三一年之秋，为时三载余。关于这个时期，特别是它的初期，举凡“苏区”中的经济实况，以及当政者所采取的对策，在毛泽东的文章里有很好记录。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该文写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即在“南昌起义”之后一年又二月）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疋、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日除粮食外约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这段文字把红色割据区域初期遭受经济封锁的情形，说得相当清楚。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也显然受到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应有注意。 在同期略后，即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写给当时中共中央的报告，即题名为《井岗山的斗争》的那篇文章中，对于这一方面，还有更详尽的描写。其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疋、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欸，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神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疋、药材完全断绝，其它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 这是关于一般的经济困难的。在同一文件中，另有一处提到军队中的经济困难，写得更加具体，文如下：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它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见《井冈山的斗争》） 从上引几段文字里，我们大体上看到了红色区域初期的经济困难情形，看到它在国民党经济封锁下所遭受到的极度痛苦。这种困难和痛苦，诚如毛泽东所说：假使没有适当的对策，“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其实毛泽东这里说的还是故意以轻松口吻出之的（或者，此地的文字在事后修改过的），事实上，照那时的情形看，毛泽东统领下的军队已经到了饿死、冻死和病死的边沿，如果没有适当的办法来改善，那末国民党不需军队进攻，都可以叫割据完蛋的。 当时毛泽东他们采取了什么办法来渡过难关呢？从毛氏的著作中，我们只能找到这样的一些：第一，是收税，主要是收土地税。但一因游击政权的流动性太大，无法建立长期而稳固的税收制度；二因大部分割据区域“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所以同时采用了第二个办法，即绑架土豪。据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告诉我们，当时“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所谓“打土豪”，亦即“绑财神”这个办法，自然是权宜的。如果用以为取得现金的主要的与长期的办法，那末这个军队未有不彻底堕落，变为土匪，而终被消灭的。中共没有因此而堕落而被消灭，并且还成长壮大起来，它当然还靠了其它办法，靠了一些经济性质的乃至非经济性质的办法。这些办法中的最重要的一个，从毛氏的叙述中看，不能不数那种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在同一报告中，关于这方面有如下一段有趣描写：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1]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 以上是红军草创时期的经济问题，以及领导人如何应付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当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但因当时他是主要的政军领袖，他直接处理问题，所以其责任不能不归于毛氏。这些办法本身是简单的，中外古今的一切起义英雄，不管他们结果是功成为王，或终败为寇，在初期客观形势的驱使下，都曾经采用过这些类似方法。毛泽东在这里并无什么发明。对经济学家毛泽东这个资格，也不能因此而有所增益。 不过从这些措施中，我们仍不能不指出毛泽东所藉以表现的一些特性和长处。第一，他不会也不曾被经济困难所吓倒；第二，他绝非受传统法律和道德观念束缚的书生。有此需要时，他不会在任何“罪恶”之前却步的，能够取法土匪，“绑架财神”；第三，能够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梁山泊精神，和原始共产主义的绝对平等和民主作风联系起来，藉以维系军心，鼓励士气。这三点，自然与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并无关涉，但作为解决经济极度困难的办法，特别是作为一支革命队伍处于封锁包围之下赖以克服经济绝境的手段，那末，它们就非常值得重视了。毛泽东（当然在这个名字后面还代表着不少人的）如果没有这些特点和长处，或只具备了其中的一点或两点，那末红区割据的局面绝对地搞不成，毛泽东的天下也无从打起了。 毛泽东的这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的成功发挥，对于他往后的经济思想乃至一般思想，都发生了极大影响。关于这些，我们将在以后谈到。 现在我们要谈毛泽东从事经济行政工作的第二个时期了。那是所谓“十年内战的后期”，即指起自一九三一年年底，迄于一九三四年年底的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知道，正是毛泽东最失意的几年。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斯大林直接派遣的王明系统逐出了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受打击后究竟被派担任何项工作，在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共党史中，并无明白说明[2]，不过从《毛选》所收该时期中的文字推测，说他被派去负责苏区内部的经济工作，大概是不会错的。在一九三○年一月五日以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前，在这五个年头中，《毛选》中只收录了四篇文章，其中除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那篇提纲之外，三篇都是纯粹关于经济工作的。所谓经济工作，在当时的“苏区”中，显然不受重视的。正如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篇演说中告诉我们，那时“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毛泽东被派去指导这项工作，显然是被当作“工作能力较差的人”了。 不过从《选集》所载的现有三篇文章看，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所表现的“工作能力”并不差，而且还能认识到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某些特殊见解和想法，还能看到这些见解和想法是怎样发生，怎样形成的。 一九三三年前后赣南“苏区”的经济情形，比一九二八年前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描写者，自然已有很大不同。割据的区域大得多了（当时估计人口为三百万），军队和党政干部的人数也多得多了[3]。几年来，经济问题当已不能用原始的应急的方法来解决，它必须树立方针，建立系统，凭常规的课税制度来保证收入，以切实的计划来恢复乃至发展生产，而且采取积极的步骤来对付国民党的封锁，藉以安定区内的经济生活，或至少缓和经济“围剿”所造成的民生痛苦。不过从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对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所作的演说看，当时“苏区”，至少在他担负指导工作之前，经济问题的解决却并未做出多大成绩。譬如他说： “……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利害。…… “……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榖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 还有，江西南部的许多土特产，例如钨砂，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薄荷油等等，因为战争和封锁，有的根本停止了生产，有的虽有生产而运不出去，于是也不生产了。这对于“苏区”经济和财政的开源方面，都是大有影响的。 当时“苏区”政府面对着这些困难，已经采取而由毛泽东强调宣布，并督促其认真实行的，主要有下述三个办法：１.普遍设立粮食调剂局；２.发展合作社运动；３.扩大与加强对外贸易工作。粮食调剂局的工作是“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在恢复与发展“苏区”的手工业与工矿业，其次是帮助农业，这方面有如“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至于对外贸易局，主要当然是要一方面摆脱商人的过分剥削，另一方面又要能打破敌人的封锁。它的任务要把“红区”中多余的粮食及其土特产运到“白区”，换来日用必需品——主要是盐和布。 上述办法，当然是当时当地所能采取的，也是必须采取的经济政策。它们是割据政权生死攸关的一些对策。这是因客观形势要求而提出这些对策的。几乎每一个人，只要其地位与见识能关顾到该区全局的，都会想到它们，提出它们。因此，它们的创议权不能归之于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归之于毛泽东。不过这些对策几乎每一个高级干部都能想出是一回事，把这些对策在实际上执行出来，而且要执行得好，却是另一回事。在当年“苏区”的实际情形中，后一回事自然比前一回事难能得多，可贵得多。这些办法，如果在某一人的指导之下实行得好，那末，这个领导人当然有功可居的。我们自然无法知道当时这些办法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实行得如何。究竟从此时（一九三三年八月）及稍前一直到长征开始（一九三四年秋），“苏区”经济情况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我们现在也无数据可资判断。据毛泽东自己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宣布这些办法之后五个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说：“苏区”政府用以“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的“步骤，现在已着着胜利了”。他说各方面都有了改善，特别在手工业和土特产的恢复和发展方面，他说：“两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开始走向恢复。”关于对外贸易方面的措施，他说：“……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实行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毛泽东担任经济事务的主管工作，大概就是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或稍前日期开始的，所以他老是拿这个时间作为一个分界线，标志着“苏区”经济之由恶劣走向改善，由无办法走向有办法。究竟事实是否像他所说的那样，今天我们是难于加以证实或否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当年红军之放弃“苏区”，从事万里长征，主要是军事受挫的结果，其次才是经济陷于绝境所致。从这里，我们如果承认毛泽东在处理经济行政上也有一手，并且说他在那个时期的经济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大概不会与事实太不相符吧。 当然，从毛泽东思想长成史的角度出发，重要的不是这些对策和实施对策的能力，重要的乃是他在这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方面的思想，乃是一些有关于经济建设的、比较基本的见解。这些思想和见解，对于日后，乃至今天，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的方针，都具有决定力量的。换句话说，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坚决而彻底的一国社会主义者，甚至成为坚决而彻底的一国共产主义者，在别的一些原因（例如他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之外，我们不能不回溯到此一时期与他后来在陕北时期，在此问题上所积累的经验，并由那些经验所归纳出来的理论。 在赣南闽西的割据时代，辖区仅有支离破碎的二十几县，人民才达三百万，地僻民穷，且又流动不居，这时候，毛泽东当然不可能提出“自力更生”口号，更难于作“割据社会主义”的梦想，但是我们若细细研究代表他该一时期思想的那三篇文章，我们却不能不说，此时毛氏已经有建设“区域性社会主义”的思想了。在所有那些文字中，毛泽东始终和一种不指名的思想斗争着。那种思想，据毛氏说：“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说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这些意思是不对的”，“是极端错误的”。反对着这个错误意见，毛氏提出了“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理由如下： “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见《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这些话当然全都对的。一支革命军队，当它占据了某些地区，在那些地区里且已组织了长久性的政权，此时的经济财政问题毋须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这方面的问题是否有足够注意，对它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否切实执行与行之有效，——与那支革命军队的战争胜负，与那个革命政权的生死存亡，自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以为处在战争条件中，无法谈经济建设，甚至无法采取略为长期的经济措施；以为革命战争和革命政权的经济需要只能靠紧急应付，只好得过且过；以为任何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得推迟至革命全部胜利之后——这种看法，不用说，是极端错误的。如果“苏区”当年确有这样一派主张，而其主张也恰如毛泽东所述，那末毛氏对此提出异议，主张采取成套的，积极的经济措置与政策，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我们现在想要研究的不是问题的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趣而想要研究的，乃是毛氏当年的经济思想，亦即他生平第一次形成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思想，与他后来的思想，特别和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想要指出的，乃是在那一时期的思想中，究竟让人看得出哪一些是一国社会主义的萌芽。问题的这一个方面，对于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的史的研究，有极大意义。 毛泽东把当时“苏区”的经济工作与经济政策，称之为经济建设。其实此项所谓“建设”的全部内容，如我们上面所见，只有三百万元建设公债，其中一百万元是红军战费；两百万元用以发展下面三种机构；（一）合作社，（二）粮食调剂局；（三）对外贸易局。这四项办法，实际上只像毛泽东所说的；“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但是他一定要将它们称之为“经济建设”。这样的称呼表示了什么？ 有了内容上的明确规定，名称原本是次要的，甚至完全不重要。所以毛泽东如果在这里只是应用了一个不甚贴切的名词，不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也不应该故作挑剔。我们现在要特别指出来，主要因为这个名词确实代表了一个思想。它代表了毛泽东（当时尚在萌芽状态）后来充分获得发展的一个思想，那就是：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不论在怎样的经济基础上，也不论在多么大的一个地区内，只要统治的政府想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便可以建设这个经济。 这样说，我们是否厚诬毛泽东，是否有意曲解他的意见呢？因为他在文章里处处着重指出“经济建设”的“必要和可能”这个限度；他还具体地说明：“我们并不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在现在的阶段上”，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说，“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那末，人们会反问：“你们究竟何所据，而说毛泽东即使在那时候有关经济建设的意见中，就已含有若干区域社会主义的错误呢？” 我们不曾说毛泽东在那时候就已主张建设“割据的社会主义”。但很显然，他那时的见解早已包含着一些萌芽，早已表示出某种趋向，它们在发展的形态中，必然会变成错误的一国社会主义，或区域性的社会主义。在他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那篇报告里，毛泽东在谈到经济政策的原则时说道：“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在这段话里，不是已表示出上述的所谓萌芽和趋向了吗？什么叫做“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呢？报告人是在什么时候与怎样的条件中预约了这个前提的呢？想想这些，问题便很清楚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自然随时随地都会想到社会主义的。无论他干着什么工作都不应该忘记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这是毋须说的，无可争辩的。因为若不如此，那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便是虚伪的，便是言行不符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把每一个前进的步骤都叫做社会主义的革命，如果把革命中每一个设施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末同样是错误的。对于革命的利益说，同样是有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个最基本的特点，那就是：以真名称呼实物。名实必须相符。这不是为了什么道德上的理由，而是为了革命利益，为了能给革命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主观的因素能够起重大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这里必须遵守着一个条件，即这些主观的谋划是以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为基础的，是符合于因而是推进着这些规律的。否则，如果主观思想违反于因而是逆转着这些规律，或者，它们不符合于因而是阻挠着这些规律，那末，其结果在最好的情形中是完全不发生作用，革命循它自己的途径前进；而在坏的情形中则是它使革命受到挫折，或竟致断送掉革命。主观的愿望，如果脱离了现实，都是无补于事，或于事有害的。向右脱离如此，向“左”脱离也是如此。在行动上脱离固然有害，在名称上脱离也不会有益，也可能带来害处。这种情形，我们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斗争中，是累见不一见的。列宁在这方面的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可以说是他当初对俄国革命性质的命名。他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个名称，不但让好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满，甚至让某些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民粹派吃惊。这些反对者们所持理由颇不相同，他们对社会主义服膺的真诚程度更不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以主观的愿望来代替客观的真实。 一九三○年前后由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以主观愿望来代替客观真实的。他们称自己的军队为“工农红军”，称自己的政府为“苏维埃”——本乎此，他们也称这个地区内的经济措置为“经济建设”，称之为“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前提”的“经济建设”。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糊涂与混乱呢？原因有二：第一，由于莫斯科的官僚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斯大林为了要掩盖他断送中国革命的机会主义的罪恶，为了要配合他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所采取的所谓“第三时期”路线，于是在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命令中国共产党组织“苏维埃”与成立红军；第二、由于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对于十月革命历史的无知，同时也因为他们对于苏联种种的景仰，他们一切“以俄为师”，以致不加考虑，随随便便地张冠李戴起来。这种错误的结果如何，我们已在其它章节里详论过了，此地不赘。总之，在事实的碰壁之下，失败一个跟着一个而来，终于乘着抗日之机，取消了所有这一切不合实际的名称和办法，走向了另一个对国民党几乎完全妥协的极端。 毛泽东为了造成社会主义前提的经济建设思想，事实上碰过怎样的硬壁，我们无从查考。不过在非常与极端贫穷的困难境地中，任何超现实的夸大的幻想无法付之实行，甚至没有可能作小规模的样版式的实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虽有建设“割据社会主义”的萌芽想法，却不曾实施的。但是正因为未曾在事实中试验，这个思想种子越发可以保存。 在经济建设方面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强调主观能动性，一味着重“人定胜天”的官僚唯心主义，应该说，就是从那一棵种子发长出来的。 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可以说是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直至中共的全国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与定形时期。当他较有系统地补习了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地阅读了斯大林著作，他便企图将自己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见解都弄出个系统来。这项工作当然也伸展到了经济思想的领域。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已在前面的有关地方详细谈过了，此地只谈到他的经济方面。不过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能作详尽的介绍和批评。因为这样做的话，许多地方难免要重复，而且会大大打破这本书所能给它的篇幅的比例。所以这里我们只能指出毛氏在该一时期中有关经济思想的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我们必须指出他在这个时期初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第二，他在此一时期中期所提出的“自力更生”口号。 “新民主主义”这个名字，首次见于毛泽东与人合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那个课本上。这个未完成的小册子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写的。原计划要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别的人起稿，但经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乃毛氏所作，第三章“党的建设”，据说“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在第二章的第五节，即在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那一节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个名称。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 紧接着这篇文章，在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把上面的观点更充分地发挥了。本来，至少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新民主主义”曾经被宣传为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因为新民主主义这个名称，好像并未见于当时共产国际的文件上。那末事实上是否如此呢？这个理论的价值如何？特别是它的经济理论，对一般的中国革命，对特殊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怎样的作用？ 事实上“新民主主义”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创见”，也不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中的“创造性的发展”。归根结蒂，它不过是当时斯大林在全世界提出的“人民阵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说明而已。所谓“新民主主义”，就理论的基本点上说，原不过是受到斯大林曲解了的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旧立场，再由毛泽东做一番中国化和通俗化的手术罢了。在这次手术中，列宁那个早已过时而且早已被他本人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不但换上了孟什维克“各革命阶级大联盟”的烂招牌，而且还替它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间，也划上了一个荒唐的等号。这手术乃是毛泽东系统地研究了马列主义（实则是斯大林主义）的成绩，实在是非常之不高明的。毛泽东在此略前时期，曾经把他的军事见解与战争经验系统化了，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字，其中确实含有大量为毛氏所独有的东西，含有许多不愧为有创造性的见解。可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化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相形之下，未免差得太远了。这里没有任何独创，这里更谈不到什么发挥，有之，只是他那种有时庸俗得出奇的通俗化本领。有之，只是他那种古今中外牵强附会的拉扯手法罢了。凭了这些本领和手法，他不但把一九○五年时代的列宁立场和一九二七年的斯大林路线视同一物，不但把列宁政策与马尔丁诺夫政策搞到一起，而且还能将列宁当年的革命代数公式，硬套在孙中山幻想而反动的三民主义身上。 从“新民主主义论”表现出来的政治理论家的毛泽东，委实矮小得很。不过关于这一层，我们曾在有关的地方讨论过，此地只想谈谈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学说。只想看看这学说对于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革命的往后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毛泽东自己说得非常坦白：其实也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就是“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它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幻想，与大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两相结合罢了。毛泽东提出这个理论，一半是策略性的，一半是原则性的。易言之，他一半是假信，另一半却是真信这个理论。为什么要来这么一下策略呢？因为共产党既然宣称信仰三民主义，而事实上又不甘心这样做，于是就运用诡辩，耍点手法，说共产票所信仰的不是三民主义，却是新三民主义，而所谓新三民主义，实质上即等于新民主主义。这样一来，中共一方面洗刷了理论上投降国民党之嫌，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党内群众认真地走向三民主义。这是一个极好的事例，可以拿来证明毛泽东思想中那种无原则的权变作风，可以拿来说明他时时以原则服从策略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论”应该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但是因为同样理由，这个“理论”本身却不值得对它作郑重研究。因为理论的“发明人”自己就没有看重它——他根本就不曾真正相信它。 但是，另外“真信”的那一半又怎样呢？当毛泽东宣布中国革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当他宣布在此阶段里必须让“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同时又宣布这个历史阶段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多为此，他以“新民主主义”的名义拚命攻击“一次革命论”，竭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竭力反对“不断革命论”——当这时候，毛泽东是否也在玩弄策略，是否也在说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呢？不是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也是自以为是的，自以为这是既遵循了列宁主义，而又符合于中国国情的。那末这个信念，这一个基本思想，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有什么影响？我们是否应该予以充分注意与研究？它当然有很大影响，我们自然应该对它注意和研究。不过这个思想之本质上的错误，它在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中如何被证明为错误，因之，结果毛泽东不得不偷天换日地将“不断革命论”来代替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这些，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特别在谈到“不断革命论”的一章里，很充分地讲过，不必再在此多所辞费了。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毛泽东与所有经验主义的实行家一样，即使他所深信的“理论”，只要形势略变，或与事实发生冲突时，他也很方便地可以放弃，还可以毫不加以说明地采取昨天被他所攻击的理论；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总是将此理论应用或解释到荒谬地步，让自己走到另一个、与昨天所犯的正相反对的错误。 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一下子跳到了“不断革命论”；从整个历史时期让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下子变成了在短期与一国之内就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示出了毛泽东思想中一贯的原则性的缺乏，最明白地暴露了一个经验主义的实行家是如何地不受理论的拘束。 不过，毛泽东并非不受任何思想或理论的拘束的。人总是受思想拘束的，问题只在于受哪一类思想的拘束。深刻与具有原则性思想的理论家，他的行为受着一贯的与系统的思想的指导；浮浅的与印象的实干家们则受他们由某些经验累积的个别思想所拘束。毛泽东不受拘束的是那些首尾一贯的“教条”，他受着牢牢拘束的则是他本人在实践中所获得的一些见解。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一类成见是很多的，其中占据着首位的，自是“枪杆子万能”这一点，其次恐怕要算他经济理论中的“自力更生”说了。“自力更生”这个思想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完全不同。它在毛泽东思想中属于不变部分，它不受时间与地点的影响，它进入了毛泽东的下意识中，根本不需要经过分析性的思考的，因此，它成了他有意识思想的出发点，成了他那些思想的决定性的基数。 “自力更生”这个思想是道地的传统货。不管毛泽东是从“板仓先生”那里继承了朱熹的学说，还是一般地接受了佛家的口头禅，这总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做人治学的老口号。毛泽东是从小就受了这个思想影响的，在中国革命初期，即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那次革命的初期，因为“中国革命乃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思想太有力量，“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口号叫得太响亮，这个“自力更生”想法无由抬头。虽然从当时的种种事迹看，毛泽东显然倾向于从国内找寻力量这个路线，而且也不太看得起处处寄托希望于莫斯科的那个作风，但无论在行动和言论上，他都不曾、也不敢以“自力”方向来和“他力”方向对抗。当红军困斗于江西之时，军事与经济都必须藉自力以图存，事实上也确乎凭自力在挣扎之时，毛泽东也不曾叫出这个口号，其原因，主要自然在于形势太明显，光靠当时割据区内的这点力量是难有前途的。当时的红军虽然不可能从苏联直接获得军火或某他种类的物质援助，但是多多少少仍旧要靠“他力”的，例如，红军的指挥员需要莫斯科训练出来的人来充当和补充，战争所必需的医药物品一定得从大城市购买，而这笔钱多数就是联共党来的[4]……因此，不管毛泽东只依靠，甚至只相信自己看得见、触得着、甚至握得住的力量，却仍旧不曾，也不敢将“自力更生”加以理论化。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毛泽东还将恰好相反的理论，充分加以发挥了的。他在该文的第七节中，写下了如下一些非常正确的话：“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毛泽东这番言语虽然是用来反驳“资产阶级专政”的，但很显然，如果拿它来反驳“无产阶级的自力更生论”，非但合适，而且毋需掉换一个字。为什么当时毛泽东会有这种正确主张？这首先当然表示出：在抗日战争初期，即当《新民主主义论》写作的时期，毛泽东还存着获得外援的希望，同时陕北政权的处境，照毛氏自己的话说，是“还有饭吃，有衣穿”的。环境还不曾逼着他们自己动手来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问题，因此，“自力更生”这个问题还不曾在客观上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来，在主观上也就不需要郑重考虑，更不需要加以理论化了。 毛泽东将“自力更生”的思想着重地提出来，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将它当作革命地区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那是在一九四二年。这是当西北边区在国民党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经济封锁之下，经济情形越来越艰苦的条件中发生出来的。关于这个时期的客观形势，以及在此形势下如何决定了这个方针，毛泽东自己有段话说得很明白：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它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见《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这里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共的生产自给运动是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的国民党”反共磨擦”逼出来的。因为这个办法使中共渡过了难关，做出了成绩，有了经验，毛泽东对它更加重视，更有信心，因而将它理论化和系统化了。但虽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那时候毛泽东还不曾完全用它来代替那个“他力援助论”。紧接着对于“自给经济”的高度估价之后，他立即指出“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它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这表明出，毛氏在一九四二年还不曾是完全的“自力更生论”者。 公然将“自力更生”这个口号提出来，而且当作一条与“希望国际援助”根本不同的路线提出来，将它确定为今后中共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的，那是在一九四五年。这也就是说，在提倡“工农商学兵”及政府机关全部实行“自给经济”之后一两年，站在这一两年的新的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才比较坚决，也比较根本地提出“自力更生”口号。一九四五年一月，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为题，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讲了话。在这篇讲话里，我们才第一次听见他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 从此之后，中国人传统的这一个有关兴家创业的旧观念，这一个一直潜伏在毛泽东心底里的先入之见，就爬上了他的心头，正式压下了外来的关于国际援助与国际合作的新思想——这个思想他虽然一度信仰过，却从来不曾真正服膺的。从此之后，自力更生这个观念，基本上就成为经济建设方面的“毛泽东思想”。 不过光就那篇讲话的意见而论，当然，我们并不能马上达到这个结论。因为在那里，毛泽东说他主张自力更生的直接用意，在于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在于反对他们“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他说这句话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中共虽也“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兵的创造力。”所以在这里，讲话者显然不是原则性地提出问题，显然不是谈论建设经济的方针，更不是谈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这里的问题显然是限于应急的，是属于权宜性的办法。 那末我们凭什么理由说这个时期毛氏的经济主张大大影响了、甚至基本规定了他今后一般的经济建设思想？ 这当然不是凭一篇文章的文字和论据，而是以他后来的行为和事实作根据的。自从毛泽东正式宣布自力更生的主张以来，到现在已经有整整二十个年头。在这中间，对此根本问题毛泽东表示过不同的态度，经历过不少改变，但其基本倾向却是一贯的，总是朝着一个方向走去的。这个方向便是自力更生。 我们现在不预备详细叙述二十年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因为这样做是需要太多的篇幅的，而且，为要了解毛泽东思想中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根本也不需要这样的详细叙述。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要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当他觉得有可能取得国外援助时，他就强调国际援助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反之，当他无法取得这种援助时，他就高唱自力更生的“真理”。本来，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以依靠单独一国的力量，是否可以在一国范围之内达到成功，乃是一个极其基本的原则问题，是国际主义抑或民族主义的重要分界线；可是在毛泽东，这问题却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政策问题，变成为依可能性而转移的办法问题。毛泽东所以能有这样态度，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在于他本质上是“一国社会主义者”，是民族主义的，是自力更生论者。因此，在他看来，自力更生是不变的原则，而国际援助、国际合作或国际分工，则不过是附从于原则的手段，是为实现原则所需要的，但不是绝对必需的手段。 认识了这个主要点，那末我们就不会迷惑于二十年来毛氏在此问题上的种种变化，就可以完全了解他在我们上述的所谓第四时期中，即当中共全国胜利之后，毛氏对经济建设问题所曾提出的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主张。 在胜利前夜，毛泽东写了那篇非常出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提出了“一边倒”的口号，强调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方针，并且着力地批判了“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错误思想。他庄重地宣告：“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这毋须说是“自力更生说”的否定。所谓“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意思自是指革命胜利后有关国家诸方面的初步建设，其间特别指经济方面的恢复、巩固和初步建设。既然初步的经济巩固和建设，如果没有国际援助都会是不可能的，那末长远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之必然有赖于国际援助，它必然要在国际范围内才能思议，自更不在话下。 为什么毛泽东在踏上全盘胜利门坎的时候，忽然把他多年来大力提倡的“自力更生说”收了起来，换上了根本相反的主张？是否他从“第三时期”走上“第四时期”以后，关于经济建设的意见根本改变了？我们得解释这两个问题。 我们不想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发挥的论点是虚伪的。当中共军队取得了意外的胜利，毛泽东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为全中国主宰之时，他面对这个原本“一穷二白”，而且又遭受了长达半个世纪战争灾难的大国，那是无法不有此想法的。这里不需要精深的经济学的知识，也不需要有关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只要具备中国旧式大家庭中一个负责的当家人的头脑，就会发生毛泽东在当时的想法。要想从无中生有，要想于百废之余从事兴建，至少在最初时期，总得略借外力，俾自力有所凭借，得以发挥其更生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之大喊“一边倒”，大叫“国际援助”的必要，以及他之亲赴莫斯科，亲自去向斯大林求教又求助，并没有意味着他抛去了自力更生的主张，并没有意味着他要在国际全局的观点上来考虑中国当前与未来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恰恰相反，那是为了取得在一国之内恢复与建设经济的初步条件，才不得不将国际援助用作手段。这样的国际路线，恰恰是走向自力更生的。 那时候的苏联如果是列宁时代的苏联，它真能给革命胜利了的中国以无私援助，它真能不分彼此地考虑中苏两国的共同利益，那末，凭着事实与思想二者并进的教育，也许能将毛泽东（如果不是毛泽东，至少是中共领导的大部分）改变成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吧。它也许能让毛泽东具体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国际任务，它也许能让他切实地懂得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国际规模，因而让他由衷地抛去那种狭隘的、实质上反动的“民族社会主义”吧。 不幸事实上并非如此。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他的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他之急欲恢复与坚持沙俄时代的对华特权，他之赤裸裸的民族利己政策，使那个被一时革命形势所促成的“国际主义者”毛泽东，以一次切身的经验，证实了“国际主义”之仅属理想，甚至是仅属幌子，使他最后地完全相信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必须以民族国家作坚实基础，必须靠自力单干以谋国家富强。当然，他没有立即把这个信念公开说出来。只要有必要与有可能取得苏联的“无私援助”，他是不会作这样的公开声明的。斯大林死去后，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这个系统最初表现得比斯大林慷慨得多，以此延长了毛泽东的国际主义姿态。后来，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逐渐恶化，“国际援助”的获得越来越显得不可能，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理论便遂渐地叫得响亮起来。直至最后，到了一九六三年六月间，毛泽东将这个理论正式写进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去，这才公然而肯定地宣布“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它不但公然而肯定地宣布中国共产党实行这个方针，而且还当作一般的真理提出来，推荐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依靠自力更生。” 这时候，毛泽东才算最后地从一个割据区内自力更生的经济行政家，发展成为一国之内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了。 ***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得弄清楚一个问题：自力更生这个名词，究竟有什么含义。据我们看，它可能包含两个极不相同的意义。一个属于行为道德方面，另一个属于社会经济方面。主张自力更生，或反对自力更生，不管着眼于理论，抑或着眼于实践，都必须将这二者分清，绝不容许缠夹混淆。个人的自力更生已经如此，民族与国家的此一方针那就更不必说。所谓行为和道德方面的自力更生，无论个人或者国家，甚至不论其为何种人与何种国家，都是好的，应该的，合乎“道德”的。如果不肯定这个方面的自力更生，那就等于提倡懒惰、提倡依赖、提倡靠天吃饭、或提倡剥削他人、提倡坐地分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自力更生，在个人，其后果便是堕落腐化，在民族或国家则势必趋于衰败灭亡。毛泽东之强调自力更生，假使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完全正确。不但在赣南与陕北时期是正确的，就是在中共全国胜利之后，在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都是正确的，谁若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毛泽东的自力更生，那他不是卖身投靠的洋奴，便是徒托空言的懒虫。不用说：真正马列主义者，真正国际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绝对不会反对这一种自力更生；恰好相反，他们毋宁是竭力提倡这种独立精神与勤奋精神的。 这个意义的自力更生论不可能成为争论，也不曾引起过争论。 在国际社会主义者中间成了争论的，显然是为了自力更生的另一个意义，即为了它的社会的与经济的意义，特别是为了它与国际协力这个观念适相反对，为了它肯定一国之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意义的自力更生，恰恰就是一国社会主义。 因此，要问“自力更生”是否正确，只要看“一国社会主义”是否正确好了。 也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里略跑野马，谈谈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应该被推翻，以及它终将被完全推翻，这至少在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中，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了。旧世界被推翻以后，新世界行将实现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这也不会引起争论了，因为谁都知道（至少在表面上），而且谁都承认（至少在口头上），社会主义总归是和民族国家不兼容，它必须在全世界规模中才能充分与彻底实现的。如今真正成为问题的，除了因如何全部推翻资本统治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之外，便是关于如何达成这个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并进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问题。 这个问题是可以归结为如下方式的：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到来，究竟将在很大限度内有赖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特别有赖于已经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自始就着重于世界全局，经常坚持国际协作，由全球观点来规划和建设暂时分为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还是它将由每一个大小不等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逐一建设成功以后，再像七巧板似的拼凑到一起？ 主张和坚持前一立场的是马克思和列宁，这个立场是传统的国际协力的共产主义；主张和实行后一立场的是斯大林，这个立场叫做“一国社会主义”。 马克思根据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及其趋势所作研究，根据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与政治发展所作分析，肯定了世界必须靠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努力来推翻；而推翻了资本统治之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则更非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不可。 列宁不但在理论上继承了这个基本立场，并且在行动上实行了它。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经成功，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之后，列宁就全面推行了这条国际主义的路线。他一方面向全世界工人阶级与一切被压迫者呼吁，号召他们起来革命，同时又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起来革命，务使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权，成为世界革命的起点和火种。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公式，并且立即实行出来，务使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成为单独存在的国家，而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成为不久便能实现的世界社会主义统一组织中的一个构成分子。 列宁所以要这样办，不是简单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更是为了客观历史的必然和必需。因为第一，他深信，这是俄国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如果没有各国工人阶级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支持，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权是难于长期存在的。第二，他深信，这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问题。在世界革命进展的条件下，如果某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它们必须以“联邦”形式结成极密切的联盟，否则，它们便不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中保持自己的存在，它们便“不能实现被帝国主义所破坏的生产力的恢复和劳动者福利的保证”，而更根本的，它们便不能“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整个世界经济。”（以上引文见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第八节。） 很清楚，列宁是从世界历史现阶段的理论分析中，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从苏维埃国家的实际经验中，得出了这些结论的。这些结论归结起来，那就是：只有世界革命才能彻底打败与根本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只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再由此过渡到“各民族劳动者的完全统一”，才能建设成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 这个结论自然与“一国社会主义”无丝毫共同之点。它是在斯大林未曾发明“一国社会主义”之前，列宁提出来的最有力的反对论据。 但是有人也许会说，“一国社会主义”虽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立场，安知它不正是这个旧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正确应用？ 我们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怕的是离题太远了。在这里，我们只想略略叙述一下当年产生“一国社会主义”的情形，以及它实施以来让我们看到的一些结果。因为知道了这些情形，看到了那些结果，我们上举的问题就不解自答了。 二十年代初期的苏联，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暂时已成过去了，跟着，长期间遭受了破坏的国民经济，也稳步走向恢复了。等得到了一九二四年前后，关于苏联未来经济建设的问题，已经从各方面提出来，迫切要求有一个决定。可是正在此时，列宁却病死了，西欧的革命形势又迭遭挫折——它们不能像俄国革命领袖们所期望那样，及时地以革命支持俄国的革命，使之在联合努力之下，共同解决有关革命之继续前进与继续扩大问题，以及共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方针，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两派相反意见。 一派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他们认为：俄国工人阶级既然夺得政权，并且保持了政权，那末不管国际革命的形势如何不利，不管苏联是否在一时间或在较长时期内行将处于孤立地位，这个工人政权却不但可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应该去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不然的话，连政权本身都无法长期生存。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该国的工人阶级与一切革命者却必须始终信守着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原则。因为他们肯定，在一个国家内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成功却是另一回事。他们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因为他们深信，当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限制在一国范围之内的时代，社会主义是绝对不能在单独一国中建设完成的。根据了社会主义建设国际性这个原则，他们又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基本态度：第一，必须把一国建设的利益从属于世界革命的利益；第二，决不能把民族范围内所已建设成功的东西叫做完成了的社会主义，更不能将它们当作共产主义，以免降底它的价值，丑化它的面貌，减损它的声誉。 这一派的意见，显然是列宁立场的继续。 另一派以斯大林为代表，他们认为：由于俄罗斯的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所以只要没有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干涉，俄国工人阶级不但在苏联一国之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可以建设到最后成功。根据这个认识，他们也采取了两个基本态度：第一，世界革命的利益必须从属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归结于“保卫苏联”。第二，当工业方面的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完成了国有制之后，只要再完成农业方面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上便已经取消了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便已经建设成功。 托斯两派的斗争，如所周知，主要因为苏联当年国内外的客观因素有利于保守的民族立场，以致它在苏联共产党中以斯胜托败而告终。因此，自从二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依循着“一国社会主义”的路线而进行了的。 结果如何？ 从第一个基本态度出发，斯大林将共产国际变成为完全替苏联（实则替克里姆林宫官方）利益服务的一个机关，将世界革命变成为苏联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每当外国的一个革命局势发生了，首先要看它是否与苏联利益有所冲突，如果冲突，即如果它妨碍了克里姆林宫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存”，斯大林总是毫不犹豫地不加支持，或甚至帮同镇压那个革命。就这样，一大串亚洲和欧洲的革命运动，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名义之下被先后断送了，以致在德国促成了法西斯的兴起，使苏联认真地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最后为了自保，竟不得不投入希特勒的怀抱，以此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让苏联陷入濒于覆灭的悲惨命运之中。 从第二个态度出发，斯大林采用了极端蛮横的官僚办法，付出极高的生命代价，不顾极大的财富损失，去完成农业方面的初步集体化。完成了这一步之后，斯大林就贸然宣布苏联“在基本上已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见斯大林对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举行的第八次苏维埃大会所作的《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苏维埃和共产党内的民主却消失净尽了，代表十月革命传统的整代老布尔什维克将被杀尽灭绝了，略有批评精神的年青一辈给摧残镇压了，全体劳动者被置于资本家连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严厉管制之下了。警察特务的魔掌控制了一切，文化生活在任何方面都受到了窒息。这样的社会制度，自然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用苏联工农的血泪绘成的一幅对于人类理想制度的讽刺画。 可是这样的讽剌画，却正是“一国社会主义”所能绘成的唯一作品。 由此可见，“一国社会主义”决非马列二氏的国际主义革命立场在历史新条件下的应用；恰恰相反，这是人们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之下不能坚持马列的基本原则，叛离了这些原则，才制作出来的一种理论，它在理论上根本背弃了国际主义，在行动上根本放弃了革命，在实际上根本弯曲了社会主义。 *** 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和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无论就社会根源说，或就思想内容说，都是一类东西，都应该归入民族社会主义之内。如果硬要在它们之间找出区别的话，只在于前者比较着重“主观的能动性”，着重于“本国人民的辛动劳动和智慧”；后者比较着重“客观的实现性”，着重于俄国所具备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物质条件”。不过二者的畸轻畸重，根本不曾发展到我们前面所论述的有关自力更生的不同含义，所以实质上它们是完全一样的。 理论上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所有批评，毫无例外地适用于自力更生论。 中俄两国不同的民族环境，相距二十余年的不同时代条件，是否能使这同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种理论，发生不同结果呢？我们以为不能，因为首先，中俄两国的民族差异丝毫不影响二国相同的阶级关系。其次，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虽然具有极不相同的时代特点，但这些特点不足以影响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或民族性这个根本问题（如有影响，那也是更加突出了国际性的）。换句话说，不管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时代的最基本的特点始终是帝国主义的疯狂挣扎和世界革命的不断进展。这就是说，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基本上是属于同一时代的。 因此，斯大林曾经以一国社会主义名义犯下的种种错误与罪恶，毛泽东在自力更生名义之下也一定要犯，有的已经犯下了，有的则迟早也会犯下的——只要这个方针继续发展下去。 已经犯下的错误与罪恶，主要是在“三面红旗”底下干出来的。所谓三面红旗，就是指一九五六年开始扯起的“总路线”；一九五七年挂出来的“大跃进”，以及一九五八年高举起来的“人民公社”。这三面旗帜是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的代表作。它们在中国人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掀起过空前巨大的波澜，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闯下了连续三年的“特大灾害”。这个灾害，比起一九三○年代初期斯大林“全面集体化”所造成的人为灾荒来，纵未超过，也决不逊色的。 不过我们不想在这里多事讨论“三面红旗”的错误。因为要详尽地分析和评量这三件大事，需要巨大篇幅。做起来，将会大大超出我们本篇所定的范围。我们在这里所要研究的，毕竟只是经济学家的毛泽东，只是想知道毛泽东对付经济问题的态度，想知道他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经济政策的结果，当然可以用来评量政策制订者的地位，而且在某种情形下，也应该用这个标准来评量的。不过为了测验和决定某一个政治家的思想家地位，那末，他制订政策时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却具有更大意义的。当二十年代中叶，斯大林初次提出他“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斯大林之所以为斯大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与世界革命战略家的斯大林，其地位与身量固已完全确定，根本不需要以后二三十年的事实证明了。同样，毛泽东之所以为毛泽东，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家的毛泽东，其地位与身量，也只要看他如何在思想上竖起这三面大旗就可以决定，不必更待它们造成的结果来证明的。 关于三面红旗的本身，它们的经过和它们所造成的成绩（如果有的话）和祸害，我们曾经在别的地方讨论过。特别关于最后与影响最大的那面旗帜——人民公社，当它刚刚挂起来不久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相当详尽的分析和批评，也曾对它的后果做过预测。这些预测，不幸都被往后的事实所证实。现在我们将该文不加修改，附录在后面，请读者们参考，同时也补足本文在这方面的省略。（编者按：附录略去该文，而以《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替），请读者们参考，同时也补足本文在这方面的省略。 这里，我们将专谈围绕在三旗周围的毛泽东思想。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是在一九五八年正式提出的。但在事实上，它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经开始实行，而它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最初形成，却更在一九五五年年底。这条路线如何闯进毛泽东的思想，是什么客观情势使他想到了这条路线，毛泽东又是怎样从客观的经验中做出他主观的意见，——这些，实在是极典型的例子，足以让我们凭此来认识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一九五五年年底，就中共的“经济战线”说，那是：经济的恢复阶段（一九五○—五二年）早已过去，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已执行了三年。因为有了苏联等兄弟国家的援助，因为有了苏联早期建国的正反经验，再因为中国的工业落后，基础低，起跑点近，恢复比较容易，所以无论是经济恢复工作，或五年计划最初三年的执行，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方法相当健全，成绩是非常显著突出的。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在各项成绩中，自然以工业为最突出，根据政府所发表的统计，五年计划最初三年的工业生产，每年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截至一九五五年为止，工业生产的总产值已经增长到百分之六十五；而照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要增长百分之九十八．三。这就是说，三年时间差不多已完成了四年的定额。又照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七，而在前三年少每年却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十八。 这种增长速度，不用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少见的。不特工业方面如此，其它部门，除了那从无到有的各项基本建设工程之外，例如交通运输部门，手工业与商业部门等等，它们增长和扩大的速度也都是如此——虽然程度上不完全一样。 可是在整个突飞猛进的背景上出现了一个例外，那就是农业。它非但没有跟其它部门一样去提前与超额完成计划，却一连两年（一九五三与一九五四年）都没有完成计划。农业，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包含副业在内的总产值，原本应该逐年增加百分之四.三；可是，据说因为那两年在许多地区发生春旱秋涝的自然灾害，以致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非但不能按计划增长，反而差点儿达不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 为要配合基本建设及工业方面的飞快发展，使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可以跟上来，使各部门的发展能够保持平衡，保持适当的比例，于是，中共在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就计划着，而且在秋天就发动了所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们企图给前进了的生产力配上与之适应的前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组织，同时凭借这样的关系和组织，进一步地加速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生产和运转，其中自然特别要想促进农业的生产力，想补救它在过去两年中无法完成计划的缺点，更想藉以解决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大问题。 这个运动，就其意图说是正确的。处在当时情形中，从正确的马列主义的立场出发，原本应该如此。可是结果却大出乎意料之外：原本踏着相当坚实步子前进的中国经济的各个单位，此时，一经努力“改造”，却好像是几匹竞赛的马，突然被疯狂的骑师策进到一条完全没有规则的，凹凸不平的断头跑道里，以致混乱、冲撞、盲进、瞎退，发生了一场自相践踏的大惨剧。它让整个中国经济蒙受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因而也使中共的政治声誉受到了难以挽回的打击。 怎么会如此的呢？让我们从头讲起。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写了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那就是他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高潮》是一本材料书。全是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文章。中共中央所以要收集和编辑这些材料，目的就是要了解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个“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行的成绩。特别是要了解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情形。这个收集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那是他从来爱好的“调查研究”工作的一次大规模的实施。这部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第二次便是十二月。第一次材料里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大多数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数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发给一九五五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全扩大会议的各省级以下干部阅读，会后，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其中有不少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况。毛泽东于是将全部材料重编一次，同时又重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虽然不长，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但告诉了我们中共怎样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走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而且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了毛泽东是怎样做他们“调查研究”工作的，又是怎样从“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来的。 在那篇序言里，毛泽东写下了后来颇起作用，因而颇为出名的下面那段话：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毛泽东这篇文章，尤其是文章中的这段话，对中共往后的全盘政策起了什么作用，刘少奇曾经给我们做过了系统说明。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向八届全代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刘少奇说道： “……事实上，到了一九五五年冬季，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出现的时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常规’就已经必须冲破了。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号召，要求以更高的速度来代替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来规定的速度。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 “…… “毛泽东同志接着把‘序言’中所阐述的这个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且指出了全党的迫切任务，是要克服实际存在着的右倾保守思想……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是一个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纲领。它不但给全国农村工作指出了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而且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这篇《序言》与五年计划的“冲破常规”有什么关系，它跟以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方向”有什么关系，刘少奇在这里是说得很清楚的。显然，《序言》代表着十余年来中共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关键，它标志出这个政策之由比较稳健转为狂妄，由比较注意客观规律转而为“冲破常规”，由各部分的较有协调转而为推翻平衡，由比较的遂年增长转而为大进大退，由比较地能考虑客观的物质条件和真实可能性，转而为唯心主义地一味强调主观的能动性，最后，由比较重视国际协作态度，转而为专靠本国人力物力的单干立场。 这样一个关键所系的重要文件，我们自须好好加以研究。不过在这里，我们只想从上引文字中提出三个问题来谈谈。 一、根本变化的实质。在几个月时间之内，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即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民进入了半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无疑，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它是否在中国的情况中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换句话说，这样一件大事是否真正能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情况？它是否确实能医治这个农业的落后病？那还得看其它条件的。 较为进步的生产组织当然意味着较高的生产能力。合作化的农业经营，当然会比独户单干更有出息。可是归根结蒂，生产力的提高是要靠技术改进的；而合作社要想比单干户真能多出粮食，还得看人们走进合作社是否自愿。如果以合作方式经营的农业组织，并没有与之适应的技术基础；又若这种经营方式并非为最大多数参加者自愿接受，那末，所谓“先进的生产组织”，非但不一定能提高生产力，有时还能降低生产力。 所以最健全的“先进的生产组织”，应该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技术改良了，生产力提高了，旧有的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无法与之适应了，那时候便顺理成章地，产生出较大的、从个体趋向集体的、比较先进的生产组织。 整个社会的变革如此，某一经济部门的变革也是如此。 当然，这个程序不是固定不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那种基础和上层关系虽然不变，但是二者之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却是可变的，而且是多变的。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主要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特殊情形，可以先发生先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再凭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样，在某一个较为落后的经济部门中，也可以先采用比较先进的生产组织，然后凭此组织去加速促进该部门之内的生产力。 但是先变上层后动基础的办法，无论行之于一国之内或行之于一个经济部门之内，都必须时时记得二者应有的关系，务使二者不要脱离得太远，务使基础能随即追上并适应那跑在前面的上层。因为不然的话，那个太离基础的上层建筑必然无法稳固，必然要倒坍下来。 毛泽东似乎懂得并且注意了这一点的，因为在指出这个“根本变化”的同时，他要求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其它方面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藉以“适应农业方面发展的需要”。这里毛泽东的意思，仿佛正是说：现在，农业组织的先进架子是搭起来了，但技术基础跟不上，远远地落在后面。为的要让这副架子不致落空，为的要使它真能大大促进农业生产，工业必须以比前更大的规模，比前更快的速度，将新的技术来支持农业，给先进的组织及时提供先进的基础。 毛泽东是否这样想呢？并不。依照他的意思，合作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根本变化，其本身就已经是农业发展，其本身就已经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足够保证。所以毛泽东在这里要求扩大和加快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其用意显然不在于使农业的技术基础赶上它先进的组织形式，而在于使工农二业齐头并进。 这是一大错误，也是中共自一九五六年以来经济上一切倒行逆施的起始原因之一。本来，合作化的推进，为的要鞭策农业去追赶工业，可是突然间，发现农业中起了一个“根本变化”，于是倒转头来，要鞭策工业等等去追赶农业了。这样的“你追我赶”，只因那个“根本变化”既非根本而又非真实之故，以致一着错，全盘落索；那原已落后的农业竟因之而更落后，原本快速的工业却因进得太快而倾跌了。 二、怎样发生这件“了不起的大事”的？毛泽东把“根本变化”的表象当成了实质，主要的原因，除了上述之外，又由于他根本不查问一下，究竟这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是怎样发生的。在《序言》里，他提出过问题：“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这问题当然问得很好。如果他认真、冷静而客观地去寻找答案，那末，他当能看到那个根本变化的真相和实质，因而可能收回这个宣布吧。不幸事实并非这样。紧接着问题，他便自己断然回答道：“完全是的”，理由呢？他举出了两个：第一，“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第二，“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这两个理由完全透露了一架全能主义官僚机器的最高领袖的可怕处境和他可怜的思想。同时它们又暴露了毛泽东式“调查研究”的不济事。一切事，只要是在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之下的，就已是足够的保证，保证它们是“在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了。这种论断，其实只是如下一种逻辑的应用，它就是：因为党领袖的英明领导是永远正确的，所以在他领导之下的一切党组织的领导也是永远正确的。因为党组织的一切领导是永远正确的，所以在它们领导之下的任何工作也不可能有错误的。依据这个逻辑，党领导成了正确或健康的同义词，党组织的本身就是正确与健康的本身。因此，当你要“调查研究”一件事进行得是否正确，只要问它是否在党领导之下就得。至于党领导之绝对正确与永远正确，那是完全不成问题，而且根本不许成为问题。 这种态度是罗马教会那个“教皇永不犯错”，“教会永不犯错”态度的翻版，是斯大林官僚办法的承袭，与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的革命精神毫无相同之点。 当然，你也许会说，毛泽东这句话恐怕只是一时“语病”，因为事实上，他授集、批阅和编订了这样一大批第一手数据，已经足够证明他也在查究地方组织领导工作的是否健康了。对，他是在调查，不但调查，他还在不断地清洗这些组织哩。可是问题不在于调不调查，问题更在于目前中共业已形成的那种制度和作风是否还能让毛泽东调查出个什么来。 由于疯狂的个人崇拜，由于全能的官僚独裁控制，毛泽东要想在他部下所写的文章或报告中，看到一句半句他未曾说过或不准备说的话，那简直比在沸汤里找活鱼还难。地方组织的所有文章报告，不是遵旨上奏，便是先意奉承。其中不会有一点异见，更不会有丝毫批评。它们只能把下面的实况砍之削之去凑合上级命令的框框，却不敢把框框以外或不合框框的真情反映上去。领导上发给下级的命令，行得通固然拼命去行，以便争取上级的表扬；如果行不通的话，干部们也得不顾死活去行，或者装模作样去行，以此表示他们自己有办法，有能耐，让上面赏识；如果终于无法“克服困难”，行糟了，那他们就来一个忧报喜，凶报吉，同样“证实了”上级领导的永远正确。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和这样的一种风气中，毛泽东纵使有万分诚意，想从那些报告中调查研究自己政策的执行结果，试问又怎么能够？从那些报告中，他所看到的只是自己意见之较好或较坏的摹拟，以及自己爱憎之夸张的与虚伪的发挥。“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上之所憎，下亦必甚焉。毛泽东想从这些报告中看到自己政策的正确反映，实际只是听到了扩大到可怕程度的自己说话的回声罢了。 当毛泽东在湖南向“穷秀才，破产的商会会长，钱粮师爷与小狱吏”作调查研究时，他可能得到点真实知识的，因为那时候，他“给他们当小学生”。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当毛泽东做了中国历史上权势空前的统治者之后，当全中国的党政干部与非干部都必须依照“毛泽东思想”说话和办事的时候，这样的调查研究便丝毫科学性或客观价值都没有了。 因此，以党组织领导来证明合作化运动的正确进展，是不能成为理由的。 毛泽东所举的第二个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他说：“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他们是从哪里看见了“自己伟大的前途”的呢？据说是从五年计划中。“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无异在说：中国农民与全世界的农民根本不同。人家必须从长期痛苦的经验中，必须从亲自体验的利害比较中，才能逐渐放弃小有产者的资本主义的偏见，才能接受半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中国农民却只要看见中共拟订的三个五年计划的数字，只要听到将来计划完成后的美好光景，就能够大彻大悟，心服情愿地听从党组织的领导了。他们有热情又有秩序地加入了这个运动，并且将自己的生产积极性提到空前高涨的程度。 如果毛泽东这个理由是符合实情而又正确的，那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便是错误的；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小农所说的一切话都是错误的。 英国人有句谚语：“你能够赶马入水，却不能强迫马儿喝水。”同样，你能够用命令（甚至像斯大林当年用过的机关枪）在“几个月时间”驱使五千几百万农户走进合作社，却不能用同一方法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三、是科学家的郑重先见呢，还是占星家的轻率预言？在《序言》中，我们还看到了毛泽东爱给重大事件开出期票的特点。他说：“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一个革命思想家，当然有权利预言。甚至可以说，革命理论家的最大力量恰恰在于他对事变发展能有所先见。在预先指出事变的发展时，大体用上几个年份的数字，当然是允许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这样做的时候，首先要使这个确定的年月数字实在是分析了过去和当前种种条件的结果；其次，这个确定的数字，又必须是郑重分析今后种种条件的结果。只有这样的时间数字才是必要的，才对事变的推进有帮助，才对政策的实现有好处。否则，时间预约变成不兑现的期票，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大大有害：因为预约者的丧失信用事小，全盘工作因时间表之错误安排而遭致严重损失则事大也。 毛泽东爱定时间，爱以明确的数字来规定时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很少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郑重分析。他总是直觉地估定，随随便便出口，为了宣传，为了好听。这样的时间数字，当然不会比“烧饼歌”上的预言有更大价值，但是有无可比拟的更大害处。 星相“哲学家”们给你谈了流年终身，到时不灵，充其量不过让你损失少数金钱；一国元首给国计民生订定了计划，预言“交运”，“旺财”之期，如果一再失误，却关系着几亿人民的休咎，关系着无数财富的得失。 毛泽东的“张铁嘴”作风，便曾造成了莫大损失的。下面我们将约略谈谈“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方面的表现。 不过首先请让我谈几句题外的话。中国旧文人对于数字的态度，不是玄妙的，便是文学的，却从来不是科学的。他们从数字中看出来的意义，多的是神秘的象征，少的是确切的关于量的概念。毛泽东虽然不迷信，却是个词人，他的数学又是“蹩脚得可怕的”（他的数学老师徐特立给下的评语，见《西行漫记》），这就使他很自然与很出色地继承了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当他将外来的共产主义拿来中国化的时候，也曾起了不小作用的。譬如：“三大……”、“八项……”、“五反”、“四清”之类，不仅见之于通俗的口号标语，而且见之于郑重的政策政纲。这类用语，在宣传艺术上自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因为它们易懂、易记、合乎中国人传统的语法和想法。这是毛泽东在继承了中国文人“数字传统”的好的方面。 可是还有它坏的一方面，而且这方面为害之烈，其坏之甚，却是大大超越了它的好处的。 当毛泽东以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的最高指导者资格出场时，他的那个词人式的数学头脑便闯其大祸了。无论什么数字，不管它是关于时间年代的，也不管它是关于经济资料的，或关于统计数值的，毛泽东都贯彻他那种词人态度：粗枝大叶，不求精审，以意度之，称心为尚。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类的时限和数字，在诗词里固然不失为好的词藻；但他以同样态度，应用它们于经济计划之中，应用它们于有关此等计划的指示之中，那又怎能不贻害无穷呢？ 在《序言》中，毛泽东给农业方面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完成期定为一年，给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到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转变定为三年到四年。这个“一”、“三”、“四”的数字是怎样定出来的？仅仅从一个事实推算出来，那便是：“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但是这里的“几个月”，究竟和“一、三、四”年之间有着怎样事实上与逻辑上的关系？文章中完全没有告诉我们。 也许毛泽东是考虑过这些关系的吧，不过事实证明；他即使考虑，也决非郑重的。他定下了时限而毫不受其拘束；时限让事实超越了，他从不加以交代；他时常以甲时限去代替乙时限，却绝不给人以解释。你们看，在《序言》中，毛泽东告诉我们：“只需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但是事实上，这种合作化的完成，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时间了。因为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之后，干部们就再不耐烦去按部就班搞什么“半社会主义的低级社”了。他们干脆将未曾合作化的百分之四十的农户，和其它已经合作化的百分之六十的农户拉在一起，一同跃进到“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去了。因此，在《序言》中定下的另一时限：“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多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也受到了影响：这个转变不是在三、四年内完成，而仅仅在一九五六年一年之内便完成了。 毛泽东如果对他自己走过的时期看得郑重的话，对于这两种合作化的提前实现，应该有个交代与解释，以便对今后新时限的订定能有所参考吧。然而不，他根本没有再作任何检查，甚至根本不再提起，干脆把它们忘却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即在毛泽东写作《序言》之后的一年零二个月，在他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关于合作化的迅速完成，关于“实际进展”远远超过了他一九五五年所定时间表这件大事，他不用一言半语来说明。他只是根据了新的“现实”，又给未来定下了一张新的时间表：“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换句话说，那些提前了好多年办起来的“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虽然成立，都还不曾巩固的。据毛泽东的估计，如果它们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即到一九六二年或再迟稍许的时候多“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毛泽东这一次的时间表如果真是分析了当时的客观情况定出来的；定出来之后，如果他又真能郑重其事地依照这张时间表，切实加以执行的；那末，他不清楚交代旧时间表所以推翻之故，原不重要。因为问题毕竟不在于面子，而在于实质也。 不过事实证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时间表，比他的一九五五年时间表，制定得更加轻率，推翻得更加荒唐。 自从这张新时间表定下来，仅仅过了一年零六个月，即到了一九五八年八月，那时候，依照《序言》的旧表，由低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转变尚未基本完成；若依《内部矛盾》报告中所定出的新时间表，则离开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的“巩固”，至少还差三年或四、五年；但是毛泽东通过那个震惊中外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告诉我们道：现在问题根本不再是关于合作社，不再是什么巩固或整顿，因为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现在的问题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因此，代替着那张过时的时间表，提出一张最最新的时间表：“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同样是一九五八年。但是在这一年内中国农村中将能与所能完成的大事，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在前后相距不出三年的时期内，却能有三种极不相同的想法与估计：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氏以为在该一年内将可使大多数低级合作社变为高级社；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氏以为在该一年中将开始“巩固”“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可是一旦正式踏进了这一年，毛氏却说一切合作社均已过时，现在要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的实现已经不远了！ 这里我们不谈事情发展的实质，不谈毛泽东在此期间一再改变看法是否正确，不谈这些改变是否为客观所需；我们仅仅从他预约确定时限与年数，并随便改变时限与年数这一点看，也可以充分看出他是多么的轻率，多么的儿戏，多么的信口开河！ 不过，以上所述还不是有关此事的最典型的例子，更精釆的还在后头。 在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究竟需要多少年这个问题，给了我们很明确的答案：“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三、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他说，“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由这个制度发展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还需要一些时候。究竟需要多久？毛泽东没有给过确定数字，他只是说“然后再经过多少年”。不过由于他接着声明“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这个“多少年”显然不是指几百年，甚至不是指几十年。 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又将近过了五年，即是说，到了一九六三年三月。那时，按照人民公社决议上所定的时间表，中国的社会主义，至少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是已经“建成”了。那时就要准备在并非很久的将来进入共产主义了。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了一张新的时间表，据他说：“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的。”（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这两张时间表相差得太大了。第一张，对于革命成功才只九年、一穷二白的中国说，在“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多少年”之后，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第二张，对于十月革命后已渡过了四十六年，经济发展的水平比中国高出许多的苏联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却还离得“很远很远”；它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将要在中国和苏联分别实现的共产主义本质上并无不同的话，那末毛泽东在前后五年内对它能约许了两个如此不同的时限，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的。 不过，令人大惑不解的还有更基于此者。 自从毛泽东宣布苏联离开“共产主义的高阶段很远很远”之后一年，即是说，到了一九六四年七月，透过另一个基本文件（《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再提出了一张时间表。根据这张时间表，“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所以他宣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请大家注意，这回谈的不是共产主义了，更不是“共产主义的高阶段”，而只是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的完全实现，据说都“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 既然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都需要这么长久的时间，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更得在遥远的未来了。可是，我们没有忘记，仅仅在六年之前，毛泽东曾经庄严地宣告：“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说共产主义可以实现于不远的将来；一会儿，却又说连社会主义的实现都得在一百年到几百年之后！如果前一个断语是对的，那末后一个时限便错了。反之亦然。但是毛泽东却能兼包并容，彼此相安，或竟能前后两忘，说过就算！ 如此这般的确定时限与年数，那是多么的轻率，多么的任意与不负青任！ 当然，轻率、任意与不负责任只是表象。在它后面隐藏着远较严重的实质。透过这个表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多么的无知或忽视；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待重大的经济问题是多么的不严肃，不科学；我们又可以看出他在处理任何重要问题时，是多么的欠缺一贯性，多么的陷于经验主义和印象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如果联系着一九五五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实际情形，我们再来研究上举的那些时限和数字，那就更加可以看出作为“理论家”的毛泽东的弱点。因为那时我们将会看到：毛泽东之宣布它们，虽然轻率，却非任意的。原来每一个时限和数字，都是以毛泽东在该一时期的经验印象为基础的。“形势大好”了，共产主义在他“看来”便即将在中国实现；等到形势一变，三面红旗倒下来砸坏了他的脑袋了，他就宣布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得在“几百年之后”。一切都有根据，一切都有基础——可惜根据的不是真实的客观，而只是行情性的变化；它们的基础，不是严肃的分析与一贯的认识，而只是毛泽东眼中以幻作真的印象。 *** 上面，我们主要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观察了并且研究了他从一九五五年以来如何竖起那三面红旗，如何对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我们的研究是极不全面的，因为我们不想逾越给自己划定的范围，度量作为经济理论家的毛泽东的身材。根据上面所说，大体上已经可以让人看出这个身材高矮了。我们原可以不再词费。只因人民公社是三旗之中最大最后的一面，毛泽东之提出这个办法，据宣传又是他对马列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因此，毛泽东如何想到这个办法，如何提出这个办法，如何决定实行这个办法，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在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性的问题。我们还得谈一谈。 前面我们叙述过：因为在一九五五年夏秋之间的短短几个月中，中国农户百分之六十以上合作化了，毛泽东从这里看出了中国情况的根本变化，主张在经济文化建设的所有方面，都要突破常规，加快发展速度，以便和起了根本变化的新情况相配合。接着，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又号召了“全民炼钢”，大兴水利的“大跃进”运动。由庞大严密的党机器带头，在更为庞大的各种群众组织的辅助之下，一个“热火朝天，气吞山河”的生产建设运动发动起来了。结果，“捷报”像雪片传来，“奇迹”不分昼夜出现，弄得北京城里的中共领袖们欢欣鼓舞，认为马克思说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预言正在实现中。于是，原本被他们认为能促成生产建设战线上全面大跃进的那个农民生产合作社，现在却倒转来成为农业生产更大高潮的障碍物了。必须突破合作社这个小框框，于是“人民公社”这面红旗就适应需要而升起了。 这是三面红旗先后升起的程序，也是那几年事实发展的表面经过。这个程序的推进是否由于客观群众的要求，那个表面的发展下面是否有真实基础，我们已在别的地方讨论过，此地不赘。此地我们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来谈谈，所谓合作社妨碍农业生产的更大高潮，因而必须打破这个小框框，必须代之以人民公社这个大组织——这究竟何所据而云然？还有，毛泽东对于这样一件大事，究竟做了怎样的调查研究？ 关于农业生产飞跃发展这个判断，中共领袖们所根据的显然是下级机关送来的“喜报”，甚至是领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奇迹”。不过二者相比，我们看见，“奇迹”所起作用，还大大超过了“喜报”的。 农业的全盘合作化，最后完成于一九五六年初。这一年，据宣布，乃是建设战线上初现高潮的一年。这一年，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报告，农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九”。一九五六年又是所谓“右派猖狂进攻”之年。这一年，根据刘少奇的同一报告，因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这就是说，一九五七年的农业生产没有增长，也许还减少了。究竟减少了多少，刘少奇没有发表具体数字，在同一会议上作《农业发展纲要》说明的谭震林也不曾提及。按着便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了。这一年的农业生产，据谭震林在五月间对中共大会发表的乐观估计，“如果今年不遇到大水大旱，……全国粮食增长的比例，将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这样，我们看见了：自从农村中实行了全面合作化之后，一直到合作社被宣布为“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而必须转变为人民公社，这中间，农业生产的增长率是一九五六年所曾实现的百分之四．九，以及一九五八年所预许的“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可是，请读者们注意读一下同年八月，即在上引刘少奇和谭震林发表报告之后三个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特别请注意读一下决议案的第一节，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客观原因一段。它说：“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加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所谓“成倍”，即百分之二百；“几十倍”，即百分之几千。然而仅仅三个月之前，农业主管人在正式代表大会上提出来当作理想年景的，到一九五八年的年底，才只希望增长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哩！ 究竟哪一个文件对呢？究竟连百分之十几的增长都尚待实现对呢？还是两年来早已增长了百分之几千对呢？根据那时以前和那时以后的中共自己发表的文件，再核对一下客观事实，当然，谭震林的数字是较为老实的——虽然也已经大大夸张了。 然则，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委员们，怎么能全无根据地，显然与自己刚刚发表的数字完全不符地，甚至跟最起码的常识都违反地、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这样荒唐的数字写下来呢？要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宣传，不是群众大会上的鼓动演说，而是中共中央的决议。它还不是中共中央的普通决议哩，而是在一次非常的中委会上关于一件非常大事所作的决议。这件大事与五亿以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有关。这件大事将要在数千年中国的历史上完成一次空前的转变。这件大事甚至要在整个人类史上创造一个“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如此伟大的一件事情，为这件事所作的如此郑重的决议，其中写下来的客观的物质的理由，怎么可以如此的信口开河，如此的胡说霸道，如此的随便到近于儿戏？ 撇开客观的需要不谈，这里主要是由于毛泽东那种轻率、大胆、冒险、浪漫与非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这种方法自然让他做成过一些事情，但是也让他搞坏了不少事情，而在这些搞坏了的事中最大的一件，大概要算这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了。 在毛泽东决心制定人民公社办法之前，中共曾经大事宣传，详尽地记录了毛主席亲自访问各地农村的情形。这种宣传的目的无非想告诉大家：毛泽东始终是实事求是的，走群众路线的，事非调查研究是不肯轻易举办的；所以那些报告竭力报导了毛主席如何不耻下问，如何谦虚和蔼，如何一边学习又一边教导。总之，这些报告一方面宣扬毛泽东处处落实的工作态度与思想方法，另一方面想证明人民公社首先是“从群众中来”的一个普遍要求，然后才是“向群众中去”的一条指导路线。 事实上，这些报告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去管它。不过我们却应该感激它们的，因为正是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形象地，因而更真实地看见了毛泽东怎样“到群众中去”，他的所谓“调查研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下面是摘引自当时各报登载的一篇有名通讯。题为《毛主席到了徐水》。作者署名“康濯”，日期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再过半个月，即到了同月廿九日，中共中央就要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上，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了。毛泽东在赴会之前，顺道访问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显然，这次调查研究，是要给人民公社制度寻找“客观的事实”根据的。那时人民公社已开始在河南的一两个地方建立，所以不能说，这次调查促发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思想；但是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起意的人民公社办法，经过这次调查，巩固下来了，坚决起来了，一定要把这制度推广到全中国（不仅农村，当初连城市都包括在内的），因之写下了那个北戴河会议的决议，并且轰轰烈烈地，如火如荼地，搞起了人民公社的运动。 现在请看他是怎样调查研究了徐水的。 “下午四点半钟，毛主席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陪同，首先到了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毛主席精力充沛，满脸红光……主席在进门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这个乡的党委书记詹登科，社里的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现在，又让写了写他们的名字，并且把每个名字都念了一遍。接着就抬起头来问他们：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 毛主席笑着“啊”了一声，赞叹地说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们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也要考虑怎样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毛主席亲切而很有风趣地笑着，一边就站起来，要到村子里去看看。” 读到这里，我简直疑心是在读红楼梦了。“老祖宗”游花园，身边围绕着一大群夫人、姑娘、媳妇、丫环。她们像众星拱月似的，簇拥着这位宁国府里的最高权威，这里看看，那里坐坐，千方百计地奉承她，迎合她，逗得那个老太太心花怒放。老太太乐了，偶尔也说上几句笑话儿，那时这些丫头，媳妇们便互相小声说着：“老太太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乖巧的王熙凤，配上那个善体人意的刘佬佬，即席表演了一两段胡闹剧，老太太就笑她们小家子气，说道：“谁教凤丫头这么寒伧来着，像咱们这种人家，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琏奶奶就立刻打自己的小嘴巴，趁势儿又大捧了一阵贾母。大伙儿自然又免不了齐声颂赞一番。 宁国府里的老祖宗不可能从这样的游玩中摸清楚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家境家底；同样，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也不可能从这样的游玩中调查出农村合作社的实际情况。围绕在这个“老祖宗”身边的，虽然不是珠光宝气、千娇百媚的娘儿们；但是这些身穿中山装的伟丈夫，这些书记、省长、主任和社长们的伶牙利齿，他们的刻意奉承，他们那窥伺颜色的本领，他们那“逗人开心”的能耐，却决不在于王熙凤，薛宝钗等人之下的。 不过，让我们跟着这位现代贾母再游一两处风景吧： “从食堂出来，向地里走去。场里地里的社员都鼓掌欢呼，毛主席又接连不断地挥手点头，同大家打招呼。毛主席大概是看到地里做活的妇女很多，一边又对陪同他的人说：‘这里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告诉主席，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主席就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由于这样的一问一答一肯定，我们看见，在那时以后的至少整整半年中，全中国农民家庭中的锅台全给拆了，人们必须每天两次，在炎日下，或寒风中，走上长短不等的路，上被庙或旧祠堂改成的“食堂”里去吃那半生不熟的，或焦黄墨黑的公家饭。这办法给五亿农民带来了莫大的不便和痛苦，却原来是如此轻松地调查研究出来的。 让我们再往下看吧。 “毛主席又看了玉米和谷子，看了粪堆形的山药……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 大家都说好，都听得很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的红专大学；主席又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跟着就走上大道，同大寺各庄农业社告别。” 这一段游园的精釆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又是怎样调查出来的。 最后—— “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首长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毛主席问了问河北省其它地区庄稼的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况。最后，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最后说道：‘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对大家说：‘北京就不出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北京出政治领导，’张国忠说，‘出党的总路线！’毛主席又嘻嘻笑着，不断点头。” 这些凤奶奶们也算真的有本事，哄得老祖宗只好“嘻嘻笑着，不断点头”。不过老祖宗给哄胡涂了，充其量不过是叫丫头打开私己的箱笼，拿出些绢帛珍宝来打赏打赏罢了。毛主席给哄胡涂了可完全不同的，他真的以为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过去几千年的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了。”他真的以此作为根据，在十几天之后草拟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案》上，写下了“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千倍地增长”那样的字句。他真的以为那时中国农业之所患已经不再是“寡”，而是“太多”，而是“大大地过剩了”，所以不但有足够的物质基础，让人人多吃小麦，多吃猪肉，让玉米和山药喂牲口；而且有充分的基础进入农村共产主义组织了。 “七点半钟，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脸上焕发的容光，把西边地平在线黄金鲜艳的彩云照得花团锦簇。…… 黑夜，县委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向党和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超过两千斤。…… 黑夜……早晨还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十几个钟头以后就不仅办到，而且被超过。大寺各庄早已酝酿的公社，也在这天黑夜正式成立。树木全部由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我们真得感谢这位随驾记者的精细描写。它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在人民公社决议拟订前夕毛泽东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这里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一般的工作方法），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中共已经形成的那架官僚主义的机器。这架机器性能不坏，效率很高，结构严密，行动迅捷。它是非常便于操纵的，而且是在毛泽东的绝对操纵之下。这是好的方面。如果毛泽东想对了主意，把正了方向，只要将电纽一按，机器开动，行动和效果立见。但这架机器还有另一个方面，还有坏的一方面，那就是：它的严密结构靠下对上的完全服从来维持，它的高速的效率凭上对下的绝对控制来获致；随着机器的愈来愈庞大复杂，控制者的愈来愈骄纵自满，纪律的服从或变成盲目的执行，或变成虚伪的做作；上级领导堕落成神化的膜拜，又辅之以最残酷的镇压，以致这架机器的性能大成问题了。效率也许还是很高的，但因上骄下谄成了风气，批评精神荡然无存，在上者一味好大喜功，在下者只会推波助澜，以致这种效率时常向相反方面表现！不是成就大功，而是闯下大祸。 对于尚未腐化的官僚主义的党政机器言，只有自己行动造成的祸害，而且还得是非常显著、绝对无法掩饰的大祸害，才能起若干批评作用。在没有达到这一步之前，每一个动作都要去证明最高当局的“英明领导”，每一个报告都要歌颂上级决定的“完全正确”，每一个结果都要说成是总路线带来的“伟大成就”。 在这样情形中，最高领导者要想从下面执行者那里获知政策执行的实际结果，当然是不可能的。何况毛泽东方式的调查研究，原本算不得什么科学方法的，它仅仅是新闻记者的访问；可是等到后来，特别是当他成了一尊，充分神化之后，那末它的这一套调查研究方法，正如另一位新闻记者所纪录的徐水情形告诉我们的，简直连新闻记者式的访问价值都没有了。我们不想怀疑毛泽东的动机，他仍旧是“实事求是”的，仍旧想先做调查而后取得发言权的，所以他虽已贵踰帝王，却仍不辞炎热之苦，不辞跋踄之劳，自行到乡村去下放几个小时。也许，他仍然怀着做小学生的心情，去向父老们学习研究的。可是那整个的官僚机器不让他这样做了。眼见的都是逢迎的笑脸，耳听的都是他最乐闻的答案。“圣意”是昭告过的，根本连揣摸都用不着，人人只要顺着这个方向（即所谓总路线），添油添酱，推助渲染，以此去证实主席的远见，以此去让“老祖宗”既惊且喜，让他觉得凡事都一如他之所料，而且还超过他之所料[5]，因此乐得连连点头，不断欢笑。 拥有无上权势的人也自有其不幸的。一道人为的墙，甚至许多道人为的墙，将他和周围世界，和周围的人，甚至和他最亲密的人，都隔绝起来。不管他原本是多么的聪明，一旦被隔离在这道权势之墙的后面，总就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了。当然，这也是生活决定意识的绝好例子。就拿这篇“徐水纪行”中的情形来看吧，毛泽东在和下属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天真、轻信与颟顸，简直是令人万分惊奇的。譬如！他听了县委书记的报告后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十一亿呀！”按常理，亦即按普通人的思想方法，这两句话接下去一定会问：“这样大幅度的增加真的办得到吗？如果办得到，那到底是怎样办到的？”因为这样发问才能算作“调查”，这样追寻才能称得上“研究”。可是事实上，毛泽东并不这样问。打上引的说话跟下来，按着他问道：“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关于粮食收获量之“成倍、几倍，十几倍、数十倍的增长”，关于这个自然界中未曾前见的奇迹，毛泽东听了连丝毫惊奇的感觉都没有；相反，他竟把它当作当然之事，把它当作完全已经实现之事。所以问题不再是研究这个“奇迹”，而是要以此一奇迹作为前提，研究如何处置这个奇迹，如何适应这个奇迹，乃至使其它种种如何都去追上这个奇迹了。人民公社及其有关的整套办法与全部理想，便是以“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这个“科学”结论为前提的。人民公社这个“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恰恰因为出现了“农业飞跃发展”这个奇迹，恰恰因为具备了这个“客观物质基础”，才“不得不”设计出来的“上层建筑”，以便适应和追上这个奇迹的！ 以这样的奇迹为前提，以这样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而设计出来的人民公社，焉有不倒裁觔斗，惨遭失败[6]之理？ 人民公社的试验给六亿人民带来了莫可名状的痛苦，造成了无法估计的财富损失：而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作为一个最集中与最彻底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让我们确定了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家的毛泽东的高度，并且让我们看到了成为最高权威后毛泽东那种“调查研究”的无用而且有害。 上面，我们观察了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毛泽东的许多方面。已经够详细，而且近乎琐碎了。现在得总起来说几句，做个结束。在经济问题上，跟他在其它问题上一样，毛泽东始终以民族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经验主义为思想方法。这样的基础和方法，也曾经在经济事务和经济建设方面，大有助于毛泽东这个高明的策略家之成功的。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共官僚主义化的愈来愈严重，中共所控制的那架国家机器的愈来愈完备，毛泽东要想凭调查研究去获得直接经验的可能就愈来愈小，以致逐渐只能以被官僚机器可怕地加以夸大了的他主观的意图或幻想，当作“客观经验”，结果，他那策略家的特点再也不能起正的作用，而只能起负的作用了。另一方面，因为中共已不是某一割据地区的主人，它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再是如何克服困难藉以谋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它现在是全国的统治者，它的任务，用列宁的话说，不但要在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中图存，也不但要在被严重破坏了的穷白国土上从事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且要“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世界经济”。面对着这样一个任务，毛泽东一向发挥作用的那个“自力更生”方针愈过愈不合适，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愈过愈显出其反动性质，而战略家毛泽东的弱点也就暴露无余了。 中苏两个共产党所以会发生严重分歧，原因固然甚多；不过其中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却在于苏共方面“反”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共方面自命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家都坚持了和坚持着一国社会主义（或一国共产主义）。 [1]“日”字疑系“月”字之误。 [2]据毛氏自己说：“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直至长征西北的开始，我的时间几乎全部贡献于苏维埃政府工作，将军队的指挥权让给朱德及别的几位。”（见斯诺著：《西行漫记》） [3]根据各种材料，当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长征之时，共有士兵约八万五千人，党政干部约一万五千人，共约十万。 [4]当中国革命失败以后，直至红军长征以前，苏联究竟以怎样方式援助了中共，至今还不大清楚。我个人只知道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时期，苏联每月有一笔款子(大约二三万元）是经由美国的私人关系汇到上海的。此外，周恩来对当时留学莫斯科的中国学生透露过，联共将列宁格勒一区所有党费，按月赠送给中共作为经费。 [5]为了支持和“证实”这个毛泽东调查出来的“农业飞跃”的大奇迹，当时便四面八方传来了更大的与特大的奇迹。随便举个例，就像同年八月十二日，即毛泽东视察了徐水大寺各庄农业社之后的第八天，中国新闻社从武汉发出来的一则报导说：“连放高产卫星的湖北省麻城县，又出现了惊人记录。这个县的麻溪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一点零一六亩播种“江西旱”种籽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高额丰产记录。……麻城县全七万三千多亩旱稻现已基本收割完毕，根据对实收情况的反复核算，平均亩产达一千二百三十二斤，比去年猛增二倍以上。这个县平均亩产三千斤到五千斤高额丰产田有四干九百亩，五千斤以上到七千斤的有一千一百九十亩，七千斤以上到一万斤以下的有五百三十亩，一万斤以上的有三十多亩。” 如果麻城县一九五七年的平均亩产量为三百斤，那末依照这个报导，一年之间的飞跃就有二倍，二十倍，竟至一百二十三倍！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上所说的“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显然是以这一类报导为根据，不过做了“谨慎的核实”罢了。 [6]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持续了三年半的“特大自然灾害”，据中共说，乃是一九六○年以后爆发出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大恐慌的原因，而且是唯一原因。他们根本否认人民公社政策对此要负任何责任。他们说：幸亏有人民公社，才使这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不曾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事实到底如何？究竟是人民公社这个错误政策大大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造成了人为的灾害，并加重了自然灾害呢？还是真如中共所云，恐慌的唯一原因是自然灾害，人民公社是帮助了农民去战胜这些灾害，因而减轻了恐慌的？ 想用事实和数字来解答这个问题是很难的。这是一个专题，需要长时间的搜集材料，再做一番审核、对比和分析的工作才能有根据地、充分地与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想这样做。处于目前的环境，我们也无法这样做。为此，我们只能简单地指出下列几点。 １、根据中共官方发表的统计：一九五八年“遭受水旱灾害影响的面积约有四亿亩”。一九五九年“受灾面积达六亿五千万亩，受旱灾的就有五亿多亩，占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一九六○年“中国有九亿亩农田受到程度不同的灾害，占总耕地面积一半以上。”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国农业就已遭受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一九五九年比上一年的受灾亩数增加了三分之一点五；一九六○年比上一年则增加了三分之一不足。 可是从粮食的收成方面看却是这样的：一九五八年虽然有四亿亩农田受灾，而所收粮食之多，却打破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丰收纪录，造成了农业上的奇迹。一九五九年虽然灾情大了三分之一点五，而收成却非但不减，反而比一九五八年的空前丰收还多了百分之八。由此可见，自然灾害与农业收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按照比例大小而增减的。 中共既然高叫着“人定胜天”，拚命强调“主观的能动性”，认为“人的因素决定一切”，那就更没有理由将中国那一次经济上恐慌的全部责任，统统归之于“天”统统赖在“自然灾害”身上。 ２、一九五八年的“空前大丰收”催促了人民公社这个制度的诞生。并非有了人民公社这个制度才造成农业生产的“奇迹”的。因此，人民公社不能将特大丰收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它不但无功可居，而且还损害了那次丰收的。人民公社这个制度卤莽灭裂地建立于一九五八年秋收之际，显然是“秋季大丰收的劳动力安排不很好，割、打、收、藏的工作进行得有些粗糙”的主要原因（见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修订一九五八年农业统计数字的公报》）。 ３、召开于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公报中首次公开承认“由于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更为严重的百年未有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为了在一九六一年争取农业生产的较好收成，公报指出了几个办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农村中必须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贯彻执行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经济的各项措施，切实安排好社员的生活……”以及“迅速采取措施，帮助……家庭副业和郊区农业的发展，增加各种日用品和副食品的生产……活跃农村初级巿场。”怎样“巩固”与怎样“贯彻”呢？当时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在一篇专文《鼓足干劲、力争丰收》（见《红旗》一九六一年第三、四期合刊）中，作了详细说明，要旨如下： 必须彻底廓清随人民公社以俱来的那种共产主义的想法和做法。为要做到这一点，第一，必须让大家来弄清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必须让大家知道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所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其“具体形式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第二，“吃饭不给钱”的供给制，“在分配给社员的消费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三十，其余的百分之七十是工资，按各个社员所做劳动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多劳多得。”第三，“生产投资、管理费用、公共积累和农业税收等支出的总和，在主要还是手工劳动的社队，一般应控制在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把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分配给社员消费。”第四，“鼓励公社社员不妨碍集体生产的条件下经营家庭副业，饲养家畜家禽。社员的自留地，除了一小部分作为公共食堂的菜地以外，其余由社员家庭自己经营。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农村的巿集贸易。”第五，大约包括三、四十户的“生产小队是组织生产小队的基层单位，安排农活的指挥权应该归生产小队……公社一般领导机关有权根据国家计划向生产队提出建议……但是不能不问实际情况，不听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的意见，任意规定产量指标，机械地安排作物种植面积，硬性推行技术措施。”第六，“生产小队的利益是社员群众最直接关心的。坚持生产小队这种小部分所有制，对于调动社员群众和小队干部的积极性是十分必要的。”第十，“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凡是还没有实行‘四固定’的，必须在春耕以前把‘四固定’落实到生产小队，并且登记造册，不许任何人随便调用。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进行协作，必须……自愿两利，等价交换，以工换工，评工记分。”第八，“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制度。三包必须落实，奖罚必须兑现。” 以上八点，大致已从正面指出了，或是反面托出了人民公社在其两年多存在期间所发生的种种毛病，及其补救之法。总的来说，所有毛病均由于“一大二公”，而所有补救（按照中共的官方说法：“巩固”或“贯彻”）之法，都在于回复到“一小二私”。 既然文章的意思，亦即按照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议的意思是：为了要和连续两年的灾荒作斗争，为了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丰收，必须从“一大二公”的原则落实到“一小二私”的方针，必须凭此方针去“进一步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那末问题不是很清楚吗？过去的农业灾难，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它的主要部分，应该由“不落实”的人民公社负责的。我们说一九六○年开始的，连续数年的中国农业经济的大恐慌，证明了人民公社原来计划的失败，不是也很清楚吗？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五章<<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五章苏维埃的热月[1]一、为什么斯大林取得了胜利苏联的历史学家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在重大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都曾经历一系列自相矛盾、左右摇摆的过程。试图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释和辩护，显然不能自圆其说。领导意味着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有预见性。斯大林派却一点也没有预见到事态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每次都是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他们完全用行政手段来应付新的局面。关于每次形势转变的理论，都是在事后才创造出来的，同时很少考虑他们过去是怎么说的。根据这些不可辩驳的事实和文件，历史学家只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谓“左翼反对派”对国内事态发展的进程倒是提供了正确得多得多的分析，而且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具有远为符合实际情况的预见性。乍看起来，这个论断同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矛盾的，即没有远见的派别不断地取得胜利，而洞察力比较深刻的集团倒是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这种反驳意见自然会从心里产生，但是，它只对这样的人有说服力，即以理性主义的方法思考问题，同时认为政治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论或者一盘棋赛。政治斗争就其本质来说，是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的斗争，而不是说理的斗争。领导的品质如何对于斗争的结果当然不是无所谓的，不过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归根到底，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另外，斗争的每个阵营都是按照本身的形象来选择自己的领袖的。二月革命把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拥上权位，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沙皇统治集团“更加聪明”或者“更加机灵”，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至少暂时是这样——举行起义反抗旧制度的革命人民群众，克伦斯基能够把列宁打入地下和监禁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并不是因为他在个人才能方面超过这些人，而是因为当时大多数工人和士兵还在追随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克伦斯基个人的“高超”——如果在这里可以使用这个字眼的话——在于他没有比绝大多数人看得更远些。后来布尔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争取过去，并不是由于其领导人个人的高超，而是由于新的社会力量对比。最后无产阶级终于成功地领导了心怀不满的农民去反抗资产阶级。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阶段——包括它的上升阶段以及下降阶段——也同样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即相互接替的“领导人”和“英雄”的力量，主要在于他们符合那些支持自己的阶级和阶层的性质。只是由于这种符合，而不是由于任何不相干的什么高超，那些“领导人”和“英雄”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他个人的作用。米拉波[2]、布里索[3]、罗伯斯庇尔、巴拉斯[4]和波拿巴[5]的相继当权，都是遵循着远比这些历史主角本身的特点为有效的客观规律。大家知道得很清楚，到目前为止，每次革命以后，接踵而至的总是反动，甚至是反革命。这种情况固然从来没有把整个民族拖回到原来的起点，但它往往把人民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夺走。在第一次反动浪潮下遭到牺牲的，一般总是在革命进攻期间站在群众前列的那些先锋、首倡者和鼓动者。代替他们的是站在第二线、同以前的革命敌人结成联盟的人民，这些人站到了最前列。“主角们”在公开政治舞台进行着富有戏剧性的决斗，在这种决斗下面，阶级关系发生着变化；还有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即新近参加革命的群众在心理上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许多同志曾经提出这样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的活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活动的革命首创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平民的自豪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代替所有这些的是出现了那么多卑鄙、懦弱、胆怯和自私自利的现象？拉柯夫斯基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生活史作为回答，并以巴贝夫[6]为例。他说巴贝夫从阿巴耶监狱[7]出来以后，对于巴黎郊区英雄的人民所发生的变化也感到惊奇。革命是一种大量消耗人的精力（既包括个人的也包括集体的）的事情。神经要失去抵抗力。意识要动摇，性格要磨尽。事态的发展太快，以至新力量来不及弥补损失。饥饿、失业、革命干部的死亡，以及群众被排挤出政府机关，所有这些都使巴黎郊区的人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陷于严重的贫困状态，以至他们还需要再过三十年才能准备好举行一次新的起义。在苏联的书刊中有这样一句原则性的论断，即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则“不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论断是根本没有科学内容的。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于世界形势和内部力量的具体对比。但是阶级本身是在沙皇统治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的野蛮条件下形成的，而绝不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形成的。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正是由于这一点，在许多方面还落后的无产阶级，才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以空前的速度从半封建的君主政体跳跃到社会主义专政；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队伍中才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反动。这种反动发展成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浪潮。外部条件和事态发展都不断地促进这种反动。一次干涉接着一次干涉。革命没有从西方直接得到帮助。国家没有出现预期的繁荣，却长期陷于前景不妙的贫困状态。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国内战争中死亡，就是高升几级而脱离了群众。这样，在力量、希望和幻想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张阶段以后，便产生了疲倦、消沉和对革命结果极度失望的情绪。“平民自豪感”进入低潮而让位给胆怯和自私自利的浪潮。新统治阶层就在这种浪潮上达到自己的地位。五百万红军的复员，对于官僚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指挥官，在地方苏维埃、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他们把国内战争时期保证取得胜利的那种制度坚决地贯彻到每个地方。于是，群众便在各方面逐步地被排除实际参加国家的领导工作。无产阶级内部的反动，使城乡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有了极大的希望和信心，新经济政策给了他们新生命，他们越来越大胆。最初作为无产阶级代理人的年轻的官僚，现在开始觉得自己是各个阶级之间的仲载法庭了。官僚的独立性越来越得到加强。国际形势也以巨大的力量朝同一方向推进。世界工人阶级遭到的打击越沉重，苏维埃官僚的自信心越强。二者之间不仅有一种年代上的关系，而且有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在两方面都起作用。官僚的领导人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失收；而这种失败又促进了官僚的兴起。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亚起义的失败和德国工人党不光采的退却，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起义企图的瓦解，一九二六年美国总罢工的被叛卖和波兰工人党在毕苏斯基[8]上台时的可耻行为，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惨遭屠杀，最后还有德国和奥地利最近遭到的更为不祥的失败——所有这些历史性灾祸，摧毁了苏联群众对世界革命的信心，并使官僚作为唯一的救星而越来越提高自己的地位。至于十三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遭到失败的原因，作者不能不提起自己的其他著作。作者在那些著作中试图揭露这一点，即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由于脱离群众和非常保守而对各国的革命运动起了摧毁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怀的是这样一个无可辩驳和富有教育意义的事实，即欧洲和亚洲的革命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一方面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却大大加强了苏维埃官僚。在这一系列历史事变中，有两个时期特别具有意义。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苏联工人热情地注视着德国，当时那里的无产阶级似乎已经开始夺取政权。德国共产党的仓皇退却给苏联劳动群众带来了极大的失望。苏联官僚立刻展开了一个运动，反对“不断革命”论，并且给予左翼反对派第一次残酷的打击。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苏联居民又有了新的希望。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东方，当时在那里中国革命的戏剧正在发展。左翼反对派已经从以前遭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并且正在征收大批新的追随者。一九二七年底，中国革命遭到了刽子手蒋介石的屠杀，共产国际实际上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出卖给了蒋介石。一种失望的冷潮淹没了苏联的群众。官僚在报刊上和会议上对左翼反对派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以后，最后便在一九二八年对这个反对派大肆逮捕。的确，有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团聚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旗帜周围。先进的工人毫无疑问地是同情反对派的，但这种同情是消极的。群众不相信一次新的斗争可以大大地改变局势。与此同时，官僚说，“为了国际革命，反对派建议把我们拖进一次革命战争。动荡得已经够了！我们已经赢得了休息的权利。我们一定要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请信赖我们，信赖你们的领导人！”这种休息的福音大大地巩固了官僚机关以及军官和国家官员，并且毫无疑问地在疲倦的工人当中，特别是农民群众当中得到了共鸣。他们问自己：反对派真是为了“不断革命”的想法而准备牺牲苏联的利益吗？实际上，这种斗争同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利益是一直有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德国执行的错误政策，十年后造成了希特勒的胜利——即造成了一种来自西方的具有威胁性的战争危险。在中国执行的同样错误的政策，支持了日本帝国主义，使东方的危险大大迫近。然而，反动时期的特点，首先还在于缺乏勇敢的思想。反对派被孤立了。官僚则趁热打铁，利用工人的困惑和消极情绪，使其中比较落后的阶层反对先进的阶层，而且一般地来说越来越大胆地依靠同富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不多的几年当中，官僚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如果以为在群众中默默无闻的斯大林，是突然夹着完整的战略计划出现的，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绝不是这样。在斯大林找到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已经找到了他。斯大林给官僚带来了一切必要的保证：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望，一种倔强的性格，狭小的眼界，以及同政治机器——他的势力的唯一来源——的密切联系。胜利落到他头上，最初是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这是新统治集团欢迎他的友好表示，这个集团企图摆脱旧的原则，摆脱群众的监督，同时在内部事务方面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者。在群众面前和革命事态发展过程中作为二等人物的斯大林，显示了自己是热月式官僚的无可怀疑的领袖，是其中的第一号人物。新统治阶层很快就流露出自己的想法、感情以及更为重要的私心。当前官僚当中较老一代的绝大多数人，在十月革命时期都是站在营垒的另一边的。（就以苏联的驻外大使为例吧：特罗扬诺夫斯基、马伊斯基、波丹金、苏里兹、金楚克等就是这样。）要不然，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是站在斗争之外。在现在的官僚当中，那些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站在布尔什维克阵营里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至于年轻的官僚，都是年老一辈的官僚挑选和教育出来的，他们往往就是老官僚的子弟。这些人并不能完成十月革命，但是他们完全适合于利用十月革命。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发生的个人偶然事件，当然不是没有影响的。例如，列宁的生病和逝世就毫无疑问地加速了进程。如果列宁活得再长些，官僚政权的压力至少在头几年当中会发展得比较慢些。但是早在一九二六年，克鲁普斯卡娅就在一些左翼反对派人士当中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伊里奇还活着，他也许已经被关在监狱里了。”当时列宁的担心和令人不安的预言，对于她来说还记忆犹新，她没有抱什么幻想，以为列宁个人的无上权威可以抵挡得住相反的历史潮流。官僚征服了比左翼反对派更多的东西。它征服了布尔什维克党。它击败了列宁的纲领，而列宁曾经看到国家机关“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主要危险。官僚击败了所有这些敌人：反对派、党和列宁，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思想和论辩，而是自己的社会力量。官僚的沉重的臀部压倒了革命的头。这就是苏维埃热月的秘密。二、布尔什维克党的蜕化布尔什维克党准备了并且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它创建了苏维埃国家，并供给这个国家一副坚强的骨骼。党的蜕化是国家官僚化的原因，也是结果。必须至少简短地说明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制度的特点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把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并没有一点矛盾的地方。党不仅密切注意二者的界限应当随时划清，而且还密切注意运用这种方法的人应当真正有权规定党的政策方向。批评自由和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不可变更的内容。目前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不容许搞派别活动的说法，在堕落时期是神话。[9]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派别斗争的历史。同时说实在的，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既然以推翻世界为自己的任务，把最大胆的叛逆者、战士和反抗者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那它要生存和发展下去，怎么能没有思想冲突、没有小圈子和暂时的派别组织呢？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远见，往往能使冲突缓和下来，使派别斗争的持续性减小，但也仅此而已。中央委员会所依靠的就是这种热烈的民主的支持。它正是从这种支持当中得到胆量，来作出决定和发布命令。领导在各个危急阶段所表现的明显的正确性，使中央委员会拥有很高的权威，这种权威是集中制的无价的精神资本。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党的制度，特别是在夺取政权以前，同目前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所实行的制度是完全相反的。目前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的“领导”都是由上面指派的，一道命令就可以把政策完全改变，党的机关完全没有监督，它对普通党员傲慢骄横，对克里姆林宫则百般顺从。但是，就是在夺取政权以后的头几年，即使党内已经出现了管理腐败的现象，如果有人把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党的形象讲给布尔什维克听，那末，每个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在内，都会把这个人斥责为最恶毒的诽谤者。列宁和他的同事的注意中心是，经常地关心保护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使它不受当权者的那些恶习的影响。然而，在开头几年，党和国家机关的特别密切关系，以及有时实际上融合在一起，毫无疑问已经给党内制度的自由和弹性造成了损害。随着困难的增加，民主越来越少。最初，党曾祝愿和希望在苏维埃机构内保持政治斗争的自由。但是国内战争使这种打算作了很大的改变。反对党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禁止。这种显然同苏维埃民主精神矛盾的作法，布尔什维主义的领导人不是当作一种原则，而是当作一种暂时的自卫手段。执政党的迅速成长，它的任务的新颖和广泛，不可避免地使党内发生了分歧。国内的各种反对暗流，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对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施加压力，这样就加剧了派别斗争的尖锐性。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这种斗争采取了这样尖锐的形式，以至有动摇国家政权的危险。一九二一年三月，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叛乱，不少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这次叛乱，这时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禁止派别活动——这就是说，把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也运用到执政党的内部生活中。这种禁止派别活动的做法也被当作一种非常措施，准备在局势大大好转的时候取消。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极其谨慎地运用这种新办法——这种办法对于它本身的关系最大——以免因而扼杀了党内生活。可是，这种办法原来只不过是对付困难局势的一种必要的让步，官僚却认为完全适合自己的胃口，于是他们便开始完全以行政上感到方便的观点来处理党内生活。早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在健康好转的一个短时期里，由于对官僚主义日益具有威胁性的发展感到震惊，就准备展开斗争反对斯大林派。斯大林派这时已经使自己成为党机器的轴心，作为夺取国家机器的第一个步骤。列宁的第二次病倒和以后的逝世，使他未能同内部的这支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从此以后，斯大林——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同他一道工作——便把全部努力放在促使党机器摆脱普通党员的监督方面。在这种“稳定”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中，事实证明了斯大林是他的同事当中最坚决最可靠的一个。他用不着分心去注意国际问题；他从来没有关心过那方面的问题。新统治阶层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也就是他自己的观点。他深信，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其本质来说是民族性的和行政性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是一个必要的坏东西，只要能为外交政策的目的服务，就应当加以利用。在他的眼虽，他自己的党之所以还有价值，也不过是因为它驯服地支持国家机器。除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外，官僚还散布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在布尔什维主义中，中央委员会就是一切，党等于零。第二种理论无论如何比第一种理论实现得更加成功些。统治集团利用列宁的逝世宣布了一次“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运动”。党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地加以守卫的，现在大大地敞开了。工人、职员、小官员，成群结队地挤进去。这种策略的政治目的是，把革命先锋队融化在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而有服从权势的老习惯的普通人当中。这个计划成功了。“为纪念列宁主义而吸收党员运动”，由于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因而给予列宁的党一个致命的打击。机器赢得了必要的独立，民主集中制让位给官僚集中制。在党的机关本身当中，工作人员从上到下作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动。服从被宣布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的借口下，“奇诺夫尼克”[10]彻底地代替了革命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从此便成为一部迅速蜕化的历史。左、中、右三派的领导人都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同一个参谋部——政治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于正在发展中的斗争的政治意义认识不清。在肤浅的人看来，这似乎完全是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是一种争取列宁的“继承权”的斗争。但是在严峻的专政条件下，社会矛盾在初期除了通过执政党的机关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热月派人物都是从雅各宾党人当中产生出来的。波拿巴本人在早期就属于雅各宾党，后来法国的这位第一执政官和皇帝也正是从以前的雅各宾党人当中挑选其最忠实的臣仆的。时代改变了，雅各宾党人也随着改变了，二十世纪的雅各宾党人也不例外。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现在已经只剩下斯大林一个人。当时的两个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流亡时期都曾同列宁共事多年，现在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服着十年徒刑。另外还有三个政治局委员，即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11]，已经完全离开领导岗位，但是由于采取了屈服的态度，目前担任着次要的职务。最后，还有本书的作者，目前在流亡中。列宁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由于不能全力使自己完全适应热月，也遭到了软禁。目前的政治局委员，在布尔什维克党史上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如果有人在革命的头几年预言他们以后会高升到那样的地位，那他们首先会感到惊讶的，同时这种惊讶不会掺杂着虚伪的谦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目前的作法更加严格了，即政治局永远正确，反对政治局的人就不可能正确。但是不仅如此，由于斯大林不可能犯错误，因此政治局就不能反对斯大林，而斯大林也不能反对他自己。在这整个时期，要求党内民主是所有反对派别的口号。这种要求实现的希望越小，这些派别要求实现的决心就越大。上面提到的左翼反对派纲领，在一九二七年就要求在刑法中加入这样一条特别法律：“凡直接或间接迫害提出批评的工人，即以严重罪行惩处。”代替这条法律的是，刑法中加入了一条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法律。党内民主在老一代当中只剩下了一点回忆。与此一道消失的还有苏维埃、工会、合作社、文化组织和体育组织的民主。驾于所有这些组织之上的是党支部书记的无限威权。在“极权”这个字眼从德国传来以前好几年，苏联的制度在性质上就已经是“极权”的了。拉柯夫斯基在一九二八年写道，“败坏道德的方法把有思想的共产党人变成机器，并且摧毁了意志、性格和人的尊严、统治集团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自己变成不可动摇不可侵犯的寡头，以此代替了阶级和党。”自从拉柯夫斯基写出这几句愤慨的话以来，制度的蜕化已经走得无比遥远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成为党内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一九三六年三月莫洛托夫已经能够向一个法国记者吹嘘说，执政党内部不再有派别斗争，那只是因为现在不同的意见已经由政治警察的自动干涉解决了。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死亡，再也没有什么力量会使它起死回生。随着党在政治上的蜕化，没有监督的机关在精神上也趋于堕落。“Sovbour”——即Sovietbourgeois（苏维埃资产阶级）——这个用来称呼享受特权的显贵的字眼，很早就在工人的字汇中出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资产阶级倾向便有了更广阔的活动余地。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于统治阶层蜕化的危险提出了警告。他说，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事情，即被征服者的水平较高的时候，征服者便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化。俄国资产阶级和旧官僚政治的文化固然相当可怜，但是可惜新统治阶层还必须经常向那种文化脱帽致敬。有“四千七百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在莫斯科管理着国家机器。“究竟是谁领导着谁呢？我非常怀疑，你们是不是能说共产党员是在领导着……。”在以后的几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不能说话了。但是在他能活动的最后几个月当中，他的全部思想集中在警告和武装工人上面，希望他们反抗官僚的压迫、专横和腐化。然而，他当时也只不过是看出了病症的初期症状而已。克里斯琴·拉柯夫斯基、以前担任过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担任过苏联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他在一九二八年流放期间曾经给他的朋友写过一封信，简略地探讨苏维埃官僚。这封信，我们在上面已经引用过好几次，因为它至今还是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一篇最好的东西。拉柯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说，“在列宁的心中，以及我们大家的心中，党领导的任务在于保护党和工人阶级，使他们不受当权者方面由于拥有特权、地位和任命权而做出的腐败行动的影响，不同旧贵族和旧市民的残余接近，不受新经济政策的腐化影响，不受资产阶级道德和思想意识的诱惑……我们必须坦率地、明确地和高声地说，党机关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它暴露了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发挥保护者和教育者的双重作用。它失败了，破产了。”不错，拉柯夫斯基本人在官僚的压迫下后来否认了自己的尖锐判断。但是，七十岁的伽利略也曾经这样。他陷入异端裁判法庭的魔掌以后，被迫否认了哥白尼的体系——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地球继续绕日运行。我们不相信六十岁的拉柯夫斯基真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对这种收回自己意见的做法进行过令人敬畏的分析。至于他的政治批评，在客观发展的事实当中比在他本人的主观坚定思想当中找到的支持远为可靠。政权的取得不仅改变了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结构。运用政权成了一个固定社会集团的专门工作，这个集团越把自己的使命看得高，它就越急于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拉柯夫斯基继续作了解释：“在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中，执政党的党员是不容许进行资本主义积累的，差别最初是职务上的，但是后来就成了社会上的差别。我不是说这种差别变成一种阶级差别，而是变成一种社会差别……拥有汽车、美好住宅、定期休假和得到党的最高薪水的共产党员，同在煤井中工作、每月得到五六十个卢布的共产党员比较起来，社会环境是不同的。”拉柯夫斯基列举了雅各宾党人在执政时期蜕化的原因——如追逐财富、参加政府的商业合同和供应等等，他还引用了巴贝夫的这样一种奇妙的评论：新统治阶层的蜕化，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受了以前的贵族少女的影响，雅各宾党人对于她们是非常友好的。巴贝夫叫喊道，“你们这些小心眼的平民，你们在干什么呀？今天她们拥抱你们，明天她们就会绞死你们。”如果调查一下苏联统治阶层的妻子，那就会显示一种类似的景象。苏联的著名记者索斯诺夫斯基曾经指出“汽车—闺房的因素”对于形成苏维埃官僚的精神面貌所起的特殊作用。的确，索斯诺夫斯基继拉柯夫斯基之后也收回了自己的意见，然后从西伯利亚回来了。但是这样并没有改进了官僚的精神面貌。恰恰相反，这种收回意见的行动正是道德越来越败坏的证明。索斯诺夫斯基的旧文章，人们抄写出来一个一个地传阅，这些文章描绘了新统治阶层生活当中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插曲，这些插曲清楚地说明了征服者已经为被征服者的精神活动同化到多么严重的程度。然而，我们用不着回到过去的年代——因为索斯诺夫斯基最后在一九三四年放下了批评的鞭子，而换成了歌功颂德的七弦琴——我们不妨看看苏联报刊上的一些崭新的例子。我们并不挑选谩骂和所谓“过火”的东西，而是挑选那些正式的社会舆论所认可的日常现象。莫斯科有一个工厂的经理，是一个杰出的共产党员，他在《真理报》上吹嘘他所领导的企业在文化方面的发展。“一个机械工人在电话中问道：‘先生，您有什么命令，是立刻关上熔炉呢还是等一下呢？’我回答说：‘你等一下吧。’”这位机械工人同经理谈话的时候是毕恭毕敬的，他用的是“您”，而经理回答的时候用的却是“你”。这种可耻的对话在任何有文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可是这位经理在《真理报》上竟当作完全正常的事情来谈论！报纸的编辑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不注意这种事情。读者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这一套。我们也没有觉得惊奇，因为在克里姆林宫庄严的会议上，“领导人”和人民委员就是用“你”来称呼属于他们管辖的工厂经理、集体农庄主席、车间工长以及劳动妇女等人的，特别是在授予奖章的时候，更加是这样。在沙俄时期，最流行的革命口号之一就是要求上级对下级讲话时不要用“你”这个称呼，他们怎么能忘记这件事呢！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威人士同“人民”的这种对话（这些“人民”对于那些权威人士的老爷般的粗暴态度是感到惊讶的），毫无疑义地证明了这一点，即虽然经历了十月革命，生产资料已经国有化，土地已经集体化，“消灭了富农阶级”，但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在苏维埃金字塔最上层的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落后于一个有文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有了更大的倒退。这种真正的俄罗斯野蛮主义的复活，毫无疑问，根源在于苏维埃的热月；这种热月给予没有什么文化的官僚的是完全的独立和自由，使他们不受任何监督；给予群众的著名福音却是服从和沉默。我们绝不想把抽象的专政和抽象的民主加以对比，在纯粹理性的天秤上衡量二者的优劣。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已为事实证明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进步工具之一。但是在这里也是一样，用诗人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变成无理，仁慈变成灾祸。”反对党被禁止以后，派别也被禁止。而派别被禁止的结果则是，禁止人们与没错的领导人有不同的想法。由警察一手制造的党的磐石般一致，带来了官僚不受惩罚的结果，这种结果成了各种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行为的泉源。三、热月的社会根源我们已经说明，苏维埃的热月就是官僚对群众的胜利。我们已经试图揭露了这种胜利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有一部分被行政机关吸收而逐渐腐化，有一部分在国内战争中被消灭了，还有一部分则遭到排挤和垮下去了。疲倦而失望的群众对于最上层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然而，这些条件尽管重要，却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官僚能够驾于社会之上并且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单靠他们自己的意志来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新统治阶层的兴起，一定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十八世纪热月派对雅各宾党人的胜利，也得到这一点的帮助，即群众的厌倦和领导干部的腐化，但是在这种基本上属于偶然情况的现象下面，还进行着一种深刻的有机进程。雅各宾党人所依靠的是大浪潮所掀起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然而，十八世纪符合生产力发展过程的革命，归根到底只能使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热月只不过是这种不可避免的进程的一个阶段。在苏维埃的热月中，表现出什么类似的社会需要呢？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对于宪兵为什么取得胜利这个问题已经试图提出初步的答案。我们现在必须继续分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以及国家在这个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让我们再把理论性的预测和现实作一比较。一九一七年列宁在谈到夺取政权以后应当立刻开始的阶段时写道，“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是居民中的大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的情形完全相反……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12]这种消亡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的在于这一事实，即“人民大多数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军官）的特殊机关来直接进行”[13]镇压的职能。列宁接着还说了这样一句明白而不可辩驳的话：“而行使国家政权的职能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14]在生产资料方面废除私有财产这一点，取消了历史性国家的主要任务——保护少数人专有的特权，使其不受绝大多数人的侵犯。根据列宁的看法，国家的消亡开始于剥夺剥夺者的那一天——即在新政权有时间处理其经济和文化问题以前。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的每个成就都意味着在消灭国家方面前进了一步，即在国家溶化于社会主义社会方面前进了一步。这种溶化的程度是表明社会主义结构的深度和效率的最好的指数。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这样一条社会学定理：在一个工人国家中，群众所施加的压制力量，同剥削倾向或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成正比例，而同社会团结的力量和对新制度的普遍忠诚成反比例。因此，官僚——即“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军官”——所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的压制力量，这种压制力量是群众不能或不愿施加的，同时总是这样或那样用来反对群众本身的。如果民主的苏维埃至今还保持着它原来的力量和独立，而且仍然不能不像最初几年那样采取镇压和压制措施，那末，这种情况本身就可能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群众性的苏维埃已经从舞台上完全消失，实行压制的职能已经转入斯大林、雅戈达之流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令人忧虑的程度一定还要大得多。而且压制采取的是些什么形式啊！首先，我们必须问自己：国家具有这样顽强的力量，特别是它在警察化，这究竟有什么社会原因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我们必须从根本上修正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传统看法，或者从根本上拒绝官方对苏联的估计。我们现在从莫斯科一家报纸的最新一期上看看对于苏联现行制度的固定说法，这种说法是全国到处天天重复和学校的儿童必须牢记在心的许多说法之一，即“在苏联，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等寄生阶级已经彻底消灭，因此已经永远结束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日益高涨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正在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真理报》）不用说，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的报刊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如果剥削已经“永远结束”，如果国家现在的确已经走上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的道路上，那末，社会除了最终扔掉国家这件紧身衣以外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可是与此相反——这种矛盾现象甚至难以捉摸！——苏维埃国家反而具有了一种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的性质。同样致命的矛盾也表现在党的命运方面。在这里问题差不多可以这样加以表述：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旧统治阶级还拿着武器进行斗争，他们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积极支持，同时武装的富农对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应工作进行着破坏活动——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党内对于最严重的政策问题能进行公开的和无所顾忌的争论？而现在，干涉已经停止，剥削阶级已被推翻，工业化已经取得无可置疑的成就，绝大多数农民已经集体化，为什么反而不能容许对不可动摇的领导人进行最轻微的批评呢？为什么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如果按照党章要求召开党代表大会，就会马上被开除出党，而任何公民如果敢于大声讲出怀疑斯大林的绝对正确，就会几乎当作恐怖阴谋的同谋犯来进行审讯和判罪呢？这样可怕地、可恶地和难以容忍地加强镇压和警察机关是什么缘故呢？理论并不是一张支票，可以随时请现实兑现。如果一种理论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修正它或者把它的缺陷弥补起来。我们必须找出那些使苏维埃现实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之间发生矛盾的实际社会力量。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要在黑暗中游荡，重复那种对于领导人的威信有用而与活生生的现实恰好相反的官样文章。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关于这一点的令人信服的例子。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讲演中宣称：“国家的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鼓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解决了消灭阶级的问题（鼓掌）。”然而，还存在着过去的“本质上同我们敌对的分子”，即以前的统治阶级的残余。不仅如此，在集体化农民、国家职员当中，以及有时也在工人当中，“小投机商”[15]被发现了，“侵占集体和国家财富的人，诽谤苏维埃的人等等”也出现了。这样一来，就必须进一步加强专政。同恩格斯的看法相反，工人国家绝不是“沉睡”，而是恰恰相反，必须越来越提高警惕。这位苏维埃政府首脑所描绘的情况，如果不是非常自相矛盾的话，是会完全得到肯定的。社会主义在国家中完全居于统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才是消灭了。（如果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是消灭了，那末在其他意义上还是存在的。）固然社会的和谐到处遭到过去的渣滓和残余的破坏，但是不能想象被剥夺了权力和财产而梦想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些人，还能同“小投机商”（甚至还不是投机商哩!）和“诽谤者”一道来推翻无阶级的社会。看来一切事情都在以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情况发展着。那末，官僚的铁一般的专政还有什么用呢？我们必须相信，那些反动的梦想者是会逐渐死亡的。“小投机商”和“诽谤者”在超民主的苏维埃一笑之下也是可以解决掉的。一九一七年列宁对官僚国家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改良主义理论家的答复是：“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特别的镇压机器，特别的镇压机关，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正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都很容易去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16]这些话听起来就像列宁已经特别预见到一个继承他担任政府首脑的人将要说的话。列宁在苏联公立学校里是学习的对象，在人民委员会里显然不是。否则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莫洛托夫敢于毫不犹豫地提出列宁所极端反对的那种说法。奠基者及其不肖门徒之间的尖锐矛盾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一方面，列宁认为，即使是消灭剥削阶级这个任务，也可以在没有官僚机关的情况下完成；另一方面，莫洛托夫在说明为什么官僚机器消灭阶级以后还扼杀了人民的独立时，却找不到更好的借口，而只好说还存在着被消灭的阶级的“残余”。然而，以这些“残余”为借口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因为按照官僚本身的权威代表所供认的话来说，昨天的阶级敌人正在被苏维埃社会成功地同化着。正是由于这种说法，因此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之一波斯杜谢夫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说：“许多怠工者……已经诚恳地悔过，并已参加到苏维埃人民的队伍中来。”由于集体化的顺利实现，“富农的子女不必为他们的父母负责了”。还有：“富农本人现在也差不多不相信，他们会有可能在乡村中恢复自己以前的剥削地位。”怪不得政府取消了社会出身的限制！但是，如果波斯杜谢夫说的话——这些话是莫洛托夫完全同意的——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只有这一点：不仅官僚已经变成不合时宜的讨厌东西，而且一般的国家强制在苏维埃国土上已经无事可做。然而，无论是莫洛托夫或者是波斯杜谢夫，都不同意这种不可变更的论断。即使自相矛盾，他们也要掌握着政权。实际上，他们也不能抛弃政权。要是用客观的语言来说就是这样：目前的苏维埃社会不能没有一个国家，甚至也不能——适当地——没有一个官僚阶层。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绝不是过去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残余，而是目前的强大的力量和倾向。苏维埃国家作为强制性机关而存在的理由在于，目前的过渡性结构还充满了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在消费领域——这是人人最亲切地最敏感地感觉得到的领域——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而且时时刻刻有在生产领域出现的危险。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说是最终的，也不能说是不可变更的。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费品，因此便引起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如果商店里的货物充足，购买者就可以随时去买。如果货物很少，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而在队排得很长的时候，就必须指派一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苏维埃官僚的权力的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须等待。乍看起来，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应当减少特权的必要性，缩小“资产阶级法权”适用的范围，从而动摇这种法权的保卫者即官僚的立足点。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截至目前为止，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各种形式的不平等、特权和优待都得到了极端的发展，官僚也因而得到了极端的发展。这也不是偶然的。苏维埃制度在初期，毫无疑问要比现在平等得多，官僚作风也要少些。不过，当时是一种普遍贫穷的平等。国家的资源是那样贫乏，以至没有可能从居民群众中分化出一个特权阶层。同时，工资的“平等化”摧毁了个人的兴趣，也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苏维埃经济必须从它的贫穷基础上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特权的大量积蓄才有可能。目前的生产状态还远远不能保障每个人的一切需要，但是已经足够给予少数人相当大的特权，并且可以把不平等当作一条鞭子来驱赶大多数人。这就是生产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没有加强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反而加强了它的资产阶级因素的第一个原因。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除了在现阶段支配资本主义工资制的经济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这个政治因素就是官僚本身。从本质上说，官僚阶层是不平等制度的建立者和保护者。它最初是作为工人国家的资产阶级机关出现的。在使少数人得到好处并维护这些好处的时候，它当然把最大的好处留给自己。谁也不会在有财富可分的时候把自己除外。这样，由于一种社会需要而产生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社会必要职能，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因而也就成为使整个社会机体遭到巨大危险的泉源。苏维埃热月的社会意义，现在开始在我们面前具体化了。群众的贫穷和文化落后又一次体现为掌握大权的统治者的那种恶劣形象。被废除的和遭到诅咒的官僚，从社会的仆人又一次变成社会的主人了。它在社会方面和道德方面已经达到这样脱离人民群众的地步，以致它现在无论在活动方面或者收入方面都不容许任何监督了。官僚对于“小投机商、侵占者和诽谤者”的近乎神秘的恐惧，由此便可得到完全合乎逻辑的说明。苏维埃经济由于还不能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因此它每走一步都要产生和复活那些侵占和投机的倾向。另一方面，新贵族的特权在居民群众中也引起了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就是倾听反苏维埃的“诽谤”——也就是倾听对于上司的贪婪和专横行为提出的任何批评，即使是悄悄的批评。因此，这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幽灵的问题，不是一个关于不再存在的残余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积雪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新的、有力的和不断重新生长的个人积累倾向的问题。国家的第一个繁荣的浪潮还是很微弱的，正因为还很微弱，因此它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这些离心倾向。另一方面，没有特权的人也产生了这样一种欲望，即把新显贵的贪婪的手挡回去。于是社会斗争又趋于尖锐化。这就是官僚的权力的泉源。但是，也正是这个泉源产生了一种威胁，一种对官僚的权力的威胁。[1]热月，原文音译为特米多尔（Thermidor），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实行的新历第十一月，即热月。新历共和二年热月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反动政治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罗伯斯庇尔政权，从此政治走向反动。发动这次反动政变的政治集团被称为“特米多尔派”，亦称“热月党”。在这里，热月一词成为政治趋于反动的同义语。——中译者注[2]米拉波（HomoréGabrielMirabeau，1749—1791），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斐扬派领袖之一，是一伯爵。革命初期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一七九〇年以后为宫廷奔走。——中译者注[3]布里索（JacquesPierreBrissot，1754—1793），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革命初期主张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后力图解散巴黎公社和封闭雅各宾俱乐部。——中译者注[4]巴拉斯（PaulBarras，1755—1829），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时期热月党首领之一。两次镇压巴黎贫民起义。督政府成立后任总理，拿破仑执政后退休。——中译者注[5]波拿巴（Bonaparte），此处指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一世于一八〇四年恢复君主政体，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从一七八九年开始到这时结束。——中译者注[6]巴贝夫（FrancoisNoelBabeuf，1760—1797），法国人，鼓吹绝对平等和公有制，一七九六年组织政变失败后被处死。其主张被称为巴贝夫主义（Babouvisme）。——中译者注[7]阿巴耶监狱（Abbayeprison），在巴黎，一七九二年九月曾屠杀一百六十四名囚犯。此狱建于一五二二年，毁于一八五四年。——中译者注[8]毕苏斯基（JosetPilsudski，1867—1935），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波兰法西斯独裁者，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五年任总理。——中译者注[9]这句话的英语译文为：“ThepresentdoctrinethatBolshevismdoesnottoleratefactionsisamythofepochdecline.”俄语原文为：“Нынешнееучениеотом,будтобольшевизмнемиритсясфракциями,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обоюмифэпохиупадка.”郑异凡先生的译文为：“目前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容不得派别的学说，乃是堕落时期的神话。”——电子版注[10]“奇诺夫尼克”（Чиновниκ），即职业的政府官员。——英译者注[11]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硬被说成是反斯大林的“恐怖阴谋”案的同谋犯，而于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判处死刑；托姆斯基也因同一案件而自杀或被处决；李可夫由于同此案有牵连而被撤职；布哈林虽受到怀疑，但还未失去自由。——英译者注[12]《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06页。——中译者注[13]同上。——中译者注[14]同上，第407页。——中译者注[15]即спекулянтики。——英译者注[16]《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50页。——中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第五章不高明的战略家（上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五章不高明的战略家（上篇）（新民主主义与不断革命） 说毛泽东不是高明的战略家，我们不是就军事意义而言，却是指革命政治的意义而言的。革命政治方面的战略，先指革命家或革命党对于革命的动力、革命任务、性质与前途的认识，特别是指对于革命政权（即一切革命之最重要与最直接的目标）所怀抱的态度和理解。毛泽东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根据文献，证以事实，却很不高明。 为了便于问题的说明，让我们先看着革命战略这个问题最初怎样在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中提出，它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曾经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有过怎样的关系。托洛茨基──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二位领导者──对于这些问题曾有过精简扼要的说明，兹抄录如下： “我们在政治学上借用军事学名词：所谓‘策略’乃是指领导个别的运动而言，所谓‘战略’乃是指夺取政权而言。大战以前，我们一般未曾作此区别。在第二国际时代，我们只限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观念里面。这也不是偶然的。社会民主党实行议会策略、工会策略、市政府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但是配合一切力量和资源──一切队伍──以战胜敌人，这个问题在第二国际时期，关于夺取政权的实际任务并未曾提出来。一九○五年革命，经过一个长时间之后，才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或战略问题。为此之故，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布尔什维克派，才占得了莫大的便宜。革命战略的大时代开始于一九一七年，起初在俄国，后来普遍于其余的欧洲。”（见《十月教训》的第一节） “一九○五年革命，不仅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总演习’，而且是一个实验室，其中制成了俄国政治生活内所有基本的派别，又设计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内各种不同的倾向。争论之焦点，不待说，是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性质及其未来发展道路。”（见《三种俄国革命观》） 这些派别的争论意见，大致有三，可概括如下： “民粹派，同斯拉夫主义一般，从下一幻想出发，即认为俄国的发展道路是完全特殊的，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则集中于证明俄国历史道路和西方历史道路原则上并无不同。但由此产生出来的纲领，反而漠视俄国社会结构和革命发展上真实的而非神秘的特殊点。孟什维克派的革命观，除去其插话性的歧异和个人的偏向以外，可以概括如下：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是可能的，此胜利必然推送自由资产阶级走上政权。以后，民主政制就将使得无产阶级，以比前更大得多的成效，在社会主义斗争道路上，赶上它的西方兄弟辈。 “列宁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其自己的革命的！经过‘工农民主专政’得到的革命完全胜利，将肃清土地上的中古制度，将给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以美国的速度，将加强城市和乡村无产阶级的力量，将使社会主义斗争成为真正可能的。他方面，俄国革命的胜利亦将大大推动了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后者不仅能保障俄国免除复辟危险，而且能促使俄国无产阶级于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夺得政权。 “不断革命论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只有在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之下，才是可以思议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提出民主任务于议事日程，而且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于议事日程，同时亦将大大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惟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于资产阶级复辟，并保证它有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见同上引书） “孟什维克派所主张的前途是根本错误的：他们给无产阶级指示错误的道路。布尔什维克派所主张的前途是不完全的，他们很正确地指示了斗争的总方向，但关于斗争的阶段说得不正确。布尔什维克派所指的前途的不完全，一九○五年革命时尚未明显暴露出来，仅仅因为革命本身尚未更进一步发展。可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开始时，列宁就不得不直接与他的党的老干部冲突，而改变布尔什维克前途了。 “任何政治诊断都不能自命为算学一般精密无讹的。只要它能正确指示发展的总方向，能帮助实际事变过程，不可避免地旁逸斜出的过程，沿这路向走去——就足够了。在这意义上，我们不能不看出不断革命论的俄国革命观确曾完全通过了历史的考验。”（见同上引书） 事实正是如此：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是在十月革命中完成的，而十月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却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提出了并解决了民主任务，而且提出了并解决了社会主义任务。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了俄国资产阶级确实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证明了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人只能是无产阶级（经过它的党）；又证明了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只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农民支持的），而不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更不能建立什么数阶级联合的“民主政府”。俄国革命证明了这些，也就证明了最初由托洛茨基提出、然后为列宁所坚持的不断革命论的完全正确。 俄国革命依照了不断革命论的政治预见而发展而完成，这个事实并不表示不断革命论只适合于俄国革命。不断革命论的客观根据并非是俄国独有的特殊性，而是一切落后国家所共有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正如托洛茨基当年对俄国所说，“首先显出来的是它的落后性。历史的落后并非这个国家将依样葫芦于一百年或二百年后重走先进国所已走过的路径之意。宁可说，这个国家有完全不同的‘配合的’社会形态，其中资本主义在技术上与结构上的最高成就，进入于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蛮的社会关系之内，改变这些关系，支配这些关系，造成一种特异的阶级对比。”（见《三种俄国革命观》）这种“特异的阶级对比”构成了俄国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但因这个“特异的阶级对比”并非仅仅出现于旧俄，同样也形成于其它落后国家中，故它同样构成了其它落后国家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因此，不断革命是一切落后国家必须遵循的一条革命战略。顺着它走的“资产阶级革命”会获得胜利，违背它的就必然归于失败。把握不住它，或只能在经验中偶尔摸索到它的，自然不可能是高明的战略家。 由此标准，我们就不难衡量战略家毛泽东的高度。 一般说，中国共产主义者从来轻视革命理论，更加看不起“学院式”的关于革命性质与革命前途的理论。在他们眼光中，一个共产主义的遥远目标，几条反帝反封建的具体与切近的纲领，已经完全够了，余下来的全部问题只是努力苦干、实干。一切“空谈”，“清谈”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于革命的。因之研究学习理论的倾向受到了斥责，“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成了嘲笑的名词。这种盲目的、不用头脑的实干主义作风，使得一九二五──二七年间共产国际种种错误决议得以毫无批判的执行，因而也部分地促成了中国那次革命的失败。革命失败了，革命者跌倒了，牺牲了；其中幸而未曾丧失生命，仅仅受了伤，或只是撞痛了头脑的，那时痛定思痛，才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将革命反映于概念上的种种大问题，思索和研究起来。正好像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首次将革命战略的原则问题提出于俄国革命者面前一样，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也是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后，而且是在失败之后，才初次闯进中国革命者的头脑。只是有一个不同，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自己直接考虑了问题，发生了派别的；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战略的不同意见，基本上却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在中国引起的响应。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中，亦即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中，自从一九二五年以来就发生了两种对立立场。一种以斯大林为首（其中包括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等人）主张中国共产党应采取本质上相等于俄国当年普列汉诺夫所提出的孟什维克式的战略路线，这就是说，中共与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拥护资产阶级去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四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权，藉使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战略的主张者口头上也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但事实上反对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为此领导权所作的一切真实斗争，他们妨碍这些斗争，勒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直至蒋介石清党也不准退出国民党，要中国共产主义者信仰小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纪律，以此企图始终保持那个“反帝反封建的联盟”。另一个立场是由托洛茨基提出的，后来又为列宁的老战友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所赞同。此立场的要点如下：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它自己的革命的。一部分所谓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也受帝国主义压迫，但因他们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另方面与封建残余保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他们既不能坚决反帝，也不能坚决反对国内落后势力。在工农革命兴起的威胁下，他们倒宁愿与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及早妥协，藉以压制工农革命的。因此，苏共反对派坚决主张中共采取独立的阶级政策，反对加入国民党，更反对共产党人不批评三民主义与服从国民党纪律的承诺。主张彻底发展阶级斗争，特别在北伐军进展中发展土地斗争，藉以争取武装农民──兵士──的拥护，主张组织苏维埃，藉以代替资产阶级的政府，建立由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以此解决民主任务，并由此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为斯大林一系当时已经在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中攫取了大权，他们所代表的立场便被实际执行了出来。可是中国革命的全部经过，绝对无情地证实了此一立场的错误，反证出反对派立场的正确。结果如所周知，这个被证实了错误的当权派，为了要维持其对内对外的威望，应用了官僚行政手段，甚至应用了绝对与布尔什维克精神相违反的特务恐怖手段，镇压了与摧毁了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反对派。错误的斯大林派为何与如何摧残了托洛茨基派，因问题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无直接关系，不具论。这里我们需要谈的乃是斯托二派的意见在中国共产主义者中间所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它对毛泽东发生了什么影响？更确切些应该说，毛泽东对苏联共党中二派关于中国革命战略之争，采取了什么态度？他作了怎样的左右袒？ 苏联共产主义者的这个争论，主要因为斯大林一派当权者的严密封锁和恶意曲解，其次由于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一般理论水准的低下，所以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完全失败之前，对整个中共言，可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中，包括总书记陈独秀在内，都不晓得除了由国际代表传来的所谓国际指示或决议（其实是斯大林派立场的指示或决议）之外，还有其它意见。少数有机会派出去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的领袖，例如谭平山之流，只是在斯大林派的“中国问题专家”领导之下，奉命反托如仪罢了。他们根本接触不到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甚至读不到反对派的文件（除了一些恶意改窜的，断章取义的“摘引”），因之他们（且不谈他们是怎样气质的人吧）不可能把这个有关中国革命根本理论的争论带到中国党内来。中国革命失败后，斯大林便是利用中国党内对于斯托二派关于中国革命争论的无知，当然更利用他所把持的苏联共产党的无上权威，将断送革命的全部罪责统统推在陈独秀身上了。可是这样一种张冠李戴的手法，居然为陷于迷惘中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所接受。这样，中国共产主义者虽付出了一次革命失败的代价，却仍旧得不到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的战略问题的正确认识。从失败中没有获得教训，没有得到经验。 中国革命者首次得到这个认识、教训和经验，那是在一九二七──三○年间。由于大量的年青共产主义者被送去苏俄学习，在那边接触到了反对派文件。这接触使不少人变成了反对派。这些反对派又将此种文件偷送到留在国内的老革命者手里。如此，有关乎中国革命根本战略问题的争论，在实际革命失败以后二三年，才辗转流传到中国革命者中间，引起了他们的争论，并促成了他们的派别。代表反对斯大林派意见的政派，在一九三○年正式从中国共产党中分裂出来了，他们组成中国的“托派”，以陈独秀为首，包括了很大部分大革命中担任过领导工作的人物。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和分裂（即托派被开除）采取什么态度呢？从《毛泽东选集》中我们找不到他当时的意见。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对中共瓦窑堡党活动分子所作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之前，毛氏提起革命失败原因、革命性质及前途等基本的战略战线之时，总是空洞浮泛，不着边际，仅仅背诵国际决议案上的一些字句，而对这些字句，他都不甚了了的。比如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他用如下的话来说到这些问题：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在这一段小学生式的背诵中，人们完全看不出毛泽东本人对革命的根本问题抱什么见解和态度。因为无论斯大林派或托洛茨基派，谁都不曾否认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因为谁都承认这个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民主的。至于说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恰恰是托洛茨基派所特别坚持之点，斯大林们主张由“四个革命阶级”共同领导革命，拚命反对托派的无产阶级领导论，他们认为单独一阶级的领导就是违反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有时他们虽然也谈谈这个领导，但事实上他们却自始至终总是叫中国革命者及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因此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一手断送了中国革命，使一次大有希望的革命，终于为反革命所代替。那末毛泽东当时文章中提出此点，是否表示他在斯托之争中左袒后者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他当时是并不清楚联共二派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的。“必须拿起枪杆子”，“必须由无产阶级——简单地了解为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只是代表革命失败后的一种普遍认识罢了。 不久以后，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的那个著名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间是以如下的文字表示他对革命性质问题的意见的：“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名义给中共中央写的信上，又触及这个问题，文如下：“党的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上面这两段文字，虽然没有明显地说出他对联共党中关于中国问题的二派意见何去何从，但意思是清楚的，他拥护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的意见，在中国革命失败后的那一时期中，被斯大林歪曲成这个样子：他，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仍是民主性的，即其主要任务为反帝反封建；而托洛茨基则依据斯大林的转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由蒋介石完成了，故今后的革命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即其主要任务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根据了这样一个虚伪的对立，毛泽东表示他同意中国革命仍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就无异对斯氏投了赞成票，对托氏投了反对票。 其实，中国革命失败以后，发生于斯托二派之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比较重大的乃至原则性的问题，有如下的不同看法： 斯大林：最初根本不承认革命失败（将失败说成为“革命的更高阶段”），后来（广州暴动后），承认革命是失败了，但他第一不认为这个失败是深刻的，因而将是相当长期的，所以他反对让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新局势中，用国民会议口号从事民主革命斗争。第二，他否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往后发展会有任何影响。他认为虽然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但末来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将仍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他又认为，蒋介石的反革命虽然让资产阶级攫取了全国政权，但它丝毫不影响未来革命无论政治上成经济上的纯粹民主性质。 托洛茨基：及时指出了革命的失败，指出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胜利的局势，竭力反对在不利局势下举行盲动，力主提出全权普选国民会议这个民主政纲，藉以蓄积力量，准备新的革命。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绝不等于革命胜利，故革命的民主任务依然存在，在此意义上，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但因资产阶级在反革命胜利中掌握了全国政权，以致民主革命的矛头首先必须指向这个政权，而为要解决民主任务，又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专政，方才可能，在此意义上，则未来的革命将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 根据上面叙述，可见斯托双方关于中国革命任务之仍属民主性质，并不曾有所争论。实质上发生争论了的乃是如下三个问题：１.对反革命时期的认识以及以何种合适的口号去进行斗争，藉以缩短这个时期，早日迎接新革命的到来；２.在未来的民主革命中，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否还能起领导作用？即使是部分的领导作用？未来革命的胜利是否一定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多阶级的联合专政？中国民主任务的彻底解决是否必须经过而且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解决民主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否不可避免地、立即地、甚至同时地去提出社会主义任务；３.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革命是否其本质便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 毛泽东最初当然完全不清楚这种争论内容，后来才从斯大林派片面的弯曲转述中知道了一点。只因毛氏一贯的轻理论、重实干的精神，又因他和斯大林同样具有现实主义的本性，所以他看不起发生在遥远地方的“茶杯里的风波”，不想好好儿弄清楚它，因此不须等弄清之后才采取态度，仅仅为了争取“国际”（斯大林把持的“国际”）对他的声援之故，他就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左右袒，宣布自己赞同“国际和中央的指示”，说他仍认中国革命为民主性质，以此表示他之拥护斯大林与反对托洛茨基。不过毛泽东明明白白的拥斯反托立场，在正式公布的文献中，则始见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他说：“中国革命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从这段文章中可以看出，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氏还不曾知道“托洛茨基分子”对中国革命的真正主张，或者他已经知道了，却有意搬弄着斯大林的诬栽来污蔑托派。“托洛茨基分子”从来不曾说过“中国现时阶段”（按：即一九三五年前后——王凡西）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他们认为：第一，那时根本还不曾有革命，旧革命已经在一九二七年秋冬结束，而新革命则尚未见端绪，第二，若说客观存在的（或可称潜在的）革命任务，则其主要的属于民主性质，当无疑义。“托洛茨基分子”从来也不曾说过“中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说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了，却未完成（其本身亦决不能完成）民主性质的革命任务。至于“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意见，“反革命的”托派确实说过，但他们是在特定的意义中说这句话的，那意义是：新的革命一开始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就要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主要的一方面。其次，新革命在开始及持续进行中，固然要为民主任务的解决而作斗争，但对城乡资产阶级利益或多或少的侵犯，亦属难于避免者——这是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次要的一方面。 毛泽东于一九三五年年底对“托洛茨基分子”作出上述控诉，可见是不尽不实的。这里暴露了毛泽东对革命理论的轻率和轻视，暴露了他对革命战略的原则性问题所采取的势利态度。同时更根本地，暴露了他不能从局部的、策略性的实际经验，自行综合和提高到战略水准。譬如拿我们上述斯托二派当时争持的三争论的第一问题来看吧，是否在反革命猖狂的局势中，共产党应该积极提出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口号呢？托洛茨基说必须提出，斯大林竭力反对，斥之为“取消派的政纲”。那末毛泽东的亲身经验告诉他什么呢？他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说：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沸热的全国高潮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这真是给国民会议口号所能作的最好的说明，是此一民主总口号必须提出的最有力的理由。如果毛泽东当时是优秀杰出的战略家，那末简单凭了他本人的这点“调查研究”，就足够到达与托洛茨基当时提出的同样结论了,[1]即：革命局势早已为反革命局势所代替，针对着新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必须提出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口号，藉使“冷冷清清的”“寂寞生活”早日结束，经过“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与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使反革命局势“转入沸热的全国高潮的革命中去上。可是毛泽东不能从自己的观察引伸到这个逻辑的结论。他不能、或者不敢提出为斯大林所反对的总的民主口号——国民会议。以致他虽然大力肯定“现阶段”革命的民主性质，虽然深深感觉到反革命局势的严重，虽然痛感到孤军奋斗的寂寞，虽然十分明白局势转变之有赖于广大城乡民众政治的与经济的民主斗争，虽然十分明白“少数小块地方红色政权”的保持与扩大，有赖于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资产阶级为“普通民权”而斗争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他却不能，或者不敢违背斯大林的主张，将那个唯一能总结全部民主斗争的、因而是唯一能适合当时斗争需要的国民会议口号提出来。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不高明，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说明的。当斯大林在整个国际内由极左跳回到极右，在中国由十年内战再度谋与蒋介石联盟之时，便突然提出了一直被他斥之为“取消主义”的国民会议口号，撤换了多年来被奉为神圣的“苏维埃”。中共干部对于这个突变当然会感到惊奇的，特别因为他们听惯了谁提国民会议谁就是不要革命这套理论，但毛泽东却跟他过去之无条件赞成斯大林的排斥国民会议一样，现在也非常积极地出来为克里姆林宫主人的新立场辩护。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对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所作报告中，他说：“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见《选集》卷一第二五四页）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不可能不知道过去使“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爱国分子”“冷淡了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恰恰是斯大林，恰恰是毛泽东自己；而八九年来竭力要他们“抛弃”这种“冷淡”的则是被他们骂为“取消派”的托洛茨基派。毛泽东至少在那时（一九三七年）已经清楚了斯托二派的争论点，所以说过这段话之后，赶紧就号召大家去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斗争。在对同一次会议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更着力地说明了必须强调国民大会的理由。他说：“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它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带着国防性，因为它是合法的。……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和人民自由。”（见同上引书第二七三——二七四页）这个理由，除了带国防性这一点有些莫明其妙之外，都说得很好很好，简直好得很！但人们应该问问毛泽东，这个同样理由为什么不可从一九二八年以后就用来提出国民会议或国民大会呢？为什么国民会议口号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间是反动的：到了一九三五年[2]便正式宣布为革命的、必须强调、而且成为”中心的东西”了呢？ 我们可以因此责备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盲目追随：这里确乎也暴露了毛泽东现实主义的势利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我以为此事证明了，测定了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毛泽东的高度。 当然，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一个革命战略家之最无误的衡量标准是他对政权问题的态度，是他对以政权问题为中心的全盘革命发展的瞻瞩。因此，我们还必须回到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来谈毛泽东的战略家地位。 毛泽东是在一九三七年前后才认真与广泛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经过了这次系统研究，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上斯托二派的争论，便有了明确立场。如果在这以前，毛泽东的步趋斯大林主要是由于“纪律”，由于“不明就里”，由于现实主义的趋附，那末在那时之后，毛氏赞同斯大林的主要理由，应该说是由于思想和气质的共同，其它因素的影响倒反而居于次要了。我们曾经多次说过，毛泽东和王明不同，他不是买办型的，更不是崇洋派，有足够勇气在权威面前反抗的。所以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以后成为斯大林的坚决拥护者与崇拜者，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用他所擅长的策略手腕（即欲藉此利用斯大林所把持的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来解释，大部分应该用他和斯大林之间的思想相同，意气相投来解释。二人都是高明的策略家，都是不高明的战略家。大家同样地重实际，轻理论。大家都是经验主义者，归纳主义者，因之都看不起原则性的“冥想”，都鄙弃从思想出发的演绎。大家都喜欢谈现实主义的“常识”政治，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迂腐”教条。二人都不懂外语，对西方思想，甚至对一般的外国文化都很隔膜，以致表示某种程度的轻视或敌视，故二人都是国际主义者其名，民族主义者其实的。最后，二人都视实力（不论枪杆子或机关）高于思想，都怀有非凡的大志，都要造成个人的领袖崇拜，都看不起群众自发的创意，因之二人在精神上都是官僚主义的，英雄主义的，甚至是帝王思想的。当然，二人除上述相同之外还尽有不同之处，譬如思想的来源不同，各自对革命与党的关系和地位不同，以及二人才智有高下（毛泽东无疑比斯大林高些），性质有厚薄（斯大林当比毛泽东阴险刻薄得多）。不过这些个不同在那些个相同之前显得非常无力，所以尽管在某些特定的事件或特殊问题上，毛泽东可以怨恨斯大林（例如后者之拚命“栽培”王明与毛氏作对）或不同意乃至看不起斯大林（斯大林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指令，曾有不少由毛泽东这个执行者看来是荒谬可笑的。在这些时候，毛氏的应付方法，总是“阳奉阴违”，“先斩后奏”。倘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判断的正确，则他照例不以之揭穿斯大林指令的荒谬，却往往将功劳归之于“国际”的“正确领导”[3]，但在整个思想上，特别在落后国家民主革命这个战略思想上，毛泽东是由衷地追随了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中的二大领袖，托洛茨基的文釆风流虽然可能引起过毛泽东的景仰，但斯大林的平庸现实总彷佛更合乎他的胃口。这该属于同气相求之类的。 毛泽东以完全成熟的斯大林主义者姿态出现来谈中国革命的性质与战略问题，当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首次。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有系统地与极其明确地说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这里他提出了与旧民主革命不同，又与社会主义革命有异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政治上的目标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 在时间上几乎是紧相衔接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中，毛泽东的此一战略思想有了更充分的说明，有更自由的（即不是袭取他人的而为自己思索之成果的）发挥。其中最重要的一节如下：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 “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见《选集》卷二第六六八页──六六九页） 上面这一段由毛泽东深思熟虑后、用他自己的言语说出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关于中国的革命观，读者可以拿来和本章开始时候的三种俄国革命观比对一下，这不正是当年孟什维克派的立场吗？自然表面上的区别也不是没有的，譬如孟什维克并不区别民主主义的新旧，他们又公然说革命应该在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而毛泽东所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却是“新”的，且其国家形式必须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的共同专政”。但是实质上，只要这个说法不是宣传技俩，而是共产党的原则性的战略路线，那末在严格地不使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之下，这个所谓一切“反帝阶级的共同专政”，除了由资产阶级，而且是最有枪杆子的资产阶级，占有实际专政的权力之外，还能有什么形式呢？因此，毛泽东的这个立场实质上就是孟什维克派的立场。 按照孟什维克派立场，俄国无产阶级帮助自由派资产阶级成立民主共和国以后，便将“以比前更大得多的成效，在社会主义斗争道路上，赶上它的西方兄弟辈。”到底他们以怎样大的成效，如何赶上他们西方兄弟辈的社会主义斗争，可惜（其实是幸而）孟什维克派没有机会用事实来告诉我们。如果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没有成功，如果孟什维克派的“战略”如愿实现，即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得能稳固与继续存在下来，那末，我们可以肯定，俄国由这些“社会主义者”领袖们率领的俄国工人们的社会主义斗争，一定至今还赶不上英、法、美诸国的兄弟们哩！ 依照实质上是孟什维克主义的毛泽东的革命观，即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其革命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但只能为“一切反帝的阶级的共同专政”而斗争，──其前途的转变又具怎样呢？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对前途给了很明确的说明和回答。他说：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至于如何转变？如何与几时由第一步转入第二步？则他没有回答，他只是一再地，着重地说：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第一阶段有“自己的一定时间”，形成“一定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内，民主任务只能用各阶级的民主专政来解决，等到解决之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关于两种革命之间的转变条件及其时间问题，倒是在此以前，当中共初向国民党提出正式再度联合之时，毛泽东比较明白地说过。那是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两篇文章中的态度。在第一篇中，毛对转变问题的答复如下：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的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在第二篇文章中，毛泽东说：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我们不厌其长地抄录了上面文字，首先因为这可说是毛泽东谈到革命性质转变问题最明白肯定的两个地方，第二，因为这里面颇有意义地将三种关于中国革命的“转变论”罗列在一起了。 第一种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当然就是“第三次左倾时期”共产国际的立场，也就是斯大林本人，或其亲密助手当时对此问题所持见解），即以为：“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 第二种是毛氏自己的意见：“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 第三种是毛泽东派给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说他们主张“不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毛泽东这里的描写当然不正确。我们从当时托派的文献中，可以知道他们对此问题的见解大致如下：中国革命无疑将因民主民族斗争而复起，但此革命一定要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前进与深入，如此，无产阶级就势必在客观上与主观上都要为自己的政权而斗争，因而走上政权；一旦这样的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自不能自限于民主任务的解决。因此，根据托洛茨基派的见解，所谓革命性质的转变问题根本就提得不正确，就革命的客观任务说，当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也还有一段民主时期，若就革命动力说，特别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历史必要性说，那末一开始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了。 斯大林毛泽东因为根本否认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为自己的专政而斗争；因为他们根本否认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任务只有而且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因为他们囿于孟什维克的老说法，一贯认为民主革命一定要先由民主政权（或民主专政）来解决，解决了之后，上面的政权与下面的任务才能同时进入（或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因之，他们绞尽脑汁来寻求一个转变的时机和某些转变的条件。结果，斯大林与王明（当盲动与冒险时期）就硬性规定出一个标准：“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这个标准当然是荒唐而可笑的。如果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军队，如果它早已实行了反对富农的政策，不管它的辖区限于一个井冈山，或者广及“重要的省份”，革命都早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了，否则，即苏维埃与红军仅有其名，其政权是“各阶级共同”执政，其政策是严格地限于反封建，那末，即使其力量到达了全国，其性质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由量变质”的法则被斯大林王明如此应用，真是莫明其妙。毛泽东反对这个标准是对的；但因上述的基本立场相同，他其实也不曾定出更好的标准来。所谓不到“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事实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所谓“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不但空洞，而且是十足孟什维克派的陷阱。因为，如果要等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具备了成熟条件后才谈社会主义革命，那末意思只能说：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没有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都提高到至少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以前，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轻易谈的。这样看法，“转变”的“时间当然会相当地长”。岂但“相当”，其实是非常之长，最早也得在英法美日等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了。毛泽东的这个转变论，实质上（如果他原则地坚持起来）是比斯大林、王明更右的。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始终不曾公然改变过。在《论联合政府》这本著作中，他的这个意见甚至解释得更右了，他说：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这里毛泽东是把革命转变的条件具体地列举出来了，那就是：一个由各阶级联合统治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国家，高度发展国家资本经济、私人资本经济、合作社经济、高度发展文化、高度发展人民的个性、经过长时期后，等到上述种种发展达到了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之后，那时革命才转变了，即各阶级的联合专政才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为民主主义的奋斗才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奋斗。毛泽东的这个立场，为了要袪除某些人对它的忠实性的怀疑起见，他便着重地声明道： “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毛泽东这一条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建立一个原则上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多阶级的共同专政，在此政权下，在长时期内，发展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一直发展到足够之后，才由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这条基本路线，毛泽东从未改变过。自从他在一九三五──三七年期间最后确定以后，中经抗战，内战以至共产党军政力量统治全国，毛泽东在所有大小文件中，举凡涉及这个问题，都一直是这个说法——虽然着重点是移动了：在内战尚未爆发之前，他着重于那个专政之“联合与共同”上，内战爆发以后，特别当胜利在握时起，则越来越着重于“联合专政”之无产阶级的领导上。不过无论毛泽东将重点置于何处，他直至一九四八年三月，还是十分强调地指出： “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见《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 当全国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写了他著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里，据中共的官方宣称，“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转变问题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对于革命转变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从理论上作了详细的阐述……”（见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但如我们细读该文，所谓“创造性地提出”与“详细阐述”了的关于革命政权性质及其转变问题的意见，只有下面这几句；首先是：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人民民主专政”便是由这四个阶级共同组成的，这说法至少从一九三五年提出联合战线以来，闻之久矣，完全没有新意，更谈不上什么创造。另一段，今天特别为所有中共理论家们不断引证，不断赞扬，且称之为毛泽东主张不断革命论之依据的，则为下列文字。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藉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这一段话，据《红旗》杂志的主要理论家施东向（按：这个笔名代表的多半是陈伯达，或竟是毛泽东）解释，乃是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业已转变的正式宣告。所以施东向说：“这时候，如果认为革命还不到转变之时，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见《红旗》一九六一年份第一期）不过我们如果看看《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原文，很显然，这个所谓“转变”立场的正式宣告，乃是中共理论家们事后追认的。所谓“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毛泽东说的很清楚，是指“军队、警察和法庭”的强化而言，其目的在于“巩固和保护人民的利益”。这里，不管人们在事后作何等样的弯曲和注释，总无法使之含有这种意思，即：各阶级联合掌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必须“强化”为（即转变为）无产阶级的专政了。毛泽东整篇文章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而这个专政，依据毛泽东历来一贯的声明，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具有“原则上的不同”。然则，两个原则上不同的政权，如何可以仅仅因军队、警察与法庭等镇压机关的强化而发生转变呢？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施东向刘少奇陆定一等想从这篇文章里找出毛泽东从来主张中国革命之不断论的证据，总归是徒劳罢了。 当然，“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这一段话方可以看成为“不断革命论”的，即可以被了解为无产阶级坚强地掌握了政权，凭此去完成民主任务，并开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如此了解，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背，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观念本身冲突。因为，依据毛氏的理论，民主革命有民主革命的国体与政体，社会主义革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国体与政体。前者为民主共和国与人民民主专政，后者为工农共和国与无产阶级专政。二者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着不同的革命阶段，代表着两种绝然不同的社会性质。因此，既不能跳越前者，亦不能提前后者。“两篇文章”，一定要做完第一篇之后才能再做第二篇。然则，遵守着这个理论，如何可以将属于“第二篇文章”中的政体（无产阶级专政）拿来解决“第一篇”文章里的问题呢？毛泽东的逻辑不至于如此不通。他当时所说的“人民专政”，一定还是与无产阶级专政有着原则性差异的。当毛泽东写那篇文章时候，如果他确实是一个坚守原则的革命思想家，他一定还以为中国革命的民主任务将由当时的“四阶级共同专政”来完成，等到完成之后，即等到中国社会客观上已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之后，民主专政才变成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革命才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所谓“人民民主政权，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刘少奇语），毛泽东当时是决不可能有这个思想的。因为这个思想，不多不少，恰恰就是被毛泽东骂作“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的思想。（托洛茨基将俄国革命的经验和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来，认为：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蒋介石道路），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十月革命道路），至于什么“多阶级的联合共同专政”，则是理论上说不通，事实上不可能的。）毛泽东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各阶级联合的人民专政而努力，一贯而拚命地反对主张建立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托派，然则他怎能当自己的战略目标终于实现之时，突然否定了它，并宣称事实上所实现的并非他所想望的，而是他从来反对的托派的目标呢？毛泽东不会认输，他也不曾认输。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只是反映了客观事实和他主观想法之间的严重矛盾罢了。 后来在理论上企图解决这个矛盾，并且事后承认中国革命的发展确是遵照了“不断革命”路线的，不是毛泽东自己，而是刘少奇与施东向（假定他不是毛泽东的化名）。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中共文献而论，首次正式改变了毛泽东关于民主专政那个战略观念的，要算刘少奇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了。其中有下面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话：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转变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 这一段话，除了某些说明尚有若干问题之外，根本符合于托洛茨基派的革命战略观。因此，它可以称为中共事后确认的托洛茨基主义。它彻底与干净地廓清了斯大林毛泽东历来坚持的、由“新民主主义”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两个基本概念所构成的虚幻、错误与反动的整套革命观。 一九五六年九月，离开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已过了整整七个年头。在胜利以前，毛泽东固然看不到中国的革命专政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事实，而在胜利以后，当这个事实摆在面前时，也还需要长长七年的教训（其中不少是悲痛的），才使他（经过刘少奇之口）终于认识到人民专政已经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实质[4]。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伟大的一个革命战略家，但凭这一点就完全可以测定了。 革命性质转变问题只能与政权问题联合来考虑才得解决，这在毛泽东也是从来弄不清楚的。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革命性质主要表现在“国体”和“政体”上，因而革命性质的转变也表现在“国体”和“政体”的转变上。在毛泽东，革命性质，即革命任务，与国政二体的形式有绝对关系。民主任务、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三位一体，是一个独立的范畴，是“第一篇文章”的三要素。社会主义任务，工农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另一个三位一体，另一个独立的范畴，是“第二篇文章”的三要素。前后三要素之间隔着一个长长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内，国家的经济文化大大提高：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等到条件成熟，才由“第一篇文章”转到“第二篇文章”。至于具体地如何变法，凭什么来实行转变？是否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之后，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再来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藉以改变“国体”和“政体”呢？还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体到那时自动来一个和平的转变，使“共同执政”的其它阶级退出领导，以便“人民性”的国体变成“工农性”的国体呢？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其实从来不曾给过回答，只因为他从来不曾郑重地考虑过它们。 如果毛泽东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略家的话，那末，纵使他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以及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见解，纵使不熟悉俄国革命的思想史；但凭他根据于中国阶级斗争的实践而作的独立思索，也多半可以很早达到如下的，亦即不断革命论的结论了。那就是：中国人民为民主任务而作的广泛的革命斗争，既然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胜利，那末，这个革命斗争的胜利，势必要将无产阶级推上政权——这是一。踏上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自然是通过它自己的政党）-为要防止反动复辟，确保革命胜利，并解决革命任务，势必要实行依靠城乡广大贫民的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二。专政的无产阶级当然不能自限于民主任务的解决，它必然要于掌握政权、解决民主任务的同时，就开始采取若干社会主义的措施，藉使国家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三。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与该政权之开始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不等于说这个国家在经济文化基础上已成熟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条件。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必须在世界规模中才能思议，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是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分不开的——这是四。以上四点，毛泽东除了第一点中的上半截，即关于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之外，就完全不曾想到过。今天，当毛泽东在事实的压迫之下承认自己为“不断革命论者”之后，其实还是不曾领会的。他始终不懂得，如今或者是不肯懂得，“革命性质转变”问题的中心关键在于政权问题，即在于落后国家中胜利的民主革命势必造成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同时解决民主任务与提出社会主义任务这个事实。换句话说，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决定了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不断性，这也就是说，解决了那些国家中关于革命性质“转变”的全部问题。毛泽东既然跟在斯大林后面，排斥了在民主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于是在“转变”问题上就永远脱不出矛盾可笑的境地。当他攻击不断革命论时候是如此，当他借他人之口来自命为“不断革命论者”的时候，也是如此。譬如在施东向的长文《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衔接》（这是中共在此主要的革命战略问题上突然改变态度后，想把新旧二说法调和起来的一次最郑重的企图）中，毛泽东那个“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战略思想，被如此奇怪地规定在下面的定义中：“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前，人民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阶级联合专政，它担负着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且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以后，这个全国范围的人民政权的性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担负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施东向于下此定义同时，特别又旧事重提地指出了王明派的错误：“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可是按照他的定义，所谓“全国范围……以前”，“全国范围……以后”，难道不也就是按照“人民政权”的控制面积的大小来判断该政权与革命的性质？难道不也是错误的？最多，不过是百步与八十步之差耳。根据施东向所持理由，在全国胜利“以后”，民主任务“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逐步上升而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理由，且不问它与毛泽东的旧立场有多么明显的冲突（依照毛泽东的说法：当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之后，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必须经过民族资本主义与合作社经济的长期发展，才能谈得到“国体”和“政体”的转变），其本身也是不通的，不符合事实的。所谓“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断语根本有问题。无论俄国革命的经验，或此次中国革命的经验都证明了革命专政的成立，既不是民主革命的结束，亦不能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因为，民主任务的解决——特别是土地问题——实际是革命政权成立以后才开始的，至于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如果从政治意义上说，则自从革命党及其主要群众明确地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而斗争时，就已经开始了。施东向有一句话说得对：“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政权问题”。可是在毛泽东思想中，表示出最无远见，因而被事变驳斥得最为残酷的，恰恰是关于这个根本问题的立场。他一直坚持到胜利以后的那个老调子，所谓由于革命的民主性质，中国只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而绝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见解，使他在新事实面前遇到了非常尴尬的抉择：或者，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错了，承认民主革命胜利的结果确实只能像托派所说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5]，如果真要实行像他与斯大林所预言的什么建立“各阶级的联合专政”，那只好让资产阶级来专政了；或者，口头上，坚持说一切发展都完全证实了他战略预见的正确，坚持说胜利后出政协产生的人民政府正是“各个民主阶级联合的共同专政”，并且坚持说这个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有原则性的不同，可是在事实上，却将一切夺到的东西紧紧抓在共产党人的手里，非但不让各“民主阶级”插手插嘴，甚至不让他们自以为代表其利益的工人阶级插手插嘴。很显然，毛泽东是选取了后一抉择的；但因此他那种口是心非与言行不符的情形，却随时日的增加而愈加赤裸与愈加不堪了。而更使毛泽东与中共难于继续玩弄这套表里不一的把戏的，就是当资产阶级利用毛泽东那套民主联合理论，向新政权作政治的与经济的进攻时，竟发现自己辞穷理曲了。无情的事变逼得他们非改变方针不可。他们被迫从事“三反”、“五反”，被迫宣布私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革命胜利后再有长时期的发展，被迫宣布革命性质的转变，因而“政体”亦必须作相应的改变了，即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改为无产阶级专政了。然则将怎样改变呢？事实上是什么改变都不需要的。全部实权操在共产党人手中。如果说逐出几个花瓶式的属于“民主党派的”“副部长”就算是“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那末情形未免过于滑稽，以致连最不怕将人民当孩子来玩耍的中共，也觉得多此一举的。然则如何可以把一贯认为有原则性不同的两种政体“转变”呢？它们在事实上又是怎样“转变”了的呢？毛泽东对此没有说过半句话，刘少奇也不曾费力企图解释这个问题。首次，就我所见到的文献而论，出来想用理论解释这个尴尬问题的，还是那位施东向先生，他说： “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因而就不需要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为社会主义革命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因为我们党在领导民主革命中丝毫没有忘掉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民主革命斗争中紧紧地抓住了政权的问题，并且坚决地确立了和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这段话说得很不坏，回顾的解释也可令人满意；但对中共却有一个最大缺憾，那就是：它在本质上完全是托洛茨基主义，它把毛泽东一二十年来对此问题的全部理论粉碎无余，因此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革命战略家的地位。 [1]及时判断局势并灵活地提出适合于新局势的口号，自应属于战术或策略范畴。不过像一九二八年托洛茨基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作为代替“苏维埃”口号，管领整个反革命时期，并将凭此走上新革命中夺取政权之路，这样一个口号，却应该说已充分提高到战略平面了。因此我们有理由在此一问题上衡量毛泽东的战略家高度。 [2]毛泽东文章中第一次正式提及国民大会口号是在一九三七年，但整个路线的改变既在一九三五年秋，则国民大会策略之采取，当与“人民共和国”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口号的同时，一九三五年的中共八一通电中，这个新策略是以“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的代表机关”名称提出的。 [3]这类例子我们知道有过很多，只因中共从来不将此种事情公开，要找直接的文字证据是相当困难的：但间接的证言却有的是。比如从铁托的自传中，我们知道史大林曾经亲口对南共领袖们说过，当日军投降之后，他曾反对中共对蒋介石硬拼作战，毛泽东不听，结果中共在内战中胜利了。此事证明了斯错毛对，但毛泽东从来不宣扬此事。 [4]“人民政府”究竟在哪一意义上称得上无产阶级专政，它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何不同，暂不在此论述。 [5]中共在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政权，究终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是，那末它到底在怎样的程度内，在什么意义上，才算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在国际非斯大林主义派的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中间，曾经引起很多争论。笔者个人，对此问题也有过一些不同看法。最初，我认为他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说是官僚专政。后来，经过继续研究和思索后，我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仍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倾向的政党，其政权在其主要的经济措施上仍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要求的政权——不用说，这里的所谓代表是以非常畸形，非常野蛮，非常官僚化，因而是非常僭妄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详见拙作：《思想问题》。）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三章<<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三章社会主义和国家一、过渡性制度社会主义在苏联，是不是像官方当局所断言的那样，的确已经实现了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末，已经取得的成就是不是至少已经肯定了一点，即无论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如何，社会主义在苏联国境内一定可以实现？上面对苏联经济主要指数所作的严格评价，应当成为我们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但是我们也还需要某些基本的论点作为参考。马克思主义从技术发展是进步的基本泉源这一点出发，而在生产力的动力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纲领。如果你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星球会被某种宇宙灾难所毁灭，那末，你当然会拒绝共产主义前景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可是除了这种还有疑问的危险以外，没有任何科学根据为我们的技术、生产和文化的可能性事先规定一个框框。马克思主义对进步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顺便说一句，只是这一点，就使马克思主义毫不调和地反对宗教。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应当是使人的经济力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即生产劳动不再是一种负担，因而不再需要任何刺激；同时，生活日用品的分配，在这种用品日益丰富的情况下，除了还需要由教育、习惯和社会舆论来加以监督以外，再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监督——这一点目前在任何富裕家庭或者“还过得去”的寄宿舍都做不到。坦率地说，如果认为这样一种真正朴实的前景是“乌托邦”，那是相当愚蠢的。资本主义为社会革命准备了条件和力量，即技术、科学和无产阶级。但是共产主义结构并不能立即接替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一点上，过去的物质和文化遗产整个说来是不够的。工人国家在其初期还不能做到各尽“所能”——就是说，尽可能地和自愿地发挥其能力——也不能不管做什么工作而一律“按需”分配。为了提高生产力，还必须依靠传统的工资支付标准——就是说，按照个体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生活日用品。马克思把新社会的这个初期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以区别于高级阶段；在高级阶段，物质上的不平等以及匮乏的最后痕迹将一齐消失。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常是以新社会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来对比的。目前官方的苏联学说是，“当然我们还没有完成共产主义，但是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为了证明这一点，官方提出的论据是，在工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国家托拉斯，农业中是集体农庄，商业中是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乍看起来，这种情况完全符合马克思想像的——因而也是假定的——方案。但是，正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果不问劳动生产率处于什么水平而只考虑所有制的形式，那末，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马克思的意思是，归根结蒂，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从一开始就比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些。从理论上说，这个概念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如果就世界范围来说，共产主义即使在其最初阶段也意味着，其发展水平要比资产阶级社会高些。此外，马克思还曾预期，法同人将开始社会革命，德国人将把这种革命继续下去，而由英国人来完成它；至于俄国人，马克思把他们排列在很靠后的位置上。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次序被事实推翻了。现在谁要是想把马克思的普遍历史概念机械地运用到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苏联这个特殊的例子上，谁就会立即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在资本主义链条上，俄国并不是最坚固的环节，而是最薄弱的环节。目前的苏联并不是超过了世界经济水平，而只不过是在设法赶上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马克思把在资本主义时期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社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那末，这个名称显然不适用于苏联，因为今天它在技术、文化和生活中的美好事情方面仍旧比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很多。因此，这样说比较真实，即目前拥有各种矛盾的苏联制度，不应称为社会主义制度，而应称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预备性的过渡性制度。在这方面，一点也没有搬弄辞藻、咬文嚼字的意思。制度的力量和稳定性，归根结蒂，决定于相对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拥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技术，其社会主义发展就会真正得到保证——姑且说，保证自动发展——不幸，对苏联经济来说，这一点还根本谈不上。为苏联现状辩解的大多数庸俗的辩护士，倾向于提出类似这样的理由：即使承认目前的苏联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在现有的基础上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定迟早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因此，只有时间的因素是不肯定的。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尽管乍看起来这种论据似乎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却是极其肤浅的。在历史进程还成问题的时候，时间绝不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在政治上把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搞错，比在文法上搞错要危险得多。演变远远不是像庸俗的韦伯式演变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在于逐步积累和不断“改进”现有的东西。演变包括从数量到质量的过渡，还包括危机、跃进和倒退。正是由于苏联还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也就是说没有建立生产和分配的平衡制度，因此苏联的发展不是和谐地进行的，而是在矛盾中进行的。经济矛盾产生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它并不等待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刚刚看到，在富农的例子上这一点是多么真实。富农并不愿意演变地“长入”社会主义，出乎官僚及其思想家的意料的是，富农要求进行一次新的补充的革命。掌握着权力和财富的官僚本身，愿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吗？关于这一点，肯定可以提出疑问。无论如何，如果相信官僚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话，那是轻率的。在未来的三年、五年或十年当中，苏联社会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目前不能最后肯定地回答的一个问题。结局取决于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的斗争——不是在一国范围内，而是在国际范围内。因此，在每个新的阶段，对于实际存在的各种关系和趋势的联系及继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现在就要看看在国家这个问题上这种分析的重要性。二、纲领和现实列宁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剥夺了剥削者以后，它就会认为没有必要在社会之上保持一部官僚机器——首先是警察和常备军队。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夺取政权以前两个月写道，“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但是他们——机会主义者——忘记了补充：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需要建立一个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国家与革命》）[1]这一段评论当时是针对着俄国孟什维克、英国费边社之类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说的，现在却以加倍的力量打击了迷信官僚国家的苏维埃崇拜者，因为这个官僚国家没有一点“消亡”的意图。社会需要官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即尖锐的矛盾要求得到“缓和”，“调节”，“整顿”（总要符合特权者即有产者的利益，同时总要对官僚本身有好处）。因此，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不管多么民主，总是加强了并完善了官僚机器。列宁写道，“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2]从一九一七年开始——即从夺取政权成为党的一个实际问题的时候起——列宁一直在思考消灭这个“寄生虫”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每一章中都重复和说明了这一点：无产阶级在推翻剥削阶级以后，将打碎旧官僚机器而从职员和工人当中创立自己的机器。同时无产阶级将采取措施来防止自己的机器转入官僚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一）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二）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三）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3]你不要以为列宁所说的是十年当中的问题。不是，这是“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在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方面开始”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在夺取政权一年半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包括关于军队的部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这种大胆的看法有了完整的说明。强有力的国家，但是没有官吏；武装的政权，但是没有武士！军事的和国家的官僚制度的建立并不是由于防御任务，而是由于社会阶级结构带进了防御组织。军队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缩影。当然，在工人国家像在其他国家一样，防止外来危险的斗争，需要的是一个专门军事技术组织，而不是一个特权的军官阶层。党纲要求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常备军。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从一开始就不再是原来意义的那种“国家”——即一个使大多数人服从的特殊工具。物质力量以及武器都直接立刻转入像苏维埃这样的工人组织手中。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天起，国家作为一个官僚工具开始消亡。这就是党纲发出的呼声——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奇怪的是，这种呼声听起来就像幽灵从陵墓中发出的声音。尽管你可以解释目前苏维埃国家的性质，但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苏维埃国家生存了二十年以后，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没有开始“消亡”。更糟的是，它已经发展成一个前所未闻的强制工具。官僚不仅没有消失，让位给群众，而且已经变成一个支配群众的毫无控制的力量。军队不仅没有被武装的人民代替，而且已经产生了拥有特权的军官阶层，他们享有元帅的荣衔；而人民，即“专政的武装担负者”，现在在苏联却被禁止携带甚至非爆炸性的武器。无论怎么想入非非，也很难想象有什么比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想法描绘的工人国家的图案与现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实际国家之间的对照更为鲜明。列宁的著作还在继续出版（说实在的，检查官已经作了删节和歪曲)，但是目前苏联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表们，甚至没有提出为什么纲领和现实之间存在着这样显著的差别。我们一定要设法替他们做这项工作。三、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桥梁。因此，就其本质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实现专政的国家，有一项附带的但带有根本性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准备本身的消灭。这个“附带的”任务所实现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国家在实现其根本使命方面究竟取得多么大的成就，这个根本使命就是：建设一个没有阶级和在物质上没有矛盾的社会。官僚和社会和谐的发展是彼此成反比例的。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反杜林论辩中写道，“当从现代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和个人之生存斗争不再存在的时候，以及当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暴力行为都一起消灭了的时候——那时候，便无需乎压迫什么人和束缚什么人了，那时候，现在执行这个职能的国家政权也就失去其必要性了。”[4]实利主义者认为宪兵是一种永恒的体制。实际上，只是在人彻底控制自然以前，才是由宪兵控制人类的，由于国家将要消失，“阶级的统治”和“个人之生存斗争”也一定要消失。恩格斯把这两种情况联系起来，因为在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景方面，几十年的时间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对于肩负着革命重担的那些世代的人来说，情况似乎有所不同。的确，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产生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但是麻烦在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还没有自动地清除“个人之生存斗争”。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美国那样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也不能立即满足每个人的各种需要，因此它就会被迫鼓励每个人尽量增加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鼓励者的职责自然就落在国家身上，结果它只好采取资本主义所制订的工资支付办法，尽管作了各种各样的修改和减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写道，“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在它经过长久的产育苦痛以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由此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5]列宁在解释这段值得注意的话的时候补充说，“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规的机关，权利也就等于零。可是，〔下面还是引用列宁的话〕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的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6]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被当前官方的理论家完全忽视了，但它对于了解——或者更确切点说，对于初步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负有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国家，只要被迫用强制的办法维护不平等——即少数人在物质上的特权，那末它就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即使已经没有资产阶级。这些话既没有褒的意思，也没有贬的意思；这些话只不过是如实描绘事实。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原是为了加速物质力量的增长，这种标准应当为社会主义目的服务——但只是在最终的意义上是这样。国家直接并且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质：当它在生产资料方面维护社会财产的时候，它是社会主义的；当生活日用品是以资本主义价值尺度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情况下进行分配的时候，它是资产阶级的。对于特点的这种矛盾的说法，可能使教条主义者和经院哲学家感到害怕；我们只能向他们表示吊慰。工人国家的最后面貌，应当决定于国家的资产阶级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倾向的胜利，事实上意味着宪兵的最后消灭——即国家溶化为自治社会。只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足够清楚地了解，苏联的官僚主义这个问题，无论就其本身来说，或者作为一种征候来说，具有多么无可估量的意义！列宁运用他的全部智慧极其尖锐地表明了马克思的概念。正是由于这一点，列宁揭示了未来困难——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困难——的来源，虽然他没有把这种分析进行到底。“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已为事实证明，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毫无共同之处。国家的双重职能不能不影响其结构。经验显示了理论所不能清楚地预见到的情况。如果说为了维护社会化财产使之不致遭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破坏，一个“武装工人的国家”完全够了的话，那末，在消费领域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些财产遭到剥夺的人是不愿意创造也不愿意维护财产的。多数人不可能关怀少数人的特权。工人国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权”，被迫创造了一种“资产阶级”型的工具——即那些旧的但穿上了新制服的宪兵。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布尔什维克纲领和苏联现实之间的根本矛盾。如果国家没有消亡，反而变得越来越专横，如果工人阶级的全权代表们官僚化而官僚们驾于新社会之上，那末，这并不是由于过去的心理残余等次要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只要国家不能保证真正平等就会产生并支持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这样一种铁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结果。官僚主义的倾向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遭到扼杀，这种倾向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会到处表现出来。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从革命中产生的社会越是贫穷，这种“法权”的表现就会越加严酷越加赤裸，官僚主义所具有的形式就会越加粗暴，同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就会越加危险。苏维埃国家不仅被阻止消亡，甚至被阻止摆脱官僚主义寄生虫，这并不像斯大林那种赤裸裸的警察理论所说的，是以前的统治阶级“残余”造成的，因为这些残余本身并没有力量。苏维埃国家所受到的阻止，是来自力量大得无可估计的一些因素，例如物质匮乏，文化落后，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最直接最密切关系到每个人的领域居于支配地位——即在保证个人生存的那些事情当中居于支配地位。四、“普遍化的匮乏”和宪兵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两年以前，年轻的马克思写道，“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匮乏就会普遍化，而如果出现匮乏，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又要开始，而这就意味着，一切旧的欺诈行为必然复活。”马克思再没有把这种思想直接发展下去，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从没有预见到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也没有阐述这个思想，而这也不是偶然的。他没有预见到苏维埃国家会这样长期陷于孤立状态。然而，上面的引语，虽然是马克思的一种抽象的说明，是从相反的方面得出的论断，却为了解苏维埃制度的全部具体困难和病态提供了一把不可缺少的理论钥匙。在贫困的历史性基础上——这种贫困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破坏而更加深重——“个人之生存斗争”不仅没有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消失，不仅没有在以后的年代里缓和下来，而且恰恰相反，有时还具有前所未闻的猛烈性质。我们有没有必要回忆一下国内某些地区曾经两度陷于吃人肉的境地呢？沙皇俄国同西方隔离的程度，只有现在才能真正了解。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即内部没有混乱和外部没有灾难的情况下，苏联还需要再多有几个五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最先诞生的一些资本主义文明国家花了好几个世纪时间才取得的经济和教育成就。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以前的问题——这就是当前苏联经济和文化工作的实质。说实在的，在生产力方面，苏联即使现在也超过马克思时代最先进的国家。不过，首先，在两种制度的历史性敌对状态下，问题并不在于绝对的水平，而在于相对的水平；苏联经济面对的是希特勒、鲍尔温和罗斯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俾斯麦、巴麦斯顿[7]或者亚伯拉罕·林肯的资本主义。其次，人类需要的范围已经随着世界技术的进步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马克思时代的人，对于汽车、无线电、电影和飞机一无所知。但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自由享受这些东西，那是不可想象的。用马克思的名词来说，“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已经接近的那种水平开始的。然而，即将实施的苏联五年计划的真正纲领，却是“赶上欧洲和美国”。在苏联广阔无垠的土地上建立汽车路和柏油路交通网，比从美国把汽车厂搬来或者甚至比学会美国的技术，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物资。要使苏联的每个公民能够开汽车到他所愿意去的地方，并且在路上添油没有困难，究竟需要多少年呢？在野蛮社会中，骑马的人和步行的人构成两个阶级。汽车使社会分化的程度并不下于有鞍的马。只要甚至一辆中等的“福特牌”汽车，还是为少数特权者所有，那末，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一切关系和习惯就会保留下来。与此同时，不平等的维护者国家也会保留下来。列宁虽然完全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基础，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他在论述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即《国家与革命》）中或者党纲中，并没有从经济落后和国家陷于孤立状态方面对于国家的性质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党纲把官僚主义的复活解释为由于群众不熟悉行政管理工作，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特殊困难，因此党纲只规定了一些政治措施来克服“官僚主义的腐化”，如所有的全权代表都可随时选举和罢免，取消物质上的特权，由群众进行积极的监督，等等。当时的想法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官僚就会从上司的地位转变为单纯的而且是临时的技术人员，而国家也就会逐渐在不知不觉之中消失。这种想法显然过低地估计了眼前的困难，这是由于党纲完全以国际的前景为基础。“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经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党纲的引言中写的话。起草纲领的人们不仅没有为自己规定“一国社会主义”的目标——当时任何人的头脑里都没有这种想法，特别是斯大林，更谈不上——而且没有接触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苏联被迫要在长达二十年的孤立处境下解决先进的资本主义早已解决的经济和文化问题，那末，苏维埃国家将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战后的革命危机，并没有导致社会主义在欧洲取得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拯救了资产阶级。在列宁和他的同事看来似乎是短暂的一段“喘息时机”，已经延长成一整个历史时代。苏联的矛盾的社会结构及其国家的极端官僚主义性质，都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和“未能预见”的历史停顿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与此同时，这种历史停顿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导向法西斯主义和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局面。建立一个没有官僚主义的国家的初次尝试，首先遭到了这样的困难：群众对于自治不熟悉，缺少为社会主义而努力的熟练工人，等等；在遇到这些直接的困难以后，这种尝试又很快地遇到其他一些更加严重的困难。党纲要求，国家改为执行“核算和监督”的职能，同时逐渐缩小强制的职能，这种改变至少具有一种普遍满足的相对条件。恰恰没有这种必要的条件。西方没有给予援助。当时的任务是顺应那些特权集团，因为他们的存在对于国防、工业、技术以及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苏维埃的权力便受到压制，甚至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把十个人创造的东西拿来给一个人用的这种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行动，在分配方面便形成并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专家阶层。最近一个时期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没有缓和不平等关系，反而使不平等现象更加尖锐化了；与此同时，官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前是一种“腐化现象”，现在却变成一种行政制度了，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并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让我们听一听苏维埃官僚的权威领导人怎样估计他们自己的制度吧。五、“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专政的加强”近年来，有好几次宣布，说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完全胜利”——在谈到“消灭富农阶级”问题时采取了特别明确的口气。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真理报》在阐述斯大林的一篇演说时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当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最后残余将被消灭。”（重点是我们加的）从这种前景来看，国家在同一时期一定会消亡，因为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被消灭以后，国家便没有事可做了。布尔什维克党纲在这个问题上这样说，“苏维埃政权公开承认，只要社会划分为阶级的情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整个国家权力没有完全消失，每个国家就必不可免地具有阶级性。”然而，有些不谨慎的莫斯科理论家，由于相信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已被消灭而得出了国家消亡的结论，结果官僚便立即宣布了这种理论是“反革命的”。官僚的理论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基本前提上呢？还是在结论上呢？两方面都有错误。最初宣布“完全胜利”的时候，左翼反对派作出的答复是：你们不可以把自己局限于各种关系的社会法律形式上，因为这些关系是不成熟的，是互相矛盾的，在农业方面还很不稳定，同时离开了基本标准：生产力水平。法律形式本身由于它所依据的高度技术水平而具有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内容。“法权永远不能高于经济结构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文化水平。”（马克思语）如果苏维埃的所有制形式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把最先进的美国技术成就运用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去——那就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了。但是苏维埃的所有制形式，如果以低劳动生产率为基础，那就只能意味着一种过渡性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命运，历史还没有作出最后的估计。我们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写道，“这不是怪事吗？国家不能摆脱物品荒。每采取一个步骤都会发生供应停止的情况。孩子们没有牛奶喝。但是官方的神谕却宣称：‘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玷污社会主义的名字更恶毒的吗？”卡尔，拉狄克——现在是苏联统治集团的一位著名政论家[8]——在德国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的一期苏联专号（一九三二年五月）上，对于上面的评论避而不答，而写了这样几句堪称不朽之作的话：“牛奶是乳牛的产物，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你们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同一个乳流成河的国家形象混为一谈了，因此才不了解一个国家即使没有相当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条件，也能在一个时期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这几句话是在可怕的饥荒正在全国猖獗的时候写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使人类需要得到最大满足的计划生产结构；否则它就不配称为社会主义。如果乳牛都社会化了，但是数量太少，或者产奶不够，那就会由于牛奶供应不足而在下列一些方面发生冲突：城市和乡村之间，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之间，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整个劳苦群众和官僚之间。事实上，正是由于把乳牛社会化，才引起农民大批屠宰乳牛。由于匮乏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可以反过来引起“一切旧欺诈行为”的复活。从本质上说，这就是我们的答复。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通过一项决议，庄严地确认：国有化工业的成就，集体化的成就，资本主义分子的排除和富农阶级的消灭，所有这些成就表明，“苏联已经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和不可变更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面加强。”共产国际的这个宣告，尽管语气明确，却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如果社会主义不是作为一种原则而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已经“最后和不可变更地”取得了胜利，那末，重新“加强”专政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事。反过来说，如果专政的加强是由于制度的真正需要而引起的，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还很遥远。不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任何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也都应当了解：有必要“加强”专政——即政府采取镇压措施——这一点不是证明取得了一种无阶级的和谐局面这样的胜利，而是证明新的社会对抗有了发展。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呢？那就是由于劳动生产率低而缺乏生活资料。列宁曾经一度把社会主义的特点归纳为一句话：“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句话是有片面性的，这是为了当时的宣传目的而说的；但是这句话至少是以资本主义电气化水平为最低出发点。目前苏联按人口计算的电力，只等于先进国家的三分之一。如果考虑到，苏维埃当时已经被一种脱离群众的政治机器所代替，那末，共产国际就只能这样宣布，即社会主义就是官僚权力加上三分之一的资本主义电气化。这样一个定义非常确切，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这个定义还很不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忠实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实验性目的的斯大林，在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出其不意地宣称，“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斯大林在这里附带地否定了三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同一个问题上作出的决议，同时也否定了他自己屡次的宣告，而用未来的时态谈论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社会主义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过资本主义的时候，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看到，不仅动词的时态常常改变，连社会标准也常常改变。要苏联公民紧紧跟上“总路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在同罗易·霍华德谈话的时候，给苏维埃制度下了一个新的定义：“我们所创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可称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组织，这种组织虽然还没有完全建成，可是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故意含糊其词的定义中，矛盾之多几乎同这段文字一样多。社会组织被称之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但是，苏维埃是一种政权形式，而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这两个名称不仅不同，而且从我们的利益的观点来看，还是矛盾的。只要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就应该取消，就像一座楼房盖好以后，手脚架应该撤除一样。斯大林提出了一句校正的话：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成”。“没有完全”是什么意思呢？是百分之五没有完成呢？还是百分之七十五没有完成呢？关于这一点，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正像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指的是所有制的形式呢？还是技术呢？然而，定义含糊的地方正好表明，已经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那种明确得多的公式后退了。如果沿着同一条道路再向后退的话，那就会承认：每个社会组织的“根”是生产力，而苏维埃的根刚好不是茁壮到足以支持社会主义的茎干及期枝叶：人的福利。[1]参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390页。——中译者注[2]同上书，第395页。——中译者注[3]《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68页。[4]参见《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294—295页。——中译者注[5]《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22页。——中译者注[6]《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58页。——中译者注[7]巴麦斯顿（HenryJohnTemplePalmerston，1784—1865），英国处交大臣（一八三〇至一八四一年，一八四六至一八五二年），首相（一八五五至一八五八年，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五年）。原为保守党人，一八三〇年以后成为自由党人。任内曾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曾镇压印度、波兰等国的民族起义。——中译者注[8]一九三六年卡尔·拉狄克被捕，罪名是进行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恐怖阴谋活动。这句话是在这以前写的。——英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中俄冲突与反对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俄冲突与反对派 7月27日，我对于美国某新闻访员的访问作过以下的答复： 「关于中俄邦交问题[1]我只有用个人资格发表意见。除了在报纸上得到关于此事的消息外，我什么也没有知道。像这样事情，报纸的记载一定是靠不住的。不过我可以毫不犹疑地说，开衅的不是俄国政府而是中国政府。中东路的管理是许多年以前的事，而被中国政府所攻击的那些工人组织只是昨日开始才不复存在。中东路的组织是根据一个特别委员会详细讨论的结果而来，我自己就是这个委员会主席，此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在1926年4月发生效力，决议案中无论那一方面都是保护中国的利益的。 「中国统治者所以有今日态度，可以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就是他们因工人与农民之失败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至于为什么使得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失败——关于此点我现在可不必再说，因为我在从前已发表过的文章中，已经很详细地指出它的原因了。通常从革命的爆发中逃命出来的政府，它的弱点早已在革命所反对的力量之前，显露出来。在中国的例中，中国政府的弱点特别是在英国帝国主义者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后显露出来。因此，中国政府要夸示自己的力量，只有向它的革命的邻居（苏联）实行那种威吓与冒险的手段。 「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即因中国革命失败产生出来的中东路的挑衅举动，是不是必需走到战争的结果。我以为是不会的。因为苏维埃政府不要战争，而中国的政府不能战争。 「蒋介石的军队在1925-1927年所以能胜利，因为得有群众暴动的援助，然而当他的军队倒转来反对群众的时候，则蒋介石的军队已失掉力量的主要来源，他的军队只是纯粹的军事组织，这就是非常脆弱了。蒋介石自己也不能不知道，苏联政府已经发觉蒋介石军事力量之弱点。他如果没有别国帮助，是没有力量与红军宣战的。换句话说，他如果要与俄国战争，只有把他的军事变得别人的军队的补助军。这种结合，我不相信会在现在实现，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苏维埃政府很坦白地以和平的方法来对付一切事情。 「然而，如果苏维埃真地要从事于战争，则毫无疑义地，反对派是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 以上的答复，我相信是表示出整个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观点。然而很可惜的，事实并不是没有例外，有些趋向反对派的个人或团体每每当严重的政治问题发生的时候，就走到一种动摇的或根本错误的观点上，此观点反对了他们自己革命的反对派的营垒，而使他与社会民主党的营垒非常相近了。 在「共产主义旗帜」[2]报第26期上面登了一篇署名H.P.的文章，依这篇文章说法，则中俄的冲突是因为苏联侵犯了中国的自决权，换句话说，这篇文章只是拥护蒋介石的一种材料。我现在且不要去批评这篇文的本身，因为H.P.已经收到了一封卡特‧兰道同志的答复，这封信内，兰道已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格批评过那篇论文了。 「共产主义旗帜」的主笔登载那篇论文时候只当一种讨论性质是文章，而且加以附注，说他并不同意于著者的观点。然而我完全不解，为什么对这样在革命者初步就应认识的问题也有可能来举行讨论，而且正当我们需要政治行动的时候。最糟的就是主笔把兰道的文章也当作一篇「讨论性质的文章」发表。H.P.的文章是表示社会民主党与无政府主义的流行的偏见，而兰道的文章是代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如果都是「讨论性质的文章」，则主笔的观点究竟又怎样。 在法国反对派团体中发现了许多非常糟糕的东西。「抗流」[3]35期（日期是1929年7月28日）上发表关于中俄稳定的社论，这篇东西自始至终完全是些非常可恨的错误之混杂物：一半是社会民主党的谬见，一半是极左派的狂号。社论开始就说此次稳定是应该由苏维埃官僚的冒险政策去负责。换句话说，这张报纸完全担任了蒋介石的辩护士的责任了。社论把苏维埃对付中东路的政策与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政策一样看待，而这政策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云。 「反对派的共产党员」，论文这样说，「不能帮助斯大林的战争，这战争不是无产阶级的防御战争，而是半殖民地式的战争」。在别的地方它又说：「反对派要勇敢地对工人阶级说：反对派不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同一战线，反对派不赞成他们冒险主义的战争。」旁边的加重号是原文所有的，而且这并不是偶然地加上，而是指出全文的精神所在，这样一来，著者就要走到与共产主义左派不可调和的相反地位了。 在什么意义之下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对现在的中俄稳定负责呢？只有在这种意义之下再无其它的了：他从前的政策帮助蒋介石破坏了中国工人与农民的革命。在我们反对拉狄克与其同侪的一篇论文上，已经这样说过：蒋介石之挑衅就是对斯大林帮助他平服革命的回敬。我现在这样说，而且我已重复地说了不止百次：当蒋介石藉斯大林的援助，得安然坐上马鞍的时候，第一步他就要把马蹬踢到他的施主的脸上来。这真地已实现了。 蒋介石的是是在他把中国革命平服了以后，我们现在所见的是拿破仑主义式的武装力量之冒险进攻，而为首的就是蒋介石。这种挑衅行为是这次中俄冲突的基础。 依上述的那位著者的意见，则此次稳定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对中东路的帝国主义式的「苛求」。勿干涉中国！无意地作了蒋介石的卫士的人们这样叫着，他们不特将这句话当作口号来重复叫喊，而且将它变得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论据，来反对我们。历来我们都相信只有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才能成为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表者。是不是现在一切事情都与此相反了呢？或者资产阶级在苏联已得到了政权？如果是的话，那末在什么时候？我们所以与斯大林官僚的中间主义斗争（不要忘记，中间主义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一种运动），是因为中间主义的政策，可以帮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第一步是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就要将政权转到金融资本家的手内。我们看见，在这里埋伏着的一个历史性的危险，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过程，并不是说已经到完成的顶点了。 在「抗流」同一期上面又发表了所谓「政纲草案」。草案上说：「我们不能说「热月反动」已经完全来到」[4]。这是表示他们不只是绝对背诵反对派一般理论的程序，而对于这些程序的政治意义一点儿也未了解。我们既然不能说「热月反动」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则自然也不能说现在苏联的政策已变成资本家的政策，或者说帝国主义的政策。中间主义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间一道曲折的桥梁。把中间主义与大资产阶级两个东西的意义混在一起，则什么东西也无从了解，这样一来，不特帮助了金融资本反对无产阶级，而且反对了小资产阶级。 柏林与巴黎的极左派为那些民主主义抽象原则所迷惑，这种原则不是根据社会关系，而是根据地理的基础。他们说中东路是在中国领土的满洲境内，中国有自决之权，所以苏俄要求管理这条路线是帝国主义。管理权应转给别人，转给谁？转给蒋介石还是转给张作霖的儿子？ 在勃来斯脱——立托夫斯克谈判的时候，库尔曼[5]要求拉脱维亚与爱斯东尼亚之独立，他的理由就是这两个国家的议会（受德国援助而成立起来的）训令他向苏联要求分立。我们拒绝批准这要求，我们在我们的一切官报上宣布德国为帝国主义者。 假使在高加索反革命的暴动，得芋国——譬如英国的帮助竟得到了胜利，又假设巴库的工人得苏联的援助把巴库区保存在自己势力之下，这样，则外高加索的反革命政府必然要求归还巴库区域，而苏联必然不同意于它的要求。在这样的场合中，我们的敌人也必然诋骂苏维埃政府为帝国主义。 如果中国工人与农民的革命已获胜利，而我们现在解决中东路问题，那就最容易不过了。中东路必须归还胜利的中国人民。但事实是这样：中国统治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已把中国人民击败，若把中东路归还蒋介石，就等于怂恿中国的拿破仑主义反革命者来反对中国人民。明白了这些，什么问题都顺手了。除此之外，还有同样重要的事实，蒋介石在财政上与经济上都没有能力得到中东路，使中东路不为旁人所染指。事实上是独立的满洲也要在日本保护之下而存在。蒋介石能容忍这些，并不是偶然的。把铁路归还蒋介石，则它事实上变得蒋介石借贷外债的担保品。那么铁路反落到真正的帝国主义者之手，变得他们在远东最有利的经济上与军事上的路线，来反对潜伏的中国革命与苏联。我们已经知道，帝国主义者是很会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进行他们自己的污秽事业的。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样情形之下，还要负责去拥护这个口号。 极左派的出发点只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中东路是贪婪无厌的沙皇帝国主义者由中国人民手中攘夺过来的。这当然是事实。然而不要忘记，同一帝国主义也在压迫俄国人民。是的，中东路的建筑是用来达到掠夺中国工人与农民的目的的，然而它是剥削与掠夺俄国工人与农民的血汗所筑成。在筑成以后就来一个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不是改变了这些人民相互间的关系了呢？经过反动时期之间，在革命的基础上，俄国国家的构造已经改变了。俄国现在是不是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了呢？不论斯大林莫洛托夫如何，不论他们如何流放反对派等等……，站在历史的观点上，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与中国革命利益是观点上，我们能不能想出一个比苏联更好的主人来管理中东路？问题是应当这样提出才对呀！ 一切白党流民都已不用民族的或地理的观点来考察此问题，他们所用的观点只是阶级的观点，白党内部自然也不一致，然白党流民的领导一派，一致地主张中东路之国际化，就是说把中东路的管理权转到世界帝国主义者之手，比留在苏维埃国家手中，对「将来」的，即资产阶级的俄罗斯更为有利。同一理由，我们也可以说，把他留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比交还那现在的要求交还者，对于将来独立的中国更为有利。 ※※※ 这是不是说中东路的管理已经很完好了呢？不！完全不是这样！沙皇帝国主义者的残余，直到现在还有很大的势力，俄国内部的腐化，一定反映到中东路的管理机关内。反对派的任务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要说说我个人关于此事身历的经验。我因改良中东路的管理而斗争已不止一次了。在最后一次，我是在1926年3月所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中办理此问题。我是委员会的主席，参加的委员还有伏罗希洛夫，杰尔金斯基[6]与齐采林，完全得到了中国革命者的同意，——不但是共产党员，而且当时国民党负责的代表也同意了——委员会决定了以下的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内」——所谓第二时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中东路不至为帝国主义者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关于临时管理制度，决议案中这样说：「必须采用广大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铁路趋于中国化：（一）管理处可以同时用中俄两国文字，（二）须设立中国语的学校使铁路工人有技术的与政治的教育，（三）在沿路一带的适应地点须设立学校，以教育工人及附近居民。」关于俄国所派中东路代表的政策问题，决议案中说：「毫无疑义的，各部门（中东路）的代表对于中国还有一种不可原谅的犯罪行为，这种行为有帝国主义态度的性质，而且连累了苏维埃政权，暗示苏联政府以帝国主义的思想。」 「铁路负责机关与人员必须谨记这种政策，——甚至在政策的外面形式上——对待中国，不论如何轻微的帝国主义观念的阴影也须加以阻止。每一部门必须有他工作的路线，在这路线内必须根据异常尊重中国法权及统治权的精神上面。凡有破坏此政策的，不论事情之大小，必须处罚犯罪者，而且必须将案件依着中国公共舆论处断。」 此外我必须再行指出一个事实：这铁路的中国所有者——连蒋介石计算在内——用来反对铁路管理处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白党机关，这些东西事实上已是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忠实走狗了。在中东路沿线的警察或军队中服务的白党，常常用暴力举动来反对沿途服务的俄籍工人。委员会有见于此，所以当时在决议案上就指出此点：「…将来中国军队，警察或白俄对沿途俄籍工人与职员再有暴力行为，或中俄人民因民族隔阂的原因而发生冲突时，必须仔细研究事端之性质，设法阻止此种事端发生。即使俄国工人发生民族与个人的感情，我们的方法是不要增长两方面（中国与俄国）的狭隘的国家主义的本能；与此相反，如果有此种事端发现，就用他来作政治教育的材料。同时在工会内可组织调解委员会或法庭，使两国人都得参加此组织，根据平权的原则来解决一切。他们须由平心静气的共产党员领导，他们必须充分了解由民族感情所引起的冲突及它的意义。」 我相信帝国主义者听了这话就要高呼起来。而且极左派也因此得到多些知识了。同时我也承认这决议案并不是完全执行了的。真的中东路沿途的不法举动比之莫斯科还要多些。这也就是反对派所以要起来坚决斗争的理由，但并不是如那些极左派一样：这些笨政治家，当他洗完了孩儿的时候，把孩儿和水一同倒到水坑里去了。我早已指出，在什么意义之下，斯大林对此次蒋介石挑衅行为负责。又假设斯大林的官僚再来一次愚蠢的行动，因此帮助了敌人进攻以及击败苏联，则我们应该作什么结论？我们的结论是不是不要拥护苏联？还是要把苏联从斯大林的领导解放出来？「抗流」的社论很愤慨地就走到第一个结论，以为我们不应帮助斯大林官僚及其冒险的战争。试问在这样事变中受危害的是斯大林派官僚呢，还是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获得物？社论要展览他那更多的智慧，于是简单地说：「在现在的危机中反对派毋需去预备什么特殊的应付方法」。我简直不会想出比这更坏的观点了。这不是一个革命者的观点，而是一个不感兴趣的旁观者的态度。俄国的革命者应干些什么？在发生战事的时候反对派的战士应怎样作？是不是他们要取中立地位？社论是著者好像完全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因为他完全不是站在革命者的观点上（革命者是无条件地参加战争的），他的行为很像一个公证人，毫无感情地记载着两造的行动。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诬蔑我们为失败主义者，在某条件之下，才保护苏联等等。关于此事在1927年8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我曾有过一次演讲，我说：「谁诋毁我们为有条件的保护苏联者，我们就要宣告他是造谣者与骗子。」我已这样地反对那中立论的思想，说他是谣言，把这谣言塞到斯大林主义者的口里去。社论的著者没有看见这演词么？如果看到，为什么不攻击我？这演词已经印在我最近的一本书上面，并且已用法文发表，书名叫「被歪曲的革命」。我演讲时候并没有指定某一战争，只对一般的反苏联的战争而言。然而只有无知之徒才不会在一切事变的构成中看出苏联与帝国主义者间的根本矛盾。是的，当讨论我的主张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很高兴地与斯大林一起。而问题说到苏联，则他们一致地认它是他们一个生死的敌人，正无论有没有斯大林。每次战争都显露出这个矛盾，而且结果一定危害到苏联的存在。所以我在上引的一次演词中再次地说：「我们反对派对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这一问题是否怀疑呢？不！一点儿也不怀疑。我们不仅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去保护它。我们是否也有斯大林这样的天才，有自己的正确的路线来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呢？我们是有的，而且是正确的。 「反对派主张苏联胜利，他证明及将要证明他们并不比别人坏」。斯大林就是这样想。因在事实上，斯大林所想的东西完全不敢说出口来。他常常这样想：「反对派会不会以为斯大林的统治不能保证苏联的胜利呢」？这就是他的意见！ 齐诺维也夫说：「对呀」！ 「在战争的前夕与战争的过程中，反对派决不抛弃自己的权力与责任，必须为了纠正党的路线而斗争，现在如此，任何时都是如此，——因为党的正确路线是战胜的先决条件。我可以总结一句：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 我相信这主张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 1929年8月4日于君士坦丁 [1]指1929年夏天所发生的事，那时国民党政府破坏北京议定书，撤换了中东铁路的苏方正副局长，以军队占据全路，逮捕许多苏籍人员，摧残一切福利机关。此事引起中苏绝交，并制造军事冲突，颇有走向战争的形势。卒以苏联不愿战，中国不能战（绥芬河一仗惨败），乃在伯力举行会议，和平解决。——校者 [2]「Fa’neDesKommunismus」——当时德国「列宁团」的理论机关报。——校者 [3]「ContreLeCounant」——法国当时有好几个左派反对派团体同时存在，此报为其中一团体是机关报。——校者 [4]托洛茨基对于法国革命中的「热月反动」这个历史比喻，前后曾有两种解释。1935年以前，他借此表示政权由一阶级过渡到另一阶级的变化，此就苏联言，即指资产阶级反革命之胜利。故说「热月反动」在苏联尚未完成。1935年中，托氏发现此种解释不甚恰切。他认为这名词应指「革命的社会基础上」所发生的一种反动，它并不改变国家的阶级性。故说此反动实际上在苏联业已完成，而工人国家之性质虽在堕落，却未改变。详见托氏文：「今日之苏联——工人国家与热月反动及拿破仑主义问题」。——校者 [5]BarunVonKulbmann——勃来斯脱‧立托夫斯克和谈中德方代表。——校者 [6]Dzerzhinsky——波兰革命家，老布尔什维克，沙皇时代曾被处长期苦刑，革命后以镇压反革命者闻名，死时为秘密警察长。——校者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被绞杀的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被绞杀的革命 安德烈·马尔劳[1]的书，「征服者」[2]，从各方面有人寄给我，我想共有四本了，但是抱歉得很，延搁了年半或两年之间，我方才读到它。那本书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即是说，是关于最近五年中一个最大的题目的。优美与编织完密的体材，一个艺术家的明晰眼光，地道的与勇敢的观察——这一切使那小说具有了非常的意义。不过我们在此地写到它，却不是因为那本书是天才之作——虽然这并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泉源，由此能得出具有最高价值的政治教训。这些教训是从马尔劳来的吗？不是的，它们来自那叙述本身，为作者所不知，而且反对着他的。这一点光荣可以归于著者，但是仅就观察者与艺术家的地位说是如此，倘就革命家的地位说便不然了。虽然如此，我们有权利从革命家观点来评量马尔劳；用他的名义，首先用他另一个自我喀林[3]的名义，著者是并不犹豫就批评了革命的。 该书被称为小说。其实呢，我们所见的只是中国革命自第一时期至广州时期的一篇小说化的记事。那记事是不完全的。有时候图画上缺少了社会的活力。但不管这些，在读者眼前驰过去的不仅是革命的一些光耀的插话，且还有许多轮廓明显的剪影，鑴刻在记忆之中，有如社会的象征。 用了不大加色彩的笔触，遵守着虚点笔法，马尔劳给总罢工绘了一幅不能忘却的图画，诚然，它没有画出下层，没有画出它如何发生的情形，而只是从上面观察罢工：欧洲人吃不到早餐，他们在炎热中流汗，中国人停止在厨房中作工，不开风窗。这是不能责备著者的，因为外国艺术家无疑是不能以不同方式来处理这个题目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责备著者，而且不是小的：在著者——不管他所知，所懂与所能做的一切——与其主题——革命之间，缺乏一种先天的爱力。 著者对于蜂拥而起的中国具有积极的同情是不错的。但有时却破坏了这些同情。它们被个人主义的泛溢与美学的幻觉所腐蚀了。以持续的注意阅读这本书，我们时时会经验到一种恼人的感觉，在那动人的叙述的语调中，人们体味到作者对于一些能有热情冲动的野蛮人的一种保育式的讥刺声调。中国是落后的，它的许多政治表现带有原始性质——没有谁要求对这些事默然地放过。但一个正确的远景是需要的，在此远景中，一切事物均置于其应份的位置中。中国事变，马尔劳的小说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比欧洲国会中空洞与可怜的嚣嚷及停滞文明的如山的文学产物，要无比地更加重要些。马尔劳似乎有点害怕去考虑到这一点。 在小说中，有几页，紧张得出色，它表示出革命的仇恨心如何从羁轭，从愚闇，从奴役中产生出来，煅炼得有似钢铁一般。假使马尔劳以更大的自由及勇敢去接近群众，假使他没有把一点子无聊的优越味带进他的观察中，那末他的那几页本该可以被收入革命文选中的。马尔劳是那种无聊的优越味似乎要在他自己面前，乃至在法兰西的学院官僚及精神鸦片的贩子们面前，为他和中国人民的暴动有了短暂的接触作辩解的。 ※※※ 鲍罗庭在广州政府中，以「高等顾问」的职位，代表着共产国际。喀林，著者的心爱人物，负责宣传。一切工作是在国民党的框子中完成的。鲍罗庭，喀林，俄国「将军」加仑，法国人齐拉特，德国人克拉因，以及其他几人，构成着革命的地道官僚，他们超出于暴动人民之上，进行官僚自己的「革命」政策，代替着革命的政策。 国民党的地方党部被描述如下：「狂人之群——勇敢的……一些富豪，他们出来或是为了要出名，或是为了求安——还有大群的学生与苦力。」（见法文本24页）不仅资产阶级参加每一个组织，而且他们完全领导着党。共产党人屈服于国民党。工农受人之劝，叫他们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来吓退忠诚的资产阶级朋友。「这样的社团便是我们所控制的（多少控制罢了，在这上面你别欺骗你自己）。」一个有益的自白！共产国际的官僚企图「控制」中国的阶级斗争，像国际的银行巨头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生活一样。但革命是不能被控制的。人只能给革命的内部诸力量以一个政治的表现。人一定要知道将他的命运联结到这些力量中的那一个。 「今天，苦力们开始发现他们是存在的，简单发现他们是存在的。」（法文本26页）这话是一言破的。但感觉他们是存在的，那些苦力们，产业工人们与农民们一定要推翻那些妨碍他们存在的人。外国人的统治与国内的羁轭结着不解缘。苦力们一定要不仅驱逐鲍尔温与麦唐纳，而且要推翻自己的诸统治阶级。这两个任务的完成是分不开的。如此，人口超过法国十倍的中国群众的人格觉醒，便立即变得社会革命的熔岩了。这是一个洋洋大观！ 但在此地，鲍罗庭出场了，并且宣布说：「在革命中，工人必须替资产阶级做苦力工作，」陈独秀在一封对中国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这样写着。工人们要从社会的奴属中解放自己，却发现着自己被置身于政治的领域中了。这一背信的手术该归功于谁呢？该归功于共产国际的官僚。企图「控制」国民党，共产国际的官僚们实际上帮助着寻求「出名与保障」的资产阶级去奴属那需要存在的苦力们。 时时刻刻都被安置在背景中的鲍罗庭，小说中被形容为「行动家」，为「职业革命家」，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土壤上的活的化身。再没有比这更远离真实的了！这儿是鲍罗庭的政治传记。1903年，十九岁，他侨居美洲；1918年，他回莫斯科；因为他的英文知识，他「和外国诸政党保持了接触」；1922年，他在格拉斯哥被捕；然后他被派赴中国充共产国际代表。于第一次革命之前离开俄国，于第三次革命之后回来，鲍罗庭乃是革命胜利后才承认革命的那些国家官僚与党官僚的完成代表。假使这是一个关于年轻人的问题，那末它有时不过是年代关系。但对于四十或五十岁的人，这便是一个政治评价了。假使鲍罗庭在俄国很成功地归依了胜利了的革命，那这丝毫也不表示他派到中国来是保证革命之胜利的。这流人是毫不费事，就能学会「职业革命家」是姿态与语调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由于保护色作用，不仅欺骗别人，而且也蒙蔽自己。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大胆的执拗，极经常地被这班人转化为官僚们无所不为的犬儒主义。呀！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去弄张委任状来啊！这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保险单，鲍罗庭是永远放在口袋里的。 喀林不是职业官僚，他是比鲍罗庭更本质的，也许甚至更接近革命家型。但他缺少了革命家必需的品性；他是票友式的与戏剧式的，他无可奈何地被纠缠进大事件中，且在每一步中都表示出这一点来。对于中国革命的口号，他是这样表示了意见的：「……民主的废话——「人权」之类。」（见法文本32页）这听起来是激烈，但这是虚假的激烈主义。民主主义的口号在普恩凯是，赫里欧[4]，莱翁•勃伦[5]，法兰西手法灵巧的艺术家以及安南，阿尔及尔与摩洛哥的狱卒们的口里，乃是十分可恶的废话。但当中国人在「民权」的名义之下造起反来，便完全不是废话了，它和18世纪法国革命的口号一样。在香港，当罢工时候，英国的鹰犬们想恢愎体罚。「人权与公民权」在香港的意义就是说中国人有权利不被英国人的皮鞭鞭笞。揭去帝国主义者民主腐败的假面具，乃是替革命服务；称被压迫者的暴动口号为「废话」，乃是不自知地帮助着帝国主义者。 好好地给著者种一下马克思主义痘苗，也许能使他免除这一种致命的轻蔑。但喀林一般地认为革命学说是「教条的劳什子」。他乃是，你们看，一个这样的人，他们觉悟革命只是某一种「事态」。这不令人惊奇吗？但是正因为革命是一种「事态」，这是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受客观原因所决定，遵守着某些法则，所以一个科学头脑能预见过程的一般方向。只有研究了社会的解剖学及其生理学，人才能根据着科学的预见而非票友的臆测，去应付事件的进程。革命家「鄙视」革命学说，完全与不懂得医学而鄙视医学的大夫一样，也跟抛弃工程学的工程师没有两样。那些无科学之助，企图矫正那名之为疾病的「事态」的人，被称为妖巫或走方郎中，是为法律所禁止的。假使世间有一所裁判革命妖巫的法庭，那末鲍罗庭，跟他的莫斯科的教唆者们一样，多半该受严厉处罚了的。我怕喀林自己从这法庭中出来，也不会不受到损伤的吧。 小说中有两个人物互相对立着，像是国民革命中的两极：老陈达，国民党右派的精神权威，资产阶级的先知与圣者，另一个洪，恐怖党人的年轻领袖。二者都被着力描绘的。陈达是翻译成欧洲教养言语的中国文化的化身，披着这件精致外衣，他将中国全体统治阶级的利益「圣化」了。不错，陈达需要民族解放，但他害怕群众比害怕帝国主义者更甚；他仇恨革命比仇恨加于民族身上的羁轭更甚。如果他走向革命，那只为的要和缓它，抑制它，耗竭他。他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消极抵抗，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革命，这是甘地在印度的政策，这政策，在某些时期与这一或那一形式中，资产阶级曾在每一经度与纬度上执行了的。消极抵抗是从资产阶级想纳群众运动于一定孔道并断送这运动的倾向中发生出来的。 当喀林说：陈达的影响是超出于政治之上的时候，我们只能耸耸肩膀。在中国以及在印度那个「正人君子」的假面具政策，乃是以最崇高与抽象道德化的形式表示出占有者们的保守利益。陈达个人的淡泊与他的政治作用绝不反对，因为剥削者之需要「正人君子」，有如腐败的教会各级僧侣需要圣者一样。 谁围绕在陈达周围呢？小说以可赞美的确切程度回答道：一个由「老官僚，鸦片及春宫画的私贩，学者改行的脚踏车商，巴黎的法学士，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所结成的世界。在他们后面站立着一个与英国结合的更坚实的资产阶级，这英国则武装了谭将军来反对革命。反革命如属胜利，谭准备叫陈达当政府首领的。同时这二人，陈达与谭，继续作国民党党员，而鲍罗庭与喀林则替国民党服务。 当谭将军的军队进攻一个村子，当他准备从他的党内同志——鲍罗庭及喀林开头，屠杀革命者时，鲍罗庭与喀林便得到洪的帮助，动员并武装了失对者。但当他们击败了谭以后，这些领袖们并不想改变一件以前存在的事物。他们不能破裂与陈达所缔结的模棱的同盟，因为他们不信任工人，苦力，革命群众，他们自己就怀着陈达的成见，他们是陈达的够格的膀子。 为了「不推开」资产阶级，他们不得不向洪进行斗争。洪是谁？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最下层的渣滓」（见法文本36页）。那些人是干革命的，不是革命胜利之间才趋奉它的，洪便是这些人之一。他一起意去杀死香港的英国总督，洪只顾念到一件事情：「当我被判死刑后，你们一定要告诉年轻人学我的榜样。」（见法文本36页）我们一定要把一个明确的政纲给洪：唤起工人，团聚他们，武装他们，反对陈达，像反对敌人一样。但是共产国际的官僚却寻求陈达的友谊，排斥洪，激怒了他。洪一个子消灭银行家与商人，就是消灭那些「拥护」国民党的人，洪杀死牧师：「这些教人忍受贫苦的人必须受罚，那些基督教教士或别的……」（见法文本274页）如果洪没有找到这条正确道路，那这是鲍罗庭与喀林的过错，他们将革命放进了银行家与商人的手中。洪反映着群众，他们已经在起来，但还不曾拭清他们的眼睛，或揉软他们的手。他企图用手枪与刀子替群众行动，而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们则正在瘫痪这些群众的行动。这样便是关于中国革命的赤裸裸的真相。 ※※※ 这时，广州政府正在「企图站直自己，动摇于一方面喀林和鲍罗庭，他方面陈达之间，前者控制着警察与职工会，后者一无所有，但还是存在的。」（见法文本68页）我们看见了一幅几乎完美的只权政制的图画。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手中有的是广州的职工会，警察，黄埔军官学校，群众的同情，苏联的援助。陈达有一种「道德的权威」，就是说，有那些极度错乱了的占有者们的威势。陈达的朋友们坐在一个无权的却为妥协派所自愿支持的政府中。但这不是二月革命的政制，克伦斯资产阶级的制度吗？唯一不同之处，即孟什维克的角色由伪布尔什维克们在扮演罢了。鲍罗庭对这一点没有疑问，虽然他装成了布尔什维克，而且郑重其事地装扮着的。 喀林与鲍罗庭的中心思想是禁止一切前来广州的中外船只停靠香港。用这商业抵制之法，这些自命为革命现实主义者的人们，希望摧毁华南的英国统治。他们从来不认为首先得推翻广州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政府只是在等待时机将革命投降给英国。不，鲍罗庭与喀林每天在敲「政府」的门，脱帽在手，请它颁发那道救命的法令。有人提醒喀林说：政府到底不过是一个幽灵吧。喀林并不张皇。他回答道：管他幽灵不幽灵，只叫我们还用得着它，让它去吧。这就是教士的法门，他需要圣物，他自己用油蜡和棉花制造一些出来。在这个挫弱革命与屈抑革命的政策后面隐藏着什么呢？隐藏着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于殷实的保守的资产者的尊敬。正是为此，法国最红色的激进党人却老是准备在普恩凯賫的面前屈膝的。 但也许广州的群众还没有成熟到足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吧？整个的空气叫人相信：如无共产国际的反对，则幽灵政府也许很久以前就在群众的压力之下给推翻了。不过让我们退一步承认：中国工人的力量还太弱，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那末一般说，群众的弱点是什么呢？是他们要跟随剥削者的那个倾向。果真如此，则革命者的第一个任务就在于帮助工人们从奴属的信任中解脱出来。可是共产国际官僚所做的工作，恰正反对着它。他们对群众注入一种观念：必须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宣布：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是群众自己的敌人。 不要推开陈达！但若虽然如此，陈达还是退出去了——这是不可避免的——那这也不是说喀林与鲍罗庭将免除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自愿的臣属关系。他们将只选择蒋介石作他们活动的新的焦点，而他则属于陈达同一种阶级，是陈的弟弟。蒋介石任布尔什维克创立的黄埔军校的校长，不以消极抵抗自限，他准备诉于流血的武力，不是平民形式的，群众形式的武力，而是军事形式的，只在这样的限度内，即能使资产阶级对军队保留着无限权力的。鲍罗庭与喀林武装了他们的敌人，以此解除了他们的朋友的武装，排拒了他们。他们是这样地在准备大失败的。 但我们不过份估计了革命官僚对事变所予的影响吗？不，并不过份。这影响表现得比所能想象的要强得多，如果不是在利，至少也是在害的方面。在政治上开始存在的苦力们，需要一个勇敢的领导。洪需要一个勇敢的政纲。革命需要数百万蜂拥起来的人们的力量。但是鲍罗庭及其官僚们却需要陈达与蒋介石。他们绞死了洪，阻止工人抬起头来。在短短数月内，为要不推开资产阶级的军事长官们，他们将窒息农民的土地暴动。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代表着俄国的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国际。官僚们僭窃了一切革命中最伟大一次革命的权威，旗帜与物质的资源以后，却阻挡着另一次革命的道路，这次革命本来也有一切机会使之成为伟大的。 鲍罗庭与洪之间的对话，乃是鲍罗庭及其莫斯科教唆者的最可怕的罪状。洪和往常一样，是主张坚决行动的。他要求处罚最著名的资产者。鲍罗庭发现了唯一种反对论据：那些「给钱」的人是一定不能碰动的。「革命不是这么单简的」，喀林也说上句。「革命又在于付钱出去养活一支军队哩」，鲍罗庭再添一句。这几句金石之言包含着那条绳索的一切成分，中国革命便是用这条索子来绞死的。鲍罗庭保护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则报之以对「革命」的捐助，那些钱放进到蒋介石的军队里去。蒋介石的军队摧毁了无产阶级，消灭了革命。这真的是无法预见的吗？它真的不曾被预见吗？资产阶级只愿对替它服从去反对人民的军队给钱。革命军队不等待人家捐助：它叫人家给钱。这称之为革命的独裁。洪出席工人会议，大声疾呼地反对「俄国人」，反对那些摧毁革命的负责者，颇为成功。洪本人的道路不会达到目标，但他之反对鲍罗庭是正确的。「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有俄国顾问吗？义和团有俄国顾问吗？」假使让1924-27年的中国革命自己生长，也许不会立即得到胜利，但也不会采取切腹之法，不会有可耻的投降，并它也许已有了历练的革命干部了。在广州的两重政权与彼得格拉的两重政权之间，有一个悲剧的不同点，那便是：在中国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被蒙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名称，被宣布为反革命学说，且被以种种式式诬蔑与压迫的方法逼害着。克伦斯基在七月事变中[6]所不曾成功的事情，十年后斯大林在中国得到成功了。 喀林对我们保证说：鲍罗庭及「他那一辈的布尔什维克们」，是以他们的反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出名的。著者需要这一点说明，好叫读者以后读到鲍罗庭进行斗争反对洪的一派时，不致觉得吃惊。这就史实说是错误的。无政府主义不能在俄国抬头，并非因为布尔什维克派反对它得到了成立场，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掘毁了无政府主义足下的地基。无政府主义，如果它不是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咖啡室与编辑室的四壁之内，而已更加深入，则反映着群众中的失望心理，表示出民主欺骗与机会主义变节的政治的惩罚。布尔什维克派提出革命问题及其解决法时的勇敢，使无政府主义在俄国没有发展余地。但若马尔劳的历史研究是不确实的，那末他的叙述却出色地表示出斯大林——鲍罗庭的政策如何给无政府的恐怖主义在中国准备了基地。 被此政策的逻辑所逼，鲍罗庭同意颁布命令反对恐怖主义者。那些坚决的革命者，被莫斯科领袖们的罪恶驱上了冒险主义之路，广州的资产阶级，受共产国际的祝福，便宣布他们为不受法律保护。他们用恐怖行为来反对保护出钱资产阶级的那些假革命的官僚。鲍罗庭与喀林抓住恐怖主义者，消灭他们，现在不仅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而且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脑袋了。便是这样的，妥协政策一直滑落下去，到最卑劣的叛卖了。 此书被命名为「征服者」。当革命与帝国主义一较颜色之时，这名字具有双重意义，著者所指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或者更确切些，指其中的某一部分。是征服者吗？中国群众起来从事革命暴动，以十月暴动的影响为其榜样，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其旗帜。但是「征服者」一点都没有争取到什么。相反的，他们将一切投降给敌人了。如果是俄国革命召来了中国革命，则俄国的不肖门徒们绞死了它。马尔劳不会得出这些推论来。他甚至想不到有这些推论。但因如此，这些推论更清楚地从他那本出色的书中显现出来了。 1931年2月9日于普林基博岛 [1]AndreMalraux——法国小说家，中国革命时曾来华。以着有二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说：「征服者」和「人生」而出名。后书曾得「贡果尔文学奖金」。曾长期倾向斯大林主义，现则转变为戴高乐派，最近曾任法国政府情报部长。——译者 [2]「LeConquerants」——以陈炯明叛变及省港罢工时期的广州政情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化的记事」。中文有译本，名「中国革命序曲」。——译者 [3]Garine——书中主角之一，影射马尔劳本人。书中其它人物，大多虚构，如右派领袖陈达，反叛军人谭，无政府主义者洪以及法人齐拉特与德人克拉因等等，均非实有其人者。——译者 [4]E.Herriot——法国激急党与激急社会党领袖，法国资产阶级「左派联盟」发言人，里昂市长，曾任内阁总理等职。——译者 [5]LeonBlum——法国社会党领袖，居党的中派，曾任内阁总理，积极推行法国帝国主义政策。——译者 [6]七月事变。——1917年7月3日——5日，彼得格拉工人与兵士激剧左倾，举行武装示威，但未能转变成胜利的暴动。克伦斯基利用这次事件，企图根本消灭布尔什维克及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结果亦未成功。——译者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十章历史地位──论风流人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十章历史地位──论风流人物 我们从各方面研究了毛泽东思想。最后，我们还得谈一谈毛泽东这整个人物，谈一谈他事业的功过，谈一谈他在纵的历史与横的世界上的地位。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毛泽东自己在一首词里发泄过的感慨，这里我们却想来试做一个交代。 衡量人物，与衡量任何事物一样，首先得选好一个标准，一个尺度。人物之所谓伟大或渺小，很难在绝对的意义上显示，而只能在相对的与比较的意义上确定的。 用以衡量一个革命家的尺度，自然应该是革命家。人们不能拿袁世凯和孙中山比功业，更不能在俾斯麦与马克思间论高下：类型不同，无从比起。 中国有句古话说：“拟人必于其伦”，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道理，又可以反过来看的：一个政治家拿历史上的什么人来和自己相比，总是毫不含糊地泄漏出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物。孔夫子梦见周公，诸葛亮自比管乐，斯大林从伊凡雷帝的镜子里欣赏自己，蒋介石将“曾文正公”的家书当作他本人的手谕——这中间，不但透露出相同的性气，而且表示出了相同的抱负，甚至相同的阶级立场。 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尺度乃是测量人类用的最巨大的尺度”（见托洛茨基《自传》、《列宁的死和政权移转》一章）。所以他虽然“永不在历史的镜子里照面，永不想到后人对他会怀着怎样的感想……”（卢那查尔斯基语）但据列宁夫人告诉我们，当他死前不久，却曾注意地，也许感动地，一再读了托洛茨基将他和马克思相比的文章。 这是十分自然的，列宁只能以马克思来自况，只能以马克思来自励。 人们也只能从马克思这个“最巨大的尺度”，才能确定像列宁那样伟大的身型与崇高的地位。至于俄罗斯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沙皇们，在列宁的词汇中，永远与“刽子手”和“绞刑手”联在一起的，他们与列宁属于绝对相反的类型，又怎么可以相比？又怎么可以拿来测量？ 然而，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情形却非常特别。他们一方面虽以马列主义者自居，即是说，他们以今之马克思或今之列宁自命；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自拟于古之君主，沾沾自喜地同各自的“伟大祖先们”较文釆，比武功。 为什么有这种不同呢？ 因为：列宁所代表的是纯粹与彻底的革命；而斯大林与毛泽东所代表的却是既革命而又反动的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因此，对于列宁，以及次于列宁但与列宁同属一型的真纯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们，我们只能用马克思这个唯一的尺度去评价其意义，去确定其历史地位；但是对于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他们的同类人物，都可以，而且也应该用双重标准去测量的。我们必须一方面从马克思列宁型的革命家角度去测量他们；另一方面从过去历史上那些进步的与反动的大统治者的镜子里去观察他们。 这里我们自然不谈斯大林，只论毛泽东。 毛泽东如果站在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个巨人身旁，其高度纵然能高及膝头，却总不能升达他们的腰际。在这方面毛泽东似乎有自知之明的。从来毛泽东的言论与行动，都甚少想到从马列二人的著作中去找根据。他之所以如此，一半由于语文上的限制，而更重要的一半却由于他心智上的隔阂。关于政军二方面的行动，他觉得中国土生土长的理论和经验，已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汲取。从国外输入的，只要共产国际的若干决议，斯大林的少数著作，已经够他受用了。这些东西，在毛泽东的眼中，也不是了不起的，其主要作用，与其说是做他行动的理论指导，毋宁说是替他的独自行动作辩护的幌子。毛泽东至少在他从事最近这次国际思想战之前，根本不曾普遍与深入地研读过马、恩、列三人的基本著作。更不必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另一些理论家们的作品。斯大林的著作，如我们前面所述，他是读过了的，但也只限于《列宁主义问题》，以及另一些不收在该书中几篇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因此，若从社会主义的知识和理论的水平看，毛泽东不但对马、恩、列三人是望尘莫及，便是与第二第三两国际鼎盛时代的那些其它领袖，例如与未曾变节以前的考茨基，与卢森堡、梅林，与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都有着很大距离。事实上，毛泽东所掌握到的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几个大的方面，仅仅是几条一般的原则，仅仅是有关组织和行动的一些方法，而所有这些，特别是那些方法，又都是斯大林工厂里制造、冒名列宁的假货色。所以毛泽东这个名字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家的谱系中，所能占据的地位是很小的。倘就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挥上看，那他甚至还根本没有地位哩。 不谈理论家，仅就马克思列宁型的革命家标准看，毛泽东的地位是否会高得多呢？是的、会高得多的，但也决计高不到与那标准齐肩的地步。这里最大的原因是：在马克思与列宁那里，永远是原则决定问题，而毛泽东却与斯大林一样，总是准备拿原则来交换一时政策上的便利。实例甚多，在本书适当的地方曾经讲过了。 在马克思与列宁的尺度前面，毛泽东显得非常渺小的还有国际主义者这个身份。尽管他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毛泽东就知道了，也接受了共产党人那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基本口号，但是实际上，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却完全不曾进入毛泽东的灵魂里。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毛泽东只是观念上存在的东西。那些地方的无产阶级，跟这位成长在华中农业地区的知识分子既无生活上的接触，亦无精神上的交流。他对他们是陌生的，不了解的。在中国革命的进展中，毛泽东从苏联所给与的物质援助与精神援助上，首次体会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真义。但因苏联在斯大林当权之后，那种援助在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策的支配之下，结果却促成了中国革命的失败，以致毛泽东在这中间仅仅获得了中国革命必须自力更生的教训，巩固了他的民族成见，巩固了他的非国际主义的成见。等到中国革命成了功，以及成功后他所统治的中国和斯大林统治的苏联之间所发生的关系，那就最后打消了毛泽东心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理想。今天，毛泽东虽然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派领袖自命，可是实质上，正如我们在有关中苏争论的两章（这里是指作者另一著作《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一书。详见本书附录《王凡西主要著译书目》）中所指出，促成毛泽东出来扮演真正国际主义者这个角色的，主要是他所代表的中国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并不是什么国际主义。这和列宁当年之完全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立场上，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始终一贯地，不计成败利钝地，反对修正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站在马克思与列宁这两个伟大标准旁边，毛泽东的身型显得最为渺小的，乃是在领袖神化这个方面。马克思与列宁都非常看重领导和权威的意义；但因他们是彻底唯物史观的阐明者，是真正无产阶级的领袖，所以他们最懂得伟人和天才在群众的历史运动中的适当地位。他们一方面是决不“妄自菲薄”，当仁不让，另一方面却更不“妄自尊大”，把自己的作用扩张到不相称的、甚至荒唐的地步。他们是始终谦虚的。马克思穷困一生，未尝当权，所以他的谦逊还不曾有充分表现机会；列宁及身成功，当上了国家、党乃至国际共产党的领袖，可是他的谦虚平易作风，非但不曾因此稍有改变，而且因实际责任的重大，在这方面更加警惕了。例子是很多的，但是最清楚的要数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俄共莫斯科委员会给他庆祝五十生辰大会上的表现。在那次大会上，他没有公然斥责那些好心为他祝寿的同志们。他感谢他们──为的没有叫他听祝寿演说，没有听那些纵非无聊，却属多余的恭维话。其次，他拿了一幅讽剌祝寿的漫画给大家看，希望大家看了之后，“今后根本免去这种祝贺仪式”；接着，他引证了考茨基还是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时候写的一段文字，其中说到“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有效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按：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王凡西）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狭隘小气的政客作风……”最后，他说，“这段话使我想起我们党目前可能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即陷于骄傲自大的境地，这是十分愚蠢，可聇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党的地步。”（引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四八四页至四八六页。） 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位多么朴素，多么高超，多么有远虑与多么彻底的大革命家！在这种并不铺张的（没有后来斯大林时代同样仪式万分之一铺张的），完全出于同志诚意的（其中绝无由上面安排的成分的）祝寿会上，列宁却已经无法忍受了。列宁是绝对不会容许，也绝对不能容忍颂祷与谄谀的，那怕是一点点的阿谀，那怕是真实的称颂，他都要提出反对，要提出警告。这样做不单单为了谦虚的美德，更为了这种无聊习气会使一个政党堕落，会使它衰败。 可是，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谆谆告诫的事物，他所竭力反对的习气和作风，等到十年以后，在他所缔造的党内和国家里，不但一一出现，而且以最狂妄的方式出现，以一种比普通官僚国家中所习见者还要严重千百倍的方式存在着。等到列宁五十生日之后的第十九年，当斯大林做他的六十大庆之时，那种列宁所忧虑的“骄傲自大”，那种无聊庸俗，在斯大林神化手术中简直达到了人类史上空前荒唐的程度。 光从大革命家鄙弃虚荣这个必不可少的特性看，列宁与斯大林二人的身型高矮，也已经有霄壤之殊了。 而毛泽东的身型，显现在这个问题上，恰好与斯大林看齐，因而无法望到列宁项背的。 毛泽东表面是谦逊的。人们还能指出，迄今为止，他还不曾大做生日呢。不但不做，而且还在党的决议上规定，根本不许给在生的党领袖们祝寿，也不许以他们的名字去“占有”工厂和街道。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人人能够看到，一点也不妨碍中共所推行的疯狂的领袖崇拜，特别是毛泽东崇拜。 毛泽东的表面谦虚同他实质上的最不谦虚，应该怎样解释？它的原因何在呢？客观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经济文化的一般落后，在于中共与中国革命的深厚的农民基础，它们无疑给了伪善、官僚习气与领袖膜拜以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不过在主观的、思想意识方面，我们还不能不从毛泽东的儒家思想中去寻找根源。儒家是讲谦德的，而实际上却是最不谦虚的。因为首先，儒家的谦，和他们的全部的所谓“礼”一样，严格地受着阶级与阶层的限制，它与庶人与小人无缘。谦，只实行于“君子”之间。它是实行于封建贵族上层社会中的一种行为守则，因而不适用于对下的关系（“礼不下庶人”），更不适用于对一般劳动者的关系。其次，儒家的谦，还受天命说的决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构成了懦家阶级学说的基础。它抵消了某些儒者——例如孟轲——的一些改良主义成分，它窒息了任何民主主义的萌芽，给一切成功了的专制暴君的存在作了护符。可是在同时，这个“天命所归”或“天生德于予”的信心，有时也能使暴君谦虚起来，甚至会扩大到自己的阶级之外。他们越是相信自己的天命，越是有恃无恐，就越能“谦恭下士”，越能“纡尊降贵”，去同小民们“同甘共苦”。这时候，我们便见到表面上的异常谦虚与实质上的最不谦虚联在一起了。在这种人身上，最狂妄的优越感往往以最谦虚的形式表示出来。 毛泽东的外表谦虚与他内里的最不谦虚，应作如是观。 当然，限制了儒家谦德的那种阶级观念，在毛泽东身上换上不同性质。他不代表旧式地主贵族，但他代表着一种新式贵族，一种以共产党人为中心的官僚贵族。要明白这种贵族，我们就得看一看列宁与斯大林关于共产党的不同看法。 列宁的见解是这样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有别于本阶级的大军，乃至有别于其它所有的劳动者，只在于前者的阶级觉悟比较高，他们的政治认识比较清楚，并且其中大多摆脱了一般谋生的职业，倾其全力来从事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列宁虽然将先锋队（他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与非先锋队加以区别，但没有将这二者划成两个等级、更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与不可踰越的差别。 斯大林修改了这个观念，他提出了那个有名的说法，“布尔什维克是用不同材料造成的”。根据这个认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以及一般的劳动群众，不再仅仅是先锋队与后续大军的关系，却是两种天生不同的人的关系了。前者用较高材料制成，后者用次等材料制成。因此，前者指挥，后者被指挥；前者役人，后者役于人；前者天赋特权，后者天生无权。从这个认识引伸，共产党中的领导者，当然用最上等的材料造成；而领袖中的领袖斯大林，不用说，那是由造物主特选的无以上之的材料来制造的了。 斯大林这个学说远远地向后倒退，退过了十七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诸大师的主张，回到了最反动的基督教的“上帝选民”与“先知”的谬论。 毛泽东完全接受斯大林这一个谬论，并使这个外来的“真理”和他固有的儒家“天命”之说结合了起来。于是，中共变成了从上而降，从外而入的中国工农的“解放者”，而毛氏本人则成为“天命所归”的“大救星”。 就这样，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谦虚”一方面为新的“阶级”，即为共产党人的特权地位所限制，另一方面为最反动的神权说所决定，他们不管嘴上说得多么谦虚，而实质上却是最大的僭妄。这，和列宁之真正从工农大众的民主出发，真正以劳动者的一份子自居，真正弃绝过去一切统治者们的庸俗与小气，真正做到无产阶级大革命者的朴素与谦虚，那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由此可见，站在“测量人类用的最伟大的尺度”前面，毛泽东的身型确实矮得可怜；特别在个人崇拜与领袖神化这一点上，简直显得渺小而丑陋的。 然则，站在“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孙中山”的尺度前面又如何？ 那当然是不同的。如何不同？让我们先看看这尺度本身。 如果马克思列宁的尺度主要标志出无产阶级革命，国际主义与平民精神，那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这个尺度，主要代表的乃是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专制一统的君主绝对主义，以及等级严明的官僚主义。 这个尺度也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所谓“道统”。它一方面以汉民族的崛起、巩固、图存与扩张的传统为经，另一方面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纬：二者互为因果，彼此影响，编织而成的。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它绳绳相继[1]，在各朝各代的伟大人物身上体现出来，而一切自命为圣贤之人，也都以此道统为自身努力的标准，并且拿它来作为评量他人成就大小的尺度。 久远的且不谈，就拿毛泽东所举的四位“先进中国人”来说吧，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找寻真理”；可是在本质上仍然受着这个道统支配的。洪秀全、康有为、严复三人当然如此，就是孙中山也是如此。 将孙中山排在这个道统之末，不能说单单由于戴季陶蒋介石们的别有用心，孙中山自己也确有此一抱负。在他提倡的三民主义中，虽然包含得有民主和民生，但归根结蒂，这二者都还是为了民族。对于孙中山，正好像对于清末所有的志士一样，复兴民族是主，是目的，至于其它的主张则全都是辅，是手段。孙中山正为的要完成民族主义，所以他一方面要推翻那个统治了汉族达二百余年的异族专制，另一方面，要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甚至社会改良主义），拿来替换那个腐败无能的君主绝对主义。他这是处在新的时代，站在新的阶级基础上，承继着并且企图更加发扬这个道统的。 不用说，这个样子的承继和发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在离开这个道统，已经在部分地否定了这个道统。但是总的说来，孙中山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所占地位，恰恰要用这个尺度来评量，而且也只能用它来评量，才能显出他应有的高大。 毛泽东比诸孙中山，自然离道统更远，其所否定的部分，也比较的为大；但是无论如何，他总不曾远到和大到不适于用此尺度来评量的程度。事情恰恰相反。要彻底了解毛泽东，要估定毛泽东的真正意义和地位，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述，倒是非用这个道统来做尺度不可哩。 从这个尺度望出去，我们便看见毛泽东利用俄国人所曾用过的方法，把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从这个尺度望出去，我们便看见在人民政府的形式下，毛泽东已经将集权一统的政制发展到了极致。从这个尺度望出去，我们便看见在处处组织与层层领导中，毛泽东已经把尊卑长幼的等级官僚主义完成到理想的程度。 总之，无论从个人角度看，或者从全体中国人的角度看，毛泽东站在“文武周公孔子”这个尺度前面统是非常合适的，而且非常巨大的。以个人论，他是英雄得意，“帝业”成就；对民族言，则不但使赤县神州免于沦亡，而且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这般功业，纵使尚未能超越成吉思汗，却已迈过唐宗汉祖了。 自从人类的历史进入到以世界为单一舞台之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人，一直居于被奴役、被鄙视的地位，起着可怜与卑屈的作用。中国政治家，自从在清末被资本主义的风暴强拖进国际事务中去以来，一直扮演着被人揶揄，受人欺压的小丑角色。透过这些“代表们”，中国人的脸是丢尽了，气也是受尽了。结果是：小部分、主要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中国人，便根本丧失了自信，在外国帝国主义面前彻底认输，变成了十足的奴才，另外的最大部分中国人，在重重的聇辱和压榨之下，深深感觉到民族自傲心的受到损伤，他们被激怒了，吼叫了，起来反抗，他们成了反对国外侵略者与反对国内洋奴的革命者。近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前后相继的动乱和革命，无数中国人抛头颅，洒鲜血。所以然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族自傲心的寻求满足。这个具有数千年悠长文化历史的汉民族，决不肯长期屈居人下，遭受欺凌的。他们要翻身，他们要不受鄙视和轻视，他们要在现代国家的行列中纵使不占据主要地位，至少要占据平等地位。 不过，为要实现这个愿望，得通过颇为艰苦曲折的斗争，得经过很不短暂的时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中经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一九二五年开始的革命的发展，一直到蒋介石领导的抗战“胜利”——在此时间内，希望不断出现，失败却很快跟来。中国人以血泪换来的代价，往往只是梦想的破灭。同时许多次“民族地位”的抬高，实际上却是更加屈辱的嘲笑。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被捧为“四强”之一了，而其实呢，事事随人摆布，处处被人鄙视，“胜利”归来的国民党中国，无论在内政外交上，实比过去更明白地仰美国人的鼻息了的。 蒋介石国民党之失尽人心，不小原因是由于它违反了这种民族自傲心的复兴运动。 同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的胜利，在不小程度内，也得归功于他和他们对这个自傲心的尊重。 中共军队一进大城市，平素那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洋大人，忽然变得服服贴贴，老老实实了。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第一次。 中国派出去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们，或者受人尊重，或者遭人痛恨，却再也不扮演让人操纵的傀儡，或叫人取笑的小丑了。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第一次。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人对敌人敢于怒目相向，敢于以牙还牙：对“朋友”不肯奴颜婢膝，在“一面倒”中不肯放弃自己立场，于必要时还能说个“不”字。 这也是中国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事。 这些事，既然都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国家给中国人干出来的，那末，他在“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个尺度之前身长如何，也就不言自明的了。 当然，将中国国际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的，是中国工农大众胜利了的革命，决不能归功于毛泽东个人，也不能归功于他的民族主义。但是在一般人眼中却最容易造成这样的错觉，而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个错觉，将所有这些都归功于己，以此造成了个人膜拜制度。 不过我们这里不想再来讨论前面业已充分讨论了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即：毛泽东在自己“伟大祖先”面前越显得是好子孙，那他在马克思列宁面前便越显得是坏学生。本来这两个尺度并非绝对冲突的，也并非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相容的。问题第一在于你到底认哪些伟大人物作自己的祖先。第二在于你的“民族主义”在国际主义中占着怎样的地位，多么大的比重；又在于当“民族主义”在革命过程中业已完成了它的进步作用，开始在发挥反动而有害的作用时，你是否能及时与坚决地遏止它，反对它，抛弃它。 关于第一点，我们又想借用列宁的文字了。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傲心》一文中，有一段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极有关联，文字如下： “我们大俄罗斯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歧视民族自傲心呢？当然是不歧视的！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最努力于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祖国十分之九的居民）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觉悟生活的程度。我们因目睹皇朝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对我们这个美妙祖国肆行横暴、压迫和侮辱而最感伤心。我们因这种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受到反抗，因为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造成了群众的革命党，大俄罗斯农夫在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推翻牧师和地主等等事实而自傲。”（见《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四五零页） 这段文字在我看来，已经很清楚地解决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原来列宁以自傲的伟大的祖先，不是可怖的伊凡，不是彼得大帝，不是罗曼诺夫家族中任何一个“明君英主”——虽然站在历史观点上看，既然某几个沙皇多少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俄国的西方化，尽过一点力，因而也可以说，是比较进步的。列宁也不曾把苏伏洛夫与库图左夫一类杰出的将军当作“民族的骄傲”——虽然他们的赫赫战功，如果从大俄罗斯人的“爱国”立场看，确乎值得自傲的。列宁当然更不曾把东正教中的任何一位“圣洁的”主教当成民族自傲心的原因——虽然在宽广的意义上说，东正教对于大俄罗斯人的民族文化，包括列宁所提及的语言在内，确实有过多少贡献的。列宁是最懂得，并且最能应用辩证的历史观的。他当然会“历史地与客观地”给这些祖先们以应有的价值。但他首先是无产阶级的积极革命者，所以当他对待民族的历史问题时，他也决不会片刻忘记自己的阶级立场，决不会片刻忘记自己的斗争任务，因此，他所引以自傲的大俄罗斯人的伟大祖先，是拉吉舍夫[2]，是十二月党人，是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列宁这样认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傲心，这样分清谁是自己真正伟大的祖先，真是给了一切（特别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者以一个极好范例。它指示出应该如何去“酷爱”自己的祖国。它告诉人们究竟是怎样一种“民族自傲心”，才能无损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而且还能巩固和加强国际主义。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背道而驰。毛泽东则与斯大林殊途同归。 诚然，毛泽东也是以中国历史上的一切起义领袖自傲的。他也曾给中国的拉吉舍夫，中国的十二月党人，中国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以崇高的地位。但是在同时，甚至是更为经常地，他却着眼于那些为“多娇的江山”而“折腰”的英雄们，怀念那些为竞争帝业而终于获胜的豪杰们。他以这些人自况，以这些人自傲。可是在列宁眼中，在俄罗斯，这些人却是“对我们这个美妙祖国肆行横暴、压迫和侮辱”，因而使列宁“最感伤心的”。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和列宁之间的最大不同点。 关于第二点，我们这里就不用多所辞费了。前面我们不止一次地讲到过它。在本节中也曾联系着毛泽东和列宁的对比，讲到过它。总之一句话，在毛泽东思想中，国际主义始终从属于民族主义的，前者是方法和手段，后者才是目标和目的。自然，人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特别从中苏发生思想争论以后的中共言论中，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毛泽东多么地矢忠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我们不想在这上面多所争辩。因为有关中共起来反对修正主义的种种原因，本书在专门的章节中已经充分地讨论过了，此地我们不怕多余地想再提醒一下读者的，只是下面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坚持一国社会主义学说，即认为在单独一个国家之内，社会主义可以建设到彻底胜利，并且认为纵使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完成之后，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都得与都能成为独立单位的──保持和坚持这种思想并切实加以实行的人，决不是、也决不可能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不管他国际主义的旗帜举得多高，不管他世界革命的口号叫得多响。 毛泽东目前已经是七十高龄的人了。不容说，他的思想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变化。不过，尚未“盖棺”，即不能“论定”。而且我们知道，一个人，不论是多么坚强的人，总要受事变影响的。现在，中共和苏共正在争论。在此争论中，毛泽东是当上了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旗手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毛泽东的这一个新角色是事态逼成的，是表面与实情不符的；但是由此我们难道可以断定：今后在事变发展的客观逻辑的作用下，这位逼上梁山的国际革命派的盟主，不会假戏真做，并且愈演愈真，因而使他纵使站在马克思列宁的尺度前面，也具有伟大身型呢？在理论上，我们自不能否定这样的前途。但是这里必不可少地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世界革命的进展中，要有一群真正国际主义的革命者产生，特别在中国，在中共内外，必须有这样一派国际主义者形成，而且获得能起作用的地位，这样才能使毛泽东虚假的国际主义，在相应的程度中，在左边的压力下，由假变真，实行出来。这样的条件，实际上多少已意味着中共及其国家经历了政治性的革命。它将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化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而对此改革，毛泽东是不能适应，并且多半要成为改革矛头所向的目标的。因为，毛泽东身上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与帝王思想，他的民族道统与绝对主义，实在使他无法去适应（更不用说真心接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工人革命的国际主义了。 说到这里，不期然而然地让我想起了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句： “原来美德有一个永恒的仇敌， 更甚于暴力和欺诈的； 那便是古老的习惯……” 雪莱的这首诗是为拿破仑而作的。为了他的称帝，雪莱骂他为“最无大志的奴才”，说他“选择了脆弱而血腥的辉煌”。这种辉煌是一种最最古老的习惯，它不知毒害了古往今来多少“美德”的。 斯大林受惑于“脆弱而血腥的辉煌”，变成了历史上最有野心却“最无大志的奴才”。他成了那个“永恒仇敌”的牺牲者。 毛泽东具有斯大林同样大的野心，但迄今为止，却表现得同样地“无有大志”。是否将来在百年定论之时，毛泽东能终于证明出不做“古老习惯”的奴隶呢，能终于在行动上否定我们的看法呢？ 这，主要将不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世界共产主义者，特别是中国的国际主义革命者的斗争问题。在这个斗争中，毛泽东可能会有种种摇摆，但是无论如何，这摇摆决不会有如此大的幅度，以致使他不成为未来革命之首要目标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写完 [1]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汉族受制于异民族的时代，特别是元清两朝，异族统治曾经延长了数百年之久。这在表面上，似乎中断过此一道统，其实不然。原因第一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始终无变，儒家的一套落到异民族统治者手里的时候，完全不失其功用；第二，由儒家思想酿制而成的汉族民族主义是有弹性的，并不偏狭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因此，“中夏圣人”的大道，有时反而能假“夷狄”之手而持续起来。 [2]拉吉舍夫（A.N.Radishchev1749-1802）——俄国最早的民主革命思想家，贵族出身，主张废除农奴制，反对专制政体。一七七○年出版《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他是“比普加乔夫更厉害的恶棍”，逮捕判死刑，后减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一八○一年亚历山大第一登位后，拉吉舍夫起草了一个国家改革方案，以自由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为基础。这方案被拒绝，且有再被充军的危险，一八○二年，他在心身交瘁中服毒自杀。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六章<<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六章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的发展一、匮乏、奢华和投机苏维埃政权开始的时候是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到一九二一年便被迫恢复了市场。在五年计划时期，由于物质资料极端缺乏，又实行了国家分配制——即在较高的基础上重新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那一套做法。然而，事实证明，这个较高的基础还是不够的。到一九三五年，计划分配制便又让位给商业。这样，事实就再一次表明，切实可行的分配办法，主要决定于技术水平和现有的物质资源，而不是决定于所有制的形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实行计件工资制以后，将来就可以增加商品的数量，降低物价，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即资本主义在繁荣时期也不例外的一面。社会的现象和进程还必须从彼此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方面进行考察。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还意味着不平等的加剧。领导阶层的幸福的增进开始远远超过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新的社会分化也在发展。根据日常生活条件，苏维埃社会已经分成安全的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和在匮乏中生活的多数人。不仅如此，从苏维埃社会的两种极端情况来看，这种不平等还拥有极其对立的性质。准备广泛流通的产品，通常总是价格高而质量低，而且离开中心城市越远就越难买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投机而且公然盗窃消费品，都具有群众性。过去这些行为是计划分配制下的一种补充，现在则成为苏维埃商业的一种调节办法了。苏联的“友人”有一种特有的习惯，那就是闭着眼睛、用棉花塞住耳朵来收集印象。我们不能信赖这种人。敌人则经常进行恶毒的诽谤宣传。因此，我们最好还是转向官僚本身。他们至少不会敌视自己，因此他们的正式自我谴责——这种情况常常是由于某种紧急的实际需要而引起的——应当比他们的更经常更叫得厉害的自我夸耀更值得相信些。大家知道，一九三五年的工业计划是超额完成的。但是住宅建筑只完成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七。不仅如此，工人住宅的建筑还是在最缓慢最糟糕和最马虎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集体农庄的庄员，他们还和以前一样地同他们的小牛和蟑螂一道住在自己的破旧草房里。另一方面，苏维埃的达官贵人却在报刊上抱怨，为他们新造的住宅没有“家庭佣人房间”——即没有专供家庭佣人居住的房间。每一种制度在一般建筑和专门建筑方面都有其可纪念的特色。目前苏维埃时代的特点是，无数的苏维埃宫殿和楼房，官僚们的有时价值达一千万卢布的真正圣殿，豪华的影剧院，红军之家——即主要为军官修建的军人俱乐部——以及专供有钱的人使用的富丽堂皇的地下铁道，而另一方面，工人住宅的建筑还是那样极端落后，甚至造得像营房一样。铁路在运输国家货物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但是普通苏联人并没有在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公路和交通部的领导人发出无数的命令，抱怨列车和车站不卫生，“在旅途中对旅客服务的不周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在火车票方面出现大量作弊、盗窃和欺骗的行为……留下空座位进行投机活动，受贿……在车站和路上抢劫行李。”事实上，这些行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输业当中都是刑事罪。善于辞令的官员这样三番五次地抱怨，在一定的程度上表明，运输工具还非常不够人民使用，运输的产品还很缺乏，另外还有一点，铁路方面的官员同所有其他有权的人一样，对于普通人是根本漠不关心的。官僚们在陆地上、水上以及空中都令人羡慕地能够为自己提供交通工具，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大量的苏维埃特等客车、专车和专轮就可以知道——而上面说的这些交通工具，现在又在日益换成最好的汽车和飞机。列宁格勒中央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在说明苏维埃工业的成就时曾经肯定地说，在一年以内，“我们的工人积极分子来开会就不用再坐现在这种一般的福特车，而可以坐新式的小轿车了”，这句话得到了直接有关的听众的掌声。苏维埃的技术虽然是面向着人的，但它的努力方向首先还是满足特定的少数人的高级要求。在有电车的地方，电车还是像从前那样挤得闷死人。粮食工业人民委员米高扬曾吹嘘说，最低级的糖果正在被最高级的糖果排挤出生产部门，“我们的妇女”越来越要求高级香水。这种情况只不过意味着，自从工业转入货币流通的范围以后，它正在日益适应更高级的消费者。这就是市场的规律，在这种市场上，高等的“夫人们”绝不会起最小的作用。除了这种情况以外，人们还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即根据一九三五年乌克兰的调查，在九十五个商店中，就有六十八个根本没有糖果；对于点心的需要，也只能满足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同时质量还是很低的。《消息报》曾经这样抱怨，“工厂的工作竟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要求。”自然，这里所指的消费者不是那些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人。巴赫教授是从有机化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发觉“我们的面包有时简直糟透了”。男女劳动人民虽然不了解酵母和发酵的秘密，但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跟尊贵的教授所不同的是，没有机会在报刊上发表他们的意见。在莫斯科，服装托拉斯登广告宣传各种各样的丝绸时装，这些时装都是由专门的“时装设计公司”设计的。然而，在各省，甚至在大工业城市，工人们如果不排队并忍受其他的烦恼就买不到一件印花布衬衫。理由很简单：东西不够！供给多数人必需品比供给少数人奢侈品要困难得多。历来的情况就是这样。米高扬在列举他的成就时告诉我们说：“人造牛油工业是一个崭新的工业部门。”不错，这个工业部门在旧制度下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急于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情况已经变得比在沙皇统治下还要坏。在那个时候，人民也是看不到牛油的。但是，牛油代用品的出现至少意味着，苏联已经有两种消费者：一种是吃真正牛油的，另一种则只能吃到人造牛油。这位米高扬还曾吹嘘说，“我们供应了大量马霍卡烟给所有需要它的人”。他忘记了补充这样一句话：无论在欧洲或者在美国，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像马霍卡这样劣等的烟叶。关于不平等现象，一种如果说不上大胆至少也是很明显的表现是，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有一些专卖高档商品的商店，这些商品上面都有一种不是俄罗斯式的但很有意味的设计：“Luxe”（“豪华”)与此同时，人们无休止地抱怨莫斯科和各省的粮店发生大量抢劫的事情，这一点说明，虽然每个人都想有点东西吃，但是食品只能满足少数人的需要。工人家庭主妇对于社会制度有自己的看法，她们还有自己的“消费者”标准——这是干部嘲笑她们的说法，其实这些干部对于自己的消费也是很注意的——归根到底，这种看法和标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劳动妇女和官僚的冲突当中，马克思和列宁，还有同他们在一起的我们，都是站在劳动妇女一边的。我们反对官僚，因为他们夸张自己的成绩，掩饰矛盾，并且扼住劳动妇女的咽喉，使她们无法提出批评。即使今天人造牛油和马霍卡烟已经成为不适当的必需品，但如果吹嘘和粉饰现实，那也还是没有用。“积极分子”有新式小轿车，“我们的妇女”有高级香水，工人则只有人造牛油，贵人有“deluxe”（“豪华的”)商店的商品，平民则只能通过橱窗看一眼精美的物品——这样的社会主义在群众看来只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这种看法是并不怎么错的。在“普遍匮乏”的基础上，争夺生存资料的斗争有使“一切旧欺诈行为”复活的危险，而事实上，这种旧行为已经在一步一步地逐渐复活。***目前的市场关系与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下的市场关系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在于，目前的市场关系应当在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组织同各个公民之间没有中间人和私商的情况下得到直接的发展。然而，这一点只有从原则上看是不错的。国家和合作社的零售贸易额增长得很迅速，按照说明书，应当在一九三六年达到一千亿卢布。集体农庄的贸易额，一九三五年达到一百六十亿，今年还会大大地增长。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中间人在这些贸易额当中以及以外究竟占什么地位——至少不是无足轻重的地位！——是很难断定的。不仅是个体农民，就是集体农庄，特别是集体农庄的个别庄员，也都很喜欢依靠中间人。家庭工业的工人、合作社社员以及与农民进行交易的地方工业，也都走同样的道路。渐渐地就发生了这样出乎意料的事，即在一个广大的地区，肉、牛油和鸡蛋等商业都被“投机商”垄断了。甚至最必需的日用品，如食盐、火柴、面粉、汽油等，尽管国家的仓库里储备着足够的数量，但是在官僚化的农村合作社中有时竟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没有。显然，农民会通过其他道路来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苏维埃报刊常常在谈到经纪人的时候，就像谈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样。至于其他形式的私人企业和积累，作用似乎比较小些。独立的马车夫、小客栈的老板以及单独的手艺工人，就像单干的农民一样，都是半容许的职业。在莫斯科，就有相当多的私人小企业和修理店。这些商店的存在是得到默许的，因为它们填补了经济中的巨大裂缝。可是还有多得多的私人企业家，在各种劳动组合和合作社的虚假招牌下或者在集体农庄的掩护下活动着——就好像是为了扩大计划经济中的裂缝这样一个特殊的目的。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常常按照恶毒的投机商这样的性质，把在街上出售家庭制造的圆扁帽或者布衬衫的饥饿妇女逮捕起来。一九三五年秋天斯大林宣称，“在我们的国土上，投机活动的基础已被摧毁，如果还有投机商的话，那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即缺乏阶级警惕性，对苏维埃机关各种环节中的投机商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这真是理想的官僚思想典型！投机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不需要任何警惕性了。例如，如果国家能够保障居民有足够的中等帽子，那就没有必要去逮捕那些可怜的街头小贩了。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必要性，的确还是一个疑问。上面所说的私商的数目，正像他们的营业额一样，就其本身来说还不是令人感到不安的。你不可能真害怕汽车司机、卖圆扁帽的小贩、钟表匠以及买鸡蛋的人去进攻国家财产的堡垒！但是，这个问题仍然不是由纯粹的数学关系来决定的。只要行政方面稍微暴露出一点弱点，各种各样的投机商就会像发烧时出疹子一样地大量出头露面，这一点表明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还在继续不断地施加压力。投机的细菌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究竟有多大的危险，这一点完全决定于国家经济政治机体的总的抵抗力。普通工人和集体化的农民——即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的情绪和行动，主要决定于他们的实际工资的变化。但是，他们的收入同地位较好的阶层的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人的消费领域内，相对性的法则可以最直接地表现出来！所有的社会关系，如果用货币来计算，那就会彻底地揭示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实际份额。即使我们了解不平等现象在很长的时期内还有历史必要性，但是在每个具体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的限度及其对社会的利害得失究竟如何，依然还是问题。为了分享国民收入而进行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目前的结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结构这个问题，并不决定于官僚的诡辩，而决定于群众本身即产业工人和集体化农民本身对于这个结构所采取的态度。二、无产阶级的分化人们会以为，在一个工人国家里，关于实际工资的材料一定会特别仔细地加以研究——所有按照居民的类别而统计的收入材料一定是极其明了和易于了解的。然而，事实上，这个同劳苦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有关的整个问题，被一层不可穿透的密网包裹起来了。对于调查者来说，了解苏联工人家庭的预算比了解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预算要困难得多，这一点可能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我们曾经设法把各种类型的工人的实际工资用图表来说明，但是甚至连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情况也没有弄出来。各个方面和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寡言，正像它们对于毫无意义的数字大吹大擂一样说明问题。根据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从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五年这十年当中，工人每月的产量增加了二点二倍，货币工资增加了三点五倍。但是后面这个堂而皇之的数字究竟有多少被工人阶级上层的专家吞掉了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个票面数字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呢——关于这种问题，我们无论是从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中或者报刊的说明中都找不到答案。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举行的一次苏维埃青年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科沙罗夫宣称，“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青年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但是，即使这些精心挑选的、年轻而喜欢鼓掌的勋章佩带者，对于这种吹嘘也没有发出一声掌声。听众同讲话的人一样十分清楚，市场价格的急剧变化已经降低了基本工人群众的物质条件。每个人的“平均”工资，连托拉斯的经理和女佣都包括在内，一九三五年大约是两千三百卢布，一九三六年将达两千五百卢布左右——即票面价值达七千五百法国法郎，虽然实际购买力很难超过三千五百到四千法郎。这个数字本身就很不高，而如果考虑到一九三六年的增加工资，是为了部分地补偿由于取消消费品的特价和取消一系列的免费服务而遭到的损失，那末，这个数字就更加微小了。但是，主要的还是，每年两千五百卢布，即每月两百零八卢布，正如我们所说的，是平均工资——即一种算术上的假象，这种假象的职能在于掩饰工资的真正悲惨的不平等。毫无疑问，上层工人的情况，特别是所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情况，去年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报刊不是没有根据地那样热中于列举这个或那个得奖的工人为自己买了多少衣服、鞋子、留声机、自行车或者多少瓶糖果。附带说一句，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普通工人得到这些好处的机会是多么微乎其微。斯大林在谈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推动力的时候宣称，“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顺利了。”在对计件工资制——这一点可以说明统治阶层的最大特色——所作的这种乐观的说明中，包含着这样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工人贵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完全是由于国家以前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但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动力并不是来自“愉快”的情绪，而是来自那种想得到更多的钱的欲望。莫洛托夫用这样的话纠正了斯大林的说法：“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提高生产率的直接动机，就是对增加收入感到兴趣。”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一个工人阶层出现了，他们被称为“千字号人”，因为他们每月的收入已经超过一千卢布。还有些人每月的收入甚至在两千卢布以上，而底等工人的收入往往还不到一百卢布。看来好像只靠这种工资的差别就可以使“富”工人与“不富”工人之间有足够的区别。但是对官僚来说，这一点还不够。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特权几乎像下骤雨般地给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给他们新住宅或者给他们修缮旧房子，优先把他们送到休养所或者疗养院去，派教师和医生到他们的家里去免费教授和治病，给他们发免费的电影票。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可以免费理发和修面，并且可以随到随理。在这些特权中，好像有许多是故意用来伤害和侮辱一般工人的。当局方面之所以有这样过分的善意，除了权位概念以外，还由于他们良心上感到不安。地方上的统治集团，都急于抓住机会让上层工人同他们共享特权，以免自己陷于孤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实际所得往往等于下层工人的二三十倍。至于那些特别幸运的专家，他们的薪水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支付八十个到一百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工资的不平等方面，苏联已经不仅赶上而且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那些最优秀的真正为社会主义动机所推动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于自己得到的特权并不感到愉快，而是感到烦恼。这是不奇怪的。他们是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因此周围充满了嫉妒和恶意，这就使他们受到了损害。这种关系同社会主义道德的距离，比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关系同这种道德的距离还要远得多，因为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还能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剥削的斗争。尽管如此，在日常生活方面，甚至熟练工人也是不好过的，在各个省里尤其如此。七小时工作日在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越来越受到损害，不仅如此，还要花费不少时间来另外设法补助生活。他们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苏维埃农场比较好的工人所过的特别幸福的生活，即拖拉机手、康拜因驾驶员等等——这些人都是已经臭名远扬的贵族——都有自己的乳牛和猪。没有牛奶的社会主义比没有社会主义的牛奶好这样一种理论已经抛弃了。现在承认的是，在既不缺牛也不缺猪的国营农业企业中，工人们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得到保障而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小经济。同样显著的一件事是，官僚洋洋得意地宣称，哈尔科夫有九万六千名工人有自己的菜园——其他城市也都被要求同哈尔科夫竞争。在“自己的乳牛”和“自己的菜园”这些字眼里，包含着多么可怕的人力浪费！官僚加在工人身上的，特别是加在工人的妻子儿女身上的，又是怎样一种中世纪式的掏粪挖土的重担！至于基本群众，当然既没有乳牛也没有菜园，大部分甚至没有自己的住宅。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每年是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卢布，甚至还要少些——这种情况在苏维埃的物价下就意味着一种贫困。作为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最可靠的标志的生活条件是极其恶劣的，常常是无法忍受的。绝大多数工人挤在公共宿舍里，其设备和维修比营房还要差得多。在有必要为工业部门遭到的失败、工人装病怠工和出产次品等现象辩解的时候，管理机关本身也会通过新闻记者的笔描绘出这样的生活状况来：“工人们睡在地板上，因为床上的臭虫咬得他们睡不着。椅子坏了；没有喝水用的杯子，等等。”“两家人住在一间房子里。房顶是漏的。下雨的时候，他们就把屋内的雨水一桶一桶地倒出去。”“厕所脏得熏死人。”这种描述同全国各地都有联系，而且想写多少就可以写多少。由于这种不堪忍受的条件，例如石油工业的领导人就写道，“劳动力的流动性已经达到最高点。……由于没有工人，很多油井完全废弃了。”在条件特别不利的某些地区，只有在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各样的违反纪律行为而被开除或解雇的人，才愿意来干活。因此，在无产阶级的底层，正在形成一个被遗弃的苏维埃贫民层，他们没有权利，可是像石油生产这样重要的工业部门还不能不使用他们。由于这种悬殊的工资差别，再加上专横的特权，官僚便在无产阶级当中制造了尖锐的矛盾。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材料有时就呈现出一幅小规模内战的图景。例如工会的机关报就写道，“损坏和破坏机器是反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斗争所喜欢使用的（！）办法。”接着又说，“阶级斗争在每一个步骤当中都可以感觉得到。”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工人站在一边，工会站在另一边。斯大林曾经公开建议，向那些反抗的人“直接开火”。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不止一次地进行威胁，要把“蛮横的敌人”从地球上清除干净。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经验特别清楚地表明，当局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痕，官僚在运用“分而治之”这个的确并不是他们发明的格言时非常坚决。不仅如此，为了安慰工人，这种强制性的计件劳动被称作“社会主义竞赛”。这个名称听起来就像一种嘲弄！竞赛是我们的生理遗传中所固有的东西，如果清除了其中的贪婪、嫉妒和特权成分，那末，毫无疑问，在共产主义下也仍然会是最重要的促进文化的动力。但是在目前的准备时期，要使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而且一定会真正建成，那就不是用苏维埃政府所采用的那种令人感到羞辱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办法，而是用更值得解放了的人所使用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不用官僚的那根鞭子。因为这根鞭子是从旧世界传下来的最令人厌恶的遣产。必须把它粉碎并在营火中烧掉，才能毫无愧色地谈社会主义。三、集体农村的社会矛盾如果说工业企业“原则上”是社会主义企业，那末，集体农庄还不能这样说。集体农庄所依靠的不是国家，而是集体财产。同分散的个体经济比较起来，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集体企业是不是会导致社会主义，那还要看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有一部分条件是在集体农庄的范围以内，有一部分是在苏维埃制度的一般条件以内，还有一部分——并且是同样大的一部分——则在世界舞台上。农民和国家之间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目前还很不稳定的农业组织，只不过是两个斗争中的阵营在彼此之间进行了可怕的内战以后的一种暂时的妥协。的确，百分之九十的农庄已经集体化，百分之九十四的农产品是从集体农庄来的。即使考虑到有一定百分比的集体农庄是一种假象，在它们那里基本上是个体农民，但还是必须承认，战胜个体经济的工作看来至少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九。然而，农村地区的各种力量和倾向之间的真正斗争，远远不是局限于个体农民和集体农民之间的针锋相对的对立这样一个范围。为了安抚农民，国家认为自己不能不向农村的私有的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作很大的让步，首先是把“永久”使用土地权正式转交给集体农庄——这就是在实质上废除了土地的社会化。这是一种法律上的假象吗？从力量对比来看，这种假象有可能成为现实，并且在最近的将来会使全国范围的计划经济遭到巨大的困难。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被迫恢复了个体农民经济，农民有了自己的小块田地，还有了自己的牛、猪、羊、家禽等等。由于这种违反社会化和限制集体化的做法，农民们才温顺地——虽然还没有多大热情——同意了在集体农庄中干活，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有机会完成对国家的交售义务，同时也可以使他们自己得到一些东西。这种新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形式，因此即使苏联的统计学家比较诚实，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这种关系。然而，从许多事情看来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农民个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小块田地并不比集体农庄不重要。这一点意味着，个人主义倾向和集体倾向之间的斗争还在整个农村居民中进行，同时斗争的结果还没有决定。那末农民们究竟倾向于哪一条道路呢？他们自己还不太清楚。一九三五年底农业人民委员说，“到目前为止，在完成国家的粮食供应计划方面，我们遭到了富农分子的猖狂反抗。”换句话说，这一番话意味若，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到最近”（今天的情况又怎样呢?）还认为把粮食交给国家是一件对自己不利的事，他们倾向于搞私营商业。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明，即国家制订了严厉的法律来保护集体财产，防止集体化农民自己进行掠夺。很有启发的是，集体农庄向国家保险的财产是二百亿卢布，而集体化农民所保险的私有财产是二百一十亿卢布。如果这种对比不一定意味着分散的农民此集体农庄富足，那末无论如何说明了这一点，即农民在私有财产保险方面比在公共财产保险方面要慎重得一多。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样说明问题的是畜牧业的发展情况。马的数目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以前是在不断地减少，只是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年才略有增加；而牛的数目到去年已经增加到四百万头。在一九三五年这个条件有利的年头，养马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四，而养牛则大大超过了计划。这些材料的意义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即马只能是集体财产，而牛则已经是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可以私有的牲畜。这里只需要补充这样一点，即在草原地区，集体化农民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可以拥有一匹马，因此这些地区的马比集体农庄的马增加得快，而集体农庄的马又比苏维埃农场的马增加得快些。这些情况并不是说，私有小经济比大规模社会化经济优越，而是说明从私有小经济过渡到大规模社会化经济，从野蛮主义过渡到文明，其中隐藏着许多困难，而这些困难都是不能仅仅用行政压力来克服的。“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由此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出租土地虽然是法律所禁止的，实际上却很广泛地流行着，不仅如此，还以最致命的分成制形式流行着。这个集体农庄的土地租给那个集体农庄，有时租给一个外面的人，最后，有时甚至租给本农庄比较有个人事业心的庄员。说来难以相信，苏维埃农场——即“社会主义”企业——居然也出租土地。另外，尤其说明问题的是，干这种事的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苏维埃农场！在这个维护法律的高级机关的保护下，苏维埃农场的经理向农民提出的租地条件，几乎完全是从旧地主与临时工订的契约中抄下来的。我们从这些方面看到了官僚剥削农民的情况，这种官僚已经不再具有国家代理人的性质，而具有半合法地主的性质了。尽管一点也没有扩大这种丑恶现象的范围——这种现象当然无法统计——我们还是不能不看到这种现象所具有的巨大的带有征兆性的意义。这种现象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在这个包括绝大多数人口的还极端落后的经济部门，资产阶级倾向多么强烈。与此同时，尽管财产关系具有新的结构，市场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地加强着个人主义倾向，加深着农村的社会分化。平均计算，每个集体农庄的收入大约四千卢布。但是，关于农民的“平均”数字甚至比关于工人的“平均”数字还要具有欺骗性。例如在克里姆林宫，有人汇报说，集体化渔民在一九三五年的收入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一倍，即每人得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卢布，后面这个数字得到了掌声，这一点说明这个数字大大超过集体化基本群众的收入。另一方面，有些集体农庄的每户收入高达三万卢布，这还没有把个人经济的货币和实物收入计算在内，也没有把整个企业的实物收入计算在内。总的说来，这些大集体农庄的每个庄员的收入等于“平均”的工人工资和低等集体化农民收入的十倍到十五倍。收入的等级只是部分地决定于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勤奋程度。集体农庄和农民个人的土地，由于气候、土壤和作物类别的不同以及距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远近不同，而必然处于非常不平等的状态。城乡的对立不仅没有在五年计划期间减轻，反而由于城市和新工业区的迅速发展而大大尖锐化。苏维埃社会的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对立，主要是因为级差地租，不可避免地会在集体农庄之间以及集体农庄内部派生出矛盾。官僚的漫无限制的权力，也是促使社会分化的一个同样有力的工具。他们掌握着工资、物价、招税、预算以及信贷这样一些杠杆。中亚地带有一系列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庄，收入很不平衡，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规定的价格不同，而不是由于集体农庄庄员的工作好坏。某个居民阶层剥削另一个居民阶层的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掩盖起来了。几万个“富裕”集体农庄庄员的幸福是牺牲其他集体农庄庄员和产业工人的利益而得到的。使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员都达到富裕的水平，是一个比牺牲多数人而使少数人拥有特权要困难得多和费时得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对派曾宣称，“富农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工人的收入多到无法衡量的地步”，这个说法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上层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基本工农群众的收入多到无法估计的程度。目前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别也许比消灭富农以前还要悬殊。集体农庄内部的分化，一部分表现在个人的消费上；一部分表现在同集体农庄毗连的个人企业上，这是因为集体农庄本身的基本财产已经社会化。集体农庄之间的分化已经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后果，因为富有的集体农庄有机会使用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机器，因而可以更快地富足起来。取得成就的集体农庄往往雇用穷苦集体农庄的劳动力，而当局对此闭眼不问。把价值不等的土地分配给集体农庄，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集体农庄之间的进一步分化，并因此形成一种资产阶级集体农庄，或者叫做“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甚至现在它们还被人这样称呼。在农民发生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当然可以作为调整者进行干预。但是朝哪个方向做呢？干预到什么限度为止呢？进攻富农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这就会同农民当中比较“进步的”阶层发生新的冲突，而这种阶层的农民只是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停顿以后，现在才开始感到迫不及待地需要一种“幸福的生活”。不仅如此——而这一点还是主要的——国家政权本身变得越来越不能进行社会主义监督了。在农业当中也像在工业当中一样，国家政权设法寻找强有力的、顺利的“田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支持和友谊，寻找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的支持和友谊。国家政权最初所关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就只关心自己了。正是在消费与生产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农业中，集体化已经为官僚的寄生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并为这种寄生主义同集体农庄的上层集团相互帮助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集体农庄的庄员在克里姆林宫的庄严会议上献给领导人的祝贺性“礼品”，只不过是他们向地方政权代表经常纳贡的象征性表现。由此可见，低生产水平同社会主义的甚至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情况，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还要严重得多。归根到底，官僚正是从这种矛盾中产生的，而他们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四、统治阶层的社会面貌在苏联的政治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指责“官僚主义”的话，说它是一种坏的思想习惯或者是一种坏的工作方法（这种指责常常是自上而下的，这正是上层集团的一种自卫的方法。）。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官僚作为一个统治阶层的调查材料——它的人数和结构，它的人员，它的特权和欲望，以及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吞噬的部分。虽然如此，它是存在的。它非常谨慎地隐蔽自己的社会面貌，这一点证明它有一种统治“阶级”的特殊感，而对于自己有权进行统治却还远远没有自信心。用准确的数字来说明苏维埃的官僚是绝对不可能的，理由有二。首先，在一个政府几乎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很难说什么样的机关才不是行政机关。其次，在这个问题上，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苏维埃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政论家都抱着完全沉默的态度。他们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他们的“友人”的仿效。我们顺便提一句，在韦伯夫妇辛勤编写的那一千二百页的书中，从没有把苏维埃官僚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来提。这并不奇怪，因为从实质上说，他们就是在官僚的命令下写的！按照官方数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的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约为五万五千人。但是，这个数字（最近几年又有了很大的增长）既没有包括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没有包括合作社和像国防航空化学协进会（Ossoaviokhim）[1]这样的一系列所谓社会团体。此外，每个共和国还有自己的政府机关。同国家机关、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机关（有一部分是互相交错的）平行的，还有强有力的党机关。如果我们说苏联和各个共和国的上层领导集团有四十万人，那很难说是夸大。目前这个数字很可能已经增加到五十万。这还没有包括一般干部，而只包括“达官贵人”、“领导人”——姑且这么说——即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统治阶层，虽然说实在的，它本身又为很重要的界限分成若干等级。这个拥有五十万人的上层，由一个巨大的行政金字塔支持着，而这个金字塔的基础是宽阔的和多方面的。各省各县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与此平行的党机关、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运输机关、陆军和海军的司令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直属机构，总共大约有两百万人左右。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六十万个城乡苏维埃的主席。工业企业的直接管理权在一九三三年（没有更新的材料）是掌握在一万七千名经理和副经理的手中。车间、工厂和矿山的全部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甚至包括较低的职位如工长，大约有二十五万人（虽然共中有五万四千名专家，严格地说来并没有担负行政管理的职能）。此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工厂中的党机关和工会机关。正像我们所知道的，在工厂里，行政管理就是以这种“三角”的形式进行的。有五十万人管理着全国性的工业企业，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个数字并没有夸大。另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各个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一九三三年整个苏维埃经济有八十六万以上的行政人员和专家——工业中有四十八万以上，运输业中有十万以上，农业中是九万三千人，商业中是两万五千人。这个数字固然包括了没有行政权力的专家，但并没有包括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这些材料在最近两年半当中也大大地落后于实际情况了。就二十五万个集体农庄来说，如果只计算主席和党的组织者，那就有五十万行政管理人员。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如果加上苏维埃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社会化农业的领导者总数，远远超过一百万。一九三五年，国家有十一万三千个商业部门，有二十万个合作社。这两类机构的领导人，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商业雇员，而是国家干部，并且还是垄断者。连苏维埃报刊也不时地抱怨，“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已经不把合作社社员看成自己的选民了”——好像合作社机构在性质上可以同工会、苏维埃和党本身截然分开！这整个阶层都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只是管理、下令、指挥、宽恕和惩罚，撇开教师和学生不算，这个阶层总在五六百万人之间。这个总数就像构成这个数字的各个项目一样，根本谈不上准确，但很够我们进行初步的研究。事实足以使我们确信，领导的“总路线”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在这个统治结构的各个阶层中，从下到上，共产党员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到九十。在全部官僚当中，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大约有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人——由于接连不断的清洗，目前这个数字只有少了一些，而不会增加。这就是国家政权的支柱。这些共产党行政管理人员也正是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柱。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成了官僚的政治组织。剩下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构成这种“积极分子”的泉源——即补充官僚队伍的后备军。非党的“积极分子”也是为同一目的服务。从假定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工人贵族和集体化农民贵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非党“积极分子”、得到信任的人以及他们的近亲远亲，差不多等于我们估计的官僚数字，即大约也在五六百万人之间。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家属，那这两个相互交错的阶层大约有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人。我们对家庭成员的估计相对地来说比较低些，因为往往丈夫和妻子，有时甚至儿子和女儿都在机关里占着一个位置。此外，统治集团的妻子在限制家庭人口方面要比劳动妇女，特别是比农村妇女容易得多。目前的反堕胎运动是官僚发起的，但并不适用于他们自己。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也许有百分之十五——这就是专制的统治集团的真正社会基础。只要还是只有很少数人能够得到单独的住宅、足够的食品和整洁的衣服，那末，几百万大小官僚就会首先设法利用权力来保障自己的福利。这样就会使这个阶层具有浓厚的自私自利心理，使它的内部有一种牢固的团结一致精神，使它害怕群众的不满情绪，使它顽固地坚持压制一切批评，最后还使它向“领袖”进行虚伪的宗教式的膜拜——这是因为这位“领袖”正是这些新贵族的权力和特权的体现者和维护者。官僚本身在协调一致方面比无产阶级或农民还要差。农村苏维埃的主席和克里姆林宫的达官贵人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各种范畴的低级干部基本上过着一种很原始的生活——比西方熟练工人的生活水平还要低。但是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他们周围的居民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得多。集体农庄主席的命运，党的组织者的命运，合作社下级管理人员的命运，就像最高级上司的命运一样，一点也不决定于所谓“选民”。为了平息某种不满情绪，这些干部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自己的直接上司搞下去。但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有时也可以高升一步。这些人至少在遇到第一次严重的波折以前，是由于共同的安全保障而同克里姆林宫结合在一起的。统治阶层在生活条件方面包括各种各样的等级，从边远地区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一直到大都会的大资产阶级生活。同这些物质条件相适应的，也有各自的习惯、兴趣和思想范围。目前苏维埃工会的领导人在心理形态方面与西特令、石乌和格林之流并没有多大的不同。虽然言词有所不同，但是同样的以傲慢的恩人态度对待群众，同样的以没有良心的狡猾手段施展二流的阴谋诡计，同样的保守，同样的眼界狭小，同样的只关心自己的平静生活，最后，同样的崇拜最浅薄的资产阶级文化形式。苏维埃的大多数将校军官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将校军官也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不顾一切地竭力模仿后者。苏维埃外交家从西方外交家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燕尾服，而且还有他们的思想方式。苏维埃新闻记者在愚弄读者方面也不亚于他们的外国同行，虽然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方式。如果说估计官僚的人数是一件困难的事，那末，要确切地说出他们的收入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早在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对派就会抗议，“庞大的享有特权的行政机关正在吞掉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根据反对派纲领中的估计，单单贸易机关就“吞掉一大部分国民收入——占全部生产的十分之一以上”。由于这种估计，当局便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使别人无法再做这种估计。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经常性开支不仅没有削减，反而增加了。其他方面的情况并不比贸易方面好些。正如拉柯夫斯基一九三〇年所写到的，正是由于党的官僚和工会的官僚之间偶然发生的一次争吵，居民才从报刊上发现，在工会的高达四亿卢布的预算中，就有八千万卢布是用来养活工作人员的。我们要指出，这里还只不过是一个合法预算的问题。除此以外，工会官僚还从工业部门的官僚方面得到大量表示友谊的礼品，例如现金、住宅、交通工具，等等。拉柯夫斯基问道，“究竟有多少钱是用来维持党、合作社、集体农庄、苏维埃农场、工业机关和行政机关以及它们的分支机构呢？”他的回答是，“我们连假设的材料都没有。”摆脱监督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滥用职权，其中包括金钱方面的不法行为。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政府又一次被迫提出了合作社的工作情形不好的问题，在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签字下，政府确定了这样的事实：“在许多农村消费合作社中，存在着大量掠夺、浪费和损失现象。”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财政人民委员抱怨说，地方执行委员会容许随便滥用国家的资金。如果这位委员对于中央机关的情况保持沉默的话，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本人就属于那个范围。要估计官僚在国民收入方面占用了多大的比例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官僚连自己的合法收入也谨慎地隐蔽起来。也不仅是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不法行为的最后界限，常常还可以越过这种界限来广泛地使用事先预计不到的收入。而主要是因为在社会福利、市政公用事业、舒适、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整个进步，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主要还是为这个特权上层服务。关于官僚的消费情况，我们只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就可以把说过资产阶级的话重说一遍。没有理由夸大官僚对于个人消费品的欲望，这样做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官僚几乎独占了文明的新老成果，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名义上说，这些好东西当然是属于全体居民的，至少是属于城市居民的。但是实际上，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居民才可以得到这种东西。官僚的情况恰好相反，他们通常想什么时候使用就什么时候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就好像是他们个人的财产一样。如果不仅计算薪水和各种各样的实物收入以及各种型式的半合法补充收入，而且还加上官僚和苏维埃贵族在影剧院、休养所、医院、疗养院、避暑地、博物馆、俱乐部以及体育场等地方所享受的待遇，那也许有必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二十的居民所享受的财富，并不比其余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居民所享受的少多少。那些“友人们”也许要反驳我们的数字吧？希望他们提出更准确的数字。希望他们能够劝说官僚把苏维埃社会的收支账目公布出来。只要他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就坚持我们的意见。我们毫不怀疑，苏联在物品分配方面要比沙俄时代民主得无可比拟，甚至比西方最民主的国家也民主得无可比拟。但是，这同社会主义仍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1]全称是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工业发展协进会。——英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第四章高明的战术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四章高明的战术家 毛泽东有句名言：“战略上轻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句话，不同的了解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意义正确，有的意义谬误。简单地将它了解成对付敌人时候的胆大心细，当然绝对正确。若了解为大处不妨轻敌，小处必须重敌，那就糟了。依毛泽东的本意，这句话首先是说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统治，在整个历史的发展上是已经过了时的，注定要死亡，其本身充满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外强中干，是纸老虎，我们不必怕它们；不过虽然如此，反动制度是不会自行死亡的，在临死挣扎中而且要加倍凶恶的，因此和它们斗争时，仍必须郑乎其事，战战兢兢，一丝儿都松懈或疏忽不得。这个了解，当然对的。但用“战略”和“战术”来表示上述两种态度，却并不恰当。资本主义之注定要死亡，其本身矛盾无法解决，至少，从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写《资本论》以来就已经如此了。可是马克思的全部革命理论，特别是由列宁发挥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主要的，亦即他们所“重视的”，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思想，而非实现这些战略的战术手段。说“战略上轻视敌人”，意思当然不是说克敌的战略可以轻视，它只是说：在我们的战略部署上，敌人的力量不必重视。但这样的说法也还是有毛病的，因为第一，任何意义的轻敌都会招致失败；第二，今天的帝国主义毕竟还不是死大虫，因而不必讲求捕捉的战略，而只须考虑宰割的方法得了。 毛泽东所以会说出这样一句口号来，我觉得，是由如下两种情形促成的：一、毛泽东本质上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聪敏灵活的战术家与政略家；却不能算是同样杰出的、高瞻远瞩的、受着一贯原则性指导的战略家；二、在长时期斗争中，毛泽东高明的战术时常能补救与改正他不甚高明的战略；且因许多有利的客观因素之助，常能来得及完成这些补救与改正工作，因此，使他相信彷佛只要有了好的战术，便可以获取革命胜利了。 从“战略上轻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句名言的一个特定意义着想，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战术家这个事实，而且还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在其争取到胜利的途中，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曾经具有了如何弯曲的形态。 这里先让我们研究战术家的毛泽东。不过首先，我们还得解释一下战略和战术之间，战略家与战术家之间的区别，尤其是要解释我们是怎样了解这个分别的。关于这个区别，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说明：“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家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个定义并不错，但非我们在本文中所了解的意义。我们是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即不仅在军事意义、而且在政治意义上来观察和区别这两者的。广义的战略和战术，即不仅指军事意义的，而更加指政治意义的战略和战术，其区别当不限于“全局性”与“局部性”之分。二者的区别，我们认为主要得看：凡事先求原则性的贯通，全面性的融会，然后从原则立场来观察与解决各个具体问题，这是战略家的态度；反之，凡事只对个别的具体问题调查研究，不能作全面性的概括，不能作原则性的综合，同时以个别问题的答案，不断影响或经常改变原则立场，这种人，属于战术家。 就狭义说，即单就军事意义说，毛泽东不但是高明的战术家，抑且是杰出的战略家。但就广义说，即就军政两义，更特别就政治的意义说，那末作为一个战略家的高度，便还不如他战术家的高度了。 我们如今在此谈论他的战术家地位，当然是取其广义。 “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乃是当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将力量投向农村，武装农民，建立根据地，实行革命战争。在这方面，也正是战术家毛泽东的身型长得最高的地方。不过我们这样说，一定有人会出来反驳：如此重要的一条革命路线，为什么只能算是战术上的大成就，却不能算作战略上的大贡献呢？单凭这一点，为什么还不能称毛泽东为伟大的革命战略家，却只能称为伟大的战术家呢？列宁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战略家，主要因为他为俄国革命提出了一条战略路线：无产阶级联络农民，反对资产阶级，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建立而斗争，藉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并开展社会主义的革命。然则毛泽东的武装农民，建立根据地，实行革命战争的路线，为什么不能与列宁的路线齐肩，同被看作为革命战略呢？ 我们认为二者不能等量齐观。理由第一是，毛泽东所最先坚持的领导农民武装革命的路线，实质上属于斗争方法，并非革命原则。斗争方法正确与否，对革命的成败自有极大影响；但革命方法和手段的本身，对革命性质，甚至对革命诸动力之间的结合关系，却不会有决定作用。毛泽东的武装革命道路，是在斯大林给规定的战略路线之下采取并进行的。当毛泽东走上这条路线时，一再声明：“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井冈山的斗争》）。“党的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仅仅是如何实现共产国际与中共六次大会所规定的战略路线的一种战术路线，它本身决不是战略路线。第二，毛泽东这个“以武装对武装”的思想，自始不曾从我们这大时代的特性，从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的半法西斯式的军事化特性出发，加以分析而提出的；它是从中国政局的不定，统一难成，等等条件出发，因而断定了红军以及红色政权之有存在可能，并发明出、从战斗中归纳出许多武装斗争的战术。因此，它不是一个原则性的、瞻顾全局的如何完成革命与完成何种革命的战略，而只是革命失败后多被逼自卫、先行后知、逐渐自觉的一种战术。诚然，还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就说过：”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见《井冈山的斗争》）同时在稍后两月的另一篇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批评了“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说它“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但他并未在战略意义上提出这个批评，即毛泽东不曾与当时的中央主张根本对立，他不曾明白坚决地提出放弃城市的群众运动，集中力量于各个根据地的建立，然后由乡村的根据地出发，以武力解放城市和全国。相反，在同一篇通信中，毛泽东引征他的一封旧信上的立场如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这里说得很明白，依据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和当时及以后的所有中外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一样，农民的武装队伍及其地方政权，对整个的革命斗争说，只能起“帮助”与“促进”的作用罢了。由此可见，以后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即完全离开了城市（一九三三年以后），完全依靠农民的武装及其地方政权，终于在内战中击败了国民党，解放了全中国，显然不是按照了一个预见的战略路线，而是违反了中共的、乃至毛泽东本人的战略路线的。因此，如果说毛泽东关于“解放农民，武装斗争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在理论的价值上简直堪与列宁那个著名的战略公式齐肩，是不确实的。 但虽如此，毛泽东的此一方面的理论，即使属于战术性质，却仍具有非常巨大的价值，值得全世界的革命家研究，尤其应为落后国家的革命者所认真学习，并加以接受和实行的。 前面我们提过，中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如何组织，如何促进与如何实行革命，有一套传统的与正统的办法——战术。那套办法是：发行报纸，将革命干部组成政党，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无产阶级以外的劳动群众，不断进行鼓动宣传，不断领导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以此扩大政治影响，增加组织力量，直至全国性的革命危机成熟（主观上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客观上统治阶级陷于政治与经济的崩溃），乃由工人阶级发动一次或数次革命（暴力的或非暴力的，议会内的或议会外的），首先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组织新的国家机构（包括军队在内），然后将革命（经过内战或不经过内战）推广至于全国。 这样一条进行革命的道路，导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导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两阶级的主要对立，并导源于由此发生的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非无产阶级斗争这个事实。巴黎公社以后的三十年中，西欧资本主义有了长足发展，在发展中形成了以议会运动为主要目标、以组织广大群众，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为中心工作的斗争道路，这条道路到了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显出了严重的机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堕落，于是在政治与经济均较落后的俄罗斯，当那个改良的议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最突出地暴露了自己的不合适之后，就发生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的战略战术路线。这条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一方面继承了俄国固有的民粹派革命斗争的一些传统，另方面采取了西欧工人运动的某些方法；它接纳了二者的优秀之点，否定了二者的错误与堕落之处。它从前者继承了战斗先锋队的组织特点：严密、集中、战斗性与“阴谋性”；却否定了它的农民观点，否定了它的少数单干主义，官僚命令主义等等。从后者，它采取了组织群众、教育群众、领导群众的路线，却否定了它的只改良不革命的想法，否定了它的选票之外无斗争的那种观念。如此完成起来的列宁的这种革命方法，配合了他正确的基本战略思想，完成了俄国革命，因而便推广到了全世界。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便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实行上述的革命方法或革命战术的。以“党报”作为“组织者”，以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为基地，以争取工人、教育工人、组织工人为主要工作，将同样的党组织与群众组织扩大到全国，首先扩大到国内各大城市。党活动的最大目的在于散布自己的政治影响，增大自己的组织力量，然后在合适的、未可预知的条件中，实行革命。这样的革命方法，不但当北伐战争以前及其进行期间如此，便是革命失败以后，处于国民党恐怖统治下之时亦是如此。不但斯大林主义的中共中央系统如此，由中共分裂出来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派也是如此，不但王明们是如此想与如此做，就是毛泽东也是如此想的，虽然他不曾一贯地如此做。毛泽东在思想上接受了传统的革命方法，事实上却不曾始终这样做。这因为毛泽东首先是一个实行家，是一个将行动看得重于理论的革命家。又因为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由中国的传统知识构成的，外来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他知道得少（特别在二十年代），受束缚的程度没有“洋教条主义者”那么厉害。所以在客观事变与斗争逻辑的压迫之下，他被迫改变了他自己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奉行的革命战术。他以落后僻远的乡村代替滨海的现代化的大城市，以武装农民的暴动来代替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组织，以少数共产党人对部分农民军队的统率和控制，代替了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对乡村农民的影响和领导；以武装割据、持久战争、枪杆子打天下的路子，代替了宣传鼓动、长期组织、由总罢工走向革命的方针。当毛泽东实行如上种种“代替”之时，并非放弃（至少不曾公然放弃）了共产党革命的正式策略，他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他继续承认大城市工作居于首要地位。当他发现“知”与“行”之间有所冲突之时，他便让前者去适应后者，但此适应决不越过一个限度，即决不公然违反马列主义关于革命遂行的方法，尤其不放弃那些更加根本的立场。譬如关于“工人阶级领导”问题，毛泽东决不会说（也从不曾说），农民根本不需要这个领导，而只是说，信仰坚定、组织严密的少量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为了指引或保证武装农民进行反国民党的斗争，已经足够了。又如关于武力割据的前途问题，毛泽东亦非自始就具有绝对信心，更不敢赋与它以独一无二的重要性。他老是宣称：“割据”斗争是系于全国革命形势的是否进展的（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总之，毛泽东采取了不同于传统的与正式的共产党革命的战术，最初是实逼处此，事与愿违，然后是知随行变，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不过一直要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即当他实行了十一年之后，他的这个独特的看法才首次有了一次全面的与理论性的说明。那是他当时对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结论的一部分，以《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收入于《选集》中的。为了它的意义重大之故，特长段摘录于后：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它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一论断，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方忽略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群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转变，是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现在我们这样想。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 毛泽东比较原则性与战略性地提出了并说明了武装斗争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之后，接着又拿国共两党的战争史来做了例证，他说： “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满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 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但是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附蒋的是进步党之一部转变而成的政学系），就成了他的靠山。 “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见《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九页至五三四页） 我们如此冗长地抄录了毛泽东的文字，因为它太重要了。作者在这里不但想把武装斗争从战术提高到战略地位，而且还想把它当作革命的一个基本原则提出来；不但在中国的特殊的条件中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企图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谈到了近代中国诸政党和军队的关系，而且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对军事斗争态度的历史的变迁。在这里，作者是第一次拿自己的革命战术（或战略）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相对立，在这里，作者是第一次明白而确定地说出了自己对城市与乡村，阶级与党，军队与党等等的关系。因此，在此地，毛泽东确实地说明了，至少是提出了不少有关乎革命战略的原则性的问题。如果要说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的话，那末我认为，毛氏在这段话中所说种种，最具有代表性与概括性了。 毛泽东从一九二七年年底开始去拿起枪杆子，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但他一直是把这当作一种战术去做的。换句话说，他始终站在由莫斯科规定的、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战略圈子内去从事武装斗争的。再换一句话说，即当他在湘赣乡间从事枪杆子运动之时，并不否认城市工人运动仍居首要地位；并不否认城市在全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并不否认工人对农民，城市对乡村的领导，并不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离开无产阶级环境与工人斗争便无法建立与巩固，并不否认若非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及时重起，“红军”与红色政权便无发展可能，便不能无限期存在，并不否认他所发动和领导的农民武装，对整个革命前途说，只能起辅助作用。总之，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以前，从来不曾宣布，至少不曾在文字或演说中公开宣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所有那些，不适合中国，中国要走“相反的道路”。以前，毛泽东的“枪杆子”办法只是在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所走的相同的道路上，因为城市革命遭受挫败，一时无法照样做，故而暂时采取的一个战术。一直到了那时，毛泽东才公然宣布以武装的农民军队来代替城市民众进行革命，并不是共产党传统的战略路线受到挫折后的一时权宜之计，一种辅助性的活动，而恰恰是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情所要求的，因而根本与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俄国）各共产党所曾实行过的战略路线相反的一条战略路线。 这里，我们首先可以看出这个事实：原来战略家的毛泽东是由战术家的毛泽东不自觉地，逐渐地（十年之久）积累而成的。这个事实原本不足为毛泽东病。因为一般的说，实践总先于理论，许多战略家都是从战术经验的累积而形成的。即使是“天生的”大战略家，他的战略思想亦必须经过实际战役的考验，必须在战术的执行中加以不断审核，才能完成。所以要评估一位战略家的高度，可以较少注意于他如何形成的这个过程，较多注意于战略思想的本身。那末就思想的本身而言战略家的毛泽东的地位如何呢？据我们的看法，却远不及战术家毛泽东的高明与杰出。 不信，请让我们分析一下上面的引文。 说“革命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就未免把一个（正确些说是几个）正确的原则说得过于片面、过于简单、过于机械，因而会变得不正确，甚至变得谬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这是列宁的名言。“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威权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那是恩格斯给下的定义。至于说夺取政权归根结蒂是要靠力量，甚至要靠暴力，说以武装起义获得了政权的革命多半会发展成内战，或发展成反对外国反动派干涉的革命战争，那是马恩以下所有革命导师时常这样说的。所以问题只在于，这几个正确的原则立场，像毛泽东以上述形式的一句话表达出来，是否依然正确？据我们看是不正确的。依照毛泽东那句话的意思，革命者的唯一与全部能事，就是去研究和组织革命战争，凭此以夺取政权。毛泽东称这个想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宣布它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未免太武断了。我觉得，从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中，不可能得出“战争解决问题乃革命中心任务”这个原则，同时，以革命战争解决革命任务这个屡见不鲜的事实，却不能凭以确定一个规律，彷佛中外古今的革命一概都是由战争决定的。革命，特别是深刻的革命，大抵要变成内战，要变成革命战争，这是事实，也可以说是“历史的规律”，谁若害怕这个事实，谁不认识这个规律，谁就根本不配谈革命，更不能领导革命至于胜利。但在另一方面，鉴于革命和战争的密切关系，因而将二者混为一谈，认为只要战争有办法，革命就有办法，战争能胜利，革命的任务便解决，那是非常错误的。 在毛泽东的那个断语里，据我看，便含有并且能发生下述的一些错误。第一，把战争解决革命问题这种情形定为“中国外国一概对的”通用原则，第二，将革命与战争，特别是将革命与革命战争混为一谈；第三，将群众性的非军事性的一切革命运动（宣传与组织），统统看作革命战争的准备与配合；第四，很自然地会相信战争万能，暴力万能或“枪杆子万能”。现在让我们来逐一加以说明： 跟在那个“普遍原则”之后，毛泽东接着指出：“在同一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接着他说明了这个不一致，即在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不流血的、长期的合法斗争的”道路，在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中”，“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在这两段说明中，包含着一连串的错误。首先，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不流血的长期的合法斗争”，不能简单解释成“以战争解决问题”这个“原则”在“执行”时候的不同“表现”。当毛泽东企图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条件”时，充分暴露了他“只懂中国，不懂希腊”的弱点。他完全不晓得（至少他不曾说出来）西欧资本主义百余年来“历史条件”的变迁，以及适应于此变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行原则”时的“表现”的变迁。大致说来，一八四八年前后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并非全体一致地内无封建制度，外无民族压迫。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更不曾普遍存在。因此那一时期的西欧各国的革命党，其任务基本地亦非“在于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等等。那时候的西欧革命也是不起则已，一起便是暴动、巷战。这时期一直延长到七十年代之初，以巴黎公社的产生为其顶点。适应那个时期的“条件”，不但有布朗基主义的暴动战术，而且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暴动艺术。一句话，那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也要流血的，也是“以战争解决问题”的。七十年代之后，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另方面因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的日益强大，西欧诸先进国家中的民主制度普遍地加强了，巩固了，这个时候，工人阶级革命的任务才像毛泽东所说的，变成了“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人们称这个时期为资本主义的“民主的”或“自由的”时期。因为它尚未进入垄断的财政资本的阶段，亦即处于帝国主义前期的、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约莫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初。这和新的革命战略与战术的产生是几乎同时的。那种战略战术发生在欧洲国家中生产最落后但资本组织最集中的俄罗斯，“表现”为列宁所主要设计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主义在许多特征上是复回到一八七一年之前了，即回复到“阴谋”，回复到“暴力”，回复到“以战争解决革命问题”。在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眼中列宁主义不多不少地就是布朗基主义的复活。自从一九○五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随着帝国主义制度之日趋法西斯化与军事化，越来越被迫转向于不合法与不和平了。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并非如毛泽东所指出，始终是合法的议会斗争。它曾经是“流血的”，中间曾有过和平与不流血时期，可是很久以来就又让人嗅到血腥气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道：这一切与毛泽东所说的完全没有冲突，因为毛泽东的文章恰恰说明了即使是那种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实质上仍不过是“武装夺取政权，以战争解决问题”这个原则在不同条件中的一种不同表现罢了。既然正当西欧和平革命的典型时期，历史也不曾告诉过我们一次工人阶级用非武装手段夺得了政权，不经战争解决过问题，那末毛泽东宣布“以战争解决问题”这原则为普遍真理，不是做得完全对吗？这断言不正是打击了第二国际英雄们那种社会主义，那种和平革命的迷梦吗？ 我们觉得：重视暴力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一回事，将革命的一切归于暴力则属另一回事。我们觉得：说阶级斗争的彻底发展，特别是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诉之于暴力，必须依靠力量（包括武装与非武装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是一回事；说一切革命问题必须用战争来解决则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普遍地正确的，对后一回事却不能如此说。 是否主张革命的和平发展便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是否马克思与列宁不论在实践上与理论上，都从来绝对否定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呢？当然不。马恩且不谈，让我们来看看被考茨基称为“兵士革命论者”的列宁，对此问题曾经有过怎样的态度。十月革命当然是暴力的革命，由此开展出来的数年内战，更是流血和恐怖的。但是，在此革命起义爆发之前四个月，列宁却肯定俄国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并曾竭力为此可能而斗争。在《论口号》那篇文章中，列宁认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这个时期中，俄国“整个革命有按照和平道路发展的可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在这和平发展道路上之最近步骤，即可以直接实现的步骤的口号。”当然，列宁当时所以会力争革命的和平发展，并非因为反动派能自愿放弃政权，也不是叫群众放弃一切暴力性的革命行动与准备，而是因为阶级力量的对比及国家政权处于一个特殊状态中，即：“临时政府与苏维埃根据自愿协议分掌着政权。……武器在人民手中，……这就展开了并保证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前途。列宁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者，他不会相信任何方式关于政权的“禅让”故事，也不会迷信以选票代替枪炮这颗万应灵丹，但是他相信当阶级斗争发展到某个有利时机，特别当统治阶级分崩离析，权力（甚至武器）事实上落在民众手中，只因群众的思想与觉悟还赶不上事变发展因而未能夺取政权时，那时，革命在贤明的革命党的指导之下，循和平发展的道路获致胜利，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最值得争取的。在这上面，列宁的“和平革命论”恰恰等于我们中国孙武子的“不战论”。“百战百胜，非战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辩护者自然又会反驳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战之一种；不战之战，却是最善之战，并非真正不战。故惟最善战者，才能不战。列宁所说的革命的和平发展也是战争的一种，也是最善之战，只因“武器在人民手中”，战可胜，不战亦胜，故能和平夺取政权。所以他们说，列宁的和平发展说非但不违反毛泽东的“以战争解决问题论”，恰恰是证实了它。只有站定了一切由武力解决的立场，只有拼命让人民拿起武器，然后可以谈和平发展。否则便是可怜的幻想，或反动的欺骗。 这样说当然没有问题，但若仅仅肯定”以战争解决政权问题”这一个原则，绝对排除了在某些情形下这个原则有采取和平发展的“表现形式”的可能，却是很不对的。倘由此而产生了“一切由枪杆子决定”，或“枪杆子可造成一切”的简单想法，那就非但不对，而且有害的了。这个想法与马克思主义无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暴力论》里，十分精详地批判了那种“暴力万能”的谬说），却和布朗基主义接近，甚至是马嘉维利主义。毛泽东在这问题上的整个看法，当然没有处处都像他在这个通俗说法中的那么简单，他还不至于时时简单到以为除掉枪杆子以外一切都不重要（如果这样，他不会有什么成就，更不会有今天那样的成功）；可是这种简单想法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成分。在很多情形中，它都曾以毛泽东的长处和短处表现出来了的。 革命与战争不是同一件事，这是易明的，它甚至和革命战争都不是同一回事，这对许多人说就不甚明白了。按照德国兵学家克劳瑞维次的说法，“战争乃政策在特殊方法中的继续”，革命战争便是革命政策在特殊方式中的继续。既然是“特殊方式”，既然是“继续”，那末很显然，本物及其继续之间，就该有形式的与实质的不同。革命战争是从革命中发生出来的，它却具有了自己特别的方式，而且具有了量的、因而也影响于质的差异点。一个革命发展成了革命战争，并不失去其革命性，但它主要将依照战争规律而非革命规律去进行。这不是两种相同的规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趋向过分民主的，群众意志占取上风的，破坏权威的，除精神的风气外不受任何强制力束缚的；而战争，即使是革命战争，则是自上而下的、集中的、少数领导者的意志起决定作用的，必须树立权威的，必须普遍行使强制力的。由于如此不同的规律，所以革命与革命战争即使为同一群人所进行，为着同一事业，趋向于同一目标，而其所得结果，却可能很为不同。生活决定意识，而到达目的的手段与目的的性质又有很大关系。当然，革命可以不经战争而成功，或必须通过惨酷的战争才能胜利，并不视革命者的愿望而定。革命战争永远是被迫进行的——为了确保革命的胜利，不得不跟武装的反革命作战。所以赞成革命而反对革命战争，不是傻子，便是骗子。不过这不是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乃是：看不到革命与革命战争之间的差别，看不见二者可能造成的不同后果，也是不对的。至若以为没有群众的革命，单靠少数革命者的“起义”便能发动革命战争，而且这个革命战争又可造成革命，或代替革命，那是非常错误的。 毛泽东因为不区别革命与革命战争，因为断定在中国除革命战争外不能有任何其它形式的革命，所以他认为一切非军事性的群众革命运动，仅仅是战争的准备与配合。由此再进一步，毛泽东便得出他那个著名的结论：枪杆子决定一切，枪杆子造成一切。“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从我们上面粗疏的分析中，读者们当已能够看出，毛泽东企图将他的革命实践，他的武装斗争提高到战略水平时，显得多么地不高明，多么地偏颇，多么地庸俗。应该解答的根本问题，例如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党与阶级的作用和二者的关系，应用暴力的必要、限度及其后果之类，都没有解答，或解释得不够，或解释得完全错误。拿西方工人阶级的斗争特点来作对比研究时，他既不能弄清他们的历史，也没有明了他们的现状。将中国革命者武装斗争的特点加以总结时，则十分颇偏与粗俗地着重了暴力的作用，竟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归结到“枪杆子”问题。 以革命的战略家论，毛泽东实在是弱的。 然则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呢？胜利事实的本身，不是最雄辩地说明了它领导者的高明吗？高明的战术，配合在贫弱的战略之下，难道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吗？ 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在后面，当我们研究毛泽东对革命的贡献时会比较详细地来讨论它。这里我们要先行指出的一点是：决不能，也决不该将革命胜利的全部功劳归于共产党或毛泽东个人。毛泽东个人的贡献无疑是非常大的，但这事实并不能改变他战略家的地位。不高明的战略家，应用其非常高明的战术是能够取得胜利的；正好似一个高明的战略家，配合了不高明的战术也能招致失败一样。在胜利中，一似在失败中，人们依旧能分别出战略或战术所起过的作用。在胜利中，一似在失败中，同样能让人看出领导者的高明在于战略方面或在于战术方面。成败论英雄是势利的庸俗之见。胜负论战略也不是公平的衡量。取得胜负的过程，获致胜负的代价，应付胜负的态度，都可看出那个最高领导者的战略才能来的。从上面的三者出发，我们有时还得承认负方主帅比胜方主帅倒是更高明的战略家呢。所以仅仅拿胜利来证明毛泽东是怎样高超的战略家是不够的，你至少还须考虑到那个胜利是如何得来，付出怎样的代价以及人们如何保持与推广这个胜利。不过这些留在下一章里谈，这里且让我们继续谈战术家的毛泽东。 在战争中毛泽东应用战术（在纯军事观点上其中许多是应该称做战略的）的高明，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因为人们的印象从来都是：毛泽东长于政治，朱德主管军事。可是你若仔细研究了中共文献，特别是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那你就会惊奇地发觉到，原来军事家的毛泽东还高出于政治家的毛泽东。毛泽东的军事学不是从欧美日本军官学校的教本中学来，甚至也不是学自俄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毛泽东以其特有的傲慢与明智说道：“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又说：“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毛泽东要为中国人的特殊的足，定造一双合尺寸的布鞋，他的原料主要是从中国土产中选取的。他的战史课本是左传，是资治通鉴，甚至是三国，是水浒。他研究过的著名战役不是奥斯脱立希，不是滑铁卢，不是色唐，甚至不是苏联内战中的察利津，彼得格勒与斯维雅希斯克；而是春秋时代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甚至是水浒传中“林冲与洪教头之战”。他在战略和战术的理论方面，私淑的不是克劳瑞维次，不是拿破仑，不是毛奇，也不是苏伏洛夫等等，而是中国的孙武子。毛泽东自己不曾叙述过他对这位被他称为“古代大军事学家”的孙子的关系，别人也没有（就我个人所阅读的而言）讲到过毛泽东如何研究“十三篇”。不过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当然指纯军事的）思想，与二千年前中国这位兵学巨人的思想有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却是一望而知的。中共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曾被毛泽东归纳成为一套所谓“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口诀，据毛泽东说：虽然是“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但在一九三一年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中，却大大丰富起来，并最后形成了的“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基本上“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由此可见，这个“十六字诀”，简直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最简明的概括。那末它是从那里来的呢？请读下面这几段孙子兵法吧： 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见《谋攻篇》） ２．“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见《计篇》） ３.“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佚待劳……”。见《军争篇》） 所谓“敌进我退”，不正是孙子的“强而避之”，“避其锐气”，“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些意思吗？所谓“敌驻我扰”，不正是“佚而劳之”吗？所谓“敌疲我打”，不就是“以佚待劳”，“乱而取之”等意思吗？至于“敌退我追”之完全等于“击其惰归”，那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发展后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丰富多釆的，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最基本的原则仍旧是那个“十六字诀”，也就是说，仍旧是孙子兵法。十年内战史就是一部红军反“围剿”史。这个定义下得很精简。全部战争是被围与突围的循环反复，红军在战略上属于内线作战，战术上属于外线作战。战略上是尽量不让敌人消灭或削弱自己力量，战术上则尽量去歼灭敌人力量。战略上尽量不被人围，战术上则尽量地围人。想要不被人围，便得处处抢主动，时时求灵活；要能主动地决定进退，灵活地实行闪避与袭击。要想围人，那就得集中力量于一点，以数倍甚至十倍于敌的力量，出其不意，捷如脱兔地去打击它、消灭它。这套战法使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反第五次“围剿”时据说正因为王明等摈弃了它，改用了“正规战法”，以致大败亏输，被迫放弃赣南基地，“远征”西北。长征中红军又采取了上述战术，结果成功地到达了陜北；接着来的抗日战争，以及抗日胜利后的所谓“第三次国内战争”，中共应用的基本战法却仍旧是那一套，不过更明确、更丰富罢了，其内容曾被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那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归纳为十点，即现在普遍地被中共作家所引述的所谓“军事十大原则”。 “十大原则”既然是“十六字诀”的发展；而“十六字诀”与孙子学说的关系既然已如上述，则“十大原则”与“十三篇”之间保持着师承相续关系，原是不待言的。所谓师承关系，意思当然不是说毛泽东的每一战略战术思想都恰恰导源于孙子的某一句话；更不是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只是像旧式儒生对四书的态度一样，仅仅子曰诗云地背诵古书，或简单将“圣人之言”付之实行。这样想，将是最大的傻子。诚如毛泽东所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二千四百余年前的孙武子，对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况与生产力情况中所进行战争提出来的战争指导规律，决无可能一式一样地应用于目前的战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首先自然是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半殖民地中国的工农（特别是农民）大众，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战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绝不可能相等于春秋时代产生的战略战术思想。这一点是必须明白的，但同时我们又应该知道：战争规律的发展和改变，和其它一切社会现象的规律的发展和改变一样，有其变动不居的，有发展和改变的一面，又有其永久的、亦可说“不发展和不改变”的一面。全盘否定不成其为发展，所谓“奥伏赫本”是有取有舍的。因此，在毛泽东的“十大原则”中保存着或包含着“十三篇”里的思想，并不稀奇，倒是完全符合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性格的，即符合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性格。 现在且让我们从“十大原则”和“十三篇的字面”上来看看毛泽东和孙武子的关系： “军事原则第一条”：“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十三篇”：“避实而击虚”。“军有所不击”。“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 “第二原则”：“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十三篇”：“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避实而击虚”。 “第三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十三篇”：无。 “第四原则”：“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十三篇”：“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我之所与战者，约矣。” “第五原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十三篇”：“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故兵贵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也。” “原则第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十三篇”：“兵之情贵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 “原则第七”：“力求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十三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原则第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 “十三篇”：“城有所不攻。”“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原则第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三篇”：“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原则第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三篇”：“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兵不顿。”“兵之情主速。” 上面的十项对照，当然不是全部相等的，特别是其中第三项、第七项和第八项，因为古今战争条件的大不相同，古时运动战、歼灭战和攻坚战等等的观念尚未充分划清，故“十三篇”中所说的与“十大原则”所提出的思想之间，其关系只能说是萌芽之于果实，蓝图之于建筑罢了。我们做这样的对照，自然也不是企图证明毛泽东的某一军事思想，恰恰导源于孙武的某一意见。这种愚蠢的想法，我们上面早已指斥过了。不过无论如何，看了我们上列的对照表，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从“土祖师”那里学来的这个看法，大概不致于否认了吧。 毛泽东如何得到了孙子的“真传”，如何在此时此地的条件中，在现代战争武器的条件中，发挥了二千四百余年前那位中国大军事学家的思想，乃是一个有趣问题，也是极专门的问题[1]。不过这项工作显然不是我们在此地所能做的。此地，我以毛泽东思想的叙述者与批评者资格，应该指出的只是他军事思想的渊源，以及指出他确实在实践中完成了一套适合于中国特殊性的战争理论，并符合此理论，他又确实领导了胜利的战争这个事实罢了。发挥于毛泽东著作中的军事思想，不但具有历史价值，具有军事的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非常现实的革命的实践价值。在可以想象的未来，至少在某些落后的、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像中国发生过的内战之重演是有极大现实性的。这情形今天连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的主持人都很懂得了。 中国历来名将，无一不宗孙子，尤其是文人转业的所谓儒将，更无一不熟读“十三篇”，然而打起仗来，真能善用者却不多见，大多是马谡一流人，迂腐颟顸，成为武经的“教条主义者”，可笑得很。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现代武器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种可笑情形就更多了。“精通兵法”的儒将们在科学的军事技术之前，虽然不是个个像叶名琛，荣禄那样地去出乖露丑，但感觉到中国老的一套战法完全无用，有如红缨枪大刀之无用一样，却是非常普遍的。骄傲自大的中国士大夫，最先对“夷人”折服的是坚甲利兵，他们衷心承认自己不行的是这个方面，也仅仅是这个方面。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他们虽然顽强地排斥了西洋的一切新思想，继续相信中国的精神文明是“天下第一，盖世无双”，可是在“武备”上，他们却很快就毫无保留地“全盘洋化”了，那些讲武堂里讲的尽是些洋兵典，做的是洋操，穿的是洋制服，拿的是洋枪洋炮。“十三篇”跟“十八般”中国的旧武器一起被放进了“博物馆”。中国新军的指挥群是日本仕官、德国陆大、更后则是美国的“西点”训练出来的。民国后各地军阀更时兴直接雇用洋参谋，让他们拿了普法战争以来的各种战略战术，将中国老百姓的血肉来做实地演习。国民党军队北伐中受苏联军事家的影响，内战时受德国将军们的指挥，抗日战争中则以西点系统代替了鲁登道夫的弟子们。总之，数十年来中国战场上中国人的自相残杀或与敌军争斗，都在西洋战法的支配之下，而且在外国军事家的指挥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干部，大多是由苏联军事家直接（苏联军事学校）或间接（黄埔）训练出来的。在某一个时期（主要是王明系统掌握党军权力时期），苏联的军事专家还曾亲自指挥过江西红军哩。可是所有这些，“俱往矣”，没有干出什么了不起的“名堂”来。在近代中国如此这般的军事理论与实践的背景中，毛泽东这个自修的军事家，从中国的“土祖师”那里学到了许多诀窍，并且将它们和农民武装斗争的实践结合起来，却自己形成了一套军事理论，更以此获致战争的胜利。这一点，不论你在政治上反对或赞成毛泽东，都不能不加以承认、不能不给以很高评价的。 这里我们是否想强调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是否想确定中国古已有之的军事学高出于现代任何一家的军事思想呢？不是。我们诚然不能否认毛泽东有很高的军事智慧，同时在他的情形中，我们也应该看出中国的古军事学迄今仍不失为一宗宝贵的遗产，不过，由毛泽东消化活用出来的孙子兵法所以能克敌制胜，其根本原因到底不在于纯粹军事方面。蒋介石也熟知这些军事方法，而且拟定有成套的对付它们的反方法；可是并不能藉此挽救他的败亡。为什么呢？毛泽东自己对此曾提出了答案。他说：“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这个答案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归根结蒂，只有战争的群众性与革命性，才能有效地利用高明的战争方法，才能凭这些方法来取得胜利。而毛泽东等所领导的战争，不管人们在许多方面可以不同意，表示反对，提出批评，但它对国民党而言代表着群众的与革命的利益，则是必须肯定的。 以上是我们对军事方面作为战略家与战术家的毛泽东的评价，下面我们要再谈谈他在政治方面的战术家地位。 政治方面的战术，通常被人了解为政略、政策或权术。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高明，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毛泽东从事革命的四十年中，站在领导者地位，充分发挥了他政策上的智慧者，乃是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七年的十余年。这个十余年又可分为三个时期：１.国共“破镜重圆”前后；２.新四军事件前后；３.胜利后直至内战爆发。毛泽东在这三个时期中所应用的策略，就公布出来的文字（我们假定它们不曾做过根本的事后修改）看，参证了那些时期实际发生了的事件，我们确实无法不承认他是第一流的、杰出的战术家。 现在先谈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大致从一九三五年冬天延续至一九三八年冬天。国共二党打了十年内战之后，忽然又要言归于好，我们前面多次说过，这个大方针，不是毛泽东个人，也不是中共中央，而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决定的。这不过是“人民阵线”政策在中国的应用。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开始整个国际之内的向“左”转，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转向极“左”的所谓“第三时期”；在此时期中，共产国际不管各国共产党的主客观条件如何，一律进行“最后决战”。此一“决战”的后果，在德国打出了一个希特勒，在东方让蒋介石打败了江西红军，并使日本军阀更加猖狂起来。斯大林处在东西二面的战争的真正威胁之下，不得不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重新回到右倾机会主义的老路，提出了“人民阵线”。这回是叫所有国家的共产党跟“自己的”、“民主的”资产阶级成立联合战线，反对国内国外的法西斯主义。这条新路线传达到中国，正当中共军队“长征”了二万五千里，到达陕甘地区之时。毛泽东是衷心接受了这条新路线的。因为由王明系在中国执行了五年之久的“第三时期”路线，所造成的结果已极其明显，毛泽东本人差一点做了此一路线的牺牲品，同时只因在军事上及时地改换战略战术，才挽救红军于消灭厄运的。其时红军虽已历尽艰险，到达了比较可以喘息、荫蔽、固守与回旋的西北，但若继续过去几年中的“总路线”，继续在若干割据地区内作军事困斗，不改弦易辙作全国性的政治号召，那末要想长期抵抗蒋介石的“围剿”是很难的。这一点，毛泽东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例如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毛泽东这番说话目的在替斯大林的右转弯找辩护，无形中却替托派在那一时期所提的策略做证人。自从一九二八年初，托洛茨基便向中国共产主义者推荐了“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这个口号。只因斯大林派否定了它，并污蔑这口号为“取消主义”，以致陷于无口号状态（他们搁下了“苏维埃”口号，却不晓得拿起“国民会议”口号），以致“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干不出大事情来。”不过这里我们不想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问题留待后面再谈吧。 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不管斯大林为了什么理由要实行转变，也不管毛泽东为了什么缘故欢迎这个转变，总之，自从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起，在斯大林毛泽东上下合作之下，“人民阵线”政策开始实施于中国了。这个政策在理论上是否正确，也得留待后面再谈；这里我们要先行讨论的只是毛泽东实施这个政策时候所采取的态度与所应用的战术。 从极“左”的“第三时期”，一下子跳到极右的“人民阵线”，从相斫相杀的血海深仇，一变而为“相亲相爱”的“精诚合作”，别说“头脑简单”的工农大众要惊奇惶惑，就是习惯于服从信赖的共党干部，也要怀疑，甚至反对。为了解释疑惑，平抑反对起见，毛泽东在上面提到过的瓦窑堡会议上，作了题名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中企图用阶级分析的理论来为新政策辩护，那是既肤浅而又错误的，并无多大说服力量，更少理论价值。不过有两点从战术立场为“统一战线”辩护，却是颇有分量的。文如下： １.“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２.“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椑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 毛泽东这两段话的意思说得非常清楚：跟蒋介石国民党再度联盟是毋须害怕的，不会重蹈一九二七年覆辙的，只要牢牢地记得两件事好了：第一要以枪杆子为主；第二要以狡猾的手段为辅。毛泽东这样说了，他也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高明、很彻底。“人民阵线”政策原本是革命的陷阱，数十近百年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史上，凡革命党方面追随了这个政策的可说无一次曾经跳出过这个陷阱。中国共产党此次能够造成一个难得的例外，能终于不为这一陷阱所害，在诸多原因中，我想毛泽东上述的两大战术论点，应该是其中很占重要地位的一个。 国共第二次合作即使在“蜜月”期间也不曾停止过枪弹和手段的冷热战争。不过在不同时期，冷的或热的战争各占着不同的重要性。在上面所说第一时期中，冷战曾经代替了热战，从明争变成了暗斗。可是到了一九三八年，热的成分又逐渐超过冷的成分，这过程继续发展，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年初步爆发了“新四军事件”，达到了热战的高潮。在那个时候，毛泽东曾经写过几篇战术意义上非常值得注意的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有一九四○年三月间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写于“新四军事件”发生前不到一月的《论政策》，以及“事变”后三月余所写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在第一篇文章里，毛泽东提出了跟国民党军队热战时所遵守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口号；在《论政策》中，毛泽东规定了关于“又联合又斗争”的十项具体办法，其中特别着重地指出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个“策略原则”，并给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作，规定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个政策。在第三篇文章中，毛泽东主张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主张“以打对打，以拉对拉”。他指出“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今天我们事后来读这几篇有关皖南事变的党内文件，即使它们是事后加以修改的，可是基本上我们仍旧看得出，毛泽东和蒋介石玩弄起“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实在是非常高明的。人们虽然不同意“统一战线”的大方针，却仍不能不承认这些手段是杰出的，是从长期革命实践中获取来的宝贵经验，值得叫所有的革命者郑重研究的。 第三时期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止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亦即从日本投降开始，直至国共全面内战的再度爆发。这个时期内毛泽东的战略或战术，也照例规定在一个对句里，那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国民党在美国人帮助之下，一方面举行谈判，一方面积极进攻；共产党也就一面参加和谈，同时努力备战，实行坚决反击。双方都是“现实主义”的，双方都极尽了“纵横捭阖”之能事。但即使搁开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政治的利害不谈，仅仅从战术或手段说，毛泽东方面所应用的确实比蒋介石方面要高明得多，勇敢得多，因而取得了无可比拟的，更大的政治影响与宣传效果。 综上以观，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善于“冷战”的人，是高明的权术家，无论是中共的敌和友，都乐意承认这一点的。因此，有些人便以为毛泽东不能算是大革命者与大政治家，仅仅是一个工于心计、能玩小智术的政客罢了。另方面则有人以为，政治和军事原无本质不同，二者都是“诡道”，都“不厌诈”。善于此“道”者胜，不善者不胜，能胜，那便是大军事家，大政治家。这里是不能以其它标准——例如道德之类——来衡量的。至于革命，那末重要的也是胜利，以“诡道”胜，以正道胜，都是一样，凡能致革命于胜利者，即是大革命家。毛泽东令革命胜利，毛泽东自是大革命家。 这两种说法，究竟谁是谁非？说大革命家只重原则，不重策略，其可笑正好像说大政治家只谈仁义，不讲权谋一样。那是迂腐的书生之见，或者是年青的革命家易犯的幼稚毛病。为了医治这种毛病，列宁曾经写过一本精采绝伦的书，开列了许多药方，其中有一则如下： “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间的普通战争中最顽强的战争困难百倍、长久百倍、复杂百倍；要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就拒绝采用机动手段，拒绝利用敌人间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与各种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么？这岂不正像我们想攀登一座艰难险阻，未经考察，未通人迹的高山时，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折转回来，放弃已选定的方向而试走各种各样的方向么？”（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谁都承认，列宁是古今大革命者中最看重原则的一个，他处处不忘原则，事事从原则出发。然而他却主张在革命斗争中我们不能不“采用机动手段”，即毛泽东所说的“纵横捭阖”手段；他承认应该利用敌人中问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暂时的矛盾。他还要我们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有时通融一下，有时妥协一点。列宁不但这样主张，而且也在事实上实行了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它对其它政党，其中也对资产阶级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的事实。”列宁采取“机动手段”时，总是十分勇敢大胆的，以致让许多“坚持原则的、清白的”革命者惊惶得瞠目结舌。最显明的例子有如：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为了要参加革命，不怕那些庸人俗子骂他“俄奸”，决定接受德国军方的提议，坐了“密封火车”经德军占领区回到俄国。再如，为了要让俄国革命获得喘息时间，他竟排除党内党外的一切反对，坚决与德国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这些例子表示了什么呢？它们表示了：最坚持原则的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可以是而且必须是善于应用机变手段的人。有了前者而没有后者，至少好像是定了方向而不真实地踏上道路，那是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的。 那末，是否任何道路都能到达目的地？是否只靠“纵横捭阖的手段”，没有正确的战略大计，或根本没有这种原则性的方针，也一样可以促成革命胜利呢？为了革命胜利，革命者可以无所不为吗？ 当然不是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却不是任何手段都能帮助革命成功。“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个耶稣会派的格言，并不能应用于革命政治中。对革命言，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革命言，目的与手段是相互依存的。必须是何等样的手段，才能达到何等样的目的。有些手段使目的接近，有些手段使目的远离。有些能达到目的，有些却能断送这个目的。完全相同的手段，只因采取时候的主客观的条件不同，以致在不同时候它可能是对革命的很好服务，也可能是对革命的最坏叛变。关于这方面，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举出过罢工中的妥协为例。“一种妥协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储金涸竭，没有外方援助，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这种妥协丝毫无伤于接受妥协的工人们之矢忠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准备将来斗争的决心，另一种妥协是叛贼的妥协，他们进行这种妥协，表面上也借口客观原因，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破坏罢工的工贼也缔结“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效劳，屈服于资本家的威吓或劝说，或为资本家方面的微利所诱，甘言所惑。” 然则毛泽东从来应用的策略手段，特别是在上述三个时期中他所采取的机动对策，他所做过的妥协与同盟，究竟该属于哪一类呢？所有他的策略，他的权变，都是为革命所必需，因而都是正确的吗？浑统的答复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说：“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形，使人们要费极大力量，才能正确地决定某种‘妥协’的真实性质，——如在有些杀人案件中，很难断定这种杀人行为，究竟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行为（如必要的自卫），抑或是不可饶恕的粗野举动或甚至是精密布置的谋害。在政治上当然有时因各阶级和各政党间的国内和国际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的缘故，所以有许多事件，若辨别起来，较之辨别罢工时的合理‘妥协’，或者是工贼及叛徒领袖等等背叛阶级的‘妥协’的问题，要困难得多。”所以要个别地、精详地、依据特定时间的主客观条件，来决定毛泽东所曾采取的每一政策，每一战术的“真实性质”，虽然不是不可能，但是极端困难（原因之一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必需的资料），同时对我们目前的研究，亦非必要。在这里，我们可以答复而且必须答复的，倒是如下一个问题：毛泽东应用这些权变时，其基本态度是否正确？它是否与马列等革命大师们的态度相同？我认为是很不同的，所以不能说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当那些大师们，特别是列宁，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办法”的时候，不论任何时候，或任何条件中，总抱着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藉此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准，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准。”（见仝上引书）列宁认为这乃是“全部问题”之所在。所以当他应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时，不管其暂时的与立即的原因是为了它能损害敌人，或为了它能保全自己，或为了环境所迫无法不作的屈服，或为了避免一场形势显然于己不利的战斗，或为了使主要敌人孤立而对次要敌人让步，或为了要并力克敌而与某些动摇势力联盟……不管为了什么，他们心目中却始终树立着这样一个标准：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国内的与国际的）的觉悟性及革命性提高呢，还是降低？怎样做可以提高？怎样做便会降低？这样的问题永远在列宁心中占据第一位置的。当他采用一个手段时，首先他总要问：它对无产阶级（在我们，应该包括全体劳苦大众）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如何藉此进行教育？以便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如果说，有一个手段，应用起来可以收得一时之利而却会模糊或甚至降低无产阶级觉悟的，他就决不采用。列宁是绝对主张用一切手段来打击敌对阶级的，但绝非毫无条件。倘能加害敌人而同时足以瘫痪革命者意识的手段（如个人恐怖之类），他就坚决反对，倘能欺瞒敌人但同时亦欺骗本阶级的那些手段，他更是绝不容许。在这方面，列宁的态度是大胆与精细相结合的最佳范例，是原则与手段决不割裂的最好榜样。就拿我们上面提过的两件事来看吧。二月革命以后，亡命在瑞士的列宁，因为急于要回俄领导革命，而回国路程，除了取道当时与俄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国国境之外，别无办法，于是列宁便勇敢地向敌人申请过境，与敌人缔结条约，坐了“密封车厢”回去；但同时，一方面为了堵塞俄国政敌们诬蔑之口，另方面（亦即主要的方面）要消释国内外无产阶级对于此事的疑虑，于是在动身之前，在瑞士邀集了几个外国革命家：法国的劳里奥与吉尔波，德国的保罗·雷维，瑞典的泼拉顿以及瑞典的左派代表，共同草就并签署了这样一份宣言：“俄国的国际主义者，他们……现在正要动身到俄国去，以便在那里献身于革命事业，他们将帮助我们唤起别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去反对各自的政府。”列宁等借道德国，答允交付的代价仅仅是坚持释放同等数目（三十人）的非军事俘虏，他绝对不曾在事实上或形式上对德帝国主义者作丝毫让步。布列斯特和约的情形则更清楚，为了俄国革命正处于无法作战的情况中，为了要取得喘息时机以待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及时起来，因此俄国工人政府不得不暂时屈服于德国强盗的军事勒索之下。这个立场、这个说法，非但在对内解释和对外宣传中不折不扣地明言实讲，而且在正式谈判的议席上，也不许任何外交辞令掩盖了那个痛苦的真相。因此，俄国革命的此一“屈服手段”，非但不曾降低了国内外无产阶级的觉悟与斗志，反而将它大大提高了。俄国革命中的第二位领袖，亦即布列斯特和约的实际“谈判”者与签署者——托洛茨基，在应用“手段”或政策时的态度，也完全是这样的。他甚至说：“宣传的秘密在于说真话”。诡计绝不能代替阶级政策。对敌人自然可以不厌其诈，但对无产阶级与劳苦大众必须至真至诚，一些儿都虚伪不得，半点手段都用不得。只有斯大林掌握了苏联党政大权以后，才一反列宁、托洛茨基的传统态度，将阴谋诡计完全代替了原则性的政策，并且将对付敌人的“纵横捭阖手段”同样拿来对付无产阶级，更甚至对付自己的同志。当他为了“机动”之故而与某一敌人、敌党或敌对阶级进行妥协时，他就在原则上也实行妥协，老是在那些敌对人物或敌对势力的脸上涂脂抹粉，让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大众“衷心地”相信敌人已化为朋友。斯大林从来不估计、而且丝毫不顾虑到那些手段之应用，结果会对无产阶级的觉悟与斗志起什么影响——可是这个影响，正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等革命大师在策略运用时所首先注意的标准，是某一手段或策略之取或舍的标准。 列宁托洛茨基在这上面和斯大林之间不同，基本上乃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与革命官僚之间的不同。 毛泽东运用权术时候的基本态度，究竟是属于列托一类还是斯大林一类呢？不幸得很，他是远前者而近后者的。毛泽东曾经取笑不懂策略的革命者说：“和蔡廷楷握手，必须同时骂他一声反革命。”按照毛的意思，跟那些原来反革命的暂时同盟者妥协，就必须至少在形式上要做出客气姿态，必不能揭人家的疮疤，一定要亲善尊敬。和蔡廷楷握手的时候，纵使不称他为革命者，至少得叫他一声亲爱的朋友，在人前表示一下亲热。其实，这态度与列宁态度根本相反。依照列宁，当我们有必要和蔡廷楷或蒋介石握手之时，我们的责任必须同时以加倍力量告诉无产阶级以他或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和原形，并向他们解释目前为什么要同这些敌人暂时妥协，以此提高而非降低本阶级基本革命群众的觉悟与斗志。如果照毛泽东的做法，一旦有必要与可能和反革命者“握手”，那就必须做得亲亲密密，非常“老友”，那末试问无产阶级大众看了这个表演将作何感想呢？知道蔡廷楷或蒋介石过去的人会发生莫大迷惘——究竟蔡、蒋进步了还是共产党退步了？不知道蔡、蒋过去的人则自会因此而相信他们真是很好的革命者。无论前一感想或后一感想，总之都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的觉悟与斗志的。 斯大林同敌人握手时决不骂敌人做反革命，恰恰相反，他总是表现得非常友善的。例子太多，举不胜举，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数他同希特勒、松冈洋右与丘吉尔的亲善了。对希特勒，一旦与之签订协议以后，他便整个地改变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论调，尽量美化大独裁者的丑脸。与希特勒在德苏协定后仍继续反共叫嚣的情形相反，斯大林竟公然致电希特勒，说什么“德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血凝成的，我们有每一理由相信它会持久与巩固。”（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真理报》，斯大林对希特勒的复电）对松冈洋右，斯大林为的要和日本签订中立协议，便跟这个日本帝国主义最凶恶的外相表演最不平常的友谊。斯大林对松冈洋右大攀“亚洲人的乡谊”，谈论什么“道德共产主义者”的鬼话。临行之时，这位总书记还打破前例，亲赴车站，同那个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拥抱话别。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交往，更是客气得异乎寻常。一交朋友，便将战争的性质来了一个改变：成了苏联盟友的英美，其战争再不是帝国主义的了。一向是反苏头子的丘吉尔，如今得到斯大林的保证，说“一切都已过去，而过去的事都属于上帝。”（见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卷四，页四四三）总之，依照斯大林的办法，如果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与敌人握手，那就得客客气气、诚诚恳恳地握，最低限度也得假戏真做，将敌人和革命大众同样欺蒙。否则，照他的意思，敌人是不肯和你握手的，这就是说：策略便会不灵了。至于无产阶级大众是否会因此种真戏或假戏而降低觉悟与斗志的水准，那末斯大林是毫不在乎的。因为他认为一切力量的来源，是由少数人（甚至是他一个人）所指挥的国家机器和军队，绝对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大众。他和列宁托洛茨基等恰恰相反，丝毫不需要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斗志与革命性，他根本不需要它们。 毛泽东应用策略手段时候的态度正是如此。为要与蒋介石再度握手，他非但收起了一切反革命的骂声，而且竭尽力气来使“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蒋介石”（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变成为“伟大的领袖”（见《论新阶段》第十八节），同时宣布共产党接受三民主义，政府和军队接受改制，一切服从国民党中央。他认为“全民族的第二个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务使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响。”又说：“全国必须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因此，他再三声明：“我们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以上引文均见《论新阶段》） 毛泽东此种矢忠矢诚的拥蒋表示，目的当然可以说是要维持联合战线，以便共同抗日，因此不惜讲讲“现实主义”，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玩弄“纵横捭阖的手段”。我们承认他是在用手段（即不是有意的叛变或投降），我们也承认：革命者是应该与可以对敌人用手段的；但手段玩弄到这般田地：明知某人为“贼”，却为了权术之故，号召全党全民“诚心诚意”认贼作父，并且以此定为主要任务，要大家坚决拥护其领导，决不能使此“贼”及其政府的“威信受任何影响”。如此做法，纵使有一万个最好理由，也总无法为下述那样的坏结果作辩释，即：无产阶级大众会因此而降低其觉悟与斗志，会因此减弱（甚至消灭）其革命性。因为，我们在上面再三说过，正是这个结果，乃是列宁当年运用“机动手段”的最高标准。诚然，我们中国这位大军事学家孙武说过：“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为了欺骗敌人，让自己加紧准备，不妨用些卑恭的口气，委婉的谢辞，可是这种主要适用于古代战争的计谋，毕竟不适用于近代的革命政治。今天，一方面由于政治的群众性与民主化，另一方面由于出版与广播之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任何政治家的心智术与明显的虚伪，到底只能有损施术者本人的威信。毛泽东自己不会得见不及此，所以在选集中，这篇有名的《论新阶段》的报告，只收入了八个部分的一个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且被选取的这一部分中，一些过于碍眼的字句也删去了，例如在该部分的第二节中，就删去了这样几句：“全力援助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天职，是责无旁贷，在这里，不能有一点消极性。”在第六节里，删去了：“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且服从统一性。” 像这样的“卑辞，委谢”，根本不会出之于列宁托洛茨基之口，却常见于斯大林的笔下，因此，斯大林也和毛泽东一样，当著作汇集出版时，不得不先做一番精密的选择和改作工夫。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大革命者的应有作风。 “但是”，有人会反驳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胜利吗？能致革命胜利的一切策略，跟那些能使战争获胜的任何计谋一样，都是最好的、应该的、正确的。”话不错，胜利是重要的，胜利本身常常是最有力的论据。但还得看是什么样的胜利，而胜利的性质，则要看它是如何胜利的。列宁托洛茨基念念不忘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不但因为只有靠无产阶级此种精神和能力的提高才能使革命胜利，更因为只有这样获得的胜利才是符合于国际社会主义利益的革命胜利。 毛泽东今天是胜利了，中国革命，由于不少原因（其中毛泽东的高明的战术乃是原因之一），也是胜利了。但正因为它的胜利很少得力于无产阶级上述的精神和能力，以致胜利后的中国革命及其新创造的国家，遭遇到许多难于克服的困难和危机，陷于深刻的官僚主义的乃至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泥淖中。 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里谈到。 [1]与毛氏战略思想对立的所谓“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派”的军事路线，实际是当时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如能获得当时的有关文件，这种研究是极有价值和与趣的，因为它和苏联内战时期托洛次基和“军事反对派”之间的某些争论相似。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二章<<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二章经济增长和领导的左右摇摆一、“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对富农的方针苏联经济的发展路线，远远不是一条连续均匀上升的曲线。在新政权建立以来的头十八年中，以尖锐的危机为标志，可以明确地分成几个阶段。扼要地概述一下同政府政策有关的苏联经济史，对于判断过去和展望未来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革命以后的头三年是公开进行残酷的国内战争时期。经济生活完全服从前方的需要。文化生活陷于绝境，其特点是，在物质资料极端贫乏的情况下，创造性思想达到极为大胆的程度，特别是列宁个人的思想。这就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一年），这个时期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社会主义”同样富有英勇精神。在这几年当中，苏联政府的经济问题缩小为主要支持军事工业，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贫乏资源来达到军事目的，同时使城市居民活下去。从本质上看，军事共产主义就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堡垒内有系统地组织消费工作。然而，必须承认，就最初的概念而言，军事共产主义所追逐的目的是更为广泛的。苏联政府希望并且致力于使这些组织方法直接发展为一种生产以及分配方面的计划经济制度。换句话说，苏联政府希望在不破坏制度的情况下，逐步地从“军事共产主义”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通过的党纲中说：“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府目前的任务是，坚决地继续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全国范围的产品分配，以代替贸易。”但是，实际情况同“军事共产主义”纲领的矛盾越来越大。生产不断下降，这不仅是因为战争的破坏行动，而且还因为对生产者个人利益的刺激消失了。城市需要农村地区供给谷物和原料，而没有什么东西拿来交换，唯一可以交换的东西是五颜六色的纸，按照很久以前的概念，这种纸就叫做钱。于是农民把仓库设在地下。政府则派出武装工人队去收粮。农民削减了播种面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以后，工业生产最多只等于战前水平的五分之一。钢产量从四百二十万吨下降到十八万三千吨——也就是只等于过去的二十三分之一。谷物的总收获量从八亿零一百万担下降到一九二二年的五亿零三百万担。这是极端饥饿的一年。对外贸易在同一时期从二十九亿卢布猛降为三千万卢布。生产力的破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国家及其政府都走到深渊的边缘。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乌托邦式的希望，到后来受到了无情的批评，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不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当时一切打算都基于西方的革命早日取得胜利这样一种希望，那末，执政党在理论上所犯的错误就依然是不可理解的。不言而喻，在苏俄以后用粮食和原料偿付的条件下，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不仅会供给苏俄机器和工业品，而且还会提供成千上万的高度熟练工人、工程师以及组织者。毫无疑问，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取得胜利——这件事的独一无二的障碍是社会民主党人造成的——德国以及苏联的经济发展本来会以巨大的步伐向前迈进，而今天欧洲和全世界的命运也会无可比拟地更加幸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发生了那样令人愉快的事情，也还是有必要放弃那种由国家直接分配产品的办法，而采取商业的方法。列宁说明了恢复市场的必要性，因为农村中存在着千百万个体农业经济，这种经济除了通过贸易以外，还不习惯于同外界发生经济关系。而贸易流通会在农民和国有化工业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是当时提出的一个名称。这种“联系”的理论公式是很简单的：工业应当供给农村地区必需品，而价格应当使国家能够避免强迫征购农民的产品。改善同农村地区的经济关系，无疑是新经济政策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然而，经过短期的试验以后，事实表明，工业尽管具有社会化的特点，但还是需要资本主义所制订的一套付款办法。计划经济不能仅仅依靠论据。供求法则在长时期内依然还是一种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不可缺少的调节者。市场在新经济政策认可和有组织的通货帮助之下开始发生作用。早在一九二三年，由于农村地区开始给予刺激，工业便开始恢复。不仅如此，工业的发展还很快达到了高速度。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即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的生产都增加了一倍，到一九二六年就已达到战前水平——也就是说，比一九二一年的规模增长了四倍多。与此同时，农业虽然是以一种要适中得多的速度发展，其收获量却在不断地增加。从一九二三年这个关键性的年头开始，执政党内部在工农业关系上早就存在的意见分歧，开始趋于尖锐。在一个贮备消耗殆尽的国家里，只有向农民借谷物和原料，工业才能发展。然而，如果对产品的“强制性借贷”过重，就会损害对劳动的刺激。农民对未来的繁荣没有信心，因此如果城市派出购粮队，他们就会用停止播种来回答。另一方面，如果收购过少，又会使工业遭到停工的危险。农民得不到工业品，就会转向工业劳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把旧家庭手工业恢复起来。党内的意见分歧开始发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究竟从农村拿多少东西来供给工业，才能加速工农业生产力平衡时期的到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执，很快就由于农村本身的社会结构问题而复杂化。一九二三年春天，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左翼反对派”——可是当时大家还不知道这个名称——代表，用情况不妙的图表形式表明了工农业价格的脱节。这种现象当时第一次被称为“剪刀差”，这个术语从此以后几乎成了国际通用的名词。如果工业进一步落后——发言人说——而使这种剪刀差继续扩大，那末城乡关系就会不可避免地破裂。农民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所完成的民主与土地革命和对于它采取的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政策，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没收地主的土地和使用国家的土地，每年给农民带来五亿多金卢布的好处。可是在国家产品的价格方面，农民付出的金额要大得多。只要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次被十月革命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的实际结果，是使农民遭到亿万卢布的损失，那末两个阶级的联盟就依然是一个疑问。农民经济从过去沿袭下来的分散性，由于十月革命的结果而更加加重。在革命以后的十年中，独立农户的数字从一千六百万增加到两千五百万，这自然加强了大部分农民经济完全自给自足的性质。这就是农产品缺乏的原因之一。小商品经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剥削者。随着农村恢复的程度，农民群众的分化也开始扩大。这种发展走上了过去走过的老路。富农[1]的增长远远超过农业总的增长。在“面向农村”的口号下，政府的政策实际上是使自己转向富农。加在贫农身上的农业税比加在富裕农民身上的重得多，不仅如此，富裕农民还占有了国家的大部分贷款。余粮主要掌握在农村上层分子手中，这种余粮就被他们用来奴役贫农并进行投机，卖给城市资产阶级分子。当时的执政派理论家布哈林向农民提出了他的著名口号“发财吧！”从理论上说，这个口号的意思也许是富农逐步长入社会主义。实际上，它意味着牺牲压倒多数的利益而使少数人发财致富。政府在自己政策的摆布下，面对着农村小资产阶级的要求被迫步步后退。在一九二五年，雇佣劳动力和租用土地在农业中已经合法化。农民在一方面是小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工之间日益两极化。与此同时，国家由于缺少工业商品而被排挤出农村市场。在富农和小家庭手工业者之间，就好像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出现了经纪人。国家企业本身，为了获得原料，越来越不得不同私商打交道。资本主义日益高涨的潮流到处可以看到。有头脑的人清楚地看出，在所有制的形式方面进行的一次革命，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问题，而只不过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而已。一九二五年正当对富农的方针全力执行的时候，斯大林开始准备把土地非国有化。有一位苏联记者在他的暗示下提出了一个问题：“把每个农民耕种的土地立契出租十年，是不是不符合农业的利益呢？”斯大林回答说：“符合，甚至可以出租四十年。”格鲁吉亚的农业人民委员在斯大林本人的倡议下，提出了土地非国有化法草案。其目的是使农民对于自己的未来具有信心。在一九二六年春天这项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预定要出售的粮食有百分之六十是掌握在百分之六的农民有产者手中！国家不仅缺乏用来出口的粮食，而且连国内需要的粮食也不够。由于出口达到无足轻重的地步，结果必须放弃进口工业品，同时尽可能削减进口的机器和原料。这种依靠富裕农民的政策推迟了工业化并且打击了一般农民群众，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的两年内清楚地显示了它的政治后果。这种政策使城市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大大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使他们夺取了许多下层苏维埃，加强了官僚的力量和自信，加重了对工人的压力，并且完全压制了党和苏维埃的民主。富农的增长使统治集团的两个著名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不安，意味深长的是，这两个人当时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主要的无产阶级中心的苏维埃主席。但是各省以及官僚都坚决站在斯大林一边。对富裕农民的方针取得了胜利。一九二六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其追随者参加了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当然，“原则上”统治集团就在当时也并没有放弃农业集体化。他们只不过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把这项工作推迟几十年。后来担任农业人民委员的雅柯夫列夫在一九二七年写道，虽然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通过集体化才能完成，但是“这项工作显然不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能够完成的，也许十年也完不成。”他还说，“集体农庄和公社……现在和将来很长一个时期，毫无疑问都只不过是个体农业经济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小岛。”实际上，那个时期只有百分之八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党内关于所谓“总路线”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就已表面化，到一九二六年变得格外紧张激烈。左翼反对派在其涉及各种工业和经济问题的长篇纲领中写道：“党应当抵制并粉碎一切要取消或损害土地国有化的倾向，因为土地国有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派取得了胜利；直接企图反对国有化的打算放弃了。但是，这个问题所牵涉到的当然还不止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为了抵制农村个体经济[2]的增长，我们必须更快地发展集体农庄。必须有系统地年年拨出一笔相当大的款项来帮助贫农组织集体农庄。合作社的整个工作应当围绕着这个目的：把小生产转变为集体化大生产。”但是这个广泛的集体化计划，被顽固地认为在未来的几年以内仍然是空想。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它的任务是驱逐左翼反对派——筹备期间，以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一再重申：“我们绝不要坠入（！）广大农民群众集体化的那种小农幻想。在目前的环境下，这种集体化不再可能。”从时间上看，当时是一九二七年底。统治集团在那个时候同自己未来的农民政策竟有那么大的距离！在那几年（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统治联盟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二六年初倒向反对派），一直跟“超工业化”和计划领导的鼓吹者作斗争。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知道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于大胆的经济倡议竟采取那样痛恨的不信任态度，一定会大吃一惊。在外来的推动之下，工业化的速度通过实验加快了，与此同时，所有的核算却粗暴地取消了，总的开支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二三年反对派提出执行五年计划的要求时，遭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嘲笑，这个阶级所怕的是“跃进到不可知的世界”。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斯大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还说，试图建立第聂伯水电站，对我们来说，就像农民不买牛而买了一个留声机一样。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概括了整个纲领。值得指出的是，在那几年当中，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报刊以及追随其后的社会民主党报刊，都以同情的口气重复官方的说法：“左翼反对派”所主张的是工业浪漫主义。在党内讨论不休的时候，农民对于缺少工业品的回答是越来越顽固的怠工。他们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也不增加播种面积。右翼（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那个时期是决定调子的，他们要求在农村为资本主义倾向开辟更广阔的场所，具体作法是提高粮食价格，甚至不惜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在这种政策下，唯一可能的出路是，进口工业品，出口农业品原料。但是这样做就会意味着，不是在农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而是在富农和世界资本主义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了。使十月革命达到这样的目的是不值得的。在一九二六年的党代表会议上，反对派代表作出的回答是：“加速工业化，特别是用增加富农捐税的办法，就会生产大批物品并降低市价，而这是对工人和对大多数农民都有好处的……面向农村并不意味着背对工业，而是意味着工业向农村。因为国家的‘面’如果不包括工业，对农村就没有用处。”斯大林在答复中斥责了反对派的“臆测的计划”。工业绝不要“向前猛冲，以免脱离农业和不管我国的积累速度”。党的决议继续重复这些消极适应上层富裕农民的词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为了最后粉碎“超工业化者”而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警告是：“国家资金过多地用于大工程是危险的”。统治派当时仍然不愿看到任何其他危险。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经济年度，工业主要靠革命前的机器和农业靠旧工具的所谓恢复时期宣告结束。要想进一步前进，必须大规模地进行独立的工业建设。领导工作不可能再没有计划地摸索着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假想的可能性，反对派早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期间就已作过分析。他们的总结论是，从资产阶级手中承袭下来的设备消耗完以后，苏维埃工业在社会主义积累的基础上有可能取得在资本主义下完全不可能达到的发展速度。我们对发展速度所作的审慎估计大约在百分之十五至十八之间，统治派的领导人们对此公然加以嘲笑，认为是一种不可知的未来的幻想音乐。这一点就是当时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本质。最后到一九二七年才起草完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草案，充满了小家气派。按照计划，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从百分之九逐年下降到百分之四。在整个五年期间，每个人的消费只计划增加百分之十二！在这个初次起草的计划中，贯穿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胆小思想，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这个事实上，即五年末的国家预算计划，总共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六，而无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沙俄，其预算倒占了百分之十八！也许还有一点也值得提一下，几年以后，起草这个计划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都被当作按照外国的指挥行事的有意识的破坏分子受到审讯，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些被告者如果有胆量的话，本来是可以这样回答的：他们的计划工作完全符合当时政治局的“总路线”，并且是在政治局的命令下制订的。不同倾向的斗争，现在转为用数学来表示了。反对派的纲领说，“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提出这样一个成效极小和十分悲观的计划，这一点意味着，实际上是在反对社会主义。”一年以后，政治局采纳了一个新的五年计划，生产的每年平均增长率达百分之九。然而，实际发展情况显示了一种难以改变的趋势，即接近“超工业化者”所估计的系数。又过了一年，政府的政策作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其增长率很接近一九二五年反对派所预测的数字，比可能预期的还要接近。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苏联经济政策的真正历史同官方的说法是很不相同的。不幸，像韦伯夫妇这样忠实的调查者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二、大转变：“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和“全盘集体化”在个体农民事业面前犹疑不决，对巨大的计划没有信心，维护最低的速度，忽视国际问题——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国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本质。这个理论是无产阶级在德国失败以后，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提出的。不要急于工业化，不要同农民争吵，不要指望世界革命，特别是，保护党的官僚的权力，使它不要受到批评！农民的分化被指责为反对派的捏造。上面提到的雅柯夫列夫解散了中央统计局，因为这个机构所进行的统计，使富农所占的地位超过了当局认为满意的程度。另一方面，领导人镇静地表示，物品缺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目前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平稳的速度”，将来收购粮食将更加“公正”，等等。力量加强的富农把中农拉过去，使城市陷于粮食封锁状态。到一九二八年一月，工人阶级的面前出现了日益逼近的饥荒阴影。历史也会开恶意的玩笑。就在那一个月，当富农正扼住革命的喉咙时，左翼反对派的代表被投入牢狱或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各地去，罪名是他们在富农的幽灵面前“惊慌失措”。政府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粮食封锁是富农（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明目张胆的敌对态度引起的——也就是说，是普通政治动机引起的。但是，富农很少倾向于那种“唯心主义”。如果他们藏匿粮食，那是因为他们从买卖当中无利可图。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把广大的农民阶层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对富农的破坏行动只采取镇压的办法，显然还不够。必须做的是改变政策。然而，即使做到这一点，摇摆不定也已浪费了不少时间。当时还是政府首脑的李可夫，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宣布：“发展个体农庄是……党的主要任务。”斯大林支持这种说法，他说：“有些人认为个体农庄的作用已经消失，因而我们不应当支持这种农庄……这些人同我们党的路线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过了不到一年，党的路线已经同这一段话毫无共同之处。“全盘集体化”的曙光开始出现在地平线上。新方针正像以前一样，是抱着实验的态度提出的，同时是通过政府集团内部的隐蔽斗争提出的。左派的纲领在一年以前就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右派和中派在共同对付反对派的情况下团结起来，但是在清除反对派以后，右派和中派之间的未来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加速到来。”后来的发展正是这样。正在分裂中的集团的领导人们，当然绝不会承认左派的这个预测像许多其他预测那样会成为事实。直到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斯大林才公开宣称：“说我们中央政治局内有右倾或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已经到了抛弃这种谣言的时候了。”[3]两派当时都在试探党机构的意见。受到压制的党天天都生活在阴险的谣言和猜测当中。但是只不过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向善于摆脱困境的官方报刊宣称，政府首脑李可夫“曾经推测苏维埃政权要遭到经济困难”；共产国际的首脑布哈林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影响的导线”；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主席托姆斯基只不过是一个可悲的工联主义者。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所有这三个人都是政治局的委员。由于同左翼反对派进行的整个斗争是从右派方面取得武器的，因此布哈林现在能够理直气壮地谴责斯大林，说他在反右派斗争中使用的武器，正是他所指责的左翼反对派的一部分纲领。无论如何，到底还是作了改变。“发财吧！”这个口号，连同富农毫无痛苦地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终于遭到了谴责，虽然时间晚了些，却格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工业化提上了日程。自我满足的那种清净无为的心情，被一种加快速度的恐慌情绪代替。列宁的差不多已被遗忘的口号“赶上并超过”，加上了新的字眼：“在尽可能最短的时期内”。作为最低纲领制订的五年计划，虽然原则上已经得到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同意，但是一个新的计划代替了它，而这个新计划的基本因素完全是从已被打垮的左翼反对派的纲领中借来的。第聂伯水电站，昨天还被比作留声机，今天成了注意的中心。在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新成就以后，口号又进了一步：“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令人吃惊的经验主义者现在认为什么事情都能做到了。正像历史上往往出现的情况一样，机会主义转变成它的反面——冒险主义。从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八年，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接受布哈林的“龟行速度”哲学，现在却毫不费力地一跃而为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企图把各个部分的暂时的成就改为定额，而忽视了不同工业部门之间互为条件的相互关系。计划中的财政漏洞，用印制的纸票填塞。在第一个计划期间，货币流通量从十七亿增加到五十五亿，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达到八十四亿卢布。官僚不仅摆脱了群众在政治上的监督——这种强制执行的工业化给群众增加了无法忍受的负担——而且摆脱了金卢布[4]所发挥的自动监督作用。通货制度本来在开始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又连根动摇了。然而，从农民方面出现了主要危险，这不仅是对实现计划来说是如此，就是对政权本身来说也是如此。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全国居民吃惊地从《真理报》的一篇社论中了解到，农村的面貌根本不是当局到那时为止所描绘的样子，相反，倒很像被开除的左翼反对派告诉他们的。报刊昨天还否认存在着富农，今天在上面的暗示下，发现不仅农村有富农，而且党内也有富农。事实表明，共产党的核心组织经常为富裕农民占据着，这些农民掌握着复杂的机器，雇佣雇工，对政府隐瞒几十万普特粮食，并且无情地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政策。报纸争先恐后地刊载耸人听闻的报道，揭露居于地方书记职位的富农如何拒绝批准贫农和雇工入党。所有的老标准都颠倒过来；好和坏互相换了位置。为了养活城市，必须马上从富农那里得到每天的粮食。这一点只有用武力才能做到。没收余粮——不仅是富农的，还包括中农的——用官方的话来说，叫做“非常措施”。这个名词也许意味着，明天一切照旧。但是农民不相信这种好听的字眼，他们不相信是对的。粗暴地攫夺粮食，连富裕农民增加播种面积的积极性也给剥夺了。雇工和贫农没有活干。农业又一次进入了死胡同，国家也随之进入死胡同。因此有必要不惜任何代价修改“总路线”。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虽然还把个体经济放在主要地位，但是已经开始强调必须更快地发展苏维埃农场和集体农庄。然而，由于对粮食的需要非常紧迫，向农村进行的军事征讨不能停止，那个促进个体经济的计划只好搁置起来。结果必须“滑到”集体化方面去。收购粮食的暂时“非常措施”，出乎意料地发展成为一个“消灭富农阶级”的计划。互相矛盾的命令一个接一个，比粮食配给的命令还要多，从这些命令可以看出，显然，在农民问题上，政府不仅没有五年计划，连五个月计划也没有。新计划是在粮食危机的刺激下制订的。根据这个计划，集体农庄到五年末大约要容纳百分之二十的农户。如果考虑到，在前十年当中集体化在农村所占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一，那末，这个计划太大就是显而易见的了。这个计划到五年过了一半的时候，还远远落在后面。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斯大林放弃了犹豫不决的态度，而宣布要消灭个体经济。他说，农民正在“整乡、整区甚至整个省”地加入集体农庄。雅柯夫列夫在两年前还说，合作社在许多年内只能是“农户大海中的一些岛屿”，现在作为农业人民委员，却接受了命令要“消灭富农阶级”，并且在“尽可能最早的日期”全盘集体化。在一九二九年，集体农庄所占的比例从百分之一点七增长到百分之三点九。一九三〇年增长到百分之二十三点六，一九三一年是百分之五十二点七，一九三二年是百分之六十一点五。现在，谁也不会愚蠢到再去重复自由主义分子的谰言，说什么集体化整个说来是在赤裸裸的武力下实现的。在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有一个时期举行了反对地主的起义，另一个时期向未开垦的地区输送了大批移民，还有一个时期则纷纷奔向形形色色的派别，这些派别答应用天上的乐园来补偿农民在地球上的那一小块地。现在，在没收大庄园和彻底分配土地以后，要把小块土地再联合成大片土地，成了农民、农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死存亡问题。然而，只是这种一般的历史性考虑，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集体化的真正可能性，并不决定于农村陷入困境的深度，也不决定于政府的管理能力，而主要决定于现有的生产资源——也就是工业供给大规模农业以必需机器的能力。这种物质条件是缺少的。集体农庄建立时所拥有的装备，主要只适用于小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言过其实的迅速集体化便具有了一种经济冒险的性质。由于事先没有料到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这样急剧的转变，因此政在新方针方面没有、也不可能进行甚至基本的政治准备。不公农民群众，就连地方政权机关也不知道要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农民听到谣言，国家要攫夺他们的牲畜和财产，他们非常愤慨。而这种谣言同事实的距离并不远。实际上，官僚实现了他们以前讽刺左翼反对派的那句话：“掠夺农村”。对农民来说，集体化似乎基本上就是没收他的所有财物的一种形式。官僚机构不仅把马、牛、羊、猪集体化，而且把新出生的小鸡也集体化了。正像一个外国观察家所说的，官僚“把毡靴非富农化了，而这些毡靴都是从小孩子的脚上脱下来的”。结果，农民像患了流行病一样，纷纷廉价出售牲畜，或者为了得到肉和皮而把牲畜宰掉。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一次莫斯科代表大会上，有一个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描绘了一幅集体化的两面图景：一面是，他断言正在整个农村强有力地发展着的合作化运动，“现在将摧毁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另一面是，农民在加入合作社以前争先恐后地出售自己的工具、牲畜甚至种籽，这种情况“所占的比例肯定日益具有威胁性”。不管这两种概括多么矛盾，二者对比之下却正确地表明，集体化的迅速实行乃是绝望的一种标志。上面提到的那位外国评论家写道，“全盘集体化使国民经济陷入一种几乎史无前例的毁灭境地，就像进行了三年战争一样。”两千五百万单干农民的利己主义，昨天还是农业——虽然像农民使用的老马一样，但还有些力量——的唯一推动力，现在官僚却在缺乏技术设备、农学知识和农民本身的支持的情况下，设法一劳永逸地由两千个集体农庄管理处加以控制。这种冒险做法的悲惨后果，不久就产生了，并且一直延续了若干年。粮食的总收获量，一九三〇年曾经增长到八亿三千五百万担，在以后的两年中下降到七亿担以下。减少的数量从本身来看似乎并不是灾难性的，但它意味着，正好丧失了城市所需要的那一部分粮食，如果让城市即使保持那种长期的饥饿定量的话。在技术作物方面，后果还要糟。在集体化前夕，糖的产量曾经达到差不多一亿零九百万普特[5]，到全盘集体化的高潮时期，由于缺少糖萝卜，产量下降到四千八百万普特——也就是说，减少了一半。但是遭到破坏力最大的巨风的是动物的王国。马匹的数目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五，即从一九二九年的三千四百六十万匹下降到一九三四年的一千五百六十万匹。牛的数目从三千零七十万只下降到一千九百五十万只，即减少了百分之四十。猪的数目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五；羊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六。人由于饥饿、寒冻、流行病以及镇压措施而死去的数目，不幸，没有像牲畜屠宰数统计得那么精确，不过也达几百万。造成这些牺牲的责任，并不在于集体化，而在于集体化时所使用的那一套盲目的、粗暴的和冒险性的方法。官僚机构一点预见性也没有。甚至企图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同农庄的福利结合起来的集体农庄章程，到悲惨的农村遭到这样无情的破坏以后才公布出来。这种新方针之所以具有强制性，是由于必须设法在一定的程度上摆脱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政策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即使如此，集体化本来也还是能够、也应当拥有一种比较合理的速度和比较审重的形式。官僚既掌握着政权，也掌握着工业，本来可以把发展过程规划得不致把国家引向灾难的边缘。它本来可以、而且也应当采取比较符合农村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速度。“左翼反对派”的流亡机关报在一九三〇年写道，“在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下，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大约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内，可以得到彻底的改造并为集体化提供生产基础。但是在这个时期内，将会有不止一次的机会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个警告并没有夸大其词。在全盘集体化的年代里，十月革命的领土上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地充满了毁灭的气息。不满、不信任、苦难，逐步腐蚀着全国。通货的混乱，稳定的“传统的”自由市场价格的高涨，国家和农民之间从贸易关系过渡到粮食、肉类和牛奶征税，同大规模掠夺集体农庄财产以及大规模隐蔽这种掠夺行为进行的殊死斗争，为了反对富农的破坏行为（在“消灭”富农阶级以后）党所进行的纯粹军事性的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恢复粮食卡片和饥饿口粮，最后还有恢复护照制度——所有这些措施使整个国家重新充满了那种表面上早已结束的国内战争气氛。对工厂进行的粮食和原料供应，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坏。无法忍受的劳动条件引起劳动力转移，装病不上工，工作粗心大意，损坏机器，废品的百分比高，以及总的来说质量低劣。一九三一年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了百分之十一点七。根据莫洛托夫附带提到的一点——所有苏联报刊都曾刊载——一九三二年的工业产量只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五，而不是原来年度计划所规定的百分之三十六。说实在的，在这以后不久全世界就听到，五年计划已经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但是这一点只不过意味着，官僚在捏造统计数字和舆论方面厚颜无耻，毫无顾忌。然而，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危险的不是五年计划的命运，而是政权的命运。政权侥幸保存下来了。但这是政权本身的优点，因为它在人民的土壤中已经深深地扎了根。同样重要的是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农村经济混乱和内战频仍的那些年代，苏联主要是在一个外国敌人的面前陷于瘫痪状态。农民的不满情绪侵入了整个军队。不信任和犹疑不决挫败了官僚机器和领导干部的士气。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从东方或者是从西方给予一次打击，都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幸运的是，在工商业陷于危机状态的最初几年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迷惑的观望心情。谁也不准备打仗；谁也不敢尝试一下。不仅如此，没有一个敌对国家充分地认识到这种社会动乱的严重程度，这种动乱当时在官方歌颂“总路线”的吼叫声中正在震撼苏维埃的国土。***我们的历史纲要虽然简短，但它表明——我们希望它可以表明——工人国家的实际发展已经多么远地离开了逐步地不断地取得成就这样一幅美丽的图景。我们在下面将要探讨过去的危机，得出一些可以说明未来的重要征候。但是除此以外，对于我们来说，似乎还有必要对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左右摇摆的情况进行一次历史性的回顾，以摧毁那种人工培养出来的个人拜物教。这种拜物教认为，要取得成就——不管真的还是假的——关键在于领导的特殊品质，而不在于革命所创造的那种财产社会化的条件。当然，新社会制度的客观优越性本身，也表现在领导人的方法上。但是，这种方法同样地也反映了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同时还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具有局限性的条件，而当权的干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苏维埃领导人的政策无关紧要，那将是最严重的错误。世界上还没有别的政府，把整个国家的命运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到这样的程度。资本家个人的成败，当然不是全部，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时甚至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决定于个人的品质。作一些必要的改变，苏维埃政府在整个经济制度方面所占据的位置，也就是资本家在一个企业当中所占据的位置。国民经济的集中性，把国家政权改变为一种具有巨大重要意义的因素。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府的政策就不能用概括的结果来判断，也不能用纯粹的统计材料来判断，而必须看清醒的预见性和计划领导在取得这些成就方面起了什么具体作用。政府方针的左右摇摆，不仅反映了情况的客观矛盾，而且反映了领导人在及时了解这些矛盾和采取措施防止这些矛盾方面能力不够。要把领导的错误表达得像簿记一样准确，是不容易的，但是从我们对于这种左右摇摆的历史所作的概括说明当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已经强加给苏维埃经济一种总开支极大的重担。有一点当然还是不可理解的——至少以一种合理的态度对待历史的话——即一个思想最贫乏、犯错误最多的派别怎么会、为什么会反而占了上风，压倒了所有的其他集团，并且把一种毫无限制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我们的进一步分析也将为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我们还会看到，专制领导的官僚主义方法同经济和文化要求的矛盾，同苏联发展过程中由于新危机和动荡不安的产生而不可避免地要求采取的必需措施的矛盾，如何越来越尖锐。然而，在探讨“社会主义”官僚的双重作用以前，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取得的成就的真正结果是什么？社会主义在苏联真正建成了吗？或者更审慎地说就是：目前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可以成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保证——就像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成就变得能够成为防止农奴制度和封建制度复辟的保证那样吗？[1]即雇佣劳动力的富裕农民。——英译者注[2]Fermerstvo（俄文Фермерство）。——英译者注[3]《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中文版第203页。——中译者注[4]一个金卢布理论上等于五美元。——英译者注[5]一普特约等于三十六磅。——英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第七章理论与实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七章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写过两本系统地论述哲学的小书：《实践论》与《矛盾论》。前者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后者完成于同年八月。据两书的编者所作题解，其目的均在于“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换句更明白的话说，即毛氏写作这两篇论文的主要用意，在于从根本理论上给予王明派以打击。看过我们前面的文字，读者们想必记得一九三七年前后正是毛泽东补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时期。读者们想必也还记得，在抗日战争初期，那个在遵义会议上被撤职的王明及其一派并未完全失势，他们所能予毛泽东一系的威胁还是相当“严重”的。毛泽东为要确保并巩固其业已取得的胜利，必须继续斗争，而且要全面地斗争。那意思是说，毛泽东不仅要在军事和政治的领导上（这方面他当时业已获得重大胜利），而且要在理论思想的领导上，打击并克服王明系统的“教条主义”。在理论斗争中，最基本的一个战场自然是哲学阵地。毛泽东于是开辟了这个阵地。此外，我们知道，毛泽东很久以来被王明们称为“经验主义者”。为要摘去这顶不很光明的帽子，毛泽东也必须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问钻研一番，以便一方面提高自己，另方面予攻击者以反击——将另一顶帽子回敬论敌。 这样一种写作情况，决定了这两本小书的性质。首先，它们与其说是毛泽东阐明或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毋宁说是毛氏自修这种学问时的笔记而加以系统化的叙述。其次，它是政治性超出于学术性的。我们说二书实际上是读书笔记，绝无想贬低其价值的意思。任何一种著作的价值，都不是决定于它的体裁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价值绝不低于他的哲学专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纲要，当然与恩格斯的正式著作《费尔巴哈论》具有同样的价值。所以问题不在于形式上的体裁，而在于实质上的思想内容。同样是笔记，可以是平庸的抄录，简单作备忘之用；亦可以是高明的提炼，其中迸发出智慧接触时的火花，它们可以是低能的误解，将原作的精华变成糟粕；同时相反，亦可以是天才的领悟，或化原作的腐臭为神奇，变谬误为真理（例如马列诸人之于黑格尔），或将原有的宝藏发掘光大，将普遍的真理具体应用（例如列宁在许多问题上对马、恩的关系）。列宁的许多名作其实都可算作笔记，特别是《国家与革命》，其中一大部分是摘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文字，它只加了“许多注释和附论”（见列宁致加米涅夫的信）。可是这种体例却毫不影响读者“感觉到思想和意志的强烈的冲动”，毫不损害这本名著非常巨大的价值。因此，如果有谁看见我们将毛氏的两篇哲学论文算作他自修哲学时的笔记感想而生气，那只由于他要神化毛泽东的可怜企图罢了。 至于说那两篇文章中，政治性远超于学术性，其本身亦非绝对的毛病。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哲学上的超然态度原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欺人之谈。哲学总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为某一阶级利益与某一政治思想服务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谈哲学时是否牵涉到政治，却在于它谈得对不对，牵涉得好不好。 毛泽东的“哲学笔记”够得上我们上举的哪一种标准呢？它们对马、恩、列诸人的原著说来，是平庸的抄录，是低能的误解，是高明的提炼，还是天才的领悟呢？依今天中共的宣传家们的说法，毛氏的哲学著作也是对于马列主义的“天才的、创造的发挥”。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不过我们也愿意承认，毛泽东这方面的成就，比之于他所崇拜的斯大林，却确是高出一筹的。斯大林为要表明他在哲学上也是“伟大天才”起见，我们知道，他曾经给旧本《联共党史》写了第四章中的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是这样写法的，首先，他宣布：“辩证法是与形而上学根本相反的。”接着，他便一二三四地列举了二者相反的四点，亦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上：抄录了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然后他就跟着做了七个“由此可见”，有如：“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执行不调和的无产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调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最后，他便做结论道：“以上便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去观察社会生活，去观察社会历史的情形。”斯大林这个样子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挥”，给人的印象是与哲学顶顶没有关系的。它令人想起法院里判案的主文，也叫人想起基督教会里的教义问答与十诫。实际上，这些根本不能叫做哲学讨论，而只是共产党官僚在“哲学”方面所发的绝对命令罢了。普列汉诺夫在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俄译本第二版所作序文中方写过这样有意思的话： “斯宾诺莎谈到培根时说：培根没有证明自己的意见，而只是叙述了自己的意见。如果颁布命令这个词还不能更好地说明别尔嘉耶夫先生叙述自己思想的方法，那末用斯宾诺莎论培根的话来论别尔嘉耶夫也可以。不过当培根这样的思想家叙述或是像颁布命令似的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在他的命令和描述里可以看到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在别尔嘉耶夫先生那样糊涂的头脑所颁布的命令中，根本没有一点教益的东西。” 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移赠给斯大林，只要将“别尔嘉耶夫的糊涂头脑”，改成为“斯大林的官僚头脑”就够了。 斯大林这种官僚的哲学抄录，不但没有教益，而且还极其错误，因而是非常有害的。稍稍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明白，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学说，并非从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上“由此可见”出来。杜林先生当年就曾如此诬蔑过马克思，恩格斯为此回答道：“马克思只是在提出自己的历史经验的证明之后”，才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那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而将来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则是否定的否定。恩格斯接着又说： “所以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想也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的历史必然性。相反地，在他以历史观点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已经真正实现，部分往后还一定要实现以后，他才指明，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是按一定的辩证法的规律发生的。全都就是如此。”（《反杜林论》译本第一三八页） 可是斯大林的“哲学”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否定的否定，“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否定了自己劳动的个人所有制，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一定又要否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客观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给变成了比黑格尔更不如的（因为黑格尔绝不会如此浅薄的）主观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叫黑格尔的辩证法顶天立地站起来，斯大林却将马克思的辩证法又来一个倒栽葱着了地。 毛泽东研究辩证法的态度虽然也一再声明：“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过程的研究的时候……”，“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因此也多少犯着我们上引恩格斯所指出先后倒置的毛病；不过整个说来，毛泽东确能注意对事物作具体与客观的研究，并非简单规定了几条辩证法原则，就“由此可见”地推论出种种有关乎社会历史与革命行动的戒律，他并不企图用辩证法法则去代替社会科革与革命科学。因此我们说，毛泽东在这方面确高出斯大林一筹。 斯大林给联共党史写的那一节“钦定哲学”，不但是最平庸的抄书，而且是极低能的误解。至于毛泽东的“笔记”，虽然完全称不上高明的、更不必说是“天才的”、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发挥，但最低限度，它们表明了毛泽东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体会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方法，并且给自己的思想方法找寻了哲学根据，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体会，也可以批评他找来的根据，却不能说他是简单的抄袭。 毛泽东不是以哲学家的资格，而是以革命政治实行家的资格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他不像思格斯与列宁那样，从所有方面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只选择了认识论中的一部分：实践的意义，以及辩证法中的一个规律：矛盾论。正确些说，毛泽东主要是从这两个特定问题入手，企图把握纵非全部但属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暴露出他在各种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上的修养不够，但另一方面——这方面是更重要的——却也表明出毛泽东比斯大林有自知之明，不肯强不知以为知，且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缺点，以便在学习或研究上能多少有所获得。 因此，斯大林的哲学专著是毫无价值的，而且应该抛弃的。今天由赫鲁晓夫下令重编的苏联共产党史，虽然整个说来不见得比斯大林的钦定本高明，但完全删去了那一节“御制”文字，倒是做得不错。毛泽东的“实践”与“矛盾”二论虽然于马列主义的哲学无所增益，但作为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的哲学根据看，却无可否认地有其价值。就此一意义说，《矛盾论》的价值与重要性大大超过了《实践论》。《实践论》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之系统叙述，无论哪方面都无新意可言。如果有若干意义的话，那只在于它代表了毛泽东自我教育与自卫斗争的一个重要标志罢了。整个的中共，以及个别的毛泽东，一直在一九三五年之前，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可说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他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自称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反对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拿起枪杆子，他们拼着性命和国民党进行了长期的生死血战；可是，他们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指责的那些“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一样，只“尊重经验”（当时流行的名字是“实际工作”）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领导革命”，毛泽东说的非常对，“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结果真是如此，而且是一再碰了壁的。不过碰壁的主因不在于这些实干家的“事务主义”本身，而在于他们的缺乏通盘、明确与远大的方针和前途，即缺乏理论的分析力与洞察力，以致让莫斯科的假理论家们的错误方针，得以通过其直系王明等人的执行而使革命碰壁罢了。毛泽东两面碰了壁：一面碰革命事实的壁，另一面碰那些假洋鬼子假理论的壁。痛苦使他思索学习，使他要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所以这个过程是很自然的。而《实践论》与《矛盾论》便是这个过程中的两块重要路标。 毛泽东首先是实行家，是先行后知者。关于这方面，我们在前面的文字中已经说得很多。王明们称他做“经验主义者”，并非没有根据的。毛泽东最看得起实力，最信赖枪杆子。不管他没有好好儿读过马克思主义，实际工作却总已经给他争到了不少“一得之功”。因此，他骨子里是始终不会看重理论的。但他不会不懂得“经验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的词汇中所占的卑微地位，他不会不在“教条主义者们”的搬弄“理论”时感觉到应付为难；同时，在漫长的斗争道路中，由于自己“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方针，没有远大前途”，一个郑重的革命家绝不会不深感痛苦而立志去学习理论的。因此，毛泽东当三十年代中期补修理论时的动机是复杂的。首先，得为自己一向看重实际工作的特性辩护，其次，确实要弄清楚马列诸大师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的态度，第三，要坐实王明们教条主义者的罪名。为要达到这几个目的，毛泽东的哲学研究，就很自然地要从“实践”问题开始，要集中于“知行”问题。 辩证唯物论重视实践，将它作为人类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它看重感性的经验，将经验当作认识的来源与基础……这些基本观念其实与中共传统的，特别与毛泽东强调的所谓“实际工作”完全不是同一回事，甚至不是同一类事。前者是树立真理的客观性与思惟的“此岸性”的一些重要论点，而后者却有关乎革命工作中理论与实践孰先的争论。后一争论，当它发生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中时，在前述的基本哲学立场上，至少已假定为一致同意的。大家都同意真理的实践标准，大家都承认感性认识（经验）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却仍旧可以发生，而且事实上常常发生如下争论：究竟一个革命家最可贵与最需要的品质是理论的洞察力与概括力呢，还是事实的调查研究？是战略性的高瞻远瞩呢，还是策略性的随机应变？是原则性的坚持贯彻呢，还是政策性的趋避适应？不用说，前后两种品质无法截然分开，不能机械对立。以革命事业或革命党的整体而论，二者都可贵，二者同样需要，因为它们相辅相成。但是正像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一再阐明的那样，一个革命家就其主要的特性来看，大体上确实分成这两个类型，而这两类革命家对于革命与革命党的贡献，确实有大小高下之分的。毛泽东企图抹煞这种分别，更不愿在二者之间有所轩轾。他强调知行合一，一方面反对空谈的理论家，另一方面反对经验主义的事务家，以此指出一个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必须既看重理论，又注重实践；他们必须是又文又武，能文能武的全才。其实，这样他并不曾解决问题。至低限度，这除了表示毛泽东不是像王明们诬蔑的“经验主义者”，表示他不是一味讲干的实行家，而是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同样高明之人，此外便不曾说明什么。因为事实上，人人都是有所长与有所短的，这种偏能一半由于天生，一半由于教育和环境。革命者是人，他们也不可能是全才的。所以否认理论家与实行家之分是否定事实；而将理论与实行一视同仁、无分高下，实质上总就是轻视理论，偏重实干。 我们不是孙中山“知难行易”的信徒，更不是宗教先知崇拜的拥护者，因为它们的出发点是唯心论，是反动的等级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这能力比获取感觉材料要难得多，同时这个能力，并非每个获得感觉材料的人都能养成的，而培养成功的这种能力，又非高下相等的。然则，我们怎能不看重那些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能作更好飞跃的理论“先知”呢！ 毛泽东从来不公然说理论可以看轻。他主张理论与实践并重。在《实践论》中，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他非常称道了斯大林的那两句话：“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可是这个“二元论”不曾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所问的是：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了的理论，跟那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到底是何者为先？何者更重要？难分先后，同样重要，是一种回答，不算错。在某种具体的历史情况中，理论重于实践；在另一种不同的具体条件中，实践又会重于理论，这又是一种回答，更加站得住。可是这种回答都难完全免于“二元”之病。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一步实际运动胜过一打纲领”。这句话，一直是种种式式的“实际工作者”或”事务主义者”的护身符。凭此，他们想证明马克思肯定地认为实践高出于并重要于理论。然而这是曲解。列宁曾经很清楚地解释过这句名言的真意。他说：“在这封信里（按：指给威廉·勃拉克的信——王凡西），马克思严厉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所抱的折衷态度：如果要联合的话，“马克思当时向党的领袖们写道，——那末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起见，尽可缔结条约，但决不要拿原则来讲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原来马克思说的这句名言是一句反话，其真意在要强调理论原则的重要性。所以在《怎么办？》中，紧接着这段解释，列宁便提出了他自己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这句话当然也不是凭空说的，他针对着当时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实际情形，即“当醉心于最狭隘实际活动的偏向与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打成一片的时候”，这种“没有革命理论便没有革命运动”的思想是“必须始终极力坚持的”。就俄国的特殊情况言，理论重要性的必须强调，他又指出了三个原因：１.党在奠定初期，“还远没有同革命思想界中的其它各种会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派别算清账目”；２.为了要善于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别国社会主义斗争的经验，独立地检查他们的决议；３.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还没有担负过的民族任务。上引列宁所举的具体条件，对当时俄国说诚然是特殊的条件，可是对以后在东方陆续成立起来的各个共产党或社会党说，却变做共通的条件了。因此，列宁在彼时彼地提出的关于革命理论先于与重于革命运动的断语，对于此时此地的东方各工人党无疑是完全适合的。又因为“其它各种会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派别算清账目”的工作并不限于“奠定党的初期”；历史证明，随着社会主义势力的增加，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世界各国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形形式式的可使与已使革命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思想派别不断发生，以致所有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善于用批评态度来看待它们，检查它们——因此，列宁的那句名言，在今日，其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了。这意思就是说，对于一个现代社会主义的（或称共产主义的）革命党说，以及对于这类政党中的个别党员说，学习与精通马列主义的理论这个要求，应该置于积极行动之先与之上。理论是方向。不先确定方向，越积极的行动也许会在错路上走得越远。 毛泽东提到了列宁重视理论的名言，但跟着却说：“然而马克思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彷佛列宁会在重视理论的名义下提倡清谈的！接下去他就特别称赞斯大林“说得好”，引述了斯氏的“好话”来对消列宁的“空话”，以四平八稳的因而近乎废话的所谓理论实践并重论，对消了列宁那个似有所偏的，但是切实深刻的理论先于运动说。 四平八稳的并重说，在哲学上多半是折衷主义的表现，在社会科学中则常常是以轻为重的一种遮眼术。斯大林的半斤八两说其实是他本人惯于行而不长于知的缺点的掩饰，而毛泽东之所以会欣赏这个“二元论”，因为它有两种好处：一方面可以替他摆脱“经验主义者””实行家”这些名字，另方面却给他保持了重实干而轻理论的实质。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正确的唯物论的认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之一。这里，毛泽东是正确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立场的。可是接下来的那句话：“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却属于机械的引伸，而且是错误的引伸了。人类一般的认识的过程，诚如毛泽东所描写，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但这并不是说，每一群特殊的人，甚至于每一个个别的人，在任何时候，也不论做什么事，都必须按步就班地走上这个过程，并走完这个过程。人类实践和认识的经验长期累积，它们不断地进行着纵的传递与横的交换，因此，今天许多人（个别与群体）的认识不是从自己感性的摸索开始，而是从学习、接受并消化前人和同辈的理性的产物开始的。试问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者，难道一定凭自己经验，先行捣毁机器，试走各种反抗道路，再做形形式式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做过的调查研究，最后才以“自己的道路”走到马列主义吗？当然不，他们可以、而且必须越早越好地，一开始就去接受目前人类已经到达的最高的认识——即马列主义了。因此今天一切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实践，应该从认识开始，应该从竭力取得革命理论的已有成就开始，然后才可以事半功倍地进行革命运动。——革命的实践。他们不应该浪费时间精力，先去“感性地”进行革命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在今天的条件下，不先有“理性的”革命理论作指导，鲜有不大败亏输的。 然则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公式定为革命党人应该遵循的标准呢？原因很简单：这里无意地反映着他自己的认识过程，并有意地为此过程作了辩护。 其实，“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公式，应该说是属于人类和个人认识的幼年时期。等到人类（包括个别人的生命与一个人群的历史）进入到成年时期，这个实践和认识的往复循环，不应该，也不会再以实践作起点，而以认识作起点了。如果毛泽东所规定的是一般的与低级的认识公式，那末特殊的与高级的公式应该是“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后一公式并不否定前一公式；后者却是前者的补充与发展。没有后者，前者作为一般的认识公式是可以成立的。但若以之作为特殊的，比如作为革命党人的成长规律，那就十分错误了。这里暗藏着经验主义者与实干家的“哲学基础”，这里否定了“没有革命理论便没有革命运动”的真理。 可惜的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就其根本思想与主要意图说，恰恰就是这样的哲学基础，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对于理论首要性的否定。 《矛盾论》比之《实践论》，内容丰富得多，其中所表现的毛泽东自己的思想成分也清楚得多，虽然文章的主要性质，仍旧属于读书笔记一类。它其实只是毛泽东阅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特别是他阅读了那篇专文《关于辩证法问题》以后的感想和心得。 我们没有必要研究由毛泽东转述出来的列宁的思想，我们感到兴趣的是毛泽东借这些思想作为因由而充分发挥出来的他本人的思想。在《实践论》里，毛泽东当然也有不少发挥：但是比起《矛盾论》来，这种发挥比较拘束，比较不充分。理由我们说过，毛泽东想借马列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标准来为自己平素的“实际工作论”辩护，为他一向轻视理论的作风辩护，那是无法不吞吞吐吐，藏头露尾，或张冠李戴的，因为哲学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与看轻理论的实际工作，毛氏自己也不能不知道是两回事也。但是踏进了“矛盾论”的领域，毛泽东的感想便大不相同。精明灵活的策略家头脑，在这里似乎找到了策略概括化的公式，这里面的一些思想法则，又似乎给他擅长的权谋理论化与系统化了，这就使得他欢欣鼓舞，鱼跃鸟翔，文思奔放起来。 毛泽东个人的心得，特别发挥于“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三节中。在这三节里，毛泽东并非简单记述了列宁在这些问题上所表示的意见，而是用大量议论和革命史实，企图说明那些意见，而其实是发抒他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如此者，并非为了它们对辩证法的科学有甚贡献——这方面并不足道——而是为了它们在基本的思想方法上，说明了毛泽东在当时之前及之后的政治立场和策略路线之故。无论什么人，在某一意义上都是哲学家。因为人人都有思想，而各人的思想都有其多少各别的思想方法。对这个方法能够自觉到若干，他便是若干成分内的哲学家。所以了解一个人的思想，从这个“哲学”见地入手，总是比较能够举一反三的，因而能够较为全面与深刻的。毛泽东是一个高明之极的策略家，不论在政治方面或军事方面都是如此。这一层，我们在前面已经再三说明过了。在后天的修养上，我们曾经将毛泽东的此一才能，归源到他深厚的儒家思想的训练。孔子是一个出色的辩证法家。中庸之道实际上是任何一种中间阶级所能主张的哲学。孔子的阶级性为何，迄今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聚讼之点，但他地位上属于某种中间阶层却是无可否认的。一个植根于中间社会阶层的思想家，由于其本性使然，他多半是“天生的辩证法家”。这一点，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过了。他有时能从统治者地位看被统治者，有时又能从被统治者立场去看统治者。他两面摇摆，不固执一见，常能面面俱到，左右逢源，这在某一意义说确乎带点辩证法的，只是，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它属于机会主义的辩证法，决非革命的辩证法。中国儒家学说里无疑包含着辩证法成分，老庄学说里更有着辩证法的发挥，但无论前者或后者，他们都一方面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另方面是机会主义的。马克思将辩证法建立在客观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又确立了它革命的立场，固然，应该归功于马克思的才智学说；但是更重要的，都应该归功于一方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另方面世界历史上最革命的、最不会妥协动摇的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觉醒。 所以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世界人类的思想史上不可能有客观唯物主义的同时又是革命的辩证法的存在。 早年的毛泽东从儒家思想里吸收了一些辩证方法。加上他天生的慧黠以及他在中国史书中所学到的那套处世与治人之术，便造成了他那么一个高明非凡称得上伟大的策略家与实行家，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妨碍了他成长为同样高明的战略家与理论家。毛泽东身上固有的，以儒家学说打底的那点子“土辩证法”，妨碍了他全面地，即既唯物而又革命地去把握马、恩、列所代表的“洋辩证法”。毛泽东辩证法的本质是机会主义的。这种思想方法上的机会主义与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是他的机会主义的实践影响了他机会主义的思想，也是他机会主义的思想方法规定了他机会主义的实践。《矛盾论》第三节中有一段文字，我个人觉得非常清楚地透露了这方面的毛泽东思想。文如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在这段冗长的引文里，读者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如何了解着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总过程的特殊阶段。你们当然还看见了他如何应用这个辩证法去解释历史事件，并如何实际地应用于事件。但是读者们是否已经看出其中表明出来的深刻的机会主义？为什么我们要说这段文字最清晰地透露了毛泽东的机会主义思想呢？请听我慢慢分析。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个断语似乎是非常辩证，其实不尽然。A变成非A，B跟着也要变成非B；这个公式，实质上不过是A等于A，B等于B这个公式的变形。它完全合乎常识范围内的形式逻辑。按事理来说，矛盾的质变了，解决的方法也得跟着变，这是真理的一个方面。可是另有一方面，有时我们看见矛盾的性质已有若干改变，但解决的方法却不能改变，反之，有些矛盾的性质未曾全变，而解决的方法却必须改变，这个方面，自然也属于真理，而且比前一方面的道理更加合乎辩证法的。A矛盾只能以A方法来解决，这命题本身可能正确；但若绝对否定A矛盾有时也可以甚至必须以B方法来解决，那就陷于机械的形式逻辑的泥坑中了。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及其特殊的解决方法的了解，便是犯了机械论的毛病。这个机械论，也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屡次犯过的机会主义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毛泽东企图用以证明这条“辩证法规则”正确性所举的实例简直丝毫没有辩证法的气味。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以及诸如此类，其实在辩证法教课书中只能当作反例证提出来的。真正符合于辩证法运动的例子应该是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使在民主革命中就已经不断地要求解决，至于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在目前这个时代，却必须用社会主义的革命方法才能彻底解决。这个说法表面看来似乎荒谬，事实上却是辩证的。它合乎现代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而且为半世纪来各国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面一再证明了。毛泽东提到了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情形，说二者“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不相同的”。这里表示出毛泽东对俄国那两次革命的历史知道得不清楚，或者他受了斯大林们的欺蒙，以致怀着错误的了解。因为我们知道，尽管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多么不同[1]，而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派所用以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却是相同的。那个基本方法是：无产阶级凭借农民大众的支持，反对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这条基本的战略路线，不但在“民主的”二月革命时期已经确立，而且早在一九○五年，在他那本非常出名的著作中，就已基本上规定了。列宁当时与新火星派所争论的两个策略，实质就是关于用怎么样的革命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问题。双方论据，如果撇开许多次要的不谈，恰恰可以归结如下：孟什维克方面：因为俄国将要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亦即人民大众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所以一定要用民主革命的方法来进行，“奋斗的无产阶级和奋斗的资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是协同行进，并从不同的方面来共同攻击专制制度。……我们的利益是要政府找不到同盟者，使它不能把反对派分开，使它不能拉拢资产阶级而把无产阶级置于孤立地位。”（以上见列宁在《两个策略》中第七节中的引文）列宁方面：正因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在现时‘一般民主的’运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资产阶级始终是不彻底的。企图拟定一些条件或条款，希望资产阶级民主派加以履行来证明他们是诚实无欺的人民之友，那就是再幼稚和再无聊不过的。”因此列宁主张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群众，坚决斗争，实行革命到底，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同样是为了要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而孟什维克所用的方法是联合资产阶级，绝不许采取过火行动，让沙皇政府能以拆散反对派，让工人阶级孤立。这个方法，确实是合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亦即合乎“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的。可是依照列宁意见，唯其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要更加提防资产阶级，要不断揭穿它的虚伪，反对它的动摇妥协，不让它取得对革命运动的控制，而为达此等目的，工人阶级应该在农民中间争取同盟军，藉以增强力量，以备成立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农民主专政。列宁这个立场，孟什维克们是有理由攻击它方法与对象不符的。即有理由说他用社会主义革命方法去解决人民和封建之间的矛盾。因为依照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既然俄国的历史发展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既然俄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发展与封建障碍之间的矛盾，因而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因而资产阶级也利于参加革命，那末，理所当然，即使不让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至少也要和他们共同进行革命，共同打倒封建制度的代表——沙皇专制，共同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可是列宁在矛盾的客观认识方面与孟什维克一样，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但在用以解决矛盾的主观的方法方面，却采取不同看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主张工人与农民联盟，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是说，列宁主张用反对资产阶级的方法去解决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他反对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去代替沙皇专制，却主张用工农民主专政去代替那个“封建政体”。这在泥守传统成见的孟什维克看来，当然是荒唐矛盾了。列宁虽然力辩工农民主专政仍然属于民主革命范畴，并力称这个专政将要解决的乃是纯粹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历史证明，后来列宁自己也在事实上指出，工农民主专政如果要和资产阶级的专政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有将它了解成并实现为社会主义性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俄国民主革命的前夕，孟什维克派主张以民主革命方法来解决矛盾，而列宁则主张用社会主义革命方法来达到同一个目的。换句话说，孟什维克的策略符合毛泽东所说的“辩证方法”，而列宁策略却违反了那个方法。 俄国二月革命以无限的现实性与尖锐性将旧争论重新提了出来。在初期，不但一向反对列宁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疯狂地反对列宁，便是历来追随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们，也几乎全体起来反对列宁。他们大家反对列宁，为的他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号召工农夺取政权的那个主张。他们用种种式式的名字来称呼列宁的主张，从“疯狂”，“脱离现实”，“冒险”，一直到“布朗基主义”，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动用了“俄奸”与“德国间谍”那样的罪名哩。列宁的政敌们，特别是他的同志们（包括斯大林、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所以会如此激烈与恶毒地攻击列宁，主要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为了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所提出的那个“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即解决民主革命的矛盾必须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在他们（列宁的学生们）看来，列宁当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时候，即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竭尽之前，号召工农夺取政权，乃是张冠李戴，是牛头不对马嘴，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便是列宁不懂得用不同方法去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可是事实上又怎样呢？群众自发地在二月间（公历三月间）发动了革命，腐朽透顶的沙皇制度在群众的头一个冲击下便倒下去了，政权非常自然地落在工农兵苏维埃手中，这就是说，二月革命的客观过程自动地产生了列宁从来预言的工农政权。只因各个领导工农的政党，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领袖们——从社会革命党到布尔什维克派的多数——太遵守那个“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他们一定要“用民主革命方法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这才产生了“符合于民主共和制度”的临时政府，只因已掌握实际政权的苏维埃中的“教条主义”的退让，双手将政权奉献给作为“历史的合法承继人”的资产阶级政府，这才造成了二月革命后的离奇现象：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并峙的双重政权时期。 由此可见，用民主性质的（即资产阶级控制的）临时政府去“解决”二月革命的民主矛盾，绝非符合于历史发展辩证规律的一个必须与必然的现象，而是违反历史进程，因而也违反革命利益的一种人为办法；这个办法的理论根据是十足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彻头彻尾错误，因而是罪恶的。这样罪恶的原则差一点断送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只因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坚决反对，不久又争得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勇敢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工农夺取政权的路线，实行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藉此使民主性质的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才算彻底而胜利地解决了俄国革命问题，并进一步开始了解决世界革命的问题。 这些事实表示什么呢？它们首先表示出：尽管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所面临的矛盾有若干不同，可是列宁用来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却根本相同：都是以工农联合（自然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来夺取政权，建立专政。这个方法不管在二月提出，或在十月提出，甚至早在一九○五年提出，其性质都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人类史上不曾见过，也不可能看见一个不反对资产阶级与资本制度的工农专政。 历史的最大不幸：那个使俄国二月革命的成果免于断送，并使十月革命得以胜利的列宁方法，即以社会主义革命解决民主革命的方法，亦即马克思以迄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不断革命的方法，却不为列宁的后继者们所了解、所接受。以民主革命方法解决民主革命矛盾的老路线，虽然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伟大实验室中从正反两方面都证明为彻底破产了的；可是以斯大林为首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却仍旧顽固地拒绝接受其经验，并不顾一切地继续声明用两种截然不同的革命来解决两种截然不同的矛盾为天经地义。他们曲解列宁路线，他们宣布不断革命论为异端邪说，而更坏的，他们假借了共产国际的权威，将那个在俄国革命中证明破产的路线，以更加彻底态度，一再应用到各个落后国家的革命中，特别是中国的革命中，以致断送了好几次极有成功希望的革命。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失败原因固然不一，但是最重要的与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总要算斯大林——布哈林等所坚持的那个“民主革命方法”。他们借口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叫中国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纪律，叫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要它效忠小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不许它独立宣传和行动，不准它自组军队，不许它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总之，不许它采取任何一种超越资产阶级民主范围的革命方法去参加和领导民主革命，以致结果，当资产阶级依靠群众革命势力已向国内外反动派索取到若干让步，当这个阶级在全国政权上占取较大比重之时，就毫不顾忌地，非常残酷地，将那被斯大林政策绑缚了手足的中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一举屠杀并摧毁于血海之中。 非常清楚，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用“哲学”方式表达出来，在于当时的最高领导者坚持了“解决A矛盾必须用A方法，绝不能用非A方法”这个传统的、自以为辩证的其实是十足形而上学的公式。 毛泽东没有从失败中得到教训，始终还把这个公式捧为至高无上，称之为“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后所造成的新的革命中（毛泽东在这中间起过巨大作用是无可否定的），又怎能获得胜利呢？这次胜利的原因，和上次失败的原因一样，当然都不是简单的，而且为数不一。但若择其革命主观方面重要者言，则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上述“原则”的“口是心非”，他们口头上坚持要用人民民主革命方法去解决民主革命任务，而实际上却被事实所逼、采取了并非属于民主革命范围以内的方法，而在自己的辖区中恢复了土地革命，以全力去和资产阶级国民党作战，“敢于胜利”，“敢于夺取全国性的政权”，……一句话，即在客观上走上了“以社会主义革命方法去解决民主革命矛盾”的路线，亦即在客观上实行了某种意义的不断革命战略，自是最大原因。在中共取得胜利之后七年[2]，当他们企图在理论上解释自己胜利的原因之时，不得不拉出他们历来拚命反对的“不断革命论”来，也可算作一个证据。中共在事后，出其不意地自认为“不断革命论者”，自然绝不意味着他们真正懂得了不断革命论，他们那种令人惊奇的举动，显然还别有用心的（这些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在后面合适的地方还会详细谈到的，这里从略），但若不是不断革命论这个唯一正确地反映着落后国家革命发展过程的理论，像一种自然力似地作用于中共及中共领袖们的身上，毛泽东们无论如何不肯对这个理论，作任何让步或屈服，即使在名字上都不肯的。 可惜的是：毛泽东虽然借刘少奇之口承认了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中起了“客观上”正确的领导作用，却不能由此进一步认识：用不断革命方法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矛盾，实际上便是推翻了他那条“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他无法在回顾的反省中发现这样的事实：如果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认真忠于原则，因而在革命中严格遵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等重要文件中所规定的基本立场，因而他们虽在革命战争胜利的条件下，坚决拒绝组织任何有无产阶级专政之嫌的政权，一定要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权上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不肯采取任何会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尽一切力量来帮助资产阶级在长时间发展其经济，……以此表示他们懂得以不同方法来解决不同矛盾的“辩证规律”，那末中国这次革命不管有其它许多有利条件，亦必失败于垂成之际，或迅速败亡于成功之后。因为毛泽东看不到这个事实，所以他今天如果再写《矛盾论》，也不会改变“A矛盾必须以A方法解决”那个机械定理的。 上面所说种种，有人也许会觉得与哲学无关，有人可能觉得说得太多，多过于应该谈及的比例。其实，《矛盾论》里最集中地表露了毛泽东思想的是这个问题，而毛泽东策略智慧的哲学根据也正在这里。对于革命任务与革命方法的关系问题，“纯粹的”哲学家们也许不感兴趣；但在实践的革命理论家看来，这该是头等重要的哲学问题。在这方面，本书作者既然与毛泽东属于同一类型，我们当然有权利在此问题上作较长停留。 上面我们说明了“以同一方法去解决不同矛盾的原则”。我们所举的主要实例是：列宁用同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路线，曾经企图去解决俄国二月革命的矛盾，并实际解决了十月革命的矛盾。我们又指出了：由毛泽东们亲自领导的一九四七年至四九年的中国民主革命，事实上正是违反了毛泽东们的主观愿望，不采用他们原欲采用的民主革命方法，却采用了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才得胜利的。我们希望读者们已经看到了毛泽东那句名言：“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是并不正确的。我们更希望读者们已经懂得：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全面地、一贯地、原则性地了解并接受不断革命论，即他不能把握现代世界革命、特别是落后国家革命的那个共通法则，至少其部分原因，乃由于他在《矛盾论》里充分发挥了的那句名言。 A性质的矛盾，只有用A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句话的本身并不错，我们已经说过。可是这个断言正和“A等于A，A不等于B”这个公式一样，其正确性是有限度的，是初步的，属于形式逻辑范畴。在较高级的逻辑上，即在辩证法上，“A不等于A，A可以等于B”的公式，非但不是荒谬，却是更加正确，更加符合于客观的物理和事理的。因此，A性质的矛盾，有时偏偏不能用A性质的方法来解决，偏偏要用B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虽然不合于形式逻辑的思维，但完全合乎辩证的思维方法。毛泽东将“A性质矛盾必须用A性质方法来解决”这个思想高举为辩证法中极重要的因而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可见他实在不曾认识到辩证法。 “然则辩证法难道叫人‘千篇一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吗？”有人也许会这样反驳我们。这当然不是我们的意思。其实，一味固执用民主方法解决民主革命任务，用社会主义方法解决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因而不懂得时至今日，民主革命任务竟非用社会主义革命方法不能解决——这才是“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哩。有时候民主革命矛盾要用民主革命方法解决，有时候这同样矛盾却必须用社会主义革命方法来解决，这里是不可以千篇一律的，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毛泽东正是在目前（世界革命时代）民主革命的最根本的战略问题上，即不断革命问题上，犯了“硬套公式”的毛病，这就妨碍他高升到伟大的战略家的地位，这就使他永远只能是高明的策略家与实行家的主要原因。 “在具体环境中要提出具体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这是列宁留给我们的宝贵教训。对于这个教训，毛泽东是违背一半，遵守一半。在一个意义上他是完全不懂，在另一意义上却“里手”精通。他违反而又不懂的，在于革命之最根本、最重大与最原则性的战略方面。人类历史已踏进了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而他却仍拘拘于落后国家民主革命必须用民主革命方法来解决那个古老立场。毛泽东这一个致命的弱点，我们前面已讲得很充分了。至于他遵守而精通的，则在于革命之次要的、偏于实行的策略方面。在这些方面，毛泽东真是高明得很，灵活之至。在什么环境提出什么任务的那种本领，便是视策略高于原则的斯大林也要逊一筹哩。随机应变，能屈能伸，“针锋相对”，“有理有节”，诸如此类的策略性的智慧，我们不能不说它是含有辩证思想的。本书前面论战术家的一章里，已相当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这方面的本领，此地不必重复。在《矛盾论》中，特别在第四节“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中，毛泽东亲自将他的战术智慧概括化了。这是很有价值的。它一方面确实增加了辩证法在战术应用方面的实例，这虽然不在哲学意义上，却多少在实践工作的意义上，值得人们研究学习的。另一方面，它用了抽象的哲学言语，非常清楚地道出了毛泽东政治上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写道：“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他又说：“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它的矛盾，……都是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这话说得也完全正确。可是接下去，他写道：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份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个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 这样说便是错误百出了。因为这个错误说法恰好就是斯大林毛泽东三十年来联合施行于中国革命的那条正式路线的哲学解释，所以很有价值，值得我们在此作比较详细的研究。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我们知道，矛盾都是复杂的，尤以现代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关系为然。人们要想了解这种社会，诚如毛泽东所说，必先分清楚种种矛盾，并把握住那个最主要的矛盾。同时在多变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中，这些矛盾的地位——主要的或次要的——可能随种种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主要的变成次要的、或次要的变成主要的。以上所说，如果仅就抽象意义，将它看成代数公式来了解，也许可以说是完全正确，但若代之以实数，赋之以具体内容，那就大成问题了。毛泽东指出中国近三四十年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说是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所采取的压迫形式不同，便使那两种矛盾时时易位。当民族矛盾成为主要时，阶级矛盾就得退居次要，就要“服从它”，换句说话，当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被迫与外国侵略者作战时，国内的被统治阶级就应该停止阶级斗争，与统治阶级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直至胜利为止。当战争胜利，民族危机业已过去，亦即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之时，阶级矛盾的地位便自动提高，因而成为主要的。那时，阶级斗争的利益又高于一切，工农的革命党又可以放手领导阶级斗争了。 毛泽东这个说法不是新的。欧洲大战时一切社会主义的叛徒们都主张“国内和平”，所根据的便是类似毛氏那样的“矛盾易位”说。第二国际的破产，也正是为了它主张战争期内，暂停阋墙，外御其侮。列宁最坚决地起来反对“国内和平”论，号召工人阶级实行内战来反对外战，主张乘统治阶级因战争而增加的困难而推翻它。因此，列宁被那些叛徒们重则诬为“德国奸细”，轻则斥为昧于“矛盾的主次之分”。关于列宁和第二国际叛徒们之间的历史分歧，毛泽东自然站在列宁一边。但是为什么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会跟在斯大林之后主张民主阵营方面的“国内和平”呢？为什么在中国的对日抗战时中共要停止阶级斗争呢？答复都是一样，即：主要的矛盾对象是德国法西斯与日本帝国主义。为要擒贼擒王，要首先解决主要矛盾，所以必须把民主阵营里（不管帝国主义国家或殖民地国家）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将对内革命的利益服从于对外战争的利益。可是同样理由，难道不可以应用于第一次大战吗？事实上，社会爱国主义的英雄们曾经搬出了这套理由的。那时候，协约国方面的“社会主义者”说德国的军国主义是人类和平的主要威胁，因此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是主要矛盾，必须首先解决；同盟国方面则特别指出俄国的沙皇制度的野蛮统治，因而宣布东方的野蛮和德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主要矛盾，必须首先解决。列宁不屑跟随任何一边去寻找“主要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他只是着眼于这样的认识：第一，双方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第二，革命的矛盾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成熟了，以革命手段起而推翻统治阶级并结束资本主义，这任务已普遍地向各国社会主义者与无产阶级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统治这个主要矛盾之前，一切其它的矛盾都不值得考虑其地位了。列宁的基本战略是这样决定的，我们能够埋怨他不辨矛盾地位的主次吗？列宁这样的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难道会因军国主义之换上纳粹主义而过时、而变得不合时宜吗？显然，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是违背了列宁遗教的，他们恰恰采取了列宁当年所拼命反对的第二国际立场。 不过在中国问题上，毛泽东当然会更加理直气壮，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日本是帝国主义，中国方面的战争，不管它是在谁的领导之下，都是正义的，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列宁教我们用革命来反对双方都属帝国主义的战争，却必须拥护殖民地国家的反帝战争。不错，在这个意义上，中日战争确实不应该与帝国主义间的战争等量齐观。中国的革命者应该坚决地站在中国一边，应该坚决地拥护中国方面的战争。但是如何拥护呢？是继续阶级斗争呢还是停止阶级斗争？这是问题的焦点。要想解答这个中心问题，我们就应该回顾一下列宁提出“国内战争”战略时的第二个着眼点：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面前，历史是否也已提出了革命任务——特别是夺取政权的任务？如果国际和国内条件使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根本谈不到夺取政权，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根本还没有这个前途，因此，它们只能以一个小帮手资格，参加在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中，那末，当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或甚至“革命而反帝的封建阶级”与侵略的帝国主义作战时，就只好死心塌地参加这个进步战争中，竭尽一切力量来打仗，藉以一方面获致战争胜利，另方面以行动博取爱国民众的同情，提高其政治上与社会上的地位。一句话，在这样的战争中阶级矛盾是必须退居次要，不可能让它去和民族矛盾争高下的。可是，情形如果不同，即若该一对外作战的半殖民地国家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关系已起巨大作用，阶级斗争已有高度发展，全民的民主革命业已发生过，分化过，在分化中大资产阶级且竟已掌握了政权，因而该国的历史发展已十分明确地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出了联合农民夺取政权的任务，那末，当这个国家与帝国主义作战之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仍应将阶级矛盾看得比民族矛盾更重要更根本。因为在战时一如在平时，革命党的中心任务在于取得政权，藉以完成民主革命，并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战时，统治阶级的罪恶与腐败总比平时暴露得更清楚，更彻底，所以革命的环境与条件也照例比平时更为有利。所以在这样情形中，革命党如果为战争之故，为了民族危机之故，而停止了、或放弃了革命的阶级斗争，实在是对革命犯了最大罪恶。当然，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进步战争中，无产阶级政党为革命而采取的政策，应该和它在帝国主义的反动战争中所采取者不同。前一种政策应该是革命胜利主义或革命保卫主义的，后一种政策应该是革命失败主义的，换言之，在前一情形中，革命党所以要在战争中继续革命路线，理由是：只有实行革命才能唤起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来从事战争，只有以革命的工农政府代替腐朽妥协的资产阶级政府，才能彻底击败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并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在后一情形中，革命党所以要在战争中继续革命路线的理由更简单：因为战争是帝国主义性的，因为它只有利于统治阶级，因为只有打倒了统治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战争祸害，才能以革命从根本铲除战争的祸害。这两种政策的具体应用可能多种多样，可能千变万化；但是在本质上，民族矛盾（即使发展到战争形式）决不应该排除阶级矛盾，革命利益决定着战争利益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却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无论在殖民地国家与半殖民地国家的战争中，或者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中，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总路线都应该是准备革命，发动革命与完成革命；二者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中用以实现此战略的种种策略罢了。 从上面粗疏叙述的，革命和战争（包括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关系看，毛泽东那种主要矛盾不断易位说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说，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内，某一种社会矛盾总是不变地居于主要地位，或更正确些说，它经常地处于最基本的地位，其它的矛盾是服从于它，被它规定，受它影响，以之为变换的轴心。在帝国主义时代，亦即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时代，最基本的与最主要的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看法不但对资本主义国家说是对的，便是对一切落后国家说，只要那里的资本主义关系（政治上与经济上）已占统治地位，那里工人阶级在农民支持下起而执掌政权的前途已经提出，——这看法也是对的。因此，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认为中国根本没有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固定的主要矛盾，而只是许多复杂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仅为其中之一），它们随着国内外政治的行情性的变化而经常互易其主要或次要地位，——这看法十分错误。这是严重的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源。无产阶级政党发生机会主义的根源固然很多，而其中最深刻的一个思想根源，却是忘记了劳资矛盾乃是我们这时代与我们这世界上的矛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中心矛盾。忘记了这个事实和道理，将劳资间的阶级矛盾看成为现代社会中诸般复杂矛盾中的一个，将所有矛盾一视同仁，声明其中没有一个是更为主要与根本的，因而说它们各自的地位时时变动，视具体的政治情况而定，有时A必须服从B，有时B服从A，更有时B还得让位于C，而“服从”等于压制，“让位”意即取消，如此一来，那个工人政党焉得不叛变本阶级的利益？焉能不走上机会主义道路？当然，另一方面，一个革命家或革命党，如果只晓得死死记住那个主要矛盾，完全不理会国内外与社会中一切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完全不理会客观形势的变化，食而不化，冥顽不灵，只看见红白两种颜色，只分别天使和魔鬼两类人物，将一切可能的朋友都当成敌人，将所有应该利用的力量拒加利用，以为非如此便不能进行最纯净与最理想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这也是可笑而错误的，他们是教条主义者，是“左派幼稚病”患者，甚至是革命的吉诃德先生。 二者都是革命的大患，不过机会主义的病根更加深些。 毛泽东机会主义实践的哲学根源，应该说是对于辩证法观念之机会主义的或虚无主义的理解。同一辩证法观念，古今中外，因为持此观念者之立场与思想各异，有过形形式式的不同理解。西欧从赫拉克利脱斯与柏拉图算起，中国打周易和老庄哲学开始，有意识的对辩证规律所作研究，都经过了好几千年。在这个研究中，对辩证法本身规律的阐明并不见有太大分歧（当然有极大的粗细深浅之别），呈现着五花八门的倒是在于那些思想家们理解和应用辩证法的时候的态度。这里有唯心与唯物之分，有消极与积极之别，更有机会主义与革命立场的不同。辩证法本身在黑格尔手中与马克思手中并无多大差别，不同的只在于后者将前者倒立着的东西翻转过来罢了。古往今来有许多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体会到了辩证法，因此在他们的著作里迸发出灿烂夺目的智慧的光芒，他们给宇宙和人生打开了不少神奇的秘密。但这些聪明而深刻的才智，通过辩证法的力量而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观察结果，却几乎都是消极的，怀疑的，因此是诡辩的。他们对自然史倾向于作虚无玄妙的解释；对人类史倾向于作后退或循环的了解。这主要当然由于各该哲学家所生息的历史条件之故：人对自然的斗争还限于很小程度内的胜利，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像现代那样的简单化，对阶级与阶层间的斗争前途，不可能有坚定而乐观的看法；因此，呈现在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上的貌似的循环与反复，一方面使那些聪明深思之上获得了多少合乎辩证的思考方法，另方面却让他们得出了虚无玄妙的宇宙观，以及消极怀疑的、玩世不恭的甚至于厚颜无耻的人生观。辩证法要到黑格尔身上才发扬光大，更重要的，落到他手里才赋与积极的看法，可见不是偶然的。虽然黑格尔是个极端的唯心主义者；但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却是积极而革命的。因工业革命而引起的自然科学的大进步，因法国大革命而促发人类思想的大解放，对于黑格尔那样的伟大头脑，不能不起积极与革命的作用。所以黑格尔回顾了辩证法的历史后，就指出人们“主要的成见在这里是认为：辩证法只有着否定的结果”。他又说：”但是他者在本质上并非是空虚的否定，亦非通常被认为辩证法之结果的虚无，它乃是第一者的他者，直接者的否定；因此，它被规定为被媒介者，一般地在自身内部包含着第一者的规定。……于是第一者在本质上也在他者之中被包含着和被保存着。认为在其否定的东西中保持有积极的东西、在结果中保存着前提的内容，——乃是理性认识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转引自列宁的哲学笔记） 黑格尔这一段论到“扬弃”的话，列宁认为“对辩证法的了解甚为重要”。故于摘录之后，作了如下的引伸：“并非空洞的否定，并非徒然的否定，并非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是辩证法中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无疑地，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要素，——不，辩证法中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是作为联系契机的、作为发展契机的否定，这个否定是保持着肯定的东西，即是，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见列宁著：《哲学笔记之一》中译本第一九七——一九八页） 黑格尔那种积极的辩证法，特别是他那个“作为联系契机的、作为发展契机的否定”，被马克思无限丰富地应用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中，然后又被列宁无限壮烈地应用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了。 虽然如此，这却并不是说，从此再不会有消极的、怀疑的、机会主义的甚至不革命的辩证法。事实证明相反，正好像科学昌明还不曾根除迷信，唯物主义的奏凯尚未彻底排除唯心主义一样，革命的、彻底的、积极的辩证法的确立也还远不能阻止不革命的（包括机会主义的）、折衷主义的、消极与虚无的辩证法立场的存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讨论所有与革命辩证法相反的辩证观，因为本书毕竟不是一本专门哲学的著作，我们要谈的只关于机会主义的辩证观，因为它和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亦即和他对辩证法的理解，有密切关系。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马克思辩证法很易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拉扯到一起。下面便是马克思表示这个意思的原文： “蒲鲁东按其本性是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因为他从来也不理解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越不出诡辩主义的界限。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关的。小资产者也像历史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所构成。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此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也是如此，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他是个集中体现的矛盾。而既然他同时还像蒲鲁东一样是个有机智的人，所以他就很快地习惯于玩弄自己本身的矛盾说法，根据情况把这种说法变成一些意外的、鲜艳夺目的、时而是出丑的、时而是辉煌的怪论。科学中的江湖骗术和政治上的随机应变是与这种观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见马克思给施维泽尔的信） 不难看出，这段文字里提及的蒲鲁东、劳麦、小资产者，在某一限度内，完全可以代之以毛泽东这个名字。毛泽东与蒲鲁东不同，曾经努力去理解真正科学的辩证法的，同时不能否认，他确实学到了不少此一方法。可是在本质上，他仍然“越不出诡辩主义的界限”。他非常出色地懂得“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他善于将任何事物分划成十七八个方面，他有机智，所以他很快习惯于玩弄自已本身的矛盾说法，根据情况把这种说法变成时而庸俗出丑的、时而辉煌夺目的议论。凭着这种观点，毛泽东虽然在科学中（除了社会科学）不曾施展什么江湖骗术，而政治上则永远在随机应变。为什么会如此的呢？原因，毛泽东当然和蒲鲁东一样，是“和小资产阶级观点有关的”。然则当上了一个共产党的领袖，长期进行着为工农解放的革命，怎么还不能在思想上脱尽自己所从出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呢？这自然和他走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有关，和他末曾成为马列主义者以前的思想基础有关，和他长期间从事活动的小资产阶级环境有关，与中国共产党的迄今仍以农民为主要成分这事实有关。这一些，我们在以前谈到毛泽东思想形成时候都讲过了，此地不赘述。这里我还须着重指出的一个原因，即是：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官僚主义堕落，以及斯大林官僚制度与官僚思想的普及于全世界共党，也大大促成了毛泽东那种貌似辩证的、蒲鲁东式的诡辩主义。斯大林官僚主义的最初的阶级来源是小资产阶级，而官僚作风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面面俱到”，“超出于所有阶级之上”，以公正的仲裁者自居。毛泽东的“随机应变”便是这一“方面”的一个最成功的因而是最完善的标本。 至此，我们已经说明了毛泽东对辩证法所抱的机会主义的（在某一意义上也可以说官僚主义的）理解。但跟着我们很自然地会听到这样的疑问：如果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机会主义的，那末他凭此方法所决定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又怎会促成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问题我们在前面提出过，而且在一个意义上回答过，现在让我们在另外意义上来解答它。首先要指出，促使中国革命在一九四九年前后胜利的原因，无论主观上与客观上都相当复杂，所以我们完全不能说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促成了革命胜利；第二，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自然对中共起很大的决定作用，因而也对中国革命的进展及其胜利起若干作用；但凡机会主义的（或官僚主义的）政治路线只能起负作用，而起过或能起正作用的政治路线则总是被逼放弃了机会主义的。可是什么叫做被逼放弃呢？这便是我们需要解释的第三点了。前面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过：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先行后知者，是实行家而非理论家，是理论为行动辩解而非行动受理论规定的人，是策略高手而非战略大家：这个品质在坏的方面使他陷于经验主义的泥淖，使他不能高瞻远瞩，使他不能成为列宁式的第一流的大革命家，可是在好的一面，这同一品质却能使他在行动时候不始终受错误理论的束缚，使他能随机应变，能令理论迁就行动的需要，或竟能使行动与理论脱离或两相背反。此种言行不符，虽然大大损害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彻底思想家的声誉与地位，但在许多情形中，特别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场合中，却曾帮助了作为革命实行家毛泽东的成功，因为它抵消了机会主义对革命可能造成的祸害。 好了，现在让我们从政治再回到哲学上来。我们看见了毛泽东政治方面的机会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原来导源于他对辩证法理解的机会主义。而后一种机会主义则植根于他生与俱来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以及他日后获得的“超阶级的”官僚地位。从“超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官僚立场或地位来看，什么矛盾都是相等的，其重要性随时变换。因此他今天可以因客观需要站在“这方面”反对“那方面”，明天又可以因同样需要联络“那方面”攻击“这方面”。“兼顾，两利”，四面八方，可左可右，头头是道。此种玲珑活泼，无所不可的态度，虽时常披着辩证法的外表，其实却属于最要不得的诡辩。这里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人完全否认了绝对，完全否认了不动。一切都是相对，一切都变动不居，这是辩证观念。但若由此而进一步断定说：即使在特定的条件下，也不可能确定一个在某一时期内的绝对标准，又若在绝对的变动中，根本否定了有任何相对的不动，那末就陷于无救的诡辩中了。我们应该承认，在资本帝国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时期内，劳资矛盾是主要的、是基本的、是一切矛盾中的矛盾。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绝对。当此一历史条件不变之时，此一矛盾的主要地位是不动的，是不可能让位给其它矛盾——有如民族矛盾之类的。我们不可能将此主要矛盾与其它矛盾一视同仁；我们不应该随次要的历史矛盾的改变而宣布阶级矛盾退居于次要地位。对现时代从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是一种绝对，是一个不变的轴心。这里正是“万变不离其宗”，正是“以不变应万变”。如果说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只是目前形形式式的社会矛盾之一，它并非一定居于主要地位；它的地位是跟着社会诸般关系的暂时变动而变动；因而阶级斗争（包括工人对资本家，农民对地主）可以随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它对资产阶级政党与地主政党之间的策略）不同而时收时放，有时采用，有时放弃，那末，这个共产党不但会丧失劳苦大众对它的信仰，而且事实上它确已失去了阶级立场，即失去了一个自命为共产党的政党所以存在的理由。 不管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给中国革命赢得了多大胜利，但至少一小部分由于上述毛氏哲学上与政治的机会主义，特别是由于那个“主要矛盾随时易位论”；再加上前面我们批判过的“A矛盾必须用A方法来解决”的那个机械论，所以他们造成了许多原可不犯的大错误，走过了漫长的岖崎的冤枉路，并且当他们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又不断犯着原则上与策略上的错误，危害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与世界革命的开展。（不用说，毛泽东思想方法的此一毛病，并非所有这些错误与过失之直接原因，更非唯一的原因；它只是诸般客观与主观原因中的一个，而且在主观原因中也不是主要的一个，因为对中国革命的方针性的决定上，毛泽东在长时间处于莫斯科决定的执行者地位。不过它之所以会反对不断革命论，拥护斯大林的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拥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原因之一，即在于思想方法上斯毛二人的同一。） [1]毛泽东说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性质不同，严格说来，并不完全正确（二者的性质其实是既相同而又不相同的。相同，因为引起二月革命的民主任务并未解决，促成十月革命的正也是这些任务；不相同，则因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走上了政权，当然要解决社会主义的矛盾了。 [2]一九五六年九月，刘少奇在八大报告，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自八大二次会议（一九五八年五月）开始，公开使用“不断革命”这个名称（当然有他们特殊的解释）。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鬼见怕——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鬼见怕 （大生三厂） 皮带一刷车子快， 小妹车上急煞快， 工头哨声激耳朵， 领班面孔鬼见怕。 ［注释］ 皮带一刷车子快——由于工人把菜团放在皮带上，车速慢了，影响了生产，领班就命令机工用钢丝刷子刷皮带。皮带刷干净了，车速就又加快了。 激耳朵——刺耳的意思。
菜团硬梆梆——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菜团硬梆梆 （大生三厂） 车子转得冒火星， 小妹饿得面色青， 两个菜团硬梆梆， 仍旧放勒皮带上。 ［注释］ 菜团——菜团本来是工人带进厂充饥用的，是以蔬菜和粮食捏成的团子。为了减轻一些劳动强度，工人用菜团嵌在机器的皮带和车轴轮盘之间，使皮带打滑，以放慢车速，减少断头，生活好做些。这是一种自发的消极怠工的方法。
做工真苦恼——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做工真苦恼 （大生三厂） 腌荠冷饭汤淘淘， 三扒两咽肚里倒， 看见车上象火着， 搁仔饭碗车上跑。 想想做工真苦恼， 拚死做煞吃勿饱。 ［注释］ 车上象火着——细纱车上如断的头多了，皮辊花就大量地从机器里吐出来。由于机器在运行，锭子也在飞速旋转，于是产生了风力，使花衣飞扬出去，好象着了火。
小妹洗海青——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小妹洗海青 （大生三厂） 水仙娘娘真开心， 自由自在游世景， 小妹河边洗海青， 眼圈红来泪盈盈。 勿是小妹眼泪多， 自家想想真命苦， 衣裳褴褛工头骂， 先生眼里象只钉。 小妹屋里人口多， 姊妹兄弟一大群， 一家勿得知一家苦， 呒钱人怎比有钱人。 轻轻搓来慢慢洗， 做件海青几年新， 思量思量呒办法， 口唱山歌散散心。 ［注释］ 海青——海门人一般把值价的衣服叫做“海青。据《辞海》所引资料：“吴中方言称衣之广袖者谓之海青。可见吴语“海青”一词由来已久。 水仙娘娘——是一种水虫，生着很长的脚，浮在水面上游动，夏天小河里常见。 屋里——家里。
纺纱纺纱——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纺纱纺纱 （大生副厂） 纺纱纺纱， 纺得一身花线郎当， 织布织布， 梭子织得旺旺亮， 身上穿的化子样。 徐定搜集 ［注释］ 花线郎当——指的破衣服。
真可怜——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真可怜 （大生三厂） 木香花开满天星， 大鹏细布彩魁星， 六进六出油里煎， 三厂工人真可怜。 张来民说 ［注释］ 大鹏细布彩魁星——大鹏和彩魁星分别为大生三厂的布和纱的商标。
六进六出——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六进六出 （大生三厂） 六进六出， 起早摸黑， 一天勿做， 镬里呒得。 ［注释］ 六进六出——指早上六点钟进厂，晚上六点钟出厂。
有苦向谁诉——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有苦向谁诉 （大生副厂） 戒尺打骂样样全， 还要罚工和开除， 工人有苦向谁诉， 生活比吃黄连苦。 明红本搜集
纱厂呒做头——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纱厂呒做头 （大生三厂） 想想纱厂呒做头， 一月工钿两包烟， 衣裳着点破布头， 身上瘦得象茄干， 鞋子露出脚趾头， 一年到头象黄牛。
眼泪落下来——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眼泪落下来 （大生三厂） 唱起山歌心酸来， 厂里做工吃勿饱饭， 扒扒拉拉呒办法， 想想眼泪落下来。 ［注释］ 扒扒拉拉——辛辛苦苦地做工的意思。
眼泪簌簌落——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眼泪簌簌落 （大生三厂） 上工鸡叫，放工鬼叫， 做工苦难真勿少： 一把菜，一把米， 只见菜来勿见米； 上头一个人，下头一个人， 一家老小喝薄粥， 眼睛一眨，眼泪簌簌落。 袁秀英说
车边咽饭团——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车边咽饭团 （大生三厂） 冷天饭团象冰块， 夏天饭团如面精， 花衣裹满了饭团， 车边吞咽下饭团， 吃一口，呛几声， 吐一口花衣裹血痰！ 金秀英说
上夜班——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上夜班 （大生三厂） 栀子花开十六瓣， 三厂工人上夜班， 右手拗只小饭篮， 左手拎只洋油盏， 天天吃点馊粥饭， 上工放工提心又吊胆。 匡秀英等唱匡渭渔、黄为群记 ［注释］ 洋油盏——煤油灯。这里是指手提的马灯或防风玻璃罩灯。
肚里空——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肚里空 （大生三厂） 桃花朵朵满树红， 青黄勿接肚里空， 格个世界黑洞洞， 勒一把裤带去上工。 ［注释］ 格个——这个。
早上出门乌昽昽——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早上出门乌昽昽 （大生副厂） 早上出门乌昽昽， 夜里回家黑洞洞， 早上上工看不到路， 晚上放工分不清树。 徐定搜集
有苦没处讲——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有苦没处讲 （大生二厂） 头回声，天蒙昽， 有钱的人睡在梦中。 二回声，天未亮， 我们工人赶路忙。 三回声，到厂就开车， 手里忙，心里想， 一天到晚有苦没处讲。 今天巴，明天巴， 拿的工资只够买两个巴。 早也做，晚也做， 生起病来没钱看。 一年做到头， 自己吃饭还要愁。 恨只恨，我命苦， 只想嫁个好丈夫。 张家的郎，李家的郎， 嫌我做工没下场。 怨只怨，资本家，狠心肠， 稍不顺眼，拳打脚踢我身上。 ［注释］ 回声——即工厂鸣汽笛声。 ［说明］ 这是老工人钱宝玉根据回忆自己记下来的。她说，这是解放前她和顾兰英、张桂英等自编，以歌曲的调子唱的。
啵罗响之三——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啵罗响之三 （大生三厂） 小伙子，娶娘子， 勿娶厂姑娘， 厂姑娘烂污， 厂姑娘勿香。 娶仔厂姑娘， 困勿到天亮， 三声啵罗响， 只认得娘舅勿认得郎。 ［注释］ 只认得娘舅勿认得郎——只管赶到厂里去而不顾丈夫的意思。
啵罗响之二——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啵罗响之二 （大生三厂） 啵罗响，要进厂， 小官哭吵拉住娘。 心肝宝贝勿要哭， 厂里转来买块糖。
啵罗响之一——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啵罗响之一 （大生三厂） 头啵罗响，做厂娘子起床梳妆， 二啵罗响，三厂工人脚底板痒， 三啵罗响，交接班叫喊亲爷娘。 ［注释］ 啵罗响——厂里的汽笛声。为通知工人上班，每天清晨先后鸣汽笛三次，或称头汽、二汽，三汽。解放前工厂一般为两班制，工人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清晨六时和下午六时为交接班时间，都要鸣汽笛。 脚底板痒——急于要走的意思。
一日勿做呒办法——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一日勿做呒办法 （大生三厂） 做工人，硬碰硬， 一天做仔一天吃， 吃勿饱，饿勿煞， 一日勿做呒办法。 海门县红旗中学学生搜集
做厂户——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做厂户 （大生三厂） 做厂户，苦勿过， 东拉西借光阴度， 做厂户，三日富， 收仔工钿象化库。 ［注释］ 库——指用纸和芦苇杆扎成的房屋、家具、箱子等烧给死者用的迷信品。这里的“化库”，指工人拿到工资，三天就用光了，象火化库那样快。
生活难——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生活难 （大生二厂） 纱厂工人生活难， 腌荠咸瓜麦粞饭， 手里拎仔小饭篮， 哪来铜板买小菜。 徐小妹说陈秉生记 ［注释］ 腌荠——咸菜。 小饭篮——那时厂里没有食堂，工人上班必须自己带饭，用小饭篮拎着。 ［说明］ 这首歌谣1920年左右流行在大生二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资本家因洋纱洋布进口减少，发了大财，而工人生活仍是那样艰苦。徐小妹九岁进二厂做细纱工，二厂闭歇后到了三厂。
命苦来做厂——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命苦来做厂 （大生三厂） 好男勿当兵， 好女勿做厂， 跳脚哭亲娘， 命苦来做厂。 袁忠兰说俞印双记
生手苦——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生手苦 （大生三厂） 生手怨，生手苦， “烂污婊子”随人骂， 反手巴掌吃顺手， 拳打脚踢呒还手。 生手怨，生手苦， 领班话啥呒改口， 差东差西快点走， 低声下气呒还口。 生手怨，生手苦， 接煞勿会烂纱头， 叫声阿姐教教我， 裹仔烂纱烧指头。 生手怨，生手苦， 敲煞勿正小榔头， 叫声师傅指点我， 榔头啄破骷髅头。 ［注释］ 裹仔烂纱烧指头——童工一时学不会接纱头，因此受到以烂纱裹在拇指上点火烧的处罚。 敲煞勿正小榔头——这是指修机车间的艺徒在学艺的时候敲榔头的情景。用小榔头敲一个固定的钉子和活件，生手是不容易敲正的，因此会挨打（以榔头啄头）。
做工苦一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做工苦一世 （大生三厂） 卖脱棉袄穿夹袄， 借得铜钿送人情， 杀鸡杀鸭请荐头， 指望做工有出头。 荐到厂里做生手， 冷水浇头呒话头。 嘴吃黄连一时苦， 厂里做工苦一世。 ［注释］ 荐头——推荐做工的介绍人。 做厂——就是做工。 生手——新工人。
童工谣——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童工谣 （大生三厂） 小辫子象蛐蟮干， 眼皮底下眼泪干， 嘴唇皮上鼻涕干， 嘴里嚼点番芋干， 小脚立仔矮凳上， 八九岁小官大人样赶！ ［注释］ 蛐蟮——蚯蚓。 小脚立仔矮凳上——童工由于身材矮小，必须站在矮凳子上才能操作。 小官——孩子。 大人样赶——童工和大人一样地赶产品出数。
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参见另一译文：评中东路事件 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1]走的是什么道路？ ——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一左派反对派之分派 我们将国际共产主义分为三大派别：右派中派和左派（马克思主义派）。但这种区分尚未缜密，还遗漏一个极左派。可是极左派不仅存在着，活动着，做出错误，而且还危害反对派的事业。 固然，列宁在其著名的著作（按即「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译者）中所说之那种笨拙革命的一味「进攻」的极左派，现在已经没有了，或差不多没有了。留在反对派里头并保持着1924-25年精神的（马斯洛夫及其它）的，现在也极少了。失败是经验并非不留痕迹而空过的。但并非以前的一切极左派都领受了这几年的教训。有些人袪除成见而保持革命精神，有些人则袪除革命精神而保持成见。无论如何，总归还剩下不少中了怀疑主义之毒的极左派。他们在与行动无关的一切情形之下，都热烈的表现出形式的激烈主义。在实际问题上，他们则往往趋向于机会主义。 如果改良主义是我们的不可调和的敌人，那么极左倾向就是我们的内病，妨害我们与敌人争斗。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袪除极左倾向。 好几个月以来，我曾经企图以通信方法使「列宁团」的干部明白马克思主义政策上几个最根本的问题。可是一点也没有效果。彼此间意见歧异实在太大了。除了将这些不同意见公开出来并加以严重裁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还有一层，「列宁团」的编辑部已经发起辩护，而此时正在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内部为中俄冲突一事引起不仅严重而且直接决裂的意见歧异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已经造成决裂。自然个人的转变还是会有的。有许多站在错误立场上之同志，将会改正错误；而其它的同志则将要加深错误到底，即是说将要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每一次尚未成形的意见歧异，经过重大事变证验，就要发生深刻的争论，而在争论中时常要发生上述的情形。 不幸之中也有幸事。在散漫的反对派集团中，思想上的停滞和顽固之现象太多了。政治上严重的不同意见，彻底讨论下去，将帮助反对派中有生气的分子和集团易于找到正确立场，由此并可促进思想的结晶过程，依照真实而非幻想的路轨去进展。 二形式主义代替了马克思主义 在讨论中俄冲突问题中，我们发现出二种根本观点，与世界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最根本问题有关。 鲁钟[2]的观点是左派形式观点之最完全的表现。对于他，这种观点是最适宜于思想的。鲁钟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形式主义者。他多根据地理、技术、统计，而少根据阶级分化的社会之唯物辩证法。从他的论文中，读者时常可以知道许多东西，但休想在政治上学得什么。鲁钟多注意于抽象的民族「公理」，而少注意于被压迫民族之真实的解放斗争。鲁钟详细说明：中东路是俄皇为侵夺和劫掠目的而筑成的。他在地图上指出这条铁路是筑在中国之满洲境内。他根据统计材料说明最近几十年来，满洲是中国农民所居住的地方。可见，俄国铁路，与帝国主义铁路一起，筑在中国领土内。鲁钟设问：这二种铁路中间有什么分别呢？他得到结论说：没有分别或差不多没有分别。1924年是条约是帝国主义的条约。列宁若在，一定要拿这条铁路归还中国的。鲁钟彷佛很确切知道这个。 照鲁钟的意见，要断定对于某一省区的政策是否帝国主义的政策，只要断定这一省区的住民属于那个民族就够了：「如果北满洲是俄国人所居住，则俄皇和苏联的政策是合法的；如果北满洲是中国人所居住，则这种政策不外是劫掠和压迫的政策。（见「无产阶级革命」，1929年8月1日）你读这几句话时，一定会疑惑你的眼睛读错了。人们唯一地根据民族的观点来看俄皇的政策和工人阶级国家的政策，结果而且认为这二个政策完全是一样的。鲁钟宣布俄皇的政策用在俄国领土内，是合法的。可是在我们看来，俄皇在西伯利亚的政策与在满洲的政策，一样是罪恶的，劫掠的和压迫的政策。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无论是好是歹，其对于满洲西伯利亚和莫斯科，都应用同一原则。鲁钟同志！除了民族之外，还有阶级！除开阶级关系以外来谈民族问题，这是幻想，虚伪并且是足致无产阶级死命的一条绞索。 鲁钟的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空洞的图式主义。社会民主党出版物，差不多没有例外地发挥了与鲁钟同样的思想并做出与鲁钟同样的结论。鲁钟在这里总能有所警惕了吧。在鄂托‧鲍威尔指导下起草的第二国际议决案，完全重复了鲁钟的思想。为何不然呢？社会民主党必然是形式主义的。它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个样的，因此而能得到资产阶级的垂怜。在社会民主党看来，凡是「否认」民主的或破坏民主的，都是站在同一战线。改良主义者（口头上）将「民主」抬高于阶级之上，并认「民主」为最高的准绳。鲁钟对于民族自决原理也完全是这样。尤令人感觉奇异的，即鲁钟以工团主义者资格，快要形式主义地否认民主了。形式主义者，往往否认总体而尊重部分的。民族自决是民主原则之一。争取民族自决之斗争，与争取一般民主之斗争一样，对于民族生活上，以及对于无产阶级生活上，有巨大作用。谁不会为无产阶级利益去利用民主的制度和形式（议会制度包含在内），谁就是不好的革命家。但在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无论是整个民主，或其一个主要部分——民族自决，都不能超出阶级之上并成为革命政策之最高准绳。所以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之将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派混为一谈，乃是江湖术士欺人之谈。根据同样原因，我们认为将1924年之中俄条约和帝国主义条约混为一谈，也是极大的错误。 在1924年，鲁钟要拿中东路送给谁人呢？北京政府吗？但北京政府没有手可以拿取中东路，也没有足可以走到中东路。北京政府是一个空洞机关。真实主人是张作霖大元帅，这位红胡子头儿，满洲的独裁者，日本的恭顺走狗，民族革命运动的死敌，——这个运动剧烈地暴发于1925年，至1926年就变成为北伐，其最终的敌人就是张作霖。拿铁路送给满洲大元帅，这等于事实上与他联合反对那在发展中的中国革命。这与当1920年白色波兰与苏维埃共和国战争时，拿子弹和军械供给波兰一样。这不是执行革命任务，而简直是最可耻地背叛中国革命，——这个由阶级所举行的真实革命，而非存在于鲁钟及其他形式主义者脑中之抽象的幻想。 鲁钟陷入于矛盾地位，直至于责斥苏维埃政府，说它不应该于1924年9月20日与张作霖——「当时统治中国诸军阀中最反动的军阀」——签订条约。不错，「最反动的」。显然，照鲁钟的意见，不应该与这个极端反动派签订条约来保持中东路，而应该干脆地拿中东路送给这个极端反动派。 自然，1924年取消了俄国一切帝国主义特权的那个条约，并无什么条款足以绝对保证铁路不被张作霖所攫，因为张作霖有军队在满洲，而苏联军队则离开中东路甚远。但是虽然甚远，军队还是有的。张作霖有时进攻，有时退让。譬如，他要求中东路一定要输运他的反革命军队。中东路根据条约给他许多困难。他逮捕了局长，随后又让步。专靠他自己力量，他是没有多大办法的。可是日本，因为许多原因，并不肯积极帮助他，而采取观望态度。所有这些总合起来对于由南向北发展的中国革命有巨大帮助。 三革命的帮助呢？帝国主义的干涉呢？ 要更明白地说明鲁钟的形式主义之不切实际，我们试从另一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为巩固其在某落后国家中之势力起见，往往在这个国家中武装一个种族以反对别个种族，武装一个省区以反对别个省区，武装一个阶级以反对别个阶级。譬如美国对于南美诸国就是系统地实行这种办法。他方面，大家也知道，苏维埃政府大大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军，当这个军队开始成立之时，尤其当这个军队北伐之时。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人，跟在本国资产阶级背后，大作宣传，反对苏联军事「干涉」中国，他们认为苏联这种举动只是以革命面具遮掩俄皇帝国主义的旧政策而已。鲁钟是否同意于这种意见？这个问题同样也向鲁钟的一切同情者提出。我们，布尔什维克，我们所想的恰好相反：对于中国革命之帮助（思想、人材、金钱、武器），乃是苏维埃政府最初步的义务。至于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政治上危害了中国革命，其害处大大超过了物质帮助的利益——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说。但孟什维克攻讦苏维埃政府为帝国主义时候，他们并非反对斯大林布哈林在中国问题中之孟什维克路线，而是反对干预中国事情，反对帮助革命。鲁钟同志！苏维埃政府这种干预是罪恶呢还是功劳？说是功劳，我是有点难于出口的，因为这种干预无论就俄国革命利益说和中国革命利益说，都是应尽的最初步义务。现在我试问：苏维埃政府能够左手帮助南方而右手拿中东路送给革命所反对的北方吗？ 我们的答复将是这样：苏维埃政府既然不能够将中东路从北方搬到南方去，以帮助革命去进攻北方军阀，则它就应该紧紧地抓住这条铁路在它手里，不许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将这条铁路变成反对革命之工具。我们就是这样来了解那时争取中国真正民族自决之真正斗争的义务。 此外还有一个任务。必须对于中东路实行一种政策，使中国群众，至少群众中前进分子，能了解苏维埃政府帮助中国解放之目的和任务。关于这点，我在以前一篇论文[3]中已经说过，那时我引了苏联共产党中央于1926年4月通过我所提出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的意义是这样：我们将中东路看做是世界革命的一种工具，切近点说就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世界帝国主义自然能够——直接的或间接的，公开的或秘密的——从我们手里夺去这条铁路。为避免更严重的危险起见，我们迫不得已也可以将这条铁路让给帝国主义，就像我们迫不得已签订勃来斯脱和约一样。但在可能和有力范围之内，我们将保证这条铁路不为帝国主义所得，以便将来交给胜利的中国革命。为此目的，我们现在就设办中国路工学校，努力不仅要给中国工人以技术上的教育，而且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教育。 但这样恰好就引起了中国反动派的愤怒。路透社传达中国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宣言说：「中国的唯一道路，就在联合一切民族以抵制赤色帝国主义，不然中国就要沦亡于共产主义之手。」我们看见，问题并不在于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恰好相反，中国政府求援于帝国主义以反对「赤色帝国主义」；而这「赤色帝国主义」，在中国政府看来，就是共产主义危险。还能够举出比这个还更明白更恰切的言辞吗？ 鲁钟企图证明帝国主义国家同情于苏维埃政府而反对中国。事实上，他只证明，在部分问题上，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的态度是矛盾的。帝国主义，在根据不可侵犯的所有权限度内，迫不得已承认苏维埃国家也有所有权。如果连这一点也没有，则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就是不可能了。但事情如果发展到了战争，则战争的借口，即铁路的所有权问题，就将完全被推置于脑后了。帝国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就将专门站在反对他们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立场上，即站在反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立场上。 在远东之俄国白党对此问题的行动，我们也不妨提起来说说。甚至纽约「时报」对于这点也说：「此间（华盛顿政府中人）承认站在中国方面之俄国白党会惹起边境冲突，这种冲突，没有他们是不会发生的。」（8月17日）照鲁钟的意见，这里是中国民族自决问题。蒋介石是实行民主进步的，莫斯科政府是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但俄国白党站在中国民族自决方面反对俄国帝国主义。这一件事实岂不就证明：鲁钟拿地理学和种族学来代替阶级政策，而不能成功吗？在东方边境杀害红军兵士的那些白党强盗，其在政策方面还比鲁钟高明得多。他们不理会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注意根本问题：世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斗争的问题。 四和平主义代替布尔什维克主义 极左派抛开阶级观点而采取抽象的民族观点，结果必然要离开革命的立场而站在纯粹和平主义的立场。鲁钟叙述苏维埃军队当时夺得了西伯利亚铁路。随后，「为要适合于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红军才小心谨慎地停止在中国边境以外：那时没有占取中东路领地之任何图谋。」（见「无产阶级革命」228页）请看无产阶级革命之最高义务：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小心谨慎的降落其旗帜于国家边境之前。照鲁钟意见，这就是列宁反帝国主义政策的精神！读着这种「一国革命」哲学，真要脸红。红军停止于中国边境，乃是因为没有力量足以超过这个边境并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然的攻击。如果当时红军有充分力量，它就必须这样做。红军如果有力量而不为中国工农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向帝国主义势力进攻，则它就不是实行列宁政策而是无耻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ABC。鲁钟及其同伴的不幸在那里呢？就在他们拿民族和平主义的政策来代替世界革命的政策。这里一点也不与列宁相干。 红军曾经攻入孟什维克的乔其亚并帮助乔其亚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一件事，第二国际至今还不肯宽饶我们。乔其亚是乔其亚人所居住的，红军主要是由俄国兵士组成。在这件已往的冲突中，鲁钟究竟站在那一方面呢？ 1920年夏天进攻华沙这件事，又有什么意义呢？鲁钟也许知道我是反对这次进攻的，但我的反对意见纯粹属于实际的性质。我恐怕波兰的劳动群众不能及时地暴动起来（战争的行程往往比革命的行程更加迅速），并认为如果我们太离远了我们的根据地，将会遭遇危险。事变证明这种先见是对的；进攻华沙这件事是错误的。但这乃是实际上的错误，而非原则上的错误。如果物质条件更加优良，则以武力帮助波兰革命以及其它各国革命，乃是我们的迫切的义务。可是那时正是路易乔治，波拿劳[4]及其他，第一次攻讦我们为赤色帝国主义。这种攻讦，随后就轮到社会民主党来说，随后无形中又轮到极左派来说。 鲁钟拿「工人的解放只是工人自己的事」这一条毫无疑义的旧的原则来反对革命的「干涉」，这可说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个原则是就民族范围说吗？是就一国范围说吗？一个国家工人能够帮助别个国家工人的罢工吗？能够送武器给暴动者吗？如果有军队，能够派遣军队帮助暴动者或鼓动暴动，就像罢工工人派遣队伍去援助其它未罢工工厂的工人吗？ 五鲁钟为什么不决定走到底？ 鲁钟站在民族民主立场上，但并不坚持到底。因为如果中国政府确实是为民族解放而争斗以反对苏维埃帝国主义，那么每个革命家的责任就不在于对斯大林做哲学式的劝告，而要积极地起来赞助蒋介石。根据鲁钟的立场，如果认真说来，则迫切的任务就在于帮助——如果可能应该拿武器帮助——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俄皇制度的继承者。这是比白日还要明显的。鲁钟也完全正确地指出苏维埃政府帮助凯末尔反对帝国主义者。鲁钟要求以同样原则对付中国。完全不错，应该帮助刽子手蒋介石以反对帝国主义。但这里，勇敢的鲁钟也犹豫不决起来。他彷佛感觉到他的立场做出来的结论，必然会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起来帮助中国政府争取其独立以反对苏联进攻。鲁钟为什么停止在半路上呢？因为这种唯一彻底的结论，将干脆地转变我们这些极左派形式主义者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为俄国白党政治上的拥护者，这些白党先生现在正在手拿武器为中国「解放」而争斗哩！这种不彻底，对于「极左派」之政治嗅觉是光荣的，而对于他们的逻辑则不然。 六社会主义的「让与权」是可容许的吗？ 争论到这一点，乌尔班士同志及其在「列宁团」干部中的伙伴，就来参加了。在这个问题，与在大多数其它问题一样，他们企图站在中间人的立场。他们发表科尔施（Korach）派署名G.P.者的论文，鲁钟的论文，巴慈（Paz）的论文，比利时同志错误的论文，兰道和我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随后，编辑部就拿出折衷派哲学来，其中662／3%是采取自鲁钟和哥尔希的，333／1%是采取自俄国反对派的。客气点说，这就叫做：「我们不是百分之百完全与托洛茨基同意的」。乌尔班士拿鲁钟的意见做基础，但不以地理学和种族学自限。他企图增入阶级观点，即拿马克思来补充鲁钟，但他这种企图达到确实不幸的结果。 试看「共产主义旗帜」（「列宁团」的理论机关报）的社论：「中东路，在现在看来，还是中国对外国国家的一种让与权；这种让与权，如果从中国方面来看（？！），它与操在帝国主义国家手里的其余让与权，只有程度上（？！）不同而已。」（「论中俄冲突」，第31期245页）这里还是纯粹的鲁钟，乌尔班士教德国的革命者「从中国方面」来判断事实。可是，我们应该从无产阶级方面来判断事实。光有民族界线，还是不够的。 首先是一种极荒谬意见，彷佛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一般的不应该有企业（「让与权」）在别个国家里头。这里，乌尔班士跟着鲁钟也干脆地走到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来。无产阶级国家到落后国家中去经营产业，这个问题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而且是革命战略的问题。如果苏联完全未曾走上这条道路，那并非由于原则上的原因，而是由于技术上的落后。进步的即工业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无论如何将要建筑铁路，开办工厂，于落后国家，于旧时殖民地及其它地方。在这些国家做这种事情，自然不能用强迫手段，但也不能宽洪大度的拿来赠送，而要交换某种殖民地的生产品。这一类社会主义企业的联盟，其指导及其劳动条件——所有这些，其前提就是：更富裕的无产阶级国家，在两方相互利益之下，拿资本技术和经验去提高落后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这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剥削，不是压迫，而是以社会主义改造世界经济。其它道路，一般说来，是没有的。 譬如英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则其任务就不是将现在英国在印度的让与权交给印度资产阶级。如果这样做，那是极蠢的政策，那将是大大地扩张了印度资本家及与之联合的封建分子对于印度工农之权力，并将长久阻止印度社会主义革命之发展。不是的，无产阶级国家宣布殖民地完全自由以后，立刻就应该在让与权中取消一切民族的特权，灭除一方面指挥，他方面屈服之现象。同时，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不放弃这些让与权，而要变之为一种工具不仅帮助印度经济发展，还要帮助印度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政策为巩固英国社会主义利益也是必需的，但要实行这种政策，自然必须与印度无产阶级的前锋队伍携手进行，同时也须给予印度农民以明显的利益。 我们现在试与乌尔班士一起来「从印度方面」观察这个问题。在印度资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让与权」比资本主义让与权坏得多，只就这一点说就够了，即因为社会主义「让与权」将为印度工农利益而严酷的减低他们的利润了。在印度工农看来，则恰好相反，社会主义「让与权」变成为他们经济上和政治上强有力的根据地，一种社会主义的炮垒，可以集中力量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印度无产阶级如果拿到政权，自然也就将以前的让与权拿在手里。印度无产阶级对英国无产阶级国家之关系，将不是根据于生产阶级的所有权，而是根据于世界分工和社会主义团体之更高原则。 可见，简单的印度方面或简单的「中国方面」是不存在的。有蒋介石方面，有前进的中国工人方面，有无数骑墙的小资产阶级方面。当乌尔班士努力从「中国方面」来观察问题时，他事实上就带着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眼镜；这种小资产阶级，在困难环境之中，不晓得选择何种观点，不晓得投身那一方面。 七对于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估量上之原则错误 说到这里以前，乌尔班士根本上只重复鲁钟的意见。但下去他就「加深」鲁钟的意见了。如果国「共产主义旗帜」之社论中，将那些滑头话除开不说，则其要点就是如下的意思：既然国民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而反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或差不多取得胜利，或必然要取得胜利），那么……。怎么样呢？这篇社论并未明白答复。他们的折衷派哲学，其作用正在避开这种答复。 在未往下详说以前，我认为须先指出几点： 第一，乌尔班士[5]同志未曾正确了解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目前阶段。他未曾正确了解「热月反动」的意义。 第二，乌尔班士同志未曾正确了解中国革命之阶级力量的关系及其目前状态。 第三，他从他对于社会力量的错误估量，做出错误的和极端危险的政治结论。 第四，他之未曾发挥他的结论到的（与鲁钟及其它极左派一样），只可以证明他不彻底，但一点也不减轻他的错误立场之危险性。 这里，我须得征引「共产主义旗帜」中很长的一段话。这个杂志的社论企图解释中国状况；「带着革命性质之民族解放运动，是明白反对帝国主义而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这个革命停止于（！）资产阶级阶段上，抬高蒋介石的军权至极高地位，以屠杀手段镇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侵犯私有财产之农民革命暴动，并推动中国资产阶级走近资产阶级革命目的。这些目的之一，就是民族统一…。对于趋于民族统一之中国，帝国主义所得之让与权，乃是一枚眼中钉……。中国人要拔去这个眼中钉，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只采取谈判办法，对于苏联——他们认为是比较弱小的敌人——则采取军事进攻。在此情形之下（！），在中国的军人政府看来，底下的事实是十分紧要的，即：俄国之让与权，由阶级观点看来，比较资本主义的「仇敌兄弟」之让与权，还更危险（？）。每一个人都能够预见这种冲突，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国，中俄利益共存共荣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形只有在中国革命步步胜利之下，甚至在中国工农完成革命之下，才有可能…。」（第31期，第245页） 我记不起，是否曾经在别处从几十行文字中发现过像这样昏乱不清的思想。总之，就有，也是不常见的。需要一页的篇幅来驳斥这里每一行的文字。我企图尽可能地缩短来说，次要的矛盾则丢开不提。 上面所征引一段话中，上半节说帝国主义让与权（中东路是其中之一）是中国民族独立的眼中钉，这里，苏联被算在社会主义国家营垒中去。下半节则说：「在此情形之下」，从阶级观点看来，俄国的让与权还更危险，这也是紧要的。接着，就是这两种不能并容的解释之综合：中国利益和俄国利益一般是不能调和的。在什么意义之下并为什么呢？从上半节，我们看出：俄国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统一不能调和。从下半节，我们看出：工人的俄国利益与资产阶级的中国利益不能调和。从这两种不能并容的解释，乌尔班士选择哪一种呢？他一种也不选择，他只结合起来。怎样结合呢？用几个字：「在此情形之下」（dabei）。六个字就解决了问题。 乌尔班士说：苏联和资产阶级中国之利益不能调和，这是每个人都能预见的。好！这是说问题绝不在于中东路也不在于1924年条约吗？现在的中国和苏联关系之不能调和，仅仅是反映中国内部矛盾之不能调和。如果乌尔班士说：坐在刺刀之上的中国资产阶级仇视苏联，而苏联之存在本身就是中国群众革命发酵之源泉，——这自然是对的。这里还要加上一点，即中国资产阶级将它对于本国被压迫群众之恐怖，叫做对于苏维埃帝国主义之恐怖。 乌尔班士说：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这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在中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而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取得胜利。这并不是同样的事情。乌尔班士说到工农被屠杀，彷佛像说到资产阶级的革命内部一件小事一样。他甚至于说：中国工人从国民革命中表现其阶级利益，即从共产国际拿鞭子驱策他们进去的国民党中表现其阶级利益。这是斯大林的立场，即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就一般能成为独立阶段而实现来说，于1911年就发生过了。但这一次革命只为了证明在中国，能完成至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即是说，中国的民族统一，解除帝国主义压迫以及民主改革（土地问题！），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是不可能的。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27年），其一切经过都证明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明白：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之真正解决，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倚靠在工农联盟之上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之与帝国主义联盟），才有可能。但这种革命不能够停留于资产阶级的阶段。这种革命转变为不断革命，即变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一环并与之同一运命。所以得到斯大林和布哈林帮助而胜利之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就无情的镇压民众运动，并不造成民主政治而造成军事法西斯的统治。 八中国的不断革命问题 在上面征引乌尔班士同志机关报所说之一段话中，上半节说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下半节则说：中国和苏联之合作只有在中国革命胜利之下才有可能。这是什么意义呢？照乌尔班士说来，资产阶级革命不是已在中国取得胜利吗？这个革命不是因此要拔去眼中钉，即帝国主义在中国之让与权吗？乌尔班士所说的另外一种革命吗？是无产阶级革命吗？不是。「甚至在中国工农完成革命之下。」这由所说的「甚至」是什么意义呢？这是说：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究竟是什么革命呢？难道，乌尔班士接受布哈林和拉狄克意见，认为中国有既非无产阶级专政又非资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工农专政之可能吗？对于这点，应该说得明显些，勇敢些，坚决些，而不该只说「甚至」二字就够了。斯大林和布哈林对于国民党的政策，恰好是从这种既非资产阶级专政又非无产阶级专政之哲学中产生出来的。拉狄克和斯密尔格恰好首先碰撞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布哈林，齐诺维也夫以及跟在他们尾巴后面的拉狄克和斯密尔诺夫，都认为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中间，中国有小资产阶级革命专政之可能。乌尔班士经过俄国克伦斯基时代的经验和中国右派和左派国民党的经验以后，还隐隐约约地赞同拉狄克，在这一个全东方命运所系之问题上面。这并非偶然的：乌尔班士登载拉狄克关于不断革命问题所作的一篇极端庸俗肤浅的论文，而他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一点也不表示意见[6]。 现在问题并不在于断章取义地重复1905年所说关于不断革命的话。这种伪造的工作，齐诺维也夫马斯洛夫等做得很多。问题乃在于整个时代对于东方诸国之整个战略路线。必须明白答复：工农民主专政是可能的吗？这个专政与国民党专政有何区别？与无产阶级专政又有何区别？提出这个问题，将使我们发生另一问题：农民在革命中能有独立政策，即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独立的政策吗？马克思主义经过俄国和中国经验之后就答复：没有，没有，没有。或者农民受其上层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领导，跟着资产阶级后面咆：这就是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派和国民党的情形。或者农民受其下层分子，受农村中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所领导，跟着工业无产阶级后面跑：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道路，十月革命的（即不断革命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和布哈林就葬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齐诺维也夫，拉狄克，斯密尔诺夫，泼雷奥卜拉仁斯基则摇摆于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间，这种摇摆使他们达到无耻的投降。对于东方诸国，这个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主要分水岭。现在马丁诺夫[7]等人正藏身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言论诸零碎片段背后，这些言论也正是1917年斯大林，加明尼夫，赖可夫等拿来作护身符以反对列宁的。马丁诺夫的这种面具只可以欺骗蠢才和不学无术的人。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马丁诺夫，布哈林，斯大林的领导，同时又举行热烈的斗争反对不断革命。现在这是东方诸国根本问题，亦即是西方诸国根本问题之一。乌尔班士同志对此问题有意见吗？没有。他躲避在几句话背后，或在他所「无论如何」要发表的拉狄克的论文背后（这还更坏些）（下略）[8]。 1929年9月10日君士但丁 [1]Leninbund——德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左派领袖，于1927年初被开除出党。他们最初办了一张报，后来组织了一个团体，即「列宁团」，以雨果‧乌尔班士（HugoUrbahns）为领袖，出版「共产主义旗帜」与「民意」二种刊物。它的主张有许多与俄国反对派相近，但不完全一致；最主要的，在于他们那时就认为苏联已经彻底堕落了。这团体一直存在到希望特勒上台为止。——校者 [2]Luozon——法国工团主义专政，当时也接近于托派。——校者 [3]即「中俄稳定与反对派」。——校者 [4]BonaLaw——1920年时正任英国首相。——校者 [5]这里和后面，我说到乌尔班士同志，其实就是说到「列宁团」干部的多数人及其机关报的编辑部。「民意报」也是时常这样说；「列宁团干部和乌尔班士同志」。——校者 [6]在拉狄克的文章里，还有一个极奇特的谣言，彷佛我在阿拉木图的时候，阻止人家揭破布哈林与加明尼夫谈判消息，不使它泄漏，为要与右派联合。这谣言究竟从那里来的？从耶洛斯拉夫斯基的烟袋里来呢？还是从梅莘斯基的日记簿中来呢？大概不是拉狄克自己想出来的吧。至于乌尔班士则不仅用许篇幅来登辛克莱小说，倒还要发表耶洛斯拉夫斯基及拉狄克的谣言。如果乌尔班士同志光明磊落一点来问我，那我可以告诉他，关于布哈林与加明尼夫谈判的消息，我差不多与乌尔班士关于布兰得勒尔联合的模糊的声明同时得到。我为此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左右反对派间无原则的联合是绝对不允许的。这篇文章过了几月之后，布兰得勒尔机关报把它公布出来，随后才转载于「民意」。——原注校者按：布兰得勒尔（Brandler），德国共产党右派领袖。 [7]马丁诺夫在二十个年头中（1903年至1923年），是孟什维克理论家的头脑。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正当列宁患病和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开始时候。马丁诺夫在1923年攻击自十月革命至新经济政策这一段历史，说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现在他是共产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了。他还是从前那样的人。不过他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的言论，来掩饰他的旧路线。现在有好几个工厂专为裁剪和伪造列宁的言论。——原注 [8]全文共有21节，因自第9节起主关于苏联问题：故从略。全文收入中文「保卫苏联与反对派」「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二小册中。——校者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几个月我收到你们所寄来的好多文件和书信，用英、法、俄文写的，此外还有好多中文出版的反对派刊物。起初我忙于限期的工作，随后我又病了，所以不能早些答复你们。最近几天我曾很精细地研究你们所寄来的一切文件（自然除开中文以外），为的能够答复你们所提出的问题。 我先说一点，即研究了新近文件以后，我确定地相信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注一]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有一些策略上的不同见解，将来随着事变的进行可以走到分歧，但绝无何种根据可以设想，说将来这些分歧是同旧派别的路线一贯而来的，我打算解剖一些我所认为引起争论的和半争论的问题。 （一）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起初就是错误。我想这一点应该——在这个文件或那个文件——完全公开地说出来，特别因为俄国反对派在这点也犯了一大部分的罪过。我们的团体（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除拉狄克及他的几个亲近朋友之外，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并反对国民党之加入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派则站在相反的立场。拉狄克赞成他们，以使他们在反对派总干部的比重增加起来。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和皮达科夫认为不必为此问题同季诺维也夫派破裂。结果，联合的反对派对这个根本问题，采取模棱态度，这态度就反映于好多文件上面，甚至反映于反对派政纲上面。很可注意的一件事，即对国民党问题，凡站在季诺维也夫立场和调和派立场的俄国反对派，随后都投降了。反之，现在在监狱和戌地的一切同志都是自始就反对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的。你看原则上的立场，有这样大的力量！ （二）『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无产阶级在中国占民族中很小数量。它要操持政权，只有于自己的周围团结民族中大多数人，即城市的和乡村的贫农。『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口号，就表示这个意义。自然在政纲中和纲领式的论文中，我们应该明显而恰切地指出：领导权是操在无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是贫农的领袖，导师和保护者。但在鼓动上即使用『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这个简短口号，是完全合格的。在这个意义之下，这个口号与『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绝无相同之点。 在陈独秀及其它同志署名的一篇长文件中[注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法：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土地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与城市和乡村贫民联合并领导他们而取得政权之下，才能够完成。换一句话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完成和胜利，只有依照俄国道路，及依照中国的十月道路，才可以达到。』 我认为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绝不能引起任何误会。 （三）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完全陷于彷徨无主的状态。事变的经验和左派反对派的批评，已经将『民主专政』观念打成粉碎了。但如果放弃这个公式，则除开不断革命论以外，就无别的道路可走了。共产国际的一些可怜的理论家就站在这两个理论中间之一种不幸的布里丹驴子的立场[注三]。曼努依尔茨基最近有篇纪念节的论文（一九三○年十一月七日『真理报』）讨论到这个问题。这篇论文简直是无知，狭隘和狡辩的混合品。斯大林官僚派之布里丹驴子式理论，我们在最近一期的俄国反对派公报上（十七期和十八期合刊），曾经加以批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同你们无论如何是毫无不同意见的，这从你们的一切文件中可以看出。 （四）有几封信曾经叹息说：某几反对派或某几个同志[注四]，对于中国『红军』采取了一种不正确的立场，即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革命的农民武装队，自然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斯大林派对这些武装队的政策，乃是官僚冒险主义之有罪过的政策，我们应该毫不容情地攻击这个政策，我们也不可以和游击队的领导者及参加者同样地幻想，或鼓励那种幻想。我们应该对他们解释说：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农民的游击队是不能得到胜利的。但我们做这种解释工作时，应该拿出忠实朋友的态度，不应该拿出旁观者的态度，更不应该拿出仇敌的态度。我们在不放弃我们的方法和任务之下，应该坚决地和勇敢地拥护这些武装队，反对国民党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污蔑造谣，我们应该对工人解释说：这些武装队有巨大的同情的意义的。我们自然不可以拿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作游击战争，我们现在另有一个活动范围，另有一些任务，但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至少在『红军』若干最有力的武装队中，有我们自己的人，反对派与这些武装队同生同死，注意地保持这武装队和农民间的联系，并在工作中维持左派反对派的组织。 （五）有几封信，要重新提起国民会议问题；可是关于我们的政治任务问题，往往被一些猜谜式的问题所掩遮了；这些猜谜式问题就是：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以何种形式而实现？国民会议和苏维埃问题有何关系？等等。在这些推论中含有不少的政治玄学原素。譬如有一封信上说： 『我们认为国民会议多半是不会实现的；即使会实现，也不会变成『临时政府』，因为一切物质力量现在都操在国民党军阀手里，至于暴动以后组织成的政府，那无疑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且在此情形之下是不会召集国民会议的』 这样推论是非常不完全的，一偏的，因此有好多地方可以引起误会甚至于造成错误的。 第一，首先不可以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资产阶级自己迫不得已召集一种国民会议的可能性。如果欧洲报纸所记载的消息是真的，那末蒋介石现在正有一种思想，要拿一种虚名的议会监督，来代替那个束缚了他的国民党的监督。其中资产阶级之某些学派，因为同他们所厌烦的专政相冲突，可以走去欢迎蒋介石这个思想。『议会』将是一种更好的面具，掩盖军事专政于英国前面。报纸记载说，蒋介石受美国化的基督教洗礼，以为这样（这并非没有根据的）更容易向欧美银行家借款。美国化的基督教，欧美的高利贷者和中国的假议会——这些是彼此非常之调协的。 在议会前途之下，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第三党』都要活动起来，宪法问题，选举权问题和议会制度问题，都要提出于议事日程。唯有瞎子，方能设想以为中国民众早已将这些问题弃诸脑后了。直至现在，民众仅仅受过斯大林——蒋介石学校的训练，即受过一切学校中最无耻的学校的训练。在某一时代，民主问题将不仅吸引农民，还要吸引工人，这件事情必须在我们领导之下进行。 蒋介石召集他的议会吗？很有可能，但底下一种情形也是可能的，即立宪民主运动将经过蒋介石的计划而泛滥洋溢起来，将逼迫蒋介石更远地超过他现在所要的东西，或者甚至将赶走蒋介石及他的计划。无论对何种宪法议会的前途，我们都不应采取旁观态度。我们将在我们的口号之下，首先即在革命的和彻底的（『百分之百的』）民主口号之下，参加斗争。如果革命的波浪未能一下赶走蒋介石及他的议会，那么我们就要在暴露买办议会制度之欺骗并推动我们自己任务前进之下，去参加这个议会。 第二，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种情形呢？即是说：革命民主运动达到一种阶段，那时蒋介石已经不能拿住军事机关在其手里，而共产党人也不能够夺取政权？革命发展的这种过渡阶段，是完全实在的，这个时代，将产生一种中国式的两重政权，新的『临时政府』，国民党和第三党联盟，等等。这种政制，将是非常动摇的。这种政制不过是到无产阶级专政去之一个阶段，但这阶段是可能的。 第三，上述那个文件上说『在胜利的暴动之下，将成立无产阶级专政，那时国民会议是不会召集的。』这里把问题太简单化了。暴动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并在何种口号之下发生呢？如果无产阶级在民主口号之下（土地、国民会议及其它）团结贫农于自己周围并拿联合的进攻推翻了资产阶级军事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必须召集国民会议，免得农民疑惧，免得资产阶级的煽动乘虚而入。布尔什维克岂非在十月革命以后被迫得去召集『立宪会议』吗？为什么认为中国没有这个前途呢？农民的发展，绝非与无产阶级同行并进。无产阶级可以预先见到好多事情，农民则只有从事实学习。中国农民是需要国民会议之活经验的阶段的。 俄国资产阶级长久拖延着不肯召集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就拿这点去攻击资产阶级，所以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时候不得不于短时间根据旧时选举名单召集立宪会议，因此在这个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占少数地位。立宪会议和苏维埃间之冲突表露于全体民众眼前，随后立宪会议就被解散了。 中国可有另一种前途。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候，在某些条件之下，可以进行于几个月之内召集国民会议，在农村中实行广大的鼓励，并保持国民会议中共产党人能占多数位置。为此，将有一种便宜，即苏维埃政制将受国民会议正式通过。而一下取消了国内战争中资产阶级的一个通俗口号。 自然上述诸种前途，不过是一些历史的假定而已。没有任何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一般的趋向——到无产阶级专政去——是早已明显了。我们不仅要预测可能的前途，阶级和配合等，而且还要以革命因素资格干涉事变，在民主口号之下进行强有力的鼓励。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站在主动者的地位，那么斯大林官僚派将落伍退后，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将于短时期中变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六）中国资本主义在最近时代将有何种可能前途——这个问题不是原则，而是事实。预先断定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这样的决定乃是纯粹的书生之见。外国资本之大规模投资中国，完全不是不可能的事。世界的危机，使闲空资本累积起来，需要一个活动的地方。现在固然连最强大的美国资本也麻痹了，迷惘了，胆怯了，失却主动力了，因为它不久以前才刚从繁荣的高台跌入危机的深渊去，但它已经开始寻找一个国际的救星，以造成新的工业繁荣。在这点上，中国无疑有很好的资格。将实现至何种程度呢？这还是不可预见的，这里不应该先天地瞎猜，而应该追随经济和政治之真实过程。无论如何不应排除底下一种可能性：即当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还陷落于危机的泥潭中尚未能振拔出来时候，国外资本的投资将在中国造成经济的活跃。我们应该准备这个前途，及时地集中我们的注意，组织工会，去巩固工会，并去正确地领导工会。 经济的活跃无疑将延缓了直接的革命前途，但同时也将替革命前途准备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和新的胜利源泉。无论如何，将来是属于我们的。 （七）有几封从上海寄来的信，提出下面一个问题：即究竟应该强迫地方组织完全结合起来，合并各派机关并在已经实现的统一基础上召集大会呢？还是统一时反对派内部保存各派存在直至一切策略问题完全解决为止呢？对这些组织上的事情，我在远方很难贡献意见，也许我的意见到时，已经延迟了。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要高喊说：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不要太延缓了统一的准备工作，因为不然，你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去制造一些人为的分歧意见。我这句话绝不是说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绝不是说你们（恰切点说：我们）已经有保证在将来不会发生分歧的意见了。不是。毫无疑义的，明天或后天将提出新的任务，亦即是说将发生新的分歧意见，无此，革命党便不会发展，但这些分歧意见，在统一的组织内将产生新的派别分化。不应该太过于长久地回顾昨天，不应该止步不前，应该走去迎接明天！ （八）各国反对派之经验，都可以证明新的分歧意见是不可避免的，举一个例来说，法国的共产主义同盟是由几个派别合并成立的，这个同盟是由于他的周报，曾经做了很重要很有价值的工作，不仅是在法国本国的工作，而且是国际的工作；这可证明几派的合并乃是进步的事实。但最近几个月内，在这个已经统一的同盟里头发生了剧烈的分歧意见，尤其对于工会问题。形成了一个右翼，站在根本上错误的一种立场。问题已经严重到可以造成新的分裂之地步。自然应该坚决地尽力地去避免分裂，但如果避免不掉，那么新的分裂绝不是证明过去的统一是错误的，我们并不将统一和分裂拜物教化，一切都是受条件，时间，分歧意见的深浅，任务的性质等来决定。 （九）西班牙状况似乎和其它各国不同。西班牙现在正在明显无疑的革命昂进时代，沸热的政治空气应该大大地帮助了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工作，使成为革命中最勇敢和最彻底的一翼。共产国际破坏了好几次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使正式的党疲弱无力。像在其它一切重要情况下那样，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放过革命形势，西班牙工人在严重的顷刻，只好自己行动，他们差不多没有懂得领导，竟举行一种惊人规模的革命罢工斗争，在这个条件之下，西班牙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就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以斯大林的理论和广州暴动的实践说来，似乎苏维埃只在暴动前夜才可组织的，破产的理论和破产的实践！苏维埃之组织应该在群众真正的活的运动已经要求这种组织时候。起初的苏维埃组织，就是广大的罢工委员会。西班牙现在就是这个状况。无疑，西班牙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之主动力，在这些条件之下，可以得到无产阶级前锋队方面的同情应声。在西班牙反对派面前，最近可以开启一个广大的前途，预祝我们的西班牙朋友之完全胜利罢！ （十）在结论上，我们又回说到统一问题来，为的指出奥国在此问题上之一种极端悲苦的经验。三派奥国反对派进行『统一』，有一年半之久，各派轮流地发明一些条件，务使统一失败而后已。这种罪过的玩意儿，不过反映那充满正式共产党腐败倾向之奥国反对派的一般悲惨状态。奥国反对派每一派在这一年中都充分地表现他们宁可放弃国际反对派的思想和原则，而绝不愿放弃各自的小团体的自尊心。这些派别的思想基础愈微弱，则其内部斗争愈加带着毒害的性质。他们如醉如狂地将国际反对派的旗帜丢在泥坑里去，同时又要求国际反对派拿它的权威来掩盖他们这个无聊的动作。 自然这是谈不上的，允许无原则的团体到国际反对派中来，这就是吞服毒药，对这团体，我们必须严格的检举，我希望国际反对派在下次大会将制就『二十一条』[注五]的加入条件，而这些条件将是充分严厉的。 与奥国反对派相反，中国反对派不是在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发生起来的，而是从那被机会主义领导机关所葬送的伟大的革命经验基础上发生出来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使中国反对派负起特别的责任。这里，我们大家希望中国反对派肃清了小团体的精神，并全身站立起来去进行它所应负的任务。 你们的托洛茨基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于普林基博 [注一]一九二八至年一九二九年间，中国先后发生了四个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无产者』，『十月』，『战斗』。因无重大原则分歧，进行统一运动，然以小派别的排他精神与『自尊心』作祟，久久未能成功；最后，托洛茨基此信给了一个助力，『协商委员会』加速工作，卒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召开统一大会。——校者 [注二]指陈独秀等八十余党内老干部签名之『告同志书』。——校者 [注三]Buridans’Ass——相传中古哲学家布里丹有个寓言说：一只驴子又饥又渴，看见左边有个水槽，右边有堆草料，它急得没有办法，不知先喝水好，还是先吃草料好。此处寓『彷徨无主』之意。——原译者 [注四]按此处系指陈独秀所作『论红军问题』，原则上并无错误，措辞上容有未妥，为斯大林派攻击之的，这攻击终且部分影响了托派内部的一些人。——校者 [注五]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为防止机会主义者混入起见，曾通过列宁所起草的『二十一条』加入标准。——校者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附录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附录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中共党内斗争的力量关系 中共内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所存在以及所形成的诸般力量间的相互关系，照毛泽东们自己说是这样的： （１）最高领导层中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份子”； （２）在干部中，有四种人物：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这四类干部派系分化的实际力量对比是否如此，我们自然不能用什么“实况调查”或统计材料来加以证实或否定。不过，从这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过程看，我们却有充分理由断定：毛系这一个说法是不符真相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规模与声势，和它规定的目标之间就是大不相称的：仅仅为了“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得叫全中国数千万大中小学生一律停课整年，竟得耗费无法估计的国币，去运载、供养这些小将们串连全国；竟得将全中国的文艺乃致党政机关搅停顿纷乱，翻天覆地；竟不惜将中共内部完整统一的神话拆穿；竟不顾一方面美帝，另方面苏修的恶意称快，大肆反华宣传，竟……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如果事实真如中共毛系所说，他们付出了如许代价而仅仅为了这么小的一个目标，那么，毛泽东这回不是在用牛刀杀鸡，而简直是在以原子弹轰炸舢舨船了。天下决无此理，因而也决无此事。 毛泽东们必须发动如此规模的“大革命”运动来打击“当权派”，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那个被打击的对象决不是小的，决不是一小撮，而是大的，甚至是很大的一大伙。 这个“一大伙”在中共的全部当权派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它占多数还是少数，我们无法断定。不过从种种迹象看，他们在实际上可能还是多数（毛派文件上时时透露他们自己居于少数）他们在八届第十一次中全会上所以会屈居少数，多半是由于毛泽东们施加种种（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压力才造成的。 干部中，被毛派称为“好的”与“比较好的”；其意即为从来绝对服从毛氏一切言行的人，据说是“大多数”，这是一定不足信的。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内部的人事安排调度，不论中外，从来都操于总书记之手。谁当总书记，谁的系统便占据了党组织中大多数的要职。当年斯大林如此，后来的赫鲁晓夫亦是如此。而所谓“党主席”或拥有其它更高荣衔者，则虽功高位尊，名大信孚，可是在和广大干部的联系上，却总不及总书记的近便。就连列宁吧，特别是中风以后的列宁，都曾深深感到总书记斯大林的掣肘与违拗，今天毛泽东也多少会有同感的。中共今天的反对党既是刘少奇与邓小平的联盟，那么，这两个前后相继，长期来握住了总书记大权的人，当然已将大多数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干部位置于重要党部中了。 中共内部以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为首的反对派，是人数众多（远远多过毛派）与影响颇大的一群，他们虽不能说有成形的组织（更确切些说，除了现成的党团之外，他们没有特殊组织）；却具有严密与深长的系统，这个系统主要与首先不是因思想的同一而形成，却是因长期的工作关系与人事的紧密联系而结成的，他们基本上都是毛泽东思想者，他们对于“主席”的不满，只是因为十年来毛泽东所倡议的内外政策给带来了失败的后果；只因这些痛苦的经验给他们打开了眼睛，让他们知道了毛泽东不是永不错误的神，而是也会犯错误的人，甚至是因为老而且病之故，常能陷于狂妄想法的，所以他们希望他能安于尊荣，少理党国大事，逐渐成为名义上的领袖。 在中共的最高层与较高层的干部中，作如上想法的人，我们相信占颇大多数。 至于中下层远较广大的干部中，由于他们没有直接接触毛氏的机会，没有直接认识领袖的可能，他们自不会有上述想法，但是“三面红旗”的痛苦经验他们都是受到了的，而且比高级干部们感受得更深更切。因此，毛泽东思想的“英明领导”，也必然在这些人中间大大降低了信心。从来，在这些干部的心目中，毛与党中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在“三旗”之前，人们是无法叫这些干部将毛与党分开，更谈不上二者的对立；可是“三旗”之后，如果代表党中央的人出来诉说毛的错误，他们就可能听得进去，有可能站在党的立场来反对主席。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现象，中共中下级干部里有了这个新现象，那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反对派即使不曾拥有固定的巨大群众，却总已有了潜在可能的庞大基础。 此外，还有党内那些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投机、蜕变的官僚腐化份子。这些人的数量也许是更多的。他们自然不是毛泽东的反对派，也根本不会因原则或政策而成为反对派，不过为了他们的大小不等的“乌纱帽”，却准备反对任何企图反对他们的人，并且随时准备拥护任何保护他们的人。这些人，如果毛泽东今天的“革命”矛头对准了他们，他们将会坚决地站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边，相反，如果毛系愿意暂时利用他们来“揭发”和“打击”当权派，他们是更愿意为“万岁”效劳的。 以上，我相信是目前中共党内反对派的较近真实的情形。毛刘之间 关于中共最高层内各个领袖之间的分化离合，现在我们虽然看到了较多资料，却仍旧难于作明确的叙述。有关这方面的真相，必须要在事后好多年，才能让史家作出接近真实的记载来。我们不能这样做，也毋需这样做。我只想谈谈下面两个问题：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如何？二、林彪为什么会代替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亲密的战友”？ 在许多方面，毛刘二人代表着不同典型。如果毛偏向于革命的“浪漫主义”，那么刘偏向于革命的“现实主义”。毛的身上兼具有中国农民和中国旧读书人的气息，刘却是接近工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代表；毛的学养主要是中国的，而刘的中国旧学底子甚浅；毛是打下了部分天下之后才进修马列主义的，刘却在投身革命之前便已在国外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毛雄才伟略，英雄主义十足，帝王思想深入灵魂，刘则谨小慎微，平民气息较浓，民主精神略占上风；毛敢作敢为，勇于创新，强调主观能动性；刘冷静审慎，循规蹈矩，常常考虑客观条件；毛急于事功，为目的不择手段，“教条”对他不起作用，刘却稳步前进，目的与策略之间常带关联，原则对他有多少拘束力量；毛一生的工作在学生、农民与兵士之间，几耗毕生精力于武力的培植，刘的工作重心则偏于工运和党务，尽注其心血于机关的策划和布置……总之，这两个人，无论在长处或短处方面，都不属于同一类型，而是相反的。 然则在过去他们二人又怎能相辅相成，“合作无间”呢？ 撇开别的不谈，最最主要，我想是因为刘少奇曾经帮助毛泽东打败了他的长期对手王明，曾经在理论上替毛泽东概括出“毛泽东思想”，并且使这个思想成为一尊，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大会上正式写进党纲，使之成为中共唯一的与公认的指导路线。 主要是这个功劳，使刘少奇二十余年来一直成为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并且曾公然宣布为毛氏的继承人的。 刘少奇捧出“毛泽东思想”，因而使毛氏的思想成为“一尊”，使毛氏本人确立为最高的唯一领袖，是否出乎策略，即是否违背了本心，只为要取得毛氏的信任而这样干的呢？换句话说，是否刘少奇从来“反对毛泽东”，他之所以高捧这个思想，只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我们认为不是。 多年来，有不少自以为是“中国通”的人，总爱说刘少奇是所谓“国际派”的领袖，是从来反毛的。最近看到了公开出来的毛刘之争，他们便更以为是，以为他们从来的所信得到证实了。 其实这是违反事实的。 中共内部的所谓“国际派”，历来是指那些在莫斯科受过教育，回国后不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凭“留学生”资格窃据高位，并挟共产国际以自重者，他们一切听命于莫斯科，自己无独立主张，甚至一切依赖莫斯科，并不想自力图强。此派人中自以王明为杰出代表，而刘少奇不与也。无论在王明以前，或王明以后，他都不曾扮演过这角色，因此他根本不是什么“国际派”。刘氏从事共产主义活动数十年，前期搞工运，后期干党务，在工作态度上既以比较切实见称，在党内关系上亦从不闻有假外力以自植派系之事。故若中共党内确实有了刘少奇派的话，那么首先是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决不是依“国际路线”走出来的。 不过，如果我们将毛刘二人对照起来看，在一个确定的意义上，也未始不可以称刘少奇为“国际派”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刘少奇与毛泽东相比，是偏向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是接近工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早年就在外国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的，他当然更了解世界大势，尤其是更了解国际工人运动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现状，更着重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与国际关系。一句话，刘少奇比毛泽东具有较多的国际知识，具有较大的国际眼光，因此，在毛泽东的民族见地与“民族主义”的陪衬下，刘少奇确乎是国际主义的，确乎是国际派。 但是在过去，毛的“民族主义”与刘的“国际主义”非但没有冲突，而且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原因：刘之所长恰恰可以补毛之所短。不论在一般的党政工作中，或者在特殊的反“国际派”斗争中，毛之成功和胜利都和刘少奇的支持分不开。 没有毛的“民族主义”，刘的“国际主义”不容易在中国落后的土壤上生根；可是没有刘的“国际主义”，毛的“诗云、子曰”毕竟也无法去和王明们的“希腊、罗马”斗争，并斗争而胜之。我们这样说，虽然流于笼统抽象，但本质上和大体上却不曾错。 然则，毛刘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对立者，到了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缘故，其矛盾的相斥性超过了相成性，以致成为中共内部斗争的二派首领呢？ 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可以推断，毛刘矛盾开始的时间多半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1]，而矛盾的原因，主要是以“三面红旗”为主的对内政策以及因“反修”斗争而引起的对外政策。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上，我们上举的毛泽东性格上与思想上的种种特点，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其中有农民们天真的平等主义。有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狂妄理想，有从孔夫子直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又有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却由毛氏更加发展了的“一国共产主义”；同时这些政策的实施与推进，又在在显出了毛泽东的“磅礡气概”，显出了他的敢作敢为，显出了他的勇于创新，以及在“打破一切框框”的口号之下，他之完全能否定马恩列的科学“教条”，甚至也不看重斯大林在这方面的失败经验。 当毛氏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如此淋漓尽致地发挥之时，在性格和思想上处处与之对立的刘少奇会无条件的拥护，一点都不表示反对吗？不可能。 由于中共胜利以来毛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刘可能在最初一个时期拥护这些政策的；但当这些政策在很短期内暴露出可怕的错误后果，以致连彭德怀等人都心知不妙，不得不出来反对之时，那个头脑比较冷静，思想比较清楚，理论较有根底的刘少奇，自然要表示异议了。 如何表示？如何为自己的不同看法斗争，它是否像最近在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上所透露那样，刘少奇在同志们的推动与簇拥之下，竟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六中全会上将毛逼下了人民政府主席之位？是否从此以后他和邓小平等竟自作主张，对毛氏敬而远之，一贯地管自己进行“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的路线”呢？我们不想加以推测和猜度。我们想要肯定，而且也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事实：为了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中共所采取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政策，乃是毛刘由亲密合作转变为敌对冲突的主要原因。 毛刘因国内政策上的不同立场而发生异见，后来又因国外政策，特别是因对苏政策的不同看法而加深异见。在这方面，毛刘二派究竟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比他们在国内政策上的歧见更少。原则上，我相信毛刘是同样坚决反对“苏修”的，二人不同，多半是限于策略方面。毛泽东本来是非常高明的策略家，他最懂得为了自身利益，如何灵活而巧妙地—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原则来迁就策略，藉以获取一时之利。然则在这些年来的“反修”斗争中，他怎么会扮演最死硬的“教条主义者”的角色，以致中国和中共，日益陷于孤立无助之境，日益失去全世界人士（包括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内）的同情呢？主要因为毛泽东个人命运与中苏共的冲突结合得太密切了，任何重大让步，即令是策略上的，都会影响到毛的威望，甚至影响到他的地位。自从“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派”出现以后，这使他更加警惕了，警惕到了过敏的程度，他要防止发生“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派”。为此，他必须争取全胜，甚至在细小策略上都不许退步，不许软弱。 可是这个态度，对于整个中共，对于中国，乃至对于目前的国际反帝运动与革命运动，显然都是有害的，至少是不智的。中共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而中国要成功地与胜利地反对这个大敌，自非与苏联妥协不可。但毛泽东今天非但不此之图，反而在相当程度内，在主动地促成美苏合作。毛泽东一向讥笑王明派的战略，说他要用“两个拳头打人”，可是今天，他自己却犹有过之，简直是以双足双手，同时要打倒所有敌人。外交部长陈毅的名言，邀请美苏同时来打，越早越好云云，把毛氏的策略观非常可笑地表示出来了。这种态度，别说是中共党内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家和策略家们，就是普通工人，也都会觉得不切实际的。 刘少奇等当然会表示不同意见。 不过使毛刘二系的矛盾公然爆发的对外政策中，我认为最主要与最直接的原因有二：１、对越援助的联合行动问题；２、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变及其惨败问题。所谓联合行动，无论在工人运动一般革命派的传统中，或者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中，都是通行的。为了反对阶级敌人的一个特殊的斗争需要，各派革命工人与政党，可以而且应该不计及某些较大的原则问题上的不同，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这种行动，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运用于目前的援越问题上，可是中共却对此提议采取了消极否定态度；这态度不但使“真联美，假援越”的苏共振振有词，而且使许多一向同情中共的日共与北朝鲜共党，都逐渐离开了中共。中共采取这个态度自然是出于毛泽东的坚持，刘、邓、彭真等一定对此极表不满。真相如何我们虽无文件可稽，但光看这样的事实：日共宫本显治等于一九六六年初来华访问，与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们会谈之后，彭真不再露面，而日共遂即开始转向，这其间是透露了一点消息的。 印度尼西亚共的政变与中共的政策有多少关系，无法说，中共领导层中对于印度尼西亚共党的方针有否发生过分歧，我们也无法推测，不过印尼共的政变企图多少受着中共武装革命路线的影响是显然的；她的悲惨失败促成了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是显然的。印尼共的流产政变发生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底，中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海瑞批评”发射于十一月，这个时间上的吻合，当非偶然。 印度尼西亚共的惨败代表着中共在亚、非、拉美地区外交战中一连串挫折的顶峰。达到这个顶峰，那末一向对于毛氏的对外政策怀有异见的人，很自然会借此时机，对“党”，对毛发动猖狂进攻了。三为什么林代替了刘少奇？ 为什么毛要将林彪代替刘少奇？这个问题，我以为比较简单。 首先因为，军队比之于党、团、工会等等组织，在人事系统上，一向就更直接地受着毛的控制。（所以会这样，第一在于毛之重视枪杆子，他自来就特别注意军队干部的选择；第二，由于军队中的庞大群众乃至低级干部的定期更新，它是更易为最高领袖的威望所左右，较难为部队首长的人事关系所束缚的。） 其次因为，“职业军人”的林彪，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一定远远超过了“自作主张”的刘少奇。自从他代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他在解放军内有系统地进行着（严格说是执行着）神化毛泽东以及将毛泽东思想宗教化的整套办法，是很得了“伟大领袖”之心的。 一方面为的要依赖军队来整肃党、团、工会等等组织，另一方面为的要酬答嘉奖林彪全力神化领袖之功，毛泽东遂决定拿他来代替刘少奇，作为“最亲密的战友”。 如果当年刘少奇坐上第二把交椅是因为他“圣化了毛泽东”；因为他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一尊，那么今天林彪之所以能取而代之，乃因他“神化了毛泽东”，因为他将毛泽东思想更高地捧成绝对的教条。 在两个不同阶段上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需要有不同的人来抬举，需要有不同的人来做祭司。 将毛思定为一尊，纵然荒唐，却仍属于理论和思想范围的事，这工作需要理论家，或至少需要理论家型的政治家。 将毛思捧成为教条（甚至捧成为符咒），这已属于感情方面和信仰方面的事，这工作需要狂热的教徒或能装成狂热的阴谋家。 刘林交替，若从对毛的关系看，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看，主要应作如是观。 至若从今天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实际过程看，林彪究竟怎样成为毛泽东的大使徒，成为毛教的大祭司，这问题我们就难于推测了。因为这中间必须牵涉到无数人事关系。这种关系，不必说我们这些局外人，就是中共的内部人士，甚至它的最高阶层中人，一时也未必弄得清楚。因此我们无须去猜测，也不必去猜测。这种猜测乃是野史轶事的分内事，与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根本无关。 我们可以谈谈的，只是如下几个问题： 毛林合作，到底谁居主动地位？许多人——特别在林彪上升消息初被证实之时，都以为毛因病废或老迈之故，实际上已成了林的傀儡。他们断言林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毛的威望，以军队为手段，藉以打击刘少奇一系，篡夺党政大权。这种推测，已被事实证明为不确。从一切迹象看，毛今天还是手握大权的。在“毛林公司”中，他显然处于主动的与决定性的地位。 当然，这毫不排斥林在这个合作中所曾起的，乃至正在起着的主动的与重大的作用。要使自己的名次从第九（根据中共八大选举中委的票数）跃居为第二，要使自己为“伟大领袖”特别垂青，寄以重望，决心排除种种困难，使之代替那业已当了许多年“继承人”的刘少奇，不必说，林彪一定在趋奉、迎合方面做尽了一切工作，甚至做尽了一切诡计（包括走皇后内线在内），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复能获得“最亲密战友”这个称号。 另一个问题是：林彪突起，解放军凌驾乎共党之上，是否意味着中国式拿破仑专政的可能？这，我想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出。在利用各种矛盾的力量，使它们相互冲突，相互箝制，相互平衡，以便稳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从来是拿破仑——拿破仑第三——主义者。毛泽东是运用策略的高手。当他利用某一力量来对付另一力量时，这时他根本不看重原则。以党治军原是共产党的原则，但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必须用枪杆子来敲破党官们的脑壳时，毛并不受“教条”束缚；可是你若因此而以为今后毛将以军代党，那就错了；到了某种时候，当实际斗争的需要，当他脚下的诸般矛盾的冲突需要以党制军时，他便会高举那条今天被他踩在脚下的原则，要用党来肃军了。（除非毛因病死而来不及如此做，或因国内和党内诸力量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使他不能如此做。） 人们所以会强调军事独裁的可能，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与军队的关系，来看中共和解放军的关系。其实这是大错的。中共和解放军的关系，非但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军关系比，甚至不能完全同苏联共党和红军的关系比。红军是苏维埃政权的产物。而中共政权却是解放军的产物。自从一九二七年以后，一般说来，中共和它的军队是分不开的，党固然是军队的政治指导，是军的灵魂，但在同时，军却常常是党的组织者，宣传者与推广者。 因此，中共的党和军并非截然划分，它们的关系并非对立的。 因此，我们不能因林彪的崛起而就此认为他将变成中国的拿破仑——拿破仑第一；我们也不能因为毛氏今天用军队来解放党部，而便认为中国今后必将有一个军事专政的时期。 还有一个问题：从“圣化”变为“”神化”，从“一尊的思想”一变而成“独断的教义”，再变而为驱除“牛鬼蛇神”的“符咒”，到底表示了什么？ 毋需深究；这显然是表示了毛泽东近七八年来无论在国内国外，无论在中共内部与民众中间声望的低落，它表示出人们对于毛泽东“英明领导”的失去信仰，它表示出中共内部反对毛泽东政策的种种意见的抬头，它表示出因毛泽东错误领导所造成的中共内部斗争的激化，它表示出因此错误领导所酿成的悲惨后果的严重——它们一方面加深了工农群众与迅速堕落的统治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中国社会中现有诸阶级之间的矛盾。 总之，这丝毫不表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威望的提高，而是恰恰相反：求神拜佛，符咒禳灾，总只能是病况沉重的标志。四红卫兵与年青一代 病况沉重的另一个无误的标志是药石乱投，而红卫兵则是毛泽东乱投乱抓的药石之一。 “红卫兵”问题，乃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迷人现象中的最迷人者。显然，在中共现有的诸领袖中，毛仍然是最有力的。他对于党、政、军、警（公开的与秘密的）的控制力量，即使不比三十年代的斯大林大些（我仍旧相信他大些），总不会比他小些。那么当年斯大林可以运用秘密警察这个武器来肃清他党内与军政机关中的一切敌对者，为什么威望较高，力量较大，地位更稳的毛泽东反而不能以简单的组织手段，行政命令，或秘密警察来对付刘邓一系以及他们下面的党羽呢？为什么他必须发动广大青年群众，钦命他们造反，以致将全国的一切生活搞得大乱呢？ 正是这样的问题，使一切所谓中国通或中共通迷惑不解，因而称红卫兵运动为“文化革命”的谜中之谜。人们因为解不开这个谜，因而有人说毛泽东病了，患了脑筋软化症，失去了判断能力；有的人说他死了，天安门上站的是替身，其实一切荒唐主意都是江青和林彪出的；有的人则说他疯了，患了痫癫症，对一切人猜疑，除了皇后、嬖幸和最亲信的御林军头子。 其实，这些“聪敏人”的假设都是错的。红卫兵这种办法不管怎样离奇，却还是可以解释，而且是符合了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曾经指出：红卫兵运动所以成为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基础，那就是目前中共治下年青一代的精神生活。这个生活是“苦闷、绝望、现实而空虚”的，它是中共官僚统治的当然结果，也是对于这个统治，特别是对于其荒谬的青年政策，所表现的那一种极度不满的消极抗议。 毛泽东本人就是从学生运动起的家，他最了解青年情绪与青年特性，他又是策略高手，擅长无原则地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故当他发现手下的党政组织大半为他的对手所控制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利用年青人，利用他们那种深刻的但是消极的不满。发动他们，支持他们；使他们的消极不满变为积极行动，矛头指向他的对手，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样一干，在毛泽东的打算中，真是一石数鸟的，第一，原该首当青年人怒气之冲的他，在青年人的眼光中，不但洗清了污点，脱尽了责任，而且成为反官僚、反贪污、反资本主义腐化的“伟大舵手”；第二、全面地打击了刘邓当权派，并进而彻底消灭一切反对派，藉以建立毛泽东个人与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第三、以群众运动方式，一边“革命”，一边“教育”，可以训练成一大批绝对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干部，代替那些不听话的或腐败的老干部，同时可以预防下一代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危险。 怀着这样的打算，毛泽东出来鼓动青年，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什么手段都耍出来了，而其中最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宣布“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个行之已久的口号为“反动的血统论”；他宣布这个历来扼杀青年的所谓“阶级路线”是“彻头彻尾的历史的唯心主义”。（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 我们曾经把中国目前的青年分成三类：一类是工农子弟，人数最多；另一类是“不好家庭”出身的子弟，人数居次，第三类是“英雄、好汉”的儿女，人数最少。这些人中，怨气最大的自是第二类人。他们最不满意现状，他们最愿意乱。因为天下一乱，他们不但无所损失，却还可能有所获得的。过去他们苦闷绝望，只因为他们看见共产党的绝对控制，看不见任何变乱之象。可是如今好了，毛主席出来主张公道了，出来替他们“平反”冤屈了，并且告诉他们说，这个冤屈是党政机关里的当权派造成的，所以号召他们起来“造反”，号召他们“夺权”，号召他们去打倒这“一小撮人”——这是多么响亮的一个春雷，多么巨大的一个推动；无怪乎青年人都疯狂起来了，带着“冲天的干劲”出场了，他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要“誓死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当然，有资格入学读书而又有资格当红卫兵者，很少系属于我们上面所说的“第二类”人，但是学生中，甚至红卫兵之中，占据最大多数的毕竟不是属于“英雄好汉们”的子女（他们还受了“中央文革”的歧视，被明令“劝告”不可当红卫兵组织的领导者的），而是第一类，即工农及一般城市居民的孩子们，他们是不满意现状的，是反官僚的，他们的怨气一半由于自己的感受，另一半则表达了他们父母的不满。因此，他们也是能够受毛泽东“反当权派”的蛊惑性的煽动的。 毛泽东的“红卫兵”，使很多人想起了希特勒的“冲锋队”。这二者之间自然有许多根本性质的不同点，如果看不见这些根本不同，贸贸然在二者之间划等号，那是荒唐的；不过有一点相同却是事实，那就是：“当权派”中的最当权的一部分，利用广大年青群众对于统治阶级及其统治制度的深刻不满，使用了一切“革命的”与好听的口号，发动他们，组织他们，藉以打击统治阶级中的异己分子以及真正的革命分子。 希特勒利用青年人对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不满，号召他们起来革命，藉以保存资本主义，同样道理，毛泽东利用青年人对于共党官僚统治的不满，号召他们起来革命，籍以保存这个官僚统治。 “希特勒的革命”与毛泽东的“革命”，就阶级性质说，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就他们利用青年群众的理由与情形说，都是相同的。它们表示了统治阶级或统治阶层和人民之间，特别是和青年群众之间，那种极其深刻的矛盾，也完全是相同的。 在最“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统治制度内发生了危机，那就通过议会斗争来解决。可是一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不正常”的阶段，一到这个国家里发生了“不正常”的危机的时候，议会斗争这个民主道路就行不通，于是就来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革命”办法，以此来解决危机，以此来保存和延续资本制度。同样，在共产党和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在正常健全的条件下，一切问题（包括或大或小的矛盾在内）都应该循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解决。党内如此，政府（苏推埃）之内亦是如此。列宁时代的苏联党政机关中，不断的发生矛盾和危机，也不断地用这种方法来克服，来解决了的。可是等到党和国家的情形越来越不正常了，也就是说，越来越堕落了，这时，那个传统的解决矛盾方法便不再适用，却产生了其它的非常的“紧急手段”，所谓紧急手段，截至目前为止，历史主要地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一种是斯大林的，他应用了秘密警察，应用了司法罗织，实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与谋杀；另一种是毛泽东的，便是以发动群众运动为主，而以斯大林的那一套为辅。前一种是少数人的阴谋，后一种是多数人的“阳谋”。 斯、毛两人采取了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手段，自然多少与二人的性格有关，不过更重要的，总在于他们二人不同的地位。毛在这件事上之所以不完全师事斯大林[2]应该用他对自己的权力与威望有了充分自信（甚至是过分自信）来解释的。毛相信，凭他拥有的权力和威望，要把他的敌对者（他们霸据着大多数党、团、政以及其它机构的地位），用“组织手段”或其它的阴谋手段来排除，虽然也能办到，但他觉得这样干不彻底，不充分，没有“教育意义”，因此他要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要实行“大民主”，要进行“批、斗、改”，以便一方面除去那些为他所不喜的敌对者，另一方面培养出一大批注射了“修正主义”免疫针的新干部。他相信，这样干虽然会激起很大的反抗，会搅得天下大乱，但他仍以为事情能在他划定的路线内进行，不会走到他所希望的反面去。五三个可能前途 事情的发展是否真如毛泽东所愿呢？ 先让我们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三个客观上可能前途： 一、由武斗引起内战，大至造成长期内战的局面， 二、“文化大革命”收得预期的胜利，在短期内（假定一两年）完成任务， 三、由假造反变成真造反，革命群众把所有的“皇帝”，特别是毛泽东这个大皇帝拉下了马，于是让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上大踏步地迈进。 先看第一个前途： “文化大革命”由文斗变为武斗，已经是普遍的现象；这“武斗”是否会变成小规模的内战，甚至变成大规模的乃至长期性的内战呢？这可能，照目前情形看，还是不大。刘邓派（假定他们有决心进行武装对抗的话）当然也可能在解放军中找到忠于他们的若干队伍，但若这个队伍不是驻扎在与苏联为邻的边界省份，又若它得不到“苏修”的或明或暗的支持，在现在条件下，要想认真与毛林为首的军事力量为敌，要想长期抵抗，或甚至想在内战中取胜，那是难于想象的。 因此，只要毛泽东不突然死亡（七十三岁的老人，死亡不应该算是意外），只要中苏不发生严重的军事冲突，那么内战可能，特别是长期与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总是微乎其微，或竟可以说没有。 没有这个可能，同时也就意味着与决定着：刘邓派不可能在这次党内斗争中进行有效反击，更不可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毛林派既然以武器当作与反对派“辩论”的唯一“论据”，那么反对派拿不起武器来，或根本没有决心去拿起武器，也就无从进行“辩论”，更无法“辩论”以胜之了。 然则，“文化大革命”是否只能有上述的第二个前途？即是说，毛泽东是否一定能如愿地完成其任务呢？这，我看也不尽然。 刘邓派不能以武器对抗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评来反对毛林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武器批评，诚然是他们的致命弱点，但是，如果他们是一个有原则的反对派，如果他们真有与毛林派根本不同的政纲，如果他们真有为贯彻自己正确路线的决心，并且真能为此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那么，纵然一时没有武力、他们的斗争也未必输定了的。就算一时占了下风，或暂时输了，也终于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嬴回来。 真理常会依循最曲折的道路走向自己的胜利，历史上，乃至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曾经让我们见过不少先例。 因为，正如毛林派自己常说：军队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它一样受着阶级斗争的影响，一样受着政治斗争的影响。军队接受影响，比之于其它群众集团，可能迟些；要这个影响发生结果，见之行动，也一定比较的难些。但是迟些难些，绝不等于不可能。军队一旦接受了影响，一旦采取了行动，却会比其它的群众集中得多，强烈得多，而且能起决定作用。 因此，一时没有武力，并不等于始终没有武力。武器是可以转手的。问题只在于你是否有赢取武力的正确的政治立场，在于你是否有以正确纲领去嬴取武力的决心。 可惜的是：刘邓派完全不是上述那样的一个具有原则性的反对派，他们不是一个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的反对派。他们也没有为实现自己政纲，不惜将斗争进行到内战的决心，他们（至少那些高级领袖们）基本上始终是毛泽东主义者，他们不仅为了策略之故，口头上一直叫喊着“毛主席万岁”与“毛泽东思想万岁”，而且出乎本心地，在实质上他们也是“忠于万岁”的。如果他们对毛有所不满，对他的主张表示了异议的话，那只是“忠良之谏”，决不是存心犯上，更不是谋王篡位。其次，由于反毛派根本不是原则性的反对派，如此他们不可能有系统的纲领，不可能有堂堂正正的旗帜，更不可能作战斗性的号召。他们只能作毛派的一个消极影子而出现，这就决定了他们斗争和“反扑”的性质和力量，决定了他们斗争的被动性，消极性与软弱性。事实上，截至目前为止，反毛派的斗争手段让我们见到的，确乎只有如下三种：一、“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多半是最上层的）；二、发动“经济主义”，“慷国家之慨”，藉以争取人心（中级的）；三、“躺倒不干”，听凭处置（下级的）。这都是不足以成事的。 刘邓派既然是这样性质的反对派，他们所采取的又既然是这样子的斗争手段，那么，要想它去抵御毛派的攻势已嫌不足，更谈不上什么打败毛派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能够击败他的反对者的，也可以说，他是能够完成“文化革命任务”的。 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毛派却不能完成任务，至少是不能如其所愿地完成任务的。 从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过程看，“当权派”的“反扑”虽然成事不足，却属败事有余。它显然已经大大打乱了毛派的如意算盘。同时原本以为收放由他，操纵随意的群众运动，也显然因为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控制力量，竟致弄得尾大不掉，难于收拾。红卫兵运动以及其它形形式式的“革命造反团体”，原是自上而下地掀起来的，现在却凭着他们自己发展的逻辑，多少在自下而上地发挥其独立作用，他们已不能完全被限制在发动者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了。为了应付这些意外发展，毛派时时弄得举棋不定，进退失据。朝令往往夕改，友敌每常于顷刻之间易位；更糟的，毛派常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失去了主攻地位，完全陷于被动，结果就不得不食言背信，扯开一切伪装，动用赤裸裸的武力来镇压反对者，以致失却了任何信用，丧失了任何威望。 在这样的情势下，有两种危机酿成了，第一，工农生产大瘫痪，财贸交通大停顿。由此可能造成再一次的“自然大灾害”。第二，真正的革命危机，它可以危及整个中共统治的。第一个危机主要由“当权派”的消极反抗所促成，第二个危机则由中共内争引起的群众运动所造成。 面临这两个危机的威胁，毛派多半会（而且现在已经在这样做）不为已甚，尽量缩小打击面，同意与更多的“当权派”妥协，藉使“文化大革命”草草收场。 这样的结局自然不能算是反毛派的胜利，但总也不能说是毛派“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把上面所说的归结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问题只限于毛派和反毛派之间，又如果那个被召唤来参加斗争的群众运动，在基本方向上始终没有脱出“毛泽东思想”的框框，那么在目前的种种条件下，毛派多半可以在夺权斗争中获胜，多半不会被他们所欲清算者所清算；不过这个“胜利”不会如他们所预料者那样的“干净彻底”，不会不是“腐败”而妥协的。 但若问题不只限于毛派与反毛派之间，即是说，如果在斗争中，那个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大大超过了毛林当权派与刘邓派所严格划定的界线，如果在群众中出现了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利益的一个流派，那么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已经变了。它不再是官僚阶层内部清算的斗争，而是官僚与反官僚的斗争；事情已经发展到第三个前途了。这时候，毛泽东为了要压下那个被他召唤出来的“革命魔鬼”，将视需要之大小，尽快与反对派作相应的妥协。这时候，毛泽东如果还是遭到了清算，那么清算他的人决不是他所欲清算者，而是真正的革命派。六毛泽东的企图能否实现？ 不过我们暂且撇开第三个前途不谈，先谈谈毛泽东发动红卫兵的“主观意图”。让我们看看，我们在上面提到过所谓的“一石三鸟”的企图，究竟能否实现。 首先是那个转移民间怨气的打算。来了这下子红卫兵运动之后，是否能够将多年来人民大众的怨气，特别是最为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毛对中共所郁积的怨气，转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泄，同时又能藉此挽回并提高毛的声望？ 据我看，这个可能是没有的，如果有，也只是昙花一现，现在早已过去了。当然，毛在这方面占尽便宜，他始终处于指控人而不被人指控的地位。再若他打败了他的对手，那更可以将一切罪状加于人，一切责任推给人，拿失败者当作献给神的“替罪之羊”。但正如中共的那句术语所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大独裁者的手掌都不能掩尽天下耳目。至于胜利本身，它固然具有绝大的说服力量，但问题毕竟更在于怎样取得胜利，在于是怎样的胜利，如果毛凭以取得胜利的手段只限于枪杆子的高压，只限于毫无原则的手腕与最无耻的欺骗，如果为了取得胜利，他不但对他的敌人，而且对他的拥护者都一样应用这些手段；如果他所取得的胜利是极不光彩的，十分腐败的，换汤不换药的，甚至是似胜实败的，那么，从胜利中出来的毛泽东便不可能找到他的替罪之羊，便不可能教“人民之神”接受这份致献的牺牲。 如今毛泽东正是以这样的手段与这样的方式在赢取他的胜利，同时他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不同于我们上述的胜利，因此，“胜利”的结果，只能给这位最大的舵手招来最大的怨气，让所有怨气，特别是幻灭了的青年人的怨气，集中于他一人之身罢了。 我们再看看另外两个企图。它们是：一、通过这次群众运动，打倒党内与国内的任何异己者，以此造成一个思想上为毛泽东主义所绝对统一，组织上为毛泽东个人所绝对控制的党和国家。二、通过这次运动，训练出一大批能免于“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新干部。 这些能够达到吗？ 要回答第一点，先得弄清楚究竟是怎样的“统一”程度与怎样的“控制”程度。在某一程度上说来，中共二十年来早就思想上统一于毛泽东主义，组织上受控制于毛泽东个人。不过毛泽东并不满意这个程度的统一，不满意这个程度的控制，尤其是近几年来，这个“统一”与“控制”受到严重挑战之后，他更觉得不满意，更要加强它们了。然则，要加强到怎样程度的绝对统一与绝对控制，毛泽东才能满意呢？显然，他要在这方面远远超过斯大林，甚至要远远超过希特勒，他要成为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最专横的教皇，他要成为摩罕默德式的独尊的教主。他要将自己的片言只语都全部变成“最高指示”，变成“绝对真理”；他要使《毛选》变成圣经，使语录变成符箓，并且要使这本圣经与这些符箓，代替人类古往今来知识活动的全部成果，钦定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万有文库。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将其它一切著作冠以“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帽子而加以焚烧，将所有在文、史、哲以及艺术等方而略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统统加上“牛鬼蛇神”的恶名而加以迫害。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绝对荒谬反动的，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的，不过我们将在论文化问题的专文里讨论它，此地不再多谈。在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这个样子的思想统一与这个样子的绝对控制，是否能够做到？ 不可能。 不管我们从那一角度看，都不可能！从人类思想的一般本质看，服从权威与反抗权威这两重性是始终同在的，从人类思想总进步的现阶段看，那个新的集体主义总必须包含那被“扬弃”了的个人主义；从中国一国的文化发展看，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毕竟提高了，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受过科学和民主的洗礼的了，从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看，那么不管有多么强的阻力与多么大的逆流，社会主义行将取代资本主义，民主化的共产主义行将取代警察化的共产主义，总已是确定的趋势了。 因此，毛泽东那种超越秦始皇，盖过斯大林的万丈雄心，结果总只能被历史证明为枉费心机，只能被证明为时代错误的大笑柄。纵使他在表面上与短期内能够做到这个局面，也只能以加倍的力量，加快的速度，促成了历史对他个人与他所欲建立的制度予以应得的惩罚罢了。 第二个问题是：通过红卫兵运动，能否训练出一大批对“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等等完全免疫的新干部？ 我们的答复是：新干部正在训练，而且终于会训练成，但是如此训练成功的新干部，却完全不能免于“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堕落。 理由为何，我们早已在以前的文字里说过了，不再详述。总之，如果不是真正依照不断革命的方针，不彻底抛弃“一国共产主义”的反动立场，如果不把中国胜利了的革命首先看作燃起世界其它部分（包括落后部分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部分）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种，而将它看作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一个自足基地，如果不把中国初步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当作社会主义（即使在贫困国家中），可以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示范，以此吸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以及一般劳苦大众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以此促成他们在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终于（在长时期内）没有这些革命以及一切落后地区的革命前来支持，那么，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中，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们，要想反对与防止“修正主义”，要想自己的干部永远免于“官、暮、娇、骄”四气的渲染，不管你发明什么方法，不管你施行怎样的手段，结果终是徒劳。 在毛泽东主义的，亦即在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共产主义”总方针下，行将从今天红卫兵中选拔出来的一大批干部，因为是在革命彩排中“夺得了权力”的，因为是在免费串连中完成了“长征”的，因为他们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温室里人工助长的未成熟的接班人，他们少不更事，趾高气扬，一定会比那些老干部们（今天被他们“砸烂了狗头”，其中却不少是从长期真正战斗中出来的）会更加容易，也更加迅速地陷进那“官、暮、娇、骄”的四气之中。七假革命与真革命 因此，要使中国的革命政权免于变质，要使未来的革命干部免于“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等等的堕落，人们必须为上述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可能前途而奋斗，也就是说，必须为变假革命为真革命的前途而斗争。 先谈这个前途的现实性。 在一年前，不，甚至在半年前，如果有谁能预言出中国目前的“造反”情形，那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连毛泽东自己也不会相信。 不过现在，当我们看到了最近全国各阶层动乱的情形，那么谁若否认中共统治下有革命的可能与必要，这个人一定是政治上的色盲者。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好处，就是它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十七年中共统治所积聚起来的“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竟有这样的多，竟是这样的深！ 这么多与这样深的矛盾是必须用革命——不是御用与钦赐的革命，而是要用真正革命来解决的！ 这个客观需要，预先决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发展成为真革命，也预先决定了它可能发展成为真革命。 然则这个潜在的与可能的现实性；将如何在客观上实现出来？我们革命者又如何可以在主观上使之实现出来？ 客观上，在半年多来，特别是近两个月来的“造反”斗争中，其实有许多行动已经超出了官方给划定的界限。这就是说，真革命的成分早已包含在假革命之中了。毛林系统在欢呼由上海开始的“一月革命”的同时，就拚命号召解放军介入革命，就狂呼一切“专政机关”行动起来镇压“反革命”。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又特别重登了毛泽东的那篇旧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此去反对存在于“革命群众组织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都显明地表示出群众运动已多少越出了官定的框框。又如《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的社论所说：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它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皇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见《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这段话也生动地告诉我们，群众确实是起来了。其中固然有“趁火打劫，妄想变天”的害人虫，但是除此以外，即使陈伯达们也不得不承认还有多数“受蒙蔽”的普通工农。他们在十几年的官僚专政之下受尽苦楚，现在看见了可以变革的机会，奋然而起，要同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老爷们算帐了。“经济主义猖狂地泛滥”，逼得毛泽东穷于应付，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无误的标志，表示出“文化大革命”已不再是完全钦定的了。假革命已开始变为真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变、在发展，这是事实，它还要继续变下去，继续发展，这也是必然趋势。但是它究竟将怎样变与怎样发展，我们是很难确切预言的。 我们可以预言的是这样一件事，如果没有一个具有明确纲领的先锋队加以领导，那么，这个革命纵然发展得大大超过了毛派或刘派划定的界限，也迟早会被再度控制了去，或者替目前争斗中的一派（多半是毛派）服务，或者为二派联合的力量所镇压。如此，则一度表面化了的中共现统治下的社会矛盾，势必不曾解决，暂时又潜伏下去，等待新的爆发。 因此，目前中国那个颇有可能发展成为真革命的“造反”局势，需要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它作及时的与正确的认识，并进一步作革命的干涉，藉使目前蜂拥起来的真正革命的左派，能有所领导，能知所团聚，并能为确定的方向而斗争。 一句话，那是革命者主观上如何使“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可能性在客观上实现出来的问题。 要作革命的干涉，要予革命群众以正确的领导，首先得在目前五花八门的所谓造反者与造反组织中，分别出谁是真革命者，谁是假革命者。因为今天出现在全中国的形形式式的造反团体，表面上，个个都打着拥毛旗帜，人人都喊着“毛主席万岁”。而究竟什么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根本不曾把具体的政纲宣布出来，以致究竟谁真谁假，谁革命谁反革命，普通老百姓简直无法分别。甚至谁真拥毛，谁假拥毛，也都是“扑朔迷离”，无从判断。朝为文革要人，暮成反毛“黑帮”者，已屡见不鲜，而昨天让人打成为反革命，今天得以光荣地“平反”者，更是比比皆是。又因为并非所有“反毛派”的行动都是革命的，也并非所有“拥毛派”的行动都是假革命的，所以辨别真伪革命的标准更难确立，同时也更需要确立。 不确立这些标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将不知道应该打倒什么与拥护什么，不知道应该联合谁与打击谁，不知道应该向那里走，不知道应该为什么而斗争。 下面这几个标准，据我看，乃是适用于目前中国的具体条件者。它们可凭以区别个人和团体的革命真假，也可以作为中国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一个初步的斗争纲领。它们是： 1.是否反对神化大领袖； 2.是否反对官僚特权与贪污堕落； 3.是否真正赞成与真正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即是说：是否实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来选举工厂委员会，选举贫下中农委员会以及各地方的“人民公社”，并以此种“公社”来代替各级“人民委员会”； 4.是否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保证劳动人民的宪法权利（详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保证言论、出版、结社、示威与罢工的自由，保证信仰自由，保证人身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等自由； 5.是否反对以反“经济主义”的名义，削减或甚至剥夺工人农民的福利享受和生活保证； 6.是否主张并实行给政治上不同意见者以充分答辩的权利； 7.是否主张并实行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内政外交上的成就和失败，进行充分的检讨； 8.是否主张和实行在文艺创作及一般文化活动上，除了简单明确的政治标准外，允许充分的自由； 9.是否认为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并不妨碍我们与苏联结成联合战线，藉以反对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 10.是否在思想上与实行上都遵守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利益服从于世界革命利益这个大原则。 凡是以“是”字来答复上述问题的个人或团体，都是真革命的左派，不管他们挂的是什么旗，保的是什么皇；反之，凡是以“否”字来答复这些问题的，都应该归入假革命右派之列，不管他们是拥毛的，还是拥刘的。 我们反对一切假革命的右派，支持一切真革命的左派，并愿意和他们联合行动，号召一切革命者在这个政纲之下团结起来。八革命领导问题 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开宗明义说：“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种历史性的危机”，“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这一个历史性的论断，不但二十九年前的当时是正确的，到了今天也仍然是正确的，不但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中是正确的，就是在已发生过此种革命的国家中也是正确的；它不但适用于世界的其它国家，也适用于中国；而且，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说，它还最最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哩。 因为今天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一次成功的争无产阶级民主的政治革命，其客观的先决条件，即使不曾开始“霉烂”，至少是已经“成熟”了。“现在问题归结到无产阶级；主要的还是归结到革命的先锋队。” 今天中国如果存在着一个组织良好，人数相当众多，而且具有正确马列主义纲领的无产阶级革命党，那么，这次由毛泽东自己挑动起来的假革命，一定会被转变成反官僚争民主的真革命，甚至已经被转变成了。 不幸，事情并不如此。 中国共产主义者中的真正左派，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由于主观上和客观上各种原因，今天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并不存在——至少，他们不可能以有组织有联系的政治派别而存在。因此，他们不曾，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政治斗争中起任何作用。不过他们的思想还是存在的，至少在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中是留得影响的。 譬如，在上海本年一月份出版的第十九期《红卫战报》上，就说到在“造反派内部”，“出现了一些托派分裂活动”。 当整个中国的政治气候日益变得有利于真正马列主义的滋长与繁殖之时，那些陈年的思想种子会发育，同时新生的种子也会到处冒出头来。 培育这些种子的条件是官僚极权统治下工农大众争取民主权利的渴望，是狭隘民族主义窒息下一切革命者对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要求。 毛泽东的政权越发走向疯狂的个人独裁，越发剥夺劳苦大众的一切权利，越发使国家变得孤立无助，众叛亲离；那么这些造反种子就越会自发地与野生地滋长起来。 这样，毛泽东治下无产阶级争民主的政治革命的条件是成熟了的，问题只在于怎样给他们以正确的领导。 说到领导，我们首先想到的自是中国第四国际党在组织上的再建问题，以及它在思想上的加强和发展问题。 不用说，这是必须加以郑重考虑并应认真付之实行的问题。因为第四国际纲领代表着四十余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最全面与最彻底的反官僚主义堕落的旗帜；它代表着共产主义事业与理想被斯大林主义所污损毒害后唯一坚持着的马列主义的传统。因此，我们相信，今后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好，或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反官僚的民主政治革命也好，要想他们成功，要想他们成功了而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那么忽视这个旗帜，背弃这个传统，都是不行的。 但是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能不能够说：所有上述国家的革命，只有在各该国的第四国际党的直接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之下，才谈得到成功或成功后的正确发展呢？能不能够说：如果不在第四国际党派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之下，这些革命便不能成功，甚至说它们算不得革命呢？ 当然不能够，这样说与这样想，将是最最无救的宗派主义者。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在中国第四国际党的组织未曾再建与发展之前，中国反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会发生，可能会不止一次地发生；而这些革命，多半是由官僚层中分裂出来的左派领袖领导的。这些领袖可能部分地解脱了斯大林——毛泽东主义的拘束，可能在客观上已经采取了第四国际中国党的若干立场，但他们决不会自命为第四国际派，甚至会极力反对第四国际派。对于他们，我们该采取什么态度？当然应该坚决拥护他们的革命，诚恳地批评他们的不足，勇敢地参加他们的战斗队伍，以此达到部分的、或多或少的反官僚政治的目的。 总之：重要的在于实质，在于政纲的实施，并不在于用的什么名义，打的什么旗号，也不在于是否置于我们的直接控制之下。 事不由我，一概否定，不受控制，便加摧毁，这是斯大林主义者在近代革命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如果我们采取了类似态度（只要极少的一点就够了），那么唯一的结果是：历史将迈着大步，鄙夷地从我们紧闭的那所小门之前过去。 然则我们上述的拥护态度，是否可以应用之于目前中国斗争中的刘邓派呢？ 我以为不能，至少目前还不可以。 理由：一：根据目前所知道的材料来判断，刘邓派未曾发动过什么革命，相反，他们是毛林派发动的“革命”的对象，因此，“拥护刘邓派”这个光秃口号，首先就意味着保持现状，反对“乱”，反对“夺权”。我们并不满意现状，不反对乱，也不反对夺权。我们反对“为毛主席而夺权”，却坚决主张为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夺权。第二，不论就过去的事实看，或就今天的表现看，刘邓等人根本不曾跨出斯大林——毛泽东主义的圈子，甚至比毛林派更深更稳地立足于中共的统治层中。他们所主张的乃至所执行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主要是在于对毛的过于冒险的政策加以阻遏，而基本上却是“中派偏右”的。因此，刘邓派当然不等于革命的左派，他们的胜利不可能等于革命左派的胜利，甚至我们相信，一旦真革命的左派认真得势，刘邓派会立即放弃其微弱与消极的抵抗，拜倒乞怜于毛派的脚下，藉以阻遏革命派的胜利，因此，我们不应该在群众中造成一个幻觉——即刘邓派等于革命派的幻觉。 不简单地提出“拥护刘邓派”这个口号，当然不妨碍我们在一些场合，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支持刘邓派（特别是他们的群众）的斗争，与他们（不仅群众，而且领袖）联合行动。因为我们主攻的矛头显然是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又因形势所迫，刘邓派是比较的能够（不管真情或假意）接近我们政纲的若干点的。九“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阶级利益服务 以上所谈，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方面与事实方面。下面想研究一个比较深远一点的理论问题。那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为什么阶级利益服务的？ 斯大林的情形是很清楚的，他代表了苏联保守的官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代表了这个阶层的中派立场。他纵横捭阖，左右开弓，野蛮而顽强地保护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同时也保卫了这个阶层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国有化的财产制度。 毛泽东怎样呢？当然他也代表着官僚集团的利益；不过，他所站的立场，似乎与斯大林的情形不同。他所直接代表的仿佛是统冶阶层中的左派，而“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指，好像是略等于苏联当年的右派。事情是否真是如此？ 不是。 中国共产党自从在一九三○年前后完全与当时的左派反对派决裂之后，它的队伍中（至少在它的领导层中）便不再有真正的左派。从那个时候起；所有发生于中共内部派系斗争，不论发生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或者发生于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或者发生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大多是由于策略性的分歧，甚至由于简单的权力冲突，极少由于原则性的革命战略的异见。如果问题牵涉到思想路线的话，那么最多代表着这样的两个方面：斯大林主义的左翼与斯大林主义的右翼。而这里的所谓左翼与右翼，如果用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尺度，真正马列主义的尺度来衡量，都是属于中派的。斯大林自己，在他独自掌握苏共命运的二三十年中，就是时而左倾，时而右倾，不断在中派的圈子里来回跳跃。 长时期内受斯大林思想支配的中共，自然也受过这些跳跃的影响。每当一次跳跃，中共内部也总是会相应地出现一个转变，而完成这个转变时候，又常常会或大或小地起一次斗争；发生于新立场与旧立场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在这些斗争中并非时时居于左翼，不过大体上偏左的居多，因为在以武力夺取政权这个问题上，毛不会退缩；而对于和资产阶级联合这个问题上，毛也不会划地自限的。 因此一般而论，毛泽东应该说是斯大林主义的左翼传人，他特别接受了三十年代以后的斯大林主义，这里面包括着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冒险主义，政治上狭隘的宗派主义（以极左的革命名词来掩护的），个人极权的官僚主义，自居于阶级矛盾之上的拿破仑主义。 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当然不等于马列主义队伍中的左派，这是“中派”里面的一个左派。它之所以被称为“左”，仅仅对它自己一派的右而言的。斯大林主义对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从来只有两个态度：一个是卑躬屈膝，作无原则的妥协，甚至作最无耻的投降，另一方面便是用冒险的、盲动的、宗派主义的与官僚主义的野蛮罪恶手段来反对他们。前一态度是右，后一态度便是所谓“左”了。它的右，当然根本背叛了马列主义，可是它的这种“左”，也完全与马列主义无共同之处。因为它或右或“左”，无论它拥抱资产阶级或打击资产阶级，却总是于无产阶级无利，总是于社会主义无利，或至少是害多于利的。因此，我们千万不可把斯大林主义范围内的左右翼，和马列主义范围内的左右翼混淆起来。这二者本质早已不同属于一个范畴了。如果我们将二者等同，又若光就形式的激烈来看问题，那是要大上其当，会大错特错的。 譬如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中，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派，在许多时期的许多问题上，例如一九二八年以后，中国革命中的国民会议问题，一九三○年左右苏联农村的集体化问题，一九三三年以后，德国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战线问题，表面上，斯大林的立场都比较“左”，可是实质上却非常之右，因为它们或者推迟了革命，或者让革命的前进付出了惨重异常的代价。或者干脆破坏了革命，这些在客观上都帮助了资产阶级，所以实质上都是右的，甚至是极右的。 今天毛泽东及其一派的所谓左，基本上也应作如是观。站在“右”边的反毛派，其中（特别在那些一贯坚守斯大林主义立场的领袖们中）固然有真正的右派，即主张长期与资产阶级合作下去的路线者，可是此外另有一部分人，另有更大数目的一部分人，那些未曾受斯大林主义束缚的广大群众（其中也可能有些上层分子），却未必真正右的，他们多半是表面右而其实左的，换句话说，他们的主张可能是更符合于中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的。毛泽东的立场，对于前一类的反毛派说是左的，对于后一类的反毛派说却是右的。因此，和当年的斯大林一样，毛站的是官僚中派立场；他所推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和当年斯大林的“反右”斗争一样，纵然含有若干“反资”意义，却绝不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它徘徊跳跃于二者之间，而以官僚阶层中最特权，最有力的一群的利益为依归。 “不过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正在动员成千成万非官僚的群众来向官僚们造反夺权吗？这不是正在彻底打击，甚至打毁官僚阶层吗？” 不错，这情形我们在前面说过，确乎与斯大林当年的不同。但我们也说过，这个不同仅仅属于外表。二者形式不同，实质上却都为了要保护官僚阶层的利益。只是斯大林之保卫官僚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之保卫官僚利益，比较的为假象所蔽罢了。 不过同中似乎有异。他们二人各自代表的最有力的那个官僚层，就其倾向与性质说，似乎稍稍不同。斯大林当年所代表的是官僚中比较保守的一派。它的对内政策在第一时期是一味对资产阶级影响让步，在后一时期则因自身地位的危急而作冒险与狼狈的反扑；于它的对外，那是始终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以致最后完全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事业。毛泽东今天所代表的官僚层，比较地说，好像是更为激进的。无论在对内或对外政策上，他都表现得非常之左，非常的不妥协。在国内外的种种敌对势力压迫之下，毛泽东非但不愿一息屈服，反而更加强了战意。这种不同的表现，是否意味着毛派至少代表了中共统治阶层中的革命派呢？ 我以为不能这样说。因为任何中派都是跳跃的，它时左时右，可左可右。我们拿斯大林的例子来说吧，从一九二○年代的后半期起，一直到一九五○年代之初，虽然其总的趋向是右的，是对国际帝国主义妥协的，是放弃甚至破坏了世界革命的；但中间却不乏向左的盘旋，最著名的是所谓“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直到一九三三年），斯大林派在国内用野蛮恐怖手段消灭了富农，在国外孤军奋战，不顾一切地实行盲动来反对帝国主义。结果处处碰壁，将希特勒捧上了台，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反动局面，以致不得不激剧右转，提出了所谓“人民阵线”的政策。 今天毛泽东们的内外政策，一般可以说，略等于斯大林的“第三时期”。它是过去“人民民主主义”合作路线的反动，而在更多更大的打击之后，它多半又将成为新的对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屈服的前趋。他今天的极左路线，乃是他昨天的极右路线之果，因此，它又可以成为明天再一次极右路线之因。 如何才能打断中派路线这一个绵延不绝的因果反覆呢？只有一条路，趁今天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假革命机会，扩大而加深之，使之成为真革命；使无产阶级的民主真正成为今天中国的统治精神。十简短的余论 从狭义的文化观点来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本有很多的话可以说，而且也应该说。只因毛泽东这一次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积极方面实在与文化一无关系。谁都清楚，这不过是他随手抓来的一个幌子，藉以掩盖他清算异己的权力斗争罢了。而在消极方面，那么他在“文化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文化和文化人的态度和行动，又是太过荒谬，太过明显地违反了马列等大师的遗教，以致我们暂且可以不必为它多费笔墨，留待以后再作总的批判了。 在这里，我们只想摘引列宁的两段“语录”，让大家先作一个比较： （一） “旧时学校是崇尚书本的学校，它强迫学生去通晓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板的知识，这种知识闭塞着青年的头脑，并把它们变成一些依法炮制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从此便想做出结论，说毋须通晓人类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便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无需领会共产主义本身所由产生的全部知识，而只要通晓共产主义口号，只要通晓共产主义的结论已经足够了，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见《青年团的任务》——中文本《列宁文选》第二卷，第二八四页。） （二） “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所臆想出来的，如果认为这样，那就是胡说八道了。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总汇发展的必然结果”。（见同上文，同上书，二八五页。） 看了列宁在四十七年前所说的这两段老话，今天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他对马列主义在文化方面的“最新发展”，那是不言自明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 [1]最近我们看到未经证实的一篇所谓“刘少奇的自我检讨”，其中他把自己的错误，远溯到一九四六年二月，说他曾向党中央提出书面意见，认为成立政治协商会，将保证中国进入“和平的新阶段”；这可能是真的，因当时斯大林正要求中共与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此外，刘还指出了几个老错误。不过这些错误，大抵已经在事实的发展中解决了的。 [2]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运动，曾经被苏联的一位评论家指为“师事托洛次基的”。这话当然荒唐，但亦非完全无因。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对于青年学生的正确态度起见，附带讲一讲那个老故事也许是必要的。原来苏联在一九二三年时候，列宁病危，党政大权操在斯大林、齐诺维埃夫、加米涅夫三头之手，党迅速地陷于官僚化的危机。那时托洛次基认为，要克服这个危机，“要克服闭关的集团作风，克服官员们的等级精神，除了实现民主之外，别无他法。”（见《新路向》中译本第十一页。而要实现民主，据托洛次基看来，“问题首先是要在老干部和十月革命后入党的那些占党内大多数的党员之间，建立比较健全的关系”，因为“党以两层分隔的建筑形式而存在这一个事实，本身便含有许多危险。”（均见上引书第五页。）为了这，托洛次基讨论了老辈与年青人的关系问题，并且提出了青年学生们在为党的民主化斗争中所能起的作用问题。在这方面，他写道： “青年学生们，一如我们所曾看见的，以特别有力的方式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列宁并非无所谓地提议过：要多多依靠学生和官僚主义作斗争。青年学生由于其社会成分及其接触，反映着我们党内的各个社会群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学生们以其青年气及其敏感性，能使此一心理状态迅速赋有积极形式。因为正在学习的青年，他们会努力去求解，并将现象概括化。这不是说，学生们的一切行为和心情都反映了健康倾向。……不过我们说青年人是我们的晴雨表，我们是把他们的政治表现看成非主要的，却有征兆价值的。晴雨表并不造成天气，它只是记录天气……至于青年学生是从苏维埃社会的各部分与各阶层招收来的，在其变化无定的成分中，反映了我们所有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如果不对他们的情绪予以最大注意，那是愚蠢的。……青年人是我们用以校正我们自己的工具，是我们将来的替代者，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见上引书第十一至十二页。） 托洛次基如此正确地估计了青年人的作用，却被斯大林们指责为别有用心的蛊惑与煽动，说他想利用“无知”青年来反对老革命家和党。结果，如我们所知，因为一连串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客观原因，以托氏为首的左派反对派被摧毁了，苏联当时年青一辈的革命者，也受到了官僚们的残酷摧残，以此更加深了苏联官僚化的堕落。 苏联评论家指出这个史实，其用意显然是说，毛泽东和托洛次基一样，为了争权夺利，竟不择手段的利用青少年。 这样的历史类比，站不站得住呢？当然站不住。因为二者的情形虽有相同之处，却有最基本的不同点。 二人相似之处是：1、他们都享有驾凌侪辈（这对托氏的情形说，垂危的列宁已不能列入侪辈之中了）的威望，但党机关却不在他们直接控制之下（托氏较毛更甚）；2、为了“夺权”，二人都很看重青年一辈的作用。 可是二人的相似仅此为止，二人的差异却更为根本，而且更为巨大的。它们是：第一、托氏当年所以会在党内居于少数，除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原因外，主要却因为托氏代表着反官僚的无产阶级左派的革命立场，而斯大林们则代表着官僚保守的对国内国外资产阶级的妥协。后一立场，因为正逢上国内国外革命退潮的影响而受到较多群众拥护，这就让斯大林们能够霸占党政机关。毛泽东之所以失去他在党内影响，最最主要却因为他在近十年来所主张的国内外（特别是国内）政策的倒行逆施，浪掷了他固有的巨大声望。第二、托洛次基要依靠青年学生来和官僚主义斗争，绝不是想破坏党，不是要用青年人来代替老一辈，他说：“将老一辈放进档案库该是疯狂行动。”（见上引书第七页。）可是毛泽东今天发动的“红卫兵造反”运动，恰恰就是要将党的老一辈“放进档案库”去，甚至要步斯大林的后尘，要把这一辈斩尽杀绝。第三、托洛次基看重青年学生的力量，重视他们的作用，但绝不因此将他们抬到工人阶级之上。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他始终将工厂支部的作用看得最最重要，并且将党内危机的根本克服，寄托希望于“体力工人之经常进入党内”。（见上引书第九页。）毋须说，他更不会利用他在红军中所享有的无比威望与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用枪杆子去打破党官僚们的“狗头”。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情形完全相反，他荒唐无聊地讨好学生，以学生反对工人，以军队打击党部。第四、托洛次基的重视青年学生，那是真正把他们当作“党的镜子”，当作苏维埃政权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当作“用以校正我们自己的工具”，一句话，目的在于靠富于朝气的与敏感的青年们的帮助，廓清党内的官僚暮气，以便恢复乃至发展党内的真正民主，可是毛泽东的发动学生，其最大目的却是要神化他个人，要彻底消灭中共内外原极有限的民主。这一切，充分暴露出毛泽东的无原则的政治诡计，与托洛次基的立场和行为之间，无丝毫共通之处。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七章<<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七章家庭、青年和文化一、家庭中的热月十月革命忠实地履行了它在妇女方面的义务。年青的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予妇女同男子一样的各种权利，而且更重要的，它还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比任何其他政府都做了多得多的努力，来真正保障妇女从事各种形式的经济和文化工作。然而，最大胆的革命，像“全能的”英国议会那样，也不能把女人变成男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能使男女平均分担怀孕、生产、养育和教导孩子的负担。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来摧毁所谓“家庭”——即劳苦阶级的妇女在其中像奴隶般地从小劳动到死的那种陈腐、令人感到窒息和停滞的制度。按照计划，家庭作为一种与外界隔绝的小组织，将由一种社会给予关怀和方便的完善制度来代替，这种制度包括产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医院、疗养院、体育组织、电影院，等等。家庭的那些有关家务的职能如果完全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机构来执行，把好几代人都团结起来并使他们互相帮助，那就会使妇女，因而也就会使一对一对的爱人，真正摆脱千年的桎梏。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四千万苏维埃家庭的绝大多数依然还是中世纪的巢穴，妇女处于奴役和歇斯底里的状态，儿童天天遭到虐待，妇女和儿童沉溺在迷信中。我们绝不能在这方面抱任何幻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在处理家庭问题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才最足以说明苏维埃社会的真正性质及其统治阶层的演变情况。事实已经证明，用猛烈的手段一下子把旧家庭取消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因为缺乏意志，也不是因为家庭还那样根深柢固地长在人们的心里。恰恰相反，女工以及比较进步的农妇，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对政府及其托儿所、幼儿园等类似的组织不信任以后，已经认识到儿童由集体照管以及整个家庭经济社会化的无限好处。不幸，社会太穷了，也太没有文化了。国家的实际资源同共产党的计划和意图不相称。家庭不能“废除”，而必须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它。妇女在“普逼匮乏”的基础上是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的。经验很快地就证明了马克思在八十年前所表述的这个朴素的真理。在荒年期间，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只要可能就都在工厂和其他公共食堂里吃饭，这种情况被正式地认为是达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活以前的一种过渡状态。现在没有必要再来分析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不同时期的特点。事实是，从一九三五年取消粮食券制度以后，所有待遇较好的工人都开始回到家里吃饭。如果认为这种倒退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谴责，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制度总的来说还从来没有实行过。但是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对于官僚所组织的“公共食堂”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公共洗衣房，因为那里撕破和偷掉的衣服比洗的衣服还要多。回到家庭的厨房去吧！但是在家里做饭和在家里洗衣服——这是目前讲话的人和新闻记者半含羞愧的心情所称道的事情——意味着工人的妻子又回到锅勺和洗衣盆旁边，这就是说，又回到旧的奴隶地位。共产国际关于“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彻底和不可变更的胜利”的决议，对于工厂区域的妇女来说是不是那么有说服力，确是一个疑问！不仅同家庭工业而且同农业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家庭，比城市家庭要稳定得多，也保守得多。一般的规律总是，只有少数几个穷农业公社在初期建立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根据最初所宣布的办法，集体化将在家庭的领域发生一次决定性的变化。他们没收了农民的牛以及鸡，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关于公共食堂在整个农村地区取得胜利的进展，当然也不会不加以宣扬。但是在开始退却的时候，现实情况突然从这种夸大的幻影当中显现出来了。农民从集体农庄所得到的东西，通常只是给他自己吃的面包和喂牲口的粮草。肉类、乳制品以及蔬菜，几乎全部是从农庄旁边的个人小块土地上得到的。只要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是由于家庭本身的单独努力而得到的，就再谈不上什么公共食堂。在这种情况下，为家庭炉灶奠定了新基础的小块田地，便给妇女加上了双重的负担。一九三二年托儿所平常收容的儿童总数是六十万，农忙季节也只不过四百万左右。一九三五年婴儿的总数是五百六十万，但是经常在托儿所的婴儿只占一小部分。此外，就现有的托儿所来说，即使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中心城市的，通常也不能满足最低的要求。苏联的一家大报纸抱怨说，“一个托儿所，如果孩子觉得比家里还糟，那就不是一个托儿所，而是一个坏的孤儿院。”难怪待遇较好的工人家庭总是不愿意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但是对于基本的劳苦群众来说，就是这种“坏的孤儿院”也嫌太少了。就在最近，中央执行委员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凡是弃儿和孤儿都要由私人收养。这样，官僚政府通过它的最高机关承认了，它在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职能上已经破产。幼儿园的孩子，在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五这五年当中，从三十七万增加到一百一十八万一千名。一九三〇年的数字固然低得惊人，就是一九三五年的数字在苏维埃家庭中似乎也只是沧海之一粟，如果进行进一步的调查，那就会毫无疑问地表明，在这些幼儿园中，主要的也就是比较好的幼儿园，都是属于行政官吏、技术人员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等的家庭的。就是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不久以前被迫公开承认了这样一点，即“关于肃清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儿童的决议执行得很差”。这种不得已的供认背面隐藏了些什么呢？我们只是偶然从报纸用小字体排的评论中了解到，在莫斯科，有一千多个儿童在“特别困难的家庭条件”下生活着；在首都的所谓儿童之家，大约有一千五百个儿童无处栖身而流落街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一九三五年秋季的两个月当中，有“七千五百个父母被法庭传讯，因为他们把孩子扔下不管”。把他们带到法庭上有什么好处呢？有几千几万父母避免了被带到法庭上呢？还有多少生活在“特别困难条件”下的儿童没有登记下来呢？特别困难的条件与完全困难的条件有什么不同呢？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答。大批儿童无家可归的现象——明显的以及表面上看不到的——是旧家庭迅速瓦解而新制度来不久代替它这样一种社会大危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从报纸偶然透露的这些情况以及犯罪记录的片断中，读者可以发现苏联还存在着卖淫现象——即妇女为了能出得起钱的男人的利益而做出的极端堕落的行为。去年秋天，《消息报》突然告诉读者，在莫斯科逮捕了“多到一千名在无产阶级首都的大街上暗中卖淫的妇女”。在这些妇女当中，有一百七十七个女工，九十二个女职员，五个女大学生，等等。是什么把这些妇女赶到街头上去的呢？工资不够，匮乏，需要“得到一点什么东西来买件衣服，买双鞋”。要想了解这种社会罪恶的大致范围，那是徒劳的。稳健的官僚命令统计学家保持沉默。但是，这种强迫的沉默本身就确切无误地证明了苏联妓女“阶级”的人数众多。在这里，从本质上说，不可能是“过去的残余”这样一个问题；妓女是从年青的一代人当中产生的。当然，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把这种与文明同样悠久的罪恶的具体责任推在苏维埃制度身上。但是，在卖淫现象存在的情况下高谈社会主义胜利，这是不可原谅的。不错，报纸断言——在它们获准论述这个棘手的问题时——“卖淫现象日益减少。”同饥饿和衰颓的年代（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比较起来，这种情况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但是，自从当时恢复货币关系而取消了一切直接分配的制度以后，妓女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必然会有新的增加。什么地方有特权者，什么地方就有贫穷的贱民！毫无疑问，大批儿童无家可归的现象最清楚地也最富有悲剧性地说明了母亲处境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就连一向乐观的《真理报》有时也不能不辛酸地承认：“生孩子对于许多妇女的地位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革命政权才给予妇女堕胎权，在匮乏和家庭穷困的情况下，不管宦官式的男子和老处女在这个问题上说些什么，这种权利乃是妇女在公民、政治和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权利之一。然而，妇女的这种权利本身尽管是十分凄惨的，在现有的社会不平等情况之下却正在变成一种特权。从报刊上偶尔透露的一些关于堕胎情况的消息看来，确是令人惊讶。例如，仅仅经过乌拉尔某区一家乡村医院的调查，一九三五年就有“一百九十五个妇女被产婆搞成残废”，其中有三十三个劳动妇女，二十八个女职员，六十五个集体农庄妇女，五十八个家庭主妇，等等。乌拉尔的这个地区与大多数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个地区的情况碰巧给报刊披露了。在苏联的整个国家内，每天有多少妇女变成残废啊？由于事实表明，国家没有能力为那些被迫堕胎的妇女提供必要的医疗帮助和卫生设备，于是它便突然改变方针，走上禁业堕胎的道路。正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官僚只好假装是主动采取了这种措施。苏维埃最高法院的法官之一、一位婚姻问题专家苏耳兹，把当时即将实行的禁止堕胎归结为这样一个理由，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既然已经没有失业等等现象，妇女就没有权利拒绝“做母亲的快乐”。牧师的哲学也被赋予了宪兵的权力。我们刚刚听到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说，生孩子对于许多妇女——更真实点说是对于绝大多数妇女——的“地位来说是一种威胁”。我们刚刚听到苏维埃最高机关说，“肃清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儿童的任务执行得很差”，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地意味着无家可归的儿童又增加了。可是现在苏维埃的最高法官却告诉我们，在一个“生活快乐”的国家里，堕胎应当受到坐牢的惩罚，就像在生活悲惨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很清楚，在苏联就像在西方一样，那些落在狱吏的魔掌中的妇女主要是很难隐瞒自己的困难的女工、女佣和农妇。就需要精致香水和其他好东西的“我们的夫人”来说，她们仍和以前一样，可以在纵容的法官面前做任何她们认为必要的事情。苏耳兹闭着眼睛不看无家可归的儿童而得出结论说，“我们需要人”，千百万劳苦妇女如果不是被官僚封住了嘴的话，也许会回答这位最高法官说，“那末就请你们多生些孩子吧。”这些老爷似乎已经完全忘记，社会主义是要消除那些迫使妇女堕胎的原因，而不是借助于讨厌的警察干预妇女最隐秘的生活领域，来强迫妇女接受“做母亲的快乐”。禁止堕胎的法律草案进行了所谓全民讨论，即使在苏联报刊那样严密的控制下，还是有许多辛酸的抱怨和遭到压抑的抗议爆发出来。讨论刚刚宣布就突然停止了，于是在六月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把这个可耻的草案变成三倍可耻的法律。甚至官僚的一些官方辩护士也感到困惑。路易斯·费希尔说，这项立法具有某种可悲的误会性质。实际上，这个对付妇女——但有利于贵妇——的新法律是热月反动的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在家庭胜利恢复的同时，卢布也恢复了——真是天缘巧合！——这是国家在物质和文化方面都遭到破产而引起的后果。领导人不敢公开说，“我们已为事实证明，还太穷太无知，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社会主义关系，我们的儿子和孙子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却强迫人民把破碎了的家庭外壳重新粘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极刑的威胁下强迫人民承认家庭是胜利的社会主义的神圣核心。这种退却的程度是很难用眼睛来衡量的。立法者和文学家，法庭和民兵，报纸和教室，每个人和每样东西都被拉进了新路线。有一个天真老实的共青团员在他的报纸上大胆地写道，“你们最好还是设法解决怎样才能使妇女摆脱家庭的魔掌这样一个问题”，结果他挨了几耳光，沉默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被宣布为“左倾的过火行为”。没有教养的势利之徒的愚蠢而腐朽的偏见，却以新道德的名义复活了。在这个广辟无垠的国家的各个角落的日常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报刊只是轻微地反映出热月反动在家庭领域所达到的严重程度。由于传布福音的崇高热情是随着罪恶的增长而增长的，结果第七诫[1]便在统治阶层当中大为盛行。苏维埃的道德家只要把词句稍微改变一下就行。一种反对太经常太随便的离婚的运动已经展开。立法者运用他们的创造思想发明了一种“社会主义”措施，即离婚登记要缴纳一笔钱，离婚的次数越多缴纳的钱也就越多。我们在上面谈到，家庭的复活同卢布教育作用的增加是携手并进的，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毫无疑问，征税会使那些缴不起钱的人很难进行离婚登记。对于上层的人来说，我们可以想象，缴款不会带来任何困难。不仅如此，有漂亮住宅、有汽车和有其他好东西的人，还可以把私事安排得不致于不必要地暴露给外人，因此也就不必去登记。只是在社会的底层，卖淫才具有一种悲惨的和羞辱的性质。至于苏维埃社会的上层，在那里权力和幸福是结合在一起的，卖淫是以一种不大看得出交易性质的雅致形式表现出来的，甚至还具有“社会主义家庭”的外表。关于“汽车—闺房因素”在统治阶层的蜕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听过索斯诺夫斯基所说的话。那些喜欢歌功颂德的人、经院学派以及其他的“苏联友人”，都有眼睛，但什么也看不见。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婚姻和家庭法，曾经一度是这次革命理应感到自豪的事情，现在却由于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宝库借来了大量东西而正在逐渐丢弃和瓦解。好像有意要把背叛弄成一件可笑的事，原先提出来作为赞成无条件自由离婚和自由堕胎的那些论据——“妇女解放”、“保障个人权利”、“保护母亲”——现在却用来作为限制离婚和完全禁止堕胎的论据了。这种退却不仅具有令人厌恶的虚伪形式，而且比严峻的经济需要所要求的退却程度还要走得远得多。像离婚后赡养费等资产阶级形式的所以恢复，除了客观原因以外，还有一点，即统治阶层的社会利益也要求加强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对家庭加以推崇的最强烈的动机，毫无疑问在于官僚需要一种稳定的等级关系，需要由四千万个支持权威和权力的家庭来约束青年。政府一方面还是希望把教育青年一代的责任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另一方面却不仅不关心支持“长辈”——特别是父母——的权威，而且相反还竭力使儿童同家庭分开，以使儿童摆脱那种停滞不前的生活方式的传统。就在不久以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学校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都在利用儿童来揭发、羞辱和普遍地“重新教育”自己的好喝酒的父亲或者信教的母亲，至于成效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这种做法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父母的权威。在这个并非不重要的领域，现在也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随着第七诫的盛行，第五诫[2]也完全恢复了它的权力——虽然还没有求助于上帝。但是，法国学校没有用这一点来作为补充也还是一样过下去，这并没有妨碍这些学校进行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的教育。顺便提一下，对于老一辈人的权威的关心，已经引起宗教政策的改变。否认上帝以及他的帮助和奇迹，是革命政权分化儿童和父母的最尖锐的武器。反教会的斗争，在雅罗斯拉夫斯基这样类型的人物的领导下，由于跑在文化、认真宣传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的前面，往往堕落成滑稽剧和恶作剧。向上帝的猛攻，就像向家庭的猛攻一样，现在已经停下来。官僚由于关心自己的名誉受到尊敬，已经命令年青的“无神论者”放下斗争的武器而坐下来读书。关于宗教问题，正在逐步建立一种富有讽刺意味的中立制度。但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如果事态的发展完全决定于当权的人，那是不难预测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的。流行意见的虚伪性，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发展成社会矛盾的平方或立方。如果用数学的语言来说明意识形态的历史法则的话，大致上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如果无愧于自己的名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没有贪婪，友谊没有忌恨和阴谋，爱情没有卑鄙的打算。据官方学说宣称，这些理想的标准已经实现了——但是，越是坚持这种说法，现实的反抗也越强烈。例如，一九三六年四月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新纲领中说，“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一种新的家庭正在形成，苏维埃国家关怀这种家庭的发展。”官方评论给这个纲领作了这样的补充：“我们的青年在选择终身伴侣——妻子或丈夫——的时候，只有一个动机，一种推动力：爱情。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资产阶级婚姻，对于我们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年来说，是不存在的”（见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真理报》）就普通男女劳动人民来说，这种情况或多或少是真实的。但是，这种“金钱婚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当中也比较少见。在中上层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新的社会结合自动地在个人的关系上打下了烙印。权力和金钱在性的关系上所造成的罪恶，在苏维埃官僚队伍中大量滋生，好像这些官僚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就是要在这方面超过西方资产阶级。正像苏维埃报刊在偶然透露或者无法避免吐露的情况下所承认的，同刚刚引过的《真理报》评论完全相反，“金钱婚姻”现在已经完全恢复。资历、工资、职业以及军装上的袖章越来越重要，因为同这些有联系的是鞋子、皮大衣、住宅、浴室以及最后所梦想的东西汽车等问题。在莫斯科，仅仅为了一间房子，每年就使不少男女结婚和离婚。亲属问题也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如果岳父是一个司令官或者一个有势力的共产党员，如果岳母是一个达官贵人的姊妹，那是很有用的。我们能对这一点感到惊异吗？还能是其他情况吗？在苏维埃这部伟大的书当中，很富有戏剧性的一章是苏维埃家庭瓦解和破裂的故事。在这些家庭中，丈夫由于是党员、工会工作者、指挥官或者行政官员而在生活方面产生了、发展了并最终拥有了一些新的嗜好，而妻子由于为家庭拖垮而依然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在两代苏维埃官僚的道路上，布满了妻子被遗弃和被打入冷宫的悲剧。这种现象在新的一代人当中现在也可以看到了。所有最粗暴最残忍的事，也许都发生在官僚的最高层，因为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暴发户，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不可以干的事。档案和回忆录总有一天会暴露，那些当作福音来宣传家庭道德和宣传强制性的“做母亲的快乐”的人们对于妻子以及一般妇女所犯的不折不扣的罪行，这些人只是由于他们所占据的地位才免于受法律制裁。的确，苏维埃妇女还没有自由。到现在为止，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权利，主要是给予上层妇女的，也就是在官场、技术、教育以及总的来说文化方面工作的代表人物，这种权利给予女工的要少得多，至于农妇就更少了。只要社会还不能代替家庭担负起在物质方面进行关怀的任务，做母亲的要想顺利地完成其社会职能，就只有雇佣一个白种奴隶，如媬姆、女仆、女厨等。在构成苏联人口的四千万家庭当中，有百分之五，也许有百分之十，是把“炉灶”建立在家庭奴隶劳动上面的。如果对苏维埃的佣人进行一次准确的调查，那就会和研究全苏法典——不管它多么进步——具有同样的意义，也能够对苏联妇女的地位进行社会主义评价。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维埃的统计学家把佣人都归到“女工”或“其他”名义下面了！家庭主妇如果是一个受尊敬的共产党员，有厨师，有电话可以向商店订货，有汽车可以随时使用，等等，那末她的处境同女工的处境是很少共同之处的，因为女工不能不跑到商店去买东西，不能不自己做饭，不能不走着去幼儿园——如果真有幼儿园可进的话——把孩子领回来。什么社会主义招牌都不能掩盖这种社会对立，这种对立的尖锐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西方任何国家的资产级阶贵妇和无产阶级妇女之间的对立。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家庭里，社会将使它摆脱那些不可忍受的和屈辱的照料工作所带来的日常烦恼，因此它也就没有必要保持任何强制的做法；在这种家庭里，谈起堕胎和离婚法律时的想法，不会比想起妓院或者牺牲人命时的感觉好些。十月革命的立法朝这种家庭的方向迈出了大胆的一步。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却产生了一种残酷的反动。热月的立法正在朝资产阶级模型退却，用来掩护这种退却的是关于“新”家庭的神圣性的虚伪演说。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社会主义的破产是用虚伪的尊崇来掩饰的。有些诚实的观察家，特别是在儿童问题上，被高度的原则和丑恶的现实之间的对立震动。采取严厉的刑事措施来对付无家可归的儿童，只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立法是用来保护妇女儿童的说法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还有一种相反的观察家，他们被已经表现为法律形式和行政机关形式的那些想法的豪迈和高尚所欺骗。这些乐观主义者看到贫困的母亲、妓女和无家可归的儿童时，往往就对自己说，随着物质财富的进一步增长，社会主义法律也将逐步合情合理。要断定这两种对待问题的方式中哪一种更加错误更加有害，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只有看不清历史的人，才看不出社会计划的豪迈和大胆，才看不出这种计划的第一个发展阶段的意义以及它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对那些消极的和从根本上说对一切漠不关心的乐观主义者不感到愤慨，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人闭起眼睛来不看社会矛盾的加深，而用将来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同时他们还尊敬地建议把达到这种希望的钥匙交到官僚的手里。好像男女权利的平等还没有被这些官僚改变成男女权利都被剥夺的平等！好像有什么充满知慧的书已经肯定地指出，苏维埃官僚不会用一种新的压迫来代替自由。男人怎样奴役妇女，剥削者怎样压迫男女双方，劳苦人民怎样试图用鲜血的代价来使自己摆脱奴役而结果只是换了一条锁链——所有这些，历史都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从本质上说，历史不可能告诉我们别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怎样解放儿童、妇女和人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可靠的模型。所有过去的历史经验——完全是消极的——都要求劳苦人民至少首先要坚定地不信任一切享有特权的和不受监督的卫士。二、反对青年的斗争每个革命政党都是从新兴阶级的年青一代中寻求主要的支持。政治上的腐朽表明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把青年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来。一个接一个退出舞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被迫把青年交给革命或者交给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一直是一个年青工人的政党。孟什维克所依靠的是更加值得尊敬的工人阶级上层熟练工人，他们总是为此自豪，而看不起布尔什维克。后来的事态发展严酷地向他们说明了他们的错误。在决定性的时刻，青年带领了更加成熟的阶层，甚至还有老年人。革命给了新的苏维埃一代一种强有力的历史推动力。它使青年一下子就摆脱了保守的生活方式，并且向他们透露了最大的秘密——辩证法的第一个秘密——即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件事物不在改变；社会是由可以做成任何形状的材料造成的。从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态发展来看，那种种族形态不可改变的理论多么愚蠢！苏维埃联邦是一个巨大的熔炉，有好几十种民族的性格正在这个熔炉中溶合在一起。“斯拉夫灵魂”的神话正在像泡沫一样地消失。但是，给予青年一代的推动力还没有在相应的历史事业中表现出来。不错，青年在经济领域内是很积极的。苏联有七百万工人不到二十三岁——工业部门有三百一十四万，铁路部门有七十万，建筑部门也有七十万。在新建的大工厂中，差不多有一半工人是青年。在集体农庄中，目前有一百二十万共青团员。最近几年，有好几十万共青团员动员起来去做建筑工作，伐木工作，挖掘煤矿，开采金矿，到北极、库页岛去工作，或者到正在建筑一个新城市共青团城的阿穆州去工作。新的一代不断地涌现出突击队、先进工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工长以及下级行政管理人员。青年们都在学习，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在刻苦地学习。他们在体育领域最勇敢或最好斗的运动如跳伞和射击等方面，如果说不是更加积极的话，至少也是积极的。有进取心的和勇敢的青年都纷纷参加各种各样危险的远征。著名的北极深险家斯密特说，“我国最好的青年都很愿意到困难的地方去工作。”毫无疑问，这话是真实的。但是在各个领域，革命后的一代还在监护之下。上面的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和怎样做。政治作为最高的指挥形式，依然完全掌握在所谓“老警卫”的手中，这些老人在向青年发表热烈的和往往哗众取宠的演说时，警惕地保卫着自己的垄断权利。恩格斯没有设想过在国家没有消亡的情况下——即在各种警察压迫没有被受过教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治代替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他把完成这个任务的责任交给了青年一代，“他们将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将能够抛弃所有这些国家主义的废物”。列宁补充了自己的意见：“……抛弃各种国家主义，连民主共和制也包括在内。”当时在恩格斯和列宁的心中，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前景大体上是这样的：夺取了政权的一代，即“老警卫”，将开始进行消灭国家的工作；下一代则完成这项工作。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诞生的。如果以二十三岁作为两代人的界线，那末，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苏维埃人还没有达到这个界线。因此，全国的大部分人口，在个人的记忆中只知道苏维埃制度而不知道任何别的制度。但是，正是这新的一代，并不是像恩格斯所想象的那样是在“自由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而是在统治阶层的不可忍受的和不断加强的压迫下形成的，这个统治阶层——按照官方的胡说——是由那些完成伟大革命的人组成的。在工厂，在集体农庄，在营房，在大学，在教室，如果不是在托儿所的话，甚至也在幼儿园，人的最大光荣被说成是这样的，即个人忠实于领袖和无条件地服从。近来的许多教育上的警句和格言，似乎就是从戈培尔那里抄来的，如果大部分不是戈培尔从斯大林的同事那里抄来的话。学校和学生的社会生活都充满了形式主义和虚伪。儿童学会了开无数死气沉沉的会议，这种会议有不可缺少的名誉主席团，要唱歌赞美亲爱的领袖，要进行看来还正直的辩论，在这种辩论中，儿童完全按照长辈的做法，说的是一套，想的又是一套。最天真的学校儿童试图在这种假正经的沙漠中创造一块绿洲，往往遭到严厉的压迫。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过它的代理人把令人厌恶的叛卖和告密的腐败做法，介绍到所谓“社会主义学校”中。比较有思想的教师和儿童读物作家，虽然被迫装出乐观的样子，但是面对着这种摧残学校生活的压迫、虚伪和无聊的气氛，还是不能经常掩饰自己的恐怖情绪。新的一代由于没有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经验，只有在苏维埃民主的条件下，只有有意识地研究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教训，才有可能变得成熟，以便独立地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独立的性格像独立的思想一样，没有批评是不能得到发展的。然而，苏维埃青年却根本没有最起码的机会来交流思想，犯错误，进行尝试以及改正自己的和别人的错误。所有的问题，包括他们自己的问题，都已由别人代他们作出决定。他们的任务就是执行决定并歌颂那些作出这些决定的人。对于每句批评的话，官僚都报之以残酷的压制。青年队伍中所有杰出和不肯屈服的人，都被有步骤地加以摧残、压迫，或者在肉体上加以消灭。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在千百万共青团员当中，就没有涌现出一个大人物来。青年使自己投身于机械工程、科学、文学、体育和棋赛，可以说，他们在各方面都赢得了荣誉，将来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就。在所有这些领域，青年同训练很差的老一代进行竞赛，常常达到同样的水平，甚至超过他们。但是，一接触到政治，青年就碰钉子。因此，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种可能性：参加到官僚当中而飞黄腾达；默默地忍受压迫，退避到经济工作、科学工作或者自己的琐碎事务方面；最后一种可能性是，进入地下，学习斗争和锻炼性格，以便将来采取行动。向官僚钻营的道路，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走。在另一个极端，也有很少数的人参加反对派的队伍。中间的人，即绝大多数人，是参差不齐的。但是，这些青年在严厉的压制下，正在发生一种隐蔽的但极其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决定苏联的未来。国内战争时期的禁欲倾向，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如果说不是让位给一种贪婪的情绪的话，那至少是让位给一种更加享乐的情绪。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变成一个非自愿的禁欲时期——但是现在只是对群众和青年来说是这样。统治阶层紧紧地守在个人幸福的阵地上。第二个五年计划毫无疑问带来一种反对禁欲主义的激烈的反动。对于个人发展的注意力抓住了广大的居民，特别是青年。然而，事实是，在新的苏维埃一代中，只有设法爬到群众头上和这样那样尽量适应统治阶级的极少数人，才能得到福利和幸福。在官僚方面，则在有意识地发展和挑选唯命是听的政客和钻营之徒。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报告人说，“贪婪利润，庸俗狭隘，卑鄙自私，这些都不是苏维埃青年应有的恶劣品质。”这些话同当时盛行的口号“幸福美好的生活”，以及计件工资、奖金和奖章等办法非常不协调。社会主义并不是禁欲的；恰恰相反，它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非常敌视。它还对一切宗教采取非常敌对的态度，因为它所依附的是这个世界，而且只是这个世界。但是，社会主义对于世俗的准则也分成若干等级。个人开始为社会主义奋斗，并不是为了幸福生活，恰恰相反，是为了抛弃这种想法。然而，没有一代人能够跳过自己的头。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整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建筑在“卑鄙自私”的基础上的。衡量成功的标准——赚了多少条裤子和多少条领带——所证明的恰好就是“庸俗狭隘”。我们姑且认为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好吧。但还是需要如实地来看待这种情况。市场关系的恢复，毫无疑问为个人幸福的大大增进提供了机会。苏维埃青年大批地涌向机械工程职业的倾向，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吸引力，而是因为工程师赚的钱比医生或者教师多得多。这种倾向在文化压迫和思想反动的情况下滋长起来，加以上面还有意识地为钻营的本能提供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主义文化”的宣传往往变成极端反社会的自私自利教育。但是，如果把青年说成是完全或者基本上被个人利益所左右，那是粗暴的诽谤。不是那样，就一般的青年群众来说，他们是高尚的，有责任心的，有进取心的。往上爬的钻营思想完全是上面灌输给他们的。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藏着各种各样还没有系统化的英雄主义倾向，而只是等待机会发挥出来。最新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地丰富起来，最主要的正是由于青年具有这些情绪。毫无疑问，这种爱国主义是非常深刻的，诚挚的，富有生气的。但是，就是在这种爱国主义当中，也存在着把青年人和老年人隔裂开来的裂缝。青年的建康的肺，无法忍受那种虚伪的气氛，这种气氛是同一种热月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是同一种还不得不披着革命外衣的反动分不开的。社会主义标语和生活现实之间的强烈对照，损害了人们对官方教规的信赖。有相当大一部分青年以轻视政治、粗野荒淫为荣。在许多情况下，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不满的最初表现形式，正是要自己独立这种秘密愿望的最初表现形式。几十万年青的“白卫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被共青团和党开除，被逮捕和流放，这种情况证明产生有意识的左右政治反对派的源泉并没有枯竭。与此相反，最近几年来，这些源泉还不断地涌现出新生的力量。最后，那些最不能忍耐的、脾气暴躁的、控制不住自己的以及在利益方面和感情方面受到损害的人，正在使自己的思想朝恐怖主义的复仇方向发展。大体上，这就是苏维埃青年的政治情绪的轮廓。苏联的个人恐怖历史清楚地标出国家一般演变的各个阶段。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在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气氛中，白卫分子或社会革命党人坚持恐怖行为。在以前的统治阶级对复辟失去了希望的时候，恐怖主义也随着消失了。到最近还感觉得到其回声的富农恐怖，总是带着地方的性质，这种恐怖是反苏维埃制度的游击战争的一种补充。至于最近发生的恐怖行为，既不是依靠旧统治阶级，也不是依靠富农。最近出现的恐怖分子，完全是从青年当中产生的，从共青团和党的队伍中产生的，并且还不是不经常地从统治阶层的子弟中产生出来。这种个人恐怖虽然完全不能解决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具有极其重大的象征意义。它深刻地说明了官僚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和青年之间的尖锐矛盾。经济冒险，跳降落伞，北极探险，明显的冷淡，“浪漫的胡作非为”，恐怖主义情绪，以及个人恐怖行为——所有这些集合起来，正在促使青年一代对老年一代的无法忍受的教育进行一次爆炸性的反抗。一次战争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通风口，把越积越多的怨气排泄出去——但绝不会长久。在一次战争中，青年会很快地得到必要的战斗锻炼和目前最缺少的威信。同时，大多数“老人”的声望将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一次战争也只会使官僚再有一个时期的苟延残喘。以后的政治冲突还会更加尖锐化。当然，把苏联的基本政治问题降低为两代人的问题是片面的。在老年人当中有许多公开和暗中反对官僚的人，正像青年人当中有几十万完全唯唯诺诺的人一样。但是，不管对统治阶层的地位进行的攻击来自哪一方，来自左面还是右面，攻击者的主力总是来自那些被压迫的和心怀不满的、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青年。官僚是相当高明地了解这一点的。他们对于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的任何事情，一般说来都是非常敏感的。自然，这些官僚为了防止后患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便建立了主要的战壕和坚固的堡垒来抵抗年青的一代。我们已经提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当然，谁也不耐烦说明，为什么违反团章，过了整整五年才召开代表大会。不仅如此，事情很快地就表明，这次经过慎重挑选和选择的代表大会，在这个时候召开完全是为了剥夺青年的政治权利。根据新团章，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在甚至在法律上也被剥夺了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权利。以后它的唯一活动领域是教育工作和文化训练工作。共青团的总书记根据上级的命令在演说中宣称，“我们必须……停止谈论工业和财政计划、降低生产成本、经济核算、作物的播种以及国家的其他重要问题，好像这些问题是要由我们来决定似的。”整个国家完全可能要重复最后一句话：“好像这些问题是要由我们来决定似的！”至于那句傲慢的谴责：“停止谈论”，甚至在这次最驯服的代表大会上也没有得到热烈的反应。如果还记得，苏维埃法律规定十八岁是政治成熟的年龄，凡是达到这个年龄的青年男女都有充分的选举权，同时，根据旧团章，共青团员的年龄限制是二十三岁，因此这个组织的成员实际上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超过这个年龄的，如果还记得这些情况，那末，那句傲慢的谴责就更加明显了。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两项同时进行的改革：它承认了超龄的共青团员是合法的，这样就增加了共青团的选举者的数目，同时又剥夺了整个组织的权利，使它不仅不能干预一般政治领域——这是绝没有问题的！——而且还不能过问当前的经济问题。取消过去的年龄限制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前共青团员转为党员几乎是一种自动的发展过程，现在则变得极其困难了。这种取消政治权利的最后残余——甚至连表面上的政治权利——的做法，是由于想把共青团完全地最终地放在大大清洗过的党的奴役下。这两项措施虽然很明显是彼此矛盾的，然而却是从同一个来源产生的，这个来源就是官僚对青年一代的畏惧。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人，在发言中都明白表示是来执行斯大林的明确指示的。他们提出这样的警告，是想事先就阻止可能发生的辩论。这些发言人以惊人的坦率说明了这次改革的目的：“我们不需要任何第二政党。”这种说法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据统治集团看来，共产主义青年团如果不遭到决定性的扼杀，就有变成第二政党的危险。另外一个发言人好像就是为了说明这些可能的倾向似的，他带着警告的口吻说，“正是托洛茨基在他当权的时候，曾企图蛊惑青年，用建立第二政党等反列宁主义反布尔什维克的思想鼓动青年。”这个发言人所引证的历史是错误的。实际上，托洛茨基“在他当权的时候”只是提出过这样的警告，如果政权进一步官僚化，那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同青年的决裂，并造成出现第二政党的危险。但是万想不到：事态的发展正好证实了这个警告，事实上已经把这个警告变成一个纲领了。日益蜕化的党只是对那些钻营之徒还具有吸引力。诚实而有思想的男女青年不能不厌恶那种拜占廷式[3]的奴颜婢膝、那种掩饰特权和专横的虚伪言词，以及那些互相吹捧的庸俗官僚的自吹自擂——整个说来，这些元帅，由于无力上天摘星星[4]，只好尽量在自己的身上贴星花。因此，青年已经不再像十二三年前那样，是一个第二政党的“危险”问题，而是一个青年具有作为能够进一步推进十月革命事业的唯一力量这样一种历史必要性的问题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的修改，虽然增加了新的警察威胁，当然还是不会阻止青年在政治上的成熟，也不会阻止他们同官僚发生敌对性的冲突。如果发生了巨大的政治骚乱，青年会走上哪条道路呢？他们将把自己的队伍集合在什么旗帜下呢？现在谁也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尤其是青年自己。在青年的心里，蕴藏着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倾向。归根到底，基本群众的动向将决定于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决定于一次战争，决定于法西斯主义的新成就，或者相反，决定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论如何，官僚将会发现，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青年代表着一种具有强大爆炸力的历史冲击力量。一八九四年，俄罗斯的专制政体通过年青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用这样一句著名的话答复了那些胆怯地梦想参加政治生活的地方自治局：“这是毫无意义的幻想！”一九三六年，苏维埃官僚对青年一代的还很模糊的要求作出的答复，是这样一句更加粗暴的话：“停止谈论！”这句话也会变成具有历史意义的话。斯大林政权为这句话所付的代价，不可能比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政权所付的代价少些。三、民族和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对民族问题的政策，不仅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还帮助苏联在内部有离心力量、外部有敌对力量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国家政权变成官僚政治，这种蜕化像大石头一样压在民族政策上。列宁正是想在民族问题上，准备在一九二三年春天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同官僚、特别是同斯大林进行第一次斗争。但是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列宁病倒了。他当时所准备的一些文件，甚至到现在检查官还禁止发表。由于革命唤起了各民族的文化要求，这就需要尽可能广泛的自治。同时，只有把苏联的各个部分都放在一个总的集中计划之下，工业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但是，经济和文化不是截然分开的。文化自治和经济集中的倾向，自然常常要发生冲突。然而，二者之间的矛盾远远不是不可调和的。虽然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现成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关的群众是抱着百折不挠的意志的。只有这些群众真正参与了管理自己的命运，才能在每个新阶段在经济集中的合理要求和民族文化的实际倾向之间划清必要的界线。然而，问题在于，苏联居民在民族不同的情况下所表现的意志，现在已经完全被官僚的意志所代替，这些官僚处理经济和文化问题，都是从行政管理方便和统治阶层的具体利益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的确，在民族政策的领域，正像在经济领域一样，苏维埃官僚虽然开支过多，但还在继续执行一部分进步工作。对于苏维埃联邦的落后民族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这些落后民族必须经过一个或多或少比较长的时期，来输入、模仿和吸收一些已有的东西。官僚正在为这些落后民族架设一座桥梁，以使他们得到资产阶级文化——有一部分甚至是资产阶级以前的文化——的基本好处。苏维埃政权在许多领域和许多民族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在进行彼得一世及其同僚对老莫斯科国所完成的历史性工作，只是规模要大一些，速度也快一些。在苏维埃联邦的学校中，目前上课所使用的语言不下八十种。其中大多数语言必须新造字母，或者用比较带有民主政体气味的拉丁字母来代替带有极端贵族气味的亚洲字母。报纸也用同样多的文字出版——这些报纸第一次使农民和牧民了解人类文化的基本概念。在沙皇帝国的遥远边界以内，本国工业正在兴起。半氏族社会的古老文化正在被拖拉机摧毁。随着识字的普及，科学的农业和医药也正在出现。这项工作在兴起新的居民方面所具有的意义，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马克思说得对，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就是最强有力的火车头，也不能创造奇迹。它不能改变空间的法则，而只能使运动加快。千百万人需要认识字母和学会看报，需要懂得简单的卫生常识，这一点表明，必须走过多么漫长的一条道路，才能真正提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问题。例如，报刊告诉我们，在西伯利亚西部，奥罗特族人以前是不懂得洗澡的，现在则“许多村庄都有了浴室，他们有时要走三十公里路去洗澡”。这个极端的例子虽然说的是文化水平最低的情况，但是它却真实地说明许多其他成就所达到的高度，而且还不限于落后地区。有一个地方政府的首脑，为了说明文化发展的情况，提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集体农庄中，人们开始要求“铁床、墙钟、毛衣毛裤、汗衫、自行车等东西”了。这种情况只不过意味着，苏维埃村庄中富裕的上层开始使用西方农民群众早就普遍使用的那些工业品。在演说中和报刊上，天天有人谈论“文明的社会主义商业”这个题目。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使政府办的商店看起来整洁、有吸引力的问题，要供给这些商店必要的技术设备，要把货物进行足够的分类，不要让苹果腐烂，不要把线袜和讨厌的棉花放在一起，同时要使售货员树立有礼貌和为顾客服务的思想——换句话说，要学会资本主义商业的普通经营方法。我们还远远没有解决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还根本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如果我们暂时把法律和制度放在一边，而来看看基本居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没有故意自欺欺人，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苏维埃国家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方面，沙皇俄国和资产阶级俄国的遗产还大大超过社会主义萌芽的成长。在这一点上最令人佩服的是居民本身，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极少，却如饥如渴地模仿西方现有的一套。年青的苏维埃职员，往往还有工人，在服装和风度方面都尽量模仿他们在工厂中偶然遇到的美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工业部门和机关里的女工和女职员，都贪婪地盯着到俄国来旅行的外国妇女，想学会她们的装束和风度。幸运的女孩子一旦在这方面模仿得很像，往往就变成大家模仿的对象。工资较高的青年女工已经不再留那种老式的短发，而开始留一种“不变的波浪式”头发。青年们争先恐后地参加“西方的社交舞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进步，但是这里主要表明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而是小资产阶级文化超过宗法式的生活，城市超过农村，中心地区超过穷乡僻壤，西方超过东方。与此同时，苏维埃的特权阶层也模仿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那些花样。在这方面，带头的是外交官、托拉斯的经理、工程师，他们必须常常到欧洲和美国去。在这个问题上，苏维埃式的讽刺嘲笑是听不到的，因为关于“万人”上层的情况是干脆不许碰的。然而，我们不能不忧虑地指出，苏联最崇高的使节面对着资本主义文明，既没有能够表现出自己的一种风格，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独有的特点。他们内心里缺乏足够的稳定力量来使自己蔑视外表的漂亮和保持必要的超然态度。一般地说来，他们的主要野心就是尽可能同资产阶级最典型的市侩没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感情和行为并不像是新世界的代表，而倒像是庸俗的暴发户！然而，如果说苏联现在正在进行先进的国家早已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过的文化工作，那只说对了一半。新的社会形式绝不是没有关系的。这种形式不仅使落后国家有可能达到最先进的国家的水平，而且还可以使落后国家在比西方以前所需要的短得多的时间里完成这项任务。这种速度加快的原因是很简单的。资产阶级的先驱必须既在经济领域也在文化领域发明技术并加以应用。而苏联则可以运用最新式的现成技术，同时由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它还用不着部分地逐步地运用过来，而可以立即并且大规模地加以运用。军事当局曾经不止一次地赞扬军队作为文化传递者的作用，特别是在农民当中。我们虽然没有在资产阶级军国主义所灌输的特种“文化”方面自己欺骗自己，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许多进步的习惯是通过军队才传到人民群众中的。以前参加革命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一般总是站在起义者的最前列，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苏维埃制度有机会不仅通过军队而且通过整个国家机关以及同国家机关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党、共青团和工会机关，来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采用技术、卫生、艺术和体育方面的现成成就，要比原来发展这些成就的国家所用的时间快得多，这是由于财产的国有形式、政治的专政以及行政管理的计划方法在这方面提供了保证。如果十月革命只是提供了这种加快发展的运动，那末，从历史上说它还是正确的，因为日益衰落的资产阶级制度已为事实证明，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能够推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落后国家真正向前发展。然而，俄国无产阶级是以更加远大得多的任务的名义完成革命的。不管目前它在政治上遭到什么样的镇压，它中间较好的一部分人既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纲领，也没有放弃同这种纲领结合在一起的巨大希望。官僚被迫迎合无产阶级，部分是在其政策的方向方面，但主要还是在解释这种政策方面。因此，在经济领域或文化领域每前进一步，不管它的实际历史内容如何，或者在群众生活中的实际意义如何，都被说成是前所未见和前所未闻的“社会主义文化”成就。毫无疑问，要使千百万直到昨天还一点也不懂得清洁卫生的人都能有一块肥皂和一把牙刷，那实在是一件很伟大的文化工作。但是，肥皂或牙刷，甚至“我们的夫人”所需要的香水，都根本不能构成一种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可怜的文明产物只有差不多百分之十五的居民可以享有。苏维埃报刊上一再谈论的“人的改造”，的确是在全力进行。但是，到什么程度才是一种社会主义改造呢？俄国人民过去既没有像德国人那样经历一次宗教大改革，也没有像法国人那样经历过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如果我们撇开英国岛民在十七世纪所经历的改革—革命，那末，资产阶级个性，这个一般人性发展中很重要的一步，正是从那两座熔炉中产生出来的。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两次俄国革命，自然意味着个性在群众中的第一次觉醒，这是从原始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个性结晶。这就是说，这两次革命以简洁的形式和加快的速度完成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改革和革命所进行的教育工作。然而，远在这项工作完成以前，甚至大体上完成以前，在资本主义末日爆发的俄国革命，还是由于阶级斗争发展的路线而被迫跳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苏维埃文化领域的矛盾，只不过是反映出和折射出由于这种跳跃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个性觉醒，必然或多或少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这不仅在经济上是如此，而且在家庭生活和抒情诗中也是如此。官僚本身已经变成最极端的、有时是毫无节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传布者。他们一方面在经济上容许并鼓励个人主义的发展（如计件工资、私人小块土地、奖金、勋章），同时又在精神文化领域无情地压制个人主义的进步方面（如批评的观点、个人意见的发报、个人尊严的培养）。某一个民族集团的发展水平越高，或者它的文化创造越高，或者它处理社会和个人问题时越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那末，官僚的压力也就变得越加沉重和越加不能忍受。在苏联各族人民的一切知识活动都由一个指挥棒来指挥，或者不如说是由一根警棍来指挥的时候，实际上就谈不上民族文化的特点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或者突厥的书报，只不过是把官僚的命令译成各自的文字。莫斯科的报刊以优秀的民间创作的名义，每天都用俄文译载各个民族的得奖诗人歌颂领袖的诗篇，实际上这都是一些很糟的诗，只是在奴颜婢膝和缺乏才能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大俄罗斯文化在禁闭制度下所遭到的摧残并不亚于其他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主要是由于革命以前形成的老一代人花了很大的代价。青年就好像被铁板压住了似的。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在本来的意义上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集中权力的警察机关压迫一切民族文化发展、首先是压迫大俄罗斯文化发展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的出版物有百分之九十是用俄文印的。说实在的，如果这个百分比和大俄罗斯人口的相对数字过分悬殊的话，那末，无论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独立份量方面，或者是在国内落后民族和西方之间起媒介作用方面，它也许还比较符合俄罗斯文化的一般影响。但是尽管这样，大俄罗斯人在出版社（当然还不只是在那里）占特别大的比例，是不是意味着大俄罗斯人在牺牲联邦其他民族的利益下拥有一种真正专横的特权呢？这是十分可能的。对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不可能想多么明确就多么明确地作出答复，因为在生活中它并不是决定于文化的合作、竞争和互相丰富，而是决定于官僚的最后裁决。由于克里姆林宫是权威的所在地，同时偏僻地区不能不同中央采取同样的步调，因此官僚主义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一种专横的俄罗斯化色彩，而给予其他民族的唯一无可怀疑的文化权利就是用自己的文字歌颂这个裁决者。***官方在文化方面的理论是随着经济的左右摇摆和行政管理的方便来改变的。但是，不管怎么改变，有一个特点是保留下来了，那就是绝对明确的特点。随着“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以前不受欢迎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又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反对这种理论的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具有严格的过渡性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想在一系列历史时期中居于统治地位，新统治阶级目前这一代人的任务，主要应当局限于吸收资产阶级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无产阶级停留在无产阶级的时期越长——即保留过去的压迫痕迹越久——就越加不能摆脱过去的历史遗产，而新创造的可能性的真正出现，也是完全决定于无产阶级本身溶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程度的。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意味着，资产阶级文化应当由一种社会主义文化来代替，而不是由一种无产阶级文化来代替。在反对用实验方法创造的“无产阶级艺术”理论的论战中，作者曾经写道，“文化是要靠工业的液汁来滋养的，要想使文化成长、提高和繁荣起来，那就必须有丰足的物质。”即使最顺利地解决了基本经济问题，“也还远远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新历史原则的彻底胜利。只有科学思想在全国范围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和一种新艺术发展起来，才会意味着历史的种子不仅长出了根茎，而且已经开花。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发展是每个时代是否具有活力和是否具有重要意义的最好的试金石。”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后来官方突然宣布这是一种“投降”观点，说它是“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时期开始，布哈林早就开始宣扬“无产阶级文化”了，斯大林则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两个人都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将以一种“龟行”的速度向前推进，无产阶级将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创造自己的文化。至于这种文化的性质，这两个理论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就好像他们一点灵感也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那几个暴风雨的年代，推翻了那种龟行的前景。在一九三一年，可怕的饥荒的前夜，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样，在官方庇护的作家、艺术家以及画家还没有着手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时候，甚至还没有着手创造比较有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初期东西的时候，政府就宣布无产阶级已经溶化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了。艺术家只好使自己适应这样的事实，即无产阶级并没有具备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必要条件：时间。昨天的概念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社会主义文化”马上提到日程上。关于这种文化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一些了。精神创造要有自由才行。共产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使自然服从技术，使技术服从计划，并使原料能够无限制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不仅如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目的是使人类的一切创造力最终地和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压力、限制和屈辱的依附地位。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和艺术将不知道任何外面强加的“计划”为何物，甚至也不知道任何强制的阴影为何物。至于精神创造究竟达到什么样的个人程度或者集体程度，那将完全决定于创造者。一种过渡的制度是一种不同的东西。专政所反映的是过去的野蛮，而不是未来的文化。它有必要对一切形式的活动——包括精神创造——规定严格的限制。革命纲领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些限制是暂时的坏现象，因此有责任随着新政权巩固的程度而一个一个地取消对自由的一切限制。无论如何，在国内战争最激烈的年代里，革命的领导人已经明白，政府在各种政治考虑之下是可以对创作自由加以限制的，但是绝不能在科学、文学以及艺术领域以指挥者的角色自居。列宁虽然在艺术方面的个人喜好相当“保守”，但是他对艺术问题还是极为审慎的，他总是诚恳地说明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艺术教育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对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都采取赞助的态度，这一点往往使列宁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列宁只是在私下谈话时说一些讥诮的话，而根本没有意思要把他的文学爱好变成法律。在一九二四年，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作者曾经这样表述了国家同各种艺术派别和倾向的关系：“一方面给它们订出赞成革命或反对革命的明确标准，另一方面在艺术自决的领域内要让它们完全自由。”当专政拥有一种情绪激昂的群众基础和一种世界革命的前景时，它并不害怕实验、研究和学派斗争，因为它了解，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一个新文化时代进行准备。当时人民群众的情绪还很饱满，并且千年来第一次大胆地思考问题。所有最优秀的青年艺术力量也都感情充沛。在最初的那几年当中，人们充满了希望和大胆，不仅创造了最完整的社会主义立法，而且还产生了最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就在那个时期，也摄制了一些非常杰出的苏维埃影片，尽管当时的技术条件很差，这些影片却以处理现实题材的新鲜而有力的手法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在同党内反对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文学派别一个一个地被扼杀了。这不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所有的思想领域都出现了毁灭的过程，而由于这种过程大部分是不知不觉的，因此它进行得比较果断。目前的统治阶层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是从政治上控制精神创作，而且还要规定它的发展道路。简单指挥的做法不仅应用到集中营里，而且同样地应用到科学农业和音乐方面。党的中央机关报刊载不署名的指示性社论，这种社论在建筑、文学、戏剧和芭蕾舞方面具有军事命令的性质，至于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官僚对于不直接为自己服务的东西以及自己所不懂的东西抱着一种迷信般的恐惧态度。当他们要求自然科学与生产有某种联系的时候，这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命令科学研究者只以直接的实际重要工作为目的的时候，这就威胁到堵塞最珍贵的发明泉源，其中包括实际的发现，因为这些发现大半是在没有预见到的道路上出现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军事理论家，由于有过辛酸的教训，都避免作出各种广泛的论断，他们怕哪一个“红色教授”——一般总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从列宁或者甚至从斯大林的言论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一段话来威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自己的思想，或者保持自己在科学上的尊严，就往往意味着要遭到压迫。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还要坏得多。不要说新闻工作者，就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甚至统计学家，也都特别注意不要同——即使是间接地——官方路线的暂时左右摇摆发生矛盾。关于苏维埃经济，或者国内外政策，人们只能抄袭“领袖”演说中的一些陈辞滥调，并且事前就给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即在文章中要说明一切事物恰好是按照应该发展的那样发展着，甚至发展得还要好些。虽然这种百分之百地加以迎合的做法可以使人们免除日常的不愉快，但是它往往带来最重的惩罚：空洞无物。尽管从形式上说，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是国家所奉行的学说，但是在过去十二年中，没有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或哲学方面出现过一种值得注意和译成外国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著作都不超过经院式的编纂范围（这种编纂只是重复那些事先批准了的旧概念），都是按照当时行政管理的需要重新编排那些旧引语。千百万册书籍和小册子通过国家机构分配到各地，这些书籍和小册子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都是一些用胶水、甜言蜜语和其他粘性物质拼凑起来的东西。可能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和独立意见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关在牢里就是被迫默不作声，尽管事实上，社会形式的演变在每个阶段都提出了巨大的科学问题！进行理论工作所不可缺少的谨慎被玷污和践踏在脚下了。甚至《列宁全集》的注释，在每次新版本中都从统治人物的个人利益出发作了彻底的修改：“领导人”的名字加以推崇，反对派的名字加以诽谤；事实则被掩盖起来。关于党史和革命史的教科书，情况也是一样。事实被歪曲，文献被隐藏起来或者加以伪造，名誉凭空制造出来或者有意加以诋毁。如果简单地比较一下任何一本书在过去十二年当中所作的修改，那末，我们就可以正确无误地看出统治阶层的思想和良心蜕化的过程。“极权”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也具有同样的毁灭性。各种倾向和各种学派的斗争已成过去，代之而起的是解释领导人的意志。针对着各种文学艺术团体，建立了一个强制性的总组织，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集中营。中庸而“思想正确”的作家如绥拉菲摩维奇或革拉德珂夫等被尊崇为经典作家。有才能而不肯过于违背自己的作家，则被一些专门教训别人的人用一些厚颜无耻的话和几十段引语来加以训诫。最杰出的艺术家不是自杀，就是从遥远的过去找材料，或者从此沉默了。忠实而有才华的著作只是偶尔出现，这种著作是从地下拿出来的，具有艺术违禁品的性质。苏维埃艺术生活是一种殉教史。自从《真理报》的社论下令反对“形式主义”以后，作家、艺术家、导演、甚至歌剧的演唱者中间开始出现了一种羞辱性的自我检讨流行病。这些人都摈弃了自己过去的罪过，但是，由于怕一旦发生进一步紧急的情况，因此都避免明确地说明这种“形式主义”的性质。到后来，当局不得不下一道新的命令来终止这种过分泛滥的自我检讨浪潮。由于斯大林对诗人马雅柯夫斯基称赞了几句，文学估价在几个星期内便发生了变化，教科书重新改编，街道改名，雕像建立起来。新歌剧给予高贵听众的印象马上变成作曲家的一种音乐指导。共青团的书记在一次作家代表会议上说，“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就是法律”，全体听众都鼓掌，但是毫无疑问，有些人是感到可耻的。好像是要彻底嘲弄文学一样，连俄文句子都写不通顺的斯大林，竟被宣布为文学风格的一种典型。这种拜占廷主义和警察统治，虽然某些表现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喜剧情调，但是其中也包含着某种深刻的悲剧。官方的公式是这样的：文化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然而，究竟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是什么，只能作某些多多少少有些乐观的猜测。谁也不能在一种不充分的经济基础上发展那种文化。艺术远不像科学那样能够预测未来。无论如何，“描写未来的建设”、“指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人类”等诸如此类的指示，对于创作想象力的帮助并不比五金店的价目表或者铁路上的时间表多些。一种艺术的民族形式是同它的普遍容易接受的性质一致的。《真理报》向艺术家发号施令说，“凡是人民不要的东西，就不可能具有美的意义。”这种拒绝从艺术方面教育群众的民粹派老公式，现在有了更加反动的性质，因为决定人民要什么艺术和不要什么艺术的权力还掌握在官僚的手里。官僚是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出版书籍的。官僚还用强制的办法卖书，不让读者有所选择。归根到底，在官僚的心目中，整个事情在于注意这样一点，即艺术要反映他们的利益，并且要找出能够使官僚对人民群众具有吸引力的那种形式。毫无用处！什么文学也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领导人自己也不能不承认：“无论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或者是第二个五年计划，都还没有给我们一个可以超过十月革命所掀起的第一个浪潮的新文学浪潮。”这句话是说得非常温和的。实际上，尽管有些个别的例外，热月时期显然将作为一个平庸、吹捧和谄媚的时期载入艺术创作史。[1]上帝通过先知摩西传下十诫，第七诫为“不可奸淫”。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译者注[2]第五诫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译者注[3]拜占廷指拜占廷帝国，建立于公元三九五年，灭亡于一四五三年，又称希腊为祖国或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式即东方帝国式的意思。——中译者注[4]“他不能上天摘星星”是一句谚语，系指一个人很平凡。——英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第三章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三章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想” 有两种毛泽东思想。一种是如实的毛泽东的如实的思想，却是说，毛泽东这个真实的人，这个革命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他确曾有过与确实保持着的那些思想；另一种是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首先是为了造成毛泽东在党内和国内的一尊地位甚至神一般的地位，故意制造出来的一个尽善尽美的、始终正确的思想体系，在其广深度上均已被认为相等于、甚至高出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体系。这两种不同的毛泽东思想，应该加以区别的。关于前一种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约略谈过，现在要谈的是后一种毛泽东思想的产生经过。 我们在前面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提起过，一个在生的政党领袖，将自己的名字定为主义，写入党纲，宣布它为全党共遵的指针，这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中是史无前例的。不但此也，一个在生的革命思想家，将自己的思想定名为某某人思想或某某人的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亦属少见。从来，什么主义这个名称，总是先由思想上的敌对者给取的，然后由他的信奉者（多半在领袖死后）接受过来，自称为某某主义者。马克思只当他嘲笑那些愚蠢的追随者时才提到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名词最初是孟什维克为了攻击他的“非马克思主义”才发明的。列宁绝不曾自己承认，也决不肯让别人宣称：他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什么主义或思想体系。“列宁主义”被当作“俄国马克思主义”提出来，时间已在列宁重病之后，提出人首先是季诺维也夫，然后是斯大林，其目的为了打击“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和马克思与列宁一样，终其身不曾标榜过什么托洛茨基主义。这些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为什么不肯将自己的思想定名为主义或思想体系呢？更为什么不肯将自己的主义写入政纲，作为一切行动的方针呢？简单为了谦虚吗？不，不尽然，谦虚固然是一种美德，甚至对革命家都是一种重要的品德，但近乎虚假的谦逊，对于当仁不让的马克思派思想家说，却非重要的事。如果不是为了更重大的理由，他们决不会单单为了谦逊的礼貌之故而不为的。那末到底为了什么呢？首先，他们都深恶痛疾个人崇拜，他们都太革命家了，太讨厌官僚作风了，太反对那种以个人名义掠众人之美的传统罪行了，以致他们不肯让自己有任何可能陷进这个庸俗的圈套中去。其次，他们都上感乎继自前人的深且厚，下感乎日新又新的必需与必然，因而他们自己总觉得无法将冠以己名的主义来概括全部思想，或标志出自己特殊贡献的部分思想；第三，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思想，如果知道虽完成而未完结，总不肯将它加上名字，定为科律，仰大众遵行的。因为任何一位大思想家，其最重要的总是方法与立场，并非所有的结论。其自信最坚者也是前者而非后者，凭着正确的方法与立场，他们可以得到，而且已经得到过很多正确结论，但他们没有理由说，也决不会说，他们行将获得的任何结论也一定会正确，要求党员或群众事先答应服从一切；因此，马克思、列宁与托洛茨基都不肯，也都不曾规定一种标上自己名字的主义或思想，他们不容许别人替他们这样做，更不会授意别人这样做；至于将此主义或思想明定于他们所领导的政党的纲领内，作为一切行动的指针，那是出乎他们想象之外的。 然则以马列二人的门人自居，并自幼听惯“谦受益”教训的毛泽东，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客气”的事来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先让我们看看十余年来“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放下与再提出的经过。 “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中共党内斗争的产物。其直接的对象为王明路线，甚至可以说是斯大林路线，或俄国路线。中国共产党存在到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已经四十年了。其间当然发生了不少争论和斗争。但除了直接受苏联共党内部争论的影响而发生的斯托之争以外，争论中延长最久、范围最广、深度最大的一次，却要算发生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斗争。第一次革命中的所谓陈独秀路线，八七会议后的所谓瞿秋白路线，一九三○年的所谓李立三路线，事实上都是名不符实的，亦可以说是一种虚构，因为被贴上这三个名字标签的所谓路线，前二者应该由斯大林、布哈林负责，后者则应由斯大林单独负责。无论陈独秀、瞿秋白或李立三，根本不过是国际路线的执行人，那些路线绝对不合冠上他们名字的，至于所谓反这些路线的斗争，事实只是当每一国际路线破产之后，斯大林要使那个执行人做替罪的羔羊，于是指使出另一个人来做上献燔肉的祭司，——这祭司，当新路线再度破产时，便也被燔炙如仪了。当年瞿秋白之反对“陈独秀路线”，六大期间及其以后的所谓反“瞿秋白路线”，以及一九三○年九月间瞿秋白再度被王明等捧出来反对“李立三路线”；同年十一月与次年一月间王明派的所谓“反立三、反调和路线”——其基本内容都是一样，即都代表斯大林本人的错误路线，在中国的实际斗争中不断碰壁、不断破产而引起的不断的文过饰非，不断的觅羊替罪。 王明（即陈绍禹）的命运原本可以和陈、瞿、李一样的，其所以能终于不做斯大林的燔肉者，主要因为他和克里姆林宫官僚的深厚关系，以及他天生有狡黠异常的性格。王明的思想记录与革命履历，与毛泽东的刚好相反。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去读书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子口诗云”这一套当然未曾读过，一般的中国文化与文学修养都根本谈不到。他写的俄文也许比中文好，知识与思想的初恋都是斯大林学校的“马列主义”。这个人，未必像毛泽东所指摘的“懂得希腊”（因为除了苏联党校课程中所包含的小量西方哲学常识与若干政治经济学说之外，王明等根本不曾见识过什么西方文化），但对自己出生的中国，却是肯定地不懂的。人当然聪敏，特别是绝顶狡黠，非常长于玩弄阴谋诡计，野心尤其少有的大，领袖欲强得令人吃惊。他是在莫斯科入党的，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他正在俄国读书，当然无分参加。此人的头角显露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将败未败，苏联共党内部的托斯二派为此发生了激烈斗争之际。中山大学的校长原本是拉狄克，他在斗争中站在托洛茨基的反对派一边。学校中以米夫为首的斯大林派起而与校长斗争。此时中国学生中也分成为二派，王明成了斯大林——米夫派的领袖。结果反对派失败，拉狄克被免职，米夫继任校长，王明就成了学校党部的主要人物。此后，王明和米夫密切合作，上通天，下着地，周围团结了不少积极分子，其中后来出名的有秦邦宪、王稼祥、陈昌浩等等。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大会在苏联举行，王明等以翻译资格列席，而实际上却起了不小作用。斯大林为了要直接与完全地控制中国党，乃通过他的米夫——王明机构，干涉与安排了领导机关的人选。他们有步骤有计划地拢络了工人出身，易于摆布的向忠发，换下了多少有自己主张的瞿秋白，如此预备了王明们由党校控制走向全党控制的第一步。王明派从一九二九年起开始陆续回国，最初扼于国内的“实际工作派”，郁郁不甚得志（王明仅被派充宣传部干事）。一九三○年夏天，斯大林的“第三时期哲学”（即宣布全世界均处于直接革命局势中的“左”倾跳跃路线），在李立三的执行下[1]，达到了疯狂程度，并在短短期间（三四个月），被证明为完全破产。这路线引起了下层同志普遍的惶惑与不满。此时，王明等就利用了时机，首先利用了瞿秋白等，在九月间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打击了李立三；然后王明们与此时已当上了第三国际东方部主持人的米夫直接联系，上下合作，又于同年十一月间通过了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十二月中发第九十六号通告，“进一步指出了立三路线错误及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将瞿秋白也套入“错误”的网中。王明派此时乘胜追击，毫不放松，乃于两个月后，即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了“改造”中央的六届四中全会，此时，在六次大会上根本不曾当选中委的王明派人物竟进入了领导机关，将李立三、瞿秋白乃至何孟雄、李求实等实际工作者排挤了出去。如此，王明那个由占领党校进而占领全党的野心，在斯大林的直接扶持之下，总算初步成功了。 所有这些斗争都是在上海秘密进行的。毛泽东当时正困斗于湘赣地区，远离着这个勾心斗角的中心。关于理论和政治问题，毛泽东原没有给以多大注意。他根本上同意六次大会的决议，并且完全同意斯大林“第三时期”的盲动路线。因此在原则上他是拥护“立三路线”的。他对“立三路线”有所批评，只限于执行的技术上，属于军事的策略性质。他从亲自的经验中，知道了当时以红军直接进攻大城市之不可能。毛泽东主要是一个实干家，并非精深贯通的理论家，所以在初期，而且在本质上是自始至终地，他都将理论的意义看在行动之下。这方面他和斯大林有共同之处，因此，在那些年中，毛泽东纵不曾将当时上海发生的理论斗争（无论在进行于斯托二派之间的真正的理论斗争，或由王明们搞出来，当作权力斗争幌子的“理论斗争”）叫做“茶杯里的风波”，却总是不屑一顾，或无暇一顾的。在今天公布出来的毛氏文字中，人们找不到毛泽东当时对种种争论性的问题发表了什么意见，这便是证明。当时毛泽东的心理多半是这样的：“没有力量没有发言权，而最可靠的力量乃是带枪的群众。随你们在亭子间里去谋王篡位吧，我只要积聚我的力量。” 至于王明们呢？在最初，他们也看不起毛泽东。对于中国南方诸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武装斗争，共产国际看不出任何前途，在六次大会上，由布哈林担任发言人的报告中，就说过：“那些红军会把农民的最后一只鸡都吃光”，并嘲笑那种划一支火柴点一罐火油的暴动。六次大会决定把苏维埃口号改成为“宣传性的口号”，意思就是要停止这种立即的农民暴动。同时也是为自己留下余地，等武装斗争一旦完全失败后，可将全部责任推给中国的执行者。六大决定的工作对象是工人，工作的重点限于城市。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恢复党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尽量恢复和扩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始终被确定为中国党唯一的与最重要的任务。本此精神，王明派集中一切力量来夺取上海的党中央，暂时不注意江西毛泽东领导下的军政势力，乃是自然的事。不过一旦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又加以毛泽东的军事力量不但没有像国际所预料那样的受到摧毁，反而日趋巩固，日渐强大，此时王明们便不得不以往日对付李立三瞿秋白的方法去对付毛泽东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我们回顾中共的历史，竟可以说，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全部的内争史，乃是以毛泽东及王明为首的两派斗争史。这斗争经过很长时期，双方互有胜负，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中共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一系才赢取了彻底与最后的胜利。这个延长十四年的斗争，因为有不少微妙理由，真相至今还对外界，甚至对共党内部的群众隐瞒着。其中最大一个理由，便是王明背后站着斯大林，他直接代表了莫斯科的官僚层，王明是中国“洋共产”的代表，与“土共产”的代表毛泽东作战的。因此这个斗争间接直接地牵涉到斯大林，牵涉到当时的第三国际，牵涉到苏联。身受打击的毛泽东，自然看到了这一切，但是主要为了斗争的策略之故，他不愿与不敢直接攻击王明后面的靠山，甚至对那靠在大山上的王明都不敢攻击得过分，攻击得非常“有礼”，“有节”。 两派十四年斗争的主要经过如下：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派非法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他们凭借着莫斯科的直接支持，在旧人中取得了向忠发、周恩来等的合作，打下了李立三、瞿秋白以及一大批从事工人运动的前辈革命者。王明用以夺权的政治口号是：“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反右倾”。而他们自己的立场则是极“左”派的，当时斯大林在全世界推行的所谓“第三时期”的直接革命路线。这路线由王明写成小册子，名叫《两条路线》，又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王明的这本小册子，据毛泽东胜利后所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说，“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王明们如此‘改造’了中央机关以后，又将此种‘改造’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他们极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见《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四中全会上获得胜利的王明派，成立了以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从此就更公开地向毛泽东的势力进攻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召开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一九三二年八月，又召开了党中央的宁都会议。这两次会议的攻击目标都是毛泽东。当时赣南闽西的苏区领导者被指执行“富农路线”和犯有“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党和军队的领导被改变了。毛泽东本人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主席，让他当了共产党的“林森”，一切实权被剥夺了。 一九三三年初，王明们的中央机关因一再被蒋介石的特务所破坏，不得不抛弃他们自来坚持的城市路线，逃入农村根据地[2]。此后，王明们便更直接与彻底地控制了从毛泽东手里夺过来的一切力量。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届五中全会召开。这是王明派控制中共完全成功的纪念会，是“第二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见《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宣布“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的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同时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下，打击毛泽东及其拥护者。 从一九三○年起，直到遵义会议后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这期间毛泽东没有写过任何原则性的理论文章（以选集中所搜集者为根据）。王明们直呼毛泽东为“右倾的机会主义者”，骂他的政策为“富农路线”，按理，毛泽东应该有所辩护，或竟像立三、秋白与周恩来那样，写了“承认错误的自责书”，不过我们不曾见过任何此类文件。在《选集》中搜集的此一时期的文章，共计四篇，都是属于经济政策的，没有对王明路线的批评，也没有为自己被指责罪名的辩诉。在《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只空洞地提了一句：”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可是怎样对立的，以什么论据或立场来对立，却没有说出来。实情可能是这样的：毛泽东自然不会赞成王明们的路线与领导，但这条路线与领导却是代表国际，代表斯大林的。毛泽东们不敢和它公开对立，于是采取“两面派态度”，玩弄中国的古法：阳奉阴违，虚与委迤，保持沉默，坐以待变。 这个变化是不久就来的，而一九三四年秋季红军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开始了突围的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泽东发动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所谓“遵义会议”，推倒了王明派的领导，“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毛泽东那次“起义”之能够成功，原因据《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是这样的：”‘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遵义会议的前后经过，以及会议上做了什么决定，至今还不曾有文件发表出来，或至少我们还无法看到。不过此次会议所讨论的只是军事的与组织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提出对立的、不同的政治纲领来和王明们斗争，那是非常清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如此说，在胡乔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也是这样说。后者还进一步告诉了我们一个有趣的事实，它说：要根本改变政治路线，“……纠正在党的浓厚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非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党中央所不能完成，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五年的长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直到这时（按指一九三五年秋冬），在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的帮助之下，党……才满足了这个要求。”（见该书第三十八页）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论遵义会议之前也好，之后也好，王明当权也好，毛泽东当权也好，只要共产党国际（实则斯大林）的极左的“第三时期”路线不改变，则中共的政治方针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这段话的意思又在说：不管王明骂毛泽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也不管毛泽东骂王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可是两人谁都没有跳出斯大林的手掌，谁都在“第三时期哲学”的圈子里翻觔斗。 总之，遵义会议除了改换中共中央书记，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让毛泽东及其一系代替王明及其一系之外，没有解决其它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土共产”虽然胜利了；但以王明为首的“洋共产”却未尝溃败。王明仍旧担任中共出席国际的代表，仍旧在政治上指挥中共，并继续在那里称王称霸，欺压留在苏联的政治上的异己者。李立三在中共八次大会上作证说：“我在王明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在李立三那次发言中方又证明了在中国党内业已获胜的毛泽东，其言论著作在莫斯科却不准流传的，李立三要“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回到哈尔滨以后，才初次读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次读到延安整风文件，初次读到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重要著作。……才第一次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个术语。” 由此可见，在遵义会议之后，王明在斯大林的直接支持之下，其权力与气焰并没有马上失去，不但在他的“直接统治”地区——苏联为然，即使在中共党内亦是如此。毛泽东虽然从一九三五年一月起重掌了党、军大权，都还须经长年努力，才能将王明安置在党领导机关中的党羽排除，将王明的声势真正压下去，其间经过大致如下： 从一九三五到一九四五的十个年头，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斗争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步毛泽东的自我进修时期，第二，毛、王意见再度直接冲突时期，第三，毛泽东政治意见获胜与“毛泽东思想”正式诞生时期。 “长征”结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此以前，红军转战流徙，几濒于殆。内有意见分歧（反对意见主要以张国焘为代表），外有国民党军的穷追堵截。毛泽东重握兵权于败亡之际，在绝对优势的敌军攻击下求取生存，自然只有集中一切于军事问题的解决。等到一九三六年十月间，各路红军会师甘肃，然后进入陕北，有了相当稳固的根据地；同时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全国抗日情绪高涨，蒋介石在西安被拘等等变化，中共所受于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大大松弛；这时，毛泽东的生活和活动也显然有了变化。他一方面总结过去的争论，另方面补修他一向欠缺的马克思列宁等大师的基本理论，特别要读斯大林的著作。毛泽东这方面的努力是极易理解的：１.在和王明（不仅王明个人，他后面还有一大群中俄“理论家”）斗争时，当对方从一切共产主义典籍中引经据典，大掉书袋之时，毛氏一定痛感到自己在这上面的欠缺，以致有无法招架之势，为要驳到对方的教条，自己得先摸清这些教条；２.地位越重要，形势越有利，斗争越复杂，毛泽东不能不衷心地感觉到自己一般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不足；３.当研究马列主义时，一半由于策略的考虑，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由于势利的考虑，即欲与王明争夺斯大林的恩宠，拟在思想上趋奉这位苏联的独裁者，以便最后排除王明这个克里姆林宫与中共之间的代理人；另一半由于气质与思想上的真正接近（例如实干重于理论，策略高于战略之类），故毛泽东特别研究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那一派“马列主义”。 我们在前面叙述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时，曾经提到过陈伯达说毛泽东要到抗日战争时期才阅读斯大林著作。现在，在这里，得更多地引述陈伯达对这方面的证言，他说： “……不论是在一九二七年陈独秀还在当权的时候，或在一九二七年以后，机会主义者总是或有意地或无意地阻碍在中国党内散布和宣传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著作，又因为文字的条件，反革命的隔离，就使得我们党内许多在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同志没有机会去有系统地阅读到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著作，而毛泽东同志也是其中的一个。斯大休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著作是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后，才在我们党内有系统地编辑出来，……机会主义者为着散布自己错误的观点和主张，而或有意地或无意地掩盖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这一点对我们党说来，是很不幸的。但虽然这样，毛泽东同志在许多根本问题上，都能根据马、恩、列、斯的革命基本科学，以自己独立的思考达到了与斯大林相同的结论，因而保持了自己和他的战友们的正确。 “毛泽东同志有机会宽泛地阅读斯大林的著作，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用最高的热情，来阅读和深思熟虑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种著作。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在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就说明了斯大林的著作所给他的重要的启发。……”（见陈著：《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第十五——十六页） 陈伯达这段文字很有价值，因为它老实地说出了中共党内马克思主义教育落后的情况[3]。并且正式证实了我们的看法：一直在抗日战争之前，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只根据了马、恩、列、斯的革命基本科学，这即是说，只凭了共产主义的一般的基本立场，此外却“以自己独立的思考”，即运用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与知识成果，来达到具体结论的。毛泽东的此一缺点，我们在上面某一处曾经说过，其实正是他的优点。不过这个优点，只在特种情况下，两害相权时才显出来的。放在另一情况与另一意义中，优点仍旧会变成缺点。特别当“教条主义者”引用大量列宁遗教，或斯大林文字，做成帽子，变成圈套，以便乱扣乱套政治上的对手时，毛泽东一定会痛感到“子曰，诗云”的还击无力，以致大发宏愿来修读洋典，补救自己的缺点了。 一九三六年以后的三四年内，毛泽东确以“最高的热情”补修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成绩是可观的。试翻开四册《毛泽东选集》来看吧，毛氏一些带理论性的重要文章（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至《新民主主义论》），都写成于一九三六年底至一九四○年期间。从文章的内容判断，我们知道毛氏在那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主要可以分做三部分：第一，武装革命中战略与策略问题的回顾与总结，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的认识，第三，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及其在苏共党内斗争中的立场。 我们暂且不讨论毛泽东上述三方面研究的成果（后面当会谈及）。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只是：这三方面研究的主要争论对象都还是王明，同时，经过这番研究之后，毛氏有了更大的理论上的自信；更能有所依据地指斥王明们为“教条主义者”；自己则更自觉地成为斯大林的崇拜者。 毛泽东这个“自我进修”时期，与我们上面所说的“毛、王政见再度直接冲突”时期，并非截然划分，亦非先后衔接，这两个“时期”差不多是同时并存，交互错综的。依据《选集》所载，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首次向王明派作理论进攻，时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那时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企图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并“系统地说明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在这篇对陜北红军大学演讲过的文章里，他以如此方式对王明们开了火：“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反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根据地，使红军由二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恰是忘记了这一点。”（见《选集》卷一第一八六页）毛泽东做这样严重的指责，控诉如此大的罪名，却不说出被告的姓字。同时更有趣的，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即在同年七月间，当毛泽东向前往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提到红军不可征服的两大原因时，说：“另一原因是由于革命干部的异常干练，英勇与忠实。朱德、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穑、……陈昌浩、贺龙、萧克等许许多多优秀同志们……”（见《西行漫记》第四章，中译本一二五页。）王明在这张名单中位列第二，仅次于朱德。同时在毛泽东所提的十八个有功的“优秀同志”中方除王明外，计有博古、王稼穑、陈昌浩这三个王派大领袖，以及洛甫等等的王明政权的支持分子。这一切表示出：遵义会议召开以后的将近二年内，王明系统的党内势力仍然很大，完全可以和毛泽东争衡的——更何况整个克里姆林宫站在他们背后呢。毛泽东当时那种隐名射击与欲抑故扬的做法，固然显示出孔门弟子的涵养功夫，但到底也反映着那时斯大林直系在中共内部实力的大小。 我们迄今无法确知王明本人何时从莫斯科再来中国[4]。他以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双重资格来到武汉是在一九三七年冬。那时他的气焰还是非常之大，无论在国民党人眼中或中共自己的安排上，他都在周恩来之上。那时武汉流行着一种说法：周恩来、董必武只能代表延安，而王明却兼能代表莫斯科。事实上这说法并非完全无稽。那时王明们与延安毛泽东领导的中央之间是否已有新的政治意见的冲突，我们却不能确知。我们只知道，在此以前，中共曾经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召集了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之后，写了那篇名叫《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文章。这是毛泽东重新掌权后的第一篇文章（就选集中所搜集者而言），也是中国第一篇发挥“人民阵线”理论的文章。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件大事：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举行于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那次大会上，斯大林对全世界共党发出了“向右转”的命令，初次提出了“人民阵线”口号，代替了那个开始于一九二九年的“第三时期”的哲学。正是这个“第三时期”的盲目“左”倾路线，断送了德国革命，扶助了希特勒走上政权，同时在中国，造成了以王明为首的所谓“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全部罪恶。如今，在一方面希特勒，另方面日本军阀的东西威胁之下，乃不得不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喊出与一切民主、民族的资产阶级合作的口号了。 中共的瓦窑堡会议显然是七大决议到达陜北后的结果。目的在于讨论、接受并执行“人民阵线”（在中国则称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新路线。会议上大概发生了对新路线的怀疑派，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主要是答复这些怀疑派，只在附带中触及了“过去某些同志”的错误。对于新路线，我相信王明那时和毛泽东不曾抱有不同态度。王明这个人，如果不能因“国际”（斯大林）的转变而随之作不多不少的转变，那就不成其为王明了。至于毛泽东，那末无论从那一方面说，右的“人民阵线”，比左的“第三时期”，更要合他的胃口得多。 瓦窑堡会议以后的重大会议是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做了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与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那次会议上发生了意见不同，但毛泽东的对手不是王明，而是张国焘。他此时所反对的左倾不是王明路线，而是托派主张了。 洛川会议举行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会上通过的毛泽东文章是一份宣传大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里当然没有内部争论。不过正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却写出了两本与王明派思想斗争中最根本的小书：《实践论》与《矛盾论》。他企图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着手，去反对王明们的“教条主义”与另一些实际工作者的“经验主义”。 毛泽东和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意见之正面冲突，首次导发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对延安党活动分子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此时王明派据说从右边攻击这个报告提纲，特别攻击提纲中所着重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立场。据《选集》编者的注释告诉我们，这个新右派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坚决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5]。双方争论，据说延长了将近一年，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才在基本上克服了这种右的偏向”。（见《选集》卷二第三七八页） 所谓基本上“克服了”王明派的偏向，意思即是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虽然对王明从右边来的新进攻获取了胜利，但这胜利却既非全面，亦非彻底的。在六中全会的报告与结论中，毛泽东根本不曾提到过王明。遇到要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立场记上名字时，则不是说“有人”，就是说“某些同志”，当他提到王明的论据时，或用上“如果”，或诿称“听说”。这类外交方式主要虽然用以应付莫斯科，然对王明派的势力有所顾忌，则也是事实。毛泽东此种无记名射击改作指名攻击，甚至要迟至中共全国胜利之后，而且还是假手于人的。在《选集》二卷编辑人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的解题中，才明白说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当时毛泽东同志与陈绍禹同志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意见分歧的突出问题之一。”（见卷二第五二六页） 据说，王明的右倾思想，当时还影响了新四军的领导层，特别影响了项英。结果据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的回溯中说：“又使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很大的损失。”（见”卷三二第九五二页） “皖南事变”发生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不管事变中项英的错误是否确实与王明的“思想”有关，或只是毛泽东故意将这两项错误拉在一起，总之，到了那个时候，有一个事实是明白的：王明从抗日战争以来，在政治上发动反攻，以便夺回中共党军大权的那个企图，此时已被毛泽东确定地击败了。在同时期中，毛泽东一直在继续他的理论工作，其间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与《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首次将中国革命的各个基本理论问题，主要依照了斯大林的观点，作了有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和阐述。在这以前，除了一九三七年的两小册哲学论文之外，毛泽东的所有文字方可以说都是政论性的、策略性的，特别又偏于军事性的。因此，如果我们一定要指出一个日期，标志出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之出现，那应该说是一九四○年，其作品为《新民主主义论》。自从这个时期起，毛泽东无论在思想、政治、组织诸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信心与力量。因此，他和王明之间的斗争，也就从上述的第二时期踏入第三时期，即从二人的再度冲突时期进入毛泽东的全面进攻与绝对胜利的时期了。 这个时期开始于一九四一年春天，是由毛泽东的两篇文章：《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与《改造我们的学习》揭开序幕的。后一篇文章原是毛氏对延安干部会议所作报告，其用意及其重要性，《选集》编者在该文的解题中有如下说明： “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同志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见《选集》卷二第七九六页） 这里没有提到王明名字，但“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作风”究竟以谁为代表，却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这个“学习与整风运动”，如果说其唯一目的只在打击王明，那是不对的。踏进四十年代，毛泽东和王明在党内的地位可说已经悬殊。后者纵然有“国际”做背景，虽然在党内还保留得若干势力，但认真想和毛泽东抗衡，想和一九三○年代的初期一样，借外力再度打败毛氏，可能性已属不大。所以那一时期的运动，主要任务与其说是在于“破王明思想”，毋宁说而且应该说是在于“立毛泽东思想”。此一时期王明路线之屡被提及，逐渐带有示众之意，而不是为了它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威胁。《题解》说毛泽东这些文章“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的分歧”，这确是那次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在那个“总结”中，统治全党的时间最长、气焰最盛、为害最烈的王明路线自须清算，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的路线当然也被一一批判；可是“总结”的用意决不在于真正客观地算清旧账[6]，而主要在于造成这样的一篇账，即：毛泽东的过去一切都入于“资产”项下；而陈、李、张、王以及其它有过意见的人的种种，都记在“负债”一边。换句话说，那时的总结存着这样一个大目的：过去一切正确意见均出于毛泽东，一切错误和罪恶的立场由于他的对手方。毛泽东是一切正确，从来正确，你不信吗？有史为证；其它的人则一切皆错，无一不错，你若不信，也有史为证。一句话，学习运动与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造成“毛泽东思想”这项精神武器，以此造成斯大林式的思想统一，更以此造成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的此一企图，他的这项运动，当时在党内引起了怎样的反应，是否引起过抵抗，我们至今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做出答复。事实可以确定的只是：这个运动延长了差不多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才结束。同时，原本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六中全会将它推迟至一九三九年）召集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再推延，终于延期至一九四五年四月才得真正召开（延期的原因可能有几个，但“总结”未曾完全确定，必然是原因之一）。由此二事方可见王明派，以及另一些不愿见“个人崇拜”出现的人们，对毛的企图是给过一点抵抗的。不过到一九四四年年底与四五年年初，毛泽东终于获得了对一切反对者的彻底胜利。一个全盘奏凯的宣告出来了，那就是差不多与七次大会同时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如此，“毛泽东思想”诞生了。在跟着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史无前例地写进了党纲，被宣布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更被规定于党员的义务中，明定每一党员的第一项义务是要：“努力地……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延长十四年，进行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亦即进行于“土共产”与“洋共产”之间的中共党内斗争，就这样以毛泽东的巨大胜利，以“毛泽东思想”的加冕来结束了。 不过，这场大胜还不是歼灭性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故事也末曾完结。 王明的故事多半已经完结了。在“毛泽东思想”登极的第七次大会上，王明也上台歌颂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也公开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在毛泽东方面，大概为了表示“治病救人”这一口号的非假，或者要给莫斯科留点面子，还是让王明叨陪中委的末座（仅在秦邦宪之上）。中国全国胜利之后，王明担任了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起草过《婚姻法》。中共八次大会上没有他发言的份，却让他听了许多人对他的控诉（特别是在他手下做了七年“小媳妇”的李立三）；结果，他在新中委中仍旧以末名入选。法制委员会的工作被取消了，近年来转行做研究工作，其成绩让我们见到的有他所编注的《太平经》[7]——一部后汉人著的有关宗教、哲学和社会思想的书。这种工作自然也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对雄心齐天的王明而言，总未免太寂寞，或“大材小用”了。“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今后这位自己也来“浇菜的青年”（王明年仅五十余）是否还有机会起来与孟德的崇拜者，或这个“崇拜者”的后继人，争一日之长呢？照目前的情形看，可能性是消失了的，但并非绝对没有可能——至少和毛泽东的后继者之间。 现在让我们再谈“毛泽东思想”的故事。那故事是发生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我们知道，八次大会召开于一九五六年九月。那时离毛泽东的胜利大会十一年，离中共之取得全国政权七年。在这些年中，毛泽东的威望和力量，在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大大提高了，提高得和一九四五年的七次大会时候绝不能比。可是，在那个八次大会上，一个新党章通过了。新旧党章之间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作为“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被取消了。党员的义务，也不再规定要“领会毛泽东思想”了。为什么做这个修改？报告人邓小平没有一言提及。大会上没有一个代表发出疑问，普通的读者当然也不会注意及此。可是，这是一个极大的修改呀。我们必须寻找原因。 毛泽东突然谦虚起来了？不成理由。王明们势力又抬头了？不是事实。“毛泽东思想”业已完成了革命，所以不需要了？不成话。广大党员群众的理论水准提高了，反对这个规定？看不见迹象。那末究竟为了什么呢？很简单，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八次大会召开之前半年，苏联共产党召集了有名的第二十次大会。大会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系，为的要反对和打倒以马林可夫、莫洛托夫等更直接的斯大林系统，便利用了当时苏联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民主要求，清算了斯大林的独夫作风，指责了他的“个人崇拜”。 不管苏共党内反“个人崇拜”斗争的真实性如何，此一斗争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风气，发生了影响，却总是事实。它所及于中共的影响，更属非常巨大。中共领导层接到这个消息，简直是狼狈不堪的。因为，它正在党内国内继续制造并巩固毛泽东崇拜，正在仿照三十年代后期斯大林的办法，把毛泽东神化，变成“救世主”，变成“有智慧的太阳”。在普通民间，中共更在将毛泽东代替人们过去膜拜的一切偶像，它叫人们每饭不忘，每事不忘去感谢主席的恩情。不论婚丧庆吊，主席像都被抬出来当作仪式的中心，承受“人间的香火”。正在这样热烈的造神运动中，攻击“个人崇拜”的消息来了——这是一个多么鲜明、又多么煞风景的对照呀！造神运动无疑在一般人中，部分也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反感，至少引起了惶惑。人们所以容忍它，甚至支持它，徒以革命正在前进之故，又以它有斯大林的前例之故。可是，现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被宣布为错误，为罪过而加以进攻了。那末对于斯大林“弟子”的“崇拜”更不必说了。这种情绪逼得中共的领导层有所顾虑，终于逼得毛泽东“谦虚”起来。 结果是：在八次大会上，他不声不响地将“毛泽东思想”这块招牌从党章的纲要和条文中除下来了。 当然，整个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民主风向，都驱使毛泽东这样做。波兹南工人暴动，匈牙利工人起义等等一连串反对斯大林式独裁的斗争，更有助于毛泽东的“谦虚”。他发动了“大鸣大放”，他发表了解决“内部矛盾”的办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在所有的刊物上与演词中消失了。若以《红旗》杂志的文字为例，那末我们看见，只在一九五八年七月的第四期上，登载了陈伯达为纪念中共成立三十七周年在北京大学发表的演说：《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此后又沉寂了，沉寂了一年有半，直至一九六○年一月，《红旗》才突然再以显著地位登载一篇文章：《学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扬自觉的能动性》。第八期上，登载了《列宁主义万岁！》（这是以列宁主义掩护毛泽东思想，表面上反对铁托，实际上反对赫鲁晓夫的。）接着，到了十月份的第十九期上，配合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一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毛泽东思想”运动又开始了。那一期上发表了林彪写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发表了《在战略上轻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社论，以及《选集第四券介绍》。接下来，在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以及《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第二十二与二十三期中，又再接再厉地步登载了颂扬“毛泽东思想”的煌煌大作，总之，“毛泽东思想”自从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八次大会上被党章“除名”之后，表面上“消声匿迹”了四年。直到一九六○年十月间，才再度被当作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以全力在全党全国提出来，提到政治宣传运动的最前列。现在（一九六一年夏），这个运动还在继续，正在向文化政治的各个领域普遍开来，深入下去。究竟这个运动将如何发展？会发展到如何荒唐程度？在未来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会否再度“正名”，会否将“毛泽东思想”在党章上恢复地位？这些，我们不想猜度也不必猜度。我们在结束以造神为目的的“毛泽东思想”的故事之前，只想解释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九五六年静下去的“毛泽东思想”的呼号，为什么在一九五八年再度响起，且在一九六○年又大叫大嚷呢？难道是为了宣传第四卷《选集》的发行吗？当然不是。理由显然还要大得多，简单说，有下列二者：１.对外，由于中共领导层和克里姆林宫新主人之间发生了争执；２.对内，由于“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种种困难。加强个人崇拜自非解决困难的好办法，但是已被崇拜的个人，以及属于此一崇拜制度的内里人物，却往往会错误地认它为不二法门。 讲完了“毛泽东思想”的故事，让我们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真实内容。 不过在开始研究之前，请允许我稍稍跑一段野马。因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是刘少奇第一次正式报告出来的，是他，在《论党》的报告中，首次阐扬了这个思想的。由此我想起了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关系，更由此我又想到了数百年前那位出名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佛兰西斯·培根。此人写过不少篇精深简短的散文，其中一篇是《论友谊》。目前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下面几句： “……人有一身，而此身又局限于一地。可是他若有了友谊，生活上的一切职务可以请到代表了。因为他的朋友可以替他去做这些事情。要知人世间有多少事，是为那些略要面子与略具风度的人所不能亲说亲为的呀！一个人很难自道功绩而不失谦逊，更不必说自夸功绩了；一个人向人求恳，有时也是难于启齿的；诸如此类的还有不少。可是所有这些事情，自己开口不免脸红的，倘若出之于朋友之口便无伤大雅了……” 当初，略知中共历史的人，看见刘少奇位于毛泽东之次，而且确定了继承人资格，都非常诧异的。因为刘少奇的资格虽老，理论与工作的能力虽然不低，但论“文采风流”，不但远输毛泽东，而且略逊周恩来。如今我们读过了上引培根的文字，那末毛刘之间的关系便可以释然了。刘少奇在七次大会上的报告，全篇就是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颂赞，它说：“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在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报告又说：“我们的大会应该热烈庆祝：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他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话，不必论其所含的真实性有多大，但若由本人亲口说出来，总是不便的吧。谁能替这个本人代说，谁便是这个人最亲近与最知心的朋友。 野马跑过，让我们来看看由刘少奇首次正式报告的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为何： “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标准。”（见刘少奇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总纲》的第二部分） 刘少奇在这里列举了毛泽东思想约九项内容，条目虽多，而含义却嫌庞杂；如果我们从更能概括的角度去看问题，那末，我想可以分作如下三大类：１.关于革命的策略和战术方面；２.关于革命的原则和战略方面；３.关于思想文化方面。下面我们将依循这三个方面，比较详细地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我们将客观地肯定他的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将公正地指出它的错误或软弱的地方。他的功绩我们必定承认，但为了神化目的而硬造出来的荣誉却必须揭穿。这样做，我们希望能够确定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的真实面目，并确定化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大革命家与思想家的真正地位。 [1]李立三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党的总书记为向忠发，政治局中还有周恩来等其它委员，同时更有国际代表常驻上海；以如此组织实行莫斯科决定的斯大林路线，那是绝不能由李立三负责的。 [2]根据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共文献，王明本人好像并未随同中央机关内迁到江西。他从上海回到他的「祖家」莫斯科，当国际代表去了。一直要到一九三七年冬天，他才从苏联回来。 [3]不过为了更符合于事实起见，我们应该替他再说明两点:１.有意地不愿将理论著作大量翻译，并阻碍它在党内散布，在中共的历史上只有过两种人，一种是最早的旅莫支部人物，另一种便是王明派。他们要这样做，首先倒并不“为着散布自己的错误的观点和主张”，而是为了垄断理论，独霸“经典”的引征权与解释权，藉以造成其“红色买办”的地位。２.文中只说“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著作”，其实，为中国革命的实际领袖们（毛泽东乃其中之一）所未曾读到，为“机会主义者”所有意或无意地阻碍翻译流传的，不仅是斯大林的著作，而是所有马克思的著作。 [4]最近看到张国焘的回忆录，才知道王明与康生、陈云，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坐苏联飞机飞到延安的。——一九七一年一月补注。 [5]因为我们无法看到争论对方的文件。王明究竟比毛泽东更右几多，我们无法确定。因为毛王两人此一时期的争论，和其它所有时期的争论一样，我们都只能从“经过技术性修改”的毛泽东的文字里约略见到一点王明路线的面目。我们并不因此怀疑王明的“右的偏向”，因为斯大林正在偏右的时候，王明决不会不右的。我们所怀疑的是毛泽东可曾真的比王明左些，以及如何左法，何时左起。据《选集》，那个引起右派反对的提纲：《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如果发表时不曾做过本质上修改的话，那末毛泽东的立场确比斯大林的，也就是此王明的立场左得多。他提出了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号召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但照那未曾选入《选集》中的《论新阶段》（此书即毛对召开于一年之后的六中全会所作报告全文）看，则毛氏主张其实也非常之右，与王明所代表者难分高下。 [6]撇开斯大林的第三国际而来“总结过去党内路线的分歧”，就绝对不可能真正客观地清算旧账。这样的清算只能越算越糊涂，越结越混乱。这一层我们将在后面详说。 [7]事后知道，研究道家的王明是另有其人，他不是原名陈绍禹的王明。这是个误会。王凡西，1987年7月。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一章<<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一章取得了什么成就一、工业增长的主要指数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落后的俄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消灭君主政体和农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隶制等民主任务。然而，在农民群众带头之下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在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之后就停止前进。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是直接地密切地连接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并不是偶然的。最近几十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是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一些老中心所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由于自己已经进入死胡同，便挡住了那些正在逐步文明化的国家前进的道路。俄国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并不是因为它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落后国家的联合发展法则。以前的沙皇帝国，尽管作为“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列宁语）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甚至到现在，即在革命以后十九年，也还是面对着“赶上并超过”——因此首先是赶上——欧洲和美国的任务。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解决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早已解决了的那些技术和生产率的问题。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旧统治阶级被推翻以后，从野蛮转变为有文化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而只不过是彻底地摆出来。同时，由于革命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才得以运用新的和远为有效得多的工业方法。只是由于一种计划性的领导，国家才得以在一段相当短的时期内把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所破坏的东西恢复起来，并创建巨大的新企业，增加新的产品品种和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布尔什维克党曾经指望得到国际革命的迅速援助，由于这种革命发展得特别缓慢，使苏联遭到了莫大的困难，但也因而显示了苏联内在的力量和资源。然而，要想正确地估价所取得的结果——它的光辉成就以及不足之处——只能用一种国际的尺度来衡量。本书将从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明这种进程，而不是堆积大量统计图表。虽然如此，为了便于进一步讨论，还是有必要以某些重要的数字作为出发点。在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停滞和衰退状态的情况下，苏联工业化的巨大规模无可辩驳地表现在下列总指数上。德国的工业生产，只是由于疯狂的备战，目前才正在恢复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英国由于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最近六年来的生产才提高了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约百分之二十五；法国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首位的是日本，它狂热地武装自己，掠夺邻国。日本的生产差不多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但是连这样例外的指数，在苏联的发展动力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苏联的生产在同一时期增长了约两倍半，也就是百分之二百五十。重工业生产在过去十年（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五年）中增长了九倍以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基本建设投资达五十四亿卢布；一九三六年，指标是三百二十亿卢布。如果卢布作为衡量的单位还不稳定，那末我们就撇开用货币估计的办法，而用另外一种绝无问题的单位。一九一三年十二月，顿河流域生产了二百二十七万五千吨煤；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生产了七百一十二万五千吨。在过去三年当中，煤的产量增加了一倍。钢和轧钢的产量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半。石油、煤和铁的产量比战前数字增加了两倍到两倍半。一九二〇年第一个电气化计划制定以后，全国有十个区电力站，电力总产量是二十五万三千瓩。到一九三五年，这种电力站已达九十五个，总电量是四百三十四万五千瓩。一九二五年，苏联在电力生产方面居第十一位；到一九三五年，已仅次于德国和美国。在煤的生产方面，苏联已从第十位升为第四位。钢从第六位升为第三位。在拖拉机的生产方面，居世界第一位。糖的生产情况也是这样。工业的巨大成就，农业的大有希望的开端，旧工业城市的急剧发展和新工业城市的兴建，工人人数的迅速增长，文化水平和文化需要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无庸置疑的成果，而旧世界的预言家们曾指望十月革命成为人类文明的坟墓。我们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争吵的了。社会主义已经表明，它有权取得胜利，不是在《资本论》的书页上，而是在包括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业舞台上——不是在辩证法的语言中，而是在钢、水泥和电力的语言中。即使苏联由于内部的困难、外部的打击及其领导的错误而崩溃——我们断然希望不要发生这种情况——这个不可摧毁的事实，即一个落后国家只是由于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就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也仍然还是未来的实际景象。这一点也结束了我们同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者的争吵。我们能把改良主义者的老鼠般的大惊小怪同被革命引导到新生活中的人民所完成的巨大工作相提并论吗？如果一九一八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运用工人们所交给他们的政权来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去拯救资本主义，那末，很容易看到，一个包括中东欧和相当一部分亚洲的社会主义集团，在俄国经验的基础上，今天将会拥有怎样不可征服的经济力量。世界各国人民将不得不用新的战争和革命来偿付改良主义的历史罪行。二、对这些成就的不偏不倚的估计苏联工业的富有生气的系数是空前的。但是这些系数还远不是决定性的。苏联正在从一个低得可怕的水平上逐步提高，而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从非常高的水平上滑下来。决定当前力量对比的，并不是增长率，而是两个阵营表现在物质积累、技术、文化、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整个力量的对比。当我们从这种统计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对苏联极其不利。列宁所表述的问题——谁战胜谁？——是一个以苏联和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为一方同以国际资本和苏联内部敌对力量为另一方之间的力量对比的问题。苏联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使它得以加强自己，前进，武装自己，必要时则可以撤退和等待——一句话，能够坚持下去。但是，从本质上看，谁战胜谁这个问题——不仅是作为一个军事问题，而且还要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面对着苏联的。军事干涉是一种危险。随着资本主义大军而来的廉价货物的干预，将是一种更要大得多的危险。无产阶级在一个西方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会立即从根本上改变力量的对比。但是，只要苏联还是处于孤立状态，或者更坏些，只要欧洲无产阶级还遭受着挫折，还继续退缩，那末，苏联结构的实力归根到底还是要以劳动生产率来衡量。而在市场经济之下，劳动生产率表现在生产成本和价格上。国内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别，就是衡量这种力量对比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苏联统计学家甚至连接近这个问题都遭到禁止。原因是，尽管资本主义处于停滞和腐朽的条件下，但是在技术、组织以及劳动熟练程度方面，它还是远远走在前面的。苏联农业的传统的落后情况，是人所共知的。农业没有一个部门取得的进展能够有一点点同工业上的进展相比。例如，一九三五年底莫洛托夫就曾抱怨说，“在糖萝卜收获量方面，我们还落在资本主义国家后面。一九三四年，我们每公顷[1]的收获量是八十二英担[2]；一九三五年，乌克兰特大丰收，收获量是一百三十一英担。而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的收获量是二百五十英担，法国每公顷的收获量在三百英担以上。”莫洛托夫的抱怨可以扩大到农业的每个部门——谷物以及纺织原料，特别是畜牧业。农作物的适当轮种，选种，施肥，拖拉机，康拜因，良种畜牧场——所有这些在社会化的农业中都在准备一次真正巨大的革命。但是，恰恰是在这个最保守的领域，革命需要时间。同时，虽然已经集体化，问题却依然是如何达到资本主义西方那种较高的水平——尽管西方还受到小农制的限制。工业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采用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是更好地利用劳动力。最现代化的大工厂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年中建立起来，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有高度水平的资本主义技术，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实行着执行计划经济的制度。在工业这个领域，外国的成就正在起着同化作用。苏联的工业也像红军的装备一样，是以一种勉强的速度发展的，这个事实拥有巨大的潜在的好处。苏联的工业同英国和法国不一样，它并没有不得不使用旧式的工具慢慢地发展。苏联的军队也没有注定使用老式的装备。但是，就是这种狂热的发展，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工业的不同部门之间没有联系；人落后于技术；领导不胜任自己的任务。所有这些表现为，生产成本极高，而产品质量低劣。石油工业的领导写道，“我们的工厂拥有同美国工厂一样的装备。但是，钻孔的组织工作是落后的；工人不够熟练。”据他说，数不清的损失是由于“疏忽大意，不熟练，没有技术监督。”莫洛托夫抱怨说，“我们在建筑工业的组织工作方面是极其落后的……绝大部分都是以旧式的可恶的方法使用工具和机械。”诸如此类的表白在苏联报刊上俯拾皆是。新技术仍然远远不能取得其资本主义祖国所取得的成就。重工业所取得的大规模成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工业才能建立起来。但是，现代工业的衡量标准是生产精密机械，而这一点既需要技术，也需要一般文化。在这个领域，苏联还落后很多。毫无疑问，军事工业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陆军和海军是最有势力的服务对象，也是最难侍候的主顾。可是国防部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伏罗希洛夫——在一系列的公开演说中却喋喋不休地抱怨：“你们为我们红军制造的产品的质量，我们并不总是完全满意的。”这些慎重的字眼所暗含的不安情绪，是不难感觉到的。重工业的领导在一个官方报告中说，机器制造业的产品“必须质量优良，不幸，情况并不是这样”。他还说，“我们的机器是昂责的。”像往常一样，这位报告人没有同世界生产比较，提出确切的比较材料。拖拉机是苏联工业的骄傲。但是拖拉机的有效使用率是很低的。在上一个工业年度里，有百分之八十一的拖拉机需要大修理。不仅如此，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在耕作季节最紧张的时候都出了毛病。根据某些计算，只有每公顷收获二十到二十二英担谷物，机器拖拉机站才够开支。而目前，平均收获量还不到上述数字的一半，国家只好付出几十亿来弥补亏空。汽车运输方面的情况还要糟。在美国，一辆载货汽车一年要行车六万到八万公里，有时甚至十万公里；在苏联，只有两万公里——也就是只等于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每一百部机器当中，只有五十五部在使用；其余都在修理或者在等候修理。修理费用比所有新生产的机器的成本多一倍。难怪国家会计部门报告说，“汽车运输只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根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说法，随着铁路运载能力的增加而来的是“数不清的损坏和损耗”。根本原因还是一样：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劳动技术水平太低。保持转辙机变换无误的斗争正在变成一种英勇的业绩，获奖的女转辙手在克里姆林宫把这种业绩报告给最高的权力集团。水上运输最近几年虽然有了进展，但是仍然远远落后于铁路所取得的进展。报纸上每隔一个时期总是出现关于交通方面的信息，什么“可恶的船运情况”，“船只修理质量极低”，等等。轻工业的情况比重工业甚至还要坏些。苏联的工业可以表述为这样一条独特的法则：越是接近群众消费的商品，通常总是越糟。在纺织工业中，根据《真理报》的说法，“次品所占的比重之大是可耻的，选择的余地很少，低级的东西占主要地位。”报刊上每隔一个时期就出现一些抱怨的词句，嫌广泛消费的日用品的质量低劣，例如：“铁器笨拙”；“家具难看，随便拼凑，马虎了事”；“找不到中意的扣子”；“社会的食品供应制度根本不能令人满意”。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只用数量指数来说明工业的进步，而不考虑质量如何，差不多就像只用高度来描述一个人的身体，而不管其胸围如何。不仅如此，要想正确地判断苏联工业的动力，除了质量上需要检查以外，还必须牢记这一事实：某些部门的迅速发展是用另外一些部门的落后换来的。为了建立巨大的汽车厂而付出的代价是，公路缺少和保养很差。“我们的道路太糟了。在我们最重要的公路上——从莫斯科到雅罗斯拉夫里[3]——汽车一个小时只能行驶十公里（六哩）。”（《消息报》）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说得很明白，国家还停留在“原始的没有道路的传统状态”。城市经济也处于类似的状态。新工业城市在很短的时间内兴建起来；与此同时，几十个旧城市却在逐步失去其极盛时期。首府和工业中心正在成长和整顿修饰；豪华的剧院和俱乐部正在全国各个部分迅速地建立起来；但是缺乏住宅的情况达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住房通常还是没人关心。“我们建造的房子质量很差，花费却很大。我们的房子使用得破烂不堪，却不加以修缮。我们很少修理，或者修理得很差。”（《消息报》）苏联的整个经济就是由这种不平衡状态组成的。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这种不平衡状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苏联经济过去和现在都有必要从最重要的部门开始发展。可是某些部门的落后大大地减少了其他部门的效能。一种理想的计划管理，所要保证的不是个别部门达到最大限度的速度，而是整个经济最适当地发生效能；从这个立场出发，统计出来的增长率在初期是比较低的，但是整个经济，特别是消费者，将会得到好处。归根结蒂，总的工业动力也会得到好处。在官方统计数字中，汽车的生产和修理都算在工业生产总数中。从经济效率这个立脚点出发，这一部分应当减去，而不是加进去。这一点适用于工业的许多其他部门。由于上述原因，用卢布计算的全部估价只有相对的价值。一个卢布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不能肯定。藏在一个卢布背后的是什么——是一架机器的制造，还是一架机器的过早损坏——这一点也并不总是肯定的。如果根据“稳定的”卢布估价，大工业的总生产比战前水平增加了五倍，那末，石油、煤和铁以吨计算的实际产量增加了两倍到两倍半。这些指数之间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别，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工业建立了一系列沙俄时代所没有的新部门，不过还有一个较次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处理统计数字时有其倾向性。大家知道，每个官僚机构都有一种粉饰事实的固有需要。三、按人口计算的生产苏联的平均个人劳动生产率还是很低的。在最好的五金铸造厂，根据其厂长的说法，每个工人的钢铁产量等于美国铸造厂平均产量的三分之一。如果把两国的平均数字作一比较，也许会得出一个一比五的比例，或者还要糟些。在这种情况下，说鼓风炉在苏联比在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得“更好”，并没有什么意义。技术的作用在于节省人力，另外没有别的作用。在木材和建筑业中，情况甚至比五金业还要差些。在美国的采石区，每个工人一年可采五千吨，在苏联只有五百吨，也就是只有十分之一的样子。这样显著的差别，不仅是由于缺少熟练工人，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作组织得不完善。官僚竭尽全力推动工人，但还是不能适当地使用劳动力。农业的情况当然比工业更要差些。劳动生产率低，国民收入就低，结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必然也低。官僚们断言苏联的工业生产量在一九三六年将居欧洲第一位——就其本身来说，这种进步是巨大的！——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不仅没有考虑物品的质量和生产成本，而且没有考虑人口的多少。然而，一个国家总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从消费者分配的产品数量上——至少是大略的数字——才能明确地看出来。让我们算一下这种简单的数学。铁路运输对于经济、文化和军事目的的重要性，用不着阐述。苏联的铁路有八万三千公里，而德国是五万八千公里，法国是六万三千公里，美国是四十一万七千公里。这种情况意味着，德国每一万人有八点九公里铁路，法国是十五点二公里，美国是三十三点一公里，而苏联是五公里。因此，根据铁路的指数来看，苏联在文明世界中还是居于最低的地位之一。商船在过去五年中增加了两倍，现在差不多同丹麦和西班牙的商船相等。除了这些事实以外，我们还必须看到，铺石公路的数字依然非常之低。苏联生产的汽车，每一千个居民只有零点六辆。英国大约八辆（一九三四年），法国大约四点五辆，美国是二十三辆（而一九二八年是三十六点五辆）。同时，除了在铁路、水路和汽车运输方面极其落后以外，苏联的马的相对数字（大约每十个或十一个公民有一匹马）也没有超过法国或美国；另一方面，这种牲畜的质量，苏联也远远落在法国和美国的后面。重工业方面，虽然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但其相对指数也还是不怎么好。一九三五年苏联的煤产量，每个人大约只有零点七吨；英国将近五吨；美国将近三吨（而一九一三年是五点四吨）；德国大约两吨。钢的产量：苏联每个人大约有六十七公斤〔一公斤差不多等于二又五分之一磅〕，美国大约二百五十公斤，等等。在生铁和轧铁方面，大致上也是同样的比例。一九三五年苏联每个人生产的电力是一百五十三瓩时，英国是四百四十三瓩时（一九三四年），法国是三百六十三瓩时，德国是四百七十二瓩时。轻工业方面，按人口计算的指数，一般说来还要低些。一九三五年的毛织品产量，每个人还不到半米〔一米等于三十九点三七？〕，也就是还不到美国或英国的百分之十到十二点五。毛料只够拥有特权的苏联公民穿用。群众穿用的印花布，大约为每人生产了十六米，但是还忙于应付冬季服装的需要。苏联的鞋类生产，目前大约每人半双，德国是一双以上，法国是一双半，美国大约三双。所有这些都是撇开质量指数而言的，质量指数比较起来还要低些。我们可以姑且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几双鞋的人，其百分比比苏联大得多。但是不幸，在赤脚者所占的百分比中，苏联仍然是最高的一个。在食品生产方面，差不多也是同样的对比关系占优势，有一部分甚至还要坏些。尽管近年来俄国确实取得了进展，但是蜜饯、腊肠、奶酪——更不用说点心和糖果了——还是完全不够基本居民群众的需要。甚至在乳制品方面，情况也不妙。在法国和美国，差不多每五个人有一头牛，德国是每六个人一头牛，苏联是每八个人一头牛。但是从产奶量来说，苏联的两头牛必须大约当作一头半来计算。只有在谷类作物的生产方面，特别是黑麦，还有在马铃薯的生产方面，按人口计算，苏联才大大超过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但是，把黑麦面包和马铃薯当作主食——这是贫穷的典型象征。纸张的消费量是文化方面的主要指数之一。一九三五年苏联生产的纸张，每个人不到四公斤，美国超过三十四公斤（而一九二八年是四十八公斤），德国是四十七公斤。美国每个居民每年消费十二支铅笔，苏联只消费四支，而这四支的质量还很糟，其效率赶不上一支好铅笔，顶多等于两支好铅笔。报纸经常埋怨，由于缺乏基本读物、纸张和铅笔，学校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难怪要在十月革命十周年实现的扫盲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从更为一般的考虑出发，也可以同样地说明问题。苏联每个人的国民收入比西方少得多。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比任何其他国家要高得多——人民群众所消费的总数不能不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说实在的，苏联并没有有产阶级——这种阶级的奢侈生活是要用人民群众的消费量不足来平衡的。然而，这种改变的意义并不像初看来那样伟大。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病并不在于有产阶级的奢侈生活——尽管这一点本身也许是可恶的——而在于这一事实，即资产阶级为了保障其过奢侈生活的权利，保持了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样就使经济制度注定了陷于无政府和衰退的状态。在消费奢侈品方面，资产阶级当然拥有垄断权。但是在基本需要品方面，劳苦群众是占压倒多数的消费者。不仅如此，我们以后还会看到，虽然苏联没有原来意义上的有产阶级，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特权很多、威风凛凛的居民阶层，这个阶层在消费领域侵吞了很大一部分。因此，如果苏联按人口计算的基本需要品产量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那的确意味着，苏联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低于资本主义水平。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责任，当然在于俄国的暗淡而悲惨的过去——它的黑暗和贫穷的遗产。要想走上进步的道路，除了推翻资本主义，没有别的道路。为了使自己坚信这一点，只要看看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就行了，这些国家一度是沙皇帝国最先进的部分，而现在在泥沼中几乎不能自拔了。苏维埃政权的不朽贡献在于，它同俄国千年的落后状态进行了紧张而成功的斗争。但是正确地估计已经取得的成就，是进一步前进的首要条件。苏维埃政权正在经历一个准备阶段，它正在输入、模仿和吸取西方的技术和文化成就。生产和消费的相对系数证明，这个准备阶段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在未必会有的资本主义继续完全停滞的条件下，这个阶段也还是必须经历一整个历史时期。这是我们在进一步考察以前需要的第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1]一公顷（hectare）约等于两英亩（acre）半——英译者注[2]一英担（hundredweight），英制等于一百一十二磅，美制等于一百磅。——中译者注[3]雅罗斯拉夫里（Yaroslavl），在莫斯科东北约二百哩。——中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造纱厂——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造纱厂 （大生三厂） 张状元， 造纱厂； 脱根人， 来做厂。 ［注释］ 张状元——即张謇（1853—1926）。他于一八九五年起在南通兴建大生纱厂等企业，主张实业救国，人称“张南通”。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四十二岁的张謇曾考中状元。海门农村中还流传着“六十名进士颐和园献对”、张謇“钦定恩科得魁天下”的民间故事。 脱根人——据老工人解释，脱根人是指没有土地、没有固定职业的群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人们把土地看作是根，失去了土地，也就脱离了根。
山歌呒尽头——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山歌呒尽头 捻根纱来起个头， 小妹山歌呒尽头。 机匠师傅车头到， 唱只山歌发发笑。
山歌顺口溜——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山歌顺口溜 小妹山歌顺口溜， 口口声声兴自由， 三天勿唱喉咙痒， 五天勿哼肚里闷。
山歌句句真——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 山歌句句真 山歌呒本句句真， 唱好两句停一停， 辫子甩出第三句， 眼乌珠一转四句成。
前言——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大生纱厂工人歌谣选）前言 一九五八年春，在提倡搜集新民歌和编写工厂史的同时，搜集传统工人歌谣的任务也在南通市提出来了。当时，任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曹从坡同志是积极的提倡者。就是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们首先在任港乡战胜合作社，找到了曾在大生副厂做工的盲人歌手唐松林和他的侄女唐如英，搜集到《做工的姑娘》这首民歌的四段，整理后在《南通市报》副刊发表。同时，穆烜同志写信给搜集新民歌向副刊投寄的大生三厂陈秉生同志，要他注意搜集解放前的民歌。这样，就开始了大生纱厂民歌的搜集工作。 在这方面，工作最勤恳、取得成绩最大的是陈秉生同志。他在领导支持和其他同志的协助下，搜集到三厂民歌近百首。 一九六○年，我们组织编写《大生一厂工人斗争史》，也曾注意搜集民歌，但所获甚微。一九六一年，我们组织全市范围的民歌搜集工作，曾在郊区搜集到大生一厂的几首。 一九六四年，穆烜同志为准备修改《大生一厂工人斗争史》初稿，曾协助厂里组织青年工人进一步搜集厂史资料，同时也搜集了民歌，自二月至六月，共经四个月的时间。许永和、何连清二同志，在唐闸附近农村中，按地区逐个访问老工人，同时也访问了一部分在厂的工人。他们一共访问了大约不到三百人，记下了二百三十九份回忆材料。他们几乎对每一位采访对象都要问，记得不记得谣谣儿。 这一次，可以说是对大生一厂民歌作了一番普查。厂里的其他几位同志，也利用工人业余学习的时间开展采风活动。由于大家认真地、热情地把搜集民歌当作一项工作来做，并且向老工人宣传搜集民歌的意义，因此得到了老工人的支持，有了一定的收获。 在采访工作中，同志们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真正做到了忠实记录。有的歌谣虽只片断，三言两语，都照样记下，有的虽然费解，也记下了字音。记录不厌重复，如《十杯茶》和《做工的姑娘》，都有十几种记录稿。 一九六五年四月，我们把已搜集起来的一厂民歌十首编为一册，油印了若干份，名为《大生一厂传统歌谣》。这十首的整理工作，是做得慎重的，对不同的记录稿，加以比较研究，字斟句酌，择其善者，决不把整理者自己想出来的字句加进去。大概是在一九六四年，我们曾写信给启东县文化馆，建议他们把二厂的民歌搜集起来。启东县文化馆的同志很重视，不久就搜集了一批寄来，共有几张纸，但经过“文化大革命”，只剩下一张纸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民间文学也受到诬蔑，三厂民歌未能幸免。粉碎“四人帮”以后，民间文学和其他文艺部门一样，也逐步复苏了。一九七七年，陈秉生同志编出了《大生三厂传统歌谣》的第三集（未印）。接着，我们在《紫琅》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组三厂民歌。 汇编一本大生系统四个厂的民歌合集，最早的计议还在六十年代初，穆烜同志曾同章品镇、周正良同志谈起这个设想，得到他们的赞同。一九七九年夏，章品镇同志来通时，重提此议。这个任务，由穆烜同志接受了下来。为此，江苏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向南通地、市文化局写了信，要求支持穆烜同志的工作。我们特地召开了小型座谈会。这样，就从一九七九年第四季度起，开始了资料本的编辑工作。 首先要继续搜集。经过一些努力，一厂方面未有新的收获，但从六十年代初市文联编印的《南通老民歌》和《大生一厂工人斗争史》中找出了七首，又在穆烜同志保存的资料中发现一首，加上原来编印成册的十首，共得十八首，其中《做工的姑娘》一首移到副厂名下去，这样还有十七首。 副厂方面，由明红本同志提供了他和徐定同志搜集的一批，选录了其中的四首，加上《做工的姑娘》，共得五首。 三厂方面未作新的搜集，而由陈秉生同志把过去已编的三集作了汇编，重新誊抄，在校订、注释、排次方面又花了些功夫。海门县红旗中学学生搜集的，也尽量采用，以为补充。原来的三集，合共一百十二首，其中有重复的，可以合并，有的并非工人民歌；不应收录，有属于二厂的，应移到二厂部分去。经过调整，共收录九十三首。其中未署记录者姓名的，都属陈秉生同志搜集。 对二厂的民歌作了较多的努力。首先去函启东县文化馆联系，希望能找到当年从事搜集的同志和过去的记录稿，但是这个希望落了空。后来由于偶然的机会，与久隆公社六大队的青年女社员陆燕群同志有了联系。她认真而热情地奔走，访问了二十多位曾在二厂做工的老人。老人们都说过去二厂的确很兴唱山歌，但是大家都忘掉了。文化大革命前，启东县文化馆采访过的社员张绍祥，则巳去世。其后又经陆燕群同志推荐，同久隆公社文化站的黄正昌同志取得联系。黄正昌同志组织了久隆公社八大队的青年社员张伟民同志去从事这项工作。张伟民同志访问了八十三岁的黄秀英老太太和另一老工人邢志兰，终于采得几首。于是就启东县文化馆和张伟民先后搜集的，加上从三厂民歌中转来的，进行汇编，共得八首。 总计四个厂的民歌共得一百二十三首，在一九八○年七月编印了一册资料本。这里选载了一百零五首。 这部集子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民歌是工人群众集体创作出来的，在搜集过程中从事口述、记录的也有很多同志。其中有的老工人已经作古。他们虽然离开了人世，但是这本民歌集中保存了他们的劳动成果。曾经十分重视和关心这项工作的钱静人同志，也与我们永别了。我们谨以此集奉献给这些前辈。人民的文艺是永存的，为人民的文艺事业作过贡献的人，应当受到我们的尊敬，应当被我们永远怀念。 南通市文联民间文学小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五月献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五月献诗 五月！多打动人心的两个字眼啊！ 像一对睁开的大眼睛， 炯炯地闪着热情又澈亮的眼波！ 你，五月是属于劳动的。 五月！你也属于我们年青人。 而你，健壮的年青劳动者啊！ 你们是五月底 头一个无比的骄子！ 太阳在这个月里开始 热烈又热烈地照临； 各样的花开始竞放， 布谷鸟，催耕的歌手呀！ 飞翔在这五月的田野。 她专给你劳动的人民歌唱！ 田野上，冰冻的河床已经解开。 灰黄的，变成了碧绿。 经过一个春天运动的万物都已经跳起， 五月！一切都闪染着血汗的光辉。 一切被严冬幽囚与压迫的魂灵都一概解放， 都将要在这五月天 晒着硬朗的阳光的大地上 真实地生长！快活地生长！ 五月！我发狂地想念过你啊！ 在这阴寒的无定河的岸滩， 我撑起这一把跌，打，损，伤的骨头架， 伸长饥饿的颈子， 我向你张望！ 你是来了！ 你是来了！ 五月！是胜利的足音； 你，响起一个丰收的信号。 你是骑着西北高原上的快马而来吗？ 你会高高举起 那呼啦呼啦飘的红旗， 擂着那农场上 我们乡下人对他是多么起劲的大鼓。 五月！你来！ 你会是一条多长多长的行列！ 让我马上 把这好多年都关紧的心扉打开。 我把一切宝藏了好多年的 明珠般的理想，都陈设 而且又重新洗刷干净。 我献给你 这，我最热切的希望！欢欣！ 我的最崇高的敬礼！ 奉献你， 从今以后我整个崭新的劳动的活力啊！ 你！你打动人心的五月。 一九四八在沪
你就走吧！孩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你就走吧！孩子 你就走吧！孩子！ 我再不能把你阻搁。 如今我舍不得分离，也要分。 我不能眼看你这样活埋， 如今，这里是暗无天日！ 我也更看透了 如今这里只有死路。 你，年轻的好小伙子 怎么不该去奔一个好江山？ 这是给逼的狗急跳墙呀！人急造反。 你爸爸老老实实地 苦了一辈子没有伸腰， 从锄头脚下到牛背上， 从自己命根里都挖出来 塞别人的嘴巴， 而人家只一露牙 还把他这一把老骨头扔下火炕。 孩子！别的没有什么交代你， 你亲生的爸死的好惨啊！ 王老虎！他吃饱你一家三代人的血汗。 最后，五担谷的欠租， 一连押下了你父子两个。 你老的，刚押出自家门 就给一枪托送了终的， 如今，小的， 你，又被迫着像惊弓的小麻雀。 我的儿！你还没有离开过窝哟！ 你，只像娘身上的一根苦命秧子； 娘如今也只好让你去插到远远的天边， 这里的泥土都没有你 自由生长的缝隙？ 孩子！孩子！ 你要当心噢！ 风大！浪大！ 过这鬼门关， 死里求生的路好险。 你长的要快活！ 长的要结实啊！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火。 我不指望你成功成名。 我也不稀罕穿金戴银。 像你自己所说的， 孩子！只要大家都吐一口气啊。 给那些油糊了心窍的人也瞧瞧， 石头也当真有翻身的日子。 孩子！那你就是我的一粿〔颗〕亮星呀！ 就是照到我的坟头， 我也要笑开那坟上的野花。
码头夜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码头夜景 海面和船 蓝净的天 闪动着灰黄的波光的海面。 海风拂动它， 也拂动天空微微颤荡的月晕。 像皙白无力的少年人 懒懒地摇着他美丽的绢扇。 水面上 密栉密栉地， 竹叶船上晾几件破烂的小衫裤。 它䩄着脸， 似乎也很想呼吸一口晚凉的气息。 但还有巨大的汽轮 早瞪大了雪亮的灯眼钉住它们， 压覆着小船们一幅低阔的阴影， 海面，是涂着不均匀的油彩的风情画。 舟子 他将油漆般的身子投到水里， 游泳一回，又平躺一回。 像一个爱玩的野孩子 在傍晚时母亲安排好的澡盆里， 洗净一身这一天劳动赚来的脏汗。 然后袒开胸， 露出紫铜色的宽胳臂， 兀立在窄窄的船梢。 总想不出 ——人为什么就没有那一对翅膀？ 躺倒下来吧！ 还是照旧躺着这仅有的舢板， 躺着这一块岸滩。 吹支芦笛， 合唱几句「打渔杀家」！ 溜跶的人 也有人来溜跶， 他用蹒跚而凌乱的碎步点数码头。 你看， 连启运的板梯也懒懒松垂， 老脚夫们都挣脱了那一条绳， 和那一条压肩的扁担。 而他的重担才从这黄昏才开始， 是由夜带来的 迫他来挑起白天无心打点的负荷。
我走在外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我走在外滩 我走在外滩。 夜晚的滩风吹拂我。 它带着海的寒流，带着雨丝。 我把冬大衣抖一抖， 其实，这衣裳早就像征雁脱落了的毛羽啊！ 而我，也一直还是个游子。 于是，我多么想念过去的日子呢！ 有妈妈手制的新棉衣， 出门，还要藏在她的怀里。 但过去的日子也有多少冷淡， 多长的日子我在战争中成长！ 我们在山地行军。 在西北风里吶喊前进。 三更里，有蓦来的夜袭， 叫人从营篷里惊起， 温软的干稻草刚刚缓和了我们的梦。 有时拂晓进攻， 阳光还没有给我们照应。 而十一月的幕阜山显得是多么高啊！ 十一月的湘鄂边区的田野也早结满浓霜。 走哇！ 走在泥里！走在水里！ 还走在殷红的血液中， 被炸毁和焚烧的瓦沙！土堆， 垮倒的屋基和尸首 阻碍我们的两脚。 然而，后面是追兵呀！ 敌机隆隆地由远而近，而近…… 我们奔跑！跌倒！ 等我们又爬起，就失掉了自己的伙伴。 那孤零零地摸索山庄，摸索树， 追寻自己部队的茫茫夜啊！ 呆在敌我不明的路口， 云密！星稀！ 风摇着几点可怕的野火， 四处有丧家的野狗 在人的心头哭泣。 走哇！走着有多少日子？ 这生死边沿的夜路。 如今，我却走在外滩， 这是给铁蹄践踏了多年的黄浦。 让我也来大步地迈着， 我唱起广大辽阔的祖国之歌。 但是你却是谁？ 要来打扰我。 啊！你那抄靶子的！ 你那拦路检查行人的。 你穿着那身打手装束的， 活像是一个冤魂的影子。 你们要跟着我，就跟随我吧！ 还有，你们来！ 缩在码头角里的孩子们哟！ 我有破大衣和你们一同披起， 你和我一同走！ 我们走熟这寒冷的外滩。 我们要走到它的天明。 头一个，让我们来迎接明早的太阳。 我们在阳光里 就会彼此亲热地认识！
今天我来扫你的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今天我来扫你的墓 『这个第三十九周年纪念的「人」日，我要用眼泪写着的诗，追悼那为全人类和平参加反战、反法西斯死难的一切母亲，姊妹，我用目前人类还有的不幸的凶灾的命运，来祭吿她们的英灵！』 这个日子 像一串红色的高音符， 跳奏着那热情的幽谱。 使人想起爱， 想起了恨； 那爱和恨伟大的斗争。 也使人就想起自由，幸福。 想起『死』。 这个日子 叫我鼓舞欢欣， 但也就最使我丢不开那一切过去。 今天，我来扫你的墓。 那过去。 为封建，为人权的反抗，牺牲。…… 早已经有的人， 用死， 给我们开了一条血路， 去走向平等，自由！ 而你们就踏着这血迹， 你们真效法了那过去的人， 为反独裁，你们拚死， 为反侵略，你们拚死， 你们拚死最光辉壮烈的， 是这一次全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 胜利用你们的死拚来。 （用世界上多少好人的死拚来。） 但胜利给我们这里带来的， 却是一个大欺骗。 暴风雨刚刚停止， 天，还没有暗， 乌云没有消散 浓黑的烟火， 又燃烧了四面。 死难了的 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姊妹 我们哪能 唤得醒你们这战争的恶梦？ 叫你们白骨不安， 叫你们忠魂飘荡。 在生前 你们够受了无比的凶灾！ 到死后， 如今还给你饱尝这可怕的人祸！ 你们的墓， 从无人扫； 你们的坟， 狗爬鼠跳。 谁知道你们的儿女， 又还在那一角战场？ 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姊妹 你们为人生， 尽足了最大的义务， 但甚至你们死， 也没有享到最小的安慰。 我哭你们， 永远也哭不尽这惨痛。 可是你们死， 为万千人活着幸福的权利； 这个死，究竟是你们伟大的荣归。 让我来刻上一副生命的沉雕。 我用心深涌动的血水 写记「这是和平举起大旗的日子」。 今天，我来扫你的墓！ 一九四七年国际妇女节前夕
老病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老病号 在门诊处 有一个老病人， 他坐在地上， 在地面行走， 用两手代替两足， 你要治什么。 连一个挂号的钱也没有。 谢谢这位小姐帮忙你 但今天又没有骨科。 喔！你不用这样吵闹！ 前天是哪位医生叫你昨天来的？ 昨天又是谁要你今天再到这里？ 你可知道医院有多少规矩？ 来看病， 你难道就没有一个亲眷，熟人，朋友？ 是呀！看你这样子 谁不清楚。 你要摸过那些屋檐，那些马路， 每天从大清早摸起， 而那野兽一样的汽车没有把你压死， 你就算运气。 嗬！死，是你家常的便餐？ 你还嫌它一直没有使你满足？ 嗬！你是抗日兵？ 你上过战场？ 整整的八年，你扛起枪一直守卫在前方？ 你家是在北方的。 你却从北方战到南方。 家已经在北方战毁， 你，又战到这南方来流浪。 你的腿又怎么哪？ 抗战就只赏给你这个荣誉的伤残。 如今，我的英雄！ 这罪恶的地方连泥土也欺侮你， 你这没有腿的 刚强的流浪汉！ 而我又有什么可安慰你的？ 像我，我是今天的小公务员呀！ 连三轮车我也不能雇给你回去。 走吧！让我来送你走。 但是，哦！我要上班。 我要上班啊！ 我们局里这个月又要裁员。 哦！对不起你！ 你？ 嗨！你别问我！ 你别问我呀！ 我要起快回去。 啊！啊！我的老同志！ 我又怎么知道 那一天 准准确确地是真正「赤贫施诊」的好日子？
你，是谁的孩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你，是谁的孩子 你，是谁的孩子？ 躺在这最脏的 也最偏僻的路边。 爸爸呢？ 妈妈呢？ 怎么不偎在妈妈的怀里？ 看！湿透了你这一身破布 是昨夜深悄（？）浓来的？ 谁不知道， 夜深有露， 有风霜， 和淋淋的苦雨。 看看你的小手， 你的小脸。 又嫩，又红，又惨白。 是哪个母亲身上撕下来的一片小心肝？ 小心肝！ 你，是谁的孩子？ 噢！ 我在故乡，无人的冷水滩上见过你的。 在许多农村， 荒凉的山沟见过你。 在潮湿黑暗的防空洞里也见过你的啊！ 那大都市， 官冕堂皇的南京， 热闹的武汉码头， 抗战的大后方——重庆，昆明，贵阳…… 还有这号称亚洲第一的大上海，有钱的地方， 孩子，又哪一处没有见到你——正像这样！ 你，不正是民族的幼苗，人类的新生？ 你是我们的希望，理想！ 是你——明天的主人翁啊！ 孩子！你该睡在温柔的摇篮里！ 你该受多少吻，多少爱抚， 和母亲的拥抱。 而你，总是躺在这最脏的 也最偏僻的路边， 北风，打着你，无辜的小脸。 让饥饿轻轻地就把你掐死， 寒冷把你杀害。 你，不会喊， 不会呼吁。 你，更不会控诉！ 小可怜的！你是谁的孩子？ 于三十五年冬寒的黄浦滩
黄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黄昏 黄昏！你想， 我还是将歌颂么？ 我对日出是多么狂想！ 我对春雷是多么渴望！ 而你， 黄昏！ 走向幽暗的， 走向寒冷的， 你向着那荒唐淫乐的晚上。 你是懒惰的闲情所期待的， 是那贪睡的绅士所欢迎的呀； 黄昏！ 那些寻梦的鸳鸯蝴蝶们 在向你致敬。 你滚吧！ 我得早早地点起我自己的明灯。
给上海四马路上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给上海四马路上的 你们，这上海四马路上的！ 我早就熟悉你们， 我时常自己悄悄地呼唤你们 这不幸的，动人的名字。 如今，我真的来到这市街， 我走在这漫长的四马路上。 这里的夜是萧条，而又拥挤； 这里的灯光耀眼，而又暗淡！ 然而，我看清楚地是你们呀！ 你们结队成群， 你们一排，又一排………。 你们就像是摆满地摊的泥人， 你们也是沿街排着的纸扎。 但你们把冷清的巷子穿动了， 把寂黑的弄堂走响。 在那阴沉，冰冷的高墙下边 用一个红亮的小烟头， 闪照出你们迷人的半面。 我便揉开了自己多年的梦眼， 我要在你们身上找寻那我所听闻的生活的烙印！ 于是，我看你们涂红的嘴唇， 看你们那酱红的颊和铅白的腮朵； 还有那成条的， 你们破毛线一样的画眉； 它织着你们的憔悴！ 我再看你们， 那满眼闪着动颤的灰色光芒。 你们有满眼的惶乱。 然而，当我再紧紧地凝视你们， 你们愤怒地，从我们的眼底逃走。 我是多么难受啊！ 但是悄悄地， 我仍然跟在你们无情的背后！ 我的步子条踩在寒冻的泥深； 而你们，是幽灵般的晃动！ 我也依然守候在你们的身旁。 我看你们在渐渐溜荡。 酒吧的灯光也渐渐暗了， 那夜已深！ 夜深的寒风敲击着你们的踝骨， 饥饿在撕扯你们没有吃饱的肚子。 而你们是不敢回去啊！ 在你们那没有亲人的娼家， 还有等待着你们的皮鞭， 有老鸨母横着门槛， 伸长粗大的血手。 我也亲身去访问你们， 虽然我明知自己是不被欢迎的来客 于是，我在外边一片一片数过你们的门槛， 我尽看那一道一道敞开的窄门， 靠着你们又疲倦，又盼望的人影！ 我贴着窗檐 听不到你们低声的谈笑； 我没有听到你们酒杯碰着的狂欢， 也没有响亮的胡琴， 伴你们唱一段《玉堂春》 那多情的词曲！ 啊！我何能减轻这我心上的忧伤？ 我本也是被生活驱赶， 来走在这不幸的市街； 而你们就布满这片街坊， 你们是考问在我眼前的一大串问号。 如今，你们再有什么风情？ 我并没有看到过你们的淫荡和卖弄。 如今，更有人亲自吿诉我 你们竟买不起一件装门面的衣服； 你们得来的钱不值钱， 人更不值一张破纸！ 然而，你们有什么畏愧？ 你们又有什么含羞？ 你们拿皮肉作生涯 你们用自己灵魂卖出的低酬， 都付了政府苛捐的重税。 因此，你们走出来吧！ 你们抬起头 站到这都市的中心。 你们发出你的响亮的声音 向这大街叫卖青春啊！ 像美货摊， 像官商洋行， 像黑市公开的交易所， 像出售救济物资的机关， 而你们， 是凭自己这一条清白的身子呀！ 走出来吧！ 让我这无名的女诗人 为你们歌唱！ 但我要用自己宝藏的热情， 用姊妹的爱， 我用我自己这一枝珍贵的笔。 你们，这上海四马路的！ 我们无罪的天使！ 我要把你们的名字广吿人群； 我比你们的生活也是花朵， 是开在我们这多淫雨的， 国度的土壤。 然而，你们将欢迎太阳！ 欢迎太阳等待那晴朗的日子， 叫人都看清你们， 而你们也将认到自己青春的， 真正的幸福！ 一九四八春在上海
谁还记得花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谁还记得花开 风又吹绿了这片荒场， 荒场上还结着那灰黄的茅屋。 有人说春天早到了， 春寒却把这屋子锁得更紧，更寂寞。 在往年 正当预备花开， 花园的草修得像小鹦哥身上的毛羽。 园门口用紫萝把青苔擦出。 预备那看花的人， 要送她几枝春带走； 预备偷花的少年们 防守他伤害了花蕊。 场子上结着那照护花的茅蓬， 这茅蓬给自然装扮得多美丽！ 而护花的人又多么年青； 好像春天就是他们自己。 花开过了， 果子收遍了全村。 全村的人都欢喜。 我送你满篮的大红桃， 你送他一筐茉莉李。 多的一担担挑上镇头， 换回来小娘儿一身花衣。 冬天 也过着春天的日子。 如今一切都改样了 大雷雨带来遍地的灾祸。 这荒场是十年的炮火。 茅屋破了， 茅屋的人都老早远走。 门槛上留着孤零零的影子， 从前那红润的顋朵早已经黄瘦。 血丝又蒙着她从前那黑亮的眼珠。 相思是一连串紫铜色的茧丝， 生活是被抛在锅底没人捞的茧子。 谁还记得花开？ 谁还有那开花的日子？ 果子早没打收成， 收果子的人和果子一起摇落。 但春风又吹绿了这片荒场了 春寒虽说还锁着这荒场上灰黄的茅屋。
天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天河 小时，我住的是湖边。 我也常常可以听到江声。 又想像过多少大海， 那是冰心写给我的 我曾经是一个迷羡海的小读者。 如今四面的山间，却只看见天河。 我更爱牠 天河总是泱泱地 带给我更多的诗句。
石头河纤夫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石头河纤夫歌 石头河呀！〔注一〕 流在洞庭湖的身旁。 你以为，洞庭是多么浩瀚，洪朗？ 殊不知那浩瀚的河水就是石头河的血汁； 而洪朗的 是多少年代 这河上劳动的子孙们的纤歌， ——那动人心魄的控诉！ 从春头起， 桃花泛〔注二〕就没有涨红过这灰白的河面。 春去秋来， 河水是几滴偷落的枯干的眼泪。 到十一、二月的西北风 吹打河身， 河水就蜷伏在石头的怀抱里呜咽。 可是河呀！ 在这古老破旧的河床上生育过多少儿女。 水苦，山蛮， 一生都靠着河辛苦地带大。 船，就是河 一代，一代交给他们的 一条飘遥的活路！ 说起行船哪！ 马乱，兵慌。 打仗，打仗………… 咱中国就像那破算盘子， 老打不清的一笔混帐。 一年三百六十天运粮，运草，运给养………… 拖差——就住定是民船的孽债。 打鬼子， 运弹药，军需， 为抗战， 船家也甘心出一份力。 但如今 抗战是个恶梦， 胜利成了灾殃； 一切，一切都搞垮了。 复了原的就只有内仗。 运美国军火。 运兵打××党， 拉差的吆喝又像日本机关枪扫射河床； 拉差人翻转了老虎皮上太阳旗的旧勋章， 指一指额头上白日青天 ——老子！今天的命令是中央！ 船老板先押到清乡队部， 枪口抵住胸脯。 办一个保， 还要填一张五家连坐的单据。 手印要一个，一个打得清楚。 去的，保证他半路不许偷逃； 不肯去的， 谁敢保他不是「反动份子」？ 船快快地开呀！ 船老板低下头 狠狠地解缆。 呆望着河， 呆望着黑压压的石头尖， 他打直了眼。 ——一滴水一滴黄金， 全靠的哪，是几把纤。 喊纤啊！ 头篙，边篙〔注三〕向两帮都喊过； 有的是，又给拉丁了， 有的又说打东洋还没有还乡。 这年头，这地头， 拉纤的也到处荒。 拉！拉呀！ 一条绳一连串起枯瘦的身， 一连串起生活的厄运。 竹缆子〔注四〕是扎在肩膊上的紫铜箍， 倒背儿〔注五〕像年青姑娘发育的日子， 顽固的老奶奶逼人束紧的胸布。 湾断腰咬着双唇； 默默地用颤抖的指尖擦过河滩 苦痛就让它暗吞。 拉！拉呀！ 河水永远带着不平的激流。 拉过浅滩又是沙洲。 大滩过了小滩无数。 善滩〔注六〕何曾有半点笑容？ 恶滩〔注七〕才叫你触目惊心。 啊！又来了！ 那来的是乌龙戏水，〔注八〕 这著名的滩险 连阎罗王也三分怕。 开头就该敬个老爷〔注九〕 起码要先打一次大神福。〔注十〕 拉纤的手都松了。 缆子圈高高挂上。 ——哼！好说！ 凭着天 凭着这石头河， 哪个敢白白地 拿条命和它打赌？ 船主也说不动人情。 冰冷的心比石头还硬。 ——好啊？ 诸位辛苦！ 机关上办公有特别奖金， 政治部的委员睡觉也有夜贴费。 拉呀！加工！ 诸位！船到了，总不叫你们吃亏。 声音忽然像六月的凉风 吹开了这一滩的热闷 拉！又是拉呀！ 仙人剑〔注十一〕辟开乌龙的水道。 巨浪飞拍起十丈蓝天。 拉！要三跪九叩地向着剑头， 莫丝毫斜偏。 纤要紧，也要松； 缆子圈一面收，一面放。 但是， 谁在想桃花江的风流？ 谁又在偷看那被太阳调戏红了脸的羞山〔注十二〕？ 缆子被乌龙一口咬了， 人和船一起拖翻。 仙人剑舞起了银花浪。 浪的鞭子往人的头上抽。 担心的还是船呀！ 舍了命要先把船抢救。 河水毫没有留情。 风险节节地高了，节节地深。 一身的血汁被波流淡淡地冲开。 又被滚滚的波流飘远。 河潭凉透了心底。 摇橹曲再唱不出轻快的韵调 但跟着头篙 也要把喉咙喊破。 河风又带来夜暗的凄寒， 四岸是汪汪的狗哭。 日晒夜露， 谁个真是不坏的金钢？ 阴摆子〔注十三〕缠着人又颤又抖， 双手再举不起那千斤的缆圈。 而石头河也累了， 河滩渐渐地散开，缓缓地流。 偷个闲悄悄地躺到船底， 抱住病就算是自己的亲人。 ——嘿！你装死装瘟。 这一段反挨了几十程， 快拉！快拉！ 眼前没险也没滩。 嗯哼！想要皮鞭还是要大板？ 老子，现在再不怕你们刁钻。 狼子又吼了。 而它再不提敬老爷， 也不再说打牙祭。 工钱只是混了吃的， 那吃不饱的 辛苦的肚腹。 啊！世界越变越是这样的凶吗？ 钱不值钱， 人更不值一张破纸！ 下苦力的行业 活该是这么冤？ 啊！用血汁来换生活 生活就是这石头河？ 石头河上的这条绳 把人和下贱，饥寒，劳苦永远绑着； 绑着在枪杆子下 永远抬不起头地为谁奔波？奔波？ …………………………………… 啊！这惨惨的船家！ 这漫漫的石头河！ 拉得人血尽皮干， 拉不尽的是要命的军火。 咳！管什么？ 拉呀！拉呀！拉呀！ 拉起这一条绳， 一连串起愤怒的身， 一连串起火烧的心。 ——拉呀， 拉翻这一船黑货， 填平这凸凹的石头河。 拉呀！拉呀！ 生在石如河。 死在石头河。 今晚在这河床上的命运还由我们自家管着。 明朝，不必幻想那迷人的大码头。 这狼心狗肺的狐狸眼看就黑了良心。 明朝的大码头 就是洞庭湖上用鱼米盖起来的 饿死好汉的牢狱。 嗬嗬嗬…………………… 拉！拉呀！……拉呀！ 拉翻这一船黑货 填平这凸凹的石头河！ 透口气， 换一个肩呀， 转转方向。 ——嘿！伙计！快呀！ 要翻一个身啊！ 快翻身把这条绳拉向远方！ 拉向远方！ 注： 一、石头河——湘西资水。碎石嶙嶙，行船全靠拉纤，故称石头河。 二、桃花泛——涨春水 三、头篙边篙——纤夫的名称。因为拉纤的同时必须撑篙。 四、竹缆子——湘西的纤缆子是用竹子削成细条编成，绕成一大圈。 五、倒背儿——缆子的一端有一块又厚又硬的三角形油布。套在纤夫胸板上，要背住全船 的重量。 六、善滩——滩的分类名称。 七、恶滩——同上 八、乌龙戏水——资水中一个最大危险的滩名。 九、敬老爷——如打牙祭。是纤夫要求的一种慰劳。多半可以照多少肉，多少酒用现金折 合。 十、打神福——同上。 十一、仙人剑——滩中直立的一根石柱。 十二、羞山——河也有一处小山，据说因形似女性阴部故名。 十三、阴摆子——俗称晚上发的瘧疾。
序诗——我告诉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誓言》及其它——紫墟（紫圩）诗选 序诗——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我心中许多话说； 我的话语是一串苦珠。 苦珠生长在我小时的家乡。 悄悄地开着暗绿色的花朵； 秋风吹着时，吹着满山，满野地紫铜色的小果实。 过冬快了，我们盼着姑婆婆早来， 她给我们烤这又香又苦的小珠子， 苦珠会有火炉里爆出噼拍的声响和绽亮的星光。 于是，我们都跳跃，惊喜， 剥吃心爱的苦珠，又听姑婆婆讲不完的走长毛的故事。
哭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哭笑 我还不懂得哭笑的时候， 我已经会哭会笑了。 泪是人性吐出的珍珠， 笑是生命力迸发出来的春雷， 哭笑都是从理智的杯中， 盈溢出来的过多感情的汁液。 爱哭爱笑的人， 定是感情的富翁， 哭着笑着的时候， 人人都是可爱的孩子， 我说：大哭大笑是人生最痛快的事。 最悲痛的哭泣会变成狂笑， 笑得最喜欢也会流泪， 我们又何必分别哭和笑呢？ 哭和笑是人类最早的言语， 现在除了婴儿， 还有谁能懂得？ 大家哭泣的时候， 我有笑声也愿化为泪水流出来， 在大家欢笑的日子， 你偷偷地独自哭泣， 那才是真正应该哭泣的人。 让笑声来淹没哭声， 今天流泪的人明天都能大笑。 「最后的笑，才是真正的笑！」 将来，我们要哭就哭，要笑就笑， 再没有人骂我们做疯子， 因为那时已是疯子们的世界！
口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口哨 打从堤边走过， 面对着月落的海洋， 有个人影， 吹着痛苦而又沉郁的口哨， 像一尾在沙滩上转侧的鱼儿。 我也不自觉地吹起这带了镣铐的歌。 嘴角滚进了咸得发苦的泪， 留在我记忆里， 一片纷沓而血泥难分的足印， 立时变成了一股奋勇战斗着前进的行列。 夜潮奔腾而来， 脚髁四周冲激着浪花， 我已半身站在海水中了， 高举已熄灭的灯笼， 我等待薄明的海面， 远远有一只满载歌声的船， 向我扬帆而来……
万人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万人冢 城中已造起了凯旋门， 郊外这片起伏的荒坟， 依旧这样凄凉， 摇着去年留下的枯草， 没有插一面招魂幡。 飞着初孵出的蝶儿， 没有飘一片纸钱灰。 谁知道？ 深夜这里有一片灿烂的燐火， 那才是真正胜利的火炬。 睡在这土地下的人们， 用自己所能交出的一切， 换来了这土地的肥沃和自由。
题无名英雄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题无名英雄墓 是埋在地下的紫云英， 春天踏着你们的尸体而来！ 你们的名字花谱上找不见， 用铁犁刻在永远芬芳的泥土上， 用稻穗的金针， 绣在丰收者的笑涡中。
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梦 短促的人生？ 在永恒的历史上像一个梦。 聪明人把人生喻作一场梦， 傻子却把梦当作人生。 从梦中醒来， 你不能再跨入梦境， 人生的错误常是无法涂改的， 当你已梦醒的时候。 做梦是自由的， 但在梦中你是不自由的人。 在不自由的人世上， 我有力量做一个自由的人。
儿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儿时 我走月儿伴我同走， 我笑要姐姐也跟我同笑， 学树上的小鸟歌唱， 我向妈妈讨一双飞翔的翅膀。 夏夜捉来的萤火在记忆中亮， 芦管吹出的皂泡已被世故碰碎。 跨下的竹马已是背上生活的鞭策。 儿时所骄傲的，—— 都成了我今日的羞涩。 儿时所羡慕的，—— 都成了我今日的痛苦。 啊！摇篮是一只幸福的小船， 载我到这忧患的世上来。
手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手车 像驮食的蚁列蜿蜒地爬行着， 你们用蟒蛇般的手臂， 紧缠住汗湿的车把， 把手车驯伏地推行在前人车轮刻出的深辙上， 越过荒凉寂寞的原野， 车轮呻吟出的歌声， 也一样的寂寞荒凉。 你们用古老的交通工具， 缀补了时代血液循环的网络， 没有河流，你们用汗水汇成河流， 断了路轨，你们用脚步接起路轨。 你们像戴了眼罩的驴子， 拖转着生活的石磨， 接起你们每天所走的短程， 就是一段茫〔漫〕长的距离， 从这条路你们将走到自己梦中的国土。
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虹 暴风雨死去了， 我在青空看到了妳， 妳是在雷电中受孕， 风雨中诞生的婴儿。 幼年时，我曾将妳， 当作新娘颈上的项圈。 少年时，我曾将妳， 幻想为我腕上的巨弓， 射落了山谷的红日， 如今我将妳想像成一座拱桥， 好让从暴风雨中搏斗过来的海燕， 栖息在妳背上， 晒干它们湿重难举的翅膀， 苏醒它们再高飞的力量。 住在很远很远北方草原上的民族， 把妳当作喜讯的预兆。 我呢？为什么如此深深地爱妳？ 妳叫我想起朋友身上， 为了反抗而被抽挞得发红发紫的鞭痕， 妳是复活的太阳， 透过无数战士的泪珠和血滴， 投射在历史上， 一道最美丽的灵魂的光谱。
闽赣道上风物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闽赣道上风物画 分水关 两滴水在此握别， 向南流，向北奔， 愿海中再见， 拥抱成一片美丽的浪花。 雾·山 山与雾是好情侣， 同样沉默，一般抑郁， 太阳出来了！ 露受光明之神感召， 曳裙而去 山也耸一耸肩， 向万里长空作一个遐想。 梯田 啊！山中一个天地， 我仿佛走进了古罗马剧场， 这儿的山民、牲畜，是俳优也是观众， 生活的悲剧， 自己扮演，自己流泪…… 碉堡 站在青山与蓝天之间， 你有傲然不可一世的气概。 没有藤蔓愿意来攀附， 没有鸟儿高兴来筑巢， 尽你摆出奴隶总管的凶相， 连田边吃草的牛， 也不屑抬头来望你一眼。 飘流的伐木 山溪流水溅溅催行， 你们踟蹰地向自己出生的山林， 投永诀的一瞥， 曾寄居于你们枝头的小鸟， 站在岩上， 向你们嘤嘤唱骊歌。 盟誓 林间的鸟在鸣， 歌声并不捆缚它们的翅膀， 我和妳将要远离， 妳倚着我，我倚着树身， 都沉默着， 不曾说半句美丽而又痛苦的誓言。 合着一个节奏的舞蹈者， 也要用锁链连接吗？ 盟誓，那只是灵魂的镣铐， 只是鞭子对奴隶的怀疑。 我俩彼此的称呼是同志。 我们有共同的理想。 理想像太阳， 太阳不会冷去， 我俩的爱情也不会熄灭。 花瓣坠谢在妳发前， 甜的果子将结在枝头。 眼泪滚落在我的双颊， 幸福将丰收在袓国的大地。 云 是妳给了我美丽的想象， 还是我的想象予了妳不死的生命。 是我所爱者的背影， 是基督背负的十字架， 是我故乡的那一片海和数点渔帆， 是西伯里亚雪地上放逐者的行列。 妳是奇峰的盔胄， 妳是明月的面纱， 妳是风雨的车驾， 妳是黎明诞生的马槽， 妳是夕阳写下的绝命诗， 妳是少女的心也是少男的梦。 我愿做一只云雀， 不怕烈日烧焦我的羽毛， 投入妳的怀抱， 将妳丰富的生命， 谱入我的歌唱…………
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家 记得是个战斗的春天， 和一个女同志坐在河边洗脚， 我们看着两只乌亮的燕子， 向农家茅檐下飞去 她一面用脚拨打着水花 感触地说：「我们都没有了家」！ 声音轻得像是思想。 我说：「家！我们不是可以自己创造」！？ 不知为什么？ 她默默低下了头， 水底的脸红得似一朵睡莲。
翁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翁仲 无数欲吐的言语， 到你俩唇边都化作了缄默。 你们守着谁家帝王的骸骨？ 墓边的荒草伸吐了多少宫女的叹息？ 昏夜的燐火是多少含屈者不能冥合的眼睛？ 告诉我： 多少人的眼泪穿缀成了他的珠冠？ 多少人的汗血酿造了他的美酒？ 残碑上的谀词， 替他涂抹了多少生前的淫恶？ 纵黄土也掩不了他一生的罪孽， 他被埋葬在万人深沉的憎恨里。 你们的记忆是最好的证人， 呜咽流过的江水， 是你俩在诉说梦般荒远的故事吗？
神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神女 今天襟前枯萎的花朵， 就是妳明朝的命运。 妳的媚笑闪着未干的泪， 妳裸露出初熟的肉体， 如市场上兜售带青的水果， 像乞丐向行人数着身上的伤痕。 街灯摇晃着妳孤独的痩影， 妳是夜的猎户呢？还是它的猎物？ 听，更夫的梆声报着深夜将尽……
贞节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贞节坊 它像一付骸骨立在路旁， 春天遗忘了它。 它身上的枯藤还没有舒开惺忪的绿眼， 它上面刻的字已在风雨中剥落。 是谁家少女的青春换得了这座碑石， 远处有杜鹃的啼声， 是她在呼唤着自己失掉的春天吗？ 一对寻春的蝴蝶飞过， 匆匆没有在它身上停留。
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酒 给英雄以血， 给弱者以泪， 一杯酒酿成万顷感情的狂浪。 爱醉的都是清醒者， 耽饮是人性的自溺， 柙中暴跳的猛虎， 临刑高歌的死囚， 闭住眼，闭不住理性的明眸， 清醒是无比的痛苦。 醉是感情的疾风暴雨， 醉后清醒， 留下一片澄清理智的蓝天。 无言独酌，狂歌共饮， 酒精烧毁道德的外衣， 露出原始人性裸体的美。
命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夜路——黎先耀40年代诗辑 命运 你爱她， 她就爱你， 她是鬼， 永远跟缠着怕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