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ets:
gotime
/
VC-LLM-Dataset

Dataset card Data Studio Files
xet
Community
1
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伟大的纪念日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伟大的纪念日中 纵然，冷雨的飞沫翻腾， 在我们，这是血波的汹涌， 纵然，凄风的锐剑刺骨， 猛烈的火焰煽起在我们胸中。 不能忘，羊城的血旗飞展， ——明日变成了今日， ——现在代替未来； 虽然我们的血又和泪水泛滥， 虽然我们的骨又堆积高如山， 但这是我们永久的纪念日， 这是我们流血的礼拜！ 没有血水的灌溉， 光明火种不会灿烂， 没有风雪的冬宵， 新春的温阳永难到来…… 我们宣誓过： 我们永不悲悼， 我们记清这血的债数， 我们死也难忘掉！ 真的，除非是海洋枯干， 除非是嵩岳的伟岩縻〔糜〕烂， 即是我们的骨骼磨成了沙沫， 我们边〔也〕永远要他们偿还！ 现在，看呵！ 雨点淋打我们的头脑， 恐怖的雷电威吓在天的高高， 打吧！无情的水点， 我们的愤火总永久在燃烧！ 我们怕什么呢？ 时间已到—— 全地球划分成两个战壕， 枪实弹，剑儿出鞘， 这是最后决战的血周， 这是结算旧账的年头， 我们没有惧怕， 我们不肯逃跑， 只有向前，浴血，饮弹，咆哮，…… 即使是天， 我们也有胆把它打倒！ 一九二九，十二，十六。 （原载1930年4月10日《摩登青年》第1卷第2期，署名殷夫。） 注：《摩登青年》第l卷第2期目录作《伟大的纪念日》。
与新时代的青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与新时代的青年 是战争的时代！ 大地上， 漫涨着烽烟， 天穹底， 响振着战号的吼嗔。 狂澜的汹涌， 军旗的翻腾， 报告我们： 转变地球的剧战， 向我们一步一步跨近。 新的青年们， 我们得参战， 这边或那边， 一刻也不准再徘徊！ 这是前夜的对垒： 光明对抗黑暗， 真理对抗强暴， 解放对抗剥夺！ 流血的歌声巨涛般冲激着了， 嘹亮的汽笛山瀑般合唱着了， 告知胜利的属主： 十二万万五千万的一群， 坚强，固执， 愤怒，团结，确信， 不能站在中间， 这不是时候， 把武器拿起， 走去战阵头。…… 我们得参战， 去这边，或那边， 向光明，或向黑暗， 不能再逡巡徘徊！ 不用害怕， 时代的潮头已推涌起山的高峰， 决战的血钟响彻了大地的茫茫， 用真理和正义， 武装我们的意志吧！ 不要停留， 上前或即是退后， 杀敌或即是杀友， 在这一小时内， 你也得决定，—— 你也得决定，走！ 一九二九，十二，十二。 〔原载1930年4月10日《摩登青年》第1卷第2期，署名殷夫。） 注：《摩登青年》第1卷第2期目录作《给新时代的青年》。
诗三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诗三篇 ·我们 ·时代的代谢 ·MayDay的柏林 我们 我们的意志如烟囱般高挺， 我们的团结如皮带般坚韧， 我们转动着地球， 我们抚育着人类的运命！ 我们是流着汗血的， 却唱着高歌的一群。 目前，我们陷在地狱一般黑的坑里， 在我们头上耸着社会的岩层。 没有快乐，幸福，…… 但我们却知道我们将要得胜。 我们一步一步的共同劳动着， 向我们的胜利的早晨走近。 我们是谁？ 我们是十二万五千①的工人农民！ 一九二九，十二，二。 注：“十二万五千”，疑有脱漏。本书第181页第8行作“十二万万五千万”，可参考。 时代的代谢 忽然， 红的天使把革命之火 投向大地！ 这不是偶然的， 这不是偶然的！ 严坚的冰雪， 覆盖着春的契机， 阴森的云霾， 掩蔽着太阳的金毫万丝。 怒气 是该爆发了！ 愤意 是该裂炸了！ 昔日， 我们在地底， 流血，放汗， 劳筋，瘁骨！ 今日， 你们走向桌下去吧！ 我们要以劳动的圣歌， 在这世界—— 日光耀放， 寒冰流解，—— 建筑一座人类的殿堂。 一九二九，十二，二。 MayDay*的柏林 我们严肃的队伍， 开始为热烈的波涛冲破， 袭击！袭击！ 愤怒的信号在群众中传播。 好象铁的雨点，从云端下落， 一阵紧迫一阵， 宪兵的马蹄搞〔敲〕着路道， 向，向着我们迫近！ 迎战哟！我们的队伍， 为勇于迎敌的热情， 开始突破了行列， 满街，瞧！都（是）我们在狂奔！ 雷电似的冲突！ 暴怒的狂飙振摇全城！ 铁与铁，肉与肉，血与血， 伟大的抗争！ 暴乱的笑容展开在街头， 柏林的“五一祭”， 宪兵，军警，社会民主党， 我们是世界普罗列搭利亚①的一分！ 冲突吧，这是开始， 胜利的开始， 我们用枪来射击， 射击布尔乔亚②的德意志！ 队伍，突进，蜂聚，袭击， 街战栗，漫着杀的烟雾， 狂热的号呼代替了静寂， 每逢马路上奔驰飞步！ 枪声鼓唱了新时代的新生， 红旗摇展开大斗争的前战！ 攻击，攻击，永远的攻击， 斗争中没有疲倦！ 一九二九，十二，十一。 （原载1930年2月10日《拓荒者》第1卷第2期，署名殷夫。） 注：MayDay，英语，即“五一”。 ①普罗列搭利亚，英语Proletarian的音译，即“无产阶级”。 ②布尔乔亚，英语Bourgeois的音译，即“资产阶级”。
我们的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我们的诗 前灯 Romantik的时代 Pionier 静默的烟囱 让死的死去吧！ 议决 前灯 汽笛火箭般的飞射， 飞射进心的深窝了！ 呵哟，机械万岁！ 展在面前是无限的前途， 负在脊上是人类的全图！ 呵哟，引擎万岁！ 燃上灼光的前灯吧！ 让新的光射透地球， 以太掀着洪涛， 电子的波浪咆哮， 呵哟！光明万岁！ 机械前进了． 火箭似的急速， 点，点，点连成长线…… 永续的前途， 突进哟！前进万岁！ 一九二九，六，二三。 Romantik①的时代 Rooantik的时代逝了， 和着他的拜伦②， 他的贵妇人和夜莺…… 现在，我们要唱一只新歌， 或许是“正月里来是新春”， 只要，管他的， 只要合得上我们的喉音。 工厂里，全是生命： 我们昨天闹了写字间， 今天童子团怠工游行， 用一张张传单串成， 说“比打蘸〔礁〕还要灵” ………… 这些，据说上不得诗本。 一九二九，一一。 ①Rooantik，德语，即“浪漫的”，音译“罗曼蒂克”。 ②拜伦，G．G．Byron（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Pionier① 我们把旗擎高， 号儿吹震天穹， 只是，走前去呵， 我们不能不动！ 这尚是拂晓时分， 我们必须占领这块大地， 最后的敌人都已逃尽， 曙光还在地平线底。 荒芜的阵地， 开着战斗的血花吧！ 胜利的清晨， 太阳驰上光霞吧！ 走前去呵，同志们！ 工作的时候不准瞌睡， 大风掠着旌旗， 我们上前，上前！ 一九二九，一一。 ①德语，即“拓荒者”。（也常译为“先锋”、“先驱”——录入者注） 静默的烟囱 烟囱不再飞舞着烟， 汽笛不再咽叹着气， 她坚强地挺立，有如力的女仙， 她直硬的轮廓象征着我们意志！ 兄弟们，不再为魔鬼作工， 誓不再为魔鬼做工！ 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罢业， 我们的坚决，是胜利的条件， 铁的坠〔隧〕道中流着我们的血， 皮带的机转中润着我们的汗水， 我们不应忍饥寒， 我们不应受蹂躏， 我们是世界的主人。 看，烟囱静默了， 死气笼住工场的全身， 这只是斗争时的紧张， 胜利时， 汽笛将歌咏我们的欢欣。 一九二九，一一。 让死的死去吧！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不白流， 他们含笑的躺在路上， 仿佛还诚恳地向我们点头。 他们的血画成地图， 染红了多少农村，城头。 他们光荣地死去了， 我们不能向他们把泪流， 敌人在瞄准了， 不要举起我们的手！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未白流， 我们不要悲哀或叹息， 漫漫的长途横在前头。 走去吧， 斗争中消息不要走漏， 他们尽了责任， 我们还要抖擞。 一九二九，一一。 议决 在幽暗的油灯光中， 我们是无穷的多——合着影。 我们共同地呼吸着臭气， 我们共同地享有一颗大的心。 决议后，我们都笑了， 象这许多疲怠的马， 虽然，又静默了， 会议继续到半夜…… 明日呢，这是另一日了， 我们将要叫了！ 我们将要跳了！ 但今晚睡得早些也很重要。 一九二九，一一。 （原载1930年1月10日《拓荒者》第1卷第1期，署名殷夫。）
诗四首（选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诗四首（选三） ·夜的静默 ·流浪人短歌 ·最后的梦 夜的静默 夜不唱歌，夜不悲叹， 巷尾暗中敲着馄饨担， 闹钟的啜泣充满亭子间。 我想起我幼小情景，—— 鹤群和鸽队翱翔的乡村， 梦的田野，绿的波，送饭女人…… 黑的云旗，风车的巨翼， 青苍苍的天空也被吞吃， 颤动的雷声报告恶消息： 燕儿归，鸽群回，女人回家去， 红的电，重的雷，愤怒的诗句， 狂风暴雨之暴风和狂雨。 流浪人短歌 冷幽幽的微风袭上胸口， 呵，我只穿着一件衬衫， 身旁走动着金的衣，珠的纽， 落拓的穷人也要逛夜来。 不见那边电影院口耀明灯， 电灯也高傲地向着你贬〔眨〕眼， 还不是嘲弄地给你询问—— “我们的门下你可要进来？” 大商店开着留声机， 广东的调儿也多风韵， 跳舞场里漏出颓废乐意〔音〕， 四川路的夜已经深沉。 电车没有停，汽车飞奔， 咖啡店的侍女扬着娇音， 黄包车夫，搔头，脱了帽， 在街头，巷口，店前，逡巡。 我走着路，暗自骄傲， 空着手儿也走街沿， 也不搔头，又不脱帽， 只害得爱娇的姑娘白眼…… 哈，哈，姑娘，彩花的毒蛇， 理去，理你蛊惑人心的艳装！ 我不是孤高怨命的枯蝉， 我的褴楼是我的荣光。 你白领整装的Gentlemen，① 脑儿中也不过是些污秽波浪， 女人的腿，高的乳峰柔的身， 社会的荣誉，闪光的金洋。 巍峨挺天的邮政总局， 铁的门儿深深闭紧， 汽窗也漏出人类幽哭， 厚墙，坚壁可难关住声音。 桥的这边多白眼， 桥的那面耸高屋， 苏州河边景凄凉， 灯影乱水惹痛哭！ 我不欲回头走刺路， 我不欲过桥攀高屋， 凉夜如水雾如烟， 我要入河洗个泪水浴…… ①英语，即“绅士们”。 最后的梦 我从一联队的梦中醒来， 窗外还下着萧瑟的淫雨， 但恐怖的暗重云块已经消散， 远处有蛙儿谈着私语。 哟，我在最后的梦中看见了你， 你像女神般端正而又严肃， 你的身后展开一畦绿的野地， 我无可慰藉地在你脚下泣哭。 “若是你对我还有，还有一些温意， 那末我〔你〕说吧，说一句‘我爱。’ 若是你那颗心终也没有我的居留地， 你只要轻笑着说：‘滚蛋！’” “——你的身世，漂泊，烦恼，我同情， 我只当你是我一个可怜的弟弟， 因为我的心，我的心留在远的都城， 我不能背了他，背了他说‘我爱你’。” “……罪恶的爱！罪恶的爱！…… 呵，爱到今日再不是独有的私产， 未来的社会是大家庭的世界， 千百万个爱你，你爱千百万。 “若你是个紫外线儿，或X光， 你一定总窥见了我的心怀， 你试看它的血波多末激荡， 不久，失望的情火要烧它成焦炭。 “我说过我是一颗春笋， 坚壁的泥中埋藏了我的青年， 我今日是，是切望着光的温吻， 请哟，请说。‘弟，立起来！’ “……我吻着你了，你的朱唇， 冷颤颤地不胜春寒， 姊姊哟，即使你只给我一个冷的吻， 我心中也爆了新生的火山。” （原载1929年8月20日《奔流》第2卷第4期，署名白莽。）
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 一 最后的电灯还闪在街心， 颓累的桐树后散着浓影， 暗红色的，灰白色的， 无数的工厂都在沉吟。 夜还没收起她的翅膀， 路上是死一般的荒凉， 托，托，托，按着心的搏跃， 我的皮鞋在地上发响。 没有戴白手套的巡警， 也没有闪着白光的汽车眼睛， 烟突的散烟涌出，—— 纠缠着，消入阴森。 工厂散出暖的空气， 机器的声音没有惫疲， 这儿宇宙是一个旋律—— 生的，动的，力的大意。 伟长的电线杆投影， 横过街面有如深井， 龌龊的墙上涂遍了白字，—— 创口的膏布条纹： 纪念五一劳动节！ 八小时工作！ 八小时教育！ 八小时休息！ 打倒××①党！ 没收机器和工场！ 打倒改良主义， 我们有的是斗争和力量！ 这是全世界的创伤， 这也（是）全世界的内疚， 力的冲突与矛盾， 爆发的日子总在前头。 呵，我们将看见这个决口， 红的血与白的脓汹涌奔流， 大的风暴和急的雨阵， 污秽的墙上涂满新油。 呵，你颤战着的高厦， 你底下的泥沙都在蠢爬， 你高傲的坚挺烟突， 烟煤的旋风待着袭击…… ①此处“××党”，指“国民党”。 二 勤苦的店主已经把门打开， 老虎灶前已涌出煤烟， 惺忪睡容的塌车夫， 坐在大饼店前享用早点…… 上海已从梦中苏醒， 空中回响着工作日的呵欠声音， 上工的工人现出于街尾， 惨白的路灯残败于黎明。 我在人群中行走， 在袋子中是我的双手， 一层层，一叠叠的纸片， 亲爱地吻我指头。 这里是姑娘，那里是青年， 半睡的眼，苍白瘦脸， 不整齐地他们默着行走， 黎明微凉的空气扑上人面。 她们是年青的，年青的姑娘， 他们是少年的——年青力强， 但疲劳的工作，不足的睡眠， 坏的营养——把他们变成木乃伊模样。 他们象髑髅般瘦孱， 他们象残月般苍黄， 何处是他们的鲜血，青春…… 是润着资产阶级的胃肠。 他们她们默默地走上， 哲学家般地充满思想， 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头脑， 思慕着海底的太阳。 呵，他们还不知道东方输上了红光， 这个再不是“他们”的朝上， 这五一节是“我们”的早晨， 这五一节是“我们”的太阳！ 三 我才细细计划， 把我历史的工作布置， 我要向他们说明： 今天和将来都是“我们”的日子。 “今天是五月一号， 这是他们的今朝， 我们要拒绝做工， 我们叫出三个口号： “八小时工作， 八小时休息， 八小时教育！ “我们总同盟罢业， 纪念神圣的五一节， 这是我们誓师的大典， 我们要继续着攻击！ …………” 四 怒号般的汽笛开始发响， 厂门前涌出青色的群众， 天，似有千万个战车在驰驱， 地，似乎在挣扎着震动。 呵哟，伟大的交响， 力的音节和力的旋律， 踏踏的步声和小贩的叫喊， 汽笛的呼声久久不息…… 呵，这杂乱的行列， 这破碎零落的一群， 他们是奴隶， 又是世界的主人， 这被压迫着的活力， 这被囚困着的精神， 放着大的号呼了，—— 欢迎我们的黎明…… 我突入人群，高呼： “我们……我们……我们……” 自的红的五彩纸片， 在晨曦中翻飞象队鸽群。 呵，响应，响应，响应， 满街上是我们的呼声！ 我融入于一个声音的洪流， 我们是伟大的一个心灵。 满街都是工人，同志——我们 满街都是粗暴的呼声， 满街都是喜悦的笑，叫， 夜的沉寂扫荡净尽。 呵哟，这是一阵春雷的暴吼， 新时代的呱呱声音， 谁都溶入了一个憧憬的烟流， 谁都拿起拳头欢迎自己的早晨。 “我们有的是力最〔量〕， 我们有的是斗争， 我们的血已浮荡， 我们拒绝进厂门！……” 五 一个巡捕拿住我的衣领， 但我还狂叫，狂叫，狂叫， 我已不是我， 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 他是有良心的狗： “这是危险的事业—— 只要掉得好舌头， 也可摆脱罪孽……” 谢你哟，我们的好巡警， 我领受你的好心， 从你我已看出同情的萌芽， 却看不见你阶级的觉醒。 这是对垒的时候， 只要坚决地打下心肠—— 不替杀人者杀人， 那就是我们的战将。 群众的高潮在我背后消去， 黑暗的囚牢却没把我心胸占据， 我们的心是永远只一个， 无论我们的骨成灰，肉成泥。 我们的五一祭是誓师礼， 我们的示威是胜利的前提， 未来的世界是我们的， 没有刽子手断头台绞得死历史的演递。 一九二九，五，五。 （原载1930年5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五月各节纪念号》，署名白莽。）
血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血字 ·血字 ·意识的旋律 ·一个红的笑 ·上海礼赞 ·春天的街头 ·别了，哥哥 ·都市的黄昏 说明：总题《血字》，系当时《拓荒者》编辑阿英所加。 血字 血液写成的大字， 斜斜地躺在南京路， 这个难忘的日子—— 润饰着一年一度…… 血液写成的大字， 刻划着千万声的高呼， 这个难忘的日子—— 几万个心灵暴怒…… 血液写成的大字， 记录着冲突的经过， 这个难忘的日子—— 狞笑着几多叛徒…… “五卅”哟！ 立起来，在南京路走！ 把你血的光芒射到天的尽头， 把你刚强的姿态投映到黄浦江口， 把你的洪钟般的预言震动宇宙！ 今日他们的天堂， 他日他们的地狱， 今日我们的血液写成字， 异日他们的泪水可入浴。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我也是历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五”要成为报复的枷子， “卅”要成为囚禁仇敌的铁栅， “五”要分成镰刀和铁锤， “卅”要成为断铐和炮弹！…… 两个血字不该再放光辉， 千万的心音够坚决了， 这个日子应该即刻消毁！ 意识的旋律 银灰色的湖光， 五年前的故乡； 山也清，水也秀， 鳞波遍吻小叶舟， 平和，惰怠的云， 渺茫，迷梦似的心， 在波风黑暗的高台， 遥望Milkyway①上的天仙。 星星在苍空上闪耀， 憧憬的芽儿破晓。 南京路的枪声， 把血的影迹传闻， 把几千的塔门打开， 久睡的眼儿自外探窥， 在群众中羞怯露面， 抛露出仇恨，隘狭语箭！ 实际！实际！第三实际！ “科学！”旋律迫至中央C。 呵！高音的节奏， 山高的浪头！ 《月光曲》的序幕开展， 洪大的巨波起落地平线！ 碧绿的天鹅绒似的波涛， 在天边，天边，夹风怒嚎！ 卷上昆仑的高顶， 振动满缀石窟的长城！ 愤怒的月儿血般地放光， 叛逆的妖女高腔合唱！ 流血，复仇，冲锋，杀敌， 新的节拍越增越急！ 黄浦滩上唱出高音， 苏州河旁低回着呻吟！ 炮，铁甲车，步声，怒吼， 新的旗帜飘上了人头！ 三次的流血②，流血，流血， 无限的坚决，坚决，坚决！ “四一二”③的巨炮振破欢调， 哭声夹着了奸伪的狂笑！ 颤音奏了短音阶的缓曲， 英雄受着无限的屈辱！ 报仇！报仇，报仇！ Dec.11④喊破了广州！ 白的黑衣掩了红光， 五千个无辜尸首沉下珠江， 滔天的大浪又沉没了神州， 海的中心等候着最大的锤头！ 最高，最强，最急的音节！ 朝阳的歌曲奏着神力！ 力！力！力！大力的歌声！ 死！胜利！决战的赤心！ 朝阳！朝阳！朝阳！ 憧憬的旋律到顶点沸扬， 金光！金光！金光！ 手下生出了伟（大）翅膀， 旋律离了键盘， 直上，直上天空飞翔，飞翔！飞翔！ 一九二九，四，廿三。 ①英语，即“银河”。 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③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在上海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 ④英语，即“12月11日”，指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的武装起义。 一个红的笑 我们要创造一个红色的狞笑， 在这都市的纷嚣之上， 牙齿与牙齿之间架着铜桥， 大的眼中射出红色光芒。 他的日吞没着全个都市， 煤的烟雾熏染着肺腑， 每座摘星楼台是他的牙齿， 他唱的是机械和汽笛的狂歌！ 一个个工人拿着斧头， 摇着从来未有的怪状的旗帜， 他们都欣喜的在桥上奔走， 他们合唱着新的抒情诗！ 红笑的领颚在翁动， 眼中的红光显得发抖， 喜悦一定使心儿疼痛， 这胜利的光要照到时空的尽头。 一九二九，四，九。 上海礼赞 上海，我梦见你的户身， 摊在黄浦江边， 在龙华塔畔， 这上面，攒动着白蛆千万根， 你没有发一声悲苦或疑问的呻吟。 这是，一个模糊的梦影， 我要把你礼赞， 我曾把你忧患， 是你击破东方的谜雰， 是你领向罪恶的高岭！ 你现在，是在腐烂， 有如恶梦， 万蛆攒动， 你是趋向颓败， 你是需经一次诊探！ 你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母胎， 你的罪恶， 等于你的功业 你做下一切的破坏， 到头还须偿还。 “五卅”，“四一二”的血不白流， 你得清算， 你得经过审判， 我们礼赞你的功就， 我们惩罚你的罪疣。 伟大的你的生子， 你的审判主， 他能将你罪恶清数， 但你将永久不腐不死， 但你必要诊探一次。 一九二九，四，廿三。 春天的街头 呵，烦闷的春吹过街头， 都市在阳光中懒懒地抖擞。 富人们呀没头地乱奔， “金钱，投机，商市，情人！” 塌车发着隆隆的巨吼， 报告着车夫未来抬头。 哼哼唷唷地把力用尽， 只有得臭汗满身。 汽车上的太太乐得发抖， 勾情调人又得及时上手。 电车上载着一切感情， 轮子只压碎了许多人心， 还有诗人像春天的狗， 用眼光向四方乱瞅， 呵，女眼女腿满街心， 满天都是烟士披里纯①。 向着咖啡电影院快走， 也无暇把腐烂的韵脚搜求。 强盗走着也象个常人， 只心里在笑巡捕怪笨！ “拍卖心，拍卖灵魂！” “拍卖肉，拍卖良心！” 但是轰的一声， 塌车翻在街心， 一切的人都在发抖， 不见拉车的人哼唷地走在车的前头。 一九二九，三，十五。 ①烟土披里纯，英语inspiration的音译，即“灵感”。 别了，哥哥① （作算是向一个阶级②的告别词吧！）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 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 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 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 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 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 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 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 在你的一方，哟，哥哥， 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 是治者们荣赏的爵禄， 或是薄纸糊成的高帽。 只要我，答应一声说， “我进去听指示的圈套，” 我很容易能够获得一切， 从名号直至纸帽。 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 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 不要荣誉，不要功建， 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因此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 因此劳苦群众的呼号震动心灵， 因此他尽日尽夜地忧愁， 想做个普罗米修士③偷给人间以光明。 真理和忿怒使他强硬， 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 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 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 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 这前途满站着危崖荆棘， 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 又有的是砭人肌筋的冰雹风雪。 但他决心要踏上前去， 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 死的恐怖都辟易远退， 热的心火会把冰雪溶消。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一九二九，四，十二。 ①即殷夫的大哥徐培根，原名芝庭。 ②原作Class。 ③原作Prometheus。 都市的黄昏 街上卧坠下白色暮烟， 空气中浮着工女们的笑声， 都市是入夜——电灯渐亮， 连续地驰过汽车长阵。 Motor①的响声嘲弄着工女， Gasoline②的烟味刺人鼻管， 这是从赛马场归来的富翁， 玻璃窗中漏出博徒的高谈。 灰色的房屋在路旁颤战， 全盘的机构威吓着崩坍， 街上不断的两行列，工人和汽车； 蒙烟的黄昏更暴露了都市的腐烂。 富人用赛马刺激豪兴， 疲劳的工女却还散着欢笑， 且让他们再欢乐一夜， 看谁人占有明日清朝？ 一九二九，四，廿七。 ①英语，即“发动机”。 ②英语，即“汽油”。 （原载1930年5月《拓荒者》第4、5期合刊。此期另有一种版本，改名《海燕》。署名殷夫。）
梦中的龙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梦中的龙华 哥哥哟，上海在背后去了 骄傲地，扬长地， 我向人生的刺路踏前进了 渺茫地，空虚地。 呵，吃人的上海市， 铁的骨胳，白的齿， 马路上扬着死尸的泥尘， 每颗尘屑都曾把人血吸饮。 冷风又带着可怕的血腥， 夜的和音中又夹了多少凄吟， 我曾，哥哥，踯躅于黄浦江头 浦江之上浮沉着千万骷髅。 只有庄严伟丽的龙华塔①， 日夜缠绕着我的灵魂， 我如今已远离上海， 龙华塔只能筑入我的梦境。 呵，龙华塔，龙华塔， 想你的红砖映着天白， 娆娇的桃枝衬你孤拔， 多少的卑怯者由你顶上自杀。 白云看着你返顾颤惊， 雷神们迅速地鼓着狂声， 电的闪刃围绕你的粗颈， 雨般的血要把你淋，淋…… 可是你却健坚的发着光芒， 仇敌的肌血只培你荣壮， 你的傲影在朝阳中自赏， 清晨的百灵在你顶上合唱。 你高慢地看着上海的烟雾， 心的搏动也会合上时代脚步， 我见你渐渐把淡烟倾吐， 你变成一个烟突，通着创造的汽锅。 一九二九春，流浪中。 ①龙华塔在上海西南隅。塔侧有龙华寺和龙华公园。三月桃花盛开，红艳似火。寺、塔的东北角，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所在地，是监禁和屠杀革命志士的监狱和刑场。1931年2月7日深夜，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几位重要干部包括左联五烈士——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即被害于此。现在龙华附近漕溪北路建有上海市烈士陵园，安葬着烈士们的遗骸。
赠朝鲜女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赠朝鲜女郎 朝鲜的少女，东方的劫花， 你就活泼地在浮木上飞跑。 我看见你小腿迅捷的跳动， 你是在欢迎着浪花节奏的咆哮。 浮木是你运命的象征， 远离故乡，随水漂泊， 谁掬向你一杯同情？ 你真该合这浪花同声一哭。 你，少女，是那样美好， 你仿佛是春日的朝阳， 你小小的胸口有着复仇的火焰， 你黑色的眼底闪耀着新生燎光。 请立在这混浊的黄浦江头， 倾听着怒愤的潮声歌着悲调， 你的故乡是在冰雪垓心， 痛苦的同胞在辗转呼号。 要问这天空几时才露笑容， 问这罪恶何日得告终结？ 何日你方可回归故里， 在祖父的坟头上剖心啜泣？ 浮萍般的无定浪迹， 时日残蚀了生命花叶， 偷生在深的，深的暗夜， 何时得目睹光荣的日出？ 你请放高歌吧， 你胸中不是有千缕怨丝， 你的心不是在酸楚地跳抖， 对着黄浦你该发泄你的悲嘶！ 你不停地向前跳去， 你是欢迎着咆哮的旋律， 我知道越过一片汪洋波涛， 那边有着你的仇敌。 女郎，愤怒地跳舞吧， 波浪替你拍着音节， 把你新生的火把燃起吧！ 被压迫者永难休息！ 一九二九年春，流浪中。
怀拜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怀拜轮 唉，你高晶的红星哟， 望着生身的母亲吧， 在地球上喷着多少火山， 滚沸着多小〔少〕白热真心？ 瞌睡或会过于深沉， 你的精神可别让迷昏， 即使你现在还感得孤独， 你也定耐得短期的候等。 严冬的雪帐内育生了阳春， 黑暗的前夜领引来明晨， 即在罪恶的地狱中， 也几句透出了觉醒的呻吟！ 一九二九，于西寺。 （原载1930年6月14日《草野周刊》第2卷第11号《中国现代名家作品专号》，署名白莽。）
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罗章龙，1981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相关链接：伊罗生《草鞋脚》序言（1973年）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罗章龙（1981年）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丛刊1981年第1期说明：此文收入《罗章龙回忆录（续编）》之第三篇时，加了两个“补注”。１、“曾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原注明‘罗章龙口述，丘权政记录整理，经罗草龙同志审阅定稿’，实为罗自撰。”；２、“本文‘附录’节录了该序言。”（指伊罗生《〈草鞋脚〉序言》）。该序言收录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见：伊罗生《草鞋脚》序言（1973年）。一九三三年二月七——八日，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纪念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五位青年作家遇难两周年。这五位青年作家是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出席这次会议的何孟雄等同志。这次党内会议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夜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关于这次会议，著名的美国记者伊罗生在《〈草鞋脚〉序言》中曾提及过。这次党内会议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非常希望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为了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我现在就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说起。第三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是这所大学的第三任校长，他是接替拉狄克担任这个职务的。米夫长校以后，对东大中国留学生支部进行大清洗；名义是清除“托派”，事实上是米夫有着不可告人的企图。这次清洗运动在莫斯科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除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外，很多人都被戴上了“托派”、“右派”……等等的大帽子，被开除党籍，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折磨。这次清洗的结果：王明当上了党支部书记，米夫由此控制了中国留学生的党组织。但这不是米夫的最终目的。虽然米夫认为，控制了中国留学生党支部，就是控制了中国党的中层干部，然而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控制中国党的中央，由他来领导中国的党。这样，米夫就想把东大的王明支部转移到中国国内，夺六大中央以后的权，由他的心腹王明等人另组新的中央，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是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具体表现。王明是米夫的忠实走狗。一九三〇年下半年王明回到国内。回国后他先是住在中央宣传部机关，其时李立三是宣传部长，王明此时没有具体的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久王明被工部局逮捕，当时王明非常害怕和惊慌，他乞求工部局的一个巡捕送信给宣传部，并对这个巡捕说将来会得到酬谢。王明的信送到李求实手里，信中说：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收到这封信，李求实大吃一惊，党内的同志哗然，都对王明为保命而不惜暴露党的机关的做法不满，结果党的机关被迫全部搬家。由于当时王明年轻，工部局不明他的身份，米夫知道这件事，认为非极力营救不可，便拿了几千元钱，通过关系把王明保释出来。后来米夫又为王明的这次被捕事件庇护。王明的这次被捕事件发生在一九三〇年下半年，三中全会之后，四中全会之前。我是最早知道这件事的，其时我与李求实一道工作，在办党的地下报纸《上海日报》，李求实将王明被捕事件的详细经过最先告诉了我。王明获释后，要李立三给他一个具体工作。李立三认为，王明是第三国际派来的人，有米夫做后台，来头不小，野心很大，而且是反他李立三本人的急先锋，因此他不便给王明安排工作。这时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李立三是政治局委员，我是党的工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李立三对我说：“王明要求工作，你们给他安顿一下吧！”我当时心中有数，便对李立三说：“好吧！我们安排他罢！”我按照组织的决定，安排王明、博古两人在全总宣传部工作。我们在一起办公。王明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认为他是被大才小用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明对我说：“想与你谈谈。”我们如约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王明说：“我们的斗争在东方大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对我反复强调：“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他还对我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问王明：“你究竟要我做什么？”他回答说：“要你支持我。如果你支持我，什么都好办；否则，我们是会有办法来对付你的。”我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筹备工作时，王明当翻译，那时他的野心已从言谈话语中流露出来了，曾引起我极大的反感。这时我听了王明上述的一番话更加反感和生气，心想你王明究竟狂妄到何等程度！我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王明强辩说，“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国际而不是个人”，并要我回去“向大家传达”。我义正辞严地拒绝，并对王明声明：“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但王明还是执意要我在全总会上提一下。我要王明打消这些念头，并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这些想法很危险。”我回到全总机关，同志们都来问我王明找我说些什么，我把王明说的话与大家转述了，同志们听了之后都十分气愤，纷纷要求把王明打发回去。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认为在中国想达到他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也极困难，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极，不干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无事可做。不久，米夫从莫斯科来到中国，王明也因他的“救世主”的到来而精神振作，飞扬跋扈，时来运转。本来李立三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承认和检查了过去所犯的错误，但米夫到中国后，又以反“调和主义”为名，主持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米夫只用了几个钟头的时间便成立起由他控制的临时中央。在选举过程中，米夫耍阴谋诡计，宣布凡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党员（指“二十八个半”）都有表决权，还说：他代表国际，反对米夫就是反对国际。出席四中全会的老干部、工人和其他各方面的代表都一致反对他这种违反党章规定的做法，并集体退场表示抗议。米夫王明集团炮制的文件说，他们是多数，在表决中以“一票之差”获得通过。这真是弥天大谎。事实是根本没有进行表决，更谈不上有所谓“一票之差”了。我们不同意米夫、王明等少数人以不合法的手段改组党的中央，当然也不承认由米夫操纵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我们按原来的中央组织系统照常开展工作，王明诬蔑我们“另立中央”，其实我们不是另立中央，而是根据原来六大中央的组织工作着。米夫后来多次找我谈话。他说反对王明的症结就在我的身上。我反驳他这不是我个人、而是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米夫提出，希望给他一个解释四中全会问题的机会，我们就在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一所房子（中央一个重要机关的所在地）的花园里召开了一次有五、六十人参加的会议，后来就把这次会议通称为“花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米夫杀气腾腾地作了一通长篇讲话，他说根据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和党的状况，我们只能采用“非常”的方式、紧急的措施，超越六届中央的组织系统。他还说，由于六届中央系机会主义的领导，并因此造成中国革命失败，所以现在只有王明才适宜于担任党中央的领导。他又对我们说，你们虽然是多数，但你们错了，这样也不能算多数，你们如果服从四中全会产生的临时中央的领导，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将你们统统开除出党。我们反对米夫以“老子党”自居的独断专横作风，认为米夫一笔勾销中国革命的成绩是错误的。我们一致反驳米夫污蔑毛泽东领导的苏区“一贯右倾”、“富农路线”、“军阀倾向”……等等的不实之词。我们认为党在白区的工作成绩也是主要的。我们尖锐地指出，王明根本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不懂马列主义，他既不会打仗，又不会搞工人运动，他们要老老实实地到基层锻炼，不能平步青云直上中央。我们郑重声明：米夫要把我们统统开除是不合法的。辩论在激烈地进行，会议开了一天一夜结果破裂了，米夫蛮横地宣布将我们统统开除出党。这次会议是在四中全会之后、上海东方饭店会议之前召开的。鉴于米夫—王明集团开除了我们的党籍，我们便起草了一个文件，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的有一百余人，其中有我和何孟雄、史文彬、林育南、李求实、陈郁等同志以及各省的省委书记、工会负责人、各组织系统的代表。毛主席派来的一个苏区代表团、方志敏派来的一个赣东北根据地代表团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几个代表也在文件上签了名。这份文件是由我亲手交给米夫的，并要求米夫转送给第三国际。我们起草这份文件并有那么多人签名的意图，是在于向第三国际表明我们的态度，说明我们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要求第三国际召回米夫，收回六届四中全会的成命，解决米夫给中国的党造成的严重困难，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意图，还在于向第三国际表明我们不是居于少数而是多数。当时我们还出版了一个内部刊物叫《国际路线》，由李求实等同志负责主编。刊物的宗旨和内容是反对米夫—王明集团的。我们在请米夫转送给第三国际的文件中，有特别注明这是绝密文件、不得公开的字样，但是，米夫把这份文件给了王明，并在他们一伙中公开了。为了商讨党的领导突然被米夫、王明一伙撤换及我们的党籍被开除，我们对此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为了反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为了使党的工作不停留于内部辩论的阶段而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便由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和我及其他一些同志共同筹备、召开了上海东方饭店的党内会议，会议由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全总、铁总、海总、上总、上海、江苏及苏区等各方面的代表。当时李求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他来问我：是否请柔石等人来参加，我同意了。这次会议是一次党的会议，它讨论全国的工作，坚持党的六大路线，反对王明集团。所以这次会议不是“左联”的会议，“左联”五烈士是后人的提法。当时在文化工作方面，我们曾建立了一个叫“文化革命联合会”（简称“文革联”）的组织，它的纲领是李求实写的，其内容是如何发动文化战线的工作者对内反对王明集团及其错误路线、对外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文革联”的负责人系李求实和谭寿林。李求实翻译过杜斯退亦夫斯基的传，二十余万字。谭寿林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全总的秘书长，他写过一部小说，由泰东书局印行，这部小说的题材是反映广西农村状况的，解放后重印了，董老有题词。在全总搞文艺工作的还有一个叫童长荣的同志，他在花园会议前由全总派到东北去组织抗日联军，后在盘山战役中阵亡了。马尚德（杨靖宇）也是在花园会议前由全总派到东北去的。我本来要去东方饭店会上作报告，但其时因有一个外省同志来找我谈话，我去迟了。当时还有许多人因有各种原因未及时到会。史文彬也去出席了会议，但因事提前离开了会场。当会议开到一半时，工部局就突然包围会场把所有与会者逮捕了。除了在东方饭店一地外，搜捕还在其他几个地方同时进行。当时被捕的有党、团、工会、文化小组系统、外省市、苏区……等七、八个组织系统的三十五位同志，后来有的获释了，有的被判处死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龙华秘密枪杀的有其中的二十三位同志。显然，国民党的这次大逮捕是有叛徒告密的。我个人认为叛徒的告密档案是有的，问题还是不难搞清楚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判案也是有档可查的。王明一伙曾谣传，说出卖何孟雄的不是别人，正是何孟雄自己的干儿子。据我知道，何孟雄很年轻，他根本没有什么干儿子。那么，究竟是谁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的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他是与潘闻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潘又名文玉，是向忠发的秘书，与唐虞是连像。唐虞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有过贪污行为，是他通情报给蒋介石的特务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当国民党反动当局审讯何孟雄、李求实等人时，有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女生隐蔽在法官的后面，一一指认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系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必须着重指出：王明一伙干这种罪恶勾当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为了镇压他们的反对派，维护其一小撮人在党内的独裁统治，他们以两种卑鄙的手段杀害我们的许多同志。一种手段是如派夏曦到洪湖、派张国焘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派另外一些打手到其他苏区，以抓所谓“AB团”、“改组派”及“审干”为名，残杀了许多无辜的革命战士，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杀在苏联中国留学生中亦同样进行。另一种手段是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指认党的负责同志，借敌人之手来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同情者。把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东方饭店党内会议的遭到破坏和龙华惨案的发生决非孤立的、偶然的，它是王明一伙破坏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一连串反革命事件之一。对于在东方饭店和其他几个地方被捕的同志，王明一伙并没有设法营救，也不作任何表态。事件发生后，上海沪东区的一个负责人（王明系统）在路上遇到全总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们要你们不要反王明，你们不听，今天不是吃了亏吗！”此时，王明还派顾顺章搜查我们同志的住地，顾顺章对被搜查的同志说：“你们快离开上海罢！否则，我们对你也不客气了！”凡此都是有关同志亲口对我说的。从上所述，究竟谁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以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三十五位同志被捕后，我们曾专门成立了营救委员会设法营救他们。参加营救委员会的有我、史文彬及其爱人、陈虞卿（原名罗章凤，中央军委、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副主任兼保卫科长，后来牺牲）和济难会的同志。李求实、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的亲属也参加了营救委员会的工作。我们派家属给被捕的同志送东西，在送去的食品中夹有给他们的信，信上详述了我们的营救计划。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同志很快就联名用代号回信给我们，信中说他们彼此之间相处极好，他们已经感到他们之所以被捕系由于叛徒的出卖，因此他们叮瞩我们要当心那些“伙友”（指王明一伙）。当时.我们还募捐了一笔营救的款项。林育南的父亲得到我们的通知，很快就派人前来，并领了一些钱。但是，在何孟雄等同志被叛徒在敌人面前指认为重要人物之后，营救便成为不可能了。我们每每忆及此事，内心就对王明一伙叛卖革命的罪恶行径无比憎恨，悼念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二十三位烈士的悲痛心情不能自已。曾经有人把何孟雄反对王明的斗争说成是个人之争，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说法没有触及斗争的实质。斗争的实质是一次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以何孟雄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反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梅儿的母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梅儿的母亲 “母亲，别只这样围住我的项颈， 你这样实使我焦烦， 我怕已是软弱得无力离开床枕， 但即使是死了，我还要呼喊， “你怎知道我的心在何等地沸腾， 又岂了解我思想是如何在咆哮， 那你听，这外边是声音，解放的呼声， 我是难把，难把热情关牢。 “听吸〔呀〕，这——吁——吁——吁 子弹从空气中飞渡， 妈呀，这是我，你，穷人们的言语， 几千年的积愤在倾吐！ “哪，外面是声音，声音， 生命在招呼着生命， 解放，自由，永久的平等， 奴隶是奴隶们在搏争光明， “上前哟，劳苦的兄弟们， 不怕流血，血才染红旗旌， 世界的创造者只是我们， 我们要在今天，今天杀尽魔君， “母亲，让我呼吸，让我呼吸， 我的生命已在这个旦夕， 但使我这颓败的肺叶， 收些，收些自由气息！ “别窒死了我，我要自由， 我们穷人是在今日抬头， 我是快乐的，亲见伟举， 死了，我也不是一个牢囚！” ——在乡下—— （原载1929年5月《海风周报》第17期特大号，署名徐殷夫。）
归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归来 归来哟，我的热情， 在我胸中燃焚， 青春的狂悖吧！ 革命的赤忱吧！ 我，我都无限饥馑！ 归来哟！我的热情， 回复我已过的生命：—— 尽日是工作与兴奋， 每夜是红花的梦影！ 回归哟！来占我空心！ 1928年11月西寺
东方的玛利亚——献母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东方的玛利亚 ——献母亲 你是东方的圣玛利亚， 我见钉在三重十字架之上， 你散披着你苦血的黄发， 在侮辱的血泊默祷上苍。 你迸流你酸苦泪水， 凝视着苍天浮云， 衣白披星的天使， 在云端现隐。 你生于几千年来高楼的地窖， 你长得如永不见日的苍悴地草， 默静的光阴逝去， 你合三重十字架同倒。 一九二八，于西寺。
呵，我们踯躅于黑暗的丛林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呵，我们踯躅于黑暗的丛林里！ 呵，我们踯躅于黑暗的黑暗的丛林里， 毒藤绕缠着脚胫，荆棘刺痛了手臂！ 呵，我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 踯躅着，踯躅着在这黑暗的丛林里。 在这儿，无边，无穷的黑暗，黑暗， 把我们重重地，重重地包围，包围， 我们看不见美丽的灿烂的星海， 我们看不见温热的太阳的光辉。 多液的毒藤蔓延着，蔓延着在路旁， 带刺的花朵放出可怕的麻醉的浓香， 古怪的灌木挂着黝青色的细叶， 开放着妖魔的死的光芒的黑色牡丹！ 这儿有刺人灵魂的怪鸟的狂鸣， 也有最大最毒的蟒蝎荡着怕人的呻吟， 绿的眼睛红的舌尖，这黑暗中也看得分明， 但是，没有天上的音乐，也没有地球的歌声！ 我们是受饥饿，寒冷所压迫的一群， 苦痛和愤恨象蚕一般地吞啮着我们的心灵， 我们没有欢乐，和幸福，也没有叹声， 我们只是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踯躅前进！ 我们肩并着肩，让冷风吹着我们的赤身， 我们手牵着手，互相传递着同情和微温， 我们带着破碎的心灵和痛苦的命运， 忍耐着，忍耐着，一起地踯躅前进！ 呵，我们踯躅于黑暗的黑暗的丛林里， 痛苦象小虫般地吃噬着我们肉体， 饥寒象尖刀般地刮刺着我们肌肤， 然而我们的心哟，愤怒的炬火已经烧起！ 在我们的心里，愤怒的炬火已经燃起， 反抗的热焰已经激动，激动了我们的血液， 我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把脚步整齐， 向前走去，冲去，喷着愤怒的火气！ 呵，我们踯躅于黑暗的，黑暗的丛林里， 世界大同的火灾已经被我们煽起，煽起， 我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喷着怒气…… 在火中我们看见了天上的红霞，旖旎！ 一九二八，Juni，四 （原载1928年8月20日《我们月刊》第3期，署名任夫。）
在死神未到之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在死神未到之前 呵，朋友，完了！完了！ 我将抛弃了我的幻想， 我将委身于奔流的江水， 但终不能再回视我的创伤！ 忘了呀，这幽暗的征程， 死了呀，这灼人的青春！ 我的灵魂将如飞沙般散迸， 我的躯骸，将如泥土般消崩！ 朋友，当你面着丰林， 看着飞舞的青磷， 你切莫再记忆起我呀， 我欢忻的眼泪正如黄叶般飞零！ 朋友，你明白，落叶一般的生命， 一切的一切，都给我无谓的戏逗， 但是呀，朋友，梦一般的前途， 也散灭，消殒了，我已到了尽头！ 朋友，看哪，那阴森， 严肃的，灰色的兵丁， 一股杀人的光芒， 射自他们的眼睛！ 那粗糙的木栅， 都吐着寒气阵阵清凛， 这都是什么暗示呀， 朋友，我现在是一个囚人！ 朋友，那涩闷的臭味， 那阴湿的潮气， 永远地永远地涣散了， 我就将死在这里！ 看呀！看呀！朋友，那黑影， 就在我的眼前摇曳， 他在追着我，紧紧地， 一秒钟都不肯分离！ 朋友，永久地忘了我吧， 我将永久地和你分离， 请你忘了吧，忘了吧， 我不过是流水上的枯叶一只！ 朋友，我感谢你的厚情， 教我，规我，慰我以热诚， 但是现在我，我不再见你了， 朋友，我真无垠〔限〕地感激你的深恩！ 就在今晚，亲爱的，严冷， 黑暗，恐怖占了大地的时分， 朋友，我将被抓出去了， 这时我要解放了我的灵魂！ 朋友，永远的分袂了， 分离了，不再见的分别， 但是记住，忘了我呀！ 别使晶莹的眼泪空滴！ 一九二七，六月五日于狱中。 一 麻雀在我窗前微语， 世界散满了清冷， 我呀，我独坐在这房里， 细听我心潮之奔腾。 他们，那些恶魔，已经 有了精密的陷阱， 他们搜查过我的箱笼， 现在又把我软禁。 停了一会，只一会， 从这门走进来几个巡警， 虽是同类的动物， 但他们是多末的凶狠！ 呀，那不是吗？听呀， 这是他们的讥笑声音， 这些，呵，残暴的，残暴的， 你们在磨琢我的生命！ 我的四肢软软地颤动， 我的脑子热涨得昏闷， 为何呵！为何呵？只一会， 我要变成囚人！ 那墙壁板着白脸， 带着嘲骂的情神， 那些零乱的纸块， 都藏着无数尖利的眼睛！ 我坐着，朋友，我坐着， 我一些也不做动静， 一切理性的影子慢慢的消去了， 只有失望的微吟伴着我的弱心！ 想不起，朋友，一切 迷惘地，迷惘地昏沉， 我有时还很宽慰， 总觉得这是梦境。 朋友，无限的寂寞终于破了， 远远地来了一阵足音， 可怕的，可怕的橐，橐的砰响呵， 刹时时〔间〕惊恐了我的心灵？ 呵，朋友，来了，近了， 这是他们的巡警， 我是要这样的被捕去呵， 被捕去做一个囚人！ 呀，那杂踏的足音， 一下一下的搞进了我的心门， 无限无限的颤动， 我感着一阵难受的寒噤！ 呵，完了，完了，我失了知觉， 我的心己不能再起悸噤， 呵，软弱的人类，软弱的， 死了！恐怖侵蚀尽我的生命！ 唉，终于门开了， 走进四个巡警； 后面跟着一群闲人， 唉，他们讥嘲着用眼向我钉。 那黄色的恶魔，狗儿， 恶狠狠地安静的问： “你们所指的党徒， 是不是这个学生？” 那，那？獐头的小人， 我能忘吗？那广西人， 那矮子，带着可怕的狞笑， 回答他，鼓着胜利的口音。 “这，是，是，这人就是， 他是党徒，很有名， 我们搜过他的箱箧， 得到了很多的物证。 “现在有劳你们， 暂时把他看禁， 我们立刻就有办法， 已向上方报呈！” 呀，朋友，我迷惘了， 我已经失了原有的镇静， “去！”冷冷的手拿着我的手，—— 突来的霹雳打着我的脑门！ 昏迷地走了，走了， 周遭都是凶狠的眼睛， 我将如何地闭眼呀， 我情愿立刻断送生命！ 要是我离去了我残破的生命， 朋友，我将紧闭着我干燥的眼睛， 我失了一切一切的知觉， 说不定唇边望着微微的笑痕！ 我的身躯僵直，浮肿， 蛆虫在上面来往的驰奔， 朋友，这是可喜的， 我灵魂不会钻着这些苦情！ 但是，我活着， 我的心急跳怦怦， 我的眼睛开着， 察觉了周围的利针！ 我全身起了痉挛， 我皮肤上感了无限的创痕， 我呀，朋友，被拿在这些人的手中， 在一群盲目的动物中缓行！ ——你们呀，你们那盲目的群众们， 你们为何这样的朝我钉？ 你们是不会了解我的， 我这颗纯洁琳琅的赤心！ ——你们以为我是可耻吗？ 你们说我反革命？ 你们用嘲笑得意的眼光， 来向我身上死钉？ ——但是，盲目的可怜的人们， 差了，错误沉溺了你们的心， 我是光荣的，光荣的， 我是革命的忠臣，我有无涯的热情！ ——你们饮了敌人的魔酒， 你们误中了敌人的毒鸩， 看罢，那铁般的事实， 你们呀，要头脑冷静！ ——你们曾得什么？ 你们只有血淹着脚胫， 你们何必笑我呢？ 我正为你们身殉！ ——你们盲目的一群， 你们并不认清， 别看我了，别看了， 明晃晃的利刃已在你们的头颈！ ——呵！呵！你黑丑的矮子， 你别以为你已得胜， 你现在害了我的生命， 但你的死期不久也要到临！ ——看，看，那些被压迫的工农， 都已把你们狗东西面目看清， 他们要自己拿起武器来了， 他们要杀尽所有的敌人！ ——看，他们不再受欺， 他们要自己起来抗争， 他们深明你们的假面的后方 有个魔貌是凶厉狰狞！ ——呵，呵，你黑丑的矮子， 你微笑吗，卑劣的魔星， 我死也是光荣的，光荣的， 你呢，你终是诌佞的小人！ ——埃，P校①，别了，别了， 从此的别了，我不再来临， 你柔柳覆着的门户， 你草花明媚的园庭！ ——你有晚阳绚灿的图画， 也有玫瑰的早晨的红晕， 但你害不害羞呢？ 你终容不下一个革命的诗人！ ——别了，亲爱的同学， 努力，努力的创造你们的前程， 我是将永久地去了！ 请你们记住我的暗影！ ——别了，亲爱的同学， 别了！你们都还这么年青， 你们别忘，千万别忘了， 你们应当为工农的利益而牺牲！ ——别了，亲爱的同学！ 还有句话，牢记在心， 千万地别学了少数的败类， 中国须要真正的真正的革命！ 二 碎石的小路， 彳亍走着我们， 这四个黄色的狗儿， 围着一个“犯人”。 穿过了小桥一座， 钻过了柳丝根根， 我是迷昏地到了， 到了这小小的旧门！ 朋友，我又坐着了， 门外有两人立定， 沉寂又占领了一切， 我又细数心的微呻！ 我的心如火波的翻腾， 我的知觉己经十分地沉昏， 我想什么呢，我失了感觉， 只觉得身子和宇宙一起慢慢的消殒！ 朋友，这样，我在这里囚笼里坐着， 我为惊怖与愤恨的扰动而困顿， 我象入睡一般的坐着坐着， 静静的默默的，等待着死之来临。 三 朋友，我木坐在这灰暗的小室， 厚钝的心幕竟这么顽冥， 我自己用事实来证明自己， 但是呀，我还以为我在梦境。 你看，这儿一张小小的方桌， 上面放着幽暗的一架破灯， 再堆着一堆死白的报纸， 我不明白我来在此地作甚？ 无数不认识的东西， 在我的眼前跳腾， 我无意识的蹬脚， 我忽然睡去般的迷昏。 朋友，一个半天我费了去 我浸溺于这昏沉， 我遗忘了宇宙一切， 我也遗忘了自身。 又来，朋友，沉重的步声， 终至敲入了我的虚心， 又是四个灰色的兵丁， 这样，又搅起了我心弦的狂鸣。 那鲜红的鼻子， 与这面貌的凶狞， 我要没骨的记住， 虽我已骨碎身粉。 我明白了，这玩意儿， 我是要起解动程， 送到所谓“上方”去， 把我这个弱小的囚人。 我惊异那雨后夕阳的惨淡， 那万物的凄清，冷静， 看呵，小孩们停止了游戏， 就是麻雀们也停止了歌吟！ 那一部黄包车上， 坐着我们两人， 强硕的那个走狗呀， 用手围着我的腰身！ 哼，你们又何必多虑， 要铺排得这般周精， 我不会逃去， 我将血溅你们这些狗颈！ 唉唉！可怜的车夫， 请你恕我的薄情， 我是将朽的残骨， 还多承你血汗超引！ 记着，你被侮辱的人们， 你们要团结得紧紧， 你们要起来奋斗， 来，来，来打死你们的敌人！ 你们是世界的主人， 你们是地球的生命， 起来，起来，流血， 流着惨碧的血，拿着血色的旗旌！ 兄弟，兄弟，快醒来， 你们的死期已近， 快刀已在你们的头旁， 血水已淹没了你们的脚胫， 哪！向光明，冲去！ 那面是温热的光明， 只靠你们自己的力量， 才救得你们自己的生命！ 象我，完了，恕我，兄弟， 我的责任一些未尽， 兄弟，惭愧将志上我的墓碑， 恶魔们已吞噬了我的生命！ 微风拂我的衣襟， 四周还是麦浪青青， 远处犬吠的当中， 夹着一阵阵凄苦的劳动的呼声！ 呵，呵，完了，完了， 我的日子终于告尽， 别了，宇宙，别了，地球， 我的赤血将把你润浸！ 劳动的兄弟们，唱吧， 唱着你们要唱的歌吟， 你们受苦的日子也完了， 光明，解放，就在前面候等！ 劳动的兄弟们，哭吧， 哭个淋漓尽情， 哭着那无数勇敢的战士， 为着那，你们，流血殷猩！ 唉，狭小的街道， 你这旧狭的世尘， 我要有无限的大力， 我要破毁你个净尽！ 唉，我要破毁，我要破毁， 破毁这狭小的死城， 我要建设，我要建设， 建设世界的自由光明！ 到了，朋友，这个所在， 我终于到临， 那灰红色的大门， 正不知吞蚀了多少生命！ 看，这拖着拖鞋的委员先生， 睁着这凶狠而疲倦的眼睛， 学着什么人的样子呢？ 这样一来便算吩咐把我这里送进？ 四 朋友，这是何处的钟鸣， 终把我的沉梦惊醒， 这又是何来的神符， 终召回了我久离的心灵。 朋友，我第一第二脚踏着泥泞， 我静听着这琳琅下锁的声音， 我醒了，我如从梦中回来般的醒了， 这里，这里便是我最后徘徊的人境！ 这长方的囚室， 排着板坑两行， 在这上面死人般的横置着， 是我的同路者五人。 他们听了下锁的声音， 用倦困的眼光对我钉〔盯〕， 这是何等可怜的同情呀， 他们是在表示无限的欢迎。 呵，这和蔼的语声， 在我耳边回响荡震， “你，你是那里来的？ 你是犯了何种罪名？” “唉，朋友，是呀，为了革命——” “糟了，你还这般年青， 不该谈这可怕的字眼， 我们还不是吗，五个工人？” 朋友，别笑我这弱者， 我的心中有热火在燃焚， 我的心膜着了无限的震刺， 我的眼泪徐徐地流到衣领。 他们破哑的喉咙， 发出可怕而慰藉的叹声： “到了此地，还是安心些罢， 谁，能，现在，保障自己的生命！” 五 我全身起了寒战， 我似乎想痛哭一阵； 然而我抑止了，朋友， 我突然又见了“可怕的革命！” 朋友，有什么呢？ 革命的本身就是牺牲， 就是死，就是流血， 就是在刀枪下走奔！ 牢狱应该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应该完结我们的生命， 在森严的刑场上， 我的眼泪决不因恐惧而洒淋！ 忏悔吧，可怜的弱者， 死去！死是最光荣的责任， 让血染成一条出路， 引导着同志向前进行！ 六 从这灰白的高墙， 惨黄的夕阴传进， 同志们，欣喜吧！ 这正是象征着最大的斗争。 这正象征着统治者的运命， 同志们，快起来奋争！ 你们踏着我们的血，骨，头颅， 你们要努力地参加这次战争！ 我们现在完了， 我们卸去了责任， 但是工作正还多着， 快些下个决心把它做成！ 你们去争回玫瑰的早晨， 你们要叫光明的曙曦照临， 我们的血，骨，头颅． 我们都将慰欣！ 七 夜色徐徐下降， 如落叶的辞林， 听呵，听，朋友， 这里有我生命的呼声！ 黑暗慢慢地并吞了大地， 幽幽地显出这盏半明的短檠， 朋友，看呀看， 这里有我生命的残灯！ 这生命的呼声， 这生命的残灯， 象狂飘的旋突， 摧残剽击了我的心旌！ 我的心旌，我的心旌， 这残破，这残破的心旌， 不久呵，唉，朋友， 将消灭在这无边的中心！ 我十七年的生命， 象飘泊的浮萍， 但终于要这样的， 这样的埋葬了青春！ 我十七年的青春， 这槁枯的灰尘， 消灭了，消灭了， 一切将随风散殒！ 我不曾有快欢的日子， 我不曾有狂妄的野心， 我的生命，我的青春， 总象一朵浮萍！ 象一朵浮萍，象一朵浮萍， 终日终月终年在水上漂零， 谁也不曾爱过我， 除了亲爱的同伴和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我的母亲， 伟大的爱情与慰安的中心， 她是我最大的爱者， 我的热情都从她产生。 但是浮萍呀浮萍， 无定是你的行程， 归去了，归去了， 现在你找得了归径！ 槁枯的青藤， 快变成无生的灰尘， 再培植富丽的新生， 这是我的喜悦，但是，母亲…… 母亲，你的儿子 为了革命，去了，革命！ 永远要别你去了， 请别再望穿了眼睛！ 母亲，你的儿子 去了，为了革命； 永远要离你去了， 请别再替我担心！ 死的门早已开着， 你的儿子就将踏进， 请别为我流涕呀， 你的儿子已得了光荣的赐赠！ 母亲，你可想到， 你儿子做了犯人， 在这幽暗的囚笼， 在流涕思念乡亲？ 母亲，你可梦见， 你的儿子，已经 把生命的卷纸， 在火上烧做灰烬？ 母亲，你可能幻想， 你的儿子的生命， 在这死沉沉的黑夜里， 竟会熄了残灯？ 母亲，你不是希望， 你的儿子成人， 做了威凛凛的官员， 光耀你的蓬门？ 母亲，你不是幻想， 你的儿将来成人， 献你多少财宝， 你呈着笑容盈盈？ 母亲，你不是梦见， 你的儿子住在校里安宁， 天天伏在案上， 天天在房里用心？ 母亲，你不是想着， 你的儿子在这时分， 他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 寻着甜蜜的梦境？ 但是，母亲，完了， 这些都成烟影！ 我从此以后， 要见你一面己是不可能。 你儿子的生命之残灯， 油已经枯涸干净， 你要恕我呀， 我不能把你孝敬！ 你的儿子不孝， 不能奉养困苦的母亲， 永远的告别了，母亲， 拿回去我这热颤的心！ 别了，母亲，别了！ 此地是你儿子的冷吻， 吻呀，吻呀，吻呀，母亲， 请别祈祷着为我的安宁！ 唉，母亲，母亲， 别了，永远的别了，母亲， 我要死去，这样光荣的死去！ 我永久的爱者，亲爱的女神！ 八 朋友，墙外传来无力的扑声。 应着我同路者的鼾声， 我正流着涕儿， 想念我永久的爱者——母亲！ 但是朋友，我并不怕死， 死于我象一种诱引， 我对之不会战栗，我 只觉得我的光明愈近！ ………… 朋友，我不明了， 我挥着困倦的手腕不停， 麻雀儿尚且叫喊， 人也未始不可呻吟！ 朋友，告别了，亲爱的， 我将告终我的生命！ 我寄给你这些， 就代替一封长信！ 别了，朋友，请别悲哀， 你该了解我的苦心 死在等候着我， 和他一起的还有光明！ 别了，永久的长别了， 快去，了解了革命， 努力的做人去， 别空望着我的心影！ 完了，完了，朋友， 我的手臂何等的酸困， 祝我的暗影， 永远扰搅了你的梦魂！ 一九二七，六月五日夜半于狱中。 （原载1928年4月1日《太阳月刊》4月号，署名任夫。） ①P校，指殷夫（徐白）读书的浦东中学。
妹妹的蛋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妹妹的蛋儿 妹妹哟，我亲爱的妹妹， 呵，给我力，禁止我的眼泪， 我的心已经碎了……片片…… 我脆弱的神经乱如麻线， 呵，那是你，我的妹妹， 你就是一朵荆榛中的野玫瑰。 你哥哥，是流浪在黄浦江畔， 黄浦的涛歌凄惨难堪， 上海是白骨造成的都会， 鬼狐魑魅到处爬行， 那得如故乡呵， 世外桃源地静穆和平， 只有清丽的故家山园， 才还留着你一颗纯洁小心。 妹妹，自我从虎口跳出， 我便开始在世上乱奔， 如一个小舟失去舵橹， 野马溜了缰绳！ 呵，茫茫的前程， 遍地是火，遍地是苦的呻吟， 血泊上反响着强者狞笑， 地球上尽是黑暗森林！ 我遇着是虐行和残暴， 欺诈，侮辱，羞耻，孤伶！ 我眼看地球日趋灭亡， 人类的灵魂也难再苏醒， 厌恶的芽儿开了虚无的花， 想把生命归与地球同尽！ 但今天，你使我重信， 地球不死，人的灵魂 也好似一丛茂繁的森林， 荆棘上开放着白的玫瑰， 顽石旁汩着珠泉清清…… 妹妹，你救拯了我， 以你深浓的同情， 我不能为黑暗所屈服， 我要献身于光明的战争， 妹妹哟，我接着你从故乡寄出的蛋儿， 我不禁我泪儿流滚， 但请信我吧， 我不再如以前般厌憎生命！ 一九二九春。
孩儿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殷夫诗选 孩儿塔 孩儿塔哟，你是稚骨的故宫， 伫立于这漠茫的平旷， 倾听晚风无依的悲诉， 谐和着鸦队的合唱！ 呵！你是幼弱灵魂的居处， 你是被遗忘者的故乡。 白荆花低开旁周， 灵芝草暗覆着幽幽私道， 地线上停凝着风车巨轮， 淡漫漫的天空没有风暴； 这哟，这和平无奈的世界， 北欧的悲雾永久地笼罩。 你们为世遗忘的小幽魂， 天使的清泪洗涤心的创痕； 哟，你们有你们人生和情热， 也有生的歌颂，未来的花底憧憬。 只是你们已被世界遗忘， 你们的呼喊已无迹留， 狐的高鸣，和狼的狂唱， 纯洁的哭泣只暗绕莽沟。 你们的小手空空， 指上只牵挂了你母亲的愁情， 夜静，月斜，风停了微嘘， 不睡的慈母暗送她的叹声。 幽灵哟，发扬你们没字的歌唱， 使那荆花悸颤，灵芝低回， 远的溪流凝住轻泣， 黑衣的先知者默然飞开。 幽灵哟，把黝绿的林火聚合， 照着死的平漠，暗的道路， 引住无辜的旅人伫足， 说：此处飞舞着一盏鬼火…… 一九二九，于上海流浪中
走向战斗行列的道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工人小说->〔日本〕德永直 走向战斗行列的道路 一 “来吧！” 虎公在排版台上摆着盛铅条的盒子的空隙地方，一块尺来见方的木板上面，啪地把手扣了过来。 他的手心下面，压着一毛钱的白铜角子。 “面儿！” 对手是旁边台子上的一个汉子，冲着虎公的手背指了一指。 正是在工作时间。 “啧！” 打开手来的虎公弹了一个舌头。一毛钱的自铜角子果然面儿朝上露着圆圆的菊花花纹。对方把这个一毛钱的白铜角子嚓铃铃弄出个响声，装进了裤子口袋。 “再来一回！” 虎公朝四外看了一眼，用灵巧的手法，把一个小一点的一毛钱银角子噌地一弹，银角子就象陀螺似地滴溜溜转了起来。 “背儿！” 旁边台子上的汉子赢上了瘾，把手托（排字工具）扔在一边，简直着了迷。 “嘁！” 虎公抬起手，摇了摇头。正是背儿……一毛钱银角子又装到对方的口袋里去了。 “真不走点儿！” 虎公把手插进裤子口袋，想了一想。已经输了一块多。只剩下一个五毛钱银角子了。——管它呢！——输光了就不坐电车，走回去！ 虎公毅然把五毛钱银角子嘭地放到台上。 “怎么，来对半的？……” 赌头有点大，赢钱的对手好象有点吓住了，可是他也掏出五毛钱的银角子放到一块了。 “拿过来！” 这回五毛钱银角子落进虎公腰包了。——妈的，就照这个手气赢回来！——他又把手伸进口袋，这时候对方却作了一个眼色。虎公也注意到工头正从他们背后走过来。他慌忙把银角子收起来，装作没事儿似地拿起了手托。 “喂，打杂的，来点九开二分和七号三倍的铅条！”虎公遮掩地喊道。其实，铅条盒子里，九开二分，七号三倍堆了一大堆。 “嗬，好热！” 看着走过去的工头的背影，虎公和他那个对手相视嘻嘻一笑。 “嘿，好险！” 两个人都摸了摸脑袋，让工头抓住，马上就得解雇。 可是，说实在的，虎公并不象他那个对手那样害怕。虎公是工头面前的红人——二十五岁的单身汉，正是干活的好时候，手艺呢，让他排费事的零头活儿，在这光是排字工人就有一百来个的工厂里，也数得上头一份儿。他好赌钱，这点更可以使工头信赖。看来好象矛盾，其实这是因为好赌好嫖的人，第一，工头容易控制，第二，“决不是赤色分子”。 工头为了便于自己掌握，把成年以上的工人分成了三类——第一，赤色分子，第二，品行端正者，第三，赌钱鬼。 对于这三类人，工头作了这样的鉴定： 第一类，赤色分子： ——这种工人，脑筋好使，不干邪门歪道的事，不逛窑子。干活也相当能干，可是立刻就会在工厂里形成一派。这是最难掌握、最可怕的一帮家伙。 第二类，品行端正者： ——这种工人，脑筋不灵，小气，活也干得很糟。不迟到，除了溜须拍马以外，别无长处。不用人管，自会闷头干活，可是效率不高。 第三类，赌钱鬼： ——这种工人，头脑机伶，天生的手艺人，活儿干得出色。赌钱，逛窑子，经常伸手借钱。为了使这些聪明机伶的人不让“赤色分子”诱惑去，必须痛痛快快借给他们。 不消说，虎公是属于第三类的。而在第三类中间，他也是优点、缺点都很突出的人。 虎公排四六裁九开不加条的版，曾在规定时间里创过八十页的记录，排三六裁旅行指南那种带格子的细活，也在规定时间里，创过五页的记录。而在坏事方面，他也有一连在窑子里住了十天的记录，回到家里，他租的那间房子已经贴上“招租”单子了。 他的脸相不象东北人，脸膛很黑（得过梅毒也有关系），一对黄色的小眼睛：鼻孔上翻，大嘴叉，脸很瘦，显得净是骨头。不光是脸，整个身子也是瘦骨伶仃，加上祖辈传流的农民型的大骨节的手和脚，看去就象一个剽悍的贼。 ……一把火烧了相马中山的新开楼哇， 老天降罚真有眼， 谁叫你睡觉拿大钱！ 他只会唱这么一支歌，干活的时候也有音无调地哼哼着他家乡的这支歌。只要能弄到钱，他就去逛窑子和赌钱。除了窑姐儿以外，没有和别的女人接触过，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作“神圣的恋爱”。作为熟练工，一天能挣三块多钱，又是光杆一人，虎公真是“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一身轻松。 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也完全不知道这个雇了三百职工的大印刷厂，怎样适应着每天每天社会形势的推移在剥削着工人。今年二月的大选，无产阶级政党只选上了四五名议员，他知道这桩事，是因为打过赌。赌的是能选上的是十五名出头，还是不到十五名，结果虎公输了五块钞票，气得甚至把买来的报纸也撕碎了。十来天以前，经理把大伙召集到食堂，说了一通“产业合理化”什么的，他也完全没有记在心上。总而言之，似乎是说市面萧条，要裁减职工，但他自恃是工头面前得宠的红人，并不感到自已身边有什么危险，所以也没有必要往深处去想。 同事的中间，有的好象加入了工会，他们把誊写版印的传单什么的塞给他，他也完全不感兴趣，拿过来往干活的桌子抽屉里一扔，就当擤鼻涕纸了。 一把火烧了相马中山的新开楼哇…… 他难听地唱着，专心致意地干活。外面是晚春的晴朗天气。 “喂，虎公！”旁边台子上一个有家口的工人，转过他那酒精中毒的晦气脸来，指着窗外说，“社会主义者们又挨抓啦！” 虎公作出“哦——”这么一副神色，凑到窗前去。 “真的！” 在钢筋水泥建筑的这座楼房的窗下，工人模样的人，在便门旁有两三个，在办事处和工厂大门旁有三四个，他们正被守卫和不知什么时候跑来的五六名警察追赶着，一面却各自散着白色的传单。 “嘿，这倒很有意思！” 虎公象看电影似地看着。站在窗前的五六个苍白脸的同事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社会主义者，看样子，跟咱们不是一样吗？” “可是听说那帮家伙里，有钱的公子哥儿多着哪！” “真是一帮好事之徒！” 传单大部分飘落到地上了。一个头发很长、穿一身工作服的大高个儿，在办事处前面的沟旁被追得无路可逃了。 “到底抓住啦！”虎公想起了电影里的勇士被捕役抓住的场面。“笨蛋！” 虎公和他的同事们一面留神背后是不是有工头盯着，一面无动于衷地望着窗下——那个头发很长的大高个儿被三四个守卫和警察抓住，正在守卫的门房前面拚命挣扎——这时候，突然“刷”的一声一团白色的传单飞了上来。 “呃——”手急眼快的虎公一把抓住了这团传单。 “什么，写着些什么？” 大家都从虎公手里要了一张传单。 请参加第十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 “原来是五一啊”大家各自回到干活的地方去，顺手把传单扔掉，仿佛一点兴趣也没有似的。 “好，这得去一下。”虎公在自己的排版台前叨咕道。 “哎，你要去参加五一节？” 虎公笑嘻嘻地没有作答。旁边台子上的那个有家眷的工人诧异地又问道：“你成了社会主义分子？” “混蛋，不是那么一回事。”虎公仍然笑嘻嘻地，说，“今晚上就去，嘿，是到那家赌场去呀！” 虎公用镊子指着传单上的大字，满有信心地说：“今晚上一定赢！你看，劳——动，捞得动①！妈的，兆头不是很好吗？”①原文五一节（メーデー）和走运（芽出事）是谐音字。 虎公把镊子咔地往手托上一卡，简直高兴得不得了。——赌本跟工头借去！ 二 在三铺席的小屋那旧得发黄的席子上，虎公睁开眼睛，打了一个呵欠。真的，那晚上很走运，开头赢了十来块，可是末了散场的时候，却又依然故我，统统输了回去。 虎公觉得憋气（当然不憋气的时候也是一样），就从那里跑到洲崎（窑子）住了一夜，醒来的时候，早已过了上工时间，回到自已租的这个楼上，又倒头睡下，第三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电灯已经亮了。 肚子很饿，可是他又懒得马上爬起来到附近饭铺去吃饭，于是就望着天花板呆呆躺着，足有十来分钟。 这时候，隔壁楼上传来说话的声音，虎公就有一搭无一搭地听下去。 说是隔壁楼上，也只是隔了一层板墙。平常说话差不多都能听得很真切。可是不知怎的，说话的好象有十来个人，声音却低低的，躺在那里简直听不清。 第一，隔壁房间住的是跟虎公在一个工厂干活的叫作黑木的单身汉，应该只有一个人，却有十来个人的声音，这就很可疑。虎公悄悄爬起来，把耳朵贴到墙上。 从由于震灾已经松动了的墙和柱子中间的隙缝透过来的话声，听起来都很耳熟，都是工厂的同事们。说是同事的，路数也不一样，正象跟黑木隔墙住着却没大说过话一样，这些同事的都不是他赌场上的搭档。可是听说话的声音好象聚了很多人，所以他也想过去看一看。刚打算离开墙边，不知想到了什么，他突然又停在那儿不动了。 传来了黑木的声音： “总之，所谓产业合理化，不外是大资本家想要更多地剥削我们工人的代名词。前几天经理的演说，就是大量裁人的先声。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必须紧紧抱成一团，作好对付大量裁人的罢工的准备。” 黑木的声音嗄哑而低沉。 “原来这家伙也是社会主义分子！” 虎公败了兴头。还以为是招来了什么娘们儿，或者是摆开了赌摊呢……活见鬼！——虎公又轱辘一下躺倒，叨咕道： “搞什么罢工，那不是更要被裁掉吗？糊涂虫们！” 谈话声热烈地继续下去。其中也杂有孩子很多的阿部老爷子、拣字工出身的年轻人阿长、换字工浦木等人的声音。 虎公又打了一个呵欠，站了起来。反正出去吃顿饭，洗个澡吧——真他妈没有意思…… 到了外面，穿过阴暗的小石川谷的连檐房子的小胡同，进了一家饭铺，又从那里到坡上的澡堂去了。 “喂，这不是虎子吗？” 工头一眼看到他在浴槽里，打招呼说。虎公暗想：糟啦！工头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在这家澡堂常常碰面。 “你不是生病请假了吗？”本来工头什么都知道，却故意挖苦地问道。 “是，那个……有点头疼，请假了。” “撒谎！又嫖娘们儿去了吧”工头把他那自胖胖的身体四脚拉叉地直竖在虎公面前。“混蛋！明天按时上班来！” “是！”虎公在浴槽里挠了挠脑袋。他知道应该怎样应付。 碰到这种时候，只要唯唯诺诺就行。头儿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觉得可恨。自已是头儿面前得宠的手下人。这样说不过是以示教训罢了。所以只要悄悄地听着，作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工头就会高兴…… “给您搓搓背吧。” 他马马虎虎替工头冲了冲那大块头的身子，工头马上高兴了。 “一道来吧，喝一盅去！” 出了澡堂，工头领着虎公进了附近一家卖醋鱼饭卷的小馆子。 “近来公司叫得很凶，老是效率效率的，真叫人没法办。偏赶这个时候，参加工会的那帮野小子们，好象也在背地唧唧咕咕闹些什么，我简直腻烦透了。”一杯热酒下肚，工头发起牢骚来。 “嘿，”虎公接过杯来，送到口边去，含含糊糊地答道。 “今天，你听着，不知什么人又带进一批传单。读了传单，就有沉不住气的家伙跑到我这儿来，要我发表都要裁谁，要是有他，他就不答应。——真他妈的——” “嗬。” “裁人，也是公司裁，有我什么相干——如今的年轻人真叫人头疼，一点手艺人的气味都没有，光讲什么大道理——哎，黑木那个野小子简直就把我当成了眼中钉，真没法治！” 耍手艺出身的工头，对现在的年轻职工的心情一点也不了解。于是他就在最象手艺人的这个手下人虎公面前发开了牢骚。 “也要替我想想嘛。公司的命令也是不能违抗的呀！” 虎公忽然想起来，顺嘴说：“大伙儿在那个黑木的家里开会来着。” “呃？”工头刷地变了脸色。 “听他们说，好象是要准备罢工。” “当，当真吗？”工头放下酒杯，凑近了脸，“都有些什么人？” “这个……这可是光从声音上听出来的，哦，有秃脑袋阿部老头，还有拣字的阿长那个野小子，换字的浦木和其他一些人。” “嗯！” 第二天清早，在工厂门口，黑木让埋伏在那儿的特务抓住，带到警察署去了。阿部老头、阿长和浦木等五、六个人，也在神不知鬼不觉当中被开除了。 大家都没有去注意这档子事。当然开除的事是知道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是由于虎公的告密而被开除的——首先，虎公本人就不知道。 所以，虎公还是照样无忧无虑地干活，带着那种只要老天照应、吃上饱饭就一身轻松的神情干活。 三 “放它一注！” 虎公把一张皱皱巴巴的十元钞票扔出去，嗖地拿起扣着的三张纸牌，睁大了眼睛。菊花——菖蒲——樱花——。九·四·三——。 “嗯！” 他眯缝起眼睛，睨视着场上。 虎公今晚气势很盛。跟庄家单干的这场输赢，将决定最后分晓——是输光，还是全赢。 “再来一注！” 庄家闭上他那血红的眼睛，把一张带红樱花的牌角稍微一露，啪地反扣过来，晃晃脑袋，也添了一张钞票。 “拿过来！” 新到手的牌是张通红的二十点樱花！ 虎公一下子高兴得简直要晕了过去。肮里肮脏的席子，吊得低低的电灯的破灯伞，烟熏火燎的纸门，这一切，虎公都觉得简直就是极乐世界。 虎公光顾哗哗地去搂场上的钱，旁边谁说什么都听不见。 “喂，快跑呀！” 输了钱还粘粘乎乎坐在火盆旁边的那帮家伙和对面的放赌设局的局主都急忙跳了起来，虎公连这点也没有觉到。 听到噼哩啪啦纸门被推倒的声音，虎公这才看到伙伴们都在朝着后面屋顶上逃去。 “糟啦！” 他慌慌张张把揉搓得稀烂的钞票和银角子装进大袖子，跟着跑了出去，可是已经晚了。 从楼梯跳上来两名特务，堵住了虎公的去路。 就差那么一步，虎公没有逃掉，老老实实地叫人家捉住了。一个留了一撮红胡子的特务，把吓得脸色铁青的虎公的两手反拧过来，朝另一个说：“成啦，抓住这个小子，那些跑掉的家伙也会马上抓到。” 特务把屋子里的纸牌、席子和散落的现钱收集起来，对虎公说： “乖乖地到署里去！” 心吓得卜卜直跳，好象一直要跳到脑袋上来。虎公让警察抓住，这还是第一次。下了楼梯，直到走到离十町来远的××警察署，这中间他一直抖个不停。 先被带到司法主任室，问了原籍、现住所和干活的工厂。司法主任估摸这个虎公不是什么牵连到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马上不耐烦地朝带他进来的那个红胡子特务说： “带到那边去，让他吐出口供来！” 警察署的深夜，寂静得有点阴森可怕。通过胡乱扔着面碗和泥鞋的走廊，虎公被带到一个宽敞的铺着草席的地方。这是演武场。 “坐下！” 虎公在门旁一个角落里坐下，特务也在他面前盘腿落座。 “你不老老实实说，可没有什么好处！” “是！”虎公把方才被拧得发痛的手支到席子上。 “你是赌博的惯犯吧，啊？” “不，今晚是头一回，朋友们带我去的！” “撒谎吗？” 啪地挨了一记耳光。 “那个赌场是什么时候开的？” “是，我是从两三个月以前开始去的。” “嗯，那么……” 那个特务刚说到这里，就扭头朝着有点什么响动的地方看去。从宽敞的演武场的另一头，特高科①的特务带进一名工人来，在另一头的角落里坐下了。那个工人就是黑木，但虎公因为低着头没有看到。①日本警察机构中专门处理政治犯、思想犯的部门。 “那个赌场的场主是谁？” “是……” “不说吗？”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一声怒喊，有什么东西嘭地被摔到席子上。虎公不觉把身子缩成一团。象青蛙似地被摔到席子上的，是坐在另一头的那个工人。 “好个倔强的家伙！” 虎公慌忙说： “场主叫酒坛子老银。” “酒坛子老银？那么，常来常往的别的人呢……” “是！” “你都知道吧。从头说！不说，嘿，就是那个样！” 红胡子特务指着另一头的工人说，然后他就到司法主任室取本子去了。 虎公朝着另一头看去，觉得那个人的背影很眼熟，他正在席子上扭动着身体，低低呻吟。 “啊，黑木……” 正是跟他年纪相仿、仍旧穿着工作服的黑木的那个很有特征的剪得短短的光头。虎公吃了一惊。他还不知道是由于自己的告密（他并不以为是告密，只以为是普通的闲话罢了），黑木才受到这样的折磨，但有一种直感，使他觉得脊背发凉，可惊而又可怕。 “别逞强啦，说吧喂，什么地方发出命令，要你们准备罢工的？只要说出来，就没有你什么大不了的事，马上会让你回去。哎哎，快说！”、 “……” “不说吗？” 黑木把背蜷曲得象只虾一样，微微呻吟了一下，但依然没有开口。 “他妈的！” 特务发起火来，一把抓住黑木的工作服的领子，狠命地勒起他的脖子来。虎公不觉把脸转了过去。 “喂，痛痛快快说！” 红胡子特务取了本子回来，虎公一古脑儿把什么都说了。 “好，在那些家伙统统抓来以前，你就呆在这儿等着！” 特务出去之后，虎公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看着黑木怎样受拷问。 “喂，说吧！有人听见你们在你家里商量来着。有证据！” 虎公怵然一惊，这才想到，那么是工头…… “不说，那就再揭你一层皮！” 可是黑木一任他们把他翻过来，仰着苍白的脸，仍旧一言不发。 虎公屏住气息，看着黑木的脸。——这个小伙子平常是个老实人，话很少。还以为他是个胆小怕事的哩。虎公记得在工厂里，有一回跟他干一样的活，由于一点误会，一巴掌就把黑木揍了一个趔趄。根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家伙。—— 可是怎么竟变得这样倔强！虎公自己还止不住地发抖，挨了一个耳光，就哇啦哇啦把什么都说了出来。可是这个家伙，真有种！ 在暗淡的电灯光底下，仰着苍白的脸，闭起眼睛，拚出一死的黑木的形象！相形之下，虎公觉得真想朝着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的软弱的自己吐口唾沫。 不过，那个家伙一定有点什么名堂，他的身体里藏着一种比钢还硬的东西。那是什么呢？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现在掐住黑木脖子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只因为我跟工头嚼了一下舌头，他才遭到这样折磨。而他却是那样拚出一死守着秘密。啊啊，掐住他脖子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呀！ 过了三十分钟，过了一点钟。这中间，黑木有一次完全昏过去了。苏醒过来之后，他们又拷打他，可是黑木仍然没有开口。 “他娘的，真是个难对付的家伙！滚回原地方去吧！”特务没咒念了，又把死人似的黑木从另一头的门口拖了出去。 “饶恕我！”虎公朝着黑木的后影低下了头。 四 在警察署里关了一个星期左右，虎公又懵懵懂懂地回到工厂来，但是他已经被开除了。 “瞅机会还让你回来……”工头说。 他一被开除，工头也跟以前不一样，变得冷淡了。 “没法子！” 虎公也认了，又四处去找别的工厂。在大工厂还可以吹吹牛，可是小工厂很多地方连工资也常常发不出。尽管这样，到那里去，失业者也还是拥了一大堆。虎公手艺好，又年轻，所以挤掉了别的失业者，进了神田的一家小工厂。赌博的前科犯跟参加罢工的前科犯不同，对于找工作一点也不成为妨碍。 工薪少了二成左右，可是正象《碰到了这年头》那支紧缩歌所唱的一样，他也简简单单地想开了。不管什么工厂都在闹闹哄哄。裁减人员，解散工厂，不发工资，等等。热心的工会，散发传单，或用别的办法向工人进行工作，但虎公也没有马上理这碴。 他只是想在什么地方碰到黑木那个家伙，应该道道歉。工作地方变了，住宿地方变了，跟黑木也碰不到面了，但是他想，在什么地方如果碰到的话，哪怕挨两三个脖儿拐，也要坦白地说出一切，向他道歉。 “赌钱，没意思！” 熟识的朋友来找他，他也爽爽快快地拒绝了。他本来对于决胜负于一举的赌博很感兴趣，以为那很有大丈夫气概，但是一想到在警察署演武场里自己的孱弱和黑木的昂然不屈，就觉得赌钱也没什么意思了。 可是，他对以前的赌友和嫖友们感到厌烦而同他们分手之后，就感到身边寂寞了。他当然不愿意跟拖家带口的灰溜溜的老头子们和抽签“抓大头”、输上三毛钱就愁眉苦脸想上一天的吝啬鬼们搞成一伙，但是他跟戴顶围着红带子的帽子之类、整天诌些无聊的疯子似的诗啦、俳句啦的“半瓶醋”们也合不来。 休息时间里闲得无聊，有时候也从工作台的抽屉里抽出旧的传单和小册子读读，但是也觉得烦得慌，马上又扔开了。 “我真是干了一件错事。” 在虎公的脑子里，只有忍受拷问的黑木的脸，印得越来越深。 到了夏天，印刷业一般都进了淡季。××堂也同其他中小工厂一样，受到大资本的排挤，工作很闲散。常常两天、三天地接连着临时停工。 “听说这个工厂要解散。” 有一天，一个早就在这儿干活的排字工说。制版部和印刷部合起来还不到一百名的工人，听了都很吃惊。 “这是真的吗？” “不相信，问问工头去呀！” 大家把老工头围了起来，可是工头避免作出明确的回答。 ”咳，资方每月也光是亏本哪！” 大家都不得不暗自决定自己的主意。碰到这种时候，各自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怎么办。有的马上盘算今天晚上就出去另找工作，却没有人站出来带头要求发给解雇津贴。很多都是这路人：不管什么事，别人要干，他可以躲在后面煽风，而自己则充作好人，光想捡点便宜。 虎公对于这路人感到憎恶。但他也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办，只是下了决心，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即使那帮家伙反对，也要挺身出来为大家甘作牺牲。打定主意之后，他仍然默默地在窗边工作台上干活。 “今天完工以后，经理有话要说，请大家留下来！” 工头四处走动着通知大家。嘿，来啦！大家都把活放下了。 “还干什么活？放下吧！” 车间呈现了一种参差不齐的怠工状态。工人们都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大家象被迫得走投无路的耗子似的，光是闪动着不安的眼睛。 “喂，楼下来了暴力团！” 一个下楼解手的人回来报告说。大家吃惊地从楼梯往下去，果然有七八个象是雇来的彪形大汉，有的穿着电线工人似的制服，打着裹腿，有的穿了裙裤①，盘踞在楼下事务所里，防备工人们万一的反抗。①原文作袴。类似裙子，但两脚处又分而为二。罩于和服之上，现同羽织（外褂）一起，用为日本礼服。 大家都象笼中之鼠一样，挤在一起，纷纷议论，但却莫衷一是。 这时候，突然从站在窗旁的虎公头上，飞进来十几张传单。 “哦？”大家慌忙捡了起来。 ××堂的工人们！你们不要上当。××堂并不是解散，而是要同东京××印刷公司合并。也绝对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要被裁掉，而是想把工资压低，凡是答应减低工资的人，他们将通过别的办法加以雇用。这是一个阴险的手段！ 你们应该团结一致，展开反对压低工资，裁人、解散的斗争！ 我们始终是你们的朋友。请向本工会派代表来！ 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出版工会 大家在读传单的时候，虎公往窗下一条甬道上一看，不觉叫了起来：“啊，黑木！” 黑木扔完传单，却大意地从那条甬道穿过来，让暴力团看到了，现在他们正在抓他。 虎公不管三七二十一，从大家头上跳过去，冲下楼梯，就向后门跑去。 黑木被按倒在地下，两三个暴力团员一面骂着，一面打他，拖他。虎公略微一想，猛然朝着骑在黑木身上的那个家伙的眉间飞去一拳。 “快跑黑木，快跑！” 虎公一面着急地喊道，一面护住跳了起来的黑木。虎公原是打架的好手，何况这回又是奋不顾身，一心想把黑木放跑。 他又朝着一个揪住黑木领子不放的家伙的下巴，从下给了一拳。黑木逃进甬道里去。但虎公却被暴力团按住手脚，拖到事务所旁边来了。 “好一个胆大的愣头青！把他拉到仓库去！”一个打了裹腿、象是头目的人指挥道。“这小子也一定是共产党的一伙！” 仓库很暗。里面堆着坏了的印刷机和别的一些什么。在那后面的三合土的地上，虎公被倒背两手绑了起来。从这里大声叫喊，外面也很难听见。 “你放跑的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一个穿了裙裤，脸上有道刀疤的汉子飞起一脚，正好踢在虎公肩头。被捆住了两手的虎公象个泥菩萨似的栽倒了。 “不说吗？”这回是拿“杖里藏刀”的棍子戳了一下他的下巴。 “不知道。”虎公一面吐出嘴里的血泡，一面说。 “什么？”穿裙裤的那个暴徒，又霍地举起了那根“杖里藏刀”的棍子。他背后站着三四个人，其中那个打裹腿的汉子出来止住了他。 “等一下，我让他吐出口供来！”他把穿裙裤的那根“杖里藏刀”的棍子夺下来，把脸凑近虎公，柔声细气地说： “喂，小伙子，你这股倔强劲儿，很够瞧的，可是在这里使不出去。你是这个工厂的工人吧，所以不想太难为你。可是方才跑掉的家伙，一定是共产党系统的家伙。从我们建国会的主义来说，非把共产党打倒不可。你只要痛痛快快把他的名字说出来，马上就给你解绳子。喂，快说吧！” 虎公噗噗地吐着杂有血丝的唾沫，仍然倔强地低着头，不吱一声。 这帮家伙为什么要把共产党看成眼中钉呢？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虎公并不知道。黑木是不是共产党，他也不知道。可是他想，不管怎样也不能说，这帮欺侮工人的家伙、资本家的看门狗，他们看作眼中钉的，对于我们来说，就一定是真正的朋友——这一点虎公还能判断出来。他守着沉默。不开口。 “好个死硬的家伙！” 他们把那根“杖里藏刀”的棍子插进虎公反绑着的两手中间，象洗染房绞拧洗染过的东西似的，在他背上绞扭起来。刺骨的疼痛，使他跟前一阵发黑。 “好疼啊！”虎公咧开嘴叫喊起来。“来人哪，来人哪！” “混蛋！你叫，别人也听不见。喂，快说！” 又使劲地扭了一下。虎公又喊“来人哪！大家来呀！” 可是楼上那帮胆小怕事的家伙却没有听到。同是工人，自己的弟兄在受难呻吟，他们却听不到！ “喂，快说！” 他们一扭，虎公的身子就在三合土的地面上一缩一弯。眼睛发花，气好象要断。——黑，黑——好象稍一松嘴就会说出来。这工夫，虎公仿佛看到忍受拷问的黑木的脸，在他眼前直晃。 “不能说，骨头碎成渣子也不能说。” 虎公打心里这么想。他咬紧牙关，象要啃三合土地上的泥似的，忍着。 “来人哪！弟兄们，来呀！” 他呻吟一会，叫喊一阵。在这监狱，不，仓库的深处，向工厂的伙伴们呼喊求救。 呼悠一下，气仿佛要断了。突然苏醒过来，两只胳膊又象扭断了似地疼——眼睛一花，突然疼痛的感觉消失，又晕了过去。他被那根“杖里藏刀”的棍子搅着，象蛇一样扭动，尽管这样，还是没有开口。在忍着这种痛苦的瞬间，遥远的童年时代的记忆，毫无关联地时而浮现出来——在破草房里躺了多少年的父亲的脸，从来没有笑容的满是皱纹的种庄稼的哥哥的脸——虎公排行第三，是冰封雪飘的北越地方从来没有吃过白米饭的农民的儿子。忍苦受罪，这是生下来就受惯了的。 这时候，突然头顶上唧唧喳喳地有了什么动静。事务所的一个人到仓库来了。 “大当家的，方才有这么一个家伙到事务所来了。请你快点来一下……” 打裹腿那个汉子松开那根“杖里藏刀”的棍子，拿起事务员送来的名片：“哦嗬，日本劳动总同盟关东……这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是吗？” “没关系。这是社会大众党系统的。经理直接见他，跟他谈谈也行。” “不会煽动工人们吗？” “干什么也没关系，他们不会胡搞的。他们最后的目的同我们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谈得拢。从笼络工人来说，让这个工会插插嘴，甚至有些好处哩！” “那么，我就去跟经理这么说。” “啊，等一下……我也去吧！” 事务员和打裹腿的暴力团头目，还有另外两个人出了仓库。 虎公软塌塌地瘫成了一团。他把脸贴在三合土的泥地上，听了方才的谈话。社会大众党……共产党以外的家伙们说是跟工人站在一道，原来跟暴力团建国会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原来是要出卖工人的假工会…… 仓库里越发黑了。外面太阳大概也落了吧。担任看守任务的一个暴力团员抽的香烟头，火亮儿在黑暗里一闪一闪。同事们现在大概正在受那个假工会的家伙的诳骗，嘴巴说得好听，结果还是要跟资本家妥协！ 他想站起来出去，到大家面前，把那个家伙的画皮给剥下来。虎公挣扎了一下，但没有起来。 “喂，挺麻烦的，把这小子交给警察吧！” 打裹腿的折回来吩咐说。看守他的穿裙裤那个暴力团员，把烟屁股丢掉踩灭，使劲地把虎公拖了起来。 “起来！” 虎公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还得面对另一次考验，进行斗争。 五 在警察署里关了二十九天，出来之后，虎公又躺在从前那栋楼上的三铺席的房间里。 已经躺了两天，饭也没有好好吃过一口。象重病人似的，身体到处都疼得厉害，爬不起来。 虎公把另一次考验也挺了过来。抓赌时被抓去的软弱的自己，和这次变得坚强起来的自己，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虎公躺着光想着这点。 他马上明白了……在自己身体里，自从遭到暴力团的拷打以来，就突然产生了一种精神，不，是由于那番拷打，自己过去没有留意的一种精神被发掘出来了：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这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虎公望着顶棚上的灰尘想下去，对，这就是“工人的正义”。 就是这种精神使我坚持了过来。胳膊被拧的时候就想：“他妈的！”喉咙被掐的时候就想：“你记着！”而这种精神是工人们都有的，是几千年来被压榨的我们穷人都有的。可是很多人都没有自觉。我从前也完全没有自觉。“赌钱”、“嫖窑子”什么的，简直变成了“混蛋”。 而且我还干了无可挽回的“出卖”勾当，干了“告密”勾当！ 虎公想到过去自己简直是个混蛋，就更觉得，自己过去的那种行动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从它的后果看来，那就是“告密”，因而他的良心也越来越深地受到苛责。 枕边放着××堂印刷所送来的解雇通知书。工厂的斗争已经继续了一个月，但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可是当时的同事们谁也不来看望一下，连用张明信片告诉一下情况的人也没有。虎公觉得很生气。同时也想到过去把那个象自己一样拚出性命、付出宝贵的牺牲的人散布的传单，自己却拿来当擤鼻涕纸的事，觉得现在这样也不应该抱怨别人。 第三天早上，虎公趴着，一面啃着楼下女房东给他买来的面包，一面想下半晌出去找一找黑木他们那个“××出版工会”。纸门的破窟窿里透进来一抹初秋的朝阳。忽然有谁从楼下上来了。 “喂，虎公！” 虎公回头一看，纸隔扇那儿站着的正是穿着一身工作服的黑木。 “啊！”虎公挣扎着想爬起来。 “躺着吧！”黑木笑嘻嘻地在枕边盘腿坐下，轻轻低头行了一礼。“那一次，多谢你！” 虎公作出一副困惑的神情，说了声： “不。” “受了很多难为吧！在猪圈里关了二十九天吗？” “嗯！” 虎公点点头，笑了。黑木也嘻嘻地笑了。这一瞬间，虎公和黑木的眼睛正面地碰上了。虎公那颗孤独的心。自然而然感到了两个人中间的一股温暖的感情的交流。这在虎公还是第一次体验到。这是最初的“同志爱”的交流。 “你在那个工厂，我简直一点也不知道。” 黑木完全信任虎公，向他报告了那个工厂的斗争情况。因为关东总同盟的工贼们钻了进去，结果只有答应减低工资一成五的工人们被合并后的新公司雇了去，其余的人只领了一个星期的津贴，都给刷掉了…… “你什么工会都没有参加吗？” “嗯。” “那么，一定参加我们的工会吧！” 虎公马上点了点头。 “多一个象你这样的同志，很宝贵。工会的人手不足，很困难哪！一个个都叫他们给抓去了。” 黑木把加入协议会的真正的战斗工会的困难斗争，一项一项都讲给了他听，也把年轻人怎样在艰苦中进行着勇敢的斗争讲给了他听。 可是，虎公越听越感到过去“告密”的罪过在眼前涨大开来。黑木不知道这点，越把虎公当成同志加以信任，虎公就越感到痛苦。 虎公下了决心，向黑木说： “黑木，前不久把你和阿部老爷子他们的聚会告了密的，是我。” “哦？”黑木睁大了眼睛。 “对不起，怎么处分我都行！”虎公抬起他那处处作痛的身体，双手拄到席子上。 “……”黑木沉默不语。五分钟，十分钟！虎公没有抬起头来。 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冷了。黑木沉默了一会儿，把憋着的一口气长长地吐了出来。 “你干了一件错事！” 虎公把头一直低到席子上。 “就我个人来说，我没什么。可是，即使你是无心中说出去的，你的罪过也是不可挽回的！” “我错了！”虎公的额角浮出了冷汗。 “你大概不知道，那时候被裁掉的人日子多么难过。尤其是阿部老爷子家里有六个孩子，长期失业之后，现在他生了病，躺倒啦……” “同志是同志，出卖的罪过是罪过。正因为是同志，罪过更深。你应该到阿部老爷子那儿去谢罪！” 虎公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么，起来走！”黑木用跟方才完全不同的语调说，一面掀起了虎公的被窝。“走不动就抓住我的肩膀……” “不要紧”虎公在睡衣上面缠了腰带，摇摇晃晃跟在黑木后面出来了。 一直到巢鸭宫下贫民窟的阿部老爷子的家，黑木和虎公都没有说一句话。 来到沟沿上连檐房子尽头的阿部老爷子的家门口，虎公却不敢进去了。 “进去！” 黑木申斥似地喊道。虎公低着头，走进狭窄的土间。 在只有那么一间的六铺席的屋子一角，阿部老爷子睡在一条破褥子上。秃脑袋已经失去了光泽。一个小孩子，看到熟识的黑木，马上凑近来。 “爸爸睡着了。” “妈妈呢？” “卖早报去了。” 说话还不很利落的矮小的女孩子们，脸色都很苍白，干干巴巴，显出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 “啊，黑木吗？” 醒转来的阿部老爷子，慢慢转动着脖子，看着黑木。 “阿部老爷子，我把虎公带来了。” “虎公？” 阿部老爷子作出一副诧异的神情，把脸放到枕头上，朝土间看去，虎公默默地低下了头。三四个月的工夫，阿部老爷子已经瘦得皮包骨，象另一个人了。 “阿部老爷子，虎公是来谢罪的。” 黑木的话，阿部老爷子听起来好象越来越糊涂了。 “谢罪？” 虎公上了席子，走到阿部老爷子的枕边坐下： “阿部先生，是我告密的。阿部先生们和黑木被裁掉，是因为我向工头告了密。饶恕我吧！” 虎公把双手拄到席子上。阿部老爷子把视线从虎公低着的头转开去，呆呆地望着土间，过了一会儿，好象明白了意思，就咕咕蛹蛹抬起身子来。 “真，真的吗？”阿部老爷子攒起瘦骨嶙嶙的老拳，哆哆嗦嗦直抖。 “对不起！”虎公把头低得直蹭到席子上。 “嗯，畜生——！”阿部老爷子嗥叫似地吼了一声，照着虎公的旁脸就劈了一掌。“畜生畜生！”阿部老爷子呲着牙齿，连声骂着，一面又抬起身来接着打下去。 “奸细！你还有脸到这里来。滚出去，马上给我滚出去……”阿部老爷子疯子似的，抡起胳膊一打，自己也就摇摇晃晃，“工人的败类，奸细！还不滚出去！败类！” 虎公象个蜘蛛似地把脸贴到席子上，哭了。有生以来，虎公第一次象个男子汉似地哭了。有生以来，虎公受到的拷打再也没有比今天更痛的了。每挨一巴掌，虎公就嗷嗷地直哭。 “滚出去，滚……”阿部老爷子摇摇晃晃地踢着虎公。 “我错了。我错了。”虎公一面哭，一面下到土间，手扶着席沿，还在谢罪。 “错，错了，就完事了吗？”阿部老爷子怒气还没有平息。 虎公哭着走了出来。黑木也低着头跟来了。 沿着沟沿，两个人默默走着。虎公还低着头。 “你这回该记住了吧。就算无意中说出去的，罪过也大着哪！”黑木凑到旁边来说。“从今往后好好干。想办法补救吧！” 虎公一面擦着眼睛，一面连连点头。他象个孩子似地抽抽搭搭，不住地擦着仍然不断涌出来的眼泪。 一九三〇年五月四日
红旗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工人小说->〔日本〕德永直 红旗会 注：红旗会是日本工人运动中的一种传统的集会。每年新年之始，工会会员们在工会红旗之下聚会，谈抱负，互相鼓励斗志，迎接和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 一 到底轮到我啦。这可够呛，是要我说说“我们怎样走向斗争的”吗？——别那样盯着看人的脸好不好，把人看得怪不好意思的！首先，在这面红旗前面，这不是什么值得如此这般讲说一通的光彩的经历。可是没有办法，这里也还有新参加工会的会员们，为了表示无产阶级的胆粗气豪，我就讲它一通吧！ 哦，大家看，我这副浅黑的大下巴颏的阴沉面孔，一看就知道，是九州筑后柳川的人氏。虽然用不上那句老话：“老子作孽，儿子遭殃”，但是咱是祖祖辈辈佃户人家的儿子，生就的就是这么个老粗模样。不过，叫花子的孩子三年也长三岁，我嘛，大正三年②进了村里的小学，不管怎么的，论年纪也没比谁少长两岁，今年也算二十五啦。②大正三年是一九一四年。 说什么人生不过五十，那是资产阶级宿命论的调调。不过，在我二十五年的尘世生活当中，也有一件至今还叫我悔恨不已的事，这就是害死了我的亲爹。喂，先别那么早就给我定个罪名噢！说是害死了亲爹，可也不是我亲手害的。别着急，慢慢往下听吧！ 我爹那个家伙，种庄稼吧，租子太重，加上人又老实得厉害，债是越欠越多，孩子却也越生越多，三来两来玩不转啦，最后跑到大牟田煤矿找活路去了。上煤矿的当然不只是我爹一个人。附近的穷庄稼人去了很多，干的是推车工，就是从坑底向外推煤车的活，一天工钱是一块五毛。可是，正象俗话说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爹让煤车压在底下，成了瘸子和不可救药的酒鬼回来了。 这里说明一下，我排行老四，家里兄弟姐妹就不用提有多少了。说实在的，我的兄弟姐妹一共有多少人现在也说不清。有的生下来不久就死掉了，有的长大之后被送到什么地方去当学徒，伺候人，一去无影无踪，断了消息，所以没有个准数。总之，我爹成了残废回到家里的时候，留在家里的弟兄中，我是打头的，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本来靠我娘、我和我妹妹租那么一点地养家糊口就很困难，在这个时候，我爹不但没挣回什么大钱，反倒带着一个要是闻不见酒味就手也发颤、嘴也不听使唤的身子回来了，这可叫人怎么办哪？我和我娘这下子都直楞眼啦。 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这个人虽说长得不象个样，可是个天生的孝子。笑什么呀，伙计们！我在学校还被恭维过是“神童”什么的哩！可那个时候，每天却得到村旁相生川的河边上去淘石子。装满一马车七毛钱。从水里淘上石子来，装满一马车，女人和毛头孩子干，得整整干上一天。靠干这种活，喝稀的，啃芋头，总算一天三顿有得吃了。可是，我那个酒鬼老子，在我和娘不在的时候，不管破烂也好，什么也好，拿出去三文两文地卖掉，统统灌了烧酒啦。卖光之后，又跑到河边上来，一巴掌推倒我和我娘，不管钱包里有钱没钱，抢了就走。可是我娘心肠软，我呢，学校的先生告诉我要对老人孝顺，所以虽然气得直哭，可还是忍着，挣钱养家。 就这样，我念完了五年级，升上了六年级。那年春天，柳川的旧领主，当地数头份的大地主，一个叫××子爵老爷的人，在我们学校院子里，给他祖先立了一座纪念碑。我是学校最高的六年级生，而且是个级长，所以就让我代表学生读了祝词。说来可笑，我可真高兴得昏头昏脑啦。你想想看，平常连看也不容易看到的贵族老爷，夸奖我是出了名的孝子，还亲手赏了我一盒点心哩！我啊，就象神魂出了窍似地从学校回来啦。 我一面走一面想：好好用功，将来当个大人物——哦，是当海军大将呢，还是当大臣呢？——嘿，就是这么想的哩！哈哈哈！ 就这么一面胡思乱想，一面神不守舍地走着，刚好走到方才赏给我点心的那个贵族老爷的林子旁边，那儿有座山，叫作初花山，山脚下是一大片孟宗竹林子，我刚走到那个山脚下的小道上，就听竹林里有人喊：“捉贼！”“捉贼！”我吓了一跳，站住了。从竹林里跑出一个人，看山的跟在后面追，那个贼到底在我眼前被捉住了。他偷的笋叫人夺了下来，两个看山的把他反剪两手绑了起来。我走近一看，啊，这不是我爹吗？——我一下子就蹲到地下了。 二 一开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爹脸被抓破了，成了个血葫芦，加上酒瘾在身，又挨了揍，浑身哆哆嗦嗦地抖个不停。我这个儿子，刚刚从这座山的山主——不，我们整个村子几乎都归那个××子爵老爷所有——手里得到赏赐，现在还捧在手上呢，可是我爹却偷人家的笋，叫看山的反剪两手绑了起来。这个矛盾从哪里来的？我当时还是一个刚刚十三岁的小鬼，简直一点也想不透，要是有个信鬼信神的老奶奶，给我讲上一通佛爷菩萨的，我也许就信上什么佛啦、神啦的，说不定还会钻到什么更深的“迷魂阵”里去哩！ 幸而，那样的老奶奶早就死了，我们家里没有那路人。反正，我哭啊喊啊，在地上叩响头啊，那两个对主子尽忠报效的看山的奴才都全当耳旁风，满没理会，他们推开我，把我爹带到警察那儿去了。我回到家里，跟我娘两个人抱头痛哭，哭啊哭啊的，我恨起这个酒鬼老子来了，讨厌他了。我在村里的孝子名声，从贵族老爷手里得到赏赐的荣誉，将来的“荣达发迹”，都因为有这么个不三不四、在煤矿上灌黄汤中了酒瘾的“贼老子”而完蛋，一想到这点，我就恨得、厌烦得不得了。别看我是个毛头孩子，我可下定决心啦——一定要让我爹改邪归正，要他戒酒，一定得这么办。 后来，我和我娘两个人到村里警察驻在所去啦。平常总是嘿嘿地作出一副笑脸、从我家地里或园子里弄些青菜什么的那个老爷——我们管警察都叫老爷——竟翻脸不认人，打起官腔来了。说什么要以盗窃罪把人送到法院去。就在这么蘑菇来蘑菇去的时候，驻在所来了电话。一接电话，警察的态度马上变了，说因为××子爵有话，这一次看在你的孝顺份上先饶了他。我真是感激不尽啊！甚至想：为了报答打来电话替我们说情的××子爵，就是让我豁出命去也行。哈哈哈哈！ 老话说：“孝为百行之先”，那以后我更加“地地道道”地学起二宫金次郎①来了。从拘留所把我爹领回家来，我先前下的决心就更坚定了。我想，为了对得起看在我的孝顺份上饶了我爹罪过的××子爵，也一定得使这个酒鬼老子改邪归正。①即二宫尊德（1787-1856），日本江户时代的经济学者。家境贫苦，孝顺父母，从小半工半读，后来成为学者。 我和我娘商量了一下，买回一毛钱的烧酒，把瓶子放在哼哼呀呀的我爹枕头旁边了。本来身子骨就已经很虚的我爹，挨了一顿饱揍，又在拘留所关了一夜，光剩下塌下去的两只眼睛还很亮，他哆哆嗦嗦地抓起瓶子，把酒倒在碗里，咕咚咕咚就灌下去了。我看了一会儿之后，开口了：“爹，这可是最后的酒啦，喝完啦，就戒掉吧，改了吧！我拚命用功，作个有出息的人。只要你戒了酒，好好在家呆着，我用上功，不管什么样的大人物都能当得成的！”我这么一劝，我爹开头好象没听进耳去，等到把最后一滴酒舔个干净之后，看我还在拚命地絮絮叨叨地说着，他把铃铛眼咕噜一转，瞪着我，说：“谁说要你有出息啦！大人物还不都是贼一样的家伙！”我可吃了一惊，心想，这个老子可真是打心眼里变歪啦。我于是更加劲地劝说起来，这回我爹真发火啦：“别挑好听的说啦。连你也想欺侮我吗？种地受他妈地主的气，到煤矿去受监工的和公司的气，回家来你这个鼻涕鬼又说三道四的，想当什么大人物，那是比贼还坏的一群狗男女！畜生！”他哆里哆嗦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摸起旁边的一根粗杆烟袋就朝我脑袋打来了。我，别看是个毛头孩子，当时想可就看这一回的啦，就是挨了揍也不能发怯。我抓住我爹的一只胳膊，还想进番忠言，这时候，我爹打下来的烟袋在我头上啪的一声折了。我因为太疼了，抱着脑袋向下一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爹发出了呜呜的怪声。我还没留意，在旁边转来转去的我娘却发出一声狂叫，扑到我爹身上去了。我这才注意到：我爹死啦，这叫什么“心脏麻痹”，一下子就翻了白眼啦。 我傻眼了。推呀，摇呀，小妹妹和弟弟们哭哭啼啼地扑在他的身上呀，我娘象疯子似地捶他的背呀，叫呀，可是我爹的身子渐渐变凉了。我在旁边看着，完全变傻了。 我什么也弄不懂了。一个毛头孩子的脑袋是没法判断这些事情的。邻居们帮了几把手，我和我娘把棺材抬到村外的乱坟岗子上葬了。我说不上悲痛，简直是什么也弄不懂——到底我爹不好呢，还是我想的错了呢？ 我每天想——那个讨厌的、可恨的老子临死前说的话，对于我就象谜一样。越想越觉得话里有话，想不透。我对于学校已经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不要说用功，连跟别人开口讲话也觉得厌烦了。 三 想一下看，我爹年轻时候人家都说是个勤快人，到煤矿去以前，是很上劲干活的，这在我这个小孩子的心里也是知道的。顽固，老实正派，哪怕粉身碎骨，只要能干的活，我爹从来没有说过“不”字，是这么一个庄稼人。可是干哪，干哪，怎样也胜不过穷神去，知道了这点之后，我爹好象才变得破罐子破摔起来。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是凭了“直感”，他对这个世界开始怀疑了。这好象是比生命更执着的一种“怀疑”和“反抗”。可是，我这个十四岁的毛头孩子，对这点却是不能理解的。说什么“改邪归正吧”，连亲生的儿子都这么说，这正象掐住了他的喉咙眼似的，在我爹来说，一定是很难过的吧。我爹翻起眼睛、举起烟袋的时候的那个样子，现在还清清楚楚印在我脑子里呢！ 总之，我爹的“急死”，对我是个很大很大的打击。现在看来，也可以说使我调转了一个方向，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神童”成了呆子，成了不爱开口的阴沉的小鬼。那以后，十五岁那年，我被送到镇上一家铺子去作学徒。我在那儿干到十八岁的春天，整整三年。给买主送米啦，看铺子的门啦，看老板家的小孩子啦，反正什么苦差事都干到了。这三年当中，前两年完全是糊里糊涂就混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可真象丢了魂似的，完全象个傻子。打击太大了，一下子辨不出世上的东西南北啦！ 但是经过两年之后，呆也罢，痴也罢，心神总算好象定下来了。——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十七岁那年秋天，因为碰到了下面要说的一个问题，我的人生——这也许夸张了一点——开始多起事来啦！ 简便地说吧：我和那家米铺的一个叫作阿关的使女相好啦，就是说，从前的厌世和尚这回一下子变成风流小生啦。 话也许会带点桃色，不过“丑事不露，道理不透”，且请往下听吧！那个使女，是跟我同村、同岁的人。乡下有句俗话，叫作“人多粥薄”，又说“多挣钱不如少个嘴”，这个妞儿，看样子也是象猫崽子一样，被家里扔出来的。所以我们俩很说得来，如果有谁挨了老板的骂，那么另一个就要来安慰一番——就是这么回事。她长得很白，塌鼻梁，细眼睛，说不上怎么漂亮，可是“丑八怪也有青春妙龄”啊，有时候她梳上个桃割髻啦，银杏髻啦，就在楼梯下使女住的房间里偷偷地给我看。——讲得是不是太琐碎啦？哈哈哈哈！ 总之，那半年是过得高高兴兴的。我这个厌世和尚，那时侯却把个和尚头故意象披发头陀似地留了起来，还在前面弄起个“篷”，抹上叫作发蜡那种玩艺儿哪！这些地方，正是人生的春天呢！ 我们虽然知道穷日子是多么不好过，可是还象飞蛾投火似的，竟商量了怎样建立一个“穷窝儿”的事。我们打算在这里拚命干到二十三岁，把零用钱积攒起来，请那个爱絮叨、没分晓的秃头老板，答应让我们立个家。两个人在楼梯下使女住的房间里，望着满是黑灰的顶棚，一想到这些，就象看到天国似的充满了愉快的“希望”。想来，人也是容易满足的呢！ 我们俩十八岁那年春天，我的抹发油的头发也似乎象个样子了，就在这时候，有一天一个自称是那妞儿的叔父的人到米铺来了。看样子，有四十多岁，象个游手好闲之徒；长相也很凶，说话哇啦哇啦的那种派头，一看就知道是常走江湖的人。我问女的，女的说叔父是有一个，可是会面这还是头一次。我从一开头就怀有戒心。到了晚上，女的匆匆忙忙说要同她叔父一道去买东西，我问：“是你叔父给你买什么吗？”她说：叔父告诉她，在外面挣了很多钱回来，只有她这么一个侄女，所以想买条腰带送她。看样子，她倒完全信任那个叔父了。“我去去就来，”她一面说，一面匆匆忙忙跑出去，撵那个在店铺前面等着她的自称是她叔父的人去了。我再没有往深处怀疑，关了店门，爬上阁楼就睡了。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听听，女的好象还没有回来似的。我想这可奇怪啦！第二天早晨，向厨房扫了一眼，怎么，那不是老板娘背着孩子在做饭吗？ 我问：“阿关怎么啦？”胖胖的老板娘作出一副下流的笑脸，说：“阿关吗？现在大概是在什么很远地方的旅馆里，跟好爷们卿卿我我呢！”这一听，我可发毛啦：样子是有点怪嘛，他妈的，原来是把她卖到什么地方去啦！看女的那个样子，好象完全是叫一条腰带给勾去啦。我真是又悔又恨，模样儿都变啦。我一口气跑到账房，在老板面前，把我和阿关的关系一五一十地都跟他说了。那个秃脑袋，开头还仿佛有点吃惊地听着，末了儿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混蛋，现在还说那些有什么用？那个人贩子——就是昨晚上那个人——是得了女的父母的应允到这里来的。他替她还了长支，说要把人带走，我有什么办法？本人也兴兴冲冲跟去了嘛，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呀，大概正在往长崎去的路上呢。你还是个小鬼头，为了不值得的事，吵吵嚷嚷，变颜变色的干什么！”叫他这么一说，我简直没咒念了，光剩了咬牙发狠啦！ 可是，我是一往情深的。我问：“他们大概到什么地方去啦？”那个秃脑袋家伙，眼睛从账本上抬也不抬，说：“听昨晚上那个人的口音，象是长崎岛原一带的人。那儿跟外国人作生意的窑子娘们儿多着哪！”说是岛原，我也摸不清在哪儿。可是，嘿，初恋那个劲儿啊，简直叫你什么都不顾啦。那天一整天，活也没干，等到夜深，我就从米铺跑出来啦，只带了一点零用钱，此外还有原来那身穿着打扮。说来莫名其妙，我光是想，到了长崎岛原那个地方，就会看到我那个可爱的妞儿正在流着眼泪等着我呢！真是着了迷啦，就象叫春的猫似的。 在火车上颠簸了一番之后，又在从长洲启锚的定期联络船的底舱里呕吐了一阵，好不容易才到了岛原港。可是，哪里会象我想象的那样？这里跟我出生的村子不同，并不是只有一百二百户人家的地方啊！上了岸，找到象是“半掩门”之类的地方，挨门挨户地串了一遍，港新地的窑子街，海边的“千轩魔窟”也转到了，哪里找得到阿关！转了一天两个晚上，我那个妞儿的住处，还是象在云里雾里一样。零用钱也花光了，米铺也回不去了，站在港口的已经上了灯的灯台底下，呆呆地望着闪闪泛着紫光的夜的海面，真有点想要跳下海去呢！ 四 有句诗道：“燃着‘不知火’的有明海啊。”①——加上正是十八岁多情善感的年纪，我现在还在想：那时候怎么会没有跳下海去呢？不过，我在水里还能凫两下，当淹死鬼是不合适的。①有明海是九州岛的内海。旧历七月末海上可见无数火影，有说是夜光虫、磷火、渔火的，诸说不一。不知火即指这种火影。 那天晚上，我钻到系在海边的渔船里睡了。虽说是春天，夜里的海风吹到身上也透骨地冷，但是因为太累了，所以还是迷迷糊糊睡着了。到了半夜，我被惊醒了两次。要问是怎么回事吗？是这么一回事：海边原来是“千轩魔窟”那帮女人们的地盘。而且船是她们的摊子。那些女人们把年轻的渔夫、内海航船上的小伙子拉来，就在船里的苇席上，用半个来钟头作完一件生意，然后再去拉别的客人。我可是吓了一跳。幸而船里黑麻咕咚的，我躺在一个角落里没有被她们发现。当然要是发现了，对方也一定会大吃一惊呢！我真没有想到会碰到这种事情。渔船又不是一只两只，那么这种女人也一定多得很啦。偶然碰上这种事情之后，我的初恋的感伤啦，什么啦，在脑子里都变得乱七八糟啦。这样，不知怎么地似乎心情也稳定下来了。在第二天早晨打鱼的船主发现我以前，我在船舱里美美地睡了它一觉哩！ 出了船，开头我想找码头上站岗的警察想想办法，可是那么一来，一定会把我送回米铺或者老家去，已经到了这个份上，再听我娘的唠叨也犯不上，算了吧，于是就跑到牙行里去了。运气真不错，当天就找到了干活的地方，“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我可真高兴哪！ 可是，到了干活的地方一看，我想：哈哈，要是这种地方，的确什么时候都有得干的。请想想看，那儿应名是个织大岛绸的工厂，可是那个糟啊，就不用提啦。三顿饭都是糙米，菜呢，又都是腌萝卜和大酱汤，早晨五点起床，晚上九点电灯一灭，不管愿意不愿意，你得睡觉。而且，工友们大部分是从琉球和大岛来的，跟他们比是怎么也比不过的。 但是在那儿我也硬着头皮干了两年多，别的地方没有可去的啊！我干的活是给染绸丝的打下手。把捆成一把把的绸丝，放到叫作大岛粘土的一种茶褐色的泥里，埋起来揉啊揉啊，然后拉出来再埋上，就象帮泥水匠干活似的。第一，臭味太大，而且手脚也弄得不成人色啦。加上成天是糙米加腌萝卜，就是不干这种活也不会有普通人的颜色啊！ 一说“大岛绸”，大家也许会以为那是在鹿儿岛那边的大岛织出来的。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我现在想，比方说吧，大岛的大岛绸也好，伊势崎的铭仙也好，米泽的米泽织也好，山梨的甲斐绢也好，是什么使这些东西成为名牌货的呢？你一想啊，就会怵然一谅的。请想想看，大岛绸在长崎也能织，甲斐绢也不限于山梨县才能生产，而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我用我亲眼看见的事实说，这就是当地无产阶级所受到的过分的剥削——他们的工钱跟别的地方比较简直便宜得没法比。 那个工厂叫“岛原大岛绸公司”，不很大，男女工人合起来也就是一百来人吧。其中，琉球人和大岛人占了八成，其余的两成就是象我这种在别的地方找不到饭碗的人。工钱简直低得不象话！一等的织绸工，大半都是夫妇一同干活的，一年还挣不到一百块钱，虽然吃是吃公司的，你们就想想看吧！至于工钱便宜的，象独身的女工，干一年才挣三四十块钱。“最便宜的莫过于白给”，可是当地的老乡买职工的粪尿，每年还得向公司按每一个人份交两块五毛钱呢！ 对付穷日子，我自信不比谁差，可是在琉球人面前我认输了。住是住在工厂后面空地上象货物列车似的一排排连檐房子里，哪怕一家有八口也只有一间四铺半席大小的房间。饭呢，是在肮里肮脏的公司食堂里一道吃，最初半个月左右，因为太臭太脏啦，吃的又是糙米，我简直就没有办法下咽。 可是琉球人却干得很上劲。早晨六点上工，晚上七点收工，整整是十三小时工作。尽管吃糙米，男的女的挤在一起囫囵个儿睡，可是那些女工干起活来，那份头脑的细致劲儿就不用提啦。——大岛绸的织机跟普通的完全不同，光是梭子，织便宜货的，要使用十五六根；织值钱货的，得能操纵三十根以上才行。她们绷紧着消瘦苍白的脸，一根一根地来往投梭的那种漂亮灵巧的手法，你在旁边看着简直就不能不感叹称绝。就这样，她们一年才挣三十块钱或四十块钱，而且一声不响地闷着头干。——我虽然也受过残酷的剥削，现在也还受着剥削，可是看了这些比自己处境更惨的人，不知怎地，就觉得鼓起一股劲儿来了。 当然，促使我变成这样的，还有一个叫作松田的人，他是这个工厂食堂的烧饭的火伕，是个年轻的琉球人，看样子很有学问，说话带点东京口音，虽然他极力不想使人听出来。我和他已经很要好以后，问他：“你在东京呆过吗？”他还不肯露相呢。后来，据他告诉我说，他是在东京的学校里从事阶级运动被开除的，回了一次家乡，以后又托朋友介绍到这个工厂来当了火伕。看去，很象一个公子哥儿，也不象混不上饭吃的样子。最初我只是想：真有这种好事之徒呀。不过，他倒是一个很豪爽、很有丈夫气概的年轻人。 我和这个人常常一道溜出宿舍，在离工厂五町左右的黑麻咕咚的海边上遛弯几。海的那边，有我的家乡，也有松田的家乡琉球岛。有一天晚上，我跟他说了说我爱上的女人被人卖了的事，和我那个酒鬼老子临死时的事，过了一会儿，松田说：“都一样啊。不管是琉球还是内地，无产阶级都被那帮家伙捆住了手脚啊！”无产阶级这个字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你们哪！”哦，我要是叫人捆住了手脚，那么捆的人是谁呢？再问他，嘿，这个烧饭的火头军，却嘻嘻地笑，说：“好好想一想嘛！”谁捆住了我，捆住了无产阶级呢？这个问题粘到脑子里，那以后我就每天想开啦。 五 我爹为什么那样死啦？她为什么叫人贩子给带走啦？我为什么象条野狗似的，连个落脚安身的奔头都没有，非过这种可怜的生活不可呢？ 我每天光想这些啦。这些问题简直就粘到脑子里了。好象有一个看不清原形的庞然大物，在我眼前摇晃，我急于要剥开它的皮，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儿。早晨五点钟就叫人给轰了起来，十三小时的劳动，糙米，一个月三块零用钱——我啊，就是松田不去，有时候也在九点关灯以后，偷偷地跑到海边上，望着夜里的筑紫滩在想。 海风掀起微微泛白的浪花，在海的那面可以望见黑色的山脉。那一带就是我的家乡。我娘是怎样在对付那穷日子呢？四个弟弟妹妹，就是喝稀的，一天三顿都能喝得上吗？这么一想啊，眼泪可就没出息地掉下来啦。平常不大容易想起的那两个没有下落的哥哥和一个姐姐，这时候也会想到：他们也一定在什么地方象我这样淌眼抹泪呢。我爹，那个妞儿，一年到头哭丧着脸的娘，还有如果还活着说不定也在什么地方哭着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糙米，十三小时的劳动，脸色苍白、神色萎靡的琉球人和一起干活的工友们。——呆呆地望着海的那边，一想到松田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都被捆住了手脚”，就觉得心里怵然一惊。 那以后，我对松田就格外亲近起来了。松田是个亲切的人。他借给我各种各样的小册子，还给我解释我看不懂的字句。现在还觉得使我感动最深的是“资本主义的圈套”那本蓝皮的书。我在那半年里，完全着迷啦，就象婴儿刚睁开眼睛似地新奇地张望着周围；就象……怎么说好呢？就象二十年来积下的满肚子怨气，一下子都冒出去了似的。由于爹的急死，一时不辨东西南北，由于爱上的女人被人骗走，又受了很大打击，几乎象死去的老子似的变成一个流浪汉、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我，现在完全是喜庆更生、重见天日啦。 那以后，我跟松田就成了象从一个娘肚子生出来的亲兄弟似的“同志”。我们在工厂后面的公共宿舍里囫囵个儿躺着，光想怎样“首先行动起来”。这时候，同在染色部的一个叫作源藏的小伙子也跟我们共鸣了，同松田要好的一个琉球姑娘，叫做阿花——这大半是日本名字吧——的纺织女工，虽然道理懂得不多，但从感情上也跟我们站在一起了。于是我们四个人就每天开会。当时是在那么一个乡下地方，而且是除了资产阶级政党的竞选以外就不知道什么叫作社会运动的地方，我们虽然每天开会，可是工友们的兴趣并不大，而且松田也没有在工厂里搞运动的经验，所以我们的干法说来是很幼稚的。我们没有去注意顶要紧的就在身边的自己工厂内的工友们的不满，而是主观地光想着搞“罢工”。那时候，要是提出改善伙食、扩大宿舍、把工资增加一倍、缩短劳动时间之类的口号，哪怕是老实透顶的琉球工人，也是会站起来的。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可惜我们没有那样作。 穿白颜色的单衣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海边松原公园的一条长椅子上聚会。最后到的是松田，他抱了一捆传单来。不知是在什么地方用誊写版印的，印得很清楚，大概费了不少劲吧，本文是用琉球文写的，旁边附有日文的解释。因为纺织女工们都不懂日文呀。可是，费了好大劲印出来的传单，内容却象方才说的，很主观，只是一般地提到厂主发了大财，我们应该组织工会，举行罢工之类。源藏和阿花的任务是在公共宿舍和家属宿舍散发传单，松田和我的任务是把传单带到附近的纺纱厂和食品精制工厂去。总之我们是用上了全副精力的。进行得也很顺利，谁也没有被捕。第二天早晨，我们都在磨拳擦掌地等待着结果，可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工厂里就好象根本没散过什么传单一样。 我们可泄气啦。第二天晚上又集会到海边公园商量了一番。四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要紧的地方，都没有想到应该就工友们的具体不满去提出问题，反而决定把工厂设备的不完善和工人待遇的低劣写成传单，散到街上去。说起来很可笑，不向最关紧要的工友们去宣传，却跑到大街上去啦。 但是，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以为这就是政治宣传。我们作了分工，我负责港町一带。拿着浆糊、刷子，胳肢窝里夹着传单，抱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干劲，不管墙壁也好，电线杆子也好，到处张贴起来，结果到底叫便衣的特务腿子给抓住了。进拘留所，这在我还是头一遭哩！ 那天晚上，松田也被抓来了，关在我蹲的班房的左面的隔壁。我有点悲观啦。因为头一遭被关进这种“猪圈”，心里没有底呀，而且因为开头硬顶了一阵，又挨了一顿狠揍。…… 可是，我和关在同一个“猪圈”里的一帮人一点点熟识起来了，饭虽然只有一大碗，可是比工厂的糙米却好吃些，身体固然不大自由，但也乐得悠闲，而且也学会糊弄看守警察的窍门了，所以觉得这个地方也不是那么坏了。正好还有三四天我们的拘留期限就要满期的时候，关在一起的一个当地小流氓，从厕所回来，说旁边的“圈”里又来了两三个暗娼。方才也听到了一点哭声，暗娼在这里的出出进进，这以前也有过两三次，我并不觉得格外稀奇，可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好作，虽然并不想去厕所，却也故意跟警察说了一番好话，请他打开门，我就借着这个由头去看那些暗娼的面孔去啦。去的时候，因为光线很晃眼睛，没看清楚，回来的时候，又扫了一眼，我不由地叫喊出来了，三个女人中间，紧靠这面坐着的那个不就是阿关吗！真没有想到，原来她还是呆在这个地方的啊。 对方听有人喊她的名字，也诧异地向我这面转过头来，开头光是显得很吃惊的样子，大概是没有认出我来；接着却作出哭咧咧的脸相，“啊”的一声站起来了。然而我们就这样分手啦：正象俗话说的“乌鸦叫，两分飞”。以后我被挪到另一个“圈”里去了，而且第三天我就和松田一道被放出来了。 驱逐出境；家乡嘛，我也不想回去；于是就拿工厂开除我们的时候给的一笔钱当了路费，和松田两个人一道跑到东京来啦。后来进了现在的工厂，参加了大家的工会，现在正跟大家一道进行着斗争。大致情形就是这样吧。 那以后又见到了那个女的吗？没有，就是那么一回。想写信也不知道地址呀！可是，受侮辱受损害的无产阶级妇女也不只是她一个啊，我有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我跟大家一道进行斗争，就是在救我那下落不明的哥哥姐姐，就是在救家乡的我那哭丧着脸、也许现在正在挨饿的老母亲和弟弟妹妹，同时也是在继承我那死去的父亲的“遗志”。 约一九三〇年
效率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工人小说->〔日本〕德永直 效率委员会 一 “嘎啦啦啦啦……” 顺着K印刷厂院子当中的过道，一辆往轮转车间运卷筒纸的手推车飞也似地冲过来。三合土铺的车道又平又滑，何况是往回放的空车。“让那帮臭娘们儿摔它个仰巴叉吧……” 年轻的勤杂工，从五六丈开外看到聚成一团的女工们，突然加起劲来。 “嘎啦啦啦啦……” 十多个年轻的女工，把“回字”的活儿扔在一旁，正在跳绳…… 哎嗨，哎嗨，黑道走了第三遭呀…… 她们把大盘（装拼好的活版的家什）扔在车道旁边，完全跳得入迷了……绳子越摇越快，她们也飞鸟似地喘吁吁地越跳越快……“哎呀，不好！” 手推车冲到她们的紧跟前了。背朝后摇着绳子的一头的女工这才看到，发出一声尖叫，就连绳子带人一起拉着跑开了，绳子缠在抱成一团乱拥乱挤的女人们的腰上，脚上，还有红色的围腰上。“哎哟……” 跑慢了一步的两三个女人，绊到车道的铁轨上，脸朝着地面摔倒了。 “真——缺德！” 手推车象预定好了似的，在间不容发的地方突然刹住了。 “真是……真是……” 女人们吃惊地爬起来，话也一下子说不出来了。年轻的勤杂工一看，马上披头盖脑地厉声喝道： “留点神！呆鸟！” 可是眼睛却在笑。女人们反挨他倒打一耙，满脸通红地发起火来： “真是干得出这种缺德的恶作剧呀！你这个红鼻子！” “红鼻子”，这个年轻的勤杂工最忌讳人家这样叫他。挤到最前面，工作服前胸上别箸一枚红色的工厂协议员徽章、头上挽着个银杏髻的女工也最知道这个效果。“喂，你看，出了这么多血不是？” 在褂子上面系了一条围裙的小胖子，一瘸一拐地爬起来，掀开衣服露出擦破的膝盖，直伸到勤杂工的脚下去。 “这个家伙总是这么胡闹。” “就是嘛，就是嘛！” “红鼻子乡巴佬！” 她们仗着人多势众，把勤杂工团团围住。 “他妈的！” 拿着绳头的大眼睛姑娘，悄悄转到霄后，照着勤杂工的脑袋，用绳子就抽下去。 “喔，好疼！” 勤杂工用满是老茧的手掌捂着脑袋夸大地叫喊着，心里想，大概把她们惹得太恼了，脸上浮起了苦笑。 “道歉吧！” “道歉！” 她们得理不让人，一大堆手，在勤杂工的肩头推推操搡。勤杂工忽然灵机一动，发疯似地喊道： “走开，走开！象你们这样净在工作时间里玩，所以才成立什么效率委员会哪！走开，走开！” 她们一齐笑起来： “效率委员会……哈哈哈哈！” 趁她们在笑，勤杂工瞅了一个空子就把手推车一溜烟地推跑了。她们的笑声还没有停住，一个女工慌忙地拉了一下别着工厂协议员徽章的那个女工的胳膊：“喂，阿君！头儿（工头）从楼上看着哪！” 真的，在她们头上的厂房窗口，头儿露出他那个象叫暴雨浇过的冬瓜似的秃脑袋，正在满脸秋霜地瞪着她们呢。“还不开始干活吗？” “是啦，是啦！”她们有点不好意思地各自在干活的地方蹲下了。 “头儿把咱们当成捣乱分子，每天撵到屋外，光让干这种活儿，多少磨点洋工还不是应该的嘛！是吧，阿君……”擦破了膝盖的小胖子朝那挽着银杏髻的姑娘说。“干么一个劲儿啪啦啪啦地直搧乎啊！噗！……” 大眼睛姑娘怒冲冲地站起来。旁边一个女工端着大盘直簸，每一颠簸，灰尘就簌簌地落到头发上来。 “可是阿君，要真是成立起效率委员会，咱们可不能这样安闲自在啦，是吧？” 头发烫得弯弯曲曲的女工探询似地问道。可是阿君哼哈地没有回答，她正在想她情人的事。 “用不着害怕。到时候……”阿君旁边的小胖子把话碴接过去。她的声音粗得不象女人。“到时候，S工会会拿出全部力量进行斗争。列宁说……”小胖子的声音越来越粗，她把拣出来的铅字还回到“字盘”上，每一扬手，就把大盘咚地一敲： “我们的列宁说，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失去的只是锁链……” “真能吵吵啊，你这个人……”旁边一个耳朵有点毛病的女工照着小胖子的腰捅了一下。 太阳出来又落山， 监狱永远是黑暗。 阿君摇着头唱了起来。别的女工也跟着一齐唱起来： 看守不分昼和夜， 站在我的窗前。 愿意监视，你就监视，反正逃不出牢监。 这是她们对头儿的一种示威。 中间过道的两旁，各科、各车间的门口都贴了几十张各种颜色的传单，红的，黄的，绿的。“支持唯一的无产政党”，“募集为《无产者新闻》购买轮转机的资金”等等。左边从第一到第四平版印刷车间，右边从第一到第四整版车间，各个门口都是一片壮观景象。尽头的轮转印刷车间那座威严的砖建厂房门口，贴了一张特别大的传单，上面写着：“做好准备，打退资本攻势！”这更是别有一番气象。从厂房屋顶的窗子透进来秋天午后的阳光，高速度轮转机在回转，灰尘蒙蒙飞舞。穿过轰轰隆隆的噪音，歌声响亮地传过来。 告示 兹决定×月××日于铸造科第一车间召开效率委员会。希各科、各车间协议员该日工作终了后于该车间集会。 总务科 在贴着这张告示的轮转印刷车间的揭示牌下面，七八个男工东倒西歪地在那儿休息。轮到他们接班还有一点时间。“我们……” 一个黑脸膛、穿一件让黑、红油墨弄脏了的运动背心的小伙子，跳到卷筒纸上，使劲地挥动着手，吵嚷开了。这个小伙子叫虎公，他正在练习演说。可是别的男工，依然躺在或者坐在纸上不动，可怜竟没有人理会他。 “我……我们……” 他是工厂协议员，所以在效率委员会上不能不说上一通。昨天夜里，在工会的效率委员会对策协议会上，听了执行委员长永井的演说。“我们……怎么样啊？”有人打趣他，对他连看也没看一眼。 “我们要求工厂管理权！” 他真象是他们的亲爱的斗士，摆开架式，把右手从肩头直劈到大腿间，一口气说下去，可是底下却找不到词儿了……“可是……然而……” 硬是找不到汉语的词儿。制版科的协议员比他们知道的汉语就更多。永井的话，意思都懂。他说的是：在现在这种形势底下，即使获得工厂管理权也没有办法。工人阶级在经营管理技术上，跟他们还不能相比。我们要紧的是要在工厂协议会或者效率委员会上，掌握足以牵制公司的资本主义发展，足以牵制营业上以及利益分配上的决定权的权力……“可是，我们把工厂……” 虎公高高扬起右手，直翻楞眼睛。 “加油！协议员！”一个坐着的老工人给他鼓劲。 “把工厂就是接过来，也没有办法……”虎公把眼睛一闭，果决地把话冲出口去。 “别说大话啦！” 一个躺着的家伙在他脚下喊道。虎公真的生了气。别的男工一齐笑了起来。 “喂，虎公……” 这时候进来一个“大小孩”似的穿着工作服的人。这个小个子，看去仿佛是个恶作剧的好手，但仔细一看，又象有三十多了。“下来一下！” 虎公还在鼓嘴膨腮。那个小个子，他是工厂联络员，拉起虎公的胳膊就走。 “有点事……” 到了厂房外面，把虎公拉了出来的联络员，踮起脚尖，趴在虎公耳朵上唧咕了一阵。唧咕完之后，虎公问道： “纠察队是干什么的？” “就是要对方才说的那些右翼家伙……”联络员黄鼠狼似地张望了一下四周：“例如，对远山那种家伙……的行动进行监视呀……”“远山？” “是呀！那家伙过去曾经是我们的光辉的领导人。可是现在他完全躺下来了……”联络员用急促的调子接着说，“现在是非常危险的时候。知道吗？以为我们是S工会所掌握的工厂而放心大吉，那就要坏事。公司由于经济界的不景气，屁股坐不稳啦，简直变成了疯狗。这次的效率委员会，他们也是指望靠两三个右翼痞子无赖制造分裂。所以说，在这种危险时机，远山有可能变成反动。”虎公不作声地听着。 “那么……你那科，这种家伙一共有多少，五小时以内，请你告诉本部的永井。知道吗？效率委员会一定要决裂！”“这么说，要准备斗争？” “对！公司方面的效率委员会提案，本来也就是准备斗一斗的提案。” 歌声夹杂在轮转机的噪音里飘过来。 虎公怒吼似地答道： “好！干吧！” 二 晚秋的早晨，上工的电铃在空气中震响。 两千名工人，生气勃勃地从南北两个便门蜂拥而进。在这个工厂，便门左近根本看不到门卫。 可是工会散传单的人，每天早晨却站在那儿，散布红的、黄的纸片。 “喂，喂！你，看不见传单吗？” 匆匆忙忙想空手走过去的人，一被叫住，就又忙忙叨叨跟背后拥过来的工人挤挤撞撞回头去接传单。 “对不起——嘿，来啦……” 传单是工会对于效率委员会表明态度的声明。 ……我们必须避免故意降低生产效率，以免迫使公司方面出于穷鼠反噬。因此我们声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公司方面的效率委员会提案。——然而，经济界现在正从大战以后的胃扩张急速转向胃痉挛。我们必须密切注意效率委员会提案背后的阴谋。…… 他们把传单塞进衣袋，女工们把传单放进外褂的肥袖筒里一齐涌进工厂。 男人都穿着干干净净的工作服，女人们脸上也都多少恢复了血色。这是大正十三年的大罢工以来，他们用自己的力量争得的果实。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作为拥有一万印刷产业工人的S工会的会员，他们在左翼工会的摇篮里受过两年训练，而在过去的这两年中间，他们正是天下常胜之军。 起来吧，朋友们…… 他们嘹亮高歌，拥到工厂门口的记时钟前面。一个个把出勤卡片插入庞然大物的电动记时钟打上时间。歌声仍然波浪似地扩展开去。 战斗吧…… 马达的皮带开始转动，各科的十二个车间马上淹没在一片噪音里，但响亮的歌声还断断续续地飘荡着。 可是耸立在十二个车间中央的三层的办公楼却相反，只有那里象一只偷吃的猫，鸦雀无声，看去仿佛连口大气也不敢喘似的。经理室里有六个穿西服的人。这是秘书、营业、工务、总务各科科长、监理和副经理。 经理坐的绿色大圈椅的背后，挂着生产指数图表，象是供在佛龛里的画像。 从本年度上半年开始，生产价格的红线，就象中了枪弹的鸽子似的陡然下落，而工资的蓝线，却象起飞的飞机一样直向上升。六个穿西服的人当中，副经理的瘦骨嶙嶙，和监理的面圆体胖，是一个最明显的对照。不仅外形，现在两个人的立场也是这样。到中午，经理就要来决定最后的方针。剩给有岛副经理的最后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点点。把彻头彻尾支持效率委员会的两三个右翼分子和赞成他的劳资协调方针的分子纠集起来，组成一派势力，是拯救他目前处境的唯一出路。虽说是副经理，除了同经理有一点亲戚关系而外，也不过是雇来的仆人一个。这个留洋回来的公子哥儿，由于头脑不灵，性格柔弱，加上过去两年中间经济界多少有些余裕，还剩有一点自由主义，于是就在这种背景上，成了一个自鸣得意的劳资协调主义者。若照监理说，S工会过去能够在这个公司扎下根来，公司陷入如此困境，全都是副经理之罪。 “如何？把远山叫来看看？” 监理对由于失眠面色苍白、正在把两手放在桌子上托腮沉思的副经理说。运用经验主义爬到今天的地位的监理，在任何场合，也没有忘掉“实权在于经理一人”。“赚钱的时候，经理，比如说，对劳资协调啦，共产主义啦，也不会说什么。这一回嘛……”监理不怀好意地向副经理的旁脸扫了一眼，心里说：“可就对不起啦……”副经理从桌子上拣起今天早晨工会散的传单，拿在手里摆弄，可是从这里也找不出什么希望来。他下了决心似地按了按铃。“把第二制版车间的远山叫到楼下的接待室来！” 应声而来的女仆，马上下楼去了。副经理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信。尽管他一直作了拚命的努力，可是劳资协调的地上乐园（这是他引为自负的），却要连根崩溃了。深夜加班的废除，最低工资的制定，工厂协议会的设置……他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曾尽了一切努力为乐园施肥，可是乐园里的花草却长出了荆棘的刺，剑似的芽……眼前一片漆黑。他已经不可能再坐在现在的椅子上面了。能够拯救他的地位的，现在只有成立效率委员会这一招。可是，如果工会不迅速右倾，这一招也很难实现。“远山来啦。” 副经理吃了一惊，抬起头来。远山！他的心情有几分开朗了。对，只要这个家伙点头，只要能够把这个家伙跟右翼分子拉在一起，效率委员会就一定能够成立起来。就这么办！副经理站起来到楼下去了。——那个家伙最近把工会的事情抛开不管了，据说，那个家伙跟左翼那帮人弄得很不愉快。接待室的硬椅子上坐着一个身穿工作服、满脸胡须的二十六七岁的汉子，脸色阴沉沉的。 “远山君……”副经理勉强作出一副笑脸，坐在他的旁边，“效率委员会能够顺利成立起来吗？” 远山那副颧骨很高、胡须很浓的九州人的面孔，跟别的工人们比起来，显得很没有生气。 “不知道。” 这个工人直筒筒地答道。曾经在大正十三年劳资争议当中，作为领导者受到工人重视的这个人，现在，在生气勃勃的年轻人看来，已经是完全躺倒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领导人了。他们正在跨过他躺倒的尸身前进。“你不能想想办法．让它成立起来吗？”副经理试探着说。他的声音甚至带有恳求的调子。如果此人举起叛旗，那么至少还有点希望。“我一直支持你们的要求，这点你是很知道的。所以，我现在的处境大概你也会了解，是吧？！”方才的那个女仆端了茶来。远山仿佛累得筋疲力尽，软塌塌地没有一点精神。 “我说的话，大家已经不听了。”远山不管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来。“而且第一，效率委员会的内容，除了一点点轮廓之外，不是还什么也没有告诉工人们吗？”副经理不吭声了。正象远山不知道工会的人，例如永井他们，怎么想的一样，副经理也不知道提案一旦失败，还有些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一切只有经理和监理才晓得。他们彼此不能不感到他们是被劳资双方的主流抛开了。远山和副经理分开了，他们的结合是那样容易破碎，甚至还不如一个朽烂了的蚌壳。检举、乱斗、穷困、坐牢、逃亡、患病。……远山对于什么都厌倦了。他只想老老实实地干着这份从学徒的时候就熟悉了的工作，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他捂着由于神经衰弱而感到发躁的脑袋，走到车间的走廊上来。四五个年轻小伙子，就在他的眼前，冲着他站着。 他没有注意，想从旁边穿过去。一个穿工作服的小伙子突然从左面啪地推了他一下。 “干什么？富公！” 远山扭回头来，冲着这个神乎其气的小伙子怒喊道。被他当面这么一喝，富公真就作出一副可笑的脸相缩回去了。“喂，远山，刚才跟谁会面来着？”一个没见过面、大概是工会书记之类的学生模样的人，突然凑到他旁边来。“什么？”远山气哼哼地瞪起眼睛。“跟谁会面，有你什么相干？你是干什么的？” 吵闹象要闹大。从两旁的车间，什么也不知道的人们闹闹哄哄钻了出来： “怎么啦？” “要打架，哪一个出来？” 乱糟糟地搅成一团，简直脑袋屁股也分不出来了。 “你们是永井的走狗吧？混账王八蛋！”他怒气冲冲地走进了车间。 三 在效率委员会召开之前，工会开始了肃清奸细的行动。 为了配合资本的攻势，不到二十人的右翼分子在工厂附近的小面铺的楼上开会，受到纠察队的袭击，被轰散了。乱七八糟的无政府主义的一派，刚一声明退出工会，也让纠察队干了一下，第二天工厂里就见不到他们了。纠察队在工厂墙外，工人住的连檐房子的角角落落，象疾风一样到处狂扫．。K印刷厂的周围，夜里也含有一股杀气。“告诉你别吵啦……”女的死死拉住暴躁的男的胳膊不放。 “混蛋……”男的想摆脱女的，可是没想到女的却蛮有力气。 “想要揍我？……好大的神气！纠察队怎么样？放开我！”男的把女的一只手拉开了，但这当儿木屐一滑却脱掉了。女的转到前面，替他捡起木屐，硬把男的按到长凳子上坐下来。 “你干么动不动就发脾气呀……”女的也喘吁吁地在男的旁边坐下，说。 周围很黑。这是工厂后面空地上一座小小神社的院内。女的是唱《底层》那支歌的阿君，男的是她的情人远山。“那么，我要离开家，那帮家伙该说我闻见风声逃跑了，是吧……小看了人！” “不要一下子就这么动感情嘛！”阿君始终很沉着。 “混蛋！这能叫人不动感情吗？糊涂虫！” 女的又慌忙按住想要站起来的男的胳膊： “别大吵大嚷嘛，人家听见会来的。” 不管内容如何，从旁看去，这的确也是幽会。 “你不这么扑腾，说不定他们还会找到这里来呢……”阿君回头望望稀巯的树木背后的灯亮，说。“没办法，那时候我也一起跟着挨揍吧。”“揍你？”男的讥讽地问。 “是呀……”女的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可是男的不相信。 “别说笑话。你对那帮害幼稚病的家伙来说，不是可以信赖的同志吗……开什么玩笑？”远山带点自暴自弃地顶她说。他从自己的话里，也深深感到了孤独。“哎呀，你？！”阿君只说了这么一句，就生气似地闭上嘴了。——这个人连自己的情人也不相信啦！ “哎……”隔了一会儿，她温和地说，“你累了！” “我？” “是呀！你完全累了，动不动就发脾气。”阿君用平静的声音，瞅着别的地方说。 “我没有累。我不满意那帮家伙的作法！” “你因为穷，因为斗争和工厂的劳动，脑袋和身子全都累垮了。” 两个人各说各的。可是男的那颗暴躁的心却一点点平静下来了。 “我没有累。可是那群害幼稚病的家伙们，尾巴翘得太高了……你想想看搞什么纠察队，我什么也没有干，却来钉我的梢……这群混账王八蛋”远山叭地吐出一口唾沫。“事情就是这样呀。从个人说，揍你呀，钉你的梢呀，根本没什么必要。纠察队那伙人，也不是跟你过不去呀。可是……”“怎么样？” “可是，从整个运动来说，事情就不一样呀对不对？（阿君颤抖着声音说）痛快点说，就是现在你远山这样一个存在，是成为问题的……”男的默默地听着。 “你作为十三年劳资争议的领导人，作为工厂土生士长的战士，打下了S工会的基础，这个功劳，谁都完全承认，比方说永井，他也是完全承认的。……可是今天，你抛开了工会职务，在理论上也跟工会干部对立，这样下去，在现在这种情况底下，工会觉得你非常危险，不也是很自然的吗？”“所以，就想揍我？” “先别发火。方才你挖苦我说：‘揍你？’现在是决定大势的时候，说这些干什么？我在这种时候跟你这样，非挨揍不可……”“那么，痛痛快快离开我不就成了吗？” “哎呀……”阿君满怀怨恨地朝着男的侧脸瞪了一眼，可是把气头忍住了。“我是相信你的呀，你不会变成反动……可是……”“可是什么？” “现在你还有太大的势力……你要是搞点右翼理论，举起叛旗，在现在这种时候，工会就会被分成两半！” 远山苦笑着自言自语说： “把我看得太值钱了。我已经没有这种气力了。” “对，对呀。你累了。把话说穿，你就是想要休息……对啦，不管谁怎样说，我都看得很清楚。可是……”阿君说了半截，把话打住了。“可是，搞运动的人是不能休息的，这就是你想说的吧？！哈哈哈哈！”远山无力地笑了。 阿君低下了头。 停了一会儿，远山象打哈欠似地叨咕说： “前进，或者死亡吗……” 凉飕飕的风，穿过地势稍高的这个神社的院子。阿君找不出话来对这个男的说。 远山猛地站了起来，说： “好，我去见见永井！” “哎呀，这可太好啦！”女的高兴得声音都发颤了。“抛开感情……你和永井不也是老朋友吗！” 可是远山还气哼哼地冲着跟着想站起身来的阿君粗声粗气地说：“我一个人去……” 四 远山怒冲冲地拉开工会堂屋的纸门。 迎面的八铺席房间里，闹闹哄哄地挤满了一屋子年轻人。他们正在谈什么，一看见远山的脸，他们都好象吃了一惊，一齐站了起来。“永井在吗？”远山冲着那些年轻人说。他们的神气都好象在问：“你干什么来啦？” “楼上！”一个人懒洋洋地答道。 远山闷着头，咚咚踏响着楼梯到楼上去了。顺着走廊，第二个门就是干部室。他使劲地敲了敲门。 “谁？” “远山！我要见永井！” “呃，远山？” 门没有开，第二次的声音是永井的。 “……” 门开了半边，一个瘦削、细长的人探出头来，穿了一身浅黑色的夏衣，正是永井。 “有话跟你说，出来一下！” 永井仍旧没有吭气，静静地捉摸着远山的神色。然后才“嗯……”的一声点了点头，从屋里出来，把远山带到旁边一间屋子里去。这间屋子里，誊写版和纸片散乱得到处都是。两个人就在散乱着的纸片中间面对面地坐下来彼此都倔哼哼的。 谁也没有开口。 他们这半年来，一直处在互相敌视的立场上。这样促膝对坐，说实在的，这还是几年来头一次呢！七八年的交情，现在被一个什么东西隔开了。空气有点异样。 背后的纸门哗啦一响，好象有谁要进来。 “不许进来！” 永井扬起脸来大声喊道。他那神经质的苍白面孔，看去比远山还显得苍老。不想放旁人进来，永井的这种心情多少渗进了这里的沉重的空气，可是远山的顽固执拗的情绪还未为所动。“纠察队是干什么的？”沙哑的声音从远山嘴里冲了出来。可是对方没有作声。 “想要揍我吗？”远山的声音里满含着怒气。 “……”永井铁青着面孔，依旧默然不动。 远山一点点往前凑去。这时候永井昂然答道：“对！只要你不是我们阵营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什么？”远山捏紧拳头凑近来。 “把话说明白，你要陷入右翼的泥坑，就不是我的朋友。” 没等永井说完，远山的拳头已经掠过永井的面孔。一缕鼻血流到永井的抽动着的嘴角上。可是，远山泄气了，而永井却依然很沉静，没有动。永井用微微颤抖的手拣起旁边的纸片擦了鼻血。远山突然变得灰溜溜了，光是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自己也觉得很难堪。远山猛地站起身来。“等一下……”这时候，永井把他叫住了。 “你——简直就象扑火的灯蛾一样！”永并镇静得叫人吃惊。苍白的脸上甚至还带着笑容。“你现在想要堕落下去，正在挣扎着，是不是？远山！”远山愕然一惊，这句话刺到了他的痛处。可是他仍然执拗地站着。 “你过去曾经是我们的光辉的领导人。究竟是谁把我这个喝大酒没出息的人引导到今天的道路上来的呀……” 可是远山却有点害怕回忆这些往事。 “坐下，坐下嘛……”永井硬要远山坐下了。“哎，告诉你，有岛副经理已经在今天的董事会被免职了！” “哦？”远山吃了一惊。 “资本的攻势？现在已经是摘下假面具，露出本相来了。一丁点的自由主义，也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他们要干的！一定要干！”永井的苍白的面孔，一点点泛出血色来。“你疲倦了，简直变成了扑火的灯蛾。可是现在没有闲工夫让你休息。他们会把你拉出来，不然，就把你揍躺下。他们在十二个车间里都安排了这样一批家伙。”远山把脑袋一点点耷拉下来。 “喂，握手吧。为了明天效率委员会上的斗争。远山……拿出你以前的干劲来！老兄……”永井伸出手去拉远山的手。“喂，把手伸出来，手……”远山伸出了一只手，却把脸背过去了：“谢谢你！这就好啦。跟你握了手，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要是面对面地看着，就好象要流出脆弱的眼泪似的。永井也转过脸去，用坚强的声音说：“喏，咱们只能曝尸疆场，此外没有别的地方” 五 下班的铃声响完之后，厂房一栋一栋地都先后停止了皮带的转动声。“全部下班”的红牌，在各个车间挂了出来，工人们都活泼泼地作好回去的准备，向门口涌去。但来到铸造科第一车间前面时，人群却象雪崩似地泛滥开来，形成了好几行队伍。过一会，队伍绕着这栋只有一层平房的厂房开始了游行。一小时以后，效率委员会就要开会。队伍越来越振奋，歌声压倒了他们的脚步声。“别唱啦！不许围在这里！”守卫们站在远处大声喊道。可是他们直到把他们的代表送进会场，一直没有停止歌唱。象从葫芦里甩出的芝麻粒似的，各车间的协议员，从队伍里跳了出来，一会儿就把宽敞的会场里的椅子占满了。在工厂协议会里，工人方面的代表和包括各科工长、事务所长在内的公司方面的代表人数是相等的。一共四十八人，外加一名没有表决权的主席。远山老早就占据了最前排的第二把椅子。永井却是快到七点钟的开会时间才在大后面露出他那细高挑的身子。会场外的游行队伍停了下来，歌声也止住，顿时显得安静了。关东地方评议会派来的代表皆见。睁大他那双圆圆的眼睛从队伍里向会场里张望。‘哦？”远山注意到最右面公司代表席位上已经不见副经理和另外两个人——有岛副经理系统的秘书科长和会计科长——而感到吃了一惊。永井也注意到了这点。——可怜的自由主义的毁灭。——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也在自己的阵营内部作了一番清洗和整顿。开会的铃声响完，厂房右首的门刷地打开，经理露出了他那肥敦敦的脸。又高又胖的经理，由三四个穿西服的人围着，声势威武地走了进来。“嚯，高岛屋——”工厂协议员席位的一角，有人踢地板，响起了笑声。 “请安静……”生得又矮又胖的监理，站在中央台子上，用威严的语气说。这工夫，给会场全部人员散发了两页印刷品。这是公司方面摊牌的提案和本年度上半年的收支决算表，还有各种工序的每人平均的生产统计表……“效率委员会现在开会！” 监理的沙哑的声音，穿过最后面的窗子，一直传到了黑洞洞的屋外。工人方面的代表们迅速地看了看印刷品。看到第九条——效率委员会的组成人数，他们吃惊了。各科工长、副工长二十四名，工人代表二十四名，另外事务所方面还有十二名。很明显，公司方面占了绝对多数。这跟公司早些时候宣布的表决权的分配完全是两回事……“各位看一看方才散发到各位手上的统计表以及收支决算表就会知道，公司现在完全濒于绝境。大震灾当时，大大膨胀起来的经济界，现在正在急速收缩，本公司所受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只要把大正十二年下半年的决算表和十五年度上半年的决算表比较一下，马上就可以明白……”监理用力地念起数字来。——胡说八道！——工人代表方面，互相捅着大腿，笑了。——连自己的老婆、上小学的儿子、刚生下来的吃奶娃儿不都是大股东吗？表面上的数字，当个狗屁！——总之，十二年度下半年，数字上的纯利润是十七万九千余元，刨去挪作下年资金部分，还可以分配一成的红利；而十五年度上半年，加上上年挪下来的资金，仅仅能分出三厘的红利，照监理的话说，这不过是蚀老本的名义上的红利而已。“所以，又要恢复半包工制，让咱们工人象暹罗鸡似的互相斗来斗去！”在前排五六个人聚成一团的女工代表席，阿君用旁边都能听见的声音说。——简直把人当成了傻瓜！——“而且，下半年还包括一个淡季的夏天，所以想填补上半年的亏空是完全不可能的。” 营业科长、工务科长等感到自己有责，在经理面前都鸦雀无声地坐着。但工人代表席依然显得很坚定。事实上，他们跟从前比起来，确是多少怠了点工。正因为废除了半包工制，他们才多少恢复了一点人色。公司提案提出的条件是：第一条、废除工厂协议会，第二条、恢复半包工制度，第三条、恢复深夜加班制度，等等。“这是什么？这不是回到十三年争议以前的状态了吗？” “对！这是挑战！” 几十只锐利的眼睛，象针一样刺向经理的脸。经理也不住地把他奸险的眼光扫向工人代表席。 “从统计表上可以看到，生产价格好象中了枪弹的鸽子一样，直往下落。这是因为工人各位不是为了公司的工作效率进行努力，而是为了工会的发展效率进行努力……”监理提高嗓门，单刀直入地挖苦说。坐在当中席位上的各科工长鼓起掌来。同时，工人代表席象捅了马蜂窝似的吵嚷起来。“住口！秃头！” “诡辩！” “到外面去！” 监理楞住了。“主席！”“主席！”工人们又把拿手的一招使了出来，完全封住了监理的嘴。 一个剃了和尚头的矮胖子站了起来。这是第一印刷车间的叫作近藤的协议员。 “监理把公司最近的营业不振，完全说成工人们的责任。请问印刷、整版的单价也跟十二年当时一样吗？” 一下子就把监理搞成被动了。 “不，比那时候降低了大约三成。” 和尚头的矮胖子马上跟踪追击下去： “那么，公司的营业不振，怎么能说是我们的责任呢？” “可是，各位的工资一点也没有降低。简单地说，要么各位就要把工作效率提高到跟各位的工资相称，要么就得把工资降低……”工人代表们瞪起了眼睛。——这个混蛋，越追击，越说起古怪的话来了！—— “降低我们的工资？可是日用必需品的价钱不是一点也没有减低吗？”近藤满脸通红地怒喊起来。“这不是本公司的责任——”监理得意地顶了一句。这真可以算是一句漂亮的答辩。——可是这回别人不答应了。“混蛋！” 近藤还站在那儿怒喊，可是背后又冒出了几个人的声音： “主席！” “主席！” “为什么一定要废除工厂协议会？”这次远山站起来问道。监理坐在那儿想要回答，他给拦住了。“我们不相信满嘴谎话的监理。好在经理也在这儿，请经理直接答复……”“对，让经理说……” “经理，怎么回事？” 黑洞洞的窗外也喊了起来。工人们虽被命令散去，可是仍留在会场周围没走。 “这是因为……远山君！”经理大模大样地站起来，走到讲台的下面，象仇人似地死盯盯地瞪着远山的脸，说，“……和效率委员会重复……”说完，摆动着条纹裤子的笔直的裤线，经理就想离去。 “那么，为什么不把效率委员会的表决权和工厂协议会搞成一样？” 经理的态度已和平常不同，现在是完全摘下假面具了。他停下来，扭回头去，虽然还强自镇定，但声音却很激动，顾左右而言他，说：“这个公司，不是你们的。我不能让它永远成为S工会的巢穴……”“什么？”远山发火了。 “住口！” “经理蛮不讲理！” 工人代表席又闹哄起来。远山用几乎喊破嗓子的大声怒吼道：“那么我们就不赞成效率委员会！” 但经理没有答理。工人代表们跳着脚吵嚷起来。窗外的怒骂声也暴风雨似地越来越高。 “不赞成效率委员会！” “反对恢复深夜加班！” “反对恢复半包工制度！” 在怒号和喧嚷声中，永井闪亮着眼睛，没有失去冷静。——来了，而且是迎头来了。但什么东西使经理敢于这样挑衅呢？危险！这样下去不行！——他站起来要求发言。“紧急动议！” 他提议召开小组委员会，由工人方面和公司方面各出七名代表，立即就这个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他的眼睛连一瞬间也没有离开经理的脸。——妈的，看你们有些什么花招？动议以多数通过了。 六 选拔出来的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们，在群情激昂的混乱里面，走进了办公楼楼上的会议室。工人代表方面的委员是永井、远山、高木、近藤，另外还有三个人。他们在会议室的门旁停下来商量。“决不能性急，知道吗？咱们为了识破那帮家伙芦葫里卖的什么药，也务必要冷静……”“哎呀！那个家伙是什么人？”这时候突然看到了什么的近藤用手捅了永井的背脊一下：“看，刚刚走进那间屋子的，没错，是警察！我看见指挥刀了！”可是大家回过头来的时候，近藤所指的那扇通向经理室的带有黑把手的门，已经紧紧关住了。 “不要怕！”永井推开对面的门，领头走了进去。公司方面的委员，各科科长加上监理一共七名，已经背靠着经理室并排坐在那儿。工人代表们坐到对面，靠窗户的这边……稍稍离开一点的地方，坐着经理，他旁边是一个没见过的年轻的绅士……“这位先生是谁？没有关系的话，希望他退席……” 远山坐在那里直冲冲地说。那个绅士却也毫不客气地自己站了起来，说： “我是印刷同业公会的副组长铃谷。请允许我旁听。” 大家都吃了一惊。——哦嗬，这就是为十二公司协定奔走的那个家伙呀！——远山又说道： “那么，我们也要请一位工会的代表来列席旁听……” 那个绅士脸上浮出尴尬的苦笑，说： “可以吧！这是合法的。” 皆见慢慢腾腾走了进来。这个脸相很凶的庄稼汉出身的人，把永井叫到一旁，说： “铃谷在这里，那就一切都很清楚了。不要犹疑啦！” 十二公司协定——以东京市为中心的十二家大印刷公司的联合协定——其内容就是降低职工标准工资、统一制品单价标准、废除深夜加班额外津贴，等等。他们职工每天被钉在工厂的三合土地面上十小时到十五小时，而在背后，这十二家大公司的绅士们却从半年以前一直商量着这个协定，协定差不多就要签字了。“知道了……”永井点了点头。“什么东西使经理敢于这样作？”这已经象银幕上的说明一样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了。工人们不知什么时候又拥到办公楼周围来。“反对恢复深夜加班！”“反对半包工制度！”喊声从窗外飞了进来。突然，只听哇地一声喊叫，接着就乱嘈嘈地好象有许多人激烈冲突起来。“怎么回事？” 皆见和靠窗户的两三个人回头一看，原来以五六个穿了制服的警察为中心，正在展开一场逮捕和反逮捕的争夺战。“这是非法的！”年轻的近藤变了脸色，想要冲出去。 “等等，不要性急！”力气很大的皆见紧紧按住近藤的左腕，低声说：“别吵！斗争在后头哪！” 永井强自捺下心里烧起来的愤火和焦躁，平静地说： “监理，我们大家的意见是这样：我们对于支持公司方面提出的效率委员会提案没有异议。但是我们认为，效率委员会的表决权的分配应该和工厂协议会一样；其次，废除工厂协议会、恢复半包工制度等等，应该在效率委员会成立后，在该委员会进行协商，有了结果之后再行决定。就是这样……”监理没有作声，却把脸转向经理，去察看经理的颜色。意外地，经理旁边的绅士慢条斯理地摇了摇头。这个刚刚三十来岁的潇洒的西服绅士，吸引了远山等的惊奇的注视。“那结果是一样的……”监理说。 远山把一只手支在桌子上，探出脸去，说： “怎么是一样的？我们是支持效率委员会宗旨的嘛……” “不要妥协！”突然窗外传来了怒喊声。“反对恢复包工制度！”拥上前来的工人们的喊声，又象暴风雨似地响了起来，接着又开始了嘈杂的乱斗。“经理！”永井站起来招呼道。“经理把公司陷于营业不振的全部罪过，都想推到我们工人身上。公司的提案，就是对我们宣战的战书。比方说，恢复包工制度，那么不久的将来就会引起人员过剩问题。……经理，我代表两千名工人向你质问。你是不是想关闭工厂？”永井每句话末尾都带些颤抖的声音，在屋子里回响。有两三个科长慌忙离开椅子，象给经理保镖似地站到他的周围去。可是，经理没有马上开口。监理欠了欠屁股想要说什么。这时候，那个绅士又慢条斯理地站起来，用威胁似的口吻对经理和监理说：“很遗憾，这个公司的原案如果不得通过，那么我只好向公会报告：从十二家公司协定中暂时把贵公司除掉。”经理愕然站起身来，一面抽搐着他那苍白的脸，一面用沙哑的声音向工人代表们怒吼道： “这个公司是我的！知道吗？公司的原案一个字也不能削减。明白吗？……” “什么？”远山和近藤已经不能自制，冲到经理面前，举起拳头怒喊道： “好，罢工！” 突然，监理也把桌子嘭地一拍，喊了起来： “明天开始，马上临时停工！” 这时候，皆见凑到那位绅士面前，说： “好！那么我也象你一样，要向全国评议会二十万工会会员提出报告……” 工人代表们离席而起。他们拥向另一间屋子的时候，前头的永井忽然仰面朝天倒下了。 “呕！”大家不禁一齐叫了起来。一只粗大的手掐住了弯成弓形倒下的永井的脖子。 “晤，暴，暴力团！” 永井断断续续地喊道。朝者掐着永井脖子的那只大手，皆见象皮球似地弓起腰来，箭也似地蹿了过去。“他妈的！”远山一面脱掉上衣，一面跑向窗口，放开嗓子喊道： “谈——判——决——裂！” 窗下，顺着黑黝黝的院子里的中间过道，象胶粘的液体似的，乱拥乱挤的工人们压了过来。他们中间，也响起了呼应的喊声。“谈——判——决——裂！” 远山又喊了一次，就象飞鸟似的翻回身来，朝着被暴力团围在中间奋力苦战的自己一伙的委员们的乱斗的一团，猛扑过去。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
眼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工人小说->〔日本〕德永直 眼睛 “我说你呀，这会儿还是上久尾家（亲戚）躲躲好！” 妻子阿初在利平枕边一再劝说。利平被罢工团打破了头，阿初着实吓坏了。 “什么话！糊涂！凭咱能逃跑？……哎哟，疼！……” 利平把眼睛一磴想跟老婆发作，可是头上扎着绷带的伤口一抽一抽地疼起来。 “可你……”阿初就象被什么追赶着似的说，“你不知道，罢工团今儿早上又来了一帮子不三不四的家伙，说要你的命就要你的命！哎，那边乱乱哄哄的，你听见没有！”利平怎么会不知道！他每根神经都象气象台的风标一样跟着邻院罢工团总部里发生的一切响动转。 唉！岂有此理！我好歹还是个工头儿，公司放心，这批小子也信得过，我是几百号人之上的……让这批没良心、不通人性的小子吓得关门溜号？也太丢人啦！“别说啦！那批小子全是吃罢工饭的流氓无赖！能成什么气候？我不听！你给我下去，下去！” 阿初无奈，抱着娃娃站起来。可是她依旧放心不下，嘟囔道： “甭说我，就连孩子们也不敢上街！ “喂！到楼下问问警察，川村抓起来没有？” 一激动，头上的伤口更疼。也没法去瞧大夫，一圈圈扎起来的绷带上都渗血了。黑墙那边的光线射过来，自己一抬眼就看得见，一闪一闪的。“没良心的川村小子！从小待你的好处你全他妈忘光了！连我脑袋都给打破了！……等着瞧吧！抓进去可别他妈叫唤！”利平仰面朝天望着天花板，强忍着阵阵的刺痛。 从打公司关厂子，已经有四十天了。罢工初起那会儿，在印刷机都快生了锈的公司内部，利平他们几个工头儿凑在一起，声明保持“公正的中立”。不过没一个罢工团员信他的。可是到现在，利平这些人成了经理唯一的依靠。他们认为公司的命运也就是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了解罢工团里的温和派分子，也清楚团员里的种种弱点。他们开头的手段是“分裂”和“人情拉拢”，不过没有什么效验，所以这回又使出收买倒戈分子的手段来。但是由于罢工团严加防范，进行得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当。就在他们把四五个倒戈分子藏在卡车的货堆里开到公司附近的时候，卡车司机和化了装的利平被痛打了一顿。可是，工头们还是把亲戚本家送进来，象利平那种爷儿俩都在厂里上班的，就把儿子送进厂来。这样好歹凑了不到二百人的倒戈分子，一来是为了威胁罢工团，二来是为了开动开动机器，防止生锈。“你还是在公司里养着好！你那儿紧挨着罢工团，危险哪！”工头们也一再劝。可是犟脾气利平不干。他以为罢工团只不过仗着人多势众一时起哄闹事，还不至于把他的命要了。那天便衣跟警察护送他回到离公司不到二百米远的家里，在二楼养伤。现在是过了五六天之后的一个早上。阿初走上楼来说道： “听说抓走了！” “几时？昨天？” “昨天夜里。活该！不是玩艺儿！白眼儿狼！听说昨天晚上够他受的！” “晤——” 刹那间，利平觉得好象头上的伤口也不疼了。只觉得那头发长长的、一对聪明的小眼睛炯炯有神、象个社会主义者的川村，突然小得可怜巴巴的了。于是眼前又浮现出川村从十二岁起跟着他挨打受骂学手艺那时候的面孔。这次罢工，前天晚上抓了二三十个，十多天以前抓了一百四五十个。别看三千人的罢工团，在利平这些人眼里，谁胜谁败一眼望到底的。“等罢工过去，我给他们讨保去吧！” 等把他们保出来，再看这批小子是什么相儿！ 他觉得眼前突然有了光明。那些可以说是心腹人，从小养大的徒弟们，一个不剩全背叛了他。再没有比这叫他寒心的了。川村、高桥、斋藤、小野，还有其他十来个支持他最力的人，统统让工会争取过去了。然而自己现在却把罢工中的一切仇恨一笔勾销，还亲自作保，这对他们该有多大影响啊！” 他又想起还没有搞什么工会的时候，自己在那些可爱的手下人中间大模大样地坐下来祝酒的情景。 “整得那么凶？” 说着，利平从被窝里徐徐坐起来。 “怎么着？”妻子有点诧异地望着利平的脸。“你管他哩！白眼儿狼！” “晤，话是这么说，可……” 他一隻手摸弄着从妻子怀里爬过来的第五个女儿，一边望着从窗户缝儿里可以看得见的黑墙。 刚好这时候墙那边罢工团总部里高声叫起来： “万岁！万岁！” 看样子有五十多乃至百十来个人。 “怎么回事？” 两口子相对看了一眼。 “什么……” 阿初起身过去，提心吊胆地拉开纸窗隔着墙一望就愣住了。 “什么？怎么啦？” 阿初还是没出声儿。 利平也忘了伤口，把孩子一撂就站到阿初背后来。 从那儿看得见罢工团总部的后廊。从廊下一直到外间屋满是罢工团员，七嘴八舌，乱乱哄哄，看了个正对面儿。廊子上有十来个小伙子，也不怕这大冷的天，全脱了工作服，光着身子。 “裤衩也脱了吧，受不了！” 有人一边脱着就浑身挠起来，直挠得通红。 “好家伙，这虱子可不得了！” 系着红袖带的女工们，把脱下来的工作服一件件都扔到腾腾冒热气的开水桶里。 “哎，别这样，当着女的别脱那么光！” “不叫脱……哎，我说你们女的先背过脸儿去嘛！” “哈哈哈哈哈！” “嗬嗬嗬嗬嗬！” 连男带女哄然大笑。 “怎么搞的？这是干什么？” 阿初悄悄问利平。利平没作声。不消说，这是罢工团在欢迎今天早上从拘留所回来的罢工团员。 利平吃了一惊。按理说他们在黑屋里关了十来天，脸上怎么没一点儿苦相？全都高高兴兴的，简直全象凯旋的战士。欢迎的，被欢迎的，全那么兴高采烈地欢笑着。在冬天暖烘烘的朝阳里，似乎有一种蕴藏在青春活力之中的什么东西冲击着利平。十几个人裸体并排坐在廊沿上。有人低声唱起歌来，于是其余的人也高声跟着唱。这蕴含着强力的革命歌声猛烈地撕裂清晨凝冻的空气，音节铿锵地扩展开来……” ……人民的旗帜， 红色的旗…… 一个小伙子仿佛要跳起来似的抡着双手。阿初一见就失声叫了起来。 “呀！利助！瞧，是利助！” 阿初使劲拽利平的胳膊。 “什么利助？” 真的！不用瞪着眼找，就在跟前。就在那扯开嗓子高唱的光身子的人群里，有他心爱的儿子利助。 利平呆住了。 不会的！……他千真万确拿卡车把利助送进了厂子……可是，没看错，利助确确实实光着身子在那儿唱哪！ “大家穿上衣服，开饭喽！” 一个女工高声叫着，女人们七手八脚抱出饭桶来。烧秋刀鱼在盘子上翘翘着。 “这是怎么啦？” 利平简直要哭出来。妻子想隔着墙叫利助。 “蠢才！别叫！” 利平捂上妻子的嘴，没让她叫。 “快，躲开，拉上窗户！” 利平手拉纸窗的时候又朝儿子那边瞥了一眼。 这时候，利助正一边穿着衣服一边朝这边回头张望。不知道儿子是不是看见了他。利平只觉得儿子在注视自己。这双眼睛，这双眼睛……利平急忙拉上窗户。 “这双眼睛，跟川村的一个样！” 利平软瘫瘫地跌坐在被子上。 “你说，利助是怎么从公司溜出来的？嗯？你说！” 利平抱着脑袋一声不响。 利助这个人，从打罢工之前，一听工会有事，拔腿就跑了去。这回却乖乖地听了利平的话，被送进公司里。就凭这一条，现在想想也有点儿一反常态。“看起来呀，简直连爹妈儿女都无情无义喽！” 利平的喉咙就象塞住一样，只觉得脊背嗖地冒了阵凉气，或许是发起烧来了。 他把被子连头带脚往身上一蒙就合上了眼。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 那时候…… 当时他雇好四五个倒戈分子，让卡车在一条街的交通岗那儿等着，想再上另一个人家里去。拐弯的时候，猛地见到前边有两个童工。他心想正好，就叫了声：“喂，小三！小义！”因为他化了装，那两人可能没认出他来，转身就走过来了。等到一瞧出是他，冷冷地说了声：“是宫本利平！”一扭头就吧哒吧哒跑了。原来这俩小子是放哨的！平常他们对自己比亲爹还怕，还敬，这回竟然斗胆冲着自己叫：“是宫本利平！”当时，那两个孩子也是这种眼睛。当他催着卡车开到公司附近拐角的地方，猛然间从旁边窜出五六条汉子，上了司机台，自己正拉开架势准备打斗，这时候川村打破了司机台后玻璃窗，向自己一步步逼过来，当时那双眼……”“那双眼，连爹妈、恩人都杀得！” 利平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惧，浑身冒冷气。 “喂！收拾收拾，甭等天黑就搬家！” 利平先头那种自信心已经无影无踪了。此时，他局促不安地，只感到六神无主。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工人小说->〔日本〕德永直 马 我喜欢马。 最使我感到亲近的是驮东西的马。 我讨厌那种昂然作势、贵公子骑乘的毛色漂亮、骨架好看的马。因为它使我感到象是受了侮辱。 马里头也有性子很暴的马。还有动不动就发惊发疯的马。可是，劣马，我也是喜欢的。 样子可怜的马！ 悠闲自得的马！ 象暴君似的威风凛凛的马！ 放在旷野的马，有一种在都市里看不到的跟人亲近的地方。 马比别的动物有一对大得出奇的眼睛。马的深蓝色的瞳仁是很大的。 睫毛也长得能在瞳仁里照出影子来。当疲惫不堪，或者要走很远的路程的时候，它把睫毛眨巴两三次，大颗的泪珠就把瞳仁润湿了。看到马哭，也会跟着一道哭起来呢！ 我十四岁，弟弟十一岁的时候。 经常总是我跟父亲两个人去，因为父亲病倒了，所以只好由我跟弟弟两个人牵着马出去干活。 有一天，我们在夜里十点钟左右，装了满满一车冰镇的鱼，要赶到七里①外一个叫作“植木”的镇上去。 我们的马是一匹八岁口的枣红色小马。我拉着缰绳，弟弟打着灯笼，一同赶路。 出了镇子，走到野外的时候，弟弟象是累了。让他坐到载了货的车上去，我们不时哼哼着歌子，往前走。 那是漆黑的夜晚，天上一颗星星也没有。无边无际的旷野，是那样荒凉，住在城市的孩子无论怎样恐怕也不敢在这儿独自走路的。我们常常跟父亲一道走过这里，所以并不觉得那么荒凉。走了约莫三里路，天阴了上来，似乎要落雨。我叫醒在车上不知什么时候好象睡着了的弟弟，把货遮上了雨布。我和弟弟担心得不得了。前一天也下了雨，再下一场，金钉那道难关是不是走得过去呢？我们开始不安起来。 过了一棵松树的茶馆，雨哗哗地下了起来。 “糟啦！” 我不安地吆喝住了马，给马披上草席，防它受凉，一面抬头望着漆黑的天空，察看云行和雨脚。 根据父亲告诉我的经验，看到从西面和南面天上，一片黑云来势很猛地向只有一点薄云，还比较晴朗的这边直压过来，我想，这会是一场大雨。弟弟的褂子，我的褂子，一下子就湿得滴滴嗒嗒往下滴水了。雨衣；只有父亲的一件。我把雨衣给弟弟披上了，他正抱着大灯笼，身子向前弯着，为的是不让雨把灯笼淋灭。我一面想着“糟啦”，一面鼓起劲来，拍打着马的脖子，碰到坡道的时候，就“架架”地吆喝着。 最使我担心的是道越来越泥泞了。不是赶车拉脚的人大概不知道这种滋味，对我们来说，再没有比道路坏更叫人头疼的了。雨瓢泼似地越下越大。 时候虽是初夏，可是正当深更半夜，冷得沁人肌骨。 马好象也累了，不停地把脖子和脸凑到我的脸上，脚步也迟钝起来。 可是，这场雨也不象一两个钟头就能停住的样子，下的时间越长，金钉那道难关就越难过去，这样一想，就不得不拚命拉着马缰，嘘嘘喘喘地打马赶路。我怕货载变得太沉，没有让弟弟再坐到车上去。 “紧走几步，身子就暖和啦！” 我朝着弟弟大声喊道。弟弟在烂泥里，脚下不住打滑，可是也鼓起劲走着。但个子太小，脚一陷进深泥，身子就要栽倒，灯笼也就被他弄灭。“妈的，脚底下稳点！” 我性子很暴，虽然明知不对，还是猛地飞起一脚把他踢到一边去了。 终于来到我们赶车拉脚的人最怕的难关金钉了。 在离陡坡还有一百多公尺远的地方，我们把马停住，歇了一气。 “哥，不要紧吗？” 弟弟滚了一身泥，抱着灯笼，仰起脸问我。 “没什么……” 我给他打气说。随后从车子抽斗中取出镰刀，借着灯笼的亮光，割了一点草，喂给马吃。马好象累得很厉害，只是叼了几根草，呼呼地喘气。“哥，马累得够呛哩！” 弟弟看见马连草也不想吃，说。我摘下帽子从旁边的水坑舀起一帽子浑水，拿来饮马。 随后，我们也坐到车上，吃了饭糰。腌萝卜让雨浇得水淋淋的，已经一点味道也没有了，可是我们还是吃得很香。看到雨小了些，我又拿起缰绳来。弟弟拣来一根竹批，转到马的那面去。 “喂，加把劲啊！” 我拍打着马脖子，马仿佛点头似地浑身抖擞一下，猛地迈出了前蹄。 “架，架！” 我也把缰绳绑到车辕上，再挎到肩头，一同拉着。我想先把车拉上陡坡中间略平的地方。弟弟一面跟在车旁跑着，一面抽打着马屁股。路泥泞得厉害，几乎一半车身都陷进去了。狭窄而陡急的道路左面，稍微一拐，就是一个将近二丈深的悬崖，那下面是一片泥塘似的田。“哎，再加把劲就行啦！” 话虽这样说了，可是这时候，马也好，弟弟也好，我也好，却都累得几乎动弹不得了。 “加油！” 马拚命地拉，我死劲地喊。可是车子象被烂泥吸住了似地，一动也不动。 车上载的鱼，天亮以前送不到植木的鱼店的话，就没有用处了。 车子只动了一点点。 “架，架！” 弟弟哭咧咧地用竹批抽打着马屁股。 上坡上到十分已有七分的地方，马把两只前蹄一弯，跪倒在泥里，不动了。想把贷载弄轻一点，可是沉甸甸的货包，凭两个孩子的力气是怎么也卸不下来的。“畜生！废料！” 我发疯似地揪住马鬃往起拉，可是马象死了似的，只是摆动了一下脑袋，而弯下的两只前蹄却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力气了。“哥，怎么办哪……” 弟弟哭咧咧地抱着灯笼坐到泥里了。马把脖子伸到灯笼的亮光底下，可以看见它那大眼睛里满是眼泪。我忍不住跟弟弟两个人抱住马脖子抽抽噎噎哭了起来。 过了一个钟头左右，我们才得到也是往植木去的伙伴们的帮助，好容易越过了陡坡。真的，再也没有象马这样诚实的动物了。我现在看到拉货车的马，还打心眼里感到亲近。马不光会哭，也常常笑。可是在东京一带，会笑的悠闲的马似乎很少见。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 注①：一日里相当于我国7.8里。
囚徒们的旅行（君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二期 囚徒们的旅行 君衡 工场当中的消息最多，悄悄透露进来的紧张的战事空气，秘密地兴奋地激动起每一个囚徒的心，他们对于眼前不断受着的侮辱，都感到夷然不以为意了，他们都觉得前途已有了眩人的希望，只要时机一到—— 印刷工场里作工的囚徒，刑期都在五年以上，盗犯政治犯各占了一半，监狱里怕的就是政治犯，他们有一种神秘的活动使监狱当局感到头痛麻烦，他们并不欢迎政治犯做工，可是印刷工场是少不了政治犯的。 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成份还能够融洽，政治犯教盗犯识字，替他们排解为了一个香烟屁股的纠纷，和在向看守主任反抗时，作他们的策划和领导人。 政治犯忙着传递消息到别的监房去，忙着对于战事作分析、估计；讨论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的可能的变动，他们显然没有盗犯们那样天真，以为自己容易走得出这一座监狱的门。 盗犯们再也不能沉静了，一看见看守转过了背，便挤眉弄眼的互相打暗号，小三子的身子挺强壮，他在十六年打过上海的警察局，亲手释放过警察局看守所里的犯人的，现在他一回到监房，便兴高采烈，他说这一次“生路”来时，他要先把看守瘌痢头做掉了再跑。 “你脚上的镣呢？”L见他高兴得忘了形，提醒他说。 他不声不响地举起两脚，搁在铺沿上，攧了攧镣的斤两，向上勒了勒，勒到小腿肚，便勒不上了，再检看一下两只钉梢，铁铁实实，摇了摇，动也不动的。他沉吟了，可是接着又自己宽慰地说：“不要紧的，找块石头这样一砸……”他两手装着拿起了石头，向镣背面砸下去的样子，“咄，那面的钉便爆开了，我把镣挂在腰上，走到冷地方再弄那一只。” “小三子，别忘了我们一起跑。”胡子阿六热切地说。 “我小三子不作兴卖朋友，有生路了，他妈的大家走！” 看守的威风已没有了，笑语声渐渐响亮了起来，瘌痢头装不听见。 “今天不上工么？”第二天早晨，过了七点钟，还没有来开门，大家有些像热锅上的妈蚁，走不是，坐也不是了。生活一走出日常的规道，便容易使人焦燥的，焦燥中混和着期待、希望、忧虑、惶惑、“生路”、“？”、“？”。 纷纷揣测了一会，小三子们拥到角落上马桶跟头抽香烟屁股去了，政治犯L拿起了书，可是看不下去，工场停工，消息断了来源，生活便显得窒息人。九一八时候，他的官司还没有判定。他知道历史正在加速进行，血的序幕揭开了，新的“百年战争”要间歇地继续下去的，继续到新的时代来临。 沉在狱里的心是不睡觉的，六年的刑期，这似乎太长了，但谁知道呢，法官下判决的时候，总以为这个世界是不变的。 夜里在一室“难友”的呼呼的鼾声中，只有他和小三子听得漆黑的天空中有飞机在飞，飞的高度很高，但辨得出那是排队飞行。 小三子仰头向L打了个招呼，有意义地微笑了一下，狡猾而勇敢的眼睛中，透露出他的心事：镣，冲出去，做掉瘌痢头，“生路”！ L在系念他的妻，在这紧急的时候，接见是不可能的了。以后呢？谁知道事情会怎样演变，运命支配他，还是他支配运命？ 第二天，饭开得很晏，打开铁锈的罐头一看，不是夹有一半稗草石子的黄米饭，却是雪白的糯米饭，大家开心起来了，“妈妈的，今天过年，监狱长请我们吃好饭。”L说，这是囚粮起恐慌了，这句话点醒了大家，大家更是手舞足蹈起来，“我×他的姐，养不起老子，早些放了老子岂不省事。”小山东怨惋地说。 “别想吧，××人打到门口，看守跑完了，也不会放你的。”小三子有把握地说。 “一，二，三，四，五，……”窗外走廊上在报数，小三子迅捷地探头向外一探，意外惊喜地低下身子来： “看，看，偷饭鬼都开释了。” 七八个人缩头缩脑的都争着向窗外望，一壁又怕窗外的看守看见。 窗外真的在释放人犯：小偷、老枪、打架的、刑期六个月以下的，都在开释了。 “监狱长开开恩，把我们都释放了多好呢，放我们去打××人。”有谁喃喃地说。 “打××人，我第一个去，偷饭鬼放完了便轮到我们了！”小三子很是起劲。 “吵什么！”门上小洞口外面突然来了声大喝，那是看守瘌痢头，他的声口已没有平时那股子凶劲，但大家在积威之下，立刻沉默了，瘌痢头轮着眼望了望，走了。小三子扮了个鬼脸。 “轰……隆隆！”这一夜，炮声响起来了，先是断续的，后来竟是连续的，一下一下的静静数着，大家屏息着气，他们悄悄地对看着，无助的，无力的，四周的墙壁都压迫过来了，这枪，这门，这铁的大锁，显得比平常特别结实，显得对犯人们有深仇似的。怎么办呢？小三子也像失了主意。 第二天，乱嚷嚷中过了一天，炮声给人声掩住了，不大听得出来，只偶然在顺风的时候，一声二声的响着，大家听了一晚，这时也不感觉新奇了。夜了，大家又无可奈何的安排着睡觉。突然，隔壁一号的门打开了，沉重的铁锁，厚实的门，激起长弄堂很大的回声，也激起几百个囚徒期待运命的不安的心。 “568，掉号子！”是吴看守长的声音，他是专管掉号的。 568是政治犯。L的心紧张起来了，根据过去的经验，深夜掉号子是凶多吉少的。 “789，掉号子！” 789住在九号，也是政治犯。 “1078”、“96”、“54”，……门不断地开、闭，吴看守长不断地威喝着喊番号，看守推波助澜地催促着：“快！快！” 调走的都是政治犯，锵锵的镣声走过L住着的号子的门，狠狈地，仓皇地，两手抱着铺盖，抱着书籍。 L迅速地收拾起来，先把秘密的信件、铅笔头、纸片、刀片，胡乱塞进被絮里面，然后把筷子、书、衣衫、被头，打成一包。 L也调走了，临走和小三子们点了点头，他们眼睁睁地望着，紧张中的感情像有些麻木。 L走进了甲字监，那是一条最清洁的监房，监禁的多半是政治犯，管理也特别严格的。 “L！”“L！”认识的熟人都在那里了，从好多洞口向着他招呼。L忽促地走着，两手抱着的被包，不断的要溜下地去，脚上的镣一步一步的绊着腿。他来不及向招呼他的朋友回看，那里大声的叫，大声的笑，热闹得和节日一样，什么秩序都没有了。 进了监房，已经有五个政治犯和一个盗犯先在了，他们已得了消息，明天一早解杭州。 当夜钉好了镣，两个人品一副的，一个右脚，一个左脚。 喧嚷笑号了一夜。 天刚亮，十人一批的出去排队，再两个人一副的拷上了手拷，再十人一串的练上了链条。 六百多人连成了六七十串。 雪后的晴天！太阳的明亮对于顿久了幽暗的监房的囚犯，是太眩眼了，几个人晕倒了。 囚犯们钉住在地上不走，四面八方发出了呼声：“发钱，发给我们存在保管处的钱！” 这是一盘混账，囚犯们从来不知道自己存在科里的钱有多少，也从不知道开账买来的咸萝卜干是什么价钱，只约略知道自己从外面寄来的，和做工做来的钱，很快就没有了，打报吿查问是从不答复的。 监狱长亲自出马了，他大声疾呼：“难友们，我们为了你们的安全，送你们到杭州去，钱一个不会少的，到了杭州一定发给，现在来不及准备，请大家原谅！” “谁是你的难友？枪、手拷、铁链，你都替我们准备得好好的，偏偏我们的钱没有准备。”做过律师的C冷冷地一字字准确的说。 “对啊，对啊，”四面哄应了起来，“不给钱不走！” “诸位同胞，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现在××人和我们打起来了，顿在上海危险，我们送你们上安全的地方去。至于钱，监狱长欠你们的，自然得给，不过现在时候不早了，大家走路要紧。”司令部派来监送的副官莫名其妙的演说了一阵。 “什么大家中国人，××鬼上面打，你们下面打，顿在上海危险，你们为什么不释放我们？” 又是一阵乱吼：“发钱，发钱！” 钱是发不出来的，钱明明给吸血的监狱当局挪用了，头上远远有飞机在飞，聚集在这里的六百多人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大众给飞机吓住了，前面的“部队”便动起来了。 泥泞的残雪还留在冰冻的田野上，可是尖厉的风里已很有春意了，出了监狱的门，大家便唱起歌来，国际歌，少年先锋歌，尽着喉咙唱，喉咙得到了解放。监视的军队、保卫团、看守都不来管这些，政治犯纷纷把预备好了的秘密信，托保卫团丢进邮筒，他们都同情地帮忙。 西北角炮声响着，远远地地平线像在发吼。 装上了牛车，天黑时分到了杭州，车站全部戒严，一天没吃，一夜没睡的囚犯都迤逦下了车，女犯打头，大家不知道到哪里去，上了道，似乎整个杭州都哄起来了，路的两边打了道人墙，五步有一个警察，十步有一个兵护送着。政治犯又唱起歌来了，有几个盗犯也附和着唱，一路上的歌声没有歇过，六百人的长列组成了一个很好的示威游行。有的乘机和兵丁搭话起来，浙江的兵都是质朴的温台一带的农民，他们把知道的一些政治消息都尽量地告诉了出来，警察便不同了，问他们老是不声不响的。 这时，兵士已告诉了他们要到××寺才有得歇宿，路有十多里，老是走不完的。 支持不住的，都沿途倒了下来，倒了的解开了链子，把病的和不病的一起装上了黄包车，因为手拷和枪都是两个人品着一副的。 L是浙江人，可是没有到过杭州，他走乏了，也唱累了，他跟跄着，但他努力支持，头上的下弦月弯成了一道圆曲线，衬着暗青色的天，这清华的春夜，在招引着他，他享受着，呼吸着，陶醉着，一个人在月夜游衍，这已是青年期的过去的梦了，但在这难得的奇特的机会里，他不忍放过这一点对于月夜的爱好！ 朦胧中他看不清杭州的人，但那总是一样的，这里面有的是穷人，有的是富人。至于杭州的湖光水色，他很惋惜没有看得清楚。 ××寺是一座很大的寺院，这时已打扫了一所偏殿给六百多人住宿，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除掉冷的石板，合抱的红柱子，和头上飘忽飞着的蝙蝠。大家累乏了，但是看守还不给开锁链，没有法子坐下来。 在愤怒的抗议声中，链子手拷终于松掉了，可是两个人仍品着一副镣，坐的时候一道坐，走的时候一道走，撒尿撒屎一道撒。 杭州模范监狱里的“同道”们来尽“地主之谊”，轻轻的铁链锁着两个人，一前一后的抬来了开水，大家忍不住笑了出来，原来杭州监狱中的“同道”头上是留着一撮毛的，据说这是古之遗制，究竟上海“文明”多了，这一撮毛是带着不少故意的侮辱性的。 突然，从一只角落里有人怪叫了起来，原来拐子马似的连着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死去了，活人骇急了，他要求开镣，镣还是不开，活人就这样给死人带住了，一步不移的陪伴了一宵。 天天与死为邻的人，对于死是没有多大观念的，但本能的对于死的厌恶还是有的，那一只角落没有人跑过去了，模糊中只见一个横的一个直的轮廓，显得阴森怕人。 人是容易适应环境的，大家胡乱过了几天，也就安之若素起来。尤其是给不同的刑期不同的监房隔绝了的朋友们，又聚集在一起了，这是无上的幸福。共同信念与共同遭遇密切地把他们连系着，“同志”这两个字是一种特殊的字，它有特殊的连系，特殊的内容，特殊的感情。 政治犯的活动是没有时间休止的，“学术讲演”的小组成立了起来，意见的斗争开展了起来，六百多人的大冶炉当中，有酵素在蔓生滋长地发酵了。 欧阳的病一天天的沉重，他是未决犯，在水上警察厅当一名小小的书记，给人告了密，夫妻俩都吃了官司，八个月没有定谳，他的妻到了杭州移送到了女监，还不知道他在病哩！ 十天过后，已没有人的形象了，骨出，伛偻，不住呻唤，可是没有医生，没有药。 “妈的，漕河泾还有大锅药喝，这里大锅药也喝不到了。”原来漕河泾的病监不论犯人患的什么病，都给吃一种药的——略带着苦味的汤药，在一定的时候，每人给舀一瓢。 “哇哇”，欧阳在地上爬着打转，尿屎都撒了出来，他已不会说话了，只是“哇哇”的叫着，四围的人惨惨地看着他。L正走向角落去小便，看见他伸着手，像在向人求援，L想拉他起来，也许他是在要大小便了，但两只手一接触，L感觉得一阵滑腻，他赶快缩回手，这是在出“油汗”了，这好像是生命绞成的原质，从最后的临终的躯体上面挣扎挤压出来似的。 “L，他不懂得什么了，你拉他没有用的。”坐在一旁的谁说。 L仔细看了看他，知道他的神智已经不清，“哇哇”的叫喊只是由伤痛凝成的无意义的叫喊。 过了一夜，欧阳死了，在这样一种惨酷的死的前面，人人觉得自己渺小起来。 ※※※ 淞沪协定快签订了，囚犯们又由水路载送到了苏州，磨折疲困了的身子，羔羊般的顺从地上了特租的三只内河输船，小三子们知道“生路”没有来，L们知道在双重压迫下，他们还要抱着勇敢的忍耐心，为未来，为真正的斗争，去受监狱生活的假链。 一群肮脏的，头发胡子留得长长的囚徒，踉跄地塞满了苏州监狱的门庭，阶沿上站满了穿西装，穿绸袍，养得肥肥的狱官狱吏，不动情地望着他们的俘虏，他们的掌中物。其中一个摩登的，露着雪白的两只手臂，耸起了一对大奶奶的“小姐”，拿着一条红色的小手绢，掩住了鼻子，在囚犯们打从她面前经过的时候，娇声细气厌恶地骂了声：“瘪~~三！” 春天是过去了，犯人不大容易觉得到春天，接着来的是漫漫长夏，在那无聊的困倦的不变的生活中，要找些轻松的趣味燥燥脾胃，L总是用条手帕捏住了鼻子，半幽默半含仇地学着： “瘪~~三！”
马克思给柯格尔曼的信（林超真﹝郑超麟﹞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二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马克思给柯格尔曼的信 林超真﹝郑超麟﹞译 编者按：这些有名的书信，已译为专集，不久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兹征得译者的同意，允许我们在《动向》上择要先登，这是应该表示谢意的。 马克思致柯格尔曼的信，共五十八封，自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八七四年八月十日止。关于这些书信出版的经过及其意义，译者在其序文中有简要的说明，兹摘载如下： “世人知道有这些信存在，是从一九〇二年柯格尔曼死后起的。他死前同守财奴一样，藏着这些信，认为是‘他一生最值得夸耀的东西’。死前三年，即一八九九年，他认识考茨基，曾拿这些信给考茨基看过，而且答应，他死后可以让考茨基公布出来。果然，一九〇二年三月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理论刊物《新时代》周报就公布了关于巴黎公社的两封信（第四十五号和第四十六号）；接着从四月至九月，其他的信也陆续在这个刊物上公布出来了，但有几封信当时没有公布，而公布的又被考茨基删节了好多段落。以后，法文（同一九〇二年）以及俄文（一九〇七年，且有列宁一篇序）的译本也出版了，但都是从《新时代》译出的，因此都不完全。直至世界大战之后，考茨基才把余信发表了。经过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学院”之整理，以前删节的也补起来了。完全的马克思致柯格尔曼书信，外加介绍、注释、索引和附录，第一次是以俄文出版的，一年后才有法文译本，以后又才有德文本。这回中文本是从法文本转译出来的，不必要的介绍、注释、索引和附录，译者曾加以删节，但书信本身则未删改一字。 “凡是稍微知道一点革命理论发展的人，即使未曾读过这几封信，也一定晓得这几封信在几次马克思主义大论争中所占的地位。最有名的，便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列宁就拿关于巴黎公社的信中马克思的议论来打击蒲列汉诺夫。叙述这几次论争，以及致柯格尔曼信在其中的作用，不是译者在此地所必需做的；但应当做这样的断语，即说，随着革命发展，以后马克思主义仍不断有论争出现，而这几封信，仍将在其中发生作用。至于如何作用，则不能亦不必预言。这个译本之出版，对此亦不无帮助吧？ “考茨基隐匿了将近二十年再行公布的诸信中，有一封是马克思斥责拉萨尔以及所谓‘现实政治’的（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现在自然译在这里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是拉萨尔派和马克思派合并而成，当初拉萨尔也是党内一个偶像不减于马克思，考茨基就是为顾全拉萨尔派感情而将此信隐匿起来的。这是不应当的事情…… “此外，我们在这几封信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珍贵的见解，关于经济学的、哲学的、当时大事的、工人运动史料的，尤其可贵的则是马克思的私人生活、他的妻女、他的家计、他的交游以及他的情感。我们读着，仿佛是他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我们的朋友，时常和我们晤谈的，并非全似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时所想象的那个严肃老头子。这两种想象相合，然后你有真正的马克思，然后你真正了解得马克思主义。” 本期选登的两封信，是取其偏重于私生活方面的；虽然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价值；但由此人们却很可以看到这位卓绝千古的伟人的困顿情形，和他富于人情味的“浪漫故事”。以后，我们还将选载几封具有伟大的理论价值的。 第七号 伦敦，一八六六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六。 亲爱的朋友： 我须得立刻回答你，而你的信又是恰在邮件寄发以前寄到我手（明天星期日邮局不收信），所以我要用几句话告诉你：我那封被窃的信底大意。（这样没收信礼当然是件令人不快的事情；我绝无意让俾斯麦先生知道我的私事，他若是要知道我对于他的政策的意见，他尽管直接问我好了，我一定把实话吿诉他的。） 我的经济状况，由于我的久病以及因病而起的种种消费，竟恶劣到了这个田地，使得我在很近的将来就要遇到一种财政危机，这事除了直接影响于我和我的家庭之外，也要在政治方面陷害我的，特别是在这里，伦敦，人们必须保持着“架子”。我要问你的，就是你认识的人中是否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因为这事情绝不可公开的），能够借我一千塔勒尔，两年内归还，以五厘或六厘起息？我现在借的小款竟至于付二分利至五分利，但无论如何我再不能拖欠我的债主了，而这是吓人的破产。 自从倒数第二信以来，我的病已发过几次了，所以只能断断续续地继续我的理论研究（国际会方面的实际工作则仍在进行，而且很有可观，因为事实上整个团体都是我来领导的）。下个月我将寄第一部分稿子给迈斯涅尔书店，以后我将继续寄去，直至我将余稿亲自送往汉堡的时候，那时我一定去看你。 我的地位（身体上和人事上的变动不容我空闲），使得第一卷先出版，而非如当初计划的两卷同时出版。此外，这著作多半要分做三卷的。 全部著作事实上区分为如下诸部分： 第一册——资本底生产过程 第二册——资本底流通过程 第三册——全部过程底诸种形式 第四册——此理论底历史研究 第一卷含着前二册。 第三册我打算作为第二卷，第四册作为第三卷。 我认为第一册必须从头说起的，即是说，必须将我以前在顿克书店出版的那本书大意概括为一章专论商品和货币。我认为这是必要的，不仅为了首尾完备的缘故，而且因为即使良好的头脑也不会完全正确了解的，所以在第一次发表时，尤其在分析商品之中，难免含有些缺陷。譬如拉萨尔底《资本和劳动》似乎是发挥我的著作底“精意”的，他在那里面犯了些大错误；他那样不难为情地抄袭我的著作，本来常闹这种笑话的。尤其可笑的，那是看见他把我凭记忆而未去查考做出来的文献上历史上“错误”又如何抄袭了去。我正在考虑，是否将于导言内略提几句说到他的“抄袭”。拉萨尔那些学舌者以那种无耻态度对我，就难怪我这样做。 “英国工会伦敦局”（它的秘书就是我们的主席奥德格）此时正在讨论是否应宣布改为“国际会英国支部”。如果宣布了，则在某种意见之下，此地的工人阶级“政府”将落入我们手里，而我们亦将能大大地推进运动了。 敬礼！ 你的卡尔·马克思 第十一号 伦敦，一八六七年六月十日。 亲爱的朋友 这封回信延至今日才写，确足以引起你的疑心，应有的疑心，以为我是一个坏蛋。求你原谅，我只能对你说：“我住在”伦敦不过几天罢了。我到曼撒斯特去过，住在恩格斯家里。但你和你的夫人，你们现在深知我，不致将我的疏于通信之罪过看作一件常态的事情。然而我的梦魂天天都荣绕在你们身边的，我在汉诺威逗留那几日，可以说是我的沙漠生活当中一块最美丽的和最惬意的绿洲。 在汉堡，我没有遭遇其他的事故，除了认识得威廉·马尔先生，虽然我是十分谨慎的。他的态度很像一个改信了基督教的拉萨尔，但自然远不如拉萨尔。我在汉堡那几天，纽曼先生正在演戏。但汉诺威地方的朋友惯纵了我，以致没有那些好朋友作伴，我就不愿在汉堡观戏，所以没有看到纽曼先生底戏。再者，迈斯涅尔书店答应出版你预备写的医学书，你尽管寄稿子给他好了，寄时提起我的介绍。至于详细的条件，则你自己去同他商议。 从汉堡跨海至伦敦，一般说来是很顺利的，除了第一日天气稍微不好一点。未到前几点钟，有一位德国小姐，她的精神态度早引起我的注意了，她对我说：当晚就要从伦敦往海滨维士东城去，但她的行李不晓得如何处置才好。英国的休假日缺少搬运人夫，使得这事情更难办理。我探问这位小姐应当在伦敦哪个车站下车。她的朋友会把站名写在一张片子上。那是“西北站”，恰在我经过的路上。暂时做一个殷勤的骑士罢，我自告奋勇帮她料理行李，她答应了。但细想一下，我想起了海滨维士东城是在西南方的，而人家指点给这位小姐的又为我所要经过的那个车站，则恰在西北方。我翻翻航海指南：确然不错；我帮助她下车的地方，是在伦敦城中与我自己要去的地方刚刚相反。但我已经答应了，我只好耐心忍受了。我们是下午二时到的。我把这位流浪的小姐送到她的车站去，那里打听得须到晚上八点钟才有车开，如此，我就被拴住了；我必须陪着“小姐”，在海德公园散散步，在饮冰室休息休息。此时我才知道她叫做伊利萨伯·丰·普特坎美，是俾斯麦底甥女，刚在柏林俾斯麦家里住了几个星期。她这一姓出了好多“勇敢的军人”。这是一位有教育的活泼的少女，但自顶至踵充满了贵族气和“黑白”色彩。当她晓得她是落在一个“红党”手里时，是颇为惊惧的。但我安慰她，而且保证她，我们的“会遇”绝不至发生流血事情。我看见她平平安安地乘车往她的目的地去了。你试想想：布令一派人以及其他的庸俗民主派，知道了这件事情将如何得意：我与俾斯麦相勾结呀！ 今天我把第十四大页的校样寄出去了。我在恩格斯家里时收到了好多的校样，恩格斯很满意这书，认为写得很容易了解，除了第二大页。他的判断令我放心，因为我的著作一经印出来，起初都十分不满我意的。 我把二女罗拉底照片寄给你的夫人，我时时刻刻要诚心感谢她的殷勤而亲切的招待。其他的照片都没有了，以后还须重印，恩格斯也重印了一张他的照片和一张伏尔夫底照片。你寄来的东西，使他很高兴。 请代致意“小女士”。伊列奥诺尔上学去了，不然一定会写信给她的。 现在再会！ 你的卡尔·马克思
OUTOFTHEPAST（被忘却了的过去）（白克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二期 OUTOFTHEPAST （被忘却了的过去） 白克孟 ThefourpicturesonthesetwopagesweregiventoMr.AlexanderH.Buchman,publisherofTheLivingAge,byKuomintangofficialsinNingtu,KiangsiProvince,earlyin1935.InviewofthepresentpoliticalsituationinChina,thesepicturespossessmorethanahistoricalinterest.Thetopphotoisofamemorialpiaque.Atranslationoftheinscriptionfollows: 〔录入者译〕这两页上的四张照片是1935年初由江西宁都的国民党官员送给《动向》的出版商亚历山大·H·白克孟先生的。由于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这些照片将极具历史意义。最上面的照片是一个纪念广场。铭文的翻译如下： “INMEMORY:CHAOPU-SHEN” “ComradeChaoPu-shenwastheleaderoftheNingturevolt,wasoneoftheresponsibleComradeswholedandcreatedtheFifthRedArmyandmadeitanIronArmy.OnthefirstanniversaryoftheNingtuinsurrection,theCentralSovietGovernmentofChinagaveComradeChaotheOrderoftheRedFlag.Asfarbackasthegreatrevolution,ComradePu-shenhadalreadybeeninfiuencedbytheCommunistPartyandwasunderitspoliticalleadership.AlthougnheacceptedmanyhighpostsintheWhiteArmy,forexample,Chief-of-StafftotheRegiment,andlaterRegimentCommander,hewasstillverypoor.HehatedthebetrayaloftheKuomintanganddeterlinedtofightfortheemancipationoftheworkersandpeasants.Healwaystoldthepsoplethat'…amreadytodieeveryday…IfIhavebutonedaytolive,IwilldevoteittotheChineseworkersandpeasants…'In1930themilitaristsFengYu-hsiang,YenHsi-shan,andChiangKai-shekfoughtaimlessly.ComradeChaothenwasinShensi.HeledonepartoftheSpecialServiceRegiment,attemptingtogosouthtowardHanchungwherehedesiredtomakearevolution,butfailed.LaterhesearchedfortheCommunistPartytwice.InJuly1931heenteredtheCommunistPartyinYihHuangandundertheleadershipoftheParty,heboldlyledthetroopsofthe26thRouteArmy,about20,000men,completedthegreatandgloriousNingtuRevolt,andsplendidlyraisedalofttheRedBanneroftheSoviets.AftertheFifthRedArmywascreated,ComradePu-shenbecameitsCommanderandlaterbecametheCommanderofthe14thand13thRedArmies.Stilllater,hebecameVice-Commander-in-ChiefoftheFifthRedArmyGroupandconcurrentlyChiefofStaff.OnJanuary8,1933ourFirstRouteArmyengagedthemainforcesoftheenemybetweenKinchiandNancheng.Wedefeatedthe29th,40th,and14thWhiteDivisionsanddecimatedhalfofthemen.TheFifthArmywasourleftflank,andengagedtheenemy,threetimesmorepowerful,inChuanYuanMiao.ComradePu-Shenpersonallyledtheattack,beginningfrom7a.m.andendingat4p.m.Thedistancebetweenourmenandtheenemywasonly100meters.AstraybullethitComradePu-shenintherightforehead,andhesacrificedhislifeingreattriumph.TheCentralGovernmentoftheChineseSoviets,inordertorememberComradeChao,issuedanordertochangethienameofNingtuintothePushenDistrict.RememberforeverthatComradePushendiedfortheSovietGovernmentandfortheemancipationoftheworkersandpeasants.Hediedunderthefireofimperialismanditslackey,theKuomintang.AlthoughComradePu-shenisdead,hisglorioussacrificewillforeverremainengravedinthemindsofmillionsofworkersandpeasants!"Thesecondphotoisalsoamemorialplaque.Itreads:“Workerandpeasantmassesofthewholeworld!Rememberforeverthatthisisallthatremainsofthebloodofrevolutionarymartvrs!ChuTeh." 纪念赵博生同志 赵博生同志是宁都暴动的领袖，是坚决领导转变和创造红五军团为铁军主要负责同志之一。宁都暴动一周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下令加奖，并表扬以荣誉的红旗奖章。远在中国大革命时代博生同志，就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领导，故他虽历任白军中旅参谋长及旅长等高级军职，但异常刻苦自励不存一钱，痛恨国民党的背叛革命决心为工农解放，常对人说，我每天都准备死，虽在未死时活一天就要坚决奋斗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一天。一九三零年冯阎蒋军阀混战后，他在陕西率特务旅之一部欲南入汗〔汉〕中谋革命出路，结果失败，以后曾二次找共产党接头。一九三一年七月遂在宜黄加入共产党勇敢坚决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领导廿六路军士兵两万人举行了伟大光荣的宁都暴动，竖起了辉煌的苏维埃红旗。红五军团成立后，博生同志历任五军团十四军十三军军长，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我第一方面军与敌主力决战于金溪南城之间，击溃敌人廿九，九十〔，〕十四各师，消灭及半数，红五军团在左翼吸引钳制三倍于我之敌于张员庙〔，〕博生同志亲临前敌肉搏冲锋，自七时至十六时战局将终，与敌相距只百余米远，众弹中博生同志右额不出，遂作了伟大胜利中壮烈的牺牲，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下令追悼博生同志，改宁都县为博生县，永远纪念博生同志。记着呵，博生同志是为苏维埃政权为工农争解放而死，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枪火之下的呵！博生同志虽死，他的光荣牺牲将永远照耀和深印于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心坎里！ ThisinscriptionwaswrittenbyChuTeh.Thefirsttwolinesaresmearedwiththebloodmentionedintheinscription. 〔录入者译〕第二张照片也是一块纪念牌匾，上面刻着：“世界工农群众永远地记着这是革命先烈血的遗迹。”这段铭文是朱德写的。前两行涂着铭文中所提到的血迹。 ThetopphotoonthesecondpageisaRedArmyMartyrsMemorialPavilion. 〔录入者译〕第二页最上面的照片是红军烈士纪念亭。 Thelastphoto,ofskulls,wasgiventoMr.Buchmanbyanofficialwhostated:“TheseskullsareallvictimsoftheRedterrorinKiangsi.” 〔录入者译〕最后一张头骨的照片是一位官员送给白克孟的，据他所说：“这些头骨都是江西红色恐怖运动中的受害者。” ※※※ 本刊发行人白克孟先生，为美国著名的摄影记者，旅华多年，关于近年来中国各种运动的史实，所摄颇多；此次本拟篇本刊选文论“中国之生产合作运动”，因事冗而未果，乃将上印四帧旧照（此非白先生自摄，乃于一九三五年初，得之于宁都某官员者）交本刊登载；而今时势虽异，然此等希罕与珍贵的照片，固不仅具有简单之历史价值已也。——编者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
社会主义大师们的艺术观（双山〔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二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社会主义大师们的艺术观 双山〔王凡西〕 （一） “艺术最高发展的某些时期，与社会的一般发展并无直接的关系，与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与轮廊结构，亦无直接的关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 （二） “你显然觉得在这本书（明娜·考茨基的一本小说——译者）里，关于你所宣布的对于世界的意见，必须公开地有所偏袒……但我相信偏向是应该从小说的情景与行为之本身中发生出来，毋须明显地规定，而诗人的责任，并不在于把自己所描写的那种冲突的前途，供给读者以一个现成的历史解决法。” ——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的信》 （三） “今天，我们偶尔在新闻报上看到了马雅可夫斯基一首关于政治题材的诗。我没有资格来称赞他的诗才，因为我很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是不够格的。不过我从政治与行政的观点，很久以来就已经享受过这样的快乐了。在他的诗里，他猛烈地讽刺社会，他嘲笑那些共产主义者一无所事，只从这个会跑去开那个会。我不晓得怎样来批评他的诗，不过诗中的政治，我能替他发誓，是绝对正确的。” ——列宁：一九二二年《真理报》上论文：《论马雅可夫斯基》 ※※※ 由马克思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某些最优越的艺术品，并不是当时社会情形的一个直接与简单的反映；恩格斯在他的信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作者的责任并不在于直率地表示出自己对于书中人物的偏向，不必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叫人家接受，而应该忠实地描写现实与生活，让读者在这些现实与生活的认识中，自然而然地表示出爱与惜；列宁论文的意思是很显然的：艺术与政治不完全是一件东西。政治家站在“行政的观点上”，只能批评艺术中所含有的政治，并没有资格批评艺术的本身。 但是在当今这三位大师的“衣钵传人”中，有谁能不把上述的意见斥为“自由主义”或“小布尔乔亚的意识”的呢？据这班人的意见，“艺术是一种武器”，“艺术是简单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一个工具”。所以最能跟着政治路线转变的，就是最好的艺术。一九三五年以前，我们在全世界看到了立即建立“普罗文学的运动”；“第三时期”变为“人民阵线”之后，“普罗文学”就跟着变做“民主”或“国防”的文学了。现在德苏已经签订了协定，文学艺术自然也得跟着适应，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把歌颂民主与反对纳粹的作品打下去吧？但这是不幸的！
日本政治结构的发展（梁石生〔刘家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二期 日本政治结构的发展 梁石生〔刘家良〕 本文也要以上次分析日本经济那样的冷静态度，研究日本自明治至目前的政治结构的发展。 日本资本主义一出世，便得与一群强梁的先进国作殊死的竞争，因此，它必须采取综合的，带有热性的，飞跃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却与薄弱贫乏的原始积垒的基础形成一个不可解消的矛盾，它迫使日本资产阶级对农民和工人作极残酷的剥削。所以日本资产阶级自始便和工人阶级与农民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中。再加以十九世纪之末，当日本资产阶级踏上政治舞台时，国际间的劳动者在政治上久已成熟了。一八四八年六月，法国工人们已表演了一次震动全世界的独立斗争，它首先教训了德国资产阶级，现在也来教训日本资产阶级，使它在新兴阶级行动的惊吓之下，迫得像德国资产阶级一样，“不论价格便把自己卖给同盟者”，这些同盟者就是封建贵族、地主和皇朝。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资产阶级便以全力拥护皇室的政治权力，极力依赖于皇室的扶植，并经过它与地主实行妥协和同化。此后工商业的发展愈迅速而愈趋集中，土地与银行资本的结合也愈厉害，则资产者与地主的结合也就愈加密切。日本的大资产阶级经过一群高利资、商人和富农三位一体的地主，榨取农民的最后一滴血。农村的封建剥削和城市银行资本已发生密切的有机的联系。现在在日本已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这个阶级最初孕育了它的崭新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很快又寄托于后者的金融势力了。 但日本资本主义的过度集中，不反使地主迅速隶属于银行贵族之下，且使独立自由的中小工业家很快也受垄断业的兼并和消灭。中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迅速失去了独立或半独立的地位。阶级的分化达到异常紧张的程度。从这里，我们就可了解日本资产阶级何以那么早就惧怕了民主主义的武器。在明治初期，资产阶级与皇室虽然经过一度“民主”的纷争，但旋即在普鲁士式的反动宪法的基础上，言归于好。日本资产阶级之抄袭普鲁士宪法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是连结地主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契约，同时也是拿破仑主义与议会主义的混合物。资产阶级把这道宪法当做防止人民革命企图的重要武器。它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保存封建政治机构的神秘外衣，保存一切中世纪的习惯和仪式，来掩饰它从旧制度蜕变出来的社会变革，因此麻痹了人民的反抗意识。另一方面它把大多数人民排出政权之外，把统治立法的全权归之贵族地主和金融寡头的贵族院和皇室，而军人和内阁则对天皇负责，互相独立，互相调节。这种政制可以称之为凯撒或沙皇主义，是日本资产阶级懦怯和卑鄙的反映。一八八九年宪法完全满足了日本资产阶级的欲望，高唱民主主义的自由党人便转向着保守和妥协。此后日本资产阶级就完全和地主合作，共同成立两个统治的大党——政友会和民政党——共同拥护“万世一系”的天皇和它们的宪法。 日本军部和议会的关系不是日本“民族特性”——武士道的表现，而是日本帝国全部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反映。日本因为是后进的先天不足的资本主义国家，她和先进国争夺市场，必须与战争同时进行（一八七四年就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因此她必须经常维持一种战争的机构，而且还要随着领土的开拓而扩大它；其次日本国内各阶级间及本国与殖民地间的矛盾，业已达到异常紧张的程度，故资产阶级必须依赖于完善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来维持整个帝国的秩序。而长期的对外侵略与对内镇压，结果则提高了日本军人的地位，使他们可以在和平时代作半吊子式的议会的保镖，平衡于议会与人民之间，在多事之秋则起来驾御议会，用刺刀来推动议会，这便是凯撒或沙皇主义的特质。 日本军部与高级将领是大资产阶级的直接代表，中下级军官多数是中小地主和资本家的儿子，在一般士兵中，农民占绝对多数。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在军队中以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每一度社会的危机都必然反映到军队内部的危机。高级将领们因为必须顾全整个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每一次行动不能不计算到国内外的环境，因此他们客观上便表现为稳健派，事实上他们却是大资产阶级的最精明的代表，他们与元老重臣及政党领袖保持密切的联系。中下级军官就是所谓少壮派，他们多份反映破产和无出路的中小资本家地主的烦闷。他们每每以“反资本主义”、“昭和维新”、“清君侧”等混乱和矛盾的口号举行暴乱和暗杀，企图改变现状。但日本的土地问题太过严重，农民与资产阶级、地主的对立太过紧张，不仅大资产阶级，即中小资本家和地主也不能而且不敢去煽动农民起来，而且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工人阶级力量尚没有直接威胁到资产阶级的安全，因此，日本资产阶级解决国内（同时也是解决军部内）矛盾的唯一办法不是诉诸法西斯主义，而是直接诉诸对外战争。而主张对外侵略的急先锋就是少壮派，日本的少壮派是日本资产阶级的应急的工具。 日本资产阶级既然一开始便充分表现它的帝国主义和民主的性质，民主主义的武器便自然而然的转到工农大众的手中了。远自一九〇〇年，当工人阶级刚刚开始团结时，就遭到治安警察法的打击，随后又忍受了长期的镇压。一直到大战之后，日本产业工人运动方才重新抬头，并逐渐发展到最高峰，结果促成了普选法，但工人的组织立即又遭到田中内阁的破坏和镇压。这些事实表明日本工人的民主斗争与推翻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统治是不可分离的。日本的封建式政治机构与金融寡头贵族的利益连结得愈是密切，则工人阶级的民主斗争就愈加要直接动摇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原则。这一点在日本的土地问题上表现得更清楚。土地愈隶属于银行资本，则农民的土地斗争愈带反资产阶级的性质。总之，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愈带综合性和不平衡性，则工人阶级愈无法把民主任务与社会主义任务截然分开，而这两种任务的实现将愈取并行的与错综的形式。这表示日本未来的阶级斗争将较之任何先进国都来得激烈和复杂，因为一下子扫除中世纪的奴役和近代的工资奴隶制，必须要流双倍的血。 上述的分析可以测定日本工农中间的关系：日本农民必须在工人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日本农民在明治维新初期曾起来和地主斗争，结果都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联合镇压了。往后农民在按额地租、重利盘剥和独占价格的重压之下，过着一种难以忍受的非人生活。他们从资产阶级的“维新”中所得的只是在旧的锁链之上再加上一个新的镣铐。现在在日本有五百五十万农户，其中没有土地的占百分之七十五，（但全国一百多万个寄生的地主却握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土地。）贫农的数目是三百五十万至三百八十万，中农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富农二十万。而这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的中农在日本的过度恶劣的经济条件之下，已加速的没落。日本农村的阶级分化和斗争的发展是非常急激的，这可于农民的组织力量和“租佃争议”的数字中窥知。一九一八年，日本的农民协会只有三百七十六个，到一九二五年末，协会增至三千四百九十六个，会员三十万七千人，一九二二年以后并由地方的组织发展而为全国的组织，会员数增至五十万人。所谓“租佃争议”的次数也一年年增加了。一九三四年比之一九二九年增加两倍多。一九二九年是一·九四九次而一九三四年是四·五八四次。参加争议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一九三三年有三万七千佃农，一九三四年却在六万六千以上。农民斗争与城市工人斗争差不多采取同等速度的发展而且互相影响，互相推进。一九二二年以后，农民斗争与工人斗争一致向上发展，而恰好在这个时期，工农联盟的倾向非常浓厚。在一九二六年一年当中，成立了三个以联合农民和工人组织为目的的工农党（劳动农民党、社会民主党和日本劳农党）。日本农民与城市工人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不仅含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反映一种更亲切的血缘关系。据一个著作家的统计，在日本五百多万产业工人中，女工和童工占了多数，而“日本的女工，差不多全是乡村的女孩被父母卖给资本家做工厂中的奴隶”。但正因为农民与工人之间存有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日本的农民斗争在政治上必然要受工人很大的影响。 但正因为这个密切的血缘关系，再加以日本工人阶级所生长着的腐臭与卑屈的政治气氛，所以它虽然比中国工人阶级年长，它的政治觉悟力和斗争经验却远落在后者的后面。日本工人阶级一直到了一九一二年才认真开始组织工会。而它的正式参加政治斗争还是一九二二年的事，自此以后，日本工人的工会组织才加速增长起来。但一直到最近，日本工人阶级在组织方面还表现得非常薄弱。日本九百五十个工会只有三十八万工人，即只占全产业工人的百分之七。政治觉醒的迟缓，斗争经验的缺乏，与组织力量的薄弱，是日本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是它易于受敌人欺骗和出卖的基本原因。日本工人阶级长期陷于孤立和无领导的状态。它的队伍中侵入了许多明目张胆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和并不改良的改良派。在一九二八年的普选运动中，日本工人阶级自始至终受了三个改良派政党的玩弄，结果使这一运动停留在合法的圈子里，不敢彻底发展下去。日本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这种幼稚性不仅无法打破农民队伍内的改良的幻觉，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地主的欺骗中拉开，而且还无法抵抗农民的落后意识的侵蚀。这是日本工农解放运动的最大危机。不错，日本资本主义的过度集中化使日本工人阶级能够迅速集合和统一行动。其次，日本资本主义对工人的过度剥削，也不能给改良主义留下多大活动的余地。这是日本工人阶级的有利的一面。但要想有效的发挥它的长处和彻底克服上述的危机，日本工人阶级必须在国际劳动者的帮助之下，尽量吸收国际的宝贵的斗争经验。日本工人阶级之需要这种经验比之任何国家的同一阶级都来得迫切。本来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成功之后，日本工人阶级已有可能得到一个胜利的工人阶级的帮助，但不幸整个国际的新领导很快又转入新的堕落过程中。结果，日本工人阶级在“工农党”与“国民革命”的庸俗“路线”之下与社会帝国主义派社会大众党相竞赛，并终于向后者屈服。一九三一年的侵略战争就是这种屈服的后果。今后在帝国财政和军事危机的推动之下，日本工农的解放运动将必然采取更凶猛、更大规模的形式爆发趣来，但他们如果想顺利地走上胜利的大道，首先必须找寻新的正确的领导。
世界动向（风冈〔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二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世界动向 风冈〔王凡西〕 太平洋上的微妙关系 废止美日商约与东京会议 德苏关系的“突变” 大战与抗战 太平洋上的微妙关系 这次东京的英日会议，又一次地表示出太平洋上的微妙关系。被褫夺衣服的绅士刚才对东洋武士屈膝，忽而大洋的彼岸响出了一声霹雳：“老罗来也！”于是绅士的腿劲似乎就硬了一点，而各个“株式会社”的股票竟暴落下来。我们中国的报上，见到这样一种英美合作的表示，也就顿趋乐观了。 其实呢，站在自力奋斗的立场上，中国固毋须见绅士们之屈膝而悲观，也不必因美国的强硬态度而存过分奢望。“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这是不错的。我们应该理解国际的动向，更应该理解太平洋上的微妙关系。 太平洋上具有重大关系的强国凡四：英美日苏，不过苏联这国家的性质不同，不事侵略，同时又在闭门建设，对外不采取积极政策；故在本节中仅能附带述及。这儿所谈的将以英，美，日的关系为主。 在英国经略远东的历史上，第一个遇到的大敌是沙俄。那时英国的对策是：扶植日本，帮她击退沙俄，使她做英国在远东势力的看守人。然而结果却养大了日本。尤其在欧战以后，这个往日的同盟者与看守人，竟成了威胁英国在远东权益的主要敌人，甚至比过去的沙俄更加可怕了。 不过远东如果只有日本这一个敌人，那还不见得会叫“约翰牛”寝食不安的，因为这个先天不足的后进资本国家，在英国看来，总觉得难逃伦敦金钱的魔掌。所以张伯伦先生在英国下院中说过：“即使日本占据了中国，她总还得向英国借钱来进行善后。”这句话里是没有绅士式的伪善的。 不幸欧战以来，太平洋的竞技场上又多添了一个美国，而这个国家，无论在经济或军事上，竟无一不强过了英国，这却使英国人遇到真正的难关了。因为美国如果独霸了太平洋，其意义即是英国利益之根本退出远东。这个打击可予英国的损失，将比日本所能给的更为彻底，故英国对她插足远东的企图，是具有更大的戒心与恐惧的。 “门户开放”的口号，不仅打击着日本，同样也威胁了英国。在战后短短的时期内，美国对华贸易跃居中国进入口业的首位；由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中国社会的中上阶级，都逐渐地趋向于美国，尤其当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后，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甚至在政治上都很快提高了。这不仅引起了日本的醋意，同时也赢得了英国的仇恨。所以一般地说来，英国战后在远东的态度，与其说她联美以制日，毋宁说是和日以对美。 这一态度的例证很多，最显著的有如伦敦的海军会议，英国相当偏袒日本的要求；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后，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而英国则以延宕与宽容的政策，承认日本占领满洲的“既成事实”，间接鼓励了日本对华的继续侵略；此次抗战发生后，英国始终不愿利用九国公约来对付日本，无时不刻不在准备与日本成立有利的妥协。 不过问题又不完全这样简单，因为英美的冲突虽然是最严重的，但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上，却并没有英日冲突那样地直接。这里就发生了太平洋上的微妙关系。这关系如果用相当图式化的话来表示，则可得如下的方式： 英国：在暂时间或部分的问题上，拟联美以使日本就范，但在总的方向上则欲和日以对美。 美国：一方面利用日本的侵略来削弱英国在华的势力；另方面则欲利用中国的抗战，同时也利用英国的抵抗，借以根本消灭日本，而建立以“美国经济为基础的新中国”（美大使詹逊语）。 日本：暂时和美以对英，企图屈服英国，借以根本摧毁中国抗战的力量，建立“东亚新秩序”，最后与美国作太平洋上的争霸战。 懂得了这三国的基本政策以后，才能了解远东国际关系中一切似矛盾而非矛盾的现象。例如：英美两大“民治国”为什么始终不能联合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美国既同情中国的抗战，为什么又供给日本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军火原料？也只有懂得了这三国的基本政策，才得明白东京会议与美日商约宣告废止的意义。 废止美日商约与东京会议 美日商约的宣告废止，与东京会议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是怎样的关系呢？那就得回顾我们上面的分析了。英国这次因东西不能兼顾而被迫在东京屈膝，这自然不是心服情愿的；照英国的本意，在目前是需要取得美国的协助来制服日本，例如英，美，加商约的签订，英皇英后之屈尊聘问华盛顿，鲍尔温先生之游说新大陆，无一不表示她这种苦心。但美国是“不愿被人利用的”，她遵循着自己的道路。对于英国在远东利益之减退，她心里宁可说是欢喜的；不过英国如果彻底对日妥协，或竟导成中国抗战之终结，使日本完全统治远东，那就不能使美国欢喜了。所以罗斯福得悉了有田克莱琪协议之后，遂以迅速行动，宣告商约的废止借以阻止英国对日之完全屈服，并增加中国长期抗战的决心。 罗斯福这一行动是收得了他预期的结果的，行将功德圆满的东京会议，事实上差不多已经决裂；而中国抗战的情绪，也没有东京协定宣布时那样悲观了。 英国态度所以转硬的缘故，一方面固然因为罗斯福这一姿态来得恰好，替她在东京撑了一下腰；然而另一方面，则又因为华盛顿这一表示，使伦敦不敢对东京作过分的妥协。这话怎么讲？难道英国惧怕美国吗？问题自然不那么简单。英国此次之所以不得不尊重美国的态度，原因就在英国目前的处境，不仅在远东，而尤其在欧洲，都有借住于美国“友谊”的必要。英国在未来的战争中，如果得不到美国的援助，那是很难谈到胜利希望的。所以在此次英日会议上，对于美国最所关心的法币与白银问题，不敢单独妥协，声明须由九国公约签字国来解决了。 然而谁假使说英国态度将从此强硬起来，将始终与美国一致行动，那也是错误的，不谈别的，但看哈里法克斯要“公正调解”远东“冲突”的宣言，以及伦敦关于引渡天津四华人的决定，已足以证明英国仍信守着“绥靖”日本的不变政策。 同时日本的军阀，现在积极加紧反英运动，甚至企图封锁上海，威胁香港，恐怕也会影响英国的态度；而最近德苏协定之突告签订，则更促成了英日妥协的机运。 德苏关系的“突变”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全世界的报章都认为是一种“突变”，但在一些深刻而敏锐的观察家看来，这不过是一种长期渐变的表面化而已。 在我们上一期的世界动向上，关于德苏关系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们现在可以不改一字地把牠抄在下面： 讲到苏联方面，我们知道她也不是很愿意缔结这个同盟的。自从去年慕尼黑会议以后，再加以本年西班牙及法国人民阵线的失败，苏联的领导者早就放弃了“民主阵线”与“集体安全”的口号。迨希特勒刺激吞并捷克，故意把喀尔巴仟乌克兰送给匈牙利，避不与苏联接壤，并放弃了“大乌克兰”的口号，停止在报章上攻击苏联，最近又提倡德苏贸易，对苏联贷款之后，史大林的态度更不同了。利瓦伊诺夫的“辞职”，莫洛托夫的演说与齐丹诺夫的论文，便明确地表示了这一转变。莫斯科现在的心愿很明白：“不做火中取栗的猫爪”。与其和“民主”国家缔结不可靠的同盟来替人作战，还不如直接与法西斯妥协来取得中立的地位，虽然这种“妥协”与“中立”很成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这是目前苏联统治者心中一个重要的思想。 有些人说：“苏联与纳粹党的德国绝无妥协的可能”。这只能证明这班人头脑之公式化，硬把“民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等思想来决定国际关系，更可怜的，他们甚至连史大林的报告，与杜朗底及安娜·鲁意·斯屈朗的文章都不愿读一下。 我们上面这一段分析，曾有人加以斥责，因为根据这些人的意见，凡是说苏联有意与德国妥协的可能的，都是别有用心的宣传。如今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竟告缔结，就不得不张皇失措，大叫“突变”了。其实惊骇不过是无知的结果。 史大林与希特勒的接近，不仅可以根据我们上述的理由来预测，并且可以从去年苏联对于德国及反犹运动的缄默不言，以及本年二月二十六日美国共党之拒不参加反纳粹大示威等事实中看出来的。 苏联倘因客观形势的需要，与德国（乃至其他任何资本国家）成立外交上的妥协，这本无不可之理；不过为要准备这个妥协，竟在思想上与行动上早就作了让步，那才是全世界进步势力的一个大不幸哩。究竟德苏协议的内容如何，因外交方式之极度秘密，一时还很难确知，不过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人士，大概总希望苏联的执政者不致作过度的思想上与政治上的让步吧！ 德苏妥协之后，国际局势将有极大的变化，这是没有疑问的。第一个结果当然是英，法，苏谈判的寿终正寝，但泽或将迅速归入第三帝国的版图，而波兰全国恐怕也要倒入希特勒的怀抱（当然因她立即引起战争亦有可能）；第二，德意势力在欧洲突增的结果，中南欧的小国将悉数倾向德意轴心；第三，英法或将对德转取“绥靖”政策，奉还殖民地，以企图购取希特勒和平的诺言；或将拚命拉拢美国，离间德意，切实对德备战，另方面在远东则更将与日本谋取妥协，以便注全力于欧洲。 苏联在西欧暂时间免除了参战的束缚，在远东或将采取较前积极的立场，这是可能的，但非一定的。因为苏联此次和德的目的，只有一小半为要对付日本，而大部分在于保持中立，以便于“关门建设”。 德苏协议对于日本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是反共协议失去作用，使日本陷于孤立地位。这对于主张加入德意军事同盟的日本军阀，自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在这时，日本的统治者大概要努力同英国妥协，以图对付苏联与美国吧。 至于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便全力对英，这当非绝对不可能，不过这可能性还是很小。 在这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我们上面的预测当然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不过至少在远东，英日关系或将更形接近，美苏（尤其是美）的态度或将愈趋积极，这大概是一种可信的动向吧。至于世界大战之即将爆发，那已经不是预测的问题了。 大战与抗战 欧战爆发，对中国抗战将有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些简单的与大方向上的预测。欧战所能及于远东的第一个结果，恐怕是英国对日本之彻底屈服。其次是中国能向欧洲国家购买的军火与原料，行将断绝。苏联至少在初期的战争中能保持中立，故对华的援助或可增加，至少可以继续。但万一苏日成立了像德苏那样的妥协，则我们将连苏联的援助都不可得了。因此，欧洲如果爆发大战，而大战又并不波及东方（如日苏，日美间），则在最初时期只有利于日本，而是对中国抗战的一个打击。 不过在那个时候，美国绝不会错失她干涉远东的良机的。如果欧洲已处在大火之中，英法等国的势力业已从东方撤退，美国为什么不起来一击日本这疲惫之师呢？所以那时美国态度之比趋硬化，乃是无可疑问的。 中国在那时的态度自然应该利用美日的大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不过这个胜利之是否真实，又得看我们之是否能自力奋斗以为断了。 总之，未来大战并不是无条件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尤其在她的初期，抗战多半将遇到更严重的困难；倘然渡过了这个困难，我们便能利用列强间（多半是美日间）的冲突而获得胜利，但这时胜利的真实性也还是一个斗争的问题。 为要克服未来大战时的加倍困难，并使可能获得的最后胜利不致成为虚幻起见，中国的抗战必须让大众兴起，并由他们作为主体才有保障。 八月二十二日
民国时期托派刊物《动向》（193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破晓》《西流》（1939-1940） 动向LIVINGAGE 1939年第一卷 【PDF】第一期（1939年7月25日）第二期（1939年8月25日） 【PDF】第三期（1939年9月30日）第四期（1939年10月30日） 破晓 第一期（1939年12月） 西流 【PDF】第二期（1940年4月） 《动向》1939年第一卷 第一期（1939年7月25日） 发行者的话（白克孟） 卷头语（仝人〔王凡西〕） 世界动向（风岗〔王凡西〕） 从英国说起 三强同盟的苦难在哪里 但泽、天津与蒙边 东京会议与中日战争 西南经济建设的瞻望（陈育才〔陈其昌〕） 日本经济发展的特点（梁石生〔刘家良〕） “政治家”的演变（木君〔王凡西〕） 对于“新启蒙运动”的检讨（南冠〔彭述之〕） 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文学——评西龙的《丰塔马拉》（双山〔王凡西〕） 马克思的情诗（石滨知行作，三男〔王凡西〕译） 读者杂感（义方〔王凡西〕） 安那其主义在中国（张道同） 穷巷的一年（小说）（谢少翁〔籍云龙〕） 我们怎样参加西班牙的内战（克利维茨基作，刘素英译） 本刊投稿章程·广告刊例 第二期（1939年8月25日） 世界动向（风冈〔王凡西〕） 太平洋上的微妙关系 废止美日商约与东京会议 德苏关系的“突变” 大战与抗战 罗曼·罗兰新论（野老〔王独清〕） 日本政治结构的发展（梁石生〔刘家良〕） 怎样争取经济战的胜利（育才〔陈其昌〕） 评叶青的哲学倾向——“哲学消灭论”、“心物综合论”与“思维科学”（南冠〔彭述之〕） 分析与结论（木君〔王凡西〕） 社会主义大师们的艺术观（双山〔王凡西〕） 哲学上一个旧案的重提（三男﹝王凡西﹞） OUTOFTHEPAST（被忘却了的过去）（白克孟） 马克思给柯格尔曼的信（林超真﹝郑超麟﹞译） 囚徒们的旅行（君衡） 俄国革命轶史（维多·绥奇著，林伊文﹝郑超麟﹞译） 补白 两个数目（NathanielPeffer） 一个巧妙的比喻（裕森） 杨匏安狱中遗诗（葛） 编者后记 第三期（1939年9月30日） 世界动向（风岗〔王凡西〕） “不可思议” 苏联之“谜” 苏联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出兵波兰的意义 日苏协定是德苏协定的补充 美日战争的可能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南冠〔彭述之〕） 第二次大战与中日战争（梁石生〔刘家良〕） 德苏协定引起了世界大战（育才〔陈其昌〕） 关于德苏协定的东鳞西爪（木君〔王凡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文学的预测（野老〔王独清〕） 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与史实（江涛声） 伊里奇若在会说什么？（达古） A·马尔劳论（杜比作，小邨译） 马克思致柯格尔曼的信（林超真﹝郑超麟﹞译） 《法兰西内战》（书报介绍）（君衡） 俄国革命轶史（续）（维多·绥奇著，林伊文﹝郑超麟﹞译） 读者通信（编者） 【补白】 读书札记（义方〔王凡西〕） 窘态毕露（译自密勒氏评论报） 两种相反的外交方式（木君〔王凡西〕） 进化呢，还是退化？ 编者的话 第四期（1939年10月30日） 世界动向（风岗〔王凡西〕） 再解一个“谜” 帝国的内忧 “严肃态度” 基石的动摇 交战集团尚未确定 从土耳其说到日本 远东的新局势 大战可能的发展 关于大战的种种烟幕（南冠〔彭述之〕） 日本社会运动之史的分析（梁石生〔刘家良〕） 抗战与思想（木君〔王凡西〕） 抗战中知识分子的浮沉（育才〔陈其昌〕） 希特勒获得了波兰战利品的大部分（凤影译） 辟谬论（张道同） 史大林为何胜利？（君衡） 奉答我们的批评家（三男〔王凡西〕） A·马尔劳论（续）（杜比作，小邨译） 马克思致柯格尔曼的信（林超真﹝郑超麟﹞译） 饥饿线上（谢少翁〔籍云龙〕） 俄国革命轶史（续）（维多·绥奇著，林伊文﹝郑超麟﹞译） 【读者论坛】 三种流行的欧战观（元笑） 谁是“恶作剧”的制造者？（曲舞） 读者通讯（编者〔王凡西〕） 【补白】 “人民阵线”断送下的西班牙现状（大奇） 三种主义 列宁时代联共政治局委员的命运（小邨） 编后记·本刊第三期勘误 《破晓》第一期（1939年12月） 破晓（诗）（野老〔王独清〕） 日本与中国（刘海生〔刘家良〕） 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托洛茨基，西译） 沦陷区的农村经济（柯大程） 从美国说到芬兰（国际政治漫淡）（燕生） 国民大会与宪政运动（红叶） 罗曼·罗兰新论的申论（野老〔王独清〕） 评艾思奇的哲学及其渊源（鹤鸣） 抗争的前夜（小说）（少翁〔籍云龙〕） 水落石出（海娜） 《西流》第二期（1940年4月） 卷头语（寿〔王凡西〕） 马克思经济学的新评价——介绍《资本论》卷一的节本（托洛茨基，刘少严〔刘家良〕译） 中日战争与中国革命——伊罗生著《中国大革命史》序言（托洛茨基，木君〔王凡西〕译） 希特勒与斯大林（托洛茨基，凤冈〔王凡西〕译） 论游击区的经济基础（柯大章） 抗战中的物价问题（刘海生〔刘家良〕） 补白（寿〔王凡西〕） 地上天国的一个小统计 希特勒的纲领 论争的良心 俄国革命前物价腾贵略表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 劳动与妇女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1921年） 《劳动与妇女》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1921年2月13日在广州创刊。该刊由沈玄庐主编，撰稿人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等。该刊物共发行11期，现仅存8期。 第一期（1921年2月13日） 第二期（1921年2月20日） 第三期（1921年2月27日） 第四期（1921年3月6日） 第五期（1921年3月13日） 第六期（1921年3月20日） 第七期（1921年3月27日） 第八期（1921年4月3日） 第一期（1921年2月13日） 发刊大意（沈玄庐） 劳动教育（沈玄庐） 我们对于劳动者的希望（黄璧魂） 理发工会成立会演说辞 陈独秀在理发工会演说辞 沈玄庐在理发工会演说辞 陈公博在理发工会演说辞 一顿饭（叶楚伧） 诗（沈玄庐） 懵懂与苦痛 鱼摊 闲谈（沈玄庐） 英国国旗与劳动 资本家走投无路 悼执信的一句话 广州的市声 第二期（1921年2月20日）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陈独秀） 谁说中国不在资本主义支配下面（沈玄庐） 今日工人团体应有概责任（鸣谦〔谭平山〕） 根本解决（曲公） 基督教与妇女（拈华） 女子剪发与人格的关系（黄壁魂） 教孩子的谜（叶楚伧） 诗：回忆（沈玄庐） 第三期（1921年2月27日） 告青年（沈玄庐） 一个俄国女工的谈话（陈公博） 广州女校的一个现实问题（陈公博） 我们女子应有的觉悟（无言） 工人要有救济自己的方法（鸿基） 大了还了得么？（曲公） 诗 伊人（双明） 云意（尚火） 短评（沈玄庐） 工商政府 克鲁泡特金先生死有余痛 战功的险恶 攻击陈独秀 第四期（1921年3月6日） 讨论男女同校问题（沈玄庐） 广州妇女群众之男女同校运动（鸣谦〔谭平山〕） 跟着走吗（叶楚伧） 诗 伊人（双明） 云意（尚火） 短评（沈玄庐） 工商政府 克鲁泡特金先生死有余痛 战功的险恶 攻击陈独秀 第五期（1921年3月13日） 阶级觉悟（沈玄庐） 对于《广东省工会法草案》的我见（沈玄庐） 女子教育的我见（济时） 男子应当讨论的妇女问题（仲骞） 一个自杀者遇着一个疯子（双明） 诗 纤夫（沈玄庐） 病中（沈玄庐） 黄花岗（毅汉） 短评（沈玄庐） 省议会？咨议局？ 怎样才算得言论自由 断送生命在虚声里面的工人 祀关岳 第六期（1921年3月20日） 工会法和劳动前途（沈玄庐） 你们“公妻梦”还没有醒么？（沈玄庐） 工会法能不能成立（陈公博） 讨论女子解放的问题（美魂） 无产阶级论（伯垂译） 诗 凭栏听军歌（沈玄庐） 寻常（毅汉） 短评 攻击陈独秀（一言） 新董仲舒（在宥） 军人与工人同一命运（沈玄庐） 第七期（1921年3月27日） 玄庐启事 无产阶级论（伯垂译） 女子解放进行的保障（CY.Su） 你底妈（沈玄庐） 诗 病中忆执信（沈玄庐） 玩具店里出来的小孩（沈玄庐） 死（毅汉） 雪（森森） 一个烦闷的青年（森森） 短评（沈玄庐） 痛哭执信 狡猾 不怕罢工 第八期（1921年4月3日） 告浙江女子师范职教员（沈玄庐） 无产阶级论（伯垂译） 女子职业问题（学松） 女子解放的保障（CY.Su） 广州妇女参政大活动 诗 鸳鸯（鸭笑）
第八章工匠及其他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八章工匠及其他 如果农业工人的平均状况是无从捉摸的，那么，当我们讨论城市工业中的劳工的平均状况时，也并不亚于此。到1830年，典型的产业工人并不在工厂里工作，而是（作为工匠或“机工”）在小作坊和自己家里工作，或者（作为劳工）在街道、建筑工地或码头上从事多少带有临时就业性质的工作。1816年，科贝特主办的《政治纪事报》以平民百姓为对象，他所指的平民百姓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帮工和劳工”。我们将会看到，“工匠”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有很大的差异，它从富裕的手工业师傅直到整天汗流浃背的穷苦劳工都有，前者自己雇用工人，不依附任何雇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准确地估计各种不同行业中工匠的人数和地位是困难的。1831年人口普查的职业统计表不加分析地把工匠师傅、独立劳动者和劳工归在同一个项目内。[1]建筑业的人数居农业工人和家庭仆役之后占第三位（1831年列于大不列颠栏下仅女性家仆就有670491人），其人数在1831年大约是35—40万成年和不成年男工。如果不算外作制占优势的纺织业，工匠人数最多的行业是制鞋业，成年男工的人数在1831年约为133000人，其次是成衣业工人，为74000人（这些数字包括雇主、乡村鞋匠或裁缝、外作制工匠、店铺主和真正的城市工匠在内）。多西萝·乔治博士对伦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匠中心所做的估计看来是权威性的，她估计19世纪初那里的各类帮工大235约为10万人，约翰·克拉潘爵士告诉我们： ……典型的伦敦技术工人既不是酿酒工人或造船工，也不是丝织工人，而是建筑行业中的一员；或制鞋匠、成衣匠、家具匠、印刷匠、钟表匠、首饰匠和面包师——这只是一些主要的行业，每个行业在1831年都有2500人以上的成年工匠。[2] 19世纪初，技术工匠的工资不是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而是取决于声誉或“习惯”。习惯的工资规定可以包含许多东西，从传统形式的农村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到城市中心的复杂的制度规定。工业仍然极其广泛地分散在整个农村，白铁匠、磨刀匠和商贩带着他们的技艺与货物，走乡串户，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从一个集市到另一个集市。大村庄里往往有石匠、盖屋顶者、木匠、车轮匠、鞋匠，还有铁匠的锻炉。小市镇里则有马鞍匠、马具匠、鞣革匠、裁缝、鞋匠、织工，很可能还有当地的特长，诸如马镫匠、枕头花边匠，以及驿站旅店、运送农业产品和煤、碾磨谷物、烤面包等各种行业的活动。这些农村工匠当中有许多人受过较好的教育，有多方面的技能，自视“高于”城市工人（如织工、织袜工人或矿工），他们进城时会同这些工人接触。他们随身带来了自己的习惯；这些无疑影响到后来发展成城市大工业的建筑业、车辆制造业，甚至机械制造业等等的小市镇手工业中的工资定额和差异。 在许多乡村工业中，制约价格的不是（难以理解的）成本而是习惯，特别是在使用当地原料如木材或石料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铁匠打造一件胚料是收一个英镑，而再加工成精品却只加收一点点费用。乔治·斯图尔特在其经典著作《车轮匠的作坊》中曾经描述过他在1884年接管法纳姆一家家庭工场的时候习惯价格如何占主导地位的，他说：“我最大的困难是怎样弄明白习惯价格”：是习惯，特别是在使用当地原料如木材或石料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铁匠打造一件胚料是收一个英镑，而再加工成精品却只加收一点点费用。乔治·斯图尔特在其经典著作《车轮匠的作坊》中曾经描述过他在1884年接管法纳姆一家家庭工场的时候习惯价格如何占主导地位的，他说：“我最大的困难是怎样弄明白习惯价格”： 我怀疑这个地区的生意人——可以肯定这儿没有车轮匠——是否真正知道他的产品成本是多少，能够获得多少利润，或者是否真正知道他的行当是赚钱还是赔本。 利润主要是来自于“加工”和修理工作，至于车辆，“对我来说，赚钱的惟一机会是靠降低产品的质量；而工人的脾气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使其完全不可能。”工人按照工艺要求的速率工作：“他们可能（而且恰到好处地）强调匠人的信誉，强调原料的质地”，就原料而言，“一个惹人讨嫌的工人常常会不肯使用我们提供的材料”。在工人心中“储藏着一个好车轮匠应当干出什么样的活计来的全部当地的知识。”[3] 在一般情况下，工艺的传统习惯总是同“合理”的价格和“公平”的工资的残余观念缠在一起的。社会的和伦理的标准——生存、自尊、对工艺信誉水平的自豪感，对不同程度的技能给予习惯的奖励等等——如同严格的“经济学”观点一样，在早期的工会抗争中一直据有主导地位。斯图尔特所描绘的车轮匠作坊说明许多古老的做法长期保存下来了。农村中的车轮制造业同城市中的车辆制造业的根源相同（在19世纪初），其内部的确有一种等级分类，其工资差别无法用经济学的理由以证明其合理性。1818年出版的一本《英国行业手册》告诉我们，“工资与工作的优劣成正比”，车身匠的工资每周2至3英镑，装饰匠“约两个基尼”，车架匠1至2英镑，铁匠30先令，而漆匠又有自己的等级——花纹漆匠给车身绘制风头十足的大型花纹，3至4英镑，车身漆匠2英镑，帮工漆匠20至30先令。工资上的这些差别证明或反映了社会地位的等级高下： 车身匠居首位，其次是车架匠，再次是装饰匠，然后是铁匠，然后是弹簧匠，再后依次是车轮匠，漆匠，镀金匠，支架匠，等等。在所有工匠中车身匠最富有，他们构成了一类贵族，其他工匠怀着半尊重半妒嫉的感情看待他们。他们也觉得自己是最了不起并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其他工匠：车架匠是可以亲密态度去俯就的那类人，对装饰匠可不能看不起，对漆匠的头儿他们会表示尊敬；但对普通的漆匠，他们最多点点头，就算是给了面子。[4] “（马车）客车匠仁爱会”的活动证实了这些情况，他们在1819年协会总书记及其他20名成员受到结社法的追究时，仍然坚持了下来。但在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最早使用了“贵族”一词来指技术工匠。[5]人们往往认为“工人贵族”的现象是同19世纪五六十年代技术工人的工联主义相一致的，或者说它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事实上，在1800到1850年之间，既有旧的也有新的工人特权阶层存在。旧的特权工人由工匠师傅组成，他们认为自己同业主、店主和专业人员一样“值钱”。[6]（《英国行业手册》照老规矩将药剂师、讼师、眼镜商与木匠、鞣革匠、成衣匠、陶瓷匠相并列）。在某些行业，工匠的特权地位通过习惯势力保存下来，或通过结社和严格的学徒制在作坊或工厂的生产中继续存在，也可能是因为在制作豪华精致的玻璃的、木料的和金属的作品等专门生产奢侈品的行当中需要保持其高超而专门的手艺。新的特权工人是随着冶铁、机械和制造业中新技术的兴起而诞生的。这在机械行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即使在棉纺织业中，我们也必须牢记这样的告诫：“我们根本不是纺纱工人”。因为在1841年的人口普查中例举棉纺织业项目之下有1225个就业工种，其中包括监工、调试和修理机器的各类熟练的“看管工”、印花染织的图案绘制工和各种其他的熟练辅助工匠。他们赚取的工资特别高。 如果说在伦敦的奢侈品行业中，或在大制造业的手艺与技术、管理职能之间的交接点上找得到得天独厚的贵族的话，那么在几乎每一个需要技艺的行业中也可以找到次一等的小工匠贵族或特权工人。我们只要从托马斯·拉奇那双好奇而幽默的双眼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是莱斯特的一名织袜工，1812年他参加一个游说代表团，到伦敦去向议员们游说，要求他们支持有关针织业劳动条件规定的一项议案[7]。这批织袜工人一到伦敦，就立即同伦敦的工联主义者发生联系。织袜工当时还没有永久性的工会组织，只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去推动他们的议案，而伦敦的工会则不顾结社法的限制，已经轻易地在职业介绍所立稳脚跟。托马斯·拉奇在给中西部地区的朋友们回信时说道： 我们进驻的那个房间是木匠委员会曾经用过的房间，当时他们在这里打关于雇用没有学徒资格的生手的官司。我们有机会向他们谈起我们的事情，他们以为我们有一笔永久性的资金可以在任何时候应付各种需要，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们倒会借给我们两三千英镑（他们那个工会有两万英镑基金），可是等他们一弄明白我们根本没有这样一笔基金来维持自己时，就不借钱给我们了，他们的鼻子不自觉地翘了起来，互相点头以目示意，突然喊叫起来，天哪！！！多傻啊！！！他们一定会结结实实地得到报应的！十倍的报应还不止！！！我们总以为织袜工是一批可怜的人！可是口袋需要装满钱就像人需要灵魂一样。我们这个行业如果不联合起来，结果将会怎么样呢？也许会和你们今天一样可怜！看看其他行业吧！他们全都联合起来了（只有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例外，他们的处境多么惨啊）。看看成衣匠、制鞋匠、钉书匠、箔金匠、印花工、泥瓦匠、外衣匠、制帽匠、鞣革匠、石匠、洋铁匠吧，他们的每周收入没有不在30先令以上的，有的还达到了5个基尼，这些全得靠联合起来，要是他们那些行业没有联合起来，就和你们一样糟糕……[8] 在托马斯·拉奇开列的这份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加上许多其他的行业。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收入接近每周30先令的特权线，他们面对着伦敦业主的联合力量，经过了特别艰苦的斗争才组织起来。有些技术工人并没有这么幸运。铸字工的联合被破坏了，他们每周的工资在1818年据说平均只有18先令；从2391790年以来从未增加过。眼镜匠和制管筒的匠人的情况也差不多。《女怪》说，1819年伦敦普通“机械匠”每周的工资大概为25先令，以一年为平均数。[9]可是，到1824年，即结社法废除的那一年，伦敦各个行业的工会公开问世，我们从1825年《行业报》最常见的栏目里常常提到的某些行业中可以了解到所谓“小工人贵族”的情况：在拉奇开列的名单上，我们又可以加上铜匠、造船工、锯木工、填船缝的匠人、金属拉丝工、铸铁工、皮货工人、整皮工、制绳工、铸铜工、染丝工、钟表匠、制革匠等等。这是一份很可观的名单。那些年的伦敦和其他的大城市里，这些人构成了工匠文化和政治运动真正的核心。这些行业享有的特权并不一样，其中一些行业工会的成员在1825年还不足100人，很少有几个是超过500人的。地位特别高的工匠集团之间也有差异，例如家具工（他们通过招收学徒而获得“数量很大的外快”）与濒临危机而且地位正在下降为户外工人地位的鞋匠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10] 类似的特权工匠或技术工人组成的重要集团分布各地，不但存在于同一行业中，而且也存在于伦敦所没有的行业中。特别是设菲尔德的刀具行业和伯明翰的小五金行业。直到19世纪很长一段时期以后，后一种行业的小作坊仍然为数极多，使伯明翰成为小业主的都会。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博尔顿的梭和工厂可算是规模较大的。不过，到18世纪末，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人口仍受雇于小作坊，他们或者充当劳动力或者是半独立的手工业者。只要列举出伯明翰的那些产品，就可以记得纷纷纭纭星罗棋布在该地众多的技术工匠，例如各色纽扣、刀具、靴刺、烛台、玩具、枪械、别针纽扣、装饰品、鞭子把柄、咖啡壶、墨水台、铃和钟、马车配件、蒸汽机、鼻烟盒、铅管、珠宝首饰、灯具、厨房用具等。骚塞在1807年写道：“我所碰到的每个人身上都发出一股机油和金刚砂的气味。”[11] 19世纪头30年代，黑乡（theBlackCountry）的专业化过程趋向于把较简单的程序，如制钉和制链，推向四周的外作工村庄，而伯明翰城市则保留着较高的手艺制作。[12]这些工匠行业内小业主师傅与有技术的帮工之间的差距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经济方面来看都可能比帮工与普通城市工人之间的差距要小一些。只有在这些行业里工作的人，他们的儿子才可能进入这一行业，否则，只有支付高额的学徒费才有可能进入这些行业。他们用行业的行规限制外人进入他们的行业（例如设菲尔德刀具公会的这种行规到1814年才废除），业主们鼓励这种限制，工会也以互助会的名义出现，维持这些行业的规章制度。在19世纪初（正如韦伯夫妇所说的），在这些工匠中间“我们的工业社会依然是在各行业中纵向地划分，而不是横向地分为雇主和工资收入者。”[13]同样，在一个特定行业中，只有那些有特权的部分工人才有可能成功地限制新工人加入或成功地升高他们的地位。[14]近来对伦敦搬运工人的研究揭示了工人中一个部分——其中包括鱼市搬运工的历史是十分复杂的，人们很容易以为他们是临时工，但实质上他们处于市政当局特殊的监护下，直到19世纪中叶，他们在非技术工人的海洋中仍然保持着特权地位。在更多的情况下，技术工人或学徒出身的工人与普通劳工之间例如铁匠与他的打铁助手之间，泥瓦匠与他的辅助工之间，以及印花布印花工与他的助手之间等等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亨利·梅休所描绘的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伦敦工匠与劳工之间在地位、组织和经济报酬方面的差别，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差别相比，如果不是更大的话，至少是同样大的。梅休评论道：“我们从伦敦西区的技术工人当中走到东区的无技术劳工当中，发现道德和知识上的变化太大了，就像来到了一个新大陆，置身于另一个种族之中”， 工匠们几乎就像是感情激动的政治家。他们受过充分的教育、有思想，堪称能认识到他们在这个国家有重要的地位……无技术劳工却是另一类人。他们还像听差的，没有政治观念，对强烈的民主观点没有兴趣，对任何事情他们都没有政治观点；反过来说，即使他们有政治观点，……他们宁愿“随遇而安”而不主张工人应当当家做主。[15] 在南方，正是在工匠中互助会成员人数最多[16]，其工会组织最持久最稳定，教育运动和宗教运动兴盛，欧文主义的影响也植根最深。“流动”寻觅工作的习惯也是在工匠当中最为普遍的，有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工匠的大旅行”。[17]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自尊心以及对独立的渴求如何为战后的政治激进主义增色。如果他们失去了手艺和工会的庇护，这些工匠就会成为梅休笔下伦敦最可怜的一群人。旺兹沃思和克拉潘联合工厂的老板对梅休说：“这些贫穷的机械匠是与一般的游民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们的宿舍和“职业介绍所”与流动的劳工及“旅行者”的团体不同。他们只是在绝望以后才到济贫所去：“他们在申请进所之前有时已经把身上的衬衣和马甲全都卖光了。……”这些贫穷的机械匠像迷路的人一样呆在收容所里，惊惶不已。……如果被赶了出去就像没了笼子的鸟，不知道上哪儿去觅食。”[18] 伦敦的工匠很少沦落到如此恶劣的处境，他们走进济贫所的大门之前往往要经过许多中间阶段，他们的经历因行业不同而相去甚大。如果我们离开伦敦到北部和中西部的工业中心去，就会发现另一些类型不同的技术工人和工厂工人，他们都很重要，例如某些煤矿的矿工、棉纺工人、技术建筑工人、冶铁业和其他冶金业工人，他们就是艾什顿教授所说的那种“能够从经济进步中分享好处的人。”其中也包括科贝特于1832年所描述的（桑德兰地区）达勒姆的矿工： 你在这儿看不到任何美妙的东西，但一切又似乎很有价值；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工人生活得很好……矿井工人每周赚24先令，他们不必付房租，不必花钱买燃料，也不用花钱请医生。当然，他们的劳动无疑非常艰苦，他们也许没有得到他们本来应当得到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他们有好住宅和好家具；……他们的生活似乎达到了人类中劳动者理应期望达到的水平。[19] 许多地区的矿工几乎是“世袭等级”，其收入相对之高颇有名气： 矿工小子穿金又戴银， 工厂小子只有黄铜皮。 艾什顿教授认为，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时期的实际工资可能是最高的，仅低于战争年代的最高水平。但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可能是越来越糟了。[20] 许多这类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790至1840年之间有所上升；但是工资上升的幅度并不像有时说的那么顺利，那么持续。这与各个行业中工会的成败有密切关系，失业和淡季缩短的工作时间还应与“乐观派”提出的工资系列数据相抵。不过，若是我们只讨论有固定工作的并“参加了协会”的技术工人，有关生活水平的争论本来早就可以以乐观派的胜利而告终。 实际上，整个问题极其复杂，难有结果。学生们在教科书中可以读到这样果断的陈述： 1831年的生活费用比1790年增加11％，但在同一时期，城市工资也至少提高了43％。[21] 学生们读到这句话时，应马上警觉到其中存在着问题。有激烈争论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生活费用指数本身——艾什顿教授自己说他的结论所依据的指数，就像从“糖尿病人”的食谱中抽取的一样。[22]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城市工资的指数主要是依据完全就业的技术工人的工资。于是在这里就出现了一大堆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假设，在人口增长极为迅速的时期，就业的技术工人比失业的贫穷工人所占的比例一定会越来越大？社会史学家为什么要反复列举证据来试图说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极端痛苦的时期？如果英国的非技术工人在1820到1850年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经过了1850至1880年30多年确凿无疑的发展之后，他们怎么会仍然生活在布思和朗特里揭示的在19世纪90年代那种受到极端剥夺的生活条件之下呢？ 19世纪上半叶必须视为就业连年不足的时期。技术工人的行业就像孤零零的岛屿，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技术革新的威胁，受到了非技术工人或少年工人的拥入所造成的威胁，即便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其中也包含着一些强制性的支出，例如机器租金，使用动力的费用，工作时因出现差错或违犯纪律而交纳的罚款，或是其他各种强制性的扣除。矿井、冶铁和制陶业转手承包很盛行，这也在建筑业中相当普遍，就是说，“承包人”亦即“把头”自己又雇用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工；而织工或矿工则要雇用儿童以充当织布厂的接线头工或矿井里的拉煤工。1818年，曼彻斯特的棉纺工人说他们的2英镑3先令4便士工资中要扣除以下几项支出： 第一名接线头工（每周）9先令2便士 第二名接线头工7先令2便士 第三名接线头工5先令3便士 蜡烛（冬夏平均每周）1先令6便士 生病或其他意外支出1先令6便士 共计1镑5先令 就是说，他的工资还剩18先令4便士。[23]在每个行业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工人所说的工资数量与雇主所说的工资之间存在着差额。“以物易物”的工资和工厂的“实物工资制”等等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水手和码头工人一直受着特别厉害的敲诈，往往是受酒店老板的敲诈，例如到1843年保护法案通过以前，泰晤士河担煤工只有通过客栈兼酒店老板才能找到就业机会，而客栈兼卖酒的老板只雇用那些把一半工资花费在他酒店里的人。[24] 在技术性较强的行业中，工匠们十分关心维持自己的地位，一方面戒备非技术工人，同时又对雇主施加压力。1830年以前，既能满足技术工人的要求，同时又能使同业中的非技术工人感到满足的工会极为罕见。在欧文主义极为兴盛的时期，当建筑工人接受建议接纳普通劳工时，差距就表现得极为明显： 这些分会按级别由建筑工匠、石匠、石板瓦匠、木匠、泥水匠、泥瓦匠、管子工、玻璃安装工匠、漆匠，还有采石工、烧砖工和普通劳工组成，只要他们能够养成较好的习惯，掌握更多的知识，在其他行业的分支系统的帮助下能营生自理；他们的最大利益将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提高家庭的思想和道德水平以及一般的生活水平。[25] 但是，我们还必须牢记，在技术革新迅猛进展以及工会的自卫力量还比较弱的时期，许多技术都处在不安全的地位上。发明使旧技术贬值的同时也提高了新技术的价值。这个过程是不平衡的。晚至1818年，《英国行业手册》（主要记载伦敦各门技术行业的手册）上没有列人机械工、蒸汽机制造工和锅炉制造工等行业；旋工大抵仍被视为细木工，而机械工的技术合并于“机匠”——一种掌握多种手艺的多面手师傅，“心灵手巧，有丰富的机械知识”，因此他“需要细木工、铸铜铸铁工、铁匠和旋工在最广大差异上的才能和经验”。仅仅10年以后出版的一本900多页的名叫《操作技工和英国机匠》的书指出，过去统称为机械安装的技术现在已经分为许多不同的技术。新技术的划分还可从那些早期成立的协会亦即工会中看出来，它们后来合并为机械工会：18世纪末组织良好的机械安装工人俱乐部后来发展成翻砂铸铁工人互助会（1809年）、钳工和旋工互助仁爱会（伦敦，1818年），机匠互助联合会组织（布雷德福，1822年）、蒸汽机制造工协会（利物浦，1824年）和机匠互助同盟（曼彻斯特，1826年）。 不过，从这些协会的发展中我们决不能推论出进步是随着新技术的确立而不停地发展的。相反，机械安装工（至少在伦敦）是属于工人贵族，他们得到自己的组织（此组织曾十分强大，是导致结社法通过的因素之一）[26]以及限制学徒人数的保护，而且在19世纪头几年内，他们把工资保持在两基尼的水平上。但1814年，伊丽莎白工匠法中学徒条款的废除，就使他们面临严重的竞争。1824年，伦敦机械行业的一位主要雇主，原伦敦通讯会的助理书记亚历山大·盖洛维作证说，在废除该项法令之后，“不管是工作过一年、两年、三年的工人，还是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工人，都被允许就业，这给所有的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旧的安装工人“全被新手顶替；没有他们，但愿我们照样能行。”与此同时，计件工资制和来自其他方面的刺激最终造成了工会主义者的彻底失败。“总是嘲弄、看不起机械工”的安装工，认为机械工是低人一等的暴发户，现在却轮到他们自己面临消亡了。没有学徒资格的机械工可以找到每周18先令的工作，自从车床应用自动原理（滑动台架亦即莫兹利发明的“走车”）以后，大批的年轻人和非技术工人拥入机械行业。 然而，即使是这个工业行业（的确是引进新技术的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工匠地位和工资的提高也与技术革新的速度不易相称。相反，它在18世纪末达到极盛时期，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于非技术工人的大批拥入而迅速衰退，接着在这个行业里又出现了新的等级制和新的结社形式。劳动分工的程度很高（反映在早期工会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上），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很难说哪个行业确立了优势。[27]在机器制造业中，由于他的经验难能可贵，因此导致技术机械工的兴起。在早期的机械作坊中，人员变动的情况多得惊人。盖洛维在1824年雇佣了八九十个工人，可是他说12年以来有1000人到1500人在他那儿工作过，变换的人数都比每年劳动力的总数还多。外国雇主的代理人走遍了英国各地，希望引诱技术工人到法国、俄国、德国和美国去工作。[28]伦敦的雇主自然受损失最大。（盖洛维说）外国代理人“只要站在我的门口，看工人们走进走出并记下最能干的人的名字，许多合同就是这样签订了”。结果，技能最好的工人工资稳步上升，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属于特权工人。英国的第一家纺织机械厂，（奥德姆的）希伯特—普拉特工厂，雇了近2000名工人，技能好的工人工资在30先令以上。（一位卫斯理派工人报怨说），机械工人随意花钱，参加赛马和赛狗赌博，养良种狗，“每天两三餐”吃鲜肉。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倒转过来。）2471824年，盖洛维不得不贿赂手下最好的工人留下来工作，而现在，机械工人的技术已被很多人掌握，因此希伯特—普拉特工厂可以仔细挑选素质最高的工人了。我们那位卫斯理派的教徒回忆说：“我看见许多工人第一天上班就被付了工资后打发走了，有些人的试用期甚至更短”。机械工人已经再也不能凭借技术的紧缺而提高身价了。他不得不回到工会里去，重要的是，希伯特一普拉特厂在1851年机械工人的封厂斗争中正是一个风暴中心。[29]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旧技术的消亡和新技术的兴起是相互重叠的。在19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纺织业中家庭生产的旧工艺一个接着一个地消亡，例如剪毛工（或称做剪绒工）、手工印花工、手工梳毛工、绒布修剪工等等。不过，也有一些相反的事例表明，家庭工业中一些非常辛苦而报酬却很低的工作有时是由儿童来做的，这些工作由于技术发明而转变为要细心保留下来的工艺了。在呢绒业中，梳理工序要使用皮背板的梳子，皮板上密植数千只细金属丝制成的梳“齿”，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项工作由儿童来做，植入1500到1600根梳齿只能得到半个便士的报酬（我们从约克郡西区的一个纺织村中得知）：“几乎在每个农舍家庭里都有一些年纪小的工人。他们连走动放松一下的时间都少有，一直在做那单调无味的工作，把梳齿植入梳子中，供村庄中的每个居民梳毛之用而且每植一根金属丝，就要叫骂一个人名字来代表这根金属丝。”[30]40多年以后，皮梳植丝机的不断改进使植丝工和机器维修工有了特权地位挤进了呢绒业工人“贵族”的行列，建立了自己小小的行业工会。 不过，当回顾了某些工业部门的历史，并且看到了新技术的248兴起和旧技术的衰落之后，我们可能会忘记旧技术和新技术几乎总是由技术不同的工人来掌握的。19世纪上半叶，工厂主大力推动每项技术革新，使他们能够减少成年男子技术工人，并用女工和少年工来代替。即使在旧技术被一种需要同等或更高技术的新方法取代的地方，我们都很少看到同一个工人从一种技术转到另一种技术，或从家庭生产转到工厂生产。在机器和发明面前因失去保障而生恨，并不仅仅是偏见或是（如同当时的政府当局所说的）对“政治经济学”缺乏足够的知识而造成的后果。剪绒工和梳毛工都清楚地知道，新机械有可能为他的儿子或别人的儿子提供技术性的就业机会，但他们自己得不到工作，“进步进展”的果实总还有别人采摘。 我们考查一下卢德运动，就会对此有更清楚的了解。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是刚刚接触到问题的边缘，因为所有这些具体的不安全只不过是那个时期所有的手艺总的不安全的一斑。奇怪的是，整整一代经济史学家如此关心的有关生活水平的争论，竟然对临时工、衰落行业和失业等整个问题却过问得如此之少，近期中惟一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评价的霍布斯鲍姆博士指出，约翰·克拉潘爵士在《经济史》中甚至对工业革命期间的失业状况根本未加讨论。不错，“过硬”的经济资料确实非常缺乏，只有某几年或几年中某些时期受救济的贫民数量的大致统计，[31]而且这些数据很不可靠。其他的资料，例如道路上的游民统计，互助会的记录，萧条时期某些工业部门或城镇的失业人数等，固然可以用来弥补不足，但依然不足以反映事实。因为，首先，教区救济亦即讨厌的济贫院（1834年以后）是陷人绝境的人们最后的依靠；第二，固定就业的观点——即在一个劳动场所工作几年，其中的劳动时间和工资标准都是正规的观点，完全是用20世纪的情况去推测19世纪的现实，这是用现在去想象过去，因而是弄错了时代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农业中的问题是连年出现的半就业问题。大多数工业部门也有同样的问题，城市也普遍存在这个问题。技术工人和出师的徒工有自己的工具，一生都在某个行业中工作，但这种工人的数量很少。众所周知，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发展中的城镇吸引了各种类型离乡背井的移民劳动力，今天的非洲和亚洲仍是这种历程。工人们即使定居下来也在迅速地更换着工作，以技术行业交纳的地方税为根据得来的工资系列统计数据并不能告诉我们失业周期和临时工那种棘手而不可用数字统计出来的实际状况。一位约克郡的宪章派分子回忆他在19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他的回忆如下： 汤姆·布朗的就学日子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因为我一生中没上过一天学。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去工作，夏天的早晨四五点钟就被拉起床，拉着驴子走一个半英里，然后要给好几头奶牛挤奶；到晚上又得去送牛奶，直到八点钟以后才能于完。后来，我去了一家制作坊，植1500根梳齿才能得到半个便士。1842年到1848年，我每周工资平均还不到9先令。户外的劳动更糟，工资很低。我当过毛织工，梳毛工，铁路粗工和采石工，因此，我敢说我对工人阶级的状况还是略知一二的。[32] 有一些证据说明，在整个19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40年代，问题变得越来越糟。这就是说，就工资相对生活费用来说，虽缓慢地向有利方向发展，但每年不能完全就业的工人所占的比例相对于完全就业的工人来说，却向不利方向发展。亨利·梅休在那部关于伦敦贫民的巨著中，用了整整一节来讨论临时工的问题。他认识到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几乎所有的职业中都存在……剩余的劳动力·，仅仅这一点就足以造成大批劳动者的就业是临时性的而不是固定的。总的说来，各行业的计算表明在一年中有1/3的劳动力完全就业，1/3的部分就业，而另外1/3失业。[33] 梅休是19世纪中叶无人可比的最了不起的社会调查者。他有敏锐的观察力，冷静而超脱并有同情心，他注意到了统计所忽视的细节。在一个事实不断被发现的时代，他努力去寻找被从事调查的统计者所忘记了的事实。他的著作有目的地向当时的权威成果提出了挑战，显示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冷酷“规律”——“低报酬造成了过度的劳动”和“过度劳动造成了低报酬”。他知道，当东风吹临泰晤士河时，20000名码头边的工人立即会失业。他了解木材贸易、制帽业和糕饼业的季节性的淡和旺。他不厌其烦地寻找扫垃圾的工人一年中就业的时间实际上有多少个小时和多少个月。在他所调查的行业中找工人开会，记录了他们的日常活动。如果（如同艾什顿教授所说的）有关生活水平的争论实际上是靠“推测”哪类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最大——哪些人“可以分享经济进步带来的好处”，哪些人“却一无所得”——那么，梅休的推测值得我们注意。 梅休以这样的形式表述他的推测： ……估计工人阶级的数量在400万到500万之间，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只要考虑到有多少工人的就业是取决于时间、季节、时尚和偶然的机会，考虑到几乎在一切工资较低的行业中都存在大批过度的劳动和马虎的劳动……有多少妇女和儿童被拉进不同的手工劳动，这是因为减少了男工的工资，在某些情况下，机器代替了劳力之故……当我们把所有这些事实都考虑以后，那么，我相信我们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那就只有仅仅足够的工作给我们一半的劳动者以固定的就业，因此只有150万人可以完全地连续就业，另外150万人只能半就业，还有150万人则完全失业，他们只能临时地代替别人得到一天的工作。[34] 但这毕竟还是推测，是对伦敦的复杂阅历做一个统计式的表达。不过，这也是从另一些发现中产生的，特别是“作为一般的规律……每个行业中参加工会的人只占工人总数的1／10”[35]。工会工人的工资是按习惯规定的，并由工会来执行。非工会工人的工资则“取决于竞争”。直到19世纪40年代，伦敦同一行业中的工人有“体面”与“不体面”之分，其中最明显的行业是家具制造业、木工和细木工、靴鞋业、裁缝业和所有的服装及建筑行业。“体面”的部分包括生产奢侈品和高质量产品的部门，“不体面”部分则是各种“廉价而肮脏”的部门——做成品服装的，做华而不实的或是简陋的家具的，做花里胡哨的针线盒的，磨制廉价眼镜的，在教堂建筑中（由“小包工头”）做转手承包下来的零碎活的以及承包军队或政府交办的劳务的。 在托马斯·拉奇1812年所列举的组织程度较强、工资较高的一些行业中，工匠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在以后的30年中都严重地凋萎下降。行业地位下降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一些迟至19世纪30年代才在激烈的冲突后宣告完成。威廉·洛维特原先在彭赞斯的绳索业中当学徒，1821年来到伦敦，他靠自己原有的行当找不到工作，于是想去当木匠或做家具。在这两个行业中，“体面”和“不体面”的区别不那么明显。他没有经过这类行业的学徒训练，这对他极为不利。但是，经过了在下等作坊中一段不顺利的遭遇以及不得不兜售自己产品的更糟糕的经历之后，他终于在一家大家具作坊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人们发现他没有经过学徒训练， 于是用他们的行话讨论如何“整整我”，意思就是搞掉你的工具，毁掉你的工作，用这种方法跟你捣乱，把你从作坊里赶出去。……我……一弄清他们的情绪，就想到最好是召集一次作坊集会，把我的情况当众说明白。要召集一次所谓的集会，第一个前提是出去买一些饮料（一般只要一加仑啤酒），然后用你的铁锤敲打夹钳，打出铃一般的丁丁声，这就召唤了全体工人都聚集到你的工作台旁边。然后推定了主席。主席让你当众说说你的情况。 洛维特对自己的困境做了解释，工人们感到满意，“但条件是我要为他们每个人买酒喝，要向他们学各种活计，加上罚款和店铺里的赊款，往往要花去我每周一基尼工资中的七八个先令。”[36]一二十年以后，他还是应该得不到体面的作坊或工会作坊里的工作职位：当时有势力的家具制造工人协会（洛维特担任该协会的主席）巩固了会员们在该行业中质量高的部门里的地位，对没有受过学徒训练的工人和半熟练的工人则悄悄地关上了大门。与此同时，不体面的行业也大批涌现出来：[37]中间商设立“屠宰房”即建造大型的家具仓库，伯思纳尔草地和斯皮特菲尔兹穷苦的“亭子间老板“雇用自己家庭的成员和“学徒”制造椅子和以次充好的家具，拿到仓库去削价出售等等。就是不大走运的工人也可以买来或搜集一些木材，制造工具箱或牌桌，拿到街上去兜售，或拿到东区减价商店去出售。 每个行业的历史都不相同，但是可以说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总模式。一般认为在战争年代物价上升的时期，生活水平就下降（普通劳工、织工和完全没有组织的工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不过，战争也刺激了许多工业部门（枢密院反大陆封锁令时期除外），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伦敦的兵工厂、造船坞和码头繁忙起来，生产军装和军事设备的行业得到政府的定货。在大陆封锁政策执行之前，伯明翰也同样地繁荣了。战争晚期，有关学徒的限制无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法律条文上，都放松了，最后终于在1814年废除了伊丽莎白工匠法中有关学徒制的条款。工匠们从维护自己的地位出发，对这种威胁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我们必须记住，当时还没有什么学校教育，既没有技工学校，也没有机械工程学院，行业中的全部技能和“秘密”都是靠在作坊中口授或示范而传授的。工匠们把这些“秘密”看做自己的财产，声称他们对于“保守秘密和独占利用以及享有他们的……手艺和行业”是有无可争议的权利的。结果，法令的废除不仅受到了抵制，在伦敦还成立了“各业初级联合委员会”，他们在全国征集了6万人签名，请愿要求加强学徒制法令。[38]有证据表明，行业俱乐部因受到威胁反而明显地加强了，结果伦敦的许多工匠在战争中相对地加强了他们的地位。 不过，从此，不同行业的历史开始分道扬镳。非技术工人的浪潮造成了压力，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程度的暴力，叩打着大门，破门而入。在某些行业中，体面部门和不体面部门之间的界线在18世纪已经出现。[39]体面行业仍然维持了地位，虽然也许有若干理由说明那种长期威胁的存在。18世纪许多行业制造奢侈品，它要求高质量的工艺，这些工艺靠血汗劳动是无法学到的。此外，在充分就业的时期，小规模的不体面部门所提供的条件实际上优于参加组织的工人。1818年的《女怪》报在谈到眼镜工匠和铸字工匠时说道， 一小批称做亭子间老板的生意人成长起来，他们出售的产品不仅比大作坊生产的便宜，业务更广泛，而且实际上付给雇工的工资也较高。我们相信各个行业中都有类似的情况……[40] 裁缝有“硬活”、“赖活”之分，鞋匠当中也有战斗性强而且组织较好的做女鞋的鞋匠和做男靴的鞋匠行业之分，因此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区分的大致界线。不过，这两种鞋匠都最先觉察到“非法”工匠的拥入所造成的全部后果。由于诺桑普顿郡和斯塔福德郡大批人在厂外或在家中从事鞋靴职业的发展，伦敦靴鞋匠的地位削弱了[41]。一位斯彭斯派社会主义者，阿兰·达温波特记载了伦敦靴鞋匠人历史上的一些事： 我从1810年开始为本布里奇先生工作，就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了作坊的集会。我以前工作过的那些作坊都与集会无缘……也许他们认为这没有意思……我受到女鞋鞋匠工会第五支部的友好欢迎，他们当时在荷尔波恩的约克纹章酒店开会；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我成了代表……从我成为会员起到1813年，女鞋工会因增多了会员而获得了极大的力量，在财政方面也颇有增长，我们一度在伦敦建立了14个支部，此外还同整个王国内大大小小的重要城镇的同行保持定期通信，以保持团结。但是，就在那时，靴鞋业开始依法起诉一位业主，因为他雇用了一名非法工匠而且拒绝解雇他。这个案子由两位作坊里聪明的工匠出面……并得到王座法庭的一位律师的帮助……我们胜诉了，但这场官司花去工会100英镑的诉讼费，这笔钱结果是白白扔掉了，因为本来依伊丽莎白法令的规定，我们这个行业业主雇用没学徒资格的人是违法的；但后来伊丽莎白法废除了，于是任何人都可立刻进入我们的行业。 1813年春天，这个工会举行罢工，支持一份详细的价目表：“工匠的每一项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于是我们都高兴地回去工作”， 但是，有一些不那么安分的会员陶醉于我们上次罢工的胜利，几个星期后提议再举行一次罢工。.……这次任性的举动给行业带来了危机。当时业主们还没有建立他们的组织，彼此之间也不大来往。现在他们着慌了，于是集合起来，成立了他们的组织。他们全都组织起来了，罢工受到抵制。工匠们失败了，一哄而散。数百名男工、女工和童工都在这年冬天经受了最厉害的贫困。我把这次惨败看做工人力量下降和制鞋业雇主施行暴政的开端。[42] 鞋匠斗争的艰苦状况，可以从战后那些年份里许多会员成为极端激进主义者的事实中看出来。女鞋鞋匠在1820至1825年的经济繁荣时期维持住了自己的地位，但1826年的经济衰退立刻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在组织起来的工匠周围有大批“不体面的”小作坊，在这些小作坊里，靠“冒牌鞋匠”即“仿造匠”制鞋，8便士或1先令做一双。1826年秋，发生长达7周以上的罢工，有一些会员因斗殴和骚乱而受到审判，有一名工会会员据称对一个“工贼”说，“他因为接受低工资，应当把肝脏挖出来”。[43]但是，靴鞋工人还是保持住了某种形式的全国性组织，在1832到1834年的工会大浪潮中，诺桑普顿郡和斯塔福德郡的在厂外的或在家里做鞋的工人加入了同一场争取“平等化”的斗争。[44]直到1834年总工会失败以后，他们才最终失去了工匠的地位。 裁缝的工匠地位保持得更久，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工会看做准合法的工匠工会的模型[45]，弗朗西斯·普雷斯于1818年发表的著述，是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其行动的最完整记叙。通过有效的联合，伦敦裁缝在整个战争期间施加压力提高了工资，尽管工资的上升仍然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升。（按普雷斯提供的平均数，）他们1795年的工资为25先令，1801年为27先令，1807年为30先令，1810年为33先令，1813年为36先令。每一次增加工资，业主们的抵制就更顽强一次。但“在这个时期如果不用强制的手段，一个先令也休想增加。”在地位高的“硬活”裁缝的许多“职业介绍所”保存着工会会员的名册，业主们实际上把介绍256所当做他们的雇工代理处。[46]行东们没有征得工会的同意，谁也不能提出就业申请。工作按填表顺序来分配，工会培训“无技能的”人。裁缝要交纳两种费用，大部分保留起来充做福利费，小部分供工会需要时使用。除了充分就业的时期，一般都实行12小时工作制。他们为失业的会员征集资金，有时为准备罢工也可以征收特别费，即使对资金的使用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会员们也不会提出问题。工会的实际领导小心谨慎地避免触犯结社法，每个介绍所设一名代表，是 ……按照某种默许选拔出来的，大多数人往往不知道谁当选了。代表们组成委员会。他们以大致相似的方式选出一个人数少的委员会，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掌握全部大权……。 普雷斯写道：“什么法律也不能压制它，只有工人们自己不再信任它的时候才能中止它。”这些“针线骑士”至少到1826年的经济衰退以前都显得极为强大。他们的组织完全可以描述为“一种军事体制”。不过，在普雷斯的叙述中暗伏着弱点的征兆： 他们分成两类，叫做“硬活裁缝”和“赖活裁缝”。硬活裁缝有约30个职业介绍所，赖活裁缝只有9个或10个。硬活裁缝实行计日工资，赖活裁缝既实行计日工资又实行计件工资。他们之间过去存在着强烈的敌视，赖活裁缝的工资一般说来比较低，不过近年来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在最近发生的几次罢工中总是采取共同的行动。 这也许可以看做是试图把下等行业与身份感很强的“硬活裁缝”团结在同一组织内所做的令人难忘的努力，据普雷斯估计，1824年“赖活裁缝”只有“硬活裁缝”的1／3；但是“赖活裁缝”“工作时间长，还需要家庭成员当助手。”到19世纪30年代初，廉价的制成品成衣业已如浪潮无可阻挡。1834年，这些“骑士”终于在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降低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据说当时有2万名工人以“平等化”为口号举行罢工。[47] 约翰·韦德仍然能够说在1833年，伦敦的裁缝“得到的报酬257比首都一般的劳动人民高得多”。确实，他认为他们是通过联合增强了自己力量的榜样，“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与公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48]但是，梅休在1849年为《晨报》着手调查时，却认为裁缝是生产“价廉质次”的血汗行业中最差的例子之一。梅休估计，伦敦在1849年有23517名裁缝，其中2748人是独立开业的裁缝师傅。其余人中，有3000人是体面的行业工会的会员（而1821年还有5000或6000人），18000人在不体面的行业中工作，制作“现成衣服”，完全是依赖大中间商获得收入。 尽管伦敦是工匠的雅典，但伦敦工匠的状况不能视为特例。值得注意的是，那里存在着一种剥削方式，与以体面行业中有组织的工人工资价格为依据建立的工资统计数据不相吻合。这种形式既冲破了习惯的条件和限制，也冲破了工会的防线。一般说来，“工匠”的行业经历了两个严重的冲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12到1814年，其间学徒制规定被废除。制鞋工人和裁缝这些已经组织起强大的工会或行业俱乐部的行业，此时尚可通过罢工或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动在该项规定废除后在一定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地位，虽然业主们在同一时期也成立了更大的组织。但是，从1815至1830年，封闭而“有组织的”作坊内部的巩固却付出了代价。“非法工人”被排斥在行业中较好的部门以外，这只是使协会以外的无组织“不体面”行业中人数猛增。第二个重要时期是1833到1835年，工会的大浪潮达到顶点，要求达到“平等”的工作条件，缩短体面行业中的工时，禁止不体面的工作。面临着雇主与政府的联合力量，这些要求（尤其是伦敦裁缝）失败了，而且至少造成了“有组织”的工匠地位的暂时下降。经济史学家应当看到，托帕德尔的蒙难事件和1834年大规模的封厂行动正如当时的激进派和工联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对各种等级的工人来说都是这种失败的结果。[49] 不过，工匠与大雇主之间的冲突只表明更普遍的剥削方式的一部分。行业中不体面的部门增加了；大“制造厂”和（雇用家庭手工业者或转手的承包订货的）中介人取代了（雇用几名帮工和学徒的）小业主；（在体面行业的孤岛以外）学徒制等有效的保护措施已经失败，大批的非技术工人、女工和童工拥进各个行业；劳动时间延长了，实行星期日工作制；工资、计件价格和批发价格被压低了。生活状况的恶化在方式上和程度上都与工业的物质条件有直接联系，例如影响到原料成本、工具和有关的技能，对工会组织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影响到市场的性质等等。于是，制木工和鞋匠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获得原料，拥有自己的工具，因此失业的工匠可以自立为独立的“亭子间老板”或“厢房老板”，全家人一道参加劳动，有时也可以雇用其他儿童，每周工作七天，自定价格兜售产品。木匠需更高的成本支出，因而就沦为“拼命作坊”里的工人，那里在工头巡回监督下以令人生厌的步调干华而不实的活计，谁若落后便被淘汰。无力购买布匹的裁缝，只能完全依赖中介商人，包下中介商的活计但拿的是血汗工钱。女衣业是最辛苦的“血汗”行业，主要由在与大企业订合同的作坊里的针线女工做活（她们往往是来自乡村和小城镇的移民），建筑工人既没有能力自己购买砖石，又不可能把街头教堂的一角拿去叫卖，必须依赖转手同合的包工头；即使是参加“组织”的技术工人，在冬季也只等着被暂时解雇。这两类工人往往都想依靠建筑业对地皮的直接投机来摆脱困境，正如克拉潘所说：“抱着希望租地，靠借债购买材料，用尚未售出或租出的建成一半的房屋作抵押，冒着破产的极大风险。”[50]但是，另一方面，制车匠、造船工人和机械工人，既没有自己的工具，也没有能力购买材料，只因他们工作的性质以及他们的技术奇货可居而处境较好，保持和增强了工会的防卫力。 在外地的旧工业中心，工匠的地位同样也下降了。但是有许多复杂情况和许多的条件，所以差异较大。一方面，斯塔福德和北安普顿郡的靴鞋业早已失去了工匠的特征，以经营家庭的手工业生产为基础，而这时的伦敦鞋匠仍在拼命抗拒沦为不体面行业。另一方面，设菲尔德刀剪业中高度的专业化及工人中强烈的政治倾向和工会传统——（他们是最坚定的雅各宾派）使他们在半独立的朦胧状态下保持了工匠的地位，他们受雇于某个商人（有时也受雇于好几个商人），租一个“公用转轮”作为动力，严格按价格表行事。尽管“设菲尔德刀具匠法”（1814）废除了自由人进入该行业的限制，造成“人人皆可在法定行会中工作和招收学徒而且没有人数和条件的限制”的局面；但工会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它们有时采取“搬走或破坏机器”或别的恫吓手段）足以阻止非熟练工人拥人，虽然他们不断受到来自“小业主”，有时还有“非法”工人和独立帮工的威胁，他们总是想掏空合法的行业。[51]在伯明翰的各行各业中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情况，从大作坊和无数小作坊，到体面或不体面的独立帮工，再到制造铁钉的村庄中衣不蔽体的，处境越来越糟的厂外谋生的劳动者。从沃尔弗汉普顿1819年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亭子间老板”如何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出现的： 整个秩序……完全颠倒了。现在，对于濒临饥饿的帮工来说，最后一条出路是自己开业。他的雇主无法为他找活于以便靠他来坐收可能的利润，所以只好将他解雇；这个可怜的家伙只好卖掉眠床买个铁砧，采购一点铁，打造几件产品，四处兜售……尽量弄一点收入……过去作为雇佣工人，他每周可得10先令，现在作为主人能赚到7先令就是幸运的了。[52] 在考文垂的织带业中有另一种朦胧状况，他们处于半外作工和半工匠地位：“织工老大”保留着穷工匠的地位，因他们有自己值钱的织机，有时还雇用一名“工匠的帮工”。此时这座城市里的其他织工则受雇于工厂或作坊，工资类同；但是，在北部的纺织村里，有一批半失业的织工，干活的工钱被压得像厂外临时工的工钱一样的低。[53] 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认为真正的外作工业是完全失去工匠地位的行业，在这种行业里，“体面”部门已不复存在了： 只有当原料归经商的雇主，而工序完成后又回到雇主手中时，才可以说完全确立了资本主义化的外作工业。外作工匠的技能正是这个过程所需要的——羊毛发出去纺线，纺成的线发出去织布，衬衫发出去“缝、拼接和拷边”，制钉的铁条回到雇主手中时成了铁钉，边角碎布回来变成了玩具娃娃，皮革回来成了靴子。[54] 克拉潘估计，这是乔治四世时期工业组织的“主导形式”；如果我们在真正的外作工匠（手工织工、制钉匠、大多数梳毛工、锁链匠、一部分靴鞋匠、织袜工、粗布裁剪工、手套制作工、一部分陶工、枕头花边工还有许多其他的工匠）之外，再加上伦敦和其他城市工匠行业中的“不体面”部分，就很可能到1840年以前仍占据主导的地位。 织工，作为外作工匠的一个例子，我们在以后还要考查。不过，这里需要先讨论与外作工和工匠都有关的一些一般观点。首先，织工或“廉价品”工人的困苦处境，并不能用“机械生产过程取代了旧工艺而造成旧工艺的衰落”的解释来开脱。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这就是以轻蔑的口吻认为“收入最低的不是工厂雇的工人，而是保留了18世纪的传统和方法的家庭手工业工人。”[55]这种说法使我们心中联想的是这些状况与工业革命所具有的真正促进作用无关，它们属于前工业的“旧”秩序，而资本主义新秩序的本质特征表现为蒸汽、工厂工人和天天吃肉的技工。不过，外作工业中的雇佣人数在1780到1830年之间成倍地大大增加，而蒸汽和工厂往往是造成这一增长的原因。正是工厂纺纱和铸铁厂铸出铁条去制钉子才雇了许多外作工人。意识形态也许想重此轻彼，可是事实却让我们说，这是同一进程中相互补充的因素。这一进程首先造成了手工工人（手工染布匠、织工、粗布剪裁工和梳毛工）的成倍增加，然后，又用新机器灭绝他们的生计。此外，外作工人处境的恶化并不简单地能用“被机械生产过程取代”一句话说明得了，它完成于一种剥削方法中，这种剥削方法类似于不体面行业中的剥削方法，而且往往发生在机器竞争之前。家庭手工业工人的“传统和方法是18世纪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说18世纪家庭手工业工人的生活状况是19世纪半失业无产者外作工的先兆，能证实这一点的惟一一个大群体是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人，因为丝织业的“工业革命”先于棉织业和呢绒业。确实，我们可以说，大规模的血汗外作生产就如同工厂生产和蒸汽一样都是工业革命的本质特色。至于不体面行业中“廉价品”工人的“传统和方法”，在几个世纪里，只要廉价劳动力大量存在，当然就会一直持续着。不过，这显然与18世纪末伦敦工匠的生活状况根本对立。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工匠们感觉到了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在1815至1840年之间受到了威胁，或者正在恶化。技术革新和廉价劳动力的过多的存在，削弱了他们的地位。他们没有政治权利而国家权力被用来摧毁他们的工会，哪怕这样的使用只是间断性的。梅休明确地指出，（不体面行业中的）低报酬不仅造成了超负荷的劳动，而且使劳动机会全面减少了。正是这样的经历为工匠在政治上的激进转化，尤其是外作工的急剧的激进化，提供了基础。理想和现实不满汇合在他们身上，变成愤怒——他们失去了尊严，经济状况直接恶化，随着手工艺的日渐贬值而丧失自豪感，失去了上升为业主的愿望（哈迪和普雷斯那一代人还有可能上升为业主）。有“组织”的工匠虽然稍为幸运一些，但并不是最不激进的，像威廉·洛维特那样，伦敦和外地工人阶级的许多领袖都产生于这个阶层。他们只有凭借工会的战斗性才有可能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活经历不断教育他们说：竞争是坏的，集体行动是好的。他们亲眼看到不交好运的邻居和作坊里的伙伴（由于事故、酗酒）而下陷得更低。凡是陷落的人最需要政治上的思考；但却最没有时间来思考。 如果说农业工人渴望着获得土地，那么，工匠则渴望着获得“独立”。这种渴望为早期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历史奠定了基调。但是，在伦敦，希望变成小业主的愿望到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已经化为了泡影（这种愿望在18世纪90年代仍十分强烈，即使在19世纪30年代的伯明翰也还是强烈的）。因为面对着“厢房老板”或“亭子间老板”的经历，所谓“独立”只不过意味着为货栈或廉价商品作坊整周劳动作奴隶而已。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9世纪20年代突然出现了对欧文主义的支持——工会的传统与追求独立的愿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由社会来控制生活资料的理想，这是一种集体的自主独立。[56]当欧文主义者所做的奋斗大多归于失败之后，伦敦的工匠依然为独立而战斗到底：当皮革、木材或布匹都用尽之后，他们便去充实街头的叫卖者，兜售靴带、橘子和核桃。他们主要是一些进人“拼命作坊”的农村工人，伦敦出生的工匠难以跟上这样的发展步调，但他们也不愿成为无产者。 我们也许还没有弄清工资指数的状况，但我们提出了阅读和考证现有指数的方法。我们特别必须随时弄清楚这些数字究竟是来自于有组织的工人还是无组织的工人，以及在某个行业中某个已知的时期，这种划分究竟到什么程度。大多数行业或工业部门都存在着一些相同的经历，很少在战后的经济萧条中不受损害。在1820到1825年之间，大多数行业和工业部门出现转机，在这样一个就业比较充分的时期，不体面行业确实可以扩大其范围而很少引人注意，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有组织工人的地位造成威胁。结社法废除后的12个月是转机最旺的时期，当时的普遍的繁荣和咄咄逼人的工联主义同时出现，导致许多工人团体取得相当的进展。1825年夏，《行业报》上刊载了一篇来自制陶区的报告，以当时激进报刊和工人阶级报刊上极其少见的语言，承认他们的状况颇为不凡：“很难说出有哪个时期……除织工以外的工人阶级享受过更大程度的舒适。”在过去的8个月里，制陶区卷入一场真正的罢工浪潮： 在斯塔福德郡，木工首先举行罢工，然后，每个行业都轮流地举行了罢工。挖煤工人知道陶业工人没有他们就无法烧陶；当制陶工取得了工资的上升以后，他们依然不举铁镐，不放吊桶……陶业工人于是举行了第二次罢工，他们提出要求，现在的普通劳工每日工资是6先令，而有优势的工匠按计件收入实际上每周3英镑。连裁缝也坚决拒绝剪样或缝纫、拼接或填充衣领，除非把原因告诉他们；与此同时，情绪激动的理发师……也坚持要提高50％的工钱……[57] 这一成果的大部分在1826年失去了，但在以后的3年中又失而复得，30年代初却又失去。在这个涉及面较宽的历史事件中各行各业还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总的说来，在需要较多的资本、技术和机器的行业中，工匠失去一定的独立性，但比较容易成为技术熟练的，甚至有些特权的无产者：水车匠变成机械工亦即金属机械工匠，造船工的技术分割成造船业的各种行业。在那些可以将活计分发出去的工业部门中，或者在可以大量收容非技术工人和少年工的工业中，工匠依然保留了一定的独立，但为此必须付出失去保障及社会地位严重下降的代价。 当回过头来考查战后的政治史时，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工匠们的观点。因此，我们在讨论在他们之下居于更底层的人们时，也许就只能比较凭印象来对待了。实际上，对于19世纪头十年中非技术工人的状况，人们知道得更少，因为他们没有工会，极少能有领头的人物去明白地表达他们的不满，除了公共卫生和住房问题外，就没有议会的各委员会去调查他们的状况[58]。地位下降的工匠很少有体格或能力去从事辛苦的半技术或非技术劳动。这些职业群体要么是只由内部来补充，要么就是由农村移民和爱尔兰移民来扩充。其中有些人干些无规律的不固定的工作，工资并不低——在码头上或当挖土工、铲土工等。这些人渐渐成为“临时工”即临时的劳动力，而完全失业的进城移民，正像威廉·洛维特在年轻时第一次来到伦敦时那样，可能“连续几个星期每天都只吃一便士面包，在最近的水泵旁喝一口水”。他同康沃尔郡来的另一位同胞 ……每天都要在5点钟起床，到各作坊和建筑工地上去找工作做，一直找到9点钟左右。然后，我们用一个便士买一个面包圈，两人分着吃；然后又四下里去找工作，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做完一天的工作以后，再买一个面包圈分着吃；然后两脚酸痛，饿着肚子，很早就上床睡觉了。[59] 但是，这样含辛茹苦地省出最后几个便士的磨炼并不多见。一切社会调查者都知道：时常不稳定的就业使人们难以做出长远的打算，这会产生一种人们所熟悉的循环，即艰苦的生活与有工作时偶尔的挥霍放纵相互交替。与（马夫、清道夫、河边苦力、非技术建筑工人、赶马拉的货车的工人等）劳工不同的是那些街头商贩、乞丐二流子、贫民及偶尔犯罪和职业犯罪者以及军人，对他们来说“碰运气”是他们的谋生之路。有些街头商贩是很有钱的商贩，另一些却是管束不住的小偷；还有一些如沿街叫卖水果或鱼的小贩，唱顺口溜和歌谣的卖艺人，他们对爱德温·查德威克和凯伊博士格言式的论点提出嘲弄式的针锋相对的反诘。人类靠急中生智使自己活下来，如拾狗粪、卖野花或代别人写信，一次可得一两个便士（代写情书“还需要有金边信纸、漂亮的信封和一本字典”）。到19世纪40年代，大多数街头小贩无疑陷人了绝望的贫困。如果深人查看统计数字，我们可以不避毁誉地认为，直到（19世纪30年代末）有效的警察力量建立以前，犯罪（不包括娼妓）的平均生活水平上升了，因为在仓库、市场、运河上的驳船、码头和铁路上行窃的机会成倍增长。许多临时工也许靠这种方式来补充自己的收入。一些天才的职业罪犯或“游客”自称，他们过着极其美妙的生活，他们也许可以算作“乐观派”。除了在兰开郡等一些妇女就业机会比较充分的地区以外，未婚母亲的生活水平也许下降了：她们不仅违背了威尔伯福斯的看法，而且违背了马尔萨斯和政治经济学的规律。 在当时的纺织城镇里，一个有5岁到15岁年龄不等的6个孩子的寡妇可以算是比较幸运的妇女。求乞的盲人是当时流浪者弟兄中的“贵族”。眼睛明亮身体健全的弟兄带着他们四处流浪，以便分享他们讨得的东西。一位叫卖靴带的瞎眼小贩告诉梅休，“盲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人们的指引，因为他们知道，他肯定能得到一点东西。”他从家乡诺森伯兰出发，沿着一个又一个工人宿舍流浪，慢慢想出了乞讨的“花样”。他说：“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快活，我奇怪人们怎么会学别人的样子”。最后，他来到了伦敦。他说：“当我走在街头时……我不知道究竟是我带领着街道还是街道带领着我。”[60] 在其他的乐观派当中，还有高度职业化的“二流子”，他们就像能迅速改换节目的演员一样，根据行业状况，假扮出别人的不幸来变换节目（如“体面的破产商人或落难的私掠船长”，“潦倒的机匠”和“运河上的水手”等等）： 我……走到街上去，扮做浅水旅的一名士兵，穿着黑色衬衫和汗裤，或破长衣裤。我们4人一组，生活相当好，在我们之间每天能弄到16先令或1英镑。我们总是招呼每个遇见的人，从卸煤工人等等到海战的船长。我们总是说：“喂，我尊敬的海战船长，从左舷弹药库把剩下的一发向我们射来吧，纳尔逊的炮手们。”..……浅水旅在伦敦变得婆婆妈妈好挑剔了［远近闻名］，因此供应相当紧张。所以我离开了这陆上的海军。在街上翻船的事太平常了，你看，人们并不管他们……。[61] 骗子们对市场很有研究，他们能很快改造痛苦这种商品的市场供应，以迎合美玉般憨直的人类同情心的滥施；他们生活得比真正的受苦人还好些，后者过于孤傲，或太没有经验，不能把他们的苦难投放于市场而获取最大盈利。到19世纪40年代，骗子的伎俩已被人们熟知；除非人们有狄更斯和梅休那样的知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否则，中等阶级就只会从每一只摊开的手掌上看到懒惰和欺诈的证据。在伦敦和其他大城市中心，他们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漫步在超现实的世界上：伸开的手掌可能是一张纳赃的手；衣衫褴褛的人可能在暴风雪中玩弄“瑟缩骗局”（“在险恶的天气下……这可不是个好玩的花招，.……有一个时期曾一天得到两个先令”）；一个穷苦孩子为一包打翻的茶叶哭哭啼啼，或者诉说一个丢掉零用钱的故事，这可能就是他母亲教给他的花招。失去了双臂的煤矿工人是人嫉妒的对象： 这种人长着壮实的腿，坐在马路边，不停地叙述矿井里的运煤车如何从他身上碾过。他说得很生动，十分精彩。[62] 最悲惨的受害者并不在这里，他们留在家中，住在斯皮特菲尔兹的亭子间里，或安科茨和利兹南部的地下室里，住在外作工的村庄里。我们充分地相信贫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1834年新济贫法颁布以前的30年里，人们一直在企图减少济贫税，企图取消户外救济的办法，或创造新济贫院。[63]济贫院并不是查德威克式的“巴士底狱”，而是克雷布在《选邑》一书中（1810）所描写的那种早期的样子： 只为你一己之利， 你的计划我不欢喜； 你把穷人放在那里，那可怜的一小批。他们在这一间房子里，度过一生， 这座他们讨厌看见的贫民宫殿：巨大的建筑，高耸的墙院， 那些强忍疲惫的步子，那空旷高大的殿堂！ 那个大时钟啊， 响亮地敲出每一个钟点令人心悸的钟声，那些大门和巨锁，都是权力的象征： 这是一座监狱，却用了温厚的名称，住在这里的居民， 就没有一个是不知道羞耻和畏惧的人。 1834年的法案以及随后由查德威克和凯伊等人建立的管理机构毫不考虑人类的需要，这大概是英国历史上企图强加一种意识形态的最始终如一的努力。假如我们不去考查焦头烂额的济贫法指导委员会贯彻执行查德威克那些不切实际的“指导通报”，取消或严格限制萧条的工业中心地区的户外救济造成了什么后果；假如我们不看一看济贫法助理特派员们如何想把马尔萨斯—边沁主义的原则应用于讲求实际的北部地区，那么，有关1834年以后生活水平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了。纪律和约束的原则从一开始就重于“不适合居住”的原则。[64]这个最善于标新立异的国家总在费尽心机建立机构，企图把济贫院的条件弄得比亭子间老板、多塞特郡的劳工、织袜工人和制钉工人的状况更糟。心理威慑的政策取代了不切实际的系统的饿馁政策，那是一种“劳动，纪律和约束”的政策。一名助理特派员说过：“我们的意图就是要把济贫院弄得尽可能像监狱一样”。另一名特派员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在里面建立严厉的和令人生畏的纪律，使穷人害怕，阻止他们进来”。凯伊博士心满意足地记载了他在诺福克的成功之举：事实证明，“详尽的日常生活诫律”，宗教仪式，吃饭时不准说话，“坚决服从”，不同的性别完全分开，拆散家庭（即使性别相同），从事劳动和与外界完全隔离等做法，比减少伙食更为有效。他用一种在古怪的仪式中使用的英文（这种英文总有一天会像古代夹手指刑具和足铐一般离奇）记录说： 我看到在济贫院的院墙内保留着一种习惯，允许居住在里面的穷人永远保存自己的财产，例如箱子，陶器，衣物等等……因此，我指示各个济贫院院长把这些东西拿去保管，存放在贮藏室里。科斯福德联合济贫院在做出这种改变时，普卢姆先生发现这些箱子里藏了大量的面包（可见伙食多么丰富），还有肥皂等东西，都是从济贫院仓库里偷的……做出这一改变的那天上午，12名强壮的女贫民离开了济贫院，她们说宁可到外面去干活。 凯伊博士学着查德威克一样的腔调继续写道，无论是有家的寡妇，还是老弱病残者，都不必为在济贫院而感到耻辱，他们应当为不断地浪费和欺骗而觉得心中不安，应当为他们在有能力活动的年龄就不想去勤奋劳动，……不事节俭……不谨慎……不尽孝道……不像劳动者那样独立地工作而觉得心中不安……。 凯伊博士和普卢姆先生获得了多么辉煌的胜利啊！12个强壮的女人一举而变得节俭和谨慎了（也许她们还一举从悲观派转变成了乐观派吧？），然而，尽管他们用尽了全部力气，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443个联合济贫院的内容不完全的报告还是证明，1838年的3个月中这些新巴士底狱（尚未将兰开郡和约克郡西区包括在内）中，共有78536名济贫院居民，到184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97179人。关于贫穷达到何种程度的最有力的证据实际上还在于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寄居人。[65] [1]梅休后来说这份职业统计表是“粗糙、未经消化、本质上不科学的”，这份文件的“缺陷使国家丢脸，商业阶级和工人阶级全都乱七八槽地混在一起，职业分类的方法连刚入门的生手都感到害羞。” [2]关于这些数字，见《议会文件集》（1833），第37卷；克拉潘前引书，尤见第72—74页和第5章；R．M．马丁：《英帝国的税务》（1833），第193、256页。 [3]G．斯图尔特：《车轮匠的作坊》（1923），第10、37章。 [4]W．B．亚当斯：《英国的游乐马车》（1837），转引自霍布斯鲍姆：《19世纪工业中的习俗、工资和工作量》，载布里格斯和萨维尔编：《劳工史论文集》，第16页。 [5]1939年《警务总监的第一份报告》第134页上也首先使用了这一词。由此可见，这个词在当时已经被普遗使用了。 [6]关于18世纪的“贵族”，参见乔治前引书，第4章。 [7]见后文．第535—540页。 [8]摘自《诺丁汉选邑档案，1800—1835》（1952），第8卷，托马斯·拉奇1812年4月24日致织袜工人委员会信。 [9]见《女怪》，1818年10月17日、11月21、28日和1819年2月6日、3月20日。 [10]1825至1826年的《行业报》。 [11]J．A．兰福德：《一个世纪的伯明翰的生活》，第1卷，第272页；C．吉尔：《伯明翰史》，第1卷，第95—98页；骚塞：《英国通信》，第36封。 [12]见S．蒂明斯编：《伯明翰和中部五金生产区》（1866），第110页及各处；H．D．丰格：《英国工厂制的胜利》（天津，1930年），第165——169页。 [13]韦伯夫妇：《英国工会史》（1950），第45—46页。 [14]W．M．斯特恩：《伦敦搬运工》（1960） [15]H．梅休：《伦敦工人和伦敦贫民》（1884），第3卷，第243页。与此相反的是，梅休在书中曾经提到他的一名清洁工人所说的话：“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我是宪章派。” [16]关于互助会的社会成份，见P.H.J.H.戈斯登：《英国的互助会》（曼彻斯特，1961），第71页。 [17]E．J．霍布斯鲍姆：《流动工匠》，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3卷（1950—1951年），第313页。 [18]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351页。 [19]《乡村游记》，第2卷，第294页。但是R．法因斯的《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矿工》第4—7章以及《技术工人）第2—3章对东北部煤矿区暴风骤雨般的事件——赫普本工会在1830至1832年间的兴衰——所做的描述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见T．S．艾什顿：（18世纪的煤矿工人》，载《经济学杂志》（增刊），第1卷合（1928），第325、331、334页。 [21]T．S．艾什顿：《工业革命，1760—1830》（1948），第158页。 [22]T．S．艾什顿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的文章，第146页。 [23]见《黑矮人报》，1818年9月9日。加人疾病保障会（甚或工会）交纳会费是必要的“支出”，这意味着一种生活水平的改善。 [24]见G．W．希尔顿：《实物工资制》（剑桥，1960），第81——87页。 [25]《先驱报》，1833年9月。摘自R．波斯特盖特：（建筑工人史）（1923），第93页。 [26]根据枢密院档案第A．158号“有关机械安装工帮工事实的陈述”，安装工的日工资从1775年的2先令6便士至3先令上升到1799年的4先令6便士。帮工为小业主师傅工作，小业主本人又受雇于“酿酒商、面粉商和其他制造商”，其工作可由任何罢工面陷于停顿。因此，罢工的帮工可以避开自己的主人而直接同厂商签订契约。 [27]参见盖洛维所提供的证据：“我们的经营范围有6到8个不同的部门；在木工中，我们称为木模工的其中包括高明的家具工、细木工、安装工和其他制木部门的工人；我们有铸铜和铸铁工；有铁匠、司炉工和锻工；……钳工和锉工；铜旋工、铁旋工和木旋工，种类很多。” [28]为了保证英国的工业优势，法令禁止许多种类的技术工人出国，违者为非法。 [29]见《英国行业手册》（1918），第237—241页；J．尼可尔森：《操作技工和英国机匠》（1829）；J．B．杰弗里斯：《机械工人史》（1945），第9—18、35页；《下院特别委员会关于工匠和机器的第一份报告》（1824），第23—27页；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151—157、550页；托马斯·伍德：《自传》（利兹，1956），第12页各处。又见W．H．Y查洛纳：《饥饿的40年代再考》（历史协会，1957），不过，这本书不明智地认为希伯特一普拉特工厂的技术工人的良好处境在“40年代”比手工织工的悲惨状况更具代表性。 [30]弗兰克·皮尔：《旧克勒克希顿城》，载《克勒克希顿卫报》，1884年1至4月。 [31]见《济贫法委员会十周年报告》（1844），第285页。其中的数字说明接受济贫的穷人在1803年为1040716人，在1813年为1426065人，在1815年为1319815人；此后则直到1839年都“没有统计报告”。新济贫法完全实施以后，从1840到1848年，每年有一个季度统计了接受济贫的穷人的数字。这些数字证明，在整个没有饥饿的40年代接受济贫的人数急剧上升，从1840年的1119529人上升到1848年的1876541人。1844年到1846年之间略有回落。 [32]B．威尔逊：《一位老宪章派的斗争》（哈里法克斯，1887），第13页。 [33]梅休前引书，第2卷，第338页。我在后面几页利用了梅休著作中的部分章节，包括他于1849年在《晨报》上对裁缝和靴鞋匠的描述，及《伦敦工人和伦敦贫民》，第2卷，第335—382页以及第3卷，第231页起。 [34]梅休前引书，第2卷，第364—365页。又见《机械杂志》，1823年9月6日：“很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一半的工人没有工作，那就是因为其他那一半比他应做的多做了一倍工作。” [35]根据梅休在其他著作中提供的证据。家具制造工和裁缝的情况显然被夸张了，比较可能的数字也许应当为1／5或1／6。 [36]W．洛维特：《在追求面包、知识和自由过程中的斗争和生活》（1920），第1卷，第31—32页。关于“人伙”的旧风俗（新来的工人或学徒必须为作坊中全体工人买酒），见J．D．伯恩：《工人阶级社会状况简介》（无出版日期），第39—40页。 [37]梅休第3卷，第231页。他列举了六七百名协会工人和四五千名非协会工人。 [38]见T．K．德里：《学徒法令中学徒制条款的废除》，载《经济史评论》，第3卷（1931—1932），第67页。亦见后文，第517页。 [39]多萝西·乔治博士在《18世纪伦敦的生活》第172—175和197——198页上提到了钟表制造业和制鞋业中的“亭子间老板”和“厢房业主”。又见E.W.吉尔波伊：《18世纪英国的工资）（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1934）。 [40]见《女怪》，1818年11月21日。 [41]见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167—170页；M．D．乔治前引书，第195—201页；A．福克斯：（全国靴鞋工会史》（牛津，1958），第12、20—23页。关于1803年的靴鞋匠帮工工会章程，参见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80—82页。 [42]达文波特：《生平》，重刊于《全国合作运动领袖》（1851年）。罗伊登·哈里逊博士帮助我注意到了这份资料，特此致谢。 [43]《行业报》，1826年9月10日、12月10日。 [44]关于南特威奇的组织，见下文，第427页。 [45]普雷斯认为裁缝的结社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当然他的地位特别适合于发现他们的秘密。 [46]见报纸上的这样一些广告：“凡有能力在建筑业中担任监工者，请到下列介绍所申请……＂（1825年7月17日木工帮工在《行业报》上刊登的广告）。 [47]《女怪》，1818年9月26日、10月3日和10日；《关于工匠和机械的第一个报告》（1824年），第45—46页；科尔和菲尔森前引书，第106—107页；［T．卡特：］《一个工人的回忆》（1845年），第122—124页。关于1834年的罢工，参见G．D．H．科尔：《为建立总工会而奋斗》（1953）。关于有组织的制帽匠和不体面的“帽工”之间的对立，见J．D．伯恩前引书，第41—42、49—50页。 [48]J．韦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第5版），第293页。 [49]科尔的《为建立总工会而奋斗》是有关第二个时期的最优秀的著作，虽然仍不够全面。 [50]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174页。 [51]T．A．沃德：《回顾过去》，A．B．贝尔编（1909年），第216页起。S．波拉德：《设菲尔德劳工史》（利物浦，1959），第2章；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174页。 [52]《新月刊》，1819年7月1日，摘自S．马可比前引书，第335页；又见T．S．艾什顿：《兰开郡早期工具制造业中的家庭手工业制度》，载《经济杂志》（增刊），1926—1929年，第1卷，第131页。 [53]见J．普雷斯特：《考文垂的工业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第3.4章中明澈的叙述。 [54]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179页。 [55]F．A．哈耶克和T．S．艾什顿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的论文，第27—28、36页。 [56]见下文第779—806页关于欧文主义的讨论。 [57]《行业报》，1825年7月24日。亦见W．H．沃伯顿：《北斯塔福德郡陶业工会组织史》（1931），第28—32页。 [58]参见下文第429—443页有关爱尔兰劳工的讨论。 [59]洛维特前引书，第1卷，第25—26页。 [60]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452页。 [61]同上书，第1卷，第461页。在战后的几年中，退伍水兵在伦敦的乞丐中所占的人数最多。见《消灭行乞协会的第四份报告）（1822），第6页。 [62]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465页。 [63]见J．D．马歇尔：《诺丁汉郡的改革派及其对新济贫法的贡献》，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13卷（1961年4月3日）。 [64]1834年以后，济贫院穷人的生活条件比外面处境最差的劳工还要差，这就是“不适合居住”的原则。 [65]凯伊博士的证词，见G．康沃尔·刘易斯：《关于爱尔兰贫穷调查委员会的第三次报告》（1837），第34—35页；关于1838年济贫院穷人的状况，见《济贫法委员会的第五份报告》（1839），第11、181页；关于查德威克“不切实际”的指示信，其中可作例证的一封是面临工业萧条需要进行户外救济时给曼斯菲尔德几位督导员的信，见《济贫法委员会的第三份年度报告》（1837），第117—119页；《第十份年度报告》（1844），第272页。在有关济贫法的大量著作中，德赖弗的《托利激进派》（1946）第25、26章生动地叙述了北方地区对济贫法的抵制。 感谢肖弋戈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二章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二章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 1．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 2．纽约中央工会 3．犹太社会主义者 4．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 5．无政府主义者 6．国际工人协会 7．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8．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的作用 9．贝拉米和工业国有化运动 10．社会主义劳工党的贡献 在第一卷中作者曾经叙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乌托邦阶段到1877年社会主义劳工党成立以及党到八十年代开始时的发展历史。〔参见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纽约版，第260—295，316—320，326—327，352—358，467—470，661—668，691—696，715—716，718—720，723—728页。〕在本卷中，已经有必要重述八十年代以前的美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但是，由于这段历史同1880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有关，某些事实对于本卷还是很重要的。 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分成两派，即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派，前一派人接受了菲迪南德·拉萨尔的思想，他们相信“工资铁则”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永远存在着一批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工资就永远要被压低到最低的水平。因此，劳工的任何旨在提高工资或者缩短工时的济斗争都不会有什么结果。拉萨尔派认为工会注定要失败，他们强调政治行动是万能的，并且强调由政府出资成立合作社来逐渐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政治行动。〔大多数追随坎门司及其副手们的美国劳工历史学家（参看《美国劳工史》，1918年纽约版，第2卷，第449，514·515页）曾经把这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和策略上的冲突过分简单化，把这说做是“政治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社会主义者”的冲突。事实上，这一争论是关于工会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两派都是一个政党的一部分，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反对政治行动。〕事实上，他认为，所有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但是，他把重点放在建立工会上，使工人能够进行斗争以争取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强调工会和政治活动互相结合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强有力的工会运动，是使政治行动得到胜利的必要基础。 在整个八十年代中，虽然拉萨尔主义在社会主义劳工党中的影响仍然很大，但是工会和政治行动互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已组成了组织党的公认原则。”。社会主义劳工党根据这种观点，开始影响全美国工会的形成，并且产生了工会领袖，这些领袖对劳工运动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1881年，社会主义劳工党员已减少到二千六百人以下，但是说该党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它的党员数目。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许多工会，都是由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其中突出的例子是粗细木工工人、成衣工人、海员、制雪茄工人、皮毛业工人，以及家具业工人的组织[1]。 全美国的城市中央劳工团体也是由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的，他们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期间继续影响着这些团体的政策。[2] 纽约中央工会 当时美国最重要的中央劳工组织是纽约中央工会。它是在1882年2月11日召开的由十四个工会的代表出席的一次会议中成立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全国书菲利浦·范·巴顿在会上发表了演说。社会主义劳工党英语工人部的领袖、粗细木工联合兄弟会的创始人和书记彼得·麦克基尔在草拟中央工会的纲领中起了很大的影响，并且使纲领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精神”。虽然纲领的好几部分为拉萨尔主义所冲淡——尤其是关于由政府贷款资助的生产者合作社最后能够清除资本主义的那种主张——但是它的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即认为在阶级斗争中工会和政治组织是必需的。[3] 纽约中央工会发展迅速。到1883年8月，它已拥有六十多个分会。三年之后，有代表十五万会员的二百零七个工会隶属于它。中央工会通过举行群众大会、游行和庆祝会，大大地激起了公众对土地问题、金融、运输和一般劳工问题的兴趣。它首创了以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劳动节的惯例。它参加了政治活动，进行反对陷害劳工的法律的斗争。它使抵制运动的斗争方式发展起来。它从劳工系且微中捐募款项以帮助工会所进行的罢工。例如，1882年7月，为了支持搬运工人的罢工，纽约中央工会为罢工工人募集了六万美元。1885年8月，在涉及一千五百名工人——其中大部分为犹太人移民——的大衣业两周总罢工的时候：“中央工会的代表曾积极参加协助解决这次罢工”[4]。 总之，中央工会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已作为日益发展的劳工运动的有组织的表现形式而出现。中央工会是纽约劳工运动的主流，它是美国出生的和外国出生的白种和黑种工人的有力的组织它是由社会主义思想领导的，它的原则是激进的。 在纽约，由社会主义者和领导的其他中央行业工会有、德国人工会联合会、犹太工人工会和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5] 犹太社会主义者 在八十年代初期，一小批犹太社会主义者移民，为以后在美国的犹太工人中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会运动奠定了基础。这批犹太激进分子中有许多是年轻人，他们在未来到美国之前，曾参加或同情过俄国的革命运动。他们在到达美国之前，对工会运动的经验很少，而且有些人甚至认为改善工人阶级处境的工会运动是社会革命的阻碍。[6] 1882、1884和1885年，犹太移民中间组织了好几个工人社团，其中最重要的是1885年4月19日组织的犹太工人工会。这个工会创办了日耳曼犹太语（意第绪语）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机关报《纽约的日耳曼犹太语人民报》，该报在1886年6月25日创刊，一直继续到1889年12月20日，最高发行额曾达到五千份。在这三年半的期间，这个周报对在犹太工人中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思想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转载了马克思的经典小册子《雇佣劳动与资本》，并且刊载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理论讨论以及所有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集会的通告。[7] 犹太工人工会成立以来的二十七个月当中，在犹太移民工人中作了比以前所有各种社团合起来所作的更为有效的组织工作。到1886年，它组成了十四个工会，的有三千名下述各手艺行业说日耳曼犹太语的会员：礼帽与便帽模型制造业、衬衣裁缝业、杂货店店员、裤子缝纫业、钱袋缝制业、裁缝业、衣帽间工人、理发匠、排字工人和小贩。它对于纽约实行契约制的工厂大衣缝纫工人1885年的总罢工行了有价值的和有组织的援助，并且在1886年组织了一个鼓动废除血汗工场和整个契约制度的反血汗工场同盟，它也帮助了1886年6月的雪茄制造工人和家具工人的罢工。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工人工会所组织的所有工会，在它的章程中，都有一项规定，即号召劳工在政治上进行独立行动。[8] 犹太工人工会所组织的早期的移民工人工会寿命都很短。这些工会最初都是在罢工当中间生的，它们往往在斗争过去之后就解体了。除了雇主的残酷攻击之外，工会还由于犹太社会主义者缺乏工会运动的经验而受到挫折。如果罢工失败了，他们就觉得工会好像是没有用处似的；如果罢工胜利了，大家就认为既然已经通过罢工达到了目的，就再没有必要维持工会组织了。而且，虽然无政府主义者为了接近移民工人，认为有必要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但是，他们在鼓励建立稳定的工会方面却裹足不前。反之，有许多犹太无政府主义者却强调说，工会仅仅是镇定剂，它会使工人离开争取工人阶级完全解放的重要斗争。 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 犹太工人工会的使犹太社会主义者认识到在移民工人中建立强有力的稳定的工会的重要性。这种新获得的认识，反映在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犹太人劳工组织的第一个永久性的联合会——的诞生和成长上面。 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是在1888年10月9日的一次大会上组成的，有十名代表和其他个人出席了这次大会，他们代表三个犹太人工会（美犹排字工人工会、犹太演员工会和犹太合唱队演唱者工会），两个社会主义劳工党分部（说日耳曼犹太语的第八分部和说俄语的第十七分部），以及给与犹太工人援助和在组织上给予支持的德国人工会联合会。大衣缝纫工人勃纳德·温斯坦被选为记录书记，衬衣裁缝工人莫里斯·希尔奎特被选为第一通信书记。 大会采纳了可能是八十年代劳工运动中表达得最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在草拟章程的时候，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是以强有力的纽约中央工会的章程为基础的，但是无在一般原则或者具体要求方面，却都把那个章程中的许多拉萨尔派的公式改为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章程中要求工人们组织起来：“共同保卫自己，反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并且对工人们说明，他们一方面通过组织和工会，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斗争，就能够把自己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章程接着就：“随着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所谓政治自由不过变成了一句空话，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劳资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其原因就是因为资本是从那些没有土地、财产、或生产手段的工人那里非法取得的利息、租金和利润所构成的。” 章程中引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口号只有依靠工人自己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因为其他阶级对于改善工人的处境是毫不关心的”，这一点使这个文件更加明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价格和利润的理论。这一原则性的阐述也强调指出，在工人阶级的手中，“掌握着我国自由制度的未来，他们注定要以一个建立在正义、自由和全世界工人团结的基础上的新秩序来代替目前邪恶的社会制度”[9]。 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成立时，在所属三个工会中，共计有会员八十人。在它的第一次会员上，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选出了一个组织委员会，委员会立即进行恢复犹太工人的已经停止活动的工会，并且在没有工会的地方建立起新的工会。在第二次会议上，委员会报告说，衬衣裁缝工会已经恢复了。在这次会会议后不久，又组织了一个裤子缝纫工人工会、一个短裤缝纫工人工会和一个大衣缝纫工人工会。随后又成立了犹太人音乐师、订书工人和钱袋缝制工人工会。 在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成立六个月之后，它拥有十一个分会，共有会一千二百人。到1890年它拥有二十二个地方分会约有会员六千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中，它继续增长着，同时，按照纽约城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的组织形式，费城、芝加哥和波士顿的社会主义者相继建立了犹太工人联合会。[10] 社会主义劳工党在建立全国工会、组织城市劳工中央团体和建立地方工会，尤其是在德国人、犹太人、爱尔兰人、波希米亚人、俄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等外国出生的工人中间工会方面所起的作用，对于日益发展的美国劳工运动是一个卓越的贡献。但是，不幸得很，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并没有在社会主义劳工党本身的成长中反映出来。这个政党由于不断的分裂而遭到了削弱。这样，社会主义劳工党的一个重要派系就纠缠到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派”理论中去了。 无政府主义者 来自德国的移民，曾历过1878年俾斯麦的禁止所有工会和激进的政治组织的“例外法”；来自俄国和意大利的移民，则经历过他们本国的对革命活动的镇压。许多有战斗性的美国工会运动者和社会主义者，从这些移民那里听到了关于其他国家中成立自卫队和秘密准备革命的情形。他们可能从暗杀沙皇和国王是无济于事的事实中得知，恐怖手段是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斗争的一种障碍。但是，他们还没有深切体会到这个历史的教训。 早在1875年，在芝加哥就有一小批德国社会主义者成立了一个武装社团，来保护工人不受军警的袭击。这个社团的公开名称是“智勇社”。1877年大罢工期警察、民兵和美国陆军对工人的攻击，使得这一运动扩展起来了。虽然大多数武装团体的会员是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党员；但是，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却谴责这种组织，理由是认为它们歪曲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和政策。1878年，所有社会主义劳工党员都被命令脱离这种社团，但是，这一命令遭到了芝加哥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再夹杂了其他一些争端，这样便造成了1880年该党的分裂。 同年，一批退出社会主义劳工党的人们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名为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的组织。不久，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在其他城市——波士顿、费城、密尔沃基和芝加哥——中也成立起来了，在这些城市里住有大批外国侨民和移民，他们在美国阶级斗争中所受的新的惨痛经验，使得他们特别易于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思想。[11] 在这一运动中占最重要地位的芝加哥俱乐部，是由阿伯特·帕森斯和奥古斯特·施皮斯领导的。帕森斯是中西部卓越的美国土生的社会主义人物。奥古斯特·是一位德国出生的工人，他在1877年铁路罢工之后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并且成为美国主要的社会主义演讲者和记者之一，他能很流利地说和写英文和德文。帕森斯和施皮斯都是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运动者，他们曾在芝加哥以社会党候选人的资格参加过竞选。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对政治行动丧失了信心，他们在寻找一种新的办法来对付警察对工人阶级和工人组织的进攻，其中最残酷的一次进攻发生在芝加哥。[12] 博加特和汤普逊写道：“芝加哥的警察反映出雇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他们认为罢工本身就证明了工人把自己置于反对法律和秩序的地位……用警棒来驱散工人的种种集会，已变成了小队骑警或分队警察的一种消遣。警棒是不长眼睛的：男人、妇女、儿童乃至商店门口的旁观者都难免受到它的光顾。由‘平克尔顿密探’加以协助的警察，对于这种斗争等于火上加油。对于工人们来说，他的就是工人们所反抗的可恨的专制压迫的具体体现者。”[13] 国际工人协会 1881年，在芝加哥举行了各地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的全国会这个会员是由参加过一次伦敦会议的纽约俱乐部所召集的。在伦敦会员上曾进行了关于恢复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这个协会就是所谓“黑色国际”，它是由巴枯宁创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巴枯宁破坏了欧洲劳工运动，并且使得第一国际分裂。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从第一国际开除出去。纽约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的成员从伦敦会议回来—他们在会议中把自己的俱乐部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时候，带来了“用行动来进行宣传”的学说。他们主张，对统治阶级进行阴谋行动和个人恐怖，是鼓动群众起来反抗的唯一办法。 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1881年的会议并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机构，而只是通过了采用革命社会党的名称和一个纲领。这一纲领要求按“共产主义的”原则来组织工会，并且说，应该只对具有“进步”性的工会才给予帮助。这一纲领也谴责了投票选举，认为那只是“资产阶级愚弄工人的一个花样”，并且建议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其目的在于向工人证明：“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不平等的，企图通过投票选举来改造社会是徒劳无益的”。纲领建议应以“随时准备拿起枪杆来反抗侵犯自己权利的工人武装组织”。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武器。[14] 一直到1882年，在约翰·莫斯特来美国以后，社会革命党人运动才真正联合起它的队伍，成为一支活跃的力量。莫斯特是有口才的演说家，又是一位长于讽刺而有才华的作家，他很敏感而有些自负，他很快就成为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公认的领袖。 在旅行全国之后，莫斯特就为1883年10月在匹兹堡召开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大会铺平了道路。在这次会员上有二十六个城市的代表出席，并且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莫斯特、帕森斯和施皮斯是最活跃的代表。 莫斯特在大会上占了主导的地位。他是热烈主张运用恐怖手段的人，他反对为当前的要求——较短的工时、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工作条件——而进行斗争，他认为这些东西是施给工人阶级的小恩小惠，其作用只能是把他们更紧地束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主要是由莫斯特起草的，宣言既没有提到政治行动也没有提到当前的要求。它强调了“用一切手段，也就是用有力的、无情的、革命的和国际的行动来摧毁现存的阶级统治”，并且“在生产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宣言在结尾处号召对资本主义的罪恶采取唯一的对策——暴力![15] 两种截然不同的分子出席了匹兹堡大会，他们主要是在反对政治行动这一点上联合起来的。由莫斯特所领导的和其他东部城市的代表，赞成个人的恐怖行动。由帕森斯和施皮斯伸所领导的西部代表，在认为政治行动是徒劳无益的而暴力即很有用这一点上，同莫斯特是意见一致的，但是，他对于工会工作则有坚定的信心。在理论上，他们当时所持的主张是，工会不应满足于只为当前的要求而进行斗争；它的唯一任务，是为完全摧毁资本主义和建立新社会而进行斗争。工会作为未来社会的“萌芽机器”，应依靠工人群众的直接行动，来建立自由社会的基础。作为对资本主义作战的战斗单位，工会的主要武器就是强制和暴力。宣言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和摆脱奴隶制度的桎梏：“让暴君们战斗吧！最后审判的日子不远了！” 这种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混合物，就是所谓的“芝加哥思想”。西部派掌握了足够的票数，它迫使大会采纳了这一思想。莫斯特和他的一派对于宣言的这一方面是没有兴趣的，但是他们与妥协了，因为当时的形势已明显地表示出：如果他们加以反对，就可能导致分裂。就他们而言，宣言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因为他们除了试图争取工会会员来支持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外，并无意于集中力量进行工会工作。 虽然在理论上宣言强调了工会不应满足于只为当前的要求进行斗争但是在实践中为了取得工人的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追随者不得不支持工人的当前要求。因此，国际工人协会在工会中也就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在中西部，在那里，由帕森斯、施皮斯、迈克尔·施瓦布、塞缪尔·菲尔登等一些富有战斗精神的激进人物所领导的芝加哥派，深深地渗入了工会运动。许多工人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仅芝加哥一地就有五千到六千名会员。温地城的社会革命党人发行了五种刊物：帕森斯编辑的英文版双周刊《警钟》，发行额为二千到三千份；施皮斯编辑的德文日报《工人报》，发行额三千六百份；《先兆报》；以及一份波希米亚文的日报。 芝加哥的社会革命党人举行了引人注目的群众示威游行，并且在中西部各地作了巡回演讲，因而能够发生比他们的实际人数所表示出的大得多的影响。他们控制了芝加哥中央工会，该会在1886年包括有二十二个工会，其中有芝加哥城七个最大的工会。他们参加了中西部大多数的劳工斗争，并且帮助工人进行斗争，而不论他们所属的团体或所持的社会哲学如何。但是，他们都一再表明，当前的要求是没有重要意义的；直接行动——强制、暴力——才是万应药。正如1885年10月施皮斯所提出的芝加哥中央工会的下述决议案所说的：“我们紧急地号召工资工人阶级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便能够向他们的剥削者提出唯一能够发生实效的论点：暴力……”[16] 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中，社会主义劳工党失去了许多党员。一批批党员退出了组织党，参加了更富于斗争性的国际工人协会。到1883年底，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党减少到一千五百人，而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在1885年则号称有七千之众。[17] 这是国际工人协会发展过程中的最高峰。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的基本弱点，1886年5月干草市场事件后所造成的歇斯底里，以及社会主义劳工党采取的更富于战斗性的立场，重新确定了该党在美国作为居于领导地位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社会主义劳工党觉察到，在公众的心目中，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混淆不清〔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夫妇访问美国时，曾作了很大的努力来说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的区别他们写道：”美国人所犯的是一个普通的即认为无政府主义是革命的。其实，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同它最近的一些发言人一样，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是革命者。”（《美国工人运动》，第21页。）〕，因此，便设法说明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1883年4月，菲利浦·范·巴顿直接写信给和马克思一起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约翰·莫斯特和他在美国的朋友们正在夸耀说：“莫斯特跟马克思的关系很密切……而马克思也同意莫斯特所作的宣传”。菲利浦·范·巴顿强调指出：莫斯特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在这里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因此，他觉得如果恩格斯就“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跟社会主义对立这个问题的态度”发表一下意见，将会有助于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来克服这种影响。恩格斯在他的回信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谬论”毫无共同之处，〔恩格斯在他1883年4月18日从伦敦寄给范·巴顿的信件中，简略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的根本区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1-163页。恩格斯给范·巴顿的信，范·巴顿致恩格斯函，刊于同书第161页。〕从巴枯宁一开始用现在这种形式提出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就反对无政府主义，〔这里所指的是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年），他曾领导第一国际中的一个宗派进行阴谋活动，于1872年海牙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谁要是硬说莫斯特同马克思有任何关系或受到过马克思的任何协助：“这个人不是受了骗，就是故意撒谎”。恩格斯同意了范·巴顿发表他的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俄文版,第304——305页,俄译本编者注。〕。 1886年，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互不相容的敌手》中用道：“抗议把我的同任何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混淆起来，或在任何方面与他们等同起来；我们是一切无政府主义者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本小册子在无政府主义的强制和暴力的理论时解释说：“为了挽救工人阶级免于遭受彻底奴役，我们可能要进行战斗。但是，战争只能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而我何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战争，虽然这一点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或许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必须而且的确认为这在美国是可能的，并且只要是在言论和新闻自由、和平集会和的权利、以及普选权（包括妇女的选举权）不受现行法律剥夺的任何地方，这也是可能的。我们对我们的思想和目的是完全直言无讳的，我们所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所有工作都是光明正大的，我们不使用秘密组织来达到我们的目的。”[18] 但是，仅仅把无政府主义者在理论上的混乱和马克思主义的明确立场区分开来还是不够的。社会主义劳工党未能彻底了解国际工人协会在工会中得势的真正原因。国际工人协会并不只是专门致力于通过演说和著作来宣传它的理论，它也领导了罢工斗争，尤其是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因此，虽然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会员是德国移民，但是它却深深地渗入到各个工会的美国工人中去了。 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的作用 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发展。在整个八十年代中，恩格斯曾一再指责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对美国劳工运动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他指责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理论”不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有生命的东西，而不是死东西。在恩格斯看来，他们在原则上拒绝学英语不仅仅显示出他们心胸的狭窄，而且也显示出他们政治上的愚昧。无怪乎恩格斯在一封致左尔格的信中忿怒地宣称：“要是德国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因而全部瓦解了，那倒是个收获，不过那样的好事是我们指望不到的。”[19] 尽管有德籍美国人的把持，社会主义劳工党还是采取了一些使自己美国化的步骤。在1885年的有代表四十一个小组和四千名党员的三十三位代表出席的大会上，该党决定创办一份英文的“党报”。此外，该党还按照民族划分了小以便成立纯粹美国人的小组。[20] 虽然《约翰·斯文登报》赞扬这一行动，但是，它却正确地指出：当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仍然同群众的劳工运动隔绝的时候，该党的影响是决不会增长的。它着重指出：在他们拒绝学英语并且把自己的活动限制于说德语的工人之间的时候，他们将继续陷于孤立。 “本城或全美国的德籍美国人要是全都学会说、读和写美国的语言的话，他们在社会、道义、或政治上的影响会比现在大十倍。由于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大批的德籍美国人同他们周围社会的一般生活隔离开了。如果他们掌握了美国的语言，他们会对全美国注入多少新思想呀！我们知道，德文是一种丰富、成熟、微妙、精巧和流畅的语言，但是五千多万美国的白人和黑人进步人民所说的语言也是如此。”[21] 恩格斯完全同意这种批评。他认为，社会主义者为了在美国发生重要的作用：“必须彻底清除任何外国化的残余，必须成为完全美国化的党。这个党不能等着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同时又是外来的，因此，应当向国内占大多数同时又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靠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学习英语”[22] 当然，恩格斯并没有低估外国出生的移民工人对美国劳工运动的成长所作出的贡献。他也了解，从1872年以来，社会主义劳工党一直鼓励在外国出生的工人中建立分部，分部的党员可以用非英文的语言来进行会员和教育工作，该党承认了由于美国工人阶级的不同民族的组成成分而产生的需要。正像犹太社会主义者机关报《工人报》所解释的一样：“因为只有我犹太语的公民才能够在犹太移民中顺利地进行工作，因为我们说他们的语言——仅仅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才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犹太人团体。日耳曼犹太语是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我的的目的之一是消除劳工世界中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的区别。”[23]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移民曾经这样地改变了劳工队伍的成份，以致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外国出生的工人构成了工人的多数。在承认移民工人需要在民族单位的基础上以本民族语言作为组织手段来加组织以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劳工党对于美国劳工运动的成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社会主义劳工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并不在于，它在外国出生的工人间进行工作和利用他们的民族和人民的语言——移民所了解的唯一语言——作为组织工作的媒介。它的错误是在于——正如斯文登所说的一样——社会主义者不了解，要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就必须把他们的主张传播给“五千万美国的白人和黑人进步人民”。举例来说，他们没有做特殊的努力来接近数十万的黑人工人；事实上，他们完全忽视了美国工人阶级这一重要部分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例如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种族歧视、剥夺公民的自由和私刑。的确，1885年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大会曾要求实行不分种族、性别和肤色的普选权，但是在政纲中却没有包括黑人的任何其他特殊要求。 1886年9月16日，爱德华·艾威林博士、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德国社会主义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来到了美国。英国的生理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艾威林博士和他的妻子爱琳娜·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在社会主义劳工党的主持下在各地作了演讲。他们协助了在说英语的工人中撒播社会主义学说的种子，并且促使社会主义者在1886年秋季的劳工运动的巨大群众性政治高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标志着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社会主义劳工党第一次成为美国群众性的劳工运动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4] 但是，在把社会主义劳工党改变成一个美国政党方面，艾威林夫妇的努力并没获得太大成功。德籍美国人宗派主义分子的影响仍然太大了。艾威林夫妇离开美国时确信，如果社会主义者工作得正确的他们在美国是有优良的发展条件的。他们所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在美国有着：“大批不自觉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在听到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之后，就喊叫说：“呀！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话，我们就都是社会主义者啊。”[25] 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在不停地寻求比现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制度较好的制度，寻求用合作来代替竞争，用社会所有制来代替私人所有制——所有这一切足以证明，艾威林夫妇所说的美国的广大群众已线准备接受社会主义的主张是正确的。从下一事实上就可以反映这种情形：1889年，在威廉·布利斯（WilliamDwightPorterBliss）、乔治·赫隆（GeorgeD.Herron）、理查德·伊利（RichardTheodoreEly）的领导之下，由一些牧师和教授成了基督徒社会主义协会，〔基督徒社会主义者强调主张，地方政府应拥有电灯、暖气和运输公司，电报和铁路国有化，以及建立邮政储蓄银行，作为所有工业全部社会主义化的准备步骤，同时，应该征收以缩小贫富悬殊为目的的赋税（布利斯：《什么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小册子，1890年版。）〕该会的宗旨是：“以耶稣基督的精神，并按他的教诲，来使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符合于上帝的父爱和人子的兄弟情谊。”[26]㉖这也反映在四十本左右乌托邦社会主义小说的问世，它们描绘了只要用一种基于理智原则的制度来代替现行制度，全体美国人就能获得光辉的未来。 贝拉米和工业国有化运动 乌托邦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一本文学作品，即爱德华·贝拉米（EdwardBellamy）的《回顾》。这本小说：的经路是这样大，以致印刷商都赶印不及。在几年之中就出售了一百万册以上，而且有一个时期出售率是每天一千册。 围绕着贝拉米的主要政治主张，即工业国有化，形成了一个寿命很短的社会主义运动。1888年在波士顿首先成立了“工业国有化运动俱乐部”，接着迅即扩张到全国。这些工业国有化运动者的团体是通过通信和互相派人演讲的方法很松懈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主要从城市中等阶级中征集会员。它们企图通过生产和分配国有化的办法，来医治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端。它们认为在完成了这一点之后：“建成一个真正民主和人民的社会便会有绝大的可能；全世界的人将破天荒第一次看到一个合理的、有秩序的完善的共和国——个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理想的共和国。” 这个新社会将通过逐步的改革而建立起来；用“有理性的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27]这种运动建议在公众准备好的时候，逐个地接收各种工业。它的最初要求是，电话、电报、运输公司、铁路和煤矿的国有化，由地方自治机构办理地方选举，教育机会平等以及改革文官制度。[28] 虽然工业国有化运动同科学社会主义极少共同之处，而且伯拉米自己竭力表明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这一运动确曾有助于美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增长。尽管它有缺点，《回顾》这本书却在许多年间继续成为向许多美国人介绍社会主义的第一本书籍。 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去接近那些在不断地寻找方法去克服日益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弊害的美国工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鼓动和加深他对美国生活中的不平的憎恨，直到人民大众都痛恨这种不平为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处在一切鼓动和运动的中心，来教育工人，使他们了解，只有根本改变社会结构，才能根本改变他们的境遇，而且这种改变不是能够靠理论说服资本家来实现的。社会主义者应处在所有导致工人离开那两个老政党而建立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的独立政党的运动中心。 社会主义劳工党的贡献 社会主义劳工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确曾尽到了某些这类的责任。在阶级斗争极为剧烈的这十年当中，社会主义劳工党员整个劳工运动带来了一种刺激和新的看法与意义。住促使重要的全国工会、地方工会和城市中央劳工组织成立和壮大了起来，而且它的党员在劳工骑士会里进行了英勇的工作。它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清楚地区分开，而无政府主义在这些年代中曾力图渗入美国的劳工运动。它领导了工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问和改善工作条件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社会主义劳工党在移民工人中奠定了有战斗精神的劳工组织的基础，这种在美国工会运动中不久就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所有这种外国出生工人的工会都加入了美国总的劳工运动，并且变成了它的一部分。 然而，社会主义劳工党并没有制定和树立一个牢固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领导，在它的党员中真正可以叫做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是寥若晨星。在大部分这一段时期中，拉萨尔派在说党中发生了过大的影响：〔直到1889年9月，那些仍然坚持拉萨尔主义立场、赞成政治行动而完全排除工会活动的社会主义劳工党中央工作人员才被撤换，而代之以强调扩大工会活动的必要性的人，（朱斯图斯·埃伯特著：《美国工业的进化》，1907年纽约版，第66—67页。）〕其结果正像我们在下面所看到的，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在劳工运动礼特别是在劳工骑士会中的影响。最后，在这整个时期中，社会主义劳工党保持了它的几乎完全由德国人组成的面貌，只有一些犹太人、波兰人、波希米亚人和意大利人掺杂其中。朱斯图斯·埃伯特说：“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劳工党是一个德国人的政党，它的正式语言是德文。美国人的成分一般而言是不占重要地位的。”[29] 虽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对于美国劳工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传统、语言和经验的不同，他们同美国工人是分开的。因此，按照恩格斯的话来说他们（德国人）不了解怎样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推动美国人民大众前进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页——译者〕。 [1]《约翰·斯文登报》，1884年11月2日；1880年4月8日J.埃赫曼（J.Ehmann）致菲利浦·范·巴顿（PhilipVanPatten）的信，见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收藏的《社会主义劳工党文件》《SocialistLaborPartyPapers）；菲利浦·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31页；菲利浦·方纳《毛皮及制革工人工会》（TheFurandLeatherWorkersUnion），1950年新泽西州纽厄克城版，第18页；查理·麦克阿瑟·德斯特勒（CharlesMcArthurDestler）著：《1865—1901年美国激进主义》（AmericanRadicalism，1865—1901），1946年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城版，第83—84页。 [2]菲利浦·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30页。 [3]《纽约市及郊区中央工会章程及附则》（ConstitutionandBy-LawsoftheCentralLaborUnionofNewYorkandVicinity），1887年纽约版；《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502—503页，第808—813用《约翰·斯文登报》，1883年10月14、21日；彼得·斯皮克（PeterA.Speek）著：《单一税与劳工运动》（theSingletaxandtheLaborMovement），1917年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城版（Madison，Wisconsin），第25，317—318页。 [4]约翰·斯文登报》，1884年4月8日；《纽约日耳曼犹太语人民报》，1886年7月12日；《纽约太阳报》，1886年7月19日。 [5]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Hillquit）著：《美国社会主义史》（HistoryofSocialismintheUnitedStates），1903年间纽约版，第286—287页。 [6]E.伯京（&Burgin）著：《犹太人劳工运动史》（theHistoryoftheJewishLaborMovement），1915年纽约日耳曼犹太语版，第68—85页；马丁·柯亨（MartinA.Cohen）著：《犹太人移民及美国工会》（JewishImmigrantsandAmericanTradeUnions），1941年8月芝加哥大学未出版的博士论文，第35—37页。 [7]《约翰·斯文登报》，1885年6月7日；前引E.伯京书，第100—103页前引马丁·柯亨文，第41—43页。 [8]《犹太人生活》（JewishLife），1952年4月号，第12页；前引E.伯京书，第103—112页。 [9]莫里斯·夏普斯（MorrisSchappes）1948年在美国犹太人历史学会年会上的报告，载于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未出版的文件。 [10]勃纳德·温斯坦（BernardWeinstein）著：《最初的年代》（theFirstYears），（日耳曼犹太文），载于哈利·兰与莫里斯·芬斯通（hariryLangandMorrisFeinstone）合编：《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五十周年念刊》（UnitedHebrewTrades50thJubileeBook），1938年纽约的版，第32页；前引马丁·柯亨书，第68—69页。 [11]尤尼斯·米奈特·修斯特（EuniceMinetteSchuster）著：《道地美国人的无政府主义：美国左翼个人主义之研究》（NativeAmericanAnarchism：AStudyofLeftWingAmericanIndividualism），1931—1932年马赛诸塞州北安普顿版，第162—164页。 [12]兰·卡尔玛（AlanCalmar）著：《劳工鼓动者：阿伯特·帕森斯的事迹》（LaborAgitator：theStoryofAlbertR.Parsons），1937年版，第52—62页。 [13]E.L.博加特（E.L.Bogart）和C.M.渴普逊（C.M.Thompson）合著：《1870—1893年的工业州——伊利诺伊州百年史》（theIndustrialState，1870—1893，theCentennialHistoryofIllinois），第4卷，1920年伊利诺伊州斯普临菲耳德版，第167—168页。 [14]前引亨利·戴维书，第64—69页。 [15]理查德·伊利（RichardT.Ely）著：《美国劳工运动》（theLaborMovementinAmerica），1886年版，第358-363页。 [16]塞米尔·耶艺（SamuelYellen）著：《美国劳工的斗争》（AmericanLaborStruggles），1936版，第48页。 [17]前引莫里斯·希尔奎特的书，第217—218页。 [18]《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互不相容的敌手》（SocialismandAnarchism，AntagonisticOpposites），《社会主义丛书》（SocialisticLibraiy），第6册，1886年6月1日纽约版，第7—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8页。 [20]《约翰·斯文登报》，1885年10月18日；《工人拥护者》（Workmen’sAdvocate），1888年1月8日。 [21]《约翰·斯文登报》，1886年2月21日。 [22]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英译本美国版序言）。 [23]《工人报》（ArbeiterZeitung），1890年12月5日。 [24]前引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艾威林夫妇合著之书，第43—44页。 [25]同上书，第45页。 [26]前引莫里斯·希尔奎特书，第319—321页。 [27]《新民族》（NewNation），1891年1月31日；《民族主义者》（theNationalist），1889年5月号。 [28]《民族主义者》，1889年12月号多《新民族》，1891年1月31日。 [29]朱斯图斯·埃伯特（JustusEbert）著：《美国工业的进化》（AmericanIndustrialEvolution））1907年的版，第66页。
工会“安全空间”的终结？（一篇给西蒙·乔伊斯的回复马丁·阿普彻奇（MartinUpchurch），2015年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工会“安全空间”的终结？ 一篇给西蒙·乔伊斯的回复 马丁·阿普彻奇（MartinUpchurch）2015年春 第一星际翻译 〔说明〕FromInternationalSocialism2 : 146,Spring2015. 原文鏈接：Theendofthe“safespace”forunions?AresponsetoSimonJoyce 西蒙·乔伊斯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设法解释英国罢工记录处于历史新低的原因。西蒙的论点是，与国际工人运动相关的罢工“自信理论”，还不足以解释当代的罢工。西蒙并没有否定工人自信作为强劲罢工的一个条件的重要性，但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过于乐观地认定，工人的自信会在很长的罢工活动衰退期内增长。西蒙为此提供了一个解释，强调了在工会领导下的机构的限制力。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工作场所的工会愈发将自己的能力限制在采用“合法”的罢工行动。西蒙认为，结果是立法的限制削弱了工会成员的自主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工会成员手中的罢工武器基本已被夺走。”此外，“工会成员手中罢工武器被夺走意味着再去激发他们的怒火和/或自信，将其转化为更汹涌的罢工浪潮将极其困难。” 在举例说明时，西蒙给出了一个复杂的分析，深入研究了经济结构变化、工会官僚机构的压制作用以及工会的主要失败等斗争过程，这可能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罢工的衰落。西蒙说得比较收敛，他避开了就“阶级力量的天平”或是工人政治与阶级意识的整体状况来谈论自己的观点，而更倾向于给出“一个关于为何罢工这么少的分析”。尽管西蒙闪烁其词，但需解决的正是后面这些因素。我想就两个层面回应西蒙的论点，二者都不是试图批判或是诋毁他的分析，而是加上一些评论与见解。首先，有必要再重提评估“阶级力量的天平”的重要性。第二，我们需要批判地探讨在英国出现的罢工潮，这不仅扎根在结构性因素，还在于意识的辩证法里。 阶级力量的天平 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工人罢工倾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工人对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与矛盾冲突的意识的动态变化。我们需要理解这些意识是怎样冲破资本主义工作制度下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而转变为工人们认清自己的利益与资本的利益的根本对立的意识。用葛兰西的话讲，这意味着打破媒体、教育体系等提供的对于世界的“常识”观点，转变为一种工人基于自己的集体力量与对资本与劳动的对抗的理解来运用“理性”的世界观。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我们不应该掉进从过去推断现在与未来的死板陷阱，因为正如乔治·卢卡奇（GeorgLukács）认为的那样，意识不会线性地发展或消失。工人从将他们自己看作、在自己的劳动能力范围内被囚禁和商品化的客体或低等人，到成为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有意识的主体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正如理查德·海曼（RichardHyman）在他1972年的作品Strikes中写的那样： 为了公正评判其复杂性，工业社会学者必须适应这个结构与意识之间的互动。静止或单向的分析必然扭曲社会现实，并且因此不是一个理解工业的特点或是预测其发展的充分的基础。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假设任何停滞，而必须遵循一种运动，在这个运动里，由于压力和负担的积累，逐渐增长的内力将带来突破，变化就在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发生，就像自然科学中可能发生的量子跃迁一样，有时在表象之下积累着看不见的张力。这个过程将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塑造的一对矛盾压力的产物，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内的紧张局势产生临界点。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过程。尽管生产力在我们的劳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生产关系通过相互作用创造了行动发生或不发生的条件。我们或许能肯定的说，资产阶级正在不断加紧剥削工人，这是劳资利益内在矛盾和资本家们之间竞争的产物。但正如约翰·莫利诺克斯（JohnMolyneux）在杂志里陈述的那样： 当谈到无产阶级一方时，我们不能说像牛顿力学那样，每个资产阶级的行动都会遇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回应。事实证明，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也总是存在着对剥削压迫的反抗（即使是在纳粹德国与斯大林主义苏俄，甚至是在死亡集中营与古拉格）。但此时也总是存在着默许乃至合作，这也是事实。这些不同回应的相对比例变化巨大，且与经济条件没有任何固定或机械的联系。 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工人暴动时期或浪潮并不能由追溯不远的过去预测到，而通常是不可预测而被意识上的跨越与现状的崩溃所决定的。随着长时间的罢工，这种意识的跨越便成为可能。从生产力内部转移角度而言，这样的波动通常跟随着漫长的资本重组。此时正当旧部门产能持续衰退时，资本寻求资本积累的新领域去实现超额利润率的生产。在这些衰落的生产部门里，资本被迫通过科技或裁员来加强剥削链，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投资于设备、机械等的资本与投资于劳动力的资本之比）愈发迅速的增长，盈利危机进一步加剧。 在其他部门，例如汽车行业里，由于竞争对手的制造商在更恰当的时机过度扩张以超越他们的对手，产能过剩就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随后对产能的调整导致了一个残酷的创造力破坏进程，其特征不仅是重组、兼并和接管，还包括对工人的加剧剥削。 因此我们看到，雇主们努力去引入精益生产方法和机器人，这加大了工作强度并且使劳动者的力量分裂。英国整体汽车生产并未衰落。英国还有30多家制造商生产70多种车型。同样，2017年英国汽车产量预计将达到历史新高。重组使得生产力提高来弥补劳动力流失。此外，这个部门微观层面的“阶级力量的天平”受到雇主们的集中攻势来粉碎工人自主性并减少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保罗·斯图尔特（PaulStewart）与他的合著者们在汽车行业的研究里引用了沃克斯豪尔埃尔斯米尔港前召集人彼得·蒂瑟林顿（PeterTitherington）的话。他在1992年的讲话中说：“在计件制下，我们直接出售我们的劳动成果。在计时制下我们出售我们的时间。在精益管理下，管理层抱着复仇的心态决定我们的劳动投入和时间。” 雇主攻势中的一部分当然是在劳资关系管理上调整策略。1979年，英国利兰公司长桥工厂召集人德雷克·罗宾逊（DerekRobinson）的被解雇预示着管理层不再尝试将工会成员“官僚化”和制度化，而是将工会边缘化。在接下来的20年里，整个工程部门都出现了工会普通代表的受迫害和解雇，伴随生产合理化与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技巧（如内包、外包和个人绩效工资）被引入，就业规模逐渐缩小。1989年，为了推动企业层面谈判和增加“灵活性”，雇主们放弃了工程行业的全国工资谈判。安迪·丹福德（AndyDanford），麦克·理查德森（MikeRichardson）和我在英格兰西南部工厂做的研究突出了这个灾难： 1995年的裁员期间，AEEU（合并工程与电气联盟，现为Unite联合工会的一部分）失去了它在英国航空航天系统里所有的工作场所代表；1991—92年，它在劳斯莱斯75％的代表都被裁员……同时许多领导MSF（制造业、科学和金融业，现在也被并入Unite）的左翼活动家被选中裁员……在1991年，整个MSF代表委员会在英国航空航天中被解散……工会随后也被撤销。 但除了这段令人警醒的经验，正如上文引到的两项研究指出，在许多工厂中的工会依然保持了生命力。工会面临的问题不是人们对它冷漠或不感兴趣，而是工会积极分子一直在努力超越“盈利需要”的管理意识形态（这里的斗争通常是与工会官僚机构的斗争）；认识到在管理层攻势（例如精益生产和外包）下重新定位、思考工会管理策略的必要性；再加上培养一批年轻成员来实施策略的需要。西蒙在他研究时当然很完整地了解了这段经历。但却在提出制造业罢工衰退的结构性约束原因时，强调了罢工暴露在产品的市场竞争与敌对性立法的风险中是这个衰退的关键原因，弱化了评估“阶级力量的天平”作为定性变量的重要性。 那么生命力复苏的前景如何，以及自信如何参与到这一局面之中？正如我一开始希望阐述的那样，这个过程既取决于对阶级力量天平的定性评估，也取决于结构性因素。我们需要评估生产力转移变化与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回应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会帮助我们洞察未来前景。1979年，托尼·克里夫在这本杂志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一点。他提到传统的激进工人，例如矿工、码头工人、船坞工人和火车司机的斗争的水平低下，同时还指出加入斗争的新部门，例如油罐车司机、面包师、记者和消防员。英国氧气公司（BOC）的工人们因他们组织的流动纠察队而闻名，铂金斯柴油公司的工人们因使用占领策略而闻名。但他拒绝随波逐流，写道： 把福特、英国氧气公司工人和货车司机们的成功和1972、1973年矿工们的胜利相提并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矿工们的胜利改变了全国阶级力量的天平，使其彻底倒向工人阶级。福特、英国氧气公司工人和货车司机们的胜利则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比例感是把握现实的关键。辩证法的精髓是量变质变规律这一重要概念，即使被滥用。 当然，正如西蒙自己所说，上世纪8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钢铁工人、公务员、印刷工人尤其是矿工的失败深刻影响了英国“阶级力量的天平”。这种对雇主们的天平变化涉及到部分普通活动家的“自信心”的消减以及工会权力权威重新转向工会官僚机构，还有他们新采纳的“合作关系”与“第三道路”之类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口头禅。这两个趋势携手并进，创造了这样一个未来：工会内普通成员与官僚的斗争不仅仅集中在活动家独立于官员的组织能力上，还集中在挑战将市场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上。这强调了一个基于普通成员的“政治工会主义”的重要性，以应对新的挑战。 我们甚至可以开始推测，总资本积累的“变化”如何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发挥作用。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Silver）探讨了资本积累战略中的这些变化，并描述了一种“钟摆”效应，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从盈利危机（1870年代到1970年代），国家与雇主们开始发起对抗劳工的新的攻势开始到以工人对“既定社会契约的破裂、劳工的再商品化和日益加剧的阶级差距”的抵制为特征的合法性危机（20世纪30年代到今天）。在“崛起”的新部门如零售或食品分销等中，工人采取集体行动的潜力呈上升趋势。正如西蒙的罢工表清楚显示的那样，正是在这些行业（运输、分销等）罢工水平保持相对稳定，而在采矿业（在英国基本上被摧毁至不再是一个行业）和制造业（在广泛重组和工会边缘化的长期雇主攻势过程中），罢工统计数字大幅下降。在食品和零售配送等许多行业，罢工行动的潜力相对较新，但这一可能性无疑是真实的，最近英国在阿尔戈斯和霍维斯的罢工，以及在德国亚马逊配送站和美国反对沃尔玛的罢工都证明了这一点。 重点是，任何罢工数据的分析都必须考虑到资本积累策略的长期影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被修改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结果。我们不应专注于英国罢工数据下降趋势的制度性解释，而应当把我们的研究置入更宽广的政治经济与资本积累结构变化框架。在这样做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自从上世纪60年代末后的盈利危机以来，我们见证了生产力上的巨大变化，伴随着长期以来雇主对劳工的攻势，而劳工们却还没有聚集起自己的能量重整并在统一战线上反击。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罢工中本质的变化。国家集体工资协议（在过去是最常见的罢工原因）引起的罢工随着雇主们将同样的协议扔进垃圾堆而减少。正如克斯汀·哈曼和同事们在数据中展示的那样，我们看到了（一天内的）协调的公共部门罢工和大罢工的兴起，这两种罢工已经成为西欧罢工趋势的主导形式。这些罢工通常由官僚控制且仅限于一天，预示着一场更广泛的政治斗争以对抗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紧缩。事实上，2010-11年全球更广泛范围内的工业骚乱浪潮，以及占领运动、阿拉伯之春，以及现在激进左翼政党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和西班牙“我们能”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在更长时间的激烈抵抗中的初步小规模冲突。 工会官僚制 阶级斗争的进程不只是“阶级力量的天平”的产物，还是制度中介作用的产物，即葛兰西所说的围绕资本要塞的“土工作业”，它可以通过偏转或遏制的过程来破坏意识的发展。这样的“土工作业”，至少当葛兰西在意大利牢房里写作时，可能不仅仅是包括媒体（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言论等等），还包括例如教堂的机构，其作用是将工人阶级的异议转向对于“更高”的神秘权威的崇拜。工会官僚和所谓“劳动党”的“社会民主”领导人，例如英国工党、希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或是德国社民党都充当了偏转者的角色。然而，尽管西蒙的确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了工会官僚机构的潜在扼杀作用，但他的分析只是顺便一提，因此通常被掩盖了。官僚机构作为限制并决定普通成员自信的一个因素，其作用需要充分展开的解释来证明其重要性。 在保守党和社民政府执政的框架内，作为资本力量的国家可能会寻求与工会官僚机构的和解，因为工会官僚机构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以使工人运动去极端化。他们向工会提供让步，在体制内赋予工会一些“合法性”，这作为工人寻求补救的一个办法，为争端的正常化创造了空间，同时也将结束争端的责任交到工会领导人们的手中。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普通民众骚乱加剧，政府鼓励的国家集体谈判也被大部分雇主所接受，作为一种压制和“制度化”劳资冲突的手段。同样，1968年多诺万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普通成员领导非正式行动的刺激的建议（“专业”人事管理、ACAS调解，正式而“通过”的纪律和申诉程序等）但更敏感的是，工会领导人在体制内充当了官僚的死手，将工会“作为整体”的利益置于激进派利益之上。工会官僚的社会民主意识形态倾向体现在他们与工党领导层的有机联系，也将做出行动来确保“国家”利益（即“国家”资本）在关键临界点优先于阶级团结。 当“阶级力量的天平”在劳工斗争的时期倒向普通民众时，临界点就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能会制造一个“临界点”来压制民众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迫害工会领袖。反过来，政府可能会引入新的立法权力，以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将工会内部的权力集中在官僚机构手中。TUC（英国劳工联合会）在1926年大罢工中背叛矿工就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罢工期间的工会总书记，沃尔特·西特林（WalterCitrine）厚颜无耻地在30年后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不认为总罢工是失败的”。他的借口很简单：“从来没人想清楚过总罢工的理论”，而更尖锐的是，当TUC通过谈判结束争端时，它的权威地位仍然完好无损。西特林试图使工会运动“现代化”，并在1928年蒙德-特纳（MondTurner）与雇主的会谈中代表TUC作为合作者，旨在建立一个“共识”的劳资关系体系。TUC的路失败了，因为大部分雇主组织察觉到阶级力量的天平正倒向他们，并希望对有组织的工人发起一次无情攻势，包括提高工作强度和迫害工会活动家。政府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出台了1927年的《贸易争端和工会法》，宣布大多数一般罢工和同情行动为非法，并限制工会加入工党，同时审判并监禁了许多共产党激进分子。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压迫政权之下，工程师工会通过集体化因同一雇主攻势产生的不满而成功恢复了会员资格。这个工会远不像西蒙宣称的那样，在良性立法之下运作，而是面临着包括立法力量在内的全方面不断增长的敌意，却仍然成功使成员从1933年的19万人达到了1945年的90万人。这一增长是由普通成员（学徒和其他人）的行动和围绕《推进者》（Propellor）（后改名为《新推进者》（NewPropellor））等论文展开的活动家网络发展驱动的，火车司机工会中的共产党领导层和独立工作场所中的关键多数共产主义激进者履行了支持的义务。事实上，共产党活动家在激发和巩固普通成员的自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理查德·克拉彻（RichardCroucher）在《火车司机战争》（EngineersatWar）中回忆的那样，“他们……准备好去任何聪明人害怕去的地方。” 第二个关键阶段正好在上世纪70年代产业斗争的大逆转之前。事实上可以说，随着战后经济繁荣的崩溃，20世纪60年代末，政治体制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在70年代蓬勃发展。第一个打击工会的正是一届工党政府。这体现在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对全国海员联盟（theNationalUnionofSeamen）滔滔不绝的攻击上，正如他的内阁同僚威格勋爵回忆的那样：“威尔逊的行为达到了极点……他一手粉碎了罢工。”威尔逊的阴谋是，工党不仅要粉碎普通民众，还要羞辱桀骜的工会领袖。国家集体谈判和相对自由的工会立法的旧“共识”福利政策让位于显然更激进的资本主义（包括寻找新的国际市场和劳动力）以对抗发达工业国家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大背景。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雇主对工作条件、社会福利和薪酬的长期协同攻击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包括撒切尔在80年代对工会权力要塞的突击。正是这种对工会“安全空间”的否定严重影响了工会领导人们从雇主和国家那里取得让步的能力，导致了一次特殊形式的“社民工团主义”与劳工主义的危机。这次危机不仅否定了工会行动的合法性（例如通过立法改革），还使工会活动家们在工党右转到社会自由主义后，在他们熟悉的议会代表渠道中迷失。这一政治变化与以“灵活性”为幌子的合同预期交易上的大量结构性变化有关，这个变化不仅包括雇主驱动的制造业国家集体谈判的崩溃，还包括公共部门服务的私有化。工党政府再次热情地实现了这个目标。注意，例如，托尼·布莱尔（TonyBlair）对1998年《工作公平白皮书》（FairnessatWorkWhitePaper）的傲慢介绍，“英国将拥有世界上任何主要经济体中监管最为宽松的劳动力市场”。这形成了西蒙文章所述时期背景，如果我们要解释罢工的低水平，就必须全面理解其含义。 克里夫早在1971年，写下革命者在工作场所面临的任务时就察觉到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工人阶级支离破碎，并被不同生产部门利益所驱使。他记录道：“改革主义的老林子正在凋零。树叶脱落，树干朽蚀。但在社会上，除非用新思想替代旧思想，它们就不会被扫除殆尽。”以新代旧的任务的确在70年代初结出了果实。克里夫甚至似乎被事件转折的惊喜冲昏了头。两年后的1973年，他对罢工天数“损失”上的迅速回升很感兴趣。他毫不留情的攻击工会领导人们的奸诈。他们对罢工的作用是阻碍而非帮助。在1972年的矿工罢工时他写道： 工会官僚们奸诈无比……（矿工领袖）乔·戈姆利（JoeGormley）在罢工前夕宣称如果政府提高哪怕一点价钱，就不会发生罢工——他恐怕签了3英镑的价钱……正是普通矿工们的创新精神帮了大忙，他们在发电站外游行，而不是浪费精力在矿井周围游行。得益于铁路工人、货车司机和能源行业工人的帮助，他们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 在码头工人为释放根据保守党反工会法被监禁的彭顿维尔五君子而开展的斗争中，克里夫写道： 再看看码头工人的斗争。五名码头工人获释，这是对政府的一次伟大胜利。罢工是非官方的。（运输工人领袖）杰克·乔伊斯保持沉默，没有为码头工人提供任何帮助。影子劳工部长雷格·普伦蒂斯（RegPrentice）抨击五名码头工人违反法律，只是沽名钓誉。 随着那些工会领导人（包括共产党麾下的，如塔斯公司(TASS)制造业员工工会的肯·吉尔（KenGill））再次通过与工党政府达成“社会契约”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从1972的巅峰回落到低迷期。然而有人指出，工党与工会官僚都在与普通成员利益相反的利益斗争中处于高位。他们会压制激进派进而严重伤害普通成员罢工胜利的能力与自信。 对普通成员的重视于国际社会主义传统而言是其核心。然而这不是由于一些工团主义者对于斗争的狂热，而是由于认识到雇主权力和国家只能由工作场所的大规模行动战胜的事实。这样的大规模行动是由普通成员的信心驱动的，反过来也取决于独立于工会领导人和工党的行动能力。这需要政治方向与领导，既要解释并揭露传统工会领导人的作用，又要在意识不均衡时总结斗争。这不是说工会领导人是无所不能的，而是说资本力量、工会领导人和普通成员的联系是流动的。正如克里夫在1988年简明指出的那样： 工会官僚机构总是在两个主要力量——工人与雇主之间摇摆不定。如果他们完全支持雇主，就会失去他们的根基。他们有时因害怕失去一切而支持工人对抗雇主的斗争。普通成员对官僚机构的独立程度与普通成员对雇主的信任程度成正比。如果工人们十分自信，他们能够对官僚机构说，尽管你们存在，我们也不关心你。 对于我们今天而言，教训是不能凭空召唤出必要的自信。它必须通过普通成员激进派重建，有时和工会官僚们并肩，有时又对付他们。我们作为革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困难越来越多。事实上，或许西蒙在文章中发现的正是这些增多的困难。不仅经济的结构性巨变阻碍了劳工斗争，经济因素（低通胀和高失业率）也让罢工的利刃变钝。我尽力在这篇回复中从政治经济变化、社民体制衰落等更长远的视角出发，做出更进一步的思考以重塑我们可能期望看到普通民众信心恢复的理论框架。我认为，雇主与国家都在利用新的环境并在长期内行动以巩固对他们有利的阶级天平。但在此存在一个矛盾，因为正是这场资本主义攻势剥夺了他们权威的合法性根基并且加剧了资本主义总危机（政治经济与社会）。正是从这种特殊的矛盾中，反对和异议的根源继续蓬勃发展。然而，如何将愤怒和异议转化为工业斗争的辩证法仍然是无法预测的。
九十年代的阶级斗争（托尼·克里夫（TonyCliff），1992年7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尼·克里夫 九十年代的阶级斗争 托尼·克里夫（TonyCliff）1992年7月18日 第一星际翻译 〔说明〕1992年在Marxism演讲的文本。 SocialistWorker，第1300号，1992年7月18日。 转载于ChrisHarman(ed.),IntheheatoftheStruggle,p.277. 原文链接：ClassStruggleinthe90s 今天，社会主义者需要理解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力量间的平衡。为了清楚我们的机会之所在，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双方的长处与短处。 在我们这一边，有大量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衰落的鬼话。虽然说，在过去13年间工会成员的数量的确有所下降。在1979到1982年间这个数字下降了百分之十四，而在1982到1992年紧接着又下降了百分之十三——工会成员的总数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但是这远远比不上之前的衰退。比如，这个数字在1890到1893年是百分之四十，在1920到1923年是百分之三十五。目前的降幅比以前都要小，并且，即便人数正在下降，当前工会成员的人数也是最多的。1888年，英国工会成员只有五十万人。1892年，这个数字是一百五十万。1933年，有一百一十万名工会成员。而今天有接近一千万人。 劳动人口中加入工会的所占比例也很重要。1990年，38.8%的工人加入了工会，这个比例比法国、西班牙或是美国高三倍。 另外，实际工资在过去13年也呈上涨趋势（美国的实际工资则在1973年至1990年间下降了17%）。这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明显标志。 诚然，我们的工人运动也有弱点。新现实主义——认为工人没有能力斗争的想法——很普遍。不仅工会和工党的领导人表达这一观点，就连普通工人也接受了这种想法，甚至没有反对的声音出现。这些想法存在于许多工人的头脑中。运动的组成也在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已经死亡或萎缩，只是说它正在重组。马克思和恩格斯年代的工人阶级主要由纺织工人和工程师组成。随着20世纪30年代旧工业的衰落以及汽车、航空和电气等新工业的兴起，有人说工人阶级已经死去。现在也正在发生类似的转变。较新的工业部门中的运动通常组织得不太好，而且缺乏信心。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发展。但是现在，如果我们看另一边，统治阶级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大，但他们实际上也有弱点。 1979年，雇主们订阅的杂志《经济学人》认为，必须将实际工资削减20%才能恢复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力。但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正是他们软弱的表现。这是一场消耗战。他们没有战胜我们，我们也没有战胜他们。这是场堑壕战。（堑壕战中，双方常常保持各自的位置较长时间，而不是经常出击或是后退——译者注） 雇主们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它总会倒向其中一方，而且这种变化会迅速到来。 我们无法预见这些质变何时会提前发生。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当改变来临时，我们能做什么取决于我们之前做了什么。 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在1917年能够增长到一百万人，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有数千人。他们可以利用革命作为跳板，因为他们有革命的基础。在任何好转出现之前，我们的力量都将是不足的。但当好转来临时，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必须为之做好准备。 社会主义者不能停留于充当工会会员。我们必须深入参与政治斗争——与保守党斗争，发挥工党和工会领袖作用。我对未来感到兴奋，因为我相信对方正处于可怕的困境中。他们无法预见任何事情——他们不能预见东欧的崩溃，而且其他什么也不能。 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当阶级力量的博弈如此地平衡时，只要轻轻一戳就足以打破这种平衡。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情都有可能产生全国性的影响。
幽灵仍在徘徊（斯拉沃热齐泽克，200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THESPECTREIsSTILLROAMINGAROUND 幽灵仍在徘徊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Žižek）（2009） 萨格勒布1998 第一星际翻译 〔说明〕《幽灵仍在徘徊》是齐泽克为《共产党宣言》150年纪念本做的导言，围绕《共产党宣言》对如今的我们（1998）的价值和思考，绝大多数材料是对《敏感的主体》最后一章中的观念做的概述，他认为不去考虑革命的不足，《共产党宣言》对资本的毁灭性后果的分析远比他们写下的时候更加适用于今天（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帝国主义）。 当代开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宣言》的反射就是：“其提供的关于社会情景映像的认识及其坚持传播的革命的论点在许多实证主义语境中，是不是个低级错误？”“是否曾有这么一个政治宣言被随后的历史现实修正的更为明显的呢？”“《共产党宣言》有没有可能充其量就是对19世纪可识别的世纪趋势做的一个夸张推断呢？” 现在让我们来从反面来靠近《共产党宣言》：“就我们今天生活着的全球‘后-’（后现代，后工业）（译注：前缀post-）社会。”“全球化”这个口号正在不断强迫推行其本身：“残暴地强加一个一统的环球市场威胁着每一地方的民族传统，包括民族国家的形式。”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宣言》关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影响的描绘是否前所未有地更具现实意义吗？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新，否则就不能存在。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早期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息的动荡，永恒的不安定与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有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一扫而空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及固定下来就过时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类终得以用冷静的眼光去面对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与同类的社会关系。” 不断地拓张产品市场的需求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处处筑巢，处处定居，处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通过对世界市场的剥削，给予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反动派大为懊恼的是，它从工业脚下挖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国民基础（nationalground）。古老的国民工业（nationalindustries）被摧毁了，并且每天都还正在被摧毁着。它们被新工业所驱逐，新工业的引入已成为一切文明国家（civilizednations）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不再立足于本地的原料上，而是在极遥远地区被开采的原料上；工业产品不仅国内被消费，而且同时也在全世界各地被消费。取而代之旧的、本国产品生产的商品生产的欲望与满足，我们找到了新的，极遥远的土地和地域的产品来满足他们的欲望。旧的地方和民族（oldlocalandnationalseclusion）的自给自足与闭关自守状态，被各国家（nations）的各方面普遍的交往和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上是如此，精神上的生产也是如此。个体民族（individualnations）的精神创造成为共有财产。民族的片面和狭隘（Nationalone-sidednessandnarrow-mindedness）日益成为不可能，从许多种民族和乡土的文学（nationalandlocalliteratures）生发出一种世界文学。”（《共产党宣言》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今天，这不是比以往更，真实？ 想想Ericsson（爱立信）手机不再是瑞典的，Toyota（丰田）汽车还有60%的制造是在美国，以及弥漫到地球最遥远的一个角落的Hollywood（好莱坞）文化……没错，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如果我们不忘用它《共产党宣言》内在辩证法的对立，即生产过程中物质“精神化”的工序来增补这一状态的映像。这也就是说，一边，资本主义必须激进地使社会生活凡俗化——它将任何崇高，神圣，荣耀，等灵韵无情撕碎。 “它用利己主义的理性分析冰水来浸泡宗教狂热，骑士热忱，小市民的多愁善感这些极致神圣的入迷（译注：一种精神恍惚，非理性的状态，此处应当是比喻资本主义眼里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精神病”，当时治疗精神病通行冷水浴疗法）。它将个人价值分解为交换价值，建立起来的单一无节制的，站不住脚的自由——贸易自由。代替了少数不可剥夺的特许自由。总之，它为了剥削（译注：在英文exploitation既有发展也有剥削的意思，这是一个双关，可以解为发展剥削或者剥削的发展）用露骨的，无耻的，直接的，野蛮的剥削代替了被宗教或政治幻想掩盖的剥削。”（《共产党宣言》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然而，成熟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之后的岁月里所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教训是这种将一切神圣妄想还原为残酷经济现实的做法产生了自己的幽灵性（译注：可能是德里达的概念）。当马克思描绘资本自我增殖的流通疯狂时，其自交的唯我论进路在当今对期货的元反思性投机交易中到达巅峰，那么断言这个自发的怪物无视任何人类或环境问题而追求自身道路的幽灵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抽象是过于简单化了，人类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一点是，在这种抽象的背后有真正的人和自然物生产与流通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的基础，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其之上的巨型寄生虫由其养活。问题是这种“抽象”不仅仅存在于我们（金融投机者）对社会现实的误认中，但同时也在决定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精确意义上是”具体“的：“整个阶级，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可以由《资本论》里资本的“唯我”投机乱舞所决定，它以盈利为目的而对他的舞步如何影响社会现实有一种冷血的淡漠。这里蕴涵着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系统性的暴力，较直接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暴力更虚无缥缈：“这种暴力不再由具体个人和他们的‘邪恶’意图，而是纯粹‘客观’，系统，匿名。”在此我们应该回到艾蒂安•巴利巴尔（译注：艾蒂安•巴利巴尔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路易•阿尔都塞最著名的学生。他也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斯宾诺莎与政治》也是《种族、民族和阶级》和《读<资本论>》的合著者。）他区分了当今世界上对立又统一的过量暴力模式：“全球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超客观’（‘结构性’）暴力（‘自动’生成被排斥和可有可无的个人，从流浪汉到失业者......）以及‘新兴’的种族和/或宗教（总的来说‘种族主义者’）‘原教旨主义’的‘超主观’暴力——这第二种‘过度’且‘莫须有’的暴力只是第一种暴力的副本。” 在此我们应该回到艾蒂安·巴利巴尔（艾蒂安·巴利巴尔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路易·阿尔都塞最著名的学生。他也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斯宾诺莎与政治》、《马克思哲学》，也是《种族、民族和阶级》和《阅读资本论》的合著者。）他区分了当今世界上对立且统一的极度（过度）暴力模式：“全球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超客观’（‘结构性’）暴力（‘自动’生成被排斥和可有可无的个人，从流浪汉到失业者……）以及‘新兴（新出现）’的种族和/或宗教（总的来说‘种族主义者’）‘原教旨主义’的‘超主观’暴力——这第二种‘过度’且‘莫须有’的暴力只是第一种暴力的副本（镜像）。” 事实上这种“匿名的”暴力同时可以让我们得到“反共产主义主义”的一个更普遍的观点。反共产主义推理提供的一种快感就是共产主义让玩“找真凶”游戏变得如此容易，用无数的死亡，恐怖行动，古拉格集中营去谴责党，斯大林，列宁直到归咎于马克思本人，但在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将谁判有罪或归咎责任于谁，事情就是过去那样的发生了，通过匿名机制，尽管资本主义在环境破坏和人类损坏以及毁灭土著文化一切如旧……总之，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异中推导出共产主义是一个失败观念在其的实现中失败了，而资本主义是“自发地”运作的。没有《资本家宣言》。
马克思传（193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马克思传（1933） 马克思传 李季 平凡书店1929年12月1日出版。 神州国光社1932年12月1日出版，1933年4月15日再版，1949年8月三版。 《马克思传》录入者说明 上编 蔡元培介绍本书 著者自序 第一篇少年时代 （求学时期：一八一八年至一八四三年） 第一章家庭教育 第二章学校教育 第三章燕妮女士 第四章莱茵报上的怒潮 第五章思想的变迁 第二篇壮年时代 （奔走时期：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九年） 第一章巴黎旅况 第二章恩格斯 第三章布鲁塞尔的亡命 第四章共产党的起源 第五章共产党宣言 第六章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 第七章革命中的活动 中编 第三篇中年时代 （研究时期：一八四九年至一八六七年） 第一章革命活动的余波 第二章文字生涯 第三章朋友与仇敌 第四章拉萨尔 第五章家庭状况 第六章国际党的崛起 第七章研究室中的成绩 几句后话 ﹝附录﹞中国与欧洲的革命 第四篇晚年时代 （集成时期：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八三年） 第一章资本论 第二章晚景与家庭 第三章巴黎公社 第四章巴枯宁 第五章国际党的盛衰 第六章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七章疾病与死亡 ﹝附录一﹞马克思大事年表 ﹝附录二﹞中国与欧洲的革命 《马克思传》上册《马克思传》中册 《马克思传》下册
组织起来还是忍饥挨饿：团结失业工人（﹝南非﹞安娜·马亚武（AnnaMajavu），2022年4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组织起来还是忍饥挨饿：团结失业工人 ﹝南非﹞安娜·马亚武（AnnaMajavu）2022年4月6日 Moses翻译，紫阳、大壶春花校对 报导作者安娜·马亚武（AnnaMajavu）是一名工会成员和记者，目前正在完成新闻学博士学位。 摄影师：ChrisdeBeer-Procter 原载南非网站〈新框架〉（NewFrame）。它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正义媒体平台，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 原文链接：Organiseorstarve:Unitingjoblessworkers 在这本关于失业工人运动的书中，沙希德·穆罕默德讲述了亲政府的团伙组织白袖章（witdoeke）发动的袭击事件，以及棚户居民的大规模运动是如何团结起来抵抗被迫迁移的。 沙希德·穆罕默德（ShaheedMahomed）关于失业工人运动（UnemployedWorkers’Movement，UWM）历史的书，《组织起来还是忍饥挨饿：团结失业工人（南非西开普省）》（UnemployedWorkersOrganiseOrStarve:AHistoryoftheUnemployedWorkers’Movement(WesternCape,SouthAfrica)）（自行出版，2022年），讲述了1986年白袖章团伙十字路口袭击事件中的受害者。 这些攻击类似于“棚户区居民运动”（AbahlalibaseMjondolo）的成员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尤其是在埃赫纳纳（eKhenana），他们在那里面临着政府的镇压。自该运动于2005年发起以来，已有20名棚户区运动成员被暗杀，最近的受害者是阿安达·恩吉拉（AyandaNgila）。他当天在埃赫纳纳（eKhenana）被杀。据说凶手是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NationalCongress，ANC）有联系的人。 《失业工人组织起来或忍饥挨饿：失业工人运动的历史（南非西开普省）》于（2022年）3月6日在开普敦标志性的社区之家发布，描述了白袖章作为准军事组织（当地暴徒与头上戴白布的种族隔离政府结盟）如何烧毁波特兰水泥棚户定居点，以及部分寮屋区如NyangaBush、NyangaExtension和KTC，使60000多人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下，种族隔离警察对十字路口社区[1]进行了大规模强制拆除。 失业工人运动（UWM）的成员诺马萨米·麦帕伊佩利（NomasamiMpayipeli）在书中回忆道：“教堂里满是被伯纳德（Bernard）（一个种族隔离组织）烧伤的黑人。”直升机正在倾注火力和热水。 2022年3月6日：作家沙希德·穆罕默德在开普敦盐河社区住宅的发布会上与他的书合影。 肯特（NowayitileKente）也是失业工人运动（UWM）的成员，她分享了自己对那次袭击的经历：“我们在灌木丛中奔跑，警察在倒开水，一名背着婴儿的妇女挡住倒在婴儿背上的开水。我怀孕6个月，看到这一幕，我的羊水就破了。那个女人被烫得很严重，我认为她活不下去了，最糟糕的是我不知道如何帮助她。” 在此之后，社区成员立即建立了基层针对白袖章的巡逻队，来自其他社区的失业工人运动（UWM）成员进入新的十字路口社区表示支持。“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去巡逻，只是为了确保维白袖章不会进来袭击。你还必须与卡斯皮尔斯（Casspirs）和警察对抗泛光灯和R1步枪，这些混蛋可以随时向你开枪，”失业工人运动（UWM）成员沙里夫·卡利斯在书中说。 在这个时期，失业工人运动（UWM）成为了一场群众运动，仅在十字路口社区就建立了拥有数百名成员的基地。但他们继续面临着来自那些与种族隔离政权合作的人（指白袖章──译者注。）的暴力行为。 位于西开普省的失业工人运动（UWM）于1984年至1993年活跃，他联合旅馆居民和棚屋居民接管市中心附近的土地，抵制种族隔离和强制搬迁，在大规模行动期间和从超市购买基本食物，并在罢工期间阻止失业者充当临时劳工以破坏罢工。 这本书的作者沙希德·穆罕默德（ShaheedMahomed）是一位高中数学讲师，他也是失业工人运动（UWM）最早的成员之一。他曾担任工会组织者，并参加了西开普省反驱逐运动（theWesternCapeAnti-EvictionCampaig）、反战联盟（Anti-WarCoalition）、工人国际先锋联盟（theWorkers’InternationalVanguardLeague）和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theSocialistRevolutionaryWorkers’Party）。 这本书献给1989年10月27日被“未知刺客”杀害的十字路口的失业工人运动（UWM）活动家MzwandileMatjikiza和JamesBoesak。金山大学（UniversityoftheWitwatersrand）历史学家努尔·尼夫塔戈迪恩（NoorNieftagodien）在发布会上说，这本书是一部社会主义历史，将工人的经历置于他们自己故事的中心，并及时提醒人们不应将南非的解放历史简化为只有非国大扮演的角色。 这本书本身描述了一场为期三年的运动，而非国大对失业工人运动（UWM）的社会主义取向感到不满，开始反对这场运动。非国大成立了两个机构——咨询办公室论坛（theAdviceOfficeForum）和失业工人工会（theUnemployedWorkersUnion）——来组织失业工人，但没有成功，最终与失业工人运动（UWM）合并。 非国大曾试图禁止失业工人运动（UWM）在新十字路口召开任何会议。“这是UWM最强大的地区。非国大这一禁令从1987年持续到1989年，也是在国家镇压最严厉的时期，即第二次紧急状态，”该书叙述道。 工人团结起来 这本书也证明了女性是强有力的领导力。1986年在十字路口强制搬迁后，失业工人运动（UWM）主席雪莉·马费努卡（ShirleyMafenuka）将她的家变成了食品分发和援助中心。根据书中记载，“她们的家成为抵抗中心之一，在那里组织了巡逻队，以防止国家支持的义务警员可能发动的袭击。” 其他著名的女性领导人有辛迪斯瓦·努努（SindiswaNunu），因抵制强制拆除被监禁。她也是第一个宣布在该地区将重建棚户区的人之一。还有薰衣草山（LavenderHill）姐妹Cynthia和MonicaOnkers，在被监禁后，种族隔离警察在突袭她们的家时发现失业工人运动（UWM）海报和小册子。 这本书还描述了著名的面包和牛奶运动，它于1990年4月25日在卡耶利沙发起，一直持续到1993年。“我们过去常常去购物，和工人见面，告诉他们我们要来，一旦我们有200个人，然后我们坐下来拿面包和牛奶吃。”它发生在从开普敦到普莱滕贝格湾，沿着西海岸到亚特兰蒂斯。当时，这些公司正在把未售出的牛奶扔进下水道，把肉扔进海里，”穆罕默德写道。 2022年3月6日：失业工人运动前领袖辛迪斯瓦·努努（SindiswaNunu）在开普敦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她因抵制强制搬迁而被监禁。 工人团结是本书中最有价值的一课。失业工人运动（UWM）认为，失业者是没有工作的工人，如果他们要获得政治利益，就必须与工会工人联合起来。只关注生存的迫切需要并与有组织的工人保持脱节将使失业工人运动（UWM）没有群众基础。 “我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作为没有工会领导的工人。我们没有这么说，因为我们失业了，所以我们就不是工人，”穆罕默德写道。 失业工人运动（UWM）有意与已就业工人团结一致的政策使得失业工人运动（UWM）参加了在超市、金属制造厂、葡萄园、南非啤酒厂和其他工作场所的33次罢工。失业工人运动（UWM）活动人士还进入工人罢工的酒店，并将宣传罢工的小册子塞到客人的门口底下。 努尔·尼夫塔戈迪恩（NoorNieftagodien）建议活动家将这本书作为组织失业者参加非种族运动的蓝图。“发动反种族主义和非种族主义的唯一方法是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努尔·尼夫塔戈迪恩说。 历史学家努尔·尼夫塔戈迪恩总结道，失业工人运动（UWM）通过其成员穿越铁路线划分了开普敦的黑人、白人和所谓的有色人种地区，并试图在施种族隔离政策的政府中阻止他们访问的地区生活和工作。 2022年3月6日：历史学家努尔·尼夫塔戈迪恩（NoorNieftagodien）称这本书为社会主义历史，将工人的经历置于他们自己故事的中心。 这本书包含了失业工人运动（UWM）和工会联合举行的游行的历史照片，甚至还有20世纪70年代的驱逐通知。 在那个时代，失业工人运动（UWM）取得了许多胜利。它不仅阻止了强制搬迁还支持为工会成员赢得收益的罢工，而且迫使许多大公司雇用失业人员，并拒绝从开普敦、普利登堡湾和其他窝棚居民的地区强制搬迁。今天他们仍然占据着这些地方。正如失业工人运动（UWM）在普利登堡湾（PlettenbergBay）的前任领导人扎米勒·西普拉（ZamileXipula）在发布会上所说：“当我加入UWM时，就注定了我无家可归。但我们成功地为赖以生存的故土而战。” 失业工人运动前领袖辛迪斯瓦·努努（SindiswaNunu）在发布会结束时说：“我们所有人都很清楚，失业者不会受到当权者的照顾。我们必须站起来做点什么。这本书为此铺平了道路。这些回忆将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看看我们将转向哪个方向。” [1]十字路口社区是位于两条或多条道路相交处的定居点。它始于工人们被告知离开一个白人农场并搬到“十字路口”。他们只找到了灌木丛，建造了棚屋并建立了一个社区，即十字路口社区。──校订者。
〔苏〕费·埃·捷尔任斯基《囚徒日记及书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捷尔任斯基《囚徒日记及书信》 囚徒日记及书信 〔苏〕费·埃·捷尔任斯基 王恩圩刘璧予范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2月第1版 前言 作者自传 主要人物介绍 致亲人的信（1898年1月——1902年5月) 逃亡 致亲人的信（1902年8月——1907年5月） 囚徒日记（摘录）（1908年——1909年） 致亲人的信（1910年3月——1917年3月） 附录：致亲人的信（1918年5月——1926年5月） 费·埃·捷尔任斯基生平年表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迈克·戴维斯（代译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2006） （代译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迈克·戴维斯 王晓路2008年12月 迈克·戴维斯（MikeDavis）1946年出生在美国加州，为当代知名的社会评论家、都市研究者、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现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创意写作系教授、《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编辑，并为一些刊物，如《民族国家》（TheNation）和英国的《新政客》（NewStatement）有关专栏撰稿。他获得过诸如“麦克阿瑟奖”（MacArthurFellowshipAward，1998）和“兰南非虚构文学奖”（LannanLiteraryAwardforNonfiction，2007）等多项奖项。有趣的是他没有完成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学博士学位。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这个名字还很陌生，因为这是他的专著第一次在中国翻译出版。此前只有包亚明、宁光杰、张晓歌等学者对他作过零星介绍。但迈克·戴维斯在美国都市社会学界却是大名鼎鼎，以其书中普遍的批判主题及反传统观点而著称。戴维斯在著作中大量揭露了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以及都市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失控的资本主义等。 作为一个活跃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及政治活动家，迈克·戴维斯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犀利的批判立场。他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萨义德的论点，“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他称自己为国际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环保人士”，如他在《恐惧的生态学》（EcologyofFear）中引用的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和加勒特·埃克博（GarrettEckbo）一样，他在社会主义者/建筑师/地区主义者所倡导的传统中写作。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马克思依据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运作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极具洞察力的B/S分析模式，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辨方式，在哲学、政治和社会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元命题，将人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全面、持续的解放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说，马克思作为近代思想史的集大成者，其解释和分析系统对于当时的市场经济社会状况是一针见血且十分有效的。“马克思是阐述从个体之间的契约市场关系而来的自治型、准形式化、自我调节经济模式的第一位社会学家。”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理论基础，因而，只要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存在，那么不论其具体形态是什么，马克思所提出的元命题就将持续地成为理论的起点并拥有理论再生产的生命力，并会以各种新的形式呈现在相关领域中。 迈克·戴维斯研究美国工人阶级史的早期著作《美国梦的囚徒：美国工人阶级史上的政治和经济》（PrisonersoftheAmericanDream：PoliticsandEconomyintheU.S.WorkingClass，1986）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国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国家研究以及革命集合主义（Revolutionaryintegrationism）学说的一个重要贡献。1990年他又出版了备受争议的畅销书《石英之城：在洛杉矶考掘未来》（CityofQuartz：ExcaatingtheFutureinLosAngeles，1990）。该书形成对洛杉矶城市景观最为权威的批判性审视。此书使他一举成名，他也因此被喻为研究洛杉矶社会及历史的先锋学者。2003年出版的论文集《无生命诚实》（DeadCities，AndOtherTales，2003）更大大拓宽了关于都市生活及其未来的研究。 戴维斯一直坚持在公共领域中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独立地思考，并始终坚持一种坚定的立场，对固有问题和新的社会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利用媒介进行发言，向人们预示严峻的未来，从而迫使我们去审视、去思考那些我们不愿意见到和不喜欢见到从而视而不见的现实。关键是，这些预见还往往不幸成为现实，如他在《石英之城》中对1992年洛杉矶暴动的语言和《近在咫尺的幽灵：禽流感的全球威胁》（TheMonsteratOurDoor：TheGlobalofAvianFlu，2005）中对于禽流感的预言都一一成真。以至于《城市异见者迈克·戴维斯的灾难修辞学》（UrbancontroversialistMikeDavis’srhetoicofcatastrpphe）疑问征引了道威斯多部著作的灾难性预言之后，直接将戴维斯的风格总结为“灾难修辞学”。 总之，戴维斯以其著作生涯很好地实践了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一书中的主张：“知识分子是在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职守”。 现代都市的贫民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早在1890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雅各布·A·里斯（1849-1914）就已经关注到纽约下东区的贫民生活，其著作《另一半人怎样生活》（1890）就促使官方通过立法对经济公寓进行改革。1902年他在《与贫民窟作斗争》一文中发出“要么我们消除贫民窟，要么贫民窟将我们消灭，二者必居其一”的呼声。里斯强烈呼吁政府尽社会福利的责任，改善城市贫困状况以最终消除贫民窟现象。近年来，贫民窟数目因第三世界城市人口膨胀而大幅增加，根据联合国人居署2006年报告，英联邦国家的贫民窟住有3.27亿人，接近当地人口的六分之一。在1/4的英联邦国家之中（11个非洲国家，2个亚洲国家，1个太平洋国家），超过2/3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其中很多国家仍在急速城市化。预计至2030年全球将有约20亿人口沦为贫民窟居民。 2003年10月，联合国人居署出版了一份严肃的历史性报告《贫民窟的挑战》（TheChallengeofSlums）。该报告的主要论题是贫民窟惊人地密布于地球。贫民窟（slum），一般指穷人居住之所，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其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据《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贫民窟”这一术语被用来代指许多类型的住房，包括可改良的住房。“贫民窟”、“棚户区”、“非正规住区”、“棚户住房”和“低收入社区”等术语往往可以互换使用。这一词语传统上指曾一度有名望，但随着先前的居民搬迁到城市中更新更好地区而衰落的居住区；如今，此词还包括发展中地区城市中大量临时居所。 毋庸置疑，贫民窟的产生首先是经济问题，但贫民窟形成之后却涉及到了政治、文化、环境、人权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了一个必须共同关注的问题。贫民窟如今已经成为都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一困扰，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贫民窟常伴有犯罪、毒品、违章建筑、垃圾、饮水等问题。但是，对人口过百万的大型贫民窟（megaslum）兴起的讨论一直被排除在主流政治议程之外，因为世界银行和“华盛顿共识”不乐于听到这样的声音。 戴维斯一直坚定地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职责。对他而言——“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所以，戴维斯不仅一直关注贫民窟问题，而且公开发表了他关于贫民窟问题的意见。早在2004年，他就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OfSlums”，NewLeftReview26，March/April2004）的文章。2006年5月11日，戴维斯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向200名听众作了一个关于“贫民窟”问题的演讲。 他在其新著《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OfSlums，2006）里预言了我们地球的未来——城市贫民窟星球。戴维斯不是未来学家或预言家，他的预言和推测全部建立在权威机构的统计数字和已经存在的实例之上。他征引了联合国人居署2003年的报告《贫民窟的挑战》，概述了贫民窟的悲惨现实及未来：目前，10多亿贫民窟居民完全脱离于他们的国家或全球经济生活未来的半个世纪里20—30亿人最有可能的去处是贫民窟。 首先，戴维斯支出：“地球城市化的速度甚至快于罗马俱乐部先前在其马尔萨斯式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ofGrouth，1972）中所作的预报。950年代，世界上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有86个；今天有400个，到2015年将有至少550个。”据《远东经济评论》（FarEasternReview）估计，到2025年，但是亚洲可能就会有10到11个超大城市（hypercity，人口2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包括雅加达（2490万），达卡（2500万）和卡拉奇（2650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地球上大多数人口将居住在城市。 但是，这些城市人口的大部分在忍受可怕的贫困。2020年城市人口中将有45%-50%属于贫困人口，2030年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居民将达到20亿。贫民窟的扩大已经达到了极限——免费的可擅自定居的土地缺乏、贫民窟居民的谋生能力下降。这已经引起宗派暴力、遗弃儿童和其他对绝望处境的理性反应。“未来的城市，不是像早期都市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由玻璃和钢铁构成，而更多地由粗糙的砖头、稻草、回收塑料、水泥块和废木头所构成。不是光彩炫目直达天堂的城市，21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蜷伏在泥泞之中，被污染、粪便和腐烂所包围。”换句话说，未来的城市是一种“贫民窟城市”而非“光明城市”。 这些“贫民窟城市”是一种贫富差距极大化的“夹缝城市”。寥寥可数的中产阶级富人区被淹没在贫民窟的汪洋大海之中。一方面，大批的农村移民将以城市无法消化的速度迅速拥进；另一方面，再也负担不起市中心昂贵生活成本的原城市居民则被大量迁出。他们唯一可能的去处就是贫民窟。城市贫民窟事实上是乡村城市化和城市乡村化的双向变迁所形成的独特聚居形态。德国建筑学家和城市理论家托马斯·西韦特（ThomasSieverts）指出：“这种扩散的都市生活（他称之为“夹缝城市”（德语，Zwischemstadt；英语，“in-betweencity”）)快速成为21世纪富裕和贫困国家的决定性景观。”这是一种拥有城市人口密度但没有传统城市基建和结构的空间，住在那里的居民挤得像城市人但却保存了农村的生活方式。 戴维斯追溯了贫民窟（slum）一词的定义：“据报导，首次公开出版这一定义的是作家哈代·沃克斯（HardyVaux）1812年的《闪客词典》（VocabularyoftheFlashLanguage）,该书中‘贫民窟’与‘敲诈勒索’或‘罪恶交易’是同义词。然而，到了1830至1840年代霍乱盛行的年月，贫民在贫民窟中生活而非从事交易。卡迪纳尔·怀斯曼（CardinalWiseman）因其在关于城市改革的著作中把‘贫民窟’（低级行为发生的空间）从一个街头俚语变革为一个被附庸风雅的作家们随意使用的术语而不时受到赞扬。到19世纪中叶，贫民窟一词在法国、美国和印度被确认，并被广泛认可为一种国际现象。” 戴维斯指出；“全世界可能有20多万个贫民窟，人口规模从几百万人到上百万人不等。单是南亚最大的5个大都市（卡拉奇、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和达卡）就包括将近1.5万个确认无误的贫民窟社区，其人口总数超过2亿。”他还列出了全世界30个最大贫民窟的居民人数（2005年的数据），如墨西哥市的勒扎尔/凯尔克/伊兹塔（Nezal/Chalco/Izta）（400万）；加拉加斯的自由区（Libertador）（220万）；波哥大的苏尔/玻利瓦尔市（ElSur/CiudadBolivar）（220万）；利马的圣胡安鲁力安切（SanJuandeLurigancho）（150万）和利马的南锥体区域（ConoSur）（150万）等等。 戴维斯还指出，左翼政治的传统重点——如乡村失地农民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劳动力的运动——需要转向大多数贫困人口的社会和地理学分布。事实上，近年来最令人振奋的政治斗争是由大城市中那些被边缘化的“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从加拉加斯山脚的贫民窟、太子港臭名昭著的“太阳城”（citesoleil）到巴黎种族隔离的郊区——所掀起的。最后，他充满希望地描绘了一幅贫民窟作为蓬勃发展的抵抗运动孵化器的图景。 总之，《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不仅描绘了21世纪极端扩展的城市贫困景观：从里约热内卢、金沙萨到孟买的贫民窟生活状况，而且指出了城市贫困的不断加剧所带来的严重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戴维斯对世界城市贫民在男性困境的这些忠实秒回不仅是为了唤起愤慨而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的出版使得“贫民窟”问题日渐瞩目。U《静音》（Mute）杂志就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的影响下推出了关于全球贫民窟的特刊“裸露的城市——全球贫民窟中的斗争”（NakedCities-StruggleintheGlobalSlums）。 2006年6月19日至23日，联合国人居署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城市论坛”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论坛的主题是：“我们的未来——可持续的城市。”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论坛邀请辞中指出：“城市是人类一般人口的家园。城市在提供众多机遇的同时，也是人们遭受痛苦的地方。随着贫民窟和贫困居住区与广大舒适安逸的富裕地区共同存在，我们在城市中经常看到富人与穷人之间、得益于城市化发展的群体与在城市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在大会致辞中又说：“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机遇与贫困是休戚相关的。此届论坛认识到，全球贫困现象的发生地正在向城市转移，这一进程被称为贫困的城市化。如果照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那么在这一时期的赤贫城市人口数量也将翻一番达到20亿。要应对贫民窟改造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对资金带来的挑战，关键是需要提高财力，来实现《千年宣言》中的贫民窟改造目标。要把规划作为城市发展和环境管理的工具，作为预防未来贫民窟发展的手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致认为，可持续发展及其与贫困的联系是所有城市都将面对的重大挑战。” 2007年5月1日，香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文道先生在其主持的节目“开卷八分钟”中对《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的推荐则是的贫民窟这一话题进入了更多中国人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学术领域和学者开始关注贫民窟问题，关注贫民窟居民的尊严和人权问题，这正是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的初衷所在。 纯琳是我在四川大学指导的博士生。2006年，在写作其博士论文《轮V.S奈保尔的空间书写》时接触到了都市社会学的理论，并阅读了迈克·戴维斯的一些相关著作。以前她也应邀参加了一些英汉翻译，包括我主持翻译的《文化研究指南》等。因缘际会，在陈恒先生的介绍下开始了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的翻译，这是她的第一部独立完成的译著，作为译界的新人，其严谨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是为序。
﹝美﹞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200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2006） PLANETOFSLUMS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美﹞迈克·戴维斯（MikeDavis） （2006） 新星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潘纯琳译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迈克·戴维斯（代译序） 第一章城市更年期 第二章贫民窟的盛行 第三章政府的背叛 第四章自助的幻象 第五章热带地区的奥斯曼 第六章贫民窟生态学 第七章结构调整计划中的第三世界 第八章一种过剩的人性？ 结语走在“越南街”上 关键词索引
第四章欧洲及非洲欠发达的根源——1885年以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第四章欧洲及非洲欠发达的根源——1885年以前 欧洲奴隶贸易为非洲欠发达的基本因素 非洲前殖民时代的技术停滞和经济扭曲 非洲政治军事的继续发展——1500~1885年 约鲁巴人 达荷美 东部大湖地区的国家 卢旺达 阿马-祖鲁人（Ama-Zulu）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到来 非洲人民的贫困程度与他们不得不忍受的剥削的长度和性质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非洲仍保留着奴隶贩子犯罪的印记：到现在为止，非洲的潜力因人口过少而受到限制。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SekouToure），几内亚共和国，1962年 欧洲奴隶贸易为非洲欠发达的基本因素 谈论殖民统治前400年间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贸易，事实上是讨论奴隶贸易。严格地说，只有当非洲人在一个社会作为奴隶工作时，他才成为奴隶。在这之前，他首先是一个自由人，然后才是一个俘虏。然而，奴隶贸易是指将俘虏从非洲运到世界其他地方，他们在那里作为欧洲人的财产生活和工作，这种说法是可以接受的。本章节的标题是刻意挑选以引起大家注意这一事实：货物都是由欧洲人经手运到欧洲人控制的市场。这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利润，而不是别的。在东非和苏丹，很多非洲人被阿拉伯人卖给阿拉伯买家。这便是人们所知的“阿拉伯奴隶贸易”（欧洲的书籍中）。因此，我们清楚，当欧洲人把非洲人运给欧洲的买家，这便是来自非洲的“欧洲奴隶贸易”。 毫无疑问，除了极少数像霍金斯这样的人，欧洲买家在非洲海岸购买非洲俘虏，在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交易就是贸易的形式。一个俘虏在他从内地到起航港口的路上往往被一卖再卖，这也是事实，这也是贸易的形式。然而，总体上说，在非洲这片土地上获取俘虏的过程根本就不是贸易。俘虏是通过战争、欺骗、抢劫和绑架而获取的。如果我们尝试着就欧洲奴隶贸易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做出估量，有必要认识到我们是在对社会暴力的影响而绝非正常意义上的贸易的影响做出估量。 关于奴隶贸易及其对非洲造成的后果，许多方面仍不确定，但总体来说，其破坏性的图景是明确的。这种破坏性可以从俘虏的募集方式在非洲产生的合乎逻辑的后果中表现出来。不确定性之一就是输入的非洲人到底有多少这一基本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估计数从几百万到超过一亿。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约1000万非洲人在美洲、欧洲和大西洋群岛上登陆并活了下来。因为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它已经被那些为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它在欧洲和其他国家的长期的残忍记录作辩护的欧洲学者使用。为了掩饰欧洲奴隶贸易，他们觉得一开始就将相关数据最小化，这样很方便。事实是，输入到美洲的非洲人数仅仅基于现存记录必然会很低，因为当时有那么多的人在走私奴隶上有既定利益（和拒绝给予数据）。然而，即使只有1000万这么低的数据可以作为评价奴隶制对整个非洲影响的基础，能够得出的合理结论很有可能使那些企图不把1445年到1870年间掠夺非洲人这一经历当一回事的人惊慌失措。 涉及活着在美洲登陆的非洲人，我们首先必须扩展其统计范围，从计算转运途中的死亡率开始。被欧洲奴隶贩子称为跨越大西洋或“中间通道”的路线，因为途中发生的死亡数而臭名昭著，其死亡率平均在15％～20％。奴隶在非洲从被抓到登船这期间也有大量的死亡，尤其是在俘虏需要行走几百英里才能到达海岸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考虑到战争是获得俘虏的主要方式）是有必要对遇难和受伤的数量做出估算，正是从所有这些人中抓到了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健康和活着的人。由此产生的数据将会是在非洲以外地区数百万依然活着登陆的人数的好几倍。这个数目才能代表因欧洲人创立奴隶生产而直接从非洲人口和劳动力中除掉的非洲人。 非洲劳动力的大量流失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流失的劳动力由身强力壮的年轻男女组成。奴隶买家首选的受害者在15岁至35岁之间，最好是二十岁出头；男女比例为2：1。欧洲人会接受非洲儿童，但很少接受老年人。他们把最健康的人运到任何可能的地方，不嫌麻烦地得到那些已经历了当时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疾病之一——天花的考验而存活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免受此疾病的进一步侵害。 由于缺乏有关15世纪非洲人口规模的数据，人们很难对非洲人口外流的结果进行科学的估算。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陆人口在奴隶贸易的几个世纪里有任何增加，尽管当时世界其他各地的趋势也是这样。显然，与本来的情况相比，婴儿的出生更少了，这是因为排除了数以百万的生育年龄的人。此外，有一点很重要，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不仅仅是欧洲与非洲的奴隶贸易的关系。印度洋的奴隶贸易一直被称为“东非奴隶贸易”和“阿拉伯奴隶贸易”，它隐藏了也属于欧洲奴隶贸易的范帱。当起源于东非的奴隶贸易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达到巅峰时，大多数俘虏的目的地是欧洲拥有种植园经济的毛里求斯、留尼汪岛、塞舌尔以及通过好望角到南北美洲。另外，18世纪至19世纪在某些阿拉伯国家的作为奴隶的非洲劳动力，最终还是为对奴隶种植产品有需求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如桑给巴尔（Zanzibar）的丁香就是在阿拉伯主人的监督下种植的。 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数据以说明奴隶贸易存在的几个世纪以来，从各地运到各目的地的奴隶劳动力对非洲人口造成的全部损失。然而，从15世纪开始，其他大陆的人口不断上升，有时甚至出现惊人的自然增长；而令人吃惊的是，非洲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位欧洲学者根据各大洲的推算做出了以下世界人口的估算（以百万为单位）： 1650年 1750年 1850年 1900年 非洲 100 100 100 120 欧洲 103 144 174 423 亚洲 257 437 656 857 上述数据不是很精确，但确实表明人口研究人员一致认为庞大的非洲大陆在这方面存在反常的停滞，而且除了可以引起关注的奴隶贸易，没有任何诱发因素。 这样对人口损失的强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紧密相关。人口增长在欧洲发展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提供劳动力、市场和进一步发展的压力。日本的人口增长也有类似的积极影响；在亚洲的其他前资本主义地区，与仍然是人烟稀少的非洲大陆相比，人口规模导致更加集约的土地开发。 只要人口密度低，那么被视为劳动力单位的人远比土地这样的其他生产因素更重要。从非洲大陆这一端到另一端，这样的例子很多，非洲人民意识到在他们生活中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例如，奔巴人认为臣民的数量比土地更重要。坦桑尼亚的香巴拉人（Shambala）也是一样，那里有句俗语“国王是人”。在几内亚-比绍的巴兰特人（Balanta）中间，耕种土地的劳动力数量代表着家庭的力量。当然，许多非洲国家统治者因为自身利益对欧洲奴隶贸易采取默许的态度，人口流出对非洲社会来说，除了是灾难，别的什么也不是，也根本没法计算出人口流出的合理比例。 非洲经济活动直接和间接地受到人口流失的影响。例如，当存在着采采蝇生活环境的地区的居民减少到低于一定数量时，其余的人不得不放弃这一地区。实际上，被奴役导致这些人失去了驯服和治理大自然的战斗力——一场以发展为基础的战斗。暴力也意味着不安全。由欧洲奴隶贩子们提供的机会成为刺激非洲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部的许多社会暴力产生的主要因素（虽然不是唯一的）。它带来更多的袭击和绑架而不是普通的战争，这一事实增加了恐惧感和不确定因素。 无论是以公开还是暗示的方式，19世纪欧洲所有列强表示他们认识到逮捕俘虏的行动与其经济追求不一致。当时，特别是英国想要非洲人收集棕榈产品和橡胶以及种植农作物来取代奴隶出口，很明显，对奴隶的袭击与西部、东部和中部非洲这一目标相冲突。早在这之前，当欧洲人自身的利益涉及其中时，他们承认了这一事实。例如，17世纪，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实际上阻止了“黄金海岸”上的奴隶贸易，因为他们认为这影响到当地的黄金贸易。然而，17世纪末，在巴西发现了黄金，产于非洲的黄金供应的重要性减弱。在整个大西洋模式中，非洲的奴隶变得比黄金更重要，巴西金矿被提供给维达（达荷美）和阿克拉的非洲俘虏开采。从那一刻起，奴隶劳动开始破坏“黄金海岸”的经济，摧毁了黄金交易。奴隶袭击和绑架使得采矿不安全，带着黄金旅行也不安全，而抢劫俘虏比开采黄金更有利可图。在现场的一个欧洲人注意到，“一次幸运的抢劫使一个本地人一夜暴富，因此他们在战争、抢劫和掠夺中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在旧的挖掘行业和黄金收集行业中发挥自己的才能”。 上述从黄金开采到奴隶袭击的转变发生在1700年至1710年间的几年内，“黄金海岸”每年供应大约5000～6000名俘虏。18世纪末，尽管从“黄金海岸”输出的奴隶数量少了很多，但这种活动已经造成伤害。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在不同时段寻求非洲中西部不同地区来充当美洲奴隶主要供应者的角色。事实上，这意味着塞内加尔和库内纳河之间这一漫长的西部海岸线的几乎每一区域，都至少有几年密集型奴隶贸易的经历且承受由此带来的所有后果。此外，在尼日利亚东部、刚果、安哥拉北部和达荷美的历史上，平均每年保持输出成千上万的奴隶的情况延续了数十年。那些地区大部分在非洲属于相对发达地区，它们是非洲的领导力量，本可以将其能力用于促进自身以及为非洲大陆的整体改善做出贡献。 向好战和绑架的转换必定影响到所有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农业。有时，在某些地区粮食产量增加到可以向运送奴隶的船只提供补给，但整体来说，贩卖奴隶在非洲西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均为负面。劳动力从农业中被抽走，情况因此变得一片混乱。达荷美曾在16世纪因食品出口到现在的多哥部分地区而闻名，可在19世纪却遭受饥荒。现在的非洲人很容易回想起，在殖民统治时期，身体强壮的男人作为迁徙劳工离开自己的家乡后打乱了家里常规的耕作，由此经常造成饥荒。然而，奴隶贸易也意味着一种劳动力迁移方式，但其具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远在百倍以上。 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必要的条件是让本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通常要求和平的环境，但历史上总是出现这么一些情况，一个社会团体通过袭击邻近的社区而获得妇女、牛群和商品，变得更强大，因为他们可以使用这些袭击所得的“战利品”来满足自己社区的利益。在非洲贩卖奴隶甚至无法得到类似弥补。俘虏被运到外地而不是被某个既定的非洲社区用来创造财富。在一些地区，为欧洲人招募俘虏的非洲人意识到他们将俘虏留给自己用会更好一些，但这只是一种偶然的副产品。总之，贩卖奴隶使得剩下的人口无法有效地从事农业和工业生产。更有甚者，还雇用专业的捕虏奴隶的人和士兵来从事破坏而不是建设。且不说道德层面和由此引起的巨大痛苦，仅从非洲发展的角度来说，欧洲奴隶贸易在经济上是完全缺乏理性的。 为达到某些特定目的，在论及奴隶贸易时有必要参照一些地区的不同影响，而不是以整个大陆的角度谈问题。奴隶袭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力度众所周知。一些南非人被布尔人（Boer）奴役，而一些北非穆斯林被基督教的欧洲人奴役，但这些只是小插曲。这些地区最臭名昭著的人口输出，首先是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纵深约200英里的西非地区，其次是中、东部非洲，包括现在的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北部和刚果东部。而且，在这广泛的区域中，可以看到精细的区别。 可能有人认为，因为非洲有些地区不存在人口输出或人口输出很少，因此奴隶贸易可能对这些地区的发展并没有产生不利的影响。然而，欧洲奴隶贸易是导致非洲大陆欠发达的一个因素这一观点必须维持，因为不能认为一个没有与欧洲进行贸易的非洲地区可以完全不受欧洲的任何影响。欧洲货物渗透到内陆的最深处，（更重要的是）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区域的人口输出取向使积极的相互作用已变得不可能。 通过比较或许能让人们对上述命题有充分的了解。在任何一个既定的经济体制中，各种不同部门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当一个部门不景气，那么这种不景气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他部门。同样，当一个部门的价格居高不下，那么其他部门便会受益。再转向生物学，人们会发现，生态学的学生认识到一个单一变化如一个小物种的消失，可能会在某些范围引起表面上看似无关的消极或积极的反应。一些免于出口俘友的“自由”非洲地区肯定受到这种巨大紊乱的影响，至于以何种方式则实在不易了解，因为这只是一个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一些假设的问题，如“如果······有可能会发生了什么？”会导致荒谬的推测。然而，有些问题的提出是完全合理且非常必要的，如“如果在中部非洲紧挨巴罗策兰（赞比亚南部）的北部地区没有推广奴隶贸易，巴罗策兰会发生什么？”“如果加丹加人专注于将铜销售给布干达，而不是将俘虏卖给欧洲人，那在巴干达会发生什么呢？” 殖民时期，英国强迫非洲人唱： 不列颠统治，不列颠统治着海洋不列颠人决不，决不，决不会成为奴隶 18世纪早期，非洲奴隶的使用达到顶峰，英国人自己也开始唱这首歌。“如果数百万的英国人在四个世纪的时间里离开家乡被当作奴隶使用，英国的所谓的发展水平会是什么样子？”进一步说，即使假定那些活得很精彩的人决不、决不、决不会成为奴隶，但如果欧洲大陆被奴役，人们可能会进一步考虑对他们的发展起作用的因素。那样的话，其最近的邻国就会排斥同英国进行卓有成效的贸易。毕竟，学者们一致认为不列颠群岛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这些地区的贸易是对封建晩期和资本主义早期的英国经济的最早刺激，而这发生在海外扩张时代之前。 目前某些欧洲（包括美国）学者采用的观点是，欧洲奴隶贸易无疑是一种道德上的邪恶，但对非洲来说经济上有好处。在这里只能非常简要地提请大家注意几个论点，以表示他们是多么可笑。一个备受重视的论点是非洲统治者和其他一些交换俘虏的人获得了欧洲商品，这就是非洲人获得的“财富”。这一种意见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一些欧洲进口商品的竞争扼杀了非洲产品；它也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诸多欧洲商品中缺乏进入生产过程的那种类型的产品，而相当多的产品被迅速消耗或被亳无用处地收藏入箱；还有一个事实居然被忽略，那就是大部分进口商品即使是作为消费商品也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如廉价的杜松子酒、廉价的火药、漏水的罐子和水壶、珠子和其他的分类垃圾。 根据上面的论点，有人认为某些非洲王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展壮大得益于与欧洲的贸易。西非王国中发展最快的有奧约、贝宁、达荷美和阿散蒂（Asante）。奥约和贝宁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就发展得很好，尽管达荷美和阿散蒂在欧洲奴隶贸易时期发展得更强大，但他们成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与此同时——而且这是那些奴隶贸易辩护者的主要谬论——一个既定的非洲国家在向欧洲出售俘虏的同时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强大这一事实并不能自动归于奴隶贸易的功劳。霍乱的蔓延可以杀死一个国家成千上万的人，然而人口却增加。这里明显不是因为有霍乱而是在于尽管有霍乱人口仍然有增加。这一简单的逻辑被那些认为欧洲奴隶贸易使非洲受益的人忘了。奴隶贸易的破坏性可以清楚地确定；在奴隶贸易时期，一个国家无论在哪些方面看似发展了，但结论都很简单，尽管奴隶贸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比霍乱更具破坏性，但这个国家仍然发展了。这是通过对达荷美进行详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说到底，尽管达荷美在与奴隶贸易保持关系时仍尽其所能来发展政治和军事，但这种经济活动形式严重破坏了它的经济基础，使它的情况更为糟糕。 一些关于欧洲奴隶贸易对非洲的经济利益的观点，只不过是说输出数以百万计的俘虏是非洲避免饥饿的一种方式！对此试图做出回应是痛苦的，而且还浪费时间。但是，也许一种比较含蓄的类似论点需要回应，即在奴隶贸易过程中非洲有所收获，因为非洲从美洲大陆获取了新的粮食作物，而这些作物成为非洲的主要食物。提到的农作物是玉米和木薯，它们在19世纪及20世纪成为非洲的主要食物。但农作物的迁移是人类历史上最普遍的现象。大多数农作物最先只起源于某一大陆，然而社会接触使得它们移植到其他大陆。奴隶贸易与农作物的迁移没有特殊的关联，最简单的贸易形式会取得同样的结果。今日，意大利人有面条和通心粉这样（硬质）小麦食品的主食，而大多数欧洲人用马铃蓍作主食。意大利人关于意大利式面条的想法来源于中国面条，是马可波罗从中国旅行返回后的事情，而欧洲是从美洲印第安人那儿接纳马铃薯的。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因为欧洲人受到奴役才获得的好处，而是全人类合理的遗产。但非洲人却被告知，是欧洲奴隶贸易给非洲带去了玉米和木薯从而使他们得到发展。 以上观点来自最近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是英美一些主要大学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在欧洲资产阶级学者眼中，它们可能不是最普遍的，却是一个似乎有可能成为新的宗主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观点；有意思的是，这与欧洲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一步反对非洲的非殖民化十分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最好是对这些垃圾观点不予理睬，让我们的年轻人远离其侮辱；但不幸的是，当前非洲欠发达的表现之一是资本主义出版商和资产阶级学者占主导地位，这有助于使他们的观点形成全球性的观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必须揭露将奴隶贸易合法化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是对种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宣传，与现实和逻辑毫不相关。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当今非洲解放斗争的问题。 非洲前殖民时代的技术停滞和经济扭曲 有数据表明15世纪欧洲的技术并不完全比世界其他地区先进。某些特定的特点对欧洲发展非常有利，如航运和（较小程度上）枪。与非洲做贸易的欧洲人不得不利用亚洲和非洲的消费品，这表明其生产系统并非具有绝对优势。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早几个世纪的贸易中，欧洲人很大程度上依赖印度的布料，然后将其转售给非洲，同时他们也购买西非海岸几个地区的布料转售给其他地方。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塞内冈比亚、科特迪瓦、贝宁、约鲁巴地区和卢安果（Loango）都是通过欧洲中间商（middlemen）把产品出口到非洲其他地区。然而，直到进人殖民主义时代，非洲几乎只注重出口原棉并进口已加工好的棉布。这种显著的逆转与欧洲的技术进步相关，也正是因为与欧洲的这种贸易导致了非洲技术的停滞。 布业制造经历了一个手摇纺织机和小型工艺生产的阶段。16世纪之前，这是非洲、亚洲和欧洲普遍使用的织布模式，亚洲人当时是最熟练的织布人。印度就是典型的例子，英国人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扼杀印度的织布业，因而使英国的布匹可以出售到任何地方，包括印度本身。在非洲，这种情况并不是那么明显，也不需要欧洲人那么故意地去摧毁非洲的织布业，但破坏趋势是相同的。欧洲通过对外贸易往来在技术上获得收益，而非洲要么没有利益，要么实际上是完全丧失了技术。18世纪后期，英格兰通过对外贸易所获取的利润被再投资后，出现了重要的发明和革新。事实上，新机械代表着通过贸易和奴隶制度产生的原始资金积累进行的投资。非洲和印度的贸易加强了英国工业的发展，后者却打压现在被称为“欠发达”国家中的所有行业。 15～17世纪，非洲对于布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不管是当地生产的还是从欧洲和亚洲进口的布匹当时都有市场。但是，欧洲工业在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控制下，大规模利用风、水、煤的能量以增强其生产能力。欧洲布业能够复制时尚的印度款式和非洲款式，并最终取代它们。办法之一是通过在非洲海岸建立据点从而对布匹分销实施控制，另一做法是大批量进口布匹以打压非洲的产品。最终，欧洲商人成功地结束了非洲布匹制造业的扩张。 许多不同的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才可决定一个社会什么时候才能有重大的突破，即从小规模的工艺技术到设计出利用自然的设备以提高劳动效率。其主要因素之一是手工制作的产品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产品的需求，所以，对于一定的社会需求，如对衣服的需求，要求在技术上做出反应。当欧洲的布匹成为非洲市场的主导产品时，这意味着非洲生产商由于不断增长的需求而被削减。面对廉价的欧洲布匹，工艺生产商要么放弃他们的工作，要么继续通过同样的小手工工具为当地市场创造出风格不一的布匹。因此，就有被称为“技术抑制”或停滞的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是实际的退化，因为人们甚至忘了他们祖先的简单技术。非洲大部分地区遗弃传统的冶铁技术可能是技术退化的最典型实例。 发展意味着自我持续增长的能力，这也意味着经济必须首先发展，从而能反过来促进更大的进步。如果我们从现代科学成果的角度，甚至以18世纪末英国标准的角度来衡量，非洲工业和技术的损失非常小。然而，必须记住，在一个阶段被阻碍发展意味着不可能往下一阶段发展。当一个人只受了两年小学教育后被迫离开学校，毫无疑义，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知识上，他都比不上那些有机会一直读到大学的人。非洲在早几个世纪的贸易中所经历的一切确实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这是极为重要的。 与科技进步相关的一个特点是与生产过程密切相关的科学探索精神。这促使创造力和创新的产生。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历史学家也一再强调英国18世纪的创造性精神。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将发明仅仅归功于机遇或好运——他们积极培育创新的风气。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958年由年轻人成立了“青年创新博览会”，号召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参与知识创新。因此，在后来的十年里，博览会上呈现了2000多个新发明。始于15世纪的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接触直接和间接地阻碍了非洲技术创新的精神。 欧洲奴隶贸易直接阻碍了非洲的创新发展，数以百万的青少年和青壮年被迫迁移，创造力正是来自他们。在那些因捕捉奴隶而受到重创的地区，留下的人们最关注的是保证自由而不是提高生产。此外，即使对于西部非洲、中部非洲或东部非洲那些最繁忙的人而言，由于与欧洲的联系，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贸易而不是生产。这种情况并不利于技术进步。在非洲很大一部分地区中，最具活力的群体都与外贸相关——尤其是上几内亚湾的非裔葡萄牙中间商、阿肯人市场的女人、莫桑比克的阿罗（Aro）商人，以及东非的斯瓦希里人（Swahili）和瓦尼亚姆韦齐人（Wanyamwezi）。他们进行的贸易就是出口俘虏和象牙这类不需要机械创新的商品。除此之外，他们还是欧洲进口产品的分销代理商。 当英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时，它曾经也被称为店主之国，但是其国内大多数商品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而且，其工程师的很多创造发明都是为了解决生产所带来的问题。可非洲的贸易集团对技术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因为他们的角色和注意力使得他们没有将自己的思想和能力放在生产上。 除了发明，我们还必须考虑技术的引用。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当一个国家发现自己在技术上落后于别人，光靠独立的发明是赶不上的，而是要考虑引进技术。事实上，人类重大的科学发现很少是由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单独发现的。一旦一个原理或一种工具被大家知道，它很快就被传播或扩散到其他国家。可为什么欧洲技术在欧非两大洲接触了好几个世纪却没能进入非洲呢？其根本的原因是，非洲与欧洲贸易的本质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思想和技术传入非洲前资本主义（社群主义、封建主义和前封建主义）生产体制非常不利。 唯一一个从欧洲有效引进技术并成为资本主义的非欧洲国家就是日本。19世纪，日本已经是一个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并逐步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它不是欧洲的殖民地，它的对外贸易关系是非常顺利的，它的人民也不被欧洲人奴役。例如，日本的纺织品制造商在国内受到不断增长的市场刺激，国外也受到一些亚洲和欧洲市场的刺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年轻的资产阶级（包括许多以前的封建地主）在19世纪末从欧洲引进技术，并成功地在国内运用。用这个非洲以外的例子是要强调，对非洲来说，获得欧洲技术的需求来自非洲的内部——且最有可能来自一个阶级或集团，因为他们看到新技术中的利润。但必须还有两种前提，即欧洲人愿意转让技术以及非洲社会经济结构能够利用该技术并能对其内化。 狩猎大象或俘虏，使非洲除了对枪支有技术需求外，通常不会对任何其他技术有所需求。附属于外贸的经济活动线路要么是像奴隶制那样具有毁灭性，要么充其量是纯粹的采掘，如猎捕大象以获取象牙以及砍伐紫木树。因此，没有理由要求引进欧洲的技术。非洲经济也很少有行业容下这些技术，除非那些具有负面影响的出口类型完全停止。一个值得注意但很少公开的事实是，在非洲大陆，不同地区的几个非洲国家的统治者都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们要求欧洲将技术用于内部开发，以取代奴隶贸易。 欧洲人有意忽略非洲人对于欧洲应将一定技能和技巧让非洲人使用的请求。16世纪初的刚果就是这种情况，这在前面已经提及，埃塞俄比亚也是一样，虽然那儿与欧洲人没有奴隶贸易。1520年，葡萄牙外交大使抵达埃塞俄比亚王宫，莱布纳·登格尔（LegnaDengel）皇帝仔细看了葡萄牙的剑、步枪、衣服、书籍等，觉得有必要将欧洲的技术知识引进埃塞俄比亚。他还和欧洲统治者如曼努埃尔一世（ManuelI）、葡萄牙的约翰三世（JohnIII）等国王以及教皇利奥十世（PopeLeoX）之间有通信往来，信中也请求欧洲援助埃塞俄比亚工业。直到19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的请求几乎毫无效果。 18世纪上半叶，另外两个例子也说明非洲国家的统治者欣赏欧洲技术，并表明他们特别偏爱技术，而非贩奴船。达荷美的阿嘎加·特鲁多试图阻止俘虏贸易，为了引起欧洲工匠的兴趣，他派出驻伦敦大使。18世纪20年代后期，有一位在达荷美王宫的欧洲人告诉他的同胞，“任何裁缝、木匠、铁匠或有类似手艺的白人男子，只要他空闲并愿意来这里，他会得到很好的奖励”。阿散蒂国王（Asantehene）奥坡库·瓦里（OpokuWare）（1720～1750）也要求欧洲在阿散蒂建工厂并在此酿酒，但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鉴于日本的历史，应该指出的是，首先请求技术援助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和刚果帝国，它们在16世纪无疑可与当时多数欧洲封建制国家比肩，唯一例外的是，它们还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18世纪，达荷美和阿散蒂这两个伟大的非洲国家变得非常突出。它们已经经过了社群主义阶段，已经有一点封建社会的阶级分层以及许多领域如黄金制造、铁器制造和织布行业等的专业化。在奧坡库瓦里统治下的阿散蒂社会已经显示出寻求创新的能力，不辞辛苦地获取进口丝织物并解开它，以便将丝线和棉结合来制成著名的肯特（Kente）布。换言之，在这样的非洲国家，当时要掌握欧洲的专门技术并弥合它们与欧洲之间存在的差距是没有困难的。 虽然非洲统治者和欧洲资本家之间都在谈论取代奴隶贸易，但到19世纪，欧洲对非洲提出的实用性援助的请求同样冷漠对待。19世纪初，卡拉巴尔（Calaber）（尼日利亚东部）的国王写信给英国人请求建立制糖厂。1804年，达荷美的国王阿丹多赞（Adandozan）竟敢请求建立枪械厂！在这之前，西非许多地区都在交战中使用欧洲的枪支和火药。在达荷美有一说法，“谁制造火药，谁就赢得战争”，这一说法极有远见，表明他们意识到非洲人在欧洲的先进武器技术面前必定会倒下。当然，欧洲人也充分认识到，他们的武器技术是决定性的，而且他们绝对不可能同意教非洲人使用枪支和弹药。 非洲与欧洲之间的贸易环境对非洲持续提出与发展相关的技术需求是不利的，这种需求一提出，就被资本主义者忽略或拒绝。毕竟，发展非洲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在当代，西方资本家拒绝了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Nkrumah）关于建立沃尔特河大坝的请求，直到后来他们意识到捷克斯洛伐克人会为加纳建水坝，才同意这一请求；他们拒绝为埃及建设阿斯旺大坝，后来，苏联不得不出手相救；在类似情况下，他们对坦桑尼亚至赞比亚的铁路建设设置障碍，这条铁路的建设后来由社会主义中国介人，以切实可行的方式表达与非洲农民工人的团结一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整个问题，我们发现资本主义一直阻碍非洲的技术革新，并阻止非洲接触自己的技术。在随后的章节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将其物质文化的有限方面引入非洲，以利于更有效地对非洲进行剥削。总的趋势是资本主义在技术方面一直力图使非洲处于欠发达状态。 一般来说，欧洲奴隶贸易和海外贸易对欧洲的发展产生了被称为“乘数效应”的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作用。对外交往的效益影响到欧洲生活中与对外贸易没有直接联系的诸多方面；同时，整个社会自身内部的发展配套也越来越好。然而，非洲正好相反，这不仅体现在关键的技术领域，而且对于每个经济体的大小和目的也是一样。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稳步增长，然后，两个相邻的经济体融合为一，西欧各国正是通过逐渐将曾经相互分离的地方性经济进行融合形成国民经济。实际上，欧-非贸易有助于欧洲更加紧密地熔铸不同国家的经济，但在非洲，却只有地方一级的分裂和瓦解。与此同时，各地方经济不再仅仅甚至不再主要以满足居民的需求为定向；并且（不论个别非洲人是否意识到）其经济成果为外部利益服务，使他们依附于以西欧为主的外力。这样一来，作为一个整体，非洲经济偏离了以前的发展路线，并变得扭曲走样。 如今，大家都知道，目前非洲不能轻易实现真正产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任何单个的非洲国家对制成品的需求市场太小，而且非洲没有跨区域的综合市场。非洲与欧洲的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背离了使当地经济一体化的方向。非洲大陆上建立起的某些领土间的联系因为15世纪后与欧洲的贸易而分解。在从西非海岸一直到安哥拉的地区出现过几个例证，因为在那些地方，欧洲贸易量最大，且保存下来的书面记录也比较全面。 15世纪70年代，当葡萄牙人来到现在的加纳时，他们没有几种商品可供当地居民选择，很难交换到欧洲觊觎已久的黄金。然而，他们能够从贝宁将尼日利亚所需的棉布、珠子和女奴隶进行转运，这些商品在“黄金海岸”很畅销。葡萄牙人这么做是对“黄金海岸”既定需求的回应，因此，以前的贸易肯定已经存在于贝宁人和“黄金海岸”人特别是阿肯人之间。阿肯人是黄金生产者，而贝宁人是专业工匠，他们有多余的布料和他们自己制造的珠子。由于贝宁是拥有庞大军队的扩张主义国家，能够获得战俘；当时，阿肯人似乎关注增加自己的人口和劳动力，所以阿肯人从贝宁获取女俘虏并快速使她们成为人妻。当葡萄牙人干预这种交换时，它附属于欧洲贸易的利益。一旦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有充足的商品，不用依赖贝宁特定商品的转口贸易，那么剩下的一方面是“黄金海岸”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贝宁和欧洲之间的联系。 或许贝宁的产品早已途经现在的达荷美和多哥海岸背后的小湾到达“黄金海岸”。因此，一旦欧洲人在开阔的海面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种贸易会更方便。正如刚才说到的，欧洲人在海上的优势具有最大的战略价值，加之它们的组织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地方进行说明，首先是马格里布和毛里塔尼亚。葡萄牙人在取得非洲西北部的大西洋沿岸的控制权后，他们能够获得马匹、羊毛制品和珠子，他们把这些商品继续向南运到西非用以交换黄金和奴隶；16世纪初，葡萄牙人带到塞内冈比亚进行交易的最重要的商品就是马。一匹马可以让他们换到15个俘虏。北非的毛织品和珠子同样被葡萄牙人用来购买冈比亚河以及南至塞拉利昂的黄金。 需要回顾的是，西苏丹曾与西非沿海和北非都有联系。早在欧洲人到来以前，马从北非被运送过来，并与西非当地的马匹异种交配。阿拉伯人和毛里塔尼亚人前往塞内加尔河并进一步南下，与曼丁加人中的迪奥拉（Djola）商人会面并向他们交付其商品，如休达的珠子和由北非的羊毛纺成的布。葡萄牙人因为具有海上运输快速性的优势，而不是在陆路上穿越沙漠，从而有效分裂了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以贝宁-阿肯人为例，需要注意的是，在葡萄牙成为中间人后便有机会开发了一种崭新的贸易格局，这种格局使西北非洲和西部非洲双方都指望欧洲，却均把对方忘了。 上几内亚海岸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这次欧洲人的开发是由住在佛得角群岛的白人出面帮助的。葡萄牙人和佛得角定居者从15世纪70年代就打入了在上几内亚当地形成的贸易格局。他们介入原棉和靛蓝染料的转运，将这些产品从非洲一个地区转运到另一个地区，佛得角定居者建立了一个繁荣的棉花种植和棉花制造产业。他们利用来自大陆的劳动和技术，然后将成品沿海岸出口到阿克拉。 葡萄牙人也接管了刚果及其近海岛屿的贝壳贸易、安哥拉海岸的食盐贸易以及安哥拉南北部之间的高品质的棕榈布贸易。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取得支配地位不只是因为其船只和商业技巧，同时也通过使用武力的优势——假如他们在海岸经营，有可能会将大炮投入使用。例如，在东非，葡萄牙人用暴力从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手中夺得了贸易。在“象牙海岸”和“黄金海岸”之间，对非洲贸易的瓦解也是采用这个模式。在这两个地区之间，有着一个强大的沿海独木舟贸易，拉乌角（现代“象牙海岸”）的人驾着独木舟，经过三尖角，把他们的布出售到远至阿克拉的地方。葡萄牙人在靠近三尖角的阿克西姆（Axim）设立了堡垒，为的是与内地进行黄金交易时能提供服务；其功能之一就是切断东西海岸的非洲贸易。他们禁止阿克西姆居民前往拉乌角，他们规定独木舟从“象牙海岸”向东行驶不得超过阿克西姆。其目的显然是分离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实体，使之完全依赖于欧洲。 上述的非洲贸易证明其具有商业根基。当荷兰人于1637年接手阿克西姆时，他们发现这一贸易仍在发展。经营“黄金海岸”的荷兰西印度公司的雇员希望完全终止这种非洲贸易。当他们没能达到目的时，他们试图强迫“象牙海岸”的人购买一定数额的荷兰商品。荷兰规定，每个驾独木舟前往拉乌角的阿克西姆人应随身携带价值至少4盎司黄金的荷兰货物。其目的是将一个纯粹的非洲内部交易转换成欧-非贸易。 非洲在尝试整合自己的经济时面临着双重不利。当欧洲人成为非洲当地贸易网的中间商时，他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获得俘虏，同时他们也使非洲整个经济从属于欧洲奴隶贸易。在上几内亚和佛得角群岛，葡萄牙人和他们的后裔混血儿从事种类繁多的交易，包括棉花、染料、可乐果以及欧洲产品，其目的是填满奴隶船的底舱。刚果和安哥拉也出现了同样的画面。落入葡萄牙人手中的盐、贝壳和棕榈布弥补了其贸易货物的短缺，而且有助于在海岸不同地区以及边远内陆各地购买俘虏。 从属和依附两大要素对了解今天的非洲欠发达非常重要，其根源早在国际贸易时代就存在了。还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为了依附性而伪装的虚假性整合。当今，这种虚假整合在世界上前殖民地地区表现为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这些自由贸易区是为跨国公司的渗透而定做的。从15世纪起，非洲就出现了远离海岸的经济连接形式的虚假整合，其目的是让俘虏和象牙能从既定的内陆地区通过并到达大西洋和印度洋既定的港口。例如，俘虏从刚果穿过现在的赞比亚和马拉维后到达莫桑比克。在那儿，葡萄牙人、阿拉伯人或法国人买家接管他们。这不是对非洲相关地区经济的真正融合。这种贸易只代表国外渗透的程度，从而扼杀了当地贸易。 西非黄金交易没有受到破坏，但它从北方穿过撒哈拉沙漠的商道变成了直接依赖欧洲买家。在西苏丹的萨凡纳（Savannah，即热带草原）地带，穿越撒哈拉的黄金贸易从公元5世纪起就培育了非洲最发达的政治区域之一的崛起。但对欧洲来说，在西海岸获得黄金要比通过北非中介入更方便。人们不禁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黄金交易在17～18世纪一直在这一地区稳步增加，那么西苏丹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然而，欧-非对这一特殊商品进行交易，有些事说来还是有利于非洲的。黄金生产涉及采矿并在非洲形成有序的分销体系，到19世纪，阿肯人地区、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部分地区的社会政治系统持续保持着繁荣的发展，主要是因为黄金生产。象牙出口也带来了一定的收益。寻找象牙一度成为东非几个国家最重要的活动，有时它与俘虏贸易结合在一起。坦桑尼亚的瓦尼亚姆维齐人是东非最有名的商人——他们通过携带商品在坦噶尼喀湖和印度洋之间数百英里进行交易而获此殊荣。当瓦尼亚姆维齐人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到象牙出口时，这带动了其他方面的有利发展，如他们自己和相邻地区之间在锄头、食品和盐方面的交易不断增长。 然而，在任何区域，象牙是一种被迅速耗尽的资源，而且，努力确保新的象牙供应可能会导致暴力，这可以与寻找俘虏而引发的暴力相比拟。此外，象牙贸易最具决定性的限制是它不可能通过本土需求和本地生产形成顺理成章的增长。非洲任何国家都不需要大量的象牙，直到欧洲或亚洲有此方面的需求时，非洲国家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大象猎杀和象牙收集。任何一个重视象牙出口的非洲国家，事后不得不重新构建其经济，其目的是使象牙贸易获得成功。反过来这又导致了过度不良地依赖海外市场和外部经济。这样一来，贸易额会有所增长，积极的副作用也有可能出现，但实现经济独立和自给自足的社会进步的能力会下降。此外，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记住：非洲的贸易具有辩证的对立面，即欧洲的生产或者欧洲控制下的美洲的生产。与欧洲产品相关的利润、技术和技能的比较，非洲通过猎杀大象产生的社会需求的副产品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样一来，非洲和欧洲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正是在这个差距的基础上形成了发达与欠发达。 非洲政治军事的继续发展——1500～1885年 现代非洲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实事求是地强调，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已经存在一个有意义的过去。他们还强调，非洲人民在与欧洲接触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确切地说，直到殖民地时期。以非洲为中心对大陆的过去进行研究的方法与强调外部力量的改革作用完全一样，如奴隶、黄金、象牙等海外贸易。这两种方法的协调是通过以下三个因素实现的，我们应该牢记在心： （1）直到1885年，外部（主要是欧洲）的影响从地理上来看很不均匀，沿海一带的影响比较明显。 （2）与欧洲人的通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非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3）独立非洲动态特征的演化和发展（如第二章所示）直到1500年之后仍在继续进行。 人们认为尝试将非洲划分为受奴隶贸易影响的地区和未受影响的地区有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整个大陆不得不承担其代价。然而，就目前而言，大致区别非洲那些直接卷入欧洲活动的地区和那些继续以传统方式来表现的地区已经足够了。 某些地区发展仍在继续，如非洲中南部，因为那里的人民可以自由追求一条由非洲人与非洲环境互动而支配的道路。此外，即使是遭到贩卖奴隶猛烈冲击的社会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奴隶贸易导致了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欧洲对非洲的商业控制。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欧洲人才得以设法在各种社会制度中取代非洲政权。因此，在前殖民时期，非洲国家在与欧洲的密切接触时仍然有政治运作的空间，这些国家能够也确实在不断演进。 对非洲的军事征服发生在帝国主义瓜分年代。在与欧洲有来往的前殖民时期的多个世纪里，非洲的军队是存在的，并具有所有社会武装部门的社会-政治影响。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思想文化领域方面直接从欧洲的输入几乎是零。基督教试图零星地、摇摆不定地在大陆的一些地区产生影响，但刚果、安哥拉和几内亚为数不多的几个传教士均专心于求神赐福于非洲人，因为他们随后很快就会被卷入横跨大西洋的奴隶制。事实上，基督教只有在埃塞俄比亚得以存续，因为那里有其本土之源。其他地方有活跃的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与欧洲的贸易没有任何关系。像以前一样，宗教仍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元素，它在国家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非洲大陆因为陷入欧洲资本主义的卫星轨道而被强加了一些约束条件。只要存在政权，只要能够调动人们使用武器，只要社会有机会来定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那么，这个社会的人民对自身的命运便有所控制，总之，虽然历史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条件和技术状况，但是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还是可以通过人们的意识得到部分的控制。这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上层建筑和基础部分的相互依存关系。 革命是有觉悟的人和阶级在历史舞台上引人注目的表现；但是，在不同程度上，任何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总是作为变化或守旧的自觉工具而被卷入发展过程。这一部分的注意力将集中在政治领域和其权力的伴侣——军事上。在那些地区，非洲人即使是面临着奴隶贸易，他们也做得胜人一筹。 1500年至1885年的非洲政治-军事的发展意味着，非洲的社会集体已经变得能够保护其成员的利益，而不是指定社区之外人民的利益。这也意味着，政治成熟和军事强大的国家里的个人可以免除被强力掳走的外部威胁。在国家的保护下，他会有更多的机会在不同的领域如吟游技艺和青铜工艺等工作中致力于运用自己的技能。他还可以利用他的创新和发明改进自己国家人民的宗教，或制定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宪法，或提高有助于战争的新技术，或促进农业和贸易。当然，这些贡献确实只为非洲社会的少数人服务，不论是在贩卖奴隶的社会还是在没有奴隶贩卖的社会；因为随着社群主义的消失，平均分配的原则受到了忽视。我们可以在所讨论的前殖民地时期从整个大陆找出具体的历史实例来阐述这些不同的论点。 约鲁巴人 在前面的讨论中，约鲁巴人的奥约王国仅仅是作为在15世纪欧洲人到来前夕非洲发展的一个杰出代表。人们对14世纪和15世纪的奥约、其起源地国家伊费以及相关国家贝宁的非凡艺术成就已有很好的研究，主要是因为象牙、陶俑和青铜雕塑的保存。显然，最早的青铜器是最好的，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制作和光感度方面都开始退化。然而，从政治上看，奥约和贝宁这样的国家在欧洲人到达非洲西海岸之后继续繁荣和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奥约和约鲁巴人处于奴隶贸易密集的地区，他们在1500年和1885年之间的命运具有重大意义。 直到18世纪末，奥约王国一直未参与奴隶贸易。相反，奥约王国的人民关注当地的生产和贸易以及这种贸易的巩固和扩大。事实上，虽然奥约王国的核心在15世纪时就已经建立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期间，它扩展并致力于控制后来被称为尼日利亚西部的广大地区、尼日尔河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现今达荷美的整个地区。这实际上是一个由阿拉芬（Alafin）与贵族一起统治的帝国。在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调节阿拉芬和他的主要臣民之间关系以及首都与各省之间关系的微妙的宪政机制已经形成。 直到当时为止，奥约对于海岸的兴趣是将它作为一个出口更多布匹而不是出口奴隶的地方。由于地处内陆，奥约的约鲁巴人主要关注与内地的关系，从而与西苏丹的贸易区连接。奥约从北方引进了马群，这使得其军队获得了人们的敬畏。奥约是非洲根植于过去并在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中得以发展的一个主要例子。它的人民在没有刻意去操纵各种力量的基础上，通过深思熟虑的政治技巧继续发展。 一般来说，在19世纪早期，奥约和约鲁巴地区已开始出口大量俘虏。这些俘虏一部分是在约鲁巴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中捕获，有些是获得的当地奴隶。当地奴隶的获取牵涉到绑架、武装袭击、不确定性和分裂。这些特点，连同内部构成的紧张局势和来自北方伊斯兰的外部威胁，导致奥约帝国在1830年的灭亡。著名的约鲁巴人祖先的故乡伊费也遭受掠夺，其公民变成了难民，这也是因为绑架出售奴隶引发的约鲁巴人内部的争斗。 但非洲在那一部分地区的发展水平得到了证实，因为就在几年之内，当地居民便能够重建新的政治国家，特别是新奥约（NewOyo）、伊巴丹（Ibadan）、阿贾伊（Ajaye）、阿贝奥库塔（Abeokuta）和伊杰布（Ijebu），每个国家都以一个城镇为中心，同时拥有足够的土地用于成功的农业生产。直到英国人来到尼日利亚并好心地强加“秩序”之时，约鲁巴人都在不断地尝试各种政治形式，非常强调军事的作用，同时还保持了他们祖先的宗教。 由于具有领土边界的意识，任何国家的居民和统治者经常卷人与邻国的冲突。欧洲和亚洲封建时代的国家特别关注军事能力。统治阶级将国家全部的或部分专业的战斗力量组合起来。他们在对享受社会剩余价值主要部分作辩护时的一个合理化解释就是他们为普通农民或农奴提供了武装保护。这种概括既适用于19世纪的约鲁巴人地区，也适用于普鲁士和日本。毫无疑问，这一地区的非洲人继续沿着朝向社会组织的方向发展，可与欧洲、亚洲和非洲其他部分如埃塞俄比亚和马格里布地区的封建主义相比较，只是那些国家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经历了这个阶段。 在奥约帝国，文职力量是主导，军事将领是国王的仆人。然而，军方随后接管了有效的政治权力。例如，阿贾伊王国是由库伦米（Kurunmi）建立的，据说他是在奥约倒台后的乱世期间约鲁巴人最伟大的将军。库伦米在阿贾伊建立了个人的军事统治。伊巴丹略有不同，在那里有一群军官集体形成的政治精英。使文职官员重新执政的努力是半心半意的，也并不成功。毕竞，城市本身就是从一个军营发展起来的。 阿贝奥库塔城邦国也许是为了使军队成为文职政府的一个部门而做出最为持续努力的国家之一。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阿贝奥库塔坚固的城墙里面对于城镇的保护。阿贝奥库塔的坚固城墙因许多竞争对手的军队败于此地而著名；在这种情况下，奥罗根（Ologun）或战争首领代表着社会和政治的权力。 在约鲁巴地区发生政治军事化之时，其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尖锐的阶级分层。在战争中抓到的许多俘虏大多数被贩卖到欧洲。因此，直到1860年，约鲁巴地区以提供奴隶而臭名昭著。然而，许多战俘被留在当地成为奴隶或农奴，这取决于他们是不是第一代俘虏。有时，那些从被摧毁了的村镇逃离出来的难民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成为其他自由的约鲁巴人的被庇护者或农奴。这些难民靠耕种土地为新主人提供服务，回报是获得武装保护。但是，农奴也被当作士兵，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获得生产资料（土地），只要满足服兵役的义务就行。这是一种衡量，以了解在何种程度上亲属关系的原则已被削弱。它表明，与典型的社群主义的村落不同，那些类似约鲁巴地区19世纪的国家将角色和报酬分配给它们的公民，这是以作为封建主义的典型特征互惠义务为基础的。 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期，随着专业士兵或被称为“战争男孩”的崛起，约鲁巴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得以扩展。专业士兵都是贵族子弟，他们将农业不屑一顾地交给了内犯和农奴，这些人很多，足够保证大面积的农业耕作。其他部门的经济活动也在蓬勃发展，尤其是棉布和棕榈油的制作以及各种产品的贸易交换。这些都是真实的场景，虽然因为奴隶出口的形式或是由于参与抓捕他人出口的形式，劳动力正以各种方式减少。在19世纪中叶到约鲁巴地区访问的欧洲游客仍然可以欣赏到它的物质文化水平，还有它那丰富多彩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非物质文化，如一年一度的“薯蓣节”（YamFestivals）以及桑戈（Shango）、奥博尼（Ogboni）等宗教崇拜仪式。 非洲人焦急寻找的同时又很容易从欧洲人那里得到的一项欧洲技术就是武器。从19世纪20年代起，约鲁巴人获得了大量的欧洲武器，同时还将武器整合到了贸易、政治和军事战略的模式之中。在殖民统治前夕，约鲁巴的将军们千方百计想得到后膛步枪甚至火箭；但欧洲人很快就插手了，以防事态发展得太远。通过一系列早从1860年就在拉各斯采取的行动（包括传教士的渗透以及武装入侵），英国人得以将非洲的那一部分纳入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 经济发展是提高生产能力的事业，这与土地使用权和阶级关系相关。这些基本事实在约鲁巴失去独立之前的几十年的历史中，以积极的和消极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要农业生产不中断，那么我们所知道的约鲁巴国家就仍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伊巴丹曾经在约鲁巴地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它贩卖俘虏，同时出于自身利益保留了许多俘虏作为劳动力。但是，伊巴丹的农业地区遭受了战争，伊巴丹的统治者们也开始将耕种土地的俘虏转而卖给欧洲人。这种交易变得很有必要，因为伊巴丹需要枪支，而这些只能靠卖奴隶来获取。正是在这一点上，在海岸上出现的欧洲奴隶买家所具有的破坏性影响变得确实非常重要。 通过出售自己的俘虏和奴隶，伊巴丹破坏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基础。如果囚犯们被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农奴阶级，那么社会就必须保证这些犯人有权被保留在固定的土地上，同时还要保护他们免于被买卖。这就是在欧洲作为一种生产模式的奴隶制度，不得不让位于农奴制和封建制度的原因之一。在正常情况下，约鲁巴社会确实迅速保证了那些融入当地生产模式的俘虏们的不可移动性。但是，作为奴隶买家的欧洲人的出现所释放的力量太大且无法抵挡。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随着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政治权力的丧失而消失。 历史学家们经常会过分强调19世纪约鲁巴国家的失败，它没能团结起来从而产生一个比之前的奥约帝国大的国家。但是，首先，一个政治单位的大小并不是评价业绩最重要的标准。其次，一国人民可以在政治上进行瓦解，然后进行更有效的整合。伊巴丹、阿贝奥库塔、阿贾伊等约鲁巴人国家拥有10万余公民——与封建德国的多数城市国家、公国和领地一样大。这是一个值得公之于世的比较，这使19世纪中叶到过约鲁巴地区访问的欧洲观察员感到震惊。 德国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和语言，从12世纪到15世纪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有一种政治统一的形式。然而，在神圣罗马帝国改革和解体之后，德国人民被分为许多独立的政治实体——正如一年分为每天一样，有的政治实体还不比一个公园大。然而，整个德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力在继续发展，最终于1870年再次实现统一，封建主义让位给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同样，约鲁巴是一个拥有单一语言的广泛的文化实体。奥约帝国垮台后，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使其发展的过程放缓，但发展并没有停止。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到来使其停止了发展。 在贩卖奴隶的非洲西部和中部地区，国家建构仍在进行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例如，阿肯人王国体系的成长方式和奥约帝国的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对于阿肯人来说，幸运的是，奴隶贩卖仅在18世纪前半期达到惊人的程度。那时候，如阿散蒂这样的国家已经深深扎根，足以承受奴隶贩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到19世纪70年代，与西苏丹中心地带的合作仍在继续，当英国人试图强行主宰阿散蒂时，这些著名的非洲人民并没有放弃英勇的武装斗争。 18世纪阿散蒂与奴隶出口的关联使其统治者对通过战争、突袭贡品，以及获取战俘作为其被俘地区的贸易品这一类型的扩张表示关注。此外，15世纪以来，阿肯人国家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出口其人力资源。俘虏被纳入本地社会；在殖民主义前夕，阿散蒂社会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是奥东科-巴（Odonk-ba），他们是俘虏的后代，是这块土地上的劳动人口。发展不是通过出口劳动力和失去劳动力，而是通过增加劳动力和使劳动力最大化。 达荷美 过了沃尔特河，阿散蒂的东部邻国就是达荷美。由于达荷美卷入欧洲奴隶贸易很深，而且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用很长的篇幅来叙述它的经历。 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达荷美的人口如果不是下降的话，至少也已经停滞了，同时除了奴隶出口，几乎没有其他的经济支柱。达荷美的成功之处在于，尽管有如此磨难，仍对非洲大陆人所取得的成就作出了贡献。应当明确的是，达荷美阿贾人或丰人社会政治发展的基础早在欧洲影响西非之前就已经奠定了。在15世纪，阿拉达（Allada）和维达的阿贾人诸国早已存在，他们与伊费的约鲁巴人有着松散的联系。16世纪时，达荷美是阿拉达的一个衍生物，但到18世纪初，它已经扩展到将阿拉达和维达包括在内。 阿拉达和维达的国王们犯了错误：或是无法保护他们自己的公民免受奴役，或实际上纵容他们被奴役。达荷美并未遵循这样一种直接与维护国家相冲突的政策。相反，在无法使欧洲人接受除了人之外的其他产品之后，达荷美最终成为西非典型的奴隶劫掠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达荷美必须首先建立一个严密的有组织的军事国家，其国王更接近独裁或比奥约的阿拉芬或阿散蒂的阿散蒂赫内（Asantehene）更专制。其次，达荷美对于其军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巧的装备，以保护自己的公民和进行对外战争。 在欧洲的历史上，斯巴达作为一个完全致力于战争艺术的城邦国家脱颖而出。18世纪和19世纪在非洲的欧洲人总是把达荷美称作黑色斯巴达。在18世纪，奥约的骑兵远胜过达荷美的步兵，达荷美只能向奥约帝国进贡。但随着奥约的垮台，达荷美成为该地区的最重要的军事国家，同时，的确还对原来的约鲁巴霸主实施了报复。战争对于保证在达荷美之外获取奴隶和武器是必要的。事实上，战争是生存的根本。 达荷美人对于军事活动的高度的全神贯注可以从多方面加以阐述。他们的价值观奖励勇敢和获胜，同时无情地鄙视甚至是清除懦弱者和战场上的失败者。国王的两个首席部长就是军队里“左翼”和“右翼”指挥官，同时，其他的军事官员也肩负着政治要职。当时，艺术媒体也不断地制作出战争主题的作品。美丽的马赛克和壁画出现在达荷美宫殿墙壁上，所有都是军事胜利的题材。专业传诵者呈现的历史叙述反映出同样的偏见；棉布工人们忙于为将军和军团制作各种徽章、旗帜和遮伞。 两个独特的创新使达荷美不同于非洲的邻国，甚至可以说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军事组织的环境下给予它一种特殊的荣誉。首先，达荷美鼓励年轻男孩成为战争学徒。到了11岁或12岁，一个男孩会跟着一个老兵，帮助他运送给养并观察战斗。第二个创新（这一个得到了更广泛的评论）是达荷美在军队中对于女性的运用。显然，在18世纪，皇室的妻妾开始参加仪仗卫队，然后逐渐成为达荷美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军人完全平等，同甘共苦。在19世纪，达荷美的人口可能不超过20万；每年，国家设法将12000～15000名战士派到各种战役中。在这些人中，据估计1845年有5000名左右是女性——所谓的“达荷美的亚马孙人”，她们在战争中的凶猛为敌人所惧怕。 从长远来看，奴隶贸易摧残了达荷美。奴隶战争是昂贵的，且不能保证以得到俘虏为回报。根据欧洲的条件，欧洲的买家在某些年份没有出现，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革命战争时期，达荷美的奴隶出口停滞了，因为没有几艘欧洲船只可以抽出来做奴隶贸易。由于不能贩卖俘虏去获得枪支来进行更多的奴隶战争，达荷美感到自己的光荣和军事荣誉在下降。人祭是为补偿国家和君主荣誉的消退，正如19世纪贝宁王国的奥巴（Oba）那样。 即使如此，达荷美野蛮美誉的故事被难以置信地夸大了。达荷美王国发明了一些优化措施如人口普查；进行深入广泛的外交，制定了通常只有在“文明”的欧洲国家才能听到的所有的细节和协议；并建立了一个间谍和情报系统作为自身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至少应将注意力简要集中在艺术家在达荷美社会中的作用上。许多非洲艺术源于对事物功能性的细述，如陶器和棉布。然而，宗教和国家权力同时也刺激了艺术。例如，伊费的黄铜器和青铜器的制作代表着宗教崇拜，同时与伊费的奥尼（Oni）以及王室有关。事实上，封建统治阶级对艺术家的保护、支持和认可，是最普遍的一种现象。这在华夏中国，对于陶瓷制造者和戏剧艺术家来说的确如此；16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确如此；在17世纪到19世纪的达荷美也的确如此。 现在没有人知道，在独立的前殖民时期的任何特定的艺术成就应该是哪一位达荷美人的功劳。然而，在那段时间，每一个艺术家都获得了自我发现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同时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服务。他们的任务是释放快乐及捕捉人们的希望和雄心，体现在宫殿的壁画、铁艺雕塑、为皇室设计的手工编织布的压印图案、精雕细琢的国王大使的安全人员头像以及达荷美王国的创始人如何从豹子肝子里走出来的生动故事里面。这是围绕皇室和贵族家庭的艺术，但也是一个国家的产品以及被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所认同。随后，这样的艺术技巧要么消失了，或是堕落并服务于庸俗的殖民主义者的好奇心。 仍然有些人认为达荷美在某些领域的发展必须要归功于奴隶贸易。最终要证明的是，整个19世纪非洲政治和军事的发展是在较早时代已经奠定好的基础上的一种延伸，我们最好再看看那些未受到外国影响的地区。非洲东部的大湖地区就是其中之一。 东部大湖地区的国家 基塔拉王国。它的巴齐维兹人统治王朝不知道什么原因垮台，然后，他们被来自北方的新移民推翻。对巴齐维兹人是否有埃塞俄比亚的渊源虽然有一些怀疑，但有明确的证据表明，16世纪的移民是来自流经苏丹的尼罗河某河段的卢奥人（Luopeople）。 随着卢奥人的迁移，一支被称为巴比托王朝（Babitodynasty）的新家系占据了布尼奥罗的地区。同一王朝的其他分支在其他几个地方登基为王，有时从主线脱离独自为政。19世纪末，在托罗开创了一个单独的巴比托王国。同时，巴齐维兹人或巴赫马人以一个被称为巴辛达人（Bahinda）的氏族形式在南部地区卷土重来。巴辛达人是古老的布尼奥罗-基塔拉王国的一个游牧民族，从16世纪起他们的据点就是安科莱地区和卡拉圭地区。 显然，新的巴比托统治阶级立即寻求土地的控制权，但根据已有的非洲习俗，他们后来试图将自己表现为土地的本来主人而非掠夺者。在布索加（Busoga），有几个巴比托小国王，研究者记录了皇室家族成员和平民之间关于土地的以下对话：皇室家族成员：“我们发现这个地方什么也没有，就利用起来了。后来你们这些人过来乞求土地，所以我们很慷慨，分给你们一些土地。自然你们现在是我们的奴隶。” 平民：“啊！这都是流言！你们没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这里很久了。你通过欺骗获得了你们的权力。你们这些王子王孙都是坏蛋！” 在这些大湖地区的独立历史的任何阶段，土地都没有成为纯粹的个人财产，也没有像在经典的欧洲封建模型中那样为某个阶级所垄断。学者在承认封建主义时期已经到来之前，经常要求必须具备这种特征；但他们没有考虑土地的分配和使用（或生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现实，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牛是财富的主要形式的地方，畜群的私有也是生产者被从生产资料剥离开来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具体地说，那些拥有畜群的人通常都是巴辛达人或其他巴赫马人及新的巴比托家族的人，而那些照看畜群的人往往是他们庇护者和庄园主人的农奴。就土地而言，耕种土地的农民以作物形式给族长和执政当局交出沉重的赋税，使得后者不用从事农业劳动也可以享受生活。 要记得，在各大洲独立进化的过程中，生产能力的提高伴随着所有阶段不平等的增加，社会主义阶段除外。谈到大湖地区直到殖民主义前夕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就是要突出这些国家扩大的生产能力，同时坦率地承认这是增加剥削的结果，这不仅仅是对自然资源而且也是对大多数人的劳动的剥削。后者被剥夺并受到压迫，他们为了少数几个住在宫殿里的人的利益而终日操劳。 大湖地区王国主要位于现在的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只有在坦桑尼亚的东北部存在着复杂的大湖地区王国的代表。在前殖民时代，坦桑尼亚东北部是该国最发达的地区，因为坦桑尼亚的其余地区是由那些并未被明确地遗留在社群共有阶段的众多小王国组成。但是当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在宣扬一种新的平均主义意识形态时，坦桑尼亚的东北部也是这个国家出现问题的地方，因为在土地和生产品的分配以及个人权利获得方面已经有了一个不平等制度。事实上，从任何有意义的政治角度来看，该地区就是封建主义地区。 对于重要的大湖地区国家布干达的起源问题存在一些分歧。一些传说认为它与布尼奥罗人一样起源于卢奥人，而另一些人倾向于认为它是巴齐维兹人的后裔。它的社会结构当然与巴比托-布尼奥罗的非常接近。与安科莱的情况不同，布干达的巴赫马人没有受到政治权力的控制。他们只是与拥有牛群的统治阶级有关联，通常是在牧民初级能力的层面。在任何情况下，布干达的历史是一个在以布尼奥罗和其他邻国为代价的基础上逐渐扩张和巩固的历史。到18世纪时，它已成为整个地区的主导力量。 布干达王国拥有一个健全的农业基础，以香蕉作为主要食物，还有牛产品。他们的工匠制作的树皮布用于出口，当地的铁器和陶器生产由邻近非洲各国的进口产品作为补充。由于他们缺乏食盐，从而刺激了贸易网络的延伸，以获得必要的用品；有如西苏丹那样，这种扩展的商业网络实际上整合了一种大的区域的生产资源。德国殖民主义在非洲东部的先遣成员卡尔-彼得斯（KarlPeters）说：“在对东非的政治和商业事务的评估中，过少强调其部落间的内部贸易。布干达的易货贸易不遵从所有的直接计算。”在布干达的情况下，奴隶贸易的缺失对扩大内部的生产和贸易意义重大，从而为政治上层建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布干达的国王们建立了一个小规模永久的武装力量以作为卫队；其余的国家军队在必要时征召。政治管理集中在卡巴卡（Kabaka）手上，地区的统治者由卡巴卡和他的委员会任命，而不是由氏族根据家族世袭来任命。这在设计如何通过地方官员的网络来管理这个大的王国中融入了独特的智慧。也许对布干达在政治成熟方面的最好赞美来自英国，英国人在19世纪发现了布干达和其他东非国家的封建制度。之所以说这些是最好的赞美，是因为这些赞美不情愿地来自白人种族主义者和文化傲慢的殖民主义者，这些人不想承认非洲人能够做任何事情。事实上，欧洲人对在大湖地区看到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们发明了这个命题，即那些政治国家不可能是非洲人所为，而是由早期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白种“含米特人”（Hamites）建立的。这一神话似乎从一个事实得到某种支持，即巴齐维兹人据说是浅肤色的。然而，首先，如果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齐维兹人，那么他们会是黑色或棕色的非洲人。其次，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非洲东部文化进行了本地发展的整合，再加上特定地区之外的非洲人的贡献。他们当然不是从国外进口的。 假设巴齐维兹人或巴赫马人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那么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语言，从而像他们的仆人那样讲班图语。巴比托王朝的卢奥人家族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表明他们已经被当地的文化所容纳。此外，从16世纪到19世纪，巴比托人和巴赫马人/巴辛达人也加强了紧密联系。实际上，从不同的族群、种姓和阶层中出现了一些“民族群体”。“民族群体”被认为是民族国家之前的社会构成，同时这种定义也适用于布干达、布尼奥罗、安科莱、卡拉圭和托罗的人民，以及那些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人民。 卢旺达 大湖地区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是卢旺达王国和布隆迪王国。现在有着这些名字的两个国家位于老王国的周围。这里将以卢旺达的经历作为实例。 和老布尼奥罗-基塔拉王国及它在安科莱的东北邻国一样，卢旺达被分成两个主要的社会群体。虽然绝大多数的人口是被称为巴胡图人（Bahuta，即胡图人）的农民，但是，政治权力在占人口约10\%的巴图西人（Batutsi，即图西人）牧民手中。还有一个更小的少数民族巴特瓦人（Batwa，即特瓦人）约占1\%，他们处于前农业社会组织的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卢旺达三个社会阶层的相对体质特征对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发展提供了有趣的注释。巴图西人是世界上最高的人群；巴胡图人长得矮小粗壮；巴特瓦人是侏儒。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社会职业和饮食方面来解释。巴特瓦人不是生活在稳定的农业社会；相反，他们结成小群，靠狩猎和挖掘根类食物为生，因此不能保证为自己提供大量和丰富的食物。在另一个极端，巴图西人牧民以源源不断的牛奶和肉类为饮食。巴胡图人比巴特瓦人在社会性方面更加先进，他们比巴特瓦人吃得更多更有规律，因为巴胡图人经营农业，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不完全依赖于大自然，也不用像巴特瓦人那样靠捕获稀缺的猎物为生。然而，他们的饮食缺乏巴图西人食物中的丰富蛋白质。因此，人类的发展及身体的发育在广义上与生产能力的扩展和食物分配有关联。 无论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正是巴图西人所取得的政治和军事成就而非其身高使他们出名。他们对卢旺达王国的贡献可以追溯到14世纪，这是与巴齐维兹人相同的时期。卢旺达和安科莱之间与卡拉圭和布隆迪之间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和实际的联系。但与布尼奥罗-基塔拉不同，14世纪和15世纪的卢旺达远不是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开始有几个小部落，是以卢旺达的图西氏族为中心的扩展才逐渐在17世纪创造了一个小型紧凑的王国。后来，卢旺达王国开始从中心往其边界扩展；这种扩展一直持续到殖民主义者来到之时。例如，姆坡罗罗（Mpororo）（安科莱）的统治者就曾给卢旺达朝贡，卢旺达的发展是以牺牲安科莱为代价的。 卢旺达王国的首领是姆瓦米（Mwami）。和许多其他的非洲统治者一样，他的权力由宗教信仰认可，而他自身也为宗教仪式所围绕。欧洲封建帝王常常试图让他们的臣民相信王权来自神，因此国王是“君权神授”。非洲国王的臣民就像卢旺达姆瓦米的臣民一样，经常接受类似的观念。当然，除此以外，国王的权威必须基于真正的力量，卢旺达的姆瓦米没有忽视这一事实。 鲁祖吉拉（Rujugira）是18世纪著名的姆瓦米，最后走独立路线的是鲁瓦布基里（Rwaabugiri）（也被称为基格里四世，Kigeri），他于1895年去世。加辛迪罗（Gahindiro）是另一位得到宫廷乐师和历史学家歌功颂德的国王。他们都对于国家权力结构进行了改善或精心制定，从而做出了一个或多个贡献，这意味着他们都体现了一定历史的、阶级的和国家的力量。 18世纪的姆瓦米鲁祖吉拉采取的措施是将其边境地区的管辖权置于军事指挥官的专属权力之下，同时驻扎了强大的部队。此举是重要的，因为在任何年轻和成长的国家里最不确定的区域就是那些边境地区，被欧洲的封建术语称为“边境省份”。鲁祖吉拉实际上是将边境省份放在军事法的管辖里，他也将永久性的军事营地驻扎在那些战略性的地方。 在19世纪早期，姆瓦米加辛迪罗对文职管理进行了全面改革。在每一个省，设立一个负责土地的首领和一个负责牛群的首领。一个主要负责农场的租金，另一个负责牛群的税费。此外，所有的省份设有小地区的当权者或“山寨首领”，所有的成员都是巴图西人贵族。不知是意外或是故意，结果是负责不同地区的官员与负责不同事务的官员互相嫉妒，使他们不能够团结起来对抗姆瓦米。“山寨首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已有的巴图西氏族或血统的世袭；但在鲁瓦布基里的统治下，他们成为受任命的，从而成为强化中央政府的一个举动。同时，公务员和议员（统称为比鲁，Biru）被授予大量土地，这些土地不受土地首领和牛群首领的干预，从而巩固了比鲁对王位的忠诚。 卢旺达出现的社会关系系统要比非洲其他地方具有更多的等级性和封建性。在军队、民政管理和社会本身的组织结构中都存在着这种阶级与个人之间的等级制度和社会-法律相互依存的特点。除此之外，其余一切事物的关键是对牛群的控制，这是通过一个被称为乌布哈克（Ubuhake）的机构来实施的。这意味着穷人（养牛的）和那些地位低下者（由出生决定的）能够接近占有更多牛群或拥有更受人尊重地位的那些人，并通过提供体力劳动来换取牛群和获得保护。他们得不到牛群的所有权，交给受庇护者的只有使用权。因此，受庇护者只要向他的主人交出牛奶和肉，而且只要他保持忠诚，他就可以长期使用牛群。当然，土地上的农民还得提供劳动服务和进贡食物。巴图西贵族通过在姆瓦米王宫的代表权或在法律案件中为其受庇护者辩护来履行他们提供“保护”的职责。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保护来自专业的军事艺术。自15世纪起，对于某些巴图西血统的人来说就有义务兵役。巴图西人贵族的儿子成为皇家骑士，接收军事方面所有的教育培训。每个新的姆瓦米都要招聘新人添加到现有的军队之中。一些巴胡图人属于特殊的军团体被专门给养，巴特瓦人则被吸收作为特别的专业弓箭手（箭上有毒）。 当然，巴图西人向巴胡图人提供“保护”是一个神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保卫的是自己对巴胡图人的剥削。他们使巴胡图人不受到外部敌人的侵犯，这样就使巴胡图人的人口密集和富足了。他们保护巴胡图人，使后者可以运用他们高度发达的农艺知识来生产剩余价值。此外，巴图西人的最上层是牛群的主人，他们将牛群留给较低等的巴图西人照看，从而充分剥削普通牧民的劳动力和其具有的丰富知识经验。就像在欧洲和亚洲，这是支持巴图西人贵族休闲生活和权谋的社会经济基础。 巴图西人和巴胡图人之间几乎没有通婚，因此，他们被视为种姓。巴特瓦人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归类；但由于种姓分层是一个上面接一个的等级制，因此这也是一种阶级的处境，同时有向上和向下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阶级移动到另一个阶级。同时，巴图西人、巴胡图人和巴特瓦人一起演变成了卢旺达民族，他们具有共同利益来抵御也是由巴图西人、巴胡图人和巴特瓦人共同组成的布隆迪王国。卢旺达人民在发展一个王国和一个民族的意识方面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同时经历了社会急剧分化的阶级和种姓的崛起。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自由发展，相对不受外来影响地发展，当然也免受奴隶贸易的直接摧残。 阿马-祖鲁人（Ama-Zulu） 南非同样避免了奴隶贸易，因为从西非出口的俘虏始于安哥拉，同时东非的出口来自莫桑比克及其以北地区。到15世纪，在非洲林波波河南部地区有一些简单的社会形态。到了晩期，东边是人烟稀少的科伊科伊人（KhoiKhoi）牧民，他们慢慢地被班图人排挤掉。当欧洲船只于16世纪到达纳塔尔海岸时，它仍然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但在未来几年里，人口密度越来越高，同时发生了重要的政治军事的扩展。 任何对于非洲的过去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听到恰卡（Shaka）的名字，他是祖鲁人的领袖，是南非东部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象征。一位传记作家（欧洲人）曾这样描述恰卡： 拿破仑、尤利乌斯·恺撒、汉尼拔、查理曼大帝······这些在世界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具有光辉荣耀的人，使他们超出了常人水平。恰卡就是这样的人，也许是他们中最伟大的那一位。 上面的赞美出现在目前我们在讨论的这位人物的传记书封底上。同时，因为资本主义出版商对待书籍就像对待肥皂粉箱子一样，人们当然可以怀疑这是为了达到卖书的目的而设计的广告。然而，有关恰卡的评论（包括非洲和欧洲）经常将他比作欧洲历史上的“伟人”。因此，对直到19世纪的阿马-祖鲁人（祖鲁人的自称）社会进行调查以了解一位领袖在整个社会发展关系中的作用，这样做是适宜的。 恰卡大约出生于1787年，在他短暂的40年的生命中，这里只能简要列举他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1816年，他是阿马祖鲁人中一个小的阿马-恩戈尼族（Ama-Ngoniclan）的首领。在几年的时间里，他重新组织了军事力量——不仅是在武器方面，同时还在战争的战术和战略方面——因而使阿马-祖鲁族具有了令人畏惧的战斗力。通过战争和政治运筹，他联合指挥了以前被分成许多独立或半独立的阿马-恩戈尼氏族。在某一时间，恰卡似乎将要统一包括现在的纳塔尔、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整个地区。在1828年他去世时，这项任务还没有完成，他的继任者们也未能保持恰卡的统治。但在19世纪末，属于阿马-祖鲁人国家的领土比1816年恰卡继承的阿马-祖鲁族的100平方英里的领土要大100倍。就是这样一个日益消退和不那么强大的阿马-祖鲁人王国，在1876年仍然能够使英国在伊桑德尔瓦纳战役（battleofIsandhlwana）中受到打击，这是英国海外冒险史上的最大失败之一。 恰卡长大的时候，正好也是在阿马-恩戈尼人中第一次严肃地提出有关统一和有效军队的问题的时候。此前，这些氏族（与酋邦基本相似）表现出打破或分割成更小单位的倾向。每当一个氏族首领的长子成年后，他出去建立他自己的克拉尔；一个新的低级氏族就诞生了，因为他父亲的氏族仍然是处于更高级别，同时职务转交给了这位“长妻”的长子。只要人口密度低，有大量的土地用于农业和放牧，这种模式的分化就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资源或政治权力的竞争；同时战争也几乎不会比在拉丁美洲的一场足球赛更危险。通常只是一个氏族与另一个氏族存在传统上的竞争关系。他们彼此很了解，他们的优胜地位是以一种节日精神的战斗来获得。一个或两个人可能被杀死，但是接着每个人都回家去，直到复赛开始。 19世纪早期，阿马-祖鲁人生活和政治的休闲节奏已发生较大变化。更多的人口意味着初级成员难以“聚居”在自己的地盘。这意味着放牧牲畜的土地更少了，同时出现了有关牲畜和土地的纠纷。随着阿马-祖鲁人频繁发动战争，他们开始觉得有必要进行更有效的战争。同时，高级族长们开始认识到需要一个政治结构来保证统一，从而使资源的使用最大化和自相残杀的冲突最小化。 恰卡专心致力于解决祖鲁人地区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的想法是中央集权的政治核心应可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并显示在其他领域。这通常会导致更大的政治王国的和平认可，或者彻底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在19世纪早期祖鲁的冲突与战争的时代，更经常的是军队面对面的作战，但军事对抗的模式仍然是远程投掷乌姆洪托（umk-honto）或轻标枪。对于近距离的战斗，握在手中的武器更具有杀伤性——正像封建军队在欧洲和亚洲所发现的那样，因此开始使用剑和长矛。恰卡作为一个年轻战士，设计出一种沉重的短标枪，这种武器纯粹用来刺杀而不是投郑。此外，他抛弃了宽松的凉鞋，以便在与敌人短兵相接时更灵巧和更快速。通过他们自己的经历，恰卡和他的年轻同伴发现，盾牌和短标枪相结合能产生最佳效果。 当然，战争不只是包括每个士兵的作战，也包括（更重要的）作为一个整体的针对对方力量的战术和战略关系的模式。恰卡也注意到了战争的这个方面，他杰出的创新是伊津皮（izimpi）形式（军团）的部署，在战斗前锋之后留有一支储备力量，同时从两翼或呈“牛角”来包围敌人的侧翼。最后（最重要的），一支军队必须要进行训练，要有纪律和有组织，这样使它在和平与战争中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组织。恰卡创造了新的军团，包括年龄到40岁的男性。他不断地使他的伊津皮操练习武和“劳其筋骨”，以使每个士兵都身体健康并且精通武艺，军队作为一个整体依照其指挥官的愿望同步行动。 祖鲁军队不只是一支战斗力量。它是年轻人的教育机构，同时也是用来建立忠诚、跨越家族达到民族认同的一种工具。升迁是通过成就而非通过氏族或地区渊源。强制使用恩戈尼家族祖鲁人的分支语言也在民族意识的指导下进展良好。在12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公民自称为“阿马-祖鲁人”，而将他们的氏族名称放在第二位。人们在一个更广大的区域仍然深深地感觉到祖鲁族的影响。抑制巫术占卜者（伊扎努西，izanusi）的过激行为的政策和祖鲁地区没有内部斗争的事实，使得其边界以外人口大量涌入，这是对祖鲁王国资源的一种积极贡献。 欧洲的游客在有关祖鲁人地区的记载中留下了恰卡时代非常清洁的印象（正如15世纪时他们在贝宁看到的那样），他们同样也为社会秩序、没有盗窃、安全感等震惊（就像阿拉伯人在西苏丹帝国的伟大时期旅游的印象）。事实上，清洁和生命财产安全等都是祖鲁人以前长期生活的一部分。在恰卡领导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由于国家保护伞的作用，这些方面在范围和规模上得以扩展。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欧洲人；同时欧洲的证据是最好的证据，因为它几乎很难说是亲非洲的宣传。一个白人访客看到十五个恰卡军团的分列式后说：“这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场面，让我们感到惊讶，一个被称为‘野蛮人’的民族可以这样的有纪律和守秩序。” 这里还可以增加大量的有关阿马-祖鲁人的政治机构和军队的内容。但与此有关的是要理解为什么恰卡有可能出现在19世纪的非洲，出现在殖民主义统治之前的非洲。 如果恰卡是一个在密西西比州棉花种植主或牙买加蔗糖种植主手里的奴隶的话，那么他有可能因为是一个“顽固的黑人”而被剁掉耳朵或砍断手，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或会奋起自卫而领导奴隶起义。只有那些在非自由和受压迫人中努力摧毁压迫者的人才是伟人。毫无疑问，在一个奴隶种植园里，恰卡是不可能建立祖鲁人军队和祖鲁人国家的。在殖民主义时期，任何非洲人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东西，无论他是什么天才。事实上，恰卡是一个牧民和一个战土。作为一个青年人，他曾经在空旷的草原上放牧——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潜力，并将它应用到自己的环境之中。 恰卡能够在一个值得付出努力的建构中投人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他不关心支持或反对奴隶贩子的战斗；他不关心如何贩售在瑞典和法国制造的产品的问题。他关心的是如何在他的人民的资源限制中发展祖鲁人地区。 我们必须承认，军事技术等事宜是现实需要的反映，个人的工作源于社会同时也受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行动的支持，任何一位领袖所取得的一切一定是与历史背景和发展水平相关，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人首先能够发现，然后能够增强，进而能够显示他的潜力的程度。 为了证实上述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恰卡意识到当投掷用的长矛用作刺伤武器时易断，他接受挑战并创造了重型的短剑。更重要的是，恰卡的想法取决于阿马-祖鲁人的集体努力。恰卡可以提出打造一把更好的短剑的要求，因为阿马-恩戈尼人在铸造铁方面有长期的经验，同时某些家族也有非常专业的铁匠。要为3万多名的常备军供给吃喝，给他们重新配备铁制武器，同时发给每个士兵牛皮制作的全身长的祖鲁盾，这应该归功于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的组织能力和农业能力。 因为祖鲁人社会缺乏科学依据和实验的前提条件，所以无论恰卡有多大的天才，他都无法设计出火器。但是，他能够让他的人民打造出更好的武器，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到的那样；当他设立了专门的皇家养牛场时，他发现他的人民能够进行更好的育种选择，因为这里的人们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知识经验同时热爱放牧牛群这一职业。 在政治-军事领域，恰卡跟随着他原来的保护者丁吉斯瓦约（Dingizwago）的脚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跟随了丁吉斯瓦约和他自己的对手兹威德人（Zwide）的脚步。1797年，丁吉斯瓦约在德拉瓜湾（DelagoaBay）与葡萄牙（主要是象牙）进行开放贸易，同时他刺激了艺术和工艺品的发展。他最著名的创新是在军队中制定了一个根据年龄等级招聘军团人员的系统。以前，一个地方倾向于在某一个特定的军团内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同自己克拉尔、地区和家族的成员并肩战斗。然而，当某个年龄阶段的所有人都被带到同一军团时，这就强调了一种更大的民族意识，也增加了丁吉斯瓦约对于那些较小的族长们的权力。 丁吉斯瓦约是重要的阿马-姆瑟斯瓦族（Ama-Mthethwaclan）的族长，他在后来成为祖鲁南部的地方成功地建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北方，阿马恩德万德维族的兹威德人也在进行政治整合。恰卡在丁吉斯瓦约的一个年轻的军团服役，并忠实于后者的集权政权，直到1818年，丁吉斯瓦约死在兹威德人手里。此后，恰卡继承了丁吉斯瓦约的许多军事和政治技巧并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善。这就是发展：在继承和缓慢推进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但没有人来“教化”你。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约鲁巴人地区、达荷美、大湖地区王国和祖鲁人地区，是在殖民主义统治前夕发生在非洲的政治发展中主导力量的例子。他们不是唯一的主导力量，有的甚至是很小的国家，但在政治组织中具有可以观察到的进步性。在15世纪最先进的非洲地区一般都能保持他们自己的标准，少数地区如刚果除外。例如，北非和埃塞俄比亚的封建结构保持完好，但明显缺乏一种持续性的增长。西苏丹的豪萨城邦在17世纪桑海崩溃后继承了最伟大帝国的政治和商业传统；19世纪初出现了索科托（Sokoto）的伊斯兰哈里发，以豪萨兰为中心。索科托王国是在非洲大陆建立的最大的政治王国之一，由于缺乏在如此广大的领土上进行适当整合的机制，它遭受了许多内部分裂。以伊斯兰教作为统一的因素，西苏丹继续进行着处理统一问题的实验。19世纪中期，阿赫马杜·阿赫马杜（AhmaduAhmadu）在横跨尼日尔河湾区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艾尔·哈吉·奥玛尔（AlHajOmar）在上尼日尔地区创造了另一个国家。最突出的是由萨摩利·杜尔（SamoriToure）于19世纪80年代领导创立的曼丁加人王国。萨摩利·杜尔并非著名的奥斯曼·丹·福迪奥（UthmandanFodio）和艾尔·哈吉·奥玛尔那样的学者，这些人在他之前就创造了伊斯兰国家；但萨摩利·杜尔是一个军事天才和政治创新者，他比其他人更进一步，他建立的政治管理所得到的忠诚感可以超出氏族、地方和族群。 津巴布韦也在前进，尽管它受到欧洲人的轻微干扰。在当地，权力中心从莫塔帕转移到昌加米腊（Changamire）；最终到了19世纪，恩古尼人（Ngunipeople）（逃离出祖鲁人的控制）占领了津巴布韦。只要恩古尼人还在冲锋陷阵，他们显然是具有破坏性的；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恩古尼人已经将自己的建筑技术扩展到了莫桑比克和现在的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旧称），并与当地人一起建立了新的和更大的王国——充满了民族意识，与祖鲁人地区的情况一样。 同时，非洲中部的广大地区也发生了鲜明的政治变化。到15世纪，刚果和津巴布韦地区之间的社会组织程度较低。正是在这一地区，出现了被称为卢巴-隆达（Luba-Lunda）的国家群。它们的政治结构而不是领土大小使其意义非凡；他们面对不断蚕食的奴隶贸易活动所取得的成就记录在案。 在马达加斯加大岛，几个较早时期即已存在的小国于18世纪后期都让位于强大的梅里纳（Merina）封建王国。通常的情况是，在对非洲大陆进行总体评价时忽略了马达加斯加，尽管（在体质和文化意义上的）非洲显而易见包括马达加什人（Malagasypeople）。他们因为奴隶出口也遭受了人口的损失；但梅里纳王国比大多数参与贩卖奴隶的国家做得好，因为精心种植的高产水稻和牛群的育种抵消了劳动力的损失。这种情况应当作为一种提醒，即不能将伴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从表面上不合逻辑地归结为人口的出口和与奴隶劫掠造成的混乱。梅里纳王国和所有其他（无论是否从事奴隶贸易）国家政治发展的基础存在于自身的环境中——存在于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只要非洲社会至少可以维持其先天的源于多个世纪演进和改变的优势，那么这种上层建筑就可以不断扩大同时为所有的人民、阶级和个人提供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在本节的开始，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充分承认非洲直到1885年的发展，也意识到那个时代与资本主义欧洲接触的性质给非洲大陆带来的损失。在此，这个问题也必须明确地提出来。认为在前殖民时期与欧洲的接触发展了或有利于非洲的断言显然是荒谬可笑的。认为［如利奥波德·桑戈尔（LeopoldSenghor）总统曾经表示的那样］奴隶贸易像丛林火灾一样席卷了非洲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的说法也不代表现实。事实是，一个发展中的非洲进入奴隶贸易和与欧洲的商业关系之中就像遇到了一场大的海风，一些社会因遇海难毁灭了，许多社会偏离了航线，普遍都放缓了前进的速度。然而（继续用这一比喻）必须注意到，非洲的船长在1885年之前仍在决定航向，尽管已经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从而最终导致欧洲资本家坚持和成功接管，并发号施令。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到来 在殖民统治之前的世纪中，欧洲以突飞猛进的方式增加其经济能力，而非洲似乎近于停止不前。在19世纪末，尽管西欧已经完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了资本主义，非洲则仍然可以描述为部分社群主义部分封建性质的社会。为了阐明本研究的主要论点，我们不仅有必要跟踪欧洲的发达和非洲的欠发达，同时也要明白这两者是如何在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体系之中结合起来的。 欧洲经济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同时还利用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生产了非常多的商品。在欧洲经济中有许多质的变化，伴随着商品数量增加的可能性。例如，机器和工厂而不是土地提供了财富的主要源泉；劳动不再是在一个有限的家庭基础上组织起来。农民被残酷地摧毁，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劳动遭到了无情剥削。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巨大的社会丑恶现象，也是决不可忘记的。但是，对于比较经济学的问题，相关的事实是，1444年葡萄牙航行到西非时的细微差异，到440年后当欧洲强盗政治家坐在柏林决定谁应该偷窃非洲的哪一部分时，却成了巨大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为欧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并使非洲殖民化和进一步欠发达提供了必要性和机会。 西欧和非洲之间日益扩大的技术和经济上的差距，是资本主义贫富集中化或两极化趋势的一部分。 在西欧，一些国家在牺牲别人利益的条件下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富有。英国、法国和德国是最繁荣的国家。贫穷的地区有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济中，财富存在着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工人和少数农民。大资本家变得更大，小的则被淘汰。在许多重要的领域，如钢铁制造、纺织业，特别是银行业，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或三个企业垄断了大部分业务。银行也在整个经济中居于指挥的位置，为大垄断产业公司提供资本。 欧洲垄断企业为控制原材料、市场和通信手段在不断地进行争夺。它们也为成为首先投资于新的有利可图且与他们的业务相关的领域而战，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的市场。事实上，它们在国内的经济扩展范围受限之后，主要目标转向了那些经济不发达且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只有少许反对或没有反对的国家。19世纪末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入侵就是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扩张。这意味着欧洲（以及北美和日本）资本家迫于他们竞争系统的内在逻辑，寻求国外欠发达国家的机会来控制原材料供应，寻找市场和有利的投资领域。与非洲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贸易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状况，即欧洲的资本家们在这里必须面对在本国经济以外大力扩展的必要性。 在非洲的某些地区，欧洲的投资就是为了获得直接的超额利润。南非的矿山、北非政府的贷款和苏伊士运河的建设都属于这类。苏伊士运河确保了欧洲在印度的投资以及与印度贸易的更大盈利能力。然而，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初期，非洲给欧洲带来的最大价值在于为其提供的原材料如棕榈产品、花生、棉花和橡胶。对于这些材料的需求来自欧洲经济扩张能力、新的大机器以及靠工资收入的城镇人口的增加。所有这些在过去四个世纪中得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又需要重复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与非洲的不平等贸易。 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现象，它并不一定会导致直接的政治控制或殖民化。然而，非洲是殖民化的受害者。在臭名昭著的“瓜分非洲”（ScrambleforAfrica）时期，欧洲人在非洲进行了他们认为可以攫取利润的拼抢，他们甚至有意识地攫取了许多地区，并不是为了马上剥削这些地区，而是着眼于末来。每个持有这种短期和长期经济利益观点的欧洲国家将自己的国旗插在非洲的不同地区并建立了殖民主义统治。在前殖民地贸易期间出现的差距给予了欧洲在非洲实施政治统治的权力。 前殖民地的奴隶、象牙、黄金等贸易是从非洲海岸开始进行的。在沿海地区，欧洲的船只可以控制现场，如果有必要可以建造堡垒。19世纪之前，欧洲无法渗透非洲大陆，因为他们处理均势的能力不够。但是，为渗透非洲所需而创造的技术变化也创造了征服非洲的力量。帝国主义时代的军火标志着一个质的飞跃。后膛步枪和机枪远不同于以前光滑的前膛枪和燧发枪。在非洲的欧洲帝国主义者吹嘘说，那些算数的事实是他们有机枪而非洲人没有。 奇怪的是，欧洲人经常以殖民统治前夕与非洲进行国际贸易的特征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道德辩护。英国人就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言人，即殖民化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想制止奴隶贸易的良好意向。的确，在19世纪，英国人反对过奴隶贸易，就像他们曾经支持过它一样。在英国内部的许多变化已经将17世纪对于奴隶的需要转化为19世纪对从非洲清除残余的奴隶贩卖活动的需要，以便组织对于当地土地和劳动力的剥削。因此，一旦奴隶贩卖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进一步束缚，它就被拒绝了，在非洲东部尤其是这样，那里的阿拉伯奴隶贩卖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英国人特别引以为傲的是他们结束了阿拉伯的奴隶贸易，同时以奴隶贩子为由罢免了统治者。然而，正是在那些年月里，英国人镇压了尼日利亚的政治领导人如贾贾（Jaja）和纳纳（Nana），他们那时已停止奴隶出口而是专注于棕榈油和橡胶制品等。同样，东非的德国人假装最反对那些从事奴隶贸易的统治者如布希里等，但德国人对那些无意于贩卖奴隶的非洲统治者同样怀有敌意。推翻西非、中非、北非和南部非洲的统治者的共同因素就是他们妨碍了欧洲帝国的需求。这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而反对奴隶贸易的情感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多余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一种算计的虚伪。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II）也以反奴隶制为借口向刚果引进强迫劳动和现代奴隶制。此外，所有的欧洲人都在15和19世纪之间获得了种族主义和文化优势的思想，同时热衷于种族灭绝和对非白种人的奴役。即使是葡萄牙这个在帝国主义时代已沦为贫穷落后的欧洲国家，仍然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去开化非洲的土著人！ 存在一种对于争夺和瓜分非洲的荒谬解释，几乎可以等同于认为殖民主义的到来是因为非洲的需求而不是欧洲的需求。他们说，如果非洲要超越在19世纪后期达到的阶段，便需要欧洲的殖民化。显然，他们不会认同这样一种推理：非洲将会发展，如果给予更大剂量的欧洲猛药，正是这种猛药已经开始导致非洲的欠发达；非洲将会发展，如果非洲失去显然已受到前殖民贸易的严重削弱的自由选择的最后机会；非洲将会发展，如果非洲的经济变得与完全取决于欧洲条款来进行的与欧洲经济的进一步一体化。对于任何就有关非洲在特定时代的人类发展做出判断之前试图理解发展过程的人而言，这些言外之意及其谬误是非常清楚的。 在整个14世纪，非洲统治者在追求与欧洲文化进行最广泛形式的接触方面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就西非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寻求奴隶贸易的替代品。达荷美这个卷入奴隶贸易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也是那些在独立的最后时期花了许多时间去寻找与欧洲进行文化交流的健康基础的国家之一。 1850年，达荷美的国王盖佐（Gezo）公布一项法令，即所有年幼的棕榈树的周围都不能有寄生虫，同时，如果有人砍掉棕榈树，将给予严厉的惩罚。盖佐的统治从1818年到1857年，他是一个改革家，他用真诚的努力面对如传教士和反奴隶制活动家等对其政策的批评；但很快就发现欧洲人不会愿意看到达荷美重新崛起为一个强大国家，而是制造借口和主观条件来为他们对达荷美实现殖民化进行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达荷美君主格雷雷（Glele）退回到位于阿波美（Abomey）的首都，同时奉行他认为最符合达荷美的尊严和独立的政策。格雷雷突袭了阿贝奥库塔，那里容纳了那些已经是“受英国保护的人”的卯依者。他警告法国人滚出波多诺伏（Port-Novo）；他一直坚持抵抗，直到1889年在军事上被法国人击败。 在19世纪那些与奴隶的出口没有多少关联的非洲群体也加强了他们融入更广阔世界的努力。冈冈哈纳（Gungunhana）是莫桑比克加沙（Gaza）的恩古尼统治者，他请来了一位瑞士传教士医生，同时让他在王宫里住了几年，直到1895年葡萄牙人征服了他的王国。在葡萄牙实行殖民统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非洲人才看到另外一个医生！ 我们引用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edAli）从1805年到1849年统治的例子特别有益。资本主义欧洲将封建北非保留在17和18世纪的状态中。穆罕默德·阿里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有意识地赶超欧洲。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经济性质的改革。埃及自己种植和制造棉花，同时还生产玻璃、纸张和其他百业品。埃及不愿成为欧洲倾销其商品的地方，因为这样会损害当地的产业。据此，埃及为自身的“幼稚产业”筑起了保护关税的壁垒。这并不意味着埃及与世界隔绝。相反，穆罕默德·阿里从欧洲请来专家，他也使埃及的对外贸易有所增加。 穆罕默德·阿里的理想可与现代社会科学的习语相关，即作为一种切实可行和自我推进的经济创新，为民族独立提供基础。这样的理想与欧洲资本主义的需要截然相反。英国和法国的工业家想要看到的埃及是一个制造出口原棉的生产商和欧洲制造品的进口商，而不是纺织业的制造者。欧洲的金融家们希望埃及成为一个投资的源头，并在18世纪后半期将埃及的素丹变成了一个国际乞丐，他把整个埃及抵押给了国际垄断金融家。最后，欧洲的政治家希望将埃及的土地作为剥削印度和阿拉伯的基地。因此，由埃及人在埃及的土地上挖出了苏伊士运河，但它却归英国和法国所有，然后英国和法国将政治统治扩展至埃及和苏丹。 教育无疑是欧洲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在资本主义时代发展得最明显。通过教育和文字的广泛使用，欧洲人可以将他们发现的物质世界的科学原理以及对人类和社会的不同哲学思考传递给其他人。非洲人尝到了识字教育的好处。在马达加斯加，梅里纳王国为资助阅读和写作做了大量的努力。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和阿拉伯文字，他们欢迎欧洲传教士的帮助。这种有意识寻求所有相关的资源的行为只有在他们有选择自由的时候才有可能。殖民化远不是马达加斯加的需要，它成为梅里纳国王们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起的实现“现代化”行动的真正障碍。瓜分的斧子落下来之前的突尼斯的历史提供了另一个相同例子。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资本主义以其帝国主义的形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在一定程度上，政治主权应保留在当地人民的手中。东欧、拉丁美洲，以及有限范围内的中国，都是这种情況。然而，欧洲的资本家做出决定，认为非洲应该被直接殖民化。有证据表明，这样的行动是完全没有计划的。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英国和法国曾经决定将非洲划分为非正式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有一个君子协定，（如）尼日利亚将被英国商人所剥削而塞内加尔将被法国人所剥削。同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会在彼此非正式的帝国进行小规模的贸易。但是，首先，在谁应该获取非洲的哪个部分的问题上有分歧（尤其是当德国人也想加人瓜分时）；其次，当一个欧洲列强宣布非洲某地成为保护领地或殖民地时，就提出了对欧洲其他国家商人的关税，从而迫使他们的对手建立殖民地和歧视性的关税。一个事件导致了另一个事件，很快六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在非洲的某一部分地区建立直接的政治统治。毫无疑问，卡尔·彼得斯、利文斯通（DavidLivingstone）、斯坦利（H.M.Stanley）、哈里·约翰斯顿（HarryJohnston）、布拉扎（DeBrazza）诸先生和戈登将军（GeneralGordon）以及他们在欧洲的主子实际上都在争夺非洲。他们勉强避免了重大的军事冲突。 除了上述引起争夺的连锁反应的因素外，欧洲人也积极地从种族主义动机上寻求对非洲的政治统治。19世纪是白人种族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公开和激烈表白的时代，具体是以美国为焦点，以英国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为先。英国给予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白人移民旧殖民地以自治领的地位；但当白人殖民者被黑人（或棕色人）逐出西印度群岛议会时，英国取消了西印度群岛的自治地位。就非洲而言，英国人强烈反对黑人自治，如19世纪60年代“黄金海岸”的芳蒂联盟（FanteConfederation）。他们还试图削弱塞拉利昂克里奥（Creoles）黑人的权威。1874年，当福拉湾学院（FourahBayCollege）寻求并获得了杜伦大学的附属关系时，《泰晤士报》宣称，杜伦大学接下来应该与伦敦动物园为伍！存在于帝国主义之中的广泛和恶毒的种族主义正是经济理性的产物。是经济决定了欧洲应该在非洲投资和控制非洲大陆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是种族主义确认了控制形式应该是直接的殖民统治。 任何地方的非洲人都反对外来的政治统治，他们还得用强力来制服。但也有相当多的少数人坚持他们与欧洲的贸易关系应该保证不断绝，因为这已经证明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已完全依赖于欧洲。这种依附性的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这正是一些非洲人为结束欧洲奴隶贸易而战斗的决心。 对于大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对非洲人的奴役在19世纪中叶达到了它们的目的；但对于那些经营俘虏的非洲人来说，在任何点上突然终止的贸易就会是一个最严重的危机。在许多地区，所发生的主要社会变化是为了使特定区域有效地为欧洲奴隶贸易提供服务——最显著的就是“家庭奴隶制”和各种形式的阶级和种姓征服的兴起。那些发现他们的社会存在受到最早的法律法令威胁——如1807年英国颁布的反对贸易奴隶法——的非洲统治者和商人，千方百计地去接触那些仍然想要奴隶的欧洲人。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特别是西非，当欧洲人准备购买其他商品时，奴隶的出口迅速下降。当任何地方的居民发现他们有一种可以替代以前的奴隶贸易的产品时，那些居民付诸巨大的努力来准备这些替代品，如象牙、橡胶、棕榈产品、花生等。另外，这些努力再次表现出非洲人中虽小但具有决定性的那部分人的决心。这是一个基于渴望获得欧洲贸易商品的决定，其中许多商品已不再是单纯出于好奇或奢侈品，而被视为必需品。 在最初四个世纪里的非洲-欧洲贸易从真正意义上代表了非洲欠发达的根源。从欧洲的视角来看，殖民主义迅速蓬勃发展，这是因为它的一些特性已经植根于非洲的过去。殖民体系最具决定性的一个特征是非洲人作为欧洲殖民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代理人而存在。这些代理商或“买办”在前殖民时期就已经在为欧洲利益服务。与欧洲贸易的影响将许多非洲统治者降为欧洲贸易中间商的地位；这也提高了普通非洲人作为中间商在商业中的作用；同时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混血的贸易集团——欧洲人或阿拉伯父亲的孩子。这些类型都可以被称为“买办”，在欧洲人认为要接管政权时，这些人在从沿海到内陆扩大欧洲活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上述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法国殖民者把在塞内加尔海岸的非洲人和混血儿作为扩展法国控制的代理人，这种控制蔓延数千英里，覆盖现在的塞内加尔、马里、乍得、上沃尔特、尼日尔地区。这些特殊的黑人和混血儿生活在戈雷（Gorée）、达喀尔、圣路易（St.Louis）和吕菲斯克（Rufisque）的贸易港口；他们已经与大西洋贸易存在着长期关系。 代表欧洲人进行贸易的非洲人不仅是商业的代理人，也是文化的代理人，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欧洲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寻求欧洲教育在非洲殖民时代开始之前早已开始。沿海的统治者和商人们认识到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那些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白种人的生活方式。白人商人的混血儿子和非洲统治者的儿子尽最大的努力学习白人的方式。这能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开展业务。18世纪塞拉利昂的一个统治者解释说，他希望“从书本中学习做像白人一样的好流氓”；还有许多人看到了读书识字的实际好处。然而，教育过程也意味着吸收进一步征服非洲的价值观。有一个早期的受过教育的西非人用拉丁文写了一篇为奴隶制辩护的博士论文，这并不奇怪。牧师托马斯·汤普森（ThomasThompson）是“黄金海岸”的第一个欧洲的教育家，他在1778年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黑人奴隶的非洲贸易证明人性与宗教信仰的律令相一致》。 19世纪西非历史最显著的特征是非洲人从欧洲主人控制之下的奴隶制回来并帮助建立殖民统治的方式。这对于从西印度群岛和北美回到塞拉利昂的非洲人或从奴隶船上被释放并留在塞拉利昂的非洲人来说特别明显。在较小的程度上，这也适用于曾在巴西的非洲人。这样的人有类似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大多数欧洲的传教士一样，推进那些与殖民统治相适应的活动。在一个相当不同的背景下，可以认为，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和东非人也转变为欧洲殖民主义的代理人。开始，他们有所抵制，因为欧洲殖民主义影响了他们自己在东非的扩张野心，但他们很快就达成了协议，从而使欧洲人拥有终极权力。欧洲人削弱了阿拉伯小集团的力量，使之成为帝国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工具。 在东非、北非和中东，欧洲人优于阿拉伯人，这表明现代帝国主义离不开资本主义，以及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奴隶制的作用。数个世纪以来，阿拉伯人把获得的非洲人当成奴隶，但是他们在封建背景下受到剥削。非洲奴隶在阿拉伯人手下成为仆人、士兵和从事农耕的农奴。无论他们生产任何的剩余价值，都不像西印度群岛或北美奴隶制度那样用来再投资和为资本增值，而是为封建精英所消费。事实上，蓄养奴隶常常是为了社会声望而不是经济效益。 这一规则的主要例外是19世纪的桑给巴尔和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在这两种情况下，非洲劳动力在种植园基础上被剥削而产生利润，这也适用于阿拉伯的椰枣生产。但是，三个世纪以来，欧洲已经最大限度地剥削了非洲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同时种植园制度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做出的贡献如此之大，以至西欧在19世纪已吞没了较小剥削程度的桑给巴尔和阿拉伯地区，并确保了1849年穆罕默德·阿里死后对埃及经济的牢固控制。换句话说，以前分别在桑给巴尔、埃及和阿拉伯半岛殖民化下生产的丁香、棉花和大枣都已用于加强欧洲的贸易和生产。最终，欧洲资本主义的奴隶贩子扩大对于封建的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政治统治以及使用后者作为东非殖民主义的代理商，这一点毫无问题。 回到在非洲本土的非洲人作为欧洲殖民统治的代理人这一问题，应该认识到的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由欧洲人在1914年发动的第一次大战的这一段血腥时期，欧洲人招募非洲人到军队服务，实际上用于征服非洲。从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间寻找镇压的代理人，这是殖民主义者所具有的一个普遍特征。然而，如果没有前几个世纪非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欧洲人就不可能这么轻易招募到阿斯卡里斯（askaris，非洲土著士兵）、搬运工等，这些人使他们的殖民征服成为可能。 塞内加尔港口的非洲居民前面已经提到，是指那些穿着法国陆军制服在非洲内部和沿海其他地区如达荷美为建立法国的统治而战斗的人。当1874年英军击败阿散蒂时，他们的“黄金海岸”沿线驻军里就有非洲部队。自从17世纪以来，这些非洲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与欧洲人接触，他们依雇主身份而自诩“荷兰人”、“丹麦人”或“英国人”。他们参加了为一个欧洲国家反对另一个欧洲国家的战斗。到19世纪后期，让他们代表英国这个具有征服性的殖民大国去对抗非洲同胞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在葡萄牙的领地，殖民地黑人警察和黑人军队的起源也可回溯到前殖民地贸易时期。在安哥拉的罗安达（Luanda）和本格拉要塞（Benguelafort）周围以及在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贵斯（Louren?oMarques）和贝拉要塞（Beirafort）周围就出现了非洲人、混血儿甚至是印度人的社区，他们在柏林会议（BerlinConference）后帮助“平定”了葡萄牙的大部分地区。在莫桑比克和非洲东部、西部和中部的其他商人具有先前与欧洲殖民主义者接触的经验，正是他们提供搬运工来搬运重机枪、大炮和给养设备；也是他们将信息和军事情报提供给末来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以协助他们的征服。他们是在非洲土地上传达欧洲人声音的翻译。 当然，确实有很多与前殖民地的贸易没有什么关系的非洲人也与新来的欧洲人有了结盟。在这方面，欧洲和非洲之间在政治组织上的水平差距是非常重要的。虽然非洲一直以大国的形态在政治统一的发展这一方向稳步推进，但即使如此，柏林会议期间的非洲仍然是一个有着大量社会政治体却没有达成一个共同目的的大陆。因此，很容易被欧洲入侵者玩耍分而制从的经典游戏。这样，某些非洲人成为欧洲人无意的盟友。 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要求与欧洲“联盟”来对付与自己发生了冲突的非洲邻国。这些统治者很少懂得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影响。他们不可能知道欧洲人一旦来了就会永久留下；他们不可能知道欧洲人出动是为了征服所有的非洲人而不是一些非洲人。这种对世界认识的不足与不恰当本身就是非洲——相对于欧洲而言——欠发达的一个见证，后者在19世纪末正以一种自信的方式在全球每个地方寻求统治权。 非洲的政治分歧并非先天低劣或落后的证据。这是当时非洲大陆发现自己所处的状况——非洲正处在前进的、他人已经走过的一条漫长道路上的某一个点。欧洲商业的影响减缓了政治融合和扩展的过程；与之相反，与非洲的贸易强化了欧洲的民族国家。当欧洲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开始对非洲进行政治征服时，前资本主义时期非洲正常的政治冲突的形势变成了弱点，并允许欧洲人建立起殖民统治。 总而言之，很明显，要了解殖民主义来到非洲，必须考虑非洲和欧洲在此之前的历史演变，尤其是他们贸易往来的方式以及对两大洲产生的相互影响，这样才能证明被称为“前殖民地”的贸易是殖民地统治时代的准备阶段。 人们广泛地接受这样的说法，即非洲是因为它的弱点而被殖民化的。弱点的概念应该理解为军事的弱点和经济能力的不足，以及一定政治方面的弱点，即未完成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大陆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同时对于整个世界已经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展而转变为一个单一系统的认识处于低水平。 阅读指南 本章第三部分关于非洲社会的内容是第二章的延续；在此引用的一般图书也与这方面内容有关。越来越多的非洲作者参与了最近有关前殖民地时期的研究，这当然是民族斗争的一个方面。在特定的学科和领域里还有更多更好的专著。但是，对于帝国主义到来这一问题还缺乏从非洲人的观点进行的认真研究，已经发现了不少有关非洲在1500～1885年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相关证据，但将理论与这些事实相结合的研究明显缺乏。 J.B.WEBSTERandA.A.BOAHEN,HistoryofWestAfrica:theRevolutionaryYears-1815toIndependence,NewYork:Praeger,1967. BASILDAVIDSONwithJ.E.MHINA,HistoryofEastandCentralAfricatotheLateNineteenthCentury,NewYork:DoubledayAnchorBookA677. 这两部著作应被添加到一般教科书的书单中，它们都提供了一个长时段的地区概览。它们的优点在于一种条理分明的解释而不是论文集。 WALTERRODNEY,WestAfricaandtheAtlanticSlaveTrade,Nairobi:PublishedfortheHistoricalAssociationofTanzaniabytheEastAfricanPublishingHouse,1969. E.ALPERS,TheEastAfricanSlaveTrade. I.A.AKINJOGBIN,DahomeyandItsNeighbour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7. 前面两部著作是有关奴隶贸易对相关非洲地区影响的简要描述。第三部著作是由一位尼日利亚学者撰写的达荷美与欧洲人的接触与牵连的详细记述。 JACOBU.EGHAREVAB,AShortHistoryofBenin,Ibadan:IbadanUniversityPress,1968. B.A.OGOT,HistoryoftheSouthernLuo,Nairobi:EastAfricaPublishingHouse,1967. ISARIAKIMAMBO,APoliticalHistoryofthePareofTanzania,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cations,1971. JANVANSINA,KingdomsoftheSavanna,Madison: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66. 前三部著作者是由非洲学者提供的有关从与欧洲接触之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发展的好例子。它们的特点是其解释使用非洲口述传统。第四部著作（由欧洲人撰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中部非洲历史的重构中运用了大量的口头传说。 J.ADEAJYI,ChristianMissionsinNigeria,1845~1891,NewYork:InternatioalPublications,1971. E.A.AYANDELE,TheMissionaryImpactonModernNigeria,NewYork:HumanitiesPress,1967 已由非洲的（以及许多不是非洲人的）历史学家探讨的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方面是基督教传教士，以上著作就是证明。
第三章非洲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前殖民主义时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第三章非洲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前殖民主义时期 欧洲如何成为世界范围内贸易体系的主导 非洲对早期资本主义欧洲的经济和信仰的贡献 辉煌时的英国贸易是在非洲基础上美洲贸易和海上力量的结合。 ——玛拉基·波斯尔思韦特（MalachiPostlethwayt），《非洲贸易——英国在北美种植园贸易的强有力支柱，1745年》 如果你每年从殖民地所得中损失超过2亿里弗，如果你没有和殖民地的专属贸易去支持你的制造业，维持你的海军，发展你的农业，支付你的进口商品，满足你的奢侈需求，有利平衡你与欧亚之间的贸易，那么我应该明确地说，这个王国将无可挽救地灭亡。 ——毛里主教（BishopMaury）（法国），“反对法国结束奴隶贸易和解放奴隶殖民地的论点”，1791年在法国国民议会提出 欧洲如何成为世界范围内贸易体系的主导 由于很多对“欠发达”的浅薄认知及其造成的误解，有必要再次强调发达和欠发达不仅是相对的术语，它们还彼此存在着辩证的关系。确切地说，双方通过互动促成彼此的形成。西欧和非洲形成了一种确保财富从后者转移到前者的关系。这种转移只有当贸易真正国际化后才成为可能，这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当时非洲和欧洲以及亚洲、美洲第一次卷入共同关系。当下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交往已经持续了四个半世纪。此处的论点是，在这一整个时期，非洲帮助西欧使之发达，而西欧则以相同程度致使非洲欠发达。 在15世纪贸易国际化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欧洲人主动前往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中国船只抵达过欧洲，而即使抵达过美洲的非洲独木舟（正如有时坚称的那样）也没有建立双向连接。所谓的国际贸易不过是欧洲利益的海外扩张。国际贸易背后的战略以及作为支撑的生产都牢牢掌握在欧洲人手中，尤其是那些从北海到地中海的航海国家。他们拥有和掌控着世界上大部分的航海船只，并且控制着四个大陆间的贸易融资。非洲人对非洲、欧洲和美洲这三个大陆间的连接知之甚少。欧洲垄断性地拥有对国际交易系统全局的了解，因为西欧是唯一有能力纵观全局的区域。 欧洲人利用他们船只和火炮的优势获得对全世界航道的掌控，从西地中海到北非的大西洋海岸。从1415年葡萄牙占领靠近直布罗陀的休达开始，他们就一直持续对马格里布发动进攻。在那以后的六十年里，他们夺取并巩固了阿尔西拉（Arzila）、塞吉尔堡（El-Ksar-es-Seghir)、丹吉尔（Tangier）等港口。15世纪后半期，莆萄牙人就已经控制了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并利用其经济和战略优势为进一步航海做准备，最终在1495年将他们的船只送达好望角。到达印度洋之后，葡萄牙人成功取代阿拉伯人成为连接东非和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商人。在17、18世纪，大部分的东非象牙由葡萄牙输送销往印度；而与此同时印度布匹和项链由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销往东非和西非，还有来自东印度的玛瑙贝壳。通过掌控海域，欧洲领先一步开始将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转变为经济卫星区。 17世纪前半叶，当葡萄牙和西班牙还在主导世界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印度购买棉织品以交换非洲黑奴在中美和南美开采黄金。在美洲开采的部分黄金被用于采购远东的香料和丝绸。宗主国和依附的概念在部分非洲地区卷入国际贸易的时候自动生成。一方面，欧洲国家决定着非洲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非洲也成为欧洲资本市场的延伸。在对外贸易中，非洲依赖于欧洲人的买卖需求。 欧洲向非洲出口在欧洲本土生产和使用的商品——荷兰的亚麻布、西班牙的铁器、英国的白镴、葡萄牙的葡萄酒、法国白兰地、威尼斯玻璃珠、德国火枪等。欧洲人还将欧洲的滞销货物在非洲倾销。于是，旧床单、过时的制服、技术落后的火器以及各种杂七杂八的零碎商品在非洲找到了市场。非洲人开始逐渐意识到要求并获得更好进口商品的可能性，给欧洲船长们造成了压力；但总体范围上讲，那些离开汉堡、哥本哈根和利物浦这些欧洲港口的贸易商品，绝大部分由欧洲大陆内的生产消费模式决定。 从一开始，欧洲就掌握了国际贸易体系的决定权。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用于管理远海各国的所谓的国际法，其实不过是欧洲法。非洲人没有参与此法的决策过程，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是受害者，因为法规不过是认可他们作为可运输的商品。如果非洲黑奴从船上被扔人海中，唯一的法律问题是运奴船可否向保险公司索取补偿！最重要的是，欧洲人的决定权在根据欧洲需求来选择非洲的出口商品方面发挥作用。 葡萄牙人的船只将开采金矿作为最高优先，一部分基于众所周知的从西非穿过撒哈拉到达欧洲的黄金，另一部分基于推测。葡萄牙人曾成功地在西非和非洲中东部获得黄金，这里作为“黄金海岸”（GoldCoast）在16、17世纪的欧洲引起最大关注。在这里修筑的要塞数量就是这个效应的证明，参与的国家除了殖民忠实拥护者诸如英国、荷兰和葡萄牙之外，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普鲁士（德国）人。 因为日渐增长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对金币的迫切需求，欧洲人十分热切地想要在非洲得到黄金。鉴于当时欧洲人的了解，黄金只局限于非洲的小范围地区，所以主要的出口商品是黑奴。只有在很少情况下其他出口商品才能比拟或超过黑奴的重要性，例如塞内加尔的树胶、塞拉利昂的非洲红木和莫桑比克的象牙。但是，就算将这些都考虑在内，可以说欧洲分配给非洲的是一个供应俘虏以在世界各地用作奴隶的角色。 当欧洲人抵达美洲时，他们认识到此地在金银和热带产品上的巨大潜能。但是这种潜在价值在没有足够劳动力供给的情况下无法成为现实。当地原住民无法经受欧洲人的疾病（如天花)，也不能忍受有组织的奴隶种植园和奴隶开矿的苦力劳动，因为他们才刚刚从狩猎社会发展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在诸如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上，当地原住民几乎被白人侵略者灭绝。与此同时，欧洲本身稀少的人口不足以供应劳动力来汲取美洲的财富。因此，他们转向了最近的大陆非洲，非洲碰巧在很大范围拥有适应了稳定农业的人民和守纪律的劳动力。这些是欧洲开始奴隶贸易背后的客观条件，也是资产阶级在欧洲用他们对国际贸易的掌控来确保非洲专门出口奴隶的原因。 显然，如果欧洲告诉非洲人应该出口什么商品，这是欧洲强权的一种表现。但是，如果认为这是具有压倒性的军事强权，那是错误的。在贸易时期前几个世纪，欧洲人意识到不可能征服非洲人，除了在孤立的海岸地区。欧洲人的力量在于他们的生产系统在当时高于非洲的水平。欧洲社会正在脱离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而非洲社会正进入一个堪比封建主义的时期。 欧洲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使欧洲人相比其他人类文明在对宇宙的科学认知、工具制作和劳动力的有效组织等方面领先一步。欧洲技术领先并没有反映在所有的生产方面，但是在几个重要领域拥有的优势具有决定性意义。例如，在尼罗河和塞内加尔海岸的非洲独木舟有着很高规格，但是相关的操作范围是大洋，欧洲船只可以在此发号施令。西非人在尼日利亚多地研制的金属铸造达到了精良的艺术巅峰，但是当美丽的青铜器和欧洲粗糙简陋的火炮相比就远远没有实质性意义了。非洲木质器具制作相当精美，但是欧洲生产的罐子和平底锅有很多实用价值的优势。识字水平、组织经验和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也使欧洲处于有利地位。 在与非洲进行贸易的早期，欧洲制造品质量低劣，但是它们种类新颖并具有吸引力。艾斯塔班·蒙特戈（EstabanMontejo）是一个19世纪从古巴奴隶种植园逃跑的非洲人，他曾回想起他的同胞是如何被红色诱惑而沦为奴隶的。他说： 正是那鲜红色毁掉了非洲人，国王和平民没有抗争就屈服了。当国王们看到那些白人拿出鲜红色的手帕仿佛在挥手，他们对黑人说，“快去，去拿来一条红手帕”，而后非洲人像羊群般激动地奔向船只，在那里被俘获。 这一来自奴隶制度受害人的陈述很有诗意。它的意思是指一些非洲统治者觉得欧洲商品十分值得拥有，并愿意用在冲突中获得的俘虏进行交换。很快，社区间仅仅为了获得战俘出售给欧洲人爆发战争，甚至在一个社区里，统治者很可能想要利用自己的人民，俘获他们用于销售。一个连锁反应从欧洲对奴隶（仅仅是奴隶）的需求和提供生活消费品开始——这个过程与非洲社会的内部分化密切相关。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殖民时期非洲的纵向政治分化使征服变得轻而易举。非洲屈服于奴隶贸易的方式更加证实了这个说法。国家统一是成熟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欧洲，政治分化相比非洲以家族为核心的社群主义社会里的政治分化要少很多，非洲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说得上真正的领土完整。而且，当一个欧洲国家为了从非洲统治者获得俘虏而挑战另一个欧洲国家，无论两国哪个赢得战斗，欧洲都能从中获益。任何一个欧洲商人都可以在西非海岸利用那里的政治差异。比如，在一个葡萄牙后来称为几内亚-比绍的小领地，有多达十几个族群。要在他们之间挑起冲突轻而易举，以至于欧洲人称之为“奴隶贩子的天堂”。尽管阶级分化在非洲并不显著，却同样促成了欧洲将商业强加于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当非洲统治者被欧洲商品迷惑的时候，他们利用拥有的地位和权威，突袭其他群体，同时在社会内部进行剥削以迫害自己的人民。在那些没有国王的海岸社区里，事实证明欧洲人无法建立俘虏贸易所必要的联盟。而在那些拥有统治集团的群体，建立和欧洲人的联合轻而易举，随后欧洲深化了现有的并创造新的内部阶级分化。 事实上，在欧洲人以身处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出现时，非洲国家的某些方面便成了弱点。然而，通过奴隶贸易征服非洲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欧洲人需要战胜非洲人对这一贸易的反对或冷漠。在刚果，奴隶贸易在16世纪遭到国王的严重怀疑和反对。他要求得到石匠、神父、教士、医生等，但他被来自葡萄牙的奴隶船弄得不知所措，一场邪恶的贸易在刚果王国两个不同地区之间的斗争中开展。刚果国王设想了本国人民与欧洲国家间的双贏交换，但是后者却强迫他专门进行人贩出口。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贝宁的奥巴（Oba，国王)，虽然他同意出卖一些女俘虔，欧洲人却费尽周折才说服并施压让他出售那些本应该被纳入贝宁阶层的男战犯。 很明显奴隶贸易在非洲任何一个地方开始的时候，单靠一个非洲国家根本无力改变整个局势。在安哥拉，葡萄牙人雇用了相当数量的自己军队试图从非洲人那里抢夺政治权力。宽果河上的安哥拉人成立于1630年的马坦巴王国（Matamba）是对葡萄牙人的直接反抗的结果。以恩津加女王（QueenNzinga）为首，马坦巴国试图协调安哥拉人针对葡萄牙人的反抗力量。然而，葡萄牙在1648年占据上风，使得马坦巴国被孤立。马坦巴国不可能永久性地置身其外，因为只要它反对与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就会遭到周边那些与欧洲人和奴隶贸易妥协的非洲邻国的敌对。于是，在1656年恩津加女王恢复了与葡萄牙人的商业往来——一个针对欧洲人在安哥拉本土经济中起决策作用的重要让步。 另一个非洲人反对奴隶贸易的例子来自当今几内亚共和国的巴加人（Baga)。巴加人生活在小的国家里，约1720年，其中一位首领（名为托姆巴，Tomba）有志于保全一个阻止奴隶运输的联盟。他被当地的欧洲定居者、商人、黑白混血儿（mulattos）和其他从事奴隶贸易的非洲人击败。不难理解为什么欧洲人会立刻采取措施确保托姆巴及其巴加人追随者不能选择退出欧洲人给他们分配的角色。一个与之相似的事件是19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以确保西方资本主义能获利，同时使中国人成为瘾君子。 诚然，使用武力以保证在依附地区追求优惠政策是资本主义宗主国的不得已手段。一般来讲，经济武器就已经足够。在18世纪20年代，达荷美反对欧洲的奴隶贸易商人，从而被剥夺了欧洲的进口商品，而这些进口商品中有的在当时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达荷美最伟大的国王阿嗄加·特鲁多（AgajaTrudo）认识到，欧洲人对达荷美及其周边地区的奴隶和苦工的需求与达荷美的发展相冲突。1724～1726年，他掠夺焚烧欧洲人的要塞和奴隶营，他还通过阻隔从内部通往供给源头的通道，将在“奴隶海岸”的贸易往来减少到最低程度。欧洲贩奴商人对此怀恨在心，试图资助一些非洲的合作者反对阿嗄加·特鲁多。他们想将阿嘎加革职并摧毁达荷美共和国，但这一企图失败。反过来，阿嘎加也没有能够成功说服他们在当地开展如种植园农业等新的经济活；并且，由于他急于从欧洲人那里获得火器和货贝，因此不得不在1730年同意重新开始奴隶贸易。 1730年之后，达荷美的奴隶贸易被置于王室掌控下，比以往更受限制。然而，这个坚定努力的失败表明了当时单靠一个非洲国家无法将自己从欧洲掌控下解放出来。非洲国家面积较小的领土和众多政治分化使欧洲更加容易决定非洲在世界生产和贸易中的地位。 奴隶贸易产生了很多带有负罪感的良心。欧洲人知道他们开展了奴隶贸易，非洲人也明白贸易的展开离不开部分非洲人与奴隶船的合作。为了减轻他们良心的遣责，欧洲人试图将奴隶贸易的主要责任推给非洲人。一个出自欧洲作者的关于奴隶贸易的书［恰当的题名《我们父辈的罪恶》（SinsofOurFathers)］阐述了有许多白人要求他表明这种贸易应该由非洲酋长承担责任，而欧洲人仅仅是恰巧出现才购买俘虏——仿佛如果没有欧洲人的需求，数百万被俘者将坐在海滩边！这些问题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但对它们正确认识需要理解以下两点：其一，欧洲成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其二，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启动了奴隶制度和大西洋奴隶贸易。 非洲的人贩贸易是一个对外界因素的反应。刚开始，葡萄牙、西班牙和大西洋岛屿如圣多美、佛得角和加纳利群岛需要劳动力；随后，大安的列斯和西班牙占领的美洲大陆需要为种族屠杀中牺牲的原住民寻找替代品；此外加勒比和内陆种植园的需求得到满足。数据记录显示非洲黑奴出口数量和欧洲在一些美洲种植园经济对奴隶工人的需求有着直接的联系。当荷兰人在1634年占领巴西的伯南布哥（Pernambuco）时，荷兰西印度公司主管告知他们在“黄金海岸”的代理商采取必要措施在沃尔特河以东的临近海岸进行奴隶贸易——进而使这个地区成为恶名昭彰的“奴隶海岸”。当英国西印度群岛开始种植甘蔗，冈比亚是第一批做出反应的地区之一。诸如此类的外部控制直到贸易后期都不胜枚举。这种控制也影响到了东非，因为从18～19世纪起欧洲市场在印度洋群岛变得重要，而巴西这些国家的需求导致莫桑比克人被船只运送绕过好望角。 非洲对早期资本主义欧洲的经济和信仰的贡献 只有在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献中，非洲对欧洲发展的重要贡献才被认可，尽管这一点令人好奇，但欧洲从控制世界贸易的过程中获取的各种利益已众所周知。然而，欧洲学者往往将欧洲经济视为完全独立。19世纪的欧洲经济学家显然认识到他们的国家经济和世界的相关性。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作为英国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曾说过，在英国人看来，“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不被认为是外部贸易，而更像是城镇与乡村间的交通”。密尔所说的“西印度群岛贸易”指的是非洲、英国和西印度群岛间的商贸活动，因为没有非洲劳工的西印度群岛没有任何价值。卡尔·马克思也对欧洲资本主义如何将非洲、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连接到资本主义体系发表了评论；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最猛烈的批评家）继而指出欧洲人的利益是以非洲人和美洲土著说不尽的苦难为代价而得到的。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1]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60～861页。——译者注 有人曾尝试为欧洲人在奴隶贸易活动中所得的金钱利益定量。具体的度量不好确定，但获利是惊人的。约翰·霍金斯（JohnHawkins）曾在16世纪60年代三次造访西非，俘获黑奴在美洲卖给西班牙人。在第一次从非洲回到英国后，他非常可观的收益使伊丽莎白女王有兴趣直接参与他的下一次探险；她还为此特意准备了一艘名为“耶稣号”的船。霍金斯乘着“耶稣号”去俘获更多的非洲人，在返回英国的时候因为丰厚的获利而被女王封为爵士。霍金斯将他的盾形纹章图案选为一个被链条束缚的非洲人。 诚然，不可避免地有失败的航程，在海上遗失的奴隶船，等等。有时候贸易在非洲顺利进行，而另一些时候在美洲的获利则极为可观。当所有的起落沉浮都被排除，需要相当规模的利益才能解释这种特殊贸易持续几个世纪的合理性。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试图指出奴隶贸易没有值得的金钱回报。他们试图让人们相信，那些在其他情况下被他们赞扬为资本主义发展英雄的企业家在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中如此愚蠢，以至于几个世纪以来忍受着非营利的探险活动！这种论点值得注意的是，它更能说明白人资产阶级学者扭曲事实的本事，而不是作为需要认真考虑的例证。此外，除了资本积累，欧洲与非洲的贸易给欧洲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许多刺激。 由非洲人开采的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在满足西欧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对于硬币的需要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非洲黄金在这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显著。非洲黄金从15世纪起资助了葡萄牙在好望角和亚洲的进一步航海活动。非洲黄金也是17世纪荷兰铸造金币的主要来源，它帮助阿姆斯特丹成为这一时期欧洲的金融之都；另外，十分巧合的是，当英国在1663年发行了一套新的金币时，他们称它为“畿尼”（guinea）。《大英百科全书》解释说，畿尼是“曾经在联合王国流行过的金币。它最早是在1663年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由一家获得英国王室特许的招商贸易公司从西非几内亚海岸进口的黄金制造而得名”。 在17和18世纪及19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对于非洲和非洲劳动力的剥削仍然是再投资西欧的资本积累的资源。非洲人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发展扩展到航运和保险等重要部门，如公司的形成、资本主义农业、科技和机械制造。其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有许多影响很少引起读者的注意。例如，法国圣马洛的捕鱼业就是由于法国奴隶种植园市场的开启而得以复苏；而在欧洲的葡萄牙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染料如靛蓝、紫木以及来自非洲和美洲的巴西木和胭脂。从非洲运来的树胶也对纺织产业起了一部分作用，这是欧洲经济增长中公认的最强大引擎之一。然后是从非洲出口的象牙，也使许多伦敦民辛巷的商人发了财，并为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和北美刀把和钢琴键等物件的生产提供了原材料。 非洲被卷入西欧的轨道加快了后者的技术发展。例如，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造船的演变过程就是在那个时期它对于海上贸易垄断的必然结果。在此期间，北非人被限制在地中海，没有进一步的有价值的研究进展，尽管欧洲人最初是从他们那里借用了大量的航海仪器。欧洲原有的优势并不足以保证其高高至上，它就有意破坏其他人的努力。例如，印度海军就遭到英国航海法的严格控制。然而，建设新的更好的欧洲船只的费用来自与印度和非洲等地的海外贸易获得的利润。荷兰人在造船方面是先锋，这些航船成功地将西班牙和葡萄牙带出了大西洋。在亚洲、非洲和美洲运营的接二连三的荷兰贸易公司负责这方面的实验。到了18世纪，英国人用荷兰的专有技术作为超越荷兰的基础，大西洋又成了他们的实验室。人们常说，奴隶贸易是英国海员的一个训练场。关注大西洋贸易是海军技术不断发展的一种刺激可能更有意义。 在欧洲，与非洲贸易有关的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海港城市的兴起——尤其是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南特、波尔多、塞维利亚。直接或间接地连接到这些地区，往往就会出现产生“工业革命”的制造中心。在英国，兰开夏郡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兰开夏郡的经济发展首先取决于进行奴隶贸易的利物浦港的发展。 在英格兰增长过程中，奴隶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埃里克·威廉斯（EricWilliams）的著名作品《资本主义与奴隶制》（CapitalismandSlavery）中有充分的记录。威廉斯清楚描述了英格兰从奴隶贸易和剥削奴隶中获得的许多好处，他还给指名道姓地说出了一些受益者和资本主义企业。戴维斯和亚历山大·巴克莱（AlexanderBarclay）就是突出的例子。1756年他们从事奴隶贸易，后来用战利品建立了巴克莱银行。劳埃德（Lloyds）的例子也表明了类似的进展，一个伦敦的小咖啡屋在从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获得利润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之一。然后是詹姆斯·瓦特，他对于直接资助了他著名的蒸汽机的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表达了永恒的感激，是他们将蒸汽机从绘图板引到了工厂的制作。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对于法国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详细的研究之中。事实上，18世纪的西印度群岛在法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了20\%，比整个非洲在当前世纪中所占的比例还大。当然，利益并不总是直接与某个特定的欧洲国家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量成正比。葡萄牙海外企业巨大的利润迅速从葡萄牙的经济流入更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中，他们为葡萄牙提供了资本、船只和贸易货物。德国被列入这一范畴，还有英国、荷兰和法国。从非洲获取的商业利润大大有助于加强西欧经济内的跨国联系，记住，美国的产品也是非洲劳工的结果。例如，巴西染料木通过葡萄牙再出口到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进入到17世纪大陆的织布业。加勒比的糖从英国和法国再出口到欧洲的其他地方，以至于德国的汉堡在18世纪上半叶成为欧洲最大的制糖中心。德国为斯堪的纳维亚、荷兰、英国、法国和葡萄牙提供制成品，再转售给非洲。英国、法国和荷兰认为有必要交换各类商品以便更好地兑换非洲的黄金、奴隶和象牙。热那亚的金融家和商人支撑着里斯本和塞维利亚的市场，荷兰银行家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来说扮演了类似角色。 西欧是欧洲的一部分，其15世纪的最明显趋势就是封建主义让位给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东欧，封建主义依然很强劲。）农民被迫离开英国的土地，农业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经营，它在技术上更先进，生产食物和纤维来支持更多的人口，特别是为毛麻行业打下了更有效的基础。产业的技术基础以及社会和经济组织正在发生转变。非洲贸易促进了多个方面，包括上述的西欧一体化。这就是为什么非洲关联做出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经济增长（涉及的数量维度），也在于加强进一步增长和独立的能力意义上的真正发展。 在谈到欧洲的奴隶贸易时，必须提到美国，不仅因为它占主导地位的人口是欧洲人，也因为欧洲将其资本主义制度转移到北美比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要更全面，同时在消灭了土著居民和剥削了数百万非洲人的劳动后建立了一个强大形式的资本主义。像新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样，英国王室的美洲殖民地被作为再出口到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但北美殖民地也直接受益于存在于南美洲、英属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和欧洲一样，由奴隶制和奴隶贸易获得的利润首先到了商业港口和工业区，主要是被称为新英格兰和纽约州的东北沿海地区。泛非主义者W.E.B.杜波依斯（W.E.B.DuBois）在一项有关美洲奴隶贸易的研究中引用了1862年的报告如下： 从事奴隶贸易的人数和包含在里面的资本的数量超过了我们的计算能力。直到很晩（1862年），纽约市这个具有不好的商业名声的城市成了世界的主要港口；虽然波特兰和波士顿在分销方面仅次于它。 直到19世纪中叶，美洲经济发展完全依赖于对外贸易，而它是以奴隶制为核心。在19世纪30年代，奴隶种植的棉花约占美国所有出口值的一半。此外，从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例子中，我们也能观察到非洲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做出的一个又一个的贡献。例如，在新英格兰，与非洲、欧洲和西印度群岛之间进行的奴隶和奴隶种植产品的贸昜为他们的商船供应了货物，刺激了他们造船工业的发展，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城镇和城市，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森林、渔业和土壤。最后，西印度奴隶殖民地和欧洲之间的贸易运输推动了美洲殖民地从英国统治下的解放。同时，争取美国独立的斗争从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发起也非偶然。在19世纪，与非洲的联系继续在美洲政治发展中起着间接的作用。首先，奴隶活动的利润进入了政党的金库，甚至更重要的是，非洲的刺激和黑人劳动在延伸欧洲人对于今天美国领土的控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南方，但也包括所谓的“狂野西部”，那里活跃着黑色牛仔。 奴隶制对于早期的资本积累是有用的，但对于工业发展过于死板。奴隶们必须得到粗糙的非易碎性的工具，这些工具阻碍了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北部比南部从奴隶制获得了更多的产业效益，而南部的土地上实际上设有奴隶机构。最终，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当北方的资本家结束了国内的奴隶制时，美国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从而使整个国家能推进到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实际上可以说，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南部的奴隶关系开始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的生产基地的进一步扩展产生冲突。同时，暴力冲突接踵而来，直到法律上的自由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关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欧洲人在远离欧洲社会的地方保持了奴隶制；因此欧洲本身的资本主义关系在不受美国奴隶制度的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变得日益复杂。在欧洲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时刻，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现美洲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的使用不再对其进一步发展有利。英国早在19世纪早期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其后是法国。 由于资本主义与其他任何生产方式一样是一个总的系统，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有必要关注非洲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思想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个领域，最明显的特征无疑是欧洲思想元素中的一个广为传播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崛起。人们已经仔细研究了在某些情况下奴隶制度在促进种族偏见的意识形态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美国。简单的事实是，无人可以在没有优越感的情况下连续几个世纪地奴役他人。同时，当那些人的颜色和其他物理性状完全不同时，以种族歧视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偏见是不可避免的。从非洲本身来看，在南非的开普省就有同样的情况，那里的白人从1650年就对非白人树立了军事和社会方面的优越感。 如果认为在欧洲的所有种族和肤色的偏见都是来自于早期国际贸易中对于非洲人的奴役和非白种人的剥削的话，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在更早的时期，欧洲内部也有反犹太主义，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时，总是有怀疑和不理解的元素。但是，可以毫无保留地肯定，遍及世界的白人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白人如何对待一个黑人的问题。欧洲的种族主义是一套并没有科学依据的概括和假设，但从宗教学到生物学的各个领域都得以合理化。 偶尔会有人错误地认为，欧洲人基于种族歧视的原因奴役了非洲人。欧洲的种植园主和采矿主因为经济原因奴役了非洲人，这样就可以剥削其劳动力。事实上，如果没有非洲的劳动力，人们就不可能开发新世界并使用它作为一个不断制造财富的发动机。没有其他的替代者可以选择，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几乎被消灭殆尽，欧洲当时的人口太少不适合居住海外。然后，在变得完全依赖于非洲劳动力时，国内外的欧洲人发现有必要使种族主义的剥削合理化。压迫从逻辑上随着剥削而来，从而保证后者。以纯粹的种族理由对非洲人民的压迫，伴随且加强了以经济原因对之进行的压迫，并使二者难以区别。 著名的泛非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C.L.R.詹姆斯曾经说过： 种族问题在政治上是附属于阶级问题的，以种族主义的方式来考虑帝国主义是灾难性的。但是忽视种族因素且将其看作偶然的也是一个错误，只是将种族作为根本问题的错误更严重。 人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在19世纪，当白人种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美国）已经制度化时，有时可以将它先于利润最大化考虑，从而作为压迫黑人的动机。 在短期内，欧洲种族主义似乎没有伤害欧洲人，他们用这些错误观点来对其在殖民地时代进一步统治非欧洲人民的行为进行合理化。从长期来看，偏执和不科学的种族主义思想在国际上的扩展必将有负面后果。当欧洲人把他们数以百万计的兄弟（犹太人）送到纳粹的炉下时，可谓恶有恶报。这种“民主”欧洲的内部行为并不像所了解到的那样奇怪。在阐述欧洲内部的民主思想和阐述欧洲人对非洲人的专制残暴的实践之间总是有矛盾。当法国革命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名时，这并没有延伸到在西印度群岛和印度洋上被法国人奴役的非洲黑人。事实上，法国反对那些致力于解放自己的人民，同时他们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直率地说，他们的革命并不代表黑色人种。 即使认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内部而不是在外部发展了民主的观点也不对。在内部，资本主义会有一些关于自由的谈话或修辞，但这些不会从资产阶级延伸到受压迫的工人。对非洲人的待遇肯定已经使欧洲人的生活形成了这种虚伪的习惯，尤其是那些统治阶级。人们要如何才能解释这一事实：基督教会充分参与了对奴隶制的维护，却仍然谈论着拯救灵魂！在美国，这种虚伪程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18世纪在美国与英国殖民者进行的美国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非洲人后裔——克里斯帕斯·阿塔克斯（CrispusAttucks)；在华盛顿的军队中，奴隶与自由的非洲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然而，《美国宪法》却认可对于非洲人的继续奴役。在最近一个时期，一些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是，美国在越南美莱（MyLai）发布的屠杀命令已经构成了战争犯罪。但事实是，美莱事件始于对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奴役。在早期几个世纪的国际贸易中，种族歧视、暴力和野蛮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扩张相伴而行。 阅读指南 非洲对欧洲发展的贡献这一主题揭示了限制作家陈述客观现实的几个因素。例如，语言和国籍就是有效沟通的障碍。英语著作很少考虑法国、荷兰和葡萄牙在前殖民地时期通过奴隶制和其他形式的商业剥削非洲人所带来的影响。意识形态上的鸿沟导致的事实是，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学者在描写一些现象如英国工业革命时，一次也没有提到作为原始资本积累的一个因素，即欧洲的奴隶贸易。马克思本人非常重视海外资本积累的来源。但马克思主义者（突出的有毛里斯·多布和E.J.霍布斯鲍姆）多年来集中研究了欧洲内部的资本主义摆脱封建主义后的演进，只偶尔提及对非洲人、亚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剥削。 ERICWILLIAMS，CapitalismandSlavery，ChapelHill: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44.OLIVERCox，CapitaqlismasaSystem，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4. 考克斯（Lox）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他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从很早开始就是一种国际体系。埃里克·威廉斯是西印度群岛人，非常精确和详细地说明了英国资本主义和受奴役的非洲人之间的关联。 W.E.B.DuBOIS，TheSuppressionoftheAtlanticSlave—TradetotheUnitedStatesofAmerica--1639-1870，NewYork:SocialSciencePress，1954. RICHARDPARES，YankeesandCreoles:theTradebetweenNorthAmericaandtheWestIndiesbeforetheAmericanRevolution，London:LongmansGress，1956. 这两部著作都为非洲劳动力在奴隶制时代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做出的贡献提供了数据。 LEOHUBERMAN，Man'sWordlyGoods:TheStoryoftheWealthofNations，NewYorkandLondon:HarperBros.，1936. F.CLAIREMONTE，EconomicLiberalismandUnderdevelopment. 休伯曼（Huberman）的书是一部从整体上研究摆脱封建制度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著作。其中有一部分突出了奴隶制的作用。克莱蒙特（Clairemonte）的研究认可了在欧洲建立过程中印度次大陆所起的作用。 PHIPIPD.CURTIN，TheImageofAfrica，Madison: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64. WINTHROPJORDAN，WhiteOverBlack:AmericanAttitudestowardstheNegro，ChapelHill:PublishedfortheInstituteofEarlyAmericanHistoryandCultureatWilliamsburg，1968. 虽然这两部著作都没有对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做出足够明确的区分，但是这两部著作都与白人种族主义兴起的问题有关。
〔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HowEuropeUnderdevelopedAfrica 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 〔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WalterRodne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译者：李安山 引言 第一章关于发展的几个问题 什么是发展？ 什么是欠发达？ 第二章非洲在15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是如何发展的？ 一般概览 具体例证 结论 第三章非洲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前殖民主义时期 欧洲如何成为世界范围内贸易体系的主导 非洲对早期资本主义欧洲的经济和信仰的贡献 第四章欧洲及非洲欠发达的根源——1885年以前 欧洲奴隶贸易为非洲欠发达的基本因素 非洲前殖民时代的技术停滞和经济扭曲 非洲政治军事的继续发展——1500~1885年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到来 第五章非洲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殖民时期 非洲剩余价值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外流 资本主义在技术和军事方面的加强 第六章作为使非洲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 殖民主义对非洲的所谓益处 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的负面特点 教育的欠发达 发展的矛盾 跋 索引 参考书目 感谢书田录入及校对
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1984年英国煤矿大罢工〕 罢工纠察队员日记 1984-1985 ﹝英﹞诺曼·斯特莱克（NormanStrike） 龚义哲翻译 我可以自豪地说：在1984—1985年的矿工大罢工期间，我作为一名光荣的纠察队员，从头到尾参加了罢工，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此期间，我一直在写日记，记录自己的经历，现在正值罢工开始二十五周年，我想，说不定有人会对我的日记感兴趣，所以我就把它发表出来。今天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本书中出现的主要组织 一九八四年三月 一九八四年四月 一九八四年五月 一九八四年六月 一九八四年七月 一九八四年八月 一九八四年九月 一九八四年十月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一九八五年一月 一九八五年二月 一九八五年三月 后记 译后记 诺曼·斯特莱克（NormanStrike）发表日记的博客
一切权力归工人委员会（﹝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9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Allpowertotheworkers'councils 一切权力归工人委员会 ﹝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94年 温谦翻译、素侠云雪校对 委员会社会主义（Councilsocialism）[1]是一种以大多数人自我管理、自我决定的社会秩序。人们自我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如何进行，以及生产成果的决定性部分是如何不再通过市场分配，而根据满足需求的原则进行分配。[2] 这就需要社会考虑到并且掌握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并以各种社会化的形式（必要时结合起来）进行多样分配，以及民主决定在利用经济资源上的优先次序。因此这就代表了经济生活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是以国家控制的指令型计划经济（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之类），也不是市场经济（包括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这并不意味着代表会社会主义要提供一个方法使得市场这个机制彻底消失。这应该由大多数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们民主地决定。 然而，这也意味着决定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的权力被从市场机制上取走了，同时意味着“市场法则”和追求利润、个人致富将不再决定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趋势。这以计划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计划，就无法实现规定的工作时间和消费选择上的优先次序。代表会能自己决定这个计划的不同方案。 这时就有人跳出来反对了，说如果每个人都必须决定社会发生的一切事物，那么结果将是一个“不断开会”的社会。如果公民缺乏对会议的积极性，将会减少人民对社会管理的参与度。这种反对其实是错误的，委员会社会主义预设交错的会议系统，拇指法则（经验法则，theruleofthumb）[3]只能适用他们各自所能决定的领域。例如，斯图加特本地的交通组织不必经由全德国的、全欧洲的甚至全世界的代表会代表大会（councilcongress）来决定。一旦选定的生产计划被确立下来，每个工厂的生产者们将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工作方法。在部分消费者们最严格的质量要求下，如果一个工厂的代表会可以在一周内用十个小时而不是二十个小时完成计划任务，那么它将有权这样做。 这也意味着委员会社会主义不单单是一种经济制度上的改变，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对以官僚制度为特征的社会的全面替代。它与德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价值观并不矛盾。彼得·冯·奥尔岑（PetervonOertzen）[4]在他出版的几本书里已经对此进行了明确阐述。然而它确实扩大了权利解放的范围，并有效地保证了每个公民都毫无例外地享受人权。 此外，这种替代也能够更好的促进妇女解放，因为它将彻底保证减少工作时间，并为所有需要工作的妇女提供了一个永久的、高质量的幼托体系；它保证了妇女的物质独立。同时，所有的男子与妇女都将平等地参与家务劳动，这就消除了妇女之前所遭受的两倍乃至三倍的家务折磨。 委员会社会主义将仍然稀缺着的经济资源运用在一些优先事项上，而不是为每个家庭配备第二台彩电或者第二台电脑，更不是为每个家庭配置第二辆汽车。这是委员会的权利，只要这个决定是民主的，即在考虑到各种备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经过公开、自由的讨论，经由多数人的投票决定。而关于部分少数人更偏向于其他事物作为优先事项的权利会被保证，办法是将现有劳动工具的一部分留给他们，以使在他们自己的劳动下，能够生产出他们所期望的消费品。但是这少部分人没有权利强制女性多工作一天，也无权迫使生产者每周工作二十五个小时，如果生产者更愿意每周工作二十个小时的话。 委员会社会主义至少有潜力将人们从奴役他们的劳动分工的压制中解放出来。不是说每个人每天都必须做不同的工作，也不是说人们不需要学习高质量的知识。相反，将保证普遍免费的高等教育。通过从根本上延长一个人一生的学习时间。同时，“职业”的周期性转变将向所有渴望转变的人开放。人们将有权把自己的每周二十个小时分散到几个他们有参与其中的必备知识的几项活动中。只要这与代表会中大多数人民主决定的总体生产计划不冲突。 委员会社会主义将能够消除战争和使用暴力武器的威胁。生产者们能决定停止生产武器并销毁现存武器。虽然只有在全球范围这样做才能有效消除这些威胁，但是可以在小范围内朝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 最后，委员会社会主义通过将生产决策和利润考量完全分离，来逐渐减少环境问题。就个人而言，我们更倾向于完全没有汽车的城市，并且要大幅减少城市外的交通拥堵问题。但是最终的方案应该由代表会的大多数人来决定。 因此，委员会社会主义意味着逐渐消除官僚制和国家。当然，由于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定义的问题，所以必须用更精确的语言来表述。在我看来，教师、医护人员、基本服务提供者、技术人员都不是官僚。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高科技设备的管理者，尤其是仲裁员和冲突调解员。不可能保证每个居民都能立即获得免费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医患关系以及师生关系至少包含着威权下从属关系与权力关系的风险。这就需要一个监察员制度。那么问题又来了，这难道不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集权现象的发生吗？我们不会去低估这个问题，然而我们相信这种危险可以被极大地降低。自我管理的委员会社会主义必须高度去中心化。广泛的权力被各地区自己所保留，尤其是市政权力。在全社会，甚至在国际上（如果还不至于到全世界的话），权力在不可避免的行政、调解和仲裁职能的集中，就都可能因此而受到限制。一个自我管理的民主的代表会让人民众多的机会监督和挑战这些管理者、仲裁者和调解者。所谓司法机关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群体和个人的冲突仍将存在于委员会社会主义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成文法和法官的独立性是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法官的独立性并不能说要实行终身法官制。反过来说，根据我们的经验，终身法官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因此，定期重新选举法官和实现陪审制度的普遍化是政治自由的额外保证。 另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极左分子争论说，政党是倾向于操纵代表会的“资产阶级”实体。与此相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张更接近于古典社会主义者。但是另一种选项是什么？禁止组织党派吗（名称在这里无关紧要）？用如此一个独裁主义的禁令作为开始，会是一个健康的委员会吗？如果委员会的多数人不遵守这个禁令，会发生什么？那么它会被强制执行吗？ 关于“操纵”的整个论点是不真实的。这个论点未能认识到代表会制度的深层现实性，像选举产生的罢工委员会一样，本质上是一种联合战线架构。他们预设，除那些主张对少数民族使用暴力的人外，所有公民都将在委员会有代表席位。公民大众在政治上并不同质。不同的政治历史观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消失。公民仍可能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这通常会导致不同的选择，以或多或少提出一致的建议来解决具体问题。正是这种政党的多样性减少了代表会被操纵的风险，因为它有利于委员会的普遍政治化。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的警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所以，正是缺少了充足的政治自由，才使得操纵委员会成为了可能。 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委员会社会主义只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联盟而得以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小范围内不能取得初步的胜利。然而，这种形式的联合只能在严格的人人平等的情况下，且在自愿的原则下进行。此外，专家和科学家们将没有权力将某种消费体系强加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人民。如果这样做，那么将会使这些地区承担无法接受的严重生态灾难。唯一的可能性是耐心地尝试去逐步说服，同时又自我批判地怀疑上述专家和激进环保主义者能否预测近几十年所有的科学进步。 委员会社会主义是否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乌托邦呢？或者说在遥远的未来也不可能实现呢？很显然，目前大多数人被说服或能够被民主地说服去支持这种社会。就其本质而言，委员会社会主义需要广泛的多数人积极参与。但如果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宣布委员会社会主义在遥远的未来也无法实现。这种结论只能像那些相信胜利是必然的那样是一种无知与教条。只有历史，只有事件，才能决定这个问题。这个决定是不确定的。迄今为止，还没人成功地从科学上证实与此相对的论点。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框架中，委员会社会主义是实现全面解放的必要条件。预先假定人们没有能力实现自身的解放，那么只是勉强伪装回到了原罪的教条。历史经验证实了人类有能力掌握解放计划，也有能力实现解放计划。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持续了二千五百多年，最终胜利了。反对徭役的斗争持续了五百年，最终胜利了。反对宗教裁判所的斗争，包括反对其酷刑者、火葬场、烧死巫女等的斗争，至少花了四百年时间，最终胜利了。为所有人争取普遍、平等、无记名投票权的斗争花了二百年时间，为公民的政治权利奠定了基础。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废除雇佣劳动（我们的父辈们不无道理地使用了“雇佣奴隶制”一词）的斗争不能取得同样的成功，甚至花费更少的时间。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吸取历史教训，解放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之后，又迎来了希特勒和斯大林。奴隶制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它今天以毁灭性的方式再次呈现，剥夺基本人权是许多国家的特征。酷刑和其他残忍的做法被越来越多地加以实施。即使存在民主国家，全体人民也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传统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批判，是指出这种民主是纯粹形式的和间接的民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例如，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物质手段去创办和发行报刊，这些出版机构被几家出版业巨头所垄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出版自由又有几分可信度呢？ 正是由于我们不能否认历史进程的倒退，所以委员会社会主义从长远来看有胜利的历史机会。人民反对上述罪恶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这种反抗的范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当然，这种大型起义仍然主要以“单一问题”的目标为特性。因此，这种反抗仍然是分散的、不连续的，没有争取另一种社会秩序的共同目标。 人类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不再让我们选择“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而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人类世界的毁灭”。两种选项非常明确，要么增加不平等的利己主义，增加短视的“现实政治”[5]，这将会是我们的灾难。另一条路线是增加自我活动，增加反抗，增加人们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没有国界的平等团结，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为时已晚之前取得胜利。 [1]委员会可译作理事会、代表会（即俄语之“苏维埃”）。因此“委员会社会主义”也可以译为“苏维埃社会主义”、“代表会社会主义”等。——译按 [2]这篇文章首次出现在献给彼得·冯·奥尔岑（PetervonOertzen）的作品集中，标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坚定不移的左派的忏悔》（ZwischenRätesozialismusundReformprojekt）（卡林·本兹·奥维拉格（KarinBenzOverage）、沃尔夫冈·尤特纳（WolfgangJüttner）和霍斯特·彼得（HorstPeter）编辑） [3]拇指法则：又叫经验法则，是一种可用于许多情况的简单的，经验性的，探索性的但不是很准确的原则。从实践中总结得出的经验方法和规则，不是经过科学实验得出的准确原则。——译按 [4]彼得·鲁道夫·冯·奥尔岑（PeterRudolfvonOertzen，1924月16日-2008年2005月59日）是德国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在1970年1974月辞职之前，他在社民党工作了多年。他在阿尔弗雷德·库贝尔（AlfredKubel）的第一届内阁中担任下萨克森州文化部长，也是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社民党计划先驱。——译按 [5]现实政治（德语：Realpolitik）源自十九世纪德国，由古代德国（普鲁士）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所提出，当代英文相关讨论沿用德文之Realpolitik现实政治主张，当政者应以国家利益做为从事内政外交的最高考量，而不应该受到当政者的感情、道德伦理观、理想、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左右。所有的一切都应为国家利益服务。——译按
1956年的匈牙利：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匈牙利﹞GMTamás（G.M.塔马什），2016年10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Hungary1956:asocialistrevolution 1956年的匈牙利：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匈牙利﹞GMTamás（G.M.塔马什）2016年10月7日 Moses翻译、轮值义工校订 〔说明〕原载英国《国际社会主义》季刊（InternationalSocialismjournal）152期。 GMTamás是匈牙利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1989年之前，他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曾任匈牙利议会议员（1990-1994年）和匈牙利学院哲学研究所主任。他最新的著作是《1989年后的共产主义》（Kommunismusnach1989）（维也纳，2015年）。 我们往往忽略人们参与历史事件所亲身体验的重要性。主流的政治论述文献将1945年的东欧描述为俄罗斯的占领，就是将一个外来的体系逐渐强加给不甘心和顽抗的人民，他们最终是基于恐惧才服从的。但几乎没有人愿意花精力去解释为什么即使保守主义或拥护君主制度者的同时代人也将1945年称之为不仅是“解放”而且也是“革命”。1945年在匈牙利创立的新体制（起初是多元的和民主的），其基础是来自参加过1919年的红军、1919年的革命建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无数志愿者而幸存下来的人[1]，以及受到略为僵化且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所熏陶的数十万工会会员。 目前着重提到的是，在1945年前处于不合法的匈牙利共产党只有数百名党员的这个事实。但如果考虑到党员身份便意味着重刑，那么这并不奇怪；该党的两名主要领导人分别在监狱里度过了16年。但是，在共产党的周围——以及社会民主派和更激进的工会（如金属工人和排版工人）所包含的独立强硬左派——其同情者数量巨大，从非技术劳工到前卫艺术家，各个阶层都有。数百万通过土地改革而动员起来的农民亦加入其中。恰恰相反，农民党派的选民并不反对共产党。 1945年标志着旧的统治阶级和政治精英的终结。土地贵族，极富裕而不受欢迎的天主教会及其封建习俗和巨大的产业，旧的军官队伍以及由士绅组成的国家官僚机构，恐怖地摧残农村、无视法律和人性的宪兵部队，以及种族主义法律和种族、性别歧视，均被终结。 由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老革命（更不用说在1918-20年俄国内战中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前战俘）进行的自发共产主义实验，在1945年后被党和苏联军方镇压。但明显的是，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工人和农民想要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一些半吊子的人民民主。他们想要立即实行公社秩序（这是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通俗名称，拼写为“Kommün”），将所有生产资料全面社会化，实现消费平等，为所有人提供国家免费教育，任何时候都有权堕胎和离婚，建立一个由公民组成的军队和警察以及在职场和地方成立委员会。我们知道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一切做了什么。他们总是与左派斗争——人们往往忘记，1940年代，社会民主派是站在共产党的左边，这就是为什么它被无情地镇压的原因。 尽管如此，到了1950年，实行了反封建和反神权的措施，有利于城市无产阶级的重分配。是的，同时存在暴政、警察国家、审查制度、严酷的顺从、狂热主义和贫困，但也有明显的对低下阶层有利的社会偏向。还有一种文化革命。免费教育、廉价书籍、首次出现的现代出版业、便宜（经常是免费）的门票（戏剧、音乐会和电影）、免费博物馆、免费幼儿园、非常简陋的社会住房；还有可怕的短缺，在那个时期褪色的黑白照片中呈现营养不良和衣衫褴褛的人们，还有疯狂的工业化等等。它清楚地表明，在社会和道德的价值的最高点，体力劳动首次成了重要标志。（这不再是由教会体现的“精神”，也不是由皇室和贵族阶层所代表的“蓝血”种姓卓越，也不是由富有的资产阶级优越性所代表的。） 当斯大林主义政权在1953年独裁者去世后出现的松动所引发的动荡下，这些此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基本上没有受到质疑。当时由老共产党员、1945年从莫斯科流亡回来的总理伊姆雷·纳吉（ImreNagy）领导的短暂改革，试图重建或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包括充足的食品、适当的供暖、货品供应充足的商店、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没有无辜者的冤狱。尤其是，结束了让工人们厌烦的宣传谎言——“真相”是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罪行的所谓“秘密演说”被宣读给了俄罗斯境内外数百万党员，并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匈牙利节目、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南斯拉夫国家电台的匈牙利语广播进行了传播。此后，斯大林主义领导人马特亚什·拉科西（MátyásRákosi）辞职，改革派纳吉被重新任命为总理（他此前于1955年被解职）。最重要的事件是前中央委员会秘书拉兹洛·拉伊克（LászlóRajk）得到平反并被庄严地重新安葬。拉伊克是在1949年主要的走过场审讯中被处决的被告。在1956年10月6日布达佩斯举行的一场点亮火炬而激动人心的群众集会上，他的遗体被重新安葬。10月6日是匈牙利的一个重要日子：1849年的同一天，匈牙利革命军的13名将军被反革命的哈布斯堡处决（另外，1848年革命中的一位总理巴特扬伊伯爵（CountBatthyány）也在佩斯被枪杀）。 因此，真相的恢复，真正社会主义与正义的等同，对斯大林主义的完全拒绝以及在拉伊克灵柩旁庄严地宣誓“永不再犯”，共同构成了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意识形态。 为过去悔悟而产生的革命 我们必须切记，1956年反斯大林主义的起义是由1945年的那一代人发起和守持的，他们想要社会平等，即结束半封建的旧制度，并希望工人阶级取得政治上的优势，生产资料社会化，国有化的银行、公共交通、住房，平等的再分配，企业中工人的合作管理，反法西斯势力的多党制，与以前敌对的东欧国家和睦相处，反帝国主义的团结，国际主义，言论自由，妇女工资平等，为成年人提供免费教育和再培训等等。这些要求在1945年后被斯大林主义的一党国家否决，但随着镇压的缓解又重新被提出来。 在党组织、工会、学生协会和知识分子圈子里，一场激烈的辩论和讨论热潮划破了此前在独裁统治下的死寂。这些月份里最显着的特点之一是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表现出的悔悟和自我批评，他们摒弃了过去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的盲从、不批判、着迷和准宗教的狂热，以及在斯大林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报复和野蛮行径中的同谋关系。1956年10月6日的“永不再犯”的誓言，是基于对1945年和1956年两个革命关头所特有的革命良知和自由精神作出不凡的重估和重现而酝酿出来的。著名的诗歌、文章、自白、小册子等——至今仍被人们铭记——激发了对社会的想象。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所承担的责任被延伸到了党的领导层，而刚从斯大林主义监狱中获释的无辜左派又重现了解放的幽灵，他们要求的不是复仇，而是正义。 这时党内领导层对于是否加入运动还是对其实行暴力镇压，犹豫不决。所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思想都重新出现了。持续不断的理性辩论动员——让人想起今年巴黎的“不眠之夜”（Nuitdebout）对话（编按2016年3月），但规模更大——对社会主义的真正复兴作出许诺。很明显，没有人想听到提倡资本主义或反动复辟的声音；群众不会接受。人们对波兰的类似发展、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实验和第三世界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非常感兴趣。 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具有道德意义的起义，是对斯大林主义、党官特权、军国主义和孤立排外主义的拒绝。后来被外界观察者称为“民族主义”的东西不过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原则的体现——当然，这意味着拒绝俄罗斯的控制。换句话说，是国际主义。但其实质是强烈的厌恶官方的谎言，对诚实、真诚、负责任和革命纯洁性的强烈渴望。 这种社会主义的道德复兴，也意味着宽恕那些被斯大林主义宣传所欺骗的无辜者。实际上，许多在1950年代犯了不光彩的卑躬屈膝行为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后来成为了这场反斯大林主义革命的英雄和烈士。 社会不满和道德厌恶是1956年革命开场的主要特征。只有当尝试镇压这场运动之后，它才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运动。 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 1956年10月23日，在布达佩斯爆发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示威活动。特种部队向人群开火，导致政府倒台，纳吉回归，宣布实行多党制并要求撤走苏联军队。权力的中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上，他们在迅速组建的工人委员会里处于主导地位。但重点是在新的宪制共和国下实行政治自由、多元性和言论自由。 明显的是，国有化和社会化的企业和机构仍然掌握在人民手中，但真正由人民统治，而不是由官僚机构控制。没有任何要求加入西方联盟的主要势力。私有化和引入市场经济被有意识地和明确地拒绝。同时，人们要求俄罗斯军队离开，并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反革命的幽灵也出现了，对一些党官员和特种部队进行即决裁判和动用私刑。然而，大多数人对此表示愤慨和反感。 共产党分裂了，虽然仍掌握着国家的控制权，但它剩存下来的组织明白他们没有机会赢得即将到来的选举。一个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再次变得更加强大，如果有机会的话，它可能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新成立的政治局和纳吉政府——其中包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GeorgLukács）——提倡多元的社会主义民主，建立一种基于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民主规划，国家做出的自由决定建基于多党选举和职场民主之上。 这里似乎没有出现转向西方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风险。然而，苏联集团其它成员国已经决定不会容忍匈牙利革命。俄罗斯于11月4日发起了军事攻击，匈牙利革命政府退出了华沙条约并宣布匈牙利军事中立。该国随即被占领，革命领导人被逮捕和流放。形式上，是由贾诺什·卡达尔（JánosKádár）领导的一个傀儡政府（在那个时刻之前，他是纳吉政府的忠实成员，与其它倾向民主的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区别）接管，但真正的权力属于克格勃和俄罗斯军队。 匈牙利人民的反抗是一致的，卡达尔小集团完全处于孤立，人民没有背叛革命的迹象。大量民众逃往奥地利边境。分散的武装斗争非常难去平息。匈牙利军队受到苏联的训练和武装——许多军官在二战时是地下反法西斯抵抗的英雄——都拒绝参与占领和镇压。特种部队已被解散，警察对俄罗斯人采取消极或敌对的态度。半合法的新闻媒体坚持中立、独立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大众路线。正是苏联被指责背叛了社会主义，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人民的沉着英勇和耐心非同寻常。 而革命最美妙的篇章随着总罢工的开始而到来。 工人委员会的革命 在11月4日之前，所有工厂、企业和国家机构都成立了工人委员会。然后，它们与“改革派共产党”政府、新成立或重建的民主党派以及工会分享影响力。由于这些后者都被俄罗斯军方和当地傀儡政府取缔，委员会发现自己是匈牙利仅存的合法政治机构。它们的武器——一种强大的武器——是总罢工，尽管在宵禁和戒严的情况下，数百万匈牙利工人和其它雇员根本没有上班。 在所有的革命时刻，从巴黎公社到1919年的十月革命、慕尼黑和布达佩斯、巴塞罗那、广州和上海，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始终是非代议制的、职场直接民主的形式。结束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的波兰抵抗组织”团结工会”，并不是按照工艺和专业而组织的工会，而是按照工人委员会和工厂细胞的地区网络而组织起来的，类似于最初的共产党理念。即使团结工会在意识形态和修辞上是保守的，它的形式原则——直接的职场民主——从根本上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 我记得在1992年曾与大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主席之一、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桑多尔·拉奇（SándorRácz）谈过。他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极端保守的公众人物，是一个勇敢而诚实的匈牙利爱国者。我问他是否认为他现在的角色与他过去一致。他笑着说：“不，1956年时我是共产主义者；我只是在监狱里成为了一个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他在革命期间年仅23岁，是一个坚定的极左翼人物和一个狡猾、聪明的谈判者，设法在国家暴力爆发期间活动了数个月。长期以来，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一直保持着社会所有制和自由社会主义的理念，抵抗着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自由”西方的漠视和纵容。 对于1956年革命的说法，有的称为反共革命，是对过去威权主义的开脱，是民族主义的起义，甚至根据极右派历史学家戴维·欧文（DavidIrving）的说法，是反犹起义，但许多被绞死的革命家是犹太共产主义者。在总罢工失败后，卡达尔政权只有处决左派人士，而当行刑队仍在忙于镇压匈牙利革命时，此前加入人民事业的保守派则在1957年被授予了文学奖和勋章。右派心知肚明，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亲爱的读者（编按：指《国际社会主义》季刊的读者），他们的”敌人”就是像你们一样的人。 [1]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19年3月，8月被罗马尼亚入侵军队颠覆。
团结、正直、社会主义：纪念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科·博伊森（﹝乌克兰﹞丹尼斯-皮拉什（DenysPilash），2023年3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Solidarity,decency,socialism:inmemoryofMarkoBojcun 团结、正直、社会主义：纪念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科·博伊森 ﹝乌克兰﹞丹尼斯-皮拉什（DenysPilash）2023年3月14日 GuanyuZhu翻译 2023年3月11日，我们的朋友和《Commons》的同志，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工人运动历史学家和致力于左翼运动与乌克兰团结一心的活动家马尔科·博伊森（МаркоБойцун，MarcoBojcun）辞世了。他在保持乌克兰左派的火种和通过移民和异见人士将其传递到现今的乌克兰上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他72岁的最后几年，他受尽了癌症的折磨，即使如此，他仍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去贡献出自己的每一份力。他的代表著作基于他1985年写的博士论文（《乌克兰1880至1920年间的工人运动和民族问题》（LabourMovementandNationalQuestioninUkraine:1880-1920）），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以前不可获得的资料和新的研究。 因此，该著作首先以乌克兰语出版（可以在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网站上下载单卷版[1]，并在我们的网站上查看该作品的评论文章[2]），然后以英语出版（在“历史唯物主义”书系（bookseries“HistoricalMaterialism”）中出版的《乌克兰的工人运动和民族问题》（TheWorkers’MovementandtheNationalQuestioninUkraineina））。这项关于20世纪之交的第聂伯河的乌克兰社会转型、民族和阶级意识形成以及创建众多社会主义政党的基础研究，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乌克兰革命之前与革命期间的社会和民族解放目标之平衡。 然而，大概对马尔科主要的事是积极参与英国左翼和工会与乌克兰的团结网络，即“乌克兰团结运动”[3]（UkraineSolidarityCampaign）。这个网络连接了许多人，包括乌克兰左派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福特（ChristopherFord）和著名的工党议员约翰·麦克唐纳（JohnMcDonnell），但马尔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自成立的近十年以来，乌克兰团结运动一直竭尽所能确保国外人士了解乌克兰的真相，并支持我们的基层运动。 多亏了这个运动，尤其是马尔科的努力，克里维浦里赫（KryvyiRih）煤矿工人和库列尼夫（Kureniv）有轨电车司机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甚至被英国议会所关注。抵制无数的刻板印象、虚假信息和对普京侵略的辩解（这些都是斯大林主义和左翼运动中其他保守势力所津津乐道的），对马可来说也至关重要。因此，他经常写作、演讲，参加线上和线下的活动。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的）全面入侵期间，他加倍努力地向西方左翼人士解释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危险、东欧的历史和现状，以赢得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即使他已疾病缠身。 马尔科·博伊森出生于澳大利亚，在加拿大学习，自那以后一直居住在英国，但戈尔巴乔夫改革使他能够定期走访乌克兰。在1968年这个重要的年份，他的家人从澳大利亚森林边缘的他们所耕种的农场所在的小镇搬到了加拿大的一个大城市，从40度的酷暑到零下20度的严寒中。 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小型的流亡社区（马尔科的父母在难民营相遇：他的母亲是被纳粹强制从捷克斯洛伐克流放的，而她的丈夫当时一直在为纳粹的党卫队“加利西亚”师团（SS“Galicia”）战斗，这对于马尔科的政治取向来说似乎相距甚远，但后来当老博伊森被要求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报告他的左翼儿子时，他拒绝并被迫离开了他的报纸工作），到一个全新的大世界。 马尔科属于那一代在1968年激进主义浪潮中政治觉醒的青年，这个时期欧洲和外面发生了学生抗议和工人罢工、在美国发生了反战和争取公民权利运动、反文化革命（counterculturalrevolution）以及寻求“人性化的社会主义（socialismwithahumanface）”来对抗铁幕内外的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模式，这些都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得到了实践，但最终被苏联坦克所镇压。 自那时起，尽管他们的父母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那些在海外出生的乌克兰人也走向了激进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成为全球新左派浪潮中的一部分。在马尔科的例子中，这是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1963年再次合并后）（其理论家是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他是罗曼·罗德斯基（RomanRozdolsky）的同志，後者于1967年去世时是当时最著名的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想学派（马尔科直到1982年当地组织没有明确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都是加拿大第四国际支部的成员）。 左翼侨民不仅要对抗乌克兰侨民中右翼势力的支配，还要对抗西方左翼运动中的亲苏幻想。马尔科在他为《民主开放》（OpenDemocracy）撰写的文章中出色解释了这个问题[4]。对于乌克兰左翼来说，这个问题在2014年顿巴斯战争爆发后变得格外突出，而在2022年全面的俄乌战争爆发后更加突出，当对象不是美国帝国主义时，许多西方左翼人士主动避免了与被帝国侵略的受害者团结起来同仇敌忾。 许多当时的加拿大左翼青年成为乌克兰裔知识分子的著名代表，如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PaulHimka）[5]、博赫丹·克拉夫琴科（BohdanKrawchenko）、米洛斯拉夫·斯肯迪亚（MyroslavShkanrdij）和罗曼·森库斯（RomanSenkus），但也许只有博伊森一直在坚持参与左翼活动直至最后（然而加拿大新民主党成员哈利娜·弗里兰（HalynaFreeland），即著名部长的已故母亲，也在左翼活动中）。马尔科在一次与《Commons》的详细的访谈中[6]，形象地（并且幽默地，老派左派迈斯特连科（Maistrenko）在1970年代仍穿着从革命时期留下来的斗篷的照片足以证明）回忆了那个时代、他的社交圈和与左翼侨民老一代的联系。 他们的激进左翼学生运动非常关注对少数族裔和法裔加拿大人的支持，以及国际主义和国际团结。马尔科参加的第一次集会是在1970年在多伦多的美国领事馆举行的，抗议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枪杀反越战抗议者（有趣的是，肯特州立大学反战运动的推动者之一是另一个未来的乌克兰朋友——比尔·阿特雷尔（BillArtrell）[7]，他在“欧洲广场革命（EuromaidanRevolution）”的启发下，致力于我们的人民，直到去年在一次车祸中不幸结束）。 不久之后，马尔科开始创立第一批加拿大的民间委员会，以团结乌克兰政治犯，并在1972年组织了一次乌裔加拿大学生绝食抗议，抗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种种迫害现象。当时几乎每个已知的乌克兰异见人士都受到了逮捕浪潮的影响，特别是从民主派左派视角批评制度的瓦西尔·斯图斯，列昂尼德·普柳西（LeonidPlyushch），丹尼洛·史马克（DanyloShumuk），伊万·久巴（IvanDziuba）等人。绝食行动的结果是，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ElliottTrudeau）本人不得不与学生进行谈判，并在与他的苏联同行阿列克谢·科西金（AlexeiKosygin）的会晤中提到政治犯问题。 （图片：1972的乌裔加拿大学生进行的绝食抗议。最后一排左侧是马尔科·博伊森，他前面的是安德里·班德拉（AndriiBandera）） 1975年后的接下来的十年间，博伊森是《对话》（Diialoh）杂志的创作者和作家之一（包括有关乌克兰的文章、批判性分析以及对解放运动中其他成员的采访），他们将其与其他在苏联控制下的东欧禁书（尤其是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左翼思想的新颖观点和革命小册子）非法分发。该杂志的座右铭“为独立乌克兰的社会主义与民主而奋斗”（ForsocialismanddemocracyinindependentUkraine）一直贯穿于博伊森的整个生命历程中。 他成为在英国大学中在政治科学与历史学中教育和研究乌克兰研究的先驱者（此前一直属于俄罗斯研究），首先在伦敦大学学院的斯拉夫和东欧研究学院，后在伦敦城市大学的乌克兰研究中心（不幸的是，马尔科的第一批学生中第一位前往圣彼得堡和基辅学习一年的学生遭受了来自俄罗斯内政部特种警察部队（OMON）和金雕特种部队（Berkut）武装力量的种族歧视，因为他来自厄立特里亚）。 博伊森的熟练的乌克兰语让英国电视制片人邀请他拍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乌克兰的纪录片，比如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果的纪录片（他和安纳托利·阿特曼科（AnatoliyArtemenko）合作制作的《切尔诺贝利的孩子们》[8]（ChildrenofChernobyl）获得了国际奖项，他还与他人合著了一本关于类似主题的书，名为《切尔诺贝利灾难》（TheChernobylDisaster），还有利沃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受害者墓地的发掘，以及乌克兰人民运动（Rukh）和首次自由选举等主题的纪录片。 因此，他能够采访克拉夫丘克（Kravchuk）和伊瓦什科（Ivashko）等政党领袖，但他更感兴趣的是拜访持不同政见的声音，从被软禁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大主教弗拉基米尔·史特尔牛克（VolodymyrSterniuk）到一些来自利沃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带他去见了乌克兰人民运动（Rukh）领袖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ViacheslavChornovil）、嬉皮士-无政府主义者和罢工的矿工。他还与普通人交谈，他们独特的生活故事成为他的书《柏林墙以东》（EastoftheWall）的基础。 ※※※ 在独立的乌克兰，他积极尝试通过咨询欧盟政策和一体化（具体来说，他警告政府官员不要对自由贸易盲目热情，并建议采取积极主动的立场出口乌克兰产品到欧盟市场），或通过分析和批评寡头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倾向，在基层层面上支持工会运动和年轻的乌克兰左翼，这些左翼曾经在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疯狂资本主义的妖魔化中被摧毁。难怪在全球2008年危机的头几年，他在接受采访时（完整版已由《Commons》发布）[9]自信地表示，乌克兰将能够复兴工人运动，为更好的薪资、社会保障和政治权利而奋斗。 （图片：马尔科·博伊森关于乌克兰工人运动的著作封面） 马尔科帮助出版了几本重要的书籍[10]，比如由所谓的“民族共产主义者”（nationalCommunists）瓦西里·沙赫拉伊（VasylShakhrai）和谢里·马兹拉赫（SerhiyMazlakh）编写的《致浪潮》（TotheWave）的第一版乌克兰语版（由安德烈·兹多罗夫（AndriyZdorov）编辑），伊万·迈斯特连科（IvanMaistrenko）的《战士主义》（Borotbism）的再版[11]（这是最早向英语世界读者介绍乌克兰革命的作品之一），以及列夫·托洛茨基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著作和演讲集[12]（他很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唯一提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的要求的国际政治家）。马尔科为这本书写了前言，并参加了在基辅的发布仪式。书本讨论会被激进的极右翼分子打断，这些极右翼分子早在十多年前已经没有别的论据可以用来反驳异见者，除了暴力。这件事触怒了博伊森和组织这场书本讨论会的（博伊森的）乌克兰同事、历史学家尤里·沙波瓦尔（YuriyShapoval）。 马尔科·博伊森个人参加了由新乌克兰左翼组织的其他活动，例如视觉文化研究中心（VisualCultureResearchCenter）的研究研讨会，以及《Commons》组织的“经济危机还是新自由主义危机？”会议。他为《乌克兰研究杂志》（JournalofUkrainianStudies）撰写的〈乌克兰革命的研究之方法〉（ApproachestotheStudyoftheUkrainianRevolution）[13]一文帮助我们概念化了1917年后乌克兰革命在国际革命进程中的位置和其独特性，而他的《乌克兰的工人运动和民族问题》手稿启发了像汉娜·佩雷科达（HannaPerekhoda）[14]这样的现代革命史研究的新一代。 他对“迫在眉睫”（pressing）的主题的科学贡献，帮助我们理解了后苏联寡头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矛盾。尤其是他在《Commons》的期刊《彼岸世界》（OtherWorld）第7期发表的文章〈发展策略与积累模式：乌克兰回归资本主义〉[15]（Strategyofdevelopmentandaccumulationmode:Ukraine’sreturntocapitalism）中，详细描述了库奇马政府形成的乌克兰私人资本积累体系和大资产阶级的融合，以及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债务增长和市场改革对民众带来的令人失望的结果。 他为国际读者撰写的关于现代乌克兰的文章同样至关重要。其中很多篇文章被收录在最近出版的《走向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学：1990-2015年选集》（TowardsaPoliticalEconomyofUkraine:SelectedEssays1990-2015）中。这些文章代表了一个有能力的和进步的视角（不幸的是，这种视角很罕见），涵盖了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选举、内部和外部政治进程的动态。与某些西方左派流行的用“地缘政治”掩盖阶级分析的模式不同，他毫不妥协地指出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主体性是不容被各种帝国主义者控制和抹杀的。 在《Commons》的另一篇文章〈乌克兰危机的原因〉（ThecausesofUkrainiancrisis）[16]中，博伊森是最早尝试全面分析亚努科维奇政权崩溃、2013-2014年“欧洲广场革命”在社会层面爆发及其后续冲突的人之一，他没有使用“文明”和“民族文化”矛盾的陈词滥调，而是从建立在后苏联乌克兰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客观危机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之前，博伊森已经提前警告了我们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复兴。自从去年的全面侵略开始以来，他仍在定期为乌克兰团结运动准备有关战争进程的报告和乌克兰抵抗能力的消息[17]。 ※※※ 马尔科会因其在照片中的形象而被后人所记住——他的明亮微笑散发出人类的正义感和对做出行动的随时待命，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总是保持着这些品质。所有有幸认识他的人都会深刻记住他作为一个诚实、随和与热情的人，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18]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之外，他还是一位葡萄种植和酿酒的业余爱好者，是霍克伍德酒庄（HawkwoodVineyard）葡萄酒制造合作社的创始人。 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坚持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乌克兰的愿景，并在2000年以来得到了许多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他始终如一的团结给乌克兰工人和其他进步运动带来了力量。因此，左翼组织“社会运动”（Соціальнийрух）[19]如此纪念他们已故的同志和导师：“尽管现在我们的独立被视为一个既成事实，尽管当时他是那些总是提醒世界乌克兰的存在和其为自由做的斗争的人之一...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确保我们的人民在与不公正和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得到所有必要的支持，尤其是在俄罗斯的侵略期间。”为了实现乌克兰工人的胜利，马尔科直到最后也没有停止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感谢你，同志，感谢你所有直到最后都不曾停止的工作，和那些你已以身作则的（对我们的）启示与鼓舞。一路走好。 [1]https://rosalux.org.ua/images/bojcun-book-2021.pdf [2]https://commons.com.ua/uk/mizh-klasovim-ta-nacionalnim-recenziya-na-knizhku-marka-bojcuna-pro-robitnichij-ruh-v-ukrayini/ [3]https://www.facebook.com/UkrainianSocialistSolidarity [4]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odr/ukrainian-socialists-in-diaspora-lessons-on-cold-war-solidarity/ [5]https://commons.com.ua/uk/authors/himka-ivan-pavlo/ [6]https://commons.com.ua/uk/marko-bojcun-mi-perejshli-vid-nacionalizmu/ [7]https://www.radiosvoboda.org/a/bill-arthrell/30284922.html [8]https://www.youtube.com/watch?reload=9&v=zGhphEqmrHU [9]https://commons.com.ua/uk/marko-bojtsun-nazva/ [10]https://www.istpravda.com.ua/short/2023/03/12/162475/ [11]https://diasporiana.org.ua/wp-content/uploads/books/26128/file.pdf [12]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JpHRBolVe_9Y3fPwE3uPECtZIcnHt9/view [13]https://diasporiana.org.ua/wp-content/uploads/books/13760/file.pdf [14]https://jacobin.com/2022/03/bolshevik-soviet-republic-donbas-ukraine-national-question-lenin-putin-ussr [15]https://commons.com.ua/uk/strategiya-rozvitku-i-rezhim-nakopichennya-povernennya-kapitalizmu-do-ukrayini/ [16]https://commons.com.ua/en/prichini-ukrayinskoyi-krizi/ [17]https://ukrainesolidaritycampaign.org/tag/marko-bojcun/page/2/ [18]https://www.istpravda.com.ua/columns/2023/03/13/162477/ [19]https://www.facebook.com/social.ruh
﹝书评﹞马克思与权力：左派在国家问题上犯的错误（﹝英国﹞克里斯·宁哈姆（ChrisNineham），2023年3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Marxandpower:Wherethelefthasgonewrongonthestate–bookreview ﹝书评﹞马克思与权力：左派在国家问题上犯的错误 ﹝英国﹞克里斯·宁哈姆（ChrisNineham）GuanyuZhu翻译、日土兀校对 〔说明〕克里斯·宁哈姆是英国反战组织StoptheWar和左翼团体Counterfire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代表这两个组织在全国各地定期地发表讲话。他是《人民对东尼‧布莱尔》和（ThePeopleVersusTonyBlair）《资本主义与阶级意识：格奥尔格·卢卡奇思想》（CapitalismandClassConsciousness:theideasofGeorgLukacs）的作者。 本文作者克里斯·宁哈姆认为，拉朱·达斯（RajuDas）的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主义与国家的局限》（Marx’sCapital,CapitalismandLimitstotheState，Routledge，2022）是对马克思原本的革命分析的重要还原。 这是一本理论却不失迫切性的书。拉朱·达斯意识到，左派对社会治理机构的理解方式塑造了他们采取变革的策略，实际上塑造了他们的整个政治道路。几十年来，左派一直忽视国家权力的问题，因此近年来对国家理论的重新关注是值得肯定的。从列欧·潘尼奇（LeoPanitch）和山姆·金丁（SamGindin）到埃里克·欧林·赖特（EricOlinWright）、鲍勃·杰索普（BobJessop）、弗雷德·布洛克（FredBlock）和斯蒂芬·马荷（StephenMaher）等一系列作者都对这一领域有所贡献。许多人继承发展了上一轮在1960年代和70年代辩论中的主题，往往借鉴了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Miliband）、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Poulantzas）和对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众多解读而来的思想。 然而，对于达斯来说，存在一个问题。这类的大部分著作都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即《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国家的描述“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是过于简化的。还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马克思观点的著名重述，即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被推翻和取代，已经显得过时和粗略。列欧·潘尼奇是新国家理论家的代表，他认为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粉碎国家”和“国家消亡”的陈旧观念已经无法捕捉到这种变化（第47页）。 尽管如此，现代国家理论被普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或至少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然而，正如拉朱·达斯在这本全新的书中指出的，（现代国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是根本性的。他指出了近期文献中对现代国家的许多有用洞见，他也在试图将其中许多有用的观点纳入自己的分析当中。但这些分歧具有严重的后果，最终导致，按照达斯的说法，“提供了一个理论和政治上逃避革命行动的意识形态正当性”，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第6页）。 例如，对于列欧·潘尼奇的追随者之一的斯蒂芬·马荷（StephenMaher）来说，国家可能被“建构成为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机构”，但其也“提供了机会，让民主运动在其机构内部和跨机构之间进行反组织”（第48页）。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应该仅仅被视为阻碍变革的障碍，而应该被看作是一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战略在其结构内外进行民主化的机构。马荷说，与普兰查斯相似，“国家提供了一个阵地，让工人阶级的要求得以被形成、被争取、以及（可能）被实施”（第48页）。 达斯抱怨说，在文献中，“实质内容与使用的文字数量之比通常相当低”（第58页）；尽管这些讨论大部分是学术性的，但也带有很高的风险。达斯批判的观点主导了左翼讨论的很大部分，并为左翼选举项目提供了理论支持，例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以及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和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Corbyn）等备受关注的竞选活动。然而，这些项目都没有取得好的效果。正如达斯所指出的那样，“国家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密里本德、普兰查斯和许多其他人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人）的客观效果是改良主义”（第51页）。 达斯的著作很厚，有时也显得冗长。不过，它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耐心地指出当前国家理论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达斯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续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国家的思想的有力辩护及具说服力的更新。 众所周知，马克思从未在国家这个议题上做过定论，所以达斯通过研究《资本论》第一卷，来探讨现代国家的问题。简而言之，达斯的观点是，新的国家理论家们在四个关键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往往过分强调国家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误解了它是如何被社会力量所塑造的，夸大了它的内部矛盾。（他们往往）过分强调了，在国家的运行过程中，同意比强制更为重要。 这一切的背后存在一个问题，即新的国家理论家似乎无法从历史上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崛起的产物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推动者。因此，他们忽略了国家机构固有的阶级性质，“国家并不是因为依赖于资产阶级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国家依赖于资产阶级，恰恰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第46页）。 1）国家自主性 当代国家理论的一个反复讨论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不被经济过程和资产阶级所影响。例如，列欧·潘尼奇表示，“国家机构或多或少相对独立于阶级代表和压力”（第32页）。对于先前的普兰查斯，这种自主性对于国家来说有必要，以便能够组织统治阶级内部的敌对派别，并瓦解工人阶级（第24页）。 讽刺的是，这种观点通常是通过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段落来证明的。马克思指出，与之前的国家形式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第92页）。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能够提供一个资本家公平竞争的行政和法律场所，因为国家正是一种维护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形式。换句话说，需要与特定的资本家利益保持一定距离，才能使资本主义维持下去。 这种与个别资本家的距离，使国家看起来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让它显得中立，从而赋予了它一定的大众合法性。但正如达斯所说，没有人应该被外表所迷惑。将这种与个别资本的相对分离——被资本的整体需求所强制而施加的分离——等同于与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距离不合逻辑的： “国家的阶级性质与其实际的运作方式（例如，其是否具有自主性）属于不同的分析层次。这两个问题在解释国家的行为时的因果重要性並不同等。前者是首要的。而自主程度比通常认为的要少得多。（资本主义国家需要）非常少的自主性就足以征服群众并重现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国家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离更多只是资本主义在表面上浮现的事（第6页）。” 资本主义国家通常由非资本家管理是它看起来无党派偏见的另一个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总的来说，他们无法将全部时间投入到国家管理中。然而，有一个更根本的观点：这远远不是国家（于资产阶级统治下）独立的迹象，相反，这又一次表明资本家意识到国家需要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下运作。 达斯引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哈尔·达拉普（HalDraper）的话来阐述这一点：“资本主义的一种内在特征是……资本家自身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或经营者的作用被最小化了。”这是为了想要寻找“能够应对并坚持系统长远的整体利益与需求的政治领导者”（第182页）。 这种国家独立或中立的表象受到另一个因素的支持：即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和经济的表面分离。自由市场尤其在当今时代被认为是超越政治或人类干预的。这不仅因为国家在促进“自由竞争”方面超越了个别资本家的利益，而且因为使经济免受民主审查或控制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 再次强调，我们应当注意，不要将表象误认为是根本现实。尽管经济被小心地隔离在议会之外，但整个国家与商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甚至是共生的关系。国家机构在资本积累的每个阶段中都扮演着核心角色。它们创建和维护基础设施，执行税收制度，保障银行系统，为企业提供廉价信贷，监管金融，并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和教育以保持劳动力足够健康和有足够的技能去工作。关键的是，国家还提供必要的士兵和硬件以强制执行国家资本家的海外经济利益。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更基本的现实，即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国家的存在就无法运转。达斯引用俄国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的话，指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区别...是一个术语陷阱。”经济权力本身并不存在。托洛茨基说，“只有财产，不同形式的财产”（第97页）。 没有私有财产，利润就再无法获得，因为工人生产的商品将不在资本家的控制之下。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在各地扮演了强制社会私有制的角色，并继续扮演维护“财产权”的角色。正如达斯指出，如果没有国家机器，就会陷入混乱，“对于财产和剩余劳动的不平等控制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无法在追求个人利益的社会内化解”（第46页）。因此，任何工人试图对他们的工作条件或场所进行控制的尝试都不仅会受到雇主的反对，还会受到国家各个派别的反对。法律、法院、警方行动，都是围绕维护私有财产这一核心原则来制定的。 达斯还强调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使当它必须执行表面上有益于社会的任务时（顺带一提，这也有助于显得它自主、中立），“这种功能仍然是通过阶级利益来实现的”（第182页）。否则，如何解释监狱系统的野蛮、各地社会福利制度的惩罚性与使人堕入贫困的性质，以及应对疫情的方式总仅涉及最低程度的照护，且总是以有利于富人的方式而进行的？“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中立功能最终皆具有阶级性，因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第182页）。 2）什么塑造了国家？ 对于达斯来说，当前文献中存在两种主要方法，看起来相互对立，但实际上存在相同的问题，即未能认识到现代国家在资本主义统治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有所谓的“工具主义”方法，认为国家是由统治阶级武装起来的，这种武装通过外部压力（企业游说、国家官员和资本家之间的紧密联系、贿赂等）或国家由统治阶级的成员或支持者担任管理的事实来实现。 正如达斯所说，这些方法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其中一个是它们“有助于祛自由主义关于阶级中立国家观点的魅”（第46页）。它们也可以揭示国家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行的。但是它们没有触及核心问题。如果决定国家政策的是运作国家的人，那么只需要更换人员即可解决问题。如果决定国家政策的是社会力量的平衡，那么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应该能够对国家产生决定性影响。然而，现实是，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在基于其对现状的承诺中选择其高级人员，并强烈抵制所有挑战资产阶级利益的措施。 然而，有两件事是非常清楚的。第一点是，普兰查斯将国家理解为社会冲突的表达或“凝聚（condensation）”，以及社会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例如，他说：“国家的功能在于构成社会形成不同层面之间的社会凝聚因素。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作为秩序因素的概念的含义”（第23页）。 这一点，正如达斯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个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非常奇怪的： “对于普兰查斯及其追随者来说......国家权力应该被理解为历史和空间上变化的阶级斗争的凝聚或形式。国家是社会形成的凝聚和平衡的因素。这种观点非常接近于国家，即使是通过矛盾的方式，实际上能够调和对立的阶级的观点。这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家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基本阶级之间的调和是不可能的。（第44页）” 普兰查斯关于国家的思考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源自第一个特征。如果国家对普兰查斯而言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那么国家本身也是斗争的场所。一方面，国家的不同分支“往往是权力集团一个或几个派系不同利益的杰出代表”（第34页）。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权力基于统治阶级内部互相不稳定的妥协，它可以成为实际阶级斗争的地域。根据普兰查斯的理解，不同的阶级利益实际上存在于国家之中，“以反对统治阶级权力的中心的形式存在”（第34页）。 当然，阶级斗争对整个社会的形成有影响，并且它能够并且已经迫使统治阶级和国家做出重要的让步。然而，正如达斯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不要混淆“阶级斗争”和“阶级权力”。除了革命之外，阶级斗争并不能改变谁控制着经济或国家的根本事实。即使国家被迫处于防御状态，它仍然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利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将在阶级斗争中尽可能地少做出让步，这些让步将旨在缓解或使反对派感到困惑和找不着北，并且一旦有机会，便会寻求收回任何失地。 这其中有几个重要的结论。首先，最有效的改良运动将是革命斗争，通过威胁国家的继续存在来迫使真正的让步。另一个结论则相反，即没有逐步的、渐进的将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工具的道路。正如达斯所说： “认为国家可以是争取改良的斗争的地域是一回事，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会逐渐消亡，并通过争取改良来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混淆。（第49页）” 这并不是说国家不会演变。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已经被显著地重新调整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统治阶级进行了经济模式和政治策略的改变，从国有化和有限福利主义转向私有化、金融化和在大庭广众下对工人进行攻击。然而，这些变化是自上而下和自内部进行的，主要是对经济危机的回应，没有改变国家的基本阶级角色。国家从根本上就不是一组由各种外部社会力量塑造的结构，而是工具，一个被发展和有时被重新组织的工具，其目的非常明确，即确保资产阶级统治的持续和最大效率。 对于达斯而言，新的国家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们的静态和非历史的方法，倾向于忽略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内在、有机和历史联系。这些理论未能认识到现代国家历史性地和有机地与资本主义系统的联姻。在大多数国家理论中，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是外在的，而实际上，正如达斯所说：“它们的关系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 3）冲突和矛盾 现在，新的国家理论家非常强调统治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冲突。这里需要梳理几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是国家人员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人员的阶级背景并不决定其阶级性质。例如，在英国，直到20世纪中期，国家的许多部门都是由贵族成员来运作的。但至少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国家便已经完全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运作的了。 当然，国家自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以来已经大规模扩张其业务，国家雇用了大量的医疗、教育和公务员工人。这些工人在国家机构内的存在对统治阶级来说形成了一个脆弱点。其中一些人（但不包括警察和许多其他人）将在任何成功的社会主义转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工人对国家政策没有影响力，国家雇佣工人的事实并不自动创造国家内部的“阶级反对中心”，就像工业制造中存在工人并不直接等同于工人在那里的反对。这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逐渐从底层重新定位。毕竟，一个理性和真正民主的社会对现代国家的核心机构——国家的野蛮刑事司法系统，其暴力、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警力，其殖民主义性质的外交部等等——几乎没有用处。这些位于国家核心的机构需要被废除而不是被改革。 即使是使与教育、健康和福利相关的较为边缘化、人畜无害的国家部门进行转变，也需要强制清除国家管理层，并彻底改变所有方法和工作方式。鉴于国家对基本变革的敌意，只有在动员全社会的工人阶级群众并组织新的民主权力机构的情况下，才能想象废除、代替或在某些情况下转变这些机构的任务。这不是一个激进改良主义的内外策略的愿景，该愿景是社会革命的愿景。 第二个问题涉及议会民主对国家功能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达斯正确地强调了决定性经济问题是如何被排除在民主政治范围之外的。但也正如他所指出的，即使在议会议程中，选项也是故意被限制了的。议会是如此嵌入更广泛的国家机构中，如此受到大资本势力的影响，以至于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统治阶级讨论的论坛，同时为社会提供一些民主的粉饰： “不同的政治党派都或多或少是稍有不同的机制，用来在政治上代表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或整个阶级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或印度的国大党和人民党，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在代表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方面的追求上仅有微不足道的差异。”（第93页） 这里，达斯像他在美国写作那样，夸大了他的例子。在许多国家，选举党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工人运动。他们的存在必须考虑到任何严肃的变革策略中。然而，达斯的中心论点是成立的。如果你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基于阶级利益的国家的观念，社会民主主义和大多数左派改良主义政党对建立在国家体系中的政治与经济分工的接受，以及他们对所谓的“国家利益”的承诺，使他们不能成为代表工人阶级根本性变革的领导者。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在危机时期，主要的分歧可能会出现，尤其是当这些分歧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引起共鸣时，（这些分歧）可能会破坏国家的稳定。例如，目前在一些国家中，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的保护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正在创造各种程度的动荡。 不过，大多数国家在面对这些和其余的压力时都表现出了韧性。这是因为，尽管资本的不同“派别”确实会在国家中去竞争地位和影响力，并支持不同的国家政策，但它们在很多问题上的共识要比分歧多得多，而国家机构的设计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发生的争议。 在极少数情况下，当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尖锐的冲突且变得公开时，可以为自下而发的运动创造出空间，试图在社会上强加他们的意志。然而，当代国家理论没有意识到，当这些危险的时刻到来时，统治阶级会尽一切可能克服其次要差异，重新组合，并对来自下方的反对采取残忍的行动，这是当代国家理论的致命弱点。所有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这些时刻需要最果断、最革命的行动来推动变革，而不是采取逐步的改良主义的计划。 4）同意与强制 这使我们最终来到了强制力的问题。达斯指出，如今的国家理论系统地淡化了现代国家对强制力的使用。他认为，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大多数有关的作家都基于较为发达的国家进行分析，这些国家的强制力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隐藏的。正如达斯所指出，在大多数不发达的国家，阶级统治往往具有更加公开的压制性。全球南方的人口也更有可能经历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暴力，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关系所固有的，也是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功能的核心。 这种淡化暴力的现象也与上面所讨论的缺乏历史视角有关。在每个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关系都涉及对国内外人口的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暴力，包括圈地运动、流浪行为的刑事化以及土地被夺取和整个人群被摧毁等。正如达斯所言，“国家通常使直接生产者与其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的使用权被强制分离，并有助于私人财产以其资本主义的形式的出现”（第128页）。 自20世纪初以来，发达国家的国家机构的增长为该系统提供了一些合法性，确实如此。资产阶级已经学会使用福利、国家教育和一个严格局限的民主来限制不满，并加深对于国家中立性的印象。任何认真的社会主义战略都需要认同福利主义国家机构是如何帮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同意。 同时，这种趋势的重要性不应被高估。在资本主义生活中，强制力和强制力的威胁是不可避免的。正如达斯所评价的，“强制力必须是为了维护商品关系的普遍条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只能通过不断地将工人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分离来存在，而他们恰恰需要这些商品才能够生存（第102页）。达斯引用了柴纳·米耶维（ChinaMieville）的解释，“如果没有不断的威胁和/或使用强制力，商品生产将面临被快速颠覆和分崩离析的危险”（第103页）。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逮捕和监禁的威胁，再加上因被异化的工作所产生的无力感，足以维持秩序并保证利润继续流动。然而，如果法院和监狱没有人满为患，这种威胁就是空洞的，而且用作镇压的国家机器维持良好状态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被全面部署。 这本书的优点之一在于，尽管达斯批评了左派倾向于淡化国家对为了进步而带来的挑战的敌意，但他并没有陷入与其相反的认为国家是全能的危险错误之中。他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经济现实导致了普遍的威权主义增加。然而，他意识到这可能会产生相互矛盾的影响，包括同意程度的下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达斯认为，国家统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后殖民国家“因为其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承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随之而来的“国家的有选择性的撤退”，甚至放弃了去假装发展，以及其日益增长的暴力“削弱了它在绝大多数农村人民眼中的合法性”（第287页）。 这场讨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让人非常不舒服的讽刺，而这也无疑是本书的推动力之一。主张渐进式方法来看待他们认为更为复杂、不那么阶级化的国家的理论家已经在左派获得了至少部分霸权。这恰恰发生在当今真正存在的国家变得更加公开地变得威权主义，更加致力于阶级斗争，而对扩大广大人民的福利的关注可能是自19世纪以来最少的时候。因此，全世界对国家机构的怨恨和疏远正在四处蔓延。拉朱·达斯通过认真对待这些思想，并恢复和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看法，给我们带来了些许及时雨。左派急需将其牢记于心。 2023年3月9日
评斋藤幸平《人类世的马克思：走向去增长的共产主义》（﹝英国﹞马丁·恩普森（MartinEmpson），2023年2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MarxintheAnthropocene:TowardstheIdeaofDegrowthCommunism 评斋藤幸平《人类世的马克思：走向去增长的共产主义》 ﹝英国﹞马丁·恩普森（MartinEmpson）GuanyuZhu翻译、温谦校对 MarxintheAnthropocene:TowardstheIdeaofDegrowthCommunism,byKoheiSaito.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23,276pp 自1990年代末，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保罗·伯克特（PaulBurkett）、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Malm）、伊恩·安格斯（IanAngus）等许多作家和思想家已经发掘了卡尔·马克思作品中关于生态学的核心。斋藤幸平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KarlMarx’sEcosocialism:Capital,Nature,andtheUnfinished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2017）一书通过对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的详细分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探讨了他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与更广阔的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的生态学工作经常被概括为“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rift）的概念——即资本主义通过组织生产而在生态系统创造了裂缝。这个理论工具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理解人类面临的复杂性的环境危机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但是，马克思的工作总是致力于人类解放——是行动的指南——被用来发展应对在资本主义中挣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策略。正是在这个领域，斋藤幸平的最新书籍做出了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引言中，斋藤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会有一个复兴的机会，前提是它不仅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入批判，而且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愿景，为丰富辩论和社会运动作出贡献。” 整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保卫。这部分与斋藤早期的作品以及福斯特等作家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但正如他在早期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样，斋藤在讨论中发表了对马克思未出版著作的卓越见解。在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进行保卫并探索马克思的辩证法对自然与社会新陈代谢的理解的同时，斋藤还试图理解马克思的生态学研究被长期忽视的原因是什么。 斋藤认为，这个难题的答案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未完成性”，第二个是恩格斯编辑和呈现马克思遗作时（尤其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缺乏清晰度，导致他忽略了他的朋友与同志的关键见解。斋藤称，恩格斯“边缘化”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批判。 在这里，斋藤利用他对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或MEGA2）的深入了解来阐述这一观点。该项目一直在出版马克思的所有手稿，斋藤通过这些手稿展示了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进行了深入的科学和人类学文本研究，这些文本表明他在探索非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不同关系。此外，马克思还在研究进一步发展他自己的生态学理解的科学文本。他认为，恩格斯忽视和“简化”了马克思工作的这一方面。根据斋藤的说法： 尽管恩格斯对在资本主义生产下的生态学问题很感兴趣，但它无可否认地具有哲学和跨历史的体系特征，因此他最终拒绝了李比希（Liebig）的新陈代谢概念，并对在19世纪40年代概念化的“城乡对立”概念很满意。此外，在恩格斯对自由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讨论中，他持有一种更加单向的历史发展视野，基于现代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的逐步认识。 虽然斋藤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论点，但我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重要的是，我认为斋藤过于关注文本，忽视了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背景。这从根本上塑造了马克思思想如何被使用和发展，而这并不应该归咎于恩格斯。特别是，斋藤没有详细讨论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因为它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强调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和渐进主义方面。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辩论的关键所在，罗莎·卢森堡针对伯恩斯坦参与了这场辩论。然而，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关键时段在斋藤的研究中却被忽略了。 此外，与此相关的是，苏联在20世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尤其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又维持了一个基于积累的经济体系，意味着他们也想淡化马克思思想中批判基于无休止扩张的经济体系的方面。 去增长的马克思主义（DegrowthMarxism） 关于斋藤书的后半部分，则对马克思作为“去增长的共产主义者”的论点进行了争论和解释。在这里，斋藤展示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是如何在他的一生中演变的。正如斋藤所说，这部分内容的重要性在于回应了马克思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他的思想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或者认为历史是不可避免地进步的。正如其他学者（如凯文·B·安德森（KevinB.Anderson））[1]所指出的那样，斋藤展示了马克思对在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和在西欧和北美以外的革命相关的思想上有重大突破。斋藤认为，特别是马克思打破了他早期对历史发展的理解，其本质上认为世界会遵循类似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正如斋藤所说： 在马克思分析《1861-1863年经济手稿》中的“实际吸纳（realsubsumption）”问题时，他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理论转变，这使他彻底重新思考了他之前对资本主义进步性的假设。他意识到，生产力并不会自动为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准备物质基础，而是加剧了对自然的掠夺。然而，由于忽视了“资本的生产力”（productiveforcesofcapital）这个概念，人们普遍误解马克思仍然天真地认为历史有一个与自然法则相似的“进步观”。 重要的是，斋藤认为，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这一关键问题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说：“不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变得多元化了，而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本身的理念在1880年代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是由于他有慎重反思了早期理论的缺陷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性所导致的。”斋藤再次使读者关注了马克思在“自然科学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上面的文本的推敲，并且，这深化了他的新陈代谢理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越来越多地尝试理解非西方和前资本主义农村公社在组织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作为它们生命力的源泉的不同方式。从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角度来看，仅从公有制、农业和劳动力等方面处理他对非西方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他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殖民统治下公有制的解体，其还有生态学意义。事实上，随着他对生态学的日益关注，马克思开始将对自然环境的掠夺视为资本主义中心矛盾的表现。 从这些研究中，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存在“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根本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这意味着，与其将“资本的生产力发展视为共产主义的关键”，更重要的是理性地管理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也引出了斋藤的重点：马克思是一个“去增长的共产主义者”，因为生产力的增长会削弱社会的可持续性，任何可持续的世界必须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愿景之上。 我对这个评估没有任何特殊的异议。斋藤解释得很好。但在我看来，他的文本分析意味着他错过了关键的见解。斋藤写道，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愿景在188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这紧随着马克思革命活动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他支持巴黎公社的工作以及对事件本身的分析。 斋藤指出了巴黎公社的失败，并表示这对西方社会的“革命希望造成了削弱”。但是，巴黎公社不仅给马克思带来了“希望”，还为他提供了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运作的清晰例证。这就是为什么让人失望的是在斋藤的书中没有详细讨论马克思杰出的作品《法兰西内战》。在这部作品中，马克思探讨了一个革命公社如何从工人阶级斗争中产生，粉碎资本主义国家，并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公社将成为“甚至是最小的小村落的政治形式”。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起义式民主共产主义的愿景，基于对生产力完全不同的组织方式，无疑对理解马克思对可持续的共产主义的愿景至关重要。自然而然地，这部作品成为了列宁自己的愿景的核心，即工人创造基于大众民主的属于自己的国家所需要的革命实践。 除此之外，我认为斋藤的书对试图理解马克思在发展其生态学思想上经历的过程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阅读。事实上，关于“丰裕”（abundance）这一最终部分是对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未来社会的人的至关重要的回应。例如，斋藤写道： 马克思设想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体之间的自然和社会能力和才能上的不同不再呈现为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而是表现为个体的独特性，因为它们可以互相弥补和补充。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并不是为了平等而对每个人强制实施一种一致和统一的模式，而是旨在通过社会组织和制度化，打破资本主义中能力和技能差异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这种社会组织和制度化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带来的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破坏。 我尤其对斋藤先生的强调印象深刻，他的重点来自于对“生产力”的关注，即“丰裕”不是关于技术的数量，而是“通过分配财富和负担来分享和合作，从而使社会成员之间更加平等和公正”。斋藤先生批评了“左翼加速主义者”（leftaccelerationists）的愿景，他们认为“全自动化”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奢侈品，但他们忽略了地球资源是有一个边界的。相反，斋藤先生提醒我们，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相互合作的民主愿景根深蒂固。这直接源于马克思的生态学，同时也是这本书如此重要的原因。 2023年2月18日 [1]https://resolutereader.blogspot.com/2020/07/kevin-b-anderson-marx-at-margins-on.html
哲学与革命（﹝英国﹞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1983年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 PhilosophyandRevolution 哲学与革命 ﹝英国﹞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1983年秋 第一星际翻译 〔说明〕首次出版于《国际社会主义》2:21，1983年秋，pp.58-87[1] 感谢ChrisHarman'sBackPages 由EindeO’Callaghan为马克思主义文库标记 这篇文章于1983年登于InternationalSocialism（《国际社会主义》）期刊的第21期，紧跟着皮特·宾斯（PeterBinns）与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通过文章进行的交流——分别在19期与20期——以及我与亚历克斯之间，在那年伦敦的Marxistfestival（马克思主义节）的辩论。亚历克斯此后改变了一些观点，但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导致其他人提出了一些我所批评的阿尔都塞主义观点。 这部杂志的许多读者都对皮特·宾斯与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之间的哲学争论表达了困惑。他们将此看作这样一件事：这是一个晦涩的说法对另一个晦涩的说法开战，也是对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阶级内部讨论政治时所面对的非常现实的问题毫无关联的、古怪的、学术名词的斤斤计较。 但这些内容也十分重要。如果亚历克斯是对的，那么我们每周在SocialistWorker（《社会主义工人》）上进行的许多讨论（也包括他自己在TheRevolutionaryIdeasofKarlMarx〔《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上的论述）都将是错误的。如果彼得的观点有超过约10％是错误的，我们就有义务在宣传中使用简单的公式，这可能为我们的党赢得新的支持者，但这不应该阻止任何想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人。 要理解为何如此，以及彼得为何不得不将自己辩论式的语气提至如此强烈，我们有必要回到二十多年前。 两种保守主义的学说 那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寥寥可数。我们思想的正确性与重要性被两种影响极大的正统主义思想所否定，从大学、媒体到工人运动，他们遏制各个场所的讨论。他们其一是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辩护，其二则是为斯大林主义统治的辩护。 在这两种正统主义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斗争。这两方的信徒不会因为在遏制另一方的过程中，将其驱离岗位甚至使其陷于牢狱之灾而内疚。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之间就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这两种意识形态体系都否定自己统治下的劳动群众使他们对社会失去控制的可能性。他们在审判庭上将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可能宣判死刑。他们都建立在对既定事实的崇拜上。 在西方，意识形态的环境在卡尔·波普尔爵士的两本专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可见一斑。这些观点认为一切在20世纪发生的，都是被误导的狂热分子不理解不能在社会进行大变革所导致的结果。其中说到，人类只有可能对社会及其运作达到有限的、部分的和非常暂时的了解。任何不是如此宣称的人都只是自欺欺人。 这样的假设充斥着知识分子论战的每个领域。例如在哲学上，主流学派教导说，过去几个世纪的哲学辩论只是因为缺少足够对现有社会人们使用语言的实际方式才发生。在社会学领域，目的是得出关于人们在社会中生活方式的概括，唯一的争议是多大范畴的概括是可达到的。与这二者相似的是，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被认为为当今制订商业决策奠基的原则——从不质疑经济能否以其他方式运行。在政治思想上，这样的假定是精英必须管理社会。唯一的争议是保守主义政治理论，比如欧克肖特的观点，认为精英必须根据传统统治阶级的直觉行事；而费边主义理论家则认为，相反，物理科学的方法能够被应用于获取有限的、部分的知识以从事“零碎的社会工程”。 东方的意识形态表面上反对这一切。它要求所谓“革命”。然而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构与西方意识形态极为相似。因为这是一种党取代了阶级的革命观，而党反过来又从少数精英那里领命。革命成为了这个精英群体替代现存统治阶级的问题。 精英的任务是将某种普遍的“发展规律”强加给社会的其余部分，这些规律的特质可以从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推导出来——国家必须强化，镇压必须增加以及生产资料必须尽快增加，即使这意味着削减大众消费，总之，规律意味着不平等是必要的。 与资本主义社会无异，在社会主义下人类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正如俄罗斯哲学家卢丘克（Louchuk）在1955年所说： “在社会主义下……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独立于人类意识与意愿运行，但在社会主义下，党、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时，他们有机会去理解这些规律，将它们有意识地应用于他们的活动并以此加快社会发展进程。” 革命的预备意味着服从于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的领导人的指令——即使这些指令意味着与现存统治阶级结盟并破坏革命运动。因为对世界真正的，“科学的”理解只有精英中的精英，那些莫斯科的统治者（更小范围内，适用于北京的统治者）才能做到。挑战他们对自己的统治阶级达成肮脏妥协的呼吁，或者质疑在“社会主义”下盛行的“发展规律”，都将成为“左派”“理想主义”“唯心主义”甚至更糟的牺牲品。据此，斯大林主义哲学家煞费苦心地强调他们的“辩证法”这一概念与强调人类不断对抗和“替代”他们发展的条件、强调人类发展的迅速性和矛盾性本质的早期“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概念之间的鸿沟，而前者是一套只有精英才能理解的自然发展规律， 因此，主导的东西方意识形态都是面对社会的保守观念。他们强调对现存秩序所能做出的改变是多么微小。控制权必须限制在在有能力获取监督这种变化的知识的少部分人手中。 这两种相对的意识形态系统的统治地位是1917-1923年世界革命浪潮失败的产物。它只能被少数孤立的革命者所挑战，直到一场新的、自发的工人斗争浪潮证明一股力量的存在能够打破“既定事实”。 56年的挑战 1953年到1956年，这样的热潮第一次在东欧大地上涌现。这种对正统学说的实际挑战同时在东西方知识分子群体中得到回应。他们四处寻找着某种能够能让他们接受发生的事情的理论立场。结果便是当时被称为“新左翼”的力量的诞生。 这支力量试图发展一个对自我解放与自由思想留有足够空间的马克思主义。通常它通过反对至今盛行的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这种明确的解放、革命思想能在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发现——这些作品在当时刚刚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其结果。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中转站。因为1956年的新左翼并不是一个紧密的团体，而是与他们都抵制的斯大林主义者决裂，朝着不同方向行进，暂时聚在一起的一群活动家。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尤其是对于前斯大林主义者以及新一代社会主义者——他们通常活跃在英国核裁军运动组织和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一线。他们同时反对斯大林主义者和那些因幻想破灭而右转的前斯大林主义者，认为青年马克思的解放思想仍然存在于他后来所创作的政治与经济著作。而斯大林主义通过否定这一点，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它自身的讽刺，一种与西方否定人的“社会科学”相对应、同样否定人的“科学”。 这两种意识形态正统学说从1956年挑战中的恢复并不缓慢。随着那时革命记忆的消逝，一个政治分裂的新左翼四分五裂。到60年代初，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斗争都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重新巩固自己的地位。尤其是斯大林主义，通过重建西方共产党展示了它的持久力量，直到他们几乎弥补了1956年的损失，通过重新建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神话，直至能够在1960年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联合会议。 但不是一切都在1956年的动荡中消失了。一小群曾与更少数的老一辈革命社会主义者打交道的活动家留了下来。这些幸存者通常处于工人阶级运动的边缘，只能通过与主流正统意识形态的艰难斗争来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种争论中坚持自己的观点意味着不仅向前迈步，还意味着回归到斯大林主义前的时代，到1917-1923年的世界革命浪潮中去。这意味着复活托洛茨基、卢森堡（见于托尼·克里夫关于她的小书，首次出版于1959年）以及斯大林主义者从未提到过的部分列宁的思想。 但那些不得不直面正统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方法论的革命者还需要些别的东西，这就是对于他们的基本哲学假定的挑战。 正是在此，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至关重要。这部出版于1923年（在斯大林时期几乎无法获得）的作品是对无产阶级自我解放可能性的揭示——并且这与60年代初的公认正统学说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例如埃里希·弗洛姆[21]）从早期马克思思想中读到的模糊的、无阶级的人类解放讨论都截然相反。 这在当时不是（现在依旧）一本容易读的书。它根据作者的德国哲学传统论证了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它就看到自我解放将要到来而言过分简化了，这也反映了写作时的精神（它的第一章是卢卡奇作为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一名领袖所做的演讲）——共产国际前两次大会的精神，它们呼吁立刻发动世界革命而不是第三届和第四届关于战略战术的讨论。它倾向于忽视工人阶级生活的艰难物质现实以及他们的解放活动正是从此发展而来的事实。简单来说，它忽视了导致阶级意识的具体的意识形态与物质斗争。[2] 尽管有这些瑕疵，《历史与阶级意识》曾经（现在依然）传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工人不仅仅是历史的客体，还能够是它的主体——他们能够以没有其他任何阶级和与无产阶级脱离的精英能做到的方式理解并改造世界。这本书是一个哲学的响亮号召，自从早期共产国际以来一直回荡在新一代革命者耳畔，他们试图找到摆脱斯大林扭曲的马克思主义的路径。 这个号召不是总能警醒世人。有些人将其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混淆，将其变成一种学院派式的观点；另一些人则基于其观点进行了一些有用的工作，但要么随后转向自由派的改革观点（例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McIntyre[3]），要么转向宗派主义的荒野（克里夫·斯洛特CliffSlaughter[4]）。但至少对这代人中的一些人来说，至少它开辟了通向真正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道路——这解释了为什么1966年老版《国际社会主义》期刊试图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部分内容。（在印刷了一篇文章《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译文后，我们受到了侵犯版权的法律诉讼威胁。） 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路易·阿尔都塞登场时的状况。在《保卫马克思》（一部在首次在法国出版于60年代初的论文集）和《读资本论》（出版于1965年）中，他着手摧毁我们一直在重建的马克思主义核心原则。这些作品认为： 1．马克思主义在关于人类如何掌握自己生活的理论上而言，不是一种“人道主义”。 2．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由工人运动在意识到自己在的社会后所发展出的理论，而是一种“科学”，与阿尔都塞看到的物理科学发展方式相同——由一群只被对知识的渴望所引导的科学家组成的专家组发明。他认为，对于大部分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来说，看穿事物表象并且掌握制度的基本结构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理解只有一小群精英“理论家”，能够使用“科学”从表象中抽象出来。 大众能够理解的只有“意识形态”——一套前科学的观念与信仰——即使他们投入动摇社会根基的斗争中。只有精英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到达科学。这些精英会认识到“意识形态”对大众来说是必要的，但他们自己则会看穿这些落后的观念。 3．精英达到的“科学”的真理不是由其与大众实践的联系所决定的，而是纯粹取决于它与科学本身得出的真理标准相一致的程度。阿尔都塞说，任何纯理论的真理都取决于它与理论（一个大写的“理论”）的联系。 4．只有当你将理论本身看作实践的特殊形式（“理论的实践”）的发展，拥有它自己的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时，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对阿尔都塞来说才有意义。 5．马克思关于“改变”黑格尔的说法具有误导性。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天差地别。理解社会的关键不在于将其视作一个由一种力量捆绑起来的“整体”，而在于将其视作不同结构的结合——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等——这一切都以不同速度发展，并且通常在不同时刻进入危机。“革命危机”不是某种孤立的、基础的社会矛盾，而是一种特殊的“紧要关头”，即一个结构中的危机被其他结构中危机的同时发生所“多元决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不同结构在任意时间点结合成任意特定的“社会形式”的方法的专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只是一个对科学方法的称呼，它为从物理学到精神分析等跨度极大的研究奠定基础。一旦掌握这一点，你就得把所有黑格尔的辩证术语——“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自由与必然”抛诸脑后。例如斯大林“为了推行教条主义而把否定之否定从‘辩证法的法则’中抹掉并进一步背离了黑格尔。”[5]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毛泽东对“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的划分比黑格尔的语段有用得多。 6．按阿尔都塞所说，许多人没有掌握这些要点，因为他们没能看到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存在一个明显的断裂（法语原文coupure）。在他年轻时受到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谈到了“人的异化”，将历史称作人类自身活动的产物对人类的支配。但阿尔都塞认为，当他的思想成熟后，他发现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历史不仅仅是“被异化的人类主体”的表达，而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进程”，根据类似物理科学的法则运作。在包括社会主义的任何社会中，大众将成为这种法则的盲目客体，被他们前科学的意识形态所障目，无法理解真正在发生的事物。 阿尔都塞坚持认为，人们常常忽视马克思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因为在他后来的作品中经常使用早期立场下遗留下来的表述。但对他的文本进行的“症候阅读”，则揭示了关键的变化。 我们对阿尔都塞的回应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阿尔都塞的论调显露出公开的敌意，这并不奇怪。如果这些说法被接受，就意味着一切“自下而上社会主义”概念的终结。阿尔都塞可能拒绝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软弱性。但这种拒绝来自右的方向——来自正统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而不是来自左翼。这与对新左翼的革命批判有许多共同点，正如今天托尼·克里夫的衰退理论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工党前进的步伐停止”的共同点一样。 今天，像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这样的人依然不理解这点，因为他们误解了阿尔都塞在60年代初期和中期脱颖而出时的情况。 斯大林主义正开始从1956年的动乱中恢复过来，1962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崇拜发起了第二轮攻击。这次攻击没有得到中共领导人的支持。他们继续赞扬斯大林，同时开启了反对“苏修”的攻势，伪装成对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攻击。中国人不仅反对赫鲁晓夫对缓和（和平共处）的呼吁，还认为核战争不会是一场大灾难，因为社会主义能够在其中幸存！[6] 全世界对摧毁斯大林崇拜感到不满的人开始对中国的论战抱支持态度，即使他们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一样不会质疑俄罗斯对世界共运的领导权一样。与此同时，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尤其是意大利共产党）以新的争论为借口，宣称自己独立于莫斯科——并且通过放松旧的意识形态正统学说，比如允许讨论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讨论类似布哈林等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如意大利共青团讨论托洛茨基来证明这一点。 那些跟随意大利共产党路线的人沿着最终导向了欧洲共产主义——一种以国家为基础的改良主义，与莫斯科切断了联系。相反，那些投向中国共产党的人似乎更坚定——但他们宣扬的是一种更坚定的斯大林主义。它热情地重申了斯大林主义的传统主题：（a）对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否定；人类的救赎依然在于单一的斯大林主义党派的专政，由一群开明的精英用大棒统治，（b）如果党领导层认为有必要，愿意参加阶级合作；这是通过继续参考斯大林时期的世界共运（例如季米特洛夫关于人民阵线的论述）和毛泽东的《矛盾论》（创作于1937年以论证与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来证明的。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的第一篇文章是这一普遍“亲华”努力的一部分。旨在加强旧的正统学说来反对任何来自意大利方面的削弱。同时，他们对世界共运内部的争论可能对1956年开始出现的“异端”敞开大门的“危险”做出了有意识的回应。所以他们的一些最尖锐的言辞保存了下来，为了那些哲学家（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的“理论左翼”，他们转向了早期共产国际的真正的革命共产主义。 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想要“抛开阿尔都塞本人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这一相当复杂的问题”。但《保卫马克思》与《读资本论》的哲学争论与60年代初复兴斯大林主义的尝试有着明显联系。 拒绝“人道主义”对那些准备将核战争看作“国际阶级斗争”中一种有效策略的人来说是件好事。否认工人阶级能够达成任何科学的“非意识形态”理解完全符合了一个专政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命令阶级的概念。认为革命只是一个从人们只是“承担着”的结构运动到另一个这样的结构中的问题，这意味着“革命”只是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转变。 诚然，阿尔都塞的思想可能对斯大林主义官员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尽管他们可能从来没读过）。这种吸引力是对来自上层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同行的。[7] 阿尔都塞主义让他们继续接受常识性的观点，即俄罗斯、东欧和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尽管任何工人权力的要素都已缺席。因为阿尔都塞已经证明，真正的工人权力的观点只是一个“左派哲学”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这在让他们能够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不必做出马克思主义运动曾经要求它的支持者做出的牺牲——即参与工人运动实践。因为现在“理论实践”本身就是一种活动，只会受到“意识形态”的玷污，而这又必然会让工人们的心智困惑。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项不需要与任何其他学术环境分离或者排斥的活动。既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已经与精神分析、某些学派的社会人类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甚至是一些美国社会学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也就没有必要通过与这些方法论的斗争来危害一个人的学术生涯。 阿尔都塞主义对特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使得其从60年代初新斯大林主义复兴的消亡中幸存。文革能够动摇（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版本的斯大林主义威权主义；捷克事件可能导致法国共产党短暂进入欧洲共产主义阵营；1968年的五月风暴可能给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生；但通过脱离阶级斗争的“理论实践”得到一个成功的学术生涯，将继续吸引来自上层的一种或多种社会主义同行。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与这种时髦理论作斗争。我们得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工人阶级从错误意识到自我意识的可能性，坚持工人斗争对科学认识世界的贡献，坚持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我们还得坚持通过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唯一保障。总之，我们得批判阿尔都塞提出的每一点。 这不是亚历克斯所想的那样，是一个拒绝“理论发展”或者拒绝听取批评意见的问题。这是一个反对理论反革命的问题。事实是1956年“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尚未完成，这并未使反革命的危险降低。 我们具体在讨论什么呢？ 对阿尔都塞的革命批判 （1）马克思主义是某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它讲述了一种动物——智人——如何在对抗大自然的残酷并保存自身的同时与其同类合作，创造出支配物种生活的社会。通过这种方式，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经济与社会组织——并超越了历史的某个点——阶级与国家。 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的否定基于他的主张，即没有单纯的“人性”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体”。但这样一个主体在历史之初便以生物物种的形式存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互动。正是这个主体以对自然劳动的方式决定了各个不同社会发展的方式，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人性”。 从一个单一的统一过程（人类劳动）中产生了最复杂最精致的文明。阿尔都塞所说的复杂结构只是源于这种原始的相互作用的发展的可解释术语。这就是马克思谈到基础与上层建筑时的意思——人与自然互动的改变对人与人关系（“生产关系”）施加压力，结果是产生了新的关系、新的阶级与新的意识形态等等。 长期以来“统一”的主体消失了。这可能是被称作“不平衡发展”的阶段——不同的社会，沿着不同的道路，或多或少地交互，但能够独立发展。 但这一阶段不能比商品经济和后来的资本主义兴起持续时间更长。目前，一些社会中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得其能够破坏所有其他社会。不平衡发展变成了综合且不平衡的发展[8]（一种被斯大林主义传统和阿尔都塞所拒绝的概念，因为他只看到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统一的主体被重新构建起来。因为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是一个不被它的特定属性（体质、文化、技巧和特定形式劳动），而是被其抽象的、人类对其所处环境反应的生物性能力，也就是被其工作能力、被其对劳动力的占有所决定的一个阶级。 正是这些工人们的活动创造了他们身边的整个体系大厦。支配他们生活的不再是什么人类努力与敌对环境妥协的必然产物，而是逐渐征服这个环境的劳动产物。 然而，创造了这栋大厦的工人们通常甚至无法满足最初驱动与自然斗争的基本生理需求，更不用说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需求了。工人阶级被自身活动的产物所支配。但也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发展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正如青年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22]，并且会为了保卫现存社会而斗争——但如果他们失败，全人类作为整体将会获利。 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不是要否定阶级斗争（如阿尔都塞和那些乏味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而是要强调工人阶级在自我解放时解放全人类这个过程中的关键角色。 （2）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社会的认识，只能在与工人阶级斗争的紧密接触中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阶级的成员只能从外部观察社会结构。他们只能把人类劳动的产品当回事；他们不能理解生产它们的活动的作用，也不能理解使其产生的历史进程；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看到社会的局部方面而非其整体发展。 或者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一完成它自己对社会支配权的斗争，就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在更早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对统治地位的争夺意味着它参与了一项与改变现存社会结构相关的活动，并且在这一实践的基础上开始了对社会的了解。所以像斯密和李嘉图这一的思想家被迫超越对表面现象的接受（马克思称之为一种“外在的”事物审查）来尝试理解在表面背后的人类活动过程（马克思称之为“内在的”或者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但一旦资产阶级的实践仅仅限于维持现存社会的常规，就对科学知识没有了需求，甚至不能理解这种知识是关于什么的，因为当资产阶级遇到它时，其概念已经从现实中被抹除了。 工人们在大多数时候也接受了资产阶级对现实的定义。但斗争掀起了遮在他们眼前的面纱。例如，当他们开始为工作时长而斗争时，他们开始看到正是他们的努力创造了现存社会的财富。他们开始理解剥削的本质并且掌握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这种意识到自己的立场，随后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运动并不是无意识的。新思想必须与仍然困扰工人头脑的旧观念斗争。而这场斗争的形式是，在阶级内部，那些看待事物更清晰的人和那些看得不那么清晰的人间出现两极分化。只有当既能从旧观念的残余中“提炼”出工人们在斗争中获得的真理要素，又能随后将其与资产阶级各部门得到的真实但片面的见解整合起来的知识分子出现时（无论是来自工人阶级自身还是来自其他阶级被工人斗争所吸引的群体，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等等），完全的清晰才成为可能。 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将事物表象切开并直到其下的真实力量的抽象的过程，只能因工人的实践斗争使他们开始看穿表象而开始；但这个进程直到工人阶级发展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套它自己的革命理论前都不算完成；革命政党是以这种方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关键。 一旦掌握了这点，就能看到工人阶级是如何通过斗争从统治阶级治下解放自己——一种阿尔都塞主义者无法理解的事物，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坚持工人不能逃离“意识形态”的领域。 （3）任何打破这种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努力最终都会面临困扰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所有矛盾。最重要的是，它不能解决理论如何与实践联系的问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在他之前的哲学可以分为两个主流。 一个是唯物主义，从认识人类感觉和思想之外的世界的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但很快它遇到一个问题：既然我们与世界的所有解除都是通过对世界的印象进行的，那么我们怎样检验这些印象的有效性？ 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例如洛克）尝试区分一些与外在现实相似的对世界的印象和不相似的其他印象。但这个过程必然是极其武断的，并且倾向于接受与当前意识形态相符合的“真实”。事实证明，它毫无根据地发展一种挑战现存偏见的科学视角。一些哲学家（例如休谟）确信地得出结论，我们不能认识任何东西，我们自以为是真理的实际上只是我们自己心理性格的产物。而其他哲学家（例如贝克莱）回到了本质上宗教的概念来解释知识：是上帝组织了我们的感知。 只要没人质疑现存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类印象的常识性理解，这些唯物主义者的真理“符应”论似乎就仍有用。而当任何人开始做出批判性评断时，它便分崩离析，给唯心主义或神秘主义让路。 第二股哲学潮流是“唯心主义”。这个传统中的哲学家们坚持到达真理的关键就在于人的理性当中。任何我们从某些基本原则中推导出的观念都是正确的；任何我们推导不出的观念都是错误的。我们观念的逻辑融贯是他们真理的检验方法，而不是与现实的一一对应。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哲学家们否定外部世界的存在。然而，它意味着他们倾向于将外部世界本身看作产生于（或者对应于）思想（或者至少是由思想中产生了外部世界有价值的要素）。正是这些观念（无论是人的还是上帝的）奠定了我们对物质事物的印象。 但这个视角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展示的，从简单的“第一原则”那里很容易推导出许多相反的观念（他称作“二律背反”）。仅仅在观念界寻求融贯便会将你引入矛盾。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者的真理“符应”论和唯心主义者的“融贯”论都失败了，因为他们都是片面的。唯物主义者正确地看到人类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但它没能制订任何标准来评判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有多正确。这是因为它认为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是纯粹被动的、直观的。我们周围对世界的印象给我们造成了困扰，我们的大脑不知道如何理解它们。 唯心主义则相反，因为它倾向于否定外部世界的独立存在而失败。但它的确有着超越传统唯物主义的一个优点。它看到了人类意识的主动性——在干预现实的时候。 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要克服它的问题，就不得不整合这个活动的要素进入其观点里。它绝不能将人类与世界的联系看作直观的，而应当看作实践的。 正是因为人类参与了改造世界的实践，所以他们能够理解哪些关于世界的观念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最重要的是，正是一个阶级的革命活动使得其能够接近真理，因为在对一切现存现实进行实践挑战时，也是对一切关于现存现实的观念的检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3] 阿尔都塞没有谈到这些。他贬低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重要性。他宣称，这是在马克思搞清楚自己的思想前的“断裂”期前所创作的。所以它们到底只是“迷”。他坚持认为，成熟的马克思并不认为真理是基于革命实践的，而是基于由科学家根据自己的程序锁完成的“理论实践”。但这将阿尔都塞学派导向一切与哲学相关的经典问题。阿尔都塞的出发点是一个带有真理符应论色彩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者”。但他还得为区分“正确的”印象与“错误的”印象寻找一个标准。他说，“理论”（记好了，一个大写的理论）将给出答案。他还说，这使得我们能够处理现存的世界观并发展出更先进的世界观。便由理论来检验理论。 但这仅仅是将问题从如何区分正确的印象与错误的印象转移到如何区分正确的理论与错误的理论。我们又回到了所有唯心主义真理“融贯”论的老问题上——为什么一种从第一原则逻辑推导出的世界观会比另一个以同样方式得出的世界观更好？ 从阿尔都塞的观点，到一种认为存在许多不同但同样正确的“理论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的等等）的观点，甚至是一些法国前阿尔都塞主义者否定任何理论的正确性的观点只有咫尺之遥。阿尔都塞通过背弃《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他从唯物主义滑向唯心主义来完成其主观主义！ （4）阿尔都塞宣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能被视作黑格尔辩证法的“倒置”，这与前面几点有关。黑格尔作为一个致力于解决康德提出的现存哲学中矛盾的德国哲学家，抓住了三个关键问题： A．每种先前的世界观都包含着导致其变为一种不同世界观的矛盾。 B．一种或另一种世界观的主导地位与特定阶段人们持有的普遍观念有关。所以哲学史实际上只是看待支配人类社会观念变化史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来自某个特定观点的历史。哲学的矛盾就是人类现实的矛盾。 C．这些矛盾不仅导致了事物的逐步发展（量变），还在新观念取代旧观念时，导致事物完全地改变（质变），发生急剧的断裂。在特定社会中成长并受其制约的人类被它推向某个方向，但随后又会对其作出反应，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它的矛盾，随后重塑它。 这些社会变化的特征有时候会被有些误导地称作“辩证法”——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 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倒置在于坚持认为，被黑格尔视作纯粹精神发展（他称作Geist，即精神的发展）的不同观念的继承，实际上是扎根于人类自己建立的物质环境中的。这使得他们产生了相应的各类社会活动（劳动、国家的形成、私有财产与家庭、阶级分化等等），反过来也塑造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一种世界观被另一种世界观取代的方式不是纯粹的精神发展。相反，每一种世界观都对应于社会中某个群体或阶级的，有限的对现实的视角。作为他们相互争夺统治地位的一部分，当不同群体或阶级尝试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强加在社会的其他部分上时，视角的改变就会发生。 因此，可以看到，17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直观唯物主义”几乎完全符合一个阶级的需要，一个正在逐渐控制社会物质生产进程并且试图使社会的普遍意识形态逐渐与这种控制相一致的阶级。它从思想与物质生产的一致性中看到了“真理”。 相反，唯心主义倾向于在资本主义中产阶级还没有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那些想要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上跟随大不列颠脚步的人不得不设想去完全重塑物质现实。因此人们必须强调使世界适应观念所表明的“真理”。 黑格尔能将这些多样的观念整合进一个完全连贯的（尽管也是唯心的）人类发展观中，因为他正是生活在一个资产阶级正巩固其对西欧国家控制的时刻。当法国大革命的大军席卷全欧，当工业革命的蒸汽从不列颠播散，他创作了自己的作品。他是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哲学家。 但这个高潮必然是个不完整的高潮。当它为社会控制权而挑战旧统治阶级时，资产阶级发现这也在鼓励城市贫民对所有阶级统治的挑战，也包括它自己。在恐慌中，它立即与旧统治阶级达成妥协。因此法国大革命以一位皇帝将旧宗教与旧贵族揽入怀中（如果有必要，会动用武力）而“达到高潮”，德国资产阶级在普鲁士君主制的掩护下悄悄掌权，意大利资产阶级则允许一位国王替他们统一全国。 因为它处在实践之中，所以也必须处在哲学之中。黑格尔将资产阶级思想家在他们的阶级为权力斗争时掌握的，不同、片面的真理汇集在一切——但是以一种宗教的、神秘主义的方式。他的辩证法是波拿巴军队的哲学和声：二者都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但也使其与旧秩序的保守主义妥协。 “黑格尔的颠倒”对马克思来说意味着将黑格尔整合这些片面真理的努力从与神秘主义和宗教的妥协中解放。它意味着从一个对进一步的历史变革毫无恐惧的、新的革命阶级——工人阶级的视角“解读黑格尔”。矛盾随后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质量互变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自身抛出不可控新要素的方式。否定之否定成为了由资本主义生产创造的阶级被驱使去以一种革命的形式回应这种生产。那个阶级的行为只能根据其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条件来理解，但随后它就会理解这个条件并且有意识地改造社会与自身。 正是这样的视角使得列宁写道，他“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阅读黑格尔……——就是说,我大抵抛弃上帝、绝对、纯观念等等。”[24]——阿尔都塞主义者无法理解的话（按亚历克斯所说，列宁的方法意味着抛弃“一切对黑格尔而言黑格尔赋予了辩证法意义的事物”——亚历克斯不能理解黑格尔思想的革命性、辩证性只能在你抛弃他对旧统治思想的妥协后显露）。 阿尔都塞主义者将所有尝试抓住藏在“黑格尔神秘主义外壳”背后的“合理内核”的努力称作“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无论这个努力是来自马克思，列宁或是其他“左翼哲学家”如柯尔施和卢卡奇。事实上他们拒绝的正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是来自底层的社会主义。 黑格尔思想在来自底层的社会主义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黑格尔的思想是一种对资产阶级还具有革命性时发展的思想的神秘主义总和，资产阶级在实践中深入旧社会，从而在理论上发现了关于历史的真理。革命的工人运动要想理解自己的夺权之路，就必须接受这些思想，使其祛魅，并根据自己的实践发现对它们进行改造。[9] 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三部分来源——德意志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在这三者的结合中战胜了各自的缺陷。 在结合的过程中，黑格尔辩证法概念经过了改变。但它的重要要素依然有价值。这对于阿尔都塞想要抛弃的概念——整体性而言尤其如是。 黑格尔认为，任何特定的社会都是由一种支配思想所捆绑在一起的。社会的其余部分都是这一个思想的一种表达，有时候被称作“表现的整体性”。正是在这个思想中的矛盾导向了变革。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显然拒斥了这一点。但同时，它也解释了黑格尔为什么这样看待事物。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都有其基础。这就是商品生产，尤其是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存在。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消解了以前曾经存在的社会形式，将其转化为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要素。每个具体有形的事物都逐渐被简化为一个单一、统一的物质——抽象劳动的简单表达。每个不平衡的要素都不断与其他不平衡的要素结合以提供整个世界市场。并且由于在这一基础上是纯粹资本主义对劳动力剥削的过程，所以产生了最终会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拖向革命危机的一系列矛盾（利润率下降等）。 黑格尔的“表现的整体性”实际上是一种看待现实整体性的神秘主义方式，在现实整体性中这个世界体系中，数十亿种不同的具体劳动不断被简化为抽象劳动，必然演化为爆炸性矛盾的进程。 当然，矛盾会在具体情况下自我化解。资本主义对不同地理位置、原材料等等的曾经存在的社会的影响，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它的危机不会同时对系统的所有部分造成完全相同的影响。在发展中存在着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是一种因为每个特定社会的商品生产是一个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结合而成的不平衡。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1928年对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论战，只谈论了不平衡的发展而恰恰忽略了资本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阶段的）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分因素。 然而这正是当阿尔都塞将社会看作一个不同结构的结合体，在每个国家内以不同速度发展时所做的。 阿尔都塞抛弃了“整体性”的概念，因为对他来说，这提出了世界革命的“左派”观点。这个概念完全不适用于他从斯大林、毛泽东那里学到的任何形式的基础的阶级联盟策略。但抛弃整体性，他也就失去了理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这点所需要的重要一环。 （5）最后，“青年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回到六十年代中期，阿尔都塞主义的反对者们便投入大量精力证明不存在这样明显的断裂。幸运的是，现在就不需要这样的努力。因为阿尔都塞主义者自己最终被迫改变自己的立场。阿尔都塞在写于1965年的《保卫马克思》导言中便承认，他所设想的“断裂”直到1857年才完全完成（比如《共产党宣言》就不是一部完全成熟的作品！）。并且在后来的作品《读资本论》中，他的合作者雅克·朗西埃承认，在《资本论》本身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结构”，因此“马克思总是倾向于在实质主体异化的模型上思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异化（疏离）。[10]所以尽管“我们能确定一个断裂……马克思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抓住并概念化这种差异。”换句话说，这种“断裂”是阿尔都塞主义者强加给马克思的！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很容易追溯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是一个费尔巴哈的追随者。他赞同他的批判，即黑格尔没有掌握宗教和其他他所看到主导社会的思想只是人类这一物种（即人类本质）的产品。但后来在1844年，马克思开始将费尔巴哈的方法论用于对付费尔巴哈自己。“物种本身”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品。人类在它自己对自然的社会劳动中创造了它自己。人类创造了一个超越其控制的结构，人类的异化不再仅仅是一种动物的异化，而是这样的：动物本身在创造这个结构时以不同方式被改造，然而仍然对这个结构进行反叛。 在随后的著作中，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得到发展，变得深化、历史化——但没有一个急剧的断裂来全面拒绝它们。 对阿尔都塞的批评本应得到曾参与此事的大部分社会党国际人士或多或少的赞同。但它从来没有被写入一份正式的声明中。 有两个彼此密切相关的原因。第一，阿尔都塞主义的影响始终局限于学术界和学生。我们在当时的重点是将革命思想的影响从60年代末狭隘的学生成分拓展到1969-1974年罢工中的工人活动家那里去。在这个情况下，参加与阿尔都塞的哲学论战就成了每个人任务列表中最底下的一项了。 第二，到20世纪70年代初，阿尔都塞主义自身开始分崩离析。当其最初的动机——60年代初对斯大林主义方法论的最后辩护——在政治事件影响下崩溃时，其论点中的内部矛盾也显露出来。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和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我们讨论的好处在无数文章与小册子中都有体现。[11] 亚历克斯的观点 亚历克斯的思想是怎么和我们发展出的路径契合的呢？他的哲学思想在过去的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它们都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在阿尔都塞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卢卡奇和葛兰西所谓“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有非常积极的成分（像阿尔都塞一样，亚历克斯总是在列宁《哲学笔记》中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保持缄默！）。 所以在《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1976年）中，亚历克斯批评了许多阿尔都塞著作中的具体内容。但他开始接受阿尔都塞的基本出发点： 1．他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人道主义。他赞同阿尔都塞对历史的描述，即“没有主体的进程”——因此不能将其看做人类活动累积的结果。在他的《对皮特·宾斯的回复》里，亚历克斯保持了对任何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人道主义”的深刻敌意。 2．他接受了阿尔都塞的论点，即工人和资产阶级一样，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的真正特征。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代理人，像工人和资本家，都会被在生产关系中出现的神秘形式‘困住’。” 3．由此开始，和阿尔都塞一样，关于社会的知识只能被脱离阶级斗争的科学家，在纯粹理论标准的指导下发展。他赞同地解释了阿尔都塞的话。“理论是自主的……理论实践是一种独特、自主的实践，不可还原成社会形式中的其他要素。”换句话说，在《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和《对皮特·宾斯的回复》中，亚历克斯都认为，要通过宣称存在两种“阶级意识”——一种属于资产阶级，一种属于无产阶级，来“复兴日丹诺夫（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打手）的分析”。 4．他曾经（现在依然）热衷于阿尔都塞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拒斥，尤其是“否定之否定”。这符合他将黑格尔本质上看作宗教思想家的总观点（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此事上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5．最后，他接受了阿尔都塞声称马克思著作中存在“断裂”的说法——尽管在他最新的作品里，亚历克斯简单地将其归结于，一部分马克思的思想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论点很难反驳，与阿尔都塞的主张，即马克思真正的成熟作品在1857，甚至19世纪70年代前都没有出现，也相距甚远）前发生了改变。 6．总之，亚历克斯认为阿尔都塞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他把自己的最新作品，《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献给了他，宣称“多亏了路易斯·阿尔都塞超越任何个人或团体的贡献，我们才有了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复兴。”最近的发展表明，对阿尔都塞追随者而言，“消亡”一词比“复兴”更合适。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在批评阿尔都塞时所说的一切都适用于亚历克斯自己的“理论实践”。 幸运的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前途吗？》中，亚历克斯的确探索了阿尔都塞学派自行解体的方式。他的确批评了许多阿尔都塞的个人观点。 他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对皮特·宾斯的回复》后的作品中，他走得更远。他已经同意了一些他曾经斥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因为它们接受了1844年以后马克思思想的有效连贯性，认可工人阶级能够意识到（而不仅仅是混淆性的“意识形态”解释）自己在资本主义中的地位。[12] 但在这一切之中都存在着不一致性。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的结论是如何与阿尔都塞的出发点完全矛盾的。他处在一个惹人厌的地方，好像一个人花了毕生时间研究王室洗衣账单中的不一致，却没有意识到国王陛下根本没有衣服！ 同时，缺乏明确的出发点使他走向一些令人惊讶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他最终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上与马克思决裂，并拒绝了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描述。 他反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稿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描述”，其中“生产力发展被看做解释历史变革的独立变量”。相反，亚历克斯希望坚持我们不得不“从生产关系开始”，并且“把它们而非生产力作为独立变量”。 现在这就坚持了一个有趣的立场。但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且它什么都没有解释。那生产关系是从哪来的呢？ 马克思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当人类不得不以不同方式彼此合作来控制他们的环境，即进行生产活动时便出现了。生产关系诞生于生产力的发展，尽管生产关系可能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这个时候，要么生产关系被革命性剧变所改变，要么社会停滞不前甚至衰亡（如罗马帝国的崩溃）。 如果你拒绝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从逻辑上你就得回到一个唯心主义立场上，它将人们的思想变革看作社会发展的引擎。亚历克斯走到这个立场上，清楚表明了，阿尔都塞主义是如何从直观唯物主义直接走向唯心主义的。[13] 他对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解释的拒斥同样是始自阿尔都塞式预设的结果。阿尔都塞主义和后阿尔都塞主义都认为，人类不能获得不是先前概念结构结果的经验。因此，亚历克斯认为，如马克思所说的，观察资本主义之下的事物表象会无意识地导致错误结论是相当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宣称，你不能获得即时的经验。“即使是我们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交往处在最日常的地步，也会涉及到一些概念化。庸俗经济学就像《资本论》一样，是对现实的理论化，没有独特的解释” 在此，亚历克斯不接受思想与世界关系使他再入歧途。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产生于人类与彼此和世界的互动中。如果那个互动是相当有限的（就像在资本主义中通过市场发生的互动），那么也就会由社会产生一个相当有限的理解。 以这种方式，对现实的错误意识就会被不断在那些参与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人中产生。这就是所谓“商品拜物教”。亚历克斯不理解这点，因为他犯了许多学术哲学的错误特征，将概念的发展和实践的发展看作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随后陷入概念如何联系现实的无尽忧虑中。 要想从这些忧虑中逃离，亚历克斯就必须认识到，他最初对阿尔都塞的高度评价是错误的，这是他精神发展中的一个怪癖，阿尔都塞体系必须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外来输入而被全盘拒绝，它反映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斯大林主义和学院派对被左派吸引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综合影响。 具体而言，这对亚历克斯来说意味着接受五样东西： （1）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如我先前所说的。这是一个人类如何创造历史，在这个进程中改变自己，产生一系列不同的生产模式，在每种生产模式中，大多数人发现他们自己被他们自己先前活动的产物所压迫。 （2）接受工人阶级在理解资本主义方面拥有特权。在其对抗剥削的斗争中，它开始将制度表象切开并深入了解其运作方式。它在这方面的情况与资产阶级大有差别。 （3）接受理论不能脱离实践发展——归根结底革命实践才是对理论的检验。这完全和“实用主义”不同——一部分本世纪初美国哲学家的观点，认为真理问题可以归结于效用问题。 这也不是亚历克斯似乎相信的那样，认为知识是活动的直接产品。每种形式的人类活动都会为表象之下的客观现实打开一个不同的、有限的视角。“科学”是一套程序，通过它完美能够整合这些不同的视角进入一个单一的、全面的图景。它涉及到对我们从特定实践中学到的事物进行抽象。但对我们所抽象的事物的正确性的检验，除了实践经验外别无他法。 否则，你就会走上主观唯心主义的下坡路——英国经验主义的终点，也是在其两个世纪后法国阿尔都塞主义的终点。 只有实践使得我们能够挑战现存社会提供给我们的继承观念。当然，实践本身也被这些观念影响着。在这个范围内，在社会实践上的改变的确影响着我们对现实理解的改变。否则，就成了假装一小群精英理论家可以站在他们所属的社会之外。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话说，这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基于这种社会决定的实践的科学不包含任何真理的要素。从某个视角来看它是真理。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这是通向更充分的真理之路上的一个阶段。 除非我们是纯粹的唯心主义者，相信科学是通向绝对认知之路的无形理性旅程，我们就必须认识这适用于一切科学，也包括物理科学。 决定科学家们实践经历范围的条件和他们从现存社会中得到的观念，确实影响着对任何社会的本质的科学理解。随着社会在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改变，更广阔的的视角和解释的新形式将会出现，使得人们能够理解当前还处在模糊中的事物。 认识到这点与日丹诺夫主义完全不同——这种思想认为，某些个人能够决定什么是“工人阶级”物理科学，什么是“资产阶级”物理科学（尤其是当这个个人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独裁者，只关心寻找加速资本积累的神奇手段）。 当然，没人能满足亚历克斯玩弄辞藻的需要，我们会告诉他工人阶级的物理科学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能跳出历史，一下子达成一种，当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在其中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和对自然的概念化不再被阶级社会中有限的局部实践所约束时，才可能实现的理解。 但我们能够，也必须认识到现在的科学是特定人类活动的结果，人的行为与思考方式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社会决定的行为与思考方式定义（有限而直接）了他们对自然的了解以及他们尝试将通过抽象所学到的碎片整合起来的方式。一旦社会改变，思考与行为方式也会改变——科学知识的本质也就会改变。现存的科学将只被看作一套有限的、片面的真理。 这是设想科学发展与唯物主义相容的唯一方式。因此，它是唯一可靠的保护方式，既防止了直观唯物主义那样陷入唯心主义，随后走向主观主义（如阿尔都塞那样），也防止了那些仅仅将科学看作实际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的人。它能够拒绝二者，因为它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变化为涉及从更低（更狭隘，更肤浅）的实践形式到达更高（更普遍，更批判性）的实践形式。 到这必须指出，皮特·宾斯对亚历克斯的批评没有为科学与实践直接的联系提供一个完全清楚的解释。他的一些表达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不能获得关于客观现实的知识，无论多么片面。但从定义上讲，实践涉及人类与外部现实的互动。 宾斯的表达不但没有看到实践意味着把握现实，随后开始突破表象并把握客观现实的各个方面，反而几乎是否定客观知识的存在。他没有从亚历克斯的直观唯物主义运动到基于革命实践的唯物主义，反而几乎要陷入完全的相对主义，因为科学不能达成任何真理，即使是片面真理。[14] （4）亚历克斯需要认识到，黑格尔的神秘主义中存在着“合理内核”。黑格尔的确尝试将资产阶级还具有革命性时发展的多种有限思想整合进入一个总系统中。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为理解人类现实奠定基础，从统一与不统一、连续性与矛盾、量变与质变、对这些条件进行可控、有意识的反应的角度来理解——简而言之，他指的是对社会现实的辩证理解。 亚历克斯需要学会从马克思或列宁的革命眼光来看待黑格尔，并从阿尔都塞狭隘的“来自上层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中摆脱。 （5）最后，他必须彻底澄清关于“两个马克思”的问题。我不会详细阐述这一点，因为他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已经几乎要这样做了。但他仍然得采取一些额外的步骤，即在《1844年手稿》的马克思和《资本论》的马克思中间强加“断裂”的努力，是一项旨在从斯大林主义与学院重要中拯救马克思的计划的一部分。 亚历克斯目前还没有对自己的哲学观点进行全面的重塑，以使其能够适应他以碎片化方式得出的结论。为什么呢？ 我们已经详细研究了他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他拒绝在理论上与他实际上接受的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相妥协。似乎还有两个其他问题。 首先，他认为他所谓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导向了放弃一切阶级观点的伤感的社会主义。他说，这已经发生在无数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身上了，必须不惜代价来避免。 当然，作为在1956年厌恶斯大林主义的人的中转站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存在着这种风险。[15]但你不能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要素来避免这种风险。 当像E.P.汤普森这样的人说原子弹会摧毁人类，因此不是一个阶级问题时，你不能这样回复：既然不是一个阶级问题，所以它就和我们无关了（尤其是你这样说时，使用了“工人原子弹”和法国“核打击力量”的支持者的哲学术语！）你得指出，虽然原子弹会摧毁全人类，但只有工人阶级的行动才能阻止其发生。工人阶级革命是全人类整体向前甚至是生存下去的前提。选择工人革命或斗争中的阶级的相互摧毁，选择社会主义或野蛮。 亚历克斯没有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而以一个老套的知识分子小把戏来作掩护。他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阿多诺、霍克海默和E.P.汤普森的法兰克福学派结合起来，展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这只不过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拥护者使用的愚蠢“混淆法”（“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希特勒反对斯大林，所以托洛茨基是希特勒的盟友”） 这当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一群从希特勒德国流亡而来的左翼改革派知识分子所传达的信息。也不是E.P.汤普森，号召善良的人们拒绝核战争发出的信息。事实上，汤普森开的处方比起卢卡奇在1919-1923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即使是过度草率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与阿尔都塞删节版“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民阵线的理论正确性有多得多的共同点。 亚历克斯最后的忧虑是，我们决不能陷入“马奇诺马克思主义”中——一种纯粹的防守态势——拒绝学习在马克思死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 当然，我们必须善用资产阶级、改革派和斯派理论家发现的片面真理。但就社会知识而言，只有当我们记得，自从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革命阶级后，它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理论已是极局限的，我们才能合理的使用它们。 即使我们正在处理一个非常接近现实的学术研究领域，例如社会数据收集时，我们也得对既定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形式和信息内容给予最严格的批判。当我们正在试图发展关于社会、经济和思想发展的总理论时，我们更得拿出百倍的批判性。 我们必须强调，英国语言哲学家、美国社会学家、法国阿尔都塞学派、德国“批判理论家”的实践是多么有限。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只是尝试发展理论而不尝试改变现实）并且在许多案例中甚至不去尝试理解它（所以就有了不研究历史的历史哲学家之奇景，看到试管都认不出来的科学哲学家之异象，只限制在学术雪利酒会中经历社交的社会学“大理论家”之瑰怪，只会说英语的语言理论家之诡谲）。 所以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囫囵吞枣地接受他们的“发现”——我们必须批判和改造，随后我们才能将它们用于我们自己的目的。因此，也就无疑不能将拉卡托斯、列维-斯特劳斯、索绪尔或波普尔的思想直接与马克思的思想联系起来。 我们也不应该接受任何国际改革主义和中心主义（普兰查斯、安德森、罗威、哈贝马斯等人）结论的表面价值。他们的观点经常和那些资产阶级学院派一样局限，他们的理论结论也很草率。如果我们要向从海量糟粕中理出一些对现实的真知灼见，我们就必须以最大的怀疑对待它们，而不是引用为寻求真理的无形表达（亚历克斯最恼人的习惯）。我们必须坚持，没有革命实践就没有革命理论——正如我们坚持，没有革命理论也没有革命实践那样。 在这篇文章的开始，我说如果亚历克斯是对的，那么我们每周在《社会主义工人》上进行的许多讨论都将是错误的。事实依然如此，尽管亚历克斯悄悄在许多观点上做了让步。 从他《对皮特·宾斯的回复》中的一小段证明了这一点。亚历克斯谴责了彼得的一份声明，这份声明大意是一旦工人阶级对自身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建设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存在障碍了”。我们被告知，这是一种过度的理想主义，“一份由曾合著批判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意愿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发表的惊人声明。” 亚历克斯的评论表明，他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中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发达的资本主义已经把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带到了自然的稀缺不再是人类面临的问题的地步。阻碍人类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人为的稀缺。而要想摆脱它们，全世界工人阶级都要意识到这一事实。我们说“都要”，但没有低估意识的转变涉及的问题。正如卢卡奇在1920年3月写的（当时情况似乎比现在有希望得多），我们面对的是“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还要走很远的路程”——但当它已经走了那么远后，也就没有任何自然障碍挡在它面前。 在这方面，发达资本主义下的情况与先前阶级社会的情况相距甚远。在先前阶级社会中，剥削与压迫是自然必然性（生产力不能在没有阶级分化的条件下发展）的反映。而今天，剥削与压迫是过去人类劳动凝结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而资本主义限制了当前人类的活动。但是，如果那些拿自己的劳动力维持其运转的人（在工厂、办公室、军队、警察、监狱）意识到这一点，并转而反对剥削者时，那个制度就会分崩离析。 这在世界体系中的个别部分是不正确的——尤其是在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迫使这个民族的生产力倒退的地方。要是你相信像柬埔寨、古巴、尼加拉瓜或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使存在真正形式的工人力量，能一夜之间走向共产主义，那这就是纯粹的唯意志论了。 但如果认为，在世界阶级意识觉醒，导向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基础上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是唯意志论，那么我们还为什么而斗争呢？ 那个每周在《社会主义工人》上撰写文章的亚历克斯完全理解，如果世界工人阶级真的站起来，推翻剥削者，并走上共产主义之路，那么“没有障碍”将降临在工人面前。那么为什么那个坐下来写起哲学的亚历克斯看待事物就不同了呢？ 这是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阿尔都塞方法论的整个基础就是混淆“来自上层的社会主义”（在个别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隔绝）和在国际范围内工人阶级革命基础上可能实现的、来自底层的社会主义。因此他本人也陷入了一个陷阱，即如果在古巴或尼加拉瓜的尝试是“唯意志论”的，那么在几个发达国家中工人阶级同样的尝试也是唯意志论的。 如果剩余的阿尔都塞主义者能够让像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这样精明的人陷入这样的基本错误，那么其的确是一件值得我们与之斗争。 原文尾注 [1]下面提到的几位通过评论这篇文章的不同草稿给了我许多极其宝贵的建议：皮特·宾斯，约翰·莫利纽克斯，安·罗杰斯[25]，约翰·李[26]。我也向所有人致谢——包括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他在SWP[27]举办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原文Marxism83）参加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 [2]然而这些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批评并不能证明亚历克斯的描述，称之为卢卡奇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反资本主义”（在1918-1923年，他的左派共产主义阶段时依然带有强烈的这一色彩）与书中最后两篇文章和列宁（1924年）的唯物主义立场之间的过渡。事实上，这本书完成18个月前卢卡奇就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左翼共产主义者”了。诚然，像许多早期共产国际的追随者一样，他起初在原则上是一个弃权派的支持者，就参加选举的影响写了一篇文章。但他也确实在列宁的关于左派共产主义的论述出版后（1920年），阅读并改变了看法。相似地，尽管他在1921年德国三月行动时写了一篇热情地为极左翼“理论进攻”辩护的文章，他在与列宁的讨论后再次迅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1921年8月）上发言反对，遭到德国共产党导师卡尔·拉狄克的严厉谴责。（详见米歇尔·罗威,卢卡奇·格奥尔格,FromRomanticismtoBolshevism,London1979,pp.158-164） [3]见他的《走出道德荒原》；打破理性锁链[28]（inE.P.Thompson(ed.),《走出冷漠》OutofApathy,1960）以及《马克思主义是干什么的？》（WhatisMarxistTheoryFor?）[29]（1960年，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小册子） [4]详见他的《什么是革命领导》Whatisrevolutionaryleadership?[30]，刊登于1960年10-11月的LabourReview [5]阿尔都塞著，《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六、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尾注（39）. [6]“如果帝国主义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动核战争，那也只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而绝不是人类的灭亡。”（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北京，1963）这本小册子包括所有你能在阿尔都塞那里找到的政治要素——一种明确的“反修正主义论调”，一种对斯大林主义阐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超历史规律信仰和支持阶级合作的意愿（例如，争取多边禁止核武器的运动） [7]例如，在这个国家（指英国），《新左翼评论》的编辑们从崇拜梅洛·庞蒂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神龛，一夜之间转为对阿尔都塞的狂热痴迷，尽管段时间持续得不长。 [8]这个概念在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和《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得到了最好的阐述。但基本概念也隐含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卢森堡、列宁和青年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中的世界经济概念。 [9]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观隐含于许多列宁在1905年后的作品中。但在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关于理念与实践的联系的部分得到最好的解释，尤其是在“什么是哲学”[31]那一节。这些章节几乎被支持工党左派或欧洲共产主义的“葛兰西主义”学者所完全忽视，这并非偶然。 [10]法语版《读资本论》LireleCapital第194页[32] [11]参见托尼·克里夫的《列宁》（Lenin）（共四卷）；克里斯·哈曼的《党与阶级》（PartyandClass）；约翰·莫利纽克斯的《马克思主义与党》（MarxismandtheParty）。 [12]亚历克斯自己在《马克思主义有前途吗？》中描述 [13]亚历克斯掉进这个陷阱的一个原因是他将牛津哲学家科恩（G.A.科恩）的书《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作为对正统立场给出的解释——而不是关注我们的传统给出的解释。 [14]根据他们的逻辑结论，彼得·宾斯的一些表述会产生一种主观主义，与带着他们的“不同话语模式”的后阿尔都塞主义的主观主义极其相似。你能在“激进科学”的支持者中找到这样的主观主义，他们甚至否定现存科学结论的部分真理。这不是彼得的立场——但他的一些表述能够朝这个方向解释。 [15]关于可能出现的困惑，参见埃里希·弗洛姆1966年编辑的文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21]EricFromm和ErichFromm是同一个人，输入后者的音译“埃里希”更容易在中文互联网找到，似乎是由于英语与德语发音问题导致，在英语中Erich与Eric读音相同，而德语中Erich的ch发ç的音，与Eric不同。 [22]出自《神圣家族》，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2/index.htm [23]出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5.htm [24]《列宁全集》第55卷第86页，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55.pdf [25]可能是指Unmanned:DroneWarfareandGlobalSecurity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26]可能是指为卢卡奇《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辩护：尾巴主义和辩证法》（知乎上有译本）撰写导言的那位JohnRees [27]SocialistWorkersParty，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托尼·克里夫创立 [28]似乎出自AlasdairMacIntyre'sEngagementwithMarxism的第十四章，详见网址https://brill.com/display/title/12356，而《走出冷漠》我们只找到哈曼本人在98年的一篇文章 [29]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newsletter/v03n121-oct-10-1959-newsletter-soc-lab-league.pdf [30]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writers/slaughter/1960/10/leadership.html [31]原书目录中并未找到明确这样称呼的，英文版中也没有，可能是泛指葛兰西在那本书中讨论哲学的整个部分。 [32]按中马库的那版《读资本论》，其中是不包括朗西埃的《批判概念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从《1844年手稿》到《资本论》》这本书的，而这本书本身似乎也没有中文译本。但并没有在法语版的194页找到对应内容，而是在184页，可能是志愿者有误，也可能是版本不同（但似乎太巧了些），本文所使用的版本在此：http://library.lol/main/B69DD7301F91DA57FA81F561BBF5EA4F。
〔导论〕我们时代的符号系统中的文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导论〕 我们时代的符号系统中的文学 总体而言，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编年史、学科专著或者叙述性著述，虽然它的确包括了大量的年代性事件和叙述。我的目的是把它写成一本理论性和专题性的书。在过去约莫1/4个世纪里，一项几乎涵盖所有英语国家文学研究领域的显著发展成果，便是从很多关键角度都能看到所谓的“理论”繁殖。吉拉德·格拉夫（GeraldGraff）正确地指出，这种“理论”的膨胀是有关表意文化实践及其理解方式在“极端分歧环境下的产物”；这一“分歧性文化”（dissentualculture）既是二战以来兴起的旨在颠覆固有智力思考的新知识形式的产物，也是战后西方大学里成员构成的变化，以及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所导致的政治化结果[1]。强调这一点不无道理。不过，值得探讨的是，正如60年代学生运动终结后所展现的那样，“理论”的主流已被激发起来以体制化方式来弥合当年学运孜孜以求的纯粹的政治分歧，用文本文化取代行动文化，用一种新的神秘化的左派专业主义抵制对文学领域内固有文化现象的不妥协的批评，用后现代主义方式来规范那些以往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相关联的问题——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全球性的劳工运动所催生的潮流。对“新左派”这一起源于英国的历史性概念而言，它曾经针对着匈牙利和苏伊士，后来又加入了劳工主义自身的危机；在美国，新左派所蕴含的力量起初与古巴问题，而后又与越南问题，以及民主党颇成问题的面目不清的自由主义相关联。这一术语在法国的涵义略有不同，但在结构主义兴起之前的“左派”视野里，发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同样扮演着建设性角色——当然是从戴高乐主义的角度。1968年前后的这些历史事件也可以从处于这三种文化中的文学论争中反映出来。对法国的“68之子”（thechildrenof'68'）而言，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他们根本无意于构建一个政治架构，来与目前的二百万失业工人形成基本的联合。“左派”关于文化与文学的论争不再以缔造他们的劳工运动为基础，正如格拉夫等人所指出的，“理论”已经成为专业人士之间的对话。 理论的爆炸作为一种对话和重构，其主要方面已经成为一种融入了欧陆思想成果的杂糅：本雅明、法兰克福学派、语言学、阐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沃罗希洛夫/巴赫金学派、葛兰西、弗洛伊德，以及拉康式的弗洛伊德，等等。越来越多的“左派”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因而致力于将这些面目各异的欧陆学说与特别针对英美学术界的论战和话题相结合——例如，“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Literature）、“少数民族话语”（minoritydiscourse）、反经典（counter-canon）、文化多元主义、西方霸权结构中非欧移民知识分子的地位——以期产生性质和类型上都标新立异的理论表述。这种理论和主题的结合所产生的效果在于它不仅关注相关的特殊领域，而且就西方知识的积累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被殖民国家实施的文化操纵而言，也常常重构了那些既关乎社会内部的少数民族，也关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更为久远而僵硬的问题。 一 我无意在此提供一个包罗万象却是折中性的理论构型，虽然我会适当讨论很多框架性的参考文献。本书论述的中心问题更是文学理论的一些专门分支里呈现出来的有关作者及其立场问题的特定政治建构，它们集中在帝国、殖民地、民族、移民、后殖民等问题上，这些问题从I960年代之后就打上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Third-Worldistnationalism）的多种标记，近来又更为明显地呈现出与民族和民族主义范畴相反的后结构主义路径。在当代文学理论内部这个已经得到明确界定的领域，我并不打算进行所谓的“领域概述”。与如今在文学批评著作中常见的关于作者和主题的统揽性汇编不同，我试图集中讨论那一小部分我相信是基本的和界定性的问题。 举例来说，因为更多得益于情感化的影响而不是理论上的严谨，福柯“考古学”和“话语”理论在认识论领域就具有这样的界定性立场，正如萨义德的“东方学”概念在殖民话语分析领域具有同等地位；当然，萨义德的概念本身就借用了福柯式的认识论立场。一旦这类强有力的立场开始出现并被赋予界定性意义，许多作者就会进驻被这一立场界定的领域。我所要探讨的并非是这些进驻者的偏离，而是最初的界定方式，因此，我的重点不在于为参与论争的无数人物和著作进行分门别类，而在于集中讨论那些不断衍生出其他观念的特定理念。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考察近20年来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走向，就会深刻意识到后结构主义立场在今天是如何日益居于主导地位，并大张旗鼓地将解读（reading）扩展为一种适宜的政治方式的核心，而无论是在文本间互相指涉性的活动还是在概念的组合上，那些理论的锚点又是如何在不断增殖的解读中使自己变得越发随心所欲。 无论在凸显殖民地和帝国问题的广义或狭义的文本中，马克思主义对上述理论的发展显然都是直接相关的。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成为英美学术主流之前的1960年代或70年代早期，许多研究殖民地和帝国问题的文学批评家会持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甚至会乞灵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立场，而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也一度成为结构主义的最初影响源，尤其在英国是这样[2]。一些作者毫不隐讳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比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我会在第三章谈到他对这些问题的参与。但是另一些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则更为常见：有的是公开摈弃它，只是以一种权宜性的方式处理，并冠之以一种或几种耳熟能详却又不无争议的名词：“生产方式的叙述”（modes-of-productionnarrative）、“实证主义”（positivist）、“历史主义”（historicist）、“经验主义”（empiricist），甚至“东方主义”（Orientalist）和“矛盾修饰"（oxymoronic）等。同样常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主要针对解读的方法，一种对文本阐释的分析法，从而在内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政治实践中抽取一些互不关联的表述或概念，并与那些明显与马克思主义立场难以调和的表述和概念相结合。 当然，还有一种更为久远的传统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它本质上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主要关于文化与美学两大领域的认识论。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非常正确地强调，将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当作哲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将马克思与以往的伟大哲学家，也与主要的资产阶级学术发展相关联的观点，以及对一般的文化上层建筑和特定的文学生产优先关注的观点，成为大多数越来越为人们所知的重要理论家的标志，安德森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3]。这些重要变化无疑给那些拥抱传统的当代英美学院派文学理论家的著作打上了烙印，但其他一些特征更为根本。 由于缺乏共产主义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可观的、土生土长的传统，这意味着理论输入的过程为不加选择地引入各种学术思想留下了更大空间。在60年代大规模反帝运动结束后——具体说是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本书所讨论的激进文学理论终于走到了前沿，这一事实不仅意味着它与学院之外的政治领域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讨论的那样，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即使在学术领域通常也不是一种独立的理论立场，作为一种原则，它从属于一种先在的民族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立场。在1975年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成就，而从《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的出版角度看，近20年来美国文学理论表现出很少得益于这一传统的显著特征[4]。最后，对某些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和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葛兰西的随意搬用成为现阶段激进文学理论的一般特征，甚至还包括了那些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实践的某些具体纲领抱有敌意的人，总体而言，理论与政治立场的折中主义成为激进的文学理论整体上得以确立的共同背景。事实上，在当代文学理论文本中不难见到这样的例子：一方面例行公事地截取一些马克思主义立场，引用他们的名字，同时却毫不隐讳地推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历史。 即使在那些敌意较少的地方，将马克思主义降格为众多文本阅读方法中的一种，这样的做法至少意味着某一时期的文化生产与其他形态的生产和政治运作相互关联而产生的决定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很少得到严谨的讨论，即使在那些大量论述殖民地和帝国问题的文学理论分支里也是这样[5]。①同样，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它进行理论探讨，却不论及这一理论源自何种体制化场所，不论及处于权力与权力被剥夺系统及其诱发系统中的具体的阶级实践和社会场域，不论及理论传播的运行线路和使理论获得权力的阶级成分，因此也就不论及形成理论自身定位的客观决定因素，更不用说走向这些场域与定位的个体的立场观点。文化生产的决定因素比诸如法律或政治之类的上层建筑的关联性更为复杂，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生产远比诸如公共建筑、广告之类的生产更具有个人化特征，在此程度上，一般的文化生产和特定的文学领域显然具有足够大的相对自主性，同样，理论家的个人角色也不容忽视。换句话说，“决定性”（determination）并不是指结构主义者或福柯主义者所说的一种诡计（entrapment），而是指个体得以在其中进行选择、生活以及历史创造的环境的客观性（givenness）。 事实上，不难看出，无论是在本体上还是政治上，在个人还是集体层面，所有那些依靠语言的过度性（exorbitationoflanguage）建立起来的现代认识论都比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人类的能动性有着更多的限制[6]。但是，无论是自主的还是能动的现实总体上并不能取消阶级属性、体制化场域和周期性生产的持久现实。人们于是会想到，对理论而言，一个困难而又迫切的问题是在理论生产中，很难对客观决定性和个体因素做出准确而动态的辨析。当激进的理论家成为西方大学里的专业学者而失去了与文化工业以外的阶级和阶级成分的有效联系之后，对个体的审查更多是以一种自我审查和自发重塑的方式展开，使得上述问题显得尤其迫切。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激进主义本质特性在于它很少揭示它本身是由其产生条件以及从业者的阶级处境所决定。正因为很少——哪怕是轻描淡写地——触及自身的处境，即个体实践的社会决定，所以其立场观点常常表现为后结构主义式的反讽性自我指涉和自娱自乐。 本书无意于像目前通行的那样，在文学理论的分支内部来为它提供什么新贡献，或者去扩展对殖民地和帝国问题的讨论，而是从方法论和实证两方面寻求理论构型的突破，从整体和个人角度为理论生产勾勒出另一些阶段性途径，不是讨论文学理论内部的独立发展，而是揭示文学理论及其他理论与这些理论知识所勾勒的世界之间的汇合点。因此，在协调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确定形式的文学理论所具有的相对自主性，与充斥着政治与经济的物质化因素的世界所产生、终究要出场的决定性时，就必然要引入体制之所在和个人之处境这一每每被忽略的问题。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会注意到那些改良的新西方激进主义的反经典范本，在其纯粹的语言学和叙事性的操作中考察有关阶级与性别的结构化书写。就我主要关注的那些提出殖民地和帝国问题，并且必然会通过民族、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的范畴来自我反思的文学理论范围内，本书同样对这些范畴进行了起码的分析，并试图在那些先在的政治历史中定位这些范畴，正是这种政治历史在这些范畴得到运用之前就赋予它们内容，并且多以非体系化的方式使之进入文学理论。 界定“第三世界”这一概念的范畴要相对容易一些——只要抓住某一特定历史的重点就可以轻易澄清许多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常常互相矛盾）的用法。而民族主义问题则棘手得多，因为民族主义并非一个单一概念，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都会引发民族主义的诉求，以至于如果不把特定的民族主义经验融入抽象的理论中，不对各种进步与倒退的实践进行区分，就难以单独对它进行这种抽象的理论思考。当“民族主义”与“文化”结合，产生出“文化民族主义”范畴的时候，理论论争和全球范围的历史性阐释更是一团模糊。不同于国家的政治范畴、法律的强制监管范畴、体制化的机构如政党，以及阶级性组织如工会等，“文化”以及特定的文学/审美领域通常远离经济，因此在所有的上层建筑当中，它们最容易被理想化并发生理论化的偏移。由于这些范畴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它们因此具有导向民族与文明单极化的内在倾向。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显然是建立在这种单极化倾向上，并且通过从根本上纳入大量一体化的民族文化标志，很容易导向狭隘的地方主义、负面的种族主义和本土化的蒙昧主义，更不用说为展现自身的文化实践和抱负而形成的专业化的小资产阶级趣味。文化统治毫无疑问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一个主要方面，因此“文化”也总成为反抗的主要场所，但是构成于帝国主义内部的文化矛盾是如此驳杂——有时有阶级界限，有时也超阶级，例如家长制的文化样式和社会认可的宗教模式——以至于本土文化很难成为统一而清晰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场所。 现今盛行以文学论争以及从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外——通常总会伴之以对这一立场的强烈敌意和漫画式攻击——来讨论殖民地和帝国问题的思维模式，使得本已因分析对象本身的复杂性而导致的分析过程的困难程度更甚。首先，“文化”这一术语常常作为一个非常模糊的范畴被使用——有时候是阿诺德意义上的“高雅”（high）文化，有时候又是更具当代意义的完全不同的“大众”（popular）文化，作为一个近来不断膨胀的术语，后者取自英美文化社会学，并且被另一个同样模糊的术语“底层意识”（subalternconsciousness）弄得极为复杂，这一术语起源于印度历史编纂学中的某种前卫性倾向，但也在都市研究中流行开来[7]。同时，“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一些同类术语（它们自I96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在美国黑人文学意识形态中，而且出现在源自加勒比和非洲地区的黑人诗歌、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中凯尔特元素和本土元素，或美国的哈莱姆文化复兴中），随着它们进入美国文学论争，得到广泛而频繁的运用。在与同样成问题的“第三世界”这一概念连结起来后，“文化民族化主义”便时常与“传统”和声共鸣，完全颠倒了那些现代化理论家关于传统/现代这对二元关系的固有方向，以至于对“第三世界”而言，“传统”常被视为比“现代”更适宜，它以文化民族主义的名义为捍卫极端的蒙昧主义立场打开了一个空间[8]。体现在文学理论中，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起码获得一种广泛的含义：“第三世界”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自身的“文化”和“传统”，而发自这一文化和传统内部的声音本身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抵抗。相反，已经卷入帝国主义构型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标则是两面作战——当然，其清晰度或成功性是不断变化的——既反对民族/文化的等同模式，它使得所有的本土元素都无差别地成为单一的文化建构，被视为必然超越等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又反对传统/现代这一二元结构，它使得二者被纳入一个互相分离的空间，要么被接受，要么被抛弃[9]。 二 除了对一般状况作专题性的阐述，本导论还用最长的一节对帝国主义、非殖民化运动以及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之间最基本的辩证关系进行总结——在我看来，这一关系构成我们时代的一种矛盾统一体。无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如何粗疏省略，它都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使其他诸如民族、民族主义、殖民地、帝国、后殖民等问题得以在文学或别的理论中揭示出来。从这一基本的政治阐述出发，我将在第一章里粗线条地勾勒知识与政治环境——在此环境下英美学院派文学理论得到发展，并基本形成了那些包含关键性问题的概念。在这里，我的兴趣主要在战后，尤其是在60年代以来的变化，虽然我是从讨论更早的背景开始。这些材料最先在印度学术研讨中的一些讨论稿，征引的框架和突发的争论里都留下了烙印，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讨论的结构。关于英美文学激进主义的起源的讨论进而延续到第二章，在这一章，我从两方面评论了学术界新近出现的反权威思潮：一是从最初产生第三世界主义景观的文学生产的环境角度，另一是从与文学知识分子相关的、使他们倾向于具体的反权威的社会学场域角度。 第三章是我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评论詹姆逊的概念——作为“第三世界”文化生产的确定形式的“民族寓言”。在我看来，这一概念既具有代表性，同时又是对自然地生发于一种更大范围的文学激进主义立场——我在前两章里笼统地加以讨论过——的最老练的理论表述，对此我进行了细致的讨论。鉴于该文曾经得到广泛讨论，因此除了几处材料上的小改动，我不做大的修改就把它搬上来。不过我还是要做两点说明，其一是拙文发表时，恰巧詹姆逊正作为一个冥顽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强烈攻击，这对我来说是相当不痛快的事。围绕着詹姆逊，至少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子，他们欢迎对他的任何批评，因此我的文章便被用作此途，但我对他的批评应该划到一个相反的阵营里——也就是说，我认为他并没有体现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此同时，如今那些时髦的后结构主义者信口开河抨击民族主义时，却常常借用了我与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方面的分歧。其实我的批评要具体明确得多。我并不认为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确凿的、逻辑上的对立面，也不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不断积累这种逻辑力量。基于同样原因，只有出于先在而明确的社会主义场域，我的批评才会选择特定的民族主义主场，哪怕是遭到猛烈的抨击；对民族主义的评论如果缺乏明确的社会主义视野，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如此。同样，我也不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要么进步要么倒退的不可分割的单一体。某种民族主义所扮演的角色，总是取决于阶级力量和社会政治实践的构型，它建立起一定的力量集团，使得任何民族主义成分在其内部发挥历史作用。这种主场既可摒弃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也可摒弃后结构主义的修辞膨胀，并且至少暗示两种情形，它承认民族主义进步和革命的现实性，甚至必要性，但又不将民族、国家等同为一个强制性整体。 富人们可能认为，通过阅读、书写、演讲等等行动能打破帝国主义的限制。然而对生活在不发达地区的大众来说，所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都贯穿着自身的民族—国家问题，并且，如果没有为基于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而进行不同的民族方案和革命重建的斗争，就决不能打破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一个人不会为反对民族和国家而斗争，只会为阶级、民族和国家之间不同的理念而斗争。一个人去质询那些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宗教的、语言的和地区的民族主义，跨民族的民族主义（例如阿拉伯民族主义），其方式既不是优先享有建立在语言差异或领土认同基础上的有关国家的超历史的权利，也不是以后结构主义的方式否认具体人群在历史积淀中实际获得的国民认同的真实性。相反，一个人会去争取获得对某种民族主义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方案的理性理解。一些民族主义实践是进步的，而另一些却不是。 通过讨论萨尔曼·拉什迪（SalmanRushdie）的小说《耻辱》（Shame）中对妇女的再现问题、后现代问题和上流社会移民问题，第四章作为本书论题的有机组成，在几个内容区别很大且提问方式也完全不同的问题之间起到了某种桥梁作用。首先是在民族、国家、后殖民以及第三世界问题上，近期的英美学院派反权威潮流存在某种文本类型、某种提问与阅读形式上的优势。我感兴趣的是，如果一位读者改变了基本的问题，把诸如“民族”、“后殖民”当作次要问题，转而突出那些性别、阶级问题，突岀拉什迪最为关注的移民问题所处的这一晚期资本主义时段，以及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格局的意识形态的合流，那么读者能从中读出些什么？在学院派鼓吹的反权威潮流之下，这些文本又能呈现出怎样的对立之处？在本书中，我认为反权威潮流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各种特定形式；第二阶段是最近岀现的，主要表现为对所有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式的颠覆，认为它们不过是一些起源神话、一些本质主义或高压的一体化（totalizations）。如果说我在第三章所讨论的詹姆逊的文本对前者而言是一种晚来的权威性阐述的话，那么拉什迪的小说实践便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后一种倾向。这一实践反过来又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将小说家身份与其前卫性的评论匠心独运地结合起来。 最后，我对拉什迪小说修辞中的移民问题的看法，体现在第二章和第五章。在第二章，我从一般角度考察了移民意识形态中的文学修辞，而在第五章的后半部分，我考察了爱德华·萨义德在对“殖民”和“后殖民”知识分子的类型学描述里赋予移民知识分子——他称之为“流亡者”（figureofexile）——以优越性的方法。毋庸赘言，移民文学的意识形态含混性在于这一关键性事实：某个移民来自某个民族，他臣属于国家内部关系中的帝国主义体系，但同时也来自某个阶级，并且常常是民族内部的统治阶级，这使得到达西方国家的移民有可能并不加入劳工阶级而成为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由此可能形成某种文学修辞，它掩盖了移民中的阶级问题，把移民问题本质上完全看成是一个环境问题。说到底，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具体的某篇小说或理论表述，而是这种修辞形式的内在结构与生成它的历史坐标之间的关系。和那篇关于詹姆逊的论文一样,本章中引入拉什迪的小说主要是想作为一个例证讨论更为宽泛的问题。 第五章讨论爱德华·萨义德的著作，显然，这是本书篇幅最长的部分。我不想在此赘述该章主题，但值得强调的是，在本书所讨论的各种思潮中，萨义德的《文集》到目前为止最权威、最有影响力，但也可能最含糊和充满矛盾——在他某些文本里、不同的文本之间，以及写作的早期和后期阶段一向如此，因此，他的著作完全能佐证本书所追踪的文学理论革新的各个主要时段。在文学理论的整个范畴中，《东方学》（O-rientalism）无疑是针对西方知识与西方权力的关联性作出的最堂皇的叙述（萨义德致力于在整个西方的“东方学”——从雅典戏剧直至当下——中寻找有关文明的、乃至本体论的连续性，就此而言，该书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远比任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论述更为“堂皇”的叙述），而且就其主要论点及其直接与间接的方式而言，它都不失为一份第三世界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毫不妥协的档案。而该书方法论上的创新主要在于以一种犀利的福柯主义视角描述那些人们熟悉的主题，由此在这种民族主义和某种后结构主义的特定变种之间建立起早期的桥梁。经过一段时间，尤其在经过了“审判拉什迪”事件之后，萨义德本人也开始揭露作为简单的强制性机制的国家和民族[10]。他最近的文章更加直接融入了后结构主义氛围。当然，还有其他的后结构主义（比如源于德里达和拉康）也强有力地影响了文学理论中殖民地和帝国问题的重新界定。但毫无疑问，萨义德是其中的中心人物，即使不是直接界定者，他至少也从根本上影响了用以确定殖民地、帝国、民族和后殖民问题之研究方法的主要形态，随着《东方学》在1978年的发表，这些问题开始出现在文学理论领域。 第六章对“马克思在印度”做了一个简短的讨论，这是全书最短的一章，本章主要针对萨义德在《东方学》里在印度问题上对马克思的攻击[11]，但同时也涉及笔者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敌意、不作任何详细论辩的封杀，这是如今的法国后结构主义非常普遍的特征，也是一种步前者后尘的赤裸裸的右翼思想的普遍特征[12]。自从《词与物》（TheOrderofThings）出版后，就出现了一种漠然而嘲讽的姿态[13]，而整个英美文学中的后结构主义不过是在复制这种姿态——不仅是文学，也不仅是后结构主义——在这里，人们常常会遭遇一个相互引证且乞灵于福柯或萨义德的深厚系统，后者几乎总是通过引用萨义德著作的同一个段落，把马克思描绘成热衷于殖民主义的东方主义者[14]。这种描述的显著特征，在于它建立在一些关于印度的新闻观察基础上，却从不提及印度自己的反帝历史学家是如何看待那些新闻观察的。这里要做的不是全面考察“马克思在印度”这一问题，而是就这一具体现象作出评论，并且坚持某种在论争中首先要寻求对讨论对象的细致接触。相对于前面的章节，这里更突出的问题不是什么具体的文学理论文本，而是众多的当代理论所要搜集的一种“常识”。 在第七章里，我试图在标题上——即“印度文学”这一概念性范畴——展示材料本身的探索性和临时性。考虑到在印度有许多比我更有资格撰写这些内容的人，我内心不无惶恐。除了以一种思辨性的方式展示本人未来工作的可能方向，至少还有其他两种情况制约着我的论述。一个更有限但在某种情况下更直接的问题是印度的英语老师能做什么——这个问题并非岀于我的选择，而是因为有了这些考虑后才出现的。在我看来，对一个在印度有志于从事研究的英语教师而言，探讨这些问题远比写一些不那么紧迫的关于培根或狄更斯或别的什么人的文章或书更有价值。但是在本书所涉及的文学方面的内部，还是会产生岀新问题。尽管我认为“第三世界文学”在政治上和认识论上都是一个难以成立的概念——当然这是个有争议的看法——但我并不希望被理解成主张用“民族”文学作为唯一的替代品，我一直认为，对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而言，最迫切的研究只能产生于他们的实际生活环境。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积累文化艺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某种称为“世界文学”的东西，这个概念甚至关联着一种语境，在此语境下，这些国家可以一举两得地在全球范围内输入劳工阶级和专业人士，而这些人反过来促使西方大学扩张它的课程设计。这种积累在那些处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国家（如印度）则并未发生，在此情形下的“世界文学”只能是作为一种抽象物而存在，或者至多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宏愿。 因此，人们就必须回到“印度文学”，在此情形下应该避免一种可能性——事实上是一种压力——即复制欧洲资产阶级在实施阶级霸权和殖民扩张过程中建构“民族”文学之前提和形式的程序。人们在印度会发现一个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方案：某种与统治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和高等级种姓相一致的规范；部分来自婆罗门、部分借自欧洲的古典主义观念；某种从印刷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文学言论和文化形式的不间断合成；某种容纳了“地方”（regional）语言但又先在地建构起一种超语言的、从罗米拉·塔帕（RomilaThapar）雄辩地称为“合成的印度教”（syndicatedHinduism）角度自我界定的理想的“印度文学”；某种教科书般对待活历史（livedhistories）的态度；某种如此传统以至于不符合资产阶级的文学史观念，等等。本章提出的这些论题针对文学领域内阻碍和取代这一方案的问题。我的理想读者是那些同样关心但却（我敢肯定）更有能力的人。虽然如此，本章在全书结构中与我先前对作为政治与认识论范畴的“第三世界文学”的批评，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对照。 第八章讨论“三个世界理论”，不是关于这一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反响，而是这一理论本身的历史和政治状况。这一内涵在文学理论上的意义遍及本书前面的章节，而这里的历史总结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以求包容所有次级框架。通过详细追述万隆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我试图总结“第三世界”形成时亚洲和非洲的政治态势，其内涵与后来被赋予的意义是很不相同的。然后我力图澄清这一术语三种颇为不同的涵义——尼赫鲁、苏联和中国的版本。概而言之，三者都赋予它情感力量和极不严密的涵义，以至于后来的使用者可以获得三种涵义而毋须作具体指陈，且不断复制甚至扩大了这种含混性。所谓第三世界后殖民历史的关键事实，在于每个民族国家都处在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统治（不管是旧有的还是新兴的）、兴起于殖民处境下，并且在帝国主义组织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占据一席之地，造就了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不断增大，甚至竞争激烈，而不是彼此的大联合。它在结构上缺乏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在竞争关系上是原始的而不是双边的，造成的后果大范围地显见于整个时代。 因此，这一阶段中爆发多次战争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包括破坏巨大且疯狂的两伊战争（就其非人性和破坏程度而言，堪比美国入侵伊拉克）也发生在两个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同样道理，石油价格大涨带来的难以承受的压力在制造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达到顶点，并受到当时的第三世界阵营的大肆赞美，但却实际上大大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而对大多数不产石油的被帝国主义操纵的国家来说，则是大受损失。围绕海湾产油国与帝国主义的石油美元经济之间的结构纽带由此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业战略资源的生产者在积极寻求世界价格，却丝毫不考虑对那些依赖他们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有效补偿。在此全球语境下，所谓“第三世界”的联合——说得婉转些——至少是个有严重误导性的观念。一方面是每个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被同化进帝国主义的资本结构，另一方面又是亚非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战争，正是在此双重的运动中，自从石油美元决定性地成为帝国主义经济的关键，并且成为帝国主义化的世界中对非产油国的一种破坏力量，所谓的第三世界不断坍塌，分裂成不同的组成部分。这一进程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至少始于1962年的中印之战。 我认为，在处理这种或者建立一种以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化生产为基础、并将此同质化为“第三世界文学”的反权威文化，或者干脆放弃并退守后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和都市特权的文化理论时，有必要强调理论的精确性和政治责任问题。但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财富，更不用说他们的文化生产，整体上是由（破坏性地）调和我们时代的帝国主义、反殖民和社会主义的基本逻辑所决定。而我们现在正是要回到这一基本点。 三 随着60年代中期运动的展开，全球的核心由一个三角矛盾组成，它经过大约20年的发展，最后集中体现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二战后的20年历经了三次规模巨大的运动。 首先，一股不可阻挡的非殖民化力量席卷整个亚洲和非洲。英属印度王国于1947年的消亡无疑是个关键事件，但这一运动十年后在非洲变得特别剧烈，它始自1957年加纳独立和1962年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运动。即使在这种力量被抑制和逆转的地方，比如巴勒斯坦，也正是这种殖民地特殊现状的激化，再加上由阿尔及利亚战争所释放出的力量，在此后的2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提供了最根本的能量。如果说1948年的中东战争是（纳赛尔的）“自由军官运动”在埃及发动政变的直接原因的话，那么1967年阿拉伯世界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则直接导致了亚丁暴动，并产生了阿拉伯世界第一个短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正是对以色列殖民现状的根本接受，显示出近年来阿拉伯民族资产阶级中民族主义完全衰竭了。 但非殖民化运动并非千篇一律，所有的阶级和政治意识形态，从各式的土地所有者到羽翼丰满的民族资产阶级，从最极端的蒙昧主义者到最极端的革命者，都在争夺非殖民运动的领导者地位，并在世界各地取得各不相同的结果，换句话说，非殖斗争呈现出四分五裂的情状。如果说大多数地方的非殖民化都处于民族资产阶级（这在印度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在肯尼亚则显出商人式的铢锱必较，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各种各样的变体）领导下的话，那么1949-1978年间发生在亚洲和非洲的所有社会主义革命，则是那些在反殖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靠边站，社会主义政权随之建立的国家。即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领土被租借、买办资产阶级（在精确意义上）滋生和国民党完全依赖外强等许多根深蒂固问题的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军队也是在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走出其建立的解放区，领导民族革命的。当然，在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反殖斗争更为清晰地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换句话说，在某些国家，非殖民化运动会和一些二战之后出现的、在全球冲突中居于次要地位的因素相结合——此即为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中国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预示着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出现。它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苏联红军二战期间在欠发达的东中欧地区的推进，1954年法国在印度支那落败，古巴革命则从1959年起迅猛发展，印尼共产党也在苏加诺控制期间获得巨大发展，在菲律宾，甚至在所谓的胡克叛乱（HukRebellion）失败后仍然坚持共产主义运动，而印度共产党于1957年在喀拉拉邦（Kerala）竞选胜利，随后便产生了世界上首个经过选举的共产党政府；还有南欧，共产党无论是在选举区还是在一些政治动乱地区都是一股强大力量，而在伊拉克和苏丹、南部非洲和拉丁美洲，都得到了蓬勃发展，种种态势似乎确保社会主义运动正在以各种形式崛起，不仅是在较为贫穷的地区，而且还在西欧的边缘。 接下来我会讨论这些因素，但要记住的是，直到葡萄牙革命[15]失败和意大利共产党（PCI）在1976年选举后开始衰落，西欧南部边缘的共产主义运动才告结束。我们也许还记得，智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权力，而民众联合党（UnidadPopular）政府解体后又发生了美国支持的大屠杀，这一重要事件，既印证了恩里克·贝林格（EnricoRerlinguer，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译者）的名言“光有简单多数是不够的”，也导致了随之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教条式的“历史性妥协”。对意大利共产党而言，他们显然担心在别的混乱发生前，就会招致和智利相同的命运。在拉丁美洲内部，智利屠杀还导致了革命运动基本上偃旗息鼓，这些运动经由古巴革命引发，并经历了一系列游击战——主要发生在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委内瑞拉；而在其后的年代里，只有桑地诺政权取得暂时的成功，但随即又由于国内经济崩溃、地区隔离以及帝国主义的全球性胜利而解体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更大革命浪潮的一部分，发生在欧洲西南角的葡萄牙革命则导致了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的革命左派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执掌政权。这些历史重叠在一起，将智利与意大利、尼加拉瓜与戈尔巴乔夫的全球改革计划（globeperestroika）、安哥拉与葡萄牙的共产主义以及苏联的武力支持联系在一起，甚至葡萄牙革命的失败所造成的前葡萄牙殖民地的被接管和革命失败，都让那种世界可以被分裂成彼此独立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想法寿终正寝。 长期以来，这两股势力——非殖民化运动和许多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力量的蓬勃发展——遮蔽了第三种更为纯粹、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构成战后的全球矛盾，逐渐决定了非殖民化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极大加剧了共产主义政权和运动的内部危机。而在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却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增长、联合和技术发展，实现了生产和流通的全球化，不再有殖民地的分割，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飞速增长，国际化劳动分工带来影响深远的结果，还有在此后帝国主义对落后地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和运动所发动的极具破坏性和长时间围困的战争中，运用了高科技以及实现了高效率。如果说二战解决了生产能力和市场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这曾经是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核心问题，推动了新技术（比如计算机与核能）的生产应用，战后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则使福特体制的工业化积累这一典型的美国模式得到进一步推广——首先是在西欧和日本，最终是拉美和亚洲的某些地区[16]。美国不仅成为新的资本主义霸权，而且二战结束时它的积累水平也大大超过了英法在其殖民高峰时代曾经达到的高度。1945年，美国大约占据了全球生产总量的一半。在资本主义大框架里，非殖民化运动矛盾纷繁，其中之一是将资本的所有层面整合为一个单一的市场，并完全受这一超级帝国主义权力支配。在此背景下，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保持着不曾中断的巨大增长，一直延续到60年代晚期，甚至70年代早期；它还将西欧和日本带入战后经济的全面恢复，并进入一个至今尚未完全结束的繁荣期，尽管近十年来遇到一些萧条的压力。美国逐渐成为全球支配力量，包括在老牌殖民主义退出的地区；它将新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内化进自己的霸权体系，而对那些拒绝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体系而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贫穷国家，则采用孤立进而破坏的手段[17]。 帝国主义近年来的全球性胜利是在经历了许多事件后取得的。这些事件主要有原本可以形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出现了混乱，社会主义在不发达地区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张、被遏制以及最终的失败。这导致我们已经忘记了帝国主义在二战后的这一胜利是如何开始的——不是在落后地区，而是在发达和中等发达地区，在随后约40年的时间里再扩展到全球其他地区[18]。在美国国内，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增长是与同样前所未有的反共动员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前者也正是后者的基础，在社会上大搞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政策，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对政府的联合控制，“军事与产业的结合体”（艾森豪威尔本人的用语）对企业资本的控制以及合并的美国劳联与产联（AFL-CIO）将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激进成分边缘化，并将工会融入蔚为壮观的消费新繁荣支撑着的帝国主义舆论之中。 欧洲的资本主义地区则是在现存的社会主义被遏制，并且结合使用战争（在希腊，造成8万人死亡）、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割与占领（在德国）、战争恐吓与武力炫耀（杜鲁门主义、北约、核武器部署、25万联合部队——主要是美军——永久驻扎在西德，在英法拥有巨大的军工结合体），以及为欧洲劳工建立福利国家和保守的社会民主政治打下坚实基础的巨大投资和高速增长（马歇尔计划、欧洲美元经济、普遍的福特主义）的情况下得以安全发展的（施加在苏联身上的巨大军事和经济压力，对强化斯大林政权对该地区和东欧的反应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加上在那些并非由民族资产阶级而是由马克思主义左派领导从而殖民主义受到挑战的地区，老牌西欧殖民地纷纷加强军事力量（如六七十年代英国控制的马来亚、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以及葡萄牙控制的南部非洲）。这段时间形成的一边倒局面成为一种背景，来对抗陶里亚蒂所宣称的局面——在共产党通过战争而崛起为主要的国家力量的西欧工业化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实际行动。陶里亚蒂到底是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者，还是斯大林式的民主措辞的贩卖者，后来的历史学家对此尚未能做出判断。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区域的巩固和扩张，在帝国主义的军事机器和全球化的产业经济上同时产生很大影响，这意味着整个这一时期资本具有巨大的操控力量，将每一个尝试社会主义的国家拖入极度匮乏、社会发展水平低的永久的战时经济状态，这些国家此前既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经验，更不用说社会主义经验。它们从成立开始就成为一个个国家安全至上的政体——总是维持着高度的军队编制，时常处于隔绝和穷困状态[19]。这意味着它们会把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最大可能地变成现实，退入纯粹的腐败和裙带关系，不仅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压制不同政见，而且对经济产生巨大干扰。在巨大的外部压力所造成的后果和控制经济的内在方式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这种控制方式是斯大林体制在新经济政策（它一度有一个独特的术语，“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结束后第一次引进苏维埃，并随后扩展到组织经互会的东中欧国家，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也没有人能说清这种外在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内在扭曲[20]。 在强调帝国主义压力的范围和持久性的时候，我并不想贬低那些源于共运史本身、又被外在压力塑造出来的因素的意义。例如，一个非常值得争议的问题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力矫正两次著名的分裂——一次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当中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分裂，另一次则是1960年代早期的中苏分裂。它们造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右倾以及之前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之后的毛主义的激进立场——这与共产主义体制的破裂乃至最终失败的关系和与帝国主义压力的关系一样重大。另外一个同样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在1989年的全面胜利是与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改革运动的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似乎表明，并非在斯大林统治时代，而是在改革运动被镇压之后，苏联和东欧的大部分群众和知识分子实际上放弃了“实存的社会主义”（existingsocialism）制度——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有了相当可观的提高。在帝国主义压力这一维度上，我想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斗争是被迫在内外都极端不利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那些不发达地区自身的时代错误已经足够严重，而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记录“实存的社会主义”历史的错误时，虽然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但无论如何，这种将斯大林式的扭曲以及这种扭曲作为社会匮乏、压力与胁迫之结果的关联性认识，却使得新兴的苏联和东欧社会无法激发起西欧和美国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这种关联同样意味着，在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后，其内部没有任何自由空间来重新捍卫社会主义。即便是英国著名的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E.P.汤普森也承认: 战争（发生于1917—1921和1941—1945，还有30年代对遭受侵略的预期）以及随后的冷战是形成斯大林主义和此后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军事处于高速发展的优先地位，对经济的高度控制以及对消费的限制，意识形态偏执的盛行，强化内部安全力量，“两个阵营”的外交政策，对不同政见者的非法处理，凡此种种[21]。 从自身来看，大部分国家的经济运行并不坏。苏联的生活水平在战后25年里翻了一番，并且在之后的十年也有进一步增长，这种增长一直保持到1980年。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人数从1960年的1200万增加到1985年的超过4000万，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人数超过西欧和日本的总和[22]。一些经互会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甚至比苏联还好。在发展之初，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比印度要落后得多，但后来无论是在生产总量还是大多数人口的物质保障上，都远远超越了印度。古巴的经济状况也要好于加勒比和中美洲的同等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帝国主义式的掠夺，没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并且受到极度威胁的前提下取得的。但是人们没有从这些国家的历史、它们自身的环境以及所处的区域位置的角度来判断其经济运行：没有把中国与印度、古巴与海地、保加利亚（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周边国家）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地带）进行比较。人们关心的是越南没有成为新加坡，中国没有成为日本或加利福尼亚，古巴没有成为迈阿密。换句话说，是发达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超级权力决定着比较方式，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这些不曾经历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不仅要与自身的历史错误、帝国主义的安全威胁，以及经济控制和政治管理集权化所带来的扭曲作斗争，而且还要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消费方式及其文化生产和文化追求所体现的霸权主张所带来的优劣比较作斗争——这种比较在电子媒体与信息（与伪信息）技术全球化的不同阶段而更加现实可感。 古巴、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激荡的革命风暴，更有其他十多个国家生机勃勃的共产主义运动，掩盖了经互会国家的“实存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的边缘这一事实。这种危机一方面来自改革运动的失败，另一方面也因为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全面下降，并且无法从粗放的工业化——这是战后最初几年的标志——转型为发达资本主义已经开始采用了的生产方式的集约化技术革命。这种失败既是应对帝国主义施加的军事对抗所付出的代价——它导致资源的极度匮乏以及部门之间的失衡，也缘于向官僚主义倾斜的糟糕分配方式，既包括微观层面的管理决策，也包括宏观层面的中央计划。而经济上的失败，即不能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业化最终实现后所带来的社会与生态成本的提高，证明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由于不能建立政治纠错系统，不能建立平等的社会空间以开放地面对问题并找出替代性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系统，这就意味着70年代旨在通过复兴政治领导权的方式进一步赢得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步子很慢）并没有取得很大成效，人们对相对的匮乏难以达成集体的认同，也难以被迫去接受任何有益的方案，去建设世俗的、多民族和多种族的社会。当然，矛盾在于一旦“实存的社会主义”体制从道德完善和充分民主的角度与社会主义方案强行分离出来，“社会主义”就变成仅仅是一种独裁式的发展主义，很难保证比经济安全和提高生活水平更多的东西，所以人们不仅可以从道德和民主立场（如开放性、官僚主义特权丑闻）的角度评判这种扭曲了这一方案的体制，还可以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商品拜物主义角度来评判，这种拜物主义展现为一种普遍性的福利生活，并不断被内化进经互会国家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 布莱克（Blake）曾经说过，“未曾兑现的欲望就像瘟疫在滋生”，社会主义体制曾经如此严格地限制任何释放物欲的可能性，随后却要面对商品拜物教的“瘟疫”——最后甚至被它颠覆，这种“瘟疫”裹挟着心怀不满的大众，在美国和西欧右派的极端观念下束手就擒。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在1989年取得成功并在俄罗斯内部赢得多数的变革——当然是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但也是靠着大众动员的势头——不仅是消极的，而且是反动的[23]。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如福利分配、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公共责任、主要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宗教形态的异化的斗争、多种族与多民族的政治理想、与非欧国家的团结，这些都是右派对抗的领地。而英国和北美左翼中的绝大部分——当然，除了少数值得重视的例外——则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局视为一个邪恶帝国的倒台、自由精神的突破，以及建立在民族、宗教、种族、语言、地方性、个人性等等同一性基础上的社会运动的正义伸张[24]。 所有这些后来都发生了。本书讨论到了这一阶段的暧昧性：社会主义在许多殖民地国家里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的挑战、革命形势在西欧的衰退、经互会国家遭受的干扰、发达资本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和生产力，还有帝国主义战争一目了然的残酷。1968年前后出现的美国激进主义除了在一些小问题上，并不相信社会主义对于自己国家来说是可取的，也不相信革命运动在西方的现实可能性。与此同时，巴黎知识分子似乎更愿意相信超现实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并且很快就在敌视马克思主义及一切相信劳工阶级历史使命的观念的后结构主义和新哲学中安营扎寨了。无论他们口头上是否承认，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实际上相信，福特主义的积累制度和针对产业工人的福利主义契约的结合支撑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共产主义共识，是他们自己国家最好的选择，而他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从自身角度完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条件[25]。 反战运动始自阿尔及利亚和古巴革命，并在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革命以及拉美多个国家的游击战运动的影响下迅速壮大，成为遍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性运动，但是危害极大的反共产主义也在迅速蔓延——尤其是在美国最为盛行——以至于这些运动只能以反对军事干预的名义才能组织起来。只有那些被视为极左的集团，才会提出在古巴或印度支那建设社会主义大团结的问题，而反战运动总体上则降格为一种伸张弱小民族未来自决权的教科书式方法。在此状态下，任何激进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或多或少成为欠发达地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的同义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是穷人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在东亚和南部非洲的力量要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强得多，进一步说，正是在反殖斗争中，亚洲和非洲的社会主义获得大力发展，但这一事实似乎同时掩盖着另一个更大的事实，在大多数（以及人口稠密、面积广大、相对发达的）国家，从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权力的不是革命的先驱者，而是那些在帝国主义结构内部被重新整合、居于从属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对所谓的第三世界来说，反殖运动似乎成了革命的核心，阶级斗争则在后殖民体制中逐渐销声匿迹。因此，民族主义成为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革命的反殖民主义，落后的农业经济内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直接的、历史性的、长期的斗争，各种力量的极端不平衡，总体上凝缩进了越南战争。我们无须重新检视那些众所周知的现象：在反抗法国殖民主义斗争中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资本主义利益在印度支那从法国殖民主义向美帝国主义的顺利转换，越南人应对中苏分裂的微妙手段，印支三国既互相关联又不平衡的革命态势，最发达的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地毯式轰炸、毁灭性的破坏，但最终被一支装备低劣的农民军队打败的结局。革命英雄主义的记忆会继续延续，然而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革命胜利后的景况：在一块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被彻底摧毁的土地上，看不到任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越南依旧处在饥饿与恐怖之中，丝毫没有权力去争取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赔偿。对美国左派来说，这是一个问题，一个需要如何去抑制有关越南的记忆，才能使自己成长为专业的负责任的社会阶层的问题，而无需靠发动运动来要求政府赔偿，或是呼吁民众捐款，从而有助于在这块被美国统治者和军队彻底摧毁的土地上的重建工作。 在越南，最严格的控制形式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设立的，但这种秩序控制不能给社会主义民主留下多少空间，反倒为官僚腐败大开绿灯；在国际上，美国对越南革命继续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导致它对苏联的过度依赖，其后果可想而知。极端的物质缺乏与穷困需要最为深入的内部控制，却又不可避免地造成发展的进一步停滞，甚至导致裙带关系、贪污受贿、黑市交易、为一些蝇头小利相互竞争、为争夺资源和市场发生族群仇恨。土地的大量荒芜意味着农业生产难以养活全部人口，但对一个几成废墟的国家来说，缺乏发展资源又同时意味着生产难以出现令人瞩目的提高。美帝国主义已经在物质层面上确保了越南革命的最终失败，毫无复兴的希望。 当这种物质灾难带来社会与政治领域内不可避免的方向迷失，那些相信革命的道德崇高而无视严峻的物质现实的人便彻底地幻灭了，毕章物质现实是人们的生活和革命赖以建立的实际基础。（1970年代中期之后不断增长的）在西方国家面目各异的左派中占主流的反共产主义左派已经不再把物质的现实性作为“庸俗马克思主义”（vulgarMarxism）和“经济决定论”（economicdeterminism）来讨论，而把越南的失败看成是越南人自己的责任，并将之逐出自己的记忆领域。因此，越南这个反帝战争的伟大胜利者就成了展示社会主义建设失败而不是展示社会主义的橱窗。这种失败的意义还将在印度支那的其他地区，在南部非洲、尼加拉瓜，以及古巴（虽然目前还只是初现端倪）一再重复。在革命所到之处，人们缺乏空间、时间、物质资源、外部援助、和平条件来矫正这种在大规模的人类集体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扭曲，只能承受着如此沉重的惩罚。 四 我们不妨粗略地划分一下阶段：二战后的头20年，亚洲和非洲大量主权国家兴起，主要是在各自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并依附于发达资本体制。接下来的十年，1965—1975年，则属于沿着明确的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民族解放战争时代，尽管此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帝国主义的破坏阻碍了建设社会主义。到70年代中期，这两个反殖运动的阶段结束了，接下来的几年里爆发的革命主要发生在那些不曾经历直接殖民统治的国家，例如伊朗、埃塞俄比亚、阿富汗——不管它们各自称自己是伊斯兰教还是共产主义——这些革命基本的历史作用在于废除了先前的君主制，代之以职业化的现代文官制度，以及先前被世袭的资产阶级（monarcho-bourgeoisie）压制的商业资本。由此，在1980年代初，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民族资产阶级体制被同化进帝国主义结构，革命潜能被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建立的国家成功地否决掉，以至于帝国主义在亚洲和非洲明确地（而又是矛盾地）确立起高度的霸权，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着长时段的萧条。 总体上，在民族资产阶级牢牢控制的国家，非殖民化迅速而稳定地发展，在那些激进势头猛烈的地方，这一过程常常更为迅速[26]。当然，非殖民化运动的实际过程也各有不同。例如在肯尼亚，英国人直接拥有的现代农场业，以及（尤其是印度）主要由国外阶层构成的商人阶级的发展，对本土资产阶级的建立构成直接的障碍，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受压迫的农牧团体联合起来组织游击战，而种族问题成为其主要的意识形态粘合剂。在其他地方，尤其是马来亚，这个国家在革命力量遭到完全失败之后取得了非殖民化。实际上，从殖民统治转换为（已有的或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后殖民国家，这一过程在1960年代中期已基本完成，如果不考虑每个民族国家赢得独立的不同道路的话。随后的十年则是在传统的殖民主义地区出现剧烈而持续的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在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新生的资产阶级一如既往地充当了社会主义左派的旁观者，因此殖民问题便与社会主义革命纠结在一起。而中国革命是一个典范，从1949年赢得国家权力，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她都是世界的重要一极，在整个这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对反殖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印度支那这块多年来充满疾风暴雨的地方，革命战争成为支配性的现实——先是反抗法国人，其后是美国人。这再次显示出，随着大量亚非民族国家在殖民煎熬中兴起，社会主义必须同时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作斗争[27]。但从分析角度抽象地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说之前的20年产生了许多民族资产阶级主权政体（不管怎样，这样一种体制产生于印度而没有产生于中国，这一事实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随后的十年，1965—1975年，是一个民族革命的解放战争占主流的阶段[28]。 这些战争到1970年代中期基本结束了，但还遗留了以色列和南非两大尚未解决的殖民问题，涉及非常棘手的定居者的殖民主义。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在南非。大多数本土居民并没有遭到驱逐；还有一个非常团结的非洲无产阶级；而非洲人国民大会（ANC）能够和共产党保持联合，并且在大多数民众中捍卫和扩大其政治领导权；而且，发生在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又创造出一个有利于纳米比亚和南非斗争的环境。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导致了经济和种族隔离统治的危机。相反，在巴勒斯坦，唯一相似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在巴勒斯坦人中间的政治领导权，除此之外再无南非那样的重要条件。此外，帝国主义在以色列的力量要远大于在南非的力量。犹太复国主义成功地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有力的意识形态之一，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借助于全世界对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不幸遭遇的同情而获益。 基于这一矛盾现实，西方左派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对现存的殖民主义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态度。当非洲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曾经扶助过它的那些国家不断遭受攻击的时候，对犹太复国主义制度的支持也在整个帝国主义国家体系，包括阿拉伯国家体系中不断增强。可以看出，在整个勃列日涅夫“停滞阶段”，华沙组织成为巴解组织的主要支持者，而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全球改革时代，与以色列的长期共存则是其重要特征。相对来说，这种差别对待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有帮助，但也有助于以色列不断以典型的殖民方式扩张其主宰权——从占领西岸、加沙和戈兰高地到对入侵黎巴嫩，最近又对巴勒斯坦起义实行残酷镇压。西方左派一方面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时又接受犹太主义现状，来表达对这种矛盾态势的认同。某种程度上，犹太国家建立在殖民基础上，由此直接导致以色列政治体制的高度扭曲，这一事实如今甚至不再是左派话语的一部分。 本书认为，不管是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民族资产阶级后殖民国家的形式，还是以社会主义左派的革命战争及其后革命国家的形式，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是1970年代后期全球结构的关键因素。由于将反殖运动与实现政治根本转变的规划相结合的革命运动支配了最近的十年，西方左派错误地认为60年代的社会进步是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本身的必然结果。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版的三个世界理论畅行全球，民族主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化理论家而言）成为应对帝国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的决定性答案。在毛主义产生了坚实共产主义运动的亚洲国家，尤为重视一种文化，即农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而在西方左派看来，整个“第三世界”，及其所有成为反抗者的阶级，同时被理想化为他者性与真实性的场域。 到80年代，世界结构正经历一个历史性的大变动。从反殖民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潮流中产生的后革命国家陷入生产力停滞的糟糕处境。那些曾经弥漫在各种新激进主义当中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今被动员起来证明社会主义没有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当革命战争爆发时，甚至在反共左派内部，也很难为了追求真实而完全忽略这一事实：正是一个内部官僚化的社会独自提供着物质和外交的支持，使得那些战争才可能发生；不管怎样，正是在所谓的“停滞阶段”（勃列日涅夫时代），在苏联的支持下爆发了大量革命，至少可以说，由于周边国家种族制度的结束，也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坚定的斗争，从而激化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危机，而这些都有赖于苏联的武力支持。随着西方左派不再认可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的后革命社会，这一记忆，以及它对亚非被压迫人民的意义都被压抑了，后继的戈尔巴乔夫时代则大力助长这种有意的健忘症。留下来的记忆仅仅是失败、扭曲和官僚化，但曾经其中却蕴藏着今天已不再提及的团结。 在那些后殖民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被寄予希望产生奇迹。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民族资产阶级通过不结盟运动和贸易上的南北对话，自身获得了极大巩固；另一方面，它又陷入社会发展的停滞、不断增长的依赖性、苛酷的专制统治、宗教的千禧年主义（religiousmillenarianism），以及政治和社会普遍分裂的局面——尽管这是拜帝国主义的支持、投资和庇护所赐。反殖目标已经实现，民族主义或者是已失去存在的必要性，或者是带来灾难。伊朗革命也许是最后的大事件，给文化民族主义一次在西方左派杂志上大大露脸的机会，以至于文学理论本身都不得不站出来说话，防止美国媒体歪曲伊斯兰教，说霍梅尼把伊朗的左派都投进了监狱[29]。它把一个大的文学事件——对萨尔曼·拉什迪因在英美出版涉及离奇编造伊斯兰教的小说而进行的可怕审判——变成对霍梅尼的抗议，抗议他围困一个纯粹的文学知识分子，即便当同一个教权国家不仅审判，而且迫害甚至杀死无数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的时候，这种文学知识分子也不曾遭遇麻烦。谁能取而代之呢？社会主义已经被宣告放弃了作为帝国主义对立面的名义，民族主义就其总体而言也在顺此道而行。从西方文学理论的激进视角来看，这多重的空虚正被后结构主义所填补。 五 事实需要解释，而所有解释，不管如何糟糕，都建立在概念的构建基础上，我们姑且名之为“理论”。换句话说，理论在事实与解释之间不仅是一种合意的（desirable）也是一种必需的（necessary）关系。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直到1970年代中期都是一种巨大的历史动力，这是一个事实；它在随后的年份里急剧衰落，这也是一个事实。这是寻求以社会主义社会取代殖民社会的革命运动的失败；也是民族资产阶级被席卷全球的帝国主义结构所同化的结果。整个20世纪，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平等的战争在全球多地爆发，而如今帝国主义赢得了胜利，成为这个世纪的最终存活物，这也是一个事实。如果没有关于这些事实的理论，是不可能对殖民地、帝国，及其文化生产的表象提出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就如何解释这些事实及其规律产生了一整套独特的概念。这一概念体系为其内在发展和争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可以解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我在本书第三章对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严厉批评也可视为一个小小例证。在该章的前两节里，我按照自己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来描述近期历史的轮廓，这种（非文学的）短暂绕行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以文学或其他的理论方式提出关于殖民地与帝国问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如何理解物质存在的历史，正是这种物质存在使这些问题有了对象和密集度。换句话说，这种客观实在性使得我要讨论的文学理论的前提变得明晰起来，并且为我要论证的问题——第三世界文化民族主义和新近流行的后现代主义都对真实存在给岀错误理解——做了理论环境的准备。 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会不同意我的部分解释，但理解的共识远比这种异议丰富。然而有一种理论立场，它把物质存在的历史性当做“生产方式的进步主义的叙事”（progressivistmodes-of-productionnarrative），把历史动因当做“起源的神话”，把（所有的）民族与国家当做一去不返的压迫，把阶级当做一种纯粹的话语结构，把政党当做根本上已被僵硬的主体立场所污染的集体主义幻觉而加以取消，准确地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强权（repressiveandbourgeois）立场，而名副其实的后结构主义都无法摆脱它[30]。这种理论立场束缚了我们去理解那些存在于我们时代中能被理论化的基本事实的条件。它把世界文本化，把读者、批评家、理论家当成这个文本世界享有特权的监护人。由于把阶级和民族都当作“本质主义”加以摈弃，逻辑上导致一种非依附性伦理（anethicofnon-attachment）成为获得真实理解的必要条件，因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尤其是浪漫主义的变种——便成为其主要的文化修辞。众所周知，后解构主义对理性认识的能力采取一种怀疑态度，“个体”由此只能以反讽的方式达到对世界的理解，而从抽象的认识论意义上说，因为摆脱这样的集体社会，必然只会留下这样一个孤零零的“个体”作为经验和意义的场所——这其实也是被那些批评家/理论家们所坐实[31]。笔者想补充的是，此处讨论的与文学后结构主义相关的反讽和非依附性问题，以各种方式凸显出来：既体现在批评家个人的实践中，也体现在他们所鼓吹的意识形态立场中，还体现在后现代“移民”状况和理论家的“旅行者”形象尤为突出的紧张方式中[32]。 今天如果有人去考察提出这些问题的文学理论，他也许会震惊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作为我们时代某种决定性政治力量的文化民族主义在不断变动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占据优势时，随后的反民族主义运动总体上则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面目下。不管那些奇思异想的后结构主义者多么想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两大关键——政治上捍卫或反对民族主义，理论上的第三世界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其实互不关联，只是偶尔会一起出现。文学理论所缺乏的是概念的整体构建，使之能对自身实践以及所观照的世界进行系统化的历史分期，进而克服时段（moments）与对之解释的分离[33]。笔者以为，这是一条放弃马克思主义并创建一种不和谐的修辞学来反对历史主义的道路，这里的历史主义不是实证主义和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而是历史主义本身。在此，先锋的文学理论已经告别了以往那些至少有助于它抓住自身历史的思想方法。 简单说来，本书的出发点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个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秩序发生了急速而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能看到文学理论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在迅速而不断地放弃自我——先是转向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然后又转向后结构主义式的解构。曾经致力于质疑殖民地与帝国问题的文学理论如今是在遮蔽（而非揭示）文学、文学理论与赋予其意义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基于同样理由，我们只有将文学理论与这一时代的那些决定性力量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那些在文学理论的变迁框架中交替岀现且愈发全球化的现实，这种联系不是借助（through）后结构主义，而是将其本身视为问题，通过考察作为这一理论早期阶段的主导符码（master-code）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衰，与随着这一理论完全和后结构主义合谋后，从政治甚至是民族主义政治的激进方式中摆脱出来的历史关联。在本书的主要部分，我将通过对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但又清晰揭示的方式，来阐明这—观点。 我们知道，在整个70年代，文学理论乐于将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抵抗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但之后的80年代，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被视为暴虐的、强制性的认识体系而不断被抛弃。我在第一、二章里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一段时间里促成文化民族主义主导地位的因素，以及随后的年份里在文学理论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沧桑巨变，比如从萨义德的《东方学》到他后来的作品，从詹姆逊到一大群后起的批评家，如霍米·巴巴——当然，也需要追踪文学理论本身内部发展的关系。但是，如果不把通过颠覆所有起源的神话、总体性的叙事、历史主体的集体主义决定论乃至于作为历史叙事之关键场域的国家和政治经济而崛起的后结构主义纳入进来考虑的话，就难于理解文化民族主义遭到离弃的准确过程。 后结构主义意识形态新起的主导位势赋予文学理论一种基本环境来颠覆民族主义，不是从以往人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揭示20世纪的民族主义常常压抑性别与阶级问题，常常与各种蒙昧主义和民族复国主义立场合谋，而是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毫不掩饰地颠覆一切关于起源、集体、历史发展的确定性言说。其结果自然是后结构主义这种成问题的批评方式不再以任何明确的方式来区分针对特定历史的民族主义的进步或倒退，也不是去考察在民族主义运行轨迹中进步与倒退因素如何（也是经常地）互相纠结的这一更为棘手的问题；他们颠覆的是民族主义本身，这种灾难预言家的方式，几乎与此前几年文化民族主义被宣布为对帝国主义的确切应答一样。 不必赘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尤其是在60年代——形成的某些倾向，也对后结构主义的崛起产生相当大的作用。如果说马尔库塞最终抛弃了阶级的范畴，将革命的动力置于本能欲望和审美领域，而阿多诺则在《道德底线论》（MinimaMoralia）中表达了与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同样的极端悲观主义主张——由于“匮乏”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使得获得权力的“熔点集团”（fusedgroup）要遭受官僚主义的腐蚀。就文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而论，其核心案例显然来自阿尔都塞，他的理论工作对大西洋两岸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对结构主义的亲和力更是众所周知[34]。有意味的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同时是作为一种“无意识”、一种“（具有自身严密逻辑性的）表意系统”、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的‘活的’关系”[35]，并且渗透在政治社会（国家）的各种“装置”（apparatuses）里[36]，使得它显然与后结构主义思想所发明的“话语”概念——主要来自他离经叛道的学生米歇尔·福柯——具有一种同源性。两人都对人道主义深恶痛绝，尽管他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的历史角色，更为首要的是在参与共产主义政治实践问题上又互相冲突[37]。当然，还有一种在时间上互相毗邻的偶然事件，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欧陆展开的时间极为不同，但它到达英美学院派的时间实际上与后结构主义是重合的，即70年代中后期。不同流派的哲学之间的互相吸引，方便了文学理论家们借助阿尔都塞的路径大量接受后结构主义立场。 兴起于人类学和哲学领域的后结构主义，给文学理论带来深远影响。但是在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前途也是由非殖民化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实际命运所决定的——尽管一部分理论家意识不到这点。从1945至1975年，这段时间大致可以看成非殖民化的高潮期，这三十年的前半期，发生了中国革命、朝鲜战争和许多国家（包括印度）在中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非殖民化运动。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印度的独立，那些文学知识分子或置身于从二战灾难中逐渐恢复过来的英国，或处在战后最热衷于倒退的美国，对他们而言都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在法国，接连不断的印支和北非殖民战争震动着它，成为继纳粹占领后的热点事件，这一切分化着知识分子，发生在萨特与加缪之间的众人皆知的冲突成为这一广泛分化的表现。 英美学院派的激进运动来自非殖民化运动的第二阶段——简单地说是由古巴革命（1958—1959）、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1962年）和肯尼迪政府期间发生的美军介入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带来的。当然，越南战争是整个第二阶段的核心事件，但这一阶段呈现出两种不同面貌：一是主要发生在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另一个是大多数亚非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兴主权国家的巩固。在这些国家里，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给新起的统治阶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增长。而这一基本差异，即那些处在围困中的国家的革命运动和其他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巩固，常常会被英美学院派的意识形态异见者抹掉，当然，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的小团体除外。在反战运动阶段，社会的主导情绪是反殖民主义，包括主要组织者在内（教会与和平团体的角色常常被左派低估）的大多数社会动员，代表着本质上属于体面的自由主义者的政治传统，而这一传统随着野蛮杀戮的规模和美国人的死亡数字被弄得痛苦不堪。这种反战情绪要求的是民族自决权，而且在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占主流的该阶段，文化民族主义这一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特有形式，被宣布为进步文化的决定性意识形态。 这种倾向被那些与新独立非洲国家中的新兴团体立场坚定一致的非洲裔美国激进知识分子大大强化了，也被那些来自亚非拉的学生大大强化了。后者面对着英美学院派中不同类型的种族主义，通过坚持那些在自己国家占主导地位、却在西方正统社会毫无名分的建构社会的文学资源和文化实践来抵制这种压力。这是一种孤芳自赏式的意识形态抵抗，但在白人占主流的西方学院派的超级权力面前，它却必不可少，因为学生得以自主地表达自己民族和新独立国家的文化[38]。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又能分享民族解放战争的荣耀，进而通过对民族主义的普遍限定而获益。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那些具体领导人如纳赛尔、尼赫鲁、恩克鲁玛（Nkrumah）、苏加诺（Sukarno）、尼雷尔（Ny-erere）、肯亚塔（Kenyatta）等等声音的表达，他们领导着反殖民的团结运动。近年来，随着后殖民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停滞，也随着对这种停滞的认识与文学理论中后结构主义的崛起表现出实践上的一致，文化民族主义本身正处在一个作为幻象、神话和总体性叙事而被抛弃的过程中。 从无条件的颂扬到蔑视，对民族主义问题这一整体的态度转变也是激进理论的必然结果，这种理论总是被自觉地用来反对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前提，并且一以贯之地依靠“三个世界理论”的民族主义版本和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方法。拒绝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见结果，在于今天人们更多从民族、国家和种族，而不是从阶级的角度来认识殖民地与帝国世界的意义；更多从富国与穷国、西方与非西方的统治与占领的关系，而不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等级结构体系中来思考帝国主义。“文化”是最为神秘的集体存在物或“话语”，但它主要体现为书籍和电影。不管人们是否嘴上愿意承认，总是不可避免地相信观念，而非包含着文化实例的生活的客观条件，在左右着人以及民族的命运。所有希望都有条件地依附于非殖民化运动的意识形态。随着殖民关系的破裂，新兴的独立国家希望能借助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斗争，而不考虑什么样的阶级如今拥有权力，也不管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所存在的根本缺陷，甚至以之来保护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免遭发达资本主义的无数压力，只要冲突在帝国主义结构内部即是说以资本主义方式发生。当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局限性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从后现代先锋派那里所吸收的对严谨的马克思主义的敌意，使得这种文学理论不可能对先前迷恋于同质化的民族主义产生理性的、历史化的自我批评。相反，至少在某些版本内，当某些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分离出来的元素（不包括女性主义）在后结构主义的一些从属成分中起作用时，后结构主义本身是作为民族主义的确切答案而岀现的。由此我们可以把握一个由各种成分组成的相互关联的图景：一种在拒斥其自身历史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时产生的激进的文学理论；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在作为这一激进主义之客体的“第三世界”理论中所经历的兴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挑战及其在198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胜利；后结构主义在理论领域的崛起。而文学理论近年来所展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衰，由此与其他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世界政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1]GeraldGraff,‘WhyTheory’,inLennardJ.DavisandM.BellaMaribella,eds.LeftPoliticsandtheLiteraryProfess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0). [2]阿尔都塞的立场对英国文化批评和文学理论中的最初影响来自诸如Screen杂志（创办于1971年），并通过StephenHeath和ColinMacCabe等作家介绍过去。Heath曾著文'theencounterofMarxismwithpsychoanalysisontheterrainofsemiotics'(QuestionsofCinema,London:Macmillan,1981,p.20l)，准确地总结了这种影响的结合。MacCabe的著述，从发表在Screen上的一些文章到影响广泛的著作JamesJoyceandtheRevolutionoftheWord(London:Macmillan,1978)，首先揭示了电影理论和文学理论之间关键性的关联，继而揭示了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在羽翼丰满的后结构主义场域中的残余印迹。当然，特里·伊格尔顿的CriticismandIdeology(London：NewLeftBooks,1976)在英国文学研究里第一次全面体现了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虽然他的主要政治立场与托洛茨基主义联系更紧，后者是一种至少与阿尔都塞不那么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伊格尔顿本人说，到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Oxford:BasilBlackwell)出版时，他接受福柯的影响比阿尔都塞多。简言之，阿尔都塞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正面作用在于它有助于从反理论氛围和一种成为英国共产党之标志的非常松散的左翼民粹主义以及其他受其影响的潮流角度，重新激发许多讨论；而其坏的影响，在于英国的阿尔都塞主义容易成为一种非常神秘的、理论的和反历史的借口——这可以从诸如Hirsi和Hindess的著作中看出。后一种研究实际上没有从阿尔都塞那里接受任何在关键场合时表现出的政治热情（而这正界定了法国共产党的政治干预），而一味沉溺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抽象当中。佩里·安德森写作ArgumentswithinBritishMarxism(London:NewLeftBooksandVerso,1980)，很大程度上是对E.P.汤普森在ThePovertyofTheoryandOtherEssays(NewYork:MontlyReviewPress,1978)—书中对阿尔都塞的过分不满和冗长指责的回应，对阿尔都塞给予了一种辩护的同情式解读，表达认同以及有争议性的保留，但该书过于专注汤普森，以至于无论是对阿尔都塞还是英国的阿尔都塞主义最终都未能作出真实的解读。毋庸赘言，这些作家——不管是MacCabe还是伊格尔顿、Hindess和Hirst，很遗憾，甚至包括安德森——都不曾对殖民和帝国问题表达岀值得重视的兴趣，除了偶尔以爱尔兰为例。亦可参见MichaelSprinker在十年后的著作ImaginaryRelations(London:Verso,1987)，相比伊格尔顿，该书对美国文学理论语境中的阿尔都塞立场进行了更为持久而充满生气的交锋。 [3]PerryAnderson,ConsiderationsonWesternMarxism(London:NewLeftBooks,1976;firstVersoreprint1979)。具体见该书第4章“ThematicInnovations”。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最初出现于1920年代晚期，一些苏联批评家用来讽刺科尔什（Korsch）、卢卡契等人。因此，梅洛-庞蒂在其著作AdventuresoftheDialectic(Evanston,IL: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73;originalFrenchpublication1955)的第二章，反讽性地采用了这一术语，表达对卢卡契某些主张的认同，并对萨特的“激进布尔什维主义”（ultrabolshevism）进行攻击。 [4]关于这些问题，尤其是美英发展中的差异在第一章会以一定篇幅讨论。美国学界的文化激进主义与本国劳工运动之间缺乏有生命力的联系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例如，哈里·布鲁门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影响深远的重构可以说遍及整个世纪，但更有战后美国资本的特征，而这根本不曾作为材料或问题服务于美国文学理论。 [5]我并不是指从最终决定性角度在意识形态总体及文化生产领域为这种变化进行分期，这种研究在当代文化理论中鲜有表现。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做的后现代主义考察，和戴维·哈维（DavidHarvey）的杰作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Oxford:BasilBlackwell,1989)是这种研究的卓越范例。但是，这些研究都不曾在生产环境和处于特定阶级与体制网络中的主体的场域下考察目前这些问题的研究，比如在讨论殖民地与帝国问题时所涉及的文学理论的决定性。当然，哈维著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当他标记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并且当他在积累制度中对这种变化进行分期时，晚期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被处理成一个由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单独构成的不同结构，而不是作为一个全球生产和文化关联的等级化结构体系，实际上，这一体系在全球范围下成为一个复杂难解的矛盾统一体。 [6]当然，我是从佩里·安德森那里借来“语言的过度性”这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短语。 [7]在SubalternStudiesVI(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的推介语中拉纳吉特·古哈被描述为一位“大师”（guru）根据他的说法，殖民地国家具有由两个“共存的”“领域”（“精英”与“底层”）所决定的特征，这两个领域在结构上形成“统治”关系。前者包括所有殖民官员，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精英”、共产主义干部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后者的“领域”据说是“自治的”，并且可追溯到前殖民社会，包括所有“精英”之外的部分。其最初表述参见'OnSomeAspectsoftheHistoriographyofColonialIndia',inSubalternStudiesI(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1982),P.8.在该文中，古哈试图界定这些术语，他试图将一种部分来自葛兰西、部分来自美国社会学的语言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调和在一起，他把这些东西加以熔铸，进而放入在一个杂交的、很大程度上是依附性的后结构主义学说中，这种扭曲是很明显的。更详细因此也存在更多复杂问题的表述参见’DominancewithoutHegemonyanditsHistoriography'(bythesameauthorinvol.VI,citedabove)。 [8]“文化”、“民族主义”和“传统”这些概念出现在英美文学理论中产生了很多混乱，所造成的后果会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予以详述，在印度的内部论争中，这种传统/现代的二元倒置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写作中看到：不仅出现在许多印度右翼地方自治主义者的言述中，也不仅出现在诸如AshishNandy这样的新甘地主义者笔下，而且也出现在很多“底层”写作中。帕莎·査特吉对作为一个“现代化者”的尼赫鲁公开表示厌恶，相反，他不仅特权化地利用了某种版本的甘地主义，甚至越过尼赫鲁利用BankimChattopadhyay的思想，也充满了这种倒置逻辑，这可以从他的NationalistThoughtandtheColonialWorld:ADerivativeDiscourse(London:ZedBooks,1986;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1986)。 [9]这句话所谈到的重点很容易从许多材料中证明，从胡志明与黎笋到AmilcarCabral，从毛泽东到殖民期间印度共产覚的各种文化组织和阵线的许多文件，更不用说从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的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当然，这些巨大而又各异的理论构成揭示出从概念、阐述到实践的非常不平坦的过程。 [10]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从理论上把民族与国家解释为权力结构，但是有两个根本差异。马克思主义对这些结构的反对，不在于“个人”——这是资产阶级认识论抽象出来的普遍化概念——而在于阶级革命与普遍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因为帝国主义的阶级关系本身是通过民族—国家的等级化来构成的，所以，反帝革命就要经历民族解放和革命国家的建设/防御的历史阶段。普遍解放作为“个人”自由（它不是资产阶级自我形象的抽象构想，而是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类存在相关联）的唯一保证，无疑以打碎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体系为先决条件，一如它以征服贫穷为先决条件。 [11]EdwardW.Said,Orientalism(NewYork:Vintage,1979),pp.153-6. [12]近期紧随后结构主义在1980年代法国兴起的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相关分析可参见GeorgeRoss,‘”IntellectualsAgainsttheLeft”:TheCaseofFrance’,inTheSocialistRegister1990(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1),pp.201-27.对于其早期潮流的简要总结，参见PeterDews,‘The“NewPhilosophers”andtheEndofLeftlism’,inRoyEdgleyandRichardOsborne,RadicalPhilosophyReader(London:Verso,1985). [13]米歇尔·福柯，TheOrderofThings:AnArcheologyoftheHumanSciences(NewYork:Pantheon,1971)；(translationofLesMortsetleschoses,Paris1966).具体参见pp.260-62，马克思被以如下奇待方式摒弃： ……在李嘉图的“悲观主义”和马克思的革命承诺之间进行取舍可能无关紧要……在西方知识的最深层次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断裂；作为一种对一个（它自身的）时代的充分、确切、令人舒适且毫无疑问是満意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毫不费力地在欢欣接纳它的认识论排列的内部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所。 欧洲资产阶级如何满意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又是如何欢欣地接纳它，这事关历史记录！在“1968事件”之后，福柯的表述显得甚为极端，它融汇了诸如Bernard-HenriLevy和其他“新哲学家”的观点。可参见他与RevoltesLogiques集体所做的名为“权力与战略”的访谈，MeaghanMorrisandPaulPatton,eds,MichelFoucault:Power,Truth,Strategy(Sydney:FeralPublications,1979)。 [14]在最近的印度学研究中，NicholasDirks的TheHollowCrown:EthnohistoryofanIndianKingdo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7)最有代表性。该书甚至在目录开始就引用福柯来作为一种方法论表述（不是“一种权力的理论”，而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分析”)。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引用的马克思这段话再次出现在Dirks著作导论的第一页，而下一页又引用了萨义德，来论证这样一个权威观点：所有关于印度国家与社会的主要概念都源自马克思、韦伯、杜蒙（Dumont）以及其他人共有的“东方主义”。RonaldInden——他显然是Dirks的资深同事，也许还是他在芝加哥的论文导师——也在整本书中被大量引用。在Inden的近著ImagingIndia(Oxford：BasilBlackwell,1990)中，他不曾引用Dirks，但他不仅在书中第37—38页直接表达与萨义德的亲近，甚至在导论的第二句写道：“我批评的具体对象是‘东方话语’中的印度学分支……”而福柯又在第2页中被引用。印度内部出现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古代和中世纪印度的历史编纂学被删减为两页多（第154—156页）。对Inden著作的延伸评论参见我的‘BetweenOrientalismandHistoricism:AnthropologicalKnowledgeofIndia’,StudiesinHistory,vol.7,no.1(NewDelhi1991)。 [15]又称“康乃馨革命”，指1974年4月25日发生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一次左派军事政变。它终止了萨拉查统治下的20世纪西欧为期最长的独裁政权，引发两年骚乱的“过渡时期”，并最终实现了葡萄牙的自由民主化。此后葡萄牙政府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放弃海外殖民地，导致世界各葡属殖民地纷纷脱离葡国统治而独立。与普通暴力革命相对比，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者釆用和平方式来达成目标，而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来实现政权更迭。在政变期间，军人用康乃馨花来代替枪中子弹，“康乃馨革命”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译者注 [16]关于外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危机的长篇论著中，可参见AlainLipietz,MiragesandMiracles:TheCrisesofGlobalFordism(London:Verso,1987)以及ArthurMacEwan与WilliamTabb所编InstabilityandChangeintheWorldEconomy(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89)第三部分。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恶化，以至于在Lipietz看来，印度曾经是其中最为出色的，因为它在保持相对于GDP和出口的投资增长比例和相当低的债务偿还率方面做得最成功，而不出五年，印度却面临着比墨西哥和巴西更严重的危机。 [17]22.MichaelHuston不甚岀名的著作SuperImperialism:TheEconomicStrategyofAmericanEmpire（New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72），提出这一主题：列宁在理论上概括的殖民全盛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经过二战之后已经结束，帝国主义如今是联合起来压迫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该书虽然写于美国霸权正当之时，而且正是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Commisstion）成立之时，读来依然令人恐怖。 [18]当然，尤其可以认为，帝国主义对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始于一战结束后，其时，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的起义被轻易击退，由内战和联合干预导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危机促成了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内部的兴起，西欧社会民主党被并入发达资本主义结构体内部。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是1945年以后的这段时期。 [19]例如，苏联为了与北约的战争机器保持均势，进行了40年难以维持的军备竞争，这一显见的事实究竟给苏联社会和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害，要想计算出其程度和范围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对扩大全球进步国家和运动的自治范围起了矛盾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平衡，古巴革命制度的存在和越南通过革命战争而获得的生存能力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也成为苏联内部产生技术官僚政府的必要条件。 [20]在关于苏联式“后革命"社会本质的著名的贝特尔海姆—斯威齐论战（Bettleheim-Sweezyexchange）中，我大体同意斯威齐的观点。但贝特尔海姆指出并证明：许多下级布尔什维克革命先驱，尤其是地位低于高层领袖的人士，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干预结束时已经损失殆尽，其时列宁还活着，因此在苏联政府部门从事日常工作的公务人员有90%出身于沙俄帝制时代。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对斯威齐观点的否定。这些代价在著名的“共产主义失败论”中几乎没有被计算。见CharlesBettleheim,ClassStrugglesintheUSSR,FirstPeriod.1917—1923(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8)。 [21]E.P.Thompson,‘TheEndofColdWar’,NewLeftReview,no.182,July-August1990. [22]在戈尔巴乔夫全球改革的最初几年，西方对苏联经济的分析通常沿着两种方向同时展开：一种认为它已经停滞并即将垮台，另一种证明其巨大的工业力量对西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们最先以一种令人震惊的、自然会出现的预言将第一种观点落到实处。在一些更为清醒的分析家中间，苏联的不同政见者佐罗斯·梅德维德夫（ZhoresMedvedev）和西方经济学家阿列克·诺夫（AlecNove）对苏联体制的深刻批评值得参考。在1979年对勃日列涅夫统治的评价中，梅德维德夫强调，在此前的15年里，农业生产提高了70%，工业生产翻了一番，而同期人口基本维持稳定；在控制论和计算机技术领域，苏联据说仅落后美国两三年——这个差距非常小。几个月后，诺夫总结道： 灾谁并没有到来，这个体系也不曾混乱，计划和生产的质量并没有下降，实际上还在不断提高……虽然接下来的几年增长保持在每年3%的适度水平（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预测），但与西方经济相比也有优势。 见ZhoresMedvedev,‘RussiaunderBrezhnev’,NewLeftReviewno.117,September-October1979；以及AlecNove,‘SovietEconomicProspects’,NewLeftReview,no.119,January-February1980.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经济顾问把整个时代宣布为“停滞时期”，并且说混乱将处于主导地位。 [23]Solzhenitsyn的一项严肃的研究显示，始于左翼人士反斯大林主义的事业，在不断赢得显赫声誉和影响的道路上，是如何最终转向赞美沙俄历史、东正教和大俄罗斯种族主义的最为保守的观念。在这条光谱的另一端（后现代主义时代），米兰·昆德拉的“植根于罗马基督教的欧洲”视野既没有为无数定居于欧洲的非欧洲人，也没有为更多致力于摆脱欧洲统治的欧洲人留下多少空间。 [24]一种为他人的胜利而喜气洋洋的间接体验是许多诸如美国民主社会党（DemocraticSocialistsofAmerica,DSA）这样的小团体的典型反应，即便从德国统一中得到加强的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科尔的基督教民主党。 [25]在1990年2月举办的赫伯特·里德讲座（HerbertReadeLecture）上，萨尔曼·拉什迪以他典型的、把“文学”当做人类事务之核心的夸张意识，雄辩滔滔地表达了要做阐释自由资本主义的帮手的愿望： 似乎有可能……我们或许正奔向一个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世界……在此情形下，自由资本主义或曰民主或曰自由世界需要小说家最严谨的关注……“我们的对手也是我们的帮手”，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如是说。如果民主不再有共产主义来以对抗的方式帮助它阐释自己的整法，那么也许它就不得不让文学来成为一个替代的对手。（参见AlexCallinicos,TheRevengeofHistory,p.11） [26]例如，SumitSarkar,‘PopularMovementsandNationalLeadership1945―47’,ACritiqueofColonialIndia（Calcutta:Papyrus,1985）讨论了在国大党所控制的其他地方，印度所出现的这种鲜为人知的加速。 [27]拉美的非殖民化运动出现要早得多，它不比美国晚多少。比起亚非，拉美很早就陷入全面的殖民化当中，并且很早就与资本的历史关联在一起，因此给这一大陆的民族资产阶级带来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极为不同的特征和角色。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但常常被第三世界主义视角所忽略。 [28]在这一复杂路径中，阿尔及利亚的情况非常特殊。运动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无疑很强大，而且在后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其国家性质的主导角色（在那里和其他地方常常误导性地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显然合法地处于解决所遗留的殖民性质的问题过程中。但是，关键的事实是非殖民化运动造成以军官和民族解放阵线（FLN）的领袖为外部基础的权力核心，而FLN又成为作为统治阶级的新兴官僚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法侬研究中的巨大暧昧之处在于，它反映了这种结合的建构阶段，同时其著作《地球上受苦的人）（WretchedoftheEarth）的某些部分似乎预言了这一结局，而这一点被许多文化民族主义和殖民话语分析理论的支持者所掩盖。 [29]参见EdwardW.Said,CoveringIslam:HowtheMediaandtheExpertsDetermineHowWeSeetheRestoftheWorld(NewYork:Pantheon,1981)。 [30]与这一后结构主义哲学立场论战的困难之处在于（尤其是当它出现在英美文学理论中之时），它仅仅是为了在这种论战中达到漫画性的先发制人的目的，总是提出新奇性的夸张主张，并且有一种删减前人哲学立场的习性。例如，针对把马克思主义讽刺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进步主义的叙事”，马克思本人对进步的实证主义观念的批评从他最早的写作中就开始了，而且这种批评从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笔记到他生命结束，贯穿始终。这种批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延伸到许多地方，包括卢卡契的HistoryandClassConsciousness(Cambridge,MA:MITPress,1971;originalGermanedition1923)，梅洛-庞蒂曾在其AdventuresoftheDialectic中赞誉道： 他说，进步的观念是一种权宜之计，它将针对其无限的背景的矛盾删减到最小值，并且假定能够依靠自身解决。从历史意义上说，进步把事物的开始与终结消解为一个自然的过程……(p.35) [31]对于萨义德所赞扬的他称为“叙事历史的逐渐消失”和他强调作为可取的历史编纂方式的反讽（“叙述被反讽所取代”），参见其论文‘ThirdWorldIntellectualsandMetropolitanCulture’，对此我会在第五章以一定篇幅讨论。 [32]关于作为“旅行”的“理论”实践，具体参见JamesCliffordandVivekDhareshwar,eds,TravelingTheories,TravelingTheorists,Inscription5,anoccasionalvolumebroughtoutbytheGroupfortheCriticalStudyofColonialDiscourseandtheCenterforCultureStudies,OakesCollege,UniversityofCaliforniaatSantaCruz,1989。 [33]在此问题上，詹姆逊是个例外，他确实做过一定的努力，最为明显地体现在“Periodizingthe60s”（一篇写于1984年的论文提纲，重刊于TheIdeologiesofTheory,VolumeTwo:SyntaxofHistory[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8]）一文中，他还在很多地方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做了不太详细的讨论。在他这里，历史分期是将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历史化的基础，这一意识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语境：那些提出殖民地与帝国问题的文学理论家常常尽可能地提出主张，却很少考虑具体的时期和多样化的决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詹姆逊如此专注于建立“60年代”的断裂性（他很合理地论证，这种断裂性始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古巴革命，终结于70年代早期），以至于人们既不能得出一种此前此后的意识（该书说，文章写于1984年，而且“60年代”继承了自二战以来经历巨变的世界），也不能得出一种他列举的要素如何在1984年导致帝国主义决定性胜利的意识。总体上的第三世界主义，以及以一种奇怪的古雅和无条理的后现代主义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比如“晚期资本主义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个时刻，存在于经典资本主义之中的残余本性——即第三世界和无意识——被充分地消除了”，第207页）又被收入一篇两年后出版的论文之中，对此我会在第三章予以讨论。 [34]某种程度上，阿尔都塞是个特殊的乃至有强烈感染力的个案。他终身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因为他相信工人阶级始终处于创造历史的中心，同时也倡导既无主体又无目的的“作为人类本质过程的历史”理念。他那篇细致入微的论文《矛盾与多元决定》（‘ContradictionandOverdeter-mination’,ForMark:NewLeftBooks,1977）以反对当代各种激进思潮，主张经济的最终决定论而闻名，但他更有影响的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LeninandPhilosophicalandOtherEssays,London:NewLeftBooks,1971）为国家画出了如此巨大的空间，以至于在作为意识形态生产与再生产场所的国家与非国家之间很难做出任何方法上的区别。在法国，他的哲学立场是他对共产党政策的介入方式，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明显成为对党内的斯大林主义传统的挑战。另一方面，他在英国的主要批评者E.P.汤普森，又指责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而他的一些主要崇拜者，其中有多年追随的Hirst和Hindess，详细考察了阿尔都塞政治介入的责任，但却接纳了其僵硬的、结构主义和反历史的最糟糕一面。如果说阿尔都塞的研究最初进入英美论争中还大大推动其理论的严密性的话，那么“理论实践”在英国（以及之后的美国）的大多数运用中就成为那种最糟糕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院职业化的借口了。 [35]参见SectionIV,‘MarxismandHumanism’inAlthusser,ForMark，这一部分包含了一段关于“在一个阶级已经消亡的社会里”意识形态的角色的非常独特的一段话： 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历史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不断改造的过程，并且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同样如此，那么人类必须不断地被改造，以使自己适应这种条件：如果这种“适应”不能处于自发状态，而必须始终有人来负责、支配和管理，那么这种表达出来的要求就处于意识形态之中······(p.235) 换句话说，支配与管理是永无止境的，即使在无阶级社会；人类不能“处于自发状态”，也不能生活在知识关系中（这种知识只能通过理论实践产生，否则无法存在）。人类这种永远处于意识形态的囚禁状态，便神秘地导向了福柯的权力话语概念。 [36]Althusser,‘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 [37]此处不去深究“人道主义”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有必要强调的是，它涉及认识论和实践（如政治与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差别。马克思完全打破了那种从关乎“个体的”人道主义认识论到经验与知识场域，而且马克思在论述意识形态和意识时——关于经验的复杂性，以及关于（由此导致的具有临时性特征的）所有知识的社会决定性——从没有与资产阶级的“个体”概念互相调和。正是在这种（无作者但由人类所创造的）历史的构成性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斗争的）类存在的道德生活的关系中，马克思找到了人道主义的力量。 [38]对于非具体的第三人称单数的性别说明，在英语中很不幸有一种强制性。在本书中我试图用“另一种”性别说明，she和her等等。这种方式同样也不令人满意，而且有一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带来的不必要挑衅性。
致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致谢 本书第三章“詹姆逊的他者性修辞与‘民族寓言’”，最初发表在《社会文本》（SocialText，第17期，纽约1987年秋季号），重刊于此只是稍作修改。第四章“萨尔曼·拉什迪的《羞耻》”曾经用另一标题作为“历史与社会论文丛刊”之一（第二系列，第34种）由尼赫鲁纪念博物馆与图书馆之当代研究中心和新德里TeenMurti书屋出版，又曾在《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第16卷第24号，孟买，1991年6月15日）重刊。第五章“《东方学》及其后作”首先发表在当代研究中心的两次会议成员研讨会上，后又在德里大学历史系的两届方法论研讨会、尼赫鲁大学历史研究中心的一届研讨会、耶鲁英语系以及萨拉·劳伦斯的讲座上发表。它随后又作为当代研究中心的论文出版。本书第一、二、七、八章中的内容最初曾于1988年夏在德里大学历史系和尼赫鲁大学英语系的研讨会上发表。一篇初步构思的总结曾以“‘第三世界文学’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题在《艺术与观念杂志》（JournalofArtsandIdeas）上刊出（1989年6月，新德里，第17—18卷）。更为详细的版本随后则以“学科的英语：第三世界主义与文学理论”为题，作为当代研究中心的论文发表，并收入SvatiJoshi所编的《重审英语：文化、文学与教学法》（Re-thinkingEnglish:Culture,Literature,Pedagogy）（新德里:Trianka,1991）。换句话说，本书的所有内容酝酿了大约三年，尽管在本书中阐述得更为系统和详尽。我要感谢这些刊物和机构对拙作早期版本的善待，也感谢那些帮助我更准确思考的读者。如果要列出一份这一过程中给过我帮助、值得我感谢者的名单，那可就太长了。在此只好有所限制，以具体的方式对那些在成书过程中参与更多的人表达谢忱。 迈克尔·斯普林克尔（MichaelSprinker）通读了全部文稿，对每一个细节都充满热情，保持敏锐，始终毫不吝啬地以其细读给予我教益，尽管我们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分歧。卡姆卡姆·桑加里（Kum-kumSangari）也通读了全部文稿，很多地方还读过好几稿，如果没有他的批评、建议与支持，本书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苏米特·萨卡尔（SumitSarkar）和坦尼卡·萨卡尔（TanikaSarkar）也阅读了多篇文稿，并且在很多地方给予我宝贵的意见。同样，塔拉尔·阿萨德（TalalAs-ad）和哈班斯·穆克西亚（HarbansMukhia）阅读了对我来说是最难写一章的倒数第二稿。布鲁斯·罗宾斯（BruceRobbins）甚至比我本人还要早地认定我可以写这样一本书；他热心参与了本书的构思，并鼎力促成本书第三章的发表，尽管他对随后的一些章节时有异议。易卜拉欣·努尔·沙立夫（IbrahimNoorShariff）和约翰·鲁斯（JohnLoose）也为本书付出了很多我本人都难以胜任的辛劳和才智。在许多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学者当中，我还必须提及拉凡德·库马尔（RavinderKumar），他是我写作本书大部分内容时供职的中心与图书馆的主任。我从他那里汲取了关于印度历史的极好知识，他作为一名年长同事的支持以及作为一位私人朋友的善意，其坦诚与广博之处令我难以尽述。 一个人直接的生活状况往往会凸显在工作中，而现在它只出现在拙作的边缘。由于我常年外出，我的孩子们只能独自快乐成长，他们的宽容对我来说不仅是奇妙的大欢乐之源，也是赋予我心智与自信的最大源泉。我在德里的朋友圈——他们的名字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出现在这篇致谢里——对我保持着充满活力的信任，这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一个孤立无援的人要想表达某种与当代潮流相抗的意见，不会而且也很难赢得这种信任。这种从一个集体内部发言的机会能以某些方式与孩子们分享，又能以另一些方式与成人分享，总是弥足珍贵的。
社会革命（190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PDF下载】 DiesozialeRevolution 社会革命 ﹝德﹞考茨基（KarlKautsky） 1902 译者：何江/孙小青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一、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1．社会革命的概念 2．演进与革命 3．古代和中世纪的革命 4．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革命 5．阶级矛盾的缓和 6．民主 7．社会革命的形式和武器 二、社会革命后的日子 1．任务的限度 2．剥削者的被剥夺 3．没收还是赎买？ 4．吸收工人参加劳动 5．提高生产 6．再生产过程的组织 7．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 8．精神生产 9．无产阶级统治的心理前提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 《山东劳动周刊》 （1922年） 《山东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9日在济南创刊。前身为1921年5月1日出版的《济南劳动周刊》（无存）。由王尽美主编，总编辑为王翔千。该刊总出版期数不详，现仅存第1期。 第一号（1922年7月9日） 本刊出版的宣言（本刊同人）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宣言（王尽美起草） 矿业工会淄博部开发起会志盛（尽美〔王尽美〕） 为上海劳动周刊被封及李启汉君下狱事敬告全国劳动朋友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 大槐树机车厂一个工人告厂友书（求真） 劳动消息 大槐树津浦铁路机车厂工会成立 津浦路司机工人小示威 外埠消息 京绥路工人罢工 长辛店工人终能驱逐工头 广州工界对葡后援会的进行 厦门印刷工人之新组织 为劳动周刊被封和李启汉同志被捕事告工友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通迅（傅长义，王尽美） 大槐树铁路工厂工会成立祝词（本书记部） 万恶的学阀听者（劬髯〔王翔千〕） 本刊启事 介绍新书 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 不劳动者不得食！ 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 各尽所能各取所值！ 八小时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 劳动者有罢工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
为贝拉·依列什著《蒂沙·霍利特》一书写的序言（〔匈牙利〕库恩·贝拉，1929年1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 为贝拉·依列什著《蒂沙·霍利特》一书写的序言 〔匈牙利〕库恩·贝拉 亲爱的依列什同志： 读完了您写的关于匈牙利革命的小说，熟识了许许多多生动的人物。在这些人物当中，我发现了一些人，直到十年以后的令天，还勾起我的愉快的回忆，也发现一些人，在我现在读着这本书的时候，还在我的心中激起一种不痛快的感觉。 但是，最使我感到高兴的是，群众运动——匈牙利无产阶级自发的、如火如荼的、广泛而又深刻的运动如此生动地在小说中表现出来。十年前，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们的共产党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股牢不可破的力量，引导着它取得苏维埃政权。读着您的书，我再一次经历了斗争的喜悦，危急万分的、几乎是毫无希望的战斗的痛苦，失败、流亡的无限悲痛，以及那和这一切紧紧相联的许许多多事情。我还感觉到，由于有了经验而变得聪明起来的匈牙利工人阶级又在为未来的革命胜利而奋不顾身地战斗。 我为您写出这本小说而感到十分高兴。 直到现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还多半只是反革命著作的题材。不久以前，我还翻过不少诸加此类的作品，它们几乎用了欧洲的各种文字来辱骂我们的革命，公开加以诽谤。 匈牙利共产党人关于我国的革命目前还写得太少了。我们在回答这些针对着我们的滔滔不绝的谎言和诽谤的时候，采取了不正确的作法，正像抱着怀疑主义情绪的匈牙利人亚诺什·阿兰当时说的那样： 如果有名的丑角飞驰过去， 溅了我一身污泥，那流言蜚语， 我擦去就完了，何必争论！ 我们不知怎么过于轻易地同意了这样一种看法：遭到失败的革命是命定要受到双重诽谤的。在沉重的打击之下，有个时候我们甚至顺从了这样的意见：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它的失败的教训。这种见解从社会民主党人那里传给了共产党人.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出色，并不仅仅是由于它所犯的错误，它以自己的可贵之处、以自己光辉的一面而闪耀着光芒。您的小说重新引起了我这样的想法：是结束那种我们为之付出了十年时间的自怨自艾的时候了，是向一切人、首先是向青年人（他们对于这一点几乎是一无所知）揭示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意义的时候了。 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内外局势都十分艰难的时刻，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不仅给了国际反革命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并且还拖住了这股反革命力量。 苏维埃匈牙利的诞生和匈牙利红军的斗争，打乱了法国和罗马尼亚的军队企图经过比萨拉比亚进攻苏联的计划。（应当说明，这个计划已经不只是纸上谈兵，而且已开始付诸实现：驻在萨罗尼加的法国军队已经进了车厢准备开往罗马尼亚了。） 也不能忘记在整个中欧和西欧，只有匈牙利无产阶级和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有力量和决心来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把工人阶级的每一次发动变成争取政权的斗争，并且一有机会就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所以可以以从中得到教益的，并不仅仅是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所犯的错误，而我们无情地批判这些错误也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大有教益的是，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以革命斗争中的带路人姿态出现，而不要去等待别的国家无产阶级的发动，不要去怂恿他们说： 你的靴子大些—— 你应该先走…… 新的革命的种子，正在匈牙利发芽生长，它是在苏维埃共和国的犁头曾经翻耕过、红军战士和我们许多烈士的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上发芽生长着。你们，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作家们，是比所有的人都更加痛切地感觉到革命遭受的失败和流亡的生活的。是的，你们很难从那遥远的地方感受到新的日益成熟的革命的思想或情的浪潮。但是，你们这些经历过从前的英雄的革命时代、参加过革命斗争的人、你们虽然分散在全世界，毕竟是为匈牙利的无产阶级文学奠定了基础，并且甚至促进了国际无产阶级文学基础的建立，你们终将以自己的作品而成为未来的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 您写的书正在匈牙利通过秘密途径流传开来。我曾经看见过一本，简直已在我们秘密传看中读破了。读的人如此之多，以致耳边都磨损了，而且经许多人的手接触，字迹也模糊起来，所以为了我国的革命，为了世界的革命，您写作有关我国革命的书是完全值得的，也是应当的。到现在，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作家已经参与对我国革命的思想领导——他们应当继续进行这一工作。 热烈地握手。 贝拉·库恩 1929年1月3日 莫斯科按贝拉·库恩《1919年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20—22页原文刊印
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库恩·贝拉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所编 洪建平程家驹王金凤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 前言 第一部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农民在匈牙利的地位 德国会发生革命吗？ 关于革命国际 匈牙利的工人苏维埃 从东方到西方 在战俘中做宣传工作的新途径 奥地利—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危机 无原则者的代表大会 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共产党人想要什么？ 前言 一、在十字路口上的工人阶级 二、用暴力对付暴力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共产党人是些什么人？ 军国主义 土地是谁的？ “革命的”沙文主义之果 革命临产前的阵痛 共产党人和民族问题 第一封信 第二封信 列宁的《战斗道路》一书的前言 列宁的生平 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 该谁来偿还战争债？ 要付什么代价？ 到底应该由谁来付战争的代价？ 匈牙利革命 什么是苏维埃共和国？ 工人苏维埃——解放者 在苏维埃共和国里谁有权力 苏维埃共和国的组织机构 但愿如此，是吗？ 夺取政权的代价是斗争 萨波·埃尔文 结束了！ “布尔什维克的看法” 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1918年10月25日和11月4日会议的记录摘要） 匈牙利的“克伦斯基”统治 召开成立会议———库恩·贝拉1926年写的关于匈牙利共产党成立筹备情况的墙报文章 伯尔尼 什么是国际主义？ 伯尔尼的问题 评价 致弗·伊·列宁的信（1919年1月5日） 致波加尔·伊格纳茨的信（1919年3月11日） 第二部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给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致敬电 匈牙利是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在共产党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3月22日） 党的团结——致同志们的一封信 致列宁的电报（1919年3月27日） 论无产阶级的团结（1919年3月29日） 对《新自由新闻报》记者的谈话（1919年3月30日） 共产主义的胜利不会停止在匈牙利国境线上——对《祖国报》记者的谈话 致埃森矿工电（1919年4月2日） 工人有了自己的祖国——对一位美国记者的谈话 决裂！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对汉堡《和平报》驻布达佩斯记者的谈话 给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致敬电 《红色报》关于布达佩斯苏维埃4月11日会议的报道 为了无产阶级的博爱！——在塔塔巴尼奥矿工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4月15日）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说（1919年4月15日）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4月19日） 致列宁的信（1919年4月22日） 塔什干《世界自由报》号外刊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致在俄国红军中战斗的匈牙利红军战士的号召书（附列宁写的结束语） 库恩·贝拉关于为拯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乌克兰政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致列宁的电报 革命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致威尔逊及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政府的和平建议（1919年5月2日）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5月2日）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苏维埃政府关于动员在俄国和乌克兰的匈牙利无产者的决定（1919年5月8日） 修改党的纲领 第一次报告（1919年5月11日） 第二次报告（1919年5月13日） 第三次报告（1919年5月15日） 第四次报告（1919年5月19日） 第五次报告（1919年5月22日） 论反革命政府——对《晚报》发表的声明 在肖普朗举行的匈牙利西部德意志族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5月20日）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于城市剧场举行的隆重集会上的讲话（1919年6月7日）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于城市剧场举行的隆重集会上的讲话（1919年6月7日） 在庆祝科策解放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6月10日） 库恩·贝拉和巴黎和会主席克雷孟梭互致照会——《红色报》1919年6月10日发表的公报 在党的全国会议上关于党纲问题的讨论（1919年6月12-13日） 对《每日新闻》发表的谈话（1919年6月14日） 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1919年6月14-23日） 祝贺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1919年6月14日）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政策的报告（1919年6月19日） 在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6月21日） 就接受协约国照会给列宁的复电 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6月25日） 库恩·贝拉致电克雷孟梭要求对罗马尼亚撤军提供保证（1919年6月25日） 革命与反革命——在恩格斯兵营的讲话（1919年7月6日） 专政意味着无产阶级民主——在米什科尔茨工人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7月8日） 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19年7月15日） 讨论开始前作的报告 闭幕词 库恩·贝拉致电鲁德涅斯基·安德莱要求列宁提供紧急军事支援（1919年7月28日） 告全世界无产者书——对协约国关于要求苏维埃政府下台的声明的回复（1919年7月31日） 第三部分历史的教训 革命的过去（1919年12月） 同库恩·贝拉的谈话（1919年12月21日） 黄色社会党人 协约国外交人员 社会主义化与农业 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 国际革命 从革命走向革命 一、从革命走向革命 二、以新生的力量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三、有原则的组织和一致的行动 四、共产党的策略 五、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共产党组织 六、对形势的看法 后记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 各政党在专政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是什么东西打开了牢门？ 社会民主党的无能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政策 不仅仅是为了人民委员 青年们应该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中学习什么？ 苏维埃匈牙利是苏联的盟国——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五周年 匈牙利还会发生革命吗？ 匈牙利革命的遗产 匈牙利民主的命运 工人运动的状况及其总任务 向农民学习！——就农民问题向工业工人进言 匈牙利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的工农联盟 如何建立新的联盟？ 九年后的回顾——读《红色报》有感 纪念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十周年 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匈牙利共产党是否成立过早？——写于匈牙利共产党建党十二周年 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在匈牙利取得胜利？——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 匈牙利共产党和政权问题 匈牙利革命时刻的阶级力量 我们为什么未能利用自己的胜利 注解
第十二章社会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十二章社会 1．闲暇与人际关系 卫斯理宗在战争年代的复兴促成了工业主义的劳动纪律，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反映了工人群众中存在着的绝望情绪。把卫斯理教义和功利主义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工业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不过，从卫斯理宗方面我们看得最清楚的只是整个社会中各种起作用的过程的表面反映，它的许多主要特征还要由各种教派的福音运动以及一些功利主义和自然神论的社会教导来加以重现。同卫斯理一样，汉娜·莫尔也强烈地主张“把儿童看做天真纯朴的人是个根本的错误”，相反，他们“有腐败的天性和罪恶的本质”。[1]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之初，英国国教教会在许多村庄里兴办了主日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我们看到它们强调纪律和压制（尽管有时带有较多的家长口气），就像我们曾经提到的在斯托克波特和哈里法克斯的主日学校里的情形一样。主日学校的功能有划一的规定，就是要在贫民的子女中培育“勤劳、节俭和虔诚的精神”。（林肯郡）凯斯特主日学校的教师得到指示，要 ……驯化他们当中暴烈的桀骜不驯的脾气——压制他们过分粗野的举止——惩戒他们说讨厌的和不道德的下流话——驯服他们顽固的反抗心——把他们培养成诚实的、听话的、谦虚的、勤劳的、服从的、遵守纪律的人……[2] 实施纪律和秩序的压力一方面是从工厂，另一方面是从主日学校，扩展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闲暇时间、人际关系、言论和举止。除了在工厂、教会、学校、地方政府和军队里设立了纪律的机构外，还设立了半官方的机构，以便强制推行秩序的道德行为。威尔伯福斯是皮特的高级助手，主管道德教化，他把卫斯理宗的精神和国教的宗教热情结合起来，在1790至1810年之间，非常活跃地推动着这项事业。1797年他详细地陈述了“纲伦大法”，规定了管理贫民的条款： ……上帝之手赋予他们的是一条比较低的路途，他们份内之事是忠实地尽其义务，甘心忍受不自由与不方便。事物的现状是短暂的；世俗的人们围绕着各种目标激烈地相互冲突着；但这种竞争是不值得的……[3] 到1809年，明显的雅各宾派运动的危险已经没有了，他很满意。但是，从道德上无纪律的表现中他看到雅各宾危险的回复。他写道：“我们对政治上的不法行为非常敏感，但对道德上的犯罪我们似乎极其麻木。” 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是太谦虚了，因为仅仅在1801至1802年，他自己组织的“恶习纠正会”就积累了623项对违反安息日法的合格的起诉。[4]不过，他认定在下层阶级的道德轻浮与政治煽动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这倒是他的那个阶级的特征。对酒和淫猥行为的起诉增多了，布莱克的宿敌、兰达夫主教沃森于1804年主持了一次讲道，其中他发现通常告密者的角色“无论从宗教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高尚的安排。”宣传和立法都反对贫民的娱乐，甚至把最无害的娱乐也一直视为可怕可恶。“恶习纠正会”把干预的范围扩大到“两便士啤酒、姜饼义卖和淫秽画。”[5]裸体海浴被指控为犯罪，似乎那就是走向死囚车和断头台的前兆。约翰·鲍德勒曾含糊地写道：“按照犹太教的法律，通奸应处以极刑。一些人认为……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福音教派劝诫上层阶级也要改善自己的举止，以便为贫民树立榜样。在大革命之后的年代里，“协会”本身“的持重风格日益加强……对欢乐与幽默甚为不利。”[6] 推行社会纪律的过程并非没有对抗。鲍德勒博士的支持者要在下院通过监禁通奸者的新立法的企图失败了；针对通奸的立法和惩罚流浪者、补锅匠、舞女、杂技演员、民歌手、宗教自由论者和裸体海浴者与一般的违反安息日的人是不一样的；该项立法可能因时于富人和穷人的娱乐一概排斥而易于招致反对。企图对民众闲暇活动进行干预的其他立法提案，在下院也遭到微弱多数的否决，这部分人当中有自由放任情性的人，有维护臣民自由的福克斯派，也有对“吃吃玩玩”持宽容态度并讨厌卫斯理宗“狂信”传统的托利党人。（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陆军大臣温德姆针对福音派和改革派为斗牛所做的辩解，导致撒旦堡垒中一片欢呼：“温德姆和自由！”） 但是，如果说用立法强化社会纪律的人在几个立法的回合中失败了，他们在工业革命这场战斗中却胜利了。在此过程中，常被看做18世纪城镇乡村中英国贫民特色的“爱尔兰人”脾气，也被转化成为工业资本主义有条不紊的生活方式。在农村，这一胜利最明显地表现为货币经济战胜了农民半饥半饱状态中的随遇而安的、不经济的生活节奏。在工业地区，这一胜利可以在工厂的铃声和时钟所规定的纪律中看出来，它从工作时间扩展到闲暇时间，从工作日扩大到星期日，还侵袭着“皮匠的星期一”及传统的节日和集市。 尽管集市在18世纪仍具极重要的经济功能——一年一度“找雇工”、买卖牛马、出售多种商品等等——我们却不能忘记它在贫民的文化生活中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工业革命早期，劳动人民的岁月仍是由劣质的份食和不时有一些“快乐”的日子形成的循环；而在那些“快乐”日子里，则有许多饮料和肉，给孩子买苹果和丝带之类的好东西；还有跳舞、求爱、快活的拜访和参加体育活动。直到19世纪末，整个农村都存在着一个集市网（当局试图限制和禁止其中的许多集市，但从未达到目的），有着熟人关系的商贩，玩纸牌的人，真真假假的吉卜赛人，民间歌手和叫卖小贩都来赶集。[7]1750年，诺森伯兰的一位日记作者记述了圣灵降临周星期一的情况： ……去参加卡尔顿赛会——带着马鞍、缰绳、马鞭等等，一切为了快跑……。许许多多的少男少女都对竞赛和娱乐如痴如狂，以致他们说忘了吃饭。……最后他们玩够了，来到酒店痛饮，男人亲吻情妇，整夜与她们玩耍…… 3个星期以后，在莱伯斯顿举行了另一场赛会——“人们掷铁圈套铜盆……，还有一只打扮的漂漂亮亮的鸽子，身上拴着各色彩带和其他装饰品，乡村姑娘为赢取它跳舞……”[8]1783年，博尔顿的一位地方长官抱怨说，在燕麦要卖两几尼一车的时候， ……这个镇里却没有一点匮乏的样子。有一天晚上，我遇见一大群年轻的男男女女，拿着小提琴、花环和其他一些农村的漂亮玩意儿，在大路上跳莫里斯舞，为的只是庆祝一个荒唐的节日，或按照他们这一两年来高兴的叫法，庆祝在邻近公地一家破草房小酒店里举办的一个集市。[9] 有一种解释认为，旧式的赛会与节庆之所以衰落，完全是因为“城市的”价值观念取代了“农村的”价值观念。但这是误解。在18世纪，伦敦和一些大城市同农村一样也经常举行比较粗野的娱乐活动，有时甚至次数更多，无论这些活动是难看的斗兽和拳击等，还是比较欢快的节日庆祝，各种形式都有。这些娱乐活动很活跃，一直延续到19世纪，让人们回想起都铎时代伦敦学徒那种不守规矩的传统，而且在那时伦敦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从农村迁移进来的。他们最重要的节庆是巴托罗缪集市，集市上有动物展览、扒手、丑角哑剧、玩牌的骗子，还有多种表演、野人展览和马术表演等。《行业报》在1825年抱怨说： 几周以来，教堂讲坛和报刊一直在批评这种集市，它们报道种种故事，说学徒变得不老实，各类女仆受蹂蹒，还有吵架打破头等等……[10] 10年以来，当局一直担心这种集市会变成“煽动性的大集会和骚动的信号。”[11]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榨取了农村中的一些工业，破坏了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的平衡，也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农村是孤立的和“懒惰的”印象。（从习惯的含义上说，）18世纪英格兰的城市文化是比较有“农村气息”的，而农村文化又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得多。科贝特坚持说，“以为人总是居住在老地方就会变笨，这种想法是一个大错误。”大多数新工业城市成长得超过了农村时，并没有取代农村的多少东西。19世纪初，最常见的工业地区是商业或者制造业中心，为分散在其周围的工业村庄提供了活动的中枢。随着村庄变成郊区，农田被砖房覆盖，19世纪的具有卫星城的大都会就此形成。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力量猖狂到能摧毁老传统。在兰开郡南部、陶瓷业地区、约克郡西区和黑乡地区，地方上的习俗、迷信和方言，既没有被割断，也没有被嫁接，农村和小镇的手工业者变成了产业工人。班福德在《早年岁月》一书中证实了世纪交接之时兰开郡纺织村庄的传统生气勃勃。那里有许多关于巫婆、招魂术、“鬼火”的故事；有热闹的拳击和斗鸡游戏，盛行“找鸡蛋”（在复活节）或“骑黑孩”的等习俗；还有带着他们传统的庆祝活动的节日——圣诞节、忏悔节、“鼓钹星期日”和8月份的“献堂纪念节”，那时米德尔顿、奥德姆或罗奇代尔有许多人跳莫里斯舞，他们唱道： 我的新鞋多漂亮， 我想去跳莫里斯舞。 要是戴了帽子又把好看的衬衫穿身上 我会把莫里斯舞跳得最最棒。 再说，5月1日是“恶作剧节”，在这一天，小伙子们可以在村妇的门槛上留下多种记号： 一束荆豆表示这妇女不正派。一束冬青树枝表示一个人有私下的恋情。一只公羊角暗示这个男人或女人对婚姻不忠实。一束幼树苗表示忠于爱情。小小一枝白桦则表示这家有一位漂亮的姑娘。[12] 我们可以把班福德对18世纪90年代的情况的描述和约瑟夫·劳森对19世纪20年代的约克郡西区一座名叫帕德西的“落后”织布村庄的回忆作个对比。当时这个村庄正处在从旧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那里的房屋离乱分散，“就像随意撒下的种子长出来的”；没有路灯，也没有旗幡。一组一组的房子周围是蜿蜒曲折高低不平的小路。房间低矮，窗户很小，没有窗格： 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环境卫生科学，医生来到一家有热病病人的家中，一走进房子就用手杖打破一个玻璃窗，他开的第一剂药就是新鲜的空气。 大多数的房屋里没有炉灶，只有烤面包用的“烤石”，石头地上铺着沙子，家具不多而且非常简单，“一些房子里有橡木匣子，是传家宝，或是拐角上吊着一个小橱和一个陶的容器用来放盘碟”。由于水源缺乏，一到洗涤日，二三十个人排队等在井边。煤和蜡烛都很贵，到了冬天，几家邻居全在一起取暖。烘烤面包、酿酒是在家里做的，白面包和肉食被视为奢侈品。“燕麦饼、黑面包、稀布丁、脱脂牛奶、土豆，还有一种他们称做‘饮料’的家酿啤酒都是他们每天主要的食品”。 稀松的日常生活偶尔会被“节气”或所谓的宴饮所打破。这时他们会买“一块牛肉二大家都去集市，那儿有姜饼、水果和玩具出售，有画着滑铁卢战役场面的西洋景，有滑稽戏表演、赌场、秋千，集市也向来是“爱情市场”，小伙子用“时鲜的白兰地姜饼和核桃去取悦姑娘。能阅读报纸的劳动者人数极少，虽然在铁匠铺、理发店或一些酒店可以拿到报纸（并大声朗读）。大部分新闻靠书报小贩和街头歌手来传递。无论老少，都对古老的迷信感到恐怖，比如在杂货街，城外绞刑台和巫师巷常有鬼魂出现。父母为了哄吓孩子听话，常把他们“关进地窖或其他黑暗的地方，说要让巫师来抓他们”；“到处都流行着另一种最厉害，最吓人的迷信，相信孩子的死是上帝的意志，命该如此。“想改良环境卫生的人被看做“不信教”。斗狗和斗鸡是寻常之事，还有的寻常事是吃喝玩乐之时可以“看到几圈的人，男人们在圈子中赤膊打斗个把小时，这些勇武好斗之人都脸肿鼻青面目皆非”。酗酒也非常普遍，尤其是在节日和“皮匠星期一”，织工、修布工和皮匠一直都庆祝这个节。不过，他们也有许多比较平和的娱乐，例如在大街上玩木球，“躲小球”或足球。每个村子都是内向性的小集团。有一些非常古老的传统被保留下来，例如有一种称做“骑斯登”的习俗，如果知道某个男人虐待妻子或怀疑某个女人淫荡，喧闹的人们便按这人的面目扎一个草人穿街过巷，然后在犯事者的家门口焚烧。[13] 地方传统虽然并没有消失，但在工业革命初期，地区自豪感和自我意识也有可能在成长着。兰开郡南部和约克郡西区早在1780年以前已经不再是荒凉的农村，早从两个多世纪以来，已变成家庭工业的中心。随着新的工厂纪律渗入手工业工人的生活方式，随着公司街和典礼街在耶普福德、弗罗格、霍尔和托林斯的旧址上建立起来，因此自我意识也就在失落中明确起来。一种半民族主义的情绪和阶级感情在产业工人的文化中融为一体（比如新机器与旧习俗对立，伦敦暴政或“外来”资本与当地布商对立，爱尔兰劳工愿拿较低工钱而抢了本地织工的工作。）乔治·康迪是十小时工作制运动的主要评论家，他为罗比的《兰开郡传统》（1830）一书写过一篇前言：当时许多平民作家步18世纪“蒂姆·鲍宾”之后尘，赞扬地方的习俗和方言，并把它们理想化，班福德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这是对正在消失的老生活方式的一种有意识的对抗并经常和政治激进主义联系着。[14]在老生活方式消失的过程中，不仅是公用地和“活动场地”等有形的丧失，同样重要的也表现为闲暇的消失，[15]人们失去了玩耍，玩耍的兴致也受到压制。卫斯理说：“避开一切轻薄，如同你逃避地狱之火；避开一切休闲，如同你逃避赌咒和起誓。不要接触女人……班扬或巴克斯特的清教徒教义在卫斯理的这番话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玩纸牌、穿花衣、个人的打扮、去剧院——全都在卫斯理宗的禁止之列。他们写了许多小册子，反对“渎神”的歌曲和舞蹈。[16]凡内容中没有宗教献身精神的文学和艺术都深受猜疑。早在维多利亚女王诞生以前，令人生畏的“维多利亚式”安息日制开始扩大其压迫，甚至在维多利亚出生以前已经开始。 一本特色鲜明的小册子说明卫斯理宗决心从工业地区清除工业革命前的旧习俗的程度。[17]小册子提到1799年设菲尔德卫斯理宗季度大会一些成员“还没有完全从一年一度大宴时互相家访的应酬习俗中摆脱出来。”这样的饮宴在不同的地区各不相同，在德比郡和斯塔福德郡是“通宵礼拜节”，在兰开郡是“献堂纪念节”，在英格兰西部是“狂宴节”。它们起初也许是得到默许，但后来糟糕地”被滥用于最邪恶的目的。”时间都消磨在“无节制的吃喝、亵渎神灵的谈天上或至少是说笑打趣的无稽之谈、通奸或未婚而私通上……”。参与者至少是“暗中做无益之事的亲密伙伴”。穷人浪费了原可节省的钱，许多人甚至借债。凡混杂在这种饮宴中的卫斯理教徒就处于无法逃遁的世俗的道路中——普遍的结局便是堕落。他们应当拒绝招待来访的朋友甚至亲戚（因为他们从不改信基督教的地方来，如果无法将这些来访者拒之门外，就应当用读《圣经》，讲道和唱赞美歌来招待他们： 啊，兄弟，我们在做些什么？酒罐里面是死亡，瘟疫就要降临，神灵将要惩罚无所事事的人们，罪恶正伏在我们的头上……。 另一种残存的习俗，例如在为葬仪“守夜”时大吃大喝，也遭到一样的谴责。即使亲戚在平常的安息日相互拜访也不能宽恕，除非是去探望突然生病的亲戚。[18] 这种争论之热烈，说明在许多像班福德的米德尔顿一样的地方，旧的生活方式同新纪律之间的较量是尖锐而持久的。劳森对帕德西的描述说明“教堂里的人们”作为一个群体因不苟言笑的规矩而置身在社会整体之外。在虔诚的家庭中长大的许多人都强烈反抗他们所受的培养，如威廉·德维特所说： ……整个星期天不得不3次总去一个地方做礼拜，除了圣经和祈祷书，什么书都绝对禁读，除了上教堂之外，赏心散步是不允许的……这足以证明那些孩子气的感情。我可怜的母亲……以为天地间造成无数的欢乐、活泼歌唱的伟大力量必须首先在庄严的面孔、整洁的衣服、半醒半睡的言行举止中得到满足，她以为真实的宗教存在于倾听一次次重复的人类堕落的故事中……。[19] 像洛维特那样战后的一代人，认为卫斯理宗是古怪而落后的。这使我们想起要对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整体的道德观点和行为举止做一般化总结有多么困难。看得明白的是，在1780至1830年之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平均的”英国工人变得更守纪律，更加顺从于“时钟”的生产步调，较为谨慎，较为循规蹈矩；不那么粗暴，不那么随心所欲反复无常了。传统的体育活动换成了较为恬静的爱好： 抑或如兰开郡的一位作家在1823年所抱怨的那样，掷铁圈、摔跤、足球、抓俘虏游戏、长弓射击等竞技活动渐渐过时了，……他们现在是鸽子迷、养金丝雀和种郁金香。[20] 弗朗西斯·普雷斯看到并经常提到一种变化，他把这种变化看成是自尊的增长，“工人品质”的提高。在彼得卢事件发生1个月之后，他曾经写道： 就拿兰开郡来说，几年前，当一个陌生的行人经过他们的城镇时，便会引起“轰动”，那就是哄赶，有时用石头追打。“兰开郡的蛮子”是众所周知而名副其实的外号。直到不久以前，不论任何场合，只要有500人聚集在一起，都会是危险的事。至少是面包房和肉铺要遭到抢劫，而现在，哪怕10万人聚集在一起也不会发生骚动了……。[21] 正是在这一点上要作出评价是最为困难的。从科贝特到恩格斯，许多当时的著作家都在叹息英国旧习俗的消失。但是，仅仅从田园诗般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变化却是可笑的。这些习俗并不都是无害的或富有奇趣的。 据报告，19世纪开头的一二十年卖妻之事在科恩、普利茅斯、设菲尔德、史密斯菲尔德等市场广为发生。的确，那里的老百姓认为，只要妻子承认她曾经不忠实，丈夫就有权将她卖掉——（一位在普利茅斯牛马市场上出卖妻子的丈夫说：）“许多乡下人告诉他可以这样做”。[22]凡是未婚而生育的母亲会在感化院里受罚，或从她可以有权领取救济金的教区里被驱逐出去，她是没有理由去赞美什么“快乐的英格兰”的。松子酒巷、刑场买卖、狂饮酗酒、兽奸、穿上带铁钉的鞋为奖金而进行致命的打斗，所有这些的消失都不足以哀伤凭吊。尽管卫斯理宗的劳动纪律压制人性，残伤人体；但是，若没有某种形式的劳动纪律，也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而旧的生活方式与新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不管何种形式，都必定是痛苦的。 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传统的“娱乐活动”，其中的界限很难确定。例如，人们常常认为老派的托利党乡绅对旧习俗是宽容的，甚或积极地保护这类娱乐活动免受攻击。事实证明，农业郡的情况大约就是这样。但正是这些乡绅使用惩罚手段来维护自己的野外游乐狩猎权。他们住得离工业中心越近就越珍惜自己的隐居生活和特权。设菲尔德刀具匠的女儿再也不能在5月去拾核桃等坚果（因为街上贴了布告，警告说要对拾坚果的人起诉）： 〔1812年，一本小册子的作者报怨说〕：国家的大人物宣布……他们有权拥有所有的野兔、鹏鹄、山鹉和松鸡，等等，更不用说那里的鱼；而最后，他们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普通的坚果了。[23] 还可再举一例来说明。卫斯理宗和福音派袭击贫民在星期天的娱乐活动，他们的出发点往往是一种好管闲事的固执，或是想寻找与撒旦发生遭遇战的戏剧性的场面。[24]但是，这里面有时还包含着更复杂的问题。30年代，纽卡斯尔地区一场尖锐的争论是由福音主义的各派教徒要禁止夏天的“星期日雇工”的做法而挑起的，那里的农业工人被赌场、赛马和酒吸引到集市上去，农场主则从集市上获得劳动力去收割庄稼。一些工会人士支持福音派，而宪章派、农场主、行商小贩、赌场老板和酒店老板却站在赞成星期日集市的这一边。[25] 卫斯理宗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以为，工人品行的转变至今为止可归因于卫斯理宗的教义的影响所致：但这种说法目前还不能肯定。[26]毫无疑问，福音运动在一般意义上，主日学校在具体的意义上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工匠身上清教徒性格的形成，他甚至在当时（像洛维特）还谴责他的培养方式的狭隘性，并且成为一个自由宗教论者。在托德莫顿斗牛场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卫斯理宗教堂，当然可以看做是这些变化的标志。但是，这些证据往往失之片面。如果一些老迷信消失了，新歇斯底里幻觉却成倍地增加着。卫斯理本人就坚持无知和野蛮的迷信，例如用圣经算卦，相信魔鬼附体，认为18世纪的医药治疗危险而又残酷等等。我们已经提到过卫斯理宗喧嚣派和索思科特派的错乱；更有甚者，在福音派小商贩或工匠的固执外表底下，可能萦回着搜捕巫婆和蒙昧主义的无情而卑劣的做法。此外，还有用宿命论的观点看待儿童的夭折，对待“无神论者”和宗教自由论者极端地偏执等等。 确实，处在老的迷信和新的固执之间，当遇到福音派自称一直是思想启蒙运动的推动力时，最好是持谨慎的态度。我们已经提到，卫斯理宗的倾向是使自己这个宗派坚强，不许他们的信徒和不愿皈依过来的人接触，并且要他们认为自己是处在同酒店及投向撒旦城堡的人的战争状态中。卫斯理宗在其人数少的地方，双方都持强硬的态度；都自称信守道德并振振有词地反对罪恶，但同他们表现的深刻仇视相比，其真实风格却并不多见。此外，在19世纪初的气氛中充满了立论和反立论，特别是手工工人和工厂工人的价值观念相互冲突，反对童工制和主张童工制的价值观念相互冲突。批评工厂制的人认为它破坏了家庭生活，不断把工厂说成是最下流的性行为的伤风败俗中心；兰开郡工厂女工的下流语言以及她们无视任何约束的举止使许多目击者瞠目结舌。加斯克尔把家庭工人田园生活式的质朴同工厂里混乱的男女杂交行为作了对比。家庭工人的青年时代在异神教的自由中度过，只有怀孕以后才承担婚姻的义务；而在工厂里，有些雇主们和女工们混杂淫乱的热闹场面， 连罗马人淫荡的农神节，印度宝塔女的仪式和奥斯曼帝国最淫逸的后宫生活都自叹不如。[27] 这些生动的描述自然使雇主们感到不快，就连工厂的工人也十分不快。他们指出，许多农村地区私生率比工厂市镇的私生率高。许多工厂里规矩很大而严格。工厂主当中若有一些“奥斯曼”的话，那么也有搞家长制的统治者，一旦发现任何女工道德堕落便予以开除。 这场讨论不会产生什么结果，这倒不是因为有关家庭生活和性行为方面的证据太少而是因为这些证据不足以说明父母与孩子之间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本质关系。教会无疑会在那些亲眼看到酗酒或无责任心的父母给孩子带来痛苦的人们当中赢得皈依宗教的人众。但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抑制性行为的规矩和家长式的家庭关系增进了幸福和爱情。即使是无情而野蛮的举止也比冷酷有罪的性行为好；19世纪初，性行为受约束更多，并变得更加隐密，而在大城市中卖淫业也发展了。我们也无法设想教徒的身份甚或婚姻的形式和家庭忠诚两者之间的直接的因果联系。梅休后来发现叫卖小贩等社会群体中有信奉异教和纳妾的习俗，但却表现得如同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样相互忠诚。 工人在工业革命中发现道德语汇是真挚而深刻地表达他们集体的不满和愿望的；但当用到个人间的关系上的时候却显得牵强附会和言之过甚了。然而，在工业革命期间，坚贞的家庭忠诚支撑着许多人，这种例子很多。在主要的激进主义者和宗教自由论者当中，为数不多的男男女女在有意识地寻找在18世纪的工人群众中尚未发觉的同志关系和平等关系。细木工威廉·洛维特的婚约中断了一年，因为他的未婚妻（一位夫人的侍女）发现他的宗教观点离经叛道；但他们结婚以后洛维特让她一起自学，“向她朗读并解释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门功课”，这可以看做是一个例子。 在这方面很难找出四平八稳的结论。一方面，有人认为工业革命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不过，若是一旦把这种说法与长时间的劳动，拥挤的住房，过多地生儿育女以及惊人之高的儿童死亡率等记录加以对照，就显得并无意义了。另一方面，纺织业地区给妇女以充分的就业机会，使之取得了独立的工资收入者的地位。老处女或寡妇摆脱了对亲戚的依赖，也摆脱了对教区救济金的依赖。多亏许多工厂“道德纪律”松弛，即使未婚而生育的母亲，也有可能获得过去闻所未闻的独立性。麦克尔斯菲尔德最大的一家丝织厂中，正直的雇主以女工一次“失足”就予以开除而感到自豪。一位目击者将这种做法同曼彻斯特散漫的行为做了对比，他的话引起道德家们的深切不安： 我发现很普遍的……情形是，如果纺织厂和工厂里几乎没有私生子女的母亲存在，那么街上就会有许多妓女。相反，如果允许女工生了孩子后再回厂工作，那里的街道上这些不幸的人就会相对地没有了。[28] 这个时期到处是这样的尴尬情况。战争年代出现了大量传道和劝诫性的传单，主张限制甚至否定妇女的权利，他们把这种权利同“雅各宾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使用最明白无误的话表述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从属地位。佩利说：“基督教圣经以断然的、绝对的方式”规定妻子在婚姻关系中唯有服从，”这种要求似乎扩展到只要是不犯罪，不与妇女的幸福相违背的一切事情上。”[29]但是，就在这同一个时期主要在大城市的自由职业者和激进工匠中间顽强的少数人也有一种说法，他们提出的要求与法国革命以前所出现的要求相比，其意义更为深远。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威廉·布莱克和托马斯·斯彭斯在18世纪90年代提出的要求从未被完全放弃。战后，这些要求不仅在雪莱的文人圈子中，而且在激进派的出版物中也反复出现。在《黑矮人》报上以自我贬责的口气予以表述；在理查德·卡莱尔的报刊上则咄咄逼人；而在安娜·惠勒、威廉·汤普逊和欧文主义运动中则表达得最为有力。[30]其实，还是在纺织业地区，妇女经济地位的改变引起劳动妇女最早广泛地参加政治和社会运动。18世纪末的妇女互济会和卫斯理宗妇女小组可能为她们提供了经验和自信心——由妇女来充当地方宣讲师的主张被看做是卫斯理宗一贯的“异端表现”。战争期间劳动力日益紧缺，不仅纺纱工厂而且手工织机都是这样，这种情况也加速了这一过程。[31]1818和1819年，在布莱克本、普雷斯顿、博尔顿、曼彻斯特和莱恩河畔的阿什顿先后成立了最早的妇女改革协会。塞缪尔·班福德的叙述——如果我们可以信赖的话——说明在觉悟方面突然发生飞跃。在兰开郡和约克郡交界的萨德尔沃恩地区的一次集会上，班福德发表了一次演说： 在这篇讲话的始终，我坚持凡参加这类集会的女性对各项决议都有权利举手表示同意还是反对，坚持这样做是合适的这是一种新的思想，大量的妇女参加会议，站在阴冷的山脊上，她们强烈地为这种新思想而高兴。当妇女们举起手在许多笑声中赞同这些决议时，男人们没有反对意见。从此以后，妇女在激进派的会议上同男人们一道进行表决……。妇女政治联盟成立了，他们有自己的女主席、委员会和工作人员；这已经成为现实。宗教和慈善机构很快就……从我们这里学会了这种做法。[32] （与此同时，在纽卡斯尔，有一个杰贝兹·邦廷的通讯员正在痛惜“虔诚的姐妹们”正在绣改革派的旗帜而不参加活动。）在1815至1835年的20年间，第一次在女工当中也有独立的工会的活动迹象。约翰·韦德评述1835年约克郡西区有1500名梳毛机植齿女工罢工，并指出其寓意：“杞人忧天者之辈可能把妇女独立的这些迹象看做是一种威胁，比‘下层民众教育'对现存机构的威胁更大。”[33] 但是，在这种进步中甚至也存在矛盾的感情。交织在北方劳动妇女的激进运动中的，是对丧失的地位的怀念和对新奠定的权利的维护。当时的常规坚信妇女的地位有赖于她们在家庭经济中能否成功地充当主妇，未雨绸缪地安排家庭生活，烤面包、酿酒、洗洗扫扫、带孩子等。妇女在纺织厂或在织布机旁全天工作而获得的新的独立，使她们有可能提出新的要求，但同时她们又感到失去了地位和个人的独立性。劳动妇女变得更加依赖于雇主和劳动市场，这使她们更加向往过去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她们只要在家门口就可以靠纺织和养家禽等手段取得家庭的收入。年份好时，家庭经济像农民经济一样，是集中支持着一家一户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家庭内部的任性和强迫比表面的教养更为显而易见。在工业分工和专门化的每一个阶段上，家庭经济都遭到了冲击，打乱了男人与妻子之间以及父母与孩子们之间那种习以为常的关系，而且“劳动”与“生活”之间的区分更是明显。以后要花足足100年，这样的分工才带着节省劳动的家用设备把好处带向劳动妇女的家庭。在这种时期到来之前，每当早晨工厂的钟声响时，硬把一家分开，而也是靠工资生活的母亲就常觉得自己不论在家还是在工厂里都是处境最糟的。 “从前，我们可以欢迎你，用我们殷勤供给的食品在你的桌上摆满英国风格的热情款待的饮宴。”博尔顿的妇女改革协会在1819年对威廉·科贝特说，“从前，我们可以面带英国女性欢乐的表情来迎接你……带你去参观我们住的房子，拿它的洁净和安置与王宫相比”。布莱克本妇女改革协会也说起住房的事——她们的“房子里的摆设全被抢光了”，她们的床“被没有感情的包税商人无情的手拆散了"，而她们全家只能睡在草铺上。她们最关心的是为孩子们呼吁：“我们每天看到他们狼吞虎咽地吞下这些粗糙的食品，心如刀绞，而这种食品，有些人几乎都不给猪吃”。科贝特立即在《农舍经济》中对她们表示支持，奥斯特勒则非常重视“家庭”，因而他们自然得到妇女的响应。无论是科贝特还是奥斯特勒都不支持妇女选举权的主张，连妇女改革协会也没有为她们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她们的作用只局限于给予男人以道义上的支持：为他们制造旗帜和自由小帽，让他们拿出去参加改革派的游行示威活动；通过决议和宣言，扩大集会的人数。[34]然而，就是这种形式的参与也招来了反对者的谩骂。《信使报》把曼彻斯特的“衬裙改革派”说成是“道德败坏的女性”，犯了“最坏的卖淫、灵魂卖淫”之罪，“擅离她们的职守”，把妻子和母亲的“神圣天性”抛在一旁，而去“进行煽动暴乱和亵渎上帝的骚乱罪恶勾当”。无论科贝特对妇女选举权持何种态度，这里暂且不谈，但他从未犹豫过要对妇女改革派进行支援： 难道女人只能烧燕麦饭和打扫房间吗？难道女人没有头脑吗？难道汉娜·莫尔和写传单的大人先生们不是把英国妇女降低到非洲黑人妇女的水平上吗？难道英国从来就没有女王吗？[35] 2．互助之风 人们一再忽视对“古老英国的消逝”进行分析。如果我们想起，工业革命并不是一个定型的社会，而是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过渡阶段，我们就更清楚地看明白了变化的线索。我们必须想到，不是一个“典型的”地区（例如米德尔顿或帕德西），而是许多不同地区相互共存着。仅仅在兰开郡的东南部就建立了许多地区，相距都不过几英里，其中有曼彻斯特这样的四通八达的都会，聚集了来自本王国各地的移民；有从半封建制度崛起的采矿村庄（例如布里奇沃特公爵的煤矿）；有家长式类型的村庄（例如特顿）；有新的纺织厂市镇（例如博尔顿）；还有比较老的纺织村庄。所有这些地区都有一些共同的影响在起作用，全在趋向于强化纪律，以及推动工人阶级意识的成长。 19世纪初的工人群体既非家长制亦非卫斯理宗，而是高度的有意识的工人阶级共同努力获得的成果。在纽卡斯尔或曼彻斯特，工会和互助会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他们强调自我约束和团体的共同目标。18世纪50年代曼彻斯特细布纺织工人的一些规定保留到现在，证明早就对工作程序和机构的规则予以精心地注意维护。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按确定的次序就坐，大门必须关牢。这里有周全的规定用来保护“保险箱”的安全。成员被提醒：“酗酒、仇恨和亵渎上帝都是瘟疫和害虫，会腐蚀整个协会的灵魂。”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协会不是男人们聚在一起高兴地喝酒抽雪茄烟和漫无边际谈天说地的一群伙伴；而是大家坐在一起来保护这个数百人以此为生的行业的权利和特权……那么，看到协会的成员乱七八糟地混杂在一起谈起一切主要问题时都冷漠以对，那又是多么不像话啊…… “体面与规矩”是他们的口号。他们甚至希望“绅士和行政长官”看到了这样的秩序以后“不但不会惩罚这样的协会，而且会表示尊敬”。[36] 这些规定反映了自尊的工匠们的规则，尽管他们希望这样的节制会取得当局的同意，但结果使他们大失所望。哈迪和普雷斯等人就是在伦敦接受了这一类学说的教育的。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这种规则（有时采用标准规章的形式）广为扩大到工人的各行各业之中。小手艺人、工匠和劳工都竞相加入“保险箱俱乐部”即互助会为其成员，以求在生病、失业或举行葬仪的花费上有所保障。[37]但是，为了管好基金，为了开好会和对有争议的议案做出决定，纪律就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求与新的劳动纪律一样需要在自我约束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我们找到一本拿破仑战争时期纽卡斯尔地区互助会的章程制度，其中有一本罚款和惩戒册，其记载比博尔顿的棉纺织厂的登记簿更为完整明确。任何成员只要“非难”别的成员领取疾病补助，在安息日喝酒、打人，“互相叫彼此的诨名”，带醉走进俱乐部，轻慢地议论上帝，总会就要对他罚款。麦芽制造工互助会除了上述的罚款外，对于在任何时候酗酒或不参加本会兄弟或其妻的葬礼的人都要课以罚款。玻璃制造工互助会（建于1755年）还对不参加会议，不肯轮班当干部，不肯按要求安静下来，几个人同时发言，与办事员顶嘴，在会内打赌，或（这是一个常见的制度）将互助会的秘密泄露出去的人课以罚款。此外， 名声不好的人，品质恶劣的人，爱吵架的人或不守规矩的人，不得加入本会……井下工人、煤矿工人、凿矿井工人或船工不得加入本会……。 船工协会不甘落后，他们也有一条规定：“凡是同不洁的女人睡觉而得了淋病或梅毒的人”，不得享受本会补助。相互嘲弄或挑拨是非也要罚款。同心互助会规定，领取疾病救济金的会员一经发现“在酒店喝酒，赌博或喝醉”，一律取消领取资格。为了维持全体的一致，凡是提出“对政治或宗教事务或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问题进行讨论或争论的人”都要被罚款。各业互助会都有一种规定同下棋的“吃子”相似；“假若一经发现任何成员碰上了应罚兄弟的款之事而不去罚”，该成员亦被罚款。鞋匠互助会另有一条规定，凡未得到办事员的准许就招呼大家饮酒或抽烟的人，应当罚款。家具木工和细木工互助会还规定禁止“发牢骚”或唱“政治歌曲”。[38] 诸如禁止讨论政治问题或唱政治歌曲的规定很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有些互助会不过是二三十名经过选择的工匠组成的疾病救济会，他们在一家小酒店里聚会聚会。而另一些互助会则很可能是工会活动的掩蔽所。在纽卡斯尔和设菲尔德，“两项法案”颁布以后成立的互助会，大概是用来掩护雅各宾派的组织的。（1816年，某“公司”的互助会证实了纽卡斯尔许多互助会有“忠诚、爱国与爱好和平的规章”，但是，它抱怨说这些规定往往不足以防止“热烈的辩论和激烈的语言”）。[39]在战争时期，当局对互助会深为怀疑，制定章程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证在地方长官那里进行登记注册。熟悉现在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的活动程序和规矩的人，都能认得出在若干规章中保留至今的惯例之来源。总之，这表明自我约束已经产生一种实在令人难忘的秩序，作为经验已经传播开来了。[40] 据估计，互助会的人数在1793年有648000人，1803年有704305人，1815年有925429人。按照1793年的第一个互助会法令规定，在地方长官处登记注册的互助会的经费因主管干部拖欠不付而诉讼时，经费能受法律的保护，但仍有不知多少大批互助会没有注册，若非出于对当局的对立及狭隘的惰性，便是出于严格的保密性。霍兰德医生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感到这种保密性仍旧强烈得足以阻碍他在设菲尔德的调查研究。在1815年以前，几乎所有的互助会都有十分严格的地方的和自治的性质，它们把疾病保险的功能和夜餐欢聚及每年一次的“远足”即宴饮活动结合在一起。1805年，马特洛克附近有人观察到： ……在大约50名妇女组成的队伍前面有一个独奏小提琴手，奏着欢乐的曲调。这是一个妇女互济会，她们在埃亚姆听过讲道之后，正准备去聚餐，这种乐趣是我们设菲尔德的妇女慈善协会所不愿放纵自己去为之的，我们只有茶喝，一般说来，只是唱歌、跳舞、抽烟、喝尼古斯混合酒。[41] 互助会的会员在社会地位上很少有高出职员或小手艺人之上的；他们大多数是工匠。每个成员都在会中存一笔钱，从而保证会员的稳定，保证他们积极地参与协会自治。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中等阶级会员，虽然有些雇主很尊重他们。但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却不给家长式的控制留下丝毫余地。由于缺乏实际经验，它们常常失败，不履行职责的职员也不时出现，但是，这些互助会发展到了全国各地，成了聚积经验（常常是令人心碎的经验）的学校。 在有很秘密色彩的互助会中，在上层阶级不透明的复查之下，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证明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和组织在成长着。这是亚文化群，少数的稳定的工会从其中成长出来了，工会干部也在其中得到了训练。[42]工会的规章，在许多事例中，是按疾病救济协会一样的管理规则加以详尽修订成章的。有时，如在梳毛工的例子中，是按秘密的共济会规章的做法加以补充的： 陌生人，我们一切支部的意图就是爱和统一， 结合着建立在公平法律之上的自我保护， 等你通晓了我们全部的神秘权利， 我们的全部秘密将向你公开。[43] 18世纪90年代以后，在雅各宾派鼓动的影响下，互助会规章的前言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应；富有哲理性的启蒙运动使用的“社会的人”一词最新奇的后果之一，便是在工业的英格兰那些小酒店或叫“黑店”中开会的一些无名的俱乐部之规章中，一再使用“社会的人”一词。泰恩河畔的“社会协会”和“慈善协会”用广告式的警句表达他们的抱负，包括“一个巩固的持久的和爱的社会”，“促进友谊和真正基督徒的博爱”，“人不仅是为自己而生”等，直到更响亮的富有哲理的诺言： 人，由其健壮之体魄，心灵之所向，乃是为社会而形成之“人”也……。 我辈皆本协会之成员，均应认真深思，人既成为社会的一分子……，恒需互相帮助与支持；对于任何同胞兄弟之不幸，我辈感同身受，则人道之理同情之心油然发自肺腑矣……。[44] 在不同地区出现的互助会，发挥着统一的文化影响。虽然由于财务和法律上的原因，它们自己之间的联合要慢慢来，但却方便了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工会组织的形成。他们用“社会的人”这个词也推动了工人阶级意识的成长。它把基督教的博爱的语言和卫斯理宗（还有摩拉维亚教派）传统中冥思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象，以及欧文社会主义中的社会的承诺融合在一起。许多早期欧文派的协会和商店都在其规章的前言中引用圣经中的《以赛亚书》（第41章第6节）中的一句话：“他们各人帮助邻居，各人对弟兄说，壮胆吧。”19世纪30年代，流传着几十首互助会和工会的歌谣，详尽地表达了这一主题。 雷蒙德·威廉斯先生曾表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生活中最关键的特点就……表现在有关社会关系本质的不同观点中”。与中等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或（在最好的情形下）有关服务的思想不同工人阶级文化'一词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组织机构，行为举止，思维习惯和目的意图”。[45]互助会并不是从某一个思想中“派生”出来的，思想和组织都产生于对某种共同经验的反应。但是这种区别是重要的。在互助会这种简单的细胞状结构中含有日常的相互援助之风，我们可以在工会、合作社、汉普登俱乐部、政治同盟以及宪章派各个分会中看到，它的许多特征正以更有经验和复杂的形式在重现着。与此同时，也可见这种协会正在把非常广泛地普及在“浓厚”而“具体”的工人相互关系细节中的互助风气提炼出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工作中。19世纪上半叶的各种证人，包括教士、工厂监察员和激进的出版者，都论述过在最贫困的地区存在着广泛的互助关系。只要出现紧急情况，如失业、罢工、疾病、生孩子等等，就总是穷人在“帮助他邻居的每个人”。在普雷斯对兰开郡生活方式的变迁发表评论的20年之后，库克·泰勒对兰开郡工人忍受的“最可怜”的状况感到吃惊。他说： 情操高雅，举止适度，体面、整洁、秩序，……这些都与我亲眼看到的最可怜的状况不相称。我看到这个国家和天下任何国家最高尚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人正逐渐变成牺牲品。 “我在曼彻斯特北部遇见的每一个受苦受难的工人……儿乎都特别害怕被迫去接受教区救济。”[46] 如果把这看做是惟一有效的“工人阶级”伦理，那是错误的。工匠和技师对“贵族气派”的向往，“自助”的价值观，以及罪恶和堕落，也都广为蔓延过。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不仅发生在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也发生在工人阶级整体内部。但是，到19世纪早期，可以说，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在许多工业地区是最主要的观念，它有一套明确的道德法则，如对工贼、雇主的“工具”和出卖邻居的人进行制裁，对不同心同德或个人主义的人不予以宽容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被自觉地遵守着，而且在政治理论、工会活动和道德词汇中尽皆推广普及。的确，正是这种集体主义的自觉意识以及相应的理论、机构、纪律和团体价值才使得19世纪的工人阶级不同于18世纪的暴民。 政治激进主义和欧文主义都吸收并丰富了这种“基本的集体主义思想”。弗朗西斯·普雷斯把1819年兰开郡的群众在行为方式上的变化，归因于“自从1792年宪法会和通讯会积极活动以来”政治意识上的进步“正传播到全国各地”，普雷斯的观点应该是正确的。他说： 现在，为什么10万人能聚集在一起而没有骚动呢？……人民有了目标，追求这个目标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提高了自我认识，于是正是这些人物以前也许是骚动的领袖，如今却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47] 另一位观察者却认为兰开郡的变化归因于科贝特和主日学校的影响，并指出各劳工阶级的品质发生了“普遍而急剧的变化”： 穷人在受苦受难和不满的时候不再制造骚乱，而是举行集会——不是攻击他们的邻居，而是责难内阁大臣。[48] 自尊和政治意识的成长是工业革命的真正大收获。它消除了一些迷信和顺从的精神，再也不愿容忍种种压迫。我们能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互助之风的稳定成长，是工会和行业俱乐部的力量和真正的自豪感的表现。这些工会和行业俱乐部，是在结社法废除后，从半合法的状态中崛起的。[49]在纽卡斯尔，互助会有很深的根基，当布雷德福的梳毛工在1825年举行罢工的时候，纽卡斯尔的工会为这次罢工捐赠了基金，捐钱的人当中有铁匠、机器安装工、造船工、锯木工、裁缝、梳毛工、制帽工、糅革工、织工、陶瓷工匠和矿工。[50]此外，互助会还助长了对纪念活动的爱好，提高了对工匠行会地位的自豪感，并把这些带进了工会运动。确实，直到19世纪初，这些传统在一些老板和技工师傅的老式特许商会或行会中仍有明显的活力，他们定期举办纪念活动，表达了“本行业”的老板们及其帮工们的自豪感。例如，在1802年，普雷斯顿的“行会”举行50周年大庆。在长达一周的纪念活动和展览会中有贵族、绅士、商人、店主和工厂主来参加，[51]庆祝活动还给予帮工以某种显赫的地位： 在梳毛工和棉纺织工的队伍之前……有24名年轻漂亮的妇女为前导，每人都拿着一根棉枝，跟在后面的是几个男人，肩抬着一架纺纱机，然后是一辆撬车拉着一架织布机，每台机器上都有工人在忙碌地工作…… 在布雷德福1825年大罢工前夜，梳毛工举行了极其壮观的活动来庆祝布莱兹主教节： 一名擎大纛的开路先锋 24名羊毛商骑马的队列，马匹都以羊毛织物披挂在身 38名细毛精纺工和制造商骑马的队列，身穿白色呢马甲，肩披细毛条，腰系白色呢带，马匹的颈上全都覆盖厚羊毛线网。 如此等等，一直到我们看见： 布莱兹主教 牧羊人与牧羊人之妻。 牧羊的小伙子。 160名选毛工骑马列队头戴装饰 美丽的及色彩缤纷的细毛条。 30名梳机制造工。 烧炭工 梳毛工的旗帜。 乐队。 470名带羊毛假发的梳毛工，等等。 乐队。 40名染匠、帽佩红帽章， 腰系蓝围裙，红蓝双色 交叉相编的细毛条。[52] 大罢工结束后，这种庆祝活动竟再也不能举行了。 从“行业”的旧面目演变到一端是雇主的组织，一端是工会。这一双重演变把我们带进了工业革命经历的中心。[53]互助会和工会至少和雇主组织一样想维持庆祝活动和旧传统的自豪感。由于工匠们（他们仍被称做生意人）感到自己是生产者，雇主是依靠他们的技能的寄生虫，因此他们确实更重视传统。结社法一经废除，他们的旗帜就在各条街上公开飘扬了。1825年，伦敦泰晤士河船舶塞缝工工会（成立于1794年）亮出了他们的〔用法文书写的〕标语：“手和心”，“主动、诚实、融洽、及时”，表达了他们对中世纪手工技艺的自豪感。绳索工会举行的游行高举一面白色旗帜，上面画着围绕着蜂箱的一群蜜蜂，写着“工业之子！工会赐与力量！”（当游行到答应给他们加工资的雇主家门口时，他们停下来，表示敬意）。约翰·加斯特的泰晤士船舶制造工节俭会是伦敦“行业”工会领头的，做得最出色，用一面蓝绸大旗，写着“橡树之心[54]保护老年人”，6匹栗色马拉着一只漂亮的船，3名驭者身穿蓝茄克，后面跟着一支乐队，然后是委员会，其成员们各持大小不等的旗，以及来自谢尔兹，桑德兰和纽卡斯尔同一个行业的代表们。工会会员佩带着蓝色的玫瑰结和橡树枝，船中是一些老年的船工，他们居住在斯特普尼工会的养老院里。[55]1832年，南蒂奇的制鞋工人以他们的旗帜，“全套秘密的等级徽章，白色法袍，整洁的围裙还有鞋匠之王克里斯宾的王冠和王袍”，来保持手艺工匠工会的社会地位感。1833年，这位王爷骑马穿过全镇，他后面跟着一班随行人员，官员，带着特许状、圣经、一双大手套，还有各种各式和女式靴和鞋的漂亮样品”： 大约有500人参加了这次游行，每人腰围整洁的白围裙。一名工人殿后，背着整套工具，持手杖，正步行走。[56] 工人群众举止行为变化之明显，讲起来真是一言难尽。[57]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个变化的程度。酗酒和喧闹仍然时时充斥于市井。但是，事实上，战后的20年以来，在工人最热心维护他们的权利时，常显得最认真最守纪律。所以我们不能同意所谓认真乃是福音教派宣传的结果，或其主要成绩的论调。此外，如果我们把整个事情翻过来看看它的反面，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到1830年，在大多数工人阶级集中地区，不仅英国国教，还有卫斯理派的复兴运动，都受到宗教自由论者、欧文派以及无教派的基督教徒针锋相对的抵抗。在伦敦、伯明翰、兰开郡的东南部地区、纽卡斯尔、利兹以及其他城市，卡莱尔或欧文派的无神论中坚分子有大批的追随者。卫斯理宗确实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越来越倾向于代表小商贩和享有特权的工人团体，而在道德上便与工人群体生活隔离了。原来一些宗教复兴运动的中心又回到了“不信教”的地步。19世纪40年代，在纽卡斯尔的那个“以祈祷也和嗜烈酒一样地出名，以唱赞美诗也和骂人一样地出名”的砂门地区，卫斯理宗在穷人当中失去了所有的信徒。在兰开郡部分纺织地区工厂的工人同样地大批脱离教会，卷入了欧文主义和自由思想的潮流中去： 如果没有主日学校，社会在这之前早就陷入可怕的状况之下了……不信奉宗教的思想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传播着，人们读卡莱尔、泰勒和其他不信宗教的人的著作而不是读圣经或别的书……我看到织工们一周又一周地聚集在一间可以容纳400人的房子里向坚信和论证根本不存在上帝的人鼓掌。我曾经到我做礼拜的那个教堂周围的农舍里，发现有20个人在一起阅读不信奉宗教的出版物……。[58] 像过去宗教复兴运动那样，欧文主义和世俗运动常常像“荒原野草”着火燃烧一样。 1844年恩格斯根据他在兰开郡的经历写道：除了爱尔兰人、“少数老年人、半资产阶级、监工和工头等人”以外，“工人不信奉宗教，也不去教堂”。“群众中普遍流行着一种对宗教完全淡漠的情绪，最多也只有一些自然神论的踪迹”。恩格斯的言过其实削弱了他的说服力，但是，多德从斯托克波特一家工厂的情况引证说，10个工人就有9个不去教堂；而1842年，库克·泰勒对于兰开郡与基督教正统教义论争的工人们生气勃勃又有圣经知识感到惊讶。一个工人曾对卫斯理传教士说：“如果我想到是上帝造成了我周围的苦难，我就不再去做礼拜，并且说他不是我所希望的那个上帝。”同样，在宪章运动的那几年里，纽卡斯尔有成千上万的工匠和机工自认是自由思想者。在一家有2万个雇工的工厂里，“去做礼拜的人不超过六七人”。一个工人说： 工人阶级正在积累知识。他们积累的知识越多，他们与各种宗教派别之间的距离就越大。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圣经。我自己是尊敬圣经的……当我细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先知是站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谴责做错事的人，不论他是多么的有钱有势……如果牧师回过头去使用旧经文，我就会回过头去听他讲道，但只有到那时才去…… 主日学校结出了意想不到的果实。[59] 教会的控制之软弱无力并不意味着阶级的自尊和纪律的松弛。相反，在工业组织和政治组织方面具有悠久传统的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在宪章运动的年代里都以群众游行的纪律而著名。那里的市民和店主以前曾惊恐万状地害怕“可怕而野蛮的井下矿工”用某种力量闯入纽卡斯尔，而现在，煤矿主必须寻遍城里的贫民窟，找来“下流坯”和拾垃圾的人去驱赶举行罢工的矿工。在1838和1839年，成千上万的工匠、矿工和劳工一周接一周地游行，穿过街道，秩序井然，常在经过咫尺之遥的军队之时，则避免一切的挑衅。他们的一名领导人回忆说：“我们的人民已经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暴乱，而是革命”。[60] 3．爱尔兰人 在工人阶级的新的集体里，一定漏掉了对一个组成部分——爱尔兰移民——的分析。据估计，在1841年，40万以上大不列颠的居民是出生于爱尔兰的；父母为爱尔兰人但出生在不列颠的人何止几万。大多数爱尔兰移民是天主教徒，是收入最低的劳工，主要住在伦敦和工业市镇里。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大约有1/5到1/3的工人是爱尔兰人。 这里没有篇幅重述19世纪上半叶爱尔兰民族的悲惨经历那骇人的故事了。折磨爱尔兰的悲惨灾难，主要不是马铃薯疫病，而是紧接着（1798）联合爱尔兰人起义被残酷镇压后出现的一种反革命的后果。这次镇压比英格兰所经历的任何一次都更野蛮。另一个原因是180（）年的合并法造成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后果。有一位爱尔兰教会的教士，名叫威廉·杰克逊，是联合爱尔兰人组织的威廉·汉密尔顿·罗恩与法国人之间的接头人。1794年他在都柏林被捕，随身带着一份文件，简述了爱尔兰的形势以及法国人入侵时如何给以支援的计划。按这份文件的估计（未必准确）爱尔兰的人口有450万，[61]其中的45万人可能是英国圣公会教徒，90万是不信国教者，350万是天主教徒。按该文件的说法，不信国教者（“本国最开化的一个群体”） 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献身于自由。他们在法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热情地支持革命。天主教徒人数最多，最无知，最贫困。他们欢迎任何变革，没有什么变革能把他们的处境变得更糟，因为作为天主教徒的爱尔兰的全体农民可以说是欧洲最受压迫，最命苦的人。 如果英国人反对高卢人的偏见，在任何地方“都能把各阶层人团结起来反对入侵者”，那么，反过来说在爱尔兰，“这一被征服被压迫被凌辱的国家里，英格兰的名字及其权力是所有人都憎恶的……”。 非国教徒是通过理性和思考成为英国政权的敌人的，天主教徒却出于对英吉利这个名称的憎恶…… 总之，由于思考、利益、偏见、崇尚变革的精神、浩瀚的民族苦难，特别是近7个世纪以来遭受暴君的凌辱而对英吉利名称的仇恨，任何入侵无疑都会得到人民的支持。[62] 有一种有争议的说法，说法国人不是在莫斯科城下失去欧洲的，而是早在1797年，有一支哗变的海军出现在他们和即将起事的爱尔兰之间时，就已失去了欧洲。[63]但是，当入侵真正来临时，却是另一种入侵，是爱尔兰的穷人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入侵。杰克逊的简述提醒我们，爱尔兰移民中的芥蒂之深比人们通常想象的大。在1798年前后的几年里，爱尔兰最为工业化的省份厄尔斯特（北爱尔兰）的非国教徒并不忠诚，他们是爱尔兰人当中雅各宾思想最强烈的一批人；那只是在叛乱被镇压之后，都柏林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才有意识地煽动“奥兰治派”和“天主教派”之间的对立。爱尔兰人移民中有康诺特的季节收割工，有韦克斯福德离乡背井的小自耕农，有厄尔斯特的工匠，他们之间的不和就像康瓦尔郡的农工与曼彻斯特的棉纺纱工人之间的不和一样。（周末晚上讨厌的吵架，在爱尔兰人之间发生的次数多于他们同英国人的吵架，这些争吵并不都涉及宗教问题，在普雷斯顿和巴特利的同一信仰的教徒中和短巷院子中，伦斯特、蒙斯特和康诺特三地区间的对立也重又出现了。）移民的浪潮一个接着一个。[64]在1790到1810年之间，新教徒和厄尔斯特人仍杂居在一起，其中有许多小商人、工匠、织工和棉纺厂工人，有些人是《人权论》一书的信仰者。由于合并后经济不平等竞争的影响已是人人可以感觉到的，丝织工人、亚麻纺织工人和棉纺织工人就离开那些正在衰退的行业，而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巴恩斯利、博尔顿和麦克尔斯菲尔德去。约翰·多尔蒂就是随着这股浪潮而来的，他十几岁时曾在米思的一家棉纺织厂里劳动，战争快结束时到达曼彻斯特，几年后成为兰开郡棉纺织工人最重要的领导人。 从这个时期起，又有一个天主教徒和农民的大移民。1811年，一家地方报纸提到，林肯郡的自耕农“几年以来一直公开用广告吸引他们到这里来”。这里所指的是季节性的移民，即收割庄稼的工人。他们的“勤劳精神”受到称赞，与林肯郡“贪心的”劳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知道农场主必须依靠他们，因此想过分地抬高工资，在农忙季节一天给他们半个几尼还嫌少， 他们还因妒忌“爱尔兰辅助工人”而受到谴责。[65]65移民的道路走畅通了以后，更多的移民来到这里居住。马铃薯的连年遭灾，尤其是1821至1822年的饥荒，更加推动了移民的浪潮。 在1828和1830年之间，大批“保有世袭地的农民”被驱逐（那时他们的人数从19.1万下降到14200人），挤满了开往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的船。但是，英格兰“不是他们心目中的麦加，却是他们最不想去的地方”。一些比较幸运的人才能积蓄经费而移居美国和加拿大。移居英国的是他们当中最穷的人。他们来到这里，一旦有机会就异常勤奋地工作，以便向爱尔兰汇款，也常筹措一小笔钱帮助亲戚们渡过海峡到英格兰来，让全家团圆。[66] 绝大多数战争结束以后移居的移民以前在爱尔兰的生活状况（用蓝皮书的话来说）不足以应付“最普通的生活需要”： 他们住在肮脏破烂的棚屋里，一家好几个人挤在一起，睡在草铺上，或睡在地上……他们吃的常常是土豆干，而这种东西他们还要每天限制只吃一餐。……他们有时也有一块鲱鱼或一点点牛奶，但是，只有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忏悔节才能有肉吃。[67] 他们是西欧最廉价的劳动力，关于这方面的情节是人们熟悉的。蓝皮书逐页记载他们的卫生状况、犯罪、住房、手工织工的情况，连篇累牍地叙述爱尔兰人带到英国来的不卫生状况：他们住在地窖里，没有家具也没有床铺，垃圾堆在门口，过分拥挤，愿意拿低工资与英国劳工抢饭碗。他们的用处对雇主的最后目的来说，是毋庸赘言的。曼彻斯特一家丝绸厂主说：“一旦我遇上工人罢工，急需劳力的时候，我就派人到爱尔兰去带10个、15个或20个家庭来这里……”[68] 不过，爱尔兰移民的影响比这更为矛盾而且更加有趣。正是要有压力来顺利地实现英国工人整体性格的改变，才提出需要一支未被工业劳动纪律改造过的辅助劳力，这真是自相矛盾！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这种纪律要求沉稳而有条不紊的勤勉工作，有内心认真的动力，有事先的考虑和对合同一丝不苟的遵守。简而言之，这种纪律就是在技术工作和半技术工作中需要有控制地付出精力。相比之下，在工业社会底层的重体力工作需要毫不吝啬地消费纯粹的体力——需要前工业化工作节奏中高强度劳动和疯狂放松间的交替轮换，而这种状况是体力较弱又有清教徒习性的英国工匠或织工无法适应的。 因此，爱尔兰劳工是工业革命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不仅——可能并非主要——是因为爱尔兰劳工是“廉价”的（英国织工和农场工人的劳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考虑都已经足够廉价了），而且因为爱尔兰农民没有受到巴克斯特和卫斯理的影响。在半饥半饱的生活状况下，由于实行土地分租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爱尔兰农民为了得到一小块种土豆的地，而沦为农场主的半奴隶），他们在爱尔兰已经丧失了元气，因此以冷漠和无精打采而著名。当一个优秀的佃农因租金成倍加码大为吃亏之时，那么，在这块土地上，体力就不再是宝贵的财产了。在英国，他们有能力创造惊人的业绩， ……对最繁重、最讨厌和最没人愿意干的各种粗重的劳动都又情愿、又敏捷、又坚韧不拔地干，例如当石匠、砌砖工和水泥匠，在修建码头、船坞、运河和道路工程中当挖土工，当运输工和为船只当装卸工。 1835年，凯伊医生曾调查爱尔兰劳工对兰开郡雇主有什么价值，他发现，在各种技术工种中英国工人更受欢迎，具备“工厂工作所需要的那种特殊的刻苦耐劳”。“英国人比较可靠、干净、技术比较强，在完成主仆之间的合同上比较有信用”。虽然棉纺织业雇佣了上万的爱尔兰人，但他们“几乎都不在高级的工序中操作……而在鼓风房里劳动……虽然有些爱尔兰劳工“当上了纺纱工”，但是都不在“受信任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在非技术的劳动职位中情况恰恰相反，1836年，伯明翰的一名雇主提供的证据是： 爱尔兰劳工愿意在任何时候工作……我认为他们是很有价值的劳动力，没有他们就不行，只要好好地对待他们，他们什么事情都愿意给你做。……英国人做不了他们做的活，当你催促他们时，他们愿意服从，英国人可不愿意。只要不挨打，他们宁可累死；为了不让别人超过他，他会不停地辛苦工作直到倒下……。 “他们需要更多的监视；他们在工作时喜欢说话”——人际关系的刺激常常比经济刺激对他们更有效。他们自己很幽默，也会很好地为鼓励他们互相竞赛的很幽默的雇主工作。“爱尔兰人暴躁易怒，但不像英国人那样固执、绷脸和任性。”他们的宽厚和冲动的性格，容易被人利用。确实，“只要不挨打，他们宁愿累死。”“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是出名地懒惰和马虎；渡过海峡之后，他们成了勤劳和进取的模范。”他们在码头或在挖土工地领取计件工资或分组工资。他们都想超负荷劳动，几年之内就损坏了健康和体格。这些就是搬运工、挑煤工和许多普通工人在伦敦的情况”，其中有很大一批是爱尔兰人。有人在利物浦码头上看到工人用这样的方式把燕麦装上船： 这些人（主要是爱尔兰人）从起重机的钩子上接过装满东西的袋子，扛在肩上，人就像突然矮了半截，然后扛袋穿过道路。逢到夏天，在整个白天的劳动时间里，他们以统一和不间断的步子干着这样沉重的工作，以每小时至少5英里的速度小跑，仓库到轮船之间足有50码之距……一个健壮的工人干这样的工作，每100袋可赚到16便士，一天可赚到10先令。因此，他们每天要走750趟，……有一半的路程要肩扛满袋的燕麦，因此，这要……走43英里长的路程。…… 到19世纪30年代，这一类的劳动全都落到爱尔兰人身上，因为英国人要么不肯做这种下等的讨厌的工作，要么就是跟不上步子。[69] 这样，在惊人的程度上，雇主们从前工业化和已工业化的世界都获得了最佳的劳动力。被纪律束缚的工人的内心讨厌他的工作，这样的性格结构有利于勤勉有利于技艺，却同时造成自尊的障碍，使他们不愿从事肮脏或下等的劳动，建筑业的一位雇主提供的证词解释了苦力的角色全由爱尔兰人来承担的理由，他说： 他们从来很少成为好机械匠；他们不认真琢磨要加工的东西，他们懂事快但懂得肤浅；成不了好的机器安装工或机械工或做不好任何需要思考的事。……如果给爱尔兰工人一张机械设计图，他需要不停地关照：否则就会出错，或者根本不往下干”。 这不是“天资不足”而是“勤奋不够”；不是“知识”的缺乏，而是“道德”的缺憾： 一个不管明天而只为眼前过日子的人不愿意忍受严格的纪律，无法养成一个机械工所需的那种耐心和艰苦的努力。[70] 在30年代的各种蓝皮书中，《英国的爱尔兰穷人状况的报告》是一份最生动的社会学作品，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爱尔兰向英国的移民，是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的下层人口向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的底层扩张蔓延的事例之一。他们在任何工业部门都无法取胜，只能在初级的体力劳动部门里获取位置。 陶瓷业的一位雇主指出，雇主们发现这一点对他们“非常有利”，“因为本民族的民众在更有创造性和更需要技能的工作中得到完全的就业”。但许多雇主认为移民的“好处还不止一端”。因为爱尔兰人在休息时和在工作时一样都表现得精力充沛，无拘无束。“在制造业城镇的爱尔兰劳工大多是这样花钱的”： 星期六晚上，他们领到了工资，先还掉欠商店的帐，……交清房租，……把债还清以后，他们就去喝烈酒，直到把钱花光。到了星期一早上，他们就一文不名了……。 他们维持着一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水平，一点也不高于他们在自己国家里的那种生活”。他们没有清教徒的节俭和自制的品德，就像他们没有勤勉和远见的素质一样。在曼彻斯特、利物浦和其他工业城镇里，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成百上千的醉醺醺和吵吵闹闹的爱尔兰人填满街巷。 此外，爱尔兰人的善恶标准在许多方面都与受纪律束缚的英国工匠相反。爱尔兰人有时粗暴地，有时又幽默地蔑视英国当局。统治者的法律、宗教的歧视和社区的惩罚制裁都不会让他们感到在英国的法庭上受指控是一件耻辱的事。一位雇主说，只要友善地对待他们，他们就值得信任，“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被发现偷了点小东西，别人就不再理睬他”。但是，偷窃不得人心的雇主或农场主的东西或拒绝支付房租，这种行动不仅得到同胞的认可，而且得到集体力量的支持。曼彻斯特一位棉纺织业的雇主宣称，“他们时常做出一些不顾后果的事情”。他们自己不停地打架斗殴，但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受到敌人的攻击，他们又会团结起来，就像一个人一样。争夺私酒酿制所会导致用短刀或砖块进行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爱尔兰妇女不会落在男人后面。在曼彻斯特的小爱尔兰区，采取法律行动去收房租、债款和收税，就像是采取一次小型的军事行动去对付英勇善战的人群。1836年，曼彻斯特的副保安长官说：“到一家雇了许多爱尔兰人的工厂去逮捕人是非常危险的，当警官上楼的时候，爱尔兰人就向他们头上扔砖头和石块……。”曼彻斯特警卫队的警监证明说： ……在本城的爱尔兰人居住区逮捕一名爱尔兰人，我们需要出动10个、20个，甚至更多的警卫。他的左邻右舍全会拿着武器跑出来，就连妇女都会半裸着身体，把砖块石头送给男人们去投掷。一个人也会抵抗，打人和挣扎，以便争取时间等他的朋友集合起来救他……[71] 这些爱尔兰人既不愚蠢，也不野蛮。梅休经常谈起他们的慷慨，有“说话的能力和敏捷的理解能力”。他们坚持一个与英国工匠不同的价值体系，而且在冲击英国人的礼仪方面，人们觉得他们常常自得其乐，旁若无人。博尔顿的一名律师回忆说，他们往往欺骗法庭，把一大堆同乡带来作为“有资格的证人”，从他们支吾搪塞之言中显出他们对法律程序知识之精通，治安法庭的法官被他们的花言巧语哄骗得都糊涂了。同样，由于他们不在乎说谎，许多人成了花言巧语的乞丐。他们彼此之间是非常慷慨的。如果他们存钱，那是为了一些明确的大计划——移居加拿大或结婚。为了把妻子儿女和兄弟姐妹带到英国来，他们可以几年内“半个便士半个便士地积累”，但是，“他们却不愿意省下钱来保证自己或儿女不至被送到济贫院去……”。作为街头小贩，他们沿街叫卖，收购破烂，总是最穷的小贩。梅休干巴巴地说，他们的脾气不适于“在最廉价的市场上买东西和在最昂贵的市场上卖东西”。对英国的济贫法，他们采取高高兴兴的态度去沾光。他们使过时的定居法对他们有利，用教区的费用在处周游（谁知道曼彻斯特是不是张三李四的出生地呢？），只要看停靠的地点适合，他们就从济贫法督察的马车里溜出来。他们会“毫不羞愧地接受”教区的救济。[72] 这是已经形成的工人阶级中一个未确定的因素，就像是一支源源不断的援兵在为撒旦城堡的城垛补充兵员。在有些市镇，一部分爱尔兰人被隔开居住在他们自己的街区。在1850年，梅休看见他们在伦敦的罗丝玛丽巷周围如迷宫一般的小巷子里居住。在层层叠叠的小屋内，可以看到“头发蓬乱的小淘气赤脚在水洼子里跑来跑去，不戴帽子的小姑娘们裹着披肩，懒洋洋地靠在门框上”。在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地窖里也有类似的隔离爱尔兰人的居住区。也有宗教的隔离。到1800年，信奉天主教的当地工人人数已经很少。在爱尔兰的移民中，天主教教会看到了在英格兰恢复信仰天主教的神圣计划的一种迹象；无论爱尔兰人到哪里，神父们都紧跟其后。再说，爱尔兰的全体教士是欧洲较穷的较接近农民的。据估计，他们每年的薪俸平均为65英镑，事实上，他们要靠教徒来养活他们，他们在教区居民的家中吃饭，依赖教徒的善良意愿。沃特福德的新教主教说： 教士们必须紧跟民众的浪潮冲击，否则就要流落在海滩上消亡……爱尔兰的农场雇工对教士……这样说：“同我一道生活，像我一样生活；不要用你那高深的学问和修养来压迫我，怀着感激之情接受我给你的东西，靠顺着我的政治信念或行动来当我们的神父吧”。 1797年，沃特福德的天主教主教猛烈地批评他手下的教士，也证实了这种情况。他说： 不要让你们成为这个世界上富人的工具，……他们试图把你们当作压迫穷人的工具，来达到他们自己世俗的目的。……穷人永远是你们的朋友，即使在最坏的处境下，他们也会毫不动摇地忠于你们，忠于他们的宗教。他们同你们分享少得可怜的饮食，与你们的前辈分享这些饮食。……如果他们……像富人那样做，那就不仅会对你们关上大门，还会常像野兽一样追捕你们。我就没有可能以教会权威的名义站在这里对你们这些可尊敬的教士们讲话了……。 这个教会曾找出一位教士去充当韦克斯福德起义的领袖，找出另一位被送上英国的断头台（奥·科伊格里）；这样一个教会与全国的农民必然有共同的愿望和要求。1810年以后的30年里，丹尼尔·奥康内尔一直在设法（主要通过天主教同盟）让教士来充当辅助的政治鼓动者。当爱尔兰的穷人到英格兰之后，教士们采取各种手段控制自己的教徒，使用的手段有：忠于教士的职守（爱尔兰教士对其教区居民的思想活动的了解程度，是英国教士所无法相比的）、心理恐吓、经济接济、财政讹诈、对亲戚施加压力、在有难时给以安慰，等等。他们相信要在新教的英国取得胜利，只有一种福音主义形式，即高生育率。英国的卸煤工、挖土工和叫卖水果或鱼等的小贩中有许多人“不信神”，而他们的爱尔兰同事却去参加弥撒。教士是惟一的权威，爱尔兰劳工只对他们表示尊重和服从。一个天主教的教规能平息博尔顿星期六夜晚的骚动而地方氏官却不能。梅休曾随一位教士巡视他的信徒，他看见： 到处都有人出来迎接他……妇女拥挤在门口的台阶上或从地窖的活板门里爬出来，不过是向他屈膝行礼……当这位牧师走过街道时，孩子们也快步跑来，让他停下来摸摸他们的头发……。[73] 因为这样的移民有许多，教士的权力的确增强了。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成长的家乡，教士成了他们与旧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最后一点情结。教士们有文化，而且在社会等级方面又与他们相距不远，在身份方面不受英国雇主和官方的干涉，有时甚至懂得盖尔语，经常往来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带来家乡的消息，有时是亲人的消息；人们信任教士，托教士办汇款、积蓄和送信。因此必然的后果便是爱尔兰农民带到英国来的最持久的文化传统——传到第三代和第四代——是一个半封建的民族主义的教会。在最肮脏的地窖里面，人们也许会看到一些罗马天主教的玩艺儿，如烛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色彩艳丽的圣徒像和殉道者像“，并且与“解放者”奥康内尔的像一道挂在墙上。相比之下，丰富的爱尔兰民谣和民间故事的大批遗产却往往同第一代移民一道消失了。移民们在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遵守村民的习俗，访问彼此的住处，并在那里“狂烈地跳起快步舞和旋转舞”。但是，到了他们的孩儿那里，小提琴、烟斗和盖尔语都抛到一旁去了。 尽管在某些城镇里，爱尔兰人有自己的居住区而不与外界杂处；但也从来没有因社会压力而落到像犹太人聚居的种族隔离区的地步。要把操着共同语言而在合并法通过之后已成为英国公民的一个民族变成处于从属地位的少数民族，本来就是困难的。相互通婚的现象很普遍。在爱尔兰人被工人阶级整体所吸引时，值得注意的不是冲突，而是这个过程相对的轻易。当然，骚动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建筑业或码头上，爱尔兰和英国的非技术工人处于直接的竞争中。19世纪30和40年代，在修建铁路的掘土工人当中发生了对阵的搏斗，并且造成伤亡。敌视天主教和敌视爱尔兰人的感情在伦敦尤其强烈。议会在1800至1829年间为天主教解放运动而进行的长期较量中，每个阶段上都出现用下流传单和歌谣谩骂天主教徒的现象。迟至1850年，当天主教主教得到任命时，还导致人们焚烧他们的模拟像，引起一片“天主教入侵”的呼声。梅休发现，“打油诗”和“赞美歌”的作者认为一首敌视天主教的好打油诗就是投向天主教的匕首。有一首打油诗写道： 修士、修女和笨蛋四处串联， 教皇的训令堵不住我们的嘴， 振作起来，喝退教皇， 连同他的枢机主教韦斯曼。 但是，梅休所记载的赞美歌和连祷文都没有提到爱尔兰人。大多数词句来源于史密斯菲尔德大火的传说以及民族感情，例如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古老的英国约翰牛吞罗马的教皇牛”等传单中。住在罗丝玛丽巷附近地窖里的居民们很难被有关外族人侵的民谣所同化。[74] 相反，倒是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英国的激进主义或宪章运动应当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共同战斗，尽管这种同盟关系难免存在紧张和对立。在陆军、海军和北方的纺织城镇里，他们之间的对立很少以种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因为在这些地方，爱尔兰人与英国人同是受害者，他们并肩劳动，并肩斗争。自从联合爱尔兰人创建，爱尔兰人持棒参加保卫托马斯·哈迪的住宅以来，就存在着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联盟。英国的改革派一般都支持天主教解放运动，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多年来在议会里争取天主教解放。科贝特不仅通过《政治纪事报》，而且写了一本《英国的新教改革》（1823）来推动这项使命。他在这本书里编造了一些神话，把“腐败的旧制度”和“那东西”归因于都铎王朝时期对修道院和慈善机构的掠夺。激进的宣传家让人们始终牢记着1789年的野蛮镇压，霍恩、克鲁克香克和伍勒无情地控诉卡斯尔雷（“德里——唐——三角同盟”）参与拷打和鞭笞的行为。费格斯·奥康诺的父亲罗杰·奥康诺是伯德特的密友，曾经被提名为伯德特竞选威斯敏斯特议员的伙伴。1828年，伦敦反对奥康内尔的激进派爱尔兰人组织了公民政治自由同盟，得到了亨特和科贝特的支持，这个组织与英国先进的激进派密切合作，是1830年成立的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发起者之一，后来在1836年又成为宪章派伦敦工人协会的先驱。[75] 显然，在1790至1850年之间，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的激进主义保持着连续不断的联盟，这种关系不时因奥康诺家族的命运而稳固或松弛。但是，爱尔兰移民问题的影响在中西部和北部地区不那么明显。1798年以后的20多年里，爱尔兰各个郡连连发生农民骚动，秘密会社采用恐怖手段来保卫佃农的权利，阻止地租和物价的上升，拒绝交纳什一税，把英国地主驱逐出去。在这些秘密会社中，有打谷会、卡拉瓦特会、萨纳维斯特会、唐郡的托米会、卡片会、绿带会以及后来的莫利·马基尔派。[76]打谷会在1806年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康诺特，长期结怨的卡拉瓦特会和萨纳维斯特会于1810年活跃于蒂帕雷里，克里以及沃特福德。1813年，骚动蔓延到米思、王室直属郡和利默里克等地。在1821至1822年的土豆大饥荒时期，动乱遍及芒斯特、伦斯特和康诺特的一部分地区。持枪勒索，劫持人质互相滥杀，地方仇杀，抢劫枪支，用武力征收费用等——长期受压的农民的仇恨之爆发，有如洪水刚被堤坝拦住（用处死和流放的手段），立刻又在另一处决堤。1811年，爱尔兰总检察长慨叹说：“武装的农民和非武装的乡绅这样一种现象已经产生可怕的结果。”首席法官将一个几乎还是十几岁的偷武器的小孩处以死刑，他宣布： 我们能不能再忍受这种情况：让人们白天劳动晚间立法；白天耕地晚间来执行法律、治理国家？ 多尼戈尔的托马斯·德维尔是爱尔兰移民，后来成为宪章派北方政治同盟的书记，他从小就听惯了武装的男人“排成半军事队列”晚间在村庄的街道上通过时“沉重的脚步声”，[77]像他这样的爱尔兰移民不在少数。 我们无法在某本传记中找到具体的事例（哪个爱尔兰人会在英国法庭上承认自己过去是卡片会或“平均派”的成员呢？），但是，毫无疑问，一些爱尔兰的移民带来了这些秘密组织的传统。他们的影响在1800至1802年以及在卢德运动期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78]他们在晚上涂黑面孔，行动迅速，他们持枪抢劫，偷窃马匹和牲畜，许多爱尔兰人都曾沿袭使用这种方法。其次，在各个工业城镇都有爱尔兰人的聚居区，从而使消息的传递灵通而迅速。这些有助于失去祖辈产业的人们自然地结合成秘密会社。如果爱尔兰人是好争吵的，他们也是爱急公好义的。 假使许多爱尔兰的农民带来了革命的遗风，但教士们却不。爱尔兰教会并不打算叫人们注意居于少数地位的天主教力量在英国不断壮大，也不想使它受到进一步打击。在19世纪30年代，教士们在政治上仅仅是对奥康内尔表示忠诚。奥康内尔这时已经抛弃了爱尔兰的40先令不动产自由持有农，以此去交换天主教的解放；他还投票反对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他的夜郎自大，他那花言巧语的忠君言论，他与辉格党人一会和好一会闹翻，这些都使他的爱尔兰同胞们感到疑惑，造成混乱。这说明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激进主义之间的联盟现在到了最低点。因此，在英国的各种教会中，只有天主教会不产生有“倾向”的教士，他们把自己同工人运动视为一体。爱尔兰劳工虽然很快加入了结社组织，但他们大多数都在非技术行业中工作，那里的工会主义是最弱的。因此，他们很少产生英国工人运动中明显的领袖（约翰·多尔蒂是个例外，他始终不懈地关注着工会组织，有意识地对奥康内尔的组织方法进行改造，以适应1829年成立的全国劳工保护协会的需要）。爱尔兰人的影响，在地区和他们劳动的处所，在他们的叛逆的秉性中最为明显，他们好向政府当局挑战，好用“实力”威胁别人和不怕所谓中止宪政的恫吓。一位天主教教士在1836年承认，爱尔兰人“与英国人相比，更愿意加人工会、结社和秘密会社”。另一位证人说，“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大喊大叫和带头闹事的人”。恩格斯把“爱尔兰人热情而活泼的性格”看成是使遵守纪律又矜持稳重的英国工人去采取政治行动的催化剂，他说： ……将爱尔兰人之易于同人相处、敏感和暴躁的性格同英国人的稳定、好推理和不折不挠的性格混合在一起，在长期内，必定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爱尔兰人的宽容、重感情的天性没有经过种族的杂处和日常的生活接触以融合冷漠而理性的英国性格的话，无礼的、利己主义的英国资产阶级将会更牢固地把工人阶级掌握在自己手中。[79] 对于恩格斯所使用的“天性”和“种族”这两个词我们可以质疑。但是，只要把这两个词换掉，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判断依然是正确的。当精密的机械工程与用铁铲和钉镐挖沟的劳动同时并存的时候，对雇主大为有利，因为他们可以雇佣两类不同的劳动。但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把老练的政治激进主义和比较幼稚而敏感的革命情绪汇合起来。这一汇合表现在宪章运动中，而当费格斯·奥康诺与奥康内尔发生决裂，布朗台尔·奥布莱恩根据英国的条件提出社会主义的土地国有时，造成的危险就更大了。过去有一个时候，即18世纪90年代，当费格斯的叔叔亚瑟·奥康诺与奥科伊格里以及宾斯一道在梅德斯通被捕时，似乎英国的雅各宾主义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有可能采取共同的革命策略。要是奥康诺能像带动英国北方那样带动爱尔兰，那么，宪章派和“青年爱尔兰”运动就有可能发展到共同起义的地步。但是，因为一面是宪章运动中“道义派”的保留态度，另一面是奥康内尔的以及教士们的影响，还要加上“大饥荒”造成了严重的士气衰落，才阻碍了起义的爆发。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4．永世万代 即使我们现在已经更清楚地看到了构成19世纪初工人阶级整体的许多组成成分，我们对“生活水平”的争论必然还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在“水平”一词的下面，我们总要遇到一个事实的问题和一个对价值的判断问题。我们希望说明，那些价值不是“不可测量的东西”，历史学家也许会谨慎地搁置此事，因为他们考虑到，既然这些价值无法衡量，那么没有谁的观点会比别人更正确。但是，恰恰相反，价值涉及到人类的满足，涉及到社会变化的方向，如果历史学想要在人文学科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历史学家就必须对价值进行测量。 历史学家，或社会历史学家，实际上对两种形式的价值判断必须加以关心。他们所关心的第一位的是生活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的人们实际上所具有的价值。新旧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各自支持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它们有各自特点不同的生活方式。人类满足有两种不同的常规和观点，它们在两类群体中实际上是相互冲突的，如果我们想对这种继之而来的紧张关系进行研究，证据并不缺乏。 历史学家必须关心的第二位的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过程进行某种价值判断，而我们本身就是这个过程的一种终极产品。正是我们自己的参与才使判断变得困难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采取某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因为一是工业主义从其本身的一部分经历出发作出的“浪漫主义”的评判；一是面临这种经历的手工织工、工匠或乡村手艺人进行顽强抵制的记录；他们牢牢地坚持着他们所要的那种文化。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的变化，所以我们只好持这种态度。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失去了什么，什么转到了“地下”，什么还没有解决。 要对生活质量作出评价，就必须对有关的人们的全部生活经历，以及对文化和物质上多方面的满足或剥夺作出估价。从这种观点出发，就必须接受过去提出的有关工业革命是一场“灾变”的旧观点。在1780至1840年之间，英国人民经受了苦难的经历，虽说从统计数字来看，物质条件有可能略有改善。查尔斯·斯诺爵士告诉我们，“穷人离开了土地，按照工厂能够接纳他们的速度进入了工厂，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对此，我们必须和利维斯博士一样回答说：“整个人类问题的真实历史不知要比这种说法复杂与痛切多少倍！”[80]有些人在工业城镇灿烂工资的引诱下离开了农村，而旧的村庄经济在他们背后崩溃了。他们离开农村主要的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要离开农村，而是受外部推动力的支配，例如圈地、战争、济贫法、农村工业的衰落、统治者的反革命立场等等。 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它必定会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消逝。但是，这个过程在英国伴随着异乎寻常的暴力。暴力在英国没有被缓和；不像经过全国革命的国家有国民共同努力的意识去缓和暴力。英国工业化时期的意识形态只是雇主的意识形态，它的救世主般的先知是安德鲁·尤尔博士。尤尔认为，工厂制是“地球文明的伟大执行者”，它将“科学和宗教这种生命之血输给那些还躺在死域的阴影下的芸芸众生”。[81]不过，那血液的输出者没有感觉到这是在输血，“芸芸众生”更没有感觉到是在接受血液。苦难的经历以成百种形式压在他们的身上，对农田劳工来说是失去公地使用权利、村社民主制；对工匠来说是失去手工业工匠师傅的社会地位；对织工来说是失去生计和独立性；对儿童来说是失去在家中的劳动和玩耍。对实际收入有所提高的各类工人来说，他们失去的是安全保障和闲暇生活，而且城市的环境在不断地恶化。R．M．马丁于1834年向议会手工织工委员提供了一份证词，他当时离开欧洲已十多年，刚刚从国外回到英格兰，他对于物质和精神方面退化的事实感到惊愕，他说： 我不仅在这个国家的工业区看到了这一点，在农业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活泼生动的精神、野外的竞技和村庄的体育活动。他们变成了肮脏、不满、悲惨、忧心忡忡和竭力挣扎的人，没有健康，没有欢乐，也没有幸福。 艾什顿曾经把人类与“自然”或“土地”相“脱离”这一类说法恰当地形容为“单调乏味”，但要想到这些词句中去寻求解释则会误入歧途。“最后一次农工起义”之后，与“自然”足够接近的威尔特郡农工堕落的程度远远大于兰开郡的纺织厂女工。这是施于人性之上的暴力。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追逐利润造成的后果，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贪心既摆脱了旧的制裁，又不受新的社会控制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像马克思一样认为这是资本家阶级的暴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技术所引起的劳动和生活之间强横的分隔。 给工业革命的年代笼罩上最黑暗的阴影的并不是疾病和贫穷，而是劳动本身。手工业者出身的布莱克对我们叙述了这样的经历： 于是，给尤里森的儿子们留下了犁耙、织机、锤与凿、直尺与圆规…… 他们把谋生的手艺变成了死亡的手艺。 计时的沙漏被看不起，因为它的简单的工作方法像耕夫的工作方法那样简单。 把水庠进水塘的木轮水车的木轮被劈开投火中烧掉， 因为它戽水像赶羊那样简单。 巧妙的水车发明了，是没有轮子的水车，为的是使年轻人花不起这笔钱，把那些永世万代的人 束缚在抛光铜和铁那极累的手艺活中， 叫他们无法知道，把他们本应学习智慧的时光，消耗在伤心和劳累之中，以得到一小片面包， 他们不知道举一反三，也不知道推论，这就是示范，对一切简单的生活惯例都茫然无知。 在无知中，他们看到一小片，便以为是全部，并称之为示范。他们对一切生活的简单规则一无所知。 这些“永世万代的人”似乎被囚禁在劳动中，有时就好像被关在墓穴里一样。他们终生付出最大的努力，并且还得到互助会的帮助，也不能保证他们得到如此受民众重视的东西——一个“体面的葬礼”。新的工艺正在出现着，旧的喜好仍然保持着，但在所有这一切中，我们感觉到令人讨厌的漫长劳动的全面压力，而这样的劳动是在为某种异己目标而建立的严格纪律下进行的。D．H．劳伦斯写道，这就是，“丑恶”的本源，它“违背了19世纪人类的精神”。[82]当一切其他的印象都淡去之后，这一点却留下来了；留下的还有一切有形的社会凝聚力已经丧失的印象，惟一没有失去的，是工人群众在与他们自己的劳动及雇主对立的过程中，为自己制造的凝聚力。 [1]H.莫尔：《现代妇女教育制度的结构》（1799），第44页。 [2]R.C.拉塞尔：《内特尔顿和凯斯特的小学和成人教育的历史》（凯斯特，I960），第5、7页。 [3]W.威尔伯福斯：《从实际的角度看当前流行的基督教宗教制度》（1797），第405—406页。 [4]参见L.拉奇诺维奇前引书，第3卷，第504—506页，及第3、4卷各处，又见G.R.泰勒前引书，第36页：“……道德上重大变化的时期不是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际，甚至根本不是19世纪，而是……1790至1800年的十年中。” [5]《女怪》，1819年4月24日。 [6]T.莫尔：《谢里登传》（1825），第217页。 [7]读者也许会回忆起哈代描写威塞克斯的小说。关于19世纪30年代的集市，参见《警事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第30-42页。 [8]见《斯威克手稿·日记》，摘自G.R.泰勒前引书，第16页。 [9]B.T.巴顿：《博尔顿历史拾零》（博尔顿，1881），第1卷，第263页。 [10]1825年9月11日。 [11]《舍温每周政治纪事报》，1817年9月15日。 [12]《早年岁月》，第13—16章。 [13]J.劳森：《帕德西的发展》，随处。 [14]这使我们想起了科贝特。不过，威廉·霍恩的《每日纪事》、《日常纪事》和《纪事》及斯特拉特的《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都出版于19世纪20年代，对老习俗的记载更详细。 [15]见哈蒙德夫妇：《悲惨年代》，第4章。 [16]辩护士们对《旧约·传道书》中对“有时间跳舞”的依据是有些异议的。但既然“在圣经中找不到两性协同起舞的事例”，则正可论证为只能准许一性的（同异性隔离的）舞蹈者在平日而不是星期天的宗教圣事的白天跳舞。（此类事如今无记载）。见A.扬：《跳舞的时间到了》（格拉斯哥，无发表日期）；也可见骚塞前引书，546—549页。 [17]詹姆斯·伍德牧师：《给卫斯理宗的教徒的一封公开信》（1799），随处。 [18]守夜节是亲戚相聚的重要节日，城里人下乡去拜访亲戚，“出嫁的女儿带着孩子回娘家，豪伊特把这种节日称做“不停运转的劳役机器的短暂休止”。他记载说，当他向乡村的老人提到那些在城里的儿子和女儿时，老人会说：“嗯，嗯，我们会在守夜节见到他们的。”即使主张强化纪律的韦奇伍德也对通宵宴饮的守夜节无可奈何，他说这样的节日”必须举行，尽管世界将同它一道毁灭”。见R.E.利德：《回忆过去的设菲尔德》（设菲尔德.1876），第200-202页，W.豪伊特，《英格兰的农村生活》（1838），第1卷，第59、245—254页；麦肯德里前引书，第46页。 [19]洛维特前引书，第1卷，第8页。 [20]格斯特前引书，第38-39页。 [21]沃拉斯前引书，第145—146页。 [22]《关于卖妻情况的真实逐一的报告》（盖茨黑德，1822）J.卡尔：《科恩纪事年鉴》（科恩，1876），第83页；《利兹信使报》，1802年8月28日；《行业报》，1825年8月14日；《泰晤士报》，1822年11月23日；G.C.米勒：《布莱克本》，第92页；《布莱克本邮报》，1793年9月4日；平奇贝克前引书，第83页（描述克罗伊顿1815年的状况）；H.W.V·坦佩利：《1832年英格兰的卖妻》，载《历史教师集萃》（诺里季，1925），第3卷，第67页；（当然）还有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某些实例说明卖妻的做法并不总是野蛮的，可能只是流行的一种离婚形式，是得到妻子同意的.她的情人象征性地花一笔钱把她“买”下来。在民间，公开市场上进行这样的转让属于合法的交易，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其他有效的离婚形式。 [23]“一个同情被压迫者的人”：《乞丐的抱怨》（设菲尔德，1812）。在大萧条时期，偷猎，在毗邻工业地区的附近往往具有内战的形式。一份有关诺丁汉卢德运动的报道（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1811年12月24日，下结论说：“一批绝望的偷猎者闯入了诺丁汉附近沃拉顿的米德尔顿勋爵的私人猎场，打死了至少100只野鸡。”亦见E.W.博维尔在《英国农村生活，1780——1830》（1962）一书中对“偷猎战争”的精彩叙述，第12章。 [24]1808年，原旨卫斯理宗的创始人休·伯恩听说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雷金节”高潮时有举行狂饮的习俗，“我立即产生了一个念头，把传教士们叫来，在那里举办一个野营布道会。”有关他仇视诺顿的“守夜节”以及1807年在草堆山顶举行第一次野营集会的由来，参见J.T.威尔金森：《休·伯恩传》，第43—47、58—59页。 [25]见J.埃弗雷特：《星期日雇工》（纽卡斯尔，1837）；《纽卡斯尔安息日》期刊，1838年6月16日及以后几期。 [26]例如可参见J.卫斯理·布鲁迪：《卫斯理以前和以后的英格兰》（1938）；J.H.怀特利：《卫斯理的英格兰》（1938），以及韦尔默斯博士的著作。关于激进派的严谨道德，见下文，第737—743页。 [27]《英国的工业人口》，第64页。 [28]W.多德：《工厂制解析》，第194页。马格丽特·休伊特的《维多利亚工业中的妻子和母亲》（1958）一书，主要以1840年以后的一些材料为依据对一些事例进行讨论.尤见第5章： [29]W.佩利：《青年劝城简篇》（1809），第68页。亦见T.吉斯本：《女性职责之研究》（1797），第226-229页。 [30]《黑矮人报》，1818年9月9日和30日。关于卡莱尔和欧文运动，见下文第16章。 [31]关于战争时期妇女织工人数的增长，见艾维·平奇贝克：《女工与工业革命》（1930），第164—166页。 [32]《一个激进派的生平》（1893）.第141—142页。 [33]J.韦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55）.第570—571页。 [34]一名告密者在1819年11月17日写的关于曼彻斯特政治同盟的报告中提到了另一个传统的兴起：“这个同盟极其贫穷，他们想去请求妇女同盟给予援助，因为他们穷得不敢借债一怕无力还债”。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 [35]《政治纪事报》，1819年10月23日、12月29日；《信使报》，1819年7月15日。 [36]华滋华斯和曼前引书，第345—347页。 [37]工人群众认为葬礼特别重要，清贫的葬礼被认为是最丢面子的事。葬礼在民俗中占有重要地位，临死的人特别重视，一位被宣判死刑的卢德派分子写道：“我希望约翰·劳森、约翰·罗伯兹和约翰·罗帕为我抬棺；亲爱的妻子啊，另外3个抬棺人可由你来选择。”见《“卢德将军”……传奇史》（诺丁汉，无出版日期），第239页。 [38]《在威廉·福斯特先生家中集会的互助会的章程和秩序……》（北希尔兹，1795），第11页；《麦芽制造工互助会的规定和秩序》（纽卡斯尔，1796），第6页；《玻璃制造工互助会条例与规章制度》（纽卡斯尔，1800），第5、11、15页；《船工互助会……条例》（纽卡斯尔，1804），第11页；《万众互助会条例》（纽卡斯尔，1824），第11页；《各业互助会……条例》（纽卡斯尔，1804），第9页；《鞋匠互助会……条例》（赫克萨姆，1806），第8页；《家具木工和细木工慈善协会章程》（纽卡斯尔，1812），第7页；《矿工协会……条例》（纽卡斯尔，1817）。 [39]《安格斯先生工厂里的……慈善协会简况》（纽卡斯尔，1816）。 [40]关于那个时期互助会的法律地位，参见P.H.J.戈斯登：《英国的互助会》（曼彻斯特，1961），第5页。关于设菲尔德互助会的社会成分，参见G.C.霍兰前引书，第17章。 [41]T.A.沃德前引书，第78页。亦见J.H.普里斯特：《里彭登妇女协会》，载《哈里法克斯考古学会通讯》（1943）。 [42]政府当局不断抱怨互助会允许会员在罢工时提取基金。1812年的麦克尔斯菲尔德被说成是“非法协会的窠穴”，“统统都是疾病丧葬互助会，它们是革命的策源地”，C.S.戴维斯：《麦克尔斯菲尔德史》（曼彻斯特，1961），第180页。 [43][E.C.塔夫内尔：]《工会的性质、目标和影响》（1834年，1934年重印），第42页起。 [44]《联谊会……规章》（纽卡斯尔，1812）；《西博尔顿互助会……条例》（桑德兰，1811年）；《善意协会章程》（纽卡斯尔，1815）；《同心互助会条例》（纽卡斯尔，1804）；亦见H.J.马尔比：《布雷德福早期的互助会》，载《布雷德福古典学》，第7卷（1933），其中例举了卫斯里宗对章程的影响。 [45]《文化与社会》（企鹅版），第312—314页。 [46]库克·泰勒前引书，第37—39页。泰勒写作这本书对正处在1842年棉纺业萧条的时代。 [47]沃莱斯前引书，第146页。 [48]曼彻斯特“1819年8月16日受害者救济委员会”成员［J.E.泰勒］：《评与当前国内形势有关的文件并作解释……（1820）。 [49]参见前文，第239页。 [50]《行业报》，1825年9月11日 [51]到场的商社有糅革业、皮毛业、手套业、制鞋业、木器业、屠宰业、葡萄酒业、成衣业、铁匠行业、绸缎业和布匹业。见《利兹信使报》，1802年9月4日。 [52]J.詹姆斯：《布雷德福史》（1866），第164-167页；J.伯恩利：《约克郡史》（利兹，无出版年月），第165——175页。 [53]关于“中等阶级意识”在1780至1846年间的形式·见布里格斯教授在《过去和现在》杂志1956年4月号上发表的以此为标题的文章。关于卢德运动中“行业”观念的重要性，见后文，第453—550页。 [54]HeartsofOak，其寓意为“军舰和水兵”——译注 [55]《行业报》，1825年8月14日、21日、28日。船舶塞缝工工会有300名会员，绳索工会有200名会员，船舶制造工会有1500名会员。 [56]W.H.查洛纳编：《托马斯·邓宁的回忆》，载《兰开郡和切郡考古学会通讯》，第59卷（1947）。在这次壮观地炫耀力量之后，紧接着就是1834年对工会的全面进攻，南蒂奇工会领导被逮捕。 [57]关于工匠文化的进一步讨论，见下文，第711—746页。 [58]博尔顿一个雇主的证词，《下院特别委员会关于手工织工请愿的报告》（1834），第419页。 [59]恩格斯前引书，第125—126页；库克·泰勒前引书，第153-155页；《纽卡斯尔编年史：贫民状况考查》（纽卡斯尔，1850），第32、56页。又见多德前引书，第181、186页。 [60]法因斯，前引书，第19页。托马斯·伯特：《自传》（1924），第34页；T.A.德维尔：《19世纪珍本书籍》（纽约，1882），第184—185页。 [61]根据1821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爱尔兰人口的数字为685.3万人。 [62]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2）号；《威廉·杰克逊牧师审判案》（1795），第80—81页。 [63]E.H.S.见琼斯：《失败的入侵》（牛津，1950）。 [64]关于18世纪伦敦颇具规模的爱尔兰移民居住区，见M.D.乔治：《18世纪伦敦的生活》，第113页起。 [65]《波士顿公报》，载《阿尔弗雷德报》，1811年9月21日。 [66]关于移民的一般状况，见雷德福前引书，第114页起；有关移民的经济和社会原因的出色概括，见E.斯特劳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与英国的民主》（1951），尤见第9—10章。 [67]《调查爱尔兰穷苦阶级委员会第三份报告》（1836），第3页。 [68]《英国的爱尔兰穷人状况的报告》（1836），第7页。 [69]《英国的爱尔兰穷人状况的报告》（1836），第5、7—9、30—31页；斯特劳斯前引书，第14章：“英国的爱尔兰人”；《济贫法委员会的第一份年度报告》（1836），第305—306页；G.C.刘易斯：《评调查爱尔兰贫民状况的皇家委员会第三份报告》（1837），第24页；约翰·韦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第242—243页；G.黑德爵士：《英国国内游记》（1835），第190-191页。 [70]《英国的爱尔兰穷人状况的报告》，第9、30-31页。 [71]《英国的爱尔兰穷人状况》，第10、16—17页。《治安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1839），第167-169页。 [72]H.M.理查德森德：《博尔顿40年之回忆》（博尔顿，1885），第129J31页；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109、121页。 [73]同上书，第1卷，第12页；E.韦克菲尔德：《爱尔兰叙事》（1812），第2卷，第577页；哈勒维前引书，第3卷，第93—95页；赫西法师：《牧师给天主教教士的信》（沃特福德，1797）。 [74]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243、252—253页。 [75]可参考舍温的《政治纪事》，1817年7月19H.26H；霍恩的《改革派纪事报》，1817年7月19日；科贝特的《政治纪事》，1818年1月17日；《自由帽》，1819年9月8日；科尔：《威廉·科贝特传》（1924），第308—309页；D，里德和E.格拉斯哥：《费格斯·奥康诺传》（1961），第12—14、19页。罗杰·奥康诺声称自己是合法的爱尔兰国王（费格斯也继承了同样的要求），结果使他与英国激进运动的关系复杂化了，罗杰建议在威斯敏斯特竞选议员，遭到科贝特的反对，理由是：“不行，我们不要那么多的王族；我们有一个王族就足以让还没有完全失去良知的民族感到满意了”。 [76]莫利·马基尔，相传是一寡妇，19世纪40年代曾领导爱尔兰人反对土地所有者。20年后，成为美国矿工的秘密组织，称为莫利社。——译注 [77]哈勒维前引书，第2卷，第28—30页；韦克菲尔德前引书，第2卷，第763页起；斯特劳斯前引书，第88—89页；关于对卡拉瓦特会和萨纳维斯特会的审判，见豪厄尔：《国家审判集》（1823），第31卷，第419、423、464页；德维尔前引书，第93、101页。 [78]参见下文，尤见第596—599页。 [79]《英国的爱尔兰穷人状况的报告》，第23页；斯特劳斯前引书，第125—130页；恩格斯前引书，第124页；亦见雷切尔·奥希金斯：《爱尔兰人对宪章运动的影响》.载《过去和现在》，第20卷（1961年11月），第84—85页。 [80]C.P.斯诺：《两种文化》（1959）；F.R.利维斯：《C.P.斯诺的含义》，载《观察家报》，1962年3月9日。 [81]《工业哲学》，第18—19页。 [82]《诺丁汉与矿区》，载《选集》（企鹅版），第119、122页。 感谢肖弋戈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十一章十字架的转换力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十一章十字架的转换力 1．道德机器 清教派——反国教派——非国教派：从衰退而溃落为屈服。反国教派依然在高喊着抵抗地狱魔王和巴比伦的妓女，非国教派则自我隐退和谢罪：它要求慎身独处。马克·拉瑟福德是很少几个知道非国教派在19世纪的孤独秘史的人之一。然而他本人就是或多或少地保留非国教派的价值观念的证人。他在《自传》中记录了他年轻时的那种礼拜仪式： 我们一般都从承认我们是罪人开始，但不承认种种个别的罪孽，随之是一种与上帝的对话，非常非常像后来我在下议院的议会开幕时建议人和附议人向国王的陈述。 这个例子取自加尔文主义的独立派。不过，这也将极好地用来说明卫斯理宗在世俗当局面前的姿态。这样的屈服隐含在卫斯理宗的起源中，隐含在它的缔造者的托利主义以及他对国教的矛盾感情之中。卫斯理教徒从一开始就模棱两可地夹在反国教派和国教派之间，对教派和世俗当局，都夸大其辞。充当当局的辩护士，而在当局的心目中，他们是被嘲弄的或是接受恩赐的对象，根本不可信赖。法国革命以后，他们举行的一次次年会一直在声明他们的顺从和他们在同现存秩序的敌人作战时的热忱。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推动中间等级的忠诚和社会下层等级的服从和勤劳”上。[1]但是，国教派仍然极少让他们向民众传教，而且只能从后门进去，从来不能用荣誉的地位来装饰炫耀。如果在一些报道中提到了他们，那就可能妨碍他们去做最适合于他们做的道德监视一类的事情。 卫斯理宗经历几次战争而其信徒却显著地增加。[2]（哈勒维告诉我们，）他们见证了各非国教派别的“革命精神都在不断地衰退”。在战争期间，卫斯理宗以两件事情特别著名。第一，它在新的工业工人阶级中赢得的信徒是最多的。第二，在卫斯理死后几年中经历了一次非国教牧师官僚制度的加强过程，并认为他们的责任在于巧妙地操纵信徒的顺从，并训诫惩罚滋长在教会内部的所有的离经叛道以防止其冒犯权威。 在这些方面，他们非常有效。几个世纪以来，国教一直在向穷人宣讲顺从的职责。但是，国教同穷人的距离太远了——这一时期教士不在任职地工作，过着双重生活，因此，他们的讲道没有多大效果。农村的顺从源于对地主权力的痛苦经历，而不是出自任何内心的觉悟。事实证明，教会内部的福音派运动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汉纳·莫尔的许多半便士传单被丢弃在大住宅内仆人的下房里。但是，卫斯理宗——或其中的许多人——是贫民，他们的传单中有许多是穷人赎罪者的忏悔。许多地方上的牧师出身卑微，（正如某人所说的）他们在“我的珍妮纺纱机旁边”寻找演说的词汇。卫斯理宗1790年以后的大发展主要是在矿区和工业地区，沿着较旧的塞勒姆和贝瑟尔，不伦瑞克式和汉诺威式的用砖砌的新教堂表达着对卫斯理宗的忠诚。 1811年，一位牧师写信给杰贝兹·邦廷大牧师说： 我听到你们利物浦大教堂的重要消息，一个人要有很大的肺活量才能把他的话从大教堂的这一端传到那一端。在布雷德福和凯利，他们正在建造教堂，像设菲尔德雕匠街上的教堂一样大。卫斯理教会几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3] 杰贝兹·邦廷在整整半个世纪里一直积极地从事着传教活动，从卢德运动一直到宪章运动的末期，他都是正统卫斯理宗的主要人物。他的父亲是曼彻斯特的裁缝，曾经是“彻底的激进派”，“热烈地支持法国第一次大革命参加者的事业”，但他本人却仍然是卫斯理宗教徒。[4]18世纪90年代末，基勒姆派的新教团分裂出去以后，涌现出一批较年轻的牧师，邦廷就是其中之一。他最关心的是清除雅各宾派在卫斯理宗教派中的影响。1812年，邦廷因清除卫斯理派中的卢德派而赢得名望。第二年，在利兹，他列举出“他的经常的听道者中有几名旧派的托利党地方官，以前的国王与教会派，这些人以前可能从来没有跨进过非国教集会室门槛一步。”[5]他以及他的牧师同伴们是组织者、管理者，忙不完地玩弄宗派阴谋和有过分的纪律热忱，其中有个较讨厌的人，名叫爱德蒙·格林罗德。卫斯理对于反国教派自治的无政府状态的厌恶被他的继承者们继续下去，他们把权力赋于卫斯理宗年度大会（其权威性由于卫斯理亲自选定的牧师们出席而加重了）以及该会的全权委员会（1803）。原教旨卫斯理宗被排挤出去，因为他们害怕那个集团举行的营地会议会造成“骚动”并且被当做政治先例（如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帐篷派卫斯理宗”或圣经基督教派即布赖恩派也受到同样的纪律约束，禁止女性讲道。年会和巡回督察的权力加强了。相互监视道德上的缺点受到鼓励；各个小组内部的纪律都加强了。1815年以后，许多地方牧师遭到驱逐或被从“计划”中除名，罪名是在政治或宗教上“违背〔计划〕宗旨，我们发现在哈里法克斯地方牧师会议记录上有一段话：“M兄弟在小组活动的时候却去参加政治集会，因此受到批评。”（1816年12月16日）。我们还发现从纽卡斯尔写给邦廷的一封信惊慌地报道说： ……鉴于痛心地得知我们的两名（北希尔德的）地方牧师参加了激进派的大型改革集会……我希望在激进派当中不再发现我们的兄弟。但是，我们的少数领导人却在其精神上和目标上都是他们最坚定的朋友。……一些真正虔诚的误入歧途的姐妹们帮他们做旗帜。我高兴地说，在进行规劝之后，其中一些人已退出各自的小组（他们采用了卫斯理宗的几乎整个组织体制，如“小组领导人”、“地区礼拜会”，等等，这在他们当中极为流行）。如果人们被训练成在传教的圣经会议上带着冥想面对大众，并且学到了演说的技巧，然后，就运用由此而获得的强大道德武器去危及我国政府的存在，那我们肯定会焦虑不安…… 这是1819年，是彼得卢年。[6]卫斯理宗的全权会议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发表一份通告，通告中带着邦廷文风的“清晰痕迹”，表示： 近日来，某些骚乱性的集会在我国一些地区发生了，对此，我们表示坚决而强烈的不满。大批民众混乱地聚集（往往站在有令人惊骇的不信神明标语的旗帜下面）……据推定，他们由异教邪说、狂妄欺骗的政治理论以及暴力和煽动性的演说纠集到一起……目的是给政府带来耻辱，造成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反抗和无政府状态。[7] 卫斯理至少还是一名老练的宽宏大量的人，他一向严于律己，是个对宗教狂热的人，曾经站在市场的十字架下受到不断的痛骂。邦廷以其“严肃而用语精确的发言”，则不太被人崇拜。“你的原则要适应你的困境”是他自己的忠告。他年轻时的一位牧师朋友对他的儿子说： 在我们家中，他说话从来都是严肃而有启发性的。就像牧师站在传道坛上，每个字都用得是地方，每一句话总像是深思熟虑过的，……有时，你亲爱的母亲禁不住的妙语突然搅乱了我们庄重的气氛，但他从不动声色而保持着自己那种基督福音牧师的应有的气质。 邦廷不妥协地执行安息日制度，但刚好在自己想要行方便的时候就止住了。“他在履行必要的牧师工作时会毫不犹豫地雇佣严厉的人，尽管他总是内心有所保留……”但在对待儿童问题上却是另一回事。当我们回忆卫斯理宗至少在其主日学校里给儿童和成人上初等教育课时，就不禁会宽恕它的某些罪恶。班福德的快乐景象有时会令人想起18世纪90年代末的米德尔顿学校里上学的“矿工小伙子及其姐妹”，和从惠特尔、鲍利、江玻和沼泽地区来的纺织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子女。但正是这种早期卫斯理教徒的悠然的景象，恰恰是邦廷无法宽恕的。1808年，当他在设菲尔德当牧师时，他眼见主日学校的儿童正在学写字，大为光火。他说这是“安息日的非常坏的恶习”。从神学角度说这无疑是不恰当的——因为儿童听圣经读圣经是一种“心灵的善良”，而写字却是“凡夫俗子的技艺”，可能助长“世俗优势”。于是在设菲尔德开始了一场战斗（过去的“雅各宾派”詹姆斯·蒙哥马利在《设菲尔德彩虹报》上撰文维护儿童利益），邦廷从这场战斗中胜利地显露头角。第二年（1809），他又在利物浦取得了同样的胜利。直至19世纪40年代，邦廷领导着这场运动，成功地清除了这种对主日的阴险“亵渎”。这就是邦廷在全国赢得名气的一种方法。[8] 这种名气在一个星期的6天里对儿童来说也许是需要的。在邦廷及其信徒们方面，我们似乎触及了一种与工厂儿童肢体上的畸形互补的感情上的畸形，他们认为儿童的劳动是没有害处的。从他早年在工业腹地（1805至1814年曼彻斯特、利物浦、设菲尔德、哈里法克斯和利兹）任教职时写的大量的信件，无休止的小宗派争论，道德的空话以及对年轻妇女的私人行为的不无邪念的调查来看，他和他的教友们对工业主义的后果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9]但是，卫斯理宗这些年轻的领袖不仅仅在童工问题上因闭口不言而犯了共谋罪，他们在穷人中加进积极服从的分子，从而从内部软化穷人；他们在卫斯理宗教会内部培育那些最宜于形成劳动纪律的心理方面的因素，而这是工厂主们求之不得的。 早在1787年，老罗伯特·皮尔就写道：“我把我在兰开郡的大部分工作让卫斯理宗办理，他们非常称职。”[10]韦伯和托尼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清教伦理的相互渗透做了很透彻的分析，看来无须再作补充。卫斯理制度可以看做清教伦理在变化的社会背景下的简单的延伸。在这里，“经济决定论”观点的事实依据就是：在邦廷时代，以其加强纪律和秩序的功效及其道德之奥妙莫测，卫斯理宗特别适应自立起家的工厂主和制造业主以及工头、监工和低级管理人员等一批人的需要。认为卫斯理宗是工厂主及其附庸们为自己辩护的一种工具的观点，包含着一部分重要的真理。约翰·卫斯理后来常被引用的一段话既包含着预见也包含着悔恨，他说： ……宗教必须自然地产生勤奋和节约，也可能产生富裕。但是，随着富裕而来的还有自豪，愤怒和对世界的爱。……卫斯理宗作为人们衷心信奉的教派，虽然现在茂盛得像绿色的月桂树，但是，如何才能继续保持这样好的状态呢？因为各地的卫斯理宗信徒都勤奋和节俭，结果他们的财富就增加了。由此，傲慢、愤怒、肉欲、色欲和人生的骄傲也相应地增加了。虽然信教的外表依旧，精神却瞬息消失。 19世纪早期，卫斯理宗的许多工厂主以及邦廷本人都证实了这一预见。[11]但是，这一论点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不稳定了，因为恰恰这时，卫斯理宗作为工业资产阶级信仰的宗教（虽然也同其他非国教派都在共同的区域传道）同时也作为广大无产阶级各界信仰的宗教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毋庸置疑，工人阶级的许多群体（包括矿工、织工、工厂工人、水手、陶瓷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同样）衷心地信仰卫斯理宗。那么，对于卫斯理宗来说，怎样才可能以其特有的活力来做语含双关的祈祷呢？ 这是一个韦伯和托尼都没有讲过的问题。他们两人主要专注于对16世纪和17世纪的清教徒以及商业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大体上，两人都论述了中等阶级的心理和社会发展；前者强调清教关于“感召”的观念，后者重视自由、自我约束、个人主义和利欲追求的价值观念。不过，对他们的论点来说，都是内在的，即清教徒的教义给中等阶级群体以心理的和社会的凝聚力，从而感到自己受到“感召”或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同时他们又在忙于追求物欲（并取得一些成功）。那么，这样一种宗教怎样才能投合那在特别艰苦的时代中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的心意呢？他们人数众多使他们体会不到任何意义上的上帝的群体感召，他们的劳动经历和群体生涯使他们偏爱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他们的节俭、纪律、追求等品德与其说给他们带来成就，不如说是给他们的老板带来了利润。 不错，韦伯和托尼都对清教徒或准清教徒的价值观在工人阶级中的扩展从雇主的观点来看有何功利主义的用途作了有力的解释。托尼剖析了“医治贫困的新药，那种“新药”指责劳工的懒惰和目光短浅，还提出一种方便的信条，即：假使成功是上帝选择的表示，[12]那么贫穷本身就是心灵奸恶的证据。韦伯却更重视对无产阶级来说十分关键的一个问题，即工作——纪律。 韦伯写道：“现代资本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开始用加强劳动强度来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就在什么地方遭到……前资本主义劳动极其顽强的抵制。” 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个庞大而完整的体系，个人在这个体系中出生而这个体系本身也呈现在他面前……作为不可改变秩序的事物，他必须在这个体系中生活。个人只要卷入了市场关系的系统，就被迫不得不顺应资本主义的行动规则。 但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些行动规则显然是违背自然的可恨的约束。农民，未圈地的村庄中的农业劳工，甚至城市的手工业者或学徒，并不单单用赚来的钱来衡量其劳动的回报；他们反抗周复一周的受纪律约束的劳动。在韦伯（不能令人满意地）描写为“传统主义”的生活方式中，“一个人并不‘生来'就想赚越来越多的钱，但只想过他习惯过的生活，并为此目的赚必要的钱。”如果没有内在的强制，就是计件工资或其他的刺激手段也会最终失去效力。农民赚到了足够的钱，就会离开工业，返回自己的村庄；手工业者则去饮酒作乐。同时，在需要技术、专心和责任的劳动中，反过来用低工资作为纪律的约束也是无效的。所需要的正是——在这里，弗罗姆引伸了韦伯的论点——一种“内在的强制”，将证明“能比任何外在强制都更加有效地利用全部精力去工作”： 针对外在的强制，一定常有相当大的顽固性，阻碍工作效率或使人们不能适应为了需要才智、创造性和责任感而形成的任何任务的分工。……如果不把人们的极大部分能力引导到工作上去，资本主义无疑就得不到发展。劳动者不得不回到“他自己这个奴隶主监工手中”。[13] 这些论点完全符合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状况。在整个18世纪，所有的教会和大多数雇主不停地、异口同声地抱怨劳工的懒惰、放荡、鼠目寸光和不节俭。宗教宣传品和牧师唠叨的传道里时而谴责酒店，时而谴责“上午懒懒地躺在床上消磨时光……，冬天更加如此”，时而又谴责“神圣的星期一”习俗。[14]老实说，民众对“黄金时代”或“快乐的英格兰”有根深蒂固的眷恋。这并非想到了1780年比1840年物质财富更充沛，而是对工业主义的内外约束压向工人之前已经形成的那种劳动和悠闲方式的眷恋。18世纪雇主的陈腐的原则是简单的。那就是只有尽可能低的工资才能迫使穷人去劳动，正像阿瑟·扬在1771年所说的：“除了白痴，人人都知道，必须叫下等阶层贫困；否则他们永远不勤劳。”卫斯理宗对这一陈腐原则绝无异议，他们真的还用贫穷幸福等老一套教义以推行这个原则。其所作所为也就是提供一种内在的强制力。 这种强制力的因素不是新的。[15]韦伯提到了17世纪时雇主在“外作”工业中（特别是在织布业中）的各种困难，是工人不规则的劳动习惯造成的（例如酗酒、偷盗纱料等等）。在英格兰西部的毛织工业区——基德敏斯特——由于长老派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的传教，使劳动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可以在1673年他写的《基督教指南》中看到许多充分发展的卫斯理式的劳动纪律因素。[16]矿主以及北方的毛织业和棉纺织业的工厂主在整个18世纪也遭到了类似的困难。矿工一般按月领工钱，他们受到的抱怨是：天生蛮横，喜怒无常，举止和性格粗鲁： 他们收入高，但不稳定，他们的就业是一种承包的形式，很难预先确定其利润。这种状况养成了他们那种赌徒一样的挥霍习惯。 ……矿工的另一个特征是为避免犯上而变换岗位……矿井里的工人变动如季节之每年更换一样差不多是常见的事情。……不管他已经得到了什么好处，他都很容易想到假如他不肯做一件事，那么以前的好处就都会被一笔勾销。[17] 众所周知，拥有一小块土地的织工在农场有急事时便停织。在18世纪大多数工人为了一个月的收庄稼而乐意换工作。早期棉纺织厂的许多成年工人有“自由散漫的习惯，很少长期留在厂房里。”[18]从韦奇伍德在埃特卢里亚的工厂罚款一览表上，可以看出早期企业管理上的一些问题： ……凡殴打或辱骂工头的工人一律开除。 凡在工作时间将啤酒和烈性酒带入工厂的工人一律罚款2先令。 凡对着有窗的墙上投掷手球者一律罚款2先令。……[19] 工业革命期间的大工厂主，无论他的工人是在工厂还是在各自家中工作，他都要为工人的纪律问题烦恼。（从雇主的角度来看，）外作制工人需要接受开导，养成“井井有条”的习惯，规规矩矩地听从教导，按时完成合同，对偷窃物资材料有犯罪感。（当时有人告知我们）到19世纪20年代，“大批的织工”曾被“深深地灌输了卫斯理宗的信条。”一些白手起家的人，现在是他们的雇主，都是卫斯理宗教徒或反教的教徒，他们因节俭，正如卫斯理所料——而发财致富。他们倾向于照顾信奉同一教派的工人，认为他们能“保证行为端正”，和“懂得品行的重要性”。[20]织工有“工匠”的传统，而且重视独立的价值，某些变异的清教徒的信仰正在等待着他们。[21]工厂工人又怎样呢？在安德鲁·尤尔牧师的《工业哲学》（1835）一书中（此书有撒旦般的主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发现它整地预言了“经济决定论”所说的宗教具有的劳动纪律功能。在尤尔看来，工厂这个词。 包含着一个庞大自动机的思想，它由各种机器元件和智力元件组成，为生产一个共同的劳动对象而不间断协调地动作着，都服从一个自我调节的运转力量。 工厂制品的“主要困难”并不在技术上，而在于“把一个器具的各个不同部分分布成一个合作的整体，”首先是“训练人类抛弃散漫的劳动习惯，让他们与这个复杂的自动机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同”： 设计一套有效的工厂纪律并加以执行，使之适应工厂所需的勤奋是阿克莱特艰巨的事业，也是他杰出的成就。即使在这个制度已经组织完善而且工人至为明理的今天，要把来自农村或来自手工业已经过了青春期的人转变为有用的工厂劳动力，也近乎不可能。经过一番费力地征服其倦怠和倔强习惯之后，要么是他们自动地放弃工作，要么是因为工作疏忽而被工头开除。 “实际上，需要的是有拿破仑的魄力和野心的人来压服习性反复无常，只有在冲动时才奋发一阵子的脾气倔强的工人……这样的人就是阿克莱特”。此外，一个工人的手艺越高，就越不容易服从纪律，“越固执己见……越不适应成为机械系统中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个系统中，偶然的工作事故，就会给整个系统造成损失。”因此，工厂主们指望把需要“由熟练工人中特别熟练和稳当的人手去操作”的任何工艺程序“撤出，……并把这一工序置于一种可由儿童看管的，能自我调节的机械装置”的执行下。所以，现代工厂主的大目标就是，通过资本和科学的结合，把他的工人的工作减少到只须全神贯注和熟练地操作的程度——从青年时就能迅速培养成熟的能力。”[22] 对于儿童来说，工头的纪律和机器的纪律已经足够了；但是，对于“已经度过青春期”的工人来说，还需要内在的强制。于是，尤尔在其书中专门写了一节“工厂制的道德经济”，并专用一章写了宗教问题。在尤尔的眼中，不可救药的工人是可怕的，是“巧妙的煽动者”的牺牲品，长期地搞秘密小集团和结社，做得出任何坏事去反对自己的老板。棉纺工人的高工资能让他们饱食终日，撑出神经病来。这种饭对他们的室内工作来说是太丰盛，太令人激动了。 制造业不知不觉地把许许多多人聚集到其周围的狭小的范围里，为秘密小集团提供各种方便；……制造业把知识和能力传授给粗俗的头脑；用慷慨的工资作为鼓励争斗的经济来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日学校呈现出“壮观的场面”。1805年建立的斯托克波特主日学校委员会在1832年庆幸当其他地区处于“政治动荡”的时刻，它在该城中仍做到了“举措得当"，“不经过一个或更多的安静的堡垒就不可能接近这座城市，它创立了仁智的伦理堡垒去反对罪行和无知的侵蚀。”于是，尤尔从中推断出道德不仅是一种一般的政治服从，而且也是一种工厂中的行为方式： 用老练的眼光观察，就可能轻易地发现任何工厂中若忽视道德的约束，就会出现制度的混乱，机器的失调，时间和材料的浪费等等…… 仅仅靠付工资还不能保证“热情的服务”。不考虑道德的问题，而自己又“不懂福音书中无私的美德的厂主” 知道自己受到的尊敬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他于是要执行那讨厌的监视，以防止他被工人蒙骗，但无效——全体工人出于本性而共同反对这样的厂主，无论他怎样煞费苦心都无法掌握良好的工人队伍。…… 所以，创立同厂主的机械原理一样可靠的厂主的道德机器，正是每个厂主的额外的大事，否则他就无法掌握工人们坚定的手、注视的眼和敏捷的配合，而这些，对于优良的产品是必需的……实际上，福音书中“对上帝的虔诚是最大的福祉”这条真理，再也没有比对大工厂的管理更为适用了。[23] 论证就是这样完满。工厂制要求人性的转化，手工工匠和外作工的“劳动冲动”必须规范化，直至这些人适应机器的纪律。[24]但是，怎样把纪律的美德灌输给那些不太能得到世俗盈利的虔诚信徒（除非他们成为工头）呢？这只能把“首要的训诫……人必须期望其最大的幸福不在今世而在未来的天国”的福音来灌输。“超凡的上帝用爱影响我们的意志和感情”，赐给我们灵感，让我们懂得要把劳动当做“纯洁的善行”来完成。 但人们到哪里去寻找这种转化力呢？——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正是牺牲才能免除犯罪的内疚，正是这种动机免除犯罪欲；牺牲表明的是，奸恶行径无法抹煞，只有用这样可怕的赎罪方式，方能制止犯罪。牺牲抵偿了不服从的罪过，激励了服从，取得服从的力量，牺牲使服从变得切实可行，乐于接受，在某种意义上，牺牲变成了服从，服从不得不作出牺牲；最后，牺牲不仅是服从的动机，而且是服从的方式。[25] 因此，尤尔变成了棉纺织城的理查德·巴克斯特。不过我们在这里暂且从他的神学超验的高度上走下来，去简单地思考一下神学的世俗事务。显然，在1800年，一切开放的英国教会在神学中都有足够的分辨伦理是非的能力去加强工厂主自己的道德自尊意识。无论他是坚持等级的信仰，感觉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还是把自己的成功看做上帝的恩惠或虔诚的证据，他都不会因此而受到鼓励，去把他在布拉福德工厂旁边的住宅和巴德西岛上修道院小房子对调。然而，卫斯理宗的神学依靠其杂乱无章的机会主义，成为比任何别的神学都更适合于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宗教，这个阶级的成员从社会经历上说，没有丝毫理由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神学上，卫斯理似乎排除了清教派最好的成分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其中最坏的成分。如果在阶级的意义上卫斯理宗是各阶级共处的，那么在教义上则是非驴非马的了。我们已经注意到卫斯理宗与旧的非国教派的圣公会的知识传统和民主传统的决裂。但是，路德教服从权威的信条在1789年以后则可当做卫斯理宗任何一次年度会议的决议的样本： 即使掌握权力的人邪恶而不信上帝；权威及其权力仍然是好的，是来自上帝的…… 上帝宁可容忍现存的政府，无论这个政府多么邪恶，也不允许乱民骚动，无论他们做得多么有道理。…… （然而，杰贝兹·邦廷与路德不同，他永远也不会承认民众可能是“正义”的。）人们常常注意到卫斯理的学说中有路德派的一般倾向。[26]卫斯理对上帝普恩济世教义的拥护与加尔文教的“上帝选民”概念互不相容。如果恩泽普天下，那么罪恶也就遍天下。任何愿意悔罪的人都可能受到恩惠并知道他自己是用基督的血赎罪的。至此，这是一种讲究灵魂的平均主义的教义：不论穷人富人，在罪恶和恩宠的机会上至少是平等的。作为“感情”的宗教而不是理智的宗教，无知的和受教育最少的人都会盼望获得恩泽。在这个意义上，卫斯理宗排除了一切教义的和社会的障碍，对工人阶级敞开了大门。这提醒我们，路德教也是一种穷人的宗教，正如闵采尔所宣称的以及路德自己所经历的，灵魂平均主义有一种冲破天国的堤岸并流向世俗的渠道的趋势，并在路德派教义以及卫斯理宗所重现的这种教义中造成永恒的紧张。 但是，基督的赎罪只是暂时的。卫斯理的理论在这世界上还没有确立。他玩弄着恩泽永恒的概念。上帝一旦赐恩于忏悔者便永远保祐了这个人，这样，就使令人寒心的加尔文主义（“上帝选民”现在变成了“得救的人”而受到保佑）又偷偷地回来了。但是，随着18世纪的流逝，因信称义（即信仰耶稣就能得救）的信条坚固了——这显然是大批在信仰复兴运动中的“得救者”在几年或仅仅几个月之后，又回到他们的老信条上去的缘故。信条就这样成立了：只要悔过者不再做坏事，其前愆便永远得到宽恕。“得救”的兄弟姐妹们处在有条件的暂时的选民状态中。“违背教旨”总是可能的，在上帝和杰贝兹·邦廷看来，由于人类的弱点，那还不仅是可能。此外，邦廷还力图提出上帝的观点是： 罪……从本质而言是不变的……犯罪者的赎罪，是为了减轻其“特别深重的罪”。惩罚被免除了，受惩罚的义务解除了；虽然惩罚是罪有应得的，但却得到慈仁的赦免，因此就是赦罪了，也要表现出不断地忏悔的悲恸行为和本分。虽然应受的惩罚被上帝的仁慈之举赦免，但我们仍应牢记，自卑自贬之身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合适的地位。[27] 但这个教义还有更为复杂的涵义：一个人可以根据他自己决定的行动自己拯救自己，这是一种冒昧的假定。拯救是上帝特有的权力，一个人所能做的一切乃是完全谦卑地为自己的得救做准备。但是，一旦深信主恩，一旦完全献身于卫斯理宗兄弟们，“违背教旨”对于男女工人来说就不是一件小事了。这意味着从他们所知道的工业荒原上惟一存在的共生群体中被驱逐出去，意味着时常出现一种对永远可怕的惩罚快要降临的恐惧感： 在那可怕的地狱 有永远的痛苦， 罪人必须和魔鬼同住在 黑暗中，火和锁链中。 那么，怎样向上帝求宠呢？不是靠善行，因为卫斯理认为信仰高于行善：“你应做的一切不过是拯救灵魂。”善行是骄逸的陷阱，最好的德行与泛起的罪恶混在一起，虽用另一种机会主义的说法来说，善行又可以是恩泽的标志（对工厂主和老板来说，这是萎缩了的加尔文主义）。由于现在是在通往永恒的走道上，像财富和贫穷之类的世俗之物就无关紧要了。富人可以通过为教会服务（特别是为他们自己的工人建造教堂）来显示皈依的证据。穷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肉欲、色欲和生活的骄傲”的诱惑。他们似乎更能保护主的恩宠，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天命”，而是因为极少面临堕落的诱惑。 他们面前有三种显而易见的方法可以保住上帝的恩宠。第一，为教派本身服务，他们可以当组长、地区传教士或担任更低的职务。第二，通过宗教仪式和读经进行自己心灵的修行——尤其是努力再产生一次皈依的感情震栗、悔罪、忏悔和邀恩。第三，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最重要的是，劳动的本身有上帝恩典的明显的征兆，劳动（劳动之卑贱和不愉快绝不能同行善混为一谈）不应该是出于别的动机，（如尤尔牧师所言）而是“一种纯粹的美德之举”。 此外，当上帝把亚当逐出伊甸园时，对亚当的天罚是无可辩驳的教义的根据，“你必终生”勤勉劳动、贫穷和悲哀，而这些就是幸福。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卫斯理宗向工人阶级灌输的那些美德与中等阶级功利主义的迫切需求之间特殊的对应关系。[28]尤尔暗示了其间的连接点，他告诫工厂主“创立同机械原理一样可靠的厂主的道德机器”。从这方面来看，在向工业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过渡的时代，卫斯理宗展现了功利主义内心世界的荒芜风景。手工工人的“劳动冲动”变得规范化，他们不愿劳动的冲动受到控制，而他的感情和精神的激情都多起来了。卑劣的宗教忏悔短文是爱德温·查德威克和凯伊博士的那些失去人性的文风的另一面。“向理智进军”和心灵的压制配合起来了。 但是，恰恰是卫斯理本人主张卫斯理宗是一种“心灵的宗教”。正是因其“热情”和感情的波动，卫斯理宗才最明显地区别于各种旧的清教徒派别。[29]18世纪90年代有典型的宗教小册子叙述一个名叫约书亚·马斯登的水手皈依宗教之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宗教经历中几个被称许的阶段。这些小册子一般是按照常见的方式写的。先是对一个罪孽深重的年轻人的描写：骂人、赌博、酗酒、懒情、纵欲，或仅仅是“肉欲”。[30]然后若非讲些戏剧性的经历(奇迹般地治愈了不治之症，船只失事或他的妻子或儿女的死)，使这个罪人意识到死亡；就是讲这个人偶然有机会听到了上帝的说话，这个有罪的人遭到嘲笑并终于知道了得救的道路。我们这位水手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一次船只失事，把他抛弃在“顷刻会被水和火吞没的处境，他害怕得发抖……他过去的罪孽的鬼魂以各种可怕的样子涌现在他面前”。重病“使他常常啼哭和伤心欲绝，他因此转而寻求上帝的恩典。重病还耗尽烧尽了他的感官欲望”，“向他展示不信基督的人临死前的可怕之状”。一位朋友请他去参加一个卫斯理宗的小组会，“他的感情化成孩子般的哭泣……泪如细泉之水流在双颊。”然后是为求宽恕，经受着代人祈祷以及同使他返回到以前的罪恶生活中去的诱惑力进行搏斗的长久的考验。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开启束缚人们灵魂的七障：无知、骄傲、无信仰、敌意、任性、欲望和贪婪。忏悔者在“见习修身”时期一次次屈服于朦朦胧胧的“引诱”，[31] 尽管有种种努力，他有时抵挡不住迅猛的引诱，以致锐气受挫万分痛苦。他被罪压倒后，就加倍祈祷……有时他怕在得不到宽恕时就死去而心惊肉跳，又怕一觉醒来已到了那永恒的世界而吓得不能入睡。 当“肉欲”有一定程度的衰退时，“恶魔”就把更阴险狡猾的诱惑放在忏悔者的道路上。主要是用一切办法使他“心肠冷酷”，例如反复无常，骄傲；但最严重的引诱是靠善行“赎买得救”，而不是耐心等待，“通过悲痛的调停者的无限功德，把拯救作为上帝慷慨的恩赐来接受"。善行信条是“这《希伯来人书》，这罗马教皇制度的人类功德教义”，于是“心肠冷酷”就存在于一种人物特性中，而这特性是抗拒完全的驯服。 上帝……在他能够慷慨地为我们释罪之前……必须使我们的外壳衰弱，使骄傲的希望之花枯萎，取走自倚的支柱，剥去我们身上那违背基督精神的华丽的正义伪装，制止法利赛式的自信自夸，把内疚的、自卑的、惭愧的、怕羞的、自感绝望的罪人带到十字架脚下。 在自卑自贬这一点上，“他的全部前景很像是一片呼啸荒野”。但是，“获得拯救的时刻已在眼前”。在卫斯理宗教堂的信徒聚餐会上，忏悔者跪在长条座椅上，“灵魂痛苦，开始虔诚地祈祷”。尽管“敌人的狂怒犹如洪水滚滚向他冲击着”， 一些组长和一些虔诚的妇女来到走廊内，一同代他向仁慈的主教祈求恩赦。他们越祈祷，他的痛苦和负担越重，直到最后他几乎精疲力竭，浑身汗透……他躲在长条座椅的坐板上，连动一动的力气也没有了。然而，这就是他得救的时刻……他有了无法说出来的感觉，有一种什么东西降落在他身上，像是上帝来了，通过他的全身。他跳立起来，觉得因为诚实便能紧紧地依靠基督了。 从此，“罪的重负卸掉了”，“新的再生表现为新的道德美感——爱、欢乐、希望、和平、孝敬、热爱耶稣、温柔的信心、渴望更加紧密的灵交、更加遵奉教规……一个新的正义王国已经种在他的心灵中了。”上帝的荣耀是“每个举措的目的”。但是，得救是有条件的：相信上帝的恩泽，必须同时认识到人是一种“可怜的、盲目的、堕落的、卑鄙的、不幸的（没有上帝的恩典）得不到帮助的罪人”。[32] 我们的这个罪人现在“从撒旦的掌握中被转移到上帝之子的天国和心像中了：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心灵经受考验的可怖图景。在考验中，前工业社会的劳工或手工业者不顺从的性格被强制地重新铸造成驯服的产业工人的性格结构。这真是尤尔所说的“转变力量”。它是一种现象，差不多犹如恶魔般的渗透，进入人类品格的本源中，直接导向感情和精神功能的“压抑”。但是，压抑一词会产生误导。这些能量，与其说是被禁止，还不如说是从个人及社会生活的表达中被置换出来，并充当为教会服务之用。像盒子一般刷成黑色的教堂耸立在工业地区，就像是一个个捕捉人类心理的大陷阱。教会之内有感情激动的戏剧场面，那是违背教规者、忏悔、与撒旦搏斗、迷途羔羊的动人戏剧场面。人们不必怀疑虔诚的姐妹可以在其中找到宗教中一种最大的“宽慰”。对于较有知识的人来说，这里却有精神的戏剧，它们是： 考验、诱惑、心灵沉沦、怀疑、斗争、深沉、显圣、胜利、冷淡、徘徊、烦恼、拯救、帮助、希望、回答祈祷者、调停、解脱、控诉……，心灵的努力、信仰的行动、引导穿越神秘天命的迷津……火刑，以及在沉沦时刻的援救。[33] 不过，这里必须强调卫斯理的唯情论的间歇性。同时代的人们在提到普通卫斯理派教徒的特征或他们的家庭生活时，最常说的是他们的规范化、纪律化以及受压制的性格。与“心灵的宗教”相矛盾，它竟以抑制一切自发性而闻名。卫斯理宗只在必要时在教派里称赞“心灵的努力”，卫斯理宗的信徒写赞美诗，但没有写过出色的世俗诗歌。在当时，若想象有一个感情充沛的卫斯理宗信徒在恋爱，那是十分滑稽可笑的（卫斯理告诫说：“避免一切带感情的举止”）。这样的话也许会令人不快，但是，在当年的卫斯理宗中，总会看到以宗教仪式出现的心理手淫。本来对社会秩序有危险的那种（借用尤尔的概念）没有再生能力的精力和感情，现在在经常举行的聚餐会、除夕晚会、铜管乐演奏会和信仰复兴运动等无害的形式中发泄掉。在聚餐会上，人们在唱过赞美诗；仪式性地分吃糕饼或水加饼干后，传教士以一种不加修饰的感情方式谈起他自己的精神体验、诱惑，以及同罪恶的抗争： 当传教士这样做的时候，叹息、呻吟、热诚的喘息声……祈祷后突然的喊叫[34]或赞美声从听众的各个角落发出。 在紧张气氛中，参加教徒集会的人一个个地站起来，忏悔他们内心的罪或受到的引诱，而这些往往与性的问题牵连着。一名目击者提到“一些年轻的女人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说话，就显出了害羞和明显的内心激动的神情。”[35] （骚塞写道：）卫斯理宗把宗教当做“感觉和感情的东西，永远渴望同情和刺激”。[36]主日的感情高潮更容易使人们把这些精力转移到每星期6天枯燥的生产劳动上去。此外，由于拯救并没有保障，诱惑又潜伏在四周，因此产生了永恒的内心激励，要求每天的每个小时和每年的每天都有“清醒和勤劳”的举止，即受上帝感化的可见标志。劳动时不遵守纪律的结果不仅是被解雇，而且可能面临地狱之火。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监工，工厂的烟囱上甚至贴着“上帝在看着我”的话。卫斯理宗的教徒不仅受到告诫要“背负贫穷和耻辱的十字架”，并且（正如尤尔所见）受苦受难的考验正是表示服从的真正的方式。“我们是受苦受难的耶稣的忠实信徒，啊，我们每天都愿死在你的十字架上”。[37]劳动就是十字架，“转化过来”的勤劳工人就被钉在这上面。 但是，如果没有人格的中心分裂，便不会有感情冲动的急剧转向。我们可以看出黑兹利特为什么把卫斯理宗描述为“宗教病人的集合”。[38]如果卫斯理从路德那里继承了权威主义，那么卫斯理宗又从17世纪的加尔文教和英国清教牧师那里继承了忧惧心，即与“严格回避一切自发的享乐”相结合的井井有条的生活纪律。[39]该宗从这两个教派教义中继承了近似摩拉维亚教关于人在堕落时的犯罪意识。作为不必要的补充，卫斯理兄弟把18世纪早期恋尸癖的怪现象和摩拉维亚教传统中最令人不愉快的变态意象，收入卫斯理宗的赞美诗和写作中加以传播。韦伯从巴克斯特那样的牧师所做的讲道中注意到了性抑制与劳动纪律之间的联系： 清教苦行的禁欲主义与修道出家的禁欲主义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并没有原则上的根本不同。而谈到清教的婚姻观，其实际影响则比后者更为深远。即使在结婚的夫妻之间，性交也只有在按照训条的“多产和繁殖”原则，根据上帝的意志作为增添上帝的荣耀的手段时，才是允许的。和素食与冷水浴一样，对性诱惑还可以开出另一剂药方来抑制对宗教的怀疑和对道德的轻视，那就是：“按上帝的召唤去努力工作吧！”[40] 卫斯理教义中充满了关于性行为有罪以及性器官极其有罪的说教。这些——特别是男性生殖器（因为妇女不感到“肉欲的欢乐”已渐渐成为常规）——就是撒旦的看得见的肉欲大本营，是产生诱惑，引起无数不符合教义（诚心为信仰的生殖除外），不出于生育动机的冲动的永久的源泉。[41]但是，卫斯理宗这样纠缠于性行为本身就反映了卫斯理宗的想象中有反常的色欲。我们已经提到，在约翰·纳尔逊的信仰转变中，撒旦和作为崇拜对象的男性生殖器是等同的。上帝常常就是父亲的形象，复仇心重，奉行权力主义并且禁令繁多。基督必须向他求情，受苦受难的耶稣“仍在流血，为每个人的灵魂/恳求神恩”。但是，把女性——或更多地是性的意象——与基督联系起来，就更令人困惑和不快。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层又一层相互冲突的象征。基督是“爱”的化身，卫斯理宗的大量赞美歌是献给基督的。基督依次是母性的，恋母情结的，性欲的以及施虐一受虐的。人们常常注意到，在摩拉维亚教的传统中，创伤与性的意象总是互相同化的。人类作为有罪的“蛆虫”，必须在“耶稣的伤口里找到食宿之处”。但是，性的意象轻易地转化为子宫的意象，那“神圣、宝贵、无比美丽的壁上可爱的小口子”，也是罪孽的庇护所，罪在其中“休养呼吸再生”： 啊，宝贵的壁穴的空腔 我要在你的里面度过一生…… 在那一壁穴里快乐极了， 我要在里面度过余生， 是的，是的，我要永远寄居在 那儿，寄居在你壁裂的地方。[42] 性的意象与“子宫回溯”的意象显然在这里便合二为一了。但是，卫斯理兄弟与摩拉维亚教兄弟会决裂后，他们在赞美歌里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们对摩拉维亚派团体中的反教律派异端的不断谴责，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丑闻。在约翰·卫斯理和查尔斯·卫斯理的赞美诗歌里，明显的性意象被有意地压制了，代之以子宫和肠子的意象： 来吧，啊我那有罪的兄弟，来吧， 在你罪行的重负下呻吟吧！ 他流血的心房给你让出地方， 他张开了壁将接你进去…… 但这一意象是从属于难于抗拒的流血牺牲形象的，就仿佛是使早期基督教会感到烦恼不已的太阳崇拜的祭血的地下传统，在18世纪的卫斯理宗赞美诗中又突然涌现出来一样。这是基督“流血的爱”，是献身的耶稣的血，罪人必须用它来沐浴，牺牲和忏悔者的罪行合在一起了。这是“从他的壁中涌出的‘泉'，张开好让一切都可进去”： 你的血之泉还在 为罪人们大大敞开； 啊！我的上帝，我的主，就是现在， 我还在你的壁中洗净我自己。 献祭的、色情受虐狂的和色情的语言都在同一血的象征中找到了共同的联系： 我们渴求喝你宝贵的血， 我们衰弱地在你的伤口中憩息， 渴求那不朽的食物， 长久地宴用你全部的爱。 与基督的爱相结合，尤其是在圣餐的“婚宴”中（这时，教会因“把基督的肉体奉献给上帝”而集体地“把自己奉献给上帝”）[43]，与自我禁欲的感情、思恋遗忘的子宫以及苦恼的性欲合为一体了，“隐藏在救世主的怀抱中”： 我将永远居住在这里， 一刻也不离开， 躲藏在你的壁的裂口中 保持在你心中直到永远。[44] 很难设想人类生命中还有比这更为根本的分裂，以及在人格各方面必定会表现出来的自发性源泉的浊化。由于把享乐和罪恶、犯罪联系在一起，把痛苦（基督的伤口）和善良、友爱联系在一起，所以每种冲动都会扭曲到它的反面，这样便自然会认为大人和儿童只有在进行痛苦、勤勉和忘我的劳动时才在上帝的眼中找到恩宠。劳动和伤心就是寻找快乐，受虐待就是“爱”。简直无法设想人们真能像这样生活，但是卫斯理宗的许多教徒都尽力而为。怀特菲尔德打算结婚时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如果我还了解自己的心，那就是我并没有世界上称为爱的那种愚蠢感情了”。卫斯理所到之处追逐妇女，似乎是一种虚假的求偶而永远达不到圆满，既伤害了自己，又羞辱了妇女。当他结婚时，似乎是对自己的惩罚，但尤其是对他妻子的惩罚。卫斯理宗纠缠于女色与妓女的一贯好色的思想感情，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凄凉的叙述除了从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一位卫斯理宗的牧师虔诚的日记中找到外，人们还可以到哪里去寻找呢？日记中写道： 圣诞节。我在南演兵场给一对新人主婚，然后到（百合花巷的）浴池去，浸在冷水中。我跪在地上结束了这伤心的一年……我的心升向上帝。[45] 在工业革命的时代，这种奇怪的想象不仅常见于卫斯理宗的赞美诗中，而且常见于布道和忏悔的语言中，这当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利·亨特在《论卫斯理宗粗俗和渎神的狂喜》一文中评论道：“上帝被人格化了，表达在最粗俗的形象之中。如果必须用世俗感情的语言对上帝说话，为什么不把他当做父亲，而把他当做情人呢？”[46]不过到18世纪末，卫斯理宗出现了悄悄的变化。从对爱情的否定或爱情的升华转而崇拜它的反面：死亡。查尔斯·卫斯理本人曾写过不止一首预示着这种转变的圣歌： 啊，多么可爱的死的相貌！ 世上没有什么壮观能如此美妙。 一切华丽的赛会表演勃勃生气 也比不过那长眠的身体。 在这方面，卫斯理宗的传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卫斯理宗传教士用尽一切手段去引起对死亡和地狱中无尽痛苦的恐惧。儿童从会说话时就开始被那些因极轻微的行为失检而不断地受到惩罚的形象所惊吓。福克斯的《殉道者传》以及类似的读物把他们的夜晚弄得毛骨悚然。[47]但是，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初，凡是能读书的人都纷纷钻进了歌颂“神圣之死”的宗教书籍中。卫斯理宗或福音派为成人或为儿童阅读的杂志的内容，无一没有死人卧床的场面，而在此场面中（正如利·亨特所提及的），死亡一词往往是急切盼望新婚之夜的新娘或新郎最先说出的话。 死亡是惟一可以不负罪而追求的一种目标，是一生的苦难和劳动之后所获得的平静的奖赏。 近年来，卫斯理宗的辩护士或公正的世俗论者撰写了许多卫斯理宗的历史，企图对他们所无法理解的这一运动做出评价。有人曾令人震惊地提到了莱基在19世纪末作出的判断： 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宗教恐怖体系了，它更适于动摇不稳定的思想，使敏感的人性变得阴暗和痛苦。[48] 工业革命孕育了一个名叫杰贝兹·布兰德厄姆牧师的人物（几乎可以肯定是按照杰贝兹·邦廷的模型塑造的）。他在洛克伍德所作《顶点》一书开端的噩梦里出现：“天哪！这是什么传道！竟然分成490章……每章讨论一种罪恶！”“你不可”的信条无所不在，这些年中，它在不同程度上渗入全部的宗教追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可能充分地认识威廉·布莱克的才华。1818年，他终于把《永恒的福音》从寓意深刻的预言书升华为格言般清晰的最后阶段。他在这本书里重申了一种价值观，以近乎反教律主义的观点肯定了性行为的乐趣，肯定了出现在他早期歌曲中的纯洁无罪。几乎在每一行里，都可以看到在向卫斯理宗和福音主义宣布进行“精神战争”。[49]他们的“基督形象”就是他的形象的“最大敌人”。特别重要的是，他对宣扬谦卑和顺从的说教做了直接的攻击。正是这种应当否定的谦卑“玷污了日月”，“颠倒了乾坤”， 连根带枝拔去了 被埋葬的灵魂及其一切珍贵的东西。 2．绝望中的千年至福 卫斯理教派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劳动纪律是明显的事实。然而，比较难以理解的倒是如此之多的工人为什么竟然愿意接受这种形式的心理剥夺？卫斯理宗为什么能成功地发挥既作为剥削者的宗教又作为被剥削者的宗教这样一种双重的作用呢？ 从1790到1830[50]年之间的情况来看，可以推论出三种理由：直接思想灌输、卫斯理宗的群体意识以及反革命的心理后果。 第一个理由，即思想灌输，不宜夸大。福音教派的主日学校一直非常活跃，尽管很难估计它们的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教育”活动。卫斯理宗的信徒从创立者那里继承了一种特别强烈的信念，即认为儿童生而有罪。这种信念表现得如此强烈——在卫斯理的例子中——甚至使一些耶稣会士也逊色了： 必须及时制服他们的意志。在他们能够独立行走之前，会说一些简单的话之前，或在会说话之前就必须加以驯服。不管多么痛苦，你若不愿糟蹋孩子，就应制服他们的意志。孩子从1岁多起就要教他们害怕体罚，轻声哭泣。从那样的年纪开始就要叫他们听话，即使要打他10次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现在就要制服他的意志、他的灵魂将一直存在，他会祝福你直到永远。[51] 在卫斯理创办的金斯伍德学校里，只允许进行严格的功能性质的“消遣”——例如劈木材，挖土，等等—因为“基督的儿童不屑于”游戏和玩耍。（卫斯理很少说言不由衷的话，他曾说：“我要么杀人要么挽救人，非此即彼——要么办一所基督的学校，要么什么也不做”。）只要看看19世纪新主日学校通用的“教材”就会发现其真正目的。卫斯理为成人祈祷用的凄凉的圣歌被艾萨克·瓦茨的《儿童圣歌》或后来作者写的道德教训文章抄本所取代。牙牙学语的儿童学着唱歌，说他们“无论从天性还是从实际中，都是罪恶的沉沦奴隶”。无所不见的上帝有“锐利的双眼”，注视着他们最“秘密的行为”： 我们犯的每个罪行， 我们说的每句脏话， 全都记录在你的可怕的簿子里， 到上帝最后的审判之日，必得报应。 当时有一个典型的道德说教故事宣扬这种“教育”的总趋势。[52]约翰·外斯是个“穷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有许多孩子，他辛苦地劳动，都无法给他们赚来面包，他每天都拼命干活，但只靠燕麦饼和燕麦粥过日子”。他的父亲是个“常常祷告的人”，不停地因为上帝的保佑而感恩，例如他说：“我们一些人本来会死去，但全都活下来了。”约翰的母亲用艾萨克·瓦茨的圣歌来教育他，这是一首赞颂太阳遵守劳动纪律的圣歌： 从东方的居室 从早晨开始了奔跑， 他永不疲倦，永不驻足， 围绕着世界永放光芒。 我要像太阳那样完成 今天的责任， 我要及时开展我的工作， 在我神圣的路上永远继续前进。 父母教育约翰说安息日是神圣的，他们讲授种种教诲，要人们尽职、恭顺、勤劳。然后是关于约翰的坏妹妹贝蒂的可怕故事。她星期天出去散步，回家时弄得又湿又脏，还弄丢了一只鞋。父亲训斥她，对全家读起摩西的十诫，说在安息日拾柴的人应当被乱石打死，贝蒂的罪比那个人还要严重，不过这次她得到宽恕。但是，更严重的罪行发生了，有些儿童不去上主口学校，反而去踢足球。第二个星期天，这些儿童受到警告，并对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说42名儿童由于嘲弄年迈的以利亚，仁慈的上帝下令将他们撕碎。于是孩子们唱起了瓦茨的另一首圣歌： 一群嬉戏的孩童， 如此对待年迈的以利沙； 叫这位先知走开， “滚吧！你这个秃头，滚吧！” 上帝立即制止了他们邪恶的喊叫， 派来两只狂怒的熊， 把他们撕成一片又一片， 鲜血淋淋，一片呻吟和眼泪。 最后，约翰和他的父亲的虔诚获得了报偿，他们由于耐心地安于贫困，深深地感动了一位外地人，让他们继承了一大笔财产。 人们也许会发笑，但是对儿童施加的心理暴行在他们看来却真实得可怕。人们可以怀疑不久前一位作者强调的说法，即清教徒使用（一种很紧的襁褓）均匀包扎婴儿并对婴儿进行便溺训练，这能造成抑制效果。对此，尽管怀疑，这种观点却是无法驳斥的。[53]但不论在大多数教科书中为何重复着陈词滥调，作为这个时期教会的“教育启蒙”，主日学校确实是村庄女私塾令人敬畏的替代品。18世纪贫民教育的设施——尽管不充分，拼拼凑凑——但毕竟还是某种教育设施，即使（如同巾斯顿的女校教师所说的）这种学校只教给孩子认花草的名称。在反对法国革命时期，主导的福音派观点毒害了这种教育，教育的功能自始至终变成对穷人的孩子的“道德拯救”。[54]不仅教儿童写作受到诘难，而且很多主日学校的教师听任学生们不会阅读。按照《旧约》的观点，认为如此开导至少是上帝的祝福。还有些孩子获得的知识不比一个小女孩对某个调查矿山童工问题的皇家特派员所说的更多：“我过去不知道，昨天他们在学校里才告诉我，如果我死的时候是个好姑娘，便会升天堂，倘若我是个坏姑娘，就会在硫磺石上被火烧死。”[55]儿童在青春期以前很久就已在主日学校或家中（如果他们的父母虔诚的话）受到某种最动感情的压制，要他们忏悔自己的罪过，获得一种得救感。许多儿童像托马斯·库珀小时候一样“每天20次去到某个秘密的地方，虔诚地祈祷以求得到宽恕……[56] 莱基所谓的“宗教恐怖”，对一个不向穷人儿童提供可选择的教育手段的社会来说，的确一点也不过分，至少在兰开郡慈善学校运动出现以前是不过分的。在兰开郡学校运动中，真正的教育目标以及用工业生产知识来训练儿童的功利主义倾向冲淡了“道德拯救”的观念。[57]但是——现在讲我们的第二个理由——我们应当注意不要依据主日学校的初级读本的证据或邦廷一类人的传道而把各福音派教堂描述得太苍白太粗糙。正统的卫斯理宗牧师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一回事，许多团体中所发生的实际状况可能是另一回事。这里，我们就涉及了第二条理由。旧派的“阿明尼乌斯派”卫斯理教徒对主日学校的教学持有一种比较人道的态度，新教团的卫斯理宗比正统派的卫斯理宗信徒在方法上更为理智。我们已经提到（《设菲尔德彩虹报》的）詹姆斯·蒙哥马利领导了设菲尔德非国教徒的斗争，要求在主日学校的教学大纲中保留教儿童写作的课程。自愿提供服务的世俗教师不那么拘泥于宗教的教义，连续不断的紧张局面有时可能产生意外的结果。1798年，博尔顿的一位牧师写信给波特公爵说： 即使我们的主日学校有时也会变成宗派的温床，我们已经发现有一个人在校长的名义下进行联合英格兰人的宣誓，这样的事例最少发生过一次。[58] 1817到1820年间，约瑟夫·哈里森牧师和斯托克波特政治联盟掀起了激进派的主日学校运动。这些学校的成员中有些是过去正统学校的教师和学者，于是，尤尔博士在19世纪30年代所竭力推荐的“静悄悄的堡垒”，即斯托克波特的主日学校，现在就被完全包围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被取代）。[59] 这不仅应当从学校的内部，而且应当联系到卫斯理教堂普遍的影响来看待这个问题。作为一种说教，卫斯理宗表现为无情劳动的思想，但在实践中，这种说教根据它所处社会集团的要求、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模式，而在不同的程度上被调和了、人道主义化了并且改变了形式。教会毕竟不仅仅是个教堂，也不仅仅是牧师的传教和讲道。教会还包含着小组集会、缝纫小组、筹集捐款等等活动，地方传教士往往在工作之余步行数英里远的路程，来到牧师们足迹鲜到的边远村庄，参加那里的小型宗教仪式。卫斯理教徒们的团体景象通常被描述得太欢快了，它甚至强调得把教会的其他特征全都遗忘。[60]但是，卫斯理宗打开教堂的大门，为工业革命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某种团体，以取代正在瓦解的旧社团模式。作为非国教的（虽然是不民主的）教会，劳动者觉得可以将它变成自己所有。在卫斯理宗扎根的地区（矿区、渔村和纺织村），社会联系交织越紧，这种情况就越如此。 在那些年代，卫斯理宗教会成员的“入场券”对于许多人来说的确非常重要，甚至达到了令人崇拜的程度。对于浪迹人间的工人来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是进入新群体的“入场券”。在这个宗教团体内（正如我们所见）有它自己的戏剧、自己的等级地位和个人重要性，有它自己的蜚短流长，和成员间许许多多的互相帮助。团体内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尽管教士们极少是出身贫困家庭。当这些男人和妇女在教会里面时，都感到自己在一个不那样敌对的世界里，有了一点某种地位。他们也许会因为自己的谨慎或贞洁，或虔诚而得到别人的承认。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积极方面，例如有助于家庭的稳定等等，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回过来讲一讲。说到清教徒，他们的身份不能看做仅仅是为教会和雇主服务的。一旦发生变化，人们扮演原来角色时的献身精神也照样在工会和汉普登俱乐部的干部们身上表现出来。他们自学到深夜，有指导工人阶级组织的责任感。在分析卫斯理宗的意识形态时，我们做出了一个合理的概括。在社会生活之流中，简单的常识、同情心、旧的社会传统的顽固生命力等等全都融合在一起，调和它的禁区界限。 第三个原因是在拿破仑战争年代，劳动人民格外听任卫斯理宗的渗透。这也许是最有趣的原因，却很少被提及。为了便于探讨，最好是回忆一下卫斯理宗和浸礼派以及更小教派的信仰复兴运动的歇斯底里劲头。在工业革命最悲惨的那些年代里，多个工业地区都广泛地使用了真正的麻醉剂。查尔斯·金斯利所使用的“群众的鸦片”一语，使我们想起许多劳动人民皈依宗教是为了求得“安慰”，尽管卫斯理宗的教义所鼓舞的梦想并不那么美妙。复兴派传教士们的激动的感情是他们吸引人们注意的方法：神情紧张的开场白；逼真地描述暴死和悲惨的结局；用泛泛的词藻谈论罪的深重；戏剧性地提供赎罪机会。于是户外的人群和早入卫斯理宗的会众，也因产生强烈的“热情”——神魂颠倒、呻吟、大叫、哭泣，陷入突然之间的发作而引人瞩目。骚塞曾经指出宗教复兴主义十分类似于催眠术：卫斯理“引起一种新疾病，他不是用医学理论而是用神学理论来说明这种疾病。”[61]这些症状有时表现为剧烈的群众性歇斯底里，就像卫斯理在1788年3月的日记中记载的布里斯托尔的事件那样：“全体与会者迅如闪电般爆发出强烈的喊叫声”： 恐怖和混乱不可名状。你可以把那想象为一座正在被风暴袭击的城市，人们强烈地相互冲撞，长凳摔成了碎片，十分之九的会众都因这种狂热而震惊。 1786年的记载表明，在弗里恩河边教堂里，这种歇斯底里已经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形式： 其中一些人，也许是许多人，一起拼命高声嘶喊。有人在祈祷时用词不当甚至鄙俗。几个人像死一样倒在地上，犹如尸体一样僵直，但俄顷又跳起来呼唤，赞美主，赞美主……。 卫斯理把这种过分的歇斯底里谴责为“把真正的礼拜变成了丢脸的事情”，[62]但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卫斯理宗的复兴运动包含着一种形式比较沉默的歇斯底里。狭小的社区、矿工、山区农民或织工起初也许会抵制在他们中间进行户外讲道和祈祷会的运动燃后在“干柴中出现微小的运动”，接着“火焰爆发，就像野地里的荆豆花放在火上，灿烂夺目。”[63] 这种例子取自于从1799至1801年在约克郡西区纺织村庄进行的宣传中，当时全体居民宣称他们都（至少是暂时地）“得救”了。人们很少注意到，在战争期间，卫斯理宗不仅极大地扩展，尤其是在北方工人阶级中的扩展；而且有新的事实证明随着扩展而来的还有歇斯底里。例如在1805至1806年，当时在布雷德福成群追随卫斯理宗的人，“在许多事例中，刚宣布圣经经句，人们就悲痛地哭喊，打断了牧师的话，立刻把牧师的祈祷……变成了一种全体诚挚的代人祷告。”[64]1816年，德文的一位基督教圣经主义派的牧师在日记中洋洋得意地写道：“当我正在讲道时，3个人倒在地上。我们祈祷时，又有几个人倒下，我敢肯定有6个人找到了安宁。”这个教派在荒原的农民和农业工人中做礼拜时常常伴随着强烈的感情爆发，匍匐在地，“高呼赞美”以及“忏悔者大声而虔诚的恸哭。”[65] 卫斯理宗也许可以阻止革命；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它在战争期间的迅速发展是反革命心理作用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一种看法认为，强调来世的任何宗教都是失败者和失望者的千年王国。卡尔·曼海姆在叙述另一种宗教运动时说过这样一番话：“乌托邦的幻想引出一种相反的幻想，革命者千年王国的乐观主义最终将导致顺从的保守态度的形成。……”他还给我们指出了解这种心理作用的线索： 千年王国总是伴随着革命的爆发而兴起，并为革命提供精神支柱。当这种精神消退并背离运动时，留在世上的就是赤裸裸的群众狂乱以及失去精神支柱的狂想。[66] 在18世纪90年代的英国，由于革命的推动力尚未达到“爆发”点就受阻了，所以当精神消退时，反动也就没有落到“狂乱”的程度，在这几十年里出现的许多现象大概也只能这样来解释。18世纪90年代末，随着英国雅各宾派的溃败，随着战争的爆发和理查德·布拉泽斯被关进疯人院，真正的千年至福说的道理也就终结了。但是，在此后的15年中，“新耶路撒冷派”的一些宗派却兴盛起来，[67]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预言家，像德比郡山区一个偏远村庄（哈克洛）的基督教的惟一神教派牧师埃本内泽·阿尔德雷德那样： 他在那里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陷入了梦幻和狂想，掌握了预言术，说在《启示录》中看到了拿破仑，最后，梦见他自命为先知，站在非陆地非水上的地方，宣告一个大城市将要毁灭。……他身穿白袍，白发垂肩，驶船泰晤士河上，散发传单，预言末日审判。eq\o\ac(○,68)68[68]他激进神秘，为竞争《启示录》中的〔长老的〕长袍而战斗；他在伯明翰和外滨找到了早已被湮没的以色列人部落；他所发现的“证据”说明：“大英帝国是弥赛亚的特别领地，是他所许诺的海上领地。”[69] 不过，能够证明“失去精神支柱的狂怒”的最令人吃惊的事例是围绕着一一而且持久不衰——最大的女预言家乔安娜·索思科特而展开的。1801年，她第一本古怪的预言小册子《信仰的奇怪效应》出版了。于是，出现了预想中的狂热气氛，这位德文的农家女儿和家庭女仆名声大噪，其声望在农村中迅速流传。她的感染力奇怪地混合着许多成分，其中包括对古代英国的生动的迷信想象，特别在她老家的西部地区印象尤强。1811年的《汤顿信使报》上写道： 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普遍充斥于西部各郡，而几乎在所有的村庄，人们都依赖至少一个精通“地狱的黑色语法”的人。这个桑福德的妖女一度赢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徒。……[70] 卫斯理宗圣餐式中有凄惨的想象和狂热(按照骚塞的说法)，乔安娜“热烈地依附”在其中。[71]乔安娜的文风是一种奇怪的混合，既有神秘的打油诗，又有机智而带文学色彩的自传体散文——如对童年回忆的记载，痛苦的爱情经历，以及倔犟的农家女儿与不虔诚的牧师和乡绅之间的冲突等等。尤其有那些年战争带来的苦难以及对战争的厌倦，有对千年至福的期望；就是那个时代，布拉泽斯的信徒们整天生活在希望获得新启示的期待中，在那个时代： 一个疯子把他的梦幻印成书，另一个疯子刊登他的白日梦；一个人看见天使手持出鞘的宝剑从太阳里飞出来，另一个人看见恶龙在空中飞翔，而一群天使则排成战阵……下等人……开始相信，七玺即将开封……[72] 乔安娜不是圣女贞德，但她具有圣女贞德对穷人的一种感染力，即让他们感觉到，启示落到农民女儿的头上，与落到国王头上是同样地容易。她被人们看做是布拉泽斯真正的继承者，她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亲信，其中还包括几名受过教育的男女信徒。（如果说布莱克的那些预言性书籍可部分地视为极近于流行预言口气的一种风格独特的作品；他的一位熟人，过去的“雅各宾派”、雕刻工威廉·夏普，则是完全忠于乔安娜的信徒）。不过，乔安娜的感染力在西部和北部（布里斯托尔，兰开郡南部，约克郡西区和底斯河畔的斯托克顿）的工人当中表现得最为强烈。 啊，英格兰！啊，英格兰！英格兰！斧头砍在树上，树一定会被砍倒。你们不知道何日将获得天赐……深夜将要降临在你们大家的头上，将向你们发怒。我警告你们，危险迫在眉睫，一切即将实现。“他是谁？那从以东来的人，穿着波斯拉[73]的染色长袍，说着正义的言语，他威力无穷，能拯救一切信仰他的人。至于我的敌人，我要在愤怒中践踏他们，在我狂怒中蹂蹒他们，复仇的日子已在我的心中，我的赎罪之年即将来临。” 乔安娜的预言不过是很含糊地表达启示录中恐怖场面的情景和灾难的预兆，所以易于用在拿破仑一世时代的欧洲那时的恐慌和动荡，而波拿巴自己就是野兽的形象。她的举止缺乏布拉泽斯的革命特色，但她的启示十分明确，犹如绵羊和山羊不可混同一群。上帝让乔安娜代他宣布：“大地将充满我的仁慈，地狱将充满我的恐怖……我的怒火将前去，我的爱和仁慈将尽力拯救一切追随我的人。” 醒来吧！醒来吧！啊，锡安山，穿上你那美丽的长袍，啊，耶路撒冷。我将立即降临……我将摧毁高贵者的骄傲，我将使温顺的人鼓起勇气……” 被得救的人将进入多荫的乌托邦： 当我的人获得拯救， 脱离了地狱和罪恶， 我将为你们建立新居， 宫殿将出现在你们眼前； 我贮藏着许多金矿， 汹涌的海水冲向岸边， 带来无数的珍宝： 金刚石矿将出现在眼前…… 我有阿斐的金子， 将用来重建耶路撒冷， 那些首先获得拯救的人们 将会说，这些就是我们的保证…… 这里听到潘恩关于“恶徒及其武装匪帮”的回声[74]，甚至暗示土地将回到劳动人民的手中： 现在我要让继承者获得自由， 遣散一切受束缚的人， 真的继承者将不须怀疑； 我将剥夺这类恶徒， 让真正的继承者取而代之 为了拥有这片土地…… 事情可能是这样：乔安娜·索思科特不是骗子，而是个简单和常常自疑的妇女，是她自己心理不平衡和轻信的牺牲品。（有人认为，在“怂恿”她的那个圈子中，有些人可能更加厉害。）她的“呼声”转换为文字表达时反映出一种哀切之情，上帝指示她传谕的长篇大论中充满了对乔安娜本人能力的最高褒奖： 大地上已出现新的事物， 自从大地的基石奠立我就告诉你在这儿， 如此非凡的女人从来就不卑贱， 在最优秀的信徒的如此奉承下，她能够对那些轻信的人施加心理恐吓术，比宣讲地狱之火的牧师们并不稍少恐怖。有一天，她在销售完毕打扫完屋子之后，“在主的同意下，似乎是偶然地发现了”一个普通的印章。从此以后，她的信徒——“乔安娜们”或索思科特派——可以从她那里获得一个特别的印信，这是一个获得承诺的记号，凡带有这种记号的人都可以“继承生命之树，成为主的继承人，同耶稣基督同为主的继承人。”千年至福的承诺只给那些“带有印信的人”，而藐视她的人将会受到更可怕的威胁： 如果敌人增加，我在这里要告诉你， 悲哀也将随他们很快地增加， 战祸连连，因她的激动他们永不休止除非人们的心归向于我 才能摆脱对你粗暴的迫害。 成千上万的人（一种估计为10万人）就这样“带上了印信”。一时间，出现了一个印信的市场，堪与中世纪晚期的那种出售基督受难十字架遗留的残片的市场相比。感情的失衡不仅表现在“乔安娜们”的热忱上，而且表现在暴徒们相应的狂暴感情上，乃至有时候会对她手下的那些预言家进行攻击。索思科特派决不是一种革命的千年王国，它决不会鼓励人们采取有效的社会行动，也决不会对现实的世界宣战。它对《启示录》的热情十分类似于卫斯理派的热情，它把对个人拯救的渴望发展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但是，它无疑是崇拜穷人的，乔安娜的上帝诅咒了英格兰的假“牧人”（即地主和官员），他们密谋提高面包的价格： 假使他们在丰腴之中将穷人陷于饥馑，我就要严厉地惩罚他们。我的审判在这块土地上必将严厉……我对尼尼微、所多玛和蛾摩拉的诅咒，我对雅罗和西顿的诅咒eq\o\ac(○,75)75[75]，我对加利利人的诅咒，现在都降临在英格兰牧人的头上。 “巴比伦淫妇”eq\o\ac(○,76)76[76]的旧景象恢复了，带有享乐的迷乱，“全国的教士”都被揪出来，说他们全是耶洗别eq\o\ac(○,77)77[77]的“情人和奸夫”，他“奸污了我的圣经[78]，就像奸夫与淫妇私通一样”。同一切对穷人的歌颂者们一样，他们的痛苦与以色列儿童的苦难被直接地等同起来：“就像法老追杀以色列儿童一样，撒旦将追逐带有印信的人们，从内部去诱惑，从外部去镇压他们……”。有时一切微弱的鉴别意识都消灭在如此混乱的景象之中，而《旧约》中的词句与古代皮斯托尔的韵句交织在一起： 出来吧！出来吧！让所多玛感到末日的来临。罗德今在何方？在索亚很安全！她的妻子在何方？她不是全身变成盐柱吗？[79]墙上写着——你这个胆大妄为的人竟敢用上帝的金银器皿狂饮。[80]让巴力粉身碎骨吧！[81]……圣徒现在审判世界。上帝在此掌握权力，发出圣灵的话——剑、白马、众王之王抽出了光芒四射的剑！欢呼吧；圣者们，欢呼吧！……伟大的噩王和亚甲王[82]，你们在何方！你这耶利哥的城墙化为平地吧！约书亚的羊角，第七和第十二，越过了约旦河[83]……救世主的统治以法莲的家族或律法，十合而为一，维持在犹大支派的周围[84]。——人子统治了以色列——现在枯骨复生了[85]……新娘来了——新郎接受了婚姻的印记。律法和福音现在合为一体——月亮和太阳停在天际[86]一迦勒和约书亚胜利地渡河而恢复家园——汝等迦南人今又何在？汝等疯狂的乌合之众今又何在？—— 赫梯人走开！休得再来招惹或骚扰； 以色列人之子已经赢得和平，迦南的 土地就得了安乐。 看哪！我出现在以东地，身着染血的 长袍：我的儿子们解放了，得救了， 沐浴在紫色的潮中[87] 第一次这样狂热的歌颂与崇拜是在1801至1804年；1814年再度进入高潮，那一年，上了年纪的乔安娜病态地怀孕了，许愿要生下上帝之子“希罗”。在约克郡西区，“整个地区出现了一批留胡须的预言家”，而兰开郡的艾什顿后来成为北方“乔安娜派”的“中心”。[88]1814年的最后一个星期，这位女先知去世了，悲剧性地幻灭在她自己的“声音”中，但事实却证明其崇拜有特别的根基，一个又一个人声称自己有权继承这位女先知的衣钵，其中最著名的是布雷德福的一名梳毛工，名叫约翰·罗。索思科特派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派生出来的变种，直到19世纪末以前，他们都在证明自己有能力突然闪现出救世主的活力。[89] 索思科特崇拜无疑在卫斯理宗阵营中造成一场大混乱，特别是在布里斯托尔、兰开郡和约克郡。乔安娜的一些神学论战文章的确是针对卫斯理宗的。她指责他们坚持“加尔文派”的信条，因而 把众人的造物主与天父弄成如此残忍的一个形象，这种形象竟无言可以表达，无笔可以描绘，而他本来是把爱普及四方，把仁慈施于一切人的。[90] 卫斯理宗与索思科特派相比，当然有许多优势，他们有稳定的组织，有经费，还有政府当局对他们的宽厚态度。在索思科特崇拜中失去的人，他们很快又能争取回来。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这种崇拜看成仅仅是一种“反常行为，”与社会发展的麻木倾向毫无关系。相反，我们应当认为这个年代的“乔安娜们”与卫斯理宗的复兴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战争是巡回俗人传教士的黄金时代，他们有“虔诚的精力爆发，渴望天国、像天使般销魂”[91]——那种“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使科贝特怒火中烧，他说： 他们的天赋才华，他们的天命，他们的神灵启示，他们在内心感到的神恩以及他们其余的那些听不清楚的诉哀絮叨，都是对常情的粗劣而猖狂的凌辱，是国家的一大丑闻。只要这样一个教派还在日日发展，我们自夸为文明之国是没有用的[92]。 像正统的卫斯理宗一样地发达起来的还有“喧骚派教众”的一些分离出来的宗派团体——颤动派（传到美国叫“震教派”）、原教旨卫斯理派、“帐篷卫斯理派”、陷入恍惚之中或称为“幻觉派”的“魔力卫斯理派（活动于德莱米尔森林）、布赖恩派即圣经主义派、沃林顿的“贵格派卫斯理宗”以及麦克尔斯菲尔德的“独立卫斯理宗”。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英格兰的信仰复兴运动的使者们穿街走巷地呼喊：“归心于上帝吧！寻求拯救吧！” 人们感到吃惊的不仅是一种不平衡感，而且是改皈卫斯理宗现象的不持久性。教徒数的上升曲线是迷惑人的，我们知道的倒是复兴主义者人数的上升下降的变化，亦即希望时期与失望和心灵苦恼时期之间的一种摇摆现象。1795年以后，穷人再次陷入屈辱的低谷。但是，他们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带着对过去的眷恋。每当又有了希望时，宗教的复兴主义就被抛到一旁，只是在政治上获得解救的希望被推倒时，才在其废墟上重燃狂热。从这个意义上看，卫斯理派在1790至1830年的人数大增才可视为一种绝望的千年至福论的复兴。 我们这里不对这一时期作习惯上的解读，而是提出一种假设，需要更详细的考察。在法国革命前夕，卫斯理宗声称在大不列颠有6万名信徒。这说明它只不过在几个工业地区有立足点罢了。嗣后，据称数字增加到：1795年为90347人；1805年为10.7人；1811年为15.4万人；1827年为23.7万人。[93]复兴运动吸收新成员最快的年份是1797至1800年，1805至1807年，1813至1818年，1823至1824年，1831至1834年。这些年份与政治觉悟最高涨和政治活动最活跃的年份非常吻合，霍布斯鲍姆博士因此正确地指出，我们应当注意“宗教、社会与政治觉悟引人注目地平行发展”。[94]不过，政治与宗教激奋之间的关系之密切虽然显而易见，但这种关系的性质尚不清楚：那种所谓“卫斯理宗随着激进运动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激进主义的衰落而停止发展”[95]的结论，却未必就能够顺理成章。可能的情况是哪里的“政治”亦即世俗的期望受到挫折，宗教复兴主义就恰恰在哪里得势。这样，我们差不多可以从与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相关联的意义深远的感情激荡的局面着手提出一幅说明信仰问题的曲线图。18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了世俗的雅各宾主义以及理查德·布拉泽斯的千年至福派的期待；18世纪90年代末和19世纪，有卫斯理宗的复兴运动以及“乔安娜们”的狂热。不止一个同时代的目击者证明他们同出一源并吸引了同一批听道的群众。[96]卢德运动（1811至1812年）以后一个宗教复兴主义的新浪潮，让位于1816至1817年冬天的政治复兴。在这最后的两年，原教旨卫斯理宗向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的织袜工人村庄渗透，宗教复兴运动与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密切了。据说，在1816年的圣灵降临节，有12000人参加了诺丁汉森林的野营集会。从1816年秋至1817年夏，民众的热情似乎被激进派的鼓动所吸引，并在1817年6月的彭特里奇的“起义”中达到顶点。在这次“起义”中，至少有一名地方教士起着领导作用。但是，1817至1818年在这些郡发生的原教旨卫斯理宗大复兴（“所经历的……非凡的复兴运动之一”）似乎是在彭特里奇的悲剧以后才爆发的。[97]在战后的10年中，1819年是政治活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复兴运动并不显著；然而，1831至1834年间宗教复兴运动的热情也许有一部分要归因于“最后的劳工起义”的后果所导致的南方和东方的农业各郡所发生的运动。[98] 这里只是一种推测。要想进一步了解，就不仅应当逐年地，而且应当逐月地了解复兴运动；不仅应当了解各个郡，而且应当了解市镇和村庄。此外，原教旨卫斯理宗或圣经基督教派与政治鼓动之间的关系与正统卫斯理宗有很大不同。对经历过复兴运动的教堂所做的一项详细的考察表明，它们的进展不是稳定向上的运动，（由几次因群众大皈依而突起的上升斜线来点缀，）其更多的是处于上下跳动的状态，每次信徒的猛增就有一次倒退相随。托马斯·库珀在19世纪20年代皈依，他所做的叙述可以视为一个典型。他说：“榜样具有巨大的感染力。数百人在（康斯博罗）镇和巡回区内开始为神圣的皈依而祈祷。……”在几个星期里，他感到自己在“神圣的人间天堂里”化为善人。但后来他又回到了人间，在他执教的学校里对学童发脾气，于是又失去善人感： 城里，巡回区的村庄里有几十个信徒的经历同我相似。教团各巡回区都有这种经历。所谓“复兴”往往始于某个或更多的人努力寻求圣人。这个话题点燃了他人的希望……有时一个巡回教区充满激情达数月之久。但是，退步却无一例外地开始了……[99] 库珀叙述了他的经历。但是，从社会过程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它与物理上的振幅相比拟，以宗教复兴为负极，以激进的政治运动（带上了革命的千年至福派色彩）为正极。连结两极的则始终是“以色列的子孙”这样一种概念。在一极上，绝望的千年至福说把卫斯理宗劳动者降到人类最低下的地位上。牧师不断地告诫他们要反对改革派，因为他们都是“无赖”：“我们……应当静静地等候着上帝的拯救。时间一到，他就会救出自己最宠爱的子民”[100]当上这种“子民”，他的工具有时就会被捣毁，他们自己会被人们怀疑是雇主的“密探”，而被拒之于工会大门之外。科贝特进一步对卫斯理宗攻击说：“在北方的人们当中，他们充当了密探，是靠别人流血来挣钱的人。[101] 另一方面，似乎是要否定这种说法，在19世纪，卫斯理宗的工人其实正是地方传教士——他们三三五五地分散多处——作为活跃的工人在工人阶级政界各领域不断地出现。有一些是卫斯理宗雅各宾分子，较多的是卫斯理宗卢德派分子，许多卫斯理宗的织工参加了彼得卢的示威，还有卫斯理宗工会主义分子和宪章派。他们儿乎没有什么创始者（矿井工人中的工会主义及后来的农业工会主义例外）：创始者的角色往往由欧文主义分子和宗教自由派来充当，他们来自不同的道德根源。但是他们常被认为是热心的雄辩家和组织者，并且——即使在他们被赶出卫斯理教会之后——仍怀着对他们的团体的信心去说服人们。 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卫斯理理论的核心中的许多张力。正如对性欲的压制一直有被引向反面之虞——要么引向典型的清教徒叛逆（劳伦斯的先驱者）的形式，要么引向唯信仰论形式；所以卫斯理宗的集权教义常常会培植出与意志自由论对立的理论。卫斯理宗（与福音派中相应的宗派一样）是很有政治意识的宗教，在1789年以前的100年里，反国教按其流行的理论有两大敌人：原罪和教皇。但是，到18世纪90年代，仇恨的指向发生急剧转变；教皇不再坐在遭受天谴威胁的位置上，取代他的是拾级而上的汤姆·潘恩。邦廷宣布：“卫斯理宗像仇恨罪恶一样仇恨民主。但是，不断地进行反对雅各宾派的布道，也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公众意识的前面。在处境困难的时候，或者在政治热情进入高潮的时候，”被抑制的敌对情绪”[102]会在卫斯理宗的工人心中迸发出来；随着宗教复兴运动的迅速发展，雅各宾即激进思想就迅速传播开来，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其次，我们应当记住作为路德教特征的宗教平等和世俗平等之间的冲突。劳动人民在《旧约》中找到的不仅是一个复仇心重而专权的上帝，也找到他们自己磨难的象征。正是这富有象征意义的文本（与《天路历程》一起）被千年至福派、“乔安娜”、“颤动派”和正统的卫斯理派所坚信。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能为其信徒们完全理解：在实践时它们被感情用事的和经验的评判分解成千百个意向。工人阶级社区把自己的互相帮助、邻里关系和团结的价值观带进了教堂。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至，若把织工和矿工们日常的经历放在一边，那些希伯莱世系、咒语和编年史早就有如不可信的神秘而无意义的非洲神祇一般。圣经的经文总要跳入眼帘而且几乎适用于任何情况。看起来，他们既可以以阶级斗争的人物出现，也可以以宗教朝圣者的姿态出现。1801年的“地下活动”就属于这种情况，根据可靠的报道，兰开郡的密谋者就是凭着《以西结书》宣誓的： 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恶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到。 主耶和隼如是说，当除掉冠、摘下冕，景况必不再像生前。要使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 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也必不再有，直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 有刀、有拔出来的刀，已经擦亮，为行杀戮，使它像闪电以行吞灭。[103] 我们也在纽卡斯尔区看到独立卫斯理宗那些不取薪俸的牧师之一所说的话(这个团体开除了那些激进的世俗牧师后，在1819年就瓦解了)： 不平等的法律和一个偏心的政府在人人胸中种植荆棘，把阴郁播在每张脸上……统治者就是这样，他们的藤是所多玛的藤，田地就是蛾摩拉的田地；他们的葡萄是恶毒的葡萄，他们那一串一串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龙的毒，是毒蛇残忍的毒液。但是，在弥赛亚的王国，和平如河水流淌……上帝权力的力量来自天国，不是压迫的权力。[104] 在这方面，即使在主日学校的“堡垒”里，也可能滋长叛逆。19世纪托德莫登的一份筹款名单上罗列了为罢工而捐款者的姓名，都用假名进行登记，这份名单使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感情”，在当时的工业危机时期，教堂和小酒店正在从事共同的事业： 镑先令 便士 一个遗憾地看到有人头戴时代元银冠并笃信所罗门之真理、箴言第27章第22节的人0 26 带着笨蛋的老练家伙00 2 坚持真理者00 6 兔狗小酒店00 6 爱慈悲、行正义者00 4 该死的老家伙00 2 塞进一个塔姆的老婆00 2 法律顾问01 0 皇家乔治小客栈01 0 叫老罗伯特肖读一读《耶利米书》第22章第13节的人[105]0 06 东伍德的织工们05 4 如果乔斯的狄克夫人不让我们烧那些报告，老桑德堡、克劳格就会要她穿半个星期的裙腰垫0 43.5 穿上衣的家伙00 2 割下他的尾巴再缝上以示惩罚00 4 但是，要把1790至1830年之间反叛的卫斯理宗世俗牧师及其他一些人参与极端的激进活动说成是“卫斯理宗”对工人运动的“贡献”，那就像把在极端的唯信仰论者之间实行两性同居无须履行结婚仪式说成是“清教徒对性解放的贡献”一样地荒谬可笑。两者都是反作用的文化方式。清教徒中间的性叛逆者（例如劳伦斯）对男女之间的“正当关系”深为关切，在这一点上他仍是一个“清教徒”。所以，卫斯理宗的政治叛逆者具有深厚的道德热诚、正义感和“天职”感，为维护组织的忠诚而具有的“循规”的能力，以及（在其最佳状态下）高度的个人责任感。我们在曾参加彭特里奇起义的卫斯理宗信徒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中有一名在德比以谋反罪被处死，他“一直是巡回教区中最能干的地方传教士”。[106]我们在塞缪尔·班德福的优良品德以及他在1819年的示威中倡导自我约束的行为里也看到了这一点。我们还在洛夫莱斯、多彻斯特劳动人民和“托帕德尔蒙难者”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每当民众的骚动厉害起来之时，这种“离经叛道”就明显起来了。确实，到19世纪30年代（无视邦廷的旧卫道士们如何用诅咒和开除的手段以维护其地位），整个的地区，特别是织工和织林工人的地区，都在把自己的卫斯理宗信仰与宪章运动结合起来。 另外一些因素也影响了这个过程。到19世纪初，领取薪俸的职业卫斯理宗牧师团和志愿的世俗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明显紧张起来。许多俗人教徒对于把正统卫斯理宗的最高行政权交给一小批强行任命的牧师感到不满，基勒姆派新教团的退出并没有平息他们的不满。科贝特一再讽刺卫斯理宗大会是“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他说这是新的官僚制度，由“世上最忙碌和坚定的一班人”所组成，目的是维护他们的现世利益，永久实行新的世袭教职职位，靠穷人一便士一便士奉献的经费过舒适的生活。他认为卫斯理办的学校，金斯伍德学校，是继续培植新贵族的机构科贝特。[107]就是把这些职业牧师而不是地方的传教士指责为“英格兰的自由的死敌”的：他们 ……像国教教士一样仇恨自由。他们的刻骨仇恨是那些流氓习气的宗教派别的仇恨无法相比的……他们写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一篇文章又一篇文章。他们举行了一次又一次邪恶的讲道。他们确实嘲骂……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但你从他们那儿听不到一句反对兰开郡和爱尔兰的奴隶主们的话。相反，他们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应当感谢上帝……不是因为他们取得了温饱，而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上帝恩泽天下，而为此他们每星期仅仅交纳1个便士。eq\o\ac(○,10)108[108] 科贝特的攻击并非完全没有私心。他曾经用相反的理由而以同样毫无顾忌的方式攻击卫斯理宗，那时他还属于托利党，他发现了德斯帕德中校的一些同伙正是卫斯理宗教徒。[109]这是他的长期偏见中的一个。19世纪20年代初，他不仅被邦廷的死硬托利派观点和“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激怒了，而且被卫斯理宗教会向参加激进示威的每个教徒收取一便士罚金的做法所激怒。毫无疑问，许多世俗讲道者和小组领导人同他一样厌恶专职的牧师以及在教堂里让有钱人花钱买座位或取得特权的做法。科贝特则竭力激励这样的厌恶心。他写道：“整个星期都在做鞋子的人决不会在星期天去向处境更坏的人宣讲做鞋”： 成千上万的劳工、工匠和工厂工人决不愿意去传道，他们能比卫斯理宗大会成员更好地传道，这些人大部分一直是劳工和工匠，但他们成了讲道者，因为讲道比劳动更舒服。 “虔诚而没有私心”的不领取薪俸的地方传教士（在科贝特的描述中）被大会“傲慢的寡头集团”所“压制”： 大会中的先生们对他们蹙眉，把他们看做闯进来的没有资格的人，派他们去小村庄里向几个人或十几个人传道，他们自己却向上千的人传道。现在该是全王国的卫斯理宗的教徒只能去听这些公正的人传道的时候了，如果大会将这些人拒之教堂的大门之外，他们应当在自己家里听，随着他们到仓库里去，或者到树下去。 科贝特给卫斯理宗开出的另一个“药方”是“拒绝交费”，至少是只向改革派的牧师交费。[110] 不清楚的是，许多卫斯理宗的教徒是否采纳了科贝特的建议；或者是否因为已经这样做了他才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他肯定有助于我们去理解19世纪头十年中许多分离出去的派别的特征，特别是原教旨卫斯理宗信徒和圣经主义派的特征。基勒姆派的分离表现了卫斯理宗内部领导层的裂痕，一些更理智的教徒脱离了该派，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其他分离运动则是信徒间普遍的分裂，世俗传道者及其教众割断了同专业牧师的关系。由于威廉·奥布赖恩这位热忱的世俗教徒发现卫斯理宗权力机构不承认他的天职，于是就造成了圣经主义基督教派的兴起。他在德文的北部举行免费的讲道，无视该教会的纪律约束，被当做“游丐”而开除出教会，他带走了皈依于他的教徒。读邦廷的传记并和休·伯恩的传记相比（伯恩是个诚实的机器安装工和细木工，他被叫到斯塔福德郡的矿里和“山区农场”去装修机械、修理木柱或做铁工活，并创立了原教旨卫斯理宗），其泾渭分明十分明显。伯恩回忆说：“我们的教堂就是煤井的井口区或随便什么地方，我们用会话的办法对一切人，好人和坏人，粗鲁的人或温顺的人，宣讲福音书”。[111]卫斯理宗的地方权力机构对于伯恩和克洛斯在矿井和陶业城镇吸收的教徒很少感兴趣。反国教的福音主义传道热情（于1807和1808年）导致草堆山顶的第一次野营集会，但很快就被否定了。 邦廷出于高傲的派别纠葛，蔑视工人。伯恩和克洛斯却是劳动人民的。邦廷意欲把卫斯理宗领上国教之下的第二把交椅；而原教旨卫斯理派仍然生活在卫斯理宗初创时的艰苦而受迫害的世间。我们很难把这两派教会混为一谈。原教旨卫斯理宗的讲道就同其教众的生活一样的艰苦；它需要的是霍布斯鲍姆博士曾说在“金子般纯真的得救与火狱烧黑的混蛋”之间最鲜明的对比。那不是对穷人的讲道，而是由穷人来讲道。在原教旨卫斯理宗和其他教派那里，地方的传教士把教会变成了自己的教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教派对于后来的工会运动和政治激进运动的贡献远比正统教派更为直接。[112] 另外还有一种环境，卫斯理宗的任何一个派系在这环境中，必然地采取更有阶级意识的方式：这就是在农村地区。乡村里的小教堂不可避免地要冒犯教区牧师和乡绅。小教堂是个中心，劳工在这个中心获得了独立和自尊。事实再一次证明正是原旨卫斯理宗的影响最明显，尤其在阿奇生活的约克郡东区。我们从一个愤怒的乡村牧师在1805年写的小册子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逻辑，那是原教旨卫斯理宗成立以前好几年的事。[113]皈依卫斯理宗的农业工人被指控为有各种各样骚乱治安的意图。他们说：“地上的玉米和各种果实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志生长的，既为富人也是为穷人”。他们对工资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不愿意去做“东家因农时极需而可能要求他们去做的加班加点的农活”。更糟的是，他们在星期天不是为下周的劳动恢复体力，而是消耗力气走几英里远去听人讲道。在每周工作日的夜晚，他们并不就去睡觉，而是花费柴火和蜡烛唱圣歌——这位牧师惊讶地看到这种情景：“在我们这里一些最贫穷的人的农舍里……冬夜还磨蹭到9点钟那么晚”。多年后，乔治·豪厄尔在评论罗彻斯特的劳工时强调指出，这类看法在乡绅当中一直未变。卫斯理宗“在那些日子里，在许多村庄里，是最惊人的犯罪，尤其在罗彻斯特郡和其他西部数郡。真的，除偷猎外，这是一切犯罪中最严重的。 在一个其神学原则就是要劳工驯服和奉献的宗教的本质中，紧张关系就以这种种方式不断产生出来了。这种互动的辩证关系最充分的发现应归入后来矿工和农业工人的工会运动史和宪章运动史。但历史发现其根源在1810至1830的20年，那时是宪章运动的领袖如哈里法克斯的本·拉什顿和拉夫巴勒的约翰·斯克文顿完成他们草创事业的年份。拉什顿是一名手工织工，生于1785年，曾经是卫斯理新教团的地方传教士，在彼得卢时期激进的政治中积极活动，可能人过狱，在科贝特号召卫斯理宗教徒拒绝交纳会费之时，拉什顿不是被新教团逐出便是自己退了出来。19世纪30年代，他又在为济贫法的鼓动积极活动并是手工织工的代表。1839年，在宪章派第一批大规模的野营集会的一个野营中（这些与会者以原教旨卫斯理宗为榜样），拉什顿与其他几名传教士一道发表了演说。其中有一个传教士名叫威廉·桑顿，他用祷文宣布集会的议程说——让“邪恶者的邪恶结束吧”——费格斯·奥康诺拍着他的肩膀说：“干得好！桑顿，到我们赢得人民宪章的时候，我愿看到你成为约克大主教”。另一个人提出一项决议，规定会众“不得到管理做礼拜的机构对公民自由抱有敌意的任何地方”去聚会，“……将来则根据情况需要在各自的地点聚集。”本·拉什顿附议并宣布；“他本人从1821年起就从不向牧师纳费，下一次他们若收到他的钱就会对他们有好处。”另一位地方传教人汉森接着对教士进行了谴责： 他们宣讲基督，宣讲表面的、被动的服从和不反抗。人们啊，离开那些教会和教堂吧（“我们同意！）。去听那些说基督就是吃饱肚子，基督就是穿好衣服，基督就是住好房子，基督就是有普选权的人的传道吧。[114] 像拉什顿、桑顿和汉森这样一些人对宪章运动做出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算溢美之辞。我们在野营集会的特征中理解了这一点，从他们的宪章派歌谣诸如“穷人集会歌”的热情中也理解了这一点，这首歌唱道： 看看勇敢的人吧，你这个意志消沉者， 他们坚持着你的正义事业， 谁不在高声反对他们？ 他们像耶稣一样， 受着坏人以及邪恶法律的迫害 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 打掉他们的骄傲； 壮大你们的队伍，增加你们的人数， 将宪章传播四方； 真理与我们同在， 上帝与我们同在。[115] 我们在活塞暴动者的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向哈里法克斯进军，高唱着“古老的百人村”。我们在拉什顿的家乡奥文登村织工们举行宪章派示威时高举的大旗上写的口号中看到了这一点，这口号是：“不要害怕他们，记着上帝是伟大而厉害的，为你的兄弟、子女、妻子和房子而战斗。”[116]我们在宪章派的教堂里看到了这一点；这里是斯彭河谷，普里斯特利执事曾将小麦散发给“基督的贫民”，约翰·纳尔逊曾看到撒旦在戈默索尔的山顶上，19世纪开初那里出现过索斯科特派、唯信仰派和卫斯理宗的卢德派；而现在，我们却看到这样一座小教堂，其中，在19世纪40年代，拉什顿在这里以经句“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为题进行传道。在他的心目中，穷人被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残疾人和盲人，他们是“上帝可怜的穷人”；另一类是懒惰和轻率的，他们只顾自己管自己； 还有第三类，就是在别人不正当的做法和压迫下终生艰辛劳动，被弄成贫穷并摆脱不了贫穷的人……他然后用犀利的语言谴责那些拒绝将政治上的公正给予邻居并且把他们一直压制到他们仅仅为生存就不得不苦苦挣扎的人。 他的雄辩言词和义愤之情聚集了力量，“听众的情绪迸发出来，溢于言表……最后，拉什顿先生对压迫者的强烈谴责使其中的一个人忍不住地大叫：“啊，让他们下地狱！让他们下地狱！'”[117] 像拉什顿这样一些人在许多地区为运动带来了非同一般的道德热情，但是，如果因此就以为他们本来就倾向于宪章运动内部的“道义”力量（与“实力”相对），就大错而特错了。相反，他们为一个战斗的上帝效劳，新模范军的战士才会理解这位上帝，而且许多曾当过世俗传教士的人会乐于按经句说：“没有剑的要卖掉外衣换剑。”拉什顿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说是“坚定、无畏、正直的政治家，永远站在英国的讲台上”，他愿意领导活塞暴动者（换句话说就是要进监狱），他60多岁时还作为欧内斯特·琼斯的代理人帮助他竞选。这位织工传教士一直到死都很受欢迎。我们现在知道他穿着一套旧衣服和木底鞋在一个纺织村庄的纪念仪式上讲道，听众们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也就是木底鞋和工作服，包括长外衣和垫腰，我们现在知道他每晚徒步数英里，努力使斗争中的宪章派支部保持活生生的锐气。（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同伴提醒说他的木底鞋底破得露出袜底了。这位正在发表政论的老人只停顿了一下：“嘿，只要想想以后的报答就好啦”。）他于1853年去世，为他举行的是一个伟大的宪章主义者的葬礼。因为拉什顿曾留言，领取薪俸的教士不得担任司仪，因此葬礼就由甘米奇和欧内斯特·琼斯发表演说。[118] 杰贝兹·邦廷与本·拉什顿决不属于同一个世界，除非对想象肆意歪曲，我们实在难以认为这位宪章派织工会同那个集权的教士在同一个“运动”中有什么联系。拉什顿是什么人，难道他不是邦廷的上帝所诅咒的亚当吗？ [1]摘自哈勒维前引书，第3卷，第53页。关于这个时代卫斯理宗的政治立场，见E.R.泰勒：《卫斯理宗与政治，1791—1850》和R.F.韦尔默斯：《卫斯理宗与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1800-1850》（1937）年，尤可参阅其中“卫斯理宗的忠诚”和“卫斯理宗的中立”等章。见《城市工人》的第13章“为穷人辩护”。 [2]见下文，第389页。 [3]T.P.邦廷：《神学博士杰贝兹・邦廷传》（1887），第338页。 [4]同上书，第11页。奥斯特勒的父亲是利兹的布商，也是卫斯理宗教徒，“汤姆·潘恩派”。奥斯特勒成年后对卫斯理宗的看法并不比科贝特更加恭维。 [5]J.雷伊：《里兹的卫斯理公会》，利兹档案馆。 [6]邦廷前引书，第527—528页。 [7]指1819年8月16日在曼彻斯特广场屠杀民众和平集会的事件。——译注 [8]邦廷前引书，第295—297、312—314、322—323页；班福德：《早年岁月》，第100-101页。应当公正地指出，国教和其他非国教派团体也禁止在星期日教写字。 [9]邦廷等卫斯理派教徒们不断给予支持的惟一人道主义事业是反奴宣传运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这个问题一次次地宣扬，人们开始怀疑，与其说这是残留的社会良知，不如说是想削弱举起禁奴大旗的批评意见。 [10]L.台尔曼：《约翰·卫斯理》（1870），第3卷，第499页。又见J.萨克利夫：《卫斯理宗评述》（纽约，1805），第37页。 [11]W.J.沃纳前引书，第168—180页。 [12]R.H.托尼前引书，第227页起。 [13]韦伯前引书，第54、60-70、160—161、178页。E.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1960），第80页。 [14]见NJ斯梅尔泽前引书，第70—75页；华滋华斯和曼前引机第387页起。 [15]并不只有卫斯理宗才有这种工作纪律。我们在此讨论卫斯理宗是把它当作发展的主要事例，工业革命期间的福音教派以及大多数非国教派别的历史上也有同类的发展。 [16]韦伯前引书，第66—67、282页；托尼前引书，第198页起。巴克斯特的作品是早期卫斯理派教徒喜爱阅读的，19世纪最初几十年曾多次再版。 [17]《改善贫民生活状况协会的报告》，第1卷（1798），第238页起，有关（曼彻斯特附近）布里奇沃特公爵煤矿工人的记载。那里的工人被认为比多数矿工都“讲道德”，“公爵的代理人中有些是宗教人士，他们办起了一些主日学校……”。 [18]A.雷德福前引书，第19—20页。晚至19世纪30年代，塞缪尔·格雷格仍在抱怨“安静不下来四处游荡的习气是工业地区居民的主要特色之一”。 [19]V.W.布莱登：《工业革命中的陶瓷区》，载《经济杂志》（增刊），1926-1929年，第1卷，第130页；又见M.麦肯德里克：《乔塞亚·韦奇伍德和工厂信徒》，载《历史杂志》，第4卷，第1期（1961），第30页。韦奇伍德的目的是“制造不会犯错误的人的机器”。 [20]R.格斯特：《棉纺织业简史》（1823），第38、43页。 [21]在17世纪清教各宗派中有大量的织工教徒。但是，到了18世纪初（除英格兰西部外），这样的传统已曾衰微了。 [22]尤尔前引书，第13-21页。第23页上写道：“事实上，机械的每一个改进的始终一贯的目标和趋势，就是完全排除人的劳动；或通过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换掉男人的劳动，用普通工人的劳动换掉训练有素的工匠来降低成本。”作为表达工厂主的意图，这是很有趣的，而且适用于纺织业。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表达，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许对尤尔的主张太过相信了。 [23]尤尔前引书，第3卷，第1、3章，着重部分是作者加的。 [24]D.H.劳伦斯在《彩虹报》上写道：“他们相信必须改变自己以适应矿井和工地，而不是改变矿井和工地来适应自己。这样做比较容易。” [25]尤尔前引书，第423-425页。 [26]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简要讨论卫斯理宗时，夸大了卫斯理的神学理论中加尔文教的成分，因此没有看到它特别适应于作为无产阶级的宗教。他过分地强调了卫斯理信徒中的“天命”感，尤其在用它解释工人阶级的“天命”意识时更是这样。“天命”说在美国的重要性不及服从驯服的学说产生的影响大。 [27]杰贝兹·邦廷：《关于因信称义的讲道》（利兹，1813），第11页。邦廷的比喻提醒我们，在同年的1月份，一些卢德派在绞刑架下得到了完全的“惩罚结局”，其他人由于惩罚被“慈悲地减轻”而处以14年的流放。 [28]当然，韦伯和托尼都注意到了清教教条和功利主义原理的平行发展，参见托尼前引书，第219页，他写道：“功利主义者锁子铠甲上的一些链环是被……17世纪的清教神学铸造出来的二而不是卫斯理宗铸成了套在无产阶级身上的功利主义链环中最后的一环。 [29]当然，浸礼派属于例外，尤其是威尔士的浸礼派。 [30]引自该小册子的一例，见上文，第58页。 [31]这种语言往往喑示“罪”的真实成分是手涅。这很可能从三种事实推溯出的根源：一，忏悔者自己一心不乱的内向的肉体的要求；二，摆脱不了卫斯理宗关于性器官有罪的说教；三，指望卫斯理宗的孩子在到达青春期的年龄时应产生犯罪感。见G.R.泰勒：《制造天使的人》（1958），第326页上关于近年来在文学方面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著作增加的情况。 [32]约书亚·马斯登：《一个水兵早期生活掠影》（用第三人称写的自传）（赫尔，无出版日期）。 [33]马斯登前引书，第104、111页。 [34]“突然地喊叫”的原文是cjaculaHon，也是射精之意，语含双关，——译注 [35]约瑟夫·奈廷格尔：《卫斯理宗素描》（1807），第203页起。 [36]R.骚塞：《卫斯理生平及其宗派的兴起与进展》（1890），第381页起， [37]J.E.拉顿伯里：《卫斯理兄弟的圣餐颂歌》（1948），第240页： 将我们的罪投入火中， 依赖你的献身把它烧光， 连同一切卑鄙和亵渎的欲望。 去经受每天痛苦的考脸直到末日审判。 [38]W.黑兹利特：《论卫斯理宗的起因》，载《园桌论坛》（1817）；《著作》，第4卷，第57页起。 [39]韦伯前引书，第53页。 [40]韦伯前引书，第158—159页。 [41]只有认识到这种纠缠在多大程度上渗透了英国的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文化——才能理解劳伦斯为了什么写《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 [42]见R.A.诺克斯：《热情》（牛津，1950），第408—417页；G.R.泰勒前引书，第166—167页。 [43]J.E.拉顿伯里前引书，第132页。 [44]同上书，第109—111，202—204，224—234页；又见J.E.拉顿伯里：《查尔斯·卫斯理的圣歌中的福音教义》（1941），第184页。这个课题应给以必要的修订和专门的研究。G.R・泰勒先生的论文《天使缔造者》有启发意义，不过他试图用“性”来解释儿童倾向于恋父还是恋母的历史变化：反而得出了荒谬的结论。应当指出“壁”这个词当时既是暗指女性生殖器的也是指子宫的。作为色情的和受虐狂——奉献的意象之同化的暗示，乃是：“流血的壁”一词系指在月经来潮（夏娃的“诅咒”）期内禁止交媾或猥亵动作而言，于是性欢乐及绝对禁止交媾这两种观点便与耶稣受难之说联成一体。有罪的人只有有一种罪孽深重和手涅的意识才能同等地被“纳人”基督的壁内。 [45]E.V.查普曼：《约翰·卫斯理公司（哈里法克斯地区）》（哈里法克斯，1952），第70页。 [46]《观察家报》编辑（利·亨特）：《揭露卫斯理的愚蠢和危险》（1809），第54—64、89—97页。这种语言也使卫斯理宗受到指控，说他们的爱心聚餐、除夕守夜和复兴者的狂热往往演变成混乱的性交。在严肃的批评者中，奈廷格尔批驳这样的指控，利·亨特却赞成骚塞保留自己的看法。见署名“一名教授”的下等作者所写的《一个卫斯理宗教徒的忏悔》（1810）。 [47]参见W.E.H.莱基：《18世纪英国史》（1891），第2卷，第585页：“鬼怪的形象（即卫斯理宗的传教士）不断地损害他们的想像力，在暗淡或消沉的每个小时里缠绕着他们，使他们对判断的世界没有光彩，还要加上他们对坟墓中的黑暗产生的十倍的恐惧。 [48]莱基前引书，第3卷，第77—78页。 [49]参见威尔伯福斯：《现实的基督教观点》，第437页：“记住，我们都是堕落的人.生而有罪，当然会堕落。基督教不承认无罪或善心。” [50]杰贝兹·邦廷及其同僚兴起并占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些年代。1830年以后，在卫斯理宗内部出现了自由化的趋势，尽管邦廷对这个趋势进行了坚决和不懈的斗争；但是，到40年代卫斯理宗进入一个比较温和的新阶段。一方而，一些第二、第三代的工厂主和雇主脱离卫斯理宗，皈依尊贵的国教。另一方面，卫斯理教派成为一些小店主、小职员和低级经理人员的正宗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里，某种尚未确切表明的激进思想和“自助”的意识结合起来了。参见E.R.泰勒前引书·第5、6章；WJ沃纳前引书，第122-135。 [51]骚塞前引书，第561页。我们从班福德18世纪90年代写的回忆录和托马斯·库帕的《生平》中可以看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新卫斯理的许多信徒把他的教导人道主义化（库帕在19世纪20年代担任卫斯理派的小学校氏时，曾经认为不打学生是上帝的恩赐）的例子。此外，参见杰贝兹·邦廷在《描述一项伟大工作的布道》（1805）中所主张的正统的实用主义的说教。 [52]《穷孩子约翰·外斯的故事：儿童教育资料》（哈里法克斯，1810）。 [53]G.R.泰勒前引书。 [54]参见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1961），第135—136页。 [55]摘自哈蒙德夫妇：《沙夫茨伯里勋爵》（企鹅版），第74页。 [56]库帕：《生平》，第37页。 [57]今天有些作者揭露商业化地滥用交流媒介造成了人的贬值。我认为他们由于忽视了早期那种群众灌输的性质及其程度，从而夸大了这方面。 [58]托马斯·班克罗夫特牧师1798年2月12日的信，枢密院档案，第A.152号。 [59]见D.里德：《彼得卢》（曼彻斯特，1957），第51页起，亦见下文，第717页。 [60]早年的教会团体的意识，见L.F.丘奇以同情口吻写的著作《早期的卫斯理宗的人们》（1948），这类著作很多，亦可见韦尔默思博士的著作。 [61]骚塞前引书，第382页起。 [62]见R.A.诺克斯前弘书，有关“热情”的讨论悌520-535页。 [63]F.A.威斯特：《乔纳森·萨维尔回忆录》（哈里法克斯，1844）。 [64]W.M.斯坦普：《布雷德福卫斯理宗大事记》（1841），第85页。 [65]F.W.伯恩：《基督教圣经主义派》（1905），第36—42页。 [66]K.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960），第192—196页。 [67]1801年3月，菲茨威廉伯爵调查了布拉泽斯在布雷德福的信徒的活动，其为首的是一个名叫扎克乔斯·罗宾逊的织工，他“长期以来就是卫斯理宗的中坚成员，即所谓的小组领导人：见菲茨威廉文件，F.45（a）号。 [68]T.A.沃德前引书，第188—189页；伊本一伊泽：《小书》(1811)。 [69]R.韦奇伍德：《回忆录》(1814)。 [70]摘自《阿尔弗雷德报》，1811年8月24日。关于被魔鬼缠身的归女以及一位”自称为基督”的妇女，亦可见F.W.伯恩前引书，第55、64—65页。 [71]骚塞《英国通信》(1808，第2版)，第3卷，第238页。 [72]同上书，第3卷，第232页。 [73]以东和波斯拉是《圣经》中的地名。——译注 [74]指国王与贵族。——译注 [75]尼尼微、所多玛、蛾摩拉和西顿都是《圣经》中的城市，为上帝所毁。——译注 [76]《圣经》中把巴比伦比作罪恶荒淫的代名词。巴比伦淫妇一词，亦影射骄奢淫逸终将灭亡之意。——译注 [77]《旧约·列王纪下》载，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王国亚哈王的异族妻耶洗别以无耻恶毒闻名，后被人从窗口扔下而死。一译注 [78]“奸污我的圣经”句中的原文adulterate，亦作“掺假”解。——译注 [79]《旧约·创世记》中的故事。所多玛，蛾摩拉，城中的居民恶罪大，最终遭上帝降天火毁灭，亚伯拉罕的侄子罗约住在所多玛，一天有两个天使到他家，所多玛的居民要害天使，罗约宁愿牺牲自己的两个女儿换得天使的安全但无效，天使便拉着罗的一家逃出该城，叫他们快逃命，不要回头看。天火下降焚烧该城，响声震天。罗约之妻未遂天使之嘱，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子。——译注 [80]《旧约·但以理书》中故事。巴比伦王叫人把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掠夺来的金银器皿拿来作为酒器，大开千人宴会。忽见一只神秘的手在墙上写字，叫人来解释，乃上帝示警，是责备他们竟敢用这些金银器皿来饮酒。当夜，这位巴比伦王即被杀，波斯大利乌王夺取了巴比伦国。——译注 [81]巴力，邪神、假神。——译注 [82]噩王是《圣经》中的巴珊王，亚甲王是《圣经》中的亚玛力人国王。——译注 [83]《旧约·约书亚记》故事。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以渡过约旦河。第7天亦第7次绕城，祭司吹角，军民大呼，该城即塌陷，以色列人夺得城乃过河。——译注 [84]《旧约·创世记》载，亚伯拉罕之孙雅各在归途中遇一人和他摔跤，那人无法取胜遂停手。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走，雅各道了姓名后，那人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从此你叫以色列”（希伯来文以色列是“与神角力的人雅各有12子，繁衍为以色列的12支派，成为以色列民族。12子有个叫犹大的。其子孙住在耶路撒冷以南的地区，为犹大国。犹大之弟叫约瑟。约瑟有两子名以法莲和玛拿西。此二人后来又各成一个支派。按：以色列民族其他支派以后都流散了，只有犹大国一直保持民族特色，今之犹太人的历史，基本上是犹大支派的历史。——译注 [85]《旧约·以西结书》载，古以色列人久受亡国之苦，失望消沉。先知以西结受上帝感召，去骸骨遍野的平原，忽闻响声震动，见枯骨复生为人，成为一大支军队。——译注 [86]《旧约·约书亚记》载，古希伯来人领袖约书亚率众进入迦南地区时，在基遍城郊击溃守敌，敌争相逃命。约书亚祷告上帝，要太阳停在基遍，月亮停在亚雅仑谷，以便全歼敌人。上帝恩准日月停留天上约有一天。——译注 [87]最后一行话不是乔安娜写的，而是她的信徒即“一位极受尊敬的绅士思想中的一小部分其他的.全是乔安娜写的。见《信仰的奇怪效应》，第5卷，第235页；第6卷，第275页；《预言的连续性》（1802），第15、48——49页；《及时的劝告》（1803），第17页；《向聪明人进一言》（1803），第32页；《圣上发出了警告》（1804），第31、45页，《警世之言》（1804），第8页；《文集与文集选》（1804），第49页；《通信录》（1804），第44—45页；《答利兹信使报的五项指责》（1805），第20—21页；《上帝和心灵的交流》（1809），第2039页。亦见G.R.巴尔兰：《发现过去》（1956），第1一7章；夏普：《对世界的回答》（1806）。 [88]这种崇拜的信徒必须留胡子。关于索思科特派向北方的渗透，见J.克罗斯利：《J.科金牧师的讲道词质疑》（利兹，18O6）；G.特纳：《为上帝的荣耀辩护》（利兹，1807）；W.库克·泰勒前弓【书，第230页；F.皮尔：《斯彭河谷的非国教派》，第187—188页。 [89]见G.R巴尔兰前引书，第8到14章；W.H.G.阿米塔奇：《人间天国》第274—276页；并见下文，第799—802页。 [90]《上帝和心灵的交流》（1809），第33页。 [91]哈里法克斯剧院皇家剧目单，1793年。 [92]见《政治纪事报》，1813年6月12日。 [93]这些数字包括新教团和一些较大的团体，但不包括北威尔士的加尔文式卫斯理宗。1815年成员超过1000名的正统卫斯理宗巡回教区据说包括伦敦、布里斯托尔、雷德卢思、圣艾夫斯、伯明翰、伯斯莱姆、麦克尔斯菲尔德、曼彻斯特、博尔顿、利物浦、科恩、诺丁汉、设菲尔德、利兹、伯斯塔尔、布雷德福、哈里法克斯、马恩岛、桑德兰、威克菲尔德、杜斯伯里、埃普沃恩、约克·赫尔、达林顿、巴纳德堡、纽卡斯尔和希尔兹。见M.E.爱德华兹：《拿破仑时期卫斯理宗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伦敦博士论文，1934），244页。 [94]《绿林好汉》，第129—130页。 [95]见E.J.霍布斯鲍姆：《卫斯理宗与革命的威胁》，载《今日历史》，第7卷，（1957），第124页。 [96]L.罕特前引书，前言，第14页。 [97]H.B.肯德尔：《原旨卫斯理宗史》（1919），第7—8、31页。肯德尔记载过一个传说，可以肯定信仰复兴的作用，据说1817年有一名“卢德分子”正在思考暗杀行动而在他履行使命时被擒但却只把他带进了教堂而已。关于彭特里奇起义，参见下文，第659—669页。 [98]相类似的是，阿米塔什教授也发现，19世纪80年代从工业地区向天国摩门教城移民人数最多的年份恰恰是宪章派最不活跃的年份，参见下文，第802页。 [99]T.库珀：《自传》，第85—86页。 [100]这句话出自一篇激进派短文《卫斯理宗牧师与改革派对话》（纽卡斯尔，1819），指责从一位卫斯理宗牧师口中说出来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卫斯理宗布道的语言。 [101]《政治纪事报》，1824年1月3日。 [102]参见E.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1960）.第81-83页。 [103]R.F.韦尔默恩：《卫斯理宗与工人运动，1800—1850》，第61页；《圣经·以西结书》，第21章，第25—28节，有趣的是英国平等派也使用了这些章节，杰勒德・温斯坦莱：《丛林之火》(1650)中说：“你们这世上压迫人的权力……你们可还记得；你们将倾覆、倾覆、倾覆，这将降临在你们身上……”其他例子可见下文，第512页。 [104]H.凯利：《山上采出的石头》（纽卡斯尔，1821），第13页；凯利：《独立卫斯理宗信史》（纽卡斯尔，1824）。 [105]作者拥有此单据。建议参阅“耶利米书”下列文句：“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 [106]本杰明·格雷戈里：《自传回忆录》（1903），第126—129页。 [107]会议成员在“国王的林子里（与‘金斯伍德’谐音）有一所学校，他们的儿子（而不是普通信徒的儿子）在受教育……这也是靠普通信徒出钱维持的……这些儿子就是这样受了教育，时机一到，便冒了出来成为绅士，也就是说……成了地方税务官、收税员、职员和各类官员。”《政治纪事报》，1820年1月27日。 [108]《政治纪事报》，1824年1月3日 [109]1803年7月23日《政治纪事报》：“与德斯帕德一道处死的……有6名叛国者，3名是卫斯理宗信徒，还有1名卫斯理宗的牧师在最后一分钟也加进来……这个宗派的成员主要是大市镇和工业地区及其周围的卑恭屈膝的人。”参见T.E.欧文：《卫斯理宗揭密》（1802）。 [110]《政治纪事报》，1820年1月27日和1821年1月13日。 [111]J.T.威尔金森：《休·伯恩传，1721—1852》（1952），第21-32页。参见威尔金森写的《威廉·克洛斯的生平》。 [112]E.J.霍布斯鲍姆：《绿林好汉》，第8章。原教旨11斯理派在1811年只有200人，1820年有7842人，见H.B.肯德尔前引书，第31页。 [113]《就卫斯理宗问题致一位乡村绅士的信》（伊普斯威奇，1805）。 [114]B.威尔逊前引书，第3页；《哈里法克斯卫报》，1839年5月25日，汉森因为这次演讲而被卫斯理宗革出教门。 [115]《全国宪章派诗歌集》。 [116]《哈里法克斯卫报》，1848年4月21日。参见下文第693页所载1819年提出的口号。 [117]F.皮尔：《斯彭河谷的过去和现在》（赫克蒙德威克，1893），第317—319页。 [118]《共和报》，1866年11月16日；《人民报》，1853年7月2日；《卢登堡副主教教堂的历史》（1928），第5页。拉夫巴勒的约翰·斯克文顿是原旨卫斯理宗中同他一样有力和完美的人，关于他可参见哈里森：《莱斯特的宪章运动》，载布里格斯：《宪章运动研究》（1959），第70页起。 感谢肖弋戈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十章生活水平和经历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十章生活水平和经历 1．生活品 如果从探讨那种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的假定的平均工人的工资水平，转向对食品、衣服、住宅等消费品乃至健康和道德状况的注意，那么，有关工业革命期间生活水平的争论也许就会有最高的价值。这场争论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是复杂的，这里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对无休止的讨论做一个评价。当我们考虑用量化方法来衡量时，1790至1840年之间国民产值的增长大于人口的增长，这似乎没有任何疑问。但是，最困难的问题是讨论国民产值如何进行分配。即使我们将其他的因素（例如，由于不利的贸易条约，国民产值的增长中有多大的比例供出口；其中有多少进入投资，而不是进入个人的消费品等）暂时搁置在一旁，也很难发现人口中的不同部分所分享的份额各占多少。 有关工业革命期间人民的饮食水平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粮食、肉类、土豆、啤酒、糖和茶叶等食品的消费上。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40年，小麦的人均消费量可能有所下降。专门研究土豆的历史学家萨拉曼博士极为详细地叙述了“面包圈之战”，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地主、农场主、教区牧师、工厂主和政府通过“面包圈之战”竭力把小麦从劳工的餐桌上夺走，让土豆变成他们的主食，其中关键的年份是1795年。此后，人们又把战争的需要作为第二条理由来论证让穷人吃廉价的基本食品是大有益处的。战争时期土豆种植面积的增加不能完全归因于小麦短缺。”小麦的短缺确实存在；但是，由于价格的上涨而引起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不平等的承担份额则更是一个潜在因素……英国的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北方，到1790年，已从食用粗粮转变为食用小麦，他们自豪地以白面包当作自己社会地位的象征。南方农村的劳动者即使濒临饥饿的边缘，也拒绝放弃以面包和奶酪为主食的饮食习惯。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饮食上的阶级战争不断发生，在南方，土豆渗入了面包，在北方，燕麦和土豆渗入了面包。哈勒维发现卫斯理宗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而萨拉曼博士却发现土豆的作用更为有效。他写道： ……土豆的使用真正使工人能够尽可能地靠最低工资生存下去。土豆很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把英国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恶化和退步又延长和推动了100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吗？只有流血革命。英国之所以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避免了这样的暴力动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土豆。[1] 营养学专家现在告诫我们，土豆有充分的营养。当生活水平的提高足以使土豆成为辅助食品，使饮食实现多样化时，土豆无疑有很大的好处。但是，用土豆代替面包和燕麦粥却使人们感到是个退步。爱尔兰移民以土豆为主食（埃比尼泽·埃利奥特把他们叫做“爱尔兰吃根的游牧民”）就是有力的证明。许多英国人都同意科贝特的说法，即穷人是一场要把他们降低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上的阴谋的受害者。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面包（和燕麦食品）的价格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第一项指数。1815年通过谷物法时，议会不得不调动军队防备群众。在彼德卢广场，最鲜明的旗帜就是“不要谷物法”；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反谷物法请愿斗争（尤其是在兰开郡），情况仍旧是这样。 像小麦一样，在饮食的价值观念中，肉类也含有社会地位的情结。古老英国的烤牛排可让手工工匠引以为骄傲，也是劳工所期望的。在1790至1840年间，肉类的人均消费量可能也下降了；但在下降的数量上有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伦敦屠宰场宰杀的肉畜的数量和质量上。但是，即使这些数字确定了，我们也无法肯定是哪一部分人吃肉，他们占多大的比例。肉类当然是衡量物质水平的一个敏感的指标，因为实际工资一俟升高，购买的第一批商品中就会有肉类。季节工对52个星期日的主餐并不省俭细算，相反只要他有充分的工作就很会花钱，并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里寻找机会。有人对亨利·梅休说： 在漫长而晴朗的夏日，勤劳的制砖工家的小女儿会到肉铺去买排骨和其他美食，她会说：“先生，爸爸现在不计较价格，但他一定要好排骨。要剁整齐的排骨。先生，嫩一点，因为他是制砖工人。”在冬天，她只能说：“啊，先生，我只有4个便士，你得给爸爸切一块便宜一点的肉。他不计较什么肉，只要便宜就行。现在是冬天，他没有工做，先生，因为他是制砖工人。”[2] 一般说来，伦敦工人的期待值比外省工人高一些。在1812年严重的经济萧条时期，一位观察者得到这样的印象：伦敦穷人的日子比北部和西部穷人的日子过得好一些： 首都穷人的生活实际上比较舒适，尽管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高得很。在那里，最低微的劳工也常常吃肉（鲜肉），餐餐有面包、奶酪，还有某种啤酒。西部的农民却不可能给家里弄到这样的食物。[3] 当然，那里也会出售各式各样的低档“荤食”，例如熏鲱鱼和熏青鱼、牛蹄、羊脚、猪耳朵、烤肝、牛肚和黑香肠等。兰开郡的农村织工看不起城镇的食物，他们喜欢吃“用刀刚刚割下来的东西。”这句话既反映了他们自己仍在养猪，也反映了他们怀疑城镇的肉染病了。如果不得不在城镇里吃东西，那么“每一口都伴随着痛苦的思考，他在想这四只脚的畜牲活着时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要活生生地死去”。[4]城镇居民吃的是不洁的掺假的食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随着城市工人比例的增长，这种事变得更糟。[5] 啤酒的人均消费量在1800到1830年之间下降了，茶叶和糖的人均消费量都上升了，这一点没有疑问；而在1820至1840年之间，白酒和威士忌的消费量有显著的增加。再一次证明这既是个饮食问题也是个文化问题。在农业工人，卸煤工人和矿工看来，啤酒是任何重体力劳动者不可缺少的饮料（用来“收收汗的”），在北方一部分地区，啤酒和“饮料”指的是同一回事。家酿酒是家庭经济中的必需品，因此“如果一位青年妇女能烤燕麦饼和酿制好酒，她就会成为一名好妻子”；一些“卫斯理宗小组领导人说，不喝‘一大罐’饮料，他们就无法领导小组”。[6]啤酒税是造成啤酒消费量降低的主要原因。这种税目最不得人心，当时甚至有人认为这项税收会引起一场革命。1812年，汉普郡的一名牧师兼职地方官说，只要取消啤酒税， 劳工们就会高高兴兴地去做工，拼命地把活干好，并且变得忠于家庭，尤其是会忠于国家。因为国家允许他和上级一道分享这种大众饮料。的确，穷人希望英国议会有可能给予他们的就是这个东西。[7] 对度数高的啤酒征收的附加税引起了普遍逃税的现象，到处都有“地下酒店”。有一次，塞缪尔·班福德被酒店里的人怀疑是税收官员，几乎把它杀死，幸好有一个酒客认出他是“正在逃亡”的善良的激进派分子。 收税的结果无疑大大地减少了家庭酿酒和家庭饮酒的量，同时也使日常餐桌上的饮料越来越少，酒成了家庭之外活动时的主要饮料。（1830年取消了对度数高的啤酒的征税并通过啤酒法案，5年之内，有35000家啤酒店就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一样，遍布各地。）饮茶量的增加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代替啤酒或者牛奶，当时有许多人——以科贝特为核心——认为这个现象再一次证明生活水平下降了。茶被看做一种蹩脚的代用品，（与白酒消费量的增加一起）反映了因劳动时间过长和饮食不足而需要刺激物。到1830年，茶叶也被当作生活必需品，穷得买不起茶叶的家庭往往向邻居购买煮过一次的茶叶，甚至把沸水倒入烧焦的干面包来冒充红茶颜色。[8] 总之，这些记载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工业革命的50年里，工人阶级从国民产值中分享的份额相对于有产阶级和职业者阶级所享有的份额来说，肯定是下降了。关于工人阶级的种种证据都说明，在国民财富增加了的同时，“平均的”工人却仍然在接近于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生活。财富的大部分明显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却又以同样明显的方式落到了雇主的手中。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在人们的感觉中十分酷似生活水平的下降。他们在“经济进步的益处”中所能分享到的东西是更多的土豆，为家庭弄到了一些棉织衣物、肥皂、蜡烛、一些茶叶和糖，还有《经济史评论》上的大量文章。 2．住家 有关城市环境的证据也不太容易讲清楚。18世纪末有一些农场工人全家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房子内，潮湿，地面低于地平面。50年以后，这种情况少了一点。尽管在成长中的工业城镇，人们对事先未经过设计而且往往偷工减料牟取暴利的建筑物议论颇多；但是这些房屋比起许多从农村迁移来的人们原来习惯居住的房屋还是好了一些。但是，随着工业城镇逐渐陈旧，供水、卫生和过分拥挤的问题以及把住宅当做生产场所用的问题都成倍地增加，以致我们最终看到19世纪40年代对住宅和卫生进行的调查揭示了那些令人惊讶的状况。不错，农业村庄和织工村庄的状况可能同普雷斯顿和利兹的状况同样糟糕。但是，大城镇里的问题范围更大，成堆的环境问题加速了疾病的传播。 此外，大城镇的状况——至少令人感到更加讨厌和不方便。村庄从井里打水，井又靠近坟地，可能是不清洁的，但村民们至少可以不必到晚上去取水并到几条街合用的惟一的水压汲水龙头前排队等候；村庄里还不必付水费。工业城镇的居民往往无法避开工业废料臭味和阴沟，他们的孩子只能在垃圾和阴沟旁边玩耍。北部和中部工业地区的证据说明这种环境毕竟至今仍然存在。 城市环境的恶化是工业革命最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之一，无论是从美学的角度，从社区环境的角度，还是从卫生条件和人口密度的角度来看都是这样，这不仅使当时的人们感到惊愕，也使我们今天的人感到震惊。此外，在一些“高工资”地区，这样的状况更为严重，而“乐观派”用来证明生活水平有所改善的证据，就是从这些地区汲取的。常理告诉我们应当把这两类证据结合起来考虑。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提出了各式各样令人宽慰的结论。一些主张改良的工厂主对雇工的住宅条件加以关心，这些事例也许会让我们更多地思考人类的本性。但是，这样做仅仅触及了问题的皮毛，就像值得称赞的慈善医院对死亡率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一样。从1840年以后或者从1842年以后，1842年关于城镇健康状况的调查引起舆论哗然，1831年和1848年的霍乱又引起舆论的警觉，大多数认真的模范社区的试验（除新拉纳克之外）就是自此以后才开始的。1840年以前的那些试验，如阿什沃恩在图尔顿的试验，则是在自给自足的纺织村庄中进行的。 有人说，正在恶化的环境之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因为它不是谁的过错，尤其不是“资本家”的过错，在这里找不到谁是“坏蛋”。一些质量较差的房屋是由小包工或小投机商人，甚至是由独立经营的建筑工人建造的。设菲尔德的一位调查者谴责了地主、（放高利贷的）小资本家和“只拥有几百英镑”的进行小型投机活动的建筑工人，其中有些人“实际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9]对波罗的海地区进口的木材、砖、瓦、石板等一直课以关税，艾什顿教授可以为所有这些指责开脱罪责，他说：“应该强调指出：机器、工业革命，甚至投机的砌砖工人和木匠都没有错。”[10]事实可能就是这样：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就像一句大家知道的谚语所说的：每只跳蚤身上“都有一批小跳蚤在吸它的血”。19世纪20年代当兰开郡许多织工拒付房租时，据说有些农舍的东家也被迫去靠救济生活。在大城镇的贫民窟里，有些酒店老板和小店主往往是人口拥挤的“牲口棚”，即用碾碎的灰浆搭起来的最坏的房屋的主人。但是，这丝毫不能缓和实际的困境，而对于责任由谁分担的争论也不能为某些人掠夺穷人开脱罪责。 另一种比较有价值的说法是，它强调改善的程度：在一些较古老的城镇里，街道、路灯、下水道和清理贫民区可能从18世纪就开始的。但是，拿常提到的伦敦为例，到底市中心的改善是否扩大到了东区和码头地区，到底在战争期间，这样的改善在多大的程度上保持下去了，却谁都弄不明白。公共卫生改革家索斯伍德·史密斯医生对1839年伦敦的状况所做的报告说： 尽管做出了系统的努力，……在富有者阶级居住的地区大规模地拓宽街道，……扩大和完善排水和下水道工程，但是，在穷人居住的地区并没有做任何改善的事。[11] 东区的状况如此有毒有害，以至医生和教区官员们在他们任职期内都冒着生命的危险。此外正像哈蒙德夫妇所指出的，正是在工业革命中繁荣起来的市镇里，环境状况最为糟糕，“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兰开郡经历的痛苦就是当年伦敦（在商业革命中）所经历过的那种痛苦。”[12]设菲尔德这古老的比较繁荣的城镇，技术工匠占较大人口比例。19世纪上半叶，尽管在那里也建造偷工减料的房屋，但是可以肯定，其住宅状况有所改善。在1840年，每所房屋里平均居住5人；大多数工匠租一幢小住宅，包括一个休息室和两间卧室。而在纺织地区，在像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普雷斯顿、博尔顿和布雷德福等爱尔兰移民最多的城镇，住房条件极端恶化的证据也最充分，比如，拥挤密度太高，有些人住在地窖里，肮脏得难以言状等等。[13] 最后，有人唠唠叨叨地反复表示，贫民窟、发臭的河流、自然的破坏以及建筑方面的丑闻都情有可原，因为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太混乱，在人口急剧增加的压力下，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先例可循。“造成苦难的原因往往是无知而不是贪婪。”[14]实际上，这两种原因同时存在着，事实还证明，这两个原因中没有哪个比另一个更可原谅。这种观点中只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多数的大城镇里，医生和卫生条件改良家，边沁派和宪章派，都曾反复地为改善环境进行斗争，反对有产者的无动于衷，反对关于所谓“廉洁政府”的纳税人的蛊惑宣传。到这时，工人实际上已被隔离在臭气冲天的圈地上，而中等阶级则尽量远离工业城市，远到马拉交通感到方便的程度，从而反映了他们对工业城镇的真正看法。就是在建筑状况比较好的设菲尔德， 除了工匠和贪得无厌的店主外，所有的阶级都被乡村的舒适和恬静所吸引，律师、工厂主、杂货商、布商、鞋匠和裁缝，都在风景美丽的地区安下了他们的住宅……。 1841年，设菲尔德的66名律师中，有41名居住在乡间，其余的25名律师，有10名是刚进城的新手。在曼彻斯特，穷人住在大院和地下室， 周围是高大的仓库、工厂、商店和生产设施，不被阶层高的人所见；他们富有的邻居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奇塔姆、布罗顿和肖尔顿，对他们的了解并不比对居住在新西兰或坎查塔的人了解得更多一些。 “富人看不见穷人，或者说，只有当流浪者、乞食者和犯罪少年逼上门来，他们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才认识他们。”“有一句谚语说：‘世界上有一半人不知道另一半人如何生活。’我们可以把这句谚语改成：‘世界上有一半人不管另一半人如何生活。‘阿德威克人对安柯特斯人的了解并不比对中国人的了解更多一些……”[15] 当然，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在工业区的集中，会给任何社会带来大问题，尤其给那个以追求利润、敌视计划为其理论基础的社会更是如此。我们应当把这些看做是工业化固有的问题，但由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它就变得更加严重。不管对这些问题下什么定义，这些定义都不外乎对同一事实做不同的描述或解释。任何对1800至1840年工业胜地的考察都不会置满目疮痍和破坏自然景观的事实于不顾，到改建巴思的下一个世纪，人们就既不缺乏美感，也不忽视政府的责任了。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在这两点上都退步了，至少留下了一个严峻的教训，即不打算把这些对生活的理想扩大到工人当中去。不管大城镇中穷人的状况在1750年以前是多么地令人心惊，但在先前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城镇一般都有某种市政的价值观念和建筑的美，达到了职业、市场和工厂之间的某种平衡，带有多样化的意识。“焦炭区城镇”就是第一批人口超过一万人的市镇，也是专心注重工作和“实情”的市镇。 3．生活 健康和寿命的问题更难讲得明白。直到最近都广为承认，1780至1820年英国人口“爆炸”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医学知识的进步，营养（土豆）、卫生（肥皂和棉布衬衣）、供水或住房状况的改善的结果。但是，这个论点现在完全引起了怀疑。人口“爆炸”可以看做是全欧洲的现象，同时并举地发生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和爱尔兰，虽然这些原因在各地发挥作用的程度并不相同。其次，人口学家现在对公认的证据提出抗议，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论点，强调造成人口“爆炸”的因素主要不是死亡率的下降，而是出生率的上升。[16] 即使我们接受克劳斯博士的观点，也就是说1781年以后出生率上升了，而1831年以后下降了，而且“死亡率没有重大的变化”，这也并不等于提供了证据来说明工人阶级的健康改善了，寿命提高了。有趣的是，1821年，生育率（每1000名育龄妇女中4岁以下儿童的数目）最高的地区首先是工业革命的腹地（兰开郡、约克郡西区、柴郡、斯塔福德郡），其次是受打击最严重的南方的一些“济贫法郡”。这一事实似乎证实了马尔萨斯的论点：斯品汉姆兰救济制度和工厂就业的机会增多（包括童工）提高了出生率。这种观点在当时非常流行，却遭到了科贝特的反对。我们不必假定父母在有意地决定多生子女以便增加赚钱的人数或有理由领取济贫金。解释生育率的上升，可以有种种理由，比如社区生活和家庭生活传统方式的崩溃（斯品汉姆兰制度和工厂都可能削弱对早婚和“草率”结婚的禁忌），“寄宿”农场工人和学徒的减少，战争的影响，向新兴市镇的集中，生育力最强者的遗传选择等等。此外，出生率的上升决不能用来当做生活水平提高的证据。[17]最穷的工人和最“草率”结婚的工人占家庭数量中的大多数，这正是19世纪的观察家大讲特讲的主题。在爱尔兰，大饥荒的残酷经历改变了爱尔兰农民生活中的整个婚姻模式。[18] 这些讨论太复杂了，最好还是暂时给人口学家去议论。但是，我们已经到了需要用新的观点去看待证据的时候，这些证据习惯上是以假定死亡率下降来解释的。医学的进步似乎在1800年以前并没有对工人阶级的寿命产生太大影响。18世纪中叶，伦敦和其他一些较古老的“工匠”市镇中，死亡率下降，原因是喝酒减少以及早期努力改善卫生条件和开导工作的功效，这却是可能的。“人口爆炸”可能开始于18世纪中叶，主要原因是流行疾病的减少，那是由“人类无法控制的毒性和抗毒性方面发生变化”而造成的。[19]最初的人口增长是受长期农业丰收和最初的（不是以后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改善这两者的激励所致。随着工业革命的速度不断加快，随着迅速兴起的大城镇里人口拥挤道德败坏的现象成为典型的现象，而且又加入了大量无家可归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健康状况也发生了严重恶化。在19世纪的头三四十年中，新兴工业城镇和农业地区的新生儿死亡率非常高——但有时却比农村更上升一倍之多。利兹的特纳·撒克拉医生说：“大城市的居民当中完全健康的人不到10%[20]，当时还有大量的文字证据说明工人阶级的疾病发生率、营养不良、新生儿死亡率和职业病的状况，它们有时自相矛盾，特别是关于工厂童工的后果问题。因为鼓吹十小时工作制法案的运动在19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潮时，医生们往往是从另一面的陈述加以论证的，不过，“乐观派”历史学家把医生那些有利于改革派要求的证据斥为“有偏见”，同时又把支持雇主一方的医学证据当作“客观”和权威而加以接受。这种倾向现在应当结束了。[21] 《中央注册处处长的第一份报告》（1839）证明，死亡总人数中的20%是由于肺结核造成的。这种疾病在乡村和城市中都十分流行。在1818至1827年之间，利兹一家呢绒纺织厂中死亡的成年工人和青工为92人，其中至少有52人死于肺结核，或称做“痨病”。其次的两类致死原因为“体力耗尽”或“太老”（9人）和气喘病（7人）。看一看设菲尔德总医院的外科医师霍兰医生提供的更详细的数字就很有趣，它包括从1837至1842年的5年间在设菲尔德户籍区内死亡的原因。在这5年内死亡的11944人（包括婴儿）中，造成死亡人数在百人以上的原因如下表所示： 1．肺结核1604人 2．惊厥919人 3．肺炎874人 4．自然死亡800人 5．事故（据验尸官报告）618人 6．热病、猩红热550人 7．虚弱519人 8．牙病426人 9．肠炎397人 10．脑炎351人 11．痨病346人 12．麻疹330人 13．天花315人 14．百日咳287人 15．不明炎症280人 16．一般热病255人 17．气喘病206人 18．喉头炎166人 19．瘫痪病107人 20．肝病106人 毋庸赘言，这份证据从诊断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充分的（它没有列出肠胃炎和白喉等疾病）。霍兰医生认为，这份报告“可依赖的程度不高”，所谓“痨病”和许多“气喘病”例实际上就是肺结核。在注册中只有一人死于“缺乏食物”，对此霍兰评论说： 任何医学工作者如并未得出这个城市中有成百的人是死于缺乏生活必需品的结论的话，他的观察定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们可能死于某种病；但这些病是生活贫困再加过度疲劳而引起的。 不过，设菲尔德的数字指出，这5年内，生育死亡人数为64人（这里可以说不会有诊断上的错误），这说明在过去的100年里的显著的进步。生育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是产褥热减少，卫生的改善，助产术的进步等等真正的功效。但如果说各个阶级中产妇的死亡率都有下降，那么，工人阶级母亲的存活只是使其生育出更多的子女，而子女的生存机会在工业中心却正在降低，如果婴儿死亡率比较高，那么我们还必须记住，儿童生命的关键时期不是1岁以下，而是5岁以下。由此，在这个时期，设菲尔德总共死亡的11944人中，各种年龄的死亡人数为： 1岁以下2983人 1岁1511人 2—4岁1544人 就是说，5岁以下的死亡人数为6038人，其余的5906人死于5岁以上各年龄组。因此，儿童死亡率（1岁以下）约为25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506%。曼彻斯特的情况也大致上相似。（凯伊医生指出，）“穷人家庭一半以上的后代……死于5岁以下”，注册处长的报告（1839）也证明该地5岁以下的年龄组死亡率为517%。不过，这些数字低估了——也许大大地低估了——实际的儿童死亡率，因为工业中心的成年移民不断地猛增。1851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出生地点）证明“在几乎所有的大城镇里，从外地迁入而定居的移民在数量上超过了本城镇出生的人”，移民的死亡不断地掩盖着儿童死亡率的真相。到1840年以前，大城镇人口的增长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于农村。如果传统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在旧的中心城市和市场村镇，大部分人的健康都能从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对清洁卫生习惯的开导）中有所受益，但创造这些成果的人并未从中得到好处。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在“高工资”的工业中心，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出世，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儿童在不太会说话时就夭折了。而在“低工资”的农村，由于有济贫法的补助，儿童们生存下来了，并到城镇中定居去补充成年劳动力负担沉重的工作。[22]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工厂成年工人的健康水平低于一般人。有些证据说明成年棉纺工人的健康状况在1810至1830年间改善了，而后来随着对劳动时间的限制，机器罩了外壳，场地空间通风和粉刷等都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程度更快地提高了。不过，他们的子女仍同其他劳动力一样受苦。1833年，曼彻斯特的雇主受权进行一项调查，从而发现被调查的已婚纺纱工人共生育3166名子女（平均每个婚姻生4.5个孩子），“其中有1922个子女活下来了，占总数的60.5%。死去的子女为1244名，占39.5%。”[23]人们可以合理地假定，这39.5%有可能会上升到50%，因为有些儿童在调查时是婴儿，而等他们达到5岁或还没有达到5岁时，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人们通常认为在工业革命中获利最多的工人的子女也有这样高的死亡率，这可以部分归因于总的环境健康状况太差。也可能因女孩从小就在工厂里做工，造成盆骨的变形和狭小，容易造成流产；母亲临产前一个星期仍然在工厂里劳动，致使新生儿虚弱；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儿童得不到适当的照顾。[24]母亲因怕失去工作，在产后三个星期甚至更短的时间后就回工厂去劳动。19世纪40年代，在兰开郡和约克郡西区的一些城镇里，婴儿被带到工厂里去，以便在吃饭时喂奶。年轻的母亲从八九岁起就开始在工厂工作，从未受过家务的训练，惊人地缺乏医疗知识，父母（有时在教会的鼓励下）成为宿命论迷信的受害者，他们常用麻醉剂，甚至鸦片酊，让哭闹的婴儿安静下来。他们把婴儿和正在学走路的孩子交给亲戚去看管，或交给育儿院的老婆婆看管，或交给因年龄太小无法在工厂找到工作的其他儿童去看管。有的父母给婴儿一个肮脏的布奶头让他们去吸吮，“里面绑上一片用奶和水浸涨的面包”，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两三岁刚学走路的孩子“嘴里含着这些布奶头在工厂周围跑来跑去。”[25] 一名跛脚的人写道：工厂的工人走在街上很容易被人们认出他是干什么的，因为他有些关节总有毛病，不是双膝内向，脚踝肿大，两肩一高一低，就是弯腰驼背，鸡胸，或另一种体态畸形。[26] 但无论是在工厂里面还是在工厂外面，多种工业职业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如果棉纺工人40岁以后很难找到工作（那些找到了工作的人也经过了淘汰弱者的长期选择过程），那么，年老的矿工和刀具工遭遇也一样。撒克拉医生发现，在再生毛织工人和拾破布的人当中，职业病的发病率较高，霍兰医生则写了一篇论文，详细地论述了在设菲尔德磨工当中的疾病和工伤事故。我们已经知道家庭梳毛工恶劣的工作条件，而织工也面临着肢体畸形之虞。蒙迪普斯山的制玻璃工人、烤面包师傅，以及伦敦的许多血汗业工人都面临着这种后果。裁缝由于每天要长时间地”交叉着两腿坐在条板上”，他们的特征是肩膀和胸部都成畸形。 特纳·撒克拉医生看不出最差的家庭劳动与棉纺织厂的劳动有什么差别，他看到的留在曼彻斯特棉纺织厂的儿童…… 几乎全是满面病容：瘦小、嬴弱、赤脚、衣衫褴褛，许多人看上去还不到7岁。男人们一般都在16岁到24岁之间，还有未成年的人，他们都像儿童一样苍白和消瘦。只有妇女的样子还好一些。…… 他把这些人同约克郡西区规模较小的工厂和整布车间中的工人们作对比，“那是些粗壮的漂布工、强壮的粗纺工和面色红润，脏而快乐的接幅工”，而在棉纺织工人中， 我看到了，我觉得看到了，一个退化的人种——受压而发育不全，被弄得衰弱的，被糟踏的人类——男的和女的不会活到老，儿童永远不会长成健康的成人。 他对棉纺织厂雇主们所收集的有关健康状况的证据表示怀疑，因为大多数男工在刚成年时就被解雇了，而且没有力气的棉纺工人在别的行业中将会死去。无论是在新的工厂还是在许多旧式的家庭工业中，老工人“无论在体力还是在外表上，都比老农民差得多”。[27] 但我们还是看看乘数和积数吧。毫无疑问，有大量的儿童在工厂致残，同时，还应该估计一下在手织工和外作工的孩子中，有多少儿童患了佝偻病。（这两种情况不应混为一谈，工厂致残就是工厂致残，而佝偻病按照利兹医院外科医生史密斯的解释，“一般都始于婴儿期，在儿童达到进工厂的年龄以前，肢体变形已经形成。”）[28]到1830年，人们普遍认为，“平均的”城市产业工人都属于发育不良，他们由于体力衰弱不适合于从事一向留给爱尔兰穷人干的重体力劳动。棉纺工一旦失去工作就陷入绝境，最佳的情况就是指望被雇去“当听差，招徕顾客，出售发夹和针，沿街卖唱，兜售扁带和花边，橘子，姜饼。”[29] 只要在人口的基本统计数据上还存在着争论，任何结论都须进行探讨。我们不可低估18世纪初的伦敦在酒精“流行病”时期达到的令人震惊的死亡率。不过，在18世纪下半叶，工匠和一些农业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似乎比19世纪上半叶的工厂工人和外作工人好一些，如果在这个时期里，伦敦和伯明翰的死亡率正在下降，这也许因为它们依然是“工匠”城市，养育子女的水准较高，工作环境还不那么有害于健康。在北方工业地区，在陶瓷业地区和大多数煤田，婴儿死亡率上升，寿命缩短，生活更加悲惨。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饮酒和使用鸦片剂的人增加了，这又加剧了职业病的风险。悲惨景况也许促使生育率的上升，霍兰医生发现设菲尔德“最放荡、最轻率和最不顾后果的人”是在收入最低和组织性最差的工人中。“从大量的调查中，我们敢说，工匠的生活状况越坏，结婚就越早。”[30] 即使我们承认全国的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在19世纪的前40年里略有下降，我们仍然要对这样的统计提出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就是我们对工资和消费品的统计数提出的问题。我们决不能设想垂死的或生病的儿童会分布得比肉类和衣服更为平均。我们知道，事实绝非如此。奥斯特勒说，有钱的人很少同时穿两件大衣，但是，他的家庭看医生的机会、服药、育儿、饮食、居住面积以及环境的安排等等则胜过穷人10倍以上。根据各个中心地区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在1842年死亡的平均年龄做出的估计如下： 绅士商人 劳工 拉特兰郡5241 38 特鲁罗4033 28 德比4938 21 曼彻斯特3820 17 贝思诺草地4526 16 利物浦3522 15 在利兹，这三类社会群体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4岁、27岁、19岁，整个平均年龄为21岁。在哈里法克斯，一个分布很广的教区与比较集中的中心相比死亡率较低，当地的一名医生曾经计算过死亡时的平均年龄：“绅士、厂主及其家庭”55岁，店主24岁，工人22岁。[31] 人口学家认为这些只是“文字性”的证据而不是统计证据，这是对的。但是，它也表明数百万中等阶级和工人贵族当中婴儿死亡率实实在在地降低和平均寿命的延长，这在全国的平均数中掩盖了工人阶级一般状况的恶化。设菲尔德的霍兰医生早在我们之前就提出了这个看法，他说：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工人阶级现在遭受的痛苦以及由此造成的死亡率大于过去。在大多数工业地区，工人阶级的死亡率如果可以单独进行研究，而不把它同整个人口联系起来研究的话，必定高得令人惊讶，难以设想。对寿命延长的猜测主要是因为……中等阶级的人数比过去大大增多……。 他接着又说，从“粗糙的报告中”，“我们受骗了。” ……以为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状况都在逐步改善。但是占人数最多的阶级可能真是一点改善也没有，甚至还正在恶化。[32] 4．儿童 我们在前面已经接触了童工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一个问题居然会引起争论，这是奇怪的。在1780到1840年之间，对童工的剥削程度明显地增强了，熟悉史料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这个事实。矿井里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效率低的小型矿井里，通道有时十分狭窄，只有儿童才最容易穿过；在几个较大煤田，随着采煤工作面越来越远离竖井，需要儿童当“运煤工”，或者看管通风口。在纺织厂，童工和少年工的人数逐年增加。在一些外作工业和“不体面”行业中，劳动时间更长，工作更紧张。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 自从哈蒙德时代以来，“乐观派”围绕这个问题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说法，简直令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在玩弄什么诡计，以便把童工问题一笔勾销。他们说，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 “旧”工业的状况同新工业一样糟糕。他们说大多数证词是有偏见和夸大的，早在19世纪30年代发出有关童工问题的呼吁之前，事情已经在改善之中。他们说工人自己就是虐待儿童的最坏的犯人。呼声来自各种“利益”方面，即仇视工厂主的地主、要求为自己限制工作时间的成年工会会员，或对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中等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自相矛盾地）说，这整个问题揭示的根本不是艰苦与麻木不仁，而是雇主阶级不断发展的人性。历史上很少有几个问题是被专门的辩解及空论随心所欲地混合而被搅得如此不清的。 童工现象不是新问题。在1780年以前，儿童本来就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的组成部分，直到学校的建立将他们解救出来为止。扫烟囱的孩子或船上的小勤杂工也许是所有职业中较糟的，但不包括早期工厂中最坏的情况。教区“学徒”出身的孤儿被送给某个彼德·格兰姆斯或一个醉醺醺的煤船水手，关在小小的“白日洞”里，那种孤独可能最使他觉得残酷可怕。[33]但是，如果从这些极端的例子中就概括出工业革命前的流行态度，那就错了。不管怎么说，彼得·格兰姆斯的故事中的一点是他被渔村的妇女们赶走，他的罪过把他送向他自己的坟墓。 那时最流行的童工形式是在家庭或家庭经济的范围内。刚刚会走路的儿童就要开始工作，要去取东西，运东西。克朗普顿的一个儿子回忆他“一会走路”，就开始工作： 我母亲总是拍打筛子上的棉花，然后把它放进一个棕色的深桶内又倒入很浓的肥皂水，然后她把我的小外衣卷起来，卷到我的腰部，把我抱进桶内，要我用脚用力把棉花踩到盆底。……这件事需要从头到尾不停地做下去，做到棉花把桶装满，再也站不住为止。这时，她拿过来一把椅子，放在旁边，让我扶着椅背。 他的另一个儿子回忆说，“我7岁的时候就开始站在凳子上把棉花铺在梳棉机上，作纺纱准备。我哥哥摇着轮子，把机器转动起来。”[34]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把纱绕在筒管上。到10岁或11岁时，开始纺纱，如果腿长得足够长，够得着踏板的时候，就开始织布了。在纺织业里，童工劳动的历史由来已久，甚至引起那些无法为儿童找到工作来增加家庭收入的其他行业中的工人们的妒嫉；而在毛呢工业中，早期的手工织布“厂”之所以遭到抵制，就是因为它导致了儿童的失业。1806年，有一位证人宣称，如果工厂制将来流行起来， 将会把全体穷苦工人从住宅和家里拉出来，送进工厂……他们就会失去过去那种在家中有家庭成员帮助劳动的好处。假如我是个家长，有4个、5个、或6个孩子，其中一个14岁，一个12岁，一个10岁，如果我在家中同家人一道工作，我就可以让他们有事做，一个绕筒管，一个使用织布机，还有一个使用珍妮机。但是，如果我进了工厂，他们不会让我带孩子们去，只好把他们留在荒野中死去……。[35] 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样的状况是艰辛，甚至是残忍的。家家户户的女孩都忙于烤面包、酿酒、洒扫洗涤等家务杂活。在农业中，孩子们——往往衣不蔽体——无论什么天气都要到田里和农场去劳动。但是，同工厂制相比较，这种情况却有明显特征。工作有种种变化（对于儿童来说，单调最为残酷）；在正常环境下，劳动是间歇性的，每一个工作之后就是间歇。甚至像按规格作业的绕筒管工作，除特殊情况以外（例如一两个童工为两个织工做助手），也不需要一整天干活。小孩子不必每周6天每天8小时地站在桶里踩棉花。总之，我们可以设想，他们随着能力和年龄的增长，逐步地交待工作，间或去传话，采黑莓，拾柴炭或去玩耍。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是在父母的照管下在家中从事家庭经济劳动的。不错，父母对待儿童的态度在18世纪确实非常严厉，但根本没有做一件通常意义上的残暴或缺乏父母慈爱的事情。 有两种情况证明这个解释是确凿的。18世纪，仍有各种游戏、跳舞和体育运动。如果儿童的时间全被限定在工厂里劳动，就不可能持续下来了；另外，手工工匠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早期的工厂，就是这个原因；早期的工厂只能雇佣穷人学徒。在1780至1830年之间，童工数量的急剧增加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工厂制造成的首要的事实是专业化本身、经济角色的不断分化以及家庭经济的破坏。其次是18世纪人道主义的破产以及战争期间反对革命的氛围，它们滋氏了雇佣阶级严厉的教条主义。 我们在后面将会讨论第二个原因。先说关于第一个原因，18世纪人所共知的几乎一切恶习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依然存在并且更加泛滥。正如狄更斯所了解的，维多利亚时代初期在伦敦找到的彼得·格兰姆斯也可以在乔治时代的奥尔德堡找到。1842年儿童就业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表明，在斯塔福德郡、兰开郡和约克郡，新监护委员会仍在强迫穷人家把6岁、7岁和8岁的孩子送到矿工那里去当学徒，给一个几尼“买衣服”。孩子“完全落到了监工的手中”而收入却不到一个便士。哈里法克斯有一个孩子受老板的责打，老板还向他投掷煤块，他逃走了，睡在废弃的矿井里，“吃了好多时候的蜡烛，那是我从坑道里发现的蜡烛，那是矿工们前一天晚上扔在那里的。”[36]这份简要报告坦然把孩子们的恐怖和注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一个8岁的女孩被雇来开关通气门，每“天”工作13小时。她说：“我扳动着开关，没有一丝光亮，我很害怕……有时，一有亮光，我就唱歌，但在黑暗中我就不唱了，因为我不敢唱歌。”17岁的佩兴斯·克肖在谈论各种工作的优劣时说： ……我头上没有头发的地方是用头推煤筐造成的，我的腿没有肿，但姐妹们腿肿了，因为她们要走到纺纱厂去。我在地底下来回匆匆地送着一筐筐的煤，它们重三个英担，路程有一英里多长，……我为挖煤的人工作，他们赤身裸体，只戴一顶帽子……。如果我稍微慢一点，他们就打我……。我宁愿到工厂去工作，也不愿在煤井里劳动。[37] 这种情况不过是18世纪最坏的条件的加剧而已。但是，专业化和经济的分化使工厂以外的儿童承担专项的工作，拿计件工资，而这又要求他们每天付出10小时、12小时或更多时间的单调的劳动。我们已经提到了克勒克希顿这个以加工梳毛机为主要职业的村庄，“在那里，年龄仅有4岁的刚会走路的小家伙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不停做着单调的工作，用他们纤细的手指把铁丝安装在梳毛机上，直至他们的小脑袋昏昏沉沉，眼睛红肿发胀，虚弱一些的孩子弯了腰驼了背。”这种事本来可以在家里做，证据表明，这种类型的血汗童工要是有什么情况，那就是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在大多数的外作工业、农村工业（麦草编结、花边等）和不体面行业里增加了。[38]工厂制的罪恶就在于它在没有家庭作为补偿的情况下继承了家庭工业制度中最坏的特征，“它使童工劳动系统化——无论他是穷人家的孩子还是自由人家的孩子，对其进行同样残酷而长久的剥削……[39]在家里，儿童的处境因父母或老板的脾气而变换；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的工作是根据能力加以斟酌的。而在工厂里，机器支配着劳动的环境、纪律、速度、节奏以及劳动时间，而不管他们是否虚弱或健壮。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重新叙述从早期工厂中的穷苦学徒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厂法宣传运动之间这样一个漫长而悲惨的童工史。但是，既然使人们感到宽慰的各种论调现在不胫而走，认为当代人和历史学家叙述的历史“夸大”了事实，那么，我们就应当对其中某些说法加以讨论。这里的大多数观点是哈特教授在192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具有相当大的煽动性，又充满了轻松之感。一勺柠檬汁有时对身体有好处，但我们不能永远靠柠檬汁活下去。这种不足道的没有史料价值而且常常直接把人引入歧途的东西，至今还以脚注形式出现，而且已经重新刊印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中。[40]这篇文章提出的每个论点，在鼓吹十小时工作制的争论中，几乎都被提出来争论过；尤其是约翰·菲尔登写的那篇严谨和史料翔实的《工厂制的灾祸》，这篇著作的重新发表对研究人员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重述所有这些论点是冗长乏味的。不错，18世纪末一些暴虐横加在穷苦学徒身上，而19世纪，教区学徒制日益让位于“自由”劳动。不错——而且令人闻之振奋——有些雇主，像塞缪尔·奥尔德诺和格雷格家族等，公正地为学徒提供了体面的环境。不错，有些改革家查出了一些最恶劣的事例，并在事后的许多年引证了这些事例。但是这决不表明同样的劣迹在19世纪30年代都绝迹了（改革家们要取得当代雇主劣迹确凿的证据常常碰到很大的困难，惟一的原因是工人怕失去工作）。不错，1802和1819年，皮尔的两个法案表明了人道主义的复兴，也表明一部分大工厂主试图把一些规定强加在较小或最不道德的对手头上。不错，到1830年，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以及附近地区的状况有了全面的改善。但是，这些改善并没有扩展到较远的地区、农村地区和棉纺织业以外的工业中去。由于19世纪初的30年中农村纺织厂有了很大的发展，毛纺业也实行了全国的工厂制，且发展到丝织业和亚麻纺织业之中，因此，曼彻斯特所取得的进步就被布雷德福、哈里法克斯、麦克尔斯菲尔德以及兰开郡高地发生的种种劣行抵销了。 不错——而且有一个情况常常被提及——为1832年萨德勒委员会提供的证据有党派的偏见，而哈蒙德夫妇、哈钦斯和哈里森等历史学家（不包括菲尔登和恩格斯）在引用这些证据时又丝毫不加批判。在奥斯特勒的帮助下，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的工人委员会组织了收集证据的工作——尤其是在约克郡西区收集证据——并向委员会呈交这些证据，委员会的主席迈克尔·萨德勒是十小时工作法案在议会的主要倡导者：而这种证据是在从雇主一方取证之前就公布了。但是，并不能就得出结论说萨德勒委员会收到的证据是不真实的。事实上，读过大量这些证据的人都会发现它们具有权威性，不能不相信，虽然仍有必要把不同的证人谨慎地区别开来；还要注意区别小工业中心（例如基利和杜斯伯里）的小工厂里一些最恶劣的状况，它们与大棉纺织城市的大工厂里的情况相比有所不同。哈特教授的断言是没有根据的，他说在工厂主的坚持下在下一年任命的皇家工厂委员会“对于向（萨德勒）委员会提出的几乎所有控告都做出了有效的回答”，说关于一贯虐待儿童的指控“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所谓“蓄意虐待儿童之事，如果有的话，那是工人们自己强加于儿童的，是违背老板的意愿和老板不知情的”。提交给皇家委员会的许多证据可以有不同的结论，此外，当证据互相矛盾时，人们会对要求我们不假思索地偏爱工厂老板（及其工头）提供的证据，而反对雇工提出的证据而感到无所适从。[41] 哈特教授和斯梅尔泽教授等人抬高皇家工厂委员会（1833）的证据来反对萨德勒委员会的证据，就是犯了哈蒙德夫妇曾经为之受到批评的同样错误。不论是对还是不对，奥斯特勒和十小时工作日委员会都认为皇家委员会的任命是在有意地拖延时间，而委员会的成员无异于雇主们的工具。作为政策，十小时工作日委员会拒绝向皇家委员会提交证据。在工业地区，助理特派员的行动受到了密切的注意。人们指责他们与工厂主一道吃吃喝喝，只用了少得可笑的时间去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来到之前，工厂已经被粉刷一新，打扫干净，年龄不足的儿童被藏起来不让人看见。对此，工人们抱以敌视的态度。[42]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受到工人一方的批评，就像萨德勒委员会的报告受到雇主的批评一样。向萨德勒提供证据的一个证人说：“我的一个邻居来问我”， 要我向委员会提出建议，让他们早晨5：30就到利兹桥上去，那时工厂的穷苦儿童要从桥上经过，这样，他们用1小时获得的证据比用7年的调查获得的证据都多。我亲眼看见一些孩子哭着跑进工厂，手里拿着一点儿面包，这是他们到中午12点以前的全部食物。他们哭，是怕迟到。 即使我们把有关虐待狂工头的故事暂且放在一边不说，一群儿童也必须每天工作到晚上七八点钟。在每天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孩子们哭着，或站在地上就睡着了，手掌被纱的“接头”磨出了血，就是他们的父母也会打他们一巴掌，让他们醒来，况且还有手持皮鞭的工头在来回地巡视着。在依靠水力的乡间纺纱厂里，夜班或每天工作14至16小时是常见的事情，尤其在“涨水的季节”。如果哈特教授不认为这些是“一贯的虐待”，那么费尔登和伍德等仁慈的工厂主却无疑认为这是虐待。 成年工人的态度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们当中就有许多是童工的父母或亲戚。斯梅尔泽教授指出，在一定的意义上，家庭手工业制度的家庭经济在工厂制里被保留下来了。儿童赚的钱是家庭工资中不可缺少的一份。[43]在许多场合下，尽管可能不是大多数，成人纺工或工人实际上是为他们劳动的那些儿童的亲人。由于他们是在共同工序中劳动，所以必然在限制童工的工作时间时也限制成年人的工时；如果只限制儿童的工时，就不能防止推诿误工或者不能防止儿童做双班工作（从而也延长了成年工人从的工作日）。只有把工厂里的机器停下来，才能保证实行限制劳动时间。但是，如果成年工人缩短时间中获得好处，那也不意味着他们对人道的考虑漠不关心，而且也不能证明有些人的侮辱性的暗示就有道理，即在19世纪30年代为工厂儿童而做的那些仁慈义举与疾呼抗议完全是伪善之举。 千真万确，父母不仅需要其儿女赚的钱，而且希望他们去工作。有少数工人即使对自己的子女也粗暴，但证据表明工业地区希望建立起大家都遵守的某些人道主义标准。杜斯伯里的一个纺纱工人因脾气坏，喜欢用粗纱机辊打孩子而远近闻名，所以“在全城都找不到一个孩子来为他工作，他只好搬到别处去……”。父母有时找虐待他们子女的工人去报仇的事屡见不鲜。一位证人对萨德勒委员会叙述他小的时候遭到粗纺工人的痛打：“一个管梳棉机的青年人跑出去，把我的母亲找来。” 她一走进来……就问我是被什么东西打的，我不敢说，旁边有几个人指着那个东西……于是她抄起那件工具，乱打那家伙的头，把他揍得鼻青眼肿。[44] 一些不负责的说法提到普遍的漠然态度，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两个委员会的报告中提供的证据都说明，是机器的规则，加上在工头或（小工厂的）老板的逼迫下滥施的纪律，才是虐待儿童行为的根源。硬说虐待儿童的做法在各个行业里都是普遍现象，“是违背老板的意愿和老板不知情的”，这种说法不值一驳。许多父母当然喜欢自己的子女在还没有达到1819和1833年的立法所规定的合法年龄以前就出去工作，但还是多尔蒂以及十小时工作制委员会中的那些人在十分积极地向工人展开宣传，反对这样的罪恶；多亏了他们去鼓励沉沦的人们提高自己的尊严，并向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解释教育的价值。工厂运动还卷进了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他们并不是工厂工人，而是些想要“封煞蒸汽怪兽”的织工。这些织工被少年工人顶替进不了工厂，变成了只能依靠自己子女的工资维持生活的父母。1833年，加斯克尔发现工人的不满并不只产生于简单的工资问题，而是产生于 家人的分离，家庭的破裂，以及把人的心灵与人性中善良的成分联系起来的所有那些纽带受到的破坏……[45] 工厂运动在最初阶段上并不说明中等阶级人道主义的成长，而是说明工人自己对人权的一种肯定。 事实上，极少的论点是如此貌似有理的，即认为无限制的儿童劳动在18世纪曾经得到宽容，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当它以新的更严酷的形式出现时，就很少得到宽容了，这也是另一个标志，说明这个“时代”的人道主义正在成长。哈耶克教授提过所谓的“社会良知的觉醒”，提到 越来越多地发觉了过去未加注意的事实。……经济上的苦难不但更加明显，而且显得很少是合乎道理的，因为总财富的增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快。 艾什顿教授用另外的方法来表达了这种相同的论点：19世纪的皇家委员会和议会调查委员会 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英国引为光荣的事物之一。他们标志着社会良知在加速提高，是对苦难的一种敏锐的感觉，是在任何别的国家和别的时期都未曾如此明显的。 艾什顿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为议会调查人员进行辩护。他说： ……这一代人有胆识而且勤奋地收集了各种事实，并且具有揭发这些事实的诚实品德，以充沛的精力提出改革的任务，现在，他们却不被看成是蓝皮书的作者，相反背上了制造罪恶本身的恶名。[46] 19世纪的蓝皮书有多种用途，改革在所有这些用途中只处在最末的位置上，议会调查变成了对请愿书的例行公事的反应，成了“处理和沟通”不满情绪，拖延处理或搪塞不问议员们不良行为的一种方法，或纯粹从过分的好管闲事的功利主义出发。爱尔兰在一个接一个的灾难中衰落下去，直到发生似乎无法避免的灭顶大饥馑。在这整个过程中议会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缓解措施，只进行了每年平均5次的议会调查。[47]手工织工和针织工在挨饿的时候得到及时的调查。在警察制度建立以前的10年中，进行过8次调查。（后面这项调查产生了行动，前面述及的调查却一无结果，这个事实很有启发性。）可以肯定，格拉德格林德先生在1815年以后曾四出进行过各种调查。但是，狄更斯却清楚地知道他进行调查并不是为了“社会良知的觉醒”或“对苦难的一种敏锐的感觉”，而是为了建立有效、廉价的中央政府，确立自由放任主义以及完善的“政治经济学”。 （至少在有关环境卫生的大调查开始以前，）蓝皮书不是“时代的”产物，也不是“一代人”的成果，而是改革者和阻挠改革者相互厮杀的战场。人道主义的事业屡次三番地被埋葬在这种战场上。至于在上层阶级当中，我们在19世纪30年代看到的并不是新的“良知觉醒”，而是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曾经平寂下来的社会意识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的人们中像火山一样爆发。这种社会意识在18世纪下半叶的确是明显的。1788年，汉韦参加了保护扫烟囱儿童的运动其结果成了法令，而没有遭到反对。在战争期间，每一项关于劣行的报告以及事后确保新的保护童工立法的努力都遭到直接的反对，并被上院否决——因为如扫烟囱的孩子受保护，勋爵老爷们就不得不设法对他们的烟囱进行改造。[48]霍华德为囚徒做的一切高尚的工作，没有留下持久的印象，因为他死后情况逆转了。我们已在前面提到阶级仇恨和阶级恐惧的蔓延是如何侵蚀人道主义的良知的。不错，1802年的皮尔法案确实是针对这种阴暗面而提出的，但却界定于对穷人学徒有效，与其说它是新立法的先例，不如说它仅仅试图在新的环境下延续对通常的学徒制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对工厂儿童来说更悲惨的是）乡绅意识的萎缩，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权威或传统的职责来保护穷人。 这种萎缩和各阶级间深远的道德分歧，惟有在真正的“觉醒”到来时才能予以证实。许多乡绅和自由职业者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道主义事业给予过支持。然而在20年代，他们看来虽一直住在人口稠密的工业区，却对离他们大门百余码的各种劣行茫然无知。理查德·奥斯特勒住在哈德斯菲尔德城的附近，但是，直到布雷德福的工厂主约翰·伍德对他谈起儿童劳动状况以后，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女孩们半裸着身体走出矿井时，当地的头面人物似乎才真正惊讶了： 斯坦兰德开业的律师霍尔罗伊德先生和外科医师布鲁克先生在场，承认他们虽然只居住在几英里之内，却不能相信居然存在着这种违背基督教精神的残酷制度。[49] 我们暂且不管这些劣迹在他们说出来以前究竟“不为人们所知地”延续了多久，也不管人们怎能对惨况熟视无睹，直到悲惨的东西忍无可忍。在1790至1830年之间，在“富人”的眼里，廉价的工厂儿童是“忙碌”、“勤劳”和“有用”的人。如果他们产生了困惑，总可用宗教的自责来使其安静，就像在1819年，一位高尚的议员就扫烟囱儿童的问题上说的：“在这个行业中干活的孩子一般不是穷人的孩子，而是富人的孩子，这是他们行为不端惹出来的。”[50]这倒显示了他对道德规矩的微妙见识和完全没有阶级的偏见！ 不过，在这个时期，“富人”的良知是充满复杂性的。有人说，由萨德勒、沙夫茨伯里、奥斯特勒和迪斯累里等人代表的“托利党”在19世纪30年代对工业主义罪恶的激昂攻击只不过是土地所有者对工厂主以及他们的反谷物法同盟的报复，这在“党派政治的”意义上倒是有道理的。确实，对传统主义者而言，技术发明和有钱的中等阶级力量的增长正是他们的不满和不安的深刻根源。但是，我们只要翻一翻《西比尔》、哈蒙德夫妇写的沙夫茨伯里的传记或塞西尔·德赖韦写的奥斯特勒的生动传记就会发现，仅仅从这些措词上去判断一定是肤浅的。我们似乎目睹了一次文化的更迭，或像在18世纪的立宪主义中那样，目睹了一套似乎空洞又陈旧的老花样，它在人们的心中把热情当作了有意识而动感情的信仰。 此外，在托利党家长制论调的陈旧观点中，我们还看到了失望的浪漫主义产生的较新的影响。华滋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人从启蒙主义退回来，重新肯定传统的尊严，以及“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本能”。在回归旧的秩序、权威和责任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卢梭在儿童问题上提出的告诫。华滋华斯在《游记》第8卷中对照过去的农村家庭经济来谴责工厂制： 家中空空的！或许 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却无帮手 摇着摇篮里哭闹的宝贝； 身边没有女儿，在纺轮旁忙碌， 或者匆匆于每天的没有前途的 家庭职业；没有精美艺术的 针线活；没有炉火边的热闹， 曾满怀自豪地烹调午餐； 没有振作心情，让日子过得快的好事； 也没有什么可赞美，可教训，或去命令！ 父亲要是还 操持旧业，到田野或者林地去， 不再有儿子前行后随； 他们有时偷偷懒——但他都看在眼里； 呼吸清新的空气，踏踏嫩绿的草地； 直到结束他们短短的儿童欢庆， 永不回来！那与生俱来的权利已经失去。 今天的错误是把家长式的情感想象成公平、宽厚的情感。这种情感可以是炽热的、全心全意的。从华滋华斯和骚塞到卡莱尔乃至其他人一直传下去的这股传统派的社会激进主义潮流，在其开始及发展过程中，都包含着一种辩证逻辑，因而不断地萌发革命性的结论。传统派和雅各宾派的起点是相同的。瑟尔沃尔说：“什么是高大的工厂？不就是一个公共监狱吗？一大批倒霉的民众被判处去从事耗尽精力的强迫劳动，而一个人可以因之大发其财。”[51]他的同伴，雅各宾派的托马斯·库珀经历过兰开郡早期阶段的工业革命，他声称： 我厌恶这种工业制度。由于这种制度，你必须把一大批人转变成纯粹的机器，无知、堕落、残暴。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或14小时，剩余价值流进了富裕的商业和工业资本家的口袋，为他们提供奢侈的生活。[52] 骚塞愤怒地谴责工业“哲学家”安德鲁·尤尔牧师，他甚至痛骂工业制度是“国家身上的毒瘤和多余的真菌。”[53]尽管雅各宾派和托利党在政治上是对立的两极，但他们之间仍在不断地交流着感情和论证的火花。“向智慧进军”的预言家们，如布鲁厄姆、查德威克和尤尔，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每当传统派的托利党在工厂制的问题上超越了思辩的论证，试图采取行动来发泻泄情感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同工会运动者或工人阶级激进派结成勉为其难的联盟。中等阶级自由派常常以此来证明托利党的虚伪性。1832年，当萨德勒在议会改革法选举中争取当选利兹的议席（但最终失去了这个席位）时，一位小店主在日记中写道： 除了一小批被暴君约束的人和一小批最低等级的激进派以外，谁也不会支持他。老托利党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得不转向激进派，以便维乎（护）自己的制都（度），这只不过是他们惯用的一个小把戏而已。[54] 两年以后，新济贫法以其马尔萨斯和查德威克式的条款激怒了每个“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本能”，迫使少数激进的托利党人在等级观念和人道观念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大多数托利党人退缩了，他们只能满足于人道主义的各种改良计划。但是，也有少数托利党人不仅准备同科贝特派联合，而且准备同欧文派、宗教自由派者以及宪章派联合。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号召人们去火烧“穷人的巴士底狱”；奥斯特勒煽动进行平和的——有时也煽动非常不平和的——违抗。他以工厂儿童的保护者自诩，甚至呼吁使用工业破坏手段来反对违法工厂主： 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印一张有关针、砂和锈铁钉的小卡片，写上适当的、非常明确的指示，它将迫使这些违法的人环视周围，后悔曾经像疯子似的嘲笑法律和国王。我的这些卡片将会变成工厂儿童的护身符。[55] 奥斯特勒10年来一直处在革命的边缘上，但是他给自己的一份期刊起了这样一个名称，叫做《家庭、圣坛、王座和农舍》。 我们很难把热情的迸发归之于使斯蒂芬斯受监禁，使奥斯特勒受中伤的“时代”。凡是在早期真正献身于保护工厂儿童的人经受了他们自己阶级的为非作歹和虐待，有时是个人的损失。正如德赖弗博士所说的，奥斯特勒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不是觉悟到童工事实的存在，而是他与激进的工会运动者达成“菲克斯比协约”。无论如何，这样的觉悟不是整个托利党的特征。如果我们想去剖析1800至1830年间托利党的良知，就应当从地主对待自己劳工的态度开始。19世纪30年代的人道主义当然有它的文化渊源，这可以在托利党的家长主义和反对国教的自由派所主张的关于报效和“敬业”的更加驯服的传统中找到。但是，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它只能零零落落地出现在个别的男人和女人身上。菲尔登和加斯克尔夫人不是非国教徒自由良知的代表，奥斯特勒和布尔也不是托利党的代表。 假使托尼是对的，而如何对待儿童和贫困是揭示“社会哲学真正特征”的两个试金石，[56]那么，正是自由传统和非国教派的传统在1830年在接受这一检验时遭受了最严重的挫败。确实，有一个半信半疑半反国教而不太引人注意的朦胧世界，其中许多最好的东西形成了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和精神生活。但同样确实的是，在1790至1830年之间，反国教派的社会良知之衰微令人惊讶。更重要的是，当时有一些著名的非国教派的工厂主以及他们手下的卫斯理宗的工头，他们令人厌恶的名声就在于他们每周6天在强迫儿童推动机器，在工厂里一直工作到星期六的午夜11：55，然后又强迫这些孩子在安息日去上主日学校。 弗朗西丝·特罗洛普在《工厂的孩子迈克尔·阿姆斯特朗》（1840）一书中有一章描绘一种景象：“罗伯特和约瑟夫·托姆林斯先生是两位严厉的绅士，拥有这家工厂。每逢星期天的早晨他们都亲自来监督师傅和儿童把时间花在赚取利润上工这是一个虚构但生动的景象，写的不像是1840年，倒像是1820年；不像是在棉纺织业的大城镇里，倒像是在还保留着教区学徒制的偏僻乡村的工厂里。不过，特罗洛普夫人书中描绘的德比郡的“深谷”景象，直到19世纪30年代在兰开郡和约克郡的奔宁山脚下许多偏僻的乡村里还可以找到。有一位十小时工作制的宣传家曾在考尔德河谷上游四处寻找事实，特别注意当地教士的反应，他的行程证明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出任何带普遍性质的结论都是非常不易的。里本登的国教牧师拒绝给予支持，但卫斯理教会却把教堂租给十小时工作制会议去开会。赫布登桥有一名世俗的卫斯理宗老传教士宣称他常在讲道时对工厂制作反宣传，“他说：'虽然我们在讲道时可以闭口不言，但是，只要允许工厂制还像现在这个样子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决不会善罢甘休。'”他因此引起美索姆罗伊德卫斯理宗工厂主对他的憎恨，每次轮到他讲道的那一天，那里的教堂大门总是锁着。在索尔比桥，布尔大牧师也拒绝给予支持。他是有名的比尔利的布尔牧师（与奥斯特勒一道宣传十小时工作制的著名伙伴）的兄弟，他相信工厂主的仁慈之心“决不可超越”。当一群工人走过工厂主萨克利夫先生建造的卫斯理宗教堂时，他们“用眼睛盯着这座教堂，希望它会沉到地狱里去，萨克利夫先生也跟着一道下地狱去。” 我说，这很不好，因为萨克利夫先生建造这座教堂是为他们好。另一个人说：“他混蛋，我了解他，我知道他的为人，那教堂有一个角落是我的，整个教堂都属于他的工人。”[57] 克拉格溪是考尔德河的发源地，这个偏远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深谷”。一位不知道属于哪个教派的牧师曾经说过： 如果英国有一个地方需要法律干预的话，那就是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常常是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整夜工作。啊！这是杀人的制度，工厂主就是害虫，他们是社会的耻辱。人法和神法都无法制止他们。他们无视霍布豪斯法案，还说：“让政府去制订他们认为合理的法律吧，在这个河谷里我们可以大钻其空子。” 他还叙述了一个他刚刚埋葬的男孩的故事，那男孩手臂里抱了一抱羊毛，站着睡熟了，可是又被揍醒过来。那一天，他已经工作了17个小时，等到父亲把他背回家时，他已经不能吃晚饭了。第二天早晨四点钟，他又醒了。他央求哥哥看着工厂的灯光，因为他怕迟到，然后就死去了（他的弟弟在9岁时就死掉了，他的父亲是主日学校的一位“朴素而勤奋”的教师）。到这时，我们这位英国国教的牧师表示，他将无保留地支持对童工的限制： 我看到了穷人在这个河谷里受着压迫，我想，把这些事实揭发出来是我的责任。……为了对我担任的职务负责，我一定要拿它与福音书中所说的自由和仁慈的真理相对照……凡存在压迫的地方，最沉重的压迫总是落在最无力承受的人们头上……因为寡妇没有丈夫，她们的儿女失去了尘世的父亲……我们发现他们最被人当牛马使唤…… 由于他的讲道——以及他亲自对工厂主表示抗议——工厂主就在街上咒骂和侮辱他和他的女儿。这些事实被揭发后，河谷里举行了一次抗议集会，以奥斯特勒特有的风格发布的公告说： ……你们比西印度群岛的看管奴隶的监工更横暴、更虚伪……我证明，你们吹嘘的自由……就是暴戾，你们自夸的虔诚……，恰恰是亵渎神明……你们的“鞭打”制度，还有“罚款”制度、“旅馆”制度、“实物工资”制度、“午餐时清洗机器”制度、“星期日工作制度”、低工资制度”等等……全要经过“公众审查”的裁决…… 奥斯特勒说：“就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开完会回来，” 看见两家工厂在河谷里发出隆隆的机器声。里面的人，穷苦的小受难者们，仍不得不工作到11点半钟。我还发现其中一家工厂的老板是一个声声念佛、言谈伪善的宗教徒……[58]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卫斯理宗的教徒，看看他们为什么要为雇童工当辩护士，而且以此作为自己特殊的使命。[59]毫无疑问，布尔牧师在攻击雇主这一“类别”时，他心里想到的主要是非国教派的工厂主。 ……这类人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狡猾当中，从而使他们能够想出最便宜的办法让年龄尽可能小的工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做尽可能多的工作，却付给他们尽可能少的工资……阿古尔会这样谈论这类人：“这是一代人，啊！他们眼神多么高傲啊！仰起了他们眼皮睫毛。这是一代人，牙齿似剑，臼齿如刀，他们能吞噬天下全部的穷人。”[60] 另一方面，当布尔和奥斯特勒以及十小时工作制委员会的工人们（其中一些是在工厂主自己办的主日学校里第一次学读《圣经》）用《圣经》的教义攻击非国教派，并指出实际上是整个非国教派共同一致地犯罪的时候，他们决不是说国教派在同心协力坚持不懈地保护儿童。确实，从沙夫茨伯里本人那里——如果国教还值得赞誉的话，那就是他带来的——我们可以知道，除了布尔属于例外，国教的教士”作为一个整体不会做什么事。”[61] 因此，关于普遍的“良知觉醒”之说乃是哄骗。它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缩小那确实存在的愤怒的同情心，正是这种同情心推动了北方几十个自由职业者承担了保护儿童的事业，他们遇到的猛烈反对有时把他们推到了革命的边缘上。此外，正如一些人道主义历史学家喜欢做的那样，它还贬低了约翰·多尔蒂等人以及工人自己组织的十小时工作制委员会在20多年来紧张而热烈的鼓动和宣传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有一位作者用一种厌烦的口气讨论了这个问题，其气度完全适合于原子时代那种豁达的意识。他说，现代读者“已经训练得对集中营的情况相当熟悉”，因此对童工的状况“比较无动于衷了”。[62]也许，可以让我们来重申一下这种更为传统的观点：对儿童如此规模和如此程度的剥削是我们历史上最可耻的事情之一。 [1]R．N．萨拉曼：《土豆的历史和社会影响》（剑桥，1949），第480、495、506、541—542页。J．C．德拉蒙德和A．威尔布里厄姆这两位历史学家在《英国人的食品》（1939）中也把这个时期看做是衰落的时期。 [2]梅休前引书，第2卷，第368页。 [3]《观察家报》，1812年8月16日。 [4]E．沃：《兰开郡概貌》，第128—129页。 [5]见J．伯内特：《英国19世纪食品掺假的历史》，载《历史研究所公报》，1959年，第104—107页。 [6]J．劳森前引书，第8、10页。 [7]《英王国的农业状况》（1816），第95页。 [8]要了解此处论及的某些问题，参见前面提及的T．A．艾什顿、R．M．哈特韦尔、E．霍布斯鲍姆和A．J．泰勒的有关生活水平的各篇文章。 [9]G．C．霍兰：《设菲尔德人口变动统计》（1843），第56-58页。 [10]《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第43—51页。 [11]《济贫法委员会的第五份年度报告》（1839），第170页，又见《第四份年度报告》，附录A，第1号。 [12]见M．D．乔治：《18世纪伦敦的生活》，第2章；《转变中的英国》（企鹅版），第72页；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3章及第2版前言；R.威兰医生：《论伦敦的疾病》，载《医学与健康杂志》（1800），第299页。 [13]G.C霍兰前弘悦第46页起；关于19世纪中叶利兹工人的城市环境，最好的描述见J．F．C哈里森：《学习和生活》（1961），第7-20页。 [14]哈特韦尔前引书，第413页。 [15]G.C霍兰前引书，第51页；W.库克·泰勒：《兰开郡工业地区旅行扎记》（1842），第12—13、60页。 [16]尤见J.T.克劳斯：《1781—1851年英国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11卷，第1期（1958年8月）；《英国工业革命中某些被忽视的因素》，载《经济史杂志》，第19卷，1959年12月4日。 [17]见J.T.克劳斯：《当代历史人口学著作的某些含义》，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1卷，第2期，1959年1月。 [18]K.H.康内尔：《土地立法和爱尔兰的社会生活》，载《经济史评论》，第11卷，1958年8月1日。 [19]T.麦克昂和R.G.布朗：《有关英国18世纪人口变化的医学证据》，载《人口研究》，1955年11月。又见J.H.哈巴卡克：《18世纪的英国人口》，载《经济史评论》，第6卷，第2期，1953年；G.基特森·克拉克：《维多利亚英国的形成》（1962），第3章。关于某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数据的深入研究，见J.D.钱伯斯：《1670-1800年的特伦特河谷》（经济史学会副刊，1957）。 [20]A.米克尔约翰编：《工艺，行业和职业……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1957），第24页。 [21]主张用这种方法形成证据的，只有W．H.哈特的《19世纪初的工厂制》这篇文章，载《经济学》，1926年3月，重印于《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第166页起。作者以令人无法满意的和印象式的方法讨论了有关童工的医疗方面的证据，见后文，第336页。 [22]G.C.霍兰前引书，第8章；J.P.凯伊：《曼彻斯特棉纺织厂中就业的工人阶级的道德和身体状况》（1832）；《总注册处处长的第一份年度报告》，各处；A.雷德福，前引书，第16页。 [23]W.库克·泰勒前引书，第261页。 [24]见利兹的S.史密斯医生在《贫民言论报》（1832年5月5日）上提供的证据。设菲尔德的产妇生育时的死亡率较低，原因可能是那里的职业要求每天站立12至14个小时，能够就业的女孩比较少。 [25]W.多德：《工厂制说明》（1842），第149页。 [26]多德前引书，第112—113页。 [27]撒克拉前引书，第27—31，146，203—205页。 [28]《贫民言论报》，1832年5月5日。 [29]W.多德前引书，第113页。 [30]G.C.霍兰前引书，第114—115页。 [31]《关于劳工阶级环境卫生状况的报告》（1842），第153页；G.C.霍兰前引书，第128页；关于哈里法克斯的情况出自亚历山大医生，引自W.兰杰：《关于哈里法克斯……的报告》（1851），第100页起。以后的统计数字见詹姆斯·霍尔：《工人阶级的家》（1866），第18页起。 [32]G.C霍兰前引书，第124页。 [33]见M.D.乔治：《18世纪伦敦的生活》，第5章。 [34]G.F.弗伦奇：《塞缪尔·克朗普顿传》（1859），第58—59、72页。亦见B.布赖尔利：《回忆家庭》（曼彻斯特，1886），第19页。 [35]《呢绒业委员会的报告》（1806），第49页。 [36]《儿童就业委员会的报告·煤矿》（1842），第43页。 [37]前引报告，第71、88页。 [38]请注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的一些最坏的事例皆引自19世纪60年代童工委员会的报告。 [39]H.L.比尔斯：《工业革命》（1928），第60页。 [40]W．H.哈特：《19世纪初的工厂制》，载《经济学》，1926年3月。 [41]《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第165-166页。哈特教授还反复地提到工厂主和尤尔牧师所说的恶棍，例如毫无根据地说约翰·多尔蒂曾因“下流骚扰”妇女罪而被判刑。 [42]见《约克郡西区之声》，1833年6月1日：“利兹的人们——工人阶级——尽到了崇高的职责。他们愤慨地拒绝与那批人合作，哪怕这批人还有一点点的诚实，他们就会让残暴的工厂主们自己去干那些肮脏的活……”又见《约克郡西区之声》，1833年6月15日、22日；德赖弗前引书，第19章。 [43]N.J.斯梅尔泽前引书，第9、10章。 [44]当然应该记住在战争期间，成年工人自己也虐待穷苦的学徒，其虐待之狂令人发指。参见J.布朗：《罗伯特·布林科回忆录》（曼彻斯特，1832），第40—41页。 [45]P.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第7页。 [46]《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第18-19.35-36页。 [47]见E.斯特劳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和英国的民主制》。 [48]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176—193页。 [49]《童工委员会的报告·矿山》（1842），第80页 [50]摘自《城市工人》，第190页。 [51]《月报》，1799年11月1日。D.V.埃德曼博士为我提供了这些资料，特此致谢。 [52]T.库帕：《关于美国的一些消息》（1794），第77—78页。 [53]R.骚塞：《托马斯·莫尔爵士：对话……》（1829），第1卷，第711页；A.尤尔：《工业哲学》（1835），第277—278页；亦见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和社会》（企鹅版，1961），第39页起。 [54]罗伯特·埃雷的日记手稿，藏利兹档案馆，参见下文，第823页。 [55]C德赖弗前引书，第327—328页。 [56]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企鹅版），第239页。 [57]据信：许多工厂主都掌握从工人罚款中收取的基金，用于慈善救济和修建教堂。在杜斯伯里有一座大教堂，直到现在老一辈人还称它为“断线头教堂”，是用断线罚款的经费建造的 [58]工人G.克雷布特里：《考尔德河谷巡游简叙》（1833）；《约克西区之声》，1833年7月20日，27日；《赫布登桥民众集会纪要》，1833年8月24日。 [59]但是，塞西尔·德赖弗在前引书第100页上提到了原旨卫斯理宗常常将教堂租给理查德·奥斯特勒使用，注意到这一点很有意思。 [60]《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广告报》，1835年11月29日。 [61]E.霍德：《沙夫茨伯里传》（1887），第175、378页。 [62]哈特韦尔：《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各种解释》，载《经济史杂志》，第19卷，第2期，1959年6月。 感谢肖弋戈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九章织工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九章织工 19世纪织工的历史萦绕着过去美好日子的传说，这种回忆在兰开郡和约克郡最为强烈，但在英国大部分地区以及纺织业的大多数部门里也可以听到。关于18世纪80年代的中部地区织袜工人的情况，有过这样的记载： 每当假日来临，织袜工人的小花园里结满了豆英，还有满满一桶醇香的酒。 他有“一套平时穿的衣服，还有一套是在星期日和游玩时穿的服装”。[1]关于格洛斯特郡的织工也有记载说： 他们的小农舍里弥漫着幸福和满足的气氛······织工要求教区救济的事情十分罕见······他们的表情宁静而满足。[2] 有关贝尔法斯特的麻织业地区的记载说： ······过去那是一个十分整洁规则的地区，他还记得他们有粉刷洁白的房子，有小花园，他们全家人出现在市场上或去做礼拜的时候打扮得非常体面。这些房子现在却充满了污物和悲伤······。[3] 多萝西·乔治博士在《转变中的英格兰》一书中生动而有说服力地指出，这种“黄金时代”总的说来纯属神话。她的论点一时占优势 这样做也许太容易了。如果我们把“黄金时代”的论点当做九柱戏的木柱竖立起来，要击倒它们毕竟是不困难的。当然，斯皮特菲尔丝织工人在18世纪的状况并不让人妒羡，而且，西南部和诺里季毛纺业和毛织业中早期的资本主义组织还引起了多种形式的对抗，这些对抗后来在兰开郡和约克郡又得到发展。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加斯克尔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著作《英格兰的制造业人口》（1833）中把18世纪织工地区的状况理想化了，（继加斯克尔之后），恩格斯对1844年的工厂工人们祖辈的情景推想说他们“过着虔诚和诚实的正当而平静的生活”，也把他们的状况理想化了。 但是，一方面是18世纪的艰苦和冲突，另一方面又是19世纪把它理想化，这并没有解决事实上的问题。记忆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证据也依然存在，不允许对它简单地解释。有事实表明，在全国多数地方都存在着从种植小块土地甚或一小块宅边地，从纺纱和收割稼禾等等来补充收入的现象。迄今为止已经得到建筑方面的证据，说明奔宁山区许多纺织业小村庄是在18世纪后期最终形成的。今天最常见的谬误并不在于加斯克尔或恩格斯，而在于乐观派的错误，他们用轻松的语言搅混了工匠在地位上向潦倒的外作工转变过程中的困难和痛苦的性质，诸如： 认为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这种观点乃是神话。早期工厂时代的许多罪恶并不比过去更早时代的罪恶坏。18世纪的家庭纺工和织工受到布商的“剥削”，与19世纪40年代工厂工人受到工厂主的“剥削”同样残酷无情。[4] 我们可以把18世纪织工一雇主的关系区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顾客一织工关系，像赛拉斯·马纳一类的人，住在村庄或小镇里，有独立地位，与裁缝业主十分相似，承包顾客的订货。像他这类人数量正在减少，我们在这里无须讨论。第二种是有高级工匠地位的织工，他们自立门户，可以选择老板，计件工作°第三种是织工帮工，他们可以在老板兼布匹商的作坊里工作，但更普遍的是在自己家中用自己的织机为一个老板加工。第四种是农民织工或小土地持有者织工，他们只用一部分时间做织布的工作。 后三类织工之间有重叠，不过，将他们区分开来讨论当然更好。例如在18世纪中叶，曼彻斯特大多数的细纹布料和方格纹布料是由织工—工匠（即第二类织工）制造的。他们有高度的组织。18世纪下半叶，随着棉纺织工业的日渐扩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即第四类织工）被高工资吸引，变成了半日制的织工。与此同时，约克郡西区的毛织业依然主要以小服装兼布匹商人为基础，他们在自己家中只雇数名帮工和学徒（即第三类织工）。如果我们说在1780至1830年，这三类织工并成一类，他们的地位大大地下降，变成无产的在自己的家里工作的外作工有的拥有织机，有的租借织机，按照某工厂的代理人或某中间商要求的规格把纱织成布——如果我们这样说，就概括地说出了他们在这些年的经历。他们丧失了第二类和第三类织工期望获得的地位和保障，也失去第四类织工的副业收入，而且面临陷入伦敦工匠眼中所谓的那种“不体面行业”的境遇。 在北方的织工当中，对失去的地位的记忆植根于真实的经验之中，因此也就连绵不绝最为长久。在西部地区，织工们到18世纪末已经沦为外作工，受大乡绅布商的雇佣。大乡绅布商“购买羊毛，付工资令他们梳毛、切条、纺纱、织布、缩呢、染色等等”。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们雇佣的工人总数可以多达上千人。约克郡的一位目击者在1806年对这两种制度做了对比，在西部地区 没有那种我们在约克郡称做家庭制的东西。我说的家庭工业制是指住在村庄里或偏远地区的小织匠商人用自己的资本经营，并过着舒适的日子……我明白英格兰西部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的制造业主，除了有单独的房子居住以外，与我们约克郡工厂里的普通工人一样。在西部，羊毛被分发出去让他们织成布；而在约克郡，羊毛是工人自己的财产。[5] 不过，在18世纪约克郡的家庭工业中，羊毛是小布商业主的财产，而不是织工的财产。大部分织工是帮工，只为某一个布商工作，而且（不管后来被理想化到何等程度）处在依附的地位上。从“作于1730年左右的一首布商生活方式叙事诗”中可以看到布商的生活是一幅“田园诗画”，描述织工们“从早5点到晚8点，辛苦地工作，做完活”以后在公用桌子上进餐，但它没有说汤姆、威尔、杰克、乔和玛丽究竟是帮工，学徒，还是“老板”的儿女。 老板说——“孩子们，好好地干吧，但愿 “下个集市也许能把布卖掉。 “汤姆明天要到纺纱机上去， “威尔要去把锭锤都找来， “杰克明早要按时把床起， “上浆房里把布浆， “整经机上把线网理， “才可在织机上面把布织。 “乔，去拿玉米把马喂， “明晨我要赶到沃尔兹， “记住把我的靴子擦干净， “明天早晨我将准时把床起 “玛丽，这是羊毛，你快拿去染， “就用它至少多做出拼花桌布！” 老板娘说：“你给我安排了这些事， '‘我想我更需要修补你的衬衣， ‘’请告诉我，谁去使用筒管盘？ “经轴架自己可不会长出面饼来！ “我们得烤面包，纺线，转身过来又揉面， “挤牛奶从牛栏取出送到学校去， “还要给小伙子们做布丁， “发面用的酵母饼，快去找，‘要像那样 厚的酵母饼’！ “早晨、中午、晚上都要洗干净， “碟子刀叉要烫水烫，牛奶快快喝光它， “晚上再到仓库去取粮食！”[6] 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起科贝特所做的怀旧式的描述，他描述了18世纪南方的小农场主与雇工之间家族式的关系，他们一起食宿，祸福与共。在哈里法克斯和利兹地区，这样的情景曾是一度可信的，当时那里的布匹生产几乎全部过程都在一个家庭生产单位内进行。到18世纪末，事情就讲究起来了。制造业主不再到沃尔兹去买羊毛，（他们现在直接向纺纱厂购买纱，）整布工序也要送到专门化的作坊去完成。他出售产品的市场也不再是“自由”市场了，尽管晚至1779年，哈里法克斯还建起了一座大型的自耕农布匹贸易所，利兹也在18世纪90年代新建一座非法经营的布匹贸易所，无执照的营业者和未经过学徒训练的“鞋匠和补锅匠”以及独立经营的织工都到那些地方去出售布匹。小布商对大商人和工厂是越来越依赖了。如果他经营顺利的话也有可能成为小资本家，雇佣15至20名织工，大多数织工在自己家里做活。如果不顺利，他便会发现自己逐步地失去了独立性，他的利润损失在支付加工费上，在把纱织成布后落入中间商人的清单。他在行情不佳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大商人借贷，在这样的过程中，小布商逐渐完全沦为操作手工织机的织工。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老板娘的家庭经济也在生意的需求中丢失了。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起初并不十分痛苦。1807年，数百名自耕农小布商跟着其他人众前往约克，投票支持威尔伯福斯。[7]行业的一再分工使一些小业主又支撑了50年以上，而另一些小业主却建起了整布[8]和剪绒的小作坊；此外，纱线产量的大大增加为织工提供了更多的劳动机会，所以1780至1820年这段时期，布商丧失独立和社会地位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时大量工作机会的存在所掩盖：如果业主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下降到帮工的地位，那么，汤姆、威尔、杰克或乔的地位看起来似乎在上升，纺纱厂和工厂在搜寻织工，于是织工得以脱离小布商业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他现在有可能挑选雇主了，这就是毛织业和棉织业中帮工的“黄金时代” 诗中所描述的18世纪早期的那种关系，只在家长制的意义上才是田园式的。一方面，帮工对业主的关系就像农场工对农场主的关系一样，没有多出丝毫的独立性。教区学徒如果分配给了一位坏师傅，他在几年里将处于近乎被奴役的地位，另一方面，帮工会自视为“布商”，而不仅仅是织工他的工作种类繁多，大多数工作是在织机上做的，但也有一些在织机外或织机边做。他希望获得借款去购进羊毛并希望成为自负盈亏的小业主如果他不在业主的作坊而是在自己家中工作，除了自我约束以外，不必遵守什么劳动纪律小业主与劳工之间的关系是私人关系，有时还是亲密的。他们遵守同样的习惯，忠于同样的小团体价值观念： “小制作匠”……是一些对谁都不脱帽致敬的人，他们不承认地主和牧师有管他们闲事的权利，也不同他们打交道……他们说话粗鲁而直率往往得罪人……如果这些小制作匠……的地位真是上升到足以雇用少数几个邻居，他会仍然用自己的双手不停地工作，会像被雇用者一样卖力地工作，甚至比他们更加卖力。无论在谈吐上还是在穿着上，他们并不想高人一等。[9] 工业革命时期的小业主兼布商都是农民或富农，正因有了他们，约克郡才有了直率和独立的名气。 棉纺织业中的情况就不同了。生产的单位一般都比较大，其间的关系类似于从18世纪后期起在诺里季和英格兰西部见到的那种关系。到18世纪50年代，曼彻斯特生产细纹布和格纹布的织工已经组织了强大的行业协会，靠抵制没有学徒出身资格的劳动者拥入以求保护他们的地位。“非法”的劳工开始“成倍地迅速增加，达到隔一个大门就有一个人丁（织工们抱怨说，）一到夏天，这些人就“接受外作任务，比如当日工，而到秋天， 他们又回到了织机旁边，只要冬天不挨饿，他们愿意在任何报酬下工作，答应做任何一种奴隶般的劳动。他们所答应的这些条件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共同的规矩……[10] 1759年，当奥德姆的格纹布织工要求司法依法执行学徒身份的规定时，巡回法官做出了对他们不利的判决，判决把国家的法律抛在一边，而支持亚当·斯密当时还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学说。如果要实行学徒法，“那么开设企业的自由（这是当时曼彻斯特得以繁荣的条件）［将受到］摧残”： 当工业还处于幼年时代，伊丽莎白女王的法令是为了保证公共福利；但是现在，工业已经成熟到我们看到的那种完善程度了，废除这些法令大概是合适的，因为这些法令有可能阻碍和束缚起初必须靠规定才能获得的知识……。 至于结社，“如果下级要对上级指手画脚，如果脚想要变成头，执行法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压制下去，是社会的每一个朋友所不可推卸的责任”。[11] 这次奇特的判决预示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工匠法”的真正废除。虽然织工组织并没有完全消失，但由于早期纺纱厂的纱线产量极大增加，兰开郡东南部地区织布业有很大发展，从而使织工处于无法受到法律保护的地位上。威廉·拉德克利夫对这个时期奔宁山地所做的叙述是非常出名的，他说： ……旧的织机作坊变得不够用了，每一个堆栈甚至旧仓库、车棚和作坊以外的各种房屋都修理了一番，凿破墙壁，安上窗户，来满足织机作坊的需要。最终当这些劳动房间都不够用的时候，四面八方就涌现出新的织工房间作为织机作坊……。[12] 正是这些织机，而不是棉织厂，吸收了成千上万的移民。18世纪70年代以后，奔宁山地开始出现一个个大居民区，如米德尔顿、奥德姆、莫特拉姆、罗奇代尔等。博尔顿的居民从1773年的5339人陡然增加到1789年的11739人，战争开始时， 尽管有许多人登记，然而给工人阶级修建房屋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去年夏天市镇郊外建起的许多房子，现在全都住满了。[13] 小农场主转变为织工，农业工人和移民工匠也进入这个行业°拉德夫利夫把1788到1803年之间的15年描绘成织布“这个大行业的黄金时代”： 他们的住房和花园干净而整洁，家家户户穿着得漂漂亮亮，每个男人的口袋里都有一只怀表，妇女尽情地打扮起来，每逢星期日，教堂里人满得挤不下。房屋布置得十分漂亮，墙上挂着用桃花心木制作或配以花色钟架的钟，美观的茶具是斯塔福德郡生产的……伯明翰，陶器区和设菲尔德制造的供日常使用，也用做摆设……许多家庭的农舍里还养了牛……[14] 在这里，实际的经历和神话混合在一起，就像加斯克尔说的织工家庭在世纪交替时每周能赚回4英镑一样，也像班福德在《早年岁月》中对米德尔顿所做的描述一样。我们从奥德姆的一个日记作者处得知，斜纹布亦即粗纹布织工并未享受这样的繁荣。[15]事实上大约只有少数织工达到了拉德克利夫所说的那种生活水平；不过，许多织工希望达到这样的水平。在略有繁荣的这15到20年之间，织工地区出现了一种不寻常的文化类型，比如有节奏的工作和闲暇；某些村庄的卫斯理教会在织工中间有组长和当地的牧师从而使其同19世纪头十年相比就比较温和并更为人道（班福德的主日学校教他读书写字）；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宣传，还有对独立的价值观的深深依恋等等。 不过，机器纺纱产量的增长所引起的繁荣掩盖了更主要的地位下降。织工工匠或织工帮工正是在这个“黄金时代”开始逐步向普通的“手工织布机”织工转变的。除了少数专门的生产部门，过去的工匠（他们的学徒制壁垒已经完全破裂）已经同新来的移民处在同等地位上。与此同时，许多农民织工放弃了他们的小块土地，集中在手工织机旁。织工由于要完全依赖纺纱厂或依靠把纱带进山地来的“运输贩子”，他们的工资也在一轮又一轮地减少。 工资的降低长期以来不仅迎合了雇主的贪婪，同时也得到一种广泛传播的理论的支持。这种理论认为贫穷是刺激勤奋劳动的必要条件。《羊毛的回忆》一书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心中也许在想着英格兰西部的工业，他说：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匮乏推动了工业，靠3天劳动就能维持生活的工人在这一周其余的几天里肯定会懒惰、酗酒……工业地区的穷人在一般的情况下都不愿劳动更多的时间，只要赚的钱能够维持生活和供一周的狂饮之必需就行了……我敢公正地证明，呢绒制造业中工资的降低对国家是幸运而有利的，对穷人也没有真正的损害。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维持贸易，提高租金，而且还感化了人。[16] 这样的理论在棉纺织业地区的雇主以及许多地区长官和教士当中已极为流行。[17]织工的富庶在一些业主和地方长官的头脑中引起了极为惊恐的感情。一位地方长官在1818年写道：织工“几年以前的收入太高了，他们一周只要工作三四天就可以过上相当惬意的生活。”“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金钱都花在酒店里，他们每天在家中两次坐在茶桌边，有一瓶朗姆酒和最好的小麦面包与黄油。”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强制实行降低工资的有时是大雇主，有时是较为持重的雇主，有的时候则是为“委托经销商行”工作的小业主或独立织工造成的。当市场疲软时，制造业主利用这一形势，把活计分发给愿意以任何工资取得就业机会的织工。于是在“根本没有人要雇他们的时候迫使他们连续生产大量产品”。[18]当需求回升时，这些产品被低价抛售于市场，因此，在每次小小的萧条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市场充斥廉价商品的时期，从而使工资压低到萧条时期的水平上。在某种程度上，雇主的做法是不道德的，既表现在对偷工减料施以罚款上，也表现在分发棉纱时短斤少两上。在工资越来越低的时期，织工的人数在19世纪的头30年中却不断地增加，纺织对于北方的失业工人是仅次于做一般苦力的第二大工作源，斜纹布织工的工作比较繁重、单调，但也比较容易学会。农业工人、退役军人和爱尔兰的移民都在不断增加着劳动大军的人数。 工资第一次猛烈而普遍降低发生在世纪之交。战争的最后一两年工资有所上升，1815年工资又下降了，从此工资一直不断地下降，从1790年开始，织工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在法律上规定最低工资——这一要求也是有些雇主所支持的，以便以此为手段来迫使不够道德的对手进行公平竞争。紧接1808年5月下院否决这项要求之后爆发了罢工，有10000至15000名织工连日在曼彻斯特的圣乔治广场示威游行。行政长官驱散了示威的织工，造成流血事件。国家对著名的制造商民军中校约瑟夫·汉森提起起诉并监禁，充分暴露了政府当局的报复心理；汉森支持最低工资法案，因而被控犯了在织工中纵马胡言「用恶毒和煽动的话”公然发表演说的罪。他说： 坚持你们的事业吧，你们一定会胜利。纳丁和他的党羽今天不可能将你们赶出广场。先生们，你们的劳动养活不了你们……我的父亲是个织工，我自己也为教会在纺织行业中做事，我是织工的真正朋友。 后来，织工们送给汉森上校一件礼物，那是一只由39600人捐钱购买的银杯。曼彻斯特的历史学家阿奇博尔德·普伦蒂斯评论说：“这次不明智的起诉所造成的影响是长久而犹感贻害尚存的，它带来了对雇主的痛恨感情，在1812年、1817年、1819年和1826年一再地表现出来……。”[19] 普伦蒂斯提到的这些年份发生了捣毁动力织机（1812，1826）、背毯进军（1817）和彼得卢事件（1819）。织工们要求法律保护的希望落空了，于是更直接地转向政治激进主义。[20]但是，1800年以后的数年间，卫斯理宗与“教会和国王派”的暴行联手，使大多数织工成为政治上的“保王派工据说，有两万名织工在战争早期加入民军；有一段时间，如果有人批评国王年金名册，就会被打倒在地。1834年，博尔顿的一位证人对下院手织工特别委员会说：“我亲眼看到两三个人因为是老改革派而陷入极大的危险。”激进运动的浪潮是战后才真正掀起的，1818年发生了雇主和织工之间的第二次大冲突。那一年，曼彻斯特举行了棉纺工人的大罢工，第一次明确地试图建立总工会（即“慈善大力神”会）。除了曼彻斯特以外，博尔顿、伯里、伯恩利等各个纺织业城市都爆发了织工的罢工，他们把织梭收起来，锁在教堂或车间里。罢工以雇主的短期让步为结束，而织工的一些领导人则被起诉，被监禁。[21]这是兰开郡织工最后一次有成效的总罢工运动，从此以后，纺织业的大部分行当的工资不断地下降（每周工资9先令，6先令，4先令6便士，而临时工则甚至更低），直到19世纪30年代为止。 把织工处境的恶化归咎于动力织机的使用，那就过分简单化了[22]。织工的地位在1813年已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当时联合王国的动力织机估计总共为2400台，机织对手织的竞争主要是在心理方面。1820年，动力织机的数量估计上升到14000台，但即使在那时，机织仍又慢又笨，还不适用于提花原理，所以不能织难织的图案。可以断言，非常廉价和过剩的手工织工的劳动力阻滞了织布业中机械的发明和资本的运用。织工地位的降低类似于不体面的工匠行业中工人地位的降低。他们的工资每下降一次，他们的处境就变得更无助。织工现在必须劳动更长的时间，以至直到夜晚，然而工资却更少；他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就反过来增加了其他织工失业的机会，就连新“政治经济学”的信徒对此也吃惊。一位人道的雇主由于诚实的行为而导致自己破产，他大叫道：“亚当·斯密博士仔细思考过这样的情况吗？” 读了他的书也找不到解除这些抱怨的办法，他无法想象这种情况的存在，即（据说）在不存在需求的时候，10万名织工做了15万名织工的活，还只能吃个半饱，其余的织工要靠济贫税生活。他能够想象某个工业部门的利润，可以是一个雇主比另一个雇主从穷人辛苦挣来的钱中榨出的更多吗？[23] “15名织工做了15万名织工的活”——这就是不体面行业的本质，如梅休后来在伦敦看到的那样，那里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半就业的工人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互相压低彼此的工资。正是织工的这种劳动状况，特别是在山地的村庄里，给工联主义以额外的阻力。1834年，索尔福德的一名织工曾向特别委员会解释说： 手工织工就是处在这样奇怪的环境下，使他根本没有可能哪怕最低限度地控制自己劳动的价值……事实是，某个雇主手下的织工可能分散在很广的区域内，这就为雇主提供了持久的机会，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把他的织工用作手段，来交替降低彼此的工资。他可以对某些织工说，其他织工报酬少得多，因此他们不应拿得再多了；要不然就走开，不给你工作。然后，他又对其余织工如此再说一番……织工们生活困难，他们想核实这个说法是对还是不对，要花时间，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又怕别的织工会抢走他们的工作，……所有织工的脑子里都激起了妒意和不满，在感情上和表现上使他们分裂，所有这些心思的巧合都使工资的降低变成事实…… 约克郡的毛织业和毛纺业工人的地位下降经历了相似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比棉纺织业内的变化往往晚15年以上。1806年向呢绒业委员会提供的证据表明，家庭工业制度在呢绒业中仍占统治地位。不过“小制造业主”也在减少中，“过去业主的房屋成了现在工人的房屋”；与此同时，制造商则把手工织机连同整布工序一起放在无动力的“工厂”里。（某个证人说：“工厂就是把大约200名工人雇来放在同一个屋子里J）工厂——尤其是利兹的本杰明·戈特的儿个工厂激起了业主和帮工的恶感；因为它们一直在夺去最好的主顾，在整布工序里有组织得非常好的梳工、剪绒工，但工厂却雇用“非法的”工人。一位证人声称：财富“大部分落到笨汉手里去了二帮工抱怨说，在兴旺的时候，工厂把更多的工作交给外作工去做，却毫无自责地把他们赶走，而小业主布商仍在想为自己的帮工找事做。此外，即使在动力使用以前，手工“织布厂”就冒犯了根深蒂固的道德偏见。剪绒工和织工间的一个工会组织——织造业同仁会或称“协会”——公开提出的目标是联合小织布业主发动请愿，要求对工厂施加限制，执行学徒制。[24] “小制造商”和帮工都未能从下院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们的请愿仅仅引起了议会对他们结社的注意以及对旧家长式法规的注意，以后不久这种法规就被废除了。在利兹和斯彭河谷的纺织业地区，小布商的地位比较巩固，他们的衰败又延长到50多年之久。在布拉德福德和哈里法克斯的呢绒业地区以及哈德斯菲尔德以南的花色毛纺业地区，外作工业制度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最充分地发展。像棉纺织业一样呢绒业织工成了削减工资和“屠宰场老板”的牺牲品，那些人囤积了大批的减价商品。 就像布匹剪绒工是毛纺业中的上等工匠一样，梳毛工则是呢绒业中的上等工匠，他们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只要能限制别人进入他们的行业，他们所处的位置本身就足以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因为他们至少早在18世纪40年代就建立了当时还少有的工会组织。19世纪初，尽管有反结社法，他们仍有有效的全国性组织和堂堂正正的章程，有地下工会的种种手段，并因桀瞥不驯和不守工时而扬名。 他们会在某个星期一早晨来到这里，在梳毛罐下点着火，然后常常离去，到星期三，甚至星期四才回来……铺子里总有一个多余的台板，供给游荡的工人休息………[25] 1825年2月，布雷德福的梳毛工人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纪念梳毛工的圣者布莱茨主教。[26]6月，就像在标志向新工业主义的转变一样，他们发动了布雷德福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罢工，2万名梳毛工人和织工参加了罢工，坚持了23个星期，结果以罢工者的完全失败而告终。[27]反结社法在一年以前已经废除，罢工者最新提出的要求是增加工资和工资的合理化，不久以后就转向了要求承认工会合法化的斗争。工厂主走得很远，父母若不在与工会断绝关系的文件上签字，连孩子也要开除出纺纱厂。这场斗争被全国都看得至关重要，作为支持罢工基金的捐款高达2万英镑。罢工失败后，梳毛工人一夜之间就从特权工匠变成了没有抵抗能力的外作工人。学徒制的限制早已被打消，1825年以前的几年中，数千工人被高工资吸引进入了这个行业。当有些梳毛工人在大工场里工作时，其他人习惯上是3人或4人共享一个独立的铺子。现在，他们有数百名新来的工人补充进来，在自己家中进行那种有害健康的工作，尽管到1825年已经有了梳毛机，但是那种机器能否做高质量的梳毛工作还值得怀疑。廉价的工资使他们在以后20年间仍能避免机器的威胁口在这个时期里，梳毛工人仍然以独立和“民主，'政治而著名。按照工会的估计，1825年布雷德福有7000至8000名 梳毛工人就业。20年以后，这个地区的手工梳毛工人还有1万名，许多工人是19世纪20年代从农村地区迁来的。布雷福德的一份记载说： 他们来自肯达尔、北约克郡、莱斯特、德文郡甚至来自爱尔兰。所以，如你在酒店（梳毛工人称作解渴店）里呆上一个小时，就可以听到各种方言混成一片。……他们身上还有农村生活的特征，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每当收获季节来临，他们就放下手中的羊毛梳，拿起长柄大镰刀……回到自己的农村去收割……。他们还是养鸟的行家，梳毛作坊往往变成很好的鸟舍。……有些梳毛工人还是天才的朗诵家，有很妙的背诵能力……还有一些梳毛工人十分聪明，善于扮演戏剧中的角色，有时甚至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剧团。……[28] 克莱克希顿的记载则比较阴沉： 工人中间恐怕要算旧式梳毛工人最倒霉。他们的工作全在家中进行，农舍中最好的一部分用来做这种工作。全家6到8口人，不分男女，都围在用木炭烧热的“梳毛罐”旁边一起工作，气味非常难闻，有害健康。如果我补充说，这个工作间还要当作卧室使用，你就不会奇怪几乎每个梳毛工人大多是形容枯槁……许多人活不到正常寿命的一半…… 他们的妻子也“常常同丈夫一道，站在‘填料岗位'上，从早6点一直工作到晚10点。” 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这些梳毛工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狂热的政治家……，他们是宪章运动中最热情的参加者，《北极星报》是他们惟一的读物。[29] 梳毛工人从“体面”行业跌落到“不体面”行业，可能是工人集团中最突然的一种。毛纺工和毛织工根本就不知梳毛工人在18世纪享有的那种特权地位为何物。他们的工资开始下降时，并没有进行太顽强的抵抗。晚至1830年，布雷福德手工织工最大的雇主曾经写道： 在我接触过的各类工人中，织工是最有纪律，最稳定的。据我所知，他们从来不曾强求提高工资，而是以几乎从无先例的逆来顺受的态度来面对困难和苦楚。[30] 两年后，科贝特骑马经过哈里法克斯地区，他报告说： 令人感到真正悲哀的是成千上万的工人过去每周赚20到30个先令，现在却不得不靠每周5先令、4先令，甚至更少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更令人悲伤的是看到这种状况下的工人仍然保留着他们在独立的时期形成的坦率和不拘的性格''。[31] 哈德斯菲尔德的“花色”毛织业从1825年起就一直不断地萧条下来，1826年，2500个家庭列入了萨德尔沃恩地区德尔夫的穷人名单。（在兰开郡某些棉纺织业地区已实行的）“工业斯品汉姆兰制度”现在得到扩展，织工们一边工作，一边领取济贫税，结果他们的工资进一步降低了。（在萨德尔沃恩，织工只要每周做两天修路的工作，便可以每天领到12磅燕麦食品。）1829年，哈德斯菲尔德一个雇主委员会证实，假如把工资在家庭成员中平分，那么在29000名居民中，有13000人靠每人每天2便士维持着生活。但是，这是一种奇怪的“萧条”，呢绒布匹的实际产量超过以前任何时期。直截了当地说织工的状况就是由于那种“令人憎恶的降低工资的制度”造成的。[32] 工资的降低又进一步引起了与动力织机严重的竞争。毛纺业一直没有引进动力设备，直到19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30年代末，“花色”毛织业才开始（但只是部分地）使用动力织机，而直到1851年动力机才有效地适用于织地毯。即使在与动力发生直接竞争的地方，织布的速度也只是缓慢地达到3倍或4倍于手工织布产量的速度。[33]不过，当织工从平棉布和斜纹布的生产上被逐出来，而转到丝织、毛纺乃至高级呢绒和毛毯业时，无疑发生了连锁反应。[34]的确，在10年、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里，动力在各种纺织行业中始终充当手工织布的辅助手段。一位证人（多少有些不合逻辑地）告诉特别委员会说： 哈里法克斯有两位最大的工厂主（阿克罗伊德先生）是两兄弟，一个使用动力织机，一个使用手工织机。……他们彼此竞争，出售产品，因此必须使工资尽可能接近以便比较……从而可以获取利润。”[35] 这里的动力织机显然是降低手织工工资的杠杆，或者相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位工厂主十分满意他的做法，可以把自己稳定的经营置于动力织机的基础上，而在市场繁荣的时候又可以把更多的工作分发给手工织工，由他们自己承担房租，织机等固定的开支。一名助理特派员1839年对约克郡西区进行调查后报告说：“在需求缩减的时候，” 使用动力织机又用手工织机的工厂主当然要尽可能长久地经营固定资本，因此，他首先考虑的是解雇手工织工。 大多数织工的状况，从19世纪20年代（棉织业中更早）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常常被说成是“无法描述的”或“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们的状况确实值得描述，或更好地了解。直到19世纪30年代，还有某类织工因其有特殊的技术而保持住了工匠的地位。利兹的呢绒织工的境遇比大多数人好，而诺里季的毛纺工人有特别强烈的雅各宾派和工会的传统，并把布置纠察绒、恫吓业主和“非法”工人，参与市区政治、猛烈反对机器等手段结合起来，在19世纪30年代得以使工资持续上升——但这些却导致了约克郡西区的工业超过了诺里季。[36]但是，绝大多数的织工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有的已经处于饥饿之中。1827年，移民问题特别委员会所提供的证据说明了兰开郡某些地区的状况，读起来就像是预见了爱尔兰的马铃薯灾荒： 赫尔顿夫人和我去访问穷人们，一位饥饿难忍的人请我们进一间房子。我们看到火炉旁有一位年迈的人，显然快要死了。另一边有个大约18岁的年轻人，膝上坐着一个孩子，孩子母亲刚刚死去，已被埋葬了。我们正想离开房子的时候，那位妇女说：“先生，你还没有看到全部哩”。于是，我们上了楼，在几块破布下面，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年轻人，即那位死去的妻子的丈夫，他已经动弹不了，翻开破布，里面还有一个快死的人，就在那天，这个人死了。我们再没有疑问了，这个家庭确实处在饥饿之中……。 这是来自西霍顿的报告，那里5000个居民中一半人“没有床铺，甚至没有衣服：报告中还对6个将要饿死的人作了描述。 的确，这里所提到的当时的低工资（从10先令到4先令）可能只是同一个家庭中好几份工资中的一份，因为许多的妻子、女儿和年轻人在使用第二台或第三台织机。但是，这些工资中也暗含另外的支出和扣除。1835年，布雷福德的织工说，从10先287令的平均工资中需要支出4便士用于上浆，3便士用于租织机，9.5便士用于捻经线，3.5便士用于照明，还有4便士必须用于织机的折旧。如果加上房租（1先令9便士）、燃料和洗涤（1先令6便士）的支出，总共的扣除达到5先令3便士，尽管有些地方，妻子或儿子也在合用一架第二台织机工作，这些经常开销中的有些钱可以从两份工资中分摊，[37]有些情况下，织机是租来的，有些情况下织工自己有织机，但是，他们必须向雇主租用传动装置才能织出图案。许多织工长期处于对运输贩子负债的状态下，只有通过工作才能分期还清债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无法拒绝无论多么低的工资。 随着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他们却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无报酬的工作，例如取东西，送东西以及其他许多工序等。1844年，一位观察者写道： 我决不能忘记过去的时光，当时的制造商在这些地区租了房间，经线和纬线都用马和车送过来，为的是给织工很多方便，雇主还要问候被雇者。但是，现在的情况全颠倒过来了，劳工不仅要走很远的路程去寻找工作，而且肯定会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38] 来自帕德西的报告还有更生动的叙述，描写这些没有报酬的辅助工作。 当行情不坏的时候，织工和纺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工作的情形是十分常见的。……如果顺利的话，他们总要接受一些条件，例如帮助梳拢羊毛；就是说，要解开羊毛捆，然后是粗梳回丝，剔除腿部毛、臀部毛，把毛摊平成落层，然后到厂里并帮助洗涤，然后是“浅色”或染色。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报酬的，除了在某些情况下拿一点补助去喝一小杯酒，吃一点奶酪和面包……当初纺工落出第一道粗纱时，由谁来接做下一道活，便成了严重的问题，他们往往用掷骰子的方法来决定。……在整经网做出之后全部需要上浆，通常的做法是织工自己买浆料。……给经网上浆后，全部工序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把它拿到室外去晾干。……选好地方后，张开网柱或撑架，如果遇到霜冻，就要用镐头挖洞埋柱，拉住网头。…有时会看到工人和他的妻子冒着齐膝深的大雪出来把经网晾干。…… 然后，才能开始织布，直到深夜，在烛光或油灯下「一个男孩或女孩，有时是织工的妻子，站在织机的一头，看管着织机，注意纱线断头，织工则注意着另一端，因为一根线断了，另一投梭走过时，也许有十几根线断掉「布织好后，还有六七个零星工作要做，才能由运货人把织好的布匹运到利兹去。 我们说，所有这种零星工作都是没有报酬的，……织工们完成工作后，在一段时间里拿不到报酬，也是常见的事情。……因此，手织工后来被叫做叩击贫穷之门的人，我们对此就不会感到奇怪了。[39] 棉纺织业没有这样一些做法。毛纺业中某些做法早已转为专门的工序。这说明，小规模的毛织业已过时而萎缩。但是，在花色毛纺业和高质毛织业地区同样也有费时间的工作要做。在山区分散的纺织村里，有一种称做“驮夫”的人，那里的男人或女人要用自己的体力背着沉重的布，走5英里甚至10英里的荒原小路。在布雷德福、基思利、哈里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托德莫登、罗奇代尔、博尔顿和麦克尔斯菲尔德等中心城市周围的纺织地区，可以找到完全陷入绝望境地的大量外作工人。1834年议会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说，它发现“那批数量大又很宝贵的人所经受的痛苦，不仅没有被夸张，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其广度和深度几乎不为人所相信，也不为人所描述”。约翰·菲尔登在1835年向这个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声称，数量非常多的织工无法得到足够的最普通最便宜的食品，他们衣衫褴褛，以至于不好意思把儿女送到主日学校去读书。他们没有家具，有些人还睡在草铺上，“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现象并不少见二廉价酒使他们道德败坏，营养不足和不健康使他们身体衰弱。“黄金时代”获得的财富已经从织工的房子里流失了，博尔顿的一名证人说： 自从我能够记事情开始，我所认识的每个织工家中都有五斗柜，有挂钟、安乐椅、床架和烛台，甚至还有画和奢侈品。现在，我发现这些东西全都不见了，它们都跑到机匠家中或较高的等级的家中去了。 这位证人是个制造商，他“记得我的织工中很多年里只有一个人买过一件上衣「一床价值2先令6便士的粗呢床罩，新的时候常常代替毛毯使用。“我看到很多人家中只有二三只三脚凳，在有些人家中，我连一只凳子或椅子都看不见，只有一个茶柜，用来放衣物，又当凳子用。” 穷苦织工和他们一家人的伙食，是单调划一的，即燕麦粥、燕麦饼、土豆、洋葱粥、搀水牛奶、糖浆或家酿酒，而茶、咖啡和咸肉算是奢侈品。理查德·奥斯特勒说：“他们当中许多人一年到头不知道什么叫做吃鲜肉……他们的孩子有时跑到哈德斯菲尔德去乞讨，带回来一片鲜肉，那就是相当奢侈的东西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请看那些助理特派员们细心的调查，他们在1838年被皇家特派委员会任命之后，走遍了全国各地。处境最糟糕的也许是在利兹和曼彻斯特等大城镇发现的地窖里的住户，他们从爱尔兰来，是企图用手工织机赚几个先令的失业者。 人们很容易假设，农村织工住在坚固的石头房子里，织布作坊里有长而直的窗子，在奔宁高原的考尔德河谷上游、沃夫代尔河谷上游、萨德尔沃思或克里特罗，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以此来补偿他们的贫穷。但一位外科医生曾在赫普顿斯塔尔附近一个小村庄里调查过传染性斑疹伤寒的情况（那里在内战时期曾是一个繁荣的毛织业小城镇），结果留下了这一类社区的可怕的图像：居住于高高荒野之上的人们，水源却受到了污染，一道溪水，被屠宰场污染了，到了夏天，就像是“令人作呕的动物养殖场”，阴沟从一户织工农舍前的石板路下直接穿过，房屋潮湿，寒冷，地板比地面还低。“完全可以这样说，燕麦粥和土豆是他们生存的惟一依靠”，还有陈奶和糖浆。如果无法弄到茶和咖啡，就用薄荷、艾菊或海素草泡的水来代替。就连这样的饮食“它们也根本不够……居民的生活状况迅速恶化工医疗费和丧葬费在济贫税中支付，只有1/10的产妇在生育时能够得到医生的照料。 手工织工的妻子临产时的情形如何呢？她双脚着地，一边站着一位妇女，她双臂分别搂住她们的颈项。生理上的痛苦使她几乎把扶她的人拽到地上。她们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生了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呢？她们回答说，因为没有床单可换。…… 这位仁慈的医生惊呼：“他们究竟怎么设法地活下去的，听起来都叫人目瞪口呆。”[40] 哈蒙德夫妇的著作现在引起极强烈的反感，以致在引用这一类资料时总要被指责为心怀叵测。而这一类资料现在实在是多得举不胜举。但是又非得引用不可，因为没有这些细节，便会忽视“手工织工的衰落”这种事实，认识不到他们的悲惨生活达到何种程度。织工的社区在中西部地区和奔宁山区连绵存在了三四百年之久，在其他地区形成较晚，但仍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模式和传统——这些社区，竟是全然消失了。赫普顿斯塔尔——斯莱克的人口模式是特殊的：有348人，一半以上在20岁以下（15岁以下的147人），只有30人超过55岁，它并不表明这是个正在发展的地区，而表明它对生命的期待不高。在19世纪30与40年代这些大灾难的时期，动力织机出现了，爱尔兰移民大量拥入，新济贫法开始实施，从而使削减工资所开始的过程最终结束。这时，随着宪章派织工中滋生着反抗的希望，更可怕的情景却在发生。儿童丧葬协会成立了（主日学校的每个学生每周交纳1便士，作为他自己或同学的丧葬费），（署名为“马库斯的”）一份小册子广为传播，鼓吹杀婴，并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严肃的讨论，但这还不是全部的事情。直到这些最后的痛苦到来之前，旧的职工社区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仍使其居民流连不已，而不向往物质生活较好的工厂城镇。赫普顿斯塔尔一名织工的儿子在19世纪20年代还是个孩子，他回忆说，织工过去“有过幸福的时代”，“当时的空气还没有……被工厂的浓烟弄得臭气熏天”， 也没有铃声催他们在四五点钟起床……他们在自由按自己的意思开始或停止工作。……到了晚上，虽然他们仍然在工作，可是一到主日学校的成立纪念日，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可以快乐地唱圣歌，与音乐般的织梭节奏融合在一起。…… 一些织工可以从自己的园地里采摘水果、蔬菜和鲜花，“我在织机旁工作，当不捻线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教我读书，写字，还教我算术。”基利一个工厂的孩子在18岁时离开了工厂，回到织机旁边，他对萨德勒委员会（1832）说，他宁可回到织机旁，也“决不愿意”到工厂去。“我轻松多了，有时间考虑自己的事，也可以走出去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在布雷福德，中午休息时，织工们聚在一起吃午饭，这成了他们的习惯， 同别的织工和梳毛工一道谈论当时的新闻和说说闲话。他们三五成群地谈上一个小时，如养猪、喂鸡、捕鸟等等，经常对大赦等事情进行非常激烈的争论，或讨论婴儿受洗礼和成人受浸礼的做法是对还是不对有许多次，我看见一些人几乎为……这些话题打起架来。[41] 社会保守主义，地方的自豪感和文化特色混合在一起，构成了约克郡或兰开郡织工社区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社区真是“落后的”——他们以同样的执着墨守着当地的方言和习俗，没有一点医学知识，而且迷信。但是，我们越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越会显出关于经济进步和落后的简单理论站不住脚。此外，在北方的织工当中，颇有造诣的自学成材的人以及思路开阔的人，的确发挥影响。每个织布地区都有自己的织工诗人、生物学家、数学家、音乐家、地理学家和植物学家，《玛丽·巴顿》一书中的老织布工形象无疑是取材于生活。北方一些博物馆和博物学会至今仍保存着由织工记载和收集的鳞翅目昆虫标本，还有一些记载叙述了偏远村庄中的织工们在石板上用粉笔自学几何，并且很喜欢讨论微积分。[42]在粗纱一类的单调工作中，还可以在织机上放一本书，一边工作，一边看书。 织工们还写了一些诗歌，这些诗歌有的比较传统，有的比较复杂。兰开郡一首叫“格林菲尔特的琼”的歌谣经历了战争初起时的爱国周期（与雅各宾的反歌谣一起），再经过宪章运动，一直流传到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但是，最动人的还是战争结束时唱出的一首歌“格林菲尔特的小琼，”歌中说： 我是穷困的棉织工，人人皆知我， 家中没吃的，身上着烂衫， 天天辛劳苦，难赚6便士， 脚上穿木鞋，光脚无袜穿。 请你想一想： 送往收容院， 拼命把活干， 这有多么难。 我们的教区牧师，谆谆教导我： 只要好好把活干，定有好时光； 我已好好把活干，气都不敢喘， 心中却在想，要我死了才算完。 我知道他过着好日子， 我们拼命把活干， 他却一辈子什么也不干。 我们忙了整整6星期， 眼看完工之日即来临。 我们不停地织啊织， 直到最快地把梭换。 我们靠荨麻过日子， 荨麻可不差。 稀粥才是我们最好的美餐； 我得对你说实话， 我是什么都知道， 他们的生活比我还要差…… 保安官员冲了进来，经过一番搏斗后，拿走了他们的家具。 我们躲在地面上， 开口对我的玛吉把话讲， “在我一生中， 从没这么惨”…… 当琼把织好的布匹送到老板那儿去的时候，他才知道，织好的这些布还不够抵偿他欠的债，因为上次那匹布多付给了他钱。于是，他绝望地走出仓库，回到了妻子身旁 我的玛吉开口说， 我们最好把门关， 还是去伦敦寻找好时光； 如果这样拖下去，事情不改观， 他们就会开始说， 流血斗争，誓不罢休。 谁也不是国王， 但谁都喜欢公平， 当人们受到伤害， 就要起来把话讲。[43] 另一种织工诗人是自学成才者，最突出的例子是托德莫登的织工塞缪尔·劳。1772年，他发表了一首诗歌，是模仿汤姆逊的《四季歌》的风格。这首诗的文学价值并不高，但反映出他对维吉尔、奥维德和荷马的原著有所了解，时生物学和天文学的知识也有所了解： 是的，每个漫长的白天和阴沉的夜晚， 我在喧闹的织机旁冥思苦想， 一边织着花案， 手指僵冷，腮如冻土， 整个身躯不时地， 阵阵寒栗和病意。[44] 后来的织工诗人往往表达出一种哀切之情，自觉地模仿外国的文学形式（特别是“自然诗”），很少涉及织工的真实生活。有一位织工在1820至1850年一直是手工织工，后来在机织厂找到了工作，他抱怨这个变动对他的诗产生了影响，他写道： 那时我在一间小屋子里工作，眺望卢丹登教堂的院子。在午餐时分，我常常出去，漫步在四野和灌木林中，倾听着夏天的鸟儿的歌唱，注视着卢丹登河的流水潺潺。……有时，幻想着某个因失恋而痛不欲生的姑娘……对着无情的风哭泣。这种幻想激动了我，于是赶忙回家去写°……但，一切都完了，我必须在喳喳的机器声中不断工作。 多年的自学只带来一些陈旧的诗篇，这确实令人伤心，但这些成果本身带来了真正的满足。这位在19世纪20年代末还很年轻的诗人对自然的观察比对失恋姑娘的观察深刻得多： 我同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一道采集昆虫。我们办起了一个图书馆。我相信我和一个同伴……收集了22大箱昆虫，120多种英国鸟类的蛋，还有（陆地上和淡水里的）大量贝壳，化石，矿石，古代和现代的钱币……。[45] 塞缪尔·班福德是把18世纪民众的社区传统（还延续到下个世纪很长的时间）和19世纪初较自觉的思想成就沟通起来的一座桥梁，他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经历了两种深刻的转变，即卫斯理宗的经历和政治激进主义的经历。[46]在叙述其思想的影响时，我们不应当忘记有相当一批小布商业主下降到织工的地位，他们有时会带来教育的成果和小图书馆。[47] 织工群体的价值观念充分表现在宪章运动的历史上。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宪章派地方领袖中，绝大多数是外作工人，他们成熟的年代是在1810至1830年之间。其中一名是哈里法克斯的本杰明·拉什顿，生于1785年，到1832年已经成为“老一辈”改革家。还有一名是巴恩斯利的亚麻织工威廉·艾什顿，生于1806年，1830年因参与策划罢工骚动而被流放，1838年获释，得到织工同伴的捐助而从澳大利亚返回家乡，他在宪章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并因此再次遭到囚禁。另一位织工原是手工织工叫理查德·皮林，后来成为机织工人，以兰开郡活塞骚动之“父”而著称。此外，约翰·斯克文顿是原教旨卫斯理宗的地方牧师、织袜工人、拉夫巴勒的宪章派领袖；威廉，赖德是利兹的毛料织工；乔治·怀特是布雷德福的梳毛工人等等。[48] 叙述这些人的生平会脱离本书的范围，但是，兰开郡1816至1820年的激进运动在很大程度是织工的运动，这批后来的领袖就是在这类织工社会中形成的。他们对早期工人运动的贡献不可忽视。他们像城市工匠一样，意识到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长期保留着对“黄金时代”的怀念。正因为如此，他们对独立的价值极为珍视。就此而言，他们自然成为1816年科贝特著作的热心读者，除开截留纱线这个莫衷一是的问题外，几乎所有证人都指出织工诚实而具有自立精神，“同陛下臣民中一切法人团体一样忠诚，讲道德和值得信任”。[49]但是，和城市工匠不同的是，他们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平等思想。在繁荣时期，他们的生活方式为全体所共有，因此他们的痛苦也就为全体所分担。他们的地位已经降低到在他们之下不存在非技术工人和临时工之类的程度，因此无须垒起经济和社会的高墙来反对他们。这使他们的反抗活动具有道德上的共鸣，而不一定要以欧文主义或圣经的语言来表达。他们诉之于基本的权利，诉之于人类共存共荣的基本思想，而不要一部分人的派别利益。作为一个整体，他们要求改善生活，而那些想一举之下重新设计社会的乌托邦思想——欧文式公社，全面大罢工和宪章土地计划，像火焰一样燃遍了他们的全体；他们产生了多种形式的梦想，但本质上却是一样的：建立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社会，实行产品的直接交换以避免雇主和中间商人的剥夺。晚至1848年，巴恩斯利的一位亚麻织工（与威廉·艾什顿一道遭到流放的宪章派）在全国宪章派公会上宣布，当宪章派取得胜利后，“他们将把土地分成小农场，使每个人都有机会靠自己的艰辛劳动而生存。”[50]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更仔细地研究19世纪30年代织工的真正处境以及可能改善的办法。他们的苦境被习惯地描绘成“没有希望”，经营着“病态”或“过时”的行业，“斗争注定会失败”，并且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衰落”。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直到19世纪20年代，动力织机被当做借口，用以掩盖造成手工织工衰落的其他原因。[51]1830年以前，动力织布和手工织布之间直接竞争的事例尚未出现，尽管棉纺织业中动力织机的数量成倍地增加[52]，但是，请不要忘记这个时期的棉布消费也有了成倍的增加到1835年为止，毛纺业中也是类似的状况，毛织业的其他部门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也是这样。[53]因此，手织工的衰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30年或1835年以前，在这个阶段里，动力织机是潜伏的辅助因素，它造成的压力主要在心理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又是造成工资降低的杠杆）；在第二阶段里，动力织布代替了手工生产。工资的降低主要发生在第一个阶段（大约从20先令下降到8先令）。 这两个阶段是否都不可避免？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他们有时也认为织工本应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指导。但是，在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织工以及他们的代表们看来，这并非不可避免。在工资下降的第一个阶段，互为作用的原因有十多种，其中包括战后7年中通货紧缩的普遍影响，但基本的原因首先是中断了习惯和工会的保护作用。其次是全体织工暴露于削减工资的最坏方法下，第三是这个行业积累了过多的失业者，对失业者来说它是“失败者最后的庇护所，博尔顿的一名制造商言简意赅地说明白了动因： 从博尔顿一开始出现平纹细布生产的时候，我就发现织布业必然发生人为的工资下降，并且大幅度地开始降低，人们以为可以为织工的报酬找到某个适度的水平，但是，从一开始，它就在任何一个带头降低工资的制造商的控制之下。我所了解的事实是，当他们无法为商品取得某个他们认为应该取得的售价时，就立即去降低织工的工资。 但是，与此同时，1834年——繁荣的一年——的博尔顿“并没有失业织工，同时也没有任何失业的危险。”[54] 习惯的破坏以及工联主义的崩溃是由于国家的干预直接造成的。如果我们接受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反对革命的基调，那么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织工及其支持者用完全相反的分析和政策来反对这种意识形态，要求规定最低工资，并由制造商和织工组成的行业委员会来实施。他们针锋相对地否定“供求关系”的信条。当人们问道，是否应该让工资自己去寻找某个“水平”，曼彻斯特的一名丝织工人答道，在“所谓的资本和劳动之间没有相似之处”： 我可以证明资本就是劳动产品的积累，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劳动总是被那些一无所有因而必须立即将其出售的人拿到市场去，……如果我学资本家的样子，因价格不好而不肯出售……我这个星期本可付出的劳动，难道能把它装在瓶子里，或者放到盐里去吗？……劳动和资本的性质有两个区别（一是穷人总是出卖劳动，富人总是购买劳动；二是劳动不可能贮存，必须是要么立即卖出，要么立即失去），这足以使我相信，劳动和资本决不可能公平地服从同样的规律。……[55] 理查德·奥斯特勒作证说：织工看的很清楚，“资本和财产受到了保护，他们的劳动则要靠碰运气。”奥斯特勒向议会特别委员会提供证词时，受到了一位“政治经济学”党人的诘难，他们的对话构成了两种不同社会责任观的戏剧性对话： 奥斯特勒：劳动时间应当缩短……政府应当建立……由制造商和工人选举出来的人……组成的委员会……去解决如何调节工资的问题。 问：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岂不是葬送了劳动自由吗？ 答：我只要结束谋杀的自由，结束超出劳动者的体能雇用他们的自由。我要制止任何阻碍穷人靠公平合理的劳动获取良好生活的东西，我要制止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对人类生命是毁灭性的。 问：这能够达到你所希望的效果吗？ 答：我敢肯定，自由劳动现在的结果是贫穷，灾难和死亡…… 问：如果你把商品的价格提得相当高，不就没法出口你的商品了？ 答：我们可以在国内使用。 问：难道你用得了这么多商品吗？ 答：3倍之多，甚至还不止。因为劳动者的报酬提高了，他们可以消费这些商品。资本家不使用这些商品……这就是一个重大错误……如果工资提高了，劳动者便有能力买衣穿，……买食品吃……那些劳动者毕竟是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最大的消费者不是大资本家，不管他多么富有，至少他一次只能穿一件大衣，他肯定很少一次穿两件大衣。但是1000名工人现在一件大衣也没有，如果他们能够买得起1000件大衣，完全可以肯定，贸易将增长…… 对于委托经营所或“屠宰房”的问题，奥斯特勒则主张直接地进行立法干预。他说： 你们从未制定过有关这种场所的法律，说这是干预自由。你们制定一些法律防备偷窃，那是对一个人的自由的一种干预；你们制定些法律防止人们杀人，那是对一个人的自由的一种干预……我应当说，那些屠宰馆的人们是不做这些事的…… 资本家“似乎是人类中的特权等级，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是特权等级”。[56]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织工们在织布而他们自己却穿破衣服，还要强迫他们接受正统经济学谬误的教育。兰开郡的织工面临着动力织机的竞争——同时，他们的人数大量增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唱出了“悲凉的歌”： 绅士们，商人们，你们肆意驰骋， 低头看看这些穷人吧，足以让你们羞愧； 低头看看这些穷人吧，当你们上下驰骋。 我想自有那天上的主啊，定将把你们的傲慢全打掉。 〔合唱〕你们这些英格兰的暴君， 你们的赛马会即将开始， 你们将会为你们的行为受到清算。 你们无耻地降低我们的工资， 你们到市场去说销路不佳， 当我们问道，这样的不景气何时完， 你们的回答脱口而出：“等到战争结束吧”。 织工的孩子们穿着破衣烂衫，“你们的孩子却打扮得像戏台上的“花花公子”， 你们是星期日上教堂，我想不是玩耍，而是炫耀你们的骄傲， 你们把仁爱抛在一旁，那能有什么宗教。 如果天堂有什么地方像你们的交易所一样， 那穷人的灵魂就别想走近它，就像迷途的羔羊只能四处徘徊游荡。 你们的餐桌上，堆满了美味佳肴， 醇香的美酒，让你们面放红光， 你们邀集朋友——这是你们全部的欢乐， 你们一起策划，只为了让我们面色苍白蜡黄。 你们说波拿巴是万恶之首， 还说我们有理由诅咒他的倒台， 波拿巴现在已经死去，不再回返， 这清楚地证明我们自己的波拿巴是残暴之王。[57] 他们所受的剥削日益明显，从而增加了他们的愤怒和痛苦；把军队调往彼得卢广场，或者雇主们可以在工业地区建立高楼大厦，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从来就不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规定工资的做法是“不可能的二但他们却从不感到需要用具体事实来加以证明。约翰·菲尔登提出的由地区行业委员会定期进行审查、实行最低工资的建议，其可能性并不小于遭到同样反对但经过30年深入的鼓动终于得以通过的十小时工作法案。站在菲尔登这一边的不仅有织工，而且有许多工厂主，他们也希望对比较恶劣的工厂主和“屠宰房”做一些限制。困难并不在于（斯梅尔泽教授所说的）“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而在于少数工厂主强有力的反对和议会的态度（斯梅尔泽教授却恭维它成功地“处理”和“沟通”了织工们“不合理的骚动迹象”）。[58]1834年，议会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佩斯利的一位有同情心的工厂主约翰·马克斯韦尔担任主席，他与（该委员会的成员）菲尔登一起确保能提供有同情心的证人。这个委员会虽然对织工的苦难境遇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但在1834年却没有提出有力的建议。1835年，该委员会在进一步收到证据以后提出了明确的报告，支持菲尔登的最低工资提案，”这项措施产生的结果将剥夺那些现在有规定工资权的支付极低工资的工厂主手中的权力”。为这项措施举行听证会是必要的，“这至少证明议会同情受害者，愿意倾听他们的祈求”： 本委员会坚决反对这样的情绪，即认为议会不能也不应该干预这种性质的案件。相反，只要英国臣民的生活和幸福处在威胁之中，无论其数量多大，本委员会都认为议会应当毫不迟疑地进行调查，并且尽可能地予以纠正。 为此，本委员会建议，由菲尔登先生提交的这种性质的议案应立即成为提案……[59] 根据这项建议，约翰·马克斯韦尔的议案作为法案于1835年7月28日提交上去了。普勒特·汤姆森的发言持反对态度，显示了反对派的力量。他说： 本国政府怎么可能对工资做出固定的比率？工人的劳动怎么可能没有自由？ 这样的一种措施是“暴君的行为”。鲍林博士和爱德华·贝恩斯（《利兹信使报》）劝织工让子女到别的行业去就业，自己“解救自己工《汉萨议会记录》说约翰·菲尔登的发言“听不见”，因此不予记载。这项法案以129票对41票遭到否决。1836年，马克斯韦尔再次提出这项法案，但多次被延期，终于被搁置起来。1837年5月，马克斯韦尔在延长会期的动议提出时再次提出让这项提案成为法案，结果以82票对39票被否决。面对一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立法机构的凶残扼杀，佩斯利和托德莫登的制造商（其选民中有许多处于饥饿的边缘）继续进行斗争，1837年12月21日，约翰·菲尔登提出一项新提案，被以73票对11票遭否决。但是菲尔登从席位上站起来发出警告说，如果议会对此无所作为，他将反对一切拨款法案。这次，菲尔登的声音“听得见”了，于是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由老资格的正统“政治经济学”老前辈纳索·西尼尔紧紧地控制，另一个“处理和沟通”的阶段开始了°1838年，助理特派员被派往各个贫困地区调查，西尼尔事先告诫他们要做好准备，”与许多流行的理论作斗争，可能会使人们对许多含糊不清、狂妄自大但被长期珍视着的某些预想感到失望。”在一些地区，仁慈和明智的人员，对织工的环境做了细致的调查，但他们毕竟是自由放任主义的空想家，他们的报告以及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于1839和1840年发表；约克郡西区的助理特派员那份枯燥的报告说，他的辛苦本来就是多余的——除非对后来的社会史学家有使用价值： 我力图提出的一般结论是，立法的任务是消除对资本积累的全部障碍，从而改善对劳动的需求；而劳动的供给则和它无关。 然而，就连他的报告也认为，“即使有俄国沙皇那样的权力， 也不可能为处于这种境遇下的工人提高工资……因此，其余需要做的事情全是启发手织工去认识他们真正的处境，劝说他们脱离这个行业，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领进这个行业，就是犯了最残暴的罪。[60] 所有这些“处理和沟通"至少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是它把织工转变为宪章运动中坚定的“实力派”，二是仅在棉纺织业中，1840年的织工人数就比1830年减少了10万人。不错，菲尔登的提案只可能产生一部分效果，只可能使织工在19世纪30年代面临动力织机越来越强的竞争时“稍微得到一些解脱”，而有可能把大批的半失业工人赶到其他一些工业部门去。我们必须审慎地选用措词，这个措词就是：“稍微得到一些解脱”。但在30年代，这可能意味着生与死之间的差别。1834年，奥斯特勒对议会特别委员会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拖得太久了，我相信时日的拖延已经把成百上千的英国工人送进了坟墓。”兰开郡在10年的时间里减少了10万织工，其中也许只有少数人找到了其他职业，大部分人中，一些是自然死亡，而另一些则是过早地“夭亡”。[61]（有些人要靠进入工厂工作的儿童养活。）而到1834年，那个发现自己没有能力采取任何措施去救济织工的立法机构，却又用济贫法修正案来主动直接地打击他们的生活条件。从19世纪30年代末起，许多地区所依赖的救命稻草，有时以“斯品汉姆兰”比率实行的户外救济形式，（至少在理论上）被“巴士底狱”取代了，其后果完全是灾难性的。如果斯梅尔泽教授去考察一下织工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他就会发现一切济贫方法都不受欢迎，而对马尔萨斯式的济贫院来说，独立和婚姻的价值观念成了绝对的忌讳。新济贫法不仅拒绝给织工及其家庭以救济，把他们终生禁锢在这个行业中，而且实际上还把其他人——例如一些贫穷的爱尔兰人——赶进了这个行业。博尔顿一名平纹布织工对1834年议会委员会说：“看到这样的状况，我决不可能无动于衷”： 我处在这种环境中，我现在离60岁还差一年，我计算了一下，在8年之间，我自己变成一个贫民，我使尽全部力气也得不到一个先令。我健康的时候需要用尽全部的力气来苟延残喘，……我是作为亲身经历这种环境的人用感情来谈论这个问题的。我看现在的这个济贫法修正案是胁迫穷人的制度，我也很快就要落入它可怕的强制之下。我不会赞同这种东西。我是忠诚的，我忠于我国的制度，爱我的国家。“英国啊，尽管你全错了，但我仍爱你”。这就是我的心里话……。[62] 正是在诸如艾什顿（宪章派牧师约瑟夫·雷纳尔·斯蒂文斯在那里发表过煽动性的演说）、托德莫登（菲尔登在那里断然公开反对济贫法）、哈德斯菲尔德和布雷德福等纺织业地区，对济贫法的抵制和反抗最为猛烈、持久和紧张。 进入织工地位下降的第二阶段——与动力织机全面竞争——以后，采取了什么弥补措施呢？克拉潘写道：“除了国家设立织工的老年金，立法禁止动力织机或禁止教授手工织布以外，很难看出还有什么有效的办法。”[63]这些并不是织工们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虽然他们提出抗议，反对…… 不加限制地使用（其实是滥用）改进过的和正在继续改进的机器……。 ……忽视了为贫穷的爱尔兰人提供就业和生存的机会，他们是被迫为了一片面包而拥入英格兰劳动市场的。 ……机器每改进一次，就要使用更多的童工、年轻工人和妇女，从而把本来应当劳动的人——成年男子排斥在外。[64] 这些决议证明，织工对机器做出的反应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不加任何区别。直接毁坏动力织机之举已少见了，除非恰逢经济极端萧条和大批失业的时候（如1812年的西霍顿，1826年的布雷德福）才会发生。从19世纪20年代末以后，织工提出了三项坚定的主张。 首先，他们建议对动力织机征税，以保证平等的竞争条件，可将税收的一部分款项拨作手织工的济贫。我们不应忘记，手工织工不仅本身要交纳济贫税，还要承担沉重的间接税： 他们的劳动被动力织机夺走了。他们吃的面包交过税，他们的麦芽酒交过税，他们的糖、茶叶、肥皂以及使用和消费的每件东西也都交过税，而动力织机没有交税。 这是1835年利兹毛织品工人的一封信中所说的。[65]当我们讨论财政问题的细节时，有时会忘记战后税收制度疯狂地剥削的基础以及它的再分配功用，即从穷人手中转移到富人手中。需要课税的其他东西还有砖、蛇麻子、醋、窗、纸、狗、蜡烛、桔子（穷人家孩子的奢侈品）。1832年，国库收入约5000万英镑，主要取自对大众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其中2800万英镑以上用于偿还国债，1300万英镑用于军事，与用于行政机构的35.6万英镑，用于警务的21.7万英镑形成对照。1834年，一位证人向议会特别委员会提供了每位工人一年要承担的赋税量： 第一项，麦芽酒税4镑11先令3便士；第二项，糖税17先令4便士；第三项，茶税或咖啡税，1镑4先令；第四项，肥皂税，13先令；第五项，房税，12先令；第六项，食品税，3镑；第七项，衣服税，10先令， 每个工人一年承担的赋税为11英镑7先令6便士。假设一位工人每天收入1先令6便士，一年工作300天（许多人就是这样的），那么他一年的收入为22英镑10先令，这起码可以说明，他收入中的一半到全部被当做税收抽取掉了……因为不管他想干什么，吃、喝、睡，不是要付这样的税就是要付那样的税。[66] 这个税单上所包括的项目极少手工织工能负担得起，连面包都常常包括在内。埃比尼泽·埃利奥特的《谷物法诗集》中有一首写道： 交了面包税的织工们，都能看到 这税款为你做了什么事， 孩子们被领着，无精打采地 为了羞辱的面包而唱着赞美诗， 一直等到每条街道的石头 对他们一双赤裸的小脚都认识。[67] 正因如此，科贝特对债券持有者的攻击立即受到欢迎；正因如此，费格斯·奥康诺在北方发表演说时，“穿平纹布和粗布”的人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奥康诺说： 你们以为你们什么也没有付出，错了，一切都是你们支付的。是你们支付了600万到800万的赋税去养活军队。为了什么呢？为了保证税收……。[68] 当然，对动力织机课税并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比课窗税、桔税和碱税更为困难。 另外两个建议，一个与动力织机工厂劳动的时间限制有关，一个是关于成年男子动力织机工人的就业问题。前一项建议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引导许多手工织工支持十小时工作制的宣传。从19世纪30年代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始终阴云不散，工人被骂成“躲在女人裙子背后”，或拿儿童的苦难做幌子提出自己缩短工时的要求，事实上，工厂工人和织工公开宣布了自己的目标；缩短工厂劳动时间将会减轻儿童的劳动，使成人每天的劳动时间得到减少，可以让更多的手工织工和失业者来从事现有的这些工作。这就是他们提出的另一种政治经济学模式的精髓所在。至于第二个问题，当时精纺机基本上是由成年男工人操作的，而大多数动力织机却是由妇女或少年操作的。这样，我们就要来进一步考察手工织工反对工厂制的原因了。 “原因”一词的使用也许不太合适，因为这是两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我们已经看到，早在动力织机出现之前，毛织工就十分憎恨手织机工厂。他们首先不满意工厂的纪律、铃声和汽笛，不满遵守时间，因为它有害于健康，不利于家庭的安排，也不利于对其他职业的选择。威廉·蔡尔德是一名织工帮工，因积极进行1806年“协会”的活动而受迫害，他拒绝进手织机工厂，因为他反对“那种每一小时和每一分钟都按部就班的工作以及那里面所做的种种坏事……”： 在家中，一个厚道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工作；而在那里，你必须准时到达：5：30，铃声响了，然后，6：00，又响起了第二道铃声，有10分钟时间让大门开着；10分钟过后，大门又关上了，任何人，无论男女和儿童都不让进入。你只能站在门外，或回家去到8：00再来。[69] 在“黄金时代”，人们常常可以听到雇主的不满，他们说织工有“神圣的星期一”——有时星期二还放假——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才把工作补足。按照传统，织机在每个星期的头几天以慢吞吞的节奏响着“啪啦一滴嗒、啪啦一滴嗒”〔plen-tyoftime，plen-tyoftime，即时间还多，时间还多之意〕。但在周末织机咯咯地响着“啊滴特啦，啊滴特啦”〔Adayt'lat.Adayt'lat，即一天完了，一天完了〕。19世纪的织工当中，只有少数人的生活像持有小土地的织工那样多变，18世纪80年代的日记表明，后者只在下雨天纺织，天气晴朗时则做别的活，如赶车、挖渠排水、刈草、制乳酪。[70]不过，各种各样的营生和活动一直存在到最萧条的年代，他们要养家禽，某些园艺，“假日”或节日活动，甚至花一天时间带着猎狗打猎。有一首诗写道： 喂，你们这些棉织工，快快起床吧， 从早晨到中午，你们得去工厂工作； 你们不能在花园里每天闲荡二三小时， 你们必须听从命令，不停地用梭子织布。[71] “必须听从命令”——这是他们感到最为不满的侮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布匹的真正制造者（他们的父母还记得当时的棉的或毛的纱都是在家中纺成的）。有一段时间，工厂只被看做是赤贫人家孩子的工作地点，即使当这样的偏见消失以后，进工厂就是从自己做主的人（无论他们多么穷困）下降到做仆人和“长工”的地位上。 其次，他们抱怨工厂制对家庭关系造成的影响。即使纺纱已经不再是在家庭中进行，但织布为全家提供了就业。小孩子绕筒子，大一点的孩子看差错，分档投梭，或帮着把梭子投入宽织面。年龄再大的孩子看管第二台或第三台织机，妻子轮换着在织机上织布，或做家务。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吃的无论多么差，至少可以按自己选择的时间坐下来吃饭。以织布作坊为中心的家庭和社区的整个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他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谈天或唱歌。只为儿童提供就业的纺纱厂和只雇女工和少年的动力织布厂一直受到抵制，直到贫穷挫败了他们的抵抗能力。这些地方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充满了性放纵、说脏话、残暴、斗殴、格格不入的举止等。[72]证人们向议会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对工厂的看法： ……谁都不喜欢在动力织机旁工作，实际上也不喜欢动力织机，它的喀喀声和吵闹声简直让人发疯。其次，工厂要遵守手织工从来不愿遵守的纪律。 ……所有在动力织机旁工作的人都是被迫的，因为他们舍此没有别的生存办法。他们都是全家遭受苦难的人，他们自己的经营破产了……他们恰似小小的殖民地被遣去拓殖那些棉纺厂。…… 曼彻斯特有一位证人，他的儿子在工厂的一次事故中丧生。他说： 我已有7个男孩，但即使我有77个男孩也决不会再把其中的任何一个送进棉纺织厂。……我最为反对的事情是那里的道德极其极其败坏……在工厂里，他们必须从早晨6点工作到晚上8点，结果没有时间受教育……也没有他们应当学习的好榜样。…… “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既然他们发明了机器取代人力劳动，他们也必须找到用铁做成的汉子去管理。”[73] 最后，我们不能个别地看待这些反对意见，而要把它们看做是社区“价值观念体系”的反映。这的确可能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宝贵资料，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是个“多元的社会”，工厂区、纺织区和农业区各有自己不同的传统、规矩和期望，相互撞击着。在某种程度上，1815至1840年的历史是前两者汇合在一起的历史，汇合在共同的政治鼓动中（激进主义、1832年议会改革、欧文主义、十小时工作制运动、宪章运动）；而宪章运动的最后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它们之间艰难的共存和最后的解体的历史。在曼彻斯特或利兹等大城市，手工织工有工匠的许多传统，与他们通婚，很早就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工厂，因此，与工匠的差别最不明显。在山区的村庄中，亲族特征则较强，他们看不起“城里人”，说他们“讨厌而无聊”。[74]像萨德尔沃思、克利特罗、考尔德河上游等地区，住在山腰的织工与河谷下的纺织厂长期地不发生联系，他们培养自己的子女来顶替他们在织机旁工作。 以后，当然是在19世纪30年代，我们开始说到了“垂死的”职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本身的社会保守主义而葬送了自己。但是，即使在那些织工们俯首听命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皇家委员会向他们发出“脱离这个行业”的劝告仍旧是文不对题的，孩子们可以在工厂里找到工作，正在成长的姑娘也转到了动力织机旁去工作。有一首诗歌说： 如果你进入织机房，那里有三四套织机， 他们都停着不动，只不过是房子里的点缀。 如果你要问这是为什么，年长的妈妈会坦率地对你说， 我的女儿们抛弃了它们，去用蒸汽织布啦。[75] 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总是存在。在许多纺织厂，纺纱工人和原来在那里工作的工人，有优先安排自己的子女的特权。而发生了这种情况的地方，织工靠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生活，这就增强了他们的羞愧感，传统的角色以强制和受侮辱的方式被颠倒过来了。 我们还必须记住，在早期的工厂里，成年工人与少年工之间缺乏平衡。19世纪30年代初，棉纺织厂工人（从事各类劳动）有1/3到一半是在21岁以下的。在毛纺业中，少年工占的比例却高得多，在成年工人中，妇女占了一半以上。尤尔牧师根据1834年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做出的估计是：英国纺织厂的成年劳动力总数为191671人，其中102812人是女工，男工只有88859人。[76]男性就业模式非常清楚： 在兰开郡的棉纺织厂，男性工人就业量最大的那个年龄期内，即11岁到16岁其平均工资为每周4先令103/4个便士，在以后的5年里，即16岁至21岁，周平均工资上升到10先令2.5个便士，当然，工厂主要尽可能减少领取这种工资的人……。在此以后的5年期，从21岁到26岁周平均工资为17先令2个半便士。因此，只要情况允许，工厂主就会进一步削减男性工人，这种动机是更强烈了。在后来的两个5年期内，平均工资继续上升到20先令4个半便士和22先令8个半便士。只有在需要强壮的体力，或高超的技术，在某种艺术工艺或密传的工作中……或是受到重用和信任的从事办公室工作的男子才能受雇，拿到这样的工资。[77] 在这样的就业模式中有极其明显而又非常重要的两点需要加以说明。第一点已经同“不体面”行业联系起来了。即在我们的心里，不能武断地把工厂里的“高”工资同“过时”行业中的低工资截然分开。在以“只要情况允许”工厂主就会削减成年男工为基础的制度下，工厂技术工人的工资与16至21岁时被工厂解雇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当然，在呢绒纺织业中，十几岁就被工厂解雇的童工有时被迫回到手工织机上去。第二，对于成年男手工织工来说，即使困难的处境迫使他们丢掉了成见，他们在工厂就业的机会也不比农业工人多。他们很难适应工厂的工作。他们既没有“强壮的体力”，又没有工厂所需的工艺技能。1835年，最善良的工厂主之一的约翰·菲尔登回忆说： 每个星期都有几十名手工织工来向我申请工作，他们的处境使他们无法生存下去了，不得不寻找这样的工作。我和我的合伙人……不得不拒绝许多要求工作的人，因此心中总觉不安。[78] 19世纪30年代初，兰开郡工匠行业中的工资按理说是比较高的，例如铸铁匠、机械匠、鞋匠、裁缝和技术建筑工人的工资从15先令到25先令不等（机械匠的工资更高）。但是这样的工资是靠结社的力量取得的。他们结社的目的之一是坚持要求把工厂开除的年轻工人和手工织工排除在外。如果织工有可能改行——或让他们的儿子当学徒，转到别的任何工匠行业上去，社会保守主义是不会阻止这样做的。一些完全可以理解的成见对非技术劳动很不利，即把这类工作看做是社会地位的完全丧失。格林菲尔特的琼“在痛苦至极”的时候宣称： 我要丢掉这个行当，去用铁锹进行工作， 或者到公路上去做碎石的工作……，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曼彻斯特一个丝织工人曾向下院详述劳动价值论的精华，但却无法转行变成搬运工人（工资为14先令到15先令）。织工的体力难以承担沉重的非技术劳动（砌砖工人和挖掘工人的工资为10先令到12先令），也竞争不过比他们强壮又愿拿较低工资而工作的爱尔兰工人。[79]大城市的织工无疑可以找到其他各种各样报酬很低的临时工作，而农村的中年织工却无法举家迁居： 变化的可怕后果……一直挂在老年手织工的心上。我们亲眼看到帕德西的一名老织工含着眼泪……数说他的织机如何好。哦，不错，它曾经挂在梁子上，如同一切织机挂在梁子上一样；它来回摆动，如同一切织机来回摆动一般；跑过去的部分很容易再跑回来，很自在地进行工作；它可以收进任何数量的纬线，不管它有多长。当初它从英国某个最好的制造人手中买回来时……邻居们都来观赏，赞不绝口，也想买一架。可是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架和另一架织机……都悄无声息了，上面蒙满了灰尘和蜘蛛网。……[80] 手工织工的历史在许多方面深深触及了工业革命期间生活水平的普遍问题。在最初的若干阶段上，显然为“乐观派”提供了证据，例如纺纱厂的成倍增加，吸收了成千上万的外作工人，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等等。但是，随着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地位和自卫能力却下降了。从1800到1840年的记录几乎摆脱不了“悲观派”。如果我们不从“未来学”的角度，而是从经历过那个时期的几代人的角度来衡量生活水平，我们定会看到，织工作为一个群体不但没有“分享”经济进步带来的“益处”，反而承受了急剧的衰落。由于纺织业是工业革命中的支柱，而且成年织布工人远远多于成年纺纱工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叙述那个时代的经历如同其他角度一样有效。也许是出于大事宣扬的风格之故，习惯的描述都集中在增长的东西上（精纺机、工厂和蒸汽），因此，我们也就考查了成倍增长着的劳动者。 当然，“乐观派”是承认织工的苦境的；但他们的陈述都带着些保留语句，除了“少数极为不幸的那部分人例如手工织工”，“繁荣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或者“技术方面的就业不足造成的小小的影响”[81]等等。但克拉潘十分清楚，在19世纪40年代末以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织工说成为一“小”群。在英国，织工曾经是，也许在几百年的时间内一直是最大的一个产业工人群体，他们是我国主要工业的耕耘者。在1820到1840年之间，他们在人数上仅次于农业工人和家庭仆人，占职业人数的第三位，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其他任何产业工人群体。“对它们〔指联合王国的织机数量〕虽从未普查，但决不可能少于50万也许还要多得多。”[82]据估计，联合王国的棉、毛、丝、亚麻等纺织业和一些专门行业如织带业中的织机（但不含纬编）曾一度增加到74万台。不过，许多家庭可能有2台、3台甚至4台织机。1834至1835年的议会特别委员会估计，有80至84万人（织工及其家庭）完全靠织机生活，这个数字比较接近我们的估计。 在陈腐的意识形态中，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关于自由的神话，认为立法机构应该无所作为，让“自然的”经济力量去打击社会的某一部分，这可以构成完整的自卫能力。动力织机为国家和雇主提供了铁一般的证据。但是，我们从织工的事情中也可以认为，它反映了工业革命中存在的一种极为反常的状态。在织工的历史中，我们还看到了对那一部分没有工会保护的工人进行压迫和剥削的制度的范例。政府不仅积极干预他们的政治组织和工会，而且用资本自由的消极信条来打击织工，就像他们用这样的信条无情地打击爱尔兰饥瑾的受害者一样。 这种信条的幽灵，今天仍在四处游荡。艾什顿教授叹息金融的因素耽误了对动力织机的投资。他说： 人们有时认为，工业革命的“罪恶”产生于它速度快而能持续，但家庭纺织业工人的状况却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如果在织布技术方面早已有个阿克莱特式的人，[83]如果利率保持在低水平上，如果没有移民，也没有济贫法，那么向工厂的转变也许会更快一些，经受的痛苦也会小一些。事实上，大批的手工织工何止是一代人在不断地进行着反对蒸汽动力的徒劳的战斗。[84]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于动力织机雇主们说来，这却非“战斗”，而不过是最最方便地拥有廉价劳动，作为在繁荣时期的一种贮备和压低管理动力织机的女工和女童的工资（1832年曼彻斯特为8先令至12先令）的一种手段而已。此外，并不是没有“向工厂的转变”，如果动力的使用比实际上还要更快，它的后果（其他一切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就会更具灾难性。 在铁路时代来到之前，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发明确实取代了成年技术工人（冶铁工业例外）。有些经济史学家（也许因为隐藏在心中有一种把人类进步和经济增长等同起来的“进步主义”的思想之故）看来并不愿正视这一明显的事实。这种被排挤出去的劳动力遂为全凭人体肌肉并且耗费时间的艰苦工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在矿井、码头、制砖场、煤气厂、建筑工地、运河开凿和铁路修建、货车运输和搬运等工地上很少或根本没有机械化。煤炭仍然靠人背负着，从长长的跳板梯运进船的货舱。在19世纪30年代的伯明翰，人们仍然可以以一天1先令的工资，受雇并用手推车运送砂石到9英里远的地方，然后推着空车再走9英里回来。1832年的工资在机械师（26至30先令）或木工（24先令）同挖掘工人（10至15先令）或织工（约8先令）之间的差别就是如此悬殊，我们不能听任社会保守主义的独家解释，它说技术性的行业才是例外，而非技术的体力劳动和外作业远不是什么“特别不幸”，它是雇主、立法者和意识形态专家精心设计出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降低体力劳动工资的一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在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的时候，织工大量过剩这个事实就是一种明证。马克思曾经写道，外作工业中的剥削“更加无耻，”因为在这些被现代工业和农业造成的大量‘剩余'群众的最后一个生存手段中，为工作而竞争达到了顶点。”[85] 当然，有一种“未来学”的论点值得注意，经历了苦难时代而后来有所好转的许多工人实际上采纳了这样的论点。无论在这个转变中如何充满了痛苦，有这样一位工人却说： ……使用动力织机的工人无须买织机和珍妮纺纱机为他们纺纱，他不必购买筒管、浅篮和筐篓，不必付房租和税，不用买蜡烛或煤气或煤来点灯并给车间供暖。他们不必付修理费，损耗费，……不用购买织梭，清棉机、工具箱、工作柜、打梭棒、梭盘和头经纱、梭子……他们不必在踏板和座板上支撑着身子……或不必裹紧护腕以增强腕力……他们不用取头道粗纱、绕他们的经网、叠布边，上浆并把网拿出去晾干，找传送装置，固定匹头、拉幅、翻覆、喷湿并折叠布匹，而他们最不会想到的是揉毛、洗毛和染毛，这一切也都是不拿钱的。[86]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手工织工的劳动，那显然是痛苦和过时的，无论有多么大的苦难，转变都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种论点是用未来的收益去轻视一代人所经受的痛苦。对于受尽苦难的人们来说，这种回顾的欣慰却是令人心寒的。 [1]W．加德纳：《音乐和朋友》（1838），第1卷，第43页。又见M．D．乔治：《转变中的英格兰》（企鹅版，1953），第63页。 [2]T.艾克塞尔：《格洛斯特郡织工简史》，摘自芬伯格编《格拉斯特郡研究》（莱斯特，1957）中E．A．L．莫伊尔文章《织工绅士》，第247页。 [3]贝尔法斯特议员艾默森·坦南特1835年7月28日在下院的演说。（关于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人，）见上文，第143页塞尔沃尔的叙述。 [4]W.O.亨德森和W.H.查洛纳为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导言（1958），笫14页。 [5]摘自E.A.L.莫伊尔前引文，第226页。关于英格兰西部的工业，亦见D.M.亨特：《英格兰西部的毛织工业》（1910）；J.deL.曼：《18世纪威尔特郡的布商和织工》，载于L.S.普雷斯纳尔编：《工业革命研究》（1960）。 [6]这首诗的原稿藏于利兹档案馆，誉印件见《托雷斯比协会出版目录》，第41集，第3部分，第95号，1947年，第275-279页。H.希顿的《约克郡的毛织业和毛纺业》（1920），第344-347页上曾作摘引。希顿教授的这部著作依然是有关18世纪约克郡家庭工业的权威著作。 [7]威尔伯福斯（1759—1833），英国政治家和慈善家，一译注 [8]英文为teuilefinishing，指织物织成后所进行的各种加工工序，为捶、轧光、缩绒、拉绒、压呢和拉幅等一译注 [9]弗兰克·皮尔：《老克莱克希顿》，载于《克莱克希顿卫报》，1884年1—4月。皮尔是地方史学家，他的写作忠于事实，描述了约克郡西区在19世纪30年代的情况，该地是业主布商生存时间最长的地区。 [10]见A.P.沃兹沃恩和曼：《棉纺织业和工业的兰开郡》（曼彻斯特，1931），第348页。 [11]沃兹沃恩和曼前引书，第366—367页。 [12]W.拉德克利夫：《动力机织业的起源》（斯托克波特，1828），第65页。 [13]A.艾金：《曼彻斯特……的乡村景象》（1795），第262页。请注意，这里最早使用了“工人阶级”一词。 [14]拉德克利夫前引书，第167页。 [15]见S.J.克拉潘：《兰开郡的棉纺织业》（曼彻斯特，1904），第40页。有些迹象表明，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从1797年左右开始普遍地下降，设在博尔顿的一个棉织工人协会称1717至1799年工资下降1/3。见R.班克罗夫特牧师的信，1799年4月29日，枢密院档案第A.155号；A.（博尔顿，1799）；拉德克利夫前引书，第72-77页，但是从1802年5月26日的《布莱克本邮报》上可以看到，该地工资已经达到每周45至50先令的最高水平。 [16]J.斯密斯：《羊毛的回忆》（1747），第2卷，第308页。 [17]见沃兹沃恩和曼前引书，第387页起。 [18]据称，1807年织工要求规定最低工资法案的请愿书上，据说有13万棉织工人签字。见哈蒙德夫妇：《技术工人》，第74页。 [19]豪厄尔：《国家审判集》，第31卷，第1—98页；普伦蒂斯前引书，第33页。 [20]关于导致卢德运动（1812年）产生的多次事件，参见下文，第541页。 [21]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109—121页。哈蒙德夫妇引用的内务部关于1818年罢工的文件全文刊载在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246-310页。 [22]18世纪在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业中能看到相同的过程，该地根本没有动力机问题。见M.D.乔治：《18世纪的伦敦生活》，第187页。 [23]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123页。亦见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298—301页中有关1823年曼彻斯特织工的生动陈述。 [24]参见下文，第527—529页。 [25]《英国行业手册》（1818），第441页。 [26]见下文，第425—426页。 [27]关于这次罢工，见J.伯恩利：《毛纺业和梳毛业史》（1889），第166页以下；J.詹姆斯：《毛纺业史》（1857），第400页以下；《行业报》，1826年6—9月；W.斯克鲁顿：《一八二五年大罢工》，载《布雷德福考古学报》（1888），第1卷，第67-73页。 [28]w.斯克鲁顿：《50年前的布雷福德》（布雷福德，1897），第95—96页。 [29]弗兰克·皮尔前引书。J.伯恩利在《呢绒业和梳毛业史》中的第175-185页叙述了19世纪40年代梳毛工人的境遇。E.西格斯沃恩描述了19世纪40年代末由于梳毛机的改进而使梳毛工人在布雷德福突然消失的厄运，见C.费伊：《工业英国巡礼，1830-1850》（1952），第123—128页；关于1856年哈里法克斯梳毛工人的消失，见E.贝恩斯：《约克郡的过去和现在》，第2卷，第415页。 [30]摘自W.卡德沃恩：《布雷德福地区工人阶级状况》（布雷德福，1887）。 [31]《政治纪事报》，1832年6月20日。 [32]W.B.克伦普和G.戈巴尔：《哈德斯菲尔德毛纺业史》（哈德斯菲尔德，1935），第120—121页。 [33]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论点。关于动力和手工织平棉布的产量，比例是3：1还是5：1，证人在《议会特别委员会关于手织工请愿书的报告》中做出不同的估计。丹迪织机就布匹在其中移动的方式而言，是一种机械操作的手工织机，织工需要跟上加速运动的手抛织梭，据说，这种织机能够跟上动力织机的速度，但织工的健康会受到很大损害。J.詹姆斯估计，在毛织业中，1835年的约克郡西区有2768台动力织机，相比之下，1838年布雷德福地区估计有14000台手工织机，而1841年约克郡西区有11438台动力织机。据1835年3月28日和4月11日的《利兹时报》估计，毛纺业的动力织机（一般是每个姑娘或妇女管两台）的产量是手工织机的2.5到3倍。但是，15年以后，一码半宽幅的织机其织梭的运动速度加快了一倍以上〔见H.福布斯：《毛纺业的兴起，进步和现状》（1852），第318页〕。克罗斯利动力织毯机于1851年获得专利，其速度是手工织机的12倍到14倍（《一名工人的50年回忆》.载《哈里法克斯信使报》，1888年7月7日）。 [34]见《特别委员会关于手织工请愿书的报告》（1835），第148页（2066号）。 [35]同上，第60页（465—466号）。 [36]关于（从业主的角度）对诺里季织工委员会在反抗“那种称之为廉价劳动的肮脏东西”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所做的描述，见《保安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1839），第135-146页。参见克拉潘：《毛纺工业从诺里季向约克郡西区的转移》，载《经济杂志》，第20卷。 [37]《利兹时报》，1835年3月7日。 [38]外科医生R.豪厄德：《赫普顿斯塔尔―斯赖克的斑疹伤寒史》（赫布登桥.1844）。 [39]J.劳森：《就帕德西的发展致年轻人》（斯坦宇利，1887），第26—30页。 [40]R.豪厄德前引书，散见书中各处。 [41]J.格林伍德：《回忆录》，载《托德莫登地方报》，1909年9月10H0J.哈特利：《大事记》，载《托德莫登地区新闻报》，1903年；斯克鲁顿前引书，第92页。 [42]参见J.F.C，哈里逊：《学习和生活》（1961），第45页；关于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参见乔治前引书，第188页；中西部地区、诺里季尤其是苏格兰的织工中也有这种强烈的传统。在斯皮特菲尔兹，丝织工人出资帮助数学协会、历史协会、花卉栽培协会、昆虫协会、朗诵协会和音乐协会·见G.1.斯蒂柯勒：《关于经济问题的五次演讲》（1949），第26页。 [43]J.哈兰德：《兰开郡的歌谣》（1865），第223—227页。 [44]兰开郡织工、托德莫登附近巴雷威斯的塞缪尔·劳：《家乡的冬天》（利兹，1772）。 [45]W.希顿：《老战士》（1857），前言，第23、19页 [46]关于卫斯理宗和织工的关系，见下文，第11章。关于战后的政治激进主义，见第646—648页。 [47]约翰·菲尔登对1835年议会特别委员会说：“我想，在我们居住的邻近地区中，至少有3/4的制造业者陷入了贫困之中”。 [48]关于拉什顿，见下文，第398-400页，巴恩斯利档案馆中有关于艾什顿的各种史料。关于皮林，见《宪章派审判集》（1843）。关于斯克文顿，见J.F.C.哈里森：《莱斯特的宪章运动》，载A.布里格斯：《宪章派研究》（1959）·第130-131页；关于怀特和赖德，见哈里森：《利兹的宪章运动》，同上，第70页起。 [49]拉德克利夫前引书，第107页。 [50]《哈里法克斯卫报》，1848年4月8日。 [51]G.H.伍德：《棉纺织业的工资史》（1910），第112页，提供的资料表明，1797年棉织工人的工资平均为18先令9便士；1802年为21先令；1809年为14先令；1817年为8先令9便士；1828年为7先令3便士；1832年为6先令。这些数字可能还不足以说明工资下降的幅度，因为可以肯定，19世纪30年代许多地区的周工资平均为4先令6便士，毛纺业和毛织业的大多数部门的工资也一样地下降，但开始得晚些，也极少下降到这么低的程度。统计数据所表明的趋向可参见议会特别委员会和助理委员会报告中浩如烟海的证词，《特别委员会关于手工织工请愿的报告》（1834），第432—433和446页上的图表很说明问题，菲尔登：《民族复兴》（1834），第27—30页上也有有用的图表。 [52]关于英格兰动力棉织机数量的估计，1820年为12150台；1829年为55000台；1833年为85000台。经纱消费量的估计，1820年为870.96亿磅；1829年为1495.7亿磅，联合王国的手工棉织工的数量，1801年估计为16.4万人；1810年为20万人；1820年为24万人；1830年为24万人；1833年为21.3万人；1840年为12.3万人口见N.J.斯梅尔：《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化》（社会），第137348—149、207页。 [53]在毛纺业为主的哈里法克斯教区，羊毛的消费量从183。年的365.7万磅急剧上升到1850年的1442.3万磅。在同一时期，动力毛纺机的数量从几百台增加到4000台，在布雷德福的毛纺业中，动力织机与手工织机的比例到1836年大约仍为3000台对14000台。 [54]《议会特别委员会关于手工织工请愿书的报告》（1834），第381、408页。 [55]前引书，第188页。 [56]《议会特别委员会关于手工织工请愿书的报告》（1834），第283-288页。 [57]J.哈兰德前引书，第259—261页。 [58]N.J.斯梅尔泽前引书，第247页。这里应当公正地对斯梅尔泽教授补充一点，他的著作虽然在基本论点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它在说明技术变化对棉纺织工人家庭关系产生的影响方面却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 [59]见《议会特别委员会关于手工织工请愿书的报告》（1835），前言，第15页。我摘引了这份报告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纠正斯梅尔泽著作第263—264页和克拉潘的著作第1卷第552页上所做的不准确的叙述。 [60]《下院议事录》和《汉萨议会记录》，随处；《皇家手织工委员会报告》（1840），第3部分，第590页；A.布里格斯：《宪章派研究》，第8-9页。 [61]见一位名叫w.瓦利的织工写的日记，载于w.贝内特：《伯恩利史》（伯恩利，1948），第3卷，379—389页；如（1827年2月的日记）：疾病流行猖狂；但愿一切好起来，穷人又冷又湿，饥不果腹，还要辛劳地工作……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被天花和麻疹夺去了生命。 [62]同上，1834年，第456—460页。 [63]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552页。 [64]《布雷德福·利兹和哈里法克斯等及其附近的手工毛纺工人代表会议的报告和决议》（1835）。 [65]《利兹时报》，1835年4月25日。 [66]议会特别委员会关于手织工请愿书的报告，1834年，第293页起。证人R.M.马丁是《英帝国税收》一书的作者。 [67]E.埃利奥特：《壮丽的村庄》（1834），第1卷.第72页。 [68]《哈里法克斯卫报》，1936年10月8日。 [69]《毛织业委员会的报告》（1806），第111页及散见各处。 [70]T.W.汉森：《祖父日记》，载《哈里法克斯考古协会通讯》，1916年。 [71]J.哈兰德前引书，第253页。 [72]1823年，曼彻斯特的织工们说：“工厂生活的罪恶是数不胜数的，无知和放纵的男女青年混杂在一起，没有父母的监督。高温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一思想受到腐蚀，生命和肢体受到机器的威胁，在那里长大的人40岁时的体格就像60岁的人……”（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300页）。 [73]《议会特别委员会关于手工织工请愿书的报告》（1834），第428页（5473号）、440页（5618号）、189页（2643—2646号）。 [74]埃德温·沃：《兰开郡概况》（1869），第128页。 [75]J.哈兰德前引书，第253页。 [76]A.尤尔：《制造业哲学》（1835），第481页J.詹姆斯：《毛纺制造业史》，第619-620页；《布雷德福史续篇》（1866），第227页。各种报告对少年工数量的估计往往偏低。 [77]尤尔前引书，第474页 [78]J.菲尔登：《工厂制灾祸》（1836），第68页。 [79]这里提到的工资数额摘自1832年曼彻斯特商业工会的平均工资表，见《济贫法委员会第一份年度报告》（1836），第331页；《英国年鉴》（1834），第31—61页。 [80]J.劳森：《帕德西的发展》，第89—90页。 [81]克拉潘：《经济史》，第1卷，第565页；F.A.哈耶克的文章，载《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第28页；哈特韦尔：《英国生活水平的提高，1800—1850》，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13卷（1961年4月）。 [82]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179页。 [83]理查德·阿克莱特（1732—1792），英国纺织机发明人。——译注 [84]T.S.艾什顿：《工业革命》，第117页。 [85]《资本论》（1938），第465页（参见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6页，“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中的内容。——译注 [86]J.劳森前引书，笫91页。 感谢肖弋戈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希克梅特的斗争（〔土耳其〕桑格尔·萨夫兰（SungurSavran），201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希克梅特诗集相关链接：【PDF】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译（译者：吴季） 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希克梅特的斗争 〔土耳其〕桑格尔·萨夫兰（SungurSavran）吴季编译 〔原标题〕CaptiveBolshevik:NâzımHikmetandStalinism（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希克梅特与斯大林主义） 〔来源〕土耳其政治理论杂志《革命马克思主义》（DevrimciMarksizm）的2019年英语年刊（RevolutionaryMarxism）。 〔说明〕作者在英译本中介绍说，土耳其语原文要长得多，近60页。这个中译本采取摘译和编译形式，略去部分内容，还有部分在保留内容和观点的前提下，译者自行组织文字或予以简述。原文以各时期为小标题，译者另起标题。希克梅特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土耳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正如作者所说，他在政治立场上的对错，意义远为重要。但即使从理解希克梅特的作品出发，厘清他的政治立场及各个时期的心态，也很有助益。反过来，他的一些诗也可以作为他的政治态度的旁证。比如写于1955年的《建筑物和建筑工》（有人谱成歌来唱，在油管上，一位敏锐的读者跟帖评论道：希克梅特的诗总是与社会主义相关），就是他的政治隐喻。建筑物是共产主义事业，建筑工则是参与这个事业的各色人等。这个过程并不尽如人意，“这可要难一些”，“建筑工人的心，喧闹得像市集”，“茶水并不总是香甜热乎的∕面包也不总是新鲜柔软∕并非人人皆英雄∕朋友们也不尽忠诚”，但是——希克梅特安慰自己——建筑物毕竟在拔地而起，成就也看得到（低楼层的窗台上∕已有了花盆的影子）。那是斯大林死后两年，赫鲁晓夫发布“秘密报告”的前一年。就在这一年，他创作了一部戏剧《伊凡·伊万诺维奇存在不存在？》，幻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平顶帽”给予官僚致命一击。又如文中谈到古巴革命如何再次震动了他，使他恍然回到自己的十九岁，这就解释了他此后到逝世的两三年间许多诗里表现出来的种种激情，以至《我的葬礼》这样的诗里的俏皮、亲切和豁达。可以说，这些是他后期的诗里本已淡去了的一些特征。（译者） 今早我从古巴回来 在古巴这片土地上，六百万白人、黑人、黄种人和混血儿 正快乐地播撒下一枚灿烂的种子，所有种子的种子 你能画出幸福来吗，阿比丁 但可别取巧 不要画天使脸庞的母亲哺育她脸颊红润的宝宝 或是白布上的苹果 不要画金鱼在水族馆的泡泡之间穿梭 你能画出幸福来吗，阿比丁 你能画出1961年盛夏的古巴吗 大师，你能画出“赞美吧赞美吧，我看到了那一天我可以死而无憾了”吗 你能画出“多可惜多可惜啊，这个早晨我本可以在哈瓦那诞生”吗 ——《稻草色金发的女郎》（Straw-Blond） 一切自称进步的人士都试图让希克梅特为己所用。就连土耳其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领袖阿尔帕尔斯兰·图尔克什（AlparslanTürkeş）也在某次演讲中引用了希克梅特的一节诗歌，而这是一首完满地表达了希克梅特的共产主义观的诗。 凯末尔主义者也力图将之据为己有。关于现代土耳其在经济与国家建设期间犯下的罪行，尤其是针对库尔德人犯下的罪行，这帮人只字不提。但希克梅特并没有一直对凯末尔主义者或其运动持同情态度。不管是在20年代初年轻的时候，还是写作自传体小说《活着是这样美好，兄弟啊》（YaşamakGüzelŞeyBeKardeşim）的晚年，希克梅特对以穆斯塔法·苏菲（MustafaSuphi）为首的土耳其初生的共产党领导人遭暗杀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他们从苏联回国，投身土耳其民族解放斗争。尽管尚无证据证明安卡拉的凯末尔主义领导层对大屠杀应负什么责任，但它是很不友善的，至少营造了促成悲剧结果的政治和心理氛围。凯末尔主义者若无其事，但对我们土耳其共产主义者来说，却事关重大。 老左派对希克梅特向来不吝赞美，只是略而不提这位激进诗人在许多方面的强烈异议或立场：早年在土耳其共产党内对总路线的有力批评；1951年流亡苏联后，他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日益明确的批判态度。 共产主义运动始终受到凯末尔主义者及其后继者的迫害，1925年后变成完全非法的地下运动。大量书面文件被被突袭的警察夺走并销毁，一些辗转存于国外。多数研究历史的学者与这场运动保持距离。要深入挖掘仍待将来。 早期的土耳其共产党（TKP）[1]，除了为共产国际所正式承认的“TKP服从派”（ConformableTKP）[2]之外，还存在着希克梅特参与组织的“TKP反对派”（OppositionTKP，即党内的左翼反对派）。 希克梅特的革命的世界观，形成于十月革命后的辉煌年代。当时他亲赴苏联，在莫斯科成为共产主义者。这种世界观很难套进斯大林主义官僚紧身的制服中去，尽管他和当时的众多革命者一样归附这一阵营。从革命共产主义者的标准来讲，希克梅特在对待凯末尔主义或斯大林主义方面，都犯过严重错误（英文版不拟详述）。 我们通常不会去苛责诗人、文学家或艺术家的政治观点或错误，但希克梅特不一样，他不只是诗人，还是代表着无产阶级历史性纲领的土耳其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因此，深入探讨很有必要。 可以大致把希克梅特的政治历程划分为几个时期： 1921年至1924年间，他在莫斯科东方人民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接受政治教育。 1925年至1936年里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党的官方政治路线持反对态度。 1937年至1951年间，他放弃反对派的态度，向共产国际领导层靠拢。这也是他被长期监禁的时期。 1951年至1963年，他基本上在苏联度过。这段时期并不安宁，有合作，有反对。而从1961年到1963年去世的这几年，前往古巴的所见所感，重新振奋起他对革命的信心。 一东方人来到苏联 希克梅特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萨洛尼卡，撇开坐牢时间不算，他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了14年，年轻时及晚年也在莫斯科住了很长时间。 托洛茨基曾说道，十月革命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墨西哥发现了自己的画家——迭戈·里维拉。同样，希克梅特是十月革命在异国“发现”的诗人。 1920年，希克梅特和他最要好的朋友瓦·鲁（Vâ-Nû）[3]一起离开伊斯坦布尔，参加凯末尔领导的以安卡拉为中心的土耳其解放战争。但整个运动中糟糕透顶的阶级特征让他们深感厌恶。他们发现，运动的资产阶级领导层对农民的惊人贫困全然漠视。他们决定改道前往十月革命后的那片土地。希克梅特在自传体小说中写到他是如何以一种颇为感性的方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我一路走到今天，不是因为书本，也不是因为口头宣传，甚至也不是因为我的社会地位……是安纳托利亚把我带到了我现在的所在。我只是匆匆观察到的安纳托利亚。是我的心把我带到了我现在的所在……真实的情形就是这样…… 如同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年轻人一样，希克梅特掌握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通过智力，而且通过呼吸革命的俄罗斯的整个空气，首先是体验到正在建立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1921年至1924年间，他和来自许多国家的学生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完成党交给的实际任务。1924年1月，他在列宁的葬礼上守卫灵柩。希克梅特的共产主义就是这段经历的产物。这给他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年的莫斯科，是一座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城市，往后再无法企及。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意志力；工人民主在日常生活中可感可触的重要性；文化生活中引人瞩目的创造力与活力，也远超乎后来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致力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不仅应用于政治，也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在年轻学生的脑海中刻下深深的印痕，尤其对希克梅特这样的天才来说。 马克思主义所含的国际主义层面，与斯大林主义无法兼容。而希克梅特终其一生都是坚决的国际主义者。“世界革命”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概念，在希克梅特心中牢牢扎下了根。 1924年，希克梅特从苏联回来后，为一家土耳其日报撰文，同时在刊物的土耳其版中转载，文中表达了对托洛茨基的敬意。他的东方大学老战友瓦·鲁在回忆录中也明确谈到他们对托洛茨基的钦佩。希克梅特返回伊斯坦布尔时，写下一首《告别》（Farewell），提及四位历史人物：“我们爱你∕现在仍爱你∕就像爱你那弹孔累累的墙壁∕爱马克思的画像……”，“俄罗斯啊∕我们离开你时∕在脑海中，我们留存下∕不朽的记忆∕就像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我们看到你的五一节！∕我们从嗡嗡声和喧闹中听见∕托洛茨基的声音洪钟般响起！”〔注：引自艾敏·卡拉卡（EminKaraca）著作“SevdalınızKomünisttir”.NâzımHikmet’inSiyasalYaşamı。后来的版本中“托洛茨基”被代之以“红场”（KızılMeydan）。。——原注〕 总之，希克梅特在十月革命的炽烈奔放中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转变让他自己也十分沉湎。他的诗篇《我的十九岁》是对这段经历的动人描述。这首诗写于1930年，那时他的一些东方大学老同学叛变共产主义，依附于执政的凯末尔党。早年最亲密的朋友瓦·鲁脱离政治，回归日常。他在诗中把他与共产主义相遇的1921年比作自己的“母亲”，并写道：“我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位老师，第一位同志∕我的十九岁呀∕我钦敬你，有如钦敬自己的母亲∕我会这样做的∕我追随着你最初踩过的路∕我会这样做的。∕我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位老师，第一位同志，我的十九岁呀。” 写这首诗时他28岁。到了去世前两年的1961年，59岁时，他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19岁： 那是1921年底，我惊讶了上千次。我感受到百倍强烈的钦佩与爱戴。因为我亲眼目睹了一场与百倍强大的世界的战斗。我看到了生活与创造的无限希望，无限欢乐。我发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人性。我开始用另一种形式来写作。 正是这些，把希克梅特造就成一个终身不渝的共产主义者。 二反对派时期 希克梅特在《自传》一诗中写道：“他们试图离间我和我的党∕但只是徒劳∕偶像坠毁，也没有把我压垮”。这个“他们”，说的就是土耳其的官方共产党（TKP）。研究土耳其左翼历史的人，会注意到希克梅特在某一阶段对TKP的路线持异议态度，但没有人深入研究这种态度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政治基础上。 经常被提及的是如下内容。1929年夏，希克梅特和一些同志组织了一次会议，导致土耳其共产党分成两派：“TKP服从派”和“TKP反对派”。土耳其语版本中的conformable（服从）术语更令人困惑些，问题来了，“服从什么呢？”这提供了答案的线索：共产国际在那段时期的领导及其追求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局（简称EKKI）从一开始就支持官方政党的领导人塞菲克·赫斯努（ŞefikHüsnü）[4]，污蔑希克梅特和整个反对派。反对派所受的攻击简直令人震惊。例如，在1930年7月的一封“公开信”中，反对派被描述为“失败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一些卧底警察……凯末尔主义的人……服务于资产阶级及封建领主的利益……”，后来又将定性改为“警察挑衅的党”，声称该党“与警方有直接联系”。在这个由“叛徒”和“卧底特工”组成的党内，有“像纳齐姆·希克梅特这样的叛徒”。让共产国际领导层这般怒火填胸的分歧，是基于什么呢？首先要指出的是，希克梅特对土耳其共产党领导层的这种反对不止一日，可追溯到1925年的第三次党代会。这是成立才两年的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大会在里程碑式的库尔德起义爆发几天之后召开。事实证明，这场起义导致新共和国的性质的转变——变为镇压性的独党政权，不仅攻击和粉碎了库尔德起义，而且攻击和粉碎了羽翼未丰的共产主义运动。希克梅特在早期阶段就认为，塞菲克·赫斯努和其他领导人对凯末尔的资产阶级政府太过温和。也就是说，希克梅特所捍卫的路线是：拒绝对资产阶级给予任何支持。反之，日益斯大林化的TKP因其全力支持凯末尔资产阶级政府的路线而臭名昭著。 1926年，在土耳其共产党于维也纳召开的会议上，真正的分歧浮出水面。当时镇压已扩大到TKP身上，因此，希克梅特坚决捍卫“党需要直接反对政府”的观点。他说，资产阶级掌权后已失去了民主性质，再也不应受到支持。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现在应当超越民主革命的目标，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大多数领导层反对改变路线，声称政府的反帝立场应当得到支持。维也纳会议通过的新党纲中，对这一立场有所阐述。希克梅特与同道们批评这个纲领和政治路线，正是为此。不过，技术上要指出，纲领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因此尚未依共产国际的章程生效。 塞菲克·赫斯努的路线，完全投合共产国际自列宁去世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孟什维克立场。1925年以来奉行的这条路线，特别是在中国，导致1925—1927年大革命期间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工农遭到屠杀。到了1928年的共产国际六大，这一路线得到巩固，列宁创立的纲领被全面修改，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前景，代之以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从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到拉美，（共产党及工人斗争）都是为了支持资产阶级实现所谓民主革命，从而避免工人革命。 在土耳其，塞菲克·赫斯努及其同道深得该政策的精髓。希克梅特的立场则是：在农民的支持下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努力[5]。两者格格不入。土耳其的左翼历史学家未能发现这个区别，部分是因为前者善于蓄意欺骗和掩饰其支持凯末尔主义的阶级合作政策，篡改早期的纲领，假装党是反对凯末尔独裁统治的。这样一来，反对派还反对个啥呢？历史成了一笔糊涂账。 我们且翻译几段“TKP服从派”领导人撰写的土耳其语版文件。几年后，主要领导人塞菲克·赫斯努承认，在新纲领中加入“激进的政治词句”，真实原因在于： ……中央委员会与（共产国际）外务局一致同意，考虑到无原则的反对派曾经把党先前的行动纲领拿来炒作——纲领是在凯末尔主义党刚刚迈出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第一步的时期制定的，包含了某些赞成政府的看法，这有可能会被解释为机会主义——因此决定编写新的行动纲领。一份纲领连同关于国民革命和土耳其经济与政治局势的论文，于1930年初提交给了共产国际，经深入研究及必要改进之后，由共产国际批准通过。这两份文件的发表，标志着土耳其共产党生命的转折点，为战胜反对派、各种离经叛道行为以及从内部摧毁党的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很清楚。党改变纲领，不是因客观形势所需，不是为确定革命所需，不是因为希望领导工人阶级走上正确方向，而是因为“无原则的反对派曾经把党先前的行动纲领拿来炒作”。新文献把纲领中的这一改变视为左转，是对凯末尔主义的一种更为批判的立场！ “TKP反对派”也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强调了两派在政治纲领上的差异。以下段落尤为重要： 我们并不认为共产国际在我们的纲领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的原则是一种幻想，要实现只能遥遥无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具体原则。我们开展所有出版和组织活动时，都怀着信念，这一原则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然而，对于塞菲克博士、杰夫捷特和哈利姆这群知识分子来说，这个原则是一种幻想。 这是两派在纲领上最重要的歧见。此外，希克梅特和塞菲克·赫斯努之间还存在其它争端。希克梅特宣称，党内民主多年来一直遭到践踏（塞菲克·赫斯努在把反对派领导人打成“托派分子”时，则声称他们采用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官僚化堕落”等概念）。希克梅特还认为，工人阶级在土耳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他反对那些轻视无产阶级的客观存在及其行动能力的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在关于列宁主义的政党概念的重要性方面，也存在分歧，希克梅特小心翼翼地捍卫这一概念。 因此，问题不在于各组织的竞争、个人摩擦等等，而在于两派在纲领、理论与组织方法方面的严重分歧。理解了分歧所在，也就理解了共产国际为何支持“TKP服从派”。至于它以下流词句对“TKP反对派”和希克梅特个人发起的全面攻击，其基础薄弱不堪，确需另作解释。不过，紧接而来的问题是：“TKP反对派”为何仍然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期成为国际在土耳其的分部呢？ 有种种可能。“TKP反对派”未能理解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演变意味着什么。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变，是历史上的新现象。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又是苏联官僚集团从机会主义一变而为冒险主义的所谓“第三时期”。共产国际领导层断言资本主义处于严重危机，夺取政权提上了日程。1934—35年间，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人民阵线”路线逐渐被抛弃，而希克梅特和同志们恰恰在争取更激进的路线，因此有可能会被其革命词藻所吸引。也可能是认为领导之间有分歧很正常，现在，共产国际领导层总算战胜了错误意见……（译注：从文中看，反对派限于土耳其的党内斗争，并未与共产国际直接起冲突，更谈不到自觉反对国际的路线或领导层。作者有一厢情愿认为“他们理应走到这一步”之嫌。同理，下文谈到希克梅特于1936年“无条件地赞同斯大林”，不足为奇。） 三从长期监禁到流亡苏联 希克梅特写于1936年左右的几篇论苏联宪法和西班牙内战的文章，无条件地赞同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这意味着在七年的激烈斗争失败之后，他渴望官方所承认的党重新接纳他。他原先所属的“TKP反对派”，是一个群众性的、工人占多数的党。它所遭受的攻击导致了严重后果，到了1933年，大批干部退出。与此同时，土耳其统治集团日益受到纳粹德国的影响。希克梅特的转变可能出于在上述背景下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的考虑，并最终与“TKP服从派”达成了妥协。这也不是孤例。30年代，大批原先持反对派立场的“老革命”都重归斯大林阵营了。 对希克梅特和其他共产主义者来说，短期监禁乃至遭受警察酷刑本来是家常便饭。但接下来情况不一样了。1937年起，希克梅特因“颠覆罪”被判处28年的长期监禁，最后坐了近13年的牢。在经历了两轮绝食和世界范围的声援运动后，希克梅特于1950年获释，旋即面临暗杀。政府还坚持要求年近50岁的希克梅特服兵役，迫使他于1951年偷渡并流亡苏联。此时，作为诗人他已享誉国际，诗作被译为多种语言。 苏联当局及流亡的土耳其共产党——领导人是他昔日的对手——接纳了他，附带提出诸多告诫。他有部分波兰血统，最早从波兰获得第一本护照。赫鲁晓夫上台后，他才拿到苏联护照。土耳其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人持续监视他。这些领导住在苏联和华约国家，在国内的影响力微不足道。希克梅特23岁时就当选中央委员，现在50多岁，经验远比早年丰富，党内又严重缺乏干部，但任何重要职位都与他无缘。就此而言，他是被投闲置散了。 在莫斯科，他的生活条件不错，有一套公寓、配车配司机，在佩列杰利基诺还有一间别墅。许多著名文学家在那儿也有第二套房子。他被派往世界各地担任亲善大使，起先是去“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后来也去了亚非其他国家，在和平会议之类场合受到了体面欢迎。简言之，希克梅特进了一个金笼子。 四“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 对苏联的观察令希克梅特大为震惊。20年代洋溢着革命热情的莫斯科以至整个国家，如今已被多年的恐怖与僵化的文化生活所扼杀。几番唉声叹气之后，到了1955年即斯大林去世两年后，他才向官僚机构发射出第一枚炮弹，威力还不小。 他创作了一部戏剧《伊凡·伊万诺维奇存在不存在？》（DidIvanIvanovitchExistorNot?），是对苏联式体制与官僚机构的严厉批评。剧本发表于《新世界报》（NovyMir），在著名的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报告出炉的前一年。剧中的主角形象与行动远远超出“个人崇拜”这一流行概念的框框。这个兜圈子的概念通过归咎于个人而维护整个官僚集团。剧本则把官僚化问题视为存在于所有层级上的机制，一种社会关系体系，这是产生斯大林这类人物的条件。 在一封颇为重要的致同志们的书信中，希克梅特谈到另一个观点。之所以未在剧中提及，是因为他认为听起来会太说教了： 在我看来，官僚主义和随之而来的个人崇拜，是从前社会秩序的残余，不仅是资本主义残余，也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残余。落后的沙俄的官僚主义和其他残余，为年轻的社会主义机构中出现的各种混乱创造了环境。 作为一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希克梅特寻求系统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回应苏联官方同义反复式的宣传。但话说回来，解释为早期社会的残余是不够的，应当把官僚主义统治视为一种当代现象，源自无产阶级专政从自身构成中产生的矛盾，正如托洛茨基于1936年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希克梅特迈出了重要一步：击垮官僚的力量来自工人阶级。 在剧中，希克梅特以粗略的笔触描摹了一幅苏联社会壁画。有两个词别具意味：活在对旧政权的怀念之中的“草帽”（Straw-hat），代表工人阶级的“平顶帽”（Flatcap）。正是平顶帽这个角色，在剧终给予了官僚伊凡·伊万诺维奇致命的打击！在政治上，这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为推翻官僚体制的手段。 1957年，该剧在莫斯科首次上演。次日晚，骑警包围了剧院，驱散了等在大楼外的观众。这出戏被查禁。这些愚蠢的官僚手段恰恰在二十大之后被讽刺地称为“去斯大林化”时期付诸使用，这一事实让事件更显荒诞！苏联官僚机构对民主化的渴望走到了派骑警赶走剧院观众的地步。然而，苏联体制的矛盾性，使得该剧终于在其他苏维埃共和国及东欧国家演出了数月乃至数年，极获好评。 另一件让希克梅特深感痛苦的事，是三、四十年代土耳其共产党人在苏联的遭遇。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一位是萨利赫·哈吉奥格卢（SalihHacıoğlu），1920年土耳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同妻子一道遭流放，尽管如此，他的妻子至死信奉共产主义。萨利赫·哈吉奥格卢则未能从流放中归来。 1956年，希克梅特就此事写了一首满怀痛苦、政治上有重要意义的诗。末节是： 今夜，我们在莫斯科欢呼雀跃 庆祝革命周年： 人们在广场上漫步，唱着民歌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和为萨利赫平反昭雪的文件…… 这种讽刺，令读者无法忘怀。这串名字的排序通常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通过插入萨利赫（Salih）这个与斯大林（Stalin）颇为形似的名字，希克梅特向我们指出：何以斯大林的名字不配在这个链条上。末段结尾与土耳其语黏著语[6]的语法形式一致，在名字后面加了个后缀：“Salihin”。这使它在土耳其文中更为有力，因为Salihin与斯大林（Stalin）这个名字完美押韵。 1961年，希克梅特创作了一首谴责斯大林及其制度的诗：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 从两厘米到七米 在所有的城市广场上，我们都在他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脚底下 还有他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 挂在我们公园的树上的纸的阴影下 他那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小胡子 在餐馆里，我们的汤里 在我们的房间里，我们在他的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眼皮底下 然后，一天早上，它们消失无踪 他的靴子从广场上消失无踪 他的影子不再挂在我们的树上 他的胡子不再出现在我们的汤里 他的眼睛从我们的房间离去 而成千上万吨的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压力 从我们的胸口一扫而空。 许多人认为，这首诗与据称希克梅特在斯大林去世时写过的一篇悼诗相矛盾。我们用的是“据称”，因为悼诗是否希克梅特所写仍是问题。即使是，也存在着受命之下不得不写的可能。（译注：此外，正如早期的希克梅特和整个反对派并未想过要对抗共产国际领导层一样，50年代初的希克梅特也未必走到反对斯大林的地步。） 当然，二十大对希克梅特影响甚巨，就像对世界各地信仰共产主义的各类人那样。许多人右转了。斯大林主义现在被看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物，列宁主义也被日益疏远。一段时间后，那些人改而倡导某种貌似可行的、自限于议会民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品牌，走上了所谓“欧洲共产主义”之路。这自然意味着要接受资本主义，向社民主义转型。希克梅特的反应在当时很少见，他为重回列宁主义之路辩护。二十大时期他写下了两首诗：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 他蓝蓝的杏仁眼儿笑着。 开场前他就进来了。 在主席台下边的台阶上 他坐下，开始做笔记。 他甚至没有留意到自己的雕像。 与列宁同在一个屋檐下， 感觉触手可及，如释重负， 他那睿智之手的人性啊。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 他在苏联上空 就像黎明时分的白云 无穷无尽，生生不息的希望。 ——《二十大》（YirminciKongre/20thCongress） 这是对二十大的过于乐观的心态，还是对转向列宁的寄望？另一首题为《对共产党人说几句话》（KomünistlereBirÇiftSöz/Afewwordsforcommunists）： 共产党人，我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 不论你是国家首脑，还是身在地牢， 不论你是步兵，还是党委书记， 列宁应该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空间进入 你的工作，你的家，你的整个生活 就像是他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 显然，希克梅特把列宁视为应予遵循的强有力的原则。希克梅特回溯自己的19岁那年，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期间，身为列宁学徒的那年。现在，他邀请大家回到列宁身边。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揭出他内心的自我，成为真正的希克梅特。 在诗歌的美学表达之外，让我们再次援引那封致同志们的信：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以前，也就是说，在金钱、国家、军队和政党不复存在以前，总会有大大小小的个人崇拜出现的威胁。与之作斗争的唯一武器，就是正确把握列宁的原则，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落实这些原则。 在此，我们看到希克梅特将希望寄托于世界革命及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彻底胜利，如同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经典时期一样。那是1956年。希克梅特在战术层面，甚至有时在理论层面为斯大林主义观点辩护。他在土耳其共产党电台的广播时间里宣传了党的右翼观点。但这一切都是被囚禁的产物。但当希克梅特谈到社会主义正面对的世界历史问题，当他试图解释官僚腐败时，他说，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这些问题将得以不可逆转地解决。简言之，这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这种国际主义深深浸透在希克梅特的思想中，以至于他一反官僚机构的国家共产主义概念，把苏联这“一个”国家刻划为“列宁创造的全球国家”的一员。看看他对未来的憧憬吧： 圣诞树闪烁的微光 映照着脸庞的孩子， 显然，不知为什么，但显然 会活到我的两倍那么长。 会在宇宙间往返，但还有更重要的。 会看到诞下世间奇迹的母亲： 光芒四射的一体的人类国家。 我很乐观，朋友们，像一条小溪那样…… 五哈瓦那：革命重临！ 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都能记住希克梅特的一些诗，不管是不是认同他。更确切地说，这些诗句已成为土耳其语中内涵富于份量的表达方式。也许最著名的是本文开头引用的诗句。这些诗句写给希克梅特一位非常亲密的画家朋友，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家阿比丁·迪诺（AbidinDino）[7]： 你能画出幸福来吗，阿比丁 但可别取巧 不要画天使脸庞的母亲哺育她脸颊红润的宝宝 或是白布上的苹果 不要画金鱼在水族馆的泡泡之间穿梭 你能画出幸福来吗，阿比丁 你能画出1961年盛夏的古巴吗 尽管多数人并不晓得希克梅特何以向阿比丁·迪诺这样发问。然而在希克梅特波澜起伏的一生中，这是又一个转捩点。1961年夏天访问哈瓦那时，诗人正经历着人生中近乎抑郁的一段时期。切·格瓦拉斥之为“猪圈”的苏联僵化的世界，他本人的生活的停滞，他所身处的“无法从根处汲水的一棵树”的位置，也就是同自己的人民的分离，都促成了这种抑郁。十年来，在国际会议的兴奋之余，他所呼吸的一直是这种令人窒息的乏味空气。他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又活泼好奇心又强的人，所以不能说他已完全崩溃。但他处在政治低潮中。他对革命与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曾动摇，但可以说，这已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 哈瓦那把革命的热情再次灌注到希克梅特心中。 今早我从古巴回来 在古巴这片土地上，六百万白人、黑人、黄种人和混血儿 正快乐地播撒下一枚灿烂的种子，所有种子的种子 这仅是一句诗！哈瓦那同时开启了希克梅特诗歌的一场新的革命。何等热情，何等耀眼！诗人又向阿比丁问道： 大师，你能画出“赞美吧赞美吧，我看到了那一天我可以死而无憾了”吗 你能画出“多可惜多可惜啊，这个早晨我本可以在哈瓦那诞生”吗 包括最后一任俄罗斯妻子，一位亲密知己、记者泽克里娅·瑟特尔[8]在内的几份证词，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希克梅特开始懊悔逃到了苏联。他认为自己本应留在土耳其，拿起武器打游击，像菲德尔和切那样。 革命广场上的如痴如醉之后，希克梅特在同一首诗中写下这样的诗句： 我的十九岁穿过贝亚齐特[9]广场现身在红场上，走下协和广场[10]时我遇到阿比丁我们谈起了广场 59岁时，他在革命激情的震荡中心醉神迷，回到难忘的19岁，那时他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身边的学徒。 1961年夏天，希克梅特在革命广场上。古巴革命起初是一场民主革命，领导层中只有切和劳尔两位马克思主义者，菲德尔还不是。为了生存，必须向社会主义转变，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输掉战斗，必须开启不断革命！希克梅特在那里见证了古巴就此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宣告。他在第二次经历不断革命的进程，第一次是在19岁时候。革命重临了！ 1961年。距土耳其一代人拿起武器的1971年仅有十年。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希尔·恰扬（MahirÇayan）、德尼兹·格兹米什（DenizGezmiş）、思南·切姆吉尔（SinanCemgil）和伊布拉希姆·凯帕克卡亚（İbrahimKaypakkaya），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他们踏上了不同于僵化的TKP的道路。我们并不认同他们的策略，但他们的革命热情远非老左可比。 我们所做的上述政治分析，以“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来形容希克梅特，部分是为了反对新近一本流行传记所传播的“浪漫的共产主义者”[11]形象。后者暗示希克梅特只是强烈依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看似完美”的“理想”，尽管其实践让希克梅特大失所望，痛苦地意识到永无实现的可能，但仍因天真浪漫而保持自己的忠诚。在波折连连的历史进程中，希克梅特的处境与反应颇为复杂，这不奇怪。但不论从感情还是思想来考察，希克梅特对革命的感受、思考与坚持，都远远超出各色人等的断言。他的作为反对派的经历，让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在《自传》中写道：“偶像坠毁，也没有把我压垮”，并且想到，被压垮的是哪些人。当十月革命的动力在他们那儿烟消云散时，它在希克梅特的内心却从未耗竭。 [1]全称TuerkiyeKomuenistPartisi，TKP是其缩略语。 [2]Conformable有服从、顺从、保持一致等意思。 [3]全名应为瓦拉·鲁尔丁（VâlâNureddin）。 [4]塞菲克·赫斯努（ŞefikHüsnü，1887—1959）：土耳其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曾在巴黎学医并接受共产主义。1920年在第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1925年经共产国际大力支持，在第三次党代会上当选为总书记。后多次入狱。 [5]“工农专政”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提出的道路和口号，等于“资产阶级革命”框架下的彻底的阶级斗争路线。 [6]黏著语（agglutinativelanguage）：一种语言的语法类型，通过在词根的前中后粘贴不同的词缀（即前缀、中缀、后缀）来实现语法功能。 [7]阿比丁·迪诺（AbidinDino，1913-1993）：土耳其著名画家，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热爱艺术的家庭，很小开始画画。小时候和父母在日内瓦、瑞士和法国生活了几年，1925年回到伊斯坦布尔。中学辍学，投身绘画与写作，并很快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和漫画。1933年和五位有革新精神的年轻画家成立了GroupD，举办了几次画展。大约同时为希克梅特的诗集绘制了插图。 [8]萨比哈·泽克里娅·瑟特尔（SabihaZekeriyaSertel，1895-1968）：土耳其最著名的儿童、妇女、工人阶级和穷人权利倡导者之一。 [9]贝亚齐特广场位于伊斯坦布尔。意为希克梅特离开土耳其，来到莫斯科。 [10]协和广场：原文Concorde（协和飞机亦此词）。一位网名“树”的译者在译本《稻金》中将之译为“孔科德”，似未探明所指。 [11]“浪漫的共产主义者”起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的说法。
补白（寿〔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西流》->第二期（1940年4月）相关链接：王凡西 补白 寿〔王凡西〕 地上天国的一个小统计 现在，一切还想替资本制度辩护的人，都拿美国来做实例，仿佛那里的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理想的乐园似的；然而我们在本年二月二十四日的纽约《社会呼声报》上，却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统计： “据最近政府发表的一九三八年所得税统计：每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者为五十五人，在百万元以下者一一五人，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开者为二〇七人；共计三七七人每年收入总数为三万万元！ “美国全人口为七千六百万，三七七人约占全人口之二十万分之一，但所得却占国民总收入（数年平均数为五十万万元）之十六分之一！ “在七千六百万人中，据说有八百万家是‘绝无生存之资’，一千一百万家则‘与贫穷相搏斗’，每年每家收入在一千元以下。” 希特勒的纲领 “……德国正在利用战争实现它的纲领。借英国之助，她不顾法国的反对而重整军备。借波兰之助她孤立了捷克。借苏联之助，她不仅要臣服波兰，还要摧毁那些古老的殖民帝国，假如德国借克林姆林宫之助得以从当前的战争中跃而为胜利者，则这件事将表示对苏联是一个致命的危险……” “……希特勒的政策如下：把一次一次的征略立成一个固定的程序，而每次新的征略，总创造一批新的‘友谊’。在现在的阶段上，希特勒把大乌克兰暂时寄存在他的朋友斯大林的手里。在第二个阶段上，他将提谁是乌克兰的主人，是斯大林呢，还是他——希特勒，这个问题了。” “……希特勒利用波兰的战役把斯大林捆在他的战车上，剥夺他运用诡计的任何自由，使他声名狼藉，而且顺便杀死了共产国际。没有一个人会说希特勒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每个人都说斯大林已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 （寿摘自《德苏协定的前因后果》） 论争的良心 记得列宁曾叹过这样的气：要找一个有良心的论争对手很难。这确乎是实情；但是事到如今，最不讲“良心”的论争家偏偏是那些自命为“列宁门徒”的人，这真是历史向人类开的一个最恶毒的玩笑！ 远的不说，这儿且谈谈关于本集搜入的那篇《中日战争与中国革命》所引起的喧嚷。这原是L.T.君在易洛生氏《中国革命史》上所写的一篇序文，几月前，曾有人把它的末一段载于某一刊物，不料被一些“史家”朋友见了，竟如获至宝，当作“某派”罪状的“铁证”。 差不多在所有中共出版的最近刊物上，你可以看到如下的“引文”：某派“希望抗战失败，希望日帝国投资开发中国产业，以便在将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 究竟L.T.君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见解没有呢？全文具在，请读者们自己寻找吧。如果发现不出这种荒唐的意见，那又不过又证明一次“史家”朋友的造谣惯技，与这班人之缺乏“论争的良心”吧了。 俄国革命前物价腾贵略表 （莫斯科市政府编订）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九一七年八月 增加百分数 （单位卢布与戈贝，购买力较大战前低落三分之二） 黑面包（每磅）〇·〇二1∕2 〇·一二 三三〇% 白面包（每磅）〇·〇五〇·二〇 三〇〇% 牛肉（每磅）〇·二二一·一〇 四〇〇% 小牛肉（每磅）〇·二六二·一六 七二七% 猪肉（每磅）〇·二三二·〇〇 七七〇% 青鱼（每磅）〇·〇六〇·五二 七六七% 牛酪（每磅）〇·四〇三·五〇 七五四% 牛油（每磅）〇·四八三·二〇 五五七% 鸡蛋（每打）〇·三〇一·六〇 四四三% 牛奶（每杯）〇·〇七〇·四〇 四七一% 煤〇·八〇一三·〇〇 一五二五% 男皮鞋（每双）一二·〇〇一四四·〇〇 一〇九七% 棉布（每俄尺）〇·一五二·〇〇 一二三三% 衣料（每俄尺）二·〇〇四〇·〇〇 一九〇〇% 肥皂（每普特）四·五〇四〇·〇〇 七八〇% 每俄尺等于二·三四六英尺强。——译者 （寿译自《震动世界十日记》附录）
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八期（1921年4月3日） 诗 鸳鸯 鸭笑 古诗说得好： “鸳鸯不独宿”。 今人偏把他桎梏， 鸳有鸳一巢； 鸯有鸯一屋； 把他雌雄们分结作两束。 鸳鸯！你们快醒来： 飞上你的屋盖。 你本把“自由”去掷， 慷他人的慨。 春水呵！你没能游， 绿阳呵！你愁无奈。 鸳鸯！你们在黑暗地狱， 睡了也有四千多年。 到今日才有光阴一线， 你好趁着这春光， 快把“自由”活现。 不然呵！你永永沉沦没有变， 越被人家作贱。
广州妇女参政大活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八期（1921年4月3日） 广州妇女参政大活动 ▲二十八日……省议会拒绝请愿……女界代表被殴…………孙陈两当局赞助 ▲二十九日……数千妇女大巡行……实行包围省会…………要求交凶及通过女子参政案 ▲三月二十八日全省女界联合会开会，对于省议会县议会所有选举权，主张力争。旋即举行邓惠芳、伍智梅、唐介恭、程奕立、黄慧贤、杨若莲、刘少壁、黄壁魂、曾素贤等为代表，率领女界七百余人，拟具请愿书，依照请愿手续，前往省议会请愿力争县议会选举。下午一时齐到省会，至二时省会适开议此条文。按议会规定凡请愿书须交付审查后，方能提交大会。但各代表等以当时所议条文，适与所争之目的相同，若依请愿手续，先交付审查，诚恐此条文一经通过，难于挽救。遂由各代表入会场请愿，其余各人均站立门外。各议员对此请愿，多不赞成，尤以林超南、冯河清二人为反对浸力，声言此条文不能搁置。且拍案大骂，谓女子捣乱议场。各代表恐等误会，复要求登坛说明请愿旨趣，不应将此文搁置之理由。林等仍拒绝如故，态度极为强硬。大有非男子不够维有选举权之势。彼此争辩良久，林冯等竟向女代表邓惠芳等施以老拳，并将墨盒等掷，邓颔下及左手场受伤；曾素贤则被椅掷伤头部，晕仆地上，程奕立伤左脚，门外各女子大为愤鼓，群冲入议场，一时秩序为之大乱，各议员遂乘机退席。女界全体以目的不达，乃列队向军府及省公署请愿维持，务必达到女子参政之目的，并将负伤之工读学生曾素贤昇往军府。及抵军府时，孙总裁出见，由各代表将是日请愿理由及被省议员殴伤情形详述。孙总裁谓：中华民国由我手创造，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为人民的都有选举及被选举权，并无女子无选举权之规定，诸君既热心选举，宜多做工夫，欲达目的，予必尽力以助等语，大为欢悦。随再列队赴省长公署，陈省长亦即出见，并对各代表言：县议会条例乃余交与省会者，原文并无不许女子有选举权之意，今省议员将原文更改，将女子选举权剥夺，余极不以为然，亦可见省会之价值。总之此条例必须经予颁布，余必许女子有选举权，诸君可勿过虑云云。各女子闻之大喜，遂在省署门外高呼大胜利，联赴女界联会开会。决议于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时在广西会馆大集各女校到会。举行大巡游。以庆祝获得选举权之大胜利云。 ▲二十九日女界联合会假座长堤广西会馆三楼，开全体大会，到者数千人，均手执“孙总裁陈省长女界万岁”及“男女平权”“誓达目的”“要求参议”“省议员冯河清殴伤女代表”种种小旗帜。以示决心。男界到场旁听者亦百人以下，有因座不能容，而环立骑楼者。诚君国女界开会从来未有之盛会。一时摇铃开会，由众公推邓惠芳女士为临时主席，伍智梅医生为宣布员，杨若莲李觉清为书记员，各就位次。后由伍宣布员宣布开会理由，随将广州市参事会选举条例第四十条之规定（按此条为规定选民资格是无论男女均有选举权）及女界对于市参事选举之进行办法八条宣读过。主席问我们女界赞成女子有参政权者举手。全场举手通过，随将所定进行办法，逐条付表决。除第五条略加修改，余均照原定办法可决，复决定由四月一日起至五日止。为女界候选人报名之期，报名止裁后，再开女界全体大会，举定三人为候补人，如该三人举定后，即由全体竭力相助，务使该三人所得票数当选为市参事云。后由宣布员代表全体请主席报告昨二十八日到省会请愿被冯河清辱殴情形，邓女士报告毕，全体愤满异常，誓与此非法议员决斗。时已二时半，遂排队巡行向省会为示威之大运动。该队抵议会门首，即下令围之三匝，枕戈以待，大有水洩不通，扦翼难飞之势。随举代表多人提出两事：一交出凶手，二通过女子参政案，要求议长答复。适议长因谈语会散会退出门首，该代表趋前质问，议长为院之长，犹如一家之长，昨日之事，议员欧伤代表，似此无理由，应如何惩处，议长非将凶手交出不可。结果议长只亲向巡行队声明二事：一、对于女子参政案，尽力疏通，必保通过。二、对于互相打殴事，迟日是有答复。至此巡行队遂欢呼“大胜利”三声，乃解围而退。 附请愿书： 广州妇女各团体依中华民国约法第七条，请愿于广东省议会，约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我等同是国民，一切公法私法所享有各项权，当然应依约法第五条，一律平等，这番省长公署提交县自治条例，及县议员县长选举章程各案，无规定非男子不能选举被选举，传闻议会对于此案加以修正。将我们妇女所有应享的公权一概剥夺，如果传闻不处，你们议会议员，显系蔑弃国民半数，对于约法，实行违背，那么，与北方叛法的军阀违法的非法国会何异？在我们护法区域的省会之内，不应有这叛约法的议决，所以请愿将这款违法的审查案，实行撤销，为此请愿广东省议会，三月二十八日。
女子解放的保障（CY.Su）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八期（1921年4月3日） 女子解放的保障 CY.Su 诸君勿误会，我并不是说男的程度没有到便不能解放女子，程度的修养，便在解放进行之中。没有解放的进行，程度永远不会到。譬如说国民的程度没有到，便不能行共和国体。这类丝毫没价值的理论，大家早已明白。如妇女解放也是如此，“程度不到”断然不足为反对的一种理由。不过是破坏之后，就要有建设；马上破坏，马上就建设。建设与破坏，同时进行。一切旧制度，旧道德，譬如一间破烂不堪的屋，当这雨打风撼的时候，已是不能一。朝居了。我们一定要等到高堂华厦的新居落成了，才跑出去。然而我们关在这破屋里，不拿出奋斗的精神，和这一场风雨搏战，去做新居建筑的进行；新居永没有造成，我们只有坐待这破屋塌下来压死。然而我们从这破屋跑出了，我们是不是找一个棲身的地方呢？是不是要努力建筑新居呢？难道就在这旷野之中，任这一场恶风打击吗？打击久了，身体强的，已感痛苦；身体弱的；就会染上恶病了！……女子解放建设的方面就是：一、女子智识能力的培养。二、关于性的道德修养。——男子对于女子的道德上的责任——社会对于男子关于女子不正当行为的制裁。女子知识能力的培养，非一朝一夕的事，且很复杂，我这里且暂不说他。在这男子特别容易趋向不正当的道路的时候，社会制裁，真是不容一刻缓。然而要靠着外面的制裁，才不至堕落，这种人亦可谓无丝毫价值了。道德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我们希望他人做一个人，要做一个具有道德的心情、否拒罪恶的坚强意志的人；不希望仅做一个外受范束，内而怯懦，幸而不堕落的一个机械，我希望人人自觉，不要做涂抹这一块很好的“新少年”招牌的罪人。 道德上之所谓善恶，不是指人性固有的本质言。善恶之生，生于人性固有的本质之表现和发展的状况。所以道德要求我们的，不是要我们把他种人性成份歼灭，而单发展其余的本质，一像禁慾主义之所主张。道德之要求，都一一表现充分的发展。有一个本能不表现，或不遂其充分的发展，于是乎有恶。所以道德上之所谓善是积极的，所谓恶是消极的。德国Thcodorlipps的伦理有日：“恶就是否定。不可不有的而没有，才有恶。不可不为强烈的而偏薄弱了，才有恶。人间的意悠非恶，不意愁乃恶。恶人就是不意愁的，精神上之贫乏的。其弱愈甚”。这是怎么说呢，利氏举例日：“譬如盗贼欲得财产，愿自己财产增加，此于其自身固善动机也。惟不为尊重他人财产之故，而抑压如斯之动机。（即尊重他人财产之动机）于是乎有恶。”我们可以换一个例曰：人生关于性的Sexual要求。一即尊重他人人格之动机，一于是乎有恶。尊重他人人格的动机，是不可不有的而没有，才有恶。如斯的动机，不可不为强烈的而偏薄弱了，才有恶，道德所真要求的，不是叫人把低级的动机一如性悠一次第薄弱以至于歼平，乃高等动机一如尊重他人的人格一能获最大之力。高等动能得更高度之存在，而占有支配低级动机之地位，换言之，就是具有很明了的伦理意识，坚强的意志；如斯者，诸种动机能保其应有的秩序和关系；就是道德上的善。 然以人之利已的关心常制机先，福利的问题恒压迫善的问，苟足以达自己之福利，满足自己悠望者，虽视他人为一种器具，破坏他人之格，亦将非所恤。我何为而须尊重他人人格耶？于是又不得不讲自敬，自敬之动机，虽异利已之动机，然以之比专重他人人格，总亲切一点。不尊重他人，便是失了自敬。破坏他人的人格，这时自己的人格也便随之崩破，他人的人格，就是自己的人格之变容：他人的威严，即自己的威严；他人之名誉：他人内面之伟大与自由，就是我们自身的扩张和自由化。人而不能理解他人道德之威严而尊重之，便是缺乏对自己人格的价值的意识了。自己想自己高贵、伟大、自由的，也希望他人高贵、伟大、自由。人谁不愿自己之高贵、伟大、自由？倘有断然应之曰：我不愿，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了，也许有之，然而千百万人也不过一二。自律的道德制裁，是果不可能耶？ 完全道德育一不辨是非，没有伦理意识一的人，可算是很少很少。然而无论何人都有很容易堕落的倾向，就是因为心气薄弱，没有坚强意志的缘故。人格的价值感情，此物欲的价值感情，恒易发展。人而没有坚强之意志，任本能之横溢而失其秩序，可谓精神贫乏级不自由之人，乃世之最可怜之人也。现在的青年，很有不肯把坚强的意志建立，而任本能之横溢的空气，以此为自由，而以谈理性的为道学我说，你们错了，人要有Self-Control的能力才算是Trueliberty呢。 男女们的交际，非必要有龌龊不堪道的，一某君所谓龌龊不堪道，不知是指的什么，我也姑随之曰龌龊不堪道一才是不正当。男女的交际若会消灭青年的志气，灭杀他奋斗的能力，便已是不正当了。我的朋友SD他说写信给留学的朋友时，要说两句话就是：去年今日大家为国事奔走，今日已满足了S的（Sexual）的空气。女子和男子同是人，女子也是要做社会的生活，尽力于人类文化的贡献。女子受束缚闭销，女子自身丧失了人格。在社会一方面，便是成了一种偏枯之象，半身不遂的症，文化受了莫大的损失，进化因之而迟滞，女子解放之后，在女子一方面，要想想我是不是已经参加了实际的社会的事业之活动，还是一个空空洞洞的表面的应酬的交际？现在北京学生界的男女交际，算是已经解放了。为什么在公共的事业，如学生联合会团体，还没有女校的分子？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原来联合会没有拒绝女校，却是女校的学避之苦况，所以我们男子对于北京的女学生，实在瞧不起。因为他们只能够讲个人间感所的交际，还没有做公共事业活动的程度。我这句话，不晓得对不对。在男子也要想想自己奋斗的能力有没有灭杀，事业的范围有没有缩小。我想青年这种的反省，是很不可少的。 恋爱是人类的性灵，固不必压抑，性欲也是人的一种本能，不能把他歼灭。但他也有一条正当的轨道。像现在一般人所说的：以性欲为恋爱动机，恋爱是流动不固定的。若果实行起来，还没有什么人格可言。把她当做一个理想，去研究他的利弊，固未尝不可以。要是主张或实行起来，岂不是破坏了对面的人格。但也有人说，恋爱不是片面的事，是要做双方同意的，怎么可以说是破坏了对面的人格？我说不错。请问先生，嫖是不是也有多少双方的同意呢？我不客气，索性把他的内容实质，老老实实的解释一下：今人之所谓自由恋爱者，就是不必金钱代价，要有双方同意相互的一种变形的嫖。这种滑稽的主张，言之者不过当作一个玩意儿，思想极不自由的，一旦解放束缚了，总要鸿种离奇过度的言论，心理才得痛快，也或有当他作一个理想问题，平心静气去研究讨论的。没有径的主张，甚或要实行起来，听者不加考虑；不肯者或图利用之以行恶，愚音者则又大惊小怪，以为这真了不得，一般的新青年是蛇蝎啊！一岂不可笑的很呢！ 不但是男女交际里的男子，有尊重女子人格的道德的责任，与男女交际无关的，对于女子也有这种责任。不但是对面的男子不正当的交际，可以损害女子的人格，局外的第三者的行为，也可以破坏女子的人格。关于前项的事实，还没有发生过，不过是我们神经过敏防微杜罢了。后者已是数见不鲜了，一月前报上登载关于工读互助团无根据的谣传，和社会上关于男女同校种种笑话的风说，虽不甚多，也不算少了。毫无知识的新闻记者，我们不必管他。也有身居教育地位的，为怀一反对女子解放的鬼胎，公然在女学生面前，制造男女同校的种种不好听的谣言。归根一句就是男校的学生都是不良的，不管乎是有意的造谣，或是以耳当目，总是已经犯了同时损害男女人格的道德上的罪恶，然而这种卑鄙手段，无意识的举动，也实在觉得可怜！ 中国人可算是世界上缺乏判断力最没有意识的人种，试看政治上哪一次的政潮，不是以几句谣言做导火线的？何况以男子性欲很重的缘故，其注意女子的事情，比什么都要集中。所以关于女子举动的谣言，很容易发生。其传播之速之广，比什么都要利害。在这很大的都会，还不觉得怎么，在我们一个县城一个府城的地方里，以社会的人观之，在学校求学的女学生，简直没有一个是好人。为解放的，其受人指使愈甚：世人所龌龊不堪道不正当不道德的，没有事实证据可指的一种风说。而细察起来，至多也不过是这个人在学校里办点公共的事，时时敢和糊涂的教育家为难，或认识一二个男朋友而已。然而被诬的已不幸而为盲目的社会所不齿。人而至于社会所不齿，还有十压生趣呢?没有什么具体的压迫，使之出于自杀，即此虚无飘渺的谣言，已足使人寒心了。去年女子高等师范追悼的李超，大家都知道他是旧家庭高压下的牺牲，也知道他家庭施这样的高压是缘于思想固蔽，不以女子求学为然。而不知无意识的社会，曾屡屡加以诬捏；然后盲目的家庭，有所借口，忍出这种置之死地的手段。故直接杀他的责任在家庭，间接杀他的责任即在社会。这种无形杀人的刀，摧残女子的利器，真是比什么还利害。 传播无根据的谣言，使女子受莫大之影响，以至于不能立足于社会，固是一种很残忍的手段。就算是真真不幸有堕入陷井这类的事，社会对于女子，也要细察主从，予以多少的体谅，使之悬前瑟后，引他光明的路上去，这是男子对于女子应该有一种责任，若不问是非，本着男子好谈女子的一种癖性，把男子轻轻放过去，把女子挂在口上，说他怎样怎样的不是，真是寡废鲜耻！这种偏颇的论调，岂不是落井下石吗？ 女子没有自觉，不能自动，男子只当这种解放运动，为一件好玩的事，解放的障碍还没有撤去，狱门外仍旧装着迎头痛击的势，狱利又在后面把他紧紧的绑住，施以威协和恐吓，世路崎岖，满途荆棘，我们仍旧安着这奴隶黑暗的生活，还是拿出奋斗的精神，和各方面的恶魔搏战，扫除阴霾，使世界的光明普照我们呢，这个问题，已若显若现的出来了！
女子职业问题（学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八期（1921年4月3日） 女子职业问题 学松 我为着朋友的事，赶到中美图书馆里去买书。刚才进得门口，就发生了一个感想：为什么这里的办事人，女子居其多数？买好了独自回家，在路上猛地又想起一个问题来：中国女子，为什么不献身社会，还在家里做些破布生活？运动女子运动的言论，渐渐归于沉静了。今天忽然读到《劳动与妇女》，脑海中不觉演出这个问题——女子职业问题。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那么男子有职业，女子当然也要有职业。看现社会有没女子插足的余地？是不是都被男子独占去了么？咳！有了这种现象，于是女子不得不屈服于男子势力之下，接受他们的凌夷，虐待，过那惨酷，寂寞的非人生活！我们看了，怎不伤心？怎不矜怜？所以会觉得这个问题，非急待解决不可！ 这个问题的解决，可分两方面说： 一、雇者方面，如机关、工厂、报馆……等，多聘些女子，使他们得到一种正当的工作。论到他们的办事能力，那是和男子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生理上不同一点罢了。 二、被雇者方面，我亲爱的女子们，快点联络起来，群向社会要求职业罢。你们的学识，能力，原和男子不相上下，又精细，又忍耐，那么不愁没有职业啊，假使社会上再不许你们插足那就相互集资，开个组织完备的商店，给一般反对女子职业的人看看。不要羞羞、涩涩的做出女孩儿家态度来，把自己的能力埋没了啊！现在已竟有运动女子运动的人了。女子运动的时机，快要到了，我亲爱的女子们！起！起！“出乖露丑”这四个字，足以沉沦我女子们于万劫不复之境：也是男子们用以来恐吓我们，保持他势力独尊的唯一利器，啊女子们！也不要被这“出乖露丑”四个字迷惑着；也当他是一件可耻的事罢。不然终跳不出做个男子们的玩意儿，寄生虫！有时被受男子们的虐待，还有什么能力和男子对抗，只默默的怨着红颜多薄命！我说这几句话，不是教你们借着这个招牌——破除出乖露丑的恶事——去干坏事，是叫你们去寻职业——做工，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女子既然有了职业，经济就能独立了，经济既然独立，那么男子们还敢虐待么？我们还能忍受那虐待，毫不起反动吗？到了那时，女子和男子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了！所以解放，解放，还当从足以致于死命的一个经济问题上做起！ 一九二一.二.二八作于上海
无产阶级论（伯垂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八期（1921年4月3日） 无产阶级论 伯垂译 （三） 从前近世资本主义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有了卖劳力吃饭的一种阶级。如古代的奴隶，中世的宗臣，和手工业的徒弟，都是这一个阶级的人。这些劳动者和近世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者情形不同，他们对于雇主的关系，纯然是人格上的主从关系；和今日工厂劳动者对于工厂主的关系简直两道，工厂劳动者对于工厂主的关系，那是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奴隶，家臣，徒弟们和他的主人的。家长的经济主体，完全是人格上的结合，主从相结，组织成一个个体。举些实例来说，譬如希腊罗马时代的家长大家族制（patriarchaiGrossfamitic）下的奴隶，不仅是家庭经济的团结的一分子，就是道德上，精神上也和他的主人合拢来组织成一个个体。到了中世庄园时代的学臣，他们关于社会生活上一切事情，也是一个个体的组成分子，和古代的奴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是专为工银卖力的一种买卖关系，他们自己的利害和主人的利害很有密切的关系。再下，到了手工时代的徒弟，他们对于“老板”的关系，更其分外显得是精神的，不但是主从的关系，而且还是师弟的，后见的关系，这是亲子关系中的一部分。 可是到了近世资本主义成立之后，这种主从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然而也不是简直绝迹。还有某方面的企业，仍然把这种关系保存着几分。既如农业的雇工，却不可把他当作纯粹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者，这是资本企业下的主从的异例。再从工商业方面看来，小规模的资本企业的工业劳动者，和各种商店里的掌柜，也是把这种古风保存着没有大变动。到了近世资本主义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就全然与此不同了。他们对于雇主的关系，纯是雇佣上一种法律关系，两者间的关系只有支付工银一件事。于是乎主从结合的一个个体就全然分成两极了。无产阶级的人们，从雇主方面是得不着什么精神的安慰和帮助的，那么，就得要有这样的觉语，要知道三界惟我独尊，同时又要知道专靠在物质上天天卖劳力来得些对价，一旦遭了解雇的非运，就要把饭碗扎破，难得支持了。况且劳动者也是人，老、病、死几椿事当然也免不了，自己和家族在都说不定不出忿欧，这是事所必有的。那么，就得预为之备才行，但是他们一天仅够敷衍，那里办得到呢！他们的生存实在危险已极。 新婚的夫妇相庆贺道，郎君每日在工厂里赚一块钱的工银回家，我也靠内□能够自糊其口，再腾出收入的一部分来作为储积就好了。可是运气不佳，没多时新郎病了，积储下来的也吃光了，没钱买医药了，卖米卖柴的都对着他苦笑，连一合米，一细柴都赊不动了，这又怎么办呢！这里又有一个熟练的职工，他做了半生的工，没法子把光阴系留着，手也瘫软了，目力也衰了。既不能作工，又没有存积。这不是老和病的现象么。老、病、死这几件不可抗的大事实，纵然都免了，纵然他的生体无病，元气也好，然而为着经济的萧条，或者因为工厂的缩小或破产，解雇失职，的事情也要源源而来，所以劳动者的痛苦的范围和度数，到了近来，只有一天大一天的倾向。再者，大量生产法的出世，也把市面上的情形弄得渐渐不安，这也是当然的结果；每年在一定的时期，总有一定的波动，而市面上的情形的好坏也跟着一道儿走，失业的人数也就潮起潮落的陡加陡退。据一八九五年的德国计，六月十四日的失业者的总数原是十四万三千一百六十六人，这年市面上的情形并不好，可是到了十二月二日，却加到四十七万九千人，占了劳动者总数的三分四厘九了，又据英国的职工统计，在市面上情形不佳的时候，曾经上过七分（一八九三年的时候到了七分五厘）这个统计只把熟练劳动者编了进去，其非熟练劳动者更其可想而知。尤其是现今的工厂生产，技术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大概都是些从书本子上可以知道的。因此，劳动者的情形很浮动，弄得漂漂荡荡的总不安定，既然没有对于一种技术的特别关系，所以不熟练劳动者的人数益发多起来了，这是千万不可忘却的。 细看以上所说无产者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只在那平平常常的烦闷道路中，没有丝毫的温味，也没有得愉快，没有希望，也没有活气，关在雨天里把一生的光阴胡乱度过去。清晨老早就往工厂里跑，在蒸热的湿气中和那轰轰烈烈的机器在一起。简直像器械在瓦斯、毒气里面动，象棉花般的软。晚鸦棲息的时候才能够回家，一家子凌乱得不成个模样，老婆面带忧容的没有一点血色，小孩子横七竖八的睡起来不象是个人的儿子。一旦如此，一周一月也是如此；祭日来了没有得美酒，良辰令节到了拜望他的都是债鬼。一年也是如此的。就是一生也无非是如此。从做小孩子渐至脱离襁褓的时候就到工厂里做工，到弱冠解情的时候，已经成了精力疲惫，意气消磨，神经衰弱的废物了，结婚的好事大半是无意识的胡乱过去；辛苦了几年，就已上了衰老的坡子渐渐朝下走了。譬如是：两边俱是悬崖绝壁，只是中间一条狭路，有个半白的老人，手抱着他的孙儿在这里走。春光从壁子上漏了下来，不觉已是落花时节了。孙儿昂起头来且怪且悲的问道：爹爹！得多少时候才到那开花的花园呀？老头子不作声，不作气的流了一回跟泪，叹了几口长气又慢慢的往前走。 无产阶级的枯闷无聊，惨担愁苦的生活状况，说也说不尽了。诸位只要知道他们的生活的一般，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或算我于愿已足了。我相信我以上这番说话，总算少少达了这个目的，可是落到这种状况里面的无产者，现在也渐渐的打开了眼睛，而且还用一种活动去应付他，这也是要少少说一下子的。他们以前和河边下的石子一般，成千上万的摆着。都没有什么相互的关系，各人自已谋各人的生存，彼此没有什么照应；现在彼此之间渐渐有了连络了，他们觉得一个一个的虽然没有什么力量，可是成千上万的联成了多数，就有一种可怕的势力了；他们想拿着量maese的势力来改善他们阶级的全段的生存条件。向着各个的连合和结合体的运动方面热心研究。社会主义的□□和社会运动的开始就是这未来的，细看近来世界各国的状况，这种气运很是膨胀，运动的情力正在时时刻刻的扩而大之。无产阶级的人人几乎都是一个样子的模型，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大了不得的区别点，他们所取的是唯一的意味。把风俗、习刻、人种、民族的区别一齐没却，作成一个全世界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把国家的界限和地理的区异缝做一起，是把世界的全局面纵横无尽的系连起来。这种运动和云腾烟起一般，是翻山越海要把什么事都弄成无差别的一种大破坏力。这种运动和运动所得的结果，就是民主主义的兴起。这种穿山透海通过世界各地的民主主义的势力，现在进行到了怎样的限度？社会主义的运动要到什么地位才可望成功？这些问题解决之日，就是无产阶级的命运大定之日。
告浙江女子师范职教员（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八期（1921年4月3日） 告浙江女子师范职教员 沈玄庐 妇女是人，不是人类中男人的奴隶。学校是社会教育儿童的场所，不是牢狱。儿童是社会的分子，不是囚犯。职教员是儿童的指挥者，不是狱卒。全中国女职教员承认我这话么？ 女权运动，便是人权运动，无论前驱的欧美，继起的日本，已经显露头角——就算束缚最严密的中国，五四运动时的女生和男女同校运动的广州妇女群众，也已经有了“人的发现”。莫非除却北京、天津、广州，几场运动之外没有妇女了么？ 一九一九年一月，浙江第一师范学生力争文化运动。当军警露刃相追时，浙江女师诸生，破除习惯，挺身誓与一师同尽，终于保全一师，这种庄严纯洁的人格，可泣可叹。如今怎么样了？ 蹂躏妇女的，不一定是男子，可是由男子束缚好了的妇女们蹂躏起妇女来比男子尤甚。婆婆刻薄媳妇；小姑中伤嫂嫂；主妇虐待丫头；尽人世间长期的惨史，没有过于妇女的蹂躏。说的人总归罪于“没有教育”——你们受过教育当职教员的怎么样了？ 学校便是社会，不是划出在社会外面另外有一个学校。学生有受教育为主的需要。所以用得着职教员指导。学生不好，要你们教，教不好学生，是你们的责任，如今你们女师竟有开除学生的事，你们打算把学生赶到哪里去，要你们做什么的？ 而且你们开除五个女生的理由，其中几个是因为和男子通信，而通信内容，是和别个大学教授请教“国文自修法”的。女性虽甚妒，何至于连学生求学问也吃起醋来？其他据上海报载，还有因为剪发而开除的，这种糊涂荒谬的行为，你们不能够改悔么？ 我不愿意别人的子女，受这种奴隶的教育，住这种卑狱的学校，我也不愿意我的子女这样——但是我决不叫我的子女退校。因为学校本不是教成奴隶的，是由你们习惯上环境上造成一时间的行为的。你们到底是可怜人中的可怜人，我希望你们觉语！希望你们改行！ 三.一二.广州
﹝附录二﹞中国与欧洲的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马克思传（1933） ﹝附录二﹞ 中国与欧洲的革命 本书中册六八页说过，马克思“于一八五三年六月二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已经草就两为关于中国对英关系的论文送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了。可是我们检査《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一，二卷，并没有发见此等文字。”旋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UnterdemBannerdesMarxismus）第一年度第二期载有耶赞诺夫选订的马克思《中国与欧洲的革命》（DeiRevolutioninChinaundinEuropa）一文，注明出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大概就是马氏信中所指两篇论文之一。因本书一时不能改版，而此文又极为重要，故乘再版的时候，特将其译出，略加解释附刊于此. “一个极深思远虑而又富于幻想的思想家，想到指导人类运动的诸原理时，常是把他所称为两极相接律（DasGesetzderBarührungderExtreme）的，提起来作为那统制自然的秘密之一。依照他的见解，‘两极相遇’这句很流行的谚语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一种有力的大真理，哲学家不能缺少这种公理，和天文学家不能缺少开普勒（Kepler）的定律或牛顿（Newton）的大发见一样。 “现在不管‘两极相接’是否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原则，然我们在中国革命对于文明世界所发生的影响中却看见一个显著的例子。欧洲下一次的人民崛起，欧洲下一次有利于共和自由与廉洁政府的运动，倚赖现今欧洲对面的天国之处，也许要较其他任何现成的政治机缘为多，甚至于要较俄罗斯的威吓及因此而起的欧洲大战的可能性为多，这种主张似乎是一种很稀奇古怪的逆说。然细心考察事实，也并非逆说。 “不论中国近十年来所发生的痼疾般的和现在结晶为一种武力革命的暴动社会的原因是什么，不论此等暴动是取宗教的，朝代的或民族的形态，然促成他们爆发的导火线，毫无疑义地是英国的大炮，这些东西强迫中国接受一种麻醉品，即我们所谓鸦片。清朝的威望在英国武器的面前，像火绒一样毁灭了。〔人民〕对于帝国永久性的迷信打得粉碎了。他离开文明世界，处于野蛮和闭关之境，受着一种打击，自此以后，因加利福尼亚和澳洲金矿的吸引力而迅速发展的交通，也在他的中间发轫了。同时中国的银元——他的生命的精华——开始向英属东印度流出。 “一直到一八三〇年为止，中国的商业均衡是有利的，印度，英国和美国不断地将银子输入中国。自一八三三年以后，尤其是自一八四〇年以后，从中国输出银子往印度，为数甚巨，几乎使他自己枯竭了。因此皇帝下严厉的谕旨取缔鸦片贸易，但他这种手段遇着一种更猛烈的抵抗。除掉这种直接的经济上的结果外，那因私运鸦片而发生的贿赂把中国南方各省的官僚完全败坏了。人民通常视皇帝为全中国的父母，而官僚也被视为所治理的地方的父母。这种家长式的权威是支持庞大的国家机关的唯一道德的维系物，然官僚因赞助私运鸦片获得大利，他们的腐败逐渐使这种权威消灭了。这就是叛乱发生的南方各省的主要事件。此外应注意的是，皇帝及其骄矜的官僚集团丧失他们的统治，是以鸦片对中国人的统治为比例的。这全体人民的历史似乎是在他开始摆脱其传统的愚鲁之前，必须首先醉卧于烟霞中。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商业垄断，自一八三三年起转为私人的〔自由〕贸易，英国从前输入中国的棉织物为数甚少，毛织物尤少，自这一年起表见增加甚速，从一八四〇年起增加更速，因为其他民族，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对于中国贸易也参加一部分。这种外国制造品的输入对于国内工业所发生的结果，和从前对小亚细亚，波斯及印度一样。中国的纺纱者和织布者在这种外国竞争之下受着很大的痛苦，而公共的事业也同样受其打击，被其摇动。 “自一八四○年不幸的战争以后，必须对英付给赔款，不生产的鸦片消费提高，因这种贸易使大批的金钱外溢，国内制造品因外国的竞争，受着破坏的影响，公家的管理日趋堕落——这些事件发生两种结果：一方面是旧税更重，更烦苛，另一方面是旧税之外更加新税。我们发见‘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北京’对于武昌和汉阳的总督巡抚所下的上谕是减免并缓缴赋税，尤其不可额外浮征，否则——上谕中说——‘贫民何以堪此，’皇帝又说：‘如是则吾氏可免苛吏之谋求而不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像这样的语法和让步，我们从一八四八年的奥地利——德意志的中国——也听见说过。这些解体的要素影响于中国的财政，风俗，工业和政治结构，因一八四○年英国的大炮——他们完全毁灭了皇帝的威望，并强迫天朝上国出而与尘世交接——而达到充分的发展。完全孤立构成维持旧中国的主要条件。这种孤立现在因英国的干涉，行将强制告终，他的必然解体，就和密封的棺材中所保存的木乃伊（Mumie）一与新鲜空气相接触，必然腐化一样。自从英国引起中国的革命以后，现在即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这种革命逐渐对于英国发生何种反响，并经过英国对于欧洲发生何种反响。这个问题是不难答复的。 “读者的注意力常是集于一八五〇年以来英国制造业空前无比的发展。恰当这个惊人的繁荣时期，不难看出一种快要来到的工业危机明白的象征。不管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怎样，不管从来未有的向外大移居怎样，如果没有特别的事变发生，在一定的时期以后，终有一日使市场的扩充必不能与英国制造业的扩充同其步骤，这种均衡的丧失必不可免地要产生一种新危机，恰和从前所见的一样。最大的市场中的一个如果突然紧缩起来，则这种危机的出现必更为迅速。中国的叛乱现在对于英国恰恰发生这种影响。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的必要，是英国减低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他希望茶叶输入增加的结果，制造品对中国的输出也会增加。在一八三四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垄断以前，英国对中国的全年输出品的价值不过六十万镑；一八三六年达到一百三十二万六千三百八十八镑，一八五四年达到二百三十九万四千八百二十七镑，一八五二年约有三百万镑。从中国输出的茶的数量，一七九三年不过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七千三百三十一两；一八四五年已经增至五千七百五十八万四千五百六十一两，现在却超过六千万两。 “从上海的输出表上已经明白看见最近一季茶的收成比前一年增加二千万两。这种增加是两项情形的结果：在一方面一八五一年底的市场大受压迫，大批过剩的存货于一八五二年得以输出，在另一方面，英国有利于茶业输入的立法上的改变，消息传至中国，市场上全部茶业存货的价格马上高涨起来。至于当前茶叶的收成，情形却完全不同。伦敦一个重要的茶叶店的通信表见下列的状况： “‘上海发生大恐慌。金子的价格涨起百分之二十五，并且为着征税起见，被热烈地搜索着。银子消失不见，以致无从取得去付行将出航的英国船的船钞。奥尔科克（Alccck）君因这种局势的结果，宣言准备用东印度公司的汇票或其他有价证券向中国官吏抵付关税。从最近的将来贸易的观点看来，缺乏贵金属是一种最不利益的要素，因为此事的出现恰在极需要他们给丝茶的购买人到内地去购买丝茶，要使生产者能够进行生产，需要大批的贵金属以资周转。” “在历年这一季中，收买新茶，通常已经开始，但大家现在只谈保护个人的安全与财产；一切营业都归停顿。如果不在四、五月尽力把茶叶摘下带到家中，则做红茶和粶茶的嫩叶的早期收成便会丧失，恰和复活节〔按原文为冬至节，恐系一种错误〕时还没有收获小麦一样。 “同时使茶叶获得安全的方法，的确不是泊在中国河海中的英、美、法舰队所能给予的。反之，他们的干涉只能引起纠纷，产茶的内地和输出茶的海湾间每种商业的关系都会因此断绝。茶的价格可以因现在的收成而高涨——伦敦的投机已经开始——下届收成的款薄是一定的了。不仅是这样。中国人虽怎样准备——像一切革命骚动中的民族一样——对外国人出售自己手中所有的一切笨重的商品，然他们要收藏现金，东方人当预料有什么大变动的时候，常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的丝茶非取得现金，不肯脱售。英国在这种价格飞涨之中，要为着他的主要必需品之一付出现金，而他的棉织物和毛织物的重要市场又会大大地紧缩起来。《经济学者报》（TheEconomist）平常对于威吓商业界的安宁的一切危险，总是故作乐观的术士，就是他也迫得作下列的宣言： “‘我们不要幻想，对中国的输出可以像向来一样找着十分重要的市场。我们对中国输出的贸易要受影响，对曼彻斯特和格纳斯哥产物的需要行将减少，这大概是一定的。’ “大家不要忘记，像茶叶这样不可少的物品价格的高涨，像中国这样重要市场的紧缩，将和西欧收成的歉薄，肉类，谷类及其他一切农产物价格的高涨，连接在一起。由此对于工业产物的市场发生紧缩，因为每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高涨，在国内和在国外一样，将有一种工业生产品需要的减少与之相适应。英国各处都埋怨最大多数收获状况的不良。《经济学者报》对于此事说道： “‘英格兰的南部不仅有许多土地没有耕种，以致每种生物的种植都来不及，并且有一重要部分已经耕种的土地也被证明为硗确不毛，或不宜于种植五谷。在本来要种小麦的潮湿地或瘠地上的象征，显然可见的是不良的情形愈见发展。现在种甜菜根的时期可以视为已经告终，但这种东西种得很少；预备种葡萄地面的时期也快过完，但对于这种重要产物并没有取相当的手段。燕麦的种植因雨雪而大受损伤。及时下种的燕麦甚少，过了时下种的燕麦自不会有好收成。……有好些区域牛类的损失为数不资。’ “其他农产物如五谷之类的价格，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五十。〔欧洲〕大陆谷类的价格比英国还要高些。比利时和荷兰的黑麦涨至百分之一百，小麦和其他谷类也称是。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讲到英国商业已经经过他的经常周转的更大部分一点，可以确切预言，中国的革命对于现今产业制度的火药箱将投下一个火花，对于久已准备着的普遍危机的爆发将促其实现，这种危机将侵入外国，在最近的将来，〔欧洲〕大陆将有政治的革命伴着出现。一出特别戏演给我们看：当中国在西方世界引起骚动时，西方列强便假手于英，法，美的兵舰在上海，南京和大江其他出口处创造‘秩序’。贩卖‘秩序’的列强要企图赞助摇动中的清朝，已经忘记了中国怨恨并驱逐外人从前只是地理和人种状况的结果，自从满洲的鞑靼人种征服中国以后，才变成一种政治制度么？欧洲各民族于七世纪末，为着对中国的贸易而互相争斗，他们中间很厉害的轧轹予清朝的闭关政策以一种有力的帮助，这是没有疑义的。大部分中国人在被鞑靼人征服的最初五十年中，心中极不满意，而这个新朝唯恐外人对于这种感情推波助澜，此事比上面一点所发生的力量更要大些。基于这些理由，除掉远离北京的广州以外，当时外人与内地中国人的任何交通是被阻碍，成为不可能的。产茶区域及其贸易，仅以政府所特许的对外贸易的行商的交接为限，其余部分的人民与可恨的外国人的任何接触都被阻止。西方列强现时的干涉，无论如何，只能使革命的激烈程度增高，和商业的停滞延长。 “同时试把印度来看一下，英政府从此处所取的七分之一的收入是得自出卖鸦片给中国人，而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要，有一重要部分恰以这种鸦片在印度的生产为转移。中国人不会抛弃鸦片的享乐，就和德国人不会抛弃烟草一样，这的确是对的。但据说新皇〔指咸丰帝〕自己主张在中国种罂粟，并制造鸦片。在最近的将来，对于印度鸦片的制造，印度国库的收入，印度斯坦商业的泉源，虽然有致命的打击之势。这种打击固然不是自接涉及上述诸利益，但在一定的时期内，当发生决切的影响，使那普遍的财政危机——他的梗概上面已经说过——愈加尖锐化，并愈加延长。 “自十八世纪开始后，欧洲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不是预先发见商业和财政危机的。如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都是如此。在当权得势的列强及其臣民间，在国家与社会间，在各阶级间，我们不独每天看见一种冲突愈来愈近的象征，并且看见列强间的冲突逐渐达到一个顶点，必须使剑出鞘，而统治者最后的理论（Ultimaratio指战争）实现出来，这是的确的。在欧洲各首都中，每日听得到指明世界战争可能的消息，然此等消息在新消息——他们向我们表示新的和平希望至一个星期之久——的印象之下又消逝了。不管此事是怎样，我们可以确切断定的是，欧洲列强间的冲突虽达到顶点，外交的地平线虽好像十分惨淡，这一国或那一国任何热烈的党派虽领导什么运动，但统治者的忿怒和人民的愤激将视繁荣时期的呼吸同样消灭下去。战争和革命一样，只有在一种普遍的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之后，才会捉住欧洲，而此等危机的信号通常必定发自欧洲在世界市场的产业代表英国。 “英国产业的发展空前无比，他的各正式政党完全解体，法国全部国家机关变成一种庞大的欺骗集合场和交易所投机集合场，奥国的破产迫在眉睫，人民正待报复的冤屈到处增加，反动的列强自身间的利益互相对抗，最后还有俄罗斯在全世界的面前重新表见他的侵略梦——眼见这一切现象，则这样一种危机现在必定招致的政治上的结果，便用不着讨论了。”（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第一年度第二期三七八至三八五页。） 当马克思草这篇论文时，正是洪秀全定都南京三个月之后（定都系一八五三年二月初间事），当时太平军以数十万众纵横大江南北和上下游，大有直捣幽燕，颠覆满清的气概，而欧洲则伏处于反动派统治之下，共产党既自行解散（一八五二年十一月），马志尼等所组织的米兰（Miland）暴动（一八五三年二月）又复失败。马氏在这一动一静的对照之下，对于中国民族大警醒的革命便发生很大的希望，所以有“欧洲下一次的人民崛起，欧洲下一次有利于共和自由与廉洁政府的运动，倚赖现今欧洲对面的天国之处，也许较其他任何现成的政治机缘为多”的话。但过了九年，即一八六二年七月，他再论太平运动时，这种革命因内讧叠起，早成强弩之末，便不复使他怀有何种希望了。所以他说：“好些时候以前，枱桌开始震动〔按此为国亡时幽灵已至的表示，起源于美国，为当时的欧洲所流行的一种迷信〕，而活的化石的中国也开始革命。就这种现象的本身讲，没有什么非常的特点，因为东方的国家向我们所表见的是，社会的下层建筑物老是不变助，而支配政治的上层建筑物的个人和宗氏却不停地更换。”（见同书同期三七四页。） 然马克思这篇论文不独不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失败及其未曾影响欧洲的民众运动而减少他的价值，并且在八十年后的今日，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与美洲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准此）要完全依照此文所指示的途径去观察，才能够捉住真相。例如英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问题，其主要部分不系于英国本国，而系于他的殖民地和中国（半殖民地）。英国在此等地方如果能维持他输入工业品和输出原料的优势地位，他的工人阶级即不会起来作猛烈的争斗，更不会起来革命。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早就暗示过了…… “英国的工业垄断一日存在，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内是分润了这种垄断的利益。此利益在他中间的分配很不平均；享特权的少数人吸收了最大部分，然就是大多数群众至少也常是暂时分得一杯羹。这就是欧文主义消灭后英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垄断一经崩溃，英国工人阶级便会丧失这种特权的地位。他终有一天将一律——享特权的和居领导地位的少数人不在例外——降至外国工人的水平线上。这便是英国将再发生社会主义的原因。”（见恩氏《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序言二三页。） 英国资产阶级以强大的海军维持他在印度和中国的垄断的地位，将他所实现的剩余价值分一部分给本国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造成一种工人贵族，复以残余的残余分配给普通工人，并使工人贵族为之领导与操纵，以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英国工党内阁死心踏地替资产阶级保镖（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等也是如此）的根本原因。所以要英国工人阶级起来革命，不是单靠宣传主义所能奏效的。问题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为着生存的缘故，发动猛烈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消灭英国工商业的垄断，推翻英国工人贵族特权的地位，使他们为图存起见，同样不得不向本国资产阶级作勇猛的阶级战争。在这种局势之下，才可以谈到中国民族的解放和世界革命。 “中国的革命对于现今产业制度的火药箱将投下一个火花，对于久已准备着的普遍危机的爆发将促其实现，这种危机将侵入外国，在最近的将来，〔欧洲〕大陆将有政治的革命伴着出现。”马克思这几句话是中国民众解放自己和拯救全世界的不二法门。中国民众要想脱离半殖民地奴隶状况的境遇，只有不再做“活的化石”，起来革命，起来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以上，不过举英国做一个例子，自然不以他为限。我们目前要图自救，尤其当集中全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的根浅薄，危机四起，我们要活用马克思的遗训，绝对排斥日货，使中国这样重要市场的紧缩成为他的致命伤，把中国革命的火花首先投在他的产业制度的火药箱里，爆发一种东方革命，再转变为世界革命。我们如果不甘心做奴隶，或——像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山田武吉的《新满蒙政策》所咀咒的一样——“睡猪”，而拼命起来干的话，这种革命不独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会来到的。中国的革命青年一齐努力罢！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附录一﹞马克思大事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马克思传（1933） ﹝附录一﹞ 马克思大事年表 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出生于德国莱因省特里尔一个犹太法律博士家中。 一八二四年随父母舍弃犹太教，改奉基督教，取得一张“欧洲文化入门券”。 一八三五年九月毕业于特里尔中学，为高材生。 秋季升入波恩大学，习法律学等科。 一八三六年暑假与燕妮秘密恋爱。 十月转入柏林大学，习法律，哲学，历史等科。 十一月作诗三卷（一九二九年才出版）赠与燕妮。 一八三七年与燕妮订婚。 因用功过度患病，然在病中犹自行研究黑格尔哲学，变成“少年黑格尔派”的同志，并加入博士会。 一八三八年五月十日父死。 一八四一年四月十五日因提出博士论文于耶拿大学的结果，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谋为波恩大学讲师，不成。 一八四二年作《评普鲁士新近的检查令一文，为注意政治事件的开端。 五月担任《莱茵报》的编辑。 十月移居科隆，就《莱茵报》主笔之职。 十一月与恩格斯初次在科隆相见，因自己曾拒绝登载柏林的自由团人的稿件发生裂痕，故对于名列此团的恩氏十分冷淡。 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七日退出《莱茵报》，此报于四月一日被政府勒令停版。 春季游荷兰。 六月十九日与燕妮结婚，居哥洛慈拉哈岳母家。 十一月偕燕妮往巴黎，此后专研究法英美等国历史，社会主义，经济学等等，结识海涅，普鲁东，巴枯宁，及其他社会主义者。 一八四四年二月与卢格同主《德法年鉴》笔政，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犹太人问题》，表见思想的变迁——由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 四月十六日因《德法年鉴》事被普鲁士政府下入境逮捕令。 五月长女小燕妮生。 八月投稿于巴黎的《进步报》。 九月与恩格斯第二次在巴黎相见，此时双方情投意洽，并共同开始著《神圣家族》一书，表见公然反对黑格尔的哲学而过渡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且间露唯物史观的星光。 十二月十二日因《进步报》事被普鲁士政府第二次下入境逮捕令。 一八四五年一月法政府应普鲁士政府之请，下令驱逐出境，遂亡命比国。 从上年起至本年上半年止，与恩格斯各自发见历史的唯物论。 四月与恩格斯同居布鲁塞尔的工人区域。 夏季与恩格斯旅行英国六星期，得与近世大工业接触。 九月与恩格斯开始共同著《德国精神文化》（一九三二年才出版），至一八四六年八月大体完成，批评费尔巴哈，布鲁诺·包尔，施提列所代表的哲学和许多预言家的社会主义。 九月次女劳拉生。 十二月一日因普鲁士向比政府要求下令驱逐，遂脱去普鲁士籍。 一八四六年三月三十日因政见不同，与魏特林发生冲突，至五月更因克力格事件完全决裂了。 长子亚德高生。 与恩格斯等创设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发行一批小册子，批评当时的公正同盟会的教义等等。 冬季开始著《哲学的贫困》（异年出版）答复普鲁东《贫穷的哲学》，因此和他决裂了。 一八四七年一月加入公正同盟会（后来更名为共产党）。 投稿于德文《布鲁塞尔报》。 八月与恩格斯，沃尔夫等创设德意志工人联合会。 九月民主协会成立，十一月七日当选为副会长。 十一月被民主协会派往伦敦，参加博爱民主社所举行的波兰革命纪念会，并于开会时致演说词。 十一月三十日在公正同盟会演讲比国工人运动和宗教问题。 十二月初旬参加公正同盟会的改组大会，与恩格斯同受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 十二月中旬返布鲁塞尔，旋在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演讲《工资劳动与资本》。 一八四八年一月九日在民主协会演讲自由贸易。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因出一已私财，在布鲁塞尔预备工人武装，旋与燕妮同被捕。 二月《共产党宣言》出版。 三月二日被驱逐，四日携家眷继布鲁塞尔，赴巴燚。 三月在巴黎组织共产党的新中央局，与恩格斯同被举为委员长，发表德国共产党的十七条要求。 与恩格斯等派遣三四百旅法的德国工人（多为共产党员）返国，参加革命运动，并反对黑维武装闯入德国。 四月初旬与恩格斯等同返德国科隆，筹办《新莱茵报》，旋加入民主党，揭出民主主义的旗帜。 六月一日《新莱茵报》出版，自任主笔，并将此报作为民主党的机关报。 法国发生六月屠杀惨剧，在是月二十八日的《新莱茵报》上声罪致讨。 与拉萨尔初次相遇。 八月取道柏林往维也纳，参加民主联合会和第一总工人联合会的三次大会，并于八月三十日和九月二日演讲两次。 十月担任科隆工人联合会会长职务。 十一月十八日因反动势力日益高涨，与侠白尔，施莱德等用莱茵民主联合会的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要求抗税，并武装民众。 十一月十八日因反动势力日益高涨，与侠白尔，施莱德等用莱茵民主联合会的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要求抗税，并武装民众。 一八四九年二月七，八两日两次受审判，都被宣告无罪。 四月十五日与侠白尔，倍克，沃尔夫等宣布退出民主党的支柱莱茵民主联合会，并于退出这一党前变更策略，注重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四月五日起《新莱茵报》登载《工资劳动与资本》。 四月往汉堡替《新莱茵报》筹款。五月四日回来。 五月十六日《新莱茵报》接到普鲁士政府驱逐主笔的命令，此报遂于十九日告终，而自己的私财都因此报花尽。 五月与恩格斯等赴法兰克福，拟鼓动国会的左派取革命行动，不果，转往巴黎和普法两次参加革命运动，因对军事情形失望折回。在中途被捕，解至法兰克福，旋被释放。 五月底衔民主党之命，挈眷往巴黎。 七月十九日法政府下驱逐令，于八月亡命伦敦。 十一月次子基多生。 一八五○年与威里系等组织亡命者委员会，救济亡命客，并团结共产党员，计划恢复《新莱茵报》。 此报的另一名称为《政治经济评论》月刊，于二月出现，至十一月共出六期，一，二，三期登有《法兰西阶级争斗》；第二期开始用专篇文字讨论中国问题，又指出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见比二月革命更重要；第五，六期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雄飞突进，一时谈不到真正的革命，要在一种新危机之后才有可能。 三月与恩格斯替共产党中央局合草一通告书给德国党人，阐明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提出“不断的革命”的口号。 从是年至异年在工人教育联合会演讲经济学。 因欠房租被房东鸣警查抄，迫得借款并出售床铺等物偿还一切小账而迁入旅馆。 九月十五日共产党中央局因政见不同，分裂为马克思等的多数派和威里系等的少数派。同时多数派人并脱离德意志工人教育会。 十一月十九日次男基多死。 一八五一年不断地到不列颠图书馆去，对经济学，历史和政治等科作深刻的研究。 三月三女佛兰集思卡生。 八月初间获得《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英通信职务，初时因英文作文不佳，请恩格斯代庖，直至一八五三年二月才动手作英文论文，故最初的《革命与反革命》出自恩氏手笔。任此报通信历十二年论文所涉的方面甚多，最重要的为：德国状况，英国政局，东方问题，俄土战争，多瑙河诸国的撤兵，克里米亚远征，西班牙革命和中国问题 一八五二年替革命月刊作《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复活节三女佛兰集思卡死。 十一月十七日宣告解散共产党。 著《隆恩共产党诉讼真相记》（异年出版），暴露普鲁士政府的警察制度压迫党人和反抗社会发展的行动。 一八五三年投稿于宪章派的机关报《人民新闻》。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起至异年年底止供给《新奥得报》稿件，取得微小的报酬。 一八五五年四月六日长子亚德高死，最为马氏夫妇所痛悼。 一八五六年一月四女艾琳娜生。 一八五七年因美国危机的影响，对《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论文由每星期两篇减为一篇。 日间为谋日食作工，夜间为创造经济学作工，极度紧张，从这一年到异年为研究室中最重要的时期。 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说出拟议中的经济学著作的大计划，共分六大项：一、资本，二、地产，三、工资劳动，四、国家，五、国际贸易，六、世界市场。 送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关于中国的一切论文（中英商业全史等等）都当作社论登出。 与恩格斯共同参加《美国新百科全书》中关于哲学，经济和军事的编纂。 一八五九年《政治济学批判》第一册出版，与是年出现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同为划时代的著作。此书的序言中第一次发表历史的唯物论的学说。 发表对是年爆发的意大利战争以及普鲁士政策等论文于伦敦的德文报《人民》上面。 一八六○年因《国民报》任意造谣诬蔑，从二月至十月，历控负责编辑辑杂柏尔于柏林各法院,均彼驳斥。 著《佛格特先生》一书暴露佛氏的罪状。 一八六一年四月往柏林，寓拉萨尔处，又到特里尔看老母。 十一月至异年十二月投稿于《维也纳报》。 一八六二年五月失去《纽约每日论坛报》通信员的位置。 七月九日拉萨尔来访，住马家至八月初间才离去，正值极穷困时期，质物以待客。 九月为穷困所迫，往英国铁路局谋做书记，因字迹不佳，不录。 一八六三年一月七日恩格斯的妻马丽死，因自己心境不宽，忘却对老友加以充分的安慰，友谊上发生裂痕，然这是最初和最后的一次。 十二月二日母亲去世，旋即返特里尔故乡料理丧事。 一八六四年五月九日同志威廉·沃尔夫死，因死者的遗嘱，取得遗产八百余金镑。 九月二十八日参加国际党成立大会，当选为三十二委员中之一员。旋起草国际党开幕词和规程。 十一月三日与阔别十六年的巴枯宁重相见。 十二月替中央局起草贺林肯再当选为美国大总统的公文。 一八六五年二月投稿于石卫茨的《社会民主报》 六月二十六日在中央局演讲《价值，价格及利润。 九月由中央局派遣参加国际党的伦敦会议。 十月五日俾斯麦的亲信人布合来信请替《国家指导报》撰稿，不允其请。 一八六六年替中央局起草八点钟工作日，限制儿童劳动等等提案，提出于九月的日内瓦大会。 一八六七年四月携《资本论》第一卷稿子至德国汉堡付印，并往汉诺威访柯格尔曼。《资本论》第一卷即于是年出版。 四月二十三日俾斯麦遣瓦列博尔德在汉诺威来相访。 反对国际党与资产阶级的和平自由联盟会携手合作。 一八六八年四月次女劳拉与法人拉法格结婚。 九月国际党布鲁塞尔大会的议决案表见共产主义观念的胜利，自是向来统制年会的普鲁东派失势，马克思派起而执牛耳。 巴枯宁加入国际党。 自亡命伦敦后，因生活困难，不断地受恩格斯的接济，是年十一月更因恩氏将退出商业界，独得巨款，一面允许为之偿还宿债二百一十镑，一面保证每年予以三百五十镑的生活费。 一八六九年三月替中央局草拟对国际社会主义同盟会要求加入国际党的答案。 替中央局草拟对九月巴塞尔大会的提案。大会中表见马克思派与巴枯宁派的对峙。 一八七○年一月学俄文。 三月应驻日内瓦的国际党俄国支部的要求，担任驻中央局的代表。 三月二十八日替中央局发出所草就的《机密通告》。 七月二十三日中央局发表马氏所草的对德法战争第一次宣言，九月九日发表第二次宣言。 九月，一年前脱离商业界的恩格斯移居伦敦，彼此的住所相距甚近，时相过从。 一八七一年三月巴黎公社成立，曾以私人的资格予以种种帮助和指导。 五月三十日向中央局提出一种宣言，旋作为党的正式文件发出，即《法兰西内战》。 八月往布来屯养病数星期。 九月与恩格斯同以中央通信秘书的资格，出席于国际党的伦敦秘密会议。会中关于政治效能和增加中央局权力的议决案表见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因救济巴黎公社的亡命者的工作，几花去五个月工夫。 一八七二年三月五日中央局发出他和恩格斯所草的《所谓国际党的分裂》。 六月二十一日致书索尔格厚集力量，准备与巴枯宁派决战。 九月与恩格斯等出席于国际党海牙大会，对巴枯宁派的争斗，获得决切的胜利，巴氏和基云被逐出党。 在阿姆斯特丹的民众大会中公开讲演。 中央局移往纽约，关于欧洲各国的通信仍由自己和恩格斯共同担任。. 一八七三年与恩格斯共编《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 因工作过度，患重病数月，而脑病，肝病等为主要病症。 长女小燕妮与法人龙格结婚。 一八七四年因订正《资本论》的法文译本和替第二卷搜集材料，作工过度，患痈疮，头痛，失眠症等病，于八月偕幼女往奥国有名的温泉卡尔斯巴德去养病，获得奇效，九十月间回家。 一八七五年五月草《德意志工党纲领批评》，指摘埃塞那哈派与拉萨尔派合并的理论上的错误。 八月因病复往卡尔斯巴德，又收得效果，九月回家。 一八七六年七月十五日国际党在菲列得尔菲亚开过最后一次会议，即宣告解散了。 夫妇及幼女都患病、八月偕幼女往卡尔斯巴德养病。 一八七七年替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作《批评史》一章。 患肝脏病，消化不良症和神秘系病，于八月往德国的纽恩拉浴场养病，九月底回家。 到柏林访妻舅亚德高，几被捕。 一八七八年夫妇都患重病，因俾斯麦作梗，不能前往卡尔斯巴德，在马尔维（英国）养病。 一八七九年八月因神经系病加剧，在格塞，蓝比给特等处养病七星期。马夫人重病。 一八八○年夫妇都患重病，自己更患肋膜炎，同就昣于曼彻斯特友人哥白特医生，八月同在蓝兹粉特养病。 一八八一年患咳嗽，伤风，头痛和风湿症等，马夫人病加剧，于七月同到伊斯特本海滨养病。旋同往巴黎与长次两女相团集，八月因幼女患病甚剧，遂返家。 十二月二日马夫人去世。自十月起自己复患肋膜炎和气管枝郁热症。 一八八二年二月往非洲的阿尔及尔养病。在暑天前往蒙的加蒙。旋复到法国，居长女家中，后又在瑞士的斐维住六星期。冬季居英国南方的外特岛。 一八八三年一月十二日长女死。自己复患气管枝郁热症。 三月十四日逝世。 一八八四年由恩格斯从遗稿中编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 一八八五年由恩格斯编成《资本论》第二卷出版。 一八九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尔伏特大会完全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党纲。 一八九四年由恩格斯编成《资本论》第三卷出版。 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恩格斯去世。 一九〇一年由梅林编订《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八四一至一八五○年）三卷出版。 一九〇五年由考茨基编订《剰余价值论》第一二两卷出版。 一九〇六年由索尔格编订《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出版。 一九一○年由考茨基编订《剩余价值论》第三卷出版。 一九一三年由伯恩斯坦和倍倍尔校订《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八三年）四卷出版。 一九一六年由耶赞诺夫编订《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二年）两大卷出版（还有两大卷未出）。 一九二一年由迈耶编订《拉萨尔与马克思书信录》一卷出版。 一九二四年《与柯格尔曼书》出版。
费·埃·捷尔任斯基生平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捷尔任斯基《囚徒日记及书信》 费·埃·捷尔任斯基生平年表 1877 8月30日（9月11日） 费利克斯生于维尔诺省（今苏联明斯克州）奥施米扬内县的一个捷尔任诺沃村祖传领地。父亲埃德蒙·约瑟夫维奇·捷尔任斯基是一位数学、物理教员，母亲叫叶莲娜·捷尔任斯卡娅。 1889 费·埃·捷尔任斯基进入维尔诺第一学校一年级学习。 1895 秋 捷尔任斯基加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属左翼。领导维尔诺皮革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小组。 12月 捷尔任斯基代表维尔诺小组出席学徒秘密自学小组华沙地下代表大会。 1896 4月2日（14日） 捷尔任斯基由于政治信仰自愿离开维尔诺第一学校八年级。 1897 6月17日（29日） 捷尔任斯基因叛徒出卖第一次被捕，关在科夫诺监狱。 1898 5月12日（24日） 捷尔任斯基被判流放三年。 8月1日（14日） 捷尔任斯基被送往流放地维亚特卡省，先至诺林斯克市，后至凯哥罗德村。 1899 秋 捷尔任斯基从流放地第一次逃跑，到达华沙。 12月 捷尔任斯基同扬·罗索尔和安东·罗索尔一起在华沙建立“社会民主党工人联盟”。 12月底 捷尔任斯基在维尔诺代表会议上被选入党的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1900 1月 捷尔任斯基参加明斯克社会民主党“立陶宛工人联盟”代表大会的工作。会上选举了统一的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捷尔任斯基当选为中央委员。 1月23日（2月4日） 捷尔任斯基在华沙第二次被捕，关押在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00年4月押往谢德尔采监狱。 1901 10月20日（11月2日） 捷尔任斯基被判处流放至东西伯利亚雅库茨克省维柳伊斯克市五年。1902年列宁的《火星报》第15号发表了捷尔任斯基被捕和流放的消息。 1902 5月6日—8日（19日——20日） 捷尔任斯基在去流放地途中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解犯羁押监狱（在伊尔库茨克城郊）领导政治犯暴动。 6月12日（25日） 捷尔任斯基第二次从流放地逃跑，回到华沙。 8月1日—4日（14日—17日） 捷尔任斯基到柏林参加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工作。会上建立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会。捷尔任斯基任国外委员会书记。 1903 7月12日—16日（25日—19日） 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倡议并在他的直接参加下，举行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合并。捷尔任斯基当选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部成员。 1905 4月18日（5月1日） 捷尔任斯基在华沙组织群众性的示威游行。 7月17日（30日） 捷尔任斯基在他所领导的华沙的党代表会议上第三次被捕，再次被关押在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 10月20日（11月2日） 捷尔任斯基因大赦获释。 1906 4月10日—25日（4月23日—5月8日） 捷尔任斯基参加斯德哥尔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的）代表大会的工作。会上，捷尔任斯基第一次同弗·伊·列宁见面。 12月13日（26日） 捷尔任斯基第四次被捕，关押在华沙“帕维阿克”侦讯监狱。 1907 5月22日（6月4日） 捷尔任斯基交纳一千卢布的保证金获释。 1908 4月3日（16日） 捷尔任斯基第五次被捕，关押在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 1909 1月15日（28日） 和4月25日（5月8日） 根据华沙最高法院的判决捷尔任斯基被剥夺公民权，终身流放至西伯利亚叶尼塞省塔谢耶沃村。 11月下半月 捷尔任斯基第三次从流放地逃跑，到达柏林。 1910 3月 捷尔任斯基回到克拉科夫，领导地下工作。 1911 6月23日 捷尔任斯基的儿子亚西克出生在华沙“塞尔维亚女牢”，当时捷尔任斯基的妻子就关押在那里。 1912 9月1日—14日 捷尔任斯基第六次被捕，仍关押在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 1914 4月29日（5月12日） 华沙省法院判处捷尔任斯基三年苦役。捷尔任斯基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转往奥廖尔苦役犯中央监狱。 1916 5月4日（17日） 莫斯科最高法院判处捷尔任斯基六年苦役。 1917 3月1日（14日） 革命群众把捷尔任斯基从莫斯科解犯羁押监狱解救出来。 8月5日（18日） 捷尔任斯基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核心成员。 10月21日（11月3日） 捷尔任斯基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10月24日（11月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托捷尔任斯基组织革命工人和士兵占领彼得格勒邮政总局和电报局。 11月6日（19日） 捷尔任斯基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12月7日（20日） 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设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并任命捷尔任斯基为该委员会主席。 1918 3月6日—8日 在俄共（布）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捷尔任斯基当选为中央委员。 8月—9月 在捷尔任斯基的领导下，揭露并粉碎了英国驻莫斯科使团团长洛卡尔特组织的反对苏俄的阴谋。 1919 9月6日 由于宣布莫斯科处于战争状态，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将捷尔任斯基由肃反委员会调往莫斯科国防委员会。 1920 1月28日 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授予捷尔任斯基红旗勋章。 2月19日 捷尔任斯基被确定为劳动总委员会主席。 5月29日 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西南前线后勤部长。 10月20日 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莫斯科国防委员会主席。 1921 1月27日 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 4月14日 根据列宁的建议，捷尔任斯基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的同时兼任交通人民委员。 1922 1月2日 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捷尔任斯基以特命全权代表的身分前往西伯利亚采取非常措施运输粮食。 6月20日 人民委员会决定捷尔任斯基参加人民委员会下属的临时的科学委员会。 1923 4月26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确定捷尔任斯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7月17日 人民委员会决定捷尔任斯基参加劳动和国防委员会。 9月18日 人民委员会决定捷尔任斯基为苏俄国家政治保安总部部务委员会主席。 1924 1月22日 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捷尔任斯基为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列宁治丧委员会主席。 2月2日 捷尔任斯基被确定为苏俄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主席。 1925 12月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举捷尔任斯基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12月28日 捷尔任斯基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谈党的统一问题。 1926 7月20日 是日16时40分捷尔任斯基在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发言之后，由于心脏破裂猝然逝世。
第一章城市更年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2006） 第一章城市更年期
附录：致亲人的信（1918年5月——1926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捷尔任斯基《囚徒日记及书信》 附录 致亲人的信 （1918年5月——1926年5月） 这部分是捷尔任斯基出狱后的十四封家信。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1918年5月27日[1] 我亲爱的： 我生活在火热的斗争之中，对一个革命战士来说，他的生活中没有“休息”二字，因为需要拯救我们的家园。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亲人，考虑自己。工作异常紧张，斗争极其严酷。但是在这场斗争中我的内心仍象过去一样生气勃勃。我的全部时间用于不停顿的斗争…… 我的思想使我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而在我的内心有一个坚强的意志，那就是按照我的思想一直斗争到底…… 敌人对我们的包围越来越紧，已经接近心脏了……每一天都迫使我们采取更坚决的措施。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的敌人是严重的饥饿。为了要得到粮食，应该向那些有粮食的人去夺取，然后把它们分给没有粮食的人。国内战争会空前地激烈。我正站在火线上，睁大眼睛注视着严峻现实的全部危险，我自己也应该成为一个残酷无情的人…… 我已经精疲力尽，全凭意志在支持着，丝毫没有灰心丧气。我很少走出办公室：我在这里工作，就在这个角落里，在屏风的后面放着我的床。我在莫斯科已经呆了几个月了。我的地址是：大卢比扬卡11号。 如果可能，你就找机会给我写信，谈谈你自己和小亚西克的情况。 你们的费利〔克斯〕 [1]从1918年2月1日（新历14日）起在苏俄开始采用新历。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1918年8月（约22日） 亲爱的： 我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请愿谅。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然而没有时间。我作为普通一兵，永远在战斗着，也许这是最后的一次斗争…… 吻你们。 你的费·捷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1918年8月29日 我亲爱的佐霞和可爱的亚西克： 我一直很忙，今天不可能集中精力，详详细细地向你们讲述我的近况。 我们是在战斗岗位上的士兵。我的生活内容就是要加倍注意，提高警惕，去争取胜利，这就是我面前需要做的一切工作。我坚信胜利，尽管在我的脸上很少见到笑容，但我坚信，我的信仰和我从事的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 这里，生与死交织在一起，这里，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流血的斗争，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你们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柏林〕[1]1918年10月28日 我亲爱的： 只是在今天十二点钟我们才继续前进。昨天这里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会上李卜克内西发表了演说，之后，就组织了游行。军刀驱散了游行队伍，有人受了重伤。一部分游行的人冲破警察的包围圈，来到〔苏俄〕大使馆门前，挥舞帽子和标语牌，表示敬意，并且高呼：“万岁！”这只是运动的开端。群众等待着大的转变。然而却缺少一些有毅力，有威望的领导。 罗莎[2]仍被关押，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她释放出来。大家都希望她很快就能获得自由。李卜克内西完全支持我们。广大党员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仍感不足，因此也有十足的“失败主义”情绪。 在我们（俄国）的上空，看样子，正密集乌云，乌云不仅来自协约国，也来自德国，因此我们很可能要面临一场非常严峻的斗争。 奥地利不让卡尔斯基[3]入境，他昨天返回莫斯科，以便作为我国领事前往华沙。 向亚涅克和他的爸爸、妈妈问候。 紧紧地拥抱你们，并吻你们。 你们的费利克斯 [1]这封信是捷尔任斯基从瑞士归来，途经柏林时写的。他在瑞士逗留了几天，看望了离别八年的妻子和儿子。 [2]罗莎·卢森堡当时被关押在德国监狱。 [3]卡尔斯基即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应作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代表前往维也纳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莫斯科〕1919年4月15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离别之后，我真不知道给你写些什么，从哪里写起好…… 我很想见到你，见面时你也许会感到，我们还是和从前一样的亲热，因为我和你不仅只是同胞姐弟而已。很难在一封短信中用文字表达我要说的话，也难于在信中把所有的事情都讲清楚。不同的人对事物有不同的理解，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在许多年中所经受的痛苦。我可以对你讲一句老实话：我过去是什么样，现在仍然是什么样，虽然对许多人来说没有比听到我的名字更可怕的了。 现在，和过去一样，爱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听到并感觉到我心中的爱的赞歌。这支赞歌号召我们去斗争，去锻炼顽强的意志，去不懈地工作。目前，除了理想，除了对正义的追求，没有任何东西能支配我的行动。我难以用文字表达……我永远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永远处于运动之中，处于无数变革和创造新生活的过程之中……我已经看到未来，我愿意而且应该成为建造未来的参加者，如同投石器抛出的石块，永远处于运动之中，不达到目的永不罢休。你可曾想过，战争的真实景象是什么样？你厌弃被炮弹炸得残肢断臂的人体形象，战场上的伤兵形象以及啄食奄奄一息的人的眼睛的乌鸦形象。你厌弃每天在我们面前出现的这些可怕的情景，你不可能理解我，我是一个革命战士，为了使世界上不再存有非正义，为了使这场战争不至成为富人们折磨千百万人民的战争，我要战斗，战争是个可怕的怪物。全世界的富人向我们扑来。灾难深重的，最落后的人民首先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抗击全世界的富人。你难道愿意我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吗？我的阿莉多娜，你不理解我，因此我很难给你写信。假如你看见我如何生活，假如你看看我的眼睛，你就会理解，说得更正确些，你就可以体会到，我过去是什么样，现在仍然是什么样。 我根本没有到维尔诺去，我仅仅想去那里，去那里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看望你。然而我无法找到闲暇时间。从捷尔任诺沃村给你寄去了几件东西。根据我国法律，大件的贵重物品被没收了……我知道，没收私人财产会使你不快的，但我不能反对，因为我国关于黄金的法律就是如此。现附上所寄物品的清单。佐霞带着亚西克于二月份来到了莫斯科…… 紧紧地吻你。 你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哈尔科夫〕[1]1920年6月13日以前 我亲爱的佐霞和亚西克： ……这里已经是夏天了。所有的花都开了，又都谢了，非常热。城里有许多花园……投机活动猖狂。这里需要做长期的工作才能争取过来。我不会当一个打短工的工作人员，应在这里安家落户才行。我不了解，英明的党中央作何决定。反正我们会见面的，因此不需要温情。祝你们健康。吻你们。 你们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当时在哈尔科夫任西南前线后勤部部长。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哈尔科夫〕1920年6月13日 我亲爱的佐霞： ……我对自己的工作不够满意。看得出，而且也感觉得到，我能做的远比现在实际所做出的要多。我能……也许，我现在精神极度衰弱，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控制自己，未能珍惜力量，以最小的代价收到最大的效果。人要善于工作，而且每天又能使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得到休息。我这样写，也常常这样想，但我知道，这对我来说只是美好的愿望。我没有相应的性格。 一般来说，我到乌克兰以后，这里的工作有所好转，逐渐开展起来，并且收到一定的效果。在中央没有把我召回莫斯科以前，我大概要在这里工作较长一段时间……这项工作吸引着我，我无权反对较长时间地在这里工作……不把马赫诺匪帮消灭掉，我决不回莫斯科。但我很难对付他，他骑马打仗，而我没有骑兵。一旦我把他粉碎，我就到莫斯科去几天，我在那里将接受进一步的指示，并决定一些问题。 吻你们两个人。 费·捷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维尔诺〕1920年7月30日 亲爱的佐霞：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将继续前进，前往格罗德诺，从那里再到比亚韦斯托克[1]。我只能写几行，因此没有时间说温情的话。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你和埃德华·普鲁赫尼亚克再鼓一把劲，尽快派人到这里来。不仅我们需要人，波兰阵线军也需要人，因为我们自己无法直接包围整个前线。翁什列赫特前往明斯克，他想工作，但我怀疑他的精力够不够，医生是否准许他工作。 吻你和亚西克。 你的费〔利克斯〕 [1]1920年7月30日在比亚韦斯托克成立了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为：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任主席），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费利克斯·康，埃德华·普鲁赫尼亚克，约瑟夫·翁什列赫特。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比亚韦斯托克〕1920年8月17日 我的佐霞： ……昨天我们去维什科夫（距华沙约五十余俄里），后来又回到了比亚韦斯托克。我们原想，昨天就可到达华沙，然而发生了短暂的延期现象。 在距离华沙不远的时候，我心中产生了奇怪的感觉……我担心，华沙现在不是从前那样了，也许华沙不象我们希望的那样来迎接我们。我们的华沙，过去遭到白色恐怖和压制，现在默不作声，我们听不到她的响亮的声音。看样子，我们的中央〔波兰共产党中央〕不善于掌握群众，不善于掌握政治形势。那里没有象列宁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领袖。有一件事我是了解的：我们处于变革之中，俄国的斗争已演变为国际性质的斗争，在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你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明斯克〕1920年8月25日 我的佐霞： ……很久以来我就担心，灾难[1]要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军事问题我不是内行，政治形势显然是要求冒险。但我们还是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只有当白匪距我们三十俄里，并从南方而不是从西方发起进攻的时候，我们才了解到失败已成定局。我们要保持极其冷静的头脑，有条不紊地撤退，组织一部分人阻击，掩护撤退。我们好象没有损失一个比亚韦斯托克的工作人员。 前天我们来到了明斯克。军事形势还不够明朗，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了，那就是需要做极大的努力才能使敌我力量达到均势，然后再超过敌人…… 也许，我将参加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我们在波兰的情况不佳。看来，党组织遭到了破坏，迷失了方向。工人阶级的队伍已经瘫痪，敌人对革命的镇压横行无阻。不论在哪里，老百姓对我们都很好，甚至工人中的波兰社会党党员仍和我们站在一起，但我们仍感力量微薄，没有采取积极的革命行动，人们都期望着我们解救他们。 然而，我应该强调指出，我们的红军，总的来说（当然也有个别例外）真正是站在红色军队的高度，不愧为工农子弟兵，由于自己的模范行动已成为革命的火炬。我们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为士兵都懂得，他们是来打波兰地主和贵族的，是来解放波兰的，而不是为战胜波兰而来。我相信，我们军队的这一工作很快就会起作用。 我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波兰为反对“入侵”[2]而举行的起义，而是因为我军疲惫不堪和贵族狗崽子们所组成的波兰白卫军的疯狂活动。 波兰社会党没有起好作用，他们使工人阶级队伍瘫痪，他们对屠杀共产党员无动于衷。他们阻止在波兰开展阶级斗争，因此他们使白卫军有可能组织起来，并全力以赴地打击疲惫不堪的红军。 你在莫斯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俘虏中进行工作。要把他们争取过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原则，以便他们回到波兰以后，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要以同志式的关切态度对待他们，只有这样我们的话才能打动人心。现在就要吸收他们去俄国参加工作，让他们认识到新俄国的实质，感觉到她的脉搏，让他们理解，一切缺点都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正在克服，而且我们能够克服。请你就工作、人员、组织、计划、方法等问题详细地向我们汇报…… 你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指的是苏军在华沙附近的一次进攻，但这次军事行动遭到了失败。 [2]红军在击退入侵苏维埃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波兰白卫军以后，跟踪追击敌人，进入波兰境内。此时，波兰的地主、资本家以及他们的走狗——波兰社会党右翼，为了蒙蔽人民群众，诱骗他们保卫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高喊苏军“入侵”波兰。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新尼古拉耶夫斯克〕[1]1922年1月22日[2] 我的佐霞： ……这里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而且困难重重。它达不到我们预期的结果。我感到莫斯科不会对我们满意的。在前一阶段，这里的工作完全被弃置不顾，现在要把一切都整顿好，就需要有较长的时间，而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是等不及的。因此我们就要竭尽全力，埋头苦干，站稳脚步，克服一切困难。当然，这只能责怪我们交通人民委员部。我们在三四个月以前没有预见到，也没有注意到。说实在的，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阿·叶姆尚诺夫到这里来过，但什么也没有解决。我真想好好埋怨他一顿。我觉得，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人民委员，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直到现在，已经到了冬天，我才清楚地意识到，在夏天的时候就应为冬天做好准备。可是在夏天的时候，我还毫无经验，我的助手也不会预见到今天。 你看，我的情况糟透了。这也许会影响我的工作效果，并使我无法休息，无法摆脱劳碌。虽然，与在莫斯科时相比我现在的工作略少些，我仍感到疲劳。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要呆多久。我估计，不到三月份，我不是被调回去，就是运送粮食指标完成以后，提前回去。这里需要我，虽然还看不到明显的效果，但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成绩，制止了崩溃，开始把大家的力量团结起来，朝着一个方向推进，并使得人民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无疑增强了我的信心，给了我巨大的力量…… 紧紧地吻你们两人。 你的费利克斯 [1]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现称新西伯利亚。 [2]1921年底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俄共（布）党中央监察西伯利亚、乌克兰和国外运送粮食和种子委员会的成员。1922年1月初，他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特别全权代表，为向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伏尔加河流域饥荒地区运送粮食而来到西伯利亚。在这里为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他采取了一系列的非常措施。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鄂木斯克〕1922年2月7日 我亲爱的佐霞： 我必须在这里进行长时期的工作，这使你深为不安。我也许三月初才能离开。但我应该在这里拚命地工作，才能把我所负责的事情整顿好。要做的工作是没完没了的。我应该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不能退缩，要站稳脚步，决不辜负共和国对我的期望。西伯利亚的粮食和春播用的种子是我们所急需的，也是我国在热那亚会议上[1]所依靠的东西。 在这里，我不止一次地气得彻夜不眠。我甚至想给呆在这里的恶棍和混蛋[2]一点厉害看看。他们欺骗我们，这里完全是个空架子。群众，甚至党员群众，都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极其困难的时期缺乏理解，漠不关心。一切都要我们自己动手，要联接被破坏了的西伯利亚铁路支线，要检查每一道命令执行的情况，否则，命令则成为一纸空文，必须发动所有的人去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我不得不克制自己内心的愤怒，免得整个组织被彻底破坏。 同时，从政治角度来看，这里也不是平安无事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日本间谍的活动到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在这里工作。说实在的，我有几位能干的助手（几位党内同志和专家）。我相信，我们能完成任务。尽管这里的条件十分困难，但我现在不能就这样离开…… 我不敢正视任何人的眼睛，因为这样做对我说来是无法忍受的痛苦，这痛苦也将给我们生活带来不快。今天格尔松[3]根据列宁的委托，在完全对我保密的情况下，向别连基[4]了解我的身体情况，问我能不能在西伯利亚工作而无损于我的健康。显然，我在这里的工作对身体是有害的。我照镜子时，看到了一张凶狠的，忧愁的、衰老的面孔和浮肿的两眼。假如，在我自己认为我的使命基本完成以前，调我回去，我想，那就是因为我的身体情况恶化了。要不就是领导认为我在这里是毫无益处，或者工作做得不好，或者批评我这个交通人民委员不了解自己的业务部门的处境。在西伯利亚工作的这一个月里，我所学到的东西远比我过去一年还多，因此我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假如通过埋头苦干能够把工作整顿好，运出粮食，那末，我将十分高兴，因为我和我们的共和国都将吸取教训。我们将精简机构，取消使一切有生气的事物窒息的中央集权制，取消交通人民委员部里多余的、甚至有害的办公机构，更关心基层，关心文化工作，把工作人员从莫斯科的办公室派往地方做些实际工作…… 吻你们两个人。 你们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指的是“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这次会议于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在热那亚（意大利）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俄、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美国代表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了会议。 在会议上，帝国主义列强妄图利用苏俄在经济方面的困难处境，强加给她一系列苛刻的条件。他们要求偿还全部沙俄时代的债务，其中也包括战前的债务，要求把没收了的企业归还外国企业主。苏俄代表团驳回了帝国主义者的无理要求，提出了全面裁军和取消全部军事债务的建议。 [2]捷尔任斯基指的是当地的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 [3]弗·格尔松是捷尔任斯基的秘书。 [4]阿·别连基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陪同捷尔任斯基前往西伯利亚。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鄂木斯克——新尼古拉耶夫斯克〕1922年2月20日 我亲爱的佐霞： 近两个星期，邮件都是在火车上收到的。夜已经深了，我刚刚读完莫斯科寄来的信。我想现在就动手给你写信，否则明天我不会有时间了。我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去一天，在那里将和革命委员会商讨一些事情。这里困难重重。铁路管辖区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可是暴风雪又使工作处于瘫痪。不久将出现新的威胁：粮食比预计的要少。我不会“分身法”，也不会预见一切，更不可能用热情换取知识和经验。我只能学。几封莫斯科的来信也令人不快。看来，谢列勃里亚科夫[1]还是尽力地工作的。 他也希望我尽快地回莫斯科。然而在局势明朗之前我是不能回去的。西伯利亚运去的粮食是我们共和国所急需的。我回去以后，再不想让日常的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耗尽，把我擒为俘虏。因为在西伯利亚的工作经验给我指出了我们管理制度中的基本缺点，这些缺点必须克服。但没有长期的斗争，这是难于做到的。我担心，没有人愿意听我这一套，因为在莫斯科日常的工作是如此繁忙，目前的局势是如此严重，象往常一样，根本找不出空闲时间。因此，我得出一个无法反驳的结论，就是：工作的重点不应在莫斯科，而应在地方，党的（也包括中央的）、苏维埃的和工会的所有机关三分之二的负责干部和专家，应从莫斯科调往地方。不要担心中央机关会垮台。必须把全部力量投到工厂和农村，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搞文牍主义。否则我们是不能摆脱这种局面的。从莫斯科发出的再好的设想和指示也到不了这里，而是悬在天空。我仅仅是现在才较深入地了解到真正的生活，我要为这一生活而奋斗。我可能在三月份上半月回莫斯科，也许要到15日左右。我的助手和工作人员显然想尽快回莫斯科。无休止的工作和远离家庭的痛苦在折磨着他们。我常提醒他们，莫斯科等待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运去的粮食。他们听到这几句话以后，又开始奋不顾身地工作。甚至“专家”和能多少尽些力的人都鼓足了干劲。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融洽……我已经察觉到，在这里即使没有人民委员在场，连专家也大不一样了。人民委员的制度在我们的交通人民委员部里已经过时了，应该把它尽快取消。 好了，就谈这些吧。 现在，我的生活变动极大。觉睡得不好，头脑里总是一大堆的问题，需寻找答案和解决任务的办法。不过，我的身体还是好的…… 你的费利克斯 [1]谢列勃里亚科夫是交通副人民委员，后来堕落成托洛茨基分子。 给亚西克·捷尔任斯基 〔于鄂木斯克——新尼古拉耶夫斯克〕1922年2月20日 我亲爱的亚西克： 现在我乘火车由鄂木斯克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去，车箱在摇晃，因此我写的字都象你写的一样。这些字东倒西歪。我吻你，向你问好。我的身体很好，工作很忙。我就住在火车箱里，虽然外面已经零下四十度，但车内还是温暖如春。别连基问你好……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很快我就能回莫斯科。我没有结束我的工作以前，是不能回去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学习得好不好，玩得好不好？代我问你的同学切谢克好，替我吻妈妈十四下半。祝你健康。紧紧地吻你。再见。 你的爸爸 给你寄去一张《西伯利亚汽笛报》，在第四版上有一篇文章[1]，你能独立地阅读吗？假如不能，就请妈妈帮帮忙。吻你。 你的费·捷 [1]捷尔任斯基指一篇文字俏皮的小品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苏维埃机关的一些缺点。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哈尔科夫〕1926年5月20日 我亲爱的： 我到达这里已经是第二天了，自我感觉很好，比上一次来这里[1]更好。 看样子，再过一个星期到一个半星期，我能离开这里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顿巴斯。我在这里遇见许多新人，这里的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比较具体，工作人员比较能听取我的意见，并且按照我的意见去办……叫我到省里长期工作，那我会很乐意的…… 你的费利〔克斯〕 [1]1926年5月初。
第五章非洲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殖民时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第五章非洲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殖民时期 非洲剩余价值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外流 资本主义在技术和军事方面的加强
致亲人的信（1910年3月——1917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捷尔任斯基《囚徒日记及书信》 致亲人的信 （1910年3月——1917年3月）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柏林〕1910年3月1日 我的亲人们： 我好长时间没有给你们写信了。 我离开喀普里岛已经一个月了，漫游了世界各地，到过意大利和法国的里维埃拉、蒙特卡洛，甚至赢了十个法郎。后来又在瑞士欣赏了阿尔卑斯山——雄伟的少女峰和其它的大雪山，这些雪山被日落时的晚霞映得光彩夺目。世界是多么的美好啊！可是当我想到人世间生活的可怖情景时，我的心又紧缩起来，我还是应该从顶峰回到山谷，回到我那狭小而阴暗的住所。 再过两天我就要到克拉科夫去，并且在那里长期住下去。到了那里之后，我再把地址给你们寄去。紧紧地、热烈地吻你们大家。 你们的弟弟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克拉科夫〕1911年3月31日[1] 我亲爱的佐霞： 我原打算到柏林去长期工作……但是事情结果却是这样：我今天只能到柏林住几天，然后我将返回此地，大概我还要在这里长期住下去。由于我出人意外地看望了母亲，险些吃了大亏，因此我再不能做这样的旅行了[2]。 可是，佐霞，你是不会为这次旅行而生我的气的，不是吗？呆在这儿[3]，我心里可真沉重，虽然我承认，这是必要的。我非常想投身运动，想过有意义的生活。我多想摆脱克拉科夫这单调乏味的生活啊……不过，这都没关系，只要你能够坚强，能忍受一切就好了。每当我想到你，想到孩子的时候[4]，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止一次地感到异常的高兴…… 我的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我们的太阳还未升起。 紧紧地拥抱你。 你的〔费利克斯〕 [1]这是捷尔任斯基秘密寄给他的妻子索菲亚·西基兹蒙多夫娜·捷尔任斯卡娅的信。她当时被囚禁在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 索·西·捷尔任斯卡娅生于1882年12月。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前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多次被捕。1912年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1912年自流放地逃跑，侨居国外，在那里从事党的工作直至1919年。1919年初，回到苏俄进行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并从事列宁著作波兰文的翻译和出版工作。 [2]捷尔任斯基秘密地由当时处于奥匈边境的克拉科夫到华沙和罗兹去了几天，这次旅行险些以他的被捕结束。“看望母亲”意即访问华沙。 [3]指侨居克拉科夫。 [4]指孩子将在狱中出生。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克拉科夫〕1911年11月15日 阿莉多娜，我亲爱的： 我好久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不知怎么回事，我常常会这样。这段时期对我来说是一段困难的时期。我的妻子佐霞步了我的后尘，也被捕了。她在狱中已经一年了。六月份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子，名字叫亚西克。很难描绘，她在那里遭受的一切痛苦。最近开过庭，她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再过几个月，也许更早一些就要把她押走。直到现在，孩子是跟她在一起的，因为她自己喂奶，但是要把孩子带着上路是不行的，他受不了这一路的颠簸。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知道该拿亚西克怎么办了。我是多么想让他和我在一起，可是我又害怕我不能给他应有的照料，因为我对这方面的事一窍不通。也不可能让佐霞的父母把孩子带在身边，因为她只有一个生病的父亲和一个后母。大概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送到乡下给可靠而又有经验的人去带几个月。我亲爱的阿莉多娜，你能不能给我出个好主意呀？我可以一个月付十五卢布。也许，你知道有哪个可以信赖的人。我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你也许知道有什么人，他自己愿意，也有时间，同时又是一个可以把孩子托付给他的人。我还没看见过亚西克，连像片也没有见过，但是我非常爱他，他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佐霞是那么坚强，经受住了一切艰难困苦。如果你知道有什么人，就写信告诉我。可能一切安排起来会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也可能我把孩子带到身边来，让克拉科夫哪位同志的妻子给照料一下。不过，我希望能有几种方案让我选择一下，好让亚西克能得到最好的照顾，而又不要给我的朋友们添麻烦……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欧洲漫游。我还是象往常一样心情不安。精神上非常苦恼。生活在国外，但思想上却总是挂念着国内的情况。当心里思念着未来的事业，并一直在盼望着它到来的时候，国外生活比驱逐和流放更糟。在这里人们脱离斗争和革命运动，只能一个人苦思冥想。如果我不给你写信，就是因为我不能，也不想深入地思考自己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太令人厌恶了。而我心中永远怀着对你的热爱，这一感情是从童年起就保存在心间的。你只要有时间，就请来信谈谈自己，谈谈孩子们。紧紧地吻你。 你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柏林〕1911年12月2日 我亲爱的： 真诚地感谢你的来信。我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让你把亚西克带去，因为我知道你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给你写信，是设想你可能了解有什么人可以带亚西克，而对这个人我们又可以完全信托。我还不知道把他送到哪儿去，我该做些什么，情况也许并不是那么坏，我有那么多朋友，他们都准备帮助我，他们是不会让亚西克死的。也可能，再过几个月，亚西克的母亲就能回来了。当我看到其他人的生活时，我总感到羞愧，我常常因为个人的琐事耗费掉自己那么多的思想、感情和精力。何况，现在这时期是需要有大量精力来坚持斗争的，过了这段艰苦的时间，好日子就会来临的。从你的信上看出，你太累了。我想紧紧地拥抱你，真心地吻你。邪恶用它的阴影笼罩了所有的人，你所写的青年人的情况，现在似乎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太阳低垂得让邪恶把它的阴影撒得那么远，以致把一切比较光亮的色调都掩盖住了。但是，那一时刻一定会到来，那时那些现在只知道利己主义的痛苦的人，也能认识到更广阔的天地，也能明白还有更大的生活圈子，更大的幸福。请你代表我真诚地吻你们三口人。 你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克拉科夫〕1912年8月1日 我亲爱的佐霞： ……对生活的爱召唤我去行动，去斗争…… ……我现在每天从一清早起就忙，整天和大家一起忙[1]，可能过几天我会给你写得多一些。你们大伙寄来的开口信是和你的信一起收到的。有重要的事，你可以给我写挂号信（寄克拉科夫）。你读完了《力量》这本书吗？值得仔细地读一读，因为在这本书里有很多鼓舞人的思想，这些思想会给你真正的力量[2]。 紧紧地拥抱你。 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指的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 [2]这句话暗示寄给捷尔任斯卡娅的《力量》一书的硬书皮里夹有一张以别人的名字署名的护照，这是为她逃跑准备的。捷尔任斯卡娅就是用这张护照顺利地从伊尔库斯克省奥尔林加村逃跑，越过国境到了克拉科夫。她还没有到达国境时，就得知捷尔任斯基又一次被捕。1912年9月底，捷尔任斯卡娅到达克拉科夫之后，在那里发现了捷尔任斯基写的一封开口信。这一开口信的收信人和寄信人都是用的假名字。信的内容如下： “克拉科夫，斯塔什查大街3号 索菲亚·维列茨卡娅收 我亲爱的！我发生了不幸。我病得很厉害（注：即被捕）。大概不能很快看到你。用我全部心灵吻你和小亚西克。 你的列奥波〔利德〕” 邮戳上的地址和日期是：华沙，1912年9月1日。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1913年1月7日 亲爱的佐霞： 你没有亚西克怎么生活，[2]我非常不放心。你一定想亚西克想得要命吧？一切都安顿好了吗？ 关于我自己，很难写什么。第十看守所的生活你是非常了解的，关于这点我实在写不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日子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我关在这里已经四个月了。不管我前面还有多少这样的日子，一切都会过去的。我已经安静多了，这四周的墙壁已经不象过去那样给我那么多启示了，因为现在又是一个时代了。应该等待复活——出现奇迹，而暂时只能沉入梦中。 我的时间主要用来读书。我身体很好，甚至于正在复原。大概不久哥哥就可以获准来探监。我什么也不感到缺少，只要你和亚西克能让我放心就好了，只要你们很好，我也就感到很好了。 我没有文具，我必须在宪兵的看管下写信，而且要快写，因此我写得很潦草。 你的费利〔克斯〕 [1]1912年9月1日，捷尔任斯基第六次被捕，并再次被囚禁在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从这时一直到推翻专制制度，捷尔任斯基都未能摆脱沙皇的监禁。 [2]捷尔任斯基的儿子在明斯克省亲戚家，因为捷尔任斯卡娅这段时间侨居国外。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3年2月11日 佐霞，我亲爱的： 你应该关心如何保存自己的力量。否则，许多精力就会白白消耗在不合理的生活中，而这种生活只能使人疲劳和不满足。只有当现在我关在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可以节约许多精力，而这些精力花得不得当，只是因为我无法支配我自己。因此，你可能感到可笑，因为我从这里给你提的建议我自己却无法采用，但是我还是努力去做。我看到而且感觉到你很疲倦；神经也极为紧张。到山里去休养是不能使你恢复镇静的，工作才能使你的生活和整个世界结合。要过有规律的生活，每天定时到城外散步一小时，接触接触大自然。一个人是很难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得很好的，但是互相监督执行，就容易做到，这样可以节省许多精力，工作会更有效，感受也会更强烈。 我急切地盼望收到亚西克的像片，请把他以前的像片也寄给我。我是多么想知道他的详细情况，多么想看见他啊！可我又担心他会害怕。我总不能隔着铁栅栏来看我们的小娃娃呀！我没有权利抱他，和他亲热亲热。不行，我不能这样做，我宁可根本不见他。难道他们会允许我不隔着铁栅栏见他吗？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可太难了。这个星期天，斯坦尼斯瓦娃弟妹带了孩子来看我。虽然检查官发了通行证，他们还是不肯放孩子们进来，后来弟妹费了许多唇舌他们才同意。关于我的“生活”下星期再写信告诉你。我很感谢你们大伙写的开口信，向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候。 你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3年6月3日 我亲爱的阿莉多娜： 你的信我在一个月以前就收到了，对此我万分感谢。尽管我这么久没有给你回信，但是一直在想念你。我并非因为记忆力不好才没有给你写信。要知道，人在这个地方，对自己所爱的人的怀念特别强烈。这怀念使你老是想着他们，它使那些遥远的年代又重新复活。那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少年和童年时代的生活使我们充满了欢笑，友爱。我记得那个村庄，四周是树林、草地、田野，小河就在不远的地方，蛙声哇哇，鹭鸶歌唱，四周一片寂静。每逢晚上就响起美妙的大自然的音乐。清晨，草地上是晶莹的露珠，我们这一群孩子吵吵嚷嚷，还有妈妈响亮的、老远就可以听到的叫声，叫我们从树林、从河边回家吃饭。我记得我们的圆桌、茶炊，还有我们整个房子、门廊，我们常常一块呆在那里。孩子们有他们的伤心事，妈妈也有她的操心事……所有这一切却永远地、一去不复返地被生活，被永无休止不断向前的生活给带走了，留下的是对这一切的怀念、热爱和眷恋之情，而这些感情将永远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直到我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有这些我们过去共同生活中的微笑和欢乐、泪水和悲伤，都永远保留在我们的心中，即使在我们自己已经感觉不到它的时候，它也会给我们带来欢乐。人的心灵，就象一朵小花一样，它不知不觉地在吸收着太阳的光，它永远需要太阳，需要太阳的光辉，如果邪恶遮住了太阳的光辉，心灵也就会象花朵一样凋谢、枯萎。我们精神的振奋，对人类美好未来的信念正是建筑在每个人对太阳光的渴望上。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渴望着阳光，我们才鼓起勇气，才对人类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要绝望……口是心非成了人类一切邪恶的化身：口头上说的是爱，而在现实生活中却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所谓的“幸福”、功名利禄而无情地斗争……。做一个给别人带来光明而无私地贡献自己一切力量的人，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只有在这时候，人，才能获得这样的幸福。只有在这时候，人，才不怕忍受任何艰难困苦，病痛和贫困。只有在这时候，人，才不怕死，虽然也正是在这时候，他才学会了真正地热爱生活。也只有在这时候，人，才能头脑清醒地看待世界上的一切，才能看到一切，听到一切，并且懂得一切。只有在这时候，他才能摆脱自己狭隘的小天地，见到世面，感觉到全人类的欢乐和痛苦，也只有在这时候，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请原谅我，关于这件事我写了这么多，是你的这封充满忧愁的信引起了我的这些想法。但这并不是治忧愁的药方。忧愁、悲伤——这对一个人来说在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如果他能懂得人们，懂得自己，那么他心中就将永远是阳光灿烂的白昼，任何绝望都将无处安身。这时他才能唤醒他的亲人们的崇高然而又是一直沉睡着的对幸福的热望，并且给他们指出走向真正幸福的道路。 关于我自己，我没有什么可写的。关在监狱里，象过去许多次一样，这次又是十个月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一个星期以前，又关了一个难友到我的牢房里来，所以现在我觉得好些了。监禁的生活对我的记忆力和工作能力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我用读书来打发日子。每日放风二十分钟。牢房相当大，因此空气是充足的。伙食挺好。总之，我一切都够了。不会很快审判，这次我不得不被关得时间长一些。前途并不令人愉快，但是幸而我有这种本事，就是在这悲剧般的世界上对什么也不在乎。我认为我能忍受那么多人都已忍受下来了的艰难和苦痛。我虽然被关在牢里，但是我的思想是自由的。，你来探监的事现在不必考虑。在这样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分别之后，相会只会给你我带来痛苦。总之，我只请求你经常给我写写信，其余一切我都有。紧紧地吻并拥抱你和孩子们。 你的弟弟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3年7月15日 我亲爱的佐霞： 对你的每一次来信，每一个关于亚西克的消息我都非常感谢。最近我收到了你7月2—3日的来信，附有亚西克的像片，并且还有关于亚西克的情况的一张明信片。我真高兴，他已经和你在一起了。看到他现在的像片，他的笑容，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这张小像片照亮了我的整个牢房，而我也对着他微笑。我用手抚摸着他，并拥抱着我的孩子。我很高兴，这一切对于你也一样，是他给了你忍受一切的力量。 我已经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和一个朋友[1]关在一起，因而我的情况现在比较好。我们互不干扰。他很年轻，对我来说，这很有益。我们一起读书，学习，时间好象过得惊人地快。对我的审讯大概不会很快结束。最近我和从维尔诺来的娅德维加姐姐见了三次面。 你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和埃德华·普鲁赫尼亚克关在一起。普鲁赫尼亚克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后来是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3年12月2日 我亲爱的佐霞： 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了你11月28日有朋友们附言的开口信。从信上看到，亚西克的病已经好了，同志们对你是非常关心的。我想念着亚西克，想象着把他抱着放在我的膝盖上，感觉到他的存在，看得见他的笑容。我觉得他也认识我，我和他之间已经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的健康成长是你和我的朋友们关心的结果。因此，对这些朋友我非常感谢，是他们用自己的抚爱培养了亚西克的心灵，在他的心中输入了许多宝贵的感情，他长大以后，应该把这些宝贵的感情慷慨地献给其他的人。对亚西克的爱充满了我的心，好象在孩子身上灌注了我的全部生命。他是我的忧愁、我的思想和希望，而当我用心灵的眼睛看见他的时候，我觉得，我仿佛是在倾听大海，田野和树林的喧嚣，倾听自己心灵的欢唱；我仿佛是在端详着闪光的星空，而这星空正在对我低声地说着温柔而神秘的话，于是我看见了未来，感觉到在我心中有千百万人的期望。当亚西克懂事的时候，不要蒙住他的眼睛，要让他看到我们的欢乐，看到痛苦中的希望，看到生活的美好。要让爱抚的感情给他力量，使他能够承受痛苦，以致将来任何东西也挫败不了他。他要理解并与你一起自觉地去经受你所受的苦难，要用这种方法使他也学会爱别人，学会理解别人，而不能仅仅是被别人爱，让别人理解。但是同时，他也应该看到你的生活中的欢乐，这一欢乐不仅是来自他，而且也来自他以外的你的全部生活……对孩子的爱也象任何伟大的爱情一样，会变成创造性的，它能给孩子永久的、真正的幸福，当这种爱扩大了你所爱的人的生活圈子，就会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你们大伙的信我收到了。伟大的思想把人们联合起来，这是发自人们内心深处的伟大思想。它打开了人们的心灵，使他们互相帮助……为了这一思想而进行的工作不是把人囿于狭隘的小圈子里，而是赋予他胸怀全世界的能力。我的思想已经从这里飞出去了，并要和你们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它告诉我把人们的思想和人们的心联结在一起的不朽力量，告诉我生活的胜利。而监狱的禁锢和我所遭受的苦难生活深深地刻入了我的心灵，这一切将表露出来，并且和我对亚西克，对你以及对我的朋友们的感情有血有肉地融和在一起，它充满了我的心灵。于是我感觉到了你们的爱和生活的丰富内容。 在我的面前放着亚西克和他的小朋友的像片。同年龄的孩子们一起受教育，一起玩耍，互相爱护、争吵，甚至打架，又互相了解，这一切该多好啊，他们现在正是最幸福的年龄。生活中的毒素不久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渗入他们的心，而在当前的条件下要保护他们不受这一毒害也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工人们，有思想的工人们的生活天地是这样一种环境，毒害最少，最容易使心灵保持纯洁并使它丰富，不足的仅仅是它的言谈举止不够彬彬有礼而已。这是生活和思想相互结合的世界，是痛苦与巨大的欢乐同时并存的世界。我并没有把工人们的生活理想化，我知道它的全部可怕的地方，但是在那儿，人们对光明和美的渴望是鲜明的，在那里最易培养孩子具有这样的渴望……在我头脑中反复出现的这些思想并非出自我的狂热或教条，而是出自我对丰富我们的亚西克的心灵的关怀，是希望他具有感受伟大、丰富的生活境遇的能力。为什么我的思想要在这方面寻求答案呢？那是因为我自己是在另外的一些条件下受到教育的。如果我们能够，哪怕是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自己灵魂的纯洁，那我们感谢的也只能是这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而亚西克已不必在这种条件中生活了。现在所谓知识界出身的青年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他们的内心是比较贫乏的，这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已经变化了。当然，我这里说的并不是例外的情况。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信念将占领亚西克的内心世界，形成他的内心世界的是他的生活，是他周围环境中的真实生活，也就是他所亲近的人和同志在他那时的环境中将要经受的一切痛苦和欢乐…… 为了保护和丰富亚西克的心灵，应该教会他看一切他能看见的东西，教会他听一切他能够听到的东西；应该让他把对你的爱变成深厚的友谊和无限的信任…… 你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3年12月2日 阿莉多娜，我亲爱的： 在你面前我感到内疚，因为我好几个月都没有给你写信了。但是我的生活是如此单调乏味，我的情绪是如此低沉，以至于没能给你写几句话。我是多么想减轻你几封来信中流露出的忧伤。每当我在万分苦恼的时候，我之所以能坚持住并保持镇静，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性格如此，主要的是我对人们的坚强的信念…… 父母和子女之间通常的意见分歧，是由于信念、意见和信仰的不同所造成的。消除由此产生的邪恶是最容易的。可以不必赞同与自己不同的信念和信仰，但是要尊重对方的信念和信仰，而不要利用做父母的权利硬把自己的信念强加给子女。因为孩子们会感觉到这种强制地硬加于他们思想上的东西，他们将永远感觉到这是强加给他们的，因而这对于他们来说总是别人的东西……父母们不懂得，他们利用自己做父母的权利把自己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看法强加给自己的孩子对他们会有多大的害处…… 今天，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苦恼。我在考虑亚西克的未来，要使他不仅身体长得健康，而且要有一颗丰富而健康的心灵。他在克拉科夫他的母亲那儿，而我在这里。我让佐霞把亚西克的像片寄给你。她给我写信谈亚西克谈得那么多，使我好象看见了他，好象和他在一起。他侥幸地熬过了可怕的腥红热，看来，他的身体很健壮。佐霞来信说，他是那么可爱，因而成了我的朋友们的宠儿。他和与他们住在一起的我们朋友的一个儿子一起长大，他们两人同龄。不久前，亚西克知道了自己就是捷尔任斯基，这个神秘的姓氏很使他欢喜。他现在常说：“我不是小儿子，不是小猫咪，我是阿谢克·捷尔林斯基。”（注：因为小孩发音不清楚，误把亚西克说成“阿谢克”，把捷尔任斯基说成“捷尔林斯基”）多么好玩呀，我亲爱的小宝宝！在我的牢房里有三张他的像片，都是夏天在加里西亚农村照的。真的，他很好，这一点并不仅是我这样看。 佐霞要教书，是我们的好朋友帮她带孩子的。 我仍然关在这里，就是缺少自由。现在我的牢房好多了，是朝南的，而且太阳也还没有忘记我。 你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1月6日 佐霞，我亲爱的： 我非常不安，因为你没有回我12月1日的信，前两天我收到的是你1月4日的来信并附有亚西克写的一封“信”和1月9日的明信片。这么说，我12月1日写的信丢了，而你收到的仅是最近的一封信。我多么希望你能收到那封信呀[1]…… 你无论如何也不能以自己的情绪来影响亚西克，因为他知道、也会体会到，你是爱他的。当他看见你忧愁，心绪不佳，他也会有所感觉，并且会问自己：“妈妈怎么了？”也会自己回答说：一定有什么事让她不安。他要学会了解你，这是最主要的…… 我从你的来信中看出，你累坏了。你只要能得到休息，生活上马虎一点算了。你一定要这样做，这样，你的记忆力和头脑就会恢复起来。我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大发议论，因为我知道，对于你来说很难有休息的机会。而我呢，蹲在这鬼地方，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只有空谈。我的无能为力和所有这些情况给我很大的刺激，因而，我既不能在信中谈自己，甚至连思考也完全不可能。我应该极力不去思考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亚西克的形象来充实自己的思想，或者去思考一般性的问题，想想那些失去了一切的人们的生活，想象他们寄托希望的美好的未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的劳动能力丧失得很厉害。我的头脑中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这样的思想：将来我会失去生活的能力，我将不再是一个有用的人了。但这时我就对自己说，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的理想，只要他还活着，而且不抛弃自己的理想，那他也就不会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只有当死到来的时候，他才能说出关于没有用处这样一类的话来。但是，当生命的火花还在燃烧，当伟大的理想还在心中活跃，哪怕我去刨地，去做最粗笨的活，我也要尽我的力量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一思想使我得到安慰，使我有可能忍受一切苦难。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要把自己应走的路走到底。甚至当双目失明，已经看不见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时，我的内心仍然感觉得到这美好的一切，而且仍然愿意为它效劳。失明的痛苦是存在的，但是还有更崇高的东西，这就是对生活的信念，对人们的信念，渴望自由并意识到自己永恒的义务。 关于我在狱中的生活我不写了，因为这一切你很了解，提起来徒然让你痛心。晚上，四周有时是一片寂静，只有突然响起的短暂的门锁和门闩的声音打破这一寂静，但当它消失之后，周围似乎更加静了，好象一切都死一般地沉睡了。我不久前的全部生活和整个遥远的世界都象是一种幻觉。而白天，常常好象是在期待着某种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东西，还有神经上的紧张……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侦讯才能结束，本来是答应在一月份的。不管怎么说，审判还早呢。不论我还将坐多少年的牢，为了要返回火热的生活中去，我还是要坚持下去的！…… 你的费利克斯 [1]12月1日的那封信是秘密寄出的。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1月8日 我亲爱的佐霞： ……现在需要很大的意志力，因为我大概要判八年苦役。唉，埃德华·普鲁赫尼亚克也要判这么多年，因为他这三年的苦役只不过是个开始，他大概很快将被判得更长一些。 趁此机会请求你定期给马尔丁·帕科什[1]寄几个卢布，他是从1913年3月16日被关押到这儿来的。他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一个铜板。他一直挨饿（他有五十卢布被没收了）。他一个亲人也没有。他曾经给加里西亚的几个熟人写过信，可是一直没收到回信。 我不能帮助他，甚至无法与他联系。 你的费利克斯 [1]马尔丁·帕科什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一名积极的党员，后来成了俄共（布）党党员。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2月2日 佐霞，我亲爱的： 今天，我收到大伙写来的明信片，还有你1月31日的信。因而今天我的心境特别好。长期以来，我这是第一次又发出了发自内心的，照亮了生活和整个世界的微笑…… 今天，我的思想又重新追求生活（我们的生活）的欢乐。唯一使我不安的是亚西克的健康情况。但是，我又听到一个声音低声对我说：他的身体会很健康的，因为他有你和朋友们。我又重新有了信心，我相信那一时刻一定会到来。那时我就能够把他紧紧地贴近心口，让他感觉到我的全部信心，这就是我对他的爱和我对生活的信念。今天我看着他最近的几张像片，我看出，他在长大，因此我又在盼望着我能看到他、爱抚他的那一时刻。无论如何，我想回来，也一定会回来的。对我来说，每当象今天这样高兴的时候，我都充满信心，我可以忍受这里的一切，毫不感到悲观失望。并且保持自己心灵的纯洁直到最后。当我的内心还能够感觉，当我还有着旺盛的精力和活跃的思想，我的心还在胸中强烈地跳动着的时候，我是不知道什么是绝望和悲伤的。于是，生活又恢复它的本来面目，生活是在矛盾中不断地向前运动和发展的，只要人们追求自由，那生活总是会给他们指明出路的……虽然监狱生活不断地折磨着人、消耗着人的精力，但是，这是换取美好生活的代价，是取得自由的人享受最大欢乐的权利的代价。痛苦只是暂时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而欢乐却是永久的，这才是最最宝贵的。 很难相信，我在此地已度过十七个月了，只有我的心情能够表明，这些个月不是白白过去的。我还必须在这里呆很久，我想，整个1914年是要在这里度过了…… 给我来信谈谈外面听到的事情吧，现在报刊检查的条件有没有改善？也许，我们这儿和俄国又有什么新的书报刊物出版了吧？ 你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2月3日 我亲爱的阿莉多娜： 我收到了一切：一张风景明信片和一封有着你真诚祝愿的信……在这里，人变得有点多愁善感，他想的、说的东西，在那有工作的地方，都是人家一般不想、不说的。在狱外，人们在生活和行动中遵循的是对自己的事业的信念，行动代替了言语。而在这里，任何行动也无处施展，于是就只能用感情、言语和思想来代替行动了。关于我自己，我仍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告诉你。我的生活从表面看来，没有任何变化，我还是不知道侦讯何时结束，最终将何时审判。象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那样，日子过得很快，当你回顾的时候，它就象是飞一般地逝去，但是只要你一看自己当前的处境和未来的前景时，那日子过得又象乌龟爬一样地慢。如果不是想得开一些、如果不是明白目前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是难以避免的，是必要的，如果不是明白这种苟且偷安的生活只是换取欢乐的、创造性未来的代价，而我们，虽然现在还生活在地狱之中，但已看到这一光辉未来正在逐渐来到，这种无聊的生活真可以叫人发疯。 我的情绪已经好些了，虽然我目前的处境使我成为我亲人们的一切痛苦的根源，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按照我内心的愿望、良心生活着。我和我的亲人们曾为此付出了多少痛苦的代价。虽然我的生活道路上有过不少艰难困苦，今后也不会少，但是我的内心还是平静的。 除去少数有钱人以外，今天任何人都不能说，他不知道什么是痛苦。而你的痛苦也象许多其他人一样，是十分沉重的。但是如果你能用思想和感情去了解生活和自己的心灵，了解心灵的渴望和理想，那么痛苦本身就能成为，并且逐渐变成你对生活的信念的源泉，会给你指明生活的出路和它的全部意义。于是，平静的心情就会回到你的心中，但这不是死一般的平静，而是坚定地相信生活的欢乐，不管要忍受多大的痛苦，也要迎着这痛苦前进……人在忍受着痛苦，如果这痛苦能打开他的眼睛，使他也能看到其他人的痛苦，如果这痛苦能引导他找到邪恶的根源，如果这痛苦能使他的心和其他受苦人的心结合在一起……如果这痛苦能使人产生伟大的思想并坚定他的信念，那么，忍受这种痛苦是有价值的…… 我是多么想让我的这些话带给你所有处在我这样的地位的人所能给的东西。这些话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忧愁告诉我的，也是我同当前生活中的邪恶，同我所受的痛苦，同我本身存在的不好的东西作的斗争教给我的。因为，没有绝对善良的人，我也不可能是什么绝对的好人，我只不过是理解了自己的热望和理想，理解了人们的热望和理想，我只不过理解了生活的意义。因此，对于我来说，痛苦并不仅仅是苦难，而且也是欢乐，也是心灵的宁静，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对全人类的美好的未来的坚定信念…… 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2月24日 佐霞，我亲爱的： 我的牢房里又明亮起来，因为昨天我收到了你2月27日的来信，还附有小淘气亚西克的“信”。我自己也想更经常地给你写信，把我珍藏在内心的对你们的全部感情都写出来，把一切我要歌颂的，但现在只是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感情都写出来……但是我的词汇不足，这里的生活，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使我完全丧失了运用生动的、创造性的语言的能力……因此，现在我信写得这么少。沉寂的、死板板的牢狱生活在我的心灵上打下了这样一个烙印，使我对一切保持缄默，这种单调的、一成不变的灰色生活使我的心灵也蒙上了一层灰色，并使它变得好象凝结不动了，连思想和感情也变得单调和死板了。因此，当我坐下来写信时，我经常感觉到，我又开始重复同样的东西，几乎是用同样呆板的语言表达我同样单调的思想和感情。我一直呆在一个地方，可我又是多么向往过有意义的生活，向往行动起来，投入革命的运动，因此，我有时对自己说，自由已经完全不能吸引我了，因为我已经想象不出自由是怎么回事，而且一点也感觉不到镣铐的束缚。对于应该有的真正的生活，对于它的全部具体细节，对于它的全貌，我也想象不出，就象一个活人不能用自己现在的思想想象出死的全部内容一样。正是因为人热爱真实的世界，所以他为自己创造的抽象的世界也具有现实的形式。监狱外面那种充满痛苦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的。由于对生活的热爱，就要反对现实的生活，要求建立理想的生活。而这种理想的世界又总是和现实生活中我最喜欢的那些东西融合在一起的。我一直在看着那无限亲爱的亚西克的小脸，我总是看不够，我对着他的像片微笑，可能就象他会对着我的像片微笑一样，我不断重复地说：我的亚西克，你是我的！……一看到他的像片，我的心情就开朗起来……我在这么远的地方务而且被迫一个人关在这里，不能行动，不能投身于任何运动，不能帮助你为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而操心，不能为他的生活。为把他培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进行斗争。 我无法摆脱这种状况，因为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我被关在这里并不是偶然的。但是，每当我想到，你肩上的担子可能太重了的时候，我就感到不安。你不用担心我。我知道，亲爱的，只要我需要帮助，我任何时候都可以找你，而且一定会找你的。我已经从你那里得到了最大的帮助，因为你亲自给我写信，使我和我最珍贵的一切东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物质上的一切我足够了，这里允许有的一切我都有了。而每当我想到那些连最必须的东西也没有的人，我就感到羞愧。我生自己的气，也生那些只考虑我的需要，而忘却了别人的需要的人。这好象在共同进餐的时候，没有快乐，却让诅咒笼罩餐桌一样；因为这好比是你瞒着旁边的兄弟大吃大喝，虽然你知道他就在旁边，而且一无所有，但你又无权与他象兄弟般相处。在生活中其实就是这样，即使没有墙，但是隔阂是存在的，而且它隔开了人们，因而每个人都多少感觉到了它。我不是一个宗派主义者，我知道，不建立这些分离人们的墙，就不可能生活和工作。但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1]，为了不妄自菲薄，就应力求做到使这些墙尽量少一些，即使有，也不要使它完全不可渗透…… 现在我们的牢房里添了些生气，因为我的难友最近两天收到了起诉书，再过一两个月就要审理他的案子。我自己的审讯情况，还毫无消息，也许，我还要在这里关一年，直到审判为止。 你的费利〔克斯〕 [1]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给亚西克·捷尔任斯基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2月24日 克拉科夫的亲爱的小儿子亚西克·捷尔任斯基亲收。 爸爸不能亲自到亲爱的亚西克这儿来，不能亲吻可爱的小儿子，给他讲那些他爱听的故事。因此爸爸给亚西克写这封信，还附上一幅小画[1]。爸爸在信里紧紧地、紧紧地吻亚西克，并且感谢亚西克的来信。愿亚西克长得又好看，又健康，又听话，让亚西克替费列克（注：捷尔任斯基本人）吻吻亲爱的妈妈，并用全力拥抱她。让亚西克吻吻亚涅克[2]和亚涅克的爸爸、妈妈，并且告诉他们，费列克身体健康，而且一定会回来的。 你的爸爸费列克 [1]小画是捷尔任斯基同牢房的难友给他画的一幅侧面像。 [2]亚涅克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著名活动家斯捷凡·勃拉特曼·勃罗多夫斯基的儿子。斯捷凡·勃拉特曼·勃罗多夫斯基后来是俄共（布）党员。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3月3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这么说，在经过四年分离之后，我们又见面了。这象是一场梦，一场如此痛苦的梦。我们甚至连互相拥抱一下都不行。双层的铁栅栏，在这铁栅栏的后面，我就象是一匹古怪的、发疯的野兽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你带给我的快乐我都无法表达一下。我当时仿佛没有睡醒，麻木不仁，象个幽灵一样。只有真正的梦才能带来理想的生活和欢乐。而我们现实的生活却象黑夜里做的一场恶梦。几天之后，我倒真做了一个幸福的梦，梦中没有铁栅栏，我看见了你，拥抱了你。在我们周围是鲜花盛开的草地，橡树叶在沙沙作响，松林也在喧嚣。这可能是在捷尔任诺沃村。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我的亚西克。我躺在草地上，透过轻轻摆动着的松树枝看着天空，看着向无边无际的远方飘去的云朵，这些云朵象是追求幸福的人群，为不断思念美好的生活而互相推撞着向前奔去。这云朵的浮动，以及你和我的亚西克就在身边的感觉仿佛在催我入睡。这个梦使我的思想和理想得到了活生生的体现，它给了我新的力量，使我在醒来之后能在寂寞中，在与世隔绝的无聊的苟且偷安的生活中坚持下去。 凡齐娅[1]的健康情况使我极为不安。自从我们见面之后我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我简直怕去想，她可能真有死的危险……人们依靠想象中的阴间生活以及阴间的正义来寻求安慰并躲避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幸。但是，对于人世间的生活来说，这种想象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它不可能推动生活向前，而只能使所有的不幸更加清晰，并永久保存下来，就仿佛给大地披上一件丧衣。这只不过是被判了终身监禁，抛到臭坑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日的囚徒的思想。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思想，它不是发自对人世间生活的虚伪的否认，而是出自对这种生活的热爱和眷恋之情，这种思想认为人世间的生活应该胜利，它不是想赎还自己的罪过，也不是想给死以永久的惩罚和报应。对受苦的被压迫的人的热爱，以及每个人心中对美、对幸福、对力量和协调一致的生活所抱的宿愿，推动着我们去寻求当前的出路和拯救人们的方法，也就是这种生活本身，给我们指明一条出路。一种永恒的思念之情，不仅使人的心灵为亲人们打开，而且使他的耳目也为他们打开，并给人以巨大的力量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心。那时，不幸也会变成幸福和力量的源泉，因为到那时候，明朗的思想将会产生，并且它将照耀一直是黑暗的生活。从现在起，任何新的不幸都不复是使我们与世隔绝的根源，不复是冷漠与颓废的根源，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唤醒人们去生活，去斗争……当自己的生命的末日来临的时候，他也能很平静，没有绝望，定不怕死…… 费利克斯 [1]凡齐娅是捷尔任斯基的侄女，不久之后就死了。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3月17日 我亲爱的佐霞： ……我单独关押已经两个星期了。这是我自己要求的，而且暂时我也满意这种孤独……现在我的周围的确是一片牢狱的死寂，因为门外是一条走不通的走廊，因此，这里很少有人走动，也很少有门响动的声音。隔壁邻居不敲墙，楼下也没有关什么人。窗外不远的地方（同时又是多么远啊！）是维斯瓦河。我偶尔听到轮船的汽笛声和维斯瓦河彼岸瓦维尔城郊车站上的铃声。这一切就在这么近的地方发生，但是我觉得这些生活的声音好象是在梦中，好象是隔着一层浓雾，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桌子上铺着一块大的白色的毛巾代替桌布，上面摆着白色镜框，内有亚西克的所有的像片，他从四面八方看着我，对我笑着。墙上，象彩色斑点一样，贴着风景明信片。而四周是深沉的、死一般的寂静，就好象我和我周围的一切东西跑着跑着，突然一下子被一种什么魔法给钉在一个地方了。当我这样倾听着的时候，又好象会有一种什么可怕的消息传来，但在这死一般的沉寂中我听到的只是蛀虫咬东西的声音，它躲在我睡觉的一块铺板上，不知疲倦地啃着，只有这声音永远在陪伴着我。当这一寂静使我疲倦时，我就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来打破这寂静。在这又空又大的牢房里，在石头地上走动可以引起很大的响声，四周的墙和天花板也都发出回声。这种声音不仅充满了我的牢房，而且好象也充满了整个看守所的房子…… 当肉体上的疲劳迫使我停下来的时候，我好象是刚才睡醒，又回到这寂静的天地。现在，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工作得很多，而且似乎也大有收益，因此我的日子过得很快。只是睡觉的时间太长，有时一天睡十一至十二小时，而且没有一夜我不做各种各样的梦，做高兴的梦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时候是做不愉快的梦，一般是做怪梦，做稀奇古怪的简直是病态的梦…… 你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4月8日 佐霞，我亲爱的： 我的思想总是从这里，从牢房里飞出去……我一直觉得，在你们那边，与我们这里相反，正在发生着某种重要的事情，而我总象是在等待什么消息。 我不再是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关在这里已经有十二天了。他们把一个我不认识的青年工人关到我的牢房里。据我了解，这个工人是个相当讨人喜欢的人。我们不愿意共同相处，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很好地互相了解。在这里，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并不想这样，我发现，最好是感到自己在与孩子们、工人们相处，只有当我处在非常神经质的状态时，才可能为这种相处感到苦恼。这种相处，使我感到很自在。在这种交往中，多的是单纯和真诚，很少有日常生活中那种虚伪的客套。这个圈子里为人所感兴趣和关心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更能够理解，而且感到亲切的。只有在这时候，我的思想才不再是某种抽象的东西，而变得有血有肉，有力量。每当我想到我最近的几年（已经好几年了），不能直接、经常地过工人每天过的生活[1]时，我都不止一次地发现，我浪费了多少精力啊。我并不责怪自己，也不责怪任何人，因为这种安排是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意志，而是由生活的需要来决定的。但是我一直幻想着，并且也相信，我能够实现这些理想，能够重新从这个源泉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于是我不再考虑我这一生中过去的岁月和行将到来的岁月[2]。因为青春和它的活力是一定会回来的，对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心灵的意志就是这样，这意志不断向前，并且推动生活前进，赋予它以力量。现在，当我和这么一个几乎可以做我的儿子的青年人关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点，并不愿相信，生命中的这一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会很快忘记这个，忘记这种年龄上的差别，于是我会觉得，我将和这个青年人一起并肩前进。 总之，我各方面都挺好（我身体也健康）。只是最近稍微有点失去自制力。根据第一百零二条进行的侦讯工作，正如侦查员通知我的，大约要经过一个月时间才能结束，因而，我又将第二次开始等待起诉书和审判，这一时间是相当长的（不少于半年）。希望最终能受到判决并且把牢坐完…… 你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指的是在监狱、流放和侨居国外时度过的年月，那时他不能直接地每天与工人群众交往。 [2]捷尔任斯基指的是他在狱中度过的年月和面临的长期苦役。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5月3—5日 佐霞，我亲爱的： 这个星期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前天我收到了你4月22日和5月8日的来信，今天又收到两张明信片——大伙5月3日写的和你5月11日写的。我非常感谢这些信和你夜里在小亚西克的小床边写的明信片。我现在相信我返回火热的斗争生活的时间可能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长。今天，我仍感到深藏在我心中的思想和宿愿在活动着，而我自己也活在我珍贵的永远占据我的心灵的那些人的心中，或者说，是靠了他们我才活着。你的信，你说的话告诉了我这一点，因此，我感到自己还有相当的精力，看到自己面前还有许多创造性的劳动，还有很长的生活道路。 5月12日（新历）星期二，省法院的确审理了关于我逃跑的案件[1]。我上星期没给你写信，因为我想告诉你审判的情况，虽然你得知审判结果会比我这封信早。在审判前一周我收到了起诉书。案件本身的审理用了不过二三十分钟，而且还包括法官们的协商会议和宣读判决书。读了一页半的起诉书，审问了我，我也承认说：“出走过。”检察官说了几个字：“我同意起诉。”辩护律师说了几分钟的话，讲到了我的长期监禁，讲到宣言，我拒绝后面一句话。后来又继续开庭，宣读了残酷的判决：“流放服苦役三年……”这一判决，在两星期以后将以最后形式定下来……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我应该快一点退出被告席位，因为这个位子下面还有被告等着，是个小偷。 我环顾了整个大厅，想找个熟悉的人，因为审判大会是公开进行的。但是我没有发现一个亲人，也没有发现任何熟悉的目光。四周围来旁听的人都是生人，他们不是为我而是为别人来的。他们的脸上表现出喜欢看热闹的人的好奇。等待欺骗了我。虽然我对此早有准备，因为我的任何亲人也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事先得到通知。因此，这短暂时间的忧伤并没有使我感到委屈。 我很冷静地听完了宣判。因为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判决，所以我没有考虑它的内容（就是那么几句话），一切我都能忍受。我想的是另外的事。生活在我看来是这样吸引人，我用心灵的眼睛看见了它，感觉到它的丰富内容，听到生活的永恒的赞歌。我的辩护律师有礼貌地微笑着，然后看了看表，就急忙到最高法院去处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案件了。他确信地说，我比1909年时脸色好多了，那一回也是他替我在最高法院辩护的。而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一双狗皮的软毛皮靴，那年我就是穿着这么一双靴子从西伯利亚逃跑的，这双靴子非常暖和，皮毛是朝外的。我对他讲了这件事，我们两个都笑了。他想着他自己的事，思想还是那个样，我懂得他的微笑，一个有地位的人的微笑，于是我觉得挺高兴。因为我还是从那个地方逃出来了，尽管穿的是狗皮靴！ 出外走动了两次，一次是去取起诉书，一次是去受审。在二十个月的监禁之后，尽管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且还带着手铐，但通过狱车车窗上的铁丝网和铁栅栏看见了街上人来车往的情况。商店的橱窗（有一个橱窗里有花，上面写着“博迪盖拉”〔注：意即红色的女神〕，而在那里，在真正的博迪盖拉的地方，不久前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曾在地中海岸上行走，那是在那次逃跑之后，我很快就到了那里），饭馆和咖啡馆、电车、孩子们的小脸（我的亚西克，你现在在做什么呀？你是不是已经象这个孩子一样大了？是不是也有一双含笑的愉快的眼睛？你是不是也象那个孩子那样一心想调皮呀？）——所有这一切都映入我的眼帘，充满了我的心间。而我自己也象小孩一样，置身于梦境中。多少回忆，多少美丽缤纷的色彩，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这一切仿佛交汇在一起，光怪陆离，千变万化，使人回忆起过去曾经听过的、感受过的一曲乐章。生活的欢乐……幻想的境界通过火焰般的思想被编进了严峻的、有时甚至是可怕的现实生活中去，黑暗在吞噬着光明，就象干沙在汲取水分一样，而光明总是渗入到又暗又冷的地方，温暖着它，照亮着它。于是到那时，当公认的幻想境界表达了那现在已经死亡、已经是谎言的东西的时候，新的幻想境界就诞生了。这是行动的诗篇，人类灵魂始终不渝的义务的诗篇，这一诗篇与任何悲剧、任何没有出路的状况，不见一线光明的绝望境界是全然不同的。这一诗篇甚至可以从死亡那里，从不可忍受的痛苦那里驱走悲观主义；给生活戴上的不是悲惨的阴影，而是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真正的、无限幸福的光环。 现在我又回到牢房里来了，而且不会很快再把我拉出去。因为根据第一百零二条，侦讯工作还要拖延下去，我也考虑到，在一切侦讯结束之前，我还要在这里再关一年。但是现在，如果我的辩护律师没有弄错的话，坐牢对我本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要执行判决，得从5月12日算起，也就是说，从做出判决那一天开始。在这里我已非常习惯于寂静了，甚至一想到阿尔谢那尔监狱[2]反而有点害怕了…… 在1909年，当我被带到那里去的时候，我整整三个昼夜没有合眼，感到自己已完全失去了自制力。那时候，那个地方的街上可怕的喧哗声，大车、板车轱辘的隆隆声，无休止的电车的铃铛声，透过走廊的窗户，清楚地传进我的牢房。后来我搬到另外一间牢房，那儿离街道稍远一些，我才能入睡。 佐霞，你给我写了那么多关于亚西克的事情，你的信我读了又读，感到我又回到了他那里，看着他的像片，闭上眼睛，在想象中招呼他。有时候，我仿佛觉得，我已捉住了什么东西：他的微笑，他的目光，好象看见了他整个人，但是这一形象立刻就消失了，于是我又想象不出他的声音、身材，想象不出他已经长得多么聪明了，想象不出他整个样子来。我知道，这么做是白费劲。但是当我读着你的信，想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好象他就在我身边，只是看不见而已。这给了我短暂的幸福。这时，我对什么也不抱怨，也没有任何东西使我痛苦了。于是我又十分渴望你多写写他的情况，我总觉得写得太少。不过，你不要省下睡眠和休息的时间给我写长信。你只要给我写些明信片，谈谈他、谈谈你自己，谈谈你们的生活，那对我来说就已经够多了。因为只有这样，不安的心情才不会折磨我。知道他长得很好，从你的字里行间揣摸到生活的脉搏，我就感到很幸福了。我真想看看小亚西克，我好象感觉到他就在我的手上、眼睛里、嘴唇上和心坎中，我仿佛听到他呢呢喃喃的说话声，甚至我还看见了他的眼泪，吮吸了他眼睛里的、小脸上的、嘴唇上的微笑。在根据第一百零二条做出判决以及拿到起诉书之后，我将要争取不隔着铁栅栏见他。我知道，在阿尔谢那尔或莫科托夫[3]，要比在此地，在看守所，容易争取到这种机会。但是我不愿用囚犯的服装和镣铐使亚西克害怕。那样，我的形象会在他心目中留下终生可怕的感觉，使他还可能产生对我的厌恶的感情。要知道，人一穿上囚犯的衣服可真难看。我的亚西克，你要忍耐点，费列克可以拥抱你、爱抚你、亲吻你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那时候我们就将永远在一起了。等有了可能，等你长得稍微大点时，长大得已经不要求别人帮忙，长成一个小伙子，等你的小腿已经长硬了的时候，爸爸一定会单独给你写信的。而暂时我只给妈妈和你写信。我的小宝贝，爸爸记得你、爱你。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我亲爱的小心肝。 今天（5月16日）他们把我关到了另外一间牢房。我舍不得过去那间。虽然那间房子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冷（朝北的），而且只有太阳下山时，它才把它的余辉照到我们的牢房。但是傍晚时分（有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直到八点半）可以打开窗户，使牢房透透气。这时，我可以看见维斯瓦河，看到晚霞。于是我的眼睛眺望着远方，这是我仅有的自由。在整整这段时间里，我一直伫立在窗旁，几乎没看见那把我和辽阔、自由的远方隔绝开的铁栅栏，而欣赏着天空上和维斯瓦河上落日的余辉，欣赏着燕子和白鸽象闪电般的飞翔。于是我的思想就从这里飞走了，感到自己又回到了火热的生活，回到了我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代。在那间牢房里我还可以想我的朋友[4]，而现在，我要象在1月21日和4月21日写的两封信[5]那样向你倾诉我的忧愁也不可能了。那里是一片寂静，而这里却活跃得多。这里窗前是一排密林（栗子树）。我可以听到树叶哗哗的响声，而太阳虽说是透过树叶，但却可以从下午一点一直照到日落。牢房间又干燥，又暖和。因此，我会很快习惯这个地方的。每次，当我从一间牢房搬到另一间牢房时，我都很留恋老的牢房。但是这间新牢房却是我在1909年就熟悉的，它唤起我多少往事的回忆，这些往事，你是熟悉的[6]。 向所有同志转达我最衷心的问候，请给维谢洛夫斯基[7]写一封热情的信。什么时候我才能和他拥抱呢？ 紧紧地拥抱你。 你的费利〔克斯〕 [1]这里指的是捷尔任斯基1909年年底从西伯利亚塔谢耶沃村逃跑一事，他是被终身流放到该地的。 [2]阿尔谢那尔监狱是在华沙的为服苦役和流放的犯人设的羁押监狱。 [3]莫科托夫是华沙关押服苦役的犯人的监狱。 [4]在原来那间牢房，捷尔任斯基和关在同一条走廊里另一间牢房的一位难友建立了联系，并且交流情况。 [5]1月21日和4月21日两封信是未经检察官检查，秘密寄出的。 [6]捷尔任斯基指的是，他在狱中日记中描写的各种感受。 [7]勃罗尼斯瓦夫·维谢洛夫斯基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党员，后来又加入俄共（布）党，当时他正在服苦役。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5月20日 我亲爱的好姐姐阿莉多娜： 谢谢你寄来的几张有维尔诺风景的明信片（最后一张是5月2日写的），这些风景唤起我多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啊！三个星期以前曾就我的第一个案件，即从西伯利亚逃跑一事进行了审判。象我自己估计的那样，判了我三年苦役。我早就预料到这个，因此这一点也没有引起我苦恼。而且，对另一个案件判得还要多些（大约五年），可以认为是较重的判决，但不是从被捕那天算起，而是从5月12日，即第一次审判那天算起。这样，我现在的关押已不是“白关”了，我是正在坐我的判决期限内的牢。我仍关在第十看守所，而且在此地一直要关到第二次审判，也就是说，还要关押将近一年。然后，我将被押解到另外的地方。但是谁处在我的地位也不可能想象出今后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也许我会被提前释放。不过，我并不去想象我即将要过的几年，这就象每个人都知道免不了一死，但他从不去想它一样，而且好象他永远也不会死似的过着日子，死亡也好象永远不会到来一样。这是生活的规律。暂时我还有些可消遣的事情，我可以隔着囚车车窗上的铁栅栏看街上的人来车往，听城市生活的喧闹，看商店的橱窗，看人们在卖棺材，棺材店旁边是花店，花店有个响亮的字号：“博迪盖拉”，卖的是从里维埃拉采来的鲜花。博迪盖拉……这地方我去过[1]。一个月光之夜，我从博迪盖拉出来，沿着地中海岸步行，经过意大利和法国的国界，到蒙特卡洛。今天，我仿佛又看见了那条路，看见了那银白色月光照耀下的海面，那些山岗，棕桐树，我还记得那充满了鲜花和金合欢树的香味的空气。 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这件事仍然留在我的心中。这心灵充满了我们的树林和草地的歌声，充满了浓雾，清晨的露水和沙滩；这心灵充满了爱和信心（对人类美好未来的信心）；在心灵里有我们的忧愁，也有整个今后的生活。眼前生活的痛苦愈是骇人听闻，我听到的永恒的生命的赞歌，真理、美和幸福的赞歌就愈加清晰，愈加瞭亮。在我的心中绝望是没有位置的，即使是在必须带着镣铐时，我仍然感到生活是快乐的。因此，你也不要悲伤，生活就是这样的。我好象忘了把我同牢房难友的衷心感谢转给你，他谢谢你在我们上次会面时带给他的祝福。 现在我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和一个年轻的工人，一个在共同生活中讨人喜欢的人关在一起。他是从4月10日起关到这里来的，至今我们还没有互相讨厌。我们现在的牢房朝西，虽然看不见维斯瓦河，但是太阳从两点钟就晒到我们屋里了。关于亚西克，我有他最近的好消息。小东西身体结实，长得很好，春天让他很高兴，当母亲领他到城外去度休息日时，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使他如痴如醉。 你的费利克斯 [1]1909年捷尔任斯基从流放地逃跑后，曾去过该地。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1]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6月11日 佐霞，我亲爱的： 不知道我5月22日、6月21日的信你们是否收到了，我写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写清楚，我可以把那些不清楚的地方再写一下，不过，我得知道信到了没有[2]。佐霞，我这么久没有给你写信，请不要生我的气，我的思念是经常和你们在一起的。支持我精神力量的是我关于我们共同工作的想法，我希望我无愧于我俩共同的理想。而且我觉得，我们产生的任何软弱的表现，渴望生命的末日和安宁，每一个“我再也不能……”的想法，都将是我对你的感情的背叛，将是对过去曾经并仍活在我心中的那支生命之歌的背叛…… 每当我想起我们可爱的孩子亚西克的时候，就有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但同时另一个想法不断地折磨着我：教养孩子的全副重担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这要消耗多少时间，甚至要消耗你的全部精力，可是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了。我的感情，我的思想是由你传达给他的，他是从你那里了解我，知道我的情况的，因为我们的思想境界——你的和我的——是一样的。而我现在还留在你曾带他一起呆过的那个地方，这一事实的意义对他来说是不会消失的。他现在已经感觉到我们的思想，很快就会明白并且接受我们的思想。他将永远记得他出生的那个地方[3]并理解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这将使他加深理解他生活的意义。如果他的性格不起变化，如果他不变成一个典型的当代的知识分子的话，这种记忆可能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决定他的一生。而知识分子的言论和思想大部分只不过是生活的“遐想”，是与他的行为，与他的实际生活毫无共同之点的装饰品。 在当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着两个几乎毫不相干的对立世界：思想的世界和行为的世界，最细腻的唯心主义和最粗糙的唯物主义。当代的知识分子完全看不见他周围的现实生活，也看不见他自己的生活。他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他不想看见。看舞台上演出时可以流泪，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完全无动于衷，甚至可能做帮凶。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亚西克防止并厌恶在孩子们中间非常流行的那种撒谎和作假是多么重要，而那都是仿效我们现实社会的结果。撒谎的根源在于社会条件，这是无法消除的，所以也不应该使亚西克与这种社会环境隔绝……亚西克不应当成为温室里栽培的花朵，他应当……能够为真理、为理想而斗争。他应当在心里掌握那种比对母亲、对亲爱的人、对亲近的人的感情更加广阔更加强烈的神圣感情。他应当善于热爱一种理想，那把他同群众联结在一起，并在他一生中照亮他的那种理想……我记得在我们家园度过的那些黄昏，母亲在灯光下讲故事，窗外，森林在喧闹。她讲到迫害宗教徒的故事：在波兰的天主教堂里强迫人们用俄文唱祈祷歌，因为这些天主教徒都是白俄罗斯人。我记得她还讲到哪些课税压到老百姓头上，老百姓遭到了怎样的迫害，税收怎样残酷地压榨居民，等等。这对于我是决定性的时刻这影响到我后来走上那条我所走过的道路。我所知道的每一次暴力行为（如克罗日[4]，强迫讲俄语，强迫人们在休假日到教堂去，学校里设置特务工作系统等），都仿佛是针对我个人的暴行。那时（1894年），我和一群同岁人宣誓要同邪恶行为斗争到最后一息。那时我的心和我的头脑就敏锐地感觉到那种不正义的行为，同情人们所受的凌辱，而且我仇恨邪恶行为。但是，我只能靠摸索前进，因为没有领导，从谁那里也得不到指示。我的心，我的智慧都倾注到这种神圣感情之中去了……但是亚西克与你和我们大家都不一样了，他不需要摸索前进，他的神圣理想是从我们这儿继承的。但光有一颗心是不够的，必须有社会环境，使他有可能认识这种神圣理想并继承下来。这种条件要比心的作用重要得多……不过，在被压迫的人们中间，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之间不存在意见分歧，也只有在这一群人中间我们的思想——没有虚伪，言行之间没有矛盾——才能作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成长，并不断地发扬光大。因此，我常常回过来想，当亚西克到了相应的年龄，被压迫的人对他最为有益。现在谈这个问题可能还为时过早，但这个问题始终在我脑子里回旋。我希望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但不要有知识分子的坏习气。现在，知识分子的坏习气对心灵是有害的，他们象喝醉了酒一样，向往、陶醉于自己虚伪的表面光彩，浮华，口头上夸夸其谈，形式上追求美观，陶醉于某种个人的优越感。他们留恋外表的“文明”，留恋某种“文化水平”，一旦在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生活水平之间出现冲突时，前者就占了上风，于是他们就自暴自弃，堕落为无耻之徒、醉汉或伪君子。他们就永远处在内心的矛盾之中了。 可能，我所想的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我个人不要各种生活福利，却要与那些被剥夺了生活福利的人们一起去为争取生活福利而斗争，这在现在看来仿佛是一种禁欲主义的思想。但这种想法一直没有离开我，我现在与你交换这些看法。我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这只不过是感情的辩证法，其根源在于生活本身，而且，我觉得是在无产阶级的生活之中……要在内心认识到，为生而去死，为了自由而下监狱的必要性，要有力量完全清醒地经受生活的全部痛苦，同时又能在自己的心灵中听到来自这种生活的对美、真理和幸福的伟大而崇高的赞歌。当看到你在信中告诉我植物的绿荫，小鸟的歌唱，花朵，各种生物使亚西克欣喜欲狂的时候，我看到并且感觉到，如果生活条件在他心中把这种对美的感觉同必须努力把人类的生活也变得同样地美好和壮丽的认识结合起来，他身上就具备了在未来建筑这一伟大赞歌的大厦的那些条件…… 你的费利〔克斯〕 [1]此信是秘密寄出的。 [2]关于党的问题的信，二次均用化学方法以密码写成。 [3]捷尔任斯基的儿子生于狱中。 [4]克罗日是立陶宛的一个小地方1893年沙皇警察和哥萨克在这里大规模屠杀居民，因为他们拒绝信仰东正教。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6月16日 佐霞，我亲爱的： 今天我的信将写得简短，因为我还没有你的新的地址，我怕我的信到不了你处。此外，我重新失去了自制力。在这种长期监禁之后，任何一点琐事都会破坏常态，使你疲劳不堪。另外，根据第一百零二条，我的第二个案件的侦讯结束了，向我们宣读了侦讯材料，这件事从星期五起延续到今天为止，共四天，每天五个小时，光凭这就够累的了，更别说与了解侦讯材料有关的其他原因了。[1] 不过，我很快就会恢复自制力的。开庭不会早于一月份。总的说来，我的自我感觉不错，我身体是健康的。使人苦恼的是这么长期地无所作为，不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但这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常常甚至连这一点都不能想……我在等你的消息：夏天过得怎么样？安顿得怎么样？ 大自然使我们的亚西克如此神往；他听觉灵敏；森林、花朵，以及大自然的一切财富都使他如此感兴趣——这使我非常高兴，因为只有感觉到美的人，才能了解并掌握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意义。他才满三岁，却已经能吸收在他一生中都能获得欢乐并将这种欢乐献给他人的那些光芒。我记得我童年时代的那种无法形容的怡然自得的时刻。比如，我把头搁在阿莉多娜姐姐的膝盖上，每逢晚上倾听那树林的喧闹声，青蛙哇哇的叫声，长脚鸡的叫声，望着那些闪烁的星星，它们就好象是活的火星……现在我又来回忆我的童年时代了，那是真正幸福的时刻，那时大自然使我心醉，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感到自己是这个大自然的一部分，仿佛我自己就是云彩、树木、小鸟，我和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亚西克有没有在什么时候看到过星星是怎样发光、怎样闪烁的？ 他还是个孩子，这时正是睡觉的时候，但是世界将一年年地在他面前展开越来越新的丰富内容。 每当我想起我的学生时代，那可不是丰富我的心灵而是使它贫乏的年代，我开始仇视这种训练野兽的办法，那是把生产所谓的知识分子作为自己任务的办法。这些美好的回忆使我回到了童年的那些日子，并跳过学生时代，回忆到后来的一些年代，那时已是灾难深重的年代了，但是灵魂却获得了那么多新的宝贵财富…… 已经很晚了。明天早晨就来取信，因此我该结束这封信了。我写得乱七八糟，因为累了，无法集中思想，但是在写完信之后，我在想你们，我忘记了在宣读侦讯材料时撕裂我的心的那一切，我的心已经平静了，力量又重新恢复了。 你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想以此表示宣读的材料说明他有奸细嫌疑。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14年7月17日 我亲爱的佐霞： 我这里什么新的情况也没有。牢房里又闷，又热，不仅难以干点什么，甚至难以思索。 上星期就宣布，和我同牢的一位难友交二百卢布的保证金就可以释放，他高兴得不得了，但直到今天还和我关在一起，没有出得去。因此，对他来说，每一分钟都是无限地长，他每天从早到晚老是在等待：忽然今天，刚才有人来叫他“带上自己的东西”。我安慰他，开玩笑地问他去哪里，说实在的，在外面他有什么好处，使他如此急着出去，他在这里不更好些？由于铁窗生活，这种自由竟仿佛加此诱人、迷人，如此美好，而一旦出去之后，他马上就得套上生活的枷锁，这枷锁将在他面前掩盖整个世界，于是他又得不止一次地怀念我们这冷酷牢房的宁静。这当然是开玩笑，实际上我也在经受着他那种期待，甚至更加痛苦，这样的时刻对我来说将漫漫无期。关于自由我仿佛只能幻想了。于是我就驱开那偶尔产生的想象中的生活情景，因为正是那时我感到强烈地渴望自由，而要挣脱锁链我又无能为力。所以我只好驱开这些想法。往后，当这一时刻到来的时候……我现在是带着某种担心在考虑这个时刻的到来。当我被监禁起来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仿佛我将不会生活了，我已经既不会笑，也不会干什么事了。难以忍受的酷热使我今天的心情这么不愉快。其实铁窗生活不只是消耗精力，它还能使目光和感觉敏锐。每当我沉思我出狱以后的那种生活时，监狱就象是座疯人院…… 现在，在半小时的休息以后，我又继续写。正好有人来找我同牢的难友，把他带走了。他的亲人已在看守所门口等着他。在几乎一年半的分离之后，他现在已经在自己人面前了。 我暂时一个人留下了。在一段时间里，不可能会有另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不过我不希望长久地一个人关着，那样会太多地想到自己，我希望离自己越远越好。通常我总是用想念我们的亚西克和创造性的工作来排除那些念头。所以，对我来说，你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消息，就是一切。在修房子的时候，他们把我关到楼下，有时我看得见正在玩耍的孩子们。每当这时，强烈的思念和委屈的情绪就控制了我，因为我不能把亚西克搂在怀里，拥抱他。我请求在最终判决之前允许我和亚西克告别，他们同意了，大概不会有阻挠，不过我还希望证实，是否会允许我不隔着铁栅栏见他。判决大概不会早于一月份作出。亚西克又长高一些了，他以后可能会记得这个时间。这次见面将成为我在今后长期监禁中的幸福回忆。关于这，我还会更详细地告诉你，可暂时还只能吻他，把我可爱的小儿子贴在心上。 孩子们相处得怎么样？ 衷心地、衷心地拥抱亚涅克的父亲[1]。列奥[2]的身体怎样？她的情况如何？ 我听说尤利安得了猩红热[3]，是否已平安度过了？ 你的费利〔克斯〕 [1]亚涅克的父亲阿道夫·瓦尔斯基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后为波兰共产党）著名的领导人之一。 [2]列奥·约基赫斯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1919年被德国反动派残杀。 [3]捷尔任斯基指的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在德国被捕。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奥廖尔省姆岑斯克〕[1]1914年8月25日 我亲爱的阿莉多娜： 请原谅我这么久没有给你写信，不过，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在俄国的内地，在这段时间里不得不行踪不定地到处漂泊，直至来到了一个市的监狱，这个监狱在这以前我只听到过两次。亲爱的，我会依次逐步地把一切都告诉你的。早在旧历7月底的时候，那时战局尚未定，第十看守所就有人对我们说了，大概最近我们就要转移到别的监狱，可能还会释放我们这些政治犯。探监和寄包裹等都停止了。7月26日我们这些受侦讯的人带了自己的东西转到了莫科托夫监狱。我由于监禁时间很长，东西已积了不少。在这里我们里外穿的都是囚衣。7月28日乘火车到了奥廖尔，我们走了三天三夜，沿路受了些什么罪就不值得提了。在奥廖尔他们让我和第十看守所来的其他犯人住在一间大牢房里。到这里已允许我们换上自己的衣服，但是，我们原有的全部东西都丢失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哪里，我们也就没有自己的衣服、枕头、被褥和书籍了，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将来是否能找到。在奥廖尔时对我们说过，我们在这里逗留不久，果然，三个星期以后就把我转到姆岑斯克县监狱。看来，要在这里等候我命运的最后判决了。没有书本，没有自己人的消息，在这种条件下混日子真难过。但是，希望生活，希望经受一切，渴望再见到你们和我的亚西克，希望能去老家捷尔任诺沃村呆一阵等等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它使我准备克服一切困难回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现在我已经不怀疑了：我很快、很快就要自由了[2]。 你的费利〔克斯〕 [1]由于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战开始，全部政治犯从华沙及波兰其它城市转往俄国。被判处三年苦役的捷尔任斯基被送往奥廖尔苦役犯中心监狱。在此以前他已在奥廖尔附近的姆岑斯克市和在奥廖尔省监狱中关了一段时间。除了秘密发出的信以外，捷尔任斯基从俄国监狱寄出的信件都是用俄语写的。 [2]捷尔任斯基深信，战争将加速革命，革命会解放他。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奥廖尔省姆岑斯克〕1914年10月7日 阿莉多娜，我亲爱的： 我收到你那剪开的汇款条（上有附言）已经第三天了，钱（二十五卢布）是十天前收到的。 为这一切衷心地感谢你。但是，亲爱的，关于你自己和孩子们的情况为什么一点也不写呢？大概你现在还是和过去一样忙，也可能你的痛苦和操心更多了。只要时间允许，给我多写一点自己的情况吧。你现在生活过得怎样？你们的生活费用又增加了吧？只要一想到现在波兰发生了什么情况，有多少痛苦、灾难、蹂躏，我心里就充满了恐怖。我应该驱散这些念头和情景。真的，一个人能够适应一切，不过，那时他也就失去了触觉、视觉和听觉了。我知道，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要忍受各种丧失理智的和恐怖的行为。我们忍受的苦难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一个又一个地接踵而来的。当思想被这一切占据的时候，我们生活的全部情景就呈现在眼前，这时恐怖心情就会把你掌握住，为了不致发疯，就只好不去思考。现在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简直要把我憋死。这儿没什么值得记忆的。你可以在这里独行其是，有时还为此而感到精神紧张。你可以变得不会思索，不会感觉，也不会工作，你恨自己，对周围的一切仇恨满腔。我的阿莉多娜，请原谅我这些情绪，可是在它们背后却隐藏着我的期望，我的力量，火热的活下去的愿望。我不能与那种荒谬的想法妥协，那不仅会搞坏身体，还会毁掉灵魂。一切绝望的念头都离我很远，所以，当你想到我的时候，请记住这一点。一个人身上有许多力量，生命赋予他许多光明的、快乐的东西，赋予他许多理智的东西，使他能够战胜一切，甚至战胜死亡的恐怖。理解一切事物及一切人，永远看到善良，仇视邪恶；理解灾难与痛苦——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胸中满怀豪情才能经受得住命途中所遇到的一切情况。人的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你能把感情贡献给人们，而人们也能同样地对待你。这些人有的是你亲近的人，有的是与你关系疏远的人，也有的是象你那样的人。因此，我亲爱的，我多么感谢你说的那些热情的话。每当我心里感到沉重的时候，这些话就给我无穷的力量，使我愿意经受一切，准备回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我自己不知道还要在这里关多久，可能要到战争结束。我认为，这个战争不可能再持续多久了。 你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奥廖尔，省监狱〕1914年10月16日 我亲爱的，亲爱的阿莉多娜： 你大概收到我从姆岑斯克发的电报了。问题在于我从西伯利亚逃亡案的判决在法律上生效了，所以，可能还会把我从这里送到另一个监狱。不管怎样，我在这里至少还要呆几个星期，所以，我想，我还可以在这里收到你的信。我也收到了华沙来的明信片，但一句话也没有谈到亚西克和佐霞。别为我操心，亲爱的，我一定能经受住一切，会回来的。 你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奥廖尔，省监狱〕1914年11月2日 我亲爱的阿莉多娜，亲爱的： 一星期以前我收到了你的挂号信，附有亚西克的像片。我是多么高兴啊！——光明照进了牢房，笑容重新出现在我的脸上。两天前我收到华沙来信，告诉我说：佐霞带了亚西克现在在扎科帕奈，活着，身体很好。她自己没有写信，因为国外的信到不了……请让斯坦尼斯瓦夫为我预订11月1日（俄历）的《政府通报》。现在战争时期允许订阅这种报纸……我总在想，反正我不得不如我所想的那样要关很久了。只要身体还可以，我可能很快就会回到你们那里，我不隐瞒地说，我将有权看到你们，虽然时间很短，并到我常常想去的我们的老家捷尔任诺沃村呆一阵……亲爱的，请告诉我，战争在维尔诺对你和你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监狱里为等待消息简直焦急不安。在奥廖尔这里有一个相当好的图书馆（不必往这里寄书），不久前我读了一本米尔鲍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书，简直激动人心。我突然想到了波兰，想到了立陶宛的那一部分，现在仗正在那里打得很厉害，那里正在流血，人们正在遭受苦难，那里到处是恐怖与丧失理智的行为，而我们这里只能是想象而已，这有时比现实本身还要难受。在送去服苦役之前我无论如何还得在这省监狱里呆上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由于我那没有了结的第二个案件，一般说来还不知道现在是否会送我走。我为此向监狱检查机关写了信，暂时还没有收到回信。这里比第十看守所更差，更使人难受，但人是可以适应一切的。这个想法使我为自己的软弱、沮丧感到羞愧，它也给了我力量，一旦什么时候我能出去，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 你的弟弟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奥廖尔，省监狱〕1914年11月17日 我亲爱的阿莉多娜： 两个星期以前我给你写了信，你收到没有？我寄的时候没有贴邮票，因为搞不到。我现在重新写，可能上一封信没到你手，你要挂念，其实我一切都好，因为一般说来这里可能要好一些。佐霞的父亲从卢布林来信说，佐霞带了亚西克在扎科帕奈，他们活着，身体挺好，说她去那里时，身边有钱，可我却很不放心，以为她在华沙，她的沉默使我非常不安。由于战争，扎科帕奈的来信到不了这里，所以佐霞的信我一个字也收不到。华沙已经给我来信了。人们在等待着战争的消息。这个人心惶惶的状态是否会立即过去，加上我本身的无所事事，这些都引起我的烦恼。正如我所预料的，在根据第一百零二条审理我第二个案件以前，我的第一个判决不会付诸实施。暂时还得关到战争结束，要耐心等待。我有足够的耐心——有时我仿佛觉得我已经变成一个没有任何愿望、没有头脑、只会忍耐的人了。所以我羡慕那些现在正在受难，但还有活人的感觉，哪怕是最痛苦的感觉的人。我等待着：也许如今这么多可怕的日子将为今后带来宽慰，再过一两年泪水将被忘却，生活将在那现在血流成河的地方开出更加灿烂的鲜花。我坚信，我很快将有自由。到那时，我将接受斯坦尼斯瓦夫的好意，他为我多方奔走，花费不少，我现在只好请他原谅了。斯坦尼斯瓦娃弟妹的来信我已收到，并已在两星期前给她回了信，是寄到捷尔任诺沃村的。大概她冬天在那里很寂寞和苦闷，一个人和孩子们在一起，伊格纳齐不在家。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捷尔任诺沃村冬天的样子了，我总是一想起它就联想到它夏天的景象。你10月16日的信和亚西克的照片已经收到。衷心地感谢。 你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1] 〔于奥廖尔，省监狱〕1914年12月18日 我亲爱的阿莉多娜： 我今天收到了你亲切的来信，附有我的亚西克的像片。我今天想利用发信的机会立即给你回信。今年过节我们大家都很悲伤，唯一使我们有点朝气的是我们相互之间以及我们曾与之共同相处的那些人之间的亲切的感情。每当回忆起那些欢乐的时刻，收到一些写有知心话的信，就连现在所遭受的各种痛苦都会减轻，生的欲望和对自己的信念就重新产生。心灵的真正的节日——那是人类感情的交融。今天，当周围撒满仇恨，人们彼此被互相对立的时候，可能不止一个人的心里（在节日里）在思念自己的亲人。在他们的心里，友爱的热望重又复苏。现在关在这里可真难受……但是，我似乎觉得邪恶即将被战胜，我的力量，我的一些想法可能会有用的。正义战争将向非正义战争宣战，它将永远消除仇恨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今天我的思想已经飞向所有我所爱的人和我要把幸福献给他们的那些人……我觉得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达到极点的仇恨定将被消除并溺死于本身的血泊之中。能想象比这场大屠杀更为骇人听闻的怪物吗？我光是想着这场屠杀，并想向千百万违背自己的心愿走上屠场的人们致以新年的祝愿。如果不是相信真理、爱情和幸福终将来临，现在的生活真是令人厌倦极了，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在狱外，都是如此。今天，我的思想和你们在一起，我是夜里躺着写的，因为早晨就要发信，而白天我又无法写。别挂念我，阿莉多娜，亲爱的，我身体很好，我相信我一定会健康地回来，而且有力量照我的良心嘱咐我的那样活下去。我将在这里呆多久，不知道。这里有许多传说，但除了人们想出狱的愿望以外，都毫无根据。我，话又说回来，也希望在这1915年能够获得自由。可是目前，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得很快，我离开华沙已经将近五个月了。 你的费利克斯 [1]此信是秘密寄出的。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奥廖尔，省监狱〕1915年1月4日 亲爱的，我亲爱的阿莉多娜： 我收到了你的信和我的亚西克的像片，和往常一样，我感到非常幸福。我重新开始甜蜜的回忆，久远的、多么遥远的、与现实生活截然相反的回忆。就让现实生活哪怕暂时让位于过去吧。我最近害了一场病，发疟疾，不过这已经过去了，今天已经出院，希望它不要再有反复。一般说来，在我们牢房里大家都很沉闷，这里人很多，各人都有自己的痛苦。这样关下去简直无法忍受，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你知道，只有在这里才能懂得一个人有多么大的力量——精神力量。我这样写是因为我自己也知道，现在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我收到了《政府通报》，我已写信给斯坦尼斯瓦夫，请他再订两个月，这些消息起码可以使我与生活有所联系。我已好久没有收到华沙来信了。 我写了一封这么伤心的信，连我自己也很懊恼，可能你会过分地放在心上，不过，你是了解我的，你知道我是多么热爱生活，我是怎么看待生活的，在我的心里永远永远地有这么多的爱，它使我永远能听到田野、森林、蔚蓝色的天空的乐曲，它使我似乎能够从侧面来看待自己沉重的负担。每当我想到你，每当我给你写信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高兴，好象你就在我的身旁，而我正在向你讲述我所经受的一切。所以，我亲爱的，请你别挂念我。 紧紧地、热烈地吻你，我的亲爱的。 你的弟弟费利克斯 给西·亨·穆什卡特[1] 〔于奥廖尔，省监狱〕1915年1月16日 ……这么久没有得到佐霞和亚西克的消息，使我很不放心。从我来到奥廖尔起，好象一切联系都突然中断了。在长久的等待之后，我终于收到了您的信，然后是明信片。请您把您所知道的有关亚西克和佐霞的一切情况告诉我。我知道，他们不可能过得很好，在这恐怖成为“家常便饭”的情况下，有谁能过得好呢？ 我知道，佐霞不怕痛苦，她会勇敢地忍受一切，但一想到我们的小宝贝亚西克，我就很不放心，我一天天地越来越想知道他的一切情况了。我知道，这是幻想。我姐姐阿莉多娜给我寄来了亚西克的一些过去的照片，所以现在我身边又有他了。我不知道，您是否晓得我们是何时转到这奥廖尔来的。我们的一切东西都在路上丢失了，所以全部照片也都丢失了。我的一切都还好，这儿能够有的一切东西我都有，而且至今健康情况还好。虽然一般说来监狱生活使人难以忍受：这里有这么多的人，我现在和其他也是从华沙来的七十个人关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受尽折磨，每个人都由于毫无意义的监狱生活变得神经不大正常，大家都远离了自己人，永远为他们担忧着，经常在等待着，并希望发生某个重大事件，使我们整个生活来个应有的改变。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都极端缺乏。我们都努力用学习和读书来消磨日子。现在已允许我们有铅笔和本子，所以很多人都学习写和算。这里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图书馆。时间过得很快，我希望时间马上就过去，那时就可以忘却一切。我的亲人们，请写信告诉我你们自己和卢布林的生活情况怎样？战争在你们那儿对生活有什么影响？我能收到《政府通报》，是哥哥为我订的，这份报纸是允许我们看的，因此，我没有完全与世隔绝。 费利克斯 [1]西基兹蒙德·亨里赫维奇·穆什卡特是捷尔任斯基的岳父。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奥廖尔，省监狱〕1915年2月3日 亲爱的，我亲爱的阿莉多娜： 我收到了你1915年1月11日的亲切的来信。别挂念我。真的，我是害了点病，可是现在谁不生病呢！而且疟疾已经好了。我有了关于亚西克的消息。佐霞给我写了信，她现在在苏黎世，从苏黎世发出之日起，信总共走了二十四天，还不算久。她说亚西克在扎科帕奈身体很结实，只不过从扎科帕奈到维也纳这段艰苦的路程把他累坏了，他感冒了，但现在已经好了，而且能用自己快乐的银铃般的笑声使死人也发笑。所以我现在放心了。他们在那里过得很艰难，但现在谁能过得好呢？亚西克和佐霞他们算是幸福的了。我的东西已经找到，不过，我还不知道情况如何，再过一至两个星期我就可以收到，如果丢失的话，那是很可惜的。你也可以为我放心了，亲爱的。请用有维尔诺风景的明信片给我写信，上面印的题词哪怕是中文的也无妨——我爱维尔诺，我有多少记忆啊！现在就靠这回忆和对未来的理想生存。 亲爱的，紧紧地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1] 〔于奥廖尔，省监狱〕1915年3月15日 我亲爱的阿莉多娜： 我现在匆忙给你写信，是因为信有可能发出去。你2月19日发的有教堂景色的明信片我最近收到了，非常感谢你。请你谢谢斯坦尼斯瓦夫，他为我订《政府通报》订到五月份。大概我还要在这里待很久，虽然准确的日期不得而知。 我的案件已到了高等法院，可能很快就会开庭，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把我送到华沙，这件还没有定下来的事令人不快。但我已能习惯，已能对一切这种“荣幸”无动于衷。今天我什么都不愿考虑——这么阳光灿烂的好天，阳光照进了我的牢房，窗外是辽阔的天空、城市，远处是田野。一切都被刚下的白雪覆盖着。可是从窗下，从下面却传来了镣铐声——这是服苦役者在放风。再过一个星期就过节了。到处都是苦难、沉重的劳动和贫困。唯一美好的地方是我们的感情、理想和信心，这一切预示着更美好的明天即将来临。遥致最衷心的祝愿并拥抱你。不管怎样，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在另外的条件下再见面。到那时，我再也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身分，我和千百万其他人的工作和痛苦将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尽管一切条件是那样地难以忍受，我还是感到自己很好，很强壮。现在这里流行肠伤寒病，听说，已经死了许多政治犯，确切情况我们不知道，因为病人立即由此送往从前的女牢，那就在旁边，但与我们是完全隔开的。这里的治疗条件简直令人发指。人们把雷赫林斯基医生称为刽子手……除了一点药粉以外，什么药也不给病人，很难见到或叫到护士。他们把发高烧的病人连续五天放在牢房里不给任何治疗。在这里，我们的人，特别是从琴斯托霍夫、罗兹和葛布罗夫矿区来的，还有那些没有家里任何帮助的人的经常死亡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的人已死去六个，其中五人死于肺结核……关我的这间牢房阳光充足，我已和一起住的难友形成一个团结的小组，我帮助他们学习，时间过得很快。所以，你不要挂念我，亲爱的。我们给自己订购腌猪油，腌肉，少量的奶酪，青鱼——这我们就够了。我的自我感觉良好，一个人需要的东西有这么多也就够了！所以，你为我放心吧！我现在常收到华沙来的信和消息，也已收到佐霞寄的两张亚西克的近影和信，她信中说亚西克发育正常，非常可爱，我为此感到很高兴。我还没有拿到自己的东西，由于某些手续问题铁路当局不愿交出这些物品，可能是他们要监狱行政处支付八个月的保管费。所以我们又要控诉了。目前大部分人的鞋没有钉鞋掌，因为监狱里没有皮，说是在外面也没有皮。几乎大家都咳嗽，有一半人不出去放风，大家的脸色发青、发黄，诉苦也没有用。我们这里的最高检察官答复说，打仗的士兵穿的鞋更糟。亲爱的，如果把我送往另一个监狱，我一定设法给你写亲笔信，可能你会为我保存信件的。在这段时间里信可能会被人乱扔，可是我很希望有些信能保存下来。 附言：我们这里传说华沙流行霍乱，可能你也听到这种说法了？写信给我时，不要说出流行病的事，否则，信可能到不了。我们这里有许多人有家在那里，为此非常不安。再一次吻你。 你的费利克斯 [1]此信是秘密寄出的。 给西·亨·穆什卡特[1] 〔于奥廖尔，省监狱〕1915年3月 我收到了佐霞1月15日和2月5日两封来信和两张亚西克的照片，我感到幸福，我又同我的亲人通信了。 我信写得很少是因为沉闷、单调的生活把我的情绪搞得过分灰色。但我一想到我们现在的痛苦生活，就觉得我自己的痛苦不大，我简直不想提它，尽管这种痛苦非常使人难受，有时甚至是太难受了。 你所了解到的我们的条件——这是真的，这种条件简直难以忍受。由于这种条件，每天都要有个把人从这里运走……死了。最近六周以来，我们这类人[2]中已死去五人，全是死于肺病。其中三人早已确定了永久流放地，但没有送他们去，因为手续没有办好。他们都是从彼得库夫送到这里来的，当然得不到家里的任何帮助，因为他们的家庭都在国外[3]，可是这里的条件实在太差了。最近，由于这些条件，很多人得了肠伤寒病和斑疹伤寒。据说每天都要埋葬二至三人，而且从2月5日（旧历）到3月4日已死亡三十人。那些肠伤寒患者从我们这个“单位”拖到从前的女牢“单位”，那里为伤寒病人搞了一个类似“医院”的地方。只要医生来这里看一下病人，确定了病情，再过四五天，他就又和其他人一起躺在那个挤得满满的、热得要命的牢房里了。现在这里连护士都很难找得到，更不用说医生了。只有垂死的病人才能见到医生，那还要不是传染病人才行。这位雷赫林斯基是个波兰人，用最粗野的话破口大骂病人，大家都称他为刽子手，纷纷诉说他不久前在所谓奥廖尔中央监狱侮辱有病的苦役犯人的事。我刚才得知两星期以前和我们同牢房的一位病人的死：他病了四天，发高烧，已无法行走，把他从我们牢房送到了那个“医院”。医生连看都不看一眼，病人听从护士肆意摆布，这些护士对病员比对狗还坏。可是这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病，不这样是不可能的。非常难吃的食物，永远是淡而无味的白菜——一周五次，每周还有类似豌豆汤的东西——两次，每天还给一两匙稀饭，但没有油。这样一个数量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无法从家里得到帮助的那些人，唯一的伙食就是一磅半黑面包（多半是带砂子的）或一磅白面包。吃这种伙食是无法长久支持的。大家都是一副苍白、发青，或者发黄、贫血的样子。两个星期换一次衬衣，给的还是髒的，有虱子的。牢房很挤，要躲开寄生虫是不可能的。比如，我就和另外六十个人（两星期前我们是七十一人）关在一间只能容纳三十七人的牢房里，而我们这些服苦役的政治犯还算是享受优待的了。在这种牢房里通常要关一百五十个押送中的囚犯和犯罪的在役军人。所以，难怪在他们中间首先出现伤寒，而且死得最多。我现在关在一间干燥的牢房里，而大部分牢房都潮湿到天花板和墙上都出水的程度。 我已和另外几位难友组织了一个互助组，我们一起学习，我帮助几个人学习，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快得我都难以相信，我们从华沙来到这里已经七个多月了。我能收到《政府通报》，所以我们能从一些电文中知道现在战争的情况。我们生活在自己的亲密的同伙之中，因为同室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完全敌视我们的人，有我们的敌人，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勾引别人叛变，他们想赚钱，搞特务活动，这是一些可恶的人，就是在其他人里也有各种类型。所以，象这样的共同生活，是怎么也无法打开人的心灵之窗的。你过着这种生活，对另一些条件、另一种生活的怀念就越来越强烈。但这种生活能医治并预防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如果我能写出我靠什么生存的话，我不会去写什么伤寒、白菜、虱子之类的东西，而要写我们的理想，它今天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但实际上却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每当我想到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时候，仿佛各种希望到处在破灭，但我却坚信，现在的一切破灭得越厉害，未来的生活将会更迅速、更茂盛地开出鲜花。所以，我竭力不去想今天的大屠杀，不去想它的战争后果，而是向前看，看到今天谁也没有谈到的…… 我总的感觉很健康，一切必需品都有…… 我还要在这里呆多久，不知道。两个月前这里有几个人送回华沙出庭受审。大约我很快就能收到起诉书了，因为文件到最高法院已有一个月。所以，可能很快就要把我带回华沙了。由于伤寒病，暂时不会从此地发送大批犯人。 我收到佐霞的第一封信后立即就写了回信，我还不能确定她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她在苏黎世，亚西克是个好孩子，这使我很高兴。 费利克斯 [1]此信是秘密寄出的。 [2]指服苦役和终身流放的政治犯。 [3]彼得库夫市（波兰）那时已为奥德军队所占领。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1] 〔于奥廖尔，省监狱〕1915年4月20日 我亲爱的佐霞： 刚才通知我说，今天就要送我到苦役犯监狱中去（就在这里奥廖尔市内）。没有什么可怕的[2]。据说那里现在并不那么坏了。我将十分冷静地向那儿走去，就是舍不得与同志们离别。我总是被人押来押去，但什么也吓不倒我，何况，把我弄到那里大概纯粹是出于误会。我想，过一两个星期又会把我送回这里的，因为我的一些同案人今天已经接到起诉书了，几天以后也会把起诉书交给我的，可能很快就要把我们送往华沙去了。我自己觉得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很好。最新消息说——如果这是真的话——我也有希望获释。 我已收到你两封信。我发了一封信，看来是遗失了。可能你是从你父亲那里得到我的消息的，我给他的信写得很长。他告诉我亚西克扁桃腺又发炎了，这使我很不放心。 你的费利克斯 [1]此明信片是秘密寄出的。 [2]奥廖尔苦役犯中心监狱对待犯人之凶残是闻名的。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奥廖尔，苦役犯中央监狱〕1915年8月1日 我亲爱的佐霞： 你所有的信和明信片，看来，我都收到了。最近一张明信片是7月25日发的……我收到你的每一封信都象过节一样，因为只要我知道一点你和我们亚西克的情况……有时我想他想得多么厉害啊！但是，让我暂时平静下来吧，因为我相信，那个时刻一定很快就要来到了，我就要看到你们，并和你们在一起……可是我现在却生活在某种麻痹状态中，生活在某种精神毫无反映的状态之中，就象在做梦…… 你不要惦记我，我身体很好，精力充沛，一切物品都有。我和另外一个人关在一起，我们相处得挺好，所以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这里比省监狱要好些。安静，没有灰尘，没有寄生虫，每十天洗一次澡，衬衣是干净的，放风半小时。不知道何时审理第二个案件，早在两个月前我就接到起诉书了。根据我的算法，我的三年期限将于旧历1916年2月29日到期，到那时，大概又要把我送回省监狱了。 我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电文是给我们看的。此外，现在还允许订阅《政府通报》，我从今天起就可以收到。尤利安[1]的情况，我在省监狱时已写信告诉你父亲了，我想他会告诉尤利安的妻子的。他是因肺结核病死的，好象是在一月份。从到奥廖尔以来他的脸色一直很难看，但他从来没有诉说自己有什么病痛。他死在医院。他在那里，在陌生人中间躺了几个星期，静静地死去了，不知不觉地死去了。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好象是一月或二月份。让他的妻子自己写信问监狱行政处吧，我想他们会答复她的。 我已有好久没有收到阿莉多娜的一个字了，实在很不放心。一个月前我给她写过信，是复她6月10日来信的，从那以后一个字也没有收到。亚西克的所有照片我都寄给哥哥保管了，因为这里没法随身带。但我是记得的，有时闭着眼睛躺着就看到这些照片，痛苦的是我不能直接把亚西克叫来。我亲爱的儿子，我的幸福，我吻你，紧紧、紧紧地拥抱你，我的孩子。我会回来的，我们会见面的。你只要耐心些等待，那个时刻一定会来的。祝你健康，愿你成为一个善良的好孩子。 亲爱的，只要你一有空，就给我写信。 你的费利克斯 [1]尤利安·汉是葛布罗的一个矿工，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党员。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奥廖尔，苦役犯中央监狱〕1915年9月1日 我亲爱的佐霞： 我写个明信片是为了证实一下，上一封信到了没有。别惦记我，我身体很好，一切必需品都有。就是烦闷得厉害，只要这种生活不结束，这烦闷就和我相依为命了。我在等待，一天又一天过去了，许多个星期、许多个月过去了，今天已经整整三年。我很冷静，没有发急，仿佛我再也没有力量了，完全麻木了，我的整个存在好象只是一场噩梦，不是现实。 我在等着苏醒，所以很冷静，因为我相信它会到来的。至于你，亲爱的，给我写信吧，你所有的信件以及那些悲伤的、欢乐的消息，几乎是我唯一的现实……你现在安排得怎么样？课程结束以后，是否找到了什么新的工作？ …… 现在家里[1]情况如何？能回华沙去吗？你的父亲好吗？请代我向他致以衷心的问候。我收到了阿莉多娜的明信片，她留在维尔诺，我给她的信遗失了。我又收到《政府通报》了。我这里钱够用，书籍也有，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只要罗莎休息后一回来[2]，就代我向她，向她一家[3]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你的费利克斯 [1]“家”——这是指侨居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华沙当时已为德国人占领。 [2]指罗莎·卢森堡，那时她关在德国监狱里。 [3]捷尔任斯基指的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奥廖尔，苦役犯中央监狱〕1915年10月2日 我亲爱的佐霞： 不要惦念我，我身体还可以，伙食是好的。据我推测，再过四个月，到1916年3月13日（2月29日），我的苦役期就满了[1]，那时大约要转到省监狱，到那里去等到战争结束，因为指望提前开庭是不可能的。这里比省监狱好些，但我乐意转去，因为单调生活和烦恼使我难受极了。兄弟姐妹那里我一点消息也没有。阿莉多娜留在维尔诺，但把孩子们送走了。伊格纳齐留在华沙。有关战争的情况我知道，因为我订阅《政府通报》，但是神经太紧张，所以我不细看，只是浏览而已。我用阅读来消磨时间。神经已不健全，而且已相当见老了，再过一年想必头发也要完全掉光了。在白天，我对一切无动于衷，只有你的信才能打动我。而到了夜里，则经常做梦，多么生动的梦啊！就象是真的一样…… 现在轮到对亲爱的亚西克说几句了，我的心肝，我的欢乐！我在看着你，看着你的照片，我紧紧地拥抱你，吻你。我们以后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欢笑，一起玩，一起听妈妈弹钢琴。我们将手拉着手一起去散步，去采花，听鸟儿歌唱，听树叶的喧哗声。我们将互相追逐，我抱着你坐着，互相讲故事，这将象过节一样，我们一定会很快乐的。可是现在我得呆在奥廖尔，还不能回来，我想你，你也想我，我还知道，我写给你的这些话你一定很喜欢，就象我是多么喜欢你的信、你的宝贵的话一样。 你们的费利克斯 [1]因为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亡而判处的第一次苦役期。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奥廖尔，苦役犯中央监狱〕1916年1月4日 佐霞，我亲爱的： 两个月以前，1915年11月15日（2日），我给你和亚西克写了一封长信，从那以后我收到了一张12月6日的明信片和一张很好的照片，这就是说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可我寄的是挂号，我相信是不会遗失的。我现在怪我自己，12月份没有寄张明信片。请原谅我很少给你写信……我的生活没有一点生气，没有什么可写的……我在这里已关到第四年了，谁也不需要这个第四年，完全没有力量的第四年。亚西克在你离开的期间长得这么大了。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什么时候我能把他贴紧我这颗想苦了的心呢？我就靠这个想法过活，但每天的现实生活却如此不同，与我的希望距离多么远啊！好象这个甜蜜的时刻永远也不会来了…… 生活中新的情况很少，我已经一个人关了两个月，我对此感到满意。再过两个月由于逃跑而服的苦役期就满了（旧历2月29日），大约会把我转回省监狱去，可能要在那里等到战争结束。希望早点开庭是不可能的。我靠阅读消磨时光。向你们家里的人和熟人致亲切的问候。 你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奥廖尔，苦役犯中央监狱〕1916年2月4日 我亲爱的佐霞： 一个月前我写了一封很伤心的信，在交出去寄的时候，我一下子收到了两封你的和一封亚西克的信，但要重新写已经不可能了，所以请原谅我。不过，我是多么不放心啊！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你的沉默，就想象了许多可怕的情况。好在一切都顺利地结束了。你1月4日和1月7日的明信片更使我放心了。我的朋友，你在想念我的时候，不应该感到沉重。无论是什么情况在等着我，不管我要体会何种心情，我心里从未有过徒然的抱怨，甚至在苦恼几乎压倒我的时候，我的灵魂深处仍保持着镇静，保持着对生活的爱，对生活的理解。我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我爱的是这样的生活：现在的真实的生活，永远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生活，既协调一致又充满矛盾的生活。对周围的生活我的眼睛还能看到，耳朵还能听到，心灵还能感受，心肠还没有变硬，生活之歌还活在我的心中……我还觉得，谁要是能在自己心中听到这支歌，那么无论他受到什么折磨，他也不会诅咒自己的生活，不会用另一种安静的、世俗的生活来代替这支歌。只有这支歌一直在我的心中，这是一支对生活充满热爱的歌。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外面，现在都有许多可怕的事情。但这支歌还活着，它是不朽的，就象星星一样：这些星星和整个大自然的美色孕育了它，把它输入人们的心中，这些心儿在歌唱，并永远追求新生。每当天空万里无云、晚上小星星透过铁窗望着我的时候，好象在低声诉说着什么：每当我遐想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了亚西克那活泼的笑脸，充满爱情的双眼；每当我鲜明地记起朋友们以及我所爱的人们的脸和名字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心里是多么舒坦，多么宁静，就象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孩子一般地，真实地赞美生活，忘记了自己和自己的痛苦…… 在我最近一封信的附言里我曾建议你只要有可能，就回祖国去[1]，不要考虑我们通信是否可能困难，或可能完全中断[2]。你应该活下去——这是最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一点。 别惦记我，我身体很好，没有再咳嗽，牢房里很暖和（就是冬天，今年也很奇怪，不很冷），炉子烧得够暖和的，吃得也好。就如我已经写过的，再过三周半就要把我转到省监狱去了。 现在，让我的心，我的温存的心再对我们的亚西克说两句。请以我的名义给他买六块薄荷的蜜糖饼干——反正我不可能马上见到他。我的心肝，我的小星星，我亲爱的亚西克，我的孩子，我，你的爸爸费列克紧紧地吻你。只要我一释放，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坐上火车，它就越来越近地把我往你那儿送，一直送到你那儿，你就和妈妈一起出来迎我，我第一个看见你，我认清了你，把你举得高高的，抱得紧紧的，热烈地吻我的亚西克。愿你长得又健康又好看，我的好亚西克。你的爸爸费列克。 左阿姨好吗——也许你重新和她分开了？[3] 你的费利〔克斯〕 [1]从国外回到华沙。 [2]从当时处于德国占领下的华沙往俄国寄信是不可能的。 [3]暗语。左阿姨是指“波兰社会党左翼”。1914——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与“波兰社会党左翼”之间观点接近。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奥廖尔，省监狱〕，1916年3月13日 我亲爱的佐霞： 我转到省监狱来已经两个星期了……根据枢密院的决定我和其他人的案件已转到莫斯科最高法院，所以，开庭大概要到战争结束。我焦急地等待着你的消息。我自己只写了一张明信片，因为没有情绪多写。我的生活你是知道的，关在一间大的牢房里，这里一共有二十八个人……我们学的东西不多，但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身体很好。紧紧地吻亚西克并拥抱你们。向亲人和熟人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奥廖尔，省监狱〕1916年3月20日 亲爱的佐霞： ……我很平安，感觉还好。时间过得很快，我几乎整天教难友们识字。本星期大概就要把我们大家转到莫斯科省监狱去（不是去布蒂尔监狱），因为莫斯科法院已决定受理我们的案件[1]…… 你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的第二个案件被查办是因为他1910——1912年间的革命活动。1916年4月他被押往莫斯科，1916年5月4日莫斯科最高法院又判他六年苦役。他曾在莫斯科布蒂尔解犯羁押监狱服苦役，1917年2月革命把他从这里解救出来。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省监狱〕1916年4月14日 亲爱的佐霞： 我来这里已经三个星期了。我希望最近就能得到你的消息。在不久的时间里就要审理我的案件，日期尚未向我宣布。关于判决，你大概已从报纸新闻栏内得知了。据说现在政治犯案件的判决不是那么严了，但关于这一点我想得最少，根本不作推测。我们一共两人关在这里，但我很孤单。我认为，与其来一个我觉得不合适的同牢难友，还不如一个人呢！……我重新读书了。时间在流逝，结局快到了。这里的生活还可以。一般说来，我象在奥廖尔一样，没有怎么脱离生活。好象我的姐姐娅德维加住在这里，她从维尔诺跑了出来，但还不知道我在这里。我已给她写信，如果她没有离开，就会来看我的。 你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省监狱〕1916年5月1日 我亲爱的佐霞： 我直到昨天晚上才收到你2月27日和3月15日的信，还有亚西克送的花。现在先寄一张明信片，等开庭以后我再写长信。我很不放心，但我知道，由于我转到了莫斯科，寄给我的信会耽搁很久，我耐心地等着，终于等到了。在信中可以感觉到你很大的忧愁与悲伤，也能感觉到你为有了亚西克而高兴的心情，我羡慕你。我仿佛怀着某种狂喜的心情和亚西克一起到了某一个偏僻之处……那里只有我们，那里就是整个世界，有温暖的阳光，有森林凉爽的树荫，有永远低声歌唱的流水，有草原上温柔的花朵和蔚蓝的天空。 ……再过三天开庭。我有辩护人。我昨天收到了辩护律师科兹洛夫斯基先生从彼得格勒寄来的明信片，他说你曾去请他为我辩护，但我不需要他。我将尽量设法通知他。佐霞，别为我操心，我向你保证，在整个监禁期间我所需要的物品全都有…… 你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省监狱〕1916年5月13日 我亲爱的佐霞： 关于我的判决你大概已从报纸上知道了：六年（苦役），但抵消了三年，所以还剩三年。最主要的是不必戴镣铐了，因为戴镣铐期已在抵消我的三年中过掉了[1]。我的判决十七天后在法律上生效，我很快（可能是一个月以后）就要转到苦役犯监狱。我将设法交涉一下，以便留在莫斯科布蒂尔监狱。 和过去一样，我们还是两个人关在一起，但放风的时候我们是十个人，所以我不是很孤单的。我情愿被送到苦役犯监狱，我一个人孤独够了，如给我安排某种劳动后，时间可能会过得更快，筋骨还可锻炼得更坚强。时间还是过得非常之快，亚西克已经这么大了，再过一个月他就整五岁了，我的亲爱的，亲爱的孩子。当我一想到你由于他忍受了多少灾难、痛苦与悲伤的时候，我就记起他所给你的整个幸福。我羡慕你，为你高兴。我想念他……应该有幸福的时刻，要做一个为给别人带来光明，而无私地贡献自己一切力量的人，使周围的人满意；要能够经受痛苦，又不摧毁无论什么也不能摧毁的……我母亲温存的故事一辈子都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的亚西克，什么时候我的眼睛能看到你呢？你什么时候能够和我在一起，使我忧愁而又痛苦的思念结束呢？我什么时候能够象你似的，和亚西克一起欢笑和玩耍？这个时刻一定会来的，它正在到来，而且，可能已经很近了…… 你们的费利〔克斯〕 给亚西克·捷尔任斯基 〔于莫斯科，省监狱〕1916年5月24日 我亲爱的亚西克： 你（4月11日）写来的只有几句话的短信我收到了，这是你从古别利亚高山寄给我的，它象小鸟一样向我飞来，而且平安地飞到了。你写的这封短信，现在和我一起在牢房里。我的小亚西克怀念我，你很健康，这使我非常高兴。是啊，我亲爱的，等我回来的时候，咱们去爬更高的山，高得不得了的山，那里云彩飘来飘去，那里山顶戴着一顶雪做的白帽子，那里老鹰做窝。从高处往下看，可以看到湖泊和草地，乡村和城市，绿色的灌木丛和褐色的秃石崖，一切东西都将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还要给你讲我自己的一生，我在哪里呆过，见到过什么，遇到过什么高兴的和伤心的事。我怎样喜爱你，我的小宝贝。我们还要讲你，你喜爱什么，你爱谁，你长大要做什么，你长大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然要成为身强体壮的人，而且是个好人，要给妈妈，给我，给所有的人带来快乐。 你给我采集的花朵也寄到了，放在我的牢房里。我看到这些花，看到你的像片，就想起你。将来，我们一起去欣赏长在草地上的鲜花，白的和红的，黄的和蓝的，各种颜色的。我们还去看蜜蜂怎样落在花朵上，怎样采蜜。我们还要听大自然的音乐——蜜蜂、花朵、树木、小鸟和风铃草发出各种美妙的声音。然后我们回到家里听妈妈弹琴，我们安安静静地坐着，免得妨碍妈妈，我们一心一意地听她弹琴。 再见了，我的好孩子。紧紧地，紧紧地吻你，拥抱你。 你的爸爸费列克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省监狱〕1916年6月16日 亲爱的佐霞： 我刚刚收到你6月5日的来信和亚西克的照片。亲爱的，你白白地为我着急，因为我的判决不会是轻的。我过去一直等待重刑，因此这次判决并不使我感到惊讶。现在只剩下三年了。我很可能将被关押在莫斯科布蒂尔监狱，二至四周以后就会把我转到那里去。我身体很好。伙食，在这样艰苦的年月可以说太好了。对我支援的比我需要的还多，你何必又给我寄呢？我了解，你也很困难，因此，亲爱的，你不能这样做。我感到很痛心，我不但不能支援你们，反而成了你们的“包袱”这实在过意不去了。 再一次请求你，亲爱的，不要为我担心。假如你到你父亲那里去[1]更好。你们就去吧，战争迟早会结束的。我们的心将永远在一起。好了，再见吧，紧紧地吻你们两人。 你们的费利克斯 亚西克已经满五岁了。我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了！ [1]波兰当时已经被德国军队占领。德国人没有同意索·西·捷尔任斯卡娅去波兰。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省监狱〕1916年7月11日 我亲爱的佐霞： 又是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本想写一封长信，但由于等着转移去布蒂尔监狱的消息而作罢。看来，我还有一段时间要继续留在省监狱，在这里学习缝纫技术，也就是说学习踏缝纫机，然后再到布蒂尔监狱干活。我感到多少有些满意，因为这样我就可能留在莫斯科……现在我不是一个人单独关押，我很满意我的同牢难友。其它一切照旧。所需的东西我都有，我身体健康，感到光阴过得很快，回到生活，回到亲人身边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不要为我忧伤，必须经受得住一切，因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命中所定，我有的是力量，我的命运比其他人都强。现在，当我干起活来以后，光阴将过得更快。 你们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省监狱〕1916年7月20日 我亲爱的佐霞： 为什么长时间没有你的消息？你也许把信写到布蒂尔监狱去了？6月14日的最后一封信中你谈到亚西克生了病，我很不放心。很可能要我在省监狱再呆上两个月，在这里学踏缝纫机。你照旧把信寄到这里，即使我提前转监，也会有人把信件转去。你不来信，反而使我不安，要知道，你的书信给我带来多少快乐与活力啊。 尤利安[1]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他的支援，你现在会很困难的。关于到你父亲那里去的事，你是怎样决定的？不久前我梦见了亚西克，事后记忆犹新，同时也感到烦恼。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面，才能在一起呢？有时我不能去想，最好自己变成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生活在召唤，让烦恼沉睡吧，让心灵沉默下来吧……四周都是冷冰冰的牢墙……举目望去，铁栅栏外飘过朵朵浮云，燕子和鸽子飞来飞去，西方的天空染得火红，此时平静和希望又回到我的心中。生活是伟大的，生活是不可战胜的！ 费利克斯 8月3日 今天终于要把我转到布蒂尔监狱去了。来信请寄到那里。 [1]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被关押在德国集中营。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省监狱，医院〕1916年8月17日 亲爱的，我亲爱的佐霞：…… 我现在正躺在监狱医院，病势并不严重：腿部肌肉劳伤[1]，很快就会好的。最近几天，我很可能就要回布蒂尔监狱，写信请寄到那里。不要为我担心，我说的都是老实话。娅德维加姐姐常来看我。几天前弗拉迪斯瓦夫的妻子也来过……热烈地吻你和亚西克，并且紧紧地拥抱你们。 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除腿部肌肉劳伤外，还有一个很深的伤口（因脚镣所致），很可能引起血液感染的危险。 给弗·埃·捷尔任斯基[1] 〔于莫斯科，省监狱，医院〕1916年8月29日 我亲爱的弟弟： ……当我回想起我们居住在捷尔任诺沃村的年代，我就充满了激情，重新感受到我童年时代的快乐……在这种时候，我多想回到我们老家的森林，倾听大自然的音乐——树叶的喧闹声，青蛙的合唱。也许，在我一生中正是这种森林的音乐，我童年的音乐给了我巨大的力量，这种音乐现在也每时每刻地在我心中奏起生命的赞歌。我变了样子吗？我不知道。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仅在额头上出现了许多皱纹，它们都是被生活耕耘出来的。……除了给别人带来了痛苦，我无所惋惜。因为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的人，然以给亲人们带来了痛苦。没有装模作样、多愁善感和灰心丧气的生活，才是丰富多采、具有深刻意义的真正的生活。在社会生活方面呢？我不仅与自己的思想，而且与群众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我应该同群众一起进行战斗，一起忍受痛苦、寄托希望。我从来没有把两眼仅仅盯在自己的身上。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我尽力去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因此我仿佛听到了人们心脏的每一次跳动……我活着，就是为了要彻底履行我的天职，成为我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你知道我现在的生活条件。再过几天就要满四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死气沉沉的日子伴随着我们。我会思考问题，我也有感情，但这些思维和感情是僵死的，就如同死水一潭，就如同白日里的梦境……但我的思想时刻在描绘着未来的景象。我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 我非常想念亚西克。到6月，他就满五岁了。他生了小病，喉咙不太好。他是个能干而且善良的孩子，就是爱生气。我一直喜欢小孩。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自己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自在。佐霞经常给我写信谈起他，见到这些信就仿佛见到了亚西克。自从有了亚西克以后，我深感不足的是，我不能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这些暗淡的牢墙，这些窗洞束缚着生灵，使一切萎靡不振……你的妻子曾对你说过，她到莫斯科以后，到我这里探过监？请代我向她致以衷心的问候，并代我吻你们的小女儿。住在维连基[1]的时候，她是多么活泼，她那可爱的样子经常在我眼前出现……这封信是遇到机会托人带给你的，因此用波兰文写。明天我将出院，因此给我的信请寄到解犯羁押监狱……收到这封信后，请回一张明信片，以免牵挂。 费利克斯 [1]此信是秘密寄出的。 [2]距卢布林不远的一个乡村，捷尔任斯基为避开警察局的追踪，经常躲藏在这里的亲属家中。 给弗·埃·捷尔任斯基 〔于莫斯科，中央解犯羁押监狱〕1916年9月2日 我亲爱的弟弟： 现在我在军用被服厂[1]当帮工。四年的光景几乎一直是在孤独中度过的，我已经厌烦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了。当意识到自己脱离整个世界，对别人无用的时候，就感到时间漫长得可怕……现在从事体力劳动，从早到晚机械地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治疗我的毛病。假如单独地一个人干活，很快就会劳累，但我现在和其他人一起干活，因此感到时间过得很快。我可以不去考虑那些折磨我的事，也用不到忍受那无穷无尽的苦痛。生活是单调的，也是毫无内容的……然而，在我的心中埋藏着另一种生活——永远唱不完的那支沸腾生活的赞歌，永远演奏不完的那庄严而美丽的音乐，始终不渝的那些理想。是的，我还是老样子，虽然牙齿开始脱落，也不那么锋利了。我已经四十岁了，青年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象从前的那种敏感和直率的性格也随之而去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推心置腹地谈谈呢？在探监时是不可能的，这种会面简直要把人折磨死。有好多人喊叫，他们想让亲人听到自己的讲话，结果在这乱糟糟的喧嚷声中什么也听不清。我想和你在另外的场合会面，相信是会有机会的。到那时，我可以回到我们的老家，我们在那里聚会，再听听松树林的沙沙声，我们再推心置腹地谈谈吧。我不止一次地把我们的捷尔任诺沃村想得象神话一般，幻想在那里一定能养好我的身体，恢复我的青春。我最后一次回家是在〔18〕92年，我经常梦见我们家的房子，还有我们的松树林，还有白沙丘和小沟，还有一切的一切，甚至最细小的东西…… 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中央解犯羁押监狱〕1916年9月3日 亲爱的佐霞： 我已经工作了。是前天开始的，看来，工作可以使我的情绪好起来，对身体也有好处。管理委员会把我从重劳动中解放出来，我现在当裁缝的帮工。过两个月，我会踏缝纫机以后，我就可以赚钱了，亲友们对我的全部资助也可以不要了。我现在仍戴着镣铐，但我希望两年的镣刑将抵消我三年的监禁。其实，镣铐没有使我特别不安，只不过是不停顿的哗啦声令人讨厌。人会有什么不能习惯的？我是对你坦率地讲，亲爱的，你不要伤心。我是很坦然的，我只不过对你讲讲而已，没有任何怨恨，没有任何悲伤。我坦然，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会见面的，会在一起抚摩我们的小心肝亚西克，并且互相讲述往事的。 多少日子以来，今天才又出了太阳，柔和、温暖的阳光照进了牢房。今天我的心中也十分宁静，仿佛又回到了爽人的、还有点暖和的秋天。多少年，多少悲伤和痛苦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的心是能够忘却这一切的。当我一想起小亚西克的笑脸，他那双真诚的、毫无虚伪的和深沉的小眼睛的时候，我就会高兴起来。我现在在休息，正在思考将来我休息时的情况。到那时，从来还没有过的伟大节日即将来临，我的青春将会与它同返人间。 我现在被关押在大牢房里，对此我感到满意。我们都干活，一起从牢房去上工，这里空气充足。我现在觉睡得既实在，又好，胃口也立即恢复了。我会缝衣服了，很可惜，自从我学会缝纫以后，我还没给亚西克缝一件衣服。你对他讲，我已经工作了，我没给他寄去我做的衣服，这是因为不许可这样做，而且你们距离莫斯科又这样远。 关于回你父亲家的事，你决定下来没有？我知道，远离生活，即使那生活是最令人痛苦的，也是使人很难受的，但是不得不这样做。当我想到，你也许能够回到亲人身边，因而感到很高兴。 现在我只能一两个月给你写一封信，因此不要为我担心……我现在身体很好，有点病只是偶然的现象，任何时候我都不愿看到，对我的怀念会影响我所爱的人的生活。让亚西克爱你，也爱我，爱决不能束缚，只能扩大和丰富所爱的人的生活，使他全心全意地、满腔热情地投入这丰富多采的生活之中，这一点他是会懂得的。 你们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中央解犯羁押监狱〕1916年10月16日 我亲爱的佐霞： 最近才收到你9月23日的明信片。信件走得实在太慢。你安顿得怎么样了？与亚西克分开一定使你很难过，亚西克好吧？我急切地等待你的来信。我还是没有任何变化。最初我是从医院里，后来就从这里给你写信。我已经工作一个半月了，时间过得真快，每到傍晚我都在想：又少了一天，距离释放，距离我们会面又接近了一天。我身体很好，劳动把我医治好了，对一切的冷漠态度一去不复返了。工作并不重，总的说来，条件还是过得去的。娅德维加姐姐每月看望我一次。在监狱里的生活永远是十分单调，十分无聊的。劳动、睡眠和读书占去了整个一天，连忧郁的时间也没有。我经常梦见我在狱外散步。当我躺下睡觉，闭上眼睛的时候，就清楚地看到亲人们和我想象中的亚西克的面孔，这些面孔仿佛在万花筒里变来变去……我好久没有给亚西克写信了，但我一直在想念他，有了他，我感到幸福。代我紧紧地拥抱他。当我回到你们身旁的时候，我们将是多么快乐啊！…… 你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中央解犯羁押监狱〕1916年11月6日 我的佐霞，亲爱的： 我们的亚西克又和你在一起了，我因之感到高兴，你们在一起将会好些。我完全理解我们的孩子因快乐而流下的眼泪。当我听说，他一个人留下了，而你只能单独外出时，我仿佛也是和你们在一起，感到大家要离别了而悲伤。我总在想，幸福的一天终归会到来的，那时我回到家中，将看到你们并拥抱你们两人，这会实现的。尽管我已经习惯于这种令人反感的，令人疲惫不堪的生活环境，有时好象这种环境要永远把我的精力消耗光，而未来的会面和共同的生活象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美丽的幻想一样，但是我们的理想是会实现的。你们暂时应该过着尽可能有意义的、完美的生活，象怀念亲密的朋友一样怀念我，而我对你们的怀念是我的全部依托和快乐。我的亚西克，我常常在工作时，在放风时思念你。现在给你寄去一个快乐的微笑，我希望你一切顺利，希望你长大成为一个好人，永远是可爱的和身体健康的人，希望你长大后很有力气，能够劳动得好。拥抱你，并且热烈地吻你。 你们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中央解犯羁押监狱〕1916年11月20日 我亲爱的佐霞： 收到了你最近的，10月15日的来信。和往常一样，你的信给我带来了快乐，并使我放心。我一直期望着回到你们身边，把全部思想寄托在这一期望上。来信谈到了我心中最亲近的人，我仿佛感到，你们与我近在咫尺，我们又在一起了。孤寂的感觉和由于无能为力以及脱离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所引起的痛苦的思想也消失了。一股新的力量注入到我的心灵：不能堕落，必须坚持到底。我不知道，当我所盼望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还有多少精力保留下来，我能不能过真正的生活，能不能做一个给别人带来光明的人。这些痛苦的思想有时使我很难过。但亚西克立即把我解救出来。我的爱使我感到，他确实是我的儿子，感到在他的身上将会再现我的青春，我的气质，感到我会看到他的，如果在我的身上还蕴藏着没有耗尽的力量，他将把这尚存的力量唤醒、号召我去行动。因此我心中十分坦然。应该有的事情，必然会有。假如我的力量不会起任何作用，世界仍将是美好的，生活的赞歌、爱的赞歌仍将在人们的心灵中不停地歌唱……我们所受的一切折磨只不过是区区小事，因为它们已经不能把我们的心灵撕成碎片…… 再过几天将给我取下镣铐。其实，在我的病痊愈以后，镣铐并不十分折磨我。人，对什么都会适应的。工作不太重，我干得也并不多，因为现在白天短，而且我们干活的这条走廊里照明不足。我暂时作两个难友的帮工，他们踏缝纫机，用手缝的活全部由我做。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在十月份和十一月份每月都挣下了九卢布零几个戈比，这些钱可作订购食品之用，因此不要再寄钱了。说实在的，我不需要钱，因为我有钱了；其次，工作的人只能用自己挣的钱订购食品；另外，每月在探监时我还收到娅德维加姐姐的东西，我的食品足够。劳动对人的心情有很好的调剂作用，总的来说，我没有怨言。我现在不是在单人牢房，而是和其他人在一起，因此非常高兴。两人关押在一起是最难过的，和许多人在一起，只要你愿意的话，就比较容易独处，同时也容易找到知己，并且和他们和睦相处。虽然埃德华[1]在这里，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看到过他的人说，他的脸色很好，身体健康。他的妻子出了什么事情？请转达我对她的热烈问候。她仍然在巴黎吗？我们家里的人[2]出了什么事情？你能和他们经常保持联系吗？萨姆埃利[3]通过姐姐告诉我说，他要给我写信，然而直至今日他的信我一封都没有收到。 你的费利克斯 [1]埃德华·普鲁赫尼亚克。 [2]捷尔任斯基指的是在波兰的党内同志。 [3]萨姆埃利·拉佐维尔特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党员，后为俄共（布）党党员。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中央解犯羁押监狱〕1916年12月18日 我亲爱的佐霞： 1916年的俄历除夕已经来到了，虽然战争还不能立即结束，可是我们见面的日子，快乐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对这一点确信不移……1917年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的精神力量将保存下来，这是最主要的。因为亚西克不在我身边，我只能一个人度过这个时刻，看不到他是怎样生活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因而我感到十分难过。我和你们思想上在一起，我坚信，我一定会回来的，因此我的烦恼并不使我痛苦。亚西克不断长大，很快就要上学啦！让我们的小心肝长得身强力壮吧！ 我的情况照旧，镣铐取下后，干活就更方便了。活计并不累人，到目前为止甚至使我的筋骨更结实了，精神更顽强了。娅德维加姐姐每月到这里来，因此我并不是完全与自己人隔绝。我从《政府通报》和《俄国伤兵报》上可以了解到当前的形势。食品一般说来是足够的，因此不要为我担心。现在，仿佛可以与家乡[1]通信了，也许你听到了一些关于我们亲人的消息[2]……现在他们的情况很糟，是吗？ 你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指的是当时德国占领下的华沙。 [2]捷尔任斯基指的是在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情况。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中央解犯羁押监狱〕1917年1月1日 我亲爱的佐霞： 你11月24日的来信和亚西克的剪纸就在我面前。当我看到这些东西，我就想，他的小手拿着纸头，自己一边玩、一边笑地学着剪。对他的无穷的爱和温情涌上我的心头。我衷心地祝他长得身强体壮，心地善良，做一个给别人带来光明的人，希望他善于爱别人，并且也成为被别人所喜爱的人。我们要耐心地等待，我们相见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到那时，亚西克将长成为一个大孩子，将长大成人，我们也许再也不要离别啦，我们的生活也许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正常啦。我的精神全部贯注在这个愿望上，就盼望这一天赶快到来。我还想试一试，我的精力还够不够。一天天过得真快，最后一次对我的审判，至今已有八个月了。怀念我吧，但不要为我担心，我脚上的铁镣已经没有了，伙食还过得去，牢里不十分冷，我穿得也暖和。不要忘记，你和亚西克的任何快乐，也是我的快乐，它给我增添力量，增强信心——等待我们的春天到来吧！ 你的费利克斯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中央解犯羁押监狱〕1917年2月19日 我亲爱的佐霞： 上一次，1917年1月14日（俄历元旦），我给你寄去一封挂号信。后来，我收到你12月4日和26日的来信和明信片，也收到12月25日亚西克的明信片。亚西克的像片，我还没有收到，虽然两个星期前在通知单上已经签了字（我估计，该是像片吧！）。我曾经为之感到高兴……在我面前摆着亚西克的明信片，他在上面涂了颜色，还有他写给我的几句话，表现了他的思想、他的感情和他的微笑。我亲爱的好儿子，我和你在一起是多么快乐啊！你往空中吹肥皂泡，让这些五颜六色的，十分美丽的泡泡在空中飘来飘去，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它们，仰着头从底下吹气，不让它们掉下来。我还在想，你长大以后一定是身材高高的，力气大大的。我们自己学会开飞机，象小鸟一样在空中飞翔，飞向高山，飞向空中，在我们的脚下则是城市和乡村，原野和森林，河流和盆地，湖泊和海洋，整个美丽的世界都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太阳就在我们的头顶上，而我们朝着既定的方向飞去。我的亚西克，不要因为我不在你身边而感到悲伤。我爱你，我的小心肝，你就是我的快乐，虽然我只能在梦中和在思念中才能看到你。你是我的全部快乐。希望你成为一个好孩子，成为一个善良的、快乐的，并且身体健康的孩子，永远是妈妈的、我的、大家的快乐，长大以后参加劳动，对自己的工作称心如意，而且也使别人称心，成为他们的榜样。我吻你，并且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我的好儿子。 我现在很少写信，因为这里的生活十分无聊，非常单调。我在这里停滞不前，而人，象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永远处于运动之中，在他的身上有新陈代谢，每一时刻都有新的生命诞生……生命不止，这就是它的绝妙之处。想要停止生命，想要把幸福或不幸的时刻永远保存下来的任何愿望和企图，对生命来说都意味着死亡和盲目行为。因此，我现在避而不谈我这死水一般的生活，不打算写它，更不打算添枝加叶地详细描绘它。我现在处于睡意沉沉的状态中，就好象狗熊在洞穴中冬眠一样，只有一个思想是清楚的：春天终会到来，到那时我再也不会无所事事，在我的心灵中和躯体内保存下来的全部力量立刻会涌现出来。我要活下去。我现在还是孤单地关押着，还和那个难友关押在一起，一般说来，还算满意。我每天在缝纫机上干活约五小时。现在读书的时间多了。我又开始订阅《政府通报》了。这里饮食足够，面包还吃不完。亲爱的，你不要挂念，不要认为我这样写是为了安慰你。我最恨安慰别人。与其说安慰人，不如说是得罪人。要知道，如果你有一件不幸的事隐瞒我，我当然感到痛心。我们应该开诚布公，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什么东西都不要给我寄。除了猪肉、沙糖和面包，其它的东西又不准许寄，而这些东西这里都有。亚西克要给我寄巧克力糖、葡萄和糖果，我表示感谢，以后我们在一起时再吃吧。到那时，举行一次宴会，把亚涅克和其他的小朋友都请来，并且回忆往事。而现在只能用这些来举行“精神会餐”。很可惜，我无法给亚涅克的母亲写信。代我向她表示衷心地问候，并握她的手，替我吻小淘气亚涅克和他的父亲斯捷凡。向亲友们问候。你是否收到你父亲的来信？他那里怎么样了？代我向他致意，我紧紧地拥抱他，吻他。现在可以随便与华沙通信了吗？我们在那里的亲人[1]怎么样了？我的心向往着那里。不再写了。 紧紧地拥抱你，并吻你。 你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指的是党内的同志。 给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于莫斯科〕1917年3月18日 我亲爱的佐霞和亚西克： 我被营救后曾给你们发过一封电报和一张明信片。是否收到了？ 目前，我几乎在乡村，在郊外的索科尔尼基休养，因为自由和革命在最初几天所带来的冲击和忙碌是如此的厉害，我的神经，由于被多年狱中的宁静所削弱，一时承受不了这样的负担。我生了病，经过几天卧床休养以后，疟疾已经痊愈，自我感觉良好。医生同样也没有发现其它情况，可能不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又可以回到战斗生活中去啦。 对许多〔政治的和党的生活的〕消息，我知道得很少，现在我利用时间“补课”和整顿思想…… 我已经专心致力于自己喜爱的工作[1]了。 你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指的是从事党的工作。
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译后记 一、纠察及相关的思考 二、筹款 三、国家镇压与工会的应对 四、群众与左派 五、罢工中的妇女 结语“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英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对发展工业革命非常有利，使英国成为了第一个广泛采用机械生产的资本主义国家。无数矿工用血汗和生命开采的煤炭，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艰苦而又危险的劳动环境，迫使矿工在工作中紧密合作，推动了矿工的阶级意识的萌生。矿工是最早建立工会的工种之一，他们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矿工的工会遍布每一个矿场，有的工会历史几乎跟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一样长久。强大而有组织的矿工，是英国工会运动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长年的艰苦斗争，争得了大量的改良成果。二战结束后，迫于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英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做出巨大让步，进行规模庞大的社会改良，积极与以工会为主的大型工人组织建立社会协调机制，形成了所谓的“福利国家”。其中最突出的措施，就是在1947年1月1日将采矿工业全部国有化，向矿工承诺稳定、安全的工作。 在战后的资本主义大繁荣期间，这套统治秩序运行得还算顺利，但是，随着西德和日本的复苏，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英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下降，它越来越难以维持福利国家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在1968年世界革命与石油危机的打击下，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结束了，原有的统治秩序已经难以为继，它既不能维持资产阶级的利润率，也无法继续束缚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了恢复竞争力，英国资产阶级决心彻底改变战后的统治秩序，进一步推动市场自由，大幅降低劳动力成本。 1979年，保守党的撒切尔上台，不久后，里根当上了美国总统。在大西洋两岸，资产阶级发动了新自由主义攻势，它的目的是要彻底改变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把大型改良主义工人组织从统治秩序当中排挤出去，彻底打垮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完全失去反抗的能力。 在英国，撒切尔采用的手段似曾相识：把原本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通过掐断投资、不给更新设备等伎俩，弄成“效益不好”，再以此为借口，实行“减员增效”，逼迫工人下岗，甩掉大批国有企业——不是私有化，就是干脆关停。 在八十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攻势在英国连战连捷，一个又一个工会被打败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撒切尔终于要向工人阶级当中最有战斗性、最难对付的部分——矿工——下手了。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矿工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阻挡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攻势，他们在1984年3月7日发动了全国大罢工，这是英国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全国性罢工。但是，在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下，矿工在英勇地坚持了362天后，最终还是失败了。矿工工会被打败了，一个接一个矿山被关闭了，英国采矿工业被彻底毁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采矿工业，矿工工会也被消灭了。结果，英国工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英国工人运动遭到了自它诞生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至今仍未从失败中完全恢复过来。 这次斗争不仅在英国工人运动历史上、而且在战后英国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经验教训，值得每一个觉悟工人深思。已经有许多人从各种角度，对它做了记录和分析，遗憾的是，这些材料几乎都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中文世界的左派眼里只能看见领袖的“最高指示”、“重要讲话”、“重要著作”，各种党派、团体（哪怕它们已经极度萎缩，在群众当中毫无威信）的纲领、宣言、政论，仿佛领袖和团体才是决定阶级斗争的关键似的。但我却认为，这些东西无非是帝王的“起居注”，它们根本无法对阶级斗争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千百万觉悟的劳动群众，才是推动阶级斗争的动力，只有行动起来的群众——而不是什么“红太阳”或某个政治团体——才能真正决定阶级斗争的走向。所以，我在翻译时，特别注重挑选那些由工人斗争的基层积极分子亲自讲述或撰写的材料，可惜这样的材料并不好找，而本书就是其中之一。 诺曼·斯特莱克（NormanStrike）是一位普通矿工，也是矿工工会的基层积极分子，在大罢工期间，他写了日记，记下了他在罢工期间的见闻，在2009年，也就是矿工大罢工二十五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他把这本日记发表在网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记录。 这本日记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从一个基层积极分子的视角出发，记录了罢工的整个过程。在这本日记里，没有充斥领袖的讲话与指示，没有堆砌左派的纲领与宣言，只有积极参加罢工的普通工人的日常见闻：募捐、参加纠察、与警察武斗、阻拦工贼上工、警方的镇压、逮捕、监禁、家庭的变故、婚姻破裂……以及作者在整个罢工过程中的情绪变化。这些东西看似琐碎，却揭示了阶级斗争的真实面貌，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一本多年后才发表的日记，所以它没有矫饰，没有为了迎合一时的政治需求而做的修改，完全是作者真实心境的自然流露。它当然也讲政治——在一场如此激烈、如此重大的群众运动当中，一个积极分子怎么可能不讲政治？——但它没有重复左派的政治套话，而是真实地记录了工人群众与左派组织的互动。 前几年我在网上偶然发现了这本日记，顿时如获至宝，但当时我一时抽不出时间，便拜托一位朋友翻译。到了2022年夏天，那位朋友翻译了前面一部分之后，由于时间繁忙，无法继续翻译下去，正好我总算有了一些空闲时间，便索性接过来，一口气将这本日记彻底翻译完成。完成翻译后，我更加相信，这本日记确实极具价值，不枉我付出这么多时间去翻译。 在这本日记里，诺曼并没有从头到尾、巨细无遗地记载矿工大罢工的整个经过，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但诺曼却记录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的许多细节，它们或许琐碎，或许看似不那么重要，但真实的阶级斗争正是由各种琐碎的细节组成的。通过这本日记，我们可以见微知著，了解这场重大斗争的实际情况。其中一些细节，我觉得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顺便也可以讲一下我的感受。 一、纠察及相关的思考 在大罢工期间，诺曼的日常活动之一，便是到各地矿场参加纠察。纠察究竟是怎样一种活动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工人斗争的传统已在中文世界断绝多年，绝大多数中文读者对工人斗争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很陌生，所以，我就先介绍一下纠察。 1、纠察的意义、作用与方法 所谓罢工，就是要阻止生产活动，打乱市场条件下的生产，给老板造成损失，迫使老板接受工人的要求，工人给老板造成的损失越大，老板就越有可能妥协。为此，在老板屈服之前，工人必须尽量确保生产、供应、消费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正常运转，也就是说，要尽量发动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中的工人参加罢工。而老板肯定也不会坐以待毙，资本主义制造了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他们会从中搜罗工贼，顶替罢工工人干活。老板还会收买罢工工人当中的不坚定分子，分化罢工的队伍，打击罢工工人的士气。如果罢工工人不能阻止工贼上工，罢工就会完全失去意义——老板只需要解雇所有罢工工人，再雇用一批工贼，即可轻松粉碎罢工。因此，工人在罢工时，不仅自己要拒绝工作，还要在工作单位（workplace，泛指工厂、矿场、工地、商店、办公楼等单位）的入口安排人手，布置警戒线，阻止工贼上工，这就叫做纠察（picketing），参加纠察的罢工工人就叫纠察队员（picket），纠察队设下的警戒线就叫纠察线（picketline，但这个词组有时也泛指在纠察线上巡逻的整个纠察队），纠察队员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止任何人越过纠察线。当一些工人举行罢工时，其它工人就算没有参加罢工，但出于工人阶级的团结情谊，也应当避免越过纠察线，这叫做“尊重纠察线”（respectingthepicketline），换句话说，当一个工作单位内的一部分工人罢工时，只要他们设下了纠察线，在纠察线上安排了纠察队员，就有可能让单位内其他工人在事实上参加罢工（哪怕他们并未正式参加），这项传统是工人运动的宝贵财富。 有些时候，“纠察”也可以指这样一种行动：到某地去举行示威，迫使对方加入罢工或接受其它要求，比如在1984年3月14日，诺曼随维斯托矿场的纠察队前往尚未停工的诺森伯兰矿场进行纠察，最终促使诺森伯兰矿场的矿工加入了罢工。 纠察队的职责包括：在罢工期间维持秩序；看守工作单位，以免老板转移单位的机器、物资等资产；保卫罢工工人，防止被老板雇用的黑帮打手恐吓和袭击工人；等等。不过，说到底，罢工的本质，就是工人和老板争夺工作单位的控制权，从这个意义来说，罢工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罢工工人能否有效地、持久地击退工贼，因此，纠察队的首要职责，就是阻止工贼上工。 纠察队阻止工贼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类。文斗就是口头劝告，比如在1984年3月12日，诺曼第一次参加纠察，就劝返了一个货车车队，但这主要还是因为货车司机看在工人团结的份上，尊重了他们的纠察线。然而绝大多数工贼并不这么容易对付，他们是冲着资方开出的高额奖金才去当工贼的，不可能因为几句劝说就放弃。如果工贼不听劝，那就只好来硬的了。一般来说，面对有组织的罢工纠察队，工贼在气势上就矮了三分，在武力对抗中，工贼几乎是不可能战胜纠察队的，所以，老板一定会想方设法，找人护送工贼闯过纠察线。1947年英国采矿工业被国有化以后，英国矿工的老板就是国家，而国家派来护送工贼的打手，自然就是警察。所以，在这本日记当中，到处都是纠察队跟警察（诺曼喜欢把徒步的警察叫做“蠢猪”）发生武斗的记载。 为了阻止警察护送工贼进入矿场，纠察队员要排成紧密的队形，向警察发起冲击（push），这其实就是一种低烈度的武装冲突：参加冲击的人，要直面警察的拳脚和棍棒，有时甚至还会遭到骑警的践踏。这有点像古典时代步兵方阵的交战，而这对纠察队员是很不利的。纠察队员在装备上不可能胜过警察：他们赤手空拳，顶多有一些临时从地上捡的石头和砖块，勉强相当于轻步兵；而警察却至少拥有防暴服、防暴盾和警棍，相当于重步兵。从军事技术的角度来看，一大群缺乏组织的轻步兵不可能战胜训练有素、队形紧密的重步兵，更不用说这些“重步兵”有时还能得到“骑兵”（即骑警）的支援。要想战胜装备优于自己的警察，纠察队员必须具备强壮的身体素质、良好的纪律性和坚强的意志，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武装冲突当中，人数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既然纠察队员的装备不如警察好，那么，能否发动尽可能多的工人参加纠察队，在纠察线上能否动员尽可能的纠察队员参加冲击，就是决定每一次纠察能否胜利的关键因素。 2、从群众对纠察的参与情况来看群众情绪的变化 从日记中的记载来看，工会对于动员会员参加纠察这项工作并不太热心，以诺曼所在的维斯托分会为例，诺曼曾多次抱怨，会员积极报名参加到外地的纠察任务，但分会干部每次都限制人数，那些没被选中的人只能自己出路费去参加纠察；分会的领导干部几乎从不亲自带队，只是在分会大会上遭到会员群众强烈反对后才不得不让领导干部带队参加；分会领导还拒绝了其他分会提出的举行联合纠察的建议；对于派车接送纠察队员、为纠察队员提供包括食宿在内的后勤保障等工作，干部们也很不上心……用诺曼的话来说，分会的干部对组织纠察活动一点兴趣都没有。 比工会干部的冷漠更加令人心寒的，是群众的冷漠。诺曼在这本日记里细致地记录了群众情绪的微妙变化。在罢工刚开始的第一个月里，群众的情绪非常高涨，这时候的纠察队敢打敢拼，行动比较积极。但是，时间稍微拖长一点，群众的情绪就开始降温了。到了四月底，纠察队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开始出现。随着罢工越拖越长，出工不出力的纠察队员越来越多，参加冲击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数人参加纠察队只是来撑场面的，为的就是一天两英镑的纠察津贴。这严重影响了纠察队的战斗力，而随着纠察队阻拦工贼的能力的减弱，罢工工人的信心和意志也开始动摇。不过，在罢工的头五个月里，总的来说，纠察队员的斗志还比较充沛，与警察进行了大量的激烈斗争，甚至还有奥格里夫之战这样的大规模斗争。但是，罢工旷日持久，群众又看不到获胜的希望，生活日渐困难，国家的镇压也越来越严厉，到了八月底，出现了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工贼。九月中旬，维斯托也出了第一个工贼。入冬之后，工贼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而纠察队员的士气也一天比一天低落，连对工贼叫骂的心气都没了。到了三月，罢工的失败已经无法挽回，最后矿工工会在3月5日无条件复工，轰轰烈烈的矿工大罢工就此宣告失败。 诺曼的日记里有多处这样的记录：他和其他积极分子号召纠察队员参加冲击，采取积极主动的多种战斗方法，但是，每次都只有少部分人响应他们的号召，大多数人仍然只是袖手旁观，顶多帮他们喊几嗓子，这让诺曼觉得很心寒。尽管如此，诺曼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从罢工的第一天开始，直到最后一天，除了参加募捐、参加左派的会议、陪同家人度假以及被法律限制不得参加纠察的日子之外，他几乎天天都去纠察线，并且在斗争中总是奋勇向前。如果每一个罢工的矿工都能像他那样，从始至终斗志昂扬，大罢工的结局或许就会不同。但是，不能苛求全体群众都能做得像诺曼这样的先进分子那么好。群众在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斗争中的情绪变化，是很耐人寻味的。 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矿工的待遇是比较好的：他们的工资水平比整个阶级的平均水平要高一些，得益于国有化和强大的工会，他们的工作也比较有保障，属于“铁饭碗”。但在大罢工开始后，矿工就失去了生活来源，有家室的矿工还能领到微薄的救济，没结婚的矿工干脆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他们只能依靠工会发的罢工津贴，以及募捐得来的捐款为生，这给他们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难。为了罢工的胜利，为了保卫矿场，保卫自己的饭碗，保卫工会，矿工可以做出伟大的牺牲，忍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但他们的精神力量终究不是无限的，他们做不到无限期地忍受贫困和饥饿，人在饿肚子的时候，是很难保持精神高涨的。在坚持了半年之后，大多数矿工已经耗尽了存款，大多数工会也用完了基金，工贼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只是靠了社会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以及矿工自身对于阶级斗争传统的坚定信念，他们才继续坚持了近半年的时间。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导致了矿工的士气低落：参加冲击的纠察队员往往是矿工当中最积极、最勇敢的人，也正是这批人在斗争中遭到了最严重的打击，他们被捕、被起诉、被监禁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其他人，这部分人在大罢工中不断消耗，却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久而久之，他们的斗志也会挫伤，积极性也会减弱，变得不敢出头战斗了，这就严重打击了整个罢工队伍的士气。另外，前面讲过，工会的领导干部对于组织纠察活动并不太热心，比如诺曼所在的维斯托分会就是这样，干部不积极组织、带领纠察队员投入斗争，这也严重影响了纠察队员的士气。虽然不是所有分会都这样，比如维尔毛斯分会的组织工作就搞得比较好、对纠察活动也比较热心，但大多数分会恐怕都像维斯托分会那样冷漠。 但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还是矿工看不见胜利的希望。罢工是一种消耗战，在这种战斗中，工人要承受的是贫困和饥饿，有时还有毒打和监禁，老板要承受的是账户上的亏空和赤字，就看哪一方意志更坚定、更能忍受损失。然而，在矿工大罢工中，矿工的敌人是整个资产阶级国家，国家可以动用的资源，远远超过任何私人雇主，在这场消耗战当中，矿工一开始就在资源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八十年代，英国的能源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依赖煤炭，矿工希望通过掐断煤炭供应，让英国制造业得不到足够的电力，以此迫使国家屈服。但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源，它比矿工更能承受损失，而且，就算罢工给资产阶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打垮罢工、打垮工会之后，资产阶级就能成倍地收回损失；而矿工就算赢得了胜利，也不过是保住了原先拥有的一切。这并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无论输赢，矿工获得的好处都少于资产阶级得到的好处。在罢工持续了好几个月之后，大部分矿工发现胜利依然遥不可及，而自己的生活却一天比一天艰难，他们难免会觉得疲倦、迷茫和沮丧，会产生麻木、消极和厌战的情绪，而工会领袖的领导不力、工党上层的不支持、其它工会的口惠而实不至，更是让他们看不到取胜的希望。久而久之，矿工的士气就垮掉了。我想，矿工大罢工的失败，证明了仅靠一个产业的总罢工，是很难让资产阶级国家屈服的，在消耗战中，工人是耗不过国家的。 二、筹款 除了纠察之外，诺曼在大罢工中的另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到处参加集会，介绍罢工的情况，回答听众的提问，最后总是以募捐结尾。前面也讲过，大罢工开始后，矿工就几乎失去了全部收入，只能依靠工会的罢工基金勉强维持生活，而罢工基金是有限的，所以，向社会各界群众募捐，也是罢工的一项重要工作。诺曼利用每一个机会，向参加左派会议的人募捐，向正在上班的造船厂工人募捐，向公交车车场里的公交司机募捐，向高等院校的学生与职员募捐……他用账本记下了每一笔捐款，还请人签字作证。他把大部分捐款交给工会，自己留下一部分，开设食堂，给纠察队员提供伙食。纠察队员的士气低迷让他焦急万分，而开设食堂就是他想出来的应对办法，毕竟饿着肚子是没法战斗的，更难保持斗志昂扬。从日记中的描写来看，食堂的确对提振士气有一些效果，但并不太显著，说到底，食堂只能解决一天的温饱，但矿工更需要的是胜利的希望，是所谓的“隧道尽头的曙光”，不过这也怪不得诺曼，他已经尽力了。 1、筹款中的一个有意思的插曲 而且诺曼有时候还做过了头，他冒用分会书记的名义，向另一个分会写信，请求提供财务支援，早就看他不顺眼的分会领导抓住这个机会，污蔑他“伪造领导签名，趁机谋取私利”，企图把他赶出工会。幸好诺曼平日表现突出，在斗争中奋勇争先，还到处募捐，纠察队员都看在眼里，在诺曼的朋友的鼓舞下，纠察队员闯入分会大会，逼迫分会领导修改决定，将诺曼的处分由开除降为警告，使诺曼保住了继续参加工会活动的资格。 这个插曲很有意思，在诺曼遭到分会领导突然袭击的那次分会大会上，全场一致赞同谴责和处分诺曼；但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分会大会又一致赞同撤销对诺曼的指控。这能说明群众是善变的吗？使群众改变态度的关键在于：诺曼的朋友告诉大家，这段时间大家吃的东西，都是用诺曼募捐来的钱买的。工人是最讲求实际的，他们看得出是谁在保卫自己的利益，也愿意为这样的人打抱不平。另外，在两次分会大会之间，隔了差不多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分会领导对待罢工的冷淡态度，被越来越多的工人发现了，而罢工又陷入了持久战，不少工人都产生了焦躁的情绪，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群众对分会领导的不满在慢慢增长，所以，当他们发现诺曼并没有中饱私囊，而是一直在为工会、为群众、为罢工而积极奔走后，就非常痛快地改变了态度，勇敢地站出来保卫他。也多亏了诺曼在被冤枉之后没有赌气退出，而是忍辱负重，继续坚持参加罢工的各项活动，让群众都看到了他的忠诚和付出，所以他的朋友才有机会为他说话，替他争取到了洗刷冤屈的机会。 诺曼在遭到不公正的打击报复后，痛感自己遭到了孤立和背叛，万念俱灰的他想彻底退出工会运动，但在工友们的帮助下转危为安之后，他一下子又恢复了信心，确切地说，他看到了群众的力量能够迫使“领袖”改变主意，这让他坚信，群众是能够摆脱消沉、冷漠和麻木，变得积极起来的，既然群众今天能够为了他而对抗工会领导，那么，明天群众也能够勇敢地站到纠察线上对抗国家，他从群众情绪的变化中看到了取胜的希望，或许就是这点希望使他直到罢工的最后一天仍能保持高昂的斗志。 诺曼冒用分会书记的名义筹款，固然不对，但是，当工会面临生死关头，工会领导却对罢工态度冷淡，对组织纠察毫无热情，完全可以称作消极怠工，他们的错误难道不比他更严重？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紧要关头，诺曼为了斗争的胜利，敢于打破包括纪律在内的一切条条框框，设法发挥主动性，这正是先进工人的宝贵品质，而工会领导却在打压他这样的先进分子，这种事在日记中屡见不鲜。值得深思的是，按照日记里的记载（1984年3月22日），诺曼也参加过分会干部的竞选，但没被选上；为什么像诺曼这样积极、敢打敢拼、对斗争充满热情的积极分子会选不上，而选上的干部全都是墨守成规、对斗争没有兴趣、却热衷于打压积极分子的人？而且不仅只有维斯托一处是这样，这恐怕是整个工会运动的问题，它的原因值得每个觉悟工人仔细思索。 2、由这个插曲引出的一些想法 工会原本就是维护工人的日常利益的团体，二战后，工会被进一步纳入了资本主义秩序当中，成了一个重要的维稳机关，它的作用就是让工人争取日常利益的行动服从统治者的规则，不至于动摇秩序。它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体制，必然会任用能够“管”住群众的人当干部。在“日常”当中，也就是在阶级矛盾没有显著激化、工人斗争比较平静的时期，这类人能够束缚群众的活动，使群众认为，服从领导的权威比较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当群众运动高涨起来之后，群众就不那么好“管”了。群众会开始跟领导发生冲突，群众当中走得比较远的先进分子，比如诺曼这种人，就会成为领导眼中的“刺头”、“捣蛋鬼”，为了维持自己对群众的控制，领导首先就要拿这种人开刀，这也是诺曼遭到打击报复的缘故。在二十世纪，工会内的基层积极分子曾多次进行工会民主化的尝试，企图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且不说这些民主化的尝试绝大多数都遭到了失败，就算是少数几个成功的事例，到最后也无法改变什么，因为行政性质的改革，不可能改变工会在资本主义秩序中的日常维稳作用，也就无法改变领导总是打压基层积极分子的状况。不过，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这种体制已经越来越难以束缚积极行动的工人，而维持这种体制的代价又越来越高昂，在世界市场上日渐丧失竞争力的英国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愿意维持这种体制，所以才发动了新自由主义攻势，将这种改良主义工人组织从秩序当中排挤出去。 3、从筹款来看群众对罢工的支持 回过头来继续说募捐。募捐不仅是维持罢工的重要手段，也是判断罢工获得的支持度的重要方法，因为口头支持只需要动动嘴皮，捐款却是要真金白银地掏钱。从诺曼的记载来看，罢工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最踊跃捐钱的当然是各行各业的工人，然后就是学生和左派组织，但有时他也能从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捐款，比如当他从监狱获释时，监狱长居然主动在狱警当中进行募捐（1984年9月7日）。而那些本来应该大力支持罢工的人，却往往很小气，甚至一毛不拔，比如工党政客肯·利文斯通，嘴上说得漂亮，实际只捐3英镑（1984年3月23日）。从中可以看出，真正支持罢工的都是哪些人：是那些与矿工有着共同的日常生活体验的工人，是即将成为工人的学生，简单来说，就是劳苦大众，而不是工党的高层政客。 有的人虽然没有捐钱，却以其它方式支持了罢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朋克摇滚乐队“红色光头党”，他们创作歌曲，激励矿工坚持斗争，还帮诺曼上电视节目，号召大家支持罢工（1984年11月9日），他们对罢工的帮助，顶得上几千几万块钱，这支乐队给了我两个惊喜：1、居然还有拥护社会主义的光头党；2、一支完全不写情歌、只写政治歌曲、并且有着极其强烈的政治倾向、政治色彩十分鲜明的乐队，居然还能全国闻名，而不是只能蜗居在某个地下室或车库里，这在习惯了“艺人应当不问政治”、从小到大（被迫）听惯了烂俗情歌的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国家通过法庭给矿工工会罚款，还没收矿工工会的资金，企图釜底抽薪。斯卡吉尔深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道理，为了筹措资金，他甚至打算向利比亚求助，这件事被曝光后，资产阶级媒体趁机大肆攻击罢工。有人拿这件事向诺曼发难，诺曼的答复是简单而朴实的，却充满了阶级真理：“既然保守党企图利用饥饿逼我们复工，那我们就有权利接收任何人给的钱”（1984年10月30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在阶级战争中依然适用，既然国家企图砸碎矿工的饭碗，那矿工就有权用任何方法去填饱肚子，毕竟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 三、国家镇压与工会的应对 1、国家是怎么对付罢工的 矿工是英国工人阶级当中最有组织性和战斗性的一个群体，他们控制着英国的煤炭供应，如果他们掐断了煤炭供应，英国的火力发电厂就要停工，英国的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都要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国家在镇压矿工大罢工时，非常有分寸，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漫长的阶级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智慧与狡猾。当然，万变不离其宗，保守党政府用来镇压矿工大罢工的还是“大棒”和“胡萝卜”。 所谓大棒，就是坚决出动大量警力，用武力护送工贼上工，粉碎纠察队员的抵抗，驱散矿工的集会。在有组织的、训练有素的国家暴力面前，没有受过武斗训练、装备又远不如警察的纠察队员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在武斗中胜少败多，起初他们还敢于同警察武斗，有时甚至还能击退警察，但是，随着罢工旷日持久，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纠察队员的斗志就逐渐消退了，面对着护送工贼的警察，产生了畏惧情绪，最后甚至干脆坐视工贼进入矿场，这前面已经讲过了。 另一方面，国家还利用法庭来打击最勇敢、最积极的那部分矿工，这些矿工损失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在武斗中总是冲锋在前，所以最先遭到逮捕、拘留、起诉的也是他们，尽管判刑一般不会太重，绝大多数都是罚款、取保候审或短期监禁，但已经足够打击积极分子的斗志了。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在动用警察暴力和法庭来镇压罢工时，力度拿捏得恰到好处，动武的力度既避免了出现大量死亡引发舆论强烈反弹，又能有效地打垮矿工的反抗、打碎矿工的斗志、在群众心中散播恐惧（没有多少人敢于一再用赤手空拳去迎战警棍和军马）；虽然没有多少矿工被判处长期徒刑，但是，光是罚款（别忘了矿工在罢工后失去了全部生活来源）、漫长的保释期（保释期内一般还会被禁止在某地参加纠察）、脏乱臭的牢房，都足以极大地消磨积极分子的斗志。 仍以诺曼为例，诺曼被抓了好几次：1984年5月4日第一次被捕，当天下午取保候审，在下次出庭前不得进入陶洛周围两英里；6月7日再次受审，选择坐牢七天，当天下午保释；7月11日再次受审，被判处罚款50英镑，另外负担30英镑诉讼费用；7月25日第二次被捕，当天晚上获释；9月5日第三次被捕，被判处七天监禁，三天后获释；9月14日出庭受审，取保候审，保释期延长至10月1日；10月1日出庭，保释期延长至12月18日；12月18日，总算打赢了官司，检方撤诉；1985年3月7日，因为1984年7月的案子受审，被罚款80英镑。一共三次被捕，被关押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五天，看起来很轻，但在保释期间，他总是会被禁止去某地参加纠察，法庭还多次拖延判决，延长保释期。不用说也该明白，打官司是个既漫长又耗时耗力的过程，况且国家总是处在有利的一方，这个过程足以把人拖得心力交瘁。诺曼真正坐牢虽然只有三天，但是牢房的条件极差，伙食极恶劣，让他觉得度日如年。在他头一次被判处监禁七天的时候（6月7日），他和其他工友还愿意为了抗议而选择坐牢；但在第二次被判处监禁七天后，他就想“（只要能保释）我什么都愿意签，尽管这样做等于不能再参加纠察”（9月7日），可见监禁对他的打击有多么大，当然，刚出去没几天他又去参加纠察了，但并不是所有矿工都能像他那样迅速恢复斗志。有的人在罢工刚开始时表现也很积极，但在遭到挫折之后就渐渐灰心、淡出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积极分子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斗志之后，罢工队伍的士气也就遭到了无法恢复的打击。 所谓“胡萝卜”，就是凭借国家的无限财力，收买一部分觉悟较低的矿工，分化罢工队伍。诺丁汉的矿工收入比较高，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参加罢工，只有一小部分诺丁汉矿工参加了罢工，所以，在罢工期间，诺丁汉的大部分煤田都没有停工，纠察队员试图到诺丁汉组织纠察，迫使当地矿工参加罢工，但没能成功。国家还给工贼开出了高额的赏金，诱使许多由于罢工导致生活困顿的矿工去当工贼，打击了罢工队伍的士气。国家很清楚，收买工贼是要花大钱的，但是，只要打垮了工会，这笔钱就能连本带利收回来，所以它对工贼很大方。国家还跟工会多次举行谈判，但谈判总是不欢而散，每一次谈判，都会唤起矿工的希望，但每一次谈判破裂后，矿工都会陷入更深的失望之中，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心理战术。 国家还十分注意避免其它行业的工人加入总罢工。撒切尔指示英国铁道公司的领导向铁路工人让步，避免刺激铁路工人。码头工人也举行了罢工，但很快就被平息了。结果，矿工被孤立了，得不到其它产业的工人的及时支援，罢工的失败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国家不仅打击矿工中的积极分子，还打击积极分子的家人。由于诺曼到处参加纠察、募捐和集会，总是没空陪妻子凯丝，结果婚姻出现了裂痕。诺曼积极参加罢工，导致凯丝也遭到了牵连，丢掉了原来的工作，致使凯丝在痛苦之中迁怒于诺曼，两人闹翻了，最后只好以离婚收场。这也对诺曼造成了沉重的精神打击，幸好他挺过去了。但是，不知还有像他这样的积极分子遭到了家庭破裂的噩运呢？ 总的来看，国家在镇压矿工大罢工时，意志十分坚决，手段十分灵活，软硬两手玩得都很溜，该出重拳的时候一点不手软，该怀柔的时候又舍得出大价钱，充分运用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几百年的阶级斗争中累积下来的智慧。 2、工会又是怎么组织罢工和对抗国家镇压的 与之相比，工会的表现就很糟糕。与资产阶级的一致行动相比，工人阶级的行动是杂乱无章的，完全没能拧成一股绳。由于行业工会的传统根深蒂固，导致同一个矿场里矿工、吊笼操作工、安全检查员和职员分属不同的工会，分化了工人的力量，在矿工罢工时，吊笼操作工、安全检查员和职员却没有参加，破坏了工人团结，影响了罢工的实际效果。在矿工工会内部，诺丁汉的大部分矿工以罢工未经过全国表决为由，不肯参加罢工，当了工贼，这是导致罢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诺丁汉矿工后来也自食其果了，因为保守党政府最终消灭了英国采矿工业，诺丁汉的矿场也被关闭了，矿工自然也失业了。其它行业的工会也没有及时举行全国性罢工来支持矿工。最有战斗力的矿工被击败后，其它工会也被各个击破了。 以阿瑟·斯卡吉尔为首的矿工工会领导层虽然发动了总罢工，却没有采取赢得胜利所需的一切措施。总罢工似乎不是他们在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准备之后发动的进攻，而是在遭到国家全面进攻后，在慌乱之中抛出的以攻为守。矿工工会从上到下都没有预料到总罢工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没有对此做好充分准备，在罢工进入僵持阶段后，他们不懂得——确切地说是不愿意进一步扩大斗争，而是局限于他们习惯的老一套办法：与国家谈判、举行更多的集会、期待工党议员在议会中提出对自己有利的提案，然后就是坐等国家态度软化。当国家向工人运动大举进攻时，他们仓促应战，却又半心半意，以为还能用以前的老办法跟国家周旋，殊不知国家这次是铁了心要彻底打垮他们，还幻想自己“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能换取国家的让步……发动了战争，却又不愿采取赢得胜利所需的一切措施，这是必然要失败的。 3、为什么工会领导不愿、不敢斗争 日记中有多处这样的记载：对于罢工的各项工作，工会领导态度消极、敷衍了事，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许多工作都是基层积极分子撇开工会领导自己干的。还有不少工作是工会领导迫于群众的巨大压力才不得不做的。工会领导对赢得罢工胜利十分消极，却始终积极打压基层积极分子，打压群众的一切自主行动，他们不肯给妇女后援团拨款，限制到外地参加纠察的人数。他们不擅长与阶级敌人斗争，却很擅长操弄群众：在分会大会上遭到群众强烈反对时，他们粗暴地宣布散会；在群众提出自己的行动方案时，他们会假意接受其中一部分，却不愿采取真正能够保障胜利的措施。在日记中，诺曼多次质问：为什么干部们这么消极？为什么他们不愿斗争？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果罢工失败，矿场就要被关闭，工会也将不复存在吗？ 在二十世纪，无数基层积极分子曾提出跟诺曼相似的问题：为什么组织（大多数时候是工会，有时候是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或无政府派的群众组织）不愿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肯以一切手段争取胜利？当我们为了斗争的胜利而自行寻找出路时，为什么组织总是打压我们？对这些问题，有过无数答案，但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回答：这些大型工人组织（我将其统称为“艾伯特式组织”），从它们的日常运行来说，它们不是在颠覆资本主义，而是在促进资本主义有序发展，或者说“进步”，而其中也包括了调节阶级矛盾。在日常生活中，它们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让工人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如果工人闹大了，掀翻了市场，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它在日常中的另一种重要职能，就是维护市场秩序，它绝不能容许工人的自主行动（“冒险”、“盲动”、“自作主张”、“独断独行”、“过火行为”……）干扰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转。二战后，工会被吸纳进了统治秩序，统治阶级与工会之间形成了某些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因此，工会在进行斗争时，总是刻意打压基层积极分子的自主行动，避免“过火行为”，不让斗争超出一定的界限，这也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出来：整本日记里，总感觉工会束手束脚，明明国家已经铁了心要打垮工会，但工会的领袖总是在限制斗争的方法和规模，似乎还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其实就是工会不愿打破政治默契的体现，也就是说，工会还想“斗而不破”，但是国家已经下定决心，要“破”掉二战后形成的统治秩序，所以工会的斗争尽管看似声势浩大，却无法对国家造成有力打击，罢工的失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四、群众与左派 前面讲过，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群众运动当中，基层积极分子不可能不讲政治，而左派也会趁机介入运动，在这方面，诺曼又留下了宝贵的记录，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基层工人积极分子是怎么跟左派互动的。 1、觉悟工人与左派 罢工之初的日记里有一句话很耐人寻味：“……从周一开始，各党派的政治活动家，什么社会主义工人党、革命工人党、共产党、战士派，都跑来找我们”（1984年3月15日），也就是说，在罢工开始前，并没有左派跑来找矿工，至少没有这么多，不难推测，平时左派对于在矿工当中开展工作是不太积极的。那么，为什么罢工一开始，左派就一下子全都跑来了呢？从诺曼接触较多的两个左派组织——战士派和社工党——的表现，可以略知一二。 罢工刚开始的时候，诺曼还是工党党员，此时的他比较倾向战士派，毕竟当时战士派在形式上还是工党内部的一个派别（虽然工党高层已经在驱逐战士派了）。罢工才过了一个月，诺曼就对工党幻灭了，但他没有参加战士派，而是参加了社工党。其中的原因，当然还是这两个左派组织的表现不同。 战士派和社工党都组织了讨论罢工的集会，帮助矿工募捐，但战士派似乎对发展党员更感兴趣：战士派总是劝人入党，当他们看出诺曼不想加入他们，而是想加入社工党的时候，他们竭力劝阻，还拼命攻击社工党，在诺曼最终加入社工党之后，战士派的人就几乎不跟他说话了，甚至还中伤他。从诺曼的记录来看，战士派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个革命组织应当拥有的气度，反倒像个斤斤计较的小商人。 但是，真正让诺曼对战士派失望的原因，大概还是战士派的政策。战士派为托尼·本恩站台，而本恩多年来的表现，早就让诺曼对他失去了信任。战士派领袖彼得·塔菲赞成全国表决，这更让诺曼失望，因为在这个时候，搞全国表决就等于阻挠总罢工。最后，战士派给诺曼的印象，就剩下了“只会说大话”、“更关心的是把工党的人选上去，而不是罢工”。 而社工党的表现就不一样。一开始，诺曼对社工党还是有几分戒心的，因为战士派曾警告过他，说社工党都是“极端分子”。但是，诺曼接触过的社工党人，从领袖托尼·克利夫到普通党员，都给他留下了不同于战士派的印象。他们没有像战士派那样急于发展党员，而是让诺曼自己决定。他们给罢工出了不少主意，比战士派的更有建设性，很快就俘获了诺曼。他们带诺曼去学校、工厂参加集会，宣传罢工。他们积极帮助矿工募捐，诺曼的日记里就有多次记载，社工党的同志们寄来了多少多少英镑捐款。一句话，“社工党确实很有行动力！” 在诺曼看来，战士派介入罢工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来“拉人”，而“拉人”又是为了“把工党的人选上去”、“把左翼的工会领袖和政客选上各种稀里糊涂的职位”。然而，工党高层对罢工的态度，早已让诺曼失望，他不相信让左翼在工会选举中获胜就能赢得罢工的胜利，或是让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就能建立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竭力为工党左派站台的战士派，自然不会让他满意。而社工党至少是比较真诚、比较积极地帮助罢工的，在诺曼这样的愿意为了罢工的胜利而承受巨大牺牲、付出艰苦努力的积极分子看来，社工党自然要比战士派更有吸引力。换句话说，谁能更坚决、更积极地支持罢工，他就支持谁。 从罢工开始，到诺曼对工党失望、疏远战士派、最终参加社工党，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诺曼的思想发生了飞跃，这是因为，每一次工人斗争，无论规模大小，都是一所学校，它迫使工人摆脱日常琐事，去思考平时没有时间或没有机会去思考的问题，又在实践中马上对思考的成果加以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又会迅速以最无情的方式显示出来，谁对谁错马上就能见分晓，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头脑得到了锤炼，思想得到了激发、沉淀、提纯和结晶，最终产生了思想上的飞跃，这样的思想斗争远比象牙塔里的空对空的“理论斗争”更重要、更有效。因此，在工人斗争当中，工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过去的习惯、偏见、错误，斗争的规模越大，斗争涉及到的问题越严肃，工人的思想收获就越丰富、精神成长就越显著。还是诺曼说得好：“……我原先只是个最没有上进心的、深陷泥潭的矿工，但我现在成了一个自信的、想要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1985年1月1日）。 在这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当中，工人不只是在接受考验，他们也在考验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考验他们是否可靠。而工人的判断标准又是很简单的：谁能够最坚决地与工人站在一起，谁能够最积极地支持工人斗争，谁能够最勇敢地与工人一同战斗，谁就会被工人当成自己人。工党高层不支持甚至反对罢工，所以诺曼很快就抛弃了他们；诺曼起初倾向战士派，但是战士派支持全国表决，而全国表决就等于阻挠罢工，所以诺曼很快就疏远了他们；社工党积极支持罢工，所以诺曼选择了他们。 有这么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它认为，革命是从知识分子的大脑开始的，因为先得由知识分子设计出革命思想，然后再去向群众宣传，等到群众接受了革命思想之后，才会有群众的革命行动。这种观点得到了大量的对革命一知半解的书生的喜爱，因为他们总是认为，群众是需要管的，必须要有一个管理者群体去领导群众，而这个角色自然要由“我们”来充当，“我们”现在欠缺的只是一套深奥、玄妙的理论，以及在群众当中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的技术。他们在口头上无比重视群众，但他们仅仅把群众当作让自己表演的重要舞台，把自己当成了舞台上的主角，这在那句著名的歌词“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大海航行靠舵手》，李郁文作词，王双印作曲，1964年）体现得淋漓尽致：只看前半句“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非常正确，种过地的人都会承认，可问题是，谁是鱼儿，谁是水？按照前半句，以及按照左派一直以来的宣传口径，显然“革命群众”才是“水”，“共产党”才是“鱼儿”，那应该是“共产党”离不开“革命群众”才对，可后半句却悄悄地偷换成了“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然而，这种观点对群众运动一无所知。群众或许愚钝，或许麻木，但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中，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能明确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并会本能地寻找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工人阶级是务实的，他们不会为花哨的理论所动，也不会像买菜那样，在摆在面前的各种政治团体或政治理论当中随便选一个卖相好的，而是会冷静、审慎地检验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每一种理论。最终的检验标准，仍是很简单的：是否坚决、积极、勇敢地支持工人阶级的利益。 诺曼最终选择社工党，并不是因为托尼·克利夫或其他社工党领袖有多么高深的理论造诣或多么深奥的理论建树，而是因为克利夫给罢工出的主意，恰好符合诺曼的心意；因为社工党给罢工寄来了一笔又一笔捐款；因为他遇到的社工党党员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帮助罢工……一句话，“社工党确实很有行动力！”（1984年3月24日） 2、左翼政治的套路 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贬低战士派或抬举社工党。从后面的日记可以看出，社工党虽然积极帮助罢工，但它做的事，其实还是跟战士派差不多，都是组织集会、协助募捐、参加纠察，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战士派在拉人时吃相太难看，心胸太狭窄。战士派支持全国表决，但社工党也没有指出能让罢工胜利的道路。在诺曼入党后，社工党让他做的事，也只是让他多卖几份机关报，顺便发展党员，建立新支部。对于罢工，社工党提出的意见，也只是让党员到各种工人集会上宣传鼓动，吸引更多的工人参加罢工，但这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而卖报和发展党员，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服务：扩大组织的影响力。 战士派也好，社工党也罢，它们——乃至整个左翼——都只是在遵循某种传统、某种规律罢了。这种传统来自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它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的资本主义进入了高速安定发展的繁荣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秩序没有遇到严重危机，也没有遭到工人革命的强烈威胁，但是，新生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而资产阶级也与社会中依然存在的大量前资本主义残余时而斗争时而合作，纠缠不清，社会中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急需某种机制来调节和缓解矛盾，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减压阀”。在这种“革命遥遥无期，改良大有可为”的背景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多年的艰苦斗争，将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组织了起来，具备了强大的实力，迫使资产阶级国家废除了《反社会党人法》，允许社会民主党加入秩序，向工人阶级作出大量让步，作为交换，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的工会必须约束群众，不能让群众的斗争危及秩序。社会民主党在被资本主义秩序接纳后，在长年的改良斗争中，经过不断的磨合，逐渐接受了“社会减压阀”的角色，成为了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深刻地塑造了它的工作思路：它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去吸引劳动群众，借此扩大自己的组织，加强自己的力量，这样它才能获得参加资产阶级政治的资格，才有底气跟资产阶级讨价还价，争取改良；同时，它必须建立一整套严密的、自上而下的约束群众的体制，束缚住“过激”的基层积极分子，不让斗争“过火”。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实践，在思想上具体体现为以《爱尔福特纲领》为代表的考茨基主义，在组织上具体体现为艾伯特体制。在漫长的、没有革命危机的“和平”时期，这种改良主义实践在日常工作中就表现为：以发展党员、扩大机关报发行量为主要任务；“领导”和“群众”泾渭分明；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选票政治的游戏，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规则，把选举游戏中的成绩当作衡量自己工作的重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不惜做出无原则的妥协退让（“搞政治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以进入资产阶级权力机关、跟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当做终极目标（“等我们的人进了内阁，当了总理，一切都会变好的”）……等等。这种传统不仅影响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当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分道扬镳之后，共产主义运动依然没有摆脱这种传统，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力量仍然来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的骨干完全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这种传统绝不是发表几个宣言、宣布与旧的社会民主党决裂就能断摆脱的，必须要经过严肃的、剧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才能摆脱它，俄国革命本来可以帮助全世界工人阶级进行这样的思想斗争，但是，世界革命被打败了，革命被封锁在落后的俄国，而无比残酷的内战和彻底崩溃的经济又摧毁了俄国工人阶级的精华部分，在这种极端艰难的内外局势中，为了明天的生存而殊死挣扎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认真反思社会民主主义，更不用说从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提炼经验教训了。结果，二十世纪的主流共产主义运动其实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工作思路上从未摆脱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影响，它在思想上依然师承考茨基，在组织上依然师承艾伯特。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河中分出的托派（包括战士派和社工党在内），也依然是完全按照这种思路开展工作的。 以战士派为例，它长期坚持对工党实行“打入主义”（entryism），也让自己的党员隐瞒真实政治面貌，加入工党，到工党的一切组织当中工作，趁机寻找、拉拢在思想上有可能靠拢自己的青年，争取在工党的各种组织里当上委员、书记之类的高级职务，同时秘密维持原先的地下组织。他们美其名曰“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开展工作”、“推动工党左转”，其实只不过是企图借助工党这个平台壮大自身实力，通过工党参加资产阶级政治罢了。但是，既然要参加工党，那就必须服从资产阶级政治的规则，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的游戏规则，要想扩大影响力，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有名气的、有影响力的“大佬”靠拢，为“大佬”摇旗呐喊，“大佬”得到了选票，“我们的组织”得到了知名度，皆大欢喜，所以他们才会给托尼·本恩之类的工党左派“大佬”站台，至于托尼·本恩的主张和政策对工人阶级是否有利，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扩大了我们的组织”、“加强了我们的影响力”，只要“我们的人”在工党里占据重要职位，就能推动工党“左转”，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甚至是在工党将战士派彻底驱逐之后，战士派内以泰德·格兰特为首的少数派依然对工党恋恋不舍，还想赖在工党里面，不肯抛弃打入主义，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保住自己参加资产阶级政治的通道，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的游戏规则要求他们必须这么做，习惯了资产阶级政治游戏的他们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完整的左翼政治当然不止这点伎俩，在20世纪的主流左翼当中，战士派这一套只能算是下乘，还有许多比这更上乘的做法。不过，左翼政治在20世纪几乎顺畅运转了一百年，让主流左翼帮助资产阶级渡过了一次又一次革命危机，尽管如此，主流左翼依然能得到大批群众的支持，依然牢牢控制着群众。其间有无数积极分子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想要打破主流左翼对群众的控制，却全都失败了。根本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有组织工人，其中有几十万心向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工人国家阵营，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它们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它们给资本主义社会里心怀不满和苦闷的人指出了另一条出路。所以，主流左翼只要打出红旗，总能吸引到渴求改变现状的群众，当一批群众因为主流左翼的妥协退让而失望、退出之后，又有另一批群众被吸引过来，给主流左翼提供了似乎无穷无尽的力量。 3、左翼政治的末路 然而，主流左翼的阶级妥协，是以透支群众的信任、透支革命的声望为代价的，而这两者终究是有限的，是不能无限透支的。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主流左翼对群众的控制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而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也不愿意像以前那样，以改良换取工人阶级的合作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资产阶级发动了新自由主义攻势，打碎了改良主义工人组织，将其排挤出了秩序，使无产者不再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群众在长期追随主流左翼，并付出巨大牺牲之后，社会主义却迟迟未能实现，工人国家阵营反而覆灭了，这使群众对资本主义之外的其它出路失去了信心，只能设法使自己资本主义市场上卖出高价（撒切尔在新自由主义攻势中提出了一句著名口号：“别无出路”〔Thereisnoalternative〕，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才是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所以，在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没有多少留给主流左翼的空间了，主流左翼的残部已经玩不转传统的那套左翼政治了。 主流左翼长期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减压阀，不断地给群众斗争“降温”，让群众斗争的炸药“受潮”，从而掏空了自身的力量。等到资产阶级决心把主流左翼排挤出秩序时，主流左翼便手足无措了，他们慌慌张张地想要引爆群众斗争，却发现炸药已经点不着了——这正是他们长期的阶级妥协造成的后果，当他们需要群众斗争来给自己撑腰时，群众已经厌倦了、疲惫了；就算一部分积极分子愿意革命，他们也找不到把目前的斗争引向革命的方法，而主流左翼也没法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建议，阿瑟·斯卡吉尔做不到，彼得·塔菲做不到，托尼·克利夫也做不到。这些都能从诺曼的日记里看出来。 五、罢工中的妇女 1、妇女积极参加罢工 按照当今主流的某些女权主义理论，矿工是大男子主义非常严重的一个群体，是欺压、剥削、压榨妻子的恶棍，他们的妻子应当觉醒起来，同他们划清界限，并大力支持撒切尔，因为她与她们同为女性……然而矿工的妻子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踊跃拥护罢工，积极支持自己的丈夫，她们未必清楚某些女权理论站在哪一边说话，但很清楚矿工与国家之间，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她们不仅积极参加各种“后勤”工作——食堂、募捐、宣传，还积极参加“前线”的纠察活动，这些都被诺曼记在了日记里。 诺曼并不讳言矿工当中存在着歧视女性的情绪（1984年5月11日、5月14日），并为此感到羞愧。幸好这并没有影响妇女对罢工的支持。妇女们明知矿工对女性存在着明显的、甚至是露骨的、下流的歧视，却还是踊跃支持罢工，这说明什么？难道说她们喜欢自讨没趣吗？不，我倒觉得，这件事（还有撒切尔对罢工的镇压），充分驳斥了“女人要帮女人”（girlshelpgirls）的论调：撒切尔第一次入阁时，当了教育大臣（1970年6月—1974年3月），她在任上最出名的“政绩”，就是停发原先发给学龄儿童和孕妇的免费牛奶，因此被骂作“偷奶贼”（Milksnatcher），那时她可没考虑到抚养儿童的妇女的艰辛；现在撒切尔不仅要偷走她们的儿女的牛奶，还要砸烂她们的丈夫的饭碗，她们自然不会答应。无论是撒切尔还是矿工的妻子，都不会因为彼此具有相同的生理结构，就把对方当成自己人，在这里起到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基于共同利益的阶级认同，而不是基于共同的生理结构的性别认同：撒切尔和资产阶级男性拥有共同的阶级利益，而矿工和他们的妻子，以及其它工人阶级妇女也拥有共同的阶级利益。撒切尔的女权，跟矿工妻子及其它工人阶级妇女的女权是不一致的，因为她跟她们并没有共同的利益。 2、女权主义与市场 撒切尔自己当然算不上女权主义者，在我印象里，她也没有发表过多少拥护女权主义的言论，但当下流行的女权主义理论，与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具有一致的精神实质：这些理论当中，有的鼓吹女性应当利用自己独特的生理条件（只有女性才具有生育能力），在婚姻和生育当中，从男性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有的鼓吹女性应当彻底摆脱家庭，不婚不育，以完全独立的姿态参加市场竞争，并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女性之间的互帮互助，加强女性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男性手中夺过她们认为理应属于自己的利益，为此她们甚至大骂已婚女性是“婚驴”，因为已婚女性（特别是家庭妇女）加强了男性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两种理论看似截然相反，其实殊途同归：两者都认同资本主义市场是自在且永在的，因此女性能做的就是发挥自身的一切优势，设法提高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争取从市场上赚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前者主张女性投入婚育，利用被自己垄断的资源（生育能力），把婚育市场变成有利于自己的卖方市场，说得俗一点，就是把自己的子宫卖出高价；后者则主张女性彻底退出婚育，摆脱婚育带来的不便，使女性能够在市场上平等地与男性竞争。归根结底，两者都承认资本主义市场规律，区别仅在于要不要利用自身独有的生理条件去攫取利益。它们全都不考虑在资本主义市场之外是否还有妇女解放的道路，这完全符合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市场至上，市场就是一切，市场带来自由（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那句“ArbeitMachtFrei”〔劳动带来自由〕，完全可以改为“DieMarktMachtFrei”〔市场带来自由〕，完美契合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 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四卷，第469页），而现今的主流女权主义理论，则是更加彻底地贯彻了资本主义市场规律，把婚姻、生育、情感……统统变成了可以放在市场上明码标价出售的商品，但是，幸福是无法买卖的，婚姻市场上的一桩好生意并不等于能给当事人带来幸福；况且大量无钱购买婚恋“商品”的贫苦男性，和大量无法把自己变成“优质商品”出售的贫苦女性，在饥渴和压抑之中，陷入了彼此仇恨的螺旋。当然，我并不想单方面地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女性，就像改良主义也只是社会民主主义在适应了资本主义秩序之后的结果一样，目前流行的女权主义理论也只是女性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果，根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男性或女性。 3、关于身份政治的一些想法 性别政治属于身份政治的一部分，而身份政治的大行其道，也是资产阶级“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在新自由主义攻势中，资产阶级抛弃了改良主义，打碎了大型工人组织，也粉碎了主流左翼赖以生存的基础——阶级政治。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利用了“分而治之”的故智，谨慎而又巧妙地引导和培植了各种身份政治，因为尽管阶级政治被打碎了，但群众依然存在，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建立更复杂、细致的社会调解机制，取代原先的阶级政治，而身份政治就是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它把群众分裂成了无数以“身份认同”而非“阶级社会中的具体地位”为基础构建的群体。“身份认同”是主观感受，而“阶级社会中的具体地位”是客观事实，既然“身份认同”是一种主观感受，那就可以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制造和加强某种身份认同。资产阶级又通过选票政治的游戏，把身份政治纳入了秩序当中。比起原先通过改良主义工人组织去缓和阶级矛盾，这种新秩序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改良主义工人组织“刹不住车”，导致资本主义秩序陷入危机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是，资产阶级通过操弄身份政治的议题，就能让劳动群众四分五裂，把群众的注意力从阶级问题上转开，比如，做了变性手术的男性（MTF），是否可以算作女性?尚未做完变性手术、但自我性别认识为女性的男性，能否进入女厕？做了变性手术的男性，如果参加女子运动项目，对于女性运动员是否公平？……随便一个问题都能搅乱群众的思想，占用群众的时间精力，模糊群众对于更加关键的、事关自身利益的阶级问题的认识。资产阶级可以根据需要，生产出n种性取向或性别认同、n种种族或民族认同，从而把劳动群众分成n种群体，每个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只能跟其它群体竞争，争相向资产阶级秩序献媚效忠，争抢资产阶级丢出的一块骨头，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秩序就更加牢固，不用害怕这些群体拧成一股绳向资产阶级进攻了。 长期以来，主流左翼一直在不断地限制工人群众的斗争，反复地给工人斗争“泼冷水”，从而掏空了自己的精神力量：既然工人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那就说明工人并不是原先设想的那种能够改变世界的力量；而工人的每一次失败，又使主流左翼越发相信，靠工人的自发斗争是不行的，还是得靠“我们”来领导工人。所以，主流左翼对工人的力量越来越缺乏信心，早在六十年代，主流左翼里就不乏“工人靠不住了，得靠农民/大学生/少数民族”的声音，到了大型工人组织被打碎以后，主流左翼的残部就干脆放弃了工人，也放弃了工人阶级政治，转而投向“多元社运”：除了身份政治之外，这里面还包含了和平、反核、环保、裁军等五花八门的运动，但是，没有了工人阶级运动作为主轴，形形色色的多元社运终究无法具有足够的力量，只能沦为资产阶级政治的陪衬和装饰，给资产阶级政治涂上“多元”、“多样性”的色彩而已。而主流左翼的残余就干脆彻底抛弃了颠覆资本主义的前景，毕竟以前工人阶级运动那么强大的时候，它都认为“时机不对”或“力量不足”，现在资产阶级秩序空前稳固，而它能依靠的对象又更加分散、更加弱小，所以它更不可能去颠覆资本主义，只能满足为某个小群体争得一点改良了。 结语“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在长达362天的大罢工中，诺曼为了保卫工会、保卫矿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挨过打，坐过牢，婚姻还破裂了。为了罢工的胜利，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像他这样勇敢、忠诚的基层积极分子，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工人阶级最珍贵的财富，但在大罢工失败后，他们全都风流云散了。诺曼最终黯然离开矿场，前往伦敦寻找新的生活。没过几年，他曾工作过的矿场就被关闭了，英国采矿工业被毁灭了。就在同一时间，工人国家阵营覆灭了，自从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来，这是它遭受过的最惨重的失败。资产阶级弹冠相庆：这是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时代，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它从未赢得过如此彻底、全面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卫道士甚至悍然宣称：历史已经终结！——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将会千秋万代、永世长存。 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劳动群众陷入了混乱、消沉、迷惘。劳动群众的革命能量在持续迸发了几乎一整个世纪之后，突然耗尽了。群众失去了信心，不再寻找资本主义之外的其它出路。工人阶级的组织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垮了。工会的会员人数、组织率不断下跌，罢工的次数、参加人数不断减少。主流左翼当中，共产党纷纷改旗易帜，同资产阶级握手言和，重回社会民主主义的怀抱，不肯改头换面的少数残余要么沦为老年俱乐部，要么蜕变为红皮军阀；社会民主党起初欢欣鼓舞，但随着改良主义被资产阶级秩序抛弃，它们也日渐边缘化。工人阶级政治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多元社运和身份政治，它们被纳入了资产阶级社会治理的框架，为资产阶级秩序装点门面。 “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工人阶级遭遇了历史性惨败，但它并没有被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被消除，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工人阶级的核心力量——产业工人并没有消失，只是随着制造业一起转移到了所谓的“全球南方”，那里的工资水平、劳动条件、工人保护都远不如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在更接近工人阶级运动的黎明时期的环境中，新一代工业无产阶级形成了，他们没有继承多少上一代人的传统，但是历史性惨败带给上一代人的精神打击，也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出于阶级本能，他们以初生之犊的气势投入了斗争。 有斗争就会有积极分子，有积极分子就会有串联。在二十世纪，曾有无数积极分子与改良主义的正式领导发生矛盾，饱受领导的打击，一个基层积极分子，可能会像诺曼那样，因为“自作主张”而被开除出工会；可能会因为“公然对抗上级指示”而被流放到乡下；也可能会因为“破坏反帝爱国统一战线”而被打成“托匪”枪毙。但是，在历史性惨败之后，改良主义在思想上破产了，在组织上崩溃了，又被资产阶级秩序扫地出门，它对群众运动、对基层积极分子的约束力已被大大削弱，关键是资产阶级已经不再需要它去约束群众了。所以，在这个时代，虽然阶级斗争的格局倒退了一百多年，但基层积极分子的网络不再像以前那样遭到孤立或分化，而有了独立活动的可能。 随着工人国家阵营在1991年覆灭，资本主义终于一统天下，建立了以美国为霸主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附庸风雅的话，可以用拉丁语把这个秩序称为“PaxAmericana”，但我更愿意将其简称为“九一年秩序”。但才过了十几年，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资本主义就又在2008年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而这一次它并没有遭到工人阶级的有力挑战。这再次暴露了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自己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使出浑身解数，竭力把这次危机变成“慢性病”，又拖延了十几年，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向美国的霸主地位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严重动摇了九一年秩序。在瘟疫的打击下，九一年秩序已经摇摇欲坠，而2022年俄乌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这个秩序已经无力维系，资本主义又进入了秩序重组和血腥内斗的时代。 对工人阶级来说，这个时代就好比“课间休息”：上一代人的失败已经淡去，新一代人在生存压力下，被迫奋起斗争，在斗争中，他们不会像上一代人那样因为惨败而颓唐，但也很少从上一代人那里传承到经验教训。更艰巨、更宏大的斗争即将到来，而工人阶级还没有对此做好思想准备。在这样一个时代，迫切需要对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新一代人在面对全新的挑战时，不至于在思想上毫无武装。我希望这本日记的翻译，能够让新一代工人阶级多少从前辈的经历中学到一点东西，让他们能对即将到来的巨浪多做一点准备。 2023/03/13
囚徒日记（摘录）（1908年——190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捷尔任斯基《囚徒日记及书信》 囚徒日记 （摘录） （1908年——1909年） 1908年4月30日 我离开生机勃勃的外界总共才两个星期，却象已经过了几个世纪。我的思想还在活动，充满了对过去的岁月，那峥嵘岁月的回忆，在寻求充实的、有意义的生活。我的内心非常平静，而这种奇怪的平静和这牢房的四壁，以及外界的我暂时离开的一切是不相适应的。在这里，好象是苟且偷安代替了火热的生活，默默思考代替了积极的行动。 今天，我得到了练习簿、墨水和蘸水钢笔。我想记日记，想和自己谈谈心，想深入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以此来汲取一切鼓舞的力量，为了我自己，或许也稍微为那些在思念我，疼爱我的朋友们，用这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精力，直到恢复自由。 明天是5月1日。暗探局里有个军官，他满脸堆笑地对我说：“你有没有听说，我们在你们的节日前，抓走了你们很多人？”今天有个宪兵上校伊凡年柯到我这来，想了解我是不是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可能，就建议我到他们那里工作……他问我：“也许，你已经回心转意了吧？”我反问他：“你可曾受到过良心的责备？可曾觉察到，哪怕一时觉察到自己是在维护邪恶？……” 与我同走廊的一间牢房里，关着一个钳工，叫米哈伊尔·沃利格穆特，他现在成了叛徒。他是波兰社会党战斗组织的成员，是在索科洛夫近郊一次抢劫邮局的流血战斗之后被捕的。在这次抢劫中，打死了六七名士兵。宪兵截获了沃利格穆特给同志们的字条，字条上写的是要他们不要把他牵连进去。暗探局局长扎瓦尔津[1]对他劝说了十个小时，答应他，只要他叛变就可放他出去，于是，他就当了叛徒。牵连到这个案件的有二十七个人，其中有些是十七八岁的男女青年。我在放风时看见沃利格穆特闷闷不乐地走着，垂头丧气，就我的观察，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一起放风的难友讲过话，也从未与任何人敲墙通过话。 当前的生活痛苦万般，剥削、压迫、弱肉强食的法则统治着一切。逃脱这人间地狱的出路在哪里呢？争取过一种协调一致的生活，并要使整个社会，整个人类都能过美满生活的理想就是出路；社会主义的理想，劳苦大众团结一致的理想就是出路。这个理想已接近实现了，人民正真心实意地准备迎接它。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必须联合许许多多这一理想的宣传者，高高地举起这理想的旗帜，以便让人民看到它并跟着它前进。而这正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最迫切的任务，是保全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那部分人的任务。 社会主义应该不仅是对未来的科学预见。它应该成为一把火炬，点燃人们心中不可征服的信念，赋予人们无穷的力量…… 虽然为数不多，但思想坚定的几个人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他们给予人们的正是人们所不足的。他们唤醒人们，使人们心中燃起新的希望，消除那种互不信任的气氛，抑止流血复仇的渴望，这种复仇是违背人民切身利益的。 窃据政府官职的那帮杀人凶手是建立不了健康的秩序的，他们不可能把生活拉回到旧的轨道上去。无辜的人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人民群众的饥饿和痛苦，孩子们的哭泣和母亲们的绝望，这一切都是人们为了打击敌人、战胜敌人所要承受的牺牲。 已经很晚了，我想，那怕在这牢房里也要过有意义的生活，以便使我的精力不致白白消耗掉。我觉得，我还有足够的力量能坚持住并且能活着出狱。如果我出不去，那么这本日记簿总可能转到我的朋友们的手上，这样，他们就将有哪怕一小部分的“我”，于是他们将深信，我此刻的心情是平静的，在这寂静和悲伤的时刻，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在思念着、呼唤着他们。我的心境是这样地好，因为在肃静和孤寂中我思念着春天，思念着大自然，思念着我的朋友们。这里有时是这样的安静，安静得使我能想象出朋友们的音容笑貌…… 5月2日 昨天和今天仿佛有一种不安、担忧、惶恐的心情控制着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思想总是不能集中，就好象风刮的碎布条一样，不停地飘来飘去，辗转不安…… 今天那个上校又到我这儿来了。看到他，我全身都哆嗦起来，就好象有一条令人憎恶的、滑腻的蛇碰到我的身体一样。他客气地通知我，说我的案子已转到军事法庭，起诉书也已经给我寄来了。他表示遗憾地说，最高法院已停止管理我的案子，他要我相信，军事法庭宣判无罪要比最高法院多，判严刑是很少的。他反复问我，有没有书看，伙食怎么样，还让我相信，仿佛他还要在监狱里成立一个戏班子。但是当我又问到他有没有过良心发现的时候，他却用同情和安慰的声音说我神经不正常。 这次为时不长的谈话使我感到，好象有一条蛇在我身上爬，缠绕着我，找寻可以让他揪住的地方，好来控制我。我不是害怕我会经受不住这种考验。我只是感到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就象通常在呕吐前的那种感觉一样。我回到自己的牢房，我觉得我象往常那样控制自己的心情的力量现在不足了……我觉得我碰了一个肮脏的人，好象连我自己也碰脏了…… 每天都要有好几个人被戴上镣铐。当我被带到七年前我曾蹲过的牢房时，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镣铐发出的声音。这声音伴随着囚犯的每一个动作。冰冷无情的铁镣戴在活生生的人的躯体上。这永远要汲取热量，却又永远也汲不够热量的铁镣不断地提醒人们：不自由。现在我们这条走廊里的大多数犯人都被戴上了镣铐。十三个人中就有七个人。当他们被带出去放风时，寂静的监狱里一片哗啦哗啦的铁镣声，这声音一直钻到人们心灵的深处，成为统治一切的东西。人们走着，尽管他们看着天空，看着刚刚长出绿叶的树木，可是他们却看不见大自然的美丽，听不见生命的赞歌，感觉不到太阳的温暖。给这些人戴上镣铐是为了要剥夺他们的一切，而留给他们的只有这送葬的声音。其实，真用不着担心人们会逃跑，还没有一个人从这里跑出去，逃出他们的手心的。每一个犯人后面都寸步不离地跟着一个持枪的士兵和一个宪兵。四周围都是宪兵、士兵，还有牢房的铁栅栏和监狱高高的围墙。就是因为那些盘踞高位的人，他们渴望复仇，嗜血成性，他们极力想满足自己邪恶的欲望，于是就给人们戴上了镣铐。这些人，他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虽然他们并没有亲手给谁戴过镣铐，正象他们并没有亲自杀人一样。刽子手的角色是要由士兵和宪兵来扮演的，而那些戴上镣铐的人也是为了这些士兵和宪兵的幸福才犯下了“罪行”。因为这里的宪兵是招募来的，并非自愿。因此，这些实际上给别人戴镣铐的人，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在做什么。他们习惯于剥夺犯人的东西，但并不明白他们从犯人那里真正剥夺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本身的条件不允许他们感到世界的美好。 今天，我看到从铁匠那里带来了一个戴着镣铐的年轻小伙子。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心已经麻木，对一切都失去感觉，他试图笑一笑，但这笑容只徒然扭歪了自己的面孔。他为了不让铁链拖在地上，就弓着身子，双手捧着它。他拚命加快脚步，跟在快步走着的宪兵后面，差点没有跑起来。而走在前面的宪兵，看来还想再给几个人戴镣铐。当宪兵发现这个犯人走得很急时，就停了下来，笑着说：“嗳，我忘了给你一条皮带。”（注：用来提铁链的）于是又带着他向前走了。 5月7日 今天，我和我的辩护律师见了面。我面对四壁，完全孤独地关了三个星期。这种情况的严重后果已开始显示出来了。我已经不能流畅地说话，尽管在我们会面时没有别人在场，我竟忘记了象“记事簿”这样一些最普通的词，我的声音也发抖，我感到好象全身都在颤栗。我的思想颠来倒去，但我感到自己的内心还是安静的，因为我并不是神经失常。我只是不习惯和人们相处罢了，因为当我从孤独生活的平衡中出来以后，还来不及立刻控制自己，来不及很快找到新的平衡。 律师看着我说：“您的神经太紧张了。”我回到牢房后，非常懊恼，因为我没有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说话时就象做梦似的，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意愿，甚至连思想也没有。 看来，这个案件将在最高法院审理。谁知道他们呢？可能伊凡年柯想吓唬我，或者想检验一下，这时我会产生什么反应。而最大的可能是，他说了真话，通知我案件已经定下来了，但是还没有转到高等法院。同一个案件也可能要经过两方面的审理，最高法院要审理，军事法庭也要审理。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反正要花好几年时间，需要耐心地等待。 现在我从早到晚看小说。小说把我整个吸引住了，我整天读它，读完之后，拚命地走来走去，好象我并不是整夜没睡，而是睡了，而且还做了梦，梦见许多不同的时代，各种人物，国王和乞丐，强盛和衰败的顶峰，还有大自然……有时候为了吃饭，我才不得已放下书，匆匆忙忙地吞下一些食物之后，立刻又急于了解书中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我如此狂热地追求这些，就象不久前我沉湎在由伟大的思想和高度的热情所激励的日常生活的漩涡中一样。只是有的时候，这场梦中断了，我才又回到可怕的现实中来。 刚才旁边一位妇女和一个宪兵冲突了起来，后来她歇斯底里地大叫救命，就好象有人要杀她，要打死她似的。这叫声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好几间牢房里响起了敲门声，响了又停下来。我们这条走廊里的宪兵用害怕的、央求的声音说：“请你们别敲了，我又没有骂过谁，欺侮过谁。”有个犯人要求这个宪兵把所长找来。说他要向所长告状，因为那边有人打人，这个宪兵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您就告状吧。”一个士兵从外面威胁地要大家停止敲门，同时又大声地喊值日官。我的邻居，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被指控抢劫索科洛夫近郊的邮局，而且是四次抢劫，他敲敲我的墙问道：“这些野蛮人在搞什么名堂？” 在这件事后不久，一切又安静下来了，重新又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火车头的汽笛声偶尔打破这寂静。 有时，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睡，感觉到有某种响动，响动的地方就在外面，在围墙外面，就是犯人被带去钉镣铐的地方。这时候，我就起来仔细听。而越仔细听，就越清楚地听到，有人偷偷地、小心翼翼地在锯木头，在刨木板。“这是在做绞架。”这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我立刻对此肯定无疑了。我躺下去，把被子连头蒙起来……但这也无济于事。我愈来愈坚信，今天一定会有人要被绞死。他会知道这件事的。会有人到他那里去，扑到他身上，把他捆起来，并堵上他的嘴，以免他叫出声来。这个犯人也可能并不反抗，他让人家捆上他的手，给他穿上死时穿的衣服。于是人们就把他带走，看着刽子手怎么抓住他，看着他临死前的痉挛。还可能，象埋死狗一样埋他的尸体的时候，还要骂上几句无耻下流的话。 难道是他们？这些看守我的宪兵，那个一向彬彬有礼、有一双懒洋洋的脉脉含情的眼睛的上士，那个每次走进我的牢房都要脱帽的，有礼貌的所长？难道是我常常看见的这些人会在执行绞刑时出场，会参与执行绞刑？……他们已经习惯了。而那些走向绞架的人又会有什么感觉呢？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抗，难道这些都不可挽回了吗？难道生命立刻就要化为乌有，停止存在了吗？难道要用自己的脚走向绞刑架，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准备好了的一切，并且感觉到刽子手碰到自己？…… 我偶尔发现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在墙上写的几句话：“约瑟夫·库尼茨基1907年6月6日在维尔诺市街上与妻子一起被捕，鉴于他杀死一名密探并参加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战斗组织，而被维尔诺军事法庭在苏瓦尔卡判处死刑，1908年2月19日解来华沙执行死刑。写于1908年3月3日。”从宣布他死刑到写这几行字，中间过了差不多三个月，而在这段时间内，他大概被孤单单地关在单人牢房里，一直为求生的欲望所折磨。 上面我提到过的那个关在我隔壁的男孩子，他敲墙和我通话，说他不是个胆小鬼，但是他不愿意为了钱去送命。我根据他谈的情况感到他心里可能发生了什么。虽然他也许会被宣告无罪…… 关在我周围的所有的人都是由于叛徒出卖被捕的…… 人家告诉我，有一个波兰社会党的负责人成了叛徒，在华沙、索斯诺维茨、卢布林等城市出卖了许多人。 5月9日 读起书来日子过得特别快。已经很晚了，可是我毫无睡意，我把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往后拖。我几乎感觉不到门是上了锁的，忘掉了周围的可怖现象。我不去想未来的事情，也不去想监狱外发生的情况。春天的到来并没有使我向往辽阔的大自然，我看到了这正在苏醒中的春天，看到发青的树木、草地，呼吸着春日的气息。今天我听到第一声春雷，而现在窗外正下着愉快的春雨，我听到雨滴在敲打着我的窗户。我累了……我现在没有投入生活漩涡的愿望，目前生活在我心中的反映使我满意，我感到非常平静。我对生活的反映是和我对过去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是由于一些描写过去时代的书引起了我的回想。……我已经不再那么激动了，但是在我心灵的深处，正在不断地积蓄某种力量，以便当需要使用这种力量的时刻到来时，能立刻投入火热的斗争。谁能预料这一时刻何时到来呢？可能是明天，可能是今天，也可能再过一年。要把在这里折腾不安的我吞噬掉的火焰会燃起熊熊烈火吗？是在目前，还是到我能在斗争中创造新生活时呢？…… 昨天我收到一份起诉书。高等法院的一个成员很客气地给我解释说，我有三天的时间可以指定必要的证人，这个案件在高等法院审理不会早于八月。他说，对我的案件不预备采用枢密院或司法部长那样的把它提交军事法庭的做法。他还说，八月份以前他们不可能审理我的案件，因为他们必须到谢德尔采、拉多姆等地去，然后还要休假。因此，这个案件就必须拖到秋天。他还顺便通知我，高等法院决定拘禁我和另外两位具保获释的难友。因此，直到审理这一案件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要拘禁二十三个月，另外两个人各要拘禁二十个月。 至于说到我，在起诉书中没有丝毫证据说明我有罪，如果将来的判决是依据法律的证据，而不是根据法官的随意推测和情绪的话，那我是应该获得释放的。但实际上我完全不指望获释。他们可能还会在军事法庭上搞些什么新的名堂来整我。至于为什么他们现在还不这样做，那是因为要等到高等法院判我无罪时，他们才准备根据最近在我这里抄到的一些材料来控告我有新的罪行，尽管这些材料并不足以证明我是一个党员。 5月10日 两天以前在我隔壁关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工，她被逮捕已经有四个月了。她常常唱歌。他们允许她唱歌。那天，她和宪兵冲突的事情发生之后，就被关到这里来了。她很年轻，还象个孩子。她感到很苦恼，很寂寞。她敲我的墙，让我给她一根绳子，说她要上吊。同时，她又说，绳子一定要是糖做的，这样她就可以甜甜蜜蜜地死去。她敲得那么急，急得几乎让人听不懂。看来，她非常焦躁不安。刚才她又叫着我说：“给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才能不这样烦恼呢？” 她经常和宪兵发生冲突。她象一个活泼的孩子，既不能忍耐，也不愿意与这里的一套规章制度相妥协。就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她又和他们发生了一次小冲突。她停止了唱歌，对着宪兵敲了敲门，就到厕所去了。路上她敲了一下我的门，回来的路上，她咳嗽了一声，停在自己的牢房门口，要求宪兵帮她开门，因为她手痛（据说，过去有一次发生冲突时，她曾用瓦罐向宪兵头上砸，而宪兵用军刀砍伤了她的手）。照此地的规章和既定习惯，门应该由犯人自己开。这是预防犯人在宪兵弯下身来开门时，对他进行袭击。这里过去就一直认为：每个犯人都是残忍的凶手和罪犯。例如，就是因为这个，当管理员的宪兵是不准进入犯人的牢房的。所以当她要求宪兵替她开门时，宪兵要她自己开。“反正一样”，她回答道，“我的手痛，我不能开门，我就一直站在这儿好了。”宪兵威胁她说，要打电话给所长，那时她就更要倒霉了。 “对我来说反正一样。”她还是这样回答。宪兵当时还没有决定是否采取坚决措施，为了想吓唬她一下，就向铃子走去，而她在这时却走到走廊另一头的一间牢房，那里关着一名年轻军官和一名犯人，她开始和他们谈话。狂怒的宪兵生气地打开门吼道：“你快进去，我已经把门给你打开了。”后来，他嘟哝了好长时间，还低声地骂着：“坏蛋！”我奔到门口，开始敲门，并且喊道：“宪兵！”他没有回答我，在我敲第三次的时候，他才走过来。我尖锐地批评了他。他开始还说，这不关我的事，而当我说，我听到他骂“坏蛋”时，他开始为自己辩解说，他本来可以开门的，但是她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宪兵弯下身子拉门闩时，对他脸上就是一拳，因此，他这次才不愿为她开门。 这个姑娘，又象孩子，又象疯子，总有一天会大闹一场的。这一次，她对宪兵又哭又闹，让大家很担心。当她上厕所时，她爬上了窗户，并且对放风的难友喊：“你们好”，当宪兵为此而进入厕所时，她就闹了起来。 5月1日在放风的时候，她喊道：“革命万岁！”还喊了其他的革命口号，并且唱《红旗歌》。大家都很激动，同时犹豫着是不是该和她一起唱，一起喊革命口号。谁也不愿意做胆小鬼，但是如果真需要唱，每一个人还是应该强迫自己做的。不过，这种没有目的的，不必要的示威是不能唤起同情的。整个监狱没有人作声。 晚上，上面有人敲着说：“今天晚上将要用歌声来举行示威。”但这个敲的声音非常小心，常常因为担心宪兵发觉而停顿，歌声终于没有响起来。 有时候，这姑娘常常引起人们的愤怒。她的笑声、歌声、和宪兵的争吵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某种无关的、格格不入的东西，同时，却又是人们盼望的、珍贵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和这里的环境是不合适的。这个姑娘想干什么呢？她为什么要破坏平静的生活呢？叫人不由得生气，但人们也会推想：“她还是个孩子，就被关在这里，这难道是她的罪过吗？象她这样的年龄还应该在母亲的照顾下生活。她现在象其他孩子一样，还正是玩的时候呢！”她也可能没有母亲，而不得不自己挣口饭吃吧？她不是个女工吗？这个可怕的制度迫使她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斗争，而现在她却为此而受到惩罚。有多少人，他们从小就得过着这样可怜的、牛马不如的生活！有多少人，他们感情乖戾，他们注定不能享有真正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甚至连做梦也不许梦见这种幸福生活！要知道，人的天性是有感觉和懂幸福的啊！一小撮人使千百万人失去这种天性，毁坏了，也毒害了他们本人；剩下的只有“疯狂与恐惧”、“恐惧与疯狂”，或者是由酒精、权欲、宗教的神秘主义刺激起来的奢望和快乐。如果社会主义的闪闪红星、光辉未来的闪闪红星不能照耀人类，那么活着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我”是不能生活的，如果这个“我”是不包括他以外的整个世界，如果这个“我”不是与其他的人联系在一起的话，这个“我”是不能生活的…… 5月13日 一小时之前下了场大雷雨。雷声震动了周围的一切。连我们这整个可怜的看守所都仿佛被震动了。耀眼的闪电不时划破黑暗，它那刺目的红光一直穿入我的牢房；大雨如注，风摇晃着窗外的树枝，碰到墙上，不时地敲打着，怒吼着。现在一切都静下来了，迷离的月光发出微弱的光辉，听不见哨兵的脚步声，连宪兵的脚步声也没有，听不见女邻居的歌声，也听不见镣铐的声响。只有雨滴不时地落在我的窗檐板上的声音，以及从远处常常传来的火车头的汽笛声。一股莫名的忧伤涌上了我的心头，但这不是囚徒的忧伤。就是在自由的时候，这样的忧伤有时也会不知不觉地笼罩住我的心。这是对现存的一切感到的忧伤，是对某种捉摸不住，但同时又象空气和爱情一样是生活所必需的东西的一种思念。 今天又给两个人戴上了镣铐。他们从铁匠那里被带回来的时候，经过我的窗户，我的女邻居用“革命万岁”的口号欢迎他们。他们受到鼓舞，也用同样的口号回答她。大概今天给他们判了刑。当我去放风时，我发现在一条走廊里（死刑犯的走廊里）有动静。当我每次被带到办公室去的时候，我总要经过这条走廊。尽管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关什么人的，但我仿佛感到死亡在徐徐降临。这条走廊不黑，甚至比其它走廊还要亮一些，因为它有三个大窗户。在这条走廊里有六间牢房，45号至50号。这些牢房的门仿佛和我们那边牢房的门一样，黄色的，上面有斑斑点点的锈迹，但人们总感到它们还是不完全一样。我看到一间牢房的门上锁了一把完全锈了的锁。而另一个牢房门上有一个大洞，上面钉着木板，就好象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搏斗，仿佛被判处死刑而绝望的犯人进行过反抗。 两天以前，我得到消息，省长、暗探局局长、宪兵队长都到我的女邻居那里去了，他们威胁她说，她和她的哥哥都要被绞死，她如想挽救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供出同伙和武器库的地点。他们还告诉她，说她就是被别人出卖的，而她也只有叛变才能得救。 最近几天，我在墙上发现这样的题词：“捷奥多尔·亚勃隆斯基被判处死刑。医生已经到48号牢房（死牢）来过了，今天就要处决。生活，永别了！同志们，永别了！革命万岁！”和这段题词并排的还有另外一段题词：“用十年的苦役代替了绞刑。现在他又有另外一个案件了：打死了普洛茨基监狱里的奸细。今天是1908年4月。” 5月14日 死刑犯的牢房空不下来，几分钟之前，在放风的时候，我看见50号牢房的窗户里有一张苍白的年轻男子的脸，好象是个工人。这间牢房的气窗是关着的。这个犯人几次走到窗前，脸贴着镶花玻璃向外看，但是除了象云雾一样飘浮的光线和影子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上面的两块玻璃是透明的、可以打开。透过这两块玻璃可以看到被密密的铁丝网遮住的天空，这铁丝网密得连火柴都扔不出去。为了要透过这两块玻璃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爬到桌子上，或者爬到铁床架上才行。而宪兵一直在外面监视着，并常常通过监视孔进行窥视；因此只能是很快地跳到窗台上往外面看一眼。50号牢房的这个犯人一个人坐着，他连一个邻居也没有，这间牢房和大家完全隔绝，因此，住在里面的人甚至连和外界敲墙通话来消遣一下都不可能。因此他完全不可能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来使自己内心沸腾的激情平静下来。这里面是肮脏的砖地；肮脏的门；褪成了黄色的桌子和窗框；灰色的，落满了灰尘的，上面尽是蓝色和白色斑点的墙壁；象棺材盖子一样的天花板；门上的监视孔和疏疏落落撒到牢房里的死一般苍白的日光。而在那边，在门外面，走廊上，宪兵偷偷地走过来，掀开监视孔的盖子，看着、观察着，深怕这个牺牲品溜掉或者寻了短见。 5月14日晚 今天我的女邻居甘卡敲墙告诉了我下面的话：“我和一个叫奥夫恰列克的关在一起。我和她一块关了两个星期。她告诉我普·律师要和她会面。我信任地告诉了她我母亲的住处并且请求她，让普·律师到我母亲那里去一趟，叫母亲离开。奥夫恰列克同意了，但是她却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密探：暗探局来了个密探，她被突然叫到办公室去。她把一切都供了出来。她从办公室回来时，转给我一包东西：各种各样吃的东西，甚至还有鱼子，仿佛这些都是党给我送来的。我那时因挨了打，生着病。你只要想想，母亲动了手术之后躺在床上才两个多星期……突然警察来了，转告她（我对奥夫恰列克说的话），叫她走。她被带到暗探局，从那里又带到“帕维阿克”[2]。她受了吓，过了还不到三个星期就死在那里了。我父亲也坐了牢，两个月前他被判服苦役二十年。我的哥哥也坐了牢。我们全家都坐了牢。现在把我和另一个女犯人斯关在一起。当她被带到我的牢房来时，她这个贱货竟吻着我说：“多么好啊，长官老爷，您把我和一个熟人关在一起。”而我呢，请相信，根本不认识她，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她。我就大闹起来，拒绝和她关在一起。昨天暗探局的密探到我这儿来说：“这个斯告诉他们，说我是什么从国外供应武器的主要负责人，说是我领导了华沙的一个战斗队，而我的哥哥，这么一个普通的人，竟被说成是什么外号叫“小火星”的知名人物。她编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谎话，我连想都想不出来。” 这里有许多女犯人，在放风的时候，我常常看见她们，连她们在另外几条走廊里说话的声音也听得到。她们常常和宪兵争吵，哈哈大笑，并且大声地讲话。尽管宪兵对她们似乎要克制一些，而且不允许通过监视孔监视她们，但是她们在这里的情况比我们还要糟。宪兵对她们的克制并非出于仁慈，只不过是怕闹事。显然，宪兵是避免激怒女犯人的，免得男犯人出来干涉；而且他们也没有把女犯人都关在一条走廊的牢房里，否则闹起来，宪兵是对付不了她们的，因为一个女犯人闹起来，比所有的男犯人一起闹还厉害。 在我窗户朝着的小花园的那一角放风的九个女犯人中，只有三个人比较安静。两个年轻的每次放风时都拉着手。她们两人是波兰人。第三个也很年轻，她样子严肃，矜持，是一个犹太人。其余的人不自然地嘻嘻哈哈，吵吵闹闹，和甘卡谈话，而甘卡根本无视这里的制度。今天又因为这个原因引起了一场不愉快。甘卡爬到桌子上，和两个放风的女犯人谈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对着她们喊叫。她们两个回答了她，而且还说了一些话。宪兵先警告了她们两三次，叫她们不要再谈了，但她们对此毫不在意，气得发疯的宪兵跑到甘卡的窗前，拔出军刀，开始骂她们。这也无济于事。她们完全不予理睬。事后，我敲墙和甘卡说，我为此事生她的气，因为她为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使自己受到侮辱。她答应，今后她再不这样做了，但是只过了一个小时，她就忘记了自己的诺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她不能生活在这没有任何新鲜事物的牢房里，这地方就连成年人，哪怕已经不止一次被单独囚禁的成年人，有时候也会失去自制力。 不知是今天早晨，还是昨天晚上，带来了一大批犯人。我看到他们在一起放风，两次是十个人一批，后来是七个人，六个人。大概他们的案件要由军事法庭审理。他们中有些人戴着镣铐，疲备不堪，穿着很坏，还有人戴着冬天的帽子。他们一群群地走着，低声地交谈。有些人则愁眉苦脸地、孤单单地走着。这些人中间有不少工人，一个铁路工作者，一个士兵，好象还有几个农民。有几个人，从他们的脸上看，也不象工人，也不象知识分子。从远处，又是隔着铁丝网，因此很难断定这都是些什么人。甘卡认为这是一些土匪，而我觉得这是“党团成员”[3]和一些无罪的人。如果说他们是土匪，那也是早先的党员。会把他们安顿在哪里呢？这儿没有这么大的牢房。也可能把他们十个人一组分别安排在关两个人的死牢里。他们正是被带到那条走廊里去的。 5月16日 春意盎然。所有的果树都开满了白花，长满了绿叶。白天愈来愈长，外面已经象夏天了，在花园里晒太阳已经嫌热了，在牢房里，则更感到闷热。 甘卡非常痛苦，她不再唱歌，变得安静了。她知道，昨天她哥哥被判处了死刑。晚上她敲墙告诉我：“他可能在今天就要被绞死了，他们会允许我和他告别吗？就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他们对我的威胁也可能会兑现，把我也绞死。可是我的哥哥是多么年轻啊。他总共才二十一岁。”对这件事，我能和她说什么呢？我敲墙和她说，她是个不幸的孩子，我很可怜她。我说，我们应该忍受这一切。而她回答我说，她不知道她现在是否值得活下去。当可怕的死亡要夺去我们一个亲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摆脱这种想法的。我们既不能逃跑，又不能忘却，于是这种想法就会反复出现。仿佛是站在可怕的死亡的边缘，感到孤立无援，无能为力，失去理智。 在我的牢房上面不知关着什么人，这个人关了不止一个星期。不知道他是谁。他不敲墙，也不回答。在他被关起来之后，不知为什么，我立刻就觉得这是瓦[4]、并且日益坚信这一点。我敲天花板招呼他，叫他的名字，他还是不回答。我把一只靴子摔到天花板上，也不起作用。他差不多毫不动摇。我好几天不能读书，因为我一直守望着，看他什么时候出来放风。但是他却没有走出牢房，我也就没能看见他，无法证实是不是他。今天，那里好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敲门了……接着，我听到熟悉的开锁和拉门闩的声音。几秒钟安静之后，又是关牢房门的声音。后来他开始均匀地，心平气和地，断断续续地敲起门来。门开了两次，又关了两次，后来他又敲起来，起先是用两个拳头敲，后来用两只脚蹬门，用杯子砸。就这样，持续了几乎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有人到他那儿去了两次，于是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一片寂静，就好象那里根本没有人一样。 每个牢房都是这样生活的。只要哪一个牢房有时突然活跃起来，于是所有沉默的牢房里的犯人都离开自己的位子，注意地听着，考虑着他们该不该也闹起来，是不是也到了应该打破这沉寂的时候了。每次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犯人们都很长时间不能恢复平静，不能再重新集中思想去看书。在这种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想起，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对在我上面关着的是瓦的这种假想，很可能也是一种病态的、神经过敏的表现。我是不能摆脱这种神经过敏的。一般来说，这种毛病是监狱里犯人的通病。 5月21日 傍晚，当我在灯光下看书的时候，我听到外面一个士兵的沉重的脚步声。他走到我的窗前，把脸紧贴在玻璃上。他并不害怕。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好奇心，也可能，只因为他感到兴趣。 “老兄，你什么也看不见。”我友善地说。 他没有走开。 “是啊！”我听到他的回答。他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问道： “你感到寂寞吗？把你关起来（跟着说了一句大家熟悉的，俄国人爱骂的话），就不让走了！” 这时有人到院子里来了。于是，他就走了。 这几句粗鲁的，但充满了同情的话引起我思绪万千。在这座罪恶的监狱里，从那些样子使人生气，使人焦躁不安，并引起人的仇恨的人那里听到了这样的话，这些话让人想起那个伟大的思想，提醒人们注意到那个思想的生命力，以及我们，囚徒们，与那些被迫来杀死我们的人之间的关系。革命已经做了多么巨大的工作啊！革命的思想已到处传播，打开了人们的智慧，唤醒了人们的心，在他们的心中注入了希望，给他们指出了前进的目标。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从人们心中夺去的！如果我们现在只看到邪恶泛滥，只看到人们厚颜无耻到为了刮取一点可怜的油水就去杀人，因而有时感到绝望，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眼光就太短浅了。我们没有认识到人们从僵死的状况中复活过来的这一过程，对日本的战争暴露了俄国军队的极端混乱，预示了他们即将崩溃的命运，而革命却发现了这腐蚀整个社会的邪恶。暴露这个邪恶，就是为了要消灭它。这一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为了加速这一时刻的到来，就必须使群众和我们一样，也相信这些罪恶必然崩溃，使他们消除怀疑，并站到准备斗争的整齐队伍里，去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这就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而其他人的任务则是揭露这一邪恶，反映人民群众遭受的灾难和痛苦，反映群众中被敌人抓去当兵的那少数人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看到这些人在实际斗争中的作用。正是理解了这种作用才使他们有鼓足勇气、毫不动摇地忍受一切的力量。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激发起群众的勇气，并使他们认识到这一斗争的必要性。无论是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影响的那些人，还是在人们的心中布下革命必胜的信念的这些人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学者和诗人、教师和宣传人员。我想起了“无产阶级党”[5]出版的刊物《斗争园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本刊物反映了人们所受的苦难和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的坚韧不拔的勇敢精神。要是现在也能有这样的刊物该多好啊！现在要收集材料和事例是更难了，虽然这些事实又多又有意义。不过，现在革命的力量也大多了。如果有谁担负起这项工作，或者哪怕是领导起这项工作，那么，经过一年、二年，这样的刊物是可能问世的。这样的刊物不仅能反映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信仰，而且也可以反映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正是为了这种生活，人们才不惜忍受一切痛苦，付出任何牺牲。 这个士兵所说的几句话启发了我的思想。这里有很多这样的士兵、勤杂工和当管理员的宪兵[6]，但是我们不可能打动他们的心灵和思想。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被禁止的。即使谈话，也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们和宪兵是互怀敌意的，与士兵也只能互相照个面。在这条走廊里三个宪兵每天每隔四小时换一次岗。每一个宪兵每十至十五天在同一条走廊里轮值一次。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很难了解他们中间谁比较单纯，比较容易接近。除此以外，他们还有许多事要做：有时带我们一个个地去上厕所，有时带我们去放风，有时带我们去和亲友见面；当士兵勤杂工送饭、打扫牢房、送茶、送面包、送晚饭、取灯时，他们还要开门。在做完这些事之后，带我们去放风的宪兵还要去做别的事。因此，他们常常是粗鲁的、恶狠狠的，视我们如仇敌，企图缩减放风的时间，并且使我们苦恼。不过，那种主观上希望我们苦恼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数人常常从监视孔窥视我们，当我们敲门时，故意地让我们长时间地等开门。而其余的人只不过是累了。我觉得，他们害怕长官，并且苦于严格的纪律。我目睹几件事，在这几件事情上，他们甚至表示了同情。有一次，我请求一个宪兵给我换几本书。他立刻对另外一个当时正从我们牢房门口走过的、没事的宪兵说：“你一定要在办公室里帮他说两句。”另外一次，在放风时，我发现，宪兵打算停止放风，并把我们带回牢房，我当时请他注意还有一分钟（钟挂在靠墙的玻璃框子里），他，因为我居然以为他想扣我一分钟放风时间，而感到气愤，但却用很友好的语调说出他的意思。因此，我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你们中间这样的人还是有的。” 在这座“死屋”里要想和宪兵谈话是非常困难的。犯人和犯人偶尔相遇是不能互相通话的，这是这里的最大特点。有一次，有个宪兵忘了厕所里还有一个犯人，就把另一个犯人带来了……当后来的人发现了这一点，他立刻回到了自己的牢房。这个犯人关在我对面，因此我听到他对那个宪兵说：“那儿已经有人了。”又有一次，我遇见了一个被囚禁的军官。我看见他之后，就对他说：“你好呀，同志！”而他只是困惑不解地看了看我。 这里，人们已经失去了谈话的能力。宪兵们在走廊里互相谈话或是和勤杂人员谈话的声音都特别低。当有某一个长官到牢房里来的时候，宪兵总是关上门，不让别的犯人听到他们的谈话、听到他们的声音。宪兵没有权利和犯人谈话，也没有权利进入牢房；宪兵管理员监视着每一个士兵勤杂工，不让他们和犯人说一句话。当我有什么事需要找勤杂工时，我不能直接找他，而要先找宪兵。走廊里铺着柔软的长条地毯，因此听不见脚步声。从走廊里传到牢房的只有宪兵偶尔的低语声、门闩咯吱声和锁的咔嚓声。 逐渐从外面传到牢房窗户的那怕是最细微的声音都会加深这死一般的神秘的寂静。这寂静压抑着每一个人，使我们，也使宪兵们都受着它的支配。有一次我对宪兵提了一个意见，让他不要在放风时象那天早晨那样叫醒我，同时我还补充说，我以后要为此闹事的。这些话我是很心平气和地说的，但就在发表这个简短声明时，我感到浑身发抖。我发现这个宪兵，也不能流畅地对我解释清楚。如果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能按制住自己，流畅地对宪兵说上几句话，或者有时唱起歌，或者真心地大笑起来时，那真好象久布乌云的天空太阳突然露出笑脸一样。这种情况连宪兵也感觉到了。 说到这死一般的寂静，必须提请注意的是，在我们这条走廊里已经没有戴镣铐的犯人了。而在我们的小花园里放风的犯人中，也只有一个人戴镣铐（一部分从省里带来受审的人已经取下了镣铐，另外一部分戴镣铐的人已经押走了）。因为没有镣铐的声音，这个寂静印入人们的脑海已经不那么刺人，但是它对人的心灵还是起了强烈影响的。 生活的气息从外面渗入到我们这里：白天是惯常的喧哗，在喧闹声中很难区分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这里散发着生活的声息、散发着太阳、雨水的气息。城市的喧闹声、车轮滚滚声和士兵操练声都交织在一起。在这生活的喧闹声中有时还夹杂着自由自在的孩子们的话语声，夹杂着宪兵和士兵们粗鲁的狂笑声，戏谑声，骂人的和说话的声音，有时是雷鸣般的军乐声，士兵声嘶力竭的歌声；还有时是拖曳的、单调的手风琴声音。偶尔逢到节日还可以听见有手风琴伴奏的嘶哑的歌声。晚上，火车头汽笛的鸣叫和奔驰的列车的轰隆声清晰可辨。微风吹拂树叶沙沙作响，仿佛是树林在柔声歌唱，又象是小溪流水淙淙作响。但所有这一切外界的声响只有更使人强烈地感觉到狱中的静寂，因而常常引起人们的恼怒，甚至于疯狂。它经常提醒人们：你还没有死。这一切外界的声响是透过窗户上的铁栅栏传到里面来的。隔着窗子，生动的外部世界看起来就象是模糊不清的发光的斑点。然而，要是完全没有外界的这些声音，情况可能会更糟。 5月22日 今天楼上的牢房里又闹了事。这次，这个犯人已经不仅是敲敲门了，而是用凳子砸门，还大叫：“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闹了有十分钟，然后一切又归于死一般的沉寂。 5月23日 今天第一次有人来看我。弟妹带着小凡齐娅来了。小姑娘摸着铁丝网[7]，把一个小球给我看，招呼我说：“伯伯，过来。”看到她们，我真高兴，我非常爱她们。她们给我带来了鲜花，这些美丽的鲜花现在正摆在我的桌子上。看到我的气色很好，我的弟妹很高兴。我让她放心，我告诉她，我在这里过得挺好，挺愉快。我还告诉她，我大概要被判服苦役。 今天我到办公室去了两次（我的辩护律师来了，也有人来看我），每次都经过死牢的走廊。那里有被判了刑的犯人，看来他们只有两个人，因为勤杂工只拿了两份午饭。我相信，这两个人是被判死刑的，因为在走廊里除了宪兵之外，还有一名持枪的士兵在站岗。 从监狱外面，我的亲人们给我带来了问候，他们不顾生活的羁绊，勇敢地前进，为了事业而奋斗。我仿佛看见了他们，他们人数很多很多。有的人和我处于同样的境况，另一些人还活着，还有另外一些人在很远的地方[8]，但是他们的思想、心灵和事业仍然还在这里。我还看见了那些和我贴心的人们，他们使幸福照耀着生活，使生活充满了活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的女邻居甘卡今天一声不响，十分忧伤。我设法送给她一朵白色的小花（水仙花）。她敲墙对我说，她很爱我，并且叫我不要为这句话而生她的气。我觉得，她因为看不到亲人，因为生活中没有鲜花，没有自由而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她多么想依偎着一个人，听他说句爱抚的话啊，她多么不愿意总是这样做一个孤寂的人啊。“现在就剩下我孤单单的一个人啦！”她有一次这样对我说。而我对这孩子也很依依不舍，我象可怜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地可怜她。 5月28日 甘卡咯血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今天医生到她这里来，看到她的情况不好，建议她到医院去治疗。她拒绝了。我劝她去，告诉她，在医院里她会好起来，而她说，在医院里她将寂寞难熬，而且，等她返回时，别人会占了她现在的地方，所以她不想去，结果她就没去。 甘卡整天躺着，浑身没劲，她不时地轻声敲墙，看看我是不是就在近边，当我回答了她，她就对我说：“我非常爱您。”多么可爱的孩子！虽然我和她之间隔着一堵阴森森的墙，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她的每一个动作，听到她的脚步声，感觉到她每一次热情的迸发。难道命运就注定她在万分孤寂的境况中死去，连爱抚她一下，对她温和地笑一下的人都没有吗？可我也没有勇气说服她到医院去治疗，因为就是在医院里，在监狱外面她也没有一个亲人。也可能她还不会死，咯血会停止，她毕竟还这样年轻，坚毅，而且充满生命的活力。这里所有的犯人都喜欢她，她也明白这一点。人们走过她的牢房，都对她说：“您好！”或是“晚安！”宪兵们也不对她吼叫，某些人甚至还给她帮点小忙。有个宪兵不久前曾和她长谈，说：他对甘卡孤单单地关着表示很同情。几天以前，监狱里想把她搬到另外一间比较宽敞的牢房和另一个犯人同住，但是她不想离开她现在的牢房。 在我这条走廊里，只有我们两间牢房连在一起，在我们楼上也是这样相连的两间。我上面那间关着一个人，但他从不敲墙。在甘卡上面关着两个人，他们象是故意捣蛋，今天一整天，穿着沉重的大皮靴在她头顶上跑来跑去。她从窗口对他们喊，让他们不要再跑了，因为他们每跑一步，都震得她头痛。但是他们大概是没有听见，还是照样跑来跑去。一个士兵因为她的叫喊对她很生气。他问一个宪兵，为什么甘卡要这样叫，而她却因为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痛哭。直到傍晚这两个人才停止跑步。看来，是值班的宪兵叫他们不要跑的。 刚才甘卡唱了一首革命歌曲，曲子是她自己编的，悲伤、缓慢，充满怒诉之情。但她没唱多久就咳了起来，显然，血又涌上了她的喉头。 5月31日 想必昨天和今天都在审理抢劫索科洛夫近郊邮局的案件。有十五名男人和一名妇女被判处死刑，两名妇女被判十五年苦役，还有两名妇女被宣告无罪。 甘卡昨天收到起诉书。她被指控参与八起谋杀案，领导了战斗小组，参与罗果夫抢劫案，谋杀斯卡隆[9]未遂案等等。据说她将被判处绞刑。斯卡隆说，他绝不取消死刑，还说：“她就是这样也已经活得太长了。” 一个关在我旁边的谢德尔采来的学生也和他们一起被判了刑。和他们一起被判刑的还有叛徒沃利格穆特。 6月3日 昨天又有八个人被判处死刑。 今天甘卡被叫到办公室去，但是很快就从那里回来了，她心情很激动，大声笑着。所长要她选择：或是叛变（这样她就只判终身苦役），或是绞刑。他对她说，她还年轻，又很漂亮。甘卡听了哈哈大笑，结果，她选择了绞刑。 现在她一直在算她还有几天可以活，她睡得很少，而且常常彻夜难眠，整夜整夜地在牢房里来回走动。有一次她不由自主地冒出了这样几句极端疲惫和绝望的话：“为什么他们总是要没完没了地喝我们的血啊！我安慰自己：这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的，可是他们仍然在杀人……这样下去，青年人就不会努力向我们靠拢了。”不过，这样的话她是很少说的。现在她又重新唱歌了，又常常和宪兵们争吵，哈哈大笑，她说：“就是在我觉得十分痛苦时，我也要装得使他们什么也看不出来。不能让他们看着我的痛苦而感到高兴。” 从她说的话中常常可以使人感到她心中的矛盾：她渴望生活，但又无法逃出敌人的魔掌。于是在她的头脑里出现了自杀的念头。但是一线希望仍然在她内心发出微弱的光芒。她告诉我，她走向断头台时绝不低头，绝不发抖。我觉得她说的是真话，她正是这样的人。有时，她十分渴望能有个亲人在自己身边，能够看见他，摸到他，能够自由地和他说话。这时她就诅咒把我们分开的那堵墙。我们就这样并排地关在两个房间里，好象奇妙的童话故事中的两个亲人或者一对朋友那样。我不只一次地因为将被判处死刑的不是我而诅咒自己。 6月4日 昨天，因抢劫索科洛夫郊区邮局被判死刑的人都被处死了。和这批死刑犯人关在一起的一个犯人在放风时，不顾宪兵的干涉，对甘卡叫着说：“已经处决了！”今天我们在放风时只看到一个死刑犯，就是那个早先关在我旁边的谢德尔采来的学生。他说，他被人从刑场带了回来。明天将要就谋杀拉多姆的骑兵大尉的案件审判五十一个人。 甘卡今天没有唱歌，她责怪自己昨天不该在那些人被绞死时唱了歌。她问我，死牢在哪里，因为她真想早一点到那里去。她说，在走向刑场时，她将要唱《红旗歌》。 每逢晚上我们窗户前面的小花园里，宪兵们吵吵闹闹地取乐，互相大叫，大笑，拍手。今天除了拍手和大笑以外，还听到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后来，他们就到各条走廊里去换岗，从监视孔向牢房里面窥视，注意着，不让犯人们互相敲墙通话。犯人们每去一次厕所之后，他们都要仔细搜查，看犯人有没有在哪个地方留下什么书信。晚上，他们要把被判死刑的犯人带到刑场去。我上面关着的是个女犯。 6月5日 半小时前（现在大概将近午夜十一点了）有两个拉多姆人受审后被带到我们这条走廊里来了。这两个人被判了死刑。甘卡从牢房里对他们叫着说：“我们一定会坚持住的，我们决不垂头丧气！”宪兵低声地制止他们说：“行了，行了。”一小时以前，楼上旁边的走廊里有一个女犯人大声地骂宪兵，整整半个小时用一件发硬的东西疯狂地砸门；关在她旁边的，一个男犯人则用拳头敲门。后来一切都平息下来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甘卡感到她心情很奇怪，激动得很厉害，看书也看不下去，她一直在等待着，希望一切都尽可能快地结束。她的意志力并没有被摧毁，相反，她在想，在审判时她应该如何表现才能使得判决不会更动。她对宪兵很随便，也很傲慢，完全不理睬他们说的什么“不准讲话”、“离开窗户”……“谁要反抗，就叫谁死”等等。她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我。她的镇静也感染了我。该死的人却活着；而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临死时也决不因遭到厄运而使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失去光彩。要是有这样一个人，他能把这个死屋里生活的全部可怖情景，把被监禁在这里判处死刑的人们的斗争和精神上的消沉与振奋的全部情况都描绘出来；要是有这样一个人，他能把被监禁的英雄们，把卑鄙的人们和普通的人们的内心活动，把被判处死刑的人们走向刑场时的内心活动都描绘出来，那么这座死屋和关在它里面的人的生活将会成为今后斗争中的最强大的武器和光芒四射的火炬。因此必须搜集和告诉人们的不是被判刑的人和牺牲了的人的一般的生活记录，而是要不怕任何苦难地把他们的生活，把他们内心的活动，一些人高尚的革命激情和另一些人下流卑鄙的行为，把他们内心的巨大痛苦和欢乐描绘成一幅生动的图景。要使真理再现。当这真理是美好的，强有力的时候，它是感染人的；而当这真理被摧毁，并堕落成卑鄙行为的时候，它在人们心中引起的只有轻蔑，人们就避免为它牺牲。只有那亲身经受过许多痛苦，而且十分热爱生活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他才能揭示出内心的恐惧和斗争，这绝不是那些只会写官样文章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 6月6日 今天有人来看我，并且给我转来外面同志们的问候，美丽的鲜花，水果和巧克力糖。我看见了斯坦尼斯瓦娃和凡齐娅[10]。会见的时候，我站在那里就好象做梦一样；既不能控制自己，又不能集中思想。我只听见她们说：“你的气色很好。”还有我自己说：“这里糟透了。”我还记得，我请她们给我送几本书和我完全不需要的内衣。会见之后，我回到牢房，有一种异常的感觉，没有什么疼痛，也没有什么别的不舒服，只有某种令人恶心的感觉，而美丽的鲜花仿佛在对我说着什么。但究竟说的是些什么呢？我自己也并不清楚。 后来有人受审回来，我听到他在走廊里的镇静而坚定的声音：“绞刑”，还有宪兵嘶哑的叫声：“不许说话！”早晨放风的时候，我看见从死牢里运出几车干草。大概处死的人太多，以致死囚的牢房里草垫子和床都不够用了。现在正在给昨天判了刑的八个拉多姆人准备地方。 今天甘卡又是一声不响，忧愁满怀，我请求我一向认为很和善的上士给她拿点鲜花去，他拒绝了。 我在会见后的那种茫然的感觉已经消失了。是甘卡驱散了这种感觉……我楼上的那个不久前在牢里出生的小孩在哭。和甘卡同一条走廊的牢房里的一些等着审讯和处决的难友向她表示热烈的爱情。甘卡很生气，她认为他们还没有和她亲近得可以有权向她作这种表白。 6月7日 今天甘卡的辩护律师来了。她的案件将在下星期四审理。律师对她说，绞刑是免不了的。甘卡坐立不安，急不可待，找不到什么东西来消磨时间。因为这件事要拖这么长时间，还得再等四天，今天她整天没唱歌，十分生气。我终于设法把花送给了她，她告诉我，她将带着这些花走上绞刑架。 傍晚，宪兵们在花园里吵吵闹闹，拉手风琴。甘卡敲墙对我说：“我是多么天真，多么愚蠢。要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消遣。但是我却因为这笑声和音乐声十分生气，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故意这样做，好让我们无法忍受……” 6月12日 所有拉多姆人的死刑都改成服苦役了。人们还叫我相信，甘卡也将如此。几天前另一个女犯人被关到她的牢房里了。从这时候起，笑声和歌声整天连续不断。传遍了整个走廊。她感到生气，因为我几乎不和她敲墙通话。对我来说，她开始变得陌生起来了。我明白，如果我更深地了解她，如果对我来说她不是个“抽象概念”，那她就会感到我对她的冷淡。 6月28日 我很久没有写日记了。甘卡被转移了，她现在关在我的牢房对面。18日星期四那天，审理了她谋杀斯卡隆未遂的案件。两天以来，她都坚信，她要被判绞刑。辩护律师答应，如果判决改变就到她这儿来，但一直没来。而她的死刑终于以终身苦役代替了。两天以后，就是今天，她的辩护律师来了，他说，斯卡隆已把绞刑改判为苦役，这是因为判绞刑对他不方便，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他本人，如果是另外的案件，他一定判定了就不改。大概明天要审理马尔克爆炸案。除了这个案件，还有六个案件要牵涉到她…… 从凯尔采来的一位难友关在我旁边的牢房里已经两天了。星期四审理了他的案件，他原来被判处死刑，现在改为十五年苦役；过两天将要审理他的另一个案件——杀死两名警察的案件。人家告诉他，是奸细埃德蒙·塔兰托维奇认出了他，说他杀死了一名邮差和三名士兵。绞刑是肯定无疑的了。据说，这个奸细出卖了波兰社会党整个组织，现在他一直忙着揭发和交代，法院的侦讯员们不得不排了队等着提审他。拉多姆人在这段时间内还有两个案件。他们两次都被判处死刑，两次又都改为苦役。 7月2日 6月29日甘卡从我们这儿被带走了。我只是在她放风的时候，偷偷地从气窗里看见了她。她的案件在30日审理过了。根据她用手在颈子上的比划看来，她大概是被判了绞刑。她从这条走廊里被押走了。有几个人在单人黑牢里被关了三天，因为他们给检查官递了用激烈的言词写的声明书，控诉宪兵，说他们对女犯人不好，还要求把女犯人关到女牢里。他们中有些人被关入单人牢房，另外一些人被关到另外一些牢房去，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今后不能再互相接触。 现在我旁边的牢房里没有人了。凯尔采人现在关在另外一间牢房里。他才二十一岁，可有十七桩案件牵涉到他。当有人到他那儿去读起诉书时，他拒绝听，他声明说，他已经讨厌这一套了。他说他宁可到另一个世界去，也不愿意再听这个。他唯一的遗憾是他不能再活二十年。他还问，。四十岁时将会有多少案件牵涉到他。又来了很多戴镣铐的犯人。我只有在他们出来放风时才能听到和看到他们。有几个人差不多还是孩子，脸上还没有长胡子，面容苍白，看起来不超过十五六岁。他们中有一个人走路吃力，大概是两腿受了重伤。放风时他总是坐在长凳上。另外一个人没有用皮带提着脚镣的铁链，而任它们拖在脚后，哗哗作响。其余的人则相反，高傲地戴着镣铐行走，一边走，铁链一边响，他们挺直身体，精神抖擞地迈着步子。 这两天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我在厕所里，宪兵忘了，又带了一位拉多姆的难友进来。我们两个人都很吃惊。他已经三次被判处死刑，三次又都被改成二十年苦役，现在又因为在监狱下面挖坑道以及参加“波兰社会党左翼”[11]这二桩案件各判了十五年苦役。尽管他丝毫也没有参与人们诬告他参与了的谋杀宪兵大尉及其他人的案件，他还是因为这些案件被判了刑。在这以前他已完全脱离了运动。和他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的另一个人也被判了死刑，这是一个真正的左翼分子，是一个原则上反对采取个人恐怖手段的人。宪兵发现了自己的粗枝大叶，但是并没有把我们赶开，只是在带我回牢房时，对我笑了笑。 现在我们全走廊的犯人都感到沉闷，因为甘卡走了，听不见她的歌声，也不能和她开玩笑了。但是她还是用她那从远处传到我们这儿来的歌声让我们知道她人还在，这歌声虽然是压低了的，但仍然可以听见。 7月3日 今天午饭后我牢房里的整个窗户都打开了。现在，我每天从四点钟到五点钟可以开窗整整一个小时（放风时不准打开朝院子的窗户）。我已能看到绿荫，看到一大块天空，呼吸到新鲜空气。我倚着铁窗，在窗旁伫立。新鲜空气使我陶醉，我感到很忧郁。我回忆着，怀念着往昔，并意识到我被剥夺了自由。在这里，就在华沙，他们把我关在牢里，这里体现了他们的暴力，他们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有一个持枪的加尔梅克士兵看守着我，警惕地监视着我。在不远的地方机车在鸣叫，火车在奔驰，车上坐着自由的人们，他们有很多，很多，而我们这里只有很少几个。尽管我一个人在这牢房里闷得发慌，但我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 7月6日 今天，他们把甘卡带走了。经过我的牢房时，她喊道：“再见了！他们把我从这里抓走了。”宪兵吼道：“住嘴！不许说话！”他们走远了。重新带了三名犯人到我们这条走廊里，其中有戴上镣铐的无政府主义者瓦捷尔洛斯，他被判十五年苦役，还有一个案件将要牵涉到他。从他的口音和姓氏看来，他是个外国人，由于他向检察官告状，他在单人牢房里被关了三天。有一个从奥斯特鲁夫来的犹太人和他关在一起，那个人被指控为在逮捕工人时往工厂厂房扔炸弹。我隔壁关着一位妇女，我不知道她是谁，因为她是今天才关进来的，她不大会在监狱里敲墙通话。另外，是两位从拉多姆来的人。军官别洛科佩托夫是从沃姆扎省的赞布鲁夫来的，很年轻，脸色绯红，象个姑娘。他是个炮兵，有人指控他没有告发自己的同志，那人似乎是全俄军官协会成员。从1907年11月1日就和他关在一起的是一个工人，被指控为波兰社会党战斗组织成员。后来又有两个工人，对他们我毫无所知。最后就是叛徒沃利格穆特，据说他已经把三十个人送上了绞架。和他关在一起的是比亚韦斯托克来的一个犹太人，看来也是叛徒，因为人们不止一次地告诉他沃利格穆特是个什么人，可是他却依然和沃利格穆特关在一间牢房里。 7月7日 今天是很恐怖的一天。有人在旁边走廊的牢房里猛敲，但这没有持续多久。紧接着瓦捷尔洛斯开始敲，喊所长来，人家告诉他，所长立刻就到，但却整天都没有来，瓦捷尔洛斯就时敲时停地干了一天。晚上九点钟他走到走廊上声明说他就在走廊里等。许多宪兵和士兵都跑来威胁他，命令他回牢房去，他不干，直到抓住了他，把他推进牢房才算了结，可他还高喊：“同志们！”所有牢房里的犯人都用力敲门，瓦捷尔洛斯也开始敲了，到这时，所长才出场。他们低声地用德语交谈，我只听懂了：瓦捷尔洛斯要求把与他关在同一牢房的难友带走（以前，他是同原来也关在单人牢房的扎克斯大夫关在一起的。现在是关在单人牢房了），要求惩办那些对他施行暴力的士兵。此后，瓦捷尔洛斯立即被转到另一牢房去了。与此同时，士兵们在牢房窗下跑来跑去吓唬犯人，说他们要打死瓦捷尔洛斯，但后来他们自己也问起事情的来龙去脉来了，并对他表示同情。我听说有一个宪兵曾想挑起士兵们反对我们，但士兵们默默地听着，没有作声。甘卡还在这里，在放风时我看见了她。 听说我女邻居的父亲被绞死了，母亲死在狱中，哥哥被流放。瓦捷尔洛斯不愿意和他关在一起的那个犹太人昨天被判关押三年，另一位犯人被判八年苦役，虽然他完全是无罪的。 一位叫穆沙利斯基的拉多姆人由于告状，被关进了单人牢房，但他们使用了欺骗的办法，说是带他到办公室去。瓦捷尔洛斯拒绝自愿去单人牢房，就躺在床上，据说他是躺在床上被抬进单人牢房的。 7月9日 从这里抓走了两个拉多姆人（穆沙利斯基和加尔鲍夫斯基）及一个奥斯特鲁夫来的犹太人。牢房空了一间，但转来了两个新的：鲍鲁茨基和拉多姆人马约夫斯基。瓦捷尔洛斯从单人牢房出来以后第二次又向检察官告状，而检察官由于受了凌辱又吩咐把他关进单人牢房七天。现在还没有关进去，看来，是没有空余的单人牢房。 在我的楼上关着一位妇女，我已了解到她叫阿涅利亚·格里曾德列尔。她曾被判终身流放，花了二千卢布的保证金才获释。后来又被捕了。她在彼得库夫整整二十三天没有吃饱，据说那里的条件对妇女来说是残酷极了。 7月23日 昨天给十四个人戴上了镣铐，其中有一人在到铁匠那里去的路上苦笑着说道：“这是最后几步自由的步子。”今天给五个人取下了镣铐，看来他们是从外省带来审判的。我的女邻居苏莉玛虽然硬说自我感觉挺好，而且整天唱歌，但她非常不幸。她的父亲被处死了，母亲死在牢里，一位哥哥关在谢德尔采监狱，另一位哥哥关在第四要塞监狱，只有一个十四岁的弟弟从牢里放了出去。和她关在一起的是一位扫院子的妇女，有人指控她参加了在拉多姆监狱底下挖坑道的活动。她成天祈祷。她的案件明天审理。 瓦捷尔洛斯在单人牢房里被关了七天。他已到了另一间牢房，但不知道是哪一间。楼上20号牢房为了抗议伙食太坏而绝食了好几天，昨天绝食停止。过去这里大家的伙食还是好的（每个囚犯三十七戈比），从去年九月起情况变了：给政治犯仍旧拨给三十七戈比，但刑事犯的“伙食费”降到十一戈比，而且认为谁是刑事犯就把谁列入刑事犯。这样一来，比如，拉多姆人变成了刑事犯（穆沙利斯基和加尔鲍夫斯基绝食四天；他们的伙食改善了，但很有限）。当过兵的赞布鲁夫人鲁奇金，现在关在我们这条走廊，他不是被指控杀人，却说他参加了党，也被当成了刑事犯。伙食极坏，数量不足，他们总是挨饿。 7月26日 今天，星期天，又给两个人戴上了镣铐。看来，他们明天将被送去流放。在挖坑道这个案件上，五个人被宣告无罪（其中之一是我们走廊的维尔日比茨基，他继续留在这里）。从赞布鲁夫来的那个当过兵的人，伙食费已增加到三十七戈比。 甘卡现在和奥夫恰列克关在一起，她指控奥夫恰列克有叛变行为，这大概是撒谎。我现在相信，她的其他一些话也是夸大的。但是她坚持她所说的那些。她们现在三个人关在一起。头两天甘卡放风时很兴奋，很快活，现在她很苦闷，很忧伤。 今天我数了一下放风的人：我们院子里有六十个；因此，总共约有一百二十个。六十人中妇女十人……楼上的牢房是原来的侦讯办公室改成的。据说，那里不仅关着受侦讯的人，、还有许多服刑期满的人。传说服苦役期不超过八年的不发往西伯利亚，因为那里所有的监狱都已满了，准备把他们分别安插到俄国欧洲部分以及波兰王国的一些监狱中去。 7月29日 今天，所有的牢房都关上了窗户，并用钉子钉死。这样，牢房又关上了，象座坟墓，既看不见天，又看不见树，也看不见燕子。我们甚至连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传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犯人用绳子从窗户往下放信（他们用这办法互相通信）。据说来了一位新的所长（在这以前不久刚换了一位所长），他表示不钉死窗户就不接管看守所。昨天尚允许开窗，今天就全部关死了。 近来，有四位新囚犯被带到我们走廊。和我的那位女邻居关在一起的人被送往拉多姆了。从彼得库夫来的一位女犯人卡莉亚特补充了她的位置。今天很沉闷。有人打算抗议、斗争，这件事有可能会形成冲突，但现在窗户都不开，已毫无办法了。 8月7日 一个名叫卡茨的犯人在我们走廊已关了好几天。他是6月25日在他参加了一个会议之后的第二天在柏林被捕的，在那里关了两个星期。他被看管得非常严，无法把自己的被捕情况告诉别人。后来被特别快车送往韦尔日博洛沃，在那里被交给了俄国当局。从柏林到科夫诺他一直戴着手铐脚镣。据说，外交部长曾电告柏林警察局，要求把他送往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他在科夫诺过了一天，再从那里被送到这里。他被指控为无政府主义者小组成员。 除他以外，还有两个犯人被带到我们这里：土匪马列夫斯基和一位帕比亚尼采来的工人斯坦尼斯瓦夫斯基，他们被指控为波兰社会党党团成员，明天将审讯他们。 8月16日 据说，斯坦尼斯瓦夫斯基被宣布为无罪了。马列夫斯基星期五已受审判：他和另外两名被告判处绞刑，一人为二十年苦役。马列夫斯基整天都在说胡话，审判之后他对我们说，他是无罪的。值班宪兵对他说，总督已将他从死刑改为十五年苦役，但说这话时宪兵总是笑嘻嘻的，所以马列夫斯基不相信他。法官对马列夫斯基说，在二十四小时内他有权上诉，但马列夫斯基不知道律师会不会等他，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时间过去了。他拍了个电报给母亲，让她到此地来为改变死刑而奔波。今天他已经平静了，看来判决从轻了。 几个星期以前，审判了波兰社会党战斗组织的一些成员，大家都为判决之轻感到惊讶：只有一个蒙特维尔被判十五年苦役，五人宣告无罪，有几人被判八年（齐普科、亚斯特尔热姆勃斯基、皮奥特洛夫斯基），一人由二年八个月的苦役改为关押六个月。据说马尼科夫斯基由终身流放改为关押一个月，对一位妇女也同样改变了判决。大家都很吃惊，有人认为镇压时期已经结束了。 由于钉死了窗户，妇女中有人提出一个打掉所有玻璃的方案，但没有被采纳。另一些人建议宣布绝食，要求把大家的伙食供给一律拉平到三十七戈比，但这个建议也未被采纳，因为几乎没有一次绝食能进行到胜利。瓦捷尔洛斯在去年九月两次组织了绝食，一次十五天，另一次八天，当局向他“诚恳地”保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但没有一个要求曾得到满足。基恰利斯基两次宣布绝食，要求摘下镣铐，第六天给他下了镣铐，但一星期之后又给他戴上了。 绝食的抗议已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了。当局知道，这种抗议无法持久，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只有比较坚强的人才能支持，但他们本身也非常受苦。 据说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心人”，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窗户照旧钉死，但放风的时候牢房的门可以向走廊打开；至于伙食，较为富裕的囚犯可以不拿全份，而将其一部分让给那些吃十一戈比伙食的人。这样，可能产生的结果就是：伙食对大家来说都减少了，而贪污的人却可以拿得更多。现在——得承认这一点——不找我们的麻烦了，而且对我们也好了。最近甚至连宪兵的骂声也听不到了，那些家伙一向敌视我们，他们以能用某种办法侮辱我们而感到满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里就是无法忍受的，事情也可能会导致最残酷的冲突。要知道，人们从这里走向绞刑架或去服多年苦役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忘记自由的日子，他们无法接受“一切永远完了或者好多年都要完了”的念头。 最使人难受、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个监狱里的诡秘莫测。监狱统治的奥秘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的宗旨是使每一个犯人只知道自己，即使这一点，也不允许他全部知道，而是尽可能地让他少知道。可是囚徒们却要为撕开这一奥秘的帘幕而斗争。这样便产生了这种经常的通信，他们寻求各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办法来通信，在走廊上咳嗽一声，在牢房内唱唱歌或吹吹口哨，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暗号系统。一旦旧的“信箱”失灵，就想新的办法。有人搞了一套完善的同别人交往的办法，大家相信这种做法，并以此为生。监狱当局把这样的人从一个牢房转到另一个牢房，企图使他们驯服，但是谁也无法使他们的热情冷却下来。如果其他办法都不行，他们就在放风的时候通过朝院子的窗户或从厕所里向放风者做各种手势。宪兵们无法对付他们，就向他们挥手，示意最后总要把他们从这里带走。结果犯人还是什么都知道了。当他们情报不足的时候，他们经常满不在乎地胡诌一些，因此就有了凭空虚构出来的假情报。为了揭开这个监狱的奥秘，什么方法都使用了。 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暗探局派来了六个密探，犯人中有奸细。监视开始了。可能发现真正的奸细，但也可能嫌疑会落到那些无罪的人身上。不久以前，当他们把一个被关的军官和一个新来的犯人带出来放风的时候，犯人中就有人通过厕所的窗户大喊：“这个就是奸细！”甘卡就和我谈过奥夫恰列克和斯麦尔曾斯卡娅象是明显的叛徒，可是她后来又若无其事地同奥夫恰列克关在一个牢房里，在放风的时候也还和她一起闹着玩。后来，他们似乎又争吵了，因为又分开来关了。今天甘卡不知为什么在单人牢房关了一夜。一种有害于共同生活的不信任气氛产生了，每个人都尽可能不与他人往来。 密探确实很多。每个牢房的难友经常变动（很少有人是一个人关着的，大多是两人一间，也有些牢房关三个人或更多一些），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使那些未暴露的密探有机会了解更多的情况。几天以前，我看到窗外一个货真价实的奸细在放风的时候同一名外省来的犯人在一起，这个奸细是个知识分子。我就朝窗外喊：“同志，和你一起放风的人是个有名的坏蛋，是个奸细”。第二天，他们就各自分开放风了…… 现在我又在怀疑一个人。还在外面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个女叛徒的姓名。在这里我了解到有一个女犯人的姓名和我知道的那个女叛徒的姓名一样，虽然她在这里的表现无可指责。后来，我偶尔又听说，她只同她所熟悉的人接近，而她的性格很象那个叛徒的性格。这样，不管我个人的意愿如何，我就产生了开始时我压下去的那种怀疑，而且这种怀疑越来越强烈了。当然，我没有把这种怀疑告诉任何人，我正在做一切，以便弄清这件事。 我的女邻居苏莉玛很多天来又是一个人关着了，她的女友卡莉亚特已转到另一个牢房。再过几天苏莉玛就要受审了。拉多姆人维尔日比茨基被带走了。 8月21日 今天，看守所全天处在变动中。人们搬动褥垫、床，把犯人从这个牢房搬到另一个牢房。我们给她起外号为“可怜的孤儿”的我的女邻居苏莉玛搬到了另一条走廊里，搬到关奥夫恰列克的地方去了，尽管她非常不愿意离开我们，关在楼上走廊里的犯人齐普科（八年苦役），今天已被带往阿尔谢纳尔监狱。转到我们走廊的是拉多姆来的一名难友莫斯托夫斯基（他已被判终身苦役）和波兰社会党左翼的一个成员克鲁格尔。 密探沃利格穆特的两个同牢犯人转到别的牢房去了，他本人好象已经不在这里了。 在第三条走廊的被判处三年监禁，他们是服刑期满的前军官阿维季相茨和萨拉麦伊，两人都是革命军事组织成员（他们1909年8月24日刑满）；一个过去的军事工程师维伊坚巴乌姆由于侮辱沙皇被判一年徒刑（到1909年7月7日）；还有一个中学生阿·鲁坚科，由于他母亲的求情，把四年苦役改为一年监禁。他们每天可以拿到报纸，但一看完立刻被拿走，使他们不可能转给我们。他们于7月11日从禁闭室转到这里，是由于关在那里的帕比亚尼采的一位警察局长约宁的告密。约宁曾同两名警察一起枪毙了一个叫格里泽利的犯人，是一个出名的坏蛋，是拉脱维亚侦辑队的“英雄”之一。这个混蛋的告密非常特别。他告密说，在禁闭室似乎有一个革命军事组织中心，似乎还在那里印刷宣言，似乎还从那里散发宣传品，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等等。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些军官被转移到了这里。禁闭室就在第十看守所旁边，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下面是受侦讯的士兵，他们由于被告发犯刑事罪和军事罪受到审讯。二楼上关押的是违犯纪律的军官和贵族，他们被判拘留几天。他们的牢房是不关门的，窗户也没有铁栅栏。三楼关的是判了监禁的和待审判的军官，这些牢房是上锁的，窗户有铁栅栏，但有时也整星期整星期地不上锁，这一般是在那些正派军官负责看守的时候。他们那里有各种报纸，所以他们也就很容易与外界联系。 那里还关过一位军官沙曼斯基达一年四个月之久，因为1905年他拒绝把自己的连队带去镇压罢工的工人。那里也关过一位哥萨克军官鲁勃佐夫两个月，他被控告为拒绝枪杀战地法庭判处死刑的工人。法庭为此撤销了他的职务。那里还关过一位宪兵的低级军官两个月，因为他释放了十名政治犯。顺便说说，那里现在还有一位刑满的涅鲍加托夫舰队的海军上校，他由于把分舰队交给日本人被判处监禁十年。还关着一位陆军少尉捷涅科，他是一个拥护托尔斯泰学说的人，1908年4月由于不愿意服役被判入犯罪军人连监禁六年。由于这一判决，犯罪军人连的全部犯人都被取消军衔。 8月29日 8月25日审理了十一个拉多姆人的案件，他们被指控为波兰社会党成员，及抢劫国营酒铺。两名妇女被宣告无罪，其余九人，其中包括两个叛徒加列维奇和塔兰托维奇被判处死刑。后来，一个叛徒由死刑改为监禁六个月（！），另一个改为终身流放。其余犯人被判十至二十年苦役。这个塔兰托维奇有一段时间曾关在我隔壁，自称塔列维奇。他发牢骚说，他这么年轻就得死去，他担保，如果他是四十岁的人，那现在就不是十七个案子的问题，而要多得多。在这里放风的人中间有两个密探：萨格曼，他穿着学生的制服，还有沃利格穆特。 8月31日 今天审理了三十七名华沙社会民主党人的案件。十二人被判终身流放，二十五人被宣告无罪。8月25日审理了七名罗兹社会民主党人的案件。据说，三人被判处四年苦役，一名女犯终身流放，三人被宣告无罪。据说他们的罪状毫无证据，法院仅仅根据一个宪兵上校的供词就判决了。 9月6日 今天我深信不疑了：很遗憾，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原来甘卡曾关在特沃尔基的疯人院，在那里被普鲁什库夫社会民主党人带走。但她后来在被捕时把那些解救她的人出卖了，她亲自带了宪兵指点解救她的同志们的住地。她关在这里用的是假名，小心翼翼地隐瞒了自己的真名（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她为什么叛变？谁了解她呢？可能是遭到了毒打，也可能她真是疯子。现在她关在我楼上的牢房里已经好几天了。今天我把这一切通知了其他人。我应该这样做……也许她起初打算为自己辩解，企图证明这一切都是假的。她大概起码也要为取得一点信任而斗争，但是她应得的命运是耻辱——人的命运中最沉重的十字架。 我有时在放风时看到奸细，其中二人已引起了恶劣的印象，所以他们连眼睛都抬不起来，脸就象苍白的、坏透了的罪人的假面具，呆滞、死板，一看就知道是被人抛弃的脸。他们的样子使你想起你举棍子要打的痉挛的狗。一个是沃利格穆特，另一个是萨格曼。另外三个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根据他们的脸色很难断定他们是什么人（塔兰托维奇和加列维奇与“党团”的拉多姆战斗组织的案件有牵连）。其他二人还在笑，开玩笑，很快活，这是些职业奸细，萨格曼更是个搞奸细活动的专家。 今天给四个人戴上了镣铐，其中包括蒙特维尔（他关在我楼上）。 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据说，被判流放十二年，那是因为在搜查时，她的房客打死了一个士兵，并和她的丈夫一起溜掉了。孩子们和她关在一起。今天放风的时候，她由于某种原因打了大孩子一顿。我在窗户里看到了这件事，想大声呵斥她，因为在监狱里，在牢房里，一切都可能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可是孩子却满不在乎，继续淘气，在院子里跑，赶鸡，采集树叶。 …… 和我一起关着一位年轻军官勃。我只和他一个人保持通信联系。他愿意和我关在一起，哪怕时间不长，而我则宁愿没有人和我关在一起。从明天起我们将一起放风，这就足够了，这就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样化。这能持久吗？ 瓦捷尔洛斯已收到起诉书。他被指控为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人（根据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这一案件要牵连十八名男人，六名妇女）。他由于抢劫某一商人被判了十五年苦役。你一看这些所谓攻击和杀人罪，再也不会相信，象瓦捷尔洛斯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这些起诉书提到的当事者和领导人。瓦捷尔洛斯痛苦地面对每一种暴力和一切不公正行为。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象是狂热病者，盲目地追随自己的理想，把自己的感情作为它的牺牲品。 10月11日 8日的深夜里蒙特维尔被绞死了。白天给他摘下了镣铐，带到了死牢。星期二，6日那天审讯他参与了在拉普附近袭击运输沃伦斯基团的士兵的火车。他未抱任何幻想。7日那天当我们放风的时候，他爬到窗上同我们告别。他是深夜一点钟被绞死的。按常规，刽子手叶戈尔卡为此得到五十卢布。楼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克敲地板通知我，他们“决定通宵不睡”，宪兵则说，一想到有人要被绞死的时候就“浑身发抖，辗转反侧，无法成眠”。蒙特维尔在断头台上最后说的话是：“独立的波兰万岁！” 7日深夜处死了60号牢房的一位老人。自从犯下这些可怕罪行的这两个夜晚之后，这里什么也没有改变，依然是晴朗的秋天、士兵、宪兵，他们指定的换班、我们的放风。不过牢房内变得安静些了，听不到歌声，许多人等着何时厄运轮到自己。 在我们隔壁53号牢房关着一个土匪科兹洛夫斯基，他9月25日被判处死刑。他至今还不知道，已送交维尔诺总督审批的判决是否会撤销（是在格罗德诺省犯的罪）。律师对他说，在八天内有可能批准判决，或者撤销判决。 在51号牢房还关着一个由于土匪行为被判处死刑的来自索斯诺维茨叫格日勃的人（他说他是无罪的，看来是真的）。9月22日就判决了，可是他至今还不知道这个判决会改为多少年苦役，或者一般说来是否会被撤销。虽然他经常向监狱当局打听，还是没有结果。 我的一位难友告诉我，关在他隔壁、被判处死刑的一个土匪采纽克深信他在十三天内会被绞死，但最后来人通知他说早已把他的死刑改为十五年苦役。 从9月24日起，我就同一位炮兵中尉勃关在一起。他已关押了九个多月，只不过被指控为没有告发似乎是全俄军官协会中的自己的同志。指控的根据仅仅因为他曾和这位同志在一起住过。这件事是有名的坏蛋、宪兵中校旺夏茨基干的。这个案件牵连了六名军官和近四十名士兵。旺夏茨基5月份起就答应结束该案，但一周一周地拖下去，最后一次他说9月14日就给大家看起诉书，并将案件交检察官处理，但迄今什么都不清楚。所有军官被迫退伍，否则他们按军纪处理可能是撤职。旺夏茨基向勃宣布，如果他收不到勃的退伍通知，他就不会释放勃。 旺夏茨基三月份与第十看守所所长乌斯宾斯基的一次谈话极其典型，那时所长正好刚从审判厅回来。旺夏茨基问：“怎么样？事情顺手吗？”——“当然！五人全被判处死刑。” 无政府主义者瓦捷尔洛斯和军官卡利宁（关在19号牢房）已在单人牢房关了七天。同一牢房的无政府主义者卡茨也将在单人牢房关四天。马尔切夫斯卡娅（即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和20号牢房的女工捷奥多拉、马利诺夫斯卡娅将各关三天。 我们（现在是52号牢房）和我们楼上每一个牢房都已通“电话”，直截了当地说，是在墙上打了洞。这些洞不久前是堵好的，但在同一天囚徒们重又把洞钻开了。第二天这件事就被发现，洞又重新堵上，这个工作由我们承担。在这以后我们很多人不愿再干这种浪费时间的麻烦事了……相反，无政府主义者建议公开保留所钻的洞“以示抗议”。只有三个牢房（18、19、20号）同意这个建议。所长约尔金命令将瓦捷尔洛斯关进单人牢房。来了以上士为首的五个彪形大汉的宪兵，全然不顾其他牢房的犯人拚命的敲门声，把他带进了单人牢房。 20号牢房的犯人要求检察官来，人们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因为混蛋的检察官对他们更坏。 一位新的副检察官上任。他光临之后几天，来了一道检察官的命令：这三个牢房的全体犯人统统关进单人牢房。这次冲突之后犯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冷淡、更加紧张了。 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是：通过每件小事进行经常不断的永不停息的斗争。其他人的策略则截然相反：首先关心的是保存自己的力量，尽可能避免冲突，但同时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不久前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件事差点闹到法庭。他企图引起冲突，用假通知引诱其他走廊的犯人，似乎他那整个走廊都决定大闹一场，而当时他那条走廊里的犯人对此都一无所知。 我们这位新的上士已来了好几个星期，据闻他是个混蛋透顶的家伙，由旺夏茨基请来的，亲人来看我的时候我曾看见过他。他很注意听我们的谈话，为了靠近一点，竟厚颜无耻地手脚伸开懒洋洋地坐在桌子上，还不时地干预谈话。可恨的无耻之徒！家里给我带来了胶靴，他不准我收下，说是这里根本不需要胶靴。 从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起，我们就没有机会洗澡，也借不到图书馆里的书。所谓的“买东西”[12]已由原来的一周一次改为两周一次。毫无疑问，他已发现当地的宪兵中有革命者，于是，就从他们那里拿走并烧掉图书馆借来的俄文书，用新的宪兵来代替许多原有的宪兵，说是把所有“赤化分子”送往骑兵连，派新的来这里。骑兵连连长不愿接受他们，央求将军不要把他们派到他那里去，因为他们会使全骑兵连都赤化，而他要派去代替的人一和我们接触也将赤化。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军队一般说来已经“赤化”了，许多被征入伍的已“赤化”，其他的照样也“赤化”起来，可怕的工作本身使他们“赤化”。 有一个宪兵给乌特戈夫将军发了一封用印刷体字母写的匿名信，要求除了付给他们每个士兵五十戈比以外，为他们在第十看守所的工作每月应“补发”一卢布五十戈比。 这笔钱，上级没有发给他们，而是进了谁的腰包了。 10月25日 我一个人关在第一条走廊3号牢房已经一星期了。在这条走廊上共有五间牢房，窗户朝着医院的花园。这里很清静，孤单，就连宪兵也大多数是新的。老的只留下一些坏的了。邻居今天敲墙告诉我，瓦捷尔洛斯已绝食十二天，因为他要求改善伙食、发给文具、允许洗澡，并要求见负责人。据说他已失去知觉。在他关进单人牢房七天之后，把他关进了50号牢房，那是一间完全隔离的，从前关死刑犯的，现在主要用于关土匪的牢房。听说，他们害怕他在流放的时候会袭击他们或者逃跑，准备把他和基恰利茨基在这里关很多年。 11月12日 我和我同案人的案件审理了三天（7、8、9日）。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消遣。审讯在最高法院进行。我是戴了手铐坐马车被带去的。我很激动，很高兴，看到了街上的动静，看到了街上自由自在的行人的脸，商店的招牌和布告，电车。能和同志们会见，并见到一些熟人也使我高兴。审判大厅里有很大的窗户，有一切可能的点缀品以及由七人组成的审判团：检察官、鉴定人、牧师、教士、证人、辩护人和亲友。先是证人、鉴定人和译员的宣誓，证人的证词，根据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要求严惩的检察官的起诉报告……然后是洛特什塔特讲话，他为自己辩护。后来是辩护人讲话。讨论一个多小时以后就宣布判决：我是终身流放，洛特什塔特和阿乌谢姆各判四年苦役，而梁达乌是监禁一年。虽然已经证明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没有武器仓库，没有炸药，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和阿乌谢姆是党员（5月份法院就在卢布林判处洛特什塔特六年苦役，他承认自己是党员，但否认党有武器库），根据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我们仍被判了罪。尽管对梁达乌一个证据都没有，但还是说五个人在他那里开的是一次党的会议，而他是知道这点的。他们是凭“良心的声音”对我们作出判决的，这种“良心”与其说是适应了当局的要求，还不如说是适应了军事法庭法官们的“良心”。只有我一个人被判终身流放，大概，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知道，根据他们所列举的我的第二个案件，他们只能把我搞去服苦役。据说，宪兵们对我反感的是第三个案件。现在所有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案件都将由最高法院根据第一百零二条来受理了。 开庭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在审判我们，并将把我们流放好多年。我对于判决没有抱任何幻想，但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看着法官，检察官，看着所有出庭的人，看着墙壁，以及所有的装饰，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极大的满足看着。这是因为我看见了新鲜的色调和色彩，看见了别的人，别人的脸。我仿佛正在出席一个庆祝会，不是悲伤的，可怕的，而是一个与我全然无关的庆祝会。我的眼睛饱尝了新鲜的东西，所以我很高兴，很想对每个人说几句问候的话。 只有那么一刹那，我感到仿佛他们要去埋葬什么人了，那是把我们带进审判大厅去听判决的时候，十五至二十个宪兵突然包围了我们，从刀鞘里拔出的刀在我们面前晃动。当首席审判官刚开始宣读判决中“奉沙皇陛下的旨意”等的时候，这种心情就消散了。 今天，我又是一个人在牢房里了。我不怀疑，苦役在等着我。我能坚持吗？当我开始想到，我在牢里还要关这么多天，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大概就是在这第十看守所——恐惧就控制了我，内心就要爆发出一种喊声：“我不能！”但我还是能坚持的，一定得坚持下去，象其他人所能做的那样，象很多人忍受更大的痛苦与灾难时那样。我无法想象，怎样才能坚持住，但我承认，这是可能的，于是我心头就产生了一种骄傲的要坚持住的愿望…… 目前我完全是独自一个。同走廊上任何人都不通信，同整个看守所断绝了联系。上士已换了一个人了，幸好那一个被赶走了，他是一个难以容忍的凶恶的人。新来的好象还不坏，我对他还不了解。新来的宪兵一般说来不找我们的碴儿。我只同一个宪兵发生过冲突。深夜里我看书看得很迟，他不时地到我的门前来，紧贴着门，掀起监视孔盖子偷看，啪哒一下把盖子放下，他不离开，又再次掀起来。我要他不要这样做，我说，如果这样使他满足的话，那让他去偷看自己好了，我要他不要敲门，不要紧贴着门。过了一会儿，他又故意地开始敲起来，我就和他干了一架。他惹得我发起火，向他直扑过去，但值班的人来了，叫他停止这场把戏。 11月15日 我很想写点什么。我们走廊里几天来笼罩着一片坟墓似的寂静。走廊上只有我和我对面的人——再也没有别人了。其他牢房都是空的。几天前，除我们外，全都转到别的走廊去了。我没有和他们通信……但我感觉得到他们，听得到……可我现在是一个人留下了，孤寂使我难以忍受。 12月4日 今天很想再写点关于我们受审的事情。 在判决宣布一周以后，他们又把我带到最高法院，向我宣读了最终判决。结果是，我被判有罪不仅由于我是一个党员，而且由于起诉书及检察官的讲话一致认为我各个方面都有罪行。例如，判决书中肯定这样的事实：我与党的宣传鼓动委员会有联系，根据仅仅是有一个被控告者的信中曾提到过这个委员会，但信中丝毫也没有指出我与委员会有任何一种关系（虽然没有丝毫根据，甚至连任何能说明我曾到过那里的材料也没有），法院还是判决说我为了党务工作曾跑遍波兰和俄国。后来我在1904年从克拉科夫寄往苏黎世的信就作为我是一个党员和我在波兰活动的最基本的证据被拿了出来。检察官在讲话中顺便提到这些信是从华沙写的，同时，他强调指出，根据1905年十月宣言，我1904年的这些活动不属大赦范围，因为大赦只与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而不是第二款有关。辩护律师姆证明，这些信是从克拉科夫写的，不能因此定罪，大赦对这些过错都有效（根据宣言，那时所有被指控为社会民主党人的都得到了解脱，并且还解脱了社会民主党华沙印刷厂案件所牵连到的人），他的漂亮的演说使得检察官无言可答…… 第三天交给我一份另一个案件的第二份起诉书，这已是根据第一百零二条的第二款起诉的了。终身流放——按这一条已是最轻的处理了，但我的目的是希望用第一款代替第二款…… 我的第二个案件大约将过二至三个月由最高法院审理。现在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案件均按第一百零二条而不是按第一百二十六条处理，这条比那条要严厉得多。这种指示来自彼得堡，大概是由于斯卡隆和扎瓦尔津坚持这样做。我的第一个案件之所以采用第一百二十六条仅仅是因为起诉书是一年前拟就的，而且军事检察机关拒绝受理此案。我的第二个案件之所以诉诸最高法院不知是因为证据不足，还是因为军官们对如何处理此案信心不足。 几天前，军事法庭审理了在会上抓住的十九名社会民主党人的案件，判决很严。四人各被判六年苦役，九人四年，六人终身流放。这是按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审判的。昨天审理了科拉—卡里斯省的十三名崩得分子的案件。他们大多数是十五岁的男孩子。一人宣告无罪，两人被判处四年苦役，五人两年八个月，其余终身流放。 12月15日 四天前没收了我和我同牢难友的一切文具用品。在我们放风的时候，室内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我们放风回来时，正巧上士在地上乱翻我们的东西，他好象既凶狠又羞愧，恼羞成怒地痛斥宪兵，因为宪兵带我们回来得太早了。所长原打算进室来，但一看到我们，就急忙转身走了。我们通过宪兵要求所长来，但他至今没有来。不知道他们为何要这样突然袭击我们。两个月前他们在某位外面的同志处搜到了我的一封信，所长对我说过，如果重犯，就没收文具用品。从那时起我就再没向外发过什么信，但毫无疑问，这次搜查是由我，而不是由我的难友引起的。昨天是人们通常写信的日子，他们要我们当着宪兵的面写，这样就不便为自己留墨水了。 昨天夜里有个人被处死，那人曾关在我们楼下29号牢房。一星期以前，这间牢房曾有两个人被绞死。我们可以听到窗外士兵们走向刑场，接着有人从办公室里跑出来的声音，听到怎样把犯人从牢房带往办公室，捆绑之后又从办公室带出来推进监狱的马车。这以后接连好几天，你一听到士兵们迅速走动的脚步声，就好象又是带谁去行刑了。 我现在关在1号牢房，在办公室隔壁。尽管我要求不和任何人关在一起。四个星期以前他们还是把我和另一位难友转到了这里。看来，这样做是为了限制我向宪兵宣传的机会。因为宪兵害怕和关在一起的两个人谈话。真的，第二天，他们愿意满足我的要求，把我的同牢难友带到另一间牢房去。我的同牢难友是个工人，被指控为波兰社会党党员，8月3日军事法庭宣告他无罪，但他仍和其他同样宣告无罪的同案人一起关在这里，他的同案人是杰涅利和别德纳日医生。政府准备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各五年，现在只等彼得堡的决定了。 在我们隔壁关着玛丽亚·鲁德尼茨卡娅。军事法庭星期四第二次宣告她无罪（现在指控她杀害警察；从前指控她是波兰社会党战斗组织的成员），星期六把她带到管理处去了。听说她现在在“塞尔维亚”女牢等待彼得堡关于流放的决定。差不多看守所里所有的人都因她性格爽快年纪又轻而喜欢她，很多人爱上了她，由此汲取生活的力量。他们用写信来消磨自己的时间，并寻找转寄的方法。有些人整天站在桌子上，为的是不放过她去放风或乘她归来的机会看她一眼。当信收不到或无法转交的时候，人们就陷于绝望。他们曾无数次地决定不再写了，和她断交了，等等。这时我就想起了高尔基的一个故事：《二十六个和一个》。后来由暗探局派来的一个女密探和玛丽亚在一起关了几天，密探为此得了十五个卢布……在第二条走廊的牢房里也关着一个密探，他自称是从拉多姆省的斯塔拉霍维茨来的恰普利茨基医生，其实他对这个地方毫无所知。人们去请他看病，有人诉说肾脏有病，他建议病人自己听听肾脏：“如果声音清楚、明晰，肾就是健康的，如果有浊音，就必须治疗”，等等。 关于马尔切夫斯卡娅（即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从外面得到情报说，有人认为她在逮捕从特沃尔基疯人院带走她的那些人这件事上是无罪的。我不知道，她本人关于另一个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叙述怎能同这种说法一致起来，那时我不知道她就是这个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不过，我让同志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她那时否认自己的叛变行为，而且虚构了这么一个故事：另一位妇女由于不慎把密探当作了律师。但是，从前当我问到她是否知道这个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时。她究竟又为什么要讲另外一番话呢？ 瓦捷尔洛斯绝食之后一直在医院，他们给他下了镣铐。现在又把他送到第十看守所了，大概是怕他从医院逃跑。医生似乎说过他活不到一个月了。 阿维季相茨从前是军官，现在关在这里，身体很坏。他恐怕没有料到这一点：他有结核病。 七至十天以前，这里逮捕了一个常为我们买东西的姓洛巴诺夫的士兵，他被关在2号牢房。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被捕。现在宪兵被吓坏了，他们害怕同我们谈话，但我们只要看眼色就可以知道谁同情我们。所长虽然是亲切、和气、殷勤的。但管起人来却是坏透了。他规定的制度越来越严，越来越多地把人关进单人牢房，挑选尽可能多的志愿者来帮他进行统治。当他害怕自己被软化时，他就根本不来，而送一张给以什么处罚的条子来。他命令在犯人放风的时候搜查牢房。看来，他承认自己职业的下贱，但也承认可以从中捞到好处。上星期他把病人卡茨关进单人牢房。第四条、第九条走廊的犯人替卡茨说情，要求所长前来解释，他没有来。直到深夜二点钟，上士才来到关押军官的第四条走廊，撒谎说卡茨已经从单人牢房放出来了。第二天，又把卡利宁关进了单人牢房，一批军官被分散关押在看守所，不久前，他们的案件侦讯刚一结束时，他们中有九个人被关在三个邻近的牢房里，那时是允许他们一起出来放风的。今天，军官扎波利斯基又被带到我们这里，要他保证，他向外面写信一定要通过办公室（不久前他们的信在外面出了漏子，因此，没收了他们的文具用品）。 他们案件的侦讯是一个月前刚结束的，牵连到六十人。旺夏茨基竟然能把全俄军官协会巧妙地变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军事组织，根据仅仅是发现军官中有人与社会民主党人有联系。这个案件的主要证人是戈格曼，他原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一名军官，曾盗窃军队的现款逃跑，后被捉，被判去犯罪军人连服一年半的徒刑。并把他依次跟所有与此案有牵连的军官们关在一起。大家知道他是奸细，都提防着他，有他在场时什么也不说，可是他却在侦讯时讲了许多的假话，并按照旺夏茨基控告军官们的内容进行“交代”。他干的还不止这些坏事。当旁人去放风时，他留在牢房里，趁这位或那位军官不在的时候，用圆点作暗号在书里写下攻击这个人的材料。比如，关于军官卡利宁，他供称，当他和两名士兵在院子里放风时，卡利宁向窗外喊道：“同志们，这是坏蛋，密探”等等。实际上，喊这话的是我，而且戈格曼清楚地看到了我，因为他监视我已相当长久了。 在2号牢房里现在关着基拉齐茨基，他是从“帕维阿克”监狱带来的，后来由瑞士交给俄国当局的十个人中的一个。他被控告谋杀伊凡诺夫，虽然谋杀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但今年2月1日省法庭作为刑事犯审判，判他六年苦役。他暂时关在这里，因为如果把他流放西伯利亚，那1910年2月1日就得把他交给自由队，而1909年2月1日就得解除他的镣铐。大概整个六年时间他都要关在这里了。除他以外，这里还有刑满的格日奇纳罗夫斯基、舍尼亚（从拉多姆来的）、瓦捷尔洛斯和另外几个人。 12月31日 今天是1908年的最后一天，这是我在狱中第五次（1898、1901、1902、1907）迎接新年了，第一次是在十一年前。我在狱中，在孤寂的痛苦及对人世和生活的怀念中成熟了。尽管如此，我心中也从未对我们事业产生过怀疑。即使是在现在，一切希望很可能将被长期埋葬在血泊之中，钉死在绞刑架上，而成千上万个自由战士在监狱中经受苦难或被流放到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的时候——我仍感到自豪。我看到广大群众已经被动员起来，震撼着旧制度，他们正在为新的斗争酝酿着新的力量。我自豪，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我看到他们，感觉到他们，了解他们，并且和他们一起历尽了千辛万苦。在这监狱里我常常感到很沉重，有时甚至是很可怕……然而，如果我必须重新开始生活的话，我还是会象我已经开始的那样去开始我的生活。这不是出于义务，也不是出于职责，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本能的需要。 不过，监狱生活使我认识到，我们的事业是可以捉摸的，实际的，就象孩子对于母亲一样，是母亲用自己的血和汗抚养了他……监狱生活剥夺了我许多东西，不仅剥夺了我通常的生活条件——一个人没有这些条件就会成为不幸中最不幸的人；而且剥夺了我利用这些条件的能力本身，剥夺了我从事有效的脑力劳动的能力……这么多年的监禁，多数是单独监禁，不会不留下痕迹的。但是，我自己想，我内心权衡一下监狱剥夺我的和监狱给予我的——虽然我不能说，当着旁观者的面客观地说是哪一种更重一些，但是，我既不诅咒自己的命运，也不抱怨多年的监狱生活，因为我懂得，为了摧毁这个看守所墙外的另外一个大监狱，这样做是必要的。这并不是空洞的议论，不是冷漠的思索，而是对于自由和丰富生活的强烈的追求。现在，同志们和朋友们在那里为我们的健康干杯，而我一个人在牢房里想念他们，愿他们活下去，锻造武器，并无愧于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 今天有人通知我说，再过四个星期，即1909年1月15（28）日，将审理我的案件。现在，苦役是难免了，我得在这里关四至六年。天哪……这对我是很不利的。从昨天起我重新一个人关在这里了。根据我难友的要求，已将他转至另一间牢房，在第二条走廊，靠近他的同案人，他希望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与他的案件有关的新消息。他总是很激动。杰涅利的妻子从彼得堡回来后起初告诉我们说，我们全体都将获释并被驱逐出境，后来收到了彼得堡的来电她又说什么都不清楚。一个激动的人既无法读书，又无法干其它事情，总是在牢房里跑来跑去，倾听着走廊里发生的细微声音，办公室传来的每一次敲门声。每一次有人从那里走过来，都会使他激动，引起他的注意，然后使他发怒。同样的念头聚集在脑海里，几乎是毫无内容的，但要驱赶它们又是不可能的。 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有时这种不安的等待甚至难以解释。它使人想起寒冷、潮湿、多雨的秋天在某处农村不耐烦地等待火车的情景，然而这里的心情要沉重得多。人们在屋里跑来跑去，有时偶尔想到要读点什么，但你还没来得及认清一个字，你就放下了书，又重新在牢房里跑了起来。人们仔细倾听门的碰撞声，内心深处总在那里期待着会有什么有人到他这里来，告诉他一个重要情况。这种心情通常发生在探监的日子里，或是在等待书籍的时候，或者看守所长该来的时候等类似的情况下。尽管这种等待是极端沉重、而且其精神的紧张状况与所等的结果完全是不相符合的，但总还是有其一定的目的，那就是使沉重的心情得以减轻，而这种等待有时则莫名其妙地变得十分可怕。 从我上一次写这个日记的时候起，这里已处死五人。傍晚四点至六点钟之间把他们带往29号牢房，就在我们的楼下，夜间十二点至一点之间带去行刑…… 从第二条走廊传来马尔切夫斯卡娅的歌声已有好几天了，现在这歌声使我气愤。她关在20号牢房。看来，把她转到这里来是因为她经常闹事。 人们又在谈起波兰社会党中新揭露的一个奸细。他关在这里已好久。1907年2月被捕。这是一个叫罗姆的乳臭未干的男孩。 瓦捷尔洛斯使囚犯们非常气愤。由于他不谨慎，使士兵洛巴诺夫被捕。他同洛巴诺夫通信，不把信件烧掉，搜查时在他的牢房里被查到了。他一个人关在50号牢房，又戴上了镣铐。 1909年2月18日 一个阳光照耀的、安静的冬日。放风时非常痛快，牢房沐浴着阳光，可囚徒的心情却很坏，充满习惯的、呆滞的失望情绪。只剩下回忆生活中的快事了，而这又常常象良心的责备一样，使人精神痛苦。不久前，我同一名看守我们的士兵聊天，他看上去很忧伤，很苦恼。我问他为什么难受，他回答说，家里没有粮食，哥萨克在他们村上用树条抽死了好几个人，其中有男也有女，那里出现了一片恐怖景象。有一次，他不知为什么说道：“我们在这里受罪，家里人又坐着挨饿”。整个俄罗斯都在挨饿，全国响彻鞭笞之声。全俄国的呻吟也传到了这里，透过铁窗，压倒监狱里的呻吟之声。正是这些受屈辱的、挨打的人在看守我们，在内心深处埋藏着强烈的仇恨，还要把保卫他们的人带上刑场。每个人都为自己担心，恭顺地背着沉重的负担。我感到，现在人民很孤单，就象被太阳灼伤的大地，现在正渴望有人能用热情洋溢的语言使他们团结起来并给他们以行动的力量。现在有没有人到人民中间去向他们说这些话呢？我们青年的队伍在哪里呢？那些不久前曾在我们队伍里的人在哪里呢？大家都跑散了，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的靠不住的幸福，毁掉自己的灵魂，把它塞进狭窄的、立即就变成丑恶的圈子里。他们是否听见人民的呼声？愿这些呼声能传给他们并成为对他们的有力的鞭策。 有两个人关在我楼下已好几天了。他们在等待处死，他们也不互相敲墙通话，静静地坐着。上个月也曾有两人因被控告杀害总督助理马尔克格拉费斯基而判处死刑。这两个人都是被无辜处死的。看守我们的宪兵中有一个人被捕，六个人由此地调任别的工作了。士兵洛巴诺夫被判到犯罪军人连关押两年半，因为他按犯人的要求传递信件。几乎所有的士兵勤杂工都作为不可靠分子而被撤换了。刑场上已按好固定的而不是临时的绞刑架了。 死刑犯用皮条捆绑了双手从这里带走。同一个时间可吊死三个犯人。如果超过三人，就先吊三人，其余的在那里等候，亲眼看着难友们被绞死。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钟了。从我们下面通常很安静的牢房，死刑犯的牢房，传来响亮的谈话声，但听不清楚，只有断断续续的声音传到我们这里。墙外，楼梯上是不寻常的走动的声音，这种情况只有在执行死刑的日子里才有。办公室的门常常吱吱作响，偶尔有人到犯人那里去。 他们已被带走了。窗下士兵们过去了……又是两名犯人去刑场。 3月4日 十六名土匪和波兰社会党战斗小组的成员被判了刑，其中五人2月25日已被绞死。有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在宣判的次日得知，他已没有改判的希望。22日宣判，25日本应处决，然而行刑时却没有把他和其他的死刑犯一起带走。几天以后才来了一位辩护律师，通知他说，他的死刑已改判为十年苦役。 这里关着一个姓戈列姆比奥夫斯基的人。这个人曾被判了死刑，后来改为十年苦役。他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当他的父母来探监时，他以为是要把他转入死牢，所以拒绝出监。他父母只好请人拉他出来。 这里还关押着五个疯子。其中一个神经完全错乱，很久以来就关押在一间空荡荡的牢房里。玻璃早已打掉，只好塞上稻草，晚上也没有灯。这个疯子绝望地呻吟，狂暴地喊叫，敲打门窗和墙壁。后来给他戴上了手铐，他又把手铐砸碎。 六个星期前，马尔切夫斯卡娅被解押到我们这条走廊的牢房。她虽然和其他女犯同牢，但跟谁也合不来。她非常孤单。几天前，马尔切夫斯卡娅隔壁的一个男犯，对她印象极坏，也不想理睬她了，他表示不愿听到她的消息，也不愿从她那里得到任何消息。这次谈话以后，马尔切夫斯卡娅给他写了一封诀别信，表白自己是无辜的，之后喝了二十克碘酒。她虽然被救活了，可折磨得不轻。又过了几天，她被解走，和奥夫恰列克关押在一起。 阿维季相茨两天前死了，他从1905年就关押在这里，离出狱只剩下一个月了。 3月8日 一个星期以来，我重又孤独地面对四壁了。以前与我同牢的两位军官（勃是其中之一）在此关押两周，卡利宁仅关了一周。勃押解到我的牢房时，非常突然，仿佛从天而降。一天傍晚，牢门哗的一声被打开了，他好象是被推进了我的牢房，马上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的到来使我很高兴。在开庭审判前几天有人把两位军官叫到办公室，吩咐他们把衣袋中的东西都拿出来检查，他们两人的牢房也同时受到了搜查。这是乌特戈夫将军的命令，为了配合这一行动还派来了两名上尉。这次搜查并不仔细，只是信手抄走一些字条。搜查后，审讯了这两位军官并分析了所抄的字条。看样子，这场闹剧是专门演给法官们看的，仿佛这两个军官是最危险分子。有人说这次搜查虽然没有查出什么名堂，但也影响了判决。这一“案件”在开庭前就被吹得活灵活现……审判延续了五天。被告共三十六人，其中五名军官，二十九名士兵和两名从比亚瓦地方来的学生。保释在外的一名军官因病未能出庭。所有被告人被指控参加了无党派的革命军事组织和全俄军官协会（根据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 审判是由乌维尔斯基主持的，他是所有法官中最心毒手狠的人。这里，人们都说，只要看到被告人可能上不了绞架，他立刻变得粗野、狂暴，别人也无法与他接近；相反，当他看到被告人难免一死的时候，就会眉开眼笑，心花怒放，和律师谈起话来也显得彬彬有礼。进行诉讼的是阿勃杜洛夫。进行侦查的是现任拉多姆省宪兵队队长旺夏基，他在华沙和拉脱维亚是个臭名昭著的坏蛋。在他逼供、利诱、软硬兼施的情况下，几乎所有被告人都承认出席了会议，乱咬了卡利宁、潘科夫和其他几个士兵，甚至连卡利宁和潘科夫自己也招认了，他们还交代了一些为宪兵队所不知道的情况，当然这对判决非常不利。这个坏蛋要这两位军官相信，都是因为他们的罪责才株连了士兵，如果军官招认了，他马上释放这些士兵。这一“案件”最主要的证人就是戈格曼，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个密探。他完全照旺夏茨基事先所吩咐的话出庭作证，并且声称这些话都是被告人对他讲的。旺夏茨基还采取了一些其他的卑鄙手法，甚至在法庭上就露出了马脚。他假借卡利宁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然后吩咐卡利宁的勤务兵把这封信送到卢布林的一位曾担任过军职的律师那里，并声称这是卡利宁的来信，而他是卡利宁的勤务兵，也被捕过，但已获释，现在请求律师为卡利宁出庭辩护。律师把这个搞特务活动的勤务兵推出门外。后来还发现，旺夏茨基之流给别人栽赃：他们偷偷地把社会民主党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秘密宣传品放在克拉科维茨基的牢房里，仿佛这些材料是在搜查时突然被抄出来似的，然而在搜查记录中只写下：“并未查出任何可疑之物。”整个案件立案的基础是根据两个士兵（斯杰潘·卡费蒂涅夫和伊凡·谢尔尚托夫）的口供，他们都是当局收买的奸细。而他们的口供又是旺夏茨基授意的。这两个士兵没有出庭……旺夏茨基从头至尾出席了审判，在休息时他常与法官交谈。对克拉科维茨基的指控是根据戈格曼和第十四奥洛涅茨步兵团中尉亚历山大·鲍恰罗夫的口供以及“搜出”的宣传品而提出的。在法庭上，鲍恰罗夫推翻了原来的口供。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时刻。他声明，不是克拉科维茨基，而是他本人曾经参加了社会民主党革命军事组织（现已退出）。还说旺夏茨基以逮捕和劳改对他进行恐吓，因此他交代了假口供，全部材料都是按旺夏茨基的要求写的。乌维尔斯基打断了他的发言：“您不要忘记自己的军官身份！”鲍恰罗夫没有理睬他，仍然站在那里，低着头。审判大厅里哄动起来。旺夏茨基马上离开了座位，和几个宪兵低声嘀咕了几句，跑出大厅去找卫戍司令。几天以后，鲍恰罗夫被开除军籍。虽然法庭找不到任何根据，但对克拉科维茨基仍从严处理：判八年苦役。旺夏茨基咬定说，所有被告人中克拉科维茨基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唯一的做了事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秘密工作者。这就是从严判处的理由…… 卡利宁和潘科夫招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责，并指出，逮捕坐在被告席上的几个士兵是毫无道理的。如果根据同样理由，就可以把他们两人所在班的人统统抓来。他们证明士兵是无罪的，士兵中没有成立任何组织…… 有一个在军中带领祈祷的士兵，叫科列利，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小时，说他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宣传宗教。但仍然判他八年苦役，因为法官最不喜欢这些带领祈祷的士兵。 法官一共有三名。除乌维尔斯基将军外，还有两名普通的上校，在五天审判过程中，他们呆呆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结果，判克拉科维茨基和士兵科列利八年苦役；判卡利宁、潘科夫和扎波利斯基，士兵伊萨耶夫和西尼金六年苦役；判士兵切马科夫（医士）七年苦役；焦姆金、利奥弗曼和十二名士兵终身流放；三人去纪律营服役各一年；一名军官和九名士兵宣告无罪。斯卡隆仅对潘科夫和西尼金减刑，他们的苦役改为流放。法庭是根据军事诉讼条令第二百七十三——二百七十四条对他们这些人判决的，即对所有现役军人增加两年徒刑。法庭（根据枢密院的有关说明）对退役军官无权运用这一条款。律师想起这一说明时，已为时过晚，斯卡隆早已签署了判决书。因此只好上诉彼得堡。潘科夫后来被减刑，理由是他之所以犯罪是由于卡利宁的影响。 整个案件被旺夏茨基吹得活灵活现，他是想借此机会捞到校级军衔，军衔也确实被他捞到了。从波兰王国的各个地方（比亚瓦，凯尔采，华沙，扎姆鲍夫）抓来一些人，他们彼此互不相识。莫名其妙地抓来一些士兵，硬说他们与军官中的危险分子搞小集团，因此预谋推翻专制制度的军官与士兵革命军事组织的大案子就吹出来了。于是旺夏茨基这条“英雄好汉”也就这么出名了，他决心效忠王国，为国除奸，这哪有不被上级嘉奖之理啊！ 我的难友勃，获释后被直接送出监狱。他的未婚妻和婶母已在门口等了两天。婶母是一个非常贤良的妇女，曾打算与他同去西伯利亚流放。我很早就认为，他是无辜的。他被指控不是因为他隐瞒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在他的姐姐给他的信中发现他的革命情绪不断增长，所以怀疑他参加革命组织。看来，他在狱中关押了十四个月之久，完全是为了使法庭有一个宣判无罪的机会。“我们的军事法庭不偏不倚，并不是暗探局的走狗”，宪兵上校苏什科夫曾经这样对我说过。虽然如此，勃每次受审后有时是情绪饱满，充满信心，有时又很怀疑会对他从严判处。特别是阿勃杜洛夫讲话之后，他确信无疑地认为，对他必定是从严判处。法庭宣判他无罪以后，他回到牢房，是这样的疲惫不堪，甚至在他的面孔上找不到一丝笑容。“你恭喜我吧！”他无精打采地对我讲。过后，他又忧虑起来，会不会象其他人一样，为办理出狱手续还要等很长时间。例如，暗探局官吏戈尔布诺夫的案件虽然早已撤销，但仍然关了一个多月。克利姆、别德纳日医生、杰涅利等三人8月4日宣判无罪后仍然继续关押。后来又打算把他们流放到雅库梯州（最近把克利姆和别德纳日驱除出境，准备把杰涅利流放到雅库梯州，他的妻子为争取把他遣送出境去彼得堡奔走。后来他完全可以走了，车也雇好了，但暗探局又下令继续关押）。我尽力安慰他说，会释放他的，暗探局不会提出什么异议。我还建议他找所长，并要求立即释放。所长在收到法院的通知书后无权继续关押，然而他未收到乌特戈夫指令之前是不肯放人的。星期日乌特戈夫没有接见他，他应在星期一下午两点钟或四点钟再去求见。据上士（有名的骗子和狂暴之徒）说，所长今天还没有见到乌特戈夫。突然，在下车五点半命令杰涅利收拾行李。“到管理处去？”“不，直接出大门。”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他不知道应先收拾哪些东西才好。我感到，我的心也抽紧了。怎么办呢？我平时的那种镇定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帮他收拾东西。他走后，牢里又变得安安静静。我为他出狱而高兴，可现在人去牢空……该死的牢墙……为什么出狱的不是我？什么时候轮到我？“阿廖沙，托办的事情尽力去办，不要忘记”，我非常冷淡地对他说……离别时他热情地拥抱我……我喜欢他，他是这样的年轻，心灵又是这样的纯洁，他前程远大。 过了一个小时，把另一个军官押解到了这里。此人姓卡利宁，原先和他的朋友潘科夫关押在一起，搜查后被分开了。他与我同牢仅仅一个星期。所长建议他给乌特戈夫写申清书，因为没有上级的决定他无权再把他们关押在同一牢房。乌特戈夫表示同意。（因为早已开庭，这场滑稽戏不需要再演下去了。）现在他们又关押在一起。潘科夫的父亲是退役的哥萨克上校，卡利宁的父亲是一位中校，现在任“军事长官”。卡利宁的一家都是军人。在审判后他的父母立即赶到这里，他们坚决不同意把这样一个鹏程万里的青年人（他打算入军事学院）送去服苦役，并剥夺他的一切权利。他母亲总是哭，后来把眼泪强咽下，还来安慰儿子。她简直不能理解，这大祸是怎么从天而降的？怎么搞的？她坚信，斯卡隆一定会改判。别人告诉她，如果犯人自己不给斯卡隆写申请书，改判是不会有希望的。她只好央求儿子和其他人写申请书（否则斯卡隆决不同意），上面只要写“我请求减刑”几个字就行了。申请书是写了，但是斯卡隆仍然不同意。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给沙皇写申请书，他们的家人只好代劳了。卡利宁的母亲坚信沙皇一定肯为他们减刑，如果不肯，他们过三个月再写，一直写下去。结果给潘科夫减了刑。两个朋友非常难过，很快就要分手了。审判后，卡利宁的父母每天都来探监，在一间没有铁栅栏的办公室里可以会面两个半小时。这几次会面，对他来说就如同给他送葬一样可怕，带来的只有痛苦。他年轻，坚强，他努力不把这种心情表露出来…… 4月23日 春天来了。牢房里阳光充足，使人感到温暖。在放风时，微风拂面。栗子树、丁香树含苞待放，刚生出来的几片嫩叶仿佛对着太阳微笑。庭院中的小草破土出芽，贪婪地吮吸着使它苏醒过来的阳光和空气。周围静悄悄的……然而，春天不是为我们这些囚徒而来的。牢门永远是紧闭的，武装的士兵从未间断过在门外和窗外放哨，每两小时照样可以听到他们换岗，士兵们掮枪和枪放下的动作声，听到士兵的报告：“一号岗位交班”。和往常一样，宪兵们把牢门打开，把我们领出去放风。和往常一样，到处是镣铐的声音，牢门的声音。从清晨开始，一队队的士兵从窗外走过，他们唱着歌曲，偶尔也传来军乐声。春天，正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却夹杂着镣铐声，牢门声，窗外士兵的皮靴声，听到这一切如同听到给棺材钉钉子的声音一样。其实，在犯人的心灵上不知钉了多少钉子…… 4月27日 打算记几件事。一周前，在一条走廊厕所的炉子上发现一把勃朗宁手枪和几颗子弹。宪兵上校奥斯塔菲耶夫赶来召集了所有的宪兵，责骂他们说，他们没有好好看管我们，却和我们串通一气，威胁说，要把所有人统统枪毙，赶去服苦役，上镣铐，有任何小错也送去判刑。几个宪兵被打了耳光。他们没有反抗，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们，他们不好意思。但是他们与我们更加接近了。就这件事一位难友给我写了一张条子：“这件事使我想起另一桩触目惊心的事情。我是从一个目击者那里听来的，或许您也听说过吧？1907年在福尔蒂监狱对犯人惨无人道的虐待。每次遇到那个混账透顶的哨兵，犯人就要遭殃。有一种折磨人的方法就是几个小时之内不让犯人上厕所。这样怎么吃得消？有一个犯人实在忍不住了，当他想办法偷偷把粪便清除出去的时候，被那个看守发现了。看守破口大骂，责令这个犯人把粪便吃掉，并朝着他脸上就打。当时所有的犯人没作声，能做的只是避免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出去，所以大家和他一起出了牢房，不让他挨打。当时我有些困惑不解，目击者反问道：’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我们一吭声，他们就会借口说我们要造反，而把所有人都打死’” 1907年，我关在“帕维阿克”监狱，一个犯人只因放风时与别人隔窗谈话，就被士兵打了一顿。那时在院子放风的有四十人。其中一人恨不得扑向士兵，别的犯人把他拉住了。我们立即要求撤换这个士兵，监狱当局也想这样办，然而看守长不同意，并威胁我们。有一个犯人表示抗议，狂怒的士兵对他挥舞刺刀，其他犯人上去掩护自己的难友免吃眼前亏。最后所有的犯人没有结束放风就被赶回牢房了。时隔不久，格利维格因扒窗往外望，被士兵打死。我们请来了检查官纳鲍科夫，他反而恶毒地嘲弄我们说：“你们实在不象话，应当把你们统统枪毙！”…… 我现在和丹·米赫利曼同牢，他是1907年12月在索斯诺维茨被捕的，因参加社会民主党而被判终身流放。他对我讲了一件他亲眼看到的事情。12月底某天清晨，看守和一个士兵来到宾津监狱，把施恩工厂的一名叫斯特拉沙克的细纱工叫到办公室。他们两人把他从头到脚地仔细端详了一番，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下午侦查人员来了，把六名身材高大的犯人（其中也有斯特拉沙克）排成一行，之后唤来士兵，吩咐他找出谋杀密探的嫌疑犯。士兵直指斯特拉沙克。这个工人根本就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与任何事件都没有牵连。唤来的士兵，正是清晨与看守一起来过的那个，他事先早已准备好了答话。犯人们向检查官申诉。监狱警官见势不妙，怕自己倒楣，就向犯人保证，他将出面作证，证明这个士兵正是清晨来过的那个。后来米赫利曼在彼得库夫得知斯特拉沙克被绞死。 5月6日 “五一”过去了，今年没有庆祝活动。我们这里，“五一”夜晚有人被处绞刑。这是一个美好的月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根本不知道，前些时候判了一批犯人，并且将要处决。突然夜里一点钟，通向办公室的楼梯有响动，只要夜里行刑，每次都是如此。宪兵、当官的、牧师都来了，之后一队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从窗外走过。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我的同牢难友早已入了梦乡，邻居也睡着了。我问一个宪兵，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回答说，该是当官的查监吧。我已猜出一二：将要行刑。原来是要绞死一名叫阿尔诺利德的裁缝。 我们就是这样度过“五一”的。这天准许探监，因此我们打听到城里也没有庆祝活动。老百姓的处境更糟，他们还是照旧过着不见天日的暗淡生活，他们受苦受难，从事沉重的劳动，任人摆布。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思想，这种想法不能安慰任何人……某些人建议现在完全从事合法活动，实际上就是放弃斗争。另一些人无法忍受当前的生活，胆怯地一死了之…… 但我从来也不想自杀，我认为，我有力量承受这地狱般的生活，要为与我共患难的朋友讴歌。我多么想回到同志们的怀抱，多么想参加火热的斗争。但也要理解那些今年没有响应党号召的人。 今天我又是孤独一人。同牢难友在清晨被解送到流放羁解监狱。他可以说是一个未成年的人，由于参加学潮被开除，1905年起曾三次被捕。最后一次被捕坐了十七个月的牢，在判处流放后又等了两个月才出发。看守所现在大有人满之患。昨天审理了董布罗夫煤田的十三名犯人，判决的理由是，这些人是波兰社会党成员并参加了武装袭击活动。三名判处死刑。数日前，从彼得库夫押来十四人，指控这些人对谋杀罗兹市一名工厂主的案件知情不报（与这一案件有关的八名人员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被卡兹纳科夫[13]枪决）。罗兹市军事法庭判决无辜的人们八至十五年苦役，现在这一案件要复审。所有人员从1907年9月就关押在这里，都戴着镣铐。 5月10日 今天将要处决两名犯人：格拉鲍夫斯基和波塔辛斯基。波塔辛斯基就关押在我们的楼下，他对这一件事情一无所知。他对别人说，今天清晨有人建议给他请一名神甫作忏悔。他不但没有领悟过来，反而要求与辩护律师见面，认定上诉书已经送到彼得堡。可是，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押解他们了。 一小时以前弗连泽利了解到，把她的四年苦役改判为八个月的监禁，把凡·切凯斯卡娅、姆·切凯斯卡娅和利亚斯科夫斯卡娅的苦役改判为终身流放。其实，弗连泽利还蒙在鼓里，今天就要把她们绞死。她仍然高高兴兴，在走廊里谈笑风生。她们是在几天前的星期六被审判的，四个人都因为参加了“波兰社会党左翼”而判处四年苦役。弗连泽利的唯一罪状就是她曾经和格里增德列尔住同一个公寓（尽管各有各的房间）。格里增德列尔是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来的。从她那里搜出秘密宣传品。 今天对八名，也许是九名从卢布林解押来的犯人进行审讯。除一名妇女外都处以极刑，而这个女犯被判处十五年苦役。 6月2日 几天以来，看管我们的宪兵乱作一团。听说，在外面抄到一封从这里寄出的信，信中谈到宪兵同情犯人的事。有一名宪兵被捕了。暗探局还派来一个密探，他伪装成宪兵队的上士。他专门监视宪兵的活动，寻找“犯罪的人”。恐吓他们说，不管犯了什么鸡毛蒜皮的小错，都要受审判，不管什么人只要给犯人延长放风的时间，就要遭逮捕。这个伪装成上士的密探在第十看守所总是鬼鬼祟祟地偷听别人谈话，监视别人行动，妄图当场抓到与犯人交谈的宪兵。为了加紧对我们的看管，宪兵的凳子被拿掉已经几个星期了。他们一站就是四个小时，经常一昼夜要站十二个小时的班，三至六天连续值勤。这当然非常吃力。 瓦捷尔洛斯又出了乱子。前几天，他把戴着手铐的双手伸向窗口。两星期前，所长从监视孔看到他正往袖筒里藏一封信。所长把上士和值班宪兵喊来，并下令搜查。瓦捷尔洛斯从宪兵的手中挣脱出来，跳到床上，把信件塞到嘴里。上士和值班宪兵扑了上去，卡住他的脖子，但信件仍没有弄到手。现在他还关在原来的牢房，与其他犯人隔离。听说，乌特戈夫下令对他严加看守，提防他逃跑。利亚斯科夫斯基病倒了，他担心被毒死，所以一个星期来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只好把他转到医院。我又和另一个人同牢。现在我再也不能一个人独处了，要打断头脑中缠绕不停的思虑，要寻找些开心的事来驱散这些念头，就要强迫自己去了解别人在谈什么，在想什么，并且和他一起攀谈。例如，我的同牢难友讲述他在西伯利亚打猎时的一些奇遇，我们就一起设想将来带着留声机徒步到加里西亚[14]，在那里的乡村、森林和山岗到处漫游。我们一有机会就谈这个计划，每次都增添些新的细节、新的花样。 6月3日 今天我怎么也不能入睡。一小时前把我们的灯收去了，天已大亮，鸟儿高声歌唱，乌鸦呱呱乱叫。我的同牢难友睡得也不很安稳，因为我们听说，两名犯人的死刑已经定了下来。今天夜里没有把死刑犯带走，大概明天还是要带的。他们每个人都有父母、朋友、未婚妻。生命中留下了最后的时刻……他们是这样的健壮，有使不完的力气，然而对自己的命运又是这样无能为力。士兵们一来，就会把他们抓走，捆绑起来，押到刑场。周围将是敌人的或许是胆小鬼的面孔，他们将碰到刽子手，将最后一次抬头环顾周围的世界，将穿上殓衣，就此结束一生……只有一个想法：革命万岁！永别啦！ 对没有死的人，明天将和往常一样地开始。有多少人已经走完了这一条道路。仿佛人们对此已经毫无感觉，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对他们也产生不了什么新鲜的感受。人怎么变成这样了？我也是他们的一分子。我不能谴责他们，只能根据自己评论他们。我和不久前一样，心情非常平静，没有波动，我的心灵也没有感到痛苦。表面上有的只是宁静。每次我得到消息后，就有所触动，如同在静静的湖面上滴下了一滴水……之后又平静下来。事实上，心灵不由自主地忍受着已经发生过多少次的这一过程，仇恨越来越深，总有一天它会变成复仇的火焰，让今天欢呼胜利的刽子手们失去胜利的欢快。也许，在这种表面上无动于衷的背后，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创造英雄业绩，正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坚持活下去！”——难道这不意味着抱有对胜利的不可动摇的信心？现在，就连那些打算用暗杀作为对罪恶的一种惩罚的人，也感到这种做法不是解决经常产生的罪恶的办法，感到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消除这些罪恶在心灵上的深深的伤痕。这些想法仅仅说明了人民对胜利的信念是不可扑灭的，说明了今天的刽子手应得到严厉的惩罚。在漫天大火还未燃起的时候，我们同时代人虽然表面上无动于衷，但心灵中正在聚集着越来越强烈的痛苦和愤慨…… 6月4日 夜深了。士兵的队伍已经回来，无疑，他们已经把来自拉多姆的佩卡尔斯基和罗戈夫送上了绞刑架…… 6月6日 春天已经过去，酷暑来临了。牢房很闷热。防寒用的第二层窗子至今还没有取下，经过多少天的交涉他们才答应在本周内处理。窗子是钉死的。小气窗还蒙上密孔的铁丝网，休想把一根火柴扔到窗外。牢里喘不过气来。最近几天放风延续到二十分钟，可是再过几天又要缩到十五分钟了，因为将要解押来许多新的犯人。不久前把许多戴镣铐的犯人和全体判终身流放的犯人解往沃姆扎。把弗连泽利和凡达·切凯斯卡娅转到“塞尔维亚”女牢。留在这里的旧宪兵已经寥寥无几，来了许多新的替换他们。新来的宪兵，看样子，都是胆小鬼和黑帮分子。他们常常打开监视孔的小盖，偷看牢房里的动静。瓦捷尔洛斯因遭毒打，向上控告，然而检查官却将此事束之高阁。 6月20日 看管我们的宪兵完全被恐吓住了。上士无时无刻不在盯住他们，监视他们，除站岗外用“练兵”和出操的方式来折磨他们，使他们连一分钟的自由时间也没有。他们害怕与我们谈话，因为所长已向在走廊里站岗的哨兵交代过了，如果发现宪兵与犯人交谈，告密者有重赏。那个被捕的宪兵被继续监禁。据说，有人准备越狱，暗探局密切注视着这个情况。犯人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怀疑可能是哪个犯人出卖了朋友。 原来，两周前与佩卡尔斯基一起处决的罗戈夫完全是无辜的。他是在宪兵米哈依洛夫被杀几天以后才到达拉多姆的，而判决的理由是说他参与此案。佩卡尔斯基早就声称，这一案件中有许多无辜的人（申克等人）已被判决，可能对罗戈夫也将判极刑，但这一凶杀案中仅他一人是真正有罪的。罗戈夫被判了刑，由臭名昭著的坏蛋科焦勒金主持开庭，斯卡隆签署了判决书。由于犯人的亲属和辩护律师向彼得堡当局申诉，才重新审核了原判。在这种情况下，科焦勒金仍声称，法庭对罗戈夫的罪行没有丝毫怀疑。实际上，据法官们对辩护律师说，他们曾要求科焦勒金向斯卡隆请求减刑，因为他们不相信罗戈夫有罪。 我们现在被关押在11号牢房，这里空气充足一些，隔窗可以望到维斯瓦河、监狱围墙外面远处的森林和山岗。但要看到这些景色必须爬上窗口。因此，我们常常这样干，抓住铁栅栏，只要手还没有麻木，我们就尽情地看个够。终于取下了防寒窗。尽管这件事所长早已同意，但是还要天天提醒。值班人员每次都回答：“好，好！”，把门一锁就走了。下次再喊他们来，他们又回答说：“好，好，我向上报告。”看样子，最好还是不求他们……上星期三看守人员来了，要把我们转到第二条走廊中的4号牢房，那里又挤，又不通风。据他们解释说，判长期徒刑的犯人应该关押在那里，在那里还准许两间牢房的犯人一起放风，时间为半小时。我们不同意转到4号牢房，因为在这里照样让我们放风，而且4号牢房靠近第一条走廊。最后，还是把我们几个人留在这里了，照旧放风二十分钟…… 6月25日 奥斯特鲁维茨来的犯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1908年5月，格鲁叶茨基县民团团长亚历山大罗夫大尉被派到奥斯特鲁维茨担任该省暗探局局长职务，他因残酷拷问犯人而出名。他对自己的职务真可谓兢兢业业，每隔几天就要抓几个人，就这样一直干到今年一月中旬，此时他从被捕的犯人中物色到一个奸细——维肯齐·科特维恰（波兰社会党宣传员）。这个奸细交代出，斯坦尼舍夫斯基和鲍列斯瓦夫·柳增斯基是波兰社会党当地委员会的委员。他们两人被捕，并遭到毒打。亚历山大罗夫住在城边，他的办公处也在这里，但是关押犯人的监狱却在城的另外一个角落。当亚历山大罗夫要提审斯坦尼舍夫斯基时，警察来到监狱，把他的双手用绳子反绑起来。一个警察牵着绳子的一头，其他几个围着犯人前呼后拥地把他从城的一边押到城的另一边，还不时地用枪托、鞭子和拳头打他，催促他快走。最后，把他押到亚历山大罗夫面前。这位局长劝他承认自己是委员会委员，只要承认就可以减刑。当斯坦尼舍夫斯基对他的建议不予理睬时，亚历山大罗夫命令手下的爪牙抽他二十五皮鞭，并且警告说，如果鞭打二十五下后还不承认，他就下令抽打二百五十下。这些爪牙扑向斯坦尼舍夫斯基，打算剥下他的衣服。斯坦尼舍夫斯基不让他们靠近，他自己脱去衣服，躺在地上。两名警察本想一人坐在他的腿上，一人坐在他的头上。这个时候，斯坦尼舍夫斯基说：‘只要我动弹一下，你们就不是打我二十五下，而是打一百下好了……’皮鞭上下挥舞……抽打了五六下后，亚历山大罗夫命令停止。当受刑的犯人穿上衣服后，又要他招认，他仍一语不发。局长命令警察与他做‘捉迷藏’的游戏，就是让几名警察围成一圈，把受刑的犯人推到中央，用拳打脚踢的方式把他打来打去。但这种刑法也未奏效。亚历山大罗夫只好把证人科特维恰唤来当面对质。这个奸细说：‘何必抵赖呢，你不就是我选的。’ “柳增斯基被捕后，亚历山大罗夫也用同样的方法拷问了他。柳增斯基承认他是当地的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罗夫见柳增斯基交代的材料颇有价值，就采用了另一种策略。他对柳增斯基似乎深表同情，说柳增斯基无罪，何必受苦呢？替他惋惜，又说柳增斯基是如此年轻，有妻子，现在他亚历山大罗夫给他指一条光明大道：如果他希望摆脱因未遂的罪行而应受的惩处，就应该把吸收他入党的所有人都交代出来。如果他能这样做，就会得到宽大处理，无罪释放。柳增斯基完全照办了，他成了一个叛徒。他和科特维恰叛变以后，所有没来得及隐蔽的人都被捕了。许多人从流放处，甚至从军队中押回来，因过去的一些罪行而被捕。除斯坦尼舍夫斯基和柳增斯基以外，受刑的人还有谢斯尼亚克（和他们一起解到第十看守所的一个青年人，有十一个案件与他相联，足以判他死刑）。也是科特维恰把他出卖的。谢斯尼亚克不承认强加在他头上的罪责。亚历山大罗夫的妻子怕听到受刑的人的喊叫声，所以在晚上十至十一点钟的时候把他拉出城去，在田野里把他的衣服剥下：一直打到他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又把他拖回单人牢房，扔在地上。第二天又把他带到局长那里去，他仍然死也不承认，到晚上又遭毒打。很多人都受到这种灭绝人性的待遇。当地的委员会的委员亚当斯基受刑后撞墙自杀未遂，受了伤。亚当斯基为此事遭到毒打，还整整戴了三个月手铐……” 昨晚，武利钦斯基被绞死。他和其他几个犯人曾关押在我们对面的牢房。他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我们从门缝中就可以看到他。他出牢房的时候非常安详，还问，要不要拿东西？没有和难友告别，晚上九时就转到死牢去了。在深夜将近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士兵来往走动的脚步声。 6月26日 在第一条走廊的牢房中关押着一个姓什瓦尔增泽尔的人。五个月以前，在汉堡从他身上搜出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小册子并把他逮捕。汉堡当局不想把他送交法庭，而将他转到柏林以便解送到俄国边境。他要求引渡到奥地利的申请没有批准。他是俄国籍（生于弗洛茨拉维克），所以把他交给俄国。尽管他提出不携带小册子和两把勃朗宁手枪的要求，但仍然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整理好，连人带物一起解送出境。在韦尔日博洛沃的海关，德国警察把勃朗宁手枪的事通知了俄国当局。他虽然没有其他案情，但是仍然关押在这里。听说，他关在这里不放，是因为两名宪兵意见分歧：一人要求把他送回德国，另一人建议把他送往俄国内地。卡茨是一年前从德国解送来的，关押至今。他也没有什么案情，当局考虑按行政手续把他流放出去。在我们楼下关押着一个姓勃罗兹赫的，是沃利亚镇[15]上的工人，10月30日在维也纳被捕后解回俄国。在第四条走廊的牢房中关押着罗兹市第二区原警察局局长拉布欣，指控他参加波兰社会党，释放过政治犯，并且身为警察局副局长时参与了谋杀奥斯特鲁维茨的一名警察。 今天法庭侦查员来找我的同牢难友。对他的案件的侦讯工作（指控他谋杀密探科泽拉）已经结束了。看来，仅他一个人将出庭受审，其他人与此案无关。几个密探咬定说，在死者被谋杀前几分钟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他们昧着良心撒谎，但他又无法证实自己在谋杀的时候不在场。当局夸口说，没有一件谋杀案，没有一件抢劫案在他们手中不是搞得水落石出的。拉多姆省省长在汇报中就是这样写的。因此，不管什么人只要落入他们的手中，就必然有罪，有罪就必然要判刑。 现在宪兵仍然怕和我们接触。他们不但不敢和我们讲话。就连看我们一眼也感到为难。他们时常装出十分凶狠的样子。有些人甚至变了，他们想方设法在我们面前摆威风，借此来安慰自己不是别人手中盲目的工具。 7月1日 我的邻居为补充上次来信，又给我写了一些情况： “亚历山大罗夫手下警察的名单：普利戈季奇（上士）、阿克先诺夫、卢卡舒克、亚基姆丘克和弗莱曼（办公室文书）。暗探局在编的侦探：维肯齐·科特维恰和鲍列斯瓦夫·柳增斯基，他们每月薪俸三十卢布，另外还有差不多十个卢布的固定进款。科特维恰，1908年8月16日被捕，指控他参加波兰社会党，当过宣传员，4月30日假装取保释放，当天加入暗探局。柳增斯基，1909年1月30日被捕，指控他参加波兰社会党，任奥斯特鲁维茨委员会委员，5月11日释放，当天加入暗探局。几位蒙难的同志的一些情况：斯坦尼斯瓦夫·罗曼诺夫斯基，1908年春天被捕，用绳捆绑后押送暗探局。晚九至十点钟的时候，在城郊的田野里对他施以毒刑，逼他承认强加给他的罪行。毒打并未奏效，就把他捆绑在树上，大约在十至二十步远的地方用勃朗宁手枪对着他，并威胁道，如果不承认就把他枪毙。这一着也没有得逞。最后，罗曼诺夫斯基被解送到桑多米尔监狱，关押至今。 “奥尔洛夫斯基，1908年11月末被捕，同样被带到城外，因拒绝招认自己是波兰社会党党员而遭毒打。第二天受审，暗探局这次仍一无所获。傍晚，又把前一天的逼供手法重新使用一番，结果把奥尔洛夫斯基打得无法行动。警察把他抬回监狱，扔进牢房。遭到这些毒打后，奥尔洛夫斯基把奥斯特鲁维茨城里的医生请来。医生对他谈了些什么，是否写了证明，我无从知道。奥尔洛夫斯基曾向拉多姆省法院上诉，过了几天检查官来到拘留的地方。检查官未做任何回答，只是看了看奥尔洛夫斯基。看来，检查官对亚历山大罗夫施加了影响，此后审讯对象再也没被带到城外挨打。奥尔洛夫斯基现在关押在桑多米尔监狱。 “派昂克，1908年秋被捕，指控他谋杀涅图利斯科庄园的大管家霍胡利斯基。立案的根据是这样：派昂克的母亲是个雇农，到这家庄园的甜菜地里捡些茎叶，结果被霍胡利斯基毒打一顿。她喊叫着对他说：‘你等着吧，等我儿子从美国回来，他不会饶恕你的。’后来派昂克从美国回来看望母亲。他回来后不到两三天霍胡利斯基就被人打死了。派昂克被捕。在傍晚，几次把他拖到城郊的田野里，警察抽打他。为了不使别人听到喊叫声，就把派昂克的脸按到沙土里。最后，亚历山大罗夫把他释放了。 “亚当斯基，1909年3月9日被捕，傍晚把他捆绑起来，解到琴斯托齐齐，他过去就居住在这个地方，在一家糖厂里工作。一路上遭到鞭子抽，拳头打，逼他供出武器存放的地方。他没有指出，也不可能指出，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武器库。现在他关押在桑多米尔。 “迪别茨，1908年被捕，因科特维恰告密，于1909年2月从拉多姆监狱转到奥斯特鲁维茨拘留所，指控他因怀疑奥斯特鲁维茨城郊小镇的一个居民有告密行为而对这个居民开了枪。象其他人一样，傍晚迪别茨被拖到田野，只被毒打了一次，在与证人当面对质以后就招认了。不太清楚，到底是谁出面对质的。迪别茨现在关押在拉多姆。 “巴尔托斯·斯坦尼斯瓦夫，1908年8月或9月被捕。指控他参加革命党团战斗组织，在办公室用马鞭抽他。后来他招认了，甚至把谢斯尼亚克和卡茨普罗夫斯基也出卖了。他现在关押在第十看守所。勃罗尼斯瓦夫·谢斯尼亚克和卡茨普罗夫斯基（仿佛后者的名字叫尤泽弗），1908年春被捕，同年11月从桑多米尔监狱转到奥斯特鲁维茨拘留所。指控他们参加革命党团战斗组织。在办公室里，他们在未招认以前一直遭毒打。后来，卡茨普罗夫斯基为了洗刷自己，就开始揭谢斯尼亚克的全部老底，还出卖了他们中的十一人。谢斯尼亚克出自报复的心情，不让卡茨普罗夫斯基在暗探局混上一官半职，就揭他的老底，说他装作悔过的样子，其实没有很好交代。现在他们两人都关押在第十看守所。今年5月29日深夜，暗探局在科特维恰和柳增斯基的协助下，在琴斯托齐齐逮捕了四名青年：巴纳夏、科瓦利斯基、西塔尔斯基和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从琴斯托齐齐到奥斯特鲁维茨的路上（1（1/3）俄里），他们遭到棍棒的毒打。西塔尔斯基身上的衣服被撕破。打人打得最狠的是科特维恰和柳增斯基。在逮捕时搜查出六枚炸弹（两枚完整的，四枚拆散的）。在各种场合下，不管是打人还是捕人，最卖力气的警察有：亚基姆丘克、卢卡舒克和阿克先诺夫，最近一个时期还有科特维恰和柳增斯基。奥斯特鲁维茨拘留所没有专职所长，所有警察每天轮换值班。 “两名警察：格拉达·扬和卡尔（犯人不知他姓什么），为拘留所专职工作人员。 “斯坦尼舍夫斯基关在我们隔壁，他是在三周前押解到这里的。尽管我们一再劝告他，但他不肯上诉。几个月的监禁使他的头发灰白了，而且也稀少了。几天前，奥斯特鲁维茨法院侦查员尔热平斯基和拉多姆副检查官一起到他那里去，从白天十二点审讯到晚上九点半。” 7月11日 又有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很可能今天晚上处理审讯了十天的弗洛茨拉维克案件，又要判处十来人死刑。卢布林案件的十一份判决书中有五份已经批准。两星期前，斯利文斯基与武利钦斯基一起被绞死。死刑，没完没了的死刑！ 我曾经多少次歌颂生活的乐趣和它的威力，歌颂晴朗的春天，歌颂美妙的音乐和歌曲，歌颂神话中才有的国度和真实社会的幻想。今天我还对同牢难友谈到了这些，几天前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些…… 7月16日 与卢布林案件有牵连的人的审讯和处决不是在本地，而都是在卢布林进行的。弗洛茨拉维克案件判决的结果是六副绞刑架。斯卡隆到外地去了。乌特戈夫把所有人的绞刑都改为苦役。罗戈夫在临刑前留下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同志们！离死仅有几小时了，我现在沉浸在不太久远的往事的深思和回忆之中。昨天我还期望着回到你们身边，重新参加你们的行列。现在我想把最后几分钟仍献给你们和我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我一直在战斗，我尽自己的力量进行了战斗，我宣传真理，一直在工作，尽可能地坚持了工作。同志们！对我的判决的根据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16]，我本人也是反对这种犯罪行为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但是，政府里的刽子手们和行刑队哪管这些！这种事不止一次地发生，这种事在当代俄国的政府工作中比比皆是。简直是犯罪，犯罪，犯罪！这种罪恶行径的牺牲品乃是无产阶级和她最有觉悟的儿女。当前，我们的运动处于停滞状态，此时此刻我想从我现在的讲坛——死牢里向你们讲几句话：同志们，干吧！是时候了！早已是时候了！让他们的罪恶行径唤起大家继续投入斗争，斗争决不能停止。” “同志们！你们经过长期的和繁重的劳动之后，在国外或在国内休养，难道现在还消极等待吗？不，不能！我相信你们不能再消极等待了。正是怀着这种信心，我将走向监狱围墙脚下的万人坑。我内心充满了对于我们未来的信心，对胜利的信心，我高呼：‘革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同志们，永别了！同志们，永别了！” 他留下的就是这些！在本子里我看到了他的签名：“格尔什·罗戈夫。临刑前。”一个无辜的人被杀害了。实际上，杀了一个人，对科焦勒金来说完全是司空见惯的事。斯卡隆问过两次，科焦勒金每次都回答说，法庭对罗戈夫的罪行没有任何怀疑。 现在看守所内情绪低落，死气沉沉，笼罩着悲伤。再也不象从前那样了，歌声听不见了，曾活跃一时的信件往来也停止了，因为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在我们走廊的牢房里关押着哪些人。人都换了，许多人被解走，又解来新人，一些老的犯人安稳下来，任人摆布。再没有人击打门窗了。关押在我们走廊的女犯格莉克松几乎不出来放风。宪兵也被吓破了胆。他们现在根本不和我们谈话，甚至不敢和颜悦色地看我们一眼，免得我们主动开腔。他们搜查我们的信件。遇到好说话的宪兵，即使查到，他们也会自己销毁。遇到不好说话的、胆小怕事的宪兵，他们就交到办公室去了。他们连我们都怕，他们知道，牢里也有坐探。他们甚至害怕我们在信中提到他们，因为信件完全可能被抄走。有一个宪兵，过去主动和我们讲话，也允许我们和他讲话。有一天在放风时叫我去办公室，我和一同放风的难友告别，边走边挥帽致意。他对此深为不满，当我回话时，他威胁说，非叫士兵用枪托打我不可。这样一来，我也恼火了，遇到所长后，我在盛怒之下告了他一状……这个宪兵简直气得发了昏，在所长面前辩白时一个劲地说：“不能总是点头弯腰吧，不能总是点头弯腰吧！”从前其他的宪兵都说，他并不凶狠，就是有些愚蠢。宪兵因犯些鸡毛蒜皮的小错也要被关禁闭，或是在办公室罚站两个小时，要站得笔直，手执出鞘的军刀。有一次，我看到两个宪兵并排垂手直立，离墙只有半步远，怕受到更重的惩罚也不敢靠一靠，也不敢休息一下，只是更换一下左右脚。我注意到，一个宪兵的眼里充满了愤恨，另一个宪兵的眼里则是非常的痛苦，极端的恐惧。是的，我们这里有的只是死气沉沉和悲痛。只有从监狱围墙外边传来几声枪炮声，这是士兵在训练射击。只有在节日前后听到军乐声。只有在放风时才有些活跃气氛。我和瓦尔登两个人关押在一起将近三个月了。我们都感到我们在一起不错。虽说我们相处得和睦，但有时也互相说几句挖苦讽刺的话，做些使对方为难的事。有时，一个字，一句玩笑，或是在牢房里走动一下，甚至你出现在对方的面前也可使他发火，此时不中听的话来到嘴边，马上就会脱口而出。但是我们还有足够的克制能力，不让恶语伤人。只要这种苗头刚一出现，我们就把它压下去。也许帮我们解围的是：我们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在生活中我们不需别人帮助，也不需照料别人，我们常常并不感到对方的存在。痛心的是，此时我们的命运各不相同。我的命运稍好些，很快就有希望释放了。等待瓦尔登的将是苦役和长期关押，这将使他无法忍受。在这种情况下，他显得十分孤单。他从来没有收到过外边的邮件。这是多么痛苦啊！同志们，不要忘记被监禁的人！哪怕受点滴的关怀，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太阳的光芒，死而复活的希望。 7月17日 ……原来马尔切夫斯卡娅根本没有参加谋杀斯卡隆的活动。她和奥夫恰列克关押在一起时，了解到这件谋杀案的详情细节，就交代了参与此事的假口供，想叫别人把她看成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她无需担心为这一案件去上绞刑架，因为有好几件抢劫案与她有牵连，所以早晚要用绳子结束她的性命。这些都是我们根据可靠的消息了解到的。她很会装假，也装得很象。还有一些事情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她断送了解救她的普鲁什科夫地方组织的几名成员的性命。在这里，她把曾同过一段时间牢的女犯格莉克松出卖了，说格莉克松在外面时参加了抢劫和“没收”公款的案件（根据第二百七十九条），甚至还告发格莉克松在狱中煽动宪兵。她还出卖了一个帮助过犯人的宪兵。 7月20日 7月4日处决了佩卡尔斯基，他留下了一封诀别信：“当你感到你还有足够的精力为革命事业工作时，你不得不去死，这是多么沉痛啊！如果在抽生死签时，我亲自抽中了死签，我愿意去死，要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一斗争中为我们的事业牺牲了。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怨言。赴刑场时，我将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祖国会变成一个光辉灿烂的国家，那时我的魂灵将降临到欢快的人们的心中。同志们，永别了！衷心地祝你们斗争胜利。祝你们幸福。” 7月23日 一个工人在这里关押了近一年，他写信给我： “必须向您承认，在狱外时我还有自由，我工作过，历尽了艰辛，可是只有现在我才深深感到，只有在这里我才不受拘束地想问题，并且感到幸福，我还感到，在这里我有可能集中思想读书、深造。我埋头阅读，因此显得白天太短了，如果不是挂念亲人，我真要心满意足地在这里多呆些时候。为了弥补在自由的时候所损失的时间，我每天睡得很迟，直坐到黎明，而七八点钟又起床了。就这样仍感时间不够，无暇攀谈，无暇回忆往事。” 现在摘录蒙特维尔（米列茨基）在临刑前几天给一个犯人的几封信。蒙特维尔因参加武装袭击拉帕车站于10月5日被判极刑，8日夜晚被绞死。 “……1908年10月3日。我的案件将于星期二审理。普隆松审判，阿勃杜洛夫起诉。我的感觉就如同在教堂里举行过涂油仪式[17]之后一样…… “10月4日。我的案件并不见得很糟。您也许感到很奇怪，但我坚信，即使把我绞死（虽然当前任何处决都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套在我脖子上的绞索终归会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我这样写，并不是因为我自命不凡。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极其客观的，仿佛我不是在谈论自己，而是谈论别人一样。社会上有不少人说，战斗组成员把别人推入枪林弹雨，推上绞刑架，而自己却藏在别人背后，象地主老财一样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暗探局在劝说犯人叛变时，常引用这类的话。 “我的情绪很好，论健康，我比以前还要好。我对自己的案件无所谓，仿佛这案件与我无关，因为我以一个革命者的观点看待一切。 “10月6日。只不过是根据检查官的发言，今天就判处我绞刑。明天晚上判决书将生效，再过两三天我将去我们多少同志已经去的地方…… “在最后的时刻我将沉默，因为我不喜欢喊叫。如果我要呼口号，那将是：‘独立的波兰万岁！’争取独立的思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的主导思想……同志们，祝你们健康…… “10月7日。看样子，判决不会改变，因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把我处死。检查官是这样结束他的发言的：‘判决书已准备就绪。您所要做的事，只是签字。’随信附上的这个十字架不是给您的纪念品，而是当作一件值钱的东西送给您的。这件东西甚至流放犯也允许佩戴，也很容易把它变换成现钱。因此，它对您可能有用处，但对我已是无用之物了。永别了。” 7月25日 据我所知，关押沙皮罗和热绍塔尔斯基的这两个牢房的窗子已经打开。所长大人当时情绪不错，他们就向他讲述开窗的必要性。所长在听到他们决不“滥用”所开的窗子的保证之后，就同意了。第二天，派人把热绍塔尔斯基牢房的窗子打开了，同时错把马尔切夫斯卡娅牢房的窗子当成是她的邻居沙皮罗的也打开了。沙皮罗把这件事提了出来，第三天又派人把他的窗子打开了，把马尔切夫斯卡娅的窗子用钉子又重新钉上。朝着放风的院子的牢房窗子都关着，别的走廊各牢房窗子问题我不得而知，我相信不会打开的。二个月以前，我曾要求所长打开窗子。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为所有人都打开。我回答说，这样做是对的，所有犯人都会保证决不“滥用”所开的窗子。他说，他不能这样办。他当然知道，打开的窗子有多大用处。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阿维季相茨是个大力士，转来这里以后他常常手握哑铃做操，这两个哑铃是如此之重，其他人要费很大力气才能举起。 四天以前，值班员来到我们这里，问我们同意不同意让第三个犯人关在这里。这个犯人刚出院，他希望和瓦尔登在一起。我们同意了，同时请他到所长那里了解一下，准许不准许给我们开窗子。但这个难友没有到我们这里来，而是与一个疯子关在一个牢房里。我们的窗子继续被钉死。昨天我们了解到，莫斯托夫斯基和瓦尔登的谋杀案[18]，据说不再审理。瓦尔登不相信这个消息，他焦虑不安，给所长写了一封信：“敬请通知本人”等等。过了两天，毫无音讯。要知道，所长为人不错，喜欢和犯人交谈，开个玩笑，对犯人还可以，甚至还给些方便。但他的“好心”让很多人都吃了亏。 因为瓦尔登被指控参与谋杀案（根据第一百零二条对他的指控[19]不算在内），他吃的是差的伙食。饭菜的数量很少，犯人如果没有钱，就永远处于饥饿之中。这里比“帕维阿克”监狱的伙食稍微好些，但量太少。对钱少的或是根本没有钱的犯人来说，这简直是可怕的。没有任何东西能驱散人的食欲。绝大部分的犯人整天躺在那里昏昏沉沉，怒气冲冲，总想吵架，被折磨得实在不象样子。我们的几个上士就此机会大发不义之财。前一个上士为人还算不错，不止一次对犯人表示关心，但是，听说他在六年服役期间捞到了一万卢布。现任的上士，冬天利用煤炭搞投机买卖，每两天生一次火，有时好几天才生一次。现在他利用牛奶搞投机买卖。有一件有趣的事被热绍塔尔斯基碰到了。他用自己的钱买了牛奶，牛奶里掺了水。他把军需官找来。军需官说，这是上士家的牛挤的奶。上士来了，他说，只要再没有别人知道军需官来过的消息，他保证供应质量好的牛奶。军需官是个小老头，多年担任这一职务了。都说他为人很好，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但这并不妨碍他靠我们的伙食发财，只要能捞的他就捞到手。卡利宁算过，在每一个领取较好伙食的犯人身上要赚十一戈比。卡利宁过去在营里经手过财务，知道各种东西的价格。 几天以来，我们的牢房一片宁静。我们几乎不大讲话。我的同牢难友十分苦恼。看样子，我惹他生了气，他也感到有必要改换环境。他一直在等待审理他的案件及其最后的结果。 8月8日 三个月以前（5月8日），高等法院给我做了最后判决。6月9日呈请沙皇批准，判决书只是最近才从彼得堡寄回。再过一个月可能就要把我流放出去。至少，我很快将要离开第十看守所。我在这里关押了十六个月，而现在要离开这里，更正确地说，要把我从这里带走，离开这个可怕的、凄惨的监狱，这使我内心感到不平静。我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自由的土地，神话般的梦境，美好的愿望…… [1]扎瓦尔津是华沙暗探局局长。 [2]“帕维阿克”是华沙的一个侦讯监狱。 [3]“党团成员”是波兰社会党中的右派民族主义者，即搞个人恐怖的所谓“波兰社会党革命党团”的成员。 [4]捷尔任斯基指的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党员，工人瓦尔登，他后来被判六年苦役，并死在狱中。 [5]“无产阶级党”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头五年成立的波兰第一个革命工人的政党。 [6]在宪兵管理员中有些是从农村来的列兵，他们并非自愿服役，而是被征服役，被派到宪兵队里来的。他们中有些人被捷尔任斯基说服，这本日记的许多篇幅正是他们从第十看守所里带出来，并按指定地点转交的。 [7]会见是在宪兵上士监督下进行的。探监的人和犯人之间有两道密密的铁丝网，这两道铁丝网之间的距离相当大。 [8]这里指的是流放。 [9]斯卡隆是华沙总督。 [10]斯坦尼斯瓦娃和凡齐娅是捷尔任斯基的弟弟伊格那齐的妻子和女儿。 [11]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波兰社会党在1906年底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翼”和右派沙文主义的所渭“波兰社会党革命党团”。“波兰社会党左翼”并未完全摆脱民族主义在斗争中所采取的恐怖手法等等。在策略问题上，它接近于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左翼分子站到了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因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观点上接近。1918年12月两党统一，统一后的党叫波兰共产党。 [12]指犯人用交监狱办公室保管的钱买东西。 [13]卡兹纳科夫是罗兹市军事总督，以残暴出名。 [14]加利西亚当时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外国人可以在这里政治避难。 [15]华沙市郊的一个小镇。 [16]罗戈夫因被指控可能参加过暗杀活动，而被判处死刑。 [17]涂油仪式是一种宗教仪式，用油涂抹前额，表示降福。 [18]莫斯托夫斯基和瓦尔登被指控谋杀一个奸细。 [19]指他是党员。
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后记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九日星期五 大罢工就这么结束了，过去了，成为历史了。在那一年里，我原本打算每天都写日记，把发生的事都记下来，但没能如愿。太痛苦了，写完之后我真是如释重负。希望你在读完我的日记后，能够多少理解一点我们当时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可悲的是，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现在人们还是在不断失业，一个又一个产业消失了。认真地说，只有一种办法能扭转这一切——革命。 至于我自己，我还算是幸运的。我去了伦敦，在大伦敦议会[1]找了份不错的活儿，在南岸中心[2]工作。倒霉的是，没干多久，那里就被撒切尔关掉了！我上了朴茨茅斯理工学院[3]，拿到了学位，在南安普顿大学[4]当了一阵子讲师，后来当了英语教师，一直干到现在。2000年我又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叫蒂姆（Tim），他现在已经9岁了，我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孙儿，克洛伊（Chloe）和霍莉（Holly）。萨莎当上了注册精神护理师，珍妮弗当了小学教师，凯丝成了社会工作者。我的妻子安妮[5]是残奥会运动员，她是我遇到过的最美妙的人。我想说的是，“令人鼓舞”这个字眼或许更合适，我爱她，胜过爱我的生命。我是个很幸运的人。明天就是我的59岁生日，在结尾，我要向每一个陪伴罢工直至最后的人致以深深的感谢。他们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是英雄！ [1]大伦敦议会（GreaterLondonCouncil，GLC）是大伦敦地区的地方政府，于1965年设立，1986年撤销。——中译者注 [2]南岸中心（SouthBankCentre）是伦敦的一个文化艺术建筑群，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中译者注 [3]朴次茅斯理工学院（PortsmouthPolytechnic）成立于1969年，前身是朴次茅斯技术学院（PortsmouthCollegeofTechnology）。1992年获得大学资格后，改称朴次茅斯大学（UniversityofPortsmouth）。——中译者注 [4]南安普顿大学（SouthamptonUniversity）成立于1862年，原名哈特利学院（HartleyInstitution），1952年成为独立大学。——中译者注 [5]安妮·奥林匹亚·瓦夫拉·斯特莱克（AnneOlympiaWafulaStrike，1969年5月8日——），生于肯尼亚奔戈马县（Bungoma）米乎村（Mihuu）一个军人家庭，两岁时罹患脊髓灰质炎，落下残疾，按照当地的迷信，家中有残疾人说明这一家遭到了诅咒，因此全家遭受歧视，不得不背井离乡。以优异成绩从莫伊大学（MoiUniversity）毕业后，在马查卡斯技术学院（MachakosTechnicalCollege）任教。与前来肯尼亚执教的诺曼·斯特莱克结婚后，于2000年移居英国，2002年开始参加轮椅竞速运动，2004年代表肯尼亚参加雅典残奥会，参加了T53级女子400米轮椅竞速比赛决赛，获第八名。2006年获得英国国籍。在2007年曼彻斯特残奥会世界杯（ParalympicWorldCup）上获铜牌。——中译者注
一九八五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五年三月 151．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星期一 152．一九八五年三月五日星期二 153．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星期四 151．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星期一 我参加了纠察，在这场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全国性罢工当中，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纠察。我对着巴士上的工贼叫骂，骂得嗓子都哑了。都怪这些王八蛋！ 昨天的特别代表会议举行了表决，以98票对91票，决定进行有组织的、无条件的复工。那些卑躬屈膝的王八蛋！他们背叛了在罢工中被解雇的六百名矿工。我真替他们感到羞耻！！ 在阿姆斯特朗会堂举行了群众大会，大会上分会干部还是跟以往一样，轻描淡写地通知大家给矿场打电话，询问自己被排到哪一班。矿工们已经打过电话，得知要在晚上十点复工，他们向干部们提出抗议，干部们却没理睬他们。干部们反复讲个没完，因为就在一年前，我们还挫败了管理层的计划；那时管理层想强迫所有人上夜班，最后被我们打败了，只好让我们自愿选择夜班。这些胆怯的干部，现在又变回了妥协专家。要是一早就摆脱他们就好了！ 152．一九八五年三月五日星期二 今早，大家举着分会的旗帜，高昂着头，骄傲地复工了，我向大家鼓掌。工贼们坐在机动鼠笼里，跟在后头，飞快地溜了进去，我最后一次向工贼叫骂。 我走进矿场的更衣室，从衣柜里拿走了我的东西。我觉得既兴奋又沮丧。兴奋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矿场了，沮丧是因为我们输了，我再也不能参加工会的重建了，在罢工中涌现出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重建工会就靠他们了。 在诺森伯兰，贝茨矿场的矿工不愿进入矿场，因为他们迟到了！简直是往伤口上撒盐。肯特郡的矿工拒绝复工，因为这背叛了被解雇的矿工，他们要抗议。干得好！我们就该这么干！ 153．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星期四 今早我在爱丁堡郡法院出庭受审，罪名是“扰乱治安”，这个案子从七月一直拖到现在。逮捕我的两个警察给出了自相矛盾的证词，但我还是被判有罪，被罚款80英镑，限两个月内交清。这是我在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中，为罢工做的最后一件事。 我生命中最兴奋、最惊恐、最多事的一年就这么结束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年。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干一次。 星期星期六我就要去伦敦，开始新的人生，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我放弃了矿工的工作，我的婚姻完蛋了，我被打得鼻青脸肿，还坐过牢，但是，只要有机会，我还会这么做，因为这一切牵涉到的问题非常严重，我没有别的选择。我能确定的是，保守党肯定不会收手，所以，那些背叛了我们的工会，你们要小心了，接下来就要轮到你们了！
一九八五年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五年二月 145．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星期一 146．一九八五年二月七日星期四 147．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星期一 148．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三日星期三 149．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150．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145．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星期一 今早四点我就起床了，赶紧到维斯托参加大规模纠察队，这是因为NACODS的决定：他们经过表决，决定复工，但又有一个条件：如果他们在矿场大门遭到纠察队阻拦，他们就不复工。真会耍滑头！！就跟NACODS的要求一样，有五百多人参加了纠察队，面对着一头高级蠢猪。我们情绪非常高涨，向着矿场大门进军，边走边高呼“祖鲁”。好日子又回来了。我们发现矿场旁边有辆轿车，里面坐着个人，就问他是谁，他说他是《希尔兹报》[1]的记者，纠察队员都很讨厌这家报纸，因为它的立场是支持工贼、支持国煤的。我们朝他的车丢石头，差点就掀翻了车，不过算他走运，我们放了他一条生路。 安检员的领班跟我们的干部谈了一会，态度很傲慢，于是我们朝安检员们丢彩弹、石块和棍子，迫使他们不光彩地逃跑了。然后事情就失控了，一辆轿车被掀翻了。倒霉的是，那是本地一家电视出租公司的车，它曾扬言要停掉罢工矿工的服务。这下他们就不用接受电视上反复灌输给他们的关于罢工的一切了！ 一个安检员曾公开反对我们，所以他的车被涂得五颜六色。他在本地媒体上高声控诉，还在车上挂了个牌子，说这一切都要由矿工工会的“流氓”负责。他肯定会遭到进一步的报复，但是，不管他受到什么样的报复，都比不上我们在过去十一个月里所遭受的万分之一！ 《希尔兹报》晚间版疯狂攻击我们，大骂我们是“流氓、暴徒”，并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本报无辜记者的恐怖经历”。他就跟罗伯特·麦克斯维尔[2]或鲁珀特·默多克[3]一样无辜！这家恶心、粗鄙的小报还是趁早破产吧，那样对南希尔兹的人民都好！ 保守党大发淫威，宣布关闭苏格兰的弗兰西斯矿场[4]，这将导致500人失业，他们还宣布，如果罢工继续进行，还将关闭更多矿场。混账东西！！ 146．一九八五年二月七日星期四 昨天我跟弗雷德·泰勒去了苏格兰，晚上住在佩尼库克的福塞斯夫妇家里。能跟他们重逢，让我很高兴，但是，听说威利被解雇了，我也替他们难过。威利很忧愁，因为他觉得罢工一定会被出卖。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但我还是相信，在最后的协议当中，被解雇的矿工都会复职。我们不能背叛那些为了罢工的胜利而艰苦斗争的矿工，也不能背叛那些为罢工而献身或坐牢的纠察队员。我连想都不敢想。 今天一整天都待在郡法院[5]，等着审理7月25日在比尔斯顿格伦被捕那件案子！！等来等去都没等到，因为那帮王八蛋又延期到3月7日了！去他妈的司法！受审的三个纠察队员都被被判有罪，其中一人被罚款150英镑，另外两人被罚款75英镑，只给他们两个月的时间交罚款！其中一人是维斯托的约翰·斯科特，算他倒霉，证人的证词与他的口供相反。又白跑了一趟。 147．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星期一 今天终于忍不住了，跟凯丝大吵一架。我下定决心，等我的案子在苏格兰审完了，就搬出去。我再也不能忍受家里的紧张气氛了，所以我又回到纽卡斯尔，住在保尔·麦克加尔那里。女儿们都很难过，我们不应该让仇恨继续影响她们了。 今天在桑德兰理工学院[6]向一群学生演讲，但我已经失去了以往那种敢打敢拼的狠劲。但是，毕竟还是有人支持我们的，这让我很欣慰。 148．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三日星期三 瑟斯顿[7]和银木两个矿场的煤矿储备被运走了，几乎没有遭到抵抗。看来一切都完了，我的情绪一落千丈。明天本来应该是结婚十三周年纪念日。我们俩都太倒霉了！ 149．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忙着跟凯丝谈分手的事，都顾不上写日记了。反正也没什么可写的，一切都完了。讽刺的是，这几天我和凯丝谈的事，要比整个婚姻当中谈的都多，几乎无所不谈。我现在只能等着结局到来了。 150．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今天我提前两周递交了辞职书。这样做并不难，却让我很内疚，很沮丧，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而我曾为了保住这份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很悲惨，但我觉得，也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我的婚姻马上就要完蛋了，但奇怪的是，我和凯丝却相处得很好，比前几年相处得更好。下周我要去苏格兰出庭受审，然后我就去伦敦。辞职之后，我能拿到一点钱，在拿到救济金之前，我只能先用这点钱对付着过了。要救济金，不要煤矿。 罢工已经失败了，再过几星期就会结束，这个事实让我的内疚感减轻了一点。大家似乎都觉得，应该一致复工，这样总比偷偷摸摸当工贼要好。有一个人，从罢工第一天开始，他就一直跟我站在一起，可他上周来到食堂，吃了饭，就去上工了！既然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或许我们应该尽量挽回颜面，高昂着头，带着尊严复工。我失败了，但没有认输！ [1]《希尔兹报》（ShieldsGazette）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地方性晚报，1849年创刊，原为周报，1855年改为晚报。该报主要报道泰恩—维尔郡的地方新闻。——中译者注 [2]伊恩·罗伯特·麦克斯维尔（IanRobertMaxwell，1923年6月10日——1991年11月5日），本名扬·卢德维克·希曼·本雅明·霍赫（JánLudvíkHymanBinyaminHoch），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喀尔巴阡鲁塞尼亚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纳粹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流亡法国，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军队，后随英军参加了西线战役。二战结束后进入英国外交部新闻局工作，1946年获得英国国籍。战后投身出版业。1951年买下佩尔加蒙出版社（PergamonPress），1964—1970年代表工党当选下议院议员。后来又买下英国印刷公司（BritishPrintingCorporation）、镜报集团（MirrorGroupNewspapers）和麦克米兰出版社（MacmillanPublishers），成为英国媒体巨头。1991年11月5日神秘死亡，死后被发现盗用了公司的大量养老金，因此他的商业帝国迅速瓦解。——中译者注 [3]基斯·鲁珀特·默多克（KeithRupertMurdoch，1931年3月11日——），英国传媒巨头。——中译者注 [4]弗兰西斯矿场（FrancesColliery）位于苏格兰戴泽特镇（Dysart）附近，1850年开始采矿，1985年关闭。——中译者注 [5]郡法院（Sheriff’sCourt）是苏格兰的地方法院，专门审理涉案金额在十万英镑以下的一切民事案件，和叛国、谋杀、强奸之外的一切刑事案件。——中译者注 [6]桑德兰理工学院（SunderlandPolytechnic）成立于1969年，由桑德兰技术学院（SunderlandTechnicalCollege）、桑德兰教师培训学院（SunderlandTeacherTrainingCollege）等数家院校合并而成。1992年获得大学资格，改称桑德兰大学（UniversityofSunderland）。——中译者注 [7]瑟斯顿谷矿场（ThurstonCloughColliery）是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个矿场。——中译者注
一九八五年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五年一月 133．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星期二 134．一九八五年一月二日星期三 135．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星期五 136．一九八四年一月七日星期一 137．一九八五年一月九日星期三 138．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星期四 139．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一 140．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三 141．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四 142．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五 143．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144．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星期四 133．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星期二 今天是一九八五年的新年第一天，我们的罢工仍在继续，所以，应该好好回顾一下一九八四年。这是我人生中最兴奋、最担忧、也最有教育意义的一年，当然也是最悲伤的一年之一。我从没想到，罢工能坚持这么久，而且到现在还能如此有力。 一九八四年是这么开始的：1月3日凌晨3点30分，管理层给我们两百个人发了通知，说今天不出工了，叫我们回家去，这就是这一年的先兆！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全国加班禁令，矿场里的六个吊笼操作工（winderman）就用这种方式来对抗加班禁令。他们不肯在早上七点之前开工；矿工要下井干活，就得坐在吊笼里，再由吊笼操作工把吊笼放下矿井里；既然吊笼操作工不肯干活，我们就只好回家去，这一天的工资也拿不到了。吊笼操作工属于精英工种，收入丰厚，其中一大部分来自加班费，加班禁令使他们的收入大受损失，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来对抗加班禁令，表达他们的不满，害得我们少了一天的工钱。这帮蠢货，除了自己的日薪之外，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他们这种做法当然激起了矿工的强烈不满，在1983年年底，矿工当中要求罢工的情绪就很强烈了，现在更是火上浇油。我们那点“奖金”少得可怜，根本激励不了大家去干活，从激励计划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了。米德兰兹[1]的煤层比较浅，在那边工作的矿工可以轻易地换新车、度假、旅游，我们却很难得到这些，况且，因为我们要在北海下面干活，工作非常非常累，每天都汗流浃背。干得越多，挣得越少。我们一提加薪，媒体就说什么“矿工一周能挣两百镑”，可我们根本没有这种好事。这次争议很快就解决了，但是，它却让大家都警觉了起来，特别是那些年纪比较轻的矿工，他们开始注意到斯卡吉尔的话。他们知道，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投资，维斯托在亏钱，而一旦“经济效益不佳”成了关闭矿场的理由，那我们就要首当其冲。所以，在罢工表决当中，赞成罢工的人才会占了上风，所以我、我们才会一直坚持到现在！ 在这次斗争中，涌现出了不少积极的因素，最突出的是妇女，她们成了罢工的主心骨，她们不仅在食堂里工作，还走了出去，在各种会议上讲话，在媒体上发言。她们参加了纠察队，在自己的社区里遭到警察毒打，她们睁开了眼睛，再也不会闭上。大部分妇女都说，事情再也不会回到老一套了，她们下定决心，等到罢工最终胜利后，也要团结互助。她们做得对。 还有个事，就是成千上万参加了罢工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现在已经对警察幻灭了，他们现在知道了，警察究竟忠于谁——忠于老板，而不是工人。在罢工前，我敢说，大部分矿工还是相信报纸上和电视上说的，但是，现在他们通过亲身体验，学会了怀疑和批判。以前他们尊敬警察，现在他们唾弃警察。我们都看见了警察是怎么工作的：他们毒打人们，不分男女老少，毫无怜悯之心，反而还乐在其中。特别巡逻队、快速反应队（DirectResponseUnit），大家都应该提防这些部队。今天挨打的是我们，明天又会轮到谁呢？他们是训练有素的打手，就连“普通”警察都怕他们。我听说“普通”警察都管他们叫畜生、精神变态。警察和矿工社区的关系遭到了无法修复的损伤，再也不能恢复了。 当然，这次罢工中的关键因素，是诺丁汉和米德兰兹的大量工贼，这群狗杂种还说什么，要是允许举行全国表决的话，他们就会和我一起站在纠察线上，我听了这话，简直要气死了。撒切尔表扬他们，他们居然还沾沾自喜？！！要不了多久，她就会暗算他们，关掉他们的矿场。我希望那个“银桦”[2]，那个狗叛徒，得上晚期癌症，在痛苦中死掉！他才是真正的“内奸”。 有些人曾在过去几个月里参加罢工，现在却为了几个钱当了工贼，我痛恨这些人！他们还卖惨，说什么债务累累啦，揭不开锅啦，可是，要是矿场被关掉了，他们的日子只会更加悲惨。罢工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可是，只要当过一天工贼，就一辈子是工贼！ 我个人认为，1984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原先只是个最没有上进心的、深陷泥潭的矿工，但我现在成了一个自信的、想要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我准是有点发疯了，因为我都不想再当矿工了，却还是在为矿工斗争。我说不准自己想要什么，但我可以确定的是，我想要光明，我想要新鲜的空气。真希望凯丝能跟我冰释前嫌，但看来机会不大。先赢得罢工的胜利，其它的以后再说吧！！ 134．一九八五年一月二日星期三 今天回去参加了纠察，这是去年九月起我头一次参加纠察，上次是在维尔毛斯阻止7个工贼，这次是在自己的矿场维斯托，去阻止被国煤收买的56个工贼。问题是，三辆载着工贼的巴士冲进矿场时，没有人去阻拦。其实，只要一辆巴士就能装下全部工贼，但管理层却用了三辆，这也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发狠了，要拉更多的人当工贼，媒体也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工贼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这太让人丧气了。从罢工一开始，我就一直在强调：我们需要大规模纠察队去冲击蠢猪们，阻止工贼上工，可是一直搞不起来。今天参加纠察的有两百人，我们本来可以组织一次冲击的，但是没有谁去组织和鼓励大家行动。 维斯托的士气正在不断低落，如果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罢工的下场就不会好到哪里去——最好也只是被出卖，最坏就是彻底失败。当面痛骂工贼阻止不了他们上工，砸烂他们的家也阻止不了，因为国煤会帮他们出修理费的。 135．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星期五 按照国煤的说法，今天维斯托出了72个工贼，在东北地区出了3177个。纠察队还是老样子，消沉，麻木，灰心，泄气。这样下去恐怕撑不了多久。 下午我决定带珍和萨莎参加纠察，我知道不会有什么麻烦，但以防万一，我还是带着她们站在离纠察队主力比较远的地方。我只是想让她们明白，在过去一年里都发生了什么，把工贼搭乘的巴士指给她们看，告诉她们，躲在里面的工贼都是什么人。我知道萨莎才十岁，珍也只有十二岁，但是，难道她们不应该知道父母分手的原因吗？ 不出所料，泰恩蒂斯电视台派了个摄制组，拍下了三辆巴士开进矿场的场面，这样一来，那些无动于衷却还有电视可看的矿工就会看到，工贼是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上工的。在他们拍摄工贼上工的时候，几个纠察队员冲到摄像机面前，想阻止他们拍摄，就在这时候，旁边有几辆装满了防暴警察的面包车，其中一辆停了下来，放出了防暴警察，扑向纠察队员，纠察队员知道他们在打什么算盘，没有还手。我把这一切解释给女儿们，叫她们永远不要忘记在1985年1月看到和听到的一切。萨莎说，“他们应该反击警察，换了我就会这么做。”听听！这句话是一个小女孩讲的！ 蠢猪们回到面包车上，挥舞钞票，继续向纠察队员挑衅。我再次把这一切解释给女儿们听，然后就带她们回家。我们刚刚经过拐角，一辆警车就在我们前面停下来，一个肩章上有两颗星的警督摇下车窗，对我喊，“喂！你！你刚才对小孩讲了什么？”我火气上来了，怼他说，“关你鸟事？她们是我的小孩，我们说了什么都是隐私！”他的话简直让我气死，“希望你不要教唆她们反对警察！”我火冒三丈，后来我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但我上头了，把刚才跟女儿讲的话，又跟警察讲了一遍。他的回答，连我这个顽强的纠察队员听了都大吃一惊，“我跟你讲，你的小孩（他指着我的女儿们，她们都吓坏了）要是走丢了，或是出了什么事，别给我们打电话，打给那个该死的阿瑟·斯卡吉尔好了！”然后警车开走了，我只好拼命地安慰两个女儿。我的女儿们是无辜的，为什么她们要遭到这样的恐吓？难道就因为她们的父亲参加了罢工吗？ 136．一九八四年一月七日星期一 国煤宣称，今天有一千多人上工。他们预计在维斯托会出现复工大潮，就像东北其它矿场一样。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维斯托没有多少人复工，但工贼比上周五多了一点。在赫林顿发生了很令人泄气的事：分会主席，一个叫斯托科（Stokoe）的叛徒，公然带领工贼复工。在艾灵顿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分会书记带头复工，尽管他儿子是战士派的领导。这两个傻屌还自称忠于矿工工会，他们肯定会继续怂恿那些所谓的“温和矿工”（过去十个月里屁事不干的家伙）去当工贼！混账东西! 维尔毛斯的情况也在恶化，那边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左翼，我真替他们难过，因为他们那里出的工贼比我们这里还多，要知道他们那边的干部比我们这边的要强得多。真是没法理解。 137．一九八五年一月九日星期三 国煤宣称维斯托出了101个工贼，但我们数了数，只有大概65个。猜猜媒体会用哪个数字？纠察队员的士气越来越低落，这很让人难过。两个纠察队员不肯离开公路，就被抓走了，都这样了，大家也没有反击。几个月前，我们至少还会向蠢猪们进军，向他们抗议。可是今天，屁反应都没有！ 我辞去了食堂书记的职务，因为我受够了两派人的内斗。一切都在急转直下。 今晚我看了第四台[3]的一个节目，叫做《你站在哪一边？》（WhoseSideAreYouOn？）。这个节目很棒，展现了罢工中的男男女女不畏强敌、坚持斗争的伟大精神。但是，它最棒的一点，是它揭露了警察对我们、对我们的社区滥施暴力的行径。然而，它却拍得好像我们已经输掉罢工一样！至少这是我的感觉！有多少人看了第四台？ 138．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星期四 一批参加罢工的青年矿工在德比郡被判处两年半徒刑，罪名是点燃了工贼乘坐的巴士。并没有人受伤，我认为，整个工会运动都应该为坐视他们被判刑而感到羞耻。“我并没有被打败，可我却心情低落”。 139．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一 自从我写下前一篇日记之后，又有一位肯特郡的矿工被判处五年徒刑，罪名是踩了一头蠢猪的脸。你猜猜，那些在奥格里夫、在其它地方痛打工人的蠢猪们，会被判多少年？你自己知道答案！ 凯丝和我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们又不说话了。我觉得非常难过，看来我们真是过不下去了。这一切都怪撒切尔这个贱人！！ 140．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三 维斯托的纠察队员终于展现出了一些活力和决心，这种情况已经很久没出现了。纠察队员们（以小伙子们为主）已经受够了，他们认真地向蠢猪们发动冲击，蠢猪们完全措手不及，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的麻木，以为我们会永远消沉下去。我们没能阻止工贼上工，但我们找回了一些斗争精神，我还以为我们已经永远失去了这种精神呢。 维尔毛斯的情况继续恶化，那边今天出了五百个工贼，占了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这对士气打击很大，因为维尔毛斯一直被当作战斗性最强的矿场。连那边的情况都这么糟糕，其它地方又能坚持多久呢？ 141．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四 今早我从卧室窗户往外看去，天气棒极了。风雪大作，地上积了厚厚的雪，只有正在罢工的矿工才会真正欣赏这样的风景。 到了纠察线上，我的好心情迅速消失了，因为大家似乎都只满足于冲着巴士上的工贼叫骂，昨天我还乐观地以为，我们的斗争精神正在恢复，现在我的乐观又被粉碎了。 今天斯卡吉尔在达拉姆演讲，听他演讲的有三千多人，他拼命地想要振作士气，但他的部队正在动摇。他为什么不叫他们向那些工贼猖獗的矿场（比如维尔毛斯）进军？错过了一个大好良机。他说，约克郡的发电厂工人即将罢工，那他干嘛不去约克郡对他们讲话？打击保守党的钱包当然不错，但是，斯卡吉尔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保守党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败我们，我们被打败后，他们就能慢慢地把钱赚回来。 今天，在下议院里，由左翼议员组成的“游说”集团终于做了一点事，然而他们早该在罢工第一天的时候就这么做了。他们要求在政府工作时间举行一场关于罢工的辩论，在要求被驳回后，他们吵闹起来，导致议会休会。丹尼斯·斯金纳对撒切尔说，“你还什么都没有看见呢！”可我们已经整整十个月什么都没有看见了！ 英国铁道的大批工人今天举行罢工，声援一位被解雇的工人，他是因为支持我们的罢工而被解雇的。他们要是早点这么干就好了，那样的话我们说不定早就赢了！ 最后，在维斯托有个工贼受了重伤，我们只希望这个王八蛋死得越痛苦越好！ 142．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五 大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天气还是非常冷。今天维斯托的纠察队员还是一样消沉麻木。分会干部什么都没干，他们似乎就是要坐等罢工自然结束——也就是失败！ 国煤宣称有135人复工，但我们数了数，发现这些人当中只有24人是矿工工会的会员，有45人是机工，35人是COSA会员。但是，这个事实已经足够让那些王八蛋去怂恿更多的人当工贼了。而我呢，我至死都以自己是维斯托矿工而自豪！ “下跪”·金诺克今天发表演讲，再次彻头彻尾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他在讲到昨天斯金纳等人的抗议时是这么说的，“要是他们以为，这样做对矿工有利，或是对工党有利的话，那他们一定活在另一个世界上！”地球呼叫火星上的金诺克！！！！！！大傻逼。今天有五百个工党基层积极分子在约克郡参加纠察，金诺克跟他们完全背道而驰。 143．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整个早上都在下大雨，我真想躺在床上，但我还是逼自己起床，去参加纠察，因为我依然相信，我们能赢，尽管其他人都很消极。有个叫托尼·斯科特（TonyScott）的纠察队员被蠢猪们抓走了，但是，我们又喊起了“祖鲁”，这让我很高兴。 今天国煤叫得比以往更大声，它宣称又有651人复工。在诺森伯兰的艾灵顿矿场，有147人当了工贼，总数达到了600人，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现在东北有4812个工贼，差不多相当于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如果我们不理睬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太愚蠢了。地区经理戴维·阿奇伯尔德[4]在电视上说，“这些人的复工加强了我们的看法：罢工一定会失败，每过一星期，它离失败就会更近一步。” 全国的情况更加糟糕，国煤宣布有40%的人当了工贼。撒切尔趁机宣布，她不会举行谈判，除非工会保证出卖罢工。这老妖婆！！ 144．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星期四 今早收到一封信，是维斯托矿场的经理写给我的，他叫我复工，说这样才能挽救矿场。他说什么矿井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如果我们不立即复工的话，矿井就没救了！净是放屁，这明明是恐吓。他们以前想收买我们，收买不成就用恐吓。信的结尾写着，“记住，你的工作和你的未来已经危在旦夕，你得当机立断！”我把它丢进了垃圾桶，这就是我的答复！ 分会提出，让我们的安全代表下井调查情况，但经理拒绝了，不出所料。他根本不想让我们的人下井，他只想让NACODS的安检员下井，因为没有安检员，他就没法让工贼下井干活。迄今为止，NACODS一直不愿越过我们的纠察线，因为他们知道，罢工结束后，他们还得跟我们一起工作，但国煤可不管，他们向NACODS施加了巨大压力。我一点也不同情NACODS那帮王八蛋，要是他们一开始就参加罢工，我们几个月前就能赢得胜利了！ 不出所料，国煤拒绝同矿工工会谈判，除非工会答应不反对关闭矿场。在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之后，难道他们还以为我们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关闭矿场吗？这些王八蛋，他们先是给人希望，然后又把希望给粉碎，企图迫使更多的矿工在绝望中复工。现在东北已经有了五千工贼。 今早有四辆巴士载着工贼开进维斯托，有三名纠察队员在冲击中被捕。蠢猪们见人就抓。国煤宣称维斯托有185人复工。他们没有说的是：其中有100人是COSA的会员，53人是机工，剩下的才是矿工工会的工贼。维斯托有两千多名矿工，只有一小撮当了工贼！我为自己是维斯托纠察队员而自豪，永远都会！ [1]米德兰兹（Midlands）是英格兰中部各郡的统称。——中译者注 [2]“银桦”（SilverBirch）是）是贝沃科茨矿场（BevercotesColliery）的矿工克里斯span>·布彻（ChrisButcher）的绰号，因为他有一头灰发。在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期间，他积极充当工贼，拼命破坏罢工。他接受了《每日邮报》（DailyMail）的赞助，在全国到处巡讲，反对罢工。在他的撺掇下，贝沃科茨矿场的矿工没有参加罢工，并在1985年脱离了全国矿工工会。——中译者注 [3]第四台（Channel4）是英国一家免费公共电视网，也是英国第四家全国性电视台，1982年11月2日开播。——中译者注 [4]戴维·阿奇伯尔德（DavidArchibald），时任国家煤炭委员会东北地区经理。——中译者注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125．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星期天 126．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星期四 127．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五 128．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三 129．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五 130．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131．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二 132．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四 125．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星期天 我在坎姆登[1]市政厅参加了全国矿工后援团大会（NationalMinersSupportGroupConference），来的人很多，有一千四百多人，会场坐不下了，只好分流出五百人到附近的伦敦大学[2]开会。托尼·本恩讲了15分钟，但全是废话，斯卡吉尔从头到尾都没出现。在伦敦大学会场，有人叫我发言，我就讲了一阵子，反响还不错。罢工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还为食堂募捐到了101英镑，这让我很受鼓舞。 126．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星期四 前几天突然很想家，于是一时冲动，打算回家看看凯丝和女儿们。我在圣潘克拉斯[3]搭客车回纽卡斯尔，三点钟到了家门前。凯丝开了门，劈头就问：“你来这里干嘛？”接下来一整晚都是折磨，我整个晚上都在跟她说话，确切地说，只有我在讲，她根本不听，摆出一副见到我在家里就难受得要死的样子。我马上就回伦敦。去她的！至少我试过了。女儿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太他妈不公平了！自私的母牛！ 127．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五 时间还很早，凯丝和女儿们还在睡觉，我在厨房里留了张便条，就走了。该死的沙发，真他妈不舒服，真他妈冷。但还是不如她那张该死的床冷！ 回到了克里斯家，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真舒服。 128．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三 前几天都待在克罗伊顿，住在社工党同志斯蒂夫（Steve）家里，他是个大好人，还帮我募捐，给食堂筹到了更多的钱。最妙的是，今晚我在东克罗伊顿一家工厂里，对一大群会员代表发表讲话，他们很不好对付，问了不少刁钻的问题，最刁钻的还是关于那个运送工贼上班而被打死的威尔士出租车司机的问题[4]。我回答说，要是让我们去纠察，那些人就不会陷入这种绝望的处境，不用拼命逃离矿场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死的怎么不是那个工贼！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们答应给食堂提供支持。 夜里凯丝打来电话，向我道歉，说上周不该那样对我，还请我回去，一家人好好过圣诞。我答应了，打算星期五回去。况且我还要出庭，我打算住在纽卡斯尔的保尔·麦克加尔那里，白天再回家里看看。接下来走一步看一步吧。 129．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五 昨晚去了伦敦唱片，参加了圣诞晚会，醉得不成样子！我一定干了不少蠢事。我记得，为了罢工的事，我跟广播一台[5]的一个DJ大吵一架，还骂他蠢驴，还朝香蕉女郎[6]抛媚眼（一定是烂醉了）！今早我在地板上发现一顶草帽，模模糊糊地想起来，好像有人跟我说，那是艾尔顿·约翰[7]的东西，可我记得昨晚他根本没去。或许我可以拿这顶草帽去义卖，给食堂弄点钱？ 我在国王十字车站[8]坐火车回纽卡斯尔，这次凯丝的接待要比上次热情很多，我又觉得，我们能把问题给解决了。 今晚我跟凯丝一起出门，谈了好长时间，谈了未来，谈了罢工结束以后的生活。我对凯丝说，罢工还会坚持很久，因为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不能放弃。没有了我，凯丝和女儿们都能过得更好，因为她们能得到卫生与社会保障部的资助，虽然不怎么多。反正，先看看新年后的情况吧。 130．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今天我们在食堂搞了个圣诞晚会，非常成功！拖家带口的矿工，单身的小伙子，挤满了食堂，我们搞了不少游艺项目，请人唱歌，还摆了三台流水席，摆了不少火鸡之类的菜色。还给孩子们准备了礼物，由圣诞老人亲手发给孩子们，不过这些礼物都是支持者们提供的。看着食堂一步步发展到现在，我觉得非常自豪，这一切都要感谢加里、弗洛丽、玛丽安、艾莉森、莫琳、乔治的辛勤劳动，还要感谢捐款人的支持，我们把捐款人的姓名，都写在一大张纸上，贴在墙上。我们实现了当初的目标，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基点，大家都可以到这里来，坐上一会，暖暖身子，吃上一顿饱饭，分享自己的希望和担忧。珍和萨莎很喜欢这里，但凯丝从不带她们来这里，恐怕是不想让她们问起我。 奇怪的是，我却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似乎我在这里是个外人；直到加里叫我返回现实，我才变回了一个饥寒交迫的矿工，而不是一个混迹于明星圈子里的狐朋狗友。他说的没错，不过，那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虽然那种生活确实让我有点内疚。剩下的都没有什么新鲜的。 131．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二 下午我在桑德兰裁判法院出庭，还打赢了官司！狠狠出了一口几个月不能参加纠察（更别说还被关了三天）的恶气！案子撤销了！因为蠢猪们搞砸了！ 我在法庭外面等，跟我一起等的还有我的两个证人，伊恩和米克，还有一头蠢猪，就是给我拍照的那头，但抓住我的不是他，所以他好像没认出我。 有人叫我去见律师，律师问我，说能不能提供一些对案子有帮助的情况。我坚持说，我是被两个警察抓住的，一个是警督，另一个是警佐，是他们把我塞进警车的，而案卷里说的那个抓住我的年轻警员，其实当时只是坐在警车上。我还说，他现在就坐在外面，我觉得他并没有认出我。有个男人站起来，离开了法庭。我的律师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她告诉我说，警方提出，只要我认罪，就从轻发落。我拒绝了，这主要是出于原则，但还有一个原因：我给了她一张照片，上面把我被两个警察拖上警车的场面拍得一清二楚。 在出庭时我很紧张，我坐在被告席上，面对着裁判官。右边是一张图表，上面画着所谓的维尔毛斯矿场犯罪现场。那个年轻的警员最先被叫出来，为控方作证，裁判官问他，认不认得被告人。开什么玩笑！他当然认得了，因为我就坐在那该死的被告席上！接着裁判官就问他，1984年9月5日早上发生了什么，他就把警方的说法讲了一遍，还用图表来论证。按照他们的说法，我当时带着一大帮纠察队员，像粗野的流氓一样，对警察拳脚相加。他说我狠狠地踢倒了一个警督，又跳到警督身上，想用右臂锁喉，就在这时候，那个年轻警员勇敢地过来解围，把我的右臂反绑在背后，又把我押上警车。他讲完的时候，裁判官盯着我，就好像要判我绞刑一样。我完全懵了。 我的律师当机立断，她提出质询：那位被我“痛打”的警督在不在法庭上？不在。她就问，那么年轻警员知不知道警督的姓名？他紧张地承认不知道。于是，她就开始反驳警方的证词，她说，如果警方的证词可信的话，那么，我就是对一位高级警官造成了重伤，而这位高级警官既不在法庭上，也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既然如此，警方起诉我的罪名最起码也得是“企图谋杀”，而不仅仅是“扰乱治安”。年轻警员被她问倒了，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我的律师使出了杀手锏，她说，“我要提醒您，警官，您发过誓的，而做伪证可是重罪。”接着她问他：在开庭前，她的一个同事曾问他，“您是否见过诺曼·斯特莱克？这很紧急。”当时他是这么回答的，“就算我看见他，我也认不出。”请问是否有这么一回事？年轻警员结结巴巴地说，他不是那个意思，但她打断了他的话，提醒他记得自己发过誓的。然后他承认，他是这么说过，但又说我绝对就是被他抓住的那个人，因为他认得我的样子！她就说，他在前几天里可能见过我好多次，他不得不承认，这是有可能的。于是，她就对裁判官说，由于证据不足，所以应当撤销对我的控诉。裁判官嘀咕了几句，就撤掉了案子，虽然我觉得他很不情愿。太棒了！ 我向律师和年轻的同事道谢，感谢他们的帮助，还问她，能否帮我起诉警方，为我遭到的不公正的逮捕和监禁讨回公道？她建议我见好就收，别把警方逼急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也许她说得对，但这样能让我获得极大的个人满足。警察怎么能在发了誓之后，又在法庭上公开撒谎，之后又能安然无恙呢？这就是撒切尔统治下的英国司法。 伊恩和米克向我道贺时，那个年轻警员走过来，祝我和家人圣诞快乐，还说他为我能脱罪感到高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要是裁判官相信了他的话，我就得在牢里过圣诞了！然后他又指责我的律师，说她耍小伎俩给他下套！我真想揍他一拳，但我不想再惹事了，于是我就对他说，多谢他帮我确认了一件事，那就是蠢猪们都是撒谎成性的大话精，然后我就走开了，跟朋友们去庆祝了。 1984式的司法！ 132．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四 总算时来运转了！一个在卫生与社会保障部工作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是住在纽卡斯尔的单身矿工可以领到一笔特殊补助，共有126英镑。因为我从十一月起断断续续地住在本维尔[9]，所以我有资格领这笔钱，我赶紧去领，顺利领到了。一下午我就花光了这笔钱，都用来给凯丝和女儿们买礼物了。不管什么未来了，光是在回家时看到凯丝那副表情，这笔钱就没白花。至少女儿们今年能好好过个圣诞节了。毕竟罢工就是为了这个，她们的幸福是最重要的，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1]坎姆登（Camden）是伦敦西北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2]伦敦大学（UniversityofLondon）是英国一家公立大学，1836年成立。——中译者注 [3]圣潘克拉斯（St.Pancras）是伦敦的一个火车站，位于坎姆登南部。——中译者注 [4]1984年11月30日，工贼戴维·威廉姆斯（DavidWilliams）乘坐出租车，在警车的护送下，前往南威尔士的梅蒂尔谷（MerthyrVale）矿场上工，出租车经过一座桥下方时，桥上的两名矿工朝出租车扔混凝土块，砸死了出租车司机戴维·詹姆斯·维尔基（DavidJamesWilkie，1949—1984），工贼威廉姆斯却毫发无伤。资产阶级舆论立即借此大做文章，对罢工大肆抹黑。——中译者注 [5]BBC广播一台（BBCRadioOne）是由英国广播公司（BBC）运营的国家级电台，1967年开播，主要听众是青少年，全天播放青年人喜欢的音乐和娱乐节目。——中译者注 [6]香蕉女郎（Banamarama）是英国一支流行乐队，1981年在伦敦成立，成员为萨拉·达林（SaraDallin，1961——）、舍沃恩·法希（SiobhanFahey，1958——）和克伦·伍德沃德（KerenWoodward，1961——）。该乐队曾在八十年纪红极一时，从1982年到2009年，共有30支单曲打入英国单曲排行榜前50名，被誉为“最成功的女子组合”。——中译者注 [7]艾尔顿·赫丘利斯·约翰（EltonHerculesJohn，1947年3月25日——），本名雷金纳尔德·肯尼斯·德怀特（ReginaldKennethDwight），英国歌手、作曲家。——中译者注 [8]国王十字车站（KingCrossRailwayStation）是伦敦市中心的一个重要铁路站点，1852年启用。——中译者注 [9]本维尔（Benwell）是纽卡斯尔西部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113．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六 114．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一 115．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二 116．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四 117．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五 118．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119．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五 120．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一 121．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二 122．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123．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124．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 113．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六 今天就连老天爷都跟我们对着干，我们本来打算在食堂外面给孩子们搞个烟火表演，可是倾盆大雨却下个不停。但这并没有浇灭我们的热情，表演很成功。鲍勃·德尔布里奇和纽卡斯尔理工学院的几个学生做了两个惟妙惟肖的假人，一个是撒切尔，另一个是麦克格雷格，他们把两个假人放在火堆顶上，前面还摆了个议会大厦。纸灰散去后，露出了“矿工必胜”的口号，还有社工党的拳头[1]，大家都欢呼起来。冒雨前来观看烟火表演的有一百来号人，当撒切尔和麦克格雷格被烧死时，全场欢声雷动。可惜烧死的不是真人！ 我们在食堂里准备了热乎乎的饭菜，不停地给客人上菜。孩子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这才是重点，他们很喜欢烟火表演。只可惜甘地夫人[2]走得太快了，我们没抓住，不然我们就可以烧死三个狗杂种了！ 114．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一 唉，凯丝还是撑不下去了，她提出了离婚。我没有跟她争，因为家庭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还影响到了女儿们。我们同意分手，这样对大家都好，我一找到住处就会搬出去。十二年的婚姻就这么完了！撒切尔，我谢谢你了！罢工结束后，我们或许会和好，但我觉得这不太可能，毕竟我已经决定，不管罢工是胜是败，我再也不回矿场工作了。这句话我讲了好几个月了，况且我看凯丝也不是那种能在我失业的时候不离不弃的人。顺其自然吧。 克里斯·摩尔打来电话，说红色光头党明晚要在桑德兰的“碉堡”俱乐部（TheBunker）演出，请我和凯丝一起去看。凯丝不想去，我就只好自己去了。我得找点事做，让自己振作起来。 金诺克不愿出席一系列事先安排好的集会。这正好说明了他到底忠于谁，反正不是忠于我们矿工！ 代表会议经过表决，一致决定继续罢工，考虑到国煤最近都在拼命诱惑矿工复工，这个消息很是令人振奋。那帮狗东西还在拼命地寻找矿工工会的基金，但他们休想得逞。能坚持下去就好了。 115．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二 红色光头党今晚在碉堡俱乐部举行了支持矿工的义演，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表演，唱得太棒了。他们的演出充满了激情，歌词写得妙极了。我也喜欢曲调，管乐的部分真是绝了。我喜欢《坚持不懈》[3]，因为我对其中一句歌词感同身受，“我并没有被打败，可我却心情低落”。说的不就是现在的我嘛。不过，在穿着时髦的桑德兰人当中，我还是觉得自己有点格格不入。 演出结束后，克里斯对我说，周五乐队要上电视，上“管道”节目[4]，问我想不想去露个脸。我当然是马上答应了，周四他们要在纽卡斯尔彩排，到时我就去找他们。我兴奋极了。 116．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四 整个早上我都在厨房帮忙，然后去了纽卡斯尔，在城市大道[5]上的泰恩蒂斯电视台演播厅里见到了红色光头党。我看了他们彩排，然后我们凑在一起，讨论明天我要说什么。克里斯估计，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在人们反应过来之前，我们最多只能争取到二三十秒的时间，所以，我们经过细致的考虑，敲定了我到时要说的台词，不放过每一秒。我还见到了里克·梅约尔[6]，见到他时我兴奋极了，因为我爱死《年轻人》了，但后来我有点失望，因为他讲话拿腔拿调，听起来像上等人，跟他在表演时的形象大不一样。或许是我太傻了，不过管他呢。 晚上我们在纽卡斯尔吃了顿美味的中餐，我跟马丁、尼克还有乐队经纪人阿德里安[7]混熟了。我跟克里斯讲了凯丝跟我分手的事，他就请我到伦敦去，在他的公寓里住几天。我觉得这样也好，不用待在凯丝身边了，说不定还能在那边搞点募捐。下个月就是圣诞节了，得想办法让孩子们过个好年。今晚过得非常痛快。 今晚我留在纽卡斯尔，睡在保尔·麦克加尔（PaulMcGarr）的沙发上。 117．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五 今天一天真是太绝了！闹得还挺大的！我到了那里，红色光头党的经纪人阿德里安·科林斯给了我一个“艺人”徽章，没有这个徽章，保安是不让我进去的。我非常非常紧张，在厕所里反复排练台词，直到背得滚瓜烂熟为止。观众开始进入演播厅时，我尽量保持隐蔽。这个演播厅在在电视上看非常大，但亲眼看见的时候才发现它居然这么小，挺让我惊讶的。我看了“警告”[8]和比利·布莱格[9]的表演，然后在红色光头党登台时混了进去。我躲在后面，站在鼓手和铜管乐队中间，在演奏第一首歌《撑下去》[10]的时候帮他们摇铃鼓，然后，克里斯把我介绍给大家，我才站到前面来。 歌声一停，灯光暂时熄灭了，尼克敲起鼓，作为前奏，这时我紧张得浑身发抖。克里斯对着话筒说话，把我介绍给大家：“特邀铃鼓手，已经坚持罢工35周的达拉姆矿工”，这时我从后面走上前来，走到话筒旁边。我是怎么把台词讲出来的，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讲完后观众向我热烈鼓掌。然后我走到后台，克里斯唱起了《坚持不懈》。 红色光头党的表演刚结束，我们就马上跑到后台的“绿房”休息。这个房间并不是绿色的，但马丁告诉我，他们管这里叫“绿房”，是因为这里可以喝到免费饮料。没过几秒钟，我就喝下了一品脱啤酒。比利·布莱格过来了，他说，我刚才讲的，大家都没听清楚。我觉得挺扫兴的，因为这就等于我的担心和紧张全都白费了。我拿了三杯加冰的“南方舒适”[11]，但有人叫我出去见朱尔斯·霍兰德[12]，他跟我说，要是我早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他们，他们就会帮我们安排好，让大家都能听清我讲了什么。屁话太多了！好多人都来找我，表示支持罢工，包括“管道”节目的公关经理，他想知道我讲了什么，所以我就给他们再讲了一遍： “在这次罢工中，已经有六名矿工牺牲，五名矿工在靠维生装置生存，三名矿工头盖骨骨折，二千五百多人重伤，七千五百多人被捕。他们说我们孤立无援，我们只能靠自己，谁也不会支持我们，但是，我们已经收到了几十万英镑捐款，给我们捐钱的都是普通的工人阶级——全国各地都有矿工后援团，遍布各个城镇、工厂、写字楼和学校。他们都在支持我们——你们也应该支持他们！！” 总之，我痛饮了免费的美酒，见到了明星，观看了剩下的节目。 我跟乐队一起坐面包车来到伦敦，此刻我正在维尔斯登格林[13]的克里斯家里，舒舒服服地躺在长椅上。一千多头蠢猪闯进了科顿伍德，只为了掩护一个工贼上工。只有脑子有毛病的人才会为这种行为辩护！都说少数服从多数，事实就是大多数矿工仍在罢工，不管搞不搞什么鸟表决，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118．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今天是珍妮弗的12岁生日，也是第一个我没有陪她过的生日。我给她打了电话，保证会在回家时给她带礼物，但我毕竟没有陪在她身边，这让我觉得很难受。对不起，宝贝，真的对不起！ 克里斯带我去了他们的唱片公司“伦敦唱片”[14]，让乐队的公关负责人尤金·曼齐（EugeneManzi）就“管道”节目上的事儿发个新闻通稿。这对我来说是一段全新的体验，他们从电视上弄了张照片，用来发通稿，这让我很惊讶。最棒的是，他们还允许我拿走唱片，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拿了一大堆滚石[15]乐队的老唱片，还拿了几张我觉得女儿们会喜欢的唱片，比如“好样的年轻食人族”[16]的唱片。我拿着沉重的战利品，费劲地离开唱片公司时，克里斯好像有点尴尬。这真是棒极了！ 到了下午，伦敦的一个同志带我去了哈罗的卫生与社会保障部，那里的工人同意给食堂提供资助，真不错。 工会大会的新领袖，又蠢又肥的诺曼·威利斯[17]在威尔士的一个矿工集会上讲话，他居然敢指责纠察队员太暴力了！这帮家伙究竟活在哪个星球上啊？矿工大声嘘他，几个胆大的兄弟甚至还当着他的面挂出了绳圈。他们真该把这个肥佬当场吊死！我以为伦·穆瑞就已经够怂的了，没想到换上来的家伙比他更怂。 国煤说，在十一月底以前，谁出来当工贼，就能获得650英镑的圣诞奖金。去他妈的! 119．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五 我花了一星期时间，到处走访学校和工厂，从基尔本[18]到克罗伊顿[19]都走遍了，但是，这段时间里我开过的会，就属今早我去尼斯顿[20]附近的中米德尔塞克斯医院（CentralMiddlesexHospital）开的会最棒了。NALGO的一些会员代表请我去讲话，我的听众是一群办公室女职员，有人提醒我，说她们对罢工的态度很不友好。她们停下手头的活，听我讲了大概十分钟，我讲了自己在罢工中的经历、我在纠察线上目睹的暴力、我是怎么被判处监禁和被禁止参加纠察的、我是怎么为食堂筹款的。我告诉她们，结了婚的矿工只能拿到少得可怜的救济金，而单身矿工干脆一分钱都得不到。她们连珠炮一般向我发问，都是些老问题，像是凭什么要让纳税人继续供养效益差的矿场之类的。我就反问她们：不妨想一想，要是我们得靠国外煤炭发电的话，电费会有多贵？讲完之后，她们同意每星期给维斯托食堂捐一次钱，这让我觉得非常高兴。而且，有个女人，她问了个最尖锐的问题，但她也捐了五英镑。这再一次让我确信，哪怕是最顽固的批评者，在听了我们的说法之后，也会改变想法。 红色光头党出去巡演了，但克里斯让我继续住在他的公寓里，直到他们回来为止。凯丝没有回我电话，看来我们的婚姻彻底完了。还是没法接受。感觉太不真实了。 操他妈的！刚接到电话，说维斯托出了30个工贼，坐着装有银色窗户和铁护栏的“战斗巴士”闯过了纠察线。我简直不敢相信，虽然他们猜测大部分工贼是附属工会[21]的人，不是矿工工会的人。他们怎么知道的？我觉得这都是维斯托的工会干部害的，因为他们一直不肯发动更多的人去参加纠察，哪怕是在蠢猪们野蛮扫荡社区之后还是不肯。我们必须想办法，把消极的人都给发动起来，否则30个很快就会变成300个！ 我在多利斯山地铁站[22]卖报，有人带我去看了格伦维克[23]。可惜我们得到的支持没有他们那么多！卖出5份报纸，募捐到差不多10英镑。 120．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一 昨晚社工党在哈尔斯顿[24]办了个鸡尾酒会，我也被叫去了。酒会是在斯蒂夫·布朗（SteveBrown）和菲奥娜·布朗（FionaBrown）家里开的，这对夫妇很可爱，但是，那里的酒真他妈猛！酒会结束前我醉倒了，过了几个钟头才醒过来，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克里斯家。酒会开的还不错，募捐到了66英镑，布朗夫妇又自己掏了50英镑。 今天我给在厨房帮忙的玛丽安打了电话，她跟我说，现在很急着用钱，因为一天要接待250个纠察队员，还有他们的家属。我不禁想到，要是许多矿山能够早点加入罢工，情况恐怕就会大不一样。非要等到出了工贼，他们才肯行动起来！不过我还是用挂号信把筹到的钱全部寄了出去，明天他们就应该收到了。 121．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二 拜访了克里克尔伍德、西伯恩公园和牧羊人灌木林[25]的几个公交车站。我设法让一个车库的机工跟食堂结成了对子，但其他人都要照顾其他地方，顾不上我们了。管理层不让我进车站，所以我就在公交车顶上向大家讲话，这是我头一次这样做，感觉挺新鲜的，效果也还不错。没筹到钱，但也得到了不少支持。今天我还发现，我们得到了黑人社区的大力支持。我知道布里克斯顿和托克斯泰斯的真相是什么，毕竟我亲自参加过“奥格里夫之战”，也为自己被打成“国内敌人”而自豪。 122．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今早纽卡斯尔的律师通知我，说我要在2月7日去爱丁堡出庭，不能取保候审。这些苏格兰人，可真够文明的。难怪我妈老是喜欢喊他们“苏格兰小气鬼”。 加里给我打电话，说有人去了工贼家，好好教训了他们一顿，所以今天只有7个工贼进了维斯托。太棒了！还有，国煤又说，在下周五之前，哪个矿工愿意当工贼，都能再得到175英镑的赏钱。这帮王八蛋真是越来越猖狂了，但是，他们开出的三十枚银币[26]只对一小撮人有效。 我们大多数人都对此嗤之以鼻，要知道，每个矿工家庭一周的生活费只有区区14英镑，要靠这点钱来交各种费用和还债，可是，保守党还要从这笔钱里扣掉1英镑，用克扣下来的钱给工贼发赏金！单身矿工干脆一分钱都得不到，就像我，我现在连纠察补助都没有，只能靠支持者的资助才能活下去。 我在肯顿[27]见了几个救护车司机，募捐到20英镑现钱，他们答应会定期资助食堂。要是能把在伦敦募捐到的款子，每一笔都写在维斯托的公告栏上，一定能让他们明白，自己获得了多么广泛的支持。 我可以给珍和萨莎打电话，但凯丝还是不肯接我的电话。真倒霉！她不该这样对我。 123．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红色光头党要在哈默斯米斯[28]市政厅演出，乐队经纪人阿德里安“录用”了我，让我充当“演出经理”，但这其实是表示工人团结的姿态，因为我现在没活干了。人总得想办法活下去嘛。 演出很成功，有1200名粉丝来看演出。我觉得很尴尬，也很开心，因为有不少人看了《管道》节目，认出了我，他们还跟我好好地讨论了一些问题，把我的捐款箱塞得满满的。负责暖场的乐队是“三个约翰”[29]，我很喜欢他们的表演。乔恩·郎福德[30]的吉他弹得棒极了，主唱也很牛。爽极了。我也上了台，对着从未有过的大群观众讲了话，获得了梦幻一般的回应。真是爽极了。 演出结束后，我跟几个肯特矿工一起募捐，最后数了数，发现足有210英镑，简直太棒了。克里斯对我说，有几个诺丁汉的罢工矿工，他们的处境比我们更困难，我就把我分到的那部分款子，分了一半给他们，因为那几个肯特矿工连一分钱都不肯分给他们！老实说，这几个肯特矿工真让我恶心，因为整个肯特郡的罢工矿工还不如维斯托一个矿场多，他们还能获得伦敦的资助。这样对工人团结很不好！ 124．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 去了布莱顿看红色光头党的演出，一起去的还有黛比（Debbie）和苏（Sue），她俩是乐队的粉丝。演出真是爽死了，很嗨，所有的歌曲都是在铜管乐器的伴奏下轰出来的，我越来越喜欢他们的歌了，《坚持不懈》、《去搞组织》、《不要英雄》、《16吨》[31]。棒极了！马丁叫我上台，我当时真是羞死了，因为观众都在高喊“我们要诺曼·斯特莱克，我们要诺曼·斯特莱克”。我觉得自己简直都成了歌星了！我讲了几句，赢得了满堂喝彩。要是每天晚上都能这样过就好了，关键是演出结束后还能在休息室里享受免费的美酒和美食。凌晨坐轿车赶回伦敦，像飞一样！ [1]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标志是一只红色的、攥紧的拳头。——中译者注 [2]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印地语：इन्दिराप्रियदर्शिनीगान्धी，拉丁化转写：IndiraPriyadarshiniGandhi，1917年11月19日——1984年10月31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女儿，少年时即参加民族独立运动。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当选首任总理，英迪拉·甘地也涉足政界，逐步成为父亲的心腹。尼赫鲁死后，英迪拉·甘地于1964年出任联邦院议长，并于1964年6月9日——1966年1月24日担任信息与广播部长，1966年1月24日——1977年3月24日担任总理，1977年在大选中失败下台，1980年在大选中获胜，再次出任总理，在任上由于强力镇压锡克教徒，而被自己的锡克教卫兵刺杀。——中译者注 [3]《坚持不懈》（KeepOnKeepin’On）是红色光头党于1984年推出的单曲，歌词的大意是鼓励工人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中译者注 [4]“管道”（TheTube）是泰恩蒂斯电视台的一档音乐节目，共有五季，1982年11月5日首次播出，1987年4月24日停播。——中译者注 [5]城市大道（CityRoad）是纽卡斯尔的一条主干道。——中译者注 [6]理查德·迈克尔·梅约尔（RichardMichaelMayall，1958年3月7日——2014年6月9日），英国演员，喜剧表演家。曾参演过多部脍炙人口的喜剧。《年轻人》（TheYoungOnes）是一部英国情景喜剧，于1982年11月9日——1984年6月19日在BBC二台播放，梅约尔在该片中饰演主角之一瑞克，同时他也是该片的编剧之一。——中译者注 [7]马丁·休斯（MartinHewes）、尼克·金（NickKing）和阿德里安·科林斯（AdrianCollins）分别是红色光头党的贝斯手兼主唱、鼓手和经纪人。——中译者注 [8]“警告”（TheAlarm）是威尔士一支摇滚乐队，1981年在威尔士里尔市（Rhyl）成立，1991年解散。——中译者注 [9]斯蒂芬·威廉·布莱格（StephenWilliamBragg，1957年12月20日——），英国歌手。生于埃塞克斯郡巴金市（Barking）一个推销员家庭。中学时对音乐产生兴趣，1977年开始涉足乐坛，起初发展并不顺利，直到1983年才渐渐打响了名气。他的歌曲以民歌、朋克摇滚和抗议歌为主。他还长期参加左翼政治运动，在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中为工人创作了许多歌曲。——中译者注 [10]《撑下去》（HoldOn）是红色光头党的一首歌曲，号召工人坚持罢工，不要屈服。收录于该乐队在解散前发售的专辑《不要华盛顿，也不要莫斯科》。——中译者注 [11]“南方舒适”（SouthernComfort）是美国的一种利口酒（liquer），于1874年由调酒师马丁·威尔克斯·赫隆（MartinWilkesHeron，1850—1920）创造。——中译者注 [12]朱利安·迈尔斯·霍兰德（JulianMilesHolland，1958年1月24日——），英国歌手、作曲家，电视节目主持人。他是“管道”节目的主持人之一。——中译者注 [13]维尔斯登（Willesden）是伦敦西北部的一个市区，维尔斯登格林（WillesdenGreen）是当地的一个地铁站。——中译者注 [14]伦敦唱片（LonconRecordings）是英国一家唱片公司，成立于1947年，现为环球音乐集团（UniversalMusicGroup）的子公司。——中译者注 [15]滚石（TheRollingStones）是英国一支著名摇滚乐队，成立于1962年，它是摇滚乐历史上最受欢迎、活动时间最长的乐队之一。——中译者注 [16]“好样的年轻食人族”（FineYoungCannibals，FYC）是英国一支摇滚乐队，1984年在英格兰伯明翰成立，1992年解散。——中译者注 [17]诺曼·戴维·威利斯（NormanDavidWillis，1933年1月21日——2014年6月7日），生于英格兰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阿什福德镇（Ashford），1949年进入运输工会工作，1959—1970年担任运输工会总书记私人助理，1973—1977年担任工会大会助理总书记，1977—1984年担任工会大会副总书记，1984—1992年担任工会大会总书记，1991—1993年担任欧洲工会联合会（EuropeanTradeUnionConfederation）主席。——中译者注 [18]基尔本（Kilburn）是伦敦西北部的一个地区。——中译者注 [19]克罗伊顿（Croydon）是伦敦南部的一个大型城镇。——中译者注 [20]尼斯顿（Neasden）是伦敦西北部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21]在英国，“附属工会”（affiliatedunion）是指附属于工党的工会，这些工会向工党缴纳年费，作为交换，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三分之一的委员、工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二分之一的代表要由附属工会选出。——中译者注 [22]多利斯山地铁站（DollisHilltubestation）是伦敦的一个地铁站，位于维尔斯登附近。——中译者注 [23]格伦维克电影处理实验室（GrunwickFilmProcessingLaboratories）是多利斯山的一家企业，1976—1978年，该企业的员工曾进行了长达两年之久的罢工。——中译者注 [24]哈尔斯顿（Harlesden）是伦敦西北部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25]克里克尔伍德（Cricklewood）、西伯恩公园（WestbournePark）和牧羊人灌木林（Shepherd’sBush）都是伦敦的地名。——中译者注 [26]在《圣经》中，犹大为了三十枚银币的赏钱，出卖了耶稣。详见《马太福音》第26章。——中译者注 [27]肯顿（Kenton）是伦敦西北部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28]哈默斯米斯（Hammersmith）是伦敦西部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29]“三个约翰”（TheThreeJohns）是英国一支摇滚乐队，1981年在利兹成立，乐队成员为吉他手乔恩·郎福德（JonLangford）、主唱约翰·海亚特（JohnHyatt）和贝斯手菲利普·“约翰”·布伦南（Phillip“John”Brennan）。1990年解散。——中译者注 [30]乔纳森·丹尼斯·郎福德（JonathanDenisLangford，1957年10月11日——），生于威尔士纽波特市（Newport）一个会计家庭。在利兹大学就读期间，成立TheMekons乐队，从此涉足乐坛，此后参加过多支乐队，至今仍在活跃。——中译者注 [31]《坚持不懈》（KeepOnKeepin'On）、《去搞组织》（GoGetOrganised）、《不要英雄》（TakeNoHeroes）、《16吨》（16Tons）都是红色光头党的歌曲。——中译者注
一九八四年十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十月 99．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星期一 100．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星期二 101．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星期四 102．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星期六 103．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星期三 104．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五 105．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三 106．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星期六 107．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天 108．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109．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110．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111．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112．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二 99．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星期一 下午又去了桑德兰裁判法院，因为“扰乱治安”的罪名出庭受审，这都是第三次了，还是因为9月5日那天的事。判决还是保释，但保释期延长到12月18日！！！这是保守党法庭的典型做法，已经有几百个积极分子挨了他们整，不能参加纠察。矿工工会的律师都在搞什么？就不能加把劲跟他们斗么？不能参加行动真是让我既生气又难过，况且国煤正在加紧发动工贼破坏罢工。我只能想办法宣泄自己的能量。也许还是回去搞募捐吧。 今天工党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斯卡吉尔的讲话赢得了全体代表起立鼓掌。他还接到了高等法院的传票，要是不配合就得坐牢。他说他不会屈服，还痛批了蠢猪们为了打败我们而犯下的可耻暴行。有人捧场是好事，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几声空洞的掌声，而是工会大会的实际支持！ 家里的情况一团乱，凯丝的情绪非常低落，因为她丢了工作。我说什么都没用；她只是坐在那里生闷气。希望她能挺过去，另找工作，然而失业率这么高，工作很难找。至少我们还在一起，或许她现在能够更多地参加罢工。 100．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星期二 今天金诺克在工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简直是耻辱！！他还是那一套，什么反对暴力、要求遵守法律。上周他要是在维斯托或伊兴顿就好了，那样他就能亲眼看到究竟是谁在施暴了！这个王八蛋不过是想讨好中间阶级，好让工党胜选罢了。要是他站在工人阶级一边，那我就是荷兰人了。只有天真的傻瓜才会相信，金诺克和哈特斯利[1]领导的工党政府会跟撒切尔的军事独裁有什么不一样！ 国煤威胁说，如果不让人进入维尔毛斯矿场执行“至关重要的安全工作”，就关闭矿场。工会干部没有被吓倒，他们说，除非阻止工贼，否则谁都别想进去，他们做得对。看看哪一边先垮掉吧。 我今天还去了纽卡斯尔的“媒体工坊”[2]，南希尔兹的几个兄弟，里奇·惠特菲尔德（RitchieWhitfield）和菲尔·特纳准备在那里搞个展览，把1832年的本地矿工罢工、1926年总罢工和今年这次罢工联系起来。他们要让大家看到，这么多年来统治阶级的手法几乎没有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在1832年，有个参加了罢工的矿工，叫威廉·乔布林（WilliamJobling），因谋杀当地法官的罪名而被判处死刑，他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个被公开绞死的人。这是统治阶级为了打垮罢工、逼迫工人复工而使的无耻手段，而那次罢工正是刚在达拉姆煤田成立不久的工会组织的。今天这一切都变了，我们现在不会被吊死，但利昂·布里坦[3]的“终身监禁”对矿工来说跟吊死一样可怕。我们要向1832年的前辈学习，决不能被吓倒。 101．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星期四 不出所料，NACODS那帮软蛋又通过仲裁中心[4]跟国煤谈判了。真是悲剧！他们通过表决，决定举行罢工，让我们全都吃了一惊，现在他们居然又退缩了。他们原本可以逼迫撒切尔退让、在诺丁汉等地阻止工贼的——这正是我们目前还没能做到的。我猜他们已经妥协了，希望我猜错了。 下午去加里的家，跟加里和基斯开了个小会。这样做很有用，希望以后能每周都开一次。会上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在哈顿重开食堂；夏天的时候，由于缺乏资金和顾客，食堂已经关掉了。第一个任务就是设立预备基金，这样才能在食堂重开后保持运转。我们都觉得这个主意很棒，因为食堂能成为纠察队员的基点，大家都可以在那里讨论问题。至少它能让我们做点有建设性的事。 今天是小女儿萨莎的十岁生日，幸好凯丝领到了最后一笔工资，我们用这笔钱给萨莎买了份好礼物，大部分罢工工人的孩子都得不到这样的礼物。我们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可惜凯丝不明白这一点。 102．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星期六 今天，里奇·惠特菲尔德和菲尔·特纳搞的矿工罢工展览在南希尔兹老市政厅开幕了，搞得很棒。展出了不少老照片和书面资料，还不断地播放“要煤矿，不要失业救济”的录像。我们卖出了22份《社会主义工人报》，还为食堂募捐到了25英镑，成绩不错。今天来看的观众大都对展览评价不错，但有一个老人说，展览太片面了，没有展出纠察队员痛打警察的照片。真惊讶！ 在看展览时，我趁机跟维斯顿矿工妻子后援团的一个团员聊了一会，把我们重开食堂的计划讲给她们听。她们祝我们好运，但是，她们又说现在光是发食品券都够忙了，帮不上我们了。算了。希望我们到月底能筹到足够的钱开食堂，做好迎接“冬将军”的准备。 103．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星期三 今早开了分会大会，会上可以看出会员们对分会干部的不满有多么强烈。我们要选出一名会员参加达拉姆地区执行委员会，按照传统，一般都是选高级干部。因此，分会委员会提名的人选是分会主席约翰·查普曼和分会司库比尔·杰里（BillJerry）。但会员群众提名的人选是普通会员艾德·马尔科姆（EdMalcolm），尽管他是个软弱的左派野心家，我还是跟会场里的大多数人一样，把票投给了他。结果太妙了：查普曼15票，杰里6票，艾德54票！这个成功让大家深受鼓舞，看着主席台上那帮领导震惊的样子，我们都乐坏了。更绝的是，一个纠察队员站起来，跟领导们讲了他们得不到信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汤米·维尔森除外——从来不参加纠察。他说，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是不配当领导的！一个又一个会员站起来批评领导，最后大家提出了一个动议：维斯托分会每次组织纠察队时，都必须有两名分会委员会委员陪同，其职务由被禁止参加纠察的人顶替。分会主席约翰·查普曼站起来，对我进行了疯狂的人身攻击，这八成是因为他知道的被禁止参加纠察的人只有我一个，所以他错误地以为，这一切都是我在背后煽风点火。他不肯接受动议，说他要问问其他委员会委员，看他们是否愿意参加纠察！！会场乱做一团，这个没用的窝囊废立即宣布散会，领导们全都灰溜溜地走下了主席台。我们全都大声抗议，叫他们回来，但他们没回。大家都很生气，但又为艾德的当选感到高兴。 这场会议充分说明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至少大家现在都（再次）懂得了谁才拥有真正的力量。太妙了，我们得在下次分会大会上加强基层群众的力量，谴责主席的不民主行为。 矿工工会因为不服从保守党法庭的判决，被罚款二十万英镑，斯卡吉尔因藐视法庭被罚款一千英镑。他说了不会交罚款。他干得真漂亮！ 104．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五 今天有人炸了布莱顿大饭店[5]，可能是爱尔兰共和军，但他们怎么没炸死撒切尔呢！听说泰比特[6]被炸成重伤，但其他人跑掉了。现在还没有人把这起案子扣到纠察队员头上，但他们迟早会这么做的。 我跟人聊起这事时，大部分纠察队员都很高兴，就好像我们赢了罢工一样。当然，炸死几个王八蛋也改变不了什么，但这至少能让大家明白，痛恨撒切尔、痛恨她代表的一切的，不只有矿工。他们完全是自作自受。 我在纽卡斯尔大学演讲，反响很不错。更重要的是，他们答应帮我们筹集开办食堂所需的资金。 105．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三 今天去了趟纽卡斯尔，跟我一起的还有维斯托矿工妻子后援团的两个团员，艾莉森（Alison）和玛丽安（Marion）。在罢工刚开始的时候，纽卡斯尔理工学院的学生决定支持矿工，现在保守党学生想要推翻这个决定，所以那里的学生就请我们过去参加会议。艾莉森在会上发言，焦急地请求学生们支持矿工的子女，就在这时，一个保守党站起来大喊，“既然你这么需要钱，干嘛不让你男人复工？”他刚说完，就被一大帮想要教训他的学生给围住了。算他走运，要是我能碰到他，一定会狠狠教训他一顿！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得到了好消息：保守党惨败，学生会继续支持矿工。我们募捐到了17英镑。我们还去了一趟纽卡斯尔大学，又募捐到了125英镑。艾莉森和玛丽安高兴坏了。 社工党曼彻斯特支部的同志们又寄来两张支票，总共110英镑，有了这笔钱，到了下周一，我们就可以在哈顿矿工福利社重开食堂了。罢工期间，他们的支持起了重大作用，社工党能在维斯托树立好名声，也是多亏了他们。 NACODS与国煤的谈判破裂了，他们便决定在25日开始罢工。如果他们是动真格的，干嘛不宣布明天罢工？估计他们是想给国煤一些时间周旋。走着瞧吧。 106．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星期六 今早在桑德兰开了支持罢工的群众大会，斯卡吉尔在会上讲话，有个疯婆子想用一个猫食罐头“刺杀”他，被他躲过了。警方审讯她之后，宣布她与罢工无关，她的动机就只是不喜欢老阿瑟，还有想上电视出风头。 至于大会嘛，还是跟往常一样，去的人很多，但是该去的都没去，都在家里坐着呢。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光在家里坐等，是不能赢得罢工胜利的，要是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有可能变成工贼，这就等于罢工的失败。斯卡吉尔和他身边的人应该每天都到矿工社区去讲话，而不是浪费时间去搞那些没用的谈判。 曼彻斯特的同志们又寄来一张60英镑的支票。太棒了！ 107．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天 今早又开了分会大会，通知时间很短。要不是加里及时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本来应该准备好动议的，因为在上次分会大会上，大家群情激愤，他们肯定不会让我们充分利用群众的愤怒。分会主席骄傲地宣布，两位分会委员会委员自愿参加纠察队，另外他还宣布，被禁止参加纠察的人，如果去帮妇女后援团做事，每天可得两英镑补助。倒霉的是，出席会议的人太少，不能对主席在上次会议上的不民主行为提出弹劾，让他躲过了惩罚。我们本来应该在纠察队员当中加倍开展宣传的。但我们没有这么做，所以就这样了。 加里和我花了整个下午还有大半个晚上，把福利社打扫得干干净净，厨房更是一尘不染，随时可用，就连那口“小伯科”大锅[7]也彻底洗干净了。为了迎接明早开业，我们削了土豆皮，切好了胡萝卜，又把它们跟扁豆、豌豆一起泡在水里过夜。加里非常挑剔，他叫我们扫清了墙壁和地板的每一寸，但结果对得起我们付出的汗水。几个月来，福利社从来没有这样干净过。现在我们只需要等着大伙来吃饭。 108．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有大概80个纠察队员光顾了食堂，算是开门红。倒霉的是，我们的汤出了点小问题，扁豆和豌豆都粘在大锅底部，弄坏了汤。我们只好把汤倒掉。幸好我们还有不少面包和鸡蛋，所以大伙才没挨饿。我们算是学到了教训：煮汤时要不停地搅拌！ 来了一群纽卡斯尔理工学院的学生，把他们周末募捐来的116英镑交给了我们。这让我们大受鼓舞，我们在墙上贴了一大张纸，把收到的每一笔款子都记在上面，这样纠察队员就能清楚地看出有谁支持了我们。这样还能做到财务公开，我们希望这样就能避免“中饱私囊”的指责。 “大象人”伊恩·麦克格雷格让他的雇主丢了脸，所以国煤就不让他负责公关了，换了一个叫迈克尔·伊顿（MichaelEaton）的傻屌来当发言人。 109．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天哪，吓死人了，NACODS又取消了罢工。这帮背叛成性的怂包！ 今天在谢菲尔德有个“不许出卖”的游行，我们派了一车人去参加，但被蠢猪们拦下了，叫他们返回达拉姆。天哪，吓死人了，谁会想到这种事呢？ 结果，今天没有多少人来食堂，昨天可不一样，我们昨天跟妇女后援团开了会。她们改变了主意，现在她们完全反对食堂，尽管加里和我已经决定自己管食堂的事。我们向她们建议，进一步公开财务，以免遭到批评，但她们非常生气。我们想让谈话变得更有建设性一点，但没有用，她们走了。如果双方不能合作的话，将来恐怕会很不妙。好的一面是玛丽安和艾莉森打算来帮忙，因为她俩已经厌烦了发食品券。我和加里带着她俩去了博尔顿路的信托储蓄银行[8]，开了个账户，户名就写“维斯托矿工食堂”，至于这个名字是谁想出来的，此时我们也顾不上了。我当书记，加里当主席，玛丽安当司库，艾莉森当助理主席。我们总共有230英镑的启动资金，应该够用几周的。 今天玛丽安和艾莉森把弗洛丽（Florrie）带过来了，她至少有六十多岁了，她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工人。她的身子看起来挺瘦弱的，干起活来却比谁都勤快，让我和加里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她给我讲了一个好故事，是说1972年大罢工的。当时她丈夫和两个儿子——一个叫诺曼（Norman），另一个叫约翰（John）——都在维斯托工作，有一天，她出门买东西，听见一个婆娘在骂矿工。弗洛丽叫她管好嘴巴，别骂矿工，否则就把她关进冰箱里去！那个蠢婆娘就是不停嘴，弗洛丽说到做到，把她推进了冰柜里。那个婆娘跑回家，叫来她男人，但弗洛丽就是不怕，还说只要他还不闭嘴，就把他也塞冰箱里！最后那个婆娘和她男人落荒而逃。我记下这个故事，是因为它让我看到了这个妇女是多么了不起，她坚决支持矿工，这种精神，这种自豪感，实在太精彩了。她鼓舞了我们大家，她身上凝聚了矿工社区的战斗精神。 110．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那帮混账王八蛋以“藐视法庭”的罪名，无理地罚了矿工工会二十万英镑，我们不肯交罚款，他们就偷走了我们的钱！他们只配得到藐视！可是，那些曾在布莱顿保证支持我们的工会，它们的支持又在哪里呢？要是它们让保守党得逞了，同样的命运也会落到它们头上，那将是整个工人阶级的灾难。NACODS的领导刚刚叛卖，保守党就向矿工工会发动了这次进攻，难道NACODS的领导看不出来这不是巧合么？他们越早发现自己没有获得什么让步，我们就能越早向撒切尔发动进攻（这个进攻早就该发动了），挫败撒切尔摧毁采矿工业、打垮作为战斗工会的矿工工会的阴谋。 我向纽卡斯尔大学矿工后援团（NewcastleUniversityMinersSupportGroup）介绍了我们要用食堂做成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财政支持，并请求他们全力支持我们。他们答应了。 大多数人都开始来食堂吃饭了，这让我们大受鼓舞。我们想要做的事已经传开了，今天有不少人跑来食堂领取2英镑的食品券，顺便亲眼看见了我们是怎么做的。许多人都对我们把捐款写在墙上的做法表示赞同，这让我们十分满足，因为妇女后援团有些人觉得这样做不好。我们还把账本全部公开，就放在桌上，每一笔钱的用处都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大家开始问，妇女后援团为什么不照做呢？这让她们很恼火。她们指责我们没事找事，但她们应该明白，有不少关于她们的恶毒流言在流传，这对士气可没有好处。 111．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今天在食堂里忙里忙外，上了一百多盘肉汤，跟惨淡的星期一相比，生意红火了不少。这都是加里的功劳。他做饭很有一手，而且看起来也很享受做饭的过程。他不让别人靠近“他的肉汤”，偶尔才让人去搅一下汤。我觉得这样也行，因为我更喜欢募捐。 曼彻斯特的同志们又寄来一张49英镑的支票，我们高兴地收下了，把这笔钱放进了我们的基金里。本地晚报还派了两个记者来采访我们，这家报纸出名可不是因为同情罢工，也不是因为对矿工态度好。我对此并不意外，因为两个记者当中有一个是社工党的同志，他想让大家看到，社工党吸引了劳动力队伍中的每一部分。他们给了我们一张16英镑的支票，我们感激地收下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把全国记者协会[9]列入我们的支持者名单了，这将极大地鼓舞矿工的士气，因为大家现在都开始觉得所有人都在反对我们了。 112．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二 我和加里去盖茨黑德[10]参加了一个集会，是公务员工会[11]后援团组织的。这个会很有建设性，但也有人提了几个刁钻的问题，《星期日时报》[12]报道了斯卡吉尔打算访问利比亚之后，有人就趁机问我们对此有何看法。我们只能想出这样的回答：既然保守党企图利用饥饿逼我们复工，那我们就有权利接收任何人给的钱。再说，保守党自己也从利比亚进口石油和其它货物，所以他们是一帮伪君子。总之，他们保证会支持我们，这才是最重要的。 私下里，我觉得斯卡吉尔犯了个愚蠢的错误，让保守党和他们的媒体获得了抹黑他的口实。他应该派那些跟矿工工会没有关系的人去做这件事的。保守党就是这么做的。 我和凯丝的关系还在恶化。我们甚至都不说话了，她还在为丢掉工作感到十分懊恼。她把这一切都怪到我头上，说我积极参加罢工，还坐了牢，才害她没了工作。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算没有她带来的糟心事儿，光是罢工就已经让我应付不过来了。 [1]罗伊·西德尼·乔治·哈特斯利（RoySydneyGeorgeHattersley，1932年12月28日——），工党政客，生于英格兰谢菲尔德市一个警察家庭，曾就读于赫尔大学（UniversityofHull）和利兹大学（UniversityofLeeds）。在上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工党的青年组织的活动。毕业后曾在谢菲尔德当过钢铁工人。1956年当选克鲁克斯摩尔（Crookesmoor）市议员。1964年当选下议院议员，此后连续八次当选，一直连任到1997年。1968年4月6日——1969年7月15日担任就业部副国务大臣，1974年3月7日——1976年9月10日担任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1976年9月10日——1979年5月4日担任物价与消费者保护部国务大臣，1983年10月2日——1992年7月18日担任工党副党首。1997年退休。——中译者注 [2]纽卡斯尔的媒体工坊（MediaWorkshop）是纽卡斯尔市议会与北方艺术委员会（NorthernArtsCouncil）合办的一个项目，旨在为公众提供各种媒体服务。——中译者注 [3]利昂·布里坦（LeonBrittan，1939年9月25日——2015年1月21日），baoshoudang政客，生于伦敦一个医生家庭，父母是二战爆发前流亡英国的立陶宛犹太人。曾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耶鲁大学就读。1974—1988年当选下议院议员，1979年5月4日——1981年1月5日担任内政部国务大臣，1981年1月5日——1983年6月11日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1983年6月11日——1985年9月2日担任内政部内阁大臣，1985年9月2日——1986年1月24日担任贸易与工业部内阁大臣，1989年1月6日——1993年1月6日担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竞争事务委员，193年1月6日——1999年9月15日担任欧洲联盟委员会贸易事务委员，1995年1月23日——1999年9月15日担任欧洲联盟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1999年3月16日——1999年9月15日担任欧洲联盟委员会副主席。——中译者注 [4]咨询、调解与仲裁中心（AdvisoryConciliationandArbitrationService，ACAS），简称“仲裁中心”，它是英国政府的调解与仲裁劳资纠纷的机关，1960年成立，原名劳资关系中心（IndustrialRelationsServices），1972年改称调解与顾问中心（ConciliationandAdvisoryService），1974年改称调解与仲裁中心（ConciliationandArbitrationService），并脱离政府控制，但仍具有半官方地位，1975年改为现名。按照1975年的《就业保护法》（EmploymentProtectionAct），该机构于1976年获得“法定机构”（statutorybody）资格。——中译者注 [5]保守党定于1984年10月12日在布莱顿大饭店（TheGrandBrightonHotel）举行大会，开会前，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在饭店里安装了定时炸弹，打算炸死撒切尔及内阁阁员。炸弹于凌晨2时54分爆炸，炸死5人，炸伤31人，但撒切尔和内阁阁员无一伤亡。——中译者注 [6]诺曼·贝雷斯福德·泰比特（NormanBeresfordTebbit，1931年3月29日——），保守党政客，1981年1月5日——1981年9月14日任工业大臣，1981年9月14日——1983年10月16日任就业大臣，1983年10月11日——1985年9月2日任贸易与工业大臣，1985年9月2日——1987年6月13日任保守党主席。在大臣任上通过了多项反工会法案。——中译者注 [7]“小伯科”（BabyBurco）是伯科·迪恩公司（BurcoDean）生产的一种锅炉。——中译者注 [8]信托储蓄银行（TrusteesSavingBank，TSB）是英国一家金融机构，创办于1810年，1995年与洛伊德银行（LloydsBank）合并。——中译者注 [9]全国记者协会（NationalUnionofJournalists，NUJ）是英国和爱尔兰的记者工会，1907年成立。——中译者注 [10]盖茨黑德（Gateshead）是英格兰东北部一个城市，与纽卡斯尔隔河相对。——中译者注 [11]全国政府与地方政府公务员协会（NationalandLocalGovernmentOfficers'Association，NALGO）是英国的一个工会，主要代表地方政府的白领雇员。成立于1905年，原名“全国地方政府公务员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LocalGovernmentOfficers），1952年改称“全国与地方政府公务员协会”，1964年加入工会大会。1993年与全国公共事业雇员工会（NationalUnionofPublicEmployees，NUPE）、卫生部门雇员联合会（ConfederationofHealthServiceEmployees，COHSE）合并为UNISON工会。——中译者注 [12]《星期日时报》（TheSundayTimes）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严肃报纸，创刊于1821年2月18日，原名《新观察家报》（TheNewObserver），1822年10月20日改为现名。——中译者注
一九八四年九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九月 84．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星期一 86．一九八四年九月四日星期二 87．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星期三 88．一九八四年九月六日星期四 89．一九八四年九月七日星期五 90．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星期天 91．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星期一 92．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 93．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三日星期四 94．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五 95．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 96．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三 97．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天 98．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84．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星期一 工会大会今天在布莱顿[1]举行了代表大会，矿工们都担心在煤田会出现大规模的复工，便跟支持者们一起到会场示威。 斯卡吉尔向代表们发表了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他的讲话像以往一样热诚、勇敢，获得了潮水般的掌声。工会大会那帮黑手党虽然在口头上支持他，然而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他们保证会支持我们，但我才不相信他们呢，除非他们拿出实际行动来！ 今天维斯托的纠察风平浪静，也没有工贼企图闯入矿场。不少人都开始对周一的定期纠察感到厌烦了，但我觉得，我们必须坚持纠察，才能避免工贼出现。 凯丝的领导对她说，她要是想保住妇女避难所管理员的工作，就得好好把握机会，跟其他人一样，重新提出求职申请。她很难过，因为她以前一直干得不错。我猜有人要整她，因为管理避难所的委员会里有个委员正好是女警，而凯丝的丈夫却是正在罢工的矿工。我希望我猜错了，因为这对我们的婚姻没有好处。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得凑合着过下去。必须这样！ 86．一九八四年九月四日星期二 今早在维尔毛斯参加纠察，这是目前为止最差劲的一次。我们人不少，有两百多号人，却没有热情和积极性。我想把大家组织起来，可没人理我，只好作罢。这都怪昨天的工会大会决议，它造成了虚假的乐观情绪。现在有不少人都以为罢工就快结束了，就像那次短命的码头工人造反一样。我越来越悲观，照我看，撒切尔不会让斯卡吉尔获得丝毫胜利。我们需要一丝曙光，需要其他工人的大力支持。 87．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星期三 这篇日记其实是在九月八日星期六写的，因为前三天我都在达拉姆监狱坐牢。 早上七点，我离开阿姆斯特朗会堂搭上尼尔·泰特（NeilTate）的车，像以往一样去维尔毛斯参加纠察。我对大伙说，咱们不能老是这样无所事事地站着，应该主动搞点行动。他们全都同意我。 七点半我们到了维尔毛斯，加入了纠察队，这时停车场里已经来了五十几个人。我跟维尔毛斯分会书记戴夫·霍帕聊了起来，还问他为什么不拆掉那些围栏，有它们挡在那里，我们很难向蠢猪们发起冲击。戴夫同意我的意见，但他又说，他现在无能为力，因为蠢猪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矿场里。他还说，桑德兰的法官们对被捕的纠察队员判得很重。他的两个纠察队员现在被关在达拉姆监狱里。其中一个跟我很熟，他叫艾伦·马加姆（AlanMargham），所以我就拜托戴夫，下次见到艾伦时替我向他问好。没想到居然是我在牢里见到他，而不是他在出狱后见到我！ 到了七点四十五分，停车场来了至少两百五十个纠察队员，大约两百头蠢猪在矿场正门前面排成一排，跟我们对峙，我们跟蠢猪们之间只隔着那道该死的金属围栏。我们有一队人开始沿着纠察线走来走去，因为我们都受够了消极被动。天天都有人被抓，核心积极分子越来越少，纠察变得越来越沉闷了。我们不能放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因为表现消极的纠察队只会刺激更多的人当工贼。我们先是对大伙说，我们要到外面去，到右边的公路上去搞冲击，请大家加入。然后，我们——大概二十来人——就走到公路上，向大家大喊，叫大家都跟我们干。我们这边很快就有了大概一百人，可是大多数人还是不肯动，就算我们大骂他们是“假纠察队员”，他们还是无动于衷。我嗓门很大，我喊得喉咙都疼了，却没有什么效果。 工贼的巴士准时到来，我们便组成了坚实的队伍，向蠢猪们前进，蠢猪们也迅速在我们面前排好阵型。我们高呼“祖鲁”口号，然后冲向蠢猪们。一开始我们把蠢猪们逼退了一点，但是蠢猪们的援军不断赶来。如果那些袖手旁观的“假纠察队员”跟我们一起干的话，我们本来是能够轻松击败蠢猪们的。一队蠢猪从侧翼袭击我们，把我们的队形割成两半，打垮了我们的冲击。一头蠢猪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我拼命反抗，想保持站立。那个狗杂种把几乎窒息的我拖过警戒线，又把我摔到地上，我拼命喘气，他跪在我身上，用膝盖狠狠地压着我的胸口。他是个警督，因为我看见他戴着大盖帽，他说，“总算逮到你了，你这大嘴巴傻屌，你休想再参加纠察了”。我猜他们是不是专门针对我，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我被拖到后面去，塞进一辆警车后面的囚室里。没过几分钟，囚室就满了，塞了八个纠察队员和六头蠢猪，然后警车经过桥梁，开了一段不长的路，到了警察局，上周我们还砸了这间警察局呢。 蒙克维尔毛斯警察局很小，连牢房都没有，我的“逮捕官”是个年轻的警员，他叫我们靠墙站好，一个胖乎乎的警佐（还有其它类型的吗？）用拍立得相机给我们拍照。他对我说，这张照片是用于“正式”记录的，也就是说，会收入专门的相册里，让他们用来识别积极分子。警佐按下按钮，四个闪光灯应声熄灭，没曝光的胶卷弹了出来。我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那个年轻警员也笑了，但那个警佐没笑。他一边骂，一边换上新的闪光灯和胶卷。我们收敛表情，我尽量做出不服气的神情，而那个警员则面露微笑。这次又出了故障，闪光灯坏了，胶卷弹了出来。我笑得像个疯子，一个警督怒气冲冲地闯进来，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胖警佐说他不知道，以前从来没出过这种事。他又试了一次，还是一样。警督抓过相机，丢进垃圾桶里，叫胖警佐出去找个新的。 最后他们总算给我拍了照，然后把我带进另一个房间，刚才那个怒气冲冲的警督在里面不耐烦地等着。他问那个年轻警员，“这个人渣用了什么样的侮辱性语言？”那个年轻警员要么就是太天真，要么就是太蠢，要么两者兼而有之，他居然这样回答，“对不起，长官，我真的没有听见他说什么。”我猜警督都快气炸了。他朝胖警佐大吼，叫他把我带出去。被带出去时，我听见警督说，“你现在听见这杂种说什么没有？”毫无疑问，这肯定能洗洗那个年轻警员的脑子。 我被带到外面，锁在一辆警用巴士上的小囚室里，这种警用巴士经常停在足球场旁边。我在里面度过了难熬的一个钟头，在这段时间里，又关进来十一个人，然后巴士开到了桑德兰的吉尔桥（GillBridge）警察局，我们被分别关在两间牢房里，每间关六人。有三个维斯托矿工跟我关在一起，其中一个参加纠察才半个月！有个狱友叫戴维·拉森（DavyLarsen），跟我一样，都是在乔叟大街（ChaucerAvenue）上长大的，我们交流了过去半年的经历，消磨时间。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带我们去拍照、按指纹，然后是审讯，最后是控罪。我的罪名是“污言秽语，扰乱治安”。对我控罪的警官问我还有没有什么重要罪名，我把上个月在比尔斯顿格伦的事讲给他听，他笑了。 他们允许我们会见矿工工会请的律师，律师对我说，法官可能会判我们交保候审，而且不得进入维尔毛斯周围两英里的范围，这跟我猜的差不多。 我们吃了豆饼、土豆和大头菜，做得很差，但我还是全吃完了。然后他们把我们带出牢房，带到法庭外面的台阶下面，叫我们等着。我们低声交头接耳。我认出了一个人，他是鲍勃·罗布森，上次受审时，就是他最积极地主张大家都选择坐牢，以示抗议，然而他后来却退缩了，选择了保释，然后再给电视台打电话爆料。罗布森对我说，他在会见律师时，律师警告他说，因为他上次被抓过，所以这次恐怕得不到保释了，可能要坐牢，他这番话让我不由得担心起来。上次受审时，大家也碰到过这个难题。这可不妙。我有点气恼，因为他，还有大多数狱友，见的都是女律师，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见的是男律师。我猜那个律师准是什么实习生，因为他跟我说，我很可能被判交保候审。 到了下午三点，头一批人被带进法庭，共有六人，他们回来后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判决是交保候审，不得进入维尔毛斯方圆两英里的范围，这跟他们原先预料的一样。然后轮到我们了，裁判官叫前面四个人先上去受审，让鲍勃和我在旁边等着。那四个人全都获释了，条件跟前一批人一样。 裁判官叫鲍勃和我上庭，他看我们的眼神，就好像我们是两坨屎似的。鲍勃先受审，尽管女律师做了抗辩，他还是被判处在达拉姆监狱拘留至9月14日。鲍勃被带下来的时候一脸震惊的样子。然后轮到我了，我的判决跟鲍勃一样，裁判官说，他判我坐牢，是因为我有可耻的前科，所以他认为我不会老老实实遵守保释条件。他还讲了几句我会危害社会治安的话，但我太震惊了，没听进去。这个王八蛋，他凭什么说我不会遵守保释条件？裁判官叫我退庭，带我出去的那个人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说得好听，反正坐牢的又不是他！ 我们被关在一间牢房里，过了半个钟头，我们又被带到一个院子里，他们给我们上了手铐，还铐在一起，然后他们把我们押上囚车。路上十分难受，更要命的是那个押送我们的警佐。他是那种会说“我最好的几个朋友也是矿工”的人，老是想装出友好的样子。我不想理睬这杂种，但鲍勃却跟他聊得很欢。那头蠢猪大骂斯卡吉尔，大骂纠察队的“凶暴”，而鲍勃居然也附和他！我简直不敢相信，我都开始怀疑鲍勃到底为什么要参加纠察队了。鲍勃说很快就会复工，他等不及了，反正我们赢不了撒切尔。去坐牢本来就糟透了，听了鲍勃的话，更让我难过，我开始担心，凯丝在知道我坐牢后会说什么，珍和萨莎又会怎么说。我很生气，因为我们分会的干部没有一个受审，那谁去通知凯丝呢？我只能指望基斯或加里给她打电话了。我开始觉得，我的刑期不是短短几天，而是一辈子，我决定以后当个“印第安人”就好了，不要当别人的“酋长”了。 进了监狱大门后，我们的手铐被解开了，他们把我们带进大门旁边的搜身室里，浑身上下都搜了个遍，连鞋底都不放过，侮辱性很强。他们拿我的姓氏开了几句惯常的玩笑，然后把我们带到收容区，又等了好久，他们才把我们带进另一个房间，里面全是正在等待监狱接收的囚犯。其中一个刑期很长，正要转到苏格兰的监狱。他对我说，他在维克菲尔德监狱[2]坐了七年牢，这次是他多年来头一次到外面。他说他犯了谋杀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尽管如此，我还是替他感到难过。其他人当中，有入室盗窃犯，还有诈骗犯，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吹嘘自己犯过什么大案子，后来却因为一点点小罪而栽了跟头，被抓了进来。他们听说鲍勃和我的罪名后，都很同情，给我们出了不少主意，说在坐牢时会遇到什么情况、该怎么应付。鲍勃也吹起来了，说他年轻时也干过几票大的，想证明自己跟他们一样牛逼。鲍勃就是这种人，老想装出啥都懂的样子。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们的主意，这让我心里好受了一些。 狱医给我们做了身体检查，然后他们拉我们去洗澡，用洒满消毒剂的冷水冲洗我们。他们给我擦身的毛巾，简直就是砂纸！接着他们给我们发了囚服；一条内裤，一件背心，一双袜子（两边脚跟都破了），一件镶有蓝条纹的外衣，一条棕色裤子（尺码过大），一件棕色夹克，上面还印着“皇家达拉姆监狱”，以防被偷走。最后是一双破旧的黑色便鞋，我那双鞋的两边脚跟都破了几个洞，走起路来非常不舒服，反正我也没指望能有多少放风的时间！ 洗过澡，穿好衣服，拿到囚犯号码后，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上饭了。我饿坏了，可是，一看见他们送来的饭，我马上就没胃口了。只见餐盘里是一滩土豆泥，夹着皱巴巴的豆子，还有一根热狗。还有装在塑料杯里的茶，没加糖，大概是用来掩盖饭菜那糟糕的味道的，我嚼了几下就硬是把饭菜吞下去，以免味觉受到不可恢复的损伤。 吃过饭后，我们又等了好久。为了消磨时间，我跟一个诈骗犯聊了起来，他被判了三年，如果他的话可信的话，他存了三万英镑，准备出去后再用。为了逗乐，他讲了不少自己的“丰功伟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还给了我几根烟，这可妙极了，因为我被捕时身上带的烟早就抽完了。我很感激分给我烟抽的“狱卒”，因为按照监狱规定，囚犯只能得到没有拆封的整包香烟。他对我说，他支持矿工，这倒是个惊喜，因为我以前还以为狱卒都是蠢猪们那样的杂种。然而，跟我们打过交道的狱卒都还不错，其中一个以前当过矿工，他帮了我不少忙，让我在坐牢时能好受一点。 鲍勃一直跟我关在一起，这让我松了口气，因为我听多了监狱里的搞基段子。我并不反对同性恋，我只是不想亲身体验！到了晚上九点，他们发给我们被单、枕头和毯子。我们拿着床上用品，走进了B栋，因为拘留区已经关满了人。我们走上一段金属阶梯，这时我想，这就是我要坐牢的地方[3]。楼梯上都安着厚重的铁丝网，以防囚犯因为不想吃那糟糕的饭菜而跳楼自杀！我们的牢房在二楼的B2-30号房间，我们被带进牢房，牢门在我们身后锁上后，我们觉得非常难受。 牢房的条件糟透了。到处脏乱不堪，混凝土地板上开了好几道缝。窗户也很脏，有六块玻璃不知去了哪里，冷风吹了进来，地板中央放着个塑料桶，里面装着屎尿，冷风一吹，整个牢房臭不可闻。四面墙都是单调的、惨淡无比的灰色，天花板上布满了蛛网。我们俩各睡一张金属床，床上有一张薄薄的床垫，床垫本来应该是“白色”的，却沾满了污渍，我那张床上还画有一个裸女，看手笔像是小学生画的。我俩各有一个蓝色塑料杯，一个橙色的塑料脸盆，一把没有刀片的塑料剃须刀。最后是两张木桌，整个牢房只有六英尺宽、十二英尺长，被这些东西挤得满满的。 有个狱卒——鲍勃老是喊他“老大”——叫我们去厕所。我刚进去就看见一扇半掩的门后面露出了一张扭曲的脸，还听见了用力拉屎的声音。他把我推了出去，我决心要尽量保持肠胃健康。 回到牢房里，鲍勃发现了两本书，便津津有味地读起了牛仔故事。我松了一口气，然后发现另一本书是马丁·路德的传记。我草草扫了一遍，很快就觉得这本书不合我的胃口。要是能跟鲍勃换来那本牛仔故事书，我会非常乐意用这本传记跟他换的。 晚上十点熄灯了，我们躺下睡觉。我累坏了，但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睡着。我担心凯丝和两个女儿，我觉得，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被关起来，无法跟挚爱的人们联系，也得不到她们的消息。 88．一九八四年九月六日星期四 被达拉姆大教堂的钟声吵醒了，才刚刚四点，真该死。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睡在达拉姆监狱一间恶臭又肮脏的牢房里，居然没做噩梦！我想再睡一觉，却睡不着，到了六点，灯亮了，我才不再折腾了。我穿好衣服，躺在床上，等着鲍勃醒来。 早上六点半，牢门开了，狱卒给我们每人一片用纸包着的刀片，叫我们去厕所打热水。我取出刀片，刮了胡子，刮胡子时我在脸上刮出了几道伤口，只好用纸盖住。没想到狱卒又回来找我，把刀片拿回去，而我已经把刀片夹进写有我的号码的笔记板了。狱卒说我应该留着纸的，不过这也没啥，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用刀片。当然，鲍勃这个“老”囚徒把纸给留下来了，他对我说，这刀片得用上一个月。到时如果我还没出去的话，我就要留大胡子了！ 早上七点，我下楼去吃早饭，但鲍勃已经下定决心，什么也不吃，所以他留在牢房里。半块烤焦的面包，上面堆着凉了的煮豆子，一块面包，上面涂的是味道最最恶心的人造黄油，咽下这些玩意后，我不禁羡慕起了鲍勃，真希望自己能像他那样坚强！为了摆脱那股味道，我喝了半杯不加糖的茶，却还是觉得恶心。早上七点半，我把空餐盘放到牢门外面，然后就断断续续地打瞌睡，而鲍勃还在读那本牛仔故事。 刚过九点，牢门开了，狱卒带我们去接待处，原来是我们的律师来见我们。路上我碰见了维尔毛斯的艾伦·马加姆，但我只来得及说了一句“你好”，就被带到了外面。不过，知道这里并不只有我一个人，还是让我好受了一点。 鲍勃先见律师，他跟律师谈了一小时四十分，还抽了烟。为了消磨时间，我就去听别的囚犯的谈话，几乎都是在谈他们的犯罪生涯，从偷车到企图谋杀，无所不包！轮到我去见律师时，我总算能放松一下了。 但我没能放松多久，因为律师告诉我的头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出不去了，而我原先还以为今天就能出去的。他解释说，已经提交了上诉，但在上诉完成之前，我还得提交报告，详细说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我被拘留会对我的妻子女儿造成什么影响，会对我的寡居的母亲造成什么影响。虽然我在监狱里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但这已经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只要能出去，我什么都愿说。记得上次我受审时，为了表示抗议，我宁愿选择坐牢，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我已经变得太厉害了。到了十一点，律师得走了，因为这是监狱的规定，我不禁咒骂起了鲍勃，谁叫他占了那么长时间。我的时间不够，没法把我想说的写进报告里，所以我对他很生气。律师连连道歉，说他一定会尽力帮我们争取周末前获释。 我们被带回牢房，牢房们又锁上了。中午十二点，我被允许走出牢门，吃了点东西，但味道太恶心了，虽然我很饿，但大部分我都没吃。鲍勃还是不肯吃东西。 下午两点半，狱卒叫鲍勃出去，有人来见他，我觉得很难过，因为谁也不来看我。鲍勃回来时，拿着香烟、巧克力和果汁，一部分是维尔毛斯分会的干部买给他的，剩下的是他妻子买的，这让我更加难受了。凯丝怎么不来看我？鲍勃的分会干部都来看他了，狗日的维斯托分会干部怎么不来看我？一想到他们甚至不想来看我，或是他们根本没有帮凯丝安排会见，我都要气炸了。这帮狗东西！！ 今天剩下的时候都在牢房里度过，我没吃晚饭，因为我气坏了，吃不下。鲍勃分了一点东西给我吃，我们靠谈论罢工来消磨时间，直到熄灯为止。没想到鲍勃的思想居然这么保守，我想破头也想不通他怎么会参加纠察队的，更不用说跟我一块坐牢了。他说，我们本来应该先举行表决再罢工的，大规模纠察队是没用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复工！我跟他吵了起来，吵得很大声，但这全是浪费时间。我改变不了他的想法。 但他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他不像我这么怕脏，倒掉了装满上一批囚犯的屎尿的桶，改善了牢房里的空气质量。为此我永远都会感激他！ 89．一九八四年九月七日星期五 没睡好，五点就醒了，被教堂钟声吵醒的，该死的玩意，简直就是巨型闹钟！去他娘的宗教！ 今天过得还是跟昨天一样，只是早饭更差了，就只有一根热狗，茶和面包，没有黄油，昨天早饭的黄油是最后一次了。 十点钟是放风时间，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在操场上走一个钟头，二是做一个半钟头运动，鲍勃选了前者，我选了后者，因为我觉得把身体弄得筋疲力尽可以改善睡眠质量。 我们大概有十五个人，被带到一个体育馆里，在那里他们又让我们选择，是举重还是踢足球。我选了足球，所以我们扛着两个球门，放在柏油地面上，周围都是高高的围墙，我们分成两队，每队四人。 我们开始踢球，踢得很激烈，才过了大概十五分钟，我就累坏了。对面有个大块头，身上满是纹身，我伸脚想抢他脚下的球，倒霉的是，球没抢到，却踢中了人，大块头摔倒在柏油地面上，膝盖擦伤了一大片。但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冲我过来，骂我“该死的肥基佬”，说要干死我。狱卒们从四面八方跑来拦住他，让他冷静下来。充当裁判的狱卒走到我旁边，对我说，“小子，你最好离他远点！他已经杀了两个人，不在乎再杀一个。”老实说，我挺害怕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只要他靠近我，我就跑到另一边去。被带回牢房后，我才放下心来，我发誓，以后只跟鲍勃一起在操场上散步！ 中午十二点吃了午饭，不出所料，饭菜还是一样恶心，但我全吃光了。当然，你不得不适应这种饭菜，但我敢说，吃这种饭菜永远不会是一种享受。毕竟监狱是惩罚人的地方，而牢里的饭菜更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确信这一点！ 吃过午饭后，鲍勃和我讨论了获释的可能性。昨天已经有三个矿工获释了，鲍勃相信他今天就能回家。他说他连一天都都待不下去了，更不用说等到周末了。我对自己获释的可能性要悲观得多，我已经放弃了，准备在牢里待到周末。要是到时能获释，就当我赚到了。 我的悲观似乎是正确的，因为下午两点十五分的时候，狱卒又把鲍勃带了出去，说是有人来见他。我孤零零地坐在牢房里，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不禁诅咒起了我们分会的干部。下午三点，我听见了开门声，便跳了起来，我以为是鲍勃回来了，没想到是狱卒叫我出去，说是有个卡兰夫人来见我。下楼梯时，我猜卡兰夫人是达拉姆矿工协会书记的妻子，不禁去猜想她为什么来见我。至少我总算能跟外界联系了。 他们把我带到接待区，然后叫我等着，轮到我的时候再喊我。叫到我之后，我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好几张桌子，排成一行。我被带到中间，看见凯丝坐在那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能做的只是饱含爱意地相互注视。我们刚想说话，汤米·卡兰和他的妻子就过来了，打断了我们，维斯托分会主席约翰·查普曼也来了，他满嘴扯淡，为没有及早来见我找了各种荒诞的借口。我不耐烦地听他们讲，最后他们总算识相离去，只留下凯丝和我在一起。凯丝对我说，我今天几乎肯定能出去，因为我的律师已经在两点半向法官递交了上诉书。我穿着囚服的样子，还有整个刁难人的会见过程，都让她大感震惊。一个狱卒走过来，说15分钟会见时间已经用完了，叫凯丝离开。她对我说，她给我带了几包烟和两罐啤酒，希望能很快见到我。我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狱方把她留给我的东西转交给了我，里面还有一盒巧克力，是卡兰夫人送的。接着他们又把我带回牢房关了起来。我把巧克力的夹心部分都吃完了，同时鲍勃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我觉得烦了，就说他一定能出去，但我有前科，所以我恐怕还得坐牢。他说，汤米·卡兰也是这么想的，于是我的心情也变糟了。 突然，牢门打开了，狱卒说，“出来吧，你们俩被保释了。”我如释重负，差点亲了他一口。我们拿起自己的东西，走下楼梯。狱方宽大地允许我们把巧克力和香烟交给两个布莱斯的工友（鲍勃不知怎么跟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乐坏了。按照监狱里的标准，他们一下子发财了。 狱方让我们换回原来的衣服，还把其他东西放进一个大信封里，叫我们签收。我打开我的信封时，发现里面有17英镑70便士，这让我大惑不解，因为我被抓时身上只有70便士！鲍勃也有一笔17英镑的意外之财，我们怀疑这是不是狱方为了让我们继续坐牢而搞的鬼把戏。我们同意签字，然后等着监狱长把我们的保释文件拿来。监狱长来了以后，说了一句话，解开了谜团：“作为约克郡人，我支持你们的斗争，但反对暴力。我们在狱警当中进行了募捐，那笔钱就用来给你们的妻子买顿好吃的吧。”他们的支持让我深受感动，我向他致谢。他说，希望以后再也不要见到我们，然后让我们在保释文件上签字。我的保释文件上写着，“除非被告人回心转意，回去上工，否则不得进入任何正在进行纠察的国煤产业的方圆两百码范围之内，并且必须在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前往蒙克维尔毛斯的卫生与社会保障部办公处报道。”我什么都愿意签，尽管这样做等于不能再参加纠察。下午六点，我们走出监狱大门，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在里面只待了三天，感觉却像过了足足三年之久！ 鲍勃的姐姐开车接他回家，然后又好心地捎我回家。我终于见到了凯丝，我们俩都喜出望外，不禁拥吻起来，两个女儿见了我们这样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我把两个女儿抱上床，然后凯丝就讲给我听：她费了好大劲才让分会领导同意去看我，她甚至还得自己去查会见时间！分会提供给她的唯一帮助，就是接送她往返达拉姆监狱，她还说，在她看来，分会那帮王八蛋对我坐牢的事一点都不在乎。换了其它情况，这并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但是，那帮王八蛋却给凯丝施加了巨大压力，这就让我忍无可忍了。她原本就有很多糟心的事要应付了，可是那些本来应该站在我这一边的人，却给她雪上加霜！我打算在下次分会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他们还会继续这样对待其他兄弟。混账东西！ 在看电视时，我看到了“下跪”[4]·金诺克在9月5日（就是我们坐牢那天）的工会大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说，“暴力行为造成了野蛮的气氛。这有违英国工会运动的气质和智慧。”净他妈瞎扯淡！他以为我们的工会最早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难道是靠向贵族和厂主乞求许可吗？才不是！是靠成千上万工人的流血牺牲！就连妇女参政论者有时也要使用暴力，她们才能争得投票权，那个该死的撒切尔都要感谢她们呢！要是我们得依靠金诺克这种软蛋，我们的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一切，就会被葬送。去他妈的金诺克，还有他那帮左派怂货！为了保卫和扩大这些权利，我要继续斗争下去，这也是千百万工人的意思。 《音乐新快报》[5]的一个记者打来电话，说他想写一篇罢工报道，能不能在我们家住几天。凯丝答应了。他明晚就到。 90．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星期天 今天我本来想待在家里陪凯丝，但我们大吵一架，所以我去了唐卡斯特，参加了社工党举办的矿工集会。幸好我参加了这个集会，它让我们能够交流意见，讨论罢工在各地的进展。大家普遍认为，罢工已经明显地转入守势，我们现在要做的主要就是阻止工贼破坏罢工。为此我们需要发动更多工人参加纠察队，银木矿场的伊恩·米切尔给我们介绍了他的经验：要想发动更多人参加纠察，就应当“家访”，也就是去拜访每一个参加了罢工的矿工，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积极参加纠察。这样做就算不能发动他们参加纠察，至少还可以阻止他们去当工贼，而如果我们真的要在冬季转守为攻的话，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也是大家一致同意的：麦克格雷格与斯卡吉尔的新一轮谈判可能会导致叛卖罢工的重大危险，如果谈判破裂，就有可能进一步挫伤罢工工人的士气，而谈判破裂似乎又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矿工工会根本没有谈判的筹码。我们根本没有抓住那帮混蛋的命根子，连摸都没摸到。 会上再次强调了销售《社会主义工人报》的重要性，因为这样能让纠察队员不断地了解罢工的真实情况。我们必须在纠察线上、在矿工福利社里、在罢工中心里不断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因为这样才能让大家认为，我们赞成这份报纸的意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们能够交流思想，同时还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论据。在维斯托，加里、伊恩、约翰、基斯和我已经树立了“敢打敢拼的积极分子”的好名声，我们必须继续向大家表明，我们是社工党的人，并在分会大会上提出建设性意见。首先是收集地址，然后让那些被禁止参加纠察的人出门，拜访那些不积极参加纠察的人，劝他们加入我们。 回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叫我到我家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去接那个记者，这时天色已经黑了，我就冒着夜色出门，我以前经常看《音乐新快报》，直到前几年才不看，所以，在我的想象中，那个记者应该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就像嬉皮士那样。见到他时我吓了一跳：他个子很高，留着光头，上身是一件红色的哈林顿夹克，下身是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红色的拳击靴子，在夜里很显眼。他介绍了自己，说他叫克里斯·摩尔（ChrisMoore），然后我们一起走回我家。他说他是社工党党员，我才松了一口气，我原先还有偏见，以为留光头的都是国民阵线[6]的人呢。 我们坐下来，谈了罢工，还谈了音乐。他搞了个乐队，叫做“红色光头党”[7]，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乐队，但他带着他们的唱片和录音带，我明天再听。 91．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星期一 我们很早就起来了，然后我带克里斯去维斯托参加纠察，把他介绍给了几个兄弟。没有工贼企图上工，所以罢工的成效是100%。 我们又去了加里的家（离矿场不远），喝了茶，吃了吐司。克里斯采访了加里，但在采访过程中，他一提问，我就总是忍不住插嘴，所以他不得不礼貌地请我闭嘴，采访才能进行下去。我们还顺路采访了戴夫·法拉姆，克里斯要我保证，千万不要在采访中插嘴，于是当他在厨房里采访戴夫时，就由我来照看戴夫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莉亚（Leah）。 晚上我带克里斯去博尔顿矿场的“棚屋”。那个矿场多年前就关闭了，现在只是用作仓库，里面存有成千上万吨的煤。我们想找几个罢工矿工，但没找到，毕竟都这个时候了，买东西吃要比买啤酒喝更重要。克里斯设法找到了两个老工人，跟他们聊了起来，他们还记得1926年的大罢工，但是他们基本上只记得那时候过得有多穷了。一个老工人想起来，有个当过工贼的人，在六十年代死了，除了牧师之外，没有一个人参加他的葬礼！真是活该！哪个维斯托矿工敢当工贼，这就是他的下场！ 我们还访问了约翰·麦凯沃，罢工刚开始时，他还很活跃，但后来都不参加活动了。看来，要执行我们的发动更多人参加纠察的政策，他是个很好的突破口。但是，当他跟我说他花300英镑买了一条狗时，我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人还靠得住吗？不过，听他的话，他似乎还挺有兴趣的，他答应明天会来维尔毛斯，到时再看看吧，那里的纠察在下午两点开始，也许到时能组织一些行动。 克里斯和我聊了很久很久，最后我去睡觉了。明天还要早起呢。我喜欢他的歌，里面没有谈情说爱，讲的全是政治。 92．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 我们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巴士去伊兴顿，途中经过桑德兰，所以克里斯和我有很多时间聊天。 我们在伊兴顿过得很痛快。我们先是上门拜访汤米·阿舍斯特。老天哪，汤米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啊，他住的房子太破旧了。他是个单身矿工，除了当地社区之外没有人支持他，但他仍然跟罢工第一天一样，积极而又勇敢。他跟克里斯讲了好多事情：工贼上工时，防暴警察把整个村子围得水泄不通；蠢猪们闯入当地居民家中打人。这些故事很吓人，我希望我们维斯托人永远不用经历这些事。这次采访让我对罢工恢复了信心，也让我认识到了，跟汤米相比，我已经很走运了。 在食堂里，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在我见过的女人当中，她是给我鼓舞最大的，她叫希瑟·伍兹（HeatherWoods），是“拯救伊兴顿地区煤矿”（SaveEasingtonAreaMines，SAVE）的支持者。其实她跟采矿业毫无关系，她的丈夫是水管工，但她说，这里是她的社区，她要为了社区的生存而斗争。希瑟协助经营“矿工厨房”，一天要做五六百份饭，而且干得很棒。我们维斯托正需要这样的活动，它能把大家团结起来。 下午克里斯一个人去维尔毛斯参加纠察，因为我要是在那里露面的话会非常危险。他回来告诉我说，纠察队被分会干部和鲍勃·克雷（前革命派，现工党左翼议员）出卖了。有三百多人参加了纠察，打了蠢猪们一个措手不及，一些纠察队员在正门设了路障，其他人开始拆除围在停车场四周的围栏。他们本来是可以占领整个矿场、教训工贼一顿的，但是，不知是谁传来愚蠢的谣言，说骑警和防暴警察出动了，鲍勃·克雷就叫纠察队员撤离，他说，“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分会干部也支持他！这让克里斯深感恶心，我跟不少积极分子通了电话，跟他们讲了这事，他们大多也觉得很恶心。本来可以趁这次机会阻止工贼，并向那些坐在家里、也想当工贼的人发出警告，可是大好的机会就这么被浪费了。 克里斯到约克郡去了，我真希望他能在那边找到比我们这里更有组织的行动。 凯丝情绪很低落，老是说她要丢掉工作了。我劝她说，就算她丢了工作，我们也能凑合过下去，但我的劝说没有什么效果。 93．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三日星期四 今早开了分会大会，会上吵得很激烈。我提出了几项批评：我坐牢时，凯丝去求他们，他们却对她很冷淡；维尔毛斯的分会干部很早就去看鲍勃了，他们却迟迟不来；去布莱顿向工会大会示威的人，每人都得了30英镑，这完全是糟蹋经费，罢工已经进入第27周，我们必须把更多的经费投入纠察，要更多地组织纠察。分会书记居然赞同了我的意见，他保证会仔细研究，不让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我们要求分会提供姓名和地址，他们却用蹩脚的借口来糊弄我们，说什么既然别人不想参加纠察，我们就不该去骚扰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想参加，他们自己会去的。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有不少矿工住在离矿场很远的地方，付不起参加纠察的路费。我们可以用分会的基金来报销路费，到目前为止，这笔钱还没动过，要是继续让主席台上那帮狗杂种发号施令的话，这笔钱就永远派不上用场了！矿场没了，基金再多又有什么用？这帮王八蛋怎么这么短视呢？ 这次分会大会还是有一件好事的：看来我们在群众当中赢得了不少支持，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 94．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五 我在桑德兰裁判法院出庭受审，法院再次判决我取保候审，保释条件跟上次一样，时间到十月一日。 矿工工会与国煤的最新一轮谈判眼看就要破裂。照我说，在我们攥住他们的命根子之前，谈判根本没有意义！ 95．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 码头罢工结束了，又被出卖了，甚至比上次更糟糕。这会极大地打击纠察队员的士气，每次谈判开始时，不少纠察队员都希望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码头工人的背叛让他们非常恼火。现在更需要发动更多人参加纠察，而且我们还得加强报纸的销售工作，这样才能让大家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被出卖，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赢得罢工的胜利——只要我们能够发动大批工人转入进攻。这是能够做到的！ 96．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三 真他妈操蛋！！！维斯托出了个工贼，矿场四周全是漏洞，防暴警察到处都是！ 显然，今早六点的时候，有个叫沃克（Walker）的工贼从后门溜进了矿场，那里没有纠察队员把守。直到这个王八蛋下了班走出矿场，纠察队员才知道他当了工贼。他家离矿场只有50码，所以大家很快就包围了他家，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赶来，他们这么生气，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邻居居然不愿跟自己同甘共苦，反而破坏罢工。 穿戴全套防暴装备的蠢猪们赶来后，不经警告就野蛮地朝人群冲击，谁挡了他们的路，就会被痛打。男女老少都在四处奔逃，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被打倒在地，他的小狗想保护他，也被一脚踢到墙上。蠢猪们还跑到居民门口辱骂妇女，骂她们是“荡妇”、“下贱的母猪”、“妓女”，而她们的孩子就在一旁大哭。太吓人、太恶心、太反胃了！ 彻底清场之后，蠢猪们命令市政工人铲平我们的纠察队小屋，那是当地劳工委员会提供的，尽管里面还放着纠察队员的个人物品，小屋还是被铲平了。 有12人被捕，包括当地的“棒棒糖女士”[8]，还有一个人开车来见他的老母亲，下车时正好撞上了一头路过的蠢猪。他被指控“妨碍执法”，据说他还是社民党[9]党员。或许他能把这件事讲给“死亡博士”（Dr.Death）听，改变他对于“纠察队里的流氓”的看法。 不出所料，本地电视台掩盖了蠢猪们的暴行，还说大家都应该支持那个可怜的工贼，他只是在行使劳动权罢了，况且他妈妈还有心脏病。难怪她儿子是个没种的窝囊废！！！！ 我希望，警察这次令人反胃的暴行，以及引发这次暴行的工贼，能够加强大家的决心，把罢工进行到底，绝不被逼着复工。 97．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天 又他妈浪费了一个周末！我参加了达拉姆大学的一个学习班，是南威尔士和达拉姆的“广泛左派”团体组织的。参加学习班的大概有一百人，都是纠察队的积极分子，我们本来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讨论一下怎样让罢工转守为攻。然而我们却只能坐在那里，听那些无聊的课程，可是他们讲的那些东西，我们大多数人早就亲身体验过了，根本不用他们教，比如媒体、法庭和警察的作用。这简直就是马后炮，最让我失望的是，有个叫基姆·豪维尔斯[10]的混账，居然批评我们在奥格里夫和塔尔波特港[11]使用大规模纠察队的做法，他们却不允许我们反驳他！我真是恨死自己了，为什么要来这鬼地方！ 今天有件事让我们好受了一些：新上任的达拉姆大主教发表的言论引发了争议，他说麦克格雷格是“一个进口的美国老人”，这让那些相信上帝站在他们那边的保守党很是难受。我甚至还把一份《社会主义工人报》卖给了一个路过的僧人！ 98．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NACODS那帮没骨气的软蛋居然决定罢工了！在表决中赞成罢工的比例高达82%，这是因为国煤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还是不肯越过纠察线，就停发他们的工资。看看他们有没有勇气坚持到底吧。 这一周很糟糕，因为凯丝丢掉了工作，今天是她上班的最后一天。她完全垮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工作怎么会丢了，她完全无法理解。好吧，现在我们就跟其他的罢工矿工一样，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我们得想办法应付过去。 还有，根据保释的规定，我不能去维斯托参加纠察了，况且蠢猪们到处都是。太危险了！ [1]布莱顿（Brighton）是英格兰东萨塞克斯郡（EastSussex）的一个海滨城镇，位于伦敦以南76千米处。——中译者注 [2]维克菲尔德监狱（WakefieldPrison）是英国一所监狱，位于西约克郡维克菲尔德市，1594年投入使用。该监狱以关押重刑犯而出名。——中译者注 [3]原文为Porridge，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粥”，另一个是“服刑”，作者在这里玩了个文字游戏。——中译者注 [4]作者又玩了一个文字游戏：金诺克的名字“尼尔”（Neil）与“下跪”（Kneel）谐音，于是作者就把Neil换成了Kneel，讽刺金诺克屈膝投降。——中译者注 [5]《音乐新快报》（NewMusicalExpress，NME）是英国一家音乐杂志，创刊于1952年3月7日，最初是报纸，它是英国第一家刊登单曲排行榜的报纸。在八十年代转型为杂志。1996年创办了NME.com，该网站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音乐专题网站。2018年3月9日，该杂志停刊，全面转型为音乐网站。——中译者注 [6]国民阵线（NationalFront）是英国的一个极右组织，1967年2月7日由帝国忠诚者联盟（LeagueofEmpireLoyalists）和英国国民党（BritishNationalParty）合并而成。——中译者注 [7]“红色光头党”（TheRedskins）是英国一支朋克摇滚乐队，于1982年在英格兰约克市成立，同年发行了第一支单曲《列夫·布隆施泰因》（LevBronstein）。该乐队以其鲜明的工人阶级立场而闻名，主唱兼吉他手克里斯·迪恩（ChrisDean）和贝斯手马丁·休斯（MartinHewes）都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克里斯·迪恩在给《音乐新快报》撰稿时使用笔名“X·摩尔”（X.Moore），本文中的克里斯·摩尔就是他。该乐队在演出时都会打扮成光头党的样子，它对红色光头党运动影响很大。1986年年底，该乐队发行了专辑《不要华盛顿，也不要莫斯科》（NeitherWashingtonNorMoscow）后解散。——中译者注 [8]“棒棒糖女士”（LollipopLady）是指在学生上学和放学时，为了避免发生交通意外而指挥交通和组织学生过马路的女性交通指挥员。——中译者注 [9]工党在1981年1月的党代会上宣布拥护单方面核裁军和退出欧洲共同体，激起了党内右派的强烈反对。3月26日，四名工党重要党员——现任议员戴维·欧文（DavidOwen，1938——）、比尔·罗杰斯（BillRodgers，1928——），欧洲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RoyJenkins，1920—2003）和前任议员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Williams，1930——）认为工党已经过度左倾，宣布脱离工党，另立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icParty，<，SDP）。社会民主党成立后不久，便与自由党（LiberalParty）结成了联盟，一同参加了1983年大选、1984年欧洲选举和1987年大选。两党最后在1988年3月3日合并为自由民主党（LiberalDemocrats）。——中译者注 [10]基姆·斯科特·豪维尔斯（KimScottHowells，1946年11月27日——），生于威尔士梅瑟蒂德菲尔市（MerthyrTydfil）一个货运司机家庭，父亲是共产党员。在就读于洪西艺术学院（HornseyCollegeofArt）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79年在华威大学（UniversityofWarwick）获博士学位。离开学校后返回南威尔士，担任南威尔士矿工工会刊物《南威尔士矿工》（SouthWalesMiner）编辑，后担任南威尔士矿工工会干部。1982年参加工党。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期间在领导南威尔士彭特普里德（Pontypridd）的矿工工会，矿工大罢工失败后当过作家和学校讲师。span>1989年当选下议院议员，1997年5月——1998年1月担任教育与就业部副国务大臣，1998年7月28日——2001年6月11日担任贸易与工业部副国务大臣，2001年6月11日——2003年6月13日担任文化、媒体与体育部副国务大臣，200年6月13日——2004年9月10日担任运输部国务大臣，2004年9月10日——2005年5月11日担任高等教育部国务大臣，2005年5月11日——2008年10月6日担任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2008年10月3日——2010年5月11日担任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主席。2010年退休。——中译者注 [11]塔尔伯特港（PortTalbot）是南威尔士的一个港口城镇，在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期间，矿工曾在当地的钢铁厂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纠察。——中译者注
9．无产阶级统治的心理前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 9．无产阶级统治的心理前提 某些读者也许感到诧异：我在这里探讨时总是只谈经济条件。我并没有探讨新社会的道德基础应该是什么；它应该以康德的伦理学为依据呢，还是以边沁的伦理学为依据，即它的基本准则应该是绝对命令呢，还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我也没有探讨新社会的最高法学原则必须是什么，它必须是全部劳动收益权呢，还是生存权，或如某些法学社会主义者所揭示的其他经济基本权利之一。毫无疑问，在社会革命中，法律和道德也将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却始终是经济方面的要求。 不过，除了法律和道德之外，还要探讨一下心理学。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来说，难道不会从心理学上也产生一些问题，而且是意义极为重大的问题吗？比如，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首先要有不平凡的人一一那些大公无私而温和善良的、热爱劳动而颇有才智的真正的天使吗？对于有自私心和残暴性的目前这一代人来说，社会革命岂不是一个争夺果实和大肆破坏的信号，或者都打偷懒主意从而导致这一代人堕落沉沦的信号吗？只要人们一天没有变成高尚的人，经济基础的种种变革似乎都是无济于事的。 这种腔调和这种词句都不是新的。早在一百年以前，当鼠目寸光的庸人发表议论时，就有过这种说法了。据说神圣同盟里文雅的君主本来很乐意给他的庶民们以种种可能的自由，但是这些庶民必须先具备配享自由的“成熟性”！ 我并不想否认，任何生产制度都不仅需要一定的技术前提，而且需要一定的心理前提，否则便不能奏效。某一特定生产制度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前提，是由它本身所提出的经济任务的性质决定的。 谁也不会断言，在我的论述中已经规定了人的前提是首先要有天使般的角色。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首先要有才智、纪律和组织才能。这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必要的心理前提，而资本主义社会今日已恰好造就了这些前提。资本的历史任务就在于使工人遵守纪律和把工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精神视野超越了工厂的场地和教堂的塔尖。 在手工业企业或农民企业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生产，这不仅由于这类企业生产率太低和在经济上站不住脚，而且由于心理上的原因，所以都是行不通的。我已经指出过，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何等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何等地与社会企业的纪律背道而驰。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资本所面临的重大困难之一，因为它的第一批工人毕竟是来自手工业和农民的。十八世纪英国的资本不得不对这个难题进行斗争；这个难题目前还妨碍美国南部各州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而那里由于接近重要的原料产地，对大工业的发展本是很有利的。 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身上，不仅纪律性难于培养，而且组织才能也不容易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大批的人能联合起来进行有计划的协作。在这个经济阶段，只有军队才有可能组织成大的群体。伟大的统帅也就是伟大的组织家。资本主义生产把组织大批人群的任务移植到工业中去。如所周知，资本家成了当然的头目和统帅；他手下的杰出人物就成了各部门出色的组织者。同样地，他们的雇员中有组织才能的人就特别受到资本家的器重和优待。于是，许多有组织才能的人迅速成长起来，无产阶级政权也可以使用他们，这样是有好处的。我们不会使工厂经理和托拉斯领导人投闲置散，无所事事。 但是资本也需要有文化素养的劳动力，于是我们看到，竞争随时随地都在大大促进职业教育的改善。另一方面，交通和新闻事业的发展也自然而然地增进了工人的精神视野的扩大。 但是，构成社会主义生产的心理前提的，不仅有资本家要剥削大批工人的欲望，还有无产阶级反对剥削的斗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斗争中形成了一种与资本家所强加的纪律不同的纪律，同时也发展了组织才能。因为无产阶级只有靠广大群众同心同德的通力合作，才能够在反对资本及其同国家机器的斗争中自保。而组织工作则是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武器，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同时都是伟大的组织人才。无产阶级除了其经济上的必不可缺性和进行组织工作之外，就没有别的武器来对抗资本家的金钱和军事国家的枪炮了。无产阶级的文化素养也是在斗争中使用它的这两种武器而增长起来的，这不需要任何证明。 无产阶级不仅一般来说需要高度的文化素养、严格的纪律及其广大群众的完善的组织工作，而且在经济生活中也必须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力量击败如此可怕的敌人。我们可以肯定，无产阶级只有在高度发挥它的上述各种特长的情况下，才能克敌制胜。因此，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和心理前提都未充分具备之前，不可能出现无产阶级的统治，因而也不可能出现社会革命。但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必须人人成为天使，也不是说，我们还得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达到心理上的成熟。 既然现代无产阶级本身并不需要大大地改变就能使自己成熟到足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指望，社会主义社会也能大大改变人们的性格。这里就为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办到的，因而也根本不可能具备的先决条件，那就是造就出比现代人更高级类型的人。这将是社会主义的必然成果。社会主义将给人类带来安定、舒适和闲暇，将把人们的思想提高到超凡出俗的境界，因为人们已不再天天想着从哪里弄到明天吃的面包。社会主义将使各人的个性不取决于别人的个性，因而也不再有奴性和对人的鄙视。同时，也将消灭城乡差别，使人们都能享有和利用半高的文化宝藏，并恢复人的天性，使其能从生活的力量和乐趣中得到发展。 社会主义在铲除悲观主义的心理根源的同时，也会铲除悲观主义的社会根源，从而把一些人贫穷潦倒（他们虽处境困难却有起码的情操）而另一些人脑满肠肥（他们养尊处优而纵欲行乐于灯红酒绿之中）的不合理现象消灭掉。社会主义将消除贫富不均和伤天害理，使人们乐以忘忧，赏心悦目，饱享幸福，从而保证每一个人都充分获得科学创造和艺术创作的自由。 难道我们不可以指望，在这种条件下将会造就出一代新人，而远远胜过传统文化所培养的最高超的人么？这才是超人，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但不是特殊的超人，而是一般的超人，即比他们的前辈高超，而不是比他们的同志高超的超人。他们是高尚的人，不以超群出众而自满，但以共同提高，共同幸福为己愿。因此，他们感到自己的力量不应来自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应参与志同道合者中，共同汲取战胜最大困难的勇气。 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力和美的王国将会出现；我们将不辜负我们最优秀、最崇高的思想家们的这一伟大理想。
介绍新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介绍新书 马克思全书 共产党宣言定价一角 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定价一角 工钱劳动与资本定价一角八分 列宁全书 劳农会之建设定价一角六分 □会□□计画书定价一角 共产党礼拜六定价一角二分 列宁传定价二角 劳农政府成功与困难定价一角二分 康民尼斯特丛书 共产党的计划定价三角 俄国共产党党纲定价一角 国际劳动运动之重要问题定价三角 其它 共产党月刊定价一角 俄国革命记实定价一角 两个工人谈话定价一角 阶级斗争定价五角 以上各书均在广东昌兴新街二十六号楼上人民出版社发售。 ◁注意▷ 他的书价，概无折扣，外埠购买，寄费不加，邮票代价，十足通用。
本刊启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本刊启事 一 本刊是纯粹劳动界的刊物，所以对于各地工团订阅本刊者，完全赠阅，不取分文，所需邮费亦由本刊担任，此外各界订阅者，本埠每期铜元三枚，外埠每期三分，半年九折，全年八折。 二 本刊系各地工友公共的传达机关，如承工友发表劳动言论及消息与各类的调查，或作稿寄下，或当面报告，均异常欢迎，如于劳动问题所有疑问，亦可函询本刊，当即量力答复。 三 本刊经费，都是由同人担任，现因工料昂贵，费用浩繁，决议收受捐款，若是阅者愿意自由捐助，不拘多少，均所欢迎。 四 本刊未设立一定的通讯机关，各地工友们，如愿订阅，可就近请该地劳动组合书记部或工团转达可也。 五 本刊仓促出版，又因印刷困苦，幸蒙印厂工友竭力帮助，勉力出版，这是本刊同人感谢的，这也是阅报的工友也应当感谢的。
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在匈牙利取得胜利？——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在匈牙利取得胜利？ ——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 匈牙利共产党和政权问题 匈牙利革命时刻的阶级力量 我们为什么未能利用自己的胜利 十五年前，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特殊条件下取得了胜利。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特点表现在它不是通过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形式来夺取国家政权。列宁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曾经多次谈到这种夺取政权的特殊形式。他早于1919年3月23日就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些特点。他在这个讲话中指出： “我们相信，这将是最后的艰苦的半年。日前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消息，特别加强了我们的这一信心。……资产阶级妥协政府看到协约国想把它们的军队开过匈牙利，着到空前未有的新的战争灾难又要落到匈牙利身上，于是自行辞职，自动同共产党人谈判，同狱中的匈牙利同志谈判，并且自己承认，除了把政权交给劳动人民以外，没有别的出路。”[1] 德国共产党当时的领袖鲍尔·利瓦伊和许多其他人认为，无产阶级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政权的这种窟溃来夺取政杈9但是列宁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采取这种立场。恰恰相反，列宁多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通过这种形式在匈牙利取得胜利，不仅仅一般地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且也意味着“我们在道义上的胜利”。 他在1919年4月3日的讲话中又谈到这次革命的转折。他再次指出，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产生的特殊条件表明，“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权能够在艰难的时刻领导人民，这就是苏维埃政权。（鼓掌）正因为这样，匈牙利革命以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方式诞生，也就向全世界表明了人们看俄国时所看不出的东西，即布尔什维主义是同代替旧议会的新的、无产阶级的、工人的民主相联系的。”[2] 党的革命[3]于1919年8月1日失败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的特殊条件在很多人当中（包括一些共产党人）常常引起这样一种想法，似乎政权在3月21日那天是自己掉进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怀抱里的。第二国际，尤其是它的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卖力地宣扬这种看法。他们想让工人阶级相信，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实际上只是个偶然事件，它是资产阶级对协约国帝国主义玩弄的花招，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犯下的重大历史错误。这种看法（在共产党人当中也常常有类似的看法）很适合于用来使人们看不见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夺取政权时和或得政权后犯的错误，而是把整个革命看作是错误。这种看法可以用来模糊匈牙利共产党为反对匈牙利资产阶级、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国际帝国主义，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在1919年3月21日前进行的英勇的、典范式的革命斗争。 匈牙利共产党和政权问题 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特殊国际先决条件和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问题，很自然地成了舆论注意的中心。这些都是匈牙利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最特殊的情况。协约国帝国主义通过法国代表团团长维克斯上校[4]向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政府提出最后逋牒，要求它放弃绝大部分匈牙利领土，实际上使匈牙利资产阶级面临这样一种局面：放弃对一千多万匈牙利居民的统治权力，放弃绝大部分市场、原料基地，也就是说放弃绝大部分经济和政治权力。站在协约国最后通牒后面的，是这些国家在巴尔干的军队（二十至二十二万人）。这支军队的领导者是弗朗肖·戴斯佩莱伊将军，他的总指挥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在这支军队中，还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队。这个最后通牒实际上是要求匈牙利资产阶级放弃政权。 然而威胁资产阶级政权的不仅仅是外来的秒约国最后通牒。在国内，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和更广泛的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在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奋起反对由于战败而摇摇欲坠、很谁指望就装力量支持和民心几乎丧尽的资产阶级政权。 大约在夺取政权前四个月左右，于1918年11月21日（有些人说是24日）[5]建立的匈牙利共产党，从它一开始成立，就尖锐地提出了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除了俄国共产党外，当时还没有任何其他党如此尖锐地提过这个问题。党宣传鼓动工作的日常口号是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和准备武装起义。 党不仅口头上这样宣传，而且在日常工作中开始组织无产阶级武装力量。匈牙利共产党的总部维赛格莱德街不仅是广泛的革命的群众工作和武装无产阶级的指挥中心，而且本身就常常象一个武装指挥部。在资产阶级所有的武装部队（军队、民兵等）里，共产党都建立了组织，而且常常拥有绝大部分的影响。党的领导和各个组织利用各种手段收集武器弹药，向即将退伍的士兵发出号召，要他们不要把武器交还给兵营。共产党从撤自巴尔干、经过匈牙利回国并被解除了武装的、以麦肯森上将为总司令的德国军队那里，搞来了三千五百多支步枪（在帝国主义开始发动反对苏维埃匈牙利的战争时，我们才把这些武器交给了国防人民委员会）。 一在兵营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否只是简单地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卡罗伊政府的国防部长[6]是激进派、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宣传工作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口号是“我再也不想看见军人！”同他的口号相反，共产党号召士兵们为争取无产阶级政权而紧握武器。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努力争取军队站到革命的一边来，使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警察部队除外）为革命服务。从国防部开始，一直到驻守在军事分界线的部队，到处都有共产党的宣传站和联络点。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联络点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但是它们表明共产党不仪在宣传上能影响武装力量，而且在很多地方、在常常是关键性的地方能够控制和指挥很大一部分士兵。 共产党毫不动摇地拒绝一切来自任何一方的、主张采取某种过渡形式而不是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建议。共产党刚一成立，责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人就包围了它，想同它达成协议，取得某种临时性的解决办法、即“modusvivendi”[7]，以对付外部敌人。共和国总统卡罗伊·米哈伊通过中间人建议共产党人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参加临时的、民主的共和国政府。共产党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项建议。后来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最杰出的领导人物库菲，西格蒙德和维尔特奈尔·雅各布建议至少在军事分界线对抗捷克和罗马尼亚帝国主义者的部队中停止“分裂”活动。我们的答复是：我们只能在一个问题上同他们谈判，这就是建立新的工人苏维埃，不让它们成为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扩大了的代表机构；在工厂中重新选举工人苏维埃的代表，让我们在工人苏维埃中为争取多数工人而进行斗争，但是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听从任何方面、其中也包括工人苏维埃的决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共产党代表（瓦戈·贝拉同志）根据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以最坚决的态度反对成立所谓“工人政府”、“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企图。这种建议是社会民主党左派提出的，他们想利用工人阶级吹向苏维埃政权的风来为自己的航行服务。针对这一企图，我们明确地提出了要求立即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草案。共产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采取了各种手段，在任何步骤上也不让资产阶级政府的新老法律来限制自己。就是在协约国取得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及其社会民主党成员同意，从巴尔干军队中抽调骑兵部队来布达佩斯的时候，共产党也没有限制自己争取政权的斗争。相反，它马上向这些部队展开了宣传鼓动工作，而且还取得了成果。 从共产党成立起一直到夺得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构发生武装冲突的事件越来越多。1918年12月12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打倒了临时政府的国防部长[8]（士兵苏维埃的左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从这一天开始，报纸几乎每天都在报道革命士兵与政府武装部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员不仅在布达佩斯，而且在外地也接二连三地组织士兵暴动。1918年12月25日，革命的骑兵在克奇克梅特城占领了兵营，解除了军官的武装。12月26日，布达佩斯工人与士兵发生冲突，伤亡多人。12月31日，在布达佩斯两个最大的兵营中，政府部队和受共产党影响的士兵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接着又举行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武装士兵游行。1919年1月，布达佩斯开始出现由共产党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报刊的群众示威游行，一些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部和出版社被砸。与此同时，在布达佩斯和外地的大工厂里，厂长和主要股东被强力赶走，不少工厂被占领。在北方矿区中心绍尔戈陶尔扬城，爆发了武装起义，死十六人，伤九十余人。接着在农业工人中心萨尔瓦什发生了巷战，九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1月后半月，布达佩斯和外地缰续发生类似的武装冲突，各兵营开始武装反抗社会民主觉部长解除受共产党影响的士兵、特荆是青年士兵武装的命令。在血腥的战斗后，共产党士兵保住了自己的武器。被裁减的低级军官、士兵、伤员连续不断地举行武装示威。共产党加倍努力组织武装力量，反抗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和开始组织起来的大地主——保皇派的反革命活动。在占领工厂的同时，共产党还发出了夺取大房产的口号。[9]从2月起，农业工人开始没收大地产。这场斗争在许多地方是由外地工业中心的共产党组织领导进行的。2月21日3日[10]，武装群众举行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中央总部和中央机关报的游行。这场冲突留下了七具尸体和近一百个伤员（大部分是警察和保安人员）。3月，许多地方的警察和支持政府的部队开始逐个被解除武装。面对共产党从复员士兵中组织起来的、很快就增加到几十万人的团体和失业工人，政府束手无策。与此同时，从3月初开始，工厂雇主的一切权力被取消。大工厂的支配权已经转移到工厂工人苏维埃手中。这些工人苏维埃不是根据“法律”的权利，而且根据革命的权利产生和进行活动的。 在协约国的所谓“维克斯照会”要求匈牙利政府放弃对旧匈牙利的绝大部分权力的同时，根据社会民主党人伯姆·维尔莫什的日记记载，工人从3月18日到20日的情况是： “3月18日：他们以切佩尔厂工人的名义（但切佩尔厂工人并不知道此事）召集各厂积极分子开会，决定于3月28日[11]武装解放被关进监狱灼共产党员[12]。 3月19日：失业工人在布达佩斯跑马场举行集会。会后有数千群众去王宫城堡游行。示威群众的代表会见了社会民主党的佩德尔·久洛部长，要求立即拨出五百克朗的急救款并提供由国家补帖一半价格的特种食品票证。他们还要求国家代付房租，立即实行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个代表团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在社会福利部大楼前呆了好几个小时，并宣称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决不撤离。佩德尔只好答应代表们，他将向部长会议提出失业者的要求，并邀请代表团晚上去部长会议大楼听他的消息。只是在得到了这种许诺之后，示威群众才解散。 3月20日：布达佩斯过去最守纪律、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方面认为最可靠的印刷工人由于工资问题，发展到不顾领导劝阻，准备举行总罢工。他们撤掉了几十年来一直使工人感到最满意的旧领导，选出了共产党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新罢工委员会。一部分罢工工人想用暴力制止出版完全满足了工人要求的社会民主党报纸。首都人心惶惶。由于报纸停刊，谣言四起。一些最荒唐的谣言使人紧张到发疯的程度。协约国提交维克斯照会。”[13] 从这些简略的形势报道中不仅可以看到，匈牙利共产党坚持了一条坚定不移和毫不动摇地举行武装起义、打垮和粉碎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而且还可以看到，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以日常的行动在实践中贯彻了这条路线。共产党不仅仅把武器保存在仓库里，而且在日常斗争中运用这些武器来夺取政权。 党领导的活动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尽管绝大部分领导人在1919年2月21日被当局逮捕，但是党领导仍然没有停止工作。没有械捕的中央委员们继续在领导党。几天之后，被捕的领导人开始从监狱里继续指挥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进行斗争。这种领导工作做得很成功。尽管社会民主党2月21日还能够组织二十万人的反共示威活动，但是共产党的群众影响还是与日俱增。[14] 不过这种群众影响还远远不是那么有组织的影响。从党成立到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前后只有几个月时间。当时党员的人数很少。即使有比这更多和更有水平的布尔什维克，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也不可能从组织上彻底加强如此广泛而迅猛发展的群众影响。尽管如此，匈牙利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仍然能够使党至少在布达佩斯和一些工业中心把政治影响扩大到最广泛的群众中去。这首先是因为匈牙利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已经十分明确，只有首先在大工厂和工会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才能取得对工人的影响。匈牙利共产常的工厂和工会工作也不仅仅表现在决议中，而是实实在在地反映在实践活动中。 地方组织在共产党内的作用很小。大部分宣传和组织工作要靠工厂党组织来做。（那时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工厂党组织叫做支部。）共产党的整个宣传队伍几乎没有一天不就某个重大事件在大工厂里号召工人们起来斗争。所谓的“飞行宣传小组”也深入到一些还没有联系的工厂，有时站在工厂大门口，等工人下班后举行“飞行集会”。从建党到宣布无产阶级专政这四个月的革命斗争时期里，工人每一次采取群众行动时，他们的要求都是共产党员拟订的，站在他们前列的都是共产党小组。党对每一个局部要求都作了最周密的考虑，并且在争取政权的斗争口号下统一地都署每一次局部行动。 匈牙利共产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深深地扎根在工会中。不论是工会的官僚集团还是政府的权力，都无法把它挤出工会之外。觉经过坚持不渝的斗争，挫败了工会官僚集团把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挤出工会的意图。党的领导中的少数人曾主眼象斯巴达克派那样抵制工会，但是党的领导中的多.数人坚决反对这样做。 站在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士兵后面的，是强大的工人和贪苦农民群众.而匈牙利资产阶级这时唯一有组织的群众基础几乎只有社会民主党一家。资产阶级面对协约国的最后通牒和为政权而斗争的工人，腹背受敌。 匈牙利革命时刻的阶级力量 在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以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已经开始在反共产党和在某些问题上也反社会民主党的口号下进行组织工作。由于战争的破坏，大地产和大资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已经被打垮。它们失去了同自己昔日的群众基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一的大部分社会关系。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的时候，旧匈牙利的各个统治集团都联合在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卡罗伊党内。这些集团没有群众基础，是一些失去了自己独立地位的集团。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惧心理，卡罗伊政府的动摇犹豫，以及作为政权代表的民族委员会[15]的无能为力，很快就在卡罗伊党内引起了分歧和矛盾。一小撮旧政客，其中有贝特兰·伊斯特万伯爵、鲍加尼·蒂沃德尔伯爵和洛瓦希·马尔顿等人，竭力想把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他们企图尽快地召开国民议会，以此来阻挡革命向前发展。一部分军官在匈牙利现在的总理根伯什·久洛的领导下，也同他们站在一起。这些人力求把自己打扮成为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所宣传的保持大匈牙利领土完整口号的唯一代表。教会的反动领导机构、高级神职人员也出来支持他们。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反革命集团开始组织自己的群众队伍。他们努力建立自己的组织——“觉醒的匈牙利人”[16]。这个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失败后拥有很大的影响，它的支持者首先是从协约国部队占领区述出来的官吏、学生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匈牙利共产党及时地发觉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性.怛是社会民主党——不管是坐在部里的部长们还是整个领导层——却竭力在群众面前贬低它的作用，尽管这场反革命运动不仅反对共产党，而且也反对他们的“过头民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群众也参加了反对反革命组织的斗争，并使它们无法在首都和其他工业中心进行任何群众性活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时，小资产阶级也四分五裂。民主党的老领导人瓦若尼·维尔莫什还在战争时期就已经用自己极端的战争政策和极端的哈布斯堡主义政策分裂了小资产阶级。在雅西·奥斯卡尔部长的领导下，一批weltfremd[17]政治上亳无经验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企图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组织到激进党内来。为了争取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争取职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卡罗伊党、激进党和社会民主党展开了斗争。其结果是，社会民主党在首都取得了胜利，卡罗伊党则在外地得胜。激进党在这场斗争中发生分裂，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前就已自动解散。 卡罗伊党成了上层和中层农民的集聚地。大部分官吏也被迫参加了卡罗伊党，但是他们并不信任它。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两千万人口的匈牙利的分裂是卡罗伊的罪过，就只因为这一条，他们也不愿真心支持卡罗伊党。他们还认为这个党软弱无能，因此更对它不信任。他们觉得，在这个党的内部和背后，既没有力量能够反抗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罗马，以维护匈牙利的完整，也没有力量能够对抗工人阶级，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反革命把反对共产党的主要希望寄托在社会民主党身上。大批小资产阶级、职员、官吏和军官拥进了社会民主党。武装力量（警察和宪兵）的中层和下层也挤进社会民主党，企图以此来逃避在战争期间积聚起来的群众愤怒情绪和群众报复行为。在社会民主党内部，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之间也在进行斗争。这种局面彻底削弱了社会民主党。 产业工人、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也在对那些充斥社会民主党并被社会民主党作为依靠对象的资产阶级和官僚分子进行阶级斗争。这种情况大大削弱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官僚集团。社会民主党左派虽然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手段来煽动反对和迫害共产党，但是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他们也大大促成了社会民主党领导由于内部分裂而丧失对群众的影响。 在群众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不得不表示，如果社会民主党不能在国民议会内取得多数，它将解散国民议会。这种做法一方面吓坏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却给了共产党以反对国民议会[18]、宣传苏维埃政权的武器。在这段时间里，社会民主党左派和中间派加强了革命运动。他们的作用在于他们常常违犯自己的意愿去削弱反革命，打击反革命的行动能力。 匈牙利资产阶级这时还无法争取到国际上对反革命的支持。在国际上，社会民主党是主张保持匈牙利领土完整和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族劳动者进行残暴民族压迫的反革命集团的唯一希望。在各次旨在恢复第二国际的国际会议上，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总是极力想使作为战胜国的协约国的同志们“看清形势”。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而且在它胜利之前就已忠实地支持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还为他们在维也纳提供了完全自由的避难场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这时正忙于镇压本国工人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德国资产阶级把匈牙利资产阶级看作是不忠诚的盟友。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愿意奖励卡罗伊·米哈伊在战争时期的亲协约国立场，从一开始就不给他以任何支持。周围各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都在同匈牙利资产阶级打仗。 大部分产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想把刀子架在资本主义的脖子上，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农业雇工和农业工人开始占领大地产，因为卡罗伊政府不敢下决心把大地产的土地分给他们。拥有少量±地的贫农和中农，甚至很多富农，也要求把大地产的土地分掉。 资产阶级的政权机构已经完全瘫痪。工人在一系列外地城市赶走了临时政府的政府委员和官吏，建立了处理日常事务的管理委员会。民族委员会连作为影子政权也不复存在。它原来想按照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样子，以所谓“工会军队”的形式重新组织武装力量，但是由于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影响，他们这个计划未能得逞。一部分警察、宪兵和其他武装部队在大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恐惧之间动摇不定。他们已经不再支持政府。 这就是匈牙利资产阶级面临抉择时的形势。资产阶级要就是放弃政权，使协约国及其仆从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得利，要就是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作为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也象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一样面临这种抉择。 正如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最杰出、也是最危险的人物库菲·西格蒙德所写的那样，这种不得已的抉择是在“政府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社会民主党“或者起诺斯克的作用或者向共产党人投降”的形势下作出的。 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没有对匈牙利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采取诺斯克的办法，那只是因为它当时已经没有这种力量。社会民主党不能起诺斯克的作用，并不是因为缺乏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胆量，而是因为缺乏有组织的武装力蚩。正因为这样，所以当资产阶级面临放弃政权问题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不得不签署不仅得到年轻的共产党、而且还得到广大工人群众和大部分武装力量支持的布尔什维克纲领。站在共产党纲领后面的是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力量，而这时的资产阶级却遭到协约国帝国主义军队来自另外一个方面的压力。 匈牙利资产阶级是被战败的中欧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倒坍的支柱，它现在试图转向协约国帝国主义，以求保住自己的地位。但是它得到的答复是维克斯照会，是瓜分匈牙利，是剥夺匈牙利资产阶级对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于是匈牙利资产阶级试图用“亲东方政策”来回答维克斯照会。但是它已经不能作为统治阶级这样做了。它没有这种力量。它的力量已经被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两面夹击的困境剥夺了。社会民主党对维克斯照会的答复是接受共产党的纲领，这就等于它采取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也是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实现这个转折的，一方面是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受共产党影响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革命运动的压力。 总之，这就是匈牙利无产阶级不经过武装起义就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原因和基础。没有举行武装起义，但并不是没有掌握武装和没有进行武装斗争。资产阶级并没有把政权作为礼品送给工人阶级，而是被迫放弃政权，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保住政权。 我们为什么未能利用自己的胜利？ 匈牙利共产党没有犯在政权的大门口畏缩不前的错误。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当社会民主党同意实现共产党的纲领、夺取政权的时候，如果我们回答说，再等一等吧，等到我们能用武装打开已经敞开的政权大门时再说吧，那将是教条主义的愚蠢。德国斯巴达克同盟的一些领导人事先和事后都向我们提过这样的建议。这种自作聪明的做法决不会帮助匈牙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它只会使共产党在群众面前威信扫地。 但是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首先是我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我们把社会民主党领袖口头上承认共产党的纲领、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看作是真实的态度。毫无疑问，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失败不仅是共产党领导人主观错误造成的，而且也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和阶级力量对比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犯同社会民主党合并并由此而放弃共产党独立性的错误，国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在一定程度上国际的阶级力童对比是可以变得有利于匈牙利无产阶级、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 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使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失去了有组织的领导力量。这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把以后斗争过程中在劳动群众间必然会出现的动摇不定，带进了对政权的领导和管理工作中。无产阶级专政失败一年之后，列宁在下面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错误： “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DieRoteFahne》，维也纳出版）上的许多文章揭露说，这次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党人'的叛变，他们在口头上已转到了库恩·贝拉方面并且自称为共产党人，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而是动摇不定，犹豫畏缩，甚至逃到资产阶级方面，有些则公然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并出卖了无产阶级革命。包围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即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当然会利用匈牙利苏维埃政权政府内部的这种动摇不定，假手罗马尼亚刽子手残酷地扼杀了这个政权。 一部分匈牙利社会党人已真诚地转到库恩·贝拉方面，真诚地宣布为共产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的实质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一个‘真诚地'宣布为共产党人的人，若不真正实行强硬无情、坚定不移和大无畏的英勇政策（只有这种政策才向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相称），而是动摇不定和犹豫畏缩，那他就会由于自己的意志不坚、踟蹰不决和优柔寡断，而象一个公开的叛徒一样犯下叛变的罪行。”[19] 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首先是那些建党前就在苏维埃俄国从头到尾上过布尔什维主义学校的至少是低级班的人）毫不动摇地和坚定不移地主张建立独立的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决裂，不管他们是右派还是中间派。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战争期间就已经与卢森堡主义者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他们不理解同社会民主党决裂的必要性。然而当我们面临新的形势，要在实践中针对社会民主党关于两党合并的建议贯彻这个原则立场时，我们却未能按照马列主义的方式始终如一地执行这一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共产党及其领导层是由各式各样很不同的人组成的。一部分人高兴地接受了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的建议，因此他们本来就反对建立共产党，他们希望从内部来改变社会民主党，认为共产党成立得过早了。另外一部分人出于各种工团主义的“考虑”，认为无产阶级的团结既然将在苏维埃的范围内得到恢复，共产党也就没有必要存在。还有些人在两党合并之后反对合并，他们的主要考虑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应该接管政权。务实主义的想法（主要是我的想法）则从一种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设想出发，同意两党合并的建议。这种策略设想是：同已经打到东加利西亚的俄国红军会师后（据电台广播，苏维埃俄国红军的先头部队于11月18日[20]已进入塔尔诺波尔城），就可以着手把那些最不可靠的、没有象极右派那样退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清除出党。这种策略不是马列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可能设想出来的。这种可能性可能会出现，但是也可能不会出现，而后来确是没有出现。总之，这次合并反映了年轻的、缺乏必要的革命经验的、在原则上和理论上还不够坚定的共产党领导骨干的政治动摇性。这种动摇性是由于没有很好地研究和认识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它的中间派的作用。 我们犯的其他错误（特别是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未能经受得住协约国帝国主义优势兵力的打击。然而关键性的错误是我们没有利用好通过争取群众迫使社会民主党屈从于共产党纲领，和同意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取得的胜利，结果弄得我们无法在反对国际和国内反革命的斗争中使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匈牙利无产阶级的变化。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四个半月当中，在合并起来的党的内部和苏维埃政府内部，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大部分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领导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这场反对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斗争。除了一、二人外（尤其是瓦尔加·耶诺），甚至最左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也仍然起着过去的作用。首先是他们在阻挠共产党人孤立最动摇不定的和最故对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据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回忆录透露，他们之中的个别人还参加了武装清除共产党人的阴谋活动。在合并起来的党召开的代表大会期间，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分裂，而这些左派分子却背弃了共产党人，支持“团结”实际上则是站在社会民主党右派一边。 我们共产党人，尽管没有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俘虏，也没有把所谓的“团结”看作是真正的团结，但还是幻想通过说服的办法来清除中间派的动摇，使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 我们虽然开始晚了，但毕竟还是开始了秘密组织和联络新共产党干部的活动。在这项工作中，支持我们的不仅是那些拥有最大影响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有许多在3月21日以后才接受共产党纲领的工人领导者。这个可能成功的尝试只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倒台才最后失败。 没有充分利用击败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形势，不懂得社会民主党的作用，这两个基本原因在当时的国际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下使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坚持四个半月后最终还是失败。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斗争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重大的教训，首先是在评价共产党领导作用和揭露社会民主党历史使命方面的教训。列宁和共产国际把这个重大的教训变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 匈牙利共产党在斗争中记取和吸收了这个重大教训，经过长期的、困难的内部斗争，克服了不幸的派别活动，又站到了群众的前列，重新广泛而深入地把自己的根子扎在具有光荣的过去、战斗的现在和辉煌的未来的匈牙利无产阶级群众之中。 《纪念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帕勒斯印刷厂，布拉迪斯拉发，.1934年，第2—15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317-335页。 [1]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94页。 [2]列宁，《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39页。 [3]印刷错误。应为“无产阶级革命”。 [4]应为维克斯中校。 [5]见第一部分注[163]。 [6]指林德尔·贝拉。他于1918年10月31日至11月9日任国防部长。 [7]ModusVivendi意为生活方式、权宜之计。这里指调和各种不同利益或保证两种矛盾因素并存的临时性的妥协解决办法。 [8]鲍尔道·奥尔贝尔国防部长由于采取了反动措施而被士兵要求辞职。鲍尔道想裁减由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士兵组成的各团编制。此外，他还开始组织反对革命力量的特别警备营和军官团。 [9]1919年2月1日，匈牙利共产党号召布达佩斯工人住宅区的居民拒绝交付到期的房租。 [10]事件事实上发生在1S19年2月20日。 [11]正确的日期是3月23日。 [12]1919年3月18日，五千多工人为纪念巴黎公社在切佩尔岛举行集会。与会者以极大的热情通过了决议，宣布他们加入匈牙利共产党，要求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3]伯姆·维尔莫什：《在两个革命的烈火中》。慕尼黑，《文化政策》91923年，第187期。 [14]1919年2月21日，社会民主党组织反对共产党的示威游行。《人民之声报》1919年2月22日的文章没有具体讲参加这次示威的人数。 [15]1918年10月25日，匈牙利成立了民族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卡罗伊党、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党。民族委员会的纲领声明要求匈牙利脱离奥地利（但是保持哈布斯堡皇族的统治），立即单独缔结和约，实行平等的、秘密的普选制，进行土地改革，匈牙利各族在匈牙利国家范围内实现自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民族委员会建立了政府。民族委员会于1919年3月20日解散。 [16]“觉醒的匈牙利人协会”是极端的反革命沙文主义组织，它于1918年11月开始组织，1919年1月成立，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它是霍尔蒂政权的支柱之一。 [17]Weltfremd意为脱离世界、脱离生活。 [18]卡罗伊政府宣布于1919年4月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匈牙利共产党号召工人抵制国民议会选举，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 [19]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21-322页。 [20]正确的日期是3月18日。
第十三章激进的威斯敏斯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三部工人阶级的存在 “革命开始了， 回家去拿枪， 瞄准威灵顿公爵，射。” ——贝尔珀的街头歌谣 “人民不愿……为追求光辉的戏剧效果而选择叛乱。” ——威廉·黑兹利特 第十三章激进的威斯敏斯特 在通讯会瓦解、人身保护法中止以及所有的“雅各宾”表现形式都被宣布为非法之后，民众的激进主义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失去了连续性而已。它在书报检查与威胁恐吓下的数年间，难于公然发表见解。它失去了宣传阵地，失去了组织机构，还失去了明确的方向。但它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存在，仍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要把这些不连贯的事件写成一部连续的历史是困难的，不过我们还要尽量去做。 1797年，正当皮特在全国大肆镇压之际，格雷和福克斯向下院提出了最后一个动议，为房产持有人争取选举权。随后，福克斯和他那批剩余的贵族辉格党“共和人士”退出下院，抗议人身保护法的中断和反对战争。他们退到各自的庄园上去，隐退到寻欢作乐之中，做做学问，或者在霍兰公馆和布鲁克斯俱乐部里清谈一番。他们富裕而有影响，所以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牢固地掌握着衰败的选邑，而这些选邑，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原则所不容的。[1]1800年以后，他们又回到议院，重新坐上他们的席位。虽然这批人对于服从多数人的民主信条只是说说而已；但其中个别人——如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塞缪尔·惠特布雷德、H.G.贝内特等，却一次又一次地在下院挺身而出，捍卫政治自由或社会权利。1797至1502年间，福克斯大概是改革的惟一保护伞。到处都有人在一起聚会，为福克斯和格雷的健康干杯，他们要求恢复政治上的自由，为实现和平而上书请愿。在诺里季，以前的雅各宾派就这样聚会，并且从1799年起开始举行“自由之友的每月公开会”。[2] 但这类团体哪怕只要一露踪迹，马上就会引起官员的注意，并导致反雅各宾政论作家们的猛烈抨击——其中颇为尖酸刻薄的一人，就是新近从美国回来的办报人威廉·科贝特，他在美国是一个反雅各宾的雄辩家，回国后，他的爱国行径受到嘉奖，陆军大臣温德姆资助他创办了《政治纪事报）（1802年）。但即便公开的改革派被驱散或不得不转入地下，在1799年到1802年，普遍的不满仍在蔓延。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使英国的工业停滞，失业率上升，物价高涨。厂商们为和平而请愿，博得公众舆论的日益支持，这就迫使皮特摊牌。抢粮风潮席卷全国；还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有组织的地下反抗运动。[3] 短暂的亚眠和约时期（1802年4月至1803年5月）造成一个新的阶段，皮特暂时让位给阿丁顿（即后来的西德默思勋爵），这是个软弱的首相，尽管他在反雅各宾、继承镇压传统方面是坚定的。战争打了快十年，和平的消息使人欣喜若狂，张灯结彩。拿破仑的使节在伦敦大街上被人们拉着一起凯旋游行，科贝特的办公室则被人捣毁，因为《纪事报》主张继续打下去。满心好奇的辉格党人和改革派人士，包括福克斯自己，成群涌到巴黎去，看看那新成立的共和国。（1795年曾把自己的军服丢给约克“兔崽子”的桑顿中校，这次到巴黎时带了一队猎孤犬和马，还有一箱手枪，作为礼物送给第一执政［拿破仑］）。 和平带来了一次大选，大选中，有五、六个选区推出的候选人得到雅各宾派的支持，并且取得惊人的成功。在肯特郡，通讯会曾一度在该郡中部市镇有很大的实力，一位福克斯派候选人挫败了现任议员。在考文垂，在那些严重的骚乱之后，激进派候选人仅以八票之差而落选。在诺里季，陆军大臣温德姆落选，两名福克斯派候选人在雅各宾派的积极支持下当选议员。在诺丁汉，福克斯派的市政团和兴高采烈的人民群众支持一位改革派人士当选为议员之后，出现了兴奋异常的场面。乐队在游行中奏《新纪元》和《马赛曲》，三色旗飘扬，还有（据一位反雅各宾的小册子作家说）“一个全裸的女性扮成理性女神，她是在场的显眼人物！！！”“科贝特曾说，诺丁汉民众“在任何方面都是……一群共和革命的暴徒”。但1803年，下院借口推说骚乱者威胁了选民，因此撤销了得胜者当选的资格；这件事被作为提出立法以加强乡村法官在工业城镇的权力的机会。[4] 但大选中最轰动的事件发生在米德尔塞克斯，即当年威尔克斯的选区。三年来丑闻不断，暴露了那些“受人身保护的罪犯”即伦敦通讯会和联合英格兰人被捕成员所受到的待遇，他们没有被及时送交审讯，就被关在冷泉场监狱，置于典狱官阿里斯的看管下。霍恩·图克的朋友、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曾收到受难者的一件上诉书（据科贝特后来说），上诉书是用小木片蘸血写在一本书的衬页上的。伯德特发现，有些犯人己经虚弱不堪，“形容枯搞”，于是就经办这些案子（尤其是德斯帕德中校的案子），并在下议院内外四方投诉。一夜间，伯德特就成了伦敦人心目中的英雄，人们高喊：“不要巴士底狱！”1802年，伯德特参加米德尔塞克斯的竞选，与一个现任议员对抗，这个人名叫梅因沃林，是政府的支持者，同时又是地方官，与阿里斯有联系。这场竞争引起全国的注意。1794年曾被上枷示众的约翰·弗洛斯特成为伯德特的助手，其他一些以前的雅各宾派和被关押过的人也都来协助伯德特竞选。当时还是托利党的科贝特慨叹说： 从皮卡迪利到设在布伦特福德的投票点，一片混乱和煽动暴乱的景象实属前所未见，除非在革命最恐怖的年代的巴黎郊区。……一路上……从圣贾尔斯教堂起到处都是衣衫槛楼的痞子，咆哮着“弗朗西斯·伯德特——不要巴士底狱”。在投票点，每天都有五、六个分配到感化院去的犯人受雇在那里用咒骂去反对梅因沃林先生当选并以此逗引乌合之众的高兴。 伯德特的胜利是张灯结彩的信号，其规模与庆祝和平时不相上下。科贝特哀叹道：“它会引起一种极可怕的效果，它会使这个畸形发展和堕落的都会里的那部分不守法的、不正直的人胆大起来和人数多起来。”[5] 就连兰开郡都出现了竞争。当时一位女士向“雅各宾式的群氓”发表演说，她说：“这是一场皮鞋与木鞋之间的竞争，是好衣服与坏衣服之间的竞争，是富裕与贫穷之间的竞争，只要人民决定伸张其权利，他们就能得到一切。”[6]看起来，一场比1792至1795年声势更浩大的运动正在形成。假如有五年的和平，英国历史的进程就有可能重写。但事态的发展把一切都搅乱了。1802年11月，德斯帕德中校因叛国罪被捕；一月份，他被处死。[7]1802至1803年之交的冬季，英法关系恶化，1803年5月，两国重新交战。 不过对许多改革派来说，这场战争的性质变了。1802年，拿破仑成为终身第一执政；1804年，他接受王冠，成为世袭皇帝。潘恩的忠实信徒是不能吞下这个苦果的。坚定的雅各宾派受此重创，正如当初较温和的改革派对罗伯斯庇尔感到沮丧一样。不管英国改革派如何企图划清界限，他们的士气却与法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第一帝国给英国共和主义沉重的一击，英国自此以后一直不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人权宣言》在控诉国王的权力、中世纪的野蛮制度和世袭的称号时最为激愤；而当战争进行下去时，拿破仑却与梵蒂冈和解，晋封一批人为王，提拔一个新的世袭贵族，这些都使法国丧失了它最后的一点革命吸引力。“新纪元”甚至在诺丁汉人的记忆中都褪色了；如果自由之树还要生长，它就必须嫁接到英国的树干上来。 现在，在许多人眼里，法国只不过打着与英国在商业和帝国方面竞争的幌子，而对西班牙和意大利人民进行压迫而已。1803至1806年，拿破仑大军在海峡对岸严阵以待，只等取得制海权。“雅各宾主义已经死了，一去不复返”，1802年12月谢里登这样宜布，他此时已经加入了阿丁顿内阁，“被谁杀死？被那个不再是雅各宾主义之子、雅各宾之斗士的人杀死了，被波拿巴杀死了。”温德姆这时已经从诺里季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他在下院发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呼吁，呼吁全国团结起来，以对付战争的再起： 我要向那些雅各宾派呼吁——不是以爱社会秩序、爱良好的政府、爱君主制度的人的身份呼吁，而是以精神饱满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爱自由的人、高尚而热血沸腾的人的身份来呼吁——我要问他们，是否愿意套上枷锁，接受法国的压榨？[8] 战争重新开始后，志愿兵每个星期天都进行操练。也许他们并不像当时政论作家和爱国的传闻所说的那么得人心。“志愿兵”本来是个误称。很多军官都自告奋勇乐于操练，而那些杂凑起来的缺乏训练的兵众，却因失去他们惟一的休息日而倔强地反对操练。为了不让不满分子得到武器，也要煞费苦心。谢里登曾代表政府说：“在大城市，像伯明翰、设菲尔德、诺丁汉，我们宁愿看到较高阶层的联合，而在乡下农村则宁可是较低阶层的联合。”1804年，《泰晤士报》报道说，在诺里季的 城里……和附近，老百姓已经对志愿去当兵的制度反感了。在星期一，他们（特别是妇女）企图阻止诺里季志愿兵团的志愿兵去集合地集合。他们辱骂军官，还责备志愿军是面包变小和谷物涨价的原因。 乡绅、律师和制造商子弟欢喜骑马穿戴整齐，去参加志愿军的舞会。贵族和中等阶级达成共同谅解，形成了后来的在彼得卢（大屠杀）场上得胜的那种“团结精神”。而在化妆舞会上，他们的姐妹挑选丈夫，正是他们使商业和土地的财富相互交融，从而使英国的工业革命闻名于世。行伍的兵丁却得不到这种好处：在诺森伯兰的一个村庄里，“志愿兵”的比例很高，其中“13个愿在步兵服役，25个愿在骑兵服役，130个愿做向导，260个愿赶运货马车，300个愿赶牲口。”[9] 但不管这潜在倾向如何，谢里登是对的。雅各宾主义作为一个从法国得到启发的运动，大体上已经死了。1802至1806年间，民众中的爱国情感的确复苏了。“波尼”［即波拿巴·拿破仑］若还受到推崇，那他是被作为一个“战士”，而不是作为人民权利的化身被推祟的。爱国主义的通俗小册子、传单、印刷品在英国到处可见。如果诺里季的妇女曾经抵制，诺森伯兰的村民曾经保持沉默，那么兰开郡成千的织工却参加了志愿兵。纳尔逊是战斗英雄，其得人心的程度是自德雷克以来在英国所仅有的。人们认为他是同情人民权利的人，也还记得他曾为了救德斯帕德中校而说情调停。他在特拉法加取得的又苦又甜的胜利（1805），成为那么多民歌民遥的主题，也是每一家酒店每一个小村庄谈论不休的话题。1806年，福克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自己进入联合政府（即“全体人才内阁”）而听任战争继续进行。[10] 然而如从前一样，激进主义还是没有被消灭。但是其论调变得难以辨认了。以前的雅各宾派变成了爱国主义者，热衷于指责拿破仑背叛共和事业，其程度不亚于拥护王朝的正统派指责他篡夺波旁王朝。（1808年，伦敦通讯会的一个前书记约翰·博恩作出有意义的努力以重新唤醒过去的事业，于是出版了名叫《理性人》的杂志以支持战争和许多“雅各宾的”老要求[11]。）其他一些人，像设菲尔德的里德黑德·约克等则自感有罪，他们急于自我开脱，这种情形就像近来常在醒世言情小说中所见的那样；约克在1804年变成了“反雅各宾”的政论作家，其言词之恶毒，竟迫使科贝特厌恶之极，从而倾向于改革派一方。 正是从这意想不到的方面，传来了新的激进主义的号角，因为，那些使老一类的雅各宾主义风流云散的影响，也导致老一类的反雅各宾主义失去了一些势头。如果说，拿破仑是敌人，因为他是暴君，他把一切大权集于一己之手，那么皮特又如何呢？他（1804年起重掌政权，直至1806年初去世时为止）侵蚀英国的自由，不经审讯就监禁人民，贿赂报纸，利用每一种行政上的影响去支撑自己的权力。科贝特，这位好斗的托利党的报人，无论怎样丰富的想像力都不可能把他说成是雅各宾主义的人，竟在1804年开始转变立场，向政府发动论战性的攻击： 风向变了，从全民的热情跑回到专制主义去了：波拿巴上升到终身执政的岗位，开始了人们思想的大转变，而这转变又因他最近的篡位［即当皇帝］终于完成了。这种转变不仅预先消除了因为赞成自由的流行学说而被逮捕的危险，还能激起另一种担忧，使我们担心大臣依靠手中掌握的发行公债和纸币的机构而权势极大，并且仍在不断地扩大权势。我们虽然不叫奴隶却在事实上可能变得不比奴隶强，但又不是国王的奴隶而是当今的大臣的奴隶…… 拿破仑的专制和皮特的专制有什么联系，在逻辑上丝毫也不清楚。科贝特在具体问题的辩论上头头是道，至于在主要原则上却往往大言不惭。不过在他越来越有力而频繁的高谈阔论中的要点却是清楚的：必须和国内的专制主义作斗争，也和国外专制主义作斗争。报纸被收买了，政府无能而腐败，豢养了一帮“马屁精、寄生虫、领取年金的人、受贿赂的议员、董事、承包商、股票经纪人、职业介绍所老板、国家大臣等人”。王室费用是派系的贿赂，是由超额收税之款支出的钱来支付的。那些“新富”的暴发户们靠战争发财，他们威胁着国王的权利和人民的自由。只有一个自由的英国，才能抵御外国的入侵。诸如此类。这是一个托利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奇妙结合，他在这种结合中不指责改革派，而指责政府，说它 ……竭力想在［人民中］传播不和的种子，想把他们再次分成雅各宾派和反雅各宾派；想寻找一个借口来实行高压政策；想制造不满和不忠，挫败人民作战的勇气，让我们拜倒在敌人的脚下。[12] 科贝特言论之非同寻常不亚于改革派时机之不寻常。梅因沃林向下院请愿，推翻了1802年的选举结果。1804年，米德尔塞克斯举行补选，政府动用一切手段，想把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赶下台，而以梅因沃林的儿子取而代之。伯德特的能力并不足以成为全国性的改革派领袖。他是贵族激进派，有意无意地模仿威尔克斯的策略方针；[13]。因同索菲娅·库茨小姐结了婚而得到一大笔钱。尽管他在竞选时戏演得不错，但在以后的10至15年中，他在下院的表现却说明他只是一个软弱的改革派领袖。然而他到底是国内几个主张改革的代言人之一，只有他的声音能让全国听到。他不想洗清因他同霍恩·图克和亚瑟·奥康诺的友谊而给他带来的雅各宾主义的烙印。1804年，他坚持他的立场，当民众高呼“不要巴士底狱”时，他尽情地嘲笑托利和辉格之流。15天中，选票数在梅因沃林和伯德特之间来回上下起伏着。每天投票结束，伯德特总要对人数众多、情绪激动的人群发表演说，以“独立”为口号，呼吁米德尔塞克斯的自由持有农，一遍又一遍地敦促他们“积极起来去游说拉票。”米德尔塞克斯的选民能不能发出“自由而独立”的呼声？或者，是不是要把席位永久出卖给“有利害关系的酿酒商、卖酒商和啤酒商的联合控制，或地方官和承包商的联合控制”？每天投票结束时，梅因沃林也登上竞选讲台发表演说，但都被狂吼和哼声赶下台。支持梅因沃林的人在伦敦张贴海报诽谤中伤伯德特，说他与“雅各宾派”有联系，并向伯德特的选民挑衅，把在政府影响下的每一个选民——“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书记员、唱诗班歌手和敲钟人”，“警官、股票经纪人和巡捕”都在选民册上登记。到第15天，即最后一天，看来伯德特有一票多数，他得到2833票，梅因沃林得2832票。欣喜若狂的人群把伯德特拉着在伦敦城里胜利游行，“在游行的人马中间，好像有一片移动的树林．因为车和马都覆盖着绿色的树枝。”乐队奏《不列颠尼亚之治》，一面旗飘扬在伯德特的座车上，旗上画着赫拉克勒斯把多头蛇踏在脚下。第二天早晨．郡长根据在检票收盘时出现的技术问题更改了选举结果。不过，精神胜利是圆满之至的。[14] 科贝特说潮流变了，这话说得很准。他自己就支持了伯德特，这在两年前根本就不可想象，而这本身也就是潮流转变的标志。对此，竟有如此多的自由持有农本来要赞成伯德特，表明了有一股不常见的倔强劲头存在于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和小乡绅以及工匠师傅之中，他们有一大堆抱怨，有些与经济利益无关（如执着于古老的“自由”与“独立”的风尚），有些则与较多的利益有关；例如政府通常把马车、马鞍和军服生意包给少数几家大商号或中间人，而忽略了多数小业主和工匠师傅。1804至1806年，科贝特并没有倡导而只是追逐一股改革的新浪潮。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的《政治纪事报》一个论点一个论点地表达着一种好斗的激进主义，所指的每一种弊端都被条分缕析地张扬和论证，所以这种激进主义是更可怕的。科贝特揭发文官、军官之渎职以及挪用、侵吞公款，约克公爵的情妇出售官职，军队中残醋的鞭笞刑罚；其揭发言词之有力，竟使各种信仰不同的人们不得不注意，而对其中许多人来说，18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一套老准则失去了意义。由于科贝特多多少少地还是一个托利党分子，他又回到了那些坚定、独立、直言不讳的人的理想之中，他们不讲财富和地位，只忠于自己的宪政，因此，他避免了反雅各宾派的偏见，而能够使改革者们重新组织起来。 但伯德特因为有一批更为激进的伦敦民众的存在，取得胜利是可能的。1806年，民众找到了一个渲泄情绪的机会，成批地涌进威斯敏斯特进行大选。米德尔塞克斯实行自由持有农选举权，威斯敏斯特则是南部英格兰少数几个“开放”选区之一，凡持有房产的人都有选举权，允许许多工匠师傅和一些帮工去投票。1780年以来，那里的两个席位之一是福克斯的。霍恩·图克曾竞争另一席，在1790和1796年的竞选中得票率可观，但是出于默契，这一席却进入一个政府提名的人之手。“皮特方面指定一个议员，福克斯方面指定另一个，两方面都不想当真地去选举。事情就由两派举行的联席会议来决定，就如小偷们瓜分赃物一样。……”[15] 福克斯死后，空缺的一席留给了辉格党，诺森伯兰公爵冒称有提名权而推荐其子珀西勋爵，于是珀西就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当选”了。弗朗西斯·普雷斯带着厌恶的心情注视着当时那些身穿制服的公爵的仆人们朝着奴颜脾膝、互相争夺的人群扔出大块的面包和奶酪，分发啤酒。[16]当一次大选临近时，科贝特给威斯敏斯特的选民们写了四封公开信，其主旨是简明的： 听人们谈起威斯敏斯特的选举情况，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选民们只是少数几个大家族的奴隶，或充其量也不过是他们卑下的仆从。问题……看起来不在于选民希望选举谁，而在于那几个贵族看中了谁…… 选民们应该维护自己的独立性，消除敬畏权势的心情： 你们几乎有两万人。你们的行业与职业……对雇主来说必不可少，正如他们提供的工作机会对你们来说也必不可少一样。假如有一家店号辞退你，那么总有另一家准备雇你；假如你失去一个顾客，你就会得到另一个顾客…… 尤其是“在威斯敏斯特选民中为数不少的帮工们，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受诱惑的……”。雇主们想要强迫雇工投票，应该被揭露出来让“公众藐视”：“一个铺子的工匠，若听从老板的指使并让他领着去投票处，那就把自己降到了牲口的水平上”。除非一些独立的候选人自荐于大选，“否则，威斯敏斯特就把自己放到了老萨勒姆或加顿的地位上。”[17] 托利党提名胡德海军上将。辉格党则提名福克斯的老同事谢里登，当时他在联合政府中任海军大臣，每年有6000英镑的收入。科贝特与改革派和他没有来往。在最后的五分钟，有一个自告奋勇的候选人，他本身正体现着激进派阵营的内部混乱，他就是詹姆斯·波尔，拍思的一个裁缝的儿子，是自已奋斗在印度经商致富的，1804年返回英国，为的是在弹劾总督韦尔斯利的的活动中出一臂之力。他被福克斯的圈子搜罗去，当时，这个圈子有威尔士亲王的支持。他作为一个可能给皮特当局制造些麻烦的人，被指定到怀特岛的衰败选邑纽汤镇的席位上（1805）。反对韦尔斯利的行动按时发难。但当福克斯派参加了联合政府，波尔就被私下告知，把这件事放下，或至少要“堰旗息鼓”，波尔愤怒地拒绝了。但议会解散时他发现自己被排挤出纽汤镇的席位，而且他本来天真地以为把他的事业记在心中的那些人却也和他断绝了往来。他的回答就是在威斯敏斯特的竞选坛上去猛烈地攻击那些人。 在激进运动史上，波尔是过眼云烟，没有人再费事地去找有关他的什么材料。人们照例只把他看成是一个满肚子个人恩怨而好争论的小个子而忘掉。然而，他的恩怨却不仅是个人的。韦尔斯利在处理奥德问题时之傲慢、蛮不讲理和背信弃义，本是无可置辩的事实。不应该设想波尔对在印度的“放肆侵略和残暴”并不痛恨，他把这些和“我们每日指责”法国的那些所作所为做比较。假如这一类争端对威斯敏斯特的选民是遥远的，那么波尔作为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想让他沉默的一个人，就不得不令人尊敬了。科贝特后来写道：“一个人应有的才干与知识” 被波尔的勤奋和勇气来弥补了。他身材矮小，但他这个人是好的。他是好斗的鸡，浑身每一寸都是：真正的斗鸡。 他对英国的政治几乎无知，作为演说家，缺乏雄辩；作为作家，没有说服力；但他也没有政治上的禁忌与野心。三星期吵闹的竞选，一个新的改革派联盟成立了，其中包括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一位贵族激进派，他在竞选讲坛上提名波尔作候选人；科贝特，一位经验主义改革家，他指导了波尔的竞选运动；卡特莱特少校，老资格的男子选举权的提倡者，他得到波尔诺言，说他自己是一个议会的改革家。 科贝特回忆：“我们必须对选邑集团的全部力量进行斗争，他们公开地、积极地团结在一起拼命同我们作对。”头四天波尔得票数领先，于是，曾经嘲笑过波尔并说他不可能取胜的胡德和谢里登就联手共同对付波尔。一时间，伦敦城到处是大纸的宣传品、小纸的讽刺文章和歌谣： 瞧！腐败在自由的掩饰下昂首阔步， 自由人！集合你们的队伍，保护你们的收获， 高高挥舞你们的旗帜，为了自由的号召—— 高喊你们的口号——独立和波尔！ 让那些官迷心窍的家伙狂喊反对我们的政治主张 说着我们是雅各宾、叛徒和如此之类的无用黑话， 我们坚决支持国王宁肯死去—— 我们的事业必胜——独立和波尔！ 他是穷人的朋友，人类的自由， 愿意尽其所能，减轻我们的赋税…… 波尔的对手则取笑他的卑微出身和外表： ……那边的古怪的小家伙是谁， 谁会像一个被拖到池塘去的扒手？ 科贝特宣称：争斗的双方中，一方面“是地方官和领年薪者、收税人、治安官、警察和护从人员”，还有谢里登的私人班底“演戏的、换布景的、剪蜡烛芯的和听从……不道德的召唤而来的人们”;另一方面是工匠和帮工们中间第一次严肃地试图成立民主竞选组织的证据；是教区助选委员会以及在鞋匠、帮工、漆匠和成衣业之中的有组织的声援活动。群众一晚接一晚地把波尔拉着在街上到处张扬声势。 詹姆斯，波尔未能获得席位，但他只比谢里登少300票；[18]这次竞选打破了两派对威斯敏斯特的控制。科贝特说：“这是真正的斗争，是自由在威斯敏斯特的真正胜利。”但当第二年胜利真的到来时，波尔却与此无缘。伯德特未能赢得1806年米德尔塞克斯的大选，一些自由持有农对他的极端立场大为吃惊，尽管他仍旧博得了竞选讲坛前的欢呼声；在失败时“肯辛顿和奈茨布里奇两地多数的房屋都灯火辉煌，似乎完全是一种胜利的景象……”。但是他的失败又另有原因，一个典型的唐·吉诃德式的原因。在以前竞争时，他使用传统的拉票方法，以其财富慷慨地大批款待选民，赠酒送钱普遍地讨好，其程度也许不亚于他的那些对手。但现在，他因被指控行贿而恼怒；而作为其盟友的科贝特，在整个1806年都滔滔不绝地重申着廉洁选举的要求。1806年在霍尼顿闻名的补缺选举时科贝特要求绝对禁止行贿和请客，要求候选人庄严保证，一旦当选则既不接受公职，也不领取公款。伯德特于是采取廉洁的风度，但他对此不满，他除了每天到竞选场所露面，除要求“独立的选民”自动自愿地挺身而出之外就不肯做别的事了。他不去奔走游说，不搞请客吃饭，不为年老选民提供车马，无论什么组织行动都没有。支持他的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他反而在竞选演说中驳回了它并敦促他们信赖“无需协助的公众原则”。如此一来，便减少了他的得票数。 1807年大选给改革派带来了机会。科贝特每个星期都在《政治纪事报》上给威斯敏斯特的选民写信，向他们发出警报。支持波尔的人做了准备并成立一个委员会，指名伯德特去争夺另一席。但伯德特已经泄气了： 我们的掠夺者手中有万能的舞弊手段，同他们进行一切斗争都是徒劳的。我们只有一直等到腐败把舞弊的手段耗尽，愈合我们的创伤和新生……但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我请求让我隐退，不为议会工作效劳…… 有一个代表团去拜访他并问他，如果不需他本人同意或介入而把他选出来，他是否愿意接受席位？对此，伯德特无精打采地加以承认：“如果我在威斯敏斯特当选……我就必须服从召唤……但我不会为这次选举花一个几尼、出一份力。”事情甚至更糟，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在得到这个消极的允诺后，就打算推举伯德特和波尔作为争夺两个席位的竞选伙伴。但伯德特似乎希望摆脱他的平民竞选伙伴，于是那只“斗鸡”就勃然大怒，向伯德特提出决斗要求，而在决斗中双方都受了伤——波尔伤势严重，支持他的人只好放弃他的候选人资格。在15天的投票开始之前，改革的事业似乎就要在内讧中以闹剧收场了，[19]但在最后一分钟，一个名气不大的候选人．激进航海家科克伦勋爵带来了一点复兴的希望。不过，在投票开始那天早晨，伯德特委员会中的人却“非常消沉”: 我们没有钱，没有夸耀的手段，没有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托利党看不起我们，辉格党愚弄我们。为了这些而被嘲笑，发生了最最糟糕的影响……经得住谩骂的人却难以忍受嘲笑。 但就在两个星期后，威斯敏斯特的工匠和小店主们已经把伯德特和科克伦抬到街上去闹哄哄地游行庆祝胜利了。伯德特得票大大领先于其他人，科克伦则赢得另一个席位，票数比谢里登多10（心张。（在投票的最后一夭，科克伦为谢里登感到难过，他把他的监票员打发开，让他把投他票的选民人数重数几遍，好让他成为更体面的失败者。）从此以后，威斯敏斯特就一直掌握在激进派手里（除1819年一段奇怪的情节之外）。这是惟一的大众选区，议会就设在这里，但它被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异口同声地称作是“雅各宾派”的人夺去了。[20] 1806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听起来并非是信口胡言。有人告诉波尔，他的竞选委员会里有一个主要人物，是众所周知的雅各宾派，名叫勒梅特，是法国人。这使波尔害怕，他要勒梅特离开委员会并请科贝特去传递口信。科贝特尽可能温和地去传达这个解职意见，但不料他碰到的是个出乎他意外的意志坚强的人。勒梅特以前确是个雅各宾派，一个伦敦通讯会的积极成员，是表壳匠；1794至1795年在“汽枪阴谋”大恐慌中他曾被捕，17％年未经审讯再度入狱，1798至1801年他第三次被收监，“在18到25岁之间大部分时间里，都关在监牢里。”获释后，他曾经帮伯德特在米德尔塞克斯竞选，从中得到了相当的经验。在投票到第三天时他进波尔委员会办公室，发现该委员会“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协调竞选活动事务的制度”。在好几天内，他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竞选计划。现在，他把这项计划拿给科贝特去看。科贝特看后不禁大叫：“勒梅特先生，我以名誉担保，这是我在本委员会里看到的惟一有用的东西！”于是向他道歉，而勒梅特就留了下来。 1807年的胜利，完全是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工作的结果。委员会中，有些主要人物曾是伦敦通讯会的前委员。勒梅特事先就准备好了对每一条街每一个里弄都做竞选游说工作的计划。普雷斯在“一家名叫不列颠尼亚咖啡馆的酒馆”四楼上，从天亮到夜深，整整工作了三个星期而分文不取，细心地管理帐目，核查收回的选票数，为总委员会准备报告。另外一位以前曾坐过牢的人里克特是他的副手，普雷斯写道： “我们这些人都是无名之辈”，没有一个有名气，没有一个普遍为选民们所认识。这么一堆无名之辈竟聚在一起．反对财富、地位、名望和权势的操纵；承担了威斯敏斯特的选举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对手嘲讽他们，说他们是“无名之辈、普通的裁缝、理发师。……笑我们愚笨，骂我们鲁莽”。原则和基金短缺都决定这是一次廉洁的选举： ……不能有领取报酬的顾问、领取报酬的律师、领取报酬的监票员或领取报酬的竞选宣传员，不搞贿赂，不能代付地方税．不请客，不佩戴帽徽，除了两名把守竞选委员会办公室大门的警卫以外，没有花钱雇用的警察。 花钱都要由委员会投票决定，最大宗的花费（直至胜利游行需要的旗帜、乐队和彩带之前）是印传单和海报。普雷斯是委员会天才的组织者，他只有一次离开办公室去竞选场所。[21] 现在，我们必须探究一下1807年时英国激进主义的状况。首先，“激进主义”这个词意味着一种豪放磊落而又目标不确定的运动。18世纪90年代的雅各宾派都忠于《人权宣言》，忠于某些公开的组织。随着19世纪的进展，“激进主义”内部存在许多不同的倾向。在1807年，激进主义意味着运动的勇气和论调，同激进主义致力的任何原则相一致。它意味着不妥协地反对政府；蔑视软弱的辉格党，反对限制政治自由，公开揭露腐败和“皮特体制”，以及一般地支持议会改革。但在社会、经济问题上却又并不一致，而最坚持不懈的是伦敦民众的激进主义，它广泛得足以时时把处境不稳的厂商或小乡绅接纳进来。 1806和1807年的较量是实在重要的，虽然是混乱的。改革事业再次变得清晰可见了。有两位极端激进派，他们是由一个平民选区选举到下议院的。有一个周刊，编写得颇具天才，政府很难禁止而该周刊又宣称是远离托利党或辉格党的权势的。就连“改革之父”卡特莱特少校也重新受到公众的注目与好感[22]，人们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新人即一个经营农场的绅士亨利·亨特的名字，他按照威斯敏斯特的榜样，发表了一篇致威尔特郡自由持有农的呼吁书。在伦敦，有一种新型的竞选组织建立起来了，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并不曾自行解散，而是保留了许多年，成为战后改革组织的样板。伯德特、卡特莱特、科贝特、亨特、普雷斯这些人成了后来15年中激进主义信史上有名有姓的杰出人物。伯德特许多年一直是伦敦民众心爱的人物。卡特莱特则长期矢志不移地经历过各种磨难，促成了第一批汉普登俱乐部的成立。科贝特一步一步从维护“独立”发展到完全彻底地指责“腐败的旧制度”，还确实指责了萎靡不振的激进派人士，如伯德特和普雷斯。亨特一时期作为科贝特的盟友，一时期作为他的对手，用他高超的群众演说技巧与科贝特高超的论战技巧相抗衡。普雷斯推广改革派的渗透政策和工匠与中等阶级联盟的政策，并成为边沁改革派与工会、与民众辩论团体之间的联络人。 1807年的胜利是威尔克斯的贵族的高超策略和较为进步的民主组织形式之间的一种妥协，收获是重要的，“独立”获得了新的含义。迄今为止“独立”一词成了富裕和地产利益的同义语：辉格党和托利党候选人之所以被推举到竞选坛上是因为他们富有，应该说，这就能使他们保持“独立”，而不必巴结大臣或国王以得到恩宠与官职。科贝特的“独立”则力主选民的义务，不管这些选民是自由持有农、是商人、还是工匠，都运用自己的权力摆脱庇护人、贿赂与依附。威斯敏斯特委员会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即他们的胜利是独立于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之外的，威斯敏斯特的“小老百姓”是用他们自己的权力作为一股力量而崛起的；此外，他们做出了一种效率高的新的竞选组织的鲜明的榜样，不靠候选人的财富或权势，而靠选民自愿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正因如此，威斯敏斯特人觉得这次胜利是他们自己的。 然而，若说威斯敏斯特委员会领导了一个独立的“民众”运动，那就错了，当然更谈不上领导一个工人阶级运动。选民（1818年大约有18000名房产持有人）[23]中包括许多独立的手艺人和一些工匠。但其基调则越来越多地由小业主和小商人决定。这些集团的激进程度是战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曾影响到英国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这个部分始终使政府当局难堪。最重要的政治和报刊审判都在伦敦举行，而陪审团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被挑选出来的。小店主和小商人在18世纪90年代曾组成难以对付的陪审团，财政部法务官的记录中保留着能胜任的陪审团成员的名单，在德斯帕德案子和奥科伊格里案子上可以看得出，王国的司法官们是如何小心翼冀地把同情雅各宾的人清除出陪审团。[24]尽管他们如此防范，当局仍在1817至1819年间在伦敦那些陪审团手中丢了丑。[25]嗣后，陪审团变得比较听话了，一方面是因为当局精心策划了新的特别陪审团制度和其他“辞退”的手段，一方面是因为伦敦老城的激进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如韦特曼参事和伍德参事）变得越来越脱离平民运动。 所以，威斯敏斯特的胜利很难说是工匠的胜利，而不管他们为这个胜利尽了多少力。而且，这个胜利也有一部分是虚幻的。除了所需的资格限制把挑选候选人的范围局限在有产者之外，即便不谈这个事实，普雷斯的总委员会中也居然没有一个人（至少是普雷斯）想到要把本委员会中的某个人推荐为候选人。这席位是伯德特的，委员会的职能是争取支持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委员会表明它自己作为一个民主组织具有重大的局限性。1807年，它是在一次新的民主精神的冲动中成立的，随后几年中，它却本质上成了一个自封的团体——或者，如科贝特抱怨的，一个“秘密会议”——一部分在伯德特的控制下，一部分则是小生意人工匠师傅的代表，如普雷斯。战争结束时，普雷斯成了边沁和詹姆士·穆勒的信徒，他对亨特和科贝特变得越来越有敌意，也越来越讨厌对“成员无数”的宣传方法。威斯敏斯特委员会是个有用的地方，可以借此运用谨慎的幕后操纵来维护稳重勤勉的工匠的利益。1818年，科克伦的席位空出来了，科贝特提名的卡特莱特少校却被边沁激进派霍布豪斯的票数超过而没有获胜。当普雷斯变得越来越“自鸣得意”和越来越讨厌游行和竞选活动时，委员会也相应地越来越脱离伦敦的劳动人民了。[26] 这多多少少是1807年激进派所处地位的必然结果。反雅各宾主义根本没有消失。科贝特冲破报刊检查几乎是偶然的，此外就很少有定期的激进报纸了。（1810年，科贝持本人被监禁两年，因为他攻击军中滥用鞭刑。）威斯敏斯特委员会作为一个竞选组织而保留了下来，但政府当局并无意准许民众俱乐部有新的发展。曾经是伦敦通讯会领导人的约翰·盖尔·琼斯在伦敦大菜市附近组织过一次“英国论坛”的辩论跨过了谨慎的界线，下院就判处他进新门监狱（1810年）。而当伯德特谴责下院的这一行动是非法时，下院就判处他监禁于伦敦塔。确实，这几乎使所有的伦敦人都站到了伯德特一边。而伯德特最初采取威尔克斯的对抗策略，据守在皮卡迪利自己的家中，不向下院屈服。科克伦勋爵乘坐出租马车赶到伯德特家门口，向门厅里滚进一桶火药，准备炸掉所有的入口处而用武力保卫伯德特。人民成群在几条街上兜来转去，一场1780年规模的暴乱似乎在所难免。普雷斯自己则认为，军队中存在不满情绪，因此有一些阵发性的暴动可能发生。但这次事件的性质及其对威尔克斯的戏剧性的模仿，加上激进领袖中间的混乱，突出了改革派的弱点，即若由他们来驾驭一场造反潮流，他们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团结一致的政策。法律取缔通讯会社及公开的政治集会已经分散了运动的力量，所以，运动领导人的个人主义的和争执不休的行为，不过起着一种“喉舌”作用而不是站在运动组织者的地位上。 激进主义仍旧是一个由对当局不满的广泛的群众支持的防御性的抗议运动，却不是一个进攻性力量。如果要理解伯德特和科克伦在1810年的极端观点，只要读读拜伦的作品就知道了。那些人不屑于争权夺利，鄙视他们自己阶级的伪善和新富们的摆阔炫耀。在失望之中，他们也许会时时梦想来一阵子革命以推翻“旧腐败制度”的全部结构。如要理解科贝特的愤怒，只要想想那些引起他愤怒的事情，那就是油水大的承包合同、王室公爵的肮脏丑事、猛涨的租金和税款、农业工人的贫困和枯竭、政府给报纸的津贴以及道德监督会的告密者们对大众娱乐的摧残破坏。有一百个理由在助长不满的情绪。反抗强征入伍、伤残士兵的痛苦、工匠们被那些靠军火合同迅速发展的公司企业排挤而纷纷抱怨，以及在特拉法加战役后，反对那看似无休止又无目的战争的一股地下逆流正在不断地壮大。 1808年，设菲尔德一个非国教牧师这样写道：”情况很可能是” 每当人类想组织成社会，建立化剑为犁的王国时，……大人物将是这荣耀功德的反对者；反对的行为尤其可料定来自那些将军、海军将领、承包商、代理人诸如此类；说不定那些倡导“基督太平盛世”的人在等待来自他们那邪恶之手的凶猛的虐待。 “基督的王国”，只有经过“许多反对和许多流血”后才能降临人间，因为“魔鬼和他的代理人”不会原谅它用任何别的方式到来： 我无时不听说穷人的妻子和母亲当押掉仅有的衣服以便从卑鄙狠心的兵贩子们的手中赎回丈夫或儿子，啊，苍天！穷人们该受何等苦难…… “悲乎，贫穷！尔乃不赦之罪恶！……尔无权利，尔无特许，尔无豁免，尔无自由！” 撒旦老儿，老杀人者，尔若来，吾欲待尔如尔之待比我更好之人也。吾将依次携尔登临“无比巍峨高山之巅，示尔以基督世界众王国，及众王国固享之荣耀……撒旦，尔其俯身眺望基督教界，审视红尘滚滚陆离苍生；如许圣经，如许刀剑——教派不少，兵营纷逞——教堂林立，堡垒甚多——衣黑者和平之牧师，衣红与蓝者战争之人——夫沐猴而冠俨然救世主者几希，千百万之众独以分门别类毁灭人类为己任……真正和平之子横受轻视，遭埋没，遭怠慢而受侮弄——对杀人之英雄及掠夺者，竟可敬之、颂之、誉之、赏之而垂名乎千古……[27] 这呼声发自温斯坦莱和班扬的古英格兰，但这个古英格兰已开始读科贝特的文章了。它提醒我们，在设菲尔德、纽卡斯尔或拉夫巴勒这些地方，威斯敏斯特的选举又何其遥远！在伦敦城，激进派可以在酒店咖啡馆里聚会讨论，也可以感觉到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在那些雅各宾的宣传曾深人人心的外省中心区，只有诺里季和诺丁汉具有广泛的选举权，足以让激进派利用选举的手段。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和多数正在发展的工业中心，在未经改革的下院里都没有代表。在这些地方，以及在更小的城镇和工业村庄，教会与地方官监视着任何“煽动”的迹象，就连订阅科贝特的《纪事报》的人，都能发现自己已被盯上了。改革派感到孤立无援——“被埋没，怠慢和侮弄”。威斯敏斯特的胜利把外省抛进了遭受更大压制的黑暗之中。 正因为如此，激进运动在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工业区具有相当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不同将在半个世纪中影响事态的发展。在伦敦，中等阶级改革派和工人阶级改革派保持着沟通渠道，典型的组织形式是委员会。在委员会中，少数几个自由职业者和自学有成的工匠们并肩工作，而这些工匠总有些看不起政治落后的工人和伤风败俗及犯罪的穷人。当压制放松时，论坛、辩论会和讨论小组也就恢复起来了。威斯敏斯特定期的选举至少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对喧闹骚乱起到了关阀作用。但在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激进主义被打入地下，进入了非法工会的世界而和工业中的疾苦、秘密集会和誓约等等交结在一起。所以，直到1815年，伯德特和科贝特在工业革命的心脏地区仍旧无关紧要。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对卢德活动没有什么启示作用，而在特伦特河以北我们找到了非法活动的传统。 [1]当时最妙的一个讽刺就是1800年霍恩•图克作为最衰败的选邑老萨勒姆的议员当选，但他因有关的规定的原因而丧失资格，因为他以前担任过教会牧师。 [2]人民一分子：《致在天使酒店聚会……庆祝C.F.福克斯生日的该协会的第三十六封信》（诺里季，1799）。 [3]见下文。第472-484页。 [4]J.鲍尔斯：《上次大选之感想，表明雅各宾主义在进展》（1802），第3-4页；《魄力的好效率》，第141页。改革派愤怒驳斥鲍尔斯的裸休女士的说法，斥其为谎言，见《关于诺丁汉上次竞选的十封信》（诺丁汉，1803），第24-25页；萨顿：《诺丁汉纪实》，第244页。真实情况或许是关于游行队伍中有一个妇女“穿着肉色的衣服”，见《致约翰•鲍尔斯》（诺丁汉，1803），第9页。 [5]当选者宾（辉格党），3843票，伯德特（徽进派），3207票，未当选者梅因沃林（托利党），2936票。见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02年7月10、17、24日；J.G.阿尔杰：《拿破仑的英国客人和俘虏》（1904）；J.德尚；《法国大革命时的英国下旗部》（布鲁塞尔，1949），第5章；M.W.帕特森：《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1931)，第4、7，章。 [6]J.鲍尔斯：《上次大选之感想》，第63页。 [7]见后文，第478-484页。 [8]《科贝特议会辩论录》，卷2，增补第1667、1752条。 [9]《科贝特议会辫论录》，卷4，1191，1362条；《泰晤士报》，1804年11月5日。时人对志愿军中土地与商业利益妥协一致的记载，可见T.A.沃德的设菲尔德日记：《回顾过去》，散见各处，并见简•奥斯汀书。 [10]关于民众的爱国心情，见F.克林伯格和S.赫斯维特：《警鼓咚咚……1803年的传单》（加利福尼亚大学，1944）。就连约翰•瑟尔沃尔也撰写《关于纳尔逊勋爵之死的诗和演说》（1805）。 [11]这份刊名令人起敬的刊物．因缺乏支持而停办了。见《理性人》，1808年4月16日。 [12]《政治纪事报》，1804年9月1日。 [13]1804年他在竞选演说中说：“我将……竭尽全力，使‘第45号和自由’与我们这一代人联系在一起。” [14]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04年8月25日。 [15]见科贝特12年后对1806年竞选所作的有倾向性的描述，见1818年1月17日的《政治纪事报》。 [16]见前文，第77页。 [17]《政治纪事报》，1806年8月9日、9月20、27日。 [18]胡德5478票，谢里登4758票，波尔4481票。 [19]这次事件见《年度纪事》，l807年，第425-428、632-639页；M.D.乔治：《政治讽刺和个人讽刺编目》（1947）第8卷，第528-529页。 [20]科克伦把他的席位保持到1818年，然后辞退以便去援助南美国家。伯德特作为威斯教斯特的议员一直延续到1837年，然后，他作最后一次唐•吉诃德式戏剧化表演，辞掉了席位并从这一党派的议员转到另一派的议员以保守党的身份竞选，勉强取得了胜利。波尔并不幸运，他在决斗后只活了一年多一点时间，1808年自杀。 [21]关于1806和1807年的选举，主要据科贝特《政治纪事报》的记叙，见1806和1807年各期；同上，1818年1月17日；弗劳尔：《政治评论》，l807年5月；《普雷斯回忆录》，见沃拉斯，前引书，第41-47页；及科尔和菲尔森：《英国工人运动》，第79-81页；无名氏：《威斯敏斯特和米德尔塞克斯大选史》（1807），第15、36-37、145、157、345、379、437页；威斯敏斯特委员会散发的《导致F.伯德特准男爵竞选发迹的一些情况介绍……》（1807）。亦见M.W.帕特森：《F．伯德特爵士》（1931），第1卷，第10章；G.D.H.科尔：《科贝特生平》，第9、10章；C.劳埃德：《科克伦勋爵》（1947），第2部分，第1章；S.麦科比：《英国激进主义，1786-1832》，第207-208页。科贝特的记叙虽不完全可信，却纠正了普雷斯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不加批评地被人接受．但忽视了1802和1804年米德尔塞克斯大选的重要性，嘲笑波尔且把1807年成功的原因完全归结于普雷斯自己的组织天才。 [22]卡恃莱特除支持波尔和伯德特以外，在1806年还在自己的波士倾竞选，得59票，获胜的候选人得了237票。 [23]《女怪》，1818年7月4日。 [24]其中一份名单在有可能参加陪审团的人的名字上打了记号：G表示“好”（good），B表示“坏”（bad），D表示“靠不住”（doubtful）。打“B”的人中有许多是小生意人，如其中有一个制秤的，一个卖玻璃的，几个卖杂货的，一个造帆的，一些酿酒商（索思沃克一个酿酒商的名字上标着“极坏”字样）。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33号。 [25]把参加矿泉地暴乱（1817）的沃森医生无罪开释的那个陪审团，团长是卖彩票的，成员中有制扣工、打锚铁匠、毛料商、刺果制造工、铁器商、银匠、布商、鞋匠、搬运业者和药剂师。《人民报》，1817年6月21日。 [26]要了解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见A.阿斯皮诺尔：《1814年的威斯敏斯特选举》，载于《英国历史评论》，第40卷（1925） [27]和平福音长老G.博萦特：《武人镜》（设菲尔德，1808），作者可能是洗礼派教士。用类似口气表达激进的基督教反战立场的，还可见《剑桥通信》，及《太因河信使报》上刊载的信件，如1808年1月5日的那封信。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匈牙利共产党是否成立过早？——写于匈牙利共产党建党十二周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匈牙利共产党是否成立过早？ ——写于匈牙利共产党建党十二周年 十二年前，在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战斗烈火中诞生了匈牙利共产党。新成立的党还没有用“共产国际匈牙利支部”这个名字，但是它的奋斗目标之一一开始就是建立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政党——共产国际。可见，共产党的成立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同社会民主党的彻底决裂。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对匈牙利共产党的成立感到火冒三丈。他们把“卢布同志们”努力向匈牙利工人群众灌输的共产主义，说成是“舶来品”、“外国货”甚至“时髦商品”。革命形势的发展迫不及待地要求建立共产党。有些同志出于策略考虑主张以后建党，有些同志则由于他们的工团主义观点认为没有必要建立共产党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当时说服这些同志并不是特别困难的。共产党的成立并不是同社会民主党广泛决裂的结果。当时没有条件——革命的暴风雨般的节奏没有提供这种条件——进行更长时间和更广泛的工作，来准备同社会民主党的决裂。在共产党的领导层中已经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日益扩大成为国际目标的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大家都看到，不同社会民主党彻底决裂，就不可能使无产阶级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而社会民主党总是想把无产阶级约束在违犯它的努力和意愿而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之内。不过当时和革命失败后有不少人，甚至现在也有人认为，匈牙利共产党是在没有做好政治、组织甚至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成立的，因此在匈牙利工人阶级中是没有根子的，它的成立过早了，过快了。从政治上粉碎这些论据并不难。匈牙利十月革命的特点是工人阶级组成了当时唯一有组织的力量。但是工人阶级的唯一政党社会民主党不仅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在它爆发前就已经变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当工人群众和广大的农民基本群众不满足于卡罗伊政府的“成果”，自发地用穿着军靴和常常是破旧不堪的长统靴的脚踩资本主义制度脖子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更加成了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别的且不论，就只这一点也说明，建立共产党政治上是百分之百必要的。党中央报纸《红色报》一出版即在群众中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党领导的一系列真正的群众行动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从历史上和政治上都立即证明了这种必要性。党迅速而广泛地在群众中扎下根——这是党领导的最主要功绩——，并且在过政治社会生活的人最多的工厂里寻找群众。党领导积板鼓励大家面向工厂。在党中央委员会制订的第一个临时党章中，[1]还没有完全摆脱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即按地区建立党组织的原则，但是里面已经有一条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建立工厂小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工厂基层党组织。群众的其他聚集地点，如工会、失业工人协会等很快也变成了共产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甚至组织工作的场所。匈牙利无产阶级用来冲破没有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政权、变成了百万富翁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改良主义工会的障碍的力量，证明一切从无产阶级专政失败中得出共产党成立过早和1918年月犯下了历史错误的结论的立场，都是政治上的轻信和机会主义。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共产党领导在1918年11月已经看到了建党的政治必要性，既然共产党并不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没有根底，而是广泛地扎根于群众之中，那末它为什么会在1919年3月21日犯下同社会民主党合并这一使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遭受失败的决定命运的历史错误呢？ 尽管建立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意味着同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根子并没有完全在年轻的共产党中拔掉，当然更不用说是在群众中了。当时在革命的风暴中，在11月和3月之间，即使只是想一想从组织上把群众联合起来也是困难的。尽管党已经在群众中广泛扎根，但是布尔什维主义，甚至一切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形式，在匈牙利工人运动史上是没有根底的。德国的共产党人或者法国的共产党人从罗莎·卢森堡或者格斯德的传统里还能接受一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但是我们在匈牙利从社会民主党那里连这一点遗产也得不到。对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来说，马克思主义永远是一种外来的西方奢侈品。即使他们出于无奈而现成地接过某些论断来，那也象佩斯的犹太文人朗诵巴黎颓废主义诗人或后来的未来主义诗人的作品一样，只是为了卖弄一下自己的风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社会民主党枯燥无味的政治领导人高拉米·埃尔诺是格格不入的。以后中间派库菲和雅西他们一起，把马克思“批评者”的一切“智慧”都渗进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之中。萨波·埃尔文过早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关于匈牙利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上，他实际上是披着工团主义理论的外衣，屈从于匈牙利激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在战争期间，他最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反对帝国主义的唯一办法是：需要新的人来避免帝国主义战争。在十月革命时期和以后形成的动摇不定的中间主义，绝大多时候表现为反共产主义的动摇，没有任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内容。虽然德国左派激进主义（卢森堡、拜尼科克、李卜克内西、雷德克）进行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某些声音在战前即已偶尔传到匈牙利，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内部还造成了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奥尔巴里之流的反对派运动[2]），但是它们既没有在广大群众中扎根，也没有能够提出匈牙利社会的基本问题。在战争时期，西迈维尔德运动[3]在匈牙利还没有建立任何组织，只是在十月革命爆发后才初具规模。 在共产党成立前，它在萨波·埃尔文小组内开始进行组织活动（鲁道什、瓦戈、科尔文等人），把那些在战争时期的革命罢工运动中起过杰出作用的工人（莫索伊戈、克里伯科等人）联合起来。这就是匈牙利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特点。 匈牙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来自俄国布尔什维克。可是当我们从布尔什维克那里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我们在接受俄国无产阶级及其领导者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时，没有能够清除其中的所谓“左派”言论。而这些“左派”言论后来都如同它们的领袖布哈林的变化所表明的那样，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的遗产。这些被我们传到匈牙利的“左派”共产党言论，在那些稍为受过左翼社会民主党卢森堡派[4]传统教育的人以及被萨波·埃尔文带到匈牙利来的人（上过法国工团主义学校的人[5]）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并不是偶然的。 共产党——尽管有些本质上是宗派主义的特点——能够把所有的不满足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运用广泛的群众策略，同群众结合在一起，但是它没有在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过去历史中找到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工作（如对匈牙利经济和社会的分析，对革命动力的分析），以作为自己稍为可以依靠的东西。 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可以从历史上说明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的两个基本错误：同社会民主党合并，或者说不理解党的作用；低估农民的作用（这是党领导的另一个基本错误）。这两个错误都是“左派”共产主义和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特点。 那些认为共产党成立过早的人至今仍在议论匈牙利共产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根底”。让布尔什维主义的顽固敌人、前检察官、现法官米什科尔齐·阿戈什特（他作为紧急法庭的检察官，曾要求绞死拉科西·马加什、瓦什·佐尔坦、桑托·佐尔坦和其他同志[6]）来回答这些人吧。米什科尔齐在贝特兰·伊斯特万伯爵最信任的刊物《匈牙利评论》今年第8期上写的一篇题为《地下烈火》的文章中总结共产党案件结果时说：“我们发现，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活动在匈牙利得到了加强和发展。从这些犯罪案件中完全可以断言，目前在匈牙利受莫斯科共产国际雇佣的或向其原则宣誓效忠的布尔什维克，比1918年或1919年3月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要多得多。我们还发现，在这十年当中，他们用匈牙利文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刊物、小册子和传单，并成干上万册地偷偷运进匈牙利地区。他们在匈牙利建立的秘密印刷厂里印刷这些定期报刊和传单，其中绝大部分经过秘密途径散发，有不少则是公开散发。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活动开始时还只限于首都，现在已经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在城市流窜，而且打进了农村，不仅在产业工人中寻找信徒，而且开始征集农民支持者。我们还发现，童子军运动是凶手进行破坏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在有的地方，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打入了童子军团体。由于青少年人灵魂的可塑性，这些童子军团体的思想受到了最大危险的威胁。有的材料还证明，共产党的组织象毒蛇一样钻进了武装部队。”[7] 这些掌管匈牙利监狱的伟大人物对匈牙利共产党过去十二年的历史回顾和对匈牙利共产党现在的批判，驳斥了“没有根底”的说法。而1930年9月1日事件[8]则证明了匈牙利共产党的根子广泛而深入地扎在群众之中。革命由于自身的错误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遭到的失败，白色恐怖、法西斯以及社会法西斯的联合大屠杀，党的领导在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虽然都推迟了匈牙利共产党向群众性党转变的过程，但“没有根底”的说法完全是机会生义的观点，正如同认为“建党过早”的神话是反列宁主义和机会主义历史观的产物一样。 《新三月》（维也纳），1930年10-11月号，第445-443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211-216页。 [1]党组织章程见《红色报》，1918年12月28日。 [2]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一个反对党领导集团逐渐公开的机会主义政策的左翼反对派运动。这个运动日益加强。反对派的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是奥尔巴里·久洛。 [3]1915年9月在瑞士西迈维尔德城召开的国际会议是国际主义反战运动发展的第一步。这些思短只是零笨散散地，而且主要是通过中间派逐渐传到匈牙利，但是它们后来对匈牙利反军国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 [4]卢森堡派以罗莎·卢森堡而得名。罗莎·卢森堡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人物。 [5]萨波·埃尔文（1877—1918）是匈牙利工人运动的重要人物，是左翼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从1911年起任首都图书馆馆长。在批判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政策的过程中，他逐渐信奉无政府的工团主义。他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军国主义运动的指导者之一和精神领袖。 [6]1925年的拉科西案件有五十三人被控告。其中拉科西·马加什、瓦什·佐尔坦、欧里·卡罗伊、格格什·伊格纳茨和哈曼·卡托归特别法庭审判。他们的案子以后划归普通法院审理。拉科西案件的审判从1926年7月12日开始，到8月4日结束。 桑托案件中受审者六十一人，其中三十一人于1923年2-3月受特别法庭审判。1927年4月22日，他们的案件归普通法院审理。审判1927年10月17日开始，11月9日结束。 [7]米什科尔齐·阿戈什特：《地下烈火》。见1930年11月《匈牙利评论》第242页。 [8]1930年9月1日，布达佩斯约有十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统治阶级把经济危机的重担转到劳动者身上的政策。
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一 历史在1918年和1919年用火焰般的字母为中欧的工人阶级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想不想胜利？” 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那部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在或多或少地犹豫不决之后，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匈牙利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一起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敢于承担胜利的风险。 匈牙利不曾有过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党。战争失败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哈布斯堡的统治。这时，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同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一样——把不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演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自己唯一的任务。战争结束时，只有工人阶级是匈牙利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它同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并肩斗争，推翻了哈布斯堡帝国。革命的火车头向前猛跑。不仅是俄国的，而且匈牙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具有的矛盾也在推动着它：匈牙利最有组织和最有觉悟的阶级——工人阶级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推翻了帝国，但是放弃夺取政权，因为它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保持政权的地步。 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不久，大约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四个月，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只是到这时候，上面说的矛盾才部分地得到了解决」年轻的共产党以不可战胜的力量向激愤不安的群众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先锋队里找到了虽然还不强大，但毕竟是有组织的领导力量。 不过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还达不到农村，在农民群众中还没有扎下根。共产党还没有办法克服社会民主党在农业问题上的传统影口队共产党的干部在了解农民情绪、根据农民的要求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方面，还很不成熟。 革命的火车头不仅从内部矛盾中，而且也从国际局势中汲取动力。协约国从西面向匈牙利施加压力，俄国革命的榜样则从东方照耀着匈牙利。协约国帝国主义很快就发现，在中欧，首先是在匈牙利，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很大。所以它们全力对付匈牙利，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国家，把它们作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地。匈牙利人民中很大一部分人划归外国管辖。匈牙利的统治阶级同社会民主党一起投向协约国的怀抱。在协约国还没有来得及占据之前，社会民主党的国防部长就已把军火物资交给了正在进攻苏联的波兰军队。但是协约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因此而发善心。1919年3月，他们已经作出了只让旧匈牙利剩下很小一部分的决定。法国维克斯上校1919年3月20日的照会，使协约国的这一政策达到了顶点。协约国在这份照会中要求匈牙利把完全是匈牙利人居住的很大一片地区立即割让给罗马尼亚。政府外交政策的这一明显失败使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贵族们离开了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 然而，所有这一切还只是由于当时国际局势而积累起来的爆炸物的一部分。胜利的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问题作为直接的任务向无产阶级群众提了出来。在共产党的宣传鼓动下，开始占领工厂，即所谓“野蛮的社会主义化”。社会民主党许诺要实行“合法的社会主义化”，但是没有人听它的话。在只是部分地由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自发的强大进攻下，主要由社会民主党组成的政府垮台了。 在农村，开始了农民运动。大部分是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一部分则是在俄国归来的战俘领导下进行的。 这一场运动不仅反对国家的行政机关，而且反对大地产。还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前，共产党就已经犯了错误。因为它要农民在立即分掉地主的土地和把大地产直接改造成社会主义农场之间进行选择。这一错误主要是由于这样的形势造成的：农民在农村分化得很厉害；在分配地主土地问题上，农业工人（雇工、短工）和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之间发生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主张分掉大地产，对他们具有影响的富农主张赎买地主的土地。构成匈牙利农村居民大多数的农业无产阶级则反对把地主土地分给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坚持把土地无偿地分给无地农民。 二 政府当时没有掌握任何武装力量。尽管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抓起来了，但是由于整个国家机器已经崩溃，共产党仍能从监狱中领导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府发起进攻。卡罗伊政府曾试图使共产党人保持中立，甚至想吸收他们参加民族统一阵线。但是共产党拒绝了所有这些企图。虽然有一部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想学习诺斯克的榜样（曾试图在2月20日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但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他们无法这样做：（一）群众——不仅是工人，而且还包括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对协约国感到失望，开始倾向“东方”，并且把共产党人看作是“东方”的代表。（二）在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中，有些人虽然并不积极支持共产党，但是他们不同意社会民主党的同志学诺斯克的办法，血腥镇压共产至义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考虑群众的愿望，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根据协议，社会民主党接受了共产党的纲辆，两党实行合并，以便接管政权，建立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这是共产党人的致命错误。这个致命错误之所以会发生，原因之一是共产党还很年轻，在如何看待党的作用问题上，受到工团主义传统的影响。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共产党的策略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各种不同的设想提出来的，而这些设想有的可能实现，有的也可能不会实现。共产党人在同社会民主党结成同盟时，曾指望不久后即将建立的匈牙利红军将同当时离匈牙利边境只有几百公里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红军会师.并设想共产党人以后会成功地把不支持革命政策的社会民主党人挤出政府。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的致命错误从而成了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以后我们曾想纠正这个错误，试图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线，建立独立的共产党。但是协约国军的压力和罗马尼亚军队的进攻破坏了我们的翳力。这个致命错误使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变得犹豫不决，摇摆不定。 无论是领导机关还是执行机关都无法依靠一个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共产党先锋队。第一个致命的妥协带来了一个接一个的新的妥协，因为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混合组成需要这样做。 不过，要是指责匈牙利共产党根本就不应该接管政权，那无疑也是非常不公正的。 共产党自成立后的四个月来，最尖锐地提出了苏维埃政权问题。当与社会民主党勾结在一起的资产阶级无法继续保持政权的时候，我们放弃政权，那会是比同社会民主党合并还要更严重的错误。当工人群众已经迫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接受共产党纲领，“恢复工人阶级团结”的时候，我们放弃政权，那会彻底破坏共产党的威信。这当然不能为错误作辩解，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人们理解，共产党为什么正好在有可能夺取政权、党的独立存在是保持政权的主要条件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历史证明，革命只能达到一次顶点，如果革命政党不能充分利用革命形势的这一瞬间，革命必然会遭到失败。 “禅让政权”的神话，与指控共产党“过早”接管政权一样，都是错误的。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资产阶级政府放弃了政权，把它交给了共产党，共和国总统卡罗伊·米哈伊伯爵把政权让给了无产阶级和苏维埃政府。实际上，同共和国总统一样，政府的资产阶级成员也是在匈牙利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才知道它已经成立了的。匈牙利共和国总统卡罗伊伯爵后来写道，3月21日晚上5点钟，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签订了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议定书，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既没有向他，也没有向其他任何资产阶级部长透露这件事。卡罗伊说广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我不得不提出辞职。除了社会主义组织之外，当时没有任何其他有组织的力量，而整个警察机构和军队又都在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之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我签署了辞职和移交政权的宣言。但是在实际上，无产阶级已经先接管了政权并且公开宣布了这件事……我并没有把政权移交给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通过有计划地建立社会主义军队，已经早就取得了政权。”[1] 卡罗伊说他并没有移交政权的另一条证据是，他在3月21日到22日的深夜，在辞职声明还没有公布之前就收回了这项声明。在卡罗伊决定收回之后，辞职声明仍然公诸于世，这并不是卡罗伊本人所愿，而是这些历史事件的其他参与者干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打击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在卡罗伊的支持者当中制造混乱。 三 不论是追随德国榜样还是追随奥地利榜样的社会民主党，在各战败国中都是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和组织得最好的保护者。奥托·鲍尔写道：“在工人苏维埃内部进行着反共产主义的斗争……苏维埃专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苏维埃自己反对专政……”。他还以他所特有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表示、在奥地利，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斗争。”[2] 的确，站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前列的不是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特别强烈。这两个国家都是“战胜国”，它们的军队不仅封锁了匈牙利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军队也在这样做——，而且积极参与了帝国主义的协约国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在这种困难形势下，没有得到土地的农民也逐渐转向反革命阵营，匈牙利无产阶级只能部分地完成自己的国际革命任务。它在最危急的时候顶住了协约国军队准备给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打击。但是它未能完成另外一个任务——在中欧取得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匈牙利无产阶级在国内政策上犯的错误、社会民主党的叛卖、邻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软弱无力以及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力量，阻止了这一胜利的到来。 然而，直到今天，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在匈牙利，而且在所有东南欧国家，仍然是活生生的和有效的力量。它不仅以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而且用自己的勇敢斗争，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十年以后的今天，匈牙利共产党不怕白色恐怖的打击，不顾敌人迫害和党的骨干不断牺牲，又站到群众的前面。比起当年在匈牙利高举无产阶级革命大旗、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政权的斗争来，今天等待着共产党的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杂。在革命斗争经验的帮助下，共产党将会找到实现这些任务的正确道路。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的教训使无产阶级明白了社会民主党的真正作用。从农民问题的错误中，无产阶级可以学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农民后备军是多么重要。反革命时期和严峻的地下活动时期教育了无产阶级，它必须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来运用自己的斗争手段和斗争形式。无产阶级革命的传统保证革命的匈牙利共产党在根据具体情况运用斗争方法和斗争形式时，不会忽略自己的革命远景。匈牙利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从自己的斗争实践和错误教训中学会了列宁主义。 《真理报》，1929年3月21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204-210页。 [1]《卡罗伊·米哈伊文集》，思想出版社，1964年，第2卷，第488页。 [2]奥托·鲍尔：《奥地利革命》，维也纳，维也纳人民书店，1923年。
纪念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十周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纪念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十周年 一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大家明白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意义，尤其懂得了“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1]（列宁） 同样，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从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角度出发，来回顾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评价它作为胜利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举行的总演习的历史意义。如果要象列宁那样，在1905年革命失败的血泊中同时看到失败了的革命所创造的划时代成就，那就不仅需要对革命抱有坚定的信念，而且需要最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这个成就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苏维埃。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一系列特点的特殊经验还需要经过新的历史考验和检验，但是，对于它的国际意义，在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但然可以引证列宁的话来作出评价。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两天，1919年3月23日，列宁在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 “在此以前，苏维埃政权仅仅在内部，在加入前俄罗斯帝国的各族人民中间取得了胜利，在此以前，那些特别保守的、具有旧思想习惯的目光短浅的人（尽管他们也属于社会主义者的阵营），以为只是俄国的特点才引起了这种向无产阶级苏维埃民主制的突然转变，以为这一民主制的特点也许就是沙皇俄国旧日的特点在凹凸镜中的反映。如果在此以前这种见解还能站得住脚，那末，现在它已彻底破产了……人们曾经说我们是掠夺者;在1917年底和1918年初，资产阶级和它的大批拥护者一味说我们的革命是‘暴力'和'掠夺'；在此以前人们总是说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靠暴力维持的（我们已一再证明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如果这种谬论在以前可以一再重复，那末，现在匈牙利的例子就要使这种论调休息了……匈牙利革命的困难是很大的。这一比俄国小的国家也许更容易被帝国主义扼杀。但不管匈牙利面前有什么样的困难，在这里，除了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以外，我们还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最激进最民主的妥协的资产阶级都承认，在最严重的危急关头，当一个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国家面临新的战争的时候，苏维埃政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们承认，在这样的国家里，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不能有别的政权了。”[2] 共产国际是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即匈牙利苏碓埃共和国建立前两周成立的。[3]共产国际成立的世界历史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始在国际范围内实现马克思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百年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4]（列宁）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共产国际实现其世界历史任务的第一步。从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使命的前景出发来看，这无疑是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意义。 二 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教训——这些教训首先是由匈牙利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和共产国际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错误中得出的——不仅是匈牙利的，而且也是整个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公共财富。出现这些错误的原因首先在于，与十月革命之前发生过1905年革命的情况不同，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之前未曾有过一次“总演习”匈牙利共产党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四个半月成立和开始斗争的。党在那样的工人群众中开展积极的革命宣传活动，他们虽然不乏革命精神和革命愿望，但没有任何革命传统，是在改良主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匈牙利工人运动不仅一般地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未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和旨在解决哪些问题的愿望，促使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匈牙利劳动人民走向革命。在这个经济和政治的许多方面与沙俄结构相同的国家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从来不会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变革问题，自然更不会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它来说，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统治地位也是个陌生的问题。它是没有议会席位的议会迷。它为工人阶级提出的目标是，在保持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同时实行民主改革。 1918年10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不是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最多只是经过一定犹豫之后批准了这次在战争破产后出现的革命。但是，为了防止这次革命，它却竭尽了全部力量，直至在为消灭革命而筹建的政府中承担主要部长职务。革命唯一可以依靠的阶级是工人阶级，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并且同参加军队的农民群众一起，在缺乏领导的情况下，推翻了哈布斯堡的统治。战争造成的破产使匈牙利资产阶级几乎完全埋没在旧匈牙利的废墟中。对于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阶层来说——对于半封建阶层来说自然也是这样，——战争的失败是真正的民族的失败。不仅他们压迫异族的可能性随之消失，而且预计相当一部分匈牙利族人要处于异族的压迫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成了匈牙利资产阶级的救生圈，甚至成了封建残余的代表、还未完全靠拢资本主义的大地主阶层的救生圈。起先，还未做好革命准备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承担了这一任务，在“革命民主”中继续执行甚至发展了战争时期的阶级合作政策，它自然不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正由于资本主义当时的发展程度——也是半封建残余的捍卫者。革命爆发后不久匈牙利共产党的成立，使那些不愿意拯救匈牙利资产阶级和半封建阶层统治的工人群众居于革命的领导地位。由于年轻的共产党进行了宣传，苏维埃政权和武装起义的口号以令人晕眩的速度飞快传开，并且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和战争造成的破产已经彻底破坏了武装力量，但是，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使工人阶级武装起来了。唯有社会民主党可以向资产阶级提供保护，但是，社会民主党本身远非一致。社会民主党的群众，甚至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一部分在专政失败以后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干部），虽然犹豫动摇，但并不甘愿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之所以出现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合并这个致命错误，一方面是因为匈牙利共产党——尽管它有高度的革命精神——还是一个年轻和缺乏革命传统的党3另一方面还因为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还未发生明显的分化，党员群众和党的领导干部中还有许多革命分子。但是，首先是“联合的思想”阻碍了他们的彻底革命化。 在到了掌握政权的时候，总的来说共产党——尽管它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在俄国革命中获得了经验——并没有正确地看到党在革命中的作用。此外，共产党在它四个月的活动期内，几乎没有提出——更不用说在理论和政策上解决——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农民问题。 这两种情况产生了革命的两个根本性错误：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和教条式的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处理农民问题，后者使无产阶级革命及其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失去了农民这个最重要的革命后备力量。这两个错误都是致命的错误。 三 除去这两个错误外，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还有其他许多特点；不具体分析这些特点，就无法理解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当时，不仅对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而且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学究们来说，革命的胜利也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疑团。关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19年3月24日德国共产党领导人鲍尔·利瓦伊[5]在德共的一张地方报纸上写道： “在匈牙利，以苏维埃政府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场新的革命，不是匈牙利无产阶级同匈牙利资产阶级和反动大地主进行战斗取得胜利的直接奖赏。它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失败的结果，而是匈牙利资产阶级——实在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形容词了——腐败的结果。” 这位心地善良的叛徒——他在说资产阶级腐败这句话以前还要请求得到原谅——即使在距离匈牙利革命很近的地方，也没有想到必须对这场革命的特殊条件和形式进行分析。然而，匈牙利革命胜利的具体条件同俄国十月革命的条件之间有着如此明显的区别，一个有责任从最近的地方支持匈牙利革命的党的领导人本来无论如何也应该对这些区别进行分析的0 的确，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最后行动不是武装起义。但是，这远不是说，夺得国家政权不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首先是城市无产阶级，但也包括一部分农业无产阶级——同确实是腐败的和几乎完全失去保护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工业工人阶级武装占领了工厂和庄园，并用武力赶走了行政管理机构的领导人。在外地——包括城市和乡村——，工人阶级同国家政权的残余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系列武装冲突。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无需使用武力，因为资产阶级只能依靠社会民主党来保卫自己，社会民主党则不能起诺斯克的作用，因为，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社会民主党没有分化，因而无法控制自己的工人群众。匈牙利和俄国革命胜利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武装起义的结果，另一个则不是。两次胜利——在完全不同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下——都是由哪一个阶级手中拥有更多的武器这一点来决定的。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俄国资产阶级在革命爆发时还拥有较多的武器，因此，比起匈牙利资产阶级来，它的反抗也要大一些。两次革命的共同点是，进行革命的国家的国际形势都能对国内形势产生有利于革命胜利的良好影响。尽管国际形势在两次革命期间截然相反，但它在两国都同样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分析两次革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可以从中看到匈牙利革命胜利的特殊条件。 列宁曾经认为，建立苏维埃同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相结合的可能，大大减少了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困难。十月革命遇到的是帝国主义战争，而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则是帝国主义和平通令结果所引起的群众情绪。结束帝国主义战争，要求和平，对帝国主义和平通令的反抗——尽管它们本身是矛盾的——把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革命一边来。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政策曾使农民在一个时期内站到革命一边。在匈牙利，资产阶级，但首先是民族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中间阶层，期待布尔什维克来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平通令的斗争，这就削弱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抗。这一重要的国际因素对工人阶级本身也发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当然，共产党的群众不是工人贵族组成的。但是，在众所周知的维克斯照会投下了帝国主义分割匈牙利的阴影后，工人贵族的某些阶层也站到共产党一边来了。这些阶层为国土被分割可能造成的后果，为工业地区，特别是原料来源地并入其他国家而感到不安。共产党一刻也没有陷入民族布尔什维克的气氛中，它竭尽全力并且成功地揭露了对威尔逊主义和第二国际社会和平主义的幻想。与此同时，它既最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平，也最坚决地反对致力于匈牙利的所谓领土完整及维护压迫别人的匈牙利统治，而社会民主党则是这方面的一个鼓吹者。共产党在宣传活动中强调，它反对一切旨在损害民族自决权的战争，并全力瓦解被社会民主党的国防部长派去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占领军以保卫临时分界线的部队。匈牙利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协约国倾向和社会民主党中突然出现的社会和平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平通令的事实面前道到了破产。这一状况一时曾使所有动摇的阶层站到无产阶级革命一边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大的敌人之一——爱国主义、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被清除了，因为，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一部分也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身上看到了组织反抗帝国主义和平的唯一希望。同社会民主党事后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倒是一度真正陷入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泥潭——和利瓦伊之流的咬文嚼字相反，列宁曾经对匈牙利革命胜利的这种特殊条件作过分析。4月4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所作的报告中曾经指出： “匈牙利革命的发生是异常独特的……匈牙利无疑还得经历一场艰苦的反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英法帝国主义者这群野兽曾预察到匈牙利的革命，想扑灭它，不让它诞生，这是事实。我们过去的处境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要苏维埃政权诞生，就必须反对爱国主义。我们曾必须破坏爱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是一种极其厉害和剧烈的破坏。”[6] 在小资产阶级群众，尤其是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方倾向”和爱国主义削弱了从革命内部力量吸取滋养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所遭到的反抗时，在社会民主党迫于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建议联合接管政权时，如果匈牙利共产党拒绝接受政权，那无疑是一种拙笨的学究主义和教条主义。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7]信徒们说什么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民族布尔什维克反对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暴乱，这只能是造谣诋毁。但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立即遇到帝国主义和平通令并且必须同它进行武装斗争这一事实，确实使无产阶级革命面临一些从国际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是严重的而且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同俄国的情况不一样，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在两个对峙的——协约国和中欧——帝国主义集团中一个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谈到俄国革命胜利的一个条件时，列宁曾经明确指出，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俄国坚持下来，是因为当时可以利用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相互进行的生死决斗，利用它们无暇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维埃敌人这一点。[8]然而在德匈帝国主义失败以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处境并非如此。列宁预见到帝国主义战争后果所造成的这种危险，并且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崩溃以后立即注意到协约国帝国主义的胜利和战争结束将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的危险。这一状况在三个方面影响了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在战争中被弄得精疲力尽的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很难再忍受一场新战争的苦难，但是，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出于爱国主义的激情，不仅希望出现一次战争，而且还想取得对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并把它变为一场全民族的战争。在战争中疲惫不堪的邻国——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对出现新战争的前景惊惶不安7他们不仅不去支持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鲍尔和谢德曼之流竟然利用由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红军向前推进而西移的布尔什维克危险向协约国讹诈的做法，表现了漠不关心的态度。新的“战胜国”，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大罗马尼亚的工人，沉浸在民族解放的欢乐之中，并在最大限度上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协约国成功地调动了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大罗马尼亚的军队——过去它们一部分在奥匈军队里，一部分站在中等国家一边对协约国作战——来反对匈牙利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从国际革命的战略角度来看，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完成一项任务，阻止由于胜利而得以抽调出来的协约国军队（弗朗肖·戴斯佩莱伊的巴尔干军队）去攻打苏维埃俄国。而另一项任务，即巩固无产阶级革命西部桥头堡的任务便无法完成了。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由于它的外交政策、军事行动指挥，以及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和国际形势，这个桥头堡只能是动摇的。 俄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狭义上的军事和战略形势截然不同。列宁指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之一在于俄国有“辽阔疆域和恶劣的交通条件”，有可能进行一次持久的国内战争。匈牙利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恩格斯在谈到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时已经指出了匈牙利革命由于国土面积小而面临的困难。[9]不过当时恶劣的交通条件对匈牙利革命军是有利的，而且它的军事活动基地又至少比1919年匈牙利红军的军事活动基地大一倍半。国土面积小造成了不可克服的战略困难。1848-1849年科苏特在放弃布达佩斯以后还能继续进行和组织战争；而在领土缩小了的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失守无论在政治上（工人阶级的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和军事上（布达佩斯是军事工业的基地）都无异于革命的失败。革命爆发之初，北方的前线阵地离布达佩斯即只有二至三天的行军路程；东线，在罗马尼亚部队首次向前推进以后，也不得不把苏维埃共和国的红军阵地后撤到与北线离首都的距离相同的地方。此外，同俄国的情况相反，对苏维埃匈牙利发动的战争一开始就是由正规军进行的，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在革命还未能打破军官阶层之前，就在红军中广泛使用军事专家。 最后，俄国同匈牙利的农民状况不同，是它们之间的第四个区别。匈牙利农民同俄国农民的客观历史状况不同，使作为革命主观因素的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犯的错误更加严重。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之一在于农民中曾经有过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同时，无产阶级可以从农民党，从社会革命党[10]那里——它的大多数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接过农民的革命要求，并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立即予以实现。毋庸置疑，而且必须反复强调，当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要农民在分配土地和维护农业大企业之间“作出决择”时，它是犯了致命错误的。苏维埃政权力图保证对城市的食品供应，是发生这一致命错误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专政想按照“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把资本主义的和半封建的大土地都直接引入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农民发生了分化，匈牙利的客观形势同俄国的不同。因为农民的分化，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也不是所有农民都站在革命一边的。早在那个时候，富裕农民、中农的上层和农业无产阶级长工、短工之间已经在土地问题上爆发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大地主家里的长工希望阻止通过分配土地的办法使他们赖以谋生的大土地转到占有土地的农民手里。但是，共产党人从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也不给长工分配土地，而是把大土地留作“生产合作社”，实际上成了高度集中的苏维埃经济。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从前在地主庄园里扛活的长工，即使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也不太看得到革命带来的变化。他们觉得革命以后自己成了“国家的长工”。从历史上看，匈牙利的农民也同俄国的不同。革命时期匈牙利农民未曾有过象列宁所说的那种社会革命党。匈牙利农民中间也未曾出现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更没有出现过在其他力量领导下的、象二十世纪初或1917年在俄国农民中出现过的那种为获得土地而开展的广泛的革命运动。由此可见，不仅由于主观错误，而且由于客观条件不同，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遇到的困难比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遇到的要大。 所有这些区别使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在迈出胜利后的第一步时，就遇到了极大的客观困难。但是，这些客观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和当时西边最邻近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诸如德国的利瓦伊和奥地利的鲁特·菲谢尔和斯特拉塞，说什么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早在发生前就被判处了死刑。这是一种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灰心失望的观点。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时的国际条件下，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束，任何一个国家的苏维埃政权都不可能有象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刚爆发后所有过的那种有利形势。但是这只能意味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更需要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刻不容缓和直接的援助，意味着如果没有这种刻不容缓和直接的援助，它要比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更难坚持下去。 四 但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形势对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完全不利。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形势对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更为不利。1919年3月18日苏维埃俄国红军的战报说，红军的精锐部队已经占领了塔尔诺波尔（这对社会民主党及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情绪、它们的“东方倾向”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o1919年4月4日列宁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信中为东方战线发出了警报。他写道： “东线的情况极端恶化。高尔察克今天占领了沃特金斯克工厂，布古尔玛即将陷落，看来，高尔察克还会继续前进。 情况十分危急……我们请彼得格勒的工人把一切都发动起来，动员一切力量去支援东线。 东线的工人士兵将自筹给养并寄粮食给自己的家属。而主要的是那里决定着革命的命运。 那里胜利了，我们便可以结束战争，因为那时白党再也得不到外援了。在南方，我们已经接近胜利。只要南方没有获得完全胜利，就决不能从南方抽调兵力。”[11] 所有这一切为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形势增加了困难，尤其是因为大家把匈牙利革命的命运寄托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红军身上，寄希望于同红军会合。小资产阶级的种种愿望，这些阶层对无产阶级革命所持的NEUTRALITA，S态度[12]——起初甚至是善意的NEUTRALITA，S态度——也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在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的问题上，这一点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曾经指望，可以在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红军部队会合以后把最动摇的社会民主党分子从苏维埃政府和合并后的党的领导中清除出去。但是，情况并不如此，这就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首次动摇。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以后，由于俄国红军部队在西南战线上失利（格里戈里也夫的叛变）和佩特留拉及邓尼金部队向前推进的结果，从东面和西面获得援助的希望日益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中出现的动摇加剧了。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在被帝国主义军队（北面为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东面为罗马尼亚军队，南面为南斯拉夫和法国军队，西面为奥地利军队）包围的苏维埃国家周围，在敌军背后，只有一些共产党小组在进行除了宣传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内容的援助活动。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农民政策上的错误以及封锁，在内部日益为民主反革命准备了条件。国内政策上的错误使无产阶级革命生命短暂，并且削弱了它的抵抗力，因而它无法坚持到渴望已久的国际无产阶级援助到来的时候。 这样，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四个半月的斗争以后，这场新的革命成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但是，纵然失败，它也仍然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那样，是“中欧无产阶级的指路明灯”不管革命的DEFETIZMUS[13]说些什么，也不管壮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如何宣传，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在白色恐怖的匈牙利，革命的、新的幼芽正在从经过剪枝的树干上萌发。正如匈牙利雅各宾主义者在监狱的墙壁上写的那样：“LAETIUSEXTRUNCOFLOREBI”。[14] 《新三月》（维也纳）特刊，1929年8月，第9—17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190—203页。 [1]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9页。 [2]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94—195页。 [3]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 [4]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75页。 [5]鲍尔·利瓦伊（1883—1930），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6]列宁：《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中《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状况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38—239页。 [7]“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一个改良主义中间派。 [8]库恩·贝拉这里只引述了列宁这段话的大意。列宁这段话的原文是：“但是，我们竟能在十月革命后存在一年，这多亏国际帝国主义已分裂成两个强盗集团——英法美强盗集团和德国强盗集团，他们正在进行殊死的搏斗，无暇顾及我们”。见列宁：《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37页。 [9]参见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04-206页。 [10]“社会革命党”是1902年由各个民粹派小组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其政治纲领是，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它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拒绝无产阶级专政。其左翼在1917年秋脱离该党，并在1918年3月以前同布尔什维克党一起参加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社会革命党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并站到反革命分子一边。 [11]列宁：《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44页。列宁这封信写在1919年4月10日，文中提到的日期有错。 [12]NEUTRALITAS意为：“中立”。 [13]DEFETIZMUS意为“鼠目寸光”，“灰心失望”。 [14]LAETIUSEXTRUNCOFLOREBIT大意为：“叶茂枝密”。匈牙利雅各宾运动参加者之一索劳尔齐克·山道尔在布达监狱的墙壁上画了一棵“自由之树”并题词“叶茂枝密”树枝上写着运动的其他成员的名字。
我的心——纪念十五个牺牲的同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希克梅特诗集 我的心 ——纪念十五个牺牲的同志 十五处伤口在我的胸间， 十五把刀子， 十五个人的死。 但是我的心更有力量！ 十五把刀子插在我的胸间， 十五把刀子强制我沉默。 但是我的心在响， 在响， 它将不断地响，响！ 黑浪好像蛇一样在低啸， 想赶快 把我淹死在黑海里， 想赶快 把我闷死。 血浪接着血浪在汹涌。 但是我的心在响！ 他们想割断愤怒和诗句。 他们想熄灭申诉的火焰。 但是在我的十五处伤口上， 燃烧着十五处爱自由的篝火。 所有十五把刀子 在我的胸间弯曲，折断。 我的心不单是在跳动—— 它在祖国的土地上 像深夜的警钟在敲响， 像红旗在飘扬！ 1921年 陈微明译 注：土耳其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1920年举行笫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拒绝支持基玛尔政府的反动政策。基玛尔政府采取迫害手段。1921年，土耳其共产党的十五个领导者，包括土共的总书记穆斯达伐·苏布希在内，被基玛尔分子杀害。那齐姆·希克梅特当时已经到了苏联，《我的心》这篇诗就是当他在莫斯科听到了这消息之后写的。
九年后的回顾——读《红色报》有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九年后的回顾 ——读《红色报》有感 这是一本报纸合订本，纸张粗糙，印刷油墨质地低劣。但是，它包含的革命热情是马拉主办的报纸[1]以后任何一张革命报纸都无法比拟的。劣质纸上的劣质油墨可以褪色去迹，但革命的精神不会消失，照亮道路的明灯不会熄灭，它为匈牙利工人和贫苦农民指出了革命的传统和教训……在翻阅这些用劣质油墨印刷在劣质纸上的报纸的时候，觉得犹如置身于两个3月之间…… 徒然的扼杀！——一月份发表的一篇社论[2]向匈牙利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射出了革命的反抗和进攻的火焰。九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它们想扼杀、整肃、清除、殴打和关禁无产阶级，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无产阶级依然存在，并在成长、劳动、战斗，它在溃散以后重新组织起来，重新参加战斗；《红色报》九年前的革命主人——匈牙利共产党一直在战斗。 我们并不需要重新开始战斗，因为我们从未放弃过战斗。匈牙利共产党在九年零几个月以前开始的战斗，它的胜利和失败，大大地动摇了匈牙利社会的基础，以致在这个基础上永远不可能按照过去的方法一模一样地建立起九年前我们曾经摧毁过的那个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土地和大工业资本企图通过促使社会安定的政策，以恢复战前的阶级力量对比和革命以前的社会秩序。社会民主党同这一政策相应的口号是：重新开始！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企图恢复革命前的工人运动方法和革命前的工人阶级状况。但是这两种企图都不会得逞。九年前3月21日发生的事情决定了这两种企图不仅是反动的，而且是乌托邦；那时候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四个半月的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永远决定了匈牙利社会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发展方向；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 社会安定也好，“重新开始”也好，都是枉费心机。曾经获得过政权的工人阶级发生了变化。专政失败以后，自以为获得了政权的小资产阶级发生了变化。曾经参与过政权并且知道可以无偿获得——甚至只能无偿获得——土地的农民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基础上，在这样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永远不可能再建立起安定的社会秩序。自从匈牙利全体劳动阶层、全体劳动人民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和遭受失败以后，建立资产阶级制度只能在这些阶层反对的情况下进行。 可以制订“判处极刑”的法律，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可以达成不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而相互指责的妥协，也可以把即使对专政的纪念也当作叛国行为并处以徒刑，但是，3月21日前为争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和其后为创造社会主义建设可能性而进行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匈牙利社会，以致再也不能把它稳定在革命前的样子，再也不能把阶级斗争的方法恢复到革命前的样子。 斗争只能继续。匈牙利共产党为争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必须继续下去；为创造社会主义建设可能性而进行的斗争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斗争形式下继续下去，而且经验比过去更加半富了。谁不去继续这个斗争，而只是象世会民主党建议的那样去重新开始斗争，谁就不是在斗争，而是在同敌人妥协，向敌人投降。但是，继续斗争并不意味着完全象过去那样斗争，也不意味着同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无产阶级从前的斗争比较起来，斗争的方法、策略、手段和形式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对于一切前进中的、战斗的匈牙利共产党人来说，胜利的3月21日以后，经历的九年是自我批评的九年，尖锐和无情的自我检讨的九年，也是认识错误的九年。我们检查了专政的错误：把共产党融合在社会民主党尚未定型的群众之中；没有分配土地（这是农民政策上的致命错误）。我们懂得了专政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它比所有布尔什维克过去想象的要长得多；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象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可以用“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办法，而是要通过执政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残余进行长期斗争的形式去实现。此外，我们还从自己的历史和错误中学会了许多其他东西，为无产阶级未来的斗争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但是，九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应该肯定，自我批评并非自我悔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不仅可以从匈牙利工人阶级专政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也可以从它的优点中学到东西。 只有那些不是从专政中检查错误，而是把整个专政当作错误的人，才会变自我批评为自我悔恨。有的人不仅看到匈牙剥共产党在3月21日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而且这些错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来不及得到纠正，同时还认为夺取政权是匈牙利无产阶级的一个历史性误会，建立专政本身就是错误。只有这种人才会以自我悔恨来代替自我批评。谁相信这一点，一就让谁去自我悔恨吧，去公开或秘密地向资产阶级和国际社会民主党认罪吧！3月21日，以及匈牙利共产党在此以前进行的朝气蓬勃、充满革命毅力、政策上十分机智，并且懂得如何运用策略和依靠群众力量的斗争，是革命策胳的典范。不仅可以从它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还可以学习它的伟大长处，即匈牙利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以前从未丢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推动夺权斗争的任何机会，从未丧失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无论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还是在共产党的历史上，3月21日以后的九年都证明，这样的党，这样的策略，在共产国际中是少见的。除了我们以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在九年时间里发现的错误外，也应该向国际无产阶级肯定我们历史中的这一事实。这样做不仅是承认历史真理，也是为未来提供教训：今后也要象匈牙利共产党过去那样深入群众，动员群众，也要象匈牙利共产党过去那样不错过任何推动群众性的夺权斗争的机会。 匈牙利共产党的历史在专政期间也没有中断。匈牙利共产党融合于社会民主党尚未定型的群众之中，从而使工会的官僚机构和最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占了绝对优势——对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即专政阶段中所犯的这个致命错误，我们在实行专政的过程中已经觉察到了。我们可以从一份专政时期出版的《红色报》中引证我们在一次报告结束时为了纠正3月21日所犯错误而提出的方针路线： “总之，必须把工会组织同党组织分开，必须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纯洁党的队伍，必须加强党，使它变得更加坚强、团结和有纪律，以便我们能从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出发，站在坚定的原则基础上，指导党在专政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组织中的政策。党的组织只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党组织应该在整个工人运动的一切组织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它是整个工人运动的顶峰——中发挥原则和理论指导者的作用。”[3] 这个报告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年（那时正就共产党的作用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和提出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前五至六年做的，离开现在也几乎九年了。外部的帝国主义压力，战争，成堆的经济困难，经验不足和缺乏领导力量，所有这些都不允许我们在专政期间执行旨在重新组织共产党的计划。当然，当时任何人都未曾幻想可以通过“和平改造”“社会一共产党”的途径重建共产党组织。我们在3月21日接受社会民主党关于两党合并的建议时，下述设想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俄国红军已经到达塔尔诺波尔一带；在同红军成功地会师以后，我们可以依靠俄国的帮助，把社会民主党中那些不愿意按照我们的意见去执行专政政策的领导人从合并后的党中依次清洗出去。但是，对我们不利的战局变化阻碍了实现这一设想；而协约国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打击，也使得我们无法依靠无产阶级广大有组织的阶层、企业工人，特别是依靠布达佩斯大企业（切佩尔、冈茨车辆厂、奥尔贝尔特福尔伏）的工人代表，使共产党从联合的社会党和以后的社会—共产党所代表的不定型的群众中摆脱出来，重新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以摧毁工会的官僚机构，掌握对各个组织的领导。这一任务只能留待无产阶级的受迫害、但从未放弃斗争的先锋队——匈牙利共产党在专政失败以后来完成。必须使工会脱离社会民主党，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官僚机构，必须把工会和整个工人运动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能够成为全体劳动阶层，首先是贫苦农民的领导者，共产党必须使自己变得强大和有抵抗力。 这就是匈牙利共产党在两个3，月之间的任务所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它可以从自己的革命历史中——不仅从错误中，而且从优点和成就中——汲取力量，可以从自己成立以后立即能利用有利形势并成为领导群众的大师这一经历中汲取力量。在评论错误的教训的同时，必须使大家都知道，匈牙利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不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动摇和国际条件的有利变化，也不仅在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所说的他们不愿充当反对工人群众的诺斯克的角色，而是由于匈牙利共产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策，由于它在群众问题上运用的策略，以及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可以与之比拟的革命于劲。匈牙利无产阶级不仅可以从错误中，即从3月21日发生的事件中，而且也可以从匈牙利共产党那无法忘却和不朽的功勋以及下述事实中，懂得党的作用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党依靠执行革命政策，出色地利用群众的行动，不懈地加强群众逐动和在匈牙利工运史上第一次把宣传鼓动提高到马克思主义高度等办法，使劳动群众获得了政权。 党将站在群众的前列重新夺得政权。 《新三月》（维也纳），1928年3月号，第145—148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172-177页。 [1]法国大革命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琼—鲍尔·马拉曾主办《人民之友报》，1792年9月起主办《法兰西共和国报》。 [2]《红色报》1919年2月6日发表的《徒然的扼杀！》 [3]见《红色报》1919年5月15日发表的《库恩·贝拉同志关于党和工会组织问题的报告》。
向农民学习！——就农民问题向工业工人进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向农民学习！ ——就农民问题向工业工人进言 匈牙利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的工农联盟 如何建立新的联盟？ 对于工业工人来说，在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中，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是其中最宝贵的教训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任何多少有点觉悟的匈牙利工人——他们有的是共产主义者，有的正在成长为共产主义者——都知道并且承认，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为数众多的工业工人阶层同时也知道，在工农联盟中起领导作用的是无产阶级，在这两个劳动者阶级的联合斗争中居领导地位的也是无产阶级。至于有组织的共产党人和那些只是因为找不到转入地下的匈牙利共产党组织而还未入党的人，他们自然还清楚，在领导劳动农民的工人阶级中，掌握领导权的是共产党。 现在的问题是：仅仅知道这一些是否足以使共产党人能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基于相互信任的、持久的革命联盟？仅仅知道这一些是否足以使工人阶级担负起领导农民的责任？（为了实现这种领导，还必须先把贫苦农民从大地主手中解脱出来。大地主在中等地主、封建贵族知识分子、富农、“穿皮靴的”小农党软骨头议员和“着长裤的”富有小农的帮助下，用农民的血汗编结起来的缰绳，紧紧地羁勒着广大贫苦农民。）是否足以使共产党人去执行符合农民利益的正确政策，并依靠正确的农民政策在贫苦农民中间进行卓有成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建立和巩固工农革命联盟？我们的回答是：仅仅知道这一些还不够，还远远不够！为了证明这点，我们匈牙利共产党人不必到别的地方去寻找事例。只要看一看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农民政策，便一目了然了。 匈牙利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的工农联盟 在掌握政权以前，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时，匈牙利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中也不乏工农革命联盟的口号。下面引述的一段话就是证明： “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矛盾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造成的。它同时在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之间筑起了隔墙。无产阶级只能在为反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而进行的直接政治斗争中推倒这座隔墙。”[①] 许多迹象表明，匈牙利共产党通过在掌握政权以前大力开展的仅仅四个月的宣传工作——包括工农联盟的口号和宣传以革命的方式占有土地——争取了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对自己的同情。（在1919年1月举行的农业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未经任何准备，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共产党小组；到过俄国的农民早在掌握政权以前就已经在许多乡村里起着领导作用；在波特罗格戈兹，鲁斯[1]，豪伊杜夏格和其他一些地方，成立了共产党的农民组织，并通过革命途径占有了土地。） 但是，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即匈牙利革命的第二阶段时，苏维埃政府拖延了几周，迟迟不解决土地问题，此后在解决土地问题时也没有满足农民的目标和要求，没有把大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这一切表明，无论在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中，还是在共产党的政策和宣传中，工农联盟的革命口号都没有得到由于其重要意义而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中得到的地位。 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不仅没有加强正在形成中的工农联盟，反而导致相反的结果，把农民从工人阶级推向反革命。这一政策的错误根源在于： 1.对政权观点的重视不够。苏维埃政府把“农业生产连续性”的观点（正确地说，不是观点，而是幻想）置于现实的政权观点之上。现实的政权观点要求用分配大土地的办法去满足贫农的利益，从而便获得土地的农民群众感到，竭尽全力维护苏维埃政权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把大土地收归合作社企业亦即实际上交国家经营的做法，甚至使大庄园里扛活的长工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革命的变化仅仅在于使他们“从地主的长工变为国家的长工”。在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中间，不分配土地的做法不仅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而且使他们得出这样的印象：无产阶级国家甚至还想没收他们的土地）。 2.共产党人——更不用说社会民主党人了——总的来说不够重视农民在匈牙利社会和经济中的地位和意义；没有意识到农村居民占匈牙利全国人口的大多数。 3.苏维埃政权轻视农民的革命价值，农民革命化的可能性，以及这一可能性的广度。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出现分化的基础，只在农业工人、短工和长工中间寻找同盟者，从而大大缩小了革命的后备力量。苏维埃政权把半无产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只当作商品生产者，认为他们出售产品，因而他们的利益同无产阶级消费者的利益是矛盾的。也就是说，在他们身上只看到那些把他们同无产阶级隔开的东西，而没有意识到，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匈牙利统治阶级据此制定的政策，百年来的联合压迫和剥削，已经使这些阶层成长为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而且通过工人阶级相应的农民政策，首先是通过分配土地，这一联盟可以立即在革命中实现。 4.对农民的革命价值及其社会地位的普遍轻视特别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工人阶级轻视其同盟者农民在工农联盟中的地位和在联盟内部的特殊价值。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会判断农民在这一联盟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这个原因，除了不分配土地外，工业工人阶级还经常要求采取一些完全无视农民利益的措施，有些地方还制定了一系列这样的条例法令，从而更加不可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联盟。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方法和形式（宣传和鼓动工作）也促进了农民的远离。 所有这些错误的理论根据是一个根本上错误的（但在当时可以被理解的）观点：农业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就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机械的和直线的继续。也就是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应当把经营小生产的农民土地——虽然不是通过私有制的大企业，而是通过国有制的大企业——继续集中起来。[②] 总之，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里，但尤其是在第二阶段里，匈牙利共产党人、匈牙利工业工人阶级，未能赋予工农联盟这个口号以保证其真正实现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内容。他们未能找到接，近农民的政治、经济、宣传方法和形式。这样，也就无法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引导农民作为革命的同盟者和后备力量参加斗争。相反，许多农民阶层成了反革命的后备力量。简而言之，共产党人和匈牙利工业工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没有能够把匈牙利农民领导起来。 如何建立新的联盟？ 下一个问题是，为了使工业工人在革命的新阶段担当起领导农民的重任，应该怎么办？ 诚如我们已经从自己的历史中看到，要做到这点，仅仅意识到这样一点还是不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状况，集中在城市的条件，及其组织性和阶级斗争性，使它必然要担负起领导一切反对资本主义——也要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的使命，其中自然也包括对农民的领导。不仅如此。要做到这点，即使我们已经汲取了无产阶级专政错误的土地政策的教训并为分配土地而斗争（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即使我们把没收大土地并在农民中间无偿分配以及建立工农联盟当作党和工人阶级的核心口号，也还不够。 在匈牙利，工农联盟将不会通过工人党和农民党这两个政党签订协议或结成同盟的形式来实现，而是依靠工人阶级也为了农民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依靠共产党人为了两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把它们引向共同斗争而进行的活动来建立。（这当然并不排除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利益在实现某个具体目标上同农民党或其他农民组织结成战斗的联盟。） 为了使被社会民主党和各农民政党的政策相互隔离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相互接近，工人阶级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执行无论在全局或局部问题上，无论在长远或近期目标上都符合贫农利益的政策。这样就可以使联盟的思想在农民中间受到欢迎。当然，也要用认真揭示同农民结成利益集体的经济和社会根源的办法，使联盟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间深入人心。在同农民结盟的问题上，除了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相互接近以外，共产党人和工业工人还有两个基本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争取农民来实现革命的各个目标。共产党人不仅要同农民建立一般性的联盟，还要建立基于革命目标的联盟，即使不会在革命的任何时候都使用革命的急风暴雨阶段的特殊手段，即使只以具体的行动口号提出了革命的局部目标。要以耐心和持久的工作，通过现实事例，教育和说服农民：共产党人指出的革命道路是实现目标的唯一道路。第一个任务是，使农民相信，工业工人领导农民并非出于某种喜好，而是因为由它来领导农民进行争取土地、工厂，争取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解放，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斗争，是符合农民利益的。这就是说，必须早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吹起革命斗争的冲锋号以前，就通过局部斗争和局部要求，建立农民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目标、斗争方法和手段的信任。必须根据专政的经验和教训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信任的气氛。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从不把自己限制在为实现其最终目标而进行的直接斗争上，而是站在群众的前列，通过局部要求和局部行动，为实现工人阶级的日常要求而斗争，同样，为实现农民的日常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也应该成为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经常性的活动内容。工农秩盟只能通过这种局部斗争来恢复，只有通过在局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信任，联盟才能成为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和战斗的联盟。 为了完成上述两个任务，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工业工人群众决不能满足于自己已经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已经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已经看到土地问题、农民问题是匈牙利革命的一个核心问题。共产党人和工业工人必须深入研究农民问题的各个细节，必须极其认真地注意观察农民的全部生活表现，从农民结构中出现的每一个变化，直至农民的一切痛苦和忧愁。只有通过这种经常的、深入细致的观察才能判断，才能在现实的试金石上不断检验，共产党的农民政策的近期目标和方法是否正确，农民的组织形式以及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手段和方式是否合适。只有这样，只有运用经过这种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的工作方法，才能使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保护农民利益的要求不仅在农民群众中产生反响，而且还产生农民需要领导、需要有工业工人阶级领导的信念。为了领导农民，工业工人阶级对农民的了解应该胜过农民了解自己。必须深入农民的心灵深处，找到他们具体的日常利益，并通过实现他们的日常利益，逐步地把他们吸引到为实现共同利益进行革命斗争的队伍里来。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我们还缺乏这种认识。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因此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天平称上，远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农民这个秩码，加重了反革命称盘上的分量。为了教育和领导农民，工人必须向农民学习。 《新三月》（维也纳），1925年9月号，第11-16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156-163页。 [1]在喀尔巴阡山麓，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①]见桑托·贝拉：《匈牙利的阶级斗争和革命》 [②]11月革命以来，尤其是新经济政策以来的俄国的农业发展表明，农业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不是以通过对农民的剥夺和使之贫困化而出现的企业集中的形式，而是通过把分得了土地、，生活和文化都有提高的农民的各种经济组成合作社的途径来实现。这种经过合作化的途径通向大企业生产的过渡，自然要经历一个相当缓慢的发展过程，而且农民的合作化不应该依靠强制手段，而应该通过显示大企业生产优越性的办法来实现；列宁根据量貌却筮差，在他遗世以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匈牙利还会发生革命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匈牙利还会发生革命吗？ 匈牙利革命的遗产 匈牙利民主的命运 工人运动的状况及其总任务 对于我在本文题目中提出的问题，匈牙利内务部长劳科夫斯基已经在国民议会的一片赞同声中以断定的语气作了回答，并且加上了惊叹号。他说：匈牙利永远不会再发生革命！！！[1]最近几个月里发表的关于匈牙利革命的另一个声明出自原卡罗伊政府的内务部长、科苏特派的议会领袖纳吉·文采之口。他说：我们希望出现一次新的、没有革命的十月。[2] 社会民主党在革命问题上的立场不仅仅表现为一贯诋毁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6月28日发表的建议取消紧急状态的文章，较为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立场： “采取这种治理方法（即宣布紧急状态的做法），政府将为发生那种它严加防范的事情创造条件，并促进它的到来。”其实——文章继续写道——“政府可以在经济、社会福利和文化领域内做许多事情，以使一切暴力方法和紧急状态的特别权力顿时成为多余。”[3] 内务部长劳科夫斯基，科苏特派的纳吉·文采和社会民主党各自发表的关于革命问题的声明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区别。 三者之间只是在反对革命的方法和手段上存在区别。如果你不是从前的、现在的或未来的内务部长，在提出匈牙利未来社会的这个根本问题时，你将会注意到国际帝国主义发展的一些事实，因为，在过去二十年里它们已经多次对匈牙利的命运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例如：1.兼并波斯尼亚，世界大战的爆发；2.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及协约国帝国主义的胜利，10月和3月革命的爆发；3.维克斯照会；4.捷克和罗马尼亚围剿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霍尔蒂上台和缔结特里亚农和约；5.小协约国在布达欧尔什战斗[4]期间发布的命令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倾覆；6.用放弃对划归继承国的匈牙利族的保护和使匈牙利陷入以史密斯-杰里迈亚统治为象征的半殖民地命运的办法来整顿国家财政。[5] 这些只是国际帝国主义对匈牙利命运产生的影响中的最重要的事实。此外还可以提到贝特兰政府同苏维埃俄国签订条约的事。这个条约本来可以以提供原料和订货的方式使大工业和成干上万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得到开工和工作的机会，但由于英国人的压力，贝特兰政府长期拒不批准条约，致使最后条约没有生效。[6] 所有这些事实充分证明，无论革命、反革命或社会的安定局面，都不能使匈牙利摆脱国际帝国主义和国际革命的影响。 残缺不全的匈牙利不是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整体。自从协约国帝国主义从匈牙利分割了受压迫的非匈民族以及相当一部分受压迫的匈族人也被划归继承国以后，匈牙利虽然确实成了民族国家，但三色民族旗仍然没有在空中飘扬，远方（英国、法国）和近处（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大小帝国主义国家的缰绳继续羁勒着匈牙利。它是那条仅仅被苏维埃俄国挣断了的完整锁链上的一环，而且是遭受磨难的一环；这条锁链是国际金融资本以压迫和被压迫民族、奴隶主和奴隶以及半殖民地民族的帝国主义体系的形式铸成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决定匈牙利未来，决定匈牙利还会不会发生革命这个问题的，既不是拍着警察、宪兵、海关警官和水上巡捕的佩刀及打着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嘴巴宣称匈牙利永远不会再发生革命的现任内务部长，也不是声言希望没有革命的十月的、革命的前内务部长，那个已经厌恶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这样说就好象要侍者端来不带辣根的小泥肠），也不是相信和宣传在经济、社会福利和文化改良中找到了对付革命的办法的社会民主党（虽然这些改良如果能立即实现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决定这个问题的不仅是内部的革命力量。国际革命力量也将对此发生作用，也将对匈牙利革命是否会起死回生发生影响。 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发展预示着新的战争，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事实则指出了新的革命前景。正如过去不能躲藏在碉堡里一样，今后匈牙利也不可能脱离战争和革命而孤独存在。 不管劳科夫斯基-伊万和纳吉·文采，还有万察克·亚诺什——如果他还在想什么的话——对匈牙利的前途的想法如何一致，匈牙利社会的各种内部力量同他们的想法并不一样。 匈牙利革命的遗产 10月和3月两次匈牙利革命都没有解决任何在革命爆发中起过作用的、匈牙利社会内部的基本问题。10月革命没有解决问题是因为它还不可能提出最终解决问题的要求，3月革命没有解决问题是因为国际帝国主义镇压了这场革命。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成了匈牙利统治阶级和参加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各个阶层的可诅的遗产。这个遗产大致有如下内容： 1.政权的结构和形式——当时有产阶级不得不用它来代替在3月革命时期出现过松弛并被无产阶级专政部分地摧毁了的国家机构；开支巨大、坚持独立和过着公开的寄生生活的军事和官僚机构一它是向资产阶级民主迈出任何一步和实现普遍的秘密选举权的主要障碍，此外还有未决的国王问题，哈布斯堡问题[7]及其国际联系。 2.土地问题——革命和反革命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由主张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大土地和同它结盟的大工业共同实现的社会安定局面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由于这样，大部分由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只有小部分由小农和富裕农民组成的农民阶级完全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中间拥有土地的那一部分人虽然在战争和革命期间摆脱了债务，但现在又重新开始欠债了。 3.已经尝到了政权滋味的工人阶级——它从政权的高峰坠落到完全无权的深渊。这个工人阶级受尽磨难和欺凌，亲身体会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白色恐怖使它产生了复仇的愿望，即使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也不能使它长期昏迷不醒和任人践踏。 4.一个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的大地主阶级——它同大工业资本家结合成为金融资本的进程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并没有在发展中得到清洗。这些阶级也有自己的革命经验。正因为这样，它们对于一切社会变革和那些希望得到民主的阶层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激烈的反抗。 5.城乡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的时候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反革命的时候他们来不及满足自己的要求。这些阶层中的一部分在通货膨胀时期贫困化了，大工业的价格和银行的高利贷使它们丧失了希望，并且感受到金融资本的双重压迫，因为，在革命失败后，它们作为白色恐怖的社会支柱，误以为自己就是政权的主人。 6.革命失败后和由于失败而出现的特里亚农和平[8]——它使匈牙利成为一个对于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来说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国家。经济上，由于失去了工业的消费市场和原料来源而丧失了生命力；社会和国内政治上，在统治阶级看来不适宜进行任何民主改革（由于无产者占居民的百分之五十二，贝特兰宣称不可能实行普遍的秘密选举权）；国际政治上，由于居住在割让地区的匈牙利族开展的民族统一运动，对于周围那些大胃口的小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不可能成为同盟者。所有这些使匈牙利在经济和政治上完全受那些为进行所谓财政整顿而向其提供贷款的国家的摆布。 阶级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过种种变化，时而对革命不利，时而对革命有利。但是，那些曾经在3月和10月革命的准备过程中起过作用的种种问题，连同新出现的问题一起，今天95然摆在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面前，期待着人们去解决。 匈牙利民主的命运 今天匈牙利社会和政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工人阶级在自我解答这个问题以前，一步都无法向前迈进，只能无目的地东撞西跌或踏步不前。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在于舍此工人阶级无法看到自己的前途，如果我们不把前途理解为数一数坎肩上有多少个纽扣，而理解为决定国家的未来、任务，决定行动的方向、性质、方法和形式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话。 今天匈牙利的社会和政权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导致同银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大土地和大工业统治的完全恢复，并且在外部形式上也表现出来。这一进程意味着，反革命的社会支柱及受其指挥的群众——农民和基督教城市小资产阶级被从最后的权力地位上排挤出去（请看事实：不费吹灰之力镇住了“造反”的小农；在首都，以里普卡——巴尔奇的统治代替了沃尔夫——西帕茨的统治）。这一进程还意味着，由于有产阶级缺乏组织而在反革命时期获得了超越资产阶级专政正常状态的特殊权力的军官团和官僚机构正在倒退到它们在“安定”时期应有的位置上去（请看事实：霍尔蒂对美国记者说，他已经疲惫不堪，不想继续掌握权力，希望去经营祖传的土地一虽然进展缓慢，但已经开始缩减官僚机构）。 金融资本想不声不响地进行这场斗争，避免引起任何震动。它之所以要坚持这种斗争方法和斗争形式，即使牺牲象贝尼茨基[9]那样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政治家也在所不惜，是因为： 1.不愿引起已经从权力地位中完全被排挤出去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军官团和其他特务部队残余——霍尔蒂摄政宝座的支柱一的强烈反抗。不想把他们变成敌人，而要把他们变成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正是依靠这种办法，使种族主义者的首领根伯什-久洛公开放弃了自由选举国王的坚定立场[10]）。 2.不愿引起公开斗争，不愿扰乱社会的均衡状态，以避免那些曾经在两次革命时期中提出过的，甚至在白色反革命时期也起过一定作用的问题（土地改革，保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不受资产阶级损害，行政管理状况，等等）重新出现和尖锐化。 4.[11]不愿工人阶级群众采取行动。因为，一旦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便无法预料它何时结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曾经充当过大土地和大资本的走卒，后来又从走卒变为累赘的民主联盟，其大部分策略也是由这些观点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反对派回到议会去的原因所在（在大土地制度看来，消极就是革命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反对派在绍莫吉——鲍乔问题上[12]把武器放在脚根边，而且迄今还没有拿起来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的活动绝对限制在议会范围内而把大街，布达佩斯的大街（！）拱手让给乳臭未干的种族主义者学生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民主联盟[13]——包括社会民主党——在首都的代表大会上在“国歌”声中投票选举贝特兰政府的候选人里普卡当市长的原因所在。恢复了统治的大土地和大资本，通过正统王权拥护者瓦若尼和西拉基，对寄生于卡罗伊-米哈伊纲领的、有时装扮成农民代表的、但以出生在大城市的小资产者的蔑视眼光看待农村和农民的科苏特派和社会民主党，规定政治行动的方法、形式和整个策略。 可以把大土地和大资本在为完全恢复其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果取的策略简单归纳如下： 不要把霍尔蒂从摄政宝座上踢开，只是触动一下他的统治权力。 这一策略有两个宣传口号： 1.正统主义[14]，2.民主。 正统主义是一个笼统的口号。如同蒂萨·伊斯特万在战前宣传保卫农业利益（应为：大土地利益）的口号一样，这个口号被称作没有阶级性的、超越政党的口号。其实这个口号首先是准备在有产阶级之间内部使用的。民主起着辅助性口号的作用。其目的在于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也包括社会民主党）拴在大土地和大资本的马车上。蒂萨时代在“保卫民族农业利益”问题上学会了如何运用这个策略的拉科西·耶诺在6月23日的《佩斯新闻报》上著文同在戈尔曼德举行的正统主义运动成立大会[15]唱反调[16]时，奇妙地把正统主义同民主的口号结合起来了： “……正统主义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宗教派别或经过挑选的党员的某种信仰……即便从人员组成的情况来看，我也不能把戈尔曼德的会议称作成立大会。除了少数城市平民外，出席会议的是一批经过挑选的显贵人物。如果宣布某一运动的成立，它必须是全国性的，要避免任何只让少数人参加的做法。必须ADOCULOS[17]宣传奥波尼·奥尔贝尔讲过的那句话：只有民族王国才是民主匈牙利的保证……因为国王是主宰一切的，是我们大家的国王，他不仅属于伯爵、主教、反犹太主义者，而且也属于自由主义者，属于社会民主党人.” 现在大土地和大资本用民主这一正统的口号代替风行一时的“民族利益”的口号，以控制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包括社会民主在内）。因此，民主和普遍的秘密选举权今天更加遭到了战前和革命前曾经遭受过的命运，成了统治阶级和代表各民主阶层的政党在各种议会和选举问题上妥协的牺牲品。 民主和普遍秘密选举权的正统主义的在野派“信徒”们，在进行了短暂的反对派活动以后，在用斧子小心地敲了一两次屋梁以后，便同民主和普遍选举权的正统主义的敌人——贝特兰·伊斯特万及其同伙妥协了。在此以后，摆脱了消极状态的民主联盟在议会里的空泛议论也无法改变那个既不普遍也不秘密的普遍秘密选举权的计划。 就是这个策略——它曾经阻碍了工业和农业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阻碍了从匈牙利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和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大土地和大资本的统治——，还有社会民主党在策略问题上等于背叛的无谓行动和无所作为，使普遍秘密选举权和小资产阶级民主的马车重新陷入泥潭（当然，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今天，在发生了两次革命和经历了反革命之后，除了泥潭之外别无去路）。 社会民主党这种策略的特点——请他们不要见怪——大致如下： 1.完全在城市资产阶级中（但不完全在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寻找工人阶级的同盟者。 2.完全忽视或敌视农民，甚至敌视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农业居民（小土地所有者、短工和长工、佃农）的利益；只注意城市。 3.把整个策略完全建立在议会合作的基础上。因此，社会民主党从来不敢执行一种也适宜于领导农民和小资产分子下层的、有广泛基础的、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政策，而把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在乡村选举时就是这样做的——用于“组织和联合”“可以与之结盟的”市民党。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去组织这种政党，而是以恰当的政策，通过社会团体，使这些群众行动起来，就能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直接领导之下。但是，由于组织了政党，这些群众便会通过其上层领导去追随联合起来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并且也把工人阶级引向这个方向。 社会民主党向工人阶级提出了社会民主的目标，以代替社会主义。上述策略便是这个目标的直接结果。这个目标的内容是： 以“文明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以“依靠特殊手段工作的政权”（甚至也不是以共和国）来代替粗鲁的、强盗式的、并同封建制度残余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和以粗暴手段工作的政权。 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依靠他们今天的力量和方法，倒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但那个时候匈牙利缺乏民主条件。今天，通过银行的途径，大土地和大资本的联合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有的磨坊——正如斯泰雷尼·约瑟夫不久前在《新自由新闻报》上写的那样——专供自己的农业企业生产粮食时使用；同时，银行把土地改革看作是损害自己利益的事。当前的问题不是分配大土地，而是如何把没有分配掉的赎买地归还到大地主和银行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不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或策略，已都不能带来普遍秘密选举权，也不能带来民主。 匈牙利普遍选举权的再次遭受挫折和民主的厄运证明，下述国际经验是有其普遍意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银行资本便把大土地和大资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政党无法消除封建残余和解决民主问题（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工人阶级只有在那样的政党的领导下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政党的直接目标不会停留在“文明的”资本主义上，它的斗争方法不会限制在“现有合法秩序”的范围内（但也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个工人党不会以小资产阶级政党或政党联盟的形式为自己“组织”领导者，而是在革命没有解决的——正如已有先例证明，不通过革命的途径而用其他办法也是解决不了的——那些问题的基础上，在为争取实现从这些问题中引申出来的局部要求而进行的局部斗争中，在城市和农村都把无产阶级团结到革命一边来，同时能够把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被压迫和被剥削阶层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和革命的后备力量领导起来，去反对进行压迫和剥削的大土地和大资本统治。 但是，社会民主党不是这样的政党。 至于匈牙利社会工人党，虽然它的纲领说它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党，但是，它的政治面目还不够清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显得清楚——，以致还无法判断它是否能成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 完全可以肯定，这个为争取民主、普遍选举权和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它的目标和它对斗争手段和方法所持的观点，是唯一适合领导这场斗争的目标和观点。 工人运动的状况及其总任务 匈牙利工人运动出现了开始活跃的迹象。工会中的反对派运动正在壮大。有的地方（裁缝，鞋匠）已经学会了如何取得胜利，有的地方（木材业工人，油漆工）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反对派不愿把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从属于一个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联合的议会政策，从属于为了“联合”可以随时随地停止工资斗争，甚至出卖工人联合权利（在条约中出卖铁路工人和挖土工人联合自由）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工人阶级有一切理由在令人窒息的环境里不允许为了在议会进行合作而牺牲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可能（失业或每周三十至三十八小时的就业时间，与此同时取消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有的地方劳动时间增加到九、十、十一，甚至十二小时；工厂中完全无视小组长制度；相当于和平时期工资百分之五十八的计时工资；消费减少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赤贫化）。 自从革命以来，工人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起着工人贵族作用的受过最好训练的技术工人阶层——它在匈牙利的人数并不众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已地位低落。处在更下层的无产者阶层的队伍有了扩大，特别在新兴的工业部门（纺织工业、化学工业），被大土地从农村赶出来的劳动力加入了这个行列。总的来说，在残缺不全的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数字增加了。 工会的官僚机构变得庞大了，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机构（消费合作社的各种组织，银行，保险公司，等等），从而扩大了它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下层之间的距离。官僚化——工会的官僚机构及其同群众的隔阂——引起了工会分裂的危险。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参加了革命和反革命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有： 1.在议会及首都和外地的自治机构中占有代表席位。这在一方面稍为活跃了一下党组织的工作（虽然并没有把它当作专门或主要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党的进一步官僚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也就是说，在议会中占有代表席位削弱了同群众的联系，增加了党员和担任领导的政治家之间的矛盾（一个议员可以从三、四个地方得到收入，每月达一千五百——二千——二千五百万克朗，而布达佩斯最熟练的工人的收入也不超过二百万克朗）. 2.工会领导人和政治领袖们之间的——大部分是私人性质的——团结（这是社会民主党抵抗能力的主要源泉之一），由于成立了议会团和乡议员团，随着党组织的工作出现差别，受到很大的削弱。无论如何已经播下了工会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不和的种子。由于群众的压力，在工会官僚机构中也产生了对把工会利益从属于议会政策的不满。这就必然导致松弛党和工会之间的生硬和机械的团结。 3.内部的反对派和一部分老的、经验丰富的领导人的离开，削弱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力量。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罕见的策略及其缺乏策略，匈牙利社会工人党的成立在组织上分裂了社会民主党。不管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如何相互支持并且联合起来对付社会工人党，这个新工人政党的即使是半公开的活动也意味着在进行公开活动方面打破了社会民主党的垄断。 从反对派运动，示威游行和社会民主党分裂等现象判断.工人阶级——或者至少是它的一部分——已经从革命失败和被反革命打击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不仅无产阶级革命的传统，而且它的教训也产生了影响。在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认识国家政权的重要性，以及关于社会民主党作用等方面的教训，尤其如此，虽然后者还不够深刻。革命后举行的头几次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浪漫主义正在消失。但是，不加批判地相信社会民主党首领们和工会官僚们革命以后灌输给工人阶级的那些观点的人，也在日益减少（例如他们宣传说，工人阶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犯了“走得过远”的“罪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清，无产阶级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的“罪过”不在于此，而是相反，在于它在革命的若干根本问题上还走得不够远，但当时国内和国际革命的力量对比使它无法避免这种错误。 此外，我们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革命失败以来，一代新的工人已经成长起来，这一代人在对社会民主党本质的认识上，不会被战前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那些战斗性插曲所欺骗。参加了反革命及其政府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毒害对他们的影响很小，甚至完全没有影响。革命失败的影响在这些年轻的工人分子身上也不强烈，而在战斗的价值方面，他们对斗争的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们的经验不足。 对于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有的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有的是它最直接的同盟军——的评价，就不能说得那样肯定了。但是，在今天的匈牙利，这些人的处境无疑是最惨淡的，无论在获得土地的可能性方面，还是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国家土地的缩小，农业失业现象的持久，无疑使他们比过去更加接近了城市。战争和革命以后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阶层结构上也同不加思考地服从富裕农民领导的老一代有着重要的区别。 正如列宁在俄国工人运动在反革命之后出现的新高潮开始时所说的那样，这新的一代“体力上已经成长，现在政治上也要自立”。这些体力上成长和政治上自立了的年轻人越是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团结起来，曾经遭受失败和富有经验的老战士越加会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 现在，匈牙利革命的主力工业无产阶级及革命最直接的后备力量农业工人和半无产者小农的面貌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今天，不仅所有引起革命和已被革命提上日程的问题没有获得解决，而且，那些准备彻底恢复旧统治并把封建制度残余同金融资本统治结合起来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正在变本加厉地反对解决这些问题。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甚至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象害怕麻风病患者那样害怕解决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因为，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它们都会被打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烙印。 工人阶级，也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工人阶级为此必须理解由形势决定的战斗任务，并且把领导这场斗争的工具共产党建设成为有战斗能力的组织。 将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场斗争的目标同3月以前的目标一样：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解放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 但是，今天执掌政权的人，亦即同工人阶级和农民进行斗争的领导人、反抗的组织者，同3月以前的不一样了。因此，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与3月以前不同的革命阶段。我们面临的对手不是犹疑不决、优柔寡断的卡罗伊政府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走下坡路的、让位给金融资本的霍尔蒂统治，尤其是金融资本及联合起来的大土地和大工业统治，都要比过去的对手强大得多。为了争取工人和农民的行动自由，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政党必须同时对反革命的两种制度和方法作斗争，迫使它们给予行动自由。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中最强大的、从社会结构上看可以称作工人党的、甚至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社会民主党，是这一斗争的最主要的障碍。社会民主党的明确目标是：束缚群众，以阻止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一切革命活动，消灭革命，并以此为代价同金融资本达成妥协，以换取从反革命遗产中清除那些金融资本反对革命时已无需要，而由于群众的压力使社会民主党感到不愉快的东西。 我们的任务是；在群众中孤立社会民主党，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大多数工农群众参加为保卫经济利益和争取行动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如果我们希望无产阶级在匈牙利再一次成为统治阶级，并在解放自己的同时最终解放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那就必须在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 全体劳动者在无产阶级统帅下进行的斗争将导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及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统治。 《新三月》（维也纳），1925年7-8月号，第3-13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141-155页。 [1]指内务部长拉科夫斯基·伊万1925年6月12日在讨论选举权问题时的讲话。这里引述的不是拉科夫斯基的原话。 [2]库恩·贝拉在这里指的是科苏特派议员纳吉·文采的下面一段讲话：“是的，我们既不愿支持这个政府朝右倾极端方向发展，也不愿支持它朝左倾极端方向发展。我们希望，匈牙利奉行一种意味着欧洲民主中间道路的中间政策了 [3]《人民之声报》1925年6月28日文章：《紧急状态休矣！》 [4]1921年10月23日，支持霍尔蒂的大学生营和其他部队在布达欧尔什同企图回国来进行政变活动的查理第四发生了冲突。 [5]史密斯·杰里迈亚，波士顿律师，1924-1926年任国联驻匈牙利总代表。1924年匈牙利政府从国联获得贷款，但以冻结最重要的国家收入作为保证。按规定，匈牙利只能在得到国联总代表的同意后才能动用这些收入。 [6]1924年8月26日，匈苏在柏林开始举行关于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谈判。，9月12日两国代表签署了有关协定，10月10日苏部长会议通过了双方签订的条约。但是，匈牙利政府迟迟不批准条约。由于一再推迟批准条约，匈苏外交和贸易条约于1925年4月被撤销。 [7]随着霍尔蒂当选为摄政，匈牙利成了没有国王的王国。查理第四曾两次试图回国（1921年3月和10月），但都没有成功。协约国将送位前国王软禁在马德拉岛。他于1922年4月1日逝世。 [8]匈牙利政府代表于1920年6月4日在巴黎附近的特里亚农别墅签署了和平条约。国会在1920年11月14日批准了这个条约（参见《匈牙利法律汇编，1921年法律条文》，第197—327页，布达佩斯，1922年）。 [9]贝尼茨基·厄登（1878-1931），正统王权主义政治家，1919年任弗里德里希反革命政府的内务部国务秘书，后又任胡萨尔政府的内务部长。1925年5月31日在审理绍莫吉—鲍乔谋杀案时，他在证词中提到了霍尔蒂应对承担的严重责任。证词发表在《新闻报》上。贝尼茨基因此被捕并被判刑。获释后于1931年自杀身亡。 [10]根伯什·久洛（1886—1936），反革命政治家，主张全面实行法西斯专政。1918年任总参谋部大尉，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是设在维也纳的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霍尔蒂的亲信。曾在阻止哈布斯堡·查理第二次回国一事上起过重要作用O1932-1936年任政府总理。主张同希特勒德国接近。 [11]原文如此：第1、第2点后为第4点。 [12]1920年2月17日，奥斯滕堡反革命别动队队员谋杀了《人民之声报》编辑绍莫吉·贝拉和该报工作人员鲍乔·贝拉。虽然贝尼茨基·厄登1925年5月在审理本案时作证说，霍尔蒂·米克洛什要对谋杀事件承担严重责任，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并没有利用这一点来发动攻势。1925年6月190，马拉希奇·盖萨甚至在国会上宣称：“今后，我们把武器放在脚旁边，期待并注视着进行新的调查。” [13]1925年5月22日改选布达佩斯议会。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同资产阶级反对派联合组成“民主联盟”结果五十四名社会民主党人被选为市议会议员。 [14]指对正统王室即哈布斯堡王朝的拥护。 [15]1923年6月21日，正统王权拥护者在戈尔曼德举行了宣布纲领的大会。会上大谈民族王国和恢复国王合法权力的延续性。（参见拉科西·耶诺：《戈尔曼德报道》。载《佩斯新闻报》，1925年6月23日）。 [16]此处原文中使用FRONDÖRKÖDES一字，意为“不择一切手段地加以反对”，指一种对万事不满的政治态度。该词的来源是：1648至1653年在法国发生了大贵族反对君主绝对权力的福隆德（FRONDE）运动。 [17]ADOCULOS意为“明白地”“具体地”。
苏维埃匈牙利是苏联的盟国——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五周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苏维埃匈牙利是苏联的盟国 ——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五周年 五年前的3月21日，人民涌向布达佩斯街头，无产阶级群众热烈庆祝匈牙利工人和农民苏维埃掌握了政权。当天晚上我们收到了列宁发来的第一个、语气谨慎的贺电； “我衷心地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向贝拉·库恩同志祝贺。您的祝贺我已转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将尽快地把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莫斯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军事形势的通报拍发给你们。布达佩斯和莫斯科之间经常的无线电联系是绝对必需的。致共产主义敬礼，握手。列宁、”[1] 事后才知道，电报语气之所以谨慎，是因为列宁怀疑关于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报可能是社会民主党人的阴谋。引起怀疑的原因之一在于，匈牙利共产党的几乎全部领导人当时都关禁在监狱里。虽然后来莫斯科和布达佩斯间的电报来往消除了这个疑团，但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的忧虑依然存在。特别有两个情况使人不能不对事态采取谨慎的态度：第一，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政府由两党党员组成；第二，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形势十分困难。 我们曾经设想，如果革命迅速发展，形势将使社会民主党人不能走回头路，那么，对第一种情况的疑虑可以减少。从3月21日到4月3日，在共产党人的坚决要求下，苏维埃政府在两个星期内发布了下述重要命令：决定建立红军和征兵，解散警察局，建立革命法庭，捋工矿企业、铁路和公寓收归国有，开始了银行钱庄的社会主义化，规定劳动义务和劳动权利，降低房租，无产者迁入资产阶级住宅，筹建工人大学及其预备班，将商店和大、中土地收归国有。 事实证明，这些决定——虽然列宁也由此得到了匈牙利革命正在迅速转向共产党人的轨道的印象——并不能完全消除同社会民主党人结盟造成的后果。 尽管这样，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国际意义，但同时也出现了它即将失败的萌芽。法帝国主义的《时代报》最好不过地表述了苏维埃俄国的国际形势和匈牙利革命的影响：“王子岛的政策已经过时，因为，把列宁称作王子岛时，我们曾经希望象同战败者谈判那样同列宁谈判；在放弃敖德萨和匈牙利爆发革命以后，我们却不得不象同战胜者谈判那样同他谈判。”[2] 英国资产阶级的《每日时报》则在社论中写道，匈牙利的形势由于它对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影响显得十分严重。现在列宁已经掌握了乌克兰，并将在匈牙利获得进攻这三个国家的更为有利的基地。 契切林同志在苏维埃国家成立后的第二天给我发来电报，向我介绍苏维埃俄国的形势和我们对俄国局势的作用。他说： “协约国现在的策略是，它不派遣自己的部队来攻打我们，而是唆使别人参战。德国听从了协约国的意志，在兴登堡统帅下，在同我们对峙的前线左翼建立了新的军队；波兰军队是中坚部队，乌克兰的佩特留拉的部队则驻扎在这支国际军队的右翼。因此，我们的西线局势严重。因为乌克兰的苏维埃部队目前正在向已经出现了革命形势的加利西亚挺进，我们已经接近在敌后地区的盟国匈牙利。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在中欧找到盟国，是有十分重大意义的。”[3] 这份电报也不十分鼓舞人心，因为我们知道，红军在东线的形势并不美妙。但是，我们仍然期望，在通过加利西亚同俄国建立直接联系之前，我们将设法顶住罗马尼亚和捷克的进攻，并把那些已经证明根本不是可靠的同盟者的社会民主党人从政府中清除出去。 我们曾经以为，同苏维埃俄国建立地理上的直接联系以及革命的迅速发展，将保证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但事后证明，由于没有一个强大和统一的共产党，并且受着社会民主党小资产阶级传统的影响，几个月以后，苏维埃共和国终于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等不到俄匈两国红军会师之日。 由于没有共产党，我们共产党人不得不对社会民主党人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让步。在土地问题这个最危险的问题上动摇得最厉害。土地收归了国有，但没有分配，也就是说，没有满足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要求。季诺维也夫同志发来电报，在农业政策和争取农民同情问题上提出了十分有益的忠告，但是，电报已经为时过晚，而且这些忠告也未能对空论家们发生作用。 外交形势更加不利。除了奥地利的弱小的共产党外，任何一个邻国都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成立时，只有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能够略为反对一下武装干涉计划。罗马尼亚封建大贵族和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可以轻而易举地组织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以伦纳总理和鲍尔外长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出于对革命的恐惧，苦苦哀求协约国，尤其乞求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预。在德国，共产党的力量被束缚；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则最多只能向我们表示一点毫无感情的同情而已，但是，即使这种柏拉图式的同情，在苏维埃共和国采取了措施表示要认真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后，也烟消云散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早在成立之时就陷于孤立，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外部援助。 众所周知，协约国曾经在一份照会中要求匈牙利放弃那些已经不再居住着受匈牙利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而是完全由匈牙利人居住的地区。这个照会促进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不敢承认人民自决权的卡罗伊伯爵的和平主义政府在接到照会后宣布辞职，不愿承担割让匈牙利人居住地区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在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军官团中产生了民族布尔什维克的情绪；因此，匈牙利资产阶级起初没有对无产阶级专政表示丝毫反抗。由于这个原因，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不明确的。政府如果要抑制国内的反革命力量，必须估计到这种民族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政府意识到自己无力继续进行战争，而且也不能指望刚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邻国无产阶级的支持，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政府的软弱性。这样，外交政策上的回避直接冲突变成了没有任何坚定方向的极度动摇。 五年前，匈牙利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走上了为争取政权而进行斗争的艰难道路。这一斗争不仅充满了军事上的英雄业绩，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有益的教训，而最主要的是，匈牙利无产阶级对国际革命及其堡垒苏维埃俄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法国君主主义者、对匈牙利发动军事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弗朗肖·戴斯佩莱伊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正当他结束了对俄国的军事行动计划并开始准备经过比萨拉比亚调动军队的时候，匈牙利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打乱了法国主战派的反俄计划。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的那些教训也是有益的。这些教训首先关系到共产党掌权以后的作用和对社会民主党的评价。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研究了这些教训，遗憾的是，正如德国事件所表明，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问题，迄今还不是人人都能很好地理解。 现在，匈牙利工人阶级已经在霍尔蒂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桎梏下呻吟了四个多年头。无产阶级遍体鳞伤，受尽折磨，正在建设将领导它进行新的斗争和新的革命的有组织的共产党。 匈牙利无产阶级为争取政权而斗争的四个半月，不仅对共产国际说来是有益的，而且为匈牙利工人阶级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匈牙利工人阶级由于还没有从失败中苏醒过来，迄今还没有能力进行独立的活动。但是，罢工浪潮和一个又一个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已经表明，匈牙利无产阶级即将参加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并将谴责在颠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的第二国际的领导人。 《真理报》，1924年3月21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136—140页。 《在绞刑架的国家里——关于匈牙利革命的文章选集》，莫斯科—戈麦尔，1924年。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126—135页。 [1]列宁：《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利国政府播送贺词》，1919年3月22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96页。 [2]参看注[68]。 [3]见库恩同契切林互致的电报（正在付印中）。
青年们应该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中学习什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青年们应该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中学习什么？ 一 匈牙利工人运动中的一小批战士（我们这批老战士人数很少）于1918年11月17日在布达佩斯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1]，不久即将是五周年。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1919年3月21日）诞生也快五年了。 这两个事件前后只相隔四个月。从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到接管政权的时间，同劳动者的政权——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匈牙利存在的时间是一样的。 这两个时期（从党成立到接管政权，从接管政权到专政失败）都很短，并非偶然。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过短的历史时期内还来不及变成有力的和稳固的组织。如果说这不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时间这样短的唯一原因，至少也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这个原因，无产阶级专政在匈牙利没有找到象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那样从一开始就找到的、已经具有十五年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历史的布尔什维克党。 共产国际，特别是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2]，非常仔细地总结了匈牙利革命的经验教训。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中关于共产党作用问题、共产党同中间派的关系问题以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部分，大都是根据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经验写出来的。匈牙利无产阶级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成了全世界工人的共同财富。但是它还没有完全变成国际工人阶级的血和肉。正在争取政权的德国无产阶级的当前斗争，德国共产党的斗争以及他们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态度的幻想表明，有必要一次再一次地重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二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为什么会失败？ 在事过近五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失败的原因，可以简短概括地提出下面几点： （一）苏维埃共和国幅员狭小，军事行动上没有回旋余地， （二）缺少国际政治形势各种因素的幸运会合。列宁同志曾多次把它作为俄国革命成功的一个因素； （三）没有一个有组织的、集中的、纪律严格的并因而能够进行斗争的共产党： （四）没有解决农民问题，也即土地问题。 对那些即使不大了解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人来说，头两条也是清楚的。无产阶级是在一个“残缺不全”的匈牙利取得政权的。当时匈牙利的领土很小，从这一头到另一头，坐快车只需要十至十一个小时。捷克边境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只有六十至七十公里。而布达佩斯又集中了大部分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和工人。大战末期缔结的停战协定在划定匈牙利边界时，使匈牙利无险可守。只要敌人一开始进攻，就必须立即后撤，把领土让给敌人。如果无产阶级的军队在匈牙利也象当年俄国红军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时大踏步后撤，那就只能撤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当无产阶级专政再也没有可能用军事力量保住首都，保住军事工业和无产阶级的中心时，就只好宣告失败。 匈牙利无产阶级执政时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包围匈牙利的各仆从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堂握着还没有撤裁的军队，他们既不受内部敌人，也不受外部敌人牵制。与此同时，苏维埃俄国即使尽最大努力也无法给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以军事援助。高尔察克正是在这个时期占据了彼尔姆，并向维亚特卡河推进。后来，我们指望在乌克兰向贝萨拉比亚和加利西亚挺进的红军能够帮助我们牵制以优势兵力进攻我们的罗马尼亚军队。但是著名的冒险分子格里戈里也夫将军的暴乱[3]甚至威胁着俄罗斯—乌克兰红军的后方。苏维埃俄国的国际分量在当时是很小的。协约国建议在王子岛[4]进行外交谈判，但是它们同苏维埃俄国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因此，苏维埃俄国通过外交途径也无法帮助我们。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在资本主义裁军危机接近尾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开始下降的时候宣告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不几天，德国革命的第一斗争阶段结束（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失败）[5]共产国际刚刚组织起来。绝大多数国家还未建立起共产国际的支部。匈牙利的邻国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共产党，南斯拉夫也只是刚刚建党。奥地利共产党同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反对强大而且组织得很好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导人和左派领导人都按照协约国的命令对匈牙利进行封锁。根据最近公布的文件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权威领导人之一伦纳甚至主动敦促协约国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6] 在协约国里，没有大的共产党组织，代表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只是一些小组，而且思想比较混乱，又没有有组织的群众影响。几个属于第二国际的组织7月21日宣布举行国际政治罢工，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国社会主义共和国内政的口号。但是这一次罢工失败了。7月25日，共产国际发表宣言[7]时完全有理由指出，这次叛卖的笫一个后果就是帝国主义者准备再一次向英勇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发起进攻。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匈牙利无产阶级得不到任何援助，坚持了四个半月，无力再继续维持这个基础本来就不很稳固的政权。 三 在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训中，首先是下面一个问题的教训值得注意， 无产阶级政权为什么这样脆弱？ 3月21日，当我们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共产党刚建立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四个月中，广大人民群众或者至少是匈牙利工人阶级中对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阶层，还来不及摆脱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影响。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从组织上把那些开始靠拢共产党的工人群众联合起来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共产党和青年团的领导人，在社会民主党右派和左派领导人的参与和同意下，于1919年2月20日被当局逮捕并且几乎被折磨致死。工会组织也遭破坏。党刚刚开始进行的组织活动暂时处于瘫痪状态。 群众站在共产党一边。生动活泼和情绪炽热的革命宣传鼓动，正确而及时的口号，勇敢和无情的革命演讲，使整个无产阶级燃烧起来，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的地位变得毫无希望。但是这些群众在组织上是属于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尽管单独建党的事实已经证明群众是理解党的意义和作用的，但是组织上还无法把他们吸收到共产党内来。匈牙利工人运动结构的特点，即工会会员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里的情况同挪威工人运动一样。在挪威，甚至大部分共产党人自己也强烈反对只能通过个人加入、而不能通过工会集体加入共产党的做法。工会会员在交会费的同时也要向社会民主党交党费。如果某人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同时也就等于被开除出工会。工人群众当然强烈要求成为工会会员。共产党部分人除外——很快也认识到，不应该抵制，而应该争取受改良主义领导的工会。 3月21日，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群众和国际局势的压力下纸上承认了共产党的纲领，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这个合并的本身已经蕴藏着专政失败的萌芽。年轻的、组织上也还不成熟的共产党，当时只有一、两个有革命经验的老领导人，很快就被溶解在社会民主党的稀粥中。 有种幻想认为，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把老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工会官僚排挤出政治领导，使他们只管经济方面的事。这种幻想最后不得不破灭。甚至很大一部分左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当时也同右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很多左派领导人在专政失败后成了很好的共产党员。在这方面，我们共产党人犯了一系列错误。在清除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问题上，我们不够坚定。为了照顾左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结果对右派领导人也不敢动手。与此同时，我们共产党非常缺乏领导干部和有水平的中层干部。这些入本应该有一定的党的实际工作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抵销经验丰富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破坏活动。 我们想改正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的错误，但是这些努力全都白费。共产党溶化在社会民主党内，社会民主党则溶化在工人苏维埃和各种苏维埃机构中。匈牙利在专政时期根本就不曾有过有组织的工人政党。有工会、合作社、工人俱乐部甚至工人军队，就是没有工人政党。在专政存在的第三个月，我们已经发现这种情况将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可是更难办的是，连共产党内也不是每个人都承认这个错误。有很多共产党员认为，随着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再也不需要任何政党了。“工人苏维埃就是一切；连工会也可以取消。”[①] 关于党和工人苏维埃、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甚至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人们的许多观念还是混乱的、不明确的。因此，建立一个有组织的、集中的、纪律严格的工人政党来代替“溶化了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当然也就得不到广泛的响应。由于战争牵制了全部的力量，所以我们的地下组织（有几个工会左派领导人也参加了）无法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进行足够坚定而程度恰当的斗争。 由于没有共产党，工人苏维埃和工会未能得到有组织的共产党的领导。工会官僚们和旧的国家官吏们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全部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现在在工会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内任意胡作非为。显然，这种破坏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国家机构里无法把人数本来就不多的共产党员联合在统一的领导之下。在军队里，由于没有进行相应的组织工作，既没有必要的指挥骨干，也没有适当的政治工作。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就同正规军打起仗来，因此不得不立即起用旧军队的军官。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共产党领导，我们无法对他们进行政治监督。 有些人不懂党的作用和实质居然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一个左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曾很严肃地建议，把形式上还在工作的党中央书记处合并到内务人员委员会，因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内政策是由内务人员委员会管的。 这些情况大大减少了社会民主党、工会领导人及与他们同盟的资产阶级的困难b而那些坚决地和认真地致力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入的领导活动，却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掌握能够进行领导的组织机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变得徘徊不定。 工会成了工人运动的中心。工会在革命头几个星期的混乱局面里几乎完全保持了它原来的组织形式。工会成了工人阶级可以看得见的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官僚集团在工会中组织了反革命，通过工会利用政治、军事和粮食危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民主党官僚集团之所以能够利用工会达到这个目的，正是由于缺乏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对一个年轻的俄国工人来说，组织严密和权力集中的俄国共产党是现成的，这个党能够影响工人和农民群众，善于运用策略，具有伟大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革命经验。因此他很难理解或者想象还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同俄国的经验结合起来，从匈牙利革命的例子中，年轻的工人可以学到而且应该学到： （一）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不可能最终得到解放，即使由于形势的幸运会合而得到政权，情况也是如此。 （二）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党人即使同意苏维埃纲领，也想把革命的事业窒息于反革命的胜利之中。 四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匈牙利首先还是个农业国，虽然程度上不同于俄国。尽管它有发达的工业和训练有素的工业无产阶级，但居民的大多数还是农业工人和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匈牙利的土地分配情况是闻名世界的，因为任何地方，即使在俄国，也不象匈牙利这样分配土地。1916年，耕地的百分之三十五掌握在有一百霍尔特土地以上的农场手中。如果以全部土地面积计算，大地产所占的土地比例则更大。以农业劳动为生的居民中，大多数是完全无地的短工和雇农。. 苏维埃共和国4月3日法令宣布[8]，所有大、中地产，包括其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无偿地归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所有。以后又发布了一条法令，规定对一百霍尔特土地以下的地产免于没收。收归国有的土地形式上由合作社耕种，但是实际上收归国有的土地领导权仍旧掌握在原来的大地产的管家们手里，有关的农民并没有发言权。一部分农业工人感觉到是无产阶级专政解放了他们，但那些不是在大地产上长期干活的无地短工却没有得到土地，因此也就没有兴趣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总之，在匈牙利没有进行农业革命。一部分农民对革命的转折漠不关心，另一部分农民甚至对无产阶级持敌对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害怕国家征收粮食。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同情革命。积极支持革命的则更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领导人坚持不让大地产分散化，认为这样做会危及“生产的连续性”。他们教条主义地坚持这一点，不愿意理解革命本身必然会破坏“生产的连续性”。没有牺牲，无产阶级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也不懂得农民的革命意义。大部分工人群众只考虑单纯的消费者利益。他们不懂得，不满足农民的要求（这只有通过分配土地的办法才能实现），只靠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人，是无法在反对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的斗争中保住政权的。工人和农民没有为革命的利益结成联盟，相反，他们之间产生了裂痕，从而为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俄国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共产党中曾经有一小部分人不理解“nep”[9].现在在匈牙利，这种不理解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范围也更大了。正因为如此，专政没有能够为革命的利益争取到广大农民群众，甚至没有能够使他们保守中立。而不使一部分农民保持中立，不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无产阶级是无法维持政权的。 这是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对这个教训，革命的青年一代必须永远铭记在心。 五 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个重大教训已经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这个教训就是无产阶级只能在两种政权形式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今天，对那些知道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的统治和邓尼金在南俄罗斯的统治意味着什么的人来详细地解释这个问题，那是多余的。霍尔蒂统治至今已经五年了，但我们还是需要专门提到它，这是因为它证明了一点：在一定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时期比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时期要短一些。 我们希望，在这本小册子之后，关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系统历史书不久也将问世。在这样的历史书的基础上，俄国青年工人可以更系统地和更全面地掌握革命的经验教训。 《在绞刑架的国家里——关于匈牙利革命的文章选集》，莫斯科—戈麦尔，1924年。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126—135页。 [1]见第一部分注[163]。 [2]共产国际于1920年7月23日至8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 [3]1919年5月，乌克兰发生了以格里戈里也夫为首的反革命暴乱。 [4]1919年1月22日，威尔逊以巴黎和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发出呼叮，邀请在俄国作战的各方代表举行恢复俄国和平的会议。他建议会议在王子岛上举行。苏维埃政府尽管没有收到会议的邀请，但是仍于1919年2月14日电告，苏维埃政府愿意立即进行谈判。协约国政府对这封电报没有作出任何答复。会议最后没有开成。 [5]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政府派军队武装镇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4月13日—5月1日）o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厄根·莱维内被杀。 [6]卡尔·伦纳去参加和谈之前，干1919年5月11日同库利奇·阿奇博尔德·卡里讨论了西部匈牙利问题。当时他说，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匈牙利有能力存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因为国内力量推翻不了它；但是如果外国军队开进匈牙利，那整个“事情”两个星期之内即可解决。 [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1919年7月24日发出“致协约国工人！”的呼吁书。 [8]本法令见《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6/A卷，第114页。 [9]“nep”即新经济政策。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国家的特殊经济政策。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6—257页。 [①]工会官僚集团把自己的存在和工会的存在看作是一回事，它成功地在工人群众面前利用对工会的愚蠢攻击来反对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