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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吸收工人参加劳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
4．吸收工人参加劳动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革命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动经济上的攻势，因为后者是阻碍着它的发展的。但是，生产必须继续进行，不能停顿；哪怕只停顿几个星期，就会使整个社会毁灭。因此，获胜的无产阶级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要不顾一切干扰，确保生产继续进行，把那些离开工厂或其他劳动场所的工人召集回来，并使他坚守劳动岗位，以便毫无干扰地继续进行生产。
新的政权有什么办法来完成这项任务呢？用饥饿来鞭策是肯定不行的，实行人身强制更行不通。如果有人认为无产阶级胜利以后将实施监狱式的统治，每个人都由其上级指派工作，那么他就根本不了解无产阶级，因为这时能自己制定法律的无产阶级，怀有比破口大骂未来国家具有监狱性质的那些奴颜卑膝的迁腐教授们强烈得多的自由感。
获胜的无产阶级决不会容忍监狱式或兵营式的制度。它有其他办法来使工人继续进行劳动，因而不需要任何这种制度。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忽视习惯的巨大力量。资本已使现代工人习惯于成天劳动；如果没有工作，就根本受不了。甚至有的人已如此习惯于劳动，以至不干活就不知道怎样消磨闲瑕，无事可干对他们来说是件苦恼的事情。他们中间长期无所事事而心情愉快的人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深信，如果能使劳动失去那种过度劳累的可厌性，如果能把劳动时间压缩到合理的程度，只消劳动习惯就足以使大量工人在工厂和矿山里经常坚持劳动。
但是不言而喻，我们不能单靠这种动力，因为它是十分软弱的。一个更强大得多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纪律性。我们知道，只要无产阶级的工会宣布罢工，有组织的工人的纪律性就强大得足以使工人们自愿承担一切失业的危险和恐慌，情愿挨上几个月的饿，也要让共同的事业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我认为，既然能用纪律的力量使工人离开工作岗位，那就也能用纪律的力量使工人留在工厂里。只要工会一经确认有坚持正常工作的必要，我深信，在整体的利益的考虑下是很少有个别工会会员擅离职守现象的。无产阶级今日作为斗争手段来扰乱生产的同一威力，到那时就成了确保社会劳动继续正常进行的有效手段。工会组织今日的发展程度愈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受干扰地继续进行生产的可能性就愈大。
但是，无产阶级养成的纪律性决不是军事纪律性。它并不意味着盲目服从上级所树立的权威。它是民主的纪律，即自愿服从自己选出的领导，服从大多数同志的决议。要在工厂里执行民主的纪律，就必须首先建立民主的劳动组织，以民主的工厂代替今日专制的工厂。不消说，社会主义政权从一开始就力求以民主方式来组织生产。但是，即使获胜的无产阶级起初并没有想到这样做，确保生产继续进行的必要性也会促使他们这样做。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执行工会的纪律，才能使社会劳动纪律得到可靠的保证。
当然，这不能处处都以同样方式来实现，因为各厂都有其特点，必须按照各自的特点来组织各厂的工人。譬如说，有些企业没有一套专职机构是不行的，铁路就是这样。那就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设立民主机构：工人选出代表，代表们组成一种类似议会的机构来制定劳动规章并监督专职机构的管理工作。另一些企业可以直接由工会来管理，还有一些企业可以用合作社方式来经营。因此，企业的民主机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不能指望一切企业的组织统统按照一个模式来进行。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将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国家和地方的所有制，也有合作社的所有制。除此之外，某些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也可以让它继续存在；我们在下文将讲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又讲到了，企业的组织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
但是，民主的纪律和劳动的习惯无论是多么强大的动力，也许还不足以保证全体工人继续参加生产。我们不能指望在今日的社会里，工会组织和纪律能随时约束工人阶级的多数。如果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能组织起来的大概还只是工人阶级的少数成员。因此，必须为劳动寻找其他动力。这里有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可资利用的特殊动力，即劳动的吸引力。必须使现在成为一种负担的劳动，变成一种乐趣。这样，劳动就会成为一件愉快的事，工人就会乐于从事生产劳动。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无产阶级在开始其统治时，至少可以从立即缩短劳动时间着手。除此之外，还要尽量使劳动场所更清洁卫生一些，更讨人喜欢一些，把劳动过程中令人生厌的陈规陋习尽可能废除掉。这一切无非只是现今已在全部劳动保护法中争取到的某些改进的继续而已。要使这方面有更大的进展，就必须进行建筑上和技术设备上的更新，但这不是一两天之内就能完成的事。把工厂和矿山里的劳动很快就变成非常吸引人的劳动，这几乎是做不到的。因此，除了劳动的吸引力之外，还有另一个必须发挥作用的力量，这就是劳动工资的吸引力。
我这里谈到劳动工资。有人会问，在新社会里还会有劳动工资吗？我们不是要废除工资劳动和货币吗？那么怎么还提到劳动工资呢？如果社会革命果真要立即废除货币的话，这些反对意见也许就是中肯的了。然而，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货币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最简单的交换手段，它能在一个像现代生产过程那样复杂，而且还有千差万别的劳动分工的社会机体内，促成产品的周转并把它们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它是使每一个人都能按其爱好（当然要在各自的经济力量限度内）满足其需要的手段。作为流通手段，货币仍将是必不可缺的，只要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当然，货币将丧失其某些功能，特别是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至少在国内交换方面。在这里略提一下价值问题可能不是不相宜的，因为它对弄清我以后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
再也没有比如下的见解更谬误的了：仿佛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使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力求使交换都是等价的。应当说，价值规律只是商品生产的社会所特有的规律。
商品生产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在分工发达的情况下，各不相属的生产者都各为别人而进行生产。但是，任何生产方式，如果在生产上没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所拥有的劳动力人数是有限的，要满足生产的需要并使生产继续下去，就得使每个生产部门拥有适应其现有生产能力的劳动人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劳动是有计划地进行调节的，劳动力是按照一定的计划分配给各个生产部门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这种调节却是通过价值规律来进行的。每种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这种商品的费用，而取决于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谈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于利润而发生的改变，因为它只会使争论陷入不必要的复杂化，而不会使人对这个问题获得新的认识。每个劳动部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首先是各该社会里已达到的技术水平，以及在该生产部门中通常的劳动强度等等，简言之，即各个工人的平均生产力；其次是社会需要向有关生产部门所要求的产品数量；最后是社会所能使用的劳动力总数。由于自由竞争，每一产品的价格，也即用以交换这个产品所付出的货币量，便不断接近于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于是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虽然没有某一个中央机构在加以调节，每个劳动部门里生产的扩大永远也不至太远和太久地离开其现有的水平。在商品生产中盛行的无政府状态下，如果没有价值规律，商品生产就会很快陷入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而告终。
举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不妨举个尽量简单的例子。为说明社会生产的结果，我们只须举任何两种商品为例，我看就举裤子和吊裤带为例吧。
我们假定，在某一社会里，在随便某一期间内，裤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万个劳动日，吊裤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千个劳动日。这就是说，为了满足社会对裤子和吊裤带的需要，就现有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来说，这些劳动日是必要的。如果每一劳动日的产品值十马克，那么裤子的价值是十万马克，吊裤带的价值是一万马克。
如果某一个工人在生产中偏离了社会的定额，他在一个劳动日内生产了大约只有其他工人产量的一半，那么他一个劳动日产品的价格也只有其他工人一个劳动日产品价格的一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如果劳动的比例失调，也会发生同样情况。譬如说，从事吊裤带生产的劳动力超过了社会必要的劳动力，其超过部分必然是从其他行业吸引过来的；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就相应减少了，因为社会所能获得的劳动力人数是有限的。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都是从缝衣业吸引来的。于是，用于缝制裤子的实际劳动日只是八千，而不是一万，生产吊裤带的实际劳动日却是三千，而不是一千；以至吊裤带充斥市场，而人们却没有足够的裤子穿。这样，结果会怎样呢？吊裤带的价格下跌，裤子的价格上涨。生产吊裤带所用的三千个实际劳动日，只代表一千个社会必要劳动日的价值，每副吊裤带的价值就下跌到其原有价值的三分之一。同时，价格也将下跌，大约还低于三分之一。但是，裤子的价值还照旧是由一万个社会必要劳动日决定的，不是由实际所用的八千个劳动日决定的，每条裤子的价值将是其原有价值的四分之五。结果，吊裤带的生产就无利可图，从事该业的劳动力就会减少，而重新流入现已盈利非带多的裤子生产中。
这样，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价值规律就调节着生产。它虽不是可设想的调节生产的最好办法，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下，它是唯一可能的办法。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下，对生产的社会调节将取代价值规律。这时，靠等价交换来调节生产的必要性不复存在了，从而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对象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可以用某一种货币标志来代替金属货币。这时，可以不依赖价值而确定产品本身的价格。但是，隐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对于衡量产品价值来说，将永远保持其决定意义，而且很可能与历来的价格相联系。
既然劳动赋与了产品以价值和价格，那么劳动也必须用货币来偿付，因而就出现了工资。
尽管如此，谁要是也像费边派那样主张保留现存的工资制度，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费边派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废除工资制度，而是要使工资制度普遍化。这种说法仅仅在表面上看来是对的。实际上，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工资是与资本主义政权下的工资完全不同的。在今日，工资是劳动力这个商品的价格。归根结蒂，工资是由维持工人生活的费用来决定的；工资的上下波动，取决于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反之，在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这种情况不再存在了。工人不再被迫出卖劳动力，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它的价格不再是由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来决定的，而且也不再依赖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了。这时，最终决定工资水平高低的，将是可供工人阶级进行分配的现有产品数量的多寡。产品愈多，工资的一般水平就愈高。当然，在各个劳动部门之间，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仍将继续起一定的作用。因为毕竟不能像分配兵力那样，不征求工人本人同意就分配给各个企业。所以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想到某些工业部门去的工人太多，而其他一些企业则缺乏工人。这时就可以用下述办法来加以平衡，即把前一种企业的工资降低，而把后一种企业的工资提高，直到各部门、各企业都有适当的工人数目为止。至于整个工人阶级的一般工资水平，则不再由劳动力供求关系来决定，而由现有的产品数量来决定。这样，就不再发生由于生产过剩而造成工资普遍下降的现象了。相反地，生产得愈多，工资一般地就愈高。
于是又产生了如下的问题：要确保生产继续发展，就有必要用普遍提高工资的办法来使工人留在生产岗位上。但是，增加的工资用什么来支付，必要的产品数量又从哪里得来呢？
如果采取我们没有采纳的对新政权最方便的办法，即把全部财产统统加以没收，把资本家的全部收入都分发给工人，那当然会一下子就把工资提得很高。我在写前面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那一章时，引用过一个统计。根据这一统计，1891年英国工人的收入总额约为七亿英镑，资本家的收入总额约为八亿英镑。我还进一步说明，在我看来，这个统计被粉饰得太乐观了。我有理由相信，它把工资算得太高，而把资本家的收入算得太低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妨就用1891年的这些数字也可以说明，如果把资本家的收入交给工人，则每人的工资都能加倍。但可惜，事情不能就这么简单对待。我们在剥夺资本的同时，也必须连带地把资本家的社会职能也接受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资本的积累。资本家并不把他们的全部收入统统消费掉，而要拨出一部分投回工厂，以扩大生产。无产阶级政权既要扩大生产，也必须这样做。因此，就凭这一理由，无产阶级政权即使对资本采取激进的剥夺办法，也不能把资本家原先的全部收入统统交给工人。何况资本家还必须从他们所搜刮的剩余价值中，提取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交给国家。只要国家和地方当局靠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作为唯一税收的话，资本家要付出的这一部分就会很快增加。而事实上，税收的负担是不会减轻的。因为，我在上面已指出过，单单重新安排学制一项就需要支出多么大的经费。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开支浩繁的医疗保证制度，以及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给予残废和老年退休金等等。
由此可见，即使我们索性剥夺了资本，从资本家现在的收入中也不可能剩下太多的钱来提高工资。如果我们还要给资本家一定的补偿，那就剩得更少了。因此，要提高工人的工资，就必须扩大生产，使其超过原有的规模。
社会革命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不单要继续进行生产，而且还要提高生产。获胜的无产阶级必须尽快提高生产，才能符合对新政权提出的要求。 |
3．没收还是赎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
3．没收还是赎买？
我们不能像回答关剥夺剥削阶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那样，有把握地回答一个紧接着提出来的问题：剥夺是采取赎买还是没收方式来实现？对原来的所有主是否应给以补偿？这是一个今天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负有完成这一发展使命的人。现在也还不具备可以决定必须采取哪种答案的任何条件。尽管如此，仍有一系列理由足以说明，无产阶级政权将力求选择赎买的办法，选择向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支付补偿的办法。在各种理由中，我只想提及两个；在我看来，这两个理由是最主要的。上面已经讲过，金融资本已变成了失去个人权力的东西，今日可以把任何数额的金钱变成货币资本，而金钱的主人却不用亲自执行其资本家的职能。我们知道，节省下一个马克的人，可以把这个马克拿去生利，而并不就成为资本家。人所共知，现存制度的乐观维护者充分利用了这种现象。他们得出结论说，剥夺资本家的最简易途径，莫过于让一切工人把他们的全部积蓄都存入银行或购买股票，这样他们就在资本中占去了一定份额。这些乐观论者有时还借口说，在当代我们要没收资本的话，就会不仅没收了富人的资本，而且没收了工人的资本，甚至把穷人、寡妇和孤儿的零星存款也没收了。据说，我们这样做就会在工人中间引起很大的不满，从而增加了一条煽动工人起来推翻工人自己的统治的理由；这些歌颂现存制度的先生们肯定在盼望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不需要进一步谈论前一种假定。它太荒唐可笑了。那些想用增加存款来剥夺资本的人，恰恰看不到大资本的迅速得多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普遍实行没收的话，无产阶级政权也会把普通百姓的存款都没收去，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但是工人决不会因为这个缘故而不要自己的统治（谁要满意这种假定，谁就是存心抓住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据来反对社会革命）。不过，这确实是获胜的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不实行简单没收的理由所在。
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可以问，无产阶级能从剥夺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它的后果只能是把一切资本都变成了货币资本，变成了国家、地方和合作社的债务；以前由资本家直接从工人身上取得的利余价值，现在则由国家、地方和合作社从工人身上取得再交给资本家。但是这样做，工人的景况会有所改变吗？
这个问题诚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虽然无产阶级政权还把资本家原先所得的利润额给予资本家，然而在无产阶级统治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剥夺毕竟能带来这样的好处：从今以后，剥削将不可能有任何进一步的增加。任何新的投资和资本的增殖，都毫无可能了；同样，也不可能有地租的增殖。单单这一点，就已经是无产阶级变革的巨大成就。从今以后，社会财富的任何进一步增殖，都将造福于整个社会。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好处。一旦全部资本家的财产都采取了国家和地方公债或合作社证券的形式，那么立即就可以把累进的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提高到以前不可能达到的高度。诚然，我们今日已有人要求用这种税则来代替其他一切税收，恃别是代替间接税。但是，即使我们能获得实行这种税收的力量——譬如获得其他政党的支持（这当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不愿意那样做），也会遇到很大的因难。人们都知道，税额愈高，瞒产漏税的企图就愈厉害。但是，即使有了防止任何隐瞒收入和财产的办法，仍不能把所得税和财产税任意提高。因为，如果税收额高到与收入额和财产额相差无几了，资本就会干脆向国外转移；国家就只好望洋兴叹而无办法对付。这时，国家就只空有所得税和财产税之名，而没有实际收入和财产。因此，即使已拥有了权力，在实行税收时仍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如果资本家的全部财产都变了公债或证券的形式，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今天无法确切查明的资本家的财产，到那时就了如指掌了。那时，只须规定一切证券都必须注明持有人，就能精确地知道每笔大财产和每个资本家的收入，并且也能在提高税率时不至发生瞒产漏税的事。那时也不可能用资金外逃的办法来逃避税收，因为那时是由公共机构，首先是国家来支付利息的，国家可以在支付利息之前先把税额从利息中扣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提到多高，就可以提到多高。必要时，可以提到近乎或等于对大资产实行没收的高度。
有人可能会问，这种对大资产不直接没收而间接剥夺的办法有什么好处呢？先对资本按价赎买，然后又用税收立法来加以剥夺，这岂不只是为了避免剥存得太露骨了而采取的虚饰手法吗？看来，它与直接没收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区别而已。
不，区别不是那么微小的。直接没收一切资本就会不加区别地打击一大片，包括小资本和大资本，无工作能力者和有工作能力者的资本。这种办法很难、甚至不可能在同一企业里把大资产和与大资产一起投入的小额货币资本区别开来。直接没收，其势迅猛，往往是一举而完成的；通过税收来实行剥夺则使废除资本家财产的过程拉长起来，以便与新制度的日益巩固及其良好影响的日益扩大过程相适应。这个剥夺过程可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以便造就新的一代人，因为他们是在新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自然不习惯与资本和利息打交道。这样一来剥夺就不再是严酷无情的事，而是可以适应得了和不至痛心的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过程愈和平，愈组织得好，愈宣传教育得好，我们就愈能指望采取稳键的而不是原始的剥夺形式。
我在这个问题上论述得稍长一些，因为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借口之一，而不是因为我们执行起来会遇到最大的困难。毋宁说，巨大的困难要在上述一切过程之后才开始发生。在社会革命的各种重大变革中，生产资料的剥夺比较起来是最简单的过程了。它只需要有必要的权力，而且在我们整个探讨中，它只是属于那些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之一。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来说，困难不在所有制方面，而在生产方面。 |
2．剥削者的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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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剥削者的被剥夺
现在让我们假定，有朝一日大好的日子来到了，无产阶级在这一天一举而取得了全部权力。那么，开始该做什么呢？当然不能根据这样那样的理论或情绪想要怎样开始，而要由它本阶级的利益和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来决定必须怎样开始。
首先，无产阶级义不容辞的是补做那些资产阶级忽略的事。它将扫除一切封建残余，把资产阶级一度主张过的民主纲领付诸实现。无产阶级作为一切阶级中地位最低的阶级，也是一切阶级中最民主的阶级。它将在一切机构中实行普选制，实现充分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使国家不依赖教会而独立，并将取消一切世袭特权。无产阶级将帮助各市镇地方实现完全自治，并用人民武装和裁军方式消除军国主义。人民武装是出于政治上的要求，裁军则出于财政上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前者的费用可能与常备军的费用相当，但它对巩固民主来说是必不可缺的，以便从政府手里把对付人民的最重要的实力手段剥夺掉。裁军的宗旨首先是削减军事预算。裁军有时也可以通过加强政府的权力来实现，即只消用听任摆布的游民无产者的小军队来代替普遍兵役制的大军队就行；因为游民无产者是只要有钱拿就什么事都愿意干的。无产阶级政权则必须力求使人民武装同裁军配合起来，既要武装人民，又要不再继续重整军备，不再制造新的步枪大炮、装甲军舰和构筑要塞。为此要缔结国际协定，消除一切资产阶级竞争引起的国际冲突的根源。
不待说，获胜的无产阶级还要对税收制度实行彻底的改革。无产阶级要废除一切今日由劳动人民承担的税收，也就是首先废除那些使食物涨价的间接税。为此，要用累进所得税或累进财产税来使大收入和大财产更多地担负国家的开支。我在下文还要回过来论述这一点，因此这里提一提就够了。
但对我们来讲，教育事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无产阶级政党一向都关心国民教育事业。早在中世纪的旧公社教派里，国民教育事业就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从有产阶级手里把教育事业的垄断权夺过来，也必须永远是无产阶级思想界的一个愿望。新政权应当义不容辞地增设和改进学校，并给教员以优厚待遇。但还要走得更远些，多做一些。诚然，获胜的无产阶级即使在思想上如此激进，仍不能一下子就消灭阶级差别，因为阶级差别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产生的，不能像用海绵刷在黑板上把粉笔字擦掉那样简简单单地就把阶级差别及其后果擦掉。但是，学校可以朝这个方向闯出新路，并对消灭阶级差别作出十分重大的贡献。比方说，让全体儿童都同样吃得好，穿得好，受同样的教育，在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上都获得同样的可能性。
不能过高估计学校教育的影响。实际生活比学校教育更强有力，凡是学校教育与实际生活发生矛盾之处，学校教育总是甘拜下风的。譬如说，如果我们试图在今天就用学校来消灭阶级差别，那么我们这样走不多远就会碰壁。但是，只要学校能在实际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它就能十分强有力地促进和加速这种发展。因此，在使社会朝着消灭阶级差别的方向发展中，学校也是能起先锋作用的，至少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正在学校里成长着的一代人，去认识那些已经在整个社会里随着这一代人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的新事物。
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激进派早已提出过而未能加以实现的目标，因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有实际力量，并且丝毫不为资本着想，这是任何资产阶级也无法做到的。举例说，根据我在土地问题一书中所作的计算，在德国要实行一种这里所设想的新学制，每年将需要十五亿，甚至二十亿的巨款。这几乎是目前军费预算的两倍！只有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才有能力为学校教育毫不迟疑地拿出这么庞大的巨款。
但是，革命决不能停留在这种改革上。我们要进行的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上面已经讲过，我们现在不想探讨无产阶级根据这种或那种理论想要做什么，因为我们真不知道还可能出现一些什么理论，以及革命将在什么情况和影响下贯彻下去。我们只想探讨：获胜的无产阶级在经济情况的逼迫之下将被迫做些什么，如果无产阶级想要做得正确无误的话。
这里有一个凌驾于其他一切问题之上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政权必须首先处理的。无产阶级，无论如何应当使失业者的苦难问题得到解决。对工人来说，失业是最邪恶的晦气事，因为失业使得工人贫困、屈辱和犯罪。工人是只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如果他们找不到劳动力的买主，他们就要挨饿。即使在他们有了工作时，失业也在威胁着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一天能保证不因失业而陷于贫困。无产阶级政权无论如何必须结束这种状祝，即使无产者在思想上还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自由派，就像在今天的英国那样。我们这里不去探讨怎样解决失业问题，对此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不少社会政策家提出过各式各样的建议。大家知道，资产阶级中也有人试图对付失业的苦难，并且设计了失业保险制度，其中有一部分制度业已建立。但是，资产阶级社会只能在这方面小手小脚地点缀一下，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像锯树人锯掉自己所坐的树枝那样，自己也从树上掉下来。只有无产阶级，只有获胜的无产阶级，能够并且必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消除一切失业的苦难，无论是由于疾病或其他什么原因而失业的。对失业者给予真正充分的支援，必然会完全改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无产阶级与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使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如果说工人今日要把自己出卖给企业主，如果说他们不得不受企业主剥削和奴役，那是失业的幽灵和饥饿的皮鞭迫使他们这样做的。反之，如果工人有了生存的保证，即使他们没有工作，他们要对资方将一军，就再容易不过了。这时，工人就不再需要资本家了，而资本家若没有工人就不能再办工厂。如果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那么每逢企业主与工人发生冲突时，企业主就会认输，被迫让步。资本家诚然还能继续担任工厂的领导人，但已不再是工厂的主人和剥削者了。但是，资本家一旦认识到，他们的权利仅仅是承担风险和负起资本主义事业的重担。这些先生们就会成为首先放弃继续资本主义生产的人，并且力求有人来收买他们那些确已不再能从经营中盈利的企业。我们看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举个实例：在爱尔兰，当佃农运动达到高潮时，地主无法收取地租，于是主动要求国家收购一切土地。我们可以预料，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即使这个政权并不是从社会主义理论出发，一开始就想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资本家仍会要求收买他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是彼此不相容的。谁承认前者存在的可能性，谁就必须承认后者消失的可能性。
这时可能出卖其企业的资本家们，会找到什么买主呢？有一部分工厂、矿山等等，可以卖给在其中干活的工人，以合作社的方式来继续经营。另一部分企业可以卖给消费合作社，其余的可以卖给地方或国家。显而易见，资方大多会去找最有支付能力和最殷实可靠的买主——国家和地方，因而大多数企业就会变成国家所有或地方所有。人所共知，社会民主党一旦执政，是会一开始就力求采取这种解决办法的。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不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的无产阶级[1]也会主张一开始就把那些由于自然因素（譬如矿山）或组织方式（譬如托拉斯）的缘故而垄断化的企业收归国家或地方所有。因为垄断企业今日不仅对工资劳动者来税，而且对企业界以外的社会各阶级来说，都已经是无法容忍的了。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面前软弱无力，因而不敢去收拾垄断企业。无产阶级革命却必然要废除垄断事业的私有制。垄断企业今日已很强大，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了支配地位，而且正在迅速发展。其国有化和地方化本身就意味着由社会及其机构——国家和地方来支配整个生产过程。
最适宜于国有化的，是全国性的交通工具（铁路）以及原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矿山、森林、冶金、机器制造等等）。这些部门是大企业和托拉斯组织高度发展的场所。供个人消费的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以及零售贸易，主要带有地方性，而且还非常分散。在这些行业里，地方和合作社占居主要地位，国营企业则起次要作用。但是随着分工的日益发展，个人直接消费品的生产相对地将愈来愈退居到次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地位，从而国营生产的领域也会日益扩大。同时，由于交通和大企业的发展使一些行业相继排除地方市场的障碍而具有全国性，国营生产的领域便更加扩大了。举例说，煤气照明当然是一种地方事业。但是，由于山区电气照明和电力输送的发展，有必要实行水力的国有化。这就导致照明事业由地方事业变成了国营事业。又如，从前制鞋业是依赖地方市场的。但当制鞋工厂的产品不仅供应一个市镇，并且供应全国时，这类工厂就不宜于地方化，而宜于国有化。制糖厂、啤酒厂等等的情况莫不如此。
由此可见，情况的发展会有这种趋势：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会愈来愈使国营企业成为主要的企业形式。
关于大企业（农业大企业当然也属于这个范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暂时就讲到这里为止。那么金融资本和土地所有制应该怎样处理呢？金融资本是资本的一部分，它采取放债收取利息的形式。金融资本家并不在经济生活中履行任何个人职务，他们是多余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把他们一笔勾销，予以剥夺。人们尤其愿意采取这种步骤，因为恰恰就是资本家阶级中的这一多余部分，这些金融资本家，愈来愈夺得了对整个经济生活的统治权。他们往往也是私营大垄断企业，托拉斯等等的主人。要剥夺工业资本，而不把金融资本包括在内，是不可能的。这两者是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化（或直接称为向国家、地方和合作社所有制的过渡）本身，就会伴随着发生大部分金融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例如，使一个工广或一个农场国有化，它的债务也国有化了，即从私人债务变成了国债。如果它是股份公司，则股东就成了国家的债权人。
在这个问题上，还应当对土地所有制加以探讨。我这里指的是地产，不是农业企业。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大企业，将自行经历一个与其他大企业相同的转变过程。它们将丧失雇佣劳动者，并被迫申请出卖其本身的地产给国家或地方，而完成其社会化。但小农的企业则仍将保持私有制。我将在下文再回过来谈这个问题。
因此，这里讲的不是农业企业，而是不属于企业的私人地产。这种地产，无论是城市地产或农村地产，都是以典价、租金或抵押利息的形式让其所有者取得土地收益的。
上述对金融资本家的处置办法，也同样适用于地主。他们在经济生活中也是不履行任何个人职务的，因此很容易被人撇在一边。对私人地产，正如对上面提到的私人垄断企业那样，甚至在资产阶级人士中间，今日也已经有了要求使其社会化的呼声。因为私人地产，尤其是城市中的私人地产，已成为越来越咄咄逼人和贻害无穷的了。在这方面要实现社会化，已经不需要别的什么，只需要有必要的权力就行了，而获胜的无产阶级将提供这种权力。
剥夺剥削阶级显然只是一个权力问题。它是出于无产阶级的经济需要而提出来的，也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必然成果。
[1]指英国工党。——译者 |
1．任务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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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革命后的日子
1．任务的限度
在我论及这里探讨的对象本身之前，我必须首先澄清一下由于我的论文标题中有“革命后的日子”而使某人心目中产生出的严重的疑团。“革命后的日子”！这岂不证明，我们“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无非是变相的布朗基主义者而已么？布朗基主义者是指望有朝一日能以暴力行动夺取社会专政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考虑和设想这样的日子，而这样的日子会在什么时侯、什么条件下来到，我们还毫无所知，这岂不是重蹈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种思想方法的覆撤吗？
的确，如果文章的题目果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那么就有种种理由对那篇文章表示极大的不信任。因此，我要即刻说明：我认为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或多或少地要在艰苦斗争中延续达数十年之久，而我深信，我们的任务并不在于为未来的菜馆设想出一些烹调术。为此，只举一个例，说明我是不大赞成这种做法的。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十五年以前讨论新纲领时，有人建议纲领中应要求采取一些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措施。当时我是属于反对把这种要求列入纲领的那一派的，因为我认为那样做是错误的。党不应当在情况还根本无法知道，而我们只能对它作一些模模糊糊的设想，并且还有可能遇到许多意外而与设想不合时，就为自己规定一条确定的途径。
但是我却认为，为了锻炼思考能力，提高政治认识和政治觉悟，不妨允许我们尽可能事先估计我们努力的后果，并且事先研究一下我们夺取政权以后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样做在宣传上也是颇有价值的，因为一方面，我们的敌人硬说我们将由于胜利而面临无法解决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自已的队伍里也就能培养出一些人才，不至于对我们胜利的后果全然无知，把未来说得一团漆黑。据说，对我们来讲，胜利之日也就内在地孕育着失败之日。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一下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以及有多少道理，毕竟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想在这种思想工作中获得一定的结果，并且不至于陷入争执不休，那么就必须把行将出现的问题放在一个最简单的形式中来加以探讨，而事物的这种简单的形式实际上是绝不会现现成成的，必须从一切复杂的情况中抽象出来才能找到。这是一种在科学上惯用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时，人们大概始终都意识到：实际上，事物并不是像在抽象的情况下那样简单和那样顺利地发展着的。我已经说过，社会革命是一个要经历许多年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想把它还原到其最简单的形式，那么我们首先必须假定，无产阶级在一个大好的日子能一举而毫无限制地获得全部政权；同时，无产阶级在行使政权时能完全只从阶级利益出发，并且会十分适当地运用政权。前一种假定是肯定不会成立的，后一种假定也未必会成为始终如一的情况。对此，无产阶级本身还团结得不够，不足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所周知，无产阶级还分裂为不同的阶层，其发展历程不同，其传统不同，其思想上和经济上的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但是，其他与无产阶级在社会地位上接近的阶层，如小资产阶级或小农的某些部分；也很可能与无产阶级同时兴起；他们的想法与无产阶级的想法不完全相同，从而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和错误主张，因此我们不会永远都称心如意，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也不可能永远坚持做那些在一定情况下对无产阶级持久解放最适当的事。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不去考虑这些干扰因素。
另一方面，我们在进行这种探讨时，必须从人所共知的前提条件出发，不能把将来可能出现的情景作为基础，否则就会使我们陷入异想天开或故弄玄虚的狂想。我们不可能在今日的情况下取得统治地位，这毕竟是不言而喻的。革命本身，必须以长期深入的斗争为前提；只有通过这样的斗争，才会改变我们今日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此，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将会出现一些我们今天还不可能认识的问题，而我们今天正在考虑的某些问题，也要到那时才能最终解决。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把我们今天不再怀疑的各种问题加以重新解决的新的办法。
正如物理学家在真空中而不在流动的空气中研究落体定律那样，我们在这里研究获胜的无产阶级的形势，也是把它置于本来绝不会十分单纯的前提下来考虑的，也就是在假定无产阶级明天一举而取得完全统治的同时，对它那时所能掌握的解决其任务的手段则只看到今天现有的。这样做，可能使我们得出的结论与未来事态的实际进程之间的差别，有如落体定律与物体实际坠落之间的差别那样相去甚远。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偏差，落体定律还是实际存在着，而且适用于各种具体物体的坠落；人们只有首先懂得了这个定律，才能了解这种现象。
因此，我们只要遵循一个能保证我们运用正确方法的探讨途径，就能为胜利的无产阶级揭示出他们的前景和可能遇到的障碍；这样做，对于他们进行社会革命和取得革命成果，无疑会起决定性作用的，即使将来实际的情况与这里揭示的情况有很大程度的不同。而且毕竟只有遵循这一途径，人们才能对社会革命的前景作出符合科学的判断。谁要认为这一途径还太不可靠，不可能看出社会革命的征兆，那么他就只好在人们谈起社会革命时完全保持缄默，或者只消简单地说一句：“谁经历过，谁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这无可否认地永远是最稳妥的途径。
属于可供讨论之列的社会革命问题，只限于那些可以用这里提供的途径来加以认识的问题。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则既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所能作出判断的。 |
7．社会革命的形式和武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
7．社会革命的形式和武器
但是，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将采取什么形式呢？我们能预料决战将在什么时候发生吗？无产阶级在决战时将使用什么武器呢？
对这些问题，很难给以确定的答复。我们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事物发展的方向，却不能推测出事物发展的形式和速度。在探讨发展的方向时，只需要相应的注意到一些简单的规律，因而可以把那些虽然错综复杂但却不是我们认为合乎规律的或必要的现象撇开，甚至撇开我们认为纯属偶然的现象。但是，偶然现象却在确定运动的形式和速度时起着很大的作用。譬如说，在上世纪的所有现代文明国家里，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每个国家里，其形式和速度则是大不相同的。地理特点，种族特性，邻国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大人物的阻挠或促进，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有许多因素是无法预先认识到的，而这些无法认识的因素又互相给予对方以巨大的影响，以致情况会变得极度复杂，按迄今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是不可能事先预见的。因而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使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能对我们文明国家的社会状况有彻底而广泛的了解，能在研究工作上以其前后一贯和富有成果的方法而比同时代人远为高明的人，虽然能预先断定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方向，并被事态的发展过程出色地证明其预断是正确的，但有时在研究今后几个月情况发展的形式和速度上还可能发生重大的差错。
我相信，关于未来的革命，只有一件事是今天已经能有把握讲的，即未来的革命形式将与以前的革命完全不同。革命者和反对革命的人常常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按照以前的革命模式来设想未来的革命。而且因为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论证这种革命已不再可能发生，那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概念似乎根本就是陈旧的概念。在世界史上我们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革命斗争：这种革命是由一个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础上的组织，在利用民主形式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所反对的首先是企业主联合组织这样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在这个权力面前，甚至专制君主都会屈服，而且它的力量还被现代大国从专制主义那里承袭下来的权力手段——官僚机构和军队所加强。
正如前面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当前形势的特点之一是：在某些国家里，对我们进行最激烈抵抗的，已不再是政府了。以前的革命是反对专制制度的。在专制制度下，政府的力量占优势，阶级矛盾不能明显地展现出来；政府不仅阻止被剥削阶级自由地维护其利益，而且还阻止剥削阶级自由地维护其利益。只有一部分剥削阶级是站在政府那一边的，更大的另一部分剥削者，尤其是工业资本家，是站在反对派阵营里的；在反对派阵营里的还有全体劳动阶级，包括无产者，小有产者和农民（某些落后地区不在此列）。因此，政府在人民中是孤立的，得不到广大人民阶层的支持。它代表着压迫和剥制人民的最主要力量，因此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一举而推翻之。
在民主制度下，不仅被剥削阶级能更自由地成立其组织，剥削阶级也能更自由地成立其组织；剥削阶级必须这样做，如果他们想保卫自己以对付日益强大的对手的话。这两个敌对阶级的力量，都比它们在专制制度下更强大了；它们都能比政府本身更毫无顾忌和更毫不妥协地运用其权力手段；政府已不再凌驾于它们，而是对之甘拜下风了。
因此，革命者们不仅要对付政府，而且还要对付各种强大的剥削者组织。革命者们已不再像在以前的革命中那样代表人民的绝大多数反对一小撮剥削者。他们今日基本上只代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对面的，不仅有整个剥削阶级，还有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及一大部分知识分子。
只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小农和某些小资产阶级（后者实际上是雇佣劳动者，或者是依靠工人顾客的）能同无产阶级联合。但是他们有时是非常不可靠的盟友。他们恰恰缺少无产阶级那种藉以发挥其全部力量的武器——组织。
因此，如果说以前的革命是人民奋起反对政将，那么未来的革命（也许俄国不在此列）可能更多地带有一部分人民反对另一部分人民的斗争的性质；在这一点上，但仅仅在这一点上，它将不大像法兰西革命型，而接近宗教改革战争型。我几乎想说，它将不大像一场突然奋起反对当局的暴动，而更像一场长期的内战，如果不把这个词与真正的战争和厮杀的概念联系起来的话。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假定，带有街垒战和类似战况的武装起义，在今日的西欧还能像从前那样起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俄国的经验证明，街垒战能有效地使军心涣散的军队在瓦解时产生其本身的觉悟，从而使纪律完全涣散。
除了街垒战之外，财政困难也是以前的革命最重要的依据。它今日在俄国还起作用。但是在西欧，财政方面的形势与1789和1848年完全不同了。当时，资本主义还很弱小，资本的积累甚少，获得资本是罕见和困难的。同时，资本对专制制度的态度有一部分是敌对的，有一部分至少是不信任的。政府也毕竟不依赖资本，尤其不依赖工业资本，甚至有时（即使大多不是故意的）还大大阻碍资本的发展。但是，垂死的封建主义导致了一切物资财富的枯竭，于是政府能从全国榨取的金钱愈来愈少，愈来愈依靠借债度日。这必然导致财政崩溃或向新兴的阶级让步，而让步和财政崩溃的结果，必然引起政治崩溃。
今日则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并不像封建主义那样导致生产不足，而是导致生产过剩，并将在其自己的脂膏中闷死。现有的资本也不是不足，而是过剩，只有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才没有过剩现象。因此，资本充斥于市，力求投资以图盈利，并且竟不怕风险。政府既要完全依赖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阶级也有种种原因要保护和支持政府。这时国债的增加只有达到如下限度才能成为革命因素：它加重了税收的负担，从而激起了下层阶级的愤然反抗；但是它几乎不能（如上文所讲，俄国例外）使政府直接面临财政崩溃，甚至不能使政府哪怕只遭到财政上的严重困难。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施加压力和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有组织地拒绝干部，即罢工。它具有比财政困难或武装起义更大得多的重要意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发达，资本愈集中，罢工的规模就愈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排挤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整个社会就愈依赖资本主义生产的顺利进行，而大规模的群众罢工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任何严重扰乱，都会变成民族灾难，从而酿成政治事变。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很容易产生利用罢工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想法。它已经在法国和比利时，在意大利，尤其在俄国，作为政治斗争手段出现了，并且在这些国家应用得很成功。它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肯定会起重犬的作用。
这很久以来就一直是我的看法。在我论述1891年新党纲的文章里（《新时代》1890一1891年度，第50期，第757页），我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在某种情况下，如果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如果暴力事件极深刻地唤醒了工人群众，那么大规模的罢工就能产生巨大的政治效果。”
我的话当然不想表达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国工会运动者所怀有的那类总罢工思想。他们是要用总罢工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特别是议会话动；要使总罢工成为一举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手段。
这是无稽之谈。在这个意义上的总罢工——一国的全体工人得到某一信号之后统统停止工作——要以工人的团结一致和组织起来为其前提条件，这在今日的社会里是几乎办不到的；如果一旦真能达到这种地步，那就势必有了如此不可抗衡的力量，以致也就不需要总罢工了。这样的罢工将不仅一举而使现存的社会不可能存在，而且使现存社会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从而使无产者早在资本家之前就不可能存在；这就必定会使无产者在恰恰正要开始发挥其革命作用的时刻不得不陷于崩溃。
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罢工，几乎永远不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肯定不会）采取一国的全体工人统统罢工的形式；罢工也不能负起代替无产阶级其他致治斗争手段的任务，而只能负起补充和加强它们的任务。我们正走向这样一个时代：这时，在企业主组织的优势之下，孤立的非政治性罢工是没有成功希望的，正如在资本家控制的国家政权的压力下，工人政党孤立的议会活动是没有成功希望那样。因此越来越有必要把罢工和议会活动都推动起来，并使这二者互相配合而发挥新的力量。
使用政治罢工也同使用任何新武器一样，必须首先学习。它不仅不像无政府主义者所吹嘘那样，是万应良药式的手段，而且也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信赖的手段。
除此之外，还可以发展出我们今日还无法梦想的其他的斗争手段和方法。在对斗争方法和斗争组织的认识与对社会斗争方向的认识之间，确实也有这样的区别：后者是在理论上可以事先研究出来的，而前者则从实践中创造出来、事后才由理论家加以观察并且探讨其对于今后局势发展的意义。工会、罢工、股份公司、托拉斯等等，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不是从理论中产生的。还可能出现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斗争方法和组织。
战争也可能成为加速政治发展和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一种手段。战争曾常常证明是一种很革命的因素。历史上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形势：革命已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必要的了，但是革命阶级还太弱小，还不能推翻统治势力。有了革命的必要性并不就等于新兴的阶级恰好在那时获得恰够的力量。可惜，世界上决没有这么合适的事情。倒是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已有绝对必要由一个新统治阶级来替换旧统治阶级的形势下，旧统治阶级却仍有办法来压制其新的对手。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太久，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沉沦没落和腐败瓦解。但是在这种形势下，战争常常会完成新兴阶级还无力完成的这一任务。这时，战争只有在充分调动了全部人民力量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民族发生深刻分歧，战争就会迫使统治阶级向新兴阶级让步，而统治阶级便不得不以国家民族为重，让新兴阶级获得其平时决不可能获得的巨大力量。
如果统治阶级不能作出这种牺牲，或者作得太迟，战争就很容易导致对外的失败，从而引起国内的崩溃。因为，只要军队失败了，以军队为主要支柱的政权也就完蛋了。
这样，在其他手段都失灵的某种情况下，战争便显然是导致进步的有效手段，哪怕它具有残忍粗暴和极大的毁灭性。
例如，德国资产阶级便是由于当时的经济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诸国，并且由于三十年战争及其后果而被削弱得太厉害，以致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推翻封建专制政体的。后来靠拿破仑战争以及其后俾斯麦时代的几次战争，德国资产阶级才摆脱了封建专制制度。1848年法国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也主要是靠以前早就建立起来的反革命军队的几次战争来实现的。最近，日俄战争同样也十分有助于迫使俄国走上革命的道路。西欧的情况也绝不是保险能免于一次战争的，而很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今日已处于一种类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样的对内和对外政治矛盾的时期。现在又到处安上大量的政治导火线了。悬而未决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愈来愈严重；但是没有一个统治阶级和政党敢于认真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若不引起巨大的震动是不可能解决的。而他们由于领教过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便总是提防着这种震动，生怕任何较大的震动都有引发无产阶级巨大力量的危险。
我在上文已经指出过国内政治生活的恶化，这种恶化在议会制度日益衰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与它伴随而来的，还有外交政策上的恶化。有人担心强有力的政策会引起国际冲突；这不是从道德上反对战争，而是由于害怕革命，害怕战争成为革命的先导。因此，我们的摄政王在治国艺术上，便把内政外交方面的一切问题长期搁置起来，让未获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还有不少国家，如土耳其和奥地利，也是靠这种办法残存着的，这些国家早在半世纪以前就把那种较有实干精神的一代革命者置于死地；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理由，资产阶级对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民族国家的兴趣已完全没有了。
但是这些危机温床并没有熄火，无论哪一天它们都能像马丹尼克岛[1]上的贝莱火山那样重新燃烧起来，并点燃那种摧毁一切的战争之火。经济发展在统治阶级中唤起了要垄断市场、要征服海外属地的贪欲，并且用金融巨头的强暴观点代替了工业资本家的倾向于保持和平的观点，从而经济发展本身就创造了新的危机温床和危机原因、新的摩擦面和战争纠葛的新缘由。
今日，和平的唯一保证就在于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惧怕。在冲突的原因不能增多的情况下，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还有待于看看再说。现在有一些完全由肆无忌惮和残酷凶暴的贵族地主和金融巨头集团统治着的国家。这些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正以最大的危险威胁着世界和平。我们必须估计到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从而也估计到发生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这种动荡若不直接以无产阶级的奋起发难而告终，就至少毕竟能为这种奋起发难开辟道路。
但愿不会误解我。我这里是在探讨，我不是在预言，更不是在这里表示希望。我是在探讨什么事可能会发生，而不是宣称什么事必定会发生，尤其根本不是在要求什么事应该发生。如果我在这里把战争作为一种革命手段来讲，那么这并不是说我希望有战争。战争的恐怖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以致今日也许只有军事狂热分子还执迷不悟地有勇气去冷酷无情地要求战争。但是，即使革命不是手段，而是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代价，哪怕是最血腥的代价都不算太昂贵的话，也仍然不应该希望利用战争来作为发动革命的手段，因为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缺乏理性的手段。敌国的入侵会造成骇人听闻的破坏，会对受害国提出大量的苛求，从而导致受害国爆发革命；而革命遇到的是本不归它承担却强加给它的一些最沉重的任务，这些任务，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把革命的全部手段和力量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由于战争而引起的革命，有时会恰好发生在革命阶级正处于无能为力的时刻，因为战争让革命阶级过早地负起了它当时还弱小得无力解决的那些任务。由于战争会造成人员的牺性，并在很大程度上起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衰退，战争本身也可能使革命阶级进一步遭到削弱。因此，革命政权在任务上加重了负担，而在力量上却被削弱了。因此，由战争引起的革命往往更容易失败，或者过早地丧失其动力，如果产生动力的基础不甚牢固的话。由一次人民起义而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靠一连串战争而输入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其成果何等地完全不同啊！另外，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不是由1870一1871年战争过早地强加给巴黎无产阶级，而是在较迟的时机才发生的话，巴黎人就会获得足够的力量，可以不经战争而推翻路易·拿破仑及其匪帮，这对无产阶级的事业将有多么大的贡献啊！
因此，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希望用战争来人为地加速我们的进展。
但是，一切事情不会总是顺应我们的希望而来到的。虽然人类自己创造历史，但是人类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来选择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来选择他们的生活条件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如果事事都会顺应我们的希望而来到的话，我们中间谁不宁愿要和平的途径，而不要暴力的手段。我们的个人力量也许还不足以应付暴力，却让暴力把我们吞噬掉。但是，我们的任务不在于表示虔诚的愿望并且要求世界顺应我们的愿望，而在于认识现有的任务、条件和手段，以便利用这些条件和手段来适当地解决这些任务。
研究实际情况，这是合理的政策的基础。正是研究了实标情况，我才获得了我在本书第一版里所讲过的这一信念：我们又在走向一个革命时期；这个信念已如我所料地被俄国革命的爆发证实了。
反对这种“革命浪漫思想”的，也仅仅只有一种常常有人提出的异议，这就是：对于在西欧的我们来说，俄国的情况不会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据说西欧的情况与俄国的情况根本不同。
我当然不是不知道其间的区别，虽然我们也不能夸大其区别。俄国工人阶级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落后。正如英国工人必须改掉他们把德国无产阶级藐视为落后者的通病那样，我们在德国的人也必须纠正我们把俄国无产阶级看成落后者的偏见。
但是，西欧与俄国的区别当然是有的，而且还很大。这里主要讲两点区别。第一，在俄国，革命作为推翻统治政权的斗争是几乎一切阶级的事，尤其是占居民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事。俄国的产业无产阶级在其革命斗争中，不仅代表其本阶级利益，而且代表全民族的群众利益。但这时，推翻俄国统治政权是无产阶级从贫困中谋求翻身的必不可缺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在其阶级斗争中赖以坚持阵地的伟大武器，就是群众组织。没有政治自由，没有结社权和集会权，没有出版自由，这种组织就不能发展；但是，除了工会组织之外，无产阶级还迫切需要独立的政治组织，以便能在面对着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实现其阶级利益。而且，为此还必须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无产阶级需要这些权利，正如需要面包、需要空气那样。它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更迫切需要这些权利。因此，它比其他一切阶级都更需要对任何拒绝给它这些基本权利的政权进行决死斗争，也就是更需要反对专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比其他一切阶级都更需要革命化。
西欧无产阶级的处境就不同了。在西欧，资产阶级已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站稳了脚跟，因而基本上已争取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或者只对一些小事情心怀不满，而用不着为这些小事情发动革命；或者像某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那样，在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遇到苦难，那么他们只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谋求改善，但也只限于在现有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以恢复昔日光景为限度和通过支持反动政党来实现。
面对着无产阶级，他们结成了一个愈来愈紧密的作战方阵。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成为民族的广大群众时才能指望获得胜利。今日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事实。在德国，雇佣劳动者已占就业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三。在革命事业上可加以考虑的这些德国居民阶层，按所占比例来算也许同俄国的差不多，但作为有共同利益的统一阶级，则人数比俄国的多得多。这一区别并不足以说明德国的革命比俄国革命更困难。
我们也没有丝毫理由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受剥削的程度比俄国无产阶级轻些。恰恰相反，我们已经看出，随着资本主义向前发展，无产阶级遭到的剥削愈来愈厉害了。如果说，德国工人的状况比俄国工人好得多，那么这是因为德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高得多，而且按国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来说，德国工人的需要也多得多，因此德国工人比俄国工人更痛心得多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枷锁。
但是，德国工人有一点比俄国工人强，那就是有较高度的政治自由，能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并依靠强大的组织而获得更大的力量。这是西欧工人比起俄国工人来最大的有利条件；西欧无产者的革命条件之所以与俄国无产者完全不同，其原因也就在此。
恩格斯早就认定，我们目前靠利用现有的合法基础就最能兴起：如果我们铲除这些合法基础，那么我们就是傻瓜。但正是从这一认识中，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愈强大，我们的敌人就愈觉得有必要采取暴力手段，使我们不可能走合法途径，因而他们就成了逼迫西欧无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了。
但愿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似乎民主形式的存在会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似乎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更乐于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超过他们。近年来，除了沙皇当局之外，恰恰是一些民主共和国，如瑞士、美国和法国，使用暴力对付罢工者的次数是最多的。在选举上弄虚作假以及在法庭和警察恐怖主义方面，美国现在已打破纪录；另一方面，企业主组织已愈来愈懂得要实际上废除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结社权，从而把无产阶级逼得走投无路。
当然，用法令来废除选举权和结社权，这在一个非民主国家里，譬如在德意志帝国里，就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容易，因而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也更大。但这时，无产阶级无疑地会被迫进行生死决战，而这一决战可能仅仅以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开始，从而扩大成反对整个统治政权的斗争，即扩大成革命。
由此可见，政治自由在西欧的存在，并不排除发动革命的可能性，但是这场革命当然会具有与俄国革命不同的出发点。如果说，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一开始时就采取进攻性的革命行动（因为推翻现存制度是无产阶级任何成功的行动的先决条件），那么西欧无产阶级的任务则是要保持和利用他们业已获得的那一点点政治自由；因此可以说，西欧无产阶级的行动首先是要保卫现有的权利。但是，胜利的行动是不能用单纯防御方式来完成的。敌人愈蹂躏现存的自由并且愈限制无产阶级的组织，无产阶级就会更快地被迫转入进攻，革命斗争的时刻就会更快地到来。
我们西欧无产阶级绝不能高枕无忧，满以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最大的困难业已过去，满以为现有的政治自由就向我们提供了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保证。虽然想到这些是可喜的，但可惜我不认为这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夺取政权——这个最重大和最艰巨的斗争还在我们的前面，只有在长期艰苦的搏斗中才能决定这场斗争的胜负。我们必须在这场搏斗中，尽可能地动员出我们的全部力量。
最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莫过于劝告无产阶级立即解除武装，以便争取到资产阶级的所谓让步与和解。在目前形势下，这不意味着任何别的，只意味着把无产阶级交给资产阶级任其摆布，让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赖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意志衰退和蜕化变质，没有能力去担当它的伟大历史任务。
英国工人的情况就足以证明这样说并非夸张。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有更多的无产阶级，更发达的经济组织，更大的政治自由。可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英国无产阶级迄今在政治上更毫无权力了。在最近以前，英国无产阶级不仅丧失了政治上的一切独立性，甚至已不再能维护其最切身的利益。
在这方面，也可以由上文已一再提到过的韦柏夫妇来提供证词；他们肯定不会是有革命思想嫌疑的消息来源。上面已提到过的那篇文章说：“在过去十年的繁荣时期内，英国工人对‘劳工政策’的兴趣逐渐减少了。工人们在思想上渐渐不再关心八小时工作日制，并且对1890一1893年间工会曾那样热情追求过的费边式的建设性社会主义也不再向往了。同时，下院的工人议员人数也并没有增加”。
甚至不久前挨到敌人的皮鞭，也未能使英国无产阶级振作起来。英国无产阶级对摧残工会的行为默不作声，对提高工人的面包价格也不发一言。只是到了最近，英国工人才激动起来，有了较强烈的要求改变这些现实主义政策的倾向。工会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要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工人政党，以便对抗自由主义。
但在推行现实主义政策时，无产者随着政治力量的丧失，道德上和思想上同时也在日益退化。
我在上文曾讲到无产者在精神道德上的再生，即无产者已从现代社会的野蛮人变成了保持和发展我们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只有在无产者与资产阶级处于最尖锐对立状态的国家里，无产者才能如此奋发振作；在这种国家里，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能使无产者随时随地意识到，他们负有使整个社会随着无产者一起上升到更高阶段的使命。在这方面，英国却又一次向我们表明工人阶级已陷入什么境地，他们放弃了革命，只推行现实主义政策，嘻皮笑脸地抛弃了自已的理想，拒绝一切不能以英镑和先令来体现的斗争目标。连资产阶级都亲口抱怨英国工人上层分子在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堕落。这些工人上层分子亦步亦趋地效法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他们今日几乎已不是什么别的，而只是小小的资产阶级，只是在较为不斯文这一点上，才与其他资产阶级有所区别；他们最崇高的理想就是效法其主人，模仿他们伪善的装腔作势的样子，羡慕他们能捞到财富，过着行尸走肉似的消闲生活。在他们们看来，自己阶级的解放显得是荒唐可笑的梦想；反之，足球、拳击、赛马、赌博，却深深打动他们的心弦，占用了他们整个的空闲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
想要用道德说教来向英国工人灌输更高尚的人生观和奔赴崇高理想的观念，这是徒劳无功的。无产阶级的道德只能产生于革命的愿望；有了革命的愿望，无产阶级就会更加坚强和高尚。正是革命的愿望才使无产阶级从最深沉的屈辱地位中惊人地振奋起来，而成为十九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事件。
我们必须首先坚持革命的理想主义，才能在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下都承受得了最沉重的担子，完成最崇高的事业，不辜负有待我们去完成的伟大历史任务。
[1]西印度群岛中的小安的列群岛的第二大岛。——译者 |
第五章热带地区的奥斯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2006）
第五章热带地区的奥斯曼 |
6．民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
6．民主
但是，只要我们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有所预见，难道我们不可以用民主来为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一个基础，而不用与现有制度强行决裂吗？
有不少政治家断言，只有处于一个阶级的专制统治下，才有必要发动革命；有了民主，革命就成为多余的了。据说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已经有了实现和平革命所必需的那么多的民主。据说，已经有了到处成立消费合作社的可能，而随着消费合作社的日益普及和自己从事生产，就能缓慢而坚持不断地在一个个部门里逐渐把资本主义生产排挤掉。据说，到处都有可能组织工会，来限制本企业内的资本家的权力，并在工厂里实行立宪制度，以代替专制制度，从而准备向共和制工厂缓慢过渡。据说，社会民主党无论在哪里都能进入地方政府，去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干预公共事务，扩大市政设施的范围，用不断扩充地方生产来压缩私人生产。据说，社会民主党终于能够进入议会，在议会里取得愈来愈大的影响，实行接二连三的社会改革，用劳工保护法来限制资本家的权力，并且将使大垄断企业国有化，使国营生产日益扩大。就这样，在今日已有的基础上利用民主权利，就能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引起任何震动；无产阶级用革命夺取政权的做法也就成为不必要的了。革命运动反而会起直接的危害作用，因为它采取的方式不会是别的，只会是对这种虽然缓慢但却可靠的进步过程进行干扰。
以上就是反对革命发展的人的主张。
这是他们在我们面前描绘出的一幅令人神往的田园景色。在这里，也不能说它完全是空中楼阁，而确实是有事实根据的。但他们向我们提出的真理，在这里也只是一半真理。稍微用点辩证的思想方法，就能向他们提出全部真理来。
这样的田园景色只有在作为矛盾一方的无产阶级日益茁壮成长，而作为矛盾另一方的资产阶级仍然原地踏步不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这时，无产阶级即使不进行革命，也肯定会逐渐超过资产阶级，并不太引人注目地把他们的财产剥夺掉。
但是，当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增长，而无产阶级的任何进展都导致资产阶级发展新的力量并想出和采用新的抵抗手段和压迫方法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先前片面地看问题时认为有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这时就会认为有必要去组织越来越多的战斗群众，改进和采用越来越强有力的斗争手段，并不断扩大斗争的领域。这也就是说，不应当再用蚕食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赢得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应当越来越扩大不断斗争的规模，并使我方的每次胜利和敌方的每次失败得以加深后果。
最不起作用的就是合作社。在合作社中，人们今日实际上只考虑到消费合作社。由于合作社的温和性质，一切反对革命发展的人都对合作社估价很高。毫无疑问，合作社能向工人阶级提供一系列重大的好处，但若指望靠合作社来实现哪怕是部分地把资本收归公有，那就荒唐可笑了。就合作社今日正在剥夺某一阶级而言，这个阶级就是迄今还能勉力维生的小店主和面包师之类的手工业者阶层。能适合上述情况的还有这样一种现象：虽然合作社据说是要与大资本家作对的，可是到处都没有大资本家反对合作社。恰好相反，忿然起而反对合作社的，却是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那些依靠工人顾客，因而也最容易把他们争取过来支持无产阶级政策的阶层。如果说，工人消费合作社会给某些工人阶层带来物质利益从而加强这些阶层，那么它却又使某些本来接近无产阶级的阶层脱离无产阶级运动。赖以实现和平吸收资本主义和取消阶级斗争的这一手段，却成了阶级斗争中引起新的阶级仇恨的新的焦点。与此同时，资本的权力却丝毫未被触动。迄今为止，合作社只在对小店主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消费合作社还面临着一场对百货公司的斗争。对消费合作社来说，这场斗争就不那么容易取胜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消费合作社的红利如果不加以分配而聚集起来，就能比资本积累还增长得快，以致超过资本的积累，从而对资本主义的活动领域起到限制作用。这种看法也是完全荒诞无稽的。
消费合作社只有在如下情况下对无产阶级的解放有一定的意义，即用消费合作社来进行强有力的阶级斗争，把它交给战斗的无产者作为获得更大力量和权力的手段。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的力量也将完全取决于立法的程度和国家政权的态度。因此，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赢得政权，消费合作杜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只能是微不足道的。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比消费合作杜重要得多的是工会。但工会是作为斗争组织，而不是作为社会和平组织才如此重要的。在工会同企业主订立了私人名义的或组织名义的合同时，工会也只有靠它的斗争能力，才能使合同得到保证和贯彻执行。
但是，虽然工会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如此重要，甚至是必不可缺的，但无论怎样，工会都应当估计到，迟早会出现其对立面——企业主的联合组织，当这种组织采取了卡特尔，甚至托拉斯这种紧密的经营共同体形式时，它们在工会面前就很容易成为不可抵挡的了。
但是，企业主联合组织还不是对工会的唯一威胁，更大的威胁仍来自国家政权。在我们德国，这种情况当然是很熟悉的。可是即使在民主的英国，几年前人所共知的法庭裁定就已说明，工会是克服不了各种困难的，法庭的裁定有使工会完全陷于瘫痪的危险。
上文已经提到的韦柏夫妇在《社会实践》杂志上的文章，也为此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证据，这些证据尤其能说明工会的前途。文章指出，英国的工会发展得何等地不平衡。“一般说来，强大的工会变得更强大了，而那些以前就弱小的工会，现在则比以前更弱小了”。煤矿工人，棉织工人、建筑工人、钢铁工人的工会壮大了。农业工人、海员、缝纫工人和不熟练工人的工会则变弱了。但是，有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反对威胁着整个工会界。英国的法律尤其适合于镇压不称其心意的组织；现在用法律来反对工会的危险已增大了，而且“人们担心，这种危险会随着对工会和罢工反感的日益增长而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法官和陪审官以及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中地位比较稳定的那部分都有那种反感”。现行的法律就足以“把工人两手紧缚，听任企业主摆布”，因此韦柏夫妇认为很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那时“法官就法律所作的解释，将使集体合同及其附带规定的有利条件，如关于集体停工和工业临时停产的规定，无法实现，或实现起来毕竟代价甚高和颇为困难。”
这种情况使工会在对付资本家时一直碍手碍脚，根本谈不上真正限制剥削。可以设想，即使在这个一向被认为是工会理想国的英国，只要工会稍许对资本作出一点强制性的约束，国家政权就会采取什么行动。
即使在实行基层普选制的国家里，要在其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实现所谓的市政社会主义，也同样会受到限制。市政社会主义的实现势必受到总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制约，不能独立发展，越出界限。诚然，在个别的工业市镇，无产者可能在有力量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先掌握市镇的行政权，从而至少能使这些市镇的行政工作失去那种敌视无产者的色彩，并且实行一些不能指望资产阶级政权来实行的个别改进。但是，这样的市镇行政当局不久就会不仅受到国家政权的约束，而且在经济困难上得不到任何外援。最先能被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大多是那些几乎完全由无产者居住的贫穷市镇。这些市镇该从哪里获得为实行较大的改革所需的资金呢？它们在向市镇居民征税方面，照例要受国家立法的限制；即使不受这种限制，也不能过度地向当地的富裕者和富豪们征税，否则就会把他们赶出市镇，而唯有从他们那里才能弄到像样的钱。任何断然的改革措施，有时都需要靠新的税收来实现，而这种新税收不仅在上层阶级中，而且在广大居民中都会令人感觉不快。曾由社会主义者或接近他们的改革家所争取到的某些市镇的行政权，就是由于税收问题而又被别人夺去的，尽管他们当时治理得相当好。譬如在伦敦，在鲁贝，最近在德国的米尔豪森，都是如此。
再看看政治方面吧！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限制了！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劳工保护方面不断获得进展么？国会的每次会议难道没有给我们工人带来对资本主义新的限制吗？每次选举难道没有增加我们工人在国会中的代表人数吗？我们在国家里的权力以及我们对政府的影响，难道没有相应地在缓慢却无法阻挡地不断增长吗？资本对无产阶级的依赖性难道不也相应地正在增长吗？
确实，劳工保护法规的数目在一年年地增加。但是如果细看一下，那么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法规几乎总是意味着把业已存在的保护扩展到新的领域里去，比如遣散童工，对商业雇员、餐馆伙计、家庭工业者、海员实行保护等等。这种扩展大多带有非常缩手缩脚和犹豫不定的性质，而不是把业已实行劳工保护领域里的保护措施不断加强。如果细想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多么惊人的速度扩展其领域，多么迅速地掌握一个行业又一个行业，一国又一国，那么就会发现，劳工保护的扩展速度就慢得多了，始终不能超过资本主义的扩展，而只是十分吃力地在后面跛行。一旦资本主义扩展的速度更快起来，劳工保护的扩展便更加陷于停滞状态。
如果说劳工保护在实行的广度上已经是很不够的，那么在深度上则几乎等于零。1847年在英国，由于宪章运动和纺织工人的迅速贫困化，曾争取到女工和青年工人的十小时工作日制，但严格说来，也只是全体纺织工人受到这种益处。而直到今日，我们在十小时工作日制方面有多大进展呢？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于1848年规定，巴黎工人全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制，而法国其他地方的工人则实行十一小时工作日制。几年前，当米勒朗[1]使议会通过了关于有女工童工与成年男子一起劳动的企业（即不是一切企业）内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制（仅是一纸空文，有许多比这更恶化的情况）的提案时，这件事被吹捧为只有社会党的部长才能做出的值得惊叹的成绩。而他所给的毕竟比半个世纪以前英国资产阶级立法所给的还少，因为他使十小时工作日制也适用于童工，而英国早在1844年就规定童工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六个半小时。
“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早在1866年就要求把八小时工作日制作为衡量社会改革成果的先决条件。但是三十六年以后，在法国社会党的图尔代表大会上，竟有一位代表反对把八小时工作日制列为我们最近的要求之一。他只希望要求“采取措施，以准备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而这位先生竟没有被人嘲笑，甚至还能在巴黎参加竞选！
由此可见，社会改革获得迅速进展的唯一结果，就是社会改革家们的谦逊。
但是，在代议机构里社会主义者议员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这很简单，只要不光看到事物的这一面，还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就自然明白。社会党议员的人数诚然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主派却衰落了。这种现象充分暴露在选举时其得票数字下降，而且每次选举结果都一蹶不振上。他们越来越胆小怕事和没有骨气，在对付反动势力时，只知道表示他们愿意一旦上台，就立即为推行反动政策开放绿灯。这就是今日自由主义觅取政权的方法。
但是，不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壮大而相应地减弱，就连议会也因其内部社会民主党势力的日益扩大而愈益丧失其影响。这两种现象是同时出现的，但两者彼此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反之，没有或只有寥寥几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议会，譬如普鲁士议会，在影响和创造力方面则比别国议会削弱得更厉害。
议会的没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把议会里属于技术性的问题看成是导致没落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因素是可以通过改进议会的议事制度或职权范围而加以消除的；议会没落的主要原因取决于那些通过议会制度来对政府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诸阶级的性质。
如果议会制度要兴旺发达，那么它就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要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多数派，其二是要有一个由多数派坚决要求实现并督促政府加以实现的伟大社会目标。在议会制度的全盛时期，这两个先决条件曾是具备的。只要资本主义还代表着民族的未来，则在议会中有重要地位的各阶层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众，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而多数小资产者，甚至工人，也都追随资产阶级的领导。
于是，自由主义就作为一个怀有伟大目标的团结的政党而兴起。自由主义为建立议会制度及其在议会中所作的斗争，使自由主义获得了重要意义。
从那以后，就出现了我前面所说到的新的发展情况。一种特殊的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中滋长起来，把一部分知识分子、小有产者和小农吸引到社会主义营垒中来，而小有产者和农民中的其余部分则成了十足的反动派。与此同时，工业资本中最有实力的分子则与金融巨头相结合；他们从来没有重视过议会制度，虽然有时也利用议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请看巴拿马案件[2]。
自由党于是四分五裂了，而统治阶级中并没有产生另一个具有统一性质的议会大党，以代替原来的自由党。有产阶级愈反动，愈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就愈分裂成各个小派别，也就愈难于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议会多数派。只有一个办法把形形色色的派别结合成暂时的多数派，那就是要它们各自放弃要在议会中起决定作用的野心。这样的结合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极不牢靠的基础上的联盟，因为并设有任何内在联系把它们纠合在一起，而只是出于表面上权宜之计的考虑；这样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毫无成果的，因为其成分是如此复杂，以致不要它们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等于不要它们生存。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参加到这种联盟里去，就能够缓慢地逐步进入政权，那就是异乎寻常地误解了这种联盟的实质——这种联盟是从议会制度的没落中产生的，它本身便意味着议会制度在社会和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
但是，社会发展不仅导致议会里的统一大党瓦解成许多同床异梦、甚至互相敌视的派别，而且还导致议会多数派往往比政府更反动，更敌视工人。政府虽然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可是它毕竟对整个政治和社会关系了解得更清楚。对政府来说，国家官僚机构虽然也仅仅是听命于它的顺从奴仆，但官僚机构却能以其一贯的作风和倾向对政府施加影响。而官僚机构是从知识分子中间收罗其工作人员的；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重要意义的了解，即使相当审慎而缓慢，毕竟是在逐步加深的。
这一切的结果是：政府虽然怀有敌视工人的反动思想，但往往毕竟不像站在政府背后的统治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尾巴那样盲目蛮干。从前曾经是迫使政府沿着进步道路前进的议会，现在却愈来愈成为破坏政府有时由于情势所迫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点点进步措施的工具了。随着这些靠议会制度来实行统治的阶级日益成为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议会制度也在丧失其意义。
另一方面，如果说对无产阶级选民群众情绪的照顾有时毕竟会迫使一个代议机构采取对工人友善和民主的作法，并且在这方面显得比政府高明，那么政府也能找到足够多的办法来撇开议会而独立行事。
在美国，反对工会的斗争与其说是由代议机构来进行，还不如说是由法院来进行的；在英国，对工会发动进攻的，也是上院颁布的法令，而不是由选民选出的下院的立法；已被否决了的颠覆问题提案的精神，在德国法庭上又死灰复燃了；德国工人对此是了解得很清楚的。
于是，议会制度在两方面的压力下受到了夹击；统治阶级的政党和政府都愈来愈使议会制度无法取得成果。议会制度愈来愈没有能力去朝着某一方向推行一种坚定的政策。它已愈来愈显得老态龙钟和软弱无力了。要重新唤起它的青春和活力的话，只有由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来实现，即在无产阶级夺得整个国家政权的同时也夺得议会，并且使议会为无产阶级的目标服务。议会制度远远不能阻止革命的进行或者抹煞革命的意义，毋宁说，议会制度甚至还需要革命来使其重新具备生命力。
但是不能因而就误解我，仿佛我认为民主制是多余的，仿佛我认为合作社也好，工会也好，社会民主党争取进入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也好，争取各种民主改革也好，都是毫无价值的。再也没有比这种误解更荒谬的事了。恰恰相反，这一切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们只有作为制止革命，也即制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时，才是毫无意义的。
民主制有产生更高级的革命斗争形式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就已经具有极高的价值了。这种更高级的革命斗争决不会再像1789年甚至1848年那样，是一场无组织的群众斗争，那时群众缺乏政治教育，对斗争着的诸因素的力量对比毫无认识，对斗争的任务和解决任务的方法没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谣言声中和遇到突然事件时便人心惶惶，陷入思想混乱。相反地，这个更高级的革命斗争将是一场有组织、有觉悟的群众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群众是坚定不移和深思熟虑的，他们不会被任何刺激所触怒，不会因受委曲而大发雷霆，因而也不会在遭受挫折时灰心丧气。
另一方面，通过竞选斗争可以估计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使无产阶级清楚了解各阶级和各政党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的进展和挫折，从而避免由于过早地开展行动而招致失败。但是通过竞选斗争，也使敌人能自己认识到某些阵地无法坚守，从而自动放弃那些尚不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阵地。这样一来，斗争的规模就不致于那么残酷，那么需要重大牺牲，也不再盲目地受偶然事件的支配了。
但是，也不能把民主和行使自由权利可能取得的实际成效估计过高。实际上它还不足以限制资本主义的统治和促进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可是，即使最微小的改革或组织性，也可能对无产阶级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再生有极大的意义。如果不要求改革或不搞组织活动，无产阶级就会毫无保障地断送给资本主义，而早就沉沦在时时刻刻威胁着无产阶级的贫困之中了。但是，无产阶级议员之所以必须在议会和地方代议机构中从事活动，以及无产阶级之所以必须发挥组织的作用，这不仅是出于使无产阶级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使无产阶级在精神上趋于成熟的需要。无产阶级必须日益切实熟悉国家和地方的各种行政工作，以及经济部门中大企业的各项任务和办法，因为它一旦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统治阶级以后，是更需要有这种精神上的成熟程度的。
由此可见，民主制作为一种使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以适应社会革命的手段，是必不可缺的。但是民主不能用来阻止这种革命。民主之于无产阶级，犹如空气和阳光之于有机体那样，缺少了就不能发挥其力量。但是，不能只看到这一个阶级的成长而忽视敌人的同时成长。民主并不妨碍资本的发展；资本的组织程度及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力量，是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时增长着的。应当看到，消费合作社固然在成长，但资本的积累却同时增长得还更快些；虽然工会在成长，但资本的集中和转变为庞大垄断资本的组织程度也在更快地增长。还有一些在这里尚未进一步加以探讨的事物不妨略略提一提：社会主义报刊诚然在成长，但无党派的、无骨气的报刊也同时在成长，它们正在麻醉和毒化着广大人民群众；工资固然在增加，但利润额增加得还更快；议会里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人数虽然在增加，但议会的作用和意义却越来越减小，而与此同时，议会多数派和政府则越来越依赖金融巨头的势力。
因而，在无产阶级发展其权力手段的同时，资本也在发展其权力手段，其结局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两者之间的一场大决战；而这场大决战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前是不会告终的。
资本家阶级既成为多余的，无产阶级便相反地成为社会上最必不可缺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已处在既不能征服又不能根除无产阶级的境地。无产阶级即使在每次失败之后，也必然会重新站起来，比以前更具有威胁性；反之，无产阶级只要取得打倒资本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就能夺得政权，并使其政权不作别用，只用之于消灭资本关系。资本关系一天不消灭，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不会也不可能结束。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求得社会和平，那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产生的，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实现它的任何基础。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这同样也是一种空想。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假定，资本主义结束的方式会不同于它开始的方式。无论经济发展或政治发展都没有表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革命时代已告结束。社会改革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加强，都不能阻止革命。它们更多地发挥其作用的结果，只能导致战斗的无产阶级产生出更先进的分子，从而使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从争取初步生存条件的斗争，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
[1]米勒朗（AlexandreMillerand，1859—1943）法国政治家，1885年起为法国议员，1899年起在资产阶级内阁中任第一位社会党部长，嗣后逐渐右倾，1904年被开除出党，1920年任总理，1920—1924年任总统，1924年被迫辞职。——译者
[2]指1892年揭发的有关巴拿马运河公司问题的议员受贿案。该案曾牵连许多法国议员。——译者 |
5．阶级矛盾的缓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
5．阶级矛盾的缓和
我们首先来考虑前一种异议：似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正在缓和。我在这里姑且撇开工业危机问题不谈；那是几年前就有人断言其已趋缓和的。从那以后，显而易见的事实已对这一看法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以至我在这里不需要对它再作讨论；否则将使我们离题太远。我也不想对那已经使人厌烦的所谓贫困化理论的辩论再补充任何进一步的论述，因为这场辩论只要你愿意的话，是满可以运用一点技巧就把它无穷无尽拖延下去的，而且辩论的劲头与其说是为了确认既成的事实，还不如说是在如何理解“贫困”一词上绕圈子。我们社会主义者都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若不加以限制，就会导致物质贫困的加剧。但是我们同样认为，在今日的社会里，只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掌握了国家政权，就足以遏止这种贫困。我们最终认为，无产阶级不能日益消沉下去，而必须日益强大起来，才有希望获得解放。
但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跟贫困化完全是两码事。它根本上是剥削日益加剧的问题。
马克思早在一代人之前就已证明了剥削的确是在日益加剧，而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人反驳过他。谁对无产阶级遭受日益加剧的剥削这一事实提出异议，谁就必须首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提出反驳。
这时，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那纯粹是死板的理论罢了；对我们来说，仿佛只有我们能用手抓住的事物才算是真实的。据说。他们能够向我们提出的不是经济规律，只是一些统计数字。而精确的统计数字却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因为至今还不曾有人愿意在统计表格中既提出工资数字，也提出利润数字，这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资本家们总是把他们的防火保险箱当作一个堡垒，哪怕他们当中最胆小最和善的人，都会像狮子一样守住这个堡垒，不受当局的任何侵犯。
但是，毕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工资和其他收入的增长数字。至少在我所知道的一些显然不是有关德国，而看来是有关英国的最近的统计中，就有这么一份。它是由A·L·包莱编制的，并在1895年三月伦敦统计协会上作报告时引用过，后来转载于该协会1895年六月的《公报》第224至285页上。我们从其中摘出下列表格：
年度全年工资收入总额
非工资收入
单位：
百万英镑
在国民收入总额中
所占的百分比
应缴纳所得税者不缴纳所得税者
单位：
百万英镑在国民收入总额中
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
百万英镑在国民收入总额中
所占的百分比
186039247
37645.3364
7.67
186646445
4854781
8
187048644.5
5214885
7.5
187460945.25
63547.25100
7.5
187759143
65247.33130
9.5
188056742
65248.33126
9.5
188360942.67
69649122
8.33
188660542
71549.5125
8.5
189169943.5
78248.5130
8
对这张统计表，可以提出各式各样的意见。在我看来，这个统计太乐观了，工资数额的增长似乎比实际情况快得多。
在计算工资时，统计人并不考虑到失业情况；除此之外，统计人假定：在他不能确切认定已发生变化的方面，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些重要因素就算照旧未变。不待说，作为统计人是有权利这样做的，但发生变化的往往恰恰就是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因素。譬如，女工和男工的比例，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比例，就是这种因素。
但最成问题的是，这个统计仅仅限于少数几个行业。所有这些行业，除了农业工人之外，都已有了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工会组织。于是统计人便不假恩索地一律认为，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已经提高到了与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同等的水平；其实，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即使在英国也至多只占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看看各类工人的工资变动情况，也不无趣味。以1860年的工资为100，其变动情况如下：
18601866
18701874
18771880
18831886
1891
农业工人100105
107130132
122117111
118
建筑工人100116
116126128
125125126
128
棉织业工人100125
125148148
134146155
176
毛织业工人100106
112121130
126120115
115
钢铁工人100127
127143112
112110100
124
机器制造工人100108
110124123
120127126
126
煤气工人100115
120125128
128130130
149
海员100113
103129123
102118110
143
旷工100？
100150115
100115100
150
平均100113
113138132
124130125
140
我们看出，从1860至1891年，工人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包莱对英国整个工人阶级所做的这种统计，甚至不能适用于整个工人贵族。除了棉织业工人之外（棉织业工人不愧是英国的稳健派和一切“社会和平”梦想家的模范儿童），超过1891年工资平均数的只有煤气工人，海员和矿工。煤气工人工资的增加，至少有一部分应归功于政治家们的活动，而并非单纯得力于工会的活动，因为有了政治家们的活动才使大城市的市政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对于煤气工人来说，纳入市政以后是简直用不着考虑到私人资本的竞争和剥削的。1891年煤气工人工资的增长，也有一部分应归功于“新工会主义”的突然出现；“新工会主义”曾令人产生如此过分的希望，以致嗣后不久希望完全落空。1891年海员和矿工的工资增长，比煤气工人的还更显得突如其来，而且是暂时性的。1886年矿工的工资还同1860年的一样，而到1891年则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不能认为这种增长是确有保证的进展。但是，对于建筑工人，毛织业工人和钢铁工人来说，1860年以来的工资增长仍然还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包莱硬要我们相信，在这个期间内，英国整个无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组织良好的钢铁工人的工资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我们不妨就依据这样一张表格。它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即使按照这个十分异乎寻常地乐观的统计，工人的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小了。从1860到1874年，工资平均增长额占国民收入的45%：从1877到1891年，它只占42.25%。如果我们在缺乏更有根据的数字情况下，不妨把应交纳所得税的非工资收入数额算作剩余价值数额，那么这个数额在1860年还比工资总额少三亿三千万马克。但到1891年时，剩余价值数额就已大大超过工资总额，竟不下于十六亿马克。
这毕竟说明了剥削量的相当迅速的增加。依此，在上述期间内，剩余价值率，亦即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从96%增加到112%。即使根据包莱的数字来看，甚至对组织得最好的工人的剥削，也实际上至少加剧到上述的程度。对于无组织的工人的剥削，势必还要厉害得多。
包莱的统计表只计算到1891年为止。激进的国会议员齐奥查·麦奈在随后的十年里调查所得的数字，补充了包莱的数字。麦奈的数字是记载在他所著《财富和贫穷》一书中的。该书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据第8版第98页所载英国应交纳所得税的收入为：
年度收入总额土地收入
工商业收入
单位：百万英镑单位：百万英镑
单位：百万英镑
1893—1894873.7206.7
356.6
1894—1895657.1208.1
340.6
1895—1896677.8210.6
356.6
1896—1897704.7214.2
377.1
1897—1898734.5216.5
401.3
1898—1899762.7223.8
416.5
1899—1900791.7228.4
436.2
1900—1901833.3232.8
466.2
1901—1902867.0238.2
487.7
1902—1903879.6241.9
491.6
如果我们把这些收入的消长算作剩余价值的消长，那么在1893到1902这十年里，剩余价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工商业利润甚至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工资的增长则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譬如，伦敦木匠的工资在1894年是每小时9.5便士（75芬尼），在1903年是10.5便士（85芬尼），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瓦匠的工资在1894年是6.5便士（55芬尼），在1903年是7便士（57芬尼），即增加了百分之八。排字工人的工资在1894年是每星期38先令，在1903年是39先令，即增加了百分之三，等等。
齐奥查列出了如下的利润和工资增长对比表（表中把1900年的数字定为100。1893年则表示1893至1894会计年度，其余照此类推。）：
年度利润工资
应缴纳所得税的收入工商业收入
建筑工人煤矿工人金属工人
纺织工人农业工人总计
189380.9176.60
90.0080.44
92.6094.97
92.0890.02
189478.9973.17
91.176.1392.56
94.9791.50
89.25
189581.3976.60
92.2272.54
93.1894.97
90.9188.76
189684.6380.90
93.3371.90
96.7594.97
90.9189.57
189788.1186.05
94.4572.60
98.1894.97
92.0890.46
189891.5989.27
97.7878.60
99.1994.97
93.8392.87
189995.0793.56
98.8983.53
99.6198.22
94.9995.05
1900100.00100.00
100.00100.00
100.00100.00
100.00100.00
1901104.08104.72
100.0093.95
100.25100.00
100.7098.98
1902105.64105.58
100.0087.53
100.25100.00
100.7097.70
1903108.40107.72
100.0084.92
99.93100.00
100.9797.16
1893—1903增加27.4931.12
10.004.487.33
5.038.897.14
可以看出，齐奥查·麦奈所称为利润的，也包括地租和利息在内，这也就是剩余价值；它们在1893至1903年的十年里，也同1860至1891年期间一样，增加得比工资快得多。利润和工资之间的矛盾显著地发展着。自那以后，工资的增加越来越陷于停滞状态，而剩余价值的数额则进一步迅速增长。
如果说，从英国的统计中最能看出剩余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对比关系的话，那么美国的统计则提供了有关失业的最广泛的资料。
在美国，失业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因为这些调查数字虽不总是完全可靠的，但我们毕竟能据以进行一番比较。我们从其中算出如下的百分比增长数。
美国的失业情况是：
失业期1至3个月
4至6个月7至12个月
数量百分比
数量百分比数量
百分比
年度男子
18901,553,75951.6
1,179,42639.1
279,9329.3
19002,593,13649.6
2,069,54639.6
564,79010.8
增加66％
76％101％
妇女
1890265,10651.9
188,99237.0
56,51511.1
1900584,61747.1
485,37939.1
171,49613.8
增加120％
156％203％
由此可见，在男子和妇女失业者中间，短期失业者的百分比有所下降，至于较长期失业者，则不仅绝对数增加了，相对数（百分比）也增加了。失业一至三个月的男工“仅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与此同时，人口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一，就业人数增加百分之二十四！但是，失业四至六个月者，则从1890至1900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失业半年以上者甚至增加到两倍。
妇女失业者的人数增加得还要快：失业一至三个月者增加了120%，失业四至六个月者增加了156%，失业半年以上者则增加到三倍。
根据1901年对24,402个工人家庭的调查，这一年有多达12,154个家长（也就是半数）失业，而且每人平均失业达九个半星期之久！
所有这一切数字都只会坚决支持而不会反对关于对工人的剥削日益加剧的论断，这一论断是由马克思以其他途径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研究而得出的，直到今日还没有人驳倒过它。有些人当然会说：应该承认，剥削是加剧了，可是工资毕竟也在增加，即使没有增加得像剩余价值那么快。既然剥削的加剧不会公开暴露出来，而只能通过长期调查显示出来，那么工人究竟能从哪里感觉到剥削的加剧呢？工人群众是既不研究统计资料，也不考虑价值和剩余价值论的。
这可能是对的。但毕竟有一个途径能使工人们感觉到剥削的加剧。随着利润额的提高，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是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并没有一垛不通风的大墙把彼此隔开。上层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久而久之也传染到下层阶级，在下层阶级中间引起新的需要和要求，而增长缓慢的工资是不敷满足这种要求所需的。资产阶级大骂下层阶级不再安分守己，欲望增多；他们忘记了，下层阶级要求的提高仅仅是上层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反映而已，惹起下层阶级欲望的正是他们的榜样。
我们可以确切地看出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比无产阶级的提高得快。五十年以来，工人的住房并没有多大改善；反之，今日资产阶级的住房，比起五十年前资产阶级的住房水平来，则堪称豪华讲究了。今日铁路上的三等客车，与五十年前相比虽有改善，但其内部设备仍悬殊不大。而十九世纪中叶的头等车厢又怎能与现代化列车上的豪华车厢相比呢！我不相信，远洋轮船上的海员今日的住宿条件会比起五十年前有多大改善，但是现代化客轮头等舱里的奢华富丽，甚至与五十年前的皇家游艇相比，也是堪称闻所未闻的。
此外，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和物价腾涨，工人的状况已经绝对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他们不需理论上的考虑，就能认识到对他们的剥削已加剧到什么程度；种种关于阶级矛盾缓和的夸夸其谈，都是一派胡言乱语。
关于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加剧，就讲到这里。但是，阶级之间在政治上的日益接近，会不会抵销这一经济因素呢？工人会不会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愈来愈被资产阶级承认为同等人呢？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正在迅速羸得政治威信和社会威信。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提高落后于资产阶级，从而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欲望和不满，那么，无产阶级在道义上和思想上迅速而不断的提高，也许是近五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几十年前，无产阶级的处境还如此恶劣，以至连有些社会主义者也预料无产阶级的胜利将对文化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洛贝尔图斯[1]在1850年还写道：“目前存在着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会再出现一次新的野蛮人的风暴；这次风暴将来自社会本身的内部，它将把文明和财富之国夷为废墟。”
几乎与此同时，亨里希·海涅宣称，未来属于共产主义者。“我是以忧心忡忡和极度恐惧的口气承认未来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哎，这决不是故作惊恐！实际上，我一想到那个时代就只有不寒而栗和毛骨悚然。那时，愚昧无知的圣像捣毁者们将取得政权，他们将用胼胝的双手，干出砸碎美人的大理石雕像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大家知道，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威胁着现代文明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正是这些共产主义者，今日已成为艺术和科学最可靠的保护人，他们一贯是最坚决地提倡艺术和科学的。
于是在巴黎公社之后，支配过整个资产阶级的那种恐惧也迅速消失了。在那以前，整个资产阶级都相信，获胜的无产阶级将像民族大迁移时期的汪达尔人那样大肆蹂躏我们的文化，他们将在废墟上建立一个野蛮的苦行派的王国。
正是由于这种恐惧的消失，才使得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强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同情。
同雇用无产阶级一样，也雇用本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点。我在上面已经指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统治阶级既没有兴趣，也没有闲暇能像雅典的贵族或天主教全盛时期的僧侣那样，去关心国家的行政事务或从事文化艺术和科学。他们把那种从前是统治阶级特权的整个高级精神活动，都交给雇用的劳动者去做，因而专职的学者、艺术家、工程师，官吏的人数就迅速增加了。
把他们作为整体来看，就组成了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一“新的中间等级”；但是，他们由于缺乏任何特殊的阶级意识而与旧日的中间等级不同。他们当中的个别阶层有一种特殊的等级意识，往往还有一种特殊的等级自豪感，但是其各阶层的利益太独特了，以至无法发展成一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他们的成员参加了各个阶级和政党，从而为各阶级和各政党提供了大批精神战士。其中有一部分人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许多知识分子由于职业上的需要必须为统治阶级服务。另外一些人则把无产阶级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但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迄今还一直陷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圈子之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而且也因为他们作为“中间等级”的社会地位是同小资产阶级那种介乎无产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地位十分相似的缘故。
上文所讲到的那些越来越同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人，显然就是知识分子的这一部分。因为他们没有一定的阶级利益，而且由于其职业活动最容易具备科学的洞察力，所以他们最容易经过科学地考虑以后被我们的政党争取过来。他们必然会认清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破产，并且看到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优越性。在这样的认识过程中，他们必然会越来越感觉到，其他阶级总是在竭力进一步贬低艺术和科学的成果。其他许多人士也终于被社会民主党正在不可阻挡地日益发展这一事实所感动，特别是当他们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与自由主义无法挽救的日益腐朽加以对比之后。因此在知识阶层中普遍产生了对工人的友好态度，以至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沙龙不在大胆地议论着某个或更多的“社会主义者”了。
如果这些知识阶层能够起到与资产阶级同等的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当然就能稳操胜券，而任何社会革命都必然是多余的了。因为，同这个阶层讨论问题是容易的；从他们那里也不会遇到对稳定而逐步的发展给与强制性的阻拦。
但是，可惜他们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这样的一部分：他们虽然代表资产阶级写作和讲话，但并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行动。人所共知，对人的评价只能根据其行为，而不能根据其言论，对阶级也必须这样。
同时必须记住，尽管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心正在增长，他们也只是资产阶级中最无战斗力又最缺乏斗志的部分而已。
以前，当社会主义在知识阶层中被斥为犯罪或神经错乱时，资产阶级分子只有与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彻底决裂，才能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谁要在当时从资产阶级圈子里冲出来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谁就必须为此有比一个无产者更大得多的毅力、革命热情和坚定信念。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构成了最激进和最革命的一支力量。
今日，社会主义已在上流社会里时髦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想要获得社会主义者的称号，已不再需要任何特殊的毅力，不再需要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新社会主义者不能摆脱其阶级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感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知识分子的斗争方法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不同的。无产阶级要用其人数上的优势及其阶级组织的团结一致来对抗财富和武力。知识分子在人数上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没有任何阶级组织。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用言词和文字来进行劝说，即用“精神武器”和“道义上的优越性”来进行斗争；“沙龙社会主义者”还想用这些武器来决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胜负。他们宣布愿意把他们的道义武器赋予无产阶级，但要在如下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不仅在暴力毫无取胜希望的国家里放弃使用暴力，而且在暴力确有取胜希望的国家里也放弃使用暴力。因此，他们尽力使人不相信革命思想，把革命思想说成是不中用的手段。他们想从革命无产阶级中分出一翼社会改良派，因此力求分裂和削弱无产阶级。
迄今为止，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开始信奉社会主义的唯一效果。
除了“新的中间等级”之外，旧的中间等级一一小资产阶级还在勉强度日。从前，这个中间等级曾是历次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颇有斗志，善于斗争，在条件有利的地方很容易就会勃然奋起反抗上层的一切奴役和剥削，反对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统治，反对封建和僧侣的特权。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核心队伍。正如今日一部分“新的中间等级”那样，这个旧的中间等级有时也对无产阶级颇表同情，同无产阶级协力合作，向无产阶级提供和从无产阶级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力量。但是，无论新旧中间等级，都永远是不可靠的盟友，这正是由于它们处于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中间地位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指出过，小资产阶级分子既不完全是无产阶级，也不完全是资产阶级，他们按情况不同而有时觉得自己是资产阶级，有时又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
于是，从这种双重地位中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与无产阶级一致，另一些部分则与无产阶级的敌人一致。
小企业是注定要没落衰亡的，这个过程正在无法阻挡地向前发展。但是这个过程在小企业数目减少上表现得很缓慢，而在小企业衰败上则表现得很迅速。有些小企业所有主已陷入完全依赖资本家的境地，他们简直成了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里为企业主干活的家庭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另一些小企业所有主，特别是小商人和小酒店老板，他们还能独立存在，但是他们的顾客都是人，因此他们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境况的好坏。这部分人愈来愈与战斗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反之，小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则与上述情况不同。他们还没有陷入完全依赖资本家的境地，但在走向这种境地或走向毁灭；还有一些小业主是不在无产阶级圈子中寻找顾客的。他们不敢相信能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兴旺起来，而指望一切转机来自上面，即来自上层阶级和政府的救助。而且因为一切进步都在威胁着他们，他们就愈来愈反对任何领域里的进步。奴颜卑膝和卖身投靠的习气使他们成为心甘情愿的帮凶，甚至成为君主政体、教会和贵族的狂热维护者。但是，他们同时又依然是民主主义者，因为只有通过民主，他们才能发挥其政治影响，才能获得公众势力的支持。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没落，主要就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极分化。一部分分化出来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另一部分则转向反动的民主派，在其中披着五光十色的外衣，如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基督教民主派一一其实都是保守党和中央党的一些小宗派，但它们的社会成份始终是一样的。
反动的民主派的某些观点和论据是从社会主义思想中剽窃来的，因而某些人在开始时认为，它们是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殊过渡形式。今日已很明显，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社会主义最誓不两立的敌人，莫过于这种反动的民主派了。如果说，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文化上的一切进步——无论这种进步是否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么反动的民主派则在其整个本性驱使下，要阻挡一切文化进步，即使这种进步并不直接威胁小业主的利益。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党是最进步的政党，那么反动的民主派就是最倒退的政党，因为他们对进步事业除了有与其他反动政党相同的仇恨之外，还对他们狭隘的思想圈子以外的一切事物极度无知。而且，小资产者只有靠惨无人道地榨压最弱小和最无力反抗的劳动力——妇女和儿童，才能继续保持其剥削者的地位。他们这样做，当然首先会遇到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因为社会主义者力求通过组织力量和强制性立法来废除这种践踏人类生命的野蛮行为。
这样，那些不倾向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从盟友和置身于无产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调和分子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凶恶的敌人。我们所看到的，不是阶级矛盾的缓和，而是阶级矛盾发生了人们所能设想到的最无法调和的尖锐化，而且正在迅速地达到其顶点，因为这种尖锐化是在几年前才明显暴露出来的。
对小有产者情况的估计，稍加修改也适用于农民。农民也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小农组成的无产者阵营，另一个是资本家性质的有产者阵营。我们的任务在于加速这种分裂过程，以便我们能够向前者说明他们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从而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忽视这一分裂过程，不用阶级观点而对整个农村居民一律看待，那么我们就会妨碍这一分裂过程。农村里的反动的民主派，按其本质是同城里的反动的民主派一样敌视我们的，即使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矛盾。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农民团结只是农民从旧政党（尤其是中央党）转向社会民主党的过渡阶段，其错误就跟那些指望城市里的反犹太主义也会促成这种过渡的人一样。中农和富农则憎恨社会民主党，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争取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成了农业工人流入城市和农民找不到人干活的重要原因。
在农村，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社会矛盾也在日益尖锐化。
大地主和雇工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更甚于农民和雇工之间矛盾的尖锐化。
雇工在农业大企业里，比在一般农民那里起着更重要得多的作用。但是对雇工来说，食品价格的抬高就不像对自已消费其大部分产品的农民那样没有多大影响。食品生产者与食品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当然不像工人与其剥削者之间的那种矛盾，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城市里，无产者今日是人数最多、最有战斗力和最有斗志的阶级，因此，食品出售者在城市里也遭遇到无产者作为其最强有力的敌人。
因而也用不着奇怪，大地主今日对产业工人的看法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从前，他们对工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是漠不关心的，在资本家面前往往毫不掩饰其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时甚至对无产者表示某些同情。当时，无产者并不碍他们的事，而资本家则在他们需要自由贸易的地方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另一方面，资本家则认为地租妨碍了利润，并且力图从地主手里把军队和政府中高级职位的垄断权夺过去。
情况已今非昔比了；保守党和贵族地主一一狄士累利[2]、洛贝尔图斯、福格芬一一对工人友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同小资产阶级和中农富农阶级一样，大地主也愈来愈敌视工人。
但是资产阶级呢？它今日是举足轻重的阶级。至少它会像知识分子那样对工人较为友好些吧？
我很遗憾，也看不出这种情况。
当然，资产阶级也在发生变化，它不是永远不变的。但是，什么是它最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呢？
我们看到，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某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们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等企业组合减弱了、有时完全消除了竞争；另一方面，由于新的资本主义大国，尤其是德国和美国的兴起，国际竞争尖锐化了。
企业主联合组织不仅消除了企业主彼此间在面临产品买主时的竞争，而且还消除了他们彼此间在面临工人时的竞争。现在，工人只面临独一无二的劳动力收买者，而不是许多收买者。但是，无论企业主的优越地位因此提高了多少，他们对工人的矛盾因而也就更尖锐化了，这是毋需进一步阐明的。
企业主联合组织一方面限制工资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却提高了产品价格。对于最近几年物价的不断飞涨，企业主联合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物价在美国上涨最快，美国的托拉斯制度也最发达。在德国，物价高涨当然主要应归咎于农产品保护关税和地主的垄断。
但是，外国的激烈竞争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物价高涨的结果，既不利于消费者，也不利于工人。除了实行保护关税引起物价上涨之外（这反过来又有利于成立企业主联合组织），对工人的剥削也加剧了。资本家力图用加剧剥削来对付外国的竞争。因此，他们加紧反对工人建立斗争组织——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因为这样的组织将阻止资本家为所欲为。
由此可见，在这方面，阶级矛盾也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
此外，还要加上第三个因素一一工业资本同金融资本、金融巨头的日益结合，工业资本家是在生产（广义上讲，包括运输业）领域里拥有一定企业的企业主，他在其企业中剥削那些被雇用的工资劳动者，并且从他们身上获得利润。反之，金融资本则是旧式高利贷的现代化形式。金融资本家从他们贷给别人的金钱中获得利息收入。在当代，他们不仅像从前那样贷给手头拮据的私人，而且还贷给资本主义企业主、地方当局和国家等等。
在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大矛盾，这种矛盾与工业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矛盾相似。贷款的利息也像地租（典价和租金）那样，是要从企业主收益中扣除的。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两种资本的利益就发生了矛盾。现在，大地主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最好是君主政体的国家政权（因为只要他们本人是宫廷贵族，就能影响君主，从而操纵国家政权），同时还热衷于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将给他们的子孙在军官生涯中打开晋升之途，而资产阶级的子孙则不配当军官），并且永远赞成对内和对外实行横暴政策。而金融巨头也正如大地主一样，非常赞成政府实行军国主义，并且对内和对外实行强有力的横暴政策。金融资本的上层人物不必畏惧这种强有力的、不听命于人民和议会的国家政权，因为他们作为债权人，并且通过个人在宫廷里的影响，就能支配这种政权。而他们既作为债权人，又作为国家的供货人，在军国主义化、战争和国债上也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们的影响和剥削的范围，以及他们的权力和他们的财产，都会由于参与上述几方面的活动而增长起来。
工业资本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军国主义化、战争和国债都意味着提高税收，而税收的绝大部分是要由工业资本来承担的，因此必然要使生产成本更加昂贵。此外，战争还会使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陷于停滞状态，给经营上带来重重困难，往往导致破产。如果说，金融巨头是敢闯敢干，挥霍无度和专横暴虐的，则工业企业家是小心翼翼，精打细算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政权一旦强大有力，工业企业家就惴惴不安，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直接控制它。他们的利益所要求的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是一个强有力的议会。因此，与大地主和金融巨头正好相反，他们倾向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妥协性也反映出工业资本家的妥协性。一方面，他们受到地租、利息及其产品税的制约；另方面，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又威胁着他们整个经济的利润。但是，在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威胁还显得不太大的场合，他们宁可对无产阶级采取“分而治之”的和平手段，用福利设施等等来进行腐蚀和约束，而不采取暴力镇压办法。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的场合，工业资本家十分愿意利用他们充当带头羊或盲从投票的群众，以便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业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似乎比以企业主利润为一方，以地租和资本利息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小些。他们把废除利息和地租看成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
但是，金融和资本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消减，因为随着资本的日益集中，金融就愈来愈支配了工业。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用股份公司来不断排挤私人企业主。好心肠的乐观论者把这种手段看成是这样一种手段：它将使资本“民主化”，从而不知不觉地通过和平途径使资本渐渐变成人民财产。实际上，它是这样一种手段：它把中层和下层阶级不用于立即消费的金钱变成货币资本，再把它提供给金融资本家，增加他向工业企业主收买企业的资金，从而使他们得以把工业集中在寥寥几个金融资本家手里。没有股份制度，金融巨头只能支配他们用自己的金钱买来的企业。由于有了股份制度，他们用不着有必要的资金来收买，就能使许多企业依附于他们，从而加速占有这些企业的过程。没有股份制度，就不可能有皮尔蓬·摩根公司整个不可思议的大权（这个公司在几年之内把美国许多铁路、矿山、大多数钢铁厂都集中在自已手里），就不可能飞跃式地攫取对最重要的文明国家的工业和交通事业的支配权。
根据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的材料，J·D·洛克菲勒、C·H·哈里曼、皮尔蓬·摩根，W·M·范德比尔特和G·D·古尔德这五个人总共拥有三十亿马克。但是他们总共支配了三百多亿马克的资本，而投入美国各银行、铁路和工业公司的资本总额为七百亿马克。由此可见，因为有了股份制度，他们几乎支配了这种资本的半数，而美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又都依赖于这种资本。
这一次美国也未能幸免的经济危机也像每次那样，把小股东的资产剥夺掉了，却扩大和加强了大股东的资产。
但是，金融资本对工业的支配愈加甚，工业资本就愈来愈采用金融资本的方法。对于那些生活在其工人近旁的私人企业主来说，工人毕竟是人；如果他们还没有完全变成铁石心肠的话，他们就不能对工人境况的好坏完全漠不关心。而对股东来说，便只存在着红利，在股东心目中，工人只是一道算术题中的数字而已，他极度关心的是这道算术题的答数，看这答数是决定他更享福和更有权力，还是受到限制和社会地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企业主尚且还怀有的那种对工人的体恤心情，也正在消失中。
金融资本是一种最倾向于暴力的资本，并且最容易结合成垄断资本，从而取得对工人的漫无限制的权力，却毫不关心工人的疾苦；它对私人工业资本也是一大威胁，因为它愈来愈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
这样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但英国呢？！有人会马上这样反问我。我们难道没有看见英国的阶级矛盾日益减弱吗？马克思难道没有说过，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古典国家，从而向我们显示了我们自已的未来吗？难道英国的现状不正是我们正在步入的状况吗？
热衷于社会和平的人总是要我们看一看英国，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他们大声疾呼地指责我们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顽强坚持马克思的每一句话，却企图用上述马克思的那句话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打击。
但是实际上，自从《资本论》写成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已不再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发展正在愈来愈陷入停滞，愈来愈被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和美国所超过，以致可作一个相反的对照。英国的状况不再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未来，倒可能是我们的状况将显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英国的未来。这个论断是我们这些“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实际情况的调查而作出的，可见我们并不是不加思考地盲目复述马克思的话，而是应用他的方法来理解当代情况。
英国曾是资本主义开宗创典之乡，是工业资本最先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英国资本占居统治地位以来，不仅在本国上层阶级中，而且在国外都执了经济上的牛耳。因而它就能最自由地发扬我在上文里提到的那些工业资本独具的特点。它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暴力镇压，宁可设法去“和平地”分化瓦解他们。为此，它对工人阶级里有较强大组织的那部分人给予政治特权，力图用友善的迁就来收买和腐蚀工人阶级这部分人的领袖，而这种手段往往是很能得逞的。它对国外也放弃了强暴的做法，打出了和平和自由贸易的口号。它与布尔人和睦修好，甚至对爱尔兰也终于作出了高姿态，要弥补百年以来爱尔兰所受创伤而给予国内自治权。
但是在此期间，外国的竞争激烈起来了，甚至取得了对英国的优势。外国的竞争迫使资本家们对内要消除一切对剥削的反抗，对外又力图用强暴措施来确保其市场。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巨头的势力逐渐渗透到全部生产过程中。从此以后，英国的面貌便完全改观了。韦柏夫妇[3]在《社会实践》杂志（1902年3月20日）上认定，“过去十年里，‘时代精神’已背离了一代人以前还在雇主和工人之间盛行的‘社团自助’。实际上，富人和自由职业者阶级的公众舆论确实比一代人以前更敌视工会和罢工了。”
由于这种骤然变化，法庭十分怕事，对工会的活动严加限制。自由贸易受到关税的阻挠，以致生活费用上涨了。征服殖民地的政策又重新出现，因而再度制定了强迫爱尔兰接受的法令。除了按普鲁士模式改组军队的主张尚未实行外，英国正在完全步入德国政策的轨道，在波兰问题上，在贸易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外交和军事政策上，都将与德国亦步亦趋。
保守党的倒台、自由党的胜利，表面上遏止了这种趋势。但是，自由党和新的工人政党之间另一种形式的斗争已开始了。这难道不显然表明，可以在德国（也在美国）研究英国的未来，而英国的状况已不再成为我们的未来？“阶级矛盾缓和”和打开“社会和平”局面的阶段曾一直只局限于英国，而今在英国也已成为过去的事了。
我愿意坦率承认，我从前也对英国寄以很大的希望。虽然我并不指望英国的激进主义竟会传播到德国，但我毕竟希望，在英国，由于其特殊情况，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不通过社会革命，而通过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所作的一系列进步性的让步而和平地实现。最近这几年的经验，已使我对英国所抱的希望破灭。英国的对内政策已开始按照其德国竞争者的模式来制定。但愿英国的无产阶级会对它作出相应的反应！
我们现已看得出，关于阶级矛盾日益缓和以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接近的假定究竟有多少道理。虽然不能证明这种假定完全出于凭空捏造，而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它的错误毕竟在于：它把这种局限于一个小地区的事实假定为普遍性的事实，把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与整个资产阶级混为一谈，并且把英国过去那种特殊的社会趋势看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增长的普遍趋势。
[1]洛贝尔图斯（JohannRodbertus-Jagetzow，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贵族地主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译者
[2]狄士累利（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作家，曾任首相和财政大臣。——译者
[3]韦柏（Sidney〔LordPassfield〕Webb，1859—1947）为英国费边社和工党的重要理论家，常与其妻（BeatriceWebb，1858—1943）合作撰文，著有多种英国工人运动史的书籍。——译者 |
4．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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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革命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发展，情况随着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想在这里阐述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动及其后果，那就会扯得太远，而且是重弹老调。只消说说下面几点就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现代国家，使地方或区域的共同体失去了政治上的自主性，同时也制弱了它们在经济上的自主性；每个地方和区域的共同体都成为国家整体的一部分，从而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权利和独特的风尚；大家都拉到一个同样的水平，制定同样的法律，缴纳同等的赋税，设立同样的法庭，服从同一个政府。这样一来，现代国家就必然要求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除了各方面的平等之外，还要求语言上的平等。
国家政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现在已完全不同于古代或中世纪了。现代国家中任何一桩重大的政治变化都会立即极深刻地影响着广大的社会领域。因此也可以肯定，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的夺取政权，现在必然会引起与从前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
另外，现代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有了巨大的增长。资本主义的技术革命也扩大到武器技术方面。自从宗教改革以来，作战武器越来越完善，但造价也越来越高，因而成了国家政权的专利品。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军队脱离人民而独立存在，即使在盛行征兵制的国家里也是这样，否则就得由全民武装来补充，但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这种情况。无论在哪一国，军队的指挥员都是与人民相脱离的职业军人，他们构成与人民相对立的特权阶级。
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经济上的威力，较之以往的国家也是非常强大的。它集中了广大地区的财富，而这些地区的生产技术手段，使古代最高度的文化都大有逊色。
同时，现代国家还拥有以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拥有过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现代国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此之多，以致没有精密的分工和高深的专业知识就不可能胜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夺去了统治阶级从前曾有过的闲暇。他们虽不从事生产，而只靠剥削生产阶级来过活，但毕竟不是悠闲懒散的剥削者。竞争成了推动现代经济生活的动力。剥削者彼此之间为了竞争而无休止地进行竭尽全力的斗争，而竞争的失败者往往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威胁。
因此，资本家既没有时间和宁静，也没有从事艺术和科学活动所必具的基本修养；他们甚至缺乏正式参加政府活动的资格。不仅艺术和科学领域，就连国家行政部门，统治阶级现在已不可能插足其间了。他们把国家行政交给雇员和豢养的官僚们去办。资本家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却不直接治理，只要操纵政府就行了。过去，腐朽的封建贵族阶级也是通过官廷贵族来这样做的。不过，封建贵族阶级之所以放弃他们的社会职能，是他们腐朽没落的结果，而资本家阶级放弃其职能则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职能有限，即由其本质决定的。
即使一个阶级已成为多余，甚至是社会的赘瘤，它还可以凭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苟延一段长时期。国家权力越强大，统治阶级就越依靠国家权力，越顽固地坚持他们的特权，而不愿意作任何让步。但是他们用这种方式来维持其统治的时间越久，阶级矛盾必然就越尖锐，政治崩溃之势必然就越明显（如果终于会出现前崩溃的话），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就一定越深刻，被压迫阶级夺取政权就越容易转入社会革命。
同时，投入战斗的阶级也会越来越意识到其政治斗争的社会后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发展的速度异乎寻常地加快了。机器在工业中的应用，又继续推进了肇始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经济变革。从此以后，我们的经济关系就不断在变化，不仅旧事物迅速瓦解，而且新事物又迅速形成。对旧事物的传统的概念不再相当于经过考验的、值得尊重的、不可触犯的概念，而与不完善的、不充分的、陈旧过时的概念有了相同的含义。这种看法已从经济生活蔓延到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领域中。如果说以前人们对旧事物总是不加检验地迷恋着，那么现在人们却仅仅因其陈旧而不加检验就抛弃它。而且，使一台机器、一项设施、一条理论、一种艺术鉴赏变得陈旧过时所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如果说人们从前是为了创业守成而苦心经营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就只图眼前的暂时效果而掉以轻心。因此，今日的产品往往不仅追求时髦，而且很快就不堪使用和过时了。
新事物正是人们最爱观察、评论和仔细探讨的事物，而传统的和日常的事物则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确实，人类对日蚀原因的思索比对日出和日落原因的思索要早得多。只要社会现象是传统的、理所当然或“自然而然”的现象，要研究其规律的急迫性就很小。反之，只要新的、闻所未闻的事物在社会上一出现，研究它的急迫性立刻就会大起来。在十七世纪初，首先引起科学观察的不是陈旧的传统的封建经济，而是在与封建经济并存状态下新近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
经济科学还受到另一个因素的更大的促进，即资本主义生产是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型是大国型。现代经济正如现代政治一样，都必须与大量现象打交道。人们观察到的同样现象越多，就越注意到它们的普遍性，用它们来揭示社会的规律，而越不去追究个别性和偶然性，就越容易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对社会现象作数学上的大量观察的统计学，以及从政治经济学发展起来并在唯物史观中达到其高峰的社会科学，只有在生产达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才有可能出现。只有这时候，各个阶级才第一次充分意识到了其斗争的社会意义，才第一次为自己提出了伟大的社会目标；这种目标决不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必然破灭的任意梦想和虔诚愿望，而是对经济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深入的科学考察的结果。诚然，这种科学认识也可能发生错误，其某些结论可能证明是幻想。但是，无论其错误有时可能多么大，总抹煞不了真正科学的特征，那就是力求把一切现象统一地归结为一个不会自相矛盾的完整概念。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科学上，要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其中的个别部分是不能任意地单独加以改变的。社会上处于被压迫地位的阶级要从理论上加以批判的，已不再是个别的人和个别的设施，而是整个现存的社会；至于已经夺得了政权的被压迫阶级，则应当去变革整个社会基础。
从1789年革命及其连带引起的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轮廓，事先就已被重农学派及其英国的追随者设想到了。
根锯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与古代和中世纪组织之间的区别，可以看出其发展形式上的如下差异：后者大都是不自觉地、在发展程度高低不等的无数小邦小国之间经常发生局部和个人纷争和叛乱的情况下分裂出来的；面前者则是越来越自觉地在追求一个既定的、并通过大量科学批判工作加以阐明的伟大社会目标中成长起来的。政治革命更稀少了，但更广泛了，其社会后果更巨大了。
从古代和中世纪的内战过渡到上述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这一过程就是由一半属于中世纪而一半已进入现代的宗教改革来完成的。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就已经是更高级的了；直到法国大革命，终于提供了社会革命的典范型式；至于1830年和1848年的起义，仅仅是法国大革命微弱的余音而已。
这里所说的社会革命，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以前，是不会有这种社会革命的，因为那时的政治范围还太狭小，社会意识还很不发达。社会革命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作为一切社会阶级中最低的阶级，必然利用它的统治去消除一切阶级统治和全部阶级，从而也将消除任何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使我们今日感受极深，因为它对我们当前的实际行动有极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革命的时代现在是否已经过去了？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政治条件，使得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不经过政治革命，不经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能完成；或者我们仍须期待着一个争夺政权的决战时代，也就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呢？社会革命的思想是否属于已经过时的思想，只有那些不假思索地抱住传统观念人云亦云的人或者哗众取宠博得无知群众热烈鼓掌的投机家才会抱着不放，而一切不带偏见地观察今日社会事实的现代正派人物都一定会加以驳斥的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确实也是一个绝非一两句空话所能搪塞了事的重要问题。
我们已揭示出，社会革命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它的产生不仅要以高度紧张的阶级矛盾，而且要以一个大的民族国家为其前提，这个国家必须消除一切外省和地方自治政体的特殊法律，并且是在足以对抗任何小邦割据势力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还要有一个靠官僚机构和军国主义而强大起来的国家政权，要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以及高速度的经济进展。
在过去几十年里，上述这些社会革命的因素中，没有一个被削弱过，毋宁说其中大多数因素都有所增长。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来没有比这几十年更快过。由于新闻事业的发展，科学的经济学至少在广度上取得了进展，即使不说在深度上取得进展的话。经济学上的见识从来也没有像今日这样广泛地普及，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去估计其行动和意向的遥远后果。这一切就足以表明，我们将不再是不自觉地完成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过渡，我们不可能在剥削阶级已经意识到我们要推翻其统治的情况下慢吞吞地采取行动，因为他们会进行反抗，并且使用其全部权力手段来压制在力量和影响方面正在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
但是，如果说对社会关系的了解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普遍，那么国家政权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有力，其军事力量、官僚行政和经济力量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由此可以推断，无产阶级如果夺得了政权，就会立即使用这一权力实行广泛的社会变革。但也可以推断，今日的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他们在经济上存在的必要性之后，还能靠这些权力来继续保持其存在，并对劳动人民继续掠夺。但统治阶级越是依赖国家机器，越是滥用它来从事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对他们的愤恨就必然越强烈，阶级仇恨就会越增长，夺取国家机器的劲头就会越强大。
有人曾对此提出异议说，这种对最新的社会现象的理解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情况也在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据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不是在加剧，而是在减弱；在每一个现代国家里，都有足够的民主措施，来保证无产阶级即使不取得政权，也能慢慢地逐步取得并迅速扩大其权力。以致社会革命已不再有必要了。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异议究竟有多少道理。 |
3．古代和中世纪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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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代和中世纪的革命
我们只能从研究社会发展的事实中，而不能从它与自然科学的对比中，得出革命是否必要的结论。为了说明社会革命（即我们这里所采用的狭义的社会革命）并不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回顾一下社会发展的几个较早的阶段就可以明白。早在阶级矛盾和政权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而且是非常久远的社会发展阶段。当然，在这个阶段里是不可能由被压迫阶级来夺取政权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社会革命。
即使在阶级矛盾和国家政权已经形成以后，我们无论在古代或在中世纪都还一直看不到任何符合我们所谓社会革命概念的事物。我们看到的是多次激烈的阶级斗争、内战和政治灾难，但是并没有哪一次在所有制方面引起过根本而持久的变革，更没有产生新的社会形式。
其原因我认为是：在古代和中世纪，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重心都在地方基层。每个城市乡镇都形成一个在一切主要方面都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并且以松弛的纽带同外界保持着联系。各个大国只是这些市镇的集合体而已，它们若不是由一个王朝，就是由其中一个居于统治和剥削地位的市镇来纠合起来的。每个市镇都有与其自身独特条件相适应的特殊经济发展和相应的特殊阶级斗争。当时的政治革命主要是地方性的革命，因此通过一次政治革命来变革整个大地区的社会生活，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
社会运动中参加的人数越少，其规模也越小，则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合乎规律的现象也就越少，而偶然现象和个别现象就越占优势。这就必然会使各个地方的阶级斗争更具有复杂的多样性。正是由于这种阶级斗争中没有出现群众运动，由于偶然现象和个别现象在这里掩盖了合乎规律的普遍现象，所以也就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到它的社会原因和阶级目的。希腊人虽然在哲学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他们对科学的国民经济的概念却是陌生的。亚理斯多德只提出了这方面的一些要点；希腊人和罗马人在经济学领域里只是提出了一些有关家庭经济或农业经营方面的实际指南，比如色诺芬[1]和瓦罗[2]所撰写的书就是如此。
引起各阶级不同状况的深刻得多的社会原因既然不为人所知，而是被个别人的作用和个别地方的偶然现象所掩盖着，那就很难怪被压迫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也首先要利用其权力来消除个别人和个别地方的设施，而不去进一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但妨碍这种革命意向的最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发展的缓慢性。经济的发展是极不显著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按照他们的祖父和曾祖父所习惯的方式劳动着。旧的做法、旧的习惯似乎是唯一完美的地道的做法。即使有人争取采用新的做法，也得竭力使别人相信是要恢复已被遗忘的旧传统。技术的改进并不产生对新的所有制形式的需要，因为它没有使任何新的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而只不过促使现存的生产方式趋于完善，即日益扩大社会劳动分工，把一个行业分成好几个行业罢了。但是在每一个新行业中，都还像在旧行业中那样用手工操作，谈不上什么生产工具，而手艺技巧依然起着决定的作用。虽然在古代的末期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大企业，甚至也有工业的大企业，但这些企业都是用奴隶来进行生产的，而这些奴隶则是被看作外来人而排斥于地方组织之外的。这些企业只生产奢侈品，因而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力量，只是在发生大规模战争使农业遭受削弱而奴隶成了更廉价的劳动力的时候，才可能出现例外的情况。从奴隶经济中是不可能产生较高级的经济形式和新的社会理想的。
在古代和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唯一的资本形式，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二者虽然都能暂时引起迅速的经济变化，但是商业资本只能促使旧行业分裂成更大量的新行业，并且用奴隶劳动来促进大企业的进展；高利贷资本也只能发挥使现有生产形式苟延残喘的作用，而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形式。奴隶们反对高利贷资本和农业大企业的斗争曾导致与当代社会革命相似的短暂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斗争的目的却始终只是恢复以前的状况，而不是社会革新。梭伦[3]为雅典农民所实行的债务偿还制度，以及因格拉库斯兄弟[4]而得名的罗马农民和无产者运动，就是这种情况。
在有典可查的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某些时期内，除了经济发展缓慢、缺乏对社会关系的较深刻的认识、不少市镇共同体在政治生活上分崩离析这些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即镇压新兴阶级的权力手段是相当微不足道的。当时没有官僚机构，至少在还有活跃的政治生活而且阶级斗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地方，是没有官僚机构的。例如在罗马社会，官僚机构在帝政时代才刚刚发展起来。各个市镇内部的关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通商往来是简单的，不需要特殊的专门知识就很容易通盘了解的。统治阶级可以从本阶级中遴选管理国家所需的人材，而且在统治之余还能有暇从事艺术、哲学和政治等方面的活动。这就是说，统治阶级不仅行使统治权，还亲手加以治理。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卫能力的。就在有典可查的古代鼎盛时期，民兵制度便很流行，每个公民都有自卫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力量对比稍微有一点改变，就足以使一个新阶级上台，因而阶级矛盾决不会尖锐到两方面相持不下的程度，即一方面彻底变革现存制度的思想在被压迫阶级中深深扎根，而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却照样顽固地坚持其种种特权。正如上文所讲的，政治革命大都仅仅以清除个别流弊和更换个别人物为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往往用妥协的办法来避免发生革命。
在现代大国中，英国就是一个政治形式与中世纪极为类似的国家，只不过在经济上毫无共同之处罢了。在英国，官僚机构和军国主义很不发达，并且至今保存着不仅居于统治地位、而且从事治理的贵族政治。因此，在英国这样一个现代大国中，被压迫阶级的意向也只局限于清除个别弊害，而不是反对整个社会制度；在这个国家中，用妥协来防止革命的做法得到最广泛的运用。
如果说人民普遍具备自卫能力并不会助长大规模社会革命的发生，那么这种情况却容易使各阶级之间一有机会就发生武装对抗。在古代和中世纪，暴动和内战并非罕见。对峙的双方往往怒不可遏地要把战败者加以驱逐或没收其财产，甚至更多地是加以人身消灭。谁要是认为暴力行动就是社会革命的特征的话，他就会在当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内发现有许多这样的革命。但是，谁只承认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夺取了政权从而使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变革才算社会革命，那么他就在那个时期内看不到社会革命。那时，社会发展是零零屋星，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的，并不汇聚成重大的灾变，而表现为无数点滴的发展；从表面上看，它们彼此并无联系，往往中断一时又重新发生，并且大都是不自觉地进行的。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时代里最大的社会变革——欧洲奴隶制的消灭，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完成的，以致当代人对这一过程根本没有予以注意，现在不得不对它作许多推测。
[1]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约430—354）希腊学者，有过关于希腊史及哲学的著作。——译者
[2]瓦罗（MarcusTerntiusVarro，公元前116—72）罗马学者，有过关于罗马史，拉丁语及农业的著作。——译者
[3]梭伦（Solon，公元前640—560）雅典法学家，曾改革债法。——译者
[4]格拉库斯兄弟，即蒂贝里乌斯·格拉库斯（TiberiusGracchus，公元前162—133）和盖乌斯·格拉库斯（GaiusGracchus，公元前153—121）罗马平民，倡导增加自由农民土地的运动。——译者 |
2．演进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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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演进与革命
社会改良很可能同统治阶级的利益颇为一致，并且肯定会让统治阶级在社会上的权力地位暂时不受触犯，甚至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得到加强。反之，社会革命则一开始就同统治阶级的利益毫不调和，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要消灭统治阶级的权力地位。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总要辱骂和谴责革命。统治阶级一旦认为其地位受到威胁，还要用社会改良的思想来对抗社会革命的思想。他们往往把社会改革吹嘘得上了天，却总是不安心把这些改革在地球上的人间付诸实现。
为了反对革命，可以从各个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方式中找出各种论据。当基督教义还在人们的思想中居统治地位的时候，人们就把革命谴责为罪孽深重地反抗了上帝所委任的统治者。他们可以从新约全书中为此找出足够的证据。因为新约全书是在罗马帝国时代产生的，那时对当权的统治者进行的任何反抗都毫无成功的希望，一切独立的政治生活已全被禁止。革命阶级当然就从旧约全书中找出证据来回答他们，因为旧约全书中曾经保留了很多原始的农民民主精神。
神学的思想方法终于被法学的思想方法替代之后，有人给革命下了一个定义：用暴力来破坏现存的法律制度。但是，既然任何人都无权违反法律，那么革命权就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似乎革命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法的了。但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却用他们所力求实行的法律，作为永恒的理性法和自然法，也就是以不可转让的人权来对抗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一切现存的法律。这样一来，重新争取人权（人权显然只能因违法而丧失）就简直不可能是一种违法行动，即使人权是通过革命而获得的。
神学的词句今日已不再起作用了，在革命的人民阶层中间尤其不起作用。有关历史上的法律的援引，也丧失了效力。由革命产生的今日的法律和政府毕竟还是为时不久的事物，以至有人不承认其合法性。不但法国的政府，就连意大利的、西班牙的、保加利亚的、英国的、比利时的、荷兰的王朝也都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萨克森这三邦的国王，巴登和黑森这两邦的大公爵，不仅在保持爵位称号方面，而且在获得大片领地方面，都要归功于革命的暴发户拿破仑的保护。霍亨索伦王室是在一些王座的废墟上建立其现在地位的，甚至哈布斯堡王室都要向匈牙利革命屈服。1852年被判以模拟像处绞刑的叛国犯安德拉西①，不是于1867年成了奥皇的大臣而又不背叛1848年匈牙利民族革命的思想么。
资产阶级曾亲自积极地参加过反对历史上的法律的历次突破，因此在它一旦成了统治阶级之后，就不再能以法律的名义来谴责革命，尽管它千方百计地要使资产阶级的法律在哲学上找到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互相一致的依据。资产阶级不得不寻找谴责革命的更有效的论据，他们在新的、与资产阶级一同兴起的自然科学的思想中找到了这种论据。例如，认为自然界是以突然的大跃进方式向前发展的所谓灾难改造论[1]，在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情况下，就总能在自然科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居主导地位。当资产阶级不再革命时，灾难改造论就被另一种认为发展是产生于不知不觉的点滴积累的观点所代替，即把发展看成是由竞争中无数极微小的进步和适应积聚而成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按其本性来说是容易接受灾变思想的，而保守的资产阶级则认为灾变思想缺乏理性和不自然。
当然不能武断地说，自然科学家的每个新理论都是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需要所决定的。也有另一种情况，例如灾难改造论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恰恰是非常反动，而绝不倾向于革命的。但是，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受着自已所处身于其中的阶级的思想方式的影响，并且把其中某些思想带到他的科学观点中去。关于达尔文，我们肯定知道，他在自然科学上的假设是颇受汤姆·罗勃特·马尔萨斯这个坚决反对革命的人的经济学观点影响的。来伊尔[2]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所以发源于英国，似乎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英国的统治阶级总善于及时摧折革命初露的锋芒，以致英国的历史上二百五十年来只出现过一些革命的萌芽。
一种观点是否正确，当然决不能用它所引起的各阶级对它的喜恶来衡量，但它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后果却要取决于各阶级对它的喜恶。新的发展论之所以很快被广大人民群众欣然接受（他们绝没有可能性去检验它），那是由于它符合了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它对革命阶层来说之所以十分有价值，就在于它比灾难改造论更彻底得多地否定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而没有任何必要承认世界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用造物行为来渐渐造成的；同时，它又把一切革命或一切灾变宣布为不自然，即违反自然规律的，因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从而使资产阶级非常满意。今天，只要用科学来反对革命，就得用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既把自然界说成是没有任何跳跃的，那么要在社会关系中达到任何突然改变也都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通过最微小的变化或改进（在社会中称为社会改良）的积累，才能取得进步。从这个观点来看，革命是不科学的概念；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对它只能耸耸肩头，不屑为之。
对这种观点可以这样来回答：不加区别地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混为一谈，是行不通的。当然，正如我们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对自然界的观点会不自觉地影响对社会的观点，但这恰恰不是什么有益的事。我们决不应该故意助长这种把一个领域的规律直接移用到另一个领域中去的作法，倒是应该加以制止。诚然，一个领领域里的观察方法和认识上的每一进步确实可以并且定会促进另一领域里的方法和认识，但同样确实的是：每一领域总得服从它那不能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独特规律。
应该把无生命的自然界和有生命的自然界严格地区别开。任何人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单凭外表上的相似，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仅仅适用于某一领域的规律移用到其他领域，譬如应用化学上化合物的规律来解快两性生殖和遗传问题。但是，如果把自然界的规律直接应用到社会中去，譬如援引生存斗争的规律来宣布竞争的天然必要性，或从自然界的进化规律推论出社会革命应受谴责，甚或推论出社会革命是不可能的，那就会犯同样的错误。
还可以提出进一步的回答：即使自然科学中旧的灾难改造论已一去不复返了，但那种认为只有通过最微小的不可觉察的变化的积聚才能产生进化的新的理论却越来越发生了矛盾。它助长了把进化论简直降低到极端清静无为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倾向，而另一方面客观事实又证明灾变在自然界的发展中获得了更大的地位。这种情况不仅见诸来伊尔的地质进化论，而且也见诸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于是出现了一种把旧的灾难改造论同新的进化论二者兼收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里可以找到的那种二者得兼的情况极为相似。就像马克思主义把缓慢的经济发展同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较迅速变革区别开来那样，某些新近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理论除了承认有微小的和极微小的变化的积聚以外，也承认有从积聚的变化中产生出突然的重大变化一一灾变。
这方面值得重视的一个事例，就是得甫里斯[3]在自然科学研究者汉堡代表大会上所介绍的他的观察。他发现植物和动物的种类虽是长期保持不变的，有些种类如果衰老了而且又不能适应在此期间内发生了变化的生存条件，就会衰亡而灭种，但另一些种类则较为幸运地（照他自己的说法）有所突破，产生了一些新的生存形式，其中有的站住了脚并且繁殖下去；有的不能适应生存条件，也会衰亡而灭种。
我并不打算从这些新的观察中得出对革命有利的结论，否则我也会陷入同那些从进化论中推论出革命应受谴责的人所犯的错误相同的错误。但上述观察至少证明：自然科学研究者本身对于灾变在地球发展中和有机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因此，要从任何一种科学假设里就革命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盲目地推断出结论，就是错误的了。
但是，如果有人尽管如此仍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众所周知的通俗例子来回答他。我说的这个例子就是分娩过程，它显而易见地证明自然界也有跳跃。分娩就是一次跳跃的行动，因为分娩时胎儿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独立的人。胎儿原是母亲机体的一部分，与母体有共同的血液循环，由母体供给营养，而且胎儿也不会呼吸。但是一旦成了独立的人，则有自己的血液循环，能呼吸和叫喊，并能自己取得营养，而且通过肠道来排泄。
但是分娩与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不仅仅在于这种过程的跳跃性。如果更仔细加以观察，我们就能发现分娩时的跳跃式变化局限于功能方面。器官原是缓慢地发展着的，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出现那种突然产生新功能的跳跃。如果在达到这个发展程度之前就出现跳跃，那么其结果不是器官新功能的开始，而是一切功能统统终止，新的生机就死亡了。另一方面，器官在母体内的缓慢发育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绝不能不通过分娩这一革命行动就直接开始其新功能。器官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分娩的革命行动就一定不可避免。
在人类社会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革命在人类社会中也是缓慢的、逐渐发展（演进）的结果。在这里，以缓慢的速度发展着的，也是社会的器官（即机构），而能够突然一下子发生革命变化的，则是社会的功能。铁路事业的发展就是缓慢的。可是另一方面，可以一下子把一条铁路从一个以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的、使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企业，变成一个以社会主义方式来经营的、专门为公众谋福利的企业。正如在分娩时婴儿的全部功能一一血液循环，呼吸，消化一一都同时发生革命那样，铁路的全部功能也将在实现上述变革时一下子发生革命，因为这些功能互相都有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不能把这些功能分阶段地相继实行国有化，譬如今天使司机和司炉的功能实行国有化，几年之后使养路人员的功能实行国有化，再过几年又使出纳和会计人员的功能实行国有化等等。这个道理在铁路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如把铁路的各种功能分阶段实行社会化那样，把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部的各种功能分阶段实行社会化也是同样荒谬的。一个部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其器官（机构）必须协同合作，其一部分机构的功能在其他各机构的功能不改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改变的。想由社会民主党逐步掌握某一部的各个部门的想法，其荒诞的程度无异于企图把分娩行动分成相继好几个月的若干分娩行动，其中每一行动都把某一特定的器官从胎儿状态变为独立孩童状态，而仍旧把这个小孩联在母体的脐带上，直到他学会走路和讲话为止。
既然一条铁路或一个部不能逐渐地，而是只能一下子在其所有的机构中都同时把资本主义功能改变为社会主义功能，把它们从资本的机构改变为工人阶级的机构，那么这毕竟只有在社会的全部机构的发展都达到一定的高度时才有可能办到；这时，在社会中当然不能像在生母有机体内那样，科学地确定什么时候达到了必要的成熟程度。
但另一方面，分娩并不意味着人体器官发育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发育时期的开始。孩子这时就进入了形成新器官的过程，同时现有的器官将朝着特殊的方向进一步完善，比如口里长牙，眼睛学看，手学握，腿学走，嘴学说话等等。同样，一场社会革命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结束，而只是新的社会发展的开始。社会革命能一下子把一个工厂从资本家所有转变为社会所有，但是却只能逐步地在缓慢而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使这个工厂由一个单调乏味而令人生厌的强制劳动的场所，变成一个人们乐于积极工作的有吸引力的场所。社会革命也能一下子使现存的农业大企业变成社会财产。至于还盛行着农业小企业的地方，就必须在那里首先建立起社会性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机构，不过只有通过缓慢的发展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看到，分娩与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是相当不少的。但这只是为了证明我们不应当用自然现象来论证社会革命是不必要、不合理和不自然的事。正如我们前面已谈到的那样，我们无权直接从自然界的事例中得出社会事例的结论。用这样的对比方法不可能走得更远，而只能得出结论说：正如一切动物必须经历一次突变（产仔或啄破蛋壳）来达到其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也只有通过突变才能进入其更高的发展阶段。
[1]Katastrophentheorie——灾难改造论，或译灾变论，为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GeorgesCuvier，1769—1832）所创，认为自从地球产生以来，自然灾难曾使生物界经历了十次至十五次改造时期。——译者
[2]来伊尔（SirCharlesLyell，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有人称他为近代地质学之父。——译者
[3]得甫里斯（HugodeVries，1848—1935）荷兰生物学家，主张突变说，认为新种的发生是由于偶然变异，此说与自然淘汰说相对立。——译者 |
1．社会革命的概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
一、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1．社会革命的概念
在社会革命的概念上发生纷纭的争执是不多见的。这种情况有一部分是由于：任何概念都不像社会革命的概念那样与现存的利益和偏见完全背道而驰；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像社会革命那样含义多样化的概念本来是为数不多的。
事态过程通常不能像有些事物（尤其是非社会过程）那样可以鲜明地划定一个界限，而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社会愈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愈多种多样，事态过程就愈加错综复杂。在最为错综复杂的事态过程中就包括有社会革命这种人与人之间传统的协作形式发生彻底改变的过程。
人人都使用着社会革命这个词，却各有其不同的含义，而且使用的时期不同，含义也有所不同，这是不足为奇的。有些人把它理解为街垒战、焚毁宫室、断头台、九月屠杀之类可以想象得出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综合。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词并不那么锋芒毕露，把它看成是社会在无形之中进行的一种巨大的和平变革，就跟发现美洲或发明蒸汽机所引起的变革相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各种各样持中立态度的看法。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社会的整个庞大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或慢或快的变革称为社会革命，并认为它是由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引起的。
如果我们坚持这一定义，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社会革命的概念与“经济基础的变化”区别开来，从而认定后者是由蒸汽机或发现美洲之类引起的，它是革命的原因，而不是革命本身。
但是我不想停留于社会革命的这一定义上，而认为也可以作较狭义的理解，即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任何变革并不都是一场广义上的革命，而只是一种狭义上的特殊形式或特殊方法的变革。
任何社会主义者都力求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但毕竟还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对革命，只想用改良来实现社会变革。正因为有人用社会改良来对抗社会革命，因而出现了今天我们队伍中争论着的矛盾。我在这里只想就狭义的社会革命，即作为特殊方法的社会变革加以论述。
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后者使用暴力，而前者不使用暴力。各种法律措施和政治措施都是靠国家权力来实现的暴力措施。特殊的使用暴力的形式，比如巷战或处决，也并不构成不同于改良的革命的主要内容。它们是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不一定同革命有联系，也可能在改良运动中加以使用。第三等级的代表于1789年7月17日组成法国国民议会就是一次没有任何显著暴力行为的出色的革命行动。与此相反，在同一个法国，1774年和1775年为了制止面包涨价这个唯一的、绝非革命的目的而爆发了要求面包定价的大暴动。
但是，指出巷战和处决是革命的特征，也就是指明了我们可以从中探讨革命实质的出发点。1789年在法国发生的大革命，已成为一切革命的典范型式，只要谈起革命，就会首先想到它。它是最能供我们用来研究革命的实质和革命与改良之差异的。在这次革命前，曾试图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改良），其中最著名的是图哥[1]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的目标在许多方面与后来革命所实现的基本相同。那么，图哥的改革又在哪一点上不同于相应的革命措施呢？那就在于后者是由新兴的阶级夺取了政权而实现的。这也就是革命与改革（改良）之间的主要区别。力求使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这样的措施就是改革。如果这样的措施是由迄今一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治着社会的诸阶级来实行的，即使这些措施不是出于统治阶级自愿，而是在被统治阶级威逼下迫于情势而实行的，那么它们就是改良。反之，如果这样的措施是由一个迄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直受压迫而现在已夺得政权的阶级（这个阶级本着自身的利益，必须利用夺取的权力来或快或慢地彻底变革全部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并且建立起社会合作的新形式）来实行的，那么这样的措施就是革命的产物。
因此，不同于社会改革（改良）的狭义的社会革命，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是由一个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革命。谁在原则上否认政治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手段并力图使变革局限于实现统治阶级所允许的措施，那他就是社会改良派，不管他的社会理想与现存的社会形式何等背道而驰。反之，任何力求由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政权的人都是革命派，即使他想用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取来的改革去准备并加速夺取政权，也仍然没有失去革命派的性质。社会改良派之所以不同于社会革命派，其区别不在于争取社会改革的努力如何，而在于直言不讳地宣布他局限于社会改良。从另一方面来说，政治革命如果要称得上社会革命的话，只有由这样一个迄今一直在社会上受压迫的阶级来进行，这个阶级不得不通过社会解放来完成其政治解放，因为它迄今的社会地位是与它在政治上要居的统治地位相去甚远而且互相矛盾的。诸统治阶级之间的内部纷争，即便可能采取内战这种最残酷的暴力形式，仍不是社会革命。
下面只论述这里已阐明的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1]图哥(RobertTurgot，1727—1781)法国男爵，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1758年曾发表《经济学》）的学生。1774—1776年任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曾企图实行几项改革以挽救财政危机，因受特权阶级反对而失败。——译者 |
第二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
第二版序言
我写本书到现在才四年，但在这四年中却发生了许许多多历史事件，其中主要是俄国的革命。我党在群众罢工问题上观点的改变，最显著地说明了这个短短的期间内情况和观念变化的程度。在本书第一版中，我讲到我的个人见解时，只把这种罢工说成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有效武器，而当时大多数同志还认为这种武器是“荒谬绝伦”的。在今天，我们党内却相反地认为，前一种见解是理所当然的事。这种看法上空前迅速的改变，绝不可能是由单纯逻辑上的论证来促成的，而永远只能是由无法抵挡的事实的必然发展所促成的。
尽管1902年以来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在重新通读本书时却发现，恰恰就在我所论述的领域内并没有什么须作重大修改之处，我当时所预期会发生的某些事情已不再需要说成是大概会发生的了，因为从那以后，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譬如，除了出现上述对群众罢工的承认之外，还出现了日俄战争及其一系列后果。此外，由于发生了俄国革命，我不得不作较大的补充，来阐述俄国和西欧革命之间起点与终点的区别。
仅仅在下述两个问题上，必须放弃我1902年的观点。
我今天已不能像当时那样很有把握地宣称，在未来的革命中武装起义和街垒战争已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反之，莫斯科巷战的经验太雄辩了。在莫斯科，为数区区的起义者曾在街垒战中抵挡住整个一支大军，坚持达一星期以上，如果不是其他城市革命运动失利使莫斯科驻军获得大量的增援，从而集中庞大的优势兵力来对付起义者的话，他们就获得全胜了。当然街垒战只有具备了如下的两个因素才能相应地成功，即一方面城市居民给了革命者切实有效的支援，另一方面军队也毫无斗志可言。但是谁能很有把握地断言，这种情况不可能在西欧发生呢？俄国士兵不过是一些盲目服从的射击机器罢了；他们盲从的程度简直可以与克普尼克[1]英雄们的工具相比。但是，他们在大战失败以后又在对本国人民作战中疲于奔命了这么多年，以致连这点儿盲从性也最终被彻底摧毁了。
我要做的第二个改正是关于英国工人的。我在第一版里所叙述的英国工人在政治上麻木迟钝和软弱无力的情况，在这个新版本里不再作为今日还普遍存在的现象来阐述，而是作为一种正在逐渐消失的现象来介绍了。除了俄国革命之外，独立的英国工人政党的出现，乃是最近几年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最鼓舞人心的征兆之一，说明我们向前发展得多么快。现在，英国自由派还有相当强大的堡垒，但是不久也会陷入穷途末路，并且必然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向无产阶级投降，要么向反动势力求援。这后一种选择虽然能使自由派的地位保持得稍久一些，可是一旦无产阶级革命通过暴力夺取了英国的政权，他们就必然会大难临头。我在第一版里所指出的英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从那以后已获得了显著的进展。
由此可见，我要做的改正绝不是违背了、或者仅仅削弱了我已经阐述的诸原则。在我看来，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局势的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些原则比以前更中肯、更有充分的根据。
卡·考茨基
1906年10月于柏林一弗里登瑙
[1]柏林市内一个区的名称，为1888—1918年在位的德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设置的兵营所在地。“克普尼克英雄们的工具”指普鲁士官兵而言。——译者 |
第一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
第一版序言
本书的问世，应归功于阿姆斯特丹社会主义读书会的建议。这个主要由学术界人士组成的团体曾邀请我在阿姆斯特丹和德夫特两地演讲。我提出的几个讲题中就包括有“社会革命”这个题目。因为这两个城市的同志一致同意了这个题目，而我又不愿意讲重复的内容，所以就把它分为两个内容完全不同、但在思路上却彼此连贯的报告：“改良和革命”以及“革命后的日子”。
嗣后，读书会希望把这两个报告予以发表。对此，我当然毫无异议。但是为了便于广泛传播，我宁可把它交给德国党的出版社来出版；有关的荷兰同志们对此也欣然同意了。
这里发表的并不是报告的原始记录。在写讲稿时我曾写下的有些论点，在作报告时为了避免发言过于冗长而略去了。但本书并未超出原来要讲的范围，也没有因为有所增添而成为巨著。
本书的目的可从书的本身看出来，在此毋需详加阐明。当然，对荷兰读者来讲，本书还有一个特殊目的是针对着下述情况的，那就是在今年四月十二日和二十四日我做报告之前不久，前任大臣皮尔逊曾在公开的大会上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由于其内在原因而失败的断言，并对此进行了辩解。我的这两次报告就是对他的答复。这位大臣先生还如此友好地前来听取了我的第二个报告，并在会上勤勤恳恳地作了笔记，但可惜他并未发言反对我。
但是，我之所以提出社会革命作为我两次报告的题目，除了因为它既带普遍性又有地方性的宣传方面的理由之外，也由于我的听众主要是研究学术的。在我们中间，学术界人士毕竟最赞同革命思想一一至少在德国如此。但在荷兰，情况却有些不同。荷兰听众的情绪使我颇感欣慰，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的两次报告并未遇到任何反对，只得到赞同。我希望，这并非完全出于国际礼节上的客气。在荷兰学术界，毕竟有不少非常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我最大的希望莫过于：我的报告能在德国同志中间获得像荷兰同志那样的赞同。在这里再一次对友好接待我的荷兰同志们表示最衷心的谢意，这是我乐于履行的义务。
卡·考茨基
1902年6月2日于柏林一弗里登瑙 |
一九八四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八月
77．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星期三
二〇〇九年八月四日星期二
78．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
79．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80．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81．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82．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83．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日星期四
84．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77．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星期三
我又溜出家门，跑去参加纠察了，这次是去费拉德尔菲亚，来的人挺多，大概七百人，目的是阻止COSA的工贼上班。我们悲惨地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愿意站出来斗争的人还不够多。
达拉姆矿工工会好像采用了新战术，每一天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组织大规模纠察队。这样做的理由是能够迷惑警察，让他们搞不清我们的真正目的是哪里。然而，蠢猪们并不傻，这种战术只能让纠察队员们不觉得无聊。我们应该选定一个地方，然后就在那里坚持下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还有，今天奈杰尔·罗森[1]向全国宣布，保守党要动用无限的公共资金来打败我们，然而大部分矿工从罢工第一天就知道这回事了。他说，为了打败我们而付出的代价是“一笔值得付出的投资，对国家的利益大有好处”。现在大家肯定都能看出来，所谓的“经济效益不佳的矿山”不过是用来给粉碎工会打掩护罢了！！
二〇〇九年八月四日星期二
在此通知读者们一声，下一篇日记是8月20日的。这是因为，二十五年前，我在去苏格兰参加纠察时被痛打了一顿，所以我妻子坚持要我留在家里，陪她和两个女儿（珍妮弗和萨莎）。其实我真的不想闲下来，我觉得很内疚，很虚伪，但又觉得身上的压力很重，逼得我不得不去做那些“该做的事”。那段日子真是艰难！
78．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
前段时间我没参加纠察，都在陪家人，今天是我头一天回来参加纠察。最近麦克格雷格乞求大家“返工”，万一有人蠢到信了他的话，那就糟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维斯托搞了纠察。我的邮箱里有封信，一拿出来我就把信撕碎了。没有谁去上工，但我还是卖出了15份《社会主义工人报》。执勤的纠察队员大概有两百人。
在伊兴顿只有一个工贼想报名返工，但被上千纠察队员阻止了，这真是太棒了，特别是有不少社区都支持矿工。当然，媒体把他捧成英雄，怂恿他不要理睬纠察队员的威胁，明天再试一次。我在当地新闻上看见了这个狗杂种，他叫威尔金森（Wilkinson），他的外表，他说的话，都不像个正常人。他是东北第一个工贼，希望也是最后一个。
在维尔毛斯矿场，有15个工贼（全是COSA会员）想上工，大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已经召集了大规模纠察队，准备在明早去阻止工贼上工。
79．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维尔毛斯的大规模纠察队成了笑话，只来了大概二百五十人，可是蠢猪却来了五百多头。伊兴顿的工贼分散了我们的力量，维尔毛斯有不少人说伊兴顿那边更重要，毕竟那边那个工贼可是矿工工会的会员。我反驳了他们，我说要是没人阻止，15个工贼很快就会变成50个，然后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一切工贼行为都要阻止，我们应该叫其他行业的工会也来参加纠察，而不是为了哪里更重要吵来吵去。
工贼坐的巴士抵达维尔毛斯时，有32人被抓。这是因为纠察队员中了计，被诱入了一个停车场，那里周围都是金属栏杆，高度差不多到膝盖，所以我们没法前进。还有一件让我们紧张的事：工贼坐的那辆巴士是从伊兴顿过来的。我们得到了保证，说那辆车明天不会再用了。
伊兴顿那边出事了，媒体说那里发生了“暴乱”，停在矿场里的管理层的轿车被掀翻了，车窗被砸坏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个难得的胜利。
80．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今早又有一个工贼进入了维尔毛斯，我们又没能阻止巴士进场。那帮狗杂种坐的是北方运输总公司[2]的巴士，但巴士的驾驶员是当地车场的运输工会会员。这件事惹火了纠察队员，大家纷纷翻过围栏，想去揍工贼。有9人被抓，包括基斯·斯穆尔特。
不少人去找维尔毛斯的干部，要求在晚上拆掉停车场的围栏。那些该死的围栏弄伤了不少兄弟，帮了蠢猪们的大忙，让蠢猪们可以更好地控制局面。必须弄倒围栏！
苏格兰的亨特斯顿煤矿转运港[3]仍在使用工贼干活，看来很快就会引发另一场全国码头工人罢工。希望这帮家伙这次能坚持到底。
81．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今早我们抵达维尔毛斯时，那该死的围栏还在那里，所以有人建议，咱们应当封锁附近的维尔桥（WearBridge），让大家都注意到维尔毛斯出了什么事。我们全都沿着公路前进，在早上八点十五分，也就是上班高峰的时候，我们截断了通往桑德兰的交通。我们出发时，几百头蠢猪都待在原地没动，他们可能以为我们只是在调虎离山。我们快到维尔桥的时候，来了两个骑着摩托车的警察，想拦下我们。有人抄起砖头朝其中一头蠢猪砸去，正中那头蠢猪戴的头盔，气得那头蠢猪朝一大群纠察队员冲去，想抓住罪魁祸首。算他倒霉，有人伸腿绊倒了他，让他重重地摔到地上，不省人事，直到有人踢他的头盔，他才醒来，一下子跳起来。他发现自己只有一个人，便又晕倒在地。我们没理睬他，从他旁边走过，我们以牙还牙，好好地教训了他一顿，这让我们心满意足。
我们彻底阻断了交通，但大家渐渐地跑去附近的造船厂，享受着闲逛的自由，要是有哪个警察蠢到靠太近的话，就朝他的警车丢石头。一个司机摇下车窗，提醒我们说，前面的道路上有一大群警察正在等着我们，于是我们就抄了近路，直奔警察局和卫生及社会保障部[4]。没过几分钟，这两栋楼的玻璃全都被打碎了。倒霉的是，蠢猪们排好队形朝我们冲来，在他们的冲击下，我们分成了两队。我运气挺好，一直跟着人多的那一队，所以没被抓。另一队人就倒霉了，他们有13人被捉。在河边，三头蠢猪追着一个维斯托纠察队员不放，但是造船厂工人跑出来，朝蠢猪们丢螺栓和螺母，打退了蠢猪们，太爽了！这就是工人团结，它真的管用。
媒体像打了鸡血似的，骂我们是流氓土匪，做了这样的报道，“凶暴的匪徒把一位勇敢的警员从摩托车上拖下来，又把他打得不省人事”。我们都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而且人民也应当知道，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就是这样对待矿工及其家人的，而今早的事不过是小小的还击罢了。
码头工人开始罢工了，当然，媒体对此骂不绝口，说这都是斯卡吉尔和运输工会的领袖们的诡计，还号召“有责任感的”码头工人当工贼。去他妈的！！
麦克格雷格给工贼们开出了条件：只要他们愿意加班，就给他们加薪5.2%。工贼们应该会接受。
82．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又去了维尔毛斯，那该死的围栏还在。但我们还是搞了一次很棒的冲击，差点就阻止了由警车护送的工贼。今天只有十一个工贼进了矿场，这也证明了纠察是有效的，只要它能坚持进行。但有26人被抓，这就不好了。
伊兴顿的兄弟们今天倒了大霉，防暴警察在那边大发淫威。蠢猪们没有给出理由就抓走了好几个人，还痛打了几个知名的积极分子，还无理入侵民宅，穿戴全套防暴护具的蠢猪在村子里到处都是。这就是撒切尔统治下的1984年的英国！人民什么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国家成了这副样子？他们正在立下危险的先例。我们现在非常需要支援，如果得不到支援，我们矿工被打垮后，就轮到其它行业的工人倒霉了。
83．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日星期四
今天维尔毛斯没搞纠察，因为工贼头头——一个叫希德（Seed）的贱人——向我们保证，只要有6个正式纠察队员执勤，他们就不会进去干活。维尔毛斯的工会干部答应了，所以我们被派到贾罗附近的蒙克顿[5]焦炭厂，那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工贼，从他的垃圾堆里钻出来，跑来上工。
为了阻止他上工，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蠢猪们组织得比我们要好得多，我们有11人被抓。蠢猪们下手非常狠，蒙克顿的工人头一次尝到了国家暴力的苦涩味道。
保守党的法庭发狠了，对被捕的纠察队员下了很重的判决：禁止他们在英国国内参加纠察！这个判决太狠了，要知道，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还是头一次被捕，而且罪名不过是“阻碍道路交通”。当地工党议员都对此表示震惊。过去半年里，他们都干嘛去了？？
我们在蒙克顿跟蠢猪们战斗的时候，希德跟他那帮工贼像往常一样上工了，他狡辩说，他的条件是全国每个矿场都只有6个纠察队员。狗东西！希望我们不要再上当了！
84．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今天头一次看见运工贼的新巴士。简直不敢相信！一定花了一大笔钱。窗户是银色的，外面罩着厚重的钢制护网，涂成了灰色。这准是有史以来最贵的老鼠笼子！
我们有很多纠察队员，但是组织涣散，缺乏斗志；大家都只是冲着躲在巴士上的工贼叫骂。看见大家积极性这么差，我真的很气，我经常会想，出来参加纠察究竟值不值得。
[1]奈杰尔·罗森（NigelLawson，1932年3月11日——），保守党政客。生于伦敦一个商人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ChristChurch,Oxford）。曾在英国海军服役。1956年进入《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担任记者，1961年进入《星期日电讯报》（TheSundayTelegraph）担任编辑，1966年进入《旁观者》（TheSpectator）杂志担任编辑。1970年开始从政，代表保守党参加大选，但未成功。1974年当选下议院议员。1979年5月4日——1981年9月14日担任财政部金融事务秘书，1981年9月14日——1983年6月11日担任能源大臣，1983年6月11日——1989年10月26日担任财政大臣。1989年10月26日辞职。1992年4月9日下议院议员任期期满后，于同年7月6日入选上议院，同时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2]北方运输总公司（NorthernGeneralTransportCompany）是英格兰东北的一家巴士客运公司，1913年成立，1987年2月被私有化。——中译者注
[3]亨特斯顿（Hunterston）是苏格兰艾尔郡（Ayrshire）的一个矿区，英国钢铁公司为了转运铁矿，在当地建造了亨特斯顿矿石转运港（HunterstonOreTerminal）。该港口于1979年完工，2003年出售给皮尔集团（ThePeelGroup），2016年关闭。——中译者注
[4]卫生与社会保障部（DepartmentofHealthandSocialSecurity，DHSS）是英国的一个政府部门，于1968年由卫生部同养老金与国家保险部合并而成，1988年撤销，拆分为卫生部和社会保障部。——中译者注
[5]蒙克顿（Monkton）是贾罗镇的一个村庄。——中译者注 |
一九八四年七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七月
68．一九八四年七月六日星期五——七月九日星期一
69．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一日星期三
70．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星期六
71．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72．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73．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74．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75．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76．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二
68．一九八四年七月六日星期五——七月九日星期一
基斯·斯穆尔特、加里·马歇尔和我去了伦敦，在伦敦大学参加了“马克思主义84”（Marxism84）。
基斯和我，还有尤努斯·巴克什（YunusBaksh）被安排住在霍洛威[1]（不是监狱！），主人叫安妮（Anne），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妇女。她热情款待了我们，就算我们很晚才回来——常有的事——她也不抱怨。我们还经常撒尿，因为同志们老是给我们买啤酒。总算能摆脱伍德塞德的无聊，好好休息一阵子了，我就学到了不少。
我们尽可能多地参加会议，渴望认识新朋友，学习一大堆我们以前从不知道的东西。我最感兴趣的是保尔·福特讲的《从威尔森[2]到金诺克，悲剧与闹剧》、克里斯·班伯里[3]讲的《爱尔兰》、邓肯·哈拉斯[4]讲的《法国大革命》、伊恩·伯彻尔[5]讲的《艾米尔·左拉》（太棒了！），还有托尼·克利夫讲的一切！
这是个广泛交游的大好机会，我们很高兴与伊恩·米切尔和斯蒂夫·哈米尔重逢。我们矿工开了个小会，讨论了我们担心的事：麦克格雷格和矿工工会正在进行“建设性谈判”，我们担心罢工会被出卖；还有希斯菲尔德、泰勒、麦克加希等人的有气无力的讲话。斯蒂夫·哈米尔写了份传单，概述了什么是出卖，什么是胜利，胜利的条件是：废除激励计划，把我们的底薪提升到平均工资水平，最低加薪15%，重新雇用所有被解雇的矿工，55岁退休，每周工作4天，未经矿工商讨不得关闭矿场。能跟处境相同的工友一起讨论一些积极的事，而不用去面对我们每天都得面对的冷漠，这太振奋人心了。我们应该多聚聚！
到了周末，基斯和我已经彻底破产，所以，开完会后，我们只好走回霍洛威，到了星期天我们只能分享一盘薯片。希拉·麦克格雷格发现后，给了我们每人五英镑，愿上帝保佑她。为了庆祝，我们买了外卖，坐地铁回霍洛威，而不是走路。
周一我们得回去了，部分是因为我周三要出庭，部分是因为我们要安抚自己的妻子。我们三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只要罢工还在继续，问题就不可能好转！
69．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一日星期三
自从五月初被捕后，我终于在主教—奥克兰出庭，因为自己犯下了十恶不赦的“阻碍道路交通”的大罪而受审。这是保守党为了不让我们积极活动而耍的花招，还他妈挺管用的。混账东西！我为自己辩护，但没用，我还是被判有罪，被处以最高的罚金——50英镑，此外还要交30英镑诉讼费用，由于我没有收入，每周退还我1英镑。没有真正的上诉，因为蠢猪们只撒了个小谎。至少我不用再到伍德塞德去了，可以继续去陶洛参加纠察，还算值得！
70．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星期六
今天本来应该举办第101届达拉姆矿工联欢会，但由于罢工，就没办，只办了集会。我看不出改名背后的逻辑，但随它去好了。
维斯托的矿工分乘两辆巴士，在8点45分从阿姆斯特朗会堂出发，晚了半个钟头，因为我们的分会干部又搞砸了。天上下着大雨，换了往年，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但在坚持罢工四个半月后，这场雨确实搞得我们情绪低沉。大家好像都不想说话，只有几个纠察队员情绪非常乐观，因为这周早些时候码头工人开始了罢工，他们兴奋地说，撒切尔不可能两线作战。码头工人确实有能力对保守党造成重大打击，但保守党那帮混蛋太狡猾了，不可能让我们如愿的。他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他们会尽量妥协，就像他们对付铁路工人一样的。我希望自己是错的，但电视和报纸都在竭力阻止开辟第二战场。
到达达拉姆时，雨还在下个不停，我们走在一片满是水的地上，准备参加游行。我带上了珍妮弗与萨莎，一路上的经历让她俩很是高兴。凯丝没有跟我们来，她去购物了。我们分会的旗帜不见了，我对此并不惊讶，等到我们找到旗帜并安好之后，我们只能排在队伍最后尾了。
所有煤田的旗帜都出现在了队伍当中，包括苏格兰的和威尔士的，真是五颜六色、蔚为壮观。我们排在科顿伍德的旗帜后面，到处都是“矿工必胜”和“团结斗争”的标语牌。一些人甚至用标语牌挡雨。乐队开始奏乐，我们开始游行，穿过城市，前往河边的赛马场，我们将在那里举行集会。我们受到了路人的夹道欢迎，珍妮弗和萨莎的脸上闪着骄傲的光彩，我也十分骄傲，因为我要反击撒切尔和保守党。
斯卡吉尔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跟以往一样充满了热情和反抗精神，他还对那些不肯支持我们的工会倾泻了怒火。丹尼斯·斯金纳[6]也讲得很棒，同样充满了激情，工党里只有几个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斯金纳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贝蒂·希斯菲尔德[7]讲得很糟，她是矿工工会总书记彼得·希斯菲尔德的妻子，她居然号召妇女后援团到伦敦去递交请愿书，递交给谁呢？给工人阶级的拥护者——女王！我希望没人参加请愿！
然后，真正的魔法时刻到了：尼尔·金诺克登上了讲台，大多数群众就散去了，但在他们走之前，他们还不忘向他发出嘘声，因为他背信弃义，不肯支持矿工和他们的家人。这个狗杂种更关心的是让工党当选，而不是他的核心支持者，他甚至还好意思批评纠察队的“暴力行为”。我很高兴看见大家转身离去，要知道，不过一年之前，他还赢得过满堂喝彩。至少矿工们现在都看出他是个软弱的改良主义者了。
总之，尽管下了大雨，这一天还是挺棒的，女儿们跟其他小孩玩得很开心，他们的父母也是罢工工人。我很高兴带上了她们。
71．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今天我起得很早，凌晨三点半就起来了，这样我才能在四点半赶到阿姆斯特朗会堂，搭车去陶洛。自从五月以后，我头一次回到陶洛，但这一天让我非常失望。冷漠在不断蔓延，今天参加纠察的只有大约一百人。在货车快速开进矿场时，只有几声叫嚷。有人朝警察丢鸡蛋，偏了足足有一英里，这是今天纠察的唯一“亮点”。
我们接到通知，叫我们到侯顿利斯普林[8]附近的费拉德尔菲亚工厂区，那里的纠察队想阻止COSA的职员上班。我跟一头恶毒的蠢猪干上了，他推了我胸口一把，很用力，仅仅是因为我站在他面前！我想找他单挑，但几个工友过来帮我，我们脱离了战线。该回家了。
下午接到加里的电话，他说会堂有辆客车准备去苏格兰，需要55个人。我给工会打电话，报了名，他们叫我带上睡袋，下午五点半到会堂报道。
我跑去妇女避难所，告诉凯丝我又要去苏格兰了。她好像认命了，叫我小心别被抓，记得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出了什么事。
晚上九点半，我们到了多尔基斯罢工中心（DalkeithStrikeCentre），这趟旅程要比上个月那次放松得多。我们只停留了几分钟，听了住宿安排。我们被分配在阿尼斯顿和佩尼库克[9]，但有人吵了起来，因为阿尼斯顿的人想让上周在他们那里留宿的那些人继续住在那里，结果，被分到佩尼库克的人就觉得阿尼斯顿条件更好，要求“照顾有困难的人”。我不想搅合这种无聊的争吵，就主动提出到佩尼库克去住。社工党在那边有几个党员，所以我想体验一些不一样的生活，认识更多的人。
我们先到阿尼斯顿，放下一半的人，然后赶往佩尼库克，中间在肖茨镇矿工福利社（ShottstownMinersWelfare）停下来撒尿。有两个维斯托的工会干部跟我们同行，他们跟车是为了协调行动，但他们谁都没有在阿尼斯顿留下来协调，对此我一点都不惊讶。除了米克·麦克加希，我们谁都没有看见，他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桌上摆满了空酒瓶。不少人见了他都很兴奋，但我没有。我早就见过他，听过不少故事了。
我们喝了汤，吃了面包，还喝了免费啤酒，吃东西的时候，米克走过来，给我们鼓劲。他口齿不清，讲得又快，看见他这样子，我不禁替他感到难过，要知道他以前可是矿工工会最优秀的战士之一，现在却成了一个老醉鬼。他说，谈判重新开始了，有望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但是，大家问他，对激励计划、四天工作周和被解雇的矿工有什么看法，他就只能做出最诚恳的表情，用最诚恳的语气，向我们保证，不会有人被出卖的！他把钱放在吧台上，足够所有人喝两杯的，所以他离开时，我们全都高声欢庆。他又回来了，说他早上看见阿瑟，他要告诉阿瑟，我们都是好汉子。扯淡！
老米克走了，小米克[10]来了，他个头很大，戴着厚厚的眼镜，头发卷曲，富有组织天赋。没过几分钟，我们都被分配了住处，然后就出发了。
戴夫·布查德（DaveButchard）、米奇·坎宁安（MickyCunningham）、安迪·霍利戴（AndyHalliday）和我被分在威利·福塞斯（WillieForsyth）与玛琳·福塞斯（MarleneForsyth）夫妇家里。安迪睡在沙发上，因为他年纪最大，已经五十多岁了。戴夫、米奇和我睡在这家的儿子的卧室里，有点挤，但条件还可以。就在我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戴夫正在穿着丝绸内裤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简直惨不忍睹，我有种强烈的预感：今晚肯定睡不好，因为戴夫疯疯癫癫的。不管怎么样，福塞斯夫妇还是对我们很好，让我们觉得仿佛回到了家里，所以还是先睡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72．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我们睡得不太好，但戴夫又很讨喜，没法向他发火。我们吃了热乎乎的鸡蛋卷，喝了咖啡，这让我们为早上做好了准备，然后我们出了门，准备坐公车去比尔斯顿格伦。
到那里后，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约翰·斯图罗克（JohnSturrock），他是个不错的摄影师，但我们还没来得及聊上几句，第一次对抗就开始了，我来到最前排，跟左右两边的纠察队员挽起胳膊，组成人链。对抗一开始就很激烈，前排的蠢猪狠狠地踢我们，后排的蠢猪趁机揍我们。在我们的猛攻之下，战线似乎被我们往前推进了，但情况乱得很，而且疼得很。我两边小腿都流了血，四面八方都是人挤人，简直要让我的幽闭恐惧症发作了，最后我们的进攻被打散了。可以看见有人被拖上了警车，有两个人被人用担架抬上救护车。我们怒气冲冲地重整队伍，重新向蠢猪们进攻，但他们得到了好几车人的增援。有几个蠢货丢了臭鸡蛋，那股恶臭熏得几个纠察队员呕吐了，进攻被搞垮了。我们进行了第三次进攻，但这次大家有些泄气，所以力量不够，很快就垮了，又有几个人被抓走了。我们只能对几个进去上班的工贼破口大骂。
上午很刺激，可是下午却很让人失望，因为我们的纠察队员人数太少，也没人去组织，大多数人都在懒洋洋地晒太阳。
今晚我们去了当地矿工福利社，大多数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戴夫也是，也就是说，今晚我们应该能睡个好觉了。
73．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今早大伙的情绪非常高涨，特别是达拉姆的人，我见到了所有我尊敬的人，伊兴顿的汤米·阿舍斯特（TommyAshurst），赫林顿的“棍子”（Cosh），还有维尔毛斯和萨克里斯顿的人，他们全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早上的纠察从冲击开始，但是，有几个胆小鬼躲在后面丢石头，一块石头打中了我前面的一个纠察队员，打得他后脑勺开了花，害得第一次冲击被弄垮了。有几个人跑到后面，对躲在后面的人说，要么参加冲击，要么滚！我们重整队伍，手挽手组成人链，但这次我在第一线的外侧，有一瞬间我想避开冲撞，但在哪里都没区别。我们有力地向警方防线冲锋。我们听见了“有人倒下了”的喊声，但大多数人都没理睬，继续冲锋。我在外侧，所以活动空间比较大，我突然发现，有个人倒在地上，后面的人都从他身上踩过去。我连忙喊人帮忙，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往外拉。有人帮我把他抬到路边。他大概五十来岁，脸色煞白，不醒人事。又来了一个人，说他会急救，于是我就回去参加冲击了。冲击又被打垮了，大家都很气，因为很多人被抓走了，至少有十几个人受伤了。被我救出去的那个人心脏病发作了，但是在被送走的时候还活着。大家都说，蠢猪们坏透了，他们故意绊倒纠察队员，然后趁纠察队员倒地的时候下黑脚！蠢猪们下手很黑，拳拳都照着脸和肚子打。
我们用雨点般的石块还击蠢猪们，一头蠢猪倒地了，大家高声欢呼。我觉得这样做很蠢，因为这只会使蠢猪们在下次战斗时下手更狠。一个苏格兰工会干部叫大家都到多尔基斯罢工中心去开会，讨论策略，形势平静下来了。真是新奇。
我们的客车抵达那里时，苏格兰纠察队员起立向我们欢呼，感谢我们的支援，达拉姆的纠察队员有一百人不是被抓就是住院了。大厅里足有七百人，而纠察线上的人恐怕从来没超过两百。
蒙克顿霍尔[11]的代表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叫大家抵抗警察，最后他叫大家“下午”都到比尔斯顿格伦去，打蠢猪们一个措手不及，控制矿场的主要入口，他的话赢得了雷鸣般的赞同声，我们纷纷走出会场，坐上轿车和客车，到比尔斯顿格伦去。在我们的客车上，大家小声交谈，气氛非常好，大家都觉得，这次咱们终于能干出点名堂了。我们大错特错了！
我们的客车是第一个到的，我们一个个下车，勇敢地站在门前，而“守门”的只有几个保安。陆陆续续又有人来了，但没有我们原先预想的上千人。顶多只有两百人，但至少阿尼斯顿和佩尼库克那些留宿我们的人跟我们站在一起。有人想要冲进去占领矿场，因为我们人太少了，不够控制大门。有人说里面有牵狗的防暴警察，所以我们只能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站在大门前。来了一辆轿车，上面全是领养老金的人，他们是来取交通补助的，所以我们让他们过去了，只有这件事值得一提。保安们转过身去，我猜我们有麻烦了。
来了几辆双层巴士，上面装满了蠢猪，我脱下自己的衬衫，走到马路对面，递给玛琳保管。我跑回去，喘着大气，加入了纠察队的后排，我们后面就是路障。蠢猪们足有好几百头，他们排好队形，向我们进逼。从四面八方来了好几辆救护车和警车，开进我们身后的矿场。我们挽起手，组成人墙。
我们毫无胜算！我们被痛宰了一顿！他们没有发出警告，就向我们冲过来，逼得我们后退。我被紧紧地压着，身后就是路障，我害怕弄伤自己的背，就拼命往前挤。突然有人锁住我的脖子，勒得我喘不过气，我拼命挣扎，松开了两边的纠察队员。我朝背后踢脚，那人松开了我，我又往前挤。我的好运用完了，我发现自己背靠着路障，胳膊被抓住，面对着两头蠢猪。一头蠢猪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拉过路障，我头着地倒在地上。我感觉到血流过脸上，但我还来不及反应，他们就用靴子狠狠踩我，我蜷起身子，用胳膊护住脸。一头蠢猪边踢边骂，“老子饭吃的好好的，都是你们这群傻屌害得老子冒着大太阳出来上班，看老子狠狠教训你！”这我永远忘不了。要不是我头破血流、疼得厉害的话，我还会觉得这挺可笑的。他们把我拖向警车，丢进囚室，几头正从警车下来的蠢猪又狠狠踩了我几脚。一头蠢猪下车时还故意朝我脑袋踢了一脚！一个被捕的纠察队员扶起我，帮我坐下来，我眼都花了，看东西有重影，浑身上下疼得要死。又有一个人被丢进囚室，虽然我眼睛花了，但我还是能看出他呼吸不顺畅，非常难受。一个纠察队员大喊起来，叫人去喊救护车，但没人理他。有人帮助那个人坐在椅子上。
我在警车上晕乎乎地过了大概十分钟，有人粗暴地拉我，叫我下车，逼着我双手抱头，走到另一辆警车旁边，然后我就被人狠狠塞了进去。我看见的第一个东西是戴夫，他冲我咧嘴一笑，我在他旁边坐下。我们交流了自己是怎么被抓的，地板上躺着一个可怜的纠察队员，他的脚踝被打折了，疼得直叫唤。他非常痛苦，脸都扭歪了。警车上没有通风，热得要死，加剧了大家的痛苦。我们大喊，叫救护车过来，门开了，一头蠢猪跟我们说，有人已经去叫救护车了。我们明明看见外面就停着一辆救护车，还指给他看，可那头蠢猪却说那辆救护车只救警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对戴夫说，他们在电视和报纸上可不敢这么说。那个人就在桑拿房一般的酷热当中，足足等了35分钟，而外面就有一辆救护车。太可恶了！这就是撒切尔统治下的1984年的英国。这一天过后，我们都知道了，谁才是“国内敌人”。
我们在那辆该死的警车里等了一个多钟头，流出的汗都在脚边形成了水潭。跟我们同在囚室里的一个狱友是多尔基斯的厕所清洁工，他就算被抓了还一直保持着乐观，他老是说，“他们不能抓我。我又不是矿工。我是公共工会的人！”戴夫和我都被他逗乐了。这是唯一的乐事。
最后我们被带到多尔基斯警察局，警方给我们拍了照，起诉了我们，然后把我们关进牢房。我那间牢房里只关了我一个人，还算干净，角落里有个马桶，靠墙一边有张很薄的床垫，正对着灰不溜秋的牢门。玻璃窗很厚，只能透过昏暗的光，我开始后悔了，干嘛要脱掉衬衫呢？这里真是太冷了。我躺在薄薄的床垫上，想睡上一会，但我的脑袋和肋骨还是疼得要命。我的头上有一道伤口，一边眼睛被打得乌黑。这时我听见戴夫在喊我，就没睡成。被关进牢房时，牢门上的活门就没关上，我从活门朝外望去，透过对面右边一扇牢门上的活门，看见戴夫对我傻笑，骄傲地拿出一个东西给我看，那是一枚蠢猪衣服上的银扣子。我真不敢相信他居然这么大胆，一想到他在被搜身时是怎么把扣子藏起来的，我就忍不住笑起来。戴夫很会逗笑，也是个很棒的纠察队员，他让我的精神振作了一点。
我又躺下来，这时我听见有人说话，还听见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我立即跳起来，只见两个维斯托的纠察队员被推进牢房，一个是乔尔迪·艾伦（GeordieAllen），另一个是约翰·斯科特（JohnScott）。他们告诉我，这里关着十二个维斯托的人，我们花了老长时间交流各自的所见所闻。乔尔迪的儿子被送去了医院，他非常担心儿子，几个钟头后，他儿子被关进牢房，看样子被揍得不轻，但没有大碍。我开始觉得无聊了，就在牢房的墙上写自己的名字，这逗乐了乔尔迪和约翰，他们问我到底写了啥。我把裤裆拉链给他们看，他们都笑出了声。
我们一直被关到六点半才吃上饭，一个女警察通过活门递进来三个纸盘，上面装着鱼饼、薯片，还有几个矿工工会送的柠檬，还有三根香烟。我饿坏了，一阵狼吞虎咽，差点连纸盘都吞下去了。然后约翰和我抽起了烟，乔尔迪不抽烟，我们就把他那根烟分享了，乔尔迪通过活门吼了几嗓子，又有三盘食物递进来，我们一时不知所措。乔尔迪吃了起来，但约翰和我没有吃，我们觉得这是不是搞错了。但是，饥饿占了上风，我们很快就吃光了热乎乎的食物，像吃撑的疯子一样傻笑。我听见有人用苏格兰口音朝我们大叫，语气很不友善，我就把头凑到活门旁。一个苏格兰人大喊，“你们这帮纽卡斯尔狗崽子，你们刚才吃的是我的饭！”看样子他挺生气的。我蹲下来，把这事讲给乔尔迪和约翰听，我们全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这时苏格兰人骂得更大声了。我们听见他跟女警吵，说他的室友还没吃上饭，女警就反驳说，已经送了33份饭，所以他们一定吃饱了。直到蠢猪们搜了他们的牢房，没找到空餐盘，才给他们上饭。
八点半我们获释了，他们警告我们，说我们虽然可以参加纠察，但是，只要我们再被逮到一次，就别想再在英国国内参加纠察了。他们还说会通过邮局把出庭时间通知我们。
我们又喝了几杯酒，然后就早早睡觉了，明早还要参加纠察呢。
74．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今早在比尔斯顿格伦参加纠察，到目前为止，这是我参加过的战斗性最强的一次纠察，但没有进行冲击。相反，大家好像都满足于向警察防线丢石头和瓶子，报昨天的仇。有消息传来，说一车达拉姆矿工在特拉宁特[12]被抓了，罪名是骚扰工贼，听了这个消息，大家全都气疯了。有人开始推倒矿场外面的围墙，那是国煤花了大钱加固的。有人从附近一个车库里弄来巨型轮胎，点着了它们，把它们在路上滚了起来，没过一会，火焰中就冒出了浓密的黑烟，还点着了两颗树。大家还在不停地朝警方阵地丢石头。
一辆消防车鸣着警笛开了过来，但我们在路上拦下了消防车，基斯·斯穆尔特劝说消防员不要穿过我们的“正式纠察线”。他们同意了，调转车头，在纠察队员的欢呼声中离去，蠢猪们则对他们露出了恶心的表情。大家继续朝蠢猪们丢石头，然后来了几车蠢猪，我们只好进行战术性撤退。
回到客车上，有人喊我们去多尔基斯警察局，抗议警察在特拉宁特抓走我们的人。我们刚到警察局，发现警察局旁边的河岸上已经挤满了人，我们下车加入了人群。蠢猪们挥舞着警棍朝我们冲来，把我们冲散了。大家四散奔逃，蠢猪们见人就打。我好不容易逃回客车，大口喘气。在我之前已经有十几个人上了客车，他们打开窗户，看着外面的混乱场面。我看见我们的一群人被蠢猪们包围了，就跑出几米，朝他们大喊，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一头蠢猪朝我嚷嚷，“滚回车上，不然你就死定了！”他朝我冲过来，我只好回到车上。他叫司机立即开车，可我们的人大部分都还没上车。幸好他们都没被抓走，最后及时赶了回来，还来得及参加下午的纠察。
这次纠察很平静，只有一丝亮点：在队伍前边，有人高举特拉宁特分会的旗帜，一直走到警察面前，向警察示威。然而他们没能阻挡工贼。只有大规模纠察队才能阻挡工贼。
我们都去矿工福利社喝酒，这时有传闻说苏格兰工会的干部已经跟蠢猪们做了交易，要减少纠察。今早有人无意中听见一个苏格兰纠察队员说，“让达拉姆的人顶在前面，反正他们有钱拿”，这让大家更加恼火了。对啊，170个达拉姆人在比尔斯顿格伦被抓了，这就是他们得到的报酬！真希望这些传闻是假的，万一是真的，希望苏格兰工友能踢开那些软弱的干部，自己组织纠察队，否则一切都白费了。
大概十一点的时候，有人通知我们，说凌晨两点半要组织最后一次纠察，这是最高机密。大多数人都醉醺醺的，没听到通知。
75．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这次“最高机密”纠察就他妈是个笑话，除了害我们没睡好觉之外，啥都没干成，我们还傻乎乎地去了！这次纠察一事无成，只有一个亮点：有个小伙子叫布莱恩（Brian），他起来时酒还没醒，听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就把行李全都塞进包里。有人拿了他的包，他还迷迷糊糊的，以为是帮他把包放上车。然而，在我们的注视下，另一个工友拿起他的包，装成上班的工贼，磨磨蹭蹭地朝入口走去。然而此时是凌晨三点钟，他又磨蹭得太久，不然他说不定还能混进去。结果他被抓了，布莱恩的全套行李也跟着被收缴了，直到五点半，他和布莱恩的行李才获释。这跟布莱恩的臭袜子肯定大有关系！
回到佩尼库克，我们向威利和玛琳告别，然后来了个干部，说很感谢我们来这里支援，但不需要我们再来苏格兰了。我估计这证明了苏格兰工会已经跟警察做了交易，这太让人泄气了。我们自己的工会都不支持我们，我们又怎么能赢得胜利呢？
回到家后，凯丝和两个女儿看见我身上的伤，都吓了一跳。我只好向她们保证，在伤好之前，一定会多花时间陪陪她们。我得休息一下。
76．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二
保守党的法庭罚了南威尔士矿工工会五万英镑，还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罪名是“藐视法庭”。一个由统治阶级管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体制，怎么可能不被人藐视呢？这样肯定会刺激工会大会的其他工会起来斗争，支援我们的。早就该这么干了！
没能参加行动让我心烦意乱，但我也得关心一下家里。不过，今早我还是设法去了达拉姆郡的斯蒂特利采石场[13]，在那里参加了纠察，我对凯丝说，不会有事的。没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大概只有存在那里的白云岩（用来炼钢的）和波兰煤炭才知道。参加纠察的大概有七百人，凡是想开进矿场的货车，都被我们拦下了。有传闻说防暴警察正朝这里杀过来，纠察队就散了。真操蛋。但是，我们至少有了一场值得庆祝的胜利。
[1]霍洛威（Holloway）是伦敦的一个市区，当地曾建有霍洛威监狱（PrisonHolloway），它曾是英国最大的女子监狱，1852年启用，起初是男女混合监狱，1903年改为女子监狱，2016年关闭。——中译者注
[2]詹姆斯·哈罗德·威尔森（JamesHaroldWilson，1916年3月11日——1995年5月24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19日——1970年6月19日、1974年3月4日——1976年4月5日两次出任首相。——中译者注
[3]克里斯·班伯里（ChrisBambery），生于格拉斯哥。在丹尼尔·斯图亚特学院（DanielStewartCollege）求学期间，于1972年参加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InternationalMarxistsGroup）。大学毕业后，在格拉斯哥担任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的专职组织者，1979年5月退党后，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1981年起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1987年入选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并担任全国组织者。2004年担任《社会主义工人报》编辑。由于路线分歧而于2011年4月11日退党，此后创立了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InternationalSocialistGroup）。——中译者注
[4]邓肯·哈拉斯（DuncanHallas，1925年12月23日——2002年9月19日），生于曼彻斯特一个工人家庭。1939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不久后便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产生幻灭。1940年参加工人国际同盟（WorkersInternationalLeague）。1943年应征入伍，曾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等地作战。二战结束前，因在埃及参加兵变，被监禁三个月。回国后成为托尼·克利夫的支持者，1951年参与创建社会主义评论集团，在五十年代中期淡出社会主义评论集团。1968年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社。长期担任国际社会主义社及其后身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领导人。——中译者注
[5]伊恩·伯彻尔（IanBirchall，1939——），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长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长期担任《革命史》（RevolutionaryHistory）杂志编辑。2013年12月退党。——中译者注
[6]丹尼斯·爱德华·斯金纳（DennisEdwardSkinner，1932年2月11日——），生于德比郡克雷十字镇（ClayCross）一个矿工家庭，17岁开始当矿工。1956年参加工党。1966年当选为德比郡矿工协会主席。1970年6月18日——2019年11月6日当选下议院议员。1988年10月7日——1989年10月6日担任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7]贝蒂·希斯菲尔德（BettyHeathfield，1927年3月30日——2006年2月16日），娘家姓瓦尔迪（Vardy），生于英格兰德比郡切斯特菲尔德市（Chesterfield）一个矿工家庭。1943年进入一家工程业公司担任秘书。曾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英国共产党。1953年与彼得·希斯菲尔德结婚。在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期间，积极组织妇女后援团，并担任反对关闭矿井妇女会（WomenAgainstPitClosures，WAPC）主席。——中译者注
[8]侯顿利斯普林（Houghton-le-Spring）是英格兰泰恩与维尔郡桑德兰市的一个城镇，位于桑德兰西南11千米处。费拉德尔菲亚（Phildelphia）是该镇的一个村庄。——中译者注
[9]佩尼佩尼库克（Penicuik）是苏格兰中洛希安郡的一个城镇，位于艾斯克河（RiverEsk）西岸。——中译者注
[10]小米克·麦克加希（MickMcGaheyJunior）是老米克·麦克加希的儿子。——中译者注
[11]蒙克顿霍尔（Monktonhall）是苏格兰东洛希安郡（EastLothian）的一个村庄。——中译者注
[12]特拉宁特（Tranent）是苏格兰东洛希安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爱丁堡以东14千米处。——中译者注
[13]斯蒂特利采石场（SteetleyQuarry）是唐卡斯特附近的一个采石场。span>——中译者注 |
一九八四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六月
52．一九八四年六月六日星期三
53．一九八四年六月七日星期四
54．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星期天
55．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二
56．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三
57．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四
58．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
59．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六
60．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七日星期天
61．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一
62．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63．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64．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65．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66．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67．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星期六
52．一九八四年六月六日星期三
上周我都在伍德塞德参加纠察，虽说是这样，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有谁在认真地进行纠察。我猜他们派我们去那里，只是为了不让我们碍他们的事，因为我们大都不被允许进入陶洛。明天我还要出庭，希望判决下来后我就可以恢复自由身，回到陶洛参加行动了。我们只是在踢足球，晒太阳。老实说，能够呼吸新鲜空气，把皮肤晒黑，感觉还挺不错的。
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胜利也好，失败也罢，我都不回矿场了。我还没把这个决定告诉凯丝，打算等到罢工结束后再跟她讲。我会在其它地方另找工作，况且凯丝干得很好，所以我的工资少一点也无所谓。
上周发生在奥格里夫的事，说明在这次罢工中，仍有战斗要打，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们丢到伍德塞德这种地方来，如果把我们派到其它地方，我们完全可以改变局势。一想到我们分会的领导，我马上就能想到“酒囊饭袋”！
53．一九八四年六月七日星期四
从工人团结的角度来看，今天非常令人失望，我头一次坐了牢，虽然只有短短几个钟头。
我们有六十八人在主教—奥克兰裁判法院受审，我们的案子都跟过去几个月里在陶洛的纠察活动有关。最先出庭的是在四月被捕的那批人，他们是在迪尔尼斯跟鲍勃·克雷议员一起被捕的。迪尔尼斯是陶洛一个露天矿场的入口。我是在英克曼[1]被抓的，那里是通往同一个露天矿场的另一个入口，不过更大一些。
被带上法庭的有十二个人，第一个人再次被判处保释，但保释条件却变了，以前的保释条件是“不得进入迪尔尼斯方圆两英里内”，现在变成了“不得进入以陶洛为圆心、半径两英里的范围内”。也就是说，纠察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英克曼进行纠察了，因为那里离迪尔尼斯刚好是两英里多一点，但离陶洛不到两英里。这个改动在法庭上引起了怒吼，裁判官宣布休庭15分钟，让纠察队员跟自己的律师商量。
我们在外面开了群众大会，商量对策，因为有六个纠察队员说他们不接受新的保释条件。一个律师警告说，不接受保释就得坐牢，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大家决定要团结一致，如果有一个人要坐牢，那么大家都要一起坐牢。我们一起进入法庭，表明自己的立场。
默顿矿场[2]的弗兰克·达菲（FrankDuffy）第一个站起来，他拒绝接受新的保释条件：“我不接受。我宁愿坐牢！”女裁判官判他在达拉姆监狱监禁七天，他下来时赢得了纠察队员的热烈掌声。接下来的五个人，包括维斯托矿场的基斯·斯穆尔特和约翰·汉布尔（JohnHumble）也都仿效了他的榜样。不幸的是，另外六个人却没有他们那样的勇气，接受了新的保释条件。其中一个还是维斯托分会的会员代表，他说自己“在外面更有用”。真是可笑！还有一个维斯托纠察队员，叫斯蒂夫·奥利弗（SteveOliver），他也想拒绝，但裁判官对他说，他的保释是无条件的，所以他没有什么可拒绝的。我们全都笑了起来，气氛缓和了一点。前面的人开了坏头之后，接下来一个又一个人接受了新的保释条件。我决定坚持原则，选择坐牢，希望能让抗议重回正轨。
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走上前，站在裁判官面前，裁判官指控我犯有“阻碍道路交通”的罪名，并提出了跟以前一样的保释条件。我是这样回答的：“我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因为它们侵犯了我的公民自由，妨碍了我在一个自由国家随意旅行的权利。”纠察队员们大声叫好，给我鼓劲，但裁判官发火了，扬言要清场。她劝我跟律师商量一下，重新考虑考虑。我拒绝了，她就说那没办法了，就判你七天监禁吧。我下来时，高举拳头，纠察队员们向我高声欢呼。
法庭里有几十个警察，显然是为了预防不测。警察搜了我的身，拿走了我不多的财物，然后把我关进一间牢房里，里面已经关了六个人。他们问我，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我只能告诉他们，这次抗议看来搞不成了。我们坐在牢房里，大骂我们的同伴没有骨气、不守诺言，宣泄自己的怒气和失望。除了我们之外，只有一个人有勇气加入我们，他说没有别人了，法庭里的人都走光了。他还跟我们说，维尔毛斯有个纠察队员，叫鲍勃·罗布森（BobRobson），是群众行动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他给泰恩蒂斯电视台[3]打了电话，说这里有特大新闻，叫他们快点过来。他还给自己找借口，说自己有老婆和两个孩子，所以不能参加抗议。我们听了都气坏了，因为我们也都有老婆孩子，但我们还是愿意站出来抗议。我们人这么多，要是人人都能说到做到，法院根本奈何不了我们。谁知道呢。
我们的律师来了，劝我们改变心意，但我们拒绝了，我们说他一点用场都派不上。他气冲冲地走了。下一个来劝我们的是达拉姆地区执委会的一个委员。他说，他能理解前面六个工友的做法，因为他们的保释条件变了，但我和另一个人太愚蠢了。弗兰克·达菲说，可惜另外六十个人没有像我们一样蠢，不然我们早就赢得了胜利。团结就是力量。他也走了，我们就坐下来消磨时间。
我们全都上了手铐，被押上一辆很长的囚车，里面分成了好几个单人囚室。我往窗外望去，看见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开始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有些后悔。我觉得，好像我不是被判处七天监禁，而是被判处终身监禁一样，但我以前从来没去过监狱，更不用说坐牢了！
在达拉姆监狱里，我们被脱光衣服，全身上下仔仔细细搜了一遍，然后他们又叫我们岔开双腿，以跨立的姿势站在两张长凳上面，让他们用手电筒检查屁股。这完全是在侮辱人。接着他们把我们带到接待区，我们被一个一个地叫出去，接受讯问。我的情绪恢复了一点，当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时，我故意大喊“斯特莱克”（罢工）！让狱警都笑了起来。在问到宗教信仰时，为了取乐，我说我信佛。基斯·斯穆尔特被我逗乐了。狱警没有笑，他说，“小子，等会你就乐不起来了”。于是我闭嘴了，然后他问我职业是什么，我说“矿工”。他就说，“是前矿工。你现在是女王陛下的囚犯。”
我们被关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靠墙的长凳，墙上写满了监规。我正在读监规的时候，有人喊我的名字，然后我就被带进另一个房间。另一个狱警走进来，说我已经被释放了，叫我签字认领财物。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却叫我别磨蹭了，牢里有几百个人巴不得跟我换一换呢。
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一位妇女递给我一张保释证，叫我签字。我拒绝了，要求见律师。我问为什么我能获释，她说不知道，催我快点签字。我再次拒绝了，要求见律师。她也恼火了，说我出去后想见谁都行。最后我还是签了字，但我感到很内疚，因为我让其他狱友失望了。我被带出了监狱，只见外面阳光明媚，他们还给我发了1.64英镑，大概是路费。我去了红馆[4]，走进达拉姆地区执委会的办公楼，有人把我带进吉米·因斯基普（JimmyInskip）的办公室。吉米以前也在维斯托当矿工，他见了我，吓了一大跳，问我是不是越狱了。我对他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被放出来的。他给律师打了电话，但他们也不知道，不过他们说会查一下。吉米给了我3英镑，让我坐公车回家。
我到家时，凯丝的情绪十分低落，她说她还要上班，可是她太担心我了，精神都要崩溃了。我安慰她说，罢工很快就会结束。但这话连我自己都不信，因为一点结束的迹象都见不着。今天真他妈操蛋！！！
54．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星期天
我们去了唐卡斯特，参加了一个矿工大会，参加的人不是社工党党员，就是党的亲密支持者。我们维斯托去了5个人：加里·马歇尔、基斯·斯穆尔特、我、伊恩·理查森（IanRichardson）和约翰·拉姆尼（JohnRumney），伊恩和约翰年纪要小一些，他们曾跟我们一起参加纠察，也买过我们的报纸。他们对政治很有兴趣，但对核武器、议会民主之类的问题还很模糊。
由于路上爆胎，我们迟到了，但没迟多久。所有煤田都派了代表参加，只有威尔士没派人，那边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又见到了伊恩·米切尔和斯蒂夫·哈米尔，这让我很高兴。这个会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我发现自己不是唯一一个跟工会官僚有矛盾的人，其他地区也有人提出了跟纠察有关的问题。斯蒂夫·哈米尔说必须在奥格里夫加强纠察，他还说，约克郡地区主席杰克·泰勒[5]故意破坏大规模纠察，泰勒明知诺丁汉那边有大批警力，还是要把人派去那边，这完全是浪费人力。另一个工友也同意他的看法，他说，咱们应该去谢菲尔德，到矿工工会全国总部门口示威，叫他们注意这一点。斯蒂夫说，咱们别浪费时间去跟工会干部纠缠，要在群众中间自己组织纠察队。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到钢铁厂进行纠察，比如雷文斯克雷格、斯坎索普、雷德卡和兰文[6]这几个地方。咱们得回到矿场去，宣传这个主意，否则咱们就别想赢。咱们得动真格地反击保守党，因为大家好像已经开始自满了。这个会开得棒极了，就算它没有什么效果，至少它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再孤单了。
回家路上，我们跟伊恩和约翰聊起了这次会议，加里讲得很有说服力，因为他已经入了党。伊恩还跟我说，有个会员代表在散播谣言，说我前几天选择坐牢，是因为这样就能摆脱“伪造”的罪名。老天啊，这些王八蛋就是要把我往死里整，我真他妈烦死了！
基斯也跟我说，我被放出来，是因为我的罪名是“阻碍道路交通”，这根本够不上坐牢。其他人的罪名都是“阻碍警察执法”，上诉之后，他们在第二天全都获释了。
55．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二
今天是我这辈子最受辱的一天！分会委员会叫我过去，当面解释我“伪造”分会书记签名的事。他们先是叫我在委员会办公室外面等着，我等了足足二十分钟，在等待的时候，我紧张得肠胃都绞了起来，不住地猜测接下来会怎样。最后他们总算喊我进去了，在整个委员会面前，书记再次强调了我的罪过有多么严重，绝不能轻饶，一定要重重处分。简直就像袋鼠法庭[7]，我觉得，我还没进门，他们就已经做出了判决。我一五一十地解释了自己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还指出，那封信里完全没有出现我的名字或地址，所以我根本不可能从中谋取私利。我只是想帮工会筹钱。
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解释，汤米·维尔森对我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把我吓坏了。他指责我企图推翻分会委员会，还用“疯狂的宣传”来毒害会员们的思想。他大骂社工党，骂我是社工党的傀儡，是他们的“奸细”。如果他不是那么声色俱厉的话，这些指控还挺可笑的。他们叫我到外面去，等他们做出决定。这帮混账又让我等了二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担惊受怕。太可怕了！
他们叫我进去，站在他们面前，听取判决：达拉姆执委会将会受理我的“不当侵占”案子，可能会导致我被矿工工会开除！汤米·维尔森真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另外，我还要交出为工会筹款的授权书，以后不得参加工会的筹款活动。我惊呆了！现在还没缓过劲来！走之前我交给他们一张120英镑的支票，让他们转交分会，那是柯林·巴克[8]在曼彻斯特交给我的，我还嘲讽了他们一句：你们现在恐怕不想收我弄来的钱吧。汤米·维尔森大吼一声“留着它擦屁股吧”，但斯雷特更有风度一些，他感谢了我，还说他对我作践自己感到很可惜。
我下定决心了，工会，社工党，我全都受够了！我干嘛要出头？我就应该待在家里，多陪陪凯丝和女儿们。我尽职尽责，可换来的是什么？我感到，我完完全全被孤立、被背叛了，我再也不会让自己被孤立、被背叛了。几个同志打电话给我，叫我参加明天的分会大会，我才不去呢。我巴巴跑过去，不是正合那帮混蛋的意吗？老实说，我觉得太丢脸了！
56．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三
今天真是太神奇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今天发生的事，我对罢工的信心，我对一同参加纠察的工友们的信任，一下子全都恢复了。下午朋友们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就连分会主席都叫他们别打了，因为他要亲自给我打电话。最后他在下午5点15分打了过来，当他告诉我决定已经做出的时候，看着他那个难受的样子，简直爽死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的：今天工友们参加完早上的纠察后，在哈顿矿工福利社（HartonMinersWelfare）新开张的食堂里吃饭，加里·马歇尔趁机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正在吃的东西，还有前几周吃的东西，都是用他跟我募捐到的钱买的。然后他问大家：有谁能举出我行为不端的例子，哪怕一个也好；接着他又向大家讲了我对罢工的贡献。他把分会委员会冤枉我的事讲给大家听，最后他呼吁大家都到阿姆斯特朗会堂去参加分会大会，替我说话。他说，因为我是社工党党员，所以遭到了打击报复。
纠察队员全都上了车，成群结队地出发，沿着斯坦霍普路（StanhopeRoad）行驶，阻断了交通，不停地按喇叭，发出巨大的噪音。他们冲进阿姆斯特朗会堂，直奔主席台。他们发现干部们正在宣读会议记录，便要求从头宣读一遍。举行了表决，赢了，从头宣读会议记录。念到涉及我的那部分时，加里跳出来，要求撤销对我的全部指控，大家马上附和他，但在举行表决之前，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提出了这样的提案：不把我的案子交给达拉姆执委会处理，但我仍不能参加筹款活动，还要吃个警告，以观后效。这个提案几乎一致通过，主席台上的干部们显然对此很不高兴。气死这帮混账了！然后又通过了一个提案，给妇女后援团拨款3000英镑，这让干部们更加恼火了。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但遭到了大多数会员的反对，轻易就被驳回了。纠察队员大获全胜，因为他们头一次发现，他们——基层群众——能够做出决定，而不是坐在主席台上的所谓“领袖”。
知道今天这些事之后，我痛快极了，刚成立的社工党南泰恩塞德[9]支部正好要在南希尔兹的北东酒吧（NorthEasternPub）开会，我就顺路过去了。这个支部是从纽卡斯尔支部分出来的，因为纽卡斯尔支部人太多了，有些人都不积极参加活动。我们对前途非常乐观，特别是菲尔·特纳，几个月前镇上只有他一个党员。现在又多了五个党员，全是维斯托的矿工，将来很有可能继续扩大。会开得很棒，因为大家都在传今天的事，特别是加里，我们的信心越来越足，确信社工党的思想能在实践中派上用场。
凯丝又生气了，我猜是因为她以为我不参加工会的活动，就能多陪陪她了。但是，她知道我的指控被撤销后，也放心了。真是美妙的一天！
57．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四
今早去伍德塞德纠察，还是跟以往一样无聊，但纠察队员们都对昨天的事感到得意洋洋，不停地祝贺我。我只好跟他们说，我啥都没干，都是大家的功劳。我卖掉了27份《社会主义工人报》，还向大家指出，斯卡吉尔号召大家到奥格里夫参加纠察。既然我们能迫使分会撤销对我的指控，那我们也能迫使分会派我们去奥格里夫。
保尔·福特在《每日镜报》上公布了一些文件，捅出了大新闻：这些文件表明，撒切尔要求英国铁道公司[10]的头头们必须向铁路工人做出一切必要的让步，以免发生公开对抗。我骄傲地告诉纠察队员们，保尔是社工党党员。
58．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
今天我们在纽卡斯尔参加了游行和集会，但有件事很让我失望：保尔·福特错过了支持我们的大好良机。
我们在阿姆斯特朗会堂乘上两辆由运输工会提供的双层大客车，两辆车都坐满了人，不光是纠察队员，还有妇女后援团和儿童。我们在纽卡斯尔市民中心[11]会合，天气非常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来了很多人。能见到东北所有分会的旗帜，还有不少工会和政治组织的旗帜。社工党还插了好多标语牌，一面写着“把奥格里夫变成索尔特利”[12]，另一面写着“矿工必胜”。我看见有人把贴在标语牌上的“社会主义工人”给撕掉，这让我很生气，这些人怎么这么幼稚？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还是工会官僚和工党议员，后面跟着各个分会。这次游行很重要，因为它能向纽卡斯尔群众展示我们获得的支援有多么强大，但是，没有号召发动二十四小时罢工，这让我很失望。在等待游行队伍出发的时候，我跟一个诺森伯兰矿工聊了起来，我说必须派人到奥格里夫和钢铁厂去参加纠察。没想到他却说，我们不该派人去钢铁厂纠察，因为这样会害钢铁工人失业，我们无权这么做。我解释说，如果钢铁工人支持我们，他们的饭碗就会更加安全，要是我们输了，保守党就会关停至少一家钢铁厂。我还指出，我们应该派人去奥格里夫纠察，因为英国钢铁公司不守承诺，不支持矿工工会了，要是我们就这样放过它，保守党就会更加自信，就会从矿场里运出煤矿。他似乎被我说服了，买了一份《社会主义工人报》，还答应在周一参加纠察的时候劝说他的同伴。这证明了只要我们耐心解释，就能说服人。
游行队伍出发了，我们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妇女后援团的姑娘们趁机募捐。我对参加的人数感到不太满意，只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只有我原先预计的一半。加里叫我们也去帮忙募捐，因为天气太热，姑娘们很累。
我们进了摩尔镇[13]的利泽斯公园，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我们都累坏了，坐下来时心满意足。有个纠察队员走过来，对我们说，他听说汤米·维尔森那帮人要揍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的人。然后汤米马上带着一个狗腿子出现了，叫加里过去谈谈。加里警惕地站起来，迈了几步。我听见维尔森扬言要打断加里的腿，因为他“帮那个下贱的狗赤匪逃脱了惩罚”。维尔森气冲冲地走开了，加里回来时浑身发抖，这当然不能怪他，因为维尔森是个大块头。我们马上叫来几个纠察队员，把刚才的事讲给他们听，万一维尔森真的要打，就跟他们打，但我们心里还是挺怕的。幸好没出什么事，保尔·福特上台讲话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福特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矿工，因为他爆了撒切尔和铁路工人的料。他讲得非常好，号召大家到奥格里夫和钢铁厂去参加纠察。他批评金诺克没有大胆支持矿工，批评矿工工会没有建立一个集中的纠察组织。只有一件事他没有说，那就是他是社工党党员，如果他说了，对加里和我这样因为参加社工党和叫卖党报而遭到打击报复的人，会很有帮助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他让我们有点失望，但他的演讲还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是他应得的。
接下来讲话的是米克·麦克加希[14]，但跟福特一比，他讲得糟透了，只会空喊口号，什么“绝不退让”。他在雷文斯克雷格不就退让了吗？他以前确实是个敢打敢拼的战士，现在他还在吃老本，但他的战斗性已经跌到跟伦·穆瑞[15]一个水平了！
之后我原本是有机会在酒吧里当面批评保尔·福特的，但我没有。我真该批评他的！
在费里布里奇发电厂外面又死了一个纠察队员，真是悲剧，跟这起悲剧相比，今天发生的其它事情都不重要了。我们现在绝不能退让，因为已经有两个工友献出了生命。没有什么能比逝去的生命更重要。
59．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六
我在南希尔兹国王路（KingStreet）卖报，卖出了37份。这鼓舞了我的信心，这说明人们是愿意听我们的主张的。
60．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七日星期天
下午接到个电话，说明天凌晨三点有两辆客车要从阿姆斯特朗会堂出发。我猜是去奥格里夫，但谁都说不准。凯丝很生气，叫我多陪陪她和女儿们。她当然是对的，但我又能怎么做呢？我实在脱不开身。
61．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一
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的事，我也不想再经历第二次！很吓人，同时又很刺激，我身上有几处擦伤，几根骨头现在还在疼，它们都可以作证！真是难以置信。
凌晨一点半，我从家里出来，走了五英里，来到阿姆斯特朗会堂。天气变得很舒服，既温暖又闷热，感觉很兴奋。我在斯坦霍普路遇到了乔·亨弗里斯和洛尔·卡尔维特（LolCalvert），然后我们边走边聊。洛尔说咱们准是要去奥格里夫，因为他昨晚无意间听见两个会员代表讲起这事。分会主席约翰·查普曼开车送了我们一程，他说目的地确实是奥格里夫，还说他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和经费。他还说，斯卡吉尔应当跟国煤谈判而不是号召举行大规模纠察，因为这样只会导致暴力冲突。我提到了索尔特利大门，但他好像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们每人都领到了8英镑的纠察补贴，两辆客车都坐满了人。有几个座位是空的，但我想这是因为出发时间是凌晨三点，实在定得太早了。大多数工友都抓紧时间打盹，可以睡上一两个钟头，但我非常兴奋，跟加里和基斯聊了起来，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都觉得，过去四个半月都没搞过什么像样的行动，现在终于要动点真格的了，这是很好的，没准能刺激一些人干点正事，这正是罢工需要的。
刚过六点，我们到了谢菲尔德；快到谢菲尔德的时候碰上了几辆客车，起初我们以为是上面坐的是纠察队员，超车的时候才发现是几百头蠢猪，他们正在赶往奥格里夫。原先我们接到通知说要在矿工工会总部门外集合，但是，等我们赶到时，却发现那里一片漆黑，大门紧闭。然后又来了五辆客车，上面坐着从苏格兰赶过来的纠察队员，接着又来了几辆客车，搭着达拉姆几个分会的人。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有人用扩音器喊了几声，于是大家就排好队伍，向奥格里夫前进，因为客车都已经开去停车场了。
我们一行有几百人，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高速公路上行军，队伍前头飘扬着苏格兰几个分会的旗帜，场面一定很壮观。警察已经封锁了公路，但我们没理睬他们，我们唱着歌儿，勇敢地继续前进。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因为蠢猪只有几头，这是我们没料到的，但我们恐怕要走老远的路了。走近一段交流道时，我们看见前面有几辆客车排成一列，还以为是纠察队员，突然，蠢猪们从客车里冲出来，从两边夹击我们的队伍，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马上反应过来，先是停下脚步，然后用不同的速度跑起来，耐力最好的工友们已经跑了起来，引诱蠢猪追他们。很快我们就分散开了，有很长一段路没有完全警察看守。我们走到另一条交流道，这里被蠢猪们封锁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停下脚步。我觉得很庆幸，因为我累坏了，正好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在原地等了二十分钟，然后就连最慢的工友也赶上来了，这时我们发现，蠢猪们把我们的路全给堵死了，这下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们继续动身，从工厂下班的工人向我们欢呼，被我们造成的交通堵塞困住的人们也按喇叭，表示支持我们。最后我们挤到了左边一条乡间小路上，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很窄的步行路，只能让三个人并排走。我们走到一座铁路上方的天桥时，终于看到了奥格里夫。
远处有好几家焦炭厂，烧着约克郡的煤炭，喷着浓烟。一道黑色的警戒线穿过了前方的黄色田野，警戒线前后都有骑警。纠察队员们在一边，跟骑警对峙，整个场面就像科幻电影，或是英国内战！我走到天桥下面时，听见远远传来冲杀声，我猜是警察和纠察队员打起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沿着小路跑起来。跑了几百码后，我们看见几百个纠察队员在野地里跑，蠢猪们和骑警们跟在后面追。场面很壮观，我记得，当时我想，纠察队员明明人数比骑警多，打败他们根本不费事。直到后来我亲自加入大规模纠察队，我才知道，光是看着骑警朝你冲锋，你马上就吓呆了，根本反应不过来！
我们在野地高处跟纠察队员会合了，这时骑警也在撤回警戒线，我认出了一个工友，叫德默特（Dermot），以前我在斯凯格尼斯见过他，他告诉了我刚才发生了什么。在纠察队后面有几个蠢货朝警戒线丢砖头，骑警就向纠察队冲锋。德默特挨了两下警棍，侧腹和肩膀都肿起来了，疼得很。这并没有阻止他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而这也是他一开始就冲到最前线的原因——因为他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几个纠察队员就说他不是来跟蠢猪们战斗的，而是来卖报的，所以他冲到最前线，证明他们是错的。我们聊了一会，估计纠察队员有多少人，最后得出结论：我们的人比蠢猪多，但还没多到能扭转形势的程度。警察在野地里散开，个个都穿着全套防暴服，站在巨大的塑料盾牌后面，在他们身后是骑警，也穿着防暴服。那种场面，看了一眼就会心里打鼓，毕竟我们只穿了T恤衫和牛仔裤，怎么可能打败警察呢？答案当然是集体冲锋，但我们的人数大概只有五千人，而在著名的1972年索尔特利大捷中，光是矿工就有一万五千人，此外还得到了其他工人的支援。社工党制作的标语牌上写着“把奥格里夫变成索尔特利”，但我们的人数恐怕还不足以把这句口号变成现实。斯卡吉尔和我们站在一起，但麦克加希、希斯菲尔德[16]、泰勒和其他领袖呢？
德默特和我挤到前面，我扫了一眼人群，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我发现汤米·维尔森和他的狗腿子就在我前面，汤米认出了我，走过来对我说，“咱俩以前在罢工中有过分歧，但你至少还有点骨气，敢上前战斗，不像那帮怂包一样缩在后面，所以我敬你是条汉子。”他一边喊一边指着绝大多数纠察队员，他们都尽量退到马路上，还有好几百人站在马路旁的墙边。突然间，我们身后有人丢起了石头，雨点般的石块从我们头上飞过，砸在警戒线上。我们全都大喊起来，叫他们停手，他们真想丢石头的话，就到前面来，跟我们站在一起。我旁边的一个纠察队倒在地上，疼得大叫，他被石头打中了，后脑勺流出了血。大家赶紧扶他起来，就在这时，警戒线打开了一个口子，骑警毫无警告冲了出来，后面紧跟着穿防暴服、拿防暴盾的蠢猪们。我连忙跑到路边，跳下路基，以为那里会安全一点。跟着我一起跳下来的还有几十个人，没想到蠢猪们紧追不舍，更要命的是，藏在我们右边的警察开始放狗咬我们了。这时我恨不得肾上腺素马上起效，我在野地里狂奔，避开跑得比我慢的人。我跑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我回头一看，吓呆了：工友们不是被警犬咬，就是被蠢猪用警棍打，被带走或是被拖走！实在太惨了，我以前还以为这种场面永远不会在英国出现呢。我以后都忘不了这一幕，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更惨。
阿瑟·斯卡吉尔回到了公路上，他站在那里，戴着顶棒球帽，通过扩音器大喊，“前进，工友们！不要怕区区几个骑警！我在约克赛马场见过更大的马。到前面去，发起冲锋，我们的人够多，完全可以打败他们。”几个纠察队员开始前进，但大多数人还是留在原地，没听他的。斯卡吉尔便大喊起来，“矿工们，你们的同志正在为了保住大家的饭碗而战，你们却站着不动，见了你们这样子，我真替你们丢脸！”就连这样也没能打动那些软蛋，我走向前面，这时我还能听见斯卡吉尔在恳求更多的人一起走向前面。我点了根烟，这是个大错——我还没来得及吸上一口，冲锋就开始了，大家挤成一团，我连手都抽不出来。我们把他们逼退了几码，然后他们的队伍得到了增援，又把我们逼退了。一个纠察队员生气地朝我大喊，叫我丢掉烟，我好不容易才丢掉，在我的T恤衫上烧了个洞。在我们被逼退时，大家你推我挤，我连保持站立都很困难。不知是谁大喊一声“有人受伤了”，冲击就停止了，老是这样子。蠢猪们趁机逮人，我看见几个人消失在警戒线后面。这激怒了一些纠察队员，我看见一个纠察队员飞身踢向蠢猪，另一队人设法抢下了一块防暴盾，他们挥动防暴盾，向蠢猪们挑衅。我还看见一个纠察队员站在最前面，直面警察，高举着我们的“把奥格里夫变成索尔特利”标语牌。他比我勇敢多了。
我不想在下一次冲击中被困在人群中间，就打算转移到右边的田地里。我有幽闭恐惧症，所以在冲击时总是很害怕，前后左右都是人，挤得连喘气都费劲，感觉随时都会晕倒。我很讨厌这样，但是，尽管我每次都发誓说“再也不冲了”，可下一次我还是忘了自己发过誓，照样冲上去。我认出了戴夫·黑斯（DaveHayes），他以前住在纽卡斯尔，现在住在谢菲尔德，我跟他在斯凯格尼斯见过。他正在跟一个女人聊天，把她介绍给我，说她叫希拉·麦克格雷格（SheilaMcGregor）（这个姓氏，比我的还糟！）。今天的天气非常热，警戒线前冒起了热浪，使它们显得更不真实。我们三个站在那里，讨论该怎么办，我脱下T恤衫，把它围在腰间，享受着阳光直接照在背上的感觉。几个纠察队员点燃了夺来的防暴盾，却把田地里的茬子也给点着了。我们想踩灭火，这时希拉说我的裤脚也着火了。我跳了起来，连忙脱掉冒烟的牛仔裤，他们都笑了起来。蠢猪们一定很紧张，因为我刚好看见，警戒线开了口子，骑警冲了出来，我赶紧掉头，在田地里狂奔，避免被逮到。相信我，在大太阳下面穿着钢头靴子狂奔可不是什么好受的事，但是，疾驰而来的马蹄声，以及有时冲着你的脑袋挥过来的警棍的破空声，都能很好地让你忘掉疼痛，甚至能帮你打破400米的世界纪录！我全力奔跑，超过了其他人，来到田地高处的一道墙边，翻了上去，然后不管下面有什么东西就跳了下去。我撞上了一段倾斜的铁路路基，摔到了铁轨旁边的路基下面，疼得要死。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小心翼翼地往上爬回去，边爬边观察蠢猪们。我发现骑警又回到了警戒线后面，在田地上，纠察队员不是被蠢猪们揍，就是被拖走。我看见一个工友无助地倒在地上，一头蠢猪不停地用警棍打他。就算我以前对警察还怀有一丝敬意，现在也已经彻底消失了。我在电视上见过暴动，比如布里克斯顿和托克斯泰斯[17]，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我的工友正在被殴打，而他只是在为了保住工作的权利而战！如果撒切尔想用这种方法打败我们，那是痴心妄想，我绝不退让！
我们总算回到了田地里，但我看见了加里·马歇尔，他跟我说，我们的客车就快到了，我们得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现在怎么能临阵脱逃呢。我们回到了田地里，看见了汤米·维尔森。他在帮助一个受伤的纠察队员时被警棍打中了，伤得很重。我劝他去医院治一下伤。我们到了桥上，看见我们的人大都在跟斯卡吉尔说话。他们对他说，我们接到了命令，要走了，阿瑟火冒三丈，叫我们留下来参加反击。他尖刻地批评我们，说只派我们来一天而不是一周，完全是浪费工会资金。他还说，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亲自掏钱，替我们出路费。我们搞了个表决，全体一致同意留下，因为我们谁都不想走，在好好教训蠢猪们之前绝不走。我们要报仇！
我们全都饿坏了，所以，当我们看见有人拿着装有食品的袋子经过时，我们决定派人去找商店，附近一定有。沿着公路走了几百码后，我们发现了一家超市，门外有几百人坐着或躺着，其中不少人正在喝啤酒和苹果酒，看样子已经醉醺醺了。我对工会有个批评意见，可能大部分矿工不会同意我，但我还是要讲一下。一天8英镑的“补助”太多了，4英镑就够了，特别是在这种为期一天的活动之中。不少纠察队员在拿到这笔钱后，把其中大部分带回家里，但也有不少人会随便乱花，这对加强大规模纠察并没有好处，反而还会使我们遭到媒体的批判。
总之，加里、基斯和我进了超市，我买了一些面包卷、奶酪还有一箱牛奶。基斯不知该买什么，花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买薯片。我们回到外面，在墙边找了个地方坐下，开始狼吞虎咽。我发现有几个工友盯着我们，露出了饥饿的神色，于是我分给了他们一些面包和奶酪。然后得知他们是诺丁汉的罢工矿工，因为他们的基金被冻结了，所以他们只领到了油费。我给了他们2英镑，然后加里和基斯也照做了。他们很不好意思，连连向我们道谢，我们对他们说，应该是我们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不顾当地大多数矿工的意见，参加了罢工，我们讨论了他们的困难，因为他们是少数派，所以过得很难。一个诺丁汉矿工把他的工会徽章送给了我，让我很感动。我们怀着非常谦虚的心情，回到了纠察队。
回到桥上时，我们发现蠢猪们趁纠察队员不在的工夫，把警戒线往前推进了一些，不让任何人经过。这激怒了不少人，随着越来越多的纠察队员返回，怒气就变成了行动，我们把能找到的东西一股脑儿砸向蠢猪们，逼退了他们。我认出了银木矿场的伊恩·米切尔，我们都认为，警方不让我们回来参加纠察，导致了暴力冲突。这对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帮助，但谁也没法阻止。
蠢猪们重整了队伍，挥舞着警棍向我们冲来，我们全都掉头逃跑。我跌跌撞撞地跑，边跑边咒骂挡在我前面又跑得没我快的人，跑了上百码后，蠢猪们又退了回去，我们这才停下来喘口气。这时有人在传斯卡吉尔在冲锋中受伤了，被蠢猪们抓走了，这让纠察队员们更加愤怒了，让我们获得了向蠢猪们进攻的新动力。在桥上，一队纠察队员从路对面的修理厂弄来一辆轿车，把它推到桥的右边。我也上去帮他们，我现在窝火得很，只要能阻止蠢猪们再次冲锋，我什么都愿意干。不知是谁把轿车给点着了，大家都欢呼起来，嘲讽蠢猪们，他们现在被那辆着火的轿车给堵住，冲不过来了，况且我们还在不停地朝他们丢石头。当地居民纷纷把水瓶放在自家墙外面，给我们喝，我们非常感激，在大太阳底下喝了个痛快。看见他们站在我们一边，让我们士气大振。
蠢猪们可不会忍气吞声，果然，骑警穿过黑烟冲了过来，吓得纠察队员向四面八方散开。我差点被一匹马撞倒，幸好跟在马后面的蠢猪们忙着追打其他纠察队员，我才逃过一劫，这一幕我永远忘不了。我看见一个人爬上了金属楼梯，骑警还在后面紧追不放！太吓人了。我跟大部分纠察队员跑到一家超市前面，以为安全了，没想到蠢猪们顺着血腥味追上来，朝人群冲锋，就是不放过我们。我赶紧跑起来，跑进一个停车场，躲在一辆轿车后面。叫喊声、哀嚎声到处都是。我悄悄地跟躲在周围的几个纠察队员凑在一起。他们是威尔士人，年纪比较大，跟我们大部分人不一样。其中一个似乎心脏病发作了，疼得脸都歪了。他的两个同伴情况似乎也不太好，但过了一会好像好转了。其中一个对我说，他们在后面被蠢猪们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好跑进超市里，保安又把他们赶出来，所以他们躲到这里来了。
过了大概十分钟，我决定冒险回到大路上，把威尔士人留在后面，因为他们不想再冒险了。看不见蠢猪们，路上出现了一大群人。一队醉酒的苏格兰人叫嚷着什么“我们是疯子，我们疯了，我们要离开这个鬼地方”，边走边踢路边的车子。我走进超市，给凯丝打电话报平安。她说电视上全是奥格里夫的新闻，说矿工们狂性大发。我被逗笑了，但我对她说，我大概九点到家，到时再跟她解释。
有人叫维斯托的纠察队员集合，因为我们的客车到了。有几个人去了谢菲尔德，去发动当地的工人，但事到如今，留下来也没有用了，因为一切都乱了套，没理由让工友们冒着被抓的危险继续留下来。我们点了名，发现人没到齐，就派人去找掉队的人。这时有流言说，蠢猪们要把所有掉队的人统统抓起来，就像曼斯菲尔德那次一样。为了安全，我们上了客车，出去找人的人都回来后，我们前往谢菲尔德，去接住院的人。一个在谢菲尔德住院的工友，叫弗雷德·泰勒（FredTaylor），他跟我们讲了他的经历，他在第一次冲锋中就被警棍打倒了。他个子很大，屁股很重，所以跑得比大部队慢。他就站在那里，然而一头蠢猪用警棍打他，把他打倒在地，然后又打他的肋骨！幸好他没被抓走。我们的人都没被抓，但有几个受了伤。今天有好多人没这么走运，都被抓走了，没死人真是个奇迹！
回家路上大家非常安静，大多数人都在睡觉。我们并不觉得沮丧，倒不如说，我们看见的一切、经历的一切，反倒让我们更加愤怒了，如果事先安排好的话，我们甚至愿意再待一周。大家全都下定了决心，绝不退让，国家越是镇压我们，我们越要反击。
凯丝和我看了一整晚的新闻报道，但是，他们把我们说成了侵略者！我们被打的惨状完全没有播出来，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62．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自从奥格里夫的灾难之后，这段时间我都在伍德塞德矿场参加纠察。这几天里干得最好的一件事，也不过是拦下了一辆载着蠢猪的面包车，没让他们开往陶洛。我趁这个机会，与纠察队员们建立良好关系，并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顺便讨论罢工。我们还踢足球，但我踢坏了球鞋，只好花4.99英镑重新买一双。再也不踢球了！
结束纠察后，我们在食堂里吃鱼饼和薯片，在那里有人告诉我，有16个人被选中参加飞行纠察队。想去的人有一百多个，但只有16个人能去，没被选中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在发牢骚，特别是那些从第一天开始就表现得很积极的人。明明有那么多人想去，可是分会就是不让想去的人全都去，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派去的人多了，可能有危险，所以就放弃了，干脆待在家里得了？
我接到通知，叫我下午六点去会堂报道，所以我赶回家，往包里塞了几件衣服，背上睡袋，然后坐巴士去凯丝的单位。我们一起喝了咖啡，我哄了她几句，然后对她说，我又要去参加飞行纠察队了，得出门几天。出乎我意料的是，她接受了，看表情像是认命了，倒是没有我先前估计的沮丧。她准是习惯了。下午五点，我们一起走进镇子，然后在公交站吻别。
到了会堂，我领了32英镑，有人跟我说，我们可能星期四回家。斯雷特只肯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要去苏格兰，这么说，我们很可能是去比尔斯顿格伦，那里有许多工贼，不少达拉姆纠察队员在那里被抓了。
一般我们要等上两个钟头客车才来，再加上我们已经领了补助，不少人会在这段时间里去喝几杯酒，所以一路上都很闹腾。跟上个月去曼彻斯特那趟一样，这次的客车上也坐了四个矿场的代表：维斯托、维尔毛斯、赫林顿和萨克里斯顿。为了避免被蠢猪们拦下，司机小心翼翼地沿着郡界行驶，路上我们几次停下来上厕所，所以我们过了午夜才抵达多尔基斯矿工福利社（DalkeithMinersWelfare）。
到了之后，我们美美地享用了汤和面包，吃饱后，我们就睡在演出厅里的椅子上。由于正在举行台球比赛，睡觉的机会很难得（现在是凌晨2点24分！）。我们接到通知，说纠察将在凌晨五点开始，今天晚些时候会给我们找个更好的住处，我希望是真的，因为我已经累散架了！
63．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昨天一整晚都没睡着，今早在比尔斯顿格伦参加完纠察后，我抓紧时间在俱乐部的电视室里睡了一个钟头，然后被清洁女工赶了出去。
苏格兰的模范矿场的外观并不出奇，跟维斯托和维尔毛斯相比，规模要小得多。我们在一家社交俱乐部集合，这家俱乐部不远就是酒吧，来了一个男人，苏格兰工友管他叫“卡扎菲”，他明白无误地表示，他是领头人，负责制定战术。我们跟在他后面，沿着公路走，碰到了一道横贯公路的双层警戒线，只好停下来。卡扎菲叫我们跟他走，我们大约两百人穿过一个居民区，上了一条公路，这条路与矿场刚好成直角。显然工贼都是走这条路上班的，那我们就得封锁这条路。我们排成队，把公路拦腰截断，一开始警察没反应过来，但是，我们的人不够多，没准备好进攻矿场入口，然后警察大批赶到，排好队形，跟我们对峙。没过几分钟，冲击就开始了，起初我们把他们逼退了几码，然后警察开始冲到我们后面，许多人被冲散了。我们后退重整，手挽手组成人链，狠狠地朝蠢猪们冲去，逼得他们慢慢后退，突然听见一声大喊“有人受伤了！”，我们只好停止进攻，却发现根本没人受伤，我们上了蠢猪的当。蠢猪们充分利用了我们的混乱，有几头蠢猪动拳动脚特别狠，我们有一些人还手了，几个人被拖到警戒线后面去了。
我们右边有个建筑工地，几个工友去那里弄来砖头，朝冲过来的蠢猪们丢过去。我们仓皇撤退，只有几个人毫发无伤地逃出来了，算我走运，我就是那几个之一。我小心地回到主要入口，其他纠察队员都待在那里，什么事都没发生。
到了八点半，我们正准备离开时，我看见苏格兰矿工工会的领袖米克·麦克加希和埃里克·克拉克[18]穿过警戒线，站到了“正式的”六个纠察队员身边。我问他们，能不能更有效地协调各地纠察队员的行动，好让我们能够把力量集中在最合适的地方。麦克加希的回答十分标准，“纠察跟我无关，孩子。”我早该知道，在阶级战争当中，就不该向这种领袖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多尔基斯吃了早饭，然后接到通知，叫我们收拾东西，等会要搬到更好的住处。加里和我要跟一个叫肯尼·麦考马克（KennyMcCormack）的工友住一块，我们是在唐卡斯特的社工党矿工大会上认识的。我们要到阿尼斯顿[19]去，住在他叔叔家里，那里是个很小的矿业村镇，离爱丁堡有七英里路。我们把行李放在他叔叔家，然后在当地矿工福利社吃了饭，先喝汤，然后吃肉末加“胡萝卜泥”[20]。我只喝汤，吃了胡萝卜泥，因为我是素食者，这给我招来了同伴们的取笑。吃完饭后，我们几乎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马上又要出发，去比尔斯顿格伦参加下午的纠察。
下午日头很毒，所以我穿了白外衣、T恤衫、长裤和白鞋子。大家都取笑我，选我为“衣着最佳纠察队员”，但我在参加完纠察后还要去剧场，所以我想穿得尽量体面一点。
参加下午纠察的人数很多，大约有400个男人和50个女人，这个人数很不错，我们都坚信能取得突破。我们全都手挽手，组成了坚强的队形，封锁了道路，一边高喊“我们来了！”一边向警戒线前进。
在我们有力的进攻之下，蠢猪们不知所措，被我们逼退了。倒霉的是，没过多久，来了辆装满蠢猪的双层客车，加强了他们的防线，阻止了我们的前进。双方打得非常惨烈，我丢了一只鞋，为了避免被人踩中我的脚，只好单脚跳着离开。蠢猪们又开始殴打工友们，冲锋被打散了，我们四处奔逃。我回去找鞋子，很走运，居然找到了。另一个维斯托工友也回去找鞋子，他比较倒霉，被逮到了，比德（Bede）和戈登（Gordon）想去帮他，也被逮住了。今天不太妙，有三十多个工友被抓走了，但这反倒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定了，我们下定决心，明早一定要回来，再战一轮。
我去了爱丁堡，去看我的朋友斯图亚特·赫本参演的戏剧，剧目是契诃夫的《三姐妹》[21]。在喷着香水、衣着光鲜的观众当中，我觉得有点不自在，但我很喜欢这出戏。戏演得非常好，演完后，我去找斯图亚特，我们一起喝了几杯。他大方地替我付了返程的出租车钱，但我却想不起来肯尼的地址了，只好去找我们的客车，今晚我只能在客车上睡一觉了。
64．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凌晨四点半，最早一批来参加纠察的工友们把我叫醒了。加里带我去肯尼家，我迅速换上比较合适的衣服，然后跑回客车。一个苏格兰工友告诉我们，我们是诱饵，负责引开警察，而主力将兵分几路，同时直扑主要入口。
结果我们只是在一个路口顶着大风站了两个钟头，除了让自己心烦意乱之外，什么收获都没有。我们本该跟着主力走，扩大昨天的战果，但我能做的也就是大声喊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苏格兰的领袖们把组织工作搞得一塌糊涂。大部分同伴都同意我的看法，所以也不能说毫无收获吧。
下午我们在一个叫做邦尼里格[22]的露天矿场参加纠察，至少我们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功，劝返了两辆货车，我们一把自己的事情讲给货车司机听，他们就调头了。
这件事说明，只要现场没有蠢猪们挑衅，和平纠察就能起作用。大家都看出了这一点，充满了信心。
65．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早上我们在比尔斯顿格伦参加纠察，什么事都没发生，连冲击都没有，纠察结束后我们就回家了。这一趟不算完全浪费时间，因为至少工贼的数量没有达到国煤的期望，我们全都收获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为了真正地扭转罢工的形势，我们需要真正的大规模纠察队，也就是说，要把还待在家里的大部分人给发动起来，让他们到纠察线上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最合适的地方开展纠察，而现在最合适的地方就是钢铁厂。
总之，能回家陪陪家人是很棒的。
66．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今早又到伍德塞德参加例行的纠察任务，又回到了现实。去那里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根本没看见有人进出。唯一的好处就是趁机跟其他纠察队员聊天，开展鼓动，劝说大家向分会干部施压，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把更多的人派去比尔斯顿格伦这样的地方。
《社会主义工人报》的莫琳·沃森（MaureenWatson）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给他们写篇书评，评论一下艾米尔·左拉的《萌芽》[23]。我说我很乐意，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整个煤矿里恐怕就只有几个人读过这本书，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去年学习公开大学课程时读的。
今天剩下的时间我都在重温这本书，我欣喜地发现，主人公艾蒂安（Etienne）跟斯卡吉尔有不少相似之处。这样至少可以冲淡一下伍德塞德的无聊。
67．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星期六
今早我们分会的干部搞了游行和集会，主题是“要煤矿，不要失业救济”，参加人数只有一千人左右，很让我失望，如果他们提早告诉我们，让我们——基层群众——参加组织工作的话，本来是可以让参加人数大大增加的。达拉姆的所有分会都参加了，还有约克郡和肯特的几个分会也参加了，但是，考虑到南希尔兹的采煤传统（以前曾以有三个矿场而自豪），再加上周边还有更多的矿场，那这个人数是很令人失望的。我猜这是因为镇上的工业已经消失了一大半，失业率很高，消极冷漠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连维斯托矿场都要关停的话，情况就会变得更糟了！
我们的游行队伍从阿姆斯特朗会堂出发，前往海边的本茨公园（BentsPark），在那里举行了集会，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次集会比游行更令人失望。演讲人差劲透了。我们的分会书记在介绍约克郡矿工协会的杰克·泰勒时，居然吹捧他是“工会运动未来的传奇”。脚后跟还差不多！[24]正是他签署了协议，允许煤矿运进斯坎索普钢铁厂，使这个工厂打破了生产纪录！他的演讲满是空洞的词藻，只获得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吉姆·斯雷特的演讲无聊得很，只有水手给他捧场，因为他是希尔兹人。只有肯特矿工工会的杰克·科林斯[25]还算有点声望。
维斯托的组织工作还是一塌糊涂，我们连个像样的集会都搞不起来。真可悲！
[1]英克曼（Inkerman）是达拉姆郡的一个村庄，位于陶洛西北不远处，当地曾设有矿场。——中译者注
[2]默顿（Murton）是达拉姆郡的一个村镇，位于达拉姆市以东13千米处。——中译者注
[3]泰恩蒂斯电视台（TyneTeesTelevision）是英格兰一家地方电视台，总部位于纽卡斯尔，1959年1月15日开始播放节目。现为ITV泰恩蒂斯电视台（ITVTyneTees）。——中译者注
[4]红馆（RedHills）是达拉姆矿工协会总部办公楼的外号，建于1915年。——中译者注
[5]杰克·泰勒（JackTaylor，1930—2019），1978年当选为约克郡矿工协会（YorkshireMiners’Association）副主席，1982—1990年当选为约克郡矿工协会主席。——中译者注
[6]雷文斯克雷格（Ravenscraig）是苏格兰北拉纳克郡（NorthLanarkshire）的一个村镇，附近有雷文斯克雷格钢铁厂，该厂曾是西欧最大的热轧钢铁厂之一，1992年关闭；斯坎索普（Scunthorpe）是英格兰北林肯郡（NorthLincolnshire）的一个工业城市，钢铁工业是当地支柱产业之一；雷德卡（Redcar）是英格兰北约克郡的一个海滨城镇，附近有蒂斯塞德钢铁厂（TeessideSteelworks）；兰文（Llawern）是威尔士新港市（Newport）的一个市区，附近有兰文钢铁厂（LlanwernSteelworks）。——中译者注
[7]袋鼠法庭（kangaroocourt）是指私设的、不公正的法庭，因其审理程序像袋鼠一般跳跃而得名。——中译者注
[8]柯林·巴克（ColinBarker，1939年6月30日——2019年2月4日），英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1962年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社。1967—2002年担任曼彻斯特都市大学（ManchesterMetropolitanUniversity）社会学高级讲师。长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2014年因路线纷争而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了“二十一世纪革命社会主义”集团（RevolutionarySocialismin21stCentury）。——中译者注
[9]南泰恩塞德（SouthTyneside）是泰恩—维尔郡的一个都市区。——中译者注
[10]1948年1月1日，英国最大的四家铁路公司——大西铁路（GreatWesternRailway）；伦敦、米德兰与苏格兰铁路（London,MidlandandScottishRailway）；伦敦与东北铁路（LondonandNorthEasternRailway）；南方铁路（SouthernRailway）——被国有化，合并为英国铁路公司（BritishRailways），负责运营全英国的地上铁路交通，1965年改称英国铁道公司（BritishRail）。1994年被私有化，1997年11月20日停业。——中译者注
[11]纽卡斯尔市民中心（NewcastleCivicCentre）是纽卡斯尔市议会的办公楼，位于干草市场区，1967年完工，1968年11月14日正式启用。——中译者注
[12]索尔特利是伯明翰市的一个市区，附近设有焦炭仓库。在1972年初的矿工大罢工中，斯卡吉尔和约克郡矿工工会大量运用了大规模飞行纠察队，2月10日，纠察队在索尔特利焦炭仓库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最终赢得胜利，并促成了这次罢工的胜利。史称“索尔特利大门之战”。——中译者注
[13]摩尔镇（TownMoor）是纽卡斯尔的一处公共公园。——中译者注
[14]迈克尔·麦克加希（MichaelMcGahey，1925年5月25日——1999年1月30日），生于苏格兰北拉纳克郡（NorthLanarkshire）肖茨镇（Shotts）一个矿工家庭，父亲是英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4岁开始当矿工，随后参加了英国共产党和矿工工会。18岁当选为分会主席，1958年当选为苏格兰矿工工会执委会委员，1967年当选为苏格兰矿工工会主席，1971年当选为英国共产党执委会委员，1972年当选为矿工工会全国副主席。1990年英国共产党解散后，参加了苏格兰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Scotland）。——中译者注
[15]里昂奈尔·穆瑞（LionelMurray，1922年8月2日——2004年5月20日），工会官僚，工党政客，1947年担任工会大会干部，1969—1973年担任工会大会总书记助理，1973年9月7日——1984年9月7日担任工会大会总书记。——中译者注
[16]彼得·希斯菲尔德（PeterHeathfield，1929年3月2日——2010年5月4日），生于德比郡（Derbyshire）的索默科茨镇（Somercotes），毕业后当了矿工，积极参加矿工工会和工党的活动。1966年开始担任矿工工会全职干部。1970年当选为德比郡矿工协会（DerbyshireMiners’Association）副主席，1973年当选为德比郡矿工协会总书记，1984年当选为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1992年退休。——中译者注
[17]1981年4月10日—12日，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Brixton）发生了黑人青年反抗种族歧视的暴动，暴动中共有45名平民、279名警察受伤；同年7月，利物浦托克斯泰斯（Toxteth）的黑人青年也举行了反种族歧视暴动，在暴动中有1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中译者注
[18]埃里克·里昂奈尔·克拉克（EricLionelClarke，1933年6月9日——），工党政客。16岁开始当矿工。1977—1989年当选为苏格兰全国矿工工会（NationalUnionofScottishMineworkers）书记。1992—2001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中译者注
[19]阿尼斯顿（Arniston）是苏格兰中洛希安郡的一个村庄。——中译者注
[20]肉末加胡萝卜泥（minceandtatties）是苏格兰的一道家常菜，主料是牛肉和胡萝卜。——中译者注
[21]《三姐妹》（Трисестры）是契诃夫于1900年创作的四幕剧本，1901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Московский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театр）首演。——中译者注
[22]邦尼里格（Bonnyrigg）是苏格兰中洛希安郡（Midlothian）的一个城镇。——中译者注
[23]《萌芽》（Germinal）是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LesRougon-Macquart）的第十三部长篇小说，创作于1884年4月——1885年1月，于1884年11月——1885年2月在《吉尔·布拉斯》（GilBlas）上连载。这部小说描写了煤矿的生活与斗争，创造了艾蒂安这个觉悟的、富有战斗性的矿工的形象。——中译者注
[24]作者这里玩了个文字游戏，把“legend”（传奇）拆开，就成了“legend”（脚后跟）。——中译者注
[25]杰克·科林斯（JackCollins），时任肯特郡矿工协会（KentMiners’Association）总书记。——中译者注 |
一九八四年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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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星期二
今天早上，在陶洛，我们最年轻的小伙子之一米奇·霍伊（MickeyHoy），举着一块写着“阻止警察国家”的牌子，跟一个警察面对面地对峙了三个钟头，就跟石头一样坚强。然后卡车来了，那头猪就得到了借口，他趁机冲米奇脸上揍了一拳！许多纠察队员都看见了这个懦夫的可耻行径，他们冲上前去，要为米奇报仇。然而——真是该死——又是我们自己人的消极使我们没能占上风。这些呆子就站在那里看着，就连几个兄弟被警察从前线抓走时还是无动于衷！就在他们袖手旁观的时候，我们想把人救出来，可我们人太少了，没救成。我们要想在这里做成什么事，就非得克服这种消极不可。
今早最能引起积极回应的事还是馅饼的到来。我真希望能噎死几个蠢货，这样我们也能袖手旁观！
36．一九八四年五月二日星期三
今早我提出，采用甘地的消极抵抗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坐在马路中间，大声催促所有人仿效我们。不出所料，只有二十来个人跟我一起干，大多数人还是傻愣愣地站着，还嘲笑我们，当我们是大笑话。那些蠢猪把我们从公路上拖走，丢进路边的泥潭时，他们还在袖手旁观！有个维斯托小伙子，叫曼尼·贝纳姆（MannyBenham），他勇敢地反驳一个警督，马上就被拖进了警车！这就是一九八四式的英国司法！这个小伙子至少还有点种，敢想敢做。这些事真让我心烦。
37．一九八四年五月三日星期四
今早腾托·杰克森被抓走了，算他倒霉，有辆货车的挡风玻璃被砸坏了，他正好离那辆车最近，就被警察抓去当替罪羊了。他被指控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因为蠢猪们粗暴地抓走他时他大声咒骂。
腾托被抓后，我们试了一种新战术，大家挽起手来，全都站在工贼货车前面，以蜗牛般的速度行走，这样蠢猪们想抓我们就没那么容易了。效果很不错，但是，虽然我们拼命地喊人过来，还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跟我们一起干。那群蠢猪朝我们冲锋，想冲散我们的队形，虽然我们英勇地反抗，还是打不过他们。我身边是阿瑟·奥克斯利（ArthurOxley），他在维恩·藤皮斯特矿场（VaneTempestColliery）工作。我是在广泛左派的集会上认识阿瑟的，当你参加战斗时，身边有阿瑟在，就会感到无比安心，因为他足足有一米八高，体壮如牛。今早他救了我一命，一个蠢猪把我拖向路边时，是他把我拉了回来。那头蠢猪年纪轻轻的，当他发现他得一个人对付我跟阿瑟时，他脸上的表情可好玩了。阿瑟说，“小子，就凭你也想抓走我们俩？”算他识相，没敢抓我们，一溜烟跑了。战斗结束了，但战争还没结束，我相信我们俩以后还会在战斗中相互照顾的。
今早有十个人被蠢猪们抓走了，谢天谢地，大家的情绪似乎在高涨。我们的人被抓走了，这让维斯托矿工十分恼火。今早的馅饼来得晚了一点，因为腾托被抓了，这恰好结束了维斯托矿工的消极。对此只能苦笑。
我把今早发生的事讲给了凯丝听，她非常担心，怕我也被抓走。我劝她别担心，因为就算我被抓了，顶多也只是罚钱。她还是不相信我们做的都是合法的事，再讲下去也只会加剧我俩的矛盾。媒体似乎对矿工工会发动了不停歇的宣传攻势，阿瑟·斯卡吉尔首当其冲，我觉得凯丝恐怕是受到了媒体攻势的影响。我觉得她是可以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的，不过眼下她还在犹豫，得让她相信我们能赢才行。我们要想赢，就得让工会运动的其余部分相信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要是他们能抵制煤炭，拒绝使用进口石油就好了。要是工贼都能醒悟过来，懂得自己的饭碗马上就要被打破了就好了。要是NACODS也能参加罢工就好了，那样我们就赢定了。已经两个月了，罢工还没有结束的迹象，这也证明了托尼·克利夫是正确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正确的。今年这次罢工不会是七二年和七四年的罢工的重演，太可惜了。不管怎么说，纠察队的情绪似乎在高涨，一些新人加入了维斯托的纠察队，但我们还需要更多、更多的新人！
38．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星期五
今早在陶洛那边参加纠察，一直很平静，到了早上十点，门口来了三辆货车，我们采用了跟昨天一样的战术：冲上公路，手拉手组成人链，拦在第一辆货车前面。今早也有两百多人参加纠察，可还是跟以前一样，只有七十来个人愿意斗争，其他人都在傻愣愣地旁观。今早我们有十七个人被抓走了，都得怪这些混账，而不是那些蠢猪！我们那些该死的工会干部本来应该亲自带头，把那些不肯认真斗争的人的名字统统记下来，停发他们的两英镑纠察津贴。这帮混账来参加纠察就是为了那两英镑。真操蛋！
我们冲上公路时，打了那帮蠢猪一个措手不及。我冲到第一辆货车前面，大骂那个工贼司机是保守党的帮凶。蠢猪们很快就反应过来，向我们杀过来，有个蠢猪从背后狠狠地勒住了我的脖子。跟昨天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大块头阿瑟来救我了，尽管我奋力反抗，还是被两头蠢猪拖到一旁，那里有两辆警车在等着我们。我被粗暴地压在一辆警车侧边，一头蠢猪踢了我的脚踝，命令我张开双腿，检查我身上有没有武器，就跟警匪片里演的一样。在搜身时，这个混蛋还用膝盖压在我背上。我都没怎么反抗，他根本用不着这样做，可他还是狠狠地把我丢进警车后面。这时我听见阿瑟在喊：“你们这些畜生，干嘛这么粗暴”。他认出是我，就说，“唉，看来这周咱们不能一块出去玩了，年轻人。”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就被重重地丢上警车，狠狠地摔在金属地板上，弄伤了肩膀。我拼命站起来，坐在囚室两侧的椅子上。过了几分钟，伊恩·维尔本也被押上了警车，他坐在我旁边，没多久囚室里就挤满了六头蠢猪和六个纠察队员。伊恩觉得很奇怪：没几天的工夫，送馅饼的人，连同募捐的人，全都被抓了。我说，那帮坐看咱们被抓的混账全都饿死才好呢！
坐在囚室这一边的椅子上的是伊恩、米奇和我，还有三个膀大腰圆的蠢猪，快到警察局的时候，屁股下面的椅子垮了，我们不禁大笑。蠢猪们没有笑，还指责我们故意弄坏椅子。我说这都是因为今早咱们吃了太多馅饼，大家笑得更开心了。我们发现自己到了克鲁克[1]警察局，都快疯了。蠢猪们迷惑不解地盯着我们。
我们被一个个地从警车上押下来，在门外排队等候。进了局子后，他们命令我们脱掉皮带，交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警告我们别耍“花招”。他们准是核对过了我的身份，因为他们马上就拿我听过一百遍的老笑话来取笑我了，蠢货！
他们按照程序讯问了我，然后找来两个警官，一左一右夹着我，跟我一起拍照。多好的相片啊，都给他们糟蹋了！他们用的是拍立得[2]相机，还向我们承诺说照片以后会销毁的，骗谁呢。他们把我关进一间牢房，叫我把靴子脱下来放在外面。我的袜子臭死了，简直要吐了！
牢房里很快又进来了两个维斯托的工友，一个叫马丁·昆特里尔（MartinQuantrill），另一个叫米克·迈尔斯（MickMyers）。我的臭脚让他们俩叫苦连天，可他们自己也放臭屁。我们讲了自己是怎么被抓进来的，然后米克和我被带出去会见，来见我们的是矿工工会达拉姆地区总书记汤米·卡兰[3]，他记下了我们的姓名，好给我们找律师。他还说会帮我们通知家里，但我谢绝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很快就能出去，而凯丝还在上班，我不想让她担心。汤米给了我们两根香烟，每人一根，让我们回牢房再抽，他还说我们被安上的罪名是“在公路上妨碍交通”，下午两点要到主教—奥克兰[4]裁判法院[5]受审。
下午一点钟，我们被押上警车，带到主教—奥克兰，到了以后，他们把我们关进法院后面的一间牢房里。我们三个只在大清早吃了点东西，这时候早都饿坏了，所以，当一头蠢猪打开牢门，问我们要不要在牛排上放菠萝时，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我说我是素食者，他却说，“那你就只吃菠萝好了”。大家听了不禁大笑，我却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牢里居然会提供这么好的饭菜，这让大家都很惊讶，可是过了二十分钟，牢门上的小窗打开了，一头蠢猪咧嘴而笑，把一个塑料盆子递进来，上面放满了发馊的肉末三明治。我们全都大笑起来，笑得在地上打滚，笑自己的天真。
审理没花太长时间。女裁判官在念我的名字时拼命憋笑，然后判我取保候审，条件是下次出庭前不得进入陶洛周围两英里的范围。马丁和米克也得到了同样的判决。我们领回了少得可怜的财物，然后就出来了。
维斯托有九个人被抓走了，所以达拉姆执委会派了一辆车送我们回南希尔兹。回到矿场后，我们自己的工会干部警告我们不要违反保释规定，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回家。这些混蛋！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为自己的工会做了多少事。我恨他们！
我把今天的经过告诉了凯丝，她很担心，说我应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我只好提醒她，自从斯卡吉尔当选后，我一直在为他奔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可不能缩在家里，我不想这样做！我希望她能理解我，但我也没把握。
39．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星期一
由于我和另外几个人被禁止到陶洛参加纠察，所以有人就问我们想不想参加飞行纠察队。分会书记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去不去飞行纠察。我马上就说要去，很感激他们能给我一个保持活跃的机会。我们准备去兰开夏[6]，那边还有矿场没有停工。打完电话，我立即打给凯丝，告诉她我要去兰开夏，没想到她的态度居然还不错，还祝我好运。我对她说，我们可能会在周末之前回来。有了她的支持，我觉得轻松了不少。我们得在下午三点赶到阿姆斯特朗会堂。
收拾好行李后，社工党的麦克·西蒙斯（MikeSimons）打来电话，问我有什么新消息。我跟他说我要去兰开夏，他就给了我曼彻斯特那边的几个同志的电话，如果要留宿的话，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都认为这次的目的地很可能是艾基克罗夫特矿场[7]，因为那里的工会干部叫自己的会员不要理睬纠察线。恶心，太恶心了！我向麦克保证，碰到什么有新闻价值的事，就会马上通知他，因为他是《社会主义工人报》的撰稿人。
到了阿姆斯特朗会堂，我们总共有十五个人要去兰开夏，达拉姆矿工工会给了我们32英镑，靠这笔钱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书记对我们说，一定要小心，别忘了跟家人保持联系，他可不想接到矿工的妻子和女友的电话，紧张兮兮地问他，自己的丈夫和男友出了什么事。
会堂里大约有六十个纠察队员，但只有十五个人被允许去兰开夏，这让不少人都觉得不妙，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有多少人愿意去，就应该派多少人过去。我也同意，但书记解释说，这事他做不了主，因为这是地区执委会的决定。他还说，所有的分会都分成了四支纠察队，每一队都由来自四个矿场的人混编而成。跟维斯托混编的是萨克里斯顿[8]、维尔毛斯和赫林顿[9]，以后的飞行纠察任务也都是跟这几个矿场混编。
长途客车终于到了，上面已经坐了十个萨克里斯顿纠察队员，我们把行李放进行李箱。然后车子前往维尔毛斯，在那里搭了20人，接下来去赫林顿，捎上最后的十个人。人们全部上车后，车子开往兰开夏，只有车上的几个工会干部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他们又不肯告诉我们，天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说，反正我们又不会跟别人讲！
路上花了三个钟头，一路上我都在跟加里·马歇尔（GaryMarshall）聊天打发时间，他也在维斯托工作，我以前卖给过他几份《社会主义工人报》。他跟我说，他参加工党已经有13年了，但他现在对工党越来越幻灭。他不喜欢金诺克，现在越来越讨厌金诺克，因为金诺克一点也不支持我们矿工，他还说《社会主义工人报》上讲的好多东西他都挺赞同的。我觉得能够把他发展成党员，所以我们打算在这次纠察当中相互照应。
我们来到了波尔德矿工福利社（BoldMinersWelfare），发现里面挤满了达拉姆矿工。我认出了好些人，其中有阿瑟·奥克斯利，这让我很高兴，他给我买了一品脱[10]啤酒，但还没等我们坐下来好好喝一杯，我们就得回到车上，因为我们要赶往曼彻斯特，我们被安排住在艾克尔斯[11]一家社交俱乐部里。
大概在晚上九点钟，我们抵达了绿岸工党俱乐部（GreenbankLabourClub），很多人都在抱怨，说为什么不住在波尔德。我发现，这些抱怨的人当中，有不少上周就住在波尔德，给自己弄到了舒服的客房，现在他们要跑这么远，住不上舒服的客房了，所以他们就唧唧歪歪的。
俱乐部里满是正在过银行假日[12]的人，还有在大屏幕电视上看斯诺克决赛[13]的人，对决双方是斯蒂夫·戴维斯[14]和吉米·怀特[15]。我们背着行李和睡袋，奋力从人群中挤过，跟在一位妇女后面，她领着我们上楼，把我们带到客房。她欢迎了我们，说我们可以在这里住到周末，到明早再安排大家住到别人家里，但可能没办法替所有人安排好。我跟加里说，我会给曼彻斯特的几个联络人打电话，安排大家住到别的地方去。
我给一个叫艾琳·戴维斯（IreneDavis）的同志打了电话，她叫我联系一个叫菲尔·拉姆索尔（PhilRamsall）的人，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又叫我去找一个叫米克·布莱特曼（MickBrightman）的人，说那人的家离我只有五分钟的路。菲尔还叫我明早结束纠察之后再给他打电话。我跟我们工会的干部讲了我们要去哪里住，但他很不高兴，说大家都应该住在一起。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就说，那我们就要在凌晨四点十五分来俱乐部报到！
我们从当地一家酒吧出发，一路上转来转去，几次走错了路，最后终于到了地方。我们都不太好意思去敲陌生人的门，但外面冷得要命，所以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敲了门。门开了，露出了一张微笑的脸，他欢迎我们进入他那温暖可爱的小屋，然后走进厨房。很快他就端出热咖啡和鸡蛋三明治给我们吃。趁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他问了一连串问题，都是关于罢工在达拉姆的情况的。他跟我们说，他和妻子简（Jane）都是学生，但他曾在一个叫加德纳斯（Garnders）的地方参加过罢工，那次罢工坚持了足足六个半月！！我们说，我们这次罢工应该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我们没法想象他怎么能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那么久。他把我们介绍给了简，她说她和丈夫正在努力考试，准备应考。她话里有话，我们都听出来了，于是我们就说，我们要睡觉了，因为凌晨四点我们还要赶回俱乐部。他就说我们可以随便一点，就当是自己家一样。他把我们带进前屋，里面堆满了书，还摆着一张大床。我很喜欢读书，看见有这么多书在这里，感到很惊喜，但加里提醒我该睡了，我们就在床上并排睡了下来，没几分钟加里就打起了呼噜！很快我也睡着了。
40．一九八四年五月八日星期二
加里说他今早费了点工夫才弄醒我。出门时我们尽量保持安静，避免惊动主人。我们甚至没泡咖啡。我还没完全醒来，但外面的冷风一吹，我就全醒了，于是我们就迅速走回俱乐部，这次没有迷路。
一进俱乐部，我就不禁庆幸自己昨晚太走运了——每一张椅子上都有人在睡觉，地上满是垃圾，几张桌子上堆满了空酒杯。有两个人在打台球，球袋里塞着用来记账的纸，有个人在一间小厨房里泡茶。他跟我们说，昨晚他们一直喝到两点多，醒着的人全都没睡。
我们的工会干部闯了进来，他头戴牛仔帽，手拿玩具枪，朝睡着的人射击，把他们打醒过来！大家叫他丢掉那杆破枪，但还是一个个地起来了。他叫我们全都到外面去，我们就在外面等车，同时被寒风吹得瑟瑟发抖。到了凌晨五点十五分，客车司机总算来了，还抱怨说为什么叫他这么早就来。不少人都抱怨工会干部浪费了大家的宝贵的睡眠时间，但他坚持说都是司机的错。我相信司机！
客车上满是陈啤酒和臭屁的味道，我们终于抵达艾基克罗夫特时，我不禁长出一口气。从来没有闻到这么清新的空气！我们走了几百码才到矿井，到了那里，发现旁边的发电站全是工贼，吓了我们一跳。走着走着我们就跑了起来，高呼“祖鲁！”，想吓跑那些蠢猪。可惜没吓跑。
我们本来以为会有许多人参加纠察，到了那里才发现，就只有大概一百人，守在入口前面的蠢猪们是我们的两倍之多。我们加入了纠察队，我问一个纠察队员，其他人都去哪儿了。他说他们去了一个叫帕克塞德（Parkside）的矿场，那里还没停工。我们有个纠察队员，叫彼得·法里什（PeterFarrish），给我们找了些乐子：他带了个玩具小猪，走到警戒线上，对着真正的蠢猪们弄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蠢猪们脸上的尴尬显而易见。但他没能搞多久：第一批工贼来时，双方发生了推搡，蠢猪们立即扑向他，把他跟另外一个纠察队员拖走了。除了两人被抓之外，我们没做成什么，但至少推搡让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所有人都参加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虽然我们失去了彼得，但马上又有人出来搞笑了。这次是个当地的罢工工人，叫斯坦（Stan），跟他相比，彼得简直像是知识分子了！他穿着不同色的袜子，一边黄色另一边绿色，还把裤脚插进袜子里，脑袋上贴着一顶奇怪的羊毛帽。他不停地吹口琴，喊一些迷糊不清的话，什么“艾基克罗夫特，你死定了”，什么“艾基克罗夫特，是谁发明了蒸汽机？”至少他带来了一点亮色和幽默，要不然这个早上简直沉闷得要死：工贼们鱼贯而入，根本不理睬站在门口的六个“正式”纠察队员——那是蠢猪们恩准站在门口的。有些工贼似乎是坐着公交车进入矿山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可恶了，因为公交车司机一定是运输工会的会员，而他们可是答应过不越过我们的纠察线的。我跟我们的工会干部说，回到曼彻斯特后，他应该去查一查。
斯坦灵光一闪，指向马路对面，只见那里有几个人，正在矿场食堂的厨房里洗盆子。他跟我们说，那些人是艾基克罗夫特的工会干部，食堂里坐满了蠢猪，都是预备队，一旦出了乱子，就轮到这些预备蠢猪出动了。如果斯坦说的是真的，那这就是我见过的最最无耻下流的叛卖：矿工工会的干部居然给这群殴打我们的蠢猪做饭！简直气死我了！
到了九点半，客车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曼彻斯特理工学院[16]，我们在那里吃早饭，早饭有面包卷和咖啡。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的团结情谊。这时我听见广播里喊我的名字，叫我到最近的电话机去，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担心极了。结果只是菲尔·拉姆索尔想跟我谈谈，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来到用餐区，我把他介绍给了加里。我们谈了早上的纠察，然后他问我们愿不愿在几个会上讲话，走访几家工厂。我们同意了，但他得安排好交通工具。我还说，米克夫妻还要应考，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了，于是我们又打了个电话，安排好了落脚的地方。菲尔开车送我们去索尔福德[17]，路上聊个不停，都在聊他希望我们在这一趟能做成什么。我喜欢他这份乐观。
到了索尔福德，菲尔把我们介绍给了希拉里·伯克（HilaryBurke），她家里还有个空房间。她很热情地迎接了我们，给我们泡了咖啡，在她泡咖啡时，我们向她介绍了达拉姆那边的情况。上周她接待了几个伊兴顿的人，他们对她说，达拉姆的罢工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因为大多数人的情绪并不高。我对她说，我们的纠察队员表现比较消极，但我又说，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不在达拉姆，但罢工的势头目前还是比较猛的。
她带我们去了一家小工厂，我们在那里推销报纸，还搞了募捐。加里似乎很喜欢卖报纸，我们站在那里卖报纸的时候，他表现得很自信。我们卖的不多，只募集到几英镑，但至少我们觉得自己做了点有用的事。然后希拉里开车送我们回俱乐部，我们跟自己的工会干部讲了自己去过哪些地方。希拉里还说，她还有房间，可以让另外两个人住，但最好是有点政治觉悟的人。我猜她的意思是说有可能发展成社工党党员的人，至少也得是潜在的支持者。加里跟我讨论了一会，决定跟约翰和基斯谈谈这件事，他俩都是维尔毛斯的纠察队员，跟我们很合得来。我们找到了他们，问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很高兴，因为昨晚在俱乐部根本没睡好，所以他们马上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他们去找他们自己的工会干部，走之前我们约好，我们先去米克家拿行李，回来后我们再碰一次头。我们的工会干部又来插手，指责我们“自以为是”，真是傻屌。我问他，能不能让客车到索尔福德去接我们，他说不行。我问他，我们是不是整整一周都要去艾基克罗夫特，他说不行。我不想再跟他瞎扯了，就把希拉里的电话号码给了他，还跟他说，我们要自己去艾基克罗夫特，如果要联系我们就打希拉里的电话。
加里和我去了米克家，向他解释了我们离开的原因。米克很友好，他对我们说，既然他能坚持六个半月，我们也一定可以。我们说，希望罢工能够尽早胜利，不用坚持那么久。然后我们见了见他的小女儿，她从来没见过矿工，得知我们马上要走，觉得很失望。我们拿了行李，走出米克家，就直奔俱乐部。
我们在外面等希拉里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几个纠察队员上来找事，还骂我们是“自以为是的傻逼”。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不叫维斯托的人跟我们一起走。我把事实跟他们讲了，还向他们解释社工党的事，但他们不信，还叫我们“滚蛋”。很好，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内疚。
希拉里开车来了，把我们送到她家。她把我们介绍给了她的朋友波比（Bobby），波比是从南安普顿[18]过来的，她22岁就参加了社工党。我们打算出门逛逛，买点中国菜外卖，这样就不用麻烦希拉里为我们做饭了。
回到她家时，发现她做了一大锅咖喱！我们谁都没提到自己已经在外面饱餐了一顿，姑娘们离开房间后，我们都笑疯了。我们可是一点挨饿的机会都没有！
加里和其他人出去喝啤酒了，但我决定留下来写日记。当然，他们以为我对那两个姑娘有意思，还跟我挤眉弄眼，但他们大错特错了。希拉里很忙，所以我跟波比聊了几句。她很喜欢一个叫维克托·塞尔日[19]的作家，有空的话我就读读这个人的书吧。
约翰和基斯被分到靠近马路的一个房间，跟一个叫安妮·罗伯森（AnneRobertson）的妇女住在一起，加里和我住在空房间里。他借口自己背疼，占用了唯一一张床垫。我在地板上打地铺。明天可以睡懒觉，因为希拉里在曼彻斯特安排了几场集会，所以我们就不去参加纠察了。少我们两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少了两百个人或许才会有问题！
41．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星期三
今天真够操蛋的！不对，这样说并不准确，因为白天过得还算可以，操蛋的事都在晚上，不过我等会再写。
我们早上睡了懒觉，起床后吃了早饭，然后前往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厅[20]，全国教师工会[21]的教师们正在那里讨论他们的工资要求。保守党拒绝了他们的工资要求，他们就在讨论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代表们进场的时候，我正在门外跟一个叫艾琳·戴维斯的同志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艾琳告诉我，我们脚下正是“彼得卢大屠杀”[22]发生的地点，虽然听起来有点耳熟，但我想不起来。她向我解释说：在1819年，有几万名工人在这里开会，军队突然闯进来，杀死了几十个无辜的人。艾琳问我，愿不愿在里面的大会上发言，不过就算我愿意，代表们还得先通过一个允许我发言的决议才行。我答应了，但我很紧张，因为一想到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讲话，我就心里打鼓。
安妮·罗伯森把我介绍给了大会，她是我们的同志，昨晚就是她留宿了约翰和基斯，她的职业正是教师。会场里满是人，至少有一千人，看见人这么多，我的腿都打抖了。我们挤到前排坐下来，这时讲台上的发言人开始要求采取一些“激进”行动，比如二十四小时罢工，提请仲裁，这才是“有文化的精英”该做的事！没有一个人号召举行总罢工，而在我这个没文化的矿工看来，总罢工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已经在总罢工了，要是再有一个强大的工会举行总罢工，保守党可没法同时对付两个工会。
有人提议，允许一位正在参加罢工的矿工上台发言，得到了不少人的附议，于是举行了表决。但是，这个提议没有得到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所以没能通过，我虽然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但也偷偷松了一口气；虽然没达到法定票数，但也差不了多少，这一点很鼓舞人心。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不管那么多了，直接冲上讲台，一吐为快，但我没有自信。一个年轻人拿起话筒，说自己是基督教教师，然后引用圣经上的话，论证罢工是“邪恶”的，我觉得没必要再待在这里了，就走到外面去了。
我在会场外面搞起了募捐，离场的教师们反应热烈，一些教师还说应该让我上去发言的，这让我很高兴。艾琳对他们说，十二点半在附近一家酒吧有个集会，我会在那里发言，欢迎所有人参加。我们前往那家酒吧，一路上我提着装有捐款的桶，里面装得满满的，沉得很，我的胳膊都酸了。
进了那家酒吧，我碰见了加里，今早他参加了一个会议，但他们不让他发言，不过他们请他明早再去，保证明早一定让他发言。来了大概三十个人，加里和我都间断讲了几句，然后回答了一些平常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不举行全国表决？”“别人都在丢掉饭碗，为什么只有矿工幸免？”我是这样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在我们自己的地区，我们有权举行民主表决，所有人都能发表意见。表决的结果是大多数矿工工会会员赞成罢工，所以，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那些不愿参加罢工的地区也都应该加入罢工。至于饭碗的问题，矿工的工作岗位一直在不停地削减，1947年采矿业被国有化后，按理来说，产业应当属于人民，可是，光是在达拉姆一地，就有八万矿工失去了工作。我们赢得了满堂喝彩，又募捐到了大约20英镑，加上先前募捐到的钱，总共筹集了74.82英镑。社工党的组织能力和政策给加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今晚社工党还要在这家酒吧再开一个会，他同意在会上讲话。
开完会后，加里和我，还有一个叫迪克（Dick）的同志赶去约翰森油漆公司（JohnsonsPaints），那里的工人为了提高工资，已经罢工半个月了，我们去那里就是为了参加纠察。我们跟5个纠察队员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谈话，交流了经验，但我觉得他们对我们要说的话并不是很有兴趣。过了一会我们就离开了，这主要是因为天气太冷，但也是因为希拉里的妈妈回家了，我们得去她家拿行李。迪克开车送我们过去，他很了解曼彻斯特的历史，特别是彼得卢。他不但搭了我们一程，还给我们上了历史课，为此我们感谢了他。
我们跟约翰和基斯碰了头，他俩告诉我们，今早艾基克罗夫特的纠察很无聊，我们没错过什么。我问他俩，想不想参加社工党的集会，起初他俩好像没什么兴趣，但我说集会是在酒吧里开的，他俩就答应了。基斯要跟加里去市中心，约翰和我要去索尔福德。然后我们要在新的落脚处会合。我们收拾了行李，我把硬币全都塞进了旅行包底部，所以旅行包变得沉甸甸的。七点十五分安妮开车过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不远的酒吧，在酒吧外面停下车。希拉里开车送基斯和加里去市中心，然后回到索尔福德跟我们会合，因为她的支部在这里。
会开得很棒，屋子里挤满了人，大家听了来自伦敦的罗杰·考克斯（RogerCox）同志的致辞。他十分敏锐，知识渊博，我们围绕着罢工进行了很棒的辩论。我的发言受到了热烈欢迎，我还鼓励约翰发言，但他太害羞了，不敢上。他好像很享受辩论，不过，有人批评了斯卡吉尔，这让他有点不高兴。在休息时间，我向约翰解释说，没有人可以不受批评，哪怕他们要比普通的工会领袖优秀得多。约翰还是不太相信。集会剩下的时间都开得很棒，我收到了很多信封，里面装着同志们帮我们募集的捐款。我感谢了他们的团结情谊。
我们帮妇女后援团募集了一大笔钱，这让我感到很得意，然而我没得意太久：我们走向安妮的车时，发现后窗被打破了，我们的包全都不见了！我的衣服、眼镜、还有今天募集到的硬币全都没了！幸好我把纸钞放在口袋里，没丢掉。约翰没有我这么傻，他没把钱放在包里，可是他的衣服还是全都丢了，对他打击更大的是，他从小就一直记的日记也不见了。我真诚地替他感到难过，同时又庆幸我总是把日记放在外套口袋里，但这种庆幸又让我感到内疚。我们居然把行李大喇喇地放在后座上，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简直蠢死了，我们不禁咒骂自己的愚蠢。我们本来应该把行李放进行李箱的，或是干脆随身带着！事已至此，再怎么后悔也没用。我们在周围找了一圈，希望能找回行李，至少要把衣服找回来，但是没找到，只好自认倒霉。我问了几个小孩，有没有看见什么，他们却回以白眼，这帮小畜生！
回到安妮的车子旁边，车子的损伤让安妮很难过，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又走回酒吧，他们帮我们募集了20英镑。我把一半分给约翰，但他不收，说他兜里还有30英镑，够用了。大家建议安妮去找警察，就按盗窃和破坏财物报案，但我们都知道警察什么都不会做。报案的主要理由是安妮可以申请保险赔偿。我们开车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一头蠢猪没精打采地走了报案流程，只有在我们报出姓名和住址时，他才竖起耳朵，问我们来曼彻斯特干嘛。我们当然不能说实话，就说我们是来拜访朋友的，但他却说他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们，吓了我们一跳。这畜生准是在试探我们，但是艾基克罗夫特离这里不远，他可能真的在纠察线见过我们。我们就说，我们今晚刚到曼彻斯特。他说，贼是不大可能抓到了。惊不惊喜？有空狠揍矿工，没空去抓小偷！
安妮开车送我们去普雷斯特维奇[23]，让我们在乔夫·布朗（GeoffBrown）家里过夜，一路上开得很慢。我向她道歉，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麻痹大意，把行李放在后座上，才引来了小偷，还连累了她。她非常宽宏大量，叫我们别往心里去，就当长个教训好了。
我们的新主人，乔夫和朱丽·布朗（JulieBrown）夫妇热情迎接了我们。他们听说我们被偷之后，非常同情我们，给我们上茶，请我们吃他们自己做的蛋糕。约翰非常难过，他的旅伴一到，就跟他回房间去了。加里和我聊了各自参加的集会，他跟我说，有个伊兴顿的会员代表，讲话蠢得要命，喋喋不休地歌颂斯卡吉尔有多么伟大，他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做，就好像他是神一样；他还拿走了全部捐款，充入工会基金；我一点也不惊讶。公平地说，我认识不少伊兴顿的人，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或许今晚这个人状态不是很好吧，我相信他们会好好利用捐款的。加里也发了言，收到的回应让他很高兴。不难看出，他越来越自信了。
我们的房间条件很好，我俩都能睡上舒服的床。跟以往一样，加里打呼噜很响，我马上也要睡了。我仅剩的衣物都在地板上：一条牛仔裤、一件衬衫、一双袜子、一双靴子、一件夹克和一件外套。
42．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星期四
今早我睡得很死，闹钟和床边的收音机都没把我闹醒，加里费了一番工夫，总算在五点十五分把我弄醒了。加里抢在我前面洗了个澡，然后我半睡半醒地走进浴室，没有洗澡，而是用冰冷的水让自己彻底清醒过来。
来到楼下，乔夫比我俩起得都早，他已经做好了早饭：鸡蛋、吐司和热咖啡。太棒了。他开车送我们四个去艾基克罗夫特参加纠察，一路上约翰和基斯都没说话。我猜都是因为昨晚的事。
到艾基克罗夫特时，只看见当地的狂人斯坦和另外几个人，但没过多久其他人都来了。他们跟我们说，原本打算今天回去，但是计划有变，明天再回去。他们又给我们发了钱，一人8英镑，但他们又说，有谁想按原定计划回去的话，也可以走，纠察结束之后有辆客车马上出发。只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同意今天回去，剩下的人都想花掉这8英镑，这让我很欣慰。
乔夫七点钟离开了纠察线，上班去了。他在曼彻斯特理工学院教书，教工会研究的课。他问加里和我，能不能在十一点钟到他那边去，他要给会员代表们讲课，正好可以让我们在课上发言。他走后，一辆出租车迅速穿过纠察线，开进了矿场。我对加里说，看来工贼挣得不少嘛，都能打的上班了。加里就说，打的的钱哪里是工贼出的，分明是撒切尔出的，我只能同意。然后一个纠察队员对我们说，出租车里坐的不是工贼，而是两个维尔毛斯的纠察队员，他们打算直冲食堂，好好教训工贼们一顿！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但又替他们的安全担心。
过了十分钟，那两个纠察队员昂首阔步地走出大门，身边跟着一大群蠢猪。我们向他们大声喝彩，欢迎他们回到纠察线上。他们跟我们说，原本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他们冲进食堂后，却发现里面坐满了蠢猪，笑嘻嘻地盯着他们，然后就把他们给逮住了。他们说，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蠢猪又把他们放了，但他们也没抱怨。我猜大概是因为蠢猪们也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吧，再说他们又没犯法。
工贼们全部进入矿场后，加里和我打算去当地一家商店，买点糖果和香烟。回来时就剩十几个人了。他们对我们说，客车就要来接我们了，所以我们就一边聊天一边等，两头一脸无聊的蠢猪在一旁“守着”，他们可能是运气不好才被派来这里的。就在这时，一辆很漂亮的小轿车朝矿场开过来了，我扯着嗓子大喊“工贼！”，把这个词拖得很长。万万没想到，小轿车吱嘎一声刹了车，下来一头很大的蠢猪，腋下夹着手杖，穿过公路，朝我们直奔过来，脸上的表情一点不像在开玩笑。他块头很大，肌肉壮实，脸色涨得通红。我以为他是冲我来的，没想到他冲到一个外号“砖头维克”（VictheBrick）的维斯托纠察队员面前，指控他发出了那声叫喊。维克当然不认了，那头蠢猪就骂他是骗子，用手杖戳他胸口，还说什么“你干嘛不带着这帮害虫滚回达拉姆去!”维克可不吃这一套，哪怕对方是高级警官，他就说，“你他妈再敢用那根破玩意碰我一下，老子就把你那粗脖子给拧断！！”还算那头蠢猪识相，不敢再用手杖戳维克了，可他马上大吼清场。他好像马上就要爆炸了，就像动画片里吞下了太烫的食物的角色一样。蠢猪们从食堂里跑出来，强行把我们推到公路旁边，我们尽力反抗，但反抗的力度还不够让蠢猪们把我们抓起来。一头蠢猪警告我们小心点，因为刚才那头大蠢猪是曼彻斯特警监詹姆斯·安德顿[24]。维克仍然不为所动。
回到客车上，又碰到了一件怪事：一个维尔毛斯的工会干部急匆匆地找到我，要我交出30英镑，补偿约翰的损失。我完全懵了，我说我没这么多钱。我身上剩下的钱就只有为我们的妇女后援团募捐到的钱，她们非常需要这笔钱。他就说，社工党不是给了我钱吗，既然他们给了我钱，那么他们也应该给约翰钱。我就对他说，他们只给了我20英镑，而且我提出把一半分给约翰，但约翰不收。他就说，那就搞个投票吧，还对大家说我企图破坏工会。我让步了，把三十枚银币交给了这个犹大。犹大不仅不敢直视我，甚至还厚着脸皮叫我明天把约翰和基斯的行李带到纠察线去，因为他们另找了个地方留宿。加里想揍他，但我说揍人也不顶用。我又被这些该死的小官僚给诬陷了，心情完全被这件破事弄糟了，真他妈操蛋。
在理工学院，我们见了菲尔·拉姆索尔，他给我们安排了今天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我很高兴，因为这样就能让我们有事可干，不用分神去想别的事了。我们约好十二点在皮卡迪利火车站[25]碰头，然后去找乔夫的办公室。
一路上我们走错了几次路，最后总算在理工学院后面的一栋楼里找到了乔夫的办公室。乔夫先要问问他的学生，是否允许我们发言，于是我们就先在外面等着。我们跟乔夫的秘书聊了起来，她问我们是否参加了罢工，我们是不是“乔尔迪”[26]。我们说，是的，不过我们有脑子，有品味，所以我们支持桑德兰队[27]。她是曼彻斯特城队[28]的球迷，我们愉快地聊了十分钟足球，主要是博比·查尔顿[29]和个人技术的重要性。
乔夫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的学生们经过表决，同意让我们发言，他还问秘书是否愿意一起过去。她同意了，但她说她只能抽出几分钟时间，因为她很忙。加里偷偷告诉我，他紧张得要死，我对他说，别担心，其实我也很紧张，咱俩能对付过去的。
教室里有大概二十个学生，还有另一个讲师、乔夫和秘书。乔夫把我们介绍给大家，我先讲了罢工的起因，加里又把我以前讲过的话给仔细阐述了一遍，然后我们开始回答提问。他们提的问题都是老一套，表决、工贼、暴力、治安和飞行纠察队，加里和我轮流作答，必要的时候相互帮腔。我觉得我们干得还算不错，因为他们捐了40英镑，就连那位秘书——她一直留到最后——都捐了1英镑。乔夫后来告诉我，她是保守党的支持者，一开始甚至不愿见我们，这件事说明人的思想是可以通过论战而改变的。
然后我们跟几个学生喝了咖啡，我们发现一个学生是公交司机，他还是当地车场的会员代表。我们把艾基克罗夫特的事跟他讲了，就是公交车载运工贼那件事，他马上去打了个电话，叫他们的人不要再运工贼了，这算是个意外之喜。我们跟乔夫说，我们大概五点钟再来找他，还有约翰和基斯不会去他家了，还把客车上的事也告诉了他。这让他很吃惊，但他劝我们不要生闷气，他们只是做了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毕竟自己的利益最重要嘛！
我们的成功让加里情绪高涨，他第一次跟我说，他在认真地考虑要不要参加社工党。在铁路俱乐部（RailwayClub），由于会员代表们不愿召开特别会议，就举行了非正式会议，我们在会上向大约三十人发表讲话。大多数时候，我都在鼓励加里发言，他呼吁铁路工人举行罢工，支持矿工工会，光靠禁止加班和二十四小时罢工是不管用的。要靠各行业工人的联合行动，才能狠狠地教训保守党。他赢得了积极的反响，他们把募捐到的120英镑转交给了我们！离开会场时，加里充满了自信。
在跟菲尔碰头前，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于是我们去了附近的市场，我买了一个便宜的背包，用一英镑买了三条内裤，又用同样的价格买了五双袜子。最后用二英镑买了两件汗衫，结束了我的疯狂购物之旅，用的全是今天的8英镑纠察补助。
菲尔开车送我们回到他的公寓，我们喝了咖啡，他把我们介绍给了达维·休尔姆水厂（DaveyHulmeWaterworks）的两个工人，他们准备带我们去参加水厂门外的一个集会。他俩很聪明，就像个二人搞笑组合一样，一路上笑话讲个不停，逗得我们笑个不停。其中一个长得很像民歌歌手麦克·哈丁[30]。
这家“水厂”其实是污水处理厂，气味非常难闻，但在工厂外面很快就聚集了一小群人，等着听我们讲话。他们还是问了老一套的问题，我们也给出了老一套的回答，大部分问题都是一个男人问的。他兜里插着一份《太阳报》[31]，我们讲的一件事，似乎让他很惊讶：参加罢工的矿工，如果已经成了家，那么可以领取社会保障和家庭补助，每一家可以领12英镑，就靠这点钱过一星期，而单身矿工就什么都没有！一个工会干部对我们说，我们去艾基克罗夫特矿场参加纠察，这让他很是惊讶，因为他们以前也搞过罢工，那时艾基克罗夫特的矿工给过他们捐款，还参加了他们的纠察队！我把艾基克罗夫特的工会干部帮蠢猪们洗碗的事讲给他听，他保证会找他们谈一谈，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还答应明早会去参加纠察。
我们离开时，那个工会干部交给我们20英镑，这是他们募捐来的。但更让我感动的是，那个《太阳报》读者跟我握了手，往我手里塞了什么东西，然后快步走开了，我一看，是一张10英镑的钞票！今天真是太棒了！
回乔夫家之前，我们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学生社团[32]的一个集会，又重复了一遍老一套的问答。至少我们对自己的主张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回到乔夫家，我们好好洗了澡，乔夫给我们做了一顿美妙的晚餐。跟他比起来，我最多也就能炸炸鸡蛋加薯条了！我们进行了一场很有意思的谈话，谈的是社工党，乔夫对我们说，他在德国待过一段时间，那边也有一个跟社工党类似的组织，他在那个组织里很活跃。我敢说，他是个很棒的讲师！
七点半菲尔过来接我们去参加戈顿[33]支部的会议，这个会也是在一家酒吧的二楼包厢里开的。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棒的会议，主讲人是约翰·泰勒（JohnTaylor），来自布拉德福德[34]，他讲得棒极了。他讲的是“工党史”，加了许多幽默段子，讲得很有意思。加里和我也讲了一点，不过这次我们强调了社工党对我们这些罢工工人的影响，以及我们在罢工中是怎么做的。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晚上，只去了一次厕所。我们又一次收到了许多信封，里面装着同志们募集到的款子。今天真是了不起的一天，发生了多少事啊。
43．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五
今早乔夫很累，所以是朱莉开车送我们去参加纠察的。朱莉是教师，但在上班之前，她还是尽量在纠察线上待了一个钟头。我们赶到的时候，大多数纠察队员还没来，我就趁机凑到入口旁边的六个“正式”纠察队员旁边。加里和朱莉站在道路中间。工贼们来上班的时候，我们想阻拦他们，但这些混蛋根本不停，甚至没有放慢脚步。有两个纠察队员来自艾基克罗夫特，他们从第一天就参加了罢工。情况对我们来说已经够难的了，想必他们要比我们困难得多。一个纠察队员喊了一声“工贼！”，犯下了滔天大罪，被迫离开公路。然后我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摆出了一个很娘炮的姿势。朱莉说我这样做是性别歧视，我没跟她争。我只是想嘲讽工贼，但我接受了她的意见。
今天斯坦做得比前几天更胜一筹。他在路边摆了个神龛，上面供着一张警察的照片，周围放着三角形的锡箔，还有一个木制十字架，一只死掉的麻雀。斯坦绕着神龛跳大神，边跳边骂警察，不时停下来对着衣领说几句，什么“三千纠察队员将在十分钟内赶到，完毕”，旁边的蠢猪们都被他整懵了，他就朝他们大吼。过了一阵子，蠢猪们砸烂了斯坦那个亵渎的神龛，激起了纠察队今早最强烈的反应，但是只有起哄和嘲讽，没有推搡。纠察结束后，我们把基斯的行李丢给他，然后就去曼彻斯特理工学院。
加里和我叫卖报纸，卖出了六份。我们跟一个桑德兰姑娘谈话时，我们的几个纠察队员朝她起哄，叫她“露奶子给哥几个瞧瞧”，真是太可耻了，让我们感到既丢脸又恶心，我们叫他们规矩些，他们却骂我们“装什么逼呢”。如果我们的人都是这副鸟样，又怎么能得到支持和团结呢？
一个工友跟我们讲，现在要开个会，讨论要不要多留一天，去参加明天的圣海伦斯[35]游行。会没开多久，大家关心的主要是能不能再领8英镑。上面批准了，所以我们明天就去参加集会。
我和加里分别给各自的妻子打了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们，挨了好一顿骂。凯丝气坏了，她说，既然我一个人过得这么爽，那就别回来了。我跟她解释，但她很不高兴，不听我讲。加里的妻子也同样骂了他一顿，于是我们躲到附近一家小饭馆喝咖啡，让听力慢慢恢复。这家小饭馆的老板是个希腊裔塞浦路斯人，支持罢工，所以他陪我们喝咖啡，给我们讲了他以前在塞浦路斯参加斗争的故事，让我们度过了美妙的半个钟头。他还说，里根是个蠢货，美国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我们真不想离开，但菲尔正在外面等着我们，准备接我们去参加另一个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索尔福德的阿姆斯特朗会堂举行的，南希尔兹也有个阿姆斯特朗会堂，两地的阿姆斯特朗会堂都卖沃克斯啤酒[36]，加里管这种啤酒叫“蚊子尿”。菲尔之前跟我们讲过，我们的听众是一群负责监督缓刑犯的官员，所以不要指望受到欢迎。我们大错特错了。参加会议的大约有三十人，我们讲了司法机关如何滥用法律破坏罢工，为什么在罢工中动武的主要是警方，法院抓住各种轻微的“违法行为”（比如阻碍道路交通）不放，给工人定下各种保释条件，阻挠工人参加斗争。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听众起立鼓掌，捐给我们80英镑。这真是太棒了，这也是我们俩在这趟旅途中的高光时刻。
回到乔夫家，我们把募集到的款子仔细数了一遍，惊喜地发现足足有411.23英镑，足够让妇女后援团用上好一阵子了。晚上我们又要跟曼彻斯特的同志们出去逛一趟，但这次我们会把钱放在家里！
44．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二日星期六
今早9点我们要到绿岸工党俱乐部报到，所以乔夫开车送我们过去。我们向乔夫和朱莉的热情款待致以诚挚的感谢，然后走进俱乐部。到了9点，客车还是没来，直到9点40分才来。我又跟工会干部大吵一架，主要是因为他叫司机九点半过来。
圣海伦斯的游行非常盛大，来了一万多人。达拉姆分会的旗帜全都来了，放在执委会的客车上，车上还有大部分执委会委员，领头的是汤米·卡兰和哈罗德·米切尔[37]。达拉姆和诺森伯兰的所有矿场都派出了代表，这真是一场盛大的登场。
我们十一点半出发，沿着道路游行，道路两边挤满了周末出来购物的游客，向我们欢呼。我们刚刚到达集会地点，我们的工会干部就叫我们全都回到客车上，客车马上就要出发，不及时上车就会被丢下。我反驳说，我们每人都领到了8英镑，至少让我们听完演讲再回去吧。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客车出发时，有几个人还没来得及上车。好像没有一个人在乎他们。
在回去的途中，又是那个维尔毛斯工会的干部找我挑事，他对大家说，比起纠察，我对叫卖“赤匪”报纸更上心！他还叫我把募集到的款子平分给客车上的4个分会。我和加里辛辛苦苦到处募捐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在闲逛，我怎么可能分给他们。我就说，我宁可把这些钱还回去，也不想分给他这样的孬种！我不能跟这傻屌吵，那样太蠢了。如果说他上次不是特意针对我的话，这次明显就是冲着我来的，以后我得更加小心了，整个国家都在全力对付我们，可我们还得担心自己人会不会在背后捅一刀，这真叫我恶心！
回到家后，凯丝大发雷霆，不跟我说话，社工党纽卡斯尔支部的米克·阿姆斯特朗刚刚打电话给我，说星期一早上八点有一辆客车要从阿姆斯特朗会堂出发，带人去曼斯菲尔德[38]参加游行，凯丝就更加生气了。我对凯丝说，我要去参加，她就气鼓鼓地上床了，还骂我是自私的混蛋。我理解她为什么这么气，但我还能怎么做？必须尽快赢得罢工的胜利，我们的生活才能尽快恢复正常。
45．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一
自从罢工开始以来，这是最让我心烦、最让我失望的一天，也是最暴力的一天！
斯卡吉尔号召大家去曼斯菲尔德参加大规模示威游行，展示罢工的力量，同时也是向正在与我们一起罢工的一万一千名诺丁汉工人表态支持。而我们的分会干部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只派出了一车人，这让许多经常参加纠察的矿工很失望。幸好伊恩·维尔本四处奔走，在社工党纽卡斯尔支部的帮助下，又组织了另一车人，让那些干部瞧瞧，不是只有他们才会组织人，这也说明了社工党不是只对卖报纸才上心。
我们只有十五个人，客车来得又晚了，我们没时间去发动更多的人了，真是扫兴。坐在工会那辆车上的人，每人都领到了5英镑的补贴，所以我们决定也这么做，就用我们在曼彻斯特募集到的钱来给大家发补贴。以后再把这笔钱记到分会的账上。
在一个服务站，我们遇到了纽卡斯尔理工学院的包车，车上坐满了人。这批人是一个叫西蒙的小伙子组织起来的，他跟我们说，他碰到了困难：包车的费用超支了，可是工党和战士派的人不肯出钱。我就说，这笔钱就用我们的基金来付，但西蒙谢绝了，他说他会想办法解决的。
早上十一点，我们到了曼斯菲尔德，我们叫司机下午四点来接我们。按照计划，游行队伍要从一个社区中心出发，绕行曼斯菲尔德的大街小巷一圈后，再回到那里。那个社区中心的停车场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旗帜，足有几十面，我们挤过人群，来到我们分会的旗帜下面。我们出现时，许多维斯托矿工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汤米·维尔森（TommyWilson）和他那帮狗腿子围住伊恩·维尔本和基斯·斯穆尔特，说要揍扁他们！我惊呆了。他们没有对我说什么，但气氛很紧张，我叫伊恩和基斯小心点，别靠近汤米那帮人。为什么汤米会做出这样的反应？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理由就是：他是工会干部，可能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威胁。这完全是以下犯上。
游行队伍出发了，场面很壮观，到处都是“矿工必胜”的牌子。伊恩、基斯和我始终待在队伍边缘，这样我们可以趁机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而且也能离汤米远远的。没多久我们就把报纸卖光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蠢猪们表现得很低调，尽管直升机一直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当队伍沿着挤满了人的街道前进时，我感到无比骄傲，我想，通过这次游行，我们展现出了强有力的团结精神，这样一定能打动诺丁汉工贼。但是，我的骄傲马上变成了尴尬：几个年轻的女店员从窗户里探头出来看我们游行，一大帮人就朝她们起哄：“露露奶子给哥们瞧瞧”，更糟糕的是，妇女后援团的人就在现场。我叫他们住嘴，他们却反过来骂我，有一个人倒是没骂，但他说，“不就是找点乐子吗，反正小妞们就爱这样”。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的人都对妇女这么无礼，又怎么能指望妇女会支持我们呢？幸好他们换了调子，“蠢猪蠢猪蠢猪，呜呜呜呜叫”，这个调子是用“麦琪”改的。我松了一口气，这次至少是在骂敌人。
游行队伍返回停车场后，我打算在门口呆一会，看看能不能碰上熟人。各种各样的支援团体来来去去，五花八门的旗帜到处飘扬，场面很是壮观，让我大受鼓舞。一个姑娘朝我走来，向我推销《下一步》，这是革命工人党的刊物[39]。我看了一眼头版，震惊了：头条文章呼吁举行全国表决，把矿工团结起来！我劝她参加战士派，要不干脆参加保守党得了，但她坚持说，只有举行全国表决才能团结矿工。他们真是跟尼尔·金诺克一样革命！我想RCP大概是“雷·查德本党”的缩写吧[40]。她老是不走，我只好开骂，才把她赶走了。
我见到了菲尔·拉姆索尔和艾琳·戴维斯，松了一口气。我们站着讨论要去哪个矿场开展大规模纠察，因为我们觉得这才是这次游行的真正目的。然后轮到演讲了，斯卡吉尔介绍了托尼·本恩，说他是“我们拥有过的最伟大的能源大臣”，这让我彻底懵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正是本恩推行了“激励计划”，分化了工人，况且这个计划还在全国表决中以一比二的比例被否决了。这就是你们要的全国表决！照我说，诺丁汉矿工不愿罢工，都是因为这个激励计划，因为诺丁汉的矿层很肥，他们能够挣到大量奖金。在维斯托，我们得在北海底下7英里的地方采矿，那里很潮湿，储量也不太多，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奖金。本恩是个被带进沟里的蠢货，他以为我们只需要把几百个像他那样的左翼分子选入下议院，就能建成社会主义乌托邦。蠢到家了！斯卡吉尔像以往一样，发表了充满战斗口号的演讲，但他没有号召举行大规模纠察。太失望了。
演讲结束后，我们到附近一家酒吧吃饭。我们吃了炸鱼加土豆条，喝了啤酒，然后菲尔和艾琳要走了。旁边有几个纽卡斯尔理工学院的学生，正在跟几个维斯托矿工坐在一起，我就凑了过去。有两个女学生，一个叫布伦达（Brenda），另一个叫琼（Joan），她俩把话头转到了今天游行中的性别歧视起哄，说那些人“太他妈恶心、太他妈下流了”。一个矿工就说，“如果你是我老婆，我就要狠狠教训你一顿，谁叫你讲话这么粗俗！”我看见布伦达真的发火了，想让大家消消气，就插嘴说，“要是我叫你老婆或女儿露奶子，那你又会怎么想？”一个矿工跳了起来，火冒三丈，布伦达也跳了起来，火冒九丈。幸好老板及时说“打烊了”，把我们全都赶了出来。在厕所里，我听见几个人说，斯卡吉尔跟蠢猪们做了交易：蠢猪们让游行顺利举行，斯卡吉尔就不会发动纠察。我不愿相信这种说法，但这确实能解释今天警察为什么低调、斯卡吉尔为什么不号召进行大规模纠察。新闻里说参加今天游行的足有四万人，要是他们都去参加纠察，我们就能让整个诺丁汉彻底停工。我觉得，我们失去了一个好机会。
我们离开酒吧，慢慢地走向停车场，享受着阳光。突然，我们听见打碎玻璃的声音，然后看见社区中心后面出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狠揍两个小伙子。我们全都大喊起来，冲向他们，想把他们救出来，但是，骑警骑着高头大马，在社区中心外面巡逻，谁敢挡路就打谁。我一时僵住了，但是，我看见一个男人倒在地上，头上鲜血淋漓，我这才反应过来，冲过马路，闯进一家教堂的大门里面。我想起来，他们不能在教堂里抓我，因为这里是庇护所[41]。真是发疯了！人们尖叫着向四面八方散开，想躲避骑警。我从教堂里面往外看去，看见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挨了打，倒在地上，婴儿车散了，她的婴儿在啼哭！我被吓坏了。跟在骑警后面的蠢猪们没有一个停下来帮她。他们正忙着抓人、打人！他们全身上下都穿着黑色制服，头戴防暴头盔，拿着塑料盾牌，挥舞着警棍。我冲出去，把那个妇女和她的婴儿带进教堂，然后又跑出去，把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送到安全的地方。这是一场屠杀，我根本没有看见有人挑衅警察。这里变得跟战场一样。
最后，我们觉得足够安全了，就回到了停车场，客车正在不断开出。我认出了几个维斯托工友，就跑到他们那边去。他们告诉我，所有人都得在3点30分之前离开，到时候谁还不走，就会被逮捕，被扣上“参加暴乱”的罪名！有人已经去找我们的客车了，这时人们陆陆续续回来了，我们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有恐怖的故事要讲给大家听。蠢猪们跑来跑去，驱赶人们，朝人们大吼，叫人们离开，毫无理由就抓人。
我们的客车终于到了，我们松了一口气，蠢猪们开始粗暴地赶我们上车。我们点了名，发现一个人都没少，这才放下心来。一群唐卡斯特[42]的工友没赶上自己的客车，我们就让他们上了车。一个工友藏在后座下面，因为蠢猪们要抓他。直到我们上了M1公路，把曼斯菲尔德抛在身后，我们全都长出了一口气。
一个约克郡的工友对我说，有人戴了一顶玩具警察头盔，几头蠢猪就打他。他的同伴就朝蠢猪们丢瓶子。防暴警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场。好一出特洛伊木马计！
吹毛求疵的人或许会说，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酒吧全都打烊了，所以蠢猪们就可以将其全部归咎于“流氓酒后闹事”，他们就可以说自己别无他法，以此来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并趁机杀鸡儆猴，吓唬其他人，让其他人不敢再去诺丁汉。
吹毛求疵的人或许还会问，说到底，蠢猪们和骑警们去社区中心到底想干什么？马克思说过，“政治权力就是一个阶级用来压迫其他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43]。现在该到我们逼迫他们，争取变革了！！！
46．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五
从曼斯菲尔德回来后，这几天都很无聊，因为他们不允许我去陶洛，所以我只好去拉姆利[44]6号矿场参加纠察，别看它叫这个名字，其实它已经停止采矿了，现在只是用来储藏和清洗露天开采的煤。
每天都有大约70人参加纠察，大多数纠察队员都跟我一样，被禁止前往陶洛。每天早上大概九点半，货车就会开过来，但是没人去阻挡货车。我们只是叫喊“工贼”，因为蠢猪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得多，而且我猜大家也不想再被抓一次。这真让人灰心，现在就算蠢猪们向我们挑衅，我们也没有反击的心气了。就像星期三那次，我们沿着围墙立起了一些写着“阻止警察国家”的牌子，惹火了一头蠢猪，他就把那些牌子全砸了！几个年纪比较大的还对那头蠢猪说他做得对，剩下的人只是恶狠狠地瞪着他。这太让人泄气了，我开始怀疑，天天跑来参加纠察到底值不值得，但我想，还是值得的，因为我可以在比较年轻的工友当中开展鼓动，叫大家到蒂塞德[45]那边的钢铁厂去进行纠察。
今晚分会书记沃尔特·斯雷特（WalterSlater）给我报销了上次去曼斯菲尔德的费用，但他又叫我不要再组织人去曼斯菲尔德了，因为分会出不起钱了！真是蠢货！
跟许多纠察队员谈过后，我开始组织请愿，要求召开分会大会。我们已经好几周没开分会大会了，可是分会干部却找了个差劲的借口，说他们没有什么事要讲。得了吧，我们可是有一大堆事要讲呢，特别是关于纠察的事。跟我谈过的工友大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字，然后我把请愿书交给了一位会员代表。我还卖掉了37份《社会主义工人报》，这说明不少工友是愿意接受新思想、迫切希望了解这次罢工的实情的。
倒霉的是，从曼斯菲尔德回来后就一直没见过伊恩·维尔本，要是他怕了他们的威胁，那就太可惜了！
47．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我打算到康塞特附近的伍德塞德矿场（WoodsideDriftColliery）去参加纠察，那里位于达拉姆郡的野外，我觉得那里可能会比拉姆利更能提振士气。结果事与愿违，但我抓住机会，向在那里参加纠察的维斯托工友开展鼓动，劝他们参加预定在星期三举行的分会大会。我还跟许多准备去陶洛的纠察队员谈了话，看来，我准备好的提案是能够通过的，因为里面写的全都是大家想要的。具体内容是：
1.每周举行一次分会大会；
2.在阿姆斯特朗会堂里开个食堂；
3.给妇女后援团配个厨师；
4.向外地派出更多的纠察队员；
5.由分会向妇女后援团提供财政支持；
6.选举罢工委员会；
7.派人去蒂塞德钢铁厂参加纠察。
尽管我们分会的干部敌视妇女后援团，不配合她们的工作，但她们还是干得非常棒，所以我才在提案里写了这几条。全国海员工会[46]在南希尔兹加冕大街（CoronationStreet）有一栋楼，妇女后援团把办公室设在那栋楼里，她们在那里分发食物。加里·马歇尔和我去拜访她们，从我们在曼彻斯特募捐到的钱当中取出300英镑，转交给她们，剩下的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还想协助她们的工作，但她们谢绝了，说要保持独立。这很好。
凯丝的上司要休假半年，所以她被提拔为妇女避难所的管理员。提拔之后，工资多了一点，责任多了不少，如果她的上司不回来的话，这个职位就是她的了。她很开心，这也减轻了我的压力。
48．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今早的分会大会结束后，我疲惫不堪、灰心丧气、无比幻灭，幸好晚上参加了社工党的支部大会，同志们给我打气出主意，我现在没那么难受了。
今早我在伍德塞德矿场参加完纠察后，充满自信地来到阿姆斯特朗会堂。我坚信，我们的干部领导罢工的方式，早就让大家生厌了，他们一定会表现出自己的厌恶。会堂里挤满了人，我在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旁边是加里和基斯，准备向主席台发动猛攻。
大会先是宣读并通过了上次大会的纪要，然后分会书记沃尔特·斯雷特站起来宣读来往信件。他讲的第一件事是这样的：他收到了帕森斯的一封信，说他们那边收到了一封以他的名义要钱的信，这件事让他非常恶心。他说，他从来没有给帕森斯写过信，但这封信上的落款又是他的名字，所以这一定是伪造的！这封信还对诺曼·斯特莱克的行为提出抗议，此人在帕森斯侮辱了工会书记，并且未经许可擅自募捐。斯雷特说，他一直很信任我，还问我有没有来参加大会。这个混蛋！他明明知道我来了，因为他正在直勾勾地瞪着我呢。我站了起来，两腿打颤，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盯着我看。他投出了杀手锏：他说，自己的一个会员居然干出了这么不道德的事，他参加工会这么多年，头一次这么震惊、这么恶心！他质问我：那封信是不是我伪造的？还是别人伪造的？
他巧妙地暗示大家：我为了捞钱而伪造了信件；我想为自己辩护，但是，除了承认我冒用他的名义写信之外，他们不允许我说别的话。然后汤米·维尔森站起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他大骂社工党是一帮“下贱的赤匪”，并公然指责我伪造信件、骗取钱财。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指责我，要求对我进行严厉处分，好让其他人不敢“利用罢工谋取私利”，我彻底懵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得到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但我太震惊、太沮丧了，连话都讲不利索，就连我的同伴都露出了怀疑我的表情。然后，分会主席约翰·查普曼（JohnChapman）就问大家，是否允许分会委员会在恰当的时机对我做出处分，全场一致举手同意。
大家都用蔑视的眼光瞪着我，我难受极了，恨不得地上突然开个缝钻进去！加里和基斯连忙安慰我，但就连他们也不是完全信任我，所以我在一片嘘声中离开了会堂，一个人回了家，实在太心碎了。
到了家，我的羞愧变成了怒气，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干了，就待在家里得了。这群忘恩负义的畜生！我募捐到的每一分钱都有见证人作证，都是一五一十数过的，那封信也根本不是什么“伪造”，因为它跟斯雷特的签名一点都不像，我是从维尔毛斯那边弄来那封信的，然后我影印了一份，用我们分会的信头换掉了维尔毛斯分会的信头，在结尾签上了斯雷特的名字，换掉了戴夫·霍帕[47]的签名。信上面写的是分会的地址，而不是我的地址，所以我怎么可能从中谋取私利呢？现在我又有了新的疑问。这封“伪造信”为什么过了五个星期才曝光？斯雷特是多久之前收到帕森斯的信的？如果我真的犯下了这么严重的罪过，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曝光？等委员会讯问我的时候，我一定要提出这些问题，不管什么时候。我唯一的罪过就是愚蠢，没别的了。
我接到了好几个电话，催我参加今晚的会议，我就去了。幸好我去了，要是我没去，就找不到出路。同志们劝我不要待在家里，因为在纠察队员们看来，我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见人，正好证明我心里有鬼，我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他们说得对。他们还说，这是干部们事先策划好的打击，因为我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早就想狠狠整我了。我觉得他们说得很对，所以决定继续干下去，尽管嘴里满是苦涩。
凯丝一直表现得很好，我的遭遇让她十分生气。她也不停地催我要坚持干下去，她真聪明！
今天矿工工会跟麦克格雷格进行了谈判，但才过了一个小时就不欢而散。真是惊讶！
49．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今早我参加了纠察，得到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我趁机向大家解释了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什么时候做的。我还问大家：如果我真的犯了这么大的罪，干部们为什么要等上这么久才指控我？大部分工友听了我的话，都表示同情，但汤米·维尔森过来了，扬言要踢烂我的赤匪脑袋，叫大家不要相信我讲的每一个字，因为我是“该死的谎话精”。他很吓人，我只想躲开他，不让他获得落实威胁的机会。
伍德塞德矿场跟以往一样无聊，我连一份报纸都卖不出去。好吧，也许要花点时间，但我坚信，不管这帮无能的混蛋怎样逼我，都休想叫我放弃。
50．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一
又回到伍德塞德矿场参加纠察，还是跟以往一样无聊，什么事都没发生。大家都在聊约克郡奥格里夫[48]的事，那里组织了大规模纠察。咱们为什么不上那里去？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问题是，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在纠察队员当中开展鼓动。我还不能当面跟干部们对质，都是因为上周的事。混账东西！好的一面是，纠察队员们似乎相信了我的解释，希望事情不会继续恶化。
51．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三
又到伍德塞德矿场参加纠察，依然完全没有行动。在奥格里夫，几千名警察和纠察队员爆发了激战。包括斯卡吉尔在内，有几十人被抓，还有好多纠察队员被打伤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斯卡吉尔无疑仍是现在最优秀的工会领袖。除了他，我想不出还有哪个工会领袖会亲自参加纠察，更不用说跟自己的会员一起被抓了。
我们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用？我们的分会领导到底在干嘛？约克郡的工友们正在战斗，他们却派我们来这里消磨时间！我能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各自为战，不去相互支援，罢工就一定会输掉。
[1]克鲁克（Crook）是达拉姆郡中部的一个城镇。——中译者注
[2]拍立得（Polaroid）相机是由宝丽来公司（Polaroid）开发的一系列相机的统称，该公司于1948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即时成像相机“拍立得95”（Polaroid95）。这种相机在按下快门后，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吐出照片，几分钟就能完成显影。这种相机曾风靡一时，但在数码摄影的冲击下已经逐渐退出市场。——中译者注
[3]汤姆·卡兰（TomCallan，1921—2007），出身于达拉姆郡一个工人家庭，15岁开始当矿工，1960年开始担任矿工工会全职干部，1972年当选为达拉姆矿工协会（DurhamMiners'Association）主席，1979年当选为达拉姆矿工协会总书记，1985年9月退休。——中译者注
[4]主教—奥克兰（BishopAuckland）是达拉姆郡中部的一个城镇，位于威尔河（RiverWear）与冈利斯河（RiverGaunless）交汇处。在工业革命期间，该地的煤矿工业曾蓬勃发展。——中译者注
[5]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司法体系中，裁判法院（Magistrate’sCourt）是最初级的刑事法庭，负责审理轻度刑事案件，裁判法院的审判官称为裁判官（Magistrate），职权和等级都低于法官（Judge）。——中译者注
[6]兰开夏（Lancashire）是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郡。——中译者注
[7]艾基克罗夫特矿场（AgecroftColliery）是曼彻斯特煤田的一个矿场，位于兰开夏郡彭德尔伯里市（Pendlebury）的艾基克罗夫特区（Agecroft），1844年开业，1932年停业。1960年国家煤炭委员会决定重开艾基克罗夫特矿场，1991年再次停业，并彻底拆除。——中译者注
[8]萨克里斯顿（Sacriston）是达拉姆郡北部的一个村镇，当地曾设有矿场，1985年停业。——中译者注
[9]赫林顿（Herrington）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村镇，历史上曾属于达拉姆郡，现属桑德兰市（CityofSunderland）。——中译者注
[10]品脱（pint）是英制中的液体体积单位，在英国，1品脱=0.568升。——中译者注
[11]艾克尔斯（Eccles）是大曼彻斯特（GreaterManchester）的一个城镇，位于曼彻斯特以西6.4千米处。——中译者注
[12]银行假日（BankHoliday）是指英国的几个公共假日，一般包括元旦、复活节、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劳动节、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一、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一、圣诞节等。——中译者注
[13]1984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于5月7日在谢菲尔德举行，对决双方是卫冕冠军斯蒂夫·戴维斯和詹姆斯·怀特，最后戴维斯以18：16击败怀特，卫冕成功。——中译者注
[14]斯蒂夫·戴维斯（SteveDavis，1957年8月22日——），英国著名斯诺克选手，12岁开始打斯诺克，1978年成为职业选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统治球坛，夺得了1981年、1983年、1984年、1987年、1988年、1989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WorldSnookerChampionship）冠军。在职业生涯中一共赢得84项职业赛事冠军。2016年退役。——中译者注
[15]詹姆斯·沃伦·怀特（JamesWarrenWhite，1962年5月2日——），英国著名斯诺克选手。1977年夺得英国16岁以下青少年斯诺克比赛冠军，1979年成为英国业余锦标赛（EnglishAmateurChampionship）史上最年轻的冠军，1980年夺得世界业余斯诺克锦标赛（WorldAmateurSnookerChampionship）冠军。1984年闯入世界锦标赛决赛，但在决赛中败给了斯蒂夫·戴维斯。此后他又在1990—1994年连续五次闯入世界锦标赛决赛，但最终无缘冠军。在职业生涯中共赢得23项赛事冠军。——中译者注
[16]曼彻斯特理工学院（ManchesterPolytechnic）成立于1970年，前身是曼彻斯特科技学院（ManchesterCollegeofScienceandTechnology）。与多家高校合并后，于1992年9月15日改为曼彻斯特都市大学（ManchesterMetropolitanUniversity）。——中译者注
[17]索尔福德（Salford）是大曼彻斯特的一个城市，历史上属于兰开夏郡。它是大曼彻斯特都会区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曼彻斯特市。——中译者注
[18]南安普顿（Southampton）是英格兰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属于汉普郡（Hampshire）。——中译者注
[19]维克托·塞尔日（Victor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ЛьвовичКибальчич），出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20]自由贸易厅（FreeTradeHall）是一处历史建筑物，位于曼彻斯特市彼得大街（PeterStreet），1853年动工，1856年完工。公众集会和音乐会经常在这里举行。1963年被英格兰遗产委员会（EnglishHeritageTrust）列为二级登录建筑（GradeII*listedbuilding）。——中译者注
[21]全国教师工会（NationalUnionofTeachers，NUT）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学校教师的工会，成立于1870年6月25日，原名全国小学教师工会（NationalUnionofElementaryTeachers，NUET），1889年4月改称全国教师工会。2017年9月1日跟教师与讲师协会（AssociationofTeachersandLecturers，ATL）合并为全国教育工会（NationalEducationUnion，NEU）。——中译者注
[22]1819年8月16日，六万人在曼彻斯特市圣彼得广场举行集会，要求改革议会制度，遭到当局暴力镇压，18人惨遭军队杀害，另有数百人受伤，史称“彼得卢大屠杀”（Peterloomassacre）。——中译者注
[23]普雷斯特维奇（Prestwich）是大曼彻斯特的一个城镇，位于索尔福德以北5千米处。——中译者注
[24]西里尔·詹姆斯·安德顿（CyrilJamesAnderton，1932年5月24日——2022年5月5日），生于英格兰兰开夏郡威根市（Wigan），毕业于威根语法学校（WiganGrammarSchool）。曾在皇家宪兵队（RoyalMilitaryPolice）服役3年，1953年加入曼彻斯特市警队（ManchesterCityPolice），1976年被任命为大曼彻斯特治安警察总监，1991年退休。——中译者注
[25]皮卡迪利火车站（PiccadillyTrainStation）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东南方向，是曼彻斯特的主要铁路枢纽站，1842年投入运营，1960年改为现名。——中译者注
[26]“乔尔迪”（Geordie）是指英格兰东北部的泰恩河（RiverTyne）沿岸的居民，也指当地人使用的英语方言。——中译者注
[27]桑德兰足球俱乐部（SunderlandAssociationFootballClub）是英格兰一家历史悠久的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879年，原名“桑德兰与周边地区教师队”（SunderlandandDistrictTeachers），1880年改为现名。该俱乐部曾赢得六次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和两次足总杯冠军。——中译者注
[28]曼彻斯特城足球俱乐部（ManchesterCityFootballClub）是英格兰一家老牌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880年，原名（西戈顿）圣马可队（〔WestGorton〕St.Mark’s），1887年改称阿德维克足球俱乐部（ArdwickAssociationFootballClub），1894年改为现名。该俱乐部于1892年加入英格兰足球联赛，曾赢得8次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6次足总杯冠军、8次联赛杯冠军和1次欧洲优胜者杯冠军。——中译者注
[29]罗伯特·查尔顿（RobertCharlton，1937年10月11日——），英格兰著名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和中场。生于英格兰诺森伯兰一个体育世家，1953年加入曼彻斯特联队（ManchesterUnited），1954年成为职业球员，自1956年起为曼彻斯特联队成年队效力，在1956—1973年间，一共为曼彻斯特联队出场606场，攻入199球，协助曼彻斯特联队获得1956—1957赛季、1964—1965赛季、1966—1967三个赛季的英甲冠军、1962—1963赛季的足总杯冠军、1967—1968赛季的欧洲冠军杯冠军。在1958—1970年间，为英格兰国家队出场106场，攻入49球，协助英格兰国家队夺得1966年世界杯冠军、1968年欧洲杯季军。1980年退役。——中译者注
[30]麦克·哈丁（MikeHarding，1944年10月23日——），英国创作歌手。生于曼彻斯特，父亲是空军导航员，在他出生前一个月阵亡。曾在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ofManchester）获英语与教育学位。六十年代开始涉足乐坛，主要创作民谣音乐。——中译者注
[31]《太阳报》（TheSun）是英国一家小报，主要刊登八卦和花边新闻。1964年9月15日创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直到2018年3月才被它的竞争对手《地铁报》（Metro）超过。——中译者注
[32]社会主义工人学生社团（SocialistWorkerStudentsSociety）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学生组织。——中译者注
[33]戈顿（Gorton）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市区，位于该市西南部。——中译者注
[34]布拉德福德（Bradford）是英格兰西约克郡（WestYorkshire）的一个城市，位于利兹以西14千米处。——中译者注
[35]圣海伦斯（St.Helens）是英格兰莫西塞德郡（Merseyside）的一个城镇，位于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距离曼彻斯特市中心37千米。——中译者注
[36]沃克斯酿酒公司（VauxBrewery）是桑德兰一家酿酒企业，于1806年由库斯贝特·沃克斯（CuthbertVaux，1779—1850）创立。该企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涉足旅馆业。2000年被惠特贝瑞公司（Whitbread）收购。——中译者注
[37]哈罗德·米切尔（HaroldMitchell），时任达拉姆矿工协会主席。——中译者注
[38]曼斯菲尔德（Mansfield）是诺丁汉郡的一个城市，位于诺丁汉市以北19千米处。——中译者注
[39]此处有误，《下一步》（TheNextStep）不是革命工人党的刊物，而是革命共产党的刊物。从下文来看，作者把革命共产党跟革命工人党弄混了。
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CommunistParty，RCP），简称“革共党”，其前身是国际社会主义社内部的“革命反对派”（RevolutionaryOpposition）。革命反对派被国际社会主义社开除后，于1974年成立了“革命共产主义者集团”（RevolutionaryCommunistGroup，RCG）。1976年11月，革命共产主义者集团的少数派被开除后，成立了“革命共产主义者流派”（RevolutionaryCommunistTendency，RCT），1981年改称“革命共产党”。1997年解散。——中译者注
[40]作者开了个文字玩笑：革命共产党的首字母缩写是RCP，而“雷·查德本党”（RayChadburnParty）的缩写也是RCP。雷·查德本（RayChadburn）是当时的诺丁汉郡矿工协会（NottinghamshireMiners’Association）主席。——中译者注
[41]按照中世纪英格兰的古老传统，一个人无论犯有什么罪过，只要进入教堂，就可获得教会的庇护，世俗政府不得进入教堂抓人。但在进入近代之后，这种传统已经逐渐消失。——中译者注
[42]唐卡斯特（Doncaster）是英格兰南约克郡的一个城市。——中译者注
[43]马克思的原话是：
“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第491页。）——中译者注
[44]小拉姆利（LittleLumley）是英格兰达拉姆郡的一个城镇，当地曾设有6个矿场。——中译者注
[45]蒂塞德（Teeside）是英格兰东北部的蒂斯河沿岸的一个市区，分属于达拉姆郡和北约克郡，当地曾有大量重工业。——中译者注
[46]全国海员工会（NationalUnionofSeamen，<，NUS）成立于1887年，原名全国水手与消防员联合工会（NationalAmalgamatedSailors'andFiremen'sUnion），1893年因为财政困难而解散。1894年重建，改称全国水手与消防员工会（NationalSailors'andFiremen'sUnion，NSFU）。1926年改称全国海员工会。1990年与全国铁路工人工会（NationalUnionofRailwaymen，NUR）合并为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NationalUnionofRail,MaritimeandTransportWorkers，RMT）。——中译者注span>
[47]戴维·霍帕（DavidHopper，1943—2016），生于维尔毛斯一个矿工家庭，15岁开始当矿工。在七十年代初开始积极参加工会运动，1982年当选为矿工工会维尔毛斯分会书记，1985年当选为达拉姆矿工协会（DurhamMiners’Association）总书记，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去世。——中译者注
[48]奥格里夫（Orgreave）是英格兰南约克郡的一个村镇。1984年6月18日，矿工工会的纠察队员在这里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最后有123人受伤、95人被捕，史称“奥格里夫之战”（BattleofOrgreave）。——中译者注 |
一九八四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四月
17．一九八四年四月三日星期二
18．一九八四年四月九日星期一
19．一九八四年四月十日星期二
20．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三
21．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星期四
22．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五
23．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一
24．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七日星期二
25．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星期三
26．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星期五
27．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28．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29．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30．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31．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32．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33．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34．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一
16．一九八四年四月二日星期一
能有空休息是好事，况且我还可以趁机向珍和萨莎解释现在的情况。她们恐怕还无法完全理解，但至少我可以向她们解释为什么我老是往外跑。
早上跟彼得·圣克莱尔（PeterSt.Clair）在造船厂一带闲逛，他是战士派的支持者，认识那里的大部分会员代表。收获不错，知道了三家造船厂已经被私有化，另一家似乎是反对工会的！我们向正在进厂的工人募捐，筹得86.25英镑，还跟他们好好聊了聊。要求举行全国表决的号召让我有点生气，得记一笔。我们不需要全国表决，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表决过了，大多数矿工都参加了罢工。我们要的是继续推进罢工。
今晚在纽卡斯尔参加了一个集会，会上有彼得·塔菲[1]讲话。他是他们的领袖之一，但他在讲话中没提这一点。反正，在我看来，他们更关心的是把工党的人选上去，而不是支持罢工，而且我不喜欢他们募捐的办法。一个小伙子站在听众面前高谈阔论，问听众要钱，用来创办日报。他一开始先问有没有人肯捐100英镑，然后一路走低，最后问有没有人肯捐5英镑。有个人站起来，捐出了他的转账支票，真是惊了！然而，生性多疑的我还是觉得这一幕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人就是个托儿。反正我不喜欢这样。
我跟塔菲交谈时，他居然说他赞成全国表决！这让我更加不爽了。好个“革命者”！这个自以为是的饭桶就是欠揍！
17．一九八四年四月三日星期二
今早在维斯托参加纠察，无事发生，下午去了苏格兰。工友们在聊天中猜测哪里正在罢工。
我的一个老朋友斯图亚特·赫本（StuartHepburn）请我去参加矿工的义演，为波尔梅斯矿场（PolmaiseColliery）募捐。赫本是个演员，他的剧团“揶揄”（Badinage）正在弗林矿工福利社（FallinMinersWelfare）演出，为纠察队募捐。显然，罢工在苏格兰搞得很不顺利，在比尔斯顿格伦[2]有不少问题。跟纠察队员们聊天很有意思，那出戏也很好看。要记下来的是，我是一个人出来的，这让我有点内疚，但是凯丝正在上班，所以我也没有别的选择。至少跟以往比有了些改变。
18．一九八四年四月九日星期一
今早收到分会的授权书，准许我以分会的名义募捐。由于冷漠和迟钝，我们只好解散了非正式罢工委员会，我把钱全都交给了司库。上周每天都去维斯托纠察队，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干，那里也没出什么事。
今天下午跟战士派的乔夫·普莱斯（GeoffPrice）去了纽卡斯尔的几家工厂。他还是工党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我只是个矿工，所以他影响力比我强一点。我们走访了纽卡斯尔消防员工会，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的书记跟我们说，诺丁汉矿工不愿意参加罢工，他对此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在他们的上一次全国罢工期间，诺丁汉的消防员也很不乐意参加罢工，也不愿意支持其他地方的消防员。他还打趣说，诺丁汉人都得被人装在桶里拎着走，因为他们没长脊梁骨！他向我们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会尽力支持我们，包括请求他们的会员参加我们的纠察队。太感动了！
然后我们去了维尔毛斯罢工中心“鸭子”[3]。他们为罢工做的各项准备，让我十分佩服，比如说，他们在墙上挂了好几张地图，在地图上标出了东北地区每一个露天矿山。他们的分会代表斯坦·皮尔斯（StanPearce）交给我一封信，信上的内容是呼吁工会会员积极支持罢工，踊跃捐款。我也想向我们分会的干部提出同样的要求，因为这要比他们今早交给我的那封信更有用。
19．一九八四年四月十日星期二
今天早上，在达拉姆的陶洛[4]，有十五人在迪尔尼斯（Deerness）露天矿场被捕，其中有鲍勃·克雷[5]，他是工党议员，代表北桑德兰选区。我听说，他看见防暴警察（他们自称“特别巡逻队”[6]）在狠揍一个纠察队员，就上去救人，然后他自己也被抓走了。他们被关在警察局里，几百名纠察队员在警察局外面举行了抗议游行。现在天天都在举行大规模纠察，不让工贼货车运煤，因为每运走一块煤，都会危及罢工。我也想参加纠察，但他们说，我能说会道，对募捐很有帮助，而募捐跟纠察一样重要。我不信他们的话，但目前我还是会继续募捐的。
20．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三
今早又去维斯托参加纠察，很是无聊。我去那里只是想找点事做，提醒自己我们还在罢工。
今晚我去纽卡斯尔，参加了社工党的集会。发言人叫约翰·迪森（JohnDeason），他讲的题目是“矿工罢工与社会主义斗争”。会开得很棒，讨论得很热烈，谈了不少重大问题。我赞同自己听到的一切意见。乔·亨弗里斯、伊恩·维尔本、基斯·斯穆尔特和戴夫·法拉姆也参加了这个集会。伊恩和乔入了党，但我还没拿定主意。我只知道，社工党的意见，比战士派的更有建设性。他们交给我120英镑，建议我们把这笔钱用作储备基金，万一我们需要用钱而分会又不肯给的时候，再用这笔钱救急。我现在开始后悔了，不该把储备基金交给分会的，但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我在参加集会的路上碰到了乔夫·普莱斯，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我要去哪里。回家后，凯丝抱怨说最近老是见不着我，我也不陪女儿们，这让我感到更加内疚了。
21．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星期四
今天跟乔夫·普莱斯一起在纽卡斯尔到处逛，浪费了一整天，但我也不能怪他。就是因为跟他瞎逛了一整天，我才终于下定决心参加社工党。他肯定看出来我打算参加社工党了，所以他竭力劝阻我。他说社工党都是一帮中间阶级学生，只在上大学时才会投身革命事业，一毕业就会摇身一变，回去过中间阶级的生活。我觉得他的话太无礼、充满了偏见。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子弟在高等院校读书，他们都很清楚资本主义的坏处，并且愿意改造社会。战士派就会说大话，他们好像不理解“团结就是力量”这句口号。NACODS也不理解这句口号，他们昨天举行了表决，以微弱多数决定参加罢工，但赞成票没达到三分之二，所以他们今天又出工了。要是他们也参加，罢工就赢定了！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
22．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五
今早我在纽卡斯尔碰见了尤努斯·巴克什（JunusBaksh），他是社工党的同志，是个坚定的活动家，前几周我见过他好多次了。他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是赫尔城队[7]的球迷，但这也没什么，毕竟球队总会有球迷嘛！反正，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加入了社工党，虽然十三日星期五恐怕不是入党的吉日！[8]
周末是复活节，社工党邀请我带上家人，到斯凯格尼斯[9]的德比郡矿工假日野营地去度假。凯丝对此兴趣不大，她说这样做政治意味太浓了，而她对政治没兴趣，但她一向支持我，她也讨厌撒切尔，所以，不管她喜不喜欢，她都已经做出了政治选择。我跟她说，去那里度假，可以让全家好好休息一下，那里有许多好玩的，她和女儿们可以玩个痛快，不受政治影响，而且没人会逼她，总算把她给说服了。况且，去那里度假不用花钱，费用由党出，所以我们就不用掏钱了。她的周薪只有47英镑，虽然我们家的家计要强过不少参加罢工的矿工，但这也不算什么大钱，所以，要是错过这次机会，我会很内疚的，我不想再内疚了。我受够了内疚。
23．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一
今早去了趟帕森斯[10]，一起去的还有鲍勃·默多克（BobMurdoch），他是社工党党员，在那里上班。他把我介绍给会员代表，会员代表说书记不在，星期三才回来，回来后要搞募捐，还会带来一些宣传品，准备贴在工会的公告栏上，向大家介绍罢工的情况。
鲍勃给了我25英镑，用作纠察队的费用，所以这一趟不算白跑。路费有点小贵，所以我问司库能不能给点钱，他给了我1英镑！前段时间我都是搭约翰·麦凯沃（JohnMcIvor）的车，但他的车莫名其妙报废了：他把车停在银行外面时，一个下班的警察开车撞烂了他的车！怎么会这么巧？
24．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七日星期二
今天早上在纽卡斯尔的埃尔顿广场购物中心[11]差点被抓。我正在维京唱片[12]门外募捐，跟一帮保守党学生吵起来了，就是以前在纽卡斯尔理工学院碰见的那帮人。吵了几分钟，他们走了，来了个警察，说我要是不马上离开的话就要抓我。他没怎么刁难我，还说他也是矿工家庭出身，有个兄弟正在参加罢工，但法律就是法律，必须执行。我没跟他争，但我真的不明白自己犯了哪条法。
25．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星期三
今早我又跟基斯·斯穆尔特去了帕森斯，结果跟一个工会干部大吵一架。有人叫我们过去，我们就过去了，到了那里，我们就去工会办公室报道。办公室里有个干部叫我们下周再来，因为今天是公司创立一百周年，到处都是大人物。我们好声好气地跟他说，我们不进公司，只在公司正门外面募捐。他坚持要我们马上滚，我们只好答应了，但还是很不爽，因为浪费了时间和金钱。我们留给他一些传单，和一封募捐信。
我们在去地铁站的途中碰见了两个社工党党员，鲍勃·德尔布里奇（BobDelbridge）和伊恩，他们拿着募捐箱和报纸，准备募捐。我们把刚才的事说给他们俩听，他们也很生气，因为他们也是费了老大劲才跑来这里的。讨论了一会后，我们决定就在门外募捐。
募捐原本搞得不错，可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干部冒了出来，搅黄了募捐，他骂我们是骗子，是共产党，说我们根本不是矿工，就是替社工党捞钱的！我被他气得火冒三丈，我掏出授权书给他看，解释我们募捐的原因。他冲我大吼，还说要报警，所以我们犹豫了一会，决定还是趁早走人。我们筹得了14.65英镑。这件事再次证明，某些工会干部就是垃圾，他们在老板面前低三下四，却在会员面前吆五喝六！
26．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星期五
啊，我们到了斯凯格尼斯，住进了德比郡矿工度假营。凯丝和我分到了一间漂亮的小屋，旁边就是儿童宿舍。
路上我们坐的是小型巴士，有点挤，不太舒服，但司机安妮（Anne）技术很棒，只用了五个小时就开到了目的地，所以还算可以。
登记后，我们就去探索营地，我欣慰地发现，这里有很多可以让凯丝和女儿们玩的项目。珍妮弗和萨莎玩得很痛快，交了不少新朋友。晚上十点半的时候我去儿童宿舍看了一下，全是吵吵闹闹的小孩，女儿们恐怕不会睡得很早。只要她俩高兴就好，除此之外别的全都不重要，而且这也能让我和凯丝独处一段时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罢工开始在我俩当中造成嫌隙了。希望这个周末能够让我们冰释前嫌。
今晚我们跟戴夫·法拉姆和珍·法拉姆一起喝酒，见了一些人。有不少人来参加社工党的周末度假活动，能看见这么多友善的人，真是太棒了。我又见到了吉姆·蒂尔尼（JimTierney），心情很好，因为上周我去苏格兰时已经见过他一次了，我和吉姆都是斯图亚特·赫本的朋友。
这个周末度假活动看起来很棒，我对《每日镜报》[13]的保尔·福特[14]的演讲充满了期待。
夜晚来得很早，凯丝正在洗澡，明天再写吧。
27．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今早我跟凯丝睡了个大大的懒觉，很晚才起床吃早饭。女儿们早就起来了，跟新朋友玩耍，看见她们玩得这么开心，我也觉得很欣慰。
下午凯丝跟另外几个人的妻子玩得很开心。我见了一些人，不过主要是跟其他矿工讨论他们那里的情况。根据我打听到的消息，其他地方的矿工都组织得比我们好得多，他们几乎天天都搞纠察。我对募捐已经腻烦了，下次一定要搞点像样的纠察。
晚上我们在“游荡者”酒吧（DrifterBar）度过了一段快活的时光，然后尤努斯找到我，说有几个来自诺丁汉的罢工矿工想跟其他矿工谈谈。戴夫·法拉姆和我就走到外面的阳台上，看见有四个人正在对几个约克郡的人讲话，我们就在旁边听。其中三个说奥勒顿矿场已经罢工了，我听了很高兴，可是第四个人却公开承认自己是工贼！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任何一个合格的罢工工人都不应该跟工贼说话，更别提社交了！那个工贼还公然吹嘘自己“没有停工”，我朝他走去，打算把这个破坏罢工的混蛋丢下阳台。斯蒂夫·哈米尔（SteveHamill）拦住了我，我认出了他，他是个矿工，在谢菲尔德的集会上——就是有托尼·克利夫讲话的那次——他也站起来发言了。所以我就去尿尿，让自己冷静一下。回来时，伊恩·米切尔（IanMitchell）正在劝阻斯蒂夫！工贼见势不妙，就溜了，但他已经毁了我的兴致，我只能骂几声。我们走时，凯丝松了一口气。
28．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今早我们听了保尔·福特的演讲，主题是乔治·奥威尔，讲得很棒。他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toCatalonia）是奥威尔最好的作品，向我们推荐了这本书，等这一切结束后我一定要读一读。奇怪的是，凯丝也来听演讲，看起来她挺喜欢这场演讲的。凯丝以前公开说过她从来不喜欢读书，所以我才觉得奇怪。不管怎么说，她能对政治有点兴趣，挺让我高兴的。
我们在游荡者酒吧跟戴夫和珍、安妮和保尔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夜晚。能够尽情放松，跟朋友们聊天，感觉太棒了。我们还跟伊恩·米切尔的妻子曼蒂（Mandy）聊了一会，她给我们出了不少筹款的好主意，挺有用的。她还催我们尽快成立妇女后援团（WivesSupportGroup），这样就可以让矿工的妻子和女朋友积极参加罢工，因为罢工不仅事关我们的未来，也同样事关她们的未来。凯丝赞成这个主意，但她说，她在妇女避难所[15]上班，所以她不能参加罢工。她说得对，但曼蒂的主意确实很不错。
我们去看了女儿们，然后回到小屋里。凯丝正在洗澡，等会我们就要睡觉了。
29．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托尼·克利夫做了演讲，对前一阶段的罢工做了总结，讲得非常好，他还催促我们矿工回到矿山去，继续宣扬在发电厂和钢铁厂开展大规模纠察的主意，还要在其它工会的基层群众当中积极宣传，争取他们的支持，并让他们的工会支持罢工。最后我们齐唱《国际歌》，但我没唱，因为我不喜欢合唱，总觉得有点怕丑，但我喜欢《国际歌》的歌词。
女儿们说起了她们玩的有多开心，还有她们交到的朋友，讲个没完。她们很舍不得离开这里，我和凯丝也舍不得。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度过的最棒的假日，我感觉自己已经恢复了元气，可以继续投入罢工了。
30．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凌晨四点半，我逼自己离开温暖的床，去陶洛参加纠察。前段时间老是在募捐，我已经腻烦了，我想搞点更积极的活动，况且自从鲍勃·克雷被捕后，又有好多人被抓走了。
外面冷得要命，幸好有人找来几个旧的拖拉机轮胎，给我们点燃了取暖。虽然身子暖了，可是冒出来的黑烟却把我们都熏黑了，就好像刚从矿井出来一样！
参加纠察的大概有两百人，但我们连一辆货车都没能劝返，甚至都没试过。现场没有工会干部，警察也根本没有找我们麻烦。我觉得，必须想个法子，把公路给封锁了，可是，当我建议把点着的轮胎拉到路中间时，谁也不听我的。如果我们不想点什么办法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无聊和消沉，再也不会来参加纠察了。
回到矿场，我去找司库，问他能不能出点钱，给在陶洛执勤的纠察队员买热饭吃，其它分会都是这么做的。他却说我们的资金“非常紧张”。我反驳说，咱们每天有七十人出去纠察，来回要走70英里路，分会给每辆轿车提供5英镑的交通补助，完全可以再掏20英镑给纠察队员买热饭热饮。他还是说资金“非常紧张”。真他妈可恶！
我和伊恩·维尔本决定，动用我们募捐来的150英镑，每天给大家买热馅饼、热茶、热咖啡，为了维持下去，我们可以继续募捐。希望我们的主动行动，能够让分会感到羞愧，从而改变主意。我们找到博尔顿路（BoldonLane）的一个面包师，他答应每天早上七点提供七十份热馅饼，伊恩和我就把这些馅饼运到陶洛去，这样就不会耽搁行动了。
31．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第一批馅饼花了13英镑，我们开着“腾托”·杰克森（"Tonto"Jackson）的车，把馅饼运到了正在陶洛执勤的纠察队员手中，大家都很高兴，但是，除了对进进出出的工贼货车骂两句之外，他们还是什么都没做。
在阿姆斯特朗会堂里开了个会，讨论成立妇女后援团，有大概两百名妇女参加，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次会议是由玛格丽特·里维（MargaretReavey）组织的，她是战士派的支持者，在我加入社工党后，战士派的人只有几个还愿意跟我讲话，她就是其中之一。她请我发言，介绍募捐的情况，我就讲了。
这次会议成立了“维斯托矿工妻子后援团”（WestoeMinersWivesSupportGroup），安妮·肯德里克（AnneKendrick）当选为书记，安·霍尔（AnnHall）当选为司库。
不幸的是，她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寻找办公处，因为分会干部不让她们使用阿姆斯特朗会堂，理由是“一大帮小孩跑来跑去的，太吵嚷了”。老实说，他们简直就是笑话，他们完全脱离现实！谢天谢地，我们不用依靠他们也能赢得罢工！
32．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今早又把馅饼送去陶洛，但是，纠察队员都很消极，有点扫兴。
今晚在纽卡斯尔举办五一节舞会，盖茨黑德工会委员会（GatesheadTradesCouncil）请我参加。
现在是凌晨两点半，我刚刚数完了募捐到的款项。一共156英镑，其中有一张50英镑的支票，捐款人只说他全家都当过矿工，这笔钱对他来说只算小钱。出于明显的理由，我请他把这张支票交给分会，而不是让我保存。剩下的钱用作“馅饼基金”，我在舞会的休息时间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当时我就说募捐到的钱都用来买馅饼。听众都是大好人，这大大鼓励了我，以后还要在公众面前讲话。
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还认识了一个叫米克·阿姆斯特朗（MickArmstrong）的社工党党员，跟他特别聊得来。虽然雾很浓，他还是开车送我回家。希望他能平安到家。
33．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出于某些奇怪的理由，今年纽卡斯尔的五一节活动定在今天举行，为了纪念五一节，搞了游行和集会。社工党派出了不少人，叫卖《社会主义工人报》，散发了几百块写着“矿工必胜”的标语牌，主要是发给矿工，但是不少矿工都撕掉了传单上的社工党党徽，我觉得这样做太小气、太不知好歹了。我拿了一个塑料桶，上面贴着写有“要煤矿，不要失业救济”（CoalNotDole）的贴纸，为维斯托矿工妻子后援团募捐。伊恩·维尔本开来一辆面包车，上面坐满了来参加募捐和集会的妇女。
我们站着聊天的时候，来了个诺桑伯兰矿工工会的干部，问我拿着这个桶是要干嘛。听他那口气，我心里就嘀咕起来，但我还是决定跟他实话实说。没想到他竟然说，不许我以矿工的名义募捐。我心想：又来了。我跟他说，我是正在参加罢工的矿工，他就问我是哪里来的。我本来可以拿出分会的授权书给他看，但他那个屌样真的让我很不爽，所以我就叫他少管闲事，再说了，我怎么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矿工？听了我的话，他一脸震惊，因为他就跟许多工会干部一样，都以为自己特别牛逼、特别屌。他身边围着一群看起来很不好惹的诺桑伯兰矿工，狐假虎威的他便开始威胁我。我们非常生气地对骂了几句，最后他威胁我说，要是我继续募捐，就报警抓我。我真是惊了，就质问他凭什么不让我募捐。他就说，“诺桑伯兰矿工不会乞讨，也不接受施舍。”我就说，我又不是他的手下，而且我也不是在乞讨，是在请求工友支持我们的斗争。我还说，对于有人上门募捐，他还是趁早习惯为好，因为这次罢工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如果我们要打败撒切尔和她的狗腿子，就得尽力争取一切支援。他来来回回就会重复那几句狠话，还说什么我还没出生他就在为会员的利益斗争了，用不着我来教他什么是罢工。他一边放狠话，一边跟他那伙人挤到游行队伍前边去了。安妮·肯德里克（AnneKendrick）说他或许真能报警抓我，但他不敢这么做，所以他们决定去收钱了。
我们参加了游行队伍，自豪地穿行在纽卡斯尔的街道上，购物的游客也向我们欢呼。游行队伍来到了利泽斯公园[16]，在明艳的阳光下举行群众大会，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下，听了演讲，数了数筹款。
演说人的水平不怎么样，充满了陈腔滥调。只有当诺桑伯兰矿工协会主席丹尼斯·墨菲[17]上台讲话时，我才提起劲来。他首先宣称，在1832年成立了最早一批工会之一的托马斯·赫本[18]是诺森伯兰矿工，但赫本其实是达拉姆矿工。然后他又宣称，他的会员是整个煤矿产区最优秀的会员，从罢工第一天开始就坚定地支持罢工。这又是在胡说八道，因为我们曾经到艾灵顿进行纠察，好不容易才迫使那里的工贼参加罢工。我不想斤斤计较，但事实就是事实。
最让我吃惊的是，公共工会的汤姆·索耶[19]走上讲台，把一张两万英镑的支票交给了墨菲！刚才谁说诺森伯兰矿工“不接受施舍”的？这真是太虚伪了，我受不了了，冲到讲台前面，大喊：“不是说诺森伯兰矿工不接受施舍吗？”安妮·肯德里克也跟我一起拆台，吓到了几个工会干部，他们赶紧跑过来，求我们看在工人团结的面上，别拆他们的台了。我们已经把要说的话给说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边喊着，一边回到自己人当中去了。可是，我还是很生气：就因为我在募捐，这帮该死的干部就扬言要报警抓我，可是他们转头就收下了两万块钱！这种虚伪真是气死我了！混账东西！
演说结束时，我们正要离开，突然有个女人很生气地大骂我，说我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了妇女！知道她是乔夫·普莱斯的老婆后，我一下子就明白她为什么要来这一出了，但这还是很可笑。这就是战士派的作风。
离开公园前，我看见纽卡斯尔同性恋团体（NewcastleGayandLesbianGroup）摆了个摊，他们在摊位上了放了台小机器，给人订制徽章。他们说，只要我在支持他们的请愿书上签名，就给我打折，一个徽章只收10便士。就算不打折我也会签名的，不过我订了20个徽章，上面写着“维斯托矿工—祖鲁纠察队”。我打算以20便士的价格卖给纠察队员，赚来的钱统统用作“馅饼基金”。他们说，如果我还想订做更多的徽章，照样只收10便士，不过我先订20个就够了。
路过贾罗时，正好碰上尼尔·金诺克[20]在地铁站给贾罗进军[21]纪念碑揭幕。赶到那里时，碰上了几个社工党的同志，我们看见金诺克跟三个参加过那次进军的老人（参加过那次进军的人，现在还在世的已经不多了）合影，接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给纪念碑揭幕。然后他跟随从一起参加游行，经过贾罗市，来到社区中心，发表演讲。一个老人被孤零零地丢在讲台上，没人理睬他，我们觉得很可怜，几个同志就帮他叫了出租车，其他人就赶去参加游行。金诺克那帮人利用了这个老人，然后就把他撇下了。这算什么社会主义？
我们赶上了游行队伍，自豪地举着“矿工必胜”的牌子，插在金诺克和一些所谓的“名流”身后。我的嗓门很大，有人会说我是个大嗓门，我就利用了这一点，朝金诺克大喊，叫他勇敢地支持矿工，我不停地朝他喊，最后他躲进了社区中心。我们分会的旗帜和干部就在后面，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不难看出他们对我的做法是什么态度。回家路上，我猜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拍金诺克马屁的机会，到家后我就上床美美睡了一觉。
34．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一
我又去陶洛参加纠察，这次大概有两百人参加。糟糕的是，来这里的大多数人，似乎只是为了用轮胎的热量来暖屁股。我们想要封锁矿场的主要出入口，还向警察发动冲击，可是大部分混蛋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就是不动。既然他们不愿斗争，那他们干嘛要来这里？在推搡中，有个警察的胳膊折了，但那是因为工贼卡车急着冲进门，怪不得我们。
早上过得很沉闷，只有伊恩和腾托送馅饼过来时，大家一拥而上，只有这时才有点激情。我把20个徽章全卖出去了，又订了几十个。照这样下去，光靠卖徽章的钱，就足够付馅饼钱了！！
[1]彼得·塔菲（PeterTaaffe，1942年4月？日——），生于柴郡（Cheshire）伯肯黑德镇（Birkenhead）一个金属工人家庭，六十年代初投身托派运动，1964年参与创办《战士报》并长期担任该报编辑，逐渐成为战士派领袖，长期担任战士派总书记。工党清洗战士派之后，战士派围绕着是否继续对工党采取打入主义策略等问题发生了分裂，塔菲领导的多数派主张脱离工党，以独立政党的身份开展活动，并于1997年成立了社会党（SocialistParty），塔菲被选为总书记。在2020年的社会党全国大会上，塔菲被选为政治书记，并继续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2]比尔斯顿（Bilston）是苏格兰中洛希安郡（Midlothian）的一个村庄，附近有比尔斯顿格伦矿场（BilstonGlenColliery）。——中译者注
[3]“鸭子”（TheDuck）是维尔毛斯矿工福利社的绰号。——中译者注
[4]陶洛（TowLaw）是达拉姆郡中部的一个村镇。——中译者注
[5]罗伯特·艾伦·克雷（RobertAlanClay，1946年10月2日——），当过巴士司机。曾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社（InternationalSocialists），后重新参加工党。1983年当选下议院议员，1987年竞选连任成功，1992年再次竞选连任，但未能成功。——中译者注
[6]特别巡逻队（SpecialPatrolGroup，SPG）是隶属于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PoliceService，MPS）的一支警察部队，1961年成立，主要职责是“镇压暴乱”。1987年改组为地方支援队（TerritorialSupportGroup，TSG）。——中译者注
[7]赫尔城足球俱乐部（HullCityAssociationFootballClub）是英格兰约克郡赫尔河畔金斯顿市（KingstonuponHull）的一家足球俱乐部，1904年成立，主场为MKM体育场（MKMStadium）。该队历史上长期在低级别联赛徘徊，直到2007/2008赛季才首次升入英格兰超级联赛，但两年后保级失败，于2009/2010赛季降入英格兰冠军联赛。2012/2013赛季再次杀回超级联赛，2014/2015赛季又降入冠军联赛，2015/2016赛季又升入超级联赛，2016/2017赛季跌回冠军联赛，2019/2020赛季降入英格兰甲级联赛，2020/2021赛季又以英甲冠军的身份返回冠军联赛。——中译者注
[8]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十三日星期五是个不吉利的日子。——中译者注
[9]斯凯格尼斯（Skegness）是英格兰林肯郡（Lincolnshire）一个海滨城镇。——中译者注
[10]帕森斯公司（C.A.ParsonsandCompany）由查尔斯·阿尔杰农·帕森斯（CharlesAlgernonParsons，1854—1931）于1889年在纽卡斯尔创立，主要生产涡轮发电机。1968年与雷罗尔公司（A.Reyrolle&Company）合并为雷罗尔—帕森斯公司（ReyrolleParsons），1977年与克拉克·查普曼公司（ClarkeChapman）合并为北方工程工业公司（NorthernEngineeringIndustries），1989年被罗尔斯—罗伊斯公司（Rolls-Royce）收购。——中译者注
[11]埃尔顿广场购物中心（EldonSquareShoppingCentre）是纽卡斯尔一家购物中心，位于旧埃尔顿广场（OldEldonSquare），1976年开业，当时它是英国最大的购物中心。——中译者注
[12]维京唱片（VirginRecords）是英国一家唱片公司，1972年成立。1992年被EMI集团收购，2012年被EMI集团出售给环球音乐集团（UniversalMusicGroup）。——中译者注
[13]《每日镜报》（DailyMirror）创刊于1903年，是世界上第一份四开小报（tabloid）。——中译者注
[14]保尔·麦金托什·福特（PaulMackintoshFoot，1937年11月8日——2004年7月18日），调查记者、作家。出身于政治世家，生于海法（Haifa）。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法律，在校期间曾担任学生报刊编辑。毕业后进入《每日镜报》旗下的格拉斯哥《每日纪事报》（DailyRecord）工作。在格拉斯哥工作期间，在托尼·克利夫的影响下，于1963年加入国际社会主义社。1964年返回伦敦，进入《太阳报》（TheSun）工作。1967年进入《侦探》（PrivateEye）编辑部工作。1972年退出《侦探》，担任《社会主义工人报》记者，1974年担任《社会主义工人报》编辑。1979年进入《每日镜报》工作。1993年离开《每日镜报》，重返《侦探》并担任编辑。在记者生涯当中曾因出色的新闻报道而荣获多次重大新闻奖项。——中译者注
[15]妇女避难所（Women'sAidRefuge）是给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儿童提供避难处的慈善组织，其上级机关是英格兰妇女救助联合会（Women'sAidFederationofEngland）。——中译者注
[16]利泽斯公园（LeazesPark）是纽卡斯尔市历史最悠久的公园，位于市中心偏西的地方，1873年12月23日开张。——中译者注
[17]丹尼斯·墨菲（DenisMurphy，1948年11月2日——），工党政客。毕业于诺森伯兰学院（NorthumberlandCollege）。当过矿工。1980年担任诺森伯兰矿工协会（NorthumberlandMiners'Association）主席，1997—2010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2010年担任诺森伯兰矿工协会总书记。——中译者注
[18]托马斯·赫本（ThomasHepburn，1795年？月？日——1864年12月9日）日），英国工人运动先驱之一，生于达拉姆郡佩尔顿镇（Pelton），8岁开始当矿工，通过夜校自学成才，当上了原初循道宗（PrimitiveMethodist）的业余传教士。他利用传教之机，在1825年组织了“达拉姆与诺森伯兰矿工联合协会”（TheColliersoftheUnitedAssociationofDurhamandNorthumberland），这是英国最早的工会之一。——中译者注
[19]洛伦斯·索耶（LawrenceSawyer，1943年5月12日——），工党政客。15岁开始当工人。1971年开始担任全国公共事业雇员工会（NUPE）干部，1981年担任NUPE副总书记，1990—1991年当选为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94—1998年当选为工党总书记。——中译者注
[20]尼尔·戈登·金诺克（NeilGordonKinnock，1942年3月28日——），工党政客，1983年10月2日——1992年7月18日担任工党党首。——中译者注
[21]贾罗曾是一个工业城镇，有较为发达的工业，但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管理不善，当地的工厂纷纷关停，导致大量工人失业。1936年10月5日，当地工人为了抗议失业和贫困，组织了一场进军，200多名工人从贾罗出发，一路向伦敦进军，于10月31日抵达伦敦，向下议院递交了抗议书。史称“贾罗进军”（JarrowMarch）或“贾罗十字军”（JarrowCrusade）。——中译者注 |
一九八四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三月
1．罢工之前
2．维斯托分会大会
3．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一
4．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星期二
5．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三
6．三月十五日星期四
7．三月十八日星期天
8．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二
9．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10．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11．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12．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天
13．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14．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15．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1．罢工之前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星期六
今早我在桑德兰[1]参加了一个集会，会场挤满了人，全国矿工工会主席阿瑟·斯卡吉尔[2]也出席了。不出所料，他一开始就大骂政府的“刽子手”伊恩·麦克格雷格[3]，并警告说，要逼政府收回关闭矿井的威胁，就得现在动手，错过这个村就没下个店了。约克郡和苏格兰的人已经起来反抗关闭五个矿井的计划，斯卡吉尔要求我们马上站出来支援他们，不然的话，政府还要关闭六十五个矿井。他的话听起来就像“背水一战”，但我还是同意他的意见。夸张的言辞是他的拿手好戏，况且过去两年里我听他这样讲也有好多次了，他就是喜欢反复强调个没完。
我要批评他的一点是：他大骂“资本主义媒体是吸血鬼！”，可是，既然他这么讨厌这些媒体，为什么还让它们参加集会呢？我猜这是因为他其实很享受媒体的关注，不过这也没什么，毕竟他是现今最优秀的工会领袖嘛。况且他说的也没错，有人故意掐断了给矿井的投资，还拿二手机械来糊弄矿工。我的矿井——南希尔兹维斯托矿场[4]——就出了这种事，去年虽然产了一百万吨煤，却亏损了三百万英镑。
反正他在结尾时说，“别跪了，站起来，像男子汉一样，保卫你们的饭碗和社区！”他赢得了满堂喝彩，接下来就剩罢工表决了，明早十一点，我们分会要开大会，决定是否罢工。我当然要投赞成票，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姓氏呢！[5]
2．维斯托分会大会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一日
今早在南希尔兹的阿姆斯特朗会堂[6]举行了群众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大会经过表决，决定举行罢工，抗议国家煤炭委员会的关闭矿井计划。我参加过的会员大会里，就数这次来的人最多，每个出席的人都有机会发言，有几个胆大的家伙甚至还表态反对罢工。我自己当然是发言赞成罢工的，然后分会书记作了总结发言，他概述了引发今天的表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他提醒我们说，麦克格雷格在英国钢铁公司搞的勾当，害得几千人丢了饭碗，主要是在康塞特和贾罗[7]。
经过漫长的辩论后，有人提议：给主要动议添加一条附则，要求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表决，大会通过了这个提议，但有不少人反对举行全国表决。老实说，我并不想搞全国表决，因为要是这么搞的话，我们恐怕会在表决中输掉，再说，矿工队伍的平均年龄也比较大，那些老工人可不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就算斗争失败，他们的损失也没有我们这么大，所以我觉得不能把这个问题交给全国表决来决定。要是我们输了，撒切尔就可以想关多少矿井就关多少，她可不会只关掉五个矿井，肯定会关掉七十个！到时候我们这辈子就都得靠失业救济金过活了。不管怎么说，斯卡吉尔说的没错，他说，咱们的饭碗属于未来的几代人，可不能被人拿去卖掉。
在维斯托，我们已经领教了新的不听人话的国煤的滋味。去年九月来了个新经理，他一来就决定：所有人都得按照排班表，轮流上夜班，可是以前夜班都只安排那些愿意上夜班的人。新经理不跟工会商量，就在矿场里里外外贴出公告，宣布新规定将从九月二十六日开始执行。他还扬言，要是我们不照新规定办，就削减工作岗位。于是我们举行了盛大的会员大会，经过表决，决定罢工。但机工工会不肯参加罢工，因为他们已经被迫接受了夜班，结果我们的罢工就被他们给搅黄了。这点我还可以理解，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的工会居然建议会员穿过我们的纠察线。这造成了不少摩擦，特别是有个白痴居然开着轿车，以高速闯过了我们的纠察线。警察来了，用武力镇压我们，我们就跟警察推来挤去。我们想把气氛搞活跃一点，就高唱“祖鲁！祖鲁”，并换了几种阵型，向警察冲锋。
最后我们的罢工胜利了，经理撤回了新规定。但这次恐怕就没这么容易了。
3．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一
我本来应该在凌晨两点半起床，去上四点的班。但我一直睡到五点半，我从温暖的卧室向外望去，发现外面大雨倾盆，我就更想赖床了。不过我还是起了床，换上暖暖的衣服，喝了杯咖啡，拿上手工制作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保卫煤矿，别让矿工去领失业救济”。这句口号完全不是我原创的，但它是我昨晚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最好的口号了。我去了附近的博尔顿矿场（BoldonColliery），那里的煤堆得像鲸鱼一样大。这个矿场一年前还在开工，现在只用作仓库，储存着堆积如山的煤。我到那里劝阻卡车司机不要运煤。我本来打算在早上六点跟一个工友碰头，但我在五点五十分冒着大雨赶到时，他却没来，过了整整一个钟头还是没来，我不禁骂起他来，因为他有一辆很棒的大众轿车，坐起来很暖和，我正盼着坐进去呢。我正准备离开时，一辆大得要命的卡车咆哮着朝我把守的入口开过来，我一下子火冒三丈。
我走近驾驶室，对司机说，我是纠察队员，是矿工工会的正式代表，为了工人团结，他不应该再往前开了。司机一听，打开车门跳下来，我不禁心里一惊，提高了警惕，准备不测。他说，“你他妈扯犊子呢，你们的人在哪儿啊？这哪有什么纠察线啊？”他个头很大，胳膊很粗，咄咄逼人，所以我小心翼翼地说，“只要一个人就能构成纠察队，那个人就是我，其他人马上就到。”最后这句话是骗他的，但我并不担心这一点。我只想赢。他嘟囔着骂了矿工几句，说什么他罢工的时候该死的矿工可没来帮他，不过他还是回到了驾驶室，调转车头，开了回去，然后停在路上，把这里的情况讲给其他司机听，他们也调头回去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真不敢相信！我单枪匹马就劝返了七辆卡车，要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们这样尊重纠察线，这次罢工不出几周就能获胜。
九点差一刻的时候，我的妻子凯丝（Kath）开着她的第一辆轿车过来了，那是一辆HillmanImp[8]。她正要上班，顺路给我捎来一件干爽的外衣和一壶咖啡。我俩都有工作，所以我们的家庭情况要比大多数矿工好一些，尽管她的周薪只有五十英镑。凯丝对罢工没多少热情，因为我们结婚十二年了，最近才刚刚攒够钱买了几件奢侈品，比如轿车和新洗衣机。她希望罢工尽早结束，但我要比她务实得多。这次罢工是撒切尔挑起来的，她可不会让罢工早早结束，我猜他们想让罢工持续一两个月。能呼吸新鲜空气让我十分高兴，我可不想马上又下到满是尘土的矿井里。让我的肺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吧。
我让凯特开车送我去维斯托，因为我很想把刚才的事说给大家听。我发现罢工的情况很不错，让我感到很高兴。各处的纠察队员只放了少数几个安检员过去，让他们去检查安全措施；还放了一些办公室职员过去，让他们处理跟我们的工资、退休矿工的退休金以及煤矿发货有关的事情。我找到一位工会干部，叫他制定去博尔顿参加纠察的排班表，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女记者，是《纽卡斯尔晚间记事报》[9]的人。她对我的说法很有兴趣，发现我姓“斯特莱克”后，兴趣就更大了。我跟斯卡吉尔一样，想出风头的欲望占了上风，所以我就跟她聊了起来，还让她给我拍了照。我真是自作自受：《纽卡斯尔晚间记事报》在头版登出了她的报道，还起了这样一个标题：《名副其实的斯特莱克》（StrikebyName），这篇报道把我写成了一个富有经验的罢工工人。以后跟媒体打交道时应该多加小心。
其它地方的罢工进展得不太好。诺森伯兰[10]还在开工，达拉姆[11]有几个矿井也没罢工。要是他们不参加罢工，我们就到那里去纠察，逼他们停工！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纠察队员跟参加了去年九月的罢工的人是同一批，我们要想获胜，还得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
4．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星期二
凌晨两点半我就起床了，然后走了五英里的路去矿场，打算在凌晨三点半、也就是第一班工人上岗的时间赶到那里。在维斯托矿场干活的人分两类，一类叫“沙舞者”（sanddancers），也就是来自沿海地区的矿工；另一类叫“山里人”（Hillbillies），他们来自达拉姆，那里的煤田正在急速萎缩，所以许多村庄都没了矿场，他们就涌入这里的矿场找活干。有些“山里人”曾在已被关闭的五个矿场干过，不少人参加过1972年和1974年的罢工。
我喜欢步行，但天气实在太冷了，等我到矿场时，没赶上搭载第一班矿工的巴士。都怪我这不中用的膝盖。看见土制暖炉真是让人暖心，哪怕它其实不过是个四处漏风的锡桶。问题是我没法靠近暖炉，因为有三十来个纠察队员正围着它取暖呢。下夜班的人从矿场弄来了燃料、焦炭，还有木料和帆布，做成了一顶不错的帐篷。没有人能争取到安装加热系统，所以冻得要死！有两个正在执勤的警察，跟几个工友友好地聊天，时不时就蹦跶两下，想驱散从几百米外的北海吹来的寒风，但根本没用。总之，几辆巴士全都穿过了入口，几分钟后又经过出口开走了，车上一个乘客都没有，也没人步行上班，所以罢工在维斯托进展很顺利。
早上五点半，安检员来了，这让我们有点紧张，不过他们没打算穿过纠察线，这很好。另一件让我们紧张的事情是管理层开着漂亮的小轿车，想钻进舒适的办公室里。我们向他们怒吼，宣泄心中的怨气，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怕国煤的恐吓。
现在是下午六点半，刚刚有人打电话给我，叫我去矿场，准备乘巴士去多顿[12]，那里还没加入罢工。我有些为难，最后还是婉拒了，因为我正打算上本地的社区中心去排练戏剧，这出戏是艾伦·普雷特[13]的《关上煤仓大门》（ClosetheCoalhouseDoor）。我演的是老是讲古怪笑话的乔尔迪（Geordie），这出戏是讲关闭矿井的，里面有首很棒的歌，是阿列克斯·格拉斯戈[14]的《社会主义ABC》（TheSocialistABC），这首歌很难唱，我得花大力气练习。我们从去年十月就开始排练这出戏，但我们全是票友，每周只一起排演一次。希望在罢工结束前能练好。所以，我错过了第一次参加飞行纠察任务的机会。
5．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三
昨晚在多顿执勤的纠察队员报告说，行动很成功，多顿也加入了罢工。地铁电台[15]里说的却大不一样，他们大骂纠察队员是“畜生、流氓”。管它呢，反正结果是最重要的，现在达拉姆煤田的罢工率几乎达到了100%。维斯托的工友们很是为自己骄傲，他们用“祖鲁”战吼激励了那些原先比较消极的纠察队员。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一辆轿车差点被掀翻，幸好司机还算识相，及时调头返回；还砸碎了几个瓶子，不过没人被捕。
今早又睡了一会懒觉，八点半才赶到矿上，正好赶上管理层开着豪华轿车想钻过纠察线，遭到了大伙的怒骂和嘲讽。然后有人跟我说，九点钟要派一车人到诺森伯兰去执行纠察任务。那里的人在表决中以压倒多数决定继续开工，尽管他们的矿井是最有可能被麦克格雷格关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回心转意。
车上能坐55人，但只载了大概30人，这让我们有点失望，昨晚在多顿纠察的那些工友特别失望。分会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也跟我们去了，包括司库在内，这可真是了不起，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上哪个矿场效果最好。我建议去艾灵顿[16]，因为前不久麦克格雷格在那里被骂成了“死鬼”。但我不知道艾灵顿怎么走，只知道它在布莱斯[17]附近，可我也不知道布莱斯在哪里！幸好司机知道怎么走，于是我们在9点35分赶到了那里，正好可以赶上白班来换班的时间，他们十点钟换班。我们叫司机中午十二点过来接我们，然后就在矿场正门外面竖起了分会的旗帜。
这里也跟维斯托一样冷得要命，北海的寒风呜呜地吹，为了保暖，我们跺脚、搓手，一点没用。矿场经理出来了，叫我们不要碰煤炭委员会的财产。我们大声拒绝，他马上跑去叫警察来驱赶我们。几个伙计想尿尿，但他们要走进去时，经理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不让他们进去。这样做只会火上浇油，伙计们干脆对着墙撒尿，很是恶心了管理层一把，不过他们也没别的办法了。有时就得因地制宜嘛！
就在我们开始觉得无聊时，来了一辆货车。我们跟司机讲了几句，劝他不要越过纠察线。他同意了，调头回去了，这让我们很高兴。我们全都为他大声喝彩，两个当地工会的人出现了，看上去很不高兴。他们叫我们离开，说他们已经通过民主程序做出了决定，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决定。我们工会的一个人对他们说，作为工会会员，他们应当尊重我们的纠察权，不要穿过我们的纠察线。那两个人马上跑回食堂，向一个人报告，那人来得比我们更早。
过了一会，来了一辆满载矿工的巴士，我们站在大门前，排成一排，拦下了巴士，劝说矿工加入罢工。来了一个工会干部，他对矿工们说，食堂里正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该拿我们这些纠察队员怎么办。我们同意放他们过去，但劝他们一定要支持我们，还强调了关闭矿井的重大性质和工人团结的必要性。有个矿工对我说，他们已经以十比一的比例否决了罢工，这让我觉得很恶心，但当我得知他们的工资在全国的矿工当中名列前茅（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奖金）之后，我对此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这正好暴露了“激励计划”[18]是怎样分化工人的：它让那些劳动条件好的工人获得了更高的工资，而那些劳动条件差的工人反而拿得更少，而这个计划正是该死的工党政府搞出来的！
那两个工会干部回来了，最后一次劝说我们离开。其中一个说：“撒切尔要是看见了，准会笑掉大牙，你们要在这里搞罢工，就等于搞垮矿场！”另一个说：“只要我们继续开工，就能给全国执行委员会施压，让他们举行全国表决。我们要全国表决！”我们的工会干部反驳说，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再说我们的决定也是符合代表会议的决议的——只要政府以“经济效益”为理由关闭矿场，就要举行罢工。那两个工会干部气鼓鼓地走了，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了。
就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来了一个电视摄制组，他们用咄咄逼人的态度提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会干部很聪明，没有上钩，而是很好地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基斯·斯穆尔特（KeithSmoult）掐了掐主播的屁股，打断了采访，主播抱怨说有人“捅了他”。这把大伙都逗笑了。这时来了个女人，冲我们大喊大叫，喊什么“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她对着如获至宝的摄制组哭诉，说她丈夫要上班，可是我们挡在她前面，举着标语牌，不让她丈夫看见她，这让她很痛苦。她说的话很是尖酸刻薄，我都不禁替她丈夫感到难过了！
那两个工会干部又回来了，脸色很难看，他们俩对我们说，艾灵顿的矿工经过民主表决，决定加入罢工，从现在起，这个矿场由他们自己的纠察队接管。我们大声欢呼，当他们允许我们进入矿山食堂喝杯热饮时，我们欢呼得更加大声。我们问司库要点钱，他给我们买了七个腊肠卷！简直就像耶稣带来的五饼二鱼！[19]
我们情绪高涨地返回了维斯托，我们的“祖鲁纠察队”没有引发暴力冲突，就让诺森伯兰最大的矿场停工了，这让我们感到十分骄傲。当地电视台报道说，“维斯托矿场派出了一队态度平和、富有幽默感的纠察队员，让国煤的模范矿场艾灵顿停了工，这与昨晚发生在多顿的丑恶而又可耻的场面完全不一样”。我们对此报以大笑，因为昨晚去多顿的人，和今天去艾灵顿的基本上是同一批人。
总的来说，各地的消息都还不错，约克郡的伙计们在诺丁汉干得很棒，那里还在开工的矿场已经不多了。看起来形势喜人。
6．三月十五日星期四
在矿场执行纠察任务，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只是聊罢工的事。我转了一会，就去找戴夫·法拉姆（DaveFarham），他是我的朋友，也是同事。他很会鼓舞人心，虽然饱受MS[20]之苦，却一直在尽力支持罢工。能在他的暖炉旁烤烤火，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这感觉实在是太棒了。我跟他讲了昨天的事，不过他早就知道了，毕竟他家离矿场只有几百码路。既然这样，我就停下来喘口气，这时他跟我说，纽卡斯尔理工学院[21]的学生要搞个集会，有人请他到会上发言，他想叫我陪他一起去，给他加油打气。我欣然答应了，因为我的女儿们要上学，凯丝要上班，所以这一天完全是属于我的。我们打算同他的朋友、一个叫菲尔·特纳（PhilTurner）的学生一起去，特纳也是那所学院的学生，他很快就到了，然后我们一起坐巴士去纽卡斯尔。
路上菲尔对我说，他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我立马对他警惕起来，因为从周一开始，各党派的政治活动家，什么社会主义工人党、革命工人党、共产党、战士派，都跑来找我们。我是工党党员，所以比较倾向战士派，他们曾提醒我们当心社工党，说社工党的人都是极端分子。菲尔在交谈中从不隐瞒自己的信念，我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他告诉我们，学生会要举行全体大会，讨论要不要全力支持矿工工会，要不要允许我们借用他们的设施。菲尔请戴夫和我在会上发言，劝说学生们支持工会，我们答应了，但他担心出席的人恐怕达不到法定人数。戴夫和我并不担心这一点，因为我们至少可以趁机扩大罢工的影响。
抵达会场时，我们发现里面挤满了人，这让我们大吃一惊，差点就想打退堂鼓了，但有人把我们带到座位上之后，我们冷静了一点。这时我还傻傻地以为，等会要听我讲话的就是这些人了，但没过多久，菲尔就带我们走上讲台，面前是五百个嘈杂的学生，我们坐了下来。我的腿都发抖了，戴夫也是。我运气不好，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我完全没有准备，只好对大会说，如果我们的罢工能够获胜，他们也能获得更好的前途，我还对他们说，我们是逼不得已才奋起斗争的，我还一五一十地解释了罢工的目标，这些目标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戴夫走上来想讲话，但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拥护保守党的学生，这个学生反对支持罢工，讲了不少针对矿工——特别是斯卡吉尔——的挑衅的话。
戴夫表现得太棒了！他不仅反驳了那个学生，还抨击了撒切尔政府，说它的目的就是要搞垮工会。他还警告学生们，说要是保守党打败了工会，以后他们就会要学生们缴纳高昂的学费。听众起立向他欢呼，大家都觉得，这下学生会一定会通过支持罢工的动议。
最后一个发言人是个衣着光鲜、体态肥胖的保守党人，他的观点之右，就连撒切尔夫人跟他相比，都显得像共产党了！他想让大会相信，矿工是工人当中的高收入群体，罢工都是斯卡吉尔率领的一小撮左翼煽动家煽动起来的，因为他不愿意关闭那些经济效益不好的矿场。在他提到工资时，戴夫从座位上跳起来，建议把他最近的工资条拿给大家看看，只见上面写着：在一周里，他干了42小时，挣了高达67英镑的巨款！不出所料，那个保守党人不肯看他的工资条，但是大多数学生大声叫嚷，叫他念出来，接下来，他的话都被洪水般的“念出来！念出来！”给淹没了。
最后大会举行了表决，保守党不停地打岔，想阻止表决。这帮混账甚至还拉响了火警，但是，多亏了学生们，表决还是举行了，并且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动议。菲尔募集到了23英镑的捐款，并转交给我们，学生并没有多少收入，却还是能如此慷慨解囊，这让我们感到十分的谦卑和恭敬。这一天真是太值得纪念了。
在媒体上登出的关于罢工的报道，基本都是坏消息，尽管约克郡派去了不少纠察队，但诺丁汉的矿工还是不肯参加罢工，媒体也支持诺丁汉矿工。我们得到那里去，参加纠察。
7．三月十八日星期天
前些天，在诺丁汉的奥勒顿矿场，出了件悲剧，死了个小伙子，叫戴维·琼斯，是约克郡的矿工[22]，保守党趁机叫嚣，要中止一切纠察活动。去他妈的！我们必须加强纠察，逼那些混蛋工贼停工，不然那个小伙子真就白死了！
在我们维斯托，有一批人对自己的工会干部越来越失望，因为他们对组织纠察活动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们自己成立了非正式的罢工委员会，自己筹集资金，这样我们就能离开矿场，到那些不肯参加罢工的地方去搞纠察。虽然维斯托的罢工率达到了100%，可是分会干部就是不肯派纠察队到诺丁汉去。他们眼皮子怎么这么浅呢？
战士派曾向我们保证，他们会派人到造船厂去帮我们募捐，还会帮我们跟其它地方的愿意起来斗争的矿工保持联系。要是我们能让那些愚蠢的工会干部看到，我们不仅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还能做得更多，那就好了。不能坐等他们回心转意主动带头，否则罢工就会输了！
凯丝老在抱怨我，说我老是往外跑，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所以这本日记怕是不能每天都写了，只能有空时再写。
8．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二
今早我们几个人跟一些社工党党员去了沃尔森德的斯万与亨特公司[23]募捐。正在上班的造船工人基本上都对我们很冷淡，这让我有点惊讶。一个工人说，反正他都要失业，那他干嘛要支持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勉强募集到了46英镑，我们要用这笔钱来支付到诺丁汉开展纠察行动的费用。我们向每一个捐款者说明了这笔钱的用途，并保证我们的行动与分会无关。这样就没人能指责我们会私吞这笔钱了。我们买了个账本，记下了每一笔捐款，并由证人签名作证。
跟我们一块去募捐的社工党党员并没有劝说我们入党，这跟战士派的作风可不一样，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劝我入党，他们说我应该自己拿主意。他们还说，我可以去参加他们的集会。也许我会去的，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实诚人，其中大半是学生。
诺丁汉冒出了不少警察，他们甚至不让约克郡的纠察队员进入诺丁汉郡！诺丁汉的工贼们公然宣称，除非举行全国表决，否则他们绝不罢工。他们的工会领袖甚至对他们说，他们完全可以穿过纠察线，因为罢工没有得到正式批准。这是对工会基本原则的可耻叛卖。要是他们不尊重纠察线，就等于帮了撒切尔大忙！
9．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今早六点半，我的朋友约翰（John）来接我，带我去惠特本[24]一带的工厂，因为我们听说COSA的人还没停工。惠特本是个海滨小镇，正好位于南希尔兹和桑德兰正中间的位置，那里以前有个矿场，曾是东北最有战斗性的矿场之一，在六十年代被关停了。惠特本矿场的矿工后来有不少来到了维斯托做工，他们对以前那种高涨的战斗精神十分自豪。他们相信，惠特本矿场被关闭，不是因为煤采完了，毕竟那里还有不少煤，而是因为战斗性太强。现在惠特本矿场就剩几排房子和一堆垃圾了。国煤把那里用作办公室和工厂。
到那里时，发现纠察队员大概有七十人，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大多是维尔毛斯矿场[25]的人。我们把车停在附近的居民区里，然后跟比我们早到的六个维斯托矿工会合。他们劈头就问：就你们两个？其他纠察队员呢？我就说：他们都站在维斯托外面，啥事都没干。一个维尔毛斯矿工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不过他用的字眼比较难听。我们也只能赞同他，我们说，确实该把维斯托的纠察队员派来这里，但组织工作不是我们搞的，我们是自发过来支援的，这才刚到呢。
跟维尔毛斯的工友们谈过后，我们才发现，自己的工会干部真是太差劲了。维尔毛斯的纠察队员不仅有专车接送，还有一个罢工指挥部，结束纠察之后，纠察队员可以在指挥部里吃上热饭。这也没啥好奇怪的，毕竟他们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左翼，早在罢工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也是前几周他们请斯卡吉尔去演讲的原因。
早上的纠察算是部分成功了，工厂里的机工同意参加罢工。COSA的会员大多是妇女，她们不愿参加罢工，经过一阵推搡后，她们在警察的护送下进入了工厂。约翰和我回到了维斯托，那里正在发工资单，我决定去找分会干部，要求他们明早派人到惠特本去，支援维尔毛斯的纠察队员。
矿场大院里，人们排成长队，等着办公室九点开门发工资。我看见分会书记和主席正在跟几个人聊天，我就走过去，把惠特本那边的事跟他们讲了。讲完后，他们那态度，真让我恼火。他们说，惠特本不关他们的事，维尔毛斯的人愿意派纠察队过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就说，工贼行为会影响到每一个矿工的利益，要是咱们不及时掐灭，它就会扩散开来。书记一听这话就火了，他问我，有过多少罢工的经验？还说他搞过多少多少次罢工，还骂我是“挑事的赤色分子”。他又说，上次分会选举时，大家没把我选上去，说明大家都清楚我是什么货色。我确实没被选上，可这跟我现在说的又有什么关系？我真是火冒三丈，就大喊起来：不去支援维尔毛斯的人，是我们的耻辱，还有，为什么他们组织得那么好，我们却组织得这么差？他就说，要是你当上了书记，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惜书记现在是我不是你，我不想“浪费分会资金”。我气炸了，骂他“大傻逼”，还说，要是咱们输掉了罢工，分会就没了，他也当不成书记了。我气冲冲地走开了，排队的人当中，赞同书记的人也跟着嘘我“赤色分子”。就连“非正式”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们也不支持我，我更气了。太失望了。
在单位大门外面，我碰到了战士派成员玛格丽特（Margaret），她拉我去附近的酒吧，让我宣泄怒气。她还给我介绍了秘协的几个人，他们给了我一张25英镑的支票，让我转交分会。我们好好讨论了一番罢工，她请我周六去谢菲尔德（Sheffield），参加广泛左派组织委员会[26]的会议。我以前在伊兴顿[27]参加过几次广泛左派的矿工集会，所以我答应了，况且他们还出路费。约翰也会去，所以，如果会议开得很无聊的话，我还有个聊天的伴儿。
凯丝很不高兴，因为周六本来应该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我对她说，她最好适应，因为我现在把赢得罢工胜利当作头等大事，况且早在斯卡吉尔当选全国主席之前，我就一直在积极支持他，所以，当别人都在战斗时，我不能袖手旁观。她气呼呼地上床睡觉了。
10．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今早举行了在诺丁汉遇害的纠察队员戴维·琼斯的葬礼。全国各地来了四千多矿工。虽然维斯托也派了一车人过去参加，但没人通知我，所以我没能去成，只好在电视上观看葬礼了。
所以我去了纽卡斯尔，参加了一个集会，会上有肯·利文斯通[28]发言。他讲得很动听，说他支持矿工工会。只可惜他做的没有说的漂亮——我把捐款箱拿到他面前时，他只投了3英镑。跟他的年薪相比，这点钱简直是九牛一毛！总之我们募集到了33英镑9便士，还算可以，毕竟我们是在纽卡斯尔理工学院外面募捐的，捐钱的大多是学生。跟以往一样，我们当着见证人的面清点了捐款，并请见证人在账簿上签名。
我刚刚跟一个工友通了电话，他告诉我，维斯托的车刚出达拉姆，就在A1公路[29]上被警察拦下了。警察说，他们有理由认为，矿工们要进行的非法纠察会扰乱治安。这全是胡扯，因为大家全都穿西装打领带，根本没带在寒冷的三月早晨进行纠察所需的装备！警察叫他们下车接受搜身。过道上有个黑色箱子，一个智商处于警察平均水平的巡警就问里面装着什么，一个工友就喊，“是他妈的火箭筒！”那个巡警马上下令，把箱子搬下来搜查！真是无法相信！这又是警方滥用职权的一个例子，就像前几周他们不许肯特矿工经过达特福德隧道[30]一样。我们的人只不过是去参加葬礼，警方肯定早就知道了，所以，唯一的结论就是：他们是故意骚扰我们，向我们挑衅！
递交了正式投诉，但恐怕不会有什么用。我还听说，以后工会恐怕更难租到车子了，因为当地的几家巴士公司都收到了警方的警告，不许他们把车子租给矿工工会。警方又在滥用职权，阻挠我们去纠察，简直无法无天了。他们休想阻拦我们，因为我们开轿车去，只要分会报销油费。他们从1974年就开始筹措基金，现在该是用这笔钱的时候了！！
11．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早上六点半冒着倾盆大雨走出家门。一直到我写这篇日记的晚上十一点半，雨还是下个没完！我去了纽卡斯尔，大概七点半到了那里，浑身湿透了。我在干草市场[31]喝了杯咖啡，跟玛格丽特，还有另外几个战士派的人见了面。不久车子来了，我们上了车，里面挤满了人，热烘烘的，身上都冒气了。车上的人大多是战士派的支持者，还有几个社工党的人。他们一上来就叫卖他们的报纸《社会主义工人报》[32]，我买了一张，看看有什么罢工的消息。
我旁边坐着一个叫帕特（Pat）的姑娘，她是社工党党员，在纽卡斯尔理工学院工作。我们聊了罢工的事，她跟我说她去过几次维斯托。她在巴士上把募捐到的10英镑交给了我。她讲了不少社工党的事，但也讲了不少工党的缺点，特别是托尼·本恩[33]在担任工党政府的能源大臣时强推那个可恨的“激励计划”的事。虽然她说的事，有不少我挺赞同，但我还是对她的动机怀有疑虑。
我们到谢菲尔德时，大雨还在下，所以我们迅速穿过马路，跑进大学，里面已经排起了长队，都是等着登记参会的人。我很高兴见到基斯·斯穆尔特也在里面，能跟一个维斯托人聊天真是太棒了，况且基斯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认识这里的不少人，包括这里的“头头”乔夫（Geoff）；战士派的人把我们领进食堂，让我们在里面等一会，他去帮我们搞定入场证的事。看来矿工是眼下的明星，因为我们走进主会场时，发现前几排全是矿工工会会员。我跟他们要了好几个徽章，贴在我的鸭舌帽上。
会场里挤满了各个工会的人，有的工会我连听都没听过！在早上的会议上，所有的发言人都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我们矿工，但我觉得，他们更关心的是把左翼的工会领袖和政客选上各种稀里糊涂的职位。举行了募捐，筹得了两千多英镑，一半分给矿工工会，一半分给广泛左派。有一群人——后来我发现他们全是社工党党员——提出抗议，要求把所有的捐款都交给矿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是，社工党的动议被否决了，这真让我难受，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占理。
吃午饭的时候，有人喊我去参加一个小会，有个叫托尼·克利夫[34]的人要在小会上讲话，谈我们这次罢工。小会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开的，但里面挤满了人，老实说，我刚看见托尼·克利夫讲话时，我心想：“谁啊这是？”他年纪挺老了，体格矮小结实，两鬓留着又硬又粗的灰色头发，戴着眼镜。他讲话带有浓重的外国口音，一开始我几乎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我适应了他的口音后，立马就觉得他讲的几乎全是对的。他公开批评斯卡吉尔和矿工工会领导层，说他们的策略太幼稚了，我以前从来没听见有人这么讲过！他把1972年、1974年那两次罢工，跟现在这次罢工作了对比，他说，只靠逼停发电厂，是赢不了这次罢工的，这主要是因为时节的缘故，但也是因为我们得不到其他工会活动家的支持，除非我们马上在基层群众当中开展争取支持的运动。他还警告我们，说其他工会的领袖恐怕也会出卖我们，就像他们出卖沃灵顿的全国印刷协会[35]、出卖政府通讯总部的工会会员[36]一样。他们会背刺我们，让我们孤军奋战。他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到各种工人集会上，认真解释罢工的情况，直接向工人求助。他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说的对，虽然他的话让我有点沮丧。
接下来发言的是个来自约克郡的矿工，他呼吁大家给派往诺丁汉的纠察队员捐款，他的讲话充满激情，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筹到了644英镑，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募捐到三位数的款子。我得说，社工党确实很有行动力！
回到主会场时，我碰见了一个叫尤努斯（Yunus）的小伙子，他是纽卡斯尔人，以前我在维斯托见过他几次。他说，我应该在会场外面募捐，而不是在里面听他们说大话。我有点犹豫，但他塞给我一个篮子，里面放满了“请支持矿工”的贴纸。他向我保证，说这样做完全可以，但有一个会员代表[37]不同意。尤努斯跟几个干部聊了一会，帮我搞到了留下来的许可，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没多久又来了几个约克郡的工友，一开始他们对我有点冷淡，但过了二十几分钟后，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熟络了。其中一个小伙子叫伊恩（Ian），在银木矿场[38]工作。我跟他特别合得来，有个小杂种骂我们要独吞捐款时，他跟我一起骂了回去。伊恩后来跟我说，他是巴恩斯利[39]的工会干部，但他不喜欢当选干部独揽组织工作的做法。我把自己矿场的干部的嘴脸跟伊恩讲了，他就说，咱们应当自己组织起来。
我们一整个下午都在募捐，大获成功，捐款箱重得都拿不下了，只好把一半的钱放在我脚下的盒子里！有个大块头的苏格兰人，过一会就要上一次厕所，每次上厕所都会往捐款箱里投一英镑。他要么是膀胱有毛病，要么就是喝太多了，不管怎样，我很感激他的慷慨。
战士派的乔夫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去听托尼·本恩的演讲，我把原因讲给他听，他听了很不高兴，气呼呼地走了。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还带着几个高大的战士派干部，对我说，社工党都是一帮下三滥的垃圾。我叫他滚，他就滚了。真是个窝囊废！
基斯和我点了募捐来的钱，结果震惊了我们——足足有102英镑77便士。我们乐坏了，但我们碰到了几个维尔毛斯矿工后，就决定分给他们一半，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利用这笔钱的。
回家路上我们聊了一路政治，我确信自己已经对工党彻底失望了，因为他们老是不肯支持我们，反而去讨好中间阶级。他们真是让那些用鲜血建立工会的前辈们蒙羞。
回家之前，我们买了炸鱼加薯条，拿给维斯托纠察线上的兄弟们吃。他们星期六晚上还在执勤，应该吃点好的。该死的分会可不会给他们买吃的！
12．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天
今天早上，维尔毛斯分会委员会过来拜访，想让我们两个正在罢工的矿场进行联合纠察。不用说，我们的干部没给他们好脸色看，所以他们气冲冲地回去了，走时还骂了几句“下流坯子”。他们走之前，其中一人提醒我小心行事，因为我们的干部对我没多少好感。这我早就料到了。
不过，到了晚上，我们分会的一个干部汤米（Tommy）却找上我家，问我借点钱，好让他们可以多派一辆车去诺丁汉！我给了他35英镑油钱，让他签收。我问他，我能不能也去诺丁汉，他却说，我正在搞的募捐工作很重要，应该继续搞。换句话说，用不着你，滚。太失望了，但也不是没料到会这样。
13．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今早我在维斯托参加纠察时，汤米和他的喽啰从诺丁汉回来了，他们讲了路上的经历，简直就好像故意要吓跑人，让大家不要再去诺丁汉似的。他们说，路上有好多警察，他们编了借口才穿越郡界，到了诺丁汉。凡是走公路去诺丁汉的，都被警察劝返了，所以汤米他们只好穿过田地去矿场，天上还有直升机打探照灯。等他们抵达矿场时，那里的警察远远多过纠察队员，所以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就连喊一声“工贼”都不行，谁敢喊，警察就抓谁！唯一的好事就是他们受到了巴恩斯利罢工中心的热烈欢迎，约克郡的工友尽力款待他们。汤米的报告让大家觉得，去诺丁汉没用，一点忙都帮不上，尽管他还说，谁想去，就自己去看看吧。可我看了电视上的报道，根本不像汤米说的那样。反正，过了一阵子，我就自己过去看了，因为我现在正在巴恩斯利附近的北方劳工学院[40]里写这篇日记呢。
基斯·斯穆尔特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里的熟人，向普市工会借了一辆面包车，今天晚上，我们去了纽卡斯尔，乘上面包车，又回到维斯托，捎上其他人——除了我还有九个维斯托矿工——一块去诺丁汉。布莱恩·泰特（BrianTate）自告奋勇当司机，然而他开了一段路之后，我开始对咱们能否平安抵达产生了怀疑。有一次他甚至把车开到了环形交流道顶上！
旅程很刺激，大家都在张望前方，看看汤米说的是不是真的。乔迪·凯恩（GeordieKane）今早刚刚跟汤米一起回来，他自愿跟我们又去一趟诺丁汉，给我们指路，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乔迪就像父亲一样，把我们当成一群对商店里有什么东西卖感到很好奇的小孩，总是说“到时你们就知道了！”布莱恩和我记起了一首很老的嬉皮歌曲《感觉我准备好去死了》[41]，就唱了起来，乔迪听着我们唱歌，笑了起来。我们根据当下的情况，改动了歌词：
一、二、三，我们为什么斗争？
别问我，我才不在乎
下一站就是诺丁汉
五、六、七，打开天国大门
没空去想为什么了
呜呼，我们都要死了!
布莱恩开车径直冲过小岛，感觉我们真的要死了！乔迪说我们都疯了，但他才是最疯的那个，因为只有疯子才敢一天跑出去两趟，还不告诉他老婆自己要去哪里！
半夜时分我们到了设在枢纽站旅馆（JunctionInn）的巴恩斯利罢工中心，发现人人都在忙里忙外，这让我们大吃一惊，更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居然完好无损地到了那里！我们走进楼上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面全是人，有台电话放在桌子上，总是有人在打电话。人们不是刚从诺丁汉回来，就是马上要去诺丁汉。我听见一个人告诉大家，他的同伴在经过警察设下的路障时不肯调头，就被抓了起来。被抓的那个人是司机，跟他同车的乘客只好自己想办法回去，幸好路上有人愿意搭他们一程。
我们转来转去，过了大概十分钟，终于有人来接待我们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那个在广泛左派组织委员会大会上跟我对骂的小杂种。
幸好他没认出我来，所以我们才能在学校这里过夜。乔迪不记得路了，所以他们给我们找了个向导。这个“向导”带路的过程非常有趣。他年纪很小，大约十九岁，个子不是很高，还喝得很高！他骑着一辆小摩托，在前面带路，我们坐着面包车，跟在他后面。
他开得摇摇晃晃，一会歪到道路一边，一会又歪到另一边，好几次差点摔下车。他的滑稽样儿把大伙都逗笑了，大伙还打赌，看他什么时候摔下来。我们没等上多久。他过了一个弯，又想转回来，结果屁股着地冲过了马路！我们马上停车，下去看他有没有事。他没觉得有什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坐上摩托。他跟我们说他没事，只要不要碾过他就好，我们就让他跟在我们后面，因为乔迪又想起来怎么走了。
所以我们就到了这里，两人睡一间房，跟我住一块的是戴夫（Dave），他现在不知又去哪里晃了。维尔毛斯的人也在这里过夜，但明早就要回去了。他们跟汤米不一样，他们鼓励我们到诺丁汉去，给了我们一大堆传单，让我们发给工贼们。传单上写着达拉姆矿工的话，他们要求工贼参加罢工，还说没有一个矿井能躲过麦克格雷格的大斧。已经快三点了，我得赶紧睡一会，明早七点还得回罢工中心，想办法杀进诺丁汉。我等不及了。
14．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费了老大劲才让自己从舒服的床上起来，时间是六点半，刚好够时间喝杯暖烘烘的无糖红茶，再冒着早上的寒风出门。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我们花了点工夫才把面包车发动起来。路上走错了几次路，抵达罢工中心时刚过七点。值班的干部问我们，在前往诺丁汉之前，要不要做些准备，参加本地的纠察，我们很想做点有用的事，报答他们的热情款待，所以马上答应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很有名的格莱姆索普[42]，我们要在当地的国煤办公室外面纠察。秘协的不少白领职员不肯参加罢工，我们就去了那里，后面还跟着满满一车的约克郡纠察队员。
这次纠察不算成功，我们没能说服工贼参加罢工，但我们头一次见识了约克郡纠察队的幽默感。我对警察一直抱有一种勉勉强强的敬意，所以，当我头一次看见约克郡纠察队员是怎样取笑警察时，确实有点吃惊。
这次纠察的主要阵地设在一道很陡的河岸上面，大约有50人参加。我们站在纠察线上，嘲讽那些穿过纠察线的工贼，这时有好几个人开始沿着河岸往下走。我问一个工友这是干嘛，他说，“跟我来，看了就懂了。”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跟着他们走，边走边猜他们要干嘛。走到河岸下面，所有人都回头盯着斜坡上的警察。我们马上就懂了：警察正在列队，准备沿着河岸猛冲下来。就在他们冲到我们之前，纠察队员们也组好了队形，迈着正步，回到了河岸上，在跟警察擦肩而过时还嘲笑他们。警察转过头来追击我们，我们就又朝下面跑，就这么重复了好几次。我以为警察会气得揍我们，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只是跟着我们。他们都穿着厚重的制服，一定累得要死。真是太好玩了，大家兴致都很高。
回到罢工指挥部，有人把我们带到另一辆车上，上面全是纠察队员，他们向我们保证，一定会带我们进入诺丁汉，还说他们从没失败过。出发前有人给了我30英镑，说这是油钱。不知怎么搞的，好像有人把我当成是领头的了，《晨星报》[43]的一个记者和一个摄影师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捎他们一程。没人反对，我们就带他们上路了，路上我们在当地一个加油站加了油，然后上了M1公路[44]。这条路恐怕不是最好走的路线，但约克郡的工友们信心十足，我们也就不怎么担心了。但是，往南走的路上，每一座立交桥都挤满了警车，我们的信心便开始慢慢消退。乔迪不停地说，“这还不算啥，接下来才有得看呢！”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诺丁汉，我不得不承认，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警车！确实很吓人。
在29号枢纽站，我们驶下了M1公路，在交流道上面碰上了警察的警示牌，被迫转向。看来这下我们真的要被拦下了，乔迪还说昨天他们就是这样被拦下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开近环岛时，被迫驶离大路，被引导到警察检查站。一个警察给我们打信号，叫我们停车，我们看见前面有十几辆车，车主都在旁边的草地上闲逛。
警察问布莱恩：“先生，能说说你们要去哪里吗？”布莱恩犯傻了，居然老老实实地说我们要去诺丁汉发传单，争取支持。警察咧嘴一笑，说：“那我得警告你们：再往前开，我就要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因为我确信你们肯定是要去那里扰乱治安的。”我们全都大喊起来，说我们不是去扰乱治安的，他们无权拦下我们。真是个该死的警察国家！又来了个高级警官，问出了什么事，我们向他抗议，他就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布莱恩跟他讲了，他就说，“你们这帮可恶的混蛋！光天化日的，居然想坐着面包车，大摇大摆的进去？胆子真够大的！”然后他命令我们全部下车，但是布莱恩要留在车上，仔细交待。
我们站在草地上，跟几个科顿伍德[45]的人聊天，那里是最早罢工的五个矿场之一。他们听说达拉姆的矿工也加入了罢工，非常高兴，其中一个说，他从没想到达拉姆也会加入罢工，因为那里的斗争精神一直不是很强。我们对他说，我们也很惊讶！我们在一块写着“普里斯利”[46]的路牌前面拍了张合照。警察还在盘问布莱恩，所以他不能跟我们合影，这让他挺难过的。他很喜欢照相。
过了一会，警察命令我们回到车上，我们照做了，但故意拖拖拉拉，表达我们的反抗。按照约克郡纠察队员的说法，警察会押送我们回到M1公路上，他们有些人还说他们要故意开慢车，堵住M1公路，他们昨天就是这么做的。布莱恩没有照他们那样做，因为警察警告过他，在这次劳动争议期间，只要他再次在开车前往诺丁汉时被抓到，就会被逮捕。在警方的押送下，我们被赶回了M1公路，两旁还有骑着摩托的警察盯着我们，不让我们跑掉。M1公路没能堵成，我们直接回了巴恩斯利。回到罢工指挥部，他们请我们下午五点再闯一次，我们讨论了一会要不要这么做。最后我们得出结论，那就这样做吧，还让杰夫·麦金斯（JeffMackins）担任新司机。我们吃了点东西，抓紧时间睡了几个钟头。
学院的工作人员真是大好人，送了我们一大堆三明治和水果，还请我们喝早茶。吃饱喝足之后，我们就去巴恩斯利了。
到了罢工指挥部，他们又给我们30英镑，我们决定平分给大家，当作零花钱。我对此很内疚，但寡不敌众，也就勉强答应了。他们给我们派了个新向导，叫马尔克（Malc），他在格莱姆索普上班，跟我们一块坐面包车。他是个聪明的向导，不仅带我们穿过了三个郡，一路上还不停地给我们介绍景点，比如阿瑟·斯卡吉尔的出生地和杰基·查尔顿[47]的老家。一路上尽是各种辅路、小路和偏僻的道路，方向变来变去，包括乔迪在内，谁都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走。难以置信的是，一路上我们都没碰上警察，快到目的地时才有一辆警车从旁边高速驶过。我们开进一个小区，寻找安全的停车处，最后在几个垃圾桶旁边的一块没人用的空地上停了车。德卡（Dekka）在面包车里开了一罐可乐，结果喷得大家满身都是，浑身黏糊糊的，很不舒服。伊恩·维尔本（IanWilburn）看起来简直就像“黑沼里的生物”，因为可乐罐“爆炸”时他首当其冲。
吃过三明治后，我们两人一组，按照马尔克的指示，前往准备进行纠察的矿场。我的搭档是乔·亨弗里斯（JoeHumphries），虽然我们走得很慢，我们还是很快就赶上了基斯·斯穆尔特。我紧张得要死，就好像我是刚从德国战俘营逃出来的战俘一样。基斯也跟我一样害怕，但乔却很冷静，他甚至跑进当地一家矿工福利社问路！我们想尽量表现得自然一些，但我觉得所有人都看出我们是纠察队员。一辆警车开过时，基斯最先吓破了胆，他冲下公路，躲进附近的树丛里。我差点也跟着他跑了，但乔说，留在公路上更安全，毕竟我们又没犯法。
走了15分钟，天色开始变暗了，这时我们才第一次隐约看见了矿场。走近一看，我们都吓呆了。入口挤满了警察，车道挤满了警察，再走近一点，发现连矿场食堂里也挤满了警察！真是不敢相信！以前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警察挤在一个地方。我马上想，这里应该会有大规模的纠察队，或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纠察吧。我们直接走向人群，戴着鸭舌帽的矿工夹在警察中间，很是显眼。到那里时，我们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大规模的纠察队，只有五六个人，跟其中一个聊了会，他说不会有大规模纠察行动。这个矿场叫安纳斯利（Annerseley），在诺丁汉南部。我看见了布莱恩，问他其他人都在哪里，他说他们顺着公路往下走，去了相邻的一个叫纽斯泰德（Newstead）的矿场。这时基斯出现了，我们跟几个从格莱姆索普过来的人（今早我们见过他们了）聊了一下。在安纳斯利这里没人取笑或嘲讽警察。被调来这里的警察个个膀大腰圆，完美符合“肌肉壮汉”这个字眼，就好像是特地挑选出来的一样！
过了几分钟，公路那边过来一个高级警官，对我们大喊大叫。他说，“你们这帮人渣，对，说的就是你们，给我老实站好了，等会这些体面的工人出来时，谁敢叫嚷一声，哪怕是呼吸声大了点，我就把你们拖上警车，到时有你们好受的！！”他的话咄咄逼人，我完全相信，他可不只是放狠话，只要受一点点挑衅，他就真的会那么做。我们只能站在那里，听着下班的工贼高声辱骂我们，真是难受死了！
过了一会，从其他矿场来的人出现了，但他们还没开口跟我们讲话，那个高级警官就回来了，他说，我们人太多了，要是再不走开，就要以妨碍交通的罪名抓人了。真是可笑，妨碍交通的难道不是这里的几百个警察吗？我们只有大概十五人，但是，为了避免给这头蠢猪得到口实，基斯、伊恩和我决定沿着公路走到下一个矿场去，布莱恩和杰夫上了面包车，这时开始下雨了，他俩可以在车上躲雨。
去往纽斯泰德的路上，两边都是矿场的厂房，可以看见工贼在橘黄色的灯光下干活。我们很想朝他们大喊，但还是忍住了，因为前面一片漆黑，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路上我们迷路了一阵子，最后总算到了纽斯泰德。它在一条公路的底部，旁边是一堆空空如也的破烂厂房。看见这样子，我的心情更糟了，而且我紧张的神经也放松不下来。那里有五六个人，包括我们的向导马尔克。他们的情绪就跟今早在格莱姆索普时一样高涨，还嘲讽警察。一个工友跟我说，这些警察是“新手”，是从德文和索莫塞特[48]之类的地方调来的，很好对付。他还警告我们，说本地警队的警察马上就要来换防了，他们可是难对付的硬茬子。
到了晚上九点半，那些新手警察撤走了，接防的都是膘肥体壮的壮汉，碰上他们真是倒霉。没过几分钟，四个约克郡纠察队员，包括我们的向导马尔克在内，就被粗暴地逮捕了，他们被拖上了警车，然后就被押走了。我承认，我害怕极了，觉得自己肯定在劫难逃了。乔没有被吓倒，他上去问一个警佐，能否向那些准备抵达的工贼发传单。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那个警佐居然允许我们发传单，但是不许说话，也不许硬塞传单。在乔去问警佐的时候，我听一个工友说，马尔克他们被抓走，是因为他们昨天晚上来过这里。我就说，这也算犯法？他就说，只要你是参加罢工的矿工，来过这里，就会被当成罪犯。就在我俩说话时，我面前那个警察故意狠狠踩在我脚上，痛死我了，我用力想把脚从他沉重的靴子底下抽出来。那个杂种脸上露出嗜虐的奸笑，当纠察队员们开始离去时，他才放我走，我一瘸一拐地走开时，他还当着我的面骂我“该死的人渣”。我很清楚谁才是人渣！
我们在一片漆黑中往安纳斯利走去，边走边聊刚才的事，突然有两个警察冒出来，用电筒朝我们的脸上照，质问我们要去哪里，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来。乔回答了警察的盘问，然后警察就问我们的姓名和住址。我把姓名和住址告诉他时，他叫我不要忽悠他，还抽我耳光。最后我拿矿工工会日记本给他看，里面写有我的姓名住址，他才相信我。我们继续上路，雨下个没完，似乎每一分钟都变得更大，把我们彻底淋成了落汤鸡。
走到面包车边上时，我们发现警察正在盘问每一个人，要他们一五一十地交待问题。乔和伊恩设法钻了进去，但基斯和我只能留在外面淋雨。我跟上次一样，交待了自己的姓名，结果也跟上次差不多，只不过这次没挨耳光。基斯不仅编了假姓名假住址，还冒用了我们分会一个干部的名字，震惊了我。我不禁深深佩服他的厚脸皮，但又觉得他一定会暴露，一定会被抓。最后警察离开了，走之前还警告我们，说要是我们再在诺丁汉被抓到，就一定要逮捕我们，一定要扣下我们的面包车！好个“自由国家”。我们可是合法的工会会员，却不能实行纠察的民主权利，这真让人害怕。欢迎来到撒切尔统治下的英国！奥威尔的《1984》离我们并不远。
返回巴恩斯利的路上，大家都闷闷不乐。警察今早威胁布莱恩，说要逮捕他，但他终究还是没被捕，所以他松了一口气。今天的经历震惊了我们所有人，乔迪除外，大家都想今晚尽快回家。但我还得留下来，趁记忆犹新的时候把这一切记下来。在结尾，我要引用一段话，是从我在这个房间里找到的一本书上抄下来的：
“治安或许可以被扰乱，但要知道，如果没有公正，也就没有安宁；政府原先是为了国家的福祉而建立的，如果它反倒毁灭了国家，那也就没有公正可言。”——阿尔杰农·西德尼[49]，1680年。
15．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今早我们先在格莱姆索普进行纠察，然后回家去了，但昨晚的事让大家都觉得有点气馁。
回家路上，经过M1公路时，我们遇到了一长串货车，都是开往费里布里奇[50]发电厂的，这让我们的罢工变得更加艰难了。可以肯定的是，要迫使诺丁汉的工贼加入罢工，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展大规模的纠察，也就是说，要派出成千上万的纠察队员，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打败警察。那些工贼正在帮助撒切尔粉碎矿工工会，要是让她得逞了，我们的先辈为之而奋战的一切就都会被叛卖，整个工会运动也会危在旦夕。他们怎么就看不出这一点呢？
回到维斯托后，我们洗干净了面包车，然后再开到纽卡斯尔还回去。普市工会的人听说他们的面包车要是在诺丁汉被人发现，就会被没收之后，显得很不高兴，下次再想跟他们借车恐怕会很困难。
回到矿场后，分会主席和书记完全不理我们，根本不想听我们汇报诺丁汉的情况，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主动性的报答。这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态度，要是我们不得不依靠他们，罢工就输定了！
总算回到家了，我洗了个澡，给凯丝和女儿们做了饭，想让她消消气，因为我出门时没有当面告诉她，只给她打了个电话，不给她劝阻我的机会。她原谅了我，但要我保证要缓一缓，周末要跟她一块出去玩。反正我已经累坏了，总算能好好歇一歇了。
[1]桑德兰（Sunderland）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位于泰恩—维尔郡（TyneandWear）。——中译者注
[2]阿瑟·斯卡吉尔（ArthurScargill，1938年1月11日——），生于矿工家庭，15岁开始当矿工。1955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YoungCommunistLeague），1956年当选为约克郡共青团主席，不久后当选为共青团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57年参加全国矿工工会。1962年参加工党。活跃于全国矿工工会，领导了多次重要罢工。1974—1981年担任约克郡矿工协会（YorkshireMiners’Association）主席，1982—2002年担任全国矿工工会主席，1992—2002年当选为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2002年退居二线，改任全国矿工工会荣誉主席。——中译者注
[3]伊恩·金洛奇·麦克格雷格（IanKinlochMcGregor，1912年9月21日——1998年4月13日），生于苏格兰金洛奇利文（Kinlochleven）一个职员家庭，曾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ofGlasgow）学习冶金，1935年担任冶金技术员。1939年二战爆发后，进入供应部（MinistryofSupply）工作，二战期间随英国驻美军事使团前往美国。二战结束后留在美国，担任过多家公司的高管。1977年返回英国，撒切尔上台后，充当国企私有化的急先锋，于1980年被任命为英国钢铁公司（BritishSteelCorporation）董事长，在任上大搞减员增效，解雇了十多万名员工。1983年3月28日被任命为国家煤炭委员会主席，向矿工工会大举进攻，最终击败了工会，关闭了大批矿井，导致大量矿工失业，并将剩余的矿山私有化。1986年辞去国家煤炭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中译者注
[4]南希尔兹（SouthShields）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沿海城镇，属于泰恩—维尔郡；维斯托（Westoe）是南希尔兹南部的一个村庄，曾设有矿场，该矿场于1909年开业，1993年停业。——中译者注
[5]作者的姓氏Strike正好是“罢工”的意思。——中译者注
[6]阿姆斯特朗会堂（ArmstrongHall）是南希尔兹的一家社交俱乐部。——中译者注
[7]康塞特（Consett）是达拉姆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纽卡斯尔市西南23千米处；贾罗（Jarrow）是泰恩—维尔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纽卡斯尔市以东8千米处。——中译者注
[8]HillmanImp是一种小型经济型轿车，由鲁茨集团（RootesGroup）于1963年推出，1976年停产。——中译者注
[9]《纽卡斯尔晚间记事报》（NewcastleEveningChronicle）是纽卡斯尔地区的一家报纸，创刊于1764年，起初为周报，原名《纽卡斯尔记事报》（NewcastleChronicle），1858年改为现名。——中译者注
[10]诺森伯兰（Northnumberland）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郡。——中译者注
[11]达拉姆（Durham）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郡。——中译者注
[12]多顿（Dawdon）是达拉姆郡的一个矿业城镇，当地的矿场于1991年关闭。——中译者注
[13]艾伦·弗雷德里克·普雷特（AlanFrederickPlater，1935年4月15日——2010年6月25日），英国剧作家，生于达拉姆郡贾罗镇（Jarrow）。曾在纽卡斯尔国王学院（King’sCollege,Newcastle）学习建筑学。六十年代开始为多部电视剧担任编剧。《关上煤仓大门》是他根据自己的朋友希德·查普林（SidChaplin，1916—1986）撰写的矿工小说而改编的戏剧剧本，发表于1968年，剧中的音乐由阿列克斯·格拉斯戈（AlexGlasgow，1935—2001）创作。——中译者注
[14]阿列克斯·格拉斯戈（AlexGlasgow，1935年10月14日——2001年5月14日），英国创作歌手，生于泰恩—维尔郡盖茨黑德镇（Gateshead）一个煤矿工人家庭。毕业于利兹大学（UniversityofLeeds）后，曾在德国执教。返回英国后进入BBC工作。他创作的歌曲主要以工人阶级生活为题材，并被誉为英国民歌传统的忠实继承者。《社会主义ABC》是他创作的歌曲，发表于1973年。——中译者注
[15]地铁电台（Metroradio）是纽卡斯尔地区一家独立广播电台，1974年7月15日开始播音。——中译者注
[16]艾灵顿（Ellington）是诺森伯兰郡的一个村镇，位于纽卡斯尔市以北32千米处。——中译者注
[17]布莱斯（Blyth）是诺森伯兰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纽卡斯尔市东北21千米处。——中译者注
[18]1977年，时任能源大臣的托尼·本恩推行了激励计划（IncentiveScheme），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让富矿区和贫矿区的矿工获得不同的工资，从而分化矿工。这个计划在当年被矿工代表大会否决，也在全国矿工表决中遭到否决，还遭到了以阿瑟·斯卡吉尔等一批矿工领袖的反对。但是，矿工工会的右翼领袖强行推行了这个计划，结果导致了矿工队伍的分裂，其结果就是在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中，收入较高的诺丁汉矿工大部分没有参加罢工。——中译者注
[19]据圣经记载，耶稣在讲道时，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请参阅《马太福音》14：13—21、《马可福音》6：35—44、《路加福音》9：10—17和《约翰福音》6：1—14。——中译者注
[20]原文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疾病，可能是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sclerosis）。——中译者注
[21]纽卡斯尔理工学院（NewcastlePolytechnic）成立于1969年，由卢瑟福技术学院（RutherfordCollegeofTechnology）、艺术与工业设计学院（CollegeofArt&IndustrialDesign）和市商学院（MunicipalCollegeofCommerce）合并而成。1992年获得大学资格，改称纽卡斯尔诺森布里亚大学（UniversityofNorthumbriaatNewcastle）。——中译者注
[22]戴维·琼斯（DavidJones）是约克郡的一位矿工，1984年3月15日，他在诺丁汉郡的奥勒顿矿场（OllertonColliery）参加纠察时，被砖头击中，不幸牺牲。——中译者注
[23]沃尔森德（Wallsend）是泰恩—维尔郡的一个城镇，也是纽卡斯尔的卫星城。斯万与亨特公司（Swan&Hunter）是当地一家造船企业，于1880年由乔治·伯顿·亨特（GeorgeBurtonHunter，1845—1937）与查尔斯·谢里丹·斯万（CharlesSheridanSwan，1831—1879）的遗孀共同创办。1977年该公司被国有化，1987年被私有化。——中译者注
[24]惠特本（Whitburn）是泰恩—维尔郡南部的一个村镇，位于桑德兰市以北4.8千米处。——中译者注
[25]维尔毛斯矿场（WearmouthColliery）位于桑德兰市，它是桑德兰市最大的矿场，也是达拉姆郡最重要的矿场之一。1835年开业，1993年停业。——中译者注
[26]广泛左派组织委员会（BroadLeftOrganisingCommittee，BLOC）是工会内的左派活动家的组织网络，1984年3月底在谢菲尔德举行了全国大会，战士派为此出了大力。——中译者注
[27]伊兴顿（Easington）是达拉姆郡东部的一个村镇。——中译者注
[28]肯尼斯·罗伯特·利文斯通（KennethRobertLivingstone，1945年6月17日——），工党政客。生于南伦敦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68年3月参加工党，不久后便当选为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LabourPartyYoungSocialists，LPYS）诺伍德（Norwood）团委书记，1973年4月12日——1986年3月31日当选为大伦敦议会（GreaterLondonCouncil）议员，1981年5月17日——1986年3月31日出任大伦敦议会议长。1987年6月11日——2001年5月14日当选下议院议员。2000年5月4日——2008年5月3日当选伦敦市长。2008年、2012年两次竞选伦敦市长，均未成功。2016年4月，因声称希特勒与犹太复国主义有关，而被工党停止党员资格。2018年5月21日退出工党。——中译者注
[29]A1公路是英国最长的有编号道路，全长639千米，南起伦敦，北至爱丁堡。——中译者注
[30]达特福德隧道（Dartfordtunnel）是横跨泰晤士河的隧道，由两条隧道组成，西隧道于1963年通车，东隧道于1980年通车，1991年，隧道上方的伊丽莎白二世大桥通车，此后改名为达特福德跨河道路（DartfordCrossing）。——中译者注
[31]干草市场（Haymarket）是纽卡斯尔中部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32]《社会主义工人报》（SocialistWorker）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创刊于1961年，最初名为《产业工人报》（IndustrialWorker），后改名《劳动工人报》（LabourWorker），1968年改称《社会主义工人报》，每周发行一期。——中译者注
[33]安东尼·尼尔·维吉伍德·本恩（AnthonyNeilWedgwoodBenn，1925年4月3日——2014年3月14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15日——1966年7月4日任邮政大臣，1966年7月4日——1970年6月19日任科技大臣，1971—1972年任工党主席。1974年3月5日——1975年6月10日任工业大臣，1975年6月10日——1979年5月4日任能源大臣。——中译者注
[34]托尼·克利夫（TonyCliff，1917年5月20日——2000年4月9日），本名伊加埃尔·格吕克施泰因（YigaelGlückstein），生于巴勒斯坦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就读于以色列理工学院（IsraelInstituteofTechnology），中途退学，转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学习经济。青年时期接受了共产主义，并参加了巴勒斯坦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二战期间，因参加反战活动而被英国当局逮捕，战后获释，1947年移居英国，参加了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CommunistParty），革命共产党分裂后，于1950年成立“社会主义评论集团”（SocialistReviewGroup），1962年改称“国际社会主义社”（InternationalSocialists），1977年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在去世前一直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中译者注
[35]沃灵顿（Warrington）的《斯托克港信使报》（StockportMessenger）原本与全国印刷协会（NationalGraphicalAssociation，NGA）签有封闭式合同（即只能雇佣印协会员），但是后来却出尔反尔，雇佣了工资较低的非会员。于是，印协便于1983年7月初举行罢工，到了11月，罢工扩散到全国，印协的纠察队员遭到警方袭击，导致多人受伤。工会大会总委员会经过表决，决定不给印协提供支持，导致罢工失败。——中译者注
[36]印协的罢工失败后，撒切尔政府乘胜追击，于1984年3月1日取缔了政府通讯总部（GovernmentCommunicationsHeadquarters，GCHQ）的工会，工会大会被迫举行抗议罢工，但未能充分利用罢工来迫使政府收回命令。最后，政府通讯总部的工会被彻底打垮。直到1997年5月13日，工党政府才宣布撤销禁令。——中译者注
[37]会员代表（shopsteward），又译“基层工会代表”、“工人代表”、“工会干事”等。会员代表是最贴近群众的工会干部，往往由基层工会会员选举产生，负责发展会员，围绕着工作单位中的各种问题把会员组织起来，代表会员同雇主谈判等。——中译者注
[38]银木矿场（SilverwoodColliery）是约克郡的一个矿场，1900年开业，1994年关闭。——中译者注
[39]巴恩斯利（Barnsley）是南约克郡的一个城市，煤矿曾是当地的主要产业之一。——中译者注
[40]北方居民与社区成人教育学院（NorthernCollegeforResidentialandCommunityAdultEducation）是一所成人教育学院，位于南约克郡巴恩斯利市，1978年建校，主要目的是给没有正式学位的工人提供教育。——中译者注
[41]《感觉我准备好去死了》（I-Feel-Like-I'm-Fixin'-To-DieRag）是美国摇滚乐队“乡村老乔与鱼”（CountryJoeandtheFish）创作的一首讽刺越南战争的歌曲，发表于1965年10月。——中译者注
[42]格莱姆索普（Grimethorpe）是南约克郡巴恩斯利市的一个村镇，曾以采矿为主业，但当地的矿场已于1993年关闭。——中译者注
[43]《晨星报》（MorningStar）是英国共产党机关报，1930年1月1日创刊，原名《工人日报》（DailyWorker），1966年4月25日改称《晨星报》。——中译者注
[44]M1公路（M1motorway）是英国的一条公路，南起伦敦，北至利兹，全场311千米。——中译者注
[45]科顿伍德（Cortonwood）是南约克郡罗瑟汉姆镇（Rotherham）附近的一个矿场，1873年开业。1984年3月，国家煤炭委员会宣布要关闭科顿伍德矿场，激起了当地矿工的强烈反应，这成了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的导火索之一。矿工大罢工失败后，该矿场于1985年10月25日关闭。——中译者注
[46]普里斯利（Pleaseley）是英格兰的一个村镇，位于德比郡和诺丁汉郡交界处。——中译者注
[47]约翰·查尔顿（JohnCharlton，1935年5月8日——2020年7月10日），英国著名足球运动员，生于诺森伯兰一个足球世家，1950—1973年效力于利兹联队（LeedsUnited），司职后卫，从1952年到1973年为利兹联队成年队出场629场，攻入70球，协助球队获得1963/1964赛季英乙冠军、1968/1969赛季英甲冠军、1972年足总杯冠军等荣誉。1965—1970年间代表英格兰国家队出场35场，攻入6球，协助英格兰队获得1966年世界杯。1973年退役后曾任米德尔斯堡俱乐部教练、谢菲尔德星期三俱乐部教练、纽卡斯尔联队教练等职务，1986—1996年出任爱尔兰国家队教练，其间率领爱尔兰队闯入1988年欧洲杯决赛圈和1994年世界杯决赛圈。1996年退休。2006年被利兹联队球迷选入队史最佳阵容。——中译者注
[48]德文（Devon）和索默塞特（Somerset）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两个郡。——中译者注
[49]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Sidney，1623年1月15日——1683年12月7日），英国政治家、共和主义理论家。生于贵族家庭，在英国革命期间参加议会派军队，以战斗英勇著称，1644年在马斯顿荒原战役（BattleofMarstonMoor）中负伤。1645年当选议会议员。参加了对查理一世（CharlesI）的审判，但反对处决查理一世，不过后来又转而支持处死查理一世。1653年克伦威尔解散议会时公开反对克伦威尔，被迫退休。克伦威尔死后，于1659年再次当选议会议员。1660年查理二世（CharlesII）复辟后流亡国外，1677年回国。1681年查理二世解散议会后，参加了企图推翻王朝的密谋。密谋暴露后，于1683年6月25日被捕，同年12月7日被斩首。——中译者注
[50]费里布里奇（Ferrybridge）是西约克郡的一个村庄，附近设有几家火力发电厂。——中译者注 |
本书中出现的主要组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本书中出现的主要组织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革命工人党（WorkersRevolutionaryParty，WRP）：简称“革工党”。英国托派组织之一，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派）英国支部。1959年，一部分打入工党的托派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同盟（SocialistLabourLeague，SLL），1973年改称革命工人党。八十年代中期瓦解。
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LabourPartyYoungSocialists，LPYS）：简称“社青团”，它是英国工党的青年组织，成立于1961年，原名“社会主义青年团”（YoungSocialists），1965年改称“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它从成立之初就被打入工党的托派组织掌控，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士派掌握了社青团的领导权，使其成为了自己在工党内的重要阵地。因此，在八十年代中期，工党为了清洗战士派，对社青团也进行了大清洗，在1986年工党代表大会上，工党决定彻底改组社青团，将社青团的绝大多数支部和骨干统统开除。最后，工党于1991年撤销了社青团，代之以“工党青年团”（YoungLabour）。
工会大会（TradesUnionCongress，TUC）：简称“工大”。它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众多工会的联合会，会员人数为560万人（2016年数据）。
国家煤炭委员会（NationalCoalBoard，NCB）：简称“国煤”，1946年英国煤矿工业国有化后，国家煤炭委员会于1947年1月1日成立，负责管理国有煤矿。1987年英国煤矿私有化后，改为英国煤炭公司（BritishCoalCorporation）。
矿场职员分部（CollieryOfficialsandStaffsArea，COSA），是代表在矿场工作的非体力劳动者的工会，成立于1919年12月，原名全国矿场职员联合会（NationalFederationofCollieryOfficialsandStaffs），1945年加入工会大会。1947年英国采矿工业被国有化后，该工会加入全国矿工工会，改称矿场职员分部。
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GeneralandMunicipalWorkersUnion，GMWU或G&M），简称“普市工会”。1924年由全国工人联合工会（NationalAmalgamatedUnionofLabour，NAUL）、全国工人总会（NationalUnionofGeneralWorkers，NUGW）和市政雇员协会（MunicipalEmployees'Association）合并而成，原名全国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NationalUnionofGeneralandMunicipalWorkers，NUGMW），1974年改称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1982年与锅炉制造工、造船工、锻工与结构工人联合协会（AmalgamatedSocietyofBoilermakers,Shipwrights,BlacksmithsandStructuralWorkers，ASBSBSW）合并后，改称普通工人、市政工人、锅炉制造工及相关行业工会（General,Municipal,BoilermakersandAlliedTradeUnion），通称GMB工会。
全国公共事业雇员工会（NationalUnionofPublicEmployees，NUPE）：简称“公共工会”，1908年成立，在七十年代中期曾是英国第五大工会。1993年与全国政府与地方政府公务员协会（NationalandLocalGovernmentOfficersAssociation，NALGO）和卫生部门雇员联合会（ConfederationofHealthServiceEmployees，COHSE）合并为UNISON工会。
全国矿工工会（NationalUnionofMineworkers，NUM）：简称“矿工工会”，1889年11月26日成立，原名英国矿工联合会（Miners'FederationofGreatBritain，MFGB），1945年1月1日改组为全国矿工工会。曾是英国最强大的工会之一，但在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失败后急剧衰落。
全国煤矿监工、安检员和爆破工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CollieryOvermen,Deputies,andShotfirers，NACODS）：成立于1910年，是代表煤矿安检员的工会。2016年英国煤矿彻底关停之后，该工会便决定停止注册，自行解散。
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SWP）：简称“社工党”。英国托派组织之一，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社会主义评论集团”（SocialistReviewGroup，SRG），1962年改称“国际社会主义社”（InternationalSocialists，IS）。1977年1月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
行政、文秘与计算机专业人员协会（AssociationofProfessionalExecutive,Clerical&ComputerStaff，APEX）：简称“秘协”，1940年由女性文秘人员协会（AssociationofWomenClerksandSecretaries，AWCS）与全国文秘与行政工作者工会（NationalUnionofClerksandAdministrativeWorkers）合并而成，原名文秘与行政工作者工会（ClericalandAdministrativeWorkers'Union，CAWU）。1972年改称行政、文秘与计算机专业人员协会。1989年并入普通工人、市政工人、锅炉制造工及相关行业工会（General,Municipal,BoilermakersandAlliedTradeUnion）。
英国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CPGB）：简称“英共”，1920年7月31日由多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合并而成，它是共产国际英国支部。1991年11月23日解散。
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ransport&GeneralWorkersUnion，TGWU）：简称“运输工会”，1922年成立。2007年5月1日与Amicus工会合并为联合工会（UnitetheUnion）。
战士派（MilitantTendency）：英国托派组织之一，前身是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RevolutionarySocialistLeague，RSL）。1964年10月，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创办了机关报《战士报》（Militant），从此以后，该组织就被人们叫作“战士派”。六十年代中期，该组织在泰德·格兰特（TedGrant，1913—2006）和彼得·塔菲（PeterTaaffe，1942—）的领导下，开始打入工党，到了七十年代末已经发展壮大，并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工党组织，特别是工党的青年组织——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LabourPartyYoungSocialists，LPYS）。但从1982年起，工党开始驱逐战士派，开除了大批战士派成员，并接连摧毁了战士派在工党内部的阵地。1991年，战士派发生分裂，以泰德·格兰特为首的少数派继续坚持打入主义，在被多数派开除后成立了“社会主义呼声”（SocialistAppeal）集团；以彼得·塔菲为首的多数派放弃了打入主义，并在1997年改名为社会党（SocialistParty）。 |
致亲人的信（1902年8月——1907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捷尔任斯基《囚徒日记及书信》
致亲人的信
（1902年8月——1907年5月）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瑞士，莱津〕1902年8月13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和格迪明：
很久没有机会和你们交谈了。现在我居住在异乡——瑞士，在一座高山的顶峰，海拔一又三分之一俄里。今天一整天我们为白色的云幕所笼罩，天气立刻变得阴沉、灰暗、潮湿，下着雨，你也无从知道雨点从何而来：从上还是从下。这里平时是多么漂亮，多么干燥！周围都是雪山、绿谷、悬岩、峭壁、村庄……并且这一切随着日照的变迁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色调和容颜，仿佛你所见到的一切东西都显得生气勃勃，千变万化。云彩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时而下降，时而上升。这里多好，多美丽啊！然而胸中总感到有些憋闷，因为空气稀薄，需要适应一个时期才行。视线到处遇到障碍，视野不够宽阔，周围都是山，仿佛你与世隔绝，与祖国、与兄弟们[1]隔绝。我在这里有一个朋友，他被病魔缠身，在疗养院休养。不久前（几天以前），我才来此看望他。你们听到了什么消息？我们是否可能再一次聚会？你们的身体都好吧？孩子们怎么样？秋天即将来临，他们多半都要呆在家里，甚至感到寂寞，那你更要为他们操劳啦。将来我们还在树林里采蘑菇吗？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你们那里度过的短暂的一段时间，孩子们会长久地记住吗？我这个作舅舅的，过去不喜欢别人吻我的手，我现在请求你替我这个舅舅吻一吻孩子们吧！他们提起过我吗？亲爱的阿莉多娜，请把他们的像片寄给我。
费利克斯
[1]指的是革命同志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日内瓦〕1902年9月23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今天收到了你的第二封信。不要因我对你前一封信没有答复而生气，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情绪不好。看，我现在已经到了日内瓦。
我一直在日内瓦湖附近的山上山下东奔西走。无所事事的状况实在令人难过。因此我开始做些事，并且学习，想掌握一技之长，有一技在身总是有用处的，很快我就能够挣钱了。每天工作时间不太长，六至八小时，因此我有空闲的时间读书、休息和散步。工作起来，心情就好得多。目前我有些感冒，应该休息几天，医生嘱咐我不要外出。我现在住在一间漂亮的，而且房租便宜的小房间里。但我不想在这里久居，风实在太大，而且开始多雨，想迁到别的有山挡风的城市去。日内瓦濒临湖边，湖光山色极为美丽，但很可惜，这里的秋天对身体不利。
我非常高兴，阿莉多娜，你们马上要有工作了，也许又会诸事如意。你和格迪明的身体都好吗？他感觉怎么样？他现在的工作负担不重吧？你们未来的雇主是个正派人，这太好啦。情愿在一个好人那里工作，哪怕挣钱不多，也比在一个坏蛋那里干活要好得多。坏蛋付给你钱，为的是榨取你的精力，吸取你的骨髓，甚至夺去你的健康和生命。他们想购买的不仅是你的劳动力，而且是你整个的人。他们把人变成商品，这简直太可怕了……够了，我又要老生常谈，使你厌烦了。对你来说，这也许只不过是空话。有人说：“我爱……”，这对说话者本人只不过是一句干瘪的、毫无内容的话（现在谁不会说：“我爱我的亲人！”），这完全是无用的假仁假义，这完全是从小就毒害我们一辈子的砒霜。另一些人说：“我爱……”，在这句话中确实充满了感情和爱，因此在别人的心灵中引起反响。
为了相互了解，就让我们谈谈，我们两人都爱些什么。你很少在信中谈到你的孩子。他们都好吧？现在，正好是秋季，也许他们感到很寂寞，因此更多地要你为他们操心啦。我很想见到他们，拥抱他们，看看他们长得多大了，听听他们的哭声、笑声，看他们游戏、调皮。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比任何人更喜爱孩子。一遇到他们，我那低落的情绪顿时消失。看样子，我不会象爱孩子那样，去爱一个女人。我认为，我不可能爱自己的孩子比爱别人的孩子更深……在最痛苦的日子里，我想去抱一个小孩，拾一个弃婴，把我整个的心都扑在他身上，这样我们都得到安慰。我们相依为命，我时刻感到他在我身边，他爱我。这种孩子的爱是这么纯洁，没有丝毫的虚伪。我感到这种爱的温暖，这更加使我想有一个孩子在身边。但这只不过是幻想。我不能这样做，我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带个孩子是不可能的。我常常感到，甚至母亲也不会象我这样热爱孩子……
在第一封信中，你还提“迷途知返”。任何时候都不要设想会发生这样的事。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感到幸福，我理解别人的心，更理解我自己的，我不需要象某些人那样，用信仰来安慰自己的心灵和良心，我也不需要象另一些人那样，在其中探索生活的意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找到了幸福……越是不幸的人，越是凶狠和自私的人，就越是不相信自己的良心，而去相信忏悔、祈祷和教士。我咒骂教士，我憎恨他们。他们用白色的殓衣掩盖了整个世界，而在殓衣下面收藏了一切罪恶：犯罪行为，龌龊勾当，男盗女娼。他们宣扬愚昧无知、听天由命的思想。我要与他们进行殊死的搏斗，因而不要在信中对我谈什么宗教、天主，从我这里只能听到对神灵的咒骂……母亲给孩子挂上圣像，想用这种方法为孩子保平安，她显得多么愚昧与无知。她不懂得，孩子们幸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父母，有赖于他们会不会教育孩子，有赖于他们会不会把孩子坏的性格去掉，使好的素质得到发展。这不是宗教所能办到的……必须教育孩子爱人民，而不是爱自己。为此父母亲本身就应该热爱人民……
依旧是你们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扎科帕奈〕1902年12月14日
我亲爱的阿莉多娜：
衷心感谢你对我的怀念。很奇怪，为什么你没有收到我很早以前给你寄去的印有喀尔巴阡山风景画的明信片。很可能是哪位邮政官员占为己有了。你们快要过节了，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感到很难过。到你们那里去的设想很迷人，但无法实现。自从我那次和你共进圣诞夜晚餐起，已经过去好几年了。〔18〕95年和〔18〕96年我正好在圣诞夜乘火车回华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在这一天相聚了。1894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是我最后一次在家里和妈妈共度圣诞节了。仿佛你们当时不在家里。往事又把我带到过去的年代，我回忆起老家捷尔任诺沃村。还记得吗，你教我学习法文，有一次你莫名其妙地罚我站墙角？这件事在我的记忆里，就如同今天发生的一样：我应该从俄文笔译成法文，你非说我翻了页，抄了一个字。因此你罚我站墙角。我死也不肯去，因为你对我的责怪是没有根据的。妈妈来了，她温和地劝我站墙角。我还记得，夏天的傍晚，我们坐在门廊里……记得，就在这个门廊里，妈妈教我识字，我躺在地上，用胳膊肘支撑着，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读……还记得，傍晚的时候，我们高声喊叫，从远处又传来了回声……有谁不喜欢回忆往事，回忆那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代呢！
午饭刚吃过，往事的回忆已无影无踪了。不知道，我能不能马上把这封信寄出去。两天以来，扎科帕奈的景色骤变。漫天大雪，山风呼啸，火车停驶了。这还要延续三五天。庭院里白茫茫一片，街上积雪如山，但还暖和，这环境使人易于幻想，易于悲伤。
居住在山中确实使人易于幻想，但我不应该幻想。我打算离开扎科帕奈。两个月的治疗收益不小，我恢复了健康，咳嗽的次数减少，休养得不错。我想到城市去，就用这些钱在克拉科夫也能过得很好。现在正好是冬天，那里的气候仅春夏两季对病人不宜，伙食也比在扎科帕奈的“互助会”[1]便宜。30日或31日动身去克拉科夫，在未寄给你新的地址之前，信件仍请寄往扎科帕奈……
热烈地吻你们大家。
你们的〔费利克斯〕
附言：孩子们的照片如有多余的，请寄几张来。
[1]学生所组织的“互助会”的宿舍。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克拉科夫〕1903年2月9日
我亲爱的好姐姐阿莉多娜：
看到你寄来的照片和书信，我激动万分。我多想跑到你们跟前，哪怕只停留一秒钟，拥抱你们，吻你们大家，和孩子们一起玩玩，听一听他们的笑声、哭声、哭完再笑的声音，看着他们调皮，看一看鲁道夫学习得怎么样，聪明的托尼娅怎样淘气，玛纽霞怎样顽皮，你是怎样安顿他们睡觉，你是怎样忙个不停。你的来信和鲁道夫的照片使我异常烦恼，因为我近期显然是不可能到你们那里去了。说真的，这里也是波兰人居住的地方，但这里的生活是这样的无聊，与我们的生活大不相同。这里的人只知道整天坐在小酒馆里。我常常想要离开克拉科夫，离开这里的名胜古迹、小酒馆、流言蜚语和那些流言蜚语的“制造者”。但我必须留在这里，我要留在这里[1]。我真恨死了，一切都于我的健康无益，而只能使之恶化。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活着，并不比过去过得好，唯一不同的仅仅是现在能够较自由地工作。
不值得把我这种坏情绪传染给你，我一个人苦闷就行了。在这里我听说，我们的兄弟，不知是伊格纳齐，还是弗拉迪斯瓦夫生了病。消息是十二月份来的，这简直是瞎说。请写信告诉我，你过去是什么时候收到他们的信的，现在他们在哪里。要知道，我还在扎科帕奈的时候，有人惊恐不安地打听我，问我还在不在扎科帕奈，因为到处传说，仿佛我从疗养院出来就去华沙了，在那里第二次病危。
就这样，有人造我的谣，甚至连我也感到不安：是不是我们的哪一个兄弟生了病。事后我收到你的信，才放了心。你听到了他们什么消息？他们的最后一封信你是什么时候收到的？请写信把这一切都告诉我。
我还有事，就此搁笔。
衷心地吻你们大家。
你们的费
[1]此时捷尔任斯基在克拉科夫从事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铅印的机关报《红旗报》的出版工作。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瑞士，克拉伦〕1903年4月25日
我亲爱的好姐姐阿莉多娜：
非常抱歉，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而且写最后一封信时的情绪又不是很好。现在，我在瑞士。过去我早想离开乡村到城里去，但几位朋友再三挽留，因此我还要在这里住些时候，可能整个五月份都呆在这里。这就是说，我又在日内瓦湖畔的山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享用着可口的伙食。跟踪而来的敌人[1]总缠着你，有时在刹那间能够忘却它，而它事后又提醒你。这实在太讨厌了。医生说，只有对症下药，注意营养，严格遵守作息制度才能治好。我想，过一个月的光景我会痊愈的。
吻你们大家。
你们的费利克斯
附言：孩子们一定长得非常高大了吧？我很想亲自拥抱他们每一个人。
[1]指的是肺病。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柏林〕1903年11月29日
我亲爱的阿莉多娜：
你11月22日的来信刚刚收到。我们半年多没有通信了……这个时期我跑遍了整个欧洲[1]，所以没有机会投身于自己所喜爱的工作，也没有机会找到相应的固定收入。这影响了我的生活。我本来不想给你写信，不想发牢骚……
你的弟弟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受党的委托视察了所有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国外小组。当时以罗莎·卢森堡为首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在柏林。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克拉科夫〕1903年12月18日
我亲爱的好姐姐阿莉多娜：
请原谅我，亲爱的，我有半年多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因而使你深感不安。你寄往克拉伦的几封信，看来是遗失了。否则，我一定会给你回信的，要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你的来信遗失了，我埋怨自己的命运也无济于事。我在信中不可能把一切事情[1]都写出来，至于我个人的生活，只能用“不顺心”这三个字来形容。长期没有往来，突然收到你的来信和孩子们的像片，小鲁道夫的来信，这可把我乐坏了！实在感谢你阿莉多娜，谢谢你寄来的像片。我们这里节日已经过去了。节日对我来说与平日没有什么区别。你们很快就要聚集在一张大桌子旁，铺上一张洁白的桌布……孩子们将会笑啊，调皮啊，你们该是多么热闹，多么高兴啊！我很想和你们在一起快乐地谈东道西。我一定要再到你们那里去。也许不是马上，也许要过一两年，但我一定要去。我经常想念你们，我衷心热爱你们。有时我想起我们老家的那些地方，当时我还是孩子，我们坐在门廊里，我把头放在你的膝盖上，多么惬意！周围静悄悄，黑洞洞，天空布满星斗，河边青蛙哇哇乱叫……我非常喜欢孩子们的像片。为什么你不写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格迪明和孩子们的身体情况？你们那里能听到些什么消息？你在信中谈自己谈得实在太少啦……
衷心地吻你们大家。
你们的费利〔克斯〕
[1]指的是党的工作。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克拉科夫〕1904年2月28日
我亲爱的阿莉多娜：
请原谅，又有好久没有写信谈自己的情况了，但你知道，不是因为把你们忘记了。我的工作实在太多，没空提笔。现在我很忙，只能写上几句，给孩子们寄去几张画片。
衷心地吻你们大家。
你们的尤泽弗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柏林〕1904年3月6日
我亲爱的阿莉多娜：
我现在有一件急事，只能给你写上三言两语。我身体不太好，感到疲劳，但很快就会恢复的。我见到了弗拉迪斯瓦夫和伊格纳齐，他们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了。弗拉迪斯瓦夫准备到你们那里去。我很喜欢他们的房子。周围的景色优美[1]。他们两人约我夏天再次聚会……
衷心地吻你们大家。
你们的弟弟
[1]捷尔任斯基在写信前不久曾秘密地在俄属波兰进行地下工作，他拜访了在卢布林希纳的弟弟的家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克拉科夫〕1904年6月3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四月份的最后一信收到了。没有复信是因为我又去瑞士了。尤莉娅[1]六月四日病故。我日夜守在她身旁。临终前她非常痛苦，拖了整整一个星期，断气之前神志仍很清楚。
昨天我回到了克拉科夫，很可能我要在这里逗留很久，我的地址照旧。昨天还收到了伊格纳齐的来信。
现在天气异常炎热，住在这座城市里实在非常令人厌恶。你能离开城市，我真为你高兴，你可以散散心，孩子们也有地方可以玩。
我只能给你写这张明信片，因为再多我也写不出来了。
紧紧地吻你和孩子们。
你们的尤泽〔弗〕
[1]尤莉娅是捷尔任斯基的未婚妻
。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克拉科夫〕1904年6月24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现在才动笔回答你1904年6月8日的来信。谢谢你的由衷之言。真的，我的身体很不好，这有许多原因。现在这里非常炎热，到处充满灰尘和臭味，简直憋死人。不过，这还不要紧。最坏的是，我现在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什么也不想干……我唯一的希望是想到乡村去，但这只不过是幻想，因为我应该留在这里继续工作。没有人要我这样做，这是我内心的要求。我从家里、从学校里所带来的一切，几乎都被生活接二连三地夺去了，在我身上唯一剩下的就是毅力，它坚定不移地以巨大的力量推动我前进……我沉重的心情可能很快就会过去的。替我紧紧地吻你的孩子们。我也紧紧地吻你。我如能拥抱我们老家的森林、草地和房屋，院内和花园中的松树，以及一切我熟悉的地方，那该是多么大的享受啊！假如我回去的话，它们不会是昔日的模样了，连我也变了。多少年过去了，多少悲欢离合……祝你们身体健康。紧紧地拥抱你们。
依旧是你们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克拉科夫〕1904年9月20日
我亲爱的阿莉多娜：
收到了你的来信[1]，我非常难过。我不想安慰你。要经受得住……生活使我疲惫不堪。折磨我的那个泥足巨人[2]，已经在颤抖，但仍有足够的力量来破坏我的生活。我亲爱的阿莉多娜，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你的眼泪就是我的眼泪。在好远、好远的地方我已经看到一轮红日。虽然它对你我不甚完全一样，但我们将永远怀念它，那时我们的痛苦将会消失，我们的心灵将得到温暖，因为我们懂得忍受痛苦的意义和目的。
紧紧地并且热烈地吻你，拥抱你。
你的费〔利克斯〕
[1]信中姐姐把孩子死了的消息告诉了捷尔任斯基。
[2]指的是沙皇专制制度。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克拉科夫〕1904年12月5日
我亲爱的姐姐：
衷心地感谢你的来信。多么想到你那里去，看看孩子，把他们抱在怀里，和他们一起游戏，逗逗他们，并和你们一起回忆往事。真不好意思，上次我寄去一张明信片，给你招来了那么多麻烦。你是知道的，不管怎么说我能摆脱困境。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经常进行斗争来创造物质条件，这使我疲惫不堪，而且也直接妨碍我的工作。但我没有孩子，没有家眷，所以不必和我客气。我从来不写长信，因为我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能告诉别人。我一天天地活着，而我的目光经常抛向远方，我的理想驱使我奔向四面八方[1]。然而为争取生存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使我非常疲劳。就身体健康而言，我还是不错的。就是睡觉不正常：有时很想睡，有时接连几天到凌晨四五点钟还睡不着。
祝你们身体健康，我的亲人们，衷心地拥抱你们并且紧紧地吻你们大家。
你们的尤〔泽弗〕
[1]指的是因党的工作到柏林、慕尼黑和瑞士去旅行，以及为了进行地下工作而多次秘密跨越国境进入俄属波兰。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05年9月5日
我亲爱的姐姐：
刚给你写了一封信，就收到你的来信，谢谢。
目前自我感觉不错，因为被捕[1]才七个星期，健康情况良好，而且我身边有书。
看得出，你因我被捕而不安，但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即使在狱中，我仍根据自己的思想、理想去安排生活，我有理由称自己是幸福的人。见不到美丽的大自然，我感到特别难受。最近几年我深深地爱上了大自然。过去我曾幻想什么时候能到乡村，而现在在牢中我则幻想什么时候能出狱，什么时候能公开身分，无需躲藏，无需流亡他乡，什么时候能回到我们的老家。至少这次我不会象从前一样被关押得那么久。我的案子不重，现在也判得较轻。这次将在法庭上审讯我，因此我可以辩护。我亲爱的姐姐阿莉多娜，你不要来探监。我不喜欢隔着铁栅栏会面，而且还有人监视面部的表情。与其说是相见，还不如说是受罪，他们这是对别人感情的嘲弄！因此不值得专程来这里。在另外的场合我们再会面吧。
替我真诚地拥抱并亲吻所有的孩子。我很想知道，这些孩子长大要成什么样的人。请写信告诉我，你们生活过得怎么样。不要挂念我，要知道，在苦痛中也可以找到一点幸福。吻你们，拥抱你们大家。
你们的费利克斯
[1]1905年7月17日捷尔任斯基第三次被捕。
给伊·埃·捷尔任斯基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05年9月12日
我亲爱的弟弟：
你这下子看到了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了吧。当你走进“探监室”用惊奇的目光环视四周，到处找我时，你在角落里看到一个洞眼很密、双层铁丝网的笼子，在这个笼子里就是你的哥哥。笼子的门被持枪的士兵看守着。我们会面的时间实在太短，什么也来不及讲。因此我写信给你，请你不时地给我寄来画片，并带来你的问候。我看着这些画片（我把它们都摆在桌子上）便两眼发光，心情舒畅，胸怀开阔。我看着这些画片，就象看到了给我寄画片的人，我向他们微笑，于是我就不再感到悲伤，不再感到孤寂，我的思想远远地飞出牢房，解脱禁锢，于是我又感到了长时间的欢乐。
曾几何时，春天，一个迷人的春天消失了，而我现在却静悄悄地呆在牢房里。当我出狱时，草地、森林和拉津基公园[1]又将是绿茵茵的，花儿争艳，松树林又要沙沙作响，在夏天的夜晚郊游[2]归来，我又将信步走在城外的大路上，在黄昏时倾听大自然神秘的絮语声，欣赏晚霞时光线的明暗，色调的变化——又将是一个春天。
我现在脱离生活。孤独与无所事事暂时还不会使我苦闷，时间过得很快，我学习，觉睡得很多，就这样度过时光。说真的，才过去了八个星期，在我面前还有好几年，但现在想到这一点并不使我痛苦，我已无动于衷了。我感到忧伤，是因为我的朋友们为我忧伤。但是永不停息的生活，会用新的忧伤和快乐很快把我们医好……
你的信收到了。你问我牢房的样子等等，现在简单介绍一下：牢房很大，五步宽七步长，一个镶有刻花玻璃的窗子。伙食相当好，我自己可以偷着买一点牛奶。放风十五分钟。有图书馆。每周可以买两次东西。可以通信，但每周写信不得超过半张信纸。可以洗澡〔每月一次〕。暂时我被单独关押。这里没有“监狱特有的”宁静。有时从敞开的气窗传来非常清晰的士兵们的谈话声和歌声，车子的吱吱声，军乐声，车船的汽笛声，麻雀的喳喳叫声，树叶的沙沙声，公鸡的啼鸣，狗的狂吠以及其它各式各样的悦耳的和不悦耳的嘈杂声。
弟弟，你瞧，我们这里不错吧。现在我有时间来思索，我欣赏收到的画片，看得出神时，仿佛人们从画片中向我微笑……身入囹圄，而且面前还有漫长的、折磨人的岁月，我要活下去。祝你健康。
紧紧地拥抱你，你的妻子和全家。
你的费利克斯
[1]拉津基公园是华沙的一个公园。
[2]指的是郊外革命者的集会。
给伊·埃·捷尔任斯基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05年9月20日
我亲爱的弟弟：
9月25日的信谅已收到。
我又动笔给你写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消遣。星期六我一直等你。我刚好在我们会面之后想起，只要你一开始上课，就没有机会再来看我。不过不要为此而伤心，实际上，这样的会面不可能带来快乐，反而引起忧伤。
上星期我收到了一张印有美丽姑娘的画片（画片有些弄坏），还收到了大衣和衬衫，谢谢你。我的情况没有丝毫变化，和从前一样，光阴在单调地流逝。我读书，学习，在牢房里跑步，克制自己不去思索当前和不久将来的情况。最坏的莫过于对某一件事抱有期望。这种期望会引起空虚感，如同在旷野荒郊的一间空房子里，又冷又饿，还得连续几小时等火车的那种滋味一样，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囚犯必须成年累月地等待。
当你看到光秃秃的白色的四壁，黄色的门，带铁栅栏的窗子，当你听到门外有人走动的声音，开门关门的声音，当你有时听到窗外做游戏的孩子们的讲话声和笑声时，就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你心头产生一种期望：马上就有人要开我的门了，马上就要有人进来了……这是无法用文字或形象来表达的。这是对生活、对自由的一种渴望。
很难克制这种感情。我时常劝慰自己，千百次地重复着：这就是我的房间，这就是我的家。但当我望见这光秃秃的四壁，任何劝慰也无济于事了。这时候我就坐下来，找一本书来读，或是看画片，只要我的目光不去看牢房，我眼前有的只是这个小天地，则期望的感觉就慢慢地消失了。
然而，对我来说，晚上是最美好的时刻。坐到深夜，起得也迟。点起（煤油）灯，整个牢房就都变了样，变得不那么讨厌。牢房里若明若暗（我用纸做了一个灯罩），墙壁上的白灰，门上的暗黄色的油漆都不那么显眼了，印在地上和墙上的影子：桌子、书籍、挂着的大衣和帽子、床铺、椅子的影子，还有我本人的活动的影子——撒满这空荡荡的牢房，给它带来了生气。这时候，桌子最引人注目，它被照得亮堂堂，仿佛是这里的主角，一张桌子的影子几乎铺满牢房（白天它很小，安放在窗下）。这时候，照亮了的画片上的景物都象活了一样，在望着我……
就这样，整个世界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每晚第十看守所内外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而我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自由自在地与我的这个世界在一起。
我还想多写一些，但是，你看，没有地方写了，只发给我们半张信纸。反正我争取每周都给你写信。在探监时，我曾对你说，每周我都要给你写信，你感到惊奇，我对你那惊奇的面孔记忆犹新。你以为，在孤独的监禁的情况下要写的东西不多，然而……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全世界，如果你专心致志地研究这一滴水，你也可以了解整个世界。我认为，从我的狱中书信里你可以有所发现，也就是可以发现我对生活的日益强烈、日益深刻的爱。
祝你健康！紧紧地拥抱你们大家。
你的费利克斯
附言：如果你能搞到密茨凯维支所写的长诗《塔杜施先生》，请给我寄来。到星期五我已被整整关押了两个月了。
给伊·埃·捷尔任斯基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05年9月26日
我亲爱的弟弟：
又动笔给你写信了。我面前有几朵玫瑰花。一朵粉红色的，几乎完全枯萎了，然而两朵淡黄色的（略带些淡绿颜色）和一朵大红色的仍然很美丽，生机勃勃，看起来令人高兴。我欣赏它们，它们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画片也经常彬彬有礼地望着我。我又多了一张美丽的画片，画面上的树长得整整齐齐的，有些娇弱的白桦树正向我鞠躬致意。
我的朋友们，我应该怎么样感谢你们才好！是你们给我带来了快乐的时光，是你们为了表达对我的怀念很巧妙地在我的心灵中注入了生活与宁静，甚至冲过牢墙把春天偷偷地带给我，并使它在我身边常在。我觉得我十分健壮，又十分年轻。我经常怀念你们，一想起你们就情不自禁地想热烈地拥抱你们。把我对你们的爱都表达出来。
我认为，谎言和虚伪的客套已经和我永别了。谎言和虚伪的客套统治着人与人的关系，象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你的心灵上，压迫你的胸膛，在那牢墙之外毒害你的生命，歪曲你的感情，把你的生活变成一座无法忍受的监牢，把你这个人变成一个蜗牛……
现在我继续写我这封信。我想描述在这里的感受，讲讲我的生活情况。一刻钟的放风，这是每天最大的乐趣。我很高兴地沿着小路跑步，贪婪地呼吸新鲜的空气，仰望辽阔的天空，观看狱中小花园里尚存的一块已经变黑、变黄的草地。在这个时候我不去想，甚至根本也没有注意到，持枪的士兵和佩带马刀和手枪的宪兵就站在我散步的小路两侧。我望着天空，头抬得很高，快步行走（也许我的外貌十分滑稽：山羊胡子，细长脖子，椭圆的面孔，尖尖的下巴）。我注视天空的变化。有时它十分晴朗，东方呈现出深蓝色，而西方较为明亮。有时整个天空都是灰色的，显得单调而阴沉。有时变幻无穷的云朵飞驰而过，这些云朵忽而白银般地闪亮，忽而变得暗淡无光；忽而淡薄得如同轻纱，忽而又变成铅块一般的可怕的怪物。这些云朵在光亮的程度和色彩方面各不相同，他们互相追逐，时而向上，时而向下，向远方飘去。柔和的、娇嫩的蔚蓝色天空衬托着这些云朵。然而，这些蔚蓝色的天空越来越少见了，经常刮起秋天的暴风，一大片铅色的乌云遮满天空。树上的叶子逐渐变黄，枯萎，悲伤地飘落下来，这些叶子早已被虫咬坏，被风雨吹打，它们不再仰望天空了。太阳逐渐向南移去，出太阳的日子越来越少，太阳光也不象从前那样强烈了。我只有在放风时才看到太阳，因为我牢房内的窗子是朝北的。晚霞余辉只是偶尔地射进来，即使是这样，我也象小孩一样地高兴。透过敞开的、然而被密眼铁丝网所蒙着的气窗，我可以看到一小块天空，观看绚丽的晚霞余辉，观看火红的余辉在色彩上的不断变化，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变化。这一小块天空多么迷人啊！在蔚蓝色天空中飘浮着几朵金色的云彩，略带些紫色的乌云追了过去，很快一切都涂上了火红的颜色，之后又变成了粉红色，于是天空渐渐地暗了下来，黄昏降临了。这个过程很短，而且也很少看到，但是这个景色非常美丽。这只是晚霞的余辉，真正的晚霞从气窗里是看不到的。我沉浸在美的感受之中，我渴望认识世界，我想在监狱里培养这种感情（这似乎是荒诞的，但这是真实的）。我想了解生活的全貌。
祝你身体健康，我的弟弟。紧紧地拥抱你，衷心地问候你。
你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905年10月9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你的信几天以前我就收到了，直到今天才得以答复。你给了我温暖和热忱，每当我感到悲伤的时候，我就想起你，你的那些淳朴、真诚和由衷的话语安慰了我那悲伤的心。为此我非常感谢你。假如没有这么许多爱我的心，那我的生活就会变得十分沉重。你的心对我说来尤为珍贵，它把我和我遥远的、但迷人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和我的每当疲倦就想起的童年联系在一起。我的心在寻找一颗能理解我的，并且能使过去的东西复苏的心。因此我总是想起你，有了你，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感到灰心丧气。我们的生活，总的说来，是悲惨的，但它应该也是美好的，壮丽的。我多么希望这样，我多么想过上丰富多采的、真正的人的生活。我多么想了解在自然界中，在人间，在人们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当中所存在的美，欣赏它，借以提高自己……谁如果象我这样热爱生活，他就会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出来。如果没有这么许多爱我的心。如果没有理想，我根本就无法活下去。现在我二者都有，因此我就无所抱怨了。我亲爱的姐姐，不要牵挂我，只要爱我就行了。我的钱够用。我所处的条件，对一个囚犯来说，是不错的。当然，这是监狱，因此没有自由，对外面一无所知，完全脱离生活，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尽量多读书，我在学习法语，努力研究波兰文学。你为五分钟的会见而来到这里是不值得的……我们甚至不能拥抱，你将隔着两层铁栅栏看着笼子里的我。而我是多么不希望在长期分离之后在这种条件下会面。紧紧地吻你，吻孩子们。
你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华沙〕[1]1906年1月27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这么长时间我没有给你写信了，请原谅。你知道，我不是因为健忘。我又来到了华沙。这里的天气非常好，已经出现了几分春意。昨天我去城外，立即使我怀念起我们老家的森林、草地和野花……
紧紧地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费利〔克斯〕
[1]根据1905年十月大赦，捷尔任斯基获释出狱。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柏林〕1906年4月27日
我亲爱的姐姐：
我走遍了大半个欧洲[1]，今天又回到了故乡。几天前我曾给你寄去一张明信片，是否收到了？……我很想到你们那里去一趟，但是近期很难实现这一个愿望。热情地拥抱你和格迪明。
你的〔费利克斯〕
[1]指的是为出席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的代表大会所进行的旅行。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维尔诺〕[1]1906年7月4日
我亲爱的姐姐：
昨天我又来到了维尔诺。分手四年之后，今天我见到了斯坦尼斯瓦夫。在这里我将逗留几天。热情地拥抱你们大家。真可惜，即使有几天，我也无法到你那里去。
你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为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来到了维尔诺和拉多姆。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拉多姆〕1906年7月18日
我亲爱的姐姐：
现在已是深夜，我在车站等车。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而我还无法脱身去看望你。不久前我曾到米汉纳，在那里见到了斯坦尼斯瓦夫和娅德维加。衷心地拥抱你和你的全家。
你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彼得堡〕1906年9月3日
我亲爱的姐姐：
很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也没有听到你的消息。请按下列地址给我写信：圣彼得堡，涅瓦大街102号住宅第37号，《生活通报》编辑部。很想了解一下，你过得怎么样？你的一家过得怎么样？我的身体很好，目前在这里[1]居住下来。衷心地拥抱你们大家。
你的费利克斯
[1]1906年8月—10月，捷尔任斯基在彼得堡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
给斯·埃·捷尔任斯基
〔于华沙〕1907年5月30日
亲爱的斯坦尼斯瓦夫：
我已经从“好客之家”出来了[1]，我很高兴。我现在准备到乡下休养。但我还不知道今后的去向[2]。衷心地拥抱你。
你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自1906年末（第四次被捕后）关押在华沙“帕维阿克”侦讯监狱。此处指他因病保释。
[2]经过短期的休养，捷尔任斯基继续进行秘密工作。1908年4月再次被捕（第五次），被关押在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在这里他写下了狱中日记，判处捷尔任斯基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后，他被押送到叶尼塞省塔谢耶沃村，到达后的第七天（1909年末），他便逃亡国外。在国外，他担任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部书记，多次进入俄属波兰。 |
逃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捷尔任斯基《囚徒日记及书信》
逃亡[1]
教堂的钟楼报了午夜时分。两个流放犯熄了自己小屋里的灯，为了不惊醒房东，偷偷地爬出了窗户，跳到院子里。前面是遥远而危险的道路。他们永远离开了这美好的，却是荒无人迹的、充满死亡与奴役气息的异乡。他们象小偷似地、悄悄地沿着房子走，环视着四周，看附近是否有人在盯着他们。四周静悄悄的，村上的人入睡了，只是偶尔传来更夫打更的声音。他们终于来到河边，但立即往后一跳，原来有一个渔夫正在那里撒网：无法偷船。于是只好躲起来，等待时机免得被人发现。
渔夫终于回家去了。逃亡者找到了小船，悄悄地上了船。他们满怀信心：一定能够跑掉。只要他们一想到他们的兄弟们正是在这个村子里受折磨，以后还要受折磨，而且还要挂念他们，等待他们斗争的消息：这两个逃亡者不顾沙皇的监禁，不顾密探们（官方称之为政治流放犯的监视人员）的严厉监视和看守，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当他们想起这一切的时候，他们的心就痛苦得抽紧了。不过，这个感觉没有持续多久。他们必须悄然无声地划到湍急而又宽阔的勒拿河对岸去。他们屏住呼吸，满心欢喜，因为他们已经划远了，村庄已经留在后面了，最后，终于完全消失在黑暗中。那时候，快乐的叫声发自逃亡者的心怀，他们已经在监狱中受了两年多的折磨！他们很想互相拥抱，向全世界大声诉说自己的欢畅心情，告诉人们，五分钟以前还是放逐者的他们现在已经自由了。他们感到自己是真正自由了，因为他们已抛开了枷锁，离开了沙皇指定的流放地。
他们起劲地划着。到明天早晨九点钟以前至少要划出十五海里[2]。他们轮流地划。小船沿着平静的河面顺着急流而下，快得象展翅的小鸟，河的两岸是丛山、草原和森林。夜里，在月光下，这一切都仿佛是幻觉和神秘莫测的东西。偶尔岸上某处燃起了篝火，映在水中。逃亡者避开这些河岸，躲进背阴之处，注视着火光的方向，心里暗暗地笑着，那里谁也没有想到该把他们捉住。
但是，狂欢与安全感很快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惊恐万状。突然间，他们听到前面有瀑布似的轰鸣声。在深夜的寂静中，这种轰鸣声传得很远，在山里发出回声，仿佛那里有个巨人在发怒。但要仔细揣摩并决定是否能同它作斗争，以及如何进行斗争是根本不可能的。逃亡者开始慌乱起来，因为他们不熟悉河道。他们很快把船停了下来，迅速地靠了岸，以便及时逃避危险。轰鸣声越来越响，最后变成了隆隆声。渐渐地听清楚了，这是两股自然力量的斗争：出现了一座大的岛屿，它的左边，一些大块的岩石耸立在河中间，波浪撞击着岩石，发出了巨大的隆隆声。
逃亡者躲过了这一危险，向右转弯，舒坦地松了一口气。岛屿是过去了，前面又出现了轰鸣声与喧哗声。流水可能会使小船冲过岩石而下，那里看得见一座磨坊，从河身到岛屿处有一个坝，水声通过河坝，时断时续地发出轰鸣声，形成了瀑布。逃亡者及时把船停在岸边。现在怎么办？前面是磨坊、岩石砌成的河坝和深渊，左面是悬崖峭壁的大岛，而那后面又是岩石。看来，磨坊里人们睡了，幸好没有狗，只有马受了惊嘶鸣起来，疾驰着离开河岸。一个逃亡者去侦察情况，看能不能沿着河岸把船拖过磨坊；另一个留在船上。侦察没有结果，他们只好往回走，逆流而上，在岩石之间找通道。深夜，漆黑一片，在如此湍急的河流中很难侥幸地找到通道，何况月亮已躲进了乌云，黎明前的晨雾已经升起，遮住了河流。他们费了很多周折，总算把船拖进树丛，拖到了岛的对面。接着他们又一次次地拖着潮湿的船身，竭尽全力，拖两三步就停一停。最后精疲力尽了，才把船推到岛对面的河里。逃亡者重新上了船，让船顺流而行，借以休息片刻。凌晨十分寒冷，他们穿上了冬大衣，并为克服了这个困难而感到满意。很快，天几乎大亮了，水流把他们越送越远。在阴沉的浓雾之中，他们默默地、匆忙地划着桨。除了船旁边的不大的一条水痕之外，什么也无法看清。整个世界被浓雾遮住了。他们在漫无边际的空间航行，甚至都没有感到小船是以多快的速度在前进的。不管用多大的劲划船，还是冻得要命。两岸、天空、河流——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偶尔一阵风在浓密的雾幕中吹透一个缺口，才能在一刹那间显出晴朗的天空、森林和山脉。
已经六点钟了，雾还没有消散。突然，啊！——可怕！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情：听到了折裂声，喊叫声。一切都完了……完了！不！逃亡者不经过斗争决不会交出自己的生命！……原来在途中他们又碰到了一个岛屿，还有一棵树，树枝叉开低低地垂到水面上，挡住了路。他们没有发现这个情况，疾驰着的小船猛地撞上了粗大的树枝。划桨的那位逃亡者[3]还没有来得及喊一声，就一下子掉到水里了。他下意识地抓住了一根露出水面的树枝，浮到了水面上，但是，湿透了的沉重的冬季棉大衣拖他下沉，细树枝折断了，他又抓住了另外一根，但这一根也未能支撑住他。他知道，靠他自己的力量是无法爬出水面了，可是小船已经没有了。这时另一位逃亡者及时跳到了树桩上，终于帮助同志从水里爬了出来。这真伤脑筋，在荒无人烟的岛屿上，遭到了倾覆，失去了一切，而且又靠近流放地，他们又重新感到自己是被囚禁者了。但是，不，逃亡者决不屈服！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他们理解，两人想的是一样的：自由或死亡，决不回头，坚持到最后！
可是，怎么办呢？河那边是一条路，人们在走动，听得到人声和车轮的轧轧声。人们甚至很快就可以看清楚他们。雾还在升起，天空布满零星的云彩。人们可能从那个村庄走出来，可能认出……“我们做个木筏，渡过这条河，然后步行，在村上偷一条船，再从水上前进。”但这只是幻想。木筏怎么做？用什么做？没有别的出路，只好求援，如果人们想抓他们……那么，到时候跑到山里和大森林里去……
他们就这样商量定了：自己的举止应当如何，以及如何回答盘问。他们中身上没有湿透的那一位去放哨，注意看岸上是否有什么人；而在河里洗过澡的那一位就去燃起篝火，脱下衣服，围着火跳来跳去取暖，一边烤着衣服，最后他终于暖和起来了，衣服也烤干了。这时最近村子里的农民坐船到岛上来了，有好几个人，其中一个胸前挂着沙皇之鹰的小金牌，他们把遭到覆没的船运到岸上。为此，逃亡者给了他们五个卢布。农民立即对逃亡者满怀敬意，那两位却站在岸上，忧郁地望着水中。
——我们的钱和东西都淹没了，只剩下了六十卢布零钱，其它的几百卢布都沉到河底了。我们怎么继续往前走呢？怎么办？怎么办？
——请放心，无论如何能对付过去。——农民开始安慰他们，并且开始细问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们表示同情（由于五个卢布），并准备给予帮助（当然，指望得到更多的报酬）。
逃亡者没有马上回答，他们面色忧伤地在岸边踱来踱去。
——很快就会有马车吗？
——马上就来。
——我是某城一个商人的儿子，——其中之一终于开口了——这是伙计。我们到日加洛沃去，准备在那里换乘轮船到雅库茨克。我们是到那里去买象牙。结果突然……
——不要这么难受，——农民又开始安慰他们了——好在上帝会拯救你们的（商人们虔诚地画十字以祈祷）我们用马车把你们送到甲地，你们就可以在那里打电报回家要钱了。
——啊！这是一个好主意！——两人叫了起来，但立刻又沉默了。他们在集中思考、寻找摆脱当前处境的办法。怎样才能巧妙地摆脱呢？他们沉思着，开始沿岸边踱步，并不注意农民说些什么。
村子里来了一辆大车，逃亡者告别了农民。那些人甚至想都没想到，如果他们猜透这些“商人”，向他们要证件的话，能多赚好多钱呢！“商人们”上了马车，当赶车人不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相视而笑了。不能希望比这更幸运的出路了。他们去的正好是要去的那个方向，不过代替小船的是马车。
就这样走了十俄里，到了一个村庄。一群农民在那里迎他们，因为他们听说了遇难商人的消息，认出了他们。乡文书立即告诉他们，在村子附近从河里捞起了部分物品，如果他们愿意，只要在村上等几天，就可以在农民们的帮助下找到钱。不过，农民们的贪婪使逃亡者摆脱了新的麻烦。农民开始证明，现在河水很脏，水流很急，不可能找到钱，最好是商人们留下地址，由农民中哪一位全权负责进行找钱的工作，他们找到后会如数把钱汇给商人们的。目前，商人们可以打电报回家要钱。商人们为这个建议感到高兴，写了委托书，为找到的物品付了三个卢布。农夫们也很高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喝酒了。不过，还得躲避一下打电报这件事。
——你们知道，在我们目前的处境下，关于要钱的事要仔细斟酌才能写，——商人开始说——不知道父亲是否会相信我们所遭到的不幸。他可能会说：他们是大吃大喝花掉了，打牌赌输了，随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不给他们寄钱！不过，可怜的妈妈知道了我们遭到覆没的事以后会怎么样呢？
商人在激动中画了一个十字。
——千万别这么想啊！——他叹了一口气，人群中也有人和他一起叹了口气。
不，没有别的出路，马上就要回家，而且不能走公路，要走乡间土道，以便缩短路程，到达通往故乡某城方向去的那个最近的火车站。
人们把他们带进了小屋。茶炊在炉上滚开着，女主人把奶渣饼放到桌上，小屋里挤满了好奇的男男女女，他们互相之间在低声交谈着什么，商人们沉默着，想着自己的事情，喝着茶，只不过偶尔嘟哝些什么来作为对别人的回答，或者就叹气。最后有一个农民下决心说话了，他说他有五磅象牙，请商人买下来，还说是贱卖了。
农夫啊！你们这些傻瓜啊！难道有象这些坐在你们面前这样疲惫不堪的商人吗？哎哟！笨蛋啊！你们猜不透啊！这正是那些要逮捕、要捆绑的人，你们当中不止一个人可以为他们的脑袋得奖。
最后，商人们走了，答应过一至两周带钱来收购象牙。他们日夜不停地穿过大森林——处女林，马车夫给他们讲了许多躲在这个大森林里的强盗和流浪汉的故事，讲了许多逃亡的苦役犯人和流放犯人的故事，讲了怎样追捕这些犯人的故事。听着这些故事，仿佛这个黑暗的、神奇的、永远喧哗的大森林活了，仿佛突然从那些树后出现了被杀害而未被埋葬者的影子，出现了死于饥饿的人影；在临终时诅咒母亲生他们出世的那个日子的那些人影；那些迷了路而陷入绝境的人的影子。又仿佛路边闪过了一个强盗的影子，那是在守候过路的商人的；那里又出现了一个被追逐的苦役犯人，象一只野兽，竭尽最后的力量在奔跑，想躲进浓密的丛林之中；但是，毫无用处，子弹打中了他，他倒在血泊之中……
商人们越走越远，思索着一个人的奇遇，思索着无边无际、生机勃勃的大森林的奥秘。不久以前，他们这些囚犯被土兵们包围着，严厉地监视着，被赶到离故乡几千俄里的遥远遥远的地方，赶到了天涯海角，赶到了亚洲，到了最远的北方。可是现在他们自由了，由大森林往回走，欣赏着布满繁星的天空，天空在向他们微笑，预示着胜利。
大森林依旧喧闹着，不停地喧闹着……
马车夫和马车是每隔六至十小时换一次。逃亡者飞快地向前赶路，离预定的目的地越来越近。一个关于他们的完整的惊人的传说已经形成，象一块小面团似地发起酵来。马车夫每到一个村庄，马上就当着他们的面，向新的马车夫讲述他们复杂的奇遇，而且还添油加醋。商人们听着，忧伤地叹着气，可是到了没有人看见他们的时候，就快活地笑了。真的，是得承认，他们的运气好得不得了！大森林快要走完了，到庄上只剩下二十俄里。西伯利亚的耐劳的马带着他们已经不停息地奔驰了八十俄里。突然，迎面来了一辆带篷马车，它的铃声老远就听见了。这是某一个沙皇的仆从坐着三驾马车在神气活现地疾驰。商人们忽然感到难忍地瞌睡，他们就钻进了不大的四轮马车，盖上了大衣。这是县警察局长和乡长出来巡路，他们过去了。可是商人们躺着，埋怨着，在马车上很难入睡——颠簸得厉害。
将近傍晚时，他们走出了大森林。在大森林外面马上就出现了村庄。马感觉到了有人烟的地方，跑得更快了。商人们开始不安起来，不知他们能不能立刻找到强壮的马。忽然，他们注意到，路上聚集了许多光着头没有戴帽子的农民，一位白发老人跪在前面。原来他们把商人当作沙皇的官员了。但是，过了几分钟，误会消除以后，整个场面就迅速改变了。农夫们立刻换了一副嘴脸，再也看不到他们在统治者面前的那种卑躬屈膝和顺从的痕迹。
——你们是些什么人？
——站住！
他们抓住了马笼头，马车停住了。他们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了这辆马车。农夫们是在酒后。他们和村长一起喝酒花掉了他们大伙的钱，以为这是长官来了，就集合起来请求宽恕。既然这不是长官，那又是些什么人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的？
——强盗，滚开！你们竟敢把我们这些从某城来的商人拦在路上？我们是些什么人，我们会给点厉害你们看看的！滚开！车夫，走吧！你要明白，这是批酒鬼，用鞭子把他们赶走！
商人们尽管两腿直打哆嗦，但仍然威胁地喊着。“难道农夫们已经知道了吗？——他们想。——不，不可能！那就是说有可能得救！”不过，逃亡者们哪！可不能失去冷静的态度啊！马车夫脸色苍白，放下了缰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要通过密密麻麻的人群是想也别想。喝醉酒的村长还是纠缠不休：
——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干什么的？
开始互相对骂了。两个商人只有一张身分证。最后，他们把它出示给村长，其中之一则掏出了一张纸，开始大声地念着每一个字，给总督写控诉，说竟然有人胆敢把总督大人非常熟悉的他们二人给拦在路上，当作犯人，纠缠不清，说，看来，为了得到伏特加酒，胸前挂着金牌的部下对他总督大人也会胡作非为的。最后，这个商人要求一些农民作为村长无理取闹的证明人签字。农夫们害怕了，就逃之夭夭了。而村长则开始表白自己，并邀请他们去他家作客。
——请到寒舍作客。
他马上答应立即给一辆大车，只是要求商人们不要生气。
——那就是另一回事啦！
商人们赞赏地接受了邀请。
但是，新的麻烦在等待着他们。原来县警察局长马上就要回来，并在这里留下，他可能正好把他们拘捕起来。但是，进屋来的村长救了他们。
看到了村长，商人重新装出很恼火的样子。
——你怎么敢把我们拦住，还要看我们这些诚实商人的证件，就象向强盗要证件似的！我们不能原谅你这一点。——他们又重新向他发起攻击。
发怒的、受委屈的商人们一分钟也不愿意在这样一个骗子、醉汉、二流子的家里呆下去。他们吩咐把东西放回车上，自己去找个人家租辆马车以后立即离开这个村子。
这是逃亡者的最后一次遇险，他们不得不假装成怒容满面的老爷。后来，当记起他们一生中有那么一次怎样当上了老爷的时候，他们开心地笑了。毫无疑问，人民一定会原谅他们，而他们老爷式的傲慢也不会被看作是罪过的。
后来，他们幸运地通过了布里亚特草原，几天以后，他们已经坐在火车上到他们渴望的地方去了。全程共花了十七天，而沙皇的小暴君们送他们去流放的时候走了四个月。
[1]1902年6月12日捷尔任斯基同另一个流放犯一起从勒拿河沿岸的韦尔霍连斯克逃跑，潜逃国外。捷尔任斯基在那里写下了这次逃亡的惊险情况。该文于1902年《红旗报》第一号第一次发表（用波兰文）。
[2]在沙皇俄国1海里等于七点五公里。
[3]这就是捷尔任斯基。 |
致亲人的信（1898年1月——19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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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亲人的信
（1898年1月——1902年5月)
给阿·埃·布尔加克[1]
〔于科夫诺监狱〕[2]1898年1月13日[3]
亲爱的阿莉多娜：
谢谢你的来信。真的，当你与世隔绝、无所事事的时候，收到别人的来信或者给别人写信将会使你得到莫大的慰藉。由于我长期独居“公馆”，所以，消息很闭塞，生活很单调。对我来说，现在能使我获得任何新消息的信都是很宝贵的。……你说我是“可怜虫"，这你可大错特错了。自然，我不能说我是愉快和幸福的，但这绝不是因为我在坐牢。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比那些在监狱外面过着碌碌无为的生活的人要幸福得多。如果我必须选择：蹲监狱还是过没有意义的自由生活，我宁肯选前者，否则活着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尽管我是在监狱里，但是我并没有垂头丧气，……在这里，我可以从容地用批判的眼光回首往事，这对我是有益的，……监狱只对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才是可怕的……
从一切可能看来，我还必须在这里呆一年，因此，你的关于1898年的愿望怕不能实现了。
……你不要以为监狱生活是难以忍受的。不。斯坦尼斯瓦夫[4]真好，他非常关心我。我有许多书，我在学习，学德语，我有一切必需的东西，甚至比我在外面时还多……
你的小鲁道夫的身体好吗？他应该长大了，会走了吗？会说话了吗？你知道，你应该把他教育得把诚实看得高于一切。这样的人在任何生活境遇中都会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这一点我是相信你的。我在一本书里谈过，摇小孩睡觉对小孩不好，就象鸦片一样，不仅对他的身体，而且对他的智力和性格的发育都有害处。如果在小孩不想睡觉的时候硬要让他睡，把他摇来摇去，用人为的办法使他入睡，那就会直接影响到脑子，进而影响到全身。这种哄小孩睡觉的办法沿袭已久，这不是为小孩好，而是父母们图方便。为了利用时间，母亲一边纺织，一边用脚踩摇篮，这是最有害的。
你问到我的健康情况。我的身体还是老样子，眼睛有点不舒服。
祝大家身体好、愉快、生活满意。
拥抱你们三个人。
爱你的弟弟费利克斯
[1]阿莉多娜·埃德蒙多夫娜·布尔加克是捷尔任斯基的大姐。
[2]捷尔任斯基1897年7月17日在科夫诺被捕。此处和以后的方括号内的词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复原的。
[3]1918年以前的日期都是旧历。
[4]斯坦尼斯瓦夫是捷尔任斯基的大哥。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诺林斯克〕[1]1898年9月7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我曾答应过你，我一放出来就立刻给你写信，可不知怎么拖了下来，直到现在……我是8月14日才获释的。如果说跳蚤、臭虫、虱子等等能使人愉快的话，那么这一趟我可真是享了福了。真的，我宁愿在监狱里多呆些日子，也比经历这条路程强。我是乘船沿奥卡河、伏尔加河、卡马河和维亚特卡河顺流而下的。这一路可真难熬！我们被锁在所谓的“底舱”里，犹如罐头里的鱼一样。
由于光线暗淡，空气不足，又缺乏通风设备，因此舱内十分闷热。尽管我们身上一丝不挂，还是象在澡堂一样，浑身湿漉漉的。我们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享受”。够了，这些事不值一提，因为我现在还无法摆脱这样的处境。我在维亚特卡获释，允许我自费到县城诺林斯克。住在维亚特卡铁路建设工程处附近的扎维沙先生的一位朋友，借给我二十卢布，这些要在以后偿还。我现在已经到诺林斯克了。如果不征我入伍，也不放逐我到西伯利亚中国边境的黑龙江或者其它地方去服苦役的话，那么，我将在此地呆三年。在这里要找到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到本地的马合烟厂做工，一个月挣七卢布。这里的居民不过五千，有些是从莫斯科和彼得堡流放来的，也就是说，还是有人可以聊聊天的。遗憾的是，我不喜欢闲聊，我想工作。工作使人感到自己是在生活，在过着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在这里，没有这样的地方，也不需要如此热爱工作的人。然而我力求成为一个多少有益的人，所以我就学习。这里的书不多，有个地方自治会办的图书馆。我了解了这个自治会的活动，这种地方自治会在我们[2]那里至今还没有。我常常散步，狱中的生活已逐渐淡忘，更确切地说，已经忘记了。但是我没有忘记自由，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自由。但总有一天，我会获得自由的，而到那个时候，他们将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也许，我罗唆得让你厌烦了吧……
以上是我昨天（9月6日）写的，今天又看了一遍，我想你一定不会满意的，因为我对如何安排自己在这里的生活实在说得太少了。我租了一间小房间，在一个流放犯那里搭伙。不过，我不想再去那里搭伙了，因为每天要步行到他那里去，一到秋天，路上的泥浆，说得夸张些，真可以把人淹死……一般来说，此地的生活费用是比较低的。但是由于离铁路线远，工业品的价格要比我们那里贵一倍。说是计划从维亚特卡，经诺林斯克到喀山要建一条铁路，看来，这个计划很快要由政府批准了。让这些铁路建起来吧！让这些铁路带来资本主义的繁荣并为资本主义服务吧！可是，随着这些铁路的铺设，自由的呼声就会象幽灵一样潜入进来，如同一场大灾难，使他们胆战心惊。这呼声说：“给我们自由和面包！”而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再让我们来较量一番吧！铺设铁路势必要促进工厂的发展，许多人只看到这件事情的消极的一面。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一定会导致大多数人的贫困，而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财富将集中到个别有钱人的手中，从而群众的生活水平就会降低。其实，凡事总有它的两个方面：工厂的增加确实会加速工人的贫困（但是，即使工厂不增加，贫困也一样存在）；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工厂的增加也促进了人们的团结，使工人们可以更有效地进行斗争，从而给自己增添力量，带来光明，摆脱压榨。既然他们需要铁路，就让他们去建设吧！就让他们去加紧剥削吧！他们正在给自己挖掘坟墓。而我们，这些被流放的人，现在就应该积蓄力量，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应该养精蓄锐，做好一切准备，迎接那一时刻的到来。的确，很少有人会羡慕我们的命运，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事业的光明前景，领略到了这一事业的强大威力，意识到是生活使我们变成了战士，而我们正在为这美好的未来而进行斗争。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绝不贪图苟且偷安的小市民生活。任何生活里的不愉快也不会使我们气馁，因为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我们的事业，这一事业是超乎一切日常生活琐事之上的。我们的事业虽然刚刚开始，但它的前途是无量的，我们的事业是不朽的。你也许要问，我为什么要给你写这些？请别见怪，我的思想不由自主地就转到这方面来了。每当我写家信时，我都有这种想法：为什么我们家目前还只有我一个人走上这条道路呢？要是大家都能起来走这条道路，那该多么好啊！啊！到那时候，任何东西也不能妨碍我们亲密无间地生活，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密……现在，再见吧！请别为我的这些想法而生气。我是很坦率的，因此你也不会生我的气吧？
你们的费利克斯
[1]1898年夏，捷尔任斯基被流放到维亚特卡省的县城诺林斯克，为期三年。
[2]指在波兰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诺林斯克〕1898年11月5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昨天和前天都收到了你的信。从来信中看出，你对我很不满意，因为你完全不懂得我的意思，完全不了解我。你只了解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而现在我已经成年，已是一个对生活有一定看法的人了。监狱和流放的生活只能摧毁我的肉体，就象暴风雨也会吹倒百年橡树一样，但它永远改变不了我。我不会变，也变不了。我决不回头。生活给我指出了这个方向，我将勇往直前。生活的潮流把我卷了进去，并把我抛到荒无人烟的彼岸[1]，过一段时间，它又以新的力量攫住我，把我愈抛愈远，直到在斗争中最后消耗尽我的全部精力，也就是说，只有坟墓才是我斗争的止境……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我觉得你确实不了解我。你说：“你们不承认家庭，总之，你们对其他一般人的感情，比对家里任何一个人的感情都要强烈。”你说我不承认家庭。啊，你可大错特错了。我只是说，今天的这种家庭形式几乎只能带来恶果。对社会各个阶级来说，今天的家庭带来的也只是痛苦，而不是轻松和愉快。先以工人的家庭生活为例。我认识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成千上万），父母都在烟厂工作（就在诺林斯克），每天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八点。这样的家庭中孩子们能够得到什么呢？他们吃得很坏，又无人照顾，而当他们刚刚长大一点，不少人为了糊口就得去干活，对他们来说，干活比识字还早，你说说，这样的家庭能带给孩子们什么呢？
再以另一个社会集团——农民为例。这里，家庭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一定的基础，但是愈往后，这个最后的基础就会逐渐消失。现在大部分农民被迫寻找额外的收入，因为土地经常不能养活他们。而这种额外的收入越来越变成为他们家庭开支的主要来源。依靠这种额外的收入来维持家庭，显然家庭会逐渐地受到破坏。
现在来说说有产阶级吧。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家庭关系几乎完全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其次，一个家庭里的妇女如果生活作风不检点，便被视为奇耻大辱，而男人的荒淫无耻则被看作天经地义。在我们这里，男人可以随心所欲，而妇女却什么也不许干。这种视妇女为奴隶、男人为暴君，并为金钱所支配的家庭，难道能看作是模范的家庭吗？在这种家庭里，子女同父母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当然，他们相互之间也可能比较亲热，因为父母要抚养和教育子女，供给他们生活资料，并使他们快乐；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彼此的观点相同。生活在前进，在发展，当前这时期变得尤其快。孩子们不同于他们的父母，他们是在另外一种环境里成长的，因此，他们有着不同的信念、思想等等。而这往往就是父子之间观点对立的原因。
当前的家庭只能使有产阶级满足，或者部分地使他们满足。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也不想以无产者的观点来理解和评价今天的家庭。他们生活得很舒适，但这种舒适是建立在使别人生活痛苦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的家庭所以能够存在，正是由于他们破坏了别人的，即工人的家庭。
阿莉多娜，你瞧，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我都不是一概反对家庭，我所反对的只是家庭当前的形式。生活破坏了家庭，使它失去了它的积极方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家庭只剩下消极的方面。正是那些有产阶级，他们的荒淫无耻使家庭走向了反面。问题不在于家庭本身，我所关心的是被剥削阶级的基本利益。因为他们的家庭、道德、智力发展等等，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利益的基础上的。至于说到感情，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生活要求我们克制自己的感情，而代之以冷静的理智。生活不允许温情。不能克制自己感情的人是痛苦的。你说，似乎我们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你永远也别相信这种说法。只有伪君子才这么说，这是欺人之谈。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怀有同样的感情。一般地说，所有的人——这是个抽象概念，而各个人的总和才是具体的。实际上，感情只能是对具体事物而言。感情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只有当他同情每个具体人的具体的不幸时，才会同情社会的不幸……
我们今天的社会分为许多不同的阶级。而这些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因此，一个阶级的幸福，往往是另一个阶级的不幸。举例说，歉收造成了饥馑。对于人民群众来说，这是不幸；而另一些人却乘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满了钱（粮商）……再看劳动力的过剩问题。对工人来说，这是不幸，因为这迫使他们让步并同意低工资；而对资本家和地主老爷们来说，这却是大幸，等等。
我过去和现在都看到，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在受苦。这种痛苦引起我心中的共鸣，使我排除一切阻碍我的东西，而和工人们一起，为了他们的解放而斗争……
我听说，在维尔诺，许多人因为反对给“绞吏”树纪念碑而被捕了[2]。把你所知道的有关这件事的一切情况写信告诉我。
吻你们四个人。
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指的是自己被监禁和流放。
[2]指对那些反对给沙皇总督穆拉维约夫建立纪念碑的群众所进行的大逮捕。穆拉维约夫野蛮地镇压了立陶宛1863年的起义，因此外号叫做“绞吏”。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凯哥罗德村〕[1]1899年1月1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我几乎身无分文了，更确切地说，口袋里只有一分钱，但是我未生活在贫困之中。我的眼睛可真疼[2]，正在治疗之中，因为我还想活下去，而没有眼睛是无法生活的。
你最近的一封信我是在医院里收到的。我只好在医院里住一段时间，如果不是因为不久前出了一件事，那我真可能要在那里住很久。从前我一直住在诺林斯克，这是一个离开外界不太远的，人口较多的城市，可是我们的省长大人（可能是在饱餐之后，在甜蜜的午睡之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我关心起来，想到我住在此地不太好，就把我送到从此地往北五百俄里的森林和沼泽地带，那是一个离最近的县城也有二百五十俄里的农村，叫做凯哥罗德村。我的一个难友也遭此厄运。能有个人说说话，这点至少还是好的。凯哥罗德村很大，五十年前是个城市。这里有一百户人家，大约七百个农民。这个小村子座落在卡马河上，在彼尔姆省和沃洛格达省交界的地方。四周围都是森林。这里有许多熊、鹿、狐狸、狼和各种各样的鸟类。夏天有成千上万的蚊子，不戴面罩简直是寸步难行，窗户也不能开。冬天冷到零下四十度，夏天又热到四十度。住房很难找到，而且房租昂贵。我和那个难友同住。这儿白面包奇缺。肉还是秋天的冻肉。生活费用并不比县城便宜，可能还要贵些。沙糖、茶叶、烟草、火柴、面粉和其它粮食都比较贵，因为运费很高。我们自己做饭，买了一个茶炊。这是个打猎的好地方，甚至于还可以赚点钱。可能很快会给我们寄来猎枪，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打猎了。我们订购了滑雪板。买了农民的大皮袄。
不久前，省长给我汇来四十九卢布六十八戈比，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钱。起初我以为，这是国家发给我的生活费[3]，于是我就签收了。可是我搞错了，因为生活费不可能有那么多，可能是哪个亲人寄来的……我完全忘了，应该事先提醒你们，地方当局大概很快就要检查我的信了。他们现在就已经想检查了，但是我们吓唬说要控告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内务部的通令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由于这点，他们不肯接受我们的信件。我们正和此地的乡政府斗争。
斯坦尼斯瓦夫给我寄了一些钱来，现在我已经够花了。看来，该写的我已经都写了。还有一件事：在凯哥罗德村有一所医院，一个医生，因此，我可以大胆地生病，可以注射和服用各种药水、药粉等等，总之，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医生答应我说，我的眼睛过一年半后可以治愈。
你们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在诺林斯克呆了四个月之后被放逐到凯哥罗德村。在警察的报告中写道，他在政治上表现极不可靠，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对某些过去到现在都完全可靠的人有了影响”。
[2]捷尔任斯基在流放时害了沙眼。
[3]政府流放的犯人，国家要发给少量的津贴。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凯哥罗德村〕1899年3月1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我收到你两封信，谢谢你通过省长给我寄来了五十卢布，不过你不必这样做。现在我的信是要受检查的，因此，我当时没有回信，而且今后信也将写得很少。几天前我从县城回来，我是因为服兵役的事被召到那里去的，但因为我有肺病而被永远淘汰了。这里治病是完全不可能的，虽然有一位医生，但是到这里来的都是没有经验的年轻医生，加上此地的气候又非常潮湿，对肺很不利。我写了申清，要求换个地方，不过，我不相信这会有什么结果。事情相当多，我又工作，又学习。你的孩子们的身体好吗？替我吻他们。告诉小鲁道夫，正是因为有了我们，他才能有较好的命运。如果为了阻止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并依靠另一些人生活，为了推翻金钱崇拜，为了消灭良心堕落的现象和那吞噬整个人类的黑暗势力，他愿意献出自己的力量的话，他就能比较自由地呼吸。到那时候，他就不需要象一个强盗似地隐瞒自己的身分，因为没有人再来监视他。如果这一切在他的心中毫无反应，而他生活只是为了自己，关心的只是他自己个人的幸福，那么他将是很痛苦的……请别生气，因为我希望于他的是我所认为的最大的幸福，而且这对我来说是神圣的……
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1]1900年3月8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我的自我感觉很好……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生活使我产生了宿命论的感情。在那件事[2]发生之后，我没有气馁，也没有屈服。绝望与我是无缘的。在凯哥罗德村，夏天我整天在打猎。从清晨到深夜，我有时步行，有时乘船，追踪着野兽，任何障碍也阻挡不了我。森林摧毁了我的身体。我常常接连几小时坐在齐腰深的水潭里，跟踪侦察天鹅。蚊子和小虫象针刺一样地叮我的脸和手。晚上，我站在齐胸深的水中，张网捕鱼。夜里，我睡在船上，烟熏坏了我的眼睛。入秋之际，每当在树林里追踪熊迹时，我冻得浑身发冷，上牙对不上下牙。你会问，是什么东西驱使我走出屋子呢？是对故乡的思念……是对那个深深地铭刻在我心灵中的故乡的眷恋之情。任何东西也不能使我忘却故乡，除非把我的心和她一起挖掉。
你可能会以为，狩猎生活使我稍得宽慰？不然，我的思念之情日益强烈。各种各样的往事在我的眼前一一掠过，而未来的图景则更为清晰，但是我却感到内心可怕的空虚，这可怕的空虚不断地在扩大……我几乎无法和任何人平心静气地谈话……
凯哥罗德村的生活毒害了我……我使出最后的一点力气逃了出来。尽管我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但我是按自己的理想生活的……[3]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1]1899年8月捷尔任斯基从维亚特卡流放地逃跑。9月到了华沙。1900年1月23日又第二次被捕，关入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
[2]1900年1月23日在华沙第二次被捕。
[3]捷尔任斯基用这些话说明他1899年底和1900年初在华沙的五个月的激烈的革命活动。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谢德尔采监狱〕[1]1901年7月3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我很想给你写点什么，可是，我又真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的生活单调呆板，千篇一律，缺乏新鲜的感受，因此，我简直什么也不想，脑子里唯一的感觉就是可怕的寂寞！要把自己想写的东西都写下来是不允许的。读了你给我的两封信，看来你以为我是个很不幸的人，而实际上我过去从来不是，现在也仍然不是那么不幸的。在物质方面，我甚至感到太好了，至于说到我这里既无自由，又无书籍，说到我被单独地监禁，而且，因为我是犯人，我的作为人的尊严受到百般的侮辱……那么，请你记住，亲爱的阿莉多娜，因我自觉地意识到我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这些痛苦已千百次地得到了补偿。应该具有这样的觉悟才能懂得，我们这些被囚禁的人要比大多数自由人幸福，因为虽然我们的身体被囚禁了，但是我们的灵魂是自由的，而他们的灵魂却奴性十足。你不要以为这是空洞的漂亮话，完全不是。你可以看到，我在第一次被捕和被囚禁之后，并没有放弃我的义务，就象我过去和现在对它的理解一样。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象我这样的人应该放弃个人利益，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事业而活着。亲爱的阿莉多娜，我对你这么说，只是为了请你不要把我看作是一个“可怜虫”，请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你想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吗？我尽可能给你描写得准确些：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虽然我还没有胡子，许多人却认为我有二十六岁了。现在我脸部的表情通常很阴沉，只有在谈话时才开朗起来，但是当我专心于什么事或者当我非常热烈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时，我的眼睛的表情使我的对手害怕，因此有些人不敢正视我的脸，我的脸变得粗野了。与其说我象个不久前的中学生，不如说象个工人。总之，我变得很难看，领上深深地嵌着三条皱纹。我还是象过去一样，走起路来弯着腰，紧闭着嘴唇，而且常常处于神情不安的状态之中……
你们的“不可救药的人”
[1]捷尔任斯基从华沙监狱转押到谢德尔采监狱。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谢德尔采监狱〕1901年10月8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两天前我收到了你的来信。这使我很高兴，因为你们谋求的职业终于有了眉目。我清楚地了解你们的处境：你们有几个可爱的孩子，作为父母，你们有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可是你们又无法找到谋生的职业……
我比你小得多，但我认为，在我这短暂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各种感受，可使一个老年人为之夸口。的确，谁要是有我这样的经历，他恐怕不会活得很长久。我要恨就恨得强烈，要爱就爱得深厚。我不会半心半意。我要么把整个心都献出来，要么就什么也不给。我不仅饱尝了生活的全部艰辛，而且也感受到其中的全部欢乐。如果谁对我说：你看看自己额上的皱纹，看看自己孱弱的身体，看看你现在的生活，只要你好好看看，你马上就会发现，生活已经把你折磨成什么样子了！那我一定会回答他说：不是生活糟蹋了我，而是我压倒了它；不是它夺去了我的一切，而是我用全副精力，不断地从它那儿吸取了一切有意义的东西。是啊！人们为自己创造了财富，而人们创造的这些财富，这些死的东西，却把它们的创造者束缚住了：人们为了财富而生存，而不是财富为了人们而存在。
亲爱的阿莉多娜！我们彼此的道路迥然不同，但是我对无限美好的、天真无邪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对我们的母亲的回忆，使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无法把联系我们的这根线掐断，哪怕这根线是这样地纤细。在我的信仰中，对人民没有任何憎恨，因此，请不要为我的信仰而生我的气。我憎恨财富，正因为我热爱人民，因为我看见，并且我心灵的每一根神经都感觉到，今天……人们崇拜金钱，这种拜金主义已经把人变成了畜生，它已经把爱在人们的心灵中扑灭了。你要记住，象我这样的一些人的心中闪耀着神圣的火花，哪怕是粉身碎骨，我们也愿意造福于人民。
孩子们真可怜！……生活中我遇见过许多孩子，瘦小而孱弱。但是他们却有着老年人的目光，说着老年人的言语。啊，这太可怕了！贫困、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母亲，只有在马路上受教育，他们变成了酒馆的殉葬品，因为他们幼小的身体受到生活的毒害，他们堕落了。这太可怕了！我热爱孩子们……当我想到一面是赤贫，一面是豪富，使孩子们堕落……的时候，我就为你的孩子们感到高兴。你们不是财主，但也不是穷人。你的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为了生活必须工作，这就是说，他们会成为有用的人的。要知道，孩子们——这就是未来！他们应该意志坚强，从小就懂得生活……
等你的身体好了，请你一定给我写信谈谈你的孩子们，谈谈他们长得怎样？能力如何？爱好什么？谈谈他们经常向你提什么问题？你是怎样教育他们的？是给他们足够的自由，还是把他们管得很严？他们长得好看吗？常和谁玩？他们常吵闹、常打架吗？总之，只要你愿意，就对我讲讲他们吧。我是多么想了解他们那天真无邪的心灵的成长啊！
至于我，我希望不超过两个月就可以到东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省。我的身体情况还是老样子，肺确实开始使我不安了。我的情绪不稳定，这是牢房里孤独的生活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但是我的精力还够用一千年，或者更多一些……就是现在在监狱里我也感到那永不熄灭的火焰在燃烧，因为这火焰就是我的心，是我那些在此地受苦受难的同志们的心。至于我的身体，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在这里他们给我们吃的伙食仅仅是为了不致使我们饿死，一天七个半戈比，只有水是可以尽量喝的，而且不要钱，就放在大木桶里。
钱，我还是需要的，但“我”这个字，在这里是千百万。可谁的钱能养活这么多人呀？这样的奇迹只有那心里装着对千百万人的爱的人才能做到。因此，你不必以任何方式给我寄钱了，我已经对你满心感激，因为你没有忘记我，常常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虽然你对我的许多观点和做法并不喜欢。
我在维尔诺的一个女朋友可能要来看我。你看，我过得很好，人们也没有忘记我。请相信，一个囚徒即便拥有几座金山，但不被人爱，也要比那些虽一贫如洗，但却为狱外人所思念的人要糟糕一百倍……因此，我非常感激你常常给我写信，感激你对我的好心和惦念。
你来信和我谈到娅德维加[1]，说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你再也不要这样对我说了。有一颗金子的心，这就意味着，她没有一颗活人的心。要知道，只有活人的心才能感受一切，才能合着生活的节拍跳动。而金子不过是臭气的象征。
吻你和你的可爱的孩子们！
你的费利克斯
[1]娅德维加是捷尔任斯基的二姐。
给阿·埃和格·阿·布尔加克[1]
〔于谢德尔采监狱〕1901年11月初
亲爱的格迪明和阿莉多娜：
你们的信和孩子们的照片我都收到了，你们的诚意使我非常感动。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之间产生了误解。坦率地说，我有点不高兴了，因为我知道，你们把我看作一个“迷途知返的羔羊”；你们认为，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和行为都将走上“正确的轨道”，“邪恶”将要消失，“上帝会保佑我的”……不！！我从前是怎样，现在还是怎样；从前使我痛心的事，现在仍然使我感到痛心；我过去爱的东西，现在我依然爱着；过去使我欢乐的东西，现在仍然使我欢乐；我过去怎样做的，现在仍然这样做；我过去怎样想的，现在仍然这样想；昔日的痛苦与考验总伴随着我，今后还将继续纠缠我；我的道路还是那一条，我疾恶如仇，一如既往，始终期待着世界上从此消灭不公正、犯罪、酗酒、淫荡、无节制、过分奢华、妓院——人们在那里出卖自己的肉体或灵魂，或两者同时出卖；我始终期待着，希望世界上不会再出现压迫、互相残杀的战争以及民族仇恨。我多么渴望用自己的爱来拥抱整个人类，使他们感到温暖，使他们除净现代生活中的污垢……你们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变了呢？以后再也别这么写了！我愿意爱你们，因为我爱你们，可是你们却不愿意了解我，而且还诱惑我离开自己的道路……
我还想给你们写点关于爱的威力问题，但留待下一次再写吧，因为今天要给你们复信。我想，我尖锐的语气不会刺伤你们吧，因为人对自己的事业有了信心，就有力量，就会不顾情面，不会模棱两可。我认为，虚伪是最大的邪恶，最好是写你真正想到、感觉到的东西，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那也比那种令人愉快的假话来得好……
至于我的肺，现在已不如你们所想的那么差了。我甚至已经不咳嗽了，胸部之所以感到沉闷，是因为坐了差不多两年的牢，要完全健康是很困难的。判决书可能要过一至三个月我才能收到，但是雅库梯的严寒并不象利己主义者的灵魂那么冷酷，我并不感到可怕，所以我认为在西伯利亚的生活要比去做灵魂的奴隶来得强。我相信，不管怎样，我一定还能看到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如果看不到了，那我也不会因此而苦恼，你们也不必苦恼。生命的过程是漫长的，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所以，没有什么可怕。
现在我想稍微写一点关于你们孩子们的事。他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都是非常可爱的，如果他们做了什么坏事或好事，他们是无意识的，他们表里一致，随心所欲，无所顾忌，毫不作假。鞭打、过分的严厉以及盲目的管教，这对孩子们来说是最坏的教育方法，只能教孩子们伪善、说假话。他们由于害怕，往往言不由衷，表里不一。鞭打只能使人疼痛，如果他们的心灵娇弱，这种疼痛将迫使他们违心地行事；鞭打将又使他们成为自身软弱的奴隶，象一块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的石头，永远压着他们，使他们成为没有灵魂、出卖良心、脆弱无能的人。而他们未来的生活——比鞭打更为疼痛、更加充满难忍的痛楚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处于良心与痛苦的经常斗争之中，并且，良心将会让步。你们不妨看看自己本身，看看你们周围的人们，看看他们的生活：生活是在良心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经常搏斗中度过的，现实生活使人们违背良心，良心总是首先让步。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父母和教养人员在使孩子们的良心发育成熟的时候，在教会他们应该怎样生活，指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时候，没有同时教育他们，在他们身上培养正义的事业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抽打他们，大声斥责他们，用各种方法处罚他们，父母和教养人员正是用这些办法削弱了这些未来的人的力量，妨碍了自己孩子们的良心健康地发育成熟。抽打、过分的严厉以及体罚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种触动孩子的心灵、感动他们天良的理想方法，因为在孩子的意识中永远留下的只是来自更强有力一方的暴力，或者使他养成一种执拗脾气，甚至当他自己意识到他做了坏事以后，他还是固执；或者使他养成一种致命的胆怯及虚伪……
只有用这种办法来纠正：那就是迫使犯错误者承认他做了坏事，认识到要换一种方式来生活和行动。那时他就会努力不再做坏事。鞭打也只不过短时间内起作用。孩子们一旦长大，就不再怕挨打，随之也就丧失良心；开始堕落、撒谎，一旦遇到坏人，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因为他们不再害怕鞭打和体罚，而他们的良心将会沉默。对孩子们来说，鞭打和体罚是世界上最坏的事情。恫吓只能使孩子变得卑鄙、堕落、伪善、胆怯……恐吓不会教会孩子们区别善恶……
阿莉多娜！你大概还记得我孩提时那种发狂的固执。正是由于这种固执，也由于人们当初没有打我，所以，今天，不管怎样我才有同邪恶作斗争的力量。不要打孩子，让你们以对孩子们的爱来控制你们自己吧，而且要记住，尽管你们用鞭打来教育他们时，他们还小，还没有自卫能力，但他们长大以后，你们就得不到他们的欢乐和爱了，因为你们用体罚和过分的严厉伤害了他们的心灵。一次也不要打他们，因为孩子的智慧和心里是多么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多么敏感，甚至任何一点小事都会在他们心上留下痕迹。如果有时候由于自己控制不住，急躁了，由于要为这么多孩子操心或由于生气，你处罚了他们，打骂了他们，你一定要在事后向他们道歉，爱抚他们，立即就做出样子，使他们幼小的心灵感觉到你对他们的母爱，使他们感到温暖，在他们痛苦与羞愧时要给以安慰，以便消除你发脾气时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一切痕迹。母亲要培育自己幼小孩子的心灵，而不是相反，因此，你要记住，他们还是孩子，他们是无法了解你的，所以，无论如何不要在他们面前发火。
我就记得，有一次，妈妈痛打了我一顿。那时她一个人为我们所有的孩子[2]操劳，家务事是多么繁重，你和娅德维加都不在家（好象那时你们已经在维尔诺，我记不清了，我淘了气，妈妈马上朝我发起火来，我声嘶力竭地哭，哭得没有了眼泪，就钻到角落里一个放花的书架下面，不到天黑再也不出来。我记得很清楚，妈妈是怎样在那里把我找到的，她把我紧紧地搂住，热烈而又亲切地吻我，于是我又哭起来了，但这已经是平心静气的、愉快的眼泪，不再是原来那种赌气的眼泪，而是幸福、欢乐、得到宽慰的眼泪，那时我是多么高兴啊！后来我得到了一个新鲜的小白面包（妈妈把它烤成了面包干）和一块方糖，感到非常幸福，我已记不清那时我几岁，可能是六七岁，那是在我们老家捷尔任诺沃村的事。
亲爱的，这下你可看见了，爱与罚对孩子起了什么作用。爱温暖人心，使他有力量，善良，富有同情心，而恐惧、疼痛与羞愧只能使灵魂变丑恶。爱是一切善良、崇高、坚强、温暖和光明事物的创造者。要教会孩子们辨别好坏，因为他们是一无所知的。孩子们还没有自制力，因此要原谅他们的顽皮，不要生他们的气，要少说：“你要这样做，这个你不要做。”孩子一不听话就处罚，那时只有疼痛和恐惧才是他的良心，这样他也就不会在生活中辨别善与恶。
孩子喜欢爱他的人……也只有爱才能培养他。当孩子看到并感觉到父母对自己的爱的时候，他会努力听话，不惹父母生气。如果孩子由于生性好动、天真活泼而作了顽皮的事，他自己会后悔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意志力也日益增强，当他善于控制自己的时候，他会自己支配自己的良心，不会让那种坏的伙伴和外界的生活条件等等来支配自己，而那是经常会导致道德败坏的。
孩子会理解他所喜欢的人的痛苦。最小的事，哪怕是一点琐事都会对他幼小的心灵发生影响，所以切忌当着孩子的面发脾气，吵架，骂人，挑拨是非，尤其不能言行不一。孩子会发现这一点，即使不记得，也会留下痕迹，而这种由童年留下的印象会形成他灵魂、良心和精神力量的基础。意志力也是要培养的。父母溺爱和娇惯孩子，满足他们的任性要求，他们长大就会堕落，成为意志薄弱、自私自利的人。因此，父母的爱不应该是盲目的……
我举个例：一个病孩要黑面包，或者一个健康的孩子要过多的糖果，他不愿听妈妈对他说的话，又哭又闹，直到拿到他所要的东西才罢休，你们说，哪一个妈妈的爱更多一些：是给固执的孩子以满足的那个妈妈，还是不给孩子以满足的那个妈妈呢？还是要抚慰孩子，如果这不管用，那也不要处罚他，还是要把他放下，让他去哭，等到他累了，稍为平静一些时，就可以用他能理解的语言给他解释，告诉他为什么他不应该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告诉他，他的哭声让爸爸妈妈生气了……
你们面前有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培养你们孩子们的心灵。你们要注意！孩子们的功过，很大程度上责任在父母。关于孩子们的事，我还想多写一些，但我不知道你们将怎样对待我的劝告，你们会不会感到我不恰当地干涉了你们的事情。请你们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是出于对你们孩子的爱。请代我衷心地亲吻他们……愿他们健康、愉快地成长，爱自己的父母，爱其他人，愿他们成为勇敢的、身心健康的人；愿他们永远不要拿自己的良心做交易，愿他们比我们更幸福……
我要结束我的信了，因为我累了……
至于我的精神力量，我确信，是相当大的。但并不象你所想象的那么大了，亲爱的阿莉多娜！在信里，在牢房里，我似乎是片面的，但我是很坚强的……不过，我也有自己的缺点，那是无法从信中知道的。为了使你不致认为我是一个比我本身更好的人，我以后再写这些，因为我仇恨任何的虚假和伪善。
吻你们六个人。
你们的费利克斯
[1]格·阿·布尔加克是阿莉多娜·埃德蒙多夫娜的丈夫。
[2]捷尔任斯基兄弟姐妹共有八人。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谢德尔采监狱〕1901年12月4日
我可怜的、亲爱的阿莉多娜：
刚才收到你的信，信中你伤心地告诉了我格迪明生病的情况，使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你的可亲。你为你这些小孩子的前途而忍受痛苦与悲伤，劳累与磨难，你把自己的身心献给了他们，这更加使我感到你真是我的好姐姐，共同的悲伤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希望你精神振作起来。你的孩子们不会变坏的，他们一定能健康成长。只要他们是勇敢的人，哪怕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也会是幸福的。你要赋与他们这种精神力量，培育这种力量，孩子们将会一辈子都感谢你们，感谢自己的父母的。是你们给了他们生命，哪怕这生命是充满痛苦的。你既然热爱自己的孩子，那你的母爱就能消除你受到的磨难、痛苦和劳累。作为一个母亲，你已经是幸福的了，如果你的孩子们也能够爱，如果你用爱情燃烧了他们的心，那么，他们在生活中也将是幸福的。哪里有爱情，哪里就不可能有那种折磨人的痛苦。真正的不幸是利己主义。如果一个人只爱他自己，那么，当沉重的生活考验到来时，他就要诅咒自己的命运，就要经受可怕的痛苦。哪里有爱情，有对他人的关注，哪里就不会有悲观失望。愿你坚强，亲爱的姐姐！如果劳累把你拖垮，并使你怀疑自己力量的时候，你就想想那些比你要痛苦一百倍的不幸的人，而这样的人有千百万啊！你也想想我，现在还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大森林里受苦难，受折磨，我尚且不埋怨自己的命运，因为我热爱事业，愿为它而受苦，也因为我爱你。我为自己的生活祝福，我在自己的心中感觉到我们的母亲和整个人类。他们给了我坚毅地忍受一切痛苦的力量。我们的妈妈在我们心中是不朽的。她给了我灵魂，并在其中灌注了爱，使我的心灵得到成长，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不要为未来发愁。幸福并不是指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幸福是一种心灵的状态。你看看那些太太们，她们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愿意喂养，连自己孩子的哭声都不爱听，她们嫌孩子小，不懂事！你瞧，什么是她们的不幸呢？假如在舞会之前她们嘴上或鼻子上长了个小疮，不能去参加舞会，这就是她们的不幸。她们就要歇斯底里似地乱叫乱闹了。你再瞧一瞧那全身心地热爱自己孩子的贫穷的母亲吧！她们倒经常是幸福的。不管有多穷，只要孩子一贴近她，微笑着低声地喊一声：“妈一妈”，这一刹那间她无数的悲伤就得到了补偿，因为人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而活着的。
亲爱的阿莉多娜！我无法对你说出我全部的感情。你不要以为我只是发表一些议论、空话，不，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受难中对于幸福的信念直接出自我的生活，我的感情。这不是一些空洞的议论，因为我在受难中感到自己是幸福的，我想与你分享这种幸福，同样也想使你在生活道路上稍微轻松些，为你分担部分重担。我认为，只要你想到你有许多亲近的人，其中也有我，正在想念你，和你一道爱着孩子们，并为他们难受的时候，你就应当轻松了。
再过三个星期，新历1月5日，我就要动身了，但也可能要再过五个星期，我争取再给你写一封告别的信。不过你既不要到我这里来，也不要到明斯克去探监，短暂的会见能给我们什么呢？见面后只会更苦恼：而病中的格迪明和孩子们没有你的照料是不行的，我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你不要来。至于皮袄和毡靴，可能太麻烦你了，如果你想寄给我，就寄到这里来，但不要邮寄，那太贵了，可从铁路寄，提货单用监狱长的名字。你对我实在太好了，你自己有这么多事要操心，还把我放在心上。我现在把两个月前在这里照的照片寄给你，可能它能代替你和我的会面，这种会面请你再别去想它了。
请代我拥抱并亲吻格迪明，愿他坚强起来！
吻亲爱的孩子们。
祝大家健康。
你们的费利克斯
给阿·埃和格·阿·布尔加克
〔于谢德尔采监狱〕1901年12月20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和格迪明：
谢谢你们寄给我的信和东西。你们对我太好了，太关心了，你们那些话说得真好。多遗憾，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我们不能更深刻地相互了解。我们已经多少年没有见面了啊！今天，我们都已不是昨天那样的人了。过去的情况也可以从今天情况中来认识……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多少新的东西啊！过去的一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现实生活却又把我们分开得越来越远……而一切事物都以不同的方式仍然在继续前进：有的是悲哀和痛苦地前进；有的是在良心的搏斗、新与旧的搏斗中前进，有的是以一部分生命的死亡和牺牲的方法在前进……由这一切培育了一朵奇妙的花，一朵欢乐、幸福、光明、温暖和美好的生活之花。
我看到了这朵鲜花那丰富、奇美的色彩，感觉到了她那笼罩我全身的沁人的芳香，我已经感到从她那里放出的温暖，看到她那闪闪发光的钻石般的光彩。当我仔细端详这朵鲜花的时候，我就感到——整个心灵感到，不只是理智意识到——这丰富的色调，这令人神往的芳香，这光，这热——这一切都是眼泪、苦难、悲伤和痛苦的产儿。
这种美好幻象的时刻并不是经常有的，但它们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常常怀念它们，渴望它们重现，它们也就重新光临我处。我由此汲取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什么也不惋惜，即使与我亲爱的人们，与你们和朋友们的分离也没有能折磨我，没有能使我苦恼。因此，我还是想，亲爱的阿莉多娜，你不值得来看我，深切的悲哀将会压倒我和你，我们很难与它作斗争，它将使我们心里万分难受。
你设想一下在那些看守们监视下的十五分钟的会见吧，在多年分离之后，四周仍然是黑暗的牢墙、铁窗，我们在刀枪丛中见面会是什么味道；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就要被迫分手了。不，亲爱的姐姐，你不要来。就是在这里，我也看得见你和孩子们，还有格迪明，我感觉得到你们的关怀，你们的不安、烦恼和欢乐，你们也能感觉到我就在你们身边。我把我的心从信里寄给你们，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它正在跳动？我知道，你们会感觉到的。我知道，即使我的身体不能从西伯利亚回来，我也将永远活着，因为我热爱很多、很多的人。……不要来，不值得为此增加自己的痛苦。这一点我根据亲身的体会比谁都更清楚。在这里，我曾同一位我非常亲爱的人见过几次面，但再也得不到见面的机会了，命运使我们分离很久，很可能是永远分离。为此，我十分难受……所以，我再一次地请求你别来。因为看来再过两天就会把我押走，明斯克我只不过是路过一下，不会让我在那里耽搁，很快就会把我押送到莫斯科，然后再由此往东，往北。我将尽可能经常给你们写信，你们将以我的信来代替我的人，就象我用你们的信代替你们一样。所以，阿莉多娜，别难过，我们不会当面告别的。
两个节[1]在波兰已经过去了，但你们那里还没有过……祝你们精力充沛，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在痛苦中要有勇气，在相互的生活中要有爱情，对未来要充满希望希望你扪把孩子培育成为真正的人，愿你们能等到那充满荆棘的、辛勤多劳的生活的硕果。无论生活的条件多么困难，你们也不要泄气，因为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希望为别人而活下去，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亲爱的格迪明，你的健康虽然正在逐渐恢复，但从你的信中还令人感觉到一种忧伤。不，要相信自己，要活下去，不要向疾病屈服，不要老是想着病的事情，那么你战胜它就要容易些。我在这里发给你们的第一封信中好象就写过，我有一位难友[2]病得很重，肺病和腿的手术没有做好。我有时还想过，他治不好了。可是，怎么样了呢？渴望生活，对生活的强烈愿望战胜了疾病，如今这位同志释放了，他写信告诉我说，尽管贫困和失业，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好。他是一个工人，对一个工人来说，失业就意味着挨饿和受冻。你们要坚强，要振作起来，我们一定还能见面的，可能我会去看你们，那时我们将回忆我们童年的那些日子……现在它们对我来说是多么遥远，回忆过去的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令人心醉的事情，但是今天我要走自己的路，稍微有点为童年而忧伤，当然不会为它而放弃自己的道路，因为我已经认识了这条道路，领略了它的意义。
再过两个月我就要出狱了，这使我感到高兴。在他们的心中注入了希望我十分厌恶监狱之墙，我已无法冷漠地面对这些墙，这些看守人员，这些铁窗……等等。我相信，如果现在我获得完全的自由，我可能要到你们那里去，而你们也许会说我古怪，因为我恐怕连流利地对你们说几句话也不会了；生活的喧哗声可能会使我受不了。所以，监狱当局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他们才把我放逐到东西伯利亚（到雅库茨克省）去五年，然后在那里释放我，他们注意到的只是我的安全，因为两年监禁生活之后我需要恢复。突变是有害的，一切事情都要一步步地做，所以先要习惯于熊、沼泽地和大森林，一般地说就是要习惯于大自然；然后是习惯于农村、一些小地方；然后才是中小城市。只有在这一切之后，才能回故乡。我相信我会等到这个结局的。我的路程大约要走两个月，无论如何，我希望到春天时我能到达目的地。要更确切地说清楚我将被放逐到何处，要到了伊尔库茨克以后才能知道，那里离谢德尔采有七千俄里。
再次感谢你们的一切。祝你们健康。拥抱并吻你们大家。
爱你们的弟弟费利克斯
[1]圣诞节和新年。
[2]是指青年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安东·罗索尔。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解犯羁押监狱〕[1]1902年3月5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和格迪明：
我现在已经在东西伯利亚了，离开你们、离开故乡六千多俄里，但和被监禁的难友在一起。我仍在狱中。我在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到那时，河流将会解冻，再向前走三至四千俄里就到北方了。我在莫斯科时只碰到过弗拉迪斯瓦夫和伊格纳齐[2]一次，我甚至无法知道他们听说了什么，突然就来禁止我们的交谈。我能给你们写些什么呢？我怀念自己的故乡，这一点你们是知道的。他们无法从我的心灵中驱散我对我们故乡的怀念，对我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思念，以及我对这个事业必胜的信念。我正是依靠这种信念和怀念才能在这里生活下去。我常常怀念我的兄弟们[3]，而且，我是和他们在一起的。当然，也有沉重、难受的时刻，那时仿佛疼痛要使头颅炸裂，但正是痛苦把我们锻炼成坚强的人，虽然在我们的周围是牢房的铁窗和监狱之墙，但我们仍然看得见太阳。好了，这方面已经写得够多了……简单地写点我的生活情况吧。
我现在是在离伊尔库茨克六十俄里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监狱里。我们的牢房整天都是开着的，我们可以在一个较大的院子里散步[4]，旁边是用板墙隔开的女牢房。这里有书，我们多少也读一点，但更多的是聊天，说笑话，用讽刺现实的生活来代替真实的生活——解闷而已。来自家乡的信件和消息是我们唯一的欢乐。我在这里遇见了许多同乡，他们不是政治犯，他们也想家乡，想家。他们之所以入狱完全是因为沙皇政府的专横。我努力研究这些人，研究他们的生活和罪行；我设法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犯罪的，他们靠什么生活……你们想想，竟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在这里关上十个月，只是为了等着被送到发给他们护照的地方去……一般说来，如果要谈谈俄国的欧洲部分我有很多可以说、可以写的东西，而对于西伯利亚实在没有什么可说、没有什么可写的——这里有多少卑鄙的勾当，你都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列举：在修建铁路方面，小吸血鬼们的独裁已多少收敛一些了，但是，跟平常一样，邪恶消灭得太慢了。
从谢德尔采出来的路程长达两个月，真把我累坏了！我从萨马拉出来走了十个昼夜没有停歇。我一定要多少恢复一下自己的健康了，因为我现在感到不怎么好。多亏温暖的、阳光普照的春日已经来临，这里是山区的干燥的气候，这对有肺病的人是有益的。监狱并不使我恼火，因为看守人员一天只来一次，我整天都是和难友们在一起，在户外。亲爱的，给我写信吧，告诉我，你们听到些什么，你们过得怎么样？格迪明和孩子们的身体如何？兄弟们在哪里，他们的情况怎样？卡齐米尔[5]是否自由？他是否在国外？祝你们健康！拥抱你们。
你们的费利克斯
[1]捷尔任斯基在谢德尔采监狱被监禁近两年之后“奉旨”放逐至东西伯利亚维柳伊斯克城（位于雅岸茨克之北四百俄里）。在押往流放地的途中，捷尔任斯基曾关押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解犯羁押监狱。
[2]弗拉迪斯瓦夫和伊格纳齐是捷尔任斯基的弟弟。
[3]指的是党内同志。
[4]政府流放犯不象监狱中受监禁侦讯的犯人或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的流放犯，他们是半自由的。但是，当捷尔任斯基被关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监狱后，这些“优惠条件”都突然废止了。为回敬地方当局的非法行为，关押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监狱的流放犯组织了暴动，在这以后，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制度。
[5]卡齐米尔是捷尔任斯基的弟弟。
给阿·埃和格·阿·布尔加克
〔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解犯羁押监狱〕1902年4月22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和格迪明：
谢谢你们的来信，我已经等急了。要知道，对我来说，你们的信比起我给你们的信来要更加珍贵，因为我被迫离开了我所爱的一切，现在只留下了这种爱，它的火焰在我胸中燃烧，使我的思想飞向西方和南方。现在我不想给你们多写，不知为什么心情不好。
看来，我将在旧历5月12日离开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路上要走一个半月，因为到达我的流放地维柳伊斯克还有四千俄里的路程。这样，我和你们要相隔一万俄里……这将是一次相当愉快的旅行：我们有整整一百人，走水路，我沿路可以去看望还是在1897年见过面的那些难友。我希望能允许我在雅库茨克多少治一下病，因为近来我的健康情况恶化了……是谁写信告诉你们，说我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病倒了？弗拉迪斯瓦夫和伊格纳齐现在的地址怎么写？这里我可以收到《呼声》杂志[1]。我的书是足够的。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工作，这消息使我很着急，但我相信你们不会懊丧，一切都会好的。代我拥抱并亲吻你们的孩子们，可能将来什么时候我们还能见面。祝你们健康，勇敢。衷心地拥抱你们。
你们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附言：问候所有记得我的亲人们。
[1]《呼声》杂志是波兰马克思主义派别公开发行的周刊。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韦尔霍连斯克〕1902年5月22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为了让我休息，昨天，在韦尔霍连斯克他们使我获释了。路上的颠簸使我极端虚弱。我要再过一两个月才往前走。我想，到那时，我的身体一定会大有好转的，因为这里的气候实在好。总的说来，西伯利亚的气候对肺没有害处。我现在写明信片是因为我没有情绪多写。别骂我。你们的身体怎么样？孩子们身体怎样？兄弟们有没有什么消息？我感到奇怪的是，无论伊格纳齐还是弗拉迪斯瓦夫，虽然都答应给我写信，却没有给我写一个字。你们找工作的事怎么样了？这一年里我有许多难友都在路上……
祝你们健康，衷心地拥抱你们大家。代我吻孩子们。
你的费利〔克斯〕 |
主要人物介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捷尔任斯基《囚徒日记及书信》
主要人物介绍
捷尔任斯基的名字和父称：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别名：费列克，尤泽弗……
索·西·捷尔任斯卡娅——捷尔任斯基的夫人。名字：索菲娅；爱称：佐霞。
亚西克·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的儿子。
阿·埃·布尔加克——捷尔任斯基的大姐。名字：阿莉多娜。
格·阿·布尔加克——捷尔任斯基的大姐夫。名字：格迪明。
娅德维加——捷尔任斯基的二姐。
斯·埃·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的大哥。名字：斯坦尼斯瓦夫。
卡齐米尔——捷尔任斯基的弟弟。
伊·埃·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的弟弟。名字：伊格纳齐。
弗·埃·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的小弟弟。名字：弗拉迪斯瓦夫。
西·亨·穆什卡特——捷尔任斯基的岳父。 |
作者自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捷尔任斯基《囚徒日记及书信》
作者自传
我生于1877年。在维尔诺一所中学学习。1894年，当我在七年级读书的时候，参加了自发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1895年参加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这时，我领导着手工业和轻工业工厂的学徒小组，同时自学马克思主义。人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雅采克。1896年，我自动退学，因为我认为，应该为自己的信仰而有所作为，要接近群众并同他们一起学习。就在这一年，我要求同志们不要把我限在小组内，而要让我到群众中去。这段时间，在我们组织内部，在知识分子和上层工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斗争。这些上层工人要求知识分子教他们文化，教他们一般的知识等等，而不要去管别人的事，不要管群众。尽管如此，我还是作为一名宣传员深入到从未有人过问的群众中去了，我参加了一些晚会，到过一些小酒馆，那里是工人们集聚的地方。
1897年初，党把我作为一名宣传员和组织者派到工业城市科夫诺去，当时那里还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而波兰社会党[1]又在不久前垮台了。在这里，我有机会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到了前所未闻的贫困和剥削的情况，特别是对女工的剥削。就在那个时候，我在实际斗争中学会了组织罢工。这年下半年，宪兵用十个卢布引诱一个童工出卖我，我在街上被捕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分，我对宪兵自称热勃罗夫斯基。1898年，我被判到维亚特卡省流放三年。先是在诺林斯克。由于我性格执拗，同警察闹了一场，又因为我在马合烟厂当了装烟工人要受惩罚，于是我又被流放到五百俄里以北的凯哥罗德村。1899年我从那里乘船逃跑，出于思乡之念，我又回到了维尔诺。这时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正在和波兰社会党谈判统一问题。我是坚决反对民族主义的。我认为，当1898年我还在监狱的时候，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没有参加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极大的犯罪。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从狱中写信给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当时的领导人多马舍维奇博士。我回到维尔诺时，老同志都被流放了，领导人是年轻的大学生。他们不许我到工人中去，并急急忙忙地打发我出国。为此，我结识了一些走私贩子，他们用犹太人的车子，沿着维尔科米尔公路把我送到边界。车上，我认识了一个青年人，只花了十个卢布，他就给我搞到一个护照。一到火车站，我就买了票去华沙。
华沙当时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只有波兰社会党和崩得[2]。社会民主党被破坏了。我和工人们取得了联系，很快就恢复了我们的组织。首先使制鞋工人脱离波兰社会党，然后大批大批的细木工人、五金工人、皮革工人、面包工人都脱离了波兰社会党。于是，我们和波兰社会党之间开始了殊死的斗争。尽管我们没有资金，没有宣传品，没有知识分子，但是我们还是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决定性胜利。那时工人叫我阿斯特罗诺姆和弗兰克。
1900年2月，我在一次会议上被捕。起先关在华沙监就第十看守所，后来又关在谢德尔采监狱。
1902年我被判流放东西伯利亚五年。同年夏在去维柳伊斯克的路上，我和社会革命党人斯拉德科别夫采夫一起乘船从韦尔霍连斯克逃跑。这一次我到国外，是由一些熟悉的崩得分子安排我偷渡的。在我到达柏林后不久，8月我们的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会议就召开了。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出版《红旗报》[3]。为了便于从国境线外与党取得联系并协助党工作，我搬到了克拉科夫。从那时起我叫尤泽弗。
1905年1月之前，我常常到俄属波兰去从事地下工作。1月我定居该地，并以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部委员的身分在那里工作。6月我在城外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被捕，十月大赦[4]时获释。1906年我被派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统一的代表大会。我作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8月到10月我在彼得堡工作，1906年底在华沙被捕，1907年6月具保获释。1908年4月我再度被捕，根据新老两次案件受到审判，两次都被判终身流放。1909年底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塔谢耶沃只呆了七天，我就逃跑，经华沙出国。后又迁居到克拉科夫，常到俄属波兰去。
1912年迁往华沙。9月1日我又被捕，因为我曾从流放地逃跑，被罚服苦役三年。1914年战争开始以后，我被转押到奥廖尔，在那里服完苦役。后来又被押到莫斯科。1916年在莫斯科，根据我从1910年到1912年期间搞党的工作，再次判我苦役六年。二月革命把我从莫斯科中央监狱解放出来。8月前我一直在莫斯科工作。8月莫斯科派我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会上我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留在彼得格勒工作。
我作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十月革命。后来，在该委员会解散后，我被委派去组织同反革命斗争的机关——全俄肃反委员会（1917年12月7日），并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
后来，我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4月14日又兼任交通人民委员。
费·捷尔任斯基
1921年
[1]波兰社会党是波兰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组织。
[2]崩得是全犹太社会民主联盟，这是一个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的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党。
[3]《红旗报》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铅印机关报。该报是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倡议，1902年8月由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会议决定出版的。这个报纸一直发行到1918年，共出了195号。
[4]十月大赦是1905年10月17日沙皇宣言后的大赦。 |
我坐在大地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希克梅特诗集
我坐在大地上
我坐在大地上
看着大地，
看着青草，
看着蠓虫，
看着浅蓝的花朵。
你像春天的大地，亲爱的，
我看着你。
我躺在地上，
凝视着天空，
凝视着树枝，
凝视着飞翔的仙鹤，
你像春天的天空，亲爱的，
我凝视着你。
夜间，在田野里燃起篝火，
抚摸着火苗，
抚摸着溪水，
抚摸着毛线衣，
抚摸着银项练，
你像篝火，燃烧在
繁星的天空下面，
亲爱的，
我抚摸着你。
我和人们在一起。
我爱人们，
爱运动，
爱思想，
爱我的斗争，
你是我斗争中的同伴，亲爱的，
我爱你。
（郁洁、王槐曼合译） |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捷尔任斯基《囚徒日记及书信》
前言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877——1926年）是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战友，波兰人民的光荣儿子，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炽热战士。
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7月22日悼念捷尔任斯基同志时曾说：“……现在伫立灵前，回忆捷尔任斯基同志所经历的全部路程，……就想用两个字来形容他这沸腾的一生：燃烧。”（《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73页）
捷尔任斯基十七岁时就庄严宣誓，要为反对一切压迫和剥削，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忠实地履行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誓言。他逝世的时候只有四十九岁，而他在沙皇的监狱里、在流放及服苦役中就度过了整整十一年，几乎是他生命的四分之一。这里翻译的狱中日记和大部分书信就是捷尔任斯基在被迫脱离直接的革命斗争生活时写的。尽管它们不能完整地反映出这个革命战士的大量的、多方面的活动，但却说明，即使在那样艰苦的时刻，捷尔任斯基仍然只有一个信念：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由于当时从监狱里向外写信必得经过宪兵和监狱当局的层层检查，即使偶然秘密地寄出一封信，也难免不落入敌手，因此信中只能用一些寓意和暗语，不可能直接地谈到党的事业和当时工人运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从日记和书信的字里行间看到捷尔任斯基丰富的思想和崇高的境界，看到他对战友、亲人、特别是对孩子们的无限关怀和热爱。
捷尔任斯基有着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尽管有时他感到难以忍受狱中与世隔绝的生活，但是他明确自己所参加的斗争的伟大目的，因而从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他感到自己是和千百万革命群众在一起战斗，他看到旧制度即将崩溃，新社会的曙光就在前面。他认为：“给别人带来光明而无私地贡献自己的一切，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1917年二月革命时，捷尔任斯基被营救出狱以后，便立刻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当时资产阶级最仇恨的名字莫过于捷尔任斯基了，因为捷尔任斯基用铁臂回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的历次猖狂进攻。当时人们称呼他为：“资产阶级的大灾星”。
在争取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斗争中，在与反革命进行的激烈战斗中，在恢复被破坏的运输工作中，在从事苏维埃国家的工业建设和捍卫俄共（布）党的统一和强大的工作中，捷尔任斯基永远是燃烧般地从事他的沸腾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他在工作中燃烧尽了。”（《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74页）
火热的战斗豪情，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忠贞不渝的高贵品德，这些都是和捷尔任斯基的名字分不开的。在十月革命的暴风雨的年代中，人民称他为“铁人费利克斯”。人们传颂着他这样一位革命英豪，而他却总是谦逊地称自己为“革命的普通一兵”。
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青年同志们推荐这本书。希望同志们在认真阅读和仔细思考之后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应该象捷尔任斯基那样生活、斗争和工作。
译者
1979.12 |
第七章疾病与死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马克思传（1933）
第七章疾病与死亡
我们对于马克思的生平大事以及和他有关系的一切大事，在本书上编一，二，三册中已大致说过了，现在只剩着一桩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事待讲，就是他的病亡。当马氏五十二岁时（一八七〇年），旅居日内瓦的俄国青年们写信给他，尊之为老前辈，他当告诉恩格斯说：“这些青年把我当做老前辈，我是永不会原谅的。他们俨然以为我的年纪已在八十与一百之间。”（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二五九页）这虽不过一种笑话，然即此可以窥见衰老为马氏所不愿闻，他的意思显然是在“老当益壮”。他的身体本来十分强健，可是壮年因奔走革命，到处见逐，既饱经世变，晚年复因儿女夭亡，家计困难，尤备尝忧患，又加以矢志为无产阶级造成一种独立的学说，刻苦自励，从事著作，以致体力大受损伤，而容貌也居然呈出一个“龙钟老叟”的样子。伯恩斯坦于一八八〇年在伦敦看见他和恩格斯，后来回忆他们两人当时的情形说：“马克思比恩格斯虽只大两岁，然他的容貌却表现老得多。”（见伯氏《我的亡命时期》一六九页）由此可想见马氏体质上的牺牲所达逵的程度了。
恩格斯常说马克思的晚景十三年（一八七○年至一八八三年）只是一种迁延的死症时期，这句话虽形容得稍微过当，然自一八七〇年起，马氏实已入于疾病的时期。他既是从此多病，而他当于国际党的事务，犹奋不顾身，尽量参与，他于是年五月十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自上次访波克海姆受寒得鼻病后，至今犹为所苦，女孩子们禁止我今晚住中央局，如不听众，就以向恩格斯尽量宣布我的行为相恫吓。然在实际上我出席局中是很重要的。”（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二八三至二八四页）就马氏这些话看，似乎他所患的病只是一种感冒，其实尚杂有他种病症，如风湿病，和失眠症等等。恩格斯屡次劝他于是年夏季往奥地利的卡尔斯巴德（Karlsbad）去养病，因为该处是欧洲最有名的温泉之一，极有益于病人的调养。然他不以为意，及病剧时才移居英国海滨的蓝兹给特（Ramsgate）。他于八月十二日在此处报告恩氏说：“当我来此之前，左腿上已经很痛，并且开始蔓延到腰部。不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但此病现已带一种严重的性质。这是一种风湿病，十分凶猛，我晚间很难安眠。”（见同书同卷三一七页）同月二十二日他又告诉恩格斯说：“我的风湿病非常厉害，家人决定送我往伦敦，就诊于马的孙（Madison）医生。”（见同书同卷三二五页）他于九月一日写信给索尔格说：“你屡次来信，我没有答复，是由于两种情形的贻误，起初因‘作工过度’，后来则大病临身。八月初间医生送我往海水浴地方。但我在该处患臀骨筋的风湿症甚剧，至几星期之久。昨天才回伦敦，然尚没有完全复元。”（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六页。）他的病既“没有完全复元”，此后竟力疾作工，毫无限制，他在同月十四日致柯格尔曼的信中说：“我的时间完全耗在国际党的工作上，夜间从没有在三点钟以前上床睡过。”（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七七页）至十一月十三日，他复报告柯氏说：“这次战争〔指德法战争〕使中央局最大部分的外国通信秘书驰赴法国，几乎全部国际通信都要我来担任。”（见同书同页）他在这一年的病势本已不轻，可惜不能从工作中摆脱出来，安心静养，以致不独没有早日复元的希望，并且还让其深入膏肓，贻后日无穷之忧。
关于马克思的病状，当时似乎没有人作一种有系统的纪录，遗留下来，因此我们不能知道他病中经过的详细情形，只能从他的书信中偶然窥见一鳞半爪。他于一八七一年八月虽听医生的忠告，往布来屯（Brighton）养病数星期，然在这一年中似乎没有什么大病，不过工作非常之忙。他于七月二十七日向柯格尔曼诉苦道：“即使每天有四十八点钟，然几个月以来，我还是不能做完每日的工作。国际党的工作极多，还有亡命客充满伦敦，我们必须予以救济。此外各种各样的人和报馆记者都来访问，想借此亲眼看一看我这个‘怪物’。”（见同书九○页）至九月十二日又告诉索尔格说：“我们此时非常忙碌，自三个月以来，我迫得（现在仍然如此）停止十分迫切的理论工作。”（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二九页）但他也并不是完全无恙的，所以于十一月十日致书斯拜尔（Speyer），有“过度的工作和后来生病使我不能早日回信。（见同书三四页）的话。
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的健康情形似乎还较前一年为好，因为他从三月至六月写信给索尔格共有六次，除掉间或提及自己因德法文的《资本论》付印等事非常忙碌外，从未说到病痛的事；迨九月国际党在海牙开会，且亲自出席。此后恩格斯写信给索氏，提及马克思一家的情形，没有关于马氏生病的话，他自己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致索氏的信中，也只说因对法译《资本论》作工过度，以致不能写信，可见他在这一年中算是很平安的。
可是一到一八七三年，情形便不相同了。他于是年八月十二日写信给丹聂尔孙（Donielson）说：“好几个月以来，我害病非常厉害，有时并陷入一种危险的状况中，这是作工过度的结果。我的头痛甚剧，恐怕会有中风之一日。”（见波士德格特《工人的国际党》八○页）至九月二十七日他复对索尔格说：“我的妻子已经将我的健康情形，几次写信告诉你〔按马夫人此等信件未见刊布出来，恐已遗失了〕；我大有中风之虞，脑子至今仍受痛苦，所以我的工作时间必须力加限制。”（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二〇页）恩格斯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告诉索氏说：“马克思及其幼女于昨日前往约克州（Yorkshire）的哈洛格得（Harrogate），他们两人应在该处休飬几时。此举对于他尤为必要，自本年春季以来，急性的病征虽已消灭，然压迫的脑病旋又出现，使他不能作工，并不愿动笔，此病如果延长下去，也能发生不好的结果。他现在将往曼彻斯特去访我们的朋友哥白特，这是他充分信任的唯一医生，在春季也曾受其诊治。”（见同书一二九页）越五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氏说：“哥白特替我验过身体，发觉肝脏稍微扩张，据他的意见，我当往卡尔斯巴德去调养，才能痊愈。“（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三五四页）但马氏当时并没有听哥氏的话前往该处，仍寄居哈洛格得，至十二月七日复报告恩氏说：“我的寒症从前非常厉害，至今还没有完全痊愈，现仍服药，这是哥白特于得信后马上由曼彻斯特开给我的方子。我希望此病得于一二日内告痊。可是此地的空气与静悄悄的生活（我绝对没有作工），对于我非常有益，你可知道，就虽得了这种烦恼和头昏的病症，然许多年来，却没有觉得和现在这样舒服的。”（见同书同卷三五六页）我们从这些信中可以窥见他在这一年中的病况已经是十分沉重了。
马克思在当时不过五十多岁，年纪不算十分大，就是他的病也并非一种什么免不了的老病，只因他要完成《资本论》二三卷，及从事其他著作和党务等等，奋不顾身，遂致一病再病，并且大病特病。他不独于病愈后，复拼命作工，即在病中仍想继续不辍，所以他于一八七四年四月四日写信给索尔格说：“可恶的肝气病现又加剧，竟使我对不能继续订正〔《资本论》的〕法文译本（在实际上此书差不多要完全修正过），要听医生的命令往卡尔斯巴德养病，实在是逆着我的意志。”（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书信录》一三五至一三六页）至五月十八日他复告诉柯格尔曼说：“我自从哈洛格得回来后，起初受窳疮的袭击，随后又发生头痛，和失眠等症，所以不得不于四月半至五月五日逗留于蓝兹给特（海滨）。自此以后，身体又好得多，不过还没有完全复元。我的特别医生（曼彻斯特的哥白特）主张我往卡尔斯巴德，并当立即起程，但我必须将完全停顿的法文翻译〔指《资本论》第一卷〕，吿一个结束，此外，很愿在该处和你相会。当我不能动笔的时候，已经替第二卷搜集了很多的新材料。不过在结束法文版和完全恢复健康之前，我不能作出这第二卷。”（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九二至九三页。）
然马克思为恢复工作能力起见，毕竟于是年八月偕同幼女艾琳娜往卡尔斯巴德在养疴。恩格斯在九月十二日致索尔格的信中提及此事，并追述马氏以前的状况说：“马克思现在卡尔斯巴德，饮该处的矿泉，借以恢复他的肝脏。他已经经过许多不幸的事变。七月间在外特岛（Wight）还没有收得何种效果，又因幼女骤□重病，必须回来。刚才到家，〔小〕燕妮的一岁小儿便死了。此事使他十分伤心。我想〔他的〕肝脏一经复元，诊治那用功过度的神耗系统，当易为力。”（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四〇页。）
马克思抵卡尔斯巴德后，于九月一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此次迁地养病，对于托细实有奇效，我〔自己也〕觉得好一点，但失眠症还没有痊愈。”（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三六二页）他于同月十八日复报告恩氏说：“你知道我是懒于执笔的；然此次久不通音问，却非出于这个原因。起初所经过的三星期几乎不能睡眠，这桩事和在此努力守规取一事合起来就可以向你解释一切。饮矿泉虽只在早晨（晚间睡之前，饮一杯冷水，这是由一个特别矿泉取来的），然总觉得终日是一种机械式的〔生活〕，差不多没有片刻可以自由。早晨五点或五点半钟起床。于是饮各硬泉的不六杯。每饮一杯，至少须隔十五分钟。然后购买依诊治所规定的面包，预备早餐。此后则出去散步，至少一点钟，最后就在城外一个咖啡店中饮咖啡，这种饮料是此处最驰名的。饮了咖啡之后，在近处山上步行一阵；约于十二点钟归寓，但每隔一天洗澡一次，又花去一点钟。然后更换衣服；随便在任何旅馆中午餐。食后睡眠是呼严格的禁止（食前则准睡眠），我自己试过一次，相信这是对的。餐后再出游行，有时驱车前进。晚间六时至八时回卡尔斯巴德，饮一盘清汤——于是就寝。这种出游有时又变作往戏园看戏（戏园总是九点钟关门，和其他一切游乐事一样），赴音乐会听音乐，或到阅报室看报。”（见同书同卷三六五至三六六页。）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依照医生所指示的方法，尽力调养，果然获得大效，他的病暂时已告痊愈。他似乎于是年九月底或十月离开此地。可是他的工作能力一经恢复，又尽量作工，至一八七五年病复大发。他于八月间重往卡尔斯巴德，至二十一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每日〕至少在露天中度过十二点钟，于解决应履行的事件后，主要游乐就是山中散步，和看风景，这种风景愈加夺取我的注意力，我便愈加丧失辨识方向的能力。”（见同书同卷三七〇页）至九月八日他复将自己的疗养状况报告恩氏说：“此次的旅行疗治，于我非常有益；就是夜间睡眠，除掉少数例外，也十分良好。然据许多和我讲交情的医生貌，我也是卡尔斯巴德一个头等旅客。这些先生仍借口于‘现时的疗治’等等，到处努力来引我离开‘安全’的路，但这些诱惑者只是枉费气力。我是第二年〔来游〕的病人，在矿泉表上得升高等级。在去年则忒累济井（Theresienbrunn为累奥睦耳——Reaumur_〔寒暑表〕四十一度），马克特井（Marktbrunn为〔累与睦耳]三十九度），和谋尔井（Mühlbrunn为（累奥睦耳〕四十三度六分）将我供给饮料的泉井，我当时饮斯布诺德尔（Sprudel）泉井只有两天。今年〔自寄居〕第二个星期起，每早在阜尔孙井（Felsenquelle为四十五度，每天一杯），柏拉慈井（Bernardsbrunn为五十三度八分，〔每天〕两杯），和斯布诺德尔井（五十九度至六十度，〔每天〕两杯）饮热泉水五杯，此外，起床时饮一杯施洛斯井（Schlossbrunn）的冷泉水，临睡时也饮一杯冷泉水。”（见同书同卷三七二至三七三页。）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第二次养病，又获得大效，于是年九月回家，复拼命作工。他因索尔格要求他和恩格斯往美国参与国际党最后的会议，于一八七六年四月四日回信说：“恩格斯和我极为忙碌，不能前赴菲列得尔菲亚，我尤不可失去光阴，因为我的健康情形总是逼迫我〔每年〕到卡尔斯巴德去治病，约花费两个月工夫。……我能从纽约获得一八四三年一直到现在的美国书目么？（自然是由我出费。）我（为着《资本论》第二卷的缘故，）须亲自看一看关于美国农业，土地产业关系，和信用（危机，货币，以及这一类有连带关系的事件，）的出版物有没有可用的材料。”（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四七至一四八页）伦敦博物院中诺大的图书馆不足以应马克思的要求，竟于晚年多病之秋，要向美国购买三十余年的书目，借替《资本论》搜集材料，他对于做学问力求精确与渊博的精神，真是世所罕见。
马克思既因著作的缘故而“极为忙碌”，其结果又是旧疾复作。在一八七六年这一年中不独他自己害病，即其夫人及幼女也同样害病。他在六月二十六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当我们回家时，我的妻子仍然病得很厉害，迨我们离家时，才略微好一点。”（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七九页）到了八月，他复往卡尔斯巴德去养病，于十九日报告恩氏说：“托细在旅行途中颜有微恙，到此处竟复元了，至于我自己，卡尔斯巴德对于我总和往昔一样，是有奇效的。我在最近几月中又开始患剧烈的头痛，此病现在竟完全若失。”（见同书同卷三八一页）我们看了这几句话，便知道马克思如安心静养，毫不作事，则他的病并非不可救药，可惜他的工作太多，以致恢复健康，只等于昙花一现。
至一八七七年，马克思及其夫人仍是患病，而他自己仍旧作工不辍。他于七月十八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上星期的几天和本星期的开始，我患失眠症，并因此发生神经错乱的状态，达到很严重的程度。”（见同书同卷一九四页）八月八日，他又报告恩氏说：“我的妻子的健康情形毫不能使人满意。”（见同书同卷四〇七页）他于同月前往普鲁士的纽恩拉（Neuenahr）浴场养病，至十七日将病状告诉恩氏说：“我的肝脏没有表现再行扩张的痕迹；消化器官却不大如法，但是本病还在神秘系。施美慈（Schmitz）今天又向我说，在此处寄居三星期之后，必须往黑林（Schwarzwald）的高处去吸山林的空气。我们将看看，到底怎样。施氏又劝我的妻子同去，她还须吃药，并且在病沉重之前，恰来此处了。”（见同书同卷四〇八至四〇九页）至九月二十七日，他从伦敦发信给索尔格说：“今天从欧洲大陆回来（医生令我前往的），才看见你的信。因此我的回信未免太迟。抱歉之至！但是这一年来可恶的失眠症复来侵袭，使我懒于执笔，因为我的适宜于做事的时间是绝对要花在工作上的。”（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五四页）马克思这段话直接表见他在“适宜于做事的时间”必然作工，间接表见他的迁地养病，并非求一己的幸福，不过要在垂暮之年设法延长他的“适宜于做事的时间”罢了。
当一八七八年，马夫人的病有增无减，而马克思也不见得较前好许多。他于九月四日写信给索尔格说：“我今天往马尔维（Malver）去养病，将在该处寄居三星期。……我的妻子在该处已有好几个星期，她的病很沉重，小外甥孙也病得很厉害。”（见同书一六一页。）
至一八七九年，马克思的病已有转机，而马夫人的病却更加沉重。马氏于九月十九日报告索尔格说：“我起初寄居格塞（Gersey），后来寄居蓝兹给特共有七星期之久，昨天才回伦敦。……我久居乡中是因为〔疗治〕神经系统的缘故——此病加剧了，两年以来，因俾斯麦作梗；不能前往卡尔斯巴德——这种神经系统竟至使我差不多不能从事于一切精神工作。然现在却好得多了。（见同书一六二页）恩格斯于是月二十四日写信给倍克且说：“马克思现在又在此处，他的健康情形好极了，所以他现在可以很顺利地从事于《资本论》第二卷的工作。”（见埃系霍恩编的《恩格斯书简》三二页）至于马夫人的病就大不相同。马氏于十一月十九日致书索尔格，有“我的妻子仍是病得很危险”（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六七页）的话。恩格斯于下月同日写信给倍克也说：“我们这里也不见得十分好，然我却不抱怨，〔因为〕马克思的病较往年为好，不过没有复元罢了。许久以来，马夫人即害消化不良症，现在并不见得好些。〔《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得很慢，然马氏如没有一个比本年更好一点的夏季，使之恢复原状，此书是不会迅速告成的。”（见《恩格斯书简》三三页。）
马克思夫妇在一八七八年和一八七九年的情形既不能令人乐观，在一八八〇年的景况尤十分悽惨。恩格斯于是年四月一日写信给倍克说：“此处也不过尔尔，马夫人仍旧没有痊愈，马克思也不见得十分顺利，一过了冬季，便是他的最坏的时期，一种极厉害的咳嗽妨害他的睡眠。（见同书三五页）至八月十七日恩氏复告诉倍克说：”我们都在此处，马克思及其夫人，和各女儿，女婿，外甥孙等等〔会集一堂〕，这种集会特别有益于马氏，我希望他能恢复原状。可惜他的夫人许久以来就害病，然尚勉强欢乐。”〈见同书三八页）恩氏对于马夫人的病状似乎是轻描淡写，马克思却看得十分沉重，故于八月三十日对索尔格说：“我和我的妻子此时在蓝兹给特，特从此处写信给你，我从前和她到曼彻斯特就诊于友人哥白特医生。她是害了很危险的肝气病。”（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六八页）至十一月五日，他再答索氏的信说：“我许久不写信，必须向你表明是（一）由于工作紧迫，（二）由于我的妻子年余来那种有生命危险的病痛。”（见同书同页。）
我们在一八八〇年既目睹马克思夫妇陷入愁云惨雾之中，至一八八一年便看见他们的大悲剧。马氏于是年六月三十日写信给索尔格，说他患一种六个月以上的咳嗽，伤风，颈病和风湿症等等，而马夫人的病更是每况愈下，所以他很悲惨地说：“我们讲句私话，可怜我的妻子的病是不可救药了。我于几天之内和她同往伊斯特本（Eastbourne）海〔去养病〕。”（见同书一七七页）然马氏夫妇旋又力疾往巴黎，因为他们长次两女的家庭都在该处，马夫人自知病将不起，欲和自己亲生的骨肉作最后的会合。马克思于七月二十七日将旅行的状况报告恩格斯说：“从伦敦至多维（Dover）的行程恰如所愿；这就是说，当我们从麦特兰公园出发之际，我的妻子病很沉重，然在途中并不见得有什么变象。她在船上居妇女室中，躺在很舒适的安乐椅上。海不扬波，而天气尤为清爽。她在卡雷（Calais）上岸时，比在离开伦敦时的景况好一点，因此决定再前进。……我们于晚间七点半至巴黎……于十点钟达到目的地。”（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四二六页）至八月中旬，马氏接到幼女患病甚剧的消息，遂于十八日与他的夫人从阿尔让台（Argenteuil）长女的家中分道返伦敦。他们两人自返伦敦后，便大病而特病。恩格斯于十一月四日报告倍克说：“马夫人好几个月以来病在床上，十分危险，马克思也得一种剧烈的气管枝郁热症，此症在他这样年龄和健康状况中真不是好玩的。幸而最坏的时期已都过去，目前一切危险都没有了，然他每日大部分的时间仍须躺在床上，并且非常软弱。”（见《恩格斯书简》四一页。）
马夫人的病已成不治之症，距临终之期也不远了。不过我们现在不能急转直下地叙下去，还须征引她的幼女对于他们两人病中经过的纪述，以补上文的不足。
“现在讲到卡尔斯巴德的事。我们于一八七四年第一次到该处。黑人是因诊治肝气和失眠症才去的。至一八七五年——他第一次寄居获得非常的效果——他一人独往。我于一八七六年复陪着他同去，因为他说去年和我同住的日子太少。他在卡尔斯巴德利用医药最为审慎，凡给他的医方，都尽量照行了。我们在该处结交许多朋友。黑人做游客是心畅神怡的。他总是用他的好脾气去看待一切事情，因使自己喜不自胜，对于清秀的山水固然如此，即对于一杯啤酒也无不如此。凡我们所到的地方，因他那渊博的历史知识，便使之愈加显出生活的神气，愈加显出过去比现在还要新鲜活泼。
“我相信关于黑人在卡尔斯巴德的寄居，〔别人〕曾有各种记载。在我所听见的记载中有一种长篇论文，但我不复知道在那种报上；或者是在M．D．inD．黑人曾向我说及一篇很好的论文。
“一八七四年，我们到了莱比锡。我们当要回家的时候，前往丙根（Bingen）旅行——黑人要把该处指给我看，因为他和我母亲作结婚旅行，曾到该处。此外，我们在这两次旅行中又经过诸勒斯登，柏林，布拉格，汉堡，和努连堡（Nürnberg）。
“一八七七年，黑人又须往卡尔斯巴德，然却有人报告我们，说德奥两国的政府有意放逐他，这种旅行路途既长，费用又大，要是被放逐，殊不值得，所以他中止前往。——这是于他最不利的，因为他每于旅行该处之后，便觉得和新生的人一样。
我们到柏林的主旨是去访父亲的朋友，印我亲爱的舅父亚德高。在该处住了几天。后来听说，当第三日，警察在我们所住的旅馆中搜人——恰在我们离开该处之后一点钟——〔逃出罗网〕，是黑人所欣喜的。
“一八八○年的秋季——我们慈爱的小麦姆当时病得很沉重，她在病痛中很少复元之时——黑人患肋膜炎，十分厉害。这种肋膜炎已经很危险，因为他对于自己的病痛总是过于疏忽。医生（我们的好朋友唐卿——Donkin）以为这种症候几乎没有希望了。当时是一个可怕的时期。我们的母亲睡在前面大房中，黑人睡在旁边的小房中。这两个人本是同起居的，并且是同长大的，斯时竟不复能同住在一个房中。
“我们善良的老兰欣……和我须看护两个病人。医生说，我们的看护将黑人救出来了。不管此事是否如此，然我只知道，在三个星期之中，兰欣和我都没有上床睡过。我们整天整夜坐着站着，要是疲极了，便轮流休息一点钟。
“黑人的病尚好过一次。他有一天早晨觉得强健一点，走到母亲的房中，这一早晨，我是永不会忘记的。他们斯时是返老还童——母亲是一个可爱的女孩，黑人是一个可爱的少年——不复是一个为病魔所伤害的老人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他们是终身作别。
“黑人病好一点，他虽没有气力，然似乎是会有气力了。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母亲死了；……她的死拖延至几个月之久，并且受尽一切极可怕的痛苦，这是由于痈毒所致。然她的好脾气，她的无尽藏的诙谐……未尝一刻离开她。她对于（一八八一年）德国选举的结果，和小孩子一样忍不住细细盘问，对于〔选举的〕胜利是何等欢喜啊！她到死时还是欢乐，常力求用诙谐的话来破除我们对于她的恐惧心。她患病虽十分厉害可怕，然总是诙谐话，发笑声，并嘲笑我们和医生，因为我们十分沉闷。她至弥留之际，还完全清白，当不能再说话的时候——她的临终的话是向着‘卡尔’的——便和我们握手，犹欲勉强发笑。”（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纪念册》八六至九〇页。）
马克思与马夫人相依为命，差不多自孩提时即开始，自结婚后，鱼水交欢，爱情胶漆，尤非寻常的夫妇可比。拉法格说：“马克思和他的夫人是由一种最深的爱情结合拢来的，马夫人的美貌为他所心喜，并且是他所自豪的，马夫人性情的温柔和诚笃已经使他在困苦中觉得容易忍受，至于这种困苦是他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烦恼的生活中万不能避的。”（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四一页）马氏当此风烛残年，忽然丧失终身的伴侣，其悲痛的深切，可不言而喻。恩格斯于马夫人死后即说：“黑人也死了，”这句话要算是将他们两人的关系形容出来了。
马克思于他的夫人死后，虽一息尚存，却已病得十分沉重，故当夫人入土之际，医生禁他前往送葬。他于燕妮葬后两日写信给长女说：“我对于这种禁令是依从的，因为亲爱的死者在未死的前数日已经向她的侍疾者表明，她入土时不要一点葬议；‘我们不注重外表’，……她的气力消失得这样快，〔没有受很多的痛苦〕，我大为安慰。她的病和医生所预言的一样，具有一种死症的性质，这是起于衰老。当弥留之际——没有死的痛苦，只是一种慢慢的长眠；而她的眼睛较平常并且更大，更美，更有光芒。”（见同书第二十六年度一卷八六八页。）
马夫人的葬期为十二月五日，马家遵她的遗嘱，不用一点葬仪，而送葬的人也只有几个亲戚和朋友。恩格斯在马夫人的墓前作下列的演说。
“我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所埋葬的豪侠的马夫人是一八一四年在沙尔慈慰得尔（Salzwedel）出生的。她的父亲威斯特华伦男爵旋为政府顾问，移居特里尔，并且和该处的马克思家相善，〔两家的〕小孩是同在一起长大的。这两个才具优长的人相遇在一起。当马克思进大学时，他们将来共同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自一八四三年马克思初次所主持的《莱茵报》被封后，就是〔他们的〕结婚期。自此以后，马夫人不独是和她的丈夫同命运，同工作，同斗争，并且以最大的了解力和最高的热忱参加此等事业。
“这一对少年夫妇同往巴黎，作一种自由意志的亡命，然这种亡命不久就变成一种真正的亡命。普鲁士政府也在此处跟着马克思了。还有一事，我必须附带声明，并且深为悼惜。就是像洪保德这样的人，对于实现驱逐他的命令一事，也加入活动。他一家遂迁往布鲁塞尔。后来二月革命爆发。这种风声传到布鲁塞尔，也发生骚动，因此不独使马氏被捕，比政府且无缘无故地把他的夫人一并投入狱中。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骚动，在下一年即一齐失败。〔马氏夫妇〕于是重新亡命，初则出走巴黎，继则因法政府又起干涉，出走伦敦。在实际上，此役对于马夫人是一种具有许多恐怖的亡命。她眼见两个男儿和一做女儿在物质的压迫之下夭折了，然她对于这种物质的压迫也是要制服的。但是〔上自〕政府，〔下至〕资产阶级的反对派——从庸俗的自由派起至民主主义派止——共同作成一种大阴谋反对她的丈夫，他们以种种最卑鄙和最下贱的谗言蜚语她的丈夫，报界全体排斥她的丈夫，使之不能申辩，所以她的丈夫站在反对者——这种人必定是他们夫妇所鄙视的——之前不得正当的防卫——-凡此种种使她受气很深，并且历时甚久。
“但这也不是终古如斯的。欧洲的无产阶级在有几分可以自由行动的种种生存状况中又突然兴起。国际党亦应运而生。无产阶级的争斗从一处侵入他处，她的丈夫是最前驱中的先驱者，努力从事奋斗。她斯时开始经过一个时期，减去许多烦难的困苦。她亲自看见种种对马克思施行攻击，并和冰雹一般密的谗言蜚语，像风前的枯草一样消灭了，她亲自看见，从前一切反对派——封建派以及民主党——费绝大的气力压制她丈夫的学说，现在在一切文明国中和一切有文化的语言文字中，这种学说为穷家小户所宣传了。她亲自看见，无产阶级的运动——她的全部生活是与这种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撼动旧世界，从俄罗斯一直达到美洲，使世界脱出轨道，并且使一切抵抗望风披靡，因而胜利前进。我们德国工人在上届选举中〔所获的胜利是对于无产阶级的运动〕不可毁灭的生活力，呈出一种决切的证据，这也是她近来所欢喜的事件之一。
“这位夫人具有如此敏锐和批评的理解力，具有如此政治的机智，具有如此热烈的品性，具有如此的才能，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替战斗同志服务，几及四十年之久，凡她所做的事，还没有在公众的面前，和当世报纸的编年纪事中表现出来。这是大家必须亲自去考察的。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巴黎〕公社亡命者的妻子们将时常思念她，而我们这些人将永远失去她的勇敢和聪明的忠告！〔她的〕勇敢是没有矜夸的，她的聪明是丝毫不累及体面的。
“至于她个人的特长，用不着我来说。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是不会忘记的。〔世间〕如有一个妇人，以使别人享幸福为〔自己〕最大的幸福，那就是这位〔马〕夫人。”（见同书第九年度一卷四一至四二页。）
马克思夫妇真可以算是一对“比目鱼”，马氏自丧偶后，虽勉强度日，终觉得愁苦万分。他于十二月十五日写信给索尔格说：“自你的儿子从此处带给你的口头报吿后，你当确已得到我的亲爱的和永不忘记的生平女伴逝世（十二月二日）的消息。我自己当时没有十分复元，可以向她尽一种慎终的敬礼。在实际上我至今还囚在家中，但下星期当往文特那（Ventnor在外特岛中）〔去养病〕。我从此次病中抽身出来受两重磨折，在心神上的磨折，是由于我的妻子的去世，在身体上的〔磨折〕是由于肋膜炎的加剧，和气管枝郁热症的刺激性更大。再过些时候，我将和〔我的〕健康状况的运动一起归于乌有了。”（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七九至一八〇页。）
马克思上面这段话表现他已经不复感觉生活上的兴趣，然他为什么反仆仆于风尘之中，急想延年益寿呢？他的幼女艾琳娜说：“母亲的生命一去，黑人的生命也完了。他努力奋斗，求保持生命，因为他至临终时还是一个奋斗者——可是他却衰败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要是自私自利的，那简直可听其自然。独有一桩事，自他看来是超盖一切——这是他所系念的。他力求先成他的大著，因此决定再作一种休养精神的旅行。”（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纪念册》八八页。）
马克思虽想休养精神，恢复健康，借此完成《资本论》，然这种志愿始终不能实现，因为他的健康已无复元的希望，中间复经过大忧患，故竟于马夫人死后十五个半月，即溘然长逝。恩格斯于他死后一日写信给倍克，说他的心中“或者已流血了”（见《恩格斯书简》四八页），恩氏诚不愧为他的真知己。关于他旅行中的经过情形，和临终时的状况，恩格斯于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五日报告索尔格，极为明白，今特征引原信如下：
“他在他的夫人去世之前，即一八八一年十月，患一种肋膜炎症。此症痊愈后，于一八八二年二月被送往阿尔及尔耳（Algier），当时天气寒冷，并且潮湿，他在该处又患肋膜炎症。不好的天气仍然继续下去；当他的病医好时，又因将届夏天的酷暑，被送往蒙特卡罗（MonteGarlo）。他复患一种慢性肋膜炎症。天气仍是不好。后来病势稍有转机，即往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寄居于女儿龙格夫人的家中。他在该处利用恩吉安（Enghien）附近的硫磺矿泉，医治自己根深蒂固的气管枝郁热症。该处的天气也很恶劣，然诊治上却有效验。他在斐维（Verey）住六个星期，于九月离开该处，差不多已经恢复健康。于是送他往英格兰的南方海滨，度过冬季。至于他自己对于这种无效验的旅行生活十分厌倦，向南欧的新亡命，对于他在心神上所损伤的与在身体上所补益的，或恰恰相等。当伦敦降雾期一到，他被送往外特岛。该处天雨连绵，并且天气又变寒冷。当着新年的时候，勺列墨尔（Schorlemmer）和我本要去看他，旋接到消息，使托细不得不即刻前往。未几〔小〕燕妮去世（一八八三年一月十二日〕。他于是回到此地〔伦敦〕，又患气管枝郁热症。照前此一切经过的情形和他的年龄看，这是很危险的。一种复杂的病症随即出现，就是肺脏脓肿，四肢丧失气力，极为迅速。情形虽是如此，然全体的病状还算好，为他诊病的主任医生是伦敦第一等少年医生之一，并且是由累·兰卡斯脱（RayLankaster）特别荐来的，这位医生于上星期五日尚以最好的希望斯许我们。但一经在显微镜之下检验〔他的肺部〕肉■〔注：欮字，左“月”右“罔”。——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便知道危险很大，因为在肺脏的脓肿处，有一次一根血管竟完全破裂了。因此自六个星期以来，我每天早晨一来到转角处，即有死的恐惧来袭击我，房中的帏幔移会取下。昨天下午两点半钟，正是日间访他最适当的时候，我来他家——全家哭泣，好像是到了临终之期。我问淸原委，家看底细。有一点失血，但一种突然绝气的样子跟着出现。我们忠实的老南欣看护他竟比任何母亲看护自己的儿子还好，兰欣走上楼去，下来说：他半睡着，我可同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可是不复醒来。脉息和呼吸都已停止。在这两分钟之内，他安安静静，毫无痛苦地长眠了。
“凡一切因自然的必要而出现的事件，无论如何可怕，自有其佳处。这里的事也是如此。医生的技术也许可以替他维持一种苟延残喘的生活至数年之久，这是因医生技术的胜利，使一个难于救治的人的生命不突然死去，而渐渐地死去。然这是我们的马克思决不能忍受的。生存在世上，有许多没有完成的工作横在自己的面前，心中急欲完成，而在能力上又办不到——此事对于他比那夺去他的生命的死还要苦一千倍。他必定会与伊壁鸠鲁同说：‘死对于死者并非不幸，不过对于后死者为不幸罢了’。眼见这个有伟大力量和天才的人像废物一样残存人世，眼见他都医药增更大的荣光，眼见他被他强壮时一齐压倒的庸俗人加以揶揄——那我们后天将他送入他夫人长眠的坟墓中，何止好一千倍。”（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八六至一八八页。）
恩格斯于马克思逝世之日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追想他的功绩道：“我今天晚上虽看见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部惨白，然绝不能想象这个有天才的头脑将不复用他的伟大的思想，去培养新旧两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我们大家所以有今日，是由于受他之赐；现今的运动所以有如此的成绩，是由于他的理论与实际的活动；没有他，我们当永远陷入纷乱之中，毫无办法。”（见李氏：《马克思纪念册》二〇页。）
三月十七日为马克思入之土期，他和他的夫人同葬在高门地方，葬仪也和他夫人的一样，非常简朴。是日送葬的，除他的家人外，只有一些亲戚和同志，如龙格，和拉法格则来自法国，李卜克内西则来自德国，其余的人大概是在英国就近来的。至于本非同志而十分同情于马克思的朋友前来参与葬仪的，仅有伦敦皇家科学院的两个学者，即动物学家累·，兰卡斯脱和化学教授勺列墨尔。（当一八七〇年代，马克思还在世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各种报纸常常宣你他的死讯；迄他真正死去，他们却默不作声，仅伦敦《泰晤士报》于数日后由巴黎一个通信员的口中偶然说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危险仇敔马克思死于伦敦。即德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对于马氏之死也一字不提。）恩格斯当时在墓前演说道：
“当三月十四日午后二时四十五分，这位生存在世上的最大的思想家不复思想了。他一人独处房中不到两分钟，迨我们进去，看见他已安安静静睡在椅子上——但是长眠不起了。
“欧美两洲争斗的无产阶级对于斯人的损失如何，与历史的科学对于斯人的损失如何，简直是计算不出来。因这个有大力量的人之死所扯破的裂口，即刻就会充分表现出来的。
“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达律，而马克思则发现人类历史的发达律，向来被笼罩在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底下的简单事实是：人类在能够从事于政治，科学，艺术，和宗教等等之时，必首先备有衣食住三者；因此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一民族或一时代经济发达的阶段构成一种基础，所有人类国家的组织，法律的见解，艺术，甚至于宗教的表象，都是由这种基础上发达出来的，因此也必须从这种基础上去解释——却不是和向来所遇见的一样，从反面去加以解释。
“可是还不止此。马克思又发现现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以及由这种方法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别运动律。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和社会主义的批评家早前〔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探讨，都迷离于黑暗之中，因剩余价值的发见，此处便突然现出光亮来了。
“一个生命有两种这样的发见，真是了不得。一个人只要能有一种这样的〔发见〕，已经是〔一生〕幸事。可是马克思〔在学问上〕所探讨的每一门类，都有独立的发见，甚至对于数学〔也无不如此〕，至于这些门类为数亦复不少，且没有一门他只是浅尝而不深入的。
“他为学者已如上所述。然这却没有讲到他的一半。马克思把科学看做一种历史的运动力，看做一种革命力。任何种理论的科学在实行的效能上虽或丝毫看不见，他对于这种科学的一种新发见，能具有纯粹的兴味——至于一种发见即刻以革命的态度侵入产业中以及历史的发展中，则他又感觉一种完全不同的兴味。他对于电气学一门种种发见的发展，和最近对于对普雷（MarcDeprez）的发见，是严密注意的。
“马克思尤为一个革命家。他一生真正的职业是在这种或那种方法中，对于推倒资本主义的社会以及由这种社会所造成的国家组织，共同活动，是对于近世无产阶级——他首先使无产阶级觉悟自己的地位与需要，并觉悟自己解放的条件——的解放，共同活动。这种争斗就是他的纲要。他和极少数人一样，纯以一种热忱，一种毅力，和一种效能，从事争斗。〔他〕于一八四二年〔主持〕《莱茵报》，一八四四年〔投稿〕于巴黎《进步报》，一八四七年〔投稿〕于德文《布鲁塞尔报》，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主持〕《新莱因报》，于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一年〔投稿〕于《纽约每日论坛报》——此外还有许多争斗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联合会中的服务，最后就有一个大国际党的崛起，作为全部运动的冠冕——这的确又是种结果，即使他没有其他成就，然促成这种结果，也足以自豪了。
“不过马克思却因此成为当时一个最被人愤恨并最被人诽谤的人。共和政府和专制政府一样驱逐他，保守派的有产者和极端民主主义派的有产者一样争奇斗胜地来造他的谣言。他把这些东西推在一边，和扫除蜘蛛网一样，丝毫不睬，直等到受着极大的压迫，才予以答复。他现在是一瞑不视了，千百万革命的劳动同志无不表示敬爱与悲哀，他们所散布的地方，自西伯利亚的矿山起，经全部欧洲和美洲，一直到加利福尼亚，我敢说：他现在或还有些反对者，但不会有一个私人的仇敌。
“他的声名将于千百年中继续存在，他的事业也将于千百年中继续存在。”（见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纪念杂刊》三至四页。）
恩格斯这种演说词是对于马克思的为人及其功绩下一种简单明了的批评，他的话既没有丝毫虚伪，复没有一点夸张，正是恰如其分，我们将他这些话征引出来，做本书的一种传赞，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恩格斯说，努力于近世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马克思一生真正的职业，读者试一回顾本书所叙述的事实，便知道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马克思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运动，既是鞫躬尽瘁，死而后已，则凡属有觉悟的无产者以及完全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智识份子，对于他自当具有无限的敬意，因而发为诗歌，形诸咏叹，这是人情中应有之事。可是德国一位大学教授说得对，世人以诗词赞颂拉萨尔的，随在都是，且几识拉氏为天神，至对于马克思，却寥寥无几。这种情形在马氏出生的德国为尤甚。然利欧破尔得·雅各布俾（LeopoldJacoby）于马氏死后五日，即作有十一首诗替各国的无产者哀悼他，感谢他，语简而意赅，辞约而情笃，这是世界上有数的作品，今特翻译如下，并在第六首后增补一首，表示中国人的景仰之意，作为本书上编的收场白。
成千成万的人穿上作工衣服。
他们整天地坐着立着。
他们嗡嗡的声音，
充满偌大的堂屋。
在世界各国中，
一切语言，一切文字，
都发出送终的哀声，
追悼这位死去的战士。
英国人说：“在草庐茅舍中受人敬爱，
在皇宫巨室内为人忌妒，
他生平只是不趋不停地，
尽情活动，努力奋斗。
“在我们的城市乡村中，
凡有机器轰轰作声处，
凡在工厂戛戛发音时，
他的姓名被人称道不置！”——
俄国人说：“在专制魔王的统治下，
千百万人脚镣手铐，
累月经年，饱尝恐怖，
他的姓名实为人所思慕！”——
法国人说：“他是世界的解放者，
他反抗野心的战争，
他抵制民族的寻置，
这次追悼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中国人说：“他生本有两大发现，
资本主义要将宇内走遍；
只有奉他的主义为准，
才不辜负现今的纪念！“——
德国人说：“我们直至于今
满具敬爱的热忱，
谨替这位思想家与战士，
撞着丧钟，表示哀思。
“有若昔时哥白尼，
创造了天文新律，
他口中所发的呼声，
正对准一种科学射击。
“这种科学是人民的祸灾，
是劳动的穷困。
咳，魔鬼业已僵死，
这就是资本！
“在我们人世的争斗中，
他遗下一把利剑，
新世界得由此造成，
所以他配受人敬念！
“没有人送给我们的宝物，
比得上雷声一般的呼吁：
各国的无产者，
联合拢来啊！” |
第六章德国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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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德国社会民主党
我们要讲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当以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出发点，关于此会的起源，成立和拉萨尔当选为第一届会长等事，本书第二册《拉萨尔》一章已经说过，兹不再赘，特从拉氏死后这个会的情形讲起。
拉萨尔死时（一八六四年八月）的嘱咐，是令伯卡德·倍克（BernkardBecker）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会长一职。然倍克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完全要受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的支配，而伯爵夫人复利用自己的财力和地位，把持会务，不使会中进行的事件，丝毫违背拉氏生前的意旨。又加以会中的重要份子互相猜忌，互相水火，故会务没有什么大起色。
倍克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会长一职，不能胜任愉快，至一八六六年一月就有脱尔克（Tölcke）继他的任做会长，脱氏的才干远过于倍克，然当时联合会拙于财力，也不能有大作为。是年六月，白尔（Perl）继脱氏之后，当选为会长，至一八六七年，石卫茨又继白尔之后而为会长了。石氏出生于法兰克福，为人精明干练，喜与工人接近，但一八六二年因一件鸡奸男孩案而被判处徒刑，他虽否认有这种行为，名誉上却受了指失。当拉萨尔在世时，看出他是一个人才，很愿意他入会，可是法兰克福的会员群起反对，拉氏乃令其加入莱比锡的支部，并加入联合会的委员会中。当石氏做联合会会长时，很喜专权，而又常党于俾斯麦，因此受尽会内会外的攻击。至一八七一年，他自己也弄得精疲力竭，意懒心灰，以为与其再任会务，不如去劈木材，打石头，还好得多，因宣布辞职，而哈森克列卫（Hasencliver）于七月一日当选为会长。到了一八七五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与社会民主工党（DiesozialdemikratischeArbeiter-Parttei）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党。我们于叙述这种合并事件之先，当讲一讲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
自拉萨尔等于一八六三年创设全德工人联合会后，一般受进步党支配的工人联合会旋即在法兰克福组织一个共同机关，名为德意志工联总会（VerbandDeutscherArbeitervereine）意在和拉萨尔派对峙，借作资产阶级的堡垒，而倍倍尔且为总会常川委员会委员之一。倍倍尔因受李卜克内西的影响，变彭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参看本书第二册一一二页。）在德意志工联总会中很占势力，因此这个会便一步一步离开进步党而转入社会主义一途了。当德意志工联总会于一八六五年在司徒嘉德开会时，已逆着进步党的主张，宣布要求普通选举权，至一八六六年且公然表示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经济计划。迨一八六八年努连堡开会时，因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努力，遂采纳国际党的党纲；同时并议决创办一种《民主周刊》，作为机关报，归李氏主持。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派与石卫茨一派本来是互相水火的，倍李两氏因这种现象究非无产阶级之福，力谋两派的团结，乃于一八六九年六月十七日在《民主周刊》上发布一种宣言，定于八月七日在挨塞那哈开一个联合大会。这种宣言是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六十三个会员，德意志工联总会一百零六个会员，和国际党日内瓦支部两个党员署名的。当开会时，石卫茨派到代表一百十人，反对派到代表二百六十二人，此外，还有奥地利和瑞士的代表。然开会之后，两派对于事务部的选举，已起剧烈的争端，无法调和，因即闭会。反对派于是重新开会，议决组织一个社会民主工党，并将《民主周刊》改为《民国报》，每星期出版两次，作为党的正式机关报。至于从前的德意志工联总会于这次会议后，也开会一次，即行解散，他的会员一律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今特将这一的党纲纪录于下：
甲、社会民主工党力求组织一个自由民国。
乙、凡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负有竭全力主张下列各根本原则的义务：
一、现今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良达于极点，应以最大的力量与之抗争。
二、劳动阶级解放的争斗不是一种阶级特权和优先权的争斗，而是一种为同等权利和同等义务的争斗，一种为铲除一切阶级统治的争斗。
三、工人对于资本家经济上的倚赖构成每种形态奴役的基础，因此社会民主工党力求铲除现今的生产方法（工资制度），借协作劳动之力，使每个工人获得充分的劳动收入。
四、政治的自由是劳动阶级经济解放万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此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能分离，前者的解决实有赖于后者，并且只有在民主主义的国家中这种解决才是可能的。
五、工人阶级要共同一致从事争斗，他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才有可能，社会民主工党念及这一点，故有一种一致的组织，且使每个人能运用自己的力量替全体谋幸福。
六、劳动的解放不是一种地方事业，也不是一种民族事业，而是一种社会事业，凡有近世社会存在的国家都包括在内，社会民主工党念及这一点，特于联合律许可的范围内，自视为国际党的支部，信仰国际党所努力奋斗的事业。
丙、社会民主工党以下列各项为煽动中最切近的要求：
一、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当赋予普通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使得参加国会，各联邦议会，省议会，市议会以及其他一切代表团体的选举。对于被举出来的代表当有充足的日给费用的保障。
二、由人民举行直接立法（这就是指提案权和否决权）。
三、凡阀阅特权，产业特权，门第特权，和专业特権都当取消。
四、组织国民军去代替常备军。
五、将教会与国家，学校与教会分离出来。
六、国民学校中的强迫教育，和一切公共教育机构的免费教育。
七、审判庭的独立，设立陪审官制，审判厅和专业审判厅，并实行公开的和口头的诉讼程序，与免费的裁判。
八、铲除一切〔限制〕言论，集会和结社的法律；规定标准工作日；限制妇女劳动，禁止儿童劳动。
九、铲除一切间接税，实行一种唯一直接的累进所得税与遗产税。
十、在民主主义的保障之下，由国家推行协作制，并替自由的生产协作社作信用上的担保。
以上的党纲是以德意志工联总会的纲领为蓝本，他的内容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纲领相同之点极多，所以梅林批评道：“当李卜克内西说共产主义最后的结果都含在挨寒那哈党纲中，固然是对的，然脱学克说挨塞那哈的党纲在大体上就是拉萨尔派的纲领，也一样是对的。”（见梅氏《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三六七页）至于马克思对于这种党纲自然是不会满意，但当时似乎不甚重视社会民主工党，所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虽偶然提及这一党，并没有赞否的表示。不过挨塞那哈党纲有一部分后来加入哥达党纲中，受马克思严厉的批评，由此可以窥见马氏的态度了。
社会民主工党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主义上虽没有很大的歧异，然这两派是互相仇视，互相攻击的。但自石卫茨于一八七一年辞职，哈森克列卫继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会长后，两派的嫌隙较前稍微减少了。旋因受环境的压迫，双方都觉悟到同阶级的党派应当同心御侮，不宜同室操戈，遂尽弃前嫌，互相联合，于是有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哥达大会的出现。全德工人联合会有七十三人代表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二个会员预会，社会民主工党有五十六人代表九千一百二十一个党员预会。会议的结果，双方甚为融洽，两派由是合并为一党，名为德意志社会主义工党，他的党纲如下：
甲、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泉源，普通有用的劳动既只有借社会之力才是可能的，所以一切劳动生产物都属于社会，这就是说，都属于社会全体人民，以普遍的义务而享同等的福利，各人可按照他合理的需要，〔而取得生产物〕。
在现社会中，各种劳动工具为资产阶级所垄断，因此构成劳动阶级的倚赖，这各倚赖就是一切形态的痛苦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将劳动工具变为社会的公产，并且用协作的方法去支配全体劳动，对于劳动的结果则须为公共的利益而应用，依公平的方法而分配。
劳动的解放必须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其他一切对抗的阶级不过是一种反动的群众罢了。
乙、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基于此等根本原则，力求依一切合法的方法，去组织自由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借铲除工资劳动制之力，去打破工资铁律，并且消灭各种形态的掠夺，除去社会上和政治上一切不平等的事。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虽首先活动于国家范围之内，然却知道工人运动所具的国际性，并且决定履行这种运动所加诸工人身上的一切义务，借以实现人类的友爱。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因为预备解决社会问题起见，要求在劳动人民民主主义的管理之下，借国家的帮助，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协作社。此等生产协作社是为工业和农业而创设，规模宏大，以后全体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都导源于此。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要求以下列各条作为国家的基础：
一、凡年满二十的国民在国家及公社的选举和投票中，都有普通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及投票权，并且采用秘密的责任投票制。凡选举或投票日期必须为星期日和休业日。
二、由人民直接立法。由人民决定宣战及媾和。
三、普遍的军役。用国民军去代替常备军。
四、取消一切例外的法律，特别取消那些〔限制〕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即限制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研究自由的法律也当在废除之列。
五、由人民掌握裁判权。裁判事务不得征费。
六、由国家施行普通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普遍的入学义务。一切教育机关都为免费的教育。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业。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要求在现社会之中实行下列各条：
一、依据上列的要求，极力扩充政治权利和自由。
二、国家和公社征收一种唯一的累进所得税去代替现有一切病民的间接税。
三、无限制的结社权。
四、规定一种适合社会需要的标准工作日。禁止星期日的劳动。
五、禁止儿童劳动，和一切有碍卫生及道德的妇女劳动。
六、工人生命和健康的保护法。工人住所卫生的管理。由工人所举的委员监督矿山，工厂，工场和家庭工业。〔制定〕一种有效的负责条例。
七、〔制定〕监狱劳动的章程。
八、一切劳动基金和义账基金完全〔由工人〕自行管理。
以上的党纲是大会前由双方预先拟就的，布拉克并将这种草案递送伦敦，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马克思于是对之下一种严厉的批评，这就是他的有名的《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批评》。同时他又草就一信，连同这种批评寄给布拉克，转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马克思表示不赞成社会民主党与拉萨尔派为让步的合并，因为他认前者的党纲不完善，然已含有共产主义的种子，差强人意，至于后者则已成为一个固守门户的私派，将在历史的发达中自行消灭，用不着俯就其主张，致弄出这种非驴非马的党纲。“我的义务不便对于我所深信为完全可訾议的和败坏党务的党纲，缄口不言，致同默认。每一步实际的运动比一打党纲还重要。大家要是不能——现时的状况也不许——超过挨塞那哈的党纲，便当简单协定一种一致的行动去对付公共的敌人。但一订出党纲（此事本当待至许久的共同行动之后），便在世人之前标出了界石，而出人将以此去测量党的运动的高度。拉萨尔主义者的领袖所以过来，是为现状所强迫。要是预先向他们宣布不能讨论原则上的问题，那他们必定以协定一种共同行动的行动计划或组织计划为满足。不此之务，却让他们挟着委任状出席，并承认这种委任状为有效，因此屈服于这些急需援助者之下。他们为占上风计，复于调和会议〔指哥达会议〕之前开一个会议，而正式的会议反开在后。……大家以为一般工人对于这种联合的事件是何等满意，但如果不相信购取这样眼前的结果所费太多，那便弄错了。此外，这种党纲除掉拉萨尔信条的神圣话语外，是一无所用的。”（见啻尔和蒙伯特编的《经济学研究选刊》第十二卷下集一三七页）马克思最后这句话可算是他对于哥达纲领的总评，至对于其中谬误之处与矛盾之点，分条分句驳斥，尤为详尽透彻，今特择要介绍于下：
马克思对于哥达纲领的起首一句批评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泉源。自然也恰和劳动一样，是使用价值（实在的财富也是由这种使用价值而成的！）的泉源；劳动自身只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类的劳动力——的表现。……我们现在就让这句话站着。大家所希望的结论是什么呢？显然是：‘劳动既为一切财富的泉源，则〔各人〕在社会中除掉〔收取〕劳动的生产物外，便没有人能够据有财富。因此一个人自己如果不去劳动，依赖别人的劳动为生，而他所得的文化就是牺牲别人的劳动。’”（见同书同卷下集一三八至一三九页。）
哥达纲领第一句有病，而第二句和结论尤甚，所以马克思说：“照第一句讲，劳动为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泉源，则没有一个社会是能够缺少劳动的。我们现在所见的却适得其反；没有‘有用的劳动是能够缺少社会的’。……有用的劳动既只有在社会之中〔按‘在社会之中’数字是草案中的话，哥达会议中已删去〕，借此会之力，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的收入便属于社会，而各个劳动者所得的分子只是维持劳动“条件”——社会——所不需的。就实际上讲，在各种时代中，一班拥护当时社会状况的人也曾经应用过这句话。第一就是政府的要求，因为他是维持社会制度的社会机关；继则为各种私产的要求，因为各种私产是社会的基础云云。大家可以看出这种空洞的句子可以随人应用。（见同书同卷下集一三九至一四〇页。）
哥达纲领的第一节既是语弊百出，而第二节尤不免“效颦西施”之诮，马克思说：“那从国际党党纲借来的句子在这种‘订正’中也是错的。在现社会中劳动工具是为地主（地主的垄断是资本垄断的基础）和资本家所垄断。国际党的党纲关于这一节没有指出这一阶级的垄断者，或那一阶级的垄断者。他所说的是‘劳动工具——这就是说生活泉源——的垄断。’‘生活泉源’这种补助句子便足以指出土地是包括在劳动工具中间的。”（见同书同卷下集一四一页。）
哥达纲领的第三节，草案原为“劳动的解放要将劳动工具提作社会的公产”，马克思以为“提作”（Erhebung）不妥，应改作“变为”（Verwandlung），关于这一点，哥达大会是照办的。又他对于这一节中所谓“劳动的结果”一语，斥为太泛，因为这是指劳动的生产物讲，还是指劳动生产物的价值讲呢？如果是指价值，那么，这是指全部价值讲，还是指劳动所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讲呢？此外，他对于此节所谓“公平分配”，便问“公平”的标准何在，并且引用第一节中所谓“劳动的结果属于社会中一切人民，按照同等的权利，毫不短少，〔分配于人民〕，（按此为草案中的话，哥达大会已加修改，如上文所载）几句话，大下批评，同时并表示他对于将来共产社会中分配问题的意见，大致是，在共产的初期，劳动者于支付应纳的一切公费外，当取得充分的报酬，不能遽言及同等的分配，要到了共产第二期，才可以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
马克思发表他对于分配问题的意见后，接着就批评哥达纲领第四节道：“起首一句出于国际党党纲的首数字，但是‘改正过的’。该处所说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必为劳动者自身的事业’；反之，此处却要‘工人阶级’去解放‘劳动’，这是什么话呢？谁能够捉摸他。在另一方面，下面的陪句纯粹是征引拉萨尔的话，就是：‘其他一切对抗的阶级只构成一种反动的群众。‘《共产党宣言》上说：‘在现今和资产阶级对抗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他阶级因大工业而日趋毁败，无产阶级则为大工业自身的产物。’此处把资产阶级看做对抗封建主义者和中等阀阅（Mittelständen）的革命阶级——即负有发达大工业的使命者——至于那些封建主义者和中等阀阅对于陈腐的生产方法的形态所造成的社会上一切地位是愿意保持的。然他们构成一种反动的群众，却不是和资产阶级在一起的。在他方面，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而为革命者，因为他自己是由大工业的地皮上生长出来的，他是力求铲除生产中资本主义的特质，而资产阶级则努力保持这种特质。但《共产党宣言》又指明：‘各中等阀阅……看见自己行将降入无产阶级，就会变成革命的。’从这一点看来，说他们和资产阶级及封建主义者对抗无产阶级，‘只变成一种反动的群众’，这又是没有意义的话。”（见同书同卷下集一四七页。）.
马克思于指出（甲）项中各节的疵点后，又进而批（乙）项中所谓“工资铁律”，“生产协作社”，和“自由国家”。他对于前两者所发的议论已引入本书第二册《拉萨尔》一章（参看第二册一八八，一八九，和一九○页），兹不赘述，对于后者所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与共产主义的社会中间，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此时的国家形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无所谓自由的国家。此外，哥达纲领中的要求多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口头禅，没有十分重大的价值，所以马克思说：“他的政治上的要求，除掉包含一些举世都知的民主主义旧祈祷文外，别无所有：如普通选举，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和国民军等等。这只是资产阶级民党的响应声，这只是和平联合与自由联合的响应声。这些要求如不是在幻想的概念中夸示出来的，便尽是一些曾经实现的要求。不过实现这些要求的国家，不在德意志国内，而在瑞士和美国等等。这种‘将来的国家’就是现在的国家，不过是生存于德意志‘范围’以外罢了。”（见同书同卷下集一五五页。）
马克思上面一段话是批评哥达纲领中第一列前四条的要求，旋又批评五，六两条对于教育和司法的要求道：“平等的教育呀？大家在这种话中所幻想的是什么呢？大家相信在现社会中（大家只能涉及于现社会）一切阶级的教育能够平等么？大家或者是要求强迫各上等阶级只得受少许国民学校的教育么？至于这种教育不独是和工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相适合，并且是和农民的经济状况相适合的。‘普遍的入学义务。免费的教育。’第一项本出现于德国，第二项即出现于瑞士和美国的国民学校中。美国有几邦的高等教育机关也是‘不缴费的’，在实际上这只是从一般赋税的款项中替各上等阶级支付教育费。此外，第五条要求‘免费的裁判’，情形正复相同。刑事裁判是到处免费的，民事裁判差不多只是关于财产的冲突，因此，差不多只涉及各有产阶级。他们的诉讼也当由人民的款项来担负么？”（见同书同卷下集一五六至一五七页。）
可是哥达纲领对于教育方面的要求所暴露的弱点，还不止于上节所说的，所以马克思接着又说道：“对于学校这一段至少应当要求技术学校（理论的与实习的）和国民学校连结提来。‘由国家施行国民教育’这句话是完全可訾议的。用一种普遍的法令去规定国民学校的基金，教员的资格，教课的种类等等，以及由国家视学员去监督这些法合的执行——例如美国已实行这一着——此事和所谓国家为国民教育者完全不同！政府与教会对于学校的每种影响是当同样拒绝的。……整个的纲领虽有许多民主主义的声调，然却为拉萨尔私派对于国家的臣服信仰（Untertanenglauben）所污染，或者——这也不能较好——为民主主义的神秘信仰（Wunderglanben）所污染，或者还是为这两种和社会主义相去一样远的神秘信仰的混合物所污染。”（见同书同卷下集一五七页。）
以上三段是就第一列各条说的，至于第二列各条非纲领中的重要部分，故马克思也没有详细的批评，我们今特介绍他对于四，五两条的意见如下：“别国的工党没有这样空泛的要求，只是在当时的状况之下，按照经常的标准，规定工作日的长短。……规定工作日必须将妇女劳动的限制——关于工作日的长短，休息等等——一起包括在内；否则他只能指将妇女劳动排出于那些有伤妇女身体或有伤女性道德的工作种类之外。如果是指这一层，便当说明出来。……一概禁止儿童劳动是大工业的生存上所不能堪的，因此这便成为一种虔诚的空愿。当可能的时候，贯彻这种主张，便成为反动的，因为按照年龄不同的等级，严密规定劳动时间，并且以特别谨慎的方法去保护儿童，则早年和生产的劳动结合而辅之以教育，这是改变现社会最有力的方法之一种。”（见同书同卷下集一五八页。）
此外，马克思对于哥达纲领还有批评之处，如所谓“知识自由”，他以为这一条已载入普鲁士宪法中，用不着抄袭出来；所谓“良心自由”，他以为这是资产阶级宣传宗教的声调，一个无产阶级的党用不着随声附和；所谓“工人阶级为着自己的解放首先活动于现今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他以为这是拉萨尔把工人运动限于最狭义的国家范围的见解，非常荒谬——这几点在哥达大会中或是删除了，或是改正了。至于马氏认为其他不妥之处，尤不胜枚举，因不关重要，我们也不再说了。
马克思上面的书信和批评于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发出，而哥达大会于是月二十五日才举行，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要是肯听马氏的话，主张将两派所订草案中谬误之处去掉，本还来得及。况且恩格斯因倍倍尔为此事征求意见，已于三月二十八日复一长函（参看倍倍尔《我生回头录》第二卷三一八至三二四页），内中批评哥达纲领草案之处，虽不及马克思的详尽，然大致是相同的，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如果有意设法修改，自可从长计议。可是他们与拉萨尔派合并的心思甚切，无睱顾及党纲的谬误，只一味迁就对方的意思，免致分离。因此，李卜克内西将马克思的书信及批评秘不发表，自以为是因党务的发达，不得不如此，所以他后来说：“我们将书信确切审查过，我个人和他为长久奋斗的同志，是他的学生，和他在伦敦备尝亡命客的滋味，我得称为他的学生和朋友，常以此自豪——我曾提出一个问题于自己之前，就是：我们现在照马克思所志所愿的方法做去，果有益于本党么？他在理论上反对这种草案的话，是一字一句正确的，关于这一点，我当时和现在一样，确切知道；但理论与实行是两桩事，所以我虽对于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批评具有无限的信仰心，然在实行上却自取途径。我曾自问道：照马克思所要求的党纲，现在能够贯彻么？我于细心考虑之后，确信此事的不可能，然和马克思有暂时决裂的危险——决裂之事也曾出现，不过历时不久——我于是宣言道：此事办不到，我敬仰马克思，但我更敬仰本党！”（见斯巴哥《马克思的生本及其事业》德文本三〇三页。）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看见哥达纲领草案时，十分诧异，并非常忿怒，因为照这种党纲看来，则德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大有每况愈下之势，瞻观所系，殊觉减色，所以恩格斯在是年三月二十八日致倍倍尔的信中说：“就大体讲，一个党的正式党纲，不及他所做的事业的重要。然一种新党纲总是一面公然标出的旗帜，外界将以此为标准去批评这一党。因此这种党纲至少也不应比挨塞那哈〔的党纲〕退转去。大家也应当想一想，别国的工人对于他将发出何种议论；德意志全社会中的无产阶级这样屈服于拉萨尔主义之前，将发生何种印象啊。”（见倍倍尔《我生回忆录》第二卷三二三页）恩氏不满意的表示还不止此，因这种党纲的出现，使自己和马克思陷于困难的地位，大有与新党断绝关系的意思，所以他在同信中又说：“这种党纲要是被通过，则马克思和我决不能承认建筑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我们必定严重考虑对于他将取何种态度，并且将公然宣布出来。——你试想一想，在外国的人对于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以为是由我们负责的。巴枯宁在他的《政治与无政府》（PolitikundAnarchie）一文中就作这种观察，凡李卜克内西自创办《民主周刊》以来所发表的未经思索的话，我们都必须负责。一般人怀着幻想，以为我们从此处宰制〔党中的〕全部历史，其实你我都知道，我们对于党内的事务，差不多从来丝毫没有干涉，只对于我们认为曾经弄出的错误——这也只是关于理论方面的——力图补救。但你自己会看出这种党纲构成一个转向点，很容易逼迫我们对于党卸去一切责任。”（见同书同卷三二二至三二三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极不满意的纲领竟在哥达大会中通过了，他们对之不能不抱悲观，然在实际上，以后党务的发展，却有令他们乐观之处。因为拉萨尔派虽一口咬定要采纳拉萨尔主义，并且在哥达大会中获得胜利，然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派的人却是手腕灵敏，能够亡羊补牢，故旋在实际上占得上风。倍倍尔于是年九月二十一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大会所议决的是所志所愿的外表。此举表出他方面一种可怕的浅肠狭肚的样子和一部分执拗的态度，大家要是不愿意使那闹得很热闹的联合大会毫无结果而散，致为反对者所快意，而贻党中以最大的羞辱，那么，大家对待这些人必须和对待磁料偶像一样。然毕竟于用人的问题，使我们能够有一种满意的结果。此后对于那浅肠狭肚的样子以及个人的妄自尊大心虽还有些争斗，然我们的动作要是灵敏，则这种争斗将无伤于全局，而现今一部分反抗的份子于两年之后将另具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这是我所不疑的。全局〔的事务〕是一个教育问题。这一般人浸润于拉萨尔和石卫茨的精神中八九年之后，不愿意即刻相安于另一种方法中，此处所需要的是忍耐。……就大体讲，我们对于党务的进行，能够十分满意，到现在大家才看出从前的争斗耗费了何等气力，党中现在财政状况的良好是从前所没有的，现虽遇着工商业不振的时侯，然党费却如期收入。”（见同书同卷三三五页。）
恩格斯于十月十二日答复此信，对于党纲的谬误，犹深致不满，然因党务进行很顺利，外界复没有攻击的论调，他和马克思也乐得默尔而息，不必有所表示。“全部〔党纲〕无头绪，无线案，不合逻辑，令人齿冷，达于极点了。资产阶级的报馆中要是有一个有批评能力的人，必定将这种党纲一句一句查验过，将每句实在的内容探讨出来，将内中无意识的地方明白暴露于世，将内中矛盾之点和关于经济上的谬误……加以发挥，使吾党全体成为一个可笑到万分的党派了。然资产阶级报馆的驴子计不出此，却以完全庄严的态度，承认这种党纲，并且将内中所没有的东西为之加入，指他含有共产主义的意味。一般工人似乎也持同一态度。马克思和我对于这样的党纲能够不公然否认，完全是由于〔外界〕这种情形。我们的敌人以及一般工人既误认这种党纲为出于我们的见解，此举便可以使我们缄口不言了。……至于说全局的事务是一种教育的实验，在这种状况之下，此事也会有一种很顺利的成功之望，你完全是对的。这种联合如果保持到两年，便有一种大结果。可是这种的联合毫无疑义地本当以较廉的代价换过来。”（见同书同卷三三七至三三八页。）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在最初的党务进行中已十分顺利，在以后两三年中的经过，恰和恩格斯所猜想的一样，更产生“一种大结果”。“党中自一八七五年六月八日至一八七六年八月十日的总收入，计五万八千七百六十三马克，又十七分尼，八个支月薪一百三十五马克的宣传者极力为传播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活动；四十六个支取全薪的职员以新闻记者等等的资格而活动，此外还有七十七个特种演说者，预备为宣传而呼号奔走。党中的报从十一种增至二十三种；为着使被警察禁止的地方的党员履行他们财政上的义务起见，特刊行一种小报，每月出版一次，名为《选举者》（DerWähler）每分售二十分尼。《国民报》与《新社会民主报》〔按后者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现在都消灭了，而代以莱比锡的《进步报》，这是党的中央机关报，由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列卫负编辑的责任。至于此后在形态上组织散漫的状况中所产生的结果，可于一八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哥达所开的第二次社会主义者会议中证实出来。一八七七年一月十日的选举使〔党中〕国会议员的数目增至十二人，而社会民主家的票数增至四十八万六千八百四十三票。此时党中有四十一种谈政治的报，还有十四种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工联报。据呈递到会中的账目看，自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一日至一八七七年八月三十日党的收入有五万四千二百十七马克，又六十分尼，然全党牺性的志愿就可在这种数目中表现出来。单是在亚尔多纳斯托马（Altona-Stormarn）的选举团体中，因选举竞争化去三万马克。”（见施雷德《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史》二七至二八页，一九一二年出版，W．Schröder——GeschichtedersozialdemokratischenParteiorganisationinDontschland．Dresden）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在成立两三年内的发展既有一日千里之势，而党中一般领袖复于政府取一种攻击的态度，因此惊动了那位铁血宰相俾斯麦，处心积虑，要及时予以扑灭。适值一八七八年五六两月发生两起行刺德皇的案子，俾氏遂借为口实而大施其摧残无产阶级运动的政策。我们现在先叙述这两桩事的经过，然后讲俾氏对付的手段。五月十一日德皇威康一世乘马车经过一处地方，有一个叫做霍德尔（Hödel）的，向之连发手枪数响，德皇却未受伤。迨凶手被捕后，一时宣传他是德意志社会主义工党的党员；俾斯麦在佛利德利系斯儒洛（Friedrichsruh）闻讯，即致电柏林政府，预备用非常法令去对付这一党。讲到霍德尔，系一个私生子，曾习锡匠业，本于是年在莱比锡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但他素来招摇撞骗，并且行窃，在莱比锡替党销售报纸，因复行撞骗，被驱逐出党，并于五月九日在《进步报》上明白宣布过。这种行刺案和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简直丝毫没有关系；可是俾斯麦借题发挥，特于是月二十日提出一种取缔社会主义工党暴动的法令，要求国会通过。当时国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力加反对，固不待言，即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也窥见俾氏的用心不独在一网打尽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并且还要推倒自由派，实行他的保护税则和铁路国有的政策，所以也取同一态度。因此国会对于此案的投票，赞成者只六十票，而反对者乃多至二百四十三票，遂被否决了。
俾斯麦因国会否决他的提案，心中大不高兴，可巧六月二日又有一个诺俾灵（Nobiling）博士用枪轰击德皇，致受重伤的事出现。据倍倍尔告诉我们：“当俾斯麦接到这种消息，兴高采烈地叫道：我现在拿住了这一班人——民族自由派——我现在要把他们抵在墙上，使他们叫苦；〔他说了这些话之后〕，才询问那位为诺俾灵枪击而受重伤的皇帝的康健情形。”（见倍氏《我生回顾录》第二卷四一三页）诺俾灵出身于资产阶级，素来反对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就是在审判中也没有发见这一党直接或间接和行刺案有丝毫关系。但俾斯麦含沙射影，暗箭伤人，利用权势与金钱，收买许多报馆，叫他们向民众散布种种陷害社会主义工党的谣言，称这一党为暗杀党，破坏党，说他要使群众打破上帝，国王，家庭，婚姻，和财产等等。同时又促德皇解散国会，实行他对于自由派与社会党双管齐下的计划。迨新国会成立，俾斯麦便操得胜算，因为保守派和中央派的议员人数大增，而社会主义工党的议员前为十二人，此时减至九人，民族自由派的议员前为一百三十七人，此时减至一百零六人，进步党的议员前为三十九人，此时减至二十六人。至十月二十一日，新国会果然通过一种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内中所规定的是：“凡以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企图去推翻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为目的的党会，都在禁止之列。凡有这种企图出现的集会当及时禁止或予以解散，凡其有同样倾向的印刷物，以及为促成社会主义的企图而征集捐款，都在禁止之列。……各地方如有因社会主义的企图，将危及公共安宁之事，可将这种认为有害治安的人驱逐出境。”（见达马士革《国民经济学史》第二卷一七三页。）
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由国会通过，俾斯麦正是如愿相偿，便借此大施其压制手段。这种法律自一八七八年十月底施行，至一八九〇年九月为止，予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以一种绝大的打击，观于倍倍尔一八九〇年在哈勒（Halle）大会中的报告，即可见一斑。然梅林对于此事的纪载尤为正确：“就大略统计起来，在〔取缔〕社会主义者法律之下，有一千三百种定期或非定期出版物被查禁，三百三十二个种类不同的工人组织被封闭。从戒备地带被放逐的有九百人，内中负有赡养家室义务的超过五百人：计柏林二百九十三人，汉堡三百十一人，莱比锡一百六十四人，法兰克福七十一人，斯德丁（Stettin）五十三人，斯普棱堡（Spremberg）一人；在欧芬巴哈（Offenbach）则黑森（Hessisch）政府以驱逐非本地的德国人为止。审判机关所判处的徒刑合计约一千年，而分受此刑的人共有一千五百名。所有这些数目固近于实际，然尚不足以尽量形容此等毁灭人类幸福和人类生命的事变，无数烈士——他们是因资本主义的或警察的磨折从自己可怜的家中逼迫出来的——都因此而受亡命的困苦和早年的夭折。”（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三二五至三二六页。）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受了政府这样严厉的压迫，一切组织都被破坏，一切出版物都被封禁，国内已经没有活动的余地，于是许多重要份子逃往瑞士，拟创办一种社会民主报，就近运入德国，作为秘密的宣传品。倍倍尔特为此事致书恩格斯，请他和马克思加入发起和编辑人之列。他们鉴于党中从前的机关报《将来杂志》（DieZukunft）的论调不可靠，而主持《社会主义民主报》的人又有这个杂志的份子，所以拒绝参加。我们于叙述此事之前，须将办《将来杂志》的人物说一说。
这种杂志是一八七七年十月一日出版的，杂志的经费系由法兰克福一个银行家的儿子合换柏格（Höchberg）一人担负。他原是一个幻想家，并不懂得社会主义，所以出钱为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办报，只是出于沽名钓誉的心理。合氏亲自主持此杂志，后来又请到一个银行事务员伯恩斯坦当秘书，为杂志做论文，此外还有一批人加入作者之列。他们的论调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见解相去甚远，所以他们向马恩两氏要求作品，均被拒绝。马克思于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九日在致索尔格的信中说，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自与拉萨尔调和后，又有和其他方面调和之事，在柏林……则与杜林及其‘崇拜者’调和，此外并与一批半成熟的学生及过于聪明的博士联合一起，他是要以一种“更高理想的”转换点给予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要用近世神话及正义，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女神去代替物质的基础（当大家愿意对于这种物质的基础有所行动时须有严密的客观的研究）。编辑《将来》的合换柏格博士就是这种潮流中的一个代表，他已经仗着财力，加入党中了。……他的《将来》的计划本很可怜，表现于世，几乎再没有一种更‘谦逊的傲慢’的样子。”（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五九页）我们看了这段话，便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将来杂志》这批人是怎样地不满意了。
可是担任《社会民主报》编辑事务的人又为《将来杂志》的人，宜乎马克思与恩格斯不肯与之合作，后虽经倍倍尔屡次致书恩氏，解释疑惑，请求赞助，终无所成（参看倍氏《我生回顾录》第三卷五一至八九页，倍恩两氏关于此事的书信）。现在特借马克思于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五日致索尔格的信说明他和恩格斯拒绝参加《社会民主报》的经过。
“倍倍尔写信给我们，说大家要在沮利克创办一种机关报，要求我们列名于编辑者之中。〔他〕向我们指定希尔士（Hirsch）为负责的〔正〕编辑。我们承认此议，我并且直接写信给希尔士（当时在巴黎，旋在此第二次被驱逐），请他担任编辑事务，因为只有他，我们就相信，对于一般博士，学生，及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混合团体——这种混合团体曾盘据《将来》，又开始侵入《进步报》——将远而避之，并将严密保持本党的路线。但现在证实希尔士已在沮利克发见了一个蜂窝。合换柏格博士，伯恩斯坦（合氏的秘书），施兰姆（C．A．Schramm），莱比锡所派的卫列克（Viereck），和柏林的商人息格尔（Singer他于数月前来访过我，）五个人因莱比锡方面的人〔指倍倍尔等〕充分的允许，构成一个组织委员会，并在沮利克指定三人（即合换柏格，伯恩斯坦，和施兰姆）组合为管理委员会和监督编辑委员会，处决一切任务；站在他们上面的，则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几个德国领袖，构成一个最高的机关。希尔士现在第一就问钱从何来；李卜克内西写信说出自‘党中和合换柏格博士’；希氏撇开门面话，归结到此款完全是出于‘合换柏格’。第二，希尔士不愿屈服于合换柏格，伯恩斯坦，及施兰姆三角联盟之下，尤其是很对的，因写伯恩斯坦答复他的问事的信，摆出官僚的架子，责备他的《明灯（Laterne）报〔按此为希氏所办的一种很有价值的小报，可用信封寄出的，〕——说来真奇怪——是趋于极端革命云云。
“希尔士于长久的书信交换——李卜克内西在这种书信中没有占得上风——之后，自行退转来了；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说我们也会退转来，和我们对于合换柏格的《将来》及《卫德》（Wiede）的《新社会报》（DieNeueGesellschaft）在起初就拒绝合作一样。这班人在理论上既等于零，在实行上又不中用，他们要打脱社会主义（这是依照大学校中的药方正确制出来的）的牙齿，特别要打脱社会民主党的牙齿，要开导工人，要假手于自己乱七八糟的一知半解，将——像他们所说的一样——‘受教育的份子’，输入工人中间，尤其是要使本党在庸俗人的眼中表见得很有体面。这都是一些可怜的反革命的空谈家。——也好。现在行将有一种周刊在沮利克出现，受他们的监督，和莱比锡方面的人上级的监督（编辑为服尔马——Vollmar）。同时合换柏格来此劝导我们。他只遇着恩格斯，恩格斯对于他（假名为利希脱——H．Richter——博士）所编辑的年刊加以批评，使他明白我们和他中间有一道深沟〔隔离着〕。……俾斯麦在德国施行强迫的镇压，使这一批人得淸清楚楚说话给人听，俾氏此举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却于我们很有利益。
“当恩格斯将实话告诉合换柏格时，他才出了云雾；他是一个‘在和平中’发育出来的人，希望无产阶级的解放只系于‘受教育的有产者’——这就是说，和他一样的人——的身上。然李卜克内西却向他说，我们对于一切事根本赞同。在德国的一切人——就是指一切领袖——都赞成他的意见等等。就实际上讲，李卜克内西自与拉萨尔派调和，铸成大错以后，对于这一切半人（Halbmenschen）大开门户，已经散布了败坏党务的种子，只有借〔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才能够加以铲除。
“现在这种周刊。党的机关报——如果真正照合换柏格的‘年刊’的办法进行，那我们迫不得已，对于党这种的堕落和学说这样的败坏，当公然出来反对！恩格斯已经草就一种通告（一封信）给倍倍尔等（这自然只是一种给德国党中领袖的私人通告），明白表现我们的意见，丝毫没有隐藏一点。因此这些先生们是预先受了警告，也深深认识我们，知道内中所指的是：屈服或破裂！他们要是愿意调和让步，那就更糟了！要我们调和让步，是绝不允许的。那种议会主义已经使他们变成驴子达到什么程度，除掉别种证据外，你可以从他们认希尔士犯了一大罪的事看出来——为什么呢？就是他因凯叶（Kayer）对于俾斯麦保护税立法的演说词，在明证中敲打了凯氏几下。现在〔他们〕又说，党中——这就是说，党中几个议会主义的代表——曾以全权授与凯叶，叫他这样说的！〔既是这样〕，这几个人的耻辱便更大了！但这也只是一种空虚的遁辞。在实际上，他们是十分愚蠢，致允许凯叶用他的选举人的名义谈话；然他反用党的名义说话。无论如何，他们受了议会主义的愚行（ParlamentarischerIdiotismus）的侵害已经很深，相信要超越批评之上，斥批评为一种侵犯君主的罪过！”（见同书一六四至一六六页。）
马克思上面几段话非常重要：第一，表见他和恩格斯从初时起即不信任那后来兴风作浪的伯恩斯坦，知道伯氏有“官僚的架子”，和反对“趋于极端革命”的改良主义的见解；第二，表见他们反对没有理论知识和实行能力的投机的智识份子把持党务，打脱社会主义和党的牙齿；第三，表见他们不赞成盲目的“议会主义的愚行”，和不接受批评的官僚主义。就当日德国党的情形讲，这种批评当然是对的。党中的主要份子如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因为缺乏理论上的人才，引入一批未成熟的，并且还是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担任报馆的著作，这不能不算是一种错误。不过就倍李两氏本人而论，确是赤胆忠心，力谋党务的发达，并没有自觉地抱定何种机会主义，甘心与资产阶级调和妥协，马氏对于他们似乎责备过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自巴黎公社失败，和国际党消灭以后，欧洲各先进国除德意志外，简直没有工人运动可言，因此马克思爱护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自然更深，而希望这一党不误入歧途，自然也更切，所以于不知不觉之中，本《春秋》责备贤者的心理。对于一般领袖便丝毫不肯宽假。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致倍倍尔的长信中已经暗示出来了。“我们对于本党在德国所遇的难关，力争而得的结果的重要，以及一般党员历来完全可为表率的态度，并不轻视。凡在德国所获的胜利使我们欢喜，恰和在别国所获的胜利一样，这是不待言的，并且还使我们更加欢喜，因为德国的工党从初时起便是在我们的理论维护中发达出来的。恰恰为着这个缘故，我们也必须特别注重德国党实行上的态度，特别是党务公开的表示，须与一般的学说相符合。有些人对于我们的批评自然不大愿意听，但党中有几个人在外国，不为争斗中地方的关系和零星小故所影响，时时依照近世无产阶级运动所适用的一切理论去测量党的言行，并将党表现于德国以外的样子所有的印象反映出来，这种举动对于党必比一切没有批评的客气话较为有益。”（见倍倍尔《我生回顾录》第三卷七四页。）
可是恩格斯对于倍倍尔虽有相当的了解，然彼此书信往来，仍旧不得要领。倍氏遂决计亲往伦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当面解释一切，庶可获得他们对于《社会民主报》的赞助。他因马恩两氏特别不满意于伯恩斯坦（参看伯氏《我的亡命时期》一六三，一九一八年第三，第四版。AusdenJahrenMeinesExils．Berlin），故于一八八〇年十一月约他同往伦敦，让他们亲自考验，以备将来《社会民主报》找不到编辑人时，即令承之。至于马恩两氏不满意伯氏的原因，还不止于马克思上面的信中所说的，恩格斯在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五日致倍克的信中又说：“合换柏格，施兰姆，和伯恩斯坦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年鉴》（JahrbuchfürSoziawissenschaftundSozialpolitik）——合换柏格在沮利克编辑的——中合作一篇论文，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RückblickeaufdiesozialistischeBewegung），表见他们三个人都是完全平常的有产者，都是和平的慈善家；他们责备〔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专门变成一个〔工人党〕，责备他激起了资产阶级的怨恨，并要求将指导这种运动之责委诸他们这一类受过教育的有产者。”（见埃系霍恩编的《恩格斯书简》三一页），伯恩斯坦的行动既如马克思所言，好摆架子，而他的言论，又如恩格斯所述，完全带着资产阶级的色彩，难怪他不为马恩两氏所悦了。
当伯恩斯坦随倍倍尔到伦敦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之仍没有好感，据他自己所述，他们认他为一个“骄傲的书房社会主义者”（EinanmassenderStubensozialist参看伯恩斯坦《我的亡命时期》一六九页）。至于倍倍尔却不虚此一行，到伦敦后即住在恩格斯的家中（伯恩斯坦却不能享受这种权），备受马恩两氏殷勤的款待。他于是将党务进行的困难情形，以及言论上不一致的原因，一一陈诉于他们之前，卒获得谅解。他们三人乃共同协订以希尔士继服尔马为《社会民主报》的编辑，以廓清前此言论庞杂之弊，马，恩两氏当予以赞助。可是倍倍尔返德国后,旋接希尔士的信，不愿前往沮利克，请将《社会民主报》移至伦敦。倍氏特因此事召集会议，大家都不赞成迁移之举，乃议决以李卜克内西为此报的主任编辑，以考茨基副之，倍氏即于是年年底将此事通告马恩两氏。然李卜克内西当时正在监狱中，而考茨基也因自己非生长于德国，不熟习德国政情，不愿担负全责，只愿从旁赞助，于是编辑的责任遂暂时落在伯恩斯坦的身上了。伯氏本是一个聪明人，自度如不能获得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欢心，必不能久于其位，于是小心翼翼，在文字上力求装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未几，果为他们所赏识（参者埃系霍恩的《恩格斯书简》四九页），而恩氏且常为《社会民主报》作文。伯恩斯坦旋即为正式编辑，此至一八八八年因瑞士政府应德政府的要求，驱逐他出境，才别此报一起搬往伦敦，继续担任编辑，至一八九○年停办时为止。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除掉《社会民主报》外，旋又有一种《新时代杂志》在司徒嘉德出现，这是由考茨基编辑的。考氏于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出生于奥地利的布拉格，幼年就学于维也纳，及长则专攻自然科学，历史和经济学等科。他因受了巴黎公社事件的感应，注意于社会问题，至一八七五年加入左派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潜心于马克思的学说，至一八八○年著《人口繁殖影响》（EinflussderVolksvermehrung）一书，即表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至一八八三年，考氏主《新时代杂志》（初为月刊，旋改为周刊）的笔政，直至一九一七年为止，历三十五年之久。马克思的学说前此不为德国一般群众所知道，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这种主义普及德国，他的功绩实在不小。此外，他在一八八六年所著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一八九二年所著的《尔伏特党纲》（DasErfurterProbramm），一九〇六年所著的《伦理与唯物史观》，以及其他小册子，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大有助力的。当着这个时期，他是代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故于俄罗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问题，能根据革命的观点，为之辩护，并赞成武装暴动。直至一九〇九年著《到权力之路》（DerWegzurMacht）一书，犹不改常态。但自一九一〇年卢森堡，梅林，和泽特金等所领导的“左派急进派”（DieLinksradikalen）的辩论起，考氏便变成中央派。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他的主张更加摇动，更自附于改良主义之列，而完全否认自己从前革命的学说。在大战中（一九一七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他虽隶属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ängige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chlands），然至一九一九年春季党的大会有条件地宣布赞成无产阶级的专政，他又回到老党去了。此外，他又领导第二国际党专向改良一方面走，以致误入歧途，达到末运，是考氏之功实不足以抵其过了。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的中央机关报既在外国发行，他的会议，不用说，也是在外国举行的。他于一八八〇年在瑞士的卫登（Wyden）开会，一八八三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Kopenhegen）开会，一八八七年在圣加伦（St．Gallen）开会。当时有些党员愤德国政府的横暴，遂大倡无政府主义，并主张暴动，他们的领袖是摩斯特和哈塞尔曼（Hasselmann）。至一八八○年的卫登会议，预会的人共同议决驱逐摩哈两氏出党。
关于摩斯特的言行，马克思在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九日致索尔格的信中早已表示不满意的态度，他说：“我们责备摩斯特的地方，不在他的《自由报》（DieFreiheit）过于革命，而在此报没有革命的内容，只有革命的空话。我们不责备他批评在德国的党中领袖，而责备他（一）不像我们一样，对于这些人用信件报告他的意见，竟公然加以侮辱；（二）他此举只是一种口实，想借此见重于世，并且实行青年织工和商人这些先生们无意识的阴谋诡计。……摩斯特是一个富于小孩子虚荣的人，在实际上相信世界的状况须遭一种暴力的猝然变乱，因为这个摩斯特不复住在德国，而是住在伦敦，〔可以隔岸观火〕。”（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六三页。）
恩格斯在同年七月一日致倍克的信中也说：“……在另一方面，那些说革命话的英雄现在出头了，并且要假手于小组织（Klüngeleien）和阴谋使党正式解体。这种企图的中心是现今的工人联合会，……一个青年织工，一个商人和其他人等近年来至少已有六次组成欧美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但总是被那无神世界的绝不理会打消了。现在要用暴力贯彻起来，他们并且找着摩斯特做联盟者。《自由报》上所谓革命，是大谈其杀人放火（MordundBrand），这对于老好人的摩氏自然是一种新的享乐，从来未曾尝试过的。此外，国会的历史大大地被夸张，作为口实，去拆散本党，并创造一个新党。这是几个空无所有的人利用德国压迫的状况和钳制舆论，自圆私利，他们的野心和自己的能力实在太不相称，听说摩斯特宣传我们站在他的后面，那简直是说谎。他自开始干这种把戏后，即避不见面。”（见埃系霍恩编的《恩格斯书简》二七至二八页。）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与列宁的时代一比，则阶级争斗还不算十分剧烈，因此党的组织也不能十分健全。然马恩两氏对于党的组织的原则及其应取的途径，固随时随地力为抗争，或加以指导，如他们在国际党对普鲁东派和巴枯宁派的争斗，和上文对于伯恩斯坦等的指摘，都是一些显例。这次批评摩斯特的信又表见他们对于盲目的冒险主义和野心的小组织是何等深恶痛绝。由此可以知道摩斯特等的被驱逐出党，是咎有应得了。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自在卫登会议驱逐摩斯特和哈塞尔曼以后，复于圣加伦会议中作一种反对无政府主义与暴动的议决，他的党员在艰难困苦之中，不致因政府的横暴而激于一时的意气，盲从无政府主义的学说，采用暗杀和暴动的方法，自陷于迷途与绝境，半由于一般领袖能事先预防，而加伦会议的议决案尤关重要，今特征引于下：
“本党大会以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学说既努力争个人主义的绝对自治权，便是反社会主义的，这种学说批评现社会制度虽也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然不过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根本思想中一种流于一偏的形态罢了。他与社会主义要求生产工具的社会化，以及生产的受社会支配尤不相容，如果生产不是回转到小手工业者的小规模上去，他便流于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中了。无政府主义的崇拜暴力政策和仅仅承认暴力政策，是由于对暴力在人民史上的任务有极大的误解。”
“暴力是一种革命的要素，也是一种反动的要素；而后者此前老更为常例。凡个人使用暴力的策略，不含达到目的，这种策略既有伤于群众正义的感情，便是积极有害而可斥责的。”
“我们以为加迫害者和宣告罪犯者对于被迫害者和被宣告罪犯者个人的暴力行动是要负责的，我们觉得这样〔私人暴力行动的〕倾向是各时代中在同样状况之下所表现的一种现象，也是现今一般被雇佣的侦探为着反动的目的借以加害于劳动阶级的一种现象。”（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圣加伦会议录》三九至四五页。VerhandlungendesKongresses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inSt．Galleen．Zürich1888pH）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当着德国施行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时期中在外国活动的状况已略如上述，现在将讲他在国内活动的情形。这一党自成立以来，势力增长，一日千里，于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界一班投机份子争先恐后，加入党中，借此为出风头和得名誉的场所。一切党务遂于不知不觉之中，多为这些戴假面具的社会主义者所操，以致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满意。迨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发布后，党的大小机关都被摧毁，这些投机份子知道党的限运已到，实已无炎可趋，无势可附，多半逐渐与之脱离关系，另作良图。因此一部分党务才落入工人同志的手中；他们是为自己一阶级做事，不杂有何种作用，故一经动手，便能收得实效。恩格斯于一八八三年五月写信给倍克说：“自〔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使德国的青年脱离一班‘受过教育的’先生们的关系以来，我们的青年也是一些真正杰出的人物，至于这些‘受过教育的’先生们在一八七八年以前，企图用他们在大学中所得的纷乱愚昧的学问，从上面去教导工人，可惜这种‘首领’出来帮忙的，人数实在太多。这种腐败份子现虽没有完全除去，但〔工人〕运动又已入于决切的和革命的途径。群众比几乎所有领袖要好得多，这就恰是我们的青年卓绝的地方，凡在〔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逼迫群众自己去从事运动的地方，以及一般领袖的势力缩小的地方，这种运动〔的情形〕现在比旧时为好。”（见埃系霍恩编的《恩格斯书简》四九至五〇页。）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的青年党员既应时势的要求，振臂而起，努力奋斗，于是铁血宰相手下的警察竟有望风披靡，莫敢撄其锋之势。恩格斯于一八八四年二月十四日在致倍克的信中复说：“资产阶级的报纸将大部分消息压下不登——这种报纸只时时发出一种恐惧叹息声，以为吾党不独没有丧失立足地，并且还获得〔新的〕立足地，十分迅速——然德国的煽动并不算坏。警察已经替我们的党员开辟一个很好的战场：即和警察自己作普遍的和不断的争斗。这种争斗到处都有，随时都有，且大有结果，还有一种妙处，就是，他带有很大的诙谐态度。警察是被制服了——且被人取笑了。我以为这种争斗在〔现今的〕状况之下，最为有用。他使我们的青年于仇敌新鲜活泼地保持一种轻蔑的心理。像德国警察这样劣等的队伍真用不着送到战场上来敌御我们，即使他们处在占优势的地方，也要遭一种道德上的败北，而我们的青年胜利上的保证却一天一天增加起来。这就争斗所产生的结果是，压迫一经放松，……则我们人数的增加不复是以几十万计，当以几百万计。在一般所谓领域中有许多腐败的东西，但在群众中，我却抱有无限的信任，他们虽缺乏一种革命的遗传性，然这种和警察的小争斗逐渐予以补偿了。你要怎样说，自可怎样说，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无产阶级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已经学得共同活动，一致进行的。〔现在〕表面上虽没有现出什么东西，然我相信我们可以静观集合的号音发出之处，你看他们是要出台的！”（见同书五二至五三页。）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青年党员努力奋斗的结果还可于国会的选举中表见出来。当一八七八年新国会改选之时，这一党获得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八票，共举出九个议员，至一八八一年国会改选之时，只获得三十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一票，然在一八八四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五十四万九千九百九十票，共举出二十四个议员，至一八八七年的国会遇举，获得七十六万三千一百二十八票，而一八九〇年的国会选举，获得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八票，共举出三十五个议员。由这种事实看来，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给予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的打击只是形式上的，在实际上，除一八八一年外，党的努力不独没有衰减，而且较前大增了。俾斯麦施行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用意是在摧毁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其结果只是予这个党以一种兴奋剂，鼓励其前进。当颁布这种法律的前一月，马克思在致索尔格的信中说：“俾斯麦君好好地替我们作工”（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六一页），这句话毕竟是说中了。世人震于俾斯麦的功业，把他看得太高，至少也以为他和曹操一样，“固一世之雄也”，其实马克思的女儿说得对，自他们的父亲看来，俾斯麦只是一个助人兴趣的小丑，至多也只是一个于不知不觉中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而有几分可用的共谋者（参看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二七八页）。然在另一方面，使德国社会主义工党遇着俾斯麦严厉的压迫，即自馁其气，不复奋勇直前，以为无产阶级的先导，则俾氏一时也未尝不可予智自雄，认为得策；故这个党的胜利还是由他的党员群众在争斗中不屈不挠，再接再厉获来的，我们对于他们的奋斗精神不能不表示是一番敬意。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在一八九〇年的国会选举中既获得空前的胜利，而施行取缔社会主义者法律的黑魔俾斯麦又已于是年三月去职，德皇威廉第二（WelhelmⅡ）知道法律不死人心，再要推行下去，不独结怨于民，并且也徒劳无功，因于是年十月一日起，废弃这种法律，而恢复一八七八年十月以前的原状。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利用这个机会，即于是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开一个空前大会，筹备党的新组织。当时预会的代表有四百人，而英，法，比，奥，瑞士，荷兰，丹麦，瑞典，和波兰的工党且派十七个专员到会致祝词，庆贺党和民众的胜利。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系依照一般通例，以常年大会为最高机关，平时一切党务则由十二个人——会长两人，秘书两人，会计一人和管理员七人——共同处理。大会又议决，《柏林民报》（DasBerlinerVolksblatt）自一八九一年一月一日起，更名《进步报》，作为常的正式机关报，一切公共文件都由他发表。
德国党一八九〇年的哈列大会使他有一种新的组织，而一八九一年的尔伏特会该更使他有一个新的名称和一种新的党纲。他的新名称是什么？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于他的新党纲，我们且不忙说出，须先叙述一些起源。德国社会主义工党是由拉萨尔派和挨寒那哈派合并而成，他的哥达党纲受马克思与恩格斯严厉的批评，他的党员的言论行动，多为马恩两氏所不满，这都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可是这一党自合并后，内则有“全党中头脑最消楚的倍倍尔”（引恩格斯语，见《恩格斯书简》五玉页）与勇敢有为李卜克内西任指挥，外则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责督，故党的行动有逐渐趋于科学的社会主义一途之势。迨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颁布后，又于党中以澄清一般投机份子和不良份子的机会，而后起的人物如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辈，一时复能本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发为议论，传播于世，故党中的言论也逐渐入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正轨。一八九一年距马克思去世之期虽已有八载，然恩格斯仍然健在，监督党务的进行，不遗余力。一八九〇年哈列会议的一切建设，出于他的策划尤多；至一八九一年一月他更将前此被李卜克内西藏着未发表的马克思《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批评》在《新时代杂志》上刊布出来，使全体党员得深刻认识哥达党纲的谬误，自动起来赞成党纲。至于这种新党纲是由考茨基起草的，草成之后，复预先发表，供一般党员的研究讨论，然后提出于尔伏特大会。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的尔伏特大会是从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四日起至二十日止的。预会的代表共有二百五十人，而反对考茨基所草的纲领的，仅十余人，其余的代表都一致赞成。这种党纲完全是本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作成，凡拉萨尔的主张，如生产协作社，国家帮助，和工资铁律等等，去得干干净净，形影全无。今特将他的全文征引如下：
“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因自然的必要，使小营业倾覆，而此小营业的基础砍成劳动者对于自己的生产工具的私有财产。这种经济发展将劳动者及其生产工具分离了，并且使他变成一个没有财产的贫民了，而生产工具便为一般人数比较甚少的资本家和大地主所垄断。
“伴着这种生产工具的垄断而起的事，是大规模的营业驱逐零星的小营业，工作器具发达而成机器，和人类劳动生产力巨大的增加。然由此变化所产生的一切利益都分为一般资本家和大地主所垄断。讲到无产阶级和日就灭亡的各中层——即小市民和农民——这种变化只是指次第增加他们生存上的不安全，祸患，压迫，奴役，堕落和掠夺。
“无产者的数目总是意加增多，剩余劳动者的队伍总是愈加扩大，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分裂总是愈加宽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总是愈加激烈，而这种阶级争斗将近世社会分成两个互相仇视的营寨，并成为一切工业国家的共同特点。
“因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本质而发生的危机使有产者与无产者间的鸿沟愈弄愈宽，这种危机总是愈加扩大，愈加凶恶的，他将使普遍的不安宁成为社会中的一种常态，并且证明，现社会的生产力已经超出顶点，而以生产工具为私有财产一事已经是和这种生产力适当的运用及充分的发达不能相容了。以生产工具为私有财产这桩事以前本是一种保障生产者自己生产物的财产的方法，现在却变成一种夺取农民，手艺工人和小商人产业的方法，变成一种使不劳动的人——资本家和大地主——占据劳动者生产物的方法。要想使大生产业和继续增加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不复成为被掠夺阶级的痛苦与压迫的泉源，而变为最大的幸福与各方面调和发达的泉源，那只有将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的私有财产——即土地，矿山，原料，器具，机械和交通工具——变为社会的财产，将商品的生产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这是替社会并由社会生产的。
“这种社会变革的意义，不独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并且还是在现今状况之下感受痛苦的全人类的解放。然道只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因为其他一切阶级虽因〔自身的〕利益互相冲突，总是站在以生产工具为私有财产的地皮上，总是以维持现社会的基础为共同的目的。
“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掠夺所起的争斗，必定成为一种政治的争斗。工人阶级没有政治上的权利，便不能着手实行他的经济的争斗，便不能够发达他的经济的组织。工人阶级没有取得政治上的权力，便不能够使生产工具过渡成为公共的产业。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使工人阶级这样的争斗成为一种有觉悟的一致的争斗，并且向他指出他的必然的目的。
“凡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利害是相同的。因世界交通的扩充，及应世界市场而起的生产的发达，一国工人的状况愈加是依其他各国工人的状况而决定的。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一种和各文明国工人有同等关系的事业。德国社会民主党认识了这一点，感觉并宣布自己和各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是为一体。
“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争斗的不在阶级的新特权和优先权，而在铲除阶级统治和阶级自身，并且在使一切人类享同等的权利，尽同等的义务，而没有男女和门第的区别。他基于这种见解，不独是反抗现社会中对于工资劳动者的掠夺和压迫，并反抗对于一阶级，一党派，一性别及一人种的每种掠夺和压迫。
“德国社会民主党基于此等根本原则，首先要求下列各项：
“一、凡年满二十的德国人，不分男女，对于一切选举及投票事件，都应有普通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及投票权，并且采用秘密的投票方法，比例的选举制度，迨这种制度施行后，按照人口的数目，依法重新规定选举区域。立法议会的期限以两年为度。选举和投票的事务于法定休业日举行。凡当选的议员须取得新俸。凡关于政治权利的限制，除剥夺公权外，当一律取消。
“二、借发议权和复决制的权限，由人民直接立法，在全国，各邦，各省和各公社中，人民自主自治。官吏由人民投票选举，并〔对人民〕货责任。〔人民〕承认每年纳税。
“三、普遍的军事训练。以国民军代替常备军。由人民的代表决定宣战与媾和。以仲裁的方法去调解一切国际间的争端。
“四、取消一切限制或压迫言论自由及集会结社权利的法律。
“五、取消一切使妇女在公权及私被方面不能与男子享受同一利益的法律。
“六、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业。革除一切应用公币于教会或宗教目的的事件。凡教会或宗教团体当视为私人的联合组织，得在一种完全独立的状况中处理自己的事务。
“七、学校中不得混入宗教。〔人民〕有强迫入公共国民学校的义务。豁免国民学校中的教育费，教育用具费，和管理费，凡被认为具有适当能力，可资深造的男女学生升入各高等教育机关，也同样豁免此等费用。
“八、裁判事务的受理和法律上的保护不得征费。由人民选举的裁判官处理裁判事务。凡刑事案件当准于上诉。凡无罪的人受了诬告，监禁及处罚，当给了赔偿。取消死刑。
“九、凡医药的疗治——如生产的看护及应用药品都包括在内——不取费用。埋葬事务也不收费。
“十、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作为一切公共经费，因为这是当由税款补充的。〔各人有〕自行核实他的进款和财产的义务。征收遗产承继税，所收的税额以遗产的多寡及亲疏的关系而递次增加。取消一切间接税，附税和其他为着少数享特权者牺牲公众利益的经济政策。
“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保护工人阶级的缘故，首先要求下列各项：
“一、以下列各项为基础，实现一种国内和国际的有效的工人保护立法：
甲、规定一种标准工作日，每天至多不得超过八点钟。
乙、禁止十四岁以下的儿童从事于图谋日食的劳动。
丙、除掉依照各项工业的性质，因艺术上的理由，和公众幸福的缘故，须实行夜间工作外，当禁止夜间劳动。
丁、每个工人每星期至少须继续休息三十六点钟。
戊、禁止以货物代工资的制度。
“二、由全国劳动部，地方劳动公所，和劳动总会监督一切产业的营业，调查并整理各城镇和乡村中的劳动状况。实行一种完善的产业卫生制度。
“三、凡务农的劳动者和夫役当与工业的劳劲者在法律上居于同等地位；并取消夫役法规。
“四、确切保障结社的权利。
“五、由国家承办全体工人的保险事业，使工人在这种事业的管理中得为有效的共同参加。”（见啻尔和蒙伯特编的《经济学研究选刊》第十二卷下集一三〇至一三四页。）
以上的党纲和考茨基自己所说的一样：“是分成两部分，一为总括的和理论的部分，这是论列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原则和终极目的的，一为实行的部分，他所包含的要求是社合民主党以一个实行的政党的资格向现社会和现国家所提出的，有了这种要求，便开辟一条达到他的终极目的的道路。……第一部分又分为三枝：（一）现社会及其发达过程的特点。由此所演出来的是：（二）社会民主党的终极目的，（三）及其实现的方法。”（见考氏《尔伏特党纲》第一页，一九二○年十六版》，我们如果要讨论这种党纲，自然只提及第一部分，而不必讲第二部分，因为前者是后者的根据，最为重要；至于后者则条分缕述，纲举目张，大家很容易明白，不必辞费。然就是讲第一部分，也并不是替他做注释（考茨基的《尔伏特党纲》一书多至二百七十页，正为这种目的而作，可供读者的参考），只将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简单说几句。党纲第一部分第一节的起首一句即含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因为他固明白承认人类的历史不是由什么理想决定，而是由经济的发展决定的。第一节的第一句和第二节的第一二两句含有马克思的资本集中说，第一节的第二句和第二节的第三句含有马克思的痛苦累增说，第四节则含有马克思的危机说。至于其他各点，如阶级争斗的日趋剧烈，阶级争斗的必成为一种政治争斗，阶级争斗的国际性，无产阶级的解放为这个阶级自身的事业，以及铲除阶级统治和阶级自身等等，无一不以马克思的学说为蓝本。因此我们可以说尔伏特党纲是马克思主义的结晶品。
当尔伏特党纲出现时，恩格斯独存在。并且距大会前的两三月，中央党部也草就一种纲领，邮寄给他，内中不妥之处甚多，即由他详细加以批改，因不合用，旋被弃置而改用考茨基上面的纲领。（恩氏批改的文字后来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年度一卷五至一三页，名《社会民主党一八九一年党纲草案批评》——ZurKritikdessozialdemokratischenProgrammentwurfes1891．）恩氏对于这种纲领也曾加以赞助，当被通过时，感觉非常满意。他于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写信给索尔格说：“考茨基的纲领草案，由倍倍尔和我予以帮助，理论部分为纲领的基础，已被通过。马克思的批评已经完全实现，我们很满意了。”（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三七〇至三七一页。）
恩格斯在生时得亲眼沿见他和马克思毕生所创造的学说尽量表现于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中，自然要算一大快事。自此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名义上总是奉行尔伏特党纲，直至一九二一年九月的革力次（Dörlitz）会议才有所修改，然已经过三十年了。但不幸一考这三十年间党的历史，则所谓奉行党纲，只是有名无实的。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要探索他的原因，必须回转去考察这个党内部向来的种种趋向。
我们在上面已经征引过恩格斯一八八三年和一八八四年两次给倍克的信，说明党中的“腐败份子……没有完全除去”，“在一般所谓领袖中有许多腐败的东西”，这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个主要的致命伤。这种份子本来不属于无产阶级，是由小资产阶级跑来的。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虽赶走了一大部分，但仍有一小部分潜伏在党中，发生决切的作用，阻碍党向革命一途前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得很清楚，并且甚为焦灼，尤其是和马氏分工合作，专门注意于策略问题的恩氏屡次标举事实，提出警告，现试述数例如下：
一、恩格斯在《德意志帝国建设中的暴力与经济》中说：“工人毕竟有了自己独立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一般小有产者也隶属于他。”（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一二六页。）
二、恩氏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倍倍尔的信中说：“小有产者和农民的加入，的确是运动大进步的指标，但一经忘记这些人必须要来，因为必须，所以才来一点，就是一种危险。他们的来到是无产阶级在实际上已经变成领导阶级的明证。不过他们是挟着小有产者和农民的观念与意志而来，大家不要忘记，当无产阶级对此等观念和意志让步时，就会丧失自己领导的历史的任务。”（见倍氏《我生回顾录》第三卷八一页。）
三、恩氏在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致倍倍尔的信中说：“这篇论文和合换柏格的信明白表见三星〔按此为合氏，伯恩斯坦，施兰姆三人名字在报上的符号，〕要将他们在年鉴中第一次宣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见解，输入《社会民主报》，作为与无产阶级的见解有同等意义的东西。我不能像你们在莱比锡一样，看不出，车子走得这样远，没有正式的破裂，即愿意阻止此举。你们始终承认这些人为党中的同志。我们却不能如此。年鉴上的论文使我们和他们严格而绝对地分离。当这些人宣言和我们同隶一党时，我们便不能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此处所讨论的各点，是每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绝不会再讨论的。现在党内将这几点提出来讨论，就使整个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发生问题了。……当德国党忠于自己无产阶级的特质时，我们对于其他一切顾虑，都置诸脑后。但一般被收入的小资产阶级的份子现在公然表现色彩，事情便不相同了。他们如被允许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观念零星夹带到德国党的机关中，这机关简直对我们关门了。（见同书同卷八四页。）
四、恩氏在一八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说：“党中小资产阶级的浅肠狭肚者和庸俗人的意识，我们向来是极端反对的，因为自三十年战争以来，这种意识已经袭击过一切阶级，成为德意志的遗传病，成为卑诌，屈服和德意志一切遗传恶德的姊妹。他是我们在外国被人取笑和轻蔑的因素。他是德意志人中所流行的懈怠和品性软弱的总原因。从皇宫起至鞋匠的小屋子止，常受他的统制。自德意志形成一个近世普罗利达利亚特（Proletariat）并发达为一个阶级——他对于德国这种遗传的毒症差不多没有沾染——以后，在争斗中才表见自由的见解，精力，气概和坚决的性质。我们对于庸俗人的浅肠狭肚和懈怠的老遗毒侵入这个健全的，德国唯一健全的阶级的每种企图，不当竭力争斗么？但在暗杀案和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颁布后最初的恐怖中，一班领袖也慄慄危惧，这只是证明他们自己生活于庸俗人中，并感受庸俗人的意识实在太久了。当时的党即或没有变成庸流俗物的党，也很相像。此事现在幸已过去，不过近来因取缔社含主义者的法律而引去的庸俗份子——他们在那大半未毕业的学生中很占势力——仍然存在，必须加以严格的监视。”（见《恩格斯致伯恩斯坦书》一一五页，一九二五年出版——F．EngelsBriefeanBernsteion）
五、恩氏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说：“一般领袖中的小资产阶级的份子一时将在群众中到处找着他们向来所缺乏的根据地。向来单个人中的反动潮流现在可以成为必然发展的要素——地方的——而重新出现于群众中。要推动群众再向前进，不使他们留在上级不良领袖的手中，必须有一种改变的策略。这也是要等待着的。”（见同书一五九页。）
六、恩氏在一八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致倍克的信中说：“德国党的争斗并不使我惊讶。在一个庸俗人的国家如德意志中，党必定有一个庸俗的‘受过教育的’右派，在紧急的关头，把他去掉。庸流俗物的社会主义在德国开始于一八四四年，《共产党宣言》已经批评过。这种主义的不灭亡就和德国庸俗人自身的不灭亡一样。当取稀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存在的时候，我不主张引起分裂，因为武器不是相等的。但这些先生们如果要分裂，如果要压倒无产阶级的特质，而代以一种没有气力和精神的粗率的，美术的，感情的博爱，那我们必须承认现状，任听他怎样就怎样。”（见埃系霍恩编的《恩格斯书简》五九页。）
七、恩氏在一八八七年的《住宅问题》序言中说：“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直到现在，仍有充分的代表。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和慈善朋友要使工人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人。……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自身中间，一直到国会组为止，某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找着他的代表。大家对于近世社会主义的根本观以及将一切生产工具变为社会财产的要求固然认为正当，但把他们的实现看做遥遥无期。因此现在只须从事于社会的补缀工作，而并且可以按照情形，表同情于反动派所谓‘提升劳动阶级的企图’。……大家必须明白懂得有这样的一种趋向存在。当此趋向后来一经取得坚固的形态和有定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于为人所愿意的——时，在构成他的纲领中必定回到他的先驱者那里去，因此普鲁东也难为人所避免了。”（见恩氏《住宅问题》序言五至六页。）
恩格斯上面这七段话把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党的内幕完全揭穿了。总括起来说，他：
一、看出党中包含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份子。
二、警告党对小有产者和农民的观念与意志不得让步，否则将丧失自己领导的历史的使命。
三、不承认小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为同志和领袖，以免他们散布不正确的意见，摇动党的基础。
四、宣布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为与卑谄，屈服和德国一切遗传恶德为邻的东西，必须竭力与之争斗，使不侵入党中。
五、察觉党中一班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份子在没有革命素养的群众中发生作用，妨碍后者的进步。
六、承认党内已形成一个具有力量的小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的右派，要压倒党的无产阶级的特质，而代以麻醉群众的博爱，否则不惜出于分裂。
七、发现党中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用改良主义去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
由此看来，德国党从初时起就是一个极不健全和危机四伏的党。下面的群众既“缺乏一种革命的遗传性”，上面的领袖又大半满具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这样上下相合，他安得不走入歧途？！尤其是一班领袖有左右党员群众的力量，这个幼稚的党的命脉全操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恩格斯对于领袖健全与否的问题视为一个极重大的问题，首先把全副精力注在这上面，想获得一种满意的解决。但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会使他和马克思失望的。岂止失望，有时竟使他们绝望，迫得恩氏于一八八〇年四月一日写信给倍克说：“依我的意见，老党及其早前的组织是告终止了。”（见埃系霍恩编的《恩格斯书简》三六页）从此以后，他们总是用尽气力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份子争斗，虽因此引起党的分裂，也在所不惜。不独他们具有这样的决心，甚至于倍倍尔也无不如此，并且早就发表这种意见了。他在一八八二年一月四日致奥尔（Auer）的信中说：
“我的意思也是，如果可能的话，企图在今年召集一个人数更多的会议。并不是防止分裂，因为事情如果更向前发展，终久会有此举。我以为我们的一部分领袖许久以来，毫无疑义地已疲于争斗，依照他们的性情和见解讲，是不愿前进，竟被驱策出此，早已逆着他们的意志，现在在外表上并保持着原状，或因自己不明了那见解中的对抗，或因他们宣言很难得到群众的同意，于是会丧失他们向来的地位。
“〔双方〕不同之点，不在是否五年内将爆发一种革命。大家对此或有争论，但不是分裂的理由，如以此为一种理由，至少也是毫无意识的。不同之点就在运动当为阶级运动的整个见解中，这种运动具有，并且必须具有改造世界的大目的，因此不能与统治社会调和，倘若出此，他便简单消灭在新形态之中，并脱离向来的领导而重新产生出来。”（见倍氏《我生回顾录》第三卷二二六页。）
但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右派因毛羽未丰，不能高飞，又加以外则受俾斯麦取缔社会主义者法律的压迫，内则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监督，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的指挥，更不敢发动。还有一层，这一派的中坚份子伯恩斯坦素来善观风色，既因取得马恩两氏所赞助的《社会民主报》的编辑而变成一个临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派中的别人当然更要望风披靡，不能为所欲为。所以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世，这一派虽具有潜势力，不敢肆意妄为。而尔伏特党纲且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好像这种主义是彻底胜利了。但当马恩两氏相继逝世，形势即为之一变，党的真相暴露于世，而其关键，仍在伯恩斯坦，今特述其梗概如下。
我们已经知伯恩斯坦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并为这个阶级的典型的代表，所以恩格斯曾称他为财主合换柏格的“庸俗人同志”（Mitphilister——见《恩格斯书简》三六页）。他自一八八八年移居伦敦后，目视英国比较良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耳闻英国那个在资产阶级智识份子支配之下而“以畏惧革命为根本原则”（引恩格斯语，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三九○页）的费边会（TheFabianSociety）社会主义的学说，于是决心抛开临时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或无产阶叙革命战士的假面具，重新露出那副与“卑谄，屈服和德意志一切遗传悪德”为邻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尊容，再倡改良主义。不幸——自他看来，也许是“幸而”——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去世，他便得着飞跃的机会了。
他自异年起至一八九八年止，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一批论文，名为《社会主义的问题》（ProblemedesSozialismus），这是他倡改良主义，并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他于一八九八年写一封意见书给社会民主党的司徒嘉德大会，对于马克思主义，加以指摘。至一八九九年复以这种意见书为蓝本，著一部书，叫做《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VoraussetzungendesSozialismusunddieAufgabenderSozialdemokratie）我们为了解他的学说起见，对于此书的各要点须加以介绍。
伯恩斯坦在书中首先反对马克思历史的唯物论，并且拿住恩格斯去攻击马克思，说后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于唯物史观的说法，没有成熟，是不能应用的。他于是依照自己的意思，加以“修正”，说历史的唯物论中“无论如何，有多种要素存在，他们中间的联系很不容易正确发见出来，可以确切决定在某种已定的场所，找出那最坚强的原动力。纯粹经济的原因不过首先造成接受某些观念的地面，至于这些概念怎样出现，怎样传播，并取那种形态，则以一整批的影响所发生的作用为转移。”（见伯氏《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八至三九页，一九二一年司徒嘉德改正版）“依照这一切看来，现在唯物史观的形态比他原来的创造者所给予的，另是一个样子。”（见同书四一页。）“在实际上……他不是纯粹唯物的，更不用说纯粹经济的。”（见同书四三页。）
伯恩斯坦这样“修正”历史的唯物论后，使用最决切和最勇敢的态度，反对革命的辩证法，公然宣布“他是马克思主义中造反的东西，是正确考察事物途中的陷阱。”（见同书五九页）“他的睥睨真理和幻灯的睥睨发光体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成就的大劳绩不是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由于违反这种辩证法。在另一方面，当他们毫不注意地陷入布浪葵主义最重大的错误中，第一是由于把黑格尔这种东西加在自己的学说里面。（见同书七一页）。
伯恩斯坦既发见马克思的方法论（辩证法）和根本学说（历史的唯物论）都是十分谬误，其他学说当然无往而不错。例如自伯氏看来，马克思的价值说，危机说，痛苦累增说，崩溃说，武力革命说，无产阶级专政说以及国家观等等，不是陈旧，就是错误，都不合时宜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争气，创造一些乱七八糟的学说，怎样处置呢？伯恩斯坦告诉我们说：“使学说再归于一致，使理论与实际再归于一致，这种任务，他们留给后人了。大家对于学说的漏洞和矛盾处要毫无顾忌地算账，才能够解决这种任务。换句话来说，马克思学说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自批评始。……学生的任务就在不永久重述先生的话。”（见同书五○页。）
这样的学生，不用说，就是“庸俗人同志”伯恩斯坦！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地皮上，用九牛二虎之力，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他所标榜的是民主主义。据他说：“民主主义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他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态。（见同书一七八页）“民主主义是没有阶级统治，是一种没有享政治特权的阶级的社会状况指标。”（见同书一七六页。）“民主主义的发展的确不会弄出中断的局面，因为他决不从事于普遍的，同时的和暴力的夺取，仅借组织和法律，渐渐地解决。……封建制度及其硬性的，固定的设施，差不多到处必须用暴力去予以拆毁。至于近世社会的自由设施和前者不同之处，就在他们是柔性的，可变化的，并适宜于发达的。用不着拆毁他们，只须让其向前发展。这固然也需要组织和有力的行动，但不须革命的专政。（见同书一九七页。）
大家看啊，伯恩斯坦认定一八九九年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柔性的，可变化的，并适宜于发达的。用不着拆毁他们，只须让其向前发展”。这就是说，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从此只有进化，没有革命，只有渐变，没有突变，所以不需要“革命的专政”。但他在自己书的新版注脚中也承认有“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的诸种革命”（见同书二三〇页），这样残酷的事实和他大大地开过顽笑之后，应当可以塞住他的喉咙了。不过“庸俗人同志”的脸皮毕竟与别人不同，故他于一九二〇年新版的序中“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总括起来若，我只能说，除掉几种次要的估计外，二十一年的经验仅使我对于本书所发挥的见解的自信更加强固了。”（见同书五页。）既是这样，我们对于他所自信的见解还要择尤介绍一二。
伯恩斯坦那种帮助资产阶级侵略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最露骨的表示，莫过于他所提出的配合民主党对殖民地的政策。他以为取得殖民地，“即预先视为可斥责的事，是没有理由的。……当我们顾虑到德国现在每年要输入大批殖民地的产物时，我们必须也当对自己说，有一个时候会来到，此等产物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来自自己的殖民地。……享受热带种植的产物既无可斥责，则自己从事于这样的种植也不能受斥责。此处决切之点不是是否〔获取殖民地的问题〕，而是怎样〔获取殖民地的问题〕。欧洲人占领热带地方，对于土人既不限定妨害他们的生活享乐，一直到现在，一般的例子也不是如此。还有一层，只能承认野蛮人对于他们所占据的土地有一样受限制的权利。更高的文化在必要的时候，也具有更高的权利。对于土地的使用给予历史的法律权利的，不是土地的占领，而是土地的种植。（见同书二一○至二一一页。〉
这段话用不着我们加以解释或发挥，已经赤条条地表现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狰狞的面目。“更高的文化在必要的时候”既“具有更高的权利”，则文化较高的德国当然可去统治文化校低的中国。的确，伯恩斯坦是不讳言这种主张的，所以他明目张胆地替德国资产阶级夺取胶州湾作辩护士，说那是有理由的。“有些报纸走得更远，宣布在一切状况之下，党对于取得〔胶州〕湾必须从原则上予以斥责，我可绝不附和。德意志人民对于瓜分中国以及德国从中国分尝一臠，不发生兴趣。但他们对于中国不为其他民族的牺牲品一事，极为关切，对于中国的商业政策不隶属于一个外国的利益之下或列强利益之下，极为关切——总之，关于中国的一切问题，德国应有一种决切的发言权。他对中国的商业要求这样的一种发言权。现在取得胶州湾既是巩固并加强这种发言权的手段。——此事的有助于发言权，是不能争辩的——依我的意思，社会民主党便没有在原则上反对此举的理由。除掉获取的方法和口实不计外，这并不是德国外交政策最坏的一击。
“此事涉及巩固对中国的自由贸易。即使没有那种获取，中国也要一天一天愈加被拖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中，俄国也要继续他的蚕食政策，一有机会，就会占领满洲各海口，这是没有疑义的。所以问题只在德国是否应当安然看着中国因一桩一桩造成的事实，愈加陷于依赖俄国的境界，还是应当确定一种位置，使他在经常的状况之下，对于中国事情的处理，可以随时表现他的力量，不致于被迫以事后的抗议为满足。租借胶州湾在过去和现在，既是为着获取德国将来利益的保证，和他所宣布的一样，所以社会民主党也可以赞成此举，并且丝毫没有抛弃他的原则。”（见同书二〇七至二〇八页。）
我们看到这些话，对伯恩斯坦真要骂一句不要脸的东西，真要学列宁一样，替他加上“叛徒”的尊号。这并不完全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觉得他的话特别可恶，而是因为绝对违反马克思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遗教，对于中国问题全没有替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着想，仅以德帝国主义的商业利益为前提，要占领中国的土地，做德国与列强共同掠夺中国的保障。还有一层，中国的沿海土地被强迫租借，实以德为戎首。自此端一开，俄租旅顺，大连，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遂相继出现。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状况的最大部分责任应由德帝国主义担负，而号称无产阶级的政党中的一派领袖竟毫不知羞地明目张胆宣布“社会民主党也可以赞成此举，并且丝毫没有抛弃他的原则”。由此可以证明他的堕落是达到怎样的程度了！
统观以上的叙述，便知道伯恩斯坦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点，绝对没有共同之点，所以大家称之为“修正论”（Revisionismus）。可是这个狡猾的叛徒在名义上并不和马克思及恩格斯断绝关系，他仍然要和他们联在一起，以便对无产阶级的群众易于招摇撞骗。所以他说：“人们如果要称这种见解为‘修正论’，也是可以的。但大家不应当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也是修正论者，并且是社会主义史上所知道的最大的修正论者。每种新的真理，每种新的认识，是修正论，发展既没有底止，而争斗的形态及其条件又要受变化律的支配，在实际上总有修正论的学说出现。”（见同书二七至二八页。）
不错，马恩两氏“也是修正论者”。例如他们经过巴黎公社的事后，在一八七二年的《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说：“因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的大发展，和因此而进步的工人阶级党的组织，以及种种实际的经验，——首先为二月革命的经验，尤其是巴黎公社的经验，无产阶级在此第一次掌握政权至两月之久——这种纲领现在有一部分是陈旧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占据现成的国家机关，为若自己的目的而予以运用’。”（见考茨基校的《共产党宣言》一八页，一九二一年柏林第八版）我们看得很清楚，马恩两氏是为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而修正，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但在另一方面，伯恩斯坦是为着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维持现状的利益而修正，是在站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替他们保镖，因此他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和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暗探。这就是马恩两氏与伯氏同样从事修正而又绝不相同之点。这一不同之点系双方人格高下攸分的地方，我们是不能随便看过的。
伯恩斯坦谈及自己的见解，说道：“我完全知道，他们在各重要点上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学说所表现的见解不相同——他们的著作对于我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发生过最大的影响，恩格斯不独至死时止把我看做亲密的朋友，并且在他的遗嘱中对我表现大信任的证据。这种见解的差异不是最近的事，而是长年的内部争斗的产物，我的手中并有证据可以证明恩格斯是知道此事，我总是必须决切地反对他这样狭隘，他要求他的朋友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意见。大家看到下面的陈述将懂得我向来为什么尽可能地避免在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形态中，发表我的不同的意见。此外，关于实际的问题，马恩两氏自己已经因时代的推移，大大地修改他们的意见，这也是使我向来容易避免发表不同意见的原因。”（见同书一一至一二页。）
这段话只能表现伯恩斯坦的不忠实与说谎。他以为自己和马恩两氏的见解不同，由来已久。恩格斯当然知道，其实何止恩氏，马克思也同样知道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他后来恐受马恩两氏的排斥，才掩去本来面目，变成一个临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监督之下，小心翼翼地作工。他说大家看到下面的陈述，将懂得他为什么尽可能地避免于马恩在世时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但我们细心读过他的全书后，实在不懂他有什么光明正大的理由要这样做。至于说他们对于实际问题，因时代的推移，和他一样趋于改良主义（他虽没有明白说出，但言外之意确是如此），因此可以使他避免发表意见，那完全是一种无耻的诬蔑，没有丝毫事实上的根据。他在马恩两氏生时不敢妄肆邪说的唯一原因，就是慑于他们的权威，恐他们宣布他的罪状，不能再在党中做暗探。自他看来，恩格斯实在活得太久，使他不得早些露出真面目，效忠于本阶级（小资产阶级），所以气愤愤地指摘恩氏是“这样狭隘”。不过这种“狭隘”是阶级间的分水线，恩格斯要防止叛徒的出现，是不能不“这样狭隘”的！还有一层，恩氏因伯恩斯坦多年来工于子掩饰，没有察出他的奸滑狡诈，遂推心置腹，深信不疑；不意这位老战士的尸灰犹在英国海峡盘旋之际，那做临时马克思主义者过久而不复能忍耐的暗探已在伦敦高举反叛的旗帜了！因此，即抛开阶级的立场和党的利益不讲，伯恩斯坦在私人的友谊上也是一个最不忠实的人，否则他与恩氏交接二十余年，如果真正相信自己的意见是理直气壮，没有其他作用，有何不可及时在党中提出讨论，而必待恩氏的去世然后发动呢？！
他的不忠实真是随时随地可以表现出来。例如他编订马恩两氏的书信（在名义上是他和倍倍尔共同负责，但倍氏因年老力衰，并不负实际责任），任意裁减他们批评一般人和朋友同志等等的节段，致使我们不能窥见全豹（比原信少去六分之一）。尤其是恩格斯给他的信于恩氏死后延不发表，近来耶萨诺夫抄出一份，在俄付刊,伯氏才于一九二五年将原文印出，然距恩氏去世时足足三十年了！为什么要这样拖延呢？因为内中有反对机会主义的文字，能予伯氏自己以致命的打击。举个例来说：恩格斯于一八八五年五月十五日写信给他道：“不要忘记一条老规则：只顾运动与争斗的现在，而忘却运动的将来。这条规则是隶属于我们的。”（见《恩格斯致伯恩斯坦书》一六七页）可是伯氏在一八九八年却说：“自我看来，运动是极重要，而世人所称为社会主义共同的终极目标不算什么，在这种意旨上我至今犹承认此说。”（见伯氏《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九页。）这种说法与恩氏教训他的话直接相反。这是他甘心做叛徒的明证，这也是他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暗探的明证，因为他叫人家只管运动，不管终极目标，试问没有终极目标的运动是一种什么运动？不用说，是一种无伤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良运动，这样运动一万年，无产阶级也达不到解放的目的。因为他始移堕在机会主义的深渊中而不能自拔！机会主义，恰和卢森堡所说的一样：“他的固有的倾向是使工人运动向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前进，这就是说，使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完全停止。”（见卢氏《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四八页，一九〇八年莱比锡出版——SozialreformoderRevolution？）无产阶级不从事阶级争斗，能够梦想解放么？然做暗探的伯恩斯坦必定微微地笑道“深中下怀”！他必定再三向无产阶级高声叫道：尽管运动罢，努力运动罢，“终极目标不算什么”！
可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暗探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混了五十多年，震于他的声名，以为他真正创造了一种什么新学说来和马克思主义对抗，凡他所说的只是一种拾人牙慧的顽意儿，并非自出心裁的见解。所以啻尔提及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说道：“凡近数十年来德国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切反对论差不多都集合起来了。”（见啻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四二二页）就是伯氏自己也直言不讳：“同时这里要一起声明一下，这种批评并不装作是自出心裁之作。此处所说的，即使不是全体，也是最大部已被他人详细说过，至少也暗示过。本书的合法性不在乎发见从前所未尝知道的，而在乎承认已经被发见的。”（见伯氏《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五一页。）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已经“详细说过，至少也暗示过”的东西，伯恩斯坦人云亦云地承述一遍，或至多加以发挥，本来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可言。不过因他混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已经有几十年，一旦起来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的内应，这究竟是变出非常，不能不使这种队伍发生纷乱与内讧，而予敌人以操纵宰制，坐观活剧和感谢内应的机会。关于这一点，暗探先生是预先估计到的，所以后来在半装傻，半得意的状态中说明出来了。“我预先料到自己的书将受同志们的反对，但却没有料到他要引起党内对我一种忿怒的风潮，并使我在非社会主义的各界中获得一种声名。……这部书的遭际不同，第一是由于情形不同的缘故，这里首先由马克思派中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命题自己加以批评，而向来在马克思主义者中的讨论差不多总是限于解释这些命题，以及由此所发生的结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那样的一种社会主义的教义，向工人阶级宣布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马上要崩溃，使之完全仇视国家，并对于民族的利益取绝对冷淡的态度。有人以为马克思学说的铁律的信仰既经摇动，这种对工人精神上的支配也会摇动，因此使工人转入不甚仇视国家的趋向中。所以本书受资产阶级报纸热烈的欢迎，和各种各样的赞颂。”（见同书二五九至二六〇页）猗欤休哉，暗探先生的功业彪炳史册，而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如此的大功业也当然不是伯大暗探一手一足之烈造成的，尚有大批的“探伙”帮他办案。内中比较著名的是：达微德（David），服尔马，坎普斐迈耶（PaulKampfffmeyer），倍斯（HeinrichPeus），斐西耶（EdmundFischer），厄尔姆（AdolfvonElm），和亚塔尔舒尔慧（ArthurSchulz）等等。这批人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所谓“修正派”（DieRevisionisten）。此处自然没有介绍并批评他们的“学说”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只微引梅林的几段话作为对这一派的“理论”和实际的总评。
“当无产阶级的解放争斗统制着近世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而这种统制且一年一年加甚时，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最后一句话。……谁要看待马克思主义超过一种科学的方法，而又不愿简简单单回转到资产阶级的世界中去，谁就会陷入折衷论或怀疑论中。折衷论到处收集材料，造成一种新学说，可与每个纸扎的屋子一睹坚固的程度。怀疑论则于马克思的每个命题之后加上一个疑问符号，或用勒新曾经指出的方法，对于这个或那个命题指为非人类健全的了解所嘉许，对于其他一切则用一种胜利的轻蔑态度，置之不愿。修正论就是陷在折衷论的息拉（Scylla）和怀疑论的卡立布狄斯（Charybdis按此为意大利和西西利海峡的两个危岩）中，以致进退继谷。
“修正论的本质是空无所有。因为他对于自己没有懂得清楚，故感觉一切世界尽是错误，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既是一种纯粹的云雾，自有几分权利主张空空洞洞的东西。他修正社会主义的学说，不从社会主义学说的地皮出发，而是从资产阶级的观念出发，他自己在此等观念之前是惶恐畏缩而不愿有所议论的。马克思主义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不断的批评，并挟着这种批评去考查一个时期的实际，然修正论却把此事当作一种自足的目的，为着修正的缘故而修正，他因为畏惧绝对的教条，遂蔑视每种相对的真理。他的思想从不达到终点，当事实的逻辑使他感觉心痛时，他就诉起苦来，说是缺乏“良好的论调”。
“所以他是从虚无出发，经过虚无而达到虚无。世间从来没有一个比修正论更拙劣的预言家。当十九世纪下半期产业兴盛之际，“正宗派”马克思主义者起而作详细和劳苦的探讨，要看马克思危机说的正常性至怎样的程度，修正论则直截了当地宣布，像从前那样的普遍的商业危机，在长时期中是不会有的，然马上跟着出现的危机却予以一种确切的答复。当一般马克思主义者欢欣鼓舞祝贺工联的继续发展，而又不因此忽视资本更有力地继续蓄积时，修正论则预言工联的成功是逐渐取得资产阶级的产业。当一般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研究帝国主义政策的新形态，并预先说明他将完全破毁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更大的活动领域时，修正派人则梦想一个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工党，依附那颇为健全的市民去求幸福，而一九〇三年的国会选举和邦议会选举又予以一种确切的答复。“（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三五三至三五四页。）
修正派的把戏既不过如此，原是值不得一击的。当时起来和这一派作战的，很有好几员健将，如卢森堡，帕活斯（Parus），普列汉诺夫，梅林和考茨基等都是。考氏于一八九九年草《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纲》（BernsteinunddassozialdemokratischeProgramm）专门对付伯恩斯坦。他因为要别于修正派，便自命为正宗派，而这个正宗派并不是左派，乃是一个中央派。考氏领导这一派日趋于会议主义与改良一途，逐渐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忘得干干净净。他与伯氏不同之点只是他在口头上尚尊奉马克思主义，而后者则明目张胆加以反对。当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后，社会主义的运动受一大打击，考氏的机会主义愈加显明，而他的真面目也愈加表现得清清楚楚。他前此对于伯恩斯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常加以驳斥，至一九一八年自己却草一个小册子，名为《无产阶级专政》（DieDktaturdesProletariats），曲解马克思的意旨，借遂其反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隐衷，被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击得焦头烂额，体无完肤，而世人便一眼望见他和伯恩斯坦同是一丘之貉了！其实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在一九二三年的自传中提及伯氏说道：“我们在大战中又遇着头。各人都保持自己理论上的特质，但在实行上我们现在差不多的总是一致的。”这真叫做“不打自招”！所谓正宗派的中央派与修正派的右派在实际上原来是紧接在一起，未尝分离的。
我们要懂得这种内幕，对于柏尔所说的一种显然矛盾的现象，才不觉得神秘。就是：“在文字和党的大会——特别是在一九〇三年可纪念的诸勒斯登大会——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占得胜利，但在日常工作中全部理想是推行一种议会的政府法，和社会立法。修正论以及和他相关连的民族感情是全线胜利，使工人阶级对于革命的可能性充满了怀疑的心情，对于目前的要求则具一种‘实在政治的’意志。”（见柏氏《社会主义与社会争斗通史》第五卷八四页）这里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自然不是专指中央派，而是包括卢森堡，梅林等的左派在内。党的理论是如此，而党的实行是如彼，怪不得伯恩斯坦虽受一班著名的理论家的打击，犹能从实际生活中大举反攻，使他们无辞以对。我们试听他说罢：
“在实际上，这就是说，在党的行动上，他终久总是做了〔指竭至力从事于普通选举权，民主主义等运动〕。但在他的宣言中，他的文字上的代表常是加以拒绝，至今犹如此。一个时代作成的语句在欧洲到处具有特权，无限制地统治着，在此等状况之下犹有可说，一直至某种程度为止，也是正当的，不过他们现在只是一种死的重量，竟仍旧为人所敬畏，以为运动的进步是系于他们，而不是系于活的认识，因此能有所作为，而且成为必要的。例如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实际是站在议会工作，数目众多的人民代表职务和人民立法的地皮上，这一切都是反对专政的，此时犹固守着无产阶级专政的话，是否有意义呢？这句话现已陈腐，要剥去专政这个名词宣布的意义，而予以一种柔和的意思，才能够使他和实际相符合。社会民主党全部实际的活动是在创造各种状况与先决条件，要使近世社会制度能够免去突然的暴乱而达到一种更高的制度，并当保证能够如此。他的信徒因为觉悟自己是一种更高文化的开路队，才再三提起勇气与热情，而那种想望中的社会收归已有（GesellschaftlicheExpropriation）的道德的合法权利，最后也是建筑在这种觉悟上的。但阶级专政是属于一种低级文化中的，当时还丝毫没有现今宣传与法律目标的种种方法，即或有，也陷于一种极不完全的形态中，并且缺乏适宜的机关，可是现在如果激起一种思想，以为从资本主义的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也必须在当时的发展形态中实现出来，那除掉事情的是否适宜与是否可行不计，这只能视为一种复入迷途，只能视为一种政治的遗传病复发。”（见伯氏《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八一至一八二页。）
伯恩斯坦拿什么低级文化与高级文化的空洞话做专政与不专政的理由，固然是一种无聊的诡辩，不值识者一笑，然他责备社会民主党在实行上踏入议会主义的道路（即机会主义的道路），在理论上空喊着革命的口号（如无产阶级专政之类），名实不符，是极有理由的。社会民主党从发生时起（从拉萨尔的时代起）一直到现在，所走的差不多是一贯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很少表现革命的行动，尤其（恩格斯死后，他的堕落日甚一日，他是一个改良党，而不是一个革命党。所以伯恩斯坦老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劝他老实抛开假面具道：“社会民主党如果具有勇气，能从已经失时效的语句中解放出来，而愿意露出自己实在的真面目。即一个使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改良党（Einedemokratisch-sozialistischenReformpartei，那他的影响必定要大得多。（见同书二三〇页。）当然，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更放心，这两个阶级的人加入的也当更多了！
然我们现在要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份子中虽混入不少的小资产阶级甚至于资产阶级的人物，但下层的群众究竟是产业工人，他们怎能允许党内有一个修正派存在与横行呢？并且“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他们又怎能允许党内有一个实质上与修正派没有差异的正宗派存在与横行呢？这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么？当然不是的。柏尔以为”德国产业与对外贸易惊人的兴盛，以及党内几乎不断的人数的急速增加和对他的候选人投票数的急速增加是大有助于修正论。”（见伯氏《社会主义与与社会争斗通史》第五卷八四页）如以此去解释修正派或正宗派的生存与发育，固然不算错误，但毕竟不是根本的所在。直接的根本原因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群众多系工人贵族，既缺乏革命的遗传性，而生活状况又较一般工人为良，故乐得维持现状，苟且偷安，而不思有所进取。一班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在这种工人贵族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修正派。而在口头上本来要革命的正宗派在这种工人贵族的基础上，才于不知不觉之中走上了修正派同一的道路。
但我说这句话，绝不是替一般领袖们减轻责任，将他们的过失一齐归在下层群众的身上。卢森堡说得对：“巴黎公社的坟墓已经结束了第一期的欧洲工人运动和第一国际党。自此以后开始一个新局面。此后所出现的不复是自发的革命，暴动，和街市战争，使无产阶级每次于事后再回转到他的消极的状态中去。此后所出现的是有系统的日常争斗，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主义，群众的组织，经济争斗与政治争斗的结合，社会主义的理想与顽强的拥护目前的日常利益结合。”（见卢氏《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三页，一九一九年柏林出版——DieKrisederSozialdemokeatie）此等工作本来是很烦难的，要有极忠实而干练的领袖任理论与实际工作的指导，一方面不放松日常的争斗，另一方面顾到远大的目标，才能够避免恩格斯所说的“只顾运动与争斗的现在，而忘却运动的将来”的毛病。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一班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不独觖乏如此才能，并且绝对没有这样的忠诚与意志。试看上面征引恩氏一八八四年二月十四日给倍克的信所描写的党员群众奋斗的情形，就可以知道德国党并不是一个天然生成的工人贵族党，只因为这些不忠实的领袖所麻醉，引入歧途而不能自拔，才逐渐安常守故，不肯努力争斗，尤不肯为着远大的目标争斗。迨习惯既成，积重难返，于是人以类集，一般生活比较优裕的工人贵族都跑到党中来干机会主义的运动了。所以我们虽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下层群众很不健全，但应由领袖份子负大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未曾加以适当的指导和革命的训练，以致这些本来缺乏革命遗传性与争斗经验的人无从走上解放争斗的坦途，而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职责。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德国党愈到后来，愈加走入机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由修正派和正宗派负主要责任的。
除伯恩斯坦的修正派和考茨基的正宗派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固然还有梅林，卢森堡，泽特金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等所领导的左派急进派，是代表一种革命的潮流；但这一派的发生既迟，而力量又十分薄弱，不足以左右党的政策，故略去不提。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从事于理论与实际领导工作的上层份子既多为投机主义者，而下层的群众又大半为工人贵族，像这样无聊的党，一到紧急关头，是会丑态百出，贻人笑柄的。果然，一九一四年的大战把他的“潜德幽光”一齐发露出来了。当战事爆发的前一星期，全德国各处的党报一致反对战争，一致斥责奥地利的主战派向塞尔维亚（Serbien）提出哀的美敦书为轻举妄动，冒险投机。但到了八月四日，党的国会组却发表宣言道：
“我们现在是站在战争的铁一般的事实前面。仇敌侵入的恐慌迫在眉睫。我们现在要决定的，不是是否赞成战争，而是考虑保证国家所必需的手段。——俄国的专制主义已经染着自己人民最好的血，他的胜利对于我们的人民及其自由的将来即不全部发生危险，也有大部分的危险。我们当防止这种危险，保障本国的文化与独立。当危急的时候，我们不会听自己的祖国陷入困难中，这是我们向来郑重宣布的，现在要实践前言。此外，国际党曾经承认每种人民随时有民族独立与自卫权，我们觉得此举正与国际党一致，恰和他共同排斥侵略战争一样。——我们受此等原则的指导，对于所要求的战债特予认可。”（见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一○至一一页。）
“国会组于八月四日因这种宣言而给予的口号，就决定并统制德国工人阶级在大战中的态度。祖国危险呀，民族防御呀，为着人民的生存，文化和自由而战争呀，——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国会代表团所高唱的口号。其他一切只是此举简单的结果：各党报和工联报的变更态度，群众爱国主义的狂热，武力监视下的和平，国际党的突然解散，——这一切不过是国会中所表现的第一次行动不可避免的结果罢了。”见同书一一页。）
一九一四年德国党的国会组对于侵犯比利时中立的德帝国主义战争的军费，是采取投票赞成的态度，我们试回溯一八七○年党的国会组对德国初时本为防御而迎战的德法战争的军费，是采什么态度呢？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于是年七月二十一日向北德意志国会提出一种书面的宣言道：
“现在的战争是一种朝代战争，是为着波那帕脱朝的利益而起，恰和一八六六年的战争是为着霍亨索伦朝而起一样。
“因进行战争向国会要求的金钱，我们不能够赞成，因为此举是对于借一八六六年的事变准备了现今的战争的普鲁士政府一种信任的投票。
“然我们对于所要求的金钱也不能否决；因为此举可以被视为赞成波那帕脱轻躁而犯罪的政策。
“我们是每种朝代战争原则上的反对者，是社会共和主义者，是国际党——他不分国籍，反抗一切压迫者，将一切被压迫者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兄弟会——的党员。不能直接或间接宣言赞成现在的战争，同时我们宣示一种可靠的希望，欧洲各种人民经过这次悽惨事变的教训，将努力获取自己的自决权，并铲除现今的武力统治和阶级统治，因为这是一切国家与社会恶德的原因。”（见倍倍尔《我生回顾录》第二卷一七九页。）
李倍两氏在四十五年前宣布民族生存的利益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且都反对朝代的战争，这是国际党的原则。一九一四年德国党的国会组却宣布民族独立与国际社会主义不一致，且应赞助本国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也是国际党的原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我们应当知道，李倍两氏所指的国际党是马克思所领导的第一国际，国会组所指的国际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第二国际。前者是趋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后者和德国党一样，是趋向机会主义的，所以他们所领导的党员虽同属一党，不过仅有时间上的差异，而对于战争的态度绝对相反。倍倍尔说：“马克思也已经宣言赞成我们的主张。”（见同书同卷一八〇页）大家试把这四十五年间的两桩事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近来堕落到什么地步，和马克思的意旨相差有怎样远了！
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一九一四年的大战态度讲，他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维也纳的《工人报》（DieWienerArbeiterzeitung）于八月五日称赞他为“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宝贝。”卢森堡则于前一日宣布他是“一个发臭的死尸”（EinstinkenderLeichnam）。他到底是“宝贝”，还是“死尸”。二者似乎不可得兼。但他却不然：是“宝贝”，又是“死尸”。这就是说，他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宝贝”和无产阶级的“死尸”。德帝国主义者所以毫不踌躇地敢于从事战争，正因为他们早已知道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尾巴，一旦发生战事，他必定号召党员群众和无产阶级去做资产阶级的后盾，不，去做资产阶级的前驱，把工人们的血肉之躯挡住敌人的炮火，求取最后的胜利，借替主人们争得更好的世界市场。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全部作用。这可爱的“宝贝”，和可恶的“死尸”！
“宝贝”党取“死尸”党这样功业与罪孽并茂，在大战中不由得不发生分化。就大体讲，他是被分为三支：即多数派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卡斯同盟会（Spartacusbund）。多数派是最反动的极端右派，他的人数最多，势力量大，据有社会民主党四分之三的报纸。他的理论自然是修正派的理论。但说来也奇怪，修正派的首创者伯恩斯坦竟不站在他的旗帜之下，而隶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伯氏大概是嫌他过于直截了当地揭开假面具，不甚雅观，故不愿站在一条战线上，并且多多少少地加以比较委婉的攻击：“多数派社会主义者对于特别的民族问题——军事问题包括在内——与资产阶级的学派的见解未免太接近了，独立派则又和战前一样，获得一种不可调和的观点。前者对资产阶级的利益较之从前，倾于过大的让步，致使后者望而却步，因为他的受斯巴达卡斯份子影响□群众忍耐不住，催取激烈的手段。”（见伯氏《德意志的革命》六五页，一九二一年柏林出版。——DiedeutscheRevolution）一个党致被素来主张德帝国主义占领非洲殖民地和中国胶州湾的伯恩斯坦目为“未免太接近”“资产阶级的党派的见解”，“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倾于过大的让步”，那他的价值，也可想而知了！
讲到独立社会民主党，情形极为复杂，有向来右派的领袖如伯恩斯坦辈，有向来正宗派的领袖如考茨基辈，也有左派的急进份子，与斯巴达卡斯同盟会极接近，甚至于还有一批加入其中。但语其领袖，虽有时也不赞成多数派的主张，互相冲突，然本质上仍是机会主义者，故始终只能和多数派联合，很难与同盟会携手同行。
斯巴达卡斯同盟会是由社会民主党真正的左派和一般最贫苦的革命的工人组成。他的领袖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他是德国无产阶级真正革命的政党，具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后来改名为共产党（名称经过几次改变，此处不能详说）。
以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的大概情形。多数派既是其中最占势力的一派，所以我们首先拿他来做对象。社会民主党许多年来即认定机械的时代不是革命的时代，因为机关枪已经消灭了革命。他根据这种认识，绝不企图向革命一途前进，因此缺乏革命的意识，更谈不到革命争斗的素养。尤其是极右的多数派绝对没有梦想到要革命，并准备革命。当一九一八年十月德国因军事失败，人民怨恨，军心摇动，资产阶级的政权朝不保夕，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不独不肯遵照马克思的遗训，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反派他的党员包尔（GustavBauer）和霞德曼（PhilipScheidemann）入阁，去替资产阶级保镖。迨德皇威廉第二为大势所迫，于十月底离开柏林，退居比利时的斯坡（Spa）大本营，十一月九日柏林发生政治的总同盟罢工，首相玛克斯（PrinzMaxvonBaden）自知不能再干下去，将政权交给多数派的亚柏特（FritzEbert），亚氏于当日发出通告，接受政权，而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国民！我很悲切地要求你们离开街市，努力于安宁与秩序！”（见伯恩斯坦《德意志的革命》三二页。）
群众运动方才开始，社会民主党就要把他消灭下去，这是一种很明显地背叛无产阶级的行为。所以斯巴达卡斯同盟会异日的《红旗》（RoteFahne）报上直斥这样要求“送群众回家，是要恢复旧‘秩序’”。而多数派要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共同组织政府，这一党的领袖如雷得部耳（GeogeLedebour）等也目“多数派领袖亚柏特，霞德曼，兰芝堡（Landsberg）等为社会主义的叛逆，无论如何，不可和他们共同组织政府。”（见伯恩斯坦）德意志的革命》三四页）多数派的党部是怎样无耻反动，更可以从另一桩事看出来。就是他借口于“不合民主主义的原则”，拒绝独立社会民主党“全部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权力仅能归全体工人和兵士所选举的亲信人掌握”的要求，又借口于“对人民的粮食大有危险”，拒绝后者“排除一切资产阶级人员于政府之外”的要求（参看同书三五页。）。马克思明明提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当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却怕损伤了那万古不磨的神圣的“民主主义的原则”，偏要与资产阶级合作，去保护后者的安宁与秩序，这又是明目张胆地背叛马克思的遗教。
但独立派与多数派的差异本来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很少本质上的悬殊，所以双方磋商妥协，马上就组织一个所谓“人民委员会”的六人政府。今特将他们的姓名，职务，出身和派别列表于下：
姓名职务出身派别
亚柏特内务和军政马鞍匠多数派
哈斯（HugoHaase）外资和殖民独立派
霞德曼财政排字匠多数派
狄特曼（W．Dittmann）遣散和公共卫生细工木匠独立派
雷芝堡报纸和新闻律师多数派
巴特（EmilBarth）社会政策未详独立派
这些政府大员虽多出身于工人，但都办过多年的党务，久已变成党内的官僚和老机会主义者，早忘却本来面目了。在这些大员之下还有大批的次等官僚，大都为这两派人所分据，而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也在外交部与邮务部各占一个次等位置。于是这一批“党官”都弹冠相庆，变成“国官”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此等官僚更不是例外：他们整天地叫着“努力工作”，“维持秩序”，结果，无产阶级的群众是被麻醉，不复动弹，而资产阶级的旧秩序也被巩固，可保无虞；不过所谓革命的本身，未免有些滑稽！
但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却大不相同，他们以为这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并且和奥地利的拆宁伯爵（GrafvonCaernin）向群众所宣布的一样，“是世界上曾经见过的最大的革命。”因此党的光荣是超过法兰西有名誉的革命和“俄罗斯不名誉的革命”之上。就是向来善观风色，见革命潮流汹涌，向左走了半步的伯恩斯坦，也大加称赞，说：“从这些布告〔指工人兵士会议和党部等努力工作，维持秩序的布告〕中可以看出，当革命之日，柏林的工人阶级是怎样受社会民主党旧有的精神——这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创造者灌注给他的——的统制；胜利的工人阶级及其代表是怎样顾虑到对风潮汹涌的阶级争斗中的革命自身，保持一种决切的文化运动的性质；他们是怎样顾虑到对革命中非争斗者的幸福，安宁和权利，必须予以最大的注意，对革命开辟新权利的道路,必须不让凶野的无秩序和低级本能所表现的执拗的精神得以活动”（见伯氏《德意志的革命》三九页）记得袁子才颂扬某公子，曾称为“温文尔雅，吹气如兰”，我们对于德国的革命也可以应用同一颂扬语，所以他不独是不流血的，而且是十分文雅的，宜乎其为“世界上曾经见过的最大的革命”，替社会民主党增光不少！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在实际上不过为中等阶级的政治革命，这样引为殊荣,不可一世，而德国资产阶级最著名的经济学者桑姆巴特却很直爽地说：“我们和法国人，一切罗马族人，以及俄国人不同的地方，就在缺乏每种革命的才能。（现在仍然如此，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革命’后，更充分表见出来了。）我以为如有何处曾经发明德国人不会干革命事业，那就是此次革命，这却不成其为革命。十一月九日工人的‘胜利’，有几分和亚俄斯塔（Aosta）公爵的军队对于奥国人的‘胜利’相似：这是一种对于不在该处的敌人的胜利，是一种没有争斗的胜利。……德国受压迫的大多数工人生平从没有作愿意干革命事业的想法；当这种革命突然出现的时候，人家极为惊骇，不知道要怎样着手去对付他。……我相信我们是地球上一种最柔和的民族，绝不能‘自拔’。至多不过对于所忍受的痛苦，借讽刺的诗歌或学理的争辩，泄一泄愤气罢了。讲到实行，是从不会有的。”（见桑氏《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二四〇页。）
“德国受压迫的大多数工人生平从没有作愿意干革命事业的想法。”这种责任的最大部分是要归在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来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机会主义领袖的身上。德国人民向来就“缺乏每种革命的才能”，固是事实。但威廉·李卜克内西说过，德意志人民没有革命的历史，有之，当自社会民主党始。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真正忠实地奋斗下去，积下争斗的经验，何至于当“革命突然出现的时候，大家极为惊骇，不知道要怎样着手去对付他”？然资产阶级的学者明白宣布为“不成其为革命”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竟大吹大擂，自称为世界“最大的”革命，超越法兰西和俄罗斯的两大革命之上，而“保持一种决切的文化运动的性质”，真所谓不知道人世间有羞耻的事了！
然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谓不流血的和文雅的革命，只是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态度，至于对付真正要革命的无产阶级或其同盟者，却不在此例。当十二月二十一日，政府发下一道命令给柏林市司令（OttoWels系多数派党员），令那多少受了斯巴达卡斯同盟会宣传影响的人民水兵师（Volksmarinedevision）离开原驻的旧王宫，然后发给饷项，并于异年一月一日由千余人裁减为六百人。这样一来，当然引起水兵的忿怒，双方发生冲突，各布步哨，而威氏且为他们所扣留。这是二十三日的事。是日夜间，亚柏特和兰芝堡，霞德曼商议之后，即令军政部长术芝（Scheüch）为拯救威尔斯和镇压水兵计，可取必要的手段。术芝于是马上令陆军中将雷启斯（Lequis）遣兵调将，包围水兵驻扎所。迨二十四日晨七雪五十分，雷氏派五人到水兵处，不提起释放威尔斯的事，却令他们于十分钟内解除武装，在空场集合，并扯起白旗，否则印行炮击。至八点钟，白旗没有出现，政府的军队开始轰击，足足打了两点钟，毕竟将水兵打败了。当战事起后，斯巴达卡斯同盟会闻讯，于九点一刻派人参战，他们在政府优势军队的压迫之下，自然与水兵同一命运，惨遭失败。
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军事上虽然获得一种决切的胜利，但他帮助资产阶级屠杀无产阶级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连带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也觉得因这点小事，使用大兵，公然背叛无产阶级，有些丢脸，于是哈斯，巴特和狄特曼借口于多数派的人民委员亚柏特等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以无限的权力授予军政部长，肆行屠杀，和其他许多问题，退出内阁，让多数派去独当一面。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有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其军队作为后盾，对于独立派的退出政府，也就无所畏惧。他马上选定他的党员诺斯克（GustarNoske系木工出身）和威塞尔（RudolfWissel系工程师出身）加入政府，并重新分配职务。他因真相毕露，便愈趋反动，再也不讲客气了。于是令他所操纵的所谓工人兵士会议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要“无条件地保持公共安宁，防止用暴力侵犯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见伯恩斯坦《德意志的革命》一二九页），并另发书劝告兵士，叫他们尽忠于新政府，“当你们决心从各方面保护共和国的自由秩序时，没有人敢攻击你们”（见同书同页）。同时新政府也发出一篇告国民的书，表示要如何如何地安内与和外，借以巩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信任。
多数派及其政府部署定，即开始向无产阶级进攻。自独立派的三大委员退出政府后。其他大小官僚也大半相率引退。但这一派向左倾的柏林警察厅长爱弥尔·埃系霍恩（EmilEichhorn）却仍留任，大受多数派的猜忌，必欲去之而后快。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他果然接到无故免职的命令。凡左派的份子对于此举都非常愤慨。异日清晨，《自由报》和《红旗报》上都登出柏林各大营业革命领袖会，独立社会民主党大柏林社会民主选举联合会的中央部和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卡斯同盟会）中央部联合署名的宣言，其全文如下：
“亚柏特和霞德曼政府对大柏林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仇视行动已经继续增高，达到一种可鄙的新企图，他要用一种阴贼险狠的方法，逼迫警察厅长埃系霍恩去职。他要用他的顺从的工具现任普鲁士警察部长伊伦斯特（Erust）代替埃氏。
“亚柏特和霞德曼政府不独因此除去柏林革命的工人阶级所信任的最后一人，尤其是在柏林对着革命的工人阶级建立一种暴力的统治。
“工友们！同志们！这里不是关于埃系霍恩个人的问题，他个人当因公共的行动而消失在革命成功的最后的残余中。
“亚柏特政府及其在普鲁士内阁中的同谋者是借刺刀的帮助，维持他的势力，并且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希图固宠，他从初时起就是这个阶级的利益暗中的代表。
“柏林警察厅长的职务一受打击，德国整个的无产阶级，德国整个的革命当同样遭殃。
“工友们！同志们！这是你们不能够忍耐的，这是你们不当忍耐的！大家起来作严重的群众示威运动。从今天起，向有权力者表示你们的力量；表示你们十一月革命的精神并没有消失。
“今天星期日下午两点钟，请你们集合于胜利路（Siegesallee），作庄严的示威运动！
“大批地出来参加运动！这是你们的自由，你们的前程和革命的命运所关！打倒亚柏特，霞德曼，希尔士和伊伦斯特的暴力统治！——革命的国际的社会主义万岁。”
这一天从上午九时起，即有工人群众向胜利路进发，至下午，该处一带充满了人。但群众站在寒天大雾之中无所事事，领袖们坐在屋子里面讨论又讨论，再三讨论，没有动作，这一天竟白花了。至异日，群众又在原处集合，无所事事，虽有持武器的，也不知道自行发动，而一般领袖们仍坐在屋子里讨论又讨论，再三讨论，没有动作。这样又花去一天。至第三日（印七日）仍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事故发生。不过斯巴达卡斯的三百武装队于五日晚间占据多数派的《进步报》，改作大柏林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机关报，要算一桩最重大的事。
反之，在政府方面，是眼明手快，计划周详。他一面令那些被多数派麻醉的工人立即举行政治的同盟罢工，将政府所在地层层叠叠，围得铁桶一般，同时还怕这种“肉城墙”挡不住铁弹子，特发给军器，将他们武装起来。另一方面，任命诺斯克为司令官，调遣资产阶级的军队入柏林，以备开始屠杀。他在布置未臻安贴之前，对于左派的代表，复虚与委蛇，最初（六日）当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所派的代表狄特曼和考茨基等的面答应避去对敌行动，设置一个委员会解决纷争。迨左派同意于此举，再选举代表，前去交涉，他的态度忽转强硬，须左派从五六两日所占据的机关退出来，才能够有解决的办法。他为什么要变更前议？因为此时已得到军界的消息，对于压倒左派，确有把握了。
双方的谈判既无从进行，至八日各处即发生小小的战争。柏林一班不觉悟的和没有争斗勇气的工人竟于异日集合数千人开示威大会，议决要求双方停战，并宣言，工人兵士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如允许在“社会主义的调和的精神”中进行谈判，反对派当首先交出《进步报》馆。本来缺乏争斗决心的“大柏林各大营业革命领袖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都同意于此举，但斯巴达卡尔斯同盟者不予认可,占据《进步报》馆的同志们表示宁可埋在此报馆的废址中，不愿自行退出。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左派的必然失败，早成已定之局。至十日政府进行夺回《进步报》馆的战争，诺斯克于十一日下午率领两千军队入柏林，未几此处即陷落了。政府军见着这个报馆的俘虏，就用枪打死，虽确实没有拿枪作战的人，也不能幸免。这一幕武剧刚收场，十二日清晨又开始攻警察厅，旋亦得手。至十三日所谓大柏林各大营业的革命领袖，宣布取消总同盟罢工，再也不革命了。资产阶级的代理政府于是获得一种彻底的胜利。
胜利的政府及其军队当然有他们的威风。通缉中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于十五日晚上被捕，当带到科尔庶斯顿达姆（Kurfürstendam）的骑兵师部，略加审问后，声言分别他们到摩比特（Moabit）监狱去。但李卜克内西是晚才押解出师部的门，即被守卫兵郞格（OttoRunge）用枪柄在他的头上重重地击了两三下，弄得头破血流，不能动弹。上车后，经过动物园路，汽车忽发生障碍，于是令他步行。六个武装齐备的军人陪着他走，竟说他逃跑了，追赶不及，迫得发枪将他击死。然后由伴送的陆军大尉普夫洛格·哈唐（Pflugk-Hartung）发令将尸身带交动物园的某车站，说是一个不相识的人的臭皮囊。
李氏离开师部一刻钟之后，卢森堡也被押解出门。郎格又“如法泡制”，用枪柄在她的头上重重地击了几下。她的身体本来很弱，至此已昏迷不省人事。她在中途虽没有“逃走”，也同样被枪毙了！她的尸身没有交出，藏在哥尼流桥（Corneliusbrücke）附近，几个月之后才被发觉。
关于李卢两氏被杀事件的纪载，是取材于当时犹在政府供职，并主张“诺斯克……用武力荡平暴动，不能受责备”见伯氏《德意志的革命》一四四页）的伯恩斯坦《德意志的革命》一书（参看是书一六五，一六六及一六九等页），当不致有丝毫不实不净之处。伯氏且极力替政府辩护，说他毫不知情。这也许是事实。不过多数派政府既建筑在资产阶级的武力上，既纵容——至少是不得不放任——这种军队小题大做，屠杀左倾的水兵及斯巴达卡斯同盟会人，并枪毙俘虏，那他们要以最残酷的手段去对付革命的资产阶级最忠实最著名的领袖，自是必然的事？“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能够辞去这种责任么？！他们的罪恶贯仍，还有什么话可说？！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战时即变成“一个发臭的死尸”，中间经过一九一八年的革命和此次的屠死无产阶级及其领袖，更不止于发臭，并且全部溃烂了。但多数派也是一条好汉，“一不做，二不休”，发臭就发臭，溃烂就溃烂，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在一九二一年革力次的大会中率性把一八九一年尔伏特党纲那块仅有的遮尸布抛弃，让大家来“一饱眼福”。他的新党纲开宗明义就说：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市和乡村劳动人民的党（DieParteidesarbeilondenVolkes）。他力求集合一切自食其力的体力的与精神的劳动者，从事于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为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共同争斗。”（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纲领批评》附录一三二页，柏林第二版——Marx-Engels：ProgrammKritiken）
此家寥数语是明目张胆揭穿德国社会民主党向来即非纯粹无产阶级政党的面慕，抛弃唯物史观的立场而采取惟意志是向的唯心论，并且更表示他此后要做小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工人贵族，小商人和自耕农等等的混合体，要做一个别开生面的德国式的士农工商党，所以他用“劳动人民”来代替无产阶极或工人阶级了。这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党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这种认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为主要的组成元素之一的党，必然要受此等份子的支配，因此党的趋向是“他视民主共和国为历史发展中必然发生的国家形态，对于这共和国的每种攻击，视为对于人民生命权的暗杀行为。（见同书附录一三四页），这还不是百分之百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么？！
像这样的党纲系伯恩斯坦修正论的结晶，是不待言的。伯氏担任政府的职务，至一九一九年二月底才去位。据他自己说：“他相信两个社会民主党必然重新联合，为树一个榜样起见，在不久之前，没有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即加入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后来因前者的议决，不能跨党，他才决定隶属于多数派，理由是他认多数派内部政策的格言对于幼稚的共和国是唯一正常的。”（见伯氏《德意志的革命》一三〇页）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对于党籍问题，忽彼忽此，固属无耻，然多数派的理论既是一贯的修正论，即修正论的祖宗自然有回老家的权利。他一回来，革力次的党纲便愈加出色了。
像上面那样抛弃向来假面具的党纲，尚可诿之于久已出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右派——修正派——的作孽。我们再来看看多数派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后，一九二五年海登柏尔格大会的党纲罢。这次党纲的确比考茨基也感觉到将“唯物史观……弄暗淡了”（见考氏《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五页——DieProletarischeRevolutionundibrProgramm．Berlin．1922）的革力次党纲漂亮一点，其中的唯物史观也要明亮三分。但“唐俗人同志”伯恩斯坦的见解不独没有洗刷干净，并且充分地保存着。例如他说：工人阶级“在共和国家中所获的国家形态的保持与发展，对于他的解放争斗是一种万不可少的必要。”（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纲领批评》附录一四页）又说：“民主共和国是工人阶级解放争斗最有利的地基，因此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最有利的地基。”（见同书一四一页）这还不是伯恩斯坦派对于民主共和国换汤不换药的说法么？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死死抱着“民主共和国”不放手，说他是“实现社会主义最有利的地基”，试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示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党的心目中宁占得丝毫的地位？！所以一九二五年海登柏尔格的党纲也依照一九二一年革力次党纲的榜样，把一八九一年尔伏特党纲那块仅有的遮尸布抛弃了。从此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的上和在实行上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的关系。
我们做马克思的传记，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尤其是对于他和恩格斯死后这个党的历史，为什么要写得这样详细呢？因为像卢森堡所说的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最纯粹的结晶品。”（见卢氏《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三页。）是不是如此呢？假定是的，真正名副其实么？要解决此等问题，全靠我们把他所表现的理论与事实，尽量加以剖解，故对他自发生时一直到现在的历史，不能不像上面那样作详尽的探讨。还有一层，中国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旧的已有十余年的历史，新的正在兴起，并且还不止一二个。新的没有明显的表现，姑置不论，旧的怎样呢？据一个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发起人和领袖孙倬章自己说：“一九二八年游历全国，检阅全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始知各地的党员都是一些小官僚或大学教授，只富于个人主义，毫无革命情绪，已令我大失所望。”（见孙氏《怎样干》序言三至四页）孙某看见这种情形，觉得奇怪，至于“大失所望”。其实这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幅缩影，毫不足怪的。他如果真正想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的党员，而又略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何至于袭用这个“宝贝”党或“死尸”党的名称，在中国来作孽，误己误人，至十余年之久？！所以我们为防止孙某造一类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欺骗革命的青年起见，在马克思的传记中，实有详细评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必要，因为这种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末了，我们因上面评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篇幅甚多，恐大家不容易拿着他的要点，特在此作一种简单的回顾，顺便且加以批评的补充。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时，这个党虽不断的受他们的指导与监督，但俗语说得好：“狗口里生不出象牙”，他们对于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的领袖和缺乏革命遗传性而又不肯继续努力奋斗的工人的党，也实在没有法子使之成为无产阶级一个健全的革命政党。至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虽正式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但党员群众奋斗的革命的情绪比他们取缔社会主义者法律的期间既有显著的退步，而一般领袖机会主义的色彩又与时俱进，所以情形并不见得好些。恩格斯当时虽仍存在，“一木焉能支大厦”，他实在有些照顾不来。不独伯恩斯坦辈久已怀若鬼胎，蠢蠢欲动，就是中央党部，甚至于口头正在谈革命的考茨基也不受指挥。我们已经说过，恩氏于一八九五年替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争斗》作一篇极长的导言，谈及将来巷战的一段及好些句子，都被中央党部借口于顾虑国会取缔社会主义法的新提案，一笔勾销了（参看本书第二册一四至一六页）。恩格斯得悉此事后，大不谓然，于是年四月一日写信给考茨基说：
“今天看见《进步报》所载的导言，不等我知道，竟尔割裂，把我装成一个无条件的合法的利平崇拜者，不胜惊骇。甚愿导言的全文登入《新时代》，借以洗去这种可耻的印象。我将向李卜克内西很决切地发表我对于此事的意见，对于那些给予他以改窜我的意见的机会的人，不论他们是谁，也当有所表示。”（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纲领批评》七页。）
我们看了这段话，知道恩格斯对于德国党人割裂他的导言，是何等痛心疾首！《进步报》的总编辑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他也干起这种勾当来了；然还有给予他以改窜机会的党部人员存在，可见他仍是被动的。恩格斯于一八八七年三月十六日写信告索尔格说：“我信赖考茨基，和信赖我自己一样。”（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二五九页）不意这个集佀值的考氏值不得信赖，对于恩氏上项请求，同样置若罔闻，不肯照办。他后来仅宣布：“当时的党部因为‘警察的缘故’和避免给予一般‘青年’（一八九一年被逐出的反对派）以辩论的口实，令《进步报》勾去一些。”（见《国际通信》第四年度四四号，一○六三页——Internationale-Korrespondenz．1924）考氏这种理由是极不充分的。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奋斗历五十余年，在当时为党中硕果仅存的老将，然德国党人因他远居伦敦，又值风烛残年，遂任意加以戏弄，可见他们中机会主义的毒已深，所谓病入膏肓，已经不可救药了。
迨恩格斯死后，伯恩斯坦便首先发难，独树一帜，是为修正派。这一派完全表现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此外，有所谓正宗派，名虽和他对峙或争斗，但为保持党内的和平起见，在实际上是事事迁就他，使他的势力愈形膨胀。所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修正派，正宗派实在是连贯一气，不能分开的。有了这种连锁，然后社会民主党对于德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肯投票赞成军费，对于德皇退位，资产阶级政权根本摇动的时候，才肯挺身出来替他保镖；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和领袖才借故加以最无人道的惨杀；至于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五年两次修改党纲，使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完全脱离关系，犹其余事。
大家要明白了解这些事实的详细经过，才能够确切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才能够确切相信这个党变成德国资产阶级的“宝贝”和无产阶级的“死尸”，绝不是由于实行马克思主义，而是由于背叛马克思主义。我们须先把这件事交代清楚，然后能在下面一章去着手结束马克思的传记。 |
第五章国际党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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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国际党的盛衰
我们在前面两章中已经将巴黎公社和巴枯宁的事业述过一遍，现在特回转来再讲国际党。国际党的历史曾因其自然的趋势分作两期，前一期至一八六七年年止，后一期自一八六八年开始。在前一期中，一般普鲁东主义者占绝大的势力，独执牛耳；然马克思主义也逐渐发展，与之对峙。“‘国际党的内部史是普鲁东主义与马克思所发挥的近世社会主义相抗的历史。’（普列汉诺夫）故作国际党的历史者指明第一期运动为互助时期（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七年）。夫里部耳（Fribourg）说：‘当时的国际党是互助时期，反对集产的要求，而保障自由谈判的契约之实行。’马伦也称第一时期为‘互助时期；他的特点是在普鲁东学说的影响。’马克思和普鲁东的社会学说根本上的异点也表现于实际的煽动中：马克思主义者愿意使国际党成为无产阶级一种阶级争斗的机关，普鲁东主义者愿意使国际党成为一个研究社，去讨论社会改良最好的方法和途径。他们第一就努力于组织自由意志的交换银行和信用协作社，同时马克思的信徒则要求生产工具作为集产。”（见《国家科学词典》第一卷二八五至二八六页，一九二三年第四版。HandwörterbuchderStaatswissenschaften）在国际党的第一期中，马克思派与普鲁东派虽因主义不同的缘故，互相对抗，然双方的争斗并不剧烈，故当时的国际党是平平安安，一步一步向前进展的。至一八六八年这种和平的局面就一变而为剧烈争斗的局面了。普鲁东派由是失势，马克思派自是年起至一八七〇年止，势力极膨涨，而国际党也正于此时达到全盛时期。然一八六八年有巴枯宁及其党徒加入国际党，旋树起无政府主义的旗帜，与马克思派相抗，迄无宁日，自一八七一年起，在党中占得优势，卒至引起国际党的分裂和消灭，而追溯此等事件的由来，皆起于一八六八年，故这一年在国际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关键。
国际党一八六八年的常年大会是于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此次预会的代表多至九十九人，计比国代表五十人，法国代表十八人，英国代表十一人（内有六人是由中央局派出的），瑞士代表七人，德国代表五人，意大利代表二人，西班牙代表一人。当一八六七年洛桑会议时，有人提出土地和生产工具应为集产的议案，因普鲁东主义者的反对打消了。至布鲁塞尔会议，形势骤变，预会的人受了日内瓦农业工人同盟罢工的影响，发生阶级觉悟，因得通过一种很重要的议案，就是，凡土地，森林，矿山，铁路，道路，运河，电线，以及其他运输机关和交通机关，都应为社会的公产，归工人协作社管理。当讨论此案时，一般普鲁东主义者力加反对，并于别人发言之际，互相谈话，故意捣乱，但卒不能阻止他的通过。不过大会又宣布工人只有借生产协作社和彼此信用保证的组织之力，才能够据有机器，所谓信用保证的组织这种主张是对他们一种小小的让步。大会对于临近眉睫的德法战争，持一种反对态度，因通过一种议案，要求各国工人用同盟罢工的方法去抵抗各种战争。此外，大会又极力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宣言他是第一个有劳绩的经济学者，对于资本作一种科学的分析，追溯到资本原始的元素上去了。
布鲁塞尔会议，马克思没有预会。他除认那种借同盟罢工去抵抗战争的议决案为无意识外（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八二页），对大会所议决的各点并无不满意的表示，而于预会代表心理的变迁，与反对派阴谋的失败，尤为高兴。他于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二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会议于今日闭会，颇为顺利，据传来的消息看，至星期四日止，会中只稍有一点让步。托雷君和其他巴黎人要将中央局移往布鲁塞尔。他们对于伦敦方面非常妒忌。奉普鲁东主义的‘勇敢的比利时人’与法兰西人在日内瓦（一八六六年）和洛桑（一八六七年）偏执成见，反对工联等等，现在竟狂信这些东西，这是一大进步。”（见同书同卷八〇页。）
一八六八年的布鲁塞尔会议既是国际党发展上的一个转机，因此引起了舆论界的大注意，甚至于转移了资产阶级舆论机关的论调。马克思于是年九月十六日告诉恩格斯说：“《晨报》昨天为国际党作第一篇社论反对《泰晤士报》。《明星报》称此次会议是一种‘成功’。《导报》（TheStandard）初时攻击我们，在昨天的社论中却献媚于工人阶级之前。他予资本家以一种打击，对于土地问题现在且表现怪相来了。《讨论报》（DasJournaldesDébats）深惜英国人，法国人，和比国人——就那些关于土地的议决所表示的讲，——竟属于‘共产派’，而法国人在另一方面又产出普鲁东式可笑的宣言。”（见同书同卷八一页。）此外，伦敦《泰晤士报》也在社论中宣言自基督教开始和旧世界灭亡以来，从没有看见过一桩事比得上劳动阶级此次的警醒。
不独当时各国资产阶级的报章看出布鲁塞尔会议的重大意义，即自由派的经济学者如拉甫雷（EmiledeLaveleye）也无不如此，所以他带着讥讽的口吻报道：“国际党的变化开始于布鲁塞尔会议。这个组织原来只想成为一个互相防守，维持或增加工资的大结社——即一种普遍的工联。现在竟梦想假手于消灭工资制度——‘这种奴隶状况的新形态’——完全改变社会。怎样完成这种改变呢？即一切生产工具的公有。‘集产主义’是一种新学说。……社会变成‘集产’，不是由于革命，而是由于‘进化’。这种变化的出现是由于‘社会的需要’，而不是由于一个会议的议决案。”（见拉氏《现今的社会主义》英文复印件一八七至一八八页——TheSocialismofTo-day,London）
国际党在一八六八年还发生一桩大事，就是巴枯宁的入党。当马克思于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在伦敦遇着巴氏时，曾约其加入，当蒙首肯，并允竭全力为国际党服务。他旋往意大利，马氏将国际党的规程及开幕词寄去，他回信说得很诚恳，但在实际上未尝加入，更没有替国际党效力，大概是认这种机关无足轻重，故不措意。后来国际党的发展一日千里，他以为大可乘机利用，力谋入党。他于一八六七年参预和平自由联盟会的会议，并任职于此会的中央委员会，至异年七月已加入国际党的日内瓦支部，于是要求国际党与和平自由联盟会联盟，所提的条件是，工人对于有产者争取政治的自由，当予以赞助，同时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所要求的经济解放，必为之援手。但国际党对于这种可笑的要求加以拒绝。他旋退出和平自由联盟会，与同志们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于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由他的同志倍克向国际党中央局要求承认同盟会整个地加入，同时得保持自己固有的组织，纲领，和会议，对于认可支部得具有中央局同等的权力等等，并且表示同盟会一经加入，即可弥补国际党唯心论的缺陷。同盟会这种论调颇引起国际党人的忿怒，而法国党员为尤甚；马克思以为准另一个国际政党整个地加入，是违反国际党的规程，不允其请。但巴枯宁必欲他的党徒加入国际党，乃和他们商议，自行解散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令名支部一起加入，并要求中央局承认同盟会“激烈的”原则。马克思于一八六九年三月替中央局提出的答案是，中央局的职务不是对于各支部的纲领在理论上去加以评判，只是注意于这种纲领与国际党的规程及其精神是否有直接抵触之处，因此中央局主张同盟会的纲领中“阶级平等”那句无味的话应当删去，而代以“铲除阶级”一句话；同盟会于解散自己独立的国际组织后，将各支部的表册送交国际党中央局，即可加入。巴枯宁所统率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于是一面删改纲领，一面宣告解散总机关，凡属于他的各支部便一起跑到国际党来了。
巴枯宁派既得加入国际党，在一八六九年的国际党巴塞尔会议中即独树一帜。此次大会是从九月五日起至十二日止的，预会的代表虽只有七十八人，然代表的国数却比从前加多了，计法国代表二十六人，瑞士代表二十三人，德国代表十二人，比国代表五人，西班牙代表四人，意大利代表三人，英国代表二人（中央局又另派二人），奥地利代表二人，美国代表一人。马克思这一次也没有预会；巴枯宁则代表里昂和那不勒斯的支部参加会议。巴氏宿昔主张以铲除遗产承继权为社会革命独一无二的出发点，此时便由他的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大会指定一个委员会提出报告，而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复同情于巴氏的见解，报告的概要如下：
“承继权构成私有制的主要特点，大有助于转移地产和社会财富于少数人之手，并捐害多数人的利益，结果对于获土地为集产一点，成为最重大的障碍之一。在另一方面，承继权无论怎受限制，总是妨害个人，使不能绝对享受心理上和物质上同等发达的权利，总是构成一种不正当的特权，对于社会的平等是一种永久的威胁。本会既已采纳集产的原则，在理当同意于根本铲除承继权，这是解放劳动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之一。”（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一四二至一四三页。）
同时马克思为“迎头痛击”巴枯宁起见，也由中央局提出同一问题于巴塞尔会议。他的提案是根据唯物史观立论的。他以为遗产承继权不是以生产工具为私有财产的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他的法律上的结果，生产工具一旦成为公有财产，则遗产承继权自然合消灭。因此我们所当铲除的是那种使少数人在生时得假借经济势力取得多数人劳动结果的制度。至于以铲除遗产承继权为社会革命的出发点，殊属无谓，此举在理论上是虚伪的，在实行上是反动的。不过在现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变更，而劳动阶级已经获得充分的政治力量，能取预备手段的过渡时代，自常增加遗产税，并眼制遗产承继权。
中央局这种提案系针对着巴枯宁的主张及其同志的提案而发，巴氏为力图抵制并当场煽动起见，特起而演说。内中有一段是：“中央局的报告说，法律的上层建筑物常只是一种经济状况的结果。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权利毫无疑义地总不过经济事实的表现与结果。但权利为从前事实的结果，又为以后事实的原因，这也是同样没有疑义的。这是一种很真实而有力的事实，大家如果想达到一种新的制度，必须将他铲除。所以承继权从前是以暴力权提取自然和社会财富的自然结果，到了后来就变成政治国家和法律家庭的基础，批准并保证私人的财产。因此我们赞成铲除承继权。”（见布卢巴合《马克思与巴枯宁》七五页。）
大会对于这两种提案讨论的结果，即付表决。造成巴枯宁派提案的三十二票，反对的二十三票，弃权的十三人，缺席的七人。赞成中央局提案的十九票，反对的三十七票，弃权的六人，缺席的十三人。两案都没有获得绝对大多数的赞成，因此都没有通过。
此事在巴马两方面是都失败了，都胜利了。怎样讲呢？巴枯宁以老革命家的资格，乘许多接近他的产业落后的国家的代表出席大会之际，亲自赞助自己一派所提出的铲除遗产承继权的问题，而未能通过，不能不算是失败。但反糐来一想，他的目的是在和马克思对抗，并夺取国际党的群众，此刻才开始动作，而赞助的人数即多于对方，这自然是一种成功。在另一方面，马氏经过中央局的提案原非自己重要的主张，仅为对抗巴派的一种策略，当时若无此学，则后者的提案也许一帆风顺，为大会所通过，今因此而予以打击，自己的提案虽未通过，然在策略上已告成功。不过巴枯宁加入不久，即与中央局对抗，并获得许多代表的赞助，而其来势的凶猛且远过从前的普鲁东派，国际党从此多事，已有见端，这不能不使中央局和马克思感觉到党的发展前途的危险了。
但中央局在巴塞尔会议中并不是一味受打击，仍获得一种绝大的成功，即他所提出的扩大自己的权力案，为大会所通过。这种提案是出于马克思的主张，他以为国际党是一种阶级争斗的组织，而中央局更是一个指挥作战的机关，如果没有权力，即无从指导各国的支部，尽他应尽的责任。同时预会的代表也多半感觉到各国工人阶级的结合过于薄弱，非集中权力，则中央局形同虚设，决不能尽指挥与监督的职责，遂通过如下的议案。“每个新产生的支部或社团如愿加入国际党，必强将自己的入党意见马上通知中央局。中央局对于每个新社团的加入得予以认可或拒绝，不过须提出于下届大会。凡有联合部之处，中央局对于认可或拒绝一个新支部或社团加入之前，应征求其意见，但仍保有暂时决定此事件的权力。中央局得停止本党一个支部的职权，至下届大会为止。每个联合部可以拒绝或开除一个支部或社团，但不能剥夺他的国际地位；同时也可以要求中央局停止此支部或社团的职权。一国联合部的社团或支部间如有争议，又各国联合部间如有争议，中央局得加以判决，不过须提交下届大会作最终的决定。”（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一四○页。）
现在要问加入国际党后即存心与马克思争斗的巴枯宁目击这种议案的提出与通过，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态度？反对么？就情理讲，这是当然的，因为这不独是他的政敌的主张，而并且和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他的从下至上，从外至内的自由组织的原则绝对不兼容。他在这里如不出而反对，那就是不忠实于自己所抱的主义。但出乎意料之外，他不独不反对，而且赞成，不独造成，而且自承上项议案是“由我提议，由巴塞尔会议议决的”。（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九〇页，《致罗马纳国际党人书》——AndieInternationlistenderRomagna）闷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在一方面，布卢巴合以为巴枯宁因中央局是革命的，所以愿他具有处置违背国际党精神的支部的权力（参看布氏《马克思与巴枯宁》七九页）。巴氏认中央局是革命的，换句话说，认他的政敌马克思是革命的，即肯牺牲自己神圣的主义而予以赞助，世间没有这样的大傻子。况且中央局始终是革命的，未尝发生变化，巴枯宁此时既赞成扩充他的权力，后来当不致主张削减他的权力，要使他赞成一只国际通信箱。故布氏之说是阿其所好，巧为辩护，殊不足取。
在另一方面，斯巴哥以为巴枯宁认自己党徒的人数必定超过马克思一派，自己必能制胜马氏，而掌握中央局的权力，故于扩充权力案乐得加以赞助（参看斯氏《马克思的生平及其事业》德文本二八〇页）。巴马两人的争斗由来已久，至此时更隐隐形成两派，势不相容，巴氏处心积虑，要推翻异己，贯彻主张，自是实情。不过当时巴派的势力远在马派之下，巴氏要想制胜，已经没有把握，说他会用“欲取固予”的政策，首先助长敌派的势力，为虎附翼，然后从而制之，必无是理。故斯氏之说，不免捕风捉影，深文周内，也不足取。
其实，巴枯宁向来是一个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这一次的举动是一种贪图小便宜，借刀杀人的勾当。他自加入国际党后，即以日内瓦为大本营，而此处的钟表业工人参加选举运动，采取一种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急进派通力合作，他希望马克思借中央局的权力去钳制属于国际党的日内瓦联合会工人政治的机会主义，故很热烈地赞成扩充中央局权力的议案。所以他后来说：“我于一八六九年九月来至巴塞尔会议，挟有一种印象，即一个由阴谋诡计的反动的支部所领导的地方联合会可以滥用他的权力，我于是在中央局的权力中去求一种制止他的方法。”（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八四页）此外，梅林以为巴氏此举大概是由于误会李卜克内西激烈反对石卫茨和倍倍尔参加北德意志国会工作的演说，为足以代表马克思的意见（在事实上马氏并不赞成李氏的说法），想借中央局的力量去反对会议政治的活动（参看梅氏《马克思传》四二四页），这虽可以备一格，但已经近于推测，十分渺茫了。至于认巴氏阴谋将中央局移往日内瓦，自己拟雄据一席，故预先布置这一着，当时本有是说（他自己后来宣言中央局以驻伦敦为宜，瑞士有许多不方便处，参看《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八五至一八六页），然我们在没有发见新证据之前，对此不便加以附和。
现在再回到中央局的提案上去。他在一方面既提出扩大自身权力的议案，以便对于各国支部收统率之功与指臂之效，在另一方面，又提出取消各支部及其他所属团体的部长和会长职务的议案，使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致保持一种君主专制的原则，拥出一尊，大权独揽。
巴塞尔大会对于这种提案也表示同意，议决劝告各支部等等取消部长会长的职权，而代以委员制，怡和中央局在前一年所实行的一样。
然巴塞尔会议不独通过上述各案，并且还有一桩可纪念的事，就是对于前一年土地作为集产的议决案，又重新决定一次。这个问题是用两种方式提出来的：
（一）本会宣布社会具有铲除土地私有权并使土地成为公有财产的权力；
（二）本会宣布土地应当成为公有财产，这是现今的当务之急。
赞成第一种方式提案的有五十四票，反对的四票。赞成第二种方式提案的有五十三票，反对的八票。这两种方式的议案，均得到最大多数的赞成而被通过，从此国际党便确切站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他的旗帜愈加鲜明，他的势力愈加膨胀，而有产阶级对他的惊疑与疾恶也愈加厉害了。
马克思对于巴塞尔会议颇为满意，所以于同月二十五日由德国汉诺威写信给第二个女儿劳拉说：“巴塞尔会议已完毕，进行颇好，我很欢喜。党中这样公开的赛珍会‘带有他的一切疮痍’，我总是系念不置的。没有一个登台献技者达到主义的顶点，但上等阶级的愚鲁又足以补救劳动阶级的过失。我们从没有到过德意志这样小的城镇，其中的小报无不满载这‘可怕的会议’的事实。”（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六年度一卷七七页。）
巴塞尔会议自资产阶级看来，是“可怕”，则国际党这一年在世界各国的进步当更为“可怕”。波士德格特说，在一八六九年，“国际党正是到处发展。旧金山（SanFrancisco）有一个支部，而美国全国劳动联合会（TheAmerycanNationalLabourUnion）此会的首领息尔维斯（Sylvis）方才去世——且被视为一个正式的全国支部。中央局曾注意于里昂，发尔登堡（Waldenburg），索特征尔雷鲁翁（SottenvillelesRouen），巴塞尔，圣亚田（St．Etienne），塞朗（Seraing），（下列各处同在一天内举行的！）厄尔柏夫（Elbeuf），布拉格，格纳齐（Graz）白斯特，维也纳（Vienna）——此处制面包工人因厂主称他们为蠢子，举行同盟罢工——的同盟器工，并注意于美旧金山铁路上中国人的同盟罢工。后列少数同盟罢工，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但前列的同盟罢工都是国际党组织效力的符号。比国塞朗炼铁工人的同盟罢工与法国圣亚田矿工的同盟罢工都被他们的政府用最野蛮的方法压平了。‘屠杀’是当时的用语，这也算是用得适当，然一般兵士没有被激怒而施横暴行为，此事使那种维系国际党感情的结合愈加巩固了。意大利也毕竟因那不勒斯联合职工委员会（NaplesFederalTradeCommittee）而十分得手。德意志有党员十一万人，比利时从前只有三个支部，此时却有六十个支部。”（见波氏《工人的国际党》四四至四五页。）
国际党中央局固然注意于各国的同盟罢工运动，设法为之声援，尤注意于爱尔兰问题，他于是年爱尔兰政治犯赦免问题且特别向英政府提出抗议。爱尔兰问题就表面上看来，好像只是一个民族孤立的问题，换句话说，只是一个局部问题，其实他对于英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故此处不能不多说几句。
首先讲爱尔兰的情形。爱尔兰自受英格兰的压迫，于一八〇〇年与英格兰作所谓“最终联合”（FinalUnion）以来，自己没有独立的议会，事事受后者的宰制，他的最大部分的土地又为一般住在英格兰的大地主所有，每年的收获都一批一批地被运走了。爱尔兰的主要产物是薯，人民的主要食品也是薯，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七年连遇凶年，薯的收成大减，而爱尔兰九百万人口竟因此减少一半！（饿死的几达一百万人，其余三百多万人则转徙于美洲和澳洲等处。）英格兰的大地主对于这种奇荒不独不于以救济，反于一八四六年从爱尔兰输出麦粉一百三十万截特列（Zentner），牛十九万头，猪四十五万只，羊二十六万头。爱尔兰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既感受绝大的痛苦，便起而作独立运动。当一八三〇年之间，他们在鄂康尼的指导之下，用和平的方法，向英政府要求取消“最终联合”，但丝毫没有效果。至一八四○年之间，便有一个少年爱尔兰党出现，这个党鉴于和平运动的无效，主张专用暴力谋爱尔兰的独立。然英政府运用高压手段来对付一般党人的革命运动，如拘捕革命领袖，封闭言论机关，甚至于在爱尔兰全部宣布戒严之类，都是他的惯技。爱尔兰本部革命运动的势力虽因此削弱，但在美国的爱尔兰飞尼党人（TheFennians）企图革命，曾不稍懈。他们于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在纽约开会，议决于下年在爱尔兰和英格兰共起革命。至一八六七年三月南爱的都伯林和其他地方有革命的爆发，不过被英政府压平了。革命党人于失望之余，悲愤交集，遂在英格兰从事零星暴动。是年九月曼彻斯特的警察用车押送两个爱尔兰革命党人，在途中被其他挟持武器的党人劫去。英政府于是大捕党人。他不能查出此次事变的主动人，竟于没有获得确实证据的时候，硬认被捕的人中有三人犯了暗杀罪，判处死刑。可是爱尔兰革命党人的暴动并不因此停止，至十二月，他们在克勒垦卫尔（Clerkenwell）监狱墙根施放炸药，计死十二人，伤百余人，因此引起英格兰的恐慌。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爱尔兰的革命运动表示充分的同情，然却不满意爱尔兰党人的暴乱行为（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三卷四三三页），因为在一方面，英格兰宰制爱尔兰，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事件，不是用手枪炸弹杀死少数人可以解决的，在他方面，这种暴行引起英格兰全部的恐慌，而克勒垦卫尔之役所杀伤的，大多数为无产阶级的人，因此失去了英格兰无产阶级的同情，反有碍于革命运动的进行。据马克思的意见，英格兰人民应当帮助爱尔兰独立，而爱尔兰人也应认清他们最近的目标。他于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写信给恩格斯说：“现在要问我们当怎样忠告英格兰的工人？依我的意见，他们必须以取消联合一事……作为自己公布的题目。这是一个英格兰政党对于爱尔兰解放事件在党纲上所能够提出的一种唯一合法和可能的形态。……爱尔兰人所需要的是：（一）自主政府，与英格兰分离独立。（二）农业革命。……（三）为抵制英格兰而施行保税。”（见同书同卷四三五至四三六页。）
马克思这种主张于十二月间提出于中央局，因为中央局鉴于爱尔兰党人事件，开了不少的会议，并向英政府提出请愿书，声明那行将处决的三个党人案是一种司法的残杀行为。至一八六九年十一月马克思因爱尔兰政治犯赦免问题复提出一种掊击英国首相葛拉德士吞的议案于中央局，旋即通过，正式发表。当时英国的报纸对于被囚的爱尔兰党人所受的虐待，都缄口不言，故英政府任意横行，肆无忌惮。马克思的长女小燕妮于一八七〇年三月作许多论文，寄登法国销行最广的《马赛列斯报》，将自由的英格兰待遇政治犯的情形，向欧洲大陆和盘托出，使葛氏无地自容，于是数星期后，大部分爱尔兰政治犯都被释放了。
国际党中央局对于爱尔兰党人赦免问题，除上述的议决案外，还有一种宣布英美资产阶级操纵无产阶级，和爱尔兰独立为英格兰工人解放的先决条件的重要议决案。这种议决案至今犹丝毫没有减损他的价值，因为不独爱尔兰现在仍受英格兰的宰制，仍用得着以此为奋斗的指南针，他并且初次明白向我们指出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有何等密切的关系，今特征引其本文如下。
“英格兰如果是欧洲地主主义（Landlordismus）和资本主义的堡垒，则能予英格兰以一大打击的唯一要点，就在爱尔兰。
“爱尔兰第一就是英国地主主义的堡垒。这种地主主义在爱尔兰如果站不住脚，则他在英格兰也是会倒的。但这种动作在爱尔兰要容易一百倍，因为此处的经济争斗集中于土地财产上，同时这种争斗又是一种民族的争斗，而此处的人民比较英格兰的人民更倾向革命，并且更为忿怒。在爱尔兰的地主主义纯是由英国军队维持的。当两国的强迫联合一经解散，爱尔兰就会起一种社会革命——不过是在陈旧的形态中实现出来的。于是英格兰的地主主义不独丧失他的财富的一大来源，并且也会丧失他的最大的道德力，这就是说，那种代表英格兰统治爱尔兰的力量。在另一方面，英格兰的无产阶级一日维持他的地主在爱尔兰的势力，他在英格兰便一日不能推倒这些地主。
“在相对方面，英格兰资产阶级不独利用爱尔兰人的困苦，使贫穷的爱尔兰人迫而向外转徙，借此去压下英格兰工人阶级的地位，并且还离间无产阶级，使之立子互相敌视的地位。克勒特的工人革命的烈火不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Angelsachsen）强健而迂缓的态度相合。反之，在英格兰一切大工业的中心点，爱尔兰的无产者与英格兰的无产者之间发生，一种很深的对抗。一个平常的英格兰工人恨爱尔兰人为竞争者，扯低了工资和生活程度。英格兰工人对于爱尔兰人怀有一种民族的和宗教的恶感。他们看待爱尔兰人差不多像北美南部诸州的贫苦白人看待黑奴一样。英国无产者中这种对抗是由资产阶级巧为营养，并且使之活现的。他知道这种分离就是他保持势力的真正秘诀。
“这种对抗复现于大西洋的彼岸。一般被牛羊从本境驱逐的爱尔兰人复现身于美国，他们构成该处人口中一很大的和很繁殖的部分。他们唯一的思想和唯一的热情是怀恨英格兰人。英，美的政府——这就是说，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对于这种热情予以营养，借此延长国际的对抗，去阻碍大西洋两岸的劳动阶级每种正经和诚实的联合，因此又阻碍他们共同的解放。
“英政府保持一种巨额常备军唯一的口实是爱尔兰，这种军队在爱尔兰养成横暴的军事行动习惯之后，遇着必要时，——像大家曾经看见的一样——是会转而攻击英格兰工人的。古代罗马在庞大的规模中表现于我们面前的东西，现在英格兰毕竟也表现出来了。凡压制他种民族的人民，也造成了自己的锁链子。
“国际党对于爱尔兰问题的观点是很明白的。他的第一种任务是促成英格兰的社会革命。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必须在爱尔兰实行一种决切的大打击。
“中央局对于爱尔兰人赦免问题的议决案当构成别种议决案的引子，此议决案所宣布的是，把一切国际正义揭开不讲，英格兰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使现今的强迫联合——这就是说，爱尔兰的奴隶境遇——于可能的时候，作成一种同等的和自由的联合，否则必须完全分离。”（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七○至七二页，中央局的机密通告——ConfidentielleMiteilung）
中央局这议决案仍旧是出于马克思的建议。但他此时对于爱尔兰问题的见解比在一八六七年有一完全不同之点，就是，他从前以为爱尔兰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当英格兰工人阶级获得胜利，此问题即可连带解决，所以劝吿英格兰工人只止于注重取消英爱的强迫联合；到了一八六九年，他便认爱尔兰问题是一个有关大局的重要问题，而英格兰工人阶级的解放且以此问题的解决为先决条件。梅林以为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即认爱尔兰问题为英格兰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问题（参看梅氏《马克思传》三九八页。）。卫慈尼截（A．Wiznitzer）斥其非是（参看《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十卷五二页，卫氏《马克思与爱尔兰问题》MarxunddieirischeFrage）。卫氏的反驳是很对的，因为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已将这一点说明了。“许久以来，就相信爱尔兰的统治可以因英格兰工人阶级的得势而打破。我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常发表这种见解。但更深的研究现在却使我的信仰适得其反。英格兰的工人阶级在爱尔兰分离一事实现之前，决不会大有作为。此事的枢纽必定在爱尔兰〔问题〕上。所以爱尔兰问题对于社会运动是很重要的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二二五至二二六页）马克思在此处虽没有明白指出自己对于爱尔兰问题见解的变迁起于何年，然他在一八六九年的建议中才有解决爱尔兰问题为英格兰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的话，可见他改变向来的意见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中央局于一八六九年集精会神于爱尔兰问题，至一八七○年，忽因大局的变迁，而转其视线于欧洲大陆。一八七〇年欧洲所起的掀然大波，自然要算德法战争，可是我们于叙述国际党对于此事所持的态度之先，尚须讲拿破仑第三大捕法国国际党党员和中央局提出抗议等事。
拿破仑第三自统治法兰西后，对内对外，多行不义，因此威信扫地，险象环生，为收拾人心起见，于一八七○年要实行所谓“改革”。他因前此“黄袍加身”，是出于民众投票，所以此时对于所谓“改革”，也要举行民众投票，借此自欺欺人。但在举行这种民众投票之前，警察发见一种谋炸拿破第三的阴谋，认此举出于法国国际党党员的主使，遂到处拘捕国际党的领袖人物。中央局接到此项消息，即于五月三日提出抗议，内中说：“本党党纲使本党一切支部负有公然行动的义务。即使党纲对于这一点不清楚，然一个党能和工人阶级的本身为同一物，则他的性质也就使每种秘密结社的形态为不可能了。工人阶级构成每个国家〔人口中〕的大多数，并且生产一切财富，就是那僣夺的权力也要假装用他们的名义来统治，他们要有什么阴谋，那阴谋就是公开的，——和太阳对于黑暗的阴谋一样——就是完全觉悟，一出了他们的范围以外，不复有合法势力的存在。……那种对本党法兰西各支部所取惊扰的强暴手段，是特为达到操纵民众投票的目的。”（见梅林《马克思传》四三九页。）
中央局认所谓炸弹的阴谋纯系法政府别有作用，故意捏造的，马克思也很相信这是“警察凭空发明的”，否则“这便是人世间所能有的最大的蠢事。”（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二七九页）然据孔拉底说，有一个人名波笠（Beaury）的，原系逃遁的军曹，自伦敦到巴黎，谋炸拿破仑第三，事前为警察所破获，遂借此尽量株连反对派人。（参见孔氏新的《建国与公社》一六七页）于是报纸喧传国际党党员夫卢龙（G．Floruens）与此事有关，并且牵连到中央局的身上。夫氏是法国一个革命的幻想家，于一八七○年二月在法国作一次小小的暴动，事败后逃往伦敦。马克思称他为一个“癫狂的少年”（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二四〇页），“富于幻想，具有不能忍耐的革命脾气”（见同书同卷二七三页），可是“有很大的决心，有学问，并具有满腔热血”（见同书同卷二七〇页），因此他在中央局两次旁听之后，即被邀参加局务。迨炸弹案发觉，他因“具有不能忍耐的革命脾气”而被诬，中央局又因他而受累了。
中央局于此次抗议之后，又为德法战争连发两次宣言，这都是出于马克思的手笔，不过第二次宣言关于军事各节是恩格斯代作的。第一次宣言是掊击拿破仑第三侵略的野心，第二次宣言则斥责普鲁士并吞土地的恶意，这纯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立论，绝没有袒护任何方面资产阶级政府的意味。斯巴哥以为马克思在宣言中“完全具有一个德意志人的精神”，与“自然力持一个德意志人的观点”，并认马氏的见解和俾斯麦，石卫茨等相同，和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相反（参看斯氏《马克思的生平及其事业》德文本二八二至二八三页），他所谓“德意志人”明明是指一个狭义的爱国者，这真是厚诬马克思了！
中央局第一次宣言是一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当时战争的胜负还没有分明，然马克思已断定法兰西第二帝国必倒，所以他说：“无论路易·拿破仑和普鲁士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在巴黎撞过了。这个帝国将以一种滑稽曲告终，恰和他以一种滑稽曲开始一样。但我们不要忘记，使路易·拿破仑能够演恢复第二帝国的恶剧至十八年之久的，是欧洲的一般政府和统治阶级。”（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一五五页。）
此处所指的政府，普鲁士自然也在内，所以宣言上接着又说：“这种战争在德意志方面是一种防御战争。但谁使德意志受逼迫而必须出于防御呢？谁使路易·拿破仑能对德作战呢？就是普鲁士啊！俾斯麦因为要限制国内人民的反对，并使德意志附属于霍亨索伦朝之下，便与路易拿破仑共作阴谋诡计。萨多瓦（Sadowa）之役如果不是胜利而是失败，则法兰西的军队已经涌入德意志，而与普鲁士联盟了。然普鲁士自是役胜利之后，也曾做过一刻梦，要对着受压制的法兰西而树立一个自由的德意志么？适得其反！他小心谨慎地保持他的旧制度固有的好处，而又加上第二帝国的一切装饰品，就是这个帝国的实在的专制主义，虚伪的民主主义，政治上的撞骗，财政上的欺诈，吹牛皮的大话和卑鄙的诡辩。拿破仑的制度向来只发扬于莱茵河的一边，然因此却使其他一边又生出一个同伴。事情既是如此，除掉战争以外，还能有别的结果么？”（见同书一五五至一五六页。）
俾斯麦与拿破仑第三既是一丘之貉，则普鲁土的军事一旦得利，俾氏必大展其野心，所以宣言警告德国的无产阶级道：“德意志的工人阶级如果让现今的战争丧失他的严正防御的性质，而变为一种攻击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是胜是败，同为不详。自所谓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en）以来，降临德意志的一切不幸之事，将蓬蓬勃勃复活起来。”（见同书一五六页。）
然德意志的工人阶级因国际党的领导，已经很有觉悟，即法国的工人阶级也无不如此。国际党巴黎各支部于七月十二日发表宣言道：“‘政治上的野心借口于欧洲的均势和国家的体面又危及世界和平了。法兰西，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工人啊，我们要同声宣布战争的罪恶。……凡因一个优势问题而起的战争，或因一个朝代问题而起的战争，自工人看来，不过是一种犯罪的愚行罢了。有些免除血税的人看见公众的不幸又是一个新投机的泉源，我们对于这些人战争的呼声，特大声疾呼提出抗议，我们所必需的是和平与工作！……德意志的同胞啊！我们的分离必定陷入罗网，使莱茵河南岸的专制主义完全胜利。……各国的工人啊！无论我们目前共同努力的结果如何，我们是国际党的党员，无分畛域，谨向你们表示法兰西工人的善意和敬礼，作为一种不能分离的团结的保证。’”（见同书一五四至一五五页。）
“法兰西工人的呼声在德意志得着回响。七月十六日布蓝士外喜（Braunschweig）所举行的工人群众大会宣布：对于巴黎的宣言完全同意，对于视法兰西为一种民族对抗的观念一概否认，并议决各种案件，内有一种所说的是：‘我们反对一切战争，但尤反对朝代战争。……我们视自己必须从事的防御战争，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恶事，深为痛惜；但同时要唤醒全体有思想的工人阶级，当使这种绝大的社会祸患不能再现，工人阶级要替人民要求决定宣战媾和的权力，因此造成他自己的命运。’刻姆尼斯有一个代表会议，代表五万萨克逊的工人一致通过下列的议案：‘我们用德意志民主主义的名义，尤其是用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名义，宣布现在的战争是一种纯粹朝代的战争。……我们欢欣鼓舞来握法兰西工人伸出来的友谊的手。……一忆及国际党的标语“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我们永远不忘各国工人是我们的朋友，各国的暴君是我们的仇敌。’国际党的柏林支部对于巴黎的宣言也回答道：‘我们对于你们的抗议极表赞同。……我们郑重宣誓，举凡喇叭的吹声或大炮的轰声，举凡胜利或败北，都不足以使我们舍弃自己联合各国工人的共同工作。’”（见同书一五六至一五七页。）
交战国的工人阶级既一致反对战争而注重本阶级的联合，中立国的工人阶级更是如此，这是各国工人阶级一种阶级觉悟的表见，殊可庆幸，所以中央局的宣言于叙述英国工人对于战争的态度后，便以乐观的话作结束了。“英国的工人阶级同样对于法兰西的工人和德意志的工人伸出友谊的手来。他深信无论目前可怖的战争结局怎样，各国工人的联合终久会拔除战争的根源。当着法德两国正在作兄弟残杀的战争之际，一般工人却有和平友谊的信使，互相往来。这种在过去历史上无与比伦的唯一大事实，表见了一种光明前途的景色。他指明一个新社会对着这个在经济上为困苦，在政治上为癫狂的旧社会而兴起了，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为和平，因为在每个国家中都受同一原则——即劳动！——的支配，而这个新社会的开路者就是国际党。（见同书一五七至一五八页。）
中央局对于德法战争的第二次宣言是一八七○年九月九日发表的。当时德意志的爱国者正附和普鲁士的军事当局，倡议要求割让法国亚尔萨斯和洛林两州，作为后来法国对德侵略的物质的担保，所以宣言上用全力驳斥这一点。他首先承认德意志如合并亚尔萨斯和洛林，足以屏障南德，在军事上本有利益，但各国的分疆划界，如以军事的利益为标准，则得陇望蜀，人欲无厌，而战争终无已时。“从公道上讲起来，大家把军事上的顾虑，作为标定国界的原则，这不是妄诞无理和时代错误（Anachronismus）么？我们要是依照这种规则，则奥地利尚须要求据有威尼西亚和明韶一带，而法兰西尚须要求据有莱茵流域，去防御巴黎，因为从东北方进攻巴黎，的确比从西南方进攻柏林更为容易。分疆划界如以军事上的利益为标准，则要求移无已时，因为每一条军事防线总有缺陷，总可以由合并前方的区域而加以补救，还有一层，这种防线是永不能作为确定的，因为战胜者会时常向战败者强迫要求扩充防线，而一种新战争又胚胎于此了。（见同书一六一页。）
纵观历史，如此战祸相寻，胜败必且迭更。“一切历史的垂教是：对付国家和对付个人是相同的。要除去他们攻击上的可能，必须剥夺他们防守的工具。不独要扼住他们的咽喉，并且还须杀死他们。如果从前有一个战胜者要破毁一个国家的实力而获得‘物质的保证’，那么，这个人就是拿破仑第一，他借的尔西特条约和他的方法而抵制普鲁士及此外的德意志。然几年之后，他那庞大的势力在德意志国民的眼前如枯草一般破碎了。普鲁士在他的最狂妄的梦想中能够或可以从法兰西获到的‘物质的担保’和拿破仑第一从他取去的一比，算得什么啊？然结局，这一次事件的祸害是不会较少的。历史规定他的报复，不以从法国夺来的方里的面积为标准，而以犯罪的大小为标准，这种犯罪于十九世纪的下半期重新唤起征服的政策。”（见同书一六一至一六二页。）
宣言于指明借战胜的余威，并吞土地，终至互相报复，祸患无穷后，转而叙述德国工人反对合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宣言，法国工人处境的困难，责任的重大，以及英国工人表同情于法国共和政府的活动，而以最勉国际党各支部号召各国的工人运动作结束。“愿本党各支部唤醒工人阶级从事实际运动。一般工人如果忘记了他们的义务，自居于消极的地位，则现今这种可怕的战争只是将来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先锋，并且将使各国的劳动者为据有武器，土地和资本的人所压制而重新失败。（见同书一六六页。）
这段话警告工人阶级至深且切，然四五十年来，欧美各先进国有组织的工人的上层份子既为资产阶级的恩惠政策所饵，复为社会民主党这一类政党机会主义的改良学说所惑，徘徊歧路，不知进取，卒至坐视一九一四年“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爆发而束手无策。及至今日，复“为据有武器，土地和资本的人所压制而重新失败”。我们抚今思昔，真不胜其感慨了！
国际党中央局及各国支部对于德法战争，虽用全力领导各国工人阶级互相联合，去加以反抗，然卒因这个阶级的组织不固，训练未周，不能如愿相偿，而国际党内部马克思派与巴枯宁派的明争暗斗且愈演愈烈，他已自顾不暇，更无余力来组织并训练各国工人阶级了。
我们在前面一章已经看见巴枯宁和马克思相处的态度绝不相同：前者时常表现一种仇恨与猜忌的心理，而后者则存心坦白而诚实，未尝杂有何种恶意。巴枯宁采取这种态度大半是出于主观的成见，不尽由于主义的不同，因为他生平痛恨三种人，即德国人，犹太人和学者，马克思不幸为德意志的犹太人和学者，而又揭橥一种新学说，且领导实际运动，足以妨害他的活动与发展，故于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他的主要的——甚至于唯一的——敌人，必欲加以打击，然后快意。所以他于巴塞尔会议的下月二十八日自日内瓦回赫尔岑的信，即表示将与马克思争斗，并讨论争斗的策略。他说：
“我称他〔马克思〕为伟人，为什么要宽容他，甚至于赞美他呢？赫尔岑啊，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公道。我们如果不提及他对于我们一切可恶的行为，便不能够否认——至少是我不能够否认——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劳绩，他以聪明，精壮和诚实的态度为此服务，几乎二十五年了，……在这一点上他毫无疑义地胜过我们一切人。他是国际党的首创者之一，还可以说，是主要的首创者之一。自我看来，这是一种伟大的功劳，无论他已经怎样反对我们，我是永远承认此事的。
“第二种原因是政策，据我的意见，是一种完全正确的策略。……马克思在国际党确是一个有用的人。一直到现在，他是内中一个最坚固，最聪明并最有力量的社会主义支柱，是一种抵抗任何种资产阶级潮流或倾向侵入党中的最坚强的堤防。我为满足个人的报复计，如果企图毁灭或减少他这种确实良好的影响，那我自己永不会原恕自己。但有一事是会出现，即我必须马上和他争斗，这不是出于私人嫌怨，而是由于原则的问题，由于国家共产主义，这是他和他所领导的党——英国人和德国人——所热烈拥护的。我们于是会作生死的争斗。不过凡事都有自己的时期；现在时机还没有到。
“我宽容并赞美他。也是出于策略，出于个人的政策。你怎样不知道这些先生们都是我们的仇敌，并且构成一个密集队，为着容易打败他们起见，尤其要分散他们，以便各个击破。你的学识胜过我，必定知道谁首先说过：分散与统治（divideetimpera）！我现在如果和马克思作一种公然的争斗，国际党四分之三的人一定反对我，我处于不利的状况中，必定丧失我愿意站的唯一地盘。但我如果从他的乌合的暴徒（Gesindel）开始攻击，大多数人将站在我一方面，你知道马克思是怀有许多恶意欢悦的，就是他自己，看见我结果他的朋友，必定很满意。即使我的计算错误，他替他们来出面，那公然的争斗是自他开始，我于是回转来，而美满的任务即落在我的身上。”（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五八至一六○页。）
我们看了巴枯宁这封信，便知道他屡次称赞马克思不完全出于诚心，还杂有一种策略上的作用。他在表面上虽说和马氏的争斗是“由于原则的问题”，但在骨子里却多“由于私人的嫌怨”，至少是多由于个人的成见，讲到原则，他斥马氏的主张为“国家共产主义”，然他自己却也提倡一种“新的革命国家”，他的党徒在西班牙的革命运动中更造成“无数小的新国家”，他斥马氏为集权者，专政者，然他的三级制的国际兄弟同盟会的组织，其集权与专政实千万倍于马氏（参看本书上面一章的事实）。何况后者的主张集权是为着党的利益，主张专政是为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原与自己无涉。他在主观上也许真正不愿减少或毁灭马氏在国际党的“确实良好的影响”，但在客观上，因他率领徒众在党中造党（详情见后），满布阴谋，开始凶猛的争斗，不独毁灭了马氏对党这种“确实良好的影响”，并且将已经受着外部打击，正需要内部团结的国际党自身一齐毁灭了！
我们首先明白了巴枯宁对马克思争斗的决心和夺取国际党群众的企图，便容易领略他这一派对于中央局的许多攻击绝非偶然的，在好些场所，巴氏本人虽未尝预闻争议，讲到责任问题，他仍需担负一部分的。他的大本营在瑞士，当时据有两种言论机关：即日内瓦《平等》（Egalité）和罗克尔（Locle）的《进步》（Progrés）。《进步报》是他的信徒基云创办的。《平等报》则由他亲自主持，但巴塞尔会议以后，他自日内瓦移居意大利的洛卡尔罗，此报则由他的信徒洛宾（Robin），白朗（Perron）及国际党其他党员接办，自己不复在报上发表论文了。可是他们却利用此等机关开始攻击和自己旨趣不同的国际党瑞士支部，并以种种毫无理由的罪名加在中央局的身上。“时乎是国际党这个瑞士支部被斥责，时乎是那个瑞士支部被斥责，因为他们违背巴枯宁明白的教训而参加政治运动等等。到了最后，那种许久以来对于中央局勉自抑制的忿怒也公然爆发了。《进步报》和《平等报》讥诮，攻击，并且宣布中央局没有履行义务，例如关于三月一次的报告是；中央局必须放弃对于英国（党务〕的直接支配，而另设一个英国中央委员会去处理英国的事务；中央局对于被囚的爱尔兰革命党人的议决案是超出他的职务范围之外，因为他不当从事于局部的政治问题。《进步报》和《平等报》又偏袒石卫茨向中央局直接要求对于李卜克内西和石卫茨的问题正式表明态度。”（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六六至六七页，国际党中央局的《机密通吿》。）
中央局为着此事特于一八七○年一月一日开一个非常会议，议决六项，送交国际党日内瓦罗马语瑞士联合委员会，一面声明委员会对于中央局如有所质问，当经合法的手续，由秘书负责办理，不得在他的机关报上发出无责任的言论；一面对于《进步》，《和平》两报所指摘的事件，一一加以驳斥；内中最重要并且至今犹有绝大价值的，为第四项中央局与英国地方分会分离问题，和第五项中央局对于爱尔兰人赦免的议决案问题，第五项我们在上面已征引过，今特介绍第四项如下。
“这项议案在‘《平等》’开办之前，中央局的英国委员中时有一二人提及过。但大家总差不多是一致否认的。
“革命的开始虽或出于法国，然只有英国能作为一种严重的经济革命的杠杆。只有英国不复有农民，而地产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只有英国的资本主义形态——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企业之下大规模的联合劳动——差不多据有全部生产。只有英国人口的大多数成为工资劳动者。只有英国的阶级争斗和工人阶级组织因工联之力，已达于某种成熟或普及的程度。只有英国每种经济关系的革命必定直接影响于全世界，这正是他宰制世界市场之赐。地主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这一国有极好的地盘，所以毁灭此等主义的物质条件在此处也最为发达。中央局现在处于一种顺利的地位，可以直接伸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杠杆上，要是让这杠杆落入纯粹英国人的手中，这是何等愚行啊，大家差不多还可以说，这是何等犯罪的行为啊！
“英国人据有社会革命一切必要的物质先决条件。他们所缺乏的，是一致的精神和革命的热忱。只有中央局才可以使他们受一种影响，因此引起一种真正的革命运动，由这种结果可以促成各处〔的革命运动〕。我们在这种意旨上曾经获得的大效果可以从统治阶级最有能力和最著名的报纸中证明出来，例如《帕尔马尔报》，《星期六评论》（SaturdayReview），《观察报》，《两周评论》（FortnightReview）都是，至于那众议院和贵族院中所谓急进的议员还完全不必提及，他们最近尚运用一种大力量去对付英国工人的首领。他们公然埋怨我们把工人阶级所具的英国人的精神败坏了，咽塞了，把工人阶级驱入革命的社会主义一途了。
“达到这种变化的唯一方法就在我们以国际党中央局〔的资格〕从事活动。我们以中央局〔的资格〕可以采取种种手段（例如创设士地与劳动同盟会TheLandandLabourLongue），后来在公众的面前实现出来，好像是英国工人阶级自家的运动。
“倘若在中央局之外另设一个地方分会，这分会的直接效果是什么呢？地方分会站在国际党中央局与工联总会之间，不能具有权力。就他方面讲，国际党中央局必失去他对于这种大杠杆的影响。我们倘若用一种嚣叫的话去代替这种真实的和不为人所见的工作，那我们或已陷于一种错误，就是公然答复《平等报》为什么‘中央局要担任这种繁难的职务’？
“英格兰不可像别国一样，单作为一国看待。他必须作为资本的总都会看待。”（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六九至七〇页，中央局的《机密通告》。）
我们征引上面几段话，与其说是要说明中央局外不另设英国地方分会的原因，毋宁说是要表明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种机械论，决不承认资本主义发达到极点，社会主义自然会实现，他是很注重革命运动的，所以那些信口乱说马克思主义为机械论的人，盲目瞎说社会主义不先出现于英国是马克思主义无实效的人，以及故意妄逞臆说，指马克思早年主张革命论，晚年主张进化说（即改良说）的人看了马克思亲自出席议决的文件也可以缄口结舌，勿再自欺欺人了。
我们现在言归本题，再接讲国际党的事。日内瓦的罗马语瑞士联合委员会对于中央局所发的通告，予以一种极合理的答复，表明《平等报》对他的攻击是违背委员会的意志，报上所宣传的政策从没有为委员会所赞同，此后该报的编辑当受委员会严格的监督。其实当中央局的通告达到日内瓦委员会时，《平等报》的内部已发生冲突，致演成巴枯宁派全数退出之事。此报的编辑部共有九人，而巴枯宁派居其七，多数派的洛宾与少数派的瓦利（Waehry）因私人争斗而以去就要挟瓦氏退出报馆。洛氏未遂所求，遂与其他六人同时退出，《平等报》从此落入一个极端反巴枯宁的俄人乌丁（R．Utin）之手了。
《平等报》内部的分裂是由于巴枯宁派与反对派之争，而罗马语瑞士联合会的分裂也是如此。这个会是一八六九年一月由国际党的卫尔士（Welsch）瑞士各支部组织的；至一八七○年四月四日在勺得对（Chaux-de-Fonds）开会，有一个问题为会中争执的焦点，就是曾经加入国际党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日内瓦支部是否准其加入罗马语瑞士联合会。预会的人有二十一名为巴枯宁主义者，都投票赞成同盟会支部的加入，此外的十八名为反对派，一致投票否决。巴枯宁派在会中虽多三人，然所代表的人数只有六百，其余的十八人所代表的人数足有二千，双方因此相持不下，以致决裂。双方都自称为罗马语瑞士联合会，双方都以此事通告国际党中央局。中央局本其巴塞尔会议赋予的权力，于六月二十八日决定承认少数派有应用罗马语瑞士联合会名称之权，至于勺得对的多数派既是有名无实，当另自择定名称。然所谓多数派却不服从中央局的判决，仍旧使用原来的名称，并极力攻击中央局擅权专制，因此中央局即与之断绝关系。至一八七一年十一月这一派组织拢来，名为朱辣联合会，而瑞士的无政府主义者群集于此会中，他们后来在巴枯宁派的国际党史上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上面所谓反对派未必就是马克思派，并且这种争斗不仅出现于瑞士，还出现于法国。例如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九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里昂的党员将理查（Richard）逐出他们团体之外，然中央局尚须决定此事。理氏在里昂向来是个领袖，系一年轻活泼的人，除掉依附巴枯宁和因此而发生的过度聪明外，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可责备之处。我们上次的通告〔按此即指上文所说致日内瓦罗马语瑞士联合委员会的通告〕似乎引起许多热烈的感情，在瑞士和法兰西发生一种驱逐巴枯宁主义者的事。然事情当有限度，因此我当留心，不使有不正当的事出现。（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二四八页。）
我们从上面一段话中不独可以看出中央局的通告所发生的效果，并且还可窥见马氏对于巴枯宁派原来是持一种公正态度，丝毫没有推波助澜，故意加异己者以何种罪名的心理。不幸历时不过四十日，他因误信别人不正确的报告，以德意志通信秘书的资格，草就一种《机密通告》，于是年三月二十八日寄至柯格尔曼处转交德国埃塞那哈的布蓝士外喜执行委员会。这种通告的中坚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中央局对罗马语瑞士联合委员会的通告，而其前后则附有马克思指摘巴枯宁的议论。
马氏首先叙述国际党成立后他和巴枯宁相见，并邀其入党，后者虽满口答应，但终舍此而加入和平自由联盟会，且提出一种荒谬的纲领，如“阶级平等”，“铲除遗产承继权为社会革命的入手办法”等等。次言巴氏后来退出联盟会，加入国际党，并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企图整个地加入国际党，而保存其特别的中央组织和会议等等，虽经中央局的拒绝，非解散这种国际组织，不得加入，但“同盟会在名义上解散了，而实际上是在巴枯宁的领导之下继续存在的。”（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六五页，中央局的《机密通告》。）
以上所述，均系事实，是完全可靠的。基云在他的《国际党》（L’Internationale）一书中对于同盟会秘密存在一点权力加以否认，并斥此为马克思派所捏造。其实巴枯宁于一八七二年四月五日写信给西班牙人穆拉（FrandiscoMora），内中有一段说：“国际党和我们可爱的同盟会在意大利……已有很大的发展，毫无疑义你是知道的。……意大利有一种青年为其他国家所没有，他们是热烈，精壮，完全不遵常轨，他们没有前程，没有出路，虽出身于资产阶级，但并不像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青年一样，在道德和智识上是精疲力竭了。他们现在投身于革命的社会主义中，而采用我们的全部纲领——即同盟会的纲领。”（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二〇至一二一页）这段话两次提及同盟会，不是这个机关秘密存在的铁证么？巴氏在信末复加入一句：“请将此信焚毁，因为内中含有名字。”（见同书同卷一二一页）试问信中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里用得着焚毁？
凡党中分派，最容易引起党的分裂，非到正式党已陷入病态中不可救药，而持异议者自有正确的主张，万不能出此。至于党中另建立一个党，更与分派不同，道完全是一桩极严重的事，在一个畸形的阶级间的党中尤有可说，讲到国际党，明明是一个近世无产阶级的政党，凡不愿替这个阶级服务的人，即不应加入，经加入，又在他的里面另造一个党，便是一种缺乏政治道德的鬼鬼祟祟的勾当，绝非光明磊落的革命家所当出此。可是我们如果以此去责备巴枯宁及其党徒，他们一定要笑这是一种不懂策略的傻话。巴氏于一八七○年写信给一个老朋友，曾表示他的革命的伦理说：“我们不可为缺乏援助和缺乏金钱所屈服，不可陷入无能为力的境界。……否则最好辞去职务，跑到寺观里面去。……凡不是小孩子或黄发理想家的人必须利用一切手段去达到目的。”（见《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第八期七六五页）所以巴氏将前此的秘密组织安置在国际党中，造成一个党中有党的局面，也不过是实行自己所标榜的“利用一切手段去达到目的”的主义，自他看来，这原是应该的。
我们的插话和评论完毕后，现在再接着讲《机密通吿》。内中对于巴枯宁的叙述也有好些是不正确的。例如马克思认巴氏在巴塞尔会议提出遗产承继权问题，是想借此获到胜利，好遂其移中央局于日内瓦的阴谋，这似乎近于揣测，因为他在会议前，已决定由日内瓦移居洛卡尔罗，果有此项阴谋，或不致有迁移的计划。至于《平等报》和《进步报》攻击中央局的言论，是出于他的党徒，马克思认此事全系他的意旨，也不免有些误会。此外，马氏以为赫尔岑死后每年遗下二万五千法郎，作为俄国一个伪社会主义的大斯拉夫主义党宣传之费，巴枯宁在赫尔岑生时既与之绝交，于其死后却称道不置，是因为获得此项遗产。其实俄国并没有这样一个党的存在，所谓赫尔岑遗产一事，也是俄国一个社会主义者巴哈墨截夫斯基（Bachmetjewsch）为宣传主义，交给赫尔岑保管的二万法郎之误，后来并未落入巴枯宁之手。
统观马克思在《机密通告》中对于巴枯宁的议论，有切合实情的，也有出于推测或误会的。然后者是一个人和其他主义不同的人争斗时所难免的过失，不足深责；惟是他最后说巴枯宁一面痛恨遗产，一面又承受赫尔岑的遗产，此事涉及巴氏的人格问题，所关非浅，如系捏造事实，故意败坏巴氏的名誉，那我们也不能替他原谅。但他在《机密通告》中固已提及一般亡命于日内瓦的俄国青年学生表示“他们必须马上公开揭破巴枯宁的假面具，因为此人说两种完全不同的话,在俄国是一种，在欧洲又是一种。”（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七五页）这些学生在日内瓦组织一个国际党的俄国支部，于《机密通告》发出前的两星期要求中央局的批准，并特别致书马氏，请他代充他们驻中央局的代表。这个组织系受俄人乌丁的指挥，而乌氏则征集甚至于捏造不利于巴枯宁的事实，直接或间接报告马克思。据马氏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四日致恩格斯的信看来，他是从倍克的信中得知巴氏取得赫尔岑遗产的事（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二五九页），可见乌丁关于此事的报告是由倍克间接转去的。布卢巴合以为“除掉狂溺之徒外，在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不觉得马克思这种通告是他的品格上一个污点的”（见布氏《马克思与巴枯宁》九八页）。马克思对于巴枯宁发生了好些误会，因此攻击巴氏不免有过当的地方，这是实在的，他对于别人关于巴氏的报告，没有确实调査，即为宣布，以致演成错误，这也是实在的，我们承认这是他一时的过失，但绝对不承认这是他的“品格上一个污点”，因为他未尝故意捏造事实，去诬蔑巴枯宁，他的言论都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巴枯宁的攻击马克思，却完全造谣，不须根据丝毫的事实。例如他在一八七一年年底写给意大利同志的一封信中说：
“马克思是好虚荣的，好虚荣至于龌龊，至于发狂。谁不幸无意冒犯了他这种病态的，感觉敏锐的和易激怒的虚荣心，谁就变成他的死敌，他于是运用一切方法，在事实上是利用最可耻的，最非法的手段，在舆论中去伤残这个人。他说谎，捏造谣言，并努力散布最龌龊的蜚语。……
“他一经下令要迫害一个人，那无论怎样卑鄙和不名誉的事都做得出来。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在伦敦，法国，尤其是德国，便有一小批多少聪明的，阴谋诡计的，活动的和投机的犹太人围绕他，他们是——犹太人到处是这样——商业经理，银行经理，文人，政客，一切黑暗报纸的通信员，总说一句，文字经纪，和他们为财政经纪一样，他们一脚踏在银行中，一脚踏在社会主义的运动中，一屁股坐在德意志的日报上——他们宰制一切报纸——你们可以想象会产出怎样作恶的文字。
“这整个的犹太世界构成一个剥削的私派，一种吃血的人民和一种唯一的寄生者，他不独超过国界，并且超过政治意见的一切差异——这个犹太世界现在大半一方面受马克思的指挥，一方面受洛特细尔特（Rothschild按洛氏为著名的大银行家）的指挥。我确切相信洛氏一家人在一方面很重视马克思的功劳，而马克思在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也怀着一种本能的倾向和大敬意。
“此事好像有些奇怪。在共产主义与大银行之间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啊！马克思的共产主发所要求的是强有力的国家的集中，凡有这种集中之处，不可免地必须有一种集中的国家银行的存在，凡有这种银行存在之处，那在人民劳动中投机的寄生的犹太民族也总找得着方法生存。……（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〇六至二〇九页。）
巴枯宁这样把虚荣心，无耻的造谣报复，犹太人，银行家和共产主义等等矫揉造作，连贯起来，去攻击马克思，这才真是他的“品格上一个误点”！可是著《马克思与巴枯宁》一书的布卢巴合对于这一点却一声不响！不过布氏近已由无政府主义者而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大作恐怕又要改编罢？
我们现在再向到本文上去。播弄是非的乌丁不独以关于巴枯宁的材料供给马克思，并且在日内瓦作不正当的反巴枯宁运动。他在此处的国际党中央支部很占势力，遂怂恿这个团体于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三日议决驱逐巴枯宁及其信徒三人出会，因为他们是隶属于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支部的。他后来又在外面宣言，同盟会的支部从没有为中央局所承认，前者所称从后者取得的文件，全系伪造。从前在平等报上极力攻击中央局后来因马克思的赞助得加入局中的洛宾，当时因同盟会支部的要求，请中央局宣布这个支部从他所获得的文件的真实性。中央局旋应其请，于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会议中宣布曾于一八六九年七月十八日正式承认同盟会支部加入国际党，并予以书面的答复。
可是中央局的答复方来，日内瓦同盟会的支部即于八月六日，借口为保持国际党内部的一致起见，特自行解散。布卢巴合也认此事的出现，是由于这个支部的会员要免除国际党中一种无谓的纠纷，于是极力称赞他们的宽和敦厚（参看布氏《马克思与巴枯宁》一一六页）。其实同盟会的支部内部互相争斗，弄得淹淹待毙，无法支持，才有此举。巴枯宁于事前得到消息，大不谓然，斥此为自杀，并于八月六日写信给他的党徒说：“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真正相信在欧洲的国际党已达到如此地步，非使大家借卑屈的外交行动，怯懦和阴谋，即不复能够生息行动于其中么？倘若是这样，那国际党便不值一钱，当视为被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精神所败坏的组织，即予以解散。但我们不要这样去侮辱他。他并不坏，我们却是懦弱无能。我们局促于自己权限的感觉之内，和情愿的殉道者一样，默不作声，其实我们本来当把诽谤者拖到光天化日之下，用一击还一击的方法去报复。我们不去做这桩事，因为自己内部分裂，当着危急之际，各人似乎都愿意自图安全，并在自己的小屋子中像阿溪里（Achilles）一样忿怒填膺。我不是指摘个人，而是叙进事实。我们的仇敌却因我们的分裂和沉默，大得利益。……因此当怎样办呢？只有一法，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重新从事于我们的战斗。大家不要怕因此毁灭了国际党。如果有什么事件能够毁灭他，那就是日内瓦和伦敦的敌人全剧中的外交，阴谋及暗中活动。在光天化日中的争斗不能够使国际党更有生命和力量，因为这种白天的争斗不能够为个人的争斗，必定为两种原则——集权的共产主义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大争斗。”（见《巴枯宁全集》第二卷一七二页。）
巴枯宁上面一段话竟将乌丁的行动归罪于马克思，而他号召党徒要和马氏大决战的心事也完全表现出来了。他在信中指示他们根据他给基云的稿子，草就一种宣言，公布出来，并且提议派基云取道比利时，联络同志，然后前往伦敦参预是年九月国际党的伦敦会议。可是他所嘱草的宣言至一八七三年才出现，基云往英国之举也没有实现，而伦敦会议的结果且使马克思主义获到胜利，因此引起巴枯宁派的忿怒和抗议。由是马克思派与巴枯宁派蒐集实力，积极备战，遂有海牙会议的大决斗，我们现在将这些事件一一叙述于下。
国际党一八六九年的巴塞尔会议议决下届常年大会在巴黎举行。可是一八七○年上半年法政府因民众投票之前发现炸弹案，大捕国际党党员，国际党受此打击，不能在法开会。中央局于七月间指定德国梅慈为开会地点，然德法战争的爆发又使这种计划不能实现，因此是年遂没有举行常年大会。
至一八七一年，国际党在欧洲大陆所处的境遇非常不顺利，如在法国的支部，则因巴黎公社的失败而完全破碎，在德国和奥国的支部则因政府对于一般首领加以叛逆罪，横加压迫而受一大打击，在意大利唯一有力的那不勒斯支部则被警察解散，在西班牙的支部也受警察的压迫，使部中职员不得不向葡萄牙作亡命客。中央局视此情形，知道不能召集公然的正式会议，遂援照一八六五年的成例，由大多数联合支部的允许，在伦敦开一个秘密会议。这次会议从九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三日止，预会的代表共二十三人，计比利时代表六人，瑞士代表二人，西班牙代表一人，中央局代表十三人，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在内，然在中央局十三人中仅七个通信秘书有表决权，其余六人只有发议权。
伦敦会议的议决案很多，然内中最重要的，为关于注重政治效能的议决案，这是马克思主义深深印入国际党的明证。“这种议决案重行申述〔国际党〕规程及开幕词中注重政治活动的节段，并重行申述上面所引的洛桑会议的议决案和中央局对于一八七○年民众投票所谓法兰西国际党党员阴谋案的宣言。议决案中所说的是，英国，欧洲大陆，和美洲国际党各支部所负的一定任务，不独是构成工人阶级组织的中心点，并且还须对于各本国每种有助于国际党达到最终目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予以援助。这种议决案继续说明有无数反动势力对抗国际党，他们对于工人每种解放的努力，厚颜无耻地横加压制，并力求假手于暴力去延长阶级对抗和因阶级对抗造成的各有产阶级的政权。工人阶级要构成一个特别政党去和各有产阶级的旧政党对抗，才能够对付他们这种完固的势力。造成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社会革命及其最终目的——铲除阶级——所不可缺少的。将工人阶级在经济争斗中已经达到这种程度的零星势力联合拢来，必定可作为无产阶级抵抗他的掠夺者政治势力的武器。〔伦敦〕会议基于这些理由，特促起国际党一切党员注意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争斗和经济争斗是连在一起，不能分离的。”（见斯节克诺夫《海牙会议后的巴枯宁主义国际党》四至五页，一九一四出版。DieBakunistischeInternationalenachdemhaagerKongress）
伦敦会议既看出造成无产阶级的政党为社会革命及其最终目的必要的条件,所以对于党的组织问题，也有一种明白的议决。就是中央局的名称只为国际党的中央机关所独有，至于各国的总机关当名为联合会（Föderalrät）或联合委员会（Föderalkomitter），各国的地方支部当依各地方的名称，名为某地支部，所有互助主义者，集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等会的名目当一律取消。各国的工人阶级当组织妇女支部。又中央局有决定下层常年大会或代替常年大会的其他会议开会地点和时间之权，所有党员每年当向中央局缴纳党费一便士。
此外，伦敦会议对于党内党外的纠纷也均有适当的处置。第一为朱辣多数派因不服一八七〇年中央局的决定所提出的抗议。伦敦会议审查的结果，认中央局前此的处置为得当，不过为保持国际党团结一致的精神起见，特忠告朱辣各支部的忠实工人再行加入日内瓦联合会，否则可称他们的中央机关为朱辣联合会，同时并申明中央局以后对于国际党中所谓机关报在资产阶级公众之前，讨论的一切不便公开的内部问题——如罗克尔的《进步报》和朱辣的《团结报》（Solidearitié）所作所为的一样——当具有取缔的权力。
第二为涅洽叶夫的讼案。涅氏为俄国一个招摇撞骗的暴徒，于一八六九年春季到日内瓦，伪称自己是由彼得保罗监狱逃出来的国事犯，且为一个秘密的全俄革命党全权委员会代表。这种骗术居然使巴枯宁入了彀。巴氏见他满具革命精神，遂称之写“小老虎”，对他推心置腹，深信不疑。但素来喜用阴谋诡计的巴氏也用自己脑袋中所发明的“欧洲革命同盟会”的名义，派涅氏为全权代表，于是年秋季遄返俄国，从事革命运动。涅洽叶夫既携有巴枯宁署名的公文，便是“如虎添翼”，遂在俄国的青年学生中装腔作势，信口开河，居然获得许多信徒。同时又宣言自己是全俄革命党全权委员会的代表，他这样在本国撒谎，自然容易被人窥破，有一个学生叫做伊万诺夫（Iwanow）的，对于他所说的秘密机关发生疑窦，他于是露出那“小老虎”的威风，将伊氏杀死，投入河中了！涅洽叶夫自己逃至外国，然因案发而系狱并处重刑的在八十人以上，尤以学生为多。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借口这种讼案攻击国际党，因此伦敦会议特令中央局草就一种正式宣言，表明国际党与涅氏的案件丝毫没有关系。这种宣言后来是由乌丁起草，在《平等报》上发表的。
参预伦敦会议的人，大概是本一种和衷共济的精神，作审时度势的措置，所以各种议案都平安通过，绝少纷争，可是会中的进行虽十分顺利，而会外却起了一个波浪，不用说，这就是巴枯宁派的反对。马克思于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写信给波尔特说：“巴枯宁……尽毕生之力，和他的残余党徒筹划对〔伦敦〕会议的抗议。他为着这个目的，特和日内瓦及伦敦一部分堕落的法兰西亡命客（也是一少数的部分）互相结合。〔他们〕所发出的口号是，大德意志主义（即俾斯麦主义）支配了中央局。这种口实系根据一种不可原恕的事实，就是，我生而为德意志人，在实际上对于中央局有一种决切的智力上的影响。（注意：德国人在中央局少于英国人三分之二，并且也少于法国人三分之二。罪过就在英法的份子在学说上为德国的份子所支配（！）而这种支配——这就是说，德意志的学说——是很有用的，并且还是不可少的。）”（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四○页。）
巴枯宁虽极力反对伦敦会议的议决案，并反对马克思，但自己只是运筹帷幄，并没有亲自出马。对于伦敦会议和马克思打冲锋的是巴派同盟会的瑞士各支部。我们已经说过，日内瓦的同盟会支部因内部互相争斗，于一八七一年八月六日自行解散了。旋因受巴枯宁的责备和日内瓦的法国亡命客的帮助，又马上组织起来，自称为宣传与社会革命行动支部。（TheSectionofPropatandaandsocialRevolutionaryAction）“中央局不肯承认这个新组织，因为他仍然不过同盟会的支流和旧来的阴谋的中心点。”（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二〇四至二〇五页）但为着对抗伦敦会议而于十一月十二日在松韦勒尔（Sonvillier）开会的瑞士各支部却承认宣传与社会革命行动支部所派的两个代表加入会议，至于他们自己呢，一共只有八个支部，计代表十四人。这些代表聚会一堂，首先作出一种滑稽的议决，即宣言解散罗马语瑞士联合会，将他们的总机关更名为朱辣联合会，然却不承认这是遵照伦敦会议的议决，而是应用自己从前所拟定的名称。
但这次会议最重大的事件还在对于国际党的一切联合会发出一种通告，要求他们加入朱辣党员反抗中央局之举，以便于最短期内召集大会。通告中历举国际党的规程和巴塞尔会议扩大中央局的议决，而斥后者为“给予中央局以一种危险的权力，并且预先看不出此事的结果，更是不对。”（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六七页）中央局的委员以地位的关系，因利乘便，竟令“他们特别的纲领和个人的学说来统治国际党。他们自视为一种政府，自然要把自己的意见当作正式的学说，在党中独享权利；对于其他支部所发表的意见不得视为具有同等价值的合法的表现，而视为一种邪说！……各国的通信秘书不复是各联合会中立的和公正的居间人，马上变成正宗教义的使徒，力求宣传教义，谋取私派的利益，去损伤本党共同的利益。……中央局变成阴谋的中心；而反对者则受嘲笑，被诽谤：于是争斗，公开的争斗终于在本党的怀中爆发出来了。”（见同书同卷一六七页。）
乃告书接着蹄罪中央局不于一八七一年召集正式大会，而偏举行秘密的伦敦台议，于国际党的规程是没有根据，不延请朱辣各支部和其他许多支部（，）盎加合议，是为逖法，给予自己六代表以发权，更是有心作偷。一这大会议……竟要从国际党名自主支部的自由联合中造成一相受训辣的支部等级的集檐细镇，使之伏虐于中央局的支章之下，面受其任意扣纪加入或停止活动的处分。此次会议又议决使中央局决定下届大会或代替大会的会议的时期与地点，便是对于这种（集权的]建筑物加上一个屋顶。……环境表现有利于这种倾向，道一派的理想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档，他相信到际党因近来事变的结果，必须改甏原来的组俄，而代以一种由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等级机织，自我们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
“但当我们说明这种倾向和事官时，我们的装务是在用社会革命的名义，加以反抗，至于这种革命是我们力求实现的，而他的纲领是‘劳动者的解放由劳动者自己去担负’，不承认任何种领导的权力，即使这种权力是由工人选举并得到他们的允许，也是不管的。”（见同书同卷一六八页。）
通告书自抬出“社会革命”这块虎头牌做反抗的口实后，便进而要求建立各支部自主的原则，要求中央局不顾成立以来工人阶级争斗发展中实际的需要，回转至巴塞尔会议以前的状况，做国际间“一个简单通信和统计的机关”。为什么一定要他向后退呢？除掉自由与平等的两大原则神圣不可侵犯外，还有一种极大极大的理由，让我们快些写在下面罢：
“将来的社会应当不外是国际党所表现的组织的普遍化。所以我们必须留心使这种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一个平等和自由社会怎能从一种集权的组织中发展出来呢？国际党系将来人类社会的胚胎,从此以后，须保持我们自由与联合原则的忠实图案，抛弃每种企图集权和专政的原则。（见同书同卷一六九页。）
这封通告书虽出自基云的手笔，然据巴枯宁自己说：“我读了他之后，是完全赞成的。”（见同书同卷一六四页）因此这里毫无疑义地可以代表他的意见。但我们细心翻阅全文，他除掉从自由与平等两个空洞的原则去指摘中央局外，举不出后者真正越权违法的事实来。中央局唯一的大罪是趋向集权，然通告书明白承认〔环境表现有利于这种倾向〕，“他相信国际党因近来事变的结果〔按此当指巴黎公社因工人阶级无强固组织而失败的事〕必须改变原来的组织而代以一种由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等级组织”，可见中央局的主张原是应事实上的需要而起，原是从实际生活中发生出来，从社会革命的利害着眼的，这不比不顾实际，专从抽象原则出发的空谈家或乌托邦主义者的主张切实得多么？还有一层，中央局的权力不是自己篡夺来的，而是巴塞尔会议授予的，当时巴枯宁和基云不独不反对增加他的权力，并且极力予以赞助，此时感觉到于己派不利，便高唱自由与平等的原则来相抵抗，但当初此等原则到那里去了呢？
最好笑的是把国际党看做将来人类社会的雏形，硬要他预先自由平等一下，以便垂范将来！我们说无政府主义者是乌托邦主义者，有人也许以为是言过其实，但这桩事就是一个明证。当近世无产阶级还没有壮大，阶级争斗未曾展开的时代，英法一班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多有共产试验场的组织，作为改造社会的榜样，这种组织——如欧文的共产实验场和卡伯的伊卡利等等——勉强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胚胎”。至于因无产阶级壮大和阶级争斗发展，应运而生的党会，是一种和统治阶级作战的组织，绝对谈不到什么“将来人类社会的胚胎”或雏形！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或巴枯宁主义者不是没有参加过实际争斗，就是不能从这种争斗中得到教训，所以把自己对统治阶段作战的组织常作将来体会的新模型，其缺乏常识一至如此，怪不得普列汉诺夫要称巴枯宁为“双料的乌托邦主义者”！
话虽这样说,但我们如果相信巴枯宁及其党徒尽是一些为自由与平等两个抽象原则而争斗的大傻子，未免太笨。因为这些东西只是争斗中的一种幌子，换句话来说，只是号召群众，对付中央局和马克思的武器，而绝不是自律的信条。否则他们声声口口斥中央局不该倾向“一种由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等级组织”，自己一派的国际兄弟同盟会为什么又分为三级，而且第一级的“国际兄弟”不使其余两级的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参看本书上面一章）呢？！知道这不是百分之百的“一种由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等级组织”么？难道这是合乎自由与平等两个原则的“将来社会的胚胎”么？！难道“一个平等和自由的社会”能从这种极集权能事的“组织中发生出来”么？！在巴枯宁及其少数党徒做了这种鬼鬼祟祟的事，就是正常的应当的，在中央局和马克思为革命利益计，堂堂正正主张扩大指导总机关的权力，就是阴谋诡计，罪大恶极！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礼法岂为我辈而设？巴枯宁及其党徒的真意大概是在此罢？！
自朱辣联合会会议的代表们这种虚构事实，勇于责人的通告发表后，复经巴枯宁，基云等对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国书信的活动，资产阶级报纸的转载和挑拨，在各国党发生了相当的效力。尤其是比利时的联合会首先响应，他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四五日大会中有下列的议决：
“眼见各反动报纸每日传播荒谬的蜚语，说要把国际党变成一种专制的团体，假手于等级制的方法，使一切党员都屈服于上级机关的训练与命令之下。
“复念及反专制主义和集权的国际党时常相信他的组织必须和他的原则一致，
“特郑重宣言，国际党不过是一种完全自主的联合会的集合体，而中央局不过是一种通信和报告的中枢，决非别的组织。”（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九五至一九六页。）
此外，西班牙，甚至于英国都因受蛊惑或自身的利害关系，呈出一种反中央局的趋势，而意大利的国际党各支部联合会竟不肯参加一八七二年的海牙大会，并与中央局断绝一切关系。
中央局处此内外夹攻之际，为表明事实的真相起见，特于一八七二年三月五日发出一种非公开的通告，对于巴枯宁派的通告书加以驳斥。这种通告名为《所谓国际党的轧栎（LesPrétenduesScissionsdansI’Internationale）。HpeP。pe，大概是出于马克思的手笔，而恩格斯也曾参加工作（参看梅林《马克思传》四八五页）。
中央局的通告说明国际党内部的纷扰，是由于少数阴谋家从中作祟，尤以巴枯宁为祸首。书中历述巴枯宁创设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目的，在巴塞尔会议提案的用意，涅洽叶夫在俄国遗累无辜青年的勾当，以及巴氏的信徒理查德和加斯帕特·勃郞（GaspartBlanc）卖党求荣的事实等等。内中所说，有些是很对的，有些却不正确，恰和《机密通告》所犯的毛病一样。此等争辩的议论，因事过境迁，已成陈迹，我们也用不着多所介绍。惟通告中有两段话说明固守门户的社会主义的私派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及国际党的兴起和性质，很关重要，今特征引如下：
“在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争斗中，起首一期总是由固守门户的私派运动标明出来的。当无产阶级的发达还不能够为阶级行动之时，这种私派运动自有他的存在的理由。单个的思想家批评社会的矛盾，而提出幻想的解决方法，工人群众对于他们只须接受过来，予以传播，见诸实行就成了。此等开路先锋所创造的私派正和他们的性质相符，对于每种实际的活动如政治，同盟罢工和结社，总说一句，对于每种公共运动，是远而避之。无产阶级的群众对于他们的宣传是漠不关心，甚至于取一种仇视的态度。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听从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及伊卡利之徒，恰和英国的宪章主义与工联主义者不愿意听从欧文主义者一样。这些私派原来是运动的杠杆，然这种运动一经超过他们向前进展，他们便变成他的障碍物；他们于是变成反动的。……总说一句，这是无产阶级的幼稚状态，和占星术及炼金术为科学的摇床一样。无产阶级必须超过这一步，国际党的创设才是可能的。
“国际党对照着此等私派幻想的组织，而为各处无产阶级真正的和作战的（kampfgewillte，militant)组织，此等地方在对资本家，地主及其有组织的阶级统治——国家——争斗时，是互相结合的。就是国际党的规程也只承认追寻同一目的并采纳同一纲领的工人联合会，至于这种纲领仅规定无产阶级运动的大纲，而理论的作成则让诸实际争斗中的需要和各支部思想的交换，因此他一律灌输一切社会主义的信仰于他们的机关和大会中。”（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二二至二三页。）
巴枯宁自看见这种通告后，怒不可遏，不禁破口大骂。他于一八七二年六月十二日写信给朱辣的同志说：“达摩克利斯（Damokles）的剑久已威吓我们，毕竟砍在我们的头上了。这本来不是剑，只是马克思君平常的武器——一堆废物。……可笑的发明，伪造的原则和事实，可恨的讥讽，粗率的谎言，无耻的蜚语，总说一句，马克思君在战场中的全副武器。这是一切荒谬和龌龊史的有系统的征集，而德意志和俄罗斯的犹太人——他的朋友，代理人，学生，同时又是他的杀人的帮手——顽劣的恶性根传播这些东西来反对我们，尤其是反对我，几及三年，特别是自不幸的巴塞尔会议以来更甚，因为我们在会中敢于和大多数人反对马克思的政策。”（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一七页。）
统观巴枯宁对马克思的争斗，最初是对人的成分居多，主义的成分较少。巴枯宁素来痛恨马克思，自加入国际党后，眼见马克思主义已逐渐取得领导权，自己本着向来本能上自由平等的主张，急思独树一帜，去夺取群众，于是不惜运用阴谋（如从前的秘密组织仍令其继续存在是），相与周旋。迨衅隙既开，彼此摭拾浮言，互相攻评，对人的问题愈益显著。在这种攻评中，双方都有过失，自不待言，不过就有心作伪和故意诬蔑一点讲，巴氏方面表现得独多，而马氏方面似乎未尝有过。不过我们如把巴马之争看做完全对人的问题，便是一绝大错误。因为不独巴氏于对人的问题要用主义做幌子，以便说得冠冕堂皇，易于动听，而且双方参战的人大都是为着主义而来的，否则大家岂不有“吹绉一池春水”之感么？总而言之，巴马两人的主张，实足以代表当时两个人群集团——即产业落后的国家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阶级的集团及产业发展的国家经过争斗的无产阶级的集团——的思想的倾向（这当然是就总的趋势讲的，单个的事件未必如此，如产业最发达的英国无产阶级的领袖因变成工人贵族，别有作用，不惜与巴派携手，就是一例），故他们的争斗有声有色，震动一时，愈到后来，则主义的成分愈加增高，而表现为各支部独立自主和中央局集权之争，即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争。这两种主义既根本不相容，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无政府主义更是尽量批评，丝毫不肯宽假。今特再度介绍他们的评论，然后及于双方的决斗。
恩格斯有一次写信给柯洛，批评巴枯宁的学说道：“巴枯宁有一种奇怪的学说，即一种普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依照这种学说，第一个要点是，不视资本以及因社会发达而起的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间的阶级对抗为应当铲除的主要弊端，而视国家为应当铲除的主要弊端。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大群众，和我们的见解是，国家的权力并非别的东西，不过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保护他的社会特权的组织，然巴枯宁却主张：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的资本仅悬在国家的手中。国家既为主要的弊端，所以大家必须先铲除国家，于是资本自然歼灭了；反之，我们以为铲除资本，消灭少数人手中据有全部生产工具的事件，则国家自然会倒下来。这个异点的主要地方就在：没有社会革命，即去铲除国家，殊无意识。铲除资本就是社会革命，而全部生产方法的变革，终久随之出现。但巴祜宁既认国家为主要弊端，所以凡可以保持国家——无论是共和国家，君主国家或他种国家——生命的事，都不可做。因此对于一切政治，完全不得参加。从事于一种政治行动，尤其是参加选举，便算作背叛主义。大家当从事宣传和组织，并且当咀咒国家，当一切工人都加入他们一边的时候，当他们获得大多数人的时候，大家就铲除一切权力，而代以国际党的组织。这种大举动叫做社会的清算（SozialeLiquidation），而幸福的世界便从此开始了。——所有这些话说起来非常激烈，并且十分简单，大家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他学熟，因此巴枯宁这种学说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立受一般谈主义的青年，博士，及其他空论家的欢迎。但劳动群众却不相信国家公共的事业同时不是自己的事业，他们的天性是倾于政治的，如有人指示他们当抛弃政治，终久就不会睬他。向工人宣传，无论在何种情形中断绝政治关系，这就是驱策他们入于牧师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中。——照巴枯宁看来，国际党的创设不当为着政治的争斗，但在社会清算的时候，他要能够立即站在旧国家组织的地位上，所以必须极端接近巴枯宁将来社会的理想。在这种社会中，第一就是没有权力的存在，因为权力等于国家，国家等于绝对的弊端。（没有决切的意志，没有一致的统率，大家怎样去经营工厂，行驶火车，和驾驶船舶，关于这一点，他们简直不告诉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权力也消灭了。每个私人，每个团体都是自主的，但各人倘若不将自己的自主权抛弃一部分，即使两个人组织一个社会，究竟怎样弄得成功，巴枯宁于此又缄口不言了。——然国际党的措施必须依照这个模型。每种职务是自主的，在每种职务中每个人是自主的。巴塞尔会议的议决案给于中央局的权力，使之堕落，为祸不浅，这种议决案是当咀咒的啊！即使这种权力是本〔大家的〕自由意志给予的，他必须消灭，因为这总是一种权力！这就是那欺人之谈的主要点。”（见《新时代杂志》）
恩格斯上面的信既暴露了巴枯宁自主之说的非是，于海牙会议后，又在意大利毕格拉密（E．E．Bignami）所办的《民报》（LaPlebe）上发表一篇《权力原则论》（UeberdasAutoritätsprinzip），说明权力的必要。他在起首三段中说：“在不久之前，许多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所称为权力的原则，开了一个真正的十字军。他们相信把这种行动或那种行动视作一种权力的行动去宣告他的罪状就够了。如此笼统的方法令人讨厌，这桩事必须详细加以考究。就此处所用的字义讲，权力是：把他人的意志役属于我们的意志之下。因此在他方面，权力是以服从为前提的。然这两个名词说来不好听，而在他们中间所表见的关系，对于服从方面又令人不乐，现在便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世间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除去这种关系，我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是否能够创造另一种社会状况，使这种权力不复有存在的余地，使这种权力一定会消灭。我们如果把构成现今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经济的，工业的和农业的关系考究一下，便觉得此等关系有以许多个人的联合行动去代替一个人单独行动的倾向。……无论在何处，各个人独立的行动是由一种联合的行动，由一种彼此互相依赖的复杂行动去代替的。但是凡提起联合行动的人也就是提及组织。现在要问，一种组织如没有权力是可能的么？现今资本家的权力是指挥财富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我们假定一种社会革命把这些资本家都推翻了。我们又假定完全立于反对权力者观点的地位，使工人所使用的土地和生产工具都变成他们的集产。在这种地方，权力还是消灭了，还是只变成他的形态呢？”（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二年度一卷三七至三八页。）
恩格斯于说明每种组织必须有权力存在之后，又举出些例证来。“我们把铁路来做又一个例子。无数人的协作在此处是绝对必要的，大家如果要想避去一种大不幸的事，则这种协作必须于准确的时间开始。在此处全部企业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有一种有支配力的意志去决定一切细微问题，至于那执行决定大多数有关系的人的意志，无论是出于一个代表，或出于一个选举出来的委员会，都是一样。在一个或他个例中，我们还是要有一种权力。并且不仅如此。铁路上职员的权力要是被人移交给旅行的先生们，则第一次火车必定遇着的事是什么呢？然一种权力的必要，一种绝对权力的必要，没有一块地方比一只船在大海中尤为明白。当着危急之际，一切人的生命都系于一个人那种临时绝对屈服一切人的意志之下。当我将这种议论陈述于一班反对权力最猛烈的人之前，他们便只能予我以下列的答复：唉！这是真的，但我们在此假予那代表的，并非权力，不过是一种委托的职务罢了。此等人相信他们把事物的名称改变，就可以把事物改变。这些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是和全世界开顽笑啦。”（见同书同卷三八至三九页。）
权力的存在既是必要的，便不是恶，而盲目反对权力的人即等于瞎闹，所以恩格斯说：“把权力的原则看做绝对坏的，把自主的原则看做绝对好的，这是一种无意识之谈。权力与自主具有相对的意义，他们应用的范围是因社会发达相异的局势而之变迁的。一般反对权力者要是说明将来的社会组织所具的权力只以生产关系万不可少的为限，那么，大家和他们也有可以了解的地方；但他们对于一切必须使用权力的事实都盲目不见，只拚命反对这个名词。”（见同书同卷三九页。）
在组织复杂的社会中，处置一切事务，必须权力，还是就平时讲的，至于遇着革命事件，是变出非常，成败利钝，常决于顷刻，尤非具有权力不为功，要革命而又反对权力的存在，这不是无知无识，就是别有作用，所以恩格斯在最后一段中说：“这些先生们也曾经看见过一种革命么？一种革命的确是一种使用最大权力的事，革命的行动是一部分人口借枪炮刺刀以及一切具有大权力的工具，把他们的意志强迫加于其他一部分人口的身上；曾经获胜的党派必须借恐怖——这种恐怖是由他的武器灌注到反动派中的——之力去维持他的威权。巴黎公社要是不用一种武装人民的权力去抵抗资产阶级，他能够维持自己的地位至一天之久么？反之，我们不能够责备他使用这种权力过少么？所以〔我们现在所得的公式是〕或此——或彼：就是，反对权力的人或者是自己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在这种地方，他们只是造出些纷乱，或者是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在这种地方，他们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地方，他们只是替反动效力。”（见同书同卷三九页。）普列汉诺夫称恩格斯这篇文字为宣传文中的最上乘，因为他是以周密，明了，和简单见长（参见同书同卷一五页）。此外，马克思于一八七三年一月也在《民报》上发表一篇论文，名为“《政治的局外主义》（DerpolitischeIndifferentismus）。他此文的用意与恩格斯上面的信大致相同，但体裁却完全相反，因为他是以深沉和讥讽的文笔发表他的意见的。当时巴枯宁主义者在意大利很占势力，他们打起革命高腔，咀咒一切政治行动，并且禁止工人组织工党和争立法上的保护等等（参看同书同卷一一页，恩格斯的意大利通信），所以马克思说：
“工人阶级不要组织政党，也不要借何种口实去作政治行动，因为向着国家一方面走的争斗就是承认国家，此事有背于那万古不磨的原则！工人不要从事于同盟罢工，因为作要求增加工资或抵制减少工资的争斗，就是承认工资劳动制度，此事又有背于解放工人阶级的万古不磨的原则！
“当一般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争斗中联合拢来，去获取让步时，是从事调和，是有背于那万古不磨的原则！因此大家对于每种政治运动必须加以咀咒，而英，美工人却有一种坏的习惯，要作这种政治运动。工人们不当耗费自己的力量去要求工作日法律上的限制，因为这就是与企业家互相调和，然这种调和却能使工人每日的劳苦从十四点或士六点钟减至十点钟或十二点钟。他们又不必努力去要求用法律禁止十岁以下的女孩子从事于工厂劳动，因为假手于这种方法，则十岁以下的男孩子被掠夺一事这是没有消灭的。这又是一种新调和，这又有伤于那万古不磨的清洁！
“一般工人更不须要求国家——他的预算案是建筑在掠夺工人阶级上面的——担负授工人子女以初等教育的义务——此事在美国已实现——因为初等教育还不是一种普及的教育。与其使男女工人在国立学校中从一个教师受教育，宁可使他们不能读书，写字和计数。与其破坏那万古不磨的原则，宁可使工人阶级安于愚昧无知，而每日劳苦十六点钟！
“当工人阶级的政治争斗取一种革命的形态时，当工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地址上建设他们革命的专政时，便大大地破坏了那些原则，因为为着满足可恶的龌龊的日常需要和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起见，他们不解除武装，消灭国家，反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和过渡的形态。工人不可创设工联，因为这就是延长社会的分工，像这种分工是存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然这种分离工人的分工真是他们奴役的基础。
“总说一句，工人当袖手旁观，不当耗费他们的光阴于政治和经济的运动上。所有这些运动所能给予他们的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即时的结果。他们必须像真正奉教的人民一样，鄙视日常的需要，抱着充分的信仰叫道：“只要那万古不磨的原则存在世间，洁白无疵，即使我们的种族被钉在十字架上，即使我们的种族扫地无存，是不要紧的！”他们必须像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样，信仰牧师的话，鄙视地球的俗物，只望得升天堂。他们不要理会天堂，只去理会社会的清算，这种清算在一个良辰美景中是会在世界上任何一隅自己实现的——没有人知道他怎样实现，及何人使他实现——这种欺诈完全是一样的。
“工人阶级为着等候这种有名的社会清算，必须驯良如一群饲养很好的羊一样，不去惊扰政府，并且当畏惧警察，遵守法律，委命于枪弹炮火之下而无怨言。
“工人在一切日常生活中必须做国家最服从的仆役，但对于国家的存在，心中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提出抗议，并且必须购买和诵读关于论铲除国家的小册子，借此作为自己在理论上深深鄙弃国家的证据，我们必须防备有别种反抗起而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对峙，对于将来的社会——在将来的社会中这种可恨的制度是会消灭的——有所宣布！“（见同书同卷四〇至四一页。）
以上各节是马克思《政治的局外主义》一文中前面的一小半，以后是追溯这种思想的传统，上及于傅立叶，圣西门，欧文，布累（Bray），下至普鲁东。他以为普氏虽宣传经济上的局外主义，然尚要求工人阶级的政治争斗，至巴枯宁主义者则变本加厉，宣传政治上的局外主义了！这些节段对于我们的目的，比较不甚重要，故不再为介绍。
恩格斯和马克思上面批评巴枯宁主义的文字浅显而深刻，语语中的，真使瞎唱空洞的自由与平等原则的无政府主义者无置喙的余地。我们由此也可以窥见马克思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对抗是达到怎样登峰造极的程度，双方的必出于争斗，必出于猛烈的争斗，是完全自然的事。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西欧的无产阶级运动历二十余年，迨国际党出生，才算得是一种有群众有实力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几经努力，才击败并肃清普鲁东主义，使这个党一步一步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现在忽有一种比普鲁东主义还要无聊的巴枯宁主义要来干“拔赵帜立汉帜”的勾当，这不简单是马克思主义的盛衰问题，而是国际党的存亡问题，并且不简单是国际党的存亡问题，而是各国无产阶级运动前途的生死问题。所以他们为主义计，为国际党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前途计，对付这种乌托邦的主义和危险的政敌，当然要惟力是视了。
马克思既决意和巴枯宁派作大决斗，便以一八七二年的国际党海牙会议为战场，并且先期调兵遣将，从事布置。他于是年六月二十一日写信给寄居美国的索尔格说：“此次会议关系国际党的生死存亡。你必须来，〔此外〕，至少尚须来一二位。至于各支部如不直接派遣代表，可送委任状前来。”（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五九页）至七月二十九日他又写信给柯格尔曼说：“此次国际会议是国际党的生死关头，我于退隐之前，至少也愿意保护他，使不受捣乱份子的危害。因此德意志必须在可能的限度内尽量派遣代表。”（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年度二卷七九九页。）准备既周，马克思和恩格斯便亲自出马，而马氏女婿龙格和拉法格也一同上阵。马克思除掉代表中央局外，还受有纽约，莱比锡和梅慈三处支部代表的委任状，恩格斯则受有纽约和布列斯劳两支部代表的委任状，龙格则为法国的代表，拉法格则为西班牙马德里国际党联合会的代表。此外，就大体讲，德，法，奥，美和德语瑞士的代表或是极力拥护马克思的主张，或是表同情于他的主张中的某几点。
在另一方面，巴枯宁久已处心积虑要向马克思争取国际党，对于一八七二年的大会的决斗，准备更早。他在是年一月二十三日致意大利罗马纳的诸同志信中说：“下届国际党大会约于九月初间举行，甚愿意大利保持一种伟大而明哲的代表职务。此外，必须派遣许多代表，一律予以十分确切的训令，至少对于各主要问题须弄得清楚，并且必须充分了解我们伟大的国际党的原则，义务，状况和生活条件。只有这样，意大利才能在下届大会中作有价值的发言，并很适当地参加国际党确定的再造的大工作。”（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九九页。）
巴枯宁不独号召党徒准备与会，自己也打算参加，且预计可获得一种决切的胜利，所以他在是年六月十二日致朱辣同志的信中说：“此外，我总是把一切诽谤者留待一个荣誉法庭去解决，而这种法庭在下届大会中毫无疑义地是不会拒绝我的。只要这种陪审员给予我以独立和严正裁判的一切保障，我可以将一切政治和个人事业中必要的详细情形说明出来，不必怕那无稽之谈的危险了。（见同书同卷二一九页。）
可是在巴枯宁发此信的前一日，中央局通告这次大会在海牙举行，他大概是因不能由瑞士直接通过德法两国，前往荷兰，须由意大利浮海，不大愿意，竟没有与会。幸有他的唯一大将基云亲自到场任指挥之责，也有相当的力量。而西班牙（西班牙所派代表五人，只有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者，余均为巴枯宁主义者），比利时，荷兰，瑞士的朱辣，和英国的代表大半是极力拥护巴枯宁的主张或是表同情于他的主张中某几点的。双方的部署既定，轰轰烈烈的争斗便开幕了。
海牙会议是从一八七二年九月二日起至七日止的。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比利时,瑞士，荷兰，西班牙，美利坚，奥地利，匈牙利，丹麦，波兰，爱尔兰，和澳洲都有代表出席。节克（GustaveJaeckh）说，后来有人称此为“最大的国际会议”（见节氏《国际党》一九一页，一九〇四年莱比锡出版——DieInternationale），算是很对的。预会的代表共六十余人，分为多数派与少数派，就大体讲，也可以说分为马克思派与巴枯宁派。不过这是有条件的，因为在一方面，多数派中的布浪葵派尤其非马克思主义者，仅对于工人在政治领域争斗的必要和组织上团结一致的必要这两个根本问题表示同意，故出来帮助真正的马派。在另一方面，少数派也不至是巴枯宁主义者，内中有些人仅因反对中央局的集公等事项而赞助真正的巴派。
“多数派的组成分子如下：中央局十六人；法国各支部代表六人；德国代表十人；瑞士代表三人（内中有一人来自德国），美国代表二人……西班牙代表一人……波希米亚（Bohemis）一人；丹麦一人，匈牙利一人；共计四十人。少数派的组成分子是西班牙代表四人；朱辣联合会代表两人；……比利时七人；荷兰四人；英国各支部五人（内中有四人为中央局委员，已经决切地加入反对派，……）；法国一人，代表驻布鲁塞尔的法国支部；中央局还有一人；……共计二十四人。”（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二三〇页。）
海牙大会为防止冒名预会的人起见，特花三天工夫密查代表证书。巴枯宁派知道自己人数太少，难操胜算，故对于异派的代表证书吹毛求疵，多所留难，因此引起争端。基云说代表美国支部的法国布浪葵派的发永（Vaillant）为王党和资产阶级的人，西班牙的巴枯宁主义者指摘拉法格的证书，拉氏当场辩论，侃侃而谈，结果他们的证书为大多数所承认。于是巴列（Barry）的证书又发生纠纷，巴氏住在伦敦，代表美国芝加哥一个支部，穆脱斯赫德（Mottershead）起而反对，说他在伦敦不是一个著名的工人领袖。马克思反驳道，这倒是一种光荣，因为英国著名的工人领袖大都被自由党人收买了。（按马氏此言是有感而发，因英国工联运动的首领如卢卡拉夫特——Lucraft——和阿德格等自中央局成立后，即担任要职，起初利用国际党替工联争选举改革，及目的既达，想要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又向自由党暗送秋波；旋因中央局发表法兰西内乱的宣言，借口国际党参预巴黎公社的事件，与之断绝关系。）巴氏的证书也被会中认可。大会审查的结果，只有纽约第十二支部代表卫斯特（West）的证书未得通过，因此支部是在武德哈尔夫人（Mrs.VictoriaWoodhull）和克拉夫霊女士（MissTennesseeClaflin）两个富人支配之下，专门宣传自由恋爱，并且没有缴过党费，巴枯宁派称她们为无政府主义者，其实满带着中等阶级和敌视工人的臭味。
审査证书之事既毕，接着就有许多人提出攻讦巴枯宁派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书信，大会为慎重审查起见，特设一个委员会，举五人和同盟会争斗素无关系的人为委员，详加考察，故此事没有实时解决。
海牙会议的第四日才开正式会议。首由法人牢飞（Rauvier）唱革命歌，次由英人雪克思顿（Sexton）用英语宣读中央局的报告。这种报告出于马克思的手笔，他在会中复用德语宣读一遍，龙格则用法语宣读一遍，阿伯尔（VonAbeele）则用法兰德斯语（Flämisch）宣读一遍。报告历述最近三年中国际党在各国的遭际：如在法国，则拿破仑第三借口于民众投票的炸弹案，无故大捕全国的国际党员，梯也尔复运用暴力，血剿巴黎公社，在德国，则普鲁士政府用国事犯的罪名横加于布蓝士外喜委员会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身上；在英国，则自由党的政府对于爱尔兰的国际党支部横施压迫。资产阶级的政府对于国际党的党员既是暴戾恣睢，任意虐待，而资产阶级的报纸对于国际党尤喜散布谣言，横加诬蔑，如芝加哥大火指为他的阴谋，以及其他种种无稽之谈是。可是国际党虽这样受压迫，他的发展却更加迅速，如荷兰，丹麦，葡萄牙，苏格兰，和爱尔兰，都有国际党的侵入，如美国，澳洲，新西兰（Neuseeland）和倍诺斯爱勒（BuenosAires）都见国际党的发达。这种报告大受会中的赞扬，即时通过。当日比国代表布利斯墨（Brismée）提议对于无产阶级在阶级争斗中所受的一切牺性，当表示钦仰和同情之意，也为大会所采纳。
至第五日大会开始讨论中央局的权限问题。吕提芝（Lüttich）的代表根据比利时联合会的意见，主张缩小中央局的权限。拉法格以为一种中央集权是阶级争斗所必需的，即使没有中央局，犹当创设一个，况已有中央局，万无缩小他的权力之理。基云本着朱辣联合会的意见，出来作一种激昂慷慨的演说。他以为国际党不是几个人的产物，而是由各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情形中发生出来的，因为各国工人的状况形成他们的感情，努力，思想和利害的一致，遂产生国际党。朱辣的党员前在巴塞尔会议赞助扩充中央局的权力，现在要求取消他的权力，是因他们受了他滥用权力之害。他们现在主张中央局不当为中央主权机关，当为一个通信和统计的中心点，因为在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争斗中，实在用不着中央局的指导。“索尔格则促大会注意于中央局在罢工时所负的任务，和他在这一方面活动的成功。‘中央局必须为党的总参谋部’。……‘自主派人说我们的党用不着任何领袖；反之，我们以为急须一个领袖，急须一个头脑健全的领袖。’当索氏说这些话时，大家都注视马克思。他在结论中宣称需要一种有力的中央集权，而中央局的权力不独不应减削，并且还当扩充。”（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二三三页。）
“中央局提议，规程通则第二部分二，六两条曾经伦敦会议修改过，现应代以两个新的规条，再予中央局以权力，并巩固国际党内部的纪律。大会以四十票对四票通过第二条的议案。弃权者十一票。中央局因此须负责执行大会的议决案，并监视各国严密遵守本党的原则和规条。”（见同书同页。）
迨大会讨论第六条，马克思特起而作长时间的演说。他以为中央局从前所获的权力不独应常保持，并且应当扩充；他不独应当具有停止单个支部至下届常年大会为止之权，并且在一定的谨慎条件之下，还应当具有停止整个联合会至下届常年大会为止之权。中央局既没有警察，又没有军队可以强进施行他的决定，他的权力纯粹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这毫无疑义是必要的。如果要把他降为一个通信箱，那不如直截了当地将他消灭。马氏这一番话说得有声有色，是十分动听的。
当大会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终结，提付表决时，计赞成者三十六票，反对者六票，弃权者士五票，这一条修正案又以大多数通过了。“修正案予中央局以停止国际党任何分部，支部，支联会，或整个联合会，至下届大会决定为止的权力。但中央局事前如不征求各有关系的支联会的意见，不得施行此权力。如系屏除一个支联会，须要求联合会的各分部于三十日以内选举一个新支联会。如屏除整个的联合会，须通告其地一切联合会，当大多数联合会要求召集一个非常会议时，中央局必须照办，此项会议由每个民族派代表一人，在一个月内集会，确切决定纷争。”（见同书二三三至二三四页。）
关于扩大中央局权限的问题，马克思派是完全胜利，巴枯宁派完全失败了。从此以后，马氏不复任职于中央局，更足以表见他是为主义而奋斗，不是为——像巴派所指摘的一样——个人专政而奋斗。然就是他前此成为中央局的唯一领袖，也是分所当然，并不因巴派的指摘而损及他的毫末。德国保守派的历史家路德福迈耶（RudolphMeyer）说得对：“他以最合法的形态，变成掌握中央局全权的人，他这样做，完全是对的。因为他尤其是国际党之祖。他是国际党原则和组织的发起人。毕士烈教授不是说过么：‘没有一个人对于国际党的成功比马克思博士更为有力，关于欧洲产业运动的历史和统计知识的深邃，更没有能及他的。’还有一层，他是一切领袖中最有才能的人。并且具有（像他在海牙大会的演说所表现的一样，）一种热忱，这是国际党的组织中执行伟大工作所必需的。他的观念要是实现出来，中央局一定需要一个领袖，‘一个头脑健全的领袖’。这样的领袖正是马克思。”（见迈氏《德意志第四阀的解放争斗》第一卷一四四页，一八七四年柏林出版。——DerEmancipations-KampfdesviertenStandesinDeutschland）
中央局的权限问题既经解决，恩格斯即提出一种迁移中央局至纽约的议案，这是他和马克思，龙格等共同暑名的。恩格斯说，在德法战争之前，马克思即提议将中央局移至布鲁塞尔，因比利时的联合会不表同意，遂不果行；现在为国际党的利益计，当使中央局离开伦敦，至少以一年为度，至于迁徙的地点，就目前的形势讲，当以纽约为宜。大家听了恩格斯的话，沉默半晌，无人发言，最后发永出来反对，布浪葵派附和之。署名于恩格斯提案的塞列伊尔（Serraillier）建议此事当分三层表决，第一，中央局是否迁移，第二迁往何处，第三新中央局的组织。大会对于第一问题，赞成迁移者二十六票，反对者二十三票，弃权者九票，对于第二问题，赞成迁往纽约者三十票，对于第三问题，则举出十二个委员，并承认他们得自由增加七个委员。因此中央局的迁移问题又解决了。
关于中央局的一切问题既经解决，接着就讨论发永所提出的政治行动的议案，自开议的第五日晚上起，至第六日才告终结。发氏这种议案全以一八七一年伦敦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议决案为蓝本。当时基云力持反对论，以为瑞士的工人参加选举运动，时乎与资产阶级的急进派携手，时乎与反动派联合，朱辣同人对于这种卑鄙行动，不愿过问；他们本来也是政论家，但是消极的政论家，不愿意夺取政权，只愿意毁灭政权。龙格反驳此说，说巴黎的工人在九月初旬如已组成一个政党，必知道怎样进行他们的计划，不致于束手待毙。此案付表决的结果，赞成者二十九票，反对者五票，弃权者八票；遂得通过。其内容如下：
“无产阶级在对各有产阶级集合的势力作战时，只能作一种阶级的行动，将自己的势力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和各有产阶级所组的一切旧党对抗。无产阶级这样组成一个政党，是达到社会革命的胜利所必需的；尤其是达到他的最终目的——铲除阶级——所必需的。工人阶级在产业方面已经形成的诸势力的联合必须作为他手中反抗剥削者的政治势力的杠杆。土地和资本的主人为延长和拥护他们的经济垄断并役使劳动起见，必然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所以夺取政权成为无产阶级的第一种义务。”（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二六五至二六六页。）
海牙会议于解决此案后，开始听五个审査委员关于巴枯宁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报告。五个委员中有三个为法人，一个为德人，一个为比人，下面的报告是经前列四人同意署名的。
一、一个秘密同盟会曾经存在，这同盟会的纲领和国际党的党纲是直接抵触的。至于他现在是否仍旧存在，不能确切证明出来。
二、据巴枯宁署名的纲领书和书信，可以证明他曾经企图——甚至于已经成功——在国际党里面设立一个秘密团体，叫做同盟会，此会的纲领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与国际党的党纲完全不同。
三、巴枯宁曾有欺诈的行为，图取他人全部或一部财产，这是一种不正当的事件。他因为不肯履行义务，他或他的党羽曾应用恐吓手段。
审查委员会基于上述的理由，要求驱逐巴枯宁，基云和许卫士给柏尔（Schwitzguébel）等出党，因为相信基许两人仍然隶属于同盟会的缘故。
上面的报告，有一个比国的委员不肯署名，并用书面提出抗议，说：“我对于审查委员会关于同盟会的报告，提出抗议，且保持我向大会陈述理由之权。据我看来，从控诉中找出来的唯一确实事件是：巴枯宁曾企图在国际党中组织一个秘密团体。”（见布卢巴合《马克思与巴枯宁》一四六页。）
大会接到此等报告后，主席令基云出来辩护，基云不允，说如此未免把多数派的滑稽剧看得太认真，况且这原是借反对几个人去反对联合主义的一种行动。于是荷兰支部代表达夫（Dave）宣读巴枯宁派的各联合会所缔结的团结契约（这种契约是由五个比利时代表，四个西班牙代表，两个朱辣代表，两个荷兰代表和一个美国代表共同署名的），其要点如下：“一、我们将和中央局继续我们的行政关系，如关于缴纳党费，通信，和劳动统计之类；二、我们所代表的联合会将继续互相联络，并和国际党一切支部联络，三、中央局如干涉联合会内部的事件，则署名的同人所代表的联合会将保持他们的独立，依国际党日内瓦会议所定的党纲，各联合会并没有违反党纲；四、我们要求一切联合会和支部预备于下届国际党会议中赞成自由联合的原则，使之胜利，作为国际党劳动组织的基础。（见同书一四七页。）
自达夫宣读这种契约后，大会即开始对于巴枯宁和基云等的事件投票，赞成驱逐巴枯宁出党者二十七票，反对者七票，弃权者八票，赞成驱逐基云出党者二十五票，反对者九票，弃权者九票。此外，还有数人本在驱逐之列，但投票至驱逐许卫士给柏尔时，赞成者比反对者少两票，因此遂中止了。
大会于驱逐巴基二人后，令审查委员会将审查同盟会的文件，公布于世，但后来未能照办。至一八七三年七月，恩格斯和拉法格合草一小册子，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借完审查委员会所未履行的责任，而马克思对于此书的著作也曾参加过。此书的主旨是宣布巴枯宁的秘密同盟会及其他种种阴谋，内中攻讦巴氏之处，和我们从前所说的一样，有些固是事实，但捕风捉影，深文周内之弊，也在所不免，故现在不能视此为一种正确的历史。
关于审查委员会的三项报告，其一，二两项布本书上面一章已提及，不必再赘，现在只将第三项说一下。当一八六九年，有一个俄国人爵巴维恩（Ljubowin）偶到柏林，听说巴枯宁的困状，虽不识其人，却久耳其名，心中颇为钦慕，因稍予以金钱的接济，并向彼得堡一个书店叫做坡尔耶确夫（Poljakof）的，代找文字工作。这个书店允以一千二百卢布请巴枯宁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并预付三百卢布。巴氏于是年十一月二日写信给爵巴维恩，说即日开始翻译，但迟至十二月中旬，还没有动手，对于爵氏的质问则以过忙对，并允于一八七〇年四月底译完。然巴枯宁于一八六九年年底共送去译稿二三十页，从此遂告终止。一八七〇年一月中旬，涅洽叶夫到巴氏处，劝他不要再翻译《资本论》，但一心一意从事于革命的宣传，至于三百卢布的预支金，当代为了结。涅氏于二月底，又露出“小老虎”的威风，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写一封信给爵巴维恩，上面饰一斧，一短剑，和一手枪，禁止爵氏向巴枯宁索回三百卢布，否则将有生命的危险。像这样的吓诈行为，巴氏本人自然没有预闻，不过事情既和他有直接关系，而当时又不容易查明真相，所以审查委员会有“他因为不肯履行义务，他或他的党羽曾应用恐吓手段”的话了。
海牙会议将一切重要问题解决之后，国际党的阿姆斯特丹分部在阿姆斯特丹召集一个公开的会议，倍克，索尔格和马克思等都有演说；而马氏在演说中说明无产阶级历史的使命，发挥将来运动的策略，并解释此次大会对中央局措施的适当，尤关重要，今特介绍其词如下：
“当十八世纪时，一般君主和大权在握的人总是在海牙集会，去讨论他们朝代的利益。我们不顾他人的洞吓，在同一地方来开劳动裁判会（AssisenderArbeit）。我们在一种最反动的人口中已经证实了我们伟大的党的生存，发展和将来的希望。
“当我们决定开这个大会的消息传播后，即被指为派遣密使任扫除地面的工作。我们并不否认到处都有密使；但大都为我们所不认识。我们在海牙的密使就是工人，他们在海牙的劳苦恰和在阿姆斯特丹一样，此等工人每日作工十六点钟。这就是我们的密使。其他密使我们是没有的，在一切国家中，凡我们所至之处，即遇着他们准备对我们表示同情，因为他们很迅速地了解我们的目的是在改善他们的状况。
“海牙会议已经完成了重要的工作。他已经宣布劳动阶级必须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去攻击正在崩溃的旧社会，而伦敦会议这种议决案从今以后加入于我们的规程中，实可庆幸。我们党中有人组织了一个团体，要求工人与政治绝缘。我们的任务就在解释采用这种原则对于我们的事业是怎样危险而惨淡。
“工人为着形成劳动的新组织起见，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必须破坏那支持旧制度的旧政治，否则将受后者的宰制，恰和初期的基督教徒一样，鄙视并忽略旧政治，永不能在现世建立他们的国家。但我们并不认为要达到这种目的，到处必须应用同一手段。我们知道必须顾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说，且不否认某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我如确切认识你们的制度的话——荷兰的工人可以借和平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虽是这样，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欧洲〕大陆最大多数的国家中，暴力是我们革命的杠杆；最后要形成劳动的统治，必须在适当的时机诉诸暴力。
“海牙会议给予中央局以重大的新的权力。当着这个时候，各国君主集于柏林，而对付我们的严厉的新压迫手段即出于这个封建制度和过去时代有力的代表的集会中；迫害既是有组织的，海牙会议以为增加并集中中央局的权力，去从事于那行将开始的争斗，是聪明而必要的；我们如果孤立不相联络，在行动上必定无能为力。此外，除掉我们的仇敌外，谁能感觉中央局的权力是可怀疑的呢？他有一种官僚体系，或一种武装警察足以强迫他人服从么？他的权力不是一种唯一道德的权力么？当他有所决定，不是传达给各联合会，由他们去执行么？一般君主在这种状况中，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官吏，仅把他们的势力建筑在道德的影响和道德的权力上，那他们对于革命的进程必定是一种很弱的障碍物。
“最后，海牙会议将中央局的驻所从伦敦移到纽约。许多人，甚至于我们的朋友，不大喜欢这种议决案。他们却忘记了，美国将成为工人世界，每年有五十万工人迁入这个新大陆，而国际党必须在这个工人势盛的地方安下坚固的基础。此外，大会的议决案于中央局以一种权力，使他为着公共事业的必要和利益起见，得选择委员加入其中。我们希望，以中央局的明达，必能选得有才干的人员，即选得在欧洲知道高举我们党的旗帜的人员。
“同志们！我们就想一想国际党的根本原则——团结一致。我们在各国一切工人中如果能坚固地建立这种富于生命的原则，必能达到我们所争取的大目的。革命必须团结一致，我们在巴黎公社找着一个绝大的例子，他的失败是因一切都城如柏林，如马得里等等没有同时爆发一种大革命运动，以与巴黎无产阶级这种武装暴动相联络。
“至于我自己，将继续我的任务，即促成工人的团结一致，此事对于将来是有好结果的。不，我不会退出国际党，我的余生和我过去的工作时间一样，将专注在社会观念的胜利上，我们确切相信，此等观念有一天会引导无产阶级达到统治的地位。”（见路德福迈耶《德意志第四阀的解放争斗》第一卷一四〇至一四二页。）
马克思这篇演说词意义重大，词句浅显，用不着我们来加以解释。惟有一点须提出来说一下。自马氏说过英，美甚至于荷兰的“工人可以借和平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后，一般“和平革命家”（其实是机会主义者）就大吹特吹“和平的方法”的好处，去麻醉工人，要实行和平革命。他们所谓和平革命就是永久不革命的代名词，因为他的所最注重的是和平，革命而不和平，常可不革命，所以非统治阶级自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种革命是无从实现的。然这却不是马克思的过错。怎样讲呢？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英译《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说过：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是毕生研究经济史和英国状况的结果，而这种研究所达到的结论是：至少在欧洲，英国是一个唯一的国家，可以完全由和平合法的方法实现那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他一定从不会忘记加上一句，就是他并不希望不经过一种‘拥护奴隶制的叛变’（Proslaveryrebellion），英国各统治阶级即会屈服于这种和平合法的革命之前。”（见英文《资本论》第一卷三二页，一九二一年芝加哥出版）所以马克思所谓和平方法的革命仍要经过叛乱，不过是一种“兵不血刃”的武剧罢了。
还有一层，这种革命在马恩时代的英美虽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在现代却绝对不可能了。关于这一点，列宁说得很清楚：当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型，没有军国主义，没有高度的官僚系统。因此马克思当时把英国除外，此处一种革命，甚至于一种人民〔按指无产阶级与农民〕革命不预先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关’，似乎是可能的。但在一九一七年的现在，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时代，马克思这种限制不复存在，英美在没有军国主义和官僚系统存在的意旨上，本是世界上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最大的和最后的代表，现在却完全沦入整个欧洲官僚系统和军国主义制度的龌龊流血的深渊中，对于一切加以宰制和压迫。‘每个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在现今的英美也是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已经达到欧洲帝国主义共同的圆满点）。”（见列氏《国家与革命》三三页。）
现代的英美既有完备的官僚系统，复有庞大的海陆军，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须破坏统治阶级现成的国家机关，这决不是借和平的方法能达到目的的，所以在同一状况之下，暴力也同样是英美将来革命的标准，丝毫不用怀疑了。
我们现在再回转去讲国际党的事。海牙大会的工作既经完毕，即于第六日宣传闭会。中央局的权力在此次会议中大加扩充了，巴枯宁派也被驱逐了，此后宣若大有可为；乃自他西迁纽约，国际党便一蹶不振，终至于匿迹销声。一般浅见的人不去审察当时的局势，考求深远的原因，辄认中央局西迁为国际党消灭的总因。其实欧洲各国的工人自德法战争后，心理为之一变，爱国主义的潮流逐渐膨涨，工人运动只有一种离心力，不复具有向心力，再明白些说，各国工人运动的趋势不复向国际一方面走，而是向国家一方面走的。还有一层，自巴黎公社失败，法国的无产阶级大遭屠杀后，影响所及，各国工人阶级不复具有革命的勇气，更不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即时会破裂。有了这两大原因，所以他们遂忘情于国际党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也不必多说，现在应当研究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会议忽提出将中央局迁往纽约的议案，究竟原因何在？恩氏于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希恩斯（Hins）已经提出一种草案，内有取消中央局的条文。我个人的意见如果是对的，则我和马克思不加入〔中央局〕，就现在的情形讲，我们简直没有时间作工，这种情形是不当继续下去的。”（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一年度二卷五一页）照恩格斯此信看来，好像是因他和马克思不愿再任中央局的职务，故使之远离伦敦。可是梅林说得好：“这是一种偶然的话，这是从忿怒中发出来的。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在中央局拒绝复行当选，中央局也没有离开伦敦的必要，至于为着自己文字上的工作起见，于国际党的根基稳固之前，便将置之脑后，这一层是马克思屡次否认的；况当时正是国际党存亡危急之际，马氏决不作听国际党陷于此等境遇之想。”（见梅氏《马克思传》四八九至四九〇页。）
恩格斯致李卜克内西信中的话既不是中央局迁移的主要原因，那么，这原因究竟何在呢？世人于此，议论纷岐，莫衷一是。有些人说，马恩两氏要使中央局迁往纽约，是防备巴枯宁派得势，宰制中央局，故不能不使之远处大西洋的彼岸，以避其锋，又有些人说，马克思不独是要完成他的《资本论》，无暇他顾，且因晚年为病魔所扰，心中非常烦闷，又知国际党的大势已去，不可救药，故决计对于中央局的事，不再过问，令其远徙，乐得不见不闻。（例如节克和波士德格特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都是根据上列两说的意思，参看节氏《国际党》一九〇页，和波氏《工人的国际党》八〇页。）但这都是一些揣测之词，不中肯棨，因为巴枯宁派在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和比利时等国虽很占势力，还是抵不住马克思派，中央局更很少他们一派的分子，用不着预先作迁地避难之计。况自海牙会议解决中央局的权限问题后，两派的胜负已见，更用不着为防备巴枯宁派的宰制中央局而作迁徙之举。至于认为马氏一己的原因而忘情于中央局，尤与他后来努力维持中央局的事实显然不相容。
上列两说既系凭空推测，与事实不符，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提出迁徙中央局的议案，到底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防备布浪葵派宰制中央局，贻误大局。
布浪葵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极相似而实又极相反，相似之点是两者都主张革命，主张专政，相反之点是，前者的主张是本能的，主观的，后者的主张是科学的，根据客观事实的。恩格斯于一八七四年对于伦敦三十三个布浪葵主义者所发布的纲领书，特著论批评，他说：“就大体论，布浪葵是一个政治的革命家，至于他为社会主义者，那只是因表同情于人民的困苦而出于本能的，他既没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复没有拯救社会一定的实行的计划。他在政治活动中是一个‘实行家’，相信有一小群组织完备的人乘机引起革命的政变，借起初一点成效，轰动群众，就可以造成一种胜利的革命。……布浪葵既把每种革命看做一小群革命者所引起的政变，成功后，自然发生一种专政的必要：大家必须明白了解，这并不是全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一小群引起政变者的专政，这一小群人又是以布一个人或几个人专政之下组织拢来为前提的。”（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三七四至三七五页。）“我们的布浪葵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他们要倡一种趋于极端的学说。……这三十三人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幻想只要有一种超越过渡行程和让步的好志愿，此等事就免除了，当此等时期——像〔他们〕确说的一样——‘超过了’，他们只要稍微引导一下，后天就有‘共产主义出现’。”（见同书三七七和三七九页。）
布浪葵派的主张既经说明，现在可以归到中央局迁移的问题上去。中央局的法国委员多为布浪葵主义者，平日因有马克思在内作中流砥柱，不能为所欲为；但马氏既决定于海牙会议后退出中央局，而该局的权又扩充，使其仍驻伦敦，终有一日将受其宰制。他们便会实行那盲目革命与私人专政的主张，假借名义，在欧洲各国引起无意识的暴动，适足为一般反动政府扑灭国际党的口实。故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患预防，不得不提议将中央局迁至纽约，借此脱离这一派的羁绊，保存国际党的生命。观于一方面，当通过此案时，好些巴枯宁派的人认此事对于他们无异‘调虎离山’，大有利益，特起而投票赞成，另一方面，许多布浪葵主义者于讨论这个问题时力持异议，于通过此问题后，多退出会外，后来并著论攻击国际党，说他逃过大西洋，躲避革命，由此可以寻出其中的蛛丝马迹了。
我们关于海牙会议的叙述和解释已完全结束，现在要问那为此次争斗的一方的主将且被大会开除的巴枯宁于事后作何感想，有什么举动？他因布鲁塞尔的《自由报》（Liberté）登载开于他被除名的事，特于是年十月五日写一封长信给此报的编辑部，陈述事件的经过，批评马克思的主张，支离琐屑，殊无介绍的价值。惟内中有几句话却十分重要，就是：“上述两种趋势在事实上现在是不能够调和的。只有社会革命的实施，伟大的历史的新经验，和事实的逻辑可以使他们或迟或早达到一种总解决。……（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二四页。）
海牙大会驱逐出巴枯宁，但并没有解决巴枯宁派，更没有扑灭巴枯宁主义。这自然不是他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巴氏上面所谓两种趋势，不用说，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而他所提出的解决法，的确也是必经的途径。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正是“社会革命的实施，伟大的历史的新经验和事实的逻辑。”然他们都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巴枯宁主义的荒谬。自经过这次大实验后，马克思主义愈益发扬，而巴枯宁主义简直是无声无嗅，这总算是如了巴枯宁的愿，“达到一种总解决”。
海牙会议固为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短兵相接，胜负攸分的大战场，也是国际党的历史正式闭慕的大纪念。因为自此以后，这个本来要老死的党忽裂而为二，一为马克思派的国际党，一为反集权派或巴枯宁派的国际党，双方都延至四，五年之久方才消灭。论名义，则前者继承正统，名正言顺，可是他的躯壳虽存，灵魂已渺；论实力，则后者稍有可观，不过他系异军突起，面目全非，不得视为国际党的嫡派，故我们称海牙会议为国际党历史的结局，并非形容过当。今特将两派此后的状况略述于下，作为国际党史上的一种余波。
巴枯宁派的代表在海牙会议既是屡战屡败，一筹莫展，知道国际党中从此没有他们用武的余地，急谋另树一帜，与之相抗。西班牙的代表于散会后，与朱辣代表同赴瑞士的圣提美（SaintImier），并前往沮利克，问计于巴枯宁，兼和在该处的意大利联合会代表结合，共谋进行。一八七二年九月十五日圣提美有所谓“反集权”的国际党会议出现，预会者，有意大利联合会代表六人，西班牙联合会代表四人，法国支部代表两人，美国支部代表一人，余则为朱辣的代表。会中所议决的重要事件大致如下：一、各联合会和支部的自主与独立为劳动阶级解放根本的先决条件；二、无产阶级的第一种任务是毁灭政权，而假手于“无产阶级的专政”去达到毁灭政权的目的，其危险与任何种政府形态相等；三、同盟罢工为一种有效的争斗武器；四、将一切基于互助与平等的生产团体结合成为自由联合会，才可以达到劳动的解放。这些议决案和布卢巴合所说的一样，将巴枯宁的见解充分表见出来了；可是其中解放劳动阶级的主张是否有实行的价值，大家将一八七三年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所起的革命看一下（参看本书上面一章），就可以知道了。
至一八七三年九月一日，反集权派在日内瓦开第二次会议，计朱辣代表十人，西班牙代表五人，比利时代表五人，法国代表五人，意大利代表四人，英国代表两人，荷兰代表一人（兼为比利时代表）。会期共六日，会中所议决的重要问题是：（一）不要中央局，免得发生中央专制之弊，（二）不规定主义，免得表见一种正式的会议意见。此外，关于总同盟罢工的讨论，尤有惊人的妙论：有人说，总同盟罢工就是社会革命，只要罢工十天，即将现社会制度相继推翻了；可是又有人说，总同盟罢工是没有意识的，因为他的前提是到处必须有组织，当劳动者的组织一经完备，则社会革命便实现了。当讨论终结时，会中乃为下列的议决：就国际党组织的现状讲，总同盟罢工问题不能够完全解决，因此敦促各国的工人速起从事于国际的工联组织。此次会议真正是充分表见了无政府的状态，因为党中既没有中央局，各联合会和支部便一律平等，又不规定主义，大家可随意做去，更觉自由。一般代表名此大会议为国际党第六次常年大会，基云作《国际党史》，也是这样大书特书，都自以为这是继承一八七二年第五次海牙大会而来的；可是他们的组织和主义即与旧国际党不同，而尤自认为正统派，殊觉无谓。
反集权派于一八七四年九月七日至十三日在布鲁塞尔开所谓第七次常年大会，预会者虽只有十五人，但所代表的国家，却有英格兰，比利时，西班牙，法兰西，意大利，瑞士，和德意志等等。斯节克诺夫说：“法兰西，英格兰和德意志的代表完全是一个泡影，纯粹是在装门面，这是显然无疑的。意大利的代表也只是一个泡影，因为意大利的社会革命委员会曾经宣言，他将不派代表。柏立兴（Berrychen按柏氏为比人，充意大利的代表）所代表的只是巴勒摩（Palermo）一个乌有的团体。在实际上只有西班牙，朱辣和比利时的联合会代表为会议中的真代表，而比利时的代表又占会中人数的最大部分。”（见斯氏《海牙会议后的巴枯宁主义国际党》二一页）斯氏以为西班牙，朱辣和比利时的代表是真正代表各本国国体的，然按之实际，西班牙的支部已成强弩之末，因为该处的巴枯宁主义者自一八七三年举行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失败后，国际党的组织为政府所解散，大批党员被捕，内中并有六十六人被装入袋中，投诸大海，至一八七四年各处支部虽独有存在的，然不久也次第消灭了。因此，就布鲁塞尔会议的实力讲，已无足观，而会中的代表又复分为两派，就是英德两国的代表（德代表为拉萨尔主义者）极力主张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西班牙，朱辣和几个（非全体）比利时的代表则极力主张工人阶级不得作政治运动。德国代表说，社会主义的工党如放任资产阶级独揽政权，便等于自杀，工党虽不迷信用和平方法可推倒资产阶级的国家，但却可利用议会的活动做煽动的工具，如果要想用法子使德国工人抛弃政治活动，那简直是儿戏。反之，比利时的代表巴士廷（Bastin）和味利兴（Verrchen）说，比国的工人谈不到政治活动，因为他们没有普通选举权。巴枯宁主义者因工人缺乏选举权，就抛弃政治运动的主张，这是一个大可注意之点。于是朱辣代表用朱辣联合会的名义，宣言朱辣的社会主义者本来有选举权，但因失败的经验，遂相戒不作政治运动，因为朱辣各支部起初是一面赞助资产阶级的各政党，一面工人的候选者，这些政党在表面上允许帮助工人，暗中却欺骗工人，朱辣党员受了这种教训，所以反对政治运动。巴枯宁主义者因工人选举运动失败，就抛弃政治运动的主张，这又是一个大可注意之点。选举运动的范围狭小，政治运动的范围广大，他们因一时缺乏选举权，和偶然在选举中失败，遂反对一切政治运动，并以此为金科玉律，这真叫做“因噎废食”！布鲁塞尔会议对于政治运动，意见既不一致，于是无政府主义者便不得不出于退让的一途，会中乃作下列的议决：各国的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可依自己的判断，去决定他们所愿取的政治方略。这是此次会议唯一的成绩，至于其他问题虽有讨论，却无结果，更不足道了。
一八七四年的布鲁塞尔会议已经暴露反集权派的衰败情形，一八七五年更无会议。至一八七六年十月这一派复在百伦开会。此时的景况更有“江河日下”之势，因为原来倾向巴枯宁主义的比利时和荷兰的工人鉴于这种主义对于他们毫无实益，遂转入政治行动一途，不再理会这玩意儿了。当时预会的代表虽有二十余人，而朱辣的代表却占三分之二。会中意见仍旧不一致，所讨论的议案，毫无结果可言，内中唯一可述的事，是关于革命活动的一致一种议决。不过这种空空洞洞的门面话，何尝有什么实效？至一八七七年九月反集权派在味未（Verviers）再集会一次，而这个自命为正统派的国际党遂消灭了。
巴枯宁派新创的国际党的命运，既是如此悲多欢少，无形清灭，而真正正统派的国际党的晚景尤为荒凉悽惨，令人不胜今昔之感。中央局于海牙会议后，迁至纽约，总秘书为索尔格。索氏系德国萨克逊人，曾参加一八四八年巴登的革命运动，旋亡命于比利时及瑞士，后乃寄居美国。他的为人品性坚强，尤热心于共产主义，极得马克思的信任；他对于中央局迁移一事本来极力反对，尤不肯担任职务，但因马氏的敦促，遂牺牲一切，出任巨艰。可是外则巴枯宁主义者恨之刺骨，称他为马克思的奴隶，到处散布谣言；内则新中央局的委员多对于旧中央局发生误会，并因索氏与旧中央局有关系而引起反对。又加以局中缺乏经费，一切事业都不能进行，故索氏虽有长才，也竟是一筹莫展。
新中央局受命于国际党衰败之际，虽明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还是勉自振作，冀尽人事。他首先发表一种受任宣言，和一种促各国工人阶级组织国际工联的通告，并宣布停止朱辣联合会的职权。至于其他联合会和支部如不承认海牙会议的议决案和中央局，是自外于国际党，将不复视为党中的份子。关于停止朱辣联合会一事，马克思视为一大错误，因为此会已自行退出国际党，不能加以处分。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和支部虽与国际党分离独立，然此外的联合会和支部为数也不少，如能竭诚拥护中央局，国际党的前途未必无望。可是他们受了时势变化的影响，不复措意于此，除美国外，几乎没有联合会及支部向中央局作报告（关于欧洲各国的报告全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私人担任的）与缴党费的，因此这个没有基础的中央局便有朝不保夕之势。
中央局的形势既如此不佳，他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欧洲召集一个常年大会，共筹大计。他于是采纳恩格斯的献议，决定于一八七三年九月在日内瓦开会，因为该处的劳动群众是拥护中央局的，故恩氏称之为“自己的家里”（参看《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一〇六至一〇七页）。但中央局将开会的通告发出后，自己竟筹不出派遣代表的经费，迫不得已，向伦敦找人前往日内瓦代表出席，这桩事将国际党的衰败情形和盘托出。马克思于是月二十七日写信给索尔格说：“日内瓦会议的失败是不能幸免的。自从此感知道美国不派代表的时候起，事情便糟了。有人在欧洲极力形容你们是我的傀儡。所以你们不出席，我们反出席，则反对者所散布的谣言好像是征实了。此外又足以证明美国的联合会只是站在纸面上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表明他们在〔现今的〕状况之下不能直接派遣代表；德意志，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消息也是一样地不好。法国方面的参加更谈不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则会中的大多数人必出于瑞士，并且必出于日内瓦本地，这是一定的。”（见同书一二〇至一二一页。）
日内瓦会议是从九月八日起至十三日止的。预会的代表，除掉德国一人，奥国一人，穆提尔（Moütier在朱辣）支部一人，德语瑞士四人外，其余二十一人都出于日内瓦。即在这二十余人中还有十三个是由倍克请来撑门面，壮观瞻的，在实际上并不代表任何支部。至于会中的议决更无足纪，比较重要的，就是决定中央局仍驻美国和下届常年大会于两年后（一八七三年）举行。马克思此时固已承认国际党是死去了，所以他在上面致索尔格的信中又说：“依我的意见，按照欧洲的状况，只好让国际党的正式组织退转去，如果办得到，则纽约的中央机关不要放手，庶几一班蠢材如培勒特（Perret）和一班投机者如克洛色勒特（Cluseret）不能夺得这个机关去做投机事业。”（见同书一二一页。）
索尔格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叮咛付托，勉力支持中央局，至一八七四年八月，已精疲力竭，不能不放手了，于是提醒议将中央局无期的停止开会，所有一切案卷由三个人成立的委员会保管。他的提议未被采纳，遂辞去职务，由斯拜尔继任为总秘书。恩格斯于九月十二日写信给索氏说：“旧国际党因你的退出遂完全告终了。这也是好的。旧国际党属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当时全欧洲所盛行的压迫使那方才复起的工人运动抑制内部一切争斗，而首先是呈露一种一致和自制的心理。当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能够占首席地位，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麦或是方向着这种运动走，或是已经加入这种运动中。就实际上讲，当一八六四年的时候，这种运动理论上的特质在全欧洲——这就是说在群众中——尚不明了。德意志的共产主义还不是以工党的资格而存在，普鲁东主义还很软弱，不能矜炫他的特别的幻想，巴枯宁新的小零售店的简直还没有出现于他自己的脑袋中，就是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也相信在规程中所宣布的纲领可以实现于运动中。一切部分这样真实结合起来，必定产生第一种大结果。这种结果就是〔巴黎〕公社，国际党虽没有动手去创造他，然他在心灵上无条件地是国际党的产儿，人们要国际党为他负责，也全是对的。国际党既因公社而成为欧洲一种道德的势力，马上就发生争端。每个支派都要替自己夺取这种功果。于是不能止住的分裂出现了。有一班人实心预备依向来的党纲继续进行，然因妬忌这班人——德意志的共产主义者——的势力膨涨，逐将比利时的普鲁东主义者驱入巴枯宁派投机者的怀中。海牙会议在实际上是一条末运——并且是两派的末运。应用国际党的名义而尚有可为的地方只剩着美国，一种幸运的本能将领导机关安置在这里。现在此处的权威也归于消灭，再要努力去延长他的新生命便是愚行，便是妄费气力。国际党在一方面——将来〔的世界〕就在这一方面——支配欧洲的历史已经十年，回顾自己的工作，也可以自豪了。但在旧形态中他已经是生存过度。要像旧国际党的样子，联合各国一切无产阶级的党派成为一个新国际党，须有工人运动的一种普遍的失败出现，和一八四九年至一八六四年间所表现的一样。此外，现在无产阶级的世界是太大了，太辽阔了。我相信下届的国际党——在马克思的著作传播几年之后——将为直接共产主义的，并将接受我们的原则。”（见同书一三八至一三九页。）
恩格斯因索尔格退出中央局，发出上面一段议论，是极关重要的，因为他将国际党兴败存亡的深远原因说明出来了。此外，他最后几句话是希望真正共产主义的和集权的新国际党出现，他的希望是中了，不过这不是“下届的”第二国际党，而是现今的第三国际党。考茨基替马克思的《国际党开幕词》作序，因马氏批评马志尼的秘书所提出的党纲，有那种纲领的目的在作为欧洲工人阶级的中央政府，实不可能的话，便借此攻击第三国际党，说“马克思在当日斥为‘不可能的’东西，现在竟出现为第三国际党，他的中央政府具有一种无限制的权力，迨为马志尼未曾行使过的。”（见马克思《国际党开幕词》第四页）其实考茨基这句话不是有心作伪，故意曲解马克思的意旨，借遂私图，就是心粗气浮，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所谓“不可能”，是就当时工人阶级的状况讲，不是就主义讲的，观于巴塞尔会议，伦敦会议和海牙会议之际，马克思都有关于扩充中央局权力的建议，可以知道，观于恩格斯上面的议论，当更明白了。
中央局自索尔格退出后，苟延残喘，几及两年之久。他和欧洲各国的关系几乎等于零，至一八七六年，自问已经达到山穷水尽的境界，遂向各联合会和支部发出一种通告，宣言于是年七月在菲列得尔菲亚开一个大会，而他的责任即以各代表集合开会时为止。欧洲各国向他作答复的，只有瑞士一处，其余的都是充耳无闻。至七月十五日，这个会议开会时，欧洲没有派遣代表，仅德国社会民主党委托一个早前到美国的瓦尔斯脱（Walster）为代表预会，余则为中央局委员十人，和北美联合会代表十四人。他们共同议决解散国际党的中央局，并发表一种宣言道：
“同志们！菲列得尔非亚的国际会议已经将国际党的中央局解散，这种组织的外表结合不复存在了。
“各国资产阶级又会叫道‘国际党死了’，并且将本其幸灾乐祸的心理，指本会的议决为世界劳动运动失败的书面证据。我们切不要受敌人叫喊的影响啊！我们放弃国际党的组织，和欧洲现今的政治状况是有连带关系的，但我们却看见这种组织的原则为全体文明世界进步的工人所承认，所拥护，这就是一种补偿。我们予欧洲的工人同志以少许时间，使得巩固自己国内的事务，他们即刻就会把隔离他们和世界上其他部分工人的障碍物除去。
“同志们，你们已经将国际党的原则深深印入自己的心窝中；即使没有一种组织，你们也会找着方法去扩充你们同志的范围。你们会获得新战士，为实现吾党的理想而奋斗。你们的美国同志以一事相期许，就是他们将竭尽忠诚，在国内力谋国际党的胜利，等到情形顺利，各国工人再结合拢来共同争斗，于是下面的一种呼声将叫得更加响亮：
“‘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二八五至二八六页。）
自一八七二年海牙会议以后，国际党已经是名存实亡，至一八七六年菲列得尔菲亚会议以后，国际党便名实俱亡了。但这只是就他的躯壳讲，至于他的精神是始移存在，并且日益发扬的。所以马克思在《豪厄尔君的国际党史》（Mr．GeorgeHowellsGeschichtederInternationalenArbeiterassoziation）一文中说道：“豪厄尔君从一个偏狭的庸俗人高高在上的观点出发，向‘十九世纪’‘受过教育的读者’揭穿内慕道，国际党本来不成器，现在是死了。在实际上，德意志，瑞士，丹麦，葡萄牙，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和北美形成社会民主诸党，很少组织在民族范围之内的，许多国际团体也不复是一些孤立的支部，稀稀松松地散布于各国，由一个中央局加以维系，而是工人们自己在不断的活动的和直接的交接中，由交换意见，互相帮助和趋赴共同目标这几点结合起来了。
“自公社失败后，法国一切工人组织一时自然被破坏，但现在〔一八七八年〕又开始发展。在另一方面，斯拉夫人，特别是在波兰，波西米亚和俄罗斯的斯拉夫人不顾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障碍，正在参加国际运动，而他们所达的限度是一八七二年最热烈的人所不能达到的。所以国际党并没有死去，只是由第一个时期转入一个更高的时期，而他原来的倾向有一部分是实现了的。在这种进步的发展的过程中，于写定他的历史最后一章之前，他仍将经过好些变迁啦。”（见《新时代雅志》第二十年度一卷五八九页，巴哈《国际党史料》——MaxBach：BeiträgezueinerGeschichtederInternationale）
马克思既是开创国际党的主要人物，而党中的一切重要文件又都出自他的手笔，所以桑姆巴特称“中央局的各种演说词和国际党无数会议中的讨论等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一种正式的教课。”（见桑氏《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二五四页。）在实际上，国际党无异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机关。现在国际党的躯壳虽正式消灭，但马克思主义不独不随之消灭，而且愈见发扬，正因为前者的精神“并没有死去，只是由第一个时期转入一个更高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愈见发扬的证据在那里呢？就在德国无产阶级唯一的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奉这种主义为正式党纲。因此这个党的历史便构成本书下一章的对象。 |
第四章巴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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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巴枯宁
迈克尔·巴枯宁于一八一四年五月八日出生于俄国推威尔（Twer）的托学克（Torschk）县耶穆隙罗（Prjamuchino）村一个贵族家中。他的父亲曾为外交家，任职西欧，卸任后，于四十岁许娶得一个炮兵师团长的年青貌美的女儿，共生子女十一人，迈克尔行五，是为长子。这位老人虽是一个保守派，手中据有七百农奴，为农奴制的拥护者，然因自己曾受专制母亲严厉的待遇，对于子女倒也能一反其道，纯取放任主义。因此迈克尔在家庭中不受何种拘束，而静悄的乡村生活复足以遂其意志的发展，不为外界的环境所刺激和压迫，所以他的幼年时代是在自由的空气中度过的。
俄国的朝野上下自倾心于西欧的文物制度后，贵族子弟多留学西欧各国，于是西欧的自由主义随之侵入俄国，形成一种运动，而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一般贵族军官在圣彼得堡所起的叛乱即这种运动爆发的见端。自是以后，数十年之间，俄国贵族和智识界人的精神生活为这种自由主义运动的理想和十二月党徒（Dekabristen）牺牲的精神所支配，而巴枯宁少年时代在这一方面所受的影响更是不小了。
他的父母愿他经过贵族子弟所应历的途径，以军曹出身，因于他十四岁时，送往圣彼得堡的炮兵学校肆业，至一八三三年便变成一个军官。但巴枯宁的为人是山野之性，不惯拘束，他受军事训练和服务军队的时期就是精神上感受痛苦的时期。当一八三四年年初他因不以从属的礼仪对待长官，与炮兵学校的主持人索鹤莎列（Ssuchosanet）将军冲突，遂弃去原有的军职而投身于俄国西方的陆军炮兵队中。不过这里也是落落不合，且因目击俄国军队对于波兰的横暴行为，更痛恨专制，觉得军人生活非他所能堪，乃于是年十二月辞去军职。
巴枯宁自脱离军人生活后，由父亲代为在推威尔政府中谋得一文职，但他却决意研究学问，不肯就职。当一八三五年的秋季，他大概是住在自己或亲戚的家中，曾于此时认识一个哲学家斯坦克卫芝（Stankewitsch），因而研究德国的唯心哲学。至一八三六年年初，他离家前往莫斯科，继续研究哲学。这原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弟一般的倾向，他们不关心于社会和政治问题，惟以哲学宗教这一类科目为务，尤其是趋向德国哲学，企图获得思想上的自由。巴枯宁此时还不是一个革命家，而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认每个忠实的国民主要的任务是在以信仰和真理去替沙皇与祖国服务。不过他的思想已经含有后来那种趋向破坏的种子。他于是年二月写信给他的二姊哇哇哪（Warwana）说：“我已经是人了，因为我愿意做个人，因为我是被诏来做个人。除掉做人外，没有其他目的，凡阻碍我向这个目的进行的东西，我都加以毁灭。凡为着屈服人类而造成的状况是当受诅咒的；凡没有意义而又束缚意志的观念是当受咀咒的。大家必须破除一切伪的东西，用不着怜恤，也用不着有什么除外，要是这样，真理才能够胜利——真理是会胜利的。……绝对的真理，并不是附着在这种或那种状况上的〔真理〕。——这就是我的格言。”（见斯节克诺夫《巴枯宁传》——MichaelBakuning，EinLebensbild．Stutlart．1920）
巴枯宁虽潜心研究学问，然他的长处只在刚毅果敢，足以动人，至于思想总是没有条理，关于这一点，柏尔女士（NatolieBeer）于一八三五年三月给他姐姐的信描写他的言语的影响时，表现得很清楚。“有些人品性的坚强和精神的恳切，可以大有作为，这种影响就是那些人的表现之一。……他在面前使我受一种影响，然我却永不能将这种影响完全的意义告诉你。这是一种浑沌的东西，是一个感情和理想的深渊，使我十分惶惑；我已千百次决定把这些事情深思远虑地考虑一下，但每次总陷在他们的羊肠鸟道中。咳，这是因迈克尔尔的心肠和头脑系一种羊肠鸟道，你不能在此中即刻找若线索，而〔他那〕时常流露出来的火花（他的心肠和头脑是满具烈火的）也于不知不觉之中，把你的心肠和血燃烧起来了。”（见同书一六页。）
柏尔口中的巴枯宁正是方才潜心学术的巴枯宁，在此思潮怒发，清浊不分的当儿，这是自然的现象，即初入柏林大学时的马克思的思想，何尝不是如此？可是他继续研究学问三年，这种纷乱的状况仍不少减。俄国的大批评家别林斯基（Bjelinski）于一八三八年四月写信给他说：“自我看来，你现在不过是各种元素纷乱发酵的一种表现罢了。你的自我力求在大规模的形态中发露出来。这种精神的过程，你是觉得痛苦的：在这种过程中，破坏的进而为创造，腐败的进而为新果。”（见同书一八至一九页）别氏最后这句话对于巴枯宁的将来抱有莫大的希望，可惜巴氏的思想终久没有什么进步，无所谓“创造”，更无所谓“新果”。他于一八四三年作《德意志的反动》（DieReaktioninDeutscland）一文（此文是用伊利杂德——JulesElizard名字在《德意志年鉴》中发表的），内中有一句话是：“破坏的意志同时就是一种创造的意志”，这足以表见他注全力于破坏的心理，和他的思想所达的限度。这句话也是他此后做事的根本原则。马克思有一次写信给波尔特（Polte），说巴枯宁是“一个毫无理论知识的人”（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三九页），又有一次少说他“在社会理论方面，是最没有知识的一个人”（见马克思《与和格尔曼书》六四页），真是看出了他的短处。此外，波士德格特有一段话评论巴氏，也很恰当。“巴枯宁的意见的变动似乎和天气一样。他在一刹那中含有意见的一切方面，从写忠实的信给俄皇，求他抬高人民的地位起，至宣传——和涅恰耶夫（Nechayev）相同——用惨酷的战争，暗杀及行窃去反抗统治阶级的个人止。他的伟大不在他的思想上或无聊的著作上——他从事著作，起首非常热心，然都是半途而废——而在他那有吸引力的人格和强壮的精力上。他有一种说大话的能力，奢谈自由等等，非常动听，因为他是出于至诚的。”（见波氏《工人的国际党》四七页）就是巴枯宁自己，到了晚年也深知他不长于理论，所以说：“我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哲学家，甚至于还说不上一个专业的文人。我一生著作很少，当必要时，当一种热烈的信念强迫我去克服对于每种公开的自我批评的本能的厌恶心时，我才动笔为文。”（见《巴枯宁全集》第二卷二六八页，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MichaelBakunin．GesammelteWerke）
巴氏虽不长于理论，然他的人格自有其伟大处。“他将俄国人的一切特质都联合在自己的身上：如可爱，仁慈，慷慨，童稚气，勇猛精壮中的疏懒，和对无秩序的流荡生活的倾向是。此外还有对自由的热烈要求和高加索（Kaukasus）自由的捷克人（Tcherkessen）所保持的傲气。但那种野性和原始气，就是他的俄国朋友也会吃一大惊，然这恰和他所具的高度教育结合在一起。”（见胡霍：《巴枯宁与无政府》六一页，一九二三年莱比锡出版——RicardaHuch：MichaelBakuninunddieAnarchie）
巴枯宁既具有一种高傲的性格，童稚的气概，坚强的意志和自由的欲望，便不容易和人相处，至少是不容易和不受他的指挥的人相处。例如别林斯基本是他的极亲密的朋友之一，然他们两人的关系是“一种充满变化的和波澜起伏的历史，由别林斯基对这位朋友绝交和重新回到这种有吸引力的心的企图表现出来了。别林斯基指摘巴枯宁的支配欲，确是对的：他是一个生成的专擅者（Diktator）。他看了天气是怎样，尝了麦片是怎样，便要求朋友们也必须具有同样的意见与嗜好。然他却十分质直，稚气，和善，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支配欲，也不是故意要支配他人，所以被激怒的人对于自己的指摘马上又反悔，不得不予收回。”（见同书三二页。）
巴枯宁后来和马克思的争斗固由于阶级背景的不同和主义上的差异，然他这个“生成的专擅者”的性情也有几分关系，这是此处应当附带说明的。
我们对于巴枯宁的思想，性情，人格等等既己略加介绍，现在当再转回去叙述他的学业生活。他在莫斯科研究学问至四五年之久，于一八三七年更进而研究黑格尔的哲学，后来留学柏林，复继续此业，受黑格尔的影响很深。他后来且应用黑氏的辩证法于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上，以为国家（中央集权）是正，无政府是反，而联合（Föderatioon）则为合。
巴枯宁既开始研究德国哲学，总觉得在本国不方便，要亲往德国，尤其是和他的大姐恋爱而又逃婚的斯坦克卫芝避往西欧，予他以一大冲动。但他的父母因其自由行动，不听教训，不肯于以金钱的接济，在国内时已常因此而感受压迫，更无余资往外国留学。然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安肯低首下心，为环境所牺牲，于是写信给友人赫尔岑（Herzen）和阿夹列夫（Ogarew），要求给予两千卢布，作游历外国的费用。他在信中说，如果没有做一点正经事业，即淹淹死去，殊不值得，所以希望出洋留学，成为一个活泼而真有智慧的人，这不独是单为他自己的缘故，并且还是对于祖国和一切环绕他的人们，勉为一个有用的人。黑阿两氏对于巴枯宁的请求，慨然允诺，他因于一八四〇年的夏季达到留学柏林的目的。
巴枯宁初到柏林，意在求学，并且预备将来回去做教授，要在学问上有所建树，并没有打算从事革命运动。可是他从宁静死寂的俄国来到革命前夕的德国，因环境的不同，他的注意力便马上注射到政治和革命上去了。他当时一面告诉他的姐姐，说必须视他为业经死去，以示自己不复能走俄国旧贵族的道路，一面又写信对屠格涅夫（Turgeniew）说：“我的帆扯起来了，很快地达到目的地。我不知道将在暗礁上，还是更坏些，要沉入沙泥中。但我只知道，如果剩下一滴血，我是不停止进行的。”（见《共产国际》——DieKommunistischeInternationale——九二六年第八期七五三页，马廷诺夫：《巴枯宁与无产阶级的革命》——A．Martynow：MichaelBakuninunddieProletarischeRevolution．）
的确，他是一帆风顺，投入革命的怀中了。他于一八四二年年初移居诸勒斯登，更与革命诗人黑维相识；不过因主张激烈，为当地政府所疾视，自觉不能安居，遂于一八四三年与这位诗人同往瑞士。
巴枯宁在瑞士与魏特林及其共产主义的信徒时有往来。他们都是一些手艺工人，巴氏受了很大的影响，曾发生一种做木匠的念头，并很接近共产主义。但魏特林所代表的究为十九世纪无产阶级的社会意识，而巴枯宁所代表的——和马廷诺夫所说的一样——则为“前资本主义农奴制时代农民的社会意识”（见同书同期七五六页），双方的立场不同，所以终于格格不相入。当巴氏在柏林时，会为路易勃郞的《改革报》作一文，说：“我相信不幸的和被压迫的国家如俄罗斯与波兰，除民主主义外，没有其他救星。”（见同书同期七五七页）他从当时一直到寄居瑞士，和没有出国前的马克思一样，只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所以他有一次在瑞士报上表明：按魏特林的计划所组织的社会，他不能够生存，因为那不是一个自由社会，而是一个借强迫力组合的兽群，这个兽群的心目中只知道有物质而不知道有精神和其他一切高尚的娱乐。
巴枯宁与魏特林派虽不是同调，然因和后者时相过从，遂被瑞士政府认为共产党徒，而俄国驻瑞土的公使更报告本国，俄政府且要求将其引渡回俄受审。巴枯宁乃于一八四四年出走布鲁塞尔，旋因不乐居该处，转往巴黎。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初到巴黎未久，即变成共产主义者，巴枯宁也是如此。他初时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极力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且是一个诚心诚意的共产主义者。”（见胡霍《巴枯宁与无政府》八二页）到了后来，他又自认为集产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详见后），但无论共产主义者也好，集产主义者也好，他终于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特殊的共产或集产主义者，这是我们应当特别声明的。又马克思是在巴黎形成自己的理论的体系，巴枯宁也是在巴黎形成他的社会革命的见解。彼此所获的结果虽完全不同——不，虽完全相反——然巴黎的寄居同是他们的生活史上一桩最重大的事件。
巴枯宁因卢格的介绍，在巴黎初次认识马克思。他于一八七一年回忆当时的马氏说，“马克思那时比我进步得多，他现在虽不见得比我进步，然学问的渊博，远在我之上。我那时不懂经济学，且没有脱离形而上学的玄谈，就是我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自出本能罢了。他虽比我年少，却已经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一个有学问的唯物论者，并且是一个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他那时正在创造他现今〔学说〕体系的初基。我们时常见面，因为我很敬仰他的学问和他那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表现的热忱。然这种热忱却杂有个人的虚荣心在里面。我很高兴和他接谈，当他的谈话不引起妬忌心的时候——可惜这种心理是时常呈露的——那是很富于教训，并很有神彩的。然在我们两人之中从没有一种诚笃的交谊。因为我们的性情不容有这种交谊。他称我为一个感情的唯心论者，他是对的；我说他是一个浮夸的和不忠实的人，我也是对的。”（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一○至二一一页，一九二四年柏林出版。）
巴枯宁上面一段话在一方面固然显出他与马克思相见后不能情投意洽，信口雌黄，在另一方面却表见他十分景仰马氏，并且于不知不觉之间，受了后者很大的影响。例如他后来在《上帝与国家》（GottundderStaat）一文中说：“唯心论者与唯物论者，那一个是对的呢？当问题一经这样提出，便不会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唯心论者是不对的，只有唯物论者是对的，这丝亮没有疑义。因为事实先于理想，而理想恰和普鲁东所说的一样，只是一朵花，物质的生存条件构成这朵花的根柢。并且人类全部精神的，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历史只是他们的经济史的一种反映。”（见《巴枯宁全集》第一卷九四页，一九二一年出版）巴枯宁这样的说法是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说的证据，他于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写信给马克思，自称为马氏的学生，并以此为荣幸，是他从马氏处获益之深，已亲口供出来了。
巴枯宁在巴黎所遇的重要人物，除马克思外，要算普鲁东。他们两人对于彼此的影响，斯节克诺夫说得很中肯。“讲到普鲁东，则〔他们的〔影响是相互的，至于那一方面的影响更大，尚是一个疑问。照拉里（Rally）的证据看来，巴枯宁自己是要把普鲁东看做学生，不是看做先生。他在精神方面所站的地位较普氏为高，特别是在哲学一道所站的地位较普氏为高，这是没有疑义的。普氏得知道德国的哲学，尤其是得知道黑格尔，大半是巴枯宁之力（马克思也有一部分的力量）。普鲁东所能够影响巴枯宁的，是他的政治的见解，联合主义，和无政府的形态。”（见斯氏《巴枯宁传》二八页。）
巴枯宁得马克思的益处既比得普鲁东的为多，所以他虽与马克思不合，仍是满口称赞马氏的学问，并且对于马普之争，也常站在马氏一方面。他说：“世上殆不能找出一个人像马克思一样见闻之广，浏览之多。他此时（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四年）所研究的唯一对象已经是经济科学。他对于英国经济学者特别努力研究，这些人因有确切的认识，实际的思想途径——这种途径是建筑在英国经济事实上面的——以及严格的批评和推论的勇敢，遂胜过其他一切〔经济学者〕。然马克思则于这几点以外，还加上两种新元素，即一种极抽象的和非常巧妙的辩证法——这是从黑格尔派中得来的，他加以阐扬，常达到极处——和一种共产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对于法国一切社会主义者——从圣西门起至普鲁东止——〔的著作〕自然都读过；他公然愤恨普氏，并对之下铁面无情的批评，在这种批评中有许多的确是对的。普鲁东虽努力脚踏实地，终久是一个唯心论者和玄学家。他的出发点是正义的抽象观念；他从正义达到经济的事实，反之，马克思则宣布古今一切人类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所指示的无疑的真理，并且指明经济的事实常先于法律的和政治的正义。说明并证实这种真理，是马克思对于学术上主要的贡献之一。”（见同书二九至三〇页。）
巴枯宁寄居巴黎，一连四年；至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纪念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的庆祝会中演讲波兰革命对于俄皇专制的暴力是一种打击，希望波兰人与被压迫的俄人四起抵抗俄皇，一切斯拉夫民族得因革命而获得自由，欧洲的专制主义得因革命而随之消灭。巴氏此次演说颇关重要，一则因为这是他在群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次，二则驻巴黎的俄国公使启色列夫（Kisselew）因此要求法政府将他驱逐出境，并且暗中散布谣言，说他原为俄政府的侦探，因喜欢饶舌，遂被革退了。
巴枯宁不见容于法国，乃于一八四七年年底前往比京布鲁塞尔。他在此处追念既往，默想将来，竟是百感丛生，不知所措。他于是时写信给一个同国的朋友说：“我向来的全部生活差不多都是由不自由的转变决定的，与自己的预定计划没有关系；不知道我的生活将引导我向何处进行。但只觉得我不能同转去，并永不改变我的信念。这是我的全副精力所在之处，这是我的全部价值所在之处；这也是我生平的全部真理所在之处；这也是我的信仰和义务所在之处；其余的事情我不措意，他要怎样就怎样。这就是我的供状。他们会说此中含有许多神秘，但谁又不是一个神秘者呢？没有神秘，能够有一点生命么？要在无边的和无定的神秘境界才有生命。真正说起来，我们差不多一无所知，我们所棲息的生活的区域，为奇怪的东西和生活力所环绕，我们的每一步骤能使这些东西表现出来，这不为我们所知道，甚至于常是和我们的意志无关。”（见胡霍《巴枯宁与无政府》九八页。）
巴枯宁在此百无聊赖趋于神秘之时，复与前两年来此的马克思及其一班同志相遇。他既是代表落后的俄国十七八世纪农民暴动的意识而渴慕自由，马克思则代表先进的西欧——英,法，德——新兴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注重组织与训练，宜其对后者心怀不满，要加以谩骂，他于一八四七年写信给黑维说：“德国的手艺工人，波恩斯特，马克思，恩格斯等……尤其是马克思，都在这里干他们的勾当。〔综计他们的言行是〕虚荣，怨恨，空谈，理论上的兴高采烈，实行上的胆小心怯，系念于生命，行动，和质朴，而却完全缺乏生命，行动和质朴，——咬文嚼字的与高谈雄辩的工人和他们讨厌的勾结——费尔巴哈是一个‘有产者’，——而‘有产者’这个名词便时常挂在嘴上，令人厌恶——然他们自己由顶至踵完全是小城市的有产者，——总说一句：他们不过是说谎与愚蠢，愚蠢与说谎罢了。在这种团体之中想吸一点自由圆满的空气是不可能的。我避开他们，并且毅然宣言不加入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手艺工人联合会，我不愿意和他们发生何种关系。”（见布卢巴合《马克思与巴枯宁》三八页。）
可是到了一八七一年，巴枯宁承认此时前后自己的错处，而马克思的“说谎与愚蠢，愚蠢与说谎”，也变成正当的活动了。他说：“我们在一八四八年发生不同的意见，我必须说理性多在他一方面而不在我一方面。他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创立一个德意志共产主义者支部，并联合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与好些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借他的朋友和不可分离的同志恩格斯的赞助，在伦敦创立一个各国共产主义者的第一国际联合会。他在该处用这个联合会的名义，和恩氏共同草成一种极有价值的著作，名为《共产党宣言》。我自己为欧洲革命运动的狂潮所激荡，大半只注意于这种革命的消极方面，而不注意于他的积极方面，这就是说，大半只注意于现状的破坏，而不注意于以后的建设与组织。（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一一页）
巴枯宁于事后，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准备最后大争斗的当儿，能够觉悟前此的是非倒置，算是为人坦白，不肯文过。不过他这个人完全缺乏观察力和思考力，处事全凭感情，偶有不合，即咆哮鼓噪，愤怒填膺，要到情过境迁，才能有所觉悟，假使没有这种机会，他使无从觉悟了——这是他生平最大的缺点。他此次逃难于布鲁塞尔因没有活动的余地，所以只好发发脾气。可巧历时不久，二月革命爆发了，他有用武之地了，于是直奔巴黎。赫尔岑说：“二月革命后的初期，是巴枯宁生平最好的时期。他回到巴黎，急投身于革命的海洋中。他在梦汤雅（Montagnards）的兵营中不出来了，和他们同餐，宣传共产主义，用平等的名义宣传一齐平等，和一切斯拉夫民族的解放，奥地利的毁灭，永久的革命，战争到杀绝最后的仇敌为止。兵营总监科息底列（Caussidiére）要在‘无秩序中维持秩序’，不知道当怎样遣走巴枯宁，他和夫洛康生出一个主意，将巴氏送到斯拉夫民族中去，他们相信巴氏将在这种民族中自取灭亡。科息底列讲到巴枯宁，便说‘何样的一个人，何样的一个人啊！在革命的初期，他简直是无价宝，然到了后来，人家非杀他不可。’”（见斯节克诺夫《巴枯宁传》三四页。）
科息底列生了一条妙计，夫洛康于是以三千法郎赠予巴枯宁，使他往德国进行革命运动。在巴枯宁方面，虽集精会神在参加革命，但并不了解西欧无产阶级初上政治舞台的革命，因此也就无意于此，乐得向东方去寻出路。他后来在自己对俄皇的供状中追忆一八四八年在巴黎的情形说：“我从没有像在巴黎那样感觉孤寂和疏远的。”（见《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第八期七五八页）这自然是实情，所以他不能久留巴黎了。
巴枯宁于是年四月抵德国。当黑维在巴黎组织武装军队要闯入德国时，他曾加以赞助，迨马克思和恩格斯攻击黑氏此举（参看本书上册新版四二六至四二七页），他即出而袒护黑氏，于是和马恩两氏公然决裂了。巴枯宁于一八七一年又承认马恩两氏的见解是正确的，他说：“我现在相信，并且明白承认他们对于一般局势的观察是对的。他们以一种毫不客气的态度——这是他们在攻击中所优为的——攻击他，我于他不在场时，在科隆热烈为之辩护。”（见《巴枯宁全集》第一卷九〇页。）
巴枯宁与马克思不独因黑维的缘故而失和，并且还有一件事也引起彼此的大误会。就是《新莱茵报》于一八四八年七月六日发表巴黎通信员欧卫柏克的一封信，其内容如下：“关于斯拉夫的宣传一事，昨天有人确实告诉我们，说乔治珊德获得种种文件，牵连那个从此出亡的俄人巴枯宁，这些文件说明他是俄国的一种工具，或新近收买的侦探，近来许多不幸的被捕的波兰人最大部分的责任是在他的身上。乔治珊德曾将这些文件给她的亲信人看过。我们对于斯拉夫国家并不反对，但出卖波兰爱国者的事永不应再现了。”（见同书第三卷二一二页。）
巴枯宁看见这段新闻，一面在诸勒斯登的报上提出抗议，一面要求乔治珊德声明此事的真伪。《新莱茵报》除掉于七月十六日登载他的抗议外，复于八月三日刊出乔治珊德的来信：“你们的通信员所报告的事实全系虚伪，没有丝毫真实的影子。你们对于前王国驱逐出法兰西的巴枯宁君所传播的消息，我从没有丝毫证据。即对于他的品性的忠实和意见的真实也把不怀疑。……素仰你们的公平正直，望即将此信刊人报端。”（见同书同卷二一三页。）
当《新莱茵报》登载巴黎方面所送关于巴枯宁的消息时，马克思本不在科隆，系由恩格斯代理主笔，不过我们知道他们两人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是共同合作，不分彼此的，所以不必在这一点上去替马克思卸责，即他自己也没有卸责的意思。他于刊布乔治珊德上面的信后，又附加一个短注，声明借此使巴氏获得却除巴黎某几方面疑惑的机会。我们于详述此事的经过后，还须略加解释如下，
巴枯宁出身贵族，竟肯抛弃自己的安富尊荣，来到西欧从事革命运动，真是难能可贵；然当时的人对于他偏时常发生怀疑，却有几种原因。第一，俄罗斯是一个厉行专制主义的国家，而俄政府对外的政策不独是利用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乘机取利，并且还派遣奸细在各国斯拉夫民族中从事煽动，借收渔人之利，所以四十年代的西欧对于俄罗斯有一种普遍的恐惧，而各国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家对于俄国人大都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巴枯宁既为俄人，自然容易被人一律看待。第二，俄国向来没有著名的人物献身于欧洲的革命舞台，足以改变世人的心理，巴枯宁虽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然当时没有赫赫之名，可以取得别人的信仰，且他前在巴黎时已被俄使馆散布谣言，诬为侦探，因此更容易引起世人的误会。第三，大斯拉夫主义是俄政府的对外政策之一，他想借此名义并吞散处德意志，匈牙利和土耳其等国的斯拉夫民族，以遂其扩充领土的野心；巴枯宁在一八四八年复高唱斯拉夫民族独立说，虽他的用意与俄政府的大斯拉夫主义不同，然因此却容易招人疑忌。有了以上三种原因，巴枯宁的活动遂常受世人的猜疑，流言一经发生，真伪自难立辨，巴黎方面的通信员以上述传说报告《新莱茵报》，自然是过于卤莽，但未必出自虚构，故意诬蔑巴氏。至于《新莱茵报》以此登诸报端，不独是遵有闻必录的常例，并且还要借此去考验巴氏的人格，因为他当时正在德国，这个消息如果不确，必出来辨明，是非得由此大白。当一八五三年九月，伦敦《晨报》（MorningAdvertiser）复以此事訾议马克思，马氏逐一答辩，并且反诘道，真理是由辩论而成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争论的陈述中抽出来的，每个小学生都知道这一点，还能惊异么？《新莱茵报》登出那段新闻，我们不能认他为出于恶意。尤其是马克思对于巴枯宁未尝存心报复，故于接到乔治珊德的信，即为之更正，于一八四八年八月底在柏林遇着巴氏，更言归于好，至是年十月巴氏遭普鲁士政府的放逐，他在《新莱茵报》上极力攻击普政府，袒护巴枯宁，就是后来任《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英通信事务，犹对于巴氏的参加革命运动，称道勿衰——这几点都足以证明马克思对于巴枯宁并无私怨可言。
可是无论如何，巴枯宁总不能与马克思接近，通力合作，因为他的革命的对象和主张与马克思绝不相同。“他的觉悟的焦点是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和土耳其君主专制的推翻，斯拉夫民族的解放，并且依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从下至上形成他们的再造。他此时的见解在小节上虽未尝确定，然在大体上，却抱定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我不相信宪法和法律；最好的宪法也不能使我满足。我们所要的是别样东西；即骚动，生活，和一个新的没有法律的自由世界。’”（见布卢巴合《马克思与巴枯宁》四○页）我们于此有两点是应注意的：第一，巴枯宁所以主张推翻俄，奥，普，土四国的君主制，最要使这四国内的斯拉夫民族独立，然后自由联合拢来，这就是他的斯拉夫民族的自由运动，也就是他所倡的大斯拉夫主义。他自己声明不是大斯拉夫主义的党员，更不是俄皇的期友，这是对的，然他所发布的宣言既是以斯拉夫民族的解放和大团结为主旨，我们不能不名之为大斯拉夫主义，恩格斯在这种主义上加一个“民主主义的”形容词，可说是恰如其分（他后来且劝俄皇“勇敢地举起大斯拉夫的旗帜”，详见后）。第二，布卢巴合所引的几句话出自巴枯宁一八四八年夏季致黑维的信中，这是他的思想达到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次表现，值得大书特书的。
巴枯宁的主张既是斯拉夫民族的独立与大团结，他的活动自然要向这一方进行。他自一八四八年四月抵德后，即前往柏林，因受警察的监视，不能活动，乃经过莱比锡到布列斯劳，去筹划他的斯拉夫民族自由运动。他在此处得到新旧的同志很多，然旋因风声紧急，又匿迹销声了。至五月底，复出席于波西米亚，布拉格（Prag）的斯拉夫民族会议。他对这个会议所构成的“斯拉夫联合”的基础如下：“造成此等基础的原则是：一切人的平等与博爱。在自由的斯拉夫人青天之下，不论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没有不自由的人。一切形态的隶属（农奴的倚赖）将永远铲除。一切斯拉夫人在同等的标准上一律自由，一律是兄弟。除掉自然所创造的以外，他们中间没有不平等的。更没有阀阅。如尚有享特权的贵族之处，他们要是愿意做斯拉夫人，必须在博爱的领域和牺牲的伟大中去找自己的优点与特权。学者和艺术家的贵族——人民家族中最长的姐姐——必须投入民众中去创造自己的新生命，并输入从时代所采取的知识。”（见《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第八期七五九页。）
巴枯宁的斯拉夫民族联合的纲领，大谈其博爱，并请求享有特权的贵族为做斯拉夫人起见，一齐抛弃特权，实行平等，这不独是天大的幻想，也可由此窥见他和马克思等所领导的西欧无产阶级的自由争斗，相距有多么远！然参预布拉格会议的斯拉夫人大半是一些反动的和保守的份子，不独不肯倾向革命，即连巴枯宁这一类的主张也不能接受。巴氏虽努力设法去改变他们的倾向，仍旧没有何种效果，并且这种会议还没有告终，当地即发生变乱，故毫无成绩可言。
布拉格的变乱，有许多人说是由巴枯宁主使的，此事是否属实虽无确证，然他于乱事发生后，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却是真的。我们可从一个捷克人一八六一年的回忆中证明这一点：“在全部纷乱中，脑筋还没有昏乱，并且还具有一种坚强意志，要使那浮躁的反动所激怒的扰乱成为一种真正革命的，的确只有巴枯宁一人。凡危险最大的地方，都有他的踪迹出现，凡束手无策，不知所措的地方，他都予以援助，并且参加一切公私会议，出了兵营，即入会议室，和那些由乡村来到布拉格的代表磋商一切事情，又亲自下乡去提倡普遍的运动，借使那些被封锁在城市中的少数战争者获得帮助。如果要说明这些努力为什么都属徒劳无功，那我们必须详细术及好些零星事件。总之，凡巴枯宁的力量所能及的，他都做到了，在几天之内，他变得很重要的效果，及革命党的信任，到了后来，人家仍是和他团结起的。”
可是布拉格的变乱未即遭失败，巴枯宁因离此往布列斯劳，复不能安居，乃于七月中旬重来柏林。九月二十二日他复由柏林往布列斯劳。然至十月六日被普鲁士政府放逐，不准再在境内逗留。因往诸勒斯登，又于是月九日被放逐，于是直走刻腾（Köthen），谋得一棲身之所。
巴枯宁在刻腾草就一种宣言，名为《对斯拉夫人的呼吁》（AufrugandieSlaven）。这种宣言的大意是忠告反动的斯拉夫民族与德意志及匈牙利的革命者通力合作，携手共进，借此达到他们的自由独立。这个小册子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述他的目的的正式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种作品，力持一种反对的态度。恩氏且两次作文驳斥，题为《民主主义的大斯拉夫主义》（DerdemokratischePanslavismus）发表于一八四九年二月十四十五两日的《新莱茵报》上，今特介绍其中重要的数节如下。
恩格斯看出巴枯宁对斯拉夫人的呼吁只是一些幻想的纸上空谈，不是可以见诸实行的图案，所以于入题之先，首用几句话预示这种呼吁的弱点。“大家因痛苦的经验所得的教训是‘欧洲民族友谊的结合’，非空谈和虔诚的志愿所能实现，要借激烈的革命，和流血的争斗才能达到目的；并且欧洲一切民族用不着在共和的旗帜之下，作友谊的结合，须联合革命的民族去抵抗反革命，这种联合不是在纸上实现，而是在战场上实现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三卷二四六至二四七页。）
巴枯宁的宣言用革命的权力宣布普鲁士，奥地利，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的瓦解，而以造成共同的欧洲共和国联盟为最后目的。恩格斯批评道：“革命用‘自己的权力宣布〔各团国〕无解’，但同时却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动手去执行他的命令，这就恰是不好的地方。”（见同书同卷二四八页。）
巴枯宁在他的宣言中要求斯拉夫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并且认定正义，人道都在他们的一边。恩格斯批评道：“‘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我们在大斯拉夫宣言中除掉这些多少具有道德性质的范畴外，别无所见，这些范畴十分动听，但在历史的和政治的问题上便完全没有指出什么东西。‘正义’，‘人道’，和‘自由’等等可以千百次要求这桩或那桩东西；但事情如果办不到，自不会出现，无论怎样，只是一种‘梦想’。大斯拉夫主义者从斯拉夫群众自布拉格会议以来所履行的任务中当明白了自己的迷梦，当能看出，用一切虔诚的志愿与完善的梦想去抵抗铁一般的实际，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政策不善于法兰西共和国的政策，即‘革命的政策’。到了一八四九年，他们还出来唱同一的旧调，西欧对于这种调子的内容是曾因极惨酷的流血的反动而失望了的！”（见时书同卷二四九页。）
恩格斯既指出巴枯宁用几个好听的空洞名词来相号召，无济于事，又表明巴氏一切斯拉夫民族独立建国的主张，尤属不可能。他以为一个民族要原来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后来被他族征服，压制，才可以讲独立，至于奥地利等的斯拉夫人都没有独立的历史，即缺乏独立的资格与能力。“凡从来缺乏一种特有历史的民族，凡方才达到最粗野的文化程度即陷于外国权力底下的民族，或因外国的宰制才被驱入于第一期文化程度的民族，都没有生机，永不能够独立。奥地利国内斯拉夫人的命运就是如此。捷克人——我们还愿将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DieSlovaken）算在里面——在语言上和历史上虽不相同，然他们从没有一种历史。自查理大帝（Karl，derGrosse）以来，波西米亚即系在德意志肘腋之下。捷克民族一时达到解放，构成一个大莫拉维亚国，然旋又受人宰制，在五百年之中，便成为德意志，匈牙利，和波兰间一种游戏的球，被人抛来抛去。于是波西米亚和莫拉维亚确切归入德意志版图，而斯洛伐克的地方则为匈牙利所有。这种丝毫没有历史存在的‘民族’也要求独立么？就是所谓南斯拉夫人也是一样。伊利里亚的斯洛文尼亚人（IllyrischeSlovenen）达尔马提人，克罗地亚人（Kroaten）和绍克人（Schokazen）的历史在那里？自十一世纪以来，他们即失去了政治独立最后的影子，一部分伏处于德意志的权力之下，一部分伏处于威尼斯（Venezianisch）权力之下，一部分伏处马扎尔的（Mazyriasch）权力之下。从这种零星碎片中可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和富于生机的民族么？”（见同书同卷二五一至二五二页。）
上列各处的斯拉夫人没有自己一民族固有的历史不足以言独立，即使独立，也是要受人宰制的。所以恩格斯说：“奥地利国内的斯拉夫人从没有一种固有的历史，他们在历史上，文字上，政治上，商业上，工业上，是依赖德意志和马季利亚的，他们已都多少同化于德意志，马扎尔和意大利，如果独立组织国家，那么，支配这种国家的，必不是他们，而是住在他们城市中的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并且到了后来，匈牙利和德意志对于这样缺乏生机的居间小国的分离和自立，是不能够忍受的。”（见同书同卷二五六页。）
可是当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处发生革命之际，这种斯拉夫民族要是乘机崛起，力争自由，也未尝不能创造自己的新历史，取得独立的资格，但他们的表现偏偏是不觉悟的，是反革命的，这就真正不配讲独立了。所以恩格斯接着又说：“然所有这些事也未必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斯拉夫人在他们被压制的任何时期中要是曾经开创一种革命的新历史，那么，他们就已经表现了自己的生机。从这个时期起，革命对于他们的解放是要发生兴趣的，而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特别利益则消灭于欧洲革命更大的利益之前。但从来没有过这么一回事。斯拉夫人——我们再声明一次，此处总是把波兰人除外的——恰恰长为反革命的主要工具。他们在国内受压制，可是在国外，凡他们的影响所及之处，就是一切革命民族的压制者。……当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兰和马扎尔人树起革命旗帜的时候，斯拉夫民族就和一个人一样，集在反革命的旗帜之下。……在卫狄施格列次和节拉契芝之下参加压制维也纳，克拉高，勒谟堡（Lemberg）和匈牙利革命的，恰为克罗地亚人，斯罗焚人，达尔马提人，捷克人，莫拉维亚人，和洛田人（DieRuthenen），我们现在从巴枯宁处知道，布拉格会议不因德意志人而破裂，却由加里西亚的捷克的和斯洛伐克的斯拉夫人而破裂。”（见同书同卷二五六至二五九页。）
恩格斯上面一段话将奥地利等处斯拉夫民族反动的事实都暴露出来了。像这种甘心受人压制而又甘心为压制者作鹰犬的民族，其前途自然是惨淡无光的。梅林以为恩格斯否认这种民族历史上的前程，是流于错误（参看梅氏《马克思传》一七〇页），而一九一八年奥地利国内斯拉夫人及南斯拉夫人且奋起建立捷克斯洛伐克（Tschechoslowakei）共和国和约角斯拉维（Jugoslawien）王国，照这样看来，好像恩氏的话的确是流于错误。其实不然。因为恩格斯认定除波兰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国内的斯拉夫人外，其余的斯拉夫人没有独立的前程，是由于他们缺乏初期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工业的独立条件和生机，这是就当时的实情立论的；但数十年来，情过境迁，这种斯拉夫人逐渐醋觉，抱着民族思想，从事革命运动，日进无已，于是独立的条件逐渐备具，至一九一八年他们的革命运动更为猛烈，他们既能开创一种革命的新历史，表现了自己的生机，又适遇奥地利帝国四面楚歌，土崩瓦解之际，自然可以独立建国。此事和恩氏的见解不独不相背驰，而且是适相符合。
我们现在再归到本题上去。恩格斯于暴露斯拉夫民族的反革命行为后，转而指摘高唱一切斯拉夫民族独立的人，而以抵抗反动的斯拉夫人，拥护革命作结束。“一切大斯拉夫主义者把民族——这就是说，幻想的普遍的斯拉夫民族——看在先，革命看在后。这些大斯拉夫主义者愿意在一种条件之下参加革命，即允许一切斯拉夫人——没有例外，也不顾物质上的必要——建立独立的斯拉夫国家。……但革命是不承受条件的。一个人或是革命者，并且承受革命的结果——这种结果是随他自己的意思产生的——或投身于反革命之下，也许完全出于意料之外，一朝得与尼古拉（Nikolaus）及卫狄施格列次把臂谈心。……我们现在知道，革命的仇敌集中之地：即俄罗斯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地方；凡对于此等地方空谈一种不定的民主主义的前程，都不足以使我们不把我们的仇敌当做仇敌看待。……对于这种背叛革命的斯拉夫人要用争斗，要用‘不顾生死的争斗’；要用破坏的争斗，和无所顾忌的恐怖主义——这不是为着德意志的利益，而是为着革命的利益！”（见同书同卷二六三至二六四页。）
恩格斯这篇批评文字不独把巴枯宁《对斯拉夫人的呼吁》打得焦头烂额，体无完肤，并其于现今高唱民族自决或独立借便私图的反动派野心家或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一种当头喝棒。因为只有自有历史的民族真正向革命一方面前进，才配谈自决或独立，至于反动的领袖勾结帝国主义，如西藏的达赖和东三省的溥仪勾结英日帝国主义去宰制当地民众的企图，是绝对不能享有民族自决或独立的权利的。然恩格斯如不从革命的立场，指出这个标准，许多人为一个空洞的美名所炫惑，对此问题是不容易有正确态度的。
现在要问巴枯宁对于恩格斯的批评持一种什么态度，当然是反对的，不独当时反对，后来仍是如此。他于一八七一年虽空空洞洞宣布理性多在马恩两氏一方面，而不在自己一方面，然在具体的问题上却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他说：“我是斯拉夫人，愿意假手于革命使斯拉夫人种从德意志人的羁绊之下解放出来，这就是说，破坏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和土耳其诸国，在充分的经济和社会的平等基础上，从下至上，改造各民族，而不借助于一种权力的强迫力，无论这种权力自称为怎样革命，也不管他在实际上是怎样的明达。……但马克思是一个德意志的爱国者，他从前和现在一样，不愿承认斯拉夫人有从德意志羁绊之下解放出来的权利，他从前和现在一样，以为德意志人是被召来对于他们施布文化的，这就是说，对于他们或任意或强迫施行德国化。”（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一一至二一二页）我们看了恩格斯在上面所说奥地利国内斯拉夫人不能独立建国的理由，再回忆马克思对于德意志的态度，便知道巴枯宁称马氏为“德意志的爱国者”，称马氏“不愿承认斯拉夫人有从德意志羁绊之下解放出来的权利”，纯粹是一种偏于感情的成见，绝对不是事实。
巴枯宁在一八四九年年初不独表发了上列宣言，并且极力活动。他于一月游至莱比锡，仍进行他的斯拉夫的运动，至三月初，又前往诸勒斯登，因为此处的革命运动颇盛，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巴枯宁在此处又颇有声名，一切更容易进行。适值萨克逊政府对于法兰克福议会所制定的宪法不肯承认，诸勒斯登就发生群众示威的游行运动，政府的军队向群众开枪射击，遂激成变乱。五月三日城市中的民军筑垒备战，萨克逊王潜逃，革命的临时政府即时出现。巴枯宁虽没有加入临时政府，然却是实际上的领袖。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的革命与反革命》中对于巴氏犹致推崇之词，说：“这些争斗者差不多完全出于城厢一带工业区域的工人。他们得着一个能干的和头脑冷静的俄国亡命客巴枯宁为领袖。”（见恩格斯《德意志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二三页，又英文原本一七〇页）可是当时欧洲的反动已在各处着着占得胜利，而诸勒斯登的革命已成强弩之末，无能为力；普鲁士的军队旋向诸勒斯登进攻，临时政府支持一星期便消灭了。至五月九日临时政府中人大都逃走。巴枯宁要是为着自己的利害计，本可及时遁去，然他却不肯偷生畏死,临难苟免，曾力劝军事领袖收拾余烬，向波西米亚去制造一个新暴动，迨不能达到目的，才与友人同赴夫赖堡，旋转往开姆尼茨（Chemnitz）。然他于疲乏之余，深入睡乡，遂于十日为人所执，解交普鲁士军队。
巴枯宁自此时起，开始他的牢狱生活，德，奥，俄，监狱的铁窗风味他都尝过了。他于是月十四日被萨克逊的军事裁判官判处死刑，旋减为无期徒刑。然奥国政府因为他曾参加布拉格的乱事，向萨克逊要求引渡，于六月十一日被交给奥国。至一八五一年五月十五日奥国的军事裁判官也将他判处死刑，旋又改为无期徒刑。可是他在奥国的监狱中手足均加上镣铐，有时还被狱卒用绳条拴在墙上；度这种痛苦的生活至半年之久。于是俄国政府又向奥国要求引渡，他又被交给俄国了。
巴枯宁被解至俄京后，俄皇尼古拉一世令他写一张供状，报告德意志和斯拉夫的运动。他也遵命照办，但只将自己在外国的生活和对内对外的政策，用坚强勇敢的态度，叙述出来；至于他的同志的姓名，在供状中明白宣布不能说出，因为他不能够卖友。尼古拉一世看了他的供状说道，巴枯宁是一个聪明人和好人，但也是一个危险人，所以必须将他监禁起来。巴枯宁初时被禁锢于彼得保罗狱（Peter-Paulo-Festung），至一八五四年被移至士吕塞尔堡狱（DieSchlüsselburgerFestung）。他本是一个性情激烈，喜欢奔走运动的人，现在在狱牢中度了静悄寂寞的生活，当然觉得难堪，于是和马克思一样，当着毫无聊赖之时，便习数学，并读莎士比亚的剧本。但这种事业也不是永远的解愁散，他因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遂患起血枯病来了。他的全副牙齿完全脱落，而他的健康也大受损伤。然他的意志坚强，精神壮旺，毕竟战胜了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因此他出狱之日与入狱之时，体质上没有多大的差异。
尼古拉一世于一八五五年三月二日去世，新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Ⅱ）即位时，照例要大赦一次，表示“皇恩浩荡”，可是这位新皇对于其他政治犯肯施“恩典”，独于巴枯宁不允放松，竟把巴氏的姓名从被赦政治犯的名单上勾销了！过了一月，巴枯宁的母亲进谒新皇，要求赦免她的儿子，新皇答道：“太太，你当知道，你的儿子有生之日，永不能自由了。”然新皇虽不准巴枯宁完全恢复自由，却许他于监禁与充军到西伯利亚两事任择其一。巴枯宁自然要选择后者，这桩意外的事对于他极关重要，因为他自得到赦免无望的消息后，忍受不了终身的禁锢，已经和他的弟弟亚历才（Alexei）约定，再过一月，如真绝望，即当服毒自尽！
巴枯宁得到流窜西伯利亚的特许后，延至一八五七年三月才被押解前去，他自从在德国被捕下狱，至此时已有八年之久。然此后的生活便渐入佳境。当往西伯利亚之先，得俄皇的允许，在家乡耶穆隙罗住过一星期，一叙天伦之乐，然后往西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Tomsk）。他在该处结识一个被流窜的波兰人耶特科夫斯基（XaverKwjatkowsky），而耶氏的女儿安多尼（Antonie）心慕巴枯宁的为人义侠可风，不禁为之倾倒。同时巴氏于八年牢狱苦境之后，也殊感生活枯操，急思成立室家，于是对这年龄比他小一多半的女郞发生热烈的爱情，至一八五八年年底，这一对有情人便成为眷属了。
当巴枯宁居托木斯克之时，西部西伯利亚总督哈斯福耳德（Hasford）为之运动一文职，即充任秘书，但他自己不肯就职，要求转往东部西伯利亚。他的表兄木拉威夫·阿穆斯基（Murawjeff-Amurski）伯爵正为东部西伯利亚的总督，借其帮助，得往居东部的伊尔库次克（Irkutsk）。他在表兄的治下获得更大的自由：不独在阿穆尔社（Amur-Cesellschaft）担任职务，不独可以游历各处，并且还负有官场的使命，能到极东的边界去从事督察。当一八六〇年他的母亲复請俄皇特准他重返故乡，但俄皇再拒其請，說他有生之日，不得再出西伯利亚。可是俄皇虽不准他生还，他却利用自己所获的行动自由，于异年八月潜行至阿穆尔省（Amur）海滨，乘美国船，经日本横滨至美国，转赴伦敦作寓公了。
巴枯宁自一八四九年五月至一八六一年八月这十二年间，或囚牢狱之中，或处荒野之地，度其寂寞静僻和孤陋寡闻的生活，他在一八四〇年代既没有懂得当时西欧的革命潮流，在监狱和充军时，对于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西欧产业发展所引起的绝大变化的实际生活更是十分隔膜，无从懂起，因此他的思想仍是十七八世纪俄国农民暴动的思想，到伦敦后仍要继续前此大斯拉夫主义的活动。他于一八六二年二月十五日在赫尔岑的《科罗科尔报》（Kolokol）上发表一封《致俄罗斯，波兰，和其他斯拉夫朋友书》（Andierussiscen，PolnischenunddieanderenslawishenFreunde），开始即说：“我现在出现于你们——我的历试不爽的老朋友以及和我们具有同一思想，同一意志的青年朋友——的面前：请你们让我从新加入你们的中间；我希望尽毕生之力，在你们的中间，和你们为着俄罗斯的自由，波兰的自由，及一切斯拉夫人的自由与独立而争斗。”（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DieAllianzderSozialistischenDemokratieunddieInternationaleArbeiternassoziation——七八至七九页，一九二〇年司徒嘉德新版。按新版本名《马克思还是巴枯宁？》——MarxoderBakunin?——以其含有社会民主党人诬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味，故仍用原来的书名。
巴枯宁是一个革命家，而又来到世界工人逆动的中心点伦敦，为什么不参加这种运动，要画地自缚，以斯拉夫运动为限制呢？他回答道：“我在革命的年代中已经获得这种经验：在法国既不能立足，在德国也是如此。我对于全世界进步的运动固然要保持从前热烈的同情，但为不虚掷我的余生起见，从今以后，我的直接活动必须以俄罗斯，波兰和斯拉夫人为限。这三个隔绝的世界在我的爱和信仰上是不能分离的。”（见同书七九页。）
原来巴枯宁因从前在法德参加革命运动没有立足地，便要关起大门来做大斯拉夫主义的运动，他真是会打算盘！不过他在一八四八年即表现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到了一八六二年倒崇拜国家起来了。“大俄罗斯人民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唯一的——是过一种外部的国家生活。他们内部的状况十分痛苦，已经达到最大的贫穷和奴隶状态，但他们珍视俄罗斯的统一，伟大和权力，超出一切之上，并且为着此等根本原则，准备牺牲一切。所以在大俄罗斯的人民中发达一种国家的觉悟，和一种实际的沉默的爱国主义。大俄罗斯人民在一切斯拉夫民族中单独保持了自身，完全无缺，单独维持了自己的独立，并且使欧洲感觉他们的力量。……不要相信他们会失去自己合法的影响和这种政治力量，这是他们为保障国家的完整起见，用一种烈士的自制，经过三百年争斗得来的。……我们如果把鞑靼人逐回亚洲，把德意志人逐回德意志，我们便变成一种自由的人民。（见同书七九页。）
巴枯宁的大斯拉夫主义的运动不是一种革命运动，而是一种人种战争——一种投降或联合反动势力的人种战争，所以他公然歌颂尼古拉了。“有人说，尼古拉皇帝当死前不久的时候，在准备和奥地利战争中，想号召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以及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起来作一种普遍的暴动。他曾违反自己的意志，引起东方战争，为防守起见，要从一个专制的皇帝变为一个革命的皇帝。据说他对斯拉夫人和波兰人的宣言已经签名了。他虽恨波兰人，但却明白看出没有此举，则斯拉夫人的兴起为不可能。有人说，他压制自己的厌恶心，准备承认波兰人的独立。”（见同书七九页。）
巴枯宁这篇宣言只发表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永没有出现，所以不能尽量窥见他的妙论，更无从知道他的结论。不过就上面的几节讲，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为实现自己梦想中的大斯拉夫主义起见，于赞颂俄罗斯国家和欣幸“欧洲感觉他们的力量”后，必然要用直接或间接，公然或秘密的方法，去依附俄皇的势力，将其所利用。而他根据完全无稽之谈，轻信专制恶魔的尼古拉会“变为一个革命的皇帝”，会“承认波兰人的独立”，正是此事的见端。所以在实际上巴枯宁的大斯拉夫主义与尼古拉的大斯拉夫主义不能有多大的区别。
除掉这篇不完全的宣言外，巴氏在一八六二年九月又刊布一个小册子，名《罗曼诺夫，浦加却夫还是佩斯特尔，人民之事》（Romanoff，PugatscheffoderPestelDieSachedesVolkes）。罗曼诺夫是俄皇的姓，浦加却夫是喀德邻二世（KatharinaⅡ）时哥萨克（Kosak）大暴动的首领，一七七五年一月被杀于莫斯科，佩斯特尔是一八二五年对尼古拉一世图谋不轨的十二月党的领导人，也被绞决。巴枯宁把这三个专名词连在一起，当作书名，用意何在呢？我们先请他开口罢：
“有些人还在问俄罗斯是否会发生革命。革命是逐渐逼近了，他统治着一切地方和一切人的精神。他借政府的手所表见的活动，比自己的信徒的努力还更有效果。他非至改造俄罗斯的世界并创造新的斯拉夫世界，将不停止活动。”（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八○页。）
革命既已站在俄罗斯的大门口，将怎样进门呢，换句话说，将由谁来引导呢？巴枯宁以为有三个不同的人，在三种不同的方式中，把革命接进俄罗斯。第一个资格十足的人是亚历山大二世！“〔俄罗斯〕朝代是在准备自己的毁灭。他要拯救自己，不去保护警醒的人民生活，反加以阻碍。这种生活倘被正当地了解，则皇室必能达到从来未有的权力和荣誉的高度。……真是可惜。命运送给皇室的一种伟大和愉快的任务是罕有其匹的。亚历山大二世很容易变成人民的神圣，这第一个农民皇帝（ZemskiAar）的威赫不在使人民畏惧，而在使人民爱慕，自由和安乐。他倘若获得这种人民的拥护，便可以成为全斯拉夫人世界的救主和君主。（见同书八〇至八一页。）
“第一个农民皇帝”，这是何等动听的名词！亚历山大二世对于农民到底有什么功德呢？“他的初政是冠冕堂皇的；他已经宣布了人民的自由，这是一千年奴隶状况后的自由与一种新生活；他似乎愿意替农民的俄罗斯设施一切，因为在大彼得（Peter，derGrosse）的国家中不能有一种自由的人民。亚历山大二世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十八日下诏——不管一切缺点和一切无意义的矛盾——取消农奴制，在这一日他是俄罗斯从未见过的最大的，最被敬爱的和最有权威的皇帝。”（见同书八一页。）
亚历山大二世取消农奴制是由于替新兴的资产阶级获得自由劳动，并不真是替农民谋利益。在名义上农民虽被解放，但在实际上他们的痛苦并没有减轻，即购买土地，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巴枯宁竟称这个欺骗农民的皇帝为“农民皇帝”，这除帮助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去麻醉农民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可是他唯恐这位“农民皇帝”不肯照自己的意旨实行革命，便利用革命的青年去恐吓他。“这些青年为什么不拥护你，而倒反对你呢？这是你的一大不幸。……他们尤其需要自由与真理。但沙皇是第一个给予人民以自由的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他，并宣言反对他呢？他们是为抽象的革命理想和动听的共和名词所诱惑么？一部分也许如此，但这并不重要，这只是表面的。我们的进步青年大都知道，西方的抽象名词，保守的和资产阶级的，自由的，民主主义的一样，不能运用于俄罗斯的运动中。……俄罗斯的人民不以抽象的原则自缚。……他们不知道西方的理想，凡保守的，自由的，甚至于革命的固执教义要企图去转移他们的方向，将徒劳无功。……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他们将提出新的原则，创造一种异样的文明，一种新的宗教，一种新的法律，一种新的生活。（见同书八二至八三页。）
这段话不独表见巴枯宁是怎样苦口婆心，奉劝这“第一个给予人民以自由的”“农民皇帝”回心转意去领导“革命”，并且显出他是一个特别国情论者，不承认俄国的发展，将步西欧的后尘，却断定俄国“将提出一种新的原则，创造一种异样的文明”等等。这与马克思所谓“产业发达的国家只是替产业不发达的国家指出他自己将来的图样”（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七页），完全相反。然俄罗斯在以后几十年中走入西欧资本主义的大道，否认了巴枯宁的见解，而批准了马克思的预言。这正是双方的世界观不同的结果，即一方唯心，一方唯物，一方主观，一方客观的结果。
现在再回转来讲巴枯宁对俄皇的忠告。“我们的最大多数的青年是属于民党（Volks-partei），而这个党的唯一目的只是人民事业的胜利；这个党没有拥护或反抗沙皇的成见，他如果开始那伟大的工作，而不辜负人民，党绝不为难他，现在还不算迟；他如果站在人民的头上，这些青年必定欢天喜地跟着他走。他们决不为西欧革命的成见而有所迟疑。使德意志人回到德意志去，这正是时候了。沙皇倘若知道，从今以后不复为一种强迫的中央集权的领袖，而为自由人民自由联合的领袖，站在一种强固的和新建的力量上面，与波兰及乌克兰（Ukraine）联合，并解除一切极端可恶的德意志结合，勇敢地举起大斯拉夫主义的旗帜，于是他便变为斯拉夫世界的救主了。”（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八三页。）
巴枯宁于恳求这资格十足的“斯拉夫世界的救主”“勇敢地举起大斯拉夫主义的旗帜”之后，又向他提出所谓民党的党纲，然后回头自问：“我们现在往那里去，并和谁同去呢？我们要往那里去，已经说过；我们要和谁同去，也已经说过，除掉人民外，我们不和别人同去。还要问的只是我们跟谁走。我们是跟罗曼诺夫走，还是跟浦加却夫走，还是跟一个新的——如遇得着的话——佩斯特尔走呢？”（见同书八四页。）
巴枯宁对于这一自问的答案，早已成竹在胸，无所用其踌躇了。所以他从心的深处脱口而出道：“我们说真话。罗曼诺夫如果能够并愿意从一个彼得式的皇帝变为一个农民皇帝，我们宁愿跟他走。我们很高兴站在他的旗帜之下，因为俄罗斯的人民仍承认他，而他的权力已经造成，随时可以动作，他对于这种权力如加以人民的洗礼，便可以成为一种无敌的力量。我们还有一点愿跟着他走，因为只有他能够实现一种和平的大革命，不会流俄罗斯人或斯拉夫人的一滴血。因为人类愚蠢的缘故，流血的革命有时是必要的；但这是一种大坏处，一种大不幸，不独就被牺牲的方面若是如此，即就他所实现的目的清洁圆满一方面看也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法兰西革命中已经见过了。”（见同书八四页。）
羡慕“和平大革命”而向统治阶级的总代表请愿的巴枯宁至再至三地表明态度道：“所以我们对于罗曼诺夫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是他的仇敌，我们也不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俄罗斯人民事业的朋友，是斯拉夫事业的朋友。沙皇如果站在这种事业的头上，我们将跟着他走；如果反对这种事业，我们将成为他的仇敌。因此整个的问题是，他做俄罗斯皇帝，农民皇帝的罗曼诺夫呢，还是将做彼得式皇帝的霍尔斯台·哥托尔佩（Holstein-gottorper）呢？他将替俄罗斯服务，替斯拉夫人服务呢，还是替德意志人服务呢？这个问题马上会解决，我们于是知道怎样干了。”（见同书八四页。）
巴枯宁毫无疑义地是一个革命家，甚至于还可称为一个意志坚决的革命家，但他的革命完全是盲从瞎闹，等于儿戏，因为他干革命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人种的观点出发，以致一方面甘心情愿拜倒在统治阶级的总代表沙皇的座前，恳求后者起来革命，另一方面把一切反革命的斯拉夫人看做担负革命使命的主角，把一切德意志人看做反动的集团（他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俾斯麦的外交，同为德意志的反动势力，参看《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六六页），他的认识既错，便到处撞壁，弄得头破血流。
巴枯宁这个小册子对于亚历山大二世不会发生丝毫效力，这是每个稍具阶级意识的人所能感觉到的。他说：“这个问题马上会解决，我们于是知道怎样干了。”他此后到底“怎样干”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对：“在他的纯洁的信仰惨遭失望之中——除掉自顶至踵投入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八四页。）
当巴枯宁要求俄皇“勇敢地举起大斯拉夫主义的旗帜”时，自然没有顾到将发生怎样的结果。但到了后来，他也清醒过来，并转以此警戒别人了。他于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七日写信给朱科夫斯基（Joukovski）说：“关于大斯拉夫主义，马克思完全是对的，这种主义会愈加成为一种隐藏着的专制主义，因为俄罗斯的各皇帝总是允许斯拉夫诸民族从外国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以便他们屈服于俄罗斯的专制主义之下，大家必须承认，我们斯拉夫的兄弟们因自己偏于一面的民族主义，予沙皇的宣传以很大的助力。……”（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五卷四一一页，列特闹《巴枯宁与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三年的俄罗斯革命运动》——BakuninunddierussischerevolutionäreBewegungindenjahren1868—1873）！，巴氏这段话真要算是“夫子自道”了！
可是巴枯宁当时对于他的大斯拉夫主义不独作文字上的鼓吹，并且从事于斯拉夫人和波兰人的组织，冀收实际上的效果。他为着这种运动，于一八六三年年初前往瑞典，想转赴波兰，接洽一切，没有如愿相偿，遂于十月返伦敦，旋往意大利。
到了这个时候，巴枯宁才从实际经验——特别是一八六三年的波兰暴动——中感觉到自己的大斯拉夫主义运动是“此路不通”，不得不停止进行。于是翻然改图，打开大斯拉夫主义的大门，开始注意国际的社会革命运动了。然他何以要选定意大利为活动的目的地呢？这自然有许多公私的原因，如该处气候温和，适宜于他的妻子的养病，生活程度较低，容易筹划家计，解放运动正盛，不愁无武之地，直接间接认识好些领袖，易于立足等等都是。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巴氏当时的思想虽已转变，仍不过进一步代表落后的农民群众和城市的小手工业者（即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甚至于代表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要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才找得到他的基本队伍（其次为西班牙，瑞士等处，所以他的势力范围终不出这几国），故不能不以此为大本营。
关于巴枯宁代表落后的农民群众和城市的小手工业者的意识一点，是用不着繁征博引来证明的，因为这些人所想望的是自由与独立，而巴氏所号召的是自由与平等，所谓五雀六燕，铢两悉称，大家自不会发生疑义。惟他代表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一点，也许有人以为是我故意加以诬蔑，故须举出相当的证据来。例如他说：
“意大利的社会革命可以比别国更近些。在欧洲许多国中，已经有一个特别层的工人存在，并且构成一个特权阶级。此等工人取得高工资，受过——就字面讲——良好教育，浸润在资产阶级的原则，目的和浮夸之中，简直和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意大利没有这样的一个阶级层。……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很贫苦的无产阶级，极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轻视，而德意志的一切社会民主主义者仿效他们，也取同一态度。他们是错了，因为我们行将发见的将来社会革命的精神与力量，是在最贫苦的工人中，而不在前面所说的繁荣部分的工人中，也不在采取资产阶级生活和思想方式的工人中。（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一六一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极端轻视意大利的很贫苦的无产阶级！这是真的么？是真的！因为巴枯宁所谓很贫苦的无产阶级，并不是指真正作工的无产阶级，而是指他的敌人。所以斯节克诺夫说：
“巴枯宁一提及‘无产阶级的最下层’，真正只想到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关于这一点，他提及现代的意大利和援引《共产党宣言》下列有名的节段两事，表现得十分清楚：
“流氓无产阶级是由旧社会最下层的腐败物构成的，在某种限度内是混杂在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中。然就全体讲，流氓无产阶级的分子因受他们生活状况之赐，最容易变成反动势力收买的工具。”（见同书一六五页。）
巴枯宁所谓很贫苦的或最下层的无产阶级既只是流氓无产阶级，而又视此为“将来社会革命的精神与力量”所寄托，自然是代表他的意识。不过现在又发生一个疑问，就是一个人的学说通常只能代表一个阶级的意识，否则至多也只能兼代表和这个阶级相近的一种人群的意识，巴枯宁怎能在一方面代表落后的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的意识，而他方面又代表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呢？难道前者即等于后者，或前者和后者极相近么？我们的答案是极相近。所以斯节克诺夫又说：
“在实际上，流氓并不具一种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他不仅从手艺工人招致队伍，并且从小资产阶级的破落户（破产的独立工匠，农民，小官吏等等）招致队伍。”（见同书一六五页。）
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因破产而失业，变成流氓无产者，其痛恶训练与纪律，而主张自由独立，更甚于前者，故巴枯宁代表这两种人的意识是绝对没有冲突的。
我们于说明巴枯宁所代表的阶级意识后，当接着叙述他的活动。他于一八六四年八月复游瑞典，至十月又返伦敦，才与马克思重相见。当他于一八六二年到伦敦时，未尝访问马氏。这是什么缘故呢？听他自己宣布罢。“此时赫尔岑，阿夹列夫和马志尼告诉我下面的一桩事：当我在德意志和俄罗斯的监狱及西伯利亚绝没有度着快乐日子的时候，马克思等在英德文报纸上对于我散布极可耻的谣言；他们说我并没有关在牢狱中，尼古拉皇帝很欢迎我，予我以一切方便和享乐，并有漂亮的妇女及香槟酒任我逍遥等等。”（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一四页。）
其实马克思绝对没有诽谤过巴枯宁，惟一八五三年八月有一个英国人名法兰西斯·马克思（FrancisMarx）的，在报上用F．M．署名的信宣布巴氏为俄国的侦探，马志尼等为之推辩护，同时便错认法兰西斯·马克思为卡尔·马克思，以致事后在巴氏面前飞短流长，引起他的误会。迨他于一八六四年重到伦敦，在一个裁缝处制新装，这个裁缝是马克思的信徒和朋友，闻于马氏，后者才致书要求与之相见，当面解释误会。巴枯宁后来告诉我们说：“我回信答应相见，他来了，我们互相解释一番；他誓言从没有说过或做过何种反对我的事，反之，对我总是保持一种诚实的友谊和很大的敬意。我知道他是在说假话，但我的确不复有仇恨的感情了。（见同书同卷二一五页。）
巴枯宁虽执着成见，否认马克思的真诚，但马氏忠厚待人，对巴氏确具一种好感，他于十一月四日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巴枯宁问候你。他今天往意大利，他的住所在佛罗伦萨（Florenz）。过了十六年之后，我昨天第一次再看见他。我必须承认，他待我很殷勤，好过从前。关于波兰的运动，他说，俄政府为着使俄罗斯自己安静起见，特惹起这种运动，但并没有计算要作十八个月的争斗。所以俄政府在波兰会激成这种事件。……自波兰事件失败后，巴枯宁现在只参加社会主义的运动。经过十六年之后，还没有退转去，且更向前进取的人，我看见的为数甚少，然就大体讲，他却是这种少数人中的一个。”（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三卷一九一至一九二页。）
巴枯宁到佛罗伦萨后，和当地的同志设立一个秘密的革命友爱社，但不久即消灭了。至一八六五年十月，他移居那不勒斯（Neapel），复纠合同志，组织一个秘密的国际机关，名为国际友谊会（DieinternationalVerbrüderung），后改名为社会革命者同盟会（VereinsozialerFevolitionäre）。有意大利人，法兰西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巴枯宁在意大利极力活动，希望广集同志，以厚势力；然马志尼在此处宣传一种宗教和集权的国家主义，颇有根基，因此他们的社会革命者同盟会故意倡一种正相反对的学说去打破马志尼的宣传。巴枯宁后来说道：“同盟会的发生是由于对抗马志尼宗教的和政治的固执教条（Dogmatismus），而主张社会主义，所以此会所采取的是无神论，完全否认每种权力和统治，取消法律上的权利，否认那限制自由人性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并且主强集产；此会宣布劳动为公共组织的基础，这种组织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表现为一种由下至上的自由联合。”（见斯节克诺夫《巴枯宁传》六一页）我们看了这段话，便知道巴枯宁因为抵制马志尼的上帝与国家的宣传，遂于不知不觉之间，凭着感情，趋向极端，而形成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学说。
巴枯宁在意大利所手创的社会革命者同盟会是反对宗教和国家的，然他却于一八六七年加入一个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创设而与自己的宗旨完全相反的和平自由联盟会。这个会恰于是年在日内瓦开第一次会议，今特将此大会议中所提出的纲领写在下面，不独表见马克思极力反对国际党和联盟会携手（参看本书中册三三〇至三三一页），具有极坚强的理由，而且更显出巴枯宁与之合作，实在荒谬无比。
一、一切民族都是姊妹。
二，民族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三、各民族间所起的纠纷当由本会议解决。
四、参预本会议的会员当由每种人民的民主主义团体选派出来。
五、每个民族不问人数的多寡，在会议中都享有投票权。
六、罗马教是一切宗派中最危险的一派，当宣布他的消灭。
七、上帝的宗教当由本会议信奉，每个会员负有传布这种宗教于地球上的义务。
八、本会议推荐最有学识和智慧的人担任牧师的职务，而使无知的牧师归于消灭。
九、借宣传，教育和道德之力传布上帝的宗教。
十、共和为自由人民所珍视的一种唯一的政府形态。
十一、只有民主主义享有对于战争的灾祸提出抗议的权利。
十二、只有奴隶享有向专制主人宣战戟的权利。
以上所列的纲领是信奉上帝，拥护共和政府，并且主张和平，这都是和巴枯宁所抱的主义绝对不兼容的。巴氏何以要加入其中呢？因为他看见这个会为各国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所发起，在一方面，自己没有看清他们的作用，以为可以与之合作，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在另一方面，幻想利用他们为之宣传主义！至一八六八年九月和平自由联盟会在百伦开会，巴枯宁提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计划书，要毁灭一切国家，而代以自由生产协作社的联盟，使各阶级与个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一律平等。当时有参预会议的代表勺德（Chaudey）责备他不该宣传共产主义，他愤然作色道：“大家因为我要求阶级与个人在轻济上和社会上的平等，并且因将我宣布信仰集产，同情于布鲁塞尔劳动会议，遂责备我为共产主义者。果有人问过我，你对于共产主义和集产主义怎样分别么？勺德君是执行普鲁东遗嘱的人，竟不懂得这种分别，我真正觉得奇怪！我厌恶共产主义，因为他否认自由，没有自由，我便不能觉得世间事物是人的。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把社会中一切力量集中于国家，听国家加以吸取，因为他必定要把财产集中于国家的手中，至于我，宁愿铲除国家——国家是从根本上铲除自治的原则，而保护自身的生存，他借口使人类改良，使人类沐浴文化，然一直到现在，只是奴隶他们，压迫他们，掠夺他们。并且消灭他们。我愿意使社会的组织以及集合的或社会的财产的组织，借自由协作社的方法，从下至上做起，不是借一种权力——〔无论这种权力的形态怎样〕是一种权力——由上至下做起。当我要求铲除国家，自愿意铲除私人继承的财产，因为这只是国家的一种设施，只是国家原则自身的一种结果。诸君啊，就这种意义讲，我是集产主义者，绝不是共产主义者。”（见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四○至四一页，一九二〇年柏林出版——AnarchismusundSozialismus）
巴枯宁上面一段话斤斤于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的区别，其实这也只是他个人的一种特别解释，就一般的理论讲，这两个名词的区别不是如此的（共产主义主张生产物和消费物的公有，及平均分派，集产主义主张生产物公有，消费物私有），在普通的用语上，这两个名词且视为异名同义的名词（参看阿白海默《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四五页）。至于他这段论的失当，普列汉诺夫分析和批评得最为警切。普氏说：
“此处所引的文句指明巴枯宁：
“一、用‘一切人类最充分的自由’的名义抨击国家和‘共产主义’；
“二、用经济上平等的名义抨击‘私人继承的财产’；
“三、认这种财产为一种‘国家的设施’，为一种国家原则自身的结果；
“四、如私人财产不是继承的，则不反对，如继承权不是私人的，也不反对；
“换句话来说：
“一、关于否认国家与共产主义一点，巴枯宁与普鲁东完全一致；
“二、他于这种否认之外，更加上一种：即否认私人继承的财产；
“三、他的计划只是由两种抽象原则——‘平等’的原则与‘自由’的原则——相加而成的一种总数；他相继应用这两种原则，而关于批评事物的现状，便使每种原则独立起来，不相连络；他没有问一问自己，否认其中一种的结果，能否与另一种的结果相容；
“四、他和普鲁东一样，不大懂得私产的起源，及私产的发达与政治形态的发达两者间的原因；
“五、他没有确切考虑‘私人继承的’用语（他在别处也应用过这种用语）究作何解释。
“普鲁东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而巴枯宁则为双料的乌托邦主义者，因为他的计划只是一种自由的乌托邦与一种‘平等的乌托邦’结合而成。普鲁东在某种限度上至少是忠于他的契约原则（Vertragsprinzip）的，而巴枯宁则驰聘于自由与平等之间，从推论开始时即受压迫，使前者为着后者的缘故，与后者为着前者的缘故，而相继限于困难之中。普鲁东是一个普鲁东主义者，无可责备，巴枯宁则因为那‘讨厌的’共产主义的缘故，并且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缘故而成为一个伪普鲁东主义者。”（见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四一至四二页。）
普列汉诺夫上面批评巴枯宁的文字至为深刻。巴氏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计划在当时的百伦会议中也因赞成的少，反对的多，遂被否决。他加入和平自由联盟会，原想利用一般智识份子，替他传播主义，此时受了挫折，才知道前此的计算只是一场空梦，于失望之余，与少数同志草就宣言，宣告出会。可是当他在会中演说时，曾极力攻击预会的人，因此他的宣言还没有发布，已被驱逐出会了。
巴枯宁和他的同志退出和平自由联盟会后，即以他前此在意大利所组织的社会革命者同盟会为基础，在日内瓦新建立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InternationaleAllianzdersozialistischenDemokratie）。这是国际政党中一种闻所未闻的组织，我们为彻底了解巴枯宁的公共活动及其与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党争斗的内幕起见，有详细叙述这种组织的必要。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背后隐藏一种奇特的组织，即所谓国际兄弟同盟会（AllianzderinternationalenBrüder），这个会共分三级，
一、国际兄弟。
二、民族兄弟（NationaleBriüder）。
三、半秘密和半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组织。
什么是“国际兄弟”呢？“只有诚心采纳〔同盟会〕全部纲领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结果，并具有聪明才智，德性信义，与革命热忱的人——即有恶魔附身的人——才能够做国际兄弟。……一切国际兄弟互相认识。在他们中间绝不能有政治的秘密。……国际兄弟的组织分为：A、总委员会或组织局；B、中央委员会；C、民族委员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八五页。）
总委员会为整个组织中最高的权力，可以变更同盟会的纲领，条例和组织法。中央委员会复分为中央部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复分为行政民族部和监察民族委员会。“凡选定一个新兄弟，必须经民族委员会全体出席兄弟（至少三人）的同意，和中央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大多数的批准。”（见同书八六页。）
什么是“民族兄弟”呢？就是由国际兄弟在各民族中所组织的会员，位置在国际兄弟之下，而不能参预他们的机密组织的。“每个民族委员会如认为必要时，得分会员为两极：A、一级为每处互相认识的民族兄弟，B、一级为仅在小团体中互相认识的兄弟。——无论如何，民族兄弟不得知道有一种国际组织的存在。”（见同书八六页。）
最后为半秘密和半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组织。“同盟会的常川中央委员会系由常川民族委员会及日内瓦中央局的一切会员组成。这些会员联合起来构成同盟会的秘密大会；这个大会是同盟会的组织的和最高的权力。……日内瓦的中央局是常川中央委员会的常川代表。他是由中央部的一切部员和监察委员会的一切委员成立的。……中央局在法规……的限度内，是同盟会最高的行政会议。（见同书八七页。）
我们看了这种等级制的党的组织，便知道党的重心全在所谓国际兄弟，而领导这国际兄弟的巴枯宁更是大权独掌，变成“党皇帝”了！怪不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带着叙述的方式批道：“据有整个同盟会的立法权的常川中央委员会是由自己指派的。常川中央委员会的常川行政代表——日内瓦的中央局——是由自己指派而不是由所谓委员会选举的。日内瓦的中央局的中央执行部也不是由中央局选举，而是由给子巴枯宁同志以全权的少数人强制指定的。……民族委员会‘当留心组织各国同盟会，使受常川中央委员会会员的统制，并派代表出席大会’。用同盟会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从下至上的组织。……‘中央部是必须由常川中央委员会的会员组成，则中央委员会必须假手于民族委员去组织并领导一切地方团体，使他们只送常川中央委员会的会员到这种会议当代表，如没有此等委员会的话，部派关那些无条件服从民族委员会命令的人，因此使同盟会的整个组织永远操在常川中央委员会的手中。’此等命令不出于选举前夕的一个大臣或一个波那帕脱的府尹，竟出于一切权力的死敌，有力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下至上的组织的宣传家，各团体和各独立团体自由联合会的自治的讴歌者，即出于为保护自己地位的神圣的巴枯宁。”（见同书一一至一二页。）
依照马克思等所征引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秘密组织条文看来，他们责备巴枯宁，是非常正当的。巴氏后来与马克思争斗，斥之为专擅者和极端的中央集权者，其实这不是马氏的毛病，而是他自己的毛病。当一八七〇年，他与向来的好友涅洽叶夫决裂，因于忿怒中批评后者道：“他以为只有一打私人中间才有真诚，相互的信任，和实际严密的结合，这一打私人便构成会神圣的神圣。其余的人是听任指挥，和一种盲目的工具一样，和这一打真正结合的人手中所用的材料一样。欺骗他们，置他们于危险地位,盗取他们所有的东西，甚至于在必要时毁灭他们，这真正是一种可行的义务——他们是阴谋的材料。……一般温和的人对于革命的主张仅有一部分的热心，于这种主张以外，还有其他人类的兴趣，如爱情，友谊，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是——这种人的同情，自他看来，不是一种强固的根据，因此他的义务是用主张的名义，支配你的全人格，而使你不知道。”（见波士德格特《工人的国际党》五〇页）就巴氏上面三级制的党的组织看，这段话差不多是专替自己写照了。
我们介绍国际兄弟同盟会的组织和批评已经完毕，现在当择要叙述他的纲领和马克思等的批评。纲领第二条说：“国际兄弟同盟会志在同时实行社会的，哲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普遍革命，使建筑在财产上，剥削上，统治上，以及宗教性，超感觉性，资产阶级固执教义性，甚至于雅各宾革命（jakobinisch-revolutionäre）性权力原则上的现制度，一点都不存留，首先从欧洲做起，然后及于其余的世界。我们所喊出的口号是：予工人以和平，予一切被压迫者以自由，将一切种类的压迫者，剥削者，和宰制者处死，我们要破坏一切国家，教会，及其一切设施，一切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财政的，警察的，大学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法规，使千百万贫穷的，被斯骗的，被奴使的，受痛苦的，和被剥削的人，从他们的一切领袖，一切正式的和半正式的施主——不论是团体或个人——解放出来，终久能够完全呼吸自由的空气。（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九〇页。）
纲领第三条中的一段说：“但为着保持以人道待遇人们的权利起见，大家必须无情地反抗那地位和事物，必须破坏一切，尤其是财产及其必然的同事——国家。这就是革命的全部秘诀。”（见同书九一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几条批评道：“我们真遇着革命者的革命精神了！为着达到这种合算的目的起见，第一个条件不是用平常革命家所固有的方法去和国家及现存的政府作战，而是用攻击‘国家的设施及其结果与基础，即私人的财产’，这种好听的和学者口吻的话去作战。所以要破坏的，不是波那帕脱的国家，也不是普鲁士的国家，也不是俄罗斯的国家，而是抽象的国家，是自在的国家，是无何有乡的国家。……革命的一种行动的必须是议决铲除国家，和巴枯宁第一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在里昂所做的一样。……然我们试追踪无政府主义的福音到他的结果上去。假定国家是因议决案而被铲除了。依照〔纲领的〕第六条，这个步骤的结果是：国家破产，借国家帮助的私人债务清算消灭，每种税捐消灭，军队，官吏，官僚体系，警察，和牧师取消，正式的法律义务消灭,一切文书契据及一切法律的和私法的文件，都付之一炬，一切生产资本和劳动工具移归劳动协作社和此等协作社的联合会，而这联合会‘将构成公社’。公社对于这样被夺去一切的个人将保证予以无条件的生活必需品，此外他们还可借自己的劳动，取得更多的东西。然里昂的过程已经指出，铲除国家的简单的命令决不足以履行这一切美丽的命令。反之，两营国民军即足以打破这光辉灿烂的梦想，并使巴枯宁把这表演奇迹的命令插在衣袋中，急忙赴日内瓦了。”（见同书一三至一四页。）
纲领第五条说：“无政府，我们不怕他，并且叫他出来，相信自由，平等，正义，新的秩序，以及对抗反动的革命力量必定由这种无政府中——即由不受牵制的人民生活无限制的活动中——产生出来。这种新生活——人民革命——毫无疑义地将立即组织起来，但他将依照自由的原则，从下至上，从外至内，完成他的革命组织，不像每种权力所必须做的一样，是从上至下，从中至外干起——至于这种权力无论是自称为教会，君政，立宪国家，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或革命的专政，对于我们都是一样。这一切都是剥削和专制的确切的泉源，我们同样厌恶他们，同样拒绝他们。”（见同书九二页。）
纲领第六条说：“h、为着公社的组织，要有防堵区的常川联合，并设置一种革命的公社会议，由每个防堵区派一，二个代表，由每条街或市区派一个代表，而此等代表有负责证书，并且〔对选民〕永久负责任，随时可以撤回。这样组织的公社会议可以替公社革命的管理部每一部门从自己的怀中特别选出执行委员会；i、发生变乱和组织公社的首都宣布，自他破坏权力和保护国家之后，——此举是正当的，因为国家奴役他和其他地方一样——他即舍弃领导并征发各省的权利，不如说他即舍弃每种要求；k、号召一切省区，公社，和联合会跟着首都的榜样，首先作革命的组织，然后派送具有负责证书，担负责任并随时可以撤回的代表到一个联合的集会地点，用同等原则的名义，建立各举事的联合会，公社和省区的联合，并组织一种革命的力量去制胜反动。”见同书九二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几条批评道：“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防堵区的组织中我们首先有了公社会议，于是又有执行委员会，这些会要能够履行何任务，必须具有何种全权，并且受一种武装力量的拥护；其次我们更有一个完全的联合议会（Bundesparlament），他的主要任务将为建设这种公共的力量。这种议会和公社会议一样，对于一个或许多个委员会必须授以执行权，他们已经因此加上权力的特质，且将因争斗的必要，使之愈加显著。所以我们看见权力国家的一切元素尽善尽美地恢复起来了，至于称这副机器为从下至上组织的革命的公社，是无关重要的。名称不能改变事实；从下至上的组织每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都有的，而负责的证书甚至于中古时代已经有了。此外，巴枯宁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称(纲领第八条)他的组织‘新的革命国家’(neuerrevolutionäreeStaat)。（见同书一五页。）
纲领第九条说：“这种组织排去每种专政和保护领导权力的思想。但为建立这种革命的联盟和谋革命对反动的胜利起见，在人民的无政府——这种无政府恰恰表现生活和一切精力——中，革命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必须找着一种机关。这种机关必定就是秘密的和普遍的国际兄弟同盟会。”（见同书九三页。）
纲领第十条：“同盟会相信革命绝不是单个人或好些秘密的团体所能制造。革命是自己由事物的暴力中，事实的原动力中发生出来的。他们在民众本能的意识深处早就准备着——于是常因无足轻重的原因而爆发了。一个组织完善的秘密团体所能够做的事，第一是将适合于群众本能的观念散布于群众中，对革命履行催生的责任，于是从真诚的，精壮的和有智力的人中组织——非组织革命军，因为军队必须是人民自己——一种革命总参谋部，至于此等人是没有野心和虚荣心，为人民特别真诚的朋友，并且准备为革命观念的传播人，对人民的本能服务的。”（见同书九三页。）
纲领第十一条说：“此等人的数目不宜太多。全欧洲的国际组织有一百个坚决而团结的革命家就够了。最大国家的组织有两三百个革命家绰有余裕了。（见同书九三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几条批评道：“为获得革命的结果，需要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国际党是要借宣传，讨论和无产阶级公开的组织去求这种统一——而巴枯宁只需要一种百人的秘密组织，只需要具有革命思想的有证书的代表，只需要自称为革命的总参谋部，即站在常川‘同志巴枯宁’命令之下的。所谓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不过是盲目的信仰和死尸般的服从罢了。……完全和耶稣教徒（Jesuiten）一样。如果说一百个国际兄弟应当‘做革命观念和群众本能中间的介绍人’，那就在同盟会的革命观念与无产阶级的群众中间划出一道不能超越的鸿沟；这就无异宣布除掉取材于特权阶级外，即无处招致这一百卫士。”（见同书一六页。）
我们于择要介绍国际兄弟同盟会的纲领和马恩两氏的批评后，当进而介绍巴枯宁起草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整个的纲领，以补上文的不足：
“一，本同盟会宣布无神的主张，本会要铲除一切宗教的崇拜，而以科学代替信仰，以人的正义代替神的正义。
“二，本会特别努力使各阶级和男女两性的个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律平等，而以铲除遗产承继权为入手办法，因此在将来每个人的所得和他的劳务相等，并依照上届布鲁塞尔劳动会议的议决，土地，劳动工具以及其他一切资本当为全社会的集产，只能为劳动者所使用，这就是说，只能为农业的和工业的协作社所使用。
“三、本会要使两性的儿童从出生时起即获得平等发达的方法，这是指他们的营养，教育，以及科学，工艺和美术上一切等级的教程的平等；本会深信初时这虽只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平等，会使各个人愈加达到一种大平等，并使一切人为的不平等——这是一种虚伪的和不公正的社会组织的历史产物——归于消灭。
“四、本会仇视每种专制主义，除共和外，否认其他一切政体，极端排斥每种反动的组织，对于政治上的活动，凡不是以劳动者对抗资本的事业的胜利，为即时和直接目标的，概不参加。
“五、本会察出现今存在的一切政治和主权的国家既愈超于管理各处公共事业的简单职务一途，则此等国家必须消灭于自由的农工协作社普遍的联合之中。
“六、社会问题最终而有效的解决既只能在各国劳动者国际的或普遍的团结基础上找出方法来，故本会对于每种基于所谓爱国主义和民族竞争的政治，加以排斥。
“七、本会要使一切地方联合会借着自由，形成一个普遍的联合会。”（见同书九四页。）
我们可以拿普列汉诺夫批评无政府主义的话转赠给巴枯宁所草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纲领，就是“在理论方面是站在乌托邦主义的地皮上，在实行方面对于现今无产阶级的解放争斗发生了消极的作用。”（见蒲氏《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三页）巴氏不注重实在的事实，要凭口舌去铲除人世间一切宗教的崇拜，已属空谈，要使各阶级一律平等，尤为可笑，因为人类中既有阶级的存在，即不能平等，既经一律平等，即无所谓阶级，所以当时国际党中央局指出他的谬误，说他不当讲“阶级平等”，当讲铲除阶级。至于他以铲除遗产承继权为使阶级平等的入手办法，更是舍本逐末，因为遗产承继权——和马克思在国际党一八六九年巴塞尔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提案所说的一样——不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原因，而是他的一种结果，私产制度一经推翻，遗产承继权自然随之消灭，巴氏要形成社会革命，当从根本上做起，不当从枝叶上着手，至少也不当单独以铲除遗产承继权为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又他不主张参加非以劳动者对抗资本为直接目标的一切政治运动，这明明是使无产阶级的人对于本来和自己有间接利益的，并可以养成他们组织能力的一切政治运动都有一种消极的态度，这是于他们有损无益的。总之，巴枯宁这种纲领在理论上和实行上非常不妥当，所以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替国际党中央局所草的报告中，对之大肆讥评，认此为一种“没有思想的空谈”，为一种“空洞理想的花冠”。他于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写信给波尔特说，巴枯宁的“纲领是一种肤浅的，左右乱堆起来的东西——使阶级平等（！）以铲除遗产承继权为社会运动的出发点，（这是圣西门的无意识的东西），以无神论做教条，预先指导会员，并且以不参加政治运动为主要的信条（这是普鲁东的）。这种小孩子的拼音缀字书（Kinder-fibel）在劳动运动的实在条件还很不发达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从前很受欢迎（现在还有一点立足地），在罗马路的瑞士及比利时一些浮夸的，野心的和肤浅的偏想家中也是如此。讲到巴枯宁君，过去和现在一样，这种教义（还是从普鲁东，圣西门等等乞来的废物合成的），只是附属物——只是保障自己地位的工具。他在理论上虽等于零，然做阴谋家却是得心应手。（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三九页。）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在上列纲领中也表现得十分明白，他要用废弃政府和消灭国家做开始社会革命的武器，去和据有政治及军事组织的资产阶级宣战，这真是痴人说梦！阜尔德斯说：“他既不相信发展律，复不相信社会主义所研究出来的科学的产物。”（见阜氏《社会主义思想界中的主要潮流》二六五页）这话说得很对，因为他和从前的乌托邦主义者一样，把社会当作一种机械体，以为可以凭着自己理想的计划，任意拆毁，任意装置，其实社会自有其发展律，如政府的废除，国家的消灭，这都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完全成功后的结果，决不能把此事当作社会革命初期的工具，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于反革命以死灰复燃的机会了。所以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对于所谓国际党分裂所草的通告书中说：无政府是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主人巴枯宁所炫示的大仪仗马，巴氏从一切社会主义的体系中仅仅取得一种标题。一切社会主义者所谓无政府如下：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铲除阶级——一经达到，则国家的权力便消灭了——这种权力是用起来保持大多数生产者于少数掠夺者的羁绊之下的——而政府的职务便变为简单管理的职务了。同盟会却从相反的一端去进行。他宣布无政府是无产阶级的人毁灭那集中于掠夺者手中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最有效的方法。”（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一四页。）
我们对于巴枯宁的学说和马克思的批评已经随时随地叙述了好些，现在特再介绍一种比较分析他们主张的说法如下，一则可以总括双方的意见不同之点，二则可作为了解他们在国际党猛烈争斗（见本书下章）的张本。
“巴枯宁要求马上铲除国家，马克思则以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着革命的利益，必须利用国家，并于资本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
“巴枯宁认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国家没有知识的工人群众对于社会革命业经成熟，只须在各处引起一批暴动就成了。反之，马克思确切相信社会革命的杠杆不是无知识的落后的工人群众，而是具有明显的阶级觉悟并受过训练的工厂与作坊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厌恶阴谋诡计的秘密组织，因为他的意思是，只有庞大的工人运动才能履行一种伟大的革命任务。反之，巴枯宁却是阴谋诡计和秘密结社的好朋友。
“巴枯宁号召即时的革命，在这种革命中他要看见世人所谓一切坏的情欲得发泄出来。马克思则号召工人阶级从事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
“巴枯宁把零星的暴动，和孤独的行动看做达到社会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极力反对单个的团体或私派每种暴乱的企图，因为这些团体或私派是把自己主观的意志看做客观历史进程的律令。
“马克思以为国际党的创设是在用工人阶级一种真正争斗的组织去代替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私派，而每种分门别户的私派组织只是一种反动的行为，只是一种退步而非进步。
“在另一方面，巴枯宁曾经宣言解散他的同盟会，而加入国际党，但并没有解散同盟会中的秘密组织，他要使国际党的整个活动受他的私派专政的宰制。而这加入国际党的秘密组织所要追逐的目标，正是马克思及其同志视为有害于工人运动和革命的。
“此等根本的意见差异，就是造成马克思与巴枯宁，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原因。”（见少年国际出版社的《共产主义的开路者》九二至九三页，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WegbereiterdesKommunismus）
巴枯宁和马克思的意见既如冰炭的不兼容，而偏又同隶一党，他们终必出于争斗，这是势所必至，无可避免的。然我们暂且不提此事，现在要说的，是他自一八六八年草成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纲领后，曾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寄一份给马氏,并附一信道：“你给色诺（Serno）的信关于我的部分，他已告诉我了。你问他，我以后是否和从前一样，仍是你的朋友。亲爱的马克思，〔我当〕比从前更好，因为我现在比从前愈加明白，你遵着经济革命的大道而行，招呼我们同走，并鄙薄陷于半为民族，半为政治事业的歧途的我们，你是很对的。我现在所做的事就是你二十多年以来所做的。——我自和百伦会议的有产者正式公然分离以后，除掉劳动界外，不知道有其他世界，不知道有其他世界。——自今以后，我的祖国就是国际党，你是站在这一党最著名的创造者之列。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是你的学生——做你的学生，我可以自豪！——这桩事便足以表明我所处的地位和我个人的意见。（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九年度一卷六页）马克思接阅此信后，笑为纯系感情作用的玩意儿。
巴枯宁此时既转其视线于国际党，称为他的“祖国”，便和国际党发生很多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将留在下章去讲，今特按照次序，叙述他此后其他重要的活动。
当一八七○年德法战争之际，巴枯宁以为社会革命的时机已至，遂预备在法国引起革命。迨法国为普鲁士所败，他便向法国的同志大声疾呼，说只有无政府才可以拯救法国。
并于九月十五日前往里昂，参加革命运动，对于当时所组织的拯救法兰西的中央委员会尤热心赞助。至二十六日更有巴枯宁等署名的宣言出现，即：
法兰西共和国，
公社革命联合会〔布告〕：
国家处境的艰难，公家力量的薄弱，和各特权阶级的冷淡，遂使法兰西民族陷于地境。革命组织的人民如果不急起直追，力图补救，他们的前程便丧失了，革命也丧失了，一切的一切都丧失了。拯救法兰西联合委员会的代表深感前途危险万状，并确信人民不顾生死的行动刻不容缓，提议采取下列的议决案：
一、国家的管理机关和行政机关已经没有能力，特予以取消。
法兰西人民自己处理一切事务。
二、解散一切刑事和民事法庭而代以人民裁判。
三、赋税和抵当的支付业经中断。取消征税而代以联合公益的经费，并按照拯救法兰西所必需的数目，从财主处征收之。
四、国家既不复存在，便不能够干预私人债务的支付。
五、拯救法兰西委员会取消现有的一切公社管理，而代以一切联合公社，此等委员会是在人民直接支配之下行使一切权力的。
六、每一城市委员会得派代表两人参加组织拯救法兰西革命会议。
七、这个会议即时集合于里昂市政厅。
自这种充分表见巴枯宁精神的宣言发布后，巴氏等果于二十八日借群众的力量，占领里昂市政府，开始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可是这一天还没有过完，他们又被国防军赶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巴氏这种革命为儿戏，不算是故意刻薄他了。
巴枯宁自己在里昂所起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不崇朝即被推翻，犹可能是事出仓卒，布置未周，以致为敞所乘，并不是他的学说不能应用的缘故。然我们再看一看他的党徒于一八七三年在西班牙所起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相继失败，以及恩格斯持于此事的批评，便知道这种革命是一种千真万确的乌托邦的理想！
西班牙自阿马对奥（Amadeo）王于一八七三年二月九日退位后，三日即宣布为共和国，至四月十日举行宪法会议的选举，六月间这个会议开会，同月十一日新政府成立。西班牙一班有新思想的人多半相信巴枯宁主义，因此巴氏所创设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在此处颇占势力，而国际党的支部也为巴氏的信徒所左右。当西班牙举行选举之前，巴塞罗那（Barcellona）和阿尔魁（Alcoy）等处的工人开会取决他们在选举中和议会中应取的政策时，巴枯宁主义者即反对国际党采用何种策略去参与政治行动，个人即或要选举，也当听其自由选择。此事的结果是，凡属国际党所指导的群众参预选举的，既没有一定的方针，复没有预定的候选人，因此，大遭失败，没有选出一个真正可以代表他们的人出来。
恩格斯说得对：“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不发达的国家，所以说不到劳动阶级的即刻解放。在这种解放实现之前，西班牙还须有预先几步的发达，并且还须把许多障碍物除去。在最短的时间内踏过这预先几步并迅速除去这些障碍物——这种机会，〔西班牙〕共和国呈献出来了。但西班牙的劳动阶级只有借实际干预政治的力量，才能够利用此机会。”（见恩氏《共产主义与巴枯宁主义》一二至一三页）所以用一定的计划去参预选举，原是西班牙劳动阶级当时一种不可少的训练。然一般巴枯宁主义者却极力反对此举，大倡总同盟罢工之说去煽动工人，实行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他们以为“一国或全世界一切工厂的工人一旦停止工作，至多四个星期，将强迫资产阶级屈服于工人之前，于是这些工人就有自卫之权，而全部旧社会在这种时机中即被推翻了。（见同书一五至一六页。）
西班牙的巴枯宁主义者既极力鼓吹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巴塞罗那便首先发难，然发难之后，竟一无所为，坐以待毙。阿尔魁的工人也于七月初间继起罢工。他们五千人与三十二个警察及几个武装的有产者相抗至二十点钟之久，才获得胜利。指导群众的无政府主义者于得胜之后，仍组织一种特别形态的政府，叫做“公安委员会（Wohlfartsausschuss）。这个委员会除掉禁止一切男子离开城市，只准有护照的女子迁徙外，也是一无所为，坐以待毙。西班牙政府的军队随即向此处进发，于是公安委员会消灭，政府的军队没有遇着抵抗，即安然进城。
巴枯宁主义者在其他城镇所起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也大概是于成功后侈谈自主，各自为政，不知共同动作，一致御敌，所以中央政府的军队一到，他们便如鸟兽散。“哥尔多华（Cordova）于〔七月〕二十四日由利薄尔（Ripoll）的一部分军人占领了。二十九日巴费亚（Pavia）向那有军事防御的塞维里亚（Sevilla）进攻，至三十日或三十一日——电报中的日期常不甚确切——即攻入。他留下一纵队镇压外城，开军队向加的斯（Cadiz）进攻，该城的防御者只在城的入口处，而防守又薄弱，所以至八月四日没有何种抵抗，即被解除武装。在以后的几日中，巴费亚解除山虑卡德巴拉墨塔（SanLucardeBarrameda）山洛格（SanRoque），塔里法（Tarifa），阿合西勒（Algesiras），及许多小城镇的武装，也是一样没有遇着抵抗，这些城镇都是粗成自主的区治的。同时巴费亚又派军队进攻麻洛甲（Maloga）和格郎拉格（Gronada），前者于三日被占据，后者于八日被占据，都没有遇着抵抗，所以至八月十日止，还不到两个星期，这许多地方几乎没有战斗即被征服了。（见同书二五页。）
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所起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已如上所述，今特介绍恩格斯的批评如下：
“一，巴枯宁主义者一遇着一种严重的局势，即迫而抛弃他们向来的全部计划。他们起初就牺牲了关于政治义务的教育，特别牺牲了关于选举义务的教育。跟着出现的是无政府，是铲除国家；但实际上没有将国家铲除，却努力建设了无数小的新国家。他们的根本原则是劳动者对于非以无产阶级即刻充分解放为目的的革命，不可参加，后来便抛弃这种原则而参加公然纯粹的资产阶级运动。到了最后，他们迎头痛击自己刚才宣布的信条，就是：一个革命政府的建设，对于劳动阶级只是一种新的欺骗，只是一种新的叛逆。他们兴高采烈地现身于各城镇的政府委员会中，差不多无论在何处，总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被有产者所挟持的，和在政治上被利用的少数。
“二，但这种否认向来所宣传的根本原则的事是在一种最卑怯最虚伪的形态中实现出来的，并且是在恶意志压迫之下实现出来的，所以一般巴枯宁主义者及其所指道的草案在运动中都没有何种计划，更不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么。此事自然的结果是怎样呢？一般巴枯宁主义者或阻碍每种运动，如在巴塞罗那是；或出于孤立的，无计划的，和无意识的暴动，如在阿尔魁和山卢卡德巴拉墨塔是；或使乱的指导权落入一般不妥协的有产者手中，如在大部分的变乱中是。所以巴枯宁主义者极端革命的呼声，一与事实相接触，其所实现的途径或是风平浪静，一无所为，或是出于从初时起即没有希望的暴动，或是加入一个蹂躏工人并且在政治上极力掠夺工人的资产阶级党中。
“三，就所谓无政府的原则和自由联合的独立团体的原则讲，除掉对于革命斗争的工具作一种无办法的和无意识的破坏外，一无所有，而政府却因这种破坏得以少数军队压服各城镇，几乎不遇着何种抵抗。
“四，这种曲调的结局不独使组织很好的西班牙国际党——真的和伪的一样——陷入歼除盲动者的漩涡中，至今被其解散，并且还使无数虚构的暴行——各国一切庸俗人以为没有这种暴行，便想象不出一种工人变乱——加在他的身上；因此使西班牙无产阶级再组国际党一举成为许多年后不可能的事了。
“五，总说一句，在西班牙的巴枯宁主义者已经供给我们一个无比的模样，使人知道怎样是一种必不可起的革命。（见同书二九至三〇页。）
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所演的滑稽剧及恩格斯的批评已经介绍过了，现在再回到巴枯宁本人的活动上去。他自一八七○年九月下旬里昂革命失败后，即为国防军所逮捕，旋因友人的帮助，才得释放。他潜往马赛，谋起革命，企图借此使里昂的革命重新爆发。不意他不独无法发动马赛的群众，而自己派往里昂的代表波兰人兰克维芝（Lankewitsch）复被捕，并搜出该处一切同志的名单，捕获人多。巴氏因计划败露，遂剪发割须，于十月二十四日乘船往意大利的热那亚，旋即博赴洛卡尔罗（Locarno）。
巴枯宁素来抱一种乐观主义，以为社会革命即在目前。可是里昂之役的教训使他竟由乐观而变为悲观，巴黎公社失败后，悲观更甚。他于里里昂事变后，写信给帕利（Palix）说：“我在深切的悲哀和悽惨的情绪中离开里昂。我开始相信法兰西是完了。他将变成德意志的属国。……德国人固执的社会主义将起而代替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所说的话只能在普鲁士的刺刀许可的范圉以内。……普鲁士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埋性与彼得堡沙皇的鞭子结合起来，维持全欧洲的安宁与公共秩序至少会有五十年之久。举凡自由，社会主义，对人民的正义，和人道的胜利，都归于乌有！因为这一切都可以从现今法兰西的毁灭中发生出来，法兰西的人民和里昂的人民倘若愿意有此，他是要出现的。”（见斯节克诺夫《巴枯宁传》一一四页。）
巴枯宁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即乌托邦主义者——自然不懂社会的发展律，也不懂群众运动。在没有得到教训之前，便满怀乐观，幻想群众本时不需要组织与训练，临事由少数人去充当参谋，就可编成革命的队伍，引起暴动，达到革命的目的；迨惨遭失败，即打昏了头脑，觉得前途尽是荆棘，没有出路，于是由极端的乐观而转变为极端的悲观。他上面这封信在一方面是夸大了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威权（至于把俾斯麦的政策，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混在一起，尤为无理取闹），完全看不出恩格斯和马克思所预言的德法战争后普鲁士工人运动的兴起（参看本书本册第二章），在另一方面忽观了法国民众潜伏的力量，以为此时一败涂地，终难再起了。其实普俄不独未曾宰制欧洲至五十年之久，而巴黎公社以后不过五年，法兰西的工人运动复兴，一八七六年他们又在巴黎开第一次劳工会议了。
但巴枯宁对于这种工人运动复兴的象征是无所察觉的；他在这一年的悲观且愈加显著。当他临死的前十日，老友莱雪尔（Reichel）说他可惜没有得着闲暇，作出自己的传记。他答道：“我当为谁作这种传记啊？真值不得开口。现在一切民族的人民都已丧失革命的本能。他们对于自己的状况非常满意，且唯恐丧失自己所有的东西，这种恐惧便使他们忍耐而不肯发难。我如果还能恢复一点健康，当著一部基于集产主义原则的伦理学，而不用哲学或宗教的语句。”（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七四页。）
这种伦理学的著作没有出现，自不待言，可是巴氏自寄居洛卡尔罗后，因对于社会革命发生绝望的心理，遂开始著一部《社会革命与军事专政》（DieSozialeRevolutionunddieMilitardrktätur），作为他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底所草《致一个法兰西人的书信》（LettresãunFrancais）的续篇。他生平的作品大都是些片断的文字，没有系统可言，此书虽未能完成，然对于人类，宗教，哲学，国家以及无政府等等的议论，要算是比较有系统的了。
巴枯宁自经过里昂和巴黎公社两次革命失败后，生活上开始一种显著的转变。他此时已是年老多病，既不能谋生，又有室家之累，物质上的压迫遭到最大的限度。当一八七一年，他的手中有时仅剩五个生丁，连茶烟都不可得。他前在西伯利亚结婚的妻子于他逃到西欧后，也束装前来，曾和他同居意大利。至一八七二年春季安多尼携着小孩子同返俄罗斯，巴枯宁自己则往沮利克。此处有俄国男女学生数百人，大半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为日后传播巴枯宁的思想于俄国的媒介。
巴氏于是年十月复返洛卡尔罗，至一八七三年九月往百伦，寄居友人阿道夫·佛格特（AdolfVogt）家中。他在前一年的九月既被逐于国际党（详情见本书下章），此时复与俄国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决裂，因此受了不少的刺激，同时革命运动一时没有希望，而他自己又新得一个安乐窝，可以优游卒岁——这几点合拢来，遂促成他发出一封反常的书信，即退出革命队伍的书信。这信是他致朱辣联合会（Juraföderation）的同志的，内中有数节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利用这个机会请求承认退出朱辣联合会和国际党。
“此事的出现是有许多原因。但不要相信这尤其是近几年来人们加于我的无数侮辱所致。我不能说对于这些事绝无所感，不过我如认再行参加你们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工作和争斗还有用处，便感觉自己尚有抵抗这些侮辱的力量，但我并不具有这样的意见。
“讲到家世和个人的状况——当然不是讲倾向——我只是一个有产者，这样，除掉在你们中间做宣传工作外，别无所能。然我现在确信大理论的说法——不论是印刷的或口头的——的时期已经过去。单是理想如果能够拯救世界，则国际党这九年来所发挥的理想多于人们所能应用的；同时我也要要求每个人发明一种新的理想。
“时代不复等待着理想，而是等待着行动。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尤为现今的要图。然这种组织必须是无产阶级自身的工作。我倘若年事尚轻，一定走入工人中间，参加我的兄弟们的劳动生活，同时和他们共同担负这种必要的组织的大工作。
“但我的年龄和健康不允许我做此事，他们要把我安置在孤寂与休息之中。即每次企图游历，对于我也是一桩重大事件。在心理上我还觉得强健，但在体力上实在疲劳，自审不复具有争斗所必需的力量。我在无产阶级的中间只是一种累，无所裨益。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眼见一切的一切都强迫我脱离关系。我远隔你们和一切世界，一般说来对于国际党，特别说来对于朱辣联合会，能有什么用处？你们的伟大的和完善的联合会从此以后是完全勇猛，完全切实的，不必容许尸位素餐或名誉职位的存在。”（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六六页。）
这戏段话不独表见巴枯宁以坚决的口吻，要求退出革命的队伍，并且表见他于受过一八七○和一八七一年法国各处革命运动失败的教训后，已经注重无产阶级的组织，知道非此不足以言解放，这算是他的一大进步。不过他说理论的时期已过，当时正是行动的时期，这样把理论与行动画成两个漠不相关的东西，自是绝大的错误。其实两者是互相贯注，不能分离的，理论如没有行动的实践，必成为空论，行动如没有理论的指导，必成为盲动。至于他以衰老多病，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赘疣为理由，要求出党，这自然只是一种口实，内幕并不如此，值得我们提出来说一说的。
意大利有一个青年叫做卡斐尔罗（CarloDafiero）的，相信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拟将自己所得巨额的遗产，从事于这种神圣事业的宣传。他于一八七二至七三年的冬季，与巴氏商定，以这个老人的名义购买一种别墅，除供后者的居住外，兼作意大利一般革命者的避难所，并创办一个秘密的印刷所和武器储藏所，以备革命爆发时的需要。这种别墅是于一八七三年夏季购好的，屋子颇狭小而潮湿，巴枯宁自迁入后，即大兴土木，卡斐尔罗更踵事增华，十万法郎因此耗去（指购买与装修两项讲），而卡氏的家财竟无以为继了。
巴枯宁自得着这个安乐窝后，一面致书朱辣联合会，要求退出，不再作公共的活动，一面致书他的妻子，令携小孩来意，共享家庭的幸福。当他宣言退出革命队伍的时候，卡斐尔罗以为这不过一种掩人耳目的官样文章，在实际上他必定仍旧暗中活动。殊不知巴枯宁因受了当时环境的影响，虽未曾改变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然对于这主张实现的可能性根本发生摇动，他已无意于公共的和革命的活动，只想关起门来，过一种私人的和家庭的舒适生活了。卡斐尔罗对于这种情形逐渐感觉不满，加以朋友和妻子（系俄国的女革命家，因巴枯宁而认识的，旋即结婚）的唆耸，遂认定巴氏住在这个别墅，除掉自己的家庭幸福外，对于意大利的革命没有利益，如不挥之使去，则残余的财产无从保全。至一八七四年七月十三日安多尼率领三个小孩，和自己的父母，及姊妹来到巴氏别墅，满冀从此稍享安宁的幸福，不意卡斐尔罗好像故意恶作剧一样，竟于是日晚上来下逐客令了！
青天一个霹雳打在这衰老多病的老革命家头上，当然也是受不了的。妻室儿女和亲戚一大批人新来相集，叫他如何能将这冷水浇背的事告诉他们呢？即告诉他们，又有什么解法呢？他陷在这进退维谷之中，一筹莫展，真想以一死了之。但死，也正不是一桩容易的事，自念奔走革命，前后二十余年，因革命而受监禁和放逐也有十余年，此时不能效匹夫匹妇的自经于沟壑，必须找得一死所。当时意大利各处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犹在蓬蓬勃勃的进行中，大有促成暴动之势。他于是怀着绝望的心情，燃起革命的老火，突然离家，不告而去。七月二十九日出现于斯普吕根（Splügen），三十日来到准备暴动的中心地波伦亚，挟着一支手枪，预备参加此处的暴动，在巷战中如不为敌所杀，即打算用此无情之物，结果自己的性命。但暴动还没有起来，即被破获，而巴氏处置自己生命的问题，也因此不能解决。
巴枯宁在波伦亚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乃于八月十二日乔装一个农村牧师，如若青花色眼镜，一手持杖，一手提一个蛋篮，再返斯普吕根。在另一方面，安多尼见丈夫不辞而行，已经十分惊讶，至八月六日，有人告诉她，她所居的别墅非巴枯宁所有，系革命的产业，她必须马上让出来。她于三日后迫得离此他往，旋侦知巴氏的所在，即遄赴斯普吕根，舆之相会。巴氏在妻子的面前宣言不再从事于任何和公共的或阴谋的活动，并拟前往美国，归化为美国人。可是旅费无从出，这种计划也徒成画饼。
巴枯宁在此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对于卡斐尔罗的突然下令逐客，使他的全家流离失所，心中实不甘服。他始终认卡氏既使他为别墅的共同所有人，自己可以主张所有权，后者绝没有权力将他逐出别墅。因于九月下旬在另一建地方与卡氏会见，满望双方言归于好，他和家人得重返故居，但结果仍旧失望。尤其难堪的是他的亲密的朋友和信徒基云（JammesGuillaume）以及朱辣的同志于此时来信，都不直他的所为。“他遇着这种逆袭愈加使他坚持别墅隶属于他不让隶属于卡斐尔罗的意见。基罗对于他为得严正的法律观念是不能了解的。被人称为无政府主义宗祖的人，为着铲除遗产承继权而争斗的人，对于所有人很慷慨地让他享用的一份产业，竟主张所有权，这不是基氏所能了解的。”（见胡霍《巴枯宁与无政府》二五二页）同时这些同志叹念他晚年贫苦，每月拟送三百法郎给他作生活费，但他的心中殊为不悦，拒而不受。
巴枯宁于山穷水尽之时，来到瑞士的卢加诺（Lugano），全家即卜后于此。但他终久想出一条生路，就是请他的姨妹做全权代表，返俄国去分取他所应得的遗产，预计可获十万卢布。同时他在卢加诺附近赊购一份园林田宅，拟从事于园圃的工作。于是购置书籍，研究化学，制造肥料，开垦地皮；成行成列地种植果模，在果树之间复播种子，而施以极丰富的肥料，结果都被烧焦了！然这种试验足足花去一年工夫！
巴枯宁的农圃生活固然没有成功，而他的遗产奢望也终成泡影。他的姨妹从他的家中所分的遗产是一种森林，出售后获价仅七千卢布。当他于一八七六年三月拿到此项数时，一般债权者已于早一个月前限他于三个月内还一切债务，此时出入相抵，相差甚远，不得已，只好将前此赊买的田宅重行卖去，离开卢加诺，前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依他的朋友和信徒干巴集（Gambussi）为生（干氏于他死后和安多尼结婚了）。但在他离开瑞士之前，还要往百伦访友，兼在该处就医，因于六月十三日自卢加诺出发，同时安多尼则往那不勒斯去布置住所。他在百伦会着阿道夫·佛格特和莱雪尔等，但病象日增，已成不治之症，至七月一日便一暝不视，与世长辞了。
“巴枯宁在许多地方是有过失的；然却有一点东西足以胜过他的一切短处——即他的精神中所具的自强不息的原则。”别林斯基这句话要算是巴枯宁的盖棺定论了。 |
第三章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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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巴黎公社
一八七○年的德法战争，法军既是屡次败北，而拿破仑第三复于九月二日被擒——当这个消息达到巴黎，越两日即发生了革命的事变。旧帝国被推翻，而新的国防政府登时成立。这个政府的大员几乎尽出于资产阶级，因此对于民众的一切要求，甚至于连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的要求，都加以拒绝。至十一日，巴黎在布浪葵的指导之下，遂发生一个由二十区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以与国防政府相抗。这个委员会的纲领是，一切事业是为着人民！一切事业是为着公社！普遍的服军役，无偿的衣食住！战争到底！至十八日更有国防军的组织，他的分子大都属于无产阶级，即因战争而失业的工人。这种军队对政府也取一种对抗的形势，并因政府的遇事畏葸苟且，对抗日趋显著。所以法国在革命的初期即有一种代表资产阶级的势力和一种代表无产阶级的势力互相对峙；在无产阶级方面虽因没有革命的准备，并拟全力对外，不欲与资产阶级为难，甘受政府的支配，共赴国难，但后者看见无产阶级配上了武装，非常害怕，却不敢对外，而专心致志来对内了。
“依照俾斯麦自己的宣言，战争的进行不是反对法兰西人民，而是反对路易·拿破仑，所以当后者被推倒，战争的一切原因都除去了。九月四日成立的〔法〕政府也是这样幻想着——否则不会如此单纯的——当俾斯麦突然令普鲁士贵族政治党人前进时，他就十分惊慌了。”（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建设中的暴力与经济》一一二页。）代表资产阶级的巴黎国防政府既没有认清俾斯麦的真面目，有所准备，复怵于资产阶级的武装势力，无心对外，于是打定主意，抱着不抵抗主义。他一面派遣高唱“不割让国家的寸土，不损失要塞的一石”的外交总长发浮尔（JulesFavre）到俾斯麦处去求和，一面由政府负责人员宣布抵抗为不可能，如巴黎防守将军特洛徐说：“抵抗是一种英勇的疯狂行为”（见黎撒加赖的《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德文本一五页，一九二二年版——Lissagaray：GeschichtederKommunevon1871），他的参谋部长官说：“我们不能够防守，我们决定不防守。”（见同书一六页），政府的大员克累蔑说：“普鲁士人入巴黎，就和刀截乳油一样。”（见同书一五至一六页）。
可是政府虽决心安国，不肯抵抗，而巴黎的民众——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却真心爱国，坚决地要抵抗，致便他的卖国勾当不能放手做去。他于是对他们来玩手段，最初是用消极的方法，坐视巴黎缺粮，不予救济，借以征服民众；后见不能达到目的，又采用积极的方法，发兵去抵抗普鲁士军，想在屡战屡败的局面之下，强迫民众服从求和的主张。这样一来，国防政府对德的态度变成在交涉之中不忘“抵抗”，在“抵抗”之中不忘交涉，竟开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奇局的先河了！
国防政府于所派的军队三战三北之后，即由政府的领袖梯也尔交涉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消息传至巴黎，在当局是非常满意，以为民众于军事胜利成为泡影之后，必定欢迎媾和，殊知事实上竟不如此！民众自上午十一点钟起和发狂一样，在倾盆的大雨之中，向着政府所在地的市政厅集合，大呼“反对停战！””打倒特洛徐!”“公社万岁！”至下午三四点钟民众喊得不耐烦，便破门而入市政厅。“二十区委员会的一代表站在桌上，宣布取消政府。任命一个委员会于四十八点钟之内完成选举。多利亚（Dorian他是政府中认真从事于防御工作的唯一大员），路易勃郞，勒得律洛郎，微克忒嚣俄（VictorHugo），刺斯帕业（Raspail）得雷克吕兹（Delecluze），布浪葵，菲力克斯匹阿（FelixPyat），和密利尔（Milliére）的名字都提出来，被〔民众〕鼓掌通过了。这个委员会倘若马上将暴力收入掌握中，肃清市政厅，加以防守，并发出宣言，在短时斯内召集选举人，则这一天告终便是很幸运的告终了。但多利亚不肯参加：路易勃郎，微克忒嚣俄，勒得律洛郎，菲力克斯匹阿静伏不动，或努力倾向静的方面。”（黎撒加赖《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二二页）民众这样高于革命的情绪与动作，因没有真正有力的革命政党或领袖为之领导，以致这一天没有过完，特洛徐便用武力将暴动镇压下去了。至一八七一年一月一十二日民众又因军事上的失败，国防政府要实行投降，非常痛恨卖国贼，遂和一部分响应他们的国防军拥至市政厅，拟夺取政权，但经过政府军半点钟的射击，复将暴动压平了。
国防政府于几度的假抵抗和两次镇历民众暴动之后，终于贯彻他的不抵抗主义，向敌人投降了。一月二十八日投降的条件已经公布，即除一师兵外，解除一切军队的武装，割让一部分要塞堡垒，两星期内交付二万万法郎赔款，并于短时期内召集国会批准和议的条件。至异日四十万武装齐备的法军投降于二十万德军之前，而巴黎的要塞也换上德意志的族帜，笑逐颜开地随风招展着。
可是这样的投降虽然非由于精疲力竭，不很能够御敌，国防政府惟恐在抗德的过程中愈加增大无产阶级的武装势力，摇动，甚至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权，不得不牺牲整个民族的利益，低首下心，投入敌人的怀中，以便保持实力，维持“秩序”，或镇压无产阶级的骚动。所以这次的投降全是资产阶级背叛民族利益，自私自利的勾当。至于无产阶级始终主张用武力去抵抗德军的侵略，即到了敌人兵临城下，犹思背城一战，最后为政府所牵制，大势已去，无能为力，也未尝为敌人的威武所屈服。所以恩格斯说，这一次的投降“具有战争史上向来未有的光荣。各要塞交出了，各堡垒解除武装了，常备军和非正规军（Mobilgarde）的武器缴出了，此等兵士且自认为战时俘虏。但是国防军却保持他的武器和大炮，对于战胜的敌人只出于一种停战的态度。这种敌人自己也不敢摆出得胜的样子向巴黎进发。他们只敢占据一个半由公园构成的小城隅，就是这种地方也不过若干天工夫！他们当时包围巴黎一百三十一日，然自己却被配上武装的巴黎工人所包围，这些工人严密监视‘普鲁士人’不得超过那让给外国战胜者的城隅严正的界线。前帝国的全部军队都在这种军队的面前投降了，他却要对巴黎工人表示这样的敬意；普鲁士的贵族政治党人本来是对革命策源地报仇的，〔此时〕也必须以礼自处，并且祝贺这种武装的革命。”（见孔拉底校订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对第三版的导言一二五至一二六页，一九二〇年出版。）
法国自投降德军后，即于二月八日举行国会的选举，所举的七百五十个代表中，帝制派约四百名，共和派二百名，拿破仑主义者三十名，拥护巴黎公社革命者一百二十名，统计起来反动派人占大多数。二月十二日，国会在波尔多（Bordeaux）开会，十七日选举梯也尔为共和政府的主脑，三月一日批准对德和约；旋徇梯也尔的意旨，移至凡尔赛（Versailles）开会。
梯也尔是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压迫无产阶级的，他看见巴黎工人因保卫国家配上了武装，觉得对于资产阶级是一种大危险，遂以国防军的武器系国家财产，仍当缴还国家为口实，要实行解除此项军队的武斐。其实国防军的武器不是国家所给予，而是由他们自己征集拢来的。所以马克思说：“从投降之日起，法国像俾斯麦的俘虏一样对他屈服了，但留下无数的卫兵去达到公然压制巴黎的目的，——从这个日期起，巴黎就在被监视之中。国防军从新组织起来，而以他们全体群众——有些拿破仑的旧队伍除外——所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执行总司合的职务。中央委员会当普鲁士军队开进巴黎的前夕，把投降者用诡谋弃在那行将为普军占领的区域中的大炮和联珠炮，运到蒙马特耳，微尔特（LaVillette）和柏尔微尔（Belleville）。这种军器系由国防军自己征集而来。这种军器作为他们的财产是在一月二十八日的投降约书中正式承认的，而国家的军器一起交给战胜的敌人，这种特别财产是除外的。”（见同书七八页。）
巴黎国防军的武器既不是国家的财产，且曾经发浮尔和俾斯麦订约，载明当为国防军所保持，便是证据昭彰，有目共睹。然身为共和国首长的梯也尔却不惜借敌兴戎，引起内乱，竟于三月十七夜和十八日派遣常备军去劫夺国防军的大炮。可是这种常备军却表同情于国防军和群众。勒康特（Lecomte）将军国四次命令第八十八联队常备军进攻一处没有武斐的群众，军队不肯应命，便加以辱骂，于是他的部下倒戈相向，将他枪毙，并且又将另一将军托马斯杀死，而与国防军携手。梯也尔因此举失败，逃往凡尔赛，而大批的官吏和员役也跟着前往，他于是在该处设立政府，以与巴黎的国防军相抗。
巴黎资产阶级的政府既已逃亡，此时握有最高权力的机关就是国防军的中央委员会。在这种没有政府的状况之下，他的态度是怎样呢？他在三月二十日所发宣言的起首一段说：“国防军的中央委员会倘若已经是一个政府，那么，即不顾及维持他的选举者的尊严，也玷辱了自己，无以自解。但自他第一次表明态度以来，就是宣布‘他并不借何种口实去代替那些为人民愤怒所推倒的人的位置’，自从他视小心谨慎居于自己职令所明白规定的范围以内，为合于通常礼节以来，仅以一种有权自卫的个人集合体自居。”（见波士德格特的《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〇六年的革命》二八九至二九〇页。）
这段话表见国防军的中央委员会在非常紧急的时期，绝没有代行政府职权的意志。他打算怎样办呢？当时双方的形势又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听当时亲见亲闻的黎撒加赖一说：
“至〔三月〕二十一日，局势表现得十分清楚。
“在巴黎是中央委员会。一切工人，一切忠实的和有眼光的小资产阶级的人都拥护他。他宣布，我只有一个目的，即选举，愿尽力加以赞助，但在选举告成之前，我不离开市政厅。”
“在凡尔赛是国会。一切王党人物，整个的大资产阶级，和一切拥有奴隶的人都拥护他，他们共同咆哮着：‘巴黎是叛逆的巢穴，中央委员是一队强盗。’
“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是一些急进的代表，全体区长，和许多助手。自由资产阶级的人，制造一切革命业建立一切君主而陷入纷乱受过惊吓的人群都集合在他们的下面。这些人既受国会的讥笑，复为人民所鄙视，于是向中央委员会大呼道：‘你们是篡夺者！’向国会大呼道：‘你们要毁灭一切！’”（见黎氏《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一〇〇页）
这几段话明白告诉我们，国防军中央委员会唯一的目的是在选举一个公社来行使政府的职权，而在巴黎和凡尔赛对峙之中有一个中间派伏在中央委员会的卧榻之旁乘隙而动。果然，当中央委员会要举办选举时，巴黎二十区的区长即多方留难，磋商复磴商，延至二十六日才实行选举。“这个公社是由巴黎各区运用普通选举权所选举的人员构成的。他们〔对人民〕负责任，并可随时撤销职权。内中的大多数人自然是出身工人，或出于著名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是一个议会的组织体，而是一个行政立法同时并存的工作组织体。警察向为国家政府的工具，此刻立即脱去他们一切政治的特质，而变为对公社负责并可随时撤换的工具。其他管理机关的官吏也正是如此。凡公共职务，自公社人员以下，必须取得劳动者的工资。国家高官大吏所得的权利和俸禄与这种高官大吏自身同时消灭了。凡公共职务不复为中央政府人员的私产。不独市政的管理是落入公社的手中，就是向来由国家行使的创制权也落入公社的手中。”（见孔拉底校订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九〇页）
巴黎公社的选举共投二十八万七千票，举出八十余人，当他们就职时复有二十万人参加典礼。因为这是没有警察监狱的自由选举，资产阶级的区域也得参加选举。据马伦（M．Malon）的估计，其派别的成分如下：
一、国际党十七人，
二、国防军中央委员会十三人，
三、布浪葵派八人，
四、急进报馆和革命党十人，
五、各俱乐部二十一人，
六、资产阶级十五人（他们不是没有出席，就是辞职了）。
这种分法虽算是详尽，但仍不能表见各人的政治意见。波士德格特以为除国际党外，可大略分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派——通常为布浪葵派——和“红色共和派”的革命派（参看波氏《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〇六年的革命》二八一页）。其实在公社中发生领导作用的是多数派的布浪葵主义者和少数派的国际党党员（大概是相信普鲁东社会主义的）。
巴黎公社自成立后，发出好些宣言和文告，但最重要的要算四月十九日的宣言，这是通常所称为“公社圣约书”（DasTestamentderKommune）的，他表见公社的职务，权限，和革命的性质，理由，目的，等等，极关重要，今特将其全文介绍如下，
“在围攻和轰击的恐怖再威吓巴黎，开花弹和葡萄弹打得法兰西人的兄弟，妻子，儿女，血肉横飞的忧愁恐怖的冲突中，最紧要的是，舆论不愿当纷歧，民族的良心不应当泯灭。
“巴黎和全国必须知道现今革命的性质，理由和目的；最后，那些背叛法兰西，出卖巴黎给外人的人，现在以一种盲目和残酷的固执态度，力求毁灭这个大城市，并力求在自由与共和国家的倾覆中埋灭他们叛逆和罪恶的两重证据，而我们的悲哀，痛苦和祸患增加了他们的责任，这是很公道的话。
“公社的义务是在确认并解释巴黎人民的希望与志愿，是在决定三月十八日运动的性质，这种运动是已被凡尔赛的政客们误解和污蔑了。
“巴黎是为着整个法兰西再度作工和受苦，法兰西的智力的，道德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复兴与，及其光荣与繁盛，是由巴黎人民的争斗与牺牲植其基础。
“巴黎所志所愿的是什么？
“即承认并巩固共和国家，这是与民众权利及社会自由经常发达相适合的政府唯一形态。
“公社的绝对自治权扩充到法兰西全部，保证每个人权利的完整，并保证全体法兰西人充分发挥做人，做国民和做生产者的能力。
“公社的自治权只能受对其他公社同样有效的自治权的限制，至于此等公社是加入巩固法兰西统一的联合契约的。
“一个公社的固有的权利如下：
“表决公社收支的预算；规定业分配税捐；指挥地方事务；组织市府，警察和教育；管理公社的财产。
“由选举或考试选定市长和公社各级官吏，〔对国民〕负责任，〔国民〕享有支配和撤消他们的永久的权利。
“绝对保障个人的自由与良心自由。
“国民对于公社的事业得自由表示意见，永远加以干涉，得自由拥护他们的利益：这样的表示意见由公社予以保障，只有这种公社负有监督并巩固自由公正行使集会权利的责任。
“组织郊外的防守和国防军，国防军选举自己的官长，单独维持城市的秩序。
“巴黎在大的中央管理中如果发见联合各公社的代表实行同一原则，则他所要求的地方保障不过如此。
“但巴黎为扶植他的自治权起见，利用他的行动自由，保持他的权利去施行民众所要求的行政与经济的改革，创造发展教育，生产，交换，和信用的组织，并按照时代的需要，有关系人的志愿，和经验的结果，使权力和财产普遍化。
“当我们的敌人归罪巴黎要以自己的意志和权力加诸全国其他部分，并要求一种严重损害其他公社的独立与主权时，他们是受了欺骗，或是欺骗全国。
“当他们归罪巴黎志在毁灭革命所完成，和我们祖先在旧法兰西全部联合的庆祝节中所赞赏的法兰西统一时，他们是受了欺骗，或是欺骗全国。
“一直到现在，由帝国，君主制和议会主义加诸我们的统一不过是专制的，愚蠢的，强迫的或难堪的中央集权。
“巴黎所要求的政治统一是一切地方创制权的自由联合，是一切个人向一种共同目标——一切人的康宁，自由与安全——的努力的自发与自由协作。
“公社的革命开始于三月十八日的民众创制权，是创造一种经验的，实证的和科学的政治的新纪元。
“这就是旧政府，教士界，军国主义，官僚，掠夺，投机，垄断和特权世界的告终，这一切东西曾使无产阶级陷入奴隶状况中，使全国陷入颠连困苦中。
“我们亲爱的和伟大的国家既为谗言谎语所蒙蔽，应当重新知道：巴黎与凡尔赛的争斗不能以一种虚幻的调和告终；争斗的结果不会有什么疑问。国防军不断的努力所寻求的胜利将属于理想和正义的一方面。
“我们呼号于法兰西之前，
“法兰西知道武装中的巴黎的平静一如他的勇敢，并以同样的精力与热忱维持秩序；而又以赤诚去争自由与光荣，他应当出来制止这种流血的冲突。
“法兰西必须借助于自己不可抵抗的意志神圣的表现去解除凡尔赛的武装。
“我们的胜利既有益于法兰西全国，他应当对于我们的努力表示同情：这一次冲突的结局不是公社意见的胜利，就是巴黎的败灭，法兰西在这次冲突中应为我们的同盟者。
“至于我们这些巴黎市民的使命是完成近世革命，即曾经光耀史册的一切革命中最伟大的和最有结果的革命。
“我们的义务是在争斗，是在胜利。”（见波士德格特编的《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〇六年的革命》二九八至三○○页。）
巴黎公社不独是发表了这篇光明正大的宣言，并且还有种种令人满意的措施。“公社于〔三月〕三十日取消强迫征兵制和常备军，宣布国防军为唯一武装的势力，凡能执军器的国民当服役于国防军；蠲免一八七〇年十月至〔一八七一年〕四月的一切房租，凡已经付出的钱数则拨入将来的租期中，并将一切质物的拍卖归入市立当铺。在同日之中，批准公社中所选举的外国人的职务，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Weitrepublik）的旗帜’。四月一日议决凡由公社任命的官吏最高的俸给——就是公社的委员也是如此——〔每年〕不得超过六千法郎（四千八百马克）。越日，又用命令宣传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为宗教目的而付出的一切款项，并变教士的财产为国家的财产等等；此举的结果是四月八日令各学校取消一切宗救的标帜，图像，教条，祈祷，总说一句，‘属于每个人良心方面的一切事项’。——五日因凡尔赛军队每日枪毙被捕的公社战士，下令捕人为质，但从没有贯彻到底。——六日国防军第一百三十七队搬出断头机，在人民欢呼之中当众焚毁了。——十二日公社议决，一八〇九年战争以后拿破仑用掳来的大炮铸成峰多场（Vendomplatz）战胜碑，系尊崇己国蔑视邻邦的表征，和挑拨国际恶感的符号，应予以毁灭。此事是五月十六日举行的。——四月十六日命令各工厂主停办的工厂造出统计表，由联合于协作社的和向来服务于厂中的工人作成这些工厂的营业计划，并作成这些协作社大联合的计划。——二十日取消制面包工人的夜间工作，和第二帝国以来由警察任命的人——第一等掠夺工人的人——所垄断的劳动注册，此项职务转移于巴黎二十区的区长办公室。——四月三十日命令取消当铺，这些当舗对于工人是一种私的掠夺，而与工人的劳动工具权及信用权不能相容。——五月五日议决毁灭那为杀森路易十六赎罪而建立的礼拜堂。”（见孔拉底校订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对第三版的导言一二六至一二七页。）
巴黎公社的执政人员既属于工人阶级或为工人阶级所承认的代表，而他的宣言与措施又有许多是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因此凡尔赛资产阶级的政府便处心积虑要拔去这个眼中钉，可是公社握有二十万零五千兵士，八千多军官，一千二百尊大炮，和十二只战舰；而凡尔赛政府所收集的军队不过十万人，远非公社之敌。在巴黎方面所以不向凡尔赛进兵，是志在和平，不愿引起内乱，反之，在凡尔赛方面却乐得有此闲暇时间积极备战。“梯也尔现在借口与巴黎开和平谈判，获得预备向巴黎开战的时间。但从何处取得军队呢？所残余的常备军数目少，而态度又不可靠。他向各省迫切陈词，叫他们急以国防军和自由志愿兵帮助凡尔赛，又遇着公然的拒绝。……因此梯也尔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急忙凑成一种杂牌的队伍，水手呀，海兵呀，罗马教的步兵呀，发楞廷（Valention）的宪兵呀，辟特利（Pietris）的市巡查呀，以及私人侦探呀，都凑在一起。但是这种军队如果没有帝国的战时俘虏渐次加入，则他的数目的不敷用直达到可笑的程度，至于这些俘虏是俾斯麦分期放归的〔作者按共有六万人〕，在一方面既足以使〔法国〕发生内乱，在他方面又足以使凡尔赛低首下心，倚赖普鲁士的军人。”（见同书一〇三至一〇四页。）
退尔是假意言和，真心备战，所以他的实力一经充足，便把假面具揭开了。他于四月一日正式宣战。凡尔赛的军队于异日开始向巴黎进攻，巴黎方面虽加以抵抗，然节节失败。“凡尔赛的军队于五月三日在南方战线上夺取了穆郎萨魁（MoulinSaquet）的方形堡垒、九日夺取了那打得零落不地的伊栖（Issy）礅台，十四日夺取了发活，（Vanves）礅台。他们在西方战线上逐渐前进，克服无数村镇及建筑物——这些村镇及建筑物是拖延至城墙边——一直连到城根；至二十一日，……因驻守的国防军的疏忽，遂进城了。普鲁士的军队原占据东北南方的礅台，竟允许凡尔赛军队由那停战时禁止通行的北城经过，进攻一条长阵线，而巴黎的军队因这条阵线经过停战契约的保障，所以防守十分薄弱。自此以后，在巴黎西半城——繁华的城市——的抵抗十分软弱，及进攻的军队愈逼近东半城——工人的城市——则抵抗愈烈。公社在柏尔微雨和墨尼尔蒙弹（Menilmontant）高处最后的防守地经过八天的战斗而陷落了。”（见同书恩格斯对第三版的导言一二八至一二九页）
论巴黎方面的兵力本较凡尔赛多一倍以上，且系防守，以逸待劳，何以接战之后，一败再败，终至于不可收拾呢？这完全是由于统帅的不得人，行军没有通盘筹算的计划，以致拥兵虽多，实行加入作战的为数有限；加以凡尔赛的军队，利用大炮的轰击，收得极大的效果，而巴黎方面虽有大炮一千二百尊，实际应用的不过二百尊——像这样坐失事机，因循自误，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然这只是军事领导者的失职，绝非兵士的过错，他们作战是很勇敢的，尤其是最后一个时期拼命抵抗，演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不独国防军的兵士是如此，即妇女也很勇敢地来参战。“妇女并不留住自己的丈夫。反之，她们催促丈夫赴战场去争斗，且送衣服给他们更换，送饮食给他们充饥，和平常在工厂中一样。她们内中有许多人简直不愿再回去，自己拿起枪来〔与敌人拼命〕。她们在沙提永（Chátillon）的高坪上是最后的作战者。一班随军卖货的妇女，只简单作女工的打扮，没有换装，死于作战中的以数十计。”（见黎撒加赖《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一九四页）其实她们何止杂在男子中作战，巴黎的医校街（RuéderEcoledeMédecine）完全是由她们防守的。（参看同书三一六页）
不独妇女是这样勇敢作战，即小孩子也无不同仇敌忾，拿枪应敌，甚至于比起成人来更要奋不顾身。“小孩子在这种牺牲的争斗中比男子和妇女更为勇敢。胜利的凡尔赛军队俘虏小孩六百六十人，有许多且死于巷战中。数千小孩在被围之时勇敢地服务。他们跟着军队出入于战壕和堡垒中，特别是守着大炮。马约门（PorteMaillot）好些防守者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他们在开阔的战场中表见癫狂一样的勇敢的奇迹。”（见同书一九五页。）
小孩子的血是热的，是容易沸腾的，他们在反抗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争斗中表见勇敢的动作，虽属可异，究竟还是可能的。最难得的是他们不独勇敢，而且沉着，在被俘后，不独能够慷慨就义，而且能够从容就义。下面一桩史实真要愧杀古今中外无数临难思苟免的成年“革命家”了：
“在巷战与原野战中，小孩子所表见的伟大，和男子一样。在礼拜堂的郊外（FaubourgduTemple）的战壕中，最勇敢的战士是一个小孩子。当这个战壕被攻破时，一切防守的人都被枪毙。最后轮到这小孩的身上了。他要求延迟三分钟，以便将自己的银表送给住在对面的母亲，‘免得她人财两空’。那军官自然而然地受了感动，让他前去，预料他不再回来了。可是三分钟之后，小孩竟跑回来，叫道：‘我在这里’，于是跳上行人道，伴着他的同志的尸身，靠墙站着。”（见同书三三〇至三三一页）像这样的举动不独小孩子万难办到，即成人也是极不容易的，无怪乎作史的黎撒加赖要赞赏道：“啊，巴黎，你如果长是生这样的儿子，便永不朽了！”（见同书三三一页。）
巴黎无产阶级的男女老幼虽充满了革命的热忱和牺牲的精神，然因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为之领导，以致临事慌忙，毫无成算，政治上的失策，军事上的贻误，层见叠出，终至一败涂地，无以自全。在另一方面，怯于对外而勇于对内的凡尔赛资产阶级的军队于击破巴黎后，即将他们因前此对德战败的耻辱而蓄积的愤怒一齐发泄在巴黎无产阶级的身上。波士德格特描为当时的状况道：“我曾说过，凡尔赛的军队杀害他们的俘虏。这却不是一句适当的话。他们在巴黎遍索曾经参加防御或看护伤亡，或以食物供给饥饿者的男子，妇女与小孩子。他们杀人不是一个一个杀的，而是一群一群杀的；他们杀人不是以自己的器官疲乏为止境，而是以机关枪的钢铁破败为止境的。罗宝（Lobau）兵营，蔷薇路（RnedesRosiers）和其他许多地方流血成渠，一般兵士沾染血迹达于半膝。在巴黎一块令人恐怖的地方，死者的掩埋过于迅速；到了夜间，一般惊慌失措的居民便听见呻吟的声音与移尸的声音，杂然并作。清晨一望，地上满留着半死者争抗的痕迹，他们是被活埋了，有一个人的手且犹伸出地面。在许多日中，大鱼网的中央犹有一线深褐色的水流下去；有一个不知感动的巴黎人且发明了一种钓国防兵的游戏，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赌赛有多少国防军的尸体浮在桥下。坟园是充满了〔死尸〕，于是开掘平常的大坑，将各种尸体投入其中。像米雪尔（LouiseMichel）所说的一样，生石灰在这一年是饿极了。我们要转眼望着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战争的意外事件，才找得着同样吃人血的凶猛和饥渴的例子。有多少俘虏及和平的国民是被杀死了呢？两万么？三万五千么？没有人能够说定。自公社以后，十万巴黎工人不见了。但是自第一次屠杀告终，有大多数人又在巴黎以外所开的军法会议后被杀了，还有更多的人是被放逐了。”（见波氏《工人的国际党》七〇至七一页。）
“自公社以后，十万巴黎工人不见了。”这不独不是一句渺渺茫茫的空话，而且数目还说得太少，当时的历史家尚有较详的计算。黎撒加赖告诉我们说：“在战时或战后有二万五千男子，妇女和小孩被杀，至少有三千人死于普通监狱，船舶监狱，堡垒监狱，或因监禁而起的疾病，有一万三千七百人被判罪，其中的大部分是终身监禁，有七万妇女，小孩和老人是被夺去他们天然的赡养，或被逐出法兰西；至小限度的牺牲有十一万一千人，这就是资产阶级仅仅为着三月十八日的革命而施的报复的分量。”（见黎氏《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四二页。）
“在战时或战后有二万五千男子，妇女和小孩被杀。”这句话是需要解释的。当战事进行的时候，凡尔赛方面的官兵死亡不过八百七十七人，而巴黎方面也不过数千人，可是战事科止之后，足有“二万人被枪毙，其中四分之三绝没有参加过战争。（见同书一五八页）这许多无辜人民的被惨杀，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一个极幻想的标准，一个闻所未闻的标准。
英国《每日新闻报》（DailyNews）的记者曾宣布他所目击的情形道：“俘囚队停止在乌立喜路（AvenueUhrich），俘囚四五排一起站在对着大路的步道中。加利非（Gallifet）侯爵将军和他的参谋下马后开始从左边检查起。他走得很慢，眼睛注视各行列，到处停止，将一个俘囚的肩膀拍一下，或招手示意，令一个俘囚从后行退出。这样选择出来的人通常是不再加审问，即带至大路的中心，在该处马上构成一个小的队伍。……此中显然有很大的错误。一个骑马的军官向加利非侯爵指出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犯了什么特别罪。这个妇人走出行列，跪在地上，举起两臂乞怜，并用悲惨的话剖白她的无辜受累，这位将军停了一会，于是用一副最不感动的面孔，和漠视的态度说道：‘夫人，我已经到过巴黎每个戏院，你值不得来演滑稽剧。’……凡比旁边的人特别高大，肮脏，清洁，衰老，或丑陋的人常时都是要遭殃的。一个人大概是因具有一个破鼻子，便使他迅速脱离现世的忧愁了。当这样选出百数俘囚之后，即派出一个行刑队，而队伍又重新前进。几分钟之后，我们听见后面枪声大作，至一刻钟以上才止。这就是此等简单认为有罪的不幸者的屠杀。”（见波士德格特编的《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〇六年的革命》三三七至三三八页。）
此外，黎撒加赖也告诉我们说：“当五月二十八日，即星期日，加利非叫道：‘一切白发老人站出来。’—百十一人应声而出。‘你们’，他继续说道：‘你们曾经看见过一八四八年六月的事变，你们的罪比别人更大。’他命将他们的尸身投入堡垒的壕沟中。（见黎氏《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三六三页。）
对外抱不抵抗主义的法兰西资产阶级对内屠杀无产阶级，既没有标准，如果无产阶级不绝种的话，自然也没有止境。可是幸而逢着六月炎天，死尸发臭，瘟疫出现，资产阶级恐怕受传染，丧失自己宝贵的生命，才停止屠杀的工作。然一个赡养家室的人被杀，可以使全家连带灭亡，所以十一万多人终于成为他泄愤的牺牲品。读者试瞑目一思，巴黎的工人区域当时成何景象！“几个月之后，柏尔微尔犹是一个死城市。经过该处的游客看不见那被抛弃的房屋中有什么光亮或生命的表征；一条一条的街道都是空虚的，荒凉的，好像瘟疫曾经把居民扫去的一样。加利非血洗工人区域，好像他就是帖木儿（Tamerlane）或其他发狂的东方专制君主。不幸的牺牲者大半都押往拉社兹坟场（TéreLachaisecemetery），那里所缺乏的既是血肉，便用机关枪扫射。许多公社人被杀处的墙壁至今称为国防军墙（lemurdesfederes），这对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是一种神圣的游地。”（见波士德格特《过去的革命史迹》二三页——OutofthePast．SomerevolutionarySketches．London）
我们对于巴黎公社的历史已经大体说过了，现在接着讲马克思的批评与活动。法国无产阶级自经过一八四八年六月的屠杀（参看本书第一册《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一章）后，即受政府的压迫，工人运动不能发展，工人的组织未臻强固，及德法战争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倾覆，马克思认定这是法国工人从事组织与训练的好机会，同时又深知道他们的实力不足，不赞成有非常的举动。所以他于一八七〇年九月六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今天〔驻伦敦的国际党〕法兰西支部全体往巴黎，要在该处用国际党的名义去做傻事。‘他们’要推翻临时政府，设立巴黎公社。”（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三三〇页）恩格斯的意见正与马氏相同，他于异日回信说，法国工人“于媾和前无论在何种状况之下不能有所作为，就是媾和之后，起初也还需要时候从事组织。”（见同书同卷三三三页。）
国际党中央局于是月九日发表马克思对德法战争所草就的第二次宣言，于上述一点，说得更为明白。“当着敌人几乎已在巴黎的门口敲门的时候，每种颠覆政府的企图是一种不顾生死的愚行。法兰西的工人必须尽看做国民的义务；但不要因一七九二年国家的回忆而受人支配，恰和法兰西农民因第一帝国国家的回忆而受欺骗一样。——他们不要追念过去，但当创造将来。他们可以安安静静决决切切利用共和的自由对他们所给予的方法，从根本上把自己一阶级的组织完全弄妥贴。此举将给子他们以各种绝大的新力量去担负法兰西的再造和我们的共同任务——即无产阶级的解放。”（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一六五页）这段话更充分表现马克思确切希望法国工人阶级生聚训练，养精蓄锐，以待时机；波士德格特以为法国工人此次争斗时机未熟，这不是马克思所料到的（参看波氏《工人的国际党》六五页），真是厚诬马氏了。
“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尚在推进工人和农民争斗的意旨上从事文字宣传，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以后，即依照自由的模样叫道：‘你们从前不该动武的呀。’然马克思却不以鼓舞——和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掀天动地’的公社人员的英雄气概为满足。他从革命的群众运动中——这种运动虽没有达到目的——看出一种极重要的历史的企图，一个实行的步骤，这比百数的纲领和解说还重要些。分析这种企图，从他取得策略上的教训，并根据这种企图修改理论——这就是马氏所提出的任务。”（见列宁《国家与革命》三一页，莱比锡出版——StaatundRevolution）
马克思对于法国工人阶级这次革命运动事前虽不表赞成的言论，然在革命之中与革命之后，从没有说过半句普列汉诺夫那样的“风凉话”。他只是以无产阶级理论家的资格，剖解本阶级空前的和伟大的历史企图，就争斗中所表现的行动而品评其得失。他于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写信给柯格尔曼说：“你如果翻圈我的《路易·拿破仑的露月十八日》最后一章，便看见，我曾宣布法国革命最切要的企图不是和向来一样，把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机关从一个手中转入另一个手中，而是将此机关予以毁灭，这是欧洲大陆每种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的企图。在这些巴黎人中是具有何等耐劳的力量，何等历史的开创力，何等牺牲的精神啊！他们因外国的仇敌，更因国内的卖国，经过六个月的饥饿与败坏，在普鲁士军队的刺刀之下，振作有为，好像法德两国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好像敌人还没有站在巴黎的门口！历史上是没有同样伟大的同样例子的！”（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八六页。）
巴黎的工人虽富于耐劳，开创，与牺牲的精神，然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过于宽厚，而所取的手段也过于软弱，所以他们的兵力虽十分充足，总是以和平为志帜，对于凡尔赛政府，未尝以一弹相加，致使这个政府得从容备战，以遂其一网打尽的毒计。在实际上握有当时最高权力的国防军中央委员会不独没有进攻的准备，连巴黎的要塞都没有占领妥当，惟以筹划选举，交还政权唯一先务，因这样拘执法理，遂致坐失事机。所以马克思在同一信中接着说道：“他们遭遇失败，其咎只在他们的‘善意’。自卫洛（Vinoy）开衅于前，巴黎国防军的反动分子继起于后，〔他们〕当即向凡尔赛进兵。适当的机会为着良心上的顾虑错过了。他们不愿意引起内乱，好像梯也尔那种企图解除巴黎武装的带毒的小产（Avorton）还没有引起内乱一样。〔他们的〕第二个缺点是：“中央委员会为着替公社留地步，交出权力过早了。这又是由于一种‘令人尊敬的’谨小慎微！事虽如此，然现今巴黎这样举事——虽屈服于旧社会的豺狼猪狗之前——是六月变乱以来吾党最光荣的事件。”（见同书八六至八七页。）
马克思寥寥几句话把巴黎工人方面的弱点和盘托出来了。当国防军的中央委员会于梯也尔政府逃出巴黎后在市政府开会时，只有一个人提议“必须首先向凡尔赛进兵，解散国会，号召全国，借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见黎撒加赖《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八四页），但无人赞成，遂尔作罢。中央委员会不独不向凡尔赛进兵，连巴黎城中的奸细都未曾加以取缔，以致敌人利用这种“善意”，内应外合，致了巴黎的死命。然这与不进兵之举是相因而至，不足为怪的。杜洛斯基（LeoTrotzki）说得对：
“命运曾将巴黎的权力交给这些人，他们既没有看出必须马上利用这种权力到底去驱逐梯也尔，在他恢复心神之前，打破他的脑袋，并集中军队，肃清司令部，取得各省，——他们对于反革命的份子也自然不会加以严厉的制裁。这桩事和另一桩事是密切结合的。他们如果不逮捕梯也尔在巴黎的代理人，枪毙他的同党和侦探，即不能惩罚他。他们如果认杀死反革命的将军们为不能容许的‘犯罪行为’，在对付反革命的将军所统率的军队时即不能发挥精力。”（见杜氏《革命的根本问题》八二至八三页——GrundrragenderRevolution，Hamburg1923）
然国防军的中央委员会和巴黎的工人阶级何以呈出这样的“善意”，“良心上的顾虑”，或优柔寡断的态度呢？杜洛斯基本其屡次参加俄国大革命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说：“和善的犹豫态度是革命第一期中群众所具的特质。工人只有在铁一般必要的压迫之下，才取攻势，和他们只有在受白卫军的毁灭威吓之下，才实行红色恐怖一样。”（见同书八三至八四页）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教训。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和革命事业将来在开始革命时应当牢记着“善意”，“良心上的顾虑”，或“和善的犹豫态度”是断送了一八七一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前程，不，是牺牲了巴黎无产阶级十一万多人的生命！
我们于引申马克思对于巴黎无产阶级的批评之后，再回转去叙述他全于后者实际的赞助。他于是年五月十三日写信给公社的委员佛连克尔（Fránkel）和瓦尔林（Varlin）说：“我为着你们的事业向世界上有关系的各处写了好几百封信。此外，工人阶级从初时起即赞助公社。就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抛弃了他们初时那种完全拒绝的态度。我时常做一篇满具好意的论文插入他们中间，都成功了。——照我看来，公社因小故和对人的争斗，费时太多。除掉工人的势力外，显然尚有他种势力的作用。但你们倘若能将失去的时间收回，则所有这些事便算不得什么了。”（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三六五页。）
在另一方面，巴黎公社的委员也常向马克思咨询意见，如公众劳动部的委员佛连克尔于四月二十五日写信给马氏说：“我很愿意你将示我以南针，因为我现在一人单独〔做事〕，即对于公众劳动部所要施行的一切改革也是一人单独负责的。你尽力使一切民族，一切工人，特别是德国人了解巴黎公社与德国的旧式公社没有关系一事，从你上次信中的行间字里可以推断出来。因此你对于我们的事业已经表现一种很大的劳绩了。”（见梅林《马克思传》四五七页。）
统观上面的信，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事业是何等尽力帮忙，热心赞助。他和公社的交涉大半是由一个曾经参预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德国商人波克海姆（S．Borkheim）传达的，此外虽还有些往来的书信，颇多散失，如他在四月二十五日以前给佛连克尔的信未能寻出，即是一例，因此我们对于他向公社的建议和筹策，无从知道。但他于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二日致毕士烈的信犹独表见一鳞半爪。“我和公社的接洽是由一个德国商人传递的，这位商人因营业的关系，全年往来于巴黎伦敦之间。一切事情都由口头传述，只有两次是例外的：我第一次送一封信给公社的委员——由同一人送去——系答复他们询问怎样能够向伦敦交换所作某种股票的交易。第二次是我于五月十一日——大难临头的前十日——用同一方法将俾斯麦和发浮尔在法兰克福所订秘密条约的一切详细情形报告他们。〔按马克思给巴黎公社委员的信，除这两封外，还有上面所引的五月十三日的一次信,此处说只有两次信，当系误记。）……〔我殊愿〕公社会听从我的警告！——我劝告其中的委员固守蒙马特耳高处的北方，即普鲁士〔军队驻守〕的方面，当时尚有时间做这桩事；我预先告诉他们不是这样，一定陷入陷阱中；并向他们举发匹阿，格鲁森（Grousset）和卫息尼尔（Vésinier），要求他们即刻将国防委员所订立的一切文件送到伦敦，借此可以多少制止公社仇敌的野蛮行动——要是能够这样，则凡尔赛方面的计划定可破坏一部分。凡尔赛的人员倘若看见此等文件〔发表过〕，必定也不公布伪造的文件了。”（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三六六至三六七页）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一种幼稚的组织，就内部讲，既没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之指挥，复缺少精明强干的人材供其奔走，就外部讲，不独不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宣传蛊惑的农民所赞助，且为他们所仇视，即各城市同阶级的人偶有同样的组织以为响应，也是随起随灭，绝无联络可言，如克勒左，亚田（St．Etienne）和里昂的公社建立于三月二十日，消灭于二十八日，马赛公社建立于三月二十三日，消灭于四月五日，那旁（Narbonne）公社建立于三月二十四日，消灭于三十一日是。在这种内无强固组识，外无同阶级和同盟者——农民——应援的局势之下，巴黎公社受着敌人猛烈的炮击，遂于五月二十八日没落了。越两日，马克思向国际党中央局提出一种宣言，旋署上中央局二十九人的名字，作为国际党的正式文件发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当然在内，因为马氏是国际党中德意志及荷兰的通信秘书，而恩氏则为比利时及西班牙的通信秘书。这种宣言即本章所征引的《法兰西内战》一书。这不是一种纯粹历史的著作，而是一种历史的，政治的辩论之作；此书和恩格斯所说的一样：“将巴黎公社在历史上重要之点，用简明的，有力的，锋锐的，和诚实的方法，表见出来了，在全体论述此事的著作中，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见孔拉底校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恩氏对第三版的导言一二二页。）
拉法格说：“公社有了国际党中央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内中的主要人物——为之辩证；遂披上一种社会主义的色彩，然在他短促的生存中从没有这种色彩。现在公社的亡命客自以为是真正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其实他们绝对不懂社会主义。”（见啻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二八五页。）拉氏这种议论虽未免偏执一点，然巴黎公社的份子复杂，不都是社会主义者，这是实在的。所以马克思说：“在每种革命中，总有别种人傍着真正革命的代表而出现。有些人系从前革命的遗物，已不合时宜；他们不了解现时的运动，但因向来著名的勇气和品性，或仅因习俗相沿，对于人民有很大的权威。还有些人只是一种呼号叫喊之徒，长年以同一话语，反复反抗当时的政府，遂得混入第一流革命者的盛名之列。自三月十八日以后，也有这样的人出现，在好些地方，甚至于还负一种重大的任务。凡他们权力所至之处，即阻碍工人阶级真正的行动，恰和前此阻碍每种革命充分的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时机一到，就会被排去的；但当着这个时机，他们却还没有离开公社。”（见孔拉底校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〇一页）马克思这段话不独是表明巴黎公社的份子非纯粹社会主义者，兼为尽古今中外的革命中一班因利乘便盗取大名的鱼目混珠的人物了。
巴黎公社的人员虽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者，在九十余人中真正的工人虽只占二十五名，然公社的设施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着眼的，他的制度不是承袭资产阶级的制度，这一点是马克思所特别重视和特别称道的，：“工人阶级不能将现成的国家机关简单据为己有，去求达自己的目的。〔资产阶级〕集中的政权及其遍布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政治，教士，裁判官，以及依有次序有等级的分工计划所创设的各机关——是出于专制君主政体的时代，这种政权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抵抗封建制度的争斗中一种有力的武器。……近世工业的进步使资本与劳动间的阶级对抗发达了，扩大了，并加深了，而政权即依照比例愈加带一种公然压迫工人阶级的权力的色彩，并且愈加带一种阶级统治的机关的色彩。”（见同书八六至八七页。）
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既是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则无产阶级一旦起而掌握政权，必须另创一种适宜的制度，巴黎公社的特别组织，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所以马克思说：“公社是帝国的正反对。社会的共和国（SozialeRepublik）——这是巴黎无产阶级二月革命所趋向的——-的呼声只是一种共和国的无定形要求的表见，而这种共和国不独应铲除阶级统治的君主政策的形态。并且还应铲除阶级统治自身。公社就是这种其和国确定的形态。”（见同书八九页。）“公社不当是一种议会的组织体，而是一种行政立法同时并举的粗细体。」（见同书九〇页），“普通选举权为组织在公社中的人民所运用，不要是三年一次或七年一次去决定统治阶级那一个份子当在议会中代表人民，并且蹂躏人民，应当和个人选择权为每个雇主所通用去替他的店中选择工人，监工，和司账一样。”（见同书九二页）“建基于公社上面的意义的繁多，以及表见于公社中的利益的繁多，足以表明公社完全是一种适于发展的政治体制，而从前一切政府形态总是以压制为能事。公社真正的秘诀是：在实质上他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这是抵抗掠夺阶级的争斗的结果，这是最后所发见的政治体制，而劳动的经济解放，在这种体制之下，是可以实现的。……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傍着他的社会奴役而存在。因此公社对于阶级的存在以及阶级统治所托命的经济基础应当予以破坏。劳动一经解放，则每个人都是一个工人，而生产的劳动不复为一阶级的专业了。（见同书九三至九四页。）
马克思认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此可以达到劳动的解放，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他说：“公社愿意铲除那种使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财富的阶级财产。他要掠夺掠夺者。他愿意使个人的财产获得真意义，故将生产工具，土地，和资本——后者尤为现今役使并剁削劳动的手段——作为自由与协作劳动的工具。但这就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也人所谓〕‘不可能的’共产主义！现在那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聪明人——这种人是很多的！看出现制度继续下去的不可能，已经投身为宣传协作生产的卤莽的和大言的使徒。但当协作生产不是一种虚泛的外表和一种欺骗时，当协作生产驱逐了资本主义制度时，当协作的全体依照一种共同计划而支配全国的生产时，则协作生产是在自己的领导之下进行全国生产，并且将使一种继续不止的纷乱状态和隔若干时期再现一次的拘挛症——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不可免的命运——宣告终止，——诸君啊，这不是共产主义么，这不是‘可能的’共产主义么？”（见同书九四至九五页。）
巴黎公社既是工人阶级专政时所特有的政府形态，既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那么，他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不相容，他会受资产阶级死力的抵抗，自然是势所必至的。他出生时虽好像是元气充足，大有发育的希望，然到底是一个方才呱呱坠地的婴儿，受不住外界的打击，而法国的资产阶级却挟其全力去施攻击，所以他出世不过七十日即夭折了。可是他为工人阶级第一次专政时的产儿，虽如昙花一现，已经是流芳百世，而残害他的人虽一时得胜，终于遗臭万年，所以马克思说：“工人的巴黎，巴黎的公社将永久受人们的庆祝而视为一个新社会荣誉的先驱。他的殉难的烈士是铭记在工人阶级伟大的心窝中。他的刽子手现在已被工人阶级钉在犯人架上，他们的牧师虽努力祈祷，想为解脱，也是无能为力的了。”（见同书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新社会荣誉的先驱”，一点也不错。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政治体制正是以巴黎公社为模范的。有了他作引导，俄国的无产阶级于夺取政权后，才能够马上走入自己所应走的道路，不致彷徨歧路，坐失事机。在另一方面，有了他的教训，俄国的无产阶级才会用严厉手段去对付资产阶级，将后者“钉在犯人架上”，而替巴黎“殉难的烈士”复仇。
可是向来的历史家不独不认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有的组织，并不认他为无产阶级政府。例如黎撒加赖就说：“有人称公社为工人阶级的政府。这是一种大错。工人阶级参加争斗，参加管理，只有他的气魄使这种运动表见伟大，但他很少参加政府的。国际党党员得加入其中，大半是由于自己个人的名誉。三月二十六日的选举，在七十个革命的选举中，只有二十五个工人当选，内中仅十三人属于国际党；其他十二人是出自各俱乐部。在六个复选中，工人只有两名当选，即瓦尔林和台斯（Theiss）。公社会议的三分之二是由小有产者楠成，他们是很有方法成就自己的。会计员，医生，律师和新闻记者多至一打人。只有很少数人——仅五，六人——略微懂得社会问题。”（见黎氏《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一四五页。）
黎氏所叙的事实自然没有错，但他由此等事实所抽出的结论却错了。他是从形式逻辑的观点立论，只看见一些表面的现象，而没有察出里面的核心。马克思却不然。他愿用辩证法，撇开表面的现象而拿住里面的核心。所以梅林说：“马克思在这里一个烦难和综错的问题中，复表现他的惊人的能力，能从一种似乎不能解决的纷乱的虚幻表面，在因纠纷而百倍综错的谣传中，确切认识这事件历史的核心。”（见梅林《马克思传》四五八页）“这事件历史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拿住了历史的主要潮流——无产阶级的运动——去叙述巴黎公社的经过，并估定他的作用与价值。尤其是后面这一点对于后来的无产阶级有重大的意义。总说一句，只有马克思才能够借巴黎公社混杂的史迹，替后来负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指出一条康庄大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正是列宁及其党遵守马克思的理论而正确领导的结果，这是我们应当在此郑重声明的。
我们对于巴黎公社的历史及马克思的活动和批评等等已经大体叙出，不再往下讲了。公社失败的结果不独使法兰西本国的工人运动受一大打击，并且还使国际党受一大打击，致演出他的消灭的悲剧。可是国际党消灭的原因，在外部的固然是由于巴黎公社的失败，而在内面的，实在是由于巴枯宁与马克思的争斗，因此我们于继续讲国际党历史之前，须说明巴枯宁的事业，及他和马克思在主义上见解的差异等等。 |
第二章晚景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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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晚景与家庭
“我希望并且确切相信，在一年以后，有确定的资财，使我得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并终能自立。”（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七五至三七六页。）这是马克思于一八六七年五月七日写信对恩格斯说的。当时他正在汉诺威监视《资本论》的付印，满拟于此书出版后，从出版人迈斯列（Meissner）处分得巨额的红利，来改进自己物质的地位。“可是第一年还没有利润，马克思与迈斯列的契约不是规定一定的钱数，而是分取纯利润的半数，故第一年未尝获得分文。迈氏报告这种不好的结果，几乎是惶恐而惭愧的。一切费用越过收入之数约有二百四十塔勒。他希望在下届的弥撒节后能有好消息相告：‘这种为难的话，我虽雅不愿说，却不得不再说一次。’（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迈斯列致马克思的信。）……直至一八六九年才独得少许利润。但这种‘为数有限的版本’还有三百零八本未曾售出。当一八七〇年仅卖掉五十本，至巴黎公社一年销路才转旺，迈氏乃能于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令人愉快的消息恨告’马克思，说第一版差不多要售罄——仅剩五十本——必须再版，‘当于一八七二年一月开始’。马氏于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和一八七二，三年中所获的三部分利润总计约四百塔勒，即六十镑，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做通信员，不到三个月便可获得此数。”（见耶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二卷四三八至四三九页楚柏尔：《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七篇评论》导言。）
《资本论》的出现既不能如马克思的预期，可以改善他的经济状况，而伦敦又是米珠薪桂，不易寄居，穷困逼人，于是有迁居的计划。他于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写信给柯格尔曼说：“我的情形十分痛苦，因为我不能做一些获得金钱的附属工作，而又常因女孩子们的缘故，必须保持一种体面。如果不因完成这两卷糟糕的书，（此外并找英国的发行人），只有伦敦是〔适宜的〕地方，则我当迁往日内瓦，靠我所获得的资料，也可以很舒服地度日。”（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三八页。）他于同月十七日复告诉柯氏说：“我离开伦敦，迁往日内瓦一事不独自己思索过，和我的家人讨论过，并且也常向恩格斯提及，这是你可以想到的。我在此处每年须用四五百镑，在日内瓦，有两百镑就可以生活。但通盘筹算一下，此事暂时却不可能。只有在伦敦，我的工作才可以告竣。并且只有在伦敦，我才可以希望终久从此项工作中变得一种相当的利益。因此暂时必须留此。还有一事尚未计及，就是：全部工人运动是由我在中间指导的，倘若在这紧急之际离开此处，则这种运动将陷在坏人的手中而误入歧途。（见同书三九页。）
马克思这两次信是表示，他为自己一身一家的利害计，当离开伦敦，但为完成《资本论》二三卷起见，只好留在此间，方可利用不列颠博物馆的书籍，以供参考。（洛利亚以等自《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对于此书不复动笔，凡他死后所刊布的，都是一八六七年以前之作。——见洛氏的《马克思》英文译本七二至七三页。其实马氏在晚年时代对于二三卷都有增补和修改之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第二卷的序言中也说明出来了。）并且为护卫工人运动起见，尤不能不就近指挥一切，所以他宁肯使自己和家庭陷入困境，而不愿无产阶级的利益有所损伤。他于是年四月底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再过几日，就是自己的五十生辰，而行年五十，犹是一贫如洗。这种情形一直到他的老年，仍然如此。英国一位学者替苏格兰的大诗人朋斯（RobertBurns）一部书作序，内中有一句说：“他所要求的是面包，而他所获得的是一块碑石。”（“Heaskedforbreadandreceivedastone”）马克思生平的遭际正与此相同。
可是马克思虽一贫如洗，终不致流为饿殍，实因有源源接济的恩格斯在。恩氏自一八六〇年三月底丧父后，在自己服务的公司中所具的权力逐渐扩大；至一八六四年的夏季，与公司订约五年，在此期内，不复做书记，而作治事的股东。然此更非他所心愿，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于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我除掉愿从这种狗商业中自赎出来外，别无所希翼，这种业务耗时甚多，使我的精神完全颓唐了。我一日留在其中，即一日不能做事，自当领袖后，因为要负更大的责任，特别坏得多。如不因收入较多的缘故，我真宁可再做书记。然无论如何，我的商人生活在几年之内应告终止。”（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七三页。）
恩格斯要在几年之内脱离“狗商业”，毕竟达到目的。他在一八六四年和公司订立的契约应于一八六九年六月底满期，因于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与合伙的老股东欧门开谈判，结果欧氏尤于此项契约期满之日，予以巨款，而恩氏允其独力继续营业，并负有脱离关系后五年之内不在同处作同样商业竞争的义务。谈判既妥，恩氏于是月二十九日写信给马克思说：“你将信中的问题完全正确答复，并且实时答复，使我于星期二早晨接到。一、你需多少钱偿清一切债务，毫无挂欠。二、你每年有三百五十磅是否足敷经常的需要（我将疾病和意外事件所需的费用除外），这就是说，你因此用不着借债度日。如果不足，望以所需的数目相告。将一切旧债预先偿清，是一个前提。这个问题自然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欧门给我的数目……足以使我每年给你三百五十镑，的确可至五六年之久，遇着非常的事故，还可增加。”（见同书第四卷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马克思接到恩氏这封信，心中威激，简直不知所云，他于异日回信说：“我因你的过大的恩惠，竟完全失措了。我已经让我的妻子将总账单弄好，所负债务的数目为二百一十镑，比我所想的大得多。（内中有七十五镑是要付当铺和利息的。）但诊治星红热病的医生账单尚未算入，因为他还没有送账单来。我们近年来的用度〔每年〕超过三百五十镑；但这种数目〔现在〕却顶够了，第一，因为拉法格近年和我们同住，家中的用费增加很多，第二，因为实行一种借债的制度，对于一切物品所付的价格非常昂贵。我一经偿清夙债，才可以施行一种严密的治家方法。”（见同书同卷一一七页。）马克思因为获得恩格斯巨额的帮助，此后才舒展一点，不致长受日常极琐屑的生活的压迫；至于恩氏帮助他的期限，初虽拟定为五，六年，然在实际上直至他死才止。
恩格斯替马克思解决了生计问题，才于一八六九年七月一日脱离商业界，他当时报告马克思说：“哈哈，今天与可爱的商业关系宣告终止，我是一个自由人了。……当我第一个自由日的早晨，托细〔马氏幼女的乳名〕和我在郊野作长距离的散步，借申庆祝。”（见同书同卷一七一页。）恩氏久居商界中正如樊笼之岛，一旦飞入山林，宜其乐不可支了。
恩格斯既与“欧门恩格斯厂”不复发生关系，自无再居曼彻斯特的必要，因于一八七〇年九月底移居伦敦，来就马克思。“当恩格斯表示要从曼彻斯特搬来的时候，这便是马克思家庭的一种庆祝节。大家对于他的行将降临，早就纷纷谈论，当他要来的一天，马克思〔盼望到〕忍耐不住，竟至不能作工。这两个朋友〔相会之后〕，于是整夜坐着吃烟喝酒，谈论他们前次相会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故。”（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一九页，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住在里真公园路（RegentsParkRoad）一二二号，离马家只有七分钟的路程，他们朝夕相见，随时可以聚谈，自后徐出游外，不复借书信作能通气之具，因此我们不能和从前一样，可以从他们的书信中找出种种材料，或政见。然在恩格斯居曼彻斯特的最后两月中，我们犹得窥见马恩两氏于一桩重要时事的意见，这就是德法战争。
“法国路易·波拿巴曾利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争斗，借着农民的帮助取得总统的位置，复借着平民的帮助，取得皇位。”（见孔拉底——A．Conrady——编的《建国与公社》——ReichsgründungundKommune——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建设中的暴力与经济》八一页。——GewaltundOekonomisbeiderHerstellungdesDeutschenReiches）这个第二帝国的皇帝对外的政策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外侵略的政策。他在一八六〇年固然联合英军来攻击我国的北京，取得巨额的赔偿与通商的利益，至一八六九年更向普鲁士寻衅，想抑制后者，使之唯命是从，否则不惜以兵戎相见。可是普鲁士究非中国可比，特别是自一八六六年战胜奥地利以后，国势日盛，兵力日强，他在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之下，也正想打败时常拟攫取莱茵河左岸的法国，统一德意志。这两方面既不肯相让，战祸便不能避免了。
然此事是怎样爆发的呢？因一八六九年普国王族里阿坡尔德（LeopoldvonHohenzoliean）将继承西班牙王位，拿破仑第三向普王威廉第三提出抗议，决不承认此举，于是两国仇恨从此日深。至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法国向德意志宣战，以普鲁士队伍为主体的德军在八月间屡败法军，至九月一日更大破十二万法军于色当，异日又生擒拿破仑第三。法国因此组织国防政府，资产阶级虽抱定了不抵抗主义，但仍不肯割地求和，德军于是直逼巴黎。自是以后，德意志的防御战争告终，而侵略战争开始了。至一八七一年一月底，德军陷巴黎。法国国会于三月一日批准和约，割亚尔萨斯（Elsass）和洛林（Lothringen）两南州于德，并偿金五十亿法郞，德法战争方告结束。
恩格斯于德法战争正式告终的前五月即已移居伦敦，他和马克思的书信往来既因此早经中止，除国际党所发表的文件外——，自无从窥见他们于这种战争结果的详细评论，然他们在一八七○年八月间的两封信已经将自己的态度明白表示出来了。恩氏以为拿破仑第三是一个专制魔王，对外则直接阻扰德意志的统一，间接妨害德国的工人运动，对内则压迫本国的工人，因认德国的抗法是出于民族的图存，而打倒拿氏，实于两国工人运动有莫大的利益。他于八月十五日写信给马克思说：“依我看来，大局的形势如下：德意志为着民族的生存因巴当给（Bodingnet按此为拿破仑第三的浑名）而出于一战。德意志如屈服于巴当给之下，则波那帕脱主义（Bonapartismus按即拿破仑主义），在许多年中便巩固了，而德意志在许多年中——或许多代中——便败灭了。至于独立的德意志工人运动更无从说起，因为一种企图民族生存的争斗将耗去一切精力，德国工人至好也不过落在法国工人的窠臼中。德意志如果胜利，则法国的波那帕脱主义一定败灭，而那种因造成德意志统一的长久纷扰毕竟也被铲除，于是德国工人可以在一种和前此完全不同的民族标准上组织起来，法国此后的政府无论是属于那一种，法国人一定会比在波那帕脱主义之下获得一种铰为自由的〔活动〕地域。德国各阶级的人民的全部群众已经看出他们首先当注力于民族的生存，才可以因此马上抬头起来。”（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三一九页。）
然拿破仑第三对于德意志的武力侵略实由法国人尊崇己国蔑视邻邦的爱国主义（Chauvinismus）助成的，所以恩格斯对于这一点大加非难。“法国的民众，有产者，小有产者，农民，以及由波那柏脱在各大城市所造成的帝国主义的寄居者——这种人是由农民出身的建筑业无产阶级——如果不抱一种爱国主义，则巴当给便不能实行此项战争。这种主义如果不连根拔去，则德法两国间的和平终久是不可能的。大家可以期望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当担任这种工作；但是战争既经出现，德国人除掉自己马上做这一着外，别无他法。”（见同书同卷同页。）
在德法战争中，德国方面主战最力的重要人物是马恩两氏向来极力反对的俾斯麦，然他们从欧洲的大局着想，从德国的工人运动着想，认为暂时无特别反对俾氏的必要，所以恩氏接着又说：“现在讲那次要之点，这种战争是为列曼，和俾斯麦等所主持，他们如果幸而战胜，必定享得目前的荣华，这是应由德国资产阶级的可怜任其咎的。此事的确讨厌，但也改变不了。因为将反俾斯麦主义提起来作将一种单独的指导原则，未免荒谬。第一，俾斯麦现在和一八六六年一样，总是在他的方式中，将我们的工作做了一部分，这样非他所愿意，然却做了。他和从前一样，替我们创造干净的地皮。”（见同书同卷三一九至三二〇页。）
然在另一方面，恩格斯却要尽力去防止俾斯麦掠夺这种战争的胜利，所以他对于德国人民指出几个要点：“我以为人民能够做的事是：（一）民族运动既以防卫德意志为限（在现今状况之下，侵略一事，一直到媾和为止，并非不可能），〔便可以〕加入其中，……（二）注重德意志民族利益与普鲁士朝代利益的区别，（三）反抗亚尔隆斯和洛林的合并——俾斯麦所暗示的意见是将此等地方与摆阳和巴登合并，（四）在巴黎一经有一个共和主义的——非尊崇己国蔑视邻邦的爱国主义的——政府出现，即力图与之作一种公正的和议，（五）继续注重德法工人利益的一致，他们对于此次战争没有赞成，也没有自相争斗。”（见同书同卷三二〇页。）
马克思接到恩格斯这封信，于同月十七日回信说：“你的信和我脑子中所预备的答案的计划完全一致。……亚尔萨斯与洛林的〔并吞〕欲望似乎是在两界中特别显著，即在普鲁士的在朝党和南德意志如醉如痴的爱国主义中。这是欧洲所能够遇得到的最大的不幸事件，尤特别是德意志所能够遇得到的最大的不幸事件。”（见同书同卷三二二至三二三页。）德法两国近数十年来的深仇夙怨，互相扩充军备，以求一逞，实起于德法战争后德国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因此促成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凶残猛烈，亘古未闻的世界大战，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残败达到极点，马克思的话不幸言中了。
恩格斯对于德法战争的政治态度固十分正确，而他对于这种战争的军事观察尤特别精密。当拿破仑第三向德意志宣战后，他应伦敦很有体面的《帕尔马尔报》（PallMallGazette）之请，从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起至异年三月十六日止，共作军事论文六十篇，比较德法军队的编制，指陈山川要塞的险阻，分析军事的形势，推测战争的趋向，绘影绘形，历历不爽。当他还只草成三篇论文的时候，马克思即在八月三日的信中说：“战争如果延长几时，你将马上被承认为伦敦第一个军事名家。”（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三一○页。）至是月三十日，他果然报告恩氏说：“《观察报》（Spectator）在八天以前宣言你的论文是英文报中唯一重要的作品。（见同书同卷三二六页。）
迨拿破仑第三被擒，德军和法兰西共和国对抗，他即于九月十七日草《怎样和普鲁士人作战》（HowtofightthePrussians）一文，极端反对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他以为“现今建立在普鲁士制度上面的德意志军事大力量正是无战不胜，大家开始自问谁并怎样在将来和普鲁士人作战。德意志的作战在初时只是防卫自己，反抗法兰西尊崇己国蔑视邻邦的爱国主义，现在既表现逐浙确切转为一种有利于德意志新的尊崇已国蔑视邻邦的爱国主义的战争，这个问题便值得加以考虑。”（见《恩格斯的军事论文》五一页，一九二三年维也纳出版——NotesontheWar）这篇军事论文同时表现恩氏的政治态度，恰好弥补他上面一信的不足之点。
关于恩格斯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与著作，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次。（参看本书第一册——新版——一四五，一四六，四〇七，四五一，四五二，四六三，四六六，四六七各页，第二册，一五至二〇，六五，八四，一四四至一四九等页。）现在应在此作个总结，品评他们的价值与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于叙述原始蓄积的事实后，作出一个结论道：“暴力是每个怀孕的旧社会的催生婆。暴力自身就是一种经济的权力。”（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六八〇页。）马恩两氏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自然深深感觉到这个“催生婆”是新社会出生时万不可少的。所以恩格斯后来觉得为革命的利益计，对于自己所素习的军事学有再加深造的必要。他于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写信给马克思说：“一班大军人如威里系，隙墨尔普斐尼格，（Schimmelpfennig）和息格尔（Sigel）愈加结合在一起，固然很好。……大家最好是现在即注意于这种由旧兵营与军官表中出来的军官团精神，即察看这种党派心在亡命的军官中恰和在正式的军队中一样，是如何的强固。我们要向这些先生指出‘非军人’的意义何在。不过同一历史指出，我除掉继续我的军事学的研究，因此至少使一个‘非军人’得在理论上和他们对抗外，实别无善法。”（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一八八页。）
就表面上看来，恩格斯此后对于军事学精深的研究不过起因于对抗这些亡命军人，然细心思索一下，便知道他还是准备下次革命的武器，否则所谓“和他们对抗”即绝对没有意义。观于他在是年二月二十六日，四月三日，和十一日三次写信给马克思，早就提及研究军事学，或练习军事论文（参看同书同卷一五〇，一六六至一六七，一六九至一七一各页），即表现他具有更深一层的用意，观于他在是年秋季对于泰却夫登在《纽约州报》（NewYorkerStastszeitung）的《将来战争的概观》（DieUmrissedeskommendenKrieges）所作的驳论尤可表现这一点。他认近世战术是资产阶级和农民解放的前提，是这种解放的军事表现。至于：
“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将有一种特别的军事表现，也将产生一种异常的新军事方法。这是显然无疑的。这种新战术的物质基础是那一种，也已经可以决定了。
“但现今混杂的和一部分构成其他阶级尾巴的法德无产阶级仅仅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真正的解放——这种解放在乎消灭一切阶级对抗——相差既甚远，而将来革命初时的战术和真正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战术相差也是一样远。
“英国的共同活动，至少是德法现有的生产工具增加一倍，为无产阶级真正解放的前提，为完全铲除德，法一切阶级差别与完全集中一切生产工具的前提。但一种新战术一样是此举的前提,……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对于工业一项不是废除蒸汽机，而是增加蒸汽机，所以对于战术一项也不是减少数量与活动；而是增加数量与活动。
“生产力的增加是拿破仑战术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必定是战术中每种新改进的前提。铁路和电报在欧洲的战争中现已使一个有能力的将军或军务大臣演成完全新的〔军事〕结合。生产力的逐渐增加以及因此而起的人口的逐渐增加，一样呈出调集更大群众的机会。……
“但因铲除阶级而产生的新战术的力量不在乎因人口的增加而可供〔军事〕指挥的百分之五〔的人〕即构成永远重要的群众。这种力量是在乎召集百分之十二至十六——不复是百分之五或七——的人民配上武装，此数就是成年男丁——即从十八至三十或四十岁的精壮人民——的一半以至三分之二。俄国如果不完全改革整个社会和政治的内部组织，尤其是改革生产，即不能将他所指挥的兵力由〔人口中〕百分之二，三增至百分之五，德，法如果不改革他们的生产，使之发达到一倍以上，也不能将他们所指挥的兵力从〔人口中〕百分之五增至百分之十二。当每个人的平均劳动借助于机器比现在的价值增加一倍时，才可不需要劳动的加倍数目，然这也只是短期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久维持这百分之五的人。
“如果此等条件已具，国内的生产有充分的增长与集中，阶级也被铲除——这是绝对必要的——……于是便只有能执武器的人口的限度与真正募集的界限，——这就是说，在万分紧急之际，可以临时武装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人口，真正驱策百分之十二至十五的人口去对付敌人。但这种絶大的群众是以比现今军队完全不同的一种活动为前提。没有完全的铁路网，此等群众既不能集中，也无从得到给养，既无军需，也不能动作。没有电报，便无从指挥；因为在这些群众中，兵法家和战术家（在战场上任指挥的人不能同是一人，必须有一种分工。兵法上的动作和各军团的协同活动必须借电线由中枢指挥；战术上的动作则由各将军指挥。在此等状况之下，军事上可以并且必定在一个较拿破仑所需还短得多的时期中决定胜负，这是十分显明的。军费浩大使此举成为必要，而运用如许大军作战的决切的效力更使此举成为无可避免的事。
“此等军队在容积和兵法的活动上必定令人闻所未闻，为之咋舌。在兵士中，战术上的活动（如战场上的侦察巡逻和小战等等），也必定要增大得多；他们比现社会所能履行的一切事件要更强健，更敏捷，并更聪慧。”（见《恩格斯百年纪念杂录》一八〇至一八二页。）
恩格斯这篇论文不独表现他具有军事天才，能正确测定后来的军事发展，并且指出他将新战术与无产阶级的解放连在一起，为对世界无产阶级的一种贡献。社会党人对于他所精深研究的军事学不视作他的终身事业的一部分，仅认为他的一种消遣的科目，这是一种绝大的谬见。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eichAdler）说得对：“恩格斯为着履行他的终身事业——即社会主义科学的基础与科学的通俗化——精研许多门科学，而军事学并不是其中次要的一门。他最初以‘军事为专科的研究’，的确是仅由于一种实际的兴趣。一八四八年的事变，特别是他于一八四九年积极参加巴登和帕拉替内特（Palatinate）的变乱所获的经验明白向他指出，对于兵法和战术的理论基础加以钻研，是革命的利益迫切的需要，至于这种革命，他以为又近在眉睫。他于一八五○年底移居曼彻斯特后，即首先研究此等部门的科学。旋因东方问题发生，他利用自己军事学知识的机会，竟比初时所想象的形态完全不同。此后出现的事件不是革命，而是一批战争，对于此等战争政治和军事的分析，费去他许多工夫。当他在曼彻斯特寄居的二十年中，于‘可恶的商业’之外，以始终一贯的精力，精研理论的工作，数量实足惊人。当时发生俄土战争（一八五三年），意大利战争（一八五九年），美国南北战争（一八六一年），普奥战争（一八六六年），和德法战争（一八七〇年）。恩格斯对于这一切战争非常用心观察。他的最大部分的论文是匿名发表的，因其精细透彻，常被猜为一个高级军官的作品。……他和马克思讨论这次战争（指德法战争）的信件中的节段在政治态度上固极重要。然就用军事科学观点对于这次战争作批评的观察讲，他在《帕尔马尔报》上所发表的有系统的研究，比上述各节段更为重要。”（见恩格斯的《军事论文》阿氏序言三至四页。）
恩格斯对于德，法战争固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军事论文，对于因这种战争结果所引起的德国住宅问题尤有三篇精辟的作品。德意志席战胜的余威，从法国取得巨额的赔款，新兴的大工业受其滋养，日趋兴盛，大批的农业工人突然拥入各大城市——即大工业中心点——而住宅的缺乏遂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之一。鱼腾堡的医学博士睦尔博格（A．Mülberger）对于住宅问题在莱比锡的《民国报》（Volksstaat）上匿名发表六篇论文。恩氏对于此报的编辑部接受这些论文表示诧异，编辑部便要求他发表意见。他于一八七二年草《普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WieProudhondieWohnungsfragelöst）一文答复上述一批论文。旋又草《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WiedieBourgeoisiedieWohnungsfragelöst）一文答复萨克斯（EmilSax）博士一八六九年在维也纳所发表的《劳动阶级的住宅状况及其改良》（DiewohnungszuständederarbeitendenKlassenundihreReform）过了许久，因睦尔柏格对于他的论文加以反驳，复草《对于普鲁东与住宅问题的补充》（NachtragueberProudhonunddieWohnungsfrage）一文作为回敬，都在民国报上发表。
恩格斯在第一篇论文中首先指出《民国报》从十号起所登的六篇关于住宅问题的论文，是企图将普鲁东学派移植于德意志，此举对于德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种极大的退步，值得马上加以反对。
“在现今报纸上占显著位置的所谓住宅荒不在乎工人阶级住在恶劣的，拥挤的和不卫生的住宅中。这种住宅荒不是现今所特有的；也不是近世无产阶级对着从前一切被压迫阶级所独受的一种痛苦；反之，这是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所同遇的事件。要消灭这种住宅荒，只有一个方法，即：铲除统治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现在所谓住宅荒是因大批的人口突然拥入各大城市，使工人恶劣的住宅状况愈加历害；于是房租的价格大大地增涨，各家的居民愈加拥挤，有好些人简直找不着住处。这种住宅荒所以闹得起劲，只因他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并且还涉及小资产阶级。”（见恩氏《住宅问题》一一页。）
“现今各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有产者的住宅荒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所引起的无数次要的小坏处之一。这绝不是工人以工人的资格被资本家剥削的一种直接结果。”（见同书一一至一二页。）也不是一个特有的工人问题。然德国的普鲁东主义者却具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以为：“工资劳动者对于资本家的对抗，就是房客对于房主的对抗。”（见同书一三页。）
“这完全是谬误的。
“在住宅问题中有两方对峙着，即房客和房东或房主。前者要从后者暂时租用房子；他所有的是货币或信用——那怕他必须用一种昂贵的价格，即一种租金的增加向房主再购回这种信用。这是一种单纯的商品流通；不是无产者和有产者，工人和资本家中间的一种事业；房客即使是一个工人，也是以有钱财者的资格而出现，他要能够取得一个住宅的暂享权，必须已经出卖了他的特有的商品——劳动力——而获得款项，否则他对于这种劳动力的行将出卖必须能够加以保证。对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特殊结果，此处是完全没有的。资本家命令所买的劳动力首先从新生产他所要求的价值，然后生产一种剩余价值，而这需要分配给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暂时留在他的手中。所以这里产出一种多余的价值，即原有价值的总数增加了。租房子的事却完全不同。无论房东怎样欺骗房客，占得多少利益，只是一种现成的——从前生产的——价值的转移，而房客与房东所有的价值的总数始终如一，没有变化。工人从资本家所得的报酬无论是少于，多于，或等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他的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总是被剥削；至于房客，要所付的房租超过住宅的价值，才算是被剥削。所以要把房客与房东的关系去和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等量齐观，便是完全颠倒错乱。反之，这是两个国民中一种级寻常的商品的交易，这桩事是依照那支配商品出卖，特别支配地产这种商品的经济规律而进展的。房子或房子一部分的建筑费与维持费要首先计入；因房子占优胜位置而形成的地皮价值当列入第二等；而供求关系的目前状况则为最终的决定。这种简单的经济关系在普鲁东主义者的脑袋中却有如下的表现：
“‘住宅的实在价值虽以租金的形态，早已极充分的付给房主了，然这种一经建好的房子变成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上永久的法律权利的证据。所以如五十年前建筑一所房子，这个时期租金的收入要超过原来的成本费价格二倍，三倍，五倍以至十倍不等。’
“我们在此处马上看见整个的普鲁东。第一忘记了，房租不仅是要付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并且还要弥补修理费和滥账，欠租，偶然不能租出的平均费用，最后又预防因时间远久，房屋朽坏，变成无用之物，须于每年租金项下储蓄一种重新建筑的资本。第二忘记了，房租同样要付房屋所占地皮价值堆积的利息，所以其中的一部分是地租。……末了，他忽视了这全部事业不是向房主购买房子，只是取得一定期间的房屋享用权。普鲁东从不措意于任何种经济现象进展中真正的和实在的各条件，自然不能说明一所房子原来成本费价格在五十年的租金形态中，怎样取得十倍之数。他对于这个丝毫没有困难的问题，不从经济方面去探讨，并确定他为什么真正是这样，竟逆着经济的规律，从经浴突然跳到法律，说‘这种一经建好的房子’对于一定年限的支付，变成‘永久的法律权利的证据”。……他对于一所房子怎样变成法律权利的证据一事倘若加以探讨，必定发见世上一切法律权利的证据无论怎样具有永久性，不能假借一所房子以权力，使他在租金的形态中，于五十年之内，取得十倍于他的成本费价格，只有经济的条件（此等条件可以在法律权利证据的形态中为社会所承认）才能产生这种现象。……”（见同书一三至一五页。）
然德国的普鲁东主义者以为各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没有自己的住宅，对于这个光荣世纪的全部文化是一种可怕的侮辱。“我们在这一方面反远在蒙味人之下，穴居的人有自己的穴，澳洲土人有自己的泥屋，印第安人有自己家宅——而近世无产者实际是悬在空中。”（见同书一六页。）
“我们在这种嗟叹声中看见普鲁东主义整个的反革命形态。要创造近世革命的无产阶毅，须截断那羁绊过去工人于土地上的脐带，这是绝对必要的。从前的手工业织工于织机之外，据有自己的小屋子和小田园，在一切困苦和一切政治压迫中，是一种静止的和感觉满足的人，并‘于虔诚礼让之中’，屈服于富人，牧师与管史的面前，在内心上完全是一种奴袭。而近世的大工业恰恰使羁绊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完全无产者，脱去向来一切牵挂，这种经济革命恰恰创造许多条件，使最后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中的工人阶级被剥削一事得被推倒。现在这些会哭脸的普鲁东主义者跑出来，对于工人失去自己的住宅，即对于他们精神解放的第一个条件，表示嗟叹，像哀悼一大退步一样。”（见同书同页。）其实“一八七二年的英国无产者比一七七二年据有家宅的农业职工要高得多。那据有山洞的穴居者，据有泥屋的澳洲土人，据有自己家宅的印第安人会演出一种六月暴动和造成一个巴黎公社么？”（见同书同页。）
“普鲁东主义者以为房主不事劳动，能从自己对房屋所投的资本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侵犯永久的正义。他们要求此事必须终止；凡对房屋所投的资本不当再收取利息，这种资本既代表被购买的地产，也不当再收取地租。我们现在知道，此举丝毫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即现社会的基础，工人被剥削的枢纽是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和资本家应用这种劳动力，使工人所生产的，必须远过劳动力所获得的价值。资本家和工人间这种事业产生剰余价值，而这种剩余价值后来即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和税捐等等的形态分配给资本家中的各小支及其服务人员。现在普鲁东主义者以为对于资本家中单独的一个小支，即对于不直接购买劳动力，也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禁止收取利润或利息，便是更进一步的办法！即使房主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明日被剥夺，那从工人阶级取去的无价劳动量仍是一样，然此事却不能阻止我们的普鲁东主义者宣布：‘铲除纳租金的住宅是最有结果和最伟大的努力之一种，他是产生于革命的观念的怀中，必须成为社会民主派方面第一等的要求。’”（见同书一九页。）
“然住宅问题现在是怎样解决的呢？在现今的社会中恰和解决每一个其他社会问题一样：即假手于供给与需要的逐渐的经济均衡，这种解决老是从新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是没有解决。至于社会革命怎样解决此问题，这不独要以当时的状况为转移，并且和许多远大的问题有连带联系，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抗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我们对于将来社会的设施不要作成乌托邦的体系，这里详细来谈此事，那简直是无聊。不过在各大城市中现在的确已经有充分的住所，只要加以合理的应用，每种真正‘住宅荒’马上可以消灭。此事的出现自然只假手于夺取现今房主的房产，由没有屋住的工人或从他们住宅中排挤出来的工人分配他们的房屋居住，当无产阶级一经夺取政权，这样一种由公共安全而规定的方法容易实现，恰和现今国家执行其他没收与分配事件一样。”（见同书二二页。）
恩格斯的第一篇论文是为小资产阶级而发，他的第二篇论文便是为资产阶级而发。小资产阶级对于住宅问题所以发生直接的兴趣，是因和自己有切身的关系；资产阶级则因污秽不洁的工人区住宅为一切传染病，如霍乱症，热症，伤寒症和痘症等的温室，由此可以传播到自己的区域中，故对于这个问题也发生一种间接的兴趣。此事起源于英国，也渐次波及德国，而萨克斯的作品就是一种表现。他的主张是要在现行的社会制度之内，使“所谓无产阶级达到有产者的水平线”。
恩格斯反驳道：“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一个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不仅要有一个所谓无产阶级的出现，而是要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的出现，她除掉劳动力外，没有其他东西出卖，就是这种劳动力也必须卖给工业资产阶级。萨克斯君所发明的社会经济新科学的任务就是在据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的资本家与仅有劳动力出卖的工资劳动者互相对抗所形成的社会状况中，找出方法和道路，使所有工资劳动者怎样能够变成资本家，而又仍旧为工资劳动者。他以为这个问题便已经解决了。他也许好好地指示我们，怎样使法兰西军队中的一切兵士——自从拿破仑第一以来，其中每个都将他的将军杖背在行囊里面——都变成元帅，而又仍旧为普通的兵士。或者怎样使德意志四千万人民都变成德意志皇帝。”（见同书三○页。）
“现在的住宅荒是从那里来的呢？他是怎样起源的呢？萨克斯君是一个忠实的有产者，不愿知道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形态一种必然的产物；在这个社会中，大量的劳动群众仅限于取得劳动工资，即仅限于取得维持生活和繁殖子孙所必需的生活品的数量；机械等等的继续改良使大批的工人失业；隔若干时一现的猛烈的工业波动在一方面形成无数没有工作的工人的预备军，在另一方面暂时又使大批工人流于失业；工人成群地拥入各大城市，并且在现今状况之下，人数比住宅要多得多；就是最难堪的猪棚也找得着租客；最后，房主以资本家的资格，不仅具有权利，从自己的房产中毫无顾忌地榨取最高的租金价格，并且为竞争起见，还有几分义务去这样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要没有住宅荒是不可能的。这种住宅荒不是偶然的，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要他所从出的整个社会制度根本改革，才能够把他和他对于健康等等的影响除去。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愿意听见此事。他不愿意从此等状况中去解释住宅荒。他除掉用人心不良——即人类固有的罪孽——的道德话去解释这种住宅荒以外，简直没有其他方法。”（见同书三〇至三一页。）
“普鲁东是使我们从经济跳入法律，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在此处则使我们从经济跳入道徳。这是再自然也没有的。虽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即现今资产阶级社会的‘铁律’，为无可弹劾，而又要除去他的必然的不良结果，那除掉向资本家宣传道德外，别无办法，然这种道德宣传的效力会因私人的利益，在必要的场所，会因竞争，马上如烟消云散。这种宣传和站在塘边向他孵化出来而极愿游水的小鸭宣传一样。水上虽没有船梁，小鸭总是要入水，利润虽没有心情，资本家总是要以利润为生。老汉撒曼（Hansemann）说，‘仁慈在金钱的事务上归于乌有’，汉氏的认识比萨克斯较深刻。”（见同书三一页。）
普鲁东曾提议工人须有自己的住宅，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早已企图实现这种主张，并日仍在进行之中，而萨克斯也宣言住宅问题只有使住宅的产业为工人所有，才能够完全解决。无论此事是涉于幻想，不会实现，即使可能，也于工人没有利益。“假定在一个工业区域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个地方的工人阶级住房子不必花钱；于是房租费不复加入他们劳动力的价值中。但劳动力生产费的减少，这就是说，劳动者生活必需品价格永久的低落，‘因国民经济学的铁棒’，等于劳动力价值的下降，终久有一种相应的劳动工资的下降跟着出现。劳动工资大概按着所节省的平均房租数目而下降，就是工人对于自己所有的房子的租金，不像从前一样，用货币付给房主，而是以无偿劳动付给他所服务的工厂主。在这种方法中，工人对于房子所节省的数目变成资本，不过这不是他的资本，而是他所服务的资本家的资本。”（见同书三四页。）
萨克斯解决住宅问题，自以为不涉理想之乡，双脚踏在实际的境界中。他以为工人住宅有两种制度，即小屋制（Cottagesystem）和大屋制（Kasernensysytem）。小屋制是唯一适宜的制度，工人可以取得这种小屋作自己的财产，而大屋制对于健康道德和家庭和平都有很大的弊端。可是在住宅荒的中心点，即在各大城市中，因土地昂贵的缘故，小屋制却不能实行。如能用四至六宅的房子去代替大屋，或借建筑的一切技术去减少大屋制的主要缺点，人们便可以满足了。
“所以资产阶级的解决住宅问题是显然触礁了，——即触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抗上。我们在此处达到这个问题的中心点。当社会的改革大有进步，足以开始消灭现今资本主义社会弄至登峰造极的城市与乡村的对抗，住宅问题才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不独不能消灭这种对抗，并且使他日趋严重。……萨克斯君以为解决住宅问题同时就解决了社会问题，实则不然，要首先解决社会问题，这就是说，要首先铲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才能够解决住宅问题。要解决住宅问题，又要继续保持近世的大城市，便是没有意识的。但须首先铲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才能够消灭近世大城市，当此事一经进行，则局面完全不同，用不着替每个工人谋得一种为自己所有的小屋了。”（见同书三六页。）
恩格斯的第三篇论文系因睦尔柏格否认自己为普鲁东主义者，兼为普氏作辩护士，故特予以反驳。这种反驳文字对于第一篇论文虽也有详细发挥，甚至于增加之处，然其主旨仍和从前一样，因此不必于以介绍。
恩氏于一八八七年将以上三篇论文略加修改，另印成一个单行本，称为《住宅问题》。他当时和马克思分工合作，马氏将全力注在《资本论》上，他则从事于日常问题的文字上的争斗，使他们的见解得表见于各种定期刊物中。《住宅问题》中的文字固然是反对大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住宅的解决法，但同时又表现他们两人对于这个实际问题的见解，这是很可宝贵的。
过了五年，即一八七七年，恩格斯又应《民国报》的总编辑李卜克内西的请求，作成大批的论文，登在莱比锡的《进步报》上，这就是他的有名的《反杜林论》（Anti-Dühring）。今特先说明其起缘如下。
“拉萨尔派和挨塞那哈派（DieEisenacher）于一八七五年九月在哥达会议联合〔成为一个党〕。在会议中所采纳的纲领不独表现拉萨尔派理论水平线的低落，并且表现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挨塞那哈派也是如此。我们看见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中有各种各样的潮流。而毕希勒（Büchner）的唯物论尤占优势。考茨基当时尚努力从事于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甚至于将俄罗斯的批评家和侔雷斯珂（Molesochott）及佛格特作品的通俗化者皮萨列夫（Pisarev）对于‘美术的毁灭’（DieZerstörungderÄsthetik）的论文译出登载，摩斯特不独将马克思的著作通俗化，并且又草一些属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论文。〔《民国报》的〕]总编辑李卜克内西自己对于这一切问题都不擅长，仅从本能上感觉他的报在这一方面是表现一种声调很坏的合奏曲。当社会主义者的群众中开始表现趋附杜林的倾向，摩斯特，佛里奇（Fritzsche），伯恩斯坦和其他人等变成这位柏林〔大学〕讲师公开的信徒，而李氏从各方面收到拥护杜氏的论文时，觉得必须于此处取一鲜明的决切的态度。他因摩斯特送到一篇论文，特转送给恩格斯。他在一八七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信中说：‘附上摩斯特的文稿一件，你会看见杜林的瘟疫已经传染给本来健全的人们了；马上答复是必要的。’”（见耶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德文本第二卷一三五至一三六页，耶氏：《恩格斯的辩证法与自然》——FriedrichDngelsDialektikundNatur）
恩格斯自得悉此项淯息后，即于是月二十四日写信给马克思，征求他的意见，拟和摩斯特这一批人取对抗的形势。马氏于异日回信说：“我的意思是，要无顾虑地批评杜林，才能够‘和这些先生取对抗的形势’。”（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三七五页。）恩氏觉得这是一种最扼要之举，遂决计奋起担负此项责任，他在三日后致马克思的信中说：“你的话很对。你可以睡在温暖的床上——特别研究俄罗斯的土地关系，一般地研究地租，没有事来打断你——但我当坐在硬板凳上，喝喝冷酒，又突然将一切事情中止，来紧紧压迫那无聊的杜林。”（见同书同卷三七七页。）
杜林于一八三三年一月生于普鲁士一个官吏的家庭中，幼孤，即养育于孤儿院和寄宿学校中，从一八六三年起至一八七七年生，任柏林大学的哲学和经济学讲师。他所涉猎的科目极多，而他的速成的著作也不少；他自己创造一种哲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认此为出自终极的真理。因此大半看不起一般哲学的和社会主义的先进，特别攻击马克思与拉萨尔。当一千八百七十年代，“适逢社会民主党中一般精神焕发的分子不复以拉萨尔煽动的著作为满足，而又还没有窥见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一切历史的联系，不得不受杜林学说强度的吸引。”（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一二一页。）恩格斯为矫正党中这种趋向起见，遂挺身出来从事于文字的争斗。
恩氏的作品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哲学（共十二章），第二部分为经济学（共十章），第三部分为社会主义（共五章），而这三部分之前复有两章引论。他在引论的第一章中概括地说明自古至今的两种思想方法，即玄学的思想方法和辩证法的思想方法：
“当我们对于自然，人类历史，或自己的精神活动加以有思虑的考察时，即首先看见一副联系和交互作用无限错综的图形，没有何物的性质，场所和状态是停顿的，万事万物都在运动，变化并生灭。这种原始的，质朴的，而又切于事实的世界观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世界观，并且首先被赫拉克利特明白说出，就是，万物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万物流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生灭。然这种见解对于全体现象一般的性质的理解，虽十分正确，而对于构成全体的各部分的说明却不充分；我们如果办不到这一点，对于全体也不会明白。要认识这些部分，必须将他们从他们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依照他们的特性和特殊因果关系等等，加以个别的探讨。这第一就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这种研究部门在典型时代的希腊人中只占一个次要的位置，因为此举必须首先搜集材料。严密的自然研究开始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至中古时代，由阿拉伯人更为发展；而一种真正的自然科学直至十五世纪的下半期才开端，自此以后，他以加速的速度获得进步。对于自然作部分的分析，对于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对象作一定的分类，对于有机体的内部作多样解剖学上形体的研究，这是近四百年来认识自然的伟大进步的基本条件。但此事遗下一种习惯，使我们对于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在个别中去加以理解，把他们的大联系置诸度外；因此我们所认识的，不在他们的运动中，而在他们的静止中，不是当作本质的变化，而是当作固定不移，不是在他们生的形态中，而是在他们死的形态中。当这种观察法由培根（Bacon）和洛克（Lock）从自然科学移入哲学，便造成近几世纪特别的狭隘性，即玄学的思想方法。”（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五至六页，一九二一年德文第十一版。）
“自玄学家看来，一种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他不能够同时是自身而又是另一事物。积极与消极绝对互相排斥，原因与结果也同样立于僵硬的对抗上。”（见同书六至七页。）然按之实际，“各种有机体在每一转瞬间是同一物，而又非同一物；在每一转释间消化拖从外界所摄取的物质，而排泄其他物质，在每一转瞬间，他体中的细胞死去，而形成新细胞；并且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之后，这个身体的物质完全更新，由其他元素来代替，所以每个有机体常是同一物，而又是另一物。我们如作更正确的观察，又看见，对立的两极，如积极与消极的不能互相分离，和他们互相对抗一样，并且无论怎样对抗，总是互相贯注的；同样原因与结果只用在孤立的场所，才是有妥当性的观念，但我们如果将这孤立的场所和世界全体联合起来看，则原因与结果融化在一般的交互作用的见解中，原因与结果不断地更换位置，在现在或此处为结果，在从前或彼处又为原因，在现在或此处为原因，在从前或彼处又为结果。”（见同书七至八页。）
“这一切现象和思想方法不适于玄学思想的领域。在另一方面，辩证法对于事物及其概念的摹本本来是在他们的联系，连锁，运动和生灭中去加以考察，像上述的现象恰恰证明他自己的考察方法为正确。自然是辩证法的证据，我们必须告诉近世自然科学，他对于这种证据供给极丰富的并且日日堆积的材料，因此证明在自然中一切的进行是辩证法的，而不是玄学式的。”（见同书第八页。）
“要精密表现全宇宙及其发展，并人类的发展与这种发展在人类脑袋中的反映，只有依照辩证法的方法，不断地考虑生与灭一般的交互作用，和进步或退步的变化，才能够达到目的。而德意志的新哲学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出现的。康德开辟这种哲学的坦途，他于有名的第一次冲击后，使牛顿所谓不变的太阳系及其永久的长存化为一种历史的进程，即太阳及一切恒星发生于一种旋转的星云图。他因此已经达到一种结论，就是，既有这种发生，太阳系将来的灭亡也是必然不可免的。……德意志这种新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出见他的结局，而全部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此才第一次表现为一种进程——这是他的大功劳——这就是说，才第一次表现为不断的运动，变化，转换和发展，并且才第一次企图在这种运动和发展中指出内部的联系。从这种观点出发，人类的历史不复像没有意识的暴力活动——在现今成熟的哲学家理性审判之前，这一切活动都是可斥责的，并且最好使人们赶快地忘记他们——的一种纷乱，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进程，现在思想的任务就在通过一切邪途歧路，跟着这种进程徐缓的步骤，从一切外表的偶然中指出他的内部的规律性。”（见同书八至九页）
黑格尔的大功劳在提出这种任务，但为自己的认识和自己时代的认识与见解所限，不能解决这种任务。此外，他又是一个唯心论者，“就是，他不亲自己脑袋中的思想为现实事物和现象多少抽象化的摹本，反视事物及其发展为先世界而存在的‘意象’现实化的摹本。因此一切事物都被倒置，而世界真正的联系全被颠倒了。（见同书九至十页）然一经理解这种唯心论全部的颠倒错乱，必然达到近世的唯物论，即辩证法的唯物论或唯物史观，他的任务是在发见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运动律。
“一八三一年里昂已经发生第一次工人暴动；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宪章派人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达到最高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因一方面大工业的发展，他方面资产阶级政权的新获得，遂出现于欧洲最进步的国家历史的前面。”（见同书十一页）“这些新事实强迫〔人们〕对于向来的全部历史从新加以研究，于是表现向来一切的历史是阶级争斗史，而这些互相争斗的社会阶级每次都是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产物，总说一句，即他们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所以每一种社会经济的构造形成真正的基础，而每个历史时期的法律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观念方法的全部上层建筑物，毕竟都要根据这种基础来解释。因此将唯心论从他的最后的逋逃薮——即历史观——中放逐出来，而发生一种唯物史观，并找着一条坦途，由人类的生存去解释他们的意识，不像向来一样，由他们的意识去解释他们的生存。”（见同书一二页）
“然向来的社会主义与这种唯物史观不能相容，恰和法兰西唯物论的自然观与辩证法及新自然科学不能相容一样。这种社会主义固然批评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及其结果，但不加以解释，因此没有克服他；仅简单斥他为不善。然现在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历史联系及其必然性中，对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说明他，因此也说明了他的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要暴露他的内部的性质，这种性质至今仍是隐藏着，因为向来的批评不甚注意于事物过程的自身，多集矢于他的恶结果上。此事因发见剩余价值而实现了。现在证明掠取无价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根本形态，也是假手于这种方法所完成的剥削工人的根本形态；资本家即使依照充分的价值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即这种劳动力在商品市场上作为商品所具的价值——然他从这种劳动力所榨取的价值要多于他所付出的价值；这种剰余价值终久构成价值总额，而各有产阶级手中时常增大的资本量是由这种总额中积集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及资本生产的进程是被说明了。
“唯物史观与暴露凭借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两大发见，我们是要感谢马克思的。有了他们，社会主义才变成一种科学，而这种科学现在才努力去完成他的一切细目和联系。”（见同书一二至一三页）
恩格斯在第一章这样说明两种思想方法的发展和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后，在第二章中便介绍杜林的三种著作为后来讨论的张本，即《哲学讲义》（CursusderPhilosophie），《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CursusderNational-undSozialökonomie）及《国民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评史》（KritischeGeschichtedernationalökonomieunddesSozialismus）。杜氏在书中自认为现代和可预想的将来唯一真实的哲学家，而他挟着自然的“体系或现实哲学”（Wirklichkeitsphilosophy）所昭示我们的，都是终极的真理，他所用的方法也是唯一严密的科学方法。“当一个人据有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密的科学方法时，对于其余错误的与非科学的人类自然会呈出一种轻视的态度。所以杜林君说及他的先驱者，即加以极端的侮辱，仅有他破格称为伟人的少数人在他的激烈主张之前，得沐恩泽，这原是不足惊异的。”（见同书一六页）
举例来说，他在哲学方面，对于康德以后的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一律加以丑诋，斥他们的哲学为“发昏的呓语”（Fieberphantasien）。在自然科学方面则排斥达尔文，称达尔文主义为一种“对抗人性的兽性的东西”。在社会主义方面情形更坏：他只看中了最不重要的路易勃郞，对于其他社会主义者竟称之为罪人，为缺乏荣誉，不仅在真理和科学方法上是如此，即在品格上也是如此。除掉巴倍夫（Babeuf）和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几个人外，他们都不是人，而三大乌托邦主义者都是“社会的炼金术士”。他并且异想天开按照一般乌托邦主义者的名字加以讥讽，如“Saint-Simon——saint，Fourier——fou，Eenfantin——enfant”（即圣西门是圣人，傅立叶是疯子，翁封汤是孩子）之类。
可是杜林对于马克思更妄肆讥评，认马氏的“见解狭隘，……就他的作品和成就的本身讲，即就纯粹理论上讲，对于我们的领域（即《社会主义批评史》），没有永久的意义，于思想潮流的通史至多是新私派学说中一个支派的影响的象征。……没有集中与组织的能力，……思想和文体不成体统，言词鄙野，……具有英国化的虚荣心。……欺诈……和纷乱的观念，在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和逻辑的幻想的私生子，……并且惯用欺骗的语句，……杂以私人的虚荣心……卑部的态度，……骄横傲慢，……矫揉造作的粉饰，……中国式的学问，……哲学的和科学的落后思想。”（见同书一八页）
恩格斯于叙述杜林对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主义的前辈所持的态度以后，即开始他的第一部分的讨论。这一部分所涉及的方面甚多，如哲学，自然哲学，数学，生物学，物理，化学，道德，法律，历史，和辩证法等等都在内。我们在此处当然没有一一介绍的可能，也没有一一介绍的必要，因为此书的范围虽广，篇幅虽多，而其主旨已表现于引论的两章中。他在第一章叙述两种思想方法，即玄学的思想方法与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前者是杜林的方法，后者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方法；而《反杜林论》一书一方面是在证明杜氏整个方法的错误，另一方面是将辩证法与自然和历史的唯物观结合起来。至于引论的第二章意在指出杜氏于玄学方法之外，还擅长一种技能，即对于他所不了解或不赞成的学说与人物，便尽情加以谩骂和丑诋。我们有了这两点暗示，当于杜林学说的价值已经可以估定几分了。
虽是这样，我们对于恩格斯这一部分的文字仍当略予介绍，以见双方持论的一斑。他首先总括杜林对哲学的议论说：“据杜氏的意见，哲学是世界与人生意识最高形态的发展，并且包括广义上的一切知识和意志的原理。在好些知识，冲动，或一群生存形态对于人类意识成为问题之处，此等形态的原理必为哲学的对象。这些原理是单纯的，或向来被视为单纯的构成要素，而复杂的知识与意志即由此要素而成。事物一般的组织，和个体的构成一样，可以还元到基本形态与基本元素。此等最终的构成要素或原理一经发觉，不独适用于直接知道的和可接触的世界，并且也适用于不知道的和不可接触的世界。所以哲学的原理，对于科学说明自然与人类生活所用的统一的体系；构成一种终极的补充。哲学于考究一切生存的基本形态之外，只有两种特有的研究对象：即自然与人类世界。因此我们的材料可以很自然地分成三部分，即一般的世界范畴论，自然原理的学说和人类的学说。在这种顺序中同时含有内部的逻辑的秩序；因为对于一切生存适用的形式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的次第中是居前，而此等原理所应用的具体的领域是居后。这就是杜林的学说，差不多是依照他的话描写出来的。”（见同书二〇页。）
恩氏于是接着批评道：“他所注意的是原理，是导源于思想——而不是导源于外界——的形式的基本原则，此等原则应用于自然与人类的领域，使两者受他们的支配。但思想从何处取得此等原则呢？从他自身取来的么？不是，杜林自己说：纯粹观念的领域是限于逻辑的范畴与数学的形体。……逻辑的范畴仅能应用于思想方式上，但此处所讲的只是生存的形态，即外界的形态，思想永不能由自身创造并发出此等形态，只能由外界达到这种目的。然全部关系因此颠倒了：原理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他的终极结果；他们不得勉强应用在自然和人类史上，他们是由两者里面抽象出来的；他们不能摆布自然与人类世界，并且要和自然与历史一致，才是正当的。这是事物唯一的唯物观，杜林相反的意见是唯心观，将事物完全倒置着，并且从思想中，从世界以前永远存在的图案，计或或范畴中构成现实的世界，恰和黑格尔一样。”（见同书二一页）
这两段话表见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杜林研究自然与人类世界是从原理出发，这是玄学的思想方法，而恩格斯则从客观的事实出发，便是唯物的辩证法了。杜氏挟着这种方法，无论对于任何种科学，大谈其“终极的真理”和“永久的真理”。恩氏应用辩证法，特辟《永久的真理》（EwigeWahrheiten）一章加以指摘和斜正。
他以为人们可以依照向来周知的方法，将认识的全部领域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以无机界为对象的一切科学：即数学，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和化学。第二部分为研究有机体的一切科学。第三部分为历史的科学，这一部分是对于人类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态，国家形态，及其观念的上层建物，如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在他们历史的继续和现在的表现中加以探讨。在第一，二部分科学中去求永久的真理已经是十分稀少，在第三部分科学中更不易得。“谁要在此处追求终极的真理，绝不变迁的真理，将所得无几，因为那便是最浅薄的平凡事实和常识，如就一般讲，人类没有劳动，即不能生存，人类一直到现在，多半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是。”（见同书八四页）
然恩格斯这一类的说法引起世人很大的误会。许多人以为他攻击杜林所揭橥的终极的真理，并这样轻视永久的真理，就是完全不承认这一类的真理。例如美国留伊斯（AustinLewis）于节译他这部书之后，在译者序言中说：“他的争辩的题材虽要求他攻击这位柏林讲师，然他的议论大半是对抗一切绝对的学说。他对于科学领域中‘永久的真理’和对于哲学领域中一样，视为荒谬，加以嘲笑。”（见《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疆界》一〇页，一九〇七年芝加哥出版。——LandmarksofScientiftcSocialism）留氏甚至于慨叹“要扑灭‘永久的真理’，决不是一桩容易的事。”（见同书一一页。）又俄国波格丹诺夫（Bogdanow）也以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于真理的议论和他所服膺的“真理的相对性”（即否认一切永久的真理）差不多是一样的，不过恩氏不大彻底，尚留恋于可怜的永久的真理（指恩氏认“拿破仑死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等事为永久的真理），以致流于折衷论。
这都是错误的见解。恩格斯虽讥笑杜林到处高唱永久的真理，但他自己却没有否认这种真理，他并不要“扑灭‘永久的真理’”，也未尝流于折衷论。关于这一点，列宁解释得最清楚。他说：“恩格斯所举的例子是完全初步的，每个人可以毫不费力，举出几十个相似的例子，表现永久绝对的真理，只有疯子才会怀疑。……恩氏在此处为什么要说平凡呢？因为他是对于固执的和玄学的唯物论者杜林加以反驳与嘲笑，杜氏不知道按照绝对和相对真理的关系，运用辩证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既名为唯物论者，是要认识我们的感觉机关所接受的客观的真理。承认客观的——即离人与人类而独立的——真理，就是在这种或那种方法中承认绝对的真理。‘在这种或那种方法中’这一点就是玄学的唯物论者杜林和辩证法的唯物论者恩格斯分别之处。杜氏在一般科学的复杂问题中，特别是在历史科学的复杂问题中，喜欢说大话，如终极的真理，永久的真理和确切的真理是。恩氏嘲笑他说：世间的确是有永久的真理，但对于很简单的事件说些大话，是不合情理的。要推广唯物论，对于‘永久的真理’这句话不得作无谓的戏弄，必须懂得依绝对和相对真理的关系，应用辩证法去提出并解决问题。”（见德文本《列宁全集》第十三卷《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一二○至一二一页，——MaterialismusundEmpiriolritixismus）这段话不独明白表现恩格斯和杜林对于真理问题的差异所在，并且将恩氏没有为人所注意的话阐发出来了。
《反杜林论》的第二部分所讨论的为经济学，已较第一部分的范围为狭，但所占的篇幅几等于第一部分。因为杜氏对于经济学，在一方面揭橥暴力说和特殊的价值说等等，另一方面又往往错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而妄肆批评，恩格斯须一一加以驳斥，故说得很多。经济学系一种带专门性质的科学，留待本书下编去讲，此处只对于所谓暴力说及其驳论略说一二。
恩氏首先征引杜林的学说道：“‘一般政治对经济权利的形态的关系，在我的理论体系中是十分决切，同时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便于研究起见，对于这一点作一种特别的指示，总不算是多事。政治关系的形态是历史的根本的，而经济的隶属只是一种作用或一个特例，因此常为第二等的事实。近来有些社会主义的体系依据眼睛所见的外表现象，对于那指导的原理弄成一种完全相反的关系，以为政治的隶属关系是由经济状况中发生出来的。这些第二等的作用的确存在，现在且最为人所感觉，但语其来源必须求之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不当求之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杜林君在另一段中也同样‘自下列的命题出发，即政治状况为经济状况决切的原因，而相反的关系只是一种第二等的反作用。……当人们不把政治组织为着自身的缘故，当做出发点，而专视为一种达到食物目的的手段，那无论他们表见为怎样急进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总是隐藏者一种反动。’”（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一六二至一六三页。）
据杜林的意见，一切经济现象是要由政治的原因——即暴力——去加以说明，面向来流行的全部“暴力财产”（Gewalteigentum）是建筑在政治压迫上的。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恰恰相反，恩氏于是用三个专章，征引无数的古今事实加以反驳。
他首先指摘杜氏的鲁滨逊（Robinson）奴役星期五（Friday）为一种政治行动的主张，说明鲁氏是因星期五能够生产多于自己所消耗的生活品，才使之为奴，所以他的“政治组织不是为着自身的缘故当作出发点，而是专视为一种达到食物目的的手段”。次言罗马的奴隶制所需的是“一种胜于‘暴力’的东西，即一种高度发达的美术工业和手工业，及一种广大的商业。美国的奴隶状况建筑在英国的棉织业上远过于建筑在武力上；而在不产棉花的区域，或像边疆各州一样替种棉诸州蓄养奴隶的区域，不须应用暴力，奴隶状况自行消灭，仅因为他没有利益。”（见同书一六六页）再次则指出私有财产出现于历史，并不是劫夺与暴力的结果，在原始共产的团体中的私产不必讲，“即在土地共有基础上所形成的原始贵族阀，如在克勒特人（Kelten）中，日耳曼人中，和印度五河地方的贵族阀一样，最初决不是建筑在暴力上，而是建筑在自由意志与习惯上。凡私有财产成立之处，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改变的结果，为着增加生产，促进交易而起的，所以是出于经济的原因。此处丝毫没有暴力的分。当掠夺者能够据他人的财物为已有时，私有财产制度必已成立；暴力诚能改变所有权，但不能创造私有财产，这是很显明的。”（见同书一六七至一六八页。）
“即在最近代的形态——工资劳动——中去说明‘以奴役宰制人们’一点，也用不着暴力或暴力财产。……假定一切私有财产原来是建筑在所有者自己的劳动上，而在以后的全部过程中只是相等的价值与相等的企价值交换，然在生产和交换的展进中必定达到现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使一个人数较少的阶级垄断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一个人数极多的阶级变成无产者，使过剩生产与商业危机隔若干时互相交替，造成现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全部过程是由纯粹经济的原因说明的，没有丝毫却夺，暴力，国家或何种政治干涉的必要。所谓‘暴力财产’在此处也表现只是一句空话，只是由于不了解实在的过程所致，”（见同书一六八至一六九页。）
“就历史上讲，这种过程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史。如果‘政治状况是经济状况决切的原因’，则近世资产阶级必定不是在对封建制度的争斗中发展出来，而是这种制度生产的宠儿。然每个人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原来是一个被压迫的阀阅，对于统治的封建贵族负有贡税的义务，并从各种各样的奴隶和农奴中招致补充的人数，他和贵族不断的争斗，一步一步夺得权位，最后在最发展的诸国中获得统治权；在法国是直接覆倾贵族，在英国是使贵族日益同化，作为他自己的冠饰。他怎样完成此举呢？全由‘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政治状况或迟或早，或出于自由意志，或由于争斗，也跟着变化。……法国的‘政治状况’没有改变，而‘经济状况’的发展凌驾其上。就政治地位讲，贵族独尊，有产的市民不算什么；就社会地位讲，市民现在是国中最重要的阶级，贵族一切社会的职务都移交给他，自己只收取这种已经消灭的社会职务的报酬。不仅是这样，资产阶级在他的全部生产中是局促于中古的封建政治形态里面，这种生产……不仅工厂手工业，甚至于手工业——的发达在千百种行会特权和地方及省区关税壁垒的桎梏中已经超过此等政治形态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使他们都告终结。可不是依照杜林的基本原则，由经济状况去适应政治状况——贵族和君主多年企图做到这一点，不过徒劳无功——而是扫除腐败的旧政治的废物，创造〔新的〕政治形态，使新的‘经济状况’得与生存并发展。他在这种适宜的政治和法律空气中已经具有一种光辉灿烂的发展，距一七八九年贵族的位置已不甚远了：他不独将愈加变成社会的赘疣，并且将愈加变成社会的障碍物；他愈加和生产活动分离，并和从前的贵族一样，愈加变成一个徒然领取收入的阶级；他完成自己这种地位的革命以及一个新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没有用任何种暴力的戏法，只是遵循了纯粹经济的道路。还有一层，他自己的行动产生这种结果，殊非所愿——反之，这种结果是以不可抵抗的力量，逆着他的意志贯彻出来的；他自己的生产力凌驾他的领导之上，并且必然驱策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趋于灭亡或革命。当资产阶级现在为保持土崩瓦解的‘经济状况’起见，要诉诸武力，那就是证明他和杜林君同样陷于错觉中，以为‘政治状况是经济状况决切的原因’；以为可以用‘来源’，和‘直接的政治暴力’改变那种‘第二等的事实’，即经济状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并可以用后堂炮与毛瑟枪将蒸汽机，此机所驱策的机械，世界商业，现今银行发达和信用发达的经济作用驱逐于世界之外。（见同书一六九至一七一页。）
此外，“暴力在今日就是海陆军，我们都知道两者要耗费‘巨额的货币’。但暴力不能够创造货币，至多只能夺取已经造好的货币，就我们对于法国巨额赔偿金的悲惨的经验讲，这也无济于事。所以货币终久是要由经济的生产供给的；暴力又要受经济状况的决定。这种状况对暴力造成供给与维持他的工具的手段。不仅如此。世间没有何事比海陆军更倚赖经济的先决条件。举凡武装，编制，组织，战术，和兵法，尤其依倚每个时期的生产阶段和运输状态。”（见同书一七二至一七三页。）
末了，“据杜林君的意见，暴力是绝对的恶，而最初的暴力行为就是陷入罪恶中，他的整个说明是对于向来全部历史传染原始的罪悪，作一种悲哀的说教，慨叹于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定律被这种魔鬼的努力——暴力——可耻地伪造改变了。但暴力在历史上还有一种任务，即一种革命的任务，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暴力是每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接生婆，暴力是贯彻社会运动，并破坏凝固的死灭的政治形态的工具，——关于这几点，杜林君便一字不提。仅在呻吟叹息之中，认推翻剥削的经济，暴力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可惜！因为凡行使暴力的人便会堕落。不管每种胜利的革命后有怎样高尚道德和精神的勃兴，他以为会有这种堕落！在德意志也是如此，其实一种暴力的冲击可以扫荡三十年战争的屈辱侵入国民意识中的阿谀卑屈的精神，至少也有这种利益。这样软弱无力的说教方法竟要来进攻在历史上著名的最革命的政党啊？”（见同书一九三页。）
《反杜林论》的第三部分所讨论的为社会主义。起首一章系历史的，一面概括地叙述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一面指出杜氏对于此等学说一知半解，胡乱批评的错处。第二章系理论的，凡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大体都表现出来了。第三章论生产，第四章论分配，不外对于杜氏的社会主义，和生产，分配等说加以批评。“自他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历史发展中一种必然的结果，更不是现今粗糙物质的和仅为达到食物目的的经济条件一种必然的结果。他的社会主义要好得多。那是一种终极的确切的真理；那是‘社会的自然体系’，而其根基是植在一种‘正义的普遍原则’上，当他对于向来罪恶的历史所创造的现状不能不加以注意，以便从事改革时，此举对于正义的纯粹原则要视为一种不幸。杜林君创造他的社会主义，和创造其他东西一样，总是借助于他那有名的两个人。不过不像从前一样，这两个木头人表演主人与奴隶的任务，而是表演权和平等的戏剧——杜氏的社会主义在基础上便完成了。”（见同书三〇六至三〇七页。）
“我们已经知道，杜林的经济学归结到下列一句话：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十分完善，可以存在，但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十分恶劣，必须消灭。我们现在又发见，杜君的‘共同社会’不过是在幻想上推行这句话罢了。在事实上表现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法几乎没有话说，他要维持旧式分工中一切主要的关系，因此对于他的经济公社中的生产也不知道要怎样说。生产是一个讲强硬事实的领域，‘合理的幻想’的自由心灵很少翱翔的余地，因为侮辱的危险近在咫尺。反之，据杜君的意见，分配和生产简直没有关系，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一种纯粹意思行为决定的——分配是他的‘社会炼金术’的豫定的舞台。”（见同书三二二至三二三页。）
在杜林的经济公社里面，是“相等的劳动和相等的劳动”互相交换，这是他的“正义的普遍原则”，因为这是“劳动的全收”。可是这样一来，财富尽归诸私人，经济公社将一无所有。“假定经济公社的社员每人每日作工六点钟，所得的钱数恰为六个劳动钟点的结晶，如十二个马克。又假定价格恰等于价值，在我们的前提之下，只包括原料的费用，机器的耗费，劳动工具的消耗，和所支付的劳动工资。一个百人的经济公社每天所生产的商品，价值为一千二百马克，每年工作日三百天，计三十六万马克，此数均付给各社员，他们每人每天拿十二马克或每年拿三千六百马克，可以为所欲为。当一年终或一百年终，公司仍和初时一样，并不加富。”（见同书三二五至三二六页。）
“‘依照平等评价的原则，劳动和劳动互相交换，’这句话要有一种意义，即为相等社会劳动的生产物有互相交换的可能，即为价值律，这就是商品生产的根本法则，也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态，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法则。这种根本法则在现社会实现的情形，和经济律在一个私人生产者社会中所能实现的一样：是为与生产者的意志或行动无关而存在事物和各种关系中的盲目的自然律。杜林君将这种法则作为他的经济公社的根本法则，并要求公社以充分的意识贯彻起来，这就是将现社会的根本法则当作他的幻想社会的根本法则。他要保持现社会而除去其弊端。因此他的行动的立脚点和普鲁东完全相同。他和普氏一样，要铲除商品生产发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所起的各种弊端，同时又要保持恰恰产生此等弊端的商品生产的根本法则。他和普氏一样，要借幻想的结果去消灭价值律实际的结果。”（见同书三三九页。）
第三部分的末尾一章是批评杜林对于将来的国家，宗教，家庭和教育等学说，其中较为有趣的是他对宗教所持的态度。他以为“‘在自由社会中不能有礼拜；因为小孩子式的原始想象在自然之后或自然之上置有一种本体，借牺牲或祈祷之邀福，此时每个社会成员这种想象是被克服了。’一个‘了解正当的共同社会体系……要除去一切对精神魔术的准备和一切构成礼拜的本体的成分。’宗教将被禁止了。”（见同书三四二页。）
“然一切宗教不过是宰制人类日常生活的外部势力在人脑中所起的一种幻想的反映，各种地上的努力在这种反映中取了天上势力的形态。……我们已经屡次看见，在资本主义的现社会中，人们受自己所制造的经济关系与生产工具的支配，和受外部势力的支配一样。所以当宗教反映作用的事实基础继续存在时，宗教的反映自身也会存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对于这种外部支配的因果关系虽也有某种明见，但于事实无所改变。这种经济学通常既不能遏止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靠不住的债务，和破产，更不能保证工人，使不致失业而流于困苦。大家总是说：人思想，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外部支配）指导。单是认识，单是比资产阶级经济学更广大深刻的认识不足以使支配的社会力屈服于社会之前。此处尤其要有一种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一经成功，当社会一经掌握全部生产工具，加以有计划的管理，并将一切社会员从奴役——这种生产工具为他们所创造，但和一种优越的外力一样对抗他们，使之陷入奴役中——中解放出来，当人类不仅是思想，并且还要指导时，现今尚反映于宗教中的最后的外部劳力才会消灭，而宗教的反映自身也会消灭，其理由十分简单，就是不复有什么东西反映了。
“但杜林君不能等待宗教这种自然的死法。他采取操切的行动。作事胜过俾斯麦；并制定严厉的法例，不独用以对付迦特力教，并且用以取缔一切宗教；他嗾使他的将来的宪兵钳制宗教，予他以殉教的机会，使之得延长生存的期间。凡我们的目光所到之处，总看见普鲁士特别社会主义的气味。”（见同书三四二至三四四页。）
恩格斯于说完第三部分之后，用一段话结束全书道：“大家允许我们以开展的胸怀，离开我们这种时常流于干燥无味的对象。当我们要讨论各个疑问点时，在判断上即为客观的和不可争辩的事实所拘束；依照此等事实常是必须下严厉的批评。现在哲学，经济学和共同社会都退到我们的背后，而曾受零碎批评的著者的整个形像却呈现于我们的眼帘，于是人事的顾虑可以提在前面；现在允许我们将好些不可解的科学上的迷妄和骄矜追溯到人格的原因上，而我们对于杜林君的总批评可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即夸大妄想狂中的缺乏责任能力。”（见同书三五三至三五四页。）
恩格斯这些“言论刊布于《进步报》，始于一八七七年一月。第一部分——导论和哲学——于五月登完，旋即印成一种单行本。第二部分——经济学——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登完，第三部分——社会主义——于一八七八年七月登完。”（见耶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德文本第二卷一三六页，耶氏：《恩格斯的辩证法与自然》）是年夏季复将这三部分集合拢来，印成书本，名为《杜林的科学革命》，但有时为简便起见，大家常沿用他原来的名称，称之《反杜林论》。
《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是恩格斯生平一部最伟大的著作，可以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后先媲美。就是当时为杜林信徒的伯恩斯坦后来也说：“这部书毫无疑义地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后近世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著作。”（见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今昔》三二页——DasSozialismuseinstundjetzt）考茨基更说:“除《资本论》外，《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是近世社会主义的根本著作。（见考氏《恩格斯的生世，活动与著作》三一页）其实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讲，就立论的通俗讲，恩氏的书还要算首屈一指。所以列宁说：“《费尔巴哈〔与德国唯心哲学的尾声〕》【《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杜林的科学革命》和《共产党宣言》是每个有觉悟的工人所当读的书。”（见列氏《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俄文单行本五〇页，一九二四年列宁格勒出版——OK．MapceiMapkcizme）
恩氏此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将许多年来马克思和他的“最优良的工作工具”与“最锐利的武器”（见恩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九页）有系统地陈述出来，不独建立在社会科学上，并且还建立在自然科学上——这就是唯物的辩证法。所以梅林说，此书的“划时代的意义，还在他用理论与实例使辩证法的思想获得正确的形态。恩格斯这种争论的著作所给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恰和资养丰富的面包一样为他当时所需要，恩氏所给予的刺激，论其意义与效能，并不减于十几年前拉萨尔的《公开书信》所给予的刺激。”（见梅氏《德国社自民主党史》第四卷一二三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吃了这种营养丰富的面包，论理应当马上舍弃杜林的含有毒质的食品，但在事实上并不如此。杜氏这种不三不四的学说已被柏林大学视为眼中钉，于一八七七年六月将其辞退，因此更引起他的信徒的崇拜，公然出来反对恩格斯。摩斯特于是年党的哥特大会特促成一种决议案如下：
“本会宣布，凡对于《进步报》最大多数的读者完全没有趣味的，甚至于引起最大厌恶的论文，如近数月来恩格斯对杜林所刊布的评论一样，以后不愿出现于中央的机关报上。”（见倍倍尔：《我生回顾录》第二册三八八页。）
不过历时不久，这些信徒对于杜林的信仰根本破产，而马恩两氏的影响却逐渐增大了。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上是很难分离的，他们对于《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也是如此。当一八八五年此书再版时，恩氏在序言中说道：“此处所发表的见解有一最大部分是由马克思建立并发挥过的，只有一极小部分是我的，而我这种叙述，他自然知道。在全部稿件付印之前，我念给他听过，关于经济学一部分的第十章（批评的历史）并且是他做的，我为着体裁上的理由，才迫不得已，略加剪裁。我们向来的习惯是对于专科学问互相帮助。”（见《杜林的科学革命》序言一二页。）
恩氏说此书最大部分的见解是出于马克思，虽不免含有推崇故人的成分，然马氏既经参加著作，并于原稿付印前全知其中的内容，则此书完全为他所赞同，自不待言了。恩氏后来将此书第一部分的导言和第三部分的一，二两章抽出来，略加修改，给拉法格译成法文，登在《社会主义评论》（Revuesocialiste）上面，旋又印成一个单行本，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Socialismeutoplqueetsocialismscientifluus）。自此以后更被译成各种文字，为说明马恩两氏所建立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最精悍短小之作。
恩格斯《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既以阐明唯物的辩证法为一个主要的特点，他在第二版的序言中也说：“德意志的唯心哲学中救出那有意识的辩证法，使过渡到唯物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只有马克思和我。然要达到一种辩证法的而同时又是唯物的自然观，需要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一个很高明的数学家，不过我们对于自然科学只有片断的，和单个的研究。自我退出商业界，移住伦敦后，便尽量利用充裕的时间，从事于一种完全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像利比喜所说的一样——‘换毛’（Mauserung）工作，八年最好的光阴花在这里面。”（见《杜林的科学革命》序言一四页）他这八年研究的结果一部分表现于《杜林的科学革命》，一部分则表现于他的遗著中。
讲到恩氏此项遗著，起初只有伯恩斯坦等几个人知道。据伯恩斯坦说，恩氏死后，他和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托党员和有名的学者利奥·阿朗斯（LeoArons）审查马恩两氏关于数学与自然科学的遗稿，觉得都无足取，党部不愿将其出版。其实阿氏不独是一个反对辩证法的经验论者，并且还公开反对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每一种急进主义。耶赞诺夫告诉我们说：“从阿朗斯对于遗稿所标的记号看，他所翻开的只是关于自己专长的部分。恩格斯一八八一年八月十八日信中所说的马克思的数学稿件，他并没有看过。”（见《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二卷一四一页）审查的人既不忠实，而伯恩斯坦又秘而不宣，所以马恩两氏的遗著竟埋没二三十年，直至前几年耶赞诺夫极力搜罗他们两人的一切稿件，才从伯恩斯坦的手中接到这些遗稿。
单就恩氏的遗稿讲，计有四捲，第一捲标明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第二捲标明自然科学与辩证法，第三捲标明辩证法与自然，第四捲标明数学与自然科学。这都是一八七○年代至一八八二年的作品。耶氏将这些作品连同恩氏一八八六年和一八九二年的遗著，编成《恩格斯的辩证法与自然》，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出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二卷上，足有二百二十余页。
但恩格斯的遗著只是由许多大纲，短节，短篇和长篇的论文集合而成，并不是整理完好，预备付印的稿件。书的内容是讨论自然界的辩证法，他曾标出三条规律，即：
一、“量变质和质变量的规律，
二、“对抗融合的规律，
三、“反之反的规律。”（见同书同卷二八五页。）
关于辩证法的内容，《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已经讲得不少，但并没有标出规律来，这要算是第一次了。
恩格斯除掉这些新近发表的遗著外，尚有一个早已刊布的小册子，为表现他和马克思早年时代思想的变迁和晚年时代哲学观点的形成的重要著作，即《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原是恩氏应《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请求，批评斯塔克（C．N．Starcke）所著的《费尔巴哈》（LudwigFeuerbach）的两篇论文，起初登在这个杂志一八八六年四，五期上面，后来才印成单行本。
这个小册子首先述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及其方法的互相对抗，正宗派和少年黑格尔派的彼此分离，以及后者因对正宗宗教实际争斗的必要而趋向于英法的唯物论。第二部分讨论一般的哲学问题，批辞毕希勒，佛格特和侔富斯珂肤浅庸俗的自然科学唯物论与法兰西十八世纪机械的唯物论，而于费尔巴哈在自然科学三大发见——细胞，力的转变，和因达尔文得名的进化论——的时代，不能达到那脱离法兰西唯物论一切偏见的历史的自然观，则对照着当时德国糊涂的哲学教授，颇多恕词。第三部分讨论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人生哲学。
“费尔巴哈以为‘人类的时代只是由宗教的变化决定的’。这种主张极端错误。宗教的变化件伴着历史上的大转变，只有向来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即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古代自然生长的种族宗教和民族宗教是不宣传的，并且当各种族和人民的独立一经破坏，此等宗教即失去一切抵抗力，日耳曼人甚至于只和沦亡的罗马世界帝国及其所采取的并适合于他的经济，政治和观念状况的基督教世界宗教简单接触一下，即发生这种现象。只有遇着这些多少矫揉造作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们才发见一般的历史运动具一种宗教的面目，就是在基督教方面，那对于革命有真正普遍意义的宗教面目，也只限于资产阶级解放争斗的初步，即从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并且不和费尔巴哈所指的一样，为出于人们的自心情愿及其宗教的虔诚，乃是因中世纪早前的全部历史除宗教和神学外，不知道有其他精神文化的形态。可是当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十分强壮，能要求合乎自己阶级观点的精神文化时，即专在法律和政治观念的伸诉之下，贯彻他的终极的大革命，——法兰西革命——要等到宗教妨碍他，才去对付宗教；他却没有想起创造一种新宗教去代替旧宗教；罗伯斯庇尔这样的企图怎样失败了，大家是知道的。”（见《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二八至一九页。）
恩格斯在第三部分驳倒费尔巴哈这一大主张后，末了说道：“崇拜抽象的人构成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这必须代以真正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种超过费氏观点的继续发挥是由马克思于一八四五年在《神圣家族》中公布出来的。”（见同书三五页。）
第四部分所说明的是，自费氏不能用批评的方法结果黑格尔，仅简单将他搁置一边，视为无用后，马克思即起而担负这种任务。马氏是抓住黑格尔哲学革命的方面，予以适当的形态，继续发挥出来——即辩证的方法。“不视世界为现成的事物的集合体，而视为诸种进程的集合体，其中似乎固定的事物及其映入我们脑袋中的思想影像——观念——是经过一种不断的发生与消灭的变化，不管一切显然的意外，和暂时的退步，终久贯彻一种向前进的发展——这种伟大的根本思想特别是自黑格尔以来，浸润了一般的意识，现在几乎没有反对的了。”（见同书三九页。）
自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上的三大发见以来，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和人类社会的研究一样，是应用辩证法的。“不过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较，表现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在自然界中，如除去人类对于自然的交互作用不计，便尽是无意识的和盲目的力互相影响，而在他们交互的表演中，那普遍的定律即发生效力。一切事件的出现，无论是起于无数表面上显明的偶然，或是出于此等偶然所保证的合规律的最终结果，总不是以有意志有觉悟的目的而出现的。反之，在社会史中的行动者尽是具有意识，思虑或热情而走向一定目的的人；无一事的出现不具有有觉悟的意见和有志愿的目的。这种区别对于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对于单个的时期和事件虽十分重要，但对于历史的进程受内部普遍律的支配这种事实无所改变。因为这里虽是单个人具有有意志的目的，但就大体讲，也是偶然在表面上宰制着。所志所愿的事件的出现非常稀少，在大多数例子中，只是许多所志所愿的目的互相交错，互相抗拒，或者此等目的自身从始即不能贯彻，或者是方法没有效，不能实现出来。所以在历史方面，无数单个意志和单个行动互相冲击所造成的状况与没有意识的自然所表现的状况相似。行动的目的是心中所欲的，但真正由此等行动所生的结果，却不是心中所欲的，或者初时似乎与所志所愿的目的相符，终于背道而驰。就大体讲，历史的事件也同样受偶然的支配。可是在表面上偶然虽在表演，他却是受隐藏着的内部定律的支配，所以问题就在把此等定律发见出来。”（见同书四三至四四页。）
恩格斯于是借历史的例子大体说明马克思的历史观，而他的结论是：“这种观使哲学绝迹于历史方面，恰和辩证法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成为非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因此不复需要在脑袋中去制造联系，只须在事实中去发见联系。那从自然和历史中驱逐出来的哲学苟延残喘的地方就只在纯粹思想的领域：而关于思想进程自身的规律的学说是逻辑与辩证法。”（见同书五六页。）
恩格斯这个小册子后面还附有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批评。“这虽只是急忙草就的纲领，预备后来发挥，绝不是直接要付印的，但这是表现新世界观活泼的萌芽的第一种文书，很可宝贵的。”（见同书序言四页）的确不错，尤其是第十一条在简单的一句话中给予我们一种革命的人生观，即：“一班哲学家向来只是各种各样地解释世界，但真正的要务是在改变世界。”（见同书六四页。）
除上面一个小册子外，恩格斯还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即《法兰西和德意志的民族问题》（DieBauernfrageinFrankreichundDeutschlandg），登在一八九四年的《新时代》上面。马克思生平最大的自的是在暴露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所支配的“近世社会的经济运动律”（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八页），因此他的著作还未遑多多涉及农业方面，他晚年虽研究俄国和美国的农业状况，预备有所撰述，卒没有如愿相偿。可是恩格斯的论文颇足弥补这一点。此文在批评拉法格所草的和一八九二年马赛（Marseile）大会合所通过的法兰西工党（FranzösischeArbeiterpartei）的农业纲领中，将马恩两氏对于雇农，小农，中农，大农，和大地主的态度明白表现出来了。
概括地说，恩格斯以为无产阶级的党要夺取政权，于开始时必须由城市跑到乡村中去，使之在乡村中变成一个强有力的党。吸引农业无产阶级，是一种极重要的任务。一旦政权在手，当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委托农业无产者的协作社，在社会管理之下从事耕种。至于小农（指私有小土地的农民和佃农）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必然走到灭亡的途径，党应当坚决地站在他们一方面，帮助并劝导他们加入协作的农业经营。中农和大农业必须有雇用劳动才能生存，他们本是农业无产者的敌人，但如能从经验中觉悟他们现有的生产方法必然破灭，而倾向于党，也当努力使他们的经济转入新的生产方式中。
无产阶级的党对农业和农民的政策的轮廓，便这样由恩格斯的一篇论文规定出来了。而俄国的无产阶级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取得政权后，列宁即领导着党将这种政策次第见诸实行。
我们对于恩格斯一人的著作已经介绍完毕，现在当进而叙述他和马克思两人的学术生活。
据恩格斯说，自一八七〇年以后，“马克思和平常一样，以学业去销磨岁月；凡农业，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农业状况，货币市场，银行业务，以及自然科学，如地质学，生理学，尤其是独出心裁的数学著作构成这个时代无数草稿本子的内容。”（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三四页。）这个时期正是马氏开始患病的时期，他犹是孜孜不息地作学业上的探讨，他的为学的精神真是老而益壮了。
马氏一方面研究学术，另一方面自然和他的老友讨论学术。《恩格斯和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正是马氏晚年时代的产物，表现得颇为清楚。“这一卷和以前各卷一样，在理论方面供给丰富的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常是回顾到他们学说的各方面，同时——和列宁所说的一样——对照他们从前的见解提出并讨论最新的学说和新的发见。当一八六八至一八六九年大半还是讨论经济学的问题。马克思因为杜林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批评，接着恩格斯一八六八年一月七日一些批判，特于异日在宏大的形态中，指出是书的‘三种基本新元素’。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四日和二十五日的书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学说是重要的。同年四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和三十日的书信讨论利润率和货币价值的关系。马氏在三十日的信中草成〔《资本论》〕第三卷的思想组织的大纲。而以指出阶级争斗的理论作结束，他的主要著作就是专心致志探讨这种理论在科学上的根据。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书信中的一段很足表现他的经济学说和他的政治学说这种内部的方法论的联系。马克思在一本请讲爱尔兰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农业状况的书中发见‘农民和地主生死争斗’的报告，‘除掉支付由土地差异而生的地租外，这种地租还要包含并非地主所投实系佃农所投的资本的利息。’马氏于此批评道，‘只有将互相冲突的事实和真正的对抗去代替互相冲突的教义，人们才能使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的科学。’五月七日，十日和十六日的书信是表现工厂企业中预先投下的流通资本部分的变化的估计。马克思在七月十一日的书信中反对价值的决定由于节省的劳动（ersparteArbeit）的理。凯里（Carey）认人类在农业上是由耕种恶劣的土地而达到优良的土地，并且企图反对李嘉图的地租说，书信中对于凯里这种非历史的地租说，曾有多次的讨论（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四日的信，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九日，十九日，和二十六日的信），而恩格斯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信说得最详细，他对着凯里‘历史的摩利特故事’（GeschichtlicheMoritaten和）‘鲁滨逊故事（Robinsonaden）提出自己对地租起源的历史的辩证法的解释。”（见《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第三部分第四卷编者导言一三页，一九三一年柏林出版——Marx，EngelsGesamtausgage）
“自一八七〇年以后，书信中不大涉及经济学的问题。在理论上所标出的问题是：自然界的辩证法，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六十年代的书信所讨论的问题大半以《资本论》为范围，七十和八十年代的书信所讨论的问题大半以《反杜林论》为范围，此书的第一部分不仅是肃清杜林的‘哲学’，并且是肃淸资产阶级的哲学，同时他将辩证法唯物论的基本特点和对于一切科学——自然科学也在内——都有效力的唯物的辩证法发挥出来了。自七十年代的初年起，直接受了达尔文各种发见的刺激，这两位朋友开始将他们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建筑在自然科学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提出一句话，即辩证法的规律在历史中和自然科学中同样证明是真实的。自此以后，马氏对于此等问题的研究从没有停止过，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四卷中他的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八日和十一月十四日批评毕希勒庸俗唯物论的信，他的抄本中所保持的数学的研究——此等研究在书信中也时常提起——他对于化学和地质学——这些科学尤有助于他的经济学的研究——无数摘录的本子，表现得十分明白。从自然科学方面去作成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使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具体化，不独他做了一主要部分，恩格斯也是如此，恩氏自一八七三年起有系统地从事于自然科学中辩证法的研究。此等研究的结果表现于《反杜林论》，和对辩证法与自然无数没有完成的作品中。本卷恩格斯的一批书信显出这研究的过程与步骤。特别重要的是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日的一封信，恩氏将辩证法的自然科学的整个纲领都起草出来了。”（见同书同卷编者导言一三至一四页。）
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窥见他们为学的一斑。但自恩氏移居伦敦后，他们的住所相隔咫尺，一切学术的讨论自然是口头的，要等彼此偶然分离，才有书信，因此我们连这“一斑”也很难窥见了。不过上面取材于已有书信的描写，已经表现他们晚年时代研究学术的趋向与轮廓。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的遗著且已刊布，仅马克思的仍未与世相见。然恩氏于他死后，除替他编订《资本论》二三卷外，还根据他对于摩尔根《古代社会》（AndientSociety）的摘要，编成一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DerUrsprungderFamilie，desPrivateigentunmsunddesStaats．）。恩氏在序言中说：
“下面的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履行一种遗嘱。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小人物，他曾觉值得将摩尔根研究的结果和他的结果——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我们的——唯物史研究的结果的联系表现出来，因此才能使他们整个的意义十分显明。然马克思在四十年前所发见的唯物史观，远为美国的摩尔根在自己的形态中从新发见了，并且由此比较野蛮和文明达到同一结果的各主要点，恰和马克思一样。德国行会的经济学者对于《资本论》既是以热烈的心情从事剽窃，以沉默的态度顽强抵制，英国‘前史’科学的代表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也完全取同样的行径。我的作品辅助我的亡友不复能够做的东西，为数甚微。我随时随地将他从摩氏批评的观察中所作的详细摘录，重新表现出来。（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七页。）
恩格斯这部小书虽是根据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摘录编成，但也不是完全依样画葫芦，内中有不少增补之处，如他对于希腊罗马历史的叙述，并不以摩氏的原文为限，对于克勒特人和德意志人的历史大半是自己找的材料，对于经济方面的描写尤较摩氏为详细。他从有史以前人类的蒙昧时代讲到野蛮时代，再讲到文明时代，一步一步地显出家庭，私产和国家兴起，于是对于文明时代总结道：
“在文明之下，奴隶制获得最充分的发扬，社会第一次大分裂为掠夺阶级和被掠夺阶级是因他而出现。这种分裂在整个的文明时期是继续存在的。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特有的第一种剥削形态；跟着他出现的是中古的农奴制，和近代的工资劳动。这是三大奴役形态，为三大文明时期所特有；不过公开的和近来隐藏着的奴隶状况也常是并存者。（见同书一八五页。）
“文明的基础既是一阶级剥削他阶级，所以文明的全部发展便运行于一种不断的矛盾中。生产的每种进步同时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群众——的状况的一种退步。一阶级的每种幸福必然是另一阶级的一种坏处，一阶级的每种新的解放必然是另一阶级的一种新的压迫。此事最显明的证据是机器的输入，机器的影响是现今举世都知的。我们已经看见野蛮人中迨还不能有权利与义务的区别，而文明却使两者的区别和对抗达到最可笑的程度，同时他将几乎所有的权利给予一个阶级，几乎所有的义务给予另一个阶级。”（见同书一八六至一八七页。）
“但不是如此。凡对于统治阶级是好的，对于全社会也当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即等于全社会。所以文明愈进步，统治阶级对于自己必然造成的恶劣状况愈须用博爱的宽袍去加以掩蔽，或力为粉饰，或力为否认，总说一句，弄出一种矫揉造作的虚伪，这是早前的社会形态所不知道的，即文明的初期也未尝有此，这种虚伪毕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下面的一种主张：掠夺阶级剥削被压迫阶级，全是为着被掠夺阶级自身的利益；后者如果看不见这一点，甚至出于反叛，便是对于施主——剥削者——极忘恩负义的能事。”（见同书一八七页。）
末了，恩格斯征引摩尔根对于文明的评判作结束道：“自从文明出现以来，财产已有巨大的发达，他的形态十分复杂，用途十分广大，而适合于所有人的利益的管理十分精密，他对于人民方面已经变成一种不可支配的势力。人类在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的面前，竟心迷意乱，不知所措了。然终有一日会使人类的智能增加，可以宰制财产，规正国家对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并规正义务和所有人的权利的界限。社会的利益是高于私人的利益，而两者必须形成公正的调和的关系。进步如果是将来的定律，恰和过去一样，那么仅仅求财即不是人类最终的命运。自从文明开始的过去时代只是人类过去生存期间的一小部分；也只是人类将来生存期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解体会使那以财产为唯一目的的经历告终；因为这样的一种经历含有自身毁灭的元素。政府的民主主义，社会的友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便暗射一个最近的较高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经验，智能，和知识就是当今常住的目标。他将为古代氏族自由，平等，和博爱一种更高形态的复活。”（见同书一八七至一八八页，按这一段系直接译自英文本《古代社会》，与恩氏的译文略有出入。）
马克思幸有一个后死的老友为之编订遗著，连他对于这种名著的摘录都编著成书，他真可以无憾了。可是我们对于他晚年的学术生活和私人生活讲得还不充分，现在特将他的女婚拉法格亲见亲闻的事介绍出来，使我们得多知道他的日常生活习惯。拉氏从初次见面时告诉我们说：
“他在麦特兰公园路（MaitlandParkRoad）一间房中第一次出现于我面前之时，不是一个不辞劳瘁的和无匹的社会主义煽动家，而是一个学者，他这间房子是文明世界一切派别的同志因咨询这位社会主义思潮的主人翁所麕集的地方。这房子是有历史价值的，大家如果愿意从内层去窥测马克思的精神生活，必须认识这间房子。房在第一层楼，那宽大的窗户向公园开着，房中因此透入充足的光线。烟突的两旁和窗子的对面，靠着墙都是书架子，上面放满了书籍，而报章的包裹和手稿也堆在上面，一直至天花板为止。在烟突的对面和窗子的一边，放有两张桌子，上面堆满了纸张，书籍和报纸；房子中间光线最好的地方有一张很朴素的小书桌（三尺长，二尺宽），和一张木制的靠背椅子；在这张椅子和对着窗户的书架中间有一张皮沙发，马克思时常躺在上面休息。烟突上尚放有书籍，中间又放有雪茄烟，火柴，烟盒，书镇，他的女儿，夫人，沃尔夫，和恩格斯的相片。他是一个烟瘾很大的人，曾向我说：“《资本论》的收入将抵不住我著书时所吸的雪茄烟；但他又是一个更善于销耗火柴的人；时常忘记向他的烟斗或雪茄上点火，一根火柴烧完，又继以二根三根，以至无数根，因此火柴盒子在令人不可信的短促时间中便空了。
“马克思不准任何人整理他的书籍和稿件，适当些说，就是不准任何人翻乱他的书籍和稿件；〔这些东西〕只是表面上显出乱七八糟，实则各物都有适当的位置，凡他所需要的书籍或小册子，用不着寻找，随手一拿即得，就是在阅读之中，他时常停着，将刚才讲的引句或图表从书中指示出来。他是一个与书室为缘的人，对于室中的书籍和稿件指挥如意，恰和他运用自己的肢体一样。
“他安置书籍不以外表的整齐为标准：四折纸的装订本和八折纸的装订本以及小册子堆在一起，排列书籍不以书的大小为标准，而以书的内容为标准。书籍对于他只是精神上的工具，不是装饰品。“书籍是我的奴隶，应当依照我的意志为我服务。”——他随意使用书籍，丝毫不顾及书的体积，装订，纸章的美丽，或印刷的精良；将书角折叠起来，用铅笔在书边上作符号，并于行间字句中画粗线。他并不在书中作何种评语，可是当一个著书的人越出情理范围之外，他有时不能不作一个感叹符号或疑问符号。他所用的画横线的方法使他极容易在一本书中再行发见自己所要找的节段。他有一种习惯，就是隔了好几年之后，总是将自己的抄本和书籍中画有横线的节段再读一遍，把书中的事牢牢记在心头，他的记忆力非常敏锐而正确。从幼年时起，即依照黑格尔的忠言，把他的记忆力由背诵一种外国文的诗句锻炼出来了。
“海涅和哥德〔的诗〕他能够背诵，在谈话中是时常引用的；又常诵读他从欧洲一切文学中所选的诗人〔的诗词〕，每年且读希腊原文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os）〔的诗〕；他敬仰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为人类中两个最大的戏曲天才。对于莎士比亚的敬仰更没有涯隙，把莎氏〔的著作〕作为最深的研究的对象；并且知道莎氏戏剧中最不关重要的角色。英国这位大戏剧家成为他全家一种真正的崇拜人物；他三个女儿对于莎氏〔的戏剧〕是能够背诵的。自一八四八年以后，他愿意将英文学好——前此已经能读英文书籍——于是找出莎氏一切特有的语法类集起来；他对于十分敬重的科贝特（WilliamCobbett）一部分争辩的著作也曾应用这种办法。丹第和朋斯都属于他所爱的诗人之列；当他听见他的女儿诵读这位苏格兰诗人的讽刺诗和爱情诗时，心中大为喜悦。……休息时，便在室中走来走去；从房门口至窗户前地毡上现出一条完全踏坏的路线，恰和草原中的路径一样。有时躺在沙发上读小说；时常一连读两三种小说，轮流更换；他和达尔文一样，是一个读小说的大家。……
“马克思通欧洲一切文字，用德，法，英文作文，为这些文字中的能手所欣羡；他时常喜欢称诵下而一句话，即‘一种外国文字是生活中一种争斗的武器。’——他具有一种学语言文字的大才能，并且也遗传给他的女儿了。当他学俄文的时候，已经是五十岁，这种文字虽和他所懂得的新旧文字在语源上并无关系，然他于学习六个月之后，已经能够以俄国诗人和著作家的作品自娱了，他所特别尊视的人是普希金（Puschkin）果戈里（Gogol）和谢德林（Schtschedrin）。他学俄文的原因就在要能读社会调查的文件，而俄政府因这种文件暴露惊人的真相，遂-止流行，然一般忠诚的朋友却替马克思获得此项文件，因为马氏的确是这些人所认识的西欧人中一个唯一的经济学者。
“马克思除掉借诗人和小说家休养精神外，还有一种很奇异的方法消遣；即数学，这是他所特别嗜好的。代数学予他以一种心神上的安慰，他在流离生活最痛苦的时期中，辄以代数学为避难所。当他的夫人最近的病中，他不能够像平常一样从事于学问上的工作，夫人的痛苦印入他的精神中，要潜心于算学，才能够忘却这种印象。当着这种精神痛苦的时期，他著一部微分学，据知道此著作的算学家的报告，甚为重要，并且将在他的全集中刊布出来。他在高等数学中复发见辩证法最合乎逻辑的和最简单的形态的运动；据他的意见，当一种学问能够应用数学，才算是真正发达了。
“马克思的图书馆经他多年细心的征集，共有书一千多本，然这却不够他的用，在许多年中，他是一个热心往不列颠图书馆的人，并很重视这个圆书馆的书目，就是他的仇敌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知识博大渊深，他所具的知识不仅是在自己专门科的经济学上，并且还旁及于历史，哲学，和各国的文学。
“他晚上睡觉虽常是很晚，然早晨起床总在八九点之间，于是吃黑咖啡，看报，然后进书房去，一直做工到晚上二三点钟为止。他的工作间断的时间就只是进饮食的当儿，晚上乘着天气好，去到罕普斯忒草场（Hampsteadheath）散步的时候，和日间在沙发上睡一二点钟。他在少年时代即有一个习惯，对于他的工作通夜不睡地挂念着。——工作对于马克思成为一种热烈的嗜好；工作吸引他的注意非常之深，常因工作而忘却饮食。进餐时，他少有不被唤多少次即下来到餐室的；他最后一口东西差不多还没有吃完，已经又到书房中去了。他是一个很不善吃的人，因胃口不好，便努力借咸菜，火腿，熏鱼，鱼子酱，和鱼肉和等去开胃。他的胃必定是为他那绝人的脑力受了损害。他为着他的脑筋将整个的身体牺牲了；思想是他的最高的享乐。我屡次从他听见黑格尔——他少年的哲学宗师——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恶汉犯罪的思想比起天上的奇异还要宏大些，巍峨些。”
“他的身体要适应这种非常态的生活方法和创造的精神工作，也必定是组织坚强的。在实际上他很强壮，身材过于中人，肩觉而胸部甚发达，四肢很相称，不过他的瘠柱和腿相较，便觉得略长一点，这是犹太人中所常见的现象。他倘若在少年时代习过许多体操，则他必定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了。他照常进行的唯一体操是走路；借着闲谈和烟卷，能够走路或爬山过岭至几点钟之久，丝毫不咸觉疲倦。我们可以说，他在书房中是走路作工；他坐下顷刻间即将走路时所想的东西写下来。他又很喜欢在走路中作闲谈，当着讨论起劲的时候，或是谈到重要关节的时侯，时常是站着不走了。
○○○○○○○
“马克思的脑袋中充满了历史的和自然科学的事实，以及哲学的学说，其分量之多，几致令人不能相信，他深知运用这种在长久精神工作中所收集的知识和所经历的观察。大家可以随时随事问他，可得到他们所愿意的最圆满的答复，而这种答复总是陪衬着一般重要的哲学问题。他的脑子好像一只储有蒸汽停在港湾的战舰，可以随时向思想的各方面开动。他的《资本论》在我们的面前的确表见一种可惊异的能力和宏富的知识的精神；但我和其他亲识马克思的人们一样，总以为《资本论》或别种著作从没有表见他的天才和知识的全体容量。他所站的地方高出于他的著作之上。
○○○○○○○
“马克思作工总是非常精细的；凡没有最好的证据作根据的事实，或数目，必不拿来应用。他不以间接的报告为满足；无论怎样麻烦，总是自己去找来源；他可以因一种不重要的事实，急忙跑到不列颠博物馆去翻书证实。……他的工作方法使他所担负的任务的容积，在读他的著作的人面前迨没有表现出来。他因为要在《资本论》中对于英国保护工人立法做二十页左右的稿子，就读遍全图书馆含有英格兰与苏格兰调查委员和工厂监察员报告的蓝皮书；他将这些书从头至尾读一遍，这可由他所画的无数铅笔记号证明出来。”（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一一至一七页，拉法格《回忆马克思》。）
拉法格上面的纪述已经把私人生活中的马克思介绍给我们了。此外，他还说一点，也很重要，就是马氏善笑。“大家如果要认识马克思的心和爱——这是包藏在学者的仪表里面的——必须于他完毕读书和作文的工作后，在他的家庭中与星期日晚上他的朋友中去观察他。他斯时表现为一个最和蔼的伴侣，并且诙谐百出，可以从心的深处发出笑声。当他听见一句有趣的话或一句挑战的答词，他那罩上一道浓眉的黑眼睛便闪出欢乐和讽刺的光来。（见耶赞诺夫编的《思想家，血性男子和革命者的马克思》一○四页，——KarlMarxalsDenker，MencshundRevolutionär，Wien-Berbin）
然马克思不独在休息和快乐的时候是善笑，即在颠连困苦中也不失去这种乐观的态度。挨斯列（KurtEisner）在《李卜克内西的生平与活动》（WilhelmLiebknecht．SeinLebenundWirken）中告诉我们说：“就是在那困苦的年岁中，李卜克内西也和马克思一样，总不失为一个愉快的人，一个满腹诙谐的人。他们当最困难的时期，大半是在欢笑中度日。如遇意外之事，那不可破灭的精力自身就在学生一般的戏跃中消磨愤怒，而经济生活中的一切痛苦都烟消云散了。”（见挨氏《李卜克内西的生平与活动》三八页，一九〇六年柏林第二版。）
在最困苦的时期仍不失去愉快的神情，欢笑如常，这只有有气魄有修养的革命家才能办得到，若在常人是会因生活的压迫而沮丧，而败灭的。即此一端也可以表见马克思的伟大，为一般青年革命家所当矜式的。然上述的一切只是他的生活的一面，现在再让雷士列从另一面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马氏及其家人的事迹。
“马克思对于和工人集在一起，与他们交谈，视为有非常的价值。因此他对于一般肯和他自由谈话而不谄媚他的工人，方求与之交接。他以为听工人对于〔工人〕运动发表意见，是很重要的。他时时表示愿和他们讨论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因此他马上发见他们对于此等问题是否有充分的了解，如果他们了解的程度愈高，则他的欢喜愈大。在国际党的时代，他对于中央局的开会，没有不出席的，我们——马克思和中央局最大多数委员——于散会后，照例复集合于一个有体面的酒馆中，随便饮一杯皮酒，谈一谈天。马克思于回家的路途中常谈论标准工作日，特别谈论八点钟的工作日，我们在一八六六年已将八点钟的工作日作为宣传〔的工具〕，国际党的日内瓦会议（一八六六年九月）并将这种工作日列入党纲中。马克思常说：‘我们力争八点钟工作日，但我们自己在二十四点钟之内常做两倍以上的工作。’可惜马克思的工作真是太多了。他单是为国际党所费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究竟有多少，一个局外人决想象不到。此外，马克思还要为维持他的生计而苦苦作工，并且花费长时间在不列颠博物馆，为他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研究而搜集材料。当他从博物馆回到北伦敦自己的住宅——哈维斯托克山（HaverstockHill）麦兰特——时，常到我这里来，——因为我住的地方离博物馆不远——和我讨论国际党的任何项问题。他回家饮食后，稍事休息，即去从新作工，常至夜深为止，有时还继续到天明，当他的晚上短促的安静时间为同志的造访花去时，尤特别作工到天明。
“马克思的家对于每个忠实的同志是开放门户的。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他家庭中所过的快乐日子，使我永不会忘记。那位令人起敬的马夫人尤为家中的明星，她是一个硕大而且极美丽的妇人，她的举止娴雅，又非常柔和，慈善，活泼；绝无一点骄傲与固执的习气，一个人在她的面前便觉得和在自己家中的母亲及姊妹面前一样适意。她的全部品质使人想起苏格兰的平民诗人朋斯的话：‘妇人，可爱的妇人，上天嘱咐你抚慰男人。’（Woman，loveywoman，heavendestinedyoutotemperman．）马夫人对于工人运动的事务甚为热心，凡和资产阶级争斗的每种胜利，甚至于最小的胜利，使她大满意，大欢喜。
“就是马克思的三个女儿，从幼年起，对于近世工人运动也有最深厚的兴味，这种工人运动总是构成马克思家庭中的主要题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间的交接最为诚恳，丝毫不用强制力，这是大家所能想象的最诚恳和最不用强制力的交接。女孩子们看待她们的父亲俨然像一个兄弟或朋友，因为马克思是不肯把亲权的外表架子摆出来的。第一，他是自己小孩子的设计人，当着闲暇的时候，且为她们玩耍的伙伴。马克思对于小孩子具有一种非常的感情。他常说，他对于基督的《圣经》最中意的地方，是其对子小孩子的大友爱之情。当马克思在城中无事，而向罕普斯忒草场一方散步的时候，大家常可以看见这位著《资本论》的人和一群街市上的小孩子游戏。”（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一年度一卷七五〇至七五一页，雷氏《一个工人对于马克思的回忆》。
雷士列自己是一个裁缝，因参加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机关——中央局——的工作得和马克思发生密切的关系，他将马氏对于工人的态度告诉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世人听见说马克思在研究室中的日子较多，总不免怀疑他是一个深居简出的学者，与普通工人绝不发生关系，现在看了上面这些话，他们的怀疑可以冰释了。然雷氏对于马克思家人的状况所说无几，现在还当分别加以补充。
我们首先叙述的是燕妮。她生长名门，本不识人世间生活上的痛苦；及配马克思后，在马氏壮年时代，则跟着他奔走革命，备历风尘与放逐之苦；在马氏中年时代，则支持家计，但要作“无米之炊”，有时为境遇所迫，竟至痛不欲生，愿与儿女同埋地下，则她所受痛苦的厉害可想而知了。就是到了马克思的晚年时代，获得恩格斯巨额的金钱帮助，她暗中还是受着生活的压迫，不得仰首伸眉。马克思于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还有一种‘家庭的’不适意事件。好些时候以来，我察出家中的用度虽没有增加，然每星期给我的妻子的钱总不够用。我因为绝对不愿再欠账，而上星期一给她的钱到昨日就花完了，遂追问缘由。于是妇女的愚行便表现出来了。她前替我出账单给你，在单子上瞒了七十五镑没有报告，现在要由家用款中逐渐抽出偿还。我问为什么要这样？答案是，她怕把这种巨大的数目呈出来！妇女总是要公然有保护的。”（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一八〇页。）
我们从上面这桩事可以看出燕妮具有何等的牺牲精神。她在马克思最穷困的时代，尝背若马氏，私自借款充家用；迄一八六八年恩格斯要马克思报告所负债务，愿代为一起偿还，在常人遇着这样的机会，即不以少报多，也必不以多报少，燕妮却宁牺牲自己，节衣缩食去偿还家中债务四分之一，马克思称此为“妇女的愚行”，其实这只是因自己所处地位的关系，不得不如此说罢了。
燕妮固因家计困难，艰苦备尝，就是小燕妮也要连带受许多影响。她秉质素弱而聪慧过人，马克思常常尝称她为“世间最精细最聪颖的孩子”；惟其精细聪颖，故对于家中生活艰难，辄忧形于色。马氏于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报告恩格斯说：“燕妮现在已觉得我们景况的全部窘迫了，我相信这就是她的体弱多病的主要原因。”（见同书三卷四九页。）她因家境不裕，于一八六九年一月到一个英人家内去教书。至一八七○年，她对于爱尔兰事件作出许多稿子，署名威廉斯（J．Williams），投登《马赛列斯报》（Marsillaise），大受恩格斯的赞赏。她于一八七三年与法人龙格（Longuet）结婚，龙格从事于工人运动的，后来并且成为这种运动中领袖之一。
小燕妮的妹妹也是和一个从事于工人运动而后来成为领袖的人结了婚，此人就是本章所介绍的纪述马克思私人生活最详细的拉法格。拉氏出生于古巴（Kuba），于九岁时到法国学医。自一八六六年以来即与劳拉互相恋爱。马克思于是年八月七日报告恩格斯说：“自昨日起，劳拉半爱起拉法格来了，……这位少年初时依着我，但他的注意力即刻由老子的身上移到女儿的身上去了。”（见同书同卷二四一页。）他们是一八六八年四月结合的。
拉法格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革命曾亲自参加，旋逃往西班牙，从事于社会主义的传播；至一八七二年出席国际海牙会议，旋移居伦敦，以写真石印术为业。当一八八〇年代，法国工人运动复起，拉氏与马克思，恩格斯于一八八○年替法兰西工党（Partiouvrierfrancais）共同草订一种选举纲领。自此以后，他领导工人运动，备尝艰苦。至于“劳拉在工人运动中不仅是她的丈夫的好帮手，并且将她的父亲许多著作译成很完善的法文，又很慎重地保存其遗著，这是她的功绩。”（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年度一卷三四二页，梅林《保尔和劳拉·拉法格。PaulundLouraLafargue）
拉法格到了六十九岁的时候，因年老多病，精力两亏，了无生趣，遂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晚和他的四十余年相亲相爱的妻子劳拉一同自杀了。
劳拉的终局十分悲惨，她的妹妹艾琳娜更是如此。艾琳娜本具有极大的才能，擅长英，德，法，三国文字，年方二十，在文字上即负有时誉。燕妮于一八七七年一月底写信给索尔格说：“她现在正忙着将德文或法文译成英文。她为莎士比亚社（Shakespeare，Gesellschaft）的社员，曾将波恩〔大学〕教授第力阿斯（Dellus）对于莎士比亚叙事诗的小册子译成〔英文〕，极为大家所满意，第力阿斯教授写一封赞赏备至的信给她，说深为自己的学社获得一个这样的‘社员’庆幸。这种成功足以使她加入文学界和报界中，她或可在此找得有报酬的〔文字〕工作，使她从劳苦的和有损健康的教书〔的职业中〕抽身出来。”（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五二页。）艾琳娜后来的确找得一些“有报酬的〔文字〕工作”，但并没有从教书的职业中抽身出来，从一八八○年起，且担任一个女学校的教职。
艾琳娜也和她的父亲一样，是喜欢往不列颠图书馆作工的，她的学力充足，知识丰富，为马克思晚年文字工作中一个有力的帮手。然她的自信力不强，不肯从事著作，仅于她的父亲及恩格斯死后，将他们的著作从各种报章上采取出来，编成专书行世，如一八九六年出版的《革命与反革命》，一八九七年出版的《东方问题》，一八九九年出版的《帕尔墨斯顿爵士的生平（TheLifeoflordPalmersten）《十八世纪的秘密外交史（SecretDiplomatidHistoryoftheEighteenthCentury）和《价值价格及利润》等等都是。
艾琳娜不仅是擅长文字工作，并且为工人运动中的能手。“她于一八八六年和艾威林，李卜克内西同到美国，替美国社会主义工党（DieSozialistisheArbeiterParrteiderVereinigtonStaaten）作煽动的旅行。旋有所谓巴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会议，她当英，德，法，三国文字的翻译，非常勤劳。回伦敦后，不久有船坞工人罢工爆发，艾琳娜·马克思投身其中，千数的金镑由她和朋斯夫人（FrauBurns）等的手中经过，而自己尝无隔宿粮。自船坞工人罢工几星期之后，东伦敦的息尔维镇（Silvertown）一个大缆线工厂的女工发生同盟罢工之事。……当这次罢工经过之后，她将那些女工在一个联合会中组织拢来，并且促成她们加入当时所创设的日工大工联之一。只有一个工联愿意在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上收纳这些妇女：即是托伦（W．Thorne）所领导的瓦斯工人和日工工联（DieUnionderGasarbeiterundTagelöhner）艾琳娜·马克思因此变成这个工联的会员，旋又变成会中的职员，在她和托伦之间因互相钦佩，遂成立一种始终不渝的友谊。艾琳娜·马克思很喜欢替程度不足的工人的工联活动，而这种工联的会员也很知道敬重她。”（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二卷一二〇至一二一页，伯恩斯坦《艾琳娜·马克思》。）
艾琳娜才具优长，学识充足，又加以年富力强，使得继续其理论与实际的工作，则她自身的成就和她对于无产阶级与妇女的贡献，当未可限量。不幸她遇着艾威林，与之发生恋爱关系，遂将自己的前程轻轻送掉了。当马克思生时，她已和艾威林相识，迨马氏死后不久，他们的交谊才日渐亲密。艾威林本已有妻，不过因不称意，已经与之离居，并且激而放荡形骸，兼从事于自由思想的运动。然艾威林的为人“是性行卑鄙的，他的才能只在模仿短篇戏剧。”（见达马士革《经济学史》第二卷一三○页.）艾琳娜没有看清艾威林的性行，因自己极喜观剧，遂过于重视他此项才能，与之恋爱，因此受了资产阶级社会道德的成见的制裁，而失去向来所担任的女学校的教职。
艾威林自与艾琳娜结合后，仍旧是在梨园中流连忘返，因用费浩繁，便昧着良心，连最贫苦的人节衣缩食的钱都借去浪用。后来他的离居的妻子死了，复背着艾琳娜，私娶一个女戏子为妻，潜行往来，渐为艾琳娜所察觉。她于一八九八年二月三日写信给兰欣的儿子佛列第·德穆特（FreddyDemut）说：“爱德华（Edward按此为艾威林的名字）今天往伦敦去了。他要去找医生等等。不让我同去！这是他的残忍处——该处总有不愿意告我的隐事，亲爱的佛列第，你有你的子女。我一无所有，有什么值得生活啊。”（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二卷四八七页，伯恩斯坦《致艾琳娜·马克思于死的是什么》。WasEleanouMarxindenTodTrieb）
艾琳娜本和她的父亲一格，是很乐观而善笑的，然艾威林对她的行为是何等无耻，这自然不能以一笑置之。她在艾威林的旁边度一种不幸的生活，已经十四年，观她上面的信，她已经没有生趣，已怀有自杀的念头了。当时艾威林正患病。但常私自外出，她于是以艾威林的名义购买毒药，有一次并气愤愤地向艾威林说：“这一次我硬要认真了，毒药在此，来来，让我们同归于尽，了却这些烦恼。”（见同书同卷四九○页。艾琳娜打算自杀，已经明白表示出来了，但艾威林既不设法加以安慰，复不将毒药夺去，真正等于见死不救。至是年三月二十八日，他们同回息登汉（Sydenham）寓所，艾威林尚病不能行，越三日忽接到他所娶的女戏子的信,阅后即毁去，并马上驰赴伦敦。这一走变成了艾琳娜的催命符，她于致书外侄节恩·龙格（JeanLongnet），嘱其努力光大马克思的事业后，即服毒自尽。她幼时有一个诨名，叫做“没人理会的可怜民族”（ThepoorneglectedNation）这个名称原是指爱尔兰），不意戏言成谶，竟变为她后来遭际的写照了！
马克思的晚景及其家人的状况，已略如上所述，关于他病中和去世的经过，特留给本书最后一章去讲。我们将于下一章叙述本章所说的德法战争所引起的巴黎公社，以及马克思对于公社的批评和活动。 |
第一章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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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晚年时代
第一章资本论
“《资本论》的出现对于马克思物质的地位，毫无所改变。然此书却指出他的生活中一个转向点。并且使一般仇敌必须承认他为第一流学问上的思想家。”（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编者小引二二页。）我们承认倍倍尔和伯恩斯坦于校订马恩两氏书信录时所说的这几句话是十分正确的。关于《资本论》的出现为马克思生活中一个转向点一节，恩格斯于此书付刊时即已说过（参看本书第二册三六四页。），本书以后的叙述也可以表现出来，此处用不着多讲。现在单就倍伯两氏最后一句话引伸几句。马克思秉质极高，又生性好学，在“少年时代”，已经是学识优长。崭然露头角，所以赫斯赞美他对于哲学造诣之深，而叹为合卢梭，福禄特尔，霍尔巴赫，勒新，海涅，和黑格尔为一人（参看本书新版第一册三九页）。迄他移居巴黎，亡命布鲁塞尔，思想发生变迁，学业与时俱进，因此发现历史的唯物论。他为“第一流学问上的思想家”的证据是明白表现出来了。后来遁迹伦敦，潜心学术，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开经济学的新纪元，为无产阶级在理论上独树一帜，他为“第一流学问上的思想家”的证据又明白表现出来了。然当时的人士，不必说他的仇敌，就是一般朋友也很少确切看出并承认他是一个“第一流学问上的思想家”，观于李卜克内西和毕士坎蒲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好评（参看本书第二册三五一页），即可见一斑。然自他自认为“主要著作”（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三二页）的《资本论》出世，表见其精深博大，自成一家言，不独是普通一般人称之为“劳动阶级的圣经”（见英文《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序言三〇页，一九二一年芝加哥出版），就是马克思的仇敌，只要不是完全盲目的，或成见极深的，也不能不承认此书为千古杰作，不能不承认作者为“第一流学问上的思想家”。因此《资本论》的出现在马克思的生活史上确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故我们特据此为他的晚年时代的开端。
马克思的《资本论》共有三大卷，这仍是继续从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不过他后来觉得这部书所论的多属于资本的问题，名之为《资本论》，较为妥当，然他在书上所标的副题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他在世之日，《资本论》只出了第一卷，其余第二第三两卷是他死后由恩格斯于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两次校订出版的。本书下编既有专篇论马氏的经济学说，《资本论》中的学说，此处自不必提及，惟将其内容，主旨，特点各项略说一下。
《资本论》第一卷所论的为资本的生产进程（DesProduktionsprozessdesKapitals．），共分七篇。第一篇论商品与货币，计三章，第一章商品，第二章交换进程，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第二篇论货币转变为资本，计一章，即第四章，章名与篇名相同（按英文译本将这一章的三项作为三章，即一，资本的一般程序，二，一般程序的矛盾，三，劳动力的买卖。
第三篇论绝对剰余价值的生产，计五章，第五章劳动进程与价值增殖进程，第六章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第七章剩余价值率，第八章工作日，第九章剩余价值率与量。
第四篇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计四章，第十章相对剰余价值的概念，第十一章协作，第十二章分工与手工工厂业，第十三章机械与大工业。
第五篇论绝对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计三章，第十四章绝对与相对剩余价值，第十五章劳动力价格与剩余价值大小的变化，第十六章剩余价值率的各种程式。
第六篇论劳动工资，计四章，第十七章劳动力的价值（又价格）变成劳动工资，第十八章计时工资，第十九章计件工资，第二十章各国劳动工资的差异。
第七篇论资本的蓄积进程，计五章，第二十一章单纯再生产，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变成资本，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蓄积一般的定律，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的蓄积（按英文译本将本章改作一篇，将其中的七项改作七章，即一、原始蓄积的秘密，二、农民被驱逐于土地之外，三、十五世纪末叶以来对于被驱逐者的残酷立法，减少劳动工资的法律，四、资本主义佃农的兴起，五、农业革命对于工业的反响，替工业资本创造国内市场，六、工业资本家的兴起，七、资本主义蓄积历史的倾向），第二十五章近世殖民的学说。
概括地讲起来，这一卷向我们指出价值和剩余价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因此揭露资本的生产场所的历史，本质，营业技术的和经济的秘密。我们在此处所看见的唯一重要事件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而阶级争斗即根源于此。
《资本论》第二卷所论的为资本的流通进程（DerZikulationsprozessdesKapitals），共分三篇。第一篇论资本的转形及其循环，计六章，第一章货币资本的循环，第二章生产资本的循环，第三章商品资本的循环，第四章循环进程的三种公式，第五章流通期间，第六章流通费用。
第二篇论资本的回转，计十一章，第七章回转的期间与度数，第八章固定资本与流通资本，第九章投资的总回转，回转的循环，第十章关于固定与流延资本的学说，重农主义者与亚当·斯密，第十一章关于固定与流通资本的学说，李嘉图，第十二章工作时期，第十三章生产期间，第十四章流通期间，第十五章回转期间对于投资大小的影响，第十六章可变资本的回转，第十七章剩余价值的流通。
第三篇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计四章，第十八章引论，第十九章过去对于本问题的讨论，第二十章单纯的再生产，第二十一章蓄积与扩大再生产。
概括地讲起来，这一卷引导我们到资本的和商品的市场，探讨资本循环的各种形态，说明资本家实现曾经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印换取货币——以便再行购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使生产进程得以继续下去。
《资本论》第三卷所论的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进程（DasGesamtprozessderkapitalistischenProduktion），共分七篇。第一篇论剩余价值化作利润与剩余价值率化作利润率，计七章，第一章成本费价格与利润，第二章利润率，第三章利润率对剩余价值率的关系，第四章回转对于利润率的影响，第五章应用不变资本的经济，第六章价格变动的影响，第七章附注。
第二篇论利润化作平均利润，计五章，第八章不同的生产部门因资本的组成不同而有不同的利润率，第九章一般的或平均的利润率的构成与价值化作生产价格，第十章竞争引起一般利润率的均衡，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第十一章劳动工资一般的变动对于生产价格的影响，第十二章补注。
第三篇论利润率下降倾向的定律，计三章，第十三章定律的本身，第十四章反对作用的原因，第十五章定律内部矛盾的发展。
第四篇论商品资本与货币资本转变为商品交易资本与货币交易资本，计五章，第十六章商品交易资本，第十七章商业利润，第十八章商人资本的回转，价格，第十九章货币交易资本，第二十章商人资本历史的材料。
第五篇论利润分作利息与企业利润，担负利息的资本，计十六章，第二十一章担负利息的资本，第二十二章利润的分配，利息率，“自然的”利息率，第二十三章利息与企业利润，第二十四章在担负利息的资本形态中资本关系的具体化，第二十五章信用与空资本，第二十六章货币资本的蓄积及其对于利息率的影响，第二十七章资本主义生产中信用的任务，第二十八章流通媒介与资本，图克（Tooke）和佛拉顿（Fullarton）的见解，第二十九章银行资本的成分，第三十章货币资本与实在资本一，第三十一章货币资本与实在资本二，第三十二章货币资本与实在资本三，第三十三章信用制度底下的流通媒介，第三十四章货币原理与一八四四年的英国银行立法，第三十五章贵金属与汇兑率，第三十六章资本主义以前的状况。
第六篇论剩余利润化作地租，计十一章，第三十七章引论，第三十八章差额地租，总论，第三十九章差额地租的第一种形态（差额地租一），第四十章差额地租的第二种形态（差额地租二），总论，第四十一章差额地租二，第一例：不变的生产价格，第四十二章差额地租二，第二例：下降的生产价格，第四十三章差额地租二，第三例：上升的生产价格，结果，第四十四章差额地租与最劣的耕种土地，第四十五章绝对地租，第四十六章建筑地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的价格，第四十七章资本主义地租的发生。
第七篇论收入，计五章，第四十八章三位一体的程式，第四十九章生产进程的分析，第五十章竞争的外表，鲸五十一章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第五十二章阶级。
概括地讲起来，这一卷分析剩余价值变为利润：资本家在市场中所实现的剩余价值不是一部分人所能垄断的，必须分配于整个的资产阶级，即以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形态而分给企业家，银行家和地主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谜子至此乃完全解决了。
《资本论》三大卷的内容虽略如上所述，然还可用卢森堡（RosaLuxemburg）几句话最恰当的总括一下：“就这部大著作的全体看，我们可以说：第一卷及其中所发挥的价值律，工资和剩余价值，将现社会的基础赤条条地暴露出来了，第二和第三卷则表现立于这种基础上面的上以建筑物。此外也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图形形容出来，就是：第一卷示我们以社会有机体的心脏，而血液即产自这个心脏，第二和第三两卷示〔我们〕以全体的血液循环和营养，一直到最外部的表皮细胞为止。”（见梅林《马克思传》三八四页。）
哥郞瓦尔德（M．Grundwald）说：“凡在国际资本主义占势力的地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占势力，只有《资本论》占了优势，才能够克服资本主义。这种克服就是指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是指另一种经济和历史结构体的开始。”（见哥氏《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三页，一九一二年出版。ZurEinführunginMarx’Kapital）《资本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威权，他一占了优势，就可以征服资本主义呢？因为他是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本著作，或像考茨基所说的一样：“是近世社会主义铁的基础。”（见《工人教育报》一九二三年第三期四页ArberterBildung）可是不独我们在上面说明《资本论》的内容时没有涉及共产主义，即翻遍全部《资本论》，也不能发见关于共产主义的长篇大段的议论，并且在这一部二千余页的宏篇巨制中，简直连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都很少映入我们的眼帘。所以恩格斯说：“有些读者对于此书将十分失望。自许多年以来，有几方面希望他出版。〔他们以为〕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教义和万应灵药终久应在书中揭示出来，当某些人见着此书行世的时候，也许预先想到现在将从书中看见共产主义的福音地是怎样一回事。谁想及这种享乐，谁是根本错误。”（见耶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Marx-EngelsArchiv——第二卷四四九至四五〇页，楚柏尔：《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七篇评论》。一九二七年法兰克福出版。——ErnstCzöbel：FriedrichEngls。SiebenRezensionenueberdenerstenBanddes“Kapital”）既是这样，《资本论》怎能称为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本著作，或“近世社会主义铁的基础”呢？
但我们应当知道，《资本论》所以得若这个称呼，并不是因为马克思像一般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样，凭着自己的脑子，在书中作出一些共产主义的图案，或订出一些共产主义的条文，以为新社会实行或遵守之具，而是因为他“将近世社会的经济运动律表现出来了。”（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八页。）所谓近世社会，“即资产阶级的社会。探讨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起源，发展和消灭——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内容。”（见德文《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二四页，维也纳，柏林出版。——W．I．LeninSämtlicheWerke）或像特煖尔池所说的一样：“《资本论》是从特别劳动和生产状况的经济中心点出发，对于近世文化作一种极明彻极锐利的分析，他并非一般的国民经济学说，这是一个主要点。此书的确是在极力注重反面〔的意旨上〕，描写近世文化的飞扬，进步，忧患和将来的结局。但这个结局不是文化的灭亡，而是人类新时代的开端与前提，是在大家同样享受从资本主义获得的生产力的结果之下，继续推进这种生产力。进到这一步的转变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世界革命，马克思确信这种革命将除去种种不可保持和矫揉造作的关系，这就是一切人类真正的进步与真正的幸福。”（见《特煖尔池全集》第三卷《历史论及其问题》三五八至三五九页，一九二二年杜平根出版。（ErnstTroeltschGesammelteSchriftenIII．DesHistorismusundseineProbleme．Tübingen．）
我们为使读者深刻了解马克思所谓近世社会的经济运动律起见，特在此略加发挥。借以表现《资本论》的主旨何在。恩格斯称马氏生平有两大发现，其一为“暴露资本主义的生产利用剩余价值的秘密。”（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三页，一九二一年斯图加特出版。）脱尼斯以为《资本论》的“名称又可以叫做‘剩余价植论’。”（见脱氏《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一〇九页，一九二一年耶拿出版。）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近世社会的经济运动是为资本所宰制，而资本的目的却在于生产剩余价值。
一般资本家购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制造商品，出售于市场，为的是掠取剩余价值。凡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含的社会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的价值是由劳动者维持生活和繁殖子孙所需的生活品的价值而成的。例如劳动力每日的价值为一元，资本家即以此数雇用劳动者，作工十点钟。他在五点钟之内所生产的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值（除去资本家所投的资本的价值），然他必须继续作工五点钟，此后所生产的价值便是一种剩余，即一种剩余价值，完全为资本家所垄断。
资本家将劳动者所制造的商品送入市场，实现其中所含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后，不独依旧购买生产工具与劳动力从事于生产，并且将剩余价值（除用于消费的一部分外）变作资本（即资本的蓄积），从事于更大规模的生产，以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他们更将各单个的资本集合拢来（即资本的集中），使蓄积的作用扩大并加速，又使资本技术组成（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关系）的革命扩大并加速，于是生产的组织便由单纯的协作进而为手工工厂业，再进而为大工业了。
当最初的资本家出现之时，工资劳动的形态虽已存在，然这种劳动只是例外的，副业的。迨资本家使生产变作一种社会的行动，由许多工人在工厂中着手实行，工资劳动即成为全部生产的常规与主要形态，而工人即以工资劳动为唯一的活动。然生产工具与生产物都为资本家所垄断。这就是社会的生产，与资本家的私有，其中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
这种对抗并非偶然，而且是日趋剧烈的。在一方面，因大资本压倒小资本，小资产阶级相继破产，以致无产阶级的人数日多，在另一方面，因技术进步，机器日精，人类劳动的需要减少，以至无产阶级的失业者日多，形成庞大的产业预备军，随时随地供资本家的驱策去压迫现役劳动军。而“那种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预备军与蓄积的范围及精力保持均衡的定律，将劳动者钉在资本上面，比赫菲斯托斯（Hephastos）火神的楔子将普罗米修斯（Promethsus）钉在岩石上还要坚固。他形成一种贫穷的蓄积，以与资本的蓄积相呼应。所以一方财富的蓄积，同时就是对方——即生产自己的生产物作为资本的阶级——贫穷，劳动痛苦，奴役状况，无知识，凶残和德性堕落的蓄积。”（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五八二至五八三页。）
无产阶级既对照着资产阶级而日趋贫困，他的消费即降至极小限度，他所购买的商品仅限于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但在另一方面，因近世机器不断的改良，生产力不断的提高，生产范围不断的扩大，商品的数量有增无已。世界市场虽可加以扩张，但不能和生产的扩张同其步骤，于是发生商业的危机。在危机之中，生产物充斥于市场，无人过问，现金匿迹，信用消失，工业停滞，工人因替资本家生产了过多的生活品，以致自己得不到生活品，而破产之事也层出不穷。大量的生产物和生产力必须加以毁灭，才能够使生产与交换逐渐恢复原状。
但这种危机绝非例外，而是隔若干年出现一次的。“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六六年，总是每隔十年出现一次。后来虽不甚如期表演，然并没有停止。”（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二卷考氏序言二〇页。）而且每次出现，比较上次危险更大，蔓延更广，现在简直成为一种痼疾，永久不退了。这种痼疾就是暴露资产阶级再也没有能力管理近世伟大的生产力。
近世无产阶级特别是受了危机的压迫，愈加增进他的反抗，他“因资本主义生产进程自身的机构而受训练，互相联合，并且组织拢来了。资本的垄断变成生产方法的桎梏，这种生产方法本来是在他的下面繁荣的。生产工具的积集和劳动的社会化所达之点，与他们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兼容。这种外壳行将破裂。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撞着丧钟。剥夺者将被剥夺了。”（见同书第一卷六九○至六九一页。）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生出来的资本家占有方法——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是建筑在自己劳动上面的个人私有财产第一次的反（Negation）。可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依一种自然进程的必然性，产生他自己的反。这是反之反（NegationderNegation．Thenegationofnegation）。这种反之反不再对工人恢复私有财产，但恢复基于资本主义时代所获——即基于协业以及土地和劳动自身所生产的生产工具的公有——的个人财产。
“将基于自己劳动的个人零星私有财产变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比较将资本家的财产——在实际上这种财产已经是建筑在社会的生产营业上面的——变为社会的财产，这种进程自然是更长久，更激烈，并更困难。前者是少数篡夺者掠夺民众，后者是民众掠夺少数篡夺者。”（见同书同卷六九一页。）
统观以上各节，便知道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衰落和倾覆都种因于掠取剩余价值。资本家最初所以孜孜汲汲，购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从事生产，为的是掠取剩余价值。后来发展技术，扩张生产，在世界市场中作猛烈的竞争，为的是掠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市场有限，人欲无厌，他们因此所生产的商品竟无法出售，于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近世的生产力不断地反抗近世的生产关系，使资本主义不得不陷于孤城日落之境。这是因为他吸收剩余价值太多，消化不了，以致僵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这种发展的进程很详细地剖解出来，就是将他的出路昭示我们，这条出路即共产主义。所以《资本论》虽没有多谈共产主义，却配称为共产主义的基本著作，或“近世社会主义铁的基础”。
《资本论》的主旨既明了，现在当介绍其中足以感人的特点。克卡朴说：“《资本论》第一卷从英国的历史纪录内和国会委员会的蓝皮书中对于资本家夺取剩余价值，引出许多证据，这是英国工业制度中种种弊端的一幅惨淡无光的书图，这是英国工业兴盛中一种黑暗和悽惨的反面。”（见克氏《社会主义史》中文译本上卷一六二页。）朋斯（C．D．Burns）说，《资本论》的“实在势力似乎是在对于一般学者和享特权者所同声喝采的制度，善于堆积宣告罪状的证据，去反对这种制度。凡不怀成见的人读了《资本论》，对于著者真挚的慈爱，及其反抗工业制度所果无可反驳的证据，不能不印入脑袋中。”（见朋氏《革命原理》三七页。ThePriciplesofRevolution）因为“没有人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样，更‘深入社会确定的具体的关系中。’他花费二十五年的工夫从一切方面去探讨此等关系”（见恩格斯的《住宅问题》七二页，一八八七年霍廷根-苏黎世第二版。——ZurWohnungsfrageHottingen-Zürich1887．），而他所列举的英国工业主人虐待男女工人和童工的事实，尤足动人观感，尤足使人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达是由一条血路中撕杀出来，是从千百万工人的身上踏践而过，因此所演成的罪恶，实足遗臭万年，非五大洋的水所能涤荡干净的。
马克思告诉我们：“产业发达的国家对于产业不发达的国家，只是指出其自身将来的模型。”（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七页。）现在国际的和国内的大工业在中国许多地方开始萌芽并发展了，工人因生活困苦，待遇不良，举行同盟罢工之事，屡见叠出，“黑暗和悽惨的反面”逐渐暴露出来了。因此我们对于马克思所举工业发详地的英国资本家虐待工人的事实尤有知道的必要，今特介绍其中最重要的节段如下。
首先从关于男工的讲起。“三个铁路工人——一为守车，一为司机，一为信号手——立于伦敦命案陪审官之前。铁路上一桩极大的惨变将好几百旅客送入阴间地府去了。铁路工人的疏忽是这种不幸事件的原因。他们三人在陪审官之前异口同声说道：当十年或十二年之前，他们的工作每日只有八点钟。至最近五六年中，此项工作增至十四点钟，十八点钟以至二十点钟，当着旅行客车〔开车〕的时候，在旅行者一种特别严厉紧逼之下，他们作工常是经过四十点至五十点钟，不得间断。他们也是凡人，并不是天神。他们的工作能力一达到某种限度便丧失了。他们自然趋于麻木。他们的脑筋不复能想，眼睛不复能看。那些十分‘有体面的’英国陪审官发出一道宣判书，判定这三人是犯了杀人罪，移归审判厅办理，并在宣判书上轻描淡写地加入一个‘附条’，表示诚恳地希望铁路上的资本贵人将来多破费几个钱，购买充分的劳动力，对于榨取所购买的劳动力更‘节省’一点，更‘自制’一点，更‘顾惜’一点。”（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二〇一至二〇二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二七八至二七九页。按英文《资本论》虽系从德文原本译出，然内中所征引英国事件的文字系由马克思的幼女艾琳娜直接从英文原书抄来，故我们对于此项文字，概以英文《资本论》为根据。）
托尔斯泰（L．Tolstoy）因俄国铁路上的运货工人继续作三十六点钟的工，在《现代的奴隶状况》（TheSlaveryofoutTimes）一文中诧为惊世骇俗之事，然以之和英国铁路工人的工作时间相较，犹不免有惭色。上述的变瑞是起于英国的资本家没有购买充分的劳动力，致以人命为儿戏，此外还有因他们节省小费，设备不周，致以人命为儿戏的。“读者知道最近二十年来，麻业大加扩充，而爱尔兰的梳麻工厂因此也增加了。当一八六四年的时候，该处有一千八百个梳麻工厂。照例，一到秋冬两季，一般妇女和少年人——她们都是邻近小农民的妻室子女，完全不知道使用机器——从农场劳动中抽调出来，和麻一起去作梳麻工厂中机轮的养料。关于出险的次数和种类，在机器史上实在是无与伦比。在科尔克（Cork）附近的乞尔的兰（Kildinan）一个梳麻工厂中，自一八五二至一八五六年共发生六次致命的事件和六十次伤残肢体的事件；只要花几个先令的费用，作最简单的设备，这些事变都是可以避去的。敦巴特里克（Downpatrick）的工厂检验医生怀特博士（Dr．W．White）在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所呈的正式报告中说：“梳麻工厂所发生的重大事变是属于一种最可怕的性质。在许多场所，〔工人〕四肢的一部分被截断了，或因此致命，或成为将来的残疾。此处工厂的增加自然会使这些可怕的成绩扩大，如果把这些工厂置诸立法条例之下，便是一桩大幸事。我相信如果对于梳麻工厂加以适当的监督，则生命和按需分配的大牺牲当可免去。”（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卷四二三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五二六至五二七页。）
倍倍尔说：一国文明最好的标准，就是妇女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见倍氏《妇女与社会主义》英文本。）可是在“文明的”英国，劳动妇女所处的地位的恶劣远在男工之上。“‘露天漂布人’借着没有妇女在夜间作工这句谎话逃出一八六〇年关于漂布业的法律。这种谎话为工厂监察员所发觉，同时国会因工人的请愿，把那在清凉馥郁的草地作露天漂布的提议打消了。在这样蓝天漂布业中，干燥室中的温度常是华氏九十至一百度〔摄氏三二至三八度〕，室中的工作大部分由女孩子担任。‘纳凉’是她们有时从干燥室中逃到新鲜空气中所用的专门术语。‘十五个女孩围着火炉。麻布须有八十至九十度〔摄氏二十七至三十二度〕的温度，而葛布则须在一百度〔摄氏三十八度〕以上。另有十二个女孩在一间十方尺左右的小房中熨布，和上浆，在这小房的中心地方安着一个紧闭的火炉。女孩子们围炉而立，炉中常吐出一种可怕的热气，使葛布迅速干燥，以备熨布人作工。她们的工作时间没有限制。当忙碌的时候，作工常至晚间九点钟或十二点钟，并继续许多夜不停止。’（见一八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报告五六页。）一个医生宣言：‘没有规定特别的时间纳凉，但当温度太高，或她们的手为汗水所污的时候，才准出来休息几分钟。……我对于疗治火炉工人的病症所得的经验——这是很多的——强迫我发表一种意见，就是，她们的卫生状况决不如纺纱厂中的工人（资本在向国会的请愿书中描写她们非常健康，肉色和红萝布一样）。她们中间最显著的病症，是痨瘵症，喉管火症，膀胱作用失去常态的病症，最剧烈的神释昏乱病，和风湿症。我相信所有这些病症都是直接或间接起于工人在工作室中的空气不清洁和热度过高，并且是起于她们于冬季归家时缺乏适体的衣服，可以抵抗湿冷的空气’（见同书五六至五七页）。”（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二四四至二四五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三二五页。）
照基督教讲，地狱中尽是火，凡罪人及不信教的人死后当投入狱中，这种神道设教的话原属“子虚乌有”，即令真有其事，也只在阴间地府；然我们一看马克思上节所征引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为着生产剩余价值，阳世中也设有“活地狱”，而一般没有罪的，甚至于还是信奉基督教的青年女子竟被投入其中。可是英国的资本家不独替青年女子设备了基督教所宣传的“火地狱”，并且还替她们设备了基督教所未曾宣传的“窒息苦役地狱”。“在一八六三年六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中，全伦敦的日报登载一段记事，应用‘纯因工作过度而死’，这种‘惊心怵目的’标题。这是讲一个女裁缝瓦克莱（M．A．Walkley）是致死的事，她年二十岁，被雇于一家信用素著的制衣店中，受一个芳名伊利斯（Elise）太太的掠夺。古来常讲的故事又重新出现，此等女孩子每日平均作工十六点半钟，逢着生意忙的时候，常是继续作工至三十点钟，她们垂尽的工作力是靠先勒酒，葡萄酒，或咖啡的偶然供给来恢复的。那时的生意异常忙碌。〔店中〕必须在顷刻之间，替一班贵妇人制成一些华丽的服装，以便其参加欢迎新到的王太子妃的跳舞会。瓦克莱已经作了二十六点半钟的工，没有间断，此外同作工的还有六十个女孩子，三十个人在一间房中，而这间房所供给的空气，只有她们所需的空气立方尺三分之一。到了夜间，她们两个人一对，睡在窒息的洞中，里面的睡房是用木板隔开的。然这还是伦敦最好的制衣店之一。瓦克莱于星期五起病，星期日死去，伊利斯太太对于她不预先将手中的工作做完，〔便尔死去〕，大为惊讶。凯思（Keys）医生来到死者的床前太迟，他在命案检查官的面前正当证明，‘瓦克莱之死是由于在人数拥挤的工作室中做长时间的工，并且是由于寝室太小，空气不良。’命案检查官为着给这位医生以一种善于处世的教训起见，发出判词道：‘死者是由于中风，但在人数拥挤的工作场中作工过度，死得更快，这也许是一种理由。’自由贸易论者哥布登（Cobden）和伯来脱(Bright）的机关报《晨星》（MorningStar）大声疾呼道：‘我们的白奴啊，我们的白奴啊，劳苦终身，大部分是静悄悄地凋谢了，静悄悄地死去了。”（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二〇三至二〇四页，及英文《资本论》二八〇至二八一页。）
瓦克莱为着替伊利斯太太生产剩余价值而死，后者犹以她未将手中的工作做完，引为憾事，资本家唯利是图，不顾工人死活的心理由这位太太尽情暴露出来了。可是资本家雇用女郞做长时间的工作，因劳致死，祸犹只及于作工者的本身，他们还雇用有孩子的妇女做长时间的工作，不独直接害及这些妇女，并且间接戕杀她们的小孩了。“在英国十六个注册区中，每十万个一岁以下的儿童，每年平均只死去九千（有一区只死去七千零四十七）；在二十四区中这种死亡超过一万，但少于一万一千；在三十九区中，超过一万一千，但少于一万二千；在四十八区中超过一万二千，但少于一万三千；在二十二区中超过二万；在二十五区中超过二万一千；在十七区中超过二万二千；在十一区中超过二万三千；在荷阿（Hoo），乌尔味罕普吞（Wolverhampton），亚施顿（Ushton-under-Lyne），和布列斯頔超过二万四千；在诺定昂（Nottingham），斯它克波尔特（Stockport），布刺德佛德（Bradford）超过二万五千；在卫斯俾芝（Wisbsesch）为二万六千；在曼彻斯特为二万六千一百二十五。（见《公共卫生第六次报告》三四页，一八六四年伦敦出版。）一八六一年的官场医生调查指明死亡率之高，除掉地方上的原因外，大都由于母亲被雇离家，结果对于小孩的照顾不周，待遇也不良，如营养不足，食物不相宜，给予安眠药，和其他等事都是；此外，在母亲和子女之间又发生一种不自然的疏远之情，此事的结果是故意饿死和毒死小孩子。（一八六一年的调查……又指明曾经新描写的情形之中，母亲因职业的关系，对于小孩子的照顾不周，待遇不良，以致小孩子流于夭折，然母亲丧失了对孩子的自然感情达到一种深可悲着的地步——她们对于子女的死亡大概不甚关心，有时甚至于……用种种直接的方法以速其死。）在那些‘雇用妇女最少的农业区域，〔小孩子的〕死亡率便甚低。’”（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三四二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四三四至四三五页。）
劳动者的婴孩既因母亲在工厂中作工，不免大批的夭折，或被毒死，即幸免于死，稍长也还是要受自已父母的掠夺。“一八六六年儿童雇佣委员会最后的报告说，‘两性的儿童所需的保护，所当防备的人，无过于自己的父母，由全部证据看来，不幸此事是显然无疑的，并且达到一种可悲痛的程度。’普通对于儿童劳动作无限制的掠夺的制度，和特别所谓家庭劳动‘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只因做父母的人不受限制，不受拘束，能对于他们幼小娇嫩的儿女，行使这种专擅的和恶作剧的势力。……父母不当具有绝对的权力，使自己的儿女仅成为“获得许多星期工资的机器”。……所以儿童和少年人在所有这些场所，可以从立法上正当要求一种自然的权利，就是，凡毁伤他们身体，和减少他们智识及道德的事都当免除’（见儿童雇用委员会第五次及第二次报告）。然这却不是因亲权的滥用造成资本主义直接或间接对于儿童劳动的掠夺；反之，这却是因资本主义的掠夺方法扫去了亲权的经济基础，遂使亲权的行使流于权力的滥用。”（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四三一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五三五至五三六页。）
劳动者因受资本主义掠夺方法的压迫，对于自己幼弱的子女无所顾惜，而一般资本家对于掠夺儿童劳动，更无所不用其极了。“一八六〇年一月十四日诺定昂所开的一个会议，主席为郡长查尔敦（Charlton）君，他在会中宣言道：‘在和花边业有关系的一部分人口中所受的许多穷困和痛苦是国内其他部分所不知道的，也真正是文明世界所不知道的。……九岁或十岁的小孩子在早晨两点，三点或四点钟的时候，便从他们污秽不堪的床上拖下来，为着一种赤裸裸的生活资料，被逼迫去做工，直至晚上十点，十一点，或十二点钟，他们的四肢凋萎了，体格衰弱，面色苍白，人性全然降至和石头一般的麻木不仁，想起来简直是可怕极了。’”（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一九三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二六八页。）
九岁或十岁的小孩子为着获取少量的日食，每日替资本家作工竟达二十点钟，这已经是骇人听闻的事，然他们中间还有继续作工至三四十点钟的。“‘在一个制五金板片的工厂中，名义上的〔工作〕时间是自上午六点钟起至下午五点半钟止，一个男孩子每星期作工四夜，至少要到午后八点半钟，……这样做工六个月。还有一个九岁的男孩子有时将三个十二点钟的班一连做下去，到了十岁，他便两日两夜连起来作工。’第三个男孩子‘现年十岁，……从早晨十点钟起至晚上十二点钟止，连作工三夜，其余的夜间则作工至九点钟止。’‘还有一个男孩子现年十三岁，……从晚间六点钟起作工至异日正午十二点钟止，共历一星期，有时将三班〔的工作时间〕连在一起做，这就是说，从星期一早晨起至星期二晚上止。’‘还有一个男孩子现年十二岁，在斯特夫列（Stavely）一个铸铁工厂中服役，在两星期之中，从早晨六点钟起作工至晚上十二点钟止；他不能再多做了。’”（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二〇七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二八四至二八五页。）
十岁或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连日连夜作工，已经是戕贼生机，忍受不了，然他们内中还有受严刑压迫的。“费尔登（Flelden）宣言：‘在德被州（Derbyshire）及诺定昂州，特别是在兰卡州，新发明的机器应用于建筑在河流能转水轮的河边的大工厂中。此等地方忽然需要从远处城镇招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兰卡州素为不毛之地，居民较少，当时所需要的就是居民。纤小敏捷的指头，明白些说，小孩子是最需要的，于是从伦敦北明翰和其他地方各种教区工厂中招致学徒的规例马上兴起来了。成千成万不幸的儿童从七岁至十三四岁，都被送到北方去作工。这种规例是主人须以衣服供给学徒，并使之食宿于用近工厂的“学徒室”中；监工人被派出来监督工作，后者的利益在使儿童极力作工，因为他们的报酬是以他们所诛求的工作量为比例的。残忍暴虐自然是〔此事的〕结果。……在许多制造区中，恐怕特别是在我所属的那一个恶区〔兰卡州〕中，最堪痛心的残忍暴虐之事，实行加在这些受制造主照顾的无辜和孤立的儿童身上；他们因过度的工作，烦恼得要死，……他们遭鞭挞，被捆绑，受刑罚，备极惨酷的能事；……在许多场所，当被鞭打去作工的时侯，他们饥饿到露出骨头来了，……有时甚至于被迫而自杀。……德被州，诺定昂州，兰卡州美丽的和富于风韵的幽谷一逃出公众的眼睛，便变为最严刑和杀戮的悽惨荒凉之所。制造业的利润极大；此事本来当满足〔他们的〕欲壑，竟反扩充了〔他们的〕的欲壑，因此制造家又借助于一种计划，似乎要使自己获得利润，没有任何限制；他们开始实行所谓“夜工”，这就是说，既使一班人在日间作工而致疲劳，又另换一班人去做夜工；夜班〔的人〕才离床，日班〔的人〕即睡上，反之，日班〔的人〕在早晨才离床，夜班〔的人〕又复睡上。兰卡州一句普通相传的话是，从来没有冷床’（见费尔登《工厂制度的祸患——TheCurseoftheFactorySystem——五至六页，一八三六年伦敦出版）。”（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六八六至六八七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八三一至八三二页。）
就以上三段话看来，便知道无产阶级的儿童因作工所受的痛苦远过于少年及成年的男女工人；然这还是就七岁以至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讲的，此外还有四岁至六岁的小孩子也要去替资产阶级作苦工。“花边的制造不是在所谓‘女主人院’中完成，就是在各妇人自己的家中完成的，她们或有小孩子的帮助，或没有这种帮助。开设‘女主人院’的妇女自己也十分贫穷。工作室就是一种私人的住宅。……小孩子开始作工的平均年龄为六岁，但在许多场所，却在五岁以下。通常的工作时间从早晨八点钟至晚上八点钟，内中有一点半钟作为餐时，然饮食一事出现于不规则的闲暇时间，并且常在污秽的工作室中。当着生意忙碌的时候，工作当从早晨八点钟，甚至于六点钟到晚上十点钟，十一点钟，或十二点钟。英国兵营中对于每个兵所规定的空间为五百至六百立方尺，在军用医院中为一千二百立方尺。然在这些工作猪栏中，每人只有六十七至一百方尺〔的空间〕。同时空气中的养料为瓦斯灯所消耗。因为要使花边干净，地板上虽铺有砖或石板，小孩子的鞋仍常被迫脱下，即在冬季，〔也有所不顾〕。‘在诺定昂常有十四个以至二十个小孩子挤在一间不满十二方尺的小室中作工，每二十四点钟内做十五点钟的工，这并不是不通行的，这种工作的本身因为麻烦讨厌和单调无变化，已经令人困倦，并且还是在不卫生的状况中进行的。……甚至于最小的儿童对于工作那种勉强注意和速度，真令人惊讶，他们殆没有让自己的手指停止过，也没有使自己的动作迟缓过。当有时询问的时候，他们从不使自己的眼睛离开工作，因为怕失去一转瞬的时间。’工作时间一经延长，女主人便愈加用‘长鞭子’作为兴奋剂。‘小孩子们遂渐感觉疲倦，对于自己职业的不自在，就和久稽樊笼的鸟雀望着一个终止期一样，这种职业既十分单调，又耗费眼力，并且因〔作工时〕身体姿势的不变动，使人易于疲倦。他们的工作和奴役是一样的。’（见一八六四年儿童雇佣委员会第二次报告十九，二十和二十一页。）当妇女和她们的儿童在家——即现今所称的租屋，常为屋顶一居的房子——作工的时候，情形更要坏些。离诺定昂八十英里以内的一带地方都从事于这种工作。小孩子们在晚上九十点钟离开工场时，常接到一捆花边，带回家中去做。资本主义的伪善者由他的一个奴仆代表出来，自然用一句滑头的话来解释此事，说：‘这是给母亲做的，’然他却深知那些可怜的小孩子必须坐在旁边帮助（见儿童雇佣委员会第二次报告第二十一种二十六页）。”（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四〇九至四一〇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五一〇至五一二页。）
四五岁的小孩子因为替资产阶级产生剩余价值而作苦工，已属骇人听闻，然尚有一桩万不能相信而又千真万确的骇人听闻的事，就是两岁半甚至于两岁的婴儿也被投入工作室中了！！！“英国枕头花边的制造大概在两个农业区中。……农业劳动者的小屋通常是实行工作的地方。许多制造家雇用这种家庭劳动者至三千名以上，他们大概尽为儿童和少女。在花边制造中所描写的情形，在枕头花边业中又重演一遍，不过那里的‘女主人院’在此处改称‘花边学校’罢了，此等花边学校设在贫穷妇人的家中。儿童在此等学校中作工是从五岁——常是更早些——至十二岁或十五岁；在第一年中最小的儿童每日作工四点至八点钟，以后则从早晨六点至晚上八点或十点钟。‘教室通常是小屋中平常的住房，为避风起见，特将房中的烟突封塞，人们专靠自己的体温抵御寒气，即在冬季也常是如此。在其他场所，所谓教室和小贮藏室一样，没有烧火的地方。……此等巢窟中常是拥挤不堪，而空气的污秽也常达于极点。此外，还有靠近这些小屋旁边的阴沟，厕所，腐败物质，和其他污秽东西所蒸发的有害的气味，渗透进来。’至于讲到距离：‘在一个花边学校中有十八个女孩子和一个女主人，每人只占三十五方尺〔的空间〕；在另一个花边学校中，那种气味令人忍受不住，内中容十八人，每人只占二十四个半方尺〔的空间〕。在这种工业中，两岁和两岁半的小孩子都被雇用作工’（见一八六四年儿童雇用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二九和三〇页。”（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四一一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五一二至五一三页。）
从上述各节的事实看来，英国资产阶级以及附着这个阶级讨生活的奴隶们待遇一般男工，女工和童工，残忍刻薄，暴戾恣睢，真是达到绝顶！英国资产阶级的人常泰然自得，称他们的国家为“快乐的英格兰”（MerryEngland）。原来这“快乐的英格兰”里面是阴风苦雨，是惨雾愁云，是血肉模糊的杀人场，是严刑酷罚的活地狱。马克思对于此等事实特别写得详尽无遗，特别说得淋漓尽致，于是一般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罪恶便一齐暴露出来了。桑姆巴特常责马克思只看见人性中坏的和弱的方面（参看桑氏《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五九页，一九二〇年第九版——SozialismusundsozialeBewegung），其实在初期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之下，因工人漫无组织，不能作强有力的反抗，以致一股利欲薫心的资本家的性格中坏的和弱的方面特别显著，而好的方面已经无形消灭，因此马氏自然也无从发觉了。
马克思的《资本论》学理的湛深，议论的精当，包罗的宏富，事实的正确，结构的雄伟，感人的深远，在全世界著作中真是罕有其匹。恩格斯说：“世界上自有资本家与劳动者以来，没有一部书对于劳动者像本书这样重要。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现社会全部制度的枢纽，这种关系在本书中才第一次依据学理发挥出来，其持论彻底，又锐利无匹，关于这一点只有一个德意志人才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的著作现在是很有价值的，将来仍是很有价值的——然一个绝顶却留给一个德意志人来攀登，而近世社会关系的全体从这个绝顶上便一眼望得清清楚楚，这就和一个站在最高山峰上的观察者望着起伏于他眼前的小山一样。”（见哥郞瓦尔德《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八至一九页。）此外，洛利亚对于《资本论》的批评也很恰当：“这部书是一种杰作，书中一切叙述和议论是宏伟的，无匹的，并且令人惊异的！——论分析是精密的，全书是庄严的，体裁是畅达的，所以作者要表同情于贫民的祸患，则纸上满布愁云，作者要斥责有力者的奸邪，则笔端露出愤慨，此外，论学问则渊深广博，论热情则如火如荼。在这部书中种种不相容的东西都有一种奇异的调和，因此我们像在宇宙的神秘创造中一样，只看见真正的整齐与显然的纷乱有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结合；缜密的注意和伟大的组合结合，数学和历史结合，静止和运动结合；就此书的一切裁纤维讲，他好像是超人的劳动和超人的痛苦两者开一种不可测度的和超越的联合产物。”（见洛氏《马克思》英文译本六五至六六页。）
《资本论》的内容，主旨，特点和批评，我们已经讲过了，现在再进而叙述此书与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因受恩氏金钱的接济，才能开始著《资本论》，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他不仅获得这种物质上的帮助，并且还获得精胂上的帮助。他于一八五八年四月二日写信给恩氏，报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的计划，讲及资本一项，说：“在实质上这是第一册中最重要的一点，我最要征求你的意见。”（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二六九页）。至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复向恩氏询问关于工厂主的蓄积基金（Akkumulationsronds）的问题，并且说：“你对于这一点（不讲理论，专讲实际情形），必须予以答复（见同书第三卷三九六页）。恩格斯于是很详细地举以相告（参看同书同卷三九七至四○○页）。因为他久居工商界，深悉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故常能以种种材料和意见供给马克思，使之演成一贯的理论。当《资本论》第一卷正在排版之时，他从马氏处接到此项排印稿，即先读一遍，并对于马氏贡献意见，给予忠告，无不立见采纳（参看同书同卷三八一，三八三，三八六，三八七等页）。他当时且提议，俟这一卷出版后，由他帮助穆尔（SamuelMoore）译成英文（参看同书同卷三八四页）。此事虽未能即时见诸实行，但当一八八六年穆尔和艾威林共同翻译此书时，他亲任校订之责，故毕竟如愿相偿。
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第一卷助力之处固多，然对于第二卷效劳之处尤不少。当马克思在世之日，《资本论》只出了第一卷，迄他将死之前，自知不久于人世，遂将没有付印之稿交给他的幼女，请恩格斯代为校订出版。恩氏至一八八五年才把《资本论》韵第二卷校完付刊，因为这种校订工作与平常所谓校订不同，实含有著作的意思在里面。他在序言中说：“这一卷的大部分大抵是些零星碎片的作品，遂使〔校订的〕任务难于着手。内中可以直接付印的，至多只有一部分（第四抄本）；但这里面的大部分也因新近编辑的缘故，变为陈旧了。书中的主要材料虽大半是关于事实的，然在文字上却未尝完成；马克思作草稿时所用的文字：不注意于体裁，应用习惯的——常是极诙谐的——熟语，参用英法文术语名词，有时全句甚至于全篇都为英文；这只是照作者脑筋中每次所发展的思潮纪录下来的。除掉某些详细说明的部分外，其他同样重要的部分都只有些暗示；凡说明事实的材料虽已征集拢来，但差不多没有编排就绪，更说不到完成；在每章之末，因为迫于要做下章，常只有几句残断的句子作为该处的发挥没有完全的指标；最后有一些手稿甚至于连作者自己也不能认识。我对于这种草稿，只要办得到，便以编订原文为限，关于体裁一项，凡马克思自己一定要改之处，我才加以改变，凡中间的说明语，和承上接下的语句，如系绝对必需，而在意义上又毫无疑问，我才予以增捕。凡在解释上最少疑义的句子便逐字逐句刊印出来。我所作的和增补的地方，合拢来尚不满十页，并且还是属于一种如法炮制的性质。”（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三二页。）
恩格斯校《资本论》第二卷费神已经不少，然校订第三卷，尽力尤多。马克思这一卷的稿子只是一些堆积的材料和不完全的图案，还没有成书的形态，所以恩氏的编辑和增补工程便非常费力。他在此书一八九四年十月的序言中说：“〔本篇〕第四章只标出一个题目。但此处所讨论之点为：回转对于利润率的影响，极关重要，所以我自己将此题作就，把全章括入方括符中。”（见恩氏校的《资本论》第三卷第一册序言六页，一九二二年汉堡第六版）。然这并不算是困难，还有使他耗费岁月，绞尽脑浆的。“主要的困难点为第五篇，他所讨论的也是全卷中最复杂的对象。马克思恰在此处着手之际，即为曾经述及的一种重病所侵袭。因此这里没有留下完备的草稿，也没有图案可以完成起来，〔此处所留下的〕，只是一种工程的排场，大抵是由一大堆没有整理就绪的标注，批评和规模相具的材料组成的。我起初想依照我对于第一篇的办法，把内中的缺略处加以增补，把那些只有暗示的零星碎片配合拢来，使著者意中要说的每一桩事至少大概都包含在里面。借此完成这一篇。我对于这种计划至少尝试过三次，但每次都遭失败，因此所损失的时间就为〔本卷出版〕延缓延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最后，我看出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必须将关于这一方面宏富的全体著作研究一遍，然结果所完成的东西便不是马克思的书。所以我只好直截了当地以本篇的次序为限，仅加以最不可少的增补，除此以外，实没有别的法子。因得于一八九三年的春季将这一篇的主要工作弄完。”（见同书同卷同册序言八页。）
统观上述各节，可知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的功绩非常伟大，二三两卷几乎是他自己著作的一样。阿德雷说得对：“校订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和第三两卷，是恩格斯送给无产阶级最后的大礼物。与其说是‘校订’，无宁说是一种新创作，他虽十分谦逊——只有大人物才具有这种让德——将自己对于朋友的著作所费的工作，视为无足轻重〔然在实际上决不如此〕。他从〔马克思〕遗下的零星碎片，概略，插语和暗示〔的草稿〕中完成《资本论》二三两卷，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跟得上他的奋斗的同志思想的轨道。〔马氏书稿〕材料的最大部分，就文字方面讲，系急忙草成。这是就马氏脑子中所发出的思想纪录下来，未尝加以整理；有些地方差不多已完全草就，但有些地方仅只有标语，半为德文，半为英法文，并且十分潦草，常使人难于认识。要照着第一卷论生产进程的方法，用高妙的手段，描写资本的流通进程，剩余价值的起源，及其后来的命运，利润的分为利息和企业利润，与地租说的发挥——这不独是身体上一种最大的努力，精神上的工作也是必需的，并且还要不弱于原著者。只有恩格斯才配做这桩事，因为在生存的人中，没有一人像他一样具有〔和马克思〕同样的思想方法，与同样对于最微小之点——如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机轮的结合——的明见。恩氏为他的朋友作出《资本论》的最后两卷，就和竖立一块万古长存的纪念碑一样。但用不可磨灭的文字将自己的名字刻在这块碑上，是他所不愿意的。马恩两氏在生平既不能分开，所以世人对于《资本论》不能单称为他们内中一个人的作品，在国民经济史上必须常称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资本论》。恩氏‘对于马克思所供给的事实上的材料，自己必须作出结论，而又须为合于马氏精神的结论’，他对于这些节段虽用方括符和他的姓名起首的字母F．E．表示出来，然世人却永不能分别那种是马克思的精神，那种是恩格斯的精神。”（见一八九五年八月七日《维也纳工人报》。WienerArbeiterzeitung．）
马克思的《资本论》虽是一种最有名的杰作，虽被译成各种文字，可是世人从头至尾读过一遍的，实不多见。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此书不独是篇幅繁多，而且极难了解。阿白海默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他的〕思想逻辑上的结构体，这种思想有一部分包含在争辩中，有一部分包含在历史的附录和客观的描写中，其中的容积很大，因此使一般人对于这种杰作很难懂得，而许多人便不能懂得。”（见阿氏《马克思社会学的基本律》序言。（DasGrundgesetzderMarxschenGesellschaftslehre）博洽德（J．Borschardt）以为《资本论》最初几部分对于平常人好像是用中国文做成的（参看博氏《通俗资本论》中文译本编者序言一一页）。柏尔也说：“第一卷表现最大的难关。作者为着创造一种名著起见，以极大的努力，使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达到一种哲学——一种黑格尔逻辑——的高度，这本是非必要的。作者是以一个精神上角力者〔的气魄〕去对付他的对象”（见柏氏《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一〇六页）。由此可见《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的难懂已为一般学者所公认。考茨基著《马克思经济学说》一书，意在替《资本论》作一个通俗本，使人容易领略，然他在序言中偏说：“〔世人〕见解的荒谬无有过于认《资本论》的体裁是干燥无味和难懂的。作者从没有看见一部经济学著作陈述的清晰，活现，与体裁的优美，能与此书相比拟”（见考氏《马克思经济学说》序言六至七页）。考氏称赞《资本论》“陈述的清晰，活现，与体裁的优美”，固然不错，但因此认他为并不难懂，却是一种违心之论，果如所言，则他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大可不作了。
《资本论》的第一卷既“表现最大的难关”，然世人偏只要读这一卷。如资产阶级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施班著书指示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开列《资本论》，仅及于第一卷，就是一个显例。（参看施氏：《国民经济学的主要学说》一七六页，一九二二年莱比锡第十版。）其实这部书是一气呵成，互相贯串，互相说明的，如果遗弃二，三两卷，不窥全豹，对于第一卷的意义更容易理解，至少也是不容易明了。考茨基说得对：“要完全懂得其中的一部分，必须知道全体。没有第二和第三卷，不会充分了解第一卷，第一卷中有许多〔部分〕，特别是第一篇商品与货币的最大部分，构成二，三两卷的预备〔材料〕，比构成第一卷后面的发挥〔张本〕更多，并且对于了解流通进程比了解生产进程更为重要。”（见考氏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四页。）所以要想懂得《资本论》，必须全读一遍，切不可蹈一般人向来的积习，仅翻出第一卷。
“现在读这部书是每个愿意了解现代〔社会〕发达或愿意在其中活动的人不可避免的义务。（见博洽德《通俗资本论》编者序言第一页。）博洽德这句话是极对的。不过人们一开始，即遇着“最大的难关”，因此我们对于研究此书的方法便有介绍的必要了。
柯格尔曼夫人要读《资本论》，觉得起首就很困难，柯氏以此诉诸马克思，马氏回信道：“你可告诉你的夫人，先读‘工作日’‘协作’‘分工’和‘机器’各篇，然后读‘原始的蓄积’”（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三二页）。马克思所举的这几章大概是讲历史的事实，不像其他各章一样充满了抽象的理论，所以比较容易了解。然读完这几章经济材料，终必及于理论部分，依照考茨基的意思，即可从头至尾按步就班地读下去（参看考氏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二页），可是哥郎瓦尔德曾经就一种方法，于读过上述各章后，依法进行，较便初学。就是：“初学者也要先读第一卷的起首两篇，即：《商品与货币》，《货币转换为资本》。接着读第三篇《绝对剰余价值的生产》，至第九章为止。……于是读十七，十八，十九，二○各章，然后读十四至十六章。最后才读整个的第七篇。”（见哥氏：《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〇页，一九二二年出版。）此外，考茨基又说：“读者要是对于讲货币的第三章发见非常的困难，不可因此畏缩不前。以下各章比较简单。这一章有许多议论都要到第二第三两卷才继续发挥出来。所以读者起初虽不能一一了解，仍当一直前进，胸中当确有成竹，拿定后来必再有一次回转到〔原来的〕出发点。”（见考氏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二页。）
《资本论》第一卷最有精彩，也最难读，第二，三两卷和第一卷较，不免稍有逊色，然却较易了解，因此可一直读下去，不必像对第一卷一样要颠倒次序。可是内中也有很重要的地方与不甚重要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致微克忒阿德勒（ViktorAdier）的一封信中说得十分详细，今特介绍如下：
“第二卷第一篇。细心读完第一章，你对于第二，三章便易为力。第四章系一种更确切的撮要，第五，六章是容易的，特别是第六章所讨论的为补助事件。
“第二篇的七至九章是重要的，第十和十一两章尤特别重要。第十二，十三，十四，三章也一样〔重要〕。反之，第十五，十六和十七，三章初只是供随意的翻阅。
“第三篇陈述重农学派以来第一次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和货币的总循环，十分美满——依照他的内容是美满的，但依照他的形态却非常笨拙，第一，因为这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补缀拢来的两种编纂，第二，因为第二种编纂系在病中——此病且引起一种失眠的痼疾——勉强完成。我本打算将他留在最后，即于完成第三卷后才来动手。这一点对于你的工作也初非必要的。
“现在来讲第三卷。
“这一卷的第一篇第一至四章是重要的，反之，就全部结构讲，第五，六，七章不甚重要，所以用不着花费许多工夫。
“第二篇的第八，九，十章十分重要，第十一和十二章可随意翻阅一下。
“第三篇的十三至十五章都很重要。
“第四篇的十六至二十章也一样重要，并且容易披阅。
“第五篇的二十一至二十七章十分重要，第二十八章却不甚重要。第二十九章是重要的。第三十至三十二章对于你的目的全不重要，第三十三至三十四章讨论纸币等等，是重要的，第三十五章讲国际汇兑率，也很重要，第三十六章对于你很有趣味，并且容易了解、
“第六篇论地租。第三十七和三十八章是重要的。第三十九和四十章不甚重要，然却要一起翻阅，第四十一至四十三章（差额地租二和零星事件，不必多注意，第四十四至四十七章又是重要的，大半也容易披阅。
“第七篇很好，可惜是一个无头的驱像，此外也有因失眠症所遗留的重大痕迹。
“你此后如果将内中主要的事实彻底研究一下，就不甚重要的略加浏览（最好将第一卷的主要事实预先再说一遍），对于〔此书的〕全体可获得一个大观，此后对于那些疏忽的节段也更容易下手了。”（见一九〇八年的《争斗月刊》第一卷三月号二四八至二四九页，《恩格斯的一封信》。——EinBriefvonF．Engels）
我们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内容，主旨，特点，批评，历史，和读法等等，已经或详或略地讲了一遍，在略的地方固然是挂一漏万，在详的地方也仍然是征引无多，所以读者必须亲自去读此体大思精的著作，才能识其内容，知其真相，而不致贻“道听途说”之讥。可是柯洛（HeinrichCunow）说得对：“没有辩证法，马克思做不成《资本论》。他在此书第一卷第二版的跋文中说，《欧罗巴先驱报》（EuropäischesBote）的批评者所赞颂的方法不过是一种辩证法，这并非自欺之谈，也不是一种空话。”（见柯氏：《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及国家学说》第二卷三四六页，一九二一年柏林出版。——DiemarxscheGeschichte-，GesellschaftsundStaatstheorie）因此，“人们要好好懂得《资本论》，必须首先彻底思索《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名的序言。”（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德文译本八五页，一九二〇年斯图加特出版。G．Plechanow：DieGrundproblemedesMarxismus．）即首先彻底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此外，柏尔所说的一段话也很值得特别注意，就是：“要懂得《资本论》，必须记着下列各点：（一）马克思没有下永久有效的界说；如资本，工资，和价值等等的观念都是历史的范畴，这就是说，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中有一定的意义，在其他时代中便没有此等意义。例如价值的观念在其他时代中可以只指物品的有用性讲；在另一时代中价值的决定可以用一种物品所表现的功效或美丽做标准。但在现社会中，价值是由生产费决定的，而这种生产费，由马氏用科学的分析，化为劳动。（二）他对于科学上发见的诸原则，视为事物内部的真正的性质，对于与之对峙的事件，视为事物表面的和由经验得来的现象；例如价值是理论的表现，价格则为经验的表现；剩余价值是理论的表现，利润则为经验的表现。由经验得来的诸现象（价格与利润）固然和理论有参差之处，但没有理论，此等现象即不能为人所了解。（三）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进程在本质上视为不受外界的阻碍与扰乱，视为不受国家和无产阶级严重的干涉；他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工人争斗与工厂立法，与其说是用为限制独立资本的剥削作用，毋宁说是用为完成生产力的发达。（四）他的心目中总是看着资产阶级，不是看着单个的资本家。”（见柏氏《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一〇六至一〇七页。）
末了，我们来讲世人对于马克思《资本论》所持的态度。德国资产阶级的智识界和新闻界中人从前对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一字不提，意欲使之湮灭无闻（看本书第二册三五一页），此时对于他的《资本论》，仍旧使用这个老法子。恩格斯从一八六七年十月至一八六八年的上半年虽做过十篇左右匿名的评论，由柯格尔曼，锡柏尔（Siebel）他们两人替《资本论》宣传十分努力，尤以柯氏为最，马克思称他的尽力处比全德意志为多），和李卜克内西等介绍登在资产阶级的各种小报上（大报是不得其门而入），却不容易打破他们沉默的态度。当时资产阶级的学者只有两个人出来作批评，这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一为柏林大学的讲师杜林，一为有名的经济学者化合（JuliusFaucher）。杜氏于《资本论》出版后，即在《现代研究补编》（ErgänzungsblätterzurKenntnisderGegenwart）上面对于此书的内容加以详细的评论，他虽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并表现不少的误解，然到底是第一个发表意见的专门家，不由得马氏后来不表示几分谢意，同时并将自己书中的“三种基本新元素”表现出来了。他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回信给恩格斯，论及杜林的批评说：“此人对于本书三种基本新元素没有感觉到，未免奇怪，一、从前一切经济学总是在他的租金，利润和利息的固定形态中，开始讨论剩余价值的特别片段，我才首先论及剩余价值的普遍形态，其中尚未分离的一切东西可以说都获得解决。二、商品既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两项，在商品中表现的劳动也必定具有两重性，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仅仅分析劳动，必定到处解释不清楚，一班经济学者没有例外，竟不懂这种简单事项。在实际上这是批评的观察全部的秘诀。三〔我〕第一次表现劳动工资为一种背后隐藏着的关系不合理的现象形态，并且表现这种关系恰在劳动工资的两种形态中，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见《恩格斯和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六页）这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旧派经济学几个主要的不同之点，应为我们牢牢记着的。
至于化合在他主编的《国民经济与文化史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fürVolkswirtschaftundKulturgeschichte）第五年二十卷（一八六八年六月出版）上面批评《资本论》，极为幼稚可笑，他斥马氏为巴师夏不肖的门徒。但马氏夷然不以为忤，并于是年七月二日写信告诉柯格尔曼说：“化合在他的季刊中嘲笑我的书。这些先生毕竟将自己的忿怒发泄出来，是很好的。”（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四四页。）
可是其他专门家仍旧一声不响，连这种忿怒都不高兴发泄。他们后来看见这样的抹杀政策没有多大的效力，才改变一种方式，群起对《资本论》加以恶意的批评。关于当时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态度，我们可以用梅林的几句话概括起来，就是：“当一八六七年《资本论》第一卷——这是世界学术中万古不磨的稀有著作之一——出版时，虽被世人按照资产阶级不忠不信的规矩，私自剽窃，然对于公众却一字不提，迄至最后隐瞒不住，于是就被科学的批评斥为一个没有成熟的自修者错误百出的练习作品。”（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一年度一卷七〇八页，梅氏：《马克思》。）
此外即有一，二学者心中十分赞赏《资本论》，也禁若寒蝉，不敢代为宣传。马克思于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一日报告柯格尔曼说：“德国一个大学的经济学讲师写信给我，说他完全信服我，但因自己的地位关系，‘和其他同事一样’，不能形之于口。在一方面这种专门学究的怯懦，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和反动报纸缄口不言的诡谋，使我受很大的损害。”（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五三页。）
上述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新闻记者对于《资本论》的态度不仅在德国为然，即在英国以及其他各国也无不如此。马克思于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写信给索尔格，说是年六月有一个叫做海德曼的刊布一本小书，其中“论劳动与资本的两章不是《资本论》的摘要，就是一种迂曲之词，但……既未见引书，也没有指出著者，只在他的序言的末尾说‘关于第二，三章的观念和许多材料，应感谢一个大思想家，和自出心裁的作者的著作等等’。他写一封信向我道歉，内中的意思是‘英国人不喜欢向外人领教’，‘我的名字极为人所厌恶’等等。此人虽十分‘庸暗’，甚至于还没有彻底研究一桩事物的忍耐性——这是造学问的第一个条件——然他的小书既经剽窃《资本论》，即做了很好的宣传。所有这些可爱的中等阶级的著作家——如非社会主义者的话——都是见猎心喜，要因利乘便，从任何种新思想中马上获得金钱，名誉或政治资本。”（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八〇至一八一页。）马克思最后这几句话真是骂尽古今中外一般借新思潮作文字投机的人们了！
各国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于《资本论》所施的手术犹不止此。马克思在此书第三卷中说明，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十分发达时，商品的市场价格在供给和需要的影响之下，依生产价格的水平线而或上或下，至于生产价格自身是以价值为基础的。迨这一卷出版（一八九四年）后，他们便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一致喊着《资本论》的第三卷与第一卷互相对抗，互相火碰！其实这是子虚乌有的事。考茨基说得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因力求利润平衡的结果，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长和他们的价值分离，其中一半的价格长在他们的价值之下，另一半的价格则长在他们的价值之上，一般反对马氏价值说的人遂以为他在第一卷中所发挥的学说被第三卷推翻了。可是马氏要是曾经指出价格对于他们的价值没有关系，才算推翻了自己的价值说。《资本论》第三卷绝未出此，并且证明，被市场价格视作标准的生产价格完全依赖价值律，否则无从解释。”（见考氏：《马克思经济学说》九三页。）马氏说明商品的价值，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源流分明，首尾一贳，那里有什么“火碰”，什么“矛盾”呢？！
然《资本论》既是世界学术中一部空前的杰作，自不会因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抵制与诬蔑而消灭下去。自第一卷出版后，销路虽不甚好，可是不到一年，即被译成俄文。马克思对于此事极为高兴，于一八六八年十月四日报告恩格斯说：“我的书译成俄文，在彼得堡出版，我听见这个消息，自然非常欢喜。”（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九五页。）他于同月十二日写信给索尔格复说：“数日前，彼得堡一个书店主人给我一个消息，说《资本论》译成了俄文，正在排印中，此事殊令人惊讶不置。他要求予以相片，刊在卷首，对于‘我的好朋友’俄国人，这种小事不好拒绝。自二十五年以来，我不断地对俄国人作战，不仅在德文中是如此，即在法，英文中也无不如此，然他们总是我的‘保卫者’，这是何等的一种命运。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寄居巴黎的俄国人待我十分和善。我反对普鲁东的著作（一八四七年）和在洞刻（Duncker）处出版的著作（一八五九年）销路之大无有过于俄罗斯的。而翻译《资本论》的第一个外国民族又为俄罗斯。”（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四七至四八页。）
俄文《资本论》虽于一八六八年付印，但因受检查委员会的检査，迟至一八七二年春季才得发行。雷士列说：“当一八六八年十月初间，马克思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说《资本论》第一卷已译成俄文，在彼得堡付印。他对于俄国当时的运动甚为重视，每说及该处人士为着研究和传播理论上的著作而受的大牺牲，以及他们了解近世观念等事，深致敬意。当俄文《资本论》从彼得堡达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家人及朋友都视此事为一种重要的时代指标，而开筵庆祝。”（见《新诗代杂志》第十一年度一卷七五二页，雷氏：《一个工人对于马克思的回忆》。）俄国人士自翻译《资本论》以后，更进而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受这种学说的淘冶至三，四十年之久，故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政权，开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业。马克思及其家人朋友于接到《资本论》的俄文译本时，视此为一种重要的时代指标而至于开筵庆祝，这便是于不知不觉之中，替他的主义将首先在俄国获得实现的机会，预为志庆。
当俄文《资本论》发行之际，法文译本第一卷第一册也出版了。法文本的销路胜过德俄文本，因为第一版印刷一万本，在出版之前即定去八千本（俄文本第一版只有三千本，德文本的数目不过一千本左右），而书的内容复经过马克思的修改，较德文原本为完善。他在一八七五年四月这个译本的跋文（第一卷至是年才出完）中说：“我既担任这种校订工作，便觉得须在原文——德文第二版——的基础上加以扩张，将各处的说明弄筒单些，完全些，并加入一些历史或统计的补充，和批评的注释等等。这个法文版即使有文学上的缺点，然于原本之外，具有一种特别学术的价值，还应为一般懂得德文的读者所利用。”（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一七页。）法文《资本论》既较德文原本为完善，所以考茨基于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二六年所刊布的民众版《资本论》一，二卷，都将法文本改善之处采入了。
《资本论》的英文译本出现于一八八六年。在十年之中，欧洲几个有文化的主要国家都有这种名著流行，因此对于工人阶级也发生不少的影响。特别是在德国的成绩尤为优良。“此书的根本思想很迅速地表现于工人阶级演说家的讲演中和政论家的论文内，并且由千百种途经间接侵入群众里面。老倍克在《先驱报》（DesV□rbote）上着重宣言：‘我们将尽力之所能及，使此处〔《资本论》中〕所表现的宝藏成为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夺承经权者的公共财产！’德意志两个互相争斗的工党的领袖们争先恐后地替这种著作宣传。李卜克内西的机关报《民主周刊》（DasDemokratischeWochanblatt）登载〔《资本论》的〕序文。——于许多征引犯评注之外——恩格斯的两篇论文，狄慈根的灿烂的评论（四续），和恩氏所作的《马克思传》。当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在努连堡开第五次联合会时（一八六八年九月五至七日，）施维协尔和李卜克内西从《资本论》引出证据，‘而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在这种论证之前，即无能为力，只好默不作声。‘拉萨尔派的领袖’石卫茨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上从这种著作的议论中作出十篇论文，并宣言‘当文明世界有一种经济科学的时候，此书将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个联合会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的汉堡大会特邀请马克思为与会的大宾。邀请书的日期系七月六日，因为要经过联合会执行委员二十人的署名，此书遂走遍全德国，至于邀请的理由是因马氏的著作‘对于工人事业所获的’‘非常的功绩’。大会对于石氏所宣读的马克思的回信‘鼓掌接受’。（季按马氏因故不能与会，特回信致谢，并指出大会应将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规定工作日，以及工人阶级在世界史的大任务中有计划地国际合作等项列入议事日程中。）石氏在开会词（八月二十四日）中谈论这种著作。……布拉克（WilhelmBracke）于八月二十日的第二次大会上也讲到‘马克思的著作’。”（见耶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二卷四四〇至四四一页，一九二七年法兰克福出版。）《资本论》既这样受德国工人阶级热烈的欢迎，所以马克思在一八七三年一月德文本第二版的跋文中很高兴地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广大范围中迅速地获得了解，便是我的工作最好的报酬。”（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跋文四〇页。）
此外，其他各国的工人阶级对于本阶级“理论的圣经”（引恩格斯语，见《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二卷四四五页）也是一样的欢迎。当马克思之世，“《资本论》变成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读本，一切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报章都将他的渊深的学说通俗化，当纽约发生一种大同盟罢工的时候，有人采取这种著作中的章节印成小册子，借以鼓励工人，使之坚持到底，并对他们证明他们要求的正当。”（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四一页，法拉格：《回忆马克思》。）
就上述各点看，各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何等重视《资本论》，尤其是《民主周刊》所载狄慈根的“灿烂的评论”（见一八六八年八至九月份报），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啻氏不独为马克思的朋友与同志（德国科隆人，生于一八二八年），并且是一个制革匠，为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作家（他仅受过中学教育，于一八四九年亡命美国后，有时犹做制革匠），他的议论表现这个阶级迫切的需要，今特介绍其中的数节如下.
狄慈根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首先感觉本阶级的对于智识的提高与资本的认识，是一种切要之图，所以他说：“我们阶级中人毕竟开始一致了解，我们如果长久令他人给矛一点知识，便长久有人要借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来从事于物质上的剥削。一个愿意参加本阶级自救工作的工人第一种需要在乎不仰给于他人所给子的知识，而倚赖自己的知识。关于特别的，单个的知识，我们可以让诸专门家。至于资本是我们在社会争斗中有力的共同敌人，认识资本是一种普遍的阶级利益，这是每个人应有的任务。”（见哥郎瓦尔德：《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附录二六至二七页。）
他于是介绍马克思及其作品道：“作者将明镜与光明送给我们，不是要使我们信仰，而是要使我们观察与认识。一种巨大的工作横在我们的前面。这不是为着日常利益，为着市场及其投机者而创造的工业生产品。这也不是出于虚荣心与炫耀我们耳目的学者装架子的作品。这是一种工作。大家从此看出他是一种注于坚决爱的生活的结果。这种爱又不仅是从过去著作与现在生活的废料中挖出此等知识的宝藏，加以洗刷与改造。他除掉对于事业的热烈心肠外，还具有一个优越的头脑，一种逻辑精神不可抵抗的锋芒，一个天才思想家稀有的才能，一个学识超越和训练有素的研究者不感疲倦的辛勤。……现在接近人类——特别是现代，尤其是工人——的，无有过于目前物质生活品的生产进程。作者将对于这种进程的认识及其定律的研求，作为他的目的，我可以说，作为他的终身任务。此外，他所论的不是单个的事件，不是我，你或他获得日食的问题，而是我们，是民族，是国际的劳动组织。”（见同书二七至二八页。）
狄慈根这种郑重的介绍之后，复进一步说明《资本论》的性质道：“可是大家不要误会这句话，以为这种著作是讨论何种计划，讨论关于应当出现的制度的私人意见。这种著作是一种科学——指这个名词最高的意义讲——的产物。科学所讨论的只是现有的事，只是可由事实发明的事，不是计划，即使是计划，也只限于他们是实际存在，并侵入科学中间的。国际的劳动组织不是未成的，而是现成的。我们的生活是间接依赖自己劳动的生产物，直接依赖国际的劳动生产物，俄罗斯的五谷，荷兰的鱼，美国的棉花都在我们的消费之列，由此证明我们从事生产不是运用孤立的劳动，而是运用共同的社会劳动。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劳动的外表不是一种共同的劳动，而是一种私人的劳动。然科学的任务就在经常地指出，外表是欺幻的，例如太阳并不能绕地球而行。政治经济学科学的任务在乎认识现今私人组织的劳动的社会性。马克思在他的批评中已经将这种任务的解决向我们提出来了。”（见同书二八页。）
狄慈根接着又以浅显的文字，介绍《资本论》的内容，对于生产进程大略加以说明，他的结论是，凡不怀成见的读者都会相信，“社会问题不仅为工人阶级的问题，并且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问题。”（见同书三五页。）
工人阶级中的智识分子认识《资本论》的深刻，与欢迎《资本论》的热忱，可以由狄慈根一文为之代表。
我们试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于《资本论》所持的态度比较一下，便发见他们是互相对抗的，这是源于阶级的利益，本不足怪。然真理之为物有如皎日，终不会因阴霾的障碍而失其光明，凡明敏的科学家也决不因阶级的成见而无所察觉。试观达尔文对于《资本论》的意见，即可见一斑。
当德文《资本论》于一八七三年第二版出书之后，马克思特赠送一本给达尔文，即引起达氏的共鸣，特于是年十月一日回信说：“承赐大著《资本论》，谨谢厚意。深愿我更能了经济学各深奥和重要的问题，以期无负此次的馈赠。我们研究的领域虽不相同，然深信我俩志在郑重传播学术，而这种学术终必造福于人类。（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二卷七五三页，艾威林：《达尔文与马克思》。）
十九世纪只有两个最伟大的科学家对于人类有绝大的贡献，即达尔文与马克思。前者发现生物界的发达律，后者则发现人类历史的发达律。达氏对于马克思及其著作既具有如此的热忱与敬意，现在第一要问马氏对于他和他的著作持一种什么态度，第二要考究他们两人学说的异同及其关系，因为世人对此每多误会，值得我们在此处特别提出来。
当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出版之后，马克思读了大为赞赏，于是年十一月底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现在正读达尔文〔的著作〕，真是名著。结局论（Teleologie）在一方面尚未被攻破，此时却实现了。关于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从来没有这样大规模的企图，更少这样的成功。不过粗率的英国方法，自然必须除外。”（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六四至三六五页）至一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又对恩氏说：“此书虽是用粗率的英文发挥出来的，他所含的自然史的基础，却具有我们的见解。”（见同书同卷四二六页。）他在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六日致拉萨尔的信中复说：“达尔文的著作十分重要，自我看来，恰为历史的阶级争斗中自然科学的基础。”（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三四六页。）他后来在《资本论》常引用达氏的学说，并称赞《物种起源》为“开新纪元的著作”。（见考蒋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二八八页。）此外，恩格斯于阐明他们所主张的辩证法时也说：“自然就是对于辩证法的一种实验，我们必须反复申明，近世自然科学对于这种实验已经供给一种极丰富并逐日堆积的材料，因此证明自然界的运动毕竟是辩证法的，不是玄学式的，他不是在永远一成不变中往复循环，而是经过一部真正的历史。在此处当首先提出达尔文，他证明现今全部有机的自然界——植物和动物，人也在内——是几百万年继续发达进程的产物，因此予玄学的自然观以一种最有力的打击。”（见恩氏：《从乌托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三〇页，一九二〇年柏林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上面这些话表现他们对于达尔文及其著作也具有同样的热忱与敬意，并且认此和他们自己的学说可以互相发明，这是确切不移的。所以艾威林说：“世人以为达尔文的学说与马克思的学说互相抵触，而自然淘汰说与社会主义的见解尤不相容，其实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进程中逻辑的结果，而达尔文之说则为社会主义最有力的科学的帮助，马克思深识达氏的全部著作。”（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二卷七五二至七五三页，阿氏：《达尔文与马克思》。）考茨基也说，“达尔文与马克思的并行不悖不是新的事实，他们两人的学说极为相近。各人都在争斗中找着发达的锁钥，达尔文求之于生存争斗，马克思则求之于阶级争斗，达氏在自然界中所发现的运动律和马氏在社会中所发现的运动律都出源于同一运动律。”（见同书第十三年度一卷七〇九页，考氏：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说得对：“和达尔文的名字相连的学说是一种真正辩证法的学说。”（见普氏《唯物论史》一四二页，一九二一年斯图加特出版——BeiträgezurGeschichtedesMaterialismus）至于马克思的学说更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对象为有机物界，而后者的对象为人类社会。可是前者以动物学为终点，而后的即以社会学为始点，在不同之中又有互相衔接，连贯一气之处。还有一层，达尔文与马克思生平同受人诽谤，他们开新纪元的著作于同一年中出版（李看本书第二册三四八页），而“终必造福于人类”一点也为彼此同具的自信心，这要算是十九世纪两个最大的伟人一段佳话了。
我们在本书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虽尽可能地一一加以介绍，然特设专章来讨论的，只有《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有好些人曾将马克思的生平分作少年与老年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以为少年马克思是革命家，《共产党宣言》为之代表，老年马克思是进化论者，《资本论》为之代表。对于马氏这样划分时期，并将革命与进化对抗起来，固属愚妄，然《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的面目的确有些不同，例如《共产党宣言》极力主张无产阶级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资本论》则从未表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句，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关于这一点，柏尔说得简单扼要，今特征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他说：
“革命与进化对于马克思并不是对抗。……《共产党宣言》进化的色彩不减于《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反之：《资本论》革命的色彩也不减于《共产党宣言》。
“此事怎样讲呢，
○○○○○○○
“……凡读马克思著作的人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著作所讨论的是什么：他是讨论一种客观的进程——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分析——还是讨论无产阶级的活动。
“经济的进程是进化的材料，无产阶级及其领袖的活动是革命的变化。
“在《共产党宣言》或共产党的讲演中，无产阶级是讨论的对象。因此革命的关键提到前列。马克思在此处表现为革命的思想家。
“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的经济是讨论的对象。因此进化的关键站在前面。马克思在此处表现为经济发展的剖解者。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Logik）中对于思想的理性所演的任务——即矛盾达到顶点——马克思则加之于有阶级觉悟和牺牲精呻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使从生产条件中发生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达到顶点。
“因为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矛盾的互相冲突与对抗的达到顶点是生命的发展和宇宙各种力量的充实最有效的手段。
“进化而辅以革命的手段：即社会经济的认识与社会革命的行动——这就是马克思的遗产。”（见柏氏：《社会主义与社会争斗通史第五册四三至四四页，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 |
﹝附录﹞中国与欧洲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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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与欧洲的革命
本书六八页曾经说过，马克思“于一八五三年六月二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已经草就两篇关于中国对英关系的论文送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了。可是我们检査《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一，二卷，并没有发见此等文字。”旋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UnterdemBannerdesMarxismus）第一年度第二期载有耶赞诺夫选订的马克思《中国与欧洲的革命》（DeiRevolutioninChinaundinEuropa）一文，注明出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大概就是马氏信中所指两篇论文之一。因本书一时不能改版，而此文又极为重要，故乘再版的时候，特将其译出，略加解释附刊于此
“一个极深思远虑而又富于幻想的思想家，想到指导人类运动的诸原理时，常是把他所称为两极相接律（DasGesetzderBarührungderExtreme）的，提起来作为那统制自然的秘密之一。依照他的见解，‘两极相遇’这句很流行的谚语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一种有力的大真理，哲学家不能缺少这种公理，和天文学家不能缺少开普勒（Kepler）的定律或牛顿（Newton）的大发见一样。
“现在不管‘两极相接’是否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原则，然我们在中国革命对于文明世界所发生的影响中却看见一个显著的例子。欧洲下一次的人民崛起，欧洲下一次有利于共和自由与廉洁政府的运动，倚赖现今欧洲对面的天国之处，也许要较其他任何现成的政治机缘为多，其至于要较俄罗斯的威吓及因此而起的欧洲大战的可能性为多，这种主张似乎是一种很稀奇古怪的逆说。然细心考察事实，也并非逆说。
“不论中国近十年来所发生的痼疾般的和现在结晶为一种武力革命的暴动社会的原因是什么，不论此等暴动是取宗教的，朝代的或民族的形态，然促成他们爆发的导火线，毫无疑义地是英国的大炮，这些东西强迫中国接受一种麻醉品，即我们所谓鸦片。清朝的威望在英国武器的面前，像火绒一样毁灭了。〔人民〕对于帝国永久性的迷信打得粉碎了。他离开文明世界，处于野蛮和闭关之境，受着一种打击，自此以后，因加利福尼亚和澳洲金矿的吸引力而迟速发展的交通，也在他的中间发轫了。同时中国的银元——他的生命的精华——开始向英属东印度流出。
“一直到一八三〇年为止，中国的商业均衡是有利的，印度，英国和美国不断地将银子输入中国。自一八三三年以后，尤其是自一八四〇年以后，从中国输出银子往印度，为数甚巨，几乎使他自己枯竭了。因此皇帝下严厉的谕旨取缔鸦片贸易，但他这种手段遇着一种更猛烈的抵抗。除掉这种直接的经济上的结果外，那因私运鸦片而发生的贿赂把中国南方各省的官僚完全败坏了。人民通常视皇帝为全中国的父母，而官僚也被视为所治理的地方的父母。这种家长式的权威是支持庞大的国家机关的唯一道德的维系物，然官僚因赞助私运鸦片获得大利，他们的腐败逐渐使这种权威消灭了。这就是叛乱发生的南方各省的主要事件。此外应注意的是，皇帝及其骄矜的官僚集团丧失他们的统治，是以鸦片对中国人的统治为比例的。这全体人民的历史似乎是在他开始摆脱其传统的愚鲁之前，必须首先醉卧于烟霞中。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商业垄断，自一八三三年起转为私人的〔自由〕贸易，英国从前输入中国的棉织物为数甚少，毛织物尤少，自这一年起表见增加甚速，从一八四〇年起增加更速，因为其他民族，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对于中国贸易也参加一部分。这种外国制造品的输入对于国内工业所发生的结果，和从前对小亚细亚，波斯及印度一样。中国的纺纱者和织布者在这种外国竞争之下受着很大的痛苦，而公共的事业也同样受其打击，被其摇动。
“自一八四○年不幸的战争以后，必须对英付给赔款，不生产的鸦片消费提高，因这种贸易使大批的金钱外溢，国内制造品因外国的竞争，受着破坏的影响，公家的管理日趋堕落——这些事件发生两种结果：一方面是旧税更重，更烦苛，另一方面是旧税之外更加新税。我们发见‘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北京’对于武昌和汉阳的总督巡抚所下的上谕是减免并缓缴赋说，尤其不可额外浮缴，否则——上谕中说——‘贫民何以堪此？’皇帝又说：‘如是则吾氏可免苛吏之谋求而不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像这样的语法和让步，我们从一八四八年的奥地利——德意志的中国——也听见说过。这些解体的要素影响于中国的财政，风俗，工业和政治结构，因一八四○年英国的大炮——他们完全毁灭了皇帝的威望，并强迫天朝上国出而与尘世交接——而达到充分的发展。完全孤立构成维持旧中国的主要条件。这种孤立现在因英国的干涉，行将强制告终，他的必然解体，就和密封的棺材中所保存的木乃伊（Mumie）一与新鲜空气相接触，必然腐化一样。自从英国引起中国的革命以后，现在即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这种革命逐渐对于英国发生何种反响，并经过英国对于欧洲发生何种反响。这个问题是不难答复的。
“读者的注意力常是集于一八五〇年以来英国制造业空前无比的发展。恰当这个惊人的繁荣时期，不难看出一种快要来到的工业危机明白的象征。不管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怎样，不管从来未有的向外大移居怎样，如果没有特别的事变发生，在一定的时期以后，终有一日使市场的扩充必不能与英国制造业的扩充同其步骤，这种均衡的丧失必不可免地要产生一种新危机，恰和从前所见的一样。最大的市场中的一个如果突然紧缩起来，则这种危机的出现必更为迅速。中国的叛乱现在对于英国恰怡发生这种影响。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的必要，是英国减低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他希望茶叶输入增加的结果，制造品对中国的输出也会增加。在一八三四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垄断以前，英国对中国的全年输出品的价值不过六十万镑；一八三六年达到一百三十二万六千三百八十八镑，一八五四年达到二百三十九万四千八百二十七镑，一八五二年约有三百万镑。从中国输出的茶的数量，一七九三年不过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七千三百三十一两；一八四五年已经增至五千七百五十八万四千五百六十一两，现在却超过六千万两。
“从上海的输出表上已经明白看见最近一季茶的收成比前一年增加二千万两。这种增加是两项情形的结果：在一方面一八五一年底的市场大受压迫，大批过剩的存货于一八五二年得以输出，在另一方面，英国有利于茶业输入的立法上的改变，消息传至中国，市场上全部茶业存货的价格马上高涨起来。至于当前茶叶的收成，情形却完全不同。伦敦一个重要的茶叶店的通信表见下列的状况：
“‘上海发生大恐慌。金子的价格涨起百分之二十五，并且为着征税起见，被热烈地搜索着。银子消失不见，以致无从取得去付行将出航的英国船的船钞。奥尔科克（Alcock）君因这种局势的结果，宣言准备用东印度公司的汇票或其他有价证券向中国官吏抵付关税。从最近的将来贸易的观点看来，缺乏贵金属是一种最不利益的要素，因为此事的出现恰在极需要他们给丝茶的购买人到内地去购买丝茶，要使生产者能够进行生产，需要大批的贵金属以资周转。”
“在历年这一季中，收买新茶，通常已经开始，但大家现在只谈保护个人的安全与财产；一切营业都归停顿。如果不在四、五月尽力把茶叶摘下带到家中，则做红茶和粶茶的嫩叶的早期收成便会丧失，恰和复活节〔按原文为冬至节，恐系一种错误〕时还没有收获小麦一样。
“同时使茶叶获得安全的方法，的确不是泊在中国河海中的英、美、法舰队所能给予的。反之，他们的干涉只能引起纠纷，产茶的内地和输出茶的河湾间每种商业的关系都会因此断绝。茶的价格可以因现在的收成而高涨——伦敦的投机已经开始——下届收成的歉薄是一定的了。不仅是这样。中国人虽怎样准备——像一切革命骚动中的民族一样——对外国人出售自己手中所有的一切笨重的商品，然他们要收藏现金，东方人当预料有什么大变动的时候，常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的丝茶非取得现金，不肯脱售。英国在这种价格飞涨之中，要为着他的主要必需品之一付出现金，而他的棉织物和毛织物的重要市场又会大大地紧缩起来。《经济学者报》（TheEconomist）平常对于威吓商业界的安宁的一切危险，总是故作乐观的术士，就是他也迫得作下列的宣言：
“‘我们不要幻想，对中国的输出可以像向来一样找着十分重要的市场。我们对中国输出的贸易要受影响，当曼彻斯特和格纳斯哥产物的需要行将减少，这大概是一定的。’
“大家不要忘记，做茶叶这样不可少的物品价格的高涨，像中国这样重要市场的紧缩，将和西欧收成的歉薄，肉类，谷类及其他一切农产物价格的高涨，连接在一起。由此对于工业产物的市场发生紧缩，因为每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高涨，在国内和在国外一样，将有一种工业生产品需要的减少与之相适应。英国各处都埋怨最大多数收获状况的不良。《经济学者报》对于此事说道：
“‘英格兰的南部不仅有许多土地没有耕种，以致每种生物的种植都来不及，并且有一重要部分已经耕种的土地也被证明为硗确不毛，或不宜于种植五谷。在本来要种小麦的潮湿地或瘠地上的象征，显然可见的是不良的情形愈见发展。现在种甜菜根的时期可以视为已经告终，但这种东西种得很少；预备种葡萄地面的时期也快过完，但对于这种重要产物并没有取相当的手段。燕麦的种植因雨雪而大受损伤。及时下种的燕麦甚少，过了时下种的燕麦自不会有好收成。……有好些区域牛类的损失为数不资。’
“其他农产物如五谷之类的价格，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五十。〔欧洲〕大陆谷类的价格比英国还要高些。比利时和荷兰的黑麦涨至百分之一百，小麦和其他谷类也称是。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讲到英国商业已经经过他的经常周转的更大部分一点，可以确切预言，中国的革命对于现今产业制度的火药箱将投下一个火花，对于久已准备着的普遍危机的爆发将促其实现，这种危机将侵入外国，在最近的将来，〔欧洲〕大陆将有政治的革命伴着出现。一出特别戏演给我们看：当中国在西方世界引起骚动时，西方列强便假手于英，法，美的兵舰在上海，南京和大江其他出口处创造‘秩序’。贩卖‘秩序’的列强要企图赞助摇动中的清朝，已经忘记了中国怨恨并驱逐外人从前只是地理和人种状况的结果，自从满洲的鞑靼人种征服中国以后，才变成一种政治制度么？欧洲各民族于七世纪末，为着对中国的贸易而互相争斗，他们中间很厉害的轧轹予清朝的闭关政策以一种有力的帮助，这是没有疑义的。大部分中国人在被鞑靼人征服的最初五十年中，心中极不满意，而这个新朝唯恐外人对于这种感情推波助澜，此事比上面一点所发生的力量更要大些。基于这些理由，除掉远离北京的广州以外，当时外人与内地中国人的任何交通是被阻碍，成为不可能的。产茶区域及其贸易，仅以政府所特许的对外贸易的行商的交接为限，其余部分的人民与可恨的外国人的任何接触都被阻止。西方列强现时的干涉，无论如何，只能使革命的激烈程度增高，和商业的停滞延长。
“同时试把印度来看一下，英政府从此处所取的七分之一的收入是得自出卖鸦片给中国人，而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要，有一重要部分恰以这种鸦片在印度的生产为转移。中国人不会抛弃鸦片的享乐，就和德国人不会抛弃烟草一样，这的确是对的。但据说新皇〔指咸丰帝〕自己主张在中国种罂粟，并制造鸦片。在最近的将来，对于印度鸦片的制造，印度国库的收入，印度斯坦商业的泉源，虽然有致命的打击之势。这种打击固然不是自接涉及上述诸利益，但在一定的时期内，当发生决切的影响，使那普遍的财政危机——他的梗概上面已经说过——愈加尖锐化，并愈加延长。
“自十八世纪开始后，欧洲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不是预先发见商业和财政危机的。如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都是如此。在当权得势的列强及其臣民间，在国家与社会间，在各阶级间，我们不独每天看见一种冲突愈来愈近的象征，并且看见列强间的冲突逐渐达到一个顶点，必须使剑出鞘，而统治者最后的理论（Ultimaratio指战争）实现出来，这是的确的。在欧洲各首都中，每日听得到指明世界战争可能的消息，然此等消息在新消息——他们向我们表示新的和平希望至一个星期之久——的印象之下又消逝了。不管此事是怎样，我们可以确切断定的是，欧洲列强间的冲突虽达到顶点，外交的地平线虽好像十分惨淡，这一国或那一国任何热烈的党派虽领导什么运动，但统治者的忿怒和人民的愤激将视繁荣时期的呼吸同样消灭下去。战争和革命一样，只有在一种普遍的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之后，才会捉住欧洲，而此等危机的信号通常必定发自欧洲在世界市场的产业代表英国。
“英国产业的发展空前无比，他的各正式政党完全解体，法国全部国家机关变成一种庞大的欺骗集合场和交易所投机集合场，奥国的破产迫在眉睫，人民正待报复的冤屈到处增加，反动的列强自身间的利益互相对抗，最后还有俄罗斯在全世界的面前重新表见他的侵略梦——眼见这一切现象，则这样一种危机现在必定招致的政治上的结果，便用不着讨论了。”（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第一年度第二期三七八至三八五页。）
当马克思草这篇论文时，正是洪秀全定都南京三个月之后（定都系一八五三年二月初间事），当时太平军以数十万众纵横大江南北和上下游，大有直捣幽燕，颠覆满清的气概，而欧洲则伏处于反动派统治之下，共产党既自行解散（一八五二年十一月），马志尼等所组织的米兰（Miland）暴动（一八五三年二月）又复失败。马氏在这一动一静的对照之下，对于中国民族大警醒的革命便发生很大的希望，所以有“欧洲下一次的人民崛起，欧洲下一次有利于共和自由与廉洁政府的运动，倚赖现今欧洲对面的天国之处，也许较其他任何现成的政治机缘为多”的话。但过了九年，即一八六二年七月，他再论太平运动时，这种革命因内讧叠起，早成强弩之末，便不复使他怀有何种希望了。所以他说：“好些时候以前，枱桌开始震动〔按此为国亡时幽灵已至的表示，起源于美国，为当时的欧洲所流行的一种迷信〕，而活的化石的中国也开始革命。就这种现象的本身讲，没有什么非常的特点，因为东方的国家向我们所表见的是，社会的下层建筑物老是不变助，而支配政治的上层建筑物的个人和宗氏却不停地更换。”（见同书同期三七四页。）
然马克思这篇论文不独不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失败及其未曾影响欧洲的民众运动而减少他的价值，并且在八十年后的今日，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与美洲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准此）要完全依照此文所指示的途径去观察，才能够捉住真相。例如英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问题，其主要部分不系于英国本国，而系于他的殖民地和中国（半殖民地）。英国在此等地方如果能维持他输入工业品和输出原料的优势地位，他的工人阶级即不会起来作猛烈的争斗，更不会起来革命。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早就暗示过了……
“英国的工业垄断一日存在，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内是分润了这种垄断的利益。此利益在他中间的分配很不平均；享特权的少数人吸收了最大部分，然就是大多数群众至少也常是暂时分得一杯羹。这就是欧文主义消灭后英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垄断一经崩溃，英国工人阶级便会丧失这种特权的地位。他终有一天将一律——享特权的和居领导地道位的少数人不在例外——降至外国工人的水平线上。这便是英国将再发生社会主义的原因。”（见恩氏《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序言二三页。）
英国资产阶级以强大的海军维持他在印度和中国的垄断的地位，将他所实现的剩余价值分一部分给本国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造成一种工人贵族，复以残余的残余分配给普通工人，并使工人贵族为之领导与操纵，以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英国工党内阁死心踏地替资产阶级保镖（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等也是如此）的根本原因。所以要英国工人阶级起来革命，不是单靠宣传主义所能奏效的。问题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为着生存的缘故，发动猛烈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消灭英国工商业的垄断，推翻英国工人贵族特权的地位，使他们为图存起见，同样不得不向本国资产阶级作勇猛的阶级战争。在这种局势之下，才可以谈到中国民族的解放和世界革命。
“中国的革命对于现今产业制度的火药箱将投下一个火花，对于久已准备着的普遍危机的爆发将促其实现，这种危机将侵入外国，在最近的将来，〔欧洲〕大陆将有政治的革命伴着出现。”马克思这段话是中国民众解放自己和拯救全世界的不二法门。中国民众要想脱离半殖民地奴隶状况的境遇，只有不再做“活的化石”，起来革命，起来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以上，不过举英国做一个例子，自然不以他为限。我们目前要图自救，尤其当集中全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的根浅薄，危机四起，我们要活用马克思的遗训，绝对排斥日货，使中国这样重要市场的紧缩成为它的致命伤，把中国革命的火花首先投在他的产业制度的火药箱里，爆发一种东方革命，再转变为世界革命。我们如果不甘心做奴隶，或——像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山田武吉的《新满蒙政策》所咀咒的一样——“睡猪”，而拼命起来干的话，这种革命不独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会来到的。中国的革命青年一齐努力罢！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
几句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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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后话
《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上编（即现今另一标题所称的《马克思传》）本系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留学德国时所作。归国后，曾整理第一册，于一九二六年出版。当时本拟接着修改二、三册，继续付刊，无如教书工作太忙，无暇及此。近两年来，虽不复做教书匠，稍得闲暇，而生计问题又占去我的全部精力。然读者热烈的要求，朋友殷勤的相勉，几乎随时随地都遇得到。我受了这种鼓励，在最近三、四月中，因第一册的再版，才重新整理第二册，作为《马克思传》中付印。
不过此次整理遇着两种困难。第一，此书的原稿系蝇头小字，且为铅笔所草，经纯过几年的翻阅，携带与收藏，字迹逐渐模糊，迨去年另行抄录时，已有好些地方认不清楚。尤其是所征引的书名，当时仅记明原文起首的字母，一经摩擦作用，竟致形迹渺然。第二，留学时所购量的千余部德文书籍，近年来丧失大半，一切查考，几无从着手。因此内中的译文，此时多不能与原文从新校对，第一册所征引的书籍虽无一处无来历，而第二册有好些地方竟付阙如，只好待将来重往德国，再行校对与增补。此外，这次不仅整理旧稿，并且增加许多新材村，所以费去不少的工夫。
还有一点要在此附带声明。本书自第一册出舨以来，已经博得不少的好评，但我不不敢以此自豪，并且还十分惭愧。因为书中的取材虽较世界任何文字中的任何《马克思传》为多，然因学力与时间的关系，选择的不精当。配置的不适宜，文字的未力修饰，释文的未能重校，都所在不免。读者对于本书的欢迎，不过是“饥者易为食”罢了。他日有暇，当将全书重新改作，尚望读者随时赐教，以资借镜。
一九三○年二月五日，作者识 |
第七章研究室中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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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研究室中的成绩
耶赞诺夫说：“像马克思的生平一样，‘集中全力于一定的目标上，’完全贯彻起来，要另找一种这样的生活是很难的。如果拿俄国诗人莱蒙托夫（Lermontoff）的话来讲，马克思只知道‘一种思想的势力，一种唯一的，烈火一般的热情。’他牺牲一切，即为此‘故’。他日夜工作，垂数十年之久，总是将他的目标悬在心目中，从没有因任何事故而丧失这种目标，就是要给无产阶级的解放战争以一种坚固的基础，要制造一种抵抗资产阶级社会的百发百中的军械。在这种秘过百炼的生活中，丝毫没有分心的痕迹。〔他〕在理论上与实行上目的一致，斯人及其事业真是一个模型铸出来的。”（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一年度一卷八五八页，耶氏《马克思的自白》。）耶氏这几句话将马克思生平从事学问，坚苦卓绝的气概都描写出来了。他说马氏日夜作工为的是要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争斗以一种坚固的基础，要制造一种抵抗资产阶级社会的百发百中的军械，这就是指马氏所预备的经济学著作，亦即本书所称为研究室中的成绩。
马克思自一八四二年任《莱茵报》主笔时起即研究经济学“后来寄居巴黎，仍继续前业，迄出亡布鲁塞尔，更努力前进。自一八四四年起，他即有作一部批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大经济学的计划，至一八四七年，著《哲学的贫困》一书，这便是他的经济学著作的见端。自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他因参加革命，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暂告中止，迨一八四九年下半年亡命伦敦，又复继续进行。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不列颠博物馆所堆积的丰富的经済学史材料，在伦敦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所呈的便利的观点，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见金矿所表现的新发展的步骤，使我重新起头，借着这种新资料，用批评眼光，彻底研究一番。”（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五七至五八页。）至一八五一年四月二日，他写信报告恩格斯，对于经济学的预备工夫快完竣了：“我在五个星期之内，即能将全部经济学的劳苦工作弄妥贴。此事一经完成，我将在家中著经济学，并在博物馆研究他种学问。我觉得此事十分麻烦。就实际上讲，自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后，此项科学不复有何种进步，即在零星单独的讨论中，也常是过于纤琐。”（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一卷一六四页。）马克思这几句话表见他的怀抱不在祖述前人的学说，做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应声虫，而在整理旧说，发扬新知，使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后的经济学得自他始，呈出一种进步。
马克思自抱定这种宏大的志愿以后，即在伦敦博物馆和家中博览群书，广集材料，孜孜汲汲，夜以继日。我们已经知道，他为维持生活计，自一八五一年下半年起，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信事务，然至一八五三年，因此事使他废时失学，即不愿继续下去。迄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作工〔的时间〕经久，每至清晨四点钟。这种工作简直是两重的：一、作成经济学的要旨。（为公众得领略这种学问起见，为我个人除去这种难关起见，此事是绝对必要的。）二、现在的危机。我除掉替《纽约每日论坛报》作文外，对于此事加以纪载，但费去很多的时间。”（见同书第二卷二一九页。）燕妮于是年十二月写信给施兰姆也说：“因美国的危机，卡尔替《纽约每日论坛报》作文不复是每星期两篇，而是每星期一篇，……我们虽觉得这种危机很有影响于自己的钱袋子，然你却可以想象，黑人是何等高兴。他从前的全部工作能力和工作活动力都恢复了，自许久以来，自我们心爱的儿子夭折……而经此大忧患以来，他即萎靡不振，此时他的精神的爽快和舒适，也恢复原状。卡尔日间为谋食而作工，夜间则为完成他的经济学而作工。”（见梅林《马克思传》二六一页。）从马氏夫妇这两封信中可以窥见马克思此时研究经济学，创造新学说，精神焕发，迥异寻常。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八年这个时期是他的经济学著作开始的时期，故为他的硏究室中最重要的时期。
马克思本其多年的宏愿，闭户著书，研究既深，储积又富，所以他的著作计划便是大规模的。他于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写信告诉拉萨尔说：“起首的作品为经济范畴的批评，或者可称为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体系，用批评的方法陈述出来。陈述这个体系，同时又表现对于这个体系的批评。……这种陈述——我是指体例——完全是学理的，不是通常所谓违反警章的。全部〔著作〕共分六编。一、资本。（还包含几章引子。）二、土地财产。三、工资劳动。四、国家。五、国际贸易。六、世界市场。我对于其他经济学者自然不能不时常加以批评的考虑，特别是对于李嘉图的争辩，就是他也迫而离开了严格的经济观点而流于错误。但就全体讲，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评与历史当构成另一著作的对象。末了，经济范畴与关系的发达略史当构成第三种著作的对象。”（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一一六至一一七页。）他在是年四月二日致恩格斯的信中犹将这六编书的大计划重述一遍，可是后来因对于第一项题目所搜集的材料太多，工程太大，惨淡经营，心力俱瘁，以致他的经济学著作仅限于第一项，而其余五项遂无暇顾及。
马克思在上述致恩氏的信中又说，关于资本一部书将分为四篇，第一篇论“一般的资本”，作为第一册的村料。但等到他这册书著成的时候，原来的计划又有变更。他于一八五九年一月十五日报告恩格斯说：“书稿约有二百余页，（三小册，）上面的标题虽为‘一般的资本’，然〔内容〕却丝毫没有涉及这一点，这些小册子仅含有两章：一、商品。二、货币或单纯的流通。因此你便可以看到〔我所〕详细拟就的那一部分（当〔去年〕五月我到你那里的时候，）丝毫没有出现。此事在两重意义上是对的。此书如果有成效，我便可以马上接着〔弄出〕第三章的资本。还有一层，在刊布出来的一部分中，依题目的性质讲，一般人既不能将他们的批评仅限于风尚所趋的谩骂上，而全书又非常严整，非常富于学理，可以使那些流氓对于我后来对资本的见解，颇为重视。此外，我以为除去一切实际的目的不计，关于货币一章，自事务家看来，是有趣味的。”（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一至三○二页。）
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第一册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一八五九年一月著成，六月在柏林出版的。此书的序言中含有马氏开始研究经济学的起缘，及其研究所获的结果，即他的有名的历史的唯物论。这种学说的发见虽远在一八四五年，在马恩两氏的著作中，他的应用虽屡见不鲜，但用文字将其概括地说明出来，只有这一次，因此这篇序言不独在马氏的学说上占极重要的位置，自他发表后，学术界的耳目也顿为之一新。
《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含的商品与货币两章在马克思后来所著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论商品与货币中，大概又表现出来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从前那部书的内容又概括在本书的第一章内。这不独是因联络一气和力求完备的缘故。内中的描写尤有改善之处。凡为情势所许的地方，对于从前约略提及之处，此处则加以更详尽的发挥，反之，在前书中详细发挥之点，此处仅举其概要。〔前书中〕关于价值说和货币说历史的节段，现在自然是削去了。”（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序言三六页。）按照《马氏政治经济学》的计划，每一章学说的后面，当附有逍和学说的历史，按照他的《资本论》的计划，则全部经济学说史当另成一书。他既没有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价值说和货币说历史的节段插入《资本论》中，而他拟著的全部经济学说史也未见诸实行，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价值说和货币说的历史便是十分重要的。
马克思自称《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他十五年研究的结果，是他一生精力最强壮的时代的结晶（参看《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一三六页），因此这部书的成绩异常优美。马克思以前旧派的经济学者均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生产中经常不变的自然形态；马氏则发见这种生产方法非经常不变的自然形态，而是社会生产中一种历史的形态，这种形态不过是继往开来，并非万古长存的。马克思以前旧派的经済学者认商品的价值出于物与需要此物的人两者间一种主观的关系，而价值的大小则以购买者的购买力与货物的稀罕程度为权衡；马氏则发见商品的价值不出于人与物的关系，却出于隐藏在物品关系中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价值的大小则以商品所含的社会必需的劳动量多寡为转移。他以明晰的头脑和锐利的眼光，发见这种真理，真是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以后经济学上一种大进步和一个新纪元！
所以阿卫灵将马克思此书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ofSpeciesbymesnsofnaturalSelection）相提并论道：“这种著作含有他后来的杰作《资本论》的种子。《物种起源》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同一年出现，即同在一八五九年出版，使人尤为注意。这两种著作中的一种引起生物学的革命，另一种则引起国民经济学的革命，不仅如此，并引起十九世纪全部见解，全部精神生活的革命，他们于同一年刊布，确是一种特别的事实”。（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第二卷七四九页，阿氏：《达尔文与马克思》。）
马克思这种独标一帜的著作在经济学中虽是光芒万丈，并世无双，然当时真正看出这是一种杰作的，恐怕只有恩格斯一人。马氏自寄居伦敦后，因恩氏牺牲一己，维持他的生活，才得分出一部分时间研究学问，从事著述，同时恩氏又是一个富于思考力与判断力的著作家，所以他视恩氏对于他的作品的褒贬，大有“荣于华衮”与“严于斧铖”之概。当常他知道自己的著作受称许时，便兴高采烈。他于一八五九年六月七日写信给恩氏说：“你中意第一册书，使我非常高兴，因为只有你对于此物的批评就是〔我所视为〕唯一重要的。我等候你的评判，心中颇为焦灼，我的妻子看见这种情形，倒大为开心。”（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三三页。）
恩格斯当《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后，特于八月初间作一专篇论文，登在伦敦的德文周刊《人民》上面，加以介绍。他首先追述此书的起源说：“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个时期中，从外国去影响德意志愈不可能，我们的党即将一般侨民互相争闹——这是一种唯一可能的行动——的领域让给庸俗的民主派。当这一派时而斗殴，时而亲善，时而在世人面前刷洗自己的污秽时，当他向美国行乞，因分赃不匀马上又从新吵闹时，我们的党欣然找着闲暇，从事研究。他〔指党〕具有一个大优点，获得一种新科学观做理论的基础，要造成这种基础须有充分的努力；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致和侨民中的‘伟人’一样陷入深坑之中。这样研究的第一种结果就是本书。”（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四年度一卷十页，恩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Marx,Zu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
恩格斯既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党的研究的结果，于是进而探索新科学观的来源，极力赞扬黑格尔思想方法的历史性，并且说：“这种开新纪元的历史就是新唯物观理论的直接提前。”（见同书同卷一二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进程，’这句话不仅对于经济学，并且对于一切历史的科学（一切科学如非自然科学，便是历史的，）都是一种革命的发见。”（见同书同卷九页。）
然本书的优点并不止此，所以恩格斯又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造成一种方法，我们以为这种结果的重要并不于唯物的根本观。“（见同书同卷一二页。）
“政治经济学以商品为开端，即以生产物——无论其为个人的，或为自然团体的——互相交换的时节为开端。在交换中出现的生产物为商品。然这只是假手于商品表现的个人或两个团体间的一种关系，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他们此时不复是同一人——的关系。我们在此马上有一种特别事实的例子，这种事实深入全部经济学中，并已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头脑中引起很坏的纠纷。经济学所讨论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最后且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不过此等关系是结晶在物上，并出现而为物。在单个的场所，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对于这种联系偶有所觉，至马克思才发见他〔指联系〕对于全部经济学的效用，因此十分简单明了地解次一些最困难的问题，现在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也能够了解此等问题。（见同书同卷一三页。）
恩格斯虽这样深刻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伟大的价值，然马氏一般朋友的眼光竟为此书的光亡所炫，认不出货色来；他于七月二十二日报告恩氏说：“李卜克内西向毕士欣蒲宣言，‘从来没有一部书使他这样失望的，’毕氏亲自向我说，他看不出〔此书〕‘有什么用处。’”（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四一页。）马克思以十五年研究的心得所著成的书，在李毕两氏以为一无足取，这真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了。
李卜克内西和毕士坎蒲不承认马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为杰作，虽眼力不甚敏锐，然他们至少也读过一遍，至少也下了一种批评，没有辜负马氏希望世人读此书和批评此书的志愿。至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智识界和新闻界中人恐怕连读此书的也没有几个，即或间有读过的，他们在报章杂志上竟一字不提，意在使这种著作消灭无闻。马氏看见这种情形，心中颇为愤懑，于是年七月初间写信给拉萨尔说：“我在英国无论如何比在德国更被注意些，就我所知道的讲，德国至今还没有一只雄鸡照着此事或对于此事啼过一声。我只愿意〔我的著作的〕第一部分至少当完全达于德周公众之前。倘若长此以往，仍旧没有人注意这种着作，我愿将以后的一切部分，用英文作出，对于德国忠厚诚实的人们也不复措意了。”（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二二五页。）
拉萨尔接着马氏这封发牢骚的信，于同月十一日回信说：“此处的人对于你的著作还没有注意，你以为长久这样拖延下去，便以〔其余的部分〕用英文出版相恫吓，我对于你〔这样〕发怒，真正要笑起来！你是何等不能忍耐！但是朋友啊，你要记着哥德的话：
凡有天才者
不宜急于自炫，
要德国人倾心赏识，
必须假以时日！
只有拙劣的著作就能即刻受赞赏，确是如此，很少例外。自你出亡以后，关于批评和报章评论的事件，糟到怎么样，你还茫无所知！只有无知识的人注意此事，这种人对于一种杰作不置一词，因为他们就是阅读一遍，也以为过于费神。这种情形对于一切学问都是如此，对于我们曾经风行一时的学问也无不如此。现在讲到国民经济学，完全是一种新科学，对于这种学问懂一点的，差不多不上两打人！现在来谈论这一道，简直毫无是处。一种不调和的现象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懂一点的人不下批评，下批评的人，一点也不懂。“（见同书同卷二二六至二二七页。）
当拉萨尔说只有拙劣的著作容易受欢迎，这就是中国所谓“《下里巴人》，和者数千。”他说懂得点的人不下批评，下批评的人不懂得，这就是中国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几句话简直把古今中外言论界经常的病态描写出来了。可是他却误会了马克思的意思，上面一大段话虽说得很对，但和马氏的牢骚语并不是针锋相对的。马氏于十一月六日回信说：“你以为我希望从德国的报章上获得一种赞颂的称誉，或对于此事有所介意，那你就弄错了。我希望受攻击或批评，只不希望完全不睬，这种完至不睬对于〔书的〕销售必定也有重大的损害。一般人在各种时机中对于我的共产主义既是尽情谩骂，他们对于这种主义理论上的基础，便当表现自己的智能，〔加以批评。〕在德国也仍然有经济学的专门报章和杂志。”（见同书同卷二二八页。）这几句话表明马氏只希望舆论界批评自己的著作，引起公众的注意，使他们得亲自购读，他绝不想借此去邀时誉，因为他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家，绝不措意于世俗你的毁誉。他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也说过：“每种基于科学的批评意见，是我所欢迎的。至对于所谓舆论的成见，我从不让步，伟大的佛罗伦萨人（Florentiner）的格言，现在和从前一样，〔仍〕为我的准绳，就是：‘你走你的路，任人家去谈论。’”（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九页。）拉萨尔因马氏发牢骚，遂认他具有沽名钓誉的心理，急于自炫，也未免太浅视他了。
马克思自《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出版后，本拟继续出第二册，一直至第六编为止。这种计划在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日致拉萨尔的信中犹提及过）。然因佛格特事件费去不少的时间，他于是年二月三日报告恩格斯说：“除掉搜集讼案所必需的材料外，我正在著《资本论》。如果决切做去，六星期内即可告竣，迨诉讼终结后，便当进行。”（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七七页）可是自此以后，马氏竟因贫病交加，不能专心著作，又加以材料的搜集日益增多，作品的范围时常扩大，故著成《资本论》所历的时间竟超过预拟的六十倍。然自一八六一年下半年起至一八六三年上半年止，他的著作成绩实是惊人。恩格斯后来整理他的遗稿，告诉我们说：“首先系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稿子，共一千四百七十二大页〔Quartesien按按这种大页系一纸四折，一大页等于通常的书面四页〕夏一，酐二十三册，这是一八六一年八月至一八六三年六月作成的。即一八五九年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的精本。从第一页至二百二十页（第一册至第五册，）及一千一百五十九页至一千四百七十二页，（第十九册至第二十三册，）所论列的是《资本论》第一卷所探讨的题目，——从货币的资本化一直到结论——并且是首先编辑〔成书〕的。从九百七十三页至一千一百五十八页（第十六册至第十八册，）所论列的是：资本与利润，利润率，商人资本，货币资本，以及后来在第三卷草稿中发挥的各项题目。在第二卷所讨论的题目以及后来在第三卷所讨论的许多题目，〔当时〕还没有特别编纂拢来。这些题目是附带在一编中论及的，而这一编构成草稿中的主干，即二百二十页至九百七十二页（第六册至第十五册，）的剩余价值论。（Theorienueberdenmehrwert）这一编含有政治经济学主要点——剩余价値论——的详细批评史，并且在对于前人作争辩的对抗中，把后来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草稿中所特别讨论和用逻辑联络拢来的大部分要点附带发挥出来了。我对于这种草稿中批评的部分，于除去〔《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曾经应用的无数节段外，当刊为《资本论》第四卷。”（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二卷恩氏序言三三页。）
照恩格斯最后一句话看来，是要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値论编为《资本论》第四卷，但至一八九四年九十月，他才将《资本论》第三卷校完，不及一年，遽尔逝世，所以没有完成他的志愿，此事遂交给考茨基了。考氏因人事蹉跎，未能早日履行他的职务，过了九年，才把这种遗稿的三分之一校出付刊。可是他不称之为《资本论》第四卷，却名为《剰余价値论》第一卷。他说：“我校订这种著作愈多，便愈加明白，不能像恩格斯所想的一样，将此书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照马克思的计划，第四卷应为学说史。恩氏做〔他的遗稿的〕代理人，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稿件中，‘于除去〔《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曾经应用的无数节段外，’至少要编一部剩余价值史。不知恩氏想怎样除去，我却做不成功。我曾尽力扫除障碍，但这些节段的大部分是和全体密切组织拢来的，要将他们单独除去，简直不可能。对于此书的重要部分必须完全校订一遍，基于各种理由，我于这种任务，真要望而却步。但是当我把所有这些节段放在书中的时候，便不能复作为‘《资本论》’第四卷，不能复作为前三卷的续本。现在此书是和三卷〔《资本论》〕并行的一种著作，这种著作对于他们的关系，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对于《资本论》第一卷中第一篇的关系一样。”（见《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一卷考氏序言》一一页，一九二一年第四版。）
考茨基上面一段话将《剩余价值论》不能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一种理由说明了。此外，还有一种理由，他说：“〔《剩余价值论》〕第一卷所论的是一批著作者，从配第（Petty）起，至息尼尔止，从十七世纪起至十九世纪止，而第二卷在要点上便只涉及一个人，并且只涉及一部书，即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PolliticalEconomy）此事已经表明马克思著作中这一部分的性质和第一卷完全不同。这种性质尤足以使我决定不把此项著作作为‘《资本论》’第四卷，但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本，因为此处最明白地表现这不是当作‘《资本论》’的续本，而只是视为和他们并行的著作。陈述〔经济〕学说历史的发达一点在此处是完全置诸批评一种单独的学说及其继续发达之后了。”（见同书第二卷上册考氏序言第五页。）
考茨基最后这一段话不独说出《剩余价值论》不能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应仍从马克思所标原名的更深一层的理由，并且也连带将此书一二卷的要目举出来了。他后来对于第三卷复说：“马克思在这一卷中说明剩余价值论的全部发达，一直到他自己紧接上去的一站。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经济总进程的学说一点上，在作为无偏无陂的努力去领略此学说，而非偏执地企图证实此学说一点上，是以琼斯（RichardJones）为其终点。这种经济学在历史上和逻辑上不能超过此顶点。自宪章主义（Chartismus）出现以后，历史的状况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公正态度剥夺无余，然当这种经济学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地盘为限度时，在逻辑上也不能超过琼斯所认识的一点，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系一种历史的范畴。〔经济〕总进程的学说要超过琼斯而更进一步，——我们在此处不涉及研究单个的现象——那就只能从一个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出发，只能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在琼斯停止之处，马克思便接上来了。”（见同书第三卷考氏序言一一至一二页。）
就德文本讲，《剩余价值论》共有三卷四本，计一千七百余页，篇幅既多，内容尤杂，我们引用考茨基上面寥寥数语，自不足以见其梗概。此书的要点和他的名称所标的一样，是讲剩余价值，即陈述并批评十七世纪以来一般经济学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著作家除外）对于剩余价值的学说。这些经济学者对于剰余价值的议论，各不相同。重商主义者认剩余价值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凡此处所得，即彼处所失的。就总资本讲，在一国之内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只有一国对他国贸易所得的剩余才构成剩余价值。迄重农主义者兴，论调又复不同，他们承认有绝对的剩余价值，此剩余价值并且只出于一种特别劳动——即农业——的生产力。然这种生产才是受自然之赐，所以此剩余价值仍是出于自然，并非出于社会。继重农主义者而起的亚当·斯密虽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以为农业劳动比工业劳动更能生产，却已进一步承认工业劳动一样能制造剩余价値。至李嘉图陈述剩余价值，虽未尝与此价值的特别形态——利息，利润，地租——划分清楚，但他将地租论和他的价值说连贯一起，是他的特点。不过李氏只承认有等差地租，而无绝对地租，马克思在批评他的学说时，极力发挥自己的绝对地租说。马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等差地租达一百二十页，而论绝对地租不过二十六页，他前此对于绝对地租未充分说明之点，在《剩余价値论》中才补足起来。自李嘉图以后，即形成一个李嘉图学派，自是赞否两派各张旗鼓，舌枪笔剑，盛极一时，马氏择其最著者介绍而批评之，以表见剩余价值说的大观，此即考茨基所谓“说明剩余价值说的全部发达，一直到他自己紧接上去的一点。”
我们对于剰余价值论的大旨已绝略加说明，现在再讲一讲考茨基校订此书的情形。马克思想到伦敦铁路公司做书记，因字迹不佳，未达目的，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其实他的字不独不拙劣，并且苍古遒劲，不过笔法不甚清秀，过于潦草，又喜用减笔。这种毛病在他的书稿中尤甚，因为他以为稿件只是备自己的认识，用不着清清楚楚写出来。不意大部分的稿件还没有校完，他竟一瞑不视，因此使后来担任校订他的遗著的人感觉这是第一重难关。加以他的书稿只是一种规模粗具的图案，并非顶备直接付印的抄本，内中有许多地方还没有完成，有许多地方尚待发挥，因此使担任校稿的人感觉这是第二重难关。此外，他对于英德法三国文字一样擅长，起草时，常随思想之所至，在一句之中，英德法文参差并用，有时且将德文的语尾加在英文的动词形容词上面，或将英文的动词变成德文的动词。还有一层，他引用书籍，只随一时的方便，不拘译文或原文，常是从法文译本中引用英德文的著作，因此担任译稿的人不独须精通英德法文，且须将他所引的译文和原文对照，而以原文为根据，这也是一种小小的困难。考茨基校订他的《剩余价值论》，要经过这几种难关，故费时不少；并且书中的分章与标题非原稿中所固有，都须代为拟出，故考氏校订此书与寻常的校订工作迥不相同。
马克思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三年间所著的《剰余价值论》，已如上述，现在接着讲他的《资本论》。当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说《资本论》在下一年可以完成付印，但后来未能成为事实。至一八六五年七月底，他写信给恩格斯说：“现在关于我的著作一事，愿将实情告诉你。要完成理论部分，（起首三卷，）还须做三章。并且还要做第四卷，这是历史的文学的部分，系比较最容易的部分，因为一切问题既在起首三卷中解决了，末尾这一卷多半是在历史的形态中重述一遍。但在全部著作没有告成之前，我不能将任何部分送出。此等著作无论有什么短处，总自成为一个精细的整体，这就是他们的优点，在他们没有全体置诸我的面前之时，决不付印，只有这样，才合于我的方法。”（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二六七页。）他于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三日复报告恩氏说：“关于这部‘糟糕的’书情形如下：在〔去年〕十二月底即完成了。……我〔当时〕日间到博物馆去〔读书〕，夜间则〔在家〕著作。……这种稿件在现今的形态中是卷帖繁多，书虽告成，然除掉我一人外，没有人可以校订，就是你也不能担任此事。”（见同书同卷二九三至二九四页。）马氏在前一信中说要把《资本论》四卷做成，才将书付印，在后一信中说《资本论》于一八六五年年底著成了，按照他前一信的语气讲，他的稿件应含有四卷，但在实际上只有三卷，因为他所计划的第四卷。——即经济学说史——当时并没有动笔，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马克思从前著书，燕妮常负謄写稿件的责任，但他的《资本论》字迹非常潦草，而修改之处又多，因此他不能不亲自动手抄写。这种工作是从一八六六年一月开始的。他于是年七月七日告诉恩格斯说：“我在最近两星期中又照常苦干，如果在这种健康的程度上保持得住，“我希望于八月底将第一卷校完，使之单独出版。现在迫不得已每天继续服哥白特（Gumpert）的肝药，因为不是这样，我即刻就糟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星期以来除去不用的）批素和此药相容么？所以问及此事，是因在近四日内我的右边肋骨上又现出痈疮的痕迹。我得红葡萄酒的效力比其他一切药品为多。此外，我只在日间作工，因为偶然试做夜工，（一二次）即刻获得很不好的结果。”（见同书同卷三二九至三三〇页。）马氏力疾著书，不辞劳苦的情形，这一段话表现得十分明白。
马克思预定于一八六六年八月底将《资本论》第一卷草稿整理完毕，但没有如愿相偿，直至一八六七年三月才达到目的。他于四月亲携稿件至汉堡付印；旋应汉诺威友人柯格尔曼之招，寄居柯氏家中，并利用闲暇时间，裁答朋友的书信。他于是月三十日写信给一个青年同志莲耶说：“你一想及我，必定十分恼怒，当我告诉你，你屡次所发的信不独使我大为欢喜，并且还是我的忧患时期——这些信正于此时期达到我的手中——一种真正的安慰，那你必定更加恼怒了。我知道为吾党获得一个站在主义顶点上的能干人才，此举得使我补赔最大的弱点。你的信对于我个人表现最亲密的发谊，你可知道我和（资产阶级的）世界立于最剧烈的争斗地位，决不忽视这种友谊。——然我为什么不回信呢？因为当时正是〔贫病交加〕与鬼为邻。我必须利用每种有工作能力的机会去完成自己的著作，我为着这种著作将健康，生活幸福和家庭都牺牲了。〔有了〕这种说明，当用不着再加解释。我对于一般所谓切于实用的人及其聪明智慧要加以嘲笑。当一个人愿意做牛的时候，自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一心〕只顾着自己的皮。但我至少如不能将我的书作成草稿，便尔死去，那我就真正自以为是不切于实用了。”（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第二卷二二五至二二六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马克思为着党和无产阶级，这样牺性自己一切幸福，著书立说，当时大多数人自然不知道，就是在他的朋友中，知道此事最深而又最表同情的，也自然只有恩格斯。恩氏于是年四月二十七日写信给他说：“我常常念及，你对于这部糟糕的书一日负着责任，便是你一切困苦的中心点，这部书一日不能丢手，你便永不得仰首伸眉，永不能仰首钟眉。这种历久而不能完成的著作使你在身体上，精神上和财政上感受极大的压迫，我深知你于脱卸这种重负后，便完全另成一种人，因为只要你一再入世，而世界也特别不像从前那样现出悲惨的様子。”（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七二页。）
我们无须翻阅国本书各章中所描写的马克思私人生活的情形，只要将他和恩格斯上面两段短短的话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为着经济学的著作牺牲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中国的圣贤豪杰穷愁困苦之余，发愤著书立说的，所在多有。如《史记》所说“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这都是些最著的例子。马克思于亡命伦敦后，著《资本论》等书，似乎是事同一律。然以上诸人大概是于得志之后，忽陷危境，受此挫折，“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遂尔慷慨激昂，著书立说，以响当世，遗后人，这大都出于一时的感情作用。至于马克思自大学毕业起至寄居伦敦止，始终没有像以上诸人一样置身于显达之地，（这自然不是不能，只是不愿，）他始终只是度一个无产者的生活，在此时期中，他无所谓得志，也无所谓失意，他著书的动机最早，这完全是出于意志作用，非出于一时的感情作用，因为他的著书立说不是起于穷愁困苦，反之，他的穷愁困苦乃是由于著书立说，由于要替全世界无产阶级造成一种健全的理论，像他这样的著书立说，真是“千古罕有其匹”了！ |
第六章贫民窟生态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2006）
第六章贫民窟生态学 |
第六章国际党的崛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马克思传（1933）
第六章国际党的崛起
“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这是《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此书方才出版，法国的二月革命即爆发了。风声所播，遍及于欧洲中西各部。各国的无产者都次第惊醒，正待互相联合。然以无组织，无训练，并无一定目标的无产阶级初登历史舞台，能力属薄弱，措施尤难适当，所以不旋踵即被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驱得烟消云散。自此以后，许多年中，各国的无产者处处受资产阶级政府的压迫，甚至于不复敢在国内作公然合法的结合，更谈不到国际的联合。不过自反革命胜利后，欧洲各先进国的产业发达，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资本家的财富日增，而无产者的困苦却不曾减轻一点。此外，又有一八五七年的商业危机，一八五九年的政治危机，（意大利战争，）和一八六〇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无不直接间接惊动他们，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向来对于政治的冷淡态度，急谋国内和国际的结合，借以自卫。
法国拿破仑第三标榜民族主义，参与意大利战争，借图一己的私利，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他对于此次战争的结果，不能大享所欲；然他的野心勃勃，目光四射，忽然俯首看见了国内的工人，要想借他们作为富国的工具。英国系资本主义的策源地，他的工业发达，技术进步，为欧洲各国之冠。法国工人拟选派代表，参观一八六二年五月第三次的伦敦国际博览会，（TheInternationalExhibitionofLondon）借此增进智识，并和英国工人联络感情。拿破仑第三以为工人的技能一经增进，则法国的工业必发达，国家的财富必增加，于是对于他们的举动特别加以鼓励。当时的工人本没有集会结社之机，然他为着此事，特许他们联合起来，选举代表。他对于代表予以金钱的帮助，同时国内各财主义捐助大批款项，而一般有名的报纸尤热心鼓吹，因此三百四十个工人代表（由巴黎选送的共有三百人，）遂得渡海直趋伦敦。
法国工人代表代表莅英，备受英国工人的欢迎。英国工联的会员于八月五日开茶话会款待他们，双方表示极诚恳的友谊，并提议在伦敦和巴黎各组织一个通信委员会，借谋增进两国工人的劳动利益。当时的主席虽宣布应避去足以引起仇怒的任何政治上的讽刺，而会中虽奢谈改善工人地位的唯一方法是在工人与雇主间的互相了解，然这一次会不能不算作国际党的胚胎。
至一八六三年，法国工人代表团复越海来英。是年年初波兰发生叛乱，拿破仑第三又想乘机取利，很希望国内工人对于西欧各强国干涉波兰一事，表示同情。然法国工人代表在英参与七月二十二日的波兰问题大会，竟进一步反对拿氏的政策，而与英国工人取一致的行动。至二十三日，伦敦工联会（LondonTradesCouncil）复代表伦敦的工人开会欢迎法国代表，并议决选举一个委员会用英国工人的名义，起草一封致法国工人的书信。历时三月余，此信才草成，复由十一月十日的大会批准。
信中首先感谢法国工人赞助波兰问题的盛意，继则接受他们国际结合的提议。“我们响应你们对于各国人民作一种友谊结合的呼声，借以阻止现今权力的滥用。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波兰，英格兰，和其他一切愿意为人类幸福而合作的国家的代表当集合起来。我们要开会议，讨论关于民族和平的各大问题。”（见德文《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一卷一七二页。——Marx-EngelsArchivFrankfurtA．M．）
“各国人民友谊的结合对于劳动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企图假手于减少劳动时间或增加劳动价格去改善自己的社会状况时，便看见雇主以招致工资低廉的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比利时人和其他国人相恫吓；不幸此事已经出现，虽非起于大陆的兄弟们有意陷害我们，却是由于各国的工业阶级间缺乏一种有系统的常规交通，我们希望这种交通迅速成立，因为我们的主义是在使报酬微小的人的工资能够接近报酬较优的人的工资水平线，不令雇主得操纵我们，去适合他们贪婪的契约。”（见同书同卷同页。）
至于各国的元首愈不可靠。如对于罗马共和国的破坏，对于瑞士自由政府恶意的企图，对于墨西哥无理的干涉，都是一些显例。“除掉这些罪恶之外，还有我们的统治者在可耻的形态中，激起一种对中国的残酷战争，起初与帝制派战，现在与叛变者战，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是十分明白，即此等罪恶如不由人民联合的呼声加以抗议，就会产生将来的变乱。”（见同书同卷一七三页。）
“再说‘友爱’。我们对于凡希望和平，自由，产业发达，和全世界人类幸福的人都须有充分的了解。……双方第一次联合的努力是在波兰的自由……我们必须用请愿的方法阻止秘密外交的阴谋。）（见同书同卷同页。）
这封信引起巴黎工人很大的同情，他们于是复募集款项，选派代表，到英国进行联合的计划。因此遂有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伦敦圣马丁大厅（SaintMartin’sHall）的英，法，德，意，波兰等国的工人代表大会出现。大会的主席是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比斯利。（E．S．Beesly）他在演说词中首先追述英法两国工人往来交涉的经过，说明两国密切结合的必要，并宣布各国政府的强暴行为，和蹂躏国际法权，而英国政府即使不比欧洲大陆各强国的政府更坏，至少也是一样的坏，如他在直布罗陀（Gibraltar）违法建筑保垒，以及在中国，日本，印度等处的行动都是卑鄙和放纵的。毕氏于是要求与会的人当抛弃那些隐藏在爱国主义名义底下自私自利的感情，而固守自己良心上所许可的原则。
此次大会于各国代表演说并讨论波兰问题之后，由英国代表惠勒（Wheeler）提出一个议案，就是“本会于听了法兰西同志对于我们演说的答词以后，特再表示欢迎，他们的纲领既在替劳动者谋利益，即认为一个国际协会的基础；兹特举出一个委员会——此会具有增加委员的权力——起草这样一个协会的规章”。（见同书同卷一九八页。）这种提案经过各代表热烈的赞助后，即被通过，所举的委员共三十二人，而“马克思博士”却列在最后。（参看同书同卷一九九页。）
新选的委员会于十月五日开第一次会，并增加委员的人数至五十名，即德人十名，法人九名，意大利人六名，瑞士人两名，波兰人两名，余则尽为英人。当时征集款项只获得英金三镑，国际党初期的财政要算是极微小了。
国际党系应时势的要求而产生，为各国工人共同意志的表现，不是任何个人独力创造出来的。然国际党虽不是任何个人一手一足之力所创造，却是由一个人提携出来的；他的主义是这个人学说的结晶，他的计划是这个人策略的表现。此人就是三十二个委员中最后一名的——马克思博士。
在国际党创设之初，有一派人说马克思是占极重要的位置，又有一派人完全否认他曾经参与其间。其实这都不是事实。今特征引他于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致恩格斯的信数节于下，以明真相，兼借此表现当时经过的详细情形。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圣马丁大厅的公共大会是由阿德格（Odger）系一个鞋匠，为伦敦工联会会长和工联选举煽动会会长，……）和格列墨（Cremer，系一个泥水匠，为泥水工联秘书）召集的。……事前有一位列保伯（LeBubez）被派遣到我这里来，问我是否替德国工人参与此会，是否愿举一个德国工人到会演说等等。我举出亚卡利阿斯，他的成绩很好，我并在讲台上缄口不言地予以帮助。伦敦和巴黎方面这一次是代表实在的‘势力’，我平常所定的规则本为谢绝如此等类的招请，但为着这种实在势力的缘故，特决定抛弃原有的规则。
与会的人数拥挤得水塞不通。（工人阶级的复兴现在显然开始了。）……会中议决创设一个国际党，他的总委员会设在伦敦，而德，意，法，英等国应组织工会。又议决于一八六五年在比利时召集工人大会。并推举临时委员，阿德格，格列墨，和其他人等多名被推为英国委员，他们内中有一部分是老宪章派人，有一部分是老欧文派人，陆军少佐沃尔夫，（MajorWolff）丰坦那（Fontana）等被推为意国委员，列保伯等被推为法国委员，亚卡利阿斯和我被推为德国委员。……
事务的进行至今还很顺利。委员会开第一次会，我曾出席。当时推举一个分委员会，（我也在内）起草主义的宣言和临时条规。我因抱病不能出席分委员会和以后所谓的总委员会。我没有到场的两次会议——分委员会和总委员会——所发生的事件如下：陆军少佐沃尔夫将意大利工会（此等工会具有一种集中的组织，但就后来所表现的讲，大概是一些互助社，）的章程应用于新国际党。我后来看见这种东西。这显然是马志尼（Mazzini）的计划，你当预先知道，实在的工人问题是用何种精神及语法表现出来的。民族的历史是怎样夹在中间的。此外，有一个老欧文主义者威士顿（Weston）——-他自己现在是一个制造家，是一个很和蔼正直的人——草就一种纲领，内中充满了杂乱无章和难以言语形容的冗长文字。
随后所开的总委员会委托分委员会改订威士顿的纲领沃尔夫的章程。……当分委员会开会时，我因得到通知太迟，又没有出席。列保伯提议，‘一种主义的宣言’和沃尔夫的章程的改订，当由分委员会决定向总委员会作为提案。总委员会于十月十八日开会。亚卡利阿斯写信吿诉我，时不可失，我于是出席，当我听见那位好好先生列保伯宣读一种词句艰涩，文笔拙劣，和文体完全不清顺的序言——他妄称这是一种主义的宣言……之际，真正令人害怕，内中乱七八糟，有马志尼的成分，并杂着一些法国的社会主义。此外，意大利的章程也完全被采纳，抛开这种章程其他缺点不讲，他的目的是在欧洲工人阶级的一种中央集权组织，（自然有马志尼站在背后，）在事实上这完全达不到目的。我作一种温和的反对，亚卡利阿斯于长时间的演说后，提议分委员会对于原稿应从新修改。反之，列保伯宣言中所含的‘意见’是由投票表决的。
过了两天是十月二十日，格列墨，丰坦那和列保伯在我的家中集会。（威士顿因事不能来。）我当时还没有获得沃尔夫和列保伯的稿件，因此不能有所准备；但坚决地认定只要办得到，连一单行也不从此等稿件中采取出来。我为节省时间起见，提议在‘修改’序言之前，当对于条规，加以讨论。此事即如议进行。等到四十条条规讨论完毕，已是夜间一点钟了。……
我以得要从那些稿件中取点材料是不可能的。我打算在一种最特别的方法中修饰这种曾经‘投票表决的意见’，为证明此方法正当起见，特草就一种对工人阶级的〔开幕〕词；（这不在原定计划之列，）这是一八四五年以来工人阶级命运的一种回顾；我借口于这种〔开幕〕词所包含的全系事实，并无须将同一事件说至三次，遂将全部序言改变了，将主义的宣言抛弃了，后来又将十余条条规去代替那四十条条规。……我的提议都为分委员会所采纳。不过我在序言中必须用‘权利’‘义务’两个名词，及‘真实，道德和公正’等语，然安置尚属适当，不足为病。当总委员会开会时，大家以很大的热忱，一致采纳我的〔开幕〕词等等。”（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八八至一九一页。）
上面的信表现马克思是参加了九月二十八日圣马丁大厅的国际党创设大会，但没有取得领导权。后来起草宣言和章程，他设计打消沃尔夫，威士顿和列保伯的三种草案，而提出自己的开幕词和章程，使之通过，这便是他领导国际党的起点。特别是他打消沃尔夫所代表的马志尼的计划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大幸事。因为马志尼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亡命伦敦，在英国工人阶级中虽负有盛名，然却不懂工人运动。他对于阶级争斗不独不愿与闻，并且深恶痛绝，他为着创造少年意大利，曾组织一种秘密机关，集中权力，从事于的阴谋诡计的勾当。国际党倘若采用他这种性质的计划，难免不变成一个阴谋诡计的秘密结社，而丧失国际政党的资格。关于此事，我们用不着多说，现在当进而考究马克思开幕词的内容。
《国际党开幕词》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讲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工人阶级颠连困苦的情形，第二部分是讲工人阶级在此时期内努力奋斗的好成绩。
开幕词的起首一段说：“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之间，工业的发达和商业的兴盛，虽无与伦比，然工人阶级的困苦并没有减轻，这是一桩很重要的事实。”（见考茨基校的《马克思国际党开慕词》一八页，一九二二年□版。）
在一方面，马克思引用英国蓝皮书中的统计来证明这桩事实：“当绞刑的恐饰达到一种高度时，贵族院派一个调查委员会去考察放逐和役刑。于是一八六三年的厚蓝皮书中表现一种实在的情形，并由正式的数目和事实予以证明，就是，一般罪大恶极的犯人以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囚徒比较这两处的农业工人，在工作上要少得多，在营养上要好得多。然坏的状况还不止此。当美国的内乱把兰卡州和支州（Cheshire）的工厂工人投在厂外之际，贵族院派一个医生到工业区城去调查，为‘免除饥饿病’起见，价格最低廉和形态最简单的炭素及窒素的最小量，平均需要几何。全权医生斯密士（Smith）坚称每星期二万八千格兰炭素，和一千三百三十格兰窒素恰恰足以使一个通常的成人……超出饥饿病的水平线，并发见那些为极大的穷困所压迫的棉业工人不充分的营养料大约尚足和这种分量相符。但是现在注意啊！这个有学识的医生后来又被枢密院委任去调查工人阶级最贫苦的部分中的营养情形。……他所发见的是什么呢？织绸工人，女裁缝，制手套工人，织袜工人和其他工人平均从没有获得那些棉业工人养命所必需的粮食，从没有获得那‘恰足免除饥饿病’所必需的最小量的炭素和窒素。我们由官场的报告引证出来，‘此外又足表明在被调查的农业人口家庭中，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所得的炭素营养料少于估定的最小量，而三个伯爵区城（八克州——Berkshire——牛津州Oxfordshire和索美塞得州——Somersetshire）中全地方的平均食品表现窒素的分量不充足。’这种官场报告又说‘大家必须注意，营养料的缺乏，要用猛烈的抵抗才忍受得住，并且照常例讲，人们要已有别种大缺乏，才肯决心把食物减至不能充饥。……因此，就是清洁也将视为消耗和劳神的，人们如为自重起见，力求保持清洁，这种努力又足以增加饥俄的痛苦。这是一种痛苦的感想。当大家念及此处所说的贫穷并非懒惰的结果，到处都为劳动各层的贫穷时，尤觉得这是一种痛苦的感想。在大多数地方，这种获取生活必需品不充分的劳动在实际上是无限地蔓延起来了。’这种报告还含有一种意想不到的特别事实，就是，‘在联合王国的四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中，最富足的地方为英格兰，而此处农业人口‘是营养最坏的’，即八克州，牛津州和索美塞得州的农业人口比伦敦东部大部分有技能的家庭工作人的营养还要好一点。”（见同书一九至二一页。）
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引用英国财政大臣葛拉德士吞（Gladstone）在众议院关于预算的演说来证明工人阶级的困苦情形说，“那位财政大臣看见‘国家财富的进步’和统计的数目在他的眼前跃跳起来，便目炫耳热，喜不自胜，于是叫道，‘自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五二年本国赋税的收入增加百分之六，在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一年这八年之间，以一八五三年的基础做出发点，赋税的收入增加至百分之二十。这桩事实令人惊讶，几乎不能相信。’葛拉德士吞又说：‘这种富力和劳力的暴增限于资产阶级。’”（见同书二一页。）
马克思说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工人阶级的痛苦没有减轻，是就欧洲各先进国的工人状况讲的，而他所举的例子却只限于英国，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英国站在欧洲工商业的顶点上。大家会记着，几个月以前，路易·菲力普的被放逐的儿子中有一个公然庆祝英国的农业工人，说他的地位比海峡彼岸不幸的同类要好得多。在实际上，英国的事实在大陆各工业先进国中，只是在一种稍微变相的地方色彩和小规模中重演一遍。在这些国内，自一八四八年以来，都有一种空前的工业发展，及意想不到的输出与输入的增加。在这些国内，‘富力和势力的暴增’都‘只限于资产阶级’。”（见同书二四页。）
马克思既指出工人阶级的痛苦为当时欧洲各工业先进国的普遍现象，复申明这现象不会因技术的进步和工商业的发达等等而有所改善。“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到处都陷入极深的痛苦中，此事至少是由各上层阶级在社会上地位升高的比较而成立的。现在各国已有一桩千真万确的事，凡不怀成见的人都可以证明出来，只有那些以虚伪希望欺蒙别人的人才否认此事，就是，凡机器的日增完善，科学的应用于生产，交通机关的改良，新殖民地的占取，人民的移植，新市场的开辟，自由贸易的扩充，甚至于这些事件一齐并举，也不足以除去劳动群众的痛苦；反之，在现今虚伪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每种新的发达必定使社会的等差日甚，社会的对抗日形剧烈。”（见同书二四至二五页。）
工人阶级虽如此颠连痛苦，但有觉悟的分子再接再厉地努力奋斗，也获得相当的效果。“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的时期中，也有他的光明的方面。我们在此处只要指出两桩大事。英国工人阶级于三十年的坚决争斗之后，利用地主与金钱贵族间暂时的分裂，得通过十点钟的法案。工厂工人从这种法案所得到体质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利益，在工厂监察员每半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来，此等利益已为各方面所认识了。欧洲大陆最大多数的政府必须在多少改变的形态中，采取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的国会自身对于此法的效用范围也不得不于每年予以扩充。除掉这种劳动法实际的重要外，他的惊人的成功还有一种较高的意义。资产阶级已经由攸尔博士，息尼尔教授，和这一类的哲人在他的最著名的科学机关中作出预言，并充分证明，对于劳动时间每种法律的限制，必定是替英国的产业撞丧钟，这种产业像吸血鬼一样，要吸人血，尤其是要吸小孩子的血才能生存。……这种对法定劳动时间的争斗——除掉惊骇万状的贪欲不计外——在事实上一转入构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供求律的盲目统治与构成工人阶级经济学的社会生产——这种生产是受社会的明识远见支配的——间的大对抗，便愈加剧烈了。因此十点钟法案不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大结果；并且是一种原则上的胜利。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中屈服在无产阶级的经济学之下。”（见同书二六至二七页。）
“劳动的经济学对于资本的经济学尚有一补更大的胜利。我们讲协作运动，尤其是讲协作工厂，那种机关是一些勇于作为的人毫无帮助，建立起来的。这种社会大实验的价值不能看得很高。工人已经不用议论，而用事实证明：（一）大规模的生产辅以近世科学的进步，无须有一个雇用工人阶级的主人阶级的存在，而自能进行；（二）为求得效果起见，劳动工具用不着由人类垄断，作为支配和掠夺工人的手段；（三）工资劳动和奴隶劳动一样，只是一种过渡的和劣等的社会形态，在协作劳动之前一定会消灭，至于协作劳动的工作是由手足舞蹈，精神愉快，和心意欢畅做出来的。……”（见同书二七至二八页。）
马克思虽承认协作劳动高于工资劳动，而后者必属服于前者，然同时又看出协作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很难发展。所以他说：“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这个时期的经验确切证明，协作劳动在原则上是何等优美，在实行上是何等有用，但当他限于孤立的工人偶然试行的小团体之际，决没有力量去和那由几何级数量速度膨胀起来的垄断事业相抗，决不能解放群众，并不能稍微减轻他们痛苦的增加。一般思想高贵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博爱的词令家及敏于事业的经济学者所以对于协作制度忽然巧言反对，所以徒然力求绝其萌芽，——因为他们嘲笑他是梦呓者的乌托邦，或斥为社会主义者的邪说——或者就是基于上面的理由。为解放劳动群众起见，协作制度必须发达到普及全国的程度，终必借国家的财力予以推行。不过一般地主和资本家时常运用他们的政治特权去保护并延长自己的垄断事业。他们不独不进行劳动的解放事业，还要将每种力能办到的障碍物放在这条路上。"（见同书二八至二九页。）
地主和资本家既将运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去破坏工人阶级的协作事业，那么，后者对于自身的解放运动应当怎样着手呢？“现在工人阶级的大义务是夺取政权。他们似乎已经了解这一点，因为在英，法，徳，意等国同时表现一种工人阶级复兴的运动，并且同时发生一种工党政治改组的企图。工人们据有一种成功的元素：就是人数众多。不过要有一种组织去结合群众，要有知识去领导群众，他们才有力量。”（见同书二九页。）
马克思认工人阶级解放的出发点是夺取政权，而其预备工夫是受组织的训练和知识的领导，同时又申明这种组织不单限于国内，还当从国际着眼，所以他就归结到国际党的组织上去了。“各国的工人间应有一种友谊的结合以相激励，使他们在一切解放争斗中得彼此牢牢固固地站在一起，过去的经验已经指明，忽略了这种友谊的结合，将受散漫无纪的努力争斗一齐挫折的惩罚。各国工人为这种认识所驱策，因于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圣马丁大厅的大会有国际党的创设。”（见同书同页。）
马氏即注重无产阶级的国际结合，最后就勉励他们为外交政策的缘故，和自己的政府奋斗。“各国工人阶级的解放须有友谊的一致行动，然〔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恶毒的目的，和民族的成见，并且在抢劫的战争中，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试问有了这种外交政策，他们怎能达到这种大目的呢？阻止西欧不为大西洋彼岸保持并发展奴隶制而演一种不名誉战争的，不是出于各统治阶级的智能，而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英勇的反抗。欧洲各上层阶级对于俄国克服高加索山要塞时加于勇敢的波兰的大屠杀，表示一种无耻的赞赏，或一种同情，或一种愚蠢的冷淡态度；这种野蛮势力——这种势力的头在圣彼得堡，他的手足在欧洲每一个宫廷中——所演的令人毫无抵抗而忍受的巨大侵略行为，已经明示工人阶级以自己的义务所在，就是搜索国际政策的秘密，监视政府的外交行动，当必要时，应用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去反抗政府，但是当他们处于无能为力，不能制胜政府的地位时，当即刻联合作反抗政府的示威运动，而以那种规正私人关系的简单的道德律和权利律作为国际交涉的无上法律。这种对外交政策的争斗是包括在工人阶级解放的总争斗中间的。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见同书二九至三〇页。）
《国际党开幕词》末尾这句话和《共产党宣言》的末尾一句话是相同的。我们把这两部书比较一下，便觉得他们的精神完全相同，主张始终一致，而其价值自然两两相等，因此他们真是后先相映了！可是我们细心一读马克思这两种著作，又觉得开幕词的语气不及《共产党宣言》那样激烈，这是什么缘故？马氏于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将我们的见解在一种形态中表现出来，使适合于现今工人运动的观点，要做到这一着却是桩难事。……这种复兴的运动能允许使用旧时勇敢的语句，尚需时日。在事实上是强硬的，在形态上是温和的，这一着最关紧要。”（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九一页。）马氏这几句话表明开幕词的语句较《共产党宣言》为温和，完全是由于适应当时的环境，他自己并没有因此改变向来革命的主张。
那位自命为正宗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不懂得这一点。（也许是不愿意懂得这一点，）对于开幕词断章取义，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曲说。他说：“开幕词在根本部分全与《共产党宣言》一致，但开幕词却又表见一副完全不同的面目。《共产党宣言》宣传‘用武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取消私有财产’；称无产阶级的争斗为一种‘多少隐藏起来的内乱’。开幕词赞美保护工人的立法，和生产协作社的创设。现今共产党人中一个严厉的批评家容易证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至《国际党开幕词》这个时期中，已经舍弃他的革命的观点而流于改良主义。在实际上把开幕词和《共产党宣言》比较一下，便足证明革命与改良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对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阶级争斗的哲学。这种争斗在当时取那一种形态，或为革命的，或为改良的，均以历史的局势为转移。”（见《国际党开幕词》考氏序言一一至一二页。）
考茨基从前是一个口头革命者，在最近十余年来，已经变成一个纯粹的改良家，同时又不愿意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所以他解释马氏的学说，不得不牵强附会，借便私图。他上面一段话半吞半吐，故设疑阵，令人莫测其真意所在。然细心剖解起来，他不外是要说：革命与改良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并肩而立的，《共产党宣言》主张革命，《国际党开幕词》主张改良，是因历史的局势不同的缘故。这种曲说如果成立，则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可借口于历史局势的不同，实行改良主义，而同时又得自附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这正是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勾当，也是西欧各国中的一种势力，因此我们不能不停在此处，多说几句。
我们首先要问革命是什么，改良又是什么?当考茨基还是一个口头革命者时，曾经说过：“当那些向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配社会的阶级，力求推行社会中法律与政治这些上层建筑物适合于曾经改变的经济状况的方法时，这些方法就是改良；即使这不是由自由意志推行，而是出于被治阶级的逼迫，或环境的势力所促成，也还是改良。反之，一个向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压迫的阶级现在已经夺取政权，为自己的利益起见，必须利用这种政权或迟或速地变革全部政治和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物，并创造社会协作的新体制，当改革的方法是由这个阶级出发时，这些方法就是一种革命的表现。”（见考氏《社会革命》第三版八至九页。DieSozialeRevolution）“由一个向来受压迫的阶级夺取政权——即政治革命——这是狭义的社会革命中一种和社会改良相对抗的主要的标帜。凡在原则上不承认政治革命为社会改革的方法而愿意将这种改革限于统治阶级所要求的方法的人，就是一个社会改良家，他的社会的理想也可以常和现社会的体制相反。反之，凡力求使一个向来受压迫的阶级夺取政权的人，就是一个革命家。”（见同书九页。）考茨基对于革命与改良，革命家与改良家的区别是适当的。革命与改良系从两个利害绝对相反的阶级出发，因此也是绝对对抗的。但不知道他用什么逻辑推论到这两种东西“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对抗”？
我们现在再进而考究《共产党宣言》与《国际党开幕词》有没有原则上的不相同之点，可以为考茨基强作区别的口实。我们将两书各读万遍，除掉发见他们的语句有激烈温和之别外，实找不出原则上相异之点。《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升为统治阶级。”《国际党开幕词》中说：“现在工人阶级的大义务是夺取政权。”此外，两书虽尚有其他千言万语，然内中的总枢纽却只在先从政治革命着手这一点。现在要问考茨基，无产阶级升为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不是同义的语句？现在还要问考茨基，无产阶级升为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不是一种政治并社会革命？我想，他如果尚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总不会答出一个“不”字来。既是适样，他何以要说开幕词比《共产党宣言》具有一副“完全不同的面目呢？再明白些说，他何以认《共产党宣言》是主张革命，而《国际党开幕词》只是意在改良呢？
是啊!考茨基不是明明白白说，“《共产党宣言》宣传‘用武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取消私有财产’，”而“《国际党开幕词》赞美保护工人的立法和生产协作社的创设”么？这就是他认《共产党宣言》主张革命《国际党开幕词》意在改良的唯一有力的证据。可是考茨基却忘记了，所谓“用武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取消私有财产”，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有的举动，宣言中将此等事明白说出来，固足见其详尽，然开幕词没有将此等事明白说出来，也并不形其疏漏。因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既是一种社会主义的革命，那么，难道考茨基以为马克思在开幕词中是要工人阶级于夺取政权后用武力保持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财产么？至于考氏认马克思赞美保护工人的立法和生产协作社的创设为马氏意在改良一事，尤属混淆黑白，自欺欺人。因为“赞美”与“主张”完全是两桩事，凡马氏所赞美的事不一定是他所主张的事，这是应当注意的。他因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之间，欧洲的工人阶级颠连困苦，异地皆然，而英国的工人竟能于此时促成十点钟劳动法案的通过，又能不恃丝毫凭借，创设生产协作社，表现自己做事的能力，他们既具有过种强毅的奋斗精神，他自然要加以赞美。可是除掉十点钟工作制已成法案不易推翻外，生产协作社是容易为资产阶级所阻扰；所以他劝告工人，与其疲精费神，枝枝节节去铲除协作运动的障碍，不如从大处着眼，从根本上下手，先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从事建设。现在要问考茨基何以把马氏赞美工人阶级的话，当做他的主张，何以对于他的真正的主张略去不提？他没有说，“工人阶级的大义务是推广生产协作社，不是夺取政权。”现在要问考茨基何以硬认开幕词是意在改良？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不是改良的，（有时自然也可以愿用改良的手段去达到革命的目的，但绝对不以改良为目标。）马克思看见英国工人从事于改良运动，恐怕他们误入歧途，所以于赞美他们的行动之后，特指出生产协作社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的无能为力，勉励他们去从事政治争斗，夺取政权。这是马氏对于改良运动因势利导使变成革命运动的苦心，也是每个革命家应有的策略。可是考茨基不管这一点，故意将马氏几句赞美的话郑重地提出来，想借此使马克思主义带一种改良的色彩，考氏的丧心病狂，真是达于极点！列宁说：考茨基自欧战开始以后，在口头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事实上却是资产阶级的走卒。（见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与背叛师说的考茨基》德文译本第三页。DieDiktaturdesProletariatsundderRenegatKarlKautsky）但现在照考氏《国际党开幕词》的序言（此序作于一九二二年，）中厚诬马克思主义的话看来，他简直连口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都不配承受了!
我们对于《国际党开幕词》的内容已经略加介绍，对于考茨基诬篾开幕词的曲说也已经严词驳斥，现在且把马克思替国际党所草的序言和规条的全文征引如下：
“工人阶级的解放必定是由工人阶级自己战取来的；
工人阶级解放的争斗不是阶级特权和垄断的争斗，而是为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的争斗，为着铲除一切阶级就治的争斗；
工人在经济上屈服于据有劳动工具——这就是说，生活的泉源——的人之下，构成奴隶他们的一切形态——如社会的痛苦，精神上的悲惨和政治上的倚赖——的基础；
因此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个终极的大目的，而每种政治运动是一种工具，当附属于这个目的之下；
向来对于这个目的的一切努力，因每一国中各种劳动小团体缺乏联合，又因各国的工人阶级缺乏一种友谊的结合，都受了挫折；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不是一种地方事业，也不是一种民族事业，而是一种包括一切国家——指有近世社会存在的国家——的社会事业，这种事业的解决有赖于最进步的国家实际上和理论上的共同协作；
现在欧洲各工业国中重新发生的工人阶级运动唤起许多新希望，同时他对于再蹈旧错误的覆辙一事，提出严重的警告，并且对于各种尚形散漫的运动，促其即时结合一气；
国际党是因上面所陈述的理由而创设的。
国际党宣布：
凡属于本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实，公正及道德为他们相互间和对于一切人类的行为标准，而没有种族，宗教，及国籍的区别。（本党认每个人的义务不独是替自己要求人权和公民权，并且还要为每个履行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世间应没有尽义务而不享权利的事，也应没有享权利而不尽义务的事。
以下的规条是在这种精神中产生出来的。
第一条现在的本党是为恢复各国现有的工人团体间结合的中心和有计划的共同合作而设，至于这些工人团体是趋向同一的目标，即趋向工人阶级的保护，进步和完全解放。
第二条本党定名为国际党。〔按此系依译述界通常所用的名称，若照原文字而译出，则当称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本党每年召集工人大会一次，这种会议是由本党的支部代表组成的。大会宣布工人阶级所应有的共同努力，采取使本党成功的动作必需的手段，并任命总委员会。
第四条大会规定下届会议集合的日期和地点。凡与会的代表在一定的日期和地点自行集合，无须特别招请。总会于紧急时得变更集会的地点，但不得延搁开会的日期。每次大会规定每年总会的驻在地，并任命总会的委员。这样产生的总会有增加委员之权。
大会于每年开会时收受总会一种陈述周年成绩的公开报告。总会遇有紧急事件，得于每年规定的〔开会〕期间之前召集大会。
第五条总会是由加入本党的各国工人组成的。在总会内设办理事务所必需的职位，如会计，总秘书和各国通信秘书等等。
第六条总会在本党各全国和地方团体之间为国际的枢纽，因此一国的工人得时常接到关于其他各国中同阶级运动的报告；一种关于欧洲各国社会状况的调查得在公共指导之下，同时着手实行，凡一个团体所提出的公共利益的问题，其他一切团体都可采纳，当紧急之际——例如国际纠纷之类——各国互相联络的团体可以同时一致取一种即刻的和实在的步骤。
总会在每个适当的时机中，采用向各国全国或地方团体提出议案的发议权。
总会为便利自身和各支部的交通起见，公布定期的报告。
第七条在一方而每一国中工人运动的成功既只能借一致联合的势力才能稳固，而在他方面，本党总会的效能又大概限于和各国工人团体的全国中央机关交涉，而不是和一大批地方散漫的小团体交涉，因此本党的党员应竭全力将自己国内散漫的工人团体联成全国的团体，由全国的中央机关代表一切。
本条的运用自然是以每一国中特别规程为根据，除掉规程上的阻碍外，自然没有一个独立的地方团体致被拒绝，不能直接和总会通消息。
第八条每个支部有任命和总会通信的秘书之权。
第九条凡承认并拥挤本党原则的人得为本党党员。每个支部对于所收的党员，须负党员品格清洁的责任。
第十条凡本党党员由一国迁至他国居住，应受有党籍关系的工人友谊的扶助。
第十一条凡加入本党的各工人团体虽联成一种友谊合作的永久同盟，仍得保持他们现有的组织，安全无损。
第十二条现在的规条只须每年大会出席代表三分之二的同意，得加以修改。
第十三条凡本规条所未尽的事宜将由特别法规补充之，此项法规可由每次大会修改之。（见《国际党开幕词》三一至三四页。）
我们细看马克思所草的序言和规条，就知道这是和开幕词一贯的。开幕词叫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共同作阶级争斗，上面的序言即指出他们的解放是要由自己努力争取，上面的规条即规定他们联合的方法。规条上一方面于总会以统率和指挥各国支部之权，使他得统筹全局，措置裕如，不致毫无实权，形同虚设；在他方面，又使各国加入国际党的工人团体得保持自己独立的组织，使他们对自己地位上的特别任务得自由活动，尽力进行，不致受总会的掣肘，一筹莫展，这种双方兼顾的计划是国情不同和党派各异的国际结合所不可少的。
然马克思的《国际党开幕词》指出工人阶级的大义务是在夺取政权，而他所手订的规条却没有明白规定出来，因此波士德格特斥这种规条为平庸，说规条“缺乏色彩，在实际上使后来的巴枯宁主义者得极力主张国际党不鼓吹政治行动。”（见波氏《工人的国际党》二二页，一九二○年出版。GehWorkers’International）波氏的话骤然看来，似乎很有理由，但我们一按国际党创设时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实在状况，使知道他不足以语论世知人了。因为在当时欧洲各国中，最有组织和最有成绩的工人运动莫过于英国的工联，可是这种工联却不注意于政治行动。次则为法国的工人运动，一般所谓有觉悟的工人大概倾向普鲁东，因此反对政治行动。其次则为德国的工人运动，德国有组织的工人可分为两派，一为舒尔采—德里奇所统率，这一派反对政治行动。一为拉萨尔所统率，这一派也只注意于改良运动的政治行动。其他如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先进的工人也大半是些普鲁东主义者。如果国际党的规条把夺取政权一句话明白规定出来，这些国中的工人的团体未必肯加入，于是国际党便和前此的共产党一样，只是一班亡命客所结合的团体，只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参谋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是到处尽力谋各民主主义党派的团结和一致。”他此时的目的仍在使各国的无产阶级密切结合拢来，厚蓄实力，预备争斗，所以国际党的规条不能不以宽大能容纳一切民主主义的党派为主旨。关于这点，恩格斯后来也明白说出来了。“他〔指国际党〕的目标是把欧美争斗的工人阶级全体组成一个大军团。因此他不能从《共产党宣言》所含的根本原则出发。他的纲领对于英国的工联，法，比，意，西等国的普鲁东主义者，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必须不拒之于门墙之外。”（见《共产党宣言》二二页。）既有这种原因，所以国际党的规条就不能不“平庸”了。
国际党的总会设在伦敦，所有会长，会计和秘书长等要职均须由英人担任。总会成立未几，即有一桩可纪的事，就是一八六四年十二月贺林肯（Lincoln）再当选为美国大总统的公文。这种公文系由马克思起草，内中的措词与通常民主主义的庸词滥调迥不相同。公文的起首一段是：“先生以大多数票再当选〔为大总统〕，我们谨以至诚祝贺美国人民。当先生第一次当选时，那明达的口号既是‘对奴隶制的反抗，’所以先生第二次当选时，那凯旋的战声便是：‘奴隶制的灭亡。’欧洲的工人自伟大的美利坚战争开始时即从本能上觉得他们一阶级的命运是注定在星旗上面。”（见斯巴哥《马克思的生平及其事业》德文本一五九至六〇页。）
公文的第三段进而论及美国的白种工人如对于黑人尚存歧视之心，便不足以语同阶级的解放。“当工人——他们是北美真正的政治势力——尚让奴隶制去污秽自己的共和国时，当他们在那些被强制贩卖的黑人面前矜夸白种工人享有最大的特权，得〔自由〕出卖劳动并参加选举时，他们不会获得劳动的真正自由，也不会对于欧洲同胞的解放战争予以援助；然这种阻碍进步的界限已经被内乱中的鲜血荡除了。（见同书二六〇至二六一页。）
公文末尾一段便祝林肯担负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种解放事业的责任：“欧洲工人具有一种确定的感想，就是美国的独立战争既为中等阶级开辟一个飞黄腾达的新时代，美国的释奴战争必为工人阶级开辟一个飞黄腾达的〔新〕时代。他们看出将来的庄严局面是，借一种高尚无匹的争斗，解放被役使的人种，并且重创一种社会事业去领导国家——这种任务是落在工人阶级豪侠的儿子林肯大总统的肩上。”（见同书二六一页。）
林肯虽系工人阶级的儿子，然为大总统时却是资产阶级最贤明的代表，国际党总会所以祝贺他，无非是因袭博爱民主社和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ttee）的政策，借此吸引广大群众的注意力，扩大自己的宣传。马克思执笔时对于他自然不怀什么幻想，不过利用美国的状况，在应酬文字中作进一步的鞭策，便出身低下的林氏不能无动于中。所以他的复文十分诚恳，马氏称之为“此老非照例应酬的唯一答词”（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三卷二一三页），而伦敦各报于一八六五年二月先后登出，都惊讶不置。是年四月十四日林肯被南方各州的刺客暗杀，马氏复替总会草就吊词送往美国，用意正与前此的贺文相同。
马克思在总会所任的职务虽不过是一个秘书，然在实际上却居倾导的地位，因此所耗的时间和精力实在不少。他于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三日写信给恩格斯说：“近来痈疮迁延不愈，并极为烦劳，例如昨夜至四点钟才上床睡觉。除掉我的著书工作外，国际党耗费我的时间很多，因为在实际上我是事业的领导者。耗费多少时间啊！（现在又正办法国人的事件和选举事件等等。）”（见同书同卷二四四页。）
所谓法国人的事件就是巴黎的党员互相争执，总会屡次开会讨论补救方法，结果议决五条办法，通告巴黎方面。至于选举事件是指英国的选举改革运动，这是由总会领导的。马克思于是年五月一日报告恩格斯说：“选举改革同盟会是我们的工作。在那十二个人（六个中等阶级的人，六个工人）的委员会中，所有工人都是总会的委员。（亚卡利阿斯也在内。）我们对于中等阶级的人一切引诱工人阶级误入迷途的企图，已经予以挫折。此次在各省区的运动完全以伦敦为转移。……英国工人阶级政治运动这种电气的感应一经成功，我们国际党没有何种骚扰，对于欧洲工人阶级所做的事业已经多于在任何方法中所能办到的了。”（见同书同卷二五三页。）
马克思对于国际党不独在事业方面予以指导，并且在学说上加以纠正。总会的委员威士顿本系欧文派的信徒，他在总会提出两个问题，并在国际党的机关报《蜂窝》（TheBeehive）周刊上继续加以拥护，就是：（一）工资率的增加对于工人没有益处；（二）各工联为城加工资而活动，是有损无益。他所持的理由是：工资为商品价值的标准，资本才家今天所付的工资如果是五先令而非四先令，则明日（因需要增加的结果）所售出的商品也为五先令而非四先令。威氏此说颇为当时一部分人所信仰，有一个英国人且秉承他的意旨，草成一种小册子。马克思认这种见解只是说明一种现象的外表，在理论上是谬误的，在实行上是危险的。此说如果获得总会多人的承认，对于当时英国的工联运动和欧洲大陆蓬蓬勃勃的同盟罢工，都会发生不好的影响。他遂于六月二十六日在部会演讲《价值价格及利润》，（Value，PriceandProfit）力斗威氏之说，并且阐明工资，价格及利润等律，借以表现资本主义生产中全齿轮机的图形。他的结论是：“第一，工资率普遍上升的结果是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广泛地说，不致影响于商品的价格。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倾向不是平均的标准工资上升，而是〔这种工资〕下降。第三，各工联作为抵抗资本侵略的中心点是有效力的。他们有时因运用自己的势力不知审慎，遂遭失败。就大体讲，这种失败是由于只对现制度所产生的效果作一种小战争，而不知同时努力去改观现制度，并运用他们有组织的势力作为工人阶级最终解放的杠杆，这就是说，作为铲除工资制度的杠杆。”（见马氏《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二七至一二八页，芝加哥——Chicago——出版。）
国际党在一八六五年还有一桩可纪的大事，就是从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所举行的预备会。按照前一年预定的计划，本年应在比京开代表大会，即巴黎，瑞士以及伦敦一部分人也竭力催促实行在该处开会。但马克思力排众议，主张变更开会地点，并将大会改为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预备会，其理由有三：“一、各执行委员会有预先互相了解的必要。二、因法兰西的同盟罢工，英格兰的选举改革运动和工人博览会，使党的宣传发生障碍。三、比利时新近通过的取缔外人律使布鲁塞尔不能作为国际工人的开会地点。”（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二六八页。）他的主张卒被采纳。
参与这一次预备会的，有英，法，德，比，意，西，波兰和瑞士等国的代表。总会所派的代表为会长阿德格，秘书长格列墨，马克里，亚卡利阿斯，杨恩（此两人为马氏的主要助手，）等等。会中所讨论的问题为：国际党的组织，工人组织的联络，工联的过去及其将来，协作劳动，妇女劳动，儿童劳动，直接税和间接税，工作时间的减少，常备军及于工人阶级的影响，俄罗斯侵略欧洲的预防，和波兰的复兴等等。以上诸问题，除波兰的复兴一事为比，法等国代表所反对，稍有争执外，余均一致同意通过了。此外法国代表又另提一种议案，要求列入议事日程，就是：宗教的观念及其对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影响。此等代表多为普鲁东主义者，都反对宗教，故有此提案。
马克思也反对宗教，曾在《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一文中宣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这种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问题全部世界观的要点。马克思主义视现今一切宗教和教会以及一切宗教的组织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工具，这是用作保护掠夺并麻醉工人阶级的。”（见德文《列宁选刊》二七五至二七六页，一九二五年柏林出版。N．Lenin，AusgewühlteWerke）可是马氏在一八六五年普鲁东的一篇文字中，讥笑普氏用空话反对宗教，说“大彼得以野蛮去征服俄罗斯的野蛮，普鲁东也拼命用言词去推倒法兰西的言词。（见马氏《哲学的贫困》前面附录三三页。）此外，恩格斯在一八七四年斥伦敦布浪葵主义者向宗教宣战为愚行，在一八七七年对于杜林要禁止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宗教，也加以同样严厉的批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自马恩两氏看来，宗教在民众中所以能占势力，自有其社会的基础，并不像一般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人等所想象的一样，是纯由于人民的无知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小有产者和劳动者群众时而破产，时而失业，时而疾病，时而死亡，时而危机出现，时而战争踵至，——凡此种种，都非他们的力量所能阻止，不能不使他们有所畏惧，有所恐怖；而这种畏惧，这种恐怖就产生了神，就是近世宗教的社会基础。马恩两氏以为直接向宗教宣战，不独是舍本逐末，并且还会得到一种反响，使宗教的势力愈加巩固起来，（恰和一八七〇年代俾斯麦用警察去反对天主教，愈使后者得势一样，）所以要扫除宗教在民众中的势力，必须反抗资本的统治——即宗教的社会基础——因此对于宗教的战争应附在阶级争斗之下。大家明白这一点，即可以推测伦敦会议中法国代表提出关于宗教的议案，不会为马克思所赞成。然马氏为免除纷争起见，当时提议将这种议案留给下届大会解决，虽为英国代表豪厄尔（G．H．Howell）等所反对，但毕竟通过了。
豪厄尔于一八七二年写信给莫礼逊（W．Morrison）说伦敦会议因马克思提出宗教问题，安下争斗的种子。后来的著作家时常以此为根据，归咎马氏。波士德格特在一九二〇年所著的《工人的国际党》犹引用他的话说：“‘争斗的种子之一，在第一次会议中即安下了——就是马克思博士引入宗教的观念一个问题。从此时起，一切讨论即流于对各种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主义的抽象意见，作无限的争辩。’”（见《工人的国际党》二三至二四页。）一个人的讹传竟成为马克思的罪案，出言者固不能辞不忠实的责任，而作史者也难免取材不慎之讥了。
我们对于国际党和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活动的概要已经说完了，现在当进而叙述一八六六年日内瓦的代表大会。马氏因为要赶紧先完成《资本论》，没有赴会。他于是年八月写信给柯格尔曼说：“我虽为日内瓦会议预备文件，费去许多时间，却不能前往与会，也不愿意前往，因为我的著作不能再间断。我以为借这种著作对于工人阶级尽力之处，比亲自出席一个会议所贡献的，当重要得多。”（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一九页。）
国际党的日内瓦大会从是年九月三日起至八日止，欧洲各国的工人代表出席的共有六十人，内中四十六人是由国际党各国支部选派的，其余十四人则系各工联和教育团体所选派，前者为正式党员，后者为表同情的同志。此次大会因总会的提案而提出讨论并付表决的事件为：国际党的规条和组织，国际劳动统计的编制，关于标准工作日，限制儿童劳动，推行合理的学校教育，协作社，工联，直接税，间接税，抵制专制的俄罗斯，复兴民主主义的波兰和常备军等等的议案。这种提案是由马克思起草的。他在两年前所草的规条，会中稍加修改，即予通过，至于他的《国际党开幕词》未经何种讨论，即为会中所认可。兹将此次大会四个重要的议决案介绍如下：
“一、标准工作日
限制工作日是提高工人阶级地位和解放工人阶级的努力一种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如缺乏这种条件，则每种这样的努力必定要遭遇失败。
为谋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质的坚强起见——这就是说，为恢复一国大多数群众的健康和体质的坚强起见，——为使他们发展较高的智识，从事社交，与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起见，——必须要求限制工作日。我们提议将八点钟的劳动作为工作日的法定限制。美国工人曾经一致提出这种要求。本会议决将此作为全世界工人普遍的要求。
欧洲大陆的同志对于工厂立法方面既没有长久的经验，即当注意，如果八个劳动钟点的工作日没有规定，则每种劳动时间法定的限制不会成功，一定为资本所破坏。时间的长短必须由八个劳动钟点和因饮食而停顿的时刻规定出来。例如计算这种停顿为一点钟，则工作日法定的时间规定为九点钟，假定从早晨七点钟起至下午四点钟止，或从早晨八点钟起至下午五点钟止等类。
夜间工作只限于由法律特别许可的职业，只能规定为例外。
这种条规只适用于成年的男女工人。尤严格禁止女工做一切夜工，和每种有伤她们廉耻的工作，或损害身体的工作，或足以发生损害影响的工作。
我们所指的成年人是年龄达到或超过十八岁的。
二、儿童劳动
近世工业的倾向将两性的儿童和青年招致在社会生产的工作中，使之共同劳动，在资本的支配底下实现这种倾向的方法虽可憎恶，然我们却认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全的和正当的倾向。
在每种合理的社会状况中，每个儿童从九岁起，不加区别，当为一个生产的工人；这就恰和成年人不当自外于自然的普遍律一样，就是：为着生存饮食起见当作工，而作工不能止于用脑，还当用手。
然我们现在只涉及工人阶级的儿童。我们以为必须将两性的儿童和青年分为三级，分别待遇。第一级包含年龄自九岁至十二岁的儿童，第二级包含年龄自十三岁至十五岁的儿童，第三级则为年龄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我们提议第一级的儿童在任何工厂或家庭劳动中，每日工作时间在法律上当限定为两点钟，第二级当限定为四点钟，第三级当限定为六点钟。而第三级工作时间至少必须有一点钟的间断，以便进饮食和休息。
儿童的初等教育固然当从九岁前着手，但现今社会生产制度的倾向是使工人降为一种蓄积资本的机械，使为穷困所迫的父母，变成出卖自己儿女的如隶贩子，因此我们目前所取的手段只限于矫正这种倾向所绝对必需的。儿童和青年的权利必须予以保障。他们还不能够照顾自己。因此代他们请命是社会的义务。
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如果忽略了对于子孙的义务，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一个儿童一经享受此等阶级的特权，就堕落在他们的成见之中而难于自拔。
至于工人阶级情形便不相同。单个的工人并不是一个自由人。在许多地方，他不懂得儿童的真正利益，或人类发达的道德观。然工人中最开明的部分却完全了解他的阶级的将来以及人类的将来全在后代的教育上面。他知道，在现制度压迫的影响之下，尤其要保护儿童和青年工人。要把社会的理性变为社会的势力，——这就是说，在某种状况之下，不借助于其他方法，惟借助于普通法律，借助于国家法律的势力——此事才能实现。工人阶级在贯彻这种法律时，没有使统治权臻于巩固。反之，他使现今宰制他的势力转供自己的躯策。凡他由一批孤立的和个人的努力争斗而不可得的事物都可借一种普通法律达到目的。
我们从这种观点出发，认社会只能在一种条件之下，允许父母与企业家利用儿童和青年的劳动，就是这种生产的劳动当和教育结合在一起。我们所谓教育是指以下三项：
第一：精神教育。
第二：身体的训练，如在体育学校或经军事操演所给予的训练一样。
第三：技术教育，这是授予一切生产进程中普通知识的基础，同时并使儿童和青年得了解一切劳动部门简单工具的实际应用和操作。
从九岁至十七岁的儿童和青年既分为三级，则精神的，体育的及技术的教育当有一种循序渐进的课程与之相适应。
技术学校费用的一部分当由出售校中的生产物弥补之。
有价的生产劳动与精神教育，身体训练及技术教育结合拢来，将使工人阶级的上进，远过于上等和中等阶级。
九岁至十七岁的童工对于夜间工作以及损害健康的职业工作，自然必须加以严格的禁止。
三、协作社
国际党的任务是使工人阶级各种自发的运动互相结合，并日趋普遍与一致，而不是对于此等运动强加以任何固执教义的体制。因此本会并不宣布一种协作方法的特别制度，只在说明几种普遍的原则：
（甲）我们承认协作运动是改变建筑在阶级对抗的现社会的原动力之一种。这种运动的大功绩就在从实际上指明现今资本宰制劳动的贫穷和专制的制度是可以被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谋公众福利的共同协作制推倒的。
（乙）协作运动如陷于各工资劳动者联合形成的萎缩的发展形态时，便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杜会的生产要转变为一种自由协作的和谐大制度，须有社会普遍的变化，须有社会普遍条件的变化，如不使社会有组织的努力——即政权——从资本家和地主的手中转入劳动者的手中，这种变化是永不能实现的。
（丙）我们赞成工人在着手于消费协作社之时，先从事于生产协作社。消费协作社只涉及现今经济制度的表面，而生产协作社则攻入现今经济制度的基础。
（丁）我们赞成一切协作社将他们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基金，以便借实例和文字之力——换言之，就是借理论和实际指导之力——将他们推广建设新协作工厂的基本原则传播出来。
（戊）为防止协作社堕落为资产阶级通常的股分公司起见，凡在协作社服务的工人，无论其为股东与否，都应享有相等的分子。〔按考芙基的解释，‘相等的分子’一语在法文本中作‘相等的工资’。〕这既只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我们愿意承认股东得领取低额的利息。
四、工联
（甲）工联的过去资本是集中的社会势力，而工人只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因此资本与劳动间的契约永不能建筑在公道的条件上面，一个社会使一方面据有物质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使他方面仅有活的生产力，在这个社会中是不会有公道的。
工人方面唯一的社会势力是他们的群众。然群众的势力将因不一致而被破坏。工人的分离系因自己内部不可免的竞争而产生和延长的。工联的起原最初是由于工人力求除去——至少也是力求减少——这种竞争而取得〔较慢〕契约条件的自然努力，至少使自己得超过奴隶的地位。
因此工联最近的目的限于日常的紧急事件，限于抵抗资本继续进攻的防御方法，总说一句，即限于工资和工作时间的问题。这种活动不仅正当，而且是必需的。现在的生产方法一日存在，即不能抛弃这种活动。反之必须借各国工联的创设和结合而使之普遍起来。
在另一方面，各工联于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组织的焦点，恰和中古时代市府及公社为资产阶级组织的焦点一样。在资本和劳动的日常小战争中，固不可缺少工联，然把他作为取消工资劳动制度的有组织的推进方法，更为重要。
（乙）工联的现在各工联向来心自中的唯一事件是抵抗资本的地方争斗和直接争斗。他们对于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攻击工资奴隶制度和现今的生产方法一事，还没有充分了解。因此不肯参加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然在最近的时期中，他们对于自己重大的历史使命似乎已有一点觉悟，此事可以从他们在英国参加最近的政治运动，在美国认定校高的职务观，和在设斐尔德（Shefield）新近所开的工联主义者代表大会下列的议决案看出来：
“本会极重视国际党使各国工人结合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团体的努力，竭诚推荐出席于本会的各工联加入国际党，并相信他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进步和福利所必需的。”
（丙）工联的将来各工联除掉原来的目的不计外，此时必须明白觉悟，成为工人阶级组织的焦点，以谋工人阶级的完全解放。对于向这个目标前进的每种社会和政治运动，必须予以援助。他们既自视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先驱战士和代表，并且依照此旨实行做去，必能引导外面的人加入组织。他们必须注意谋工人阶级中报酬最坏的层次的利益，如农业工人是，这种人的抵抗力已被特别不顺利的环境消灭了。他们必须便全世界相信他们的努力决不是淡薄和自利的，而是以解放被压迫群众为志帜的。”（《国际党开幕词》四二至四八页。）
马克思这些议案故意只限于劳动运动的着手方法。因为他根据一八四八年以来的经验，深知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首在有组织有训练，庶几一旦革命爆发，即可应时作战，不至坐失事机。协作社和工联正是当时工人阶级中一种方兴未艾的运动，他以为借这种新出现的运动作为形成工人阶级坚固组织的枢纽，当能事半功倍，故特以此两事相号召。然他的协作社一条中说明协作社本身不足以推倒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要达到这种目的，当着眼于夺取资本家和地主手中的政权；他在工联一条中叫各工联于原来增薪减时的目的外，当着眼工人阶级组织的焦点，以谋整个阶级完全的解放。即此可见他的意思还是要借政治革命去达到经济解放的目的，这还是和《共产党宣言》的主张一样。因此他心目中的协作运动与拉萨尔的协作运动完全不同，他心目中的工联运动与英国向来的工联运动旨趣各异，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当日内瓦会议之时，法国普鲁东派的代表提议国际党只当收纳劳力工人，而屏除智识分子，并在党纲中明白规定宗教问题，但这种提议没有被通过。他们于讨论国际互助时，复本普鲁东主义的意旨，力言同盟罢工的危险，主张工人组织生产协作社，使劳动的工资得因此成劳动的收入。此外又提议由国际党组织一个中央银行，借谋工人的解放。总之，他们所代表的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关于法国工人排斥智识分子一事，马克思于一八六五年即已斥为荒谬，（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二三五页，）至对于法国这些代表的言论，他在一八六六年十月九日致库格曼的信中有一段十分严厉的批评：“从巴黎去的先生们脑袋中满装着最空泛的普鲁东式的语调。他们著谈知识，却一无所知。他们对于一切革命的行动——这就是说，从阶级争斗中自然发生的行动——对于一切集中的社会运动，以及借政治方法（例如用法律规定缩短工作日）来贯彻目的的运动，都加以嘲笑和訾议。这些先生借口于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专制的个人主义——他们自十六年以来，伏处于最痛苦的专制主义之下，安然忍受着！——在事实上宣传一种通常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不过是经过普鲁东的理想化罢了。（见《马克思与库格曼书》二〇至二一页。）
法国的代表固不惬人意，然英国除总会派遣六人和伦敦缝纫工联（TheLondonAmalgamatedTailors）选派一人外，竟没有代表出席；因为英国虽是工联运动最盛之区，各工联加入国际党作为支部的，实在寥寥无几。例如“总会曾提议伦敦工联会应加入国际党；如不能接受这种提议，即应允许国际党派一个代表，参加工联会的会议，以便后者获得关于大陆同盟罢工的报告：但伦敦工联会拒绝这两种提议。”（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六四页TheHistoryofthefirstinternational，NewYork）不仅是这样，“伦敦工联会还不肯承认国际党为外国工联团体间传递消息的正式机关，决定和这些团体直接通信。”（见卫布夫妇的《工联主义史》二三六页，一九二〇年伦敦出版。TheHistoryofTradeUnionismbySidneyandBeatriceWebb）由此可见当时的工人运动是散漫无纪，不愿接受国际党的领导了。
可是国际党对于法，英等国的工人运动却没有因其各自为政而放弃提携与指导的责任。最显明的例子就是援助各国的同盟罢工。“当一八六四年的时候，法国已经允许工联的存在，但在实际上〔法国工人〕没有何种举动，一直到日内瓦会议以后，巴黎的铜业工人才设一个联合会，有会员一千五百人。一般雇主马上将他们逐出工厂，要等到他们解散联合会，才准复业。国际党以此事诉英国各工联，他们筹款千余镑，送往巴黎。于是铜业工人的会员骤增至四千，一般雇主遂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条件。此事的效力极大：工联的崛起遍于法国全部，而经济的争斗也日趋激烈。当克勒左（Creusot）罢工工人的领袖亚息（Assi）被提出审判之时，审判官问他是否为国际党的党员。他回答道‘不是，但我希望得被承认为国际党党员。’这就是新联合会的精神，他们在实际上虽非国际党的支部，却是站在他的庇荫之下的。”（见波士德格特《工人的国际党》三一页。）
法国铜业工人的罢工，是一八六七年春季的事。至是年夏初，伦敦缝纫工人又举行大同盟罢工；国际党替他们向欧洲大陆各国的工人阶级请求帮助，因此获得大宗款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英国工人一开始罢工，资本家即从欧洲大陆输入廉价的工人以相抵制。此次缝纫工人的罢工，因有国际党党员在大陆活动，阻止廉价工人的输入，使资本家向来宰制工人的诡计不得逞，他们经过七月的奋斗，卒获得胜利。
到了一八六八年的春季，日内瓦建筑工人因要求将每日工作时间从十二点减至十点钟，将工资增加百分之二十，为雇主所拒绝，举行同盟罢工。建筑工人工资委员会旋将以后进行的责任交给国际党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后者向资本家提出要求，不克如愿相偿。中央委员会即发出通告，鸣鼓召集各支部大会。一般财主的家宅和大商店大起恐慌，相率闭门。当时与会的人约有五千，即不隶属于国际党的同业工人也表同情，宣布将同盟罢工，以资援助。于是罢工的通告纷纷送往伦敦，巴黎，里昂，布鲁塞尔等处，而总会则为之筹款。并于数日后通告日内瓦中央委员会，英国方面每月至少可筹四万法郎，半为借款，半为捐助。布鲁塞尔和巴黎也送到大批款项。（据《蜂窝报》所载，巴黎花去一万法郞。）工人因此获得胜利，而资本家终于屈服了。
至一八六九年五月四日，国际党总会因比和时屠杀罢工的工人，复由马克思草就一种宣言，公布于世。内中有一段说：“在交明世界中只有一个国家的当局欣然拿同盟罢工做口实，屠杀工人。这个唯一无二的国家就是比利时，他是大陆立宪政治的模范地，也是地主，资本家和教士的小天堂。比政府的屠杀每年出现，恰和地球绕日而行，无可避免一样。今年的屠杀和以前各年不同之点，只在此次所牺牲的人数更多，兵士的放纵更甚，教士和资本家的报纸欢欣鼓舞更为热烈，而屠夫们的借口杀人更为可耻。”（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九五页。）
过了两年，（一八七一年春季）英国机器工人因要求实行九点钟的工作制举行同盟罢工。一般雇主联合加以抵制，并向欧洲大陆输入工人，以遂其破坏罢工之计。机器工人联合会（TheAmalgamatedSocietyofEngineers）求助于国际党，总会的丹麦秘书柯恩（Cohu）遂向欧洲大陆出发，以阻止大陆工人输入英国。柯氏的活动大著成效，大陆工人虽有数百名到英，然终陷于极困难的地位。英国资本家受了这种打击，不得不屈服，于是九点钟工作制成为机器业中的法定时间，而争持五个月的罢工风潮乃告一结束。卫布夫妇称此次罢工为“工联史上一桩著名的事。好几千没有组织没有储蓄的工人，因这种成功而受编制，经训练，在谈判中全部措施所表见的能力使他们颌袖的声名播扬于劳动界。”（见卫氏《工联主义史》三一五页。）由英国机器工人九点钟工作制的运动看来，同盟罢工是组织并训练工人的一种好方法，而无产阶级的国际结合尤为他们成功的不二法门。
国际党对于欧洲各国的罢工运动虽尽量予以援助，然却没有煽动这种罢工。但资产阶级的人和报纸偏要捏造许多捕风捉影之谈去诬蔑国际党及其领袖马克思。他们以为欧洲每种罢工运动都是由国际党教唆并促成的，因为他据有千百万元的金钱，收买工人，举行罢工，一般工人因受利诱威胁，虽不愿意，也不能不奉命唯谨。他们又宣言国际党是一个图谋不轨的秘密结社，志在消灭社会。“豪厄尔曾收藏一篇没有日期的社论，显然是从〔伦敦〕《泰晤士报》剪下来的，社论上确实向读者宣布国际党正安排使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TheArmenians）”（见波士德格特《工人的国际党》四○页。）他们又以为这个秘密结社的首领是一个像蛇蝎一般的怪人，他用诡谲的体裁，暧昧的语法，著一部神秘的书，内中含有骚动和摄乱的计划，只有入党的人才能了解，著者的姓名是卡尔·马克思。像这种无稽之谈，一轻多人的宣传，和报章的揭载，逐使世人相惊伯有，信以为真了。
上述一类的谣言自然没有辩驳的价值，但我们不妨借这个机会，将国际党数年来的财政状况说一下，使大家知道他不独未尝据有千百万元的金钱，而且是一贫如洗。国际党开创委员会第一次会所筹的款项不过英金三镑，即在第一年所筹的也只有三十三镑。一八六五年伦敦会议议决为弥补会议和宣传的费用起见，当筹英金一百五十镑，由英国担任八十镑，法国担任四十镑，德，比，瑞士三国各担任十镑；总会是年实际的收入不到六十镑，而支出却超过二十镑。一八六六年日内瓦会议议决，凡党员每年应向总会缴党费一便士，作为会中支付秘书长薪水，和通信，印刷品，及筹备大会等等的费用。但从是年九月至异年九月，实行向总会缴费的，只有英国各工联的十四镑二先令五个半便士，法国支部的二十六镑九先令六便士，瑞士支部的八镑九先令七便士。当一八六六年十月的时候，总会因为代机关报付房租，还要借债。自此以后，国际党的财政仍非常拮据。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八月三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昨天是总会的悲欢会。纸张费，房租和到期未付的秘书薪水等等，总说一句，就是国际破产，并且还不知道怎样才能遣送与会的代表。”（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一八七页。）将这些事实合拢来一看，可知国际党的财源十分枯竭，自顾尚且不暇，何能谈到收买工人举行罢工呢。
我们现在再回转来叙述一八六七年的国际党常年大会。此会是九月二日至八日在瑞士洛桑（LausLausanne）举行的，到会的代表共七十一人，瑞士一国占三十八名，余则法国十八名，总会四名，英国二名，比国一名，意国二名，德国六名。会中所讨论的有金融信用，国民银行，全体教育，公共言语，宗教，和发生第五阀的危险等问题。与会的法国代表大都是普鲁东主义者，即通常所称的互助主义者，他们提出一种普鲁东式的计划书，列入一大批问题，要求讨论与表决，上面所列举的即有此等问题在内，然他们只获得很小的胜利。
在另一方面，大会于通过一种反对战争的议案中声明对于是月九日在日内瓦所开的和平自由自由会（TheLeagueofPeaceandFreedom）予充分和有力的赞助，这却大半是普鲁东主义者的成绩。这个联合会本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种国际结合，他们竟抱着和平主义的幻想，拟与之通力合作，以求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何等幼稚的主张。关于国际党不应与联盟会携手合作一节，马克思在事前即已明白指出，他在是月四日报告恩格斯说：“你可知道我在总会曾提议不和这些和平空谈家发生关系。我对于这个问题发言至半点钟之久。纪录秘书亚卡利阿斯登在《蜂窝》的报告，对于我的演说仅写出几句。《法文行人报》（CourrierFrancais按此为和平自由联盟会的机关报，）重载此报告，竟将我所说必须有军队对付俄罗斯和宣布这些先生们怯懦的话删去了。然我在总会所说的话引起很大的注意。和平会议的驴子……完全改变原来的纲领，在新的纲领——较前民主化得多——中插入‘调和经济利益与自由’的话，这种空泛的句子也可以仅指自由贸易讲。他们对我通信，并且不要脸将新纲领的废物送给我。尤其不要脸的是在信面上称我为‘日内瓦大会的会员’。”（见同书第三卷四〇三页。）我们看了马克思这一段话，知道他的阶级意识是何等显明，眼光是何等锐利，可惜国际党的总会不注意他的提议，洛桑大会更忽略他的忠告，以致派遣三个代表赍送上述的议决案至和平自由聪明会的日内瓦大会，铸成一种不可挽回的错误。
然洛桑会议也自有个的光明的方面，他的重要成绩在议决工人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行动不能分离，因此争取政治自由是第一桩绝对必要的事。会中又议决国家当据有运输机和交通机关，借此破除大公司的垄断。这就是集产主义的见端。
当洛桑会议时，总会的代表亚卡利阿斯主张依党中条例，总会的新选举当由大会举行，不当委诸英国各支部，庶可增进总会的权力。大会表示同意，因此总会的旧职员被承认连任，并准其于必要时自由增加职员。但自此以后，总会只设置一个总秘书，不复有会长。
洛桑会议，马克思虽没有参加，然他一派的主张不管普鲁东主义者怎样的阻扰，已经占得相当的优势。资产阶级著名的报纸如伦敦《泰晤士报》等等从不重视国际党，但他们对于此次会议却很注意。《泰晤士报》且特约亚卡利阿斯做通信员，并作一篇社论讨论国际党的问题。其他各报也大概有同样的讨论。马克思于大会后三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们的党已有很大的进步。糟糕的《明星报》（Derelendestar）从前想完全不理会我们，昨天在社论中竟宣言我们比和平会议更为重要。舒尔采—德里奇对于柏林的‘工人联合会’（Arbeiterverein）加入我们中间，不能阻止。向来和我们相隔甚远的英国工联主义者这些狐羣狗党现在也跑来了。除掉《法文行人报》外，尚有《急兰丁自由报》，（LibertéGirandins）《时代报》，《时样报》（Mode）和《法国新闻报》（GazettedeFrance）等等都有关于我们会议的报告。事业发动了。就形势看来，下次革命也许不远，我们（这是指你和我）于下次革命时手中握有这种有力的机器。试将此事和马志尼等等三十年来的动作比较一下！〔我们〕并且还缺乏金钱的来源。又加以在巴黎有新普鲁东主义者的诡计，在意大利有马志尼的诡计，在伦敦有妒忌的阿德格·格列墨和扑特（Potter）的阴谋，在德国有舒尔采—德里奇派和拉萨尔派〔我们获得这种成功，〕很可以满足了！”（见同书同卷四〇六页。）
末了，我们将国际党和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八六四年起至一八六七年止对于波兰问题的态度，在此一起叙述出来。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圣马丁大厅的国际会议首先讨论波兰问题，然后及于国际党的组织，故波兰事件与国际党的运动自开始时印有密切的关系。波兰自被俄，普，奥瓜分后，波兰人即变成一个被压迫民族，而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也是一个被压迫阶级，后者对于前者不独因境遇相同，应发生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并且波兰的解放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有连带关系，所以后者对于前者尤应具一种同忧相救的志愿。马克思要将民族问题和无产阶级的运动打成一片，原因即在于此。
他在《国际党开幕词》中对于一八六三年俄国压服波兰变乱，和欧洲各上中等阶级袖手旁观，曾提出抗议，一面斥俄国为欧洲野蛮势力的主脑，一面斥欧洲各上层阶级对于俄国屠杀波兰人或表示一种虚伪的同情，或呈露一种悬蠢的冷淡态度，甚或出以无耻的赞美。总会于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开会时，对于波兰问题有下列的议决：“一、波兰的独立战争是为欧洲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起，这种战争的失败使文化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受一种严重的打击。二、波兰可以要求欧洲各主要民族给予恢复他的民族主权所必需的每种资料。”（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六卷一九二页，耶赞诺夫：《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波兰问题》——K．MarxundF．EngelsuederdiePolenfrage）至一八六五年一月十八日，总会对于波兰同盟会代表提议合开一个波兰会议，表示赞成，并议决当尽量援助纪念一八六三年革命之举。此事的进行在当时本有不少的阻力。马克思于是年二月十五日报告恩格斯说：“此外已有其他议员如泰罗等等（这些人是和马志尼结合一气的）告诉我们，说现在举行一个波兰会议，时机尚未成熟。我由总会回答道，工人阶级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对于中等阶级所谓时机毫不以为意。他们总是借口于所谓时机，在一种新骚乱的初期激励波兰人，在这种骚乱进行之中，借着他们的外交去陷害波兰人，当俄国压服了波兰的时候，即舍弃波兰人。在实际上这个议会的目的尤在获得金钱的帮助。现在英国的中等阶级以为时机未熟，甚至于不愿意提起波兰的名字，一般可怜的〔波兰〕侨民……应当挨饿么？”（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二三六页。）
英国中等阶级的人虽不愿有一个“机尚未成熟”的波兰会议出现，然这个会议毕竟因国际党的费助，于三月一日在圣马丁大厅举行了。可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记载此事，对于国际党所提出而为会中一致采纳的议案，却故意略去不登，他们的用意不外忌妒国际党的胜利。今特将马克思于四月十三日给杨恩的报告引的如下，以明当日的真相。“佛格思（P．Fox）君（英国人）用国际党的名义提议‘一个完全和独立的波兰是民主主义的欧洲所不可少的条件，这种条件一日不得实现，即欧洲大陆革命的胜利不过是反革命长期统治中一种短促的开场乐罢了。’佛格思君对于欧洲自波兰丧失自由和俄罗斯实行力征政策后所受的损害，首先作一种短略的历史的概括，然后进而指明自由党对于这个问题所持的态度和民主主义的党并不一致，他是用民主主义的党的名义演说的。守旧的欧洲的格言是：一个受宰制的欧洲而以受宰制的波兰为基础——反之，国际党的格言是：一个自由的欧洲而以自由独立的波兰为支柱。亚卡利阿斯君（德国工人和国际党的副会长，）赞助这种提案，并且详细指出普普士对于屡次参加瓜分波兰的行为。他的结论是：‘普鲁士君主制的灭亡为德意志勃兴和波兰再造所不可少的条件。’国际党的法国党员洛伯（Lupiz）君也同样予以赞助，于是这种提案在不断的赞赏声中为会中一致通过了。”（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六卷二一一页。）
至是年九月国际党的伦敦会议，马克思在总会所提出的计划书中列入一个问题，就是“莫斯科对于欧洲的侵略与完全独立的波兰的再造。”当时法，比，英三国的代表对于这个问题大概持反对态度，而比国代表白布（CésardePaepe）反对尤力，他以为波兰的复兴不过是有利于波兰的上下级贵族和教士三个阀阅罢了。这个问题既遇着许多反对，遂由会中决定留待下届的常年大会表决。
然法国的代表于伦敦会议后，更联络布鲁塞尔和伦敦的普鲁东主义者专门对付马克思等，并在报章上发表匿名文字攻击国际党。因为他们的宗师普鲁东对于波兰复兴一事在一八六一年和一八六三年曾两次著论反对，最后一次的反对文字正出现于波兰乱事平定，摩拉卫夫（Murawieff）和伯格（Berg）在波兰大肆屠杀之际，这不啻为虎作伥，下井投石，所以马克思于一八六五年二月论及普氏，说他最后反对波兰的文字是为俄皇那种愚鲁的残忍行为助威张目。普氏对于波兰问题既持这种态度，他的信徒自然也要秉承师训，并力图发挥。因此马氏于一八六六年一月六日写信请恩格斯作一批论文反驳他们的议论。
恩格斯应马氏之请，于是年三月下旬连作两篇论文登在国际党的机关报《共和》（TheCommonwealth）上面，至五月初又作一篇论文在同一报上发表。“恩格斯在第一篇论文中说明工人阶级在一种独立的工人运动开始时所持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几个字表现出来：即波兰的复兴。他于是转而反对普鲁东及其信徒，并详细指明在瓜分波兰时，普鲁士和奥地利虽系同谋，然俄罗斯却是主犯。恩氏的结论所形成的条件是要求大家把俄罗斯民族和沙皇主义（Zarismus）分别出来。如果俄罗斯工人阶级作成一种政治的纲领，内中含有波兰的解放，那么，〔对于波兰事件〕只有俄皇政府当任其咎。他在第二篇论文中对于要求波兰复兴即是回转去承认拿破仑的‘民族原则’这种主张，力加驳斥。他从历史上指明这种原则是俄罗斯的发明品，并且指出民族原则与旧民主主义及工人的观点两者间的差异，认欧洲一切大民族具有一种分离独立的生存权。他在第三篇文中论民族的原则应用于波兰。波兰的覆亡是由于贵族——这是普鲁东主义者所乐道的——关于这一点他不争执，但注重于俄罗斯暴戾恣睢地利用这种弱点。”（见同书同卷一九五至一九六页：耶赞诺夫，《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波兰问题》。）
至是年九月国际党在日内瓦开代表大会，马克思替总会所草的报告书中对于波兰复兴的必要与工人阶级注重这个问题的原因，复详细加以说明。“甲、欧洲工人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第一因中等阶级的著作家和煽动家虽庇护欧洲大陆一切民族，甚至于庇护爱尔兰，却暗中妨害这个问题。这种矛盾是从那里来的呢？因为贵族和资产阶级视背后黑暗的亚细亚势力为对于工人阶级进攻的最后逋逃薮。只有在一种民主主义的基础上恢复波兰，才能使这种势力不能有所作为。乙、在中欧现今改变的状况中，尤其是在德意志现今改变的状况中，需要一个民主主义的波兰，比平常更为迫切。没有他，德意志将成为神圣同盟的前哨，有了他，德意志将成为共和的法兰西的同盟者。欧洲这个大问题不解决，工人阶级的运动是会继续被破坏，受妨碍的。丙、对于这种事件首先出马去做，尤为德国工人阶级的义务，因为德意志是瓜分波兰的同谋者。”（（见同书同卷一九六页。）
马克思虽非常重视波兰问题，然日内瓦大会的大多数代表却不以为意，甚至加以反对，因此他的建议没有获得具体的议决案。可是马氏并不因此自馁。至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总会仍和波兰工人联合开一个庆祝一八六三年的革命大会。当时会中通过总会各委员提出的几种议案，内有一种是马氏所草的。他仍以波兰问题与欧洲工人阶级的命运相提并论，所以有“波兰不能独立，欧洲便无自由可言”的话。然自这一年以后，国际党内部的争斗日趋剧烈，波兰问题遂被搁置了。
我们现在要将本章告一结束，因为本章的范围是从国际党的创设时起至洛桑会议为止。这个时期虽只有三年，然国际党的发达却很迅速。他的主力军是在英，法，瑞士和比利时等国。至于意大利的马志尼派因沃尔夫所提出的规章未蒙采纳，不独不肯加入。（沃氏于国际党创设时，本居委员之列，一八六五年的伦敦会议也曾出席，不过这是最后的一次）并且还取一种仇视的态度。德国的舒尔采—德里奇派和拉萨尔派至此时止，也没有加入。此外如西班牙等国，劳动运动极不发达，没有有力的工人组织可言。因此意，德，西等国加入国际党的工人团体都只是一些零星小股。然国际党自一八六六年起即有显著的成绩。“一切纪载表现在一八六六年和一八六七年之间有一种突然进步的转机。马洛（Malon）说〔国际党〕党员从七万一跃而超过三十万，他的计算用什么作根据，虽不易知道，但一八六六年确为国际党发展上一个决胜的年度。豪厄尔认此为一个失败的年度，真是恰合于马克思所称的‘英国木脑壳’了。”（见波士德格特《工人的国际党》二二至二三页。）
马克思的中年时代系以一八六七年秋季为止，即他的《资本论》第一卷完成时为止，故我们在本章叙述国际党的历史，也以是年秋季为止。还有一层，国际党的发展至一八六七年止是平安宁静的，他的历次会议大概只注重实际问题，而不甚涉及于远大的主义问题，故与会的代表虽各有派别，争持却不甚剧烈。自一八六八年巴枯宁派加入后，党中每年大会的局面顿改旧观，关于主义的争辩极为激烈，而国际党的发展也较一八六七年更为迟速；因此我们把他的历史分作两起叙出，要算是合于他的自然趋势，没有勉强割裂的痕迹。
统观国际党第一期的历史，便知道马克思提携指导之功实在不小。党中两次大会他虽没参与，然党的一切宣言，总会的一切议案，多出自他的手笔，总会的一切会议都有他的踪迹，因此他所费的时间也很多。不过我们曾称他的中年时代为研究时期，他在此时期中虽因国际党耗去一部分时间，但尚不及研究时间十分之一，现在要问他研究的成绩是什么?以下一章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
第五章家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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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家庭状况
我们在上面一章看见拉萨尔的生活是怎样的优美阔绰，可是返观马克思的家庭生活便大不相同了。他在中年时代受金钱的压迫，达于极点，我们如从他的家庭状况着眼，简直可称他这个时代为“穷困时代”。当一八四九年下半年他初到伦敦时，在切尔西（Chelsea）租定一所住宅，每星期租金一镑又十二个半先令，这种价格在当时要算是很昂贵的。他既无恒产以供家用，在亡命中又找不到工作，因此只好靠曾经剩下来的财产，或出售从前的遗物，维持生活。他有一次持岳家遗赠的古银器往当铺抵押，店主看见他那寒酸的样子，挟着如此珍品，疑为赃物，几致鸣警逮捕；几经解释，才得无事。可是他靠这种财产支持家计，好比一种“无源之水”，自然是会立时干涸的。因此至一八五〇年的上半年，他的房租已积欠至五镑左右；女房东因催索不得，遂借司法警察的威权，一面要没收他的家具，补偿房租，一面要下逐客令，不准马家继续居住。燕妮于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日写信给维德梅耶索款，谈及她的家境和此事的经过道：
“我们的状况强迫我提起笔来写这封信——请你将《政治经济评论》的入款即刻寄下。我们需用这笔钱至为迫切。几年以来，我们所牺牲和忍受的，的确没有人能够说，我们曾嚣嚣然声张出来了；我们私人的事件很少惊动公众。几乎从没有惊动公众。我的卡尔对于此等事十分明达，在他作民主主义的乞丐——和一般大人物一样——之前，情愿牺牲一切。但他从朋友们——特别是科隆的朋友们——所能够希望的事，是对于他办的杂志作一种有力的参加。在知道他对于《新莱茵报》的牺牲的地方，尤希望能够有这种参加。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而〔杂志的〕事业反因疏忽和无条理的营业，竟完全败坏了，不知道最大的毛病是在书贾的贻误，或经理人及科隆友朋们的因循，还是在民主派人的行为。
我的卡尔在此几乎被生活中最琐屑的连累拖倒了，他真是陷于一种险恶的状态中，对于此等日常争斗，要能支持不敞，即有赖于他的全部精力和个人完全舒适的，清明的，及镇静的自觉。……当不幸的反革命时期开始时，卡尔前往巴黎，我也带着三个小孩随即赶去。在巴黎的寄居几乎还没有定妥，复被放逐，我自己和小孩也不能获得长久居留的认可。复跟着他渡海。一个月之后，我生产第四个孩子。你必须懂得伦敦的情形，才知道已有三个小孩，又生第四个，是什么景况。单是房租一项，我们每月必须付出四十二塔勒。所有这些费用，是由自己取得的财产中支付的。但自《政治经济评论》出版以后，我们小小的资财一起用尽。虽有契约，金钱总难于到手，即到手，也是零星小数，因此我们就陷入最恐怖的境遇中了。
我只要将这种生活中一天的实在情形描写给你看，你便知道，或者没有几个亡命客曾经过同样的景况。此处的奶娘难请，我就决意用自己的乳喂养孩子，我的胸背虽时常疼痛极为厉害，也只好不管。但可怜的小安格尔（Enhel）饮了我这许多静悄悄的忧愁烦恼，也时常生病，日夜在极大的痛苦中躺着。他自从出世以后，没有安睡过一夜，至多不过睡两三点钟。近来更加上极厉害的抽筋症，此孩便时常飘遥于夭折与困苦的生存之间。在这种痛苦之中，他吃乳十分厉害，我的乳头因此受伤而至于破裂；乳头所出的血常流入他的小口中。当一天我正坐着的时候，女二房东忽然来了，我们在冬季已经付她二百五十塔勒，并且和她订过约，以后的租钱不付给她，而付给大房东，这大房东从前对于她是查抄边的。她此时否认这种契约，向我们要求五镑的欠数，我们不能立刻筹得此数，两个查抄吏走进门来，将我的一切小财产和铁器，床，衣服等等都查封了，甚至波及我那可怜的小孩子的摇床，以及女孩子们好一点的玩具，我的女孩子们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望着。查抄吏恐吓我，说在两点钟之内，要将这些东西拿去——我当时拥着疼痛的乳头和发抖的孩子们躺在平地上。我们的朋友施兰姆急往城中去求援。他坐了一辆马车，马忽向路旁乱冲，他于是跳出马车，受伤流血，被人送回我家，我当时和我的发抖的孩子们哀号着。
我们必须于当日移出此屋，天既冷，又下雨，又黑暗，卡尔出外替我们找房子，当他说有四个小孩时，便没有人愿意将房子出租。后来幸得到一个朋友的帮助，才将房租付清，我立将所有的床出卖，付清药铺，面包店，肉店，牛乳店等的欠数，他们都因查抄的侮辱行动，对于我们怀有戒心，忽然将账单送交我们。既经卖出的床搬到门前，装在一辆大车上——又发生什么事故呢？当时已经是太阳西下，搬物为英国法律所禁止，房东带着警察前来，声言我们要逃往外国去，木器中或夹有□的器具。不到五分钟，门前站有两三百人，切尔西的全体流氓都来了。于是床搬进来，要到异日太阳出后，才可以交给买主。我们既卖出所有的器具，偿清一切债务，我和我的小宝贝即移居莱斯特区（LeicestorSquare）莱斯特街一号德国旅馆两周小房内，每星期出五镑半的代价，才在此处找得收容所。
亲爱的朋友，我只将我们在此处生活的一天描写给你看，便就得这样远，这是要请你原谅的，我知道此事未免唐突，但今晚我的心一直落在我战战兢兢的手中，必须在一个最好的和最亲爱的老朋友面前，尽情一说。你不要相信此等小小的忧患就把我压倒了，我深知我们的争斗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我还是在有幸运者之列，因为支持我生命的亲爱的卡尔还站在我的旁边。独有一桩事真使我肝肠寸裂并心灰意懒，就是我的卡尔对于这许多小事要操心劳力，很少得到帮助，他对于许多人曾欢天喜地予以帮助，在此处却无人援手。但是亲爱的维先生，你不要相信，我们对于任何人有所要求。我的卡尔对于一般思念他，重视他，和有关系的人所能够要求的唯一事件，是对于他的‘杂志’发展一种更好的做事精神并更努力的参加。这是我可以这机勇敢主张的。这一点小事大家应替他尽责。我想没有人因此受过欺骗。如此情形，我总有些痛心。然我的卡尔却又作别样想法。当他看见我很愉快，和可爱的小孩子围着亲爱的母亲承欢膝下的时候，即在最恐怖的时期中，他从没有对于将来失去希望，也从没有使那最愉快的神情消灭下去，他总是完全自得的。亲爱的维先生，我将我们的状况这样详细告诉你，他并不知道；凡这些行间字里的事，你也不用提及。他只知道我用他的名义向你请求将那些款项即刻寄来。”（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一八至二一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一读上面的信，燕妮的全人格便活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她生长名门，本不识穷困为何物，自和马克思婚后，物质生活上的辛酸苦辣，已备尝无遗，她不独不以为意，而且甘之如饴，这种刻苦奋斗的精神，简直可以和马克思等量齐观。“疾风知劲草，”他们处境的穷困适足以表见他们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精神，为后世继起奋斗的男女树一个好模范！
马克思的家眷住在德国旅馆，没有多久，至一八五○年六月，复移居索荷区（SohoSauare）第因街（Dean-Street）二十八号二楼的两个小房内。一间系他们六个人的睡房，一间系厨房，会客室和工作室。此处本是一个贫民窟，为各国亡命客麇集之所，然据燕妮后写给维德梅耶的信看来，他们的房租并不低康，并且系每星期一付。他们寄居此处约有六年之久。德国一个警探于一八五二年至马克思住所侦察，其报告中有一段描写马氏这两间房内的状况，虽不免有言过其实之处，然究非完全捏造可比，今特征引如下：“马克思住在伦敦一处最坏的地方，因此也是伦敦一处最便宜的地方。他住两间房子：位置朝街的一间是客厅，内面一间是睡房；在全屋中找不出一件干净的好家具；所有物件都是破烂不堪的；到处都有手指厚的灰尘，到处都乱七八糟；在客厅的中间摆着一张老祖宗的大桌，铺上一块汕布，举凡他的稿件，书籍，报章和小孩子的玩具，妻子的缝纫工具，零屋物件，以及破边的茶杯，不洁的调羹，刀叉，烛台，墨水瓶，酒杯，荷兰的泥制烟筒，烟盒，——一切应用的东西都堆在桌子的上下，总之，所有这些物件是围着这一张仅有的桌子，在这种令人注目的全部物品之前，一个荒货铺子必定要相形见绌。当一个人走进马克思家中的时候，他的眼睛将为煤炭和香烟气所遮蔽，初时就像在一个暗洞中摸索一样，要等到他的视觉渐次和这种烟气相习，才像在雾中一样，看见一些东西。所有东西都是肮脏的，所有东西都满蒙着灰尘；要想就坐真是一桩危险的事，因为有一张椅子仅剩三只脚，小孩子们即在此处玩耍，他们的厨房器具搁在另一椅子上，这张椅子却还算完全；凡过访的客人总请在这张好椅子上坐，然小孩子们的厨房器具却不拿开；他们如果真坐下去，裤子就会遇着危险。但是所有这些事丝毫不使马克思夫妇感觉困难；过访的客人都受最大友谊的待遇，烟呀以及当时所有的其他东西呀，都欢天喜地供给到他的面前，于是一种欢欣鼓舞的谈话把那房中的穷苦情形消灭了一半，而不快之感也忍受得住；到了后来，便觉得与这个伴侣为伍，十分惬意，觉得这种伴侣是有趣味的，并且是出乎本色的。这就是共产党领袖马克思家庭生活真实的情形。”（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报刊》第十卷，五八页，迈耶《马克恩传的新材料》。）
我们看了上面一段话，知道马克思几乎家徒四壁，其穷苦真是达到最大的限度。然这不独在他没有职业的时候是如此，即自一八五一年八月起，他从《纽约每日论坛报》获得一种经常的收入，又时常从恩格斯处得到零屋小款，仍旧屡屡陷入赤贫的境遇中。他于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报告恩格斯，说他写信到德国朋友处告贷，没有回音，自己因上衣当押，不能出外，因赊欠不行，不复食肉了。至八月二十日他又告诉恩氏说，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十月二十六日他因要著《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记》一书，将上衣当押以易稿纸。然在九月间他的家中更是贫病交加，濒于绝境，他在是月八日致恩氏的信中说：“我的妻子害病，小燕妮也害病，兰欣（Lencheu）又患一种神经热病。讲到医生，我简直不能够请，因为没有钱买药。自八日至十日以来，我用面包和马铃薯供养一家，今日能否获得这些食料，还是一个疑问。在现今的气候中，此等食料自然很不相宜。我没有替德那作论文，因为没有钱看报。……一桩最好和最心愿的事是，我的女房东将我逐出户外。我至少还要付清二十二镑的房租。这样多的恩惠，她是不会任听拖欠的。此外还有面包商人，牛乳商人，茶商，菜贩，老屠夫等处也欠了账。我当怎样偿清这一切糟糕的账呢？在最近八天十天之中，虽得到少许先令和便士，但最不幸的事是，因为要免于死，必须从工人处借钱。”（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三四四至三四五页。）
马克思的家庭至一八五五年才有一种转机，因为是年下半年他从苏格兰一个亲戚处获得一笔小额的遗产。到了一八五六年夏季，燕妮带着三个女儿返德国省视正在患病的老母，旋因母死获得几百塔勒。马氏因有这两项收入，才能于是年秋季从索荷区的贫民窟迁至格拉夫顿巷（Graftonterrace）九号。他的几个女儿渐次长大，索荷区的两间小房实在不敷应用，搬家一举是万不容缓的。可是他们的新居每年租金三十六镑，一切器具均须自备，因此所费不资了。
马克思的生活改善也只是昙花一现，他的家庭旋又陷入困苦之境。他于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寄居此宅完全陷于困难中，所有一点现钱都耗费于此，在此处不能像在第因街一样可以极力节省；前途总是没有希望，家中的用费且逐渐增加。我绝对不知道应当怎样办，在实际上现已陷于一种绝望的地位，正和五年前一样。我以为已经把坏运的精华吃下去了。但却不然。最不幸的是，这种危机并非暂时的。我不知道应当怎样自拔出来。”（见同书第二卷一三九页。）
恩格斯接着这封信，称之为“如雷灌耳”，他遂急予救济。可是马克思的危机正和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并非暂时的。”至一八五八年一月，他又一贫如洗，因向恩氏诉苦道：“老实说，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与其虚生世上，不如深埋在六百尺的地下。时常有种种担负压在身上，时常要为最琐屑的事务所烦扰，终久是不能堪的。”（见同书同卷二三八至二三九页。）至七月十五日他复写信给恩氏说：“我首先要求你对于此信的内容不要害怕，因为此信决不是对于你的已经不堪榨取的钱囊作一种请求。但是在另一方面，必须共同想一想，是否能找一条出路脱离现在的状况，因为这是绝对不能耐久的。这种状况的直接结果是，我已完全不能作工，半因我要四处奔走，空费力量去筹措金钱，致失去最宝贵的时间，半因我的抽象力（Abstraktionskraft）不复能够保持常态，或由于家室的呻吟，致使我的身体衰弱的缘故。我的妻子因这种状况的压迫，以致神经错乱。……即使我愿意从极力节省费用一途走——例如将小孩子们从学校中叫回来，移居于一个纯粹的贫民住宅，将使女辞退，用马铃薯养命——然我的木器的拍卖不足以偿清周围住着的债主，不足以使我安然无阻地移到何种避难所去。我家至今外面还装着体面的样子，就是阻止一起倒台的唯一方法。就我个人讲，要问那鬼怪，我究竟几时可以再获得一点钟的安宁，能住在怀特察拍尔，（Whitechapel）从事我的工作。至于我的妻子，就现在的情形看，这种改变可以弄出危险的结果，即对于我正在发育的女孩子们也不甚相宜。现已尽情一吐我的胸怀，确实告诉你，这种状况耗去我的精力很不少。但我至少毕竟要对一个人说出来。我知道，你个人对于此事是无能为力。我所要求的是，只要你将你的意见告诉我，究竟怎样办？自八星期以来，我陷在泥坑中，甚不愿我的最坏的仇敌从这泥坑中踏过去，我怀着极大的忿怒，因为我的智能将因这种最大的破败情形而败坏，我的工作能力将因此而消灭。”（见同书同卷二八〇及二八三页。）
恩格斯投身商界，为的是维持马克思的生活，使他得专心替党和无产阶级造成一种有系统的学说。现在马氏将困难情形吿诉他，并问计于他，他自然还是要竭力维持马家生活，使其达到目的。所以他于接信的异日，即允送四个月到期和六个月到期的二十镑期票各一张，令马氏向银行贴现，以济燃眉。可是这种帮助仍只能补救于一时。至是年十二月十日马氏复告诉恩格斯说，“我家的悽惨荒凉更甚于往日。我的妻子不能替小孩子们预备耶稣圣诞节的礼物，反为各方面的索账单所苦，她要誊写书稿，同时还要往来于城中各当铺之门，这种情形真是非常残酷。”（见同书同卷二九八页。）恩格斯得着这种消息，自然仍旧是寄钱帮助他。不过不旋踵穷鬼又上了他的门，他于一八五九年一月著成《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可是没有钱作邮费和保险费寄稿件往柏林。他的困苦状况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中国俗话说“贫病交加”，“贫病”这两种东西好像具有“宿缘”，总是相随而至的。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之间马家的情形尤足以证明这一点。燕妮因马克思为佛格特事件受谤，引为大耻，饱受无穷的闲气。至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又因誊写《佛格特先生》一书的稿件，操劳过度，遂引起一场大病，未几马克思自己也病了。燕妮于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一日写信给维德梅耶夫人，描写他们的病状，颇为详尽，今特择要介绍于下：
“我所謄的稿件还没有告竣，——正在印刷中——忽然觉得很不舒服。最可怕的热病擒住我了，因此必须请医生来诊治。医生于十一月二十日来家，他细心诊察许久，沉默一会说，‘我的亲爱的马夫人，我不幸要说，你已经得着痘症——小孩子们必须即刻离家。’这句话一经宣布，你可以想象引起全家何等的恐慌与悲痛。怎样办呢？李卜克内西毅然答应愿把小孩子们接往他的家中，至星期三日她们已带着自己的小器具出发了。
我当时的病一天沉重一天，痘的出现达到很可怕的程度。我受苦非常之甚。而上有如火烧一般的疼痛，睡眠完全不良，卡尔以最体贴的心肠看护我，而死的恐怖却笼罩着他，到了最后，我内部的感觉——心灵——虽时常存在，然外部的一切感觉都已丧失。每日躺在窗子打开的地方，使十一月的寒风得向我吹着。此外，炉中烧着一种半明不灭的火，我发热的嘴唇上含着冰，并且时时饮一点红葡萄酒。我几乎不复能吃东西，听觉常是迟钝，后来眼睛也紧闭了——但我却不知道这双眼睛是否要在永久的夜中紧闭着！
然我的体质毕竟战胜，又加以获得最体贴和最踏实的扶助，现又完全恢复健康，不过面貌改变一点，生着疤子，并且变成暗红色——达到马进塔（Magonta）颜色的程度。直至耶稣圣诞节晚上，可怜的女孩子们才能够再回到她们悲伤相望的家中。初次再相见的悲感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女孩子们看见我的容貌，深为感动，泪涔涔而下，真难收住。五星期以前，我傍着美丽的女孩子们，犹自以为是很体面。因为当时我还没有一根白发，牙齿和眼睛也不和现在一样，所以大家必须把我排在善于保养者之列——然现在这些事已成陈迹了！我觉得很像一头犀牛，当置于动物园中，不宜属于高加索人种之列。可是你不要过于害怕！现在不复这样坏，疮疤也开始痊愈了。
我差不多还没有离床，我的亲爱的卡尔又生了病。各种过度的恐怖，悬念和悲哀把他压倒在病榻之上。他多年的肝病才初次转剧。幸而他只病四星期即告痊愈。我们当时复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限制，只取得前此薪水的半数；至于〔《佛格特先生》〕那部书不独没有得到何种报酬，反要付出一笔款子。此外，这样最可怕的病耗费极多。总之，你可以想像我们在这个冬季的情形是怎样一回事。”（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一八五至一八六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马克思于病愈后，因自己劳苦过度，急然更换环境，休养脑力，又兼以家计萧条，不能不乞援于外，适值拉萨尔致书相招，遂决计往欧洲大陆一游。他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底出发，取道荷兰，亲访他的舅父，并借得英金一百六十镑，作为还债之用。旋从荷兰往柏林，再转赴特里尔，看他的母亲。他们虽久已异地而居，然母子之爱始终如一，彼此时通音问，老母有时并予以金钱上的援助。马克思这一次省亲共住两天，他的母亲虽没有给以现金，然从前的借款票据大概都被消毁了。
至五月初，马克思方返伦敦，此次出游所获的款项，既只能充作偿清债之用，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信职务又于是时被取消，所以他的境遇愈加危险；为维持生活计，不得已找些报酬最薄的文字工作来做。然至一八六二年六月，他的局面实在支持不下去，他于是月十八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再向你谈及我的窘状是最讨厌的，但是〔不谈又〕怎样办呢？我的妻子天天向我说，她愿意和小孩子们同埋一穴，共入黄泉，我真正不能够怪她，因为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所受的屈辱，痛苦和恐怖，在实际上真非笔墨所能罄书。……七星期中没有一个钱，在伦敦这种真正危险的情形，我丝毫不愿意说及，因为这是我们许多年来屡见不鲜的。但是你从自己的经验上就会知道〔家中〕常有些临时的费用必须用现金支付。现在把四月底从当铺中取来的东西再去抵押，才得付出此项费用。然几星期以来，这种来源都断绝了，我的妻子在一星期前要将我的书籍出卖，也只是徒劳无功。小孩子们更使我发愁，因为这些事偏在一个赛会的时节出现，她们的友伴正在娱乐之际，而她们却时常怕有人来访，致识破过秘破败的情形。（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六九至七〇页。）
上面一段话表见燕妮穷得愿死，马克思也极失望。在常人处此，必为环境所征服，心灰意懒，不复能自振作。可是马氏却不然。这压倒世间多少有志之士的穷鬼，一遇着他，就登时变成推他向前进的车夫了！所以他接着上面一段话又说：“我现在作工加紧了，我的脑袋在一切困苦之中，比许多年来更觉健全。”（见同书同卷七〇页。）随后更大谈学理。我们如果拿这封信的上节和下节比较一看，真不能不叹服他为千古特出的奇才。
恩格斯接着马氏的信，急以英金十镑相赠，借解他倒悬之苦。可是他的时运不济，正当无米为炊之日，偏又遇着那位豪华阔绰，自奏甚奢的拉萨尔远道来访。他的妻子因款待宾客，将所有值钱的物件都付诸当铺。拉氏于八月初间离开他的家中，他即于九月间向英国铁路局谋取一个书记的位置。然局中人因他的字迹不佳，不肯录用，于是他做“事务员”的计划也不能成功。
马克思替英国铁路局做书记且不够资格，更谈不到另谋他事，计无所出，遂拟向债主宣告破产，将家庭拆散，各自为谋。他于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报告恩格斯说：“我将致书全体债主，（房东除外，）他们如吵扰我不能安生，只好向破产法庭呈递一张不能支付的诉状，宣告破产。此举自然不能对待房东，因为他有没收家具的权利。两个大女孩子将从堪林干家（DieFamililCuningham）取得女教师的位置。兰欣当另改他业，我和我的妻子及小托秀（Tussychen）将搬到城中工人寄宿舍里面去住。”（见同书同卷一〇九页。）
过了两日，恩格斯回信给马氏，不赞成他的计划，同时并寄一张英金百镑的期票给他，使他得清理债务，维持家计。恩氏自一八六○年上半年丧父后，取得父亲的遗产继承权，他在前此服务的公司中遂由事务员而变成股东；此时帮助马氏自较前为易。不过自一八六一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公司营业不振，获利甚微；至一八六三年年初，他的爱人去世，所费不资，因此对于马氏不能尽量援助。今见马氏将演室家离散的惨剧，故不得不予以巨额的接济。自此以后，马氏的家运略有转机。因得是年二月，他的母亲病故，他回德料理丧事后，获得一点遗产；至一八六四年五月，复因沃尔弗病故，获得遗产一万六千余马克，得偿还一切偾务，——即《新莱茵报》的债务也一并在内。
马克思自获得巨额的遗产后，家庭状况稍经改善，他既少内顾之忧，遂努力著作事业。他在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日对恩格斯说：“现在作工和一匹马一样，因为我必须爱惜我的有工作能力的时间。”（见同书同卷二五九页。）可是不旋踵他又陷入困境。他于七月底写信给恩氏说：“自两月以来，我完全靠当铺维持生活，每天并有大批行将不能忍耐的严厉要求来逼迫我。你如果把下刻两点想一想，对于此等事便不能够说是奇怪：（一）在此全时期内我不能够赚一个钱，（二）单是还债和安家，付出五百镑。”（见同书同卷二六六页。）恩氏接着这封信，即汇来英金五十镑，因此他又得苟延残喘于一时。
然这种小小的救济无异于给马氏以暂时的安宁和休息，以备担当来日的大难。历时未几，贫病又复携手而至。他的贫是由于无经常的收入可资把注，他的病不用说，是由于用功过度。恩格斯于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警告他说：“你做事的确应当合乎情理一点，使这种疮病不致复发，你的书即使因此延迟三个月，〔也没有什么紧要。〕这种病当真是会沉重的，当你的脑筋——你自己也这样说——对于理论的事件不能精思入神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对于高等理论，丢开不讲。在好些时期以内不要作夜工，生活方法也当较有条理。”（见同书同卷二九二页。）马克思于三日后回信说：“昨天又没有作工，因为一种恶的疮狗有我的腰部左边发难了。我倘若有充足的金钱——这就是说多于零——养家，我倘若把书著成了，今天被投在臭尸场中也好，明天被投在臭尸场中也好，于我完全是一样，哼哼，死呀。但在现今所说的情形之下，还死不了啦。”（见同书同卷九三页。）
马克思为赶紧完成《资本论》起见，便不顾性命，日夜作工，因此痈疮遂大大地发作起来。他于是月二十日告诉恩格斯说：“这一次是生在皮肤上面。我的家人不知道这种病症是何等沉重。当这废物在同样形态中再发三四次，我便成为一个死人了。我的消瘦适足惊人，我的疲弱也十分厉害，这次却不在头部，而在腰部和腿部。医生们说夜间作工过度是此病复发的主要原因，这完全是对的。但我不便将驱策我至于这样浪费精神的原因报告这些先生们，即使报告，也完全没有用处。此时我的身上还有各种小疮，非常疼痛，不过不复十分危险罢了。”（见同书同卷二九五页。）马氏因这种疮病，迁往英国海滨地方调养一个多月，才渐次告痊。可是牙痛和风湿病复来相侵。他此后便和病魔一天一天发生密切关系了。
马克思迁地养疴，所费自较在家为多，因此他的家庭愈陷于困境。他于是年十月十三日写信给柯格尔曼说：“因疾病缠绵和缘此而起的许多费用的结果，我的经济情形愈加变坏了，一种财政危机在最近的将来就会降临，他除掉对于我和我的家庭发生直接影响外，使我在政治方面也蒙损害，因为住在伦敦必须维持一种体面。我要和你商量的事是：你可知道任何人或几个人（因为这桩事不必使大家知道，）能以五，六厘的利息，借给我一千塔勒，至少以两年为期么？我借许多零星小债，现在付出百分之二十以至五十的利息，虽是这样，对于债主竟不复能对付，因此我家一齐倒台的事已经临头了。”（见《马克思致柯格尔曼书》二二至二三页。）
马克思为维持家计，借款竞出百分之五十的重利，由此可以推想他受经济压迫是何等厉害。他请柯格尔曼代借款项，没有成功，虽时常从恩格斯收到几镑或几十镑的接济，然总是入不敷出。他于十一月八日复向恩氏诉苦道：“几个月以来，我一无所有。所谓遗产一项至少是在二十个人中分派的，我在夏初得到八十塔勒。向德国及荷兰借钱，都没有成功。至于当铺（我的妻子将所有的东西当尽了，她自己〔因没有衣服〕几乎不能出门，）只能令人想到他所要求的利息。因此我又和在最困难的亡命时代一样，向伦敦各处找小借款——此事只限于自己也感困难的少数人中——借以支付那些最迫切的费用。在另一方面，一般供给家用品的人都有行将决裂之势，一部分人已经停止赊欠，并以起诉法庭相恫吓。此等状况必须诚惶诚恐地隐瞒起来，尤为糟糕。我不独因这些事打断了工作，还因要将日间失去的时间，在夜里补足，于是一种辉煌灿烂的痈疮又发作了。我知你已经尽你的力所能及，甚至于力所不能及，帮助了我。但是现在必须筹出何种策略。一种借款或任何种拨款可以办得到么？”（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五二页。）
恩格斯接到此信，即时又予以拨助，马氏于十日回信说：“我对于你所给予的迅速的援助和葡萄酒，感谢之至。我深知你的情形，因此使我对你的诛求成为两重痛苦。此事自然应当终止，不过要等我亲自到欧洲大陆去活动，才能够办到。”（见同书同卷三五二页。）
马克思于一八六七年三月才将《资本论》第一卷的稿子整理完竣，当时即报告恩格斯，将亲自把第二批稿件带至汉堡付印。（第一批稿件已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寄往该处。）恩氏接信甚喜，于四月四日汇款三十五镑给他作路费和家用等等。他旋即向德国出发，先到汉堡，后因柯格尔曼的招请，转赴汉诺威，住在柯氏家中。马克思受柯氏夫妇的款待，极为周到，后来称在此盘桓的日子为他的生活的荒野中一个最美满最欢乐的时期。他于四月二十日在柯氏家中写信给恩格斯，说柯氏为著名的医生，是他们主义的信徒和他们人格的崇拜者。柯氏收集马恩两氏的著作比他们自己收集的合计起来，还要齐备些；例如《神圣家族》一书当时由柯氏赠给马克思，又由马氏转赠一部给恩格斯，这要算是一种趣谈了。
马克思在汉诺威兼料理书稿印刷的事宜。他校阅排印稿件，发见其中有重大的错误，又因稿件太多，非短时期所能校完，遂决定仍返伦敦。他在起程之前，于五月七日向恩氏道谢：“没有你，我永不能完成此书，确实告诉你，你的大好的精力大都为我的缘故在商业中消灭了，败坏了，并且还要和我共度那琐屑痛苦的生活，我的良心深感不安。”（见同书同卷三七六页。）马氏旋即回伦敦，复至曼彻斯特访恩氏，面谈一切。至八月十六夜间两点钟，马氏才将《资本论》第一卷的排印稿校完。他当时复向恩氏致谢道：“这一卷完成了。此书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你的援助，〕我只感谢你一人！没有你为我牺牲，我决不能够从事这种大工作，做成三卷书。我张臂欢迎你，十分感谢你！”（见同书同卷三九二页。）
马克思的中年时代是以他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为止的。我们对于他这个时代家庭的经济情形及他们夫妇所经的忧患和疾病等等已经大体描写出来了，现在当进而叙述他们一家人的个性和特质等等。
“马夫人是马克思一个最真实的共同奋斗者；……她虽出身贵族，跟着丈夫长年成受大困难，穷苦万状，然从没有反悔，不该将她的命运寄托在马克思的命运上面。她具有一种和悦的活泼精神，及一种料事如神的机智，故容易得到她丈夫的一切熟人，朋友和门徒的大敬仰。‘汉讷是一个严酷的讽刺家，却怕马克思的嘲笑；但他对于马夫人敏锐及温和的精神，大为钦仰。马克思对于他的夫人的智能及批评的见解，甚为重视，他于一八六六年告诉我，说曾将一切手稿报告夫人，对于她的评判，视为有重大的价值。’”（见柏尔《马克思传及其学说》六七页。）这一段话的前半截是出自柏尔之口，后半截是出自法拉格之口，虽各不过寥寥数语，然他们已将整个的燕妮表现出来了。
现在再讲马克思的子女。他有子女六人，今依次分述于后。他的长女小燕妮颇像他的模样，而次女劳拉则像燕妮。关于她们的容貌和学业等等，燕妮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一日致维德梅耶夫人的信中描写得很清楚，今特介绍数节如下：
“小燕妮五月一日满十七岁。她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女孩子，她的髪黑而丰多，眼睛黑白分明，神彩奕奕，脸色微黑，然却带有真正英国人那种鲜艳的颜色。大家望着她那桃形脸上可爱的和悦的笑容已忘却她那不甚美观的短鼻了，她的牙齿整洁，言语周到，只要一开口，大家更乐不可支。
劳拉在去年九月满十五岁，她也许比姐姐要美丽一点，整齐一点，她俩真正可算是并驾齐驱。她恰和〔小〕燕妮一样高，一样苗条，一样温柔，却更发扬，更潇洒，更透澈。她的脸的上部可以称为美丽，发卷曲而带栗色，眼碧绿俨同电光，放出欢乐无疆的火花，脑部位置匀称雅观。但脑的下部不甚整齐，并没有充分发育出来。她们姊妹俩显出一种自然鲜艳的颜色，没有轻浮的举动，我时常悄悄地觉得奇怪，我做她们的母亲，知道她俩幼年穿上绿边的时髦服装，没有轻浮的举动，更觉得奇怪。
她们在学校中时常获得第一等奖。她们的英文是完全出乎自然的，法文也知道很多。对于意大利文能看懂丹第（Dante）的著作，就是西班牙文也读一点；只有德文，很觉困难，我虽费尽气力，时常强迫教她们一点钟，然她们不服从正当的命令，我的权力和她们的敬畏都没有很大的裨益。燕妮只有绘画的特别才能，她的五彩画就是我们房中最好的装饰品。劳拉对于绘画很不经心，我们已经惩罚她，把绘画的教课取消了。在另一方面，她对于风琴的练习，十分勤勉，和姐姐同唱德文及英交的二人曲，实在令人心畅神怡。可惜女孩子们对于音乐功课，学得很迟，大的一年半以前才开始学习。因此花费金钱，是我们的力量所不能及的；我们也没有风琴，现在的风琴是租来的，并且是一种劣等器具。”（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一八三至一八四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马克思的儿子名亚德高，资质聪颖，最为马氏夫妇所钟爱。不幸此子身体素弱，马氏因受金钱压迫，不能予弱子以适当的滋养，至一八五五年四月六日，此可爱的九龄童子遂夭折了！他于三月三十日儿子病笃之际，曾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妻子自一星期以来，因受精神上的刺激，病得十分厉害，为前此所未有。我自己虽自然必须维持常态，然我的心窍流血，脑袋发炎了。此子在病中没有一刻不显出他那固有的善良和独立的性格。”（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七一页。）至四月六日马氏复报告恩格斯，说儿子死在他的怀中，使他非常伤痛。同月十二日他复在致恩氏的信中说：“我的亲爱的儿子是家中生气勃勃的灵魂，自他死后，家中自然是完全荒凉了。此子怎样处处使我们失意痛惜，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我已经受过一切痛苦，但现在才知道什么是一种真正的不幸。我觉得自己破败不堪。幸而自我的儿子入土一日以后，我得着一种极剧的头痛病，因此我的思想，听觉和视觉都已麻木了。”（见同书同卷七二页。）
马克思夫妇对于爱子的早殇，虽逾岁月，伤悼之情仍是有触即发。马克思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写信给拉萨尔说：“巴科（Baco）说真正重要的人物对于自然及世界有很多的关系，有很多利害相关的对象，他们对于每种丧失是容易忘怀的。我不在这种重要人物之列。我的儿子的夭折使我心中悲痛，肝肠寸断，至今对于这种丧失的感觉，和在第一日一样深切。我的可怜的妻子也完全痛倒了。”（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一○一页。）燕妮于一八六一年五月五日致书拉氏，提及她的儿子，也说：：“这种伤痛永不能医好，永不能治愈——因为这种伤痕是无法医治的——这种伤痛是在最深的静默的心中，他永远是活现的，永远是流血的日。”（见同书同卷三六○页。）
马克思的第二个儿子（行四）名基多，（Guido）是一八四九年十一月出生的。燕妮怀孕时，正在反革命势盛，放逐党人之际，她跟着马氏由德而法而英，奔波劳苦，不可名状，初到伦敦时，家境复非常好艰窘，母子的营养不良。因此，此子出生后，即体弱多病，延至异年十一月十九日遂尔夭折。马克思于是日报行恩格斯说：“今天十点钟，我们小伏格思（Foxchen）死了。他时常患痉孪症，他的死部是突然因此而起。几分钟以前他还笑着玩着。此事的出现完全非意料所及。此处成一种什么景况？可想而知。……你如果高兴，请写信安慰我的妻子。她完全陷于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中。”（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一三三页。）恩格斯自然是致书安慰燕妮一番。马氏于二十三日复对他说：“你的信已经使我的妻子舒畅许多了。她陷于一种真正危险的刺激和疲惫中。她用自己的乳喂养此孩，在最困难的情形中，因最大的牺牲，换得此子的生命。因此便想到此可怜的小孩是生活困苦中的一个牺牲者。”（见同书同卷同页。）
马克思的第三个女儿（行五）佛兰集思卡（Franzisha）是一八五一年三月生的，至一八五二年复活节后，也夭亡了。燕妮的日记记载此事说：“一八五二年的复活节，我们可怜的小佛兰集思卡患一种很重的气管枝郁热症。这可怜的小孩子三日以来，与死相斗。她受苦殊甚。她的小尸体放在后房中，我们都在前房徘徊着，到了夜间，即躺在地上。三个活孩子和我们在一起，向着傍边这个冷了的小天使号哭。这个可爱的孩子死在我们最穷苦的时期。一般德国朋友无力帮助我们。恩格斯自在伦敦找文字工作没有成功后，必须在很不适意的条件之下，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厂中去做书记，琼斯在此时来访，并且允予以援助，但毕竟也无能为力。……近邻住着一位法国亡命客，不久之前，曾来访问我们，我于心神慌乱之中，跑到他那里〔去求助〕。他以最大友谊的同情，即刻给我英金两镑。因此才得付清小棺材的钱，我的可怜的小孩子才得安然长眠在里面。她出世之后，没有摇床，就是后来她的小睡所也久不复用了。当她被搬出去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悲惨地跟着到她的长眠地去！”（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一〇二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马克思的第四个女儿（行六）艾琳娜是一八五六年一月出生的。燕妮生此女时，年逾四十，母体即弱，女孩自然也不强壮。幸马家听医生的忠告，尽用牛乳喂养她一直至十余岁，并且爱护备至，故不致随三个兄姊而早殇。燕妮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一日致维德梅耶夫人的信中说：“当可怜的亲爱的亚德高舍弃我们的时候，此女孩恰恰出世，从前大家对于小弟弟的怜爱，现在都移在这位小妹妹的身上，两个大女孩子差不多是用小母亲一般的小心去看护她的。世间也几乎没有一个这样可爱的小孩子，她像图画一般的美丽，并且天真烂漫，还带一上滑稽的性格。她所表现的特别长处是她那可爱的学语和述事。她从那些昼夜相伴的兄弟们处学得淘气。我们当无聊的时候，都读小说，但是在《小罗姆白尔替慈（Rumpelstilzchen）中，或在居洛塞尔巴特王（KonigDrosselbart）中，或在小白雪（Schueewittchen）中，倘若脱落一个音节，那就糟了。她除掉学得英文——这种话随在都是的——外，因这种小说又学得德文，她说德文特别合乎规矩法度。她是卡尔的真宝贝，她的一言一笑要解去卡尔许多忧愁。”（见同书同卷一八四页。）
艾琳娜因幼年调养得宜，身体非常强壮，且有男性的风格，“马克思以为他的夫人生出她来，是个女孩，那是把性别弄错了。”（见同书第九年度一卷三八页，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她小时好与年长的男孩子格斗，伯恩斯坦说大家要称她为“野雄蜂”（见同书第十六年度二卷一一八页，伯氏《艾琳娜·马克思。EleanorMarx）才对。她幼时不肯入学校，然乐从父亲处读书，习莎士比亚戏剧，至九岁时即能背诵长篇戏曲。当美国南北战争时，她写信给林肯；未几且绰号“中国皇帝”，她的确是一种不羁之才，故极为马氏夫妇所钟爱。
此外，还有兰欣是应当列入马氏家人中的。她生于一八二三年一月，年不满十岁，即到威斯特华伦家任看护小孩之职。马克思结婚后，她随燕妮到马家服务，极为忠诚，并终身不复易主。燕妮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一日的信中告诉维德梅耶夫人说：“关于管理家务，我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兰欣，她是我们忠实的老伴侣，处事十分精细谨慎。你可向你的亲爱的夫君打听她的情形；你的夫君将告诉你，我是何等珍爱兰欣啊。她和我们共患难甘苦历十七年了。（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一八五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兰欣非常爱护马家，拉法格说她“对于马克思家庭的爱简直是盲目的；凡马氏家人所做的事都是好的，不能有别个样子；谁批评马克思，就要和她起交涉。无论何人，一经列入马家信任的范围内，她即予以母亲一般的护卫。她能得到马克思全家的欢心。”（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三九页。）
可是兰欣在马家并不像寻常的使女一样，完全处于被指挥的地位，她是具有发号施令之权的。李卜克内西告诉我们说：“兰欣实行一种专政——为确切表明这种关系起见，我可以说：兰欣在家中握着专政权，马夫人握者统治权。至于马克思则伏处在这种专政之下，和一只山羊一样。俗语说：没有一个人在他的侍从之前是个伟人。马氏在兰欣之前，的确完全不是一个伟人。兰欣要是遇着必要和可能的时候，必牺牲自己，必为马克思，马夫人和每个孩子舍弃她的生命至千百次而不辞，并且已经舍弃她的生命了，但是马氏要想命令她，则不可能。她晓得马氏的脾气和弱点，能够制服他。马克思容易发脾气，所以人人都不愿意惹他，可是当他咆哮之时，兰欣一走入狮子栏中，只要说几句话，那狮子便训服如山羊了。”（见李氏《马克思纪念册》六九页。）
兰欣对于马家的关系既如此深切，而马家全家人待她也正同家人骨肉一样。马克思夫妇在未死之前都表示愿和兰欣合葬在一起，迨兰欣病故，（一八九○年十一月，）真正同葬在马氏夫妇墓场中，她的姓名也一同刊在他们的墓碑上。后来劳拉和艾琳娜都嘱咐李卜克内西于作马克思纪念册时，不要忘记兰欣。由此足以表见马氏一家人对待她是十分优厚了。
马克思家人的状况我们已经讲完了，现在将进而叙述他对于他们的感情。从前夫列阁里斯（Fregolis）说上帝将马氏的心取去了，上帝给予他的，只是一种理解力；泰却夫（Techow）说他是有识无心，有恨情无爱情；巴尔加可夫（Balgakoff）也曾发生一种疑问，在他这种怪物的心中，是否含有爱和同情的元素；而图问巴兰洛夫斯基（Tngan-Baranowski）则以为他将人类精神高尚的运动导入一种智识的盲目状态中，在他的心中，几乎没有对被压迫者表同情的余地。（参看一九一三年的《新时代杂志》第一卷八五四页。）这些话都是确定马氏不知爱情，友谊，同情和慈爱为何物。但我们一经考查他对于燕妮的态度，（参看本书第一册第一篇第三章）并翻阅他对于同志和朋友的书信，（特别是对于恩格斯的书信，）便知道他决不是一个缺乏爱情和友谊的人；一经回忆他对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表现的热忱，对于被难同志的尽力救济，便知道他决不是一个缺乏同情的人；一经观察他对于儿女的关系，更知道他是一个极富于慈爱的人。他对于孩子们怜爱备至，从不装形作色，露出一副什么严父的尊颜，因此孩子们均极爱他。他们把他当做一个共同游戏伴侣，呼他为“黑人”，有时令他双手双足伏在地上作马形，任其驰骋。又每逢星期日，他们不准他作工，必须共同出外散步或游戏，因此他平日昼夜劳苦，也得藉此稍微休息一下。这不是他富于慈爱的证明么?
我们再看马克思的家信，觉得恰和梅林所说的一样，此等信“所表见的，不是那个有天才的思想家，不是那个不可屈服的战士，而是一个快乐慈爱的人，恰和他住在家庭中一样。”（见一九〇七年的《新时代杂志》第一卷七四页。）例如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在汉诺威写信给劳拉说：“我深惜不能在家庆祝我的亲爱的如意珠的生日，但老头子是想念你的。你深深锁在我的心头上。从小麦姆（Möhmchen按此为燕妮亲爱的名称）的信中……知道你的健康恢复许多了，不胜欢喜。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小宝贝也会强健。……我以最诚恳的情意就全家安宁，对于你和小宝贝接吻一百次。”（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六年度一卷七七页。）
马克思这一封信表见他的心中是充满了慈爱之情。关于这一点，劳拉也是承认的。她说：“马克思是人世间所能有的一个最慈爱和最好的父亲。他抛弃每种严厉的态度，在他的性格中没有什么威权的元素。他具有一种高贵的性质和热烈的心情，这种心情自少年时就特别得人所重。他是刚强不屈的，但我从没有看见他流于严酷或悻悻不乐的态度。就是当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不复有何种补救希望的时候，对于我们小孩子总是欢悦的，并且常引起我们的快乐。他是我们的伴侣和游戏的朋友。”
此外，劳拉和小燕妮有一次与马克思共同游戏，写出二十个题目问他，一一获得答复。这些答案不独证明马氏真正是小孩子们的“伴侣和游戏的朋友”，并且表见他的性情和嗜好，今特胪列如下：
问：你所诊视的德行
答：质朴
问：你所诊视的男子德行
答：强
问：你所诊视的女子德行
答：弱
问：你的主要的特点
答：目的简单
问：你的快乐的观念
答：争斗
问：你的痛苦的观念
答：屈服
问：你最原谅的坏处
答：易受欺骗
问：你最鄙视的坏处
答：卑躬屈膝
问：你所厌恶的人物
答：马丁塔拍（martinTupper）
问：你所中意的职业
答：做蛀书虫
问：诗人
答：莎士比亚，埃士隙洛士（Aischlos），歌德
问：散文家
答：狄德罗（Diderot）
问：英雄
答：斯巴达卡斯，开普勒（Kepler）
问：女杰
答：格列兴（Gretchen）
问：花
答：瑞香（Daphne）
问：颜色
答：赤
问：名字
答：劳拉，燕妮
问：食品
答：鱼
问：你所中意的箴言
答：凡关于人类的事物我都要知道。
问：你所中意的标语
答：对于万物都怀疑
这个问答表是耶赞诺夫从劳拉手中得来的，耶氏将其发表，题为马克思的自白，（Marx’Bekenntnisse）并且加以注释，今特介绍其中重要的数节如下：
“起首讲一讲作这种‘自白‘的时期。拉法格夫人〔即劳拉〕不能对于我作确切的报告。但是关于名字的答案已经使我们可以断定此事约在一八六○年代的初叶，当时第三个女儿艾琳娜年纪尚小，不能懂得这全部游戏。有些答案显然只是字面的游戏。例如马克思指瑞香为他所爱的花，指鱼为他所爱的食品之类。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发出一种委婉的讥讽之声。马克思经过困苦的争斗，他的夫人也傍着他勇往直前。他们命运上重大的打击，四〔‘四’字恐系‘三’字之误〕个儿女的死亡，在一八五〇年代初叶所受之悽惨困顿中的牺牲——凡此种种，马夫人是以一种真正‘丈夫的’气概经历过来的。她在亡命之中不容易经受这种内部的争斗。马克思对于她虽将那最坏的情形隐瞒着，然她所受的烦恼也就够了。佛格特事件打击她特别厉害。她经过这些困苦，不能不发牢骚，诉苦情，她是很‘弱’了。
质朴是马克思重视到极处的，在实际上这就是他的性质中的特点。他所鄙视的东西莫过于装饰，优伶模样和冶容自炫。李卜克内西说：‘在我所认识的上中下三等人中，马克思是不爱华美的最少数人中之一。他很伟大，很刚强，并且很豪壮，所以不要做这桩事。他从来不装饰，时常是本色的样子。’科瓦列夫斯基（Kowalewski）教授在他的纪念册中也说马克思和他所认识的其他大人物不同之点是‘从不浮华’。
马夫人也是一样质朴的。科瓦列夫斯基说，‘我很少遇见一个妇人在她的家中接待客人，像马夫人一样和蔼的，任何个人很少，〔像马夫人一样〕在质朴之中保持那法国人所称为“一个堂堂妇女”之态度的。’马克思于他的夫人死后两星期为信给燕妮说：‘我从国籍不同，职业不同的远近人士所接到的吊唁书信，都充满珍视小麦姆真实精神和深为感动的话，在此等大概只是照例的吊帖中，这是何等稀有的事。”我可以说，她的一切举动是自然的，真质的，无偏颇的，不矫揉造作的。因此这种印象对于第三者十分深切著明。’
马克思所厌恶的东西莫过于私人生活中和政治中的卑谄。他不是持严厉主义的人，也不是道徳的宣传家，然他在这一方面却很固执。他对于每种对当权者的卑谄，特别痛恨。他在琴刻尔辩护词的批评中抨击卑诌，对于石卫茨对俾斯麦的态度，排斥卑谄。他称赞那种使卢梭不与当权者作调和之简单的道德标准，不是无缘无故的。世间有一种对于所谓‘舆论’，对于英国所谓‘门面话’（Cant）让步的卑诌，马克思对于这种形态的卑诌也是铁面无情攻击的。他以为——和他有一次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一样——宣布这种无品节的刑罚是他的义务。李卜克内西说得对：‘马克思最鄙视所谓允孚众望。’他从不关心于目前的效果。他从不要求公众的赞赏。学问上的诈伪和政治上的调和是同出一源，同为他所抨击。
马克思所中意的标语是对于万物都怀疑，只有这一点似乎和他孜孜汲汲力求知识与探讨真理是自相矛盾的。然这不是一种寻常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是为着怀疑的缘故而怀疑——意旨中的怀疑。马氏的怀疑是对着那种包含真实事件的外表而发的。他对于宇宙，政治，和社会外表的怀疑是每种批评的研究之开端。科学的任务是在暴露这种外表，是在将剖解的利刃插入各处，借以发见藏在表面现象底下不可见和须经考查而得的主要东西，这种东西即支配实在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自由，平等和正义似乎是很有力量的，然自己却不要为他的外表所炫惑。马克思借着这种怀疑——有了这种怀疑，便没有什么东西是十分神圣而不可将其外表揭开——做武器，把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大秘密揭穿了，将商品的神秘发见了，至于这种神秘是使生产的人类变成他们自己所造的物品的奴隶。”（一九一三年的《新时代杂志》一卷。）
我们统观马克思的书信，劳拉的宣言，他对于女儿的答案，以及耶赞诺夫的注释，便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怪物，而是一个刚毅果敢的战士，一个铁面无情的批评家，一个慈爱无匹的父亲，一个和蔼可亲的主人。李卜克内西当马氏入土时，在他的墓前演说，说他的为人，爱与恨俱大，但他的恨是由他的爱中发生出来的。李氏的话要算是他的盖棺定论了。
关于马克思在中年时代的私人生活已略如上所述，现在将进而叙述他在此时代后期的公共生活，不过要达到这个目的，当自国际党的历史讲起。 |
第四章拉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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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拉萨尔
我们在上面说过，马克思一直到一八六五年的秋季，对于德国的工人运动还没有一点势力。然有一位在一八六四年八月因决斗而死的人在德国的工人运动中占绝大的势力，他死了之后，这种势力仍继续增长，他和马克思不独在生时有很多的关系，即在死后仍没有断绝关系。此人是谁呢？就是拉萨尔。因此我们特将拉氏的事业，学说，以及他和马氏的关系在此详细叙述出来。
拉萨尔于一八二五年四月十一日出生于德国布列斯劳一个富裕的丝绸商人家中。他和马克思一样，是属于犹太种族。他眼见同种人在当时受种种虐待，心怀不平，曾在一八四○年二月一日日记上说：“啊，要是依我小孩子的梦想，那么，我最中意的理想是手持武器，在犹太人上面来自决。”当他说此话时，还不满十五岁。至是年五月，大马士革（Damaskus）的犹太人受了虐待，拉寨尔叫道：“一个民族受这样的待遇，无论他是要报复，或是容忍，总是十分惊慌恐怖的。”拉氏既抱有独太民族的感情，所以对于压迫犹太人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一律反抗，而表同情于民主主义的斗争。然他却又说：“我要是生而为王公，一生当做贵族。但我现在不过是平民之子，那我就要做这个时代的民主主义者了。”他后来向马克思说，他自一八四○年以来即是一个革命者，自一八四三年以来，就变为一个意志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这句话如果靠得住，则他和马氏是在同一年中转入社会主义一途的。
拉萨尔幼年在本地受教育。他在布列斯劳中学时，喜欢与教职员冲突，与同学决斗，并与同学交易——他简直是一个顽童。他因为要避免父亲的责督遂商准父亲，于一八四○年五月转学于莱比锡的商业学校，然才过一年，又离校了。此校的校长在学生名册上对于他所下的批语是：既不为教员所器重，又不为同学所尊敬。由此可见拉萨尔在商业学校的成绩也一定不是很优美的。
拉萨尔自出莱比锡商业学校后，初转学于布列斯劳大学，后入柏林大学。他所学的是博言学和哲学，尤注意于黑格尔的哲学，旋变成一个狂热的少年黑格尔信徒。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未几，也变成少年黑格尔派的信徒，但他后来再变为唯物论者，三变为历史的唯物论者，而拉氏却移身为黑格尔的信徒，这是他们两人的不同之点，也是他们两人持论格格不相入的大原因。
拉萨尔在大学毕业之后，于一八四五年前往莱茵，后到巴黎，志在研究法国的学术，并结交当代社会运动中的名人。他在此处得识汉讷。汉氏正因一桩继承财产的事与人争持，得拉萨尔的帮助，心中甚为感激。当拉氏回国时，汉讷写信介绍他于安寨，（WarnhagenvonEnse）说他是一个天资英俊，学间优良，知识渊博，思想敏捷的少年，是一个勇敢有为的新时代的产儿。
拉萨尔回国后，于一八四六年的上半年在柏林遇见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他们两人从此发生许多的关系。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出于德国贵族的家庭，自和表兄弟哈慈费尔德伯爵结婚后，历时不久，即不和睦。他们反目的原因已不可得而知，大概双方都有过失，不过“夫的过失较妇的过失大到不可比拟。”（见阿克恩《拉萨尔传》四七页。一九二〇年第三版。LassalleeinePolitischeBiographie）伯爵夫人因此受种种虐待，她的儿女被夺去，进款被断绝，而伯爵自己却将无数金钱掷诸花天酒地。伯爵夫人许多年来虽千方百计想从丈夫的手中取得一份财产，但毕竟没有成功。
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为饥寒所迫，无法自存，竟至迫而操神女生涯，正于无可申诉之时，忽遇着柔肠侠骨的拉萨尔替她代鸣不平。拉氏从此研究法律，在法庭上替她辩护，历时至八年之久，经过法庭至三十六个之多，毕竟将势力最大和财产极多的哈慈费尔德伯爵打败了。伯爵夫人因此取得一种巨额的财产，每年分七千塔勒给拉萨尔，一则是为酬劳，二则因她在诉讼中曾受其接济。拉氏每年既获得如许巨款，又加上自己的财产，所入甚丰，而他一生的饮食起居便非常阔绰，非常奢侈。
拉萨尔代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经理诉讼，虽获得绝大的成功，然当时德国人士大概视他为一个极不道德的人，因为伯爵夫人是一个美人，虽比拉萨尔大二十岁，然“徐娘虽老，风韵犹存，”他们以为他牺牲无数金钱与时间去替一个毫无关系的美妇人当辩护士，目的何在，不言可知。他对于这种揣测，曾在“小箱案”的辩护词中反驳道：“此城很有体面的人，对于我怀善意的人，以及对于我的情形得有报告的人，可以不相信一桩龌龊自私的事——然这些人却相信我和伯爵夫人必定绝对立在一种恋爱的关系上。如果准我问一问他们这种假定的根据在那里，那我所得的明白答案不过是：为着一桩与己无关的事而有这样大的牺牲，殊不可解，除此说以外，再也没有根据了！我承认这些人下批评是以很识世情和极有经验的人自居的。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桩事。他们忽略了我是在少年时期，忽略了现代虽是自私自利的时代，然少年时期在一切时期中是一个不自私的，有热忱的，和肯牺牲的时期，自古至今，都如此。”拉萨尔又设一个譬喻说：“那一个善于游泳者看见了一个人陷在波涛汹涌的急流中而不加以援手啊？我曾自命为一个善于游泳者，我是自由独立的，所以跳入急流中。”
拉萨尔这些话是何等冠冕堂皇，他要替伯爵夫人做辩护士，只好这样说。可是克卡朴也跟着叫道：“他所竭力要做的事情的原动力是极高尚的；他以为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个人的命运和痛苦就是当时社会疾苦的一种反映，他拥护夫人的主张就是反对这种疾苦的一种道德革命。”（见克氏《社会主义史》中文译本上卷八五页。）拉氏做这桩事的动机如果与他自己及克卡朴的话完全相合，那我们除掉赞美以外，自然没有别的话可说。不过我们细考拉氏的心理，未必不杂有其他念头。他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然却慕势利，爱虚名，并且喜投机。他看见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出身贵族，哈慈费尔德伯爵财多势盛，如果能够代伯爵夫人制胜伯爵，自己当然名利双收。他于是本其慕势利，爱虚名并喜投机的心理，再加上几分义侠的热忱，遂轰轰烈烈不屈不挠地干起来了。我们这样分析他的心理，并非凭空捏造，是有其他事实作参考的。（一）俾斯麦于一八七八年九月在国会演说，涉及拉萨尔，说他的野心是在大规模的事业上，德意志帝国应当与霍亨索伦朝相终始，还是尚有一朝拉萨尔，这是一个疑问，他的感情完全是属于君政方面的。俾氏的话虽未必完全正确，然拉萨尔确曾梦想做德国的大总统，俾氏算是看出了他的慕势利与爱虚名的心理。（二）拉萨尔于一八六二年七月在伦敦向马克思说，他因做投机事业，复失去五千塔勒，这就是他喜投机的明证。他的性格既是如此，所以办理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的讼案也不能称为出于极高尚的动机。
拉萨尔的动机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进而考察他和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的关系。他于一八六〇年九月写一封几乎多至四十大页的求婚书给一个俄国女士名索非亚（SoohisVonSontzew）的，说他爱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爱，不过要加上三倍。他自认伯爵夫人是他的二我，是他的幸福的第一个条件，并且简直是他的全我的条件，如果失去伯爵夫人，便觉得他的全我所受的损伤更甚于砍去他的手足。他何以有如此感觉呢？因为他以为凡他的精神所经历的一切危险，一切胜利，一切恐怖，一切困难，一切忧患，奋斗，和安乐，总说一句，一切情感、伯爵夫人都和他有同感。
然拉萨尔对于哈慈费德伯爵夫人果如他所说的，只是一个男子对母亲的爱而再加三倍么？我们就见闻所及，殊不尽然。伯恩斯坦说：“拉萨尔在以后的年月之中对于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是否由友谊而更进于亲密的关系，姑置勿论；但是断定他在初相识而担任诉讼事件之时，他们就有这种关系，那么，在心理上已经是没有根据了。”（见伯氏《拉萨尔传》三六页，一九一九年出版。）阿克恩说：“〔拉萨尔与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的〕关系使拉氏受许多讥弹，并且使他的政治生涯受无穷的阻碍，这种关系是不能以适合于平常人规行矩步的生活方法的小道德标准去测量的；这是两个非常人中间一种非常的关系，他们是要在自己蓬勃的热忱中和宏大的秉赋中，自求一种标准。”（见阿氏《拉萨尔传》五一页。）细玩伯阿两氏这些话的言外之意，便知道拉萨尔与伯爵夫人在实际上发生了一种什么关系。我们的心中要是没有资产阶级所谓道德的成见，便觉得他们两个自由独立的人因交接频繁而发生恋爱关系，虽年龄不甚相称，然既出于双方自愿，也算不得一桩绝对骇人听闻的事。我们对于拉萨尔虽不像克卡朴一样，任意赞扬，“举之升天，”但也决不是故意罗织，“按之入地，”不过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罢了。
拉萨尔在办理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的讼案中，常因违法而被逮捕，受监禁。他因箱窃案的牵连，于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日在坡慈丹（Potsdam）被捕，解至科隆监禁。因此不能参加是年德国的三月革命。直至八月，他经过一次有名的辩论后，才被释放。他于出狱之后，初识马克思，两人交谊计颇好，他常至科隆访马克思，马氏也来杜塞尔多夫访他和哈慈费尔徳伯爵夫人。
拉萨尔一经恢复自由，即参加当时的革命运动。他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诺易斯（NEUSS）演讲，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的，因此即于异日被捕。他的罪名是煽动国民以武力反抗王室的威权，以暴力反抗长官。他的第一种罪要受经常法庭的审判，第二种罪要受警察法庭的审判。一般朋友尽力奔走运动，想使他早日出狱。一八四九年二月，有许多代表向法庭递上一张二千八百人署名的呈词保他，至三月又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的儿子等等递呈词保他，但均未发生效果。不过他在狱中没有受严厉的拘束，对于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的诉讼事件可以自由著论，登在报上。至五月五日，他受经常法庭的审判，经过一次很长的辩护后，于异日被宣告无罪。然他的八十页的辩护词后来付印时为法庭所禁止。
拉萨尔虽由经常法庭宣告无罪，却被警察法庭于七月五日判处六个月徒刑，因此他仍不能出狱。这桩事本是他的不幸，然也是他的大幸。因为他既身羁囹圄，不能参加最后几次的革命战争，所以出狱后仍得安居德国，从事活动。反之，一般在革命中奋斗最力的人如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李卜克内西等等都不得不于反革命抬头之日，仓皇出走，去领略那亡命客的滋味。
当拉萨尔于一八五一年的上半年出狱时，马克思一派的共产党中央机关已经由伦敦移至科隆，马氏曾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然科隆的中央局因他办理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的讼事，名誉不好，不允其入党。在以后几年之中，他因办此案与伯爵夫人同住在杜塞尔多夫，兼在此处做工人运动。他后来吿诉马氏，说当此处工人受金钱压迫而要求帮助的时候，他不惜重大的牺牲，当他们和警察冲突的时候，他即予以庇护，当他们入狱的时候，他就照顾他们的家属；并于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令他们到自己的家中聚谈，且分赠书籍，于每年的新年晚上和他们在一块儿庆岁。拉氏这种工人运动，在当时没有获得效果，但后来到莱茵地方演讲，大受工人的欢迎，实因他早将活动的基础预备好了。
拉萨尔自一八四六年起办理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的讼案，至一八五四年八月才告结束，在此八年之中，他的大部分精力既全集于此，所以对于学业未免荒疏了。自此以后，他再开始研究学问，兼完成八年前业已着手的赫拉克利特（Heraklit）的书。此书于一八五七年出版。在此书未脱稿之前，他于一八五六年九月出游瑞士，旅行君士坦丁堡，并访古迹于埃及，至年底方返国。到了一八五七年，他移居柏林，该处的警察当局因他参加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运动，本不准其逗留首都，后因洪保德的斡旋，乃得居住的许可。
拉萨尔移居柏林一事在早前一年即有人告诉马克思。当一八五六年的春季，德国一个商人列维（J．Lewy）由杜塞尔多夫至伦敦访马氏，自称负有该处工人的使命。列氏宣布拉萨尔的为人极不可靠。说他自办理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的案件获得佳果后，即生活于伯爵夫人不体面的羁绊之下，受其豢养，并且要同往柏林，代为创一文社；对于工人便和用旧的工具一样，将搁置一边，致为他们所愤恨。列维曾向拉氏要求二千塔勒的借款，仅得到五百，心中不免怀恨，他这段话即或不是虚造，也是言过其实的。马克思和拉萨尔初时本甚相得，但自他们远隔异国后，彼此的真相不易明了，因此马氏对于列维的话便有几分相信了。他于是年三月五日将此事函告恩格斯，并且说：“这一切不过是一些零星碎片。我从前对于拉萨尔虽满好意，现在对于工人的闲话虽不肯轻信，然这全部事对于我和佛莱利格拉已有一种深刻的印象。我已经向列维说过：单从一方面的报告抽出一种结论，自然不可能，然无论如何，怀疑总是妥善的，他们应当继续监视此人，但暂时应当避去一种彰明较著的喧赫样子；我们或者找得到机会强迫拉萨尔取一种明白的步骤云云。你对于此事的意见怎样呢？”（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一〇〇页。）恩氏从一八四八年秋季认识拉萨尔起，即对他抱一种剧烈的反感，（他的同乡人沃尔弗对他也抱有这种反感，）所以在回信中批评他便十分严厉；“就此子的大才能讲，未免可惜，但此等事实在太不好了。大家对于他这种人必须像对恶魔一样注意：他是斯拉夫界上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时常起念头借党做口实，去达自己的目的。”（见同书同卷一○二页。）
拉萨尔和马克思及恩格斯终久不能情投意洽，乳水相融，固然是由于他们所持的主义和所取的手段各不相同，然黑克列（H．Herkner）下面一段也是他们没有好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暗中对于拉萨尔的怀疑，半起于莱茵地方一般党人对于他向伦敦所传播的消息。自他们看来，拉萨尔是一个背叛主义的人，世人对于他的奢侈，趋附权贵和结束哈慈费尔德诉讼那种不体面的方法，都加以责备。”（见黑氏《工人问题》第二卷三一一页，一九二一年第七版，（DieArbeiterfrage．）
拉萨尔的私人行动固不为马恩两氏所赞同，而他的政治主张尤非他们所首肯。此事在书面上第一次的重要表现，是关于一八五九年意大利战争（参看本书本篇第三章，）的策略问题。我们在叙述拉氏对于这种战争的政治策略之前，必须先讲恩格斯所持的策略。
当意大利战争正在酝酿之际，恩格斯为扫除大德意志和奥地利宣传的幻想起见，特于一八五九年四月初刊布一个小册子，名《波与莱茵》。（PoundRhein）书中首先说明：“自本年年初以来，在波河防护莱茵这句话已经成为德意志一大部分报纸的口号。这个口号对于路易·拿破仑的军备与威吓自有其充分的正当理由。德意志人从本能上感觉到拿氏既以波河为口实，必以莱茵河为目标。只有在莱茵界上引起一种战争，才能够转变法兰西内部势将反拿破仑主义的两种元素——即革命群众爱国的‘优越势力’和‘资产阶级’酝酿中的不满意——的视线。对于第一种元素是给予国家的职业，对于第二种元素是给予新市场的希望。因此德意志不会误会解放意大利的说法。这就是古谚所谓打袋击驴的例子。然意大利如果要做袋子，德意志这一回却不愿做驴子。”（见恩氏《波与莱茵》三页。一九一五年司徒嘉德——Stuttgart出版。）
此外，还有好些军人与政客从政治上的理由主张波河——即伦巴底和威尼斯——应为德意志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他们以为“意大利绝对不能独立；统治意大利的，不是德意志，就是法兰西，奥地利今天如果退出意大利，法兰西人明天就站在亚支河流域（Etschfal）和的里雅德（Triest）的门前，而德意志整个的南部边界便毫无防护地委诸这个‘世仇’了。因此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名义和利益上，主张据有伦巴底。”（见同书四页。）
恩格斯于是从军事学上的理由，详细证明德意志为自卫计，没有占据意大利尺疆寸土的必要，否则必结怨于意人。“不论我们据有伦巴底与否，只要在国内强健，对于意大利总有一种重大的影响。我们如果让意大利自决，即可以消灭意人的愤恨，而我们对他们的自然影响将较前好得多，在某些情形之下，还可升到真正领导的地位。我们不可在占领外国土地和压迫外国民族——只有成见能够否认他的前途的希望——中去求我们的力量，最好是致力于自己内部的统一与强固。”（见同书三四至三五页。）
还有一层，“凡事对一方面如认为合理，对于他方面也是正当的。我们要求波河与明韶（Minclo）作为军事形胜之地，既是防备法兰西人的成分多，防备意大利人的成分少，那么，当法人同样要求河流线来防备我们时，也就不足奇怪。”（见同书三五页。）这条河流就是莱茵河。因为“我们如果将圆规的一脚再插在地图中的巴黎上，用巴黎至里昂的半径，从巴塞尔（Bawel）至北海（Nardsee）画一个弧，便发见莱茵河流从巴塞尔至河口都很靠近这个弧。莱茵河一切重要地点与巴黎的距离大致相等，有些不过是几哩的差异。这就是法国要求莱茵边界的真正理由。”（见同书三九页。）
总之，“德意志既有权要求波河，法兰西便有权要求莱茵河。法兰西如果不当为着一种军事形胜地的缘故而合并九力百万窝伦人，（Wallonen）泥得兰人（Niederlanier）和德意志人，那我们也不能为着一个军事地位而宰制七百万意大利人。结果，波河这种自然的边界不过是一种军事形胜，有人竟宣布德意志因此应取得此处。”（见同书四六页。）
“德意志既以自然边界说为根据而要求波河，俄罗斯也可依照同样权利而要求加里西亚，（Galizien）布柯维纳（Bukowina）和达到东海（Ostsee）的一种圆形地，他至少包括普鲁士右面全部维克塞尔河岸。（Weichselufer）俄国在几年之后，又将依照同样的权利，要求奥得河（Oder）为他与波兰的自然边界。
自然边界说如应用于葡萄牙，必须扩充到底里尼斯山脉，（Pyrenane）而整个的西班牙也不得不归并于他。”（见同书同页）
主张中欧大国的政客从军事学上所倡的自然边界说固不可通，德意志固不可据有意大利的任何土地，然法兰西也同样不得干涉意大利。“据有伦巴底的问题是意大利与德意志间的问题，而不是路易·拿破仑与奥地利间的问题，这是必须对确定的。对于第二者，即对于在其他方面反德意志利益而出来干涉的路易·拿破仑，这是简单地据有一省，据有一种军事形胜，因不能保持，只得引退。此处的政治问题马上退处于军事问题的后面；我们如被攻击，即当从事于自卫。“（见同书五〇页。）
恩格斯在指示德意志对野心的法兰西所应持的态度后，提出一个划定民族界限的标准道：“没有人主张欧洲的地图是确切固定的。然一切改变要能经久，在大体上必须使欧洲有生机的大民族愈加符合于他们真正的自然边界，此等边界是由言语和同情决定的；同时散布各处而不复过于民族生存的部分民族包含各大民族中，或是与后者联合，或是仅作为人种的标志而不含政治的意义。至于军事上顾虑只能置诸第二列。”（见同书五一页。）
恩格斯在此书的末尾一段总结他的意思道：“可是欧洲的地图如果应加以修改，我们德意志人即有权要求此事当无偏无陂从根本上着手，大家不能——像随心所好的态度一样——要求德意志应当单独牺牲，其他民族丝毫无损，反取得利益。我们对于围绕我们边疆而使我们陷于纠纷的某些东西——对于此等事不这样直接干涉更为佳妙——可以不要。可是其他民族也要这样做去；他们或是愿意予我们以榜样，或是缄口不言。此处全部探讨的终极目的是，我们德意志人如能以波河，明韶，亚支河及全部意大利的废物去换得统一——这种统一使我们不致重演华沙（Warschau）和布琅截尔（Bronzoll）的故事，并使我们对内对外都增强固——便表现一种完全圆满的行为。我们如果获得统一，即可以不用防御。于是用不着明韶；‘我们的天才’将再取‘攻势’；然尚有好些缺点是需要这种‘天才’去应付的。（见同书五一至五二页。）
恩格斯的《波与莱茵》是没有署名，由拉萨尔介绍在德国一个书店出版的。马克思在书未付印之前得先读一遍，他称此作“非常巧妙；政治上的讨论也很好，不过很难。这个小册子将获得大成功。”（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一一页。）果然不错，当马氏一八六一年游历柏林的时候，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告诉他说，在最高级军事界中都认这个小册子系普鲁士一个秘密“将军的作品”，（见同书第三卷一五页。）据另一报告，即在维也纳，大家也有同样的猜想。
可是拉萨尔对于这个小册子的见解不表赞同。他于《波与莱茵》出版四星期后，在同一书局刊布他的同样没有署名的《意大利战争与普鲁士的使命》（DieitalienischeKriegunddieAufgabePreussens）一书。他与马，恩两氏不同的地方曾由他在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明了：“我们所争持的自然不在原则上，而在——和你所说，并我所见的一样——‘最适宜的政策’上，这就是说，在‘最适合于革命发展的政策’上。”（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等三卷二二五页。）更具体地说，就是他对于一切根本原则上的问题，如承认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的必要，奥地利宰制意大利的不当，拿破仑第三政策的自私自利，以及德意志的利益受危害时起而作战等等，与马，恩两氏初无二致；只有对于上部意大利的战争是否已经危及德意志的利益这个事实问题，便和他们的意见大不相同。
拉萨尔在他的小册子中首先讨论意大利的战争。他以为意大利的兴起是一桩佳事，并不因一个坏人根据自私自利的动机，予以帮助，而减少其价值。意大利的战争如果只是使奥地利消弱，那对于德意志不独无损，而且有益。因为德意志向来统一运动失败的原因，就在奥地利挟着他的德意志以外的领土，横加阻碍。当意大利和匈牙利一旦脱离奥地利的羁绊，则后者势必降为德意志的一省，而德意志的统一即可以完成。所以路易·拿破仑帮助意大利攻击奥地利不啻替德意志服务。
路易·拿破仑于打败奥地利之后，如果据奥国前此的赃物为己有，或立他的兄弟为中部意大利的君主，普鲁士即可向法宣战。但此等企图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形之下，普鲁士如果要对法挑战，则民主派人应加以反对。还有一层，不仅普鲁士对于意大利战争应守中立，他并应当监视德意志中部诸邦共守中立。“一种有利于德意志民族和普鲁士的有价值的唯一态度是普鲁士下面的说法：‘拿破仑如果按照民族的原则在南方订正欧洲的地图，好罢，我们也在北方照样做。拿破仑如果解放意大利，好罢，我们便取得施列斯卫芝和霍尔斯台。’我们的军队即随着这种宣言而向丹麦输送。”
普鲁士的政府应毫不踌躇地担任这种民族战争。不独德意志联邦将唯他的马首是瞻，即民主派也会拿起他的旗帜。但这个政府如果因循自误，不起来担负这种使命，那就是证明德意志的君主政体不适应于一种民族事业了。反之，普鲁士的政府如果于民族利益没有受危害时，使德意志与法兰西作战，那他一定为民主派所反对。
拉萨尔这个小册子第一版一千五百部在十天之内即行售罄，销路既好，拉氏也自认他是发生了极大的效力。他于一八五九年六月中旬写信告诉马克思说：“许多比较重要的人物从前持有一种相反的意见，现已向我表明，他们是被这个〔小册子〕所说服。《人民报》（Volkszeitung）与《国民报》都不敢说一句反对的话。他们并且还被风动，以致取退守的态度；《国民报》在六篇社论中已经完全摇动了。莱茵工人对于这个小册子最欢欣鼓舞的信纷纷而至。……舆论站在我一边；这完全是决切的。“（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二二一页。）
可是马克思对于拉萨尔这个小册子不独不表示满意，并且还认为“一种极大的谬误。”（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二五页。）因此他和拉氏对于意大利的战争，书信往来，颇有争执。不过现在只有拉氏的书信仍旧存在，至于马克思的信已不见，我们无从知道他的议论。然综合马恩两氏当时的各种作品，也可得其梗概。
一、恩格斯为着反对路易·拿破仑合并服萨服雅与尼撒起见，在他的《波与莱茵》出版一年后，刊布一个小册子，名为《萨服雅，尼撒与莱茵》，（Savoyen，undderRlein）作为前者的续本。他在书中指出俄罗斯自十九世纪以来已经两次和法兰西联盟，（第一次在的尔西特——Tilsit第二次为一八二九年，）每次联盟都以瓜分德意志为目的或基础。至于路易·拿破仑更已为俄皇主义手中的工具。“俄，法联盟在目前仍威吓我们。法兰西自己只能在某些时候危害得我们，并且还要与俄国联合才成。可是俄罗斯却时常威吓并侮辱我们，当德意志起来相抗，他便使法兰西的宪兵在莱茵河的左岸发动。”（见恩氏《萨服雅，尼撒与莱茵》四六页，一九一五年司徒嘉德出版。）
二丶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信也认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内政与财政的状况上已经达到一种危机，非引起一种对外的战争，即不足以巩固国内政变后的统治与欧洲的反革命。路易·拿破仑的解放意大利只是一种口实，借以宰制本国，压倒意大利的政变，使法兰西向德意志推进他的“自然边界”，使奥地利变成俄罗斯的工具，并强迫民族从事于一种合法的与非法的反革命的战争。
我们由此可以知道马恩两氏是认定路易·拿破仑与俄罗斯系当时欧洲的两大敌人，不推翻拿破仑，则法国共和派人不能抬头，而欧洲的革命也无由出现；不制止俄罗斯与法兰西的联合，则中南欧洲的受宰制将更甚于前，而欧洲反动的局势也无从打破。至于奥地利虽是欧洲自由的敌人，但和前面两种敌人比较，却有大小之分。他们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主旨，主张在这情势之下，应反对路易·拿破仑干预意大利战争，去打击奥地利。可是后来欧洲局势的发展为意大利一个王国的兴起，德意志帝国的出现，与法兰西帝国的倾覆。这样便证明马，恩两氏不免过分估量了路易·拿破仑，俄罗斯及其联盟的势力，而拉萨尔的见解反较为确切。因此有许多人认马克思对于政治上的见解还不及拉萨尔。其实我们要知道：“拉萨尔是从德意志最近的需要出发，他站在德意志统一的观点上看出最危险的仇敌在哈布斯堡朝一邦和中部各邦，对于以后十年中的估计较为正确。他是一个实际的政客。凡实际的政策只能从一个民族的利益出发，他的効力也必须以现在与最近的将来为限。马克思便不是这样；他是从欧洲革命的需要出发，他在伦敦高掌远遮，思虑所及，十分远大，他和实际的政客相较，便是一个国际革命的理论家。”（见阿克思的《拉萨尔传》一四六至一四七页。）
我们于详细明马恩两氏与拉萨尔第一次政治意见的不同之点后，现在回转去叙述拉氏寄居柏林的情形。他久居此处，不能有所活动，心中很不自在。旋决定办一个大报做活动的中心战神，并拟邀马克思一班名人加入。他于一八六〇年一月底写信给马氏，说普鲁士不久当有关于政治的赦令出现，马氏及其他朋友是否愿回柏林。他因没有接到马氏对于此事的答复，复在三月十一日的信中说明拟在柏林办一大报，希望马氏等回德共同主持其事；至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他又写信问马氏，曾办《新莱茵报》的人们谁愿回柏林。
马克思本已感觉到自己没有一种机关报，一点事也做不成，不过知道在当时德国还没有他活动的余地，所以他于接到拉萨尔一月十九日的信后十日对恩格斯说：“德国的波浪扬得不高，载不起我们的船舶。”（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八页。）可是他于是年二月底因事往荷兰，途乘便返德，与拉氏面商办报的事，并察看一切情形。
马克思到柏林，受拉萨尔诚恳的欢迎，和殷勤的招待，自四月一日起至十二日止都住在他的家中。但是他们共同办报一事终于无成。他当面表示必须与马氏同做主笔，其理由是：一、他对于资产阶级的党派在舆论上较为接近，因此筹办款项比较容易；二、他对于学理的研究和学理的深思默考既须牺牲，必当有所取偿。马氏对于这种条件自然是承认的。迄马氏问他怎样处置恩格斯，他的答词是，恩氏也可做主笔，不过他们两人对于决定一切事务的权力只能和他相等，换句话说，他们两人只有一投票权，他也有一投票权。马氏对于这种条件就不能承认了。但他也不便当面拒绝，只说要和恩格斯商议，才能决定，借此打消是举。他于五月七日在致恩格斯信中批评拉氏道：“拉萨尔因他的《赫拉克利特》一书在某一部分学界中具有一种名望，因他的酒肉的关系，在其他一群趋附者中具有一种名望，遂为此所炫惑，自然不知道自己在大众之前是声名狼籍的。此外，他又固执己见；坚守‘推理的概念，’（此子还梦想作一种黑格尔哲学。）沾染旧法兰西的自由主义，动笔就睥睨一切，喜多管闲事，而做事复笨拙，诸如此类，不必多述。拉萨尔在严格的训练之下，做一个主笔，可以表现成绩。否则不过是动辄得咎罢了。”（见同书同卷一七页）
马克思在柏林和拉萨尔共同辩报一事，除因条件不合，不愿担任外，还有一种阻力。就是他的政治罪没有被赦免的希望。拉氏于他未到柏林之前，即为其运动赦免。但普鲁士政府对于威廉即位的赦免政治犯令而下的解释是，凡政治犯居住外国至十年以上的，即失去普鲁士的国籍，当以外国人看待，应先递请求入籍的呈词。马克思不独是寄居伦敦超过十年，并已于一八四五年脱去普鲁士的国籍，因此他对于这种赦令更不能适用。拉氏虽替他如法递上请求入籍的呈词，但警察当局根据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法令，因马氏政治的名誉“很坏”，于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三十日和四月十日三次批驳了。然拉萨尔本其坚持的态度，在警察总监和内务大臣等处替马氏请命，再接再厉。至四月二十五日，他所代上的呈词又被警察总监批驳，其所持的唯一理由是，马克思具有共和主义的意志，否则至少也是没有忠诚的意志。至十一月十一日，他的另一呈词又被内务大臣批驳。不过在最后这一次批示之前，他接到马氏不允加入报馆的明白答复，所以即便呈词批准，对于他办报一事也是没有裨益的。
拉萨尔办报的计划既因马克思不允加入而至于流产，于是马首南向，再作遨游名山之举了。他于一八六一年七月与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共同出发，九月至瑞士，在以后三个月中则流连于意大利。当他在瑞士的苏黎世时，曾结识两个人，一即参加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黑维，一为从前普鲁士的军官和军事著作家儒斯托。（W．Rüstow）他到意大利之后，很有志于革命的民族运动，并于十一月中旬造访统率意大利民军的加里波的。（Garibaldi）他自称为德意志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并且说普鲁士对于意大利战争的干涉政策为他所著的《意大利战争与普鲁士的使命》一书所抑止，而普鲁士最近三年来的历史已经是由他指导的。他又向加氏献攻击奥地利的策略，并劝加氏于一八六二年的上半年令军队向奥国的达尔马提（Dalmatiem）进发，因为他对于此处很有联络，先在此处引起一种普遍的变乱，即必因此而蔓延于匈牙利，再波及于德国，此即他所谓在白斯特（Pest）的革命就是在维也钠的革命；在维也纳的革命就是在柏林的革命。拉氏这样大吹大擂，定下一种计划后，遂于十二月底回苏黎世，于一八六二年一月初返柏林了。
拉萨尔到柏林后，于是年四月开始演讲。当时普鲁士的政治状况和以前的不同：普王与进步党人的冲突愈加厉害，并愈趋显明。拉氏利用这个双方争斗各走极端的机会，一面取一种调停的态度，一面从事于工人运动，想借此领袖工人阶级独树一帜。他于四月十六日在柏林市民地方联合会（BerlineBürger-Bezirksverein）讲演《宪法的性质》。（UeberVorfass-ungsween）这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时事问题。一国的宪法是站在什么东西上面的呢？他的答案是：宪法不是站在空纸上，而是站在一国现存的实在势力关系上，这就是说，宪法不是一种写在纸上的具文，而是一个时代中实在的政治势力关系的表现。他以为普鲁士实在的势力关系就在君主及其军队，贵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都是宪法中的元素，并且是按照他们势力的大小而表现于纸上的。所以宪法问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势力问题。一种宪法要是各种实在的势力关系的表现，才有稳固的地盘一个，民族要在宪法中有一种抵抗政府专制的保障，在某种没有宪法的场所，才能够抵抗专制。
拉萨尔自在柏林市民地方联合会演讲后，旋又在其他三个联合会中将这个题目重讲一遍。他旋将演讲的稿子印成一个小册子，并寄一本给马克思。马氏在一八六三年一月二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批评道：“拉萨尔是一切时代中最大的政客，尤为他这个时代中最大的政客。从纯粹没有前提的和没有前提纯粹的学说中发见一国的宪法不徒写在纸面，而是站在实在势力关系等等上面的人，的确为拉萨尔。像他援引文句所证明的一样，就是《新普鲁士报》（DieneuePreussischeZeitung）俾斯麦，和儒洛（Roon）都崇拜‘他的’学说。因此听讲的人可以相信：他既发见正确的学说，在‘目前’便有正确的解决。这种解决是：‘政府不愿国会的议决而继续开支军费等等，一个立宪政府的存在既是假的，国会便可停止开会，一直到政府宣布截止那些费用为止。’这就是‘事实所表现的’势力。”（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五页。）拉萨尔说宪法是实在势力关系的表现，这是公然的事实，人所共知，然他却沾沾自喜，引为自己的新发见，至于主张国会停止开会去抵抗政府的滥支军费等等，是于事无补的，所以马克思发出这一段讥评。
拉萨尔在演讲《宪法的性质》之前四日，在柏林一个手艺工人联合会中曾讲过《现今的历史时期与工人阀理想的特别关系》（UeberdenbesonderenZusaminenhangdergegenwärtigenGeschichtsperiodemitderIdeedesArbeiterstandes）一题。他这两次演讲的题目既不相同，内容亦复各异，骤然看来，好像没有什么相互的关系。但仔细考察一下，他们却有一贯之处：《宪法的性质》是说明宪法为一种实在势力的表现，《现今的历史时期与工人阀理想的特别关系》是说明工人为现今历史时期中的创造者和代表者。拉氏想借此引起工人的觉悟，使他们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分离，独自组成一个阶级，成为最大的实在势力，而掌握将来的政权。
拉萨尔在《现今的历史时期与工人阀理想的特别关系》中说明历史是一种自由发展的记录，于是追溯既往，上及中古，而以封建制度的原则和土地财产的优越权为这个时代的主脑。所以他说：“诸君啊，在中古时代，土地财产无论在何方面是独擅威权的，这种财产将他自己特别的印象印入当时一切组织和全部生活方面；他必须认为当时统治的原则。”（见拉氏《工人计划》二〇页，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
然土地财产在中古时代为什么独占势力呢？“土地财产为当时统治的原则，理由十分简单。这种理由——这种理由至少在此处是很充足的——就在中古时代的经济状况上面；就在生产状况的上面。当时的商业不甚发达，而工业更极幼稚。当时社会的主要财富只在农业的生产‘（见同书同页。）
土地财产为中古时代的统治原则是基于当时的经济状况，私有权的观念就是这种状况的表征，而当时的统治原则所表现的最重要之点有四：一、公权或封建制度的组织；二、公权或宪法的组织；三、大地产的免税；四、社会对于其他业务的轻视。这种原则弥漫于当时的社会，随时随地可以表现出来。一五二四年德意志的农民战争在表面上虽像一种充分的革命运动，然战争的内容仍旧依附在土地财产的原则上，所以实际是一种反动的运动。
农民战争虽是一种反动的运动，然当时的资产阶级却起而从事革命运动了。中古时代可以说是以宗教改革为终止期，而资产阶级的历史也是从此时开端的。资产阶级的运动系从这个时期酝酿而来，以此划分时代，不为无因，不过在实际上中古时代的末期与资产阶级的初期，实以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大革命为分界点。然资产阶级革命的要素是什么呢？“工业资产阶级的生产，愈弄愈精的分工，因分工而起的资本财富——这种财富独集于资产阶级的手中，因为这是一个指挥生产和攫取利益的阀阅——等等的进步，是当时实在的和真正的革命要素。”（见同书二四页。）
资产阶级既引起产业革命，资本财富即集中于这个阶级的手中，于是资产阶级的原则——即资本财富——起来支配社会，而前此封建的贵族退处于无权了。“因那种和土地财产相对峙的资本财富——即动产——之生产和蓄积操在资产阶级的手中，于是贵族退处于一种完全无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已经陷于一种倚赖这个富力日增的资产阶级的地位。贵族如果相傍着资产阶级而保持他的地位，必须预先背弃自己一阀阅的一切原则，开始运用工业利益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实权所由出生的，”（见同书二五页。）
“资产阶级财富与实权的增加是由于工业的发达。然工业发达的原因又在那里呢？美洲的发见，因此对于生产所引起的无限影响；因好望角的航行所发见的往东印度的海道——从前往东洋和印度洋的一切商业必须过苏伊士陆路——磁针和罗盘的发明——一切海商业因此获得较大的安全与速度，并且减少保险费——内地所建造的水道，运河，和道路——无数生产物从前不堪运输的昂贵，现因有这些水陆道路减少运输费，才可以运至远方——人民所有权的愈加安全，有条理的司法制度，火药的发明，君主利用这种发明破坏好战的贵族封建势力的举动；以及因破坏贵族的堡垒和贵族的独立战斗力而释放的农奴与骑士迫而加入工作场——这些事件都集在资产阶级胜利的车上去了！”（见同书二六至二七页。）“这些事件以及人家尚能告诉你们的其他许多事件形成一种效力：就是因为开创了大卸卖场，和因此而减少了生产费及运输费，遂引出大量的生产——即为世界市场的生产；因大量的生产复造成廉价生产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只有再经一种愈加精密的分工——即一种机械动作最简单的精细分工——才能够满足，因这种愈加精密的分工又引起一种规模愈大的生产。”（见同书二七页。）
资产阶级实在的势力既日浙充足，于是一跃而执工业界的牛耳，再跃而登政治舞台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资产阶级取得法律上地位的开端，而风声所播，遂波及全欧。然这种革命却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一手一足之烈造成的。“大家决不能创造一种革命；大家只能对于一种已经伏在社会事实关系中的革命，予以外表的法律上的承认，并且促其终极的实现，要想创造一种革命，这是未成熟的人们的愚行，他们对于历史的定律是丝毫不知道的。”（见同书三一页。）
然在另一方面，一种已经成熟的革命也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阻止的。“要阻止一种已经伏在社会怀中而行将出现的革命，或不肯予这种革命以法律上的承认，或对于参加这种催生婆义务的社会和个人而加以贵备，说他们是喜欢革命，这也是一样未成熟，一样稚气的。这种革命既伏在社会里面，既藏在事实的关系中间，必定——这是无可如何的——要出现，并且要转变为合法的。”（见同书同页。）
当法兰西大革命之际，资产阶级的对面站有两个为法律所承认的特权阀阅，他自认为全体人民的代表，他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可是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便另自成为一个特权阶级，他将自己的威权印入一切社会组织中，和中古时代的贵族运用士地财产的特权所作所为的，恰恰相同。他以财富为政治上和社会上权利的标准，以纳直接税为人民选举权的条件，因此把无产者排出政治舞台之外，他又用警戒法和征税政策去限制报纸的言论自由与销路，并极力推广间接税的制度，几乎把国家所需的大部分经费都加在无产阶级的身上。
可是至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一种新历史时代的曙光忽然出现了。这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当这一天，在法兰西——在这一国剧烈的内争中，自由的胜败就是全人类的胜败，——爆发一种革命，这种革命引起一个工人加入临时政府，宣言国家的目的是在改良工人阶级的命运，并且公布采用普通直接选举权，凡年龄达二十一岁的国民，不问财产的有无，对于国家的统治，国家意志和目的的决定，都享有同一的参加权。”（见同书四四至四五页。）
中古时代的贵族或地主，近代的资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都各为自己一阶级的私利而争斗，为自己一阶级的特权而争斗，可是工人阶级秉政后，情形便不相同了。“第四阀的统治即时现出一个大的异点，就是第四阀系社会中一个最下层的，最后的和最没有承袭特权的阀阅，他既没有法律一类的特有条件或事实一类的特有条件，又不是贵族，没有土地财产或资本财产，可规定为一种新特权，借社会的组织表现出来。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如果想做一种有用的人，那我们便都是工人！第四阀的心窝中既不复含有一种新特权的种子，他和全人类便是相等的。他的事业在实际上就是全人类的事业，他的自由就是人类自身的自由，他的统治就是普天下人大家的统治。”（见同书四五页。）
工人阶级的事业既与全人类的事业同其范围，因此凡赞助他的，就是赞助全人类。“凡倡工人阀的理想为社会中统治原则的人——这是就我对你们所发挥的意思讲的——不是发一种使社会中各阶级分离的呼声；而是发一种调和的呼声，这种呼声是包含全社会的，这种呼声是解决社会中一切对抗的，这种呼声是一切不愿有特权存在和特权阀压制人民的人所同意的联合，这种呼声是一种爱的呼声，这种呼声第一次从人民的心窝中发出以后，即永为人民真正的呼声，当他成为人民的战声时，依他的内容的旨趣，仍然是一种爱的呼声。”（见同书四五至四六页。）
工人阶级的原则，应为社会中统治的原则，现在从三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关于实现这种原则的正式方法。……曾经说过的普通选举权是实现这种原则的正式方法。……诸君啊，普通直接选举权真正也不是一根什么魔术棍子，可以保护你们免于暂时的错误。……但是普通直接选举权对于他暂时流于滥用的错误，毕竟是一种由自己再行矫正的唯一方法。他是一枝能够将自己所弄的伤痕医好的长枪。在普通直接选举权之下，历时既久，则立法机关不是别的东西，只是曾经选举他的人民正确的写真。所以无论何时，人民应当以普通直接选举权为他们不可少的政治上的武器，和他们最彻底的及最重要的要求。”（见同书四六页。）
“二、关于这种原则道德的内蕴。……世人或以为将社会最下层阶级的原则作为国家和社会统治的原则，似乎是一种很危险和不道德的举动，似乎是要使文化毁灭于‘近世野蛮状态中。’……然这种恐惧只是一种成见，在相对方面，还可以证明这种将最下层阶级的原则作为统治原则的思想足以代表世界史上未曾有的道德最大的进步和胜利。”（见同书四七页。）
“许久以来，人民的发达和历史的进程是在再接再厉地毁灭那些保障上等阀阅为上等和统治阀阅地位的特权。一种继续保持这些特权或个人利益的志愿使上等阀阅中每个没有放大眼光看自己个人全部生存的人——诸君将知道，只有极少数的例外才能如此——对于文明的发达，文明和科学的传播，文化的进步，和一切历史及生活的运动与胜利，自始至终，总站在一种有主义的仇视地位。上等阀阅的利益与民族的文化发达间有了这种对抗，便引起上等阀阅很大的和必然的不道德行为。……诸君啊，个人的利益与民族的文化发达间有了这种对抗，便不是社会中下等阀阅的幸福。”（见同书四九至五〇页。）
“但是社会中各下等阶级力争改善他们的阶级地位和无阶级组织的状态，这种个人的利益并不和历史的运动相抵触，而堕落到一种不道德的地步，依照他的趋向，他和全体人民的发达，这种发达观念的胜利，文化的进步，以及历史的生活原则都是相符合的，至于这种历史不是别的东西，只是自由的发展。或者像我们曾经说过的一样，你们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诸君啊，你们因此站在一种幸运的地位，你们不独不致使这种概念枯槁，并且因你们个人的利益必定使他经受欢迎。你们是站在一种幸运的地位，凡你们真正个人利益所构成的东西，和历史的动脉及促进道德发达的生活原则恰相符合。因此你们可以把个人的热忱注在历史的发达上面，就此所发挥的纯粹意义讲，这种热忱愈发扬，便愈道德。诸君啊，这就是第四阀统治国家必定达到前此历史上所没有的一种道德，文化和科学三者全盛时代的理由。（见同书五〇至五一页。）
“三、关于这种原则所固有的国家目的的政治观。第四阀不独比资产阶级具有一种不同的正式政治的原则——就是普通直接选举权，而资产阶级则为编查户口的选举政策——因为他的生活地位的缘故，对于道德力不独是比各上等阀阅具有一种不同的关系，还比资产阶级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道德的国家目的观。
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是，除掉保护每个人，使他的力量毫无阻碍自由活动外，绝对没有别的东西。
我们倘若都是一样强健，一样聪明，一样受教育，并且一样富裕，那么，这种观念可以视为一种满足的和道德的观念。
但我们并不如此，也不能如此，所以这种思想是不够的，因此他终久必定流于极不道德的境界。因为他使强有力的人，聪明的人和富裕的人掠夺弱者而自饱私囊。
反之，工人阀的道德概念是，个人的力量由个人无阻碍的自由活动是不够的，在这种活动上必须加入一种为道德所制裁的共同性质，就是：共同一致的利益和全体及相互的发达。
资产阶级按照这个异点形成一种道德的国家观，就是：国家的目的只限于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
诸君啊，这是一种守夜者的观念，因为一个守夜者的全部职务只在防止劫夺和偷窃，而资产阶级的观念只能在一个守夜者的模型之下想象一个国家。……
诸君啊，可是第四阀心目中的国家目的便完全不同了，他的国家目的是和真理相同的。
诸君啊，历史是一种对自然的争斗；就是一种和困苦，无知，贫穷，无能力，以及一切不自由——当人在历史的初期出现时，以上种种东西即环绕在他们的四周——的争斗。继续脱离这种无能的状态，就是历史所代表的自由发展。……
国家所有的职务是促成这种自由发展，促成人类向自由的发达。
国家是要把各个人联成一种道德的全体，这种一体使所有个人的力量增加至几百万倍，使各个人处置事物的力量增加至几百万倍。
所以国家的目的不仅在保护个人的自由与财产，——这种保护个人自由与财产的目的已经按照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国家里面出现了——国家的目的是在借这种联合之力做各个人以个人资格永不能取的生存步骤，却能因此达到目的，使他们得获到一种教育，势力和自由，适是他们以个人资格做不到的。
因此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生积极的发展，和进步的发达，换句话说，就是使人类的命运——即适合于人类的文化——形成一种真正的生存；这种目的是人类进到自由的教育和发展。”（见同书五一至五三页。）
“所以一个在工人阀观念统治下的国家将不复像自古至今一切国家一样，因事物的性质和环境的强迫，而趋于麻木不仁与违拂己意，他将以最明了的态度和充分的觉悟，将这种道德的国家性质引为自己的任务。他将以自由的意志和最圆满的效果去完成向来仅能枝枝节节实现的事业，并且将因此……引起精神的焕发，和一种幸福，教育，安宁，及自由发达，这种情形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前例，就是将前代最有光荣的状况与之相较，也必定相形见绌，反成为一幅惨淡无光的图画。见同书五三页。）
工人阶级的原则既是超越向来一切的原则，所以这个阶级的人应及时觉悟，快些起来担负重大的历史使命。“一个阀阅深合于道德的高尚印象，莫过于觉悟他当为统治的阀阅，知道他是被召将自己一阀阅的原则提起来作为至时代的原则，将他的观念变作全社会主要的观念，于是照着他自己的模型去铸造社会。这种职务具有很高的世界历史的尊荣，你们的思想当全注于此。凡被压追者的种种恶行，固不复适宜于你们，就是无思想者游惰的行乐，以至微贱者无伤无损的轻躁态度，也不复适宜于你们了。你们是一种磐石，现时代的教堂当建筑在这上面。”（见同书五四页。）
拉萨尔本是一个富于煽动力的演说家，这次演讲更说得天花乱坠；然当时柏林的工人还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影响之下，并不相信他，所以他没有收到很大的效果。伏南德尔说：“他因此获得多少社会主义的信徙，我们不知道。然柏林的机器工人的确完全不倾向他。”（见伏氏《哲学家的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七九页，一九二〇年出版。）
拉萨尔旋将这种演说词在柏林付印，一八六二年六月底书已印就，却被政府没收了。至十一月四日，国家律师向柏林地方审判厅控拉氏唆耸无产阶级仇视并且轻蔑资产阶级，一八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开审，拉寨尔虽有一种有名的辩护——这种辩护词后来刊布成书，名为《科学与工人》（DieWissenschaftundArbeiter）——仍旧失败，被判处徒刑四个月。但他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至第二次审判，遂由徒刑而改为罚金。
拉萨尔因他的演说词不能在柏林出版，便改在瑞士苏黎世付印，标题为《工人计划》。（ArberterProgramm）书出版后，为马克思所见，他于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报告恩格斯说：“你知道，这种东西不过是《共产党宣言》和我们时常宣传的其他作品的一种拙劣庸俗的仿造品，此等作品已经有几分变成常识了。（例如此子称工人阶级为‘阀阅’。）……此子公然认他是继承我们财产账目的人。因此就闹出奇怪的笑话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一五页。）
马克思对于拉萨尔的《工人计划》这样鄙薄，而伯恩斯坦却极力赞扬，说：“这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思想界中一种卓绝的入门之作。我如果指他为适合于时代与环境的《共产党宣言》的注释，对于他的价值无所贬损；凡《共产党宣言》的历史部分已经大量标举的东西，他就将重要的事件用团体的例证阐扬出来了。”（见伯氏《拉萨尔传》一六〇至一六一页。）
拉萨尔的《工人计划》一书实含有马克思与黑格尔两人的见解。现在专提出其中的牢牢大者来讲，拉氏认历史的发展由封建贵族的原则，转入资产阶级的原则，再转入无产阶级的原则，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变迁，而非出于理想的指导，这是他剽窃马克思的学说之处；同时他认国家是要将各个人联成一种道德的全体，这就是他因袭黑格尔的学说之处。总之，他不是一个自出心裁的独立思想家，他所剽取的学说，常是杂而不纯，弄得非驴非马，不能自成一家言。所以阿克恩说：“他始终不能将国家的观念及其不变的道德的内蕴，与社会变化的形态及其经济的前提作一种内部的结合。黑格尔学说的成分与马克思学说的成分在此处忽然冲突起来了。”（见阿氏《拉萨尔传》二四六页。）
拉萨尔在柏林从事讲演，既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更深觉孤立无援，很难做事，因想和马克思通力合作。他在一八六二年六月十九日致马氏的信中已表示要来伦敦，至七月九日，果然莅止，寄住马氏家中至三星期之久。初到时，要求马氏请恩格斯来伦敦，共商活动的策略，但恩氏却托故不到。他向马氏表示愿其为德意志新运动的领袖，要求予以援助。他对于马克思向来十分殷勤，如替马氏介绍书店刊印《政治经济学批评》，介绍马氏任《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维也纳报》的通信员，偶然帮助马氏金钱和屡次写长信等等，都是他的具体的表示。可是马克思因为不满意于他的行动，对他不独十分冷淡，不独屡次于接到他的信后不予答复，并且对他非常怀疑，屡加以严厉的批评。拉氏平常对于此等事丝毫没有察觉，这一次亲到伦敦谈判的结果，才恍然大悟。他对于办报事仍想进行，要求马克思加入。马氏的答词是，如有优厚的报酬，可以做英国通信员，但对于报馆不负何种责任，不作政治的参加，因为他除掉几种遥远的终极目的外，在政治上没有同意之处。拉氏至此才知道马氏不能和他携手同行，他们两人的交谊不能继续下去，已由这一次会见确定了。
当拉萨尔在马克思家中作客时，正值马氏的家境艰窘万状，燕妮为款待宾客计，将所有値钱的物件都典押了。然拉氏直至临行之际，才察觉马家的困难情形，当时允许借给马克思一张于来年一月一日到期的十五镑期票，如果恩格斯或其他人等担保价还，马氏并可从他取得任何数目的期票。至八月二十日，拉萨尔从威尔德巴德（Wildbad）致书马氏，表示“为防止一切不可预料的情形起见，不管死活，”必须取得恩格斯偿还款项的书面担保。（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八八页。）马氏接到这封信，大不谓然，即于当日作复，词句之间，不免带着讥讽之意。拉萨尔对于马恩两氏不合作的态度本来不大高兴，此时忽接到这样的一封信，不禁大怒，即于是月底回信责备马克思，并且说：“我为确切知道我从威尔德巴德发给你的信的内容起见，要求你抄一份给我，我要求此事，你听啊！然后我可以完全正确评判我对于你的信应当怎样着想。我在柏林等着，再向你说一次，取得我的信的抄稿，是我的完全决切的要求。”（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四○五页。）马氏对于拉氏此信延不作复，也没有将他的信抄寄给他。至十一月六日，拉萨尔因恩格斯从前允许对于是月十二日到期的期票，早八日即予以抵补，竟逾期未至，于是对马氏又大放厥词：“你如果认我前此从苏黎世，和此处〔指柏林〕写给你的三封信值不得答复，可是你现在要知道，我这一次有要求你马上作复的权利。”（见同书同卷同页。），然马氏在没有接到此信之前，即于七日致书拉氏，报告佛莱利格拉当日汇六十镑给他抵补他的期票，并对他解释误会₃说明没有抄寄他从前一信的必要，最后且说：“我希望‘不管这些怎么样，’我们的旧交谊仍继续如故。”（见同书同卷四○七页。）
不幸拉萨尔于忿怒之余，对于此信不复作答。所以马克思于一八六四年九月十二日写信给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吊拉萨尔之丧，犹便带声明他们近来没有往来，半由于拉氏未回信。（参看同书同卷四○八页。）但马氏于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二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自本年年初以来，对于写信给此人〔指拉萨尔〕一事不能决定。”（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三六页。）照他这句话看来，好像是拉氏又有信来，他不能决定应否裁答，因此有人认他此话和他给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信中的话，自相矛盾。然迈耶却将这个矛盾点解释清楚了，他说：“拉萨尔于一八六二年年底似乎尚写了一封信给马克思，报告收到罗协（Hoscher）的书，他在十一月的信中已经催促〔马氏〕邮寄此书。……拉萨尔对马克思十一月七日自白的信没有答复，因此维系他们友谊的线索从此中断，他们中间最后的一封信（即一八六二年十二月的信，现已不见，）是纯粹照例的。拉氏于一八六四年四月向阿息（LudmillaAssing）说，自两年以来，已不复写信给马克思，他们决裂了，并且是起于钱财上的纠葛，其实他所指的时期既不正确，所说的理由尤不充足。”（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迈氏序言二五至二六页。）
然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因政治意见的不同，与他的学说被剽窃，对拉萨尔的感情日趋恶劣，拉氏以后虽屡将自己的讲演词寄给他，不独无所改善，并且还招致不少的反感。同时恩格斯因拉氏在德国大肆活动，要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也想乘时崛起，与之竞争，故于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日写信给马克思，促其赶紧完成《资本论》，以便别树一帜，他说：“拉萨尔的历史及其在德国所引起的訾议开始表现不大佳妙。这正是完成你的书的好机会，因此我们又可得另一和宣传者。此外，用这种方法再取得反资产阶级事业的一种根据地，是很好的，不过此人也得一个位置真是糟糕。”（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八〇页。）在马克思方面，认《资本论》的完成非短时期所能达到目的，对付拉萨尔也不能应用何种积极的手段。他在六月十二日的信中说：“我如果批评他的作品，便等于虚掷光阴；此外，他把每一句话当做自己的‘发见’。如果指出他的剽窃，未免可笑，因为我不愿意在他所玷污的形态中把我们的事业从他分离出来。承认这种夸张与鄙陋也不好。他马上会利用这一点。所以没有办法，只好等待，一直至他的脾气发作时为止。然后我有一种很好的口实，说他……时常看得出这不是‘共产主义’。我于是要回答他说，他这些反复声明的宣言——我如予以注意——当逼迫我，（一）向公众指出他怎样并在什么地方抄袭我们的东西；（二）我们的著作是怎样江在什么地方和他的不同。”（见同书同卷一三六页。）恩格斯对于马氏这种不理的政策，完全表示同意。后来此政策即见诸实行，所以马氏在七月六日的信中报告恩氏说：“拉萨尔将一种新出的小册子——即他在法兰克福的讲演词——送给我。我现在从事经济学每日既费去十点钟，其余的时间便不能用在读这种学生课程上面。”（见同书同卷一三九页。）在拉氏一个短促的活动期中，马恩两氏未尝改变这种态度。
我们现在再回转来叙述拉萨尔的行动。他自离伦敦后₃转往威尔德巴德游历，然后返德国。至十月底，他的父亲去世。他于十一月初间复返柏林，从事政治活动。着手的方法仍是讲演。他拟就一题，名为《现在干什么？》（Wasnun？）于是月十九日请友人勒味（L．Löwe）代他在柏林一个市民联合会中讲演，因为他当时正害病，不能亲自出席。至十二月十日，他将此题在另一个公会中复讲一遍。他以为抵抗政府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国会将政局的实况尽情宣布出来，普鲁士的专制主义自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制胜革命以来，不敢公然继续露出本来面目，只是借助于一种立宪主义来延长他的生存。伪立宪主义的分别就在政府虽宣言国家是立宪的，然实质上却是专制的，因此国家不是人民的所有物，而是专制主义的所有物。要图补救，只有国家强迫政府不能再行伪立宪主义，只有国会举行无限期的开会，一直到政府表示将一切被否认的经费停止支付为止。国会一经采取这种议决，政府即被制服了。政府解散国会是没有用的，因为新议员也将取同一的行动。政府如果不要国会也是不行的，因为他的威信必受损伤。因此他终久不能不让步。除此以外，便没有方法可以制服政府。国会如果一面开会，一面对于政府的经费加以否决，则人民和政府对于此等议决案必不注意。至于现今所讨论的宪法根本问题尤其不当让步。政府如果愈倔强，则他的屈辱将愈甚，他毕竟不能不退让。他如果渐次认识国民的社会势力是支配他的一种势力，便要屈服于人民和国会之前。对付这种旧专制主义决不可用新让步的手段，但将他压倒就成了。
拉萨尔这种演说词不独反对政府，并且还是针对资产阶级自由派人而发，因此大受进步党的机关报的非难。他们说他将正义的要求附在武力的要求之下，因此使反动势力获得莫大的援助。拉萨尔于是刊布一个小册子，名为《武力与正义》，（MachtundRecht）对于世人的非难加以辩驳。他以为他认武力走在正义的前面，这并不是他自己一种道德上的假定，而是一种历史的事实。自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以来，普鲁士宪法史的记录是正义走在武力的前面，还是武力是在正义的前面呢？这是大家所深知的。至于讲到正义，在普鲁士国中，除掉旧的真正的民主主义以外，没有配谈正义的。这种民主主义常以正义得依归，从来没有自贬身价，与强权调和。现在正义既仅在民主主义一边，将来武力当附属于他，和他在一块儿！拉氏自刊布这个小册子后，遂和进步党完全决裂了。
拉萨尔在一方面虽与进步党人决裂，在另一方面，却和德国一部分工人结合拢来了。当一八六二年十月底，莱比锡工人委员会（DasLeipzigeArbeiterkomitttene）的会员中有一个烟草工人佛利采（F．W．Fritzacle）和一个鞋匠瓦尔台系（J．Vahlteich）前往柏林，与柏林工人委员会的重要会员及领袖当时工人运动的进步党党员舒尔采—德里奇（Schulze-Delitzsch）等交换意见，并参预十一月二日的工人大会。他们接洽的结果，深知柏林工人信仰舒尔采—德里奇，而舒氏对于工人运动只愿其附属于进步党之下，不愿其独立；至于进步党志在利用工人去达自身的目的，并不肯实心帮助他们。因此莱比锡的工人对此党很不满意。拉萨尔的友人勒味乘着这个机会向他们为拉氏吹嘘，并赞美他的《工人计划》一书，遂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组织一个中央委员会，预备召集一个全德工人会议，委员会于一八六三年二月十日正式开会，根据会中的议决，于异日写一封信给拉萨尔，征求他对于工人运动的意见。拉氏花两个星期的工夫，写一封《公开书信》（OffenesAntwortschreiben）于三月一日送给中央委员会。
拉萨尔的《公开书信》只含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普通直接选举权。他首先驳斥工人阶级（按拉氏对于工人阶级称为工人阀，殊属不当，因为阀阅是在法律上具有特权的人群，资产阶级的革命已经铲除一切阀阅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的社会中只有阶级而无阀阅。）不作政治运动和附属于普鲁士的进步党之下这两点的谬误，于是进而讨论工人阶级在政治运动中应取的方针和对进步党应持的态度。“工人阀必须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而以普通，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作为党内原则上的口号及旗帜。在德意志立法机关中有工人阀的代表——只有此举才能满足他在政治方面合法的利益。运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对于此事作一种和平合法的煽动，这是工党在政治方面应有的纲领。像这样的工党自然是和德意志进步党对峙的，工党无论在何处，必须成一个和进步党分离独立的党派，凡与进步党有共同利益的事件及问题，即予以援助，否则可回转来加以抵抗，或逼迫他前进，超过他的水平线，或乘他沉沦的时候，强迫他愈加陷于无关重要及无够为力的沼泽中——此举当为德意志工党对待进步党的一种简单的策略。”（见拉氏《公开书》七至八页，柏林出版。）
工人阶级组织一个独立的政党，而以普通直接选举权为党纲，这是根本问题，至于其他行动均属枝叶问题，没有什么效验的。例如工人阶级愿意创设节俭储金，救助储金，老年储金和疾病储金等制度，但这只是拯救工人个人的困难的适宜方法，对于工人阶级全体经常地位的改善，毫无效力，因此用不着小题大做，将此等事当做一个普遍的运动，在徳意志来相号召。此外，舒尔采—德里奇所筹划的预支公社，信用公社，原料公社，和消费公社等等对于工人阶级地位的改善也是绝对没有效力的。因为信用公社，预支公社和原料公社对于据有独立铺店的小手工业固然有益，但对于在工厂宁作工的人便没有用处；而小手工业已经抵不住大资本和工厂生产的竞争，所以这些公社只有延长小手工业者灭亡的争斗，增加这种争斗的痛苦，对于文化的发达没有裨益。至于舒氏的消费公社虽为工人阶级全体而设，然这个阶级所受的害处，是因为做生产者而受的，不是因为做消费着而受的，所以不从生产者的方面去帮助工人，仅从消费者的方面去帮助工人，便完全是一种错误，工人为资财所限，对于物品只能零星购买，因此备受商店的剥削，有了消费公社固然可以保护他们，不致再受剥削；但这只是一种附属的害处，和他们所受的主要的害处是不相干的。
工人阶级所受的主要的害处在那里呢？就在工资铁律。“经济的铁律在现今情状之中，与劳动供给和需要支配之下，决定劳动工资大略如下：凡平均的劳动工资常达于足以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止，这种必需品按一个民族通常的生活程度，是维持生命和繁殖子孙所不可少的。这种平均工资是一个定点，实际上日常的工资和这个定点相比，虽常是起落不定，然无论他是起是落，不能持久。实际上的工资必不能永久高于这个平均点，——因为工人因获资容易，生计充裕，婚嫁之事必多，婚嫁既多，生育即众，于是劳动人口增加，而劳动者的供给也随之增加，此事的结果就将劳动工资复降至从前水平线上下。反之，劳动工资也不能永久低于这种维持生活必需品，因为工人因此必迁徙他方，禁绝婚嫁，而子孙的生死不蕃，劳动者的人数因为遇艰窘而被少，他们的供给也跟着被少，此事的结果就将劳动工资复升至从前的水平线上。实际上的平均劳动工资在工资运动中常是围绕肴一个重点——终久必定回转到这一点——而循环，然有时稍高于这个重点，（在所有或单个劳动部门的兴盛时期中，）有时又稍低于这个重点。（在普通的紧急和危机的时期中。）”（见同书一六至一七页。）
工人阶级受工资铁律的限制，他的生活状况便没有改善的可能。即就消费公社而论，其发生效力之处，“只在工人的零星团体加入消费公社之时，只在普通的劳动工资不以这种消费公社为根据之时，只在消费公社以廉价的消费稍微减轻属于他的工人困难地位之时。……当消费公社一经开始包括工人间全体，则因刚才所考虑的定律的作用，必然的竞争就会出现，于是劳动工资必定跟着消费公社的廉价生活必需品，一样地下降。”（见同书二三至二四页。）
舒尔采—德里奇所筹划的组织对于工人阶级没有效力，只有假手于自由协作社才能改进这个阶级的地位。“但此举须应用并扩充到由工厂制造的大生产上去。工人阀自为企业者——这是一种唯一的方法，只有借这种方法……才能够除去那决定劳动工资的无情铁律！当工人阀自为企业家时，劳动工资和企业利润间的差异以及劳动工资自身都没有了。在劳动工资的地位上出现而为劳动报酬的，是劳动的收入！运用最和平合法和最简单的方法——工人阀在这种方法中新自由协作社，自己组织成为企业家——铲除企业家的利润，又因此铲除工资铁律——这种铁律在现今的生产中将生产所得分为延长工人生命的必需品之工资与企业业家的总剩余——此举对于工人阀的地位是一种唯一无二的，真正的，适合于此间正常要求的，和丝毫不欺幻的改良。”（见同书二四至二五页。）
然工人阶级总是没有资本从事企业的，因此国家对于这个阶级私人的自由协作社应予以援助，这是国家应有的事业和任务。但是国家怎样肯担负这种责任呢？“此事只有借普通直接选举权之力才能办到。当德意志的立法机关是由普通直接选举权产生出来的时候，你们才可以使国家担负这种义务。到了那个时候，这种要求将提出于立法机关，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对于协作社〕干涉的范围，形态和方法便可以借助于推理与科学，加以讨论，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对于此事是靠得住的！……那些了解你们地位和专心于你们事业的人具有精钢一般光辉灿烂的知识，站在你们一边，并且保护你们的利益！到了那个时候，如代表你们事业的人只居少数，那么，你们——社会中的贫苦阶级——只能归咎于你们自己和你们不好的选举。像现在所指示的普通直接选举权不独是你们的政治基本原则，并且还是你们的社会基本原则，是一切社会帮助的基本条件。这是改工人阀物质地位的唯一方法。”（见同书三八至三九页。）
普通直接选举权既是改善工人阶级物质地位的唯一方法，究竟用什么方法使这种选举权实现呢？“你们组织拢来，成为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全部德意志从事于一种以提倡普通直接选举权为目的的不屈不挠并继续不止的合法和平煽动。这个联合会只要有十万德国工人，便会变成一种不可轻视的势力。你们将这种呼声向每个工厂，每个村镇和每个小屋中去传播。愿城市中的工人将他们更高的见解和教育输送到乡村中的工人里面去。愿你们像英国反对五谷法令的大煽动一样，在和平公开的会议中以及私人的会议中讨论普通直接选举权的重要，到处如是，片刻不休。你们的声音的响应愈加几百万倍，这种声音的压力即愈不可抵抗。……实际上全部成功的妙诀就在时时尚全力集中于一点——集中于一个最重要之点——神不外驰。你们不要左顾右盼，凡非普通直接选举权的事，或非和普通直接选举权有关系的事，以及不能向普通直接选举权一途进行的事，都应当置之不闻不问！……这是你们应当树立的旗帜。这是你们将制胜的符号！此外，你们便没有其他方法了。”（同书三九至四一页。）
拉萨尔旋将这封《公开书信》印成一个小册子，于是年四月初间寄一本给马克思，马氏在是月九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批评道：“他用‘一种轻易的方法’解决劳动工资和资本两者间的问题。就是工人必须从事于普通选举权的煽动，于是递送像他这样‘具有精钢一般光辉灿烂的知识’的人到议会中去。他们于是建造工厂，国家向这种工厂投资，而此组织将逐渐布满全国。这真是新奇！”（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二五页。）
至一八七五年五月，马克思于批评德意志工党，（DieDeutscheArbeiterpartei）的哥达（Gothae）纲领时，对于拉萨尔的工资作铁律说道：“关于‘工资铁律’，大家都知道只有拉萨尔从哥德（Goethe）的‘永久大铁律’所假借的‘铁’字是属于他的。这个铁字是正宗派所自认的一个标记，但我如依拉氏的格式，并照他的意义去估量这种律，必须将他的基础一起估量。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像朗格于拉氏死后不久所指示的一样，就是（朗格自己宣传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种学说如果正确，那么，即使将工资劳动铲除一百次，也不能够再铲除这种律，因为他不独支配工资劳动的制度，并且还支配每一种社会制度。五十多年以来，一般经济学者曾经指明社会主义不能铲除基于自然的困苦，只能将这种困苦同时散布到社会整个的上层，这恰恰是以上面的学说为立脚点的。”（见《经济学研究选刊》第十二卷下集一五〇至一五一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写并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劳动人口决定劳动工资说，即已根本推翻了拉萨尔的‘工资铁律’的来源，实有征引的价值。他说，这种经济学确定一种固执的教义，以为“劳动工资跟着资本的蓄积而上升。劳动工资的上升引起劳动人口急剧的番殖，一直到劳动市场充溢为止，于是资本对于劳动者的供给已经相对地感觉不足。此时劳动工资下降，而奖牌的反面出现了。劳动工资既经下降，劳动人口也会逐渐减少，于是资本又表现过剩，或像他人所解释的一样，下降的劳动工资实与相因至的对劳动者高度的剥削，复使蓄积加速，同时低廉的工资阻止了工人阶级的繁殖。旧时的情形从新出现，即劳动的供给少于劳动的需要，而工资因之上升等等。这是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一种何等优美的运动法则啊！当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跟着工资的上升而积极增殖之前，产业战已经开始实行接触，决定胜负，且经过多少次了。（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五七五页。）
马克思指摘拉萨尔的工资铁律为谬说，复宣布他的生产协作社系幻想，所以他在批评德意志工党依照拉氏意旨所提出的生产协作社中说：“‘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组织’不发生于社会革命的转发进程中，却‘出于’‘国家的帮助’，国家对于生产协作社给予这种帮助，此等协作社是由国家‘唤起来’，非由工人唤起来的。这却配得上拉萨尔的幻想，就是，由国家贷款可以造成一个新社会，恰和建筑一条新铁路一样。”（见《经济学研究选刊》第十二卷下集一五二页。）
至关于拉萨尔的普通直接选举权，马克思虽没有何种详细的批评，然他于一八五五年在《纽阿德报》所发表的一篇论英国民权要求书（TheCharter）的通信，可以表现他对于这种选举权的见解。他说：“欧洲大陆的人依照法国一八四八年葬送普通选举权的经验，容易倾于忽视英国民权要求书的重要与意义。他们不注意法兰西的社会系由三分之二的农民和三分之一的市民组成，英国的人民有三分之二以上住在城市，仅有三分之一以下住在乡村。英国普通选举权的结果必定和法国相反，恰恰和城市与乡村在两国的情形一样。法国和英国普通选举权的要求所表现的直接相反的性质可以由此事说明出来。在法国这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要求，每个‘受教育的人’可以按照他的自信来参加。在英国这却构成贵族及资产阶级与民众阶级（Volks-klasse）间一种宽广的分界线。在法国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英国却是一个社会问题。英国在普通选举权变成群众口号之前，他的煽动曾经过一种历史的发展。在法国普通选举权起首是输入的，后来才开始他的历史的进程。在法国搁浅的是普通选举权的实施，在英国搁浅的是普通选举权的意识形态。当十九世纪的初年，普通选举权对于柏得特（SirTrancisBurbett）卡特莱特，和科柏特，（Cobbett）还完全具一种不定的理想的性质，这种性质使普通选举权成为一切不直接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人民部分虔诚的志愿。在实际上这种选举权对于资产阶级只是他在一八三一年国会改革中所要求的一种普遍化的离心的表现。英国普通选举权的要求在一八三八年还未尝具有他的实体的特别性质。休谟（Hume），和鄂康尼（O’Connell）署名于民权要求书上就是一个证据。至一八四二年，连最后的幻想都消灭了。拉味特（Lovett）在当时作最后一次的企图，要使普通选举权成为所谓急进派与民众共同的要求，但是没有效力。自这个时候起，普通选举权的意义及其名称不复含有何种疑义。这是民众阶级的民权要求书，并且是指应用政权作工具去实现他的社会欲望。普通选举权在一八四八年的法国是作为博爱的口号，在英国则作为战争的口号。在法国，革命最初的内容是普通选举权；在英国，普通选举权最初的内容是革命。”见《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第二卷二七四至二七五页。）
耶赞诺夫说得对：“马克思对于民权要求书的描写，在他对普通选举权的见解发展中投下一道新光线。此等描写指出‘理想’观与‘实证’观的区别是怎样显著，前者在八年后尚为拉萨尔所发挥与代表，后者则为马氏所主张。（见同书同卷编者注释五二五至五二六页。）
又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致施韦泽的信中概括批评拉萨尔道：“经过十五年的睡眠之后，拉萨尔复引起德意志工人运动的发育，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不过他犯了许多大错误。太受当时环境的拘束。他以一个小的出发点——和舒尔采—德里奇这种小人物到抗——作为活动的中心，就是用国家的帮助去对抗自助。所以他只是重新拾起法国迦特力教社会主义领袖毕舍于一八四三年以后对于法兰西的实际工人运动所提出的口号。要特这个口号作为一种过渡时代以外的东西，至包括一切为止，未免过于聪明，他只能借这个口号（所谓）直接的实用去证明其适当。为着这个目的，他必须主张此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可以实行。于是‘国家’就变为普鲁士的国家。因此他必定被迫向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的反动派（封建党），甚至于教士派让步。他把毕舍的国家帮助的协作社和民权党人所呼号的普通选举权结合在一起。忽视了德国的情形和英国的情形是不相同的。并忽视了‘拿破仑第三’帝国对于普通选举权的教训。还有一层，他从初时起即予——和每个主张怀中具有医治群众痛苦的万应药的人一样——自己的活动以一种宗教的派别性。……并且对于——这恰因为他是派别的创造者——与从前的运动一切自然的结合加以否认。他犯了普鲁东的毛病，就是，他的煽动的实在基础不求之于阶级运动的实际元素中，却只愿依某种教条将煽动的途径描写出来。我在此处补说出来的话，当拉萨尔于一八六二年来到伦敦要求我和他共同站在新运动的领导地位时，大半先已和他说过了。”（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一卷八页，伯恩斯坦；《马克思致施韦泽论拉萨尔主义与工联争斗的信》——EinBriefVonKarlMarxAnJ．B．V．SchweitzerUeberLassalleanismusundGewerkschaftskampf）
此外，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致倍倍尔的信中批评哥达纲领，也涉及拉萨尔的工资铁律与生产协作社两点。“第三，我党人已经让拉萨尔的工资铁律闯进来了，这种律是站在一种完全陈腐的经济学见解上面的，就是，工人平均只获得最小限度的劳动工资，所以如此，实因依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的数目当是过多（这是拉萨尔的引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详细指明这种规定劳动工资的律十分复杂，因种种关系，有时趋向这样，有时趋向那样，所以他并不是铁的。而是很有弹力性的，此事决不能像拉氏所幻想的一样，用几句话就可以解决。拉氏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错解后者的论旨）抄下来的定律中的马尔萨斯议论——这种议论从拉氏另一种小册子引入《工人读本》（Arbeiterlesehuch）第五页——已由马克思在《资本的蓄积进程》一章中详细驳斥了。……第四，这种纲领把拉氏从毕舍（Buclez）偷来的那种赤条条的形态的国家帮助说作为一种唯一的社会要求。”（见倍倍尔《我生回顾录》第二卷三二○页。）
恩格斯上面一段话对于拉萨尔的工资铁律及依国家帮助的生产协作社虽没有详细的批评，然他不满意于这两点，正和马克思相同，他认拉氏的工资铁律是出源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拉氏的生产协作社是出源于毕舍，也正和马克思相同。可是梅林独标新论，认拉氏这两种主张都出自马恩两氏的《共产党宣言》。“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类的繁殖常速于养料的增加，李嘉图由这种学说中抽出一种定律，根据这种定律平均的劳动工资只限于一个民族维持生活和繁殖子孙通常所需的生活必需品而止。拉萨尔对于这种借所谓自然律而形成的工资律的议论从没有采取；他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恩格斯及马克思是一样尖刻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在现今情状之中，与劳动供给和需要支配之下’，他才注重工资律‘铁的’性质，因此他就是跟着《共产党宣言》的足迹走的。……他没有从毕舍采纳生产协作社，也没有把生产协作社看做一种万应方，不过是把这种协作社看做一种生产社会化的起点，就这种观点讲，即是《共产党宣言》中所称的信用集中于国家之手，与国家工厂的设立。”（见梅林《马克思传》三一五页。）
拉萨尔的工资铁律系脱胎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学说，我们一经溯源，即可知道究竟。马尔萨斯以为按照支配人口和形成人类繁衍的原因所生的结果，那些最弱者的工资，永不能完全超过自然与习惯所需的维持工人生活必需品的水平线。李嘉图以为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一种通常使工人维持生活和不多不少地繁殖他们一个阶级所需的资料的价格。及至拉萨尔，则说平均的劳动工资当达于足以购买工人维持生活和繁殖子孙所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而止，实际的工资高过于平均的工资，则演成婚嫁多，人口众，劳动者供过于求的局面，反之，则演成婚嫁少，人口寡，劳动者求过于供的局面，而这一起一跌，终达于平均之度。拉氏这种学说明明是出自马李两氏的工资学说，并杂有马氏人口论的成分在内。大家看了上面所列关于他们三人的工资学说，即可见其源流。然我们还可让拉萨尔自己说：“平均的劳动工资限于一个民族维持生活和繁殖子孙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我重复告诉你们，这是在现今的情状中支配劳动工资之残忍的铁律。这种律是没有人能够辩驳的。我可以对你们举出许多承认这种律的名家，因为在国民经济学中，并且还是在自由经济学派中——发见和证明这种律的，正是这一派——不少鼎鼎大名的人物。……亚当·斯密和色依（Say），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巴师夏（Bastiat）和穆勒（J．S．Mill）都一致承认这种律。”（见拉氏《公开书信》一七至一八页。）我们看了拉氏这一段亲自供出来的话，对于工资铁律的来源当然无所用其还疑了。
至于拉萨尔的生产协作社与其说是出于毕舍，毋宁说是出于路易·勃郞。因为毕舍的生产协作社系以自助科原则，而勃氏的生产协作社才是以国家的帮助为原则，拉氏的生产协作社既是以用家的帮助为原则，自然是取法于勃氏。不过毕舍于一八三一年即提出一种生产协作社的计划。他以为凡一种同业的工人应当联合拢来，收集他们的劳动工具，共同作工，于是在合作前为企业家所得的利益，现在总归到他们的手中。从这种利益中应抽出五分之一作为一种长久和不动的社会资本，并且当年年照常增加。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生产协作社便和其他合股公司一样，只能供创办者的利用，对于创始时没有加入的人大有妨害，于是生产协作社即变为创办者手中的掠夺工具。他这种计划是为小工业设想的，后来路易·勃郞祖述他的思想，加以改变，应用于大工业上。勃氏的思想承袭毕舍的，因此说拉萨尔的生产协作社是出源于毕舍，亦无不可。
拉萨尔的工资铁律及生产协作社的来源既如上所述，现在要问这两种东西与《共产党宣言》里面的学说有无异同，马克思何以要加以訾议。关于这一点，科尔施（K．Korsch）说得最为详细精当。“骤然看起来，在马克思与拉萨尔的主张中间，似乎确实没有什么实在的对抗存在。《共产党宣言》也曾经指出，工人所耗资本家的‘费用’，‘差不多只限于他维持生活和繁殖子孙所需的生活品’。这句话显然是要证实那种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以后名为‘工资铁律’所说明的同一事实。然《哥达纲领书信》猛烈攻击拉氏这种‘工资律’的理由，只是出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结构和这种社会的历史发展定律中深切观察的理解，至于这种发展定律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从他的‘剩余价值’的中心观念所抽出来的结论。把工资看做劳动力的价值而不看做劳动的价值，这种见解不独是（像好些人所指的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上的理论和知识可以有一种更为简单明了的抽象观念。还有一层，在这种状况的观察之下，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抗的真性质里面的全部观察都胚胎在内；这种观察表明——如果始终贯彻下去——阶级对抗的起缘，发达和尖锐化——不管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如何继续增加——的物质原因，这种观察同时又表明，因生产力这样增加，由阶级对抗完全转入一种共产主义社会毕竟达到‘物质上的’可能与必然的程度。反之，那种半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半以法律哲学为基础的‘工资铁律’的学说既不能表明阶级对抗的起源，又不能表明——拉萨尔这种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取来的教条，用于工人阶级实际的解放争斗中，恰恰含有特别的危险！——一种异于伦理和唯心的‘必然状况’，借以充分‘铲除’这种定律，以及因这种定律而加诸劳动阶级的‘祸患’。”（见科氏校的《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导言一七至一八页。）
“纲领书信中第三章表现马克思以不可和解的敌意反驳含在哥达纲领中唯一的经济和社会的要求；即‘依国家帮助而建设生产协作社’的要求，伏在这一章中的主旨也是完全一样的复杂，并且骤然看不出来。马氏在此也完全和对于工资铁律一样，他那锐利的攻击在实际上并不施于生产协作社本身的要求上，而只施于这种要求在拉萨尔拟就的体制中所占的特别地位上。马氏在十年前就将‘生产协作社和工人阶级其他有用措施的建设’列入国际党规条的实际要求之中，他在他的‘开幕词’中赞扬十点钟法令和协作运动是‘自古至今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最大的胜利’，当时并曾郑重要求依‘国家资财’的帮助，‘使协作劳动发达到全国的范围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在马氏的观点和纲领草案的要求中，也似乎丝毫没有实在的对抗。但在实际上，他此处所显示的狂怒的态度只是他的见解和拉氏的见解两者间一种实在的大对抗锋利的表现。按照他所深知的和由哥达纲领其他内容所陈述的事件的实际状况，在一八七○年代依拉氏意旨筹划的协作社计划中（拉氏自己对于这种要求的提出曾作什么想法，是没有关系的，）倚赖由国家推行这种手段所给予的帮助，这过于倚赖协作社经济自身的实现，大家愿意因生产协作社的帮助，将‘受资产阶级限制的国家’用术法转变为‘充满道德的自由观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当必要时也会经过生产协作社的促进，）去抵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中，不着眼于所争取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这是反对国际党主义宣言所提出的大原则的一种大错误，依照这种原则，‘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个终极的大目的，而每种政治运动只是一种工具，当附属于这个目的之下。’”（见同书导言一八至一九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拉萨尔《公开书信》的批评以及他人对于马氏批评的解释等等已如上所述，现在对于拉氏书信中的几个要点仍应加以详细的分析和批评，因为他的学说的精华全集于此，我做把他这几点的利弊弄清楚了，就是对于他的全部学说的评价。他恃普通直接选举权选举议员加入国会为改造社会的唯一武器一点，是后来盛极一时的议会主义的先声，也是改良派与革命派所用的策略的分界点，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拉氏在《工人计划》中根据历史的事实观察古今大势，以为在历史的进程中常是伏在下面的阶级进而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继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而掌握将来政权的是工人阶级。这种观察当然十分正确。他在《公开书信》中的主张是承他的《工人计划》书中的观察而来的。可是他竟视普通直接选举权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工具，那就完全弄错了。他在《工人计划》中的文论既是以历史的事实为根据，那就应当知道，自今至古一个被压迫的阶级起来代替向来当权的阶级而掌握政权的，总是要经过武力的革命，才能成功。自资本主义发达以后，社会中只剩了两个主要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明争暗斗，愈演愈凶，既是这样，无产阶级要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独能违反历史进程中的公例，不经过武力的革命而可以和平方法达到目的么？拉氏在《科学与工人》中曾说：“一种改良可以由暴乱与流血贯彻起来，一种革命可以在最大的和平中实现出来。农民战争是一种强迫改良的企图。工业发达是一种在最和平方法中充分发展的革命。”他不知道资产阶级的产业革命虽是杀人不见血地静悄悄的进行，然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从一七八九年起一起到一八四八年止，无一次不运用武力，他如果想无产阶级升为统治阶级一事“在最大的和平中实现出来，”即借议会主义实现出来，那完全是一种幻想！
可是拉萨尔这种幻想后来竟变成议会主义者替无产阶级获取政权的天经地义。例如考茨基说：“现在只有那盲目的政治学者尚可主张在普通选举权统制之下的代议制度犹能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权，要破坏这种统治权，必先铲除代议制度。一种真正的议会统治可以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恰和他可以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样，此事现已开始显明了。不要去铲除代议制度，只要破坏政府对抗议会的势力，但同时也要使无产阶级借选举权的平等，选举区的比例分配，秘密选举，短期议会，充分的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扩充选举权至凡年满二十岁的国民——此事尤为重要——等等，对于议会统治尽可能地开辟一条大路，这是工人阶级在获取政权的争斗中一种最重要的任务。”（见考氏《议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第三版一二一至一二二页。——ParlamentarismusundDemokratie．1920．）
自拉萨尔以至考茨基皆视议会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不二法门，这真是非愚即妄。因为议会制度是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组织的一种制度，就是少数人就统治多数人的一种制度，决不是像世人所说的一样，议会代表民意，是大多数国民参预政权的一种表现。关于这一点，佛兰慈（ConstantinFranz）早于一八七九年用数目字表明出来了。他说：“世间的大骗子莫过于主张我们现在的代表机关是代表民意，或容纳民意的。假定选举人中平均有五分之四真正莅选举场选举——从经验上看来，这种假定数目已经太大——，又假定各选举区中所举出的代表平均占投票额中四分之三——各党派的竞争到处皆是，这种假定数目也显然太大——，最后又假定议会的议决案平均是由法定的全数议员中三分之二议决的——议会差不多没有一次是全体议员出席，便只能假定为大多数——其算式如下：
4/5×3/4×
2/3＝24/60＝2/5
这种数目指明，即使在顺利的状况中去容纳全体民意，也只有一小部分的民意是表现出来了。此处所假定的数目比例在实际上如遇着不顺利的状况——这是常有的事——那又是什么结果呢！在这种状况之下，也许有下列的算式：
2/3×3/5×
1/2＝6/30＝1/5
然这种数目怎样算为代表大多数人呢！这就是此种制度所能产出来的东西。”（见达马施克的《经济学史》第二卷二五〇至二五一页。——AdoliDamaschka：GeschichtederNationaloekonomie．Jena．1920）
佛兰慈的算式已经把议会不能代表大多致民意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然这却不是普通人所能一望而知的。资产阶级利用议会代表民意的假面具，在表面上既可借此掩饰这一阶级独揽大权的行动，在实际上又可借此符合群策群力宰制无产阶级的“特别参谋部”，所以议会是资产阶级专政中一种不可少的机关。拉萨尔妙想天开，要使无产阶级的人不折一兵，不损一将，大队拥入资产阶级的“特别参谋部”，去制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阶级的地位，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议会自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他的议决案如不能获得统治阶级的赞同，即不能见诸实行。这好像一个参谋部一样，也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他的谋略如不能获得统军将领的赞同，也不能见诸实行。资产阶级极力赞扬议会势力的伟大，以为除“变女为男和变男为女外”，无事不能为。其实议会的努力只是建筑在议会以外实在势力上面的，外面的实在势力一经解体，议会便无能为力。所以主张无产阶级运用普通直接选举权选派议员，加入议会，通过议案去推倒资产阶级，就好像主张派人占据敌人的参谋部，发布谋略给敌军，借以歼没敌军一样。读者如对此不能相信，特借威廉·保罗（WilliamPaul）所征引的事实数节以证吾言。
“‘进化的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改良方法预先想像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可以不断地改善，资产阶级的势力将继续受限制，社会便可逐渐和平转人一种愈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这种概念含有一种新社会制度只有经过议会的行动才能形成的一种信条。这种政策特别被推为一种和平过渡的方法。这是站在下列的假定上面的，就是，‘凡列宁要由革命所得的一切权力，一种议会的选举都能给予我。’（见马克多那尔的《议会与革命》九二页。J．R．MacDonald：ParliamentandRevolution）
在社会的历史中没有表现过，一个统治阶级对于一个势将推翻他的经济特权的被治阶级自愿放弃他支配国家的权力。英国克伦威尔（Cromwell）所领导的中等阶级革命以及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对于近世统治阶级不经过猛烈的争斗就会屈服的学说，是不能予以帮助的。反之，不幸有种种事实指明每一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中的统治阶级将用拼命和残暴的方法去拥挤他自己，反抗工人历史的进步。爱尔兰南部反抗英政府的叛乱已经证明一个民主主义的议会要维持他的统治权威，可以陷入何等深的罪悪中。在将来的社会革命中所加入的一种新要素，在过去的革命中未曾出现。自从私有财产和阶级发生以后，每种革命都是为一个有产业的阶级而起的。许多时代以来，一直追溯到雅典人，凡政权的争斗，或创造新社会制度的争斗，已经是相反的财产利益的动作。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的一七八九年革命这些好图解是表示封建和君政的有产分子拚命抗拒资产阶级，去保护那最足以拥护他们财产的政治表壳，至于这个资产阶级是要创造一种政治制度，使他的经济利益容易发展。各种被奴役和无财产的阶级固然屡屡起而反抗他们的主人；但这是叛乱，不是革命。现时历史所呈的舞台，是要驱策工人们——一个无财产，被奴役和屈伏的阶级——上去和一个统治阶级作战——这不是盲目的叛乱中抵抗受不住的冤抑，而是这个阶级带着方法去构造一种新社会组织。
一切过去的革命是对于财产关系的政治形态作战的阶级争斗。但将来的社会革命是对于每种用为阶级压迫工具的财产形态挑战。这种社会革命彻底的性质迫着一般深思远虑的社会学者承认没有一种猛烈的争斗，资产阶级不会抛弃他的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有很多证据表明这种猜想是有根据的。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编制军队，驱策他们去攻击苏维埃俄罗斯。一般财政界伟人和工业界伟人用一种残忍的经济封锁去对付俄罗斯，使无辜的小孩因自己的父母不肯推翻苏维埃，遂饥饿而死。……
但是所有曾经折磨和压迫苏维埃俄罗斯的残酷行动，我们也用不着列举出来、历史有一天会说明在匈牙利和芬兰的白色恐怖残暴的实情，至于此等恐怖是志在歼灭本地的共产党人。意大利法西斯蒂（TheFascisti）的暴虐，和美国凶恶的平刻吞（Pinkerton）的凶手都表明财产的利益对于立宪主义或议会大多就是不介意的。……
工党对于共产党人议会革命的批评所回答的是极力表明，他在众议院中一经占得大多数，并且组成一个政府，有武装的军队供他的指挥，就可以用强迫力实行他的意志。……但一个工党的政府是否能运用军队去抵抗财产的势力，实行他的意志，我们对于这一点却有些怀疑。就理论上讲，政府管辖武装的军队，然要政府是一个保护财产权的政府时，此事才能有效。在常规上，军队是由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中人统率与指挥的。……在这种状态中被指挥的军队只会对于以凭借并维持现社会制度自誓的政府所发布的命令，即时奉行。无论什么时候，凡关于财产的利益，在统治阶级中发生纠纷，必须用武力解决时我们便觉得议会不能获得武装军队同心一意，和忠顺为怀的赞助。政治上的冲突常起于经济利益的对抗，这种冲突即刻反映到指挥军队的一部分军官中。他们所帮助的方面不是服从政府的命令，而是服从他们所有的经济利益。”（见保罗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一四二至一四七页，一九二二年出版。CommunismandSociety）
保罗说明议会行动不能使无产阶级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是根据从前的历史和现代的事实立场，所以他的议论最有价值，最足以破拉萨尔借普通直接选举权选举代表入议会达到无产阶级升为统治阶级的梦想。北德意志同盟国于一八六七年即实行普通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制度，那时距拉氏主张普通直接选举权只后四五年，然自当时一直到现在，普选制度已经实行六十余年，普选限制已经减少，可是德国的无产阶级依然伏处于资产阶级支配之下，呻吟憔悴，不能自拔，何曾因获得普通直接选举权，选派议员，加入国会，而占得政治上的大势力，得到解放。所以拉氏视普通直接选举权为改善工人阶级物质地位的唯一方法，完全是骗人的话。
拉萨尔视普通直接选举权为工人阶级唯一的救星，固然不对，他标出一个‘工资铁律’的名词，认此为这个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自救的根源，也未免武断。阿克恩总括世人对于工资铁律批评最重要的结果说：“反对李嘉图和拉萨尔的以为世上不止一个工资阶级，却有几个工资阶级，因此有几个重心，而其效力及于有智识的工人与及于无智识的工人是特别不同的，这种效力尤其不是因一种自然律的必然而出现，只是在一种或然的状况中发生的，并且也依赖完全不同的要素，还有一种逐渐相等数中各种差异的可能伏在下面。李嘉图至少也曾看出自然的劳动工资在实际上因地因时可有很大的发动，更可有长久的升涨，然拉萨尔为自己所视为自然的黑格尔辩证法所激励，对于劳动工资取一种更抽象和更锋锐的论调。在他所谓‘铁的和惨酷的’形态中，这种只能适应于无智识并比较取得最低工资的（还是结了婚的）工人，至于有智识工人的工资，在不同的等级中，的确有一种维持生活之资，超过购买一切必需生活品，并且在现社会制度之下，照统计的证明，还有一种进步的改善。”（见阿氏《拉萨尔传》二八六至二八七页。）
阿克恩的说法是对的：不过照现代的情形看，拉萨尔所谓“工资铁律”也并不能“适应于无智识并比较取得最低工资的（还是结了婚的）工人，”因为试查考世界大战前二十年的统计，欧洲各先进国一般工人的工资较前增加，他们的状况较前改善，却又绝对没有呈出工人人口骤增的倾向。这种工资增加的结果是工人的智识进步与物质的生活改良，至于繁殖子孙一层，他们且运用种种人为的方法，加以防止。这种行动是由于感觉生育众多必使自己已有的物质生活扯低下去，（大战以后，各国的工业没有恢复原状，生活品复异常昂贵，工人的物质生活已不如战前，而他们对于限制生育一事，尤特别注意；）所以当时各先进国的工人人口不独没有增加的倾向，并且还有减少的趋势。此事更足以证明拉氏所谓铁律完全是虚构的。
拉萨尔的“工资铁律”固然过于武断，而他的依国家帮助的生产协作社不独是和他的社会主义的主张自相矛盾，并且障碍极多，不能推行。他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一切生产工具收为国有，自然是他应有的主张。然他所提议的生产协作社恰恰与这种主张相反。因为他明明是要工人组织生产协作社，所需的资本由国家担负，一动规章当由协作社自行制定，自行遵守，而国家不能干涉；既是这样，这种生产协作社便只是私人的所有物，而非国家的财产。他要靠议员的建议来成立这种协作社，固然是一种幻想，现在暂退一步，假定协作社能够因此成立，并且发达遍于全国，于是无产阶级变为小资产阶级，当小资产阶级的人数愈加增多，生产工具的社会化一事便愈艰进行。拉萨尔提倡社会主义，是在铲除商品的生产，而他主张工人阶级组织私人的生产协作社，既是保障商品的生产，这不是自相矛盾么？他的目的是在生产工具的公有，而他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工人都变为小有产者，这不是南辕北辙么？拉伯尔塔斯批评这是把车子驾在马前面，可谓一语中的。
拉萨尔的生产协作社和他的社会主义自相矛盾，显而易见，再就生产协作社的本身而论，他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小私人的营业团体，便逃不了自由竞争所演的种种恶果，关于这一点，伯恩斯坦已有切当的批评，他说：
“某种工业中的许多协作社在没有将这种工业的全部纳入他们的范围中时，必定要和他们的生产部分中现有的企业互相竞争，并且必须服从这种竞争的条件。因此会生出一种不可见的结果，就是在协作社的怀中必定发生一种特别利益，而每种协作社必定按照这种利益力求增高利润，即或因此牺牲其他协作社或其他工作种类，亦所不惜。这些协作社无论是否倚赖国家的信用保证，总还是大小工人团体的私人企业。因此私人的财产，私人的利益，和私人的幸运等等在这些协作社中必定占显著的位置，而利润与亏折的问题对于他们与对于其他私人是一样重要的。拉萨尔起初真正相信——一八四八年巴黎的群众人生产协作社的非常之多，他即以此为根据——至少是一处地方某种工业中所有工人即刻将共同租成一个大协作社，后来他在‘巴师夏—舒尔采’（Bastita-Schulze）里面宣布国家于每个城镇‘只在每种特别职业中，用国家信用保证一个协作社，公然容纳这种职业中所有工人的加入，’但就是这样一地方组织一个单一体的协作社，他仍然立在竞争之中。这种全国的竞争真正可因各协作社经济事件中的保险大联合和信用大联合而消灭；但这种保险如果不是老老实实为国家的组织和国家的工业独占的另一名称，便显然是一桩荒谬的事。这种保险如果不是一种国家的组织和国家的工业独占，生产过剩的事必定即刻将保险社推倒了。照上面所说，国家公然容纳同一职业中所有工人的加入，则生产过剩的事是免不了的。拉氏为他的社会主义的良心所驱策，陷入一种大矛盾之中。‘公然容纳工人的加入，就是指协作社对于每个报名的工人有收纳的义务。可是依照《公开书信》，协作社对于国家应当完全独立，协作社只予国家以批准规程和监督营业进行，借以保障他的利益之权。然因上述的义务，协作社便由独立的机关而转变为一种公然的——就是在某种关系之下——国家的机关，这是内部的对抗，协作社必因此受无穷的损伤。
拉萨尔的生产协作社的另一矛盾点如下。当各协作社只包含某种工业中一部分人的时候，他们便站在竞争的强迫律之下，大工厂生产营业构成世界市场的大工业，拉氏既是直从这种营业着眼的，便愈要受竞争的强迫律的宰制。但是凡竞争出现之处，商业的危险也会出现；企业者不论为个人，为股份公司，或为协作社，因竞争的缘故，强迫他尽力将他的生产物作为当时的低价品——这就是说，作为非社会必需劳动的生产品——向市场输送。竞争和生产过剩，竞争和商业停滞，竞争和破产都是现社会中不可免的事。由生产者自己支配生产一事，要在他们内中除去竞争，才有可能，要是独占才能达到目的。但在现社会中，竞争负有一种重大的使命，去保护消费者，使不受欺骗，并且使生产费时时下降，反之，独占则有使消费者给予独占者以重价的倾向。并且有使艺术进步——即或不致消灭——迟缓的倾向。如果参加制造的工人自己是独占者，则艺术进步迟缓之事愈甚。所以为着协作社去铲除商业危机一事，要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之内实现出来，必定使消费者受牺牲，使生产者得操纵大多数人。在协作社利益和全体人民利益两者之间，便有一种不能解决的对抗。
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自然容易防止这种弊端，然这样的办法将不经过由受补助的生产协作社到生产社会化的曲径，但使生产——当这种生产取协作社营业的模型时，就是如此——从初时起即组织在社会的基础上。生产协作社既移植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即会带一种资本主义的色彩。拉萨尔的生产协作社和舒尔采—德里奇的生产协作社不同之点只在分量上，不在性质上。”（见伯恩斯坦《拉萨尔传》二一七至二二〇页。）
我们统观拉萨尔在《公开书信》中所说的普通直接选举权，工资铁律，和生产协作社三个要点，或是达不到他所预期的终极目的，或是和实际状况不符，或是与他本来的宗旨全相背驰。拉氏虽非一个独立和创造的思想家，然他的天资极高，常识极足。为什么弄出这许多错误呢？这完全是由于他急图作工人运动，而又不欲开罪于统治阶级，遂不得不弄出一些非驴非马的学说以相号召。他看见争普选权是一种容易办到的事，于是主张工人阶级用和平合法的手段，注全力去争普通直接选举权，并由此引导他作和平合法的议会行动，这是一种机会主义，易使工人阶级陷入迷途而无以自拔。他倡“工资铁律”之说，并没有经过慎密的思考，他的意思只在危词耸听，吸引群众，至于这种工资律是否真系“铁”的，便无睱过问了。舒尔慈自一八四九年起，在德国创设许多信用公社和消费公社，因此在手艺工人中颇占势力。拉氏想打倒舒氏，遂提倡一种和消费公社性质相同，程度稍异的生产协作社，与之相抗，至于这种协作社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是否可以推行并发达下去，一起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他也无暇过问了。利斯特说：“拉伯尔塔斯看得很明了，就是，大家必须分清楚一个公然的拉萨尔和一个秘密的拉萨尔，或者更简明一点说：〔大家必须分清楚〕一个向人民说话的政客和一个书房中的理论家；理论家非常勇敢，政客便很带一些机会主义。”（见季德和利斯特《国民经济学说史》德文本四七六至四七七页。）利氏这种批评可以说是非常切当。
我们对于拉萨尔的《公开书信》已经说得很多，现在当叙述此信所发生的效力。莱比锡工人中央委员会自接到他的书信后，内中大多数人很表同情，他们于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复开一个大会，赞成他的主张的有一千三百五十人，反对的只有两人，同时他们并组织一个新委员会去筹备他所说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于四月间将联合会会章的草案亲自送到莱比锡，并于十六日向工人演说，题为《工人问题》。（ZurArbeiterfrage）这种演说词是对于进步党人等等攻击他的《公开书信》所发的辩护词。他演讲的结果却不很好，因为当时与会的人虽非常之多，然有很多人中途退席，还有一大群进步党人在会场上和他捣乱，而真正拥护他的人实居少数。
拉萨尔对于做实际运动既下了决心，便不管这一次的失败，还是不屈不挠地干下去。法兰克福等处工人联合会于四月十九日开会时，决定延请他和舒尔采—德里奇于五月十七日同到该处演讲，借以决定他们两人争论最后的胜负。拉氏应命前往，但舒氏却谢绝了。他于十七十九两日共演说两次，题为《工人读本》，内容大致和在莱比锡的演讲词相词，不过比上次更有一番精密的发挥。他在第一日四小时的演说中，当为反对者喧哗之声所扰，不能很顺利地进行。至第二次演讲，共历三小时之久，他毕竟获得最终的胜利，因为此次与会的人投票赞成他的有四百票，反对的只有四十票。他在第一日讲演中说：“我相信真理的势力是很大的，当你们初到这里来，一致决定反对我，我不以为怪，当你们离开这里之前，一致投票赞成我，我也不以为怪。”他这种预言要算是说中了。他既获得一次胜利，更鼓勇前进。至二十日，在梅慈（Mainz）演说，投票赞成他的有八百票，反对的只有两票，他这一次的成绩比上次更好。
拉萨尔既连得两次胜利，便兴高采烈，奏凯回莱比锡。至五月二十三日，德国十一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莱比锡。举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章程会议，并宣告联合会正式成立。拉氏被举为会长，任期五年。他要求在会长期内得选派副会长，执行他所指定的职务，指定地点，召集全体会议和执行委员会会议，停止全权代表的职务，任命新委员，用联合会名义发布一切文件，而以三个月内取得执行委员会的同意为条件——总之，他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须一人揽大权。
拉萨尔领导德意志十一个城市的工人代表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不当视为一桩寻常的事。因为德意志的工人阶级向来站在资产阶级进步党的影响之下，受其催眠与麻醉，没有阶级觉悟；拉氏此时第一次使工人阶级从这种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这便是德意志工人阶级解放的第一声，所以马克思称此举为“他的不朽的功绩”。可是梅林说得对：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光辉灿烂的预备工作，则拉萨尔不能实现他所完成的事业。没有《共产党宣言》，即不会有《公开书信》，没有共产党，即不会有全德工人联合会。”（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一年度一卷七九三页，梅氏《党的庆祝》——EinParteijubiläum）故拉氏能建此不朽的功绩，实有赖于马恩两氏。
全德工人联合会自成立后，发达非常迟缓，历时三月，会员不过三百人。拉萨尔的初意不独是要做联合会的领袖，并且还要做群众运动的领袖，所以他在法兰克福的讲演中说：“我所号召的是一种普遍的民主主义的民众运动，决不是一种单纯的阶级运动。”可是一般民众不肯踊跃集在他的旗帜之下，而一般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不肯应他的招请，加入联合会。他自己就职仅五星期，复往瑞士，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处游历，至九月半才归国，所以会务更难有起色。
拉萨尔于归国之后，为谋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务发达起见，于九月二十，二十七，和二十九，三日在巴门，案林根，（Solingen）和杜寨尔多夫演说，想借此煽动群众。他向着进步党进攻，所以当他在索林根方才开始说话，进步党人就在会场捣乱，但他们或被驱逐出场，或为武器所伤。在另一方面，拉氏演讲才历半点钟，索林根市长即因受伤者的报告，率领十几个武装警察，将此会解散了。他当为此事致电俾斯麦，不独没有什么结果，并且反因此贻下他和俾斯麦通力合作的口实。
拉萨尔于十月七日回柏林，认定此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征服柏林，因草就一文，名为《对于柏林工人的演说词》，AuspracheandieArbeiterBerlins）印一万六千本，分给此处的工人。他在十月和十一月中复向他们演讲。在第三次演讲之时，忽被警察捕去，罪名是他的《对于柏林工人的演说词》中含有叛逆的阴谋。他被押三日，才取保释出。进步党人及警察既处处和他作对，所以他在柏林不能有很大的发展。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此处的会员虽因他的活动，于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增至二百人，然至一八六四年二月，复减至三十五人，他在世之日，柏林的会员毕竟没有超过此数。
拉萨尔在柏林一面借口舌之力从事煽动，一面借笔墨之力去制服敌人。他于三个月之内著成一书，名为《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里安，或者：资本和劳动》。（HerrBastiat-SchuzevonDelitzsch，derökonomiscleJulian，oderKapitalundArbeit．）他此书是专攻舒尔采—德里奇的，因舒氏于一八六三年春季在柏林工人联合会作反对他的演说，后来并将此等演说词刊印成书，故他特著是书以为报复。他的书名就是指明舒氏非自出心裁的思想家，不过是法国主张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者巴师夏的应声虫，所以称之为巴师夏—舒尔采；又他在文学上曾打倒了朱理安·施美德（JulianSchmidt）现在要在经济学上打倒舒氏，所以用《经济学的朱理安》作副题。此书是一部争辩的著作，含有一些空泛的议论，然就大体讲，这却是他生平一部经济学的杰作。他在书中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为人类的永久状况说，自助使各人获得幸福说，资本起源于节俭说，以及利润为精神劳动的工资说等等，一律加以排斥。他指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只是一种历史的范畴，这种方法的起源和消灭是可以描写出来的。在历史的进程中资本和工人所处的地位互相更换了，活的工人变成一种死的劳动工具，而死的劳动工具却发达成为一种的生产机关。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点，只有全社会的大生产把资本再降至死的劳动工具的地位，才能够解决这个矛盾点。
《巴师夏—舒尔采》一书虽可算做拉萨尔的杰作，然却非著者自出心裁，不过是承认马克思或他人的学说而加以改变罢了。拉氏在书中论及货币与劳动时间为价值的标准单位两点，虽说明是出于马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备至推崇，然对于从他的学说中所窃取的其他各点，并未声明；因此马克思不大悦服。马氏于一八六四年六月三日告诉恩格斯说：“当我读完拉萨尔的《工资劳动与资本》〔即指《巴师夏—舒尔采》〕时，曾几次自问，这是怎样一回事。内中的一字一句（虽在拉萨尔的形态上加以修饰，）我很熟习，然这却不是直接出于《共产党宣言》等书。几年前偶然检查《新莱茵报》（一八四九年）上我对于《工资劳动与资本》的一批论文。……才发见他的最近的来源，我为着特别的友谊起见，将以《新莱茵报》上的一鳞半爪，刊在我的书中作附录，而不提及拉萨尔，这自然只是一种伪托的口实。此事将使他难堪。”（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六五至一六六页。）马氏后来虽没有这样做，然当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说明他对于价值的质和量的分析，已经使之平易通俗，易于了解时，即在注脚中说：“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就是拉萨尔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著作的一章——他在内中宜言将我对于那个题目所发挥的‘精髓’表现出来了——也含有重大的误解。此外，拉氏的经济学茗作，全部理论的通旨，例如对于资本的历史性，对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法的阐述等等，差不多一字不易地——一直到我所创造的术语为止——从我的著作中假借出来，并且没有指明来源。……”（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六页。）
凡采取他人所发见，发明或发挥的学说而不声明来源，偏装作自己的心得，便是剽窃，这是著作界中一桩极不名誉的事，也是被剽窃的人的一种损失，所以马克思对于拉萨尔窃取他的学说，屡以为言。地于拉氏误解他的价值说的原因，梅林解释得最为详细。“这种误解出于拉萨尔和马克思两人间一个最大的异点，就是出于法律的哲学观和经济的唯物观的异点。拉氏在《巴师夏—舒尔采》一书中将‘劳务的范畴’（KategoriedesDienstes）击得粉碎，这种范畴是由巴师夏和其他诡辩家（Sophisten）插入英国经济学价值说的资本利润中的。拉氏在李嘉图的意旨上恢复这种学说的纯粹形态，一切价值由劳动量解决，而劳动量又由劳动时间解决。他于是从马氏的手中发挥下面的学说：在一个社会中，凡个人不是为使用价值而生活，但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不是为自己的需要而劳动，但是为他人的需要而劳动，则个人的劳动时间不能构成并测量商品的价值，要这种劳动时间成为普通的社会劳动时间，才能构成并测量商品的价值，这种普通的社会劳动时间在货币中取得他的独立的生存。然他于这样说明货币和社会劳动为价值的标准单位时，从马氏对于价值的量和质所发挥的议论，接受一种‘结实的思想精华’，这就是‘重大的误解’。他对于马氏发挥的价值说所取的，只是合于他的法律哲学世界观的：即指明构成价值的普通社会劳动时间为使工人取得自己的劳动全收入起见，共同的社会生产是为必要的。但是就马氏看来，他所发挥的价值说是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所包含的一切谜子的线索，价值和剰余价值的构成依照这种线索而为一种世界历史的进程，这种进程必定使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入社会主义的社会。拉萨尔忽视了结晶为使用价值的劳动和结晶为交换价值的劳动间的差异，即忽视了商品所含的劳动的两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一再详细指明这种劳动的两重性为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拉萨尔对于马氏所开辟的新路走了一段，于是因他的价值说的道德和法律观又把这条路塞住了，当马克思继续他的一八五九年的著作时，自然必须把这种障碍物除去。”（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一三九至一四〇页。）
拉萨尔在一八六三年和一八六四年之间的几个月，演说若书，孜孜不息，却没有获得自己预期的效果，他于疲弊之余，复继之以失望，因此就生起病来了。他于一八六四年二月十四日诉苦道：“我现在疲倦得要死，我的身体本来很强壮，现在简直是坏透了。我受的刺激太大，以致夜间不能安眠，每夜辗转床褥之中，一直到早晨五点钟，起床之后，头痛不止，我真精枯力竭了。我是因用功太过，吃苦太多，以致疲敝不堪；我于三个月之内除掉从事于其他工作外，便和发狂一样，尽力著成一部《巴师夏—舒尔采》，又遇着一些很大的痛心的挫折，而工人阶级的冷淡和无感觉复引起我伤心的厌恶之情——凡此种种都是我所不能堪的。
拉萨尔既因努力奋斗，弄得疲敝不堪，便打算和以前一样，再往外国名胜之地从事休养。然他于休养之间仍要在各处作一次煽动，并在几星期之前即将计划书拟好了。他当时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这一次的演说只涉及于感动心灵的东西，将力求唤起并保持一种正常的精神和热忱，最后将对于现在的政治状况以及对这种状况内外两方面最近的观察作一种简单扼要的陈述。这一次是从内部检阅我们联合会，正和上次从外部检阅的一样。”
拉氏按照预定的计划，于一八六四年五月八日向莱茵地方出发，九日在莱比锡演说，十四日在索林根演说，十五日在巴门演说，十六日在科隆演说，十八日在维尔墨司气兴（Wermelskirchen）演说，二十二日在纶斯多夫（Ronsderb）演说，二十三日在杜塞尔多夫演说。他的行踪所至，好像军队的凯旋，大受群众的欢迎。一队一队的代表向前招待他，一群一群的工人四处向他喝采。他经过的主要地方，空中高竖着庆祝的彩色牌坊，与一般红男绿女手中的鲜花互相辉映；群众欢欣鼓舞的情形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他于二十日将在维尔墨司气兴与所感觉的印象写信告诉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说：“此处不复能说是一种党派的宴会或一种党派的集会。全体人民都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欢欣鼓舞中。此次煽动能感动乡村社会至于此极，真令我——没有表示出来——惊讶不置。我当时的印象是当着创造新宗教之际，一定可以看见这种景象。维尔墨司气兴的联合会和邦会差不多贴满了标语等等。（纶斯多夫也是如此。）如果普通直接选举权一旦实现，像维尔墨司气兴，纶斯多夫，索林根这些社团将不复是大多数，而是全体〔赞助我〕。人民对于我所提出来的名单必定是一一投票的。”（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四卷三五五至三五六页。）
拉萨尔在纶斯多夫的演说题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煽动与普王的成约》。（DieagitationdesAllgemeinenDeutsceenArbeigervereinsunddasVersprochendeskönigsvonProussen）他此时真是口若悬河，舌同电掣，说得天花乱坠，使群众喜不自胜。他指明普王对于西利西亚（Silesia）纺织工人代表所所诉的苦情，为之感动，愿予以维持；又梅慈的主教刻忒勒（Ketteler）著《工人问题与基智教》（DieArbeiterifageunddasChristentum）一书，对于他的学说加以发赞赏，这就是他的主义和组织的胜利。“我要问，自有世界以来，那一个联合会在一年之中有这样的结果？我们已经使一般工人，普通人民，学者，主教和君主留下证据，表明我们的原则是真理。”
拉萨尔自莱茵演讲后，于六月间在杜塞尔多夫受过审判，（因前此在索林根演说所引起的诉讼）遂于七月前往瑞士。他初住在利吉，（Rigi）七月二十五日有一个女士名海伦（HelenevonDonniges）的，忽到此访他，而他致命的悲剧遂从此开始了。
海伦是驻瑞士的摆阳公使威廉·段尼格（WjhlelmDonniges）之女。她虽生得十分聪明美丽，然没有受过适当的教养。十二岁时，她即和意大利一个二十四岁的陆军大佐发生恋爱，至十五岁便失恋了。她于十六岁又和瓦拉兴（Walachen）一个姓乌拉可维慈（JankovonRacowitz）的互相恋爱，当一八六一年和一八六二年间的冬季，在柏林霍尔特霍夫（Holthoff）家中初次认识拉萨尔。至一八六四年七月在利吉重遇拉氏，于相见之后，便你怜我爱，登时陷入情网中了。他们于是订下结婚之约。然此事的阻力很大，海伦不独是已有未婚夫，不容易脱离关系，而她的父亲因地位关系，对于她和一个工人运动的领袖结婚₃是万不能允许的。他们初时想用和平方法要求女家父母承认他们的结合，遂于八月三日先后赴日内瓦，（Genf）拉氏并拟于异日谒海伦的父母，亲自请命。
可是当海伦回家向母亲提及此事，即遇着强烈的反对，并由她的母亲报告父亲，于是阻力更大。她要与拉萨尔结合的决心虽未完全因此动摇，却有岌岌可危之势。她于是日写信给拉氏说：“现在是六点半钟。你是我的主人，我的上帝，你已经来此处么？啊！这种思想又予我以坚强的毅力！——因为我要不被软化，必须感受我的主人近在咫尺和万能，才有把握。我对于你和你的爱情都感得到——所以我不复怕什么，我永远是你的妻子，你的小孩，你的崇拜者！……我只要你写个小纸条告新我，你是爱我的，便够了！斐笛南！我是怎样地爱你啊！我的父母的谈话已经实现了，父亲已经宣言我不复是他的女儿了！现在发生什么事故，只有上帝知道；他要于我做你的妻子之前，禁止我离开家中！”（见魏兰女士译的《欧洲近二百年名人情书续集》一二五页，亚东图书馆出版。）
然海伦此时受拉萨尔的心还抵得过她的父母的压迫，遂于是日的深夜逃到拉氏的旅馆中，满拟与之偕遁。他们从前本有成议，如所谋不遂，当令海伦出走，他们预备在意大利结婚，然后逃往埃及。可是拉氏此时却有无限的顾虑，不愿实行前议，特将海伦送到第三者的家中，然后交给她的母亲。拉氏以为这样可以获得她的父母的好感，安然达到目的。
不意海伦自回家后，她的父母用利诱威迫和讽劝哀求的方法，于第二日将她秘密移至别处，幽禁起来。拉萨尔得不到爱人的消息，就和发了狂一样，心神昏乱，不知所措。他于八月五日写信给霍尔特霍夫说：“两日以来，我差不多利用每一刻闲暇时间来号哭，我说这句话并不以为耻，但这是很悽惨的。现在怎么样呢？我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桩事，就是必须获得海伦。工人联合会，政治，科学，以及监狱！一想及再获得海伦，这些事情在我的心中是绝对无光的。”
至八月十日，拉萨尔听说意中人对他的爱情已经发生变化，已经视他为陌路人，便即刻写信责备海伦说：“我们的一切盟约是何等坚固，你没有权利来破坏；我本我的深思远虑，将你交给你的母亲，你没有权利这样可耻地来相报答；我作冒险的企图是由于深信你有坚强的决心，我既因你的自由提议陷入冒险的企图中，你没有权利来增加我的困难。”当拉萨尔在消极方面责备海伦与不应蹇盟之前，已在积极方面四处找朋友替他运动，务使威廉段尼格允许将其“掌上明珠”与之配合。他于十三日离开日内瓦，十四日到卡尔斯罗合与哈慈弗尔德伯爵夫人相会，并令其往梅慈请求主教刻忒勒出来效劳，同时表示为着爱人的缘故，自己预备信奉天主教！这位有名的主教虽大发慈悲，愿成就他们的好事，可是他却无能为力，因为海伦所信奉的系基督新教，与旧教正是格格不相入。拉萨尔甚至于托人请求摆阳的君主派人出来玉成他们的姻缘。不过摆阳老于官场生活的外交大臣施兰克（Schrenck）办理这种“男女交涉”丝毫没有成绩，于是不得不向拉氏打几句官腔，说他认海伦钟情于己，未免有错误点，在他们中间既是一方有意，一方无情，殊难强作冰人，为之撮合。拉萨尔为着获得海伦做妻子，不惜千方百计的求援，痛哭流涕的请愿，而其结果竟等于镜里寻花，水中掬月！
在海伦方面，自重演“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的喜剧而获得悲惨的结果后，对于拉萨尔不独大失所望，并且起了不少的反感。归后复受父母的恳求，威吓，甚至于虐待，于是这个意志力本来不坚定的弱女子不得不表示屈服。她又因被引导和未婚夫乌拉可维慈相见，受了乌氏软语温词的抚慰，她的一线情丝遂离开拉萨尔，复牵挂到乌氏的身上。她于八月十八日写信给拉氏说：“自我深悔对于我所爱的未婚夫乌拉可维慈君所取的步骤，并且倾心与他重修旧好，复得到他的原谅和钟爱之后，特本自由的意志与充分的自信，告诉你，我们两人间的结合永远谈不到了，我和你断绝一切关系，誓以永久的爱情和诚心事奉我所爱的未婚夫。”
拉萨尔在闵行（Münchan）得到他的驻日内瓦的全权代表儒斯托所传的消息，于二十日回信说：
“海伦！我写此信给你，死字拥上我的心头了。儒斯托的消息给我一个致命的打击。你，你背叛我了！这是不可能的！这许多重罪，这样可怕的背叛，我还不能相信。也许是因你的意志暂时被屈服，你自己不能自主；至于说这是你的真正的和长久的意志，那就令人不能想象了。你不能够将每种羞耻，每种爱情，每种忠实，每种真理一齐抛弃达到这样的极度！凡体面攸关的事你都加以羞耻，而你的较好的心情就是说谎；当你已经说谎了，当你对于达到这样最终限度的险悪，抛弃神圣的誓言，破碎最忠实的心，认为适宜的时候，那世界上不复有何事何物可以为任何人所信赖了！
你已经勉励我来迎取你；你已经要求我起初应用一切适宜的方法，免使你陷入困难之境，你已经在口头上和书信上向我发过最神圣的誓；你在最后的信中犹向我说，你是我的亲爱的妻子，世间没有一种暴力能够羁住你而使你不实现那种决心的。——你于猛力擒住我这颗忠实的心——他一经倾向谁，就永远是倾向谁的——-之后，就要射击我么？你于这种争斗差不多还没有开始之时，于我陷入深渊，得世笑辱两个星期之后，就背叛我，毁灭我么？对呀，世人对于我的命运从来没有成功的事，你居然做成功了，你已经把一个能抵抗外界一切冲击而丝毫不摇动的最坚强的人推倒了，破坏了！……
海伦！我的命运是悬在你的手中！但是你如果用这种使我无从挽回的险恶的背叛来毁灭我，那我的败运可以反响到你的身上，我诅咒你一直达到你的坟墓为止！这是一颗最忠复的心的诅咒，他是因你的恶劣行为而破碎的。这种咀咒的确是要灵验的！
……我愿意并且必须亲自见你一次，单独和你谈话。我愿意并且必须从你的亲口中听见死刑的宣告。只有这样，我才相信那似乎不可能的事件！
我正在此处设法来争取你，我当即来日内瓦！
海伦，我的命运取决于你。”（见魏兰女士译的《欧洲近二百年名人情书集》一二六至一二八页。）
拉萨尔这封信真可以说是一字一泪！他于八月二十三日偕摆阳外交部的特派员黑列（Hänle）来日内瓦谋最后的解决。他因黑氏的先容，于二十五日进谒威廉段尼格，与之作数小时的谈话，没有结果。他要求与其女儿亲自面谈，虽获得许可，何海伦坚决拒绝此举。拉萨尔至此连最后的一线希望都丧失了。他自以为是陷入山穷水尽的境界，因为他不独公然失去一个如花似玉的佳人，足以遗羞当世，即便前此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工人阶级中的声誉，也都将因此而归于乌有。他于是老羞成怒，积怒成狂，因狂而不惜一死！他竟向段尼格和乌拉可维慈作决斗的挑战，而后者居然也应战。八月二十八日，拉萨尔与乌拉可维慈决斗的结果，拉氏的腹部受伤甚重，延至三十一日遂致不起！
马克思于九月三日接到拉萨尔因决斗而死的凶耗，当即致电恩格斯，恩氏异日回信，表示惊愕之意，并且批评道：“拉萨尔在私人，文学和科学方面，将来或和他的过去有何种差异，但在政治上他的确是德意志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于我们，在现时是一个很靠不住的朋友，在将来或确是一个仇敌，然这都可以不管，当大家看见德国极端派一切有能力的人都丧亡了，总觉得难堪。在德国一般工厂主和进步党的狗党中将呈出何种欢欣鼓舞的状态，因为拉萨尔是他们唯一畏惧的人物。但这样丧失生命，是何等特别。恋爱一个摆阳公使的女儿——这个公使要做唐璜（DonJuan）——想和她结婚，遂致和一个被弃的情敌冲突，——此人是瓦拉兴的流氓——而受其枪杀。这桩事只有对于特别具有轻浮和痴情，犹太性格和武士风味等杂质的拉萨尔才算相宜。像他一样的政客怎能够和一个瓦拉兴的冒险者去用枪决斗呢？（见《恩格斯和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七九至一八○页。）
马克思于九月七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拉萨尔的不幸使我这几天的脑子受非常的感触。他还是老战士之一，也是我们敌人中最厉害的敌人。此事来得奇突，一个这样好吵闹，喜骚动，和勇于前进的人现在和老鼠一样死去，不复作声了，这是令人难于相信的。关于他致死的口实，你的话说得很对。在他的一生中有许多笨拙之事，这只是其中之一。虽是这样，然近年来彼此不幸断绝关系，这是由于他的不是。在另一方面，我抗拒四方八面的煽惑，当着他的‘得意的时候’，从没有攻击过他，这是我所称意的。”（见同书同卷一八一至一八二页。）
我们于介绍马，恩两氏批评拉萨尔的爱情悲剧后，特申进数语，作为本章的结束。汤义仍【汤显祖】说过：“情之所至，可以死，可以生；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拉萨尔是个多情种子，的确具有这种痴情，所以他一钟情于海伦，达不到目的，即不惜以死继之。就表面上看，此事好像是值得世间多情男女的赞赏，至少也可获得他们的原谅。但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便觉得这种态度是不对的。第一，海伦是一个很浪漫的女子，朝秦暮楚，视爱情如商品，（她后来一嫁于乌拉可维慈，二嫁于一个俗人，三嫁于一个文人，卒于一九一一年十月自杀而死。）本来值不得拉萨尔的钟爱；她旋即对拉氏改变态度，拉氏尤应当及时觉悟，视为“塞翁失马”，绝对不应因她的缘故而牺性自己的生命。第二，拉萨尔是德国新兴工人运动的领袖，他的地位既高，责任尤重，即使海伦于备受压迫后仍矢志靡他，他也绝对不应向一个流氓的情敌去挑战，所谓“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况他已为这个卖弄风情和意志薄弱的女子所弃，更失去决斗的理由了。拉萨尔把男女间热爱的事情看得太重，所以于失败后，意不惜以宝贵的生命供其牺牲，未免过于自暴自弃！伯恩斯坦说：“那个和乌拉可维慈对敌格斗的人不是社会主义者拉萨尔，而是少年贵族的商人之子拉萨尔。”（见伯氏《拉萨尔传》二九三页。）唉，我们也只能作如是观。 |
第三章朋友与仇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马克思传（1933）
第三章朋友与仇敌
德国一个警探说，凡在马克思家中过访的客人常是受最大友谊的待遇。”（参看本篇第五章．）雷士列也说：“马克思的家对于每个诚实的同志是开放门户的。（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一年度一卷七五一页，《一个工人对于马克思的回忆》——ErinnerungeneinesArbeitersanKarlMarx．）马氏为工人运动的领袖，自然乐意和群众及同志接交。不过他生平不喜滥交，因此和他真正亲密接触的朋友或同志，为数甚少。我们现在特就此少数人中举其较为重要者如下：
马克思生平第一个共患难同生死的同志是恩格斯，这是人所共知的。当他卖文为活时，恩氏时常替他作文，使他得借此增加收入，当他穷困时，恩氏时常汇款接济他，或一，二镑，或五镑十镑以至数十百镑不等。我们试翻阅恩格斯重居曼彻斯特后他们两人的书信，便时常发见恩氏汇款，或马氏收款的话。即此一端，已足表见他们关系的深切了。
可是大凡相知愈深的人，相处即愈不拘形迹，或相责愈切，因此有时不免发生波折。所谓“白首相知犹按剑，”正是这个缘故。马克思与恩格斯虽交称莫逆，然他们也发生过一次误会，几乎要闹到凶终隙末。今特详述其经过于下。
恩格斯虽是一个单身汉，从没有和任何女子结婚。但他不独非独身主义者，并且还是一个风流种子。倍倍尔说他有三种嗜好，就是工作与酒色，这是丝毫不错的。当他从一八四七年寄居巴黎时，常到各跳舞场中去找女朋友。他有一次写信给马克思说：“没有法国女子，简直值不得生活。”（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六二页。）我们已经知道他从前在曼彻斯特所找的爱人名玛丽·白恩士。玛丽是一个爱尔兰平民的女儿，在苏格兰作工的。迨恩格斯再返该处任事，和玛丽重温旧梦，爱情甚笃。至一八六三年一月七日，恩氏忽写信给马克思说：“玛丽死了。昨天晚上她睡得很早，当莉希（Lizzy按此为玛丽的妹妹，恩氏后来移其爱玛丽之情转爱莉希。但至一八七八年后者又死了。）十二点钟正要去睡的附候，她已经死了。这完全是骤然的心疾或中风。我今天早晨方知道，星期一晚上她还是很好的。我此时心中的感触怎样，简直向你说不出来。这个可怜的女儿是用全副心肠爱我的啊。”（见同书第三卷一○六页。）
马克思接到这个凶耗，于异日回信说：“马丽的死信使我惊愕不置，并且心绪纷乱。她的性情善良，口才敏捷，她对于你是恋恋不舍的。”（见同书同卷同页。）马氏对于玛丽之死仅此寥寥数语，竟没有一句话安慰恩格斯，这自然是不合情理的。他在这几句话后，接着将自己穷困的事写了一大段，最后且说，如果筹不出大批款项，则家中的经济状况连两星期都不能维持。这样一来，表见他好像只顾自己的利害，不管别人的死活。
恩格斯在悲惨之中接到马克思这封信，心中极不高兴。他于是月十三日回信给马氏说：“我自己这一次的不幸和你对此事的冷淡态度，使我绝对不能早日回你的信，这是你当能感觉得到的。这种事变关涉我至深且切，凡我的朋友因此事向我所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出乎我的希望以上，连带相识的庸俗人，也是如此。你于这个时候却觉得保持你那冷静思想方式的优越处是对的，那么，就是这样好了！”（见同书同卷一○七页。）
马克思本来是恩格斯生平唯一的知已，此次对待恩氏反不及一个“相识的庸俗人”，这是什么缘故呢？他于是月二十四日写信给恩氏说：“我以为应过一些时候回答你，才算妥当。你我的状况都难‘冷静’地观察这种情形。我写那封信给你真是不对，那信一经发出，我即后悔起来了。然此事决不是因全无心肝演出来的。当我接到你的信时，（当日早晨到的，）全身震动，和遇着我最亲爱的人的死亡一样，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可以替我证明这一点。但是当我晚上写信给你的时候，正遇着在最绝望的状况感触之中。我的家中当时来了房东所派的催款人，同时接到屠行的期票拒绝证书，家中又缺乏煤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燕妮女儿复卧病在床。我在此等状况之下，通常只知道借愤世疾俗主义（Zyuismus）来作救援。还有一桩事使我特别发昏，就是，我的妻子以为我没有将家中真正的情形实实在在地充分报告你。”（见同书同卷一〇八页。）
恩格斯看过这封信，才知道马克思前此没有对他表示相当的哀悼之意，是为艰苦的家境所压迫，意乱心烦所致，确实情有可原。过了两日，恩氏回信说：“你的真诚坦白，我很感谢。你自己觉得你最前一次信使我发生何等的印象。一个人在一个女子的房里同住这许多年，对于她的死不能不视为很可恐怖的。我觉得我青年时代最后的一幕是和她长埋在地下了。当我接到你的信时，她还没有入土。我告诉你，那封信盘旋于我的脑际，至整个星期之久，我当时不能忘掉那信。可是现在不要紧了，因为你最近的一信足和那信相匹敌，我最老和最好的朋友不致与玛丽同时失去，这是我所庆幸的。”（见同书同卷一一〇页。）
马克思看见恩格斯这样特别原谅，于感激之余，觉得犹有余愧，他在二十八日的信中复说：“现在不讲什么客气，我老实告诉你，最近几个星期中我虽受过许多压迫，然对于我没有一种压迫是比得上我们的友谊破裂这种恐惧的。我几次向自己的妻子说，不能于这个时候安慰你？反因受家常细故及因此而生的烦恼之刺激，将我私人的困难来烦扰你，把这件事一想，什么事情都不在意中，都比不上他了。……妇女总是令人可笑的，具有智慧的妇女也大概如此。今天早晨，我的妻子哭念玛丽，叹息你的损失，对于自己在日间集中起来的不幸之事因此完全忘记了，今天晚上，她以为除掉我们外，凡世上的人没有催款人在家，没有小孩子要抚养，就没有什么事可引起忧虑。”（见同书同卷一一二页。）马克思这段话的前半截表见他自己不文过和待恩氏的诚意，后半截并不是一种寻常的趣谈，还藏着一点意思，就是，燕妮在平日也有时和恩格斯通信，上次玛丽死去，她没有向恩氏致哀悼之词，好像休戚不相关，所以马克思特将她哭玛丽之事随带写出，借此表明燕妮对于恩氏及玛丽原是一样关切的。马恩两氏自定交至死别，共历四十年之久，此次因疏忽与误会而发生的波折是他们如胶似漆的交谊中的最初一次，也是他们如胶似漆的交谊中的最后一次。
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除恩格斯外，要算威廉·沃尔弗。沃尔弗于一八○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德国施列西的达闹（Tarnau）一个农家。他幼时不独深悉农民受压迫的痛苦，并且自己家中也备尝这种痛苦；他的母亲又常以农民受无耻剥削和虐待的忿怒侵润之，因此他对于农民的压迫者发生一种愤恨的心理。及长，历尽艰苦，才得入士外德尼次（Schweidnitz）中学与布列斯劳大学肄业。他在两校时最大部分的生活费是由自己教课得来的。迨大学将毕业，忽于一八三四年因党案被捕，因受不住牢狱生活，以致生病，至一八三九年才被放释。他旋往布列斯劳任家庭教师，在此地连住数几年之久。然因屡与官僚及检査书报的人宣战，又为政府所捕，卒得解脱，乃于一八四六年往伦敦，至四月间转赴布鲁塞尔，得与马恩两氏接触。
沃尔弗的为人，性情坚实，举止光明，态度安闲，容貌和蔼，在侪辈中罕有其匹。因此他与马恩两氏交接不久，即获得他们的信任。他在比京担任党的工作（参看本书第一册第二篇）和文字的鼓吹，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在该处被捕，继被驱逐出境。他于是前往巴黎，和马克思等共同组织共产党中央局，旋返德国，至布列斯劳从事革命运动。后又来到科隆，助马氏办理《新莱茵报》，倍极勤劳。自革命失败后，他逃往瑞士苏黎世，借家庭教师的位置维持生活。至一八五一年六月，他重到伦敦，又参加共产党重新改组的事务。但此后因谋生不易，陷入困境，至一八五三年年底已经负债三十七镑。旋经友人介绍，于一八五四年年初到曼彻斯特一个私人家庭教书，与恩格斯往来甚密。恩氏说：“他因工作过度，于一八六四年春季得剧烈的头痛病，逐渐成为一种失眠症。他的医生恰不在本处，而另外延医，他又不愿意。要他在短期之中将教课停止或限制一下，这种请求都没有效；他一经担任的事务，即愿意一直干下去。迨他到绝对不能支持的时候，才时当将教课停止。可是此事已经太迟了。〔他〕那因脑充血而发生的头痛愈加剧烈，失眠症愈加没有间断。〔他的〕血拥入大脑，脑筋经过几次流血后，〔他〕遂于一八六四年五月九日与世长辞了。马克思和我因此失去一个最忠诚的朋友，而德国革命因此失去一个最有价値的人。”（见《沃尔弗全集》恩氏序言二九至三〇页。一九〇九年出版。GesammelteSchriftenVonWilhelmWolff．）
沃尔弗在未死的前几年从他的父亲处获得一种遗产，在将死时特立遗嘱书，将此项遗产赠给马克思，共计英金八百余镑。马氏痛挚友的早逝，复感死者的盛情，遂于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卷首题名篇上大书特书敬献此书“于我永不能忘的朋友和无产阶级勇敢的，真实的及高贵的战士沃尔弗”。梅林说得对：“当那些替世俗伟人竖立的铜铁纪念碑早已消灭的时候，这个纪念碑是会长久存在的。”（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七年度第二卷三六一页，梅氏《论沃尔弗》）沃尔弗令名真是与《资本论》同其悠久了。
马克思最亲信的朋友除恩格斯和沃尔弗外，就要算威廉·李卜克内西。李氏于一八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德国继盛。他五岁丧母，六岁丧父，然因出身于富有教育的官吏家庭，幼时曾受严厉的教育。他自己在小时候也很好学，常通夜读书，不稍休息。至十六岁即在中学毕业，旋入继盛和柏林两大学习神学，哲学，言语学，兼研究圣西门的著作及其他社会主义的著作。至一八四六年，他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拟往美国，加入威斯康星（Wisconsin）的共产居留地。当一八四七年秋季，他往苏黎世，迨二月革命爆发，驰赴巴黎，仅遇着恩格斯，尚未与马克思谋面。
李卜克内西到巴黎的目的是在投入黑维的志愿军，虽有马克思等的警告，也熟视无视，然卒因自己患病，未遂目的。至是年九月，考斯道夫·斯特鲁味（CastovStruve）在瑞士组织一小队志愿军，要闯入巴登，在该处建立共和国，李卜克内西即加入其中。事败，李氏为反动的农民所捕，送往夫赖堡（Freiburg）监禁，他在狱中得识监狱长十四岁的美丽女儿亚列士丁·蓝多尔特，（ErnestineLandolt）彼此一见倾心，遂互相恋爱，后竟成为夫妇。到了一八四九年五月，巴登又发生革命运动，李氏因得放释，复投入军中，旋退入瑞士，寄居日内瓦。“当他在苏黎世的时候，已经时常参加该处的工人会议；他到日内瓦，变成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未几且当联合会的主席。”（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九年度二卷五四三页，施维协尔《纪念李卜克内西》RobertSchweichel：ZumGedächtnissWilhelmLiebknechts．）
李卜克内西于一八五〇年二月复在瑞士被捕，旋被驱逐出境，他于是取道法国，前往伦敦，以教言语学和任报馆通信事务维持生活。“他在伦敦亡命十三年，有时要受极大的穷困的压迫，然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他一生精神上最有结果的时期。他在此处才亲识马克思，他是当感谢马氏的。在他生平遇着的一切人中，只有马克思〔就以许多智识〕灌输给他。”（见同书同卷同页。）
李卜克内西在伦敦因得到马克思的指导，获益非浅，在马氏方面也极端信任李氏，且倚之如左右手。当一八六二年代的初期，德国的工人运动逐渐复兴，马恩两氏既为无产阶级的指导者，当然不能忘情于此，不过德国在一八六〇年虽颁布政治犯的赦令，他们两人却因种种关系，不能亲返德国。他们于是令李氏于一八六二年夏季携家眷往柏林，相机活动。此时适有李氏前在瑞士认识的老革命家布拉斯（A．Brass）创办一个大规模的民主主义报，名《北德普通报》，（NorddeutscheAllgemeineZeitung）他遂加入编辑部。至是年九月底，俾斯麦秉政，他旋发见布拉斯变为毕氏走狗的事实，即与此报脱离关系。自此以后，他靠替各处报馆通信，维持一家四口（一妻二儿）的生活。同时马恩两氏有时也予以接济。例如一八六四年六月九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对于我们极关紧要，無論如何，我們必使做站在那里，稍予以維持。你現在如果寄钱給他，他一定很高兴，你如果认为再有必要時，可写信給我，以便我送你一張五镑票子转給他。”（见《恩格斯与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七〇页。）
李卜克内西是将作工人运动而来柏林，所以他力求与工人的组织接近。至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DeutscherArbeiterverein）的健将施韦泽（Schweitzer）在柏林创办一种《社会民主报》，初时每星期出版三次，后来便改为日报。李氏因施韦泽的聘请，列名编辑。同时李氏又介绍石氏于马克思，请其合作。
马克思于接到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信后，即于是年十一月十四日写信征求恩格斯的同意，并且说：“据我的意见，我们可允许偶然投稿。在柏林找着一种机关，甚为重要，尤其是为我在伦敦共同创造的团体〔指国际党〕和我所著的书〔指《资本论》〕的缘故。我们如果要干，当共同来干，这是更关重要的。”（见同书同卷一九四页。）恩氏于两日后回信赞成合作，不过不可表现热烈的态度，一因李卜克内西非外交家，不能十分依赖他的远见，二恐哈慈费尔德伯爵大人从中操纵，三则不知道施韦泽为何如人。“但《社会民主报》，这是何等的一个名称！他们为什么不称为《无产者》呢？”（见同书同卷一九六页。）马克思旋回信也承认“《社会民主报》是一个不好的名称。然〔此报〕或致于失败，正不必急于给他一个最好的名称。”（见周书同卷一九七页。）
《社会民主报》获得马，恩两氏加入合作的允许，即于二、三期报上刊出马氏所送的德文《国际党的开幕词》。至一八六五年一月下旬，他应施韦泽之请，对于刚才去世的普鲁东作一篇长文，登在十六、十七、十八的三期报上。同时恩格斯也将古丹麦的农歌翻译给此报登载。可是他们旋因此报登载黑斯从巴黎所发怀疑国际党党员托雷（Tolain）的信和联合运动的事，殊不满意。恩氏于二月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叫“他们应抛弃向反动派送秋波的态度，对于贵族和反动派的论调，应适如其分，但对于这些派别和资产阶级也不必诟詈，因为在平静的时期，这是用不着的。”（见同书同卷二二五页。）马克思于是月十三日也写信给施韦泽道：“我从你们的报上看见内阁含含糊糊宣布取消联合禁令。在另一方面《泰晤士报》的专电报吿这是以保护为名，废去拟议中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泰唔士报》这次的电报如果非常正确，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对于由联合产生的工联作各种联合，这不独是团结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争斗的最重要的方法——此事的重要除其他证据外，还可由美国工人虽享有选举权及共和的利益，犹不能缺少联合一点表现出来——联合权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并且还足以打破警察威权，与官僚政治，歼灭乡村中的奴仆制度与贵族经济，总之，这是一种使‘百姓’达于成年期的方法，进步党（Fortschrittspartei）就这是说，普鲁士资产阶级每个反对党——如果没有发颠，他提出这种方法，可以比普鲁士政府和现在的俾斯麦政府早一百回！在他方面，普鲁士王国政府赞助协作社——凡能认清普鲁士现状的人预先看得出这种必然的畸形——在经济的手段上是无效的，同时保护制度却因此扩充，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软化，而〔劳动〕运动也被削弱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党从前真正相信，在‘新时代’中，因摄政王的恩惠，政府将落入他的怀中，现在因此受人非难，并且饱经困苦，现今的工党如果幻想黄金般的苹果，在俾斯麦时代或其他一个普鲁士时代，将由君主的恩惠，落入他的口中，那么，他的受人非难将比从前资产阶级的党厉害得多。拉萨尔一种不幸的幻想是：普鲁士政府的一种社会主义的干涉，现在对于拉氏这种幻想会发生失望之心，这是要继续增长，没有疑义的。事实的逻辑会证明出来。但是工党的体面却要求他在经验中识破此等幻想的虚无漂渺之前，即当予以排斥。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否则便是无足轻重的。”（见同书同卷二三〇页。）
施韦泽接到这封信，即于同月十五日复一信，表示每种理论上的指导都甚欢迎，至于评判一时策略上的实际问题，则须置身于运动中才能正确。马克思看见此信后，在十八日写信给恩格斯说，石氏是“决心不准我们在《社会民主报》上向德意志的工人有所指示。既须与此子决裂，不如趁早。关于徳意志小资产阶级的工人，随便他们怎样去叫喊。其中可用的部分迟早必定是要再集合在我们周围的。”（见同书同卷二三一页。）
同时他草就一种致《社会民主报》编辑部的宣言，与恩格斯共同署名，发登德国五，六种报纸，其内容如下：“〔本宣言的〕署名人曾允许参加《社会民主报》，并承认将他们的姓名列入编辑者之中，而以报纸的编辑根据他们参议的简明纲领的精神为明白条件。他们对于《社会民主报》的困难地位，没有一刻误会过，因此对于柏林的机关没有过甚的要求。然他们屡次要求〔《社会民主报》〕对于内阁及封建专制党至少要用他对进步派人所用的一样勇敢的论调。可是《社会民主报》所用的策略使他们不能再行参加。本宣言的署名人对于普鲁士王国的政府社会主义和工党对于这种引诱应处的正当地位所持的意见，已于一八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在德文《布鲁塞尔报》第七十三号发挥了，这就是答复当时科隆《莱茵观察报》第二百零六号所倡‘无产阶级’和‘政府’联盟去抵抗自由资产阶级的提议的。我们在当时宣言的每个字，至今还是签字承认。”（见同书同卷一三一页。）
马恩两氏发表上列宣言后，李卜克内西也跟着退出《社会民主报》。历时不久，李氏因攻击普鲁士及其政府，被驱逐出境。他初到汉诺威，（Hannevr）后往莱比锡，因此得与倍倍尔相识。倍氏也是此后的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我们在讲他和李卜克内西共同活动之前，对于他的身世当略说几句。
倍倍尔是一八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德国科隆一个下级军官的家中出生的。他的父亲于一八四三年因病去世，他的母亲旋改嫁于他父亲的双生兄弟。倍氏的继父于一八四四年在一个大监狱中任看守之职，因此他幼时感受监狱悽惨痛苦的印象十分深刻。至一八四六年，他的继父又去世，他遂随母亲往一个亲戚家，度贫苦的生活。至一八五三年，他的母亲也死了。他于是从一个车工主人习车工业，期满后，流离转徙于中部德意志各地，于一八六○年来到莱比锡作工。
倍倍尔的为人，才干优长，性情坚实，又能发愤自修，所以他在工人中崭然露头角。旋因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在德国工人联合会中便成为一个有力的人物。他自和李卜克内西相识后，情投意洽，顿成良友，因此得益很大。倍倍尔后来告诉我们说：“李卜克内西比我大十四岁，当我们相识之时，他已经先我而具有一种长久的政治经验。李氏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他为学甚勤，这种学识的教育是我所缺乏的。他后来又在伦敦住过十二年，与马克思，恩格斯等过从甚密，因此学识上很多长进，这种交际也是我所欠缺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对于我自然要发生极大的影响。……我和李卜克内西的交际使我迅速地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没有疑义的。他实具有这和功劳。”（见倍氏《我生回忆录》第一卷一二九至一三〇页。）
倍倍尔所谓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是指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独是这样，他并且还变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的朋友。他和李卜克内西于一八六七年同当选入北德意志国会。自此以后，他们两人在国会中，工会中和社会民主党中共同奋斗在三十年以上。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尽了极大的责任，并获得美满的成绩。
可是在北德意志国会中充任议员时的李卜克内西还不能正确了解马克思主义，他的见解不免有幼稚的地方。例如他于一八六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演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UeberdiepolitischeStellungderSozialdemokratid）主张当选的民主党议员只到国会提出一种抗议，即行离去。关于这一点和其他幻想之处很受马克思严厉的批评。马氏在是年八月十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大家只能利用国会做一种煽动的工具，切不可在里面从事于合理的和直接关涉工人利益的活动呀！因为俾斯麦‘喜欢’说亲善工人的话，一定不致反对真正谋工人幸福的方法，忠实的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名字〕这种幻想真是令人迷惑！……威廉不知道现在的政府固然向工人送秋波，但他们深深知道他们唯一的立脚点是在资产阶级里面，因此他们是用亲善工人的话去威吓这个阶级，可是永不能真正逆着这个阶级的意志进行。（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一八八页。）马克思这一段话不独批评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深中肯棨，并且还是近世无产阶级政党中左派幼稚病和右派机会主义的警钟。
马克思亲密的朋友除上列数人外，本来还有好些，不过因他们和马氏的交接，在他的中年时代无可纪述，故略去不提。我们现在将从另一方面叙述他和他的仇敌的交涉，这自然也是以这个时代为限的。
马克思自寄居伦敦后，因共产党的分裂，德意志工人教育会的退出，对于革命观察的独标新论等原因，引起一般亡命客的反对，他们不是斥他为反动派的机械，即骂他是革命党的叛徒。他在伦敦的生活本极困难，然反对他的人偏要散布谣言，说他为资产阶级所收买，一家生活是怎样丰裕。他于一八五一年八月二日写信给维德梅耶说：“我的状况十分悽惨，你是可以想得到的。这种状况如果长久继续下去，我的妻子就会因此牺牲。各种不断的烦恼和一切最琐细的家常磨折把他拖倒了。此外，还有反对我的人无耻的行为，他们从没有在事实方面攻击我，只是猜疑我，散布一些难以言语形容的蜚语，借快他们报复的弱心理。……我对于这种诬蔑自然要付之一笑；我的工作也并不因这种骚扰而停止片刻，但是你知道我的妻子饱经忧患，从早至晚，困顿于最不适意的家常苦恼中，她对于愚蠢的播弄是非者每日从民主主义污浊的阴沟中向她发散的蒸气，是不能感觉愉快的。”（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五七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在伦敦的亡命客不独是造谣诽谤马克思，并且还有要向他动武的。马氏因共产党的事和威里系意见不合，形成对峙的两派，这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他们两人在一八五○年九月十五日的争执非常激烈，威氏这个纠纠武夫迁怒马克思，达于极点，后来竟要求与之一决雌雄。马氏对于这无意识的举动自然是不睬。可是威氏对于他便再接再厉地加以侮辱，称他为叛贼，说他是懦夫。因此激怒了他的少年朋友施兰姆，要去代他和威氏决斗。他们决斗的武器为手枪，威里系是一个娴于军事的人，施兰姆对于使用武器却完全是个门外汉，谁胜谁败，自然可以预先料到。他们两人渡海到比利时的海滨安提维本（Antiverpen）决斗，威里系一枪将施兰姆打倒在地下。恶耗传来，马家和一般朋友无不异常哀恸。可是施氏竟于决斗的第二日回到马克思的家中，因为他在决斗时仅头部微受枪伤，晕倒地上，威氏以为业已结果他的性命，急忙离比返英，迨他醒过来之后，也跟着回伦敦了。
马克思初到伦敦遇着这个用武力的敌人，几乎丧失一个侠义的朋友，隔了十年，他又遇着一个笔锋的敌人，使他感受不少的刺激，并费去许多时间，精力和金钱。这个敌人是谁呢？就是德国卡尔·佛格特。佛氏于一八四八年革命之时，曾为法兰克福国会左派领袖之一，并被举为国家摄政者之一。他后来寄居瑞士，在日内瓦当地质学教授。至一八五九年，有所谓意大利战争出现，他竟做拿破仑第三的走狗，而大肆活动。这种战争的起缘不独和佛格特与马克思相争的事件有关，并且还是马，恩两氏与拉萨尔的政治意见大相径庭之处，故我们不能不先在此说一下。
法国有一个《时代》（Siècle）杂志于一八五六年九月登出一些论文，说法皇拿破仑第三已经决定在欧洲创造新形式和新原则的国家生命，帮助各民族实现国家的组织，并攻击阻挠这种国家组织的反动势力。拿破仑第三这种意思，第一就是指帮助意大利独立，第二就是指帮助多瑙河诸国独立。拿氏自然只是打着帮助民族独立的招牌，引起国外的战争，借以巩固他在法国的地位，并企图扩充法兰西的势力于欧洲。然意大利各邦因想脱离奥地利的羁绊，也就倾向于他。他遂于一八五八年七月二十日邀请意大利的撒地尼亚（Sardinien）王国首相加富尔（Gavoru）伯爵会于普隆比挨，（Plombieres）筹商共同攻奥的策略等等。加氏允于成功时，以隆服雅（Savoyen）和尼撒（Nizza）两地给予法国，而拿氏则承认伦巴底（Lombardei）和威尼西亚（Venetien）归撒地尼亚管辖，以便造成一上部意大利王国。同时巴黎有一种小册子出现，名《拿破仑第三与罗马尼亚问题》，书中说明民族的原则系文明国家中至高无上的原则，而奥地利是欧洲最退化的国家，因为他宰制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等国，实为一切民族的仇敌。
至一八五九年一月一日，拿破仑第三接见奥国驻巴黎公使许布列（Hübner）男爵，说：“我们对于你们政府的交谊不如我所期望的那样亲善，不胜遗憾，但请你转告你的君主，我对于他个人的感情是始终如一的。”过了十一日，撒地尼亚王在殿上演说，“寡人从意大利各地方所听得的悽惨的呼声，不能置之不顾。”奥地利君主对于这一类言论的用意何在，自然明白。奥政府为先发制人计，于四月十九日向撒地尼西王国提出哀的美敦书，限撒国于文到三日内开始裁减军队。撒政府于二十六日拒绝这种要求。不到三日，奥国军队已侵入撒国边界。但是到了六月初，奥军即被法撒联军逐出撒国，后来又为联军所败。拿破仑第三和撒王于六月八日进至梅尔德，（Mailand）宣布意大利至亚得里亚（Adria）止，完全独立。结果意大利有几个王公出亡，各处多组织临时政府，要求撒地尼亚的保护。至一八六〇年三月，拿破仑第三也如约取得萨服雅和尼撒。
然在意大利战争之前，拿破仑第三因奥地利属于德意志联邦，恐怕普鲁士因这种关系，帮助奥国，使他不能预操胜算，遂派人向普鲁士作有力的宣传，令普国于开战时严守中立。他又收买德人，到处替他作种种活动。
一八五九年四月一日，佛格特从日内瓦向伦敦的亡命客佛莱利格拉等送出一种政治纲领书，内中所说的是德意志民主主义的党对于意大利战争应持的态度，他并要求佛氏加入瑞士新出的一种星期周刊中。佛氏将这种纲领书转给马克思，并请他加以批评，马氏当时的答词是‘下等酒店的政策。’他旋于是月二十二日对恩格斯说明纲领书的内容，并批评道：“国家摄政者佛格特要造一个新‘党’的纲领书……是德意志舍弃德意志以外的所有地带。不帮助奥地利。法兰西的专制主义业经过去，奥地利的专制主义却存在着。大家要使两个专制主义流血以至于死亡。（对于拿破仑的几分倾向显然可见。）德意志武装中立。佛氏‘从最好的根据证明’我们一生中不要想及徳意志的革命运动。所以奥地利一经被拿破仑歼灭，德国马上就自然开始呈出一种国家摄政式的温和的自由民族发展，而佛格特或者还是普鲁士的弄臣。”（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二〇至三二一页。）
佛格特又曾致书于亡命伦敦的德人布林德（KarlBlind），说及他的政治纲领的事。布氏是一个民主主义的革命家，且为马克思的朋友。他于五月九日遇着马氏，说他获得实据，可以证明佛格特为拿破仑第三所收买，暗中干那背叛祖国的勾当，并且向南德一个著作家献三，四万戈尔顿，（Gulden）不过他不便举出此人的姓名罢了。后来《人民报》的编辑毕士坎蒲（Biskamp）来马克思家请他作文，他偶然谈及此事，俾氏归后，没有向他声明，即利用布林德的话做材料，作一篇滑稽的论文，称那位国家摄政为国家叛逆，登在《人民报》上，“并邮寄一份给佛格特。佛氏接到此报后，即在瑞士一种商业报上辩驳，并警告德意志工人，防备伦敦马克思手下的匪徒陷害他们。马氏向来不怕他人攻击，此次对于佛格特的任意诽谤，虽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斥为胡说，却无意与之作笔战。
然李卜克内西也是《人民报》编辑之一，他于是年六月初在此报的印刷处发见一种反对佛格特的小册子，名为《警告》，（ZurWarning）内中含有布林德前此所说的话，不过没有署名。李氏询问排印人，据说系布氏所作，嘱令付印的。李氏同时又为德国奥格斯堡《普通报》（AllgemeineZeitung）的通信员，因将这种小册子寄给《普通报》，说此为德国一个最有体面的出亡者所作，内中的事实是可加以证明的。《普通报》将这种小册子登出来，佛格特便以故意毁坏他的名誉为理由，向法庭起诉。《普通报》的编辑部向李卜克内西索取证据，而李氏则转求之于布林德。但李氏虽屡次函催，他总是置之不理，后来他虽在《普通报》上发表一种宣言抨击佛格特的政策，然始终不承认《警告》那个小册子是他做的。
佛格特复于是年十二月刊布一种小册子，名为《我对于〈普通报〉诉讼》。（MeinProzessgegendieAllgemeineZeitung）书中所叙述的，除掉诉讼事件以外，复涉及马克思。内中说马氏是一个匪党的头目，而这个匪党又专靠向德国人民敲诈金钱维持生活。这一党的党徒常向德国人民写数十百封恐吓信，令他们在一定时期内，送若干款项到信中所指定的地点，否则他们就会被宣布为与这种革命或那种革命有关，必受官厅的惩罚。这种小册子在德国发生很大的影响。拉萨尔于一八六〇年一月底写信告诉马克思说：“在认识你的人中，这种小册子不能伤害你。但在不认识你的人中，便于你大有损害。还有一层，这小册子共有三千本，依照《科隆报》的报告，已经售罄，正在赶印第二版。此间的《国民报》（DieNationalzeitung）对于这本书已做过两次社论，每次都有所介绍。总之，此事在公众之前显然发生了大效果。你自己以及我们全党将因这样的描写而受一种大损害，因为他杂入一半事实，描写得十分巧妙，能使一般眼光不锐利的人相信内中所说的事都是真的。”（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三卷二四一页。）
佛格特的小册子固然虚构事实，极力攻击马克思，然《国民报》三十七号和四十一号的长篇社论更借讨论此书为名，推波助澜，对于马氏横加诬蔑。因此引起他的一般朋友的愤恨，都要替他作不平之鸣，或代他证明他的品性。如本篇第二章所引德那一八六〇年三月八日的信是属于第二类，而英国宪章派的领袖琼斯（ErnestJones）是年二月十一日的信，则属于第一类。琼氏说：“我已经看见《国民报》上一批反对你的可耻的论文，对于作者的虚伪与恶毒极为惊讶。凡认识你的人应当证明你的品格的高尚和清廉，这种证明虽没有必要，我实在觉得这是一种义务。当我回忆许多年来，你替我的小杂志《人民之声》（NotesofthePeople）和后来的《民报》作过多少论文，完全不受报酬，我尤应加倍地履行这种义务；你这些论文对于人民的主张是很有价值，对于本报很有裨益的。我希望你将严厉惩罚那卑鄙的诽谤者。”（见马氏：《佛格特先生》一八八页，一八六〇年伦敦出版。）
马克思怎样能够“严厉惩罚那卑鄙的诽谤者”呢？他想只有假手于法庭，或容易达到目的。可是拉萨尔说得对，马氏“映入普鲁士裁判官的眼帘中，至少仍带着一种过于深红的彩色。”因此他的诉讼当然得不到胜利。他在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汉堡（Hamburg）《改革报》（Reform）的宣言中叙述诉讼的经过说：
“我于一八六〇年二月对于《国民报》的负责编辑杂柏尔（F．Zabel）在柏林提起一种诬蔑我的诉讼。我的律师韦柏（Weber）是个裁判顾问，起初择定一种刑事诉讼的手续。一八六〇年四月十八日，检察长对于杂柏尔的诉讼，批示不准，因为此案‘缺乏公共的利害关系’。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高等检察长复认可这种驳斥的批示。
我的律师此时取民事诉讼的手续。一八六○年六月八日，普王地方法庭的批示禁止我进行这种诉讼，因为杂柏尔实际诽谤的‘批评和议论只是援引别人的话，’并不含有‘侮辱的意思’。一八六〇年七月十一日，普王高等法庭的批示宣布，所谓援引语句的形态不能改变社论的过失，但内中所含的诽谤各节无损于我的‘人格’。此外，‘在本案上’侮辱的意思是‘不能成立的’。普王的高等法庭因此复批准地方法庭驳回的批示。我于一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接到普王的大理院一八六○年十月五日的批示，这个机关以为普王的高等法庭‘在本案上’并没有‘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对于杂柏尔的诉讼就被这种禁止诉讼的批示所决定，公然进行诉讼一事也不能够出现。”（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四一八至四一九页。）
马克思对于杂柏尔的诉讼拖延九个月，毫无结果。在另一方面，他对付佛格特所费的时间超过九个月，所得的结果却比这种讼案好得多。他因为要证实佛氏和拿破仑第三的秘密勾当，写了许多信给法兰西，瑞士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四处侦查，并将侦查的结果著成一部书，名为《佛格特先生》。他将自己的金钱和朋友的助款（波克海姆——Borkheim——十二镑，拉萨尔八镑，）合拢来，得英金数十镑，作为在伦敦印刷此书的费用。书系用小字密行排版，约二百页，若照普通版排印，差不多有四百页。马克思在书中不独是洗刷自己的事件，证明佛格特受拿破仑第三的贿赂，并且大体把欧洲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历史，特别是把一八四八年党人的行动史一起叙述出来了。此书鉴于佛民的罪状呈出铁的证据，遂予他以一种致命的打击。至一八七〇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失败后，共和政府在皇宫中查出拿破仑第三的秘密款项薄据上有付佛格特四万法郎的一笔账，佛氏是一八五九年八月在巴黎具领的。由此益足以证明马克思指他为拿氏所收买，不是信口雌黄的了。
《佛格特先生》一书是争辩文字中一种最有价值的名著，凡当时读过此书的人，不论其为马克思的朋友或仇敌，无不异口同声，交相赞许。恩格斯于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写信马氏说：“这的确是你的著作中一种最好的争辩的作品，此书的体裁比《拿破仑》〔指《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更为简洁，然却具有同等的效力。”（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四二五至四二六页。）拉萨尔也于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写信给马氏说：“当我念此书时，伯爵夫人和我笑得像发狂一样。……许久以来，她没有像念这个小册子时那样愉快。……我的记忆虽于最快乐之中，逗留在我的发笑的筋肉这种稀有的刺激上，但诙谐的方面并不是此书最大特长，这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在那一方面，这是一种最好的东西。”（见《拉萨尔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三四七页。）此外，就是马克思的老仇敌卢格于读完《佛格特先生》后，也称赞他是一种很好的滑稽。
“《佛格特先生》一书虽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然德国的群众却很少知道的。此事的原因有二：一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报纸不肯予以介绍，二由于马克思不听恩格斯与拉萨尔的劝告，将此书在德国印刷发行，使人得就近购买。可是在伦敦方面，他却发生不少的效力，马氏因此得新结识一些朋友，并与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重新恢复友谊的关系。
然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因佛格特事件和向来一个好友发生嫌隙。此人即是首先将佛氏政治纲领书报告马氏的佛莱利格拉。佛氏对于马氏的私交本来很好，自一八五六年夏季以来，他因任瑞士一个银行的伦敦经理人，收入增加，时常将自己从《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得的薪金，接济马氏。然当马克思对付佛格特事件，正在紧急之际，他却在报上发表一种宣言，表示对于马佛两氏争持的事件没有关系。在世人的心目中，很容易推测他这种行动是左袒佛格特而反对马克思。但马氏却屡次写信给他解释误会，维持友谊，因此他们两人的关系，就和马氏告诉拉萨尔的一样：“在世人之前，始终还是‘朋友’。”
马克思在中年时代除掉遇着两个文武敌人外，还碰到一个似友而实非友非敌而却是敌的人。这就是德国的布合。（L．Bucher）布氏当一八四八年革命时，为普鲁士国会议员之一，迨反革命出现，便亡命伦敦。然他和马克思没有何等关系，更无友谊可言。他后来自附于英国厄赫特一派，更为马氏所不满。（参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八六页。）
在布合一方面，对于马克思颇呈出一种殷勤的态度。他曾写信给波克海姆，说《佛格特先生》一书证据充足，行将作文登在奥格斯堡《普通报》上，予以介绍；但此事毕竟没有现实，不知是他未践前言，还是《普通报》没有登载他的文字。至一八六一年，他因普鲁士已下政治犯赦令，重返德国，在柏林与拉萨尔相友善。旋于一八六二年七月随拉氏至伦敦，因得与马克思相接触，马氏于是月三十日告诉恩格斯说：“布合现在是一个十分漂亮的人，但也是一个奇怪的人。”（见同书第三卷七六页。）他后来依附俾斯麦，服务于普政府的外交部。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日致恩氏的信中斥他及其他人等为：“狐群狗党，柏林一切——马尔克（Mark）和邦墨（Pommern）——的狐群狗党！”（见同书同卷二○四页。）由此可以证明马氏对于他始终没有交情，并且始终表示不满意。
至一八六五年十月五日，布合忽写信给马克思说：“《国家指导报》（DerStaatsanzeiger）每月想要一篇关于金融状况的报告。（关于商品的市情自然也是要的，因为两者不能分离。）有人问我能否荐一个人，我当时答道，没有一个人比你还相宜。因此他们现在要求我向你代达聘请的意思。至论文的长短，不加限制，论文愈彻底，包罗愈宏富，便愈好，关于文字的内容，自然只管依你的学问做去；然你须将此项问题中最重要的中心点明白描写出来，而避去争辩的论调，这种顾虑是为着读者方面的利益计，不是为着编辑部设想的。此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论文由你于每月一定的日期寄到此间。你是否担任此事，有何条件，并于何时起任事，统希写信吿我。”（见斯巴哥：《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德文本二二三至二二四页。）
马克思接到此信后，回信给布合，谢绝他的推荐。此信已不可得见，不知内容如何。马氏在平日无论何事，必函告恩格斯，但他于是月二十日将亲往曼彻斯特访恩氏，故在前一日的信上只有句话报告达到的时刻，并未涉及此事。此外，马克思致其他友人的书信，就现在所发见的讲，对于布合的要求也没有不满意的明白表示。他的内心作何感想，既无明文表现出来，遂使后人议论纷纷，各持一说。有些人以为《国家指导报》是普鲁士政府的机关报，布合能服务于普政府，为俾斯麦的左右手，对于马克思及没有什么交情，且知道马氏素来反对普政府，今忽作此请求，必由于俾斯麦的授意，想借此进行收买的工作。又有些人以为马克思一直到一八六五年的秋季为止，对于德国的工人运动没有一点势力，俾斯麦系一个顽固的贵族政治党人，向来不措意于劳动问题，更未必知道他在政治上和学问上是个重要人物，要使之入彀。所以布合推荐他替《国家指导报》作文是由于尊重他的学问，未必含有政治作用。
布合的信有无作用，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固不能加以臆断。然马克思在当时恐怕未必不联想及此，否则他当时的境遇并不佳，何以辞而不就？他于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七日写信给柯格尔曼说：“布合自己曾要求我做普鲁士王室《国家指导报》的经济通信员，我如果没有弄错，此事已经告诉你了。我要是愿意利用此等机关，那么，没有第三者的介绍，也能做到，这是你见得到的。”（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三三页，一九二四年柏林出版。——K．Marx：BriefeanKugelmann．Berlin．1924．）这就是表示他不利用普鲁士政府的机关报，免致反为政府所利用。至他对于俾斯麦，尤其是远而避之。他曾于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发一信给柯格尔曼，因柯氏出游，至九月二十七日才收到。他以为此信为普政府所没收，因在十月十三日致柯氏的信中说：“这种截收信件之事的确令人不欢，因为我不愿意使俾斯麦先生知道我的私事。反之，他如果愿意知道我对于他的政策的意见，尽向我直接接洽，我一定对他直切说明出来。”（见同书二二页。）又一八六七年五月，马克思从汉堡回伦敦，船上遇着一位女士，要在伦敦一个车站上车，因携带许多行李，觉得难于处置。马氏像一个善良的骑士一样，特送她到车站，并于开车前同逛海德公园（HydePark）至六点钟之久，又同入饮冰店取饮。这位女士旋告诉马克思，说她是俾斯麦的外甥女，刚从柏林俾斯麦的家中出来的。马氏在六月十日给柯格尔曼的信中述及此事，并且说：“你试想一想，自布林德和其他庸俗的民主主义者看来，此事是我和俾斯麦的阴谋的何等好材料！”（见同书二六页。）以上两点都足以表见马克思非常鄙视俾斯麦，当他接到他平日认为“深沉的”（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二〇页。）布合那封十分殷勤的书信时，自然要联想到俾斯麦，所以他便毅然拒绝了。
俾斯麦是近代德国一个所谓大政治家，有人还把他和马克思相提并论，说他是代表现世一种成熟的运动，马氏是代表一种未来的运动。（参看克卡朴《社会主义史》中文译本。）因此他们彼此间的言论和交涉，値得我们在此再说几句，以补上文之不足。
恩格斯于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写信给马克思说：“德意志的历史自我看来，现在较为简单。自俾斯麦将小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计划和普鲁士的军队连贯起来，并获得这样巨大的成效以后，德意志的发达已经决切地向这一方面前进，无论愿意与否，我们和别人一样，必须认清这种完全的事实。……政治将使俾斯麦帮助资产阶级，并利用这个阶级去抵抗贵族诸侯。目前也许不致如此，因为现在威权和军队还够维持一切。但他为着替中央权力向国会获得必要的条件起见，必须给予国民一点东西，局势自然的发展将一天一天强迫他或他的承继者再求助于国民，所以俾斯麦现在虽不能尽可能地多给国民一点东西，是会愈加走入资产阶级中的。就好的方面讲，此举将局势弄简单了，因此使一种革命易于进行，并且消灭各小都城的骚扰，促进国内的发展。一个德意志的国会毕竟将与一个普鲁士的议会完全不同。全部小邦制度将被牵入运动中，各种最坏的地方势力都要销声匿迹，各派终久也要变成全国的而非仅限于地方的。就坏的方面讲，主要的是德意志免不了要为普鲁士所操纵，这是一种很大的坏处。于是将有德意志与奥地利的分离，这种分离的结果将使斯拉夫人即刻向拨门，默伦，（Mähren）和坎腾（Karnten）进发。可惜对于此两事都无能为力。依我的意见，我们除掉明白承认事实而不加赞成外，别无办法，我们除掉在可能的限度内，利用现今所呈的很容易着手的状态，使德意志的无产阶级形成全国的组织和联合外，也别无办法。”（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三六至三三七页。）隔了两日，马克思回信，说他对于恩氏的见解完全同意。俾斯麦的立脚点与马恩两氏的完全相反，他是真正的敌人，马氏不愿和他及其手下人发生私人的关系，这是当然的事。
但在俾斯麦方面，却不能忘情于马克思。当一八六七年马氏回德寄居柯格尔曼家中时，有一个律师名瓦列博尔德（Warnebokld）的，以俾斯麦使者的资格，访问马氏，并遵俾氏的训令，劝他运用他的盘盘大才为德国的人民谋利益。此事足以证明俾斯麦知道他是不可轻视的。当一八六五年的时候，俾氏正想竭力制服奥地利，为先谋国民一致对外起见，使他的手下人设法收买——-至少也是接近——-革命党领袖的马克思，自是应有之事。此外，俾斯麦在公众之前，也曾谈及马克思，就是，他于一八八五年在国会一个取缔社会主义法令讨论中说，马克思是否养有刺客预备暗杀他，却是一个疑问。在一方面，马克思之视俾斯麦，和他的女儿艾琳娜所说的一样，只是一个小丑，用不着养刺客暗杀他，也没有力量养刺客去暗杀他；然在另一方面，俾氏的话适足以表见他对于马克思不无戒心，他和他的手下人想设法收买——至少也是和缓——革命党领袖的马克思，也自是应有之事。
我们对于中年时代的马克思的社交关系，已经说得不少，可是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值得我们在下面用专章介绍的。 |
第二章文字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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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字生涯
我们刚才说，马克思革命活动的余波至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共产党宣告解散时，才正式平息。其实他和恩格斯自一八五○年九月与威里系，侠白尔一派决裂，并退出德意志工人体育联合会后，他们在伦敦的活动便大半停止了。恩格斯的父亲令他离开伦敦的亡命客，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任事，他没有听从。本拟恃卖文为活，但在伦敦找此项工作，未能成功，遂于一八五○年底返曼彻斯特，仍就他父亲的棉花工厂书记的职务。然恩氏此举并不是为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因为他既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又没有室家之累，即使一时在伦敦找不到文字工作，尽可坐待时机，或另向他处活动，正不必急急于从事他向来所痛恶的“狗商业。”恩氏此举完全是为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爱惜人才，完全是为维持马克思的生计。他深知马克思是无产阶级卓绝的理论家，是共产党唯一的指导者，此时眼见马氏一家数口，嗷嗷待哺，若不下大决心，牺牲一己的前程，获钱以接济马氏，则马氏为生计所困，无暇从事于研究和理论的工作，这便是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计算不清的大损失，所以他毅然投身于商业界中。他这种牺牲精神，真是值得我们称许！博文兴说：“恩格斯为着他的精神上的同志，将他所能够牺牲的一切东西都牺牲了；他的作工和生活只是为着马克思。”（见博氏《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与要求》三七页，一九二○年出版。）博氏此语将恩格斯以后的生活史都概括起来了。
至于马克思本来是一个极好学的人，他虽频年奔走革命，仍旧是要偷闲读书的。他此时既不复作革命的活动，对于学问的研究便更加专一。他于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写信给维德梅耶说：“我大概从早晨九点钟起至晚上七点钟止，都在大不列颠图书馆。我所预备的材料分类甚多，在六星期以至八星期之前，无论如何努力，不能告竣。”（见《新时代杂志》二十五年度二卷五四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资料》。他所指的材料是为他的经济学著作搜集的。
可是马克思虽想潜心学术，面壁十年，然恩格斯的接济不足以赡养他的全家，饥来驱人，他又不得不顾及生计问题。他要于解决此问题时又能兼顾到学业一方面，最好是靠文字谋生。但德国的书店都知道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不敢收受他的著作，至于德国那些力能聘请驻外通信员的大报馆，不是他们不愿意邀请他，就是他自己不愿意加入，因此他的砚田竟遇着凶岁了。好容易等到一八五一年八月初间，才获得《纽约特里标报》驻英通信员的职务，借此取得一种经常的收入，去救济啼饥号寒的家室。
《纽约每日论坛报》是美国格里列（Greeley）于一八四一年四月创办的。当时美国人士颇趋向傅立叶的社会主义，而此报即为傅立叶主义运动的中心点。他在政治上，是代表美国辉格党（Whigs）左派的。（自一八五六年以后，则代表新建的共和派。）一八四八年，报馆的编辑员德那游历欧洲，十月至柏林，旋转赴科隆，并造访马克思。德氏于异年三月回国，升任报馆主笔，至一八五一年下半年，即聘请马克思为驻伦敦的通信员。
《纽约每日论坛报》在当时是美国一种最大的报，当极盛时，每日销数达二十万份。他的收入既丰，资本又甚雄厚，所以论他的力量，对于名人的作品是可以出优厚报酬的。他和马克思所订的约是每次通信或每篇论文酬英金两镑，每星期以两次为限。这种报酬本不算十分菲薄，不过此报却以英金五百镑请一位记者名泰利（Tayler）的，往印度当通信员，泰氏的稿件不独不及马克思的优美，数量也较少，而报酬反较多，报馆对于通信员的待遇已经是不平等了。
马克思的稿件尝由《纽约每日论坛报》作为社论登出，由此可以证明他的文字的价值；他自己希望每稿至少须得英金三镑，但不独不能如愿相偿，即原来约定的数目，也是有名无实。因为报馆中人对于他的稿件，合意的就登出来，按件给值，不合意的就按下不登，也不给报酬。德那于一八五六年六月写信告诉马克思，说他对于马氏所寄的大斯拉夫主义的十四，五篇论文不能登载，又说马氏的论文放在他的桌上不能登的，约有二十篇。马克思于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德那君自三星期以来，将每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寄给我，他的用意显然是在表示此报对于的我的稿件不复登载。……我对于普鲁士，波斯，奥地利的论文，都被弃登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一三八页。）他于一八五九年三月十日复报告恩氏说：“近六星期以来，你的论文和我的论文都没有被采用。”（见同书同卷三一二页。）至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五日，马氏又告诉恩氏说，《纽约每日论坛报》于三篇通信稿之中，或登出一篇，或连一篇都不登，这是常例。按件计值的工资劳动者被人任意虐待的苦况，马克思真是亲身经历了！
但是在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允许的按件给值的权利也没有享到。他于通信七个月之后，按照登出的稿件计算薪水，每次信或论文只合英金一镑。他写信问德那，烦什么他的已登稿件只取得原约的半价，德那回信说，依照常规，此等通信是这样报酬的，他自己受了报馆所有人的嘱咐，必须关于时事问题而具有兴趣与革命危机性质的通信，才予以加倍的报酬。
然当马克思用心作一些关于时事问题论文送去时，不独得不到加倍的报酬，简直是一文不值。他于一八五八年四月二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关于拿破仑的预算表，其他暴露之点是会逐渐出现的。我在半年前，对于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很精细的论文，送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此报的一班驴子竟没有登载，他们是何等聪明啊。这种人都是些驴子，大凡论文如果不合于‘时事问题’这个名词最无聊的意义，他们就视为没有趣味，向旁边一丢，等到后来，这种事件一为世人所注目，他们才把那无意识的东西合编起来。（见同书同卷二六四页。）
此外，《纽约每日论坛报》报酬马克思还有一种苛刻，就是，德那有时对于马氏的整篇通信只登出三分之一，他即按三分之一给值。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K．Marx’sökonomischeLehren）一书（第五章的注脚）述及英国一个石工因石头炸裂，被抛入天空中，当领取工资时，他在天空中白花去的一刹那间的工资竟被扣去。此事至今传为笑谈，因其充分表现资本家对待按时计值的工资劳动者刻薄的情形。天下事真是无独有偶，《纽约每日论坛报》对于按件计值的工资劳动者的待遇，也可与之媲美。这两件事在工资劳动史上可算是互相辉映了！
然《纽约每日论坛报》对待马克思的刻薄情形并不单在报酬一事。报馆通信员享有看报的权利，这是一件当然的事。但马克思连这种权利也被剥夺了。他在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德那自三星期以来，将每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寄给他，细玩他的语气，可以知道三星期以前德氏未尝寄报，只因别有作用，才有此豪举。马氏于一八五五年五月十六日致恩氏的信中又说，他从克洛士（Cluss）处毕竟又见着几张《纽约每日论坛报》，由此更足以证明他自己的家中没有此报。马克思本是这个自诩为欧美两洲唯一报纸的柱石，本是这个销数达二十万份的报纸有名的记者，毕竟受报馆这样的待遇，我们对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除掉赤条条的利益，除掉无情的‘现金支付’以外，再也没有留着别的维系物”的话，虽欲不信，也不可得。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主笔德那把马克思当作工资劳动者，（其实德氏自己也是一个工资劳动者，）任意宰制，还不止上述两事。德氏对于马克思的通信，如认为无关重要的，就将其登入报上不重要的栏中，下面署着马氏的姓名；如认为关系重要的，便登在报上最重要的栏中，作为社论，下面并不署名，使一般读者相信这是纽约编辑部所作的论文。马克思对于这种掠美的事曾向德那提出抗议，但德氏回信说，他们对于这种办法不能加以改变，否则读者知道社论来自外方，殊有损于报馆的威信。因此马克思愈加出力替《纽约每日论坛报》作文，他的姓名便愈少出现于报上的机会。他对于此事自然不能承认，但他的态度又不能过于强硬，以致危及自己的生活，因向报馆提议，凡他所供给的稿件，馆中如要替他署名，即须全体署名，否则宁可一概不署名。《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部采用马克思的第二个办法，从一八五五年四月起至一八六二年马氏脱离报馆时止，凡他的稿件都不署名了。因此后人对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论文，既不容易分出那些是马克思或恩格斯的。
然德那对于马克思所供给的论文不独是剥夺他的署名权利，并且还任意加以改窜或割裂。恩格斯于一八五五年春季作了一批关于大斯拉夫主义的论文，由马克思寄出，《纽约每日论坛报》于横加改窜之后，登出一篇，但原文反对大斯拉夫主义的本意却完全丧失了。恩氏所作的《德意志与大斯拉夫主义》的论文，也被此报的编辑部裂而为二，并任意加些材料，作为社论登出，一名《欧洲的争斗》，一名《奥地利的弱点》。德那和编辑部的人做出这种无聊的事，已是“文人无行”，但他后来还要摆出主笔先生的架子来责备马克思。他在一八六○年三月八日致马氏的信中说：
“我请你替《纽约每日论坛报》通信，几乎在九年之前，这种职务你一起继续到现在。你替我们通信很有常规，就我的记忆所及，你没有间断过一星期；在我们的报馆中你不独是一个最受尊敬的记者，并且还是一个薪水最优的记者。我只有一桩事觉得你的作品是可訾议的，就是，你对于一种美国报时常呈出一种过于袒护德国的论调。你对于俄罗斯和法兰西都呈出这样的论调。讲到俄皇主义和拿破仑主义的问题，我有时觉得你对于德意志的统一与独立，露出一种过大的兴味和过甚的忧虑。在最近意大利战争中，这种态度或者还要更加显著。关于对意大利民族表同情一事，我和你完全同意。我和你一样不信任法皇有什么诚意，我和你一样不相信意大利的自由系于法皇；但我不相信德意志像你和其他爱国的德人所想像的一样，有什么实在的理由可以引起恐慌。
我必须再说一桩事，就是，凡你经过我手中的著作时常对于劳动阶级的幸福和进步，露出极大的休戚相关的态度，你有许多作品是用来直接达到这种目的的。”（见《佛格特先生》一八八至一八九页。）
我们参照以上各节所述的事实，可以知道德那信中称马克思为最受尊敬和薪水最优的记者一句话完全是虚伪的。至于他认马氏为袒护德意志的爱国主义者，更属无稽之谈。马克思是提倡国际主义的，他所注重的是“劳动阶级的幸福和进步，”他决不致因自己偶然生在德意志，即盲目地去拥护德国，“呈露一种过于袒护德国的论调。”
讲到俄皇主义与拿破仑主义，正是当时欧洲的两个恶魔，因为他们对于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包藏祸心，肆行压迫，这自然是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参看本篇第四章。）德那自己既已承认对于拿破仑主义与马克思表同意，姑置勿论。专就俄皇主义讲，他要实行他的大斯拉夫主义，并吞土耳其，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主持舆论的人应当努力反对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于一八五三年十月犹宣言土耳其向俄罗斯宣战，文明人类的一切同情不在基督教徒一边，而在土耳其人一边。此报且于是年四月十二日将马克思所送的反俄罗斯的论文作为他的通信中首次的社论登出。（参看耶赞诺夫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第一卷一五四至一五九页。）但自一个抱大斯拉夫主义的记者哥洛夫斯基（Gnrowski）于一八五四年加入报馆后，德那便受了他的影响，是年三月以后的报纸论调就表现偏袒俄罗斯了。马克思于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从阿姆斯特德（Olmsted）和他的一个美国游伴处得知哥洛夫斯基（波兰人）对于德那有很大的影响，那两位同时又告诉我，说这个正直的人反对我们，你的论文没有登出，他是一个唯一的原因。德那君退回我的关于多瑙河诸国（Donaufürstebtümer）的稿件，忘却将哥洛夫斯基用法文写上的批语涂去。哥氏对于我的罗马尼亚人口的统计录批道：‘所有这些数目是夸大其词，借以表见罗马尼亚民族增加之速的意思。这种数目已由事实，历史和逻辑证明为荒谬了。’我们真有面子，我们的论文将由俄国公使馆加以监察和检查，或已经这样做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一三一页。）哥洛夫斯基是否为俄国公使所收买，虽尚待证实，然他摆布德那压下马克思的稿件却是铁的事实。
马克思的通信从一八五三年四月起至一八五四年五月止，被《纽约每日论坛报》采作社论的，就耶赞诺夫所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一，二卷看，共计十九篇。内中有好些是用军事学的眼光，讨论战争问题的文字。自此以后，更有不少的军事论文被作为社论登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且于一八五五年二月三日的报上很自夸地说：“本报对于战争，经常地按照军事学上的原则，加以批评的观察，使读者能从军事和政治的观点去领会一切，关于这一点，本报是美洲和欧洲一种唯一的报纸。”（见耶氏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第一卷编者弁言三二页。）可是德那自己既作不出“按军事学上的原则，加以批评的观察”的战事论文，只好向马克思乞灵，借以挂起他那“美洲和欧洲一种唯一的报纸”的招牌。他于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写信给马氏说：“我们很愿意你每星期给我们两篇论文，每篇论文计英金两镑。此数合起来，每年有两百镑，这是你愿意取得的。至于论文是属于军事的性质，或为其他事项，我们让你自己探定。”（见同书同卷编者弁言四六页。）德氏此信明明是叫马克思多供给关于战争的稿件，所谓听他自行择定材料，不过是一句陪衬的话罢了。
我们对于马克思供给《纽约每日论坛报》论文的事已经说过许多，现在应当指明最初一年多的稿件并不是出于马氏的手笔。因为此报是一种英文报，马克思虽早通英文，但他要作英文论文，觉得自己的程度，还不能驰骋自如。所以他于一八五一年八月就此报驻英通信员职务之前，写信要求恩格斯代为捉刀，他说：“《纽约每日论坛报》出聘金请我和佛莱格拉加入记者之列。此报是北美一种销行最广的报纸。在星期五早晨（八月十五日）以前，你倘能替我作一篇关于德国状况的英文论文，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二○九页。）恩格斯于是对于德意志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和一八四九年的反革命，连续作了二十篇论文，署上马克思的名字，转送给《纽约每日论坛报》。至一八九六年，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将此等论文集合拢来，印成单行本，名为《革命与反革命》，署上马克思的名字；考茨基于同年将是书译成德文付印，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以为这真是马氏的作品。迨一九一三年倍倍尔和伯恩斯坦所校订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出版，发见上列这一类的信，才知道此书实系恩格斯所作。
马克思送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稿件至一八五二年八月止，犹完全是恩格斯代作的，后来马克思也自作德文论文，请恩氏译成英文，转寄美国。直至一八五三年二月，马氏才动手作英文论文。然自此以后，关于战争问题论文又是由恩格斯供给的，因为恩氏不独曾经入伍当兵，富于军事知识，并且身经战阵，深明韬略，他对于战局所下的批评，动中肯綮；所以他此项论文最有价值，这是马克思所不及的。
马克思对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信前后历十二年，他所供给的稿件非常之多，所涉及的方面，就可以查考的举其荦荦大者，则为德国状况，英国政局，东方问题，俄土战争，多瑙河诸国的撤兵，克里米亚（Crimea）远征，西班牙革命，和中国问题等等。关于此等论文以及马恩两氏其他许多报馆的通信和杂作，已由耶赞诺夫编成《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二年》，共四大卷，不过至今还只出二大卷，即他们从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六年的论文。此等论文有一部分固然富于精彩，为后来的《资本论》全部或部分引用的材料，但有一部分，便和梅林所说的一样，只是“‘寻常的报上通信，’再行刊布出来，一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不满意的。”（见梅氏《马克思传》五四○页。）我们对于此等论文的内容，不独因其篇幅繁多，没有叙述的可能，并且也因其不十分重要，没有叙述的必要。惟关于中国问题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虽大部分的材料仍未发表出来，但我们也不妨将其中已有的片段文字，和马恩两氏在这个通信时期前后对于中国所发的议论集合起来，在此依次介绍一下。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一八四○年代的著作，已经时常涉及中国，如他们的《共产党宣言》上说，资产阶级的廉价商品就是些大炮，将中国的一切城壁都扫平了。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上说，西方发明一架机器，不到一年，中国既有百万工人失业。然他们用专篇文字讨论中国事件的，还要算是从一八五○年的《政治经济评论》二月份月评开始。他们说：
“末了，还有著名的德国传教士居次拉夫（Gützlaff）所带来的中国的特别珍闻。此处迟缓而有常规的过剩人口的增加使大多数人久已感受社会状况的压迫。于是英国人出来，强迫五口通商。英美成千的船舶向中国驶去，在一个短时期内，中国即充满了英美廉价的机器生产品。中国建筑在手工劳动上的工业遂屈服在机器的竞争之下。坚固的中华经历一种社会危机。赋税入不敷出，国家濒于破产，人民大批地流于赤贫，起而作乱，虐待并杀害官吏和佛教徒。这个国家已经站在灭亡的前面，有发生一种暴力革命之势。还有一种更坏的情形。在叛乱的庶民中有些人出来指明一方面的贫困，他方面的富裕，要求再行分配财产，并且完全铲除私有财产。当居次拉夫君于二十年的别离后，重与文明人和欧洲人相接触时，他听见说社会主义，便问这是什么？他在得到解释之后，即带着恐惧的声音叫道：‘我没有地方躲避这种破坏的学说么？自好些时候以来，中国暴民中有许多人恰恰宣传相同的学说！’
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相比，也许和中国的哲学对黑格尔的哲学一样。但地球上这个最古和最坚固的国家，在八年之中，竟为英国资本家的棉花弹所破坏，已到社会革命——这种革命对于文明必定有最重大的结果——的前夕，这总是一种可喜的事实。当我们欧洲的反动派在下次的逃亡中由亚细亚达到中国的城墙时，即达到极反动，极守旧的保护所的门前时，谁知道他们不会看见上面大书特书：
中华民国
自由，平等，博爱。”（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四四四至四四五页。）
马恩两氏所预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民国即是指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大革命一样，这种预言在六十二年后毕竟实现了。
我们现在来讲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对中国所作的论文。他于一八五三年六月二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已经草就两篇关于中国对英关系的论文送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了。可是我们检查《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一，二卷，并没有发见此等文字，不知是《纽约每日论坛报》未曾登载，还是耶赞诺夫没有选入。至一八五四年三月，马氏在俄土战争一批论文的《法国与英国——希腊暴动——亚细亚》（FrankreichundEngland．-DergriechisdheAufstand．Asien．）一文中，有一段关于中国的话如下：
“清朝皇帝倘若被迫而放弃中国本部的统治权，退回满洲，俄罗斯也许与西藏及清室联盟。中国的叛乱者——和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对于佛教已经起了一种常规的十字军，以致佛寺被捣毁，僧侣被杀害。然满族的宗教为佛教，承认中国宗主权的西藏为大喇嘛的驻在地，此处对于信仰佛教者是最神圣的。太平王如能将清朝逐出中国，他以后会与信奉佛教的满族作一种宗教战争。佛教的信仰既弥漫于喜马拉雅山的两边，英国又不赞能助中国的新朝，俄皇将站在满族方面，驱策他们反抗英国，并在尼泊尔引引起宗教的暴动。据最近的《东方新闻》（Orientpost）所载，‘中国皇帝恐怕北京失守，已令各省巡抚将皇室岁入解往满洲的发祥地和行宫所在之处，该处正在长城东北八十哩’。中国人和满洲人的大宗教战争——这种战争将扩充到印度——可以说就在眼前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第一卷三六一至三六二页。）
这种战争完全没有实现，一因“俄国缺乏金钱，不能使所有前线一起作战，同时不能在各处引起暴动。此外，他的战绩并不显著，不足以使亚细亚感受一种大印象。”（见同书卷编者弁言五二一页。）二因太平王的势力始终没有达到北京，清室虽危而复安，没有与俄国联盟的必要。至于他所谓中国人和满洲人的大宗教战争，未免以欧洲人习惯于宗教战争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事件，其实即使太平王能够成功，以当时的情势而论，也不会有什么宗教战争跟着出现。所以他这一段文字的重要只在表现他是一个眼光四射的政论家，对于中国的时事问题已经十分注意了。
然马克思于一八五八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发表的关于中国事件的一批论文，似乎极有价值．因为此报不独是作为社论登出，并且还加以赞扬。我们此时虽《因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三，四卷没有出版，无从知其内容，但他在是年十二月十七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已经举其梗概。他说：“我对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尚有一桩满意之事。这种糟糕的报纸自几个月以来，已经将我关于中国的一切论文（中英商业等等全史）当作社论登出，并且对于这些论文加以赞扬。但是当后来中英条约正式的原文出现之时，我又做过一篇论文，内中有几句说中国人‘现在将认鸦片入口为正当，并对之征收入口税，中国自种鸦片之事终久也会照准，’因此迟早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于英国的鸦片事业，特别是对于印度的国库，将予以一种致命的打击。然德那君将这篇论文作为伦敦一个‘临时通信员’的论文登出，他自己做一篇社论，反驳他的‘临时通信员’。本星期一日，菲次择刺德（Fitzgerald）和史坦利（Stanley）在下议院中以内阁的名义，一字一句地承认我的预言了。因此我于星期二日，以‘临时通信员’的资格，作了一篇论文，嘲笑我的批评者，不过我的论调自然是有一点限制的”。《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二九九页。）
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所作的中英商业等待全史，我们此时虽不能先睹为快，然从他是年十月八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对于这一方面也可窥见一斑。“特别是关于中国方面，我将一八三六年以来的贸易情形详细剖解一下，确实知道（一）一八四四年以至一八四六年和一八四七年英美输出的增加，证明是虚伪的，在以后十年间的平均数也差不多没有变动，同时中国对英美的输出却非常增加了；（二）五口通商和香港的占据所得的结果，不过是广东的商业转移到上海罢了。其他互市场便不足算。这种商场失败的主要根源，似乎就在鸦片的贸易，在实际上，所有对中国输入的增加往往限于鸦片的贸易；可是要破坏这一国内部的轻济组织，和他的小规模的农业等等，将费去极多的时日。”（见同书同卷二九三页。）
马克思这一段话中包含三件事，即英美对华商业的失败，鸦片为对华输入的大宗贸易，和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富于抵抗力。他后来在《资本论》中复谈到这些问题，不是加以证明和设发挥，就是予以深刻的讽刺，关于第一个问题，他引用英国人的报告说：“‘在中国条约之后，马上就有展开我们对中国贸易的大希望，有许多大工厂是特别因此建设起来的，他们的目的在制造棉货以供中国市场的需要。……’‘结果怎样呢？’——‘糟糕透了，几乎非言语所能形容；我不相信一八四四年和一八四五年运往中国的一切货物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数目是收转来的；茶就是运回的主要品。……’”（见马氏《资本论》英文本第三卷五七二页）关于第二个问题，他述及英国本国受鸦片的流毒，因替中国吐一口怨气道：“在英国的农业区域和工厂区域一样，成年的男女工人吃食鸦片的，日见增加。‘推广鸦片剂……是好些批发商人的大目的。一班药材商视此为一种主要的物品。’（《第六次公共卫生报告》四五九页）吃鸦片剂的婴孩‘不是缩成一个小老人，就是变作一个小猴子’。（同书四六○页）我们在此看见印度和中国是怎样对英国报仇。”（见考茨基的注释《资本论》第一卷三四三页）关于第三个问题，他说道：“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生产方法的内部坚结，对于商业所发生的障碍的影响，可以从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明白表现出来。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联合构成的，在印度还要加上一种建筑在公有土地上的公社形态，然这也是中国原有的形态。英国人为破灭此等小的经济组织起见，特以统治者和地主的资格，在印度同时使用他们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英国的商业对于此等组织发生一种革命的影响，但他所达的限度只止于借商品的低廉价格破坏纺织业，这是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联合中一个陈旧的整部分。即使如此，这种解体的工作，进行也很迟缓。英国人在中国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势力，故此进程更为迟缓。此处因农业与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节省财力和时间，对于大工业的生产品遂表现一种最顽强的抵抗。……”（见马氏《资本论》英文本第三卷三九二至三九三页。）
然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振，不仅在一八四○和五○年代如此，即在六○年代的初期也是如此，所以马克思于一八六二年三月三日报告恩格斯说：“我起先告诉你，〔英国〕对中国的贸易没有什么大希望，此举你总还记得。最近商务部的报告证明如下：
一八六○年一八六一年
香港二四四五九九一金镑三一一四一五四
中国二八七二○四五金镑一七三三九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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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五三一八○三六四八四八一二一
所以总输入是减少了。不过〔一八六一年的贸易品比一八六○年的〕更直接〔输入中国〕，不甚经过香港罢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五一页。）过了两日，恩氏回信说：“照你的说法，对中国的贸易还是大大增加了。据我的记忆所及，在十年以前，〔贸易〕变动的数目是一百万至三百万金镑。”（见同书同卷五二页。）隔一日马克思复回信说：“比较中国贸易状况，至一八五二年止，的确是增加了，但自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发见以来，中国贸易绝比不上其他一切市场。此外，在从前的报告中，香港是作为英国的所有地，与中国分离的，所以在‘中国’项内的输入（自一八四○年以来）总是比总输入更小。自一八五九年以来〔贸易〕虽有增加，但至一八六一年又复下降了。”（见同书同卷五三页。）
此外，马克思又常论及世界贸易破坏中国大半自给自足的生产而使之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在另一方面，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一个工资劳动阶级的存在——的同一状况，使一切商品的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这种生产即按照他的发达的程度，对于每种直接自给自足，仅以剩余生产物作为商品的旧式的生产形态，发生一种毁灭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使生产物的出卖变成主要的事业，他初时暂且不侵犯生产方法的自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商业对于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等等所发生的最初影响一样。但他在安下根基之处，即破坏一切商品生产的形态，无论此等形态是建筑在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上面，还是仅建筑在出卖剩余生产物上面。他首先使商品的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的生产逐渐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二卷一三至一四页。）
世界商业既破坏中国旧式的半自给自足的生产而使之进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于是中国廉价劳动的竞争也不能不影响于资本主义的先进国。所以马克思说：“现在〔一八七三年〕因受了国际竞争——因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达，使全世界的工人屈服在这种竞争之下——之赐，我们〔比较工人状况的范围〕愈加推广了。现在所讲的，不复是英国的工资要降至欧洲大陆的工资水平线，而是欧洲的工资在近的或远的将来，会跌到中国的水平线。英国国会议员斯退普尔吞（Stapleton）君在选举人的面前作一种关于将来劳动价格的演说，将上面的见解发挥出来了。他说：‘当中国变成一个大工业国家的时候，欧洲的工业人口如果不降到他们的竞争者的水平线，我不知道他们怎样能够抵得住这种竞争。’（一八七三年九月三日的《泰晤士报》）。”（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五三六页。）
然中国如果变成一个大工业的国家，对于世界的影响当不止此，所以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日致寄居美国的索尔格的信中说：“中国的战事〔指是年中日之战〕已经予旧中国以一种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既不可能，而输入铁路，汽船，电线，和大工业等且因军事上防御的理由成为一种必要了。然小农耕种的旧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农家自行制造他的工业品——以及颇能容纳稠密人口的整个旧社会制度也要因此倾覆了。千百万人民将被投闲致散，迫得向外迁徙；他们将向外寻找途径，一直达到欧洲为止，并且将成群结队而来。中国人的竞争既是成群的，将把你们〔指美洲〕和我们〔指欧洲〕之中的事业驱策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资本主义克服中国，同时将予欧美资本主义的毁灭以一种冲击。”（见《倍克·啻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四一六页。）
我们对于马克思或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著作中涉及中国的议论已经择要叙述过了，现在要讲马氏和此报最后一幕——即脱离关系——的经过。《纽约每日论坛报》从初时起即苛待马克思，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这种情形到后来更加厉害。马氏于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日将受此报宰制之事告诉恩格斯。恩氏旋回信说：“《纽约每日论坛报》此次既表示决切的意思，要和你决裂，我以为你最好是向纽约其他报纸去接洽联格。《先驱报》（TheHerald）或《泰晤士报》不是可以加入么？我要是处你的地位，将即刻取一种步骤，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人陷于困难的地位，一直到一切事情都弄妥为止。对付他们这种卑鄙的样子，只须顾着自己的利益，不必管他们。你如果相信一种间接的步骤较好，可举以相告，我很愿意以我的名义开始谈判，总使你不致于让步。我可以写信前去。说我很有理由相信你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不复像从前一样和睦，一种调停或是必要的等等。”（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一四一页。）
马克思于是月二十三日回信说：“加入纽约《先驱报》是不可能的；至于纽约《泰晤士报》必须去试一试。……我将于下星期二日……写信给德那，务用一种方法把他置于他所想象为不如意的冲突上。”（见同书同卷一四二页。）至二月六日，马氏复报告恩格斯说：“关于《纽约每日论坛报》，还是和我从前所见的一样。我仍然没有动笔。今天已经写了一封决决切切的信给他们，恰和我原来所写的一样，但是在他们的答复未到以前，我不完全停止我的论文的创作。”（见同书同卷一四三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本来是靠马克思做台柱，才挂得起他那“美洲和欧洲一种唯一的报纸”的招牌，他的所有人和主笔等所以敢于苛待马克思，只因他们明知马氏专靠文字糊口，可取听其摆布。不意马克思于忍无可忍之时，竟采一种强硬的态度，使他们不得不表示相当的让步。马氏于三月二十四日报告恩格斯说：“我将加入另种报纸的威吓，竟发生了效力，至少也有一点效力。不管他们的语气表示如何大的友谊，然内中已显出我正确了解这些先生们的一种证据。〔他们的〕提议是：他们对于论文，无论登载与否，每星期出一篇的代价；我如送去第二篇，便有点靠不住，如果被登载，那就算是我的幸运。所以在实际上。他们将我的报酬减去一半。我对于此事表示同意，也不得不表示同意。”（见同书同卷一五○至一五一页。）
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交涉经过后，美国的商业危机出现了。他知道事机不妙，于是年十月二十日用诙谐的语调，写信给恩格斯说：“卖文为活者的英文事业虽健全，但他们的外国主顾却不康健，他们的叫苦连天，是新鲜活现的。”（见同书同卷一九八页。）马氏的话果然说中了，他于是月三十一日报告恩氏，他接到德那两封信，其中一封信的内容是：“因商业危机的结果，除我和泰罗外，所有欧洲的通信员都被辞退；但我现在受严格的限制，每星期只能供给论文一篇。”（见同书同卷二○○至二○一页。）
马克思于美国商业危机经过后，每星期照常送两篇稿子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但报馆大概还是只登出一篇。他于一八五九年三月十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依我的经验看来，我以为许多论文的被弃置只是一种预定的策略，要向我表示他们目前每星期尚只用一篇论文。”（见同书同卷三一二页。）至一八六○年年底，他因向报馆取得一张期票，引起后者的抗议，而他的位置又摇动起来了。他于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报告恩氏说：“我于十二月十日领得一张两个月付款的期票，计英金三十镑，他们现已提出抗议，此外，他们又警告我，一切通信以六个星期为止。……当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年商业危机之际，通信才因例外减为每星期一次，这种契约久已由正式的书信取消了，德那在结算账目之中，复回到这个危机时代，这就是他的卑鄙处。他现在将近几年来没有登载的一切论文都替我扣除出来。在另一方面，仍以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年的契约做标准，这是他的谬误的见解，他由此再也没有正当权力于一个半月和我断绝关系。然我却不能有何种反抗他们的举动，因为我是完全倚赖他们的。我实在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但在许久以前，我就知道这种危机是逼近了。”（见同书第三卷七页。）
我们参照本章前面所举的事实，和马克思这封信中的话，无论如何，不能认德那对待马氏是持一种友谊的态度。可是耶赞诺夫的看法却不相同，他说：“马克思时常痛恶德那。此事常是不大正当，因为没有德那在报馆所有人的面前替他主张利益，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信决不能经过这样长久的日子。他和报馆的交涉总是由德那手中经过的，大家可以确切说一句，就是，不管怎么样，德那方面对于马克思的行为是对的。凡他能力所及之处，总是疲精费神去和缓马氏位置上的困难。他与马克思同时退出《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氏后来才知道德那在格里列和马克厄拉慈（MaxElrath）的面前也只是一个文字苦力。”（见耶氏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第一卷弁言三三页。）
耶赞诺夫这一段话，无论如何不能成立。德那从最初时起，即不依照他和马思所订的契约登载稿件，给予报酬，对于美国商业危机后用正式书信取消的契约，复用作结算账目的根据，他对于马克思这样的行为是对的么？这是他在报馆所有人的面前替马氏主张利益么？“没有德那在报馆所有人的面前替他主张利益，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信决不能经过这样长久的日子。”这句话也许不错，不过德那要抓住马克思，为的是替做主笔的撑门面，这是出于他的自利心，并不是真正为马氏主张利益，否则他必不致表现许多卑鄙的行为。“马氏后来才知道德那在格里列和马克厄拉慈的面前也只是一个文字苦力”。这句话更不会错，不过我们以为马克思从初时起就知道此事，并不等到“后来”，但同时也知道这个“文字苦力”是一个工头，他自己才是真正的文字苦力，这个“工头”的利益是在替他的主人尽量剥削“工人”，借此获得主人的信任与宠遇，决不是站在“工人”方面去向主人说话，因此“工人”就自然而然地要受他的宰制与压迫了。梅林说得对：“马克思对《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活动，不是他所经历的艰苦中最容易的一部分；德那自己不是报纸的所有人，不过是真正所有人格里列和马克厄拉慈的管家奴隶，这桩事不能引起每个读者达到校订者〔指耶赞诺夫〕所演出的结论，就是，无论怎么样，德那方面对于马克思的行为是对的。马克思在十年的交涉中，心里从没有具一种观念，认德那为表同情于他的同事。”（见梅氏《马克思传》五四○页。）
我们现在再回到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交涉上去。马氏自接到那封恐吓信后，即复德那一信。他旋即起程往欧州大陆，和恩格斯通信较少，并且不复提及此事。至是年七月二十日，他写信给恩氏，说近来虽每星期送稿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但没有接到德那的回信。至九月二十八日，他告诉恩氏说：“我于本星期和上星期每次送一篇论文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此事能否这样进行，在□星期内便可显明出来。（我暂时每星期继续送论文一篇。）”（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六页。）一直到十月三十日，他才向恩格斯去报喜信：“〔我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关系至此毕竟趋明了，我至少又获得巩固的地盘，可以立足，不致再飘在天空了。你可知道，我自从曼彻斯特回来后，一见时机顺利，又开始替《纽约每日论坛报》作文，每星期一次，我于最近的邮使中获得载有我头两篇论文的报纸，第一篇论文（共三栏，系讲英人对于美国的批评）占重要的位置，就是特别在报纸的头上。这桩事情要算是弄妥了，因此每星期两金镑也靠得住了。”（见同书同卷三七至三八页。）
马克思在一八六一年十月底方庆自己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位置危而复安，“每星期两金镑也靠得住了，”不意才过半年，他竟失却“坚固的地盘，”“飘在天空了！”恩格斯于一八六二年五月五日报告马克思说：“关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事。我看见《曼彻斯特观察报》（ManchesterExaminer）和《泰晤士报》的《文字余谈栏》里一节新闻，说德那‘因和格里列君意见不合’，已退出《纽约每日论坛报》。这只戴天使面具的老驴子似乎是咎有应得。但我不让报馆中人再这样随便黜退别人，至少也要写信给德那，请他详细说明这是什么缘故，谁在报馆中接他的手，使你知道和什么人接洽。他们如果愿意断绝关系，至少也当让他们说出来，我不要安然接受这种间接的暗示。倘若你以后加入纽约其他报馆，他们便可以说你舍弃他们了。此外，〔他们就是要和你断绝关系，〕也必须说出理由来。”（见同书同卷五九页。）
恩格斯究竟是否写过这样的信，并接过怎样的回信，他和马克思以后的书信中没有表现出来，我们无从知道。不过自德那退出报馆后，马克思通信的职务也没有保持得住。德那为着要替报馆装饰门面，所以让马氏继续任事，代他作些社论；及德那走后，格里列和马克厄拉慈大概觉得这桩事没有必要，或觉得马氏是个危险人物，对于他在报馆中活动，不大放心，便直截了当地把他辞去。
马克思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通信的经过虽已尽如上所述，然他和德那的交涉却还有两桩事是应当叙述的。第一，自恩格斯代他作许多军事论文送登《纽约每日论坛报》后，有许多读者以为这是当时有名的将军斯科特（W．Scott）的作品，而美国的大杂志《浦特南月刊》（Putnam’sMonthly）的主笔且于一八五五年向此报编辑部请求做军事论文的人供给稿件。德那于六月初间写信给马克思说：“《浦特南月刊》编辑人要求我请你做一篇关于欧洲军备的精密论文。他自然不知道你是谁，我以为这也没有必要。我回复他说，我可以向我们军事论文的记者要求作成他所愿意要的论文。……你做这篇论文，只不要为在薄纸上，因为我不要他涉想到这种论文是出自欧洲。”（见《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第一卷编者弁言四三至四四页。）马氏接到此项要求，自然是转请恩格斯代庖。恩氏的作品名《欧洲的军队》，（TheArmiesofEuripe）登在是年八，九，十二月三期的《浦特南月刊》上，但是没有署名。
第二、马克思于一八五七年四月应德那之请，对于德氏主撰的《美国新百科全书》，（neu-AmeircanCyclopidia）担任军事，哲学和经济的编纂。关于军事的文字，不用说，仍由恩格斯代作，哲学和经济的材料则由马氏自己编纂。他们两人供给这种稿件到ABC三个宇母，以后就似乎没有继续下去。因为编辑这种东西，要广集材料，博览群藉，费时极多；而德那对于他们的稿件既任意剪裁，对于应编的目录表又常故意拖延不发出，对于每行字的报酬且不到一个便士，所以他们不能不停止此项工作。恩格斯自己后来对于此等作品并不满意。他在一八九一年一月二十日致施吕特（Schlüter）的信中说：“在‘百科全书’中的作品有一部分是马克思的，有一部分是我的。……这只是纯粹营业性质的作品，可听其消灭下去。”（见《倍克，啻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筹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三五三页。）
马克思对于美国方面，除掉供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浦特南月刊》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的稿件外，曾于一八五二年春季替维德梅耶所办的《革命》（Rovolution）月刊第二期作了一批关于一八五一年法国政变的论文，名为《路易·拿破仑雾月十八日。维氏系马克思的老同志，当革命时代在法兰克福办报，旋因普鲁士的警察破获共产党员，不能潜身本国，遂前往美国。他在纽约办报是想为自己的党创造一个宣传机关，可惜这种月刊出至第二期即行停刊。而马氏的作品也没有领取报酬。
马克思此文的命名，是应用拿破仑·波那帕脱于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对五百人院和执政内阁所起的政变的故事，去形容他的侄儿路易·波那帕脱（通常称为路易·拿破仑）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的解散国会。马氏用唯物史观的眼光分析此次事变的由来与经过，始于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而终于路易·拿破仑称帝的预言。此文和他的《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一书相较，更为详尽而深切；我们现在将他叙述事变前的历史的提纲介绍出来，即可见一斑。
“一、第一时期。从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四日。此为二月时期。即开幕期。博爱的欺骗盛极一时。
二、第二时期。此为共和国制宪和国民立宪会议时期。
（一）从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至六月二十五日。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作战。无产阶级于六月间失败。
（二）从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十日。纯粹共和国资本家的专政。起草宪法。巴黎宣布戒严。至十二月十日拿破仑当选为总统，辽将资本家的专政消灭了。
（三）从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国民立宪会议与拿破仑及其联合的秩序党争斗。国民立宪会议消灭。共和派资产阶级失败。
三、第三时期。此为立宪共和国与立法会议的时期。
（一）从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三日。小有产者与资产阶级及拿破仑争斗。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失败。
（二）从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至一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秩序党的国会专政。因取消普通选举权遂完成这一党的统治，但失去国会内阁。
（三）从一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至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国会的资产阶级和路易·拿破仑争斗。
（a）从一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至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二日。国会失去军队的统率权。
（b）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二日至四月十一日。国会力图恢复对行政的权力。秩序党失去国会中独立的大多数。秩序党与共和派及山岳党联合。
（c）一八五一年四月十一日至十月九日。修改，混合和停会的企图。秩序党在他的单个的成分中解体了。资产阶级的国会及报章的破碎促成资产阶级群众的结合。
（d）一八五一年十月九日至十二月二日。国会与行政机关公然破裂。国会完成他的灭亡的一幕，他为自己的阶级，以及军队和其他一切阶级所弃，陷入困苦之中。国会统治与资产阶级霸权的消灭。拿破仑胜利。恢复帝国的时期。”（见马氏：《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九六至九七页。）
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分析各阶级的力量与关系固然十分正确，而考察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之点尤为精绝。他说：“资产阶级的革命——如十八世纪的——冲锋前进，胜利重重，革命轰轰烈烈的效果，杂然纷呈，人物的表现好像十分显赫，而心神颠倒与喜不自胜的态度，就是每日的精神：不过此等革命是短命的。马上就达到他们的顶点，社会在能够享受他们骚动时代的结果之前，要感受长期的不安宁。反之，无产阶级的革命——如十九世纪的——却不断地批评自己，在他们的进程中常至中断，迄到似乎要成功的境界，忽回转来，从新再干，对于他们初次企图中的半途而废，和各种弱点与可怜之处，加以无情的讥讽，对于他们的敌人只是屈服，使他得集合新力量，与之作更大规模的对抗，并且对于自己目标的奇伟望而却步，一直要到局势已成，无可回避，于是四周的情形自己叫道：
玫瑰花在此，来跳舞罢！（见同书一一页。）
无产阶级的革命既是旅进旅退，要经过好些迂回曲折，那么，法国的无产阶级尤其表现这种特色。当一八五○年三月十日巴黎选举之际，无产阶级本居革命联盟的领导地位，（参看本篇第一章，）然他不独不能乘时崛起，竟反被摈于政治舞台之外。所以马克思说：“一八五○年是工商业最兴盛的年代之一，巴黎的无产阶级都找着工作。可是这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选举法排斥他，使不得丝毫参加政权。这种法律使他失去争斗的场所。这种法律使工人复站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旁观地位。他们对于这样的事件既受民主派的驾驭，为着一各目前的安宁，又能够忘记他们阶级的革命利益，那他们是抛弃做一种被征服势力的荣誉，屈服于命运之下，表现一八四八年六月的失败使他们在许多年中不适宜于争斗，而历史的进程在初时必定又要超过他们的头颅，向前发展。”（见同书五五页。）
法国的无产阶级既已退出政治争斗的舞台，小资产阶级也相继失败，只剩着资产阶级与挟着流氓无产阶级并收买军心的路易·拿破仑作战，而终于一败涂地。马克思批评他道：“法兰西的资产阶级反对作工的无产阶级的优势，却使流氓无产阶级占得优势，使十二月十日社（DieGesellschaftVon10。Dezember）的首领站在上面。资产阶级使法兰西对于将来的赤色纷乱的恐怖极端害怕；当拿破仑于十二月四日令他的为酒所鼓舞的秩序军射杀蒙马特耳路（Montmartre）和意大利路的体面国民时，他对加这种将来预先替资产阶级打了折扣。资产阶级崇拜武力；即受武力的统治。资产阶级歼没革命的报章；自己的报章也被歼没了。资产阶级使民众的集会受警察门监视；自己的会场也被警察监视了。资产阶级解散民主主义的国防军；自己的国防军也被解散了。资产阶级宣布戒严；自己也被戒严笼罩着了。资产阶级用军事委员会去排除陪审官；他的陪审官也被军事委员会排除了。资产阶级使牧师操纵国民教育；白己的教育也被牧师操纵了。资产阶级不经过审判即放逐人民；他也不经过审判即被放逐了。资产阶级用国家的权力压制社会每种激昂的情绪；他的每种社会的激昂情绪也被国家的权力压制了。资产阶级为拥护自己财产的热忱所驱策，反抗自己的政客和文人；他的政客和文人同然被铲除，但在他缄口结舌之后，他的财产也被抢劫了。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像阿仙尼阿斯（arsenius）对于基督教徒一样——不断地叫道：‘逃跑，屏息，安静！’拿破仑也向他叫道：‘逃跑，屏息，安静！’（见同书九七至九八页。）
路易·拿破仑击败法国的资产阶级，叫他“逃跑，屏息，安静”。拿氏到底代表那一个阶级呢？他所代表的是据有小块土地的保守的农民。马克思告诉我们说：“此等据有小土地的农民构成一种极大的群众，他们生活于同样的情形中，但彼此没有复杂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法不能使他们互相往来，却使他们彼此孤立。法国交通方法的不良与农民的穷困更促进这种孤立。他们的生产田园——小土地，在耕种中不能有分工，不能应用科学，因此也没有复杂的发展，没有各样的才能，没有社会关系的财富。每个农家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他的最大部分的消耗都由自己生产出来，所以他的生活资料多出自与自然交换，而非出自与社会交换。小土地，农民和家庭；此外是另一小土地，另一农民和另一家庭。这样一批小土地，农民和家庭构成一个乡村。这样一批乡村又构成一郡。法兰西民族的大群众就是这样由同名称的容积简单相加而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构成一个马铃薯袋一样。几百万家庭所赖以生活的经济生存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法，利益和教育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法，利益和教育互相分离，互相仇视，他们于是构成一个阶级。然在据有小土地的农民中如只有一种地方的结合，他们利害的相同如不能产生共同的行动，全国的联合，与政治的组织，那他们没有构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名义——不论其为国会或为国民会议——贯彻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必须为人所代表。他们的代表同时必须为他们的主人，为超越他们的一种威权，为一种无限的政府权力，以便这种权力得保护他们便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施以雨露和阳光，以助其发展。所以据有小土地的农民的政治影响在行政权力宰制社会的事实中找着他的最后的表现。”（见同书一○二至一○三页。）
马克思对于法兰西历史与时事的研究，特别饶有兴味，因为——像恩格斯所说的一样——“历史的阶级争斗在法兰西比任何国家表现得更为决切，而政治变迁的形态——此等争斗在这些形态中进行，在这些形态中产出他们的结果——也极为猛烈。……即向上的无产阶级对统治的资产阶级的争斗，其尖锐的形态，也是任何国家所未有的。”（见同书三页。）马氏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既深，所收集的材料又丰富，而所持的观点复十分正确，所以他此文能够压倒一切庸俗肤浅的著作。他于一八六九年此文印成单行本的序言中说：
“在讨论我所涉及的同一对象的著作中只有两种是值得注意的：即胡果（ViktorHugo）的《小拿破仑》（NapoleonjePotit）和普鲁东的《政变》（Coupd’Etat）
胡果只限于对政变负责的主谋者加以无情的和尖刻的讥讽。他以为事变的本身和天空的闪电一样。他只看见其中一个私人暴力的行动。不注意到，当他将一种发动的私人暴力归到这个人的身上时——好像这是空前绝后，存在世界史上的——便把此人看得太大了。在另一方面，普鲁东力求描写这种政变为以前历史发展的一种结果。然他将政变的历史的结构变成政变英雄一种历史的辩护。他犯了我们所谓客观作史家的错误。反之，我指出法兰西的阶级争斗怎样造成种种状况，使一个庸俗而狂妄的人得表演英雄的戏剧”。（见同书四至五页。）
我们只要看一看马克思上面一段比铰的话，就可以知道他的《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具有何等的价值，并且怎样指示我们以一种作史的方法。
我们现在再回转来叙述马克思的文字生涯。他自卖文为活后，不独在美国找到市场，旋在德，奥，英等国也找到市场，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而非主要的罢了。他曾因生计困难，托拉萨尔在德国找文字工作。至一八五四年年底，拉氏荐他担任德国《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的驻伦敦通信员。他即于此时起开始通信。在一个长时期中，每星期约三次。然他这种工作比起《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信要轻松得多，因为他用不着疲精费神去选择材料，所作的稿件决不致被退还。他的通信的对象为英国的军制，商业危机，内阁危机，宪法，国会，财政，改革运动，教会的煽动，帕尔墨斯顿，（Palmerstonl）和罗素（LordJohnRussell）等等。恩格斯所作关于大斯拉夫主义的论文也由他一并送给此报。这一切作品虽含有许多关于经济，政治和历史的好材料，然都系急忙草就，多半只能放在梅林所谓“寻常的通信”之列。马克思对此报的通信至一八五五年十月，次数大大地减少，至十二月便完全停止了。他在一年之中所供给的稿件虽有百篇之多，（仅就耶赞诺夫选择刊行的计算，）但他所得的报酬每月不过九十马克。
马克思于停止《新奥得报》的工作后，拉萨尔又于一八五七年年荐他担任奥京《维也纳报》（DieWienaI’resse）的驻英通信员。此报系拉氏的表兄佛利德兰德（Friederländer）所主撰，佛氏极希望马克思加入记者之列，不过对于路易·拿破仑可下攻击，对于帕尔墨斯顿则不能加以訾议。马氏因为不愿意接受这种条件，此事遂被搁置。至一八五九年三月，拉萨尔又询佛氏之请，写信给马克思，重提旧事，并且将前此所加的限制除去。《维也纳报》本是奥地利一种鼓吹民主主义的报纸，每日销数达二万七十份，马氏只要条件不苛刻，自然不拒其请。但迟至一八六一年三月他到柏林后，才与拉萨尔商订通信事务，当既定论文一篇，酬英金一镑，通信一次，酬英金十先令。至是年十一月马克思乃开始按规约履行职务。可是他在十二月九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已有《维也纳报》对于他的论文有一部分没有登载的话。可见此报在起首一个月内对待他的态度就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相彷佛了。为时不及两月，他送给《维也纳报》的论文竞有一大半没有登载。他于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和三月六日给恩氏的两次信中说，《维也纳报》对于他的论文常是四、五篇登出一篇，或连一篇都不登载，他虽提出抗议，仍旧没有效力。他对于此报的文字因缘，似乎不到是年年底即告终止。
此外，马克思对于伦敦的德文周刊《人民报》，（DasVolk）宪章派的机关报《人民新闻》，（PeoplePaper）和厄赫特（Urquart）所办的《自由报》（FreePress）等等，都前后投过稿，有些并且还是没有受报酬的。
马克思自寄居伦敦后，对于欧美各种报章杂志所供给的论文。单就已经登载的讲，总是以百数计。此等论文后来有印成单行本的，也有印成论文集的，可是还有许多，至今未被从原刊物中采取出来，刊印行世。我们对于已刊行的论文已经择尤介绍，至于未刊行的论文只好待其出版，再为增补。现在暂且把马氏的文字生涯作个结束，进而介绍他的社交关系。 |
第一章革命活动的余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马克思传（1933）
第三篇中年时代
（研究时期：一八四九年至一八六七年）
第一章革命活动的余波
马克思说：“我自一八四九年春季被逐出普鲁士，后来被逐出法兰西后，即前往伦敦，自共产党解散（一八五二年）及我的大部分朋友离开伦敦后，我和一切公开的与秘密的团体疏远了，并且和一切社会疏远了”。（见马氏的《佛格特先生》一五四页。）严格讲起来，马克思的研究时期应以他脱离一切公开的与秘密的团体生活，专门研究学术为起点。不过他自到伦敦以后的生活和他在奔走时期相较，大有区别。他初到此间时，虽仍旧参加实际工作，企图继续革命运动，但为时甚短；以后即有活动，大概是属于收束方面的，所以我们只能认此为他的革命活动的余波，与研究学术的引子。兹特将这个最短期间列入他的研究时期，而不附在他的奔走时期之后。
当马克思于一八四九年七月接到法政府的驱逐令后，他本拟移居瑞士，往就恩格斯，与之计划此后的行动方针，旋因办不到护照，才转赴伦敦。至于恩格斯，自是年五月加入巴登和普法尔次的革命军后，于六月间与人数极多的反革命军作战，屡次失利，几濒于危，他迫不得已，乃于七月逃往瑞士。他在此处也不能有所作为，因于九月间绕道意大利的热那亚（Genua）前往伦敦，本来取道法国是一条捷径，不过德国的亡命客经过此途，当被押送至美国，故恩氏不敢出此。
马恩两氏自到伦敦后，即与威里系，鲍威尔和樊德尔（Phänder）组织一个亡命者委员会，尽力救济从大陆各国逃往伦敦的大批亡命客。当时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先后失败，并且消沉下去了。但他们总以为在最短的时期内，这种运动行将复兴，故一面将《新莱茵报》恢复起来，作为鼓吹和指导的机关，一面将势力涣散的共产党人团结拢来，作为行动的队伍，这样双方并进，积极准备，时机一到，便可乘势崛起。
当《新莱茵报》重与世人相见之时，他的形态已经不是一种日报，而是一种月刊，又名为《政治经济评论》（Politisch-oekonomischeRevue）。此报仍系马克思主撰，由共产党员施兰姆（K．Schramm）和哈根（T．Hagen）在伦敦及汉堡为之经理。第一期定于一八五○年一月出版，然在实际上至二月间才出现。这个月刊上面说：“《新莱茵报》的编辑人自去年在夏季在南部德意志或巴黎参加革命运动之后，现在大部分复集于伦敦，并议决在此处继续办理《新莱茵报》。此报的出现。初时只能作为一种八十页左右的月刊，但当编辑部能将各号那副出版时，我们的事业将充分达到他的目的，就是对于舆论发生一种继续不断的影响，即对于财政方面也会呈出完全不同的机会。因此编辑部以为只要经费充足，《新莱茵报》即改作八十页的半月刊，或改作和英美大周刊一样的刊物，只要情形顺利，能够回到德国去，这种周刊将再改为日报”。（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三卷二七四至二七五页。）由此可见《新莱茵报》恢复时的计划是很大的。但他全靠招股作基本金，每股定额虽只五十法郎，投资的人却寥寥无几。资本既不充足，而稿件也常感缺乏，并且在汉堡还须顾虑到出版法的一层障碍，——有了这些原因，所以《政治经济评论》只一连出四期就中途停顿，至十一月复出一个叠册，作为五，六两期，即从此告终了。
《政治经济评论》虽只出六期，然内中含有许多很重要的著作，如马克思在前三期所作的《法兰西阶级争斗》，和恩格斯在前三期所作的《德意志国家宪法争斗》（DieDeutscheReichsverfassungskampagne），在后两期所作的德意志农民战争都是应用历史的唯物论草成的。此外，还有他们好些精悍短小之作，今特按序分述于下。
先从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争斗》说起。此文共分三大章：第一章为一八四八年二月至六月，第二章为一八四八年六月至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第三章为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至一八五○年三月十日。他在这三章之前开宗明义地说道：“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年历除掉少数章次外，每一个重要的节段都大书特书：革命的失败！在这种失败中屈服的不是革命。乃是革命前遗传的附属物和还没有达到严厉阶级的对抗的社会关系的结果——如人物，幻想，表象和计划等等，这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未能脱离关系的，二月的胜利不能够从他们之下解放出来，要经过一批失败，才办得到。总之，革命的进步不在他的直接的悲壮的成就中，而在产生一种严重的有力的反革命，产生一种敌人，破坏党对这种敌人宣战才能够养成一个真正革命的党。以下各页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这一点”。（见马克思《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二四页。）
马克思在第一章中首先叙述二月革命的远因近因，革命的经过，和无产阶级的参加政权。（参看本书第一册第六章。）然后批评无产阶级两个幻想的口号道：“工人们和资产阶级共同干了二月革命，他们想在资产阶级之旁贯彻他们的利益，和在临时政府中一样，他们于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之旁安置一个工人。劳动的组织呀！但工资劳动是已经存在的资产阶级的劳动组织。没有工资劳动，即没有资本，没有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自己的劳动内阁呀！但财政，商业和公共劳动的诸都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内阁么？在他的旁边要造成无产阶级的劳动内阁，这必定是一个没有力量的内阁，一个仅具有虔诚志愿的内阁，一个卢森堡宫的委员会。工人们既相信在资产阶级之旁去解放自己，所以他们以为在法兰西的国境之内，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旁边，可以完成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然法兰西的生产关系是以他的对外贸易，他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和世界市场的定律为条件的；如果没有一种欧洲的革命战争去打倒世界市场的霸主英国，法兰西怎样能够破坏这些生产关系呢？”（见马克思《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三一页。）马克思最后这几句话不独揭破当时法兰西无产阶级极大的迷梦，并且还是现今无产阶级的国家妄想关住国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警告。
法国的无产阶级在一方面固然表现上术的幻想，在另一方面却又受了资产阶级的麻醉。他把二月革命的对象财政贵族与资产阶级（前者只是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混为一谈，他以为“建立共和国家就是铲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当时一切君政主义者变成共和主义者，巴黎的一切富翁变成工人。与这种幻想取消阶级关系和适应的话就是博爱。这样使阶级对抗和谐的抽象化，这样使不相容的阶级利益感情的平等化，这样使阶级争斗虚幻的消灭下去，这样的博爱，便是二月革命真正的口号。各阶级只是因误会而分裂的，拉马丁在二月二十四日替临时政府行洗礼说：”这个政府是制止各阶级间重大误会的“。巴黎的无产阶级竟沉醉在这上慷慨的博爱空气中了。”（见同书三二至三三页。）
然这个制止各阶级间重大误会的临时政府自成立后并不企图形成世界革命的改造，只是努力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状况，他的财政手段尤足以表现这一点。他为保持国家的信用起见，对于国家的债权人——资产阶级的人——给以利息，将这种负担加在小有产者，仆役和工人的身上，特别是没收银行中一百法郎以上的存款，予存款者以一种不偿还的国债，引起小有产者的怨恨。在另一方面，他对于农民阶级加征重税，又引起农民的愤怒。资产阶级复利用这种怨恨与愤怒来反对工人，即借口于已经设立的国家工厂，说工人要实行共产，说工人要坐糜税款，以致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视他们如寇雠，先后和他们分离了。临时政府更利用流氓无产阶级的青年，组织二十四个保卫大队，（计二万四千人，）又组织产业劳动军，（即国家工厂）以备宰制无产阶级，扑灭工人运动。
“所以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迫在眉睫的争斗中，一切优势，一切险要的形胜，社会中所有各中层都在资产阶级的手中。……三月十七日和四月十六日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羽翼下的大阶级争斗的前哨冲突”。（见同书三八页。）巴黎无产阶级三月十七日的示威运动本来是要将临时政府纳入革命的轨道中，但在国防军中的资产阶级于前一日有仇视政府的游行，遂使这种运动变成拥护政府，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了。迨四月十六日，工人组织新的示威，准备国防军总参谋部的选举，临时政府和资产阶级忽散布谣言，说工人要推翻临时政府，建设共产政府，于一点钟之内召集十万武装兵士，将工人驱散了。
至五月四日由直接选举的国民立宪会议集合开会了。巴黎的无产阶级于是月十五日大批地拥入立宪会议，想贯彻他的革命要求，结果又遭失败。于是政府乘势下令，命国家工厂的工人到各省去作工，或投入军队中。工人不从，遂发生六月的大暴动，虽终不免于失败，然他的口号是英勇的，革命的，即：“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专政”！（见同书四三页。）还有一层，“只有经过六月失败，才能够创造一切条件，使法兰西可以握住欧洲革命的发难权。只有浸在六月暴动的血泊中，三色旗才能够变为欧洲革命的旗帜，才能够转变为红旗”。（见同书四四页。）
马克思于结束法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后，在第二章中复继续描写以后的事变。镇压六月暴动的是卡汾雅克将军，立宪会议为酬劳起见，即举他为执政的元首，同时复否决临时政府资本税的计划，取消十点钟工作日的法令，恢复债务人的羁押，恢复新闻纸的保证，并限制结社的权利。会议又于九月四日起至十月二十三日止制定宪法。人民根据这种宪法，于十二月十日投票选举总统，卡汾雅克仅得一百万票，路易·拿破仑竟以六百万票而当选了。“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是农民叛乱之日。这一天才是法兰西农民的二月的开始……自农民看来，拿破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政纲。他们举起旗子，奏着音乐，走上选举台，口中高呼：取消赋税，打倒富翁，推翻共和国，皇帝万岁！在皇帝的后面即隐藏着农民战争。他们用选举打倒的共和国是富人的共和国。……其他阶级也助成农民选举的胜利。拿破仑的当选对于无产阶级是打倒卡汾雅克，破坏立宪会议，消灭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推翻六月的胜利。拿破仑对于小资产阶级是债务者统治债权者，拿破仑的当选对于大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和他们一时必须利用去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中的一派公然破脸，因为这一派企图将这种暂时的地位巩固为立宪的地位，为他们所不能忍受。……末了，军队赞助拿破仑是为着反对保卫队，反对和平理想，主张战争。”（见同书五三至五四页。）
卡汾雅克于十二月二十日去职，立宪会议即宣布路易·拿破仑为共和国的总统。拿氏就职后，任命路易·菲力普最后的大臣罢洛（OdilonGarrot）为首相，并由他的内阁提议征收临时政府曾经取消的盐税，又采用许多反动的方法，继续不断地与国民立宪会议争斗，直到这个会议于一八四九年五月解散为止。是月二十九日，立法会议召集开会了，在会中占绝对大多数的为代表资产阶级君政派的秩序党（ParteiderOrdnung），其次为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新山岳党或社会民主党，（又称为红党——DierotePartei）只有站在这两大集团之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人数最少。至六月十一日勒德律洛郞（Ledru-Rollin）以山岳党的名义，对于总统和内阁违背宪法，举兵帮助罗马教皇，干涉意大利的革命，并炮击罗马一事，提出弹劾。“立法会议于六月十二日否决这种弹劾案，恰和立宪会议于五月十一日否决他一样，然无产阶级这一次驱策山岳党跪到街市上，不是从事巷战，而是去游行。我们只须说明，山岳党是站在这种运动的顶点上去领略运动的失败，并知道一八四九年的六月恰为一八四八年六月的一种可笑的和无价值的讽刺画。”（见同书七○页。）
十二月二十日只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一半的存在，还只有总统的存在。五月二十九日又辅以其他一半，辅以立法会议。一八四八年六月，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假手于一种不能以言语形容的仗火去对付无产阶级，一八四九年六月，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假手于一种无以名状的对小资产阶级的滑稽剧，将自己刻在历史的出生录上了。一八四九年六月是一八四八年的能麦息斯。（Nenesis按即司复仇的女神。）一八四九年六月不是工人被打败了，而是站在他们和革命之间的小有产者倾覆了。一八四九年六月不是工资劳动与资本间流血的惨剧，而是债务者与债权者间富于监狱的和可悲的表演。秩序党已经胜利了，他的威权很大，他此时必须暴露他的真面目”（见同书七○页。）
马克思在第三章中继续叙述山岳党在弹劾案失败后的行动，就是他于六月十三日在两种社会主义的报纸上发表一种对人民的宣言。这种宣言“宣布总统，总长，和立法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是‘不在宪法的保护之列’，并号召国防军，陆军和人民起来‘反抗’。他所提出来的口号是‘宪法万岁’！这个口号不过是指‘打倒革命’罢了”。（见同书七五页。）
一般小有产者于是日又举行一种所谓和平的示威运动，共有三万人，大半为没有武装的国防军人，也杂有秘密工会的分子，他们很机械地，冷静地呼着“宪法万岁！”旋至波列瓦（Bouleveards）的佩路，（RuedelaPaix）被龙骑兵等驱得纷纷四散。同时在阿扎路（RueduHazard）集合的山岳党人的大多数也误听谣言，自行散去。只有勒德律洛郞率领一个小小的代表团在巴黎炮队的保护之下，向国防军第五第六两队应当会合的工艺博物馆进发。“但山岳党人等待第五第六队是徒劳无功的；此等小心谨慎的国防军坐视他们的代表陷于困难中，巴黎炮队也亲自阻止人民掘战壕，以纷乱之中，任何议决都不可能，而常备军上着刺刀，向前进逼，一部分代表被逮捕，另一部分则逃跑了。六月十三日的结局就是这样。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变乱，而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是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的变乱，这两种变乱都是从事变乱的阶级最纯粹阶级的表现。”（见同书同页。）
“六月十三日完结立宪共和国第一个生命时期，这个时期是于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因立法会议的集合而取得他的正式生存的。在这个开幕的全期中，充满了秩序党与山岳党，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间喧扰的争斗，这个小资产阶级徒劳无功地反抗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然在临时政府和行政委员会中，他曾不断地阴谋赞助共和国，当六月之役，他又和发狂一样攻打无产阶级。六月十三日使他的抵抗力破灭，使联合的君政主义者立法的独裁变为一种已成的事实。彼此以后国会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公安委员会罢了”。（见同书七六页。）
巴黎既弹劾总统，内阁，和立法会议的大多数代表，他们便使巴黎立于“戒严的状态中”。同时一般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因巴黎炮队和国防军的第八第九第十二队被解散，而丧失他们的武装力量。“国会在六，七，八月中的全部立法活动，专注在制定镇压法上面，因此可以随政府的意思宣布戒严，使言论自由愈受束缚，使集会结社的权利剥夺无余”。（见同书七七页。）至八月中旬，一般君政主义者议定使国会停会两个月，而以二十五个代表的委员会代行他的职权，并监护共和国家。“立宪共和国的第二个生命时期——即他的君政主义者的青年时期——是以立法会议的停会而告终的”。（见同书七九页。）
同时路易·拿破仑利用立法会议的休会期间，亲往各处为自己游说。至十月初旬，会议复行集合开会，拿氏对于会议以及和会议通声气的内阁极不满意，双方旋因公债问题与召回奥尔良派及波旁王族，（Bourbons）发生冲突。拿氏遂于十一月一日通告会议，撤换罢洛内阁，另组一个新内阁，而以佛尔德（Fould）为财政总长。从前的财政贵族又因佛氏的登台而得势了。“立宪共和国的第三个生命时期是起于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一日，而终于一八五○年三月十日”。（见同书八二页。）
路易·拿破仑于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恢复酒税，引起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怨恨，至一八五○年一，二月他的政府的法令与策略又是专门对付各郡和农民，因此更造成一种普遍的攻击与反抗的空气。农民小有产者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政府及秩序党对抗。政府在这种危急的情形中，以为只有激起骚动才可以解决时局，“巴黎一种骚动可以使巴黎和各郡宣布戒严，因此得控制选举”。（见同书九四页。）但“无产阶级不受这种激动去从事骚动，因为他正在进行一种革命”。（见同书九五页。）完全站在工人影响之下的选举委员会替巴黎提出三个候选人，于三月十日的选举中获得胜利，一为参加过六月暴动的无产阶级代表第佛洛特，（Deflotte）二为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微特尔，（Vidal）三为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表噶尔诺（Carnot）。“这是一种反抗资产阶级和政府的普遍的联合，和二月之役一样。不过这一次是无产阶级作革命联盟的主脑”。（见同书九五页。）
然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党鉴于人民在选举中获得这种胜利，大惊失色，力筹对付的方法。他们以为这种胜利是源于普通选举，遂于一八五○年五月由国会的大多数表决，将普通选举权取消了。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第三章中没有提及，他后来作五月至十月的时事月评，讲到法国，才述及此事。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一文印成单行本的时候，特取时事月评中关于法国的评论加入其中，作为此书的第四章，并为作一极长的导言。关于这种导言还有一段重要的历史必须连带说一下。
恩格斯在导言中详细说明一八四八年的争斗方法已经陈旧而不适用于后代。他以为“即在巷战的黄金时代，战壕的效力在精神上也比在物质上大得多。战壕是摇动军心的一种方法。他能达到这种目的，即可获得胜利；否则将招致失败。”（见同书一八页。）加以一八四八年以后，各国的城市扩大，守备兵增多，军器进步，这都是有利于政府的。在另一方面，因阶级分化的结果，暴动者不能获得全体人民的同情，又很难取得弹药和武器。“革命家如果要在柏林的东部和北部的新工人区域作一种巷战，那必定是发狂了。”（见同书一九页。）
然恩格斯接着又说道：“这就是指巷战在将来将不复占一个位置么？决不是的。这只是指自一八四八年以后的条件极不利于暴动者，极有利于官军。这种不利的局势要有其他力量以相抵补，将来的巷战才能获得胜利。因此这种巷战出现于一种大革命的开端，将比出现于一种大革命的发展中为少，并且必定是运用较大的力量去发动的。此等力量将和在法国的全部革命中，在巴黎一八七○年九月四日和十月三十日一样，要取公然的攻势，而不用消极的战壕策略”。（见耶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一卷二五九页。）但《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一书上并没有这一段话，因为当此书出版时，德国的党人借口于国会取缔社会主义法的新提案，特将这一段话和其他好些句子删去了。倍倍尔于一九一一年此书再版时，代作一序言，对于这桩事竟一字不提。直到一九二四年耶赞诺夫将原稿被删之处刊在俄文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中，恩格斯真正的意见才得复表见于世。
我们现在接着讲《政治经济评论》前三期中恩格斯的《德意志国家宪法争斗》一文。此文既不是对于宪法争斗作一种详细的历史、也不是对于争斗中最显著的军事部分加以“批评的描写”，恩氏只以叙述亲见亲闻，信而有征的事件为限，所以他仅涉及莱茵普鲁士（Rheinpreussen），巴登和普法尔次的暴动。我们对于此等暴动的内容及其经过，因情过境迁，已经没有介绍的必要，兹特将其具有特别教训的各节分述于下：
德意志国家宪法争斗“整个运动的灵魂为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所谓市民阀（Bürgerstand），这个阶级当时在德意志占很大的势力，在南部更是如此”。（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二八九页。）然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是怎样的呢？“德意志，法兰西和英格兰自一八三○年以来的一切政治运动史表现这个阶级于没有遇着危险时，即大言炎炎，责难纷起，有时并使用极端的言词；只要有丝毫的危险出现，他就恐惧，畏缩，平静起来；当别个阶级真正接受他所引起的运动时，他便惊骇万状，动摇不定；当他的手中持有武器从事争斗时，他为着自己阶级生存的缘故，不惜背叛整个的运动——末了，迨反动的党派获得胜利，他因迟疑不决的结果，常是特别受欺骗和虐待”。（见同书同卷二九○页。）
小资产阶级向来在一切政治运动中既怀抱这种态度，所以他在一八四九年的国家宪法争斗中也不能例外。例如在欧尔柏菲尔德变乱初起时所组织的保安委员会中，这个阶级本居领导的地位，然“委员会马上摆脱一切危险的动作，将对外的安全委诸一个军事委员会，但他对于这个委员会保持一种谨慎与妨碍的监视态度。保安委员会中战战兢兢的小有产者这样控制着暴动，并由城中的父老将自己扶植在法律的地皮上以后，便可以专门从事于镇抚人民，细心处理当前的事件，解释‘误会’，迁延应办的事务，并借口于必须等候送往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代表团的回信，抑制每一种强有力的活动。其余的小资产阶级自然是与保安委员会携手共进，他到处镇抚激烈的行动，尽可能地阻碍一切防御手段与配置武装的进行，并继续不断地越出他参加暴动的界线以外。这个阶级中只有一小部分决意于本城受攻击时作武装的防卫。至于其中的最大部分总是自己哄自己，以为他们的虚声恫吓与厌恶那几乎不可免的炮声欧尔柏菲尔德一事，即足以使政府让步；此外，他们对于一切事件都是只顾自己，不负责任的”。（见同书同卷三○四页。）
小资产阶级在这种争斗中既是动摇不定，背叛革命，大资产阶级更是如此。即无产阶级也弄得四分五裂，而流氓无产阶级且为有资产阶级所收买，以致倒戈相向。“无产阶级在争斗之际本是一致的，但保安委员会与小资产阶级一经表现摇动，他就自行分裂了。手艺工人，真正的工厂工人，和绸业织工的一部分拥护这种运动，至为决切，他们虽是无产阶级的核心，然几乎丝毫没有武器。一般收入颇丰的粗笨而反动的工人以及各派多恃体力而不甚需要技能的工人在起初的时候，已经是十分冷淡。当堡垒中的防御时期，他们任听新工业的工人独力作工，丝毫不为所动。至于流氓无产阶级和任何处一样，从争斗运动的第二天起，就是可被收买的，他在早晨向保安委员会要求武器与饷银，到了下半天，即卖给大资产阶级，以便保护后者的住宅，或于晚间击破各堡垒。他在大体上是站在报酬他最丰富的资产阶级方面，他在争斗运动的期中，既拿着后者的金钱，从事享乐”。（见同书同卷三○五页。）
欧尔柏菲尔德的武装暴动因内部的涣散，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加以四周的“中立”地方太多，与其他暴动的区域又少联络，所以陷于绝境。然革命者是不应当坐以待毙的，故恩格斯说：“在这种状况之下，还有一条出路，就是：采取一些迅速和强有力的手段去恢复这种运动的生命，领导他的新的争斗势力，压倒他的内部仇敌，并尽可能地将全部山林的勃兰登堡工业区域组织起来。第一步是解除欧尔柏菲尔德国民军的武装，将他们的军器分给工人，并征收一种强迫税，借以维持这些武装工人的生活。这种步骤很决切地打破保安委员会向来整个的睡眠状态，给予无产阶级以一种新生命，破灭各‘中立’地方的抵抗力。至于以后为着从此等地方取得武器，推广暴动和有秩序地组织整个区域的防御等项，应当怎样进行，都以第一步的结果为转移”。（见同书同卷三○八页。）
但当时主政的保安委员会与小资产阶级自然不会取这样的一种步骤。迨普鲁士政府用二万大兵和无数马队炮队来攻时，几百个组织不完备和武装不整齐的工人遂不得不退败，不得不逃往普法尔次，以图合力并举。不过此处和巴登的暴动因内部的乖离，组织的纷乱，与敌人的过于强大，都相继失败。“国家宪法争斗是因自己的不彻底与内部的祸患而招致失败的。自一八四八年的六月失败〔指法国〕以后，欧洲大陆有文化的部分当前的问题是：非受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统治，即受二月以前主政的各阶级的统治。折衷的办法是不复可能的。德意志的资产阶级特别表现不配居统治的地位：他要保持他对人民的统治，只有将这种统治交还给贵族与官僚。小资产阶级挟着德意志的社会意识，企图在国家宪法中造成一种不可能的均衡，要以这种均衡去延缓那决胜负的争斗。这种企图是必定失败的；然那些认真从事运动的人却不重视国家宪法，那些重视国家宪法的人并不认真从事运动”。（见同书同卷三八一至三八二页。）
“然国家宪法争斗自有其重要的结果。他尤其是将局势弄得简单了。他将无数中间的企图截断了：自他失败以后，能够获得胜利的只有带着几分立宪的封建官僚的群主政体，否则即为真正的革命。非至无产阶级达到完全的统治地位，德意志的革命是不会早日终止的”。（见同书同卷三八二页。）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所发表的，是一篇较短的论文，题为《英国的十点钟法案》。（DieenglischeZehnstundenbill）此文的重要是在表现他和马克思对于英国工厂立法所持的态度的变迁。他们在一八四七年的《共产党宣言》上面说过：“工人虽时时获到胜利，但这只是暂时的。他们在争斗中真正的结果不在即时的效能，而在自己的团结继续扩大。……无产者这样组成阶级，并因此组成政党，却因他们自己互相竞争而时时复行破裂。然这样组织总是会复活的，〔一经复活，〕并且是愈加强健，愈加巩固，愈加有力。他利用资产阶级的分裂，强其在法律的形态中承认工人单个的利益。英国的十点钟法案就是这样通过的。”（见《共产党宣言》三四页。）
反之，恩格斯在一八五○年的论文中便说：“十点钟法案颇能防止工厂主的掠夺欲，保护工人的康健，他不独满足工人一种不可少的身体上的欲望。并且还使工人从英国偏重感情的幻想家的协作社和一切反动阶级的连带责任之下解放出来。……工人运动现在才集中于完全贯彻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作为改变现存的全社会的第一种方法。”（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三八七页。）所以十点钟法案“不复是一种阻碍产业发展的单个的企图，而是改变现社会的全部形态与逐渐毁灭向来一切阶级对抗的许多手段之一；他不是反动的，而是一种革命的方法。”（见同书同卷三九三页。）
到了一八六四年，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观察更进一步了。他说：“英国的工人阶级于三十年的坚决争斗之后，利用地主贵族与金钱贵族间暂时的分裂，得通过十点钟法案。工厂工人从这种法案所得到的体质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利益，在工厂监察员每半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来，此等利益已为各方面所认识了。欧洲大陆最大多数的政府必须在多少改变的形态中，采取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的国会自身对于此法的效用范围也不得不于每年予以扩充。除掉这种劳动法实际的重要外，他的惊人的成功还另有一种较高的意义。资产阶级已经由攸尔（Ure）博士，息尼尔教授和这一类的哲人在他的最著名的科学的机关中作出预言，并充分证明，对于劳动时间每种法律上的限制必定是替英国的产业撞丧钟，这种产业像吸血鬼一样，要吸人血，尤其是要吸小孩子的血，才能够生存。……这种对法定劳动时间的争斗——除掉惊骇万状的贪欲不计外——在事实上一转入构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供求律的盲目统治与构成工人阶级经济学的社会生产——这种生产是受社会的明识远见支配的——间的大对抗，便愈加激烈了。因此十点钟法案不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大结果；并且还是一种原则上的胜利。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屈服在无产阶级的经济学之下。”（见马克思《国际党的开幕词》二六至二七页。——DieInauguraladressederInteroationalchArbeierAssociation，Berlin1922）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十点钟法案初出现时没有领略他的意义，仅视此为“工人单个的利益”之一种。至国际党出生时代，马氏不独认此为“一种实际上的大结果，并且还是一种原则上的胜利。”然恩格斯在一八五○年的论文中看出十点钟的法案能够增进工人的体育与德育，并且是“改变现社会的全部形态与逐渐毁灭向来一切阶级对抗的许多手段之一。”所以他这篇论文构成他们的认识变迁中的一环。
《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上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草的《琴刻尔》（GottfriedKinkel）一篇短评，对于训练革命党人的人格是有重大意义的。琴刻尔原是一个诗人，自一八四六年以来，在波恩任教职，当《新莱茵报》出版的时代，他与马克思及恩格斯发生朋友的关系。迨国家宪法争斗发生后，他与恩格斯同在威里系的自由军服务，颇为勇敢。他在谟尔格（Mnrg）的战争中，因受伤而被擒。拉斯塔忒（Rastatt）的军事法庭对他判处堡垒监禁的无期徒刑，但柏林的总检察官不同意于这种判决，向普王要求处以死刑，普王终于特别“开恩，”改为苦工监禁的无期徒刑。不过一般人士以为此举较军事法庭的判决尤为残酷，（实则后面的判决较前者为轻，）对于这位诗人遂发生一种最普遍的同情。
即使琴刻尔具有获得这种同情的资格，当时的人士也免不了恩格斯下面的一种讥诮，就是：“各方面对于巴登暴动中多少受过教育的牺牲者已经在报章中，民主主义的联合会中，以及诗词和散文中替他们树立了纪念碑。然成百上千的工人或是在争斗中获得胜利，或是丧命于战场。或是在拉斯塔忒阴沉的炮台中活活地拖累而死，或是逃往外国，备尝亡命的痛苦——这些人却没有人提及。”（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三六八页。）
然琴刻尔却不配承受这种最普遍的同情，因为他在军事法庭面前诋毁革命和自己的党，并愿效忠于王室，完全失去革命党人的立场。“当琴刻尔君说这种话的时候，正是他的二十六个同志受同一军事法庭的判决而被枪毙之际，这些人对于接受枪弹的了解比琴刻尔君对他的裁判官是完全不同的。”（见同书同卷三九八页。）所以马恩两氏特择要征引琴氏的供词，加以驳斥，并声罪致讨。他们在这篇短评的第二段中说：“我们预先知道，我们一经指谪党中‘被拘囚的’琴刻尔这种供词，将引起那些富于感情的欺骗者和民主主义的演说家普遍的愤怒。我们对于此事是完全不管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作毫无顾忌的批评，对于所为朋友比对于公开的敌人还要严厉得多，我们当保持这种地位，宁愿抛弃那廉价的民主主义的名望。我们的攻击绝没有使琴刻尔君的地位变坏；当我们承认他不是别人所猜想的那种人的自供时，当我们宣言他不仅应被赦免，并且还配在普鲁士为国宣劳时，便公布他的赦令了。”（见同书同卷三九六页。）马恩两氏对于琴刻尔这种严厉的指谪也正是后世临难变节的党人的一种当头棒喝。
又《政治经济评论》的第二期和第四期各有书评三篇，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作成的。他们——像梅林所说的一样——是借此等书评和一八四八年三月以前的学术思潮作一次结算：即于批评道麦的《新时代的宗教》（DieReligiondesneüenWeltalters）中与德国的哲学结算，在批评基佐的《英国革命你可以能够成功？》（Pourquoilarevolutiond’angleterrea-t-elleréussi？Discourssurl’histoiredelarevolutiond’angleterre）中与法国的历史作结算，在批评喀莱尔的《新近的小册子》·第一期：《现代》，第二期：《模范监狱》（Latter-DayPamphlets．Nr．Ⅰ：ThePresentTime．2：ModelPrisons）中与孤立的天才结算。然他们在批评奢迂（A．Chenu）的《阴谋诡计者》（excapitainedesgardesducitoyenCanseidiére，Lesconspirateurs．-Lessociétéssecétes；lapréfedturedepolicesousCaussidiere；lescorps-francs．Paris1850）和阿德（LuciendelaHodde）的《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国的诞生》（LanaissancedelaRepubliqueenFévruer1848．Paris1850．）一文中描写巴黎一般阴谋诡计者的生活与任务，并指谪此等人的错误，要算是最富于教训的。“这种在秘密会议中表现斯巴达一般严格道德的忧郁的阴谋诡计者忽然活泼起来，变成各处茶楼酒肆中的不速之客，他是很爱酒色的。这种嗜好更因他所处的永远危险的境遇而增加了；因为他随时可以被召入战壕而丧失生命，随地可以陷入警察的网罗而被投入狱中，或送往苦工处罚处。此等危险恰恰决定这种职业的刺激；当不安全的程度愈大时，他便会愈加纵情于生活的享乐。同时危险的惯性使他对于生命与自由丝毫不措意了。他在监狱中如同在家或在酒馆中一样。每天在等候发难的命令。巴黎每一次暴动中所表现的不顾利害生死的愚勇，就是由此等老的专业阴谋诡计者引起来的。举凡开掘并指挥最前线的战壕，组织抵抗，领导抢劫军器店，从各家宅中取出军装药火，以及在暴动中作勇猛的攻击常使政府党措手不及等事项，都是他们干的。总之，他们就是暴动中的军官。此等阴谋诡计者自然不肯专心去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的事业是在预先拿住革命的发展进程，用娇柔造作的方法使之变成一种危机，没有革命的条件要于仓促之间，制造一种革命。他们以为革命的唯一条件就在充分组织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是革命中的炼金术士，完全具有从前炼金术士固定的表象（Vorstellung）中纷乱的意见与狭窄的心肠。他们专心致志于建立革命奇迹的发明：如焚烧炸毁，具有魔术一般的效力的破坏机器和骚乱都是，当此等骚乱愈加没有一种合理的基础时，他们的效力当愈加奇异而迅速。这些人既专门从事于这样的设计，所以他们除掉推倒现存的政府的最近目的以外，没有其他目的，他们极端鄙视工人更从理论上去说明自己阶级的阶级利益。”（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四二九页至四三○页）马恩两氏这一大段话是对于当时党人的烂漫生活和“盲动主义”痛下针砭，也是现在革命党人应当深自反省，引以为戒的。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经济评论》的二月号，四月号和十一月号中都有时事月评，这是极关重要的，因为此等文字表现他们对于时事的观察，和革命前途的估量。他们自到伦敦以后，本认定革命运动将再爆发，然在二月号的时评中却已经看出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可以使世界商业复兴。所以说，美洲所发生的一种事实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见，此事比二月革命更为重要。自发见金矿到现在还不到十八个月，然已经可以预先看见，这种发见所产生的结果，将比美洲的发见还要大得多。……加利福尼亚的金子，大批的流入美洲和太平洋的亚细亚沿岸，将最顽固的野蛮人民拖入世界商业之中，拖入文明之中。……世界交通的重心在中古时代为意大利，在新时代为英格兰，现在则为北美半岛的南半部。……谢谢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和合众国人不断的努力，太平洋的两岸马上将和现今从波士顿（Boston）到新奥尔良（NewOrleans）的沿岸一样人口密集，商业发达和工业兴盛。于是太平洋所占的地位将和现在的大西洋以及古代与中古的地中海一样——他在世界交通的大水道中将占主要的位置，而大西洋将降到一个内海位置，和现今的地中海一样。欧洲文明各国要想避免现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工业商业的政治上的依附状况，唯一的机会就在一种社会革命，当时间还来得及，这种革命即依照近世生产力所表现的生产需要，改革生产方法与交通方法，因此发展新的生产力，保障欧洲产业的优势，并补偿他的地理上的缺点。”，（见同书同卷四四三至四四四页。）现在世界工商业的重心已经移到太平洋的两岸，马恩两氏是真正变成科学的预言家了。
然世事月评中最重要的文字还是十一月号所载五月至十月的月评。马恩两氏首先说明：“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五年为工商业兴盛的时期，这是一八三七年至一八四二年几乎没有间断的产业停滞必然的结果。兴盛总是很迅速地发展投机事业。……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五年兴盛时期的主要投机事业为铁路，五谷，棉花和对东印度及中国的贸易，对铁路的投机是以一种真正的需要为基础，对五谷的投机是一八四五年物品昂贵和马铃薯腐烂的结果，对棉花的投机是由于一八四六年收成的歉薄，对东印度和中国商业的投机是跟着英国开辟中国市场进行的。”（见同书同卷四四六页。）但此等投机的结果引起欧洲铁路危机，五谷危机，棉花危机和货币危机，因此促成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不过在一八四八年“三月至五月之间，英国已经从这种革命获得的直接的利益，革命使大陆一批资本输入英国。从这个时候起，英国的危机可以视为告终；一切营业部分都呈出良好的现象，产业的新循环又开始决切地倾于兴盛一方面了。……当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和一八五○的三年中，这种新的兴盛在英国的发展十分显著。”（见同书同卷四五四页。）
讲到美国，“欧洲的百物昂贵与革命只是变成他的获利的源泉。它从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七年，因有巨量的五谷输出，在一八四六年因棉花价格的高涨，获得大利。至于一八四七年的危机，他所受的影响是很小的。当一八四九年，他获得空前棉花的大收成，至一八五○年，复因棉花收成的歉薄——这是与欧洲棉花工业的新飞跃同时出现的——获得二千万元。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使欧洲的资本大批地流入美国，内中一部分是由移民自己带来的，另一部分是由欧洲投入美国国家证券中的。……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见使美国的兴盛达到了顶点。……新发见的金矿的金子使交换工具增加，对于一般的商业固然有很好的影响，但这种发见的重要还不在于金子的增加。它的重要在乎加利福尼亚的矿产财富予资本以一种刺激，使之出现于全部世界市场，使美洲的全部西海岸和亚洲的东海岸在新市场中活动，至于这种市场是在加利福尼亚和受他的影响的一切国家中创造出来的。”（见同书同卷四六○至四六二页。）
“英美的产业兴盛马上又影响于欧洲大陆。德意志的工厂，特别是莱茵省的工厂，在一八四九年的夏季已经颇为兴盛，自是年年底以后，产业的复兴是普遍的现象。德意志的市民对于这种新的兴盛只是归功于秩序的恢复，其实这完全是由于英国的新兴盛，和美国兴盛带市场与工业生产品需要的增加。至一八五○年，工商业更为发达；而资本的充盈与货币市场的非常活动，恰和英国一样。……”（见同书同卷四六四页。）
“法国自一八四九年以来，特别是自一八五○年年初以来，也有同样的表征。巴黎的工业十分兴盛，卢昂（Rouen）和睦尔乌兹（Mühlbauseu）的原料的昂贵虽和在英国一样，发生一些阻力，然此等地方的棉花工厂的营业颇有可观。又西班牙关税的大改革，和墨西哥（Meziko）对于各种奢侈品的减低税则，特别助长法国产业兴盛的发展；法国商品对于这两个市场的输出，增加极多。法国资本的增加引起一批投机，此等投机是以大规模掠夺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为借口的。许多公司突然出现，他们的股分额既低，又加上社会主义的色彩，这里要直接榨出小有产者和工人阶级蓄积，但他们都流于那种为法兰西人和中国人所特有的欺骗。”（见同书同卷四六五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详细分析欧美各国的经济情形之后，即作出结论道：“在这种普遍的兴盛之下，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雄飞突进，达到他的状况中尽可能的限度，此时便谈不到一种真正的革命了。这样的革命只有在近世生产力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形态这两种要素发生冲突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现今大陆秩序党中各派代表间所起的各种争执绝不能促成新的革命，要有一种相反的情形，才能够发生此等争执，因为现状的基础一时是十分稳固——反动派还不知道——十分资产阶级化的。一切抑制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和一切习俗的忿怒与一切民主派愤激的宣言一样，都要反映到现状中。只有在一种新的危机之后，一种新的革命才有可能。但革命正和危机一样，一定是会出现的。”（见同书同卷四六七至四六八页。）
末了，我们来讲《政治经济评论》最后两期中恩格斯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一文。他此文首先叙述德意志十四五世纪各种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兴盛，借以表现中古时代残留下来的各旧阶级地位的弯矩与各新阶级构成的由来。然这一切新旧阶级——除庶民反对派外——都是压迫并剥削农民的。“社会整个的层次结构如王侯，官吏，贵族，牧师，缙绅，和市民，都站在农民的肩上。无论他为王侯，男爵，主教，寺院或城市的属民，他总是到处被当作一种物件，被当作一种牛马看待，甚至于还要坏些。他如果是一个农奴，就要受主人的驱策。他如果是个奴隶，那法律上的和契约上的服役很足以压倒他；此等服役并且是每日有加无已的。他必须以最大部分的时间替他的主人的产业作工；在其余的少数时间中所获的收入，又必须充作缴纳什一税，利息，地租，税捐，旅行税，（战税，）土地税和国家税之用。他如不向主人纳税即不能结婚，并不能死去。他于经常的赋役外，必须替他的恩主收集干草和蜗牛，采取杨梅和橘类，赶动野兽以使其行猎，并砍伐木材等等。渔猎之权是操在主人的手中；当野兽践踏农民的农产物时，他只好静静地看着，不能加以驱逐。农民的公共草原和森林几乎到处被主人强夺去了。主人不独自由支配农民的财产，并且还强迫支配他的和他的妻女的身体。主人享有初夜权。他可以随意将农民投入牢狱中，使之——和现在的审判官一样——备受惨刑。他可以随意杀戮农民。卡罗来纳（Darrlina）论‘割耳，’‘割鼻，’‘挖眼，’‘斩指斩手，’‘斩首，’‘车裂，’‘焚烧，’‘烙刑，’和‘分尸’等等的章节，没有一处是不为这种恩主或保护主对他的农民随便应用的。谁来保护农民呢？坐在法庭中的是男爵，牧师，缙绅，或法学家，他们这些人都知道自己获得俸禄，为的是什么。国内的一切官僚阀都依靠剥削农民讨生活的。”（见恩氏《德意志农民战争》三九至四○页。）
德意志的农民虽受着极大的压迫，但因他们自己支离破碎，恰似一盘散沙，所以绝不能独立形成一种反抗的运动。而各个阀阅因利害关系的团结，又以各地方的独立，工商业不集中，与交通的阻塞，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这种团结因宗教改革中革命的宗教与政治理想的普遍传播，才开始形成。凡赞成或反对此等理想的各阀阅，经过很大的困苦，将全国分成三大营垒，即迦特力教或反动的营垒，路得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营垒，和革命的营垒。”（见同书四一页。）“一切利于维持现状的分子如国家当局，教士，一部分俗界的王侯，富裕的贵族，主教，和城市的缙绅，都集合在保守的迦特力教的营垒中，反对派中的有产者，下级贵族的群众，市民，和一部分俗界的王侯——他们希望没收教士的地产以自肥，并乘机从国家获得更大的独立——则站在路得的资产阶级温和的改革旗帜之下。而农民与庶民则加入革命的党，这个党的要求与主义由濛策（Münzer）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见同书四六至四七页。）
各阀阅的营垒一经形成，伟大的争斗便开始了。“在十六世纪所谓宗教战争中，尤其是涉及很积极的物质的阶级利益，此等战争就是阶级争斗，和后来英格兰与法兰西的内部冲突一样。至于这些阶级争斗当时带着宗教的色彩，而各阶级的利益，欲望和要求隐藏在宗教的外表之下，这于事实无所改变，并且是容易由当时的状况中解释出来的。”因为当时的“牧师垄断了精神教育，故教育本身带一种神学的性质。举凡政治，法律学和其他一切科学，在牧师的手中，只是神学的部门，都要以神学中有效的原则为依归。教会的信条同时就是政治的格言，而《圣经》上的话在每个法庭中都具有法律的效力。甚至于当一个真正的法律阀形成之后，法律学仍久居于神学的保护之下。神学对于精神活动的全部既具有这样无上的威权，所以教会所处的地位变成现存封建统治中最普遍的总汇与裁可的机关，这是必然的结果。因此一切对封建制度所发的攻击首先当为对教会的攻击，一切革命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则同时多半为神学上的异端。所以要攻击现社会的状况，必须剥去他们的光轮。”（见同书四二至四三页。）
然德意志在发生一种波及全国的农民战争之前，各地方即已经过许多次农民暴动，如一四七六年，一四九三年，一五○二年和一五一四年各役有集众至数万人的，也有被杀至数千人的；不过他们都带着地方的性质，且不旋踵即消灭了。直至一五二五年一月，才爆发一种规模广大和较为持久的争斗。这一次争斗是在肯浦甸（StiftKemption）发难，很迅速地蔓延于整个上部和中部德意志。农民在争斗中提出十二条有名的要求，即：“由公社选举并罢免教士，取消小的什一税，于除去牧师的薪俸外，运用大的什一税于公共的目的上，取消农奴制，打鱼权，行猎权，和农奴后裔所缴的费用，限制过度的赋役，税捐和地租，偿还公社与私人被强迫夺去的森林，草原和特权，铲除司法和行政中专擅的方法。”（见同书八四页。）
这一次战争蔓延虽广，然至是年五六月，到处都被压服了，领导战争的濛策和普淮斐（Pfeiffer）也被逮捕并斩首了。农民战争为什么终于失败了呢？就是因为德意志支离破碎，农民和其他阀阅的对抗甚多，他们在各处的行动既不相联络，他们的中间复多奸细，以致为敌人各个击破，而无以自存。农民自失败后，所受的压迫固然较甚于前，即教士，贵族以及城市也因这种战争大受影响，只有一般王侯得独享其利。“他们不仅因教士贵族和城市这些竞争者的削弱，获得相对的利益；并且还因他们垄断其他一切阀阅的主要赃物，获得绝对的利益。”（见同书一一七页。）
德意志一五二五年的农民战争“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运动表现相似之点。一八四八年反对派各阶级的利益也是互相冲突，各自为谋的。资产阶级虽已发展，不复能忍受封建官僚的专制主义，然他还没有力量使各阶级的要求隶属在他自己的要求之下。无产阶级也过于软弱，不能迅速地跳过资产阶级的时代，预备自己马上夺取政权，他在专制主义之下已经很认识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在资产阶级的解放中没有一时一刻是看见他自己的解放的。国内的群众如小有产者，小有产者同志（手工业者）和农民已经被他们最初的自然同盟者资产阶级看做太革命了，又被无产阶级认为没有充分前进，他们遂陷入进退两难之中；他们自己又互相分裂，更不能有所成就，并且还要反对右边和左边的反对派。末了，一五二五年农民中间的地方狭隘心理并不比参加一八四八年运动的各阶级间的地方狭隘心理为更甚。……然十六世纪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两次革命虽有许多相似之点，在大体上却是极不相同的。……一五二五年的革命是德意志的一件地方事业。……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是德意志的地方事业，而是欧洲大事变中的一部分。”（见同书一一八至一二○页。）
以上所述是恩格斯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一文的大略，他在一八七○年此文印成书本的序言中，更总括书中的主旨道：“我的描写是要将这种争斗——只取其大略——的历史进程，农民战争的起源，在战争中出现的各党的地位，此等党派表明他们地位的政治和宗教学说，以及争斗的结果，从各阶级必然伏在历史上的社会生存条件中解释出来；因此指出当时德意志的政治观及其反对论，和当时的政治与宗教的学说不是当时德意志的农业，工业，陆路，水道，商品贸易和货币贸易的发展阶段的原因，而是这种阶段的结果。”（见同书一九至二○页。）这就是他用历史的唯物论的观点去描写农民战争的说法。
恩格斯此文系取材于亲麦曼（Zimmermann）的《农民战争史》。（GeschichtedesBauernkrieges）他于晚年满拟将这种旧作加以增补，使之更为深刻而完备，但卒因其他文字工作太多，未能如愿相偿。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经济评论》中的重要作品已列举如上；他们这种有声有色的评论既因种种原因不能继续下去，而所改组的共产党也因内部的纠纷与环境的险恶，旋即归于消极了。今特叙述其经过于下。
当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勃发之际，共产党的党员一致投身于这种运动中。他们或做报馆的编辑，从事鼓吹，或作工人运动，组织工会，或在国会中与左派联合，或在军队中，与反革命作战。他们的宗旨是标明的，行动是公开的，并大都相信自此以后，秘密结社之事已成陈迹，而公开的运动将变为常规。因此党的支部，分部与中央局的结合反放松了，彼此的连络也断绝了，党的组织只在于若有若无之间。斯特芬邦恩于是年五月十一日从柏林报告马克思说，共产党“到处解体了，也没有一处是解体的。”（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年度一卷七四○页，梅林《三月革命与共产党》。MärzrevolutionundKommunistonbrud）这句话最足以形容当时的共产党。他本以德意志为大本营，德国的工人阶级既未壮大，则代表这个阶级的党的组织十分幼稚，是不足深怪的。不过在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等等却能在革命运动中逐渐扩大，并巩固其组织，使共产党不免相形见绌了。
到了一八四九年年底，共产党中央局的大多数职员及许多党员麇集于伦敦。他们既感觉过去党的组织过于涣散，不能使中央局作为发号施令的机关，同时又以为革命再爆发只是指顾间的事，必须改组共产党，以便将来得收指挥统一之效。他们于是将有名无实的共产党重新整理一番，并且收入好些新党员，如指挥巴登和普法尔次革命军的威里系，经商的施兰姆，执教鞭的批白（W．Pieper）和参加巴登革命运动的李卜克内西等都是。
至一八五○年三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替共产党中央部合草一种通告书，由那位擅长外交的皮匠鲍威尔送至德国，号召工人重组共产党。通告书对于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的行动与目的，无产阶级与这种党派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自身的任务，反复申明，至为详尽，很可作为现今产业落后国家无产阶级的指南针。
通告书中首先说明共产党在革命中虽是理论正确，工作努力，然他的组织十分涣散，此时实有改组的必要。次则指出一八四八年的三月革命使德国的资产阶级获得胜利，此后的新革命将使德国小资产阶级获得胜利，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比从前的自由党还要更为危险。小资产阶级所志所愿的是什么呢？“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极不愿意替革命的无产者推翻整个的社会，他们只努力去改变社会状况，使现社会尽可能地适合于他们自身。因此他们首先要求限制官僚政治去减少国家的费用，并将主要的税捐加在大地主和资本家的身上。他们更进而要求借公共的信用组织和取缔盘剥重利的法律去铲除大资本家压迫小资本之事，至于这种信用组织和法律将使他们与农民不向资本家乞灵，但在有利的条件之下，从国家方面获得债款；他们并要求完全铲除封建制度，在乡村实现小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他们为着实现这些要求，需要一种民主主义的——无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国法，这种国法使他们和他们的农民同志占得大多数，他们并且需要一种民主主义的公社法，使直接管理公社财产之事，以及现今为官僚所担任的许多职务，都落在他们的手中“。（见德拉恩编的《恩格斯百年纪念杂录》一九五至一九六页。FriedrichEngelsBrevier．Wien1920）
小有产者对于无产阶级持一种什么态度呢？“关于工人方面，有一点是确切不可移的，就是他们当和从前一样，仍为工资劳动者，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只愿意工人获得较优的工资和一种安全的生活，他们希望由国家方面一部分的雇用与施恩布惠的方法去达到这种目的，总说一句，他们希望用多少隐藏起来的恩物去诱惑工人，希望因一种使工人目前可以苟安的状况去破坏工人革命的势力”。（见同书一九六页。）
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既是如此，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应付，他自己的任务又是什么呢？“革命的工党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的关系如下：他对于自己志在歼灭的党派，当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共同去抵抗；对于自己愿意贯彻的一切事务，当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立于反对的地位”。（见同书一九五页。）“当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至多只要实现上列的要求时，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在不断的革命，使一切大小资产阶级都被逐于统治地位之外，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使无产者的联合不独在一国向前进步，并且还在全世界所有主要的国家中向前进步，因此使这些国家内无产者的竞争消灭，至少使各种生产力集中于无产者的手中。我们的任务不是改变私有财产的关系，而是铲除私有财产，不是调和阶级的对抗，而是消灭阶级，不是改良现社会，而是创造一个新社会”。（见同书一九六至一九七页。）
然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在将来的革命中要占到暂时的优势，因此便有三个问题横在无产阶级的面前，特别是横在共产党的面前，就是：在现今状况之下，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是同样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应当用什么方法去对付他？在革命的争斗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将占得优势，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应当用什么方法去对付他？在革命争斗之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获得支配被打倒的各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优越权，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应当用什么方法去对付他？
“一、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在目前是到处受压迫，于是向无产阶级普遍宣传一致与联合，他们向无产阶级握手，力求造成一个很大的反对党，将五光十色都包括在民主党中，这就是说，他们力求将工人网罗在一个好用社会民主主义语法的党的组织中，他们的特别利益是隐藏在党的后面，而无产阶级为保持可爱的和平的缘故，不可提出一定的要求。这样的联合只有利于他们，完全陷无产阶级于不利的地位。无产阶级必定失去他费尽许多力量换来的完全独立的地位，复降为民主党的附属品。因此这种联合是必须用极决切的态度予以拒绝的。工人——尤其是共产党——不要再替民主党做助兴的歌舞队，应当于正式民主党之外，努力形成一种秘密的和公开的工党独立组织，使每个公社成为工人联合会的核心，在里面讨论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不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一种抵抗共同敌人的争斗中，用不着特别的联合。这种敌人既须直接与之争斗，两党的利益一时便是共同一致，这样暂时的联合在将来和现在一样，是会自然形成的。……在这种争斗之中和争斗之后，工人于民主党的要求之外，一有机会，必须提出自己的要求。当民主主义的国民一经将政府拿在手中，工人必须替自己要求保障。他们必须强迫政府实现此等保障，使新执政者不得不尽可能地让步，不得不尽可能地作种种期许。最妥当的方法是订立契约。……他们于正式的新政府之外，必须组织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不论其为公社或公社会议，为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府不仅马上在工人中失去立脚点，并且还要受背后站有全部工人群众的机关的监督与威吓。总之：从胜利的第一刻起，不信任的态度不当再加于被打倒的反动的党派，但当加于他们向来的同志，即加于要攫取共同胜利为私有的党派。
二、但工人要能以勇猛决切的态度去抵抗这个从胜利的第一刻起即开始陷害他们的党派，必须配上武装，加紧组织。用枪炮子弹武装整个的无产阶级一事，必须马上实行，对于反抗工人的旧国民军的恢复必须力加反对。在最后这一点没有贯彻的地方，工人必须努力独立组成无产阶级的保卫军，佐以自己选举的将领和自己选举的参谋部，不受国家权力的节制，而受工人所设置的革命的公社会议的节制。在工人受国家供给而服务的地方，他们必须作为一种特别的队伍，佐以自己选举的将领，或作为无产阶级保卫军的一部分，武装并组织起来。无论在什么口实之下，不可抛弃军器与军需，对于每种解除武装的企图，必须用武力反抗，使之归于失败。消灭民主党对于工人的影响，工人即时独立的和武装的组织，以及在民主党一时不可免的统治之下贯彻种种让步的与烦杂的条件这几桩事，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当这临近眉睫的骚乱中以及骚乱后应放在心目中的几个主要之点。
三、新政府一经稍微巩固，他对工人的争斗就要开始了。工人要能够运用实力去抵抗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必须首先在俱乐部中独立组织并集中起来。……民主党与工人冲突的第一点，将为铲除封建制度；小有产者和法国第一次革命时一样，将以封建的土地给予农民，作为自由财产，这就是说，他们要让农业的无产阶级仍然存在，要造成一个小有产者的农民阶级，使他去经历现今法国农民所经历的穷困与负债的过程。工人必须为着农业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反对这种计划。他们必须要求将没收的封建财产充公，作为工人的移植地，（Arbeiterkolonien）使集合的农业无产阶级从事耕种，获得一切大农业地的利益，并且因此使公有财产的原则在动摇不定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中，获得一个巩固的基础。民主党人和农民联合拢来，工人也必须照样和农业的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见同书一九七至二○一页。）
然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一旦掌握政权，为情势所迫，也会采取一些社会主义的策略，斯时工人应当提出什么要求呢？“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自然不能够提出直接共产主义的策略。但他们可以（一）强迫民主党人从许多方面去干涉现社会制度，破坏现社会制度的常轨，自己让步，并将许多生产力，运输工具，工厂，和铁路等等集中于国家的手中。（二）他们对于民主党仅仅改良而非革命的提议，必须驱之趋于极端，对于私有财产加以直接的攻击，例如小有产者建议收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必须要求迳由国家无赔偿地没收此等铁路和工厂，因其为反动派人的财产。当民主党人建议采用比例税时，工人必须要求累进税；当民主党人自己提议一种温和的累进税时，工人当主张一种等级极高的税则，使大资本家由此消灭；当民主党人要求厘定国债时，工人当要求国家的破产。所以无论在何处，工人的要求必须跟着民主党人的让步和策略前进”。（见同书二○二至二○三页。）
通告书于详细指示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以种种策略之后，在结尾说道：“工人的战号当为不断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提出这个口号呢？因为只有在“不断的革命”中，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才容易壮大，容易充实他们的力量，严密他们的组织，增加他们的战斗能力，继续前进，不囿于阶段论，而迅速达到最终的解放。
鲍威尔携带这封通告书到德国，获得很好的结果。在德国的共产党经他传达中央局的意旨，加以整理，势力复振，并向前发展；至一八五○年六月，在德国的分部达十八处，即在各种工人联合会，农民协会和体育会中所发生的影响也较从前为大了。
此外，比利时，瑞士，法国，和英国等等都有共产党员活动的踪迹，而伦敦区域尤为他们活动的中心点。因为伦敦是英国本国以及外国各种党会的集合所，共产党活动的对象甚多，举例来说，他一方面指导此处的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及德国亡命客的各种党派，另一方面接洽布浪葵派，宪章派，匈牙利侨民党（ParteiderungarischenEmigration）等等，以树立革命的联合战线。在共产党的财政方面，也以此处为最大的来源，好几年以来，党中一切费用，尤其派员到各处接洽的费用，差不多是由伦敦区域独力担负的。
共产党的势力在一八五○年虽再行恢复，并较前增加了，但反动的潮流愈来愈汹涌，共产党又和一八四八年以前一样，变为一个秘密的结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是年三月起草通告书时，本说过：“革命即在目前，或因法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新崛起而出现，或因神圣同盟压迫革命的纷乱而出现”。（见同书一九四页。）可是，法国于是年五月安然取消普通选举权，无产阶级并没有崛起，欧洲的时局愈趋平静，各国的产业愈加发达，反革命的势力也愈加巩固，革命剧一时已经没有重演的希望了。马恩两氏在是年夏季考察欧美的经济状况，即已看出这一点，所以他们后来在《政治经济评论》最后的月评上很坚决地说：“在这种普通□□兴盛之下，……便谈不到一种真正的革命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知道大势已去，一时没有革命的可能，但一般亡命客和许多共产党员或为革命的狂热所驱使，或受生活困难的压迫，没有出路，不管四周的形势如何，硬要设法去制造一种革命；他们对于马恩两氏的话是极端反对的，因此双方便不能和衷共济了。至九月十五日共产党中央局开会，因意见分歧，分成两派。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亚卡利阿斯，（Eocarius）樊德尔，和施兰姆为一派，威里系，侠白尔，佛兰克尔，（Fränkerl）和列曼（Lehmann）为另一派。在前六人中只有施兰姆为新党员，其余均为老党员；在后四人中只有侠白尔是老党员，其余均为新党员。马克思当日对于反对派曾痛下针砭，他说：“少数派用一种偏执的观察去代替批评的观察，用一种唯心观去代替唯物观。他不用实际的状况做革命的转动轮，而用纯粹的意志做革命的转动轮。当我们向工人说：他们当经过十五年，二十年，以致五十年的内乱和民族争斗，他们不单是对于现状要加以改变，还要对于自己加以改变，他们要使自己适合于政治上的统治；反之，你们却说：‘我们必须马上获得统治权，否则我们可以睡着不动！’当我们对于德国工人特别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发达的形态时，你们就以极粗笨的态度，对于德国手艺工人的民族感情和阀阅成见，加以谄媚。民主党人将‘人民’那个名词当作神圣的东西，你们就照样将‘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当作神圣的东西。你们也和民主党人一样，用革命的说法去曲解革命的发展”。见马克思《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记》五二至五三页。）
共产党既因政见不同，分成两派，各不相下，于是党的组织也不能不裂而为二。马克思一派决定在科隆新组一个中央局，就近指导德国的各分部。同时并和他的一般同志脱离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因为这个会是赞成威里系和侠白尔一派的。他们这一派也另组一个特别同盟会，去制造革命，但经过两年后便消灭了。
马克思一派的共产党中央局在科隆成立后，党务的进行，本来有起色。不意至一八五一年五月十日，他的党员洛特阳（Notjung）在莱比锡被捕，未几浩浦特（Haipt）又在汉堡被捕。浩氏卖党求荣，将中央局的名单交出，于是科隆有许多党员被捕。被捕的人自一八五二年十月七日起开始受审问，至十一月十二日才告终结，他们内中有三人判处六年徒刑，另有三人判处五年徒刑，有一人判处三年徒刑，还有四人被宣告无罪。马克思特于此时著成一书，纪述此案的颠末，名为《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记》，借以暴露普鲁士政府的警察制度压迫党人和反抗社会发展的行动，或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这不过是暴露普鲁士的国家秘密罢了”。见耶赞诺夫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第一卷一三九页。GesammeletSchriftenvonKarlMarxundFriddrichEngels，1852bis1862．Stuttgart1920）自科隆党案终结后，共产党遂由马克思提议，于十一月十七日宣告解散，而马氏的革命运动的余波至此也正式平息了。 |
第七章革命中的活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马克思传（1933）
第七章革命中的活动
比利时与法兰西土壤相接，自巴黎至布鲁塞尔是朝发夕至，故二月革命的影响首先及于比京。可是比王里阿坡尔德第一（Leopold1．）比他的岳父法王路易·菲力普较为机警奸诈，善于处变。自布鲁塞尔的人民感受革命潮流，正要发动的时候，他就向他的臣民宣言，如果国人的公意都要求他退位，他愿遵从民意。一般指导群众运动的领袖一时为他的甘言所惑，抛弃武力革命的计划，兴高采烈，召集国民大会，筹议和平改革的方针。然霹雳一声，这种国民大会竞被比王的兵士驱逐得烟消云散了，因为当比王扬言预备退位之时，他暗中已令各处的军队向京城进发，迨他的布置既妥，兵力既足，他就马上抛开假面具，和他的人民武力相见了。
比王不独是滥用武力压制本国的人民，并且还令侦骑四出，搜捕亡命京都的外国人。马克思在这些亡命客中本是一个领袖人物，他又于二月革命爆发后，出一己的私财，使布鲁塞尔的工人武装起来，他的活动既没有停止，遂被逮捕，这原是不足怪的。可是他的夫人也被捉到宫里去，并且与娼妓同幽禁在一处，至一夜之久。比京人士对于马氏夫妇横遭非法的逮捕，非常愤激，他们开会演说，慷慨陈辞，要将此事诉诸法律。后来布鲁塞尔市政当局迫不得已将那应负责任的警官革退，借平众愤，至于马氏夫妇虽于异日被放释，不致久羁囹圄，然他们却受了驱逐出境的处分。
可是比政府对于马克思方下逐客令，而法国革命政府欢迎他的信便来了，革命政府中的要人夫洛康（Flocon）原是马克思的老友，他于三月一日写信给马氏说：“勇敢和亲爱的马克思，法兰西共和国的土地是一切为自由而战的朋友们的避难所。专制政治已经放逐你了，自由的法国就开门迎接你！——迎接你及所有为一切民众神圣的事业，友爱的事业而战的人们。法国政府中的每个官吏是要在这种意义上履行他的职务的。”（见马克思的《佛格特先生》一八七页。）马克思因受比国的压迫，本来要到法国去活动，他自接到夫氏此信后，遂于四日携带家眷遄返巴黎了。
当二月革命爆发后，共产党的伦敦中央局为便于在欧洲大陆活动起见，特将中央的权力付予布鲁塞尔的总团，可是该处的党人因受军警严密的监视，已失去行动上的自由，乃于三月三日议决予马克思以全权，令他在巴黎组织一个新中央局。马氏抵巴黎后，即纠合同志组织一个委员会，计委员六人，即布鲁塞尔支部的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和伦敦支部的包尔，穆尔，侠白尔。马恩两氏被举为委员长。侠白尔则被举为秘书。委员会对德国发表一道道由全体委员署名的文书，这就是德意志共产党的要求，共计十七条，其内容如下：
“一、宣布全部德意志为唯一不可分离的共和国。
二、凡年满二十一岁的德国人如未受刑事惩罚，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人民代表是有偿的，庶几工人也可以加入德国人民的国会中。
四、普遍的国民武装。将来的军队同时就是工人的队伍，因此此项军队不和从前一样，仅只消费，他并且还能生产，他所生产的且多于他的生活费。
此外，这也是劳动组织的一种方法。
五、司法事务不收费用。
六、向来加于农民的一切封建的负担，赋税，力役，以及什一税等等一律取消，不给补偿。
七、凡贵族的及其他封建的地产，矿山等等都变作国家的产业。在此等地产上的产业当借助于最新的科学方法，从全体的利益着眼，大规模地经营起来。
八、宣布农业地的抵押为国有财产。农民当以此等抵押的利息钠于国家。
九、在租地制发达的地方，其地租或定钱（Kaufschilling）当作税金纳于国家。
在六、七、八、九各条中所取的手段是在减轻农民和小佃农公的或他项负担，而又不使影响于支给国课的必须之资，并危及于生产自身。
原来的地主既非农民，又非佃户，他在生产中丝毫没有参加。因此他的消费全是一种浪费。
十、以一种国家银行代替一切私有银行，其纸币有一法定的行市。
这种方法可以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调节信用制度，并且因此压倒大金融家的操纵。
这种方法逐渐使纸币代替金银，使国民交通上不可少的工具——即一般的交换工具——廉价，并且使金银得向外面流通，为巩固保守的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利益起见，这种方法毕竟是必要的，
十一、一切运输工具，如铁路，运河，汽船，和道路等等都归入国家的手中。
此等工具当变为国有财产，并且对于贫穷阶级，准其无偿的应用。
十二、国家一切官吏的报酬不分等级，惟有家眷的官吏需要较没有家眷的为多：故薪水也较高。
十三、教堂与国家完全分离。各种职位的牧师只由自愿供给他们的团体予以报酬。
十四、限制承继权。
十五、推行高度的累进税，取消消费税。
十六、创办国家工厂。国家保证一切工人的生存，并且维持一般无工作能力的人〔的生活〕。
十七、普遍的免费教育。
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在以全力推行上列方法。因为只有使此等方法实现，然后德国向来受少数人掠夺的——此等少数人并且更求巩固这种压迫——千百万人可以获得他们的权利，可以取得那引致一切财富所需要的权力。”（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九卷三三九至三四○页，格林伯克，《伦敦共产主义杂志及其他文书》。）
当马克思尽力团结共产党分子，并且注全力于德意志革命运动之际，巴黎已有一种异军突起，与之相抗，原来“当时的巴黎为革命志愿军的狂热所支配，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为着图谋他们的祖国之解放，都成群结队地活动。德意志军是由黑维，波恩斯特，伯恩斯台，所领导的。”（见马克思《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记》四一至四二页。）黑维等受了当时潮流的暗示，以为召集旅法德人组织成军，闯入德国，即可收得革命的效果。然三月六日他们开大会讨论此事时，马克思极力反对此举，因他以为“当德意志〔的革命〕正在酝酿之时，要借一种侵入〔的行动〕使革命从外面强迫输入，这就叫做使德国革命自身倒塌，为政府助威，并且将此项志愿兵自身……毫无抵抗地交给德国军队之手。”（见同书四二页。）可是法国的临时政府却赞成此举。因为当时正是工商业停滞之际，法国工人失业的极多，他想设法使外国工人离开法国，免其和本国人竞争，所以他对于黑维的志愿兵予以维持，每兵日给五十生丁，（Centime）一直到出境为止。黑维统率此项军队闯入德国的巴登，至四月二十七日被击得纷纷四散，而黑氏自己仅以身免。
至于马克思在当时不单是从消极方面反对黑维的举动，并且在积极方面进行他的计划。他除掉出其所有供给同志们作遄返德国参加革命之资外，并和恩格斯等替旅居法国的德国工人，筹措款项，令其返国。恩格斯说：“我们组织一个德意志共产俱乐部，劝告其中的工人勿加入志愿军，但零星遄返本国，从事活动。我们的老友夫洛康奉职临时政府，他对于我们派遣工人所筹的资斧，和曾经允许那些志愿兵的数目是相等的。因此我们得送三，四百工人返德国，而其中的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见同书四二页。）
共产党员返德国后，虽因人数不多，不能使时局发生绝大的变化，然他们却是革命运动中的发酵母，凡他们活动之地，都有很好的成绩。“在莱茵则《新莱茵报》为其中坚，在拿骚（Nassau）和莱茵黑生（Rheinbessen）等处则共产党员无不站在极端民主主义运动的顶点上。在汉堡也是如此。在南部德意志则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盛极一时。在布列斯闹则威廉·沃尔弗的活动一直到一八四八年夏季为止，收得很大的效果；他并且还受有施列西的委任状，做法兰克福国会的代表，在柏林则排印工人施特芬邦恩（StephanBorn）——他前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以共产党员的资格而活动——毕竟创设一个‘工人友谊会，（Arbeiterverbrüderung）此会传播颇广，至一八五○年犹存在。”（见同书四三页。）
恩格斯谓《新莱茵报》是莱茵地方的中坚。其实还不止此，当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德国约有五十种报章和杂志出现，而以《新莱茵报》为最有名。今特分述其历史如次。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恩格斯因为谋共产党的发达起见，常留在巴黎。可是他于一八四八年一月二九日为法国当局所放逐，因此亡命布鲁塞尔。迨二月革命爆发，马克思返遄巴黎，恩氏因旅费无着。不能同行，至三月底才赶到该处。当时德国的革命运动已经是到处蓬蓬勃勃起来了。马恩两氏的老友杨恩写信劝他们各回特里尔与巴门去运动当选为柏林国会议员。可是他们不纳此议，打定主意，回国办报，鼓吹革命。他们于四月初旬返德，而其目的地并不在普鲁士首都的柏林，却在莱茵省会的科隆。这是什么缘故呢？恩格斯说：“我们必须往科隆而不往柏林。第一，科隆是莱茵省的中心，莱茵省是受过法国革命的洗礼的，是在拿破仑法典中保障着近世法律观的，并且是最重要的大工业发达的地方，就每一方面讲，莱茵省是当时德国最进步的部分。至于柏林，我们由自己的观察，知道得很深，他的资产阶级是几乎没有兴起的，他的小资产阶级是口头傲慢，实际懦弱和卑屈的，他的劳动者是完全不发达的，他的官僚、贵族无赖，和宫庭无赖是很多的，他的全部特质只是一种‘居留所。’然最重要的还是：柏林为那种糟糕的普鲁士习惯法所支配，政治的诉讼受审于专业的裁判官之前；莱茵则奉行拿破仑法典，此法典不承认什么出版诉讼，因为这种诉讼是以检查为前提的，如不犯政治上的罪，仅犯了通常罪，则受审于陪审官之前；革命以后，一个少年施勒伏尔（Schloefell）在柏林因一点小事而受一年监禁的处分。我们在莱茵则有无限制的出版自由，我们也利用这种自由到最后的一点一滴了。”（见《一八四八年工人读本》七六至七七页，恩格斯的《马克思与“新莱茵报”》，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Marxunddie“neueRheinischeZeitung，1848．EinLesebuchfürArbeiter．）
马恩两氏既择定富于法治精神的科隆为办报地点，他们的计划马上就成功了。恩格斯说：“当我们来到科隆时，那略带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方面正在预备办一种大报。有人要将此报作为纯粹科隆地方的报，把我们赶到柏林去。但我们——特别是借马克思的力量——于月二十四点钟之内，即将这种地盘夺到手中了，此报变成我们的报，我们相对地让步的地方就在请拨尔格斯（HeinrichBürgers）加入编辑部。他做过一篇社论，（在第二号报上，）再也没有第二篇了。”（见同书七六页。）
这种报就是《新莱茵报》，他是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报馆的主笔为马克思。恩格斯说：“编辑部的措施统由马克思专政。一种大报必须在一定的时刻完事，这不是用别种措施所能保障一致态度的。可是马克思在此还是专政者，这自然是我们欣然承认，毫无争持的。此报所以成为革命时代中最著名的德文报，第一是由于他的眼光明了，和态度坚定。”（见同书七七页。）
我们提及马克思主持《新莱茵报》一人专政而为同事所心悦诚服一事，不能不连带介绍拉法格和李卜克内西的两段话，藉以表现马氏的性格，和此报于艰难困顿中犹能支持不敝的原因。拉氏说：“当一八四八年革命之际《莱茵报》复活，恩格斯总是从旁赞助马克思，当马氏必须他往之时，恩氏便代他主持此报。恩氏在精神方面虽有超越别人之处，然他却不能和马克思一样，对于一般同事取得同一的命令权，这些同事都系青年，是以具有才干，革命精神，和奋斗勇气著名的。马克思告诉我说，他自维也纳游历回来后，编辑部中因互相争闹而致于破裂，恩格斯不能为之解决；〔他们的〕对抗，形势非常严重，大家相信只有假手于格斗，方能了结；他要借敏捷的手段，才能恢复和平。马氏是生成的一个领袖！凡和他交接的人，都要受他的影响。首先看出这一点的是恩格斯，恩氏时常对我说，马克思自最早的幼年起，即因性情的公正和坚实，感动世人，他是一个真正的首领，一切人都充分信赖他。”（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三年度，二卷五五七页，拉氏《回忆马克思》。）李氏说：“马克思是人类中一个蔼然可亲的人，他在交际中是欢乐的，温和的。恩格斯便严峻得多。恩氏具有一点军人的严厉决切的态度，因此引起反抗，而马克思在交接中却使人心悦诚服。当马氏在《新莱茵报》编辑部时，一切事情都进行顺利。迨交给恩格斯代理，便即刻发生冲突，——这是德根克（Dronke），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告诉我的，就是恩格斯自己后来有时也卷起嘴上的胡子，带着笑容，以此相告。”（见李氏《马克思纪念册》德文原本一一○页。）
《新莱茵报》得马克思这样槃槃大才为之规划经营，自然能措置裕如，不过此报始终困于财用，而创办人因此备尝艰苦。报馆的资本原来是靠股分的收入，可是一般人对于这种革命报的投资，都不踊跃。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从巴门写信给马克思说：“此处的股分可算是少极了。……此处急进的有产者认我们为他们将来主要的敌人，故他们不愿意授我们以武器，为将来反抗他们之用。从我的父亲处也完全弄不到一点东西。自他看来，《科隆报》就已经是一个捣乱的榜样，他与其给我们一千塔勒，毋宁向我们的头上发一千弹子。”（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九六页。）到了五月九日，恩氏只招得十四股。自此以后，也不能令人乐观，所以他说：“我们以一种为数有限的股分资本，于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开始营业，当时付股的很少，而一般股东更是靠不住。自第一号报出现后，股东人数即去掉一半，至是月底，简直不复有股东了。”（见《一八四八年工人读本》七七页。）《新莱茵报》的的股分既是寥寥无几，所以马克思不得不极力设法维持此报的生命。他不独是因此于一八四九年四月新往汉堡去筹款，他自己并且早已倾囊相济了。索尔格说：“马克思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间，为着此报及革命的活动，约费去七千塔勒，其中一部分是出于他自己的和他夫人的财产中的现金，一部分是出于他应得的遗产部分的‘法定契据’”。（见《新时代杂志》二十一年度第一卷七二○页，索氏《纪念三月十四日。Zum14．März》由此可见马氏所费的精神与财力是至多且巨了。
《新莱茵报》自称为民主党的机关报，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自返德国后都加入这一党。这一党是一八四八年六月由德国八十八个民主联合会所派代表在法兰克福开大会组织的，他在德国各处都甚软弱，但在科隆却很有力量。他“在他的‘科隆人民选举纲领’中标出人民主权的原则，要求德意志立宪国会对于决定德意志将来的国家形态，以及普鲁士立宪议会对于决定普鲁士将来的国家形态，当以法兰克福国会所示的限制为根据。除掉此等普通的要求外，还有下列的特别要求：凡未经法律裁判而被宣告丧失国民权的成年国民享有普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举；当选人的委任状限期一年；国民代表的俸给制；国民代表的不可侵犯。无限制的集会与结社权。无条件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将常备军改为自选首领的国民军；德意志一致的军队编制。行政的简捷和公平：人民社团处理内部事务，当完全独立。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由国家创办一种为一切人民阶级及职业所需要的免费教育制度——对于教学自由，不加限制。一致的德意志立法；取消特权的裁判权；诉讼须公开并准由口头陈述；在刑事中特别是关于政治罪和出版罪，用陪审官制。司法独立以及对于司法否决的保证。人身自由的保障和家宅权的不可侵犯。普遍的德意志祖国权。取消单个等级一切优先权和取消一切特权；停止勋章，头衔以及所谓品级的给予。取消一切间接税和负担；以累进的所得税为唯一的课税法，免除生活必需品的一切税金。由国家替手艺工人，工业和农业创设一种厘正的信用制度。保护劳动。由国家极力设法保证每个人最需要的生活品。创设一种特别的劳动内阁。立刻取消德意志各邦中一切税关界限，推行同一的度量衡及同一的货币。取消职务上的宣誓”。（见汉斯施台，《科隆工人联合会》三三至三四页。一九二一年科隆出版。HansStein，CerKölnerArbeiterverein（18481849）．）
统观民主党的政治主张，他还只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个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是纯粹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加入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党，而他们的《新莱茵报》又为什么要作为这一党的机关报呢？恩格斯说：“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创造他的大工业，他对于争取国家绝对的统治权一事，既没有力量，又没有勇气，也没有制胜的强制力。至于无产阶级情形正同，他是在完全精神的束缚中生长出来的，是没有发达的，是没有组织的，并且还不适宜于独立的组织，他对于资产阶级只具一种深刻利益对抗的朦胧感觉。所以就事实讲，他虽是资产阶级倔强的敌人，然在另一方面，他却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的附属品。资产阶级所怕的，不是德意志无产阶级的现在状况，而是后者行将变化的将来，而是法国无产阶级现成的种子，他以为自救之道，只有和君主制及贵族妥协，虽至卑屈，亦所不辞。无产阶级还没有认清自己历史的使命，他的大群众起初必须担负有产阶级级左派的任务，德意志的工人首先要争取他们独立组成一个阶级党（Klassenpartei）所不可少的权利，即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是资产阶级为他自己统治的利益计必须争取的，但现在他自己在惊慌恐惧之中，对于此等权利和工人争执起来了。至于几百个共产党员在这种忽然投入运动漩涡的大群众中，就看不见了。所以德国无产阶级起初出现于政治舞台，是为极端的民主党。因此我们在德国创办一种大报，自然就有了这种旗织。他只能是一种民主主义的旗帜，但是这种民主主义到处都把无产阶级的特别性质——这种性质还不能一次就标在旗帜上面——零碎标明出来了。我们如果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如果不愿意就这种现成的，最进步的和实际为无产阶级的一端而抓住这种运动，更促其前进，那么，我们除掉在一种小报中宣传共产主义和舍弃一个行动的大党而组成一小的私派外，实别无他法。可是我们不要陷在荒野中做宣传者，我们看见一般乌托邦主义者干此事也够了。此外，我们没有提出我们的计划。“（见《一八四八年工人读本》七五至七六页。）恩氏这一段话将马克思和他加入民主党及《新莱茵报》为民主党机关报的原因都表明出来了。
《新莱茵报》的组织及其派别已如上所述，今再进而介绍此报的主张。恩格斯说：“《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是由两个主要点而成的。即统一的民主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与对俄战争，而以波兰复兴附入其中。当时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分为两派。北德意志派欢喜一个民主主义的普鲁士皇帝，南德意志派——当时几全为巴登派——愿意依照瑞士的模样，使德意志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我们对于二者都必须反抗。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在阻止德意志的普鲁士化，与〔德意志〕及长久分成小邦，是在使德意志终久联合为一种民族，然后那扫除了原来一切小障碍的战场才能够出现，以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比武之地。可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一样是在阻止普鲁士构成一个顶点；普鲁士国家及其全部组织，沿袭，和朝代，恰为内部唯一重要的敌人，这个敌人是德意志的革命应当打倒的，并且普鲁士要使德意志分裂，将德意志的奥地利除外，他才能统一德意志。普鲁士的败亡。奥地利的倾覆，德意志真正联合成为一个共和国，〔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纲领〕——其他革命的纲领，我们是不能够要的——并且只有与俄国一战才能够贯彻这种纲领。”（见同书七七至七八页。）“从二月二十四日起，我们就明白看出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仇敌，即是俄国，当〔革命〕运动愈加蔓延到欧洲各处，这个仇敌便愈被逼迫而加入战争中。维也纳，梅兰德，（Mailand）柏林的事变必定延缓了俄国的进攻。可是当革命愈趋近俄国，后者的终久前进愈加确定了。然如能使德意志与俄国宣战，则恰布斯堡朝与霍亨索伦朝（Hohenzollern）都会告终，而革命在全部战线上都胜利了。这种政策出现于《新莱茵报》的每一号中。直至俄人闯入匈牙利之时为止，此时我们的先见完全验了，而革命的失败也决定了。”（见同书八○至八一页。）
《新莱茵报》本其政治纲领，发为言论，一面宣传其积极的主张，一面对于当时旧派和新派的诡计与幻想，大肆讥评。恩格斯说：“我们尽遇些可鄙的敌人，我们对待他们的方法是一致加以极端的鄙视。那阴谋诡计的王室，那些王党，贵族，那《科洛慈报》，（Kreuzzeitung）以及那为世俗人所恼的全体反动派，我们对之都只加以讥评和非笑，可是我们对待那些由革命中出来的新的伪神圣——如三月〔革命后的〕大臣，（Märzministoer）法兰克福和柏林两国会的左右派——也无不如此。〔《新莱茵报》〕第一号的社论就是讥诮法兰克福国会的空虚，及其冗长的演说之无济于事，其怯懦的议决案之适成赘疣。此文使我们失去一半股东。法兰克福国会还算不得一个讨论部，因为此处差不多毫无讨论，大概只有通过现成的学院式论文，和那激动德国庸俗人的议案，至于别种人是不措意于这种议决案的。柏林国会较有价值，他是和一种实际的势力对峙，他所讨论和议决的，不是站在空地上，也不是藏在法兰克福的杜鹃巢中。因此对待他也要更详细一点。可是该处的左派代表，如舒尔慈代立池，（Schulze-Delitzsch）伯兰斯，（Behrens）亚尔斯勒，（Elsces）和施台等等也和法兰克福的议员受同样严厉的批评。〔我们对于〕他们的优柔寡断，怯懦，和孜孜计较，尽情揭破出来，并且证明他们是一步一步地背叛革命，此举自然使那些方才制造此等新的伪神圣以为己用的民主主义小有产者发生恐慌。这种恐慌就是我们成功的指标。当时的小资产阶级传播一种幻想，就是革命以三月诸日为收束期，现在只须收获结果了，我们对于这种幻想也是同样排斥的。我们以为二月和三月要不是〔革命的〕收束，而是一种长久革命运动的出发点，他们才能够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而在这种长久革命运动中和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样，一般人民因自己的争斗，向前发展，各党派的分离愈趋愈甚，一直到他们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几个大阶级完全一致，而无产阶级单个的地位是可以于一批战争中夺取来的。因此我们对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也是到处与之对抗的，他和缓他对于无产阶级阶级对抗的甘言是：愿意大家都是一样，一切差异仅出于误会。可是我们愈不准小资产阶级和我们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混同，他对于我们便愈柔和些。我们对于他愈加厉害，愈加决切，他便愈加屈伏，并且对于工党愈加让步。这是我们亲自看见的。”（见同书七八至七九页。）
马克思主持《新莱茵报》，抨击他人反革命或假革命的主张，不遗余力，因此结怨于人，为他后半生受人毁谤的主要原因之一。《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述及此事，说道：“他是一个具有热忱和合于逻辑的革命家，凡朋友与仇敌所认为革命的事，他从不〔随声附和〕，受其欺骗，他对于当时的革命和革命家所下的批评，其严厉的程度，迨不减于他对待当时的反革命和反革命家。他把一般革命的伪神圣所佩带的革命金章剥夺下来，将他们破败的庸俗浅见暴露于公众之前。使成为笑柄，后来他们内中有些人就造出这种或那种恶意的新闻，按时传达于德国及外国的报章上以图报复，这种新闻描写马克思是一个极端揽权的并且和冰样冷酷的奸雄，他是没有心肝的，他的血管中所藏的不是血，而是强水，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抬高自己，压倒别人”（见《新时代杂志》第一年度四四四页。）
《新莱茵报》的历史及大政方针，我们已经讲过了，现在将按照时间的次序，进而叙述马克思其他活动及时局变化的情形，和他在此报上所发表的意见。“马克思以《新莱茵报》主笔〔的资格〕于一八四八年八月末到维也纳。他到此的确切日期不可得而知。然必紧接在一八四八年八月十八至二十三日的风潮时期之后，当此时期的最后一天，资产阶级的国防军对于那心怀不满的土工（Erdarbeiter）大肆一场杀戮。此事的起因就在没有武器的工人对于劳动大臣施蛙截（Schwarzer）所规定的减少工资，作一种游行示威运动。工人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在维也纳也表现得清清楚楚了。马克思也许以为向维也纳工人活动，予以鲜明的印象是可能的。他和德国民主主义者佛煖柏尔（Fröbel）于八月二十八日参加‘民主联合会’的大会，于八月三十日和九月一日参加‘第一总工人联合会’（ErsterallgemeineArbeiterverein）的两次大会。他在三次会中都有演说。他在第三次会中并且演讲‘工资劳动与资本。’然马克思对于当时维也纳的工人当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缺乏一切前提。工人即或参加政治运动，然他们还完全是在资产阶级精神的卵育之下的。马克思大概至九月半间尚在维也纳。“（见丹列柏格《马克思——其人及其事业》一三页。）
但是当马克思从维也纳遄返科隆之日，正是此处多事之秋了。这次风潮是由德意志和丹麦对于施列斯卫芝（Schleswig）及霍尔斯台（Holstein）问题的纠纷引起的。施列斯卫芝和霍尔斯台是两个间于德丹之间的公爵国，前者的北部多隶属于丹麦，而后者则为德意志的领域。此两国的公爵自数百年以来即与丹麦王室为姻亚，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丹麦便抱有并吞两国的企图，丹麦本来是一向盛行德意志化的，但他此时竭力抵制德国文化，并创造一种斯堪的纳维亚主义，（Skandinavismus）以为国魂。至一八四七年丹王格立斯提第八（ChristianⅧ．）公然用书面宣布施列斯卫芝公国‘全部’以及霍尔斯台公国一部分为组成丹麦国的分子，至一八四八年一月，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第七（FriedrichⅦ）继位，预备为丹麦和此二公国创造一种自由的宪法。但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影响及于北欧，两国得乘机脱离丹麦羁绊，在屹尔（Kiel）组织一个临时政府。贵族在临时政府中握有实权，他们为维持封建特权起见，遂与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勾结，求其保护。普政府正想向丹麦耀武扬威，乃令胡兰吉（Wrangel）将军用德意志邦联的名义，率军与丹麦军宣战，并击败丹麦军队。然丹麦引英俄两国为后援，干涉德国的行动，柏林政府迫不得已于五月底令胡兰吉将军队撤回本国，并不顾法兰克福国会的意志及其所举的德意志邦联政务大臣的条件如何，突于八月二十五日与丹麦订立休战条约，而条约的内容对于德国和两个公国又是很不利益的。当休战条约的消息传到德国，全国大哗，法兰克福国会于九月五日议决毁约，法城且发生一次巷战；柏林内阁因法城国会的议决提出辞职，而胡兰吉的军队五万人于九月半向着柏林附近集合了。风声所播，科隆也响应起来了。
科隆的民主党于九月七日号召群众作示威运动，并致电法兰克福国会，要求他否认柏林政府的休战，为保护施列斯卫芝，和霍尔斯台的革命起见，即引起一种欧战的危险，亦所不顾，并且要求他对于普鲁士的现政府勿再委以德意志外交的谈判；电末且声明德意志并不强迫用丹麦语的施列斯卫芝北部加入德意志邦联中。至十三日民主社又召集群众大会，威廉·沃尔弗提议组织一个保安委员会，恩格斯等赞成其议，此事遂告成功。保安委员会共有委员三十人，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等都在委员之列。十七日民主社人又在科隆下游开群众大会，由恩格斯拟就致法兰克福国会的电稿一通，声明如因普鲁士政府违反国会和中央权力机关的议决，引起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冲突，参加大会的国民愿以人力和财力赞助德意志。至二十五日晨，民众的领袖侠白尔和倍克被捕，民众于是日下午集会要求放释两人，到晚上又有示威运动，他们是非常激昂的。忽传军队要来解散大会，群众怒不可遏，即向军器店劫得军械，在街道上造成堡垒，以备抵抗政府的军队，但是晚军队没有向他们进攻，他们也于夜静深更时各自散去了。科隆的军事当局乃于二十六日宣布戒严，解散国民军，并查禁新莱茵报馆等等。《新莱茵报》的编辑多在被通缉之列，于是恩格斯和德浪克逃往比国，沃尔弗逃往普法尔次.（Pfalz）至十月三日军事当局为内外情势所迫，取消戒严令，《新莱茵报》才于十二日继续出版。
恩格斯自逃亡比国，旋由法国转入瑞士，至一八四九年一月初旬，他犹在瑞士的柏恩，因此，《新莱茵报》恢复后，一切工作都堆集在马克思的身上，同时马氏还要但任科隆工人联合会会长的职务，所以他当时真是加倍忙起来了。工人联合会是科隆一个医生哥特韶尔克（AndreasGottschalk）于一八四八年四月中旬发起的，哥氏被举为会长，会务非常发达，至五月八日已有会员五千人，并办有一种定期刊物，（起初是每周出版一次，后来是每三天出版一次。）名《工人联合会报》。（ZeitungdesArbeitervereins）而报上的一句标语为“自由，博爱，劳动，”至一八四九年一月报名改为《自由与劳动》。（Freiheit，Arbeit）可是在一八四八年七月初间，哥特韶尔克即被捕，旋即推举穆尔为会长，自九月底科隆宣布戒严，逮捕党人，穆氏逃往伦敦，会务无人主持，会中乃于十月中旬议决请马克思担任一会长的职务。马氏亲自出席是月十六日的委员会议，他表明：“他在科隆的地位是不稳固的。他从前任长官吹尔活脱（Köhlwetter）对于他回复国籍的请求所得的答案就无异于一种隐藏着的驱逐命令。然他对于此事将向国会提出抗议。在另一方面，他因一种所谓出版罪要到法庭对审。此外，他因《新莱茵报》编辑委员会一时星散，工作倍加忙碌。虽是这样，他仍预备勉副工人的期望，临时担任职务，至哥特韶尔克博士释放为止。必须使政府和有产阶级相信，不管他们怎样迫害，总找得着人，预备供工人们的驱策。”见满斯，施台《科隆工人联合会》七七至七八页。）
科隆工人联合会在哥特韶尔克及其同志的领导之下，原来是反对民主党和《新莱茵报》的，自马克思任会长职务后，联合会渐唯他的马首是瞻，而哥氏的影响一天一天减少了。统观联合会对于选举所持的态度即可以表见这一点。因为联合会因受了哥氏的影响，不参加选举，至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开委员会时，马克思认联合会虽不能提出自己的代表，也当和民主党联合，帮助后者，使其在选举中获得胜利。他以为：“就目前的情形看，谈不到依主义的意旨做事，但在反对政府，专制主义，和封建的统治；可是单纯的民主主义者，与所谓自由主义者也就够得上做这一着，因为他们是一样很不满意现政府的。事实是怎么样，大家便必须予以承认。当自己主义上的见解不能够贯彻，为防止绝对〔专制的〕王室胜利起见，必用和一个同样立于反对地位的政党联合——要懂得这一点，已经是需要健全的理解力。”（见同书四九页。）委员会在马氏这一段话的印象之下，遂决定参加选举，并与民主党密切结合。
可是科隆工人联合会中哥特韶尔克一派不以马克思的策略为然，他们以为马氏是存心帮助有产阶级，而哥氏也自巴黎（他自一八四八年年底被释放后，前往巴黎寄居。）著论寄给《自由与劳动》发表，反对马氏。联合会虽于一八四九年二月有正式议决，拥护马克思的联合政策，并且指摘哥氏的错误，然哥氏党徒后来因马克思等宣言退出民主联合会的委员会，和工人联合会宣言退出德意志民主党，遂于四月二十六日致书哥氏，声明退出工人联合会，另组新会，推他为会长，这个新会的名称是“求一切人的自由与幸福联合会。”（VereinzurErlangungvonFreiheitundWohlstandfüralle．）至于原来的工人联合会因受分裂的影响，一般会员对于会务，漠不关心，也不到会，而警察复施压迫，渐至于无声无臭。马克思等虽竭力支持，于四月二十六日发出宣言，声明一切工人联合会密切结合的必要，并由科隆工人联合会组织一个委员会，筹备于五月初六日开一个莱茵省与威斯特华伦一切联合会的总会议，但考壹当时的记载，此事没有下文，或者是因警察的压迫，不能实现。马克思于于五月被驱逐，科隆工人联合会虽继续存在，然至是年十月便改名为教育联合会了。
我们现在再回转来叙述一八四八年德意志反革命的运动。维也纳自经过八月惨杀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裂口愈弄愈宽，而反革命的势力也日积日厚。至九月二五日奥皇斐迪南第一（FERdinandⅠ．）任命兰伯克（Lamberg）将军为匈牙利总司令，预备压迫匈牙利的民族运动，匈牙利国会宣布奥皇的命令为无效，迄兰氏出现于白斯特（Pest）即被忿怒的匈牙利民众杀死了。奥皇于是于十月四日下令解散匈牙利国会，并任命南斯拉窝尼亚（SLavnia）反动派领袖节拉契芝（BanJellachich）为匈牙利军民总监，因此引起维也纳民众的大愤激，因为这就是一种对于三月革命的威吓举动。维也纳的学生军，民军，以及持戈矛长杆的工人和市民等等为阻止守备队开拔去压迫匈牙利起见，群集于火车站，及其他要害处。布勒地（Bredy）将军率兵首先开衅，学生军与民军起而应战，遂将布氏杀死了。军务大臣拉图（Latour）也于是日骚动中被群众击毙了。奥皇于是出奔至属于半斯拉窝尼亚领城的阿里木次，（Olnütz）任命卫狄施格列次（Windischgrätz）将军为总司令，从各处调动军队向维也纳进攻。当节拉契芝在匈牙利被革命的将军白泽尔（Perczel）击败之后，他率领军队逃至维也纳附近，此时卫氏和他联合，兵力愈加雄厚了。至于民众方面于胜利之后，情形非常纷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相猜忌，“国民军有一部分决定不应战，有一部分态度犹豫，只有一极小的部分预备动作；无产阶级的群众数量虽很多，但缺乏领袖，缺乏政治教育，甚至于无缘无故，即惊惶失措，忿怒无常，且易为谣言所蛊惑，他们虽很愿意争斗，但没有武装——至少起初是这样的——即有武装也不完全，当他们后来去应战时，他们的组织是很简陋的。”（见马克思的《革命与反革命》八一页。）只有“三，四千学生军训练与纪律都有可观，并且勇敢，热心，就军事上讲，这是唯一可用的队伍。”（见同书八三页）至于匈牙利的革命军不能及早赴援。以至坐失事机。因有以上种种原因，所以从二十四日起开战至三十一日止，民众的军队虽勇敢应战，毕竟被卫氏的军队打败了。此次民众方面牺牲的人数在三千以上。卫氏自战胜后，即在维也纳宣布戒严，解散学生军和国民军，禁止集会结社，检查报纸，总之，民众的自由被他剥夺净尽了。
当维也纳变乱之际，德国民主党第二次大会正在柏林开会，这个会发出一种很长的宣言，激昂慷慨地要求德意志政府迅速救援维也纳，认此为政府最神圣的义务，又空空洞洞地要求民众牺牲一切，去拯救维也纳。马克思以为德意志的各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他们是绝不会援助维也纳民众的，至于希望民众援助维也纳，须提出具体的和一定的要求，然后能发生效果，“谁作全般的要求，谁就是没有提出要求，也一无所得。”(见《一八四八年工人读本》五七页，马氏《民主党大会的宣言》。DesAufrufdesdemokratischenKongress)。“然不管‘民主党大会的宣言’如何，我们希望民众从自己的昏睡状态中惊醒过来，他们目前通能够对于维也纳人作一种唯一的帮助，就是在自己的国家内制胜反革命。”（见同书五八页。）可是当时的民众不能够依照马氏所指的途径做去，过了三日，（十一月六日，）他凭吊维也纳的失败，在《新莱茵报》上很沉痛地说道：“六月和十月间无结果的惨杀，二月和三月间疲敝的牺牲，以及反革命的凶横残忍，将使民众相信，要把旧社会死刑的痛苦和新社会流血产生的痛苦缩短，减少，并且集中起来，便只剩着一种方法——即革命的恐怖主义。”（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一九九页。）
维也纳的惨祸方终，而柏林的怪剧又开始了。柏林政府与三月革命后召集的国会间本来就发生许多冲突，至十一月一日，普王威廉第四更任命威廉第二的儿子勃兰登堡（Brandenbrug）伯爵为内阁总理，布内阁即于九日出席国会，宣布普王的上谕，以免受暴民的包围和影响为理由，令国会停会，至本月二十七日再在勃兰登堡城集合开会。国会中的中左两派虽不肯承认政府的命令，但他们只主张消极的反抗，没有积极的行动。当时柏林的国民军表示愿保护国会，至于工人的态度尤为激昂，有三十个工场的工人致书国会，愿供驱策，书中说：“如果有人敢在人民代表中摧残人民的权利，柏林的工人预备服从你们的指挥：他们将他们的身手和热血献给你们，誓死反抗每种背叛你们和人民自由的仇敌。”（见布洛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德意志革命》四六八页。）但国会忧于反革命的势力，不敢谈及武力的抵抗。至十日下午胡兰吉率二万军队入柏林，占据议场，禁止宪法会开会，至十二日晚更宣布戒严，并解除国民军的武装。于是一切党会均被解散，民主派的一切报纸均被封禁。国会议员虽另择地点开会，但总是被军队追逐，至十五日他们议决在国会不能自由开会之时，人民应抗税，然军队又追踪而至，柏林开会之举遂从此告终了。到了十一月二十七日主张消极抵抗的国会议员竞低首下心，在勃兰登堡开会，在两次会议之后，即不足法定人数，至十二月五日，普政府使将这个国会解散，另行颁布一种新宪法和新选举法了。
柏林的怪剧就这样告终。恩格斯后来述及此事，加以批评道：“或者当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初旬企图武装的抵抗是太迟了，或者一部分军队因遇着严重的抵抗，转到国会一方面来，使后者获得优势，——这个问题是永不会解决的。可是在革命中和在战争中一样，必须时常表示一种强固的阵线，谁取攻势，谁就占便宜；在革命中和在战争中一样，常危急存亡之际，无论情形如何，必须用全力去应付。凡历史上成功的革命没有一次是不证明这种原理的真实的。现在讲到普鲁士的革命，当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危急存亡之秋已经到了；正式站在全部革命利益领袖地位的国会没有表示一种强固的阵线，因为敌人每一进攻，他就退让；他更没有取攻势，因为他甚至于不要防卫自己；当紧要关头到了，当胡兰吉统率四万军队来敲柏林的门，胡氏及其军官本料到每条街道筑满了堡垒，每个窗户变成一种放枪的眼，不意他竟遇不着这种情形。但看见门户洞开，街道上只是充满了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无异〕将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交给兵士，令后者惊讶不置，然他们对于胡氏演了这样的滑稽剧，反洋洋得意。国会和人民如果抵抗，或会失败。这是真的；柏林或者要受炮击，千百人或者要被杀戮，而又不能阻止王党最终的胜利。但这不是他们即刻放下他们的武器的理由。一种经过顽强争斗的失败在革命上的重要，和一种容易获得的胜利是一样的。一八四八年巴黎六月和维也纳十月的失败，对于使这两个城市的人心革命化，一定远过于二月和三月的胜利。柏林的国会和人民或者要和上列两个城市的人民同其命运；但他们应当荣耀地失败，应当在后死者的心中留下一种复仇的念头，在革命的时候，这种念头是促成强有力和激烈行动的最大激励物之一。在每一种争斗中，凡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这是自然的；但这是他承认自己被击败，毫不反抗而甘心投降的理由么？在每一种革命，凡控制一个胜负攸关的局面的人如果不逼迫敌人出于一战，而甘心抛弃这个局面，那么，他是应当作为叛逆看待的。”见马克思——本应为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九五至九六页。）
恩格斯上面一大段话可以说是一八四八年十一月柏林国会及市民的“盖棺定论”，再明白些说，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盖棺定论”，因为国会最大多数的分子是属于这个阶级的，当时的资产阶级控制一个胜负攸关的局面，未尝不足有为，但他既怕上面的专制主义，和封建制度，复怕下面的无产阶级，所以他“对于保守派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是保守的”（引马克思语，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二一三页。）因此他断然拒绝无产阶级武力抵抗的计划，而甘心采一种滑稽的消极抵抗的政策，以致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他是不能辞背叛革命之罪的。
当柏林事变发生之后，“至十一月十三日，有一种假消息传到科隆，就是柏林的国民军不肯解除武装，并不肯解散，于是〔《新莱茵〕报》立刻宣言，以兵和武器急救柏林国会，这是莱茵省的义务。”（见同书六四页。）至十八日莱茵民主联合会的委员会由马克思，侠白尔，和施莱德（Schneider）署名发出一种宣言，要求莱茵省各民主主义的联合会一致履行下列各项：一、自普鲁士国会议决抗税之后，大家对于强迫征税一事，应当尽力拒绝。二、抵抗仇敌的国民军应当到处组织起来。贫民的军器和军需的费用应当由公家担负，或由自由捐助。三、请各团体明白宣布对于国会的议决案是否承认，是否愿意履行。如果各团体否认这种议决案，应设立保安委员会，在可能的限度内，并应得城镇议会的同意。凡反对国会的城镇议会应由普通的国民选举从新改组。
可是当时为全国观瞻的柏林既毫无举动，而各省的反革命势力也逐渐强固，更难望民众起来作第二次革命运动，所以虽有正面的宣言，也不能发生何种效力了。但马克思却因从事政治运动，于一八四九年二月七，八两日连受两次审判。第一次受审判是因他和恩格斯等被控为侮辱高级检察官和警察。第二次受审判是因马氏署名于民主联合会的宣言，公然鼓吹抗税和武装的反抗。
马克思在第一次受审时作一种有声有色的辩护，他的结论如下：“〔陪审〕诸君。我确切告诉你们，我愿盱衡世界大事，分析历史的进程，而不愿和地方的伪神圣及警察等挑战。这些先生们在自己的幻想中以为是如何伟大，但在现今巨大的争斗中，他们算不得什么，绝对算不得什么。我们如果决定和此等敌人比武，我以为这是一种真正的牺牲，但在被压迫者最切近的环境中替他们主张公道，这是报纸的天职。诸君啊，奴役建筑物真正的支柱是在下一层的政治和社会的势力，此等势力是直接和私人的生活及活的个人对抗的。单和一般的状况及最上层的势力宣战，是不够的。报纸必须毅然决然出而对抗此等警察，此等检察官和此等地方长官。三月革命的失败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种革命只改造最高的政治的顶点，让这个顶点以下的一切基础——即旧官僚，旧军队，以及为着服务于专制主义而生长，发育并衰老的法官等等——存在，不加破坏。现在报纸的第一种天职就在使现时状况的一切基础根本推翻。”（见汉斯施台《科隆工人联合会》七九页。）马克思讲完之后，陪审官对于他和恩格斯等宣告无罪。
至异日，马克思，又复出现于法庭，此外，侠白尔和施莱德也因同一事件而出庭受审。首由国家检察官说明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国会议决抗税，在法律上是根本不发生效力的，第一，国会已奉谕迁地开会，不复能在柏林有所议决，至于迁地开会之举，不独是君主的特权，并且也是政府的义务，因为国会在柏林被人民包围，不能自由行使职权；第二，国会于各案议决，须经过二读，方才有效，抗税的议决案只经过一读，法律上的手续并不完备：第三，就实质的见地讲，这种所谓议决案，也属无效，因为国会不得对于赋税有所议决。检察官又说，这种议决案如果发生效力，便是推翻政府，构成内乱，凡服从这种议决案的人自有应得之咎；这种议决案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既被证明是没有根据，所以被告诸人必须受裁判；还有一层，这种议决案是不能够推行的，因为他没有经过国会的公布，然被告诸人竟以推行这种议决案相号召，并且更进一步，要求以武力贯彻其主张，凡以法律与秩序为怀的人必觉得这种不法的抵抗官府行为是一种背叛，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要求科被告以应得之罪。
检察官说完之后，休息一刻钟，马克思开始为自己辩护，他首先说明这种诉讼如果开审于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五日以前，则代表政府的检察官的起诉犹有意义可言，自此以后，政府犹根据一八四八年四月的法律加罪于被告，便不可解了，因为政府于十二月五日擅自颁布一种宪法和新选举法，政府已立于革命的地位，这就是说，立于反革命的地位。“君主已经举行了一次革命，他已经把原有的法律局面推翻了，他不能诉诸曾被他自己推翻的法律。当一个人举行革命，幸而告成，他可以杀戮他的反抗者，但是他不能够裁判他们。他可以把他们当作被克服的仇敌，加以剪除，但他不能够把他们当作〔平常的〕罪犯，加以审判。在革命或反革命告成之后，不能够援引已轻被蹂躏的法律来加罪于拥护这种法律的人。”（见《科隆陪审官前的马克思》一一至一二页，一八九五年柏林出版。KarlMarxvordenKölnerGeschworenen．）
马克思于是继续说明一国中有两种权力互相对峙，则一种权力之下的裁判官不能应用普通刑律，认他种权力之下的人为罪犯。“在平常的状况之下，那公共的权力是现行法律的执行者；凡违犯这种法律的人或是以强力反抗公共权力推行这种法律的人就是罪犯。在我们的事件上，是一种公共权力破坏法律；他种公共权力——不管是那一种——主张这种法律。两种国家权力间的争斗既不涉及民法的范围，复不涉及刑法的范围。君主是对的，还是国会是对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普鲁士一切陪审官，一切法庭合拢来，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力量会解决此问题，这种力量就是历史。因此我不解，我们何以能够被人根据刑法典，置诸被告的地位上。”（见同书一二页。）
马克思于指出以上的大理由之后，复对于检察官所谓法律根据反复推论一番，然后说明普鲁士君主没有使国会迁地开会的权限，也没有准国会自由与不自由的权限；至于认国会的议决案未经过二读，形式不完备，尤属吹毛求疵，因为国会在政府的武力压迫之下，不能完成其手续，本不足怪，政府自身侵犯一切最重要的法律——如保护人身令和国民军法律等等——并宣布戒严，厉行无限制的武力专制主义，“在一方面是不知羞耻，侵犯一切法律，在他方面却要求小心谨慎，保持一种规则呀！”（见同书二○页。）至于检察官认马克思等的行动是超出国会议决案之外，马氏是承认的：“国会愿意自身纯粹站在法律的地位上，站在消极抵抗的地位上，这完全是对的。国会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革命。他不走这一条路。这些先生们不愿意拿他们的头颅去冒险。〔另一条路是〕抗税，这是立于消极抵抗的地位上。他走入这一条路。可是人民要实行抗税，必须站在革命的地位上。人民并不把国会的行为当作标准。国会自己没有权力，人民只是以自身固有权力的主张交给国会。国会如不履行他的职务，则他的职务就消灭了。于是人民挺身出现于舞台上，根据自己的主权，处置一切事件。例如一个国会为一个叛逆的政府所收买，那么，人民对于政府和国会两方必须予以驱除。当君主举行反革命，人民即以革命报之，这是对的。这是无须国会批准的。然普鲁士政府企图叛国，这是国会自身所宣布的。”（见同书二五至二六页。）
末了，马克思总括他的意思说道：“自〔普〕王自己蹂躏一八四八年四月六日和八日的法律之后，内阁不能援引这种法律，加罪于我们。……国会对于抗税的议决案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是有效的。我们在我们的宣言中是比国会更进一步。这是我们的权利，并且也是我们的义务。末了，我再申述一遍，这种戏剧的第一幕是告终了。中世纪的社会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间之争斗是会从新在政治的形态中表现出来的。国会一经集合开会，这种冲突是会重行开始的。……无论新国会取何种途径，那必然的结果不出下面所说的，就是：或为反革命的完全胜利，或为新胜利的革命！革命的胜利或者要于完成的反革命之后才是可能的。”（见同书二六页。）
马克思这样侃侃而谈，经过两点钟之久，他说完之后，侠白尔和施莱德相继发言，他们说完之后，陪审官商议至半点钟之久，乃宣告马氏三人无罪。
马克思既得免于缧绁之灾，仍旧度其领导民众，从事革命运动的生涯。不过一八四九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无论在欧洲或在德国均不能令人抱乐观，因为此时欧洲革命运动的命运已经由法国的一八四八年六月战争和德国的十月及十一日事变决定了。可是是年十一月罗马发生变乱，逼得罗马教皇出奔，马氏在《一八四九年的新年》（Neujahr1849．）一文中希望欧洲的革命运动由此再开始，法国无产阶级得到胜利，并且以一种世界战争去打破宰制世界市场的旧英国，使无产阶级起而执政，然后可实现社会革命，后来这种希望虽没有实现，但此文至今犹有绝大的价值，因为英国现在更加猛烈地宰制世界市场，变成反革命的大本营，要马氏的希望早日实现，全世界的社会革命才能进行顾利，因此我们特介绍此文两个重要的节段如下：
“英国使其他整个的民族变成他的无产者，他的巨大的手臂擒住全世界，并且曾经用他的金钱支付过欧洲复兴费的，他自己怀中的阶级对抗已经达到最显著最无耻的形态，——英国像一种岩石，革命的波浪因这种岩石而受挫折了——新社会已经伏在母胎中了。英国宰制世界市场。欧洲大陆每一国国民经济状况的革命，即遍及全欧洲，如果将英国除外，便是一个玻璃杯水中的风暴。每个民族中的工业和商业市场是受他自己和其他民族的交通支配的，是以他自己对世界市场的关系决定的。可是英国宰制世界市场，而资产阶级宰制英国。
欧洲的解放无论其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或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破灭，是以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为条件的。但法国每一种社会革命遇着英国资产阶级，遇着大不列颠人工商业的世界统治，必然要受挫折。法国以及欧洲大陆每一种局部的社会改革如果要有一定的意义，那就只是一种空洞的和虔诚的志愿。只有假手于一种世界战争才能够打倒旧英国，只有这种战争才能够予宪章党——英国有组织的工党——以起来反抗庞大的压迫者的条件。要宪章派站在英国政府的头上，斯时社会革命才从乌托邦而达到实现的境地。然每一种牵涉英国的欧洲战争是一种世界战争。这种战争的出现在坎拿大，或在意大利，在东印度，或在普鲁士，在非洲或在多瑙河，（Donau）都是一样。欧洲战争是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种结果。英国像在拿破仑时代一样，将站在反革命军队的顶点，但因这种战争，他将投身于革命运动的顶点，并且赎他对抗十八世纪革命的罪过。
法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崛起，和世界战争——这就是一八四九年的指标。（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二三一至二三二页。）
不幸一八四九年不独法国工人阶级的崛起没有成功，世界战争没有出现，即一般的民众运动及其领导者一直到四月为止，也到处销沉下去了。例如在职责上应指示民众奋斗的德意志民主党自成立以来，不独不能再接再厉，并且愈趋愈下，这种衰败的情形在一八四八年十月第二次大会中即已充分表现出来了。这一党本以莱茵民主联合会为支柱，到了一八四九年四月，联合会更是意见纷岐，争端迭出。《新莱茵报》乃于四月十五日登出马克思，侠白尔，倍克，和沃尔弗等退出民主联合会委员会的宣言，其要点如下：“我们觉得现今各民主联合会的组织所包含的分子过于庞杂，要想有一种达到目的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据我们的意思，愿意各工人联合会有一种密切的结合，因为他们是由相同的分子组成的”。（见同书八○页。）至异日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大会也议决退出莱茵各民主联合会的组织了。
马克思在退出民主党之前，即决定一种新的策略。就是注意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和组织，从四月五日起，《新莱茵报》上开始登载他前在布鲁塞尔演讲的《工资劳动与资本》，他在退出民主党的宣言中更明白指出工人须有密切的结合，后来又组织委员会，筹备于五月初间开莱茵省与威斯特华伦工人团体的总会议，以便形成一种革命的工人运动。可是这种计划正在进行之中，忽因法兰克福国会与普鲁士政府间的冲突，引起德国各处的变乱，结果是反革命获胜，不独马氏的计划无由实现，《新莱茵报》且被封，他自己也被驱逐了。今特分述诸事如下。
德意志国会为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的产物，他是五月十八日在法兰克福集合的。至六月二九日他选举奥地利约翰大公（ErzherzogJohann）为德国政务大臣。（Reichsverwerfer）此外，国会的时间尽花费在无聊的讨论上面，至于国利民福之事，他是不肯措意的。可是到了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却选举普王为德意志皇帝。普王对于国会的盛意不肯接受，起初声言须征求各邦诸侯的意见，至四月二十八日，他便很决切地谢绝国会的皇冠了。当时的民众对于法城国会本久已失掉信仰和同情，不过在君主和国会冲突之时，久受压迫的民众即一致起来帮助国会，因为此举就是拯救他们自己。从五月初三日以后，诸勒斯登，莱比锡，布列斯劳，欧尔柏菲尔德，伊色罗，（Iserlon）巴登，普法尔次相继发生变乱。欧尔柏菲尔德为恩格斯的家乡，在此处的变乱中，他叁加军事委员会的保安委员会，并且受命视察战壕，巩固阵地，他在战壕作工，竟于路上遇着他的父亲了。（参看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三五八至三六一页。）
可是各处变乱大半相继失败，普鲁士政府便运用高压手段来对付《新莱茵报》。恩格斯说：“诸勒斯登和欧尔柏菲尔德的变乱被压平，伊色罗的变乱被包围，莱茵省和威斯特华伦受军队的威胁，而这种军队是要开去镇压普法尔次和巴登的。最后，政府便于充分压迫普鲁士的莱茵地方后，敢于向我们进攻。编辑部有半数人是被告发，还有些人以非普鲁士人而被驱逐。在另一方面，一整个军团站在政府的后面，便无能为力了。我们必须舍弃自己的堡垒，但我们是挟着武器和行装，举起最后一号红字印刷的旗帜，堂堂正正，退出来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八五页。）普鲁士政府久已视《新莱茵报》为眼中钉，本拟早日除去。他曾要求科隆当局再在科隆宣布戒严，用军法封闭《新莱茵报》，但遇着意外的阻力，不能实现。后来他又拟以强制力拘捕马克思，借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科隆的陪审官已两次宣告马氏无罪，恐终难枉法殉私，因此未果。迨五月间德国各处乱事发生，《新莱茵报》的的革命热忱愈加飞跃纸上，普政府遂挟其武力，于十一日下一道命令给《新莱茵报》的主笔，其内容如下：“《新莱茵报》在最近的论文中愈加煽动〔民众〕蔑视现政府，从事武力破坏，并企图建设社会共和国。该报主笔马克思博士滥用外宾权利达于极点，应即剥夺这种权利，他既没有获得再行居留于各联邦的允许，应于二十四点钟内离开各联邦，不得滞留。他对于这种命令如果不愿意奉行，即当驱逐出境。”见同书二六五至二六六页。）
新莱茵报馆于十六日接到这种命令，此报于十九日发出最后的一号就告终了。这一号中除掉佛莱利格拉有名的告别诗外，还有编辑部对于科隆工人阶级的启事，其全文如下：“我们同人最后警告你们，在科隆不要有何种暴动。按照科隆的军事状况，你们的失败无可救药了。欧尔柏菲尔德的资产阶级怎样将工人送入炮火之中，怎样卑鄙龌龊地暗中背叛工人，这是你们已经看见的。科隆如果戒严，一定败坏全莱茵省，你们此时每一种骚动必然的结果就是戒严。你们如果安静，将使普鲁士〔军人〕失望。《新莱茵报》编辑部于临别之时，感谢你们所表示的同情。同人最后的话，无论在何处，无论在何时，只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见同书二六五页。）
马克思于四月半以后，即离开科隆，往各处替《新莱茵报》张罗款项，当驱逐他的命令发表的时候，他正在威斯特华伦，此报的股分既收不到，而报纸的销路又一天好似一天，后来每日竟增至六千分，因此开支更大，亏累尤多，而报馆常陷在窘迫的境遇中。马克思除掉牺牲他所有的私产外，复四处张罗，以维持报纸的生命，当《新莱茵报》陷入孤城落日的景况时，他犹向一个军官痕截（Henze）借得三百塔勒，并入他从邮局所收的报费一千五百塔勒，用作偿还排字人，印刷人，纸店，书记，通信员，和编辑部人员的欠数。至于他自己此时已有儿女三人，又当预备出亡之时，家计至为困难。他从痕截借一个旅行提包。盛着他的妻子的银器，送往法兰克福质钱以济家用。他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后来是极为革命的同事所称道的。
马克思在遄返科隆的途次中接到被驱逐的消息，他旋和恩格斯等同赴法兰克福，“希望在横逆压迫之下的德意志国会对于收集争斗势力的各政府和因争国家宪法而崛起附从革命的人民两者间必须有所取舍。保罗教堂〔按即国会开会地点〕的人们苟且因循，不知所措。他们的无能为力现在才为世所共知，恩格斯和马克思至少也想从此等人中间打出赤的火花出来。马恩两氏以为国会和南德意志运动的领袖现在只要表示勇气和决心，一切事还有可为。我们不能确切知道，他们以其勇敢的建议去震动左派中那些领袖。他们宣言，只要国会有一种议决案，就可以召集巴登和普法尔次的革命军到法兰克福来保护国会。恩格斯在后来尚相信，当时这样的一种议决案可以拯救时局。有了这种议决案，国会便一举复行获得人民的信任，于是黑生和丹穆斯达（Hesse-Darmstadt）军队的失败，鱼腾堡（Wurttembarg）和摆阳的依附新革命的，确是可望做到的，中部德意志各小邦也一样要转入革命漩涡，普鲁士自顾不暇，俄国的军队后来向匈牙利进逼，倘若德国有这样一种猛烈的运动，俄国必定将一部分军队撤回波兰。因此匈牙利也在法兰克福被拯救了，在德国向前胜利的革命印象之下，巴黎革命的爆发——这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当时每天所希望的——也不致像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二日‘激烈市民’那样不经战斗而败北了。”（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三六二至三六三页。）
可是法兰克福国会的分子除掉极少数外，都是畏首畏尾，毫无革命精神与策略的，德国各处的变乱虽是为拥护宪法而起，但国会完全不能领导这种运动。马，恩两氏虽有良谋，遇着这样的国会，也自然是无由见诸实行，他们遂于五月二十日离开法兰克福，前往革命运动正在热烈进行的巴登和普法尔次。但他们一入巴登境，即觉得该处军事的领导不得法，至卡尔斯罗合（Karlsruhe）观察军事情形，更觉失望，乃往恺撒斯劳腾。（Kaiserslautern）他们在此处遇着德斯脱，（D’Ester）德氏是普法尔次临时政府中的主脑，他请马克思当普法尔次的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前往巴黎，与正在预备争斗的山岳党（Montagne）接洽一切。马恩两氏回来，路过黑生，当地军队把他们当做参预乱事的人，加以逮捕，并将他们解至丹穆斯达，转送法兰克福，但他们在此处旋被放释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自此以后即分途进行他们的事业。恩氏仍返恺撒斯劳腾，在威里系（Willich）所组织的自由军中当副将。马克思则衔民主党之命，于五月底前往巴黎。他于六月七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此处伏处于王党的反动之下，比在基佐之下更觉无耻，只好和一八一五年以后的反动相此较，巴黎景况惨淡无光。……虽是这样。然巴黎革命的烈火大大的爆发，是指顾间的事。”（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一○四页。”但马氏的希望没有实现，而山岳党所筹划的暴动方略不出一星期完全失败了。至七月十九日，法国内务总长命警察总监下令驱逐马克思出巴黎。马夫人的记录中说：“我们在巴黎寄居一个月。但此处也不是我们的棲身所，有一天早晨，一个相熟的警察来到我们家中，宣称马克思及其夫人必须于二十四点钟之内离开巴黎。还有一种向我们示恩的说法，叫我们移居摩俾翁（Morbihan）的瓦内。（Vannes）我们自然不能承认这样一种放逐，我再收拾行李到伦敦找一个避难所。卡尔已经先我们前往该处了。”（见马克思《革命与反革命》编辑者序言第六页。）
马克思虽接到即刻离开巴黎的驱逐令，但未能如期出境。他当时受金钱压迫，达于极点，逐驰书向佛莱利格拉和拉萨尔告贷。他于八月二十三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于当日离开巴黎，前往伦敦。至九月五日，他写信给佛氏，说他的妻子将于十五日来伦敦，自此以后，马克思即以伦敦为长驻地，至临终时止，共居三十四年之久。他自一八四三年出游巴黎，至一八四九年离开巴黎，中间不过七年，然他因投身无产阶级，从事革命运动，由法而比而英而德而奥，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自此次到英后，因时局的变迁，复潜居研究室中，过其静悄的生活，与前此迥不相同，因此他的奔走时期（第二时期）即以离开巴黎为终点了。 |
第六章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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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
自《共产党宣言》发布后，法国的二月革命即爆发了；由是而牵动欧洲半壁，使之转入涡漩，演成世界史上一种阶级争斗的大观。这种革命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是他们反抗列国君主维也纳条约所处分的事件的革命，也是无产阶级初次出现于历史舞台，共同参预国政的革命。然革命只是一种结果，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并不是凭空而起的，乃是历许多年月酝酿而成的。当一八四七年的时候，这种酝酿已经达到成熟的时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要讲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经过，最好先从恩格斯《一八四七年的运动》（DieBewegungvon1847．）一文中抽出三段简单明了的话，借以表见革命前一年的情形。
“一八四七年确为最多事之秋，这样相同的情形是许多年以前我们才遇见过的。在普鲁士则有宪法与联合国会〔的运动〕，在意大利则政治生活发达的迅速，迥非意料所及，而对于奥地利且有普遍的武装对抗，在瑞士则有内乱的发生，在英国则有带激烈彩色的新国会，在法国则有诽谤的言论及改革宴会，……这是一批变化和运动，这是近几年来所未曾有的。”（见《争斗杂志》第六卷二○七页。）
“一八四七年没有什么决绝的分胜负的举动，可是无论在何处都有壁垒森严的对峙的党派；在这一年中固没有确切解决什么问题，然一切问题都提出来了，现在非解决不可。”见同书二○八页。
“我们随便向何处一望，都看见资产阶级有了很大的进步。他抬头起来，发指眥裂般向他的仇敌挑战。他期望决切的胜利，而他的期望是不会失败的。他要照他的标准去处置全世界，关于这一点，他在地球上一大部分中是会成功的。”（见同书二一二页。）
恩格斯描写一八四七年欧洲各国的运动，断定资产阶级的革命及其胜利，迫在眉睫，他这篇文字发表不到一个月，（原文见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德文布鲁塞尔报》），二月革命果然辟震一声，惊动全欧了。我们现在且述其起源及经过如下：
法王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自一八三○年即位后，极力交欢国中的大财阀，与之朋比为奸，经营投机事业，大为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所不满，因为“在路易·菲力普之下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的〔全〕资产阶级，而是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即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主以及一部分和此等人有联络的地主——即所谓财政贵族，这个贵族包围君主，他在国会中制定法律，他操纵国家各种位置，自内阁起一直到烟草部为止。真正工业的资产阶级构成反对的一部分，就是，他在国会中的代表只是少数。当财政贵族独霸的趋势愈加纯粹，当他自己于一八三二年，一八三四年，以及一八三九年血肉横飞般镇压工人阶级的骚动后，愈加觉得足以宰制工人阶级。他〔对于财政贵族〕的反抗便意加决切。”（见马克思《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二四至二五页，一九二○年出版。DieKlassenkämpheinFrankreich）
法国的财政贵族既握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大权，暴戾恣雎，横行无忌，所以工业的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之无不怒目相视，欲得而甘心；又加以一八四○年代的以后几年，国内国外发生两大经济的变端，影响所及，更足以促进革命的风潮。第一种经济的大变端就是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六年的马铃薯腐烂与歉收，因此“增进了人民乖离的心理。一八四七年〔物价的〕腾贵使法国国内和〔欧洲〕大陆别处一样引起流血的冲突，人民为着必需的生活品而争斗，与财政贵族无耻的轰饮遥遥相对，在不参色（Buzancais）则因饥荒而骚动的人横遭杀戮，在巴黎则纵饮的无聊醉汉倚赖王家的势力而逃开法网！促成革命爆发的第二种经济的大变端是英国一种普通的工商业危机；当一八四五年的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的大失败已经替这种危机报信了，至一八四六年因许多偶然的事，如取消谷米税之类，得维持暂时的现状，到了一八四七年的秋季，这种危机毕竟在伦敦殖民地商品的大商人破产中发动了，而各农业银行的破产，与英国工业区域中各工厂的倒闭，遂接踵而起。当二月革命爆发时，这种危机对于〔欧洲〕大陆的影响还没有衰歇。”（见同书二七至二八页。）
二月革命的远因既如上所述，今再述其近因。法国资产阶级的急进派愤财政贵族的专横，想扩充选举权，从议会方面着手改革，于是有所谓选举改革宴会的发生。当这种宴会举行之初，政府尚未十分注意，迨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巴黎宣布异日举行同样的宴会，预计与宴者有巴黎的有产者一千五百人，巴黎十二市区的代表九十七人，于是政府忽加以禁止，政府这种举动就无异火上加油，到了二十二日，巴黎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等相率游街示威，唱革命歌，并大呼打倒基佐，和改革万岁等口号；当时的警察已无力制止群众的行动了。“到了异日，政府为镇压这种骚动起见，召出他的主要的兵力。〔然人民的〕抵抗也以同一程度而增加起来了；堡垒出现〔于街道上〕，并且为供给群众以武装起见，各军器店也被抢劫了，国防军不肯动作，或是暗中帮助骚动者。这种争斗愈趋激烈，毕竟使路易·菲力普那只老狐惊慌失措，罢免他所信任的基佐，而任命麻勒（Mole）组织内阁，这却是无关重要的。然资产阶级对于这种‘结果’兴高彩烈，群相庆幸，而一般人民对之却毫不措意，仍守着堡垒不动，当那个残暴武夫步若（Bugeaud）将军被任为军队的总司令时，群众的怒火又从新燃烧起来了。大家看出这就是一种指标，表明压服骚动后，将实行一种流血的反动。同时在基佐的官署前又发生了革命中所常起的‘误会’，演成人民与军队间一种冲突；群众中放了一手枪，而军队发一排枪，以致群众的死伤至十五人以上。群众于是狂呼大叫，奔入各街道中，而一般共和主义的领袖则作激烈的演说，要求复仇，当有产者的区域结彩志庆的时候，群众区域就移去街道上所铺的砖石，和魔术一般从地中生出许多堡垒，发生一种可怕的大巷战，通夜不辍。邢横暴的步若也不能克服这种变乱，并且常备军也不完全可靠。路易·菲力普那种卑鄙心胸还没有懂清楚这种变乱是反抗他自身和他的‘制度，’他以为命退耳（Thiers）组织一个‘自由’内阁，这种把戏就可以和缓变乱。可是人民对于这种内阁毫不注意，只是继续战争，到了这个时候，路易·非力普才垂头丧气，宣布退位，令他的孙巴黎伯爵（GrafvonParis）承统，以新王的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HerzoginvonOrleans）摄政，这位交易所大王遂于可怜可悯之中，从他那十八年腐败政府的舞台上滚下来了。”（见布洛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德意志革命》七六页，一九二三年出版。DieDeutscheRevolutionvon1848bis1849．）
自路易·非力普让位于巴黎伯爵的诏书发出后，有产阶级的自由派便踌躇满志，而一般人民尚不肯承认此举，于是更向法王的宫殿进攻，捣毁宫中的什物，但未尝发生劫夺之事。他们又相率闯入国会，驱逐那藏身于此的奥尔良公爵夫人母子，要求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并且即刻组织临时政府。至二十五日午间，临时政府虽已组成，但法兰西还没有宣布为共和国，一般工人对于宣布共和一事，坚持到底，如不达到目的，他们誓以武力解决。儒拉斯培（Raspail）以工人资格前往临时政府的办公处。“他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共和；在两点之内，如不履行人民这种命令，他将率领二十万人退转去。〔当时〕死难者的尸身几乎还没有冷，堡垒还没有除去，工人的武装也没有解除，而能和他们对抗的唯一武力只是国防军。在这种情形之下，临时政府政治的怀疑与法律的顾虑，忽然消灭了。两点种的时间没有过完，巴黎的一切墙壁上已经现出〔下列〕历史的伟词名语了，就是：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见马克思的《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二九页。）自此以后，法国各处都闻风响应，次第归入临时政府统治之下了。
可是临时政府中的分子大部分为有产阶级和小有产阶级的代表。至于无产阶级的代表只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郞和一个工人亚尔柏林。（Albert）在这一次战争中出力最多的是工人，但巴黎于受过工商业危机的影响之后，复经变乱，百业停滞，工人无以为生，而临时政府复没有议及具体的救济方法。他们于二十五日早晨群集于政府所在地，由一个工人马士（Marche）代表向政府要求劳动权。马士拿着实弹的手枪，以决切的言词，向政府中人说道：“人民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意思，人民如果得不到一道命令宣布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存，他们是不会散去的。”（见李卜克内西的《三月十八日及其同类事件》一七页。一八九八年出版。Züm18．MärzundVerwandtes，Nürnberg）当时政府的主脑是有名的共和主义的诗人拉马丁。他以种种温词软语去和缓马士，马氏气势汹汹地打断他的话，说道：“不要说空话啊！这种政治的把戏也尽够了，人民是主人翁，他们命你们这些公仆以命令宣布劳动权，不要迁延啦！”（见同书同页。）当马，拉两氏正在争论之际，路易·勃郞等已凝就一道命令，由政府大员全体署名，其文如下：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当以工作保障工人的生活；
他当为一切国民筹备工作；
他承认工人有联合之权，借以取得他们工作合法的利益；
临时政府是属于工人的，他从平民所得的百万〔法郎〕转给工人。”（见波士德格特编的《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六年的革命》一九一页。）
然临时政府自下了这道命令以后，又寂无动作。“几天之后，他已经将他所允许的事件忘记了，他的心目中也似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影子〕了，于是有二万工人群众列队到市政厅，（HoteldeVille）大呼：劳动的组织！，造成自己的劳动内阁！，临时政府经过一次长久的争辫后，任命一个永久的特别委员会，令其研究改善工人阶级的方法。这个委员会是由巴黎各手艺工人团体的代表组织成的，而以路易·勃郎和亚尔柏特为领袖。卢森堡宫（DasLuxemburg）被指定为他的会议所，于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被逐出临时政府，而内中资产阶级的分子握得国家的实权了。”（见马克思《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三○页。）
法国的工人群众为资产阶级所欺骗，他们当时还没有觉得，他们以为既有政府的命令保障“劳动权，”复有一种特别委员会去筹划经营，旋又设立国家工厂，他们从此总可以脱离资本主义的掠夺，获得一种优美的生活了。可是李卜克内西说得对：“‘劳动权’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的要求，其实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劳动是每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的义务，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要替一切人都找得工作，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一种赋闲工人的预备队为生存条件的。”（见李氏《三月革命的五十周年纪念》三五页。）法国工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下相信什么“劳动权，”本是涉于幻想，然假令主持国家工厂的人能够有计划地实心任事，也未尝不可保障工人的生活至若干时期之久；不意负此项工厂主要责任的人恰为仇视社会主义的内阁阁员马利，（Marie）则此事的无良好结果更可想而知了。
当马利经营国家工厂之时，他不独不肯实心筹划，力图整理，并且故意将其弄坏，在一方面可以借此归咎于社会主义，在他方面又可以挟工厂工人做反对社会主义工人的利器。自卢森堡宫工人委员会成立后，共有工人代表（每种职业派代表三人，）三，四百人，此机关旋成为社会主义煽动的中心，引起法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政府的惊慌与恐惧，他们遂联合来对付工人阶级。他们除掉联合一切反动派组织所谓秩序党（PartyofOrder）外，拟以国家工厂的工人为他们的预备队。（参看波士德格特编的《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六年的革命》一七○至一七一页。）马利于是年五月向国家工厂的领袖托马斯（Thomas）说：“国家工厂的工人数目增加，你不要害怕，只是你当预先拿定，要能够支配他们。就这一点讲，人数不能太多。你要努力保持工人，不可省钱，当必要时，有人允给你以秘密款项。你相信给款的人可以命令这种〔工〕人么？我们应用工人在街道上〔作战〕之期恐怕不远了。你留心将他们配上武装。”（见李卜克内西《三月十八日及其同类事件》一八页。）可是国家工厂的十一万多工人不独不能如主持工厂者所预期的一样，可以用作攻击社会主义工人的工具，他们自己大概倾向社会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了。临时政府察出这种现象，又因困于财力，遂决计停办国家工厂。六月十五日财政总长哥学（Goudchaux）在国会中宣言国家工厂必须立予消灭，至二十一日政府下令，命国家工厂的工人投入军营中当兵，或到索伦涅（Sologne）去开垦。异日有一千五百工人在薄雀尔（Pujol）指导之下，前往行政委员会。薄氏入见马利，详陈工人反对二十一日命令的理由，马氏答道：“我知道啊，可是你要注意，不愿意当兵的工人，复不肯到外省去，那我们会用武力强迫他们去。运用武力啦。你知道么？“（见同书二○页。）薄雀尔听了这些话，即出外告诉群众。大家知受了政府的欺骗，个个愤愤不平，怒不可遏了。
可是巴黎的工人阶级斯时已处于极困难的地位。论内部既没有能负重任的领袖人才主持大计，更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党从事组织与训练，借此增加他们的作战能力。论外部，他们不能与农民联合，共同作战，因为当时的农民本来不倾向革命，又加以秩序党的教士在乡村中散布谣言，说城市中的工人不肯作工，坐耗农民以缴纳的租税，而二月革命爆发后，农产物的价格忽然下降，于是农民对于城市的工人阶级不独不表同情，并且发生一种仇视的心理了。巴黎的工人正陷在此孤立无援之际，忽得到薄雀尔所传播的消息，他们知道他们受宰割的日子到了，不得不从事抵抗，于是有六月战争的爆发。这是法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所逼成的一种战争，无可避免的。伯恩斯坦偏谓“没有人将以为一八四八年的六月战争是一种历史上的必要。“（见伯氏《一种样革命怎样失败》一五页，一九二一年司徒嘉德出版。WieeineRevolutionZugrundegiug．）这无异说当时的巴黎工人应当俯首帖耳，忍受资产阶级的宰割，而他们的反抗是为多事了。
巴黎的工人聚遭横逆，既不甘坐以待毙，至六月二十三日早晨已有万人集合，在薄雀尔指挥之下劫得军器，在工人区域和军事上占重要位置的各街道上建筑堡垒，与便和政府的军队作战。至于他们的全部作战计划是由儒拉斯培的朋友克考西（Kerkausie）规定的，他将参战者分作四个纵队，拟一齐向市政厅集中。但这种计划没有成功，因为工人方面参战的，不过四，五万人，而军务总长卡汾雅克（Cavaignac）所统率的军队多至四倍，并且运用大炮，手榴弹，发火机等等的猛烈武器去攻击街道上的堡垒和房屋，这是前此的巷战中从未用过的。有了这两个大原因，工人方面虽拚命力战，但延至二十六日却完全失败了。恩格斯于详细描写此战争的军事形势之后，总括起来说道：“巴黎工人的作战是何等勇敢，何等有纪律，何等巧妙。他们四万人和一种四倍的优势军队相持至四日之久，而他们的胜利只差一发。他们在巴黎的中央站住脚，取得市政厅；占据临时政府，使他们的人数增加一倍，……只差一发。……克考西被捕，此时几已枪毙了。有产者是可以枪毙他的，但他为第一个组织巷战的人，他们就不能剥夺他这种荣誉。他们是可以枪毙他的，但世间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他的发明为将来一切巷战所利用。他们是可以枪毙他的，但没有法子使他的名字不永远留在历史上，成为第一个巷战将军。”（见一八四八年《工人读本》四九至五○页，恩格斯的《巴黎六月战争》。——DiePariserJunischlacht．）
法国的资产阶级于军队胜利之后，不独是枪毙了克考西，并且对于战败的无产阶级，大肆淫威，实行屠杀。工人在战争中不过死四，五百人，他们于战后被捕为国防军所枪毙的，足有二，三千人，而俘虏的数目且达一万五千以至两万人。（参看李卜克内西《三月十八日及其同类事件》二二页。）当俘虏的人数太多，无处收容的时候国防军常当得到一种口号，就是：“我们再没有地方了，让他们吃点空气罢！”（Nousn’avonsplusdeplace，donnezleurdel’airl）后面这句话就是屠杀他们的暗号，因此许多人没有经过审问，即冤枉将生命断送了！此外，一般俘虏被幽禁在黑暗而又不通气的地下室，除饥渴交攻，病痛丛生外，又时常被看守的兵士任意虐杀。他们一旦离开这种地面上的地狱，登时又会入地下的地狱，所以看守的兵士直向他们说：“你们对于你们所处的恶劣地位叫苦，可是我们将你们放出来，你们都会被国防军枪毙啊！”（见同书二五至二六页。）法国资产阶级处置无产阶级的俘虏，真算是极人世间惨酷的能事了！
马克思自得到六月战争的消息后，他在是月二十八日《新莱茵报》上说道：“巴黎的工人是被武力压倒了，但他们没有投降于武力之下。他们是受打击了，但他们的敌人却被克服。横暴武力目前的胜利是用下列的东西换来的，就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消灭了，整个旧共和党解纽了，法兰西国民分为有产国民与劳工国民两种了。……同胞的情谊，对抗阶级——在此等对抗阶级中是一阶级掠夺他阶级——的博爱，这是二月间在巴黎前面，在每个监牢前，在每个营舍前用大字写出来的——这种博爱真正的和实在的表现只是内乱，只是形态最凶猛的内乱，只是劳动和资本的战争。当资产阶级的巴黎于六月二十五日晚上燃灯的时候，这种博爱在巴黎所有窗户前发光，同时无产阶级的巴黎是焚烧，流血，和受辱。……二月革命是优美的革命，是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在革命中反抗王室所发露的种种对抗还没有发达，还一致相伴睡着，而构成革命基础的社会争斗也还只是飘空的，只是存在空话中的，六月革命是愤恨的革命，是冲击的革命，因为事实代替了空话，而共和国把怪物所带的冠打下了，将怪物的头暴露出来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一一七至一一八页。）
巴黎的六月战争是阶级对抗发展的结果，这种战争在世界史上是占极重要位置的，因为这是世界上无产阶级以阶级的意志与资产阶级交锋对垒的第一次大战争。此次战争不独使法国的无产阶级一蹶不振至数十年之久，而当时欧洲的革命运动也因此受一大打击，以致逐渐惨淡无光。我们对于这一点且按下不提，先讲二月革命及于欧洲各国的影响。
乔治维伯（GeorgWeber）说：“如果〔一八三○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曾有充足的力量，产生一种欧洲的运动，那么，纶激动力和反抗力，则二月革命的影响便愈加深远。在意大利，德意志，波兰，爱尔兰，和瑞士发生猛烈的党派竞争，激昂的意见争执，和如火如荼的民族感情！“（见维氏《世界通史》第十五卷第二部三○二页。一八八九年第二版。AllgemeineWeltgeschichte）。此外，如英格兰，比利时，匈牙利，丹麦等等无不被波及，总说一句，欧洲除俄罗斯外，鲜有不感受二月革命的潮流而多少发生骚动的。我们对于欧洲各国革命运动，势不能一一纪述，特将其中与本书有密切关系的德意志革命概括说明如下：
“奥地利与普鲁士是德意志的两个主要联邦，维也纳或柏林每一种决切的革命的胜利足以影响全部德意志。“（见马克思的《革命与反革命》五二页，一九二○年伦敦第八版。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orGermenyin1848．）因此我们现在只提纲挈领，叙述奥普两邦的革命运动。在两者之中，受着二月革命影响而首先发动的是维也纳。梅特涅在奥地利政府中操纵外交内政，厉行专制主义，垂四十年；呻吟于专制淫威之下的维也纳人民对于梅氏久已含恨次骨。迨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他们渐渐有发动之势，至三月初旬，即有打倒梅特涅的呼声出现；当时人心浮动，警察已失去平日的威风，而惯用压制手段的梅氏也无可如何，只自宽自解道：“让他们叫喊着罢！”可是这种呼声一起，使将沉沦在地狱中的维也纳群众——学生，工人和市民——引入运动中来了。就中尤以学生的加入，是一枝最有力的生力军。“这些忠实的少年富于豪壮之气与牺牲之心，他们是愈争斗而愈勇敢，并且具有一种优美的理想。……青年豪壮的学生之加入便予麻木的维也纳市民以一种有力的激励，使全部运动挟着武力向他的最切近的目标走，即打倒梅特涅的制度。“（见布洛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德意志革命》一○八页。）
到了三月十三日，一般议会代表在议院中开会，不久即有无数市民和学生前来，大呼“出版自由！”“立宪！”和“责任内阁！”并且请议员向奥王代达民意。这种运动算是很和平的。但旋有一个学生忽然想起向群众宣读匈牙利革命家噶苏士（LudwigKossuth）于三月一日在匈牙利国会的演说词，因此激动群众的热情，异口同声叫道：“驱逐梅特涅！”群众拥入议院中，看见外面有军队来到，即用各种器具从窗户内向之投掷。当一个军官被击之后，即有一排枪向着窗户射来，但没有伤人，可是当统率军队的亚尔伯列施特大公（ErzherzogAlbrecht）亲自被击之后，连接就有两排枪向着毫无武器的群众射击，结果有五人立时殒命。群众于受创之后，拼命向四处乱窜，而政府军则在后面追逐，因此发生许多流血的巷战。至是日下午，群众乃作武装的集合，并派代表向奥皇要求撤退军队，同时一般热血满腔的学生请维也纳大学校长向奥皇要求武器，组织学生军，而各议员也派了些代表前往皇宫，——他们都要求梅特涅引退，但没有结果。人民的代表团因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便开始退出，然他们却被邀回，梅特涅亲自来接谈。老奸巨猾，欺诈成性的梅氏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还自欺欺人地向一个代表说道：“国民和军队联合拢来，不能战胜一种街市上的骚扰，这却是一种耻辱。“（见布洛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德意志革命》一一二页。）那个代表答道：”这不是一种街市上的骚扰，但是一种革命啦。”（见同书同页。）梅氏叫道：“不对，鼓动人民的，不过是些犹太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罢了。”（见同书同页。）人民代表团因谈话不得要领，又开始退出，但他们又被邀回了。梅氏卒因人心激昂，催他去位的新代表团接踵而至，奥皇左右又有力谋去他的人，他受此内外夹攻，知道大势已去，遂即时引退，继着那穿妇人衣服逃亡的法国内阁大臣基佐前往伦敦作寓公了。
自梅特涅逃遁的消息传播后，全城欢声雷动，十三晚上，大家都悬灯志庆，乐不可支，从此人民所要求的集会权，结社权，言论自由，国民军，和宪法等等都被准许了。可是当此各阶级共同革命之日，阶级的对抗也就同时发生了。当十三日住在前城的工人听说城中发生战事，他们即出大队来城中应战，然住在城内的资产阶级却闭门不纳。工人们于忿怒之余，遂有焚烧他们所痛恨的工厂和捣毁机器的举动。资产阶级的国民军出而镇压这种骚动，逮捕工人至数百人之多。然学生军却不肯参加这种勾当，因此学生与工人间达发生一种良好的感情了。
我们现在再进而讲普鲁士的革命，柏林的市民因受了二月革命的影响，在三月初旬即开始活动。柏林市议员于十四日携着请愿书去见普王威廉第四，颇受他殷勤的款待，并允于四月二十七臼召集联合国会，解决一切事件。至是日晚上维也纳消息传播后，柏林的群众逐渐做起游街的示威运动来了。十六日发生军民冲突之事，人民方面死十余人，伤百余人。至十八日科隆的代表团和柏林市议员的代表团先后进见普王，提出人民的要求，都被允许。一般市民得到这种消息，便如醉如痴般手舞足蹈起来了。普王的宫前集有数千人在那里欢呼，普王出现于露台上，本要向群众演说，未果，站在他旁边的市长大声叫道：“君王要实现言论自由；君王要即刻召集国会；君王要有一种基于极自由意志原则的宪法，含盖全德意志的国家；君王要有一种德意志国旗飘扬空际；君王要除去德意志一切税关；君王要普鲁士站在此等运动的顶点上。”（见布洛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德意志革命》一三五页。）群众听见这些话，欢声雷动。对于普王给予他们的自由，是十二分感激的。其实这只是有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由，对于无产阶级是很少直接利益的。所以当司法大臣隆维格尼向一个工人说普王的允许多于人民的要求之际，那个工人张开眼睛向他望一望，回答道：“老先生，你不懂得；一点东西也没有允许啊。”（见同书同页。）
兴高彩烈的群众于普王入宫后，犹站在王宫面前欢呼，不肯散去。可是到了下午两点钟后，这种欢呼声就变为忿怒声，恐怖声，哭声，和呼痛声，终则成为战斗声了！因为当时的宫门为那数日前枪杀人民，特别凶恶的第一卫队所驻守，人民看见这种军队，心中不免怀恨，有些人叫道：“军队走开！君王当由人民保护！”旋即有一队龙骑兵手中拿着指挥刀从宫禁区域向人群中冲来，于是妇女的恐怖声和男子的忿怒声杂然并作。不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宫禁中忽然又有一队前锋兵拿着上刺刀的枪向群众杀来，并且发枪两声。人民于惊慌恐怖之中，听见枪声，便大呼“我们被骗了！——拿军器呀！——复仇呀！——筑堡垒呀！”这种呼声把全柏林都风动了。“人民武装起来了，并且在街道上筑起堡垒。无数堡垒在不可思议的速度之中造成了，并且常是联络到屋顶上去的。街上所铺的砖石都被拔去，且掘壕沟，阻止马队的通过；屋顶上的瓦也被撤起来，充作投掷的武器。并且劫夺军器店，熔铸子弹，把枪都装上弹丸。急欲复仇的人民带起钩刀，竿子，斧子，刀，旧军刀以及叉子等等到堡垒里去。一般学生终久也疲于那‘企业家的用人’的勾当，〔按柏林学生原和市民组有一个保安委员会，维持治安，‘企业家的用人’是他们所得的混名。〕他们拥至前城〔工人所在地〕，号召人民从事战斗。各高塔上的钟声怒号，这种钟声一传到各乡村，有武装的乡人便奔来应战。柏林预备要成战场了。”（见同书一三七至一三八页。）
柏林政府有步兵一万二千人，合近城步兵一起计算约二万人，又有骑兵三联队，还有炮兵及卫队等等。他们于十八日下午三四点钟开始向人民进攻，他们虽因训练周到，武器精良的缘故，胜多败少，然人民方面所筑的堡垒非常之多，后者即或失去一个堡垒，仍可退到后面的堡垒中与敌人相持。还有一层，政府的军队人数既有限，又不能随时补充，反之，民众方面的数目是愈来愈多，又有全城的人作后盾，当作战之际，不独是商店没有闭门，而妇女们且携带各种饮食，送给他们，并且看护伤亡，小孩子们就在堡垒后面替他们熔铸子弹，因为当时所用的子弹系用铁水熔铸的圆子，制造是极简单的。有了这些原因，所以政府军队和他们相持至十九日清晨，还不能战胜他们。是日晨七点钟，普王向柏林人民发出一道宣言，命他们首先离开战场，他就将军队撤退，但他们不肯遵从，仍然继续作战。普王迫不得已，乃下令命军队退出柏林，最后的胜利毕竟归人民方面了。
然人民方面的牺牲却也不小，计当时战死的和后来因伤丧命的，共二百三十人，内中十分之九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当停战之日，柏林人民痛惜死难者，将其尸身一起抬至王宫前，群众屡呼“君王当出来！”普王卒偕王后出现于露台上，凭吊死难者，群众又呼“下来！”普王于是亲自从露台上下来，抚视死者，又有人呼“脱帽！”普王乃脱帽致敬。当时的柏林市民在他们的君王面前算是占尽上风了，可是李卜克内西说得对：“三月革命是胜利了，三月革命是失败了。胜利的地方是：军队被击败，贵族党被打破，政府被推翻，君王为人民的势力所制服。失败的地方是：人民制胜了他的仇敌，但没有毁灭他们的武装，没有驱逐他们，离开巢穴，致使他们有转败为胜的可能。……三月十八日是三月革命的开头。德意志的重心当时已经是在普鲁士及其首都柏林。”（见李氏《三月革命的五十周年纪念六三页。）
柏林人民于胜利之后，不能扫除旧势力，日后反为敌所乘，这实在是因他们自行分裂的缘故。他们的兵器方才离手，他们的死难者还没有入土，而他们中间的阶级对抗就表现出来了。战前安居于柏林前城的无产者此时为失业和饥荒所驱，时常出现于富豪听居的区域，资产阶级的人不免望而生畏。二十一日即有人请求召回曾经撤退的军队来镇压他们两日前共同作战的苦同胞，至二十七日更有一万四千所谓良民署名书面，请求普王召回此项军队。资产阶级的人为防备无产阶级起见，不惜即刻反转去倚赖曾经枪杀他们的仇敌保护，可见这两个阶级的裂口已经很深了，所以《柏林时代广场》（DieBerlinerZeitungshalle）报的主笔约里阿斯（G．Julius）于二十三日的社论上就指摘一般鼓吹和平及调和的人，说道：“实在的情形是因为在我们国内也和英，法两国一样，有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间的分裂已经完成了，战争之点不在乎君主国与共和国，而在资产者与那仅有劳动力的被压迫者，我们的有产者对于这一点感觉得很清楚，因此，他们于我们的光荣革命几天之后，就挟着全力向后退了。”（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年度三○页。施吕特《一八四八年的社会史料》。——H．Schlüter，BeiträgezursozialenGeschichtedesJahres1848．）
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虽如此心灵手敏，但当时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却不发达，后者尚不知团结一致与前者相抗。三月二十六日的柏林国民大会，无产者预会的虽在一万人以上，然大会所提出的要求不过是“一，由雇主与工人合租一个劳动内阁。二，减少常备军。三，国民教育。四，保护有病的工人。五，合理的政府。六，由具有普通选举与被选举权的人选举新国会。”（见布洛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德意志革命》二二一页。）此外，工人在演说中也有提议减时增薪的，也有提议限制机器与取消妇女劳动的，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名词却没有人道及，由此可见当时工人运动程度的幼稚了。
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我们虽不能一一叙述出来，然就上面所举的事实看，已可窥见一斑了。当这种革命运动发动之初，无论在何处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相携手，共策进行；在战争之中，无论在何处，都是无产阶级的牺牲最大；到了战事告终，无论在何处都是资产阶级马上开始用阴谋诡计拑制无产阶级，甚至于公然压迫无产阶级，务必使之俯就羁绊，不能仰首伸眉。当革命潮流最高之时，资产阶级的行动已经是如此，迨法国六月大屠杀后，革命潮流一落千丈，于是各国资产阶级闻风响应，对于无产阶级大肆其屠杀的淫威，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一章便带叙出，至于本章所述奥，普丙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一点对抗的痕迹，不过是表示“履霜坚冰”的意思罢了。 |
第五章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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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与恩格斯自出国变成共产主义者后，他们对于这种主义集集精会神，作学理上的探讨与事实上的征验，历时数载，乃得发见历史发达的定律，形成一种新学说，昭示世人，此即现今脍炙人口之科学的共产主义，而以《共产党宣言》开其端。所以梅林称这种宣言为“近世科学的共产主义之旗织。“（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五四页。）我们现在于招展这种鲜明的旗帜之先，还须将和他有关系的事略讲一下。
恩格斯晚年尝向人述及，他和马克思于同作《共产党宣言》之前，他们各草一文，表示他们的意见。现在就马恩两氏已经刊布的，或尚未刊布而为人所知道的著作讲，未尝发见马氏此项文稿。只有恩氏一文名《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GrundsatzedesKommunismus）至今犹存在。恩氏于参预公正同盟会第二次大会的前数日，写信给马克思说：“你把那〔同盟会共产主义〕信条思索一下，我相信我们最好去掉那问答体裁，将〔我们的〕作品称为《共产党宣言》。因为有多少历史必须说明出来，所以向来的体裁丝毫不能适用，我将我所作的东西带去，这是简单叙述出来的，并且是在仓忙急剧之中，胡乱编成的。我首先问共产主义是什么？接着就讲无产阶级及其起源的历史，他和从前工人不同之点，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对抗的发展，和危机，要求等等。中间连带说及一切附属事件，最后则讲共产党人在公众面前的政策。”（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八四页。）恩氏此处所述的，即其《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之内容，他虽主张他和马氏以后合作之品不用问答体裁，然他自己独作的仍是沿用同盟会共产主义信箱的问答式，全文计二十五问，除三问外，他一一作出答复。至于马克思方面，他既没有作品遗传下来，后人遂多揣测之词，我们现在也不必去凭空议论：然他和恩格斯于参预第二次大会之前，商议共同提出一种草案于大会，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张本，这是必然无疑的。迨他们的草案经会中通过，不到两个月，他扪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作就呱呱堕地了。
考茨基说：“世人称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大家既要应用这种颇偏于教会的用语，那么，此语便更适合于《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著作是更精深，更广大；此等著作讨论某种对象是十分透彻的；但此等著作中的每一种所讨论的，只是近世工人运动基础上的某几方面。《共产党宣言》却总括这种基础的全部，此书是社会主义的真精华。”（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二三一页，考氏《恩格斯七十生辰》。F．Engels．zuseinemSiebzigstenCeburtitag．）《共产党宣言》对于近世工人运动既是一种最重要的基本著作，我们便当加以极大的注意，尤当寻出全书的关键。拉不利阿拉（A．Labriola）说得对：“这种著作的要点，精华和特质，都含在新的历史观中，这种历史观贯彻全书，有一部分是说明并且发挥出来的。”（见拉氏《唯物史观论》英文译本一六页，芝加哥出版。——EssaysontheMaterialisticCondeptionofHistrory可是恩格斯说得更具体并更明了：“这种宣言透彻的根本思想是：每个历史时期中经济的生产以及由这种生产必然跟着发生的社会组织构成这个时期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基础；（自上古土地公有制消灭以后）〔人类的〕全部历史是一部阶级争斗史，在社会发达不同的步骤中，被掠夺阶级与掠夺阶级互相争斗，受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互相争斗；可是这种争斗现在已到了一种〔紧要〕关头，如果被掠夺和受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不同时将全社会从掠夺，压迫，和阶级争斗中总解放出来，他便不能够脱离掠夺和压迫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羁绊。”（见考茨基校的《共产党宣言》一八至一九页，一九二一年第八版。）
《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思想建筑在历史的唯物论上面，既如上所言，我们现在且进而述其内容。“一个妖怪。徘徊欧洲——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妖怪。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如罗马教皇与俄皇，梅特涅与基佐，法兰西的急进派人与德意志的警察，已经结成一种神圣的狩猎〔同盟〕，来对付这个妖怪了。”（见同书二五页。）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于绪论开首一段话，其立言奇特，其词旨幽远，其语气雄壮，其讥讽深刻。此寥寥数语已足表现这是一种非凡的作品了。
《共产党宣言》于绪论之外，共分四章，第一章说有产者与无产者，其劈头一句为“向来一切社会的历史是一部阶级争斗史。”接着就举出些例子来：“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领主与农奴，行东与佣工——总说一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时常立于对抗的地位，明争暗斗，没有止境，而每次争斗的结果，不是全社会达到一种革命的改造，就是交战的阶级同归于尽。”（见同书二五至二六页。）
马恩两氏所谓向来一切社会的历史是一部阶级争斗史，这是指上古土地公有制消灭以后的历史事实讲的；至于上面所举的各种争斗是属于古代和中古时代的，一到近世，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勃兴，向来的六，七个阶级，渐次变为两大阶级。“我们的时代为资产阶级的时代，他所表现的特点是，他把阶级的对抗弄简单了。全社会渐次分裂成为两个互相敌视的大营寨，两个直接对抗的大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见同书二六页。）
然资产阶级到底是怎样出现的呢？“从中古时代的农奴中发生一种最初城市的市民；从这种市民中又发生资产阶级最初的种子。美洲的发见与非洲的航行，予新兴的资产阶级以一种新领域。东印度与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殖民地的贸易，交换工具与商品的增加，予商业，航业和工业以一种前此所未有的刺戟，因此在颓废的封建社会中革命的种子便有一种迅速的发展，向来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营业方法不复能应付那因新市场〔的开发〕而增加不已的僻要。工厂手工业（Manufaktur）遂起而代之。行会的主人为沼工业的中等阀阅（Mitelstand）所排挤；而各种组合业彼此的分工也被单个工场中的分工代替了。可是市场不断的扩大，需要也不断的增加。工厂手工业也不复能应付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出来革工业生产的命。近世大工业遂起而代替工厂手工业，工业的大财主，全产业军的首领——即近世有产者——遂起而代替工业的中等阀阅。”（见同书二六至二七页）。
近世资产阶级自出现以后，是表演一种革命的任务的，他不独是跟着生产方法及交换方法的发达，而一步一步攫取政权，直使国家的主权机关变成他的公共事务的委员会，他并且将向来一切社会制度都打破了。“在资产阶级得权之处，一切封建的，家长的，和真挚的关系都被破坏了。资产阶级把那结合世人及其生来的长上的封建维系物尽情撕破了，在人与人之间，除掉赤条条的利益，除掉无情的‘现金支付’以外，再也没有留着别的维系物。他把那虔诚的热心，义侠的气慨，和人生的忧患所有神圣的表现，都淹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了。他把人的体面断送于交换价值之中，而以一种放纵的贸易自由去代替无数特许的和正当取的自由。总说一句，他是以一种公然的，无耻的，直接的，和强硬的掠夺，去代替那隐藏在宗教及政治幻想中的掠夺。他已经把向来一切有名誉的和受人诚心敬仰的事业神圣的外表毁灭了。他已经使医生，法律家，牧师，诗人，和科学家，都变成他的工资劳动者了。他已经把家庭关系中慈祥恺悌的面帕扯破，而使之成为一种纯粹金钱关系了。”（见同书二七至二八页。）
资产阶级不独是将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向来的一切社会制度，打破了，他并且把全世界一切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以及野蛮的国家都次第征服，收为附庸了。“资产阶级因一切生产工具迅速的改良，与各项交通工具无限的方便。遂把一切民族拖入文明之中连最野蛮的也在其内。他的廉价的商品就是些大炮，他挟着这种利器将中国的一切城壁都扫平了，把野蛮人最顽强的排外心都压倒了，他强迫一切不愿灭亡的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他强迫他们输入所谓文明，这就是说，变成有产者。总之，他依照自己的模型造成一个世界。他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支配之下。他建设许多伟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数目的繁殖远超过于乡村人口的数目，因此一大部分人口脱离了质朴的田园生活。他既使乡村附属于城市之下，又同样使野蛮的及半开化的国家附属于文明国家之下，使农业人民附属于工业人民之下，使东洋附属于西洋之下。”（见同书二九至三○页。）
资产阶级自出世以来，打破了一切社会制度，征服了全世界，使生产工具集中，使财产积集在少数人之手，他的统治不到一百年，他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之总和，还更伟大。可是生产力过于伟大，便有尾大不掉之势，因此遂足以制他的死命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造成如此伟大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的近世有产阶级社会，像术士一样，召出魔鬼，不复有镇压的能力了。近数十年中的工商史就只是近世生产力对于近世生产关系，对于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生存条件所托命的财产关系谋叛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需举出商业上的危机就够了，此等危机隔若干时出现一次，愈演愈烈，而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遂发生问题了。在这些商业危机中，不独是一大部分生产物将被正式销毁，并且还有一大部分现成的生产力也要遭受同一的命运。当着这种危机的时候，即发生一种社会的流行病，这是一切过去时代认为荒谬绝伦的——这就是生产过剩的流行病。社会骤然表现回到一种野蛮的状态中；彷佛遇着一种饥荒，遇着一种大屠杀战争，所有生活资料，都被断绝；工商业似乎要被破坏，为什么弄到这个样子呢？因为社会的文明过度，生活品过多，工商业过盛的缘故。可供社会指挥的生产力不复能促成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进步；反之，此等生产力过于伟大，非这种财产关系所能包容，并且将受其阻碍；当此等生产力一经打破这种阻碍，他们便使全资产阶级社会流于纷乱。使资产阶级财产的生存发生危险。资产阶级的制度过于狭小，不足以包含此等生产力所产的财富。——资产阶级怎样逃出这种危机呢？〔他不外〕一方面强迫毁弃一部分生产力；他方面开辟新市场，与尽量掠夺旧市场，〔他到底是〕怎样逃出来的呢？〔他的逃脱的方法，使他〕预备些更普遍和更凶猛的危机，而减少防止危机的方法。”（见同书三○至三一页。）
“资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所用的武器，现在向着他自身了。他不独是铸成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并且培植了使用此等武器的人——即近世工人，即无产者。资产阶级——这就是说，资本——日趋发达，而无产阶级——即近世工人阶级——也以同一比例，日趋发达，这些工人要找得工作，才能够生存，他们的劳动要使资本繁殖，他们才能够找得工作。此等工人须将自己零星出卖，他们是一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免不了一切竞争的变迁，与行情的起伏“见同书三一至三二页。）
近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虽同因工业革命而长成壮大，然两者的利害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他们自始至终不得不作剧烈的争斗，然无产阶级在这种争斗中是一天一天进步的。“无产阶级是曾经经过各种不同的发达阶段的。他和资产阶级的争斗是从他的生存时开始的。起初是单个的工人与直接掠夺他们的单个的有产者争斗，次则为一个工厂中的工人与之争斗，再次则为一地方同业中的工人与之争斗”（见同书三三页。）到了后来，他们因大多数人常团集在一为，渐次感觉自己是一种势力，于是更互相组织去抵抗资产阶级。“工人虽时时获得胜利，但这只是暂时的。他们在争斗中真正的结果不在即时的效能，而在工人的团结组织扩大。这种团结是由大工业所产生之进步的交通机关促成的，各处地方的工人因此得互相联合。然将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争斗集中成为一种全国的争斗，成为一种阶级争斗，是有赖于这种联合的。但每一种阶级争斗是一种政治的争斗。……无产者这样组成阶级，并且因此组成政党，却因工人自己互相竞争而时时复行破裂。然这种组织总是会复活的，〔一经复活〕，并且是愈加强健，愈加巩固，愈加有力的。”（见同书三四页。）
无产阶级的组织既是日趋强固，则他的解放是迟早要实现的，不过他的解放运动的大目标是什么呢，并且怎样着手呢？“从前一切阶级一旦夺取了统治权，便力求巩固他们既经获得的生存地位，使全社会屈服于他们的利益的条件之下。无产者要把他们自己向来的收入方法（Aneignungsweise）以及向来全部的收入方法推翻，他们才能够宰制社会的生产力，无产者自己没有什么东西要防护的，他们是要破毁向来一切私有产业的防护和保险。向来一切运动是少数人的运动，或是为着少数人的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最大多数人为着最大多数人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是现社会中最下的一层，他若不把那构成正式社会的上几层全部建筑物抛入天空之中，他就不能够翻身，不能够抬头，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争斗，起初是一种国内的争斗，此事在实质上本不是这样，然在形式上却是这样的。每一国的无产阶级自然必须首先了结他本国的有产阶级。我们考察无产阶级发达的大势，便看见一种隐隐约约的内乱，直到这种内乱爆发成为一种公然的革命，无产阶级以武力推倒有产阶级，造成他自己的统治。”（见同书一三页）。
《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论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理论家。“共产党人并不是对抗其他工人的特别党。他们除掉全无产阶级的利益，没有别的利益。他们并有树立特别的原则，要以此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模范。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其他党派不同之处〔只有两点：〕，在一方面，他们在各国无产者的争斗中注重那超越国界的全体无产阶级共同的利益，并且使之实现，在他方面，他们在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争斗所经历的各种发达步骤中时时代表〔无产阶级〕全部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际上，共产党人是各国工党中最决切的和永远向前进步的部分；在理论上，他们胜过无产阶级其余的群众，具有了解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的见识。”（见同书三七至三八页）。
共产党人在实行上和理论上既是领导无产阶级作阶级争斗的，他们的策略和理论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最初的目的和无产阶级其他一切政党一样，就在使无产阶级组成一个阶级，颠覆有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理论的旨趣并不是建筑在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的或发见的理想和原则上的。这些旨趣只是一种已经存在的阶级争斗实际状况中一般的表现，只是出现于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一般的表现。取消向来的财产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固有的特征。……例如法国革命为着拥护有产阶级的财产，即取消了封建的财产。共产主义的特征不在取消财产，但在取消有产阶级的财产”。（见同书三八页。）
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取消有产阶级的财产呢？因为向来个人因一己劳动而获得的私有财产——如小资产阶级的和小农民的财产——因工业的发达，大半为资产阶级所吸收，现社会中人十分之九没有财产，而资产阶级的财产不复是由自己的劳动得来的，但是由掠夺无产阶级得来的。“工资劳动——即无产者的劳动——替他自己创造财产么？没有。工资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是掠夺工资劳动的财产。这种财产可以在下列条件之下繁殖的，就是他为着从新掠夺工钱劳动起见，产出一种新的工资劳动，在现今形态中的财产是站在资本与工资劳动对抗上面的。我们且把这种对抗的两方面考察一下。做一个资本家，这不独是在生产中取得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并且还取得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一种共同的产物，他只有借社会中许多人的共同活动才能够起作用的。并且他终久有借社会中一切人的共同活动，才能够起作用的。所以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势力，乃是一种社会的势力。如果将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人的公有财产，这并不是个人的财产变为社会的财产。只是财产的社会性发生了变化。这种财产的社会性失去他的阶级性了。我们现在来讲工资劳动：工资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小限度的劳动工资，就是维持工人生命所必需的生活品的总和。因此工资劳动者依他的活动所收入的东西仅足以绵自己的赤条条的生命。我们对于这种个人取得劳动产物去绵延直接生命的收入并不愿意取消，这种收入未尝剩有纯利，足以造出支配他人劳动的势力。这种收入含有一种悲惨的性质，使工人仅为着增殖资本而生活，仅为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生活，这种悲惨的性质，我们是要铲除的。”（见同书三八至三九页。）
《共产党宣言》于说明共产党人主张取消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的理由之后，复对于资产阶级加于他们的种种谰言——如共产党人蔑视人格，消灭自由，妨碍教育，破坏家庭以实行公妻等等——于以驳斥。关于最后这一点，宣言上说：“全资产阶级齐声向我们叫道：你们共产主义者要创设公妻制。有产者视他的妻子仅为一种生产工具。他一听见各种生产工具要被夺去，作为公有，他自然不能不想到公妻的命运是将同时出现的。他想不到正在要把妇女当作生产工具的状况消灭下去。此外，我们的有产者对于所谓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唱起道德的高调，加以贬责，世间没有较此更为可笑的事。共产党人用不着创设公妻制，这种制度差不多是时常存在的。我们的有产者游娼宿妓是不消说得的，他们任意支配无产者的妻女，尚不满足，还要以互相引诱他们自己的妻子为主要的行乐之事，资产阶级的婚姻在实际上是公妻制的。大家至多也只能责备共产党人是要用一种正式的公然的公妻制去代替一种虚伪的隐藏的公妻制，〔其实〕现有的生产关系一经消灭，那由此等关系中发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跟着消灭，这是自然的。”（见同书四二页。）
此外，共产党人又受指摘，说他们是要消灭祖国。“工人没有祖国。大家不能够从他们取去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升为国民阶级，（NationaleKlass）并且使自己组成国民，当无产阶级自己还是带着国民性的时候，那也和资产阶级心目中〔所谓国民〕不相同了。”（见同书四二页。）这一段话的第一句是最被世人误解的。有些人以为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发明”，与事实不符。因为明明白白有所谓日本的工人，英国的工人，和美国法国的工人等等，何能说他们没有祖国。其实一般工人不过是住在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等等，至于此等国内的国家机关都为资产阶级所盘据，借以宰制工人，所以在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没有拥护自身利益的祖国的。又有些人以为所谓工人没有祖国就是工人不要祖国，就是马克思要工人讲国际主义。其实马氏所谓工人没有祖国只是陈述一种事实，绝不含有工人不要祖国的意思，反之，他还要工人创造一个祖国，所以他接着就告诉工人要夺取政权，升为国民阶级。至于工人组织国家，和讲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工人组织国家的目的是在拥护本阶级的利益，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叛，他们讲国际主义的目的，在政治方面的理由，也是在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其联盟者，与资产阶级作战，使后者容易颠覆，所以两者是互相辅助的。
末了，宣言上于郑重声明无产阶级要谋自身的解放必组夺取政权外，又注意到夺取政权后所应取的手段。关于这一点，他以为当按照各国的情形因时制宜，但最先进的各国可以没收土地的产业，征收累进税，创办国家银行，改革生产方法，和实行强迫劳动等等。迨行之既久人人有同等发达的机会，阶级的等差消灭净尽，于是“有一种协作〔社会〕起而代替这个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资产阶级旧社会，至于在协作〔社会〕之中，每个人的自由发达就是一切人自由发达的条件。”（见同书四五页。）
《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著作。其中共分三大类，第一类为反动的社会主义，第二类为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第三类为批评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类又分三项，第一项为封建的社会主义，这是英法贵族于失势之后，报复敌人的玩意儿。他们虽假装不计较自身的利益，专为被掠夺的无产阶级弹劾资产阶级，然他们总免不了要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来。“他们在批评之中，很少隐藏那种反动的性质，他们弹劾资产阶级的要点恰为：在这个阶级统治之下，发达一个行将推翻全部旧社会制度的阶级。他们责备资产阶级造出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甚于责备他造出一个无产阶级。”（见同书四六与四七页。）
与封建的社会主义沆瀣一气的，有所谓基督教的社会主义。“牧师与封建贵族既是携手同行的，所以牧师的社会主义便与封建的社会主义〔结成伴侣〕，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Asketismus）上加上一种社会主义的彩色，原来是再容易也没有的事。基督教不是也曾反对过私有财产，反对过婚姻，反对过国家么？他不是曾经宣传过慈善，乞丐生涯，独身，制欲，出家生活和教会去代替上列各项么？基督教社会主义不过是牧师平息贵族怒火的圣水罢了。”（见同书四七页。）
《共产党宣言》批评基督教社会主义虽不过寥寥数语，然他不啻是牛渚燃犀，将基督教社会主义牵强附会和趋奉权贵的丑态，穷形尽相照耀出来了。基督教所崇拜的是什么“上帝”，是什么“天国”：他原来就不注意人世间的事，他的教义中没有社会主义的影子。学伯特（HansvonSchubert）说得对“基督教对于适当的社会及经济制度全没有关系，他只对于与上帝相连的适当制度发生关系，因此他和一种外部的有形的事业没有关系，只和一种内部的精神的事业有关系。‘我的领域不在斯世’，这句话对于政治方面有效，对于经济方面也有效。‘你们不当疲精费神去追问：我们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此处所垂教的是〔注重〕”内部〔生活〕的人对于一切外部生活完全不关心，和完全独立。……（见学氏的《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一七页，一九一九年出版。ChristentumundKommunismus）还有一层，基督教所遵守的十诫中第八诫是勿盗，第十诫是勿贪邻家的一切所有物，这明明是承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基督教中重要人物如教皇克力门第一，（PopeClementⅠ．）教监督米兰（BishopAmbrosiusMilan）和教皇大格列格里，（PopeGragarytheGreat）等等倡言世界上一切物品都是〔上帝〕创造的，或由土地生长的，应为大家所公有，不当私于个人，这好像是一种社会主义，然他们说这种话的动机只是由于他们自己及一般教徒不事生产，须仰给于人，故也来反对私产，借便私图。这至多只是考茨基所称的“享乐品的共产主义，即享乐品分配和共同消耗的共产主义。”（见考氏《基督教的起源》三六三页，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DerUrsprungdesDhristentums）在原始的基督教中已充满这种共产主义。“然在实际上这种共产主义的出路是，将一切生产工具变为享乐资料，以之分配于穷人：这就是说，当〔此事一经〕普遍推行，一切生产都告终了。”（见考茨基《新社会主义的先驱》第一卷四○页，一九二○年第五版。——VorläulerdesnenerenSozialismus．）这种只愿消费不愿生产的共产主义和现今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便如风马牛不相及了。不独是这样。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总是帮助统治阶级来钳制被压迫阶级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莱茵观察报的共产主义》（DerKommunmismusdesRheinischenGeolbachters）一文中说得很详细：“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经承认古代的奴隶制，赞美中古的农奴制，并且当必要时，此等原则对于压迫无产阶级一事，虽也要摆出几分忧愁的面孔，然却会一样加以辩护。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传一个统治阶级与一个压迫阶级的必要，他们不过是具有一种虔诚的志愿，要前者对于后者加一点恩惠。……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解释压制者对于被压制者的卑劣行为为原有罪过（Erbsünde）及其他罪过正当的处罚，或造物主以其聪明睿智加于待拯救者的试验。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传怯懦，自贱，卑屈，服从，驯良，总说一句，〔宣传〕无赖者的一切特质，而不愿意〔别人〕以无赖者相期待的无产阶级视他的正气，他的自信，他的豪爽，和他的独立，其重要之度，尚远过于他的面包。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是伪善的，而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四四二至四四三页。）由此看来，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基督教即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终久是一个假面具，对于无产阶级有损无益的。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基督教的社会主义是平息贵族怒火的圣水，到了现在，他就变成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了，因为现在一般基督教徒大概是受资产阶级的豢养，所以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就摭拾些动听的门面话，伪装着关心民瘼的样子，浑杂在劳动运动中去催眠无产者，使他们入于昏睡的状态中，借此延长资产阶级的运命。《共产党宣言》将基督教社会主义列入反动的社会主义之中，便是明正其罪了。
反动的社会主义中其余二项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德意志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分析近世生产关系中的许多矛盾点，非常精密。他暴露一般经济学者伪善的饰词，他确切证明机械和分工破坏的影响，以及资本和地产的集中，生产过剩，危机，小有产者和农民的必然灭亡，无产阶级的困苦，生产的粉乱，财富分配的极不平等，各氏族间毁灭一切的产业战争，旧道德，旧家庭关系和旧国粹的解纽。可是依这种社会主义积极的内容讲，他是要恢复旧的生产方法和交通方法。并且因此恢复旧的财产关系和旧社会，或是要将近世生产方法和交通方法强迫装在旧财产关系的壳子里面，至于此等壳子或是已被新方法撞破了的，或是必定要被撞破的。在这两种场所，他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乌托邦的。”（见同书四八页）。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德国的特产。我们在本篇第三章中已经讲过，兹不再赘了。
保守的或有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有志于改革社会的弊端，借保有产阶级社会的安全，然在口头上却处处唱着利他主义。“自由贸易呀！是为着劳动阶级的利益；保护税则呀！是为着劳动阶级的利益；划分小房间的监狱呀！是为着劳动阶级的利益：这是有产阶级社会主义最后的话，这也是他的唯一正经的话。有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主张就在：有产者为着劳动阶级的利益，才做有产者。”（见同书五二页）。
批评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所倡的学说。他们这些人“固然看见现社会中阶级的对抗与分离分子的活动。可是他们视无产阶级方面，没有历史的独立性，没有自己的政治运动。阶级对抗的发达与产业的发达同其步骤，他们却未尝看见无产阶级的解放具有物质的条件，他们力求找出一种社会科学，找出社会定律，去创造此等条件。于是他们私人所发明的行动必须出而代替社会的行动，种种幻想的解放条件必须出而代替历史的解放条件，一种特别创造的社会组织必须出而代替无产阶级逐渐发达成为阶级的组织。他们以为将来的世界史就在宣传并且实行他们的社会计划中解决了。”（见同书五三页。）
这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虽一味凭他们的脑子，发明些玄妙的计划，硬加在社会的身上，以为社会发展的模范，然他们的批评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此等著作“攻击现社会的一切基础。因此他们对于启发工人供给些最有价值的材料。”（见同书五四页。）这些社会主义者以和平改革为志帜，不赞成革命的行动，然他们在许多地方尚具有革命的精神，一到他们的信徒，便变本加厉，成为反动派了。此等信徒“固守陈旧的师说，反对无产阶级历史的发达。他们力求和缓阶级争斗，并调和对抗。……他们拼命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以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不信任，〔他们的〕新福音才能够发生的。”（见同书五四至五五页。）
我们统观上列各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批评，便知道欧洲各先进国在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以前，社会主义的派别繁多，可说是应有尽有；而究其实际，都是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相背驰的。马恩两氏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作宣言，特将这许多派的虚伪，幻想，和弱点，尽情暴露出来，使各国工人不致再受其愚弄和欺骗，自二月革命爆发，风声传播于中欧和西欧各部，无产阶级到处帮助资产阶级革命，迨革命成功，无产阶级到处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到处为资产阶级所屈服。于是“一八四八年对于一般有思想的工人已经将那种在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只存有些误会的幻想消灭了。阶级争斗在欧洲全部阵线上都爆发了，那和平的与非政治的社会主义不复有立足之地，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问题不复是学者的问题，而是生活上的问题了。”（见考茨基；《恩格斯生平，活动与著作》三五页。）这种事实可以证明无产阶级已经逐渐觉悟反动的，保守的，以及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不是他的救星。而马恩两氏所指示的途径乃是他们应遵循的唯一无二的轨道了。
《共产党宣言》的第四章论共产党人对于对峙各党所处的地位。“他们是为着达到工人阶级眼前直接的目的和利益而争斗，可是他们在现在的运动中同时代表将来的运动，共产党人在法则和社会民主党（Dissozialistisch-demokratischePartei）联合，反抗保守的和急进的资产阶级，然〔他们〕对于批评〔这一党〕从革命遗传下来的空话和幻想之权，却没有抛弃。他们在瑞十则帮助急进党，然〔他们〕却不否认这一党是由法国意义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急进的有产者两种反对分子成立的。共产党人在波兰则帮助那以农业革命为民族解放条件并于一八四六年引起克拉高（Krakau）叛乱的政党。共产党在德国则待资产阶级表现革命的〔态度〕，即与之共同协作，去反抗专制的君政，封建的土地产业，和小资产阶级。可是他一刻也不忘记努力使工人明白觉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敌视的对抗，因此使德国工人对于资产阶级当权后必然造成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可以即刻转用作抵抗资产阶级的武器。因此〔使他们〕于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以后，即刻开始和资产阶级争斗。……总之，共产党人无论在何处，总是帮助每种反抗现今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革命运动的。……末了，共产党人是到处尽力替各国民主主义的党派谋团结和一致的。”见考茨基校的《共产党宣言》”五五至五六页。）
上面一大段文字是极重要的，因为这是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没有成功的国家中实施方略所表现的地方。凡不了解共产党策略的人以为共产党所干的革命必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若挂起共产党的招牌，去干别种革命运动，（如国民革命之类，）那不是背叛主义，就是降格相从。其实共产党所抱的最终目的固在于实行共产主义，而实行共产党主义入手的方法固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然当社会的状况与客观的环境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时，以从事实际运动为帜志的共产党人自然不能够闲着等待，他们必须设法使社会向前进步，在贵族与资产阶级并存的地方，他们便联合革命的资产阶级去和贵族争斗，迨贵族被推翻，资产阶级掌握统治权，他们然后转而与资产阶级争斗。以图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恩格斯所谓“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乎帮助资产者立得统治权，庶可以迅速复行推倒他们。”（见恩氏《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三四页。）因为“除掉资产阶级与人民联合外，贵族是不能够被推倒的，在贵族与资产阶级仍然并存之处，讲人民的掌权是一种纯粹无意识的话。（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四四四页。）所以共产主义者以帮助有产阶级革贵族的命，其用意是在替无产阶级减少一种仇敌，缩短他的解放时期，他们这样帮助每种革命的阶级和党派去反抗一切反动的或保守的阶级和党派的策略，是一种最贤明的策略，是一种最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策略。马恩两氏于一八七二年替《共产党宣言》作序，犹声明关于共产党人对于对峙各党所处地位的评论在根本要点上仍是对的，（参看考茨基校的《共产党宣言》一八页。）而现今第三国际及其所属的全世界共产党在实际运动中仍是奉马恩两氏所赞设的策略为圭臬的。
《共产党宣言》于说明共产党人对于对峙的各党派所取的态度后，乃用一段光明磊落，武勇雄壮，庄严沉重和痛快淋漓的话，作全文的结局：“共产党人最鄙薄将他们的见解和目的隐藏起来。他们公然宣布，只有以武力打倒向来一切社会制度，才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让各统治阶级在一种共产主义革命的面前去发抖。无产者在这种革命中除掉他们的锁链子外，毫无所失。他们所要获得的却是一个世界。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见同书五六页。）
《共产党宣言》为古今来所仅见的杰作，现已无人能够否认。波士德格特（R．W．Postgate）说得对：“《共产党宣言》不仅是使一种不相联系的运动——这种运动的纲领不适宜之处，自身不容易感觉得到——变成一种具有纲领——这是一个完善的工具——的运动：他不仅是使社会主义从秘密的阴谋诡计的途径转入公然宣传的道路；他并且使社会主义获得自身在历史上的地位。他打破了政党‘道德的’旧分野，以便对于他们作一种新的和真正历史的评价。他指明资产阶级不是一种怪物的聚合，但是因历史的必然而产生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将来是要让位于无产阶级的，他指明资本主义不是基督之敌（Antichrist）的统治，但是各种伟大势力的解放，而此等势力将来是要达到共产主义的。因此他永远扫除了乌托邦创造者的领域，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不像布浪葵所说的一样，是在‘地球一隅所孵的一个鸡蛋。’所以他给共产主义以一种威仪，这是此主义前此所未尝有的，他使共产主义出现于光天化日之下，一洗秘密结社的遗传——即阴谋诡计与不断的暴行。马克思固然不反对武力革命。但共产主义者现在是打开眼睛的，他们能够看时机的表征，能够等待并月择取他们的时机：他们没有何种口实，相信四十八点钟的变乱立即使全世界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见波氏编的《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六年的革命》一三九页，一九二○年伦敦出版。Revolutionfrom1789to1906．）
《共产党宣言》既具有如此伟大的价值，所以李卜克内西说：“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除这种宣言外〕再无所表现，即使他们殒身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之中，……他们也名垂不朽了。”（见李氏《马克思纪念》英文译本二六页。）这是丝毫不错的。“这种宣言现在是全体社会主义著作中流行最广的和最富于国际性的作品，是各国——从西伯利亚（Sibirien）到加里福尼亚（Kalifornien）——千百万工人在他们阶级解放的大争斗中自愿奉为共同纲领的。”（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七一页。）可是当这种宣言于一八四八年二月初次发布之时，流行有限，他固然是受少数党人热烈的欢迎，然著作界中人以及一般群众大概没有和他会过面，所以李卜克内西说：“在当时德国知道他的，迨不满三打人。”（见李氏《三月革命的五十周年纪念》七○页，一八九八年柏林出版。ZumJubeljahrderMärzrevolution．)迄是年六月法国无产阶级变乱大失败，反动势力逐渐弥漫全欧，《共产党宣言》遂因此销声匿迹了。所以这种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名著在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大影响。
《共产党宣言》是用德文著成，在伦敦出版的。法文译本出现于一八四八年六月变乱之前，英文译本出现于一八五○年。俄文译本出现于一八六三年。此外，这种宣言又前后被译成各种文字。当一八八七年的时候，有人将《共产党宣言》译成阿摩尼（Armonien）文，向一个书店出售，店主看见上面署有马克思的大名，望而生畏，要求译者改作著者，暑上自己的姓名，而译者复不肯承认。恩格斯述及此事，引为奇谈。（参看考茨基较的《共产党宣言》二一页。）我们于此又不禁想起布洛斯所说的一桩事，（参看《钟声周刊》第四年度一卷一五九页，）就是马克思有一次参加诸勒斯登一个工人宴会。克格尔（MaxKegel）作一首诗咏他道：
“奏乐的场所，
坐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列斯托，（Nestor）
〔这就是〕马克思。他的声名
已经使每个良家子弟
闻之发抖。”
世人对于马克思时有种种妄相揣测之词，他们总好“蒙马以虎皮”，而又“谈虎变色”，因此马克思的名字在有产者的耳鼓中遂变成一种恐怖的音响了。
我们对于《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内容，和批评等等，都说过了，现在特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名词在历史上的沿革和学理上的区别讲一下，一则可以表明共产党及其宣言命名的由来，一则可以写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此等主义的界说及后来的变迁等等。我们且先征引时人区别这两种主义的学说数项如下。
斯巴哥说及共产党的名称道：“为现代读者〔容易了解起见〕，必须说明〔当时〕为什么采用这个名称，为什么不决定称这种组织为‘社会党，’当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用语和现在所指的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指傅立叶主义和欧文主义这样乌托邦的形态为‘共产主义’，但在当时却称为‘社会主义’。在他方面，当时的工人运动是有缺陷的，并且是在卡柏，魏特林，和马克思之下分裂成为几派的，当时只认这种运动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当时是指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和欧文主义，他们都只是些固守门户之见的私派，（Seklen）他们那些荒谬糊涂的行动引起大家的不信任。因此要使用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便不能不弄出些无谓的反对和误会。”（见斯氏《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德文译本八一至八二页。）
卡特莱恩（ViktorCatbrein）说：“共产主义比社会主义具有一种更广泛的意义。每个推行共产或公有经济的制度都包含在最广义的共产主义之中。”（见卡氏的《社会主义》一页，一九二○年第十二及十三版。DerSoziaalismus，EineUntersuchungseinerGrundlagenundseinerDurchfuhrbarkeit．）“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要将一切生产物作为社会的（国家的）公有，并且由国家将生产以及生产物的分配，依照计划，加以组织。”（见同书六页。）“马克思是近世社会主义主要的开创者，他常自称为共产主义的信徒，这是对的，因为类（Gattung）字的意义（共产主义）总是包括种（Art）字的意义（社会主义）的。每一匹马是一种动物，然每一种动物不限是一匹马。因此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共产主义，然每一个共产主义者，不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见同书一○页。）
布浪额说：“社会主义在财产中所看见的制度是在共同活动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在根本上是倚赖社会的一定意志的，恰因这种主义要成为科学，所以他没有一种纯粹偏执的计划反对特有的财产。共产主义丝毫不顾及财产，要直达到平等和共有制。例如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种暗昧的混合物，这是很显明的。〔他的〕社会主义具有步骤正确的和明敏的指导，这是借他那社会学说及经济学说中深远的思想体系形成的。〔他的〕偏执的共产主义具有烈火般的短络，（Kurzschluss，shortdirouit）这是由他的政治方面〔的学说〕形成的。”（见布氏校的啻泽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料索隐》一三页，一九二○年出版。——HeinrichDietzel：BeitrigezurGeschichtedesSozialismusundKommmunismus）
此外，世人对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各逞臆说，不胜枚举，也不必枚举，我们所以提出上面三说，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足以代表其余的学说，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坏，远逊于其余的学说，只因他们对于这两种主义，有讲沿革的，也有讲学理的，而又都涉及马克思的学说，颇值得我们的特别注意。并且批评他们的当否，可以除去世间许多误解，找出这两种主义的沿革和异同等等。照斯巴哥的说法，一八四○年代的共产主义即现今的社会主义，现今的共产主义即当时的社会主义；照卡特莱恩的说法，则共产主义包含社会主义在内；照布浪额的说法，则社会主义是温和的，演进的而共产主义是横暴的，躁进的。可是我们一考近世社会运动的实际情形及一般通行的学说，便知道他们三人的话都是不对的。今试分别说明如下。
当十九世纪初叶，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使用上大概同视为反对私有财产的学说，而不加区别。例如一八二七年欧文派的《协作杂志》（TheCo-operativeMagaxine）十一月份一期中有“近世政治经济学者（穆勒，和马尔萨斯）与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间的主要问题”见原书五○九页）一语，是即这两种名词不加区别的明说。又恩格斯于一八四四年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对于这两个名词，亦复随便应用：他对于英国宪章党的领袖有时称他们差不多都是社会主义者，有时又称他们大半是共产主义者。（参看《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二四○页及三○○页。）
可是历时不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实际运动中就发生差别了，伦敦博爱民主社于一八四七年二月向各国同志发出一道通告书，提出三个问题，请他们答复，第一个问题为：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者所志所愿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为：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者所志所愿的是什么？通告书附加说明如下：“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一种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地球是一切人的公有物，每个人当各尽他的能力作工——即‘生产’——各按他的力量享乐——即‘消费’——因此共产主义要打破全部旧社会组织，而代以一种完全新的〔社会组织〕，社会主义的名称是从拉丁文“Socialis”——‘社会的’——借来的，他所从事的，就和他的名称所表示的一样，是社会的措施，是人与人的关系，可是他没有提出何种新制度，他的事业首在修补旧建筑物，填好那因时代〔久远〕而起的罅隙，掩一掩〔世人的〕眼睛，至多也只能像傅立叶主义者一样，在陈朽的基础——即称为资本的——上造一层新建筑物，所有创造监狱，改良所，贫民院，病院和会食堂的人都可以算作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意义，他可以说是无所不备，也可以说是一无所备，一切浅薄的人，一切沉溺于博爱的人，一切喜欢有所作为而又缺乏实行做事的勇气的人都集在他的旗帜之下，并且对于不复从事修补旧物，但愿造一种完全新建筑物的共产主义者，加以谩骂。可是修补并且粉饰这种完全腐败的社会制度，徒然虚耗时日，这是每个有理性的人容易看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竭力保持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并且断然将他写在我们的旗织上面，然后举以示那些集在同一旗织下面的争斗者；如果有人说——像近来所常见的一样——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根本上完全相同，要求我们将共产主义者这个名词——还有些心志暗弱的人攻击这个名词——和社会主义者的名词更换，我们不可自安缄默，但当对于这种无意识的话加以有力的抗议。（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七年度二卷一三七至一三八页，德拉恩《共产党宣言及工人国际前史》。ErnstDrahn：ZurVorgeschichtedeskommunistischenManifestsundArbeiterinternationale）
我们看了博爱民主社上面一段话，可以知道当时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何在。恩格斯于一八八八年替英文《共产党宣言》作序，一八九○年替德文《共产党宣言》作序，对于这种区别复先后加以声明。他说，当《共产党宣言》“出现之际，我们没有称他为社会党宣言。当一八四七年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讲的。一方面是各种乌托邦制度的信徒，尤其是英国的欧文主义者与法国的傅立叶主义者，他们在当时已经变成逐渐消灭的私派了。在他方面是些极庞杂的社会庸医，他们要用各种万应药方及补缀细工去消灭社会的弊端，使资本和利润不受丝毫痛苦，这两方面的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的，他们宁向‘有教育的’各阶级请求帮助。反之，工人中相信单靠政治革命必不济事而要求社会须有根本改革的部分，在当时自称是共产主义的。这只是一种粗笨的，本能的，和未成熟的共产主义，但他却具有充足的力量，产出两种乌托邦共产主义的体系，在法国是卡贝的伊卡利〔共产主义〕，在德国是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当一八四七年的时候，社会主义是指一种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是指一种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是有体面的，共产主义适得其反。至少在〔欧洲〕大陆是这样的。我们在当时已有确切的见解，知道‘工人的解放必为工人阶级自身的事业，’所以我们对于这两种名词选择那一个，心中没有丝毫疑义了。”（见考茨基校的《共产党宣言》二三至二四页。）
此外，迈耶和施泰因两人对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上的说明，尚足以补上面两说的不足。迈氏说：“照德文的用语，当时所谓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对于社会状况和平革新的志愿，而这种志愿多少具一种矜炫的形态，多少带一点急进的彩色，当时所谓共产主义是指一种破坏社会的势力，而无产者的秘密结合，就是担负这种任务的。施泰因所加的区别是：社会主义是要完全借他标出的真理的势力去构造一种社会，共产主义是要借群众的势力，并且要借革命和破坏推翻现社会。”（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第一一九页。）
统观上面三大段话，可以知道一八四七年那个时期所谓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很少学理上的区别，集在这两种主义下的人所以彼疆此界，只因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不同，和所用的方法各异罢了。斯巴哥对于这个异点，一字不提，徒制造一种曲说，以乱世人耳目。他说：“我们现在指傅立叶主义和欧文主义这样乌托邦的形态为‘共产主义’。”按其语气，似乎是认现在的共产主义为乌托邦的形态，这已经是毫无根椐，即退一步，承认他的话是对的，然卡贝和魏特林的主义同具有乌托邦的形态，何以他又要将他们排在现今的社会主义之列呢？况且他认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和欧文主义为共产主义，这不是世界著名的学者所公认的。伯恩斯坦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柏林演讲社会主义，他说：“欧文及其党徒，和圣西门及其党徒都是社会改良家，他们的提案有多少激烈之处。但他们却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并且还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尤为反对阶级争斗的人。”（见伯恩斯坦《社会主义是什么？》四页。WasistSozialismus？）奥本海默（FranzOppenbeimer）也说：“马克思意思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不都是共产主义。如仅把最著名的人名指出来，那么，傅立叶，普鲁东，和杜灵格（Dühring）的确是社会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傅立叶是一个协作社会主义者，要是照谢富勒（Schäffle）所造的一个好名词讲，他便是一个协作主义者（Assozialist）见阿氏《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四五页，一九一九年出版。——Kapitalismus，Kommunismus，wissenschaftlicherSozialismus．）上列两说足以反证斯巴哥所说的无稽了。
卡特莱恩认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在内，这也不是一般学者所能承认的。格林伯克说：“〔世人〕硬要使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义互相分离，并且在他们的中间划出一条显明的界线——然却没有成功。”（见《国民经济辞书》第二卷八二八页，一九一一年第三版。WorterbuchderVolkswirtschaft）就大体讲，格氏的话，未尝不对。然我们仍可依现今多数学者共同的学说，与普通工人的见解，来说明这两种主义的异同。他们的学说和见解怎样呢？就是认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两种不相统摄而互相衔接的主义。啻尔（KarlDiehl）说：“共产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进一步，因为共产主义不独是要取消私人支配生产的事，他还要取消私人支配消费资料的事。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私人不能有生产的财产，就是不能有土地和工厂等等。然私人可获得消费的财产，他可以自由处分他的劳动的产物，可以用这种劳动的产物——例如用他所服务的劳动时间——去交换他所愿得的货物。在共产主义的共同生活团体中就不相同。在此处不独是土地工具等等是归公有，即各人所得的养料衣服等等也是由公家规定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只要铲除关于劳动工具的私有财产，而共产主义却还要铲除关于劳动生产物的私有财产。”（见啻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八页，一九二○年第三版。ÜberSozialismus，Kommunismus，undAnarchismus）利夫曼（R．Llefmann）说：“〔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向来所聚讼的生产与消费两者物质上的对峙，也不在外表的生活形态，而在分配的原则上。当生产工具既为公有财产的时候，生产物——无论是半制品或全制品——自然也是公有财产，可是此等物品用那种原则来分配，这就是〔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个不同之点。大家如果认各人所得的分子当相等，那么，共产主义就出现了。此事和现今〔一般人〕对于〔共产主义所认识的〕意义相符。反之，许多社会主义者对于分配的方法虽也曾参加，然社会主义还没有谈及这一点，这是他的特点。……所以共产主义较之社会主义是一种较高的势力。”见利氏《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批评》一○页，一九二二年出版。GeschichteundKritikdesSozialismus．Leipaig)利氏的话比较啻氏的更为妥当，因为现今所谓共产主义不独比社会主义更进一步，要求消费资料的公有，他对于分配问题，是主张各取所需的，至少也是要平等的。墨廷（Metin）于二十年前说过，他在马尔波（Malbourne）问一个工人，社会主义是什么：工人回答道：“十个先令一天。”作者在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问一个机器工人，共产主义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我有两件衣，分一件给没有衣的人穿。”这两个工人的话虽不足以代表完全的学理，然由此可以证明普通一般人所谓社会主义在分配上是要取得充分的报酬，所谓共产主义在分配上是要平等，他们的见解和许多学者的主张是相符合的，由此看来，卡特莱恩谓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仅为近世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此说实无足取了。
布浪额左袒社会主义，力排共产主义，而认马克思主义为两者“一种暗昧的混合物，”尤属奇谈。布氏所称的共产主义是向来一种平等的共产主义，（Gleichbeitskommunismus）即恩格斯所谓“粗笨的本能的和未成熟的共产主义”，这是马恩两氏早已排斥过的。布氏认马克思主义中含有这种主义，殊属非是。在马克思之世，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很少原则上的区别，而马恩两氏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尤非如布氏所想象的，为一种固执的教义。关于这一点，不独是《共产党宣言》上已经声明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旨趣不是建筑在空泛的理想上，任何原则上的，而是阶级争斗中事实关系的表现，不独《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上劈头一句即说明“共产主义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见原书八页，一九二一年版），而恩氏于一八四七年与海村（KarlHeinzen）辩论，说得尤为明了：“海村君幻想共产主义是由一定的理论原则为中心点而推演出来的一种教条。海村却弄错了。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种运动；他不是从何种原则出发的，而是从事实出发的。共产主义者没有这种或那种哲理，凡向来的全部历史，尤其是各文明国中这种历史现今事实上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前提。共产主义的出现，是由于大工业及其结果，由于世界市场的成立，由于因世界市场成立而起的无限制的战争，由于愈出愈凶猛，愈演愈普遍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已完全成为世界市场的危机——由于无产阶级的产生，及资本的集中，由于因此而发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斗。共产主义所谓理论，就是将无产阶级在这种争斗中所处的地位用理论表现出来，就是将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用理论总括起来”，（见《争斗杂志》第七卷五一七页，恩氏《共产主义者与海村》。DieKommunistenundKarlHeinzen）至于马克思对于分配问题的意见，更有一定的步骤，他并没有主张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之后，即“直达到平等和共有制。”他在一八七五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Gothaer）党纲的批评中，将共产主义的社会分作两期，在共产社会的第一期中，他主张工人取得与其劳动相等的物品，（除去公共必需的费用和储蓄。）在共产社会的更高期中，他以为因个人的平均发达，和生产力的提高，更不必平均分配，社会且可以在其旗帜上大书特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参看《经济学研究选刊》第十二卷一四四至一四六页，马氏《社会民主党党纲批评》。ZurKritikdessozial-demokratischenParteiprogramms：AusgewählteLesestückezumStudiumderpoitischenOekonomie12．Band）我们参照马恩两氏对于共产主义的意见，可以知道布浪额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评是极不正确的。
还有一层是应当声明的。马克思在哥达党纲批评中虽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期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更高期等名目，然他在同一文中仍有应用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之处，他自己并没有以分配原则的异同去区分这两种主义。列宁（Lenin）谓“通常指为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则称为共产主义的第一期。“（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德文译本八四页。StaatundRevolution）这是以后起的意义去解释马氏的用语，自然不错。反之，阜尔德斯（BelaFöldes）说：“有些著作家将一切反对现社会制度的组织，总归入社会主义之下，而共产主义则除去不计，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则共产主义粗形的实现只是一种幻想。还有些著作家将一切〔反对现社会制度的〕社会制度都归入共产主义之下，因为照他们的见解，一切社会主义的制度终久是要达到共产主义的。因此我们便看见马克思称他〔所主张的学说〕体系为共产主义。”（见阜氏《社会主义思想界中的主要潮流》八页，一九二三年出版。DisHauptströmmungendessozialistischenGedankenwelt）这便是对马克思妄加揣测了，后起的著作家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命名，或许如阜氏所言，至于马氏当时使用共产主义这个名词，以及称他和恩格斯所草的宣言为《共产党宣言》，纯是由于当时共产主义为无产阶级所崇奉的主义，纯是因“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明白昭示那为自身解放而从事于革命争斗的无产阶级的目标。”（引考茨基语，见《伦理与唯物史观》七九页，一九二○年出版。Ethikund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马克思决没有阜氏所想象的那种意思存在心中，这是可以断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共产主义意义上的解释，以及他们应用这个名词的原因，我们已经详细说明了。现在再回转去谈他的沿革。自《共产党宣言》发布至一八八八年恩格斯作序四十年之间，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又极暧昧起来了。这两个名词又渐次变为异名同义的名词了。恩格斯于一八七八年发表一种著作，名《反杜林论》，他在这种著作中称他们的主义为社会主义。他后来从此书中抽出三章，稍加修改，另成一个小册子，题为《从乌托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所谓乌托邦社会主义就是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的主义，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即指他们自己的主义。自一八八八年恩氏作序，至一九一七年三十年之间，这两个名词在应用上更少彼疆此界的鸿沟。所以密设斯（LudwigMises）说：“‘共产主义’的标语所指的和‘社会主义’所指的没有什么不同。近几十年来这两个名词的使用，在意义上已经是屡屡互相交换的，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区别之点，总只是策略的问题。”（见密氏《公有经济制》一二四页，一九二三年出版。DieGemeinwirtwchaft．UntersuchungenüberdenSozialismus）近数十年来，有些人称马恩两氏所创造的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又有些人称为科学的共产主义，其实只是异名同义的称呼，梅林的著作对于他们的主义有时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有时又称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他并且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区别，作精深的探讨，是无聊的毫发之辨。”（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页。）当时不注重这种区别已可概见。
可见保罗夫妇说得对：“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一种工人阶级的经济革命自称为‘共产主义的’，随后一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一种大半为中等阶级〔所操纵〕的政治革命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于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又复显著起来。第三国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于莫斯科（Moscow），这种区别便于斯时注定了，自此以后，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左派和社会主义的中央派以及右派互相分离，已经愈加显明，现在‘社会主义’是淡红色的，半资产阶级的，并且是有体面的。‘共产主义’是深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没有体面的，并且是布尔什维克的。“（见保氏《创造的革命》一七至一八页，一九二○年出版。CreativeRevolution．A．StudyofcommunistErgatocracy．）因此现在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名词又有恢复一八四七年代旧观的趋势了。不仅是这样，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即已说过：”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过渡到生产工具的公有和依照各人的劳动分配生产物。我们的党更看到社会主义必不可免地逐渐发展到共产主义，而后者的旗帜上所书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见《列宁全集》——LeninSämticheWerke——德文本第二十卷一册一七八页）可见这两种主义在理论上的区别，他是早就承认了。
然一般著作家大概仍沿着向来的习惯，不措意于这两个名词的区别。例如柏尔于一九二四年刊布他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争斗通史》（AllgemeineGeschichtedesSozialismusunddersoaialenKämpfe），在序言中即声明“这里到处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具有同样的意义。”（见原书第一册八页）施浪德（ErhardSehlund）于一九二二年刊布他的《共产主义的哲学问题》（DiePhllosophischenProglemedesKoommunismus），也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已经和日用品——他们现在确已成为这样的日用品——享有同一的命运，就是，他们恰因日常使用，退了光，丧失了锋锐的轮廓。”（见原书一○页）所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沿革上和学理上虽有上面所述的各种区别，但在应用上仍是很少以此为标准的。我们对于两者的叙述，不厌求详，用意也不过是借此供读者的参考罢了。 |
第四章共产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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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共产党的起源
“在一八三三年起事失败逃往外国的德国亡命客即成为该处德意志工人第一次组织的创造者。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在巴黎眼见有一个颇为发达的无产阶级出而与资产阶级及其国王作一种有觉悟的阶级对抗；他们在此处遇着注重争取政治自由与法律平等的机会。
当时在巴黎的‘德意志人民联合会’（DerDeuscheVolksverein）是从‘印刷联合会’（Pressverein）化身出来的，他仅具有激烈的政治目的。当他于一八三三年年底解散而进为‘德意志亡人同盟会’时，所有目的都是仍旧的，就是‘德意志的解放与再造，人权及国民权宣言中原则的实现。’可有是二百个在巴黎的德国手艺工人隶属于这个同盟会，会中一般领袖容易从这些会员中训练一种可靠的队伍，送往德国，从事运动，这是一种‘徒步宣传’，在瑞士即刻就有这种宣传出现。”（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一卷一五○页，海恩利希，施美特的《亡人同盟会史料》。HeinrichSchmidt：EinBeitragzurGeschichtedes“BundesderGeächteten”）
我们从施美特上面两段话看来，知道亡人同盟会不是凭空发生的，乃是由两种联合会递嬗而来的。至一八三六年，此会的极端派另组一个“公正同盟会”作为亡人同盟会的左翼。亡人同盟会约有五百会员，内中加入公正同盟会的人数达五分之四，所有残留的会员，大概是些最不活动的份子，因此，亡人同盟会未几便完全消灭了。
公正同盟会的会员多属于工人阶级，而尤以裁缝为主体，因此魏特林在会中最有势力。此外还有些居领导地位的智识份子，如学斯脱（WilbelmSchuster）为德国哥庭根大学的讲师，欧卫柏克（HermannEwerbeck）为德国的医生，侠白尔出身于德国学生界，他们在会中都有左右群众的势力。侠氏在巴黎当排印人，在实际上他已成为工人，恩格斯称他具有“伟大战士的身材，意志坚决，精力过人，常愿舍其生命，从事战争，他是一个以革命为职业的模范人物，和他在〔一八〕三○年代担任〔革命〕职务所表见的一样。他的思想虽稍迟钝，然他对于优美的理论上的见解并不是不能领略的，他从一普通‘政客’而变成共产主义者一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并且对于认定的〔主义〕是固守不变的。”（见《马克思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记》三○至三一页。EnthüllungenüberdenKommunistenprozessanKöln）然在工人会员中，也有很能干的人，如海因里希·鲍威尔（HeinrichBauer）就是其中之一。包氏是一个德国皮匠，恩格斯说他是“一个活泼的，灵敏的，和诙谐的矮子，可是在他的短小的身材中却一样藏着许多聪明和果断的质素。”（见同书三一页。）
法国的巴黎，和恩格斯所说的一样，“长为革命活动的中心点，”（见同书三○页，）外国的亡命客以此为革命运动的根据地，本国的革命家更是如此。当时布浪葵（LouisAugusteBlanqui）和巴尔伯（ArmandBarbes）所统率的“时社”（SocietedeSaisons）正在暗中飞跃，他主张以暴力实现社会革命，并且从事于政治的暗杀。至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时社中人在巴黎武装暴动，但旋即失败，他们的两首领且被捕，并判处死刑了。公正同盟会的性质与时社大致相同，前者受了后者很大的影响，双方的结合也很密切，恩格斯且称“同盟会在实际上不过是法国这个秘密社的德国人支部。”（见同书三○页。）（当五月事变，同盟会的会员也曾参加，迨失败后，遂同及于难。侠白尔和海因里希·鲍威尔都被捕，经过长期的监禁，科为法政府所放逐：他们乃亡命伦敦。
侠白尔和鲍威尔抵伦敦后，又将法政府所拆散的公正同盟会恢复起来，此会从此遂以伦敦为活动的中心点。他们在此处且得着一个有力的份子参加运动。会此人是谁呢？就是德国科隆的钟表匠穆尔。（JosefMoll）据恩格斯告诉我们：“论精力与果断，这个人至少也和他的两个同志相等，论精神方面，则胜过他们两人。他不独是生而为交际家，——他的无数使命的游历所表现的结果即可证明这一点——他对理论上的见解也是容易领略的。”（见同书三一页。）他们三个人更于一八四○年二月纠合多人组织一个“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DeutscherArbeiterbidungsverein）作为同盟会的外府，因为联合会是公开的，而同盟会则为秘密的，他们既有了一个公开的机关集合同志，便可由此招致有能力的会员加入秘密的同盟会中。这个公开的机关名目上虽冠有“德意志”字样，然内中的会员却不限于德国人，因为德语在当时的工人中颇为通行，外国工人容易与德国人接近，而联合会中逐渐有瑞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Skandinavien）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俄国人，阿尔萨斯人，（Elsässer）和英国人的加入。联合会的会员证书上标有“人人都是同胞”一语，并且至少曾译成二十种文字，载枉上面，这句话是从博爱民主社借来的，在这两个团体之间也有一种结合。公正同盟会所主持的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既带着一种国际的性质，而同盟会本身更是如此，因为“在实际上，所有会员是出于国籍不同的国家，在理论上，〔大家的〕意见以为每一种革命要想获到胜利，必须是〔一种全〕欧洲的〔革命〕。”（见同书三三页。）
马克思对于公正同盟会的活动，曾有一段详细的纪载，今特介绍于下：“同盟会的活动初时是创设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而瑞士，英国，比利时，和美国至今〔一八六○年〕犹存的这一类联合会的大部分，或是直接由同盟会创设的，或是由当时的会员发起的。因此，这种工人联合会的会章到处都是一样的。每星期有一天是规定为讨论〔一切问题的〕，还有一天是规定为社交谈话的。（唱歌演说等等。）到处设有联合会的图书馆，凡可以着手之处，就开班教授工人以初等知识。站在这种公开的联合会后面而任指导的同盟会，在联合会中即找着方便的地方，可以从事公开的宣传，在他方面又可从联合会找着最有用的会员补充到同盟会。〔同盟会〕中央局因德国手艺工人的漂流生活，〔可以传递消息，〕只有在少数例子中才要派遣特别代表。”（见马氏的《佛格特先生》三四页。）
当一八四三年的时候，马克思正寄居巴黎，恩格斯正寄居伦敦，马氏与公正同盟会巴黎组的领袖卫柏克即有往来，恩氏与侠白尔也是如此，（侠氏且要求他入会，）但他们却没有加入会中，因为他们当时了然于资本主义底下无产阶级发达的趋势，深愿为拥挤这个阶级的人，而同盟会的会员多为手艺工人，胸中怀着向来行会的成见，对于刚才横在眼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以及自己将来的阶级地位，茫无所知，而所奉的主义也是非驴非马的，马恩两氏知道加入其中，必定格格不相入，所以都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恩格斯于四十多年后追叙同盟会中份子的情形说：“会员中的工人差不多都是向来的手艺工人。那在世界大城市中掠夺他们的人，自己大概只是一个小店主人。现今所谓缝纫，是将手艺裁缝业变为家庭工业，替一个大资本家作工，这种大规模的掠夺，在当时的伦敦也才发轫。在一方面，这种手艺工人的掠夺者是一个小店主人，在他方面，这些工人都希望自己终久能变成小店主人。此外，当时的德国手艺工人尚抱着一堆遗传的行会观念，他们自己尚非完全的无产阶级中人，却只是一个过渡到近世无产阶级之小资产阶级的尾部，这个尾部对于资产阶级——即对于大资本——还没有立于直接对抗的地位，然这种手艺工人固时时能对于他们将来的发达，从本能上去加以预测，他们虽没有充分的觉悟，然也预备组成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是他们一种最大的光荣。可是他们一到零零碎碎去批评现社会——这就是说，探讨经济的事实——他们向来的手艺工人成见就时时加以阻碍，这也是不可免的事。我不相信在当时的全会中有一个人读过一部经济学的书。然这也不要紧：‘平等’，‘博爱’，和‘正义’的〔名词〕一时盖过每一座理论的高山。”（见《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三四至三五页。）
公正同盟会的情形既是如此不洽人意，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又因矢志为无产阶级服务，急欲从事工人运动，且他们于一八四五年造成历史的唯物论的学说，新式的武器既成，更跃跃欲试，他们毕竟怎样着手呢？大家可再听恩格斯说：“我们斯时的见解并不是将新知识的结果装在厚本的书里单独灌输给‘教育’界。〔我们的志愿〕恰恰相反。我们两人已深入于政治运动之中，并且在教育界中——即在西部德意志——颇有些相追从的同志，对于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也有充分的接触。将我们的见解造成科学，这是我们的义务，然使欧洲的无产阶级，尤其是使德国的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主张，这也是我们视为同样重要的。我们自己已经弄清楚了，即开始作工。我们在布鲁塞尔组织一个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并且运用《德文布鲁塞尔报》，一直到〔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为止，我们即以此为机关报。我们因哈尼（JulianHarney）而与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份子相结合，哈氏是这种运动中央机关报《北方明星》的主笔，我是此报的记者。我们又与布鲁塞尔的民主主义者（马克思是民主协会的副会长）立于联合的地位，并与法国的社会民主派人互相联络，此派的〔机关报名〕《改革》，我以英德两国运动的新闻供给此报。总之，我们与急进派人以及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言论机关之联合，是完全如愿相偿了。”（见同书三六至三七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未组织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之前，即在布鲁塞尔创设一个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借此始向外联络同志的根据。恩氏为着此事，特于一八四六年七月前往巴黎，以便与德法党人接洽，他尤注意公正同盟会的巴黎诸组及与这些组接近的德国工人，力谋与之联络。他于是年九月十六日写信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说：“大家对于这些工人必须以忍耐处之；第一必须赶出格林，他真正是直接间接发生一种可怕的催眠的影响，要把〔他的〕话从他们的脑子里拔出来，我希望才能和他们所作有为，因为他们都有一种求经济知识的大冲动。”（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三○页。）过了一月，恩说的奋斗果然获到胜利。格林原来是将普鲁东在《经济的矛盾制度》中所发挥的联合会计划，（Assoziationsplan）向巴黎的德国工人尽力鼓吹，宣布这是他们应奉的指南针，恩氏对于这一点特和他们开会辩驳。他于十月二十三日将开会的情形报告布鲁塞尔的委员会说：“对于普鲁东的联合计划讨论了三晚。起初几乎是全会都反对我，到了最后，只有埃色曼（Eisermann）和其余的三个格林派反对我。此外的主要事件是〔证明〕武力革命的必要，并且指出格林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主义在普鲁东的万应药中又发见新的生命力——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并且是含有手艺工人行会式缺陷的。”（见同书四一页。）“我对于共产主义者的见解所下的界说如下：一，贯彻无产者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和有产者的利益对抗的；二，以取消私有财产，代以共产，去达到上列目的；三，承认除掉武力的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外，没有其他方法彻底推行这种意见。对于此事讨论了两晚，在第二晚上，三个格林派中最好的一个走了，大多数人的论调显然完全倾向我这一边了。其余的两人继续反驳，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许多格林派人从不发言，他们忽开尊口，宣布完全赞成我〔的主张〕。”（见同书四二页。）
恩格斯在巴黎方面的活动既收得相当的效果，而他和马克思在文字上的批评尤引起伦敦方面公正同盟会绝大的注意。我们再听马克思说：“至关于同盟会的秘密教义，这就全为英法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以及德国的把戏（如魏特林的幻想是）混合的变形。自一八三九年以来，社会问题之外，宗教问题也占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德国哲学自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六年所经过的各种局面，在这个工人团体中复以最活现的情形追随其后。同盟会的秘密形态是起源于巴黎。同盟会的主要目的——在德意志工人之中从事宣传——使以后得保持这种形态。当我初次寄居巴黎的时候，我和此会的领袖以及法国最大多数秘密工会的领袖互相往来，然我却没有加入任何团体。基佐把我赶到布鲁塞尔，我在该处与恩格斯，威廉·沃尔夫（WilhelmWolft）等等创设一个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同时我们又发表一批半为排印半为石印的小册子，对于那种构成同盟会秘密教义的法，英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以及德国哲学的混合物，加以严厉的批评，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组织，作一种科学的观察，使之成为唯一可靠的理论基础，又在一种通俗的形态中解释出来，使不致成为促进何种乌托邦制度的东西，但对于我们眼前所经过之社会历史的革命进程中作一种自觉的参加。〔同盟会的〕伦敦中央局因这种〔评论〕效力的结果，出来和我们通信，并于一八四六年年底派他的会员钟表匠人穆尔：赴布鲁塞尔，要求我们加入同盟会。〔按伦敦公正同盟会给穆尔的照会，所书日期为一八四七年一月二十日，而恩格斯也说一八四七年年初穆氏赴布鲁塞尔，马克思此处所言日期，当系误记。参看《科隆共产党诉讼真相记》一一页及三八页。〕穆尔对于反乎这种意思的议论按下不提，他宣言中央局拟在伦敦召集一个同盟会大会，而我们所发表的批评意见书草成一种公开的宣言，作为会中的主义，然我们亲自共同活动去抵抗一般陈旧的和反动的份子，这是不可少的，但此举和入会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我们就加入了。”（见马氏《佛格待先生》三四至三五页。）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发表的一批批评的小册子没有遗传下来，因此我们不能知其内容。至于公正同盟会以伦敦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的资格交穆尔转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的照会颇关重要的，今特介绍于下：“伦敦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署名〔与此照会〕的会员特授穆尔以全权及此照会，使得以署名者的名义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接洽一切，并对于〔本会的〕现状作口头上的报告。我们同时又要求布鲁塞尔委员会将一切重要事件以及伦敦委员会当担任的一切事务，详细报告本会员穆尔。”（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九年度二卷六六页。梅林的《共产党》。DerBundderKommunisten）署名于此照会的，为侠白尔，鲍威尔等七人。我们细玩这种照会的语气，确有梅林所说的一种情形，就是：“大家从此文的外交态度中容易察出一点不信任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也真是当时双方所同具的：在公正同盟会方面，是对于那不知道工人痛痒何在的‘学者’不加信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方面是对于‘施诸闹滨额’，（Straubinger）这就是说，对于支配当时工人十分强固的手工行会式的缺陷不加信任。”（见同书同页。）伦敦与布鲁塞尔两方面的人虽各怀猜疑之心，然穆尔与马克思交换意见后，复往巴黎与恩格斯筹商一切，卒能获得圆满结果，使双方互相结合，他真不愧为一个善于词令的交际家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久欲自组一个有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工人解放运动的先锋队与大本营，苦于缺乏一种群众来作基本队伍，现在具有多年奋斗历史的公正同盟会自觉其向来的主义及其阴谋诡计的行为不足以应时势的要求，愿意改组同盟会，采纳他们革命的共产主义，邀请他们入会，他们自然是乐于承认了。马克思自入会后，即将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改为同盟会的一组，而恩格斯则就近与原有的巴黎三组接洽一切。在这三组之中有两组的会员大都为裁缝，他们受魏特林的影响颇深，其余一组的会员则大概为木匠，这些人即是前此直接受了格林的影响，间接受了普鲁东的影响，经恩氏的活动而改变趋向的。同盟会定于一八四七年六月在伦敦开第一次改组大会，恩氏被派为三组的代表，然当时的主席是运用反证表决的方法通过此案的，就是令反对派遣恩氏往伦敦的人举手，由此可见一般会员对于恩氏还是疑信参半的，至于马克思则因缺乏资斧，不能往伦敦预会，他于是请沃尔夫代表布鲁塞尔组加入会议。
恩格斯和沃尔夫前往伦敦预会，责任自然是十分重大和烦难的，他们在会场中经过一场猛烈的战争，才获得完全胜利。因为像迈耶所说的一样，“当不久之前，在英国的德意志手艺工人和〔普通〕工人视魏特林为他们至高无上的指导的领袖。”（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二九四页。）其后会中的主要人物如侠白尔，鲍威尔，穆尔，等虽因一方接受英国大工业中无产阶级，觉悟和阶级争斗的印象，他方面习闻马恩两氏的批评，觉得魏特林的主义颇多缺陷，他们及许多工人对于一八四四年威氏的游英虽不复像前此的推崇备至，然有一部分无眼光无思想的会员，为习闻和成见所拘束，尚不免盲从威氏，固守其教义，所以恩格斯要想贯彻他和马克思的新主张，“他必现在此处尚作一次长久的和激烈的辩论，去扫除那无情的拳头对于文人的不信任。”（见同书二九七页。）
公正同盟会第一次国际大会的议事日程如下：
“一、旧中央局的账目报告；新选举；规定中央局将来的地点。
二、修改法规。
三、制定一种共产主义的信条。
四、创设一个公开的正式党务机关。
五、组织问题与宣传问题。“（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九卷二六六页，格林伯克：《伦敦共产主义杂志及其他文书》。KarlGrünberg：DieLondonerKommunistischeZeitschriftundandereUrkunden．）
格林伯克谓“大家如认一，二，三，四，五各条为出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志愿，大家总不致弄错。（见同书同页。）这话虽没有什么左证，然以上四条自然也是他们两人急欲确定的。此次会议虽只是一次预备会，所有议定的条规虽还要经过各国分组的审查与第二次大会的通过，方能发生效力，然同盟会改造的基本图样实创自此会，故我们不妨先将其法规介绍如下。
“共产党法规。〔按上面专名词本应译作共产同盟会，因其原文为：“DerBundderKommunisten”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个团体所草的宣言，原来是称《共产党宣言》（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后来才省称《共产宣言》——DaskommunistischeManifest．)他们在宣言中也屡用“共产党”字样，这个团体的伦敦中央局于一八四八年一月致布鲁塞尔团部的文书也这样称呼，是年三月这个机关在巴黎对德国发表十七条要求，也称为德意志共产党的要求。（ForderungenderkommunistischenParteiinDeutschland）又马克思于一八五九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一八六○年所著的《佛格特先生》犹用“共产党”字样，可见当时“同盟会”与“党”这两个名词可随便应用，没有区别，本书为求团体的名称与原来宣言的名称一致起见，特译为“共产党”而抛弃“共产同盟会”的原名。〕
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
第一章党
第一条本党的目的为推倒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取得统治权，消灭建筑在对抗上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创造一种无阶级无私产的新社会。
第二条党员〔所当具〕的条件如下：
一、合于这种目的的生活方法和活动；
二、革命的精力奥宣传的热忱；
三、信仰共产主义；
四，不得加入〔其他〕每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如须参加任何团体，由所属的机关通知；
五、服从本党的议决；
六、保守本党内部一切事件的秘密；
七、被一组一致认可，方能加入。
凡不复符合此等条件的人当令其出党。（参看第八章。）
第三条一切党员都平等，都是兄弟，并负有在任何种状况中互相扶助的义务。
第四条凡党员应用党称呼。
第五条本党的组织分为组，团，总团，中央局和大会。
第二章组（DieGemeinde）
第六条一组的成立至少为三个党员，至多为二十个党员。
第七条每组选举一个组长和一个副组长，组长指导开会事宜，副组长经理出纳事宜，且于组长缺席时代其行使职权。
第八条凡收入新党员当由组长及介绍人预先取得本组的同意。
第九条凡各组如不相识，不必互通消息。
第十条各组应用互相辨别的名称。
第十一条凡迁居的党员当预先报告本组登记。
第三章团（DerKreis）
第十二条一团至少包含两组，至多十组。
第十三条各组长及副组长构成团部，团部从各职员中互选一部长。团部与其〔所属的〕各组及〔所隶属的〕总团互通消息。
第十四条团部为所属各组的行政主权〔机关〕。
第十五条各零星的组或隶属于业已成立的团，或与其他零星的组组织一个新团。
第四章总团（DerleitendeKreis）
第十六条一国或一省的各团隶属于一总团之下。
第十七条本党各省中各团的划分以及总团的指任由中央局提出大会取决之。
第十八条总团为一省中各团的行政主权〔机关〕。总团与其〔所属〕的各团及中央局互通消息。
第十九条凡新起之团隶属于最近的总团。
第二十条总团负有临时报告出纳账目于中央局，最后报告于大会的义务。
第五章中央局（DieZentralbeböde）
第二十一条中央局为全党的行政主权〔机关〕，对于大会负报告出纳账目的义务。
第二十二条中央局至少当由五个党员而成，并且是由大会开会地点的团部选举的。
第二十三条中央局与各总团互通消息。中央局每于三个月中对于全党情形作一次报告。
第六章公共规条
第二十四条组，团部以及中央局至少每两星期开会一次。
第二十五条团部及中央局的职员由选举产出，以一年为限，但可连选〔连任〕，并可由选举人随时撤回之。
第二十六条选举于〔每年〕九月举行之。
第二十七条团部须根据本党的目的，指导各组的讨论。
中央局如认某些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遍的和直接的利益，当令全党对于同一问题加以讨论。
第二十八条各党员个人至少须于每三个月内与其〔所隶属的〕团部通信一次，各组至少须于每一个月内与其〔所隶属的〕团部通信一次。
各团至少须于每两个月内将其所属区域〔情形〕报告总团，各总团至少须于每三个月内将其所属区域〔情形〕报告中央局。
第二十九条凡本党各机关于本法规范围之内，在其负责并即刻通知上级机关的条件之下，负有取图谋本党安全与有力活动的手段之义务。
第七章大会
第三十条大会为全党立法的主权〔机关〕，凡一切修改法规的提议当由总团送交中央局，由中央局提交大会。
第三十一条每团派送一代表。
第三十二条每一个单独团中党员在三十人以下的，派送一个代表，在六十人以下的派送两个代表，在九十人以下的，派送三个代表，余此类推，各团可以令不属于其地的党员代表预会。
各团在这种场所，当予其代表以一种详细的委任状。
第三十三条大会定于每年八月开会。当紧急时，中央局得召集一种非常会议。
第三十四条每次大会决定中央局于与异年应驻在的地点，并且决定下届大会开会地点。
第三十五条中央局得出席于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三十六条大会于每次会议后，除报告外，以本党名义发表一种宣言。
第八章党规的违犯
第三十七条凡违犯党员条件（第二条），当按照情节轻重，或留党察看，或驱逐出党。一经驱逐出党，即不得复行收入。
第三十八条只有大会才得决定驱逐出党事件。
第三十九条团或单独的组在即刻通知高级机关〔的条件〕之下，可以将各党员留党察看。此事最后是取决于大会。
第四十条对于留党察看的党员之复行收入，须由团向中央局提出请求。
第四十一条团部判处违反本党的罪案，并且担任执行判决。
第四十二条对于留党察看或驱逐出党的个人以及可疑的人为本党利益计，须加以监视，并使其不致危害〔本党〕。对于此等人的勾当须即刻报告所在地的组。
第九章党费
第四十三条大会对于各国规定一种最小限度的党费，这是每个党员必须缴纳的。
第四十四条这种党费的半数送交中央局，其他一半归入团或组的会计处。
第四十五条中央局款项的用途如下：
一、充通信和管理费之用；
二、充印刷和散布宣传品之用：
三、充中央局因一定目的而派送使者之用。
第四十六条地方机关款项的用途如下：
一、充通信费之用；
二、充印刷和散布宣传品之用：
三、充偶然派送使者之用。
第四十七条凡组与团不向中央局缴纳捐款至六个月，中央局得将其留党察看。
第四十八条各团对于其〔所属〕各组会计出纳账目至多每三个月须报告一次，中央局将管理党费及党中会计处存支账目提交大会。凡侵吞党费之事当予以最严厉的处罚。
第四十九条非常费用及大会费用由特别捐弥补之。
第十章党员的收入
第五十条组长将第一条至第四十九条当着将入党的人宣读一遍，加以说明，并以简单的话特别郑重申明入党者应负的义务，然后向他问道：“现在你是否愿意加入本党？”他如答应“愿意！”组长即认其言为诚实可靠，愿意履行一个党员的义务，宣布其为本党党员，令其加入下届组会。”（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九卷三三四至三三九页，格林柏克，《伦敦共产主义杂志及其他文书。）
上列的法规虽由同盟会第一次国际会议起草，却是用是年年底第二次大会的名义，由理事长侠白尔和秘书恩格斯署名发表的。我们所以不避烦琐，将其全文征引出来，一因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破天荒第一次的共产党的组织法典，其精密处至今犹可取法，二因这是经恩格斯和马克思直接间接的参加而作成的，其第一条且全为他们的主张，三因大家翻阅全文，即可见这个团体改组后，组织的细密，与民主主义的立法精神，由向来专凭少数人意见，从事阴谋诡计的秘密结社，一变而为一个光明正大的宣传机关，关于这一点，不独是法规中表现得很明白，即就其由公正同盟会这种含有神秘意味的名称，而改为共产党一事观察，也可知其一二了。
当公正同盟会在是年年底开第二次大会之前，还轻过一件大事，就是会中级然排斥卡贝乌托邦的共产主义，而拒绝援助其建设共产主义同居地的请求。当时从事工人运动，居领袖地位的人，除魏特林，马克思外，卡贝也是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因此我们于叙述他和同盟会的交涉之前，当将他的生世和主张略说一下。
卡贝于一七八八年一月一日出生于法国第戎（Dijon）一个桶匠的家庭，他的父亲力图使他受一种完善的教育，他少年得就学于有名的教师和革命家耶跨托，（Jaccquatot）遂发生一种革命思想。他后来钻研法学，“于一八一二年得法学博士，即任律师职务，——和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借以保障贫者，弱者，及受压迫者，这全是为利他心所驱策，而为人民为弱者及受压迫者服务。”（见洛克斯：《卡贝与伊卡利共产主义》七二页，一八九四年出版。H．Lux．EtienneCabetundderIkarischeKommunismus．Stuttgart．1894．）当一八三○年七月革命的时候，他以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活动。自一八三四年法国叛乱后，他离法往英，而“寄居伦敦的时期为他的精神活动最剧烈的时期。他埋头于‘不列颠博物馆’的书林中，每日读书作文常至十八点钟。”（见同书八一页。）他又受了托马斯·穆尔（ThomasMore）和欧文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由是发生一种变化，他因根究向来所抱之共和的民主主义是否真为人民最大的幸福，旋觉得“一个真正共和主义者不当以共和政体为绝对的目的，但当以人民幸福为绝对的目的。他自问道，（见《我为什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第三页CommentjesuisCommuniste‘民主主义是什么？共和政体是什么？共和政体对于我们比君主政体好些么？他将给我们以工作和面包么？他对于我们的到期支票将于半月底或一月底照付么？他将使我们脱离烦恼困苦么？他将使我们跻于舒展，秩序，自由，和幸福之境么？’他从这些问题出发，达到一种要求，就是，起初‘在平等的基础上建造一种大社会的组织；’因此又使他即刻想到人民真正的幸福及其内部生活最终的完善，只能建筑在共有财产，共同劳动和共同教育上面。”（见施泰因《从一七八九年到现代的法国社会运动史》第二卷四四○至四四一页，一九二一年出版。GeschichtedersozialenBewegunginFrankreichvon1789bisanfunseieTage．München1921．）
卡贝既在英国发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他于是著一书，名《伊卡利游记》，（VoyageenIkarie）想借这种乌托邦为世界上树一种共产制度的模范。他以为推行共产制度，不必借助于武力，只须借讨论，宣传，信仰和舆论之力便够了。此书是一八四○年出版的，共两卷，内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写一个大国中共产的优美状况，第二部分表明怎样由现在的国家状况而转入这种共产之中，第三部分则略述共产的原则。其第一部分描写伊卡利共产社会各事各物的精细，甚至于令人发笑，例如他说伊卡利住宅中的桌柜等物都系圆角，因此可免小孩子碰伤头脑，少年男女大半同班听讲，可是男女学生的出入都有特别门户之类。他在此书卷首一页所用的标语很足以表现他所倡道的伊卡利共产主义的真面目，今特介绍如下：
卡贝疲精费神去描写将来的社会，而将来社会的发展，未必如其所预期，所以这只是些空中楼阁，只是一种乌托邦。他自己也只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和前此一切乌托邦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只在他不复希冀上等阶级或单个的慈善家去推行他的理想，但盼望工人自己实现其理想。但他在阶级对抗日趋剧烈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偏反对武力革命，一以和平为先务，即使他对于将来社会的理想是十分正确，然以他的方法去达他的目的，也就不免是南辕北辙了。
卡贝的共产主义既不过尔尔，我们现在再回转去讲他的活动。他于一八三九年重返巴黎，至异年刊印《伊卡利游记》。此书初版名为卡利斯塔尔勋爵（rdCarisdale），日记，并没有署卡氏自己的姓名，伪托是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作品，此书遂大受欢迎，销行至为迅速。“一般工人相率读此书，讨论其中所含的见解，并且亲访卡氏，恐怕在他自己发生希望之前，在共产主义中即有一个正式的卡贝派，他们是因此书而出现的，故大家根据此书，称他们为伊卡利共产主义者。”（见施泰因《从一七八九年到现代的法国社会运动史》第二卷四四七至四四八页。）
卡贝既因《伊卡利游记》一书招致许多工人，集在他的旗帜之下，他于是更努力办报，发行小册子，鼓吹他的主义。至一八四七年五月，他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发表一种宣言，内中说：“我们在此处既为政府，牧师，资产阶级，甚至于革命的共和主义者所包围，所侮辱，所诬陷，我们的生存甚至于要被人蹂躏，我们的体育和德育行将扫地无存，那么，我们就可以离开法国，前往伊卡利了。”（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九卷二九三页，格林伯克：《伦敦共产主义杂志及其他文书》。）卡氏召集党徒前往伊卡利，自然是要建设一种合于他的理想的共产社会，他最终决定的地点为美国的德克萨斯；（Texas）他自认有伊卡利主义者四十万人，而预备即时前往的有两三万人。他不独是向本国人极力鼓吹此事，还向英，德，瑞士等国极力宣传，并且将宣言寄给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想耸动会中人的听闻，相率集诸他的旗帜之下。他虽行年六十，尚不辞劳苦，于是年九月亲往伦敦作说客。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对于卡贝的提议，经过一数个星期的讨论，卒予以相拒绝。他们对于卡氏的答词可以表现他们已经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学说不少的影响，今特征引其全文如下：
“我们也和一切共产主义者一样，欣然承认卡贝是以无限的热忱与可钦可敬的坚忍性，为困苦的人类的事件而奋斗，并且收得效果，他对于阴谋诡计的警告，是他对于无产阶级一中无量的功绩，可是据我们看来，卡贝现取了一种错误的途径，虽有以上各事，也不能使我们让他更安然前进。——我们敬仰卡贝的为人，可是反对他的迁徙的计划，并深信他所提议的迁徙事件一旦实现，则共产主义的原则，要受极大的损伤，一般政府就获得胜利，而卡贝的晚年将为凄惨的失望所笼罩。
我们的意见所根据的理由如下：
一、因为我们相信当最腐败的事在一国中成为日常状况的时候，当人民在最可鄙的方法中被压迫和掠夺的时候，当法律和正义不复有效而社会开始呈出无政府状态恰和现今法国一样的时候，凡为正义与真理而作战的人，必须以下列各点引为自己的义务，就是居留在这一国中，提醒人民，以新的精神灌输给一般意志消沉的人，造出一样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并坚强抵抗一般暴徒和恶汉。——如果一般忠厚正直的人以及为着较好的将来而作战的人对于那些反对开化的人及恶汉都愿意让出这个战场，而超然远引，那么，欧洲就会灭亡，并且必定灭亡；——欧洲基于统计上和经济上的理由，恰为世界中最容易首先实行共产的部分——而可怜的人类将更受一百页年之久的水深火热和困苦的试验。
二、因为我们深信卡贝在美国建设一种伊卡利——就是建设一种基于共产原则的同居地——的计划，现在是不能够贯彻的，并且是：
甲、因一般愿和卡贝迁徙的人虽也许是真抱有热忱的共产主义者，然他们的教育究沾染现社会的弱点和成见太多，他们一入伊卡利，不能够即刻去掉这些毛病；
乙、因为这个缘故，同居地起初必定就要发生争端和冲突，而此争端与冲突因外部有力的和怀敌意的社会以及欧洲政府的侦探〔之挑拨拨弄〕，将愈扩愈大，一直到引起共产社会的解体为止；
丙、因最大部分的迁徙者都为手艺工人，而该处所使用的人首先为从事开垦和耕种之有气力的农民，一个工人要变成一个农民，是不如好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容易；
丁、因更换气候所弄出的困苦和疾病将使许多人精神沮丧，以致退出。——现在有许多人只看见这种计划好的方面，便热心赞成这种计划，可是当粗糙的实际一经出现，当各种困苦一起出现，当文明中一切小舒服——即最穷苦的工人在欧洲尚有时能享得这种小舒服——一经消灭。于是许多人的热忱将由最大的沮丧来作退身了；
戊、因共产主义者承认个人自由的原则，伊卡利主义者一定也是如此，而一种共产制度没有过渡的时期，并且没有民主主义，过渡的时期，使个人的财产逐渐变为社会的〔财产〕，这种共产制的不可能，恰和农民没有下种而望收获的不可能是一样的。
三，因为一种企图——如卡贝所志所愿的一样——的失败固不能压倒共产主义的原则，或是永远阻止这种原则实际上的推行，然却使千万共产主义者垂头丧气，退出我们的版图，甚至因此使被压制的无产阶级必须呻吟于困苦之中，延长至一世或数世之久，最后则
四、因几百个人或几千个人要不带一种十足的门户私派的性质——例如拉普（Rapp）在美国的共产等等——是不能建设并维持共产制的。然建设一种这样的共产制既不是我们的志愿，我们希望这也不是伊卡利主义者的志愿。
此外，在美国的伊卡利主义者如果愿和外边的社会接触，或者会遇着种种侵害，差不多一定会遇着此等侵害，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没有提及。——凡愿意跟卡贝到美国去的人首先当读一读那宗教的共产派穆穆伦人（DieMormonen）向来以及现在所乃侵害的报告。
我们基于这些理由，所以认卡贝迁徙的提议为有损无益，并且向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大声叫道：兄弟们啊，让我们留在支离破碎的旧欧洲，让我们在此处活动和奋斗，因为建设共产主义的一切元素只有此处已经出现，而共产制也只有此处才会首先成立，别处是不会抢先锋的。”（见同书二九四至二九七页。）
卡贝不得志于伦敦共产主义者，和魏特林后先相映，反之，马克思的新新学说却因此愈加得势了。魏卡两氏对于共产主义的主张虽各有不同之点，而其与马克思学说格格不相入则一；马氏与魏特林共同活动，故不免因主义上之争而出于决裂，他和卡贝尚少直接接触，所以免去这种冲突，然双方的不能接近，我们一读恩格斯一八四六年八月给马氏信中的几句话就知道了：“我曾到卡贝处。这位老者是很诚恳的，……可是我们的通信事〔指共产主义通信〕对于他不必提及。第一他很忙，第二很不信任。”（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三二页。）一八四八年前后，跟着卡贝前往美国的不满五百人，比他当时预计的人数竟少至五，六十倍，并且他这种共产社会的建设果如伦敦共产主义者的宣言所指，旋即失败了。上面的宣言曾发表于伦敦《共产主义杂志》，对于卡贝在本国的进行计划恐不免多少予以打击了。
《共产主义杂志》是公正同盟会的机关报，这是一八四七年同盟会第一次国际大会所决定，由侠白尔编辑，于是年九月在伦敦出版的。此报的报名下标有“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一语，迈耶谓“此报的发生恰在恩格斯参预伦敦会议之后，因此我们至今虽没有获得文书上的证据，却可以推测这种言简而意赅的程式是由马克思和他造成的。”（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二九八页。）格林伯克则谓“这种导火线的程式既不是出于中央局方面，复不是出于恩格斯，”而是“由马克思造成的。”（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九卷二七○页。）我们对于这个新的战声是出自马克思一人，或出自马恩两氏一点，很难断定，且就他们的关系讲，此事原无根究的必要，可是就当时的情形看来，此语是出于他们一方面，这是无可疑惑的。既是这样，则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已灌注到此杂志中去了。
《共产主义杂志》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不独是应用他的标语，尤可在言论中寻找出来。报上开首一篇文字是告无产者的，其中说明同盟会人所不取的各点，竟全与马克思的见解相合，而且这种论议至今犹可为一般共产主义者所借鉴，今特录其要点如下：
“我们不是出售〔现成〕制度的店主：我们从经验上知道，对于将来社会的措施加以讨论和思考，对于能使我们达到这种社会一切方法，反不措意，这是无意识的，一般哲学家和学者为着将来社会的措施，可以提出种种制度，我们觉得这是好的，是有用的：可是我们这些无产者如果集精会神，对于将来共产制中工场与管理形态的措施，加以讨论，对于衣服的样式或扫除排泄物最好的方法等等，互相争论，这只是使我们成为笑柄的，大家时常以不切实用的梦想家的名称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就是本分应得的了。我们现代的任务是将构造新建筑物所需的建筑材料，寻找出来，并且创造出来；后代的任务将为构造这种建筑物、我们深信将来也是不会缺乏工程师的。
我们不是要以爱去对付一切事件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并不是在月光底下对着人们的困苦，痛哭一场，于是想到黄金时代的将来，又兴高彩烈，喜不自胜了。我们知道，现代正是情形严重的时候，正是需要人人都努力的时候，而这种爱的甘露并非别的东西，不过是自己精神上一种弱点罢了，凡具有这种弱点的人，一切精力都不适用了。〔按此即指马克思等所攻击奢谈博爱的格力克。〕
正当敌人到处准备战斗的时候，我们不是现在就宣传永久和平的人。我们很知道，我们如不先以武力争得我们在政治上的权利，便不能在何处——除掉英国和美国——得到一个较好的世界，现在虽或有人因此斥责我们，骂我们为革命家，然我们是不措意的，我们至少是要使人民的眼睛不为沙尘所蒙蔽，要向他们说出真话，使他们注意于近在咫尺的暴风雨，庶几可以取预防的手段。——我们不是从事于阴谋诡计的人，要在一定日期中开始一种革命，或行刺王公大人，然我们也不是一味忍耐的羊，忍气吞声，任人宰杀。我们深知在贵族分子与民主主义分子间，必定发生争斗，——即我们的敌人也知道这一点，并且正在磨励以须；因此须先备战，使自己不致为敌所乘，自取灭亡，这是每个人的义务。——将来还有一种最后的和严重的战争，我们的党如果战胜了，于是干戈永息的时代才会出现。
我们不是相信于战争胜利后像用魔术一样即刻就可以推行共产制的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人类是不会跑的，只是一步一步向前进行的。我们不能够在一晚间就从一个不协和的社会进到一个协和的社会；这里是因情形的不同而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的。私有财产是只能逐渐变为社会财产的。
我们不是愿意歼灭个人自由，将世界造成一个大兵营或大工作场的共产主义者。本来有许多共产主义者，为图方便起见，要否认并且取消个人自由——据他们的意思，这种自由有碍于协和；可是我们没有牺牲自由去购买平等的意思。我们深信——并且在〔本报〕以后各期中当证明——没有一种社会中个人的自由能够大于建筑在共产上面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由〕。”（见同书二八七至二八九页。）
《共产主义杂志》说要在以下各期中证明建筑在共产制上面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大于任何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可惜此报自第一期后，即没有继续出版。他在发刊词中本来说过：“千百种报章杂志印行〔于世，〕一切政党，一切教派都有其代表，只有无产阶级，只有无产业的大群众至今还没有获得一种长久存在的机关，专门拥护其利益，特别作为工人奋斗中的准绳。”（见同书二八三页。）他的志愿本在作为无产阶级这样的“一种长久存在的机关，”而他的任务本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活动，并且为使这种解放早日出现起见，为一切被压迫者的联合而鼓吹。”（见同书二八七页。）可是人事蹉跎，他竟如昙花一现，遽而消灭了。
公正同盟会的机关报虽不能继续出版，然此会的活动却没有停顿，观其于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开第二次国际大会可以知道了。马克思与恩格斯都亲自参加此次会议，我们在上面一章曾记述马氏于是年十一月赴伦敦，参预博爱民主社的波兰革命庆祝会，其实那只是他赴英的任务之一，而其主要任务尚在参加公正同盟会的改组会议。当开会的第一日，主席提议变更议事日程，请恩格斯和马克思等报告欧洲大陆工人运动情形，经大众一致赞成。恩氏以为演讲当时的政治运动是多余的。所以他特转一个向，讲哥伦布（Columbus）发见美洲的事。
恩格斯首先说明自哥伦布发见美洲，又找出往东印度的新航路。因此欧洲贸易的局势为之大变，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贸易完全衰歇，西欧各国起而代之，而英国尤居首位。“欧洲人从美洲所获的无限宝藏，以及商业所得的利益，使旧贵族衰落而资产阶级勃兴，还有一件和发见美洲相关连的事，就是机器的出现，因此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争斗——即无产者反抗有产者的争斗——就成为必要的了。”（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八卷三九五至三九六页，列特闹《马克思杂录》。）并且自机器出现后，机器生产品驱逐手工艺品，“前此工人的地位因此完全改变了，而向来站在四至六个不同的阶级上面之全人类社会，此时分为两个互相敌意和互相对峙的阶级。”（见同书三九六页。）自英国人操纵世界贸易，资产阶级获得政权以来，他们挟着商品，侵略亚洲，印度人的生计受其压迫，工人转徙于外，贵族全就式微，而人民中间也一样地互相争斗起来了。“中国自一千多年以来，对于发达和一切历史是曾经呈出反抗的，我们旋看见英国人怎样借机器的力量将其推翻，并且将其拖入文明中了。”（见同书三九六页。）奥地利是欧洲的中国，法兰西革命不能摇动他的内部的制度，就是拿破仑对于他也无可如何，然他却抵抗不住蒸汽，他已经因机器而忽然大改旧观了。意大利的工业也同样发展。“所以因美洲的发见，而全社会分为两个阶级，倘若没有世界市场的出现，则这种现象是不曾发生的。全世界的工人到处具有相同的利益，各种不同的阶级到处消灭了，而各种不同的利益到处归于乌有了。因此当一国的革命一经爆发，他一定回响到其余各国，要到现在，一种真正的解放才能够出现。”（见同书三九七页。）
恩格斯讲完以后，马克思继之，他首先报告比国的工人运动情形，继则谈论路易勃郞的著作，终乃对于宗教作长篇演说。他说：“德国哲学所成就的事业尤以宗教的批评为最重要；然这种批评不是从社会发达出发的。凡向来反对基督教的一切著作只限于证明这种宗教是建设在虚伪的基础上面的，例如一般著作家曾经人云亦云的一样；可是大家向来还没有探讨过的，就是基督教实际的崇拜。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中至高无上的事是以人充作牺牲。道麦（G．F．Daumer）在一本出版不久的书中证明基督教徒真正将人杀死，并且在圣餐（Abendmabl．Lord’sSupper）中吃人肉，饮人血。他由这一桩事去说明那对于一切教派能够容忍的罗马人惩罚基督教徒，以及后来基督教徒销毁那反对基督教的全体异教著作的原因，保罗（Paulus）且责骂大家不该准没有完全知道秘密的人参加圣餐。例如那一万一千处女等等的遗骸从何而来，现在也是一样容易说明的；中世纪有一种正式文书，说法兰西一个修道院中的女教徒与礼拜堂结下一种契约，如没有取得大家的同意，不得复寻找遗骸。……大家把在这一方面所出现的一切事件看做牧师的一种欺骗，然大家因此对于他们所加的一种聪明与智慧，是超越他们所生息的时代很远的。以人作牺牲是一桩神圣事业，在实际上是曾经出现的。……像道麦书中所叙述的这种历史，予基督教以一种最后的打击；现在要问此事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此事给我们一种保证，就是旧社会到了末日的，而欺骗和成见的建筑物一齐倒塌了。”（见同书三九八页。）
马克思所讲道麦的书，名《基督教古代的秘密》，（DieGeheimnissedeschristlichenAltertuns）共分两卷，系一八四七年在德国汉堡出版的。此书从《圣经》上，事实上，传说上，小说上，古来遗传的图画上，和弥撒祭（Messe．Mass）的字义上，说明古代的基督教于圣餐时或其他时节秘密杀戮小孩或处女等，祭祀上帝，并且分食其肉，饮其血，视此为庄严神圣的大典礼。他在结论中说：“我们调查，发见和证明的结果如下：基督教古代的宗教和崇拜是极端残忍可怖的，在基督教的形象和发展中，就文化和慈爱的意义上讲，对于人类不是一种胜利，不是一种向好的方面的进步，而是纯粹相反的，是粗卤和苦难的危崖中最悲惨的崩溃，因为他将犹太人和异教徒业经改进的思想方法及状况又完全回转到古摩洛芝（Moloch按此为神名，他的祭品是以人充牺牲。）的否定自然与生命上去了；圣餐礼和弥撒祭的仪式为这种宗教最重要的部分，就此仪式最初实在的形态讲，是起于吃人肉的崇拜行为，教会满足他的特别固有的欲望，即他对于至今未为历史所陈述并认识的秘密崇拜行为的杀害之欲望，以及他对于公然的和周知的强迫举动及野蛮行为之欲望，特别将无数完全真正的人充作牺牲，一次杀害小孩子以及其他人等至以百数计算，这种不能以言语形容的野蛮状态，不能以任意原恕的方法，说这不是基督教所固有的，不足深责；这只是基于堕落，腐败和异教的混合物，〔其实〕这桩事要看做基于纯粹原则的，在〔此宗教的〕创立和开端即含在其中，并且因内部的必然性而发展出来的。”（见道麦《基督教古代的秘密》一九九页，一九二三年版。）我们看见这种结论，可以知道基督教原来是一种什么东西，“从前的基督教徒流血的牺牲祭仪是从古希伯来人的摩洛芝祭仪转变来的，而新近基督教的代表向广大的群众宣传准备牺牲，就是要因此使他们以及他们的现世友朋〔即指帝国主义者〕能够安富尊荣。”（见同书序言第三页。）马克思当时对于道麦的书既表示很大同情，所以他在大会中特作一次演讲，借此引起群众的注意。大会旋也一致承认去搜罗此书，但以后毫无影响，是否因书被查禁，（此书出版未久即被查禁，直至一九二三年才再版。）购取困难，抑有其他原因，我们此时实无从查考了。
公正同盟会第二次大会自开会日起，至少经过十天的长期会议，才宣告闭会。所有上次大会所草就的法规均由会中通过，而前此借用博爱民主社那句“人人都是同胞”的标语，此时特改为“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洛特施台（ThRothstern）谓“博爱民主社的‘人’字只是指‘无产者’讲的。（见洛氏：《国际党前史》七页，一九一三年出版，AusderVorgeschichtederJniernationale）这句话固然不错，可县那种标语究不免带着当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博爱的意味，至马克思的新标语便和恩格斯所说的一样，“是明白宣布〔无产阶级〕争斗的国际性。”（见马氏《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记》四○页。）这是一种号召全世界无产者互相团结努力奋斗的战声，这是和那富于催眠性并软弱无力的旧标语完全不同的。可是这次会中最可纪述的事还在讨论马恩两氏的新学说，他们向会中提出一种草案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张本，会中经过剧烈的争论后，大多数人卒赞成他们的主张，所以恩格斯说：“一切抗议与怀疑毕竟都廓清了，大家一致采纳各种新原则，并委托马克思和我起草宣言。”（见同书四○页。）
马恩两氏自受大会委托之后，即于十二月中旬同返布鲁塞尔，共同筹议起草宣言。可是马克思归后，因继续从事宣传运动并演讲，费去许多时间，至一八四八年一月下旬，他还没有将宣言弄妥，因此伦敦中央局对于他又复发生一种猜疑之心了，中央局竟于是年一月二十四日通过一种致布鲁塞尔团部的公文，其内容如下：“中央局令布鲁塞尔团部通知马克思，他在上次大会中所担任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如果至星期二日——即二月一日——还不能送到伦敦，则将有更进一步的手段对付他。倘若马克思没有起草宣言，中央局要求将大会给予他的文书暂时送还。”（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九年度第二卷六六页，梅林的《共产党》。）但马氏旋即将他的任务完成，将稿件寄往伦敦。未几，那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宣言》便出现于世了。 |
第三章布鲁塞尔的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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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布鲁塞尔的亡命
马克思于一八四五年一月被法政府逐出巴黎，亡命比国，这是我们在本篇第一章中讲过的。他到比京后，旋接到恩格斯二月二十二日从巴门所发的信，说：“当放逐的消息传来，我以为你因此所耗的格外开支当由我们一切共产主义者分任，必须即刻筹一笔捐款。此举进行甚顺利，三星期前我汇五十多个塔勒给杨恩，要求杜塞尔多夫方面的人也凑集同等的数目，并且让赫斯在在威斯特华伦为此事作必要的活动。……在几天之内，〔此处捐款〕可望收齐，我将汇至布鲁塞尔交你。此外，我不知道此款是否足敷你在布鲁塞尔布置一切的费用，我关于英国的第一种作品的薪水，我希望即刻至少可得到一部分，目前我可以不需要——因为我的父亲必定借钱给我——你如使用，我自然是极愿意的。一般走狗至少也不得因他们的龌龊行为，使你陷于经济困难之中，引为快事。……可是我恐怕你在比国终久也会被干涉，所以到末了只有英国可住。”（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集》第一卷一四至一五页。）
就恩格斯上面的信看来，马克思在巴黎的景况当不甚佳，否则他必不急急以筹款接济为先务。马氏自出学校后，本靠卖文为活，他在巴黎的生活费，就我们所知道的讲，起初是靠《德法年鉴》的稿费，自这种杂志停刊后，他曾从莱茵报馆的旧同事及股东处接受三千马克的接济，又马夫人于一八四四年下半年归宁母家，也获得三千马克的赠金，此款当大有助于马氏，否则恐怕他不能待恩氏汇款至比京，久已坐困于巴黎了。至于恩氏顾虑到马克思在比国终久会被干涉一点，谁知马氏刚到比京，即被比政府干涉起来了！因为比政府视他为危险人物，必须他到公安局签字，承认不谈比国时政，才得寄居。他对于这种条件自然是肯遵从的，因为和梅林所说的一样，他对于谈论比国时政一点，“既没有这种意思，也没有可能。”（见梅氏《马克思传》一一五页。）
比国政府既是有条件地准马克思寄居境内，而普鲁士政府却想无条件地再将马氏驱逐出比境，所以他从前对法政府所提出的要求，现又向比政府提出了。马克思迫不得已，乃于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一日脱去普鲁士国籍。当一八四八年他回到普鲁士主持《新莱茵报》时，曾要求依复国籍，未能如愿，至一八六一年拉萨尔邀他回柏林办报，又由拉氏代为请求回复国籍，也没有达到目的。他所以两次谋回复国籍是想借此免去无国籍人一切困难，并获得一切公民权，增进活动上的便利，并不是他硬舍不得普鲁士，也不是他的心中存了什么国家的界限，硬要有国籍，因为他的志帜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他的口号是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他的心目中早已没有国界，自然更不措意于国籍，他只要活动上不感困难，即无再入何国国籍的必要，所以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政府以极诚恳的态度，欢迎他入法国国籍，他没有承认。从此以后，他长为一个无国籍的人，他常说：“我是一个世界公民，（Weltbürger）我遇着在何处，即在何处活动。”（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一一页，法拉格的《回忆马克思》。）
马克思说他遇着在何处，即在何处活动，可是他在比国寄居三年之久，他既不得涉及比国时政，岂不是很难活动么？其实他在此处的活动，门径是很多的，事务是很忙的，我们现在特将其重要的分述于后。
恩格斯于一八四五年四月初间抵布鲁塞尔，他与马克思同居于比京前面的工人区域中，他们的住所恰为比邻。“他们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这几年中联合在一起，确切造成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行上历史的地位，他们在这样顺利和圆满的环境中共同作工，就只有这几年，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二三五页。）迈耶上面几句话算是把马恩两氏在布鲁塞尔寄居时的要点概括起来了；他所谓造成理论上历史的地位，就是指他们形成历史的唯物论，他所谓造成实行上历史的地位，就是指他们所作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两桩事都是他们在这个时期中所成就的，而在理论方面以马克思之力为多，在实行方面则以恩格斯之力为多。
恩格斯因为要到曼彻斯特去搬运他的图书，兼访他的爱人玛丽·白恩士，（MaryBurns）遂于一八四五年夏季作六星期的英国旅行。“马克思因为要在他的熟练的领导之下，对于英国获得第一次印象，并且要对于研究经济学……在〔欧洲〕大陆难得到的英国旧著作一加钻研，遂陪着他一同前往。这是他们两人很有结果的几星期；他们在曼彻斯特图书馆的塔楼上，常于天气清明的时候，从彩色玻璃窗，向外瞭望，恩格斯于一八七○年犹令他的朋友回忆这种情景。”（见同书二三五页。）就马克思所遗下来的抄本看，他在曼切司特研究英国经济学等等，他所读的著作物的作者有十人之多。（参看梁赞诺夫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一卷一九七页，一九二四年莫斯科出版。ArbivK．MarksaiF．Engelsa）他在轻济学上受李嘉图的影响最大，然他彻底研究李氏的学说是从此次游英时开始的，所以他此行很有可纪念的价值。还有一层，他在英国目视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形，和无产阶级的状况，使他平日所持的学理与事实相印证。使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这是极关重要的，此外，他因恩格斯的介绍，得与宪章党要人及欧文派社会主义者互相周旋，并交换意见，这也是对于他很有裨益的。迈耶谓游英为他和恩氏很有结果的时期，这完全是对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自英国回比后，两人开始共同著一书名《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副题为《对于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最新哲学以及各预言家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评》。（DiedeutsceIdeologie，eineKritikdernauestenPhlisophieinihrenRepräsentantenFeuerbach，BrunoBauer，undStirnersowiedesdeutschenSozialismusinseinenverschiedenenPropheteng）他们从一八四五年九月起至一八四六年八月止，才将此书的大体完成，共分两部，约八百页，这样宏篇巨制的作品要寻得一个出版地方，本不大容易，又加以此书带着极浓厚的共产主义彩色。德国的书籍检查令有随时伸其巨掌攫取此物的可能，故不独守旧的书店不肯收受此书，即号称维新的书店除掉对人的问题外，也畏首畏尾，不愿承印。因此马恩两氏这种著作竟找不到出版处，后来虽因友人魏德迈（JosephWeydemeyer）的介绍，找得出版的地方，但毕竟波折横生，毫无结果。我们特将此事在下面略说一下，因为其中经过的情形不独是显出此事本身的真相，并且还足以表现马克思当时的生活状况，和他个人的性格，及已经组党的事实。
魏德迈初为普鲁士的炮队士官，后因倾向当时的新学说，弃去军职而服务于新闻界中，并与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WahrerSozialismus）一派的人相结纳。至一八四六年春季，他往布鲁塞尔，旋即成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好友，并且舍弃马恩所抨击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加入他们所组织的党中。维氏回德国后，知道他们著了此书，找不到出版处，他于是在威斯特华伦本乡找着两个“富于资财的共产主义者”，名约利阿斯迈耶，（JuliusMeyer）和儒列姆白尔，（Rempel）由他们出资组织一个出版店，承印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所拟编辑的《外国社会主义著作家丛书》和一种季刊。关于此事不独是魏德迈和约利阿斯迈耶及儒列姆白尔办过交涉，并且赫斯也和他们订过口头契约，因为上述的季刊除马恩两人外，赫斯也是一个编辑人。可是这两个“共产主义的财主”后来因此事有些危险，遂背弃成约，各投资于别种有利可图的营业中去了。
魏德迈见印书一事，功败垂成，而马恩的著作又必须付印，他于是将他们的稿子向百伦，（Bern）嘿里骚，（Herisau）君士坦丁，（Konstanz）丹穆斯达（Darmstadt）和布列门等处的新式印书店遍办交涉，请他们承印，卒无一应允的。魏氏见书稿不能出售付印，而马氏的景况又极艰窘，他便在威斯特华伦的同志中设法筹集几百法郞，接济马氏，他于一八四六年六月十九日写信给马克思说：“你于几日之内，当接到由儒列姆白尔所寄的二百以至三百法郞。这是党中的钱；你要是愿视此为预支金，那么，你后来境遇好一点，可以还给党中办党务。但目前你只管使用；此款至少可以使你从初期最艰窘的困难中摆脱出来。”（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三六七页。）
马克思虽正陷于困难之中，但对于这种款项不肯接受，却立刻退还了。魏德迈好心好意筹款接济党友，竞被璧还，心中甚为诧异，他于同月二十八日写信给马氏说：“我并没有〔为你〕筹集捐款，我只向很相熟的人要求一种预支金，并不是替你要求给养费。你尽可随时自由偿还这种款项，再作为办党务的费用。……我在此处的行动没有征求你的同意。这是真的，可是当我知道你陷于艰窘的难关的时候，我应当坐视不理么？当本党的人愿意扶助他们的第一等先锋战将出于一种穷困境遇——陷入这种境遇中不是他自己的过错——的时候，你不要把此举真正看做一种赈济。……”（见同书三六七页。）魏德迈颖马克思嫌他筹措的款子是近乎施舍，其实马氏是因愤约利阿斯迈耶和儒列姆白尔的欺骗行为，并因魏德迈不察他们的居心，一味加以袒护，而汇款又适出于儒氏之手，所以他不满意，宁受贫穷的压迫，而不收这种预支金。
马克思因《德意志意识形态》找不到出版处，不独是经济上得不到救助，即编辑丛书的计划也不能实现。可是他这种计划固早已被驻巴黎的密探侦知了，密探于一八四六年二月十四日向奥国宰相梅特涅作下列的报告：“三个德国共产主义的领袖——有名的马克思居其一——编辑八卷共产主义的书籍，论瑞士，德国，法国，和英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及其教义，结合，和地位等等：这都是正式的文书，其他两个编辑人为恩格斯〔按原文误作Engel〕和赫斯。这种著作在巴黎德意志施妥耶曼（DeutscherSteuermann〕书店出版。”（见《争斗月刊》第六卷二八六页，T．L．S．的《马克思与梅特涅》．MarxundMetternich）这种报告固不甚正确，然因此可以表现马克思当时已是各国密探所注意的人物。并且梅特涅远在一八四三年二月，即有密探向他报告马克思的行动，即已知有马氏其人了。（参看同书二八五至二八六页。）
现在我们再回转来讲《德意志意识形态》，此书当时即未能印出，后来除一小部分外，再也没有付刊了。为什么呢？马克思说：“我们的主要目的——自觉（Selbstverständigung）——既已达到，我们便很愿意舍弃这种老鼠咬嚼的批评稿件。（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五七页。）现在这种遗稿真正已被”老鼠咬嚼，”残毁过半，不复能认识了。可是我们虽不复能窥见此书的全豹，就前后所刊布的看来，已可见其一斑。此书的第一部分是对于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学说的批评。关于批评费氏学说的部分，当时并没有作成，只由马克思于一八四五年的春季草就十一条大纲，指出费氏唯物论的缺点。至一八八六年恩格斯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登诸《新时代杂志》，才将这十一条附在后面。迨一八八八年此文另印成书时，他在序言中说：“这是急忙中的笔记，预备后来著作的，绝不是作为付印用的，这是藏有新世界观聪慧种子的第一种文书，所以就可珍贵了。”（见恩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序言四页。）
关于批评布鲁诺·鲍威尔学说的部分，始终没有发表出来；然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评鲍威尔之处已经很多，翻阅此书，便能知其一二。至于批评施蒂纳的部分刊在伯恩斯坦（EdwardBernstein）主撰的社会主义的文书第三四两卷中，题为《神圣的马格斯》（Derhei-ligeMaxBernsteionq按马格斯是施蒂纳的号。）此文的大部分为恩格斯所手抄，其中一小部分为赫斯所手抄，经马克思重行修改过的。马氏对于费尔巴哈虽下批评，犹存一番敬意；至对于鲍施两氏，便出之以严厉的态度，兴与讥讽的口吻，词锋所至，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所以伯恩斯坦说：“那种辩证法达到最大的胜利，然同时流于最纤小的精微之点。”（见《社会主义的文书》第三卷一八页，一九○三年出版。）可是此文虽刊布于世，其中残缺之处甚多，且就魏德迈一八四六年四月三十日致马克思的信看来，马氏当时已自认他对于施蒂纳的批评是非必要的，（参看《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三四六页，）因此我们也不必停在此处多说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部是批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即指赫斯，格林，（KarlGrün）吕宁，（OttoLüning）浦特曼（HermannPüttmann）等等。他们正当时正以报章或他种著作作武器，宣传一种哲学的社会主义，如赫斯则办有《社会镜》（Gesellscaftsspiegel）吕宁则办有《威斯特华伦汽船杂志》，（DasWestfälischeDappfboot）浦特曼则办有《德意志国民鉴》（DasDeutscheBürgerbuch）和《莱茵年书》（DieRheinischenJahrbücher）而格林则著有《法兰西与比利时的社会运动》（DiesozialeBeweunginFrankreichungBelgien）等书。马克思与恩格斯也间有文字在此等报上发表，如马氏从法文译出的《自杀论》（VonSelbstmord）登在《社会镜》（此报是恩格斯和赫斯共同创办的）上，而他《批评格林法兰西与比利时的社会运动》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历史著作》（KarlGrün：DiesozialeBewegumnginFrankreichungBelgien，oder：DieGeschichtxxchribungdeswahrenSozialismus）一文则登在《威斯特华伦汽船杂志》上。后面一文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部中的一章，马克思在此文中一方面指出格林作法兰西社会运动史，没有见过圣西门，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等等的著作，惟以施泰因·累波（Reyband）和卡贝的书为根据，不独是间接抄袭，以讹传讹，而且矫揉造作，全失他人的本来面目；在他方面，他认格林的议论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之代表，所以特下一种严厉的批评。可是梅林说得对：“这种批评是纯粹消极的，就是那‘德国社会主义全部毫无趣味的著作之批评——这种批评构成其中一部分——也只是如此。’要另呈别种样子是不可能的，因为那被批评的著作未尝含有进步的和有结果的元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那些著作批评得怎样严厉，是很〔为大家所〕称道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三四七页。）马恩两氏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说的呢？我们在介绍他们的批评之前，当把这种主义的内容及他们与这种主义的关系，略说一下。
当恩格斯初次寄居英国的时候，他在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上说过：“德意志人是一种哲学的民族，共产主义一经建筑在健全的哲学基本原则上，则他们对于这种主义不愿意不忠实，也不能够不忠实；且这种主义是他们自己的哲学一种不可免的结果，所以他们尤不得不如此。这种任务现在就是我们的义务。德意志人——从康德以至黑格尔——的一切哲学革命如果不当为徒劳无功的，或不当为更坏于徒势无功的，则其结果只能为共产主义；德意志人或者否认他们的大哲学家。——这些大哲学家是他们国家之光——或者是须承认共产主义，凡此种种是吾党必须说明出来的。”（见《争斗月刊》第七年度一六六页，恩格斯的《德意志与瑞士》DeutschlandunddieSchweiz）当时德国智识界中有许多人真正没有否认他们的大哲学家，反之，他们却承认共产主义了。不独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如此，即赫斯，格林，吕宁，和浦特曼等也无不如此。可是此中却有一点分别，就是，马恩两氏因寄居法英，受了两国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影响，故他们的共产主义从初时起，即带着一种争斗的和革命的彩色，且具有科学的共产主义的雏形，我们试一检查他们出国后的言论便可以知道。反之，赫斯等一方面因沿袭向来的成说，他方面因德国产业不发达，阶级对抗的痕迹不甚显著，故他们的社会主义不着眼于实际的人，而注重抽象的人，他要以博爱去医治一切革命的感情，所以恩格斯称这种社会主义是“将美丽的空话，去代替科学的认识，把‘爱’做实现人类自由的工具，去代替那因生产的经济变化而促成的无产阶级解放，总之，他陷入于一种无意识的美语和仁爱空谈中。”（见恩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一页。）后者是一种哲学的社会主义，格林常称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以为这是以实现“真正的”人为目的的。马恩两氏对于这种社会主义下批评时，仍袭用“真正的”这个形容词，那便含有讥讽的意味了。
由上面的事实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虽和赫斯，格林等同由德国的哲学而转入社会主义一途，然前者与后者是同源异流，绝不能并为一谈。可是世间有一批学者，如俄国的斯特鲁夫（PetervonStruve）和德国的汉姆马合（EmilHammacher）等硬说马恩两氏起初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斯氏在他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发达史之研究与评注》（StudienundBemerkungenzurEntwicklungsgeschichtedeswissenschaftiichenSozialismus。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一，二卷）一文中将马恩的著作引了一大批，以证明其说，汉氏在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之评价”（ZurWürdigungdes“Wahren”，Sozialismus，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一卷）一文中也是如此，不过较为简略罢了。其实他们的引证和议论不免牵强附会，不足为据，我们为篇幅所限，不能加以反驳，特引梅林一段话来概括表明他们的错误。梅林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恰恰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中发达出来的，这种事实遂引起一种主张，以为恩格斯和马克思起初也隶属于这种主义之下，因此他们后来遂对此主义下一种很严厉的批评。然这话却不中肯。实在的情形是，两派确都是从黑格尔及费尔巴哈达到社会主义，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照着法国的革命和英国的工业研究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以社会主义的格式及口号变为‘陈腐的黑格尔式德国语’为满足。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使此格式和口号超出这种观点之上，他们承认依此观点出发的全部潮流是德国历史的产物，他们的看法是很对的。“（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七卷二八六页，梅氏《布鲁塞尔亡命中的马克思》。MarxinBrüsselerExil）我们如果将梅林的话和本篇第一，二章所述马恩到法英后的言论互相对照，便知道梅氏此说合乎正轨，而斯汉两氏的主张不过是一种曲解罢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之性质及马恩两氏对于这种主义的关系既如上所述，我们现在再看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这种主义言简而意赅的批评。他们在起首两段中说：“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是在一种当权得势的资产阶级压迫之下产生出来的，并且是反抗这种权势的争斗中文字的表现，当德国资产阶级恰恰向封建的专制主义作战的时候，这种著作就输入德国了。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词令家拼命吸收这种著作，可只是忘却法国的生活状况不曾和这种著作一同输入德国，〔因此〕法国的著作对着德国的状况便失去一切直接的实际的意义，而具一种纯粹文学的面目。这种著作对于人类本质的实现，必定表现为一种无聊的空论。所以法国第一次革命的要求，自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其意义只是一般‘实际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一映入他们的眼帘，就是指纯粹的意志律，就是指无论怎样的意志律，就是指真正人的意志律。“（见《共产党宣言》四八至四九页，德文本第八版。）
德国学者既为环境所囿，领会不到法国社会主义著作的真意义，他们于是用主观的成见，妄加改窜，弄得后者成为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所以马恩两氏接着又说：“德国文人唯一的工作就在使法国的新观念与他们旧的哲学良心和谐一致，或者还可以说，就是从他们哲学的观点出发去吸收法国的观念。……他们在法国原文的后面写出他们无意识的哲学论。例如在法文批评货币关系的后面，写些‘人生乖离’〔的话〕，在法文批评资产阶级国家的后面，写些‘取消抽象的全体统制’〔的话〕等等。……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是正式被割裂了。这种著作在德国人的手中既丧失了他所表现的一阶级对他阶报的争斗，而德国人还自以为是免去了‘法国人的偏见’，不以他去代表实际的要求，却以他去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以他去代表无产阶级的利害，却以他去代表人类本性的利害，代表全人类的利害，这种人类不属于任何阶级。不属于实在界中，只是属于哲学幻想的黑暗天空中。”（见同书四九至五○页。）
真正的社会主义既抛弃实际状况不管，而转入虚无飘渺的抽象中。所以当着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和专制王权宣战的时候，他不独不予以援助，反独唱高调。“真正的社会主义获得他所想望的机会，对着政治运动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对于自由主义，代议制国家，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公民权，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一概加以咀咒，并且向群众宣传，他们在这种资产阶级的运动中，毫无所得，反有所失。同时德国社会主义忘却法国的批评——他是这种批评无精神的应声——是以近世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政治组织为前提的，这些前提都是德国才开始争取的。”（见同书五○页。）
真正的社会主义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反抗运动，既在后面拆台，于是他就成为反动派的利用品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既成为政府手中抵抗资产阶级的武器，他又直接代表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工业和政治统治的面前，对于〔他的〕确定的灭亡，所有畏惧，至于这种灭亡在一方面是由于资本集中的结果，在他方面是因革命的无产阶级之出现。自他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箭射两雕的。〔于是〕这种主义就和瘟疫一般蔓延起来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将他们几根骨头的‘永久真理’藏在那用空论蛛网织成的，用美丽词藻文饰的，和以热情甘露浸染的衣服里面，只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公众之前，他们才能够使他们的商品出售，愈加增多。”（见同书五○至五一页。）
以上是马恩两氏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评，词锋锐利，无以复加。这种主义重要的领袖是格林与赫斯两人。前者为马克思的同学，后者更是他和恩格斯很接近的朋友，他们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共产党宣言》中对于格赫两氏严加批评，实因格氏当时寄居巴黎，从事工人运动，而赫斯为社会主义者的先进，或像恩格斯所说的一样，“是党中第一个共产主义者“。（见《争斗月刊》第七卷一六六页，恩氏的《德意志与瑞士》，）他的议论颇有力量，他们认这两人的言论大有妨害于无产阶级的运动，故力加驳斥。他们这种效忠于所信所守的主义而不顾私人交谊的态度，不独对于格赫两氏是如此，即对于其他一切朋友也无不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们于接着叙述他们和克力格，（HermannKriege）魏特林及普鲁东等的决裂情形，就可以表现出来。
克力格是《威斯特华伦汽船杂志》编辑之一，他为费尔巴哈的门徒，并且与恩格斯相识。恩氏于一八四五年二月写信给马克思说：“此子为一有名的煽动家。……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怎样去推行〔共产主义〕。”（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一五页。）克力格旋到布鲁塞尔遇见马克思，后来由伦敦转赴美国，从事于共产主义的宣传。他于一八四六年在纽约办一种德文周刊，名为《保民报》。（DerVolkstribun）他一方面向美国的财主摇尾乞怜，借为此报筹措款项，一方面又在报上侈谈一种什么博爱的共产主义。其实像马克思所说的一样，“克力格在《保民报》上所持的论调并非共产主义的，他自认为德国共产主义驻美的文字代表，而表现这种论调所取的小孩子般矜夸的态度，极有损于欧美的共产党，他用‘共产主义’的名义在美国所宣传之幻想的热烈感情，如为工人所采纳，大足以败坏工人。”（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四一五页。）马恩两氏对于克力格在美国的宣传既大不满意，他们乃决意邀集在布鲁塞尔的同志，向德，英，法三国的共产主义者发表宣言，对于克氏提出抗议。他们于是年五月十六日议决此项抗议书当在《保民报》上发表，所有预会的人都同一主张，而魏特林独持异议。他以为《保民报》是一种共产主义的机关报，很切合于美国的情形，共产党在欧洲已有无数有力的仇敌，用不着向美国去寻衅，至少也不当反对自己一派的人。他不独当场力持异议，并因此致书克力格，痛诋马恩两氏。克氏于是将抗议书及魏氏信中的数段同时在《保民报》上发表，借作自己的护符。至于马恩两氏从此会议起，与魏氏完全决裂了。魏特林与马克思的交涉颇多，他平时不独为马氏另眼相看的人，而他们学说且构成英法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中间的一环，故我们于叙述他们此次决裂的经过之前，当将他的生世，思想，言行，以及他们向来的关系略说一下。
魏特林出生于一八○八年十月五日，系德国马德堡（Magdeburg）地方一个贫苦妇人的私生子，他的父亲是一个驻在德国的法国军官，当他四岁时，其父即应拿破仑的俄国远征军之召而离德，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他幼年零丁孤苦，迥异寻常儿童，然他的母亲却全力加以抚养，设法使入马德堡小学读书，并习裁缝业，旋即令以此谋生。他到了二十岁的时候，离去家乡，漂流于德奥之间，至十余年之久。一八三五年下半年，他离开维也纳，前往巴黎。据卡列尔（EmilKaler）说：“他在维也纳以制人造花为生，因营业上的关系，得和一个少年女士相接触，而这女士是哈布斯堡朝（HausderHabsburger）一个亲王所垂爱的。魏特林与这位女士有一种亲密的恋爱关系，却被那有威势的情敌发觉了。魏氏因为不欲为那忿怒的情敌之报复所牺牲，所拟就急忙逃出维也纳了。“（见卡氏《魏特林的煽动与学说》三一页，一八八七年出版。WilhelmWeitling．SeineAgitationundLehre．Hottin-gen-Zurich）魏氏初次到巴黎，即加入此间的秘密团体〔亡人同盟会〕（DerBundderGeächteten）中，他很热心宣传共产主义，旋更按这种主义的原则，在巴黎替一般裁缝创办一种“公共食堂”。魏氏对于这种机关，热心提倡，他后来在瑞士也创设公共食堂多处，但大抵没有良好的结果。
魏特林于一八三六年四月离开巴黎，至一八三七年九月再返此处，一直到一八四一年五月，他的住所，即大半在此。他既出身于无产阶级，故早年失学。然他秉资很高，才具很大，而又能发愤自修，所以他于餬口四方之时，增进学识不少。当他于一八三○年代就食于莱比锡时，即作讥讽诗与激烈的论说，抨击时政。迨寄居巴黎，他除开始从事革命的社会运动外，并尽力研究法国的社会主义，因此受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很大的影响。他于一八三八年为“公正同盟会”（按此即“亡人同盟会”的更名）作一种小册子，名为《人类现在的情形及其将来应有的状况》。（DieMenschhei，wiesieistundwiesieseinsollte．）这个小册子是由同盟会中一般同志秘密即就的，共计二千部，然“那人数很少的同盟会会员为印刷并传播这两千部书，受了很大的牺牲。有些人借出他们的房间，有些人夜间做排印人，印刷人，或装订人；还有些人出钱，或将他们的表付质，以钱相助。这种牺牲的意志也就是表明，魏特林所宣布的事件只是他的同志们长久酝酿在心中的。”（见梅林校的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障》梅氏小引一三至一四页，一九○八年柏林出版。GarantienderHarmonieundFreebeit）魏特林以一个手艺工人，居然能于工作之余，著书立说，代同阶级的人宣扬意志，这真是难能可贵的。还有一层，他此书虽是生平第一次创作，然他后来思想的雏形已经包含在其中了。
可是魏特林最重要的著作还当推他于一八四二年年底在瑞士所刊布的《和谐与自由的保障》一书。他在序言中说：“进步是一种自然律，进步的停顿是社会的渐次解体。促进前者而在制止后者，这是我们大家的事体，不是一个特权阶级的事体。因此我在本书中也以此为鹄的；而我的无数同志且因此鼓励我。他们说：‘你和我们的意见相合，你知道我们的要求和我们的志愿，我们给你一种机会，起来罢，当你还觉得有力气的时候，你当努力于著作。’这种鼓励足够了！用不着更多说了。他们为我作工，我为他们作工。……因此本书不是我的著作，而是我们的著作；因为没有其他同志的帮助，我当无所成就了。”（见同书七页。）魏特林此书既又是为无产阶级的人宣扬意志，那么，资产阶级的书店自然不肯接受他的稿件，所以他还是靠着同阶级中人的帮助，才得将此书刊印两千部。他说：“此书的经费数目是由签名‘定购’及预约——以后来取书为条件——弥补的。我们会中的本地工人差不多每人签定两本，有些签定十本，而西门·施美特（SimonSchmidt）竟签定二百本。此外，巴黎同志汇来四百法郎。”（同书梅林小引一九页。）我们看了魏氏这些话，便知道当时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表现得十分显明了。
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障》一经出版，大受各国工人和新派人物的欢迎，德奥两国边界上的警察检查虽极严厉，然却被秘密输入不少；且此书因供不应求，于一八四六年和一八四九年在汉堡曾两次再版。并且前后译成法文，英文，和挪威文。当马克思寄居巴黎的时候，他在《进步报》上对于魏氏及其著作，力加赞扬。他说：“关于德国工人一般的教育程度或教育才能，我就想到魏特林各种有天才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施行方面虽逊于普鲁东的，然在理论方面，常超出普氏之上。资产阶级——包括这个阶级的哲学家和著作家——为着本阶级的解放——即政治的解放——何曾表现过一种像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障》这样相同的著作啊！试把德国政治著作的空洞和萎靡的平庸状况与德国工人这种无量和灿烂的文字创作比较一下；试把无产阶级这样巨大的小孩子鞋与德国资产阶级所穿的政治鞋臃肿的形态比较一下，则大家必定预言德国的苦工是具有一个斗技者的资格。大家必须承认德国无产阶级为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英国无产阶级为〔欧洲无产阶级的〕经济家，法国无产阶级为〔欧洲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是一样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五四至五五页。）马克思对于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障》既是如此推崇，而恩格斯于此书出版后，且拟将书中重要节段译成英文，使英国社会主义者知道魏氏为德国共产主义的开创者，由此可见马恩两氏重视魏氏及其著作了。
《和谐与自由的保障》一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社会弊端的起源，第二部分为改造社会的理想。魏特林以讥讽的态度批评旧社会，词锋十分锐利，可算是将手艺工人阶级所感受的痛苦，尽情倾吐出来了。至于他的新社会的图案又是继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乌托邦主义者之后的乌托邦，关于这一部分随在可以表现他受了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傅立叶和欧文——很大的影响。然魏氏虽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却因自己出身于无产阶级，深悉资产阶级施行压迫的铁手腕，不是和平的方法能够对付的，所以他一洗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和平博爱的旧套，主张借助于革命去实现他的乌托邦。他虽希望当时能有大公无我的君主仿三千年前斯巴达（Sparta）两个王的前例，推行共产制度。（参看梅林校的《和谐与自由的保障》二五八页，）然他固明言“推倒旧有的现行制度是革命，所以只有借革命之力，进步才是可期望的。革命万岁！”（见同书二一○页。）因此，论魏氏的才能学识虽比不上上列三大乌托邦主义者，然他所取的方法却比较进步，他“构成法兰西智识份子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个步骤。”（见罗夫闵行——HansRuoff-München——译的《共产主义的先驱》八○页，一九三二年出版。WegbereiterdesKommunismus．Berlin-Schöneberg．）
然魏特林的学说既在英法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之上，何以又居科学的社会主义之下呢？因为他虽看出推倒旧社会制度必须借助于革命，但他对于无产阶级历史的使命以及阶级争斗的方法，没有明白了解；所以他对于现社会中无产阶级应当参加的运动，当认为多事，不加赞成。梅林谓“魏特林对于政治自由对无产阶级经济解放所占的重要位置，并不否认，他明白要求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选举自由。末了。他不过是觉得在金钱制度支配之下无所成就罢了。”（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一○八页。）然新社会是由旧社会的怀中产生出来的，要催生新社会，便当从旧社会的政治争斗中下手，魏氏否认金钱制度底下政治自由的价值，直无异否认这种自由的重要，因为无产阶级要在金钱制度支配之下由争斗而获得这种政治自由，才能有所作为，若弃而不顾，便更无能为力了，我们试一考魏氏对于自由的言论，即可知道他的眼光实在很短小的了。
魏特林号召工人阶级注全力于物质上的利益，至于现制度底下的精神自由，他就视作富翁财主所要求的和用以点缀他们精神生活的事件，与工人阶级无关，不当予以援助。所以他说：“出版自由对于富人确是有用的，他愈加富足，这种自由便愈加有用，然这不是为一切人的，不是为小富人的，不是为仅仅丰衣足食之人的，更不是为穷人的。……在此我们毕竟要分开出来，对于任何事件不复表示赞同，我们对于非以一切人的自然平等为目标的事件，以及对于我们没有物质上利益的事件，我们不要提出要求，也不要予以赞助。……言论自由，著作自由，营业自由，贸易自由，意志自由，以及许多矫揉造作的自由，都是金钱制度于痛苦的挫败之后，欢喜为我们保证的，因为此制度希望借这种把戏来欺骗我们，使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利益的所在。”（见梅林校的《和谐与自由的保障》二一四至二一五页。）魏氏对于选举自由一项说道：“我们也愿意要选举自由！然不愿意要现今金钱制度底下的选举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是一种错误，在金钱制度之下选举自由的不可能和一切人的自由的不可能一样的。”（见同书三三二页。）
魏特林要求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又极端排斥金钱制度底下政治自由的争斗，那么，他究竟视何种方法为推翻现社会制度的良策呢？他说“第一继续宣传。……第二，对于现已存在的纷乱制度，促其迅速达到绝顶。……当第二种方法使人民忍耐不住了，这便是一种最后的和最靠得住的方法。”（见同书二三二页。）魏特林不知道无产阶级解放争斗的胜利，是在这个阶级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生活的提高，阶级觉悟的发达，内部团结的巩固，组织与训练的精密，和战斗能力的增加等等，乃竟袭用兵家“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秘诀，对于恶劣的现制度故意推波助澜，使无产阶级的地位愈加陷于悽惨的状况中，然后希望这个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生活都呈退化现象的无产阶级突然获得解放，这桩事不独是不可能，即使可能，此方法也实在太笨了！然他的方法还不止此，他以为上列方法如果没有效果，“于是必须宣传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是还没有人敢宣传的。……这种新道德……一定不会没有效果的。”（见同书一三六页。）魏特林所要宣传的新道德是什么呢？就是宣布资产阶级的财产都是贼赃。魏氏自己是一个手艺工人，而他所接触的也大概为手艺工人，至于像英国那样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他还没有看见过，他的思想为环境所限，看不出近世无产阶级解放争斗的途径，所以他所提出来的方法是很无聊的。马克思赞美魏氏的著作，并不是表同情于他的主张，不过因他出身于无产阶级，能以文字表现本阶级中人的意志，真所谓“空谷足音”，故马氏乐为之游扬。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障》一书，像梅林所说的一种，“是〔工人〕运动的顶点，也是作者生平的顶点。”(见同书梅氏小引一九页。）魏氏于一八四一年五月离开巴黎，前往瑞士，他在此处组织公正同盟会，创办报章，从事宣传，忙个不了。迨一八四二年年底，他的主要著作出世，不独是他的声誉增高，而他所主持的运动也借此生色，更勃勃有生气了。然自此以后，他为瑞士政府所疾恶。至一八四三年六月，他因刊布《罪人的福音》（DasEvangeliumdesarmenSünders）一书，侵犯了教会，遂在齐利池被捕，法庭判他有侮辱上帝和宣传共产主义之罪，处以徒刑，期满驱逐出境，至一八四四年五月，瑞士政府不独是要驱逐他出境，并且还用武装车将他押解至普鲁士的故乡。魏特林不独是犯了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当然不为德政府所宽贷，他从前并且还犯了逃避服军役的罪，尤使德政府振振有词，可加以惩罚。然德政府似乎是怕他在牢狱中传播共产主义的种子，竟不肯予以监禁，惟禁止他出入茶楼洒馆，禁止他省视他的母亲，没收他的书信，讽示他出亡外国。魏氏于是离家乡，往汉堡，转赴伦敦。“德，英，法的社会主义者开会欢迎他，欧文且称赞他为‘德国共产主义者中勇敢的和有能力的领袖。’”（见布登息格《资本主义以前时代德国无产阶级的文化及其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的意义》二一页，一九二三年出版。HermannBuddensieg：DieKultrudesdeutschenProlitariatesimZeitalterdesFrühkapitalismusundihreBedeutungfürdieKulturideedesSozialismus．）他自一八四四年八月起，滞留伦敦至一年半之久，他得识克力格也当在此时期中。
魏特林于一八四六年年初离开伦敦，前往布鲁塞尔。当一八四四年十月，他曾致书马克思，表示愿纳交的意思，当为马氏所首首，他这一次到比京，受马氏很诚恳的款待，即引以为同志。可是魏氏在英国亲见大工业中无产阶级的情形，熟闻马克思工人运动的议论，他的思想仍和从前一样，不发生何种变化；因为他“初时著作的成功及他所受的惩罚，已经把他的头脑弄昏了。他开始承认自己及其理想是没有错误的，他以为自己是一个预言家，是一个新救世主，是一个新耶稣，他是上帝送来解放人类的。“（见《共产主义的先驱》八一页。）他既固执成见，自以为是，因此就和马克思发生冲突了。一八四六年三月三十日他们因讨论怎样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这个问题开会，俄国一个著作家名安尼柯夫（Anienkow）因马克思的介耜，得参预会议，安氏后来追记会中马魏两氏冲突的情形如下。
“我们围坐于一小圆桌前。马克思坐在桌的一端，手中拿一枝铅笔。他那狮子头俯瞰在一张祇上。……恩格斯致开会词。他说明从事于劳动改革的人们必须怎样将他们彼此的意见明白表示出来，并且确定一种普通的党纲，作为旗帜，使一切没有工夫成没有力量从事于理论问题的党人，知道何去何从。——他的话没有说完，马克思抬起头直接向魏特林问道：
‘魏特林，因你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在德国弄出许多纷扰的事，并且使许多工人丧失他们的地位和面包，请你告诉我们，你究以何种理由替你的社会革命的煽动作辩护，你究想将来把这种煽动建筑在什么东西上面。’
○○○○○○
魏特林似乎是要把这种谈话保持在自由词令的老生常谈上。他的脸上现出一种庄严沉闷的颜色，开始说明，他的任务不是创造新的经济学，只是采取最适宜于开导工人的学说——如像在法国所表现的一样——教他们不要相信任何种欺许的事件，只能把他们的希望置诸他们自己的身上。
他说得很多，但令我惊讶不置，他的话和恩格斯的演说词比较，既不清晰，又无条理，他常是说来说去，将自己的言词修饰一番，费了好些气力才达到结论，而他这种结论有时不是来得太迟，就是比前提还要来得早些。他现在是向另一种听讲者说话，迥非他平常在工作场中围绕他的人之前或在他讨论现时经济状况的报章及小册子上可比，因此他失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了。
他要不是因马克思怒气勃勃，皱着眉毛，拦阻他，并且开始回答，恐怕他还会说得很长。马氏那带着讥诮的答词的主要点是，煽动人民而又不能将自己活动的固定原则说出来，这简直是一种欺骗。马氏继续又说道，刚才所讲引起虚幻的希望，决不能达到拯救受苦者的地步，但只是诱导他们入于灭亡之境。尤其是在德国向工人从事宣传，而没有严密科学的观念，与具体的学说，就等于把宣传当作一种空洞的和没有心肝的把戏，在这种宣传之中，一方面是以一个狂热的传教师为前提的，他方面是以那满怀希望张口而听的人和驴子一样为前提的。——他忽然用手一挥，向我指着，说道，我们这里有一位俄国人。魏特林啊，在他的国内或者还有你的地位，只有在那里可以在荒谬的宣传者与荒谬的青年之间，创设联合会，真正富有效果。
马克思更继续发挥他的意见道，在一个有文化的国家中如德意志一样，如果没有固定的和具体的学说，将一无所成，并且还要引起些纷扰及有害的骚乱，而使自己所担任的事业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魏特林灰白的脸色至是红起来了，他的言词也放势了，他因受了刺戟，声调颤动，于是开始表明，一个人以公正，团结，和博爱的理想之名义，招致千百人，这个人便不能被称为没有内容和无聊的人，他自己从祖国各处所收的千百封书信，宣言，及谢启，与今日的攻击相对照，足以自慰，至于他为着公共事业所做的小小预备工夫，比那昧于世界的愁苦和人民的忧患而发挥出来的批评，与书房中的分析，或者更重要一点。
马克思听到最后这些话。怒不可遏，他以拳向桌上猛力一击，灯台且为之震动，于是站起来叫道：
‘无知罔识，从来是于人无所裨益的。’
我们跟着他即刻起身。这次谈话即于此告终。”（见《新时代杂志》第一年度二三八至二三九页，《一个俄国人对马克思的论调》。EineRussischeStimmeüberK．Marx）
我们看了上面的纪述，知道马克思对于魏特林发生冲突，完全是由政见不同，并未尝杂有他种元素在内。据魏氏异日写给赫斯的一封信看来，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信中说：“马克思很凶猛。他毕竟解释这个问题。其纲要如下：（一）共产党中必须首先有一种清党〔运动〕。（二）对于党中无用的份子加以批评，并且使他们和财源断绝关系，便可以实现清党〔运动〕。（三）现在对于共产主义的利益所能够尽力的，以这种清党〔运动〕为最重要。（四）谁有力量获得放债人的信用，谁就有方法可以更换并且运用别人。（五）‘手艺工人的共产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我不知道这种分别是马克思首先应用的，还是别人早已用过了，）是必须排斥的，这种感情是必须加以嘲笑的，这只是一种麻醉的东西；不要有口头的宣传，不要组织秘密的宣传，总之，将来也不要复用宣传的名词了。（六）起初谈不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资产阶级必须首先发动。此处争论很激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我。”（见卡列尔《魏特林的煽动与学说》七三页。）魏氏此信中所述的事实大致不错，不过他描写的语气，我们是当分辨观察的，如他说马克思反对口头的宣传，甚至于将来不要用宣传的名词等等，这便是言过其实，因为马氏决不会反对有意义的宣传，他只反对空话的宣传，和无裨实际并且发生流弊的宣传。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反对魏特林只是因后者的主义及其宣传方法的谬误，可是魏氏却因马克思未能替他的著作介绍出版处，就对马氏怀疑，并且把党事和私事泥为一谈。他在同一信中说：“我觉得马克思的脑袋中不过是一部好百科全书，可是没有天才。有钱的人请他当编辑，不过如是罢了。……我前见各方面发生反对的声响，因把我的〔学说〕体系的著作搁在一边。可是我在布鲁塞尔得知反对这种〔学说〕体系的人恰恰担任翻译极大规模的〔学说〕体系的作品，换取很好的报酬，因此我也完成我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力求交与其人，现在此物既得不到帮助，这就全是故意安排的步骤。即所谓清党运动是了。”（见魏氏《和谐与自由的保障》梅林小引三七至三八页。）
魏特林不独是将对人的问题杂在主义的问题里面，而他所举马克思担任翻译书籍，换取优厚报酬的事，也完全不正确。反之，马克思对于魏氏私人并无嫌隙，试看是年五月六日赫斯给他的信，就可以知道，信中说：“在不久之前，魏特林写信给我，申诉他的经济情形的苦况，并且说。你曾请他会餐。”（见同书梅林小引三八页。）魏氏于五月十六日写信给克力格也承认马克思曾经帮助维持他的生活。可是在同月之中，魏特林竟因克力格的事与马氏完全决裂了。他于是月十六日致克氏的信中说：“你将接到此处所草就的反对你的批评，他们在这种批评中视你为伪君子，无价值的人，空无所有的头脑等等，并且嘲笑你的感情的言论。只有我一个人反对这种批评。……我警告你，你要是作文，都应思索一下。我看破这一批人都是些纯粹的阴谋家。那对你所下的攻击，就是对我所下的攻击的前驱，我不能作别种想法。他们知道我们有亲密的友谊，他们要是承认你为我的朋友，则我为你辩护便不甚困难，这种辩护是他们所畏惧的。……这种批评把一切现存的制度都咬破了，当不复有何种东西可咬的时候，他就咬起自己来了。因此这种批评开始向本党倒戈，自从地些人无所事事，他尤其要如此。每个人都愿为共产主义者，当一个人怕别人竞争的时候，他就指别人非共产主义者。为着这种勾当，现在开发一笔居额的款项，可是对于我连印书的书店都不给我找。”（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二六九页。）魏特林这些话不啻是亲口供出他自己糊涂猜忌，达于极点；我们统观他和马克思凶终隙末的经过，便知道他实应担负全部责任了。
马克思自与魏特林完全决裂之后，不到几天，他又接到普鲁东五月十七日从法国里昂（Lyon）所发出的一封长信，这便是他与普氏决裂的引子。马克思原来与各同志在布鲁塞尔设立一个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KommunistischesKorrespondanzkomitee）他曾邀请普氏加入会中，共同合作。普氏复信，本是承认此事；但他在信中所发表的意见，竟与马克思的的主张完全相反。马氏至是才知道他们自巴黎作别后，彼此精神上的发达，已经是分道扬镳，相去其远，不复能合作了。普鲁东这一封信映出他当时的思想，极为紧要，今特将其重要处介绍于下。
“你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共同探讨社会的定律，以及实现这种定律的方法，和帮助我们发见这种定律的进步；但是为着上帝的缘故，我们打倒一切固执教交（Dogmatismes）之后，在我们一方面不要妄想以何种教义（doctrine）去欺骗人民；你的同国人马丁·路德（MartinLuther）于推倒天主教神学之后，在即刻逐斥和呪咀的大激励之下，建设一种基督教的神学，我们不要陷在路氏这种矛盾中。自二百年以来，德国曾努力拆毁马丁·路德的石灰路线；我们不要借新的纷乱的东西，替人类造出新的工作。我很诚意造成你的思想有一日全部都成为意见；我们可以作一种忠实光明的争辩，我们可以替世界树一个贤明旷达的容忍之榜样，但是我们因为站在运动的顶点上，自己不要做一种新式偏狭（Intolerance）的领袖，也不要做一种新式宗教的宣教师；即使这种宗教是一种逻辑的和合理的宗教，‘我们也不要去做宣教师。’我们接受一切抗议，并予以鼓励，对于一切偏狭和神秘，加以排斥，我们绝不要视一个问题是完全解决了，当我们把最后的理由说完了，我们可以重新起首，当必要时，且可使用词令和讥讽的话。在这种条件之下，我很愿意加入你们的社中，否则不便加入了！
关于你的信中‘当行动的顷刻’这句话，我也有点意见。你或者还以为现在倘若没有一种骤然的变动，倘若没有一种所谓革命，——这不过是一种骚动罢了——则没有一种改革是可能的。我了解这种意思，原谅这种意思，并且很愿加以讨论，因为我自己怀抱这种意思为日已久，可是我必须承认，我近来的研究竟使我完全抛弃这种意思。我相信，我们要达到目的，用不着这一着，我们不要以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方法，因为这种所谓方法当诉诸武力，诉诸专断，总之，这是一种矛盾。我提出这个问题如下：社会借一种经济的联合之力，将财富收回来，这种财富就是另一种经济联合之力，曾从社会取去的。换句话来说，变更政治轻济学中的财产学说，使反对财产，因此好表现你们德国社会主义者所谓共产，（Communante．Gutergemeinschaft）我对于这个名词，暂时称为自由平等。我现在相信在短时期内当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宁愿以小火去焚烧这种财产，不欲作圣巴迟尔米（Saint-Barthelemy）的举动，〔即激烈举动，〕去对付财产，致予以一种新力量。
……此外，我还要告诉你，我以为法国工人阶级的性质也恰是如此的；我们的无产者具有一种很大的求知渴望，倘若不能予以何种饮料，惟使之饮血，则必为他们所恶绝。总之，据我看来，一操破坏家的论调，便是一种很坏的政策；暴乱的方法是会充分出现的；人民对于这一道，用不着加以激励。”（见《普鲁东通信录》第二卷一九八至二○○页，一八七五年巴黎出版。CorrespondancedeP．T．Proudhon．Baris，1875．）
普鲁东上面这几段话将他反对阶级争斗，反对革命的心理和盘托出了，梅林说：“在事实上，普鲁东是恰往后退，而马克思则恰往前进。”（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九页。）这话是很对的，因为普鲁东在一方面虽反对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而在他方面又不赞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恰恰徘徊于二者之间，退处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反之，马克思当时正新造成他的唯物史观说，他双脚站在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挺身而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代表，普氏在同一信中又自言正从事于政治经济学，这一途是他几乎一无所知的。然他却著《经济的矛盾制度或贫穷的哲学》（SystemedesContradictionseconoiquesouPhilosophiedelaMisere）一书，当时且已印出一半；他并且要求马克思将来加以批评。至一八四六年秋季，普氏的书出版，马克思乃于是年至异年冬季著一书名《哲学的贫困》（MiseredelaPhilsophie）用以答复普氏。普鲁东的书的副题，意思是指此书为贫穷人的指南针，为他们所必需的一种哲学，马克思以其书内容浅陋，这里所谓哲学，实属可怜，故颠倒普氏的书名以为自己著作的书名，这是他深讥普氏之处。我们于叙述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之前，须对于普氏《贫穷的哲学》略说几句。
普鲁东的著作所首先讨论的是价值说。他以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是互相冲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增加，则交换价值减少，使用价值的生产减少，则交换价值增加；而这种对抗支配全社会的经济，且为一切经济弊端的原因，他于是袭当时英德好些经济学者的故智，对于李嘉图的价值说，加以乌托邦的解释，去铲除他所认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间的对抗，而以相等的劳动量为生产交换的标准，认此为至公且正，绝不顾及此等相等的劳动量在性质上的差异。此外，他又误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于经济生活发达的程序上。他将经济发达的程序强分作十类。（一）分工，人类初为困苦所制，于是有联合组织，实行分工的事，与困苦宣战，是为第一步。因分工而增加了生产力。制服了困苦，但同时发生一种对抗，即使劳动成为机械性的，而劳动者仅替财主作工。（二）机器，自机器出现，减少工人机械性的劳动，增加一般的幸福，是为第二步。可是机器又发生一种对抗，他使大多数人失业，并且使手艺工人成为一种机械力的奴隶。（三）竞争，自由竞争，便使劳动解放，使工人成为一种独立的势力，得自由发挥他的能力，借世间争斗的力量，限制资本的支配权，保障生产物的真正价值。可是竞争又使强者流于专制，弱者备受压迫，使工人阶级失去生活的机会，而正义扫地无存，（四）垄断，于是垄断出而为第四步，这也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因为有此一着，然后发明的天才有所取偿。然垄断又使工资下降，以致财主流于暴戾态睢，唯利是图。（五）赋税与警察。垄断生了流弊，于是有国家出面，成为第五步，国家课垄断者以税金，保证工人，使得上进。然赋税与警察对于无产阶级加以担负，终足为累，遂有（六）商业的均衡出面成为第六步，力求扩充对外贸易，补偿工人的损失。但商业的均衡毕竟又使工人的地位下降，就有（七）信用出现，成为第七步信用维持劳动，予工人以垄断者所用以宰制他的工具，借以减少他的痛苦。然信用须有抵押品，因此他也不能减去贫穷，却反增加了富人的资本。（八）财产，国际贸易与信用既不能消灭对抗，反增进对抗，乃有财产出现而为第八步。财产保障一家安全，但又使人专横，遂有（九）共产出现。然此制也不能行之无弊，于是有（十）人口问题发生了。
普鲁东以武断的方法，应用李嘉图和黑格尔的学说，形成一种远于事实的曲说，因为像博格列（Ch．Bougle）所说的一样：“他作史不是依照时代顺序的，而是依照理想次第的。”（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二卷一○六页，博氏《普鲁东在〈经济的矛盾制度〉中的社会学观》。DiesoziologischenAnschauungenProndhonsinden“Contradictionseconomiques．”）然普氏对于这种曲说固自认为冶英法的经济学与德国的哲学于一炉，必能获得世人的赞赏，尤当为马克思所心许。不意马氏在《哲学的贫困》序言中对于这两点就予以一大打击。他说：“普鲁东君不幸在一种特有的形态中而为〔世人〕所理解。他在法国具有做一个庸劣的经济学者之权利，因为大家认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德国式哲学家；反之，他在德国具有做一个庸劣的哲学家之权利，因为大家认他是一个最有能力的法国经济学者。可是自我们以德国人与经济学家的两重资格看来，我们觉得对于这两种错误，当提出抗议。”（见《哲学的贫困》序言二五页，一九二一年德文第九版。）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分两章；第一章名为《一种科学的发见》，这就是指普鲁东所谓“构成的或组合的价值”（konstituirterodersynthetischerWert）第二章名为《政治经济学的玄学》，这就是评论普氏所应用的方法，及其所标的经济发达的程序。马氏以李嘉图学派的资格，在第一章中指明普鲁东误用李氏学说之点，他说：“李嘉图以资产阶级的生产实在的运动——此运动构成价值——指示我们，普鲁东君忽视这种实在的运动，疲精废神去发明新的进程，按照一种所谓新程式（Formel）去处置世界，而这种新程式却只是对于李嘉图好好表现的实在运动作一种理论的说明。李嘉图从现社会做出发点，向我们指明这种社会怎样构成价值，普鲁东君以构成的价值做出发点，要凭借这种价值去创造一个新社会的世界。自普鲁东君看来，这种构成的价值必须循环运动，并且〔必须〕为着一个曾经完全建筑在这种价值标准上的世界而重新构成起来。李嘉图以为劳动时间规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定律，而普鲁东君则以为这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组合。（Synthesis）李嘉图的价值说是对于现今经济生活作一种科学的陈述，而普鲁东君的价值说是对于李氏的学说作一种乌托邦的解释。”（见同书二一至二二页。）
普鲁东既误用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尤曲解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所以马克思在他的书中第二章说：“我们现在来看普鲁东君应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政治经济学上，弄出何种变相。普鲁东君以为每种经济范畴（Katogorie）有好坏两方面。……自普君看来，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有利益之点与无利益之点结合起来，即构成每种经济范畴中的对抗。解决这个问题是：保留好的方面，铲除坏的方面，奴隶制是一种经济范畴，和其他范畴一样。所以此制同时有两方面，我们现在不必停顿在奴隶制坏的方面〔多讲〕，单说他的好的方面。此处只讲直接的奴隶制，只讲苏里南，（Surinam）巴西（Brazilien）及美国南方各邦的黑奴。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中坚，与机器等项有同等的效力。没有奴隶制即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即没有近世工业。只有奴隶制使殖民地自有其价值；殖民地造成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所以奴隶制是一种最重要的经济范畴。……普鲁东君将怎样着手去拯救奴隶制呢？他会解答这个问题如下：保持这种经济范畴中好的方面，铲除其坏的方面。黑格尔没有提出问题。他只认识辩证法。普鲁东君从黑氏的辩证法中仅学得一种语式。他自己的辩证法就只在强分好与坏〔两方面〕。……辩证法运动的要点恰在相抗拒的两方互相对峙，恰在两方的对抗和两方的进到一种新范畴中。如果有人仅提出铲除坏的方面的问题，那么，他就把辩证法的运动打成两截了。这不仅是范畴——因范畴对抗性质的结果，此处使范畴自身立于对抗的地位——这只是普鲁东君，他彷徨于两方面之间，疲精废神，徒然自寻苦恼。”（见同书九二至九五页。）
马克思上面一段话将普鲁东式的辩证法的弱点，已尽情暴露出来了。然普氏所以造成这种非驴非马的学说，也自有其立脚点。其立脚点维何？即小资产阶级的地盘，马克思对于这一点已洞悉无遗，他以为“一般经济学者为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见同书一○九页）而普氏则徘徊于两者之间，“终不出于小有产者理想〔的圈套〕，”（见同书一三○页，）所以他说：“每一种经济状况有一个好的方面和一种坏的方面；这是普鲁东君所不驳斥的唯一之点。他从一般经济学者所注重的地方去观察好的方面，从一般社会主义者所弹劾的地方去观察坏的方面。他从一般经济学者学得永久〔经济〕状况的必要；从一般社会主义者剽窃一种从困苦中只看见困苦的幻想。他对于这两种人都是同意的，他因此力求以科学的威权为根据。科学因他而降为一种侏儒式的科学程式；他是一个讲求程式的人。因此普鲁东君沾沾自喜，以为他是下了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批评，——〔其实〕他是处于两者之下。〔他是〕在经济学者之下，因为他以哲学家的资格，手中有一种魔术的程式，自信可以深入纯粹经济的巢穴；〔他是〕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没有十足的勇气，又没有完备的见解，使自己——即使是空论也不去管他——超拔于资产阶级界线之上。他愿意得到‘合’，（Synthere）但他弄成一种混杂的错误，他愿意做一个漂流于资产者与无产者间的科学家；他只是一个小有产者，他会时常被抛掷于资本与劳动，政治经济学与共产主义之间。”（见同书一一○页）
普鲁东既要做一个介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小资产阶级科学家，所以他就不知道无产阶级利益的所在，他不独是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他并且对于工人的同盟罢工，甚至对于工人的结合都不赞成；他又以为工资一经增加，则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必随之上升，其结果还是等于零。马克思反驳说：“第一就没有一般〔物品〕昂贵之事。如果一切物品价格同时与工资增加一倍，这不是价格上的变迁，只是表词上的变迁。还有一层，工资上升，从没有一切物品连带昂贵的事。在实际上，如果一切工业依固定资本的比例，（依其所用工具的比例，）雇用数目相等的工人，则工资上升的影响为利润的下降，而物品的市价不致发生变化。”（见同书一五五页。）“同盟罢工在英国常为发明并且应用新机器的原动力。……即使工联与同盟罢工除引起机器的发明外，没有别种效能，然他们对于工资的发达已经因此发生一种极大的影响了。”（见同书一五六页。）可是工人的结合与同盟罢工的效力次不止此。“大工业使一大批彼此不相识的人民集在一处。他们因自己利益的竞争而互相分离；可是抵抗他们的主人，维持工资，这种共同利益使他们联合拢来，形成一种共同抵抗的思想——即结合。所以结合常是具有两重目的的，就是消灭了工人中的竞争，以便与资本家作一种共同的竞争。抵抗的第一种目的只在维持工资，然起初各种孤立的结合依着一般资本家因压迫而联络的标准，团结起来，他们为着对抗那结合始终不懈的资本，便觉得维持联合会比维持工资更为重要。……在这种战斗中——这是一种实际的内乱——一切分子互相联合起来，逐渐发达，以备将来作战。一经达到这一点，则〔工人的〕结合便带一种政治性质了。”（见同书一六一至一六二页。）
然普鲁东既不赞成工人的结合，他自然是更反对工人的政治争斗，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学说虽迟至一八四九年才开始出现，然他在一八四六年已经明言“每个工人的自由行动是可以容忍的；至于工人们借结合之力去打破垄断，是社会所不能许可的。”（见同书一五八页。）反之，马克思认武力革命为现社会中不能避免的事，而工人的政治争斗更是万不可少的，所以他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是一种阶级反抗阶级的争斗，这种争斗一经表现达到极点，就是指一种彻头彻尾的革命。此外，一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的社会，最终的解决，流于横暴的抗争，流于人与人的大冲突，此事还用得着惊讶么？大家不能说社会运动将政治运动除外，没有一种政治运动同时不又是一种社会运动的。只有等到一种制度中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对抗，然后社会的发展不复为政治的革命。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所有早前每种普遍的社会新改造当以下面一句话为社会科学最终之语：
‘努力争斗，否则即是灭亡；拼命血战，否则归于乌有。’这个问题是如此残酷提出来的。”（见同书一六三至一六四页。）马克思此书的结尾一语是引用当时法国最著名的女小说家乔治·桑（GeorgeSand）的，由此可以表现他的思想和普鲁东的是如冰炭之不相容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是用法文做的，至其理由就和他向一个友人所表示的一样，“因为我是要对付一个法国著作家。”（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一年度一卷八三○页，《马克思论普鲁东》。MarxüberProudhon）他当时以为运用他新近造成的唯物史观说的利器，去推翻普鲁东乌托邦的唯心论，而又用法文刊布出来，必能引起世人——特别是法国人——的注意，而予普氏以绝大的打击，使他不能再以闭户虚造的臆说去蛊惑无产阶级的听闻。然后来的结果几乎全与预期的相反。因为“这种著作虽辟出新途径，然对于当时的人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就知道此书的讲，他在德国著作物中没有引起注意，否则也是没有引起和他的价值分量相等的注意，至于在法国，此书未尝摇动普鲁东的声誉，普氏对于法国无产阶级的影响还是不断地增加起来了。”（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二六页。）此事的原因当分别来看：马克思最新颖的学说不能引起世人的注意，这一半是由于当时的学者不能够懂得这种学说，一半是由于他们不愿意懂得这种学说。至于普鲁东所以不因此书而受影响，这大概不出森立尔（ErnestSeilliere）所说的一种理由，就是，“普鲁东的名望所以超越他那过去的真实本色而残存几时，这是因他一派的人即刻忘记了〔他的〕矛盾之点，他自己在一八四八年对于这些矛盾点似乎也忘记了。自大众看来，他是一个唱〔财产是〕贼赃的人，他是有产者的仇敌。”（见森氏《民主主义的帝国主义，卢梭，普鲁东，马克思》德文译本第二卷二一九页，一九○七年柏林出版。DerDemokratischeImperialismus．Rousseau—Proudhon—Marx）
马克思批评普鲁东的著作，在当时虽未能发生很大的影响，然其议论的尖刻殊使普氏难堪，因此他们两人的友谊遂因此书的出现而告终了。马氏在《神圣家族》中固尝赞扬普鲁东，称“普氏《财产是什么？》一书对于近世经济学的重要，和西耶（Sieye）的《第三阀阅是什么？》（Qu’estcequeletiersetat．？）对于近世政治学的重要是相等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一二七页，）称“他的著作是法国资产阶级一种科学的宣言。”（见同书一三八页。）迄马氏著《哲学的贫困》，他对于普氏一变前此的论调，而加以严格的批评，并且终其身未尝改变这种态度；世人颇以此非难马氏，因其前后不一致。其实马克思对于普氏著作所持的论调，只是一种学理上的批评，并未尝杂入私人喜怒的念头，更未尝随波逐流去评蔑普氏。马氏于一八六五年应《社会民主报》（Sazialdemokrat）的请求对于普鲁东下一种批评，他一方面固仍然承认普氏“《财产是什么？》为他的最佳著作”。（见《哲学的贫困》前面《马克思论普鲁东》二五页。）另一方面，他概括《哲学的贫困》对于普氏的批评，加以说明道：“上面的批评虽十分严厉，然我至今犹承认其中每一个字是对的，可是同时有一点是当注意的，就是当我宣布普鲁东的书为小有产者社会主义的经典，并且以理论证明这一点时，普氏尚被一般经济学者和社会主义者斥为激烈的革命家。因此我后来对于那种责备他‘背叛’革命的狂呼声，从不表示同意。”（见同书《马克思论普鲁东》三○页。）我们看了马氏这一段话，可以知道他的批评的态度是十分严正了。
考茨基谓“马克思有两种著作对于经济学的发达是特别重要的；其一出现于他研究经济学的初期，其他出现于他研究经济学的末期。”见《新时代杂志》第四年度一五页，考氏《哲学的贫困与资本论》。“DasEldngderPhilosophie”und“DasKapital”)马克思这两种著作就和考氏的题目所标的一样，即《哲学的贫困与资本论》。《哲学的贫困》何以居重要的地位呢？因为马克思在此书中不独是批评普鲁东，并且还是批评全体乌托邦派的社会主义，他不独是祖述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并且还发挥他自己的历史的唯物论。他将历史与经济打成一片。所以梅林说：“马克思在和普鲁东争斗之中，对于一切乌托邦主义都完全决裂了。他提出一种不可辩驳的证据，指出社会不是人类脑袋中〔所想像〕的模型，不是贤明的或非贤明的建筑师技术的建筑，社会是一种活泼泼的有机体，而这种有机体自有其发达的定律。历史的唯物论是显然被证明为一种方法，〔应用此方法〕，不必去创造这种定律，但去发见这种定律，而三大有文化的民族中超群出众的人物向来徒然绞脑浆，耗心血，力求解决的问题，〔至此〕布满一道新的光芒了。”（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二六页。）
马克思寄居比京，除掉研究经济学，从事著作外，还致力于团体的组织，报章上的鼓吹，共产主义的通信和演讲等等，他于一八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写信给黑维说：“我们在此处已经创设了两个民主主义的团体。一为德意志工人联合会，（DeutscherArbeiterverein）已经有一百会员。会中和议会一样讨论一切问题，此外又有公共娱乐的谈话，唱歌，雄辩和演剧等等，二为一个小小的国际民主协会，（DemokratischeGesellschaft）比利时人，法国人，波兰人，瑞士人和德国人都加入其中。你要是再来时，你将看见在小小的比利时，即就直接的宣传事业而论，比在广大的法兰西要忙得多。此外，我相信公开活动的范围虽小，然其效力使每个人有无限振作〔的精神〕。”（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三四四页。）马氏最后数语可以表现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社会运动家，所以他能使比国共产主义的运动勃勃有生气。梅林谓：“他在布鲁塞尔亡命三年，使比国都城变为一种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点。”（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二八页。）由此可以知道人物的力量了。
德意志工人联合会是一八四七年八月底成立的，当此会未成立之前，在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是完全孤立的，自此会成立后，他们便构成一种势力了。（参看《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八卷三九七页，列特闹的《马克思杂录》。MaxNettlatu：Marxanalekten．）至于民主协会是由这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所开的一百二十人的国际公宴产生的。然此会的起源颇有一重黑幕，就是波恩斯特和洒列（Seiler）这些妒忌马恩两氏的德国人特发起此会，以与他们所创设的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对抗，想借此减少他们的势力。马克思当时不在布鲁塞尔，只有恩格斯前往预会，他代表德国人加入预备委员会中，且被推选为副会长。恩氏至异日才知道波恩司特等的阴谋，他即刻揭穿出来，于是后者因事情败露，无所施其技了。同时他又因自己须前往巴黎活动，不能担任会中职务，乃写信给民主协会的主要人物约特兰，（Jotrand）荐马克思自代。至十一月七日，此会开第一次会议，密利列（Melinet）当选为名誉会长，约特兰当选为会长，马克思与伊姆柏（Imbert）当选为副会长。马氏于是月十九日曾在会中对于波兰问题作一次演讲。此会本是仿照一八四五年伦敦所创设的国际机关博爱民主社（FraternalDemokrats）而组织的，他与伦敦的机关即刻就有联络。民主协会因十一月二十九日为一八三○年波兰的革命纪念日，伦敦的博爱民主社届时举行大庆祝，他特派马克思前往代表参加庆典，马氏于是日伦敦庆祝会中作下列的演说。
“各民族的联合与亲善〔这句话〕成为现今一切党派的口头禅，如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论者就是如此。在一切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本有某种亲善存在。然这是压迫者宰制被压迫者的亲善，这是掠夺者宰制被掠夺者的亲善。一国资产阶级中的各分子虽互相竞争，互相战斗，然这个阶级总是联合一体来宰制无产者的，所以各国的有产者虽在世界市场上互相战斗，互相竞争，然他们也是联络一气，来宰制各国无产者的，至于一切人民要真正能够联合，则他们的利益必须是共同一致的。他们的利益要能够共同一致，则现今的财产关系是必须铲除的，因为现今的财产关系构成人民中掠夺之事。铲除现今的财产关系，这只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此外，只有工人阶级才有铲除这种财产关系的方法。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对于那使现今一般人民站在仇敌地位上的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之胜利。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符号。
旧波兰灭亡了，我们为希望其复兴的后起者。然不仅是波兰是灭亡了。旧德意志，旧法兰西，旧英吉利以及全部旧社会都灭亡了。可是旧社会的损失不是对于旧社会一无所有的人们之损失，而在现今各国中大多数的群众就是这种人。他们还因旧社会的灭亡而大有所获，因为这种旧社会的灭亡成为构成一个无阶级对抗的新社会之条件。
在一切国家中，只有英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最发达的国家。因此英国无产者对于英国有产者的胜利，是一切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的胜利所由取决的。因此波兰的解放不在波兰，而在英国。因此你们民权党人不必表示解放其他民族的虔诚志愿，把你们自己国内的仇敌打倒了，你们就可以怀抱一种业已打倒全社会的得意的意识了。”（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年度第一卷五四六至五四七页，梅林的《党史鳞爪》。EinigerszurParteigeschichte．）
博爱民主社对于马克思的演说词表示极端的欢迎。他对于民主协会的答复如下：“你们的代表——我们的朋友和同胞——马克思将告诉你们，我们对于他的降临和宣读你们的演说词，是何等竭诚欢迎。大众看见你们的代表，眼睛里都露出喜悦的神光，声调中都发出欢迎的音响，并且争相握手，表示友谊。我们谨以最愉快的感情，对于你们所提议的结合，表示同意。本社自两年前以来的标语为，人人都是同胞，我们于上次创始庆祝会之际，曾赞成组织一个各民族民主主义大会，今听见你们正式作同样的提议，我们非常欣喜。君主的计谋策略是必须由人民的计谋策略去相抵抗的。……我们确信大家必须注意于真正的人民，注意于无产者，注意于现社会制度压迫下血汗双流的人，使普遍的同胞情谊得充分表现出来。……大家从茅舍中，屋顶房子中，地下室中，田园中和工厂中就能看见怀抱同胞情谊的人和拯救人类的人，大家并且已经看见此等人从那些地方出来到大路上了。”（见梅林的《马克思传》一四七页。）
马克思自参预伦敦的波兰革命庆祝会后。于十二月中旬返布鲁塞尔。他旋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对于工资劳动与资本，作一批演讲。他首先追问劳动工资是什么？他的答案是，劳动工资只是劳动力（按马克思当时还没有使用劳动力这个名词，这是恩格斯后来校订时改正的，）价格的特别名称，而工人的出卖劳动力，就单为着图存的缘故。可是劳动力变为商品，这并不是自古以来即如此的，马克思追溯其历史道：“劳动〔力〕并不是永为一种商品。劳动也并不是永为工资劳动，这就是说，〔不是永为〕自由劳动。奴隶并没有将他的劳动〔力〕卖给〔他的〕主人，恰和牛没有将他的劳务卖给农民一样，奴隶连带他的劳动〔力〕一次卖给他的主人。他是一种商品，是可以由一个主人之手转给别个主人的。他自身是一种商品，但〔他的〕劳动〔力〕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卖去他的劳动〔力〕的一部分。他并没有从地主取得一种工资：乃是地主从他取得一种贡品。农奴隶属于土地，他以土地上的收获物纳诸地主。反之，自由劳动者卖掉他自己，并且是零零碎碎卖掉的。他一天一天将他的八点钟，十点钟，十二点钟，或十五点钟的生命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拍卖给据有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人，即拍卖给资本家。工人既不隶属于一个所有人，也不隶属于土地，可是他每天生命中的八点钟，十点钟，十二点钟，或十五点钟，却隶属于购买这种点钟的人。工人可随时离开那雇用他的资本家，资本家若不能因工人而获得利益，或获得预期的利益，他也可以随时斥退工人。可是工人唯一的收入泉源既在出卖劳动〔力〕，所以他要是不愿意断送他的生存，他就不能离开那雇主的全阶级，即资产阶级。他不是隶属于这个或那种有产者，而是隶属于资产阶级；他的事业是替自己找一个人，这就是说，在这个资产阶级中找一个主顾。”（见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一九页，一九二一年柏林出版。LohnarbeitundKapital．）
马克思既说明了工资劳动的特质，他于是进而考究工资是怎样决定的。他说：“通常支配商品价格的普通律也自然支配劳动工资，即支配劳动的价格，劳动工资因需要与供给的关系，即因购买劳动〔力〕的资本来与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间的竞争，而或涨或跌。劳动工资的涨跌通常与商品价格的涨跌是相符合的。可是在这种涨跌的范围之中，劳动的价格是由生产费决定的，是由生产劳动〔力〕这种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生产费自身又是什么呢？就是维持一个工人的生计和教育他成为工人所必需的费用。因此一种劳动所需的教育时间愈短，则这种劳动者的生产费愈少，而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劳动工资——也愈低廉。在那些几乎无需学习时间，只要工人运用体力的产业部门中，工人的生产费几乎只限于维持他适于工作的生命所必需的商品。因此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可是此外还有一应注意之点。当工厂主人计算他的生产费以及由此计算生产物的价格时，他把劳动工具的损耗加在里面。例如一架机器要费一千法郎，能应用十年，他于是于每年商品的价格上加算一百法郎，庶几于十年之后，可以用一架新机器去更换成为废物的旧机器。工人繁殖子孙的费用也当同样计算在单纯的劳动〔力〕的生产费中，工人的子孙繁殖起来，便可以用新工人去代替衰老的工人，所以工人的衰老也要像机器的损耗一样计算起来的。因此单纯劳动〔力〕的生产费等于工人生活费用和繁殖子孙的费用。这种生活费和繁殖费的价格构成劳动工资。这种最小限度的工资和商品因生产费而决定价格一样，不是就个体说的。而是就全体说的。单个的工人所入不能维持生活和繁殖子孙的，总是以百万计；可是全工人阶级的工资在涨跌的范围内，是等于这种最小限度的。”（见同书二三至二四页。）
马克思讲过劳动工资之后，接着就讲资本。他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以为：“资本是由各种用作生产新原料，新劳动工具，和新生活资料的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而成的。所有这些成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都是劳动的生产物，都是蓄积的劳动。储蓄的劳动用作新生产的资料，是为资本。”（见同书二四页。）这是将生产工具与资本混为一谈。马克思反驳道：“一个黑奴是什么呢？是一个属于黑种的人，这种说法和上面的说法是半斤与八两。一个黑人只是一个黑人。要在一定的关系之下，他才变成奴隶。一架棉花机只是一架纺棉花的机器。要在一定的关系之下，他才变成资本。他一离开此等关系都不是资本，恰和金子自身不是货币、沙糖不是糖价一样”。（见同书二四至二五页。）“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一种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见同书二五页。）“一种定额的商品，一种定额的交换价值是怎样成为资本的呢？就因他和直接的生劳动〔力〕相交换，使自身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即社会一部分的势力——并且繁殖起来。一个除工作能力外一无所有的阶级之存在，这是资本一个必要的前提。蓄积的，过去的物质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生劳动，这才使蓄积的劳动变成资本。资本的成立不在使蓄积的劳动用作生劳动从事新生产的资料。资本的成立乃在使生劳动用蓄积的劳动保持并且增殖其交换价值的资料。”（见同书二六至二七页。）
工资劳动与资本的本质既如此，马克思再进而说明两者的关系：“资本要与劳动〔力〕相交换，要使工资劳动出现于世，他才能够增殖。工资劳动者的劳动〔力〕要使资本增殖，要使那种奴役他的势力日趋强大，他才能够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殖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殖。有产者及其经济学者以为资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相同的，这是真的呀！资本如不雇用工人，工人就会灭亡。资本如不掠夺劳动〔力〕，资本就会灭亡，资本要掠夺劳动〔力〕，他必须购买劳动〔力〕，所以投于生产中的资本——即生产资本——增殖愈速，则产业便愈繁盛，资产阶级便愈富足，营业便愈顺利，而资本家雇用工人便愈多，工人出卖自己也愈贵。因此工人维持一种适宜的状况不可少的条件，是使生产资本尽量地迅速增加。但生产资本的增加是什么呢？就是蓄积的劳动对于生劳动势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支配权的增加。当工资劳动生产那支配自身的和属于别人的财富时，当他生产那敌视他的势力——即资本——时，雇用资料——即生活资料——在一种条件之下从这种势力流回给工资劳动，就是他使之从新变成资本的一部分，使资本在一种加速的运动中从新繁殖起来。〔所谓〕资本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相同，就只是指：资本与工资劳动是同一关系中的两面。这一方面与那一方面互为条件，恰和盘剥重利者与浪子互为条件是一样的，工资劳动者在做工资劳动者之际，他的命运总是悬在资本上面的。这就是说得很起劲的工人与资本家利害共同之点”（见同书二八页。）
在实际上工人与资本家的利害不独不是相同的，而且是相反的，因为工人的工钱与资本家的利润立于反比例的地位，所以马克思说：“资本应得的份子——即利润——之上升，与劳动应得的份子——即工资——之下降，是在同一比例中的。反之，资本应得的份子之下降为劳动应得的份子之上升，也是在同一比例中的。利润以劳动工资下降的同一程度而上升，以劳动工资上升的同一程度而下降。”（见同书三一页。）“资本的迅速增加即等于利润的迅速增加。要劳动的价格——即相对的劳动工资——迅速下降，利润才能够同样迅速增加。实际的劳动工资虽与名目上的劳动工资同时上升，虽与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上升，而相对的劳动工资是可以下降的，且这种上升不是与利润的上升作同一比例的。例如在营业顺利的时候，劳动工资上升百分之五，而利润则上升百分之三十，因此相对的劳动工资不独没有上升，反下降了。所以工人的收入虽跟着资本迅速的增加而增加。然那使工人与资本家互相分离的社会鸿沟同时愈弄愈宽了，而资本支配劳动的势力，以及劳动倚赖资本的程度也同时增加了。〔所谓〕劳动者对于资本迅速的增加有一种利益，这不过是指工人增殖别人的财富愈速，他获得的残羹剩菜愈好，雇用并且引出的工人愈多，而倚赖资本的奴隶集团也可以愈加增殖。因此我们已经看见：即使工人阶级处于最顺利的状况中，即便资本的增加极为迅速，因而工人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然工人利益与有产者的利益——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对抗是没有消灭的。利润与劳动工资始终是站在相反的关系上。”（见同书三三页。）
可是生产资本的增加，未必就是劳动工资的增加，且有适得其反的趋势，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资本如果大体增殖起来了，便有一种多方面的劳动蓄积出现。资本家的数量增加起来了。资本家的增加使他们彼此间的竞争增加。……一个资本家要以廉价出售〔他的商品〕，他才能够将其他资本家逐出战场，夺取其资本。他要以廉价出售〔商品〕而又不使自己破产，那他必须廉价生产，就是〔他必须〕尽量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可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尤在更精密的分工与各方面都应用机器，并且时常加以改良。”（见同书三四页。）“更精密的分工使一个工人做五个，十个或二十个工人的工作：因此这种分工使工人中间的竞争增加五倍，十倍或二十倍。工人不独是彼此竞争，以廉价出卖自己；他们并且是一个人争做五个人，十个人，或二十个人的工作；那因资本引起的并且时常增进的分工强迫工人从事这种竞争。还有一层，分工愈进步，则劳动便以同一程度愈趋于简单。工人的特别技能没有价值了。他将变成一种简单和单调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且用不着〔很大的〕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伸缩力。他的工作将成为人人可做的工作。于是一般竞争者从各方面来压迫他，此外，我们还当记着，劳动愈简单，愈容易学习，则劳动所需的生产费便愈少，而劳动工资也愈下降，因为劳动工资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费决定的。”（见同书三七页。）至于“机器且以更大的规模引起同一影响，机器使不熟练的工人排挤熟练的工人，使妇女排挤男子，使小孩排挤成年人。在新应用机器的地方，则大批的手艺工人被其投闲置散，在机器改良进步的地方，则小群的工人被其斥退了。”（见同书三八页。）“我们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愈增加，则分工与应用机器之事愈扩充。分工与应用机器之事愈扩充，则工人中间的竞争愈大，而他们的工资也愈下降了。“（见同书三九页。）
然生产资本一经增加，生产规范一经扩大，不独工人阶级中的竞争日趋激烈，而这个阶级的人数也日见增加了，所以马克思说：“此外，工人阶级还从社会的各上层招致〔一批人〕：一批小企业家和收取租金的小债主降入工人阶级，这些人除掉伴着工人的手臂而献出他们的手臂外；无能为力。因此那因要求工作而向空中伸展像树林一样的手臂一天增多一天，而手臂自身却一天消瘦一天。在〔产业〕战争中，从事于规模日趋宏大的生产——就是做大企业家，莫做小企业家——是〔成功的〕第一等条件之一，小企业家在这种战争中站不住脚，这是自然的。资本的数量一经增加，则资本的利息以同一的程度而下降，因此小债主不复能靠租金谋生，他自己必须投身于产业中，而入于小企业者之列，因此又使无产阶级增加人数，此等事情是用不着多所说明的。”（见同书三九至四○页。）
可是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所弄出来的弊端还不至此，我们再看马克思最后的结论就知道了：“末了，资本家为上述的运动所迫，对于业已庞大的生产工具，在更大的规模上，从事掠夺，为着达到这种目的，又开满信用的一切弹条，于是〔产业的〕地震便以同一程度而增加，——在这种地震之中，商业界要牺牲一部分财富，一部分生产物，甚至于一部分生产力，才能够保持得住——总说一句，危机增加了。此等危机是愈出愈多，并且愈出愈厉害，因为生产物的数量增加，扩充市场的欲望也依同一的程度增加，而世界市场却日见缩小，可供掠夺的新市场日见稀少，且每一次出现的危机使尚未被征服的市场或受商业掠夺尚浅的市场，都隶属于世界贸易〔的领域〕之下。然资本不仅只是靠劳动生活着。一个有体面而同时又凶恶的主人把他的奴隶全队工人的尸身——即在危机中被牺牲的——同自己一齐投入坟墓中。因此我们看见：资本一经迅速增加，则工人中的竞争更是无限地迅速增加，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雇佣资料，生活资料，以同一比例愈加减少，虽是这样，然资本的迅速增加因为工资劳动最顺利的条件啦。”（见同书四○页。）
马克思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关于经济的演讲，本来很多，据一八四九年四月他在《新莱茵报》所发表的绪论看，共分三大类：“一为工资劳动对于资本的关系，以及工人的奴役和资本家的统治，二为中等阶级和农民等级在现制度底下不可免的灭亡，三为欧洲各民族受世界市场的魔王英国资产阶级商业上的宰制与掠夺。”（见同书一六页。）这本是《新莱茵报》登的论文题目，但是以马氏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演讲词为蓝本的。（参看同书七页。）不幸这种演讲词才登至工资劳动与资本，《新莱茵报》即遭封禁，而马氏的遗稿中又不见此稿的续篇。然单是就这一部分看，我们已可窥见马氏在二十年后所著《资本论》的雏形了。这种演讲词是一中极有价值的宣传文字，所以考茨基说：“我们的通俗著作增加的很多，但至今还没有看见一部书简单明了而又具有科学的敏锐，比得上这种著作的。此书〔的出现〕虽将近六十年，然他作为引导有思想的工人研究经济学的媒介，是没有〔一书〕能胜过他的。他已经供给无数无产者以一个钥匙，使他们得打开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和他们阶级地位之门。”（见同书考氏序言五页。）
马克思于此次演讲之后，至一八四八年一月九日复在民主协会讲自由贸易。他所以忽然提出这个问题，正自有个原因。英国自一八四六年取消限制谷类入口的条例以后，欧洲大陆的谷类可以自由输入英国。于是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即到大陆来高唱自由贸易之说，并大施运动，想借此使英国工业品得自由输入大陆各国，于是有一八四七年九月布鲁塞尔国际大会的举行。当时预会者有数百人之多，英，法，德，美，俄，意，比，荷，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瑞士等国都有代表出席。马克思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他于此会开会时曾亲自参加，并曾列名于演说者之中；可是会中托辞演说的人数太多，不使他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因此马氏特在民主协会宣布他的主张。
马克思首先说明英国取消限制谷类入口条例为十九世纪自由贸易所获的最大的胜利，而倡自由贸易论的工厂主人所标的廉价食物与高工资之说，则纯是欺人之谈，因为他们的真意所在，不外借自由贸易输入廉价的食物，因廉价的食物而减少工人的工资，增加自己的利益。他的结论是：“总看起来，自由贸易在现社会状况之下是什么呢？是资本的自由。你们要是把那束缚资本自由发达的一点国家限制打破了，你们便使资本充分地活动自如。你们使工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一日继续存在，那么，无论商品的交换是如何行于最顺利的条件之下，总有一个掠夺阶级与一个被掠夺阶级的存在。一般自由贸易论者的幻想是以有利的方法应用资本，会使产业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间的对抗消灭。他们的臆说是令人真正难于索解的〔其实此事〕完全是相反的。此事唯一的结果是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愈趋于明了。”（见马氏《哲学的贫困》附录一八五页。）
马克思虽明知无论自由贸易也好，保护税则也好，工人总是获不到利益的，然他却赞成前者而反对后者。为什么呢？他说：“就大体讲。现在保护税制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则有破毁的效力。这种制度破除从前的国别，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达到顶点。总之，自由贸易制度促进社会革命。诸君啊，我只在这种革命的意旨上才表同意于自由贸易。”（见同书一八八页。）
马克思赞成自由贸易唯一的理由是因其可以促进社会革命，可是他对于这一点说得很简略，不若恩格斯替他解释的详尽，恩氏说：“他以为自由贸易是近世资本主义生产的经常状况。只有在自由贸易之下，蒸汽，电力，和机器庞大的生产力才能够充分发达出来，这种发达愈速，则其不能免的结果之出现便愈早，并且愈充分，〔所谓不可免的结果〕就是：社会分裂成为两个阶级，此方是资本家，彼方是工资劳动者；此方是世代相传的财富，彼方是世代相传的贫穷；供过于求的剩余，市场的疲敝，不足以吸收那有增无已的大量工业生产物；于是有一种时常循环出现的兴盛，过量生产，危机，恐慌，迁延的停滞，和营业的逐渐复元；这种复元不是一种长久的好现象，不过是临近眉睫的和重新再演的过量生产及危机的一种指标罢了；总说一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于伟大，而加诸这种生产力的社会组织，对于这种生产力变成不能相容的桎梏，于是只剩着一种解决方法，就是：一种社会的改造使社会的生产力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真正的生产者——即大多数的群众——从工资奴隶制中解放出来。自由贸易对于这种历史的发达，是一种自然的和经常的气压，是一种经济的媒介，而这种不可免的解决条件是以极速的步骤在这种媒介中实现出来的——马克思赞成自由贸易，就是为着这个缘故。”（见《新时代杂志》第六年度二九○至二九一页，恩氏《保护税则与自由贸易》。SchutzzollundFreihandel．）
我们知道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志同道合，见解完全一致的人，然马氏此次演说词是赞成自由贸易，而恩氏半年前在《德文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上所发表的《保护税制或自由贸易制》（Schutzzoll-oderFreihandelxxystem）一文却赞成德国采用保护税制，岂不是他们的意见显然互相冲突么？其实不然。马恩两氏对于这两个问题都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立论的，不过前者是就英国的情形讲的，是就一般的状况讲的，后者是就德国的情形讲的，是就特殊的状况讲的，所以他们的议论在表面上不一致。倘若他们易地而观，则马克思将赞成保护税则，而恩格斯将赞成自由贸易；我们试把恩氏的话引出一段，便可以发现他们言论的精神是完全相同的。恩氏说：“德国的资产阶级既如上文所述，需要一种保护去抵抗外国，以便铲除封建贵族中世的余烬，和出自‘天恩’的近世……〔空点处当系指王室〕，使本阶级固有的本质得发展出来，而工人阶级对于那扶助资产阶级获得权势的事也有一种利益。要等到还只剩着一个掠夺和压迫阶级——即资产阶级——要等到贫穷与困苦不复能够将那个〔贵族〕阀阅或不受限制的王室及其臣僚写在账簿上；于是最后决绝的争斗，有产者与无产者的争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争斗，才会出现，到了那个时候，一切无用的障碍，每种使人迷途的附属物都从战场上除去了，两个对敌军队的阵地是一目了然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四三一页。）我们看了恩氏这一段话，便知道他赞成德国采用保护税制，正在借此使德国资产阶级早日获得权势，因之促进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他的用意与马克思的是丝毫不相背驰的。还有一层，马克思在讲自由贸易之前，对于保护税则曾作过一次演讲，虽则此项演讲稿遗失一部分，然就魏德迈所发表的残留部分（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九年度一卷七九五至七九六页，《马克思论保护税则》。MarxüberdenSchutzzoll）看。马氏因说明李斯特及其学派要求德国施行保护税则，“他们是愿意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的统治，得以扩充。”（见同书七九五页）。可见他和恩格斯一样看到保护税则是资产阶级发展的条件，他在此处虽未推出恩氏那样的结论，然他们两人的意见是绝对不相冲突的。
马克思在比京组织团体，从事讲演，这是他热心于实际运动的一斑；然此等团体的人数都很少，且均于马氏居此的最后数月才发生，故无甚实力可言。但马氏因为最初两年还没有达到煽动（Agitation）时期，所以他的视线不集于此，却注在文字的宣传，与国外的联络上面。不过他和恩格斯在当时并没有机关报，所以连文字上的宣传，也是要寄人篱下的。他们在一八四七年以前的作品大概借德国几种稍微接近的报纸——如《威斯特华伦汽船杂志》，《社会镜》等等——发表的；至一八四七年年初，波思司特在比京创办《德文布鲁塞尔报》，每星期出版两次，他们才得就近遇着一种发表言论的机关。梅林谓马克思“及其朋友于一八四七年春季逐渐据有此报，至是年年底，他们便完全将此报操在手掌之中。”（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三七六页。）可是按之实际，梅氏的话也不尽然，因为至一八四七年八月马克思对于《德文布鲁塞尔报》的影响虽较前增加，然他却始终不能操纵此报，波恩司特不独于九月间尚刊布海村反对马恩两氏的批评，并且还暗中结合一班人反对他们，（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六四至七○页，）由此可知波氏与他们并不一致，且不乐为所用了。情形虽如此，然马恩两氏在此报所发表的论文却是很多的。马克思所发表的，为反对格林的宣言，批评《莱茵观察报》（RheinischeBeobachter）的共产主义，（与恩氏合作之品，）对于波兰问题的演讲词，批评海村的一篇大文章，以及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多篇。
至于马克思居比国时活动的成绩，当推其向国外联络为最可观，而其向国外联络最有效果的，不在与英国民权党人或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亲交，也不在与法国社会民主派的接近，而在与当时国际组织的共产党结合。我们要叙述此事，必先说明共产党起源的历史。 |
第二章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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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一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Barmen）地方，他的资质聪颖，而性情复刚毅果敢，且和马克思一样，生长于最进步与最富于革命精神的省分。受着环境的影响，故在少年时代即变成一个革命家，然他的家庭和本乡却充满了笃信宗教的空气，他为着逃出这种迷信，经过精神上的大战斗。他的父母有子女八人，而弗里德里希居长。他们都是虔诚派的信徒，（Pietist）故家庭教育带着浓厚的宗教彩色。恩格斯至十四岁止，肄业于巴门市立学校。“此校完全操在一个知识浅薄和鄙客不堪的保管部之手，这保管部大概只选择虔诚派人为教师。”（见《恩格斯早年著作》三○页。）由此可以想见恩氏幼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对于他自身是很不利益的了。
恩格斯自出巴门市立学校后，于一八三四年十月升入欧尔柏菲尔德（Elberleld）中学校。他的父母因此校离家较远，特令其寄居于教员汉志克（Hantschke）家中。据他的父亲一八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给他的母亲的信看来，他对于向来所受宗教式和奴隶式的教育。已经露出一点反抗的倾向，信中说：“他在外表上更有礼仪，这是和你所知道的一样，可是他从前虽经过严格的谴责，现在即有所畏于惩罚，然他却表现不肯无条件服从的样子。我今天又心焦起来了，因为在他的书桌里发见一本鄙野的书，即一部十三世纪的骑士传，这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他把这一类的书放在柜子里，他这样粗心，是很可注意的。愿上帝保护他的心灵。……再愿仁爱的上帝保护他，使他的心屡不致腐败。他一直到现在，竟伴着他那许多可爱的特质，而发生了一种无思想和心粗气浮的毛病。”（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十至十一页。）
据恩格斯的父亲看来，他有“无思想和心粗气浮的毛病，”然他在中学的成绩却十分优良。他于一八三七年九月毕业，文凭上证明他在校时以谨慎，（Bescheideneit）磊落，（Offenheit）和慈善（Gemütlichkeit）见称，他对于宗教，历史，地理，数学，实验心理学，以及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等功课都有美满的成绩，而他的德文作品尤具有独立的思想，与正确的词句。他是一个长于学外国文的人，文凭上所载犹不足以尽量表现他所懂的外国文，因为他在少年时代写信给他的妹妹和朋友，常杂以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荷兰文等等，他到后来且通俄文和波兰文，兼顾欧洲各国的方言，所以巴黎公社的一个亡命客称“恩格斯说得出二十种语言。”（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三年度二卷五六○页，法拉格的《回忆恩格斯》PersonlicheErinnerungenanF．Engels）
恩格斯自中学毕业后，曾拟习法律，转入仕途；但他自己具有一种自由的见解，在厉行专制主义的普鲁士政府之下作官，实不相宜，他的父亲又是一个很富的工厂主，愿意他习商业，因此他离开了学校，即在本乡自家所开的商店中实习商业。从一八三八年九月至一八四一年二月，他更离去故乡，前往布列门（Bremen）习商业。然他真心倾向的职业并不在此，乃在做一个诗人。他在少年时代很好诗词，当十三岁时，他即作诗送他的外祖父，（参看《恩格斯早年著作》三○四页，）他于一八三九年四月写信给友人威廉·格列伯，（Wilhelmgraeber）有“我将为巴门市城诗人”（见同书五六页）的话。但他后来恰和马克思一样，觉得自己不能为诗人，因此他作诗的兴趣也渐渐地淡起来了。
恩格斯自到布列门后，对于宗教开始怀疑起来了，他于一八三九年四月八日写信给友人弗里德里希·格列伯（FriedrichGraeber）说：“我从没有做过虔诚派的信徒，在好些时候中，我曾为一个神秘论者，（Mystker）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我现在则为一个真实的和很自由的超自然论者。（Supernaturalist）”（见同书四二页。）恩氏对于教会式的基督教既发生怀疑的心理，他于是力求解决这个问题，旋读斯特劳斯（D．F．Strauss）所著的《耶稣的生世》（DasLebenJesu）一书，愈加置疑于《圣经》，他于同月二七日在致同一友人的信中说：“我现在专攻哲学和批评的神学。一个人到了十八岁，得闻斯特劳斯，一般唯物论者，（Rationisten）以及教会报章〔之说〕，他如果不是不加思索，一直读下去，就会对于乌白流域（Wuppertal）按巴门在此流域中）的信仰开始怀疑。《圣经》上既表现许多显然的矛盾点，我不懂一般正宗派的宣传者，怎能〔摆出〕这样正宗〔的样子〕。……正宗教派所夸示的基督真言在各种福音中所说的各不相同。至于《旧约全书》更不必说起。……旧正宗教是建筑在什么东西上面的呢？不过是建筑在旧的风俗习惯上面罢了。”（见同书四二至四三页。）
恩格斯既排斥基督教正宗派的学说，几经波折，转而服膺斯特劳斯的宗教说，因此又接近黑格尔的学说，他于十一月十五日写信给威廉·格列伯说：“我将达到变成黑格尔信徒的地步了。我将来是否如此，连自己也不知道，然斯特劳斯已经替我对黑格尔安上了引火线，表现得十分美满。黑氏的历史哲学使我至为心服。”（见同书九○至九一页。）历时不久，恩氏便变成黑格尔的信徒，他在一八四○年一月二○日致弗里德里希·格列伯的信中说：“黑格尔对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为我对于神的观念，因此我居于‘近世泛神论者’（ModernePantheisten）之列。”（见同书九三页。）“此外，我研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是一种绝大的著作，我每晚必读此著作，内中伟大的思想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法擒住我了。”（见同书九五页。）
恩格斯在少年时代，不独是对家乡盛极一时的宗教宣战，并且对家乡正在萌芽的工业资本主义宣战，因此，他注意于劳工的疾苦还在马克思之前。他于一八三九年三四月间由布列门向阁慈科主撰的《电闻报》通信，描写巴门和欧尔柏菲尔德社会情形，述及造车工人及其他工人的状况，说此等造车工人“完全是一种堕落的人民，他们既没有屋住，又没有确定的收入，他们如果不是在人家屋中污秽之处或板梯上过夜，那么，到了天亮，他们就从草棚和牛栏等处爬出来。……在下层房间的工作——工人在此处所吸的煤气和尘埃，多于氧气，他们并且大概从六岁起就在此作工——恰使他们的一切力量和乐生之心都被剥夺了。那些家中有零星织机的织工从早至晚，曲着背坐在机上作工，并且让热火炉把他们的背骨髓都炕干了。此等工人如没有落入神秘教的手中，就沉湎于白兰地酒中，……在本地制革工人中固然也看得见强壮的人，可是经过他们的生活至三五年之久，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就败坏了：他们五个人中间总有三个人是死于肺病，而这种病都起于饮白兰地酒。然工厂主如果不是以一种很荒谬的方法去管理工厂营业，而神秘教如果不是以现有的形态和行将蔓延的势头存在，则上述情形或不至达到这样可怕的地步。在各下等阶级中，实有一种可怕的惨苦情形，而在鸟白流域的工厂劳动者中为尤甚；花柳病和肺病的盛行，几乎令人不能相信；单是在欧尔柏菲尔德一处二千五百负有入学义务的儿童中有一千二百人抛弃教育而生长于工厂里面，其原因仅在工厂主使他们代替成年人的地位，免得对成年人付出两倍于儿童工价的工资。……在工厂主中的虔诚派人对待工人是坏到极处，他们用尽方法去减少工人的工钱，而以去掉工人吃酒机会为口实。……（见同书三一至三三页。）
恩格斯这种通信对于家乡各种事宜尚多描写与批评之处，然其最重要之点只在对于宗教和劳工状况两项的叙述。自此信稿发出售，把巴门和欧尔柏非尔德两个城市的人士惊动了，他的友人威廉·布兰克（WilhelmBlank）于是年五月二四日写信给威廉·格列伯说：“这里的人对于此等通信和发了狂一样，此处所有的〔《电闻〕报》立即售罄。还有一点可注意的，就是，此地的人苦苦地猜想投稿者为谁，有人说这是佛莱利格拉，（Freiligrath）有人说这是格籣孙，（Clausen）又有人说这是霍尔慈亚菲尔，（Holzapfel）如此等等，可是他们都没有说对，这也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倘若知道这是恩格斯，那么，他一回家，他们必定和他为难。”（见同书三○七页。）恩氏这种通信上是以三个星点为记，没有署出真姓名，所以他的家乡人无从知道；即在以后两三年中他作许多论文和诗词登在《电闻报》上，也只署弗里德里希·阿斯瓦尔德（FrredrichOswald）的假姓名，他在其他报章杂志——如《莱茵报》和《德国年鉴》等等——上投稿也常用此假姓名，因为“他对于他那虔诚派的保守家庭虽一切意见不能相容，然他却很依恋家庭，顾虑到这一点，所以他当时视保持假姓名——他是在此假姓名之下著作和活动的——的秘密一事为极关重要。”（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四卷八八页，迈耶《恩格斯的假姓名》。EinPseudony,vonFriedrichEngels）
恩格斯既具有一种卓越的理解力和革命的精神，所以他处在不良的环境中，便时时要起反抗。初时和他发生直接关系的为宗教，故他和宗教宣战，其次和他发生间接关系的为政治，他于是又向政治宣战。他对于政治一项，除相信黑格尔的学说外，又以要求一切国民都享有平等和自由权利的政论家白尔尼（Börne）的论旨为依归，他对于黑泼两氏是同样重视的，所以他说：“在此最近的世界震动中，已经有两个人对于德意志精神的发达——这尤可称为近世的发达——静悄悄地作工，此两人在生时几乎无人注意，及他们死后，他们彼此相成之点才被认识出来，这就是白尔尼和黑格尔。……白尔尼是政治的实行家，他完全履行这种任务，这是他的历史上的地位，描写实际的巧妙，无有能及白尔尼的，凡他所表现的，都是活泼的，都是有力的。只有他的著作可以说是为争自由的伟业。……与白尔尼对峙的黑格尔，是一个思想家，他那已经完成的〔学说〕体系横在国人之前。”（见恩格斯早年著作一四四至一四五页。）“然没有白尔尼直接和间接的活动，则那由黑格尔出发的自由方针必更难构成。现在只要将黑格尔和白尔尼两人间阻塞的思想途径开通出来，这不是很难的。此两人所处的地位〔在实际上〕较在表面上更为接近。白尔尼的直切了当及其健全的见解构成黑格尔——至少——在理论上所具见解的实际方面。”（见同书一九二页。）“我们现代的任务是在完全贯彻黑格尔和白尔尼的主张。”（见同书一四六页。）
以上所述恩格斯反抗宗教和政治的争斗，都是他在布列门习商业时的事。当着这个时期，他的职业生活为经商，而他的精帅生活为著作，这两桩事不独是不能联成一气，并且互相冲突，因此，他无意于这种商行为，而别求他适，这是自然的。他于一八四一年春初离开布列门，当时究有何种计划，我们虽无从知道，然他向他的父母要求继续学业，未能如愿相偿，这是意料中的事。他旋于是年十月到柏林一个炮兵营中服兵役。他既是一个富家子弟，就当时的情形讲，很容易运动免除兵役，他所以不避去服役，是想借此机会，利用闲暇时间到柏林大学去听讲。他于柏林大学是年下学期开学之始，即入校当旁听生，兼听神学和哲学等课。当时的神学教员是普王威廉第四即位后新请来讲学的谢林，普王的用意是在是谢氏默示录的信仰去摧折黑格尔泛神论的锋芒。恩格斯听了谢氏的讲课，又对于黑格尔的哲学深加研究，于是以青年黑格尔派的资格，用激烈的主张，于一八四二年四月刊布一种没有署名的小册子，题为《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SchellingunddieOffenbarung，KritikderneuestenReaktionsversuchesgegendiefreiePhilosophie）卢格当时读了此书，以为是巴枯宁著的，他说：这个可爱的少年胜过柏林一切老驴子，这句话可以表现恩氏创作的能力当时已经高出常人一等了。
恩格斯于一八四二年九月底离开柏林，他在此寄居仅一年，然他的成绩却很好，除上面所述的小册子外，他对于《电闻报》，《莱茵报》，《德国年鉴》，和黑维在瑞士所办的出版物，都有作品寄去。他并且加入青年黑格尔派所组织的自由团，结识许多朋友。就是军事一项，他也获益不浅，不独军事学从此为他终身所嗜好的科学，他并且娴于武事，故一八四九年巴登起兵抵抗反革命军，他能亲自效命疆场，而一八七○年替法战争，更能于数日前从军略上预料色当（Sedan）之战，路易·拿破仑的军队必败，丝毫不爽。因此马克思的长女小燕妮呼他为“将军”，从此马家和他的朋友遂以此为他的浑名了。由以上各种事实看来，恩格斯寄居柏林，于学识经验大有长进，其重要殆与马克思居柏林相等了。
恩格斯的父亲和英人欧门（Ermen）在苏格兰（Scotland）曼彻斯特（Manchester）开了一个很大的纺纱工厂，叫做“欧门恩格斯厂”。恩氏自柏林抵家，住了两个月，他的父亲即命他到这个工厂去当书记。当他前往曼彻斯特时，取道波恩，与马克思第一次相见。当时马克思正任《莱茵报》的主笔，且正和柏林自由团人决裂，因为这些人将他们大批幻想的和放言高论的论文寄给《莱茵报》，马克思拒绝登载，彼此遂起冲突，恩格斯也是自由团中的一人，故马氏对之不免发生一点误会。恩格斯后来写信给梅林说：“当我于（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底前往英格兰，再访（《莱茵报》编辑部）时，我在该处遇着马克思，我们初次相见，甚为冷淡。马克思当时出面反对鲍威尔等等，这就是说，他已经宣言，反对《莱茵报》专为神学宣传和无神论等等的机关，而不为政治讨论与行动的机关，他并且也反对埃德加·鲍威尔EdgarBauer）纯因想‘走极端’而唱出来的‘空论共产主义’（Phrasenkommunismus)然埃德加也旋用别种动听的极端话来代替这种主义了；我当时既和鲍威尔等通音问，我便被当作他们的同盟者，马克思对于我怀疑，即在于此。”（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八二页。）
马克思初次遇着恩格斯既是十分冷淡，而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原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印象，他于布鲁洛·鲍威尔波恩大学辞退讲席后，因此作了一种很长的讥讽诗，内中有几旬是嘲笑未曾见面的马克思的，（原文见恩格斯早年著作一三六页，其辞如下：
“那个气势逼人而后起驰骋的是谁啊？
是特里尔的一个黑人，具有倔强的烈性。
他从不肯缓行，但要捷足先登，
他满腔愤怒，咆哮不宁，
像煞要拖彼天涯，使与地平，
他高张两臂，飞舞天空。
他紧握空拳，奋斗不停，
有若一万妖魔，绕其脑顶。”
恩格斯这种诗词系在瑞士发表，并且没有署名，马克思当时也未必知道这是出自他的手笔，诗中的词句形容马克思固免不了少年人喜欢嘲弄别人的习气，然在另一方面却表现马氏当时的奋斗情形已经是为许多人所深悉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初次相遇，虽不能一见如故，然他们并无恶感可言，因此，恩氏一抵伦敦，马上即以观察所得，寄给《莱茵报》发表。恩氏以充足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考察英国大工业状况，真是洞若观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是首先由恩氏安下经济基础的，因此我们对于他到英后的言论不得不加以极大的注意。
恩格斯描写并且批评英国社会状况的文字散见于《莱茵报》，《瑞士共和报》，（SchweizerischerRepublikaner），《德法年鉴》，和巴黎《进步报》等等，我们现在只就其中最重要的，介绍一点。他初次在英国所得的最大印象是：无产阶毅的社会革命终久是要出现的。他于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由伦敦发信给《莱茵报》，首言英资产阶级的人否认革命为可能，“一种革命在英国是可能的么，或是像会出现的么？这个问题是关系英国前途的。将此问题置诸英国人之前，他将以千万种好听的理由向你们证明，丝毫谈不到一种革命。他将向你们说，英国目前敞然是在一种危急的情形中，可是英国在其财富，工业，以及种种制度中却有方法自救，得免于暴乱，英国的宪法富有弹力性，足以包容主义争斗上最激烈的冲突，而由此等状况所引起的变化不致有危及他们的基本原则之虞。他将向你们说，就是最下等的人民阶级也很知道他们在一种革命中是只有损失的，因为一经妨害公安，便足以使营业停滞，因此即能引起一种普遍的失业和饥荒。”（见同书二四三页。）
恩格斯根据英国的实在情形，对于上面一段话作一种答案，他首先说明英国非物产丰富之国，除铁矿，煤矿，和好些牧场外。专靠商为，航业和工业维持他的兴盛。可是英国行保护税制。使一切生活必需品以及工资的价格上升，因此英国的工业竞争不过德法的工业，到处受后者的排挤。英国于是不得不限制生产，然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工业固然使一国富裕，但工业又创踏一个一无所有的赤贫阶级，这个阶级是家无余粮的，并且是繁殖很迅速的，这个阶级此后是不能够再被铲除的，因为他永不能获得确定的收入。英国人有三分之一——差不多一半——是属于这个阶级。一种最小的商业停滞便使这个阶级中一大部分人无从得食，一种大商业危机便使全阶级无从得食。当此等状况一经出现，这些人民除掉从事革命以外。尚有什么事可做啊？这个阶级因人数众多，已经变成英国最有力量的〔阶级〕，当他一变觉悟他是最有力量的阶级，英国的富人便要遭殃了。（见书二四六页。）
可是当时的英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这种觉悟，他们即偶有抵抗资本家的群众行动，然他们的组织非常散漫，他们的目标非常虚幻，如一八四一年夏季他们因工厂主要减少工资的事件而发动，然他们守法的观念太重，总想达到一种和平合法的革命，毕竟被征服了。恩格斯于叙述此事之后授，接着说蜕道：“然无产者因此所获的教训是存在的：就是觉悟一种依和平方法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对于现存的不自然的状况施以一种武力的革命，只有对于世家的贵族和产业的贵族作一种根本的破坏，无产者在物质方面的地位才能够改善。英国人本来守法的念头会使他对于这种武力革命望而却步，可是照上述的英国状况讲，在短促的时期中，无产者无从得食的事，不致于不会出现，畏饥饿而死的念头也不致于不强于畏法的念头。这种革命是英国所不能幸免的；然在英国所出现的事，和在其他一切国家一样，总是因利害关系——不是因则——而开始这种革命并且贯彻这种革命；从利害关系中才能够发展原则，这是说，这种革命不是政治的‘革命’，但是社会的‘革命’。”（见同书二四七页。）
恩格斯作上述通信时只是他到英国数日之后，然他的思想却起了很大的变化。此次通信表现他当时（一）极注重经济的事实，（二）认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剧烈的阶级争斗，（三）开始集中全部思想于无产阶级而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四）一眼看破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必然引起社会革命，（五）指出和平合法革命的荒谬，确定武力革命为打破现社会状况的唯一方法。
恩格斯到英国后既转其注意力于经济一方面，故他对于这一方面的学识，与时俱进，他在曼彻斯特替《德法年鉴》作两篇论文，其一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zueinerKritikderNationalökonomie〕他在此文中对于商业，价值，价格，地租，资本，劳动，竞争和垄断等都加以探讨。现介绍其重要的观点如下。
恩格斯对于竞争和垄断的议论，至为深刻，他说：“竞争的对抗为垄断。垄断是重商主义者的口号，而竞争是自由派经济学者的战声。这种对抗，又是一句空话，这是容易看见的。每个竞争者，无论其为劳动者，为资本家，或为地主，必定是愿意垄断的。每一小竞争者必定愿意排斥他人而独行垄断。竞争是以利益为基础的，而利益复产生垄断，总之，竞争流于垄断。在另一方面，垄断却抵挡不住竞争的潮流，垄断自身并且产生竞争，例如输入外货的禁令或重税恰恰产生偷运的竞争。……竞争的矛盾是：每个人定要想垄断，而全体则必因垄断受损失，所以必须打破垄断。竞争已轻是以垄断——即财产的垄断——为前提的，……财产的垄断一日存在，则垄断的财产是一样被认为正当的；因为一经出现的垄断也是财产。对于小的垄断加以攻击，而对于土地的垄断让其存在，这是何等糟糕不彻底啊！”（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四四八页。）
恩格斯更进而讨论竞争律，他说：“竞争律是在使需要与供给时常相抵补，然恰因此永不能相抵补。两方面又互相分离而陷于严厉的对抗中。供给常是跟着需要走的，从来没有恰恰相抵的；供给或是太多，或是太少，从来没有和需要相符合的，因为在人类这样昏迷的状态中，没有人知道这种或那种〔需要〕是多少。需要如果大于供给，则价格上腾，因此供给便受刺戟了；如市场所表现的一样，价格如果下降，供给如果大于需要，则价格的下降甚大，而需要因此又被激动起来了。这样继续下去，从没有一种健全的状况，常是一弛一张，互相更换，一切进步都不可期，却长在飘摇起伏之中，而不能达到目的。这种定律及其此失彼得的互相补偿，自那经济学者看来，是非常美满的。他的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乐此不疲，并且在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状况之下去考察此事，然这种定律显然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律，并非精神律。（GesetzdesCeistes）这种定律是产生革命的。那经济学者挟着巧妙的需要和供给的学说，出来指示你们，说‘从来没有生产过多的，’然实际却以商业危机作答案，这种危机和彗星一样，依照一定的规则复行出现，现在平均是五年以至七年出现一次〔危机〕。自八十年以来，此等商业危机的依期出现，恰和从前的大传染病是一样的，而他们比大传染病所带来的祸患与不道德的事件还要多些。（参看瓦德《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史》二一一页，一八三五年伦敦出版。Wade：HistoryoftheMiddleandWorkingGlasses），此等商业革命自然充分证实了这种定律，不过其证实的形态比那经济学者要使我们相信的形态不同罢了。一种定律只有借定期出现的革命才能够实现，大家对之应有何种感想啊？这是一种自然律，这是建筑在当事者的懵然无知上面的。倘若生产者知道消费者的需要是多少，并且使生产有组织，将生产事宜在他们自己中间分派妥贴，则竞争的风潮及其流于危机的倾向都不可能了。你们如果像人一样具有意识，去从事生产，不像分离的原子一样，缺乏同类的意识，（Gattungsbewusstsein）则你们便超过这一切人为的和不可捉摸的对抗了。你们如果继续在现今这种无意识，无思虑和受偶然支配的状况之下从事生产，则商业危机便仍然存在；而后一次出现的危机比前一次必更普遍，更有害，更大部分的小资本家必流于贫困，而仅靠工作餬口的阶级之人数必按累进的比例而增加，因此从事劳动的群众——这是我们的经济学者之主要问题——显然是愈增愈多，到了结局便造成一种社会革命，这是那经济学者学院式的智慧所梦想不到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四四八至四四九页。）
恩格斯在上文既指出造成社会革命的商业危机是由于生产中盲目的竞争，他于是又详细描写生产中竞争的状况及其流弊：“资本对抗资本，劳动对抗劳动，以及土地对抗土地的争斗，驱使生产达到一种虐疾症的热度，一切自然的和合理的关系都被颠倒错乱了。一种资本的活动如果不达到最高度数，则他便挡不住别种资本的竞争。一块土地如果不时常增进其生产力，则他不能为有利的耕种。一个劳动者如果不以全力从事于劳动，则他不能对抗他的竞争者。总之，凡陷入竞争漩涡的人如不努力达于极点，如不抛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则他便立脚不住。一方面这种紧张的结果，必为他方面的缓弛。当竞争的风潮很小的时候，当需要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相等的时候，在生产的发达中必定现出一种步骤，而呈生产力过剩的现象，以致国民中一大部分人无以为生，人民在物产丰富之前挨饥受饿。许久以来，英国即处于这种癫狂的状况中，即处于这种活现的矛盾情形中。生产的变化如果很大——因上述状况的结果，必然如此——则兴盛与危机，生产过剩与停滞的互相更换便出现了。那经济学者对于这种癫狂的状况永不能加以说明；他为着解释这种状况起见，发明一种人口论，那种议论是一样无意识的，并且比这种财富与贫穷同时并呈的矛盾现象更无意识。那经济学者不要看这种真实情形，他不要知道这种矛盾为竞争的单纯结果，否则他的全部〔学说〕体系都倒下来了。至于我们对于此事是容易说明的。那备人类驱策的生产力是不可限量的。土地的生产能力因资本，劳动，与科学的应用，是无限增加的，据一般显能干的经济学者和统计家的计算，（参看亚里孙的《人口原理》第一卷一，二章，Alison：PrincipleofPopulation）可以使‘人口过剩的’英国于十年之内生产谷类，足供他现今人口六倍之用。资本每日有增无已；，劳动力与人口俱进，而科学宰制自然力使供人类之用，更日甚一日。这种不可限量的生产能力如果以有意识的行动，为着一般的利益，作适当的处置，则人类所耗的劳动即刻会减至最小限度；如果委诸竞争，则生产能力便在对抗之中起作用了。一部分土地耕种得极好，另一部分土地——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有三千万亩好土地——则听其荒芜。一部分资本流通非常之速，另一部分资本则停滞在柜中。一部分劳动者每日作工十四点钟以至十六点钟，另一部分劳动者毫无所事，以致白受饥饿。这种区别同时或如下：今天商业兴盛，需要很多，于是一切都活动起来，资本的周转非常之速，农业兴盛，而工人劳动到生起病来，明天商业停滞，农业因得不偿失，致使全块土地听其荒芜，资本的流通停滞，工人没有事做，而全国苦于过剩的财富与过剩的人口。”（见同书四五一至四五二页。）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看见上面所述工人失业的情形，遂谬倡人满为患之说，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恰为之代表，所以恩格斯说：“马尔萨斯是这种教义的创始者，他以为人口时常压迫生活资料，生产增加，人口即在同一比例之下繁殖，然人口所具的固有倾向有超过其所应用的生活资料而繁殖之势，这就是一切贫困，一切恶行的原因。因为人类既然是太多了，必须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除去他们，或者是用暴力杀死，或者是使之饿死。当此举一经出现，便再呈出一个裂口，然即剎又为人类的繁殖所填满，而暂时的贫困复开始了，在一切状况之中都是如此的，故不独在文明的状况中是这样，即在原始的状况中也是这样，野蛮的新荷兰人（Newhollands）——这种人每方里往一人——恰和英格兰一样受人口过剩的苦楚。总之，我们如果要据理推断，我们便当承认，地球上虽只有一个人存在，也已经是人满了。现在这种发挥的结果是，穷人既恰为过剩的人数，大家便不当对他们有何举动，只当使他们怎样更容易受饥饿，使他们相信这是不能改变的。他们的全阶级除掉极力缩小繁殖子孙外，别无救援，这一着如果不行，最好是像马尔库斯（Marcu）曾经提议的一样，设立一个国家机关，去屠杀贫民的子女，每个工人的家庭只能有两个半子女，如果生多了，便予以屠杀，施舍是一种罪恶，因为这种行为维持了那过剩人口的繁殖；可是大家如认贫穷为一种罪恶，认贫民住宅为一种改过局，像英国因‘自由的’新贫民律而曾经出现的现象一样，那就很有利益了。”（见同书四五三页。）
恩格斯既提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讨论，他接着就指出马氏两种错误：第一，马氏没有看出过剩的人口或劳动力是和过剩的财富，过剩的资本，过剩的地产连结在一起的，凡生产力过大的地方，才有人口过多之虞；第二，他将工作资料（MittelderPeschättigung）和生活资料（MittelderSubstanz）混为一谈，前者仅因机器力和资本的增加才能够增加，后者只要生产力增加就会跟着增加的。“马尔萨斯标出一个算式，他的全部〔学说〕体系是建筑在这个算式上面的。人口依几何极数而繁殖，即1＋2＋4＋8＋16＋32等等，而土地的生产力是依算术级数而增加的，即1＋2＋3＋4＋5＋6，这种差异是很显明的，并且使人望而生畏：但这是对的么？从何处证明土地的生产力是依算术级数而增加的呢？土地的扩充是有限的，对呀。然在土地上所使用的劳动力是同着人口增加的；假使生产物因劳动的增加而增加一事不是按劳动的比例而同样进行的；然尚有第三种原素在，这是那经济学者所不措意的，这就是科学，科学的进步是无限的，至少和人口的繁殖有同等的速力。本世纪的农业只是受了化学之赐，只是两个人——德斐（SirHumphreyCavy）利此喜（JustusLiebig）——之赐，便有何等进步啊？科学至少是和人口一样增加的；人口在比例上是于最近一代（Generation）繁殖的；而科学在前代所遗留下的认识材料比例上，于最通常的状况之下，也是依几何级数而进步的——科学何所不能啊？‘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流域尚有充足的荒地可以移殖欧洲全部人口，’地球三分之一才开辟出来，而这三分之一〔土地〕的生产可以应用现今所知道的改良方法增加至六倍以上——于此时便谈人口过剩，这不是好笑么？”（见同书四五六至四五七页。）
恩格斯于驳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之后，又继续讨论资本，劳动，地产的各自为战及互相排挤，而归宿到集中运动：“竞争使资本对抗资本，劳动对抗劳动，地产对抗地产，而此等元素中的每一种又对抗其他两种。在争斗中得到胜利的是强者，我们为预言这种争斗的结果起见，当探讨争斗中的势力。第一，地产和资本都比劳动更强，因为劳动者为着生活起见，必须作工，而地主可以靠着他的地租生活，资本家可以靠着他的利息生活，当必要时，他可以靠他的资本或资本主义的地租生活。此事的结果是，生产物中只有那不可少的部分——即赤条条的生活资料——才归诸劳动，而其他最大之部分却分配给资本与地产了。再则强有力的劳动者驱逐弱无力的劳动者于市场之外，大资本驱逐小资本于市场之外，大地产驱逐小地产于市场之外。事实证明这种结论。大工厂主和大商人比小工厂主和小商人占优势，大地主比仅有一摩尔根（Morgan）地的地主占优势，这是人所共知的。由此所生的结果，是大资本和大地产在平常的状况之下，依照强者的权利，已经吞并了小资本和小地产——产业集中。这种集中〔运动〕在商业界和农业界中进行尤为迅速。——大地产的增加比小地产的增加尤速，因为大地主的所得中只有一很小的部分作为开支的费用。这种产业集中对于私有财产是一种固有的定律，恰和其他一切定律一样，各中等阶级必定愈见消极，直至世界分为大富豪与赤贫者，大地主与穷苦的日工（Taglöhner）为止。一切法律，一切地产的分派，以及一切资本的分散都没有裨益——如果没有一种社会关系的全部改造，一种利害冲突的融合，一种私有财产的取消，先期而至，则这种〔贫富悬绝的〕结果必定出现，并且行将出现。”（见同书四五七至四五八页。）
恩格斯以上一文是机应英国工业发展中的事实和趋势立论的，他既是脚踏实地，所以他的议论非常有价值，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已在他这篇文字中萌芽了，故马克思称此文为一中“富于天才的短篇文字”，（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五六页。）而《资本论》中也时有提及此文之处。此外，恩氏在英国的作品尚多见解精确的议论，例如他在巴黎《进步报》所发表的《英国状况》（DieLageEuglands）一文，其中论英国应用机器，发生工业革命，他说：“英国工业这样的革命是英国近世一切状况的基础，是全部社会运动的原动力。”（见《恩格斯早年著作》二七六页。）这不是历史的唯物论的种子么？他在同文中又说：“仅仅民主主义不足以医治社会的弊端。民主主义的平等是一种幻想，（Chimäre）贫民对抗富人的争斗不能以民主主义或政治的地皮为战争的终点。这一步也只是一种过渡，最后的纯粹政治手段是尚待探求的，并且必须有一种新元素，一种超过一切政治本质的原则从这种政治手段中即刻发展出来。这种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见同书三○三页。）这不是一语道破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不在政治的民主主义而在社会主义么？
恩格斯到英国后思想的进步，我们已分段叙出，现在还可借阿德勒一段话作个概括：“恩格斯初次寄居英国时的作品忽然表见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并且使我们处于一种比我们从前游行之地完全不同的地域中。我们不复呼吸于那哲学空论之稀薄的高度空气中，我们不复跟随那仅仅理想的运动和争斗，我们却确切下降到事实的坚硬地皮上，并且骤然插入社会利害的运动和争斗中，然这不是盲目作牺牲物，乃是以愈趋明了的概念，同观此等运动和争斗，并且撮其梗概。我们在这些作品中一眼就望见后来为恩格斯所努力——这是我是所熟习的——造成的面目，即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即阶级对抗与阶级争斗说，唯物史观说，和一种社会革命必然取消生产工具的私有财产说。我们在这些富于天才的作品中看见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还在他和马克思亲密交接之前，即为这种观念的原始创造者——因此使我们惊讶不置——至于这种观念的完全深切发挥出来，固由于马克思之力，然马氏自己当时还没有达到这样明了和圆满的境界。”（见阿氏《思想家的恩格斯》二六页。）
恩格斯思想的变迁固然是由于他和工业国的新环境接触所致，然他受欧文派及宪章派（TheChartists）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和这两派的领袖人物互相结纳，他对于欧文派的机关报《新道德世界》（TheNewMoralWorld）和宪章派的机关报《北方明星》（TheNothernStar）的言论尤为注意，并且曾投稿于《新道德世界》。可是在一方面，他认欧文派的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虽表同情，并提出实在的救济方案，然这种主义带着一点资产阶级的彩色，并且昧于历史的发展，不了解工人阶级的需要，不足以为工人阶级的导师。在另一方面，他认宪章主义虽站在无产阶级的地位上，明目张胆反对资产阶级，然这种主义对于保护工人的实际方案大半流于保守一方面，不与社会主义相接触，也不足以为工人阶级的导师。他以为这两种主义必互相结合，对于工人阶级乃为有益。由此可以表见他认识的深刻，与判断的正确了。
恩格斯居英国约二十个月之久，他于一八四四年八月底离英返国，取道巴黎，再访马克思。恩氏在《德法年鉴》上所发表的论文，既为马氏所赞许，而他们两人且已有书信往来，颇为密切，所以他们这一次相见遂成莫逆之交。当时马夫人正归宁母家，他们两人过从尤密，恩氏于返家后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现在还没有再像和你聚谈的十日那样高兴和诸事洽怀。”（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四页。）这句话可以证明他们再相见时的情投意合了，考茨基谓“在马克思从恩格斯所得的许多暗示中，有一种是尤关重要的。他超过德国思想方法的偏狭处而佐以法国的思想，这是他大大地自拔之处。恩格斯使他习闻英国的思想。因此他的思想才能在当时可能的状况之下达到最高的顶点。”（见考氏《马克思在历史上的成就》一八页。）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晤谈时，对于经济学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受恩氏的影响，当然校读其文字为更大，当时马氏恐怕要发生“与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想了。
恩格斯自在巴黎与马克思订交后，他们两人即共同活动，共同著作，终其身未尝分离，他们这种结合的结果不独是替无产阶级造成了健全的理论，并且在革命同志史上也开了一个新纪元，因此我们不得不借此机会，将他们两人的异同之点比较一下。马恩两氏虽是志同道合，好像一人，然他们的容貌性情，以及精神的表现，和文字的体裁，却完全不同。马克思魁梧奇伟，（身长五尺十寸以至十一寸，）面带棕褐色，恩格斯则身长而瘦，面目皙白。马克思的性情是决切的，坚忍的，冷静的，恩格斯的性情是活泼的，刚直的，慷慨的。“马克思是一个深沉的思想家，恩格斯是一个勇敢的思想家，在马克思则抽象的能力（Abstraktionskraft）更为发达，这种才能能在特别现象的粉乱漩涡中发见共同之点；在恩格斯则结构的能力（Kombinationsgabe）更为发达，这种才能能从单个的特点中造成一种现象精神的总体。马克思的批评能力更强，而反身自省力也更强，这种自省力对于他的思想的勇敢，予以一种控制，并且警戒其小心前进，时常考虑〔其立论的〕基础，至于恩格斯的精神则因其具有豪壮的气势，容易飞腾于伟大的观察上而超过最大的难关。”（见同书一七页。）此外，则马克思为精思玄妙的理论家，而拙于治生，恩格斯为洞达世故的事业家，而颇短于抽象的理论，（恩氏自己也曾承认他不惯于一切抽象的推理，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二七○页。）至于他们两人的文体也各不相同：马克思的作品是思想精审，气势澎渤，词锋锐利，文笔遒劲；恩格斯的作品则流利而富于精彩，明了而幽雅自如。由此看来，他们两人相似之点真是很少，然他们却因此能相辅而相成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的本质虽少相似之点，然他们精神发达的程序却大致相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多已分别叙出，现在只总括说几句，作个比较。马克思当少年思潮澎渤之际，万流竞发，头绪纷如，他的精神上经过一番痛苦的争斗，归宿到黑格尔的唯心哲学，方才告一段落；恩格斯少年被宗教的迷信所包围，他也是努力奋斗，乃得突围而出，变成黑格尔的信徒，他才觉得安宁。马克思到法国后，因研究法国的政治状况及社会主义思想突起变化，即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且由黑格尔的信徒一变而为费尔巴哈的信徒，再变而为唯物史观论者；恩格斯到英国后，因研究英国的工业状况及社会主义，思想也突起变化，也即刻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也是由黑格尔的信徒一变而为费尔巴哈的信徒，再变而为唯物史观论者。他们两人在未出国之前，所处的环境大概相同，因此他们的思想向同一方面发展，这原不足异。可是他们自出国后，四周的环境迥不相同，马克思所居的是经过政治革命的法国，而恩格斯所居的是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他们都具有绝大的天才，所以马氏对于法国革命时代的战争和意志能够了解，而恩氏对于英国工业时代的战争和意志也能够了解。因此，他们虽是分道扬镳，毕竟能够殊途同归。从此以后，他们合德国哲学，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中三大思潮，冶成一炉，造成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说：“我们不独是出自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我们还是出自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这是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所引以自豪的。”（见恩氏《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五页，一九二○年第七版。DieEntwicklungdesSozialismusvondesUtopiezurWissgenschaft．）这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渊源。
马克思与恩格斯同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而恩氏且首先为这种主义安下一个经济的基础，我们一检阅他到英国后的作品，即可看出这一点。然恩格斯本人却不自以为功，他以为凡他所发见的东西，马克思必定也会自行发见，可是梅林说得对：“这种功劳却不会因他自己的话而减色。因为历史上的评判，不以可能的事为根据，而是以已成的事为根据的。”（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一五页。）不仅是这样。他在自己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DerdeutscheBanernkrieg）和《反杜林论》（Herr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两书序言中且声明唯物史观的根本思想是由马克思出发的，他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尤特别郑重声明这一点。究其实际，则他具有这种根本思想最先于马克思，所以马氏于一八六四年七月写信给他，犹说：“你固知道，第一，我于一切〔学问〕来得迟；第二，我总是跟着你的足迹走的。”（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七三页。）此外，恩格斯推崇知己与谦让未遑的言论是到处表现的，他有一次写信给老友倍克说：“我一生从事我所任的工作，就是弹第二等小提琴，（Violine）我并相信我的任务是颇合节的。有了马克思这样一种第一等著名的小提琴，我是欢欣鼓舞的。（见《恩格斯书简》五五页。）可是一般没有细心读恩氏著作的人屡次听见他推崇马克思和不自居功的话，对于他在精神史上的重要遽尔忽视了。
我们现在再回转来叙述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相会后的情形，他们当时于口头交换意见外，即开始实行共同著作。他们所著的书名《神圣家族》或《批评的批评之批评》，这是因反对布鲁洛·鲍威尔兄弟及同志而作的。马恩两氏自出国以后，不复属于青年黑格尔派，这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反之，鲍威尔兄弟及柏林自由团一班人的思想却愈起于玄幻的一途，而尤以布鲁洛·鲍威尔为其代表。鲍威尔高唱回转到极端的主观论之说，他以为只有回转到纯粹哲学的，纯粹理论的和纯粹批评的东西，才是对的。当《德法年鉴》正在筹办之际，鲍威尔本来宣言愿加入著作者之列，但未几他要独树一帜，宣传自己的主张，遂邀集同志于一八四三年十二月编辑一种月刊，名为《普通学报》，（DieallgemeineLiteraturzeitung）这种报本鲍威尔玄幻的主张，对于一切社会问题以及《德法年鉴》上的作品，大肆批评，因此惹起马恩两氏的反感，乃同著一书，加以反驳。他们在序言中首先说明他们著书的目的道：
“真实的人本主义在德意志的危险仇敌如有过于唯神论（Spiritualismus）或空论的唯心论（SpekulativerIdealismus）的，这种唯神论或唯心论把‘自觉’或‘精神’去代替真实个人的位置，并且与宣传福音教者同一教人道：精神创造生命，肉体是无用的。这种没有肉体的精神自然只是在他的幻想中具有精神。我们对于鲍威尔的批评所反驳的，就是那作为讥讽而表现出来的空论。自我们看来，这种空论是为基督教与德意志的原则最充分的表现，此原则以最后的努力，要使‘批评’〔指《普通学报》〕自身成为一种卓绝的势力。
我们的讨论特别集于鲍威尔的《普通学报》上面——我们现有此报的起首八册——因为鲍威尔的批评以及德国空论的无意识之点在此报中达到顶点了。批评的批评（《普通学报》的批评）愈加借哲学使真实颠倒变成最明显的滑稽剧，则此报便愈富于教训，……学报所供给的材料使大众可以懂得空论哲学的虚幻。我们著作的目的即在于此。”（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一○三页。）
《神圣家族》共分九章。起首三章半是恩格斯道过巴黎时随时草就的，其余五章半系马克思后来接手做成的。《普通学报》上所批评的事件甚多，如英国的工业，法国的革命，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和哲学等等都在其批评范围之内。马恩两氏的著作既要辟其谬误，故所涉的范围甚广，且多零星琐屑的议论。我们现在只将其中重要的议论介绍数节如下。
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第四章中先征引埃德加·鲍威尔批评工人之玄而又玄的话，继乃加以反驳，他说：“法国社会主义者以为工人创造一切东西，生产一切东西，然他却没有权利，没有产业，总之，他一无所有。批评〔指《普通学报》〕借着埃德加君的——认识之镇静的——口答道：要能够创造一切东西，须有一种如工人觉悟一样的强有力的东西，上面一句话要反过来才对，就是：工人未曾创造东西。所以他没有什么东西，然他未曾创造东西，是因他的工作总是一种单个的，基于自己需要的，和日常的工作。〔学报的〕批评于此达到一个抽象的顶点，他从这一点上只看见他自己思想的创作以及反乎一切真实的普通状况（Allgemeinheit）‘一点东西’。才是‘一切东西’。工人未曾创造东西，因为他仅造出‘单个的东西’，这就是说，只造出些可触觉的，非精神的，和非批评的对象，在纯粹批评的眼中，这种对象是一种讨厌的东西。一切实在的，和生活的，是非批评的，是繁多的，因此‘不算东西’，只有批评的批评之理想的和虚幻的创造，才是‘一切东西’。……批评的批评没有创造什么东西，而工人却创造一切东西，工人在他的精神的创造中还使全部批评惭愧无地了；英法工人对于这一点是可以拿出证据来的。工人并且创造了人，而批评者则当为非人，（Unmensch）他简直因此心满意足，而作批评的批评者了。……〔学报的〕批评除掉‘从现成的制度文物范畴中构成程序’外，别无所事，就是从现成的黑格尔哲学和现成的社会趋势中〔构成程式；〕此等程式就只是些程式，别无所有，他〔指学报的批评〕对于偏执论（Dogmatismus）虽极讥笑怒骂的能事，然他自身却陷于一种偏执论中，并且还陷于一种妇人态的偏执论中，他是一个老妇人，并且将长为一个老妇人，他将干燥枯寂的黑格尔哲学，将他干枯到最讨厌的抽象论的身体体上脂粉，加上美服，在全德意志国中左顾右盼，乱送秋波，希望勾引到一个爱人。”（见同书一一三至一一四页。）
恩格斯上面的话是暴露并且抨击埃德加·鲍威尔虚无飘渺的幻想，而马克思下面一段话也是暴露并且抨击布鲁诺·鲍威尔虚无飘渺的幻想，他说：“我们听见说‘自古至今历史上一切大事业从初时起即遭失败，没有深远的结果，是因群众对于此等事业曾经发生兴趣和热忱的缘故——或者是因此等事业中所含的理想必定以一种肤浅的见解为满足，也必定以群众的赞否为依归，于是此等事业必然罹一种悲惨的结局。’〔照上面所说的看来〕，似乎一种见解以一种理想为满足，与一种理想相符合，便不复是肤浅的了。布鲁诺君只把理想及其见解两者间的一种关系表现出来，恰和他只把历史上失败的事业对于群众的一种关系表现出来一样。因此绝对的批评如果斥何物为‘肤浅的’，这就简直是自古至今的历史，而历史上的事业和理想是即‘群众’的理想和事业。绝对的批评呵责群众的历史，要代以批评的历史。……按照向来非批评的，即非绝对的批评意中所赞许的历史，还当正确分别群众对于目标所发生的‘兴趣’达到何种程度，群众对于目标所具的‘热忱’达到何种程度。一种理想如与‘利益’分离，则这种理想是当受非难的。在另一方面，每种在‘理想’中之群众的和在历史上要贯彻的‘利益’当其初次出现于世界舞台时，远超过其实际限度之外，直与人类的利益混在一起，这是容易领略到的。……当群众在政治的‘理想’中没有他们的实在利益的理想，当他们的真正的主要原则与革命的主要原则不相符合，当他们的真正的解放条件与解放资产阶级自身及社会的条件在大体上不相同，则这种革命才对于群众是‘失败’的。所以凡能够代表一切历史大‘事业’的革命如果失败了，则其失败的原因是在乎这种群众——革命在群众的主要原则中大半停顿起来了——为一种孤立的，有限的，和非包括全体的群众。〔这种失败〕不是因群众对于革命具有‘热忱’和‘兴趣’，而是因最大多数人，即与资产阶级分离的群众部分在革命的原则中没有他们真正的利益，没有他们自己革命的原则，却只有一种‘理想’，只有一种暂时热忱的对象，只有一种表面兴奋的对象。”（见同书一八一至一八二页。）
《神圣家族》原名《批评的批评之批评》，所谓批评的批评是指《普通学报》，马恩两氏对之再加以批评，故有是名。可是承印此书的勒文达尔（Löwenthal）是一个有名的博士，他于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底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听说马氏著一部书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名为《神圣家族》，那书是否即他正在付印的《批评的批评之批评》，如果即是此书，请改名《神圣家族》，校为警切，马氏慨从其请，故《神圣家族》变为正名，而《批评的批评之批评》变为副名了。至于《神圣家族》这个名词本是马克思在书中的用语，系一种讥讽之词。因为鲍威尔一批人把群众看做龌龊不堪的东西，信口雌黄，自己以清流自居，自以为是超然物外，忘情一切，俨然和神圣一样，故马克思称他们为神圣家族。或“神圣的批评的家庭。”
《神圣家族》是一八四五年三月出版的。此书初初时原拟定为一种小册子，所以恩格斯只作了二十余页，后来马克思接续做下去，竟扩充到三百五十余页。因为据当时德国书报检查令，凡超过三百二十页的书得免检查，马克思下笔时大概顾虑到这一点，所以对于许多小节细故，不惜加以详细的讨论，使篇幅因此延长。然当时的人士对于此书不大感兴趣，因此也颇少印象。梅林说：“此书对于现今的读者容易表见像一堆无光彩的煤炭一样，然他如果稍具有明了的眼光，便有某种光耀的宝石从这煤堆中来照耀他。”（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四页。）这光耀的宝石是什么呢？就是唯物史观说。此书表见马恩两氏公然反对黑格尔的哲学，过渡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且逐渐超过这种主义，而发挥他们自己的唯物史观的学说。此书的重要与价值不在能“用大炮打麻雀”（参《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二卷七一页。）的方法去对付《普通学报》，（此报仅出十二期，当《神圣家族》出版时，他已经死去数月了。）乃在能明白表见马恩两氏思想变迁的过程。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序言中说：“我们先行发表这种辩论，然后继以各种独立的著作——我们自然是各作各的——我们对于各种新哲学教义和社会教义的真切见解以及真切关系，将于这些著作中陈述出来。”（见同书一○三页。）当《神圣家族》出版之时，恩格斯的“独立著作”已经脱稿，正将付印了。这种著作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名震一时和销行最广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所叙述的主要事件是，英国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因应用新发明的机器，发生产业革命，产出一个无产阶级，麇集于城市的工厂中，以谋生活；这个无产阶级因受资产阶级的宰制，商业危机的影响，与同阶级中人相互竞争的结果，生活艰难，流离失所，而德智体三育且日益下降；可是他们所受的压迫愈大，而他们的反抗也愈甚，因此发生一种阶级觉悟，引起一种工人运动，而这种觉悟与运动的结果，当然会酿成社会革命，使工人阶级获到最后的胜利。此书不独是表见资产阶级的勃兴，并且还表见资产阶级的灭亡，他不独是说明无产阶级的困苦，并且还说明无产阶级的解放。“他含有唯物史观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一切种子。他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说明无产阶级的心理；他使无产阶级历史的任务导源于经济的发展中，并且已经宣布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九卷三四九页，考茨基：《迈耶的恩格斯传》。JustavMayers，EngelsBiographie）还有一层，此书对于马克思是发生很大的影响的，因为马氏在当时还是“一个书房中的学者，他的知识是从书本子上得来的，至于实际上的经济生活，他常是十分隔膜的。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是从实际事实的怀中产生出来的，或者恰因此使马氏获得一种特别坚强的印象。”（见博文兴《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与要求》四一页，一九二○年出版。AlbertBovenschen：DieGrundsätzeundForderungenderSozialdemokratie）恩格斯此书既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先锋，又为影响马克思至深且巨之作，因此我们特将其中重要之点分别介绍于下。
恩格斯在他的书中开宗明义就标出英国无产阶级的发生期及其原因，他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前世纪的后半期中因蒸器机的发明与机器的应用于棉业而开始的。大家都知道此等发明引起一种产业革命，同时这种革命改变了资产阶级的全社会，其在世界史上的重要现在才起首被人认识。英国是这种革命的策源地，革命进行愈是静悄无声，则他便愈加剧烈，而英国因此又为他的主要结果——即无产阶级——发达的策源地。只有在英国才能够研究无产阶级，详考其一切状况和一切方面。”（见恩氏《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页，一九二一年第七版。）
英国的产业革命既开始于机器的应用，而机器的应用复首现于棉业中，则无产的贫民也自然以棉业为出发点，可是要明白这种贫民的发生，当上朔其历史，所以恩格斯说：“在应用机器之前，〔棉花〕原料的纺织都在工人的家中。〔一家中的〕妻和女从事于纺纱，而丈夫则将纱帜成布匹，当家主不自织布时，则将棉纱出卖给别人。此等纺织家庭大半居于乡村中和附近城市的地方，他们的工资完全敷用，因为国内市场对于棉料的需求尚大，且此业差不多是一种唯一的贸易，而那因商业的扩充，外国市场的征服，后来所表现的竞争大势力，〔当时〕对于劳动工资还不发生影响。此外，国内市场在〔棉料的〕需要上时常增加，与人口的慢慢繁殖，步骤相合，因此每个织工都有工作，各工人的住所散布于乡村中，工人间所起的竞争不能够达到一种剧烈的程度。这种织工并且大概是抛开一点工作，租一块小地，于闲暇时间——他的闲暇时间，只要他愿意，随时都有，因为他要在什么时候织布，并织至什么时候止，都可任意而行——从事耕种。他固然是一个不善于耕种的农夫，他不注意于农业，没有很大的实在收获；但他至少不是一个无产的贫民，像英国人说的一样，他有一根棍插在他的祖国的地皮上，他是有定所的，他在社会上所站的地位并且比现在的英国工人要高一级”。（见同书一至二页）。
此等织工的生活既安适，复以闲暇时间从事于田园工作和各种户外游戏，因此他们的体质健全，与普通农民无异。凡原料与纱布的交付，以及工钱的支取，都有游行经理踵门交涉，因此他们终身伏处乡村，不入城市。所有洒色征逐的事，都非他们所知。他们是有体面的乡人，他们的子女同住一家，受其教训与指挥，而家长制的家庭关系因得保存无恙。可是“他们能读书的很少，能写字的更少。他们依着常规到教堂里去，不问政治，不事诡谋，并且不运用思想，而以身体上的训练为娱乐，他们依传统的信仰，听读圣经。以谦逊的态度，与社会中各高贵的阶级相处，安然无事。可是他们在精神上也因此死去了，他们只顾着自己微小的利益，只顾自己的织机和田园，对于人类在外面所干之轰轰烈烈的运动毫无所知。他们在静悄的植物一般的生活中觉得愉快，倘若没有产业革命，他们永不会走出这种很浪漫的，温和的，但不值得为人的生存圈套之外。他们却不是人，只是些为少数贵族——此等贵族是向来指导历史的——服役的工作机器；产业革命也不过是将由此所产生的结果贯彻起来，使工人完全成为单纯的机器，从他们的手中夺去那独立行动最后的残余，可是恰因此驱策他们运用思想，并且要求享有一种人的地位。（见同书三至四页。）
统观以上两节的描写，可知产业革命以前的英国织工都是些比较有恒产的自由独立的，和保守的小生产者，然机器一经应用，他们何以会变为无产的贫民呢？恩格斯再告诉我们，说：“第一种〔机器的〕发明，引起英国工人向来的地位一种根本上的变化，这就是北兰卡州（NordLancshire）不拉克柏恩（Blackburn）的斯坦山（Standhill）地方惹姆斯·哈格理夫（JamesHargrave）于一七六四年‘所制的’叶立（Jenny）纺纱机。这种机器就是后来谋尔（Mule）纺纱机粗形的起点，〔这种叶立〕是用手转动的，但他不和平常的手纺车一样，只能有一个纺锤，他有十六以至十八个纺锤，用一个工人就可以纺纱，因此所供给的纱才可以比向来多得多；从前一个织工常用三个女工纺纱，纱总是不敷用，织工常要等待棉纱，到此时所出的纱便多于原有织工能够织完的了。棉纱的生产费因新机器的应用而减少，结果使织物的价格低廉，而大家对于此等织物的需要更增加了，因此必须用多数织工，织工的工资便上升了，现在织工既可从织机上获得多量的报酬，他便渐衣抛弃他的农业工作，完全以织布为业。此时一个四个成人和两个小孩的六口之家靠纺织为生，每日作工十点钟，一星期能获四金镑——等于普鲁士二十八个塔勒——当着商业兴盛，工作忙迫的时候，所得还要更多；一个织工每星期从他的织机上获得两金镑，这是很平常的事。这个兼事农作的织工阶级逐渐消灭，而化为新兴的纯粹织工阶级，他们没有产业，连一种租地的准产业都没有，专靠工资过活，因此他们遂成为无产的工人了。此外，还有纺纱者对于织工的旧关系也消灭了。纺纱织布向来是在一处的。现在叶立机既和布机一样需要一个有气力的人去担任工作，所以男子也开始纺纱，许多家庭是全家专靠叶立机谋生，同时其他家庭把那些陈旧的和劣败的纺车抛在一边，他们如果没有钱购买一架叶立机，则他们必须专靠家长的织布机生活。后来工业中纺织业有无限完善的分工是由此开始的。”（见同书四至五页。）
纺纱机器一经应用，即创造一个工业的无产阶级，既如上所述，可是他的影响还不止此，所以恩格斯说：“第一种很不完备的机器已经这样发达一个工业的无产阶级，同时他又引起一个农业的无产阶级。〔英国〕向来有一大批小地主，叫做‘约门恩’,(Yeomen)他们也和他们的邻人农业织工一样，无思无虑，静悄悄地度日。他们完全依照他们父亲传下来的疏忽的老法子耕种他们的小土地，而以倔强的态度反抗每一种革新，然这种态度也自是许多世代以来为习俗所拘束的人所固有的。他们的下面又有许多小佃农，但不是现今所谓佃农，此等小佃农或由契约的世租，或由旧习惯的力量，从他们的父亲或祖父传下小土地来，他们向来据有这种土地，十分稳固，好像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产业。现在工业工人既从农业中抽身出来了，便有一大批土地空着，大佃农这个新兴阶级于是插足其中，这些大佃农一租是五十摩尔根，一百摩尔根，二百摩尔根，二百摩尔根以上不等，他们是任意租户，（Tenants-at-will）就是，这种租户的租地每年可以任意通告收回，他们现在知道用更好的耕种法与大规模的组织，去增加土地的出产。他们和小地主相比，能以较廉的价格出售生产物，至于这种小地主的土地既不复能养活自己他除掉卖出土地，购进一架叶立机或织布机，或受雇于大佃农做日工——农业的无产者——外，别无谋生之道。”（见同书五页。）
恩格斯接着又说：“工业的运动并没有在此处停止。单个的资本家开始安置叶立机于大建筑物中，借水力使之转动，因此可以减少工人的数目，并且和那些以手推动机器的纺纱者相比，他们能以较廉的价格，出售棉纱。又叶立机时加改良，因此，在顷刻之间，一架机器即变为陈旧的东西，必须加以改造，甚至于须抛弃不用；当资本家应用水力尚能以旧式机器维持现状的时候，那单个的纺纱工人拿着这种机器毕竟站脚不住了。此处既已经伏着工厂制度的开端，而阿克莱特（RichardArkwight）——他是北兰卡州布列斯顿（Preston）地方的理发匠——一七六七年所发明的居洛斯尔纺纱机（Spinnign-Throstle）复将此一点扩充起来了。这种机器在德文中称为克田机，（Kettenstuhl）与蒸汽机同为十八世纪最重要的机械发明。这种机器第一就是安排用机械的发动力，并且是以完全新的原则为基础的。兰卡州费乌德（Firwood）地方的科罗布顿（SamuelCrompton）联合叶立机与克田机的特点，于一七八五年造成谋尔机，同时阿克莱特发明了卡地纺纱机（Kardirspinnmaschine）和佛尔纺纱机，（Worspinnmaschine）因此工厂制度对于纺纱业就成为霸王了。这种机器略加改变，逐渐应用于纺羊毛业中，后来（十九世纪开始十年间）又应用于麻业中，因此，将此等业中的手工劳动驱逐了。可是工业运动在此仍没有停止；当十七世纪末年，一个乡村牧师卡特莱特（Cartwright）博士发明了机械的织布机，至一八○四年他已经能用这种织布机与手织工相竞争而获得胜利，所有这些机器都因詹姆斯·瓦特（JamesWatt）的蒸汽机而倍加重要，至于这种蒸汽机是一七六四年发明的，自一七八五年以来被用作纺纱机上的发动机。有了这些发明，——后来尚年年改良——英国产业的主要部门中机器劳动对于手工劳动的胜利便决定了，自兹以往，此等产业部门的全部历史就只是报告手工业劳动者怎样被机器从一种地位驱逐到别种地位。此事的结果是，在一方面一切制造品的价格陡然下降，工商两业十分兴盛，几乎所有无保护的外国市场都被征服了，而资本与国民财富的增加非常迅速；在他方面，无产阶级的增加还要迅速得多，工人阶级一切财产，和一切所得上的安全都被破坏了，还有德性的堕落，政治的骚动，以及一切为有产业的英国人所极端恨恶的事实出现。……”（见同书六至七页。）
工业发达的结果既把社会分成两个利害完全相反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于是阶级争斗便日趋激烈，恩格斯讲到伦敦及其他大工业城市的情形，说道：“社会战争是大家互相对抗的战争，在此处是公然宣布了。一般人和〔我们的〕朋友施蒂纳（Stirner）一样，彼此相视，只当作可利用的东西；每个人掠夺别个人，〔实际上〕所表现的是强者蹂躏弱者，少数强者——即是资本家——将一切东西据为己有，而多数弱者——即是贫民——连赤条条的生活都难维持了。在伦敦是如此，在曼彻斯特，伯明翰，（Birmingham）和利兹（Leeds）也是如此，即在其他一切大城市中也无不如此。无论在何处，是一方面呈出野蛮的冷淡，与自私的残酷，在他方面呈出不可言状的困苦，无论在何处是社会战争，每个人的家宅是在戒严的状况中，无论在何处是藏在法律保护之下互相抢劫，一切行为是无耻的，是彰明较著的，一个人对于我们社会状况的结果——像此处明白表现的一样——发生恐怖之心，这种完全颠狂的勾当尚能维持得住，〔不致鱼烂而亡。〕他当以为天下奇怪的事无有过于此了。”（见同书二四至二五页。）
恩格斯认社会战争中资本家是强者，工人是弱者，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在这种社会战争中，资本——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的直接或间接产业——既是战斗所用的武器，则遍种状况中一切不利益的事都落在贫民的身上，这是很显明的。贫民没有人照顾，他既被牵入战争漩涡中，必须尽力战斗下去。他幸而找着工作，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对于他肯加恩惠，肯利用他去致富，则他所望的一种工资殆不足以营养自己的身心；他要是找不到工作，那么，他如果不怕警察，就可以去行窃，否则只好挨饿，就是在此处，警察也要留心，使他在一种静悄悄的和无损于资产阶级的状况中挨饿。当我在英国的时候，至少有二三十个人在各种最令人伤感的状况中直接活活饿死了，当着验尸的时候，殆没有陪审官具有勇气，将此事和盘托出。验尸的证书虽很明了，虽没有疑义，可是资产阶级——陪审官是从这个阶级中选出来的——总找得着一张后门，逃出饿死这种可怕的审判词。资产阶级在此处不能说真话，否则他就是宣布自己的罪状。但还有许多人是间接饿死了——比直接饿死的更多——这是因时常缺乏充分的生活资料，致引起死症，而被牺牲，这种缺乏物资使身体虚弱，有某些状况本来可以完全平安渡过的，却因此而必然转入重病和死亡中。英国工人称此为社会的虐杀，他们归罪于全社会继续不断地犯这种罪。他们〔的话〕是不对么？”（见同书二五页。）
资本主义社会战斗中的武器既握在资本家的手中，所以赤手空拳的工人一时即侥幸不直接或间接饿死，也长在呻吟憔悴之中，恩格斯介绍伦敦工人的情形说：“最大的工人区域在陶卫（Tower）之东，即在白教堂（Whitechapel）与柏慈讷尔草场，（BethnälGreen）伦敦工人的大群众集中于此等地方。我们且一听柏慈讷尔草场圣非力伯教堂的传教师亚尔斯顿（Hr．G．Alston）对于他的教区中状况所说的话：‘这个教区包含一千四个住宅，共住二千七百九十五家，约有一万二千人，这些大量人口所住的面积少于四百方码，（一千二百方尺）〔住所〕既是如此拥挤不堪，所以一夫一妻，四五个小孩子，有时还连着祖父母同住在一间十方尺至十二方尺的房子里，工作，吃喝，与眠睡，都在于此，这并且不是不常见的事。我相信在伦敦僧正使公众注意于这个最贫苦的教区之前，往在西城的人对于此区毫无所知，不亚于他们对于澳洲或南海岛（SüdseeInseln）的野蛮人〔毫无所知的程度〕。当我们一经亲眼看见这些不幸者的忧患时，当我们窥出他们极节省的食品，并眼见他们因疾病或失业而遭磨折时，我们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竟有如许孤苦和穷困的事，是当引以为耻辱的。我前在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当牧师三年，正值工厂最衰败的时期；但我从来没有看见像伯慈讷尔草场的贫民一样，完全得不到救助的。在这全部邻舍地方，除掉工作衣服外，十个家长之中没有一个人再另有一套衣服的，即他的工作衣服也是很恶劣的，破烂的；还有许多人除掉这一套破烂衣服外，夜间是没有被褥的，床上除一袋干草及破烂物外，一无所有。”（见同书二九页。）
上述一节固然足以表见伦敦工人颠连困苦的状况，然还有更甚于此的，恩格斯在书中一连举出三个例子，我们现在特介绍其一如下：“当塞来（Surrey）的验尸官卡尔脱（Carter）于一八四三年相验一个四十五岁的妇人加尔威（AnnGalway）的尸时，各报上对于死者的住所有下列的纪载：此妇人同她的丈夫及其十九岁的儿子住在伦敦柏梦集街（Bermondsey-Street）白狮场第三号一间小房子内，房中既没有床和被褥，又没有木器。她伴着她的儿子，死在一堆羽毛中，这些羽毛散布于她那几乎赤条条的身上，因为〔除此以外〕，既没有铺盖，又没有被毡可见。羽毛附着在她的全身，十分坚固，所以在尸身清洗之前，医生竟不能够加以检验，后来医生发见她完全消瘦，并且周身被虱蚤咬烂了。房中的地板有一部分被拔去，这种没有地板的空洞被家中用作厕所。”（见同书三○页。）
“可是话虽这样说，这些人还有任何种屋子藏身，总算是有幸运的，——所谓有幸运是对那完全没有屋住的人讲的。伦敦每朝有五万人起来，不知道是日夜间当在何处安枕。这种数目中最有幸运的人能够到晚上省下一个或几个便士，投入一种所谓寄宿舍中，在一切大城市中有一大批这样的寄宿舍，他们出了钱，就在此中找地方睡下。但这是何等一种寄宿地啊！这种屋子是从上至下用床板布满了的，一间房中有四张，五张，六张床，只要摆得下去，便尽量摆下。每张床上四个五个六个人挤在一起，也是只要睡得下去，便尽量睡下，——病的也好，康健的也好，少的也好，老的也好，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酒醉的也好，清醒的也好，只要恰好来了，都结合在一起。于是就弄出争闹殴打和受伤的事件出来——当同床的人互相和睦的时候，那更坏了，他们或是商量行窃，或是干种种〔鲜廉寡耻的〕事，这种事的兽性兽态是我们人类已成的文字不愿意再描写出来的。——那些不能够出钱买这种睡所的人们又怎样呢？他们随便在何处找得一个地方就睡下，或睡在走廊中，或睡在拱路中，或睡在任何屋角旁边，只要警察或物主不惊扰他们的酣梦就得了；有些人寄宿于避难所中，这种避难所是由慈善私人到处建设的，——还有些人睡在公园里的凳上，星罗棋布，正靠着维多利亚（Viktoria）女王的窗下。”（见同书三一至三二页。）
英格兰首都工人住所状况已略见一斑，爱尔兰首都的工人住所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恩格斯说：“都柏林（Dublin）的贫民区是非常扩大的，那屋内的龌龊和不能安居的状况，以及街道的污秽，迥非意料所及。大家要知道此处的贫民是怎样拥挤在一起，可以听一听一八一七年工人住所调查员对于巴拿尔街（Barrall-Street）五十二栋屋中三百九十间房子所住的一千三百十八人，和教堂街及其附近七十一栋屋中三百九十三间房子所住的一千九百九十七人的报告：‘在这个区域及其附近的区域中。有一大批发臭气的小巷及院子，其中的地下室专靠门户放进光来，多数地下室虽至少有床，然尚有许多地下室的居民是睡在赤条条的地面上的，——例如尼科尔孙院（Nicholsou’sCourt）二十八间小而且坏的房子住一百五十一人，他们是处于最大的困难中，在这全院中只看见两张床，两套铺盖。’都柏林的贫穷是很大的，单是一个慈善机关每日收入二千五百人——占全人口百分之一——于‘乞食会’，（MondicityAssociation）日间给以饮食，到晚上复令其散去。”（见同书三四页。）
在爱尔兰首都工人的状况是如此凄惨，在苏格兰首都的工人状况亦何莫不然，所以恩格斯说：“亚里孙（Alison）博士告诉我们，爱丁堡（Edinburgh）也有同样的状况。……亚氏以为这个城的大部分恰和都伯林最坏的区域一样污秽，一样可怕，爱丁堡的‘乞食会’恰和都伯林首都的‘乞食会’一样，要供养同数的难民，他并且说，在苏格兰的贫民——即在爱丁堡和格讷斯哥（Glasgow）的贫民——比英国任何地方的贫民情形还要坏些，那最困苦的不是爱尔兰人，而是苏格兰人。在爱丁堡旧教堂的传教师里伊博士（Dr．Lee）于一八三六年在宗教教育委员会（CommisionofReligionInstruction）前演说道：‘像他的教区中这样的困苦，他以前从没有看见过。居民没有什物器皿，简直一无所有；并且常是两对夫妇住在一间房子里。他有一天到过七栋屋中，内中没有床——有些连干草都没有；八十岁的老人都须睡在木板子上，差不多大家都是穿着他们的衣服过夜的。他在一个地下室中看见两个从乡下来的苏格兰家眷；他们到城中不久之后，即死去两个小孩子，当他过访时，第三个孩子又要死了——每个家眷有堆干草置诸一隅，此外这个地下室中——这是很暗的，白天在里面认不清人——还养着一匹驴子。——一个人看见像苏格兰这样的困苦，他即具有金刚石般硬的心肠也会流出血来。”黑伦（Hennen）博士在《爱丁堡医药与外科报》（EdinburghMedicalandSurglcalJournal）上曾作同样的报告。一种议会报告中表见爱丁堡贫民的住所是何等不清洁啊——在如此状况之下，这是意料中的事。鸡在床架子上过夜。狗甚至于马同人睡在一间房内，这种情形的天然结果是住所污秽不堪，并且发生一种恶臭，藏着大群的臭虫虱蚤等物。”（见同书三四至三五页。）
“在其他港口大城市中的情形也不见得好些。利物浦（Liverpool）商业繁盛，财富丰盈，然对待工人是同样野蛮的。足足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超过四万五千人——住在狭隘的，黑暗的，潮湿的，和不适于空气流通的地下室中，城中这种地下室为数有七千八百六十二个。此外还有二千二百七十个小屋，即四面用墙围起来的小地方，其中只有一个狭小的进口，大小为拱圆形的，这种小屋不能通风，大概很龌龊，差不多专为贫民所住。当我们讲到曼彻斯特时，我们对于这种小屋将详加说明。有人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访问二千八百个工人家庭，其中百分之四十六只住一间房子。”（见同书三六至三七页。）
恩格斯上面既经申明对于曼彻斯特工人所住的小屋将详加说明，他在以下各节就将工人住所的形势和构造等等详细叙出，并附以图解，他所以特别注重于曼彻斯特的工人住所，一因此城为当时英国工业的出发点与中心点，二因他自己寄居于此至二十个月之久，深悉内中的状况，故能和盘托出。他在一段结论中说：“我们如果把我们在此处地方经历所得的结果总括起来看一下，那我们必须说，曼彻斯特及其前城的三十五万工人差不多都住在恶劣的，潮湿的，和污秽的小屋中，此等屋子所在的街道大半陷于最坏的和桂不清洁的状况中，屋子的构造丝毫没有顾及通气一点，仅仅顾及构造者所收入的利益，——总之，在曼彻斯特的工人住所中没有清洁和方便可言，也没有家庭乐趣是可能的；在这种住所中只有一个残酷的，堕落的，智育德育降至兽类一般的，和身体带病的种族才能够觉得快乐，觉得是家庭。我并不是主张此说的唯一人；开伊博士（Dr．Kay）完全作同一的纪述。这是我们〔在前面〕看见过的，息尼尔（Senior）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一般工厂主人所承认的并且极重视的要人，也是一个反对一切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幻想家，我宁愿重复一点，将他的话引进来：‘当我经过爱尔兰城安柯慈（Ancoats）和小爱尔兰的工厂工人住所时，我只是惊讶，在这种住所中怎样能够保持得住一种支配持不敝的健康。此等城市——因为他们是在扩大中并且是居民数目有多的——的建筑，除掉投机的构造者直接的利用外，是丝毫没有顾及其他一切的。一个木匠和一个泥水匠联合拢来买一些建筑地基’。（就是租一些建筑地基至许多年之久），‘盖造所谓屋子在这地基上；我们在一处地方发见一条全街沿着一条阴沟而行，因此不必花掘地的费用，而得着很深的地下室，这种地下室不是用作堆积杂件和收藏货物，而是用作人们的住所的。在这一条街中没有一栋屋免去了霍乱症的。在这前城的街道，普通是没有铺砖石的，街的中心成是一堆粪渣，或是一池污水，各屋子的后墙是合在一起建筑的，不能通风，不能排水，许多家庭是全家局促于一个地下室或屋顶房的一偶。’”（见同书六四至六五页。）
恩格斯于述完英国各城市工人的住所状况后，接着就讲他们的衣食两项，我们对于这两项不必详为介绍，因为就上面的情形看，举一反三，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不会丰衣足食的，或像恩氏所说的一样：“〔怎样〕满足居住的需要，就对于怎样满足其他一切需要给出一个标准。只有一种衣服蓝褛和营养恶劣的居民才能够藏在这种龌龊的地洞中。”（见同书六七页。）因此我们只将他的一段总论写在下面：“工人的衣服平均是很省俭的，有一大部分是破烂的：营养普通是恶劣的，常至于不能入口，在许多场所还有——至少是一时的——分量不足的，所以一到了非常的时候就有饿死的事出现。——各大城市的工人阶级供给我们以一种不同的等级生活状况，在时机最顺利的场所，他们的生存暂时是舒展的，他们如努力作工，即获得好工资，好住所，和好营养，从工人的观点看，一切自然是好的，是舒展的，但在最不顺利的场所，〔他们〕即颠连困苦，以至于无屋可住，并且还会饿死；可是平均讲起来，最不顺利的场所比最顺利的场所〔对于工人〕要接近得多。这种〔生活状况不同的〕等级并不仅分派在一定的阶级中，使大家可以说：这一部分工人〔的情形〕好，那一部分不好，常是这样，并且由来已久；其实单个的劳动部门在大体上较其他部门为优，这是到处有的，然每一个部门的工人地位是动摇不定的，每一个工人可以经过比较舒展的景况与极端穷困——至于饿死——的景况两者间的各等级，差不多每个英国无产者晓得申诉重大的时运变迁。我们对于此事的原因现在要稍微加以考究。”（见同书七五至七六页）
恩格斯要考究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竞争。“竞争是盛行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类相互战争最充分的表现。这是一种生存战争，也必定是一种生死战争，这种战争不独存在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中，并且还存在于一个阶级的各个人中；每个人站在别人的路头上，每个人对于站在他的路头上的一切人又力求加以驱逐，力求插足在他们的地位上。工人中的互相竞争和资本家中的互相竞争是一样的。”（见同书七七页。）工人互相竞争的结果，使工资降至仅足维持赤条条生活的最小限度，而资本家互相竞争的结果使工资涨至为增加的需要所允许之最大限度；当双方没有竞争的时候，则工资略高于最小限度，这种增加的度数是以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为转移的。然无论如何，“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的奴隶，他是像一种商品一样出卖的，像一种商品一样，价格有涨有跌的。对于工人的需要上升，则工人在价格上也上升，对于工人的需要下降，则工人在价格上也下降；如果需要下降得很厉害，有一批工人不能出卖，当‘搁在货架子上’，那他们就停顿不动，可是他们仅仅停顿不动，即不能生活，所以他们就饥饿而死。……〔现代的奴隶制〕与古代公开的奴隶制完全不同之点只是：现在的工人好像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出卖的，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出卖的，每日每星期每年出卖的，因为不是一个所有主将他卖给别个所有主，但是他自己必须依此方法出卖，因为他不是单个人的奴隶，而是全资产阶级的奴隶。此事在根本上对于他是一样的，这种伪自由虽则在一方面也必定予他以几分真正的自由，然在另一方面他也有不利益之处，就是没有人保障他的生活费用，当资产阶级对于他的工作，对于他的生存，不复有利益的时候，他便时时刻刻可以被他的主人——有产阶级——弃掉，以至饥饿而死。”（见同书八一至八二页。）
工人的地位既常是危如朝露，则他们于惊慌恐怖之中，必发生一种失望心与忿怒心，他们于失望之余，就会流于放纵，于忿怒之极，就会发生怨恨与反抗，这完全是人之常情，所以恩格斯说：“卡莱尔（Carlyle）对于纺纱工人所说的话，对于英国一切产业工人都是真的：‘在他们中间的事业今天兴盛，明天衰败——这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孤注的赌博，他们的生活也和赌徒一样，今天奢华度日，阴天挨饿。恶意的和反抗的不快之成把他们消磨了，这是人心中所能够怀抱的一种最糟糕的感情。……真诚，稳健，和坚忍为人类第一等福音，这是他们所不知道的。现世不是他们的家庭，而是一种黑暗牢狱，充满了反抗他们自己及一切人类之癫狂的和无结果的祸患，叛乱，怨恨，及阴谋。这是一个红花绿叶的世界，为一个神所创造和支配呢？还是一个悽惨诈伪的地狱，充满了硫酸气，棉花灰尘，酒醉声音，忿怒，工作苦况，为一个魔鬼所创造和支配呢？’（见喀氏《宪章主义》三四等页。Chartism）〔他们在同书〕四○页又说：‘如果不公正以及反乎真理，事实，和自然秩序的虚伪，是世间唯一的坏事，如果忍受不公正这种觉悟是〔世间〕唯一痛苦不堪的感情，那么，我们对于工人状况的大问题就是：这是公正的么？尤其要问：他们自己以为什么是公正的事件？他们的言语答复够了，而他们的行事答复更多了。’对于各上层阶级的反抗，以及忽然报复的冲动，对于他们长上的命令愈少遵守的意思，对于他们精神上的长上的垂教，愈少信仰的诚心，如此等等将愈为各下层阶级的普通状态。这种状态是可以非难的，是可以责罚的，然他们必须承认这些事都是确实存在的，他们必须知道这是可悲叹的，如果不加改变，将不可救药了。”（见恩氏《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二○至一二一页。）
恩格斯于征引卡莱尔的言论之后，接着就批评道：“卡莱尔讲事实完全是对的，然他非难工人对于各上层阶级所具横蛮的愤激之情，那就不对了。这种愤激之情，这种怒火就是工人感觉他们的地位不合人道的证据，就是他们不愿意被压迫做兽类的证据，就是他们有一天会脱离资产阶级羁绊的证据。我们试看那些不发生这种怒火的人——他们或者是低首下心，屈伏于他们所遭遇的命运之下，要是办得到，他们处世就和一种有体面的人一样，对于世事的进行漠不关心，并且还帮助资产阶级坚坚固固铸成钳制工人的锁链子，自己总是站在工业时代以前的精神灭亡的观点上——他们或者是让自己受命运的宰制，而乐天知命，他们在表面的坚固立脚点既丧失了，即在里面的也是如此，他们终日征逐于酒色之中——在这两种场所，他们〔都不是人，只〕是兽类。”（见同书一二一页。）
恩格斯对于上面两种工人痛加责备。因为前者没有阶级觉悟，甘心为虎作伥，这是工人中积极的败类；后者也是没有阶级觉悟，听天由命，以酒色自娱，这是工人中消极的败类，这两种人都是不可原恕的。但工人中虽有这两种败类，然具有有阶级觉悟的人数是日日增加的，因为他们颠连困苦的状况是引起他们觉悟有力的要素。不过我们在上面所描写的只是工人衣食住方面的苦况，现在我们当叙述资本家直接压迫并虐待工人的行动，借以表见他们困苦的泉源。恩格斯述及工厂对待工人的条规和其他手段说：“工厂主人在工厂中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意制定工厂规则；他任意改变处罚的条规，并且追加附则：如果他加入了最无聊的东西在里面，法庭还要向劳动者说：‘你们是自主的人，你们如果不愿意，尽可不结缔这种的契约；可是你们既以自由意志结缔这种契约，现在你们也必须遵守。”——因此工人还要受和平裁判官——他自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嘲笑，并要受法规！这是资产阶级的——播弄。这样的判决是常有的。一八四四年十月工厂主肯尼第（Kennedy）的工人罢工。肯尼第依据工厂所订条规中每一个工作房一次告假出外永不得超过两人这一条的理由控告工人，法庭认为正常，而予工人以上述的答案。此等规则通常是怎样的呢——大家听罢：（一）工厂大门于开工后十分钟上锁，非到吃早餐时，无论何人不准放入。凡在此时缺席的人对于每一织机须缴纳三便士的罚金。（二）每个（机器）织工于机器动作时，如被发现有缺席之事，对于他所照顾的每一织机每点钟须缴纳三便士的罚金。凡于工作时间没有经监工人的允许而离开工作房的人也须罚三便士。（三）凡没有准备剪刀的织工每日须缴纳一便士。（四）一切机梭，刷子，油壶，轮子，和窗户等等如被毁坏，必须由织工赔偿。（五）凡未于一星期前给出报告的织工不得退工。厂主对于每个工人如认其工作不良或出品不足时，不必〔预先〕通告，得随时斥退。（六）每个工人如与其他工人相遇而谈话，唱歌，或呼啸，须缴纳六便士的罚金。我的面前还有一种工厂规条，按照这种规条，凡迟到三分钟的人须扣十五分钟的工资，迟到二十分钟的人须扣整天工资四分之一。凡于早餐前完全缺席的人在星期一日须扣一个先令，（Shilling）在以后各日每日扣六便士。后面这条规条是曼彻斯特节塞街（JerseyStreet）泛尼克斯工场（PhönixWorks）的规条。——有人会向我说，要在一个大规模的工厂中保持各种操作必要的连锁关系。则这种规条是必需的；有人会向我说，在工厂中恰和在军队中一样，必须有这样严格的训练。对呀，也许是这样，然没有这样束缚的专制即站不住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啊？……凡当过兵的人就知道军事的训练是什么意思，也知道即使于短时期中为于军事训练之下是什么意思；可是这些工人格外倒霉，他们自九岁起至死时止，要在精神和身体的桎梏之下讨生活，他们是比美洲黑人还更糟糕的奴隶，他们的被看管更为严厉——此外，还要要求他们应当像人一样生活，像人一样思想，像人一样感觉呀！他们真正只能对于陷他们于这样状况并且降他们为机器的压迫者及制度具有最猛烈的愤恨，可是还有一桩更可耻的事，据工人们一致的宣言，有一大批工厂主人为夺取无产者几个小钱，增加自己的利润起见，运用极无心肝的严厉手段，推行那加于工人身上的罚金。利芝（Leach）也以为工人当于早晨发见工厂的钟拨早一刻，因为当他们到厂时，厂门己经上锁了，同时书记带着罚金簿走入工作房中，记上那大批缺席的人名。利芝有一次亲自在一个工厂门前计算有九十五个这样被关在门外的工人，这个工厂的钟于晚间则比市中公共钟迟一刻，于早晨则早一刻。工厂报告书中载有同样的事件。有一个工厂当着工作时间把钟上的指针拨转去，因此工作比正当的时间延长了，而工人却得不到更多的工资，又一工厂〔的工人须〕多作一刻钟的工，还有一个工厂，有一架平常的钟，和一架机器钟，后者是指出主要针的旋转数的；如果机器钟走得迟缓，则须照机器钟作工，一直到那十二点钟数目的旋转圆满为止，如果〔钟的〕进行顺利，于正当的时间之前把这种数目走满了，那么，工人于十二点钟后，仍须继续作工。报告者并附加注释，说他认识几个女子，她们如分作了工，还要做额外时间的工作，她们与其陷于这种专制之下，毋宁去当娼妓，操皮肉生涯。利芝说，再讲罚金一事，他有无数次，看见些将近生产的妇人为着稍微休息，离去工作一刹那时间，她们即因此过失，被处罚六便士。——因工作不良而处罚一事是极端专断的，商品在货架子上过验，验货者于此把罚款记在一个表册上，也并不通知工人，叫他亲自来看；当监工人发工资给他的时候，他才知道是受了罚，至于商品或者已经出售了，否则确实移往他处了。利芝得到一个罚金表册，这是装订在一起的，共长十尺〔内中罚款的数目〕达三十五镑十七先令十便士。他说在设备此等表册的一个工厂中，有一个新来的验货者是被撤差了，因为他罚款太少，致使工厂主人每星期少收入五镑。我再声明一次，我承认利芝为人极可靠，他是不会说谎的。”（见同书一八○至一八三页。）
以上是资本家在工厂中掠夺工人的状况，然他们心中并不因此满足，他们还要在工厂外掠夺工人。恩格斯说：“此外还有两种设施，特别帮助强迫工人屈服于工厂主人之下，——即以货酬工的制度和住所制度。以货酬工就是对于工人给以货物，以代工资的支付，这种方法早前在英国是十分普遍的。工厂主人开设一个商店，‘为工人谋便利，并且保护他们，免为零售商人的高价所制’，在这个商店中一切商品都有出售，都是算入工厂主人账目下的；因此工人虽在其他商店可以购得价格较廉的商品——即不以现金给他，但把他的工资数目拨到这个商店，〔他也可以购得较便宜的东西〕，——也不能够前往，而这种〔托密商店〕（Tommy-Shop）以货酬工的商品，靠褥住要贵百页分之二十五以至三十。”（见同书一八三至一八四页。）
以货酬工的制度掠夺工人既达于极点，于是引起英国国会于一八三一年通过一种取缔以货酬工的条例，可是据恩格斯的调查，至一八四四年此制犹盛行于乡村中，就是在城市中也有视取缔条例为具文，阳奉阴违的。然这种制度掠夺工人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住所制度的坏处便藏在骨子里面。“住所制度虽对于工人具有同样宰制的效力，然在表面上看来，他是很不容易诟病的，他并且也是在一种很不容易诟病的状况中起源的。在乡村的工厂附近地方，工人常是缺乏住所；工厂主人常须建造这种住所，他也乐意为此，因为这种住所使他对于所投的资本获得丰富的利益，当〔平常的〕工人住所房主从他们所投的资本每年获得百分之六的利息时，大家便可以算定，工厂主人对于工人住所当有两倍的收入，因为他的工厂如不完全停顿，则他总有住户，这种住户并且还是付现租的。因此其他房主所遇的两个缺点，他都免去了，这就是说，他的屋永不致空着，他又不致有〔收不到房租的〕危险。可是一个住所的租金是按照弥补这些缺点计算的，工厂主人如果和其他房主一样，收取同等的租金，那么，他就是牺牲工人，获得百分之十二以至十四的大利。他以房子出租，借此营业，比他的竞争者获得更大的利益，并且还是两倍的利益，同时又使他们不能与他竞争；这显然是不对的。然他这种利益是从无产阶级的荷包中取的来的——无产阶级的每一分钱是必须充家用的——那更是两重不对了。不过他已习为故常，他全部财产是由牺牲他的工人得来的。工厂主人强迫那些因受斥退的惩罚而闲居家中的工人付出一种高于通常房租的租金，甚至于强迫他们对于未尝居住的房子付出租金，这是常有的事，他这种不对的行为直达到可羞可鄙的地步了。持自由主义的《太阳日报》（TheSun）引哈黎法克斯保护报（TheHalifaxGuardian）的话，说亚斯顿，（Ashton-under-Lyne）奥尔丹，（Oldham）和洛芝得尔（Nochdale）等处有千百工人为他们的衣食主人所迫，必须付出房租，并且不管这种房屋是否为他们所寄居，住所制度在乡村的工厂区域是普遍的；这种制度创造了整个的村庄，而工厂主的屏子很少遇着竞争的，或者丝毫没有竞争，所以他用不着按照别个房主的要求去规定租金，他要多少，就可以规定多少。当工厂主人与工人不相投的时候，这种住所制度给予厂主以何等势力啊！工人如一经罢工，厂主只须向他们通告要房租，这种通告期间只有一星期；当此时期过了，工人不独是缺食，并且也无屋可住了，他们变成流荡者，于是陷入法网，法律就毫不容情。将他们送入牢狱中关一个月。”（见同书一八五至一八六页。）
英国自产业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颠连困苦的情形，与资产阶级强夺巧取的状况，我们已略知其梗概了。这种岌岌不可终日的局势是会发生反响的，因此遂有工人的反抗运动出现。可是在开始时，这种反抗的举动不是群众的，乃是单独的；不是公开的，乃是秘密的；不是正大的，乃是胡乱的：不是积极的，乃是消极的；所以他的效力极小。然这却是工人运动史上所不能免的步骤，此事很有历史上的价值，我们可以看一看恩格斯的纪述：
“这种反抗起首最粗笨的和最无结果的形态为犯罪。工人生活于艰难困苦之中，他眼见别人比他的景况好些。他对于社会，比那富有财产的懒惰汉做得多些，他的理解力不能使他明白为什么他恰要在这种状况之下受苦。此外，穷困制胜了那传袭下来的尊重财产之心——他于是行窃了。我们已经看见，工业发达，犯罪便怎样随之增加，而每年被捕的人数怎样与所消耗的棉花发生不断的比例关系。
可是工人旋即看出这种举动是不济事的。犯罪只能为零星的个人，只能以私人〔的资格〕借他们的行窃，对于现行的社会制度作一种抗议；而社会以全力加在单个人的身上，以一种无匹的优势去压制他。行窃尤为抗议中一种最不高明和最无觉悟的形态，因此，工人们的公意虽成为对于这种行窃加以默认，然这种行为决不能为他们舆论一般的表现。工人阶级以暴力抵制机器输入〔工业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像工业运动方开始时所出现的一样。首先发明机器的人如阿克莱特等已经在这种状况中受惩罚，他们的机器也被捣毁了；后来发生一大批反对机器的暴动，其进行差不多恰和一八四四年六月拨门（Bogmen）印刷工人暴动是一样的；工厂被破坏，而机器被捣毁。
就是这种反抗也只是零星的，限于一定地方的，并且只是对于现状中一个单独的方面而发的。即使这种眼前的目的达到了。然社会势力以全力加诸那些手无寸铁的犯法者，随意加以鞭笞，同时机器仍然是被输入〔工业中〕了。大家于是必须找出一种新形态，以便从事反抗。”（见同书二一六至二一七页。）
上面所谓新形态的反抗是什么呢？就是工人阶级公然集会结社的运动。可是直接助成这种运动的是英国国会于一八二四车所通过的取消以前一切禁止工人结社法令的议案。在此案通过之前，英国工人已有秘密的组织，但一切进行，诸多困难，故组织不能发展。自这种议案通过后，工人们才得享有那久为贵族和资产阶级所垄断的自由结社，于是他们的工会如云起霞涌，在顷刻间遍布于全国了。他们的工会名“工联。”（Trades-union）在一切工作部分都有工联，他的目的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帮助各工人抵抗资产阶级的压迫，然工联的活动大概只限于局部，很少兼顾到工人阶级全体的。这种统筹全局的任务是由民主主义起来担负的。所以恩格斯说：“在工会和被开除的工人之中，那种〔对于资产阶级的〕反抗总是零星的，总是单个的工人或单个的工人分会对于单个的有产者宣战；要这种争斗成为普遍的，这殆不是工人方面的意见，如果此事竟然出现，在根本上这就是宪章主义的意见。然对抗资产阶级并特别攻击其政治势力——即立法的壁垒，这是资产阶级拥以自固的——的工人阶级全体都集在宪章主义之中。（见同书二三一页）
可是英国工人阶级与宪章主义结合的只是一部分人，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人则投身于社会主义之中。恩格斯述及欧文派社会主义者，说道：“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达，因此他们不要推进政治至达到政治自行解体的目的为止，只要使国家即刻入于共产主义的状况中。他们的确知道工人为什么出面反对资本家，但他们视这种愤恨心——这是领导工人前进的唯一方法——为没有结果，而宣传一种对于英国现状更无结果的仁慈与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上的发达，只承认与过去毫无关系的抽象人的发达，然全世界却是立脚在这过去上面的。单个的人却是和他相关连的。因此他们是过于博学，过于玄妙，而少有成就。他们半从工人阶级中招致一部分人，但这只是一很小的部分，就是那些教育最充足和性情最稳固的人到这一边来了。这种社会主义在现今的形态中永不能为工人阶级的共有物。”（见同书二三九至二四○页。）
欧文的社会主义既不能为工人阶级的公有物，上述的宪章主义可以独力担负领导工人阶级奋斗的重任么？据恩格斯的意见，这也是不能胜任的，他以为要这两种主义互相结合，才能使英国工人阶级获得胜利，所以他说：“宪章主义者退转得最远，发达得最少，惟其如此，所以他们是真正的贫民，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眼光较远，他们对于贫穷提出实行〔救济〕的方法，然他们本来出身于资产阶级，因此没有准备与工人阶级熔化在一起，社会主义与宪章主义互相结合，依英国的方法再行产出法兰西的共产主义，这是最近的将来的事，并且有一部分已经开始了。当此事实现之时，工人阶级才能真正变成英国的主人。”（见同书二四○至二四一页。）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描写英国工业初期中无产阶级的情形，十分详尽，他对于工业工人，矿山工人，农业工人，女工，童工的各方面都说到了；而他的结论就是，按照当时状况，英国马上会发生一种革命。自此书一出，英国无产阶级的实在情形才赤条条地暴露于世人之前。此书不独像梅林所说的一样：“为德文中这项科目的第一种著作，尤其重要的，是为自成一格的第一种著作。”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九二页。）即在英文中此书也要算是这项科目的第一种完备的著作，因为恩氏自己已经告诉我们：“英国人对于他们工人的状况，调查与探讨虽不知道有了若干年，然他们还没有一本完善的书。”（见《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八页。）英国有能力的学者对于本国的工人状况漠不关心，致劳一个德国青年越俎代庖，他们也不免相形见绌了。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出版后，大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之势，而翩翩年少的恩格斯从此在著作界中便崭然露顶角了。德国历史学派中著名的轻济学者希尔德布兰德（BrunoHildebrand）在一八四八年所著的《现在与将来的国民轻济学》（DieNationalökonomiederGegenwartundZukunft）一书中，本其保守的成见，对于恩格斯的书加以非难，然就是他也承认恩氏“确为德国一切社会著作家中最有才能和最有学识的人。”（见希氏《现在与将来的国民经济学及其他著作》第一卷一二五页，一九二二年出版。DieNationalökonomiederGegenwartundZukunftundandereGesammelteSchriften．Jena）他并认恩氏“此书唤起很少的喧声，但发生一种大效果，且足为事实的共产主义的福音。……”（见同书一三○页。）马克思于一八六三年四月写信给恩格斯，批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犹说：“关于你的书中的主要历史，下至于最细微之点，自一八四四年以来的发达都证实了。……重读你的书，令我惊心往事，恻然伤怀。铺叙事实是何等新鲜，热烈，并且勇于预言，而又没有学者气味的犹豫！明天或后天，那种结果将在历史上突然出现，就是这种幻想也予全书以一种热忱和活泼的兴趣。”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二七页。）
当一八九二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再版时，恩格斯自己在序言中说：“我当时〔著此书〕是二十四岁；我的年龄现在三倍于前。然我把我这少年的著作再读一遍，觉得我用不着自形惭愧。”（见《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序言七页。）恩氏至晚年仍相信他的著作的正确，然他的书中屡言英国武力的社会革命迫在眉睫，这种革命毕竟没有出现，因此大受资产阶级批评家的非难。其实这种非难是没有意识的，因为英国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所以没有出现是因后来的形势改变了，这不是当时所能逆料的。恩格斯说：“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法国胜利的工人社会主义的宣言使英国小资产阶级发生恐慌，〔按这个阶级原与工人共同作革命运动〕，使英国工人运动——这种运动是在更狭小的但更切实际的界限中进行的——解体。正当着宪章主义应当充分发展他的力量之际，他竟于一八四八年四月十日在表面上失败之前，已自行破裂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从此〕被压下去了。资产阶级在全部战线上都已战胜了。”（见同书序言一五至一六页。）这是英国武力革命没有即刻出现的原因。自一八五○年起，英国的工业大为发展，在这几年之中，又有二百万工人移居美国和澳洲，这都是足以消灭武力革命的。况且这种革命后来并不是没有出现，不过他的方式改变了，所以梅林说：“在事实上这种曾经预言的革命是业轻出现，不过他的形态与恩格斯所指的不同罢了：英国工人阶级已经从绝望的困苦中努力奋斗，变成一种有势力的队伍，并且将政治的权力一点一滴地拿到手中了。恩格斯在他的去世之前数年说，可怪的事体不在他少年的热忱所发表的预言有许多不验，而在这种预言有许多竟验了，他是可以依正常的自觉说这句话的。认武力革命已经到了门口，这种错误是恩格斯与一般最熟习英国情形的观察家所同具的。是恩氏与加斯刻尔，（Gaskell）卡莱尔，甚至于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机关报《泰晤士》（TheTimes）所同具的；至于他的著作中新的和自出心裁的东西，至于他的精神的产物，已经被证明为开辟新道路的真理了。”（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二二页。）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原来只是恩格斯拟著的《英国社会史》中的一章，可是他旋因材料太多，遂将这一章扩充成一本书，他宣言即时着手的《英国社会史》，毕竟因人事倥偬，没有动笔。因为他不独是思想家，而尤为实行家，他不仅是坐在书房中著书立说，借为无产阶级服务，他并且极热心于共产主义的运动，想把这种学说早日输入群众中。所以他到家乡后，如不伏处在书房中，他的时间就大半花在奔走呼号之中，而他的精力也大半注于考察实际社会状况上面，他于一八四四年九月底抵巴门，即于月底写信给马克思说：“我在科隆三天，我们在该处所引起的绝大宣传，便我惊讶不置。那些人都很活动。……后来我到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也看见些有能干的人才。”（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集》第一卷一页。）他于是进而叙述家乡的情形，说最近两年每一方面的进步要大于前五十年的进步；最佳讲到工人状况，他说：“工人于最近数年来达到旧文明最后的步骤上，他们对于旧社会组织的抗议是犯罪，行劫，和刺杀，这类行为的增加是很快的，到了晚上，街道上便很不安全，资产阶级会挨打，被刀伤害，并且被抢劫；此处的无产者如果像英国的无产者一样，依同一的定律发达，则他们不久就会看出这种以私人资格借暴力反抗社会制度的行为是无用的，他们必须以人们普遍的力量，借共产主义提出抗议。大家只要能够向这些人指出一条路〔就好了！〕但这条不可能的。”见同书二至三页。）
当时的工人行动既还在一种原始的状态中，要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也很难入手，因此恩格斯的活动没有直接插入他们中间，他只是想法子和他们接近。所以他在十一月致马克思的信中，有“我们现在为着组织促进工人的联合会，到处开会”（见同书五页。）的话，而加入这种会议的人大半为文人和商人等等。可是历时不久，运动便大有进步，他于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致马氏信中说：“欧尔柏菲尔德发生奇事了，我们昨日在城内第一等客栈最大的厅中开我们的第三次共产主义会议。第一次预会的有四十人，第二次一百三十人，第三次至少足有二百人，全欧尔柏菲尔德和巴门，除掉无产阶级外，自金钱贵族以至商人都有人预会。赫斯作一种演说。……大家只是谈论共产主义，不为别的事情，每日都有新的信徒加入我们中间。乌白流域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事实，并且差不多成为一种势力了。……那些最愚蠢，最懒惰，和最庸俗的人民向来对于世界是无一事感兴味的，现在开始几乎要蜂拥到共产主义中来了。”（见同书一五至一六页。）
恩格斯从事实际运动，能够引起向来对世事不感兴味的最愚蠢，最懒惰，最和庸俗的人民向共产主义一途前进，可见他的手腕是很好的。这种共产主义的会议完全是他和赫斯共同发起的，他们于开会时招致弹琴唱曲的女子到会，装成一种音乐谈话会的样子，借避警察的注意。赫斯对于共产主义作一种演说，他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博爱的主义，他以为无须经过革命，可以达到共产社会。赫斯讲后，就是恩格斯对于共产主义的演讲。恩氏本其在英国视察的所得，对于自由竞争制度的不合理，发为详明剀切的议论，如资本主义生产的纷乱，商业危机的出现，中等阶级的灭亡，和资本的集中诸点，一一加以说明，于是归结到社会中的贫富悬绝，对抗愈甚，而一种依照合理的原则去改造社会的普遍需要乃迫切不容缓了。在将来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个人与个人的利益以及个人与公众的利益成为一致。不相冲突，阶级的等差概行消灭，所以对于财产的犯罪不复发生，而民事裁判官与刑事裁判官都成赘疣，只要有仲裁裁判官就够了。至于警察和常备军都归于无用，因为作乱和革命之事无从发生，而防御战争尽可由国民军负其责任。这种共产主义不是逆乎人性的，也不是一种幻想的学说，他在将来是会实现的。至于达到共产主义的方法，各国不必一致，而德国可行的约有三种：一以国家的费用，对于一切儿童施以一种普遍的和相等的教育，二将一切无所得食的贫民置诸殖民地，从事于工业和农业的劳动，三征收一种普遍的累进的资本税，充作以上两顶事业的经费。
我们看了恩格斯这种演说词，觉得他提出达到共产主义的方法，与他前后所发表的革命主张，迥不相同，这是什么缘故呢？替恩氏作传的迈耶已经引出恩氏日后对此事的说明，并且加以解释了，他说：“我们现在如果去读这种在欧尔柏菲尔德的演说词，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那一种群众之前和那一种状况之下发表出来的。恩格斯有一次向许多在坐的相识者表明他前此公然提出的理想，不仅是一个少年梦想者的幻想，并且还因时机有助于这种理想的表现，因此使有产者与无产者都要及时信赖他。他因顾虑到那不意而呈出的煽动机会之安全与继续，迫不得已，抛弃政治与宗教不谈。他的希望是用革命的方法达到目的，但他于此便开始缄默不言，并且稍微吹一吹和平的喇叭！不过不像赫斯吹得那样厉害——然他并不是因此就指明他对于英国如此确信而预言的革命，在德国可以避去，这一点是同时表现出来的。他对于他意想中的将来国家与他要求作一种根本的赋税改革的现在国家两者间没有标出原则上的界限，这也是故意如此的。他当时在这第一次演说中对于德国发达所定的诊断，是蒙狼以羊皮，大家要读此演说词，当注重于这一点”（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二二七至二二八页。）
恩格斯在第二次共产主义演说会中，才说明共产主义的必要，这大概是根据英国的经济事实立论的。然一般听讲的人以为德国的情形与英国迥异，何以共产主义也成为经济上的必要！到了第三次共产主义会议，恩氏对于这一点乃加以说明。他首先指出德国的工业和农业区域不独有无数无产的贫民，而这种贫民的数目并且是有加无已的，“在一切状况之中，无产阶级必定是继续存在，并且也继续扩充，我们如果长此各为自己，互相对抗，去从事生产，则这个无产阶级必定成为我们社会中一种可怕的势力。这个无产阶级有一天会达到一种具有权势和发表意见的地步，他对于加在他肩上的全社会建筑物的重负，将不复担任，他对于社会的担负和权利，将要求平均分配；于是——至此时如果人性还不改变——一种社会革命便不能幸免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三九四页。）
恩格斯既指出一种社会革命是纷乱的生产互相竞争的结果，他于是更对于这种竞争在德国所由表见的每种形态加以考究。他以为当时德国的关税是一种中等的税则，即低于保护税则而高于自由贸易的税则；因此，德国对于税则的政策，不外下列三种：一为采用完全的自由贸易制度，二为采用保护税制度，三为维持原有的中等税则。倘若采用自由贸易的制度，则德国全部工业除掉少数部门外，都会被摧残，而骤然因此失业的工业工人必群集于农业中，于是贫穷遍野，产业的集中，因这种危机，将愈加迅速，而这种危机的结果必然发生一种社会革命。
采用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既会引起社会革命，如施行保护税则又将怎样呢？恩格斯以为依照李斯特（List）的提议，逐渐提高税则，一直达到足以保障工厂主人在国内市场的地位为止，至若干年之后，又逐渐减轻税则，到末了则取消一切保护税则。假使国内工业因保护税则提高而得生长发育，充满国内市场，工业的基础既固，又逐渐减轻税则，于是英国工业能在德国市场上和德国工业竞争。这是李氏所愿意的。“可是此事的结果是什么呢？德国工业从此对于英国工业中一切摇动和一切危机，当同其命运。海外市场一经充满了英国商品，英国人——恰和他们现在所做的一样，也恰和李斯特君激昂慷慨所描写的一样——将以他们全部存货投诸德国市场，即投诸最近的和可以接受的市场，于是关税联合会又变成他们的‘旧货仓库’了。英国的工业即刻就会恢复起来，因为全世界是他的市场，全世界少不了要用他的商品，至于德国的货物就是在自己国内的市场上也并不是不可少的，他在自己国内还怕英国人与之竞争，在危机中英国商品投给他的顾客，他还要受这种商品之累。于是我们的工业将受英国工业一切衰败时期中的损害，达到极点，而他对于英国工业兴盛时期中的利益所享受的成分又极有限，总之我们将来所达到的地步，恰和现在一样。然我们却因此即时获得其结果，现今半保护工业部门所有的疲滞状况行将出现，一个一个的工厂相继消灭，又没有新的厂店继起，于是我们的机器日趋陈旧，而不能代以新式改良的机器，这种停滞的状态将转而为退步，依李斯特君自己的主张，一个工业部门继着别个工业部门衰败下去，终至于完全灭亡。可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了一个为数极多的无产阶级——这是由工业创造的——缺乏生活资料，缺乏工作；这个无产阶级会出而向资产阶级要求工作与生活资料。”（见同书三九六至三九七页。）
恩格斯上面一段话是说明保护税则减低的结果，英国工业与德国工业竞争能使后者一败涂地而发生社会革命，他接着又考究保护税则不减低也有同样的结果，他说：“我们现在假定保护税不降低，令其长此如故，并希望国内工厂主人间的互相竞争使保护税成为虚幻的，然后将保护税减低，此事的结果是，德国工业一经达到能够供给国内市场的程度，就会停顿不进。新的厂店是非必要的，因为原有的工厂足敷市场之用，而在需要保护之时，和前面所说的一样，新市场是用不着想起的。可是一种工业不能够继续扩充，便不能够进步。他向外发展既经停顿，则他在内部的发展也是相同的。机器的改良不是他的分内事了。旧式机器不能够抛弃，又没有新设的工厂能够运用新式机器。‘同时各国〔的工业〕向前进步，而我们的工业停顿不进，又变成一种退步。英国人因他们的进步，即刻能够廉价生产，他们因我们退步的工业，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中和我们竞争，虽有保护税〔也归于无用〕，在竞争的战斗中既和在其他战斗中一样，是强者得胜，那么，最终的失败是一定的了。于是我刚才所说的事件又将出现，就是：那个被人力造成的无产阶级对于有产业的人将有所要求，而后者既愿为独行垄断的有产者，便不能履行这种要求，于是社会革命就出现了。”（见同书三九七页。）
保护税则减低与不减低既足以招致同一的结果，恩格斯于是又另找出一方面加以考究，他说：“现在还有一点是可能的，不过很有些靠不住罢了，就是，我们德国人因保护税〔的庇荫〕，获得成效，使我们的工业不用保护，能够和英国人互相竞争。我们假定这是一种事实；结果怎样呢？我们一轻开始与外国人在外国的中立市场互相竞争，则我们的工业与英国的工业两者间将起一种生死的战斗。英国人将竭其全力把我们逐出他们向来供给商品的市场之外：他们必须有此一举，因为他们的生活之源，他们的最足以致命的地方是受人攻击了。他们运用他们办得到的一切方法，和一百年来在工业上的一切优点，会把我们打败。他们将使我们的工业限于本国市场，因此使我们的工业停顿不进——于是刚才所发挥的同一事件〔仍然〕出现，就是：我们停顿不前。英国人向前进步，我们的工业既有不能幸免的衰败，便不能养活那因人力造成的无产阶级——于是社会革命出现了。”（见同书三九七至三九八页）
恩格斯既假定德国工业能与英国工业在外国市场竞争，终必归于失败而发生社会革命，他于是又从相反的方面加以考究，其结果仍然是相同的。他说：“假定我们在中立市场也战胜英国人了，我们将他们销货场一个一个地攫入自己的手中，这桩事直不可能，即使可能，我们究何所得呢？在最幸的场所，是我们将英国前此所经历的工业行程，再演一遍，迟早达到英国现在所处的地位，就是迫近社会革命的前面。可是照大势看起来，还等不到这样久。德国的工业继续战胜，则英国的工业必定衰败，而那必然临近英人眉睫的无产阶级群起反抗资产阶级之事便因此加速了。无从得食之事出现得迅速，将把英国工人驱入革命一途，就现在的局势讲，这种社会革命对于大陆各国——即法国和德国——当发生一种绝大的效力，而德国努力前进的工业所造成的无产阶级愈多，则这种效力便愈大。这样的一种革命同时就成为欧洲的革命，而我们的工厂主人所抱之德国垄断工业的迷梦将被其惊破了。一种英国工业与一种德国工业能够和和平平并行不悖——然竞争已使此事成为不可能的了。我重行声明一下，每一种工业要免去退步与灭亡，必须向前进行，他要能够向前进行，必须自行发展，夺取新市场，并且设立新工厂，继续扩大他的范围。可是自中国开放以来，不复有新的市场可供夺取了，只能就原有的市场更精密地掠夺一番，将来工业的发展既要比现在延缓一点，那么，英国现在不比从前，更难容忍一个竞争者〔和他竞争〕。英国为着保护他的工业免于灭亡起见，他必须将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业压住，不使发展；英国主张垄断工业，不复是一个仅仅利益大小的问题，乃是一个生死问题，国与国间竞争的战斗比个人与个人间竞争的战斗已经是愈为凶猛，愈加决切，因为这是一个集中的战斗，这是一种合群的战斗，只有一方决切的胜利与他方决切的失败，这种战斗才能够告终。因此如果在我们与英国人之间也有这样的一种战斗，无论谁胜谁败，既不是我们工业的利益，也不是英国工业的利益，只是像我刚才发挥出来的一样，自己招致一种社会革命”。（见同书三九八至三九九页。）
德国采用第一项的自由贸易政策与第二项的保护税则，无论如何，终因与英国的工业竞争，会引起社会革命，那么，他如推行第三项政策，究竟怎样呢？我们可再听恩格斯说：“还有一种经济上的可能横在我们的面前，就是守着我们现行的中等税则！可是此事的结果怎样，我们在上面已经看见了。我们的工业将一个部门继着他个部门日就灭亡，工业工人将无从得食，当这种缺食之事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就会爆发而成为一种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见同书三九九页。）
恩格斯将上列三种制度逐一考究之后，他于是把他的结论向听众郑重声明道：“你们试看我在起首把竞争做出发点所发挥的通论——就是，我们现有的社会关系在一切条件之下，和在一切场所，不可幸免的结果是一种社会革命——在单个的例子中也证明这是真实的。我们从已知之数学基本定理中能够确切推出一种新定理，我们从现有的经济状况和国民经济学原则中也能够确切断定一种迫在眉睫的社会革命。同时我们对于这种革命试稍微详加考究一下：看他将在何种形态中出现，他的结果是什么，他和向来的社会革新有什么区别？一种社会革命和向来的政治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他不和政治革命一样，反抗垄断的财产，他是反抗财产的垄断；一种社会革命是贫民反抗富人的公然战争，在这种战争之中，凡向来历史冲突中隐藏着一切原动力和原因都将公然显示其效能，这种战争比较向来一切战争有宁愿其更为凶猛，和更为惨酷之势。这种战争的结果是可以有两样的，或者是那反抗的党只攻击〔事物的〕现象，而不攻击〔事物的〕性质，只攻击〔事物的〕形态，而不攻击事物的本身，或者是那反抗的党探看事物的本身，拿住弊端的根源。在第一个例子中，私有财产将令其存在，只是分配和从前不同，那些造成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既仍然存在，则迟早又必定造成一种同样的状况，并且引起一种新革命。但这种〔仍令私有财产存在的〕事是可能的么？……贫民的反抗非至将贫穷及其原因铲除，他肯早早安静么？这是不可能的，倘若作这样的假定，则其所争持的便是违反一切历史上的经验了。即就工人的教育程度——特别是在英法两国〔的工人教育程度〕”——而论，也不准我们认此事是可能的。既是这样，那么，除掉另一种途径外，别无他路可通，就是，将来的社会革命直达到困苦与贫穷，和愚昧与犯罪真正的原因，因此这种革命将贯彻一种真正的社会改革。然只有宣布共产主义的原则，真正的社会改革才能够出现。”（见同书三九九至四○○页。）
末了，恩格斯向听讲的人说道：“现在的状况必定演出什么结果，以及这种状况引导我们入于何等互相背驰和纷乱的曲道中，你们只要愿意对于这一点好好地加以思索，那么，你们将觉得从根本上认真研究社会问题，的确是值得劳神的。我如果能引起你们这样做去，那我演讲的目的便完全达到了。”（见同书四○二页。）当时听讲的人大概是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恩格斯因为要引起他们去研究社会问题，所以他讲及达到共产主义的方法，总是隐约其词，不欲太露锋芒，使他们望而生畏，裹足不前，他“蒙狼以羊皮”的苦衷，即在于此。
恩格斯的第二次演说词是很有价值的，他论德国工业发展的趋势，面面俱到。就全文看，好像他断定德国工业难于发展的成分要较多些，然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曾认定德国工业以很大的努力向前进行，足为英国工业的劲敌，（参看《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二九七页，）而他在演说词中尤详细讨论德国工业能与英国工业在外国竞争后的局势，可见他对于德国工业的前途也并不是没有料到的。他断定英德两国的工业不能并立，必至互以死力相抗，而国与国间竞争的战斗必定极凶猛，极决切，这就是他对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欧洲大战的预言，因为此次战争伏尸八百八十余万，流血数万里，其凶猛与决切是旷古以来的战争中所未尝有的，然考其性质不过是英德两国工业竞争中的武力大决斗罢了！至于他所预言大战后的社会革命，虽只有俄国已经实现，然西欧各国也正在酝酿中了。还有一层，恩氏这种演说词对于世界各国固有普遍的价值，而对于中国尤有特别的价值，因为中国农工两业中无产阶级人数之多与境遇之苦，在全世界上无与伦比，又加以中国的关税为协定税则，征税既少，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满了中国市场，中国工业的发展宁有希望，社会革命的爆发宁能幸免？即便退一步，假定中国能脱离列强的羁绊，于获得目下所力争的关税自主权后，马上实行保护税则，以扶植本国工业，然中国工业发展的趋势又宁能超出恩格斯所指示的几点的范围，而阻止社会革命的出现？总之，中国的工业无论发展与不发展，一种社会革命迟早是要出现的，因此读者顾念到中国今后的局势，对于恩格斯此次演说词当加以缜密的考虑，万不要轻轻读过了！
恩格斯自对于共产主义连作两次演讲后，本拟在第四次会中续讲共产主义可以实行的道理，可是这种演讲会因警察的干涉而不能开会，他在这一方面的活动从此遂中止了。然同时他又要向别一方面开始活动，他于一八四五年三月七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我们拟在此翻译傅立叶〔的著作，〕要是办得到，我们将发起一种‘外国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著作者丛书’。”（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一八页。）同时马克思也有翻译外国社会主义著作的计划，不过他是要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下手，而恩格斯则注重切于实用的外国著作，所以恩氏于同月十七日写信给他说：“再讲丛书一事，我不知道翻译这种主义的历史一类书是否最好的。法国著作家和英国著作家既须轮流介绍，则〔社会主义〕发达的连结处会时常间断。我相信此处不如使理论的兴趣牺牲在实际的效能上，从能供给德国人以最多材料的著作开始，而紧接着我们的原则；因此傅立叶，欧文以及圣西门主义者等等最好的著作列为第一，摩莱里（Morelly）〔的著作〕”也可列在前面。……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即刻先从那对于德国人有实际的和深切的效力之著作入手。……”（见同书一九页。）恩氏后将傅立叶对于商业的著作译成德文，加以评注，作为丛书的开端，他并且在评注中说：“这样对于外国重要的社会主义著作的编辑，不久就会开始出版。德国许多共产主义者——内中有些人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头脑最清晰的，并且自己本来是容易著作的——已经为此事联合起来，通力合作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四一三页。”可是他们旋因别种事故，未能贯彻这种计划，而恩氏的编纂是这种丛书的开端，同时也是这种从书的结局。
恩格斯在巴门轰轰烈烈地宣传共产主义，风声所播，遂为警察当局所注目，因不能安居，不得不离开家乡。然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里面的原因，使他不能不出于一走。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家庭笃信宗教，豪于资财，并且非常专制。他自到英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后，对于那掠夺贫民的商行为不愿再干，自是意料中的事；但一抵家乡，又受父母的强迫，要到自家在巴门的工厂中去任事，这自然使他难堪。他于一八四五年一月二十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我因妹夫的敦劝及父母忧愁的颜脸，再度尝试卖买事业的滋味，两星期以来，已略从事于计账。……可是在我开始作工之前，就愁起来了，商行为是太可憎，巴门是太可憎，虚掷光阴是太可憎，不仅做有产者，并且还做工厂主，做直接出面控制无产阶级的有产者，那尤其是太可憎了。我在自家工厂中留了几天，这种已为我稍微疏远的可憎情形，又映入眼帘中。我自然已经计算过，混迹商业中，只以适可为止，此后我将做一些违警的作品，〔得罪当局，〕庶几能够冠冕堂皇，逃出国界，然就是等到那个时候，我也忍受不了。每天倘若不是要将英国社会中最可憎的历史录入我的书中，那么，我相信我已经有几分成痴了，然此事至少使我怒不可遏。做共产主义者的人，如果不从事著作，就外表的地位讲，尽可去做有产者和市侩，可是一面大大地从事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同时又干商行为和工业的勾当，那就不行了。够了够了，到耶稣复活节，我就会离开此处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书信录》第一卷一四页。）
恩格斯的父亲本来是要他投身于工商业中以继其志，此时看见他无意于此，且相信共产主义，于是愿出资令他到波恩大学去求学，但绝对不得以此项金钱供何种共产主义目标的用途。迨这位顽固的父亲知道他的儿子公然从事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后，他对于儿子不相容的程度便愈加增高了。恩格斯在是年三月十七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我现在是一种真正的狗生活。因〔共产主义〕集会的历史，和此地许多共产主义者——我自然是和他们往来的——的〔放纵〕，我父亲的全部宗教狂溺又复发生了，因我宣言决切抛弃商行为，他这种狂溺更增进了，又因我以共产主义者的资格公然出现于世，他还表现一种光华灿烂的资本家的狂溺。你现在试想一想我所处的地位。我在两星期内外既要离家，所以我不要争闹；我忍受一切，这不是他们所习见的，所以他们的气焰增加了。……我的母亲本具有很好的心肠，可是在我父亲的面前她丝毫不能自主，我是真正敬爱母亲的，我要不是为着她的缘故，则我对于我的狂溺和专制的父亲一刻也不能作这种最糟糕的让步，然不让步会使我的母亲时时刻刻忧愁生病，她要是特别因我的缘故受了气，马上就要头痛七八天。——我不复能忍受了，必须跑路，我在此处还有几星期，不知道怎样过去。然这也是要过去的。”（见同书二一页。）
我们从上面一段话中可以窥见恩格斯受家庭专制的痛苦是很大的，他因委曲求全，所以仅取消极抵抗的手段，而以一走了之。他此时决定抛弃商业，毕生尽力于共产主义的运动。可是他环顾知交的朋友中，与他志同道合，且才学兼全，大足有为的，只有马克思一人。马氏斯时正亡命布鲁塞尔，因此恩格斯便单骑就道，前往比京，与故人共定方针，通力合作了。 |
第一章巴黎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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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壮年时代
（奔走时期：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九年）
第一章巴黎旅况
我们在本书第一篇第五章中时常提及《德法年鉴》，现在当略述他的起源，马克思于莱茵报馆接到封禁命令之日。（一八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写信给卢格，表示他不愿意再留在德国，拟往瑞士，继续文字工作，他说：“我如能在苏黎世（Zürich）与黑维（Herwegh）一同编辑《德意志先驱报》（DeutscheBote）我也很愿意。……你对于此事如能为我筹划一下，那我是很感激的。”（见《社会主义的文书》第一卷三九五页。）黑维所凝办辫的《德意志先驱报》不能成功，卢格回信，对于此事无能为力。可是卢氏原来创办的德国年鉴于一八四二年被封，他正拟和马克思同往外国去恢复这种出版物，因为他固认“马克思编辑年书比编辑一种日报更为适宜。”（见《卢格书信与日记》第一卷二九七页，一八八六年柏林出版。ArnoldRugegBriefwechwelundTagebuchblätter）他邀马克思共负主笔的责任。至于年书的计划，他在是年五月致费尔巴哈的信中说得很明白：“我们愿意完全自由在外国刊印一种杂志，并且将旧年书中那种平庸的，迂阔的，和含忍的东西完全去掉，我们志在和法国一般最重要的人物如列罗（Leroux），普鲁东，路易·布朗（LouisBlanc）,甚至于拉马丁（Lamartine）——（拉墨列Lamenais和科墨宁Cormenin是请不到或用不着的）——联合编辑这种杂志，使他们直接加入著作，（法文是人人能读的。）并且共同设立一个编辑部。至于名称及计划，我们当和他们共同拟定，于是两民族精神上的结合在这种企图中忽然一举表现出来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三三二至三三三页。）
这种杂志就是一八四四年二月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卢格所拟结合德法两民族精神的计划虽因法国著作家没有一人加入，不能实现，然年书的编辑部仍是人材济济的。因为除掉卢格和马克思担任主笔外，当时知名之士，如费尔巴哈，海涅，黑维，恩格斯，赫斯，柏莱斯（Berniys）和雅各俾(G．Jacopy）等都在著作人之列。
《德法年鉴》的起源既如上所言，现在当进而叙述马克思对于年书的活动。马克思曾称巴黎“为哲学的旧学府，……和新世界的新都城。”（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三七九页。）至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他和他新娶的夫人便亲到这个“旧学府”与“新都城”来寄居了。他的思想的变化已在酝酿之中，他此时骤然来到这新旧文化的中心点，结交许多著名的改革家与社会主义者，读过许多名著，耳目既是一新，观感自然异趣，所以他的思想忽然放出异彩来了。我们试检查他在《德法年鉴》中的两篇论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马克思第一篇论文题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ZurkritikhegelschenRechtaphilosophie）第二篇论文题为《犹太人问题》（ZurJudenfrago）单就题目看，他们是风马牛不相及，然就内容讲，他们却有互相连贯的密切关系。因为马克思在第一论文中指出无产阶级阶级争斗之哲学的基本计划，在第二论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之哲学的基本计划。一为方法，一为目的。一则对于历史发达的情形，举其大纲，一则对于这一点详加阐扬，由浅入深，由略而详，我们一读马氏这两篇论文，他的精神发达的程序，便历历活现于我们的眼前了。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以费尔巴哈的话做批评的出发点，然他同时却有超过费氏的议论，他说：“反宗教批评的基础是：人类创造宗教，宗教没有创造人类。宗教的确是没有自制力或丧失自制力的人之自觉（Selbstbewusstsein）和自感。（Selbstgefübl）人非居于世界以外的抽象的生存物，世界的人是在国家，及社会中的。这种国家，这种社会产生宗教，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Weltbewusstsein），因为这种国家，这种社会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一般的学说，是他的百科全书式的纲领，是他的通俗形态的逻辑，是他的精神上的光荣点，是他的热忱，是他的道德上的裁可，是他的庄严的补助，是他一般的慰藉物和恕宥的根据。宗教是人类本质中幻想的实现，因为人类的本质没有真正的实现。因此，对于宗教的争斗间接也是对于以宗教为精神上馨香物的世界之争斗。”（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三八四页。）
马克思既说出宗教的起源，他接着详细发挥道：“宗教上的苦难是实际苦难的表现，是对于实际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太息声，是一个无情世界的心情，是种种惨淡无光的状况之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宗教是人民虚幻的幸福，要铲除这一点，就在要求人民实际的幸福。要求〔人民〕抛弃对于他们状况的幻想，就是要求抛弃一种需要幻想的状况。所以宗教的批评在胚胎上就是痛苦窟——宗教为这种痛苦窟的发光体——的批评。批评已经将锁链子上想象之花毁灭了，人们不是因此负着这条没有幻想和没有慰藉的锁链子，却是因此抛弃这条锁链子，而拾取生花。宗教的批评使人失望，因此他和一个失望者一样，思索，行动，并且形成他的实际生活，去理解将来的人，因此他围绕着自己运动，围绕着他的真正的太阳运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不能围绕着自己运动的时候，这个太阳是围绕着人运动的。（见同书三八四至三八五页。）
马克思现在由宗教的批评归到本题来了，他说：“历史的任务是于真理的他方（DaslenseitsderWahrbeit）消灭之后，即确定此方的真理。（DieWahrbeitderDiesseits）哲学——他是供历史驱策的——的任务第一是，于人自己精神错乱（MenschlidheSelbstentfremdung）的神圣形态暴露之后，将他们非神圣形态中自己的精神错乱暴露出来。因此，天的批评变而为地的批评，宗教的批评变而为法律的批评，神学的批评变而为政治的批评。下文所说的是对于这种工作的一种贡献，……这是加于德意志国家哲学和法律哲学上的，其理由非他，不过因下文所说，是关于德意志的。”（见同书三八五页。）
马克思接着就畅论德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与英法较，是非常落后，而法律哲学的批评所涉及的任务，只有一种方法——即实行——才能够解决。他于是问德意志能否站在原则的顶点上从事于一种实行，即从事于一种革命，至于这种革命不独是使德意志达到近代人民经常的水平线上，并且使德国达到此等人民在最近的将来所站的人的高点上。他的答案是：“批评的武器决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物质的武力必须由物质的武力去破坏，学说一经侵入群众中，也会变成物质的武力。”（见同书三九二页。）“革命需要一种被动的原素，一种物质的基础。学说在一种人民中实现的程度，只以这种学说为他们需要的实现为止。……但德意志没有和近代人民同时爬到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段。就是他在学理上走过的阶段，他在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他要怎样借一个觔斗，不独是超过他自己的界限，并且超过近代人民的界限，即超过他在实际上必须视为从自己真正的界限中解放出来的和努力争持的界限呢？一种激烈的革命只能是激烈需要的革命。〔德意志〕似乎是缺少这种革命的前提与出生地。”（见同书三九三页。）
然“对于德意志为一种乌托邦梦想的，不是激烈的革命，不是普遍的人类解放，而是部分的，仅仅政治的革命。”因为这种部分的，仅仅政治的革命，在一方面要有一个阶级根据他的特别地位，担负社会一般的解放，此阶级于全社会能处在他的地位上（如具有金钱和教育，或随便可以获得此等东西）这个前提之下解放全社会；在另一方面，要有一个阶级，一切社会的缺陷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从这一方的解放成为一般的自身解放。但在德国是缺乏这种先决条件的。
马克思认德国仅仅政治的革命为不可能，而一种激烈的革命却是可能。其可能何在呢？他回答道：“在造成一个受锁链子束缚的阶级，造成资产阶级社会中一个非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造成一个熔化一切阀阅的阀阅，造成一个具有普遍性——因其普遍祸患的缘故——而不要求特别权利的部分（Sphare），因为加于这一部分的，只是不正当的事，并不是什么特别不正当的事，这一部分不复能用历史的名义去鼓动，而只能用人类的名义去鼓动，这一部分不是和德意志国家组织的结果立于局部的对抗上，而是和德意志国家组织的前提立于全部的对杭上，这一部分如不将自己从社会其他一切部分中解放出来，如不因此解放社会中其他一切部分，他便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总之，这一部分是人类中的完全失败者，只有借人类的完全复行胜利，他自身才能够胜利。社会这样熔化为一个特别阀阅，这就是无产阶级。“（见同书三九七页。）
马克思既认德意志彻底的解放在乎无产阶级的解放，他于是进而分析资产阶级的起源，要求，与需要：“无产阶级是因德意志开始的工业运动才起首出现的，因为造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发生的贫穷，而是用人为方法产生的贫穷，不是受社会困苦机械式压迫的人群，而是由社会急迫解体——特别是中等阀阅解体——而出现的人群，可是自然的贫穷以及基督教和德意志式的奴役虽自然是渐进的，然他们也插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中了。当无产阶级宣布向来的世界制度的解体，他不过是表明他自己生存的秘密罢了，因为他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解体。当无产阶级要求否认私有财产时，那他只是将社会曾经提起来做他的原则的东西，只是将那未经他参预，却因社会消极的结果，已经结晶在他身上的东西，现在由他提起来做社会的原则。……哲学在无产阶级中遇着物质上的武器，而无产阶级在哲学中遇着精神上的武器，思想的光芒一经彻底射入这个质直的人民地盘上，德意志人做人的解放就会充分实现出来。……德意志人的解放就是人类的解放，这种解放的头是哲学，这种解放的心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抬头，则哲学不能实现，哲学不实现，则无产阶级不能抬头。当内部一切条件都完成的时候，德意志的复活日会因高卢鸡（GallischerHahn）的啼声而报晓了。”（见同书三九七至三九八页。）
马克思这一篇论文至少表见两个要点：（一）他以为德意志可以超过部分的和仅仅政治的革命，一直达到激烈的革命，他这种说法一方面固然是因当时的德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革命的领导阶级，另一方面是因他年少气盛，持一种急进的态度，对于人类的解放运动，在主观上未免过于乐观。（二）他已经注意到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将自己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并且解放其他一切被压迫者，细按他的语气，他此时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分别政治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他在《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于这一点更加以详细的发挥。然而这篇论文是对于布鲁洛·鲍威尔两篇论犹太人问题的文字而发的。鲍威尔本是马克思最亲密的师友，可是他的思想日趋于玄幻一方面，而马氏的思想却日趋于实在一方面；当马氏在《莱茵报》主笔政时，他们已经因意见不合，开始分离，至此时他们分离的程度便更加增进了。鲍威尔对于犹太人问题的议论，纯是从神学上出发的。他以为犹太人如果要获得自由，当先舍弃他们的犹太教，因为就基督教国家宗教的本质讲，这种国家不能解放犹太人。就犹太人宗教的本质讲，他们不能获得解放。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要想自由，固当都舍弃宗教。然基督教究竟比犹太教进化些，所以犹太人要想获得解放，还须做些预备功夫，就是：首先改奉基督教，并辅以黑格尔的哲学，以为达到自由的阶梯。包氏这种见解直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牵入唯心的玄想中去了。
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便与鲍威尔完全相反。他说：“谁当解放呢？谁当被解放呢？单就这两个问题去加以探讨是决不够的。要下批评，还要从事于第三个问题。必须问所讲的是那一种解放，……鲍威尔向犹太人说道：从你们的观点出发，你们有要求政治解放的权利么？反之，我们便问道：从政治解放的观点出发，这种观点究有要求犹太人抛弃犹太教，以及世人抛弃宗教的权利么？”（见同书四○三页。）在许多政治充分发达的国家中，已经没有宗教特权的存在，犹太人在政治上已经获得解放，然他们却没有获得人类的解放，这就表现政治解放的限度了。“政治的解放在一方面使人变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分子，变成自利的独立的个人，在他方面变成国民，变成负道德责任的人。（MoralschePerson）当实在的个人自己收回抽象的国民〔资格〕时，当他个人在他的实际生活中，个人的工作中，以及个人的关系中变成与人为一体的人（Gattungswesen）时，当人类已经认识并且组织自己的力量为社会的力量时，当社会力量不复在政治力量的形态中与人分离时——人类的解放才会完全实现。”（见同书四二三至四二四页。）
至于鲍威尔认基督教徒较犹太人更适宜于解放一点，是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转为一个纯粹宗教的问题。马克思说道：“我们不从犹太人的宗教中去探讨犹太人的秘密，但从实在的犹太人中去探讨宗教的秘密。犹太教现世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实际的欲望，是自私自利。犹太人现世的崇拜是什么呢？是经商射利。犹太人现世的神是什么呢？是金钱。现在好呀！从经商射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从实在的，真正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现代自身的解放。一种社会组织如果消灭了经商射利的前提，即消灭经商射利的可能性，则犹太人便无能为力了。犹太人宗教的意识当如无力的气体一样，消散于社会实际生活的空气中。在另一方面：当犹太人认识他这种实在的特质是虚幻的，而求其消灭，则他的动作便是超出他向来的发达而向着人类的解放进行。……”（见同书四二五至四二六页。）
马克思的《犹太人问题》是他早年作品中一篇重要论文。“向来因犹太人而作的文字，不知凡几，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思想的，却都在马氏此文之下。”（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一七六页。）马氏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因此我们对于此文愈觉有注意的兴味。李卜克内西以为犹太人常受悔辱，马氏此文就是一种报复的文字，（参看李氏《马克思纪念册》英译本一四页。）斯巴哥以为马氏此文差不多是站在反对犹太人的观点上面的，（参看斯氏《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德文本第三至四页。）其实我们在他此文中找不出他为犹太人图报复的议论，也找不出他故意反对犹太人的议论。“当他对于犹太人的问题发表意见时，他不以犹太人自居。也不以犹太人的仇敌自居，但以一个新世界的说法者和公民自居。……（见格罗斯曼——St．Grossman——校的《马克思犹太人问题》序言第五页，一九二○年德文单行本。“一个新世界的说法者”自然具有新的见解；马克思此文不独是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上面，他已经极力注意经济的事实，他的议论已经含有他后来所倡的唯物史观的种子。即他的第一篇论文虽大致是和伏兰德尔（K．Vorländer）所指的一样，他论无产阶级的解放还是伦理的哲学的，而非历史的，经济的，（参看伏氏《哲学家的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一五页，一九二○年司徒嘉德出版。——Marx，EngelsundLassallealsPhilosopnen）然他也已经注意到经济的事实，不过没有第二篇论文这样深切著明罢了。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所发表的文字，除书信外，只有上列两篇论文，因为这种杂志刊印一个双号之后，即没有继续出版了。然驻巴黎的普鲁士公使亚宁（HeinrichFriedrichvonArnim）却因这一个双号，大惊小怪，于一八四四年三月八日向柏林政府报警。其大意如下：“海涅对于乐德威格（Ludwig）王的赞美歌是‘卑陋和毁谤’，黑维的诗词弹劾德意志一切君主背叛民权，是‘大逆不道’，一八四三年往来的信札有攻击普王之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示德意志一种激烈的革命；柏莱斯的批评报告摆阳（Bayern）王整吞公款，并且毁谤巴登（Baden）大公。”（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三卷四二○至四二一页，迈耶《德法年鉴与巴黎进步报的消灭》。——DerUniergangder“Deutsch-FranzösischenJahrbncherunddesPariserVorwärts”）
当《德法年鉴》运送入德国时，莱茵省当局已在边界上没收二百三十部，又于一只莱茵汽船上没收一百部。迨柏林政府接到亚宁的报告，便视此为一桩极严重的事件，他认这些作者是要借思想革命为实行革命的武器，他遂于四月十六日下令全国高级长官，指《德法年鉴》志在谋叛，凡著作人及编辑人应负其责；如遇马克思，卢格，海涅，和柏莱斯入普鲁士境，应即令警察加以逮捕。同时柏林政府并令亚宁向法国基佐（Guizot）内阁提议封禁这种年书，并驱逐编辑人出境。可是双方的交涉还没有办妥，而《德法年鉴》已自行死去，用不着法国政府做刽子手了。
《德法年鉴》死去的原因，卢格在是年三月二十八日致他的母亲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一因承印年书的人不能够继续办理，一因他和马克思意见不合，发生冲突。（参看《卢格书信与日记》第一卷三四一页。）关于第一点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现在专讲第二点。
马克思与卢格意见不合，一是由于他们对于黑维的观察不同，互相争执，一是由于他们对于政治上的见解参差，不能合作。今特略去前一事而说明比较重要的后一事。当马卢两氏未到巴黎之前，他们的政见已经是不一致。马克思于一八四三年三月从荷兰写信给卢格说，“我从此处和法国的报纸看来，德意志是深陷于泥沙之中，并且还将愈陷愈深。……自由主义的宽袍已经卸下了，而最可恨的专制主义赤条条地站在全世界人的眼前”。（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三六○页。）可是德国虽这样惨淡无光，马克思不独是不失望，反觉乐观，因为他知道这种运动的黑暗局面必引起革命，所以他说：“国家是一件很庄严的东西，不能将其弄成一种滑稽剧。一只载满了蠢子的船或者可听其随风飘荡，历一阵时候；然这是驱策去遭遇他的命运，此事恰是那些蠢子不相信的。这种运命就是迫在眉睫的革命。”（见同书三六一页。）
反之，卢格于同月复马克思的信，却尽是一片悲观声，他首先引用荷尔德林（Holderlin）的话做他的态度的标语：“这是一句难说的话，然我要说出来，因为他是真理：我想不到一种民族比德意志人更支离破碎。手艺工匠你是看见的，但是没有人，思想家〔你是看见的，〕但是没有人，主人与奴仆青年人与成年人〔你是看见的，〕但是没有人。——手臂肢体，狼藉不堪，与鲜血淋漓的场所不是一个战场么。”（见同书三六一页。）——卢氏接着说道：“你的信是一种幻想。你的高兴只是愈加使我败兴，我们会看见一种政治革命么？我们这些德意志的同辈人〔会看见一种政治革命么”〕我的朋友啊，你是相信你所愿意的事件。”（见同书同页。）“在体质士这种有用的人民是不会灭亡的，然在精神上或自由人民的生存上，则他们早已完结了。……我们的人民没有前程，我们的呼号有什么用处啊。”（见同书三六四和三六五页。）
马克思接到卢格这封信，他于五月间回信说：“我的亲爱的朋友啊，你的信是一种好的悲词，是一种惊心夺魄的丧歌；但完全不是政治的‘议论’。没有人民是绝望的，即使这种人民于长久的时期中只在愚蠢的方面有希望，然经过许多年之后，他们一旦因猝然的聪明，会实现他们一切虔诚的志愿。……旧世界诚然是属诸庸人俗物的。可是我们不要把他做一个鬼怪看待，因恐惧而逃避他。我们的眼睛必须正确地看着他。世界上这样的先生是值得加以研究的。”（见同书三六五页。）
我们将卢格和马克思这些信比较一下，便知道一个是悲观的，一价是乐观的：一个是流于消极的，一个是趋向积极的；一个是偏于空想的，一个是注重实际的；一个是委心命运的，一个是主张革命的。他们在出国前意见既不相同，他们自出国后，复如梅林所说的一样：“马克思和卢格投身于法兰西的生活之中，马克思和一艘坚固的船一样，浮在狂澜中，终久达于大海，而卢格的独木舟则于恐惧惊骇之中，尽力向沙岸退回了。”（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一五九页。）自此以后马克思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卢格则反对社会主义；彼此相差的距离愈远，则彼此合作的可能性愈少。又加以《德法年鉴》受金钱和他种压迫，一筹莫展，此书的停刊，自然是无可幸免了。
马克思到巴黎的目的，不十分在办报，但在研究西欧的学术。《德法年鉴》既经停刊，他自然也乐得有此，使他得投身于学海中。他在法国所研究的为法兰西历史，英美历史，社会主义，经济学等等。据梁赞诺夫告诉我们，他在此时期中所遗下的许多抄本，表现他研究法国史，非常勤奋。（参看梁氏《马克思主义史大纲》四六页。）即当时和他发生意见的卢格，于一八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写信给费尔巴哈，也极言他的好学不倦：“马克思读书很多：他用功非常厉害，他具有一种批评的才能，这种才能有时成为过于傲慢的辩证论，可是他没有完成什么东西，他到处破毁，并且总是从新投身于无边的书海中。就他好学的癖性讲，他完全是司于德意志人的世界中，就他的革命的思想方法讲，他却见屏于这种世界之外。……他用功而至于生病，并且一连三四夜不上床睡觉。……马克思将著议会史，他已经把材料搜集好了，并且找着很有结果的观察点。”（见《卢格书信与日记》一卷三四三至三四五页。）
马克思拟著的议会史，毕竟没有动手。至于他投身于“无边的书海中”所研究的对象，社会主义的学说当然居很重要的位置，他当然也受了那些社会主义者好些影响。不过他受何人的影响最深，关于这一点，世人的议论颇为纷歧，而梅林的话比较可靠：“傅立叶（GharlesFourier）对于资产阶级的文明，下一种光明灿烂的批评，傅氏对于马克思有最深的影响；欧文（RobertOwen）与马氏相隔尚远，至于圣西门（SaintSimon）的社会主义，则马氏至一八六○年代犹对之表示一种很怀疑的论调。”（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二卷第八页。）
马克思于研究社会主义外，又结交好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改革者，如海涅，普鲁东，卡贝，巴枯宁等都是。在这些人中，他最相善的，第一是海涅，第二是普鲁东。今特分述两人的事略和他们至马克思交谊的经过如下。
海涅于一七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莱茵省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中。至一八二七年前往游英国，才初次听得劳动运动中粗率的呼声。自一八三一年起，他寄居巴黎，亲识傅立叶，并且与圣西门的信徒往来甚密。迄马克思到巴黎，他们一见倾心交称莫逆。海涅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诗人。他的名震全欧，法国人士尤敬仰他。他在巴黎进步报（Vorwärts）上发表过十一首诗讥讽普鲁士王及其经济制度。至一八四五年此报的记者多被基佐内阁驱逐，而海涅独无恙，因为法政府恐招物议，不敢惊动他。他有一首诗题为《中国皇帝》。（DerKaiservonChina）描写这位皇帝纵饮和专制，极讥讽的能事。（参看《海涅全集》第二卷一○三至一○四页，柏林出版。HeinrichHeinesämtlicheWerke）这就是指普王威廉第四。他作诗，常得马克思夫妇的赞助，关于这一点以及他们友谊上的其他关系，下面几段话描写得极清晰：
“海涅有一个时候，每天去访马克思夫妇，将他的诗念给他们听，求这一对少年夫妇的评判。海涅和马克思对于一首八行的诗共同推敲无数次，有时是讨论这一个字，有时是讨论那一个字，要等到字句平整，毫无再加润色的余地才止。
然海涅对于每种批评，常是神轻过敏的。……他常是真正哭着脸，来到马克思家中，因为时有何种不著名的文人在一个报上攻击他。马克思也不知道要怎样办，他只是将海涅送到他的夫人处，马夫人的诙谐及和蔼的态度，马上就使这位失望的诗人心神泰然。”
可是海涅之来并非时常求助，他有时且能助人。有一桩事是马克思家庭会特别记忆不忘的。
当小燕妮出生几个月之后，一日忽患抽筋重症，几有将死之势。马克思，马夫人及其忠诚的女助手赫伦·德穆特（HeleneDemuth）站在这小女孩的旁边，非常失望，竟不知所措，于是海涅来了，他看了一下，即说：“还小孩子必须洗一个澡，“他亲手替女孩洗澡，然后令其睡着，因此救了——像马克思说的一样——小燕妮的命。
海涅是能实行看护小孩的人——这种情形或使人惊讶。
马克思是很敬重海涅的。他爱这位诗人和爱其著作是一样的，他评判海氏政治上的弱点，极为审慎。他宣言诗人是特别的人物，大家必须让他们走他们的路。大家不可以常人的标准甚至非常人的标准去测量诗人。“（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四年度一卷一七页，《海涅致马克思的书信〔导言〕》。（HeineanMarx）
马克思和海涅的关系既是如此密切，所以当他后来被逐出巴黎时，“他和海涅作别，极为痛苦。——他写信给海涅说：‘我很愿意挟着你同走，’就是到了后来，他犹欣然宣布他和这一位诗人有一种很密切的结合，”（见卫德尔的《海涅与社会主义》二八页，一九一九年出阪。H．Wendel：HeinrichheinerundderSozialismus．Berlin）
马克思与海涅的结合是由于诗词及彼此性情相投，马克思与普鲁东的结合则又和此不同，大概是由于一时学业上相互的要求。我们在说明这一点之前，还须叙述普鲁东的身世等等，因为马克思和他的关系比较和海涅的复杂得多，因此我们对于普氏不能不多说几句话。
普鲁东于一八○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生于法国贝桑松（Besancon）一个由农业出身的手工业者的家庭中。他的祖宗十四代务农，他常自称为“贝桑松农民”，并引以自豪，因为他自认出身于自食其力的农家，是很高贵的。他后来写信给亚角夫人（Madamed’Agoult）说：“夫人，你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么？〔他是〕一个忠厚的酿造业者，他的脑筋中从不想起为赚钱的缘故，出卖物品的价钱必须高于实际生产所费的价格。他总是认此为不义之财。——他常说我的酒共费若干，连我的工钱也一起在内；我不能够高价出售。我的父亲既是一生忠厚，所以他生时贫苦，死时也贫苦，并且遗下许多贫苦的孩子。”（见季德和利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史》德文本三一六页，一九二一年第二版。CharlesGideundOharlesRist：GeschichtedervolkswirtschaftlichenLebrmeinungen．Jena）普鲁东既出身于贫苦的家庭，所以他早年即作工，他自七岁至十二岁常为牧童。他所受的教育是不十分完备的，他在学校中读书，常没有书籍，回到家中，常是不得一饱。然他的资质非常聪颖，在学校辄能获第一等奖品，他并且善利用闲暇时间到图书馆拼命读课外的书籍，他自言他恰和一个野蛮人一样，投身学海，勇猛前进，借此替无产阶级的兄弟们夺取资产阶级所垄断的教育。可是他毕竟为贫穷所阨，不得不早离学校生活而习印刷业。他习此业两年之后，开始他的漂泊生涯，他常是历尽艰苦，找不到工作，后来他复理旧业，升为神学著作的校对人，因此得学习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等等，并且作一篇普通文法论，（Essaiedegrammairegenerale）附在别人的著作之后。
“他为着取得经费，以便继续学问上的工作起见，努力要求一种学校津贴。他在致〔贝桑松〕学校的信中说：‘我生长于工人阶级的怀中，我的心神和倾向是注于这个阶级的，我尤因同患难，通意志，而隶属于这个阶段，我的最大的欢乐是以我的志愿和精神的全力，借助于哲学与科学，对于我所呼为兄弟与同志的人，劝其体育，德育和智育的改进。’他获得一种津贴，以三年为期，于是移居巴黎。他〔前此〕因营印刷业失败而负债，所以他必须生活于一种刻苦的状况中。他自己潜心研究学业，不甚到学校去听课，并称此项讲课为一种‘奢侈品，而这种奢侈品对于教师的利益比对于学生的利益为大。’”（见沙罗门的《普鲁东与社会主义》一二页，一九二○年柏林出版。GottfriodSaeomon：ProudhonundderSozialismns）
普鲁东在求学时期中兼从事著述，他初次所著的是一部对于教会的书，至一八四○年他才将他有名的著作《财产是什么？》（Qu’oest-coquelaPropriete？）一书刊布出来。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财产是赃物”。（Laproprietec’estlevol．）普氏此书一出，声名大著，然一方面为资产阶级的人所愤恨，而予他以津贴费的贝桑松学校对之尤不满意，一方面为普通人所误解，以为一切财产都是赃物。其实他所指为赃物的只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后来替自己辩护，说他并不主张私有财产的取消，只主张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即人人都有财产。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以为公共财产是不平等的，不过与私有财产较，恰处于一种相反的地位；私有财产是强者剥削弱者，共产是弱者剥削强者，这也一样是赃物。
当马克思在《莱茵报》主笔政时，他就读过普鲁东的《财产是什么？》并且颇重视此书，所以他在论共产主义一文中说：“尤其是普鲁东的词锋锐利之作非一眼了望，可下批评，必须经过长久和深邃的研究，才可加以判断。”（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二七八页），他后来提及此书复说：“那种对经济‘最神圣的’东西取攻势之挑战，那种嘲笑普遍国民理解力之漂亮词锋，那种尖刻的评断，那种寙苦的讥讽，那种对现行制度污点时常表露之深而且真的反抗感情，那种革命的热忱，充满了《财产是什么？》一书，当其初出版时，并且引起一种大激动。然在一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上，这种著作迨没有称述的价值。”（见马氏《哲学的贫困》前面附刊二六页，一九二一年第九版。DasElendderPhilosophieStuttgart1921．）穆克列（F．Muckle）以为“马克思这些话评判普鲁东的名著，〔其精当处〕是无以复加的。”（见穆氏《社会主义大家》一卷一一三页，一九二○年第四版。DieGrossenSozilisten，LeipzigundBerlin）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普氏此书的优点只在对于财产权开始作一种严刻的批评，发出经济战争的呼声；至于他对于当时社会上客观的事实是没有审察清楚的。所以施泰因说：“普鲁东此时尚完全站在旧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他对于社会中一种对抗的存在，阶级的争斗，资产阶级的生存，以及由社会状况出发——不由一种观念的逻辑上出发——攻击财产〔各点〕尚不明白。”（见斯氏《从一七八九年至现代的法兰西社会运动史第三卷三五一页，一九二一年出版。GeschichtedersozialenBewegunginFrankreichvon1789bisaufunseretage．München．）普氏既忽视这些重要之点，故他的书不能有很大的价值。
可是普鲁东的书虽不能列入第一等名著中，然究竟超出法国一般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之上。梅林说得对：“普鲁东第一次的作品是舍弃一切乌托邦的理想，认私有财产为一切社会罪恶的原因，而下一种根本的和无顾忌的批评，马克思在这种著作中便看见近世无产阶级第一次科学的宣言。”（见梅氏《马克思传》八一页。）马氏对于普鲁东及其著作很有相当的敬意，迄他抵巴黎，尤觉得有与普氏交换意见的必要，他们互相往还，交谊颇笃，“他们对于经济问题常作通夜的辩论。普鲁东因马克思的引导而入于黑格尔的思想界中。他因不懂德文，所以从没有领略这种思想。”（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九页。）然他们两人这种结合只是暂时的，后来他们因意见不同，不独是分道扬镳，并且变成仇敌了。
我们已经将马克思在巴黎研究学问和结交明友的情形约略说明了，现在又要讲他在报界中的活动。不过我们在提及他的作品之先，当一述发表他这种作品的报纸的历史。当一八四四年的新年，有一种每星期出版两次的德文报在巴黎出现，此报虽名为《进步报》，然创办此报的伯恩斯台（H．Bönstein）和主持此报的波恩斯特（AdalbertvonBornstedt）却不是进步的人。伯恩斯台是一个戏园经理，兼做戏子和文人，他为发达营业起见，遂刊行《进步报》，至于波恩斯特曾为普鲁士军官，当时则充奥地利梅特涅（Metternich）的密探，兼作普鲁士政府的走狗。《进步报》既握在这种唯利是视和作专制政府鹰犬的人的手中，则其论调的卑劣庸陋，自不待言。迈耶说：“此报初时的方针十分平庸，致引起在巴黎一切主张激烈的德国人的嘲笑。维尔（A．Weill）于一八四四年三月报告阁慈科的《电闻报》（Gutzkows“Telegraph”）说，《进步报》证明，没有查检，新闻业者也可以变成愚蠢的东西；；卢格于五月写信给佛莱协，“M．Fleischer也有同样的说法。”（见《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二卷四二四页，迈耶：《德法年鉴与巴黎进步报的消灭》。）可是《进步报》不独不怕别人嘲笑，他还要嘲笑别人，“当《德法年鉴》唯一的双号出版时，《进步报》以充分愤激的感情，反对一般记者。〔他以为〕这些人‘将雅各俾的红冠（dierolejakobinermütze）置诸临于无底深渊的悬崖之上，要用暴力将人民拖到上面，而不肯下来到人民中间，加以教训。……我们只看见〔他们〕否认现有的一切制度，而以不知相距多远的辉煌灿烂的空中楼阁作为替物，”（见同书四二六页。）
然《进步报》这种论调实为一般青年所不喜。在一方面伯恩斯台为自己的营业起见，不得不使报上的言论带些国利民福的呼声，借此迎合青年人的心理，在他方面，波恩斯特为侦探在巴黎亡命客的秘密消息起见，尤不得不戴上一个自由的假面具将报上的议论放圆滑一点，以便和这些亡命客往还，达到一己的目的。因此《进步报》便渐渐持一种不左不右的中立态度了。可是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以及德国其他政府不能原谅他们的工具的苦衷，竟禁止此报在国内发行。伯恩斯台虽费尽气力，运动开禁，终属无效。
《进步报》受了这种意外的打击，波恩斯特心恢意懒，以为无复希望，遂于是年五月初旬辞去主笔之职。可是伯恩斯台则激而趋于激烈的一途，他以为《进步报》既受德意志各邦政府的聋禁，便当真正具一种反抗政府的精神，持一种激烈的论调，相与周旋，一则可借此作报复之计，一则可在旅居法，英，美，和瑞士等国的德人中扩充报纸的销路，以便弥补在德意志本国所丧失的销场。恰好《德法年鉴》的记者柏莱斯向《进步报》投稿，大受伯恩斯台的欢迎，未几柏莱斯遂代波恩斯特而为主笔了。“柏莱斯是一个受过完备教育的聪阴人，但他却带有一种城市轻佻少年的脾气。他作文〔的目的〕不是要作一种优美的论文，登在报上。他有一次说，‘我以为文字只是刺刀与枪炮的柔和代表；我非〔咬文嚼字的〕文人，也不愿做〔咬文嚼字的〕文人’。”（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二三页。）柏氏既聪明，轻佻，而性情又复激烈，所以他在《进步报》上用尽词锋锐利的和讥讽嘲笑的话，暴露德意志专制主义与伪立宪主义的丑态，使人忍俊不住往。恩格斯说：“伯莱斯的诙谐话使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能使人大笑不止。”（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一二页。）
自柏莱斯主持《进步报》的笔政后，《德法年鉴》的记者如卢格，海涅，黑维，巴枯宁，恩格斯和马克思等前后加入此报著作者之列。马克思于一八四四年八月在报上发表一篇论文。题为《对普鲁士王与社会改良一文的批评》。（KritischeRandglossenzudemArtikel：KonigvonFrenssenunddieSozialreform）《普鲁士王与社会改良》一文是卢格替《进步报》作的，他发表此文，不用真姓名，但署名为“普鲁士人”他本是撒克逊人（Sachsen）,马克思才是普鲁士人，大家看见此文，很容易推想这是马克思作的。所以马克思在《对普鲁士王与社会改良一文的批评》中，注明他因特别理由，特宣布他这篇批评文字是他在《进步报》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我们在介绍马氏这篇批评文字之前，还当把卢格一篇论文的起缘及其要旨讲一下。
当一八四四年的上半年，普鲁士境内施列西（Schlesien）的彼得瓦尔道（Peterswaldau）村的职工因原有的工资不敷衣食，而村中最坏的厂主寺汪漆格（Zwanaiger）尤贪鄙异常，还要减少工资；工人中最贫苦的于是向他诉苦，说他们不复能够生存，连马铃薯也买贯不起了。他回答道，他们就是为着获得一点面包屑，也必须工作，否则本季野草畅茂，他们只好吃草。一般职工受了很大的压迫，幽愤所钟，无可发泄，乃群集而作一歌。梅林谓“此歌质朴无华的节段伤心惨目地反映着在他们无限的悲哀中增长了猛烈的反抗。”（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四五页。）这是不错的。此歌既表现工人的痛苦，复为工人群众自己的作品，非任何文人墨客所代庖，而马克思文中的立论又以此为根据，所以十分重要，今特介绍如下。（原文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四五页。）
此处是审判厅，
比若费门更为专横。〔按费门为威斯特里古代秘密审判厅。〕
此处不复宣告判决，
生命即断送无存。
此处慢慢地折磨人们，
无异严刑酷罚的官厅，
此处所发露的许多哀感，
就是颠连困苦的表征。
寺汪漆格是侩子手。
一般职员是他们的卫兵，
其中个个都不去谋补救，
只是尽量地剥皮与抽筋。
你们都是流氓和阴鬼！
你们都是地府的凶魂！
你们吞没贫民的财产！
你们将获得横逆的报应！
在此处是援助不肯，请求不行，
一切申诉，直等于零；
工人如不合你们的意旨，
就只得去做挨饿的贫民。
试想一想这种痛苦，
试想一想贫民的困穷，
家无开合的粮食，
这如何是不可怜？
可怜么？唉，这是一种优美的感情，
你们这些吃人肉的人，安能如此存心：
人人都知道你们的目的：
是在剥取贫民的皮与筋！
此歌是没有结束的，因此职工于增长凶猛的反抗力之后，到底有何种积极的目的，歌中没有表见出来。此等职工于百无聊赖之时，就在寺汪漆格的门前唱此歌，借以泄愤。可是他们内中有一个同伴被寺氏捉到家中，加以拷打，并且送交警察看管。因此激动众职工的公愤，于六月四日群集于寺氏住宅前，要求增加工资；不独不能达到目的，反遭嘲笑和侮辱，他们于是怒不可遏，蜂拥至寺氏家中，捣毁一切器具，并焚毁一切簿据。异日他们集众三千人之多，向浪恩贝闹（Langenbielau）出发，与该处的工厂主作战。迨政府的军队出来弹压，他们就包围着军队，军队向之开枪射击，死工人十一名，重伤二十四名。他们看见同伴被军队打得血肉横飞，都奋不顾身，与军队格斗，结果这种军队卒被他们用刀棍石子等物击退了，工厂也被他们捣毁了。但至初六日，政府复派来无数步兵，炮兵，和骑兵，职工的抵抗，此时已毫无力量，他们内中被逮捕而处重刑的达八十三人。德国舆论多表同情于职工的困苦情形；而普鲁士内阁也居然遵照普王的意旨，下一道假慈假悲和假仁假义的命令，令国内有心人合群策群力，纠正社会上的罪恶，并令各省长官当关心民瘼，力图救济。
法国路易勃郎的机关《改革报》（LaReforme）认普王的恐怖与宗教感情为内阁命令的泉源，而这种命令就是行将降临的资产阶级社会大改良的预兆。卢格的《普鲁士王与社会改良》一文对于《改革报》所说的一概加以驳斥。他不独不承认普内阁的命令是出于普王的恐怖与宗教感情，并且不承认这种命令是大改良的预兆，因为普鲁士王与德意志社会都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他以为像德意志这样非政治的国家中工厂区域局部的困穷不能成一种普遍的事件，更说不到成为全文明世界的一种损伤。至于德国的贫民目光所注，从不超出他们的家庭，工厂，和城镇之外；他们完全缺乏一种政治的精神，即缺乏从全体观点出发之有结构的见识——一种社会革命，如缺乏这种政治精神，便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对于卢格的议论逐一加以驳斥，有许多地方，因情过境迁，我们已不感兴味，不必述及；现在单将马氏对于此事的评价及其他重要之点讲一下。马克思对于施列西职工争斗的价值看得很高，所以他说：“……在英，法两国工人变乱中没有一次具有施列西职工变乱这样理论的和觉悟的特质。第一，大家试想一想这职工歌，想一想这种争斗中勇敢的口号，内中从没有提及过家庭工厂和城镇，但只是无产阶级以决切的，锐利的，无顾忌的，和猛烈的态度，将无产阶级对于私有财产社会的对抗，大声疾呼，直接宣布出来。施列西工人变乱的开端，恰和法，英工人变乱的结尾一样。同具有对于无产阶级本质上的觉悟。〔施列西职工的〕行动自身具有这种优越的特点。不独那些为工人劲敌的机器是被捣毁了，就是那些为财产证据的簿记也被撕破了，其他一切运动起首总只是反抗那显而易见的仇敌工业主人的，〔施列西〕这次运动却即刻转而反抗那暗中的仇敌银行家。末了，英国的工人变乱没有一次具有同等的勇气，思虑，和坚忍性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五四页。）
马克思上面一段话与卢格的议论正相反。梅林以为“马克思对于施列西职工变乱在历史上的重要点所发表的议论，现在觉得奇怪。他把这种变乱的确完全不知道的倾向，加入其中，而卢格以为这种职工变乱只是饥荒的暴动，没有深远的意义，此说是更中肯綮的。”（见梅氏《马克思传》八七页。）我们如就肤浅的表面去观察施列西工人变乱事件，则梅林的批评，未尝不对；他以为“在施列西职工的饥荒变乱中，就是普鲁士警察敏锐的眼光，也没有发见何种共产主义的倾向。”（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四八页。）这话好像是对的。可是我们对于此事细心考究一下，便觉得马克思的话并不过当，他以为“施列西的变乱并没有离开社会原则的思想。”（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五八页。）这是的确的。施列西职工的变乱固然只是出于饥饿的逼迫，他们除掉破坏厂主的财产借以泄愤外，固然没有预定的计划和明白的目标，公然显出共产主义的彩色；可是此次变乱是德国工人错群众的力量，反抗有产者的开端，他们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具有一种阶级觉悟，已经知道资本家的目的只在掠夺工人，而私有财产制度是他们痛苦的泉源。不过他们不是思想精细和见识远大的理论家，所以他们想不出一种完善的制度，看不见他们应有的目标罢了。然说他们的举动的确完全没有共产主义的倾向，这是不合实情的。马克思为擅长理论的学者，他将施列西职工举动的倾向用理论阐扬出来，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理论上的代表。而梅林认他将施列西变乱的确完全不知道的倾向，加入其中，所见未免太浅了。
马克思在此文中阐发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异点，兼辟卢格社会革命没有政治精神为不可能的主张，他说：“一个社会革命是站在全体的观点上的——这种革命虽只出现于一个工厂区域〔也是如此的〕，因为这是人类对非人生活的一种抗议，这是从各单个实在的个体出发的，因为社团（Gemeinweson）——个体因和这种社团隔离而起反抗——是人类真正的生存，是人的生存。反之，一种革命的政治精神在乎没有政治势力的各阶级具有消灭他们和国家生存及统治权隔离的倾向。……就政治精神狭隘的和分离的性质讲，一种政治精神的革命是以社会为牺牲，在社会中造成一个统治阶级。……‘普鲁士’人对于一种‘社会的‘革命如果认为和一种政治的〔革命〕相对抗的，而这种社会革命不要社会的精神，却假借一种政治的精神，这便是混沌的无意识的话。否则一种‘社会革命须具一种政治精神’这句话不是别的意思，不过是普通所称为一种‘政治革命’或一种‘单纯革命’的注释罢了。每种使旧社会解体的革命是社会的〔革命〕。每种使旧政权崩溃的革命是政治的〔革命〕。‘普鲁士人’是自择于注释与无意识之间！一种社会革命须具一种政治的精神，这是注释的或无意识的，然一种政治革命须具一种社会的精神，这却是合理的。革命——打破现有的政权和消灭旧来的关系——总是一种政治的行动。如果没有革命，社会主义是不能够实现的。当社会主义要打破〔现有的政权〕和消灭〔旧来的关系〕时，他需要这种政治的行动。然在社会主义有组织的活动开始之处，在他自己的目的和精神出现之处，他便把这种政治的壳子抛开了。”（见同书五八至五九页。）
马克思自到巴黎研究法国历史和社会主义后，他有一种最重要的认识，就是阶级争斗。社会中既因阶级对抗而发生争斗，则一种新局面的产生，必非由于和平发达，乃出于双方决斗的结果，所以马氏在此文中明白说出“如果没有革命，社会主义是不能够实现的。”终马克思之世，他未尝丝毫改变这种主张，故穆克列称“马克思一直到老年犹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见穆氏《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一四一页，一九一九年出版。DasKulturideraldesSozialismus．MünchenundLeipzig）马氏这一句话在一方面打破了当时英法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以和平方法改造社会的迷梦，在另一方面塞住了后来打起马克思主义招牌而实行改良主义的人的喉咙，这是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不要轻轻看过了。
马克思自己宣言，此文是他在《进步报》上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其实这也是他在此报上所发表的唯一的文字，然他却因此横遭放逐之祸。《进步报》自柏莱斯入主笔政后，招致许多革命的记者，对于普鲁士政府冷嘲热讽，无所不至。普政府视此报为眼中钉，目一般记者为蛇蝎，他于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对于马克思，卢格，海涅，和伯恩斯台又下入境即行逮捕的命令。（前列三人本年已下过一次逮捕命。）然这些革命家远在巴黎，上述的命令，直等于一纸空文，因此，普政府令其驻巴黎公使向基佐内阁交涉，请求封禁《进步报》，并驱逐各记者出境。基佐因《进步报》在文明的法国攻击普鲁士的专制主义，获得社会上的同情，若横加摧残，必受舆论的攻击，他不敢公然承认此请求。他旋借口《进步报》谈政治问题，没有缴纳政治报章所必需的保证金，遂处柏莱斯以两个月徒刑和三百法郎（Franc）的罚金。然《进步报》并没有因此被宣告死刑，此报且宣言将于一八四五年一月改为政治月刊，便无须缴保证金。普政府恐怕《进步报》攻击他再接再厉，乃请国内一位负盛名而又和法政府有密切友谊的学者洪堡（AlexandervonHurnboldt）出来交涉，才得如愿相偿。至一八四五年一月中旬，法政府公然下令封禁《进步报》，并驱逐马克思，卢格，巴枯宁，柏莱斯，柏恩斯等十余人，限他们于二十四点钟内离开巴黎，于最短时期内出法国境。被放逐的人中也有因特别关系仍得留滞巴黎的，可是马克思却享不到这种权利，他不得不出亡比国。从此以后，他几乎是到处见逐，一直到老年，永为一个亡命客了。
马克思居巴黎虽不满十五个月，然论其重要，绝非他以前任何时期所能比拟。所以梅林说：“一八四四年马克思寄居巴黎，此为他壮年时代中一个最有结果的时期，这是没有疑问的。〔如法国〕大革命及其震动世界的结果，如各种重要的历史著作可以深入而窥察此革命最内部的纤维，可以征验第三等级的阶级争斗，一直回溯到中世纪，如各种丰富的著作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潮，直达到最清淡处，这种思潮当时并且开始涌入卡贝的乌托邦，路易勃郞的社会政策煽动和普鲁东的工人阶级宣言中——通通这些东西都供给种种变化无穷的丰富印象，就是有才能的人也会为此等印象所炫惑，而不知所措，然此等印象必定引起一种天才的力量对于他们所含的新光体的散漫光线收集于一个焦点上。卢格在巴黎失去每种立足点，而马克思在此处却找着历史的唯物论起首的线索”。（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一一至二一二页，）可是马克思在巴黎还有一桩比上述各点更为重要的事，就是他在此获得一个后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他此后倘若没有这个朋友的帮助，则他的精力恐怕都要消耗于生计问题，而他那空前的杰作也无由出现了。这个朋友是谁呢？就是世人一提起马克思定会连带提及的恩格斯。 |
第五章思想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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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思想的变迁
我们现在要讲的，本章的标题己经明白指出，就是马克思“思想的变迁”。本章所叙述的事件，上及于马氏的学校时期，下则连接他的第二时代，因为我们将他的前半生划分为两个时代，纯是从他的思想上发生变化着眼的，要明白这种线索，自当将他在这两个时代中思想上歧异之点说出来，借此显出时代上的鸿沟。
马克思于中学毕业试文中偶然泄露一点唯物史观的影子，（参看本篇第二章，）这可以表见他是一个有思想的青年。他旋入波恩和柏林两大学肄业，研究学术，思路渐开。不过他初到柏林大学时思想仍是十分混沌的。迨他两次患病，潜心研究黑格尔的哲学。变成青年黑格尔派的信徒，他才具有一定的观点，他的思想才上轨道。他作《德漠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完全是站在黑格尔的唯心论上面的，他要将实在的事实归附到精神方面。所以他说；“内部的理论精神变成实际活动力，”“凡为内部光辉之物，转而向外，变成毁灭一切的火焰。”（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一一四页。）
马克思自脱离学校生活后，投身于新闻界，他要讨论时事问题，便涉及政治，他在学校所研究的是法律，哲学和历史等等，他此时的注意力又兼射到他前此未曾研究过的政治问题上去了。然他的政论大概是从哲学和法律两方面着眼的，并且是以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律哲学为根据的。此等政论总是攻击压迫者而同情于被压迫者，所以他于莱茵省议会之贵族与市民对出版自由的辩论，则排斥贵族而表同情于市民，于财主代表对盗取木材的提议，则攻击资产阶级的议员而表同情于市民。可是他这种论调系从黑格尔国家道德的见解出发的，不是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学说出发的。他在《盗取木材法令的辩论》一文中固然说过：“如果每种财产的侵犯，不加区别，没有详细规定，是为赃物，那么，一切私有财产不都是赃物么？”（见同书二八四页。）然他此处所谓赃物是就法律上的意义讲的，不是就经济上的意义讲的。又他在同一论文中谈及剩余价值虽共有四次（参看同书二○八，三○九，和三一三各页，）然他用这个名词只限于通常的意义即指物主毫无耗费而获得的价值——与他后来所谓剩余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总之，他在第一个时代中，是一个资产阶级急进的自由主义者，绝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观于他代表《莱茵报》声明不倾向当时所谓共产主义，（参看本篇第四章，）尤为明显。
马克思因投身报界而注意政治，并作政论，因注意政治和作政论，又感觉必须注意经济问题，研究经济学。他自己告诉我们说：“当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之间，我当《莱茵报》的主笔，必须对于所谓物质的利益加以讨论，我才遇着难关。莱茵省议会对于盗取木材和分配地产的议案，莱茵省高级长官侠白尔和《莱茵报》对于穆塞尔农民状况所引起的正式争辩，以及最后对于自由贸易与保护税则的辩论等等，才第一次给我以研究经济问题的动机。在另一方面，当时，法兰西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种略带有哲学彩色的回响达到《莱茵报》上。我宣言反对这种劣货，可是在和《奥格斯堡报》的争论中，我直认我向来的研究不足以使我对于法国这种潮流的内容，大胆加以何种评判。《莱茵报》的经理人以为将报纸的论调放软弱些，即可挽回那种对报祇已经宣布的死刑裁判，我乘着他们这种幻想的机会、就跑下公共的舞台，回到研究室中来了。”（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五三至五四页，一九二一年第八版。）
马克思自退出莱茵报馆后，住在德国仍有七个多月。不过他在这个时期中，结婚呀，旅行呀，忙个不了，未必有很多的时间专门研究学问，且当时德国对于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寥寥无几，马氏要对于这项科学加以深切的探讨，也殊觉参考书籍不足。施泰因（LorenzvonStein）于一八四二年秋季刊布他的《法兰西现今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SozialismusundKommunismusdesheutigenFrankreichs）一书，马克思于出国之前，必看过此书，这是没有疑义的。布浪额（JohannPlenge）说：“〔马克思〕对于施泰因的关系是他的发达中最堪注目的问题之一。马克思自己对于此事没有道及过，然施泰因有名的著作引起马氏的世界观决切的大变更，这是很可能的。”（见布氏《马克思与黑格尔》六五页，一九一一年出版。MarxundHegel，Berlin）迈耶以为“布浪额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过于重视施泰因对于马克思的影响。”（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四一一页，一九二○年出版。FriedrichEngels，EineBiographie，Berlin）。迈氏的话是很对的，因为我们将马克思在出国以前的言论细按一下，就知道他的思想仍和从前一样，并没有显出何种根本上的变化。至于他到法国后，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化，这当然是受了法国环境和思潮的影响，不能硬指为斯氏一书之效。所以许多人因马氏变成社会主义者，归功于斯氏一书，这种主张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现在详细考究马克思退出莱茵报馆以后和出国以前的言论，即可以证明上述一点。马氏于一八四三年五月从科隆写信给卢格说：“营业和经商的制度以及财产和掠夺人民的制度在现社会中趋于破裂，比较人口的繁殖远要快得多，这种破裂是旧制度不能医治的，因为旧制度并不去医治，不去创造，他只是存在世上，只是消耗。受着痛苦的人发生思想，而有思想的人横遭压迫，这种人的存在对于那消极的和无思想而徒然耗费的庸愚动物世界（TierveltderPhilisterei）必定是格格不相入的。在我们的方面，必须使旧世界充分向着光天化日之中推移，使新世界积极地形成出来。事变之来使有思想的人潜思默想的时间愈长，使受着痛苦的人自行集合的机会愈多，则那种在现状中胚胎的产物出现于世也愈完全。”（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三七○页。）马克思这一段话虽隐约含有他后来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崩溃的种子，然这还是一种偏重感情的话，这是一种辩证法（Dialectics）的批评，这一点并没有表见他的思想根本上的变化。
至是年九月，马克思因卢格要求他对于他们行将创办的新杂志发表意见，他在岳母家中写信给卢氏说：“在一般改革家中不独是发生一种普遍的纷乱状况，每个人自己必须承认他对于应当怎样的事件，没有确切的见解。我们不依固执的教义，以成见去观察世界，我们只顾从批评旧世界中找出新世界，这恰为新潮流的长处。……将来的组织以及一切时代现成的发展，都不是我们应有的事；我们现在应做的事的确是对于一切现状，加以无顾虑的批评，所谓无顾虑是指只管批评，不要怕批评所生的结果，更不要怕和现在的势力相冲突。”（见同书三八○页。）
马克思既说明新杂志当从批评入手，他于是进而宣布卡贝，德萨米（Dezamy），和魏特林所宣传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固执教义的抽象物，并且确定将来的批评对象为宗教，政治和科学等等。最后他从新声明不以固执的成见为批评的标准，并且要借批评的力量去改正世人的意识，所以他说：“我们不是以固执的态度，拿起一种新原则，出现于世界之前，说：真理在这里，跪在这里罢！我们是从世界上诸原则中向世界发挥新原则。我们不是向世界说：抛弃你的争斗，这些争斗是无意识的事情；我们愿意向你喊出真正的争斗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示他为什么真正争斗着，并且指示意识之为物，就是他不愿意要，他也是必须具有的。意识的改正只在使世界理解他的意识，使他从自己的迷梦中惊醒起来，并且向他说明他的适当的行动。我们的全部目的除掉将宗教和政治的问题纳入自觉的人的形态中外，不能有别种样子，即费尔巴哈宗教的批评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的标语必须是：不以固执的教义去改正意识，但以剖解那神秘的和自身不清晰的意识去改正意识，无论这种意识的出现是宗教的或政治的，〔都是一样〕。……我们可以将我们杂志的倾向用一句话总括起来，就是：对于时代的争斗和志愿之时代自觉。（批评哲学）。这是对世界和我们的一种工作。这种工作只能是联合力量的事业，这是一个忏悔的问题，并非别的问题。人类要赦宥他们的罪过，只须将此等罪过的真相宣布出来。”（见同书三八二至三八三页。）
我们细心研究马克思致卢格这一封信，可以看出四个要点。一。马氏主张对一切现状加以无顾虑的批评，而不以固执的教义做批评的标准，这是他终身遵守的。他的《资本论》就是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下的一种无顾虑的和无成见的批评。二，他对于当时德法乌托邦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已有相当的研究，然他对此等主义始终不表同情，所以他没有丝毫信仰的表示。三，他对于政治问题的兴味更加浓厚了。他知道新世界是由旧世界中胚胎出来的，不是像一般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幻想的一样，新世界是突然出现的，然他对于新世界当为怎样的形态，还不清楚，还没有确切的见解。四，他的论调己经有离开他向来所抱的唯心论的倾向，他的思想的变化已在酝酿中。例如他说，意识的改正只在使世界理解他的意识，使他从自己的迷梦中惊醒起来，以及将宗教和政治问题纳入自觉的人的形态中！这隐约含着认人类的意识为人类生存结果的意思。最后这一点是费尔巴哈的学说，费氏是引起他的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人，因为马克思自任《莱茵报》的主笔后，遇着物质的利害，要加以讨论，这不是黑格尔的唯心论所能够圆满解决的，他因此对于后者学说的信仰，根本发生摇动，而逐渐倾向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然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潮流，不独他一个人是如此的，恩格斯说：“一群意志最决切的黑格尔信徒，对于实在的宗教作战，他们因实际上的必要，被驱入于英，法的唯物论中。他们于此便遇着和自己学派的体系相冲突之处。唯物论视自然为唯一真实的东西，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则自然仅表现为绝对意象的‘分离物。’（Entäusserung）好像意象的一种崩溃物，总之，此处的思想以及思想产物的意象是原始的，自然是后起的，自然只因意象的垂顾，才是存在的。大家的情形无论为好为坏，总陷在这种矛盾之中。于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DasWesendesChristentums）一书出现了。此书一击就把那矛盾点打得粉碎，他使唯物论复辟起来了，自然是离开一切哲学而存在的；自然是基础，我们人类自身是自然的产物，是由这种基础上生长出来的；除自然和人以外，没有存在的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的神只是我们自身存在的幻想之反映。符咒被破坏了，〔哲学〕体系被抛弃在一边了，矛盾——这只是存在幻想中的——被解决了。——大家要是对于此书有一种概念，他们自己必定已经感觉到此书解脱的效力，那种鼓动力是普遍的；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的信徒。马克思对于这种新见解是何等热心赞扬，他是受了何等大的影响——不管他的批评的保留之点如何——大家可以从《神圣家族》里面看出来。”（见恩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十至十一页。）
费尔巴哈的书是一八四一年出版的；他认人为最高的生物，他以为世间最高的法则是人与人相爱。这就是他的人本主义。（Humanismus）布劳恩塔尔（A．Braunthal）说得对：“费尔巴哈使哲学复归到人的教义上去，使世界以人为出发点，这是一大功绩。”（见布氏《社会哲学家的马克思》四四页，一九二○年柏林出版。KarlMarxalsgesellschaftephiloseph）马克思读了此书，颇有好评，他只嫌费氏“对于自然讲得太多，对于政治讲得太少。”（见《社会主义的文书》第一卷三九七页。）可是他在出国以前的言论，除掉上面所举隐约靠近费尔巴哈学说的一段话外，他并没有明白主张唯物论。这可以表见他的思想的变迁是很审慎的。他自到巴黎后，在《德法年鉴》所发表的论文，才表现他由一个唯心论者变为一个唯物论者；不仅是这样，并且表现他由一个资产阶级急进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自出国以后，他的思想上重大的变化才显明出来，这是他生平一个最伟大的关键。我们将他出国以前的事业列为第一时代，他到巴黎以后的事业列为第二时代。取义即在于此。 |
第四章莱茵报上的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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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莱茵报上的怒潮
马克思在少年时代所经过的事件，我们已经叙出一最大部分了，本章所讲的是他在《莱茵报》上的活动。可是我们于入题之先，还要述一事，一则因此事与他在《莱茵报》上第一批论文有密切关系，二则因此事为他注意政治事件的开端，故当写在前面，作为小引。
普鲁士自威廉第四登王位后，实行反动政策。这是我们在第二章中提过的，至一八四一年的夏初，普王饬内阁发下一道命令，令卢格将他在莱比锡所刊印的《哈雷年书》（HallischeJabrbücher）置诸普鲁士的检查之下，否则禁止其在普鲁士境内出版，《哈雷年书》创办于一八三八年，他的论调并不激烈，因此为马克思所不满意。可是卢格因受了这种专制命令的刺戟，竟取一种倔强的态度，他将年书更名为《德意志年书》（DeutscheJabrbücher）于是年七月一日在德累斯顿（Dresden）出版，而书中的论调也校前激烈一点了。马克思因宽彭的介绍，得识卢格，颇表同情于《德意志年书》，他和鲍威尔办报之事，既成画饼，他们遂加入这种年书编辑人之列，与卢氏合作。至是年年底。普王又颁布检查书报的命令，马克思乃于一八四二年草一文题为《评普鲁士新近的检查令》，（BemerkungenaudberdiePruussishceZensurinstruktion）送交卢格，
普鲁士的检查令用意虽在取缔普政府所不喜的学说，然他却说得冠冕堂皇，宣言不防害著作家对于真理的探讨等等。马克思将检查令的矛盾点一一暴露出来，并且要求完全取消这种检查令的制度。他首先挑出检查令中所应用的一八一九年十月发布的旧检查令的一节，就是：“依这种法令——即第二条——检查对于以正经和谦逊〔的态度〕去探讨真理，不得加以阻止，对于著作者不得加以不适当的强迫，对于书业的自由交易不得加以妨害。（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一四四页。）当时的人士看了这些话，多赞美普鲁士政府的宽大，甚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人也有随声附和的。可是这些话一映入马克思的眼帘，就妖形毕露了，所以他说：
“探讨真理而不得为检查所阻止的，是以正经和谦逊等语详加限制的。这两个条件表示探讨〔真理〕不注重探讨的内容，但注重探讨内容以外的东西。这两个条件起首就使探讨〔的功夫〕离开真理，使探讨的注意集中于一个不知道的第三者。探讨的眼睛既时常注视于这个为法令所规定而易触犯的第三者，那么，探讨不是将看不见真理么？探讨真理者第一义务，不是向着真理一直前进，而不左顾右盼么？我如果不可忘记在规定的形态中说出一桩事，那我不是会忘记说这桩事么？
真理的不谦逊恰和光线一样，真理当谦逊，为的是谁呀？为的是他的本身么？真理是他自身及错误的表现。因此，为的是非真理么？
谦逊如果构成探讨的特质，则这种谦逊与其说是一种有所畏于非真理的指标，毋宁说是一种有所畏于真理的指标。谦逊对于我前进的每一步骤，是一种打击的手段。谦逊是恐怕探讨找出结果，谦逊是拦住真理的一种保守方法。
还有一层：真理是普遍的，他不是属于我的，他是属于大家的，他宰制着我，我没有宰制着他。我的所有物是体裁，体裁是我精神上的个性。体裁像人。（Lestylec’estl’homme．）怎样呢！法律准我从事著作，但我当抛弃我的体裁，另用一种体裁去从事著作！我可以表现我精神的面目，但我预先必须将这种面目套在规定的绉皮囊！那一个有体面的人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不觉得扭怩，而不情愿将他的顷藏在宽袍里面呢？至少让宽袍像一个约彼特的头。（Jupiterkopf）那些规定的绉皮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使好好的姿容成为恶劣的滑稽像。
……我是诙谐的，但法令命我从事著作要正经些。我是勇敢的，但法令命我的谦逊些。灰色加灰色，就是自由唯一的颜色，就是自由的正当颜色。凡太阳所照耀的露水发出无限的光彩，可是无论多少个人中精神的太阳，无论是照在何种物体上，只可发出一种官样的颜色，”（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一四四至一四五页。）
可是新检查令较旧检查令更苛刻，正是变本加厉，马克思于是又征引新检查令道：“凡关于政府策略的纪载所具的倾向，不当为恶意的，但当为善意的，这是一个万不可少的前提，而检查员必须具有善意与明见，知道分别何者为善，何者为恶。顾及到这一点，则检查员尤当注意于印刷物的形态与论调，凡〔著作品〕如以激烈的感情和骄傲的态度，而呈出破坏的倾向，即不准其出版。”（见同书一五三页。）
马克思对于这一段官话，大致其讥诮之词，他说：“著作者由此陷入最可怕的恐怖主义和受猜疑的领域中了。〔取缔〕倾向的法令没有客观的标准，这是一种恐怖主义的法令，如在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之下国家危急时，和在罗马各皇帝之下国家败坏时，曾创造这种法令。凡不以行为为主要标准而以行为者的意思为主要标准的法令，不过是积极承认无法可言罢了。……〔取缔〕倾向的法令不独是对我所做的事加以惩罚，并且还对我于事实外所具的意见加以惩罚。因此这种法令对于国民的体面是一种侮辱，对于我的生存是一种乱法。我一愿意，即可伸转自如，这是与事实无关的。我的生存竟受猜疑，我最内部的本质，我的个性，被视为一种坏的东西，我却因这种见解而受处罚。这种法令不是因我做了错事惩罚我，而是因我没有做的错事惩罚我，我的行为不违法，我便真正因此受惩罚，因为因我的行为不违法，我才迫得温和的及善意的法官来捉住我还没有见天日的恶意思。〔取缔〕意思的法令不是国家对于国民的法令，而是一党对于他党的法令，〔取缔〕倾向的法令将国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取消了。这是一种〔造成〕分裂的〔法令〕，不是一种〔形成〕联合的法令，凡造成〔分裂〕的法令是反动的。这不是一种法令，而是一种特权。在一个人可以做的事，在别个人却不能做，这并不是因别人缺乏一种客观的能力，如小孩子不能结缔契约一样，而是因他的善意，他的见解，横被猜疑。”（见同书一五三至一五四页。）
马克思这种论文是他谈政治的第一篇文章，内中精卓处真是辟易千人。他于一八四二年二月十日写信给卢格说：“我的检查〔即指批评〕如不为检查所检查，则为此事的利益计，自当从速付印。”（见《社会主义的文书》第一卷三八六页。）卢氏于同月二五日回信说：“你的检查批评与普鲁士检查取缔〔《德意志〕年书》的倾向是同时出现的。自八天以来，检查员取缔我们的‘不好的倾向’。……你的论文已不能付印；凡被嗅着有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我的味道的一切东西，都被拒绝〔出版〕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一四○页。）卢格等的论文既不能在德国付印，他遂于一八四三年三月将此等论文分为两卷，在瑞士出版，书名为《最新德国哲学及政论集珍》。（AnekdotazurneuestendeutscenPhilosophieundPubilizistik）马克思的论文刊入第一卷，因写他不愿意用真姓名，特署名为“莱茵人”，马氏且因此文获得三十六个多塔勒的酬劳金。
我们将本章的引子讲完了，现在开始叙述关于《莱茵报》的事。《莱茵报》于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出现于科隆，此报是由莱茵省资产阶级的新进分子集股创办的。莱茵省归入普鲁士统治之下，在当时已有二十多年，一般群众虽仍视普鲁士的统治为一种外力的统治，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在当时的莱茵地方已经十分发达。普鲁士于一八三四年一月造成德意志关税同盟，对于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易，减少许多困难，故莱茵省的资产阶级舍弃他们对于法兰西的同情，而希望普鲁士得统治全德意志。《莱茵报》既是由这个有产阶级的人创办的，所以他们原来的目的是拥护普鲁士政府，不是反对普鲁士政府，不过这些新进分子颇接近“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内中两个主持编辑的人乔治杨恩（GeorgeJung）和阿白海（D．Oppenheim）并且属于这一派。因此，他们两人邀请许多青年黑格尔派的人加入编辑部，如马克思，赫斯，布鲁洛·鲍威尔，宽彭，和卢登堡等等都是，而卢氏且任主笔之职。
马克思自担任《莱茵报》编辑之后，仍继续作政论，并且拟就一个大规模的政论计划。他作政论的对象为一八四一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议事录中所讨论的问题。当时莱茵省议会的议员，代表贵族地主的，约占全额的半数，代表市民的约占三分之一，代表农民的约占全额六分之一。贵族的地主派在议会中既占优势，他们便非常专横，马克思对于他们乃开始攻击。
马克思第一批论文是由六篇论文而成，他的总题目为：《省议会议事录中对于出版自由的辩论》。（DebattenueberPressfreiheitundPublikationderlandständischenVerhandlungden）马氏当时还是一个黑格尔派的国家论者，他没有主张阶级争斗，然他已看出议会中关于出版自由的争斗，不是私人的争斗，而是贵族阀阅（Furstenstand）和市民阀阅（StandderStädte）的争斗，所以他说：“我们发现特别的阀阅精神没有比关于出版事件的辩论中表现得更为明了，更为决绝，更为充分的。……此等辩论表现于我们面前的是贵族阀阅反对自由出版的一种争论，是骑士阀阅（Ritterstand）的一种争论。是市民阀阅的一种争论，所以此处不是个人的争论，乃是阀阅的争论。那一种明镜能够像出版事件辩论一样将议会内部的特质反映得更为真切啊？”见同书二○九至二一○页）
马克思更进而征引一个贵族议员反对出版自由的议论如下，“出版物是现今一种政治势力，这是愈难否认的，因此本席以为下列一种传播很广的见解是错误的，就是：在好的出版物与坏的出版物两者争斗之中，会产出真理与光明，并且可望这种真理与光明有一种更大的和有效的传播。人类孤立与合群总是一样的。按人类的性质讲，他是不完全的，是幼稚的，在他的发达之中，他是需要教育的，至于他的发达至死时才停止的。可是教育的方法不在惩罚不法的行为，而在促进善的印象，排除恶的印象。人类的性质既不完全，所以坏人的蛊惑曲子（Sirenengesang）对于群众免不了要发生伟大的效力，〔这种坏人的蛊惑曲子〕”对于真理朴实的及温和的声调，即或不是一种绝对的障碍物，也必定是一种难于制服的障碍物。坏的出版物只对于人类的感情说法，这种出版物借助于激动感情，去达到他的目的，虽用极坏的手段，也在所不顾，至于他的目的是极力传播坏的原则，和极力推广坏的见解，凡攻势中最危险的事件一切优点都在他的一方面，对于此等事件在客观上既没有法律的限制，在主观上又没有道德上的防闲，连一种外貌上的体面也都没有，反之，好的出版物却常只限于防守的一方面。这种好出版物的效力，大部分只是防止的，保持的，和固守的，不能对于敌人方面夸示何种重要的进步。如果外部的障碍不使防守发生困难，已经算是十分侥幸的了。”（见同书二二五至二二六页。）
上面一段话自浅薄的人看起来，好像言之成理，可是他经过马克思一种打击，就弄得焦头烂额，体无完肤了。马氏说：
“人类的幼稚既是反对出版自由的神秘理由，则检查对于人类的成熟必为一种最贤明的方法。
凡有发达的东西是不完全的，发达至死时才告终。因此所发生的真正结论是，要将人类从这种不完全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只有将他打死。建议者至少是要归结到将出版自由打死上去。建议者以为真正的教育就在乎将人类一生缚在摇床里面，因为人类一经开始学走路，他也会跌倒，并且只有经过跌倒，他才学得走路。可是我们如果都是被束缚的小孩子，谁又来束缚我们呢？我们如果都躺在摇床里，谁又来摇我们呢？
就人的性质讲，他是不完全的，孤立与合群都是一样。在原则上是不用争论的。且承认这一点！由此所生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建议者的议论是不完全的，政府是不完全的，议会是不完全的，出版自由是不完全的，人类生存的每一方面是不完全的。倘若这些方面中有一方面因这种不完全的缘故而不当存在，那么，〔世间〕便没有一方面有存在之权，而人类也简直没有存在之权。
人类在大体上不完全，这是已经假定的，好呀，我们从人类一切制度看来，首先即知道他们都是不完全的；然这不是推论下去。这不是赞成他们，也不是反对他们，这不是他们的特点，也不是他们的标记。
在一切不完全〔的状况〕中，为什么恰恰自由的出版物就应当完全？一个不完全的议会为什么要求一种完全的出版物？
不完全的有待于教育。教育不也是人为的么，因此不是不完全么，教育〔本身〕不是有待于教育么？”（见同书二二六至二二七页。）
马克思对于建议者以人类不完全为根据去消灭出版自由一层，既已痛快淋漓驳斥了一番，他于是更进一步说：“没有人反对自由；至多也不过是反对别人的自由罢了。所以每种自由总是存在的，不过在一个时候为特权，在另一个时候为普通权利罢了。这个问题现在才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现在〕要问的不是出版自由应否存在，因为这种自由长久存在的。〔现在〕要问的是出版自由是私人的特权，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现在〕要问的是在一方为正当，在他方即为不正当么？〔现在〕要问的是‘精神的自由’比‘反精神的自由’是否更为正当？”（见同书二二八至二二九页。）
马克思既指出精神自由当为人类的普通权利，他于是应用一种奥妙的词蜂，反驳所谓好的出版物与坏的出版物，他说：“从坏的出版物方面，我们听见一桩不可信的事件，就是，恶意与尽量传播恶意为坏的出版物的目的。建议者要求我们当相信他那种对于专门蓄有恶意的话，他实在是太过信我们轻于信仰，我们对于这一层可以不计较。我们只要使他记着一切人为的都是不完全的原理。因此，坏的出版物不能完全坏，这不也是好么，而好的出版物不能完全好，这不也是坏么？可是建议者以反面指示我们。他以为坏的出版物比好的出版物好些，因为坏的常处于进攻的地位，好的常处于防御的地位。他又向我们说，人类的发达至死时才止。他这不过是说生命至死时为止罢了。可是人的生命如果是向前发达的，而好的出版物如果时常是处于防御的地位，‘只是防止的，保持的，和固守的，’那么，这种好的出版物不是因此继续反抗发达么，不就是反抗生命么？所以非这种防御的好出版物是坏的，即发达是坏的，因此建议者在前面又以为‘坏的出版物的目的是极力传播坏的原则，极力推广坏的见解，’这种主张的种秘不可信之点在下列合理的解释中消灭了，就是；极力传播原则与极力推广见解在坏的出版物中是坏的，建议者确切告诉我们，好的出版物没有力量，坏的出版物极有力量；因为前者对于民众不生效力，而后者却有不可抵当的效力，是好的出版物与坏的出版物的关系尤为特别，建议者视好的出版物与没有力量的出版物为同一事件。他是主张好的即是没有力量的，还是主张没有力量的是好的？他将好出版物温和的声调与坏出版物蛊惑的曲子对照着。然有了温和的声调却可唱得好，并最有效力。建议者似乎只认识感情有欲念冲动的热烈，不认识真理有热烈的感情，不认识理性有制胜的热忱，并不认识道德势力有不可抵抗的热情。”（见同书二二九至二三○页。）
马克思于申斥贵族阀阅反对出版自由之后，他对于市民阀阅拥护出版自由的论调也大不满意。因为这一个阀阅的代表所要求的，只在使出版自由的营业不被排出于一般的自由营业之外，就心满意足了。马氏说：“……将出版物降于营业之列，出版物果自由么？著作者要能够生存，能够从事著作，固当取得报酬，但他决不要为着取得报酬而生存，为着取得报酬而从事著作。……著作者决不把他的作品看做一种手段。此等作品自身就是目的，作品对于著作者自己以及别人都不是一种手段，当必要时，他且可因此等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的生存。……出版物的第一种自由就在不作为营业。著作者如将出版物降为物质的手段。外部的不自由——检查——对于他就是这种内部不自由的惩罚，或者还可以说，他的生存已经是他的惩罚了。出版物固然也是一种营业，但这不是著作者的事；却是印刷者与书贾的事。此处所讲的不是印刷者与书贾的营业自由，乃是出版自由。”（见同书二五○页至二五一页。）马克思这样简单明了地说明著作者的身分与出版物的自由，洵属不刊之论。他一生从事著作在四十年以上，他虽终身困苦颠连，室如悬罄，然他从未丧失著作家庄严的身分，他的作品从未丧失“出版物的第一种自由”。
马克思的《省议会议事录中对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一文虽作于《评普鲁士新近的检查令》一文之后，然发表却在一八四二年五月，且评出版自由辩论一文较评检查令一文更为精密。凡马氏在《莱茵报》上所发表的论文，都没有署自己的姓名，就是他对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两批论文，也只署名为“莱茵人”。《莱茵报》因他上面一批论文而大增身价，而他的朋友更是异口同声赞美不置。乔治杨恩写信给马克思说：“你对于出版自由的论文是非常之好的。迈恩（Meyen）近来写信说《莱茵报》在柏林己经压倒了《德意志年书》，《莱茵报》引起〔大家的〕一种热忱。他旋问马克思还不即刻出面，表示他的本领么？你现在对于他已经投下一块适口的美物了。”（见同书一八二页。）梅林说：“卢格在致《德意志年书》中的声誉是十分卓著的。他是被视为当时德意志第一个政论家的，然他毫不妒忌地明白承认〔马克思〕峥嵘的头角，这是要使他自己相形见绌的……卢格在致马克思的信中仍热心赞美〔马氏〕‘光辉灿烂的’论文；此等论文是关于出版自由著作中最好的。〔马氏〕这种声誉至今犹有力量；马克思的论文在拥护出版自由中总是站在第一列的，德国的著作至今罕有其匹。”（见同书一八二页。）马克思在《莱茵报》中的第一批论文即成为千古杰作，由此可见他的聪明才力实迥过常人了。
马克思于一八四二年六月复对于莱茵省议会作第二批论文，他所讨论的，是大僧正的历史。他“在文中指出拥护国家的人怎样站在教会的观点上，拥护教会的人怎样站在国家的观点上。”）见《社会主义的文书》第一卷三九一页。）马氏此文的论调大概是较前文更为激烈，所以被检查员勾销了。后来卢格请将此文一并刊入《最新德国哲学及政论集珍》一书中，但毕竟没有实现。
马克思在是年七月九日从特里尔发信给卢格说：“《科隆报》（KölnischeZeitung）的主笔黑默斯（Hermes）……对于柯尼斯堡（Königsberg）和科隆两处具哲学倾向的报，加以攻击。检查员如不再演勾销的把戏，〔《莱茵报》〕下次附张中将有我的答复出现。宗教党在莱茵是一个最危险的党。近来反对派是屡见不一见，在教会中也有反对的。”（见同书同页。）马氏这一批论文却于是月中旬安然在报上出现，叶文三篇，题为《科隆报七十九号的社论》（DerleitendeArtikelinNr，79derKönixchenZeitung），《科隆报》这一号的社论共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哲学是否当把宗教的事务作为报纸上的社论，加以讨论”？第二个是“在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中，报纸可用哲学〔的眼光〕去议论政治么”？马克思对于这两个问题都加以驳斥，他以为哲学有在报纸上讨论宗教事务的权限，而报纸在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中也有用哲学的眼光去议论政治的权限。
至是年八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一篇论文，题为《历史法律派的哲学宣言》。（DasphilesophischeManifestderhistorischenRechtsschule）这是对于当时历史法律派的首领胡果（Huge）而作的，胡果为德国哥廷根（Gottingen）大学教授，他于是年五月十日举行他的五十周年的博士庆祝，这一派的名人萨维格尼特因此发表一篇祝词，描写胡果为历史法律派的始祖。马氏这篇短文意在指出此派错误之点，并且披露这一派宣言中不对的节段。马氏前在柏林大学受甘斯的影响，也在此文中表见出来了。
马克思虽当《莱茵报》的编辑员，虽作了上述各种论文，然他当时仍寄居波恩，并不在报馆的所在地。此报的主笔罗登堡自就职以来，不能胜任愉快，马克思于一八四二年七月九日写信给卢格说：“罗登堡使我良心觉得难过。我将他引入《莱茵报》的编辑部，他竟完全没有能力，”（见《社会主义的文书》一卷三九二页）。马氏在十一月三十日致卢氏的信中复说：柏林自由团人（DieFreien）以大批思想空疏和潦草塞责的文字，乱杂些无神论与共产主义送到报馆中，因罗登堡完全缺乏批评，独立，和干练的才能，《莱茵报》遂成为这些人一种无意志的机关。（参看同书三九二页至三九三页。）罗氏对于编辑的事件，既不能措置裕如，而莱茵政府又视他为危险人物，欲得而甘心，他遂于十月辞职，至十一月中旬政府强迫他离开报馆，他即于是月返柏林。罗氏辞职，报馆即请马克思主持笔政，马氏于十月移居科隆，并于是月中旬就主笔的职务。
马克思就职后，于十月十五日对共产主义发表一篇短文。这是因为驳《奥格斯堡报（AugsburgeZeitung）指摘《莱茵报》为共产主义的报纸而作的。马氏当时还是资产阶级中一个急进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当时法兰西的共产主义并不赞成，至于其他编辑员的论调也没有倾向这种主义的，所以他说：“《莱茵报》对于那种在现有形态中的共产主义观念不能认其有理论上的真实，更不顾其有实际上的实现，并且不承认这是可能的，本报对于这种观念将加以根本上的批评。……我们确信构成真正危险的，不在共产主义观念实际上的企图，但在这种观念理论上的传播，因为对于实际上的企图，对于向群众的企图，一觉其会发生危险，即可用大炮去对付，可是一种观念一经制胜我们的智能，一经克服我们的见解，一经浸润于我们良心的理解力中，这就是锁链子，不破坏我们的心，便不能解除这种锁链子，这也就是魔鬼，我们要屈服于他们之下。才能够制胜他们。然《奥格斯堡报》对于一种良心的恐怖——这种恐怖引起人的主观对于他本来理解力客观的观察，发生一种反抗——从没有认识清楚，因为此报既没有固有的理解力，又没有自出心裁的观察，并且还没有一个固有的良心。”（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二七八至二七九页。）
马克思于十月中旬及十一月初间在《莱茵报》上对莱茵省议会复发表第三批论文，这是由五篇很长的论文合成的，题为《盗取木材法令的辩论》。DebattenueberderHolzdiebslabls-gesetz）梅林将当时普鲁士的情形告诉我们说：“方兴的大资产阶级的时代努力拔去土地公产最后的根基，并且努力对于群众开始一种惨酷的夺取战争。一八三六年普鲁士国内所发生的刑事审判案为二十万七千四百七十八起，内中关于盗取木材，森林罪犯，打猎罪犯和牧场罪犯的，占十五万起，差不多居全额四分之三了。”（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一四七页。）这还不足为奇，莱茵省议会中资产阶级的议员竟公然提议对于向来可以拾取的枯落的木材，也要当作盗取木材处罚。马克思于是反驳道：“拾取掉下来的木材与盗取木材是两桩本质不同的事。对象不同，对于这种对象的行为也是一样不同，因此〔对此等事的〕见解也必定不同，因为我们如不注重行为的内容与行为的形态，那么，我们对于这种见解当加上何种客观的标准呢？你们不管这种主要不同之点，却称两者都是赃物，两者都按赃物治罪。可是你们处罚拾取掉下来的木材，比处罚盗取木材，更为严厉，因为你们宣布拾取掉下来的木材为赃物，你们便已经处罚他了，这种处罚是你们显然没有加于盗取木材本身的。因为你们已经称拾取掉下来的木材为砍伐木材，并且必须照砍伐罪处罚。……可是法律如果对于一种非盗取木材罪的行为而称为盗取木材，那法律便是说谎，而贫民却被一种法定的说谎牺牲了。孟德斯鸠（Montesqueiu）说：〔世间〕有两种腐败的事，一是人民不守法，一是人民为法所败坏；最后这一种恶点是不可救药的，因为这种恶点是藏在政治工具中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广汇》一卷二八三页。）
贫民依向来的习惯拾取掉下来的木材，要以盗取木材论罪，这已经是一种极为苛刻的提议，然莱茵省议会的提议中，尚有较甚于此的，马克思说：“有一种提议对于拾取野杨梅等等也要作为赃物处罚，一个城市议员反对此事。他特别替贫民的儿童说话，〔他以为〕此等儿童拾取那些果类，对于他们的父母不无小补，此事自很远的时代以来即为财主所许可，因此成为小孩子一种习惯上的权利。这种事实却为另一代表的报告所反对：‘在他的附近的地方，此等果类已经成为交易品，装在桶中送往荷兰了。’在一处地方竟有人已经真正使贫民习惯上的权利变为富人的一种垄断了。”（见同书二九一页。）
莱茵省议会中有产阶级的代表不独是为着一阶级的财产利益而认贫民拾取掉下来的木材和野果等事为有罪，并且提议严加惩罚。关于盗取木材的惩罚，他们提议罚金或罚作苦工，而对于所谓“犯人”作工时的滋养料，又拟减为面包与水两项，他们内中也有以此举为过于苛刻而持异议的，可是有一个代表却说在特里尔政府治下将作工的犯人口粮减为面包与水，已经实行，并且证明已经有良好效果，马克思于是回答道：“为什么这位有体面的建议者发现面包与水恰为特里尔收得良好效果的原因呢？为什么不以为这或是出于议会知道时常称道的宗教意义的激励呢？当时谁曾料到面包与水就是真正的恩惠物啊！在〔莱茵省议会〕某几次辩论中，大家相信这是英国神圣议会的复活，现在〔怎么样呀〕！不是祈祷，信任，和讴歌，而是面包与水，监狱与森林工作！”（见同书三一六页至三一七页。）
马克思将莱茵省议会对于盗取木材的辩论，加以严厉的批评后，他于是总结起来说道：“省议会已充分履行了他的使命。他已经依他原来召集的目的，而代表一定的特殊利益，并且视此利益为最终的目的。至于他蹂躏正义，这是他的任务一种简单的结果，因为就利益的性质讲，利益是盲目的，无节制的，一偏的——总说一句，无法的——自然本能（Natnrinstinkt），无法的东西能够立法么？私利是不适宜于立法的，将私利置诸立法者的座位上，就好像以一个极长的说话筒给一个哑子，要他说话一样。我们对于这种讨厌的和无意味的辩论，一直跟着讲下来，殊非本愿，不过我们以为我们的义务是在以此为例子，指示大家希望〔代表〕特殊利益的阀阅议会郑重立法，可以得到什么结果。”（见同书三二○页）。
马克思的《盗取木材法令的辩论》一文是他任主笔后一批最精彩和有力的文字。《莱茵报》的社会论（多载在附章中）本来不是每日必备的，因此，马氏的作品也不常见于报上。不过除掉我们在上面所讲的以及被检查员勾销的论文外，他于一八四三年一月还发表些争辩的文字，因其不甚重要，姑且从略。
《莱茵报》自马克思主笔政后，身价突起，销路大增。莱茵省的上极长官侠白尔（Schaper）于一八四二年二月初八日报告柏林政府，说《莱茵报》每日销八百八十五份，至是年十一月十日，侠氏向柏林政府再作报告，说此报的销数每日骤增至一千八百二十份，而报上的论调也愈加取一种仇视政府的态度了。莱茵政府当局既认《莱茵报》的论调是愈加仇视政府，所以他于十一月中旬向承印此报的印刷店表示极不满意此报的意旨，同时并更换检查员，以严厉的态度对付此报。马克思于是月卅日写信给卢格说：“你已经知道，检查破坏我们，日见严酷，报纸几乎常是不能出版。”（见《社会主义的文书》第一卷二九二页。）由此寥寥数语可以想见《莱茵报》当时所受压迫是非常之大了。
然这种压迫不过是一个起点。《莱茵报》柏卡斯特尔（Bernkastel）通信员于是年十二月中旬对于穆塞尔（Mosel）农民困苦的状况，曾作两次通信。侠白尔认此等通信有怀挟恶意，捏造事实，毁谤政府之处，要求报馆对于信中所说的事，提出证据。《莱茵报》于是一方面令通信员收集穆塞尔农民状况的材料，一方面由自己搜集此项材料，草成五篇论文，从一八四三年一月十五日起在报上发表，借以答复侠白尔。此等论文虽不是出于马克思一人之手，然马氏却是亲自参加的；文中指明政府当局对于穆塞尔农民颠连困苦的呼号，不加援手，反运用暴力，横加压制。此等论文大触莱茵政府之怒，他遂直向柏林政府请示，封闭莱茵报馆，以泄其向来的积愤了。
关于柏林政府封禁《莱茵报》一事，梅林描写得很详细，他说：“一月二十八日《莱茵报》的头上有一种通告出现，说那制定检查法的王室内阁已令《莱茵报》于本年四月一日停止出版。同时〔莱茵〕政府长官格拉哈（Gerlach）受着命令，于〔《莱茵报》〕经过检查之后，每日将全报重阅一遍，在未经他过目前，报纸不准付印出版，他如果发见其中有为检查所忽略而碍难承认的节段，常阻止其出版。一月二十五日的封禁命令中说，《莱茵报》从初时起即向一个反对的方向走；报中显然具有一种意见，要破坏国家宪法的基础，摇动君主的原则，引起舆论猜疑政府，使各个阀阅反对其他阀阅，并且挑拨〔人民〕对于现行法制的恶感。《莱茵报》的行动是建筑在空洞的学说上，并且趋向反对的目标，这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容许的。〔此报〕出词吐气，肆无忌惮。这种命令承认检查是无能为力，他以为永久阻止一种建筑在顽强抵抗的恶倾向上的恶劣行为，这不是检查的职务。……政府如果不是顾虑到股东的金钱利益，则此报早就被封禁了，这种顾虑，政府至今还是有的，所以他不马上勒令停版，要等一季过完，才予以封禁。”（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一五四页。）
普鲁士政府视《莱茵报》为眼中钉，却不直切了当封闭他，偏要假仁假义地延长他的死期，使一报而受两重检查的侮辱，真是太恶作剧了。普政府对付《莱茵报》，如临大敌，他旋即更换检查员，特由柏林派内阁秘书圣保罗（SaintPaul）到科恩执行检查的职务。圣保罗的手段极为恶辣，《莱茵报》经他检查一遍，已不留丝毫反对政府论调的痕迹，因此上级检查之举复于二月十八日取消了。
可是《莱茵报》于被宣告死刑之后，他的力量愈加增大了，他每日的销数竟达到三千二百份。同时莱茵全省的人士认普鲁士政府这样压迫人民的言论机关，无异对全省人民加以侮辱，都愤愤不平。科隆，科利尔和其他城市千千万万人署名的请愿书纷纷向柏林政府呈递，要求取消封禁命令。《莱茵报》的股东也曾于二月十二日召集大会，讨论延长报馆生命的办法。他们以为政府封禁命令中既有顾虑股东金钱利益的话，如果从此将报纸论调放和平些，未必不邀政府的原谅。他们于是派遣代表至柏林，以改变向来报纸上的态度为条件，要求政府取消前令。可是柏林政府对于莱茵省人民的请愿书和莱茵报馆股东代表的要求，绝对不理。《莱茵报》的命运已经确定，实无可挽回了。
莱茵人民和《莱茵报》的股东对于此报的行将封闭，既这样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现在要问主持笔政的马克思究竟持一种什么态度呢？他于报馆接到封禁命令之日，写信给卢格说：“我固无所惊呀。我对于检查令所持的意见，你是知道的。我以为此次只是〔检查令的〕一种结果，我视《莱茵报》的被封禁为政治意识的一种进步，因此我当辞职。此外，我觉得〔此间〕空气很窒塞，履行仆役的劳务自以为求自由，不用棍棒做战具而以小针做战具，这是不好的。我对于那种虚伪，愚蠢，粗暴的权力，以及我们的屈服，卑谄，改变方针，和徒为无益的细微的分辨，实已讨厌了。然政府却又使我得着自由了，……我在德意志不复能有所作为，此处将人都弄卑污了。”（见《社会主义的文书》第一卷三九五页。）
上面一段话表见马克思己经看出德国反动局面已成，《莱茵报》的命运已定，用不着低首下心去做挽救功夫。可是虽然这样，他仍不肯灰心，勉力撑持着这个危局。他当时虽因检查严厉，不能作政论，然他并不因此缄口不言，他的注意力另换一个方向，转入社会的事件上去了。他于三月九日作过一篇争辩的论文，反对《莱茵穆塞尔报》（DieRhein-undMoselZeitung）至十二日，他复以恢谐的态度对《莱茵穆塞尔报和特里尔报》（DieTriereZeitung）双方的争论，加以批评。不过检查员圣保罗认清马克思是《莱茵报》唯一的台柱，他看见马氏仍然在报上活动，他对于行将就死的《莱茵报》，便百般为难；因此十三日的报竟不能出版，至十四日才出双份。马克思至此已是忍无可忍，他于十三日写信给卢格说：“讲到《莱茵报》，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我不能留了，要我在普鲁士检查之下作文，或普鲁士空气之中生活，是不可能的。”（见同书三九七页。）马氏遂于十七日退出报馆，十八日的《莱茵报》上有他暑名的一个短通告，内中所说是：“署名者为着现今检查状况的缘故，宣言退出《莱茵报》。”
马克思自任《莱茵报》主笔起至退出报馆止，历时五月，他在这五个月中的生涯，就是一种不断地奋斗的生涯。圣保罗在他退出报馆的异日兴高彩烈地写信给友人说：“全部营业中精神上的主脑马克思博士于昨日的确退出了，现在阿白海担任编辑，阿氏是一个真正完全和平而又不足轻重的人。……我很舒服，我今天对于检查所费的时间还不到平常四分之一啦。”（见《政治杂志》第六卷三九至四○页。一九一三年出版。——ZeitschriftfürPolitik）同时圣保罗并献议于柏林政府，说马克思既与《莱茵报》脱离关系，可让此报继续存在，然柏林政府仍是不从。因此，议论生风，势若怒潮的《莱茵报》遂不得不于四月一日缄口结舌了。
我们统观《莱茵报》自出版以来，声誉日高，对群众的影响日大，这完全是出于马克思一人之力。关于这一点，不独是为马氏的一般朋友所共知，即当检查员的圣保罗也发觉了，所以他向柏林政府作报告，虽斥马氏为误入迷途，然他对马氏总是表示很大的敬意。就是柏林政府旋也觉得马克思是一个人才，急欲加以罗致。马氏自己后来告诉我们说：“自《莱茵报》被封禁后，普鲁士政府派秘密会计顾问欧塞（Esser）——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向我作种种提议。欧氏与我同住在哥洛慈拉哈的浴场地方。……自此次交接后，我便离开普鲁士，前往巴黎。”（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九卷第六四页，迈耶《马克思传的新材料》。）欧塞奉普政府命向马克思作些什么提议，我们无从知道，然有一点可以断定，就是，这不外以功名利禄，笼络马氏。马克思在《莱茵报》上既高揭反普鲁士的旗帜，他岂肯受普政府的豢养，所以他对于这些提议，当然是掉头不顾，西走巴黎，继续他在《莱茵报》上对普政府口诛笔伐的工作。 |
第三章燕妮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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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燕妮女士
我们在本书一、二章中时常提及燕妮女士的名字，现在我们就来述她和马克思的关系。燕妮为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这是我们曾经讲过的，她出生于一八一四年二月十二日，当时正是她父亲移居特里尔两年之前。当她到特里尔两年后，马克思才出生；所以她比马氏长四岁。她和马克思从最小时起，就是共同嬉戏的小朋友，就有一种天然的结合，她完全和马克思一样，资质极聪颖，秉性极坚强，而精力迥过常人。她即生长于富贵兼全的名家，她幼时的教养得宜，自不待言，故她在幼年即娴于文学，善于辞令，俨然是一个“不栉进士”。这还不算十分稀奇，她并且生得非常美丽，她是一万多居民的特里尔名城中第一个美女，是全城共推为“花魁”的。我们现在根据当时的赞美，再拿她的像片对照一下，即觉得《诗经》上所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几句话，完全是替她写照！
燕妮既具有超群出众的才华，与如花似玉的容貌，又生在一个声势赫濯的贵族家庭中，她的芳名，哄传遐迩，一般豪华公子，走马王孙，百计千方，踵门求婚的，自然是不计其数。可是燕妮自视甚高，对于寻常的纨绔子弟，当然不屑措意；至于她的父母更爱她若“掌上明珠”对于择婿，似乎是格外慎重。因此，燕妮年过二十，还不曾选得一个如意的丈夫。
然和燕妮一起长大的马克思，早就虎视眈眈，羡慕她的才学美貌，及马氏初解人事，他即抱一种奢望，对燕妮要演一演“鸾凤求凰”的故事，骤然看起来，这不是“鸾凤求凰”，竟好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为什么呢？第一，当时的德意志犹在封建时代，门阀之见甚深，燕妮是一个男爵的女儿，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平民之子，并且是到处受轻视和虐待的犹太族中人之子，就门第讲，他们两人是不容易成为配偶的。第二，燕妮是一个大富翁之女，马克思只是一个小康家庭之子，燕妮是在膏粱文绣之中娇养惯了的，马克思既无“金屋”，又焉能“藏娇”，就家财讲，他们两人也是不容易成为配偶的。第三，燕妮是一绝代佳人，而马克思貌既不扬，面尤黧黑，后来他的家人朋友且群呼他为“黑人”（Mohr）。就相貌讲，他们两人更是不容易成为配偶的，马克思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对于上列三个要点，当然估量过千万次。他既感觉求婚的种种困难，眼见着此小时同游同学的佳人行将为别人娶去，他的心中自然是大为失望，他于失望之余，也自然要胡作乱为起来了，他在波恩大学读书一年，没有好成绩，原因何在，我们虽不能确切知道，然此事和他思慕燕妮，求之不得的事，有几分连带关系，这是可以推测得到的。
可是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时的马克思似乎是听过这句话，并且懂得运用这种秘诀，当一八三六年的暑假，正是他离开波恩大学之后，与投入柏林大学之前，他利用这个机会，住在家中，本着冒险进取的精神，力谋与燕妮接近，试演他安排妥当的爱情剧。马克思说过，“一切事的起首是困难的”，（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六页）他的爱情剧也恰恰如此，观他一八三七年致父亲的信中有“这种爱情起首真正是如醉如痴的，是没有希望的”一语，也就可以知道他起首一幕是绝少乐观了。不过燕妮毕竟是一个非凡的女儿，她的见解自然与庸俗女子不同，当她看见这位年方十八的马克思以殷勤的手段，与缠绵的态度，向她表示一种如火如荼的爱情时，她对于马氏的为人如何，自然有一番细密的考虑。我们现在揣测她的意思，她当时必感想到马克思虽不能“贵拟金张”，然他却是少年英俊，才学超群，他虽非“富欺陶石”，然他将来凭着本领，当能为顶天立地的男儿：他虽无“潘安殷貌”，然却有“宋玉般情”。由此看来，他本身所具的优点无一不足以胜过他的天然的“缺陷”。燕妮经过这样的思索后，她回答马克思强烈爱情的刺戟，自然也要脉脉含情，心心相应了。于是马克思冒险的企图就大告成功；梅林谓“这是此位生而为人类主宰的人物第一次最优美的胜利。”（见梅氏《马克思传》第七页。）完全是对的。这个“幸运儿”的幸运真是不小了！
马克思与燕妮虽互相恋爱，然他们固深知威斯特华伦男爵未必肯承认此事，一旦风声泄漏，恐怕好事多磨，情天莫补。因此他们两人相约严守秘密，徐图进行。可是在马克思方面，他对于父母，本来是无事不说的，他此时干了一桩“始愿不及此”的快乐事，那能禁得住，不洋洋得意，手舞足蹈般吐个干净。他的父母听了他的话，总不肯相信，他们虽明知卡尔不会说假话，但他们总不解此事如何可能。后来老马克思几经考察，发见燕妮原来是另具慧眼，并且富于牺牲心，迥非寻常富贵人家的女儿可比，他才承认卡尔的话不是梦呓。
不过老马克思夫妇对于卡尔的恋爱事，于惊喜之余，马上又觉得自己是陷入“左右做人难”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老马克思本是忠厚长者，他既知道这件事情。若不向威斯特华伦男爵道破，探其意旨，惟坐视这一对多情男女结成不解缘，日后威氏如不赞成，不独儿子的婚事不能成功，即马家和威氏二十年来的交谊也难保持了。还有一层，威氏以及当地人士或者要疑这是出于马氏夫妻的怂恿，只图为自己的儿子骗取富贵家庭的女儿，丝毫不顾及门户是否相对。在另一方面，老马克思如果将此事告诉威氏，固然可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于友谊与人情世故无亏，假使威氏因门第关系或其他理由，不肯承认，并且对于自己的女儿加以防闲，如此，卡尔自然不容易达到目的，儿子惨淡经营始告成功的恋爱事，因老子一言而发生绝大的危险，这又如何能使儿子不垂头丧气，如何能不妨害他的毕业呢？有了这两种原因，老马克思实在是进退维谷，无所适从。儿子的风流案件竟变成老子的烦闷问题，这也要算是自由恋爱史上一个奇局！可是老马克思把父子之爱与朋友之情权衡一下，他便倾向帮助儿子一方面；况且卡尔本是一个人才，又本为威斯特华伦所赞赏，卡尔与燕妮本是才子佳人，天然配偶，威氏未必不赞成。因此，他便尊重儿子的爱情，听其便宜行事。至于他自己暂时只好作一个“缄口金人”坐观究竟。
马克思既得和他多年想望的佳人互相恋爱，他于是就欢天喜地跑到柏林大学去读书了，他此时读书格外勤奋，进步也格外迅速，迥非从前在波恩大学可比，我们试看他在柏林大学第一年的成绩，真要惊讶不已。这自然和他的恋爱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为得着意中人的欢心与威斯特华伦男爵的承认起见，自当努力上进，早日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关于这一点，他的父亲的书信中也屡以为言，因此他更要加倍努力。
马克思虽深知他的命运完全是以他在学业上有无建树为转移，然他却又明白单靠读死书，求进步，未免缓不济急，他必须快些弄出一点成绩，给他的意中人看一看，才可使彼此的爱情愈加浓厚。他是一八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升入柏林大学的，他固然是先期而至，然为时必不甚久，这是可以推测得到的。可是他至是年十一月便作成三卷诗送给他的爱人了。后来艾琳娜述及此事，说道：“这是颇厚的并且写得很整洁的三卷〔诗〕。头两卷题为‘情诗，第一第二部’。……第三卷题为‘歌词’。……这三卷诗上的题名篇都写着‘〔敬献此书于〕我亲密的和钟爱无疆的威斯特华伦·燕妮。’”（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一卷第五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善于取悦他的爱人了。
马克思于情火中烧，不可遏止的时候，作为诗歌，一则可以宣泄他的意志，发扬他的情感，二则可以题上爱人的姓名，赠给爱人，作为爱情的保障，这自然是一举两得。不过诗词一道，本不易言，况马克思当时年纪尚轻，思想犹未成熟，而他的诗又是一时兴到之作，自不会成为“绝妙好词”。他的第二个女儿劳拉（Laura）后来将这三卷诗交给梅林，并在信中说道：“我必须告诉你一桩事，我的父亲很轻视这些诗，我的父母每谈及此事，他们对于这种少年的愚行，辄大笑不止。”（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二五至二六页。）马克思夫妇后来虽视此为“少年的愚行”，然在当时他们两人爱情的密度却因此增进不少。马克思的姐姐索妃为人极贤慧，她手日喜欢替马克思和燕妮做“红娘”，穿针镀钱，使他们两人得以结合，并且日趋巩固，她于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写信给马克思，说燕妮接着这三卷诗喜极而啼，即此可以表见燕妮为这三卷诗所感动是非常深切了。
马克思耗费许多心血，作诗写信，寄给爱人，他以为燕妮必定有情书给他，借慰相思。不料他虽是“望眼欲穿”，结果仍是“鱼沉雁杳”，他与燕妮的恋爱既是秘密的，他们最初当然是约定不通信，免得露出痕迹，致招失败。可是马克思满腹爱情，那能不借笔墨来发泄呢？他既以诗词书信给燕妮，而燕妮不作答，他又那能安心乐意勉力上进呢？在燕妮一方面也有为难的情形，她对于马克思的爱情既未得父母的允可，她殊不愿暗中通信，致遭他们的谴责。然她知道马克思因此心绪不宁，自己也不免悲愁恐惧，忧形于色了。老马克思于一八三七年三月写信给卡尔说：“她〔指燕妮〕以天真烂漫和纯洁无疵的心灵，完全系在你的身上，她有时表现一种不由自主的和逆着己意的恐惧，一种料想不到的恐惧，这是不能逃开我的眼睛的，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去解释这种恐惧，当我一经使她注意到此事的时候，她即力求扫去我心中对于此事的每一种痕迹。”（见同书一四页。）我们看了老马克思这些话，就可以知道燕妮虽不与她的爱人直接通信却她是十分系念卡尔的。
燕妮对于马克思始终系念，片刻不忘，马氏对于燕妮更是如此。观他于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写信给他的父亲，说他前因燕妮害病，他自己也病起来了，就可以知道。他虽知道燕妮对他很好，但他得不到爱人的情书，心中总觉得烦燥，精神上总感受痛苦。他大概是于无可奈何的时候，写信向父亲去诉苦，所以老马克思有一次写信给他，一面安慰他，勉励他，一面教他以写情书的秘诀，要他在信中用简单明了的语句，使缠绵细腻的感情活跳纸上，切不可像幻想的诗人一样，信口开河。
马克思从他的父亲学得写情书的秘诀后，他必定如法试验过，这是不待言的。可是无论马克思的情书，语句如何简单明了，感情如何缠绵细腻，无论他在情书中如何避去幻想诗人信口开河的毛病，燕妮接到情书后，总是没有下文，这样一来，真把马克思急坏了。不过“人急智生”，他倒想出一条妙计。他马上写信给他的父亲，说他自己要向威斯特华伦男爵陈情，求其允许将燕妮配给他。老马克思知道他因此事受过许多痛苦，花费过不少的光阴，长此以往，殊非得计，遂于一八三七年三月的同一信中允许他“单刀直入”，去求个解决方法。
马克思既得到父亲的同意，当然仍本其冒险进取的精神，致书威斯特华伦男爵，求作女婿。威氏当时对于这种请求作何种感想，我们虽不得而知。然他接着马克思的书信后，初则惊讶，继则迟疑，终乃允许，这是我们参照种种情形可以断定的。何以说他是初则惊讶呢？他对于马克思与燕妮互相恋爱，全然不知道，固不待言，就是对于这一对青年男女可为配偶的事，心中也似乎没有这种观念。否则老马克思和他是二十年的老友，又近在呎尺，岂有不知之理？他若稍有这种意思的表示，老马克思必乘机而入，为子代谋，何必赞成卡尔“毛遂自荐”的主张，多此一番手续。既是这样，威氏接着马克思的请愿书，安得不大吃一惊？何以说他继则迟疑呢？他的女儿当时已二十三岁，还没有和人订婚，威氏择婿之严，已可概见。马克思突然出来求婚，威氏若随便允许，则他的女儿行将由贵族的生活而降入平民的生活，他的心中必感觉不安。还有一层，他的长子斐迪南（Ferdinand）为人极顽固，绝不赞成这种婚姻，斐迪南当时已三十八岁，说话当有几分力量。有了这些原因，威氏对于马克思的请求又安得不犹豫不决？至于威氏终乃允许，事实俱在，不必多所说明。然他何以于惊讶迟疑之余，而必出于允许呢？第一，因威氏查悉燕妮钟情马克思，已经根深蒂固，不可摇动，他应当尊重女儿的爱情和意志。第二，威氏虽属贵族，却非腐败官僚，他是一个非常的人物，马克思本为他所教育和器重的青年，马氏既为他的女儿的意中人，他当然可以牺牲门第的成见，成就他们的好事。于是马克思与燕妮订婚事便这样一帆风顺，达到目的了。
马克思自得到这种好消息后，欢欣鼓舞，喜不自胜，这是自然的。他以为从此与燕妮鱼雁往还，是名正言顺，由是卿卿我我，互诉衷肠，将天涯化作比邻，使愁城变成仙境，这是何等快乐的事！岂知世间的事大都是循着抛物线的途径进行的，而男女间爱情事尤多曲折，往往出人意料之外。马克思此时写信给燕妮，燕妮还是守着老规矩不肯回信，虽经老马克思的鼓励，也不肯听从。在燕妮的意思是，马克思在求学时代，正当潜心学术，一意上进，若彼此互通音问，不免堕入情魔，荒废正业，所以她不肯提笔写情书。燕妮爱护马克思真算是无微不至。
可是马克思对于此事已经忍受不了。他眼见一方是尺素频通，一方是音书渺渺，大概不免对意中人怀着疑虑，并且以此申诉于他的父亲之前，所以老马克思回信始他说：“一个王子不能使她离开你，你只管放心，我并且可以保证。（你知道我是不轻相信别人的。）她完全系念你，她在她这种年龄中因你而受牺牲，通常的女儿确办不到，这是你永不可忘的。她现在如有什么意思，不愿意写信，或不能写信，阿弥陀佛，你就听之任之罢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一五页。）
马克思屡次写信向他的父母诉苦，自然是希望他们设法劝燕妮写信给他。老马克思不向积极方面做功夫，单用几句空洞的话去疗治儿子的思想病，这便是药不对症。卡尔于失望之余，便和发了狂一样，写信给他的父亲。大发牢骚，老马克思于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回信给他，说道：“我很讨厌这种神魂颠倒的样子，我更不愿意你有这种神魂颠倒的样子。你有什么理由竟一至于此呢？你自出生到现在，不是一切都如意么？你的秉质不是很高么？你的父母钟爱你不是到了极点么？你向来一切合理的志愿还是没有满足么？你还是没有在一种最不可思议的状态中将一个女儿的心擒住了，而令千万人在旁边妒忌么？第一次不称意，第一次不如愿，就弄得这样神魂颠倒。这是英雄的气概么？这是丈夫的品性么？”（见同书一五页。）然老马克思这一次在消极方面虽严词责备他的儿子，在积极方面却已经替儿子设法了。因为“慈爱的母亲”已经向威斯特华伦家“撞起火警钟”了，“你的燕妮的好父母登时就要安慰你那可怜的受伤的心，那个药方一定已起达到你的手中了。（见同书一五页。）
我们看了老马克思最后这几句话，可以想见卡尔的母亲接着儿子害了神魂颠倒的相思病消息后，就怎样大惊小怪向威斯特华伦夫妇及燕妮报警，要求立出仙方，拯救她的“幸运儿”，威氏夫妇就怎样脚乱手忙，花言巧语，劝导他们的女儿写一封药到病除的情书，安慰卡尔，而燕妮又怎样装娇作态，又惊又喜，私自写信给卡尔。自有自由恋爱的事实发生以来，男女私通音信，互诉衷肠，这是当然的，即男女相悦，做父母的加以默认，或公然赞成，这也是可能的。至于老子教儿子怎样写情书，父母催女儿快些写情书的事，恐怕是自马克思和燕妮恋爱后才开其端，他们两人的自由恋爱史真要算是千古情场中一种最特色的佳话了！，
老马克思上面信中所谓“药方”，不用说就是指燕妮的信。当老马克思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发信时，卡尔早已接到他的意中人的信了。他于十一月十日写信给他的父亲说：“祝我的甜密和卓绝的燕妮的福。她的信我已经读过十二遍，我时常发现和魔术一般爽心悦目的新材料。无论从那一方面看，无论从那一种体裁的观点看，这是我的想象中从女子所能特到的一封最美的信。”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一卷一二页。）燕妮是佳人而兼才女，她长于书翰，马克思后来称“她为一个善于写信的专家。”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六年度一卷七七页。）她当时和马克思的恋爱已经过一年，彼此的爱情正达到沸腾点，既是这样，宜乎她的第一次信使马克思“爽心悦目”，“读过十二遍”，“时常发见……新材料”了。可是这封“最美的信”竟没有遗传下来，供给我们做传记的材料，真是可惜。
马克思和燕妮互通音问后，经过五，六年才结婚，他们彼此往来的书札中当不少佳话，然他们既秘而不宣，因此我们也无从知道了。他们是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九日结婚的。马克思于是年三月十三日由科隆写信给卢格（A．Ruge）说：“我们将契约一经结束，〔当系指莱茵报馆的事讲，〕我即前往克罗茨纳赫（Krenznach）举行结婚礼，但我当在该处寄居我的岳母家中一月或数月。〔作者按威斯特华伦男爵于一八四二年三月三日逝世，他的夫人旋移居克罗茨纳赫。〕……我不是讲风流话，老实告诉你，我自顶至踵，满身是爱情，并且都是很庄严的。我的恋爱已经超过七年，我的未婚妻因我的缘故所经过的奋斗，是最艰苦的，几乎把她的健康都败坏了，一半是和她那些信神的贵族亲属奋斗，〔因为〕那些人认〔天上的王〕与〔柏林的王〕同为崇拜的目的物，还有一半是和我自己的家庭奋斗，〔因为〕一些牧师和我的对头都住在家中。所以我和我的未婚妻许多年来所经过之无用的和劳苦的争斗，比起好些年长三倍的男女，谈及他们‘生平的经历’，还要多些。”（见《社会主义的文书》第一卷三九六页，一九○二年柏林出版。DocumenteSozialismus）
我们看了马克思这一段话，可以知道他和燕妮在恋爱中所受外界的刺戟，确是不少。他在信中既没有明白指出与他们为敌的人名，我们对于此事也没有发见一点材料，可资引证，因此不易推测。不过我们也未尝不可举出几个反证来，就燕妮的家庭讲，她的父母赞成她和马克思恋爱，固不待言，就是她的胞兄埃德加尔（Edgar）对他们也是很好的，所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即依他的号，命名为埃德加尔·马克思，可是燕妮同父异母的兄长斐迪南原来不赞成燕妮和马克思订婚，他当为反对者之一，此外，一般慕虚荣势利的亲属采一种反对的态度，也是势所必至的。就马克思的家中讲，他的大姐索菲为燕妮的好友，且常为他们传书递简，索菲是不会反对他们的，至于他的父母不反对他们，更不用说。他的父亲称赞燕妮，我们已经讲过，即他的母亲也是如此。当他的父亲于一八三八年二月十日写信给他的时候，他的母亲在信中附笔声明燕妮对待他们很好，确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并且全家都因燕妮天真烂漫的性情而充满了欢乐。至是月二十六日，马氏的母亲在信中复说：“当可爱的燕妮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她通常在我们的面前过一天，她总是尽力和〔她的〕父亲谈话；她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她——和我希望的一样——将来会使你快乐。”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二五页。）由此看来，马克思的母亲是很爱燕妮的，不过他家中的兄弟姐妹本来很多，内中贤愚不等，他们或其他亲属暗中反对他和燕妮，也许是不能免的。
马克思和燕妮经过种种内部的忧愁痛苦，与外部的阻碍刺戟，毕竟是有情人成了眷属，这的确是人世间不常有的事，所以马克思一念及此，便引以自豪。他于一八六三年在特利尔料理母亲丧事，当时写信给燕妮说：“〔我〕每日去游威斯特华伦旧宅，〔在罗马街〕此处却使我觉得比罗马一切古迹更有趣味，因为此处使我回想到少年欢乐的时期，此处曾经藏着我的最好的宝贝。此外，大家每天前后左右围着我，纷纷询问‘特里尔最美的女郎’和‘跳舞的女王’起居如何。一个人的妻子这样长久成为全城〔人民〕幻想中〔勾魂夺魄的女王〕，那么，这个人真是快乐死了。”（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一卷五页。）
当马克思写上面这封信的时候，他年已四十五岁。他当时对于燕妮的爱情尚如此浓厚，则他少年时代的爱情热烈，更可想而知了。我们反转来看燕妮对于马克思的爱情，也无不如此。马氏于一八六一年往游柏林，居寄拉萨尔家中，燕妮于是年四月写信给拉氏说：“你只不要将我的黑人留住得太久，我对你一切事都欢迎，只有这件事就不然，这是我贪得，自私，和妒忌的地方，因为在此处所有人情都消灭了，而赤条条的自私自利心便开始出现了。”（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三五五页，一九二二年柏林出版。FerdinandLassalleNachgellassenlBrieleandSchriften）当时燕妮已四十七岁，她钟情马克思，老而弥笃，在这几句笑话中，已经一起流露出来了。
马克思与燕妮在四十岁以后爱情浓厚的情形已经由他们亲口供出来了。我们现在再让第三者描写他们五六十岁时的状况。布洛斯（WilhelmBlos）于一八七四年结识马克思，他在一九一八年说：“当我后来认识他的夫人时，我觉得这两个互相选择的人的婚姻关系，虽经过暂时一切最大的困苦和灾祸，仍是一种理想中的〔关系〕。”（见《钟声周刊》第四年度一卷一六○页。）布氏这几句话表现马克思夫妇的美满关系，是始终如一。然以上还是马克思的朋友说的话，我们不妨再看他的敌人对他们夫妇作何感想。梅林说，自结婚以后，“燕妮·马克思不仅是共同参加她的丈夫的工作，争斗，和命运，她并且是以充分的了解，和最热烈的热情，共同参加的；‘最坏的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一个死敌尚且证明这种良缘是由天定的。”（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八页。）可见马氏的敌人也赞美他和燕妮婚姻的美满了。可是世人著书立说表彰马克思为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的，所在多有，宣布他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始祖的，几乎遍于全世界，至于称述马氏夫妇为爱情史中模范人物而引起世人注意的，好像是至今还没有。故我们作马克思传记至“燕妮女士”一章，不能不为之大书特书，使他们在男女爱情史上得占着一个最显著的位置。 |
第二章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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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学校教育
马克思在小时既受了一种善良的家庭教育，他入学校读书自然更容易长进，更容易显露他的天才。可惜他初时入学校的年月和在学校读书经过的一切情形，当时没有遗下一点材料，因此我们无从得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艾琳娜所说的一点，就是：他在学校中极为一般同学所爱畏，他们所以爱他，是因他会作小孩子的游戏，他们所以畏他，是因他好作讽刺诗嘲笑他们。（参看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纪念册》英文译本一四至一五页。）他年才十七岁，即毕业于特里尔中学。他的中学文凭上所填的日期为一八三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文凭上褒奖他的品行端正，说明他对于希腊文，拉丁文，德文以及历史等课，成绩甚好，对于数学也不错，惟法文一门所学无几。文凭上并且特别注明他时常知道从希腊和拉丁古文的杰作中翻译并解释其艰深的节段，凡文字本质不难而其中事物和思想的线索艰深之处，他尤知道去翻译和解释；他的拉丁文论说虽常是过于堆坳，然在实质方面，却表示这是富于思想的，并且是穷源竟委，深入内层的。
当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预毕业考试的时候，共分为口拭与笔试两种。他在口试中，将贺拉斯（Horaz罗马诗人）的一首短持，李维（Livius罗马历史家）的一章书，伊利亚斯（Ilias荷马的名著之一）的几首诗，以及修昔底德（Thucydides雅典历史家）的一章书，由原文译成德文，都译得很好，可是在历史的口试中，他要对于塞维亚斯托里亚斯（ServinsTullēus罗马古传中第六王）的国家制度，以及第五十字军和君士坦丁罗堡（Konstantinopel）的克服等事加以说明，就十分对答得来。他的笔试是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关于宗教的，他没有完卷，所以也弄得不好；第二个题目是：《青年人对于选择职业的审察，（BetrachtungeinesJunglingsvorderWableinesBerufs）他对于这个题目作得出色。主试人的批语如下：“颇好。此文显出思想的丰富与结构的周密。但作者于此又犯了平常一种好用僻语丽词的毛病，因此许多节段中词句之间，常有欠明了之处。内中有一句话很有趣味，就是：‘我们相信自己可应命而往的职业，常是得不到手；在我们预备决定自己在社会中诸关系之前，此等关系已经有几分开始〔存在〕了，’”（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九年度一卷第五页，梅林《马克思传的鳞爪》SplitterzurBiographievonKarlMarx）马克思这句话不是本书第一章起首所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一句话的影子么？一个十七岁的学生在试场中所发的议论，居然含有唯物史观的种子，这可以证明马克思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大思想家，而资产阶级的所谓学者如施班（OttoSpann维也纳大学有名的经济学教授）等动辄斥马氏非天才，非大思想家的话，（参看施氏《国民经济学的主要学说》第十版一四一页——DieHaupttheorienderVolkswirtschaftslehre——和《真正的国家》一六四页，一九二一年出版。——DerWahreStaat．Leipaig）简直是违心之论了。
马克思自特里尔中学毕业后，即于是年秋季升入波恩大学，依照他父亲的意思习法律学。他在此校读书一年，关于他求学的详细情形，没有直接的报告可供给我们做材料，可是从他的父亲的信中看来，在一方面他对于学业上的长进，不能如老人所预期，在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似乎是流于狂纵，并且耗费金钱太多，殊出老人意料之外。因此亨利希·马克思于失望之余，心中大不高兴，动于他颇多责备之词。至一八三六年七月老马克思决定令卡尔转学柏林大学，使他因更换较好的环境，有所观感，得发愤上进。
柏林大学的学风为当时全德意志各大学之冠。费尔巴哈于一八二四年七月移居柏林，写信给他的父亲说：“纵饮，格斗，以及共同驰骋等事，在此处〔指柏林大学〕是想不到的；没有一个大学像此处这样一致勤学，这样不仅做学生事业，并还蓄有求更高深〔学问〕的意志，这样努力求知，并且这样安静。其他大学和此处的工作室对照，真正是些寄宿所。”（见梅林校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二八页。）然柏林大学的优点并不在他的学生能安安静静读死书，而在他们静悄悄的研究室中的工作能与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活泼泼的问题，密切结合，他们的教师在当时思想界争斗的运动中能站在领导的地位上。所以恩格斯在一八四二年的日记中说：“没有〔一个大学〕像柏林大学一样尽力站在现时思想运动的前面，成为精神争斗的战场，这是他的光荣。其他多少大学，如波恩，耶拿（Jenna），继盛，（Giessen）格莱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甚至于莱比锡，（Leipzig）布列斯劳，（Breslau）和海德堡，（Heidenberg）都已退出此等争斗，而沉沦于一种学术的麻木状态中，这种状态是许久以来德国科学界不幸的现象！反之柏林学府的教师中有一切派别的代表，因此可以引起一种活泼泼的争论，使学生们对于现代的诸潮流获得一种简单明了的概观。”（见迈耶编的《恩格斯早年著作》一八○页。）
柏林大学既是全国学术争斗的战场，又为英才集荟之所，这种状况特别是有益于资质聪颖，有志上进的学子。马克思转学此间，在他的历史上是一大转换点，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自一八三六年暑假离开波恩大学，归家避暑后，即遵父命前往柏林，于是年十月二十二日升入柏林大学，仍继续习法律等科。据柏林大学对于马克思修业证书所存的底稿，他在学校数年所修的功课如下：（原文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一卷一五五至一五六页。）
一八三六年至一八三七年冬季（按阳历十二月二十一日至异年三月二十日为冬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萨维格尼（Savigny）的罗马法全典；甘斯（Gans）的刑法，（教员注明勤学字样。）斯特芬斯（Steffens）的人类学。
一八三七年夏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赫弗特尔（Heflter）的教会法和德国普通民事诉讼。
一八三七年至一八三八年冬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赫弗特尔的刑事诉讼。
一八三八年夏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加布勒（Gabler）的逻辑；李特尔（Ritter）的普通地理；甘斯的普鲁士普通法。（教员注明勤学字样。）
一八三八年至一八三九年冬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鲁多夫（Rudorff）的相续权。
一八三九年夏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布鲁洛·鲍威尔（BrunoBauer）的《以赛亚》。（Jesajas按以赛亚是《圣经》上一个预言家。）
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年冬季一学期没有听课。
一八四○年夏季一学期没有听课。
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一年冬季一学期所听的课为：格佩特（Geppert）的《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按欧氏为希腊古代三大悲剧家之一。）
照上表看来，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肄业九学期，实行听讲，只有七学期，共课十二门，大部分是关于法律方面的。在这十二门课中只有甘斯的两门课注有勤学字样，可见他对这两门课很注意，其余十门课对他没有何种批语，因为他是格于学校成规，才选这些功课。未必时常去听讲的。此外，还有一点是要说明的，就是，他所听的课中有些是萨维格尼与甘斯所讲的。萨氏是柏林大学历史的法律派（HistorischeRechtsschule）之主脑，这一派以为法律有了历史的根据就是对的，所以对于一切历史的法律都加以辩护。反之，甘斯则为哲学的法学者，他极端排斥历史的法律派，说这一派偏狭空疏，并且妨害立法和法律的进步。马克思听了这两个对头的功课，他赞成后者的学说，所以他在当时既用心听甘斯的功课，在后来复表现一种反对历史的法律派之论调；由此可见他受甘斯的影响是很大的。
照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所听的功课看来，实属寥寥无几，他到了这种竞业乐群的学海中仍旧和在波恩大学一样，不勇猛上进么？这却不然。他在大学所听的课大部分既是关于法律方面的，这便是依他父亲的意旨选定的必修科，至于他自己觉得有兴味的科目还在哲学与历史。他所以忽视学校功课而注重自修，是因此等功课无论如何完备，总是遂渐前进的，这种教法只有益于中材生，决不能适宜于他这样的天才。据梅林的计算，他“在两学期中自修所得的学术材料，倘若排在课程中从容讲下去，二十个学期还讲不了。”（见梅氏《马克思传》一四页。）这可以证明他自修的勤奋了。
马克思到柏林大学一年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详述一年中经过的情形，此信是一八三七年（按原信上没有年分，但他的女儿艾琳娜照信中所说的事件推算，当为这一年）十一月十日写就的。这不独是马克思少年时代遗下来的唯一家书，极可宝贵，而其内容也是十分重要的，艾琳娜说得对：“此信向我们指出发达中的马克思，向我们指出少年时的未来成人的模样。我们于此已经看见马克思终身所表现的那种几乎超人的工作能力与工作欲望。”（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一卷第五页，艾琳娜校的《少年马克思的一封信》。（EinBriefdesJungenMarx）
马克思回顾一年来的学校生活，先从离家时说起：“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发生一个新世界，即爱情的世界，这种爱情起首真正是如醉如痴的，是没有希望的。到柏林的行程本来可以使我极端欢悦，本来可以引起我对于自然的观察而油然发生乐生之心，然这种行程却使我觉得凄凉，使我不能自在，因为我所见的岩石，不比我的心灵的感觉更为奇峭，更为雄壮，广大的城市不比我的热血更为新鲜活泼，餐馆中的食品不比我所怀抱的幻想囊（Phantasiepakete）更加丰盛，更饶咀嚼滋味，终则一切美术不如燕妮的秀丽。”（见《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及早年其他著作》一六页—）——KarlMarx：LohnarbeitundKapitalZurJudenfrageundandereSchriftenausderFrühzeit，Leipzig）
马克思所谓爱情世界是指他和燕妮的爱情讲，关于此事，我们另有专章叙述，暂不提及。现在单就他所谓岩石不比他心灵的感觉更为奇峭与雄壮，城市不比他的热血更为新鲜与活泼，食品不比他的幻想更为丰盛与饶于咀嚼滋味等语看来，在一方面表示他气吞河岳，心雄万夫，在另一方面，表示他思潮蓬勃，万流竞发，还不是一个寻常未成年的学生所能望其项背的。可是他虽十分豪壮，却不粗浮，他知道埋头窗下，锻炼身心，所以他在信中接着说道：“到柏林后，所有从前和他人的关系，我都断绝了，会客访友，偶而不常，且殊违本愿，我所孜孜汲汲的是投身于科学与美术之中。（见同书第一六页。）
马克思在家庭教育中因受了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影响。雅好诗文，当他初到柏林大学，兴致仍在此一道，并且因思潮涌发，精神上正陷入一种纷乱的状态中，没有找着一条出路，所以他说：“照当时的精神状况讲，抒情诗必为第一种功课，至少也是〔和我〕最合式的，最相近〔功课〕，可是依我所处的地位和向来的全部发达讲，则此项诗词是纯粹空幻的。我的天堂，我的美术，恰和我的爱情一样，远在彼岸。我送给燕妮收存的起首三卷诗所表现的是：一切真实的都是幻境，一切虚幻的竟茫无涯际，对于现在是攻击的，感情的显著是广泛而无定形的，没有一点是出乎自然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实际存在的事物与应当存在的事物两者间完全对抗，只有词令的反映，没有诗思，可是或尚有一点热烈的感情，飞跳纸上。”（见同书第一七页。）
然马克思的精神陷于纷乱的状态中为时并不久，因为他旋即减少他对于诗词的热度而另辟途径：“现在诗词一项只作为陪衬品，我必须研究法律，我尤心痒不过，要探讨哲学。这两项功课当结合起来，我一方和一个学生一样，把海列西阿士（Heineccius）笛保特（Thibaut）等的著作通读一遍，丝毫不加批评，例如将起首两本罗马法全典译成德文！一方力求使一种法律哲学从法律方面贯通起来。我预先提出些玄学的句子作为小引，并且使这种不幸的工作一直达到公法方面，这种作品差不多有三百个波根。（Bogen）”（见同书第一七页。）马克思对于法律的著作，已经不复存在；且他最后一句话尚有一个疑问，按德文所谓一“波根”通常计算为十六页，他在一学期之中，著书近三百波根，便有四千多页，这自然是办不到的，梅林疑这是一种笔误，他以为在一个学期之中不讲三百波根的著作做不成，即三十波根的书也不容易办到。（参看梅氏校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一六页。）马氏这种作品到底有多少，固无从断定，然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书，这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在上面看见马克思已经将他的注意力转入法律和哲学方面，他于是详述他研究法律与法律哲学的情形，并编成一表，以期明了。末了，他看出他研究法律学全部的错误处，从新觉悟到没有哲学是打不通的。“所以我又怡然投入哲学的怀中，作出一种新的玄学的根本系统，在这种系统的结局中我竟不能不承认他的和我的早前全部努力是本末倒置的。”（见《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及早年其他著作》二一至二二页。）
可是马克思于上述工作之外，尚旁及于他项工作，所以他说：“此外，我对于所读的一切书籍，作成笔记，习以为常，如对于莱辛（Lessing）的拉奥孔（Laokoon），梭儿格尔（Solger）的《欧文》（Erwin）,温克尔曼（Winckelmann）的美术史，卢登（Luden）的《德国史》，都作笔记，并在书旁随时书下感想。同时我并且翻译塔西佗（Tacitus）的《德意志》（Germania），阿卫德（Ovid）的《丧歌》（Libritristium），我又开始习英意文文法，因我对于这两种文字的程度至今是不够用的，我并且读克莱恩（Klein）的刑法，及其编年记，和一切最新的文学，然关于这种文学只是附带的。当这个学期告终时，我再探讨苗生女神的跳舞（Musentanze【缪斯舞】）和讽刺音乐，在我送给你们最后这个册子中，一种唯心论借种种不自然的恢谐，借一种没有成功的幻想戏剧到处表现出来，一直到这种唯心论毕竟完全突然摇动，大半没有热烈的对象，没有活泼精壮的思路，走入纯粹形式的技术中。然最后这些诗独使我——和受魔术一击一样，唉！这一击开始摇动了——忽然觉得真正的诗的领域和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仙宫殿一样对照着我，使我的一切创作打得粉碎。”（见同书二二页。）
马克思在第一学期中这样博览群书，夜以继日，犹自以为所得无几，于是身体精神，两受痛苦，遂生起病来了：“在第一学期中为着这些学业，有许多夜竟是通夜不能成眠。并且必须经过许多奋斗，受过许多内外两重的刺戟，到结局，我所获的并不甚多，而自然，美术，和世界竟因此疏远了，朋友也因此绝交了，每一念及，我的身体必须保全，一个医生劝我到乡下去养病，我于是第一次通过这很长的城市，出前门往斯特拉罗（Stralow）。我也没有预期在该处当由一个面黄的虚弱少年，而变成一个体格极强壮的人。（见同书二二至二三页。）
马克思在斯特拉罗那个渔村养病，不久即恢复康健。他于是继续研究法律学。可是旋因燕妮害病，他代为忧虑，又自以为他的精神工作是日趋日下，徒劳无功，而他对于学问上尚有烦闷的问题，于是他又病起来了，迨病愈后，他的精神生活复起了变化，因为他将一切诗词都焚去，不复措意于此了。
可是马克思在病后精神生活的变化还不及病中的重要。当他第一次养病时，他就说过：“我对于黑格尔的哲学，读过少许，我不中意这种哲学悬崖绝壁一般的奇异音调。我愿意再投身于这个大海中。……”（见同书二三页。）他在第二次病中。便实践前言：“当我在病中的时候，我对于黑格尔〔的哲学〕从头至尾，读过一遍，即他的最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我也读过了。我在斯特拉罗接交许多朋友，因此加入一个博士会（Doktorklub）几个〔大学〕讲师和我的最亲密的柏林朋友罗登堡（Rudenberg）都在其中。在此会的争论中表现些互相对抗的意见，我自己和现代的世界哲学愈加很坚固地结合在一起了。……”（见同书二五页。）
马克思写给他父亲的信甚长，我们在上面所引的，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段。然即此已可窥见他勤学的状况，及他的精神发达的程序：他起初是思潮涌发，清浊不分，及研究黑格尔的哲学，他才得着一个指南针，他的思想，才上轨道。关于这一点，布卢巴合（FritzBrupbacher）发挥得极致，他说：黑格尔的“倾向是使生活中诸单个的现象取得自主权，（Autonomie）使之集中成为一种体系，这种倾向对于马克思的精神是完全相宜的，此外，黑氏又以他那进化的历史观之乐观主义予马克思以一种心理上的救援，这是马氏从康德（Kant）和费希特（Fichte）〔的哲学中〕找不到的。马克思一踏入黑格尔的思想轨道中，他〔精神上〕的粉乱即消灭了，而他在理论上以及实际上所走的道路是和他固有的个性相符合的。黑格尔予他以一种到实际生活门口——即到实际生活形态——的钥匙，这种实际生活只有抽象的思想家才能达到的；黑氏予他以一种工具，使他因此得见世界。黑氏使他在人类史上找着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是他在自己个人的生存中不能发见的。黑氏因此又替他安下一种自觉信心的基础。〔初时〕在资产阶级中以及后来在无产阶级中推进这种自觉的信心，就成为他宣传的任务。……马克思遇着黑格尔的哲学使他得消灭自己孤立和散漫〔的状态〕，予他以一种有思想，有感觉，和有意志的全体结合，他附着在这个全体上，作为一个有用的分子。历史的发达指示他一种程序，（Ordnugn）这是他向自己去寻索，徒劳无功的，他在向前进的资产阶级所发达的自觉中，发见一种势力，而此势力会消灭他所憎恶的庸人俗物的旧世界。他现在对于这种势力的发达是贡献他的全人格的。纷乱有了头绪；因为个人生活的目的是找着了。”（见布氏《马克思与巴枯宁》一一至一二页，一九二二年出版。MarxundBakuninBerlin-Wilmersdorf）
布卢巴合上面一段话将马克思受黑格尔影响的深远都描写出来了。马氏于研究黑格尔的哲学后，即变成“青年黑格尔派”的信徒。他后来所倡的唯物史观虽与黑氏的唯心史观立于正反对的地位，他的辩证法虽与黑氏的辩证法“直接对抗”，（见考茨基注释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四七页。）然他自己是欣然表示他十分服膺黑氏的。所以他在一八七三年犹说，德国人现在待黑格尔和死狗一般，“我却公然承认我是这个大思想家的弟子。”见同书序言四八页。）
我们刚才说及“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上面的信中也有所谓“博士会”，现在对于这两点须略加说明。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的唯心哲学是风靡一时的，可是他死（死于一八三一年）后不到十年，他的信徒即分裂成为两派：一为反动的“正统派”，崇奉他的“绝对意象”（DieabsoluteIdee）一为“青年黑格尔派”，相信他的“辩证法”。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他的辩证法本来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就他的辩证法讲，世界是向前进步的，万事万物是变动不居的，如今天存在的东西是真实的，合理的，到了明天一失去其存在的必要，便不真实，不合理了，所以世间事物不能万古长存，总有变动与消灭的一天。可是他的“绝对意象”说恰与此相反，他以为在历史发达的进程后面站着一种万古不变的“绝对意象”，而进步的自身只是这种意象的发展，因此“绝对意象”成为进步的泉源，成为宇宙的根本。他的学说中既含有这两种对抗的元素，所以他的信徒中一般保守的，与进步的分子自然会各宗一说，分道扬镳了。柏林的“博士会”就是由“青年黑格尔派”的信徒组成的。他们大概是些青年的大学讲师，别项学校的教员和著作家等等，英才济济，集于一堂，马克思加入其中，自然收了不少切磋琢磨之益。至于他所谓最亲密的朋友罗登堡是一个军营中的教员，罗氏没有特别优长的才学，马氏与他的交谊后来也逐渐疏远了。“博士会”中使马克思获益最多的人要算布鲁洛·鲍威尔鲍威尔为柏林大学有名的神学讲师，也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又会员中的宽彭（K．P．Köppen）也是马氏的好友，并且使他获益不少。宽彭是一个中学教员，富于历史的学识，他于一八四○年著《大扶利德利系及其对敌》（FriedrichderCrosseundseineWidersacher）一书，在题名篇上书敬献此书于卡尔·马克思字样，由此可见他是十分敬仰马氏了。马克思于一八六一年返德国，犹过访宽氏，他当时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在柏林又访宽彭。……他将所著的释迦牟尼两卷赠给我，这是一种重要的著作。（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八页。）马克思重视宽彭的学识于此也表见出来了。此外博士会中还不少当时知名的人物，然只有马克思是其中出类拔萃的新进少年。
我们对于马克思家书的说明已经告竣，现在接着讲他父亲的复信。此信是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发出的。此信的原文甚长，而其内容不外对于卡尔责备，警戒，劝勉，与期望。马克思致他父亲的信，自我们看来，是表现他在学业上勇猛上进，何等可敬可爱，然他的父亲因为希望他成材的念头太切，对于他便不免有责备过分的地方。老马克思首先诘问卡尔怎样解决像他这样一个少年人的任务，于是代他回答道：“要怨天了！一点头绪也没有，对于一切知识部分到处乱撞，在黑暗的油灯下呆想，不在酒杯旁边发狂，但蓬着头发，裹在学者的睡袍里面发狂；露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忽略一切礼节，甚至于对父亲的一切敬礼都没有了，与世界交接的技术只限于污秽的书房内，燕妮的情书以及父亲善意的，甚至于和泪写就的劝告，在这个房内的纷乱状况中，或者和破纸屑混在一块，此等信件倘若因不负责任的乱放，落入第三者的手中，那就更好了！在这种无意识无目的的求知的工作场中，要获得结果去安慰你自己和你的爱人，要收集成绩去履行你的神圣的义务呀。”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二二页。）
老马克思于痛责卡尔对于读书和处世不得方法后，又将卡尔和好些于照例上课外专门巴结师友的平庸的学生比较一下，他说：“此等可怜的青年除掉有时作半夜或全夜的游乐外，他们真是安然睡觉的，而我的有能力和才干的卡尔陷入苦境，通夜不能成眠，他的精神与身体都困顿于苦学之中，他为着获得抽象的真实学问，牺牲一切享乐，可是他今天造成的东西，明天又毁弃了，结果，他把自己固有的破坏了，对于外来的，却没有得到手。并且身体毕竟会弄坏，精神毕竟会错乱，而一般普通青年却平平安安，潜步前进，比那些抛弃少年快乐和破坏自己康健去捉摸学问影子的人。有时更容易达到目的，至少也是更便于达到目的，至于那些苦学的人和一般有能力的人接交一点钟，或者更容易获得这种学业，同时还得到社交的快乐！”（见同书二三页。）
卡尔求学与处世的方法，既为老马克思所痛心，而卡尔治生理财的手腕，也为他所反对；因为卡尔在波恩大学，用费浩繁，到了柏林大学仍不改前辙，所以老马克思除掉旧事重提外，接着说道：“好像我们是金人一样，儿子在一年中一切开支几乎达七百塔勒（Taler），同时既最富的〔学生每年也〕用不上五百塔勒。为什么呢？我替他说句公道话，他不是一个消费者，他不是一个放荡者。可是一个人于八天或十四天之中〔在学问上〕必须找出种种新的体系而毁弃从前种种疲精费神的工作，试问这种人如何能够经理琐务？这种人如何能够处置小事？大家的手都插入他的钱袋中，大家都欺骗他。”（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二三页。）卡尔·马克思不善于治生，不独是在学生时代如此，即他的终身也无不如此，柏尔说他“在日常生活上完全不适宜”，（见柏氏《马克思传及其学说》四○页。）这不算是很过当的话。
卡尔写信给父亲，本要求于年假时归家，然老马克思不肯允许，他说：此时回来，毫无意义！我固然知道你所听的功课很少，——学费也许是付出了——但至少我也愿意你保持一种体制。我确非舆论的奴隶，可是我也不愿费去金钱，反招物议。〔你可于〕复活节假期（Osterberein）——早十日也可以，我并不这样拘执——回来，我现时的书信虽如此严厉，然我可以保证，〔届时〕我当张开两臂欢迎你，并且以一个父亲的心肠待你，现在我的心中本来只是烦燥一点”（见同书二三至二四页。）
卡尔年假归家的请求既不得父亲的允许，反引起其忧念之心与愤怒之情，他于是更自奋励，冀获得父亲的欢心。他不独年假不归家，即到复活节（三四月间）也决定不回去，一则可以继续作工，不致间断，二则使他的父亲知道他是努力向上，心中稍为如意。老马克思得到这种消息，果然高兴，他于一八三八年二月十日写信给卡尔说：“你最近的决定极可嘉许，这是有思索的，这是聪明的，你如果履行预约，当能产生最好的结果。你要知道，不仅你一个人有这种大牺牲。我们都有这种牺牲，然理性是必须战胜的。（见同书二四页。”）
老马克思上面的信是他给卡尔最后的一信。他自一八三七年下半年起，即已患病，在写此信之前已经患病五星期，他写信时病势略有转机，但旋又转沉重了。他的妻子于二月二十六日写信告诉卡尔，说他的咳嗽虽止，但食欲锐减，不能复元，卡尔回信给他，当细心体贴父意，因为他对于卡尔的信总是反复诵读的。老马克思于是在此信上附入一句话：“亲爱的卡尔，我写这几个字祝你好，再多我还不能写。”（见同书二五页。）至五月十日老马克思即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六岁。卡尔是否于父亲逝世前赶回家中，无从查考，然观老马克思对于儿子的爱护与督促备至，卡尔的终身不忘父恩，他们要算是极人世间父子亲爱的能事了。
我们现在再回转来讲卡尔·马克思学生时代的生活，他在柏林大学肄业四年半，除掉第一年的情形我们已经详细写出外，还可从布鲁洛·鲍威尔给他的信中窥出他将近毕业时的状况，鲍威尔于一八三九年秋季由柏林大学转到波恩大学去当讲师。他想要马克思即刻预备毕业考拭，了结学生生活，然后往波恩大学当哲学讲师，并和他共同办一种批评的杂志。他于是年年底写信给马克思说：“你对于这一方面〔指哲学〕的任务是容易的。你只要预备能于〔明年〕夏季讲课。你只要预备（涉及这些事你固然是不高兴，但不干又怎样成）能完成那可鄙的考试，于是丝毫无阻地做你的有统系的工作。”（见同书三一页。）至一八四○年三月一日鲍威尔再写信催马克思说：“考试是一种无意义的事，是一种滑稽剧，然你究竟应将这拖延的勾当作个结束。”（见同书同页。）鲍威尔虽催马克思早日从学校抽身出来，以便共同活动，但马氏在一八四○年却没有孜孜汲汲，预备考试，演那毕业的滑稽戏。
当一八四○年秋假时，鲍威尔住在柏林至数月之久，他和马克思对于将来的活动，当然有所筹划，但未几因政局的变动，使他们受一大打击。普鲁士王威廉第三（FriedrichWilhelmIII．）于是年六月逝世，新王威廉第四即位后，实行反动政策，于十月任命反动派中最顽固的埃系霍恩为文化大臣。于是全国各大学保守派的气焰大张，而维新派的人便不能自由行动了。鲍威尔在波恩大学因前任教育当局的关系，本有升为神学教授的希望，但此时埃氏出长教育，波恩大学神学科便不肯任鲍威尔为教授。同时柏林大学也日趋反动，一八四○年既聘极顽固的法学者施达尔（F．I．Stahl）为教授，一八四一年复聘守旧派著名的神学者谢林（Schelling）为教授，这都是对付青年黑格尔派的手腕，在这种局面之下，马克思如果要向柏林大学提出他的《德谟颉利图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异点》（DifferenzderdemokritisceenundepikureischenNaturphilosophie）一文，作为毕业论文，便和梅林所说的一样，无异“以首撞壁”。（见同书五九页。）
然我们首先要问马克思此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在说明这一点之前，我们须讲一讲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德氏为希腊最古的唯物论者之一，他的学说的中心点就是原子论（Atomistik），此说虽不是他创造的，然却是由他集大成的，他的玄学的根本原则如下：“一、无中不会生有；凡存在的事物是不能够使之归于乌有的。一切变化只是诸部分的离合。二、没有何种事物的出现是偶然的，一切事物的出现都有一种理由，并且是必然如此的。三、除掉原子和空间外，没有别的东西存在，其他一切东西都是见解。四、原子的数目是无限的，他的形态的种类是无穷的。在永久的下降运动中，〔形态〕大的下降迅速，撞击〔形态〕小的；因此引起的侧边运动和旋转是世界形成的开始。无数世界并肩接踵地形成并且消灭。五、一切事物的不同是由于他们的原子数目，大小，形态，和次序的不同，原子没有性质上的不同。原子没有‘内部的状况’，他们彼此的活动只是由于压迫与撞击。六、精神是由精致和圆滑的原子而成，和火的原子相似。此等原子是最活动的，生活现象是由此等贯彻全身的原子的运动产生的。”（见朗格的《唯物主义史》第一卷三七至四六页。PriedrichAlbertLange：GeschichtederMaterialismus．Leipzig）伊壁鸠鲁继承德氏的原子论而略加以改变，因此，他的结论完全和德氏的不同。马克思这篇论文就在探讨他们两人不同之点。
马克思的论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泛论德伊两氏自然哲学的异点，第二部分是详论这种哲学的异点。他在第一部分中说：“两个哲学家以同一的方法而倡完全同一的学说，可是——何等不一致到底啊！——他们对于这种学说的真理，正确，和应用，以及思想与实际的关系，处处立于正反对的地位。”（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七五页。）
马克思于举例说明他们两人相异之点后，接着说道：“我们由此看见这两个人一步一步立于对抗的地位。一个〔德谟克利特〕是怀疑论者，一个〔伊壁鸠鲁〕是独断论者；一个〔德氏〕以为有感觉的世界是主观的表现，一个〔伊氏〕以为〔有感觉的世界〕是客观的现象。那个认有感觉的世界为主观表现的人注重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积极的认识，并且表现由经验而来的，随处学习的，和远游所得的观察是不止息的。那个承认现象世界为真实的人蔑视经验；而思想以自身为满足，安然自得，以及由内部的原则创造其知识，独立无阻，这两点都集中于他一人的身上。可是〔他们两人的〕对抗还要继续增高。认有感觉的宇宙为主观表现的怀疑论者和经验论者是在必然的观点上考察宇宙，并且力求解释和捉住事物真实的存在。反之，认现象为真实的哲学家和独断论者到处所见的都是偶然，而他的解释方法大概为不信任宇宙中一切客观的实体。”见同书八二至八三页。）
马克思在论文第二部分中举出德伊两氏主要的异点，他说：“伊壁鸠鲁假定原分子在空间中三重运动。一重运动是〔原分子〕坠于垂直线的运动；第二重运动则起于反分子略偏于垂直线；第三重运动是由许多原分子的撞击而定的，第一和第三重运动的假定，是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所共同的，至于原分子对垂直线上的倾斜便是伊氏与德氏相异之处。”（见同书八四页。）
末了，马克思将他们的异点总括起来，说道：“自伊壁鸠鲁看来，原分子及其一切对抗为自觉的自然哲学，这种自觉在抽象的个体形态之下，是绝对的原则，一直达到最高的结果，至于这种绝对的原则就是原分子对总体的解体及现意识的对抗。反之，自德谟克利特看来，原分子只是经验的自然哲学普通客观的表现。因此他视原分子为纯粹的和抽象的范畴，为一种假定，这是经验的结果，不是经验有力的原则，因此，这种假定不能实现，恰和真实的自然科学不再由此假定决定一样。”（见同书一一一至一一二页。）
马克思这篇论文颇不完全，第一部的四，五章以及全部附录都已遗失，故我们不能窥得全豹。然就存在的部分讲，他具有左伊壁鸠鲁而右德谟克利特的倾向，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以为生活就是不断地作工，作工就是不断地奋斗。他所以和德谟克利特疏远，是因〔后者〕缺乏一种‘有力的原则’，像他后来所说的一样，这是‘向来一切唯物论主要的缺点’，于是对象，实际生活，物质生存只在观察上的物体形态中觉得的，这不是主观的，不认为实行，不认为人类官能的活动。他所以和伊壁鸠鲁接近，是〔因后者具有〕有力的原则。……”（见梅林《马克思传》三四页）
马克思《德漠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只是他拟著的一大部书中的一部分，所以他说：“大家只能视此文为一种更大著作中的先驱，我将在此大部头著作中详细描写伊壁鸠鲁，斯多葛（Stoik）和怀疑派的哲学，以及他们对于希腊全部空论哲学（Spekulation）的关系。”（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六七页。）可是马克思对于这种大著作，后来毕竟没有动手；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一文中说马氏晚年犹有著哲学史的计划，可惜终久未能实现。
马克思这篇论文既不敢提出于反动潮流正盛的柏林大学，乃送交耶拿大学，经此大学审查的结果，认为合格，遂于一八四一年四月十五日予以哲学博士学位。（马氏没有亲去受学位。）他的学校生活，至此可算是正式告终了。可是在此以前，马克思对于出学校后职业问题的决定，犹有足述的一点。当他的父亲在世之日，他虽决定终身从事于学业的生涯，讲学于任何大学，然他也没有完全抛弃从事实际事业的企图。迨他将近毕业之时，他的父亲既已逝世，他自己又行将有家室之累，所以他复想在社会上做一个事业家。鲍威尔极不赞成他这种计划，所以于是年三月三十一日写信给他道：“你要是打算从事于实际事业的生涯，便是无意义。现在理论是最强有力的实行，我们绝不能预先说出理论在实际上的重大意义将达到何种程度。（见同书六○页。）
可是马克思继续学业生涯的意志毕竟战胜了他做实际事业家的企图。他于毕业后移居波恩，初时仍希望在波恩大学谋得一讲席，并与鲍威尔共同进行创办杂志的计划。然鲍威尔在一八四一年夏季刊布他著的《新洛提克福音史的批评》（KritikderevangelichenGeschichtederSynoptiker）一书，惹起波恩大学当局的愤怒，他的讲师位置也保持不住了。鲍威尔的命运既是如此，马克思更没有讲学于波恩大学或任何大学的可能；而他们所拟办的杂志也因这种反动局面不能出现了。关于马克思此后的行止，我们当在下面各章随时叙出，现在再叙一事作为本章的结束。
马克思在家庭教育中既已安下很好的事业的基础，他在学校教育中复奋志上进，博览群书，当他在大学毕业时，他已经成为一个有真实学问的学者。关于这一点，当时极负时誉的社会主义先进赫斯（MosesHess）已经看出来了。他于一八四一年九月二日从科隆写信给奥尔巴哈（BertholdAuerbarh）说：“你将在此认识一个人，引为幸事，此人虽住在波恩——他即刻在该处讲学——然现在是居于我们的朋友之列。……总之，你可以想像〔你将〕结识一个最大的哲学家，或者还是现今存在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他不久会公然出面，（在著作上和讲坛上，）将引起德意志〔人士〕的注目。依他的倾向和他的哲学上的精神教育讲，他不独是超过施居闹斯（Straunes），并且还超过费尔巴哈，然佛氏本来是很著名人物了！——我要是能够寄居波恩，那么，当他讲逻辑时，我当为他的最勤奋的听讲者。我对于哲学方面，总想找得这样的一个人做教师。我现在才觉得我对于真正的哲学是一个何等的拙工。但是忍耐着罢！我现在还可以学一点子！我所崇拜的人叫做马克思博士，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至多不过二十四岁，）他对于中古时代的宗教和政治，将予以最后的打击，他把最深沉的哲学的庄严和最锐利的诙谐，结合在一起；你只想卢梭，福禄特尔，霍尔巴赫（Hollbach），勒新，海涅，和黑格尔联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我说联合，不是说杂凑——哈，你晓得马克思博士了。”（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十卷四一二页，节洛西斯节：《赫黑斯给奥尔巴哈论马克思的一封信》——T．Zlocisti：EinBriefvonMosesHessanBertholdAuerbachueberKarlMard）节洛西斯节说得对，赫斯此信是对于“马克思第一次的大评价”。〔马氏当时人物中〕几乎还末居于侪辈之列，还只是他们下面最年少的新进之一，然赫斯却已经认识马克思早年成熟的意义，并且预先见到马氏为“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了。（见同书四一一页。） |
第一章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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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少年时代
（求学时期：一八一八年至一八四三年）
第一章家庭教育
“人类的意识并不决定他们的生存，反之，他们在社会中的生存却决定他们的意识。”这句名言是本书主人卡尔·马克思于出生四十年后在他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Zu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序言（见原书第八版序言五五页）中说出来的。我们相信他这句话是真理，因此，我们替他作传，首先要说明他出生前后的社会状况和环境。
自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期，代表欧洲最高文化的英法德三大国发生三大革命——即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马克思承受这三大革命的精华，融会贯通，造成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桩偶然的事。因为在他出生的莱茵省当时就是这三大革命潮流的交叉点。
莱茵省位于德意志的西部，有德国最美丽和最大的莱茵河纵贯其中，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一端隔比荷两国而遥遥与英国相望，（自一八一七年起即有汽船往来伦敦，）一端与法国毗连；故德意志容易感受英法两国文化的地方，当以莱茵省为第一。此地自十八世纪末年起，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至二十年之久，到了十九世纪初年，莱茵省的一部分且受拿破仑（NapoleonBonaparte）间接的统治，盛行一种法国化，至一八一五年全省才归入普鲁士统治之下。当十九世纪初叶，发源于英国的资本主义的纺织工业在此地正开始萌芽，新兴的资产阶级很富于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精神，而无产阶级也因工业的发轫，跟着出现了。又自一八一八年起有波恩（Bonn）大学出现，所以莱茵省对于德国伟大的学术思潮也有接受的机关了。总之，莱茵省在当时的德国，几乎无论在何方面，要算是首屈一指，特别是他的工业的发达，（比较的，）政治的进步，维新的气象，与革命的精神，为全国之冠。
可是马克思要于不知不觉之间，感受上述三种伟大的潮流，当在年纪稍长的时候，至于他幼年没有直接与此等状祝接触，他还处在另一种环境中。他是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在德国莱茵省特里尔（Trier按此地在前又名居列夫——Treves【特里尔，又译堤雅（德语：Trier，法语：Trèves）】）出生的，特里尔为德国最古的城市之一，曾为古罗马帝王游息之所，自中世纪至法国大革命时，（一七八九年，）复为神圣罗马帝国大教主兼德意志选帝侯的驻在所，又为天主教牧师大学的区域，所以此处有罗马皇宫和圆形剧场的遗迹，有黑门（PortaNigra）的伟大纪念物，并且有罗马时代和哥特（Gothic）时代的礼拜堂。列文多尔芝（EugenLewin-Dorsch）谓此等古迹“使这个活泼孩子感觉灵敏的心神获益非浅，使他的思想已经很早地注射到世界史上的对象，”（见《钟声周刊》第九年度第一卷三四五页，列氏《马克思家庭与家谱》——FamilieundStammbaum,vonKarlMarx，DieGlock）这是不错的。当马克思出生的一年，特里尔有居民一万一千四百，这要算是一个中等的城市了。
关于马克思出生前后的社会状况和环境已如上所述，我们现在再讲他的家世。他出身于犹太人的家庭，据维也纳图书馆员瓦哈斯台（Wachstein）博士的考据，远溯他的祖先至十五世纪初叶，（参看《钟声周刊》第九年度第一卷三四○页至三四二页，）他们世代相传，均为犹太法律博士（Rabi）和学者，一直到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犹守此业。原来在犹太教中，“就重心讲，他们第一是一种平民的智识层。……除掉自己世俗的职业外，即以顾问和仪式的法律指导者为副业。”（见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第三卷四○九页至四一○页——MaxWeber：Religionssoziologie．Tübingen．1921）马克思说：“一切过去世代的遗传，像梦魔一样压在活人的头上。”（见马氏《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第七页，一九二一年出版。（DerachtzehnteBrumairedesLouisBonaparte．Stuttgart）他生平观察事物，精细透彻，无以复加，这是由于出身于这种“精神贵族”（引列文多尔芝语，见《钟声周刊》第九年度第一卷三四四页），有这样久的精细分析法律的世代遗传性，此事我们是不当轻轻看过的。
亨利希·马克思世居特里尔，早年非常贫苦，后来才有一点畜积，成为一个小康之家。他初为律师，后充特里尔地方政府的法律顾问。他的为人慈善温和，仁爱备至，对于政治上的见解，虽忠于普鲁士，迹近保守，然思想比铰自由，因为他所受的教育，不仅限于德国式的，对于法国的哲学和文学，颇有研究，如卢梭（Rousseau）和伏尔泰（Voltair）等的著作，都是他喜欢诵读的。他的妻子系荷兰一个犹太法律博士的女儿，也和他一样，秉性慈祥，兼受过善良的教育。不过这位操荷兰语的妻子终身不善操德语，因此对于自己的儿子在教育上没有很大的影响。她的子女甚多；然到死的时候，还只剩有一子三女；所谓一子即卡尔·马克思，系第二次所生，她的第一胎是一个女儿，名索菲（Sophie）至于其余两个女儿，一名埃米莉（Emilie），一名路易莎（Luise）。
亨利希·马克思夫妇虽属于犹太种族，然却不为犹太人一脉相传的旧习和成见所拘束，当卡尔六岁的时候（一八二四年），他们舍弃犹太教而改奉基督教。世人前此误传他们的改教是出于普鲁士政府强迫一切担任公家职务的犹太人舍弃犹太教，否则解除职务的命令，但据梅林的调查，此说毫无根据，他们此举完全是出于自由意志的（参看梅氏校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第三至四页）。特里尔本是天主教盛行的城市，至于基督教并不占势力，“当一八一六年的时候，此处才有三百个教徒，一直到一八一九年还没有自造的教堂。”（见《钟声周刊》第九年一卷三四五页。）然亨利希·马克思夫妇不信盛行全市的旧教，而偏信没有势力的新教，可见他们的改教确有主宰，并不是随波逐流的。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三八五页。）这本是一种麻醉人心的催眠药。自反对宗教或不信宗教的人看来，他的父母由犹太教改事基督教，并没有脱去迷信的圈套，至多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比较，那里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其实不然，他们此举对于卡尔精神上的发达甚关重要。英国著名的经济学者李嘉图（DavieRicardo）和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诗人海涅（HeinrichHeine）都和卡尔一样，是犹太人的儿子，前者于二十一岁时改奉基督教，后者于二十八岁时改奉基督教，都收得良好的效果，所以汉氏称那种受基督教洗礼的券是一张“欧洲文化入门券”（EntrittsscheinzureuropäjschenKultur）。卡尔后来研究欧洲各国的学术，成为一个自由思想家，全是由于他从小时起受了父母之赐，得脱去犹太教一切深锢巨蔽的成见，全是由于他预先获得一张“欧洲文化入门券”。所以关于他的父母改教一事，并不像脱尼斯所说的一样：“在表面上像有意义，在里面是很少意义的。”（见脱氏《马克思传及其学说》第三页。）
卡尔生长于一个具有高深教育和处境丰裕的美满家庭中，幼年时代的景况是很优美的。关于此时期的经过情形，虽很少表见于世，然就曾经遗下来的一鳞半爪看来，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是普通的中等家庭儿童所梦想不到的。他秉性刚强勇猛，沉毅果敢，并且聪颖绝伦，当他到了能读书识字的时候，他的父亲即尽心竭力教他读书，后来并授以德法名人关于哲学和历史等等的著作。他对于所教的东西很容易了解和领悟，因此特别为他的父母所钟爱。他的父亲看见他具有一种天才和优美的性质，对他便抱有无限的希望，断定他将来当为人类造幸福。同时他的母亲则相信他将来必定得到好处，必定是诸事如意，所以常呼他为“幸运儿。”（Einglückskind）我们看他此后一生的努力毕竟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他的遭遇也是一个“幸运儿”应有的遭遇，（指他得到绝无仅有的妻子和朋友等事，）果然像他的父母所期望的了。
卡尔小时从他的父亲受得德法优美的教育，这已经是他的幸运超过寻常儿童的地方，然我们所谓“家庭教育”，还不止此。特里尔尚住有一家贵族，离马家不远，家主为威斯特华伦男爵。（BaronLudwigvonWestphalen）他于一八一六年才迁居此地，来就特里尔政府顾问之职。他到特里尔后，与亨利希·马克思成为很好的朋友，因此卡尔自小时即出入他的家中，与他的小女儿燕妮（JohannaBerthaJulieJennyvonWestphalen）共同嬉戏。威斯特华伦擅长于希腊和英国的诗歌戏曲，他常以希腊最著名的诗人荷马（Homer生于纪元前九百年之间）的叙事诗，和英国最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戏曲教卡尔和他的女儿等等。卡尔的资质既很聪颖，所以威斯特华伦非常爱他，并且乐于教训他。他在此处所受的教育，又是他的家庭中所没有的。所以梅林谓“幼年的马克思在这位自由思想官吏的家中找着一个第二家庭。”（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八页，一九二一年第十一版。）
卡尔的家庭教育既是合德，法，英，希等国著名学者的作品而成的，所以他幼年的学业即已大有可观；他以后做学问，所涉的范围非常之广，这是因为他的家庭教育预先替他安下一种坚固不拔的宽广的基础，所以他能够在这种基础上造成宏大的建筑物。概括说起来，他从他的父亲所受的教育是偏于哲学一方面的，因此引起他后来研究哲学的兴味；他从威斯特华伦男爵所受的教育是偏于文学一方面的，因此引起他后来嗜好诗歌戏曲，要做诗人的念头，他并且对于荷马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是终身向往，不时诵读的。
卡尔幼时在教育上既获得他的父亲和威斯特华伦男爵绝大的益处，所以他对于他们两人是特别感恩，终身不忘的。关于他不忘父恩一事，我们可以从他的女儿艾琳娜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他〔指卡尔·马克思〕讲自己父亲的事，从来不觉得疲倦，他把他父亲的相片放在身上。当马克思于他的妻子死后，作长途的悲惨行旅，去恢复他已经丧失的康健之际——因为他要完成他的著作——他仍以他父亲这个相片和我母亲一个玻璃制的旧相片（装在盒子里面）及我姊姊〔小〕燕妮的相片自随，我们于他死后在他的胸前衣袋中发见这些相片。恩格斯将这些相片放在他的棺材里面。”（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一卷第五页。）至于马克思对于威斯特华伦，也有一种特别的表示，当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草就一本数十百页的论文，誊正预备付印，他在卷首题名篇上大书特书“〔敬献此书〕于亲爱如父亲的特里尔政府秘密顾问威斯特华伦先生，借志子侄之爱”等字，（参看《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六三页）由此可见他敬爱威氏是至深且切了， |
著者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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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自序
卡尔·马克思（KarlHeinrichMarx）为近世科学社会主义之始祖，他的声名即随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运动而传播于世界各国；欧美的劳动群众知道有马克思其人，已在半世纪以前，至于智识界的人——特别是从事于社会运动的——知道他的，尤较一般劳动群众为早。在他的生时。比，英，德．法等国不独有无数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前后都有所谓“马克思党”出现了。自马氏死后．欧美各国社会主义的运动日盛一日．在最近数年中，风声所播，已遍及于全世界，这都是和马克思的学说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因此，在一切有文化的国家中，关于纪载马氏事迹和讨论马氏学说的著作，真是累百盈千，尤以他的出生地德国为最多。桑姆巴特（W．Sombart）于一九○五年曾将世人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德，法，英，意文著作列举出来，编成一表，共达三百种之多。《见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丛刊》第二十卷，四一三至四三○页，桑氏《马克思主义书籍题解资料》。（EinBeitrgzurBibliographiedesMarxismws，Archivfür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zpolitik。但内有数种是马克思自己所著，还有数种是他人对于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的著作。）桑氏自己并说明此表所载，极不完备，因为除掉遗漏的不计外，凡德，法，英，意文中载有马克思事业及其学说的社会主义史，社会运动史，经济学史和百科全书等等，他都没有收入，而俄文中对于马氏及其学说的一大批著作，他也没有列在里面。自一九○五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近来描写或批评马氏及其学说的人较前更多，因此，各国此项著作不知道又增加多少倍了。
可是说来也很奇怪，各国学者对于马克思的著作虽多，然至今还没有一部详尽无遗的《马克思传》，描写马氏生平的态度，品性，和事业等等，使他的声音容貌，言语动作，得一一活现于我们的眼前。就是世间讨论马氏学说的著作，也大概仅限于一隅，没有涉及全局；要求对于马氏学说的各方面，作一种有统系的纪述，与公正的批评，这种著作现在尚寥若晨星。至于将马氏一生所经历的事实，所发表的著作，与所表见的学说，冶为一炉，贡献于世的，无论在何种文字中，除掉几部数十百页的小册子外，简直没有见遇。本言之作，志在于斯。因此本书特分为上下两种，上编为马克思的传记，兼述其重要著作的大要；下编则专对于他的学说作一种有统系的纪述，并且加以批评。上编既兼述马氏的重要著作，便已涉及他的学说，惟这是以每种著作为单位的，例如讲《资本论》，（DasKapital）则专以此书为限，不涉及其他著作。至于下编则是以学说为主体的，例如讲历史的唯物论，则将马氏各种著作中关于此说的议论综合起来，使自成一统系。这是上下两编同讲学说而又各不相同之点。作者深信应用这种方法，则凡马氏一切重要的片段议论，与零星学说，在下编不能容纳的，皆可在上编叙述他的著作或事业时，连带介绍出来，如此便没有疏漏之虞。又上编所讲的学说，下编大概不再提及，因此又可免重复之弊了。现在本书上编业已告成，惟因篇幅繁多，故分作三册出版，今特述其要点如下。
我们要讲这一编的要点，须先把各国学者替马克思所作的传记略提一下，庶几有个比较，容易明了。西洋关于此类的著作，除短篇——如恩格斯一八七八年在《不拉克人民历书》（BlackesVolkskalender）中所发表的，伊利安乐（Eleanor）一八八三年在伦敦《进步》（Progress）月刊五月号所发表的，拉法格（PaulLafargue）一八九○年在《新时代杂志》（DieNeueZoit所发表的，雷士列（Lessner）一八九三年在《新时代杂志》所发表的，以及一切百科全书，经济学史，社会主义史等书所载的——不计外，就德英及俄文中所见的专书讲，有下列各种。（法文中至今犹未见有《马克思传》出现。）李卜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的《马克思纪念册》（KarlMarxzumGedächtnis，1896．）蔡特金（KlaraZetkin）的《马克思及其终身事业》！（KarlMarxundseinLebenswerkl1913．）梅林（FrarzMehring）的《马克思传》，（KarlMarx，GeschichteSeinesLebens。1918．）丹列柏克（RobertDannelberg）的《马克思——其人及其事业（KarlMarx．DerMannundseinWerk．Wien1913．）柏尔（M．Beer）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KarlMarx，seinLebenundseineLehre．）威尔不兰特（R．Wilbrandt）的《马克思》，（KarlMarxVersuchaienerWürdigung．1918）脱尼斯（FerdinandTönnies）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KarlMarx．LebenundLehreKarlMarxundsein1921）斯巴哥（JohnSpargo）的《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KarlMarxHisLifeandWork，1910．）洛利亚（AchelleLoria）的《马克思》（KarlMarx）原为意大利文，一九二○年由保罗夫妇——EdenandCedarPaul——译成英文。卡罕确慈（ZeldaKaban-Coates）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KarlMarx：HisLifeandTeaching．1918）耶赞诺夫（D．Rjasanov）的《马克思与恩格斯》（MarxiEngels）斯节克诺夫（Steklov）的《马克思传及其活动》（KarlMarx．egojizniDieatelncste）在这些书中，只有斯巴哥的，梅林的和耶赞诺夫的，为大部头著作，（斯氏的书就德文译本讲有三百五十页，梅氏的书有五百六十页，耶氏的书有二百六十页。）其余的都只是些数十百页的小本子。此等小书叙述马克思生平的事业和学说是非常简略的，故我们现在只就斯梅耶，三氏的书讲一下。
斯巴哥的《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一书缺点极多。他的书本来含有讨论马克思著作的意思，可是对于马氏许多著作并未提及，即就提及的讲，也仅涉及皮毛，未能深入。例如他对于马氏的主要著作《资本论》虽另辟专章，多至四十余页，然内中所述的，有百分之九十与《资本论》没有关系；《资本论》的内容是什么，他竟没有说及，其他更不必论了。斯氏的书成于一九○九年，当时马克思大部分的书信及其他著作多种尚未出版，作传的材料已经是极不完备，加之斯氏不甚懂德文，对于德文中已出版的马克思著作和他人对于马氏的著作，既不能尽量利用，复不能正确利用。例如他常抄袭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Geschichte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第一卷前面的节段，可是他不肯翻阅全书，所以他对于本卷后面所载恩格斯自述于一八四二年在科隆（Köln）第一次遇见马克思的信丝毫不知道，竟对于他们两人于一八四四年第二次在巴黎相见，大书特书为初次会面。至于他引用梅氏所校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AusdemliterarischenNachlassvonK．MarxundF．Engels．1841bis1850．）中的节段，也是屡次闹出笑话的。他又好以己意造出些捕风捉影之谈，其用意是想替马克思鼓吹，实则常厚诬马氏。例如一八四七年公正同盟会（DerBundderGerecbten）开第一次大会，马克思因缺少路费，（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六四页，一九二一年出版。——DerBriefwechserzwischenF．EngelsundK．Marx．1844—1833．）不能前往。他竟说马氏静居布鲁塞尔，（Brüssel）要有正式的请求，才肯参预下届大会，（参看斯氏《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德文本八○页。）按其语气，马氏大有深居简出，以大首领自居之意，这自然是养尊处优，装腔作势的著作家一种最无聊的揣测之词，非热心于工人运动，奋不顾身的马克思真正的态度。梅林称斯氏此书为“一部无价值的编辑，”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一年度一卷四二三页梅氏《斯巴哥的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JohnSpargo，KarlMarx，soinLebenundWork．）耶赞诺夫认他此书为“一种完全的失败”（见《争斗月刊》第六卷二八五页，耶氏书评：《马克思传》，一九一三年维也纳出版。MarxBiographie．DerKampf．）这不算是一种苛论了。
梅林的《马克思传》与斯氏的书比较，不独是内容完全不同，而且叙述的正确，与议论的精密，远过斯氏，不愧为现今马克思传记中的最上乘。不过梅氏对于马克思在私人生活中刻苦奋斗的情形，及其为无产阶级而著书立说，牺牲一切的经过，说得很少。他虽明知马氏“是一个思想家，对于人类知识的数量有重大的增加，”（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六年度一卷八二三页，梅氏《马克思纪念》——MarxzumGedächnis）可是他对于马氏的学说也写得很少；他虽自认为对于马氏学说描写得并不少，（参看《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八卷三一○页，梅氏《马克思主义杂谈》一九一九年莱比锡出版。EineEpisodedesMarxismus．ArchivfürdieGeschichtedesSozialismusundderArbeiterbewegung．）但就他描写的讲，却有详于马氏前半生学说，而略于其后半生学说之弊。他所唯一注意的地方，是马克思的政治生活。所以迈耶（GustavMayer）以为“他只愿替马克思作一部政治传，至于思想家和学者〔的马克思，〕他就使之埋没在革命家〔的马克思〕之下了。”（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十卷五四页，迈耶《马克思传的新材料》。NeueBeiträgezurBiographievonKarlMarx．）
至于耶氏的书系由九次演讲录而成，篇幅既较斯，梅两氏的书为少，又兼述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的事业，因此他对于马克思更不能有详细的纪述。他自己在序言中并且明言此书的要旨是在描写革命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参看耶氏《马克思与恩格斯》第八页，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出版。）与梅林的书同为马克思的政治传。然此书对于一般民众允称善本，因其描写革命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尤注意于当时的政治状况和社会运动，使读者看清背景，容易认识马恩两氏，而其叙事的简单扼要，与行文的平易通俗，且在梅氏一书之上。
斯，梅，耶三氏的书内容各异，本书上编与此三书及上列各种传记亦复不同，其主要不同之点有二，特分述于下。
一，编制上的不同。按马克思生平发达的程序，截然分为四个时代，而每一时代之中，各自有其特点。上列各书，除脱尼斯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外，均不分时代。（脱氏的书虽分时代，却有点错误，例如他的书目录中传记部分所划分的年分，与其本文中所标的年分不一致，又目录中明言马克思第一时代自出生时起至认识恩格斯为止，而下面括符中注明一八一八年至一八四三年，便是自相矛盾，因为马恩两氏第一次相见实在一八四二年年底。此等著作对于马氏的事业大概是依照次序，一直叙下去。（脱氏的书也是如此。）就书中各章的标题讲，多系纪事本末体，然就内容讲，则同一种类的事件，常因年月上的距离而散见于各处，因此又半为编年体了。本书上编按照马克思一生发达的程序，分作四个时代，并且在下面括符中用四字注明每个时代中主要的特点，使读者一望而知马氏生平事业的梗概。时代既经分出，即有了段落，便于纪述；例如马克思在某个时代中生有几个儿女，或受过多少困苦，都可作一次描写出来，一经翻阅，便可了然。倘若不分时代，中间既没有关栏，自无所谓起止。只好按照次序，将此等事夹在各种重要的事中，分头叙出，使人不容易找着线索，以彼较此，得失立见了。
二，取材上的不同。拉法格说：“世间有些稀有的人物，对于学问和公共活动，同时能站在第一等地位上，马克思就是这种稀有人物中之一；他结合这两种要素至为坚固，大家的心目中如果不把他看做一个学者和社会主义的战士，大家便不能够懂得他。”（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一○页，拉氏《回忆马克思》。——KarlMarx，PersönlicheErinnerungen．）
阿卫灵（EdwardAveling）说：“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学者，他还是一个实行家。他是一个争斗的革命家。在过去现在及将来，他总是我们现代抵抗资本专制的无产阶级武力的阶级争斗中精神上的主脑，在过去现在及将来，他总是几百万男女——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未曾读过他的著作一字一句的——精神上的引导者。”（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二卷七五六页，阿氏《达尔文与马克思》。CharlesDarwinundKarlMarx．）英国海德曼（Hyndman）也说：“当马克思对于自由党的政策——即对于这一党所持的爱尔兰政策——带着怒气发言的时候，这位老战士一双小而且深的眼睛光芒四射，他的密布的眉毛皱在一起，他的扁平而且肥大的鼻子以及全脸都露出愤激的颜色，他的口中雄辩滔滔，若决江河，同时他的脾气中的怒火以及他操我国语言的巧妙着重式都表现出来了。他因愤怒而大为激动时的行状，与他进而发表他对于当时经济进程的意见时的态度，互相对照，显然大有区别。他不现出何种显然的自制力，复从一个现身说法者和激烈的弹劾者之地位而归于一个心平气和的哲学家之地位。”（见梅林的《马克思传》五一一页，一九二○年第三版。）马克思能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战士，同时又能做一个学者，他能“怒发冲冠”，即刻又能“雍容自若”，这完全是由于他有一种非常秉赋，这完全是由于他具有热烈的心肠，与冷静的头脑；或像考茨基（KarlKautsky）所说的一样，具有“光辉灿烂的革命热忱，严峻锐利的批评〔能力〕，如火如荼的气魄，百折不回的忍耐性，盖世的聪明，对于一切卑鄙龌龊的痛恨心；对于一切忧患的热烈同情心，和科学的深远的观察力。”（见丹列柏格《马克思——其人及其事业》第六页，一九一三年维也纳出版。）马氏既有如此的秉赋，所以他一入社会的战场，即成为一个奋勇无匹的战士，一进研究室，即成为一个精思玄妙的学者。凡替他作传的人对于这两点倘若忽略了一点，则其传记便只描写出“半个马克思，”因此，读这种传记的人也自然不会完全懂得马克思了。本书对于马氏这两方面的事实，力求兼收并顾，希望借此写出“整个马克思”。
本书的要旨既在描写战场上的马克思，与研究室中的马克思，那么，所涉的范围便非常广泛了。今请先言第一项。我们要描写战场上的马克思，必先叙出对敌的双方，和战场的形势，庶几名角登台，英雄用武，方有蛛丝马迹可寻。因此，本书对于共产党，（DerBundderKommunisten）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国际党，（Dieinternational）巴黎公社，（TheCommuneatParis））和德国社会民主党（DiesozialdemokratischeParteDeutschlands）等都特辟专章，详其起止。至于马克思的活动和意见，或是连带叙出，或是接着在下一章中叙出，则随材料的多寡，与作法上的结构为转移。总之，本书对于此等事所驭的材料，较上列各书为多。凡欧洲十九世纪科学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本有区别，详见本书《共产党宣言》——ManifestofCommunistParty——一章，但现今著作界仍视为异名同义的名词，随便应用，本书使用此等名词。一仍通例。）及其运动的历史，可以说大概都包括在这一编中了，恩格斯于马克思死后，即拟替马氏作传，毕竟因年老事多，不克如愿相偿。埃系霍恩（E．Eichhorn）述及此事，说：“恩格斯尤有一种为马克思作传的事悬挂在心头，这种传在他的手中必定成为一种十九世纪科学的共产主义及其运动的历史，这是没有疑义的。”（见埃氏校的《恩格斯书简》一一页，一九二○年出版。F．EngelsVergesseneBriefe．EinBeitragzumhndertjahrigenGeburtstag．）埃氏说这句话并非凭空推测，乃是根据恩格斯答复考茨基要求作国际党史的信而来的。（参看同书同页。）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传》中叙述科学的社会主义及其运动的历史，是最关重要的。
现在再讲研究室中的马克思，马克思的好学是出自天性，他自最小时起即欢喜读书，后来入学校更力学不倦，常至废寝忘餐。他出学校后，仍不改变这种态度，并且还在病中求学，所以阿克恩（HermannOncken）说：“马克思有一次在几星期的重病中写信道：‘此时我完全没有工作能力，此时读过的书为卡盆特（Carpenter）的生理学，洛德（Lord）的生理学，宽里克（Köllikue）的组织学，（Gewebelher）施颇慈海（Spuraheim）的脑及神经系统剖解学，施王（Schwan）和施乃登（Schleiden）对于细胞病的著作。’大家由此可以测出他平常康健时的精神事业了。”（见《普鲁士年书》第一百五十五卷二一三页，阿氏《马克思与恩格斯》。MarxundEngels，PreussischeJaürbücher．）马克思就是到了衰老多病的时候，犹舍不得一个“学”字。他当五十六岁时，患病甚剧，曾写信给索尔格说：“凡不愿意做牛的人，一没有工作能力，在实际上就是被宣告了死刑。”（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三六页，一九二一年出版。——BriefeundAussügeausBriefenvonJoh．Phil．Becker，Jof．Dietzgen，F．Engels，K．Marxu．A．anF．A．SorgeundAndere．）马氏这句话就是表示他视因病不能从事学问为绝大的痛苦。后来他病到将死的时候，犹栖栖遑遑，转地疗养，想借此恢复工作能力去完成他的《资本论》。马克思对于学问既有一种自然的热忱，故本书上编起首一章即标为“家庭教育”，特别注意于他幼年的教养。此外，如“学校教育”，“思想的变迁”，“文字生涯”，“家庭状况”，“研究室中的成绩”，和“疾病与死亡”等章，或是全文，或是一部分描写他对于学问一方面的状况。因为他除掉参加社会运动外，毕生精力，都集于此，内中经过的情形十分复杂，我们断不能用几句话概括起来，当随时随地为之介绍，庶可表现真相。上列各章对于这一方面所叙的事实多为他书所未曾道及，这是本书取材独多之点。
恩格斯说：“一个阶级愈伏处于社会中的下层，他愈是‘无教育的’——这是就此语通常的意义讲的——则他和进步的距离愈近，而他的前程愈大。就大体讲，这是每个革命时期的特点。”（见迈耶校的《恩格斯早年著作》二五五页，一九二○年出版。——FriedichEngels.SchriftenderFrühaeit.Berlin．）在资本主义当权之世，只有无产阶级伏处于社会中的下层，只有无产阶级是“无教育的”，然恰因此只有他和进步的距离愈近，也只有他的前程愈大。凡具有赤胆忠心，与深思远虑的先知先觉，生于这种时代，无有不乐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生平最大部分的光阴都花在研究室中，然他不像世间一般无用的书呆子一样，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为着学问的缘故而求学，此外丝毫没有目的；他也不像封建贵族或资产阶级的学者一样，养尊处优，席丰履厚，视研究室为消遣之所，或“趣味主义”试验之场，此外一无顾虑。马氏自变成社会主义者以后，其求学的目的是在替无产阶级创造一种由本阶级观点出发的学说，去批评资产阶级的学说，他在研究室中仍是替无产阶级服务，所以“替世界作工”一语，是他时常所乐道的。耶赞诺夫说，马克思“的一生完全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只知道有一种思想的势力——即从资本主义奴隶制的羁绊中解放无产阶级。”（见耶氏《马克思主义大纲》一○九页，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出版——OcherkiPoistoriiMarksizma．）恩格斯也说：“马克思一生真正职业是在这种或那种方法中，对于推倒资本主义的社会以及由这种社会所造成的国家组织，共同活动，是对于近世无产阶级——他首先使这个阶级觉悟自己的地位与需要，并且觉悟自己解放的条件——的解放，共同活动。”（见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纪念杂刊》第三至四页。KarlMarxzumGedächtnis）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是各自独立，不相为谋的，自马氏出，才运用他的锐利的眼光，渊深的学识，与实际运动的经验，著书立说，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打成一片。泽特金说得对：“马克思不朽的历史伟业就在对于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两者间造成一所坚固的连接的桥梁。他举出一种确切的科学的证据，指明那照耀于历史地平线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奋斗的工人阶级的事业！等于一种无可逃避之自然的必要——也必定是这个奋斗的工人阶级的事业。马克思既不复把社会主义当做一种偶然的事件，却证明这是一种合乎定律的历史发展的结果，那么，他就使这种主义由乌托邦而变成科学。他既确切指出要负并且能负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知道去形成这种历史发展的结果，那么，他就与工人运动以一种贵重的证书，〔证明这种运动〕是社会革命的担当者，至于这种社会革命即是人类因无产阶级的解放，由〔非人的〕动物圈内跳到完全人类自由〔的境界中〕。”（见泽氏《马克思及其终身事业》三○页。）马克思做学问的目的既专在沟通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既专在替无产阶级服务，故本书将他对于工人运动的学说与批评，以及他所手草的党纲和议案等等，尽量地加以介绍，这也是本书取材独多之点。
自马克思死后，倍倍尔（AusgustBebel）提议用德国社会主义工党（Diesozialitische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全体的名义，在马克思的墓前树一块碑石，借作各国劳动者表示感谢和团结的意思，但马夫人已有墓碑，马克思的名字当一同刻在上面，因此马氏家人不同意于倍倍尔的提议，倍氏写信给恩格斯说：“马家对于每种纪念碑既经拒绝，……便不能有所举动。可是让我们热心防获，使马克思的见解和学说，得广为传播，并且愈加实现。”（见倍氏《我生回顾录》第三册二五二页，一九二○年出版。——AusmeinemLebenvonAusgustBebel．Stuttgart）倍倍尔要尽心竭力去传播马克思的学说，这自然比在马氏墓前树一块纪念碑好得多。因为马克思在少年时代即已说过：“学说一入群众中，也会变成物质的武力。”（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三九二页，一九二○年第三版。）群众有了物质的武力，终有获到胜利的一日，无产阶级的群众一旦解放，则马克思便可以含笑于九泉，区区一碑，何足以当马氏之意。作者固为马克思主义者，穷年累月，专治斯学，今既作《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一书，则作者希望马氏学说得传播于世的心理，也自然不减于倍倍尔。可是作者固不挟丝毫成见，对于马氏的学说与事业任意加以鼓吹。本书是一本求真求实的精神，纪述必以事实为根据，批评必以公正为准则，凡马氏的学说与事业，对的地方，固予以表彰，即不对的地方，也不稍加掩饰。且一种学说一与其他学说相校，最易显其异同，证其得失，而读者也得因此确知其利弊之所在，凭着自己的判断，加以去取。泽特金说：“〔大家要〕明白懂得马克思及其历史的事业，却有一要义，就是大家要把拉塞尔（FerdinandLassalle）及其理想和活动划入研究范围之中。”（见泽氏《马克思及其终身事业》四三页。）我以为大家要完全明白懂得马克思及其历史的事业，除泽氏所述的一要义外，大家还要把巴枯宁（MichaelBakunin）及其理想和活动划入研究范围之中。因为在马克思之世，同与马氏主张改造社会，而见解与方法完全不同的，在一方面有持改良主义的拉塞尔，在他方面则有倡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拉，巴两氏既足为这两派的代表，又与马克思有极多的关系，故大家不能不予以充分的注意，而作传的人，为求完备起见，于拉巴两氏也不能不作充分的纪述。本书“拉塞尔”一章叙至四万字以上，“巴枯宁”一章叙至二万字以上，而“国际党的盛衰”一章尚有许多地方是涉及巴氏的。因为要写出他们和马克思的关系，须先写出他们是何种人物，要介绍马氏对于他们学说的批评，须先介绍他们的学说。本书因此胪列改良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项学说，读者即得到一个比较，可自由加以评判。此外。魏特林（Weitling）和卡贝（Cabet）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以及普鲁东（Proudhon）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也有直接的关系，故本书对于他们的学说，略加以介绍。关于主义一项，这又是本书取材独多之点。
桑姆巴特作“《马克思主义书籍题解资料》”一文，将世人对于恩格斯的著作一并列在里面，骤然看来，好像奇怪。其实所谓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含有马克思的学说，兼含有恩格斯的学说。阿德勒（MaxAdler）以为：“马克思主义同时就常是‘恩格斯主义’。”（见阿氏《思想家的恩格斯》第四页，一九二○年出版。EngelsalsDenker．Berlin．）报丁（LouisBoudin）称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的始祖之一。”（见报氏《马克思学说的体系》一五页。——TheTheoreticalSystemofKarlMarx．Chicago．）考茨基也说：“大家的心目中如果没有恩格斯，便谈不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马克思。”（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五年度一卷三七二页，考氏《马克思的两卷新著作》。ZweiNeueBändeMarxscherSchriften）这都是丝毫不错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虽是两个人，然他们却和比目鱼一样，是不能分开的。恩格斯说：没有马克思，“决没有现今的学说。”（见恩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七页，一九二○年出版。LudwigFeuerbadjundderAusgangderKlassischendeutschenPhiloscophio．Stuttgart）这话固然不错，但在相对方面，我们可以说，没有恩格斯，也不会有现今所谓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凡读过麦皋莱（T．B．Macaulay）《约翰孙行述》（LifeofSarnuelJohnson）的，大概都以为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关系，恰和波兹卫尔（Boswell）对于约翰孙是一样的。就是西洋人士，以及德国人士也大概把恩格斯看做马克思的附属品。甚至于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犹免不了陷于阿德勒下面所述的一种情形中，就是：“据世人的见解，以为恩格斯在精神史上的重要，只在对于马克思繁难复杂的思想而为一个巧妙的解释者和通俗演述者，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中，也以为是如此的。”（见阿氏《思想家的恩格斯》第八页）。这些见解都是极不正确的。恩格斯虽不能像马克思一样，出身于大学，受过极完备的教育，他虽不能像马氏一样，出学校后仍继续文字上的工作，偏要置身于他所不喜的商界中，然他的天才是很大的，他的见解是很高的，他的自修功夫也是十分充足的。论年纪，他比马克思小些，论在著作界享盛名，他却先于马氏。因为他于一八四五年刊布《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DieLagederarbeitendenKlasseinEntlandg．）一书，这是千古杰作之一，凡《共产党宣言》的种子，都已含在其中。所以梅林称此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第一种大文书。”（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三年度二卷五五三页，梅氏《论恩格斯》FriedrichEngels．）考茨基也说：“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以此书为起点。（见考氏《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与著作》一三页，一九○八年第二版。FriedrichEngels．SeinLeben，seinWirken，seineSchriften．Berlin）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单独著书行世，（恩氏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之前，已与马氏合著一书，名《神圣家庭》或《批评的批评之批评》——DieHeiligeFamilieoderKritikderKritiischenKritik——但未曾引起世人的注意。）他受恩氏此书的影响是很大的，还有一层，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不独是由恩氏首先安下的，马克思不独是初时受恩氏的影响，为之心折，即到后来，他虽因多年专门研究经济学说，造诣极深，然他对于恩氏的著作能力仍是极端重视的。所以他于一八六六年七月要求恩氏参加《资本论》的著作，说道：“我们对于工作组织是由生产工具决定的学说，还有何处比得上杀人的工业中证明得更显著么？你对于这一点动笔作一点东西，（我于此欠研究，）正是值得劳神的，我可以将这种作品用你的名字刊在我的书中，作为附录。带你忖度一下。……你可知道，你要是以共著〔的资格〕，直接出现于我的主要著作（我向来所作的都只是些小品）中，〔你的名字〕不仅因〔我〕引书而始出现，那便使我大大地欢喜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集》第三卷三三一至三三二页。）由以上各点看来，马克思在精神方面是得了恩格斯不少的益处，（恩格斯在精神方面自然也得了马氏很大的益处，）并且是始终重视恩氏的学识。更就物质方面讲，马克思得恩氏的益处，那是大极了。恩格斯为维持马克思及其家庭的生计起见，于一八五○年年底复投身商界，至一八六九年才得抽身出来，他因马克思的缘故。甘心牺牲自己的前程，而劳形于文犊簿记等琐务，这种行谊是旷古所无的。马克思所以听恩格斯屈居商界，受其补助而不辞，也无非是视恩氏为一体的人，他们因分工的必要，不得不如此，他有一次写信给恩氏，于声明他的困苦之后，接着说道：“我确实告诉你，我与其写此信给你，毋宁砍断我的大指头。半生依赖，真是陷入深泥中了。只有一种唯一的想法使我足以自解的，就是，我们两人开一个合伙的铺子，我的时间用在营业中理论的和党务的部分。”（见同书二六七页。）此外，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著作，为马氏暂时作报章上的英文论说，以及为马氏筹划家务，编订遗著等事，是很多的。阿克恩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属于我们民族中真正同患难，共生死者之列，论个性，他们是相距很远的，然他们对于自己，对于他们的著作，对于后世，已经熔合成为不可分离的一体了，”（见普鲁士年书一五五卷二一○页。）李卜克内西说：“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二我。”（见李氏《马克思纪念册》一六页，一八九六年出版。）阿李两氏的话是非常中肯的，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既是如此密切，因此本书“恩格斯”一章描写他的事业和学说在四万字以上，此外各章中提及他的，所在皆是，这又是本书取材独多之点。
马克思既为近世科学的共产主义之始祖，所以现今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是崇奉他的学说的。可是回顾我们中国人，那些借“讨赤”来争权夺利的军阀和官僚，以及依掠取剩余价值为生的地主和资本家不必说，即一般痛恨军阀，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革命家，以及有志于改造社会的改革家，一听见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者的名词，几乎要胆战心惊，掩耳疾走，以为这只是些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强盗！其实共产党的目的只在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全资产阶级宣战，并不要谋取单个资本家的财产；至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所持的态度，恩格斯已经说得很明白，就是：“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愿意向单个的私人寻仇，或是相信单个的有产者在现今状况之下，能于他所行所为之外，另有别种做法。”（见恩氏《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二九九页，一九二一年第七版。）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尤其是对于钱财方面的行动，是纯洁的，高尚的，并且还可以说是神圣的。我们试看共产主义的宗师马克思个人的行动就知道了。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巴黎革命政府中人愿以金钱供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德创办《新莱茵报》，（DieneueRheinischeZeitung）他们辞而不受。后来他们招股办报，马克思当主笔，至一八四九年的上半年，报馆负债累累，而反革命的势力又复战胜，马氏于出亡之前，竭力为报馆偿还一切债务，他从他父亲所得的遗产二万一千马克，（Mark）除掉前此因作革命运动支出一部分外，都因此报牺牲了。他因为要往法国，因于资斧，将他的夫人的银器付质，得一笔小款，才得成行。马克思这种临财不苟取和患难中慷慨好义而至于不顾一己生活的行为，是浊世中不能常见的。马氏后来亡命伦敦，一家数口，无以为生，恩格斯虽尽力援助，究竟能力有限，直等于杯水车薪，马氏颠连困苦的结果，儿女夭亡一半！他虽于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一年得为美国一种最大的《纽约特里标报》（NesYorkTribne）的驻英通信昌，借此获得一种经常的牧入，然此报的主笔德那（Dana）待他十分刻薄，他的通信稿件常作为社论登出，他本是报馆中的柱石，但德那不独不肯送一份报给他看，并且对于他的稿件任意取舍，肆行割裂，德氏对于他所供给的定额以内的论说，常是只登出三分之一，计件给值，而价格又常只等于原来议定的数目之半。马克思遇着这种艰苦的遭际，常是穷到不名一钱。他有一次要替《纽约特里标报》作文，因为没有钱买报看，不果，有一次要出外，因没有鞋子穿不果；有一次要著书，没有稿纸，竟将自己的上衣付质去买纸；有一次要送书稿往德国，竟无力付邮费；有一次死了女儿，竟没有钱买棺木；诸如此类的事，不知凡几。像马克思这样才学兼全，举世无双的人，如果肯为自己一身一家策安全，权利害，那么，天下之大，他何往而不能安富尊荣；更何往而不能丰衣足食？他为什么竟陷在这种赤贫的境遇中呢？这个原因他已经明白宣布出来了。他有一次写信给一个党友说：“我必须排除万难，贯彻目的，不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用我作发财的机器。……我希望吾党获得一种科学上的胜利。”（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一八一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NeueGeiträgezur．BiographievonK．MarxundF．Engels）他有一次又说：“我必须训练一批人出来，使他们于我死之后，继续从事于共产主义的传播。（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一○页，拉法格《回忆马克思》。）马克思抛弃世间一切幸福，著书立说，奔走运动，片刻不停，他的目的，全在于此。然他因此所受的痛苦是极多的，他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是空前未有的，也是后起的青年所应当矜式的！耶赞诺夫说得对：“绞人架上的处死是难堪的，惩治所和牢狱中的惨刑是难堪的，在欺诈的状况之下，要忠于所信所守，是必须有英雄气概的，可是亲身遇着慢慢地埃饿之事，亲眼看见啼饥号寒的家眷，与一个一个死去的小儿女，安然忍受着，在反对者仇视之下，于最可恐怖的患难中，不屈不挠，一步也不离正轨，此处所需的英雄气概，正不少于上述一事！”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二年度二卷五七○页，耶氏《马克思与恩格斯书信录》。DerBriefwecselzwischenMarxundEngels．）考茨基说得尤对：“马克思的伟大不仅在乎第一学者，还在乎为一模范人物；大家不能单说他只有益于奋斗的无产阶级之智识，并且当说他还有益于奋斗的无产阶级之心性；他不独是启发我们的思想，并且还鼓舞我们的勇气。……我们不独当研究他的著作，并且还当研究他的身世，我们如热心追随他之后，那么，凡我们能力所及之处，我们所做的事业，将为最优美的了。”（见丹列柏格《马克思——其人及其事业》第六页。）马克思的人格既是如此高尚，伟大，故本书对于他私人在金钱方面的行为以及他在奋斗中艰难困苦的经过，写得颇为详尽，一则以此表现科学的共产主义始祖之真精神，一则以此作为后起青年刻苦自励，努力奋斗的模范。关于马氏的私人生活一项，这又是本书取材独多之点。
本书上编与欧美各国学者的《马克思传》不同之处，除上述数点外，尚有论马氏著作，也较他书独详之处，关于这一点，本书题目上已经标出，不待说明。兹再述一事，使读者容易在本书中找出马克思造成他的学说的渊源。倍倍尔说：“每个人是他所生息的时代和环境之产物。……每个人的思想是时代精神和他的环境逼迫出来的。种种观念（ideas）是种种协作的社会要素（Theco-operatingsocialfactors）之产物。没有近世社会，便没有近世的观念，这是显然无疑的，这是不可争辩的。”（见倍氏《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妇女》英文译本一九五至一九六页，伦敦出版。WomaninthePast，PresentandFuture．）我们把马克思看一下，觉得倍氏的话是何等正确啊！马氏是十九世纪时代精神的产儿，他所倡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合德法英三国特有的思潮熔铸出来的，今特借考茨基几句简单明了的话说明这一点：“英国予他们〔指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最多实在的经济材料，德国的哲学予他们以一种最好的方法，使之由这种材料中转变现社会发达的目标；而法国的革命则清清楚楚向他们指明当怎样取得权力——即政治的权力——去达到这种目标。所以他们是联合英法德的思潮中一切伟大的和有结果的质素，团结为一体，造成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见考氏《马克思在历史上的成就》二五页，一九一九年第二版。DiehisorischeLeistungvonKarlMarx．Berlin）读者预先明白了这一点，则以后便知道本书叙述马克思研究黑格尔（Hegel）的哲学，以及寄居巴黎，往游伦敦，并研究法英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等等，都是极关重要的地方，非等闲纪录可比了。
斯巴哥说：“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上已是互相交换的术语，有同等的意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是异名同义之语。”（见斯氏《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序言第四页，一九一二年德文译本。）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视为同一物，这种谬见现在是传播很广的。可是希尔菲丁（RudolfHilferding）说得对：“就逻辑上讲，除掉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活动不计，单视为一种科学的体系，则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社会运动律的学说，而这种学说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且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应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社会主义的断案是商品生产社会中种种倾向彻底实现的结果。”（见《马克思研究》第三卷希氏《财政资本》序言一○页一九二三年维也纳再版。DesFinanzkapital，Studien）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不能等量齐观，希氏这几句话已经说明了。本书的任务固在描写马克思的生平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然对于他所倡之科学的社会主义，尤特别注意。恩格斯说“社会主义既成为一种科学，便当作一种科学去研究。”（见恩氏《共产主义与巴枯宁主义》三三页，一九二○年第三版。KommunismusundBakunismus！Berlin）我作此书的主要动机是在于国人以一种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门径书，不过我的学识既十分浅陋，而本书所涉的范围又非常广大，内中谬误之点自所不免，尚望国内外学者不吝指教，俾将来得加以改正，那是我所感谢不置的。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李季序于上海 |
蔡元培介绍本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马克思传（1933）
蔡元培介绍本书
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以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误会也。吾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由来，或不能不追溯马克思；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孙先生于民生主义讲演中，承认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亦历举其误点，是研究之结果也。现今各国反对共产党，敌视苏俄者甚多，而对于马克思学说，则无不有译本。我国马克思学说之译本亦渐渐出版矣；应论世知人之需要，于是马克思传亦为当务之急。李季君前在德国，专研究马克思，所草马克思传，汇前人所作，而辨其异同，正其讹舛，庶有以见马克思之真相。于出版之期，辄题数语，为之介绍。十八年十一月蔡元培 |
帝国主义的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希克梅特诗集
帝国主义的墙
把太阳切成几部分的
铁栅栏，
嵌在黑色石头窗框上的
铁栅栏……
我拿额头顶住它，
两只手紧抓住它……
它把我的
额头划破了，
用冰冷的小嘴刺它，
把额头割成几个方块——
而我那宽大的、皮包骨头的前额
流着血，
血滴在石头上，
流在脸上，
用血的帷幔掩起了
窗外的世界，
栅栏外的世界，——
把太阳切成几部分的铁栅栏，
嵌在黑色的石头窗框上的
铁栅栏，
在那里，在窗外——
有一道墙。
你把额头靠在栅栏上——
就可以看见它。
┏━━━━━━━━━━━┓
┃在此墙下枪毙共产党人。┃
┗━━━━━━━━━━━┛
在那里
给我们的人们
戴上手铐、脚镣。
这一道墙
是专为了我们而建筑的。
你看它高高地耸立着，
锯齿形的，
白色的，
发着光，
像绞刑架上拿肥皂擦洗过的绞索。
它尖尖的，
像撕裂着血淋淋食物的，
野兽的牙齿，
它长长的，
像是把地球围绕起来的
神甫的衣带……
再没有
一道墙同它相似！
它那地基的第一块石头
是在帝国主义的脚步下——
那最初的、沉重的脚步之下奠定的。
在这道墙的墙根，
躺着被枪弹打得血肉模糊的
昨天的牺牲者，
在那里，像我这样的
共产党人的尸骸
像爱菲尔塔一样高高耸起
它的最远的一边
一直伸展到
使用木头弹弓的
黄色的中国，
而另一边，
通到纽约，
那里，电流
在电椅中噼噼啪啪地响。
它的砖——
就是每一个银行中的股票，
整个的地球
被这道墙
分割成了两半。
那道墙——在不列颠，
在那里，凯尔逊[1]的每一句话
都得到帝国国徽的
保证。
那道墙也建立在
爱菲尔塔上，
建立在柏林的
兴登堡[2]的金色雕像上。
在意大利
黑衫党墨索里尼
心满意足地舐着这道墙，
等待着时机，
而意大利，
像一只巨人的皮靴，
沉浸在血的大海中。
在巴尔干，
那道墙，
那道墙，
那道墙……
像第二个巴尔干山那样高，
而在丧失掉这么许多生命的
这道墙根，
他们在每一次行刑后
把我们的血收集起来，
去浇灌
百万富翁——浇灌枯竭的动脉，
想要使
被梅毒侵蚀透的骨骼得到新生。
刽子手们，
在尸体中，
呼吸着死的气息，
欣赏着枪弹呼啸的声音，
好像是在广播音乐会上
听着乐曲，
好像是阳光
在温暖着他们。
就是在这道墙根
开始了动员，
比一九一四年的动员
还要可怕；
仿佛是一团
应当爬进洞隙的
黑暗，
一群流氓向那里跑去，
一边跑一边整起队伍。
在不列颠的无畏舰的庇护下
国际联盟，
满身火药气味的
外交家，
专门爱护那些被屠杀掉的士兵的
将军，——
整个第二国际
都在准备进军！
你看——为了培养出有毒的花朵，
在宗教的土壤中施肥
在银行钞票上著书立说的
哲学家；
歌颂锰酸盐的
诗人；
出售新武器
出售可以毁灭一切生命的
死光的
科学家；
戴着铅做的花冠的
无名士兵——
都汇集到这一道墙的
跟前。
在那里枪杀共产党人的
那一道墙，
那一道墙……
我们不怕那道墙！
我们是有力量的，不是因为宗教，
不是因为狂暴的胡话，
不是因为朦胧的幻梦，
也不是因为玄想！
我们的力量——
是在不可能扼阻的
历史运动中。
今天，谁要
反驳我们，.
他就是反对那像生命一样确定不移的
物质运动的规律，
社会发展的规律——
反对一切，
唯一可能存在的一切。
有什么还会比空洞的争论
更为无用？
只有运动！
没有静止！
今天
变为明天，
而明天
又打破今天，
一切都在流，
流，
像一条无尽的河流……
我们
是今天的英雄，
是宣布明天诞生的人，
是新事物形成的创造者——
是一条在永恒的流动中
汹涌澎湃地奔流的
把一切都摧毁的
河流的声音……
共产党人——
就是：
自己的脚步
同历史的脚步
合拍地前进的人。
共产党人——
就是
帝国主义的敌人，
就是腐朽的基础的
破坏者，
是驱除黑暗的
未来的建设者，
新事物的寻求者，
停滞不进的死对头。
我们在创造自己的生活，
就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有强大的力量。
不，我们不怕
那可怕的墙，
你们的
那一道墙！
[1]凯尔逊（1859－1925），英国反动分子，曾以残酷手段镇压印度，并以仇视工人运动及苏联闻名。
[2]兴登堡（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军东路军司令，一九二五年被选为德国总统，受金融资本家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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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中的内容为根据原书的内容添加，供参考
如：
【蔡元培介绍本书】
请留意：原书中所称的【实验主义】因为大量出现便保留其原汉译。实应为现代所译的【实用主义】
认为是明显的排印漏了的字以〔〕标识。
原文人名、地名的下划线从略。
由于这本书中引用的作者和书名极多，仅将比较著名的，改用现代译名，以下为原著中的译名和改动后的名称（改动后的名称来自百度查找：
如：
昂格思（FriedrichEngels）→恩格斯
拉花尔格（PaulLafargue）→拉法格
泽特金（KlaraZetkin）→蔡特金
墨尔林（FrarzMehring）→梅林
宽恩（Köln）→科隆
不律塞（Brüssel）→布鲁塞尔
柏柏尔（AusgustBebel）→倍倍尔
拉寨尔（FerdinandLassalle）→拉萨尔
威特灵（Weitling）→魏特林
卡伯（Cabet）→卡贝
莱因→莱茵
少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
佛爱巴黑与德国唯心哲学的尾声→《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政治经济学批评→《政治经济学批判》
邦恩（Bonn）→波恩
居科（Trier）→特里尔
哥忒（Gothic）→哥特
海恩利系【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
马克斯·韦柏（MaxWeber）→马克斯·韦伯
福禄特尔（Voltair）→伏尔泰
索妃(Sophie)→索菲
爱美丽（Emilie）→埃米莉
路易色（Luise）→路易莎
汉纳（HeinrichHeine）→海涅
汉讷→海涅
莎氏比亚→莎士比亚
伊利安乐【第8页的中“女儿伊利安乐”，经查百度：马克思有三个女儿：长女珍妮，次女劳拉，三女艾琳娜Eleanor。根据文中的内容及名字的音判断，应为三女艾琳娜】→艾琳娜
鹤拉慈（Horaz罗马诗人）→贺拉斯
李维阿斯（Livius罗马历史家）→李维
托细笛底斯（Thacydides雅典历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君士坦丁罗堡（Konstantinorpel）→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
叶那（Jenna）→耶拿
海登柏尔克，（Heidenberg）→海德堡
耶萨鸦。（Jesajas按耶萨鸦是《圣经》上一个预言家。）→以赛亚
幼里披底。（Euripides按幼氏为希腊古代三大悲剧家之一。）→欧里庇得斯
*监斯（Gans）→甘斯
*施特芬斯（Steffens）→斯特芬斯
*黑夫特尔（Heflter）→赫弗特尔
*夹布列（Gabler）→加布勒
*利特（Ritter）→李特尔
*罗多夫（Rudorff）→鲁多夫
*包尔（BrunoBauer）→鲍威尔
布鲁洛包尔（BrunoBauer）→布鲁诺·鲍威尔
亚德高包尔→埃德加·鲍威尔【《全集》第三卷第744页】
*格白特（Geppert）→格佩特
（以上加*者改为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文第二版）《柏林大学毕业证书》第939-941页中的名称一致）
勒新（Lessing）→莱辛
洛确恩（Laokoon）→拉奥孔
威克尔曼（Winckelmann）→温克尔曼
达细托斯（Tacitus）→塔西佗
施居拉洛（Stralow）→斯特拉罗
费系特（Fichte）→费希特
达列（Tbler）→塔勒（Taler）
德谟颉利图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异点（DifferenzderdemokritisceenundepikureischenNaturphilosophie）→《德漠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德谟颉利图→德漠克利特
斯托伊克（Stoik）→斯多葛
黑斯（MosesHess）→莫泽斯·赫斯
何尔巴哈（Hollbach）→霍尔巴赫
马克思的姐姐索妃→索菲(Sophie)
宽恩报（KölnischeZeitung）→《科隆报》
宽尼斯堡（Königsberg）→柯尼斯堡
嚣俄（Huge）→胡果
哥庭坚（Gottingen）→哥廷根
斯太恩（LorenzvonStein）→施泰因
卡伯→卡贝
德插密（Dezamy）→德萨米
神圣家庭→《神圣家族》
布劳达尔（A．Braunthal）→布劳恩塔尔
德法年书→《德法年鉴》
齐利池（Zürich）→苏黎世
黑维（Herwegh）→
德意志年书→《德国年鉴》
路易勃郎（LouisBlanc）→路易·布朗
黑格尔法律哲学的批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加里鸡（GallischerHahn）→高卢鸡
合尔德灵（Holderlin）→荷尔德林
耶赞诺夫→梁赞诺夫
柏桑爽（Besancon）→贝桑松
奥大利梅特涅→奥地利梅特涅
佛郞（Franc）→法郎
洪保德（AlexandervonHurnboldt）→洪堡
施居老司（D．F．Strauss）→斯特劳斯
不兰地酒→白兰地酒
泼列（Börne）→白尔尼【与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605页人名同】
谢林与默示录，批评最近对自由哲学的反动企图→《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同上，第二卷正文】
曼切司特（Manchester）→曼彻斯特
马尔查士→马尔萨斯
马卡斯（Marcss）→马尔库斯（Marcu）【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465页】
密士失毕河（Mississippi）→密西西比河
摩简（Morgan）→摩尔根
柏柏尔（AugustBetel）→倍倍尔
克纶普吞（SamuelCrompton）→克纶普顿
哥尔通（FrandisGalton）→高尔顿
布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
奈瑞→牛顿
佛郞克佛→法兰克福
喀莱尔（ThomasCarlyle）→卡莱尔
纳斯钦（JohnRuskin）→拉斯金
亚诺尔特（MattewArnold）→阿诺德
波庐塔克（Plutarch）→普鲁塔克
海奈（HeinrichHeine）→海涅
凡尔塞宫→凡尔赛宫
蒲鲁东（P．J．Proudjpm）→普鲁东
马可梨（T．B．Macaulay）→麦考利
黑佛斯托斯（Hephastos）火神→赫菲斯托斯
布洛墨托斯（Promethsus）→普罗米修斯
格兰姆（Gramme）→克
纽西兰→新西兰
衰克思（BillSykes）→赛克斯【百度及查找，似乎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雾都孤儿》中的人物】
涡文派→欧文派
民权党人（TheChartists）→宪章派
《从乌托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
卫阿灵琴，（Violine）→小提琴
惹姆斯瓦特（JamesWatt）→詹姆斯·瓦特
北明翰（Birmingham）→伯明翰
施蒂纳（Stirner）→施蒂纳
利慈（Leeds）→利兹
壹丁堡（Edinburgh）→爱丁堡
布里斯它尔（Bristol）→布里斯托尔
喀莱尔（Carlyle）→卡莱尔
克列德（Kennedy）→肯尼第
希尔德不兰德（Bruno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
穆列里（Morelly）→摩莱里
马丽·泼恩司，（MaryBurns）→玛丽·白恩士(MaryBurns)
德国精神文化→《德意志意识形态》
维德梅耶（JosephWeydemeyer）→魏德迈
君士坦丁，（Konstanz）→康斯坦茨【237
丹穆斯达（Darmstadt）→达姆施塔特【237
斯特鲁味（PetervonStruve）→斯特鲁夫
汉姆马合（EmilHammacher）→【243
克力格（HermannKriege）→【248
威特灵→魏特林【248
卡列尔（EmilKaler）→【250
马丁路得（MartinLuther）→马丁·路德
苏立南（Surinam）→苏里南
乔治珊德（GeorgeSand）→乔治·桑
海恩利系·鲍威尔（HeinrichBauer）→海因里希·鲍威尔
斯干的纳维亚人（Skandinavien）→
亚尔萨斯人（Elsässer）→
威廉·哇尔夫（WilhelmWolft）→沃尔弗
杜灵格（Dühring）→
从乌托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布尔希维克→布尔什维克
奥大利→奥地利【122、123、343、395、410、410】
柏林彩峒哈列（DieBerlinerZeitungshalle）→
【中册】
加里福尼亚→加利福尼亚
加尔各塔→加尔各答
狭白尔→侠白尔【上册多为“侠白尔”，同上册】
纽约特里标报→《纽约每日论坛报》【《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96页】
古里米亚（Crimea）→克里米亚
阿刺伯→阿拉伯
纽阿德报（NeueOder-zeitung)→《新奥得报》
拉塞尔→拉萨尔
利辑（Lizzy）→莉希
露格→卢格
毕士马克→俾斯麦
石卫茨（Schweitzer）→
达马士革（Damaskus）→大马士革
赫拉颉利图斯（Heraklit）→赫拉克利特
苏以士→苏伊士
布协→毕舍
舒尔慈代立池（Schulze-Delitzsch）→舒尔采—德里奇【据《资本论》第一卷改——（见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990页】
《巴斯榻舒尔慈，经济学的朱理安，或资本与劳动》。（HerrBastiat-SchuzevonDelitzsch，derökonomiscleJulian，oderKapitalundArbeit．）→《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里安，或者：资本和劳动》【据《资本论》第一卷改——（见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31页】
巴斯榻舒尔慈（Bastita-Schulze）→巴师夏—舒尔采
巴斯榻舒尔慈→《巴师夏—舒尔采》
赫煖列（HelenevonDonniges）→海伦
迦特力教→天主教
档约安（DonJuan）→唐璜
折尔息（Chelsea）→切尔西
勒斯特区（LeicestorSquare）→莱斯特广场aatf
居利→特里尔
乐娜高與·請寫信安慰我的妻子。她完全陷於】種精种錯亂的狀態中。」(見昂格思與馬克思
看玩着。此家的出現完全非意料所及。此處成一種什麽茶况?可想而知。……你如果
格思(b8)死了。他時常患痫辇症“他的死部是突然因此而起·幾分銷以前他速笑
延至異年十】月十九日邃例派折·馬克思於是日報传昂格思說…【今天十點鐘，我們小伏
欣，初到倫敦特“家境復非常知宏，母子的營餮不良·因此，此子出生後，印體弱多病，
懷孕時，正在反革命势馆，放遂黨人之除，她跟着馬氏由德而法面英，奔波勞苦，不可名
现的“永遠是流血的真(見同書同卷三十〇夏·)
不能治瘾--因篇這種傷痕是無法醫治的!…這桶傷痛是在最深的部默的心中“他永这是活
燕妮於】八六一年五月五日致書拉氏，提及她的兒子，也說“(這種傷永不能醫好，永
樣深切。我的可憐的妻子也完全將倒了。」(見拉寒前音任與落作第一农看o)
列。我的兒子的夭折使我心中悲痛，肝肠寸断，至个對於适种耍失的政覺，和在第一日一
係，有很多利書相關的對象，他们對於你种婴失是容易忘恨的。我不在這種重要人物之
馬克思的第一個兒子行)名基多，98几四九年!月出生的。燕妮
晔克思傅
乐娜→劳拉
佛兰集思卡（Franzisha）
伊利安乐→艾琳娜
埃士隙洛士（Aischlos）→
毕士烈（E．S．Beesly）→比斯利
杜灵格（Dühring）→杜林
柯格尔曼（Kugelmann）科格尔曼→ysjl
罗散（LausLausanne）→洛桑
列蒙托夫（Lermontoff）→莱蒙托夫
佛洛伦斯（Florentiner）→佛罗伦萨
民权主义（Chartismus）→宪章主义
刻卜勒（Kepler）→开普勒
【下册】
何尔巴哈→霍尔巴赫
汉讷→海涅
福禄特尔
勒新
【以上同上册第38页，以下同上中册者不另说明】
毕士坎蒲【《人民报》的编辑】
司徒嘉德→斯图加特
和亭根•沮利克Hottingen-Zürich→霍廷根-苏黎世
啻慈根→狄慈根
佛利德利系•阿德勒（FriedeichAdler）→弗里德里希•阿德勒
《反杜林》→《反杜林论》
回回教→伊斯兰教
揆立（Carey）→凯里
伊士奇（Aeschylos）→埃斯库罗斯
科柏特（WilliamCobbett）→科贝特
普施金（Puschkin）→普希金
哥哥斯（Gogol）→果戈里
格德鋈（Schtschedrin）→谢德林
浪规（Longuet）→龙格
保罗和乐娜拉花尔格PaulundLouraLafargue→《保尔和劳拉•拉法格》
阿卫林【马克思三女婿】→查网为爱德华•艾威林EdwardAveling
节恩•浪规（JeanLongnet）→节恩•龙格
退耳→梯也尔
推威尔（Twer）的托学克（Torsch□k）县耶穆隙罗（Prjamuchino）村
涅洽叶夫（Nechayev）→涅恰耶夫
黑岑（Herzen）→赫尔岑
斯罗发克人（DieSlovaken）→斯洛伐克人
马札儿的Mazyriasch）→马扎尔的
伊利里斯斯洛文尼亚人（IllyrischeSlovenen）→伊利里亚的斯洛文尼亚人
达尔马提人→达尔马戚亚人
哥罗西亚人（Kroaten）→克罗地亚人
学卡慈人（Schokazen）→绍克人
威列戚安（Venezianisch）→威尼斯
拨门→波西米亚
墨伦→莫拉维亚
大卡尔（Karl，derGrosse）→查理大帝
约角斯拉维（Jugoslawien）→南斯拉夫
刻姆尼斯（Chemnitz）→开姆尼茨
佛罗稜萨（Florenz）→佛罗伦萨
雅各布俾式革命（jakobinisch-revolutionäre）→雅各宾革命
截特列（Zentner）：公担(在德国为五十公斤,缩写:Ztr.;
盎格罗萨克森人（Angelsachsen）→盎格鲁-撒克逊人
达摩克利兹（Damokles）→达摩克利斯
支加哥→芝加哥
阿戎忒厄布（Argenteuil）→阿尔让台【据《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439页更改】
阿尔及耳（Algier）→阿尔及尔【同上444页】
蒙的加罗（MonteGarlo）→蒙特卡罗【同上444-445页】
翁季盎（Enghien）→恩吉安【同上445页】
味薇（Veriy）→斐维【瑞士地名，同上446页】
→
书中作者说明的，维持原样：
波那帕脱主义（Bonapartismus按即拿破仑主义）
波那帕脱
托细〔马氏幼女的乳名〕
因与上中两册保持统一，不更改的译名：
布浪葵【布浪葵派、布浪葵主义等】上册、中册保留原译名。经查百度有译布浪基的、也有译作布浪热的。
索尔格：现译名：左尔格。
威里系：现译名：维利希
【关于牠】
凡原文的牠字，均以“他”代替，以与上中册基本一致。
中册出现了三处改作“它”的。
上中册是整理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版本。
下册用的是1949年的版本。 |
短评（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七期（1921年3月27日）
短评
沈玄庐
痛哭执信
一九一九年十月执信有一首毁灭诗，诗说：
“一个明星离我们几千万亿里；
他的光明却常到我们的眼睛里。
宇宙的力量几千年前把他毁灭了。
我们眼睛里头的光明还没有减少。
你不能不生人，
人就一定长眼睛。
你如何能够毁灭，
这眼睛里头的星！
一个星毁灭了，
别个星刚刚团起，
我们的眼睛昏涩了，
还有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儿子。”
个体在人类中，等于一个细胞在个体中那样微细。个体只管是毁毁灭了，人类底全生命象是不随着个体底毁灭而毁灭？兄弟、儿子、孙子，都是继续复继续地团结的继续着，一可是那一毁灭的，不能不说是已经毁灭了！
执信！你底睛眼闭了，你底眼光昏涩了，你底兄弟儿子长了眼睛没有？
执信你是立在时代面前的，你看看你底兄弟儿子，还是同你一样立在时代前面？——抑或立在社会上层？你是找不到地方牺牲的，——你底兄弟、儿子，难道也同你一样找牺牲的场所？——抑或像你“悼黎仲实”那言诗上说：
“你抛弃了将来，来保护你的从前”呢？抛弃将来，保护从前的，也算得你的兄弟、儿子么?
宇庙底力是无论怎样大，能够毁灭你个体，不能毁灭你兄弟、儿子眼睛里的光；你的兄弟、儿子；团结你兄弟、儿子的，不是宇宙，还只是你。
如今你毁灭了！
一步不敢再前，一句不敢开口，戴着历史上的光荣受人家虚伪的尊敬的；能够继续发放一点隐约的光明么？树叶跌落怕头开，在人群中充元老的乡愿的，你敢睁开眼来正视光明么?半句闲话吃不住，便抛弃了继续你的责任的，这些：也算得你底兄弟么！
唉！真正能够继续起来做你底兄弟、儿子的，不能说是没有——可是多会见来！执信呵，执信！（玄庐）
狡猾
有一个人说“市上顶狡猾的，无过人力车夫”。一个问他“何以见得”？说的人说：“车夫每逢大雨或大太阳底下，看见找车子的，他必定大刺刺地不理人；如果那时只有一辆车，他还要和讨车的先说价。你道狡猾不狡猾？”问的人说道：“如果不不大雨大太阳时怎么样？如果车子多时怎么样？”说的人说：“如果车子多时，他们就争先恐后催我们上车，我们和他说价，他反不愿意。那时我们就大剌剌地不理他们，一面慢慢走，一面和他们说价了。”问的人说：“这样：你就不算狡猾了么？”说的人说：“算盘总应该打”。问的人说：“难道只许坐身的打算盘么？你如果真要打算盘，你就在好天气多人处坐车，逢着恶天气少车处拉车，怎么样”？说的人说：“拉车时事，我们是干不来的”。问的人说：“那么，还是使狡猾的去干罢”！
不怕罢工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劳动者罢工这椿事，制不住资本家的，因为资本家三个月半年坚持得住，劳动者却没有三天五天可以支持的”。这番话听来，似乎资本家真个不怕罢工！！可是我们实实在在地想一想，如果倒垃圾的工人、粪夫；煤气厂、自来水厂、电灯厂、厨子、小菜场、奶娘；电车、火车、汽车、轮船民船上各种员役以及码头上苦力；这三类，如果走马灯式巡回罢起工来，或一致的罢起工来，难得资本家也有半年三个月可以支持么？难道真个不怕么？要知真怕不怕，就不妨联合起来试一试看。 |
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七期（1921年3月27日）
诗
病中忆执信
沈玄庐
卧病忆死友，
兀地坐起来：
睁开眼睛看，
孤灯隐窗韩。
死友如不死，
或许容我从容病儿时。
我今不但病——
病好了也何所为？
人生丕是求生难，
难得一个相当的死所。
如果为病死，
倒是不值得的死法好得多。
玩具店里出来的小孩
沈玄庐
这样一副英雄面目，
只有几个铜元便卖也，
买回家去献得弟妹们抖擞。
木瓜锤，贴铜簿，
银样刀儿，逢人磨雀雀；
挑干花鲍摆个门前威阔。
大家说是儿戏，这儿戏是谁教会的！
不儿戏——是什么？
死
毅汉
人生快事无如死！
愁与恨，尽付东流水；
几许豪杰，英雄佳人，才子等是古篓耳。
六片木头，一壤黄土，
白草乌松，最是销魂地。任你野狗御，翁仲守，安危全不理。
看百年后的你我和他，
也无非如此。
可是——莫灰心，
全人类却无真死！
雪
森森
一
雪儿来了！
我和你初次见面；——我初次见大雪——
却觉得你很纯洁可爱，
你把纯洁的身体，掩住大地的罪恶——罪恶喻秽
物——但罪恶并不因你的掩住而清除，
且把你纯洁的身玷污了，
你的爱很大啊——然而你的力量却薄弱哩。
二
“你哪里懂得，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牺牲了自身，
渗入罪恶丛中，要把他分析变化呀；
雪儿柔声告诉我。
三
雪儿来了！
我们应该十分欢迎，
可是他们大不喜欢你。
你来了；他们便咒咀道：
“可恶的冷酷的东西，我们没有煤炭来取暧，没有衣裳来穿着，没有柴米来炊吃，你便来惠顾，看哪！我的手裂了，我的足僵了，我的唇白了，”——唇白者贫血，受寒之特状！
四
“你们不要咒我，
这不是我的错过，
我来是叫你们静坐家里休养快活，
你们为什么不这样？
你们没有煤炭么？没有衣裳么？没有柴米么？
你们不是掘煤炭的么！不是织布的么？不是耕种的么？
你们天天劳力所得的酬劳，去了哪块？”
雪儿柔声告诉咒咀的人。
五
雪儿啊，
你来了么，
有人很怕见你的面，
你躲在深深的屋子里，
他怕你洁白无瑕的身体，他怕你发他掠夺的阴谋。
六
月儿来了，
雪儿还未去，
俩儿聚在一起，
月儿把柔慈的光照住雪儿，
雪儿却把月儿放在心窝里，
他俩的爱情，直普照在大地上的人们里。
一个烦闷的青年
森森
我底眼睛忽然变了！
看着什么都不见，
但觉浮荡在黑越越底陷阱里。
呀！四周呀！
滑贼底泥：——奸滑的世界！
尖削的石：——刻薄的人情！
闷郁底臭：——寡趣的生活！
寒森的气：——冷酷的感情！
我耐着性儿希望：
我底睛能回能本能，好找路径逃出这个可怖窟，
我底声能达到阱外，好等阱外的人把我救起。可是眼睛
受环境的侵悔，终不治了，
声音叫得太大了，喉也哑也，
可怜哪：我底希望都绝了，
我不是饿死，困死，闷死，冷死。
便终有一日硬着心肠，把脚下尖削的石子，猛地
向太阳穴里一冲而死。 |
你底妈（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七期（1921年3月27日）
你底妈
沈玄庐
“高妈真是一个多男多女的，伊对于几个小孩子底冷冷热热，没有一件事不当心；从得伊来到我家做工，真个替我分了一半担子！”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人，坐在簷帘底下矮竹凳上部太阳，手里补缀小孩子底衣服。高妈正拿着藤编的被扑，在天井里晒被，听见主妇望空地说着，伊心中也似乎安慰。
廊底下一张坐车上坐着一个两岁光景的小孩子，忽然立起，忽然坐下，嘴里边不断叫的叫哇哇。
坐车边上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磕着瓜子吃。天井里又有两个小孩子七八岁的，拿着竹做的水节凿缸里的水，凿了一个眼，抽水激射着玩。激射满高妈一脸，被也打湿了。高妈急忙拿袖口抹脸，一面说：“大阿官，二阿官，不要这样顽了，今天太阳不猛，湿了恐怕不肯干，夜里瞄得冷！”二个小孩子，只是不理。
磕瓜子的小孩说，“弟弟尿了，尿了”。妇人说，“高妈，快！”高妈连忙放下被扑，顺手在竹竿上收了两块晒热的尿布，腾腾跑到坐车边，抱了小孩起来，替换尿布，嘴里“乖乖长，乖乖短，”叫唤着。
那两个抽激水节的小孩子，一下正打着燕子上，燕子往下一撤，飞进巢去，小孩子看得得意，叫道“高妈看，高妈看”！
簷帘东边，放着一张小桌子，靠桌子坐着一个四十岁来往的男子，一手收租薄，一手算盘，的的笃笃，很精溜地打着，这些环境似乎都不在他底意中。听得两个小孩子齐声叫“高妈”，他不觉地便注意到高妈身上，寻思着“一亩田只收八斗米，如今一石米要八块钱，这种做粗的人又会吃，每天至少要吃我一升多米，还要加上柴火油盐菜蔬，便是一天作两升米算，卅六，卅六，七十二，一年要七石二斗，差不多要十亩田交结伊。如果加上工钱，怎样合算得来？”嘴里不知不觉他自己通知自己说“用不起，用不起”！那个妇人，听见他丈夫念着，就看了一眼，也不懂得他底命意。
高妈把小孩子尿布替换好了，小孩子只是嬉嬉笑，高妈把他抱了起来，他两只小手拍着高妈面孔，“哇，哇”，学着要说话。那妇人停下针笑咪咪地说道：“高妈真是你底妈妈”！
那个男子，狠狠地看着高妈一眼，转过头来又看着妇人一眼，嘴里说“你底妈”。 |
女子解放进行的保障（CY.Su）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七期（1921年3月27日）
女子解放进行的保障
CY.Su
我前作药性一文，里面说“社会进化”到今日，虽然已到黎明的时候；但这晨曦是很微弱的，大家若只看见光明的方面，人类的罪恶，就会承着单视的弱点活动了！又说对于性的罪恶，大抵多发生于男子。换言之，就是试诱的方向，大抵自男而女，也有自女而男，然可以说比较的少，这是我对于我们男子缺乏道德的性格，没有自治能力，一种不满意的表示。我时时想把现在的男子，痛骂一顿，只是我没有这个胆子，因为：（一）近来似有一二反对女子解放的老先生，常常对于男女社交、男女同校，创造言论，我若在这个时候发表痛骂男子的言论，就不免无形中与这谣言以几分的确实性了。（二）以男子而骂男子，他人一定说你是取媚异性，然这不过是个所蒙的停，还不要紧，只是影响于社会的女子解放的进行，却未可以轻视。所以我不愿轻易发言。但我想若有一个女子把现在的男子消骂一顿，于妇女解放上，总有多少裨益，可惜现在没有这种具有观察社会的能力之觉悟的女子。女子自身没有觉悟，任男子怎样的提倡解放，怎样的提撕警告，是不中用的……北京女高师半月刊第二期，里面有一篇没有署名的，今后的女子应当怎么样？他居然把现在自命新青年的男子骂起来了，真是骂得很痛快！很痛快！而且真是言我之所不敢言，我今且把他一两段抄在下面，请大家看看，然后再来说我的话。
他说：“近来有一种男学校的不良分子，往往借社会公开的名义，每每要想交几个女朋友。推究他的存心，真是龌龊得不复堪道。唉！女同胞啊！你们总得认明事理，切莫像暗地里出来的人，神经紊乱了，去乱走乱跑，上人家的当，阻障女界到光明路上去的前途。一要知道现在的男子，真心研究女子问题，要把女子送到光明路上去的人，确也不少；但是一般没有真见解，借名行恶的，实居多数，罗兰夫人云，‘自由自由，天下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吾愿今日女同胞，三复斯言。女子的心理，富于虚荣心。注意外表，不讲实际。这是吾们女子无庸讳言的。现在吾听见外边有至少数的女子，他听见了现在女子解放的呼声，他并没有知道这解放二字的真意义，他就疑惑（？）起来，去交了几个男朋友，便诩诩然自命为新人物，他不想这个男女平等，要从根本上做起的；不是那少数的人，同男子交接交接就可以代表全体女子真真同男子平等的，这就是重外表的一个明证，吾并不是怀着旧脑经的说话，还要遵守‘男女授受不亲’的金科玉律，男女交际。吾们女子既然是一个人，既然要营人类的生活，扩张势力在社会上，是不可少的；是当然的，是势所必然的。（譬如吾开一个书铺，办一个报馆，及关于公共事务，去同各方面的接洽）若拿个人感情，借了社会公开的名去男女交际，说什么自由恋爱，什么脱离束缚。恐怕在这个时代，女子的程度是固然没有到；男子的程度更没有到罢。男女正当的交际，吾既然是赞同的。吾说这个话，是指不正当的而言。因为这种不正当的交际，总是男子为主动。所以吾说男子的程度更没有到。”
我常常说，男子百人中就有九十九个是坏的。——就对于女性的道德的责任言。听见我这句话的人，可算是没有一个否认他。或者更甚其词，说男子缺乏道德性格的，恐怕不止百分之九十九，还要超过百零一呢。可见男子没有遵重异性人格的责任心，在男子已经自认了。又何性某君之说：男子的程度更没有到呢。其实人性本没有绝对善恶的可分，人性中所具备的，就是先天的一切本能和动机：像利己、利他、自敬、慈爱、残忍、妒嫉、恋爱、同情、性欲、恐惧、好斗等等，此等动机为性所必然具备的。无论何人，不能要求此诸种动机之一，使不存在；或要求惟使此等动机之中之或者，活动于行为之中。我等不能以必然具备于人性者为非，从而具备于人性所有之努力，与冲动，与欲望，及其他一般人类之动机，皆不得为恶。人性中没有可称为恶的成份，怎样可叫人是恶的呢？要是以恋爱、性欲等动机为恶，那女子也是人，我等能够否认女子人性中必然具备的某种成份的存在吗？怎么可以说男子是特别坏的呢？然而可以这样说，这不过是吾们嫉恶如仇的一种表示罢了。这种嫉恶如仇的表示，就是社会的制度，舆论的制裁，道德的制裁。我们为维持社会计，保持女子计，为消除人类中关于性的Sexual罪恶计，认对男子的舆论制裁为不可少，对于女子关于性的Sexual道德与舆论的制裁，非不可少，总算已经紧张到极度了。——所以可以激情的说男子是特别坏的，更不能说男子特别的恶。不过历史造成男子的环境，使他特别容易趋向不正当的道路上走罢了。
怎么男子特别容易趋向不正当的道路上走？（一）男子的智识能力比女子高，知识能力高的，为善是他，作恶也是他。所以男女间不正当的行为，男子常居主动的地位。（二）没有社会制裁。不是完全没有，总比对于女子的制裁相差远得很，他们具有恶的智巧和能力，又没有外界的制裁。怎么不趋向不正当的道路上呢？到了现在过渡的时代，奔腾澎湃的新思潮，一方面对女子的束缚压迫——过渡的不合理的制裁——未曾打破；一方面对于男子不及的仅存的，毫毛的制裁早已完全消灭了。一方面女子的智识能力还未曾提高到和男子同等的地位；一方面因思想自由之极，复添上许多正在研究未曾成立的理论，供一般不肖的男子利用。在此状况之中，怎么男子不特别容易趋向不正当的道路上去呢？（未完） |
无产阶级论（伯垂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七期（1921年3月27日）
无产阶级论
伯垂译
（二）
无产者既然欠缺一家的生活，他们的居住状态又可怜到了万分，于是乎就呈现这样一个倾向，就是他们的家族团结，大有分崩瓦解的趋势。有人说，你对于全般无产阶级下这样笼统的论断，恐怕说不过去；既如田间或小镇市的无产者，他们何曾没有家族生活；他的住家并不窄小；空气也还流通；光线的投射也好；也不见得就葬到那样可怕的样子。这一说也有几分人理。但是拿少数的例外来立论，却不可以。我们要从大多数的人着眼。就大多数的人看来，我敢说除了英美两国，一般的无产者差不多都不是过的人的生活。然而破坏无产阶级宗族制度的原因，尚不止于住家的湫隘；最大原因还是劳动条件的荷刻。因为这样，所以要把这种障害排去，就不得不从改善劳动条件入手。
现在的经济组织，其维持一家之生计者还是属于主人翁的家长，家长仍然是一家的柱石，那些流到撤克逊的劳动者，大概多是青年男女，比较的不至于令家庭的纽带十分懈驰；要是一家的主人也离别乡土去做工，情形可就不同了。我想，破坏家庭制度最厉害的莫如工厂里要作夜工；作夜工实在是近世资本主义产出来的一个奇形儿，实在太反乎天理人情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大尝过作夜工的滋味；他们自己做独立的企业要有一定的休养时间，自然是夜间相宜些。然而用自己的资本来役使他人的大工业，他们就要尽力地减少机械运转的停止，就不得不课劳动者作夜工；他们眼目中只看见自己利润的多少，至于劳动者的健康和风纪，就一概不顾了。固然也有某项工业却因夜间停止工作，反于社会不利，但就一般的来说，实在令劳动者吃苦，于劳动者的家庭生活很有妨害。
一家的主人既然日夜都要作工，就得隔一天要有一次昼间休眠，那么，他还能整理家务，统御家族么？他自己不能亲营家庭的生活，更其是不言而喻，一家子都弄到乱七八糟，除了解体还有什么路走？占社会上大多数的无产者，他们的家庭是破毁了；健康也衰弱了；神经益发地过敏了，勇气也缺乏了；终之百病交攻，这还不是可虑的事么？那些常常在人生光明路上行走的人们，虽然不知道劳动者是怎样地过他们悲惨的生活，可是从清晨汽笛催工，作了长时间无趣味的工作，到夜深路淡人稀的时候，看看那工人们成双成对纷纷出厂，都是形容消瘦，面无人色，便知道人生黑暗面是怎样的惨酷。至于主人不能作工，他的妻孥将得着怎样一种结果，尤其不用多说了。
古代的妇女，大概是以整理一家消费经济为职务的。到了近世资本主义下的无产者，因为专靠主人的薪金维持生活，到底不够；于是乎妇人也得从事劳动，挣些工钱。妇人在近世生产经济里面，直接关系只有两条道路。一是大工厂的大工业；其次就是家内工业。家内工业的范围和情形也和从前不一样，如今生活难的妇女人数格外多，哪里收容得下？无产阶级的妇女定要加入工厂劳动，真到了要做女工才有饭吃的田地。妇女既然到工厂里劳动，家族生活的根柢当然动摇。又夫妇统统出去作工，彼此几天不能见面，这是常事；他们的小孩子无人照料，就不得不送到养育院了。他们有什么家庭！
夫妇都到工厂里劳动去了，如果还有他的儿女留在家中，他的宗族团结算这有这么一个最后的纽带。但是无产阶级者的儿女因为营养的不足，住家的湫隘，并不能和寻常人的孩子一样，也到那青草堆上绿树阴下去取乐；他们被灰尘糊得不成样子，吸的是污浊瓦斯，只找着些空地或僻静道路来送日，因此，便把发育的萌芽于不知不觉之间，弄得毫无生气。再者，这些子女和他的父母一块儿在家的时候很少，便没有得负教育责任的监督者来教管他，他们过惯了放纵无秩序的生活，所以成长以后，多不免流为道义心极不健全的无赖汉。请看十九世纪的初头，那时英国的大工业异常发达，社会上就有一部分人大声疾呼道：劳动者的父母呀！你们的儿女因为你们整天在工厂，已经成了野生动物了；要知道这样的放任是不行的，也得送到工厂去哩，工厂的建筑比起你们的住室要洁净得多，比起你们的住室更其是没比例的宽厂，工厂是最适于做你们的孩子的保育场，能够教你们的孩子习惯于秩序养成义务的观念，同时又能令他们得着适当的劳动，攒些工银，于他们的生计也不无小补。这样一来，于是乎少年女子的工厂劳动格外发达。到了发达以后，再加上资本主的压迫和愚昧的父母的强制，少年工的劳动就逐渐加重，如今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日子。既如矿山业的劳动者，年纪小的竟有四，五，六，七，八岁的，大多数也不过是十四岁前后至十八岁左右。劳动的状态、无非是从早到晚在黑暗的坑里，或是采掘，或是搬运，做那苦闷无聊的工作。再就工厂劳动看来，使用幼年子女的也比从前加多，年纪最轻的通常的是从四、五岁至八、九岁；劳动时间固然也有不上十个钟头的，但大概总在十一个钟头或十二个钟头，甚而至于十五、六个钟头或十七、八个钟头。普通止针厂，缝工厂，钉厂、陶器厂和烟草厂所使用的劳动者，他们做牛做马，所得无几，真是用来买饭不饱买衣不暖的了。这些幼年工的中间，少女的境遇尤其痛苦。即如纺织厂的少女工，他们的健康大遭损害，意气全然消磨，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不特此也，他们自小便到工厂作工，其结果便不能受点完全教育，差不多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一生糊涂的很多。
无产阶级的幼年子女也从事劳动，攒积工银，这就无异乎把劳动者家族制最后的结纽切成两段。从前的经济组织，尤其是农业和手工业，要想经济的独立很不容易，农民的家庭除了家主一人，手工业者除了“老板”一人，此外的人都没有得独立的地位，他的家展都是靠他的扶养来过活的。须知这件事于一家的团结上是有最大结合力的。到了现在，无产阶级的妇人子女，都要自己赚钱过日子，经济上就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了。家族团体的团结力也松了劲，那么，家族制度还有不破坏的道理？家族制度一破坏，随而各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上当然大受影响，把人生弄到枯燥无味，还有什么说他。从几千年的老古以来，所谓家族这个团体，他在人文史上该有多大的助力，他在社会道德上各种观念中奋发或怙澹的活力又该有多么大，说句比方的话，人类所以有太阳那样的热力者，多半是从家庭的暖室里发育的，所以说家族制度的破坏，断乎不是人生的幸福。 |
玄庐启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七期（1921年3月27日）
玄庐启事
病来缠我，和霉蒸的气候压迫着一般难受，所以本志编辑的事，只可暂时中止。嗣后通讯，请寄水母湾群报馆。至于各处索赠本志的信件，本该直接寄广州上海两处总分发行所；凡有以前向通讯处索阅本志的信件，统交总发行所了，不另答。 |
短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六期（1921年3月20日）
短评
攻击陈独秀
刘君把攻击陈独秀的人分为八派，其实只是四派人四次联合运动：第一次晨报的攻击。第二次破坏关余之传单，都是少数国民党与少数无政府党联合运动。第三次省议会和上海中华新报广肇公所的攻击，是保皇党与政学会联合运动。第四次高师的攻击，是无政府党与政学会联合运动。我以为如果有第五次六次乃至无穷次的攻击，都不能出这四派人之单独运动或联合运动。我们青年最注意的，这四派人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何以能够联合？可见“以利害观念压倒是非观念”是现今各党派所不能免的。因此我一向总是主张青年要超脱党派的关系。（一言）
新董仲舒
近来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说陈独秀禁止他们传播主义，以要攻击他。独秀不相信无政府主义并且批评过无政府主义，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不知他有何权力可以禁止人家传播主义？我们也不知道有何事实可以证明他曾经禁止过人家传播无政府主义？若只是因为独秀不相信无政府主义并且批评过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党便要借端攻击他，并且扬言要驱逐他；像这种垄断地盘的派头，是令人厌恶的督军，不是自由主义的无政府；像这种学术定于一尊不容异已的派头，是主张罢黜百家的董仲舒，不是主张言论思想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若专用这种方法态度传播无政府主义，那么，无政府主义未现实以前我要为无政府主义痛哭；无政府主义现实以后我更要为人类痛哭！（在宥）
军人与工人同一命运
一样拿着武器，社会上会分别出来“那是盗”“那是兵”。例如桂军在广东时，服装器械，未尝不完完备备，像煞军人，社会上总认识他们是隶属于盗阀下的娄啰，所以都叫他们作“强盗”；粤军返粤时，四处民军争起响应，有许多服装不齐备的，未尝不像煞鸟合的强盗，社会上总知道他们是起来驱逐强盗的，所以都叫他们作“民军”。兵与盗的分别，并不在他形式上定，而在他们行为的意义上定。所谓行为的意义，就是使工人农夫能够处在安全地位的，就称他“兵”，——反面，是掠夺工人农夫的作品，使工人农夫不安于生活的就呼他是“盗”。所以通常称资本阶级，萧伯纳叫他们作“强盗阶级”；所以俄国把“劳、兵”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明了强盗和资本阶级同一个命运；劳动工人和军人同一命运。
这回粤路罢工风潮，原因起于第二军卫戍司令部兵士殴打车上的员役。殴打工人的军人，是忘掉了自己的命运，原是错的；因殴打而罢工的工人，是不是借罢工而敦促军人的领悟？如果为争气，也是错误的。我希望同一命运的军人工人，你们要觉悟你们是拆不开的骨肉，你们是同生死共患难一样为新广东负责任的好男儿！你们不该自己欺侮自己！（玄庐） |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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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凭栏听军歌
沈玄庐
歌声起，显出军人威武：
人间大事一身担——
生命托弹丸，枪刺，
雄纠纠，气昂昂，一千个来，一千个死。
我也曾骑怒马抽刀杀敌：
事隔几年，我问我从前的我，我不敢便答应是“男儿事业”。
酒边谈起从军史，
自己对须眉羞涩。
难道是志气消沉，英雄暮日？
况小可胸襟如昔——
——忆往日火药香中对阵人，
此辈绝非吾敌。
“大盗不操矛弧”，
弟兄们！识得无！
可怜炮火中间鬼，
不死枪珠死算珠！
寻常
毅汉
红色很简单，
绿色也很简单，
这两色便凑成奇异的色彩。
这几句话很简单，
这些话便造成了文学的精华。
特异么？
都由很寻常里做出来的！
几根木头一堆砖，
加上人工便成大厦。
几种颜料一张纸，
加上人工便成名画。
这是物质的可夸？
抑或是精神的可怕？
特异么？
都由很寻常里做出来的！ |
无产阶级论（伯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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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论
伯垂译
原著PvofW.Sombart,DasProictariatBulderUndStudie。
（一）
我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就是那些没有资产的工银劳动所成立的一种阶级。这些无产者自己缺乏经营独立经济的手段，无法，只好在什么自由契约的下面，把自己的劳力提供到资本主，得些对价来过活。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所做的事，当然是以无产阶级之存在为前提了。什么叫做资本主义呢？总括一句：一切经济行为，都以资本的增加为其最高目的的一种经济组织。这种经济，是以资本主为主体，什么事都要听从资本主的经营和计划；劳动者不过站在客体的地位，服从企业家之指挥命令罢了。这些站在客位的就是我这里所要说的，他们的种类是很复杂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薪金多的和薪金少的，他的种类因时因地，又随着经济组织之不同，不大一律。
真正的无产者，就是被那些真正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所役使的。资本主义的企业的界限，固然很难得把他明白定出，但是使用二十人以上的，确乎是资本主义的无疑。一八九五年的德国职业统计，他那使用人数是二十六万五千三百十七人，劳动者是三百六十五万六千二百五十四人，总起来就有三百九十二万一千五百七十六人。就中只有二万一千五百七十一个使用人可以看做属于有产阶级的，把他除去，也还有三百九十万人，这便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要是把他们的家属加入呢，无产者就占了全国人口的一成三乃至一成四了；如果把资本的农业劳动者和有使用人二十人以下六人以上的资本的小企业也加进去，那么，他的数目就足够七百万，足占全人口的五分一乃至三分一了。若是把小农和手工业者也加上去，他的成数就可有六成七分五；又从收入之点看来，年收九百马克以下的，据一千八百九十五六年的统计，其成数是六成八分七厘。德国的这种状态，也可拿来用到别的国去，无产者的数目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之扩大，任在哪一国，都是水涨船高的。现今因为种种关系，已经形成了一个极重要意义的阶级了。
如果问起无产者有没有精灵的孩子，他们是没有的；更适切说句：就使有，也因为时候的经过渐丧失了变为没有。第一椿大事实就是他们无产者和天然没交涉。至少也可以说是从近世资本主义把人口集合在大都市，工业集中在一地方是如此的。无产者的子女，连那些骑在牛背上的牧童们所知道的天然，也不能知道。树林里小鸟的歌声，他们是听不到的；窝子里鸡鸟的鲜味，他们是吃不到的。水流云翥的情趣是不能解悟的。鹿走禽飞，总之他们都不能领会。他们就是这么长成的。
无产阶级所失掉的不单是有这样广泛意义的天然。便是那对于特种天然的特殊关系，也一并丧失，这真可痛啊！他们连自来井旁游戏的地方，祖宗坟墓的所在，和筑巢挖穴顽耍的处所都失掉。总而言之！就是失却了他们的故乡。与其说无产者没有母国，不如说他们没有故乡，还切适些。
DerproletarierKeimeHeimat的煤烟蔽天，铁锤的声音把耳朵也要震聋，一层壁子百把间的长屋，这也是他们的故乡么？一家子人头挤密地堆做一团，这也安心适意？家财，只有一括！来如云来，去如雾去，他们有什么固定所在？也有恒心么。从这长屋到那长屋，从这街到那街，甚而至于出国漂海，无非是跟着“环境”（Konjnnkeur）乱跑一阵！都市的人口常是漂流摇动，没有暂时安定的。请看那流到撤克逊的劳动者（SacRsengangar）和意大利的赶工的老庄家，他们真是萍飘波转，连国语国粹，听到辄忘。这些没有对于一个地方有真情关系的劳动者，到什么处所便把他当做本土，没有什么地方的臭味也没有什么国民的情感，真是一个世界人啊！物质界最后的结纽，和个人所应有的，他们通都没有。那么，用什么米做他们的维系呢！所以只要有了一个肩行李，任是天涯地角，要去便去的了。
古来几千年文化的基础，以及人和天然的关系，人和物质界的关系，他们无产阶级的既然通没有，便是人与人的关系，也逃不出这个法则。他们于彼此之间经营共同一致的生活，共同作社会的经济活动，没有得什么团结，没有村落的团体。没有眷属的团体。没有家族的团体。很像江岸河溪的沙子小石，颗颗平列。没有什么相互的关系。他们的情形，正如狂风卷落叶一般。
现在论到家族（Familie）来了。家族就是有这样三种意义的一个团结。一、生活的团结；二、居住的团结；三、教育的团结。第一，生活的团结与家族，是从古以来经了许多变迁的。古代的家族是生产消费的唯一团结，那时的经济状态就是所谓自给的经济；到了近世，因为文明的进步，生产团体家族的职务，也随着缩减了许多；如今的生产是大量的生产了；这里面自然要生出专门的分职；家族为自己而生产者真是稀少得很啊。然而这并不是说家族生产的绝迹；家族生产的残余影子，现在还存留着不少，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第二，居住的团结的家族，这是我们人生最可贵而又最能鼓动情感的暖室，所谓同居共堂的情谊在于人生有最高之价值，还待多说么？其次，一家又自有其一个的组织的个体，如接应室，如起居股，如书斋，如厨房。人类的安慰，都是从这里策源的。鸟寻旧枝，鱼思故渊，这是天赋的至性啊！第三，教育的团结的家族，即通常所谓家庭，智识从此启发，情感此从萌生，把天然的野生使他有智识德行，非家庭之力是什么呢？我们一看古往今来英雄伟大的事绩，要是不用他的家族的感化力来说明他的功业，就觉得有点困难了。这句话不是有什么新的要说，我要说的，就是他们无产阶级的人们，连这等人生重要的团体的家族结合，也一并没有啊！
一个家族，大约总有两人的父母和三人乃至于人的子女；那么，他的住宅也得要有一间厨房，三间起居室，两间趴房才行，空间少一点总要二百五十立方米突，再少些决不可少过六十八平方米突的地面。可是把劳动者实际的生活状态一看，就恐怕没有这样的豪华罢！他们的大多数多是住的地室（kelleiwohnung）。一九〇〇年居住地室的柏林是九万一千人！汉堡四万三千人；勃列斯拉一万五千人；阿特纳一万二千人；播尊是八千人。而住在没有暖炉子的屋子的，其数之多，更不待言。照统计上看，仅有小房一间，以外便无所有的。以千人计算巴、门是四百九十人；柏林是四百三十人；勃列斯拉是四百另九人；肯尼芝是五百另五人；特列斯颠是三百七十四人；喀利兹是四百六十二人；哈尔是四百二十九人；□尼兹斯尔比是五百另五人；玛迭布尔是四百五十四人；布鲁□便是六百四十一人。至于一间小房住六人以上，两间小房住十一人以上的，统计上谓之，住者过多的，他的数目更是可怕了。因为住的太挤密，便发生种种疾病，这是有事业证明，不必疑惑的，这种境遇不苦么？还有因为这种生活状态，家族的生活而大受毁伤的，更是不用多说的。这样，也配叫做家庭生活么？
至于在那分间长屋的生活，真是意想不到的苦！八间一排的长屋固然也有，可是百把间的长屋，住上五十个百来个家族的也不是没有，这等家族，住的非常挤密，隔壁两口子的啰叱声，和擦砵声，简直就在耳朵旁边吵得不亦乐乎，共同的狗宝就算他们的共同门户，过那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这还不是人间世的饿鬼道是什么？ |
讨论女子解放的问题（美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六期（1921年3月20日）
讨论女子解放的问题
美魂
讨论女子解放的，实在多得很，我以为解放的要素，有两种。
一、妇女的解放——什么说是形式的解放，即为提倡剪发禁止裹足及一切表面现象。在看自然美，而解放一切的需要，此种解放自然是好的，于卫生上人格上何等的美！但事实上往往很难做到，这是什么原故？
人为好群的动物，结合的力甚强，争竞自比他物为烈，趋重于美的方面亦盛，于是美的方面不可限制，衣裳裙履，日趋奢侈，更有一般趋极端的，至于裹足蓄发以增其美。以一时的便利及娱乐，误了自己的终身，为男子的奴隶。虽为一种趋势，亦因智识不充足原故，不能利用真的美的观念。现在广州市的妇人梭头，以许多油胶擦在发上数丈之外就闻着臭气。不但不美，反加了许多的恶。
二、精神上的解放，我以为形式上的，并不紧要，当注重精神上的。因为形式是精神上的表示，单注重形式，是不行的。精神的解放是什么？就是交际自由、婚姻自由、男女间的互助。凡一切社会上的问题，都应以平等的目光解决。
大凡一切关于男女的事情，初时并无诈伪。到后来诈伪百出，真的都隐了去。奇奇怪怪，鬼态尽露。这是什么原故呢？这种原故有两种：
一、男女无互助的能力，人类初生，女子与男子并无区别。但未开化时，兽性的冲动充足，无所谓理性。智者强者胜，愚者弱者败，女子因种种的关系，不能及男子，故女子终为男子所屈服。并且男子又无尊重女子的心性，所以女子的权限，天天被削夺了。
二、中了圣贤的毒，未进化的时候，不过因争竞的强弱分胜负，男女间并无特别的界限。到了后来，略有点进化，甚么圣人贤人伪造了一种学说，得众人的同意，拿女子为了引诱品，并选几种胡乱的天逻地义的定律，如“天尊地地卑干坤定矣”的谬说。这时候，女界被屈伏，不但不反对，并且赞成了。
有这两种的原故，所以我亲爱的女同胞，永远在黑暗地狱内，人类的进化，阻止不少，至二千余年犹是一日一样。这个的罪名，就不得不归于圣贤了，我以为女子要得完全的自由，须要男女间有互助的精神，女子自身也要有彻底的奋斗。除去兽性的冲动，并驱去了圣贤的毒，如此精神的解放已达到，形式的解放更不成问题了。 |
第七章结构调整计划中的第三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2006）
第七章结构调整计划中的第三世界 |
工会法能不能成立（陈公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六期（1921年3月20日）
工会法能不能成立
陈公博
脑里充满金钱和生殖器的人能不能同情于劳工运动？建筑在资本主义上的立法机关能不能同情于劳工运动？这两个问题，我一直怀疑到现在，并且绝对的认为不可能。所以无论什么极好的制度，无论什么极好的法案，假使要经过以上我所说的人和我所说的机关承认，我都持消极的态度。
季陶所草的工会法，虽花了许多光阴绞了许多脑汁，如果要提出于中华民国十年的广东省议会，我可决定绝不会通过。我们要知这班议员除了少数又少数头脑清明心地晶亮的之外，便是资本家，资本家的代表，科举式的绅士，包揽捐务的阔商，除当选时候赶快念了一本议员须知和几条死板法今，头脑便像镭石一样；哪里有什么劳工和工会法。我们试问提出反对男女问题的是哪一个机关？咨请杨永泰禁止男女同校的又是哪一个机关？那么现在想把一个破天荒地工会法平平稳稳地渡过这几个机关，岂不是南辕而北辙？
去年十一月我作一篇《改造广东的大时机》刊在《群报》，当时提出五个问题，一废督裁兵，二改造省政府，三改造省议会，四建设市政府，五提倡县自治。我把省议会改造放在第三个位置，因为省会不改造，什么市政府县自治都是废话。
工会法一提出，我知道第一二条就是要马上一笔勾销，因为省法不能与国法抵触，更不能与北京政府的教令抵触——这是多数议员的头脑。
从历史上的观察，有产阶级无论政局怎样摇动，社会怎样变化，但保住了秩序——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便什么都不变。现在把同盟罢工和聚众暴动的制裁一概废止，怎样的影响秩序，怎样的影响有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
在有产阶级的眼里，暴烈革命和平和革命有什么分别，暴烈或和平总是一种革命，总是影响到有产阶级的本身。什么潮流、什么趋势、对于本身有须臾的弥留希望，资本家没有不死力攀住。
现在的国会省会没有不筑在资本主义上面，——以我们广东为尤甚。以资本化的省会赞同或种的革命是绝对没有的事；在任何国家也是没有的事。
欲行平和革命于某种社会，首应改造该地资本化的立法机关。在这个意思底下，德国社会派似乎有点意思。 |
你们“公妻梦”还没有醒么？（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六期（1921年3月20日）
你们“公妻梦”还没有醒么？
沈玄庐
你们挟住资本私有的权威，把劳动者妻、女统统赶到工厂农场去替你们做牛马，劳动者的家庭情爱，被你们打得粉碎撕得稀烂了；你们又造成许多公娼。你们还反咬一口说“社会主义者主张公妻”，我要问你们发“公妻梦”醒了没有？你们家里的妇女，赫裸裸地被“嫁汉嫁汉”“无非穿衣吃饭”，明目张胆为了生活。不得已把身体卖给你们。你们一再而三到四五六七十个妇女，由你们任意烂嫖，厌恶时，一脚蹬，叫伊去卖给别个男子，什么妻、妾、平妻、权妻、租任妻、客妻这许许多多明目，都是由你们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你们一向到如今，把妇女也当做商品，由你们自由卖买，自由奸污，你们不抵赖得去么？唉！你们有资本私有的权威，你们也用不着抵赖。
越老越糊涂的老先生们，你们听到资本家放出来“社会主义主张公妻”的谣言，你们就相信了么？你们中间有人说“我老了；我的妻也老！可是我的子女儿孙怎么样呢？”你们这种欢声“是不是着了魔”？
男女的情感，亲子的情感，兄弟朋友的情感，横堵里打起一重礼教的藤栏断了，又加上重重叠叠金的银的利禄的功名的厚壁，父对于子，用赚钱多寡，做尺度来冲是儿子的贤与不肖；朋友，兄弟用金钱做尺度来卖买情谊，无论怎样薄情的儿子，只要亲死了，披一件麻衣、提一根哭丧棒，大家都叫他“孝子”；无论怎样坑陷兄，朋友的人，只要被坑陷的死过后，送一笔钱去，就哄过孤儿寡妇，买得到“友爱义气”四个字的好名称；礼教，礼教！礼教先生和饿慌了的狗一样，只见食就捻着尾巴奔命，手上有一块骨头，就是这只狗的主人。你们口口声声所说的“父子、兄弟、朋友，”“有亲、有序、有信”，折穿西洋镜，原来如此。何况“有别”的“夫妇”呢？
老实说：我们就是看不得你们妇女当做商品，就是要打破你们用礼教掩护的公妻。
资本家诬蔑社会主义者创妇女共有制，也不单是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证明了，只要看施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不是妇女共有，公妻，只要看资本主义底下拥护礼教的国家，是不是布满妓寮？其次，再看看那一个人，主张社会主义的和主张资本主义的行为，就可以一个最简单的说明：
资本主义者主张公妻实行公妻制。
社会主义反对公妻制。
你们果然有胆气立在资本主义方面，你们就不必将你们的行为反诬社会主义者。
礼教，是你们拿来束缚妇女的凶器，这种凶器，可是由资本家手里拿着，所以能牵着许多妇女去充商品。如今这一条束缚妇女，牵引妇女的索子，已经打烂了，废除家庭教育，建设社会教育，即是废止妇女商品教育。建立妇女人格教育。这种新的教育，和火车一样，山顶轰去了，臭沟填平了，土方做好了，枕木铁轨设置完备了，机关车上的煤生燃了，鸣的一声就要开车，你们想把这条烂索子缚住火车，以为留难一分钟也是好的，你们真个是做梦。 |
工会法和劳动前途（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六期（1921年3月20日）
工会法和劳动前途
沈玄庐
“公法为私法保障，私法是公法基础”，季陶曾经说过。凡是精心研究法学的人，决不能对于季陶这个断定加以否认或加以疑问。可是私法又以什么为基础？不用说，是社会种种的组织、习惯、风尚所构成。社会上种种组织、习惯、风尚一天不变动，私法也不会变动，公法更不会变动。那么，我们很明白的可以了解法律是由事实产生出来的了。
法律既由事实产生：在组织、习惯、风尚未曾变动以前，应该不会有新的法律。钻到死法律里面去的人，往往封住一切眼光，只看见条文就是法律。具这种眼光的人，以为一切组织、习惯、风尚未曾具体涌现一个新的现象出来，新法律就无从产生；因此有人以为这次季陶所拟的“广东省工会法”，认作法律铸造事实。这是大大的误解。
我在学堂听讲的时候，曾经发过一个有趣的疑问，讲师寺扇亨老博士说“这个疑问没法答复”。我底疑问是什么呢？我问“国际公法上为什么不定出关于革命行使的条项”？这个疑问的重心，就是一国或数国间“旧”的将倒，“新”的未涌现之先，中间这一段，国际上的任务怎讲？
从前所谓国际上界限，天天减淡下去，而新的界限一阶级间的界限一天天显露出来。“广东省工会法”就是在打平阶级界限过渡间一种和平的革命法。从阶级制度倒后追回来看，很像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间的君主立宪。处在这个时期，不必社会上种种组织等悉数变更，在社会多数必要中有一种新的需要和事实上的表现，法律就依到这个作基础发生。香港机器工人的罢工，近三个月来社会上各个工团的联结，这就是旧的崩坏，新的便从崩坏的遗址上表现出来。
为什么说这个“广东省工会法”是和平的革命法呢？因为彼对于旧的法律，不是连根铲除，不过将障碍工会进行的刑律条项，和治安警察法主张废除罢了。
工会法：
“第一条暂行新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及民国三年三月北京政府教今第二十八号之治安警察条例废止之。（按袁世凯用教今公布治安警察条例，后来经袁世凯对参政院追认，改编为法律第六号）
第二条暂行新刑律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违警罚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五条第十一项；第三十八条第一项等条项：不适用于本法所规定之工会及工会之行动。”
我们先把工会法草案所指出的暂行刑律各条项，列了出来，写在下面：
工会法草案废止的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
工会法草案所认为不适用的刑律第一百六十四条：“聚众意图为强暴胁迫，已受该营官员解散之命今仍不解散者：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附和随行仅止助势者，处拘役，或五十元以下罚金。”
又，第一百六十五条：“聚众为强暴胁迫者依左例处断：一、首魁无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二、执重要事务者，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或一千元以下一百元以上罚金。三、附和随行仅止助势者，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
又，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三项：“妨害使用多教工人之工厂或圹坑之执业者”
又，第三百五十八条：“以强暴胁迫使人行无义务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权利者，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六以下罚金。”
又，第三百五十九条：“散布流言：或以诈术损害他人或其业务之信用者，处五等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罚金。”
以上六个条项，工会法草案主张废止及认为不适用于工会的行动，只消看过刑律本文自然了解应该废止和不适用的意义，不必再加什么解释了。
再把工会法草案所指的违警罚法三个条项写在下面：违警罚法第三十四条四项：“群众会合，警察官署有所询问，不据实陈述；或命其解散不解散者。”
又，三十五条第十一项：“深夜无故喧嚷者。”
又，三十八条第一项：“于官署及其办公处所喧哗，不听禁止者。”
以上三个条项，工会法草案同样认为不适用于公工会的行动。
其实法的产生原因，是取缔懈惰者因生活需要而发生掠夺行为的。久久，因为经济制度转变，便失掉本来意义。到了一切资本成为私有制度后，法的作用，完全和原义相背。说到暂行刑律和违警罚法产出的根据，应该完全废弃，另行制定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改造个人人品性为终极的目的”这一境没有到达以前，法的作用，确乎少不来的）。当新法未定，社会上一切组织、习惯、风尚发生变动时，去掉妨害这类变动的旧法律上条项，也是政治机关该有的任务，而社会主义者对于这类应行的任务也当然加以赞助。
以上工会法草案的主张，是一种过度中的新建设，对于障害新建设的法律，当然应该废除。从前所谓法律案，全部是妨害新建设的，莫过于“治安警察法”。治安警察法的妨害人群进步；妨害社会生活；妨害公共利益；以及在法律上的价值，《新青年》七卷二号高一涵著的《对于治安警察条例的批评》已经很明显地说过。工会法草案主张把治安警察条例废止。我在本年一月十五到广州时曾经有过这个主张，不到一星期，军政府就公布“废止治安警察法令”，就我个人的感想，像解除了颈子上一条大而且重的铁链，我以为广州市民和广东省人民不知道要怎样喜欢快慰，哪里知道广东全省的工人、农人、新闻记者等等，对于这条大铁链的解除，当作一个不算什么一回事，这真是出于我个人意料之外。按中国的治安警察法，完全袁世凯时代从日本抄来作为桎梏劳动界，言论界一种唯一的刑具，日本劳动界，言论界只敢希望变更他们的治安警察法最甚的几条，费了多大的运动，终于无效；我想如果日本政府，毅然像广东这样废除了，不知道日本人民要怎样地哄动；即使日本政府不全部废止，只依人民最小限度的要求变更或修正了，日本人民也不知道要怎样地哄动。可是身历其境的广东人民，却漠然放在无可无不可的城里，这真可以见“给的自由”的价值了。
如今治安警察法已经明今废止了不用说，工会法草案列举的暂行刑律几个条项和违警罚法几个条项，可是还没有废止或宣告不适用于工会呢，广东劳动界如果不愿意组合工会则已一一更是打算组织工会，试问在这几个现行法条项支配下面，劳动界前途的命运，还是鸡笼里的鸡。
我们因为要建设，所以要扫除妨害建设的障碍；不是仅仅到扫除障碍为止了。例如粤军回粤驱除盗阀的盘踞，为什么要驱除桂系政系的盗阀呢？因为有建设新广东的大目的在。
我希望广东军人和广东劳动界，同负一种责任，同造一种新空气，同一个呼吸。你们的责任是世界的，你们的辛苦是为世界的，你们的建立要树立在世界上的。
你们挟着这个大志愿：第一步，广东内部的建设，怎样要你们保障，你们要怎样同心协力；第二步，你们要保障你们的新建设，怎样抵御外面的恶空气侵入；第三步，你们把你们所制造的新空气，凭你们的力量洗净邻省、以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陈腐恶劣的空气，你们又该怎样同仇敌忾？
军人呵，工人呵，农夫呵！你们的幸福前途，是要你们亲手开辟的，才靠得住。如果别人能够给你们的，换一个人或换一个时期，仍旧要夺回去的。而且别人给的幸福，自己是无从识别的。 |
短评（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五期（1921年3月13日）
短评
沈玄庐
省议会？咨议局？
本月十号广州报载广东省议会议员伍瑶光等提出“正学术弭乱萌”建议案一件：内中有“古先哲人乃定为五伦之教，使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弟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圣贤相传，至春秋孔子时乃大定，……其宗教势力，影响乃偏于东南亚细亚，五伦之教，何害于人国，今虽凌夷衰微矣，有志之子，思有以救弊补偏之，……吾窃以为五伦之教，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纬地，无一而可废也，今共和政体，似乎无君矣，不知古所谓君臣者，指上下尊卑言之耳……”这一段话，我不知道现在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何地，建议者是何机关，执行者是何机关。我想现在总不是大清宣统某年广东省咨议局对于两广总督衙门的咨呈罢！就算南海是复辟圣人发祥地，也只可拿蒲扇遮遮跑到北京旧皇室的遗址上诚惶诚恐地行三跪九叩礼谨奏，也未必敢在广东城里青天白日明目张胆地敝着说。本案上又有“提倡共产主义……公妻主义”，议员先生们，请你们去检查检查中国有了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第二九、三〇、三一页看看。再去翻翻中国又有了译本的柯祖基著的阶级争斗第二章第四节，又第四章第七节看看。不要拿什么太上感应篇上句子颠倒一下，来瞎选主张学说者的谣言。唉！公妻！我不知道珠江一带岸上水上的“花捐”，列不列入广东省岁入预决算案，经不经广东省议会通过。如果没有列入省岁入预决算案，我要问广东人要这样省议会干什么？若说列入预决算，经过大会议决通过了，那么，你们才正是主张公妻主义的呵！（玄庐）
怎样才算得言论自由
航海不触到礁石上，受过沉船的经验，把礁石炸去了，不知道容与中流的快活。言论自由，就是轰炸人生生命路上的□壁的利器，不是信口随笔说些空中楼阁，便算是言论自由。最近日本八报馆：东京朝日，时事，东京日日，报知，万朝，二六，读卖，东京每日，为登记纪闽元植遭暗杀的事，被日政府借新闻纸法限制，甚至开严重的谈判无效，现正在提控辩护中。这八报馆，为什么要力争纪载这类事实的自由权？警保局又为什么要限制记载这类事实的自由？就因为两面都在实际上撞到硬处，和船行触礁，是一个道理。八报馆所经过的谈判和正在辩护的行为，是想硬冲过这片礁石。我想这礁石的根盘和面积很大，只有礁碎船，不见得船冲开礁。要去礁，总得打进礁石里面去筑好炸药把彼里碎一一不然，兜个圈子敷衍着过去，这片礁石依旧存在，后来的船，依旧要撞碎的。（玄庐）
断送生命在虚声里面的工人
从来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事，总喜欢盗窃虚声：“说真方，卖假药”，不管事实上效果怎样，以为大众只要能够嘘一口气，什么大事什么问题都能够立刻解决。“爆竹一声除旧”这句最通用的春联，就可以代表中国一切改革的行为。可是这番香港爆竹厂失慎，工人死伤总数一百二十多人，社会上为这响除旧的虚声，却断送了许多个实实在在的妈妈怀中的娇子。论他们冤枉，和送命在空言改造的兵戈聚火中的，有什么差别！（玄庐）
祀关岳
前十五年的我，几乎为改关庙作学堂送了命，如今跑到家家信奉关爷爷的广东来，正想抽点空儿唤醒一般的迷信；不料大家敬仰信任的陈竞存省长，在百忙中忽然履行起袁世凯席满清的祀典来；如果说是“例文”，这种例文不该取消么？或者说是“人民共同的迷信”，这种迷信不该化么？抑或以为“这宗小事”，小事便该糊涂么？俄罗斯人到处悬着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三人的照，也不免偶像崇拜，但是他们在事实上有点对于主义上的意义，试问骄盈挫败的关羽和失机复国的岳飞，在社会上有什么意义，在军人中更有什么意义？（玄庐）
学松，你的“女子职业问题”收到了。鸭笑，“鸳鸯”诗，收到了。(玄庐） |
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五期（1921年3月13日）
诗
纤夫
沈玄庐
上水船，
蚕丛路，
两三条索缆，
拖着一两个纤夫。
急滩往下奔，
逆风拦头阻，
拼死命，
挨一步，
一腿刚提起，
一腿已经站不住。
颤巍巍地进一步退半步，
一呼一吸只在生死关头渡。
船上的人说他“不中用”，
岸上空着手的笑他“不懂事”，
还有几个顽皮的小孩子
向他掷石唾涎吐。
纤夫呵，纤夫！
这是你生命的路，
这是你该吃的苦，
若向“责任几时完”？
“那日子”。
病中
沈玄庐
无论怎样健全的生体像生龙活虎，
一病做不了什么事。
平时过不去的事只要学得三分呆，
到了病时都要当作七分死。
黄花岗
毅汉
如血的残阳，
照着满山红土，
松林疏处，立着新碑无数，
十年前事哪堪提，
十年后事凭谁诉？
我来凭吊一看便去也，
却交付红土残阳、朝朝暮暮！ |
一个自杀者遇着一个疯子（双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五期（1921年3月13日）
一个自杀者遇着一个疯子
双明
殉情湖西岸有一座金锁桥，桥底下的□溪从石等里汩汩地紫（水旁）洄着无数园折方折的水送入湖咽。桥两头的冬青树从□溪两岸笼着青翠下来翁（草头）住桥两头的青石版路，倒影入淘情湖沿岸。一天清早，东方才发白，金锁桥下的水声悠然送了桥上一声最后的长叹，泛入湖光。忽然厉声叫着：“你疯子……管你什么事……这是我的自由……”这是一个要自杀者说的。疯子：“哈，哈！我爱你！”
自杀者：“谁不知道你是疯子⋯⋯谁要你爱……你搂住我打什么主意……”
疯子：“我爱你，哈哈！”
自杀者：“世间更无爱我的人，我却不要你这疯子爱。”
疯子：“人家说我疯，你却不该说我疯！”
自杀者：“你搂住我，不疯是什么？”
疯子：“正维不疯，才搂住你。”
自杀者：“你为什么要搂住我？”
疯子：“你为什么要自杀？”
自杀者：“我自杀我的，管你……”
疯子：“我搂住我的，管你……”
自杀者：“天地间逼窄得很，除却这条路，更没有别的路了！你饶了我罢！”
疯子：“你自己尚且不肯饶你，怎么叫我饶得你来。”
自杀者：“你又何曾饶你说如果你自己饶了，你又怎么会疯”。
疯子：“我见人就不疯，可怜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
自杀者：“那么，我们俩同尽罢！我见人就不自杀，可怜我从来只见晃了一眼的人”。
疯子：“你见过的人哪里去了”？
自杀者：“转眼就变为黄金的偶像了”！
疯子：“哈，哈！亏你枉生这双眼，天下哪有不是黄金偶像的人”。
自杀者：“我胸中只有一个伊才是人……如今伊都黄金化了……我活着干吗”！
疯子：“原来你也只有一部分是人”。
自杀者：“此话怎讲？”
疯子：“你看我是整个的人么？”
自杀者：“你不过是疯子罢了。”
疯子：“人是我自己的，疯是大家的。大家给了我一个疯，我这个人却并不因为这个疯减少。我要问你，自杀以外还有一个你么？你在哪里？”
自杀者：“我从此疯了怎么样？”
疯子：“你也还不配，因为你并不知道是谁给你的疯。”
自杀者：“你传染给我的。”
疯子：“你不配疯，你不配疯，你只配自杀。”
冬青树上一个鹧鸪，也照样叫唤着“你不配疯！你不配疯。” |
男子应当讨论的妇女问题（仲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五期（1921年3月13日）
男子应当讨论的妇女问题
仲骞
劳动解放，和妇女解放，是现社会急待解决的两大问题。劳动者为什么要解放？因受资本家的压迫故；妇女为什么要解放？因受男子的缚束故。但是劳动者想得到解放，要用革命手段，和资本家拼命奋斗，必把资本制度推倒，这个问题才有根本的解决。若妇女想得到解放，虽然也要和男子奋斗，至奋斗的结果，无论手段怎样激烈，这问题的解决，终是归于调和。盖以劳动者的自身利害，和资本家根本冲突，不把资本制度推倒，他的解放运动，便终没有成功。至妇女自身利害，和男子常有连带关系；妇女解放，在男子不过损失些不正当的威权，实际上不独没有妨害，且所得直接间接的利益固甚多。故讨论劳动解放问题，资本家绝对不容参与；惟妇女解放问题，我们男子虽和他立于对抗地位，倘肯平心讨论，不难得到圆满解决，家庭革命的惨剧，自无从发生。今特举出问题数条，冀我们稍有觉悟的男子，公同讨论，果使利多弊少，就不妨大家实行；这不独为妇女方面起见，我男子们亦未尝不并受其益呢。
（1）妇女求学问题，妇女求学，自然是他身受的利益，但男子自幼至老，都不能和妇女脱离关系，妇女没有学识，他自身固然吃亏，我们男子受他的牵累，亦正不少。近年风气略开，做父兄的已多数知道女子求学的必要；但我国女学程度，和男学比较，实在幼稚；各地方政府，又以财政困难，势不能兼筹并顾，使妇女和男子得到教育均等的机会；故最近男女同学运动，实出于时势所要求。惟现在一般男子，对于各级学校一律开放的主张，尚多怀疑；那些头脑陈腐的人，以为男女同在青年，血气未定，假以同学之便，恐妨引起不道德的行为。不知我国旧习，正因男女界限过严，故一经接触，即难免兽欲的冲动；若实行开放主义，男女自幼至长，皆令同堂共学，这易于冲动的兽欲，自能习焉相忘；那古董家的反对论调，实可无庸过虑。且男女同学，更可以养成两性间互相尊重的道德；这种效果，从我国近年已经开放的少数学校实地调查，确有可信。我们男子，对于这种两有裨益的新学制，正宜合力赞助，俾得一致进行。妇女们既得受均等教育，将来社会各种事业，彼此共同负任，岂不是我男子的大愿么？
（2）妇女职业问题：我国妇女，向来只有消费的权利，社会上一切生产的义务，常由一部分男子担任。近年生活程度日高，一家衣食，多不能独立维持，必妇女兼任生产义务，我们男子才可以稍得舒息；故现在妇女的职业问题，纵妇女未经提出，我男子亦当向他要求。但自汽机发明，我国生产制度，虽未尽变革，而旧日的家庭工艺，已渐就淘汰；妇女想图谋职业，只得向外发展，或就役于工厂，或受职于局所，和男子通力合作，才获得比男子较低的一分工钱。况我国家庭旧制，和现在生活状况，已不能适合；有许多妇女，他的知识技能，在社会上尽可自立；只为旧制度所束缚，不得不坐食分利，以之自累，而兼以累人。故今日妇女职业的先决问题，尤在改造家庭，对于“儿童公育”和“消费协作”种种的新组织，必先行筹备，妇女职业的解放，才不至有窒碍发生。
（3）妇女婚姻问题：婚姻为两人关系的，神圣的，稍为不慎，即误及终身。故当结合之际，必全任两人的自由意志，绝不容第三人干预其间。我国的盲婚旧制，儿女婚事，常由家长一手包办；在家长专制下面，婚议的审定，男子尚可从表面上稍有选择；若女子方面，往往谨守秘密，绝对不使与闻。近年风气稍开，父母对于婚约，多取得女子同意，才肯实行；但女子拘于习惯，即父母向他询问，亦只得惟命是听，不敢为自由的主张。故婚姻问题，在妇女仍未曾得到解放。这个缘故，并非做父母的有意想剥夺子女的自由，只因我国早婚陋习，牢不可破。男女仅有成年，知识未充，于社会交际，又全欠阅历。父母急欲为他婚配，即任令自由选择，彼实无所适从，故父母迫得代作主张，遂至铸成大错。想实行婚姻的解放，必要打破这种陋习，做父母的不急急为子女定婚，必待学成之后，各有职业，兼有充分的知识阅历，才令自由择配。照这样解决，家庭的痛苦，和社会的罪恶，庶几可以减少了。
这几个问题，虽属妇女自身的利害，似不必我们男子替他打算。但是我国妇女，数千年来处于被征服地位，受男子压抑摧残，已无复自动的能力；近年有少数男子，觉得男女的利害关系，至为密切，不把妇女解放，我男子受牵累，终没有了期；由是妇女问题，始稍为社会所注意。惟向来研究这种问题的文字，都是偏向妇女方面说法，意在促起妇女的身觉。我的意思，现在妇女能力，尚属薄弱，想把他自己解放，就令肯去奋斗，非得男子同时觉悟，和他协力改造，难望成功。所以我要把这几个问题提出。请我们男子大众详加讨论，这问题果有圆满的解决，我男子亦大有所益。倘妇女们在社会上有关于这几种的运动，我们只有协力扶助，不要把他阻压。那资本家压制劳动者的手段，是终归失败的，我们万不可效他。 |
女子教育的我见（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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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教育的我见
济时
凡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子既然是个人，当然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梦话，我以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断没人敢说，但是千年来惯用了“愚女”的政策，现在的男子仍大多数实行夫纲，视妇女为附属品，若女子教育大发展，他就不能享受男尊的福气，所以心里总有点不自在，于是想出贤妻良母式的女学教育！唉！真是算无遣策。你看日本的女子学校，一定比男子低一级。（郎女专门等于男中学）养成下女式的女学生，不是这妙策的成绩么？
女子教育如何才可以实现呢？我就真理良心上说：非实行绝对男女同学不可。女子教育，除了男女同学，没有什么问题。那天女子联合会发起妇女自身讨论女子教育大会，结果是请求男女同学；我以为是妇女觉悟的表示。不意生出许多反对的论调，谓：“那天既以讨论女子教育来号召，为什么专讨论男女同学。女子教育，反都不理呢？呵！呵！男女同学，是不是叫女子能进现在所有的学校里去受教育？是不是最普遍不过的女子教育？女子与男子受均等的教育，不是女子教育。一定要多设几间贤妻良母式的女学教育，才算女子教育。主张这一说的在女子非愚蒙就是自甘堕落，在男子就居心不可问了。最奇的更有人谓“只须男女受均等教育，不必要求男女同学”。我试问他除男女同学外，有什么方法，实现均等教育呢？有一男校，须补设一女校，此世纪内，说无此财力。就令有此财力，学校里的设备呀，教员呀，能均等么？用算式写出来，男女受均等的教育……男女同学。二者实一，并没有什么大区别。不过男女同学是实施均等教育的办法，均等教育是解释男女同学的名词。
又有人说：均等教育，是抽象而活用的，不是具体而板滞的。因为女子心理与生理，都与男子有别。故只要多设适宜于女子职业的学校。使女子与男子一样的有生活知识。这就是均等教育。”我以为女子的心理异于男子与否，现在尚没有学者下适当的证明。至生理上除了生产前后，并没有什么不及男子。若严格区别，男子亦须类别个性，分班教授。且就实际上，男子各种学校，大体都备。又适宜于女子职业的，男子未必不适宜。现在的男子学校，未必全不适宜于女子。若只求多设几间女子职业学校，置最普遍的普通中小学于不理，就算均等教育，真不怕辱没了均等二字么？
现在有的人，心理实在怕男女同学，又因潮流所趋，不好意思明白反对。就借均等教育，女子教育大范围，男女同学是小问题，等胡说来乱唱。你们若心实无他，就是没有常识，劝你们多读书，少说话。若实在反对男女同学，不妨明白直说，尚不失为强载悍的男子，勿再扭扭捏捏，胡说乱道，丑态百出。
我以为女子教育，除了男女同学，没有重要问题。希望省署快公布绝对的男女同学令。 |
对于《广东省工会法草案》的我见（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五期（1921年3月13日）
对于《广东省工会法草案》的我见
沈玄庐
“工团主义”，是要推倒有产阶级。法国“劳动总联合会”就是工团主义的劳动团体。劳动联合总会章程第一章第一条第二项“本总联合会摈除一切政治关系，团结一切对于绝灭工银制度及雇主制度的争斗有觉悟的劳动者。无论何人，都不得利用联合会员或联合会的职务和名义作政治的选举运动”。自从今年二月加入莫斯科第三国际同盟之后，法国劳动团体的态度，格外明显；欧洲两阶级争斗的阵势，也愈趋严重。而一般的职工联合主义，却和工团主义有大不相同的一点，就是职业组合，是承认有产阶级的存在。职业组合，不过就劳动者的现状，借团结的力量，对于有产阶级要求相当的改良。因为职业组合，不能直接管理一宗产业，所以职业的组合不能推倒有产阶级，就是因为他本身缺乏管理产业的组织。
中国近势，除铁路轮船等，完全可以引用或种主义施行产业组合，此外纤维业等等就很勉强；至于许多还没有完全脱离手工生产的工业，其势非经过职业组合不可。是不是非经过各种组合不可，抑或不必有这种训练，或者训练的方法不如此，还须仔细地研究。
季陶于法学，经济学上经过十多年的修养，他现在提出《广东省工会法草案》统共二十二条；附理由书说明本案理由凡五：
（一）承认劳动者的结社权，同盟罢工权，团体的契约缔结权，国际的联合、职业的联合权，以及保障工会的财产。依一般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法制编制的通例定的。
（二）依法国一九二〇年三月一二日，修正的《职业组合法》作本草案的蓝本，采用相当的保育政策。
（三）用法律提倡，保障工人的利益和地位，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期中，不至于十分显出阶级的悬隔，以免革命事业及革命人物，皆陷于革命的悲境。就是准据华盛顿国际会议的意义制定本草案。
（四）公法为私法保障，私法为公法基础；民法法典，为一切法律之宗。（参观星期评论《法的基础》）本草案第一二条，先行取消暂行新刑律中最妨障工会成立及行动的条项。其他诸法，继续改定，由同一主义之下制成一个系统。
（五）本草案中所称主管官厅，指关于产业主管官厅。（原本过长，本志容积不下，特为删节。草案全文，载在三月九、十日《广州群报》）
依他所提的理由，可以看出几个要点来：
（一）由保育进于自立。
（二）由小组织进于国际。
（三）保留革命人物革命地位。
世界潮流是不是允许中国这样有步骤的顺序进行，我们暂时可以不问；因为中国要适应世界的潮流，就不能没有一个适应的方法，到达全世界要达到的目的地。职工联合主义下面的职业组合，工团主义下面的产业组合，这些异趣的团结，是在社会本身，法律断不能代社会指定一个方向。不但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对于这种法制不生什么疑问，兼且应该希望促进援助这种法案的实施；就是处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的，也不会发生多大的疑虑。只有理由书（三）所说的保留革命人物的革命地位，可是一个大大的疑问了。
“自由权，与其等候下阶级来取，不如由上阶级给他。从前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会说这种话，现在有产阶级也会说这种话；巴黎和议后的华盛顿劳动会议场上，就是把整个的自由权称了几分之几给条约案下面，列着各国的劳动者，又虚称了几分之几给劝告案下面的东方各国的劳动者；他们会场上的争议，就是锱铢较量自由权的多寡。这类动作，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上层阶级给与的，其实不过一句面子话罢了。无产阶级一天不觉悟，有产阶级一丝一毫也不肯让步的。依据资本主义做骨子的，你就拿社会主义教他一百年，也不过像黑人涂粉一样，他一用力一出汗就显出本来面目来了。
不是说现在所有的革命人物，个个都站在资本主义上面，果真会陷于被革命的悲境的就拿十种工会法也扶他不起。车子驾在前头，从来没有这个经验。
要不然，确定了新政府的人物，完全是投生命在社会革命中间，但是据我个人的观察，怕不象么！季陶的观察点如果和我不同，他也不必说“今兹之革命事业及革命人物，皆得陷于被革命之悲境”。
果然要抹去这个大怀疑，不但要观察《广东省工会法草案》如何成立，如何施行，其他种种方面，都在人们的眼光中；现在总还是露着希望的眼光。 |
阶级觉悟（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五期（1921年3月13日）
阶级觉悟
沈玄庐
《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一句“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包含古代天然的部落和部落，或迁徙的狩猎游牧团体和静止的农植团体，相接触而生的剩余物产的商品化时代起一直到现代社会，在中国政治沿革上看起来，古代从公卿、大夫、士、庶人起一直变换到现代的大总统到差弁，许许多多层次的阶级制度里面，又包含许多复杂的等第，继续不断地争雄斗长，前赴后继，迭为胜败。因争阶级的地位而战斗，因战斗的结果而变换所处的阶级底地位，翻来覆去，总是陷在胜王败寇的漩涡里不绝的旋转。简单说明：老实就是争夺单一的支配权。什么主义，什么好听的话，都是假的。中国四千六百十八年的历史，只是一部胜王败寇史：得这部历史所暗示的英雄豪杰铲头鬼，无非把同时间的人类投在一扣大磨盘里争着推；现在仍旧是继续争着这一扣磨盘的柄，不停地呼吁推着响，愿意往磨盘眼里跳的就是他们的同胞、好友、忠臣、志士，不愿意投向磨盘眼里去的，也禁不起风旋地转的势力，一样也掉落到磨盘心里膏他们的磨齿。
政治革命的梦一天不醒，阶级的觉悟一天不会发生。历史上教训我们的，只是阶级里面的争斗，阶级里面的争斗，就再过四千六百十八年，也不会了的。大众愿意吗？
不愿意又怎么样呢？
我们的时代，就是有产阶级时代。有产阶级平时的敌人还是有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当作自由竞争的器械罢了。到了无产阶级有了阶级觉悟，有产阶级在短少期间，就和他平时的敌人携手，并力来压迫无产阶级。现在所谓皇帝、大总统、高级官、大商家、大地主，都是一窝子的贼。平日满口拿许多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民族竞争生存，一大堆鬼话供着农夫、工人和失业者上战线去拼命；一到国内起了阶级争斗，什么主义都抛弃了，立刻把前敌的兵士调回来保守他们的贼巢。俄罗斯帝国将覆的时期，就是那么一回拆穿西洋镜的把戏。
我们要明白，现代世界，没有什么国家，种种的差别，只有有产阶级两个对垒的营寨。大众如果再不信，请看欧洲大战时，什么文明国同色的人种，哪一天哪一回哪一处战线上不把最犀利的军器供给异色人种去杀他们同色的人种。
世界上只有两个大营寨，一个是有产阶级占据住一切生产工具剥夺劳动者的剩余的营寨，一个是无产阶级终身被剥夺被压迫为有产阶级少不来的活机器的营寨。我们要了解这种形式，只消把蒙住眼的习惯，制度和急迫的需要暂时揭开来看看，就会明白。
“有钱不怕没有人做工”，“不做工没有饭吃”，这两句话，上一句非有产阶级不能说的，下一句非无产阶级的劳动者不用说的。
只要无产阶级觉悟了世界上只有两阶级，由阶级觉悟而发生极大的阶级争斗，一战，可以把全世界什么战争的意义和价值永远打灭。
人类中间，有哪些会有阶级觉悟的？有哪些不会有阶级觉悟的？有哪些有觉悟而没有觉悟的必要的？有哪些觉悟了急于想打破阶级的？
有哪些会有阶级觉悟的呢？青年学生，受世界潮流的灌输，和少数社会主义者，转辗传播到无产阶级里面的生产劳动者；劳动者一方受经济的压迫。一方得到指导者点醒他们怨天怨命怨祖宗和所以受压迫的迷梦，这是容易会觉悟的。又有哪些不会有阶级觉悟的呢？奴仆、乞丐、赌徒、清客就是。他们生活第一个条件，就是“无耻”；第二个条件，就是“一味服从”；他们的生命建筑在这两个条件上，只希望他的主人翁和施主，多发一点财，他们就多估一点光；他们不愿意将固定的工资而希望没有一定数目的赏赐，或是急迫时期中忽然得来的意外；他们也不专靠命运。平时生的无耻和服从就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命运。这些人和阶级制度隔住一个星球，永远不会有觉悟的。又有那些有阶级觉悟而没有觉悟的必要的呢？科学家、文学家、宗教家、经纪人、官吏、政客就是；他们明知道迟早总有一天要起阶级争斗，但是他们常常自己问自己“社会革命之后我又怎么样呢？”他们有了这一个疑问恒在胸中，不但不主张阶级觉悟阶级争斗，并且除暗地里出些鬼主意之外绝对不显身出来反抗阶级争斗；因为他们有一样舍不得丢的东西，就是他们生活现状平均要高出一点。——但是科学家、文学家终究是一个工资劳动者，一朝到教育比较的普及期，和他们争饭碗的就日多一日，到那争饭碗的手段失败时，他们也很容易成为一个失业者，到了落到失业地位，自然就会发生阶级争斗必要观念；可是时代的进行，不这样迂缓，而阶级争斗，也不会老等着这班人而且所谓科学家、文学家的大部分，在部分的阶级争斗后，还是有障碍改进的能力。至于经纪人、宗教家、官吏、政客，他们可精虚得很，除却阶级争斗不起，不消说；起了不成，不消说；如果起了，成了，首先开庆祝会演说的还是这些人多罢！这下要说到那些觉悟了急于想打破阶级了，创导或信仰社会主义的，他们一生的事业和生命，原本交付了社会革命先生，其中从有产阶级里造反出来的，除却生理上和实力上的关系沉落到消极的境地去，没有一个不轰轰烈烈地拼命磨擦一般社会的态度而找机会去献身的。这种极少的分子，就是阶级争斗最初的萌芽，他们往往牺牲在酝酿时期中，但是他们的牺牲的效力，比较由他们酝酿而发生的效力还大得多。因而他们不论到多大年龄，没有一时不和血气方刚的少年一样，所以社会革命家除却牺牲了的，十八九都很长寿。他们最容易通呼吸的，就是血气正盛的青年，和多了阶级觉悟的生产劳动者。
青年兄弟姐妹们！你们是要肩未来将来就来的世界责任的，你们自居于什么地位？
劳动的朋友们！你们连你自己两只手上的气力，都是有产阶级货仓里的货，你们有什么舍不得的？
急起！急起！战斗！战斗！我们不是为任何阶级的私利而战斗，我们要打平一切阶级制度作人类相残的战争的结果。 |
短评（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四期（1921年3月6日）
短评
沈玄庐
广州男女同校运动声中的断片
广州男女同校运动声中的断片“我们请愿男女同校，不如请愿教育均等”。“教育均等是包伏，男女同校是包伏里的东西”。这都是讨论男女同校问题声中的话；“男女同校和教育均等有什么差别？”这也是会场中发现的疑问，只要把这个疑问解释清楚了，说上面两句话的人自然会明白：设如有人问“同样吃和吃一样的饭菜，有什么差别？”便答应说，“事实上没有什么差别”。又问，“那么，只要说吃一样饭菜就可以了，何必说同样吃？”便答应说，“只要同样吃，就可以吃一样的饭菜”。又问，“为什么不照样另开一桌呢？”便答应说，“厨房里只有这一样饭菜”。
有人不敢显然反对男女同校运动，推了一路横车，反对男女同校运动的运动者。他说，“女子只做几篇文章，开几次会，只是出出风头罢了。”不用说，女子能做文章，能集会，能拿一个问题作实际上的运动出风头，这种风头，正该出的，说的人以为拿“出风头”三个大事，就可以减轻男女同校运动的价值么？他那脚跟上所站的自论自由权和集会自由权，却被这“出风头”三字打得粉碎了。他们从反对问题运动的妇女身上，又牵扯到妇女的男朋友，说他们交际“是打茶围式。”这打茶围式四个字，又把“男女社交”打得粉碎了，蒙这样大牺牲来讲几句无聊话，这不是旧头脑的复辞，正是新面具的说卸。
包了脚的妇女，初初把脚带解了，觉得走一步都不方便。男女同校问题提出后，有许多人说“不方便。”我也知道他们有些不方便，难道放脚的因为有短少期间的不方便永远裹住么？
马克思说“社会生存是决定意志的。有人天天反对马克思，忽然碰到男女同校问题，他们的社会生存状态，要变现状了，于是连平时自己所全要的也反对起来。生存决定意志⋯⋯生存决定的意志……”
《共产党宣言》上说“各国国民的知识创作，已成了世界的公共物。国民的偏见和狭小的度量，渐渐没有存在的余地”，大不料隔了此话七十多年后的东方，还有人说“女子教育，是女子的教育，不是男子的教育”，教育尚且分性别，为什么知识创作会不分国别呢？更不料隔了此话七十多年后的中国，还有人说“竟有以男子的意思为意思的人”，意思尚且分性别，为什么知识会不分国别呢？唉！偏见，狭小。
那天讨论男女同校问题时，有人主张“海陆军学校，也该同校”，妇女□其因为不当兵，所以成为战胜方的俘虏品，由俘虏品的妇女被战胜方的男子任情蹂躏了，连战胜方的妇女，渐渐也陷落被蹂躏的地位。如果有一天海陆军存在，妇女为什么不去当兵呢？莫非只会夺伊拿杯中的娇儿，作受弹的鹄的么？“非战”，“非战”，倒了资本阶级后的话。（玄庐） |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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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妻的教育
沈玄庐
两耳堕双环，
教伊“不可听人讲”。
两足束如筍，
教伊“不可入学堂”。
更有系颈金索练，
压胸十字金煌煌；
教伊“不可自由发思想”；
教伊“明白自己是上帝的罪羊”。
教伊“莫向人前露出真面目”，
雪花脂粉头油艳且光。
打扮成功一个好女子，
整备嫁与富家郎。
第一金钱在手百事备，
其次一举一动合礼防。
百密还防偶一疏，
灵魂置诸上帝旁。
思想究竟关不住，
便为女子专订教科书。
女儿身是衣衫料，
交与女校裁剪供给家庭需，
要长不敢短；
要瘦不敢肥；
一朝穿衣的人不中意，
随便一腿放在箱子里。
古人说是“妻子如衣服”；
此话一直传到今世纪。
什么新思潮和新文化？
甚至“自由恋爱”都是男子的利器！
雁
双明
雄雁天上飞，
雌雁伏在地。
雄雁作长鸣，
雌雁伸颈频凝睇。
雄雁何不振翅冲入云？
两翼已没凌风羽。
两翼剪，
声价贱，
鸡鹅鸭，
同群受作践。
春来脱短羽，
冲霄志气何曾减。
羽渐长，
志渐高；
不再受挫折，
便不落笼牢。
天云片片天风豪，
故乡还是在云霄。 |
跟着走吗（叶楚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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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走吗
叶楚伧
走到朋友家里，他给了我半瓶酒，又唤他的妻子装出一碟子干菜来。这干菜已变了深紫色，卷曲做一堆，使我见了，叹息到青年已过，风尘满面的志士。捡一根出来，送到嘴里，舌根上觉得碱酸恰好，扫尽一切世味。止不住喝了回采，要问怎样做了。
贪欲的急切要求，原常伏在舌尖底下，旁通着感觉和触觉。梦里还袍笏朝天，醒过来却跪垣凿壁，像这种淡泊，我是不能的。所以要问这菜的做法，好待回去时，像乞得了点金的指头般，大嚼不尽了。
伊答我说：
才向田里摘下来时，蓝的叶儿，绿的梗儿，什么不可爱！可是彼的全身，满装着水。
尽彼的量，给水占了，再也不能容受别的物质气味；这是看得吃不得的。要借着人力，把这水分挤出来，送别的物质气味进去，使彼脱离混沌状态，走到有用并只合要求的路上去。还怕他不禁冷暖，再日晒风干地历练着几月才成。你莫嫌“颜色非昔，风尘上面”！“这正是彼成功的征象呢。”
我听着伊这篇简单的改造“干菜谈”，觉得这并不是件难事；只要他能排除些先天带来的水分；肯容受些有用的材料；敢经过些冷暖的历练；断没有不成的。不难！不难！这比较改造甚么东西都容易。
怡然地喝着酒，咬着干菜儿。我的朋友闲闲地说：“听自不难，说也不难；到做时却难了。”
我并不注意他这句话，因为他是常爱进一步激发人的，听惯了也觉得没什么可激发了，
很安闲的样子，随手捡起种印刷品来，写着：
我们现在断然要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愿下非常的决心，来做这主张的先进。
无论人们怎样反对，我决不因此改变态度。
并且这主义是神圣，不许人有讨论余地。
神圣是该绝对服从的，我们现代表神圣，拒绝一切讨论，有志的该闭了眼塞了耳很顺柔地跟着我走。
我看了这张印刷品，初尚不懂，后来恍然大悟，向伊说：
你的话全差了，要适味可口的干菜，不是这样做的。
伊问，我怎地？
我笑说：
要干菜时，唤生菜跟着我走，便会干了呀！ |
广州妇女群众之男女同校运动（鸣谦〔谭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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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妇女群众之男女同校运动
鸣谦〔谭平山〕
广州妇女这回因为想争回自己的人格，故由女界联合会发起男女同校的运动。经定于日前在省教育会开会讨论这个大问题。是日下午一时许，到会者已百有余人，随举定伍智梅君担任主席，唐允恭君和孔若汉君担任书记，首由伍智梅君演说：今日开会的目的，就是专讨论男女同校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女子，数千年来都是受种种压制种种束缚的，诸君想想我们现在所在的地位，怎样悲惨？社会对于我们女子怎样待遇？诸君都是身受苦痛的，不用我多咀了。但是今日女子解放的声浪，虽是日高一日，然必要先有相当的知识，才可以达到真正解放的目的，我们女子今日所居的地位恰像劳动者被资本家压迫一样，劳动者因何而被资本家压迫，都会劳动者没有相当的知识之故。我们女子被社会排挤，亦因为没有相当的知识。更有一层，我们想真正解放，第一着要经济独立，必要有相当的技能，去操一种职业。故今日男女同校问题，.就是想我们女子有相当的知识和相当的技能，所以特提出这个问题，请诸君自己解决。黄璧魂君说，我们女子因何而知识技能都属幼稚？我们女子因何对于农工商等职业都不能胜任？今日到会诸君都是有思想的人，都是赞成女子应当与男子受同等教育的人，当然知道。但想女子与男子有同等的知识技能，能够同操同等职业，除男女绝对的同校之外，别无其他方法。我们再想想，我们女子从前所受的教育怎么样？吟几句诗，填几句词，便能够叫做女文学家。诸君试想这等教育，能够解决今日的女子问题吗？所以今请各位对于男女同校这个问题，详细讨论一下。苏开瑞君说：今日广东高师已有女生，一中又拟添招女生，男女同校这个问题，今日已不成问题了。但我们女子今日最应注意的，就是应当审择那种教育是我们女子所需要的，就要求他开放，不应当单独提出一个男女同校问题。因为广州男女已经实行同校，何必要我们再事要求呢？伍智梅君说：今日高师虽有女生，一中虽招收女生，但今日所讨论的，是一般学校，不是一二间学校有几个女生，我们便觉满足。而且高师招生，虽有官厅明令，至一中招女生，不过由袁校长一人主张。故今日更提出几点意见和诸君商榷：（一）今日讨论，是一般学校问题，是女子教育全体问题不能因高师已有女生，便可以破坏问题。（二）今日讨论，是永久的问题，即如一中招女生，不过由现任学校主张，若校长更易，可以不招女生。若请省长规定，制定一种法律，则男女同校，已成铁案，无论何人，都不敢推翻。（三）今日要求男女绝对的同校，已成铁案，无论何人，都不敢推翻。（四）今日要求男女绝对的同校，就是因为想入任何职业学校，或任何大学，都要经过普通学校，所以今日男女同校这个问题，就是解决女子问题之一大关键，以上三点，请诸君细心讨论。后由庄汉翘、唐允恭、梁荃芳等数君，极力发挥意见，全场一致赞同。惟其中有很小部分，仍以部分解决做根据，争辩不休，但是一般的问题，果然解决，那部分的问题，自然不成问题了。
是会讨论终局，多数赞成原案，并提出全体到省公署呈递请愿书，请省长明令规定无论那种学校，都是男女同学。但因为人数过多，有人提出举代表见省长较好，众以为然，旋举出代表黄璧魂、庄汉翘、唐允恭、伍智梅、高咏雪、陈智明、张智端、梁素娴、韦风仪等十人。即赴省署呈递男女同校请愿书（录后）到公署时候，省长亲自出见，由代表说明今天请原的理由。省长听闻，很表同情□说这种运动，是很有价值的运动，且请各位代表，设法开导一般的旧家庭。代表说，假使社会上是反对的，省长将用什么方法对付？省长说，这是当然必行之事，无反对之可能。代表又问明令什么时候可以宣布。省长初说：由教育委员会布告，代表要求由省长布告，省长也答应，且说日间就可发表了。那时候各代表都觉得满意，兴辞而出。
附男女同学请愿书：
在广州的妇女群众，为要求男女同校，请愿于我们平时所敬仰信任的陈炯明省长：
男女同学的呼声，早就惊起东方人的清梦，男女同校的运动在我们还是第一遭，我们不是务得虚名，我们不肯自暴自弃，我们不能放弃人的责任，而我们在知识上地位上总找不到我们应得的机会。人类要求机会均等，最是天公地道的事，机会均等的初基，在目前就是男女同校，男女同校不但建设将来新的社会基础，也是急转的改造途中的必要，关于教育方面的种种经济问题，还是小事。
我们请愿的话虽很笼统，但是我们所持的理由自信是很纯朴的。在如今一般社会中间，那些石灰化的旧头脑，我们也没法变更他们，他们也决没有活动的希望，只是一般持观望态度的，他们对于省长的敬仰信任，并不弱于我们。得省长明白宣告一番饬令各校一致开放，务必使妇女们受均等的教育，那么，歧路徘徊的群疑，不难立解，我们信任我们所信任的省长，必定能够和我们同意，即日见诸实行，敬此请愿。中华民国十年二月二十七日
男女同校运动开始一张传单
（请我们女子来讨论女子教育）
世界上无论男女，一样都是人，人格人权都应该一样，这个道理我们大多数的人类都已明白了。但是现在男女之间依然有许多不平，凡是中国的女子，差不多个个都是受着这种不平等的苦痛。女子们！请我们女子抚心自问我们的权利，幸福，人格是否与男子相等了？为什么不能与男子相等呢？
有人说女子和男子生理上不相等，所以我们所处的地位也不能与男子相等。但是男女的生理与男女的人格人权是没有关系的，这个话绝对不成问题，已经许多学者和事实证明了。
有人说因为女子经济上不能独立，件件都要依赖男子，所以失了我们的人格和人权，所以我们所处地位不能与男子平等啊！这句话总算搔近痒处了。可是女子在经济上为什么不能独立呢？有人说因为职业对于女子没有开放。
现在就算女子职业开放了。但是没有学识，没有技能的女子能够从事什么职业呢？况且职业对于女子，并没有严格的拒绝，只要你有相当的技能，有相当的学识，职业界总不至不容纳的。这一层也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学识和技能是从那里得来的？不是从教育得来的么？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子，当然没有什么学识与技能。但是受过教育的女子的地位依然压在男子下面，终生摆不脱痛苦。这又是什么原故？我们就不能不归咎于向来教育制度不良。
向来社会对于我们女子，总当是人类以下的一种动物！简直说就是一种比较好一点的“家畜”！所以他们对于我们女子所施的一种教育（就是近世所谓女子教育的）也只是一种人类以下的教育！“家畜”的教育
我们甘心领受这种教育么？我们受了这许多年的人类以下的教育“家畜”教育，至今还不觉悟么？
我们对于这种教育制度万不满意，所以要有一种完满的要求。而且教育这一件事，非但于女子职业上有密切关系；就是对于一切女子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关系。
女子们！我们的□□也够了。快醒来罢！
我们因为要讨论这一问题，定于二月二十七日一时（即阴历正月二十日）在九曜坊教育会开会。凡是妇女们不甘堕落的，不论识字不识字，受过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都请来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女子们对于我们这个见解有怀疑或反对的，也请来研究。
女界联合会启 |
讨论男女同校问题（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四期（1921年3月6日）
讨论男女同校问题
沈玄庐
一、男女同校运动的社会观
处现在讨论男女同校问题，很容易说到一般男女问题、人的问题、社会问题——上去，对于这个问题无论赞成或反对，总是囵囤的赞成，囵囤的反对。这种囵囤的现象，就是被一般男女问题所形成。假使撒开了一般男女问题，这个男女同校问题，便失掉了根本的依据。要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先认明一般男女问题中，当头列著一个同校问题，再把同校问题的内容割解出来讨论，才能够打破这囫囵式的观念。
日常生活在各种状态中的男女，除却汩没在金钱得失计较和制造压迫或反抗的机会之中，竟直找不出别的生活状态来，应该这样吗？这样的状态，还只是男子们有份，妇女们连制造压迫或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其中只有少数人在一种范围内有局部计较金钱多寡得失的生活，大多数人越是沉沦在恐怖的黑暗里。这种恐怖状况，仿佛是妇女们有生以来便附带着这种生命来到人间，一直到死，所以说到妇女问题的，开口便是解决经济问题。我们仔细想想，经济问题原是该解决，要解决经济问题，是不是单是男子的责任，抑或妇女也应该参加进去同员解决的责任？经济问题解决之后，男女问题只是发见不能够和经济问题同时解决，这层话，暂且不提。妇女们凭什么来参加解决经济问题呢？这就要说到教育上去。
教育普及，教育均等的声浪，在东方也和春雷一样隐隐地发动了，一般生产的劳动者，仅仅不至于饿死冻死还算侥幸，哪里飞得来受教育的机会呢？这一层也只得暂时搁起。人类社会无时不在改造，当急切的改造中，不是新旧叛若鸿沟，改造者于旧社会之外另有了一种新的社会，再依据一种新的社会压力，来硬改造旧的，是旧社会本身崩坏了出来的分子，——便是新分子——仍旧浑在旧新社会里面，继续地促成旧势力的崩坏，由散漫的浑合体中的新分子，互相吸引团结。到团结体较大，势力较强，过到一个时期，就在一个区域内湧现出来。在空间观察，似乎某洲某国某地起了革命，成了新的组织了，其实未曾发动革命的地方，这样革命分子，一样潜伏着罩合在那一个社会里面，迟早点总是要立起这张革命期把相类的意义的组织揭示出来的。眼前讲的教育普及、均等，老实说就是新分子要求获得一种革命的能力。因为复杂的社会中包含许多复杂的分子各个处在不同的环境中，便不能同时并举，处在能够获得革命能力的机会较好的待遇的，便首先跑到这个阵地上去。所以眼前讲的教育普及、均等，还是有机会者的普及、均等，跛形的差别的教育。为有机会者不愿意领受。因为不愿意领受这跛形特殊别的教育缘故，才发现出一个同校问题来。立在如今最下级的社会上看，不但妇女就是男子也以为这个同校问题和他们无渺，立在如今最高级的社会上看，不但男子就是妇女也以为是一种可惊异的问题，立在全社会上面看，就明白这是旧社会崩坏的形势和新社会发动的先声，而且是很显着的中产阶级的运动。
二、男女同校与性欲教育
男女同校问题，正是旧社会（礼教……）崩坏的形势，养成新社会分子的发凡。一般注目这个问题的，劈头就看见性慾关系，因为有了认为极重大的几个问题，便发生差别的主张：
甲、小学、大学、专门同校，中学不同校。
乙、各校同校。
在（甲）的主张，并非反对男女同校，也不是说中学校学生在收科上不该同校，只是顾虑着中学时期的男女生，知识还没有大学时期的完成，旨趣也没有大学时期的确定，性欲的冲动，可比小学时期发达；所以主张单单提出中学不同校的意见。
我是主张（乙）说的，对于（甲）说有三个疑问：
1.性欲冲动，和年龄确有关系，但是在生理上遗传上气候上很有许多不能以年龄作标准的，怎么样？
2.小学将近毕业和大学一年级，与中学年龄相当的，怎么样？
3.专门学校的中学年龄生，怎么样？
这三个疑问，很难找得充分的答复。那么，又有下列的差别主张：
甲、讲堂、食堂、自修堂、运动场，不分男女；寝室、浴室、厕所，分。
乙、一切不分。
我是主张乙说的，只是现状上未见得立刻就做得到；甲说似乎容易通过：第一层，男女交际的习惯，中国太乏素养；第二层，性欲的教育，不但缺乏，简直没有这种教育，如果骤然间打成没遮拦，社会上能有几个家庭解放女生入校，女生中又有几人能打破一切故常的？果照乙说举行，女生必定更居少数，一校之中，男生人数如果超过女生三四倍，容易造成一种包围的形势，反之，也是一样。但是男女同校的本意，是教育均等实际上的设施，与其如甲说立了局部的界别，不如各校不由校专设宿舍，设有寄舍，改为族馆，以便远道就学的不至于无门投止。总之，眼前事实上种种的困难，无非受习惯上的牵制和没有性欲教育的缘故。因为这两重原因，男女的心理，都造成容易猜疑冲动的弹力性，稍能看书识字的青年，那颗怦然欲动的心，浸饱了那类所谓淫书的唾沫，而奉为唯一的导师。这类淫书的产生，完全是礼教压迫出来的，“石压笋斜出”，礼教先生的成绩，除却贼情，便是诲淫，社会还有不少迷信礼教的，我把星期评论上重译塔木川氏译的加宾特尔著的“自由社会的男女关系”一章（四）写在下面，给迷信礼教的先生们看看，青年男女，尤其不能不看：
关于性欲的种种问题，没有提示于儿童及青年的时代，在他们的道德观念上，生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大混乱，到底不能免的。对于这样最重大的人类职令。不加指导，也不加说明，使那些儿童，只是拾取路傍的知识。岂不是太不可思议吗？这就是明示一般社会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根本上不洁不德了。
试先告诉儿童以肉体上和他母亲的关系，教他明白了解母子之间有何等深远神圣的爱纯关系。渐渐地说明他和父母的关系，要他明白父与母间的深厚的爱就是子女生命之源。这种教训，在幼年人的心理，是最自然的，只有生出一种感谢的念头，发出柔和的僚叹。等到他们渐渐长大，依性的发达，更教以关于这椿事的细目，和守性导性的方法——若是看见他们得了态肆的恶习，更要细心讲明那个弊害和制裁的方法，教他们凡对于别人，应该要抑制自己的感情，并不是不当的禁慾主义，是可以化肉欲为亲爱的情绪，结果于自身大有益处。凡这些事，都是一般青年男女，容易理解，而且是他们能够尊重的。这个结果，可以生出莫大的价值，使他们能够说出几多年的恶德生涯，免致浪费贵重的精力，元气。最后，随他们道德性的成熟，便叫他们以纯洁的男女关系为最大权威的事。但这决不是说要去尽情欲，只是要达到性欲的神髓；是要为对手的幸福贡献，并且是在调和恋爱的道德分与本能分，果然能够这样，那种不管对手的快不快，只图自己快乐，以及于并没有爱而委身于他入的事，便到底不能行了。
所以我们对于恋人及夫妇间，也劝他们常常有深切的节制。若能以意志力转情欲的情绪，更进一步，使化为精神的纯爱，这真味便和美酒一样，能令人陶然而醉。
见花便想采，把花的美和香忽然都毁灭了，这是儿童的常习。人的肉欲，也像这样是一种迷惑。只有能够退一步的，才能够得真正的荣光；只有在应该抛开的时候——很愉快抛开的——才是真能长保其荣光。
现在各种修身教科书，为各种荒谬的教科书中最荒谬不过的，女校用的尤甚，正该尽数烧毁得干干净净，不使留片纸字在人世间，以免传毒于青年人的头脑，用一面编订性的教科书，指导儿童以及对青年时期种种关于性的利害关系。究竟眼前的人类，兽的性欲，多数还占领住感神经中作无意识的指挥□。提高性欲观念，实在是男女问题中著。如今不但无从提高，一般社会上还认为第一猥亵的事而讳莫如深，正如吃饭喝茶，从来不会指示儿童和青年男女怎样吃法，怎样喝法，什么是饭，什么是茶，由他们自己去看猫样狗样，去模仿猫样狗样，这样昏愚罔觉的人群，够得上讲什么文化。
三、男女同校与职业均等
现在有许多人，把阶级斗争撒开不提，只把眼前需要，作为目的，而能引起一般的盲从，就是妇女职业问题：我不信资本阶级专政下面的一般妇女，除却卖淫之外，还有旁的职业。市场一天比一天扩大，需要一天比一天增加，自由竞争一天比一天激烈，男子的判断力和腕力渐渐被机器替了去，资本家因为自由竞争的缘故，竭力想尽货品速成和成本减轻的方法，于是劳动场所，渐渐换男工为女工。换用女工，在资本家有四个大利益：（1）工价贱；（2）管理局；（3）肯负责；（4）物质的糟伤少。当雇用女工之初，未尝不看作一种减轻自己负担的好事体，但是家庭的事废止了，儿童哺乳保育的事，转转托付给别人了，工人的家庭，完全变为牛圈鸡棲，只乘下一个棲息的作用了；家庭的颓废，子女的失荣，造成妇女无限悲哀寂寞枯的状况。在平日失业工人已经不少，凭空增加了许多女工，失业的工人就越多。起初失业者只是男子，继后失业的痛苦，就轮到妇女了。资本家一面改良机器来减少人工，一面利用失业工人多米减轻工价，另工失业的结果，不是饿死冻死，就只有充盗贼，妇女失业的结果，不是饿死冻死，就只卖淫。而且许许多多有职业的妇女，不等到失业，也就只得卖淫，因为实出的工资，常常低不过消费的物价，除却卖淫得几文钱来补助生活之不足，竟直没有别的方法。在这种生活状态之中，倡“废娼论”，无论如何不会有丝毫效果，例如日本倡废娼论差不多二十年了，出多少印刷品，开了多少次讲演会，不但不能稍为减煞卖淫业的数量，并且和火上烧油一样，只见卖淫业在废娼论中日渐增多；去年上海也有废娼运动，也没有丝毫影响。我们再朝北望望新俄罗斯看看，他们劳资制度之下，有没有一个娼的影子了？没有了，我敢胆大说一句，在资本制度之下，妇女们还不是职业问题居首要。折不开的男女，除却有求知识机会的，大家努力去求得革命的工具通外，没有最重要的事。一般无产阶级里面的男男女女，老实说，非有手握革命知识的工具的，四面八方传给他们无产阶级的男女，使他们领会了革命的意义和新建设的意义，世界断无改造的希望。其次，一般有改造志愿的男女青年，说或学力差得太远而志趣又不相同，靠什么来作恋爱的基础？我不信抛开了协力向上经营改造社会事业，还有别的东西，能够长久载得住男女的爱情。男女同校，一方是在知识均等的意义上必走的路，一方是在主义上团结爱情的试验场。离开纯洁的爱情和□□力求到的社会交换职业，此外，凡猥的买卖的算得人的爱情人的职业么？
四、结论
“教育”等是抽象的标语，“男女同校”是在这个标语上最大的问题，和这个等量的，政治革命，可以废除君主；经济革命，可以废除资本阶级；男女之间，只有相互的经营改造事业，谋双双和人类均等的幸福，不能够那个废那个的。这样看来：我可以简明地把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意义，写在下面：
（1）男女为取得均等地位，有男女同校的必要；
（2）男女同负改造社会的责任，第一步要从男女同校起做；
（3）纯洁的爱情，是载在改造社会的意义上的，永久的男女同校，是互相考验人格的较长期的场所。
（本文虽简单，在列出的几条中，大致已经说清楚了。一般开了“人的发见”的眼睛的，希望他们仔细的看看，正确的批评。如果认为应该的事，尤其希望大众继续的运动。努力的作成） |
短评（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三期（1921年2月27日）
短评
沈玄庐
工商政府
孙中山先生在军政府请了广州所谓“绅、商、善”界一百八十多人开大吃会，即席中山演说中国亟须组织（工商政府），要各界实力帮忙，并且有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极力趋向我国，万一我国军人趋向劳农主义，则我国商民均不愿意的话，按劳农政府的分子，只是全国的工人农夫。不承认私有产制的存在，既是非为社会生产的劳动者，不得握有政治权。换一句话讲，就是曾经为个人生利而雇佣别一个人替他效生产的劳力的没有政治权。劳农政府的分子，既如上述：彼的组织，就是：乡村，由农人选出代表组织乡村劳农会，由乡村劳农会组织县劳农会；城市，由劳动者选出代表组织城市劳农会。由这些各个劳农会组织省劳农会。又由各个省劳农会组织全国劳农会。这个全国劳农会的执行委员会，就是劳农政府。彼的意义，就是劳工专政，恰恰和英美法日本中国……把全国政权完全操在资本阶级手里的相反，这些资本阶级专政的政府，无论是君宪或民党，彼邦全国的工人农夫没有一个不处在为私人生利的地位。零碎出卖生命的，做工；整个出卖生命的，当兵；哪一个不把他的呼吸悬在一张纸票的数目上面。中山先生说，万一我国军人趋向劳农主义这句话，我看不很远的起来，必定成为事实的。他又说，我国商民不愿意，当然是不愿意的。但是商民不愿意又么怎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所谓商民大家都辞去强盗的任务，一致加入劳动阶级，做起作工，废除私有产制，那么，什么不愿意的事都没有了。可怜这班教不会的蠢才又何肯呢？有人说，中山先生这个工商政府的主张，是或一种的手段。也许罢？（玄庐）
克鲁泡特金先生死有余痛
人类的“性善”“性恶”“有性善，有性恶”至今没有定论。从“情”的方面观察，人性没有不是善的；从“反情”的方面观察，人性没有不是恶的；从“意、志”方面观察，人性是有善有恶，可善可恶的。但是“意、志”的有善有恶，可善可恶，所谓善和恶的表现，无非从“情和反情”的作用呈露出来。人类总是感情动物，（感情，包“情和反情”说）。抹去人类相互间的反情作用，在现在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打破现在的经济制度。当现在的经济制度未打破以先，情的作用，没有方法表现出要：热忱、血性、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我真不懂得人类何苦这样？但是处在这一种的经济制度下面的人，碰到生活的实际上能有几个不是这样？克鲁泡特金先生力持性善一说，几乎和善昌恶亡的理想主义的小说家同一样的事实反背了。难道人类愿意常常这样过去么？我敢信没有一个根本愿意的。只是鬼蒙着头地陷落地现制度中间，不但一班唤不醒的蠢东西，没法脱离了现今主义来创设别的联结关系——即使信口能道克氏的学说的，能有几个不在这个冰水池中游泳！这类经济制度下面的产儿，即使克氏再活一百年，要是不依可能的方法猛烈的，把现制度改造一番，谁也不会废一场扭转人心的把戏。（玄庐）
战功的险恶
大日耳曼的军国主义打倒了，欧洲最聪明的中心的法国人，每天打得胜鼓，嫖女子，喝酒跳舞，过他们凡猥的享乐日子；把什么主义，都抛到九霄云外。如今的广州，几乎成了一个法国的缩影了。凡猥的享乐，只是一时；无主义的战争，决无了期。拿无了期的战争，博得暂时的凡猥，可惜招魂台下的英灵，设法入百战余生者的清梦！（玄庐）
攻击陈独秀
独秀到广州来，挟了改造教育的计划，颇想大大地为广东做一场工作。近来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圣人之徙，东打西不着地攻击他：为教育计划呢？不见得有别的计划比他好的；为委员会还没有什么表见呢？精卫刚这两天到：为主义不同呢！独秀不是马克思。把一个许祟清，一个俄罗斯，丢开一边，专找独秀说话，这是什么心理？什么主义？（玄庐） |
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三期（1921年2月27日）
诗
伊人
双明
人间游戏：
正自夸来去无牵，——
不提防便被情丝牢系。
同是血肉身躯，
任什么惨酷愁烦禁得起（？）
别时容易，
绷着男儿假面目，向人前瞎赌英雄气。
苦前熬——
瞒自己！
一去无踪，
我纵丢得开我也偏丢不开伊。
难道遗书成绝笔，
濡染血墨何淋漓！
客中不忍携！
正恐怕触起离情。百计千翻无一计！
桃花扇
不能比。
并不是伊人无觅处，
长江水，珠江水，听凭化作高空云雨。
伊忒聪明我忒怪，
人忒荒唐请忒没道理。
一颗心，
悬两地：
怎刻薄的行为，
也得了“忍心”的允许！
两年旧约，
差不多一年过去；
纵有话儿千万万，
离了伊，
和谁语。
云意
尚火
一片闲云，
在有意无意中幻出奇文：
恐怕高山支不住，
笼住他不许歪倾。
天色半晴阴，
有时随风飞舞，小散胸襟。
斜阳一抹，断露微晕，
飞去飞来燕子轻。
除开关切哪来情？
听风声；数面声；
屈不尽的指头无数轮
寻寻觅觅又黄昏。 |
大了还了得么？（曲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三期（1921年2月27日）
大了还了得么？
曲公
十二月廿九那一天早上，新福夫妻正在厨房弄饭，一人破柴，一人洗米，新福一面破柴说道：“今天是年廿九了，家里什么都没有，我打算吃完饭，赶快跑到菜园去，把园内所有的芥菜通通割完，担到墟上卖了，买回多少年货，以备过初一……”还未说完，他的老婆接着说：“园里这两切菜，倘若前几天不下雨；总会有二三百斤；现在恐怕一百斤还不够，即使卖了也买不得什么东西！”
夫妻二人正在商量，忽然听见外边大声喊道“新福在家不！快快滚出来！”新福正在细听，只见他的儿子跳进来道：“陈大爷带了两个人来，爹爹快出去！”新福忙急把柴刀放下，大步走出去，看见陈大爷涨红了脸，一声不作，站在天井上。新福招呼他一声“陈大爷”，他理也不理；再说一声“早晨！大爷许早到来，有什么吩咐！”陈大爷始狠狠的说：新福！我今天到这儿来，没有别的事，我父亲说：你今年的田租，虽然已经结纳清楚，但是前两年欠下的五十斤谷，照利息加上已成了二百余斤，尚未有还，今天非清结不行！”新福说：不错的！欠了租谷，应该清还；但是我现在确实一粒谷都没有，过年亦未得有米饭，时近年关，借无可借，万望大爷开恩！下年一定本利清还……
新福还未说完，陈大爷急了气，在新福脑后用力打了一巴掌！厉声道：“你这个狗畜生！忘恩的畜生！你们祖祖宗宗都是种我的田，食我的田，你们尚知恩义，虽然捱饥饿！也不敢欠我的租。交下了你个混蛋，竟看不起大爷的皮气，胆敢欠我的租，大爷情愿拿来丢了落水，今天是定要的！”
当大爷高声狂唱的时候，吓得全家鸡飞狗走，新福平日所养的猪，也从厨房内镖了出来。大爷看见了这只猪，就翻转面向带来的两个工人道，好了！他既然没有谷还我，你们只管把这只猪捆绑去，算完那一椿帐罢！新福老婆在厨房听了这翻话，便大着胆子赶出来向大爷说道：使不得！这只猪是我从外家姊妹们借钱买来的，现在猪本尚未还回人家，求大爷要格外开恩，免使我负多一种罪戾呀！
陈大爷听了这翻话，更加火起！喝道：“我管不了许多，算是你这泼妇从皇帝借钱买来的，欠债讨债，无钱就连你这个孩子也可以要，何况你的猪！”一面骂一面吩咐工人，用索子把那只猪绑了，先自抬去。工人得了主人命令，马上抬起就走。自己随后说了好些句刻薄话转身又走。新福夫妻只听见猪声滑！滑滑！由近渐远，过了许久还像听见猪叫。
这时新福的老婆，眼净净见他们硬把自己终日辛苦所养的猪拾去了，再想自己亲身所借姊妹们的猪本，又没有法子偿还，越想越心痛，于是坐在天井上，放声大哭！他的孩子见母亲哭自己又哭！新福眼见这个情形，狠狠的说：你们哭什么，若是再哭，恐怕被别人听见，告诉了陈大爷，怕不送你们到官里打嘴巴么！新福说了之后，自己仍然转入厨房破柴，一面破，一面暗想道，大爷年纪这么少，就有这么威风！就这么会讨旧帐！大了还了得么！ |
蔡元培介绍本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马克思传（1933）
蔡元培介绍本书
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以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误会也。吾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由来，或不能不追溯马克思；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孙先生于民生主义讲演中，承认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亦历举其误点，是研究之结果也。现今各国反对共产党，敌视苏俄者甚多，而对于马克思学说，则无不有译本。我国马克思学说之译本亦渐渐出版矣；应论世知人之需要，于是马克思传亦为当务之急。李季君前在德国，专研究马克思，所草马克思传，汇前人所作，而辨其异同，正其讹舛，庶有以见马克思之真相。于出版之期，辄题数语，为之介绍。十八年十一月蔡元培 |
工人要有救济自己的方法（鸿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三期（1921年2月27日）
工人要有救济自己的方法
鸿基
“劳工神圣”这一句话，近来唱得很热闹。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大家试想一下，人类能够生存，都全靠有种种事物来供给。而一般需要的事物，除了少数是天然生成之外，其余通通都是工血汗的代价。假令世界上没有工人，恐怕人类早已灭绝了。那么我们就说世界是工人所造成的，也不为过。然则劳工岂不是神圣吗？
工人既有这样可惊的能力，照道理上说，应该居人类第一等的地位。然而这个断定，很靠不住，无论已往或现在，从没有实现过，倒要演成一个反比例。不消说第一等地位站不着，就是想安安稳稳去度寻常的生活，也绝对不可能。因为工人们受许多敌人——资本家——来包围着，敌人又竭智尽能，时时刻刻去宰割工人们，吸食工人们的脂膏。而工人们尚没有半点觉悟，没有设法去防御，至到推翻资本家的运动，更不用说了。
你看现在资本家的势力，一天澎涨一天。工人的地位，一日堕落一日。资本家拿金钱来做绳索，把一般工人来缚束。工人初不察觉，受其愚弄。历代相沿，到了今日，贵贱的阶级已分。社会的人，也认做一种自然的原则。绝不惊怪。而工人们虽有千辛万苦，也只好自伤命运，决不会归咎到资本家。
唉！工人啊，你们的地位弄到这样惨苦下贱，是你们生来应该如此吗？你们要猛省，你们地位堕落到这样，全是多谢资本家的厚赐。资本家有一天存在，你们决没有幸福可言。若要排除一切痛苦，除非抖擞精神，准备和资本家激战一场，决过一个雌雄才行。
这种现象，在欧美各国，已经闹得落花流水。所以劳动问题，是世界今日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外国的工人，老早已有觉悟，奋斗的精神，潜滋暗长，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而我们中国的工人，尚在大梦之中，有觉悟的很是少数，所以提出劳动的问题和解决劳动的问题，在劳动世界里，尚寂寂无闻。这岂不是欠缺一点自动的精神？要知没有自动的精神，决没有美满的成效。
工人们自己总要去奋斗，不要等着别人。然而奋斗不是空口说的，须要从根本上去做工夫。据我个人的管见：奋斗能力的强弱，全在意识高下和团体大小来区分。有高深的知识，抵抗资本家的方法才能周密。有强大的团体，抵抗资本家的势力才能雄厚。所以工人今日最紧要的事情，就是谋增进有用的知：和联络强大的团体。认定这两种是自己救济的方法，去猛力进行。关于联络感情方面，就要组织恳亲会：交际会，俱乐部……关于增进知识方面，就要组织半夜学校；讲演会；图书馆……凡是与工人前途有关系的设备，愈多愈好。反之工人自己决不可受资本家来诱惑，来离间，以自相残杀。尤不可屈服于资本家恃为武器的金钱的底下。
我们尤要明了现在世界各国劳动运动的趋势；是分两类：一种是求优越的待遇；一种是要求管理权；第一种运动，在欧美各国，算是已经过去。而我们中国的工人，第一步目的还未达到，第二步目的更是遥遥无期。然而第二步目的未能达到的时候，总不免受人操纵，受人宰割。工人们不可只求达到第一步就了，总要认定第二个目的努力做去，不要顾虑。把罪恶货盈的资本家一扫而空。才是你们工人说幸福的时候。但你们别忘了进行的根本工夫就好了。 |
安那托里亚的传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希克梅特诗集
安那托里亚的传奇
像一团火红色的头巾
太阳在头顶上照耀，
尘土，
盖满了坚硬的土地的泥块。
没有一只马鞭挂在肩上，
穿的也不是华美的服装，
我的衣服是破烂的，
我是贫穷的，
肮脏的，
瘦削的，——
沿着一条陡峭的道路
徒步地
走到了一些像熊穴似的屋子中间，
这里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缘故
把这些屋子叫做村庄。
我穿过了我的祖国，
像我们古代的祖先一样！
※※※
忧郁的水牛们的悲哀的眼睛
凝视着狭窄的一长块土地。
是什么模糊了牠们的眼睛——
是悲哀，
是希望，
还是眼泪？……
你能够看到什么东西？
但是，你更难理解
那遍地石头的田地所说的
沉重的语言。
我要把它们翻译给你听
（在我的诗篇中
我已经不只一次地这样做过）：
“我的贫瘠的腹部受孕没有？
我是不是又从农民那里
夺去了最后一把
放高利贷的人借给他的
种籽，
那个破产的穷人，
靠了他不屈不挠的劳动，
得到的是不是饥饿，
死亡
不幸？”
※※※
我不是像梦中一样漫游，
不，不是的……
我也没有向春天寄出
我的问候……
不是的，不是的……一
我是从一个垃圾坑
向另一个垃圾坑走去，
让人们常常把这些坑洼
叫作城市吧，
让那些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的人们
把这腐烂称为传奇吧。
矮小的、钻进地下的屋子，
街道是鼹鼠的洞穴……
这些屋子用几百只小嘴吐着烟气，
它们的额头互相地碰着……
笼罩着一层轻柔、昏沉的睡意，
咖啡店在朦眬中睡眠……
一个缠着柠檬色头巾的人
踡着两腿，坐在
软垫上。
他含了温和的微笑，注视着
褐色皮肤的侍童。
而且，因为感情的过剩，
祈祷一定会像发黏的唾液一样
从他的口中
一滴一滴地流下。
伪善者啊！
你们不能用神秘，
溃疡，
可汗
去粉饰东方，
东方已经揭开在我们面前……
这一个城市
是一只打破了的
发出酸臭的睡意的瓦罐。
※※※
一个年老的、面色像泥土一样的农民，
他悲痛地说自己是一个父亲。
这年老的农民有一个儿子，
然而现在，他孤单单地在田里劳动，
因为那个少年已经在伊斯密尔阵亡……
他的女儿的双手本来可以帮助这个老人，
但是，承包捐税的商人
已经带走了她，
当作到期没有缴上的税款的抵押。
有只巨掌就要夺取这个农民的土地，
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同土地分离，
他的衰老的嘴唇说的决不是谎话：
“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我看见
这个国家陷在悲哀里面，
我也理解它的历来的悲哀。
我们的田地，在春天的时候，
渴望着农业机器的拥抱，
像一个又疲又困的女人
在黑暗的夜间
等待着她的丈夫……
我们的土地梦想着它的丈夫——拖拉机。
※※※
嗨，你这像水烟袋的黄玻璃肚子一样
打着鼾的人，
你这坐在三匹马拉的车子上
飞驰地经过乡村的人，
你一天比一天更加无耻！
皮尔·罗逖，[1]
你向跛脚的
瞎眼的
像面包皮一样
没有鼻子的农民
发出你的叹息……
美国人，
法国人，
还有英国人，
因此都在怀古的忧伤中感到愉快。
你真是该死……
滚开吧！
这个国家里没有你做的事情！
否则，——
当你还没有来得及对逝去的古风发出叹息，
这个国家已经彻底地灭亡。
一九二七年
孙玮译
注：安那托里亚即小亚细亚，这是一个巨大的半岛，是土耳其领土的一部分。这里绝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地主与富农手里，穷苦的农民还使用着最简陋的农业工具和最原始的农业技术。青年时期的那齐姆·希克梅特，在从土耳其政府的迫害下逃脱后，曾在这一带流浪。
[1]皮尔·罗逖（1850－1923）是法国的名作家，原为海军军官。他曾写过不少关于东方的小说与旅行记，在这些作品中他以鲜丽的色彩粉饰了东方的生活，他所注意的只是使欧洲人入迷的所谓“异国情调”，而不是东方人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所蒙受的不幸与痛苦。 |
我们女子应有的觉悟（无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三期（1921年2月27日）
我们女子应有的觉悟
无言
年来女子解放的呼声日高，而女子运动也一天盛似一天。但我对于女子问题，很少研究；因我认现在男女不平等的事实，完全是遗习的，Traditional不是天然的Natural。我们有觉悟，就应该把遗习打破，更用不着琐琐碎碎去讨论了。
然而我虽不愿研究，但现存社会并不如我理想的简单，姑勿论我们对于女子的感想如何，即女子本身受了男子数千年的压迫，习惯自然，一面很愿意的受男子压迫，一面以为受男子压迫是天经地义的事，并且是天然的事。
他且不说，自女子问题从北京上海吹到广州，要求教育平等的运动，要求职业平等的运动，很有一时江翻海搅的景象。但至高等师范开放，投考者不满十人，比签名上书要求男女同学的，还不到四分之一。现在风闻女师还有一班人以设备不同为理由，预先反对男女师范同校。在一般老先生反对男女同校，我们且可认为可怪，且认为没有理由，若女子自己反对男女同校——希望解放的而自己反对同校，岂不是更可怪吗！
由以上的事实看来，广州女子或者有觉悟的偶现，但可断定没有实行的勇气，并且自己没有解放了自己。举凡旧家庭旧社会的恶习惯，女子还因袭下来，说到破除遗习二字，还是隔离的很远。女子本身既是如此，那么女子问题还是复杂异常，并不如我理想的简单了。我以为我们女子若要男女平等，至少当有以下的两种觉悟：
一、觉悟自己的地位，甚么是女子的地位？女子的地位是压迫下的人类。除了压迫之外，无论男女，通共是人。男女除了性的差别，决没有旁的差别。从前有人说女子的体力，较男子为弱，所以不能平等。然而社会学者Elluood说：
“我旅行南非及中美诸地，见男女通力合作，体力同一。除了姬孕时期，看不出女子的弱点，及至号称文明各国，使男女体力悬殊。可见体力强弱仍是遗习的因袭，因而惹起生理的变化，男女愈差别的地方，女子的的体力愈弱。”此外还有人说女子的脑量较男子为轻的，然经DrTitcnincr证明全是废话，不足作证。我们女子的体力脑力既与男子无分，为什么女子要受男子压迫？女人既是人的一分子，为什么自外生成，不敢与男子平等？我们既是受了压迫，为甚么不想方法去排除压迫？
二、破毁桎梏的习惯，今日反对男女同学的，断不是理性的关系，完全是遗习的关系。我所说桎梏的习惯，不止是外面所加的惯习，既自己所加的惯习也包含内面，我看广州女子奢侈程度，比之上海过无不及。什么服饰珍饰都铺排尽致，Spencer说得好，“我们常常笑野蛮人颈上带着贝壳，耳内带着大环，面上涂着颜色，但较之欧洲所谓文明的人，颈挂珠圈，耳穿金环，面涂脂粉，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们一面主张解放，一面死守着遗习，便一百年也解放不成。我知道好美是人性的自然，但以桎梏而以为美，就不知不觉失了美的自然性，若自己梏桎还不能打破，还说什么男女共同劳动。我这段话虽是琐碎，而防碍女子解放，也是一个理由，并且从反面看来，因袭桎梏的习惯愈深，对于女子运动前途的障碍愈大了。
所以我的结论还是：
（一）我们女子应该知道我们是人，并且是压迫下的人。
（二）我们不把桎梏的惯习断然打破，女子运动断不能成功。 |
广州女校的一个现实问题（陈公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三期（1921年2月27日）
广州女校的一个现实问题
陈公博
广州向来不注意教育，女子教育更是格外的不注意，我们比较男女学校的数目可以知道了。
可是女校不能不办，在女子师范和其他同等学校卒业的，除了办学之州，更没有职业，因这两种原因。还有现在的多数私立女子学校。可是这种学校十家倒有九家经费不足，所靠以支持的只有两种方法；一是专请义务教员，二是靠资本家损助。因此发生了两个不良影响：
一、学校本身的影响，义务教员，专任教授而没有薪金。这种人大都不是当教育是一种玩耍的事，就是碍于情面暂时敷衍的。我不敢说当义务教员的，完全没有热诚的人，但是热诚的，我敢说断不到十分之一。试想一个学校有多数无牌的人混杂其中，一个女学校有多数油头滑脑的少年混杂其中，教育焉能进步，学生焉能得益？
二、女师本身的影响，学校经费不足，自然交校长或教员要想方法去题损，而题损又非找资本家不可。广州的资本家无不充满□性——银行买办，充官场的大腹贾——他们哪里懂教育，若帮忙办教育，不过也当玩意儿罢了。所以每有一次投资，必发生出一派不堪的笑话。那类谣言固是虚伪的多——广州人有肯做谣言的恶习，但因办教育而女子本身堕落已经可痛，固办教育受不明不白的谣诼，更是我可痛了。
这个真是广州女校一个现实问题啊！我希望主持教育的要加以十二分的注意。 |
一个俄国女工的谈话（陈公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三期（1921年2月27日）
一个俄国女工的谈话
陈公博
达尼金政府未复之先，“为前敌而作工”的声，一时震动全俄。共产党的女工当时承认加入苏维埃机关作工，以备参预国家的政务，及以平民的眼光监察从前有产阶级所作的制度。在平民代表会议中，我认识一个静穆的女共产党员唤做尼古拉伊瓦Nikoloyera的，伊是一个缝工。
我问伊，你为什么不进苏维埃的机关工作？如果你愿意加入各机关，你必定很有用，很满意的。
伊答，我不愿离去我作工的铺子。我们现在已经有工作了。我天天缝着衣服，拿证券来的，我们就卖给他。我们的铺子，已开了许多年，这铺子局面很大且用了许多成年的女子。我们第一个职务是把铺内十四岁以下的孩童移入学校，把十四岁至十八岁的女子送入职业学校。从前的青年女子都要受雇，只知道供人雇用，没有机会去学缝纫。现在他们都教以特别技能，将来都会变成很好的缝工了。他们每天工作仅六点钟，现在我们铺内作工的都是成年者，气象一新，从前我们最喜欢缝材料精美的衣服，但我们并非爱美，不过是投资本家的所好，我们女工的习惯都是如是的。
十一月革命之前，我们所卖的都是精美衣服，我们所缝的也是丝货。但我们现在所缝的都是布料，把从前的习惯都给破除了。
我常同我们的同伴辩论，并且指导他们，问他们从前替谁人缝衣服呢？从前都是替压迫你们的及替他们的妇女缝衣服，你天天替他们作工，他们手指也不动一下；但今日你们专为你们的姊妹和工人缝衣服，他们也交换替你们工作的。请你们尽力，很精美的把布料缝起，试想一个作工的女子拿证券来换一件很精美的衣服，他当时情感如何满足呢。
他们到底赞成我，所以今日工作很是顺手。我的意思还想多与他们以政治的及身体的训练，把他们心内的腐朽思想都变化过来，但可惜我没有余时呢。我们作工时间都是由九时到五时，而我八时就来，五时半或六时才走，因我还要负开门闭门的责任。
我问伊，你的家庭怎样？
伊说，我的丈夫在前敌，我的四岁大的女儿已送到乡间。我事忙得很，虽然想带着伊居城，但没有工夫了。但伊虽在乡间，可是卫生很好的。
尼古拉依瓦还请我到他铺里参观，并告诉我第七次苏维埃大会的情形，我自然很喜欢去的。那间铺子的各种情形都好，令我有很深的印象。那些女工比别处的格外精神趣味，因为同他们作工的有一位诚恳的共产党员，伊的影响把样样事情都感化过来了。伊把共产党的原理实施于铺内的真实生活，很注意各女工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总而言之，伊那间铺子实是未来共产党一个训练地方。 |
告青年（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三期（1921年2月27日）
告青年
沈玄庐
（一）
我尝对于具有摧毁腐朽文化的能力的青年，油然生一种爱他的心。旧文化的佳运，如今已成为末路了：因袭下来的宗教、法律、国家，以及一切经济制度，不是乘群众的弱点而发生，底是得群众底信用而成立。凡此种种旧文化，到如今已竟变为早饭时候的隔夜晚饭，由胃里输到肠里，非排泄不可的东西了。当一泄才快的时期，无论什么神权君权都不能阻遏——不但不能阻遏，这些神权君权即是群众要排除的排泄物。具有摧毁腐朽文化的能力的青年，在全人类之中，就是首先冲动的血轮。人们如果脑子还不到石灰化的时期，不到甘于和腐朽相安的地位，对于这些青年，多少总表示点同情的。
（二）
青年的言论和行动，可以见得群众心里的发端（遗少不在此列）却是群众不能做破坏以外的事业。而人类的进化又因为有破坏的本能，敢做破坏的事业，在新旧过渡中间，也只是破坏最为显著而比较的兴奋、简单。显著、兴奋、简单等等，和青年的心理最近；所以青年欢喜做破坏的事业，并不是一种稀罕的事。但在“祖训是式”的中国人中，发现了几个这类的青年，自然觉得可爱；数年以后，必有人拿“辽东豕”笑如今的人少见的。但是我的理想中的青年，很不希望他们专做破坏事业。透过破坏的工作，为如今的青年，不能不和破坏事业并重的。
（三）
大凡破坏事业，可以图一时的快意，不能使群众相安于破坏之中。群众，一面任情去干破坏事业，一面就图他懒惰的安宁。当破坏过去，入于懒惰时期，其势不能再讲破坏一当那段时期，也无可破坏的——那么，一般破坏的人物，不是受群众所厌弃，就是由一个雄挚的，拿个人的本能来驾驭入于懒惰时期的群众。人们没有真个愿意复古的，而复古的危机，常常隐在一般改造家底脑子下层；所以无论持什么主义的，必全力去研究建设的事业。“没有建设的预备，不但不该做破坏的事，并且不该说破坏的话”克鲁泡特金这句话的分量，并不弱于马克思“人类素识不足决定他的生存的，但是他的社会生存是决定他的意识的”。这种人类结晶的有数名言，正是青年所该时刻服膺的！
（四）
“有奶便是娘”在婴孩的时期，就是以生存的条件决定意识；离了母怀以后，更有哪一个人不受经济制度的支配？因为这个经济制度不良，所以人仍要破坏这不良的；因为要破坏这不良的，所以应该先预备下一个比较好的。——法律也是一样——好到怎么为止？如今谁也说不到。就说是好到“没有”为止，必须有了一个“可以没有的建设”，才可以说到“没有就好”，要不然，就和佛教家所谓“弥勒下世”基督教家所谓“末日审判”一样等于零。我不希望有破坏觉悟的青年，受经济的支配而钩起卑劣的习惯；我不希望有破坏觉悟的青年底论调，堕入虚玄等于零。虚玄无薄的论调，卑劣的习惯，正是青年该极力排除的。
（五）
以上的话，是对于一般青年说的，只就破坏和建设两个意义上说了几句最简单的话。青年的心理，是比较的简单；现社会里面的青年分子，可比较的复杂。现在再就复杂的年年中，提出一部分来讲。
（六）
从事打破旧社会的青年，因为思想简单，得到一个一触即发的好处，有了一触即发的机能的，又分了两条途径：（一）受了一种新知识的冲动，不甚求理解，便径情直行；（二）受冲动后，对于一切问题，发生疑问。属于第二种的，便从学说上发生研究的心理，从深刻上做工夫；属于第一种的，便从主张上把他所受的冲动点扩张到极大，从横阔上做鼓动的工夫。这两条途径虽不同，但是各有各的取舍的意义和社会上必须有这两种不同的途径去进行改造的事业。如今单指第一种说，而注意于第一种中最可怜的一部分。
（七）
传播一种主义，为现社会所嫉视的；或单独施行一种牺牲生命的行为给社会群众一个暗示；这是何等简单纯洁的行为。勇于群众所不敢做的事，拿躯体做了肉弹，在已身一无所图而给昏迷的群众一个大大的暗示，尤为难能可贵。群众中间，亦须万人中得一二这样的分子，无论旧势力怎样严重的压迫，没有不崩溃的。可是这类的动作，是沉默中的迅雷，是立体的事实，决不是被雇佣或鼓吹别个人去做的事。现在居然有几个人把“手枪炸弹”挂在口头，印在纸面，做传播主义的锋头；这些不实的平面的虚谈，拿来吓死老鼠都无用，打算骗哪个人呢？如果说这也是一种鼓吹，希望别一个人去实行；这种叫人家去放火，自己立在隔岸做指挥者，事成，居了功；事败，免得祸；这是什么心理？
（八）
传播主义，非有传播的工具不可。大凡一种主义的主张者，没有一个没有生活的职业。不问所传播的是那种主义，例如：马克思、克鲁泡特金，……各有一种生活的职业。处在现制度下面，不是掠夺生活；就是被掠夺生活。无论传播何种社会主义的人，其势不能处在借资本私有来过掠夺生活，所以多愿意立在工资生活的地位。一个人有了生活的机会，才能够尽他要尽能尽的本能，来贡献给社会；或者因为机会不良，只能尽他的能事几分之几，这也是社会生活的支配的公例，在未改造前，谁也逃不出旧意义的公例去。现在有几个人，既不是过资本生活，又不做工银劳动，据他们的主张是“传播主义，维持生活”，在操行清洁的，未尝不像一个沿门托钵的苦行僧；只是借传播主义来维持生活，就活现一个择肥而噬的拆自觉。依我个人当面接受到的口吻，公然有无论取到哪一个人的财货，就算是“光复”的。分明不是生产的劳动者，却把生产劳动者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也横领了米，掠夺的手段，几乎驾在资本家之上。一面还要反对劳工专政，这又是什么心理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社会上为这些人下了这种标语，这正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例外的人，更是托尔斯泰对他无抵抗的人物，尤其是马克思《阶级争斗史》中变态的产儿。这几个人，常常自命为“万国政府所不容”，幸而有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政府存在，一般人因为正在阶级仇视的思潮，不注意这些少数的变态拆自觉身上去，如果经济制度革了命，哪里有他们的立脚地。蔡孑民办《警钟》时代，曾经有“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正是对于这些人有感而发的。
（九）
凡是传播一种主义，万不可把及身能为的事和主义相皆驰：例如主张男女平等的，如果事实上反对起男女同校或束缚他的妻（？）和女，这就是事实上的主张破产。又如主张打破现金主义的，如果他那联结关系，拿金钱数目来比量交情的深浅，或因为求得求不得而转移毁誉。这又是事实上的主张破产。环境由自身改造起，我很希望有主张有主义的青年，先把自身从事实上来改造一番，不要因为个人的行为而拿主义做幌子！ |
诗：回忆（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二期（1921年2月20日）
诗
回忆
沈玄庐
奔走十余年，
什么苦辣酸甜都尝遍；
你回头是梦幻；
我回头是罪愆。
一向没诚心，
放任莽男儿天马飞奔。
笑煞春云意气，
付无力东风管领，总没淘成。
这些责任，
你也得平分几成（？）
从解释人生生在情字里，
猛狮儿——从此驯。
从前有时憎你丑；
如今惯会怜你瘦；
记得抱头痛哭时，
才正是定情时候。
逆境造悲观；
情人多恶梦；
只此一片回忆心，
称出历史的分量重。
水到知源洁；
光来知日出；
原是黑幕中间的灯，
这张黑幕是谁揭？
忘不了的伊；
丢不开的你；
两个影儿相搏战，
只在这颗心儿里。
感谢伊——给我们的回忆。
如何忘得伊！ |
教孩子的谜（叶楚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二期（1921年2月20日）
教孩子的谜
叶楚伧
“吉儿！教师怎样指导你，你便该依着做！他的话是违背不得的！”一位很慈爱而且严整的妇人拍着他的爱子这样说着。
吉儿将一双碧清圆溜的眼珠儿，注在他的母亲的脸上，像摸着了做儿子的道路般，一些没疑心，接受了那句概括的教训，并且读熟了。——“教师怎样指导你，你便该依着做！他的话是违背不得的！”
卖水果的在校门外唱着没腔拍的歌，一群小学生攒聚了，拍小手儿，眼看着篮里水果。教师说：“这水果吃了会肚痛了”。吉儿买了一个吃，果然痛了。他忙默诵：“教师怎样指导你，你便应该依着做！他的话是违背不得的！”肚痛渐渐地止了。他回去把这件事全说给他的母亲听。伊笑着说：“可是我讲的话，你是该听的了？”他很坚决的样子。他呆了——听不懂这句话；又似意义是有的，转折太多罢了。
吉儿那天跌了，擦伤了一片腿上的皮。哭着嚷痛。教师说：“哭不得！越哭越痛。回去时不要说跌了！说了，害你母亲心痛。”他回到家，皱着眉。母亲问“怎地？”他说：“我没跌，也不痛”，伊才知是跌痛了，骂他顽皮。他又呆了。“顽皮？教师怎样指导你，你便该依着做！他的话是违背不得的？”自言自语了一夜。
“先生！依了你话，是会变顽皮的！”吉儿向着教师说。“呸！”教师说，“你听了谁的胡说？”吉儿想这明明是母亲说的，并且母亲曾说过，“我讲的话，你是该听的了”的话来，怎地我竟有了不是了？
有一天，吉儿回去，小腮儿绷鼓似的。伊说：“又跌痛了吗？再不说出来时，还有得痛呢！”
吉儿原是个很聪明的孩子，母亲是好的，教师也是好的，但这时的他，几乎急得要哭了。
这篇小说，原是一种抽象的象征写法，本来用不着题里那个谜字。做到末段时，想一笔截破题义觉得不好；不说呢，又怕太晦了；所以借这谜字来补我艺术上的缺陷，请大家猜去罢。 |
女子剪发与人格的关系（黄壁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二期（1921年2月20日）
女子剪发与人格的关系
黄壁魂
近来社会上讨论妇女的问题，一天多似一天。那些有社会眼光的男子，对于女子教育、职业、经济，也很下点研究的功夫。在我个人私心上应该很安慰，很有希望，对于女子前途很抱乐观才是。
但是我非但不能安慰，不能希望，而且反抱绝大的悲观。我觉得中国的妇女，真能觉悟的，数不出几个人来。除了几个明白真理的女子之外，其余都是甘愿做男子的附属品，做男子的玩物，做男子的奴隶，将自己本身问题放弃不理，任人家来代自己解决，他们虽知自己是女子，然而对于妇女的一切问题，非但不敢发人，并且要待男子来安排。以为倘若女子出来争论，就算是失了妇女的美德，就犯了招摇的弊病，所以对于妇女的问题，无论大小，绝对不敢过问。
旁的问题，姑且搁开不说，单就剪发一件很小很容易做的事来谈一下，便可知我们妇女性质也可证明我们妇女自居的人格。男子既是人，女子当然也是人，男子既剪发，女子当然也可剪发。至于何以要剪发，想必人人都知道的，都晓得养着一头长发，是很没用，阻碍人的动作，阻碍人的卫生，阻碍人的时间，有了这几个缘因，当然要将他去了。
女子当中，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本来也很不少，不过他们都怀着一个观念，要等到剪发盛行了，自己才肯跟着人剪。我对于这事曾向那未剪发的女子研究过好几个，问他们何以不将那累赘物去掉。他们答的说，明知头发是没有用的东西，但是剪发的人少，人家见了一定以为不好看。唉！这一句话可以代表我们女子的人格了。留发剪的好看不好看，有什么标准？我们要待谁来批评？人家说我们好看便怎样？说我们不好看又怎样？还有些女子说自己没有自立的技能，不能不仰给男子，万一被男子看不上眼，当她们是怪物，便终身嫁不到一个好人家去。
我听了这番话，心理非常苦痛。本来男女同是人类，何以女子却要做男子的待售品？做了男子的玩物？最可痛的，一般女子，不肯细心一想自己到底不是人？应否将自己装饰得五光十色，去诏媚男子。去欺骗男子。可是男子永远能受自己欺骗？自己的装饰美术手段，又能不能永远不会失败？我以为若要拿装饰来博男子欢心，这不过一时的愚策；就使男子因我好看才和我结婚，才能维持爱情，那个男子必有觉我不好看的时期，试问到了这个时期又怎样？是否努力增进我的好看。
有人说：女子剪发于社会及个人实益，没有什么影响，我以为绝对不然。照中国现在的妇女，占了多数饱食终日、没有职业的，他们的时间，当然很没价值。若是人人都有了职业，我们的时间，岂不是很宝贵的吗？还有一部分劳动的妇女，他们每早起来，便要到工场，或者做挑担买卖的，都要以几十分钟作梳洗的工夫；若是剪了发，便可利用这几十分钟多做点工；否则拿这时间，料理家里的孩子及旁的事情，一家之中已经受益不少。中国人数，男女平均起来，女子大约总在二万万以上；每天每人，能将梳发的时间省去半个钟点，拿这时间来作了有用的事，那二万万以上的半个钟点，合并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数目，所做成的事，岂不是社会上一件很大利益的事吗？
我很希望我们妇女们，都将这个废时失业的美术（？）抛弃了，都细心研究一下，不要自暴自弃，作男子的玩物，作男子的附属品，作男子的分利动物；不要引男子堕落，而又破坏自己的人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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