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ets:
gotime
/
VC-LLM-Dataset

Dataset card Data Studio Files
xet
Community
1
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是什么东西打开了牢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是什么东西打开了牢门？ 社会民主党的无能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政策 不仅仅是为了人民委员 霍尔蒂国家打开牢门，四百个政治犯从监狱、拘留所、单间囚室和集中营里放出来，至今只不过几个星期时间。占据统治地位的俄国无产阶级正在极为热情地作好充分准备，等待着被蹂蹒的匈牙利无产阶级受到如此磨难的战士们的到来。只有社会民主党诽谤者的头脑中才会产生这种可耻的想法：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将会询问每一个通过交换来到俄国土地上的人是社会民主党员还是共产党员。苏维埃俄罗斯不会强迫任何人具有某种政治信仰。无论俄国共产党人对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有什么看法，他们只会和只愿意把这些政治犯看作是霍尔蒂的牺牲品。 又一次同库菲式的神话和社会民主党的谎言相反：苏维埃俄罗斯正在以最大的关怀和准备，等待着刚从霍尔蒂锁链下解放出来的俘虏，而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党派和政治信仰如何。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来研究一下社会民主党的这个神话，我们就会发现，在神话的井底里藏着的只是社会民主党的极端无能。社会民主党的一切自我吹嘘都没有能够为匈牙利工人运动解救任何一个关在监狱或集中营里的犯人。他们害怕群众看到和发现他们的无能。为了抵销这一点，他们就宣传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只欢迎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将被审查。众所周知，俄国无产阶级以宽大为怀，对自己的孟什维克叛徒，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加害过，除非有人参加了积极的反革命行动。当然他们更不会去碰一碰匈牙利的孟什维克党人了。他们甚至不会有人去打听这些政治犯的政治倾向是什么。社会民主党的无能总是同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的诽滂联在一起的。库菲的谎言毫无愧色地补充了考茨基们和迪特曼们的谎言。 社会民主党的无能 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们到目前为止为匈牙利工人运动吃尽苦头的政治犯做过些什么呢？意大利社会党派代表来过匈牙利，并且参观了集中营（在豪伊马什克尔城），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干成就很快被霍尔蒂政权赶出匈牙利。 英国工人党代表团收集了一系列关于残暴罪行的资料。关于匈牙利地狱的报告传遍了全世界，但不论是英国工人党还是其他与它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人，都没有采取任何反对霍尔蒂政权的行动。 不过还是发生了一些比这更进一步的事情。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会国际协会1920年6月20日宣布对白色恐怖统治的匈牙利进行封锁。[1]只要白色恐怖还存在一天，他们就断绝同匈牙利的一切铁路、电报和电话联系。任何一个人、任何包裹或者货物、任何一封信，都不能去匈牙利，也不能出霍尔蒂的国家。欧洲无产阶级热烈欢迎并且坚决实行了封锁。匈牙利无产阶级松了一口气，又重新开始抬起头来。可是这场封锁不仅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行动，而且也是工会官僚叛徒们的行动，所以它只能是不彻底的和半途而废的行动。法国政府对执政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施加了压力。奥地利的工会官僚集团则迫使国际工会官僚集团同匈牙利白色恐怖的政府进行谈判并最终停止封锁。欧洲无产阶级的共同压力和全面封锁本来是可以推翻匈牙利白色恐怖政府的。但是当老机会主义的工会官僚们还在领导无产阶级，阿姆斯特丹的黄色国际是工会领袖的时候，这种统一的、真正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行动只能是空想。 除了刚刚并始的和不久就被出卖的封锁外，社会民主党再也不能前进一步。白色恐怖在匈牙利继续横行，一个政治犯也没有被放出监狱。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政策 只有占据统治地位的俄国无产阶级才对匈牙利白色恐怖采取了真正革命的、有效而积极的行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本身对白色恐怖政府就是一个经常的致命威胁。苏维埃政府同奥地利政府签订的哥本哈根协定，使被关在奥地利集中营中的匈牙利人民委员们重新获得了自由。协定规定奥地利政府释放被关在奥地利的匈牙利人民委员，以交换奥地利的战俘。[2] 当白色恐怖政权的法官们对在他们手中的十个人民委员判处六人无期徒刑和四人死刑的时候，也只是由于苏维埃政府的坚决行动，才制止了死刑的执行。执政的俄国无产阶级当时收集了近一千名匈牙利军官，并把他们关在集中营里，作为保证匈牙利人民委员生命安全的人质。俄罗斯苏维埃政府1920年8月6日打电报给匈牙利政府说：“在集中营里的一千名匈牙利军官中，有十人被当作十位前匈牙利人民委员的直接担保人。匈牙利政府想给于受法官审判的人民委员的待遇，也就是这十个担保人将受到的待遇.”[3] 1920年11月12日，执政的俄国无产阶级又给匈牙利执政的黩武主义者们一份强硬照会：“在俄国作为人质被监押的匈牙利军官的命运，同布达佩斯案件中被审判的人民委员的命运，有着不可分割的和不可改变的关系”！ 不仅仅是为了人民委员！ 俄国无产阶级并不只是为了十个人民委员的性命，而是为了所有在匈牙利监牢中受苦的政治犯才采取了这些行动。契切林的照会指出：“匈牙利政府此外还必须注意到，除了上述十名人质外，苏维埃俄国的集中营里还关着大批匈牙利军官。匈牙利政府对政治犯所采取的措施，将不会不对这些军官的命运产生影响。” 白色近卫军军官们的匈牙利政府害怕了。因为他们知道，俄国无产阶级的话是既严重而又严肃的威胁，这一千名匈牙利军官的性命同掌握在匈牙利军官刽子手手中的无产者的性命，确是不可分割地和不可改变地联系在一起。1920年12月25日，当时的匈牙利外交部长泰莱基伯爵向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发出照会表示，尽管苏维埃政府“对无辜的战俘们的态度是完全不公正的、不人道的和反文明法规的，”匈牙利政府还是愿意就政治犯的命运问题进行谈判。 1920年12月30日，契切林在复照中表示，他愿意通过驻勒维尔的外交代表李维诺夫开始谈判[4]。与此同时，他严厉地鞭笞了军官刽子手们的无耻行为：“俄国政府拒绝一小撮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通过你们提出的指控。这些人目前依靠野蛮的暴力和闻所未闻的专横掌握着罗马尼亚刺刀强加给匈牙利的政权。这个靠屠杀和反共进行统治，并把杀人、酷刑和盗匪行为上升为政治制度的政府，比任何人都更没有权利侈谈什么人道和文明。” 俄国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这一坚定行动是真正的革命现实政策。它不仅原则上向匈牙利工人阶级表示，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今天仍然把匈牙利前苏维埃政府看作是自己“忠实的盟友”，俄国无产阶级至今仍然坚持同被压迫的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战斗友谊，而且立即采取了实际行动，帮助受匈牙利白色恐怖迫害的四百名最重要的政治犯。 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和匈牙利无产阶级都应该清楚，迫使匈牙利白色恐怖政府作出重大让步的，既不是各种外国代表团的旅行兴趣，也不是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的表面封锁，而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情的革命手段：收集人质，把白色军官刽子手们的同事关在集中营里。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能取得成果的不是哀鸣哭叫、库菲式的“乞讨”、和平主义的口号和温情脉脉的假人道主义，而是真正的、无所畏惧的、即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手段。 四百名匈牙利政治犯的获释还表明，通过什么样的道路和方法，会导致匈牙利白色恐怖的最后消灭：既不是改良主义的外交手腕，也不是半途而废的工会封锁，而是不害怕阶级恐怖统治，把资产阶级及其带刀的雇佣军官们看作是必须消灭的对象的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政策和受布尔什维克思想指导的无产阶级专政。 1921年9月17日于莫斯科 《无产者》（维也纳），1921年9月30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121-125页。 [1]同第二国际进行合作的阿姆斯特丹国际下属的国际运输工人协会对反革命的匈牙利实行封锁，以声援匈牙利无产阶级。封锁由1920年6月20日持续到8月8日。在这段时间内，同匈牙利中断了一切交通、邮政、电话和电报联系。在封锁开始的那天，达达巴尼亚的矿工也举行了罢工。政府依靠治安部队最后迫使矿工复工。 [2]库恩·贝拉1920年3月20日从斯泰因豪福集中菅写信给列宁，提请列宁注意禁闭在奥地利集中营的匈牙利人民委员的生命正受到威胁。他请求列宁援助。此后，苏维埃政府遂通知奥地利政府，苏维埃政府把禁闭在奥地利集中营的匈牙利人民委员看作是苏维埃俄罗斯盟国政府的成员苏维埃政府把释放匈牙利人民委员和其他共产党流亡者去俄国，作为苏维埃政府遣返奥地利战俘的条件之一。副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和奥地利国务代表里克特就此签订了协定。苏维埃政府和奥地利政府于1920年7月9日和7月14日先后批准了这一协定。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7月14日获释去苏维埃俄罗斯。（见维也纳的《匈牙利报》，1920年7月17日）e [3]指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1920年B月14日电报。根据这封电报，苏维埃政府和匈牙利政府1921年8月8日在里加签订了交换俘虏协定。苏维埃玫府用在俄国作人质的匈牙利军官从霍尔蒂法西斯监狱中换回了四百名匈牙利共产党员。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人民委员也被释放。（详见内梅什·德热：《匈牙利反革命（1919—1921）》，第341-348页｝《匈牙利反革命上台及其恐怖统治（1919—1921）》，第1卷，第387-391页。） [4]详见《匈牙利反革命上台及其恐怖统治（1919—1921）》，第1卷，第387—388页。
各政党在专政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各政党在专政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一 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对抗和社会对抗，各阶级内部在社会上和在国家范围内的阶层矛盾，表现为各政党之间的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之前，根据匈牙利经济关系和阶级组成情况，资产阶级组织了下列各党：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特别是城市中的激进分子组成卡罗伊党，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十一月革命后企图在社会民主党内找到自己利益代表的那部分人除外）组成小农党；金融资本、工厂工业、中等地产和大商业则组成全国市民党[1]，以参加国民议会选举。这个党是匈牙利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压迫政策的最公开的和最明确的代表。他们高声疾呼，要求实现领土完整。其他各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尽管隐蔽的程度不同，也都支持这个要求。 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大地主，即使在这样反动的党内也没有多少代表。十一月革命后，他们在政治上还没有力量单独组织政党。除了一些要求特权的老口号外，他们还想不出什么争取群众的新口号。真正“遵守秩序的”政党——这只是狭义的，因为每个党都自称是这样的党——是全国市民党。这个党的纲领虽然没有要求恢复君主国形式，但是主张在组织机构上和管理办法上恢复大战前和大战时的状况。他们还没有取得政权，但离开政权已经不远了。 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小资产阶级政党——卡罗伊党、小农党和装满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民主党一的手中。 下级官吏都溶化于各个执政党内。他们通过工会组织，形式上主要是参加社会民主党，但意识形态上则更多地倾向于纯粹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高级官吏都以一定的克制态度[2]观察着形势的发展。十一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组成了两个党。多数派党是社会民主党。从形式上看，整个工人阶级通过工会和党之间的特殊关系，都在向它交纳党费。少数派党是共产党。大部分由无产者，但主要是流氓无产者组成的军队，形式上也属于社会民主党。如果可能的话，由社会民主党人占绝大多数的军事委员会本来是可以支配军队的。 由于阶级组成和国际关系的特殊性，我们只有通过各执政党的恃殊性质，才能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产生过程。也只有在了解各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性质之后，我们才能懂得政权为什么会这样轻而易举地、不流血地转到工人阶级的手中。 在10月——3月革命时期，总的来说，尤其是后期，虽然还不能说匈牙利没有政权，但当时的政权肯定不具备单纯是某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性质。卡罗伊伯爵和由解散了的激进市民党转而支持卡罗伊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空喊民主口号，说他们不代表阶级，也不代表，“古老的特权民族”，而是代表“人民”这全是骗人的鬼话。这些空洞口号来自于还要革命的那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个小资产阶级中，“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削弱”[3]。这些政党并不代表某个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只是一般地代表私有制度。他们代表的不是大地产的利益（人们在全国都叫嚷着反对它），也不是金融资本的利益（卡罗伊政府的财政部长曾在手术台上花了四个月的时间为它动手术，想从中挖出点财产税来），而是一般地代表私有制的利益。他们不明白，这种不可能再恢复的私有制的最发达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这些党不可能建立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统治和组成这一统治的权力机构。他们在3月20日那天即使不是自愿地放弃部长的交椅，他们的命运也是注定了的。即使不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大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也会夺取政权。从而——正如社会民主党动摇不定的领袖们所猜想的那样——，社会民主党最终将会变成资产阶级进行暴力统治的可耻工具。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从来都是愿意这样干的。 现在这个政权实际上掌握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这个政权还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社会民主党参加执政或在政府中拥有权力地位，丝毫也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统治，就象卡罗伊·米哈伊伯爵担任共和国总统丝毫也不意味着大地主的统治一样。社会民主党参与执政只意味着建立阶级统治机构的推迟。而且旧政权所保存下来的部分仍然在保护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度，除了群众反对以外，它没有遇到任何其他严重的障碍。 总之，在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之前的政权统治是一种典型的政党统治。如果卡罗伊·米哈伊伯爵和库菲·西格蒙德两人所作的内容一致的声明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就可以看出，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辞职时并没有想改变国家的形式，也没有打算在保持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条件下把政府权力由一个党的手中转交给另一个党的手中。他们的声明说，政府的所有成员在20日已认为，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部长们在21日的部长会议上也认为，以社会民主党政府为首的资产阶级国家，将同“共产党结成战斗友谊”，共同保护私有制度。 资产阶级感到加倍的失望。首先，它对共产党感到失望，因为它原以为共产党会同意与它结成战斗友谊或者至少对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当然包括对社会民主党政府——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同时，它对自己的盟友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轻信也感到失望。 .资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是被击败的而是被欺骗的第三者的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初期，资产阶级的抵抗并不凶猛，这除了其他因素外（没有组织起来，国际形势等），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一部分资产阶级看到资产阶级可靠的老盟友也参加了革命苏维埃政府，二是因为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被自己的老盟友欺骗得晕头转向，以致于在苏维埃共和国对私有制一再的沉重打击下也难以清醒过来。 各政党之间的这种待殊关系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诞生具有一定的政变性质。如果有人想把苏维埃共和国在匈牙利的成立也列入政变这一非常灵活的概念之中，那么应该指出，这种政变并不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政变（它的策略从来不建立在政变的基础上），而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政变。资产阶级的这些帮凶并不是由于自己的革命性而焦虑发愁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焦虑发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机会主义，他们担心失去对工人群众的统治，因而去适应共产党人及其纲领；一是沙文主义，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发挥作用。就是这些动力和原因促使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搞政变，欺骗自己的盟友。由于机会主义而搞革命的政变——这在革命历史上确是少见的。 二 对这种特殊历史形势的形成，可以在无产阶级的两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找到解释。 11月革命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它的官方领袖们同11月革命的关系只是：两个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革命爆发后[4]曾向帝国宪法宣誓效忠；在革命胜利后两个星期，不止一个领导人强烈反对成立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则声明为谋求权力的热炽愿望熔化了。他们公然宣布停止阶级斗争，把工人阶级公开地出卖给资产阶级。 党和工会官僚们完全可以广大群众的愿望作为借口。大批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涌进党内，使他们空前壮大起来。然而为了搜罗选票和保证政府在选举中的地位，他们也空前地向右转。 共产党是由那些因为社会民主党一再出卖大战期间进行的罢工而对党和工会官僚们永远感到恶心的工人，从俄国回来的战俘以及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中的老反对派（《人民之声报》说是被开除的分子）组成的。它成立后不久就给社会民主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当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拒绝共产党，而各个政党又无力控制政权的时候，这样的口号是特别危险的：“一切政权归工人、士兵和贫农苏维埃！” 在上面一章中所谈到的经济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形势下，在无产阶级队伍中进行革命的共产主义宣传，并不是特别困难的。 参加政府的社会民主党群众的心理是被压迫阶级的心理，他们的思想是反对派的思想。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政治朋友是工人的阶级敌人，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政治敌人则是工人的阶级战友。这种情景使得领袖们对待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态度，在工人党员面前显得十分荒唐。 党的官僚集团对本阶级实行垄断统治，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原来却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政府代言人和急先锋。 被各种没有革命觉悟和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称之为蛊惑煽动的共产党宣传工作，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那些为了躲避群众的强烈要求几乎是被迫逃走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不明白，共产党人向无产者群众提出的“荒唐”口号，都是严格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的药方配制而成的。考虑到大部分社会民主党领袖现在也不懂得，这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则会自动消失的要求对科学的政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打算从马克思写的一本革命小册子中引用几段话：“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是针对着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党，而是必须针对着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着那个想要利用共同胜利来专门图谋私利的政党。 ……可是，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声讨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拥有武装和严密的组织。……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对于工人的影响，立即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党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的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所应注意的主要问题。”[5] 这些就是失业者、退伍士兵和受工厂压榨的工人向资产阶级民主及其自称社会民主党的代言人所提出的要求。在专政建立后，这些要求被自动放弃。在上述引语的那一部分论述中，还可以找到共产党人宣传反对分配土地的根据。 社会民主党已经同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完全同流合污。为了抵销共产党的影响，它虽然没有重新宣布搞阶级斗争，但至少又重新喊出空洞的革命口号。他们到处讲什么“我们现在同过去一样，我们过去同现在也一样。”他们使社会民主党左派陷入了一种令人啼皆非的迫害共产党人的境地。 一个容易动感情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说，这是一种“必须在列宁和诺斯克之间进行选择”的局面。[6] 社会民主党人没有起诺斯克的作用，而且装出支持列宁的样子。可是专政失败后，参加过专政和没有参加过专政的社会民主党领袖都说，他们当时根本不相信或甚至反对列宁的主张。 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曾说，他们“无保留地”接受了十分明确而符合实际的共产党纲领。 正如那位有感情的领袖所说，这是彻底的投降。共产党人对这种投降当时就有所怀疑，但是怀疑得不够。 这些发表谈话的社会民主党人还说，投降的原因是由于大批群众脱离党和工会官僚集团。领导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连一个星期也存在不下去。即使用诺斯克的手段也不行，因为这种手段当时已不复存在。 社会民主党也没有试图同共产党人讨价还价，因为他们知道，要取得任何原则的或策略的让步都是毫无希望的。 可是共产党人在当时的形势下也不得不同意与社会民主党合并。 拒绝接管政权，这本来也可以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一种回答。社会民主党曾经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拒绝过接管政权。 当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尽管意识形态上还没有作好准备，但是要求接管政权的时候，如果共产党人拒绝接管政权，那将会是一种永远无法纠正并使共产党永远威信扫地的犯罪行为。 共产党独自一家接管政权，这可以是第二种回答。可是刚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组织，还只有少数无产者参加。尽管大多数无产者具有革命的思想，强烈要求政权，但他们也至少象要求政权一样地坚持要求工会。要对工会进行革命的改造，使它摆脱官僚集团的控制，需要做长时间的工作。在没有工会或者反对工会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组织生产的。第三种办法就是以联合执政的形式实行专政。但是这种联合执政一个星期内就可能垮台，专政也会随之失败。 还是同那些多少有些威信扫地的阶级合作保护者合并，同那些在革命问题上不可靠的人合并为好。这在当时来说，是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校长时间的喘息机会的最合适办法。使专政摆脱反对革命的人的控制，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此外，使动摇分子脱离右派看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在一个党的范围内这样做要比较容易一些。尤其是要考虑到年轻的共产党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组织和管理机构，所以这样做是很必嬖的。当然，如果共产党当时能够促使社会民主党分裂（共产党一直在作这种努力），在这种形势下，也只有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才能采取另一种行动。可惜，坚持党团结一致的人却正是那些在党的左面动摇不定的分子。 对社会民主党的老“现实政治家们”来说，革命是当时唯一的现实政策。专政成了机会主义者进行投机的好机会，于是他们就参加了革命和专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合并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合并决定了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而取得政权就意味着能使广大群众革命化，提高革命觉悟，使社会主义建设不致受到外来的必然破坏，使我们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加强第三国际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 我们并不等待历史学家来作判决。专政的继续发展不仅判决了共产党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在道义上也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作了判决。 《红色报》（莫斯科），1920年6月27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98—105页。 [1]正确的名称是：民族自由市民党。主席为大五金商人、佩斯匈牙利商业银行副行长海恩里赫·费伦茨。 [2]保留态度。 [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55页。 [4]库菲·西格蒙德和高拉米·埃尔诺。 [5]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5页。 [6]指库菲·西格蒙德在匈牙利社会党1919年6月12-13日会议上的发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人党。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 “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1] 促使导师和先锋战士用这些话来描述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热情消失后的灰心丧气，也不是安于现状。当我们准备进行新的斗争，进入社会革命历史过程的新阶段时，我们对工人阶级经过四个月严重斗争后所遭到失败的历史意义的评价，比对3月21日轻易取得胜利的历史意义的评价更高。“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2] 当然，它丝毫也没有减轻无产阶级的失败后果。不论对匈牙利无产阶级来说，还是对国际无产阶级来说，都是如此。它也不会擦掉将在无产阶级叛徒额头上永远发亮的可耻印记。也许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学家们会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他们身上，并不是他们的行动和错误造成的，造成失败的人是无产阶级自己。以无产阶级的错误来为自己软弱无力和缺乏领导才干作辩护的领导人会说，革命的失败并不是由于革命领导人的叛卖，而是无产阶级轻易放弃自己生存利益所造成的。不管在3月21日那天，政权是如何到匈牙利工人阶级手中的，这个政权无疑应该成为一种工具，使无产阶级能够消除自己的“物化”，至少让一部分基因“发挥作用，从而达到预期的成果。”[3]不管那些因为考虑机会主义政策而头发发白或正在发白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在走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爬上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的时候，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工人级通过苏维埃制度的形式已经取得了本来可以摆脱这些领导人的组织形式。这些领导人的叛卖不能解脱匈牙利无产阶级领导层的责任，工人群众的轻信也不能解脱这些领导人的叛卖责任。这一条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来说也是有效的。当时的国际无产阶级既没有意志，也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挡住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攻。 白色恐怖正在迫使匈牙利无产阶级受到惩罚。国际无产阶级现在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的盟友，不得不继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斗争。而资产阶级却从消灭匈牙利劳动者的国家中取得了新的力量。 不过民主制和帝国主义反革命用来粉碎苏维埃共和国的打击，只是打击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进入了社会革命的某一阶段的无产阶级。遭到失败的只是这个阶级，而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历史的马克思主义。 官方的科学又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庸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大杂烩，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得出了共产党策略破产的结论，以便为一种东拼西凑的和反对革命的理论体系，“挽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符合他们要求的“没有危险的”部分。 但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策略，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废墟中，在白色恐怖沾满鲜血的魔掌下，取得了一条具有说服力量的经验。这就是，错误不在理论本身或理论应用上，相反，马克思的真理再一次经住了考验。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 匈牙利无产阶级——尽管它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作好建设社会主义的准备，它的革命化过程又受到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阻碍——在专政时期的所做所为，是伟大的事业。它证明“当一个身为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5] 无论官方的工人党如何诡辩，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是由于本身地位所产生的革命行动的后果。使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向前迈进，使分配土地的工作遭到失败，使工人阶级对生产实行国有化的，同样也是这些后果。正是这些后果促使无产阶级群众放下了武器（不管革命先锋队的理论认识和意愿是什么），以致在民主反革命短期停止呼吸后，白色恐怖得以开始实行残酷无情的、骗人的、但也是胆怯的统治。 今天，白色反革命已经发展到顶点，而工人运动，革命的工人运动却仍处于半昏迷状态之中。那些在革命的共产党先锋队中还活着的人，不得不象一头被围捕的野兽一样奔逃，有的则在监狱里等待死亡或解放他们的革命到来。 工人运动中的另一部分人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已经陷得那样深，以致于连黄色国际也不想参加。他们不仅放弃阶级斗争，“以洗清自己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罪恶”，而且放弃一切革命，认为任何革命都是不幸的，以吹嘘自己的反革命精神。他们进行轻微的批评，目的并不是想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社会制度中造成伤痕，而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中打开一个相当的缺口，以争取“两个领导人能够相继漫步进入部长会议大厅，另外几个领导人则能被选入国会，” 工人运动中的这一部分人比被迫害致死的共产主义运动，更不能做什么事，而且他们也无法指望自己能够阻挡分裂的过程。 发动工人阶级的动力只能来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共产党人的批判。这种理论的真实性只有当它得到实现之后才会消失，这种批判对自己没有任何框框。它们将为取得解放工人阶级的政权铺平道路。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统一！！ 当依靠资产阶级恶棍和流氓无产者的匈牙利政权力图使工人阶级害怕自己的行动时，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才能够使无产阶级勇敢起来，提高自己的觉悟，并使之变为力量。资产阶级的地位不会因为有一个以它的名义实行、但又独立于它之外的政权而更稳定，资本主义也不会因为有社会民主党的部长和国务秘书而更健康。 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它没有完成之前是不会消失的。揭示这个历史任务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必须取得胜利！ “那时我们会想起……并且也会高声喊道：VaeVictisi！【败者罪该万死！】……无结果的屠杀……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7] 《共产主义》（维也纳），1920年2月1日，第9—13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64-67页。 [1]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利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页。 [2]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82页。 [3]见第二部分注[50]。 [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页。 [5]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1页。 [6]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0页。 [7]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43页。
从革命走向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从革命走向革命 一、从革命走向革命 二、以新生的力量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三、有原则的组织和一致的行动 四、共产党的策略 五、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共产党组织 六、对形势的看法 后记 一、从革命走向革命 无产阶级在匈牙利的专政失败了。国际反革命的这一胜利，推翻了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从而结束了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一个阶段。民主的反革命——继苏维埃政府之后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昙花一现的短短三天内，.它恢复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恢复了旧的官吏机构和军队、宪兵、警察，恢复了称号和等级。它还建立了民主制，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与此同时，旧统治阶级的一小撮人——职业军官却武装了自己。社会民主党政府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的基础，并以此代替了工人阶级专政。它把土地、工厂、矿山归还给按资产阶级法制应该拥有它们的人，恢复了私有制的安全，把自己卖给了一个牙科军医、一个警察局长和五十个警察。[1] 随着民主制的建立，和平主义战胜了共产党人宣传的革命阶级斗争思想。在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军队和塞格德支持者武器的帮助下，协约国使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实现了和平主义化。布尔什维主义所发动的革命阶级斗争停止了。与民主制一起，和平也来到了匈牙利。 民主的反革命打掉了匈牙利工人阶级手中的武器，但是改变不了膨胀成为帝国主义和走向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问题。有待国际上来解决的问题，是使全世界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对立起来，使阶级斗争进入最后的决战阶段。阶级合作的缝护者们无法把这个问题说成是专政还是民主的问题。牙科军医[2]、警察局长[3]和五十个警察生动地教育了民主的反革命领导人，革命进程只允许这样提出问题：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3月21日以前，匈牙袒=利的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实行专政。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宽大政策时期，资产阶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在由机会主义者“变成的共产党员”的保护下，组织自己的队伍，从国际反革命那里得到支持。一方面协约国的间谍从内部成功地破坏了而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反革命从外部展开了进攻。面对这种形势，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胆怯害怕，失去信心，一部分人则绝望地丢掉了武器。而资产阶级却在这时全部武装起来——力量不断壮大。这个事实比学校教科书的例题还要更清楚地说明，我们应该如何提出问题：如何掌握专政工具，恐怖究章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他们在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旅馆客房里、老爷们情妇的沙龙和别墅里、教会的寺院里、工会官僚们的办公室里[4]。并行不悖地但并不是祖互毫无联系地策划的反革命，现在终于在民主制中开花结果。不过这朵正在开放的花苞还带着一点立宪制的民族色彩，目的是为了以后能在白色恐怖中全部绽开。工会官僚们给世界革命的旗帆绣上了民族彩带（当无产者手中还掌握着武器的时候），然后又用蛊惑人心的民族主义花边遮住飘扬的红旗（当社会民主党领袖及其老盟友打掉无产者手中武器的时候），最后造成白色恐怖统治全国，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犹太大组织到处横行，社会民主党人自己也遭受迫害.资产阶级及其军官夺走了无产阶级的武器。 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吏机构。那些政治经历和整个思路都习惯于议会主义和争夺选票的竞选政策的人，想方设法阻挠无产阶级去打倒官吏，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和搜罗选票的同志们不久前准备国民议会选举时还指望过这些人的选票。基干会员的人数不仅决定着工会官僚们的福利，而且还决定着工会官僚们没有斗争的安宁生活。工会官僚们无法理解，一个“受到赞扬的工会”会员怎么会变成无产阶级的敌人。 在一个夏天的夜晚，使资产阶级国家的整个官吏机构复活，这对民主的反革命政府来说，并不是件难事。不过社会民主党想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执政。然而资产阶级国家官吏们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社会民主党从来不愿意了解这一点——，就同植物世界中寄生树与所谓干树的关系一样。寄生树从干树中汲取养分，不管植物学怎么称呼它们，实际上寄生树成了干树。资产阶级的官吏机构刚刚复活，就已经控制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经验不多的工会官僚们失去了管理官吏机构和官吏人员的权力。即使是在资本主义政府制度稳固的情况下和在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执政时期，官吏机构也会成为一个为自我目的而存在的东西。行政管理独立于资本主义当权者和立法机关之外，这在工会政府时期早该如此了。这个工会政府除了得到一点“未经辩论”即作决议的支持权和一、二个伪装外交家（级别并不高）的协约国军官在“私人谈话”时所表示的善意诺言外，充其量也不过还拥有一段在阶级合作时期和阶级专政时期都已名誉扫地的历史。 官吏机构与治安部队结合在一起，抓住所有的稻草，把一切民主，把自己建立起来的专政，，都说成是共同的理论。 政府的一个成员[5]还在领导军队。很难肯定他究竟是谁的人：是社会民主党的还是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军队是已经被打败了的军队。不过造成这支军队失败的并不是罗马尼亚大贵族雇佣军的军事优势，而是内部的破坏。这种破坏的种子也是那些现在坐在政府里的人撒下的。工人团已经瓦解，农民团还掌握在军官手中。共产党指挥官及其政治代表领导的几支部队一直斗争到底。在无产阶级专政失败后，它们已经不能作为民主反革命的支柱。用假报告最后促使无产阶级专政失败的参谋部，正等待着同统一的布达佩斯治安部队、官吏机构以及塞格德白卫军实行联合的机会。反对可怜的和挣扎不动的民主制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吏机构、治安部队和军官团。这种民主制是在工人阶级受骗上当之后，由一小撮工会官僚所代表的民主制。实际上，他们代表的只是一些民主词藻，而且就是在讲这些民主词藻的时候，也是吞吞吐吐的。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过渡就遭到失败，比3月21日突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还要更使无产阶级——不管是工业无产阶级还是农业无产阶级——感到意外。协约国的一个诺言[6]。而且不是半官方的诺言，再加上一种幼稚的、只对那些没有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才会发生作用的信念，使他们以为国际资产阶级将会奖赏叛徒或者至少会宽恕他们。即使罗马尼亚入侵者没有从政府的存在中感到自已利益受到了威胁，上面所说的诺言和信念也不会使民主反革命政府有力量反对那些不顾更高阶级利益的对手。 可是工会官僚们的政府并不能满足罗马尼亚入侵者的利益。工会的好汉领袖们答应恢复匈牙利的资本主义，赔偿匈牙利资产阶级所受到的损失。他们的作用主要是满足匈牙利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恢复匈牙制的资本主义生产。但这并不是罗马尼亚入侵者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只有在损害匈牙利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然而约束工会官僚的那些观点，并没有影响到那些追求资产阶级国家官吏机构、治安部队和军官团专政的集团对问题的看法。他们没有“生产利益”，他们也不需要用这种借口来掩饰自己的叛卖。他们亳不掩饰地和急切地要求权力，以保证他们公开的寄生生活。针对“生产利益”，他们披上了民族利益的外衣，以民族利益的名义宣扬“集中民族一切有生力量”的必要性。他们并不过分注意外衣的作用，也不想多花力气来掩盖侧他们的寄生利益。然而工会政府及其拥护者还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前，就已经用涂着国际主义油漆的民族主义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主义。 所以，他们对资产阶级这样薄薄一层民族主义的外衣并没有什么办法。他们至多也只能以竞争者的身份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因为双方卖的都是同样的货色。如果社会党人扔掉自己的外衣，穿上民族主义的外套，那他们在群众面前只会更加陷入困境，他们同工人阶级之间本来就已经很细微的信任纱线会马上断掉。但是对这些卖同样货色的人，完全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正是被他们盗用名义的工人阶级，即没有财产和最没有文化知识的阶级才是真正的民族阶级吗？ 在这场由各种历史力量进行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并不了解各派力量的情况，他们本来是应该完全离开政治舞台的。在政治角斗场上，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无人身的相互斗争力量。这个灰色的人反对那个灰色的人，那个灰色的人反对这个灰色的人。但是，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某些利益集团在匈牙利需要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以资产阶级名义实行专政的寄生集团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除了努力利用武器的权威外，还努力利用政治的权威来支持一个哈布斯堡亲王从而引起了国际纠纷。[7] 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各种利益集团和国际反革命的先锋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曾利用社会民主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则想利用社会民主党反对恢复帝国的倾向。梦想夺取王冠的哈布斯堡亲王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是老相识。他们相互宣过誓，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曾向国王，亲王曾向共和国，相互用手指、嘴巴对着对方的耳朵，表示永远的忠诚。相互之间如此了解对方的人，是不可能过于相信对方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就寻求协约国的支持。由于缺乏政治水平，社会民主党从未认清协约国的帝国主义意图。这一小撮以“伟大流亡者”[8]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得到了国际反革命先锋战士的信任，又重新在政治上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没有力量停止白色恐怖，甚至也没有力量制止迫害社会民主党的可靠干部，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在布达佩斯，白色恐怖的治安部队杀害了成百的工人。而在这个时候，他们正在进行谈判。他们同协约国的代表进行谈判，后者答应保护工会政府的安全。他们同推翻工会政府的人谈判，可正是这些人监禁了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工会政府的成员，而且大肆屠杀有组织的工人。他们同蒂萨在匈牙利的残余政治家谈判，而这些人都在《新自由新闻》[9]报上公然宣称，他们之所以认为有必要把社会民主党的同事留在政府里，是为了有人承担降低工资的责任。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同这个也谈判，同那个也谈判。在佩斯谈判，在维也纳谈判，在瑞士也谈判。如果可能的话，在月球上也愿意谈判。他们唯一不愿依靠的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极力回避依靠工人阶级。 不过他们的政策并不是毫无结果的。由于害怕哈布斯堡家族复辟，意大利人、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通过协约国强逼亲王遵守在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帮助下向共和国发出的誓言并离开自己的岗位。这样一来，前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就摆脱了困境，免得有人会由于他们在革命爆发后违背了向帝国作的誓言而追究他们的责任。 然而，官吏机构、治安部队以及军官团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为难。他们没有政治历史。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们需要的只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代表。他们没有特殊的阶级利益，他们只是在一个认为在奥匈帝国里可以更好地保证本阶级利益的阶级中寻找自已的靠山。对他们来说，民族利益只是一块用来遮盖其寄生条件的毯子。所以从他们来看，不管是罗马尼亚入侵者的支持，还是协约国另一支盟军社会民主党的支持，都不是郡么臭的。 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工会官僚集团的垄断对象。还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党人，基督教才是匈牙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匈牙利只有在基督教中，而不是在社会民主党中才能得到新生。社会民主党改组后虽然已从领导层中把全部犹太人以致没有逃亡国外、在旧领导人中远离一切共产党思想的人排挤出去，但它毕竟只是基督教匈牙利和匈牙利民族的一小部分。所以“基督教民族大团结”才是匈牙利通过犹太人尸体取得胜利的口号。他们从社会民主党那里把这个口号同社会主义的口号一起接了过去。社会民主党的基督教派领导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就没有拒绝过建立一个反犹太人小组织的思想，他们只是由于自己的软弱本性才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激烈和坚定。他们刚刚平息了群众中反“犹太人民委员”的情绪，自己就坐上了“犹太人民委员”的位置。 工会官僚和党官僚都坚定不移地主张依靠协约国，而不是依靠深受白色恐怖残害和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一切压迫的工人群众。依靠工人群众会违背他们的“生产利益”！煽动阶级斗争精神则是危险的玩火行为。它不仅会使目前的专政行使人、官吏、治安部队和白色军官团感到不高兴，而且还会“妨碍民族力量的大团结”和社会民主党与各历史阶级的联盟。就是对革命前的各党同盟者——他们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起盼望协约国帝国主义来复辟资本主义和匈牙利民主制——也会造成不愉快。 总之，谁也不去依靠工人阶级。不论是留在国内、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已经名誉扫地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还是从国外流亡生活中回来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群众都没有话可说。而这些群众正是民主制的承担者。为了这种民主制，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扼杀了群众对自己的力量、未来、使命以及对革命的信心。他们没有向群众求援。他们分裂了群众的战斗队伍。他们说，工人阶级的当然使命是和平主义，因此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是多此一举，前途渺茫。他们还模仿运输食品的协约国火车的轰鸣声，说造成贫困的是布尔什维克专政，而消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则是由于协约国的宽恕而受宠若惊的社会民主党。他们就是逋过这些宣传来破坏和分裂群众的战斗队伍的。 他们成功地散布了这些观点，从而分裂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打击了革命的力量，削弱了群众的信心，向国内外的帝国主义剥削者出卖了无产阶级。他们推翻了苏维埃共和国，监禁了共产党员，自封为部长后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恢复了私有财产，复辟了资产阶级的整个政权机器，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武装了资产阶级。他们既出卖了专政，也出卖了民主。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依靠工人阶级，就把政权交给了一个牙科医生、一个警察局长和五十名警察。 工人阶级的共产党领导人和那些带着厌恶心情离开社会民主党的人，都被迫逃离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国家或者被关进监狱。工人阶级暂时既无领导人，也不了解形势。然而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只不过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一个短暂阶段的结束。资产阶级专致的形式有了变化。“各个革命前的党”参加了联合政府。劳动党，1848年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残余同基督教社会党人一起建立了基督教民族的大团结[10]。但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并没有变化。，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匈牙利的革命无产阶级正在重新参加这场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并没有消灭掉无产阶级，因为消灭无产阶级也就会消灭资产阶级寄生的条件。 以建立工人阶级革命专政为目标的革命阶级斗争，正在向自己的奋斗目标前进，正在从革命走向革命！ 二、以新生的力量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反革命的潮流埋葬了匈牙利无产阶级的统治，扫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运动。如果不是罪恶的社会民主党不断进行一系列叛卖活动，先是秘密地以后则是公开地同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勾结在一起，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即使被切断了同伟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系，也能同这股潮流进行搏斗，也许能够坚持到西方无产阶级在当时不利的国际形势下采取革命行动。 现在不是研究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诞生历史的时候，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指出，对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国际形势的变化比匈牙利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具有更大的影响。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觉悟比革命的积极性还要差一些。如同秋天的牡丹，它深秋开花，但春天才出叶，匈牙利工人运动改良派的每一棵嫩芽也都是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取得权利和议会代表席位的时候就已经抽出来了。从阶级合作一直到议会主义，他们什么都肯干。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学校，它使以前在国际上微不足道的、在国内也只是刚刚出头露面的匈牙利工人运动经受了第一场考验。在社会民主党为实现民主制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匈牙利工人阶级还不习惯于采取独立的阶级行动。在战争期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党反对一切革命行动（连稍为超出一点框框的和平主义表现也要加以反对）。他们的官方表态实际上是对群众中不断出现的反军国主义的革命活动的隐蔽叛卖。在10月革命[11]前夕，革命的拥护者对官方工人党的态度是，如果可能的话，同你们一起合作；如果需要的话，就不要你们，甚至反对你们。;事实也确是如此，好多决定是在不要他们、不要这些领袖，甚至是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作出的。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停止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使一部分参与革命行动的人向左转，另一部分参与革命行动的人则被排挤出工人阶级的多数党。建立匈牙利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与社会民主党相比，年轻的革命工人党的地位是比较轻松的。只有工会还能够暂时使社会民主党免于彻底的崩溃。 无产阶级要求行动。资本主义彻底破产，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日益衰弱，这为工人阶级在任何时候采取行动都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但是，当时的工人阶级，除了很少一部分人外，没有上过革命的学校，缺乏革命的觉悟。工人运动中最先进的和最能采取行动的革命精锐部队也大部分受到强大工会的政策影响。工会以廉价的蛊惑宣传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随时准备在合适的时候，把革命行动降低为工会行动。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使匈牙利工人阶级同俄国工人阶级一起进入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前列。工人阶级的这一代成了自己的革命英雄。由于缺少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觉捂只能限于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后几个月的宣传教育工作所能给予的程度。 然而这个工人阶级毕竟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除俄国工人阶级外）最先进代表。不管历史对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的这一阶段会有什么评价，在一百三十二天的专政期间（这比革命的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几乎要长一倍），匈牙利无产阶级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国际无产阶级的名义采取了行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在采取行动时，是懂得这些行动的国际意义的。要削弱这种觉悟，连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也没有办法。这些领导人从最肮脏的社会沙文主义河流划到国际主义河流，他们希望通过国际主义的思想来实现潜伏着的社会爱国主义观点。对他们来说，国际主义是对外政策的方向问题，因此在专政时期，他们曾在一定时期内保护过国际主义。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国际主义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重大意义。当各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工人政党在自己的黄色国际[12]里研究如何把各党的战时城堡协定[13]改造成为和平工业，以便给垂死的资本主义打强心针的时候，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了打在世界工人阶级压迫者脸上的拳头。国际反革命清楚地认识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从东方走向西方的桥梁。谢德曼、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以及出卖工人运动最成功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竭力用匈牙利的例子迫使协约国帝国主义对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让步。协约国和中立国无产阶级计划于6月21日[14]举行的、部分窒息在机会主义泥坑里的第一次统一国际行动，大部分是匈牙利无产阶级的行动和宣传引起的。冲击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浪潮在专政被推翻之后，反过来也对整个世界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影响。专政失败后，协约国抛掉了匈牙利问题的社会性质，把具有伟大意义的布尔什维克问题降低成为低级的瓜分利益和殖民主义问题。 随着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匈牙利的工人运动虽然没有重新陷入原来那种默默无闻、只有匈牙利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代表的状态中，但是它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无疑已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和杰出作用。这种形势为这么一些人提供了有利机会，他们在战争期间，在实行专政前后，总是反对工人运动的一切革命表现，要求无产阶级等待，一直等到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也走上革命的道路。这种机会主义是永远停止阶级斗争和掩盖最见不得人的阶级合作行为的合适遮羞布。等吧，等吧，永远也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以免损害各阶级之间的宝贵平衡和被破坏了的（这种时候他们不用“资本主义的”这个形容词）生产利益。等吧，等吧，应该象现实榜样所表明的那样，恢复最自由的私有财产、最自由的掬客贸易以致最自由的白色恐怖。否则，工会，生产，甚至谡个民族的存在，就会夔到成胁/等吧，不要采取任何行珈不要发动任何斗争，愉快地维护工人阶级的雇佣奴隶前吧！ 主张采取议会办法的人和崇拜法制偶像的人，在匈牙利工人运动中暂时取得了优势。他们当然要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重新提出自己“行之有效的老办法”。这种“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导致了工会社会民主党人的三天统治，造成了军官、警察和官吏的专政，引起了蒂萨残余分子的复活，从废墟和灰烬中恢复了革命前的匈牙利。这种“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可以用来使资产阶级专政具有“宪法”形式，让工人阶级更能变成农奴。 前面谈到，随着专政的失败，匈牙利无产阶级在国际上失去了它的主动精神，失去了以前在工人运动中的国际意义。但是，这并不等于“行之有效的老办法”、无所作为的等待取得了对革命策略的胜利。从阶级斗争方法看，专政的失败并没有为工人运动带来任何变化。民主的反革命战胜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但是它丝毫也不会造成匈牙利无产阶级把自己的主动精神交给“本国”资产阶级的必然后果。匈牙利无产阶级只是在国际上失去了它的主动精神。从国际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看，匈牙利新的革命变化，很可能将随着具有发达资本主义的德国工人阶级或者向无产阶级革命成熟方向大踏步前进的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而发展起来。 但是，这种情况决不能成为同资产阶级进行任何阶级合作的理由。决不能让工人阶级接受这种阶级合作。工人运动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早在公开地或隐蔽地抵制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强调对资产阶级议宽大为怀，进行比任何外行外交都还要可耻的谈判，从而开始为工人阶级政权挖掘坟墓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下意识地或有意识地考虑这种阶级合作了。不管是从其实际结果W，还是从他们的思想认识看，这都是一样的。 所谓恢复生产，恢复遭受破坏的经济生活，团结全国各劳动阶层宿为此实际上就是这种阶级合作的新外衣。不过它并没有完全掩盖住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利益的叛卖。 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它的唯一动力和目的是通过剥削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以取得资本利润。资本家不会出于人道主义，不会为维护民族力量而进行生产，甚至也不会为了保持生产条件本身而进行生产。匈牙利的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工人阶级政权威胁到资本利润的时候，资本就进行怠工。在卡罗伊执政时期，他们到处埋藏原料，变卖设备，甚至把精密的机器部件抛进垃圾堆里。工人阶级从恢复生产中所得到的好处只是放下威胁资本利润的阶级斗争武器，把自己交给资本家的屠刀，任其宰割。然而就是这样做，也不一定能够恢复生产，因为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廉价的劳动力和剥削的无限可能性并不是生产的唯一条件。尤其是在匈牙利这样受外国帝国主义统治而无力自卫和专政已经失败的国家里，更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下，工人阶级的作用可以有三种，忍受剥削，推动剥削或者是反对剥削。在工厂生产中是这样，在政治生活中也是这样。他们可以不搞任何组织活动，或者无所作为，这样就可以忍受剥削。这是那样一些人的政策的结果，这些人由于期待、动摇和无所作为而完全陷入损害工人阶级的政策之中，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象穆罕默德的棺材一样，摇摆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右翼和左翼之间。 工人阶级在执行阶级合作政策的时候，可以有组织地、积极地推动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剥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合作，在掌握和管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工作中，不仅可以成为降低自己工资、提高面包价格的工具，而且也可以成为加强监狱，加强资产阶级压迫组织即国家，损害自己利益和未来的解放事业的工具。这种政策是各国社会民主党战争政策的继续，同时也是这样一种政策的固定化：为了“民族生产”的利益"不仅容忍把工人阶级赶进屠宰场，而且还协助别人这样做；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利益，束缚住工人阶级的手脚。凡是懂得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工人阶级这一阶级斗争的唯一承担者和促进者的人，都应该把这种削去阶级斗争锋芒、停止和出卖阶级斗争的政策，看作是对未来社会的谋害。他们所说的“社会总利益”实际上是反社会的行动，是企图剥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破坏生产和社会。 当匈牙利工人阶级自己成为生产组织者的时候，工人在专政时期很快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同这种生产之间的区别。尽管当时缺乏客观的经济组织条件，缺乏对工厂技术和经济的集中管理，但是匈牙利工人阶级还是为建立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条件之所以缺乏，部分是由于国际形势，部分是由于无产阶级政权犹豫不定的政策，但主要还是由于工会经济领导人与资产阶级一致进行的破坏。在专政时期，生产已不是剥削，而是满足劳动者需要的工具。在那个时候，至多只是一、一个工会领导人怀疑采取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措施的必要性。而现在这些人却在设法使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用来恢复资本主义生产，也就是说用来恢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专政失败后，工会领导人虽然没有正式讲过，匈牙利工人阶级为了“生产利益”应该放弃使用罢工的武器，但是当他们提出“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安宁”的口号时，他们实际上是以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身份宣布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其目的已经十分明确，恢复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剥削，恢复有产阶级的压迫工具——资产阶级的国家。 阶级调和现在比战时或革命爆发后更能为这个目的服务。受到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匈牙利财政资本信任并参与组织政府的社会民主党领袖[14]向全世界宣布的口号——“安宁”，就是阶级调和的意思。“恢复生产”，“全体劳动阶层的政府”，“民族力量的大团结”还有最危险的一种形式——民主制，都是这个意思。 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范围内，工人阶级——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破产现在已经不可避免而且即将来临的情况下——只有竭尽全力，采用一切现有手段和取得尚未有的手段，组织和进行阶级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发挥生产组织者的作用，才能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生产服务。 在资本主义生产上遭到破产的时期，按资本主义方式重新组织生产，只会更加成为恢复生产和组织生产的障碍。通过阶级斗争及其革命手段尽快决定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使人类免受新的野蛮破坏的唯一办法。帝国主义的发展使社会进入了阶级斗争的最后决定性阶段。这个阶段将或者以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或者以有产者和无产者这两个阶级的同归于尽而告终。所谓“遵守秩序的党”——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反社会的党。它们一切放松或停止阶级斗争的行动都是反社会的行动。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时期依靠无产者劳动建立起来的全部文明被消灭的野蛮主义——这两者相互对立，决不相让。 匈牙利工人阶级失去了它在夺取国家政权后所起过的主动作用。但是我们必须再重复一遍，它只是从国际阶级斗争的角度失去了这种作用。所以决不能指责匈牙利工人阶级是阶级斗争的无所作为的旁观者或者是阶级合作的参与者。尽管社会民主党采用一切手段降低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觉悟，白色恐怖使用武器大榛屠杀它的先锋战士，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的叛卖动摇了它对自己历史使命和未来的信心，但是我们决不能这样旨责匈牙利工人阶级。国际援助和国际革命没有及时到来，并不能成为失败的原因，因为四个月的专政只是拯敕世界无产者的国际社会革命的短暂插曲。 专政的失败使具备了革命经历的匈牙利无产阶级面临新的任务： （一）阻止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走狗的帮助下安稳地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构重建资本主义生产；（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预先作好组织上的准备，以避免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同社会民主党走狗们分享将要取得的国家政权；（三）为此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使无产阶级作好准备，避免象三月一样没有准备地去夺取政权。领导斗争，创建组织，通过宣传鼓动工作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这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匈牙利共产党的任务。 三、有原则的组织和一致的行动 专政全部错误的根源和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不是唯一的，不过从策略角度来看是主要的——是工人运动的结构有问题。 在几十年的长期过程中，匈牙利的工人运动没有参加过整个世界工人运动的各原则派别以及各策略派别之间的斗争。世界各国工人党内由于理论或策略差别而进行的斗争，几乎没有触及过匈牙利的工人党。除了最后一个阶段外，这些斗争都没有在匈牙利工人党内造成什么派别，这些派别为了本派路线的胜利相互竞争，至少要动员本派的积极分子，或者要在这些人当中制造舆论。于是一个在精神上完全无所作为的党和工会官僚机构（它的目光受到议会主义和大小社会改革的限制），在组织上却成了具有无限权力的、站在群众之上的老爷。这个官僚机构脱离了它的委任，脱离了工人阶级，也脱离了群众的真正革命利益。它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越大，进行阶级斗争的愿望也就越小。群众的意志越是只能间接地得到反映，群众也就越是容易受骗。从这一点来看，匈牙利工人运动的组织是一个模范。九十年代以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只是各个工会的松散结合，但是它组织得很巧妙。为了对群众迸行无限的统治，它既使工人阶级群众保持行业之间的狭隘性，同时又实行工会官僚机构的严格集中化。这就是匈牙利工人运动很少有党的基层组织的原因。如果说有的话，那也只是一些为了谋求几个议员席位而进行宣传沽动的竞选机构。群众通过这些基层组织，对党的政策指导发生不了任何影响。工人运动这样的结构，保证了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严格统一以及官僚机构的全部权力，同时也确保工人运动不参加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不组成各种对立的集团，不分裂党。如果在组织严密的工会和党官僚机构中出现了工人运动的重大原则分歧和策略分歧，或者局外人偶尔迫使他们提出这类问题，他们也只是把它们作为内部问题处理，并尽量去掉它们的原则内容和形式。谁不愿把工人阶级的事业看作是官僚机构的内部问题，谁就是异教徒。谁要是试图依靠工人群众，谁就会遭到党和工会组织整个官僚机构的反对。 帝国主义战争甚至分裂了中立国家的工人运动，但是却没有能够打破匈牙利工人运动的这种团结。不过这种团结既不是原则的一致，也不是行动的一致，而是党和工会组织对无原则性、妥协性和出卖阶级利益的一致。随着党的领袖们同资产阶级的每一次妥协而来的，是党组织内部的妥协。这种妥协总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事后批准不断出卖工人阶级及其生存利益的行为。一旦这个官僚机构的秘密活动暴露在群众眼前，他们就马上拿出一块现成的、能遮盖一切的毯子来，这就是工人运动的所谓“神圣团结”。有了这一条，无耻的叛卖可以被美化成为正派的行动，由于反革命的懒散而作出的妥协会变成富有牺牲精神的斗争，胆怯的无所作为则会被说成是积极努力的工作。战后逐渐强大起来的革命派如果不满足于这个封闭团体内部“发表意见的自由”，而是要求宣传和行动的自由，那就只好另起炉灶，单独建立组织。工人运动的团结只是在革命后才分裂的。这不仅是采取革命行动，而且也是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先决条件。在匈牙利共产党经过千辛万苦才迟迟成立之后，工人阶级多数党的左翼还在动摇不定。由于看不清形势，他们继续留在党内，成了社会民主党出卖无产阶级的参与者。由于重新开始进行已经停止的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终于分裂成为两派。从总的政治角度看，这也就是“统一的民主阵线”的分裂。作为工人运动的内部向题，成立革命的工人政党，是对改良主义、单纯的议会妥协政策、社会沙文主义以及工会和党的官僚机构的生死斗争。在匈牙利工人运动中，这是第一次公开发生的斗争。 革命的工人党首先是革命的宣传组织。以后工人运动的重新“联合”打断了革命的工人党在组织上和行动上团结工致的形成过程。 共产党在11月—3月革命时期所进行的工作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是还未能足够地提高无产阶级各广大阶层的革命觉悟。主要是在工人运动内部，有人强烈反对革命派。社会民主党作为执政的、参与管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组织，通过国家政权工具，为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设置了很多障碍。除了这些障碍之外，对革命派的反抗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社会民主党推行的社会沙文主义。尽管工人群众愿意进行阶级斗争，社会沙文主义还是在工人阶级中为自己找到了土壤。很多人并不讨厌“革命的爱国主义”和“民主的国家利益”。特别是11月以后，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涌进了工人阶级组织内，情况更是如此。 （二）工会推行的社会改良主义。它把社会福利政策作为工人运动的最主要问题.“为了恢复生产”而竭力想挤掉消灭雇佣劳动的问题。 （三）党和工会运动的官僚机构。它把整个工人运动都弄成了一个反对革命和支持阶级合作的机构。 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前的革命阶段中，革命的阶级斗争方法与妥协政策之间的斗争，没有最后定局。党和工会官僚机构尽管自称“他们的信仰更好”，但还是同共产党合并，从而回避对这场斗争作出决定。这次联合并不是由于原则的原因而进行的联合。从党和工会官僚机构方面来说，合并的原因与他们阻挠共产党进行革命宣传的原因是一样的。对社会沙文主义来说，国际主义只是一个外交方向问题。在当时的外交形势下，社会爱国主义者想在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派内寻求支持。他们想在国际主义的红色外衣下，实现昨天还刚刚宣传过的“领土完整”的口号。就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前的几天，工会官僚们还想把加强资本主义剥削的方法强加给工厂劳动者，但是现在也不得不向群众让步。这些群众不顾工会官僚们的一切阻挠，正在越来越坚定地以“野蛮的”没收工厂的形式，取消雇佣劳动，没收生产资料。最后，由于党和工会的整个组织机器公开保护资本主义剥削，几乎彻底暴了自己的假面目，使大批工人离开了他们。[①] 党和工会官僚们的机会主义从前表现为阶级合作，现在则号召人们“不要任何原则信仰”地团结起来[②]。年轻的革命工人党的共产主义纲领表面上被社会民主党领导“无保留地”[③]接受，但是由于缺乏严密的基层组织，它实际上被溶化在党和工会官僚机构所建立的、适合反对革命策略需要的、用于进行阶级合作和纯粹议会主义活动的社尝民主党组织之中。在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党组织内，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很难发挥作用。工会官僚机构的一个杰出领袖和资本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说过[④]，工会领导“曾经为提高工资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而现在却在集中考虑将来如何降低工资的问题”。工会领导没有改变他们在不眠之夜所讨论问题的对象。在专政时期，它继续同资产阶级合作，同资本家一起秘密地阻挠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工作。专政失败后，匈牙利煤炭工业家的头头公开说[⑤]：“苏维埃政府决定取缔所有的煤矿公司，并把这些公司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煤矿企业。但是在工会领导人的协助下，这些公司挫败了这个计划的实现。” 可见，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们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专政时期继续以不同的形式进行阶级合作。他们不仅仅同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前哨，即协约国各式各样的军事代表团，而且还同“本国”压迫雇佣工人的人和禁闭工人的人交朋友。 在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时期执政的领导党，无法摆脱那些无法摆脱阶级合作的人。作为专政基础的团结，使专政暂时无法清算叛徒。而专政的失败又阻挠了工人党实现摆脱这些家伙的努力和意图。通过从“团结”中必然会引出来的“平衡政策”，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合作策略在不断地施展自己的影响。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合作相结合一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事。 但是，阶级合作是工人运动这种组织结构本身的必然结果。在党内实行平衡政策也是组织结构的必然结果，因为建立在团结基础上的专政如果一旦失去团结或过早地分裂，马上就会垮台。这两派之间的斗争起初还只是隐蔽地以后则是公开地成了工人运动的主要问题。在专政失败前夕，双方已经在进行最后决战的前哨战。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以白色恐怖而告终。社会民主党官方领导人以及党和工会组织的民主反革命只是白色恐怖的序曲。白色恐怖虽然是件残酷的事，但是它很好地证明了共产党策略的正确。官吏集团、治安部队和军官团的嚣张，社会民主党令人可笑的软弱无力，小资产阶级党大批党员直接转为基督教社会党党员，打破了对阶级合作的一切幻想。白色恐怖与资产阶级无视民主形式的专政统治以及它们后来的自我消亡，很快就使人懂得，只有当工人阶级自己也愿意接受白色恐怖的遗产，即同意用一切手段保护私有财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官吏集团寄生生活的时候，拥有无限权力的资产阶级才会愿意放弃公开而僵硬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并同工人政党在政府中进行合作。在白色恐怖之后，民主制只能以诺斯克的形式[17]出现。 根据这种情况，匈牙利工人运动今后时期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变化。不论是在11月—3月革命阶段，还是在专政时期，主要问题都是如何决定革命的共产主义派和妥协的社会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当时，社会民主党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建立了工人运动的“团结”，一种表面上的团结，从而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推迟了它的最后失败。所以，革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应该是渴尽一切力量迫使他们作出这个决定，并且事先作好迎接这一决定的准备。 也就是说，必须进行反对叛卖的社会民主党及其参谋部——党和工会官僚机构的斗争。这是一场激烈而无情的斗争。任何关于“兄弟之争”和在工人运动两派争吵中资产阶级将会得利的空话，都不能影响这场斗争。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这一历史使命不允许某些无产者或某些无产者阶层以至无产阶级的多数进行叛卖活动。对罢工的破坏者从来也不能采取温情主义的软弱态度。任何人也不曾把反对黄色运动的殊死斗争或者比这还要激烈的斗争看作是兄弟之争。工人阶级从来不把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压迫无产阶级的暴力机构的宪兵和雇佣士兵当作兄弟，尽管资产阶级的这些工具中也有无产者出身的人。资产阶级不仅用物质暴力奴役工人阶级，而且还用精神暴力奴役工人阶级，利用无产阶级没有觉悟这一点为资产阶级政权建造支柱。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民主党，延长剥削存在、竭力模糊工人阶级革命意识和削弱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党和工会官僚机构，同教会一样.也是资产阶级国家暴力组织的一部分。差别只是社会民主党在工业工人中宣传用特种石灰粉刷过的民主制，比教会的宣传更有利于资产阶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需要给自己的阶级统治披上“整个民族的全民统治的外衣”。白色恐怖之所以不能长期存在下去，是因为资产阶级不喜欢生硬而公开的暴力统治。资产阶级并不是由于温情主义、人道主义或道义上的原因不愿这样做，而是因为单纯的暴力统治使资产阶级无法对工人阶级发挥自己的全部优势。在白色恐怖时期，在公开专政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没有机会利用资本所提供的精神优势和组织优势，没有机会使用自己在长期统治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对资产阶级来说，阶级合作比公开的阶级斗争要更舒适，更安稳。民主形式的统治不仅更安稳，而且更廉价，因为在专政情况下，资产阶级只能用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而且是比较花钱和对自己也更危险的那部分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另外，专政还会暴露自己统治的被掩盖着的基础——暴力。采取民主的形式，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工人阶级的政党去约束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可以节省统治费用。工人阶级参加管理政府的这种表面假象，是一种最好的、反对革命的保护剂。 象这样的工人党，是资产阶级窒息阶级斗争，约束工人阶级革命力量，保证资产阶级统治和节省资产阶级压制与剥削工人阶级开支的工具，决不能叫做兄弟党。尽管这样的党内也有无产者，也有觉悟不高和受骗的工人，但是对这个党的斗争，即使必要时斗争可能起出宣传的范围，决不能叫做兄弟斗争。 从上面说的情况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结论，革命的工人党反对妥协派的斗争决不会使资产阶级感到高兴和欢笑。在这场斗争中，资产阶级的作用并不象是发笑的第三者，而象是一个赌棍，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工厂、房子、老婆和情妇，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押在这场斗争的结果上了。资产阶级不是在一旁欢笑的第三者，而是怀着紧张心情帮助妥协派进行斗争的第三者。 整个世界的阶级斗争情况表明，资产阶级的暴力机构已经大大削弱，以致没有叛徒社会民主党就无法维护统治和剥削。各国的社会主义叛徒党不仅在削弱工人阶级的觉悟，麻醉它的革命力量，而且在他们参加政府的地方，有时公开地，有时则比较隐蔽地参与用武装力量和暴力手段压迫革命的工人阶级。所以，资产阶级对世界各国革命的工人党和工人阶级叛徒之间的斗争不会感到高兴愉快，而只能感到忧心忡忡。资产阶级以盟友的紧张而忧虑的心情，利用一切手段，在支持叛徒。 两派之间的最后的决定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目的在于通过搞平衡来推迟或回避作出决定的努力，都只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叛徒和阶级合作者，因此是有害的。 搞平衡的一般都是工人运动中的所谓中间派，即自称为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常常用革命的空洞词藻来掩饰和隐藏反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而他们的右翼朋友们则窃走了工人阶级的未来。他们总是动摇于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口头上倾向于革命派，而行动上则倾向于妥协派。对这种平衡派及其领导人的批判，比对那些公开充当资产阶级走狗的入的批判更为必要。工人运动中的这一批人是决定两派斗争和加快取得革命胜利的障碍，因为他们的革命词藻、犹豫不决和举棋不定，会使很多群众脱离革命行动并为社会主义的叛徒效劳。 匈牙利工人运动革命前的中间派已经消失。那些把实质看得比革命词藻更为重要的人，由于专政的教育，很快就参加了共产党的阵营。那些总是动摇不定的人则丢掉了自己的革命假面具，成了民主反革命的准备者和代言人。剩下来的一些中间派在专政时期和民主反革命时期都丢了丑，但他们还是在等待机会，以便把自己的毒汁重新带到工人运动中来。 同工人运动中的这些动摇分子结成任何组织上的共同体，都是非常有害的。如果说在专政前和专政期间同他们对话还算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专政失败后，在革命阶级斗争的新阶段里，同他们彻底分裂则是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有些群众还跟着这些人走，除了用不断揭露和批判他们领导人的办法之外，是不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的。 匈牙利工人运动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表明，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们正是通过动摇派从工人运动革命派那里得到了宽恕，而这种宽恕却成了革命软弱无力的根源。为了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革命，使群众革命化并坚定地夺取政权，让动摇派离开无产者运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工人阶级的阶级团结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条件，它能保证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过渡。但是阶级团结的基础是革命行动的一致性和坚定性。而行动的一致性和坚定性则要以清算工人运动内部敌人——主张阶级合作的叛徒和各式各样的动摇分子，把他们从工人运动中清除出去为先决条件。 对动摇分子和对戴着社会主义假面具的其他资产阶级走狗进行斗争的最好方法，是迫使他们表态和揭露他们。在阶级斗争的这个最后的、极其尖锐的阶段里，工人阶级的立场只能是：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在反对我们。如果阶级敌人戴上朋友的假面具，甚至革命的假面具，那只能使他变得更加危险。必须严格地把革命的工人党同那些愿意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党和工会官僚们搞任何平衡的人区分开来，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及早地清除这些破坏分子的萌芽。 我们必须经常强调，特别是有了专政的经验之后更应该经常强调，工人运动的团结不是领袖们的表面团结，不是同党和工会官僚们搞平衡，而是群众坚定而一致的革命行动。 正在重建中的匈牙利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群众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党必须依靠严格的原则一致性，清除一切动摇犹豫，杜绝平衡政策，在组织上建立进行革命活动的工人党的团结，并以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在群众中做工作，从而参加国际革命工人党的活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群众在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四、共产党的策略 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匈牙利工人阶级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作用，比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由于自己的分量而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它一下子就站到了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从前，它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远远站在后面。现在，它变成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先头战斗部队。我们在上面说过，专政的失败从根本上改变了匈牙利工人运动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但这只是国际作用的变化，它不取决于国内形势。这同资产阶级打败无产阶级，白色恐怖屠杀监禁成百上千的人，大大削弱工人阶级革命先锋战士的队伍没有关系。资产阶级通过民主的形式，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专政，这同匈牙利工人阶级国际地位的变化没有联系。匈牙利国内经济形势对这种变化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在资产阶级暴力组织中，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起着宪兵和神甫的作用。白色恐怖和民主制归根到底并不妨碍，而是只会促进革命工人运动的扩大和深入。在白色恐怖期间，在合法条件下活动的工人运动斗争亳无成效，以致合法的工人运动被利用来为资产阶级效劳。这些都明显地说明了合法化和法制化的破产。工人运动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恩格斯在《法国的阶级斗争》[18]一书的前言中曾自豪地说过，工人运动能够适应法制，法制“不会杀人”，并以此来证明工人运动的生命力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今天这个论断已经变成了自己的反面。因为在工人运动的现有阶段，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成熟时期，“法制会杀人”。尤其是在匈牙利，法制是杀人的，因为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上台之后的一切非革命变化，只是加倍地有利于建立资产阶级的暴力机构。 作为民主反革命第一个成果的资产阶级武装，也没有使革命工人运动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准备武装无产阶级和削弱资产阶级武装力量，通过适当的组织工作，共产党完全可以平衡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当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和使用议会斗争手段。在民主反革命时期和白色恐怖时期，经济生活日益遭到破坏。国际反革命强加给人民头上的和平将进一步破坏它。但是这不会成为夺取政权和对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障碍。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战后更无法完成生产组织者的使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意味着资本主义复兴的经济平衡和正常生产，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民主党在11—3月革命时期曾经宣传过，“我们不能实行废铜烂铁的社会主义化”，我们应该等他们把生产整顿好，随着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破产，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口号也失去了信用。在战胜国的英国，煤的生产同匈牙利一样大幅度下降。在资本主义的德国，劳动纪律同匈牙利专政时期一样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任务是什么，是很明确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无产阶级都应当接管政权，以便没收生产资料，把生产资料从剥削手段改变成为劳动者谋福利的手段。否则，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将不仅是一个剥削问题，而是整个工人阶级能不能生存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也没有改变这一点。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的人认为，最好是在“肚子不痛”的情况下长入社会主义。可是历史的必然性却迫使工人阶级只要一旦有机会，就得接管政权和生产资料。共产主义虽然意味着物质丰富，但是历史的必然性必须经过十分长期的困难岁月才能把工人阶级带进共产主义的王国。 在这种形势下，匈牙利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理由在专政失败后使自己的策略独立于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之外，重新走上等待救世主的策略道路。在选择斗争手段和确定斗争方法时，必须以国际工人运动和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为依据。 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情况看，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和得到公开为维护资本主义效劳的社会民主党支持的资产阶级，决不会再一次象3月21日那样轻易地交出政权。即使国际形势以另外一种形式发生象专政得胜时期那样有利的变化，资产阶级也决不会这样做。在开始的时候，党和工会官僚们害怕起任何坚决而肯定的作用，甚至害怕起诺斯克的作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失败后不允许党和工会官僚们不起诺斯克的作用，否则就不让他们参加政权，所以他们过去的胆怯现在不得不变成反对革命运动的勇敢。这种勇敢一方面来自资产阶级的武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些倾向于共产党的人离开了社会民主党。正因如此，工人阶级只能通过革命无产阶级准备起义的武装行动来夺取政权。 也就是说，夺取政权意味着立即爆发内战，爆发革命的阶级战争。只是夺取政权的本身就已经要求我们做细致的准备、组织和宣传工作。然而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的巴黎公社的教训所证明一不能简单地让原有的国家机器继续保存下去，而是要把它打碎，并且建立起符合自己目标的机器来代替它。为了做好这样的建设工作，事先必须作好双倍的准备。 这种准备工作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和直接的群众行动。这是无产阶级夺取和管理政权的唯一学校和准备。 保证不断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是首要的任务。这样做，革命的工人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不让社会恢复表面的平衡，不让资产阶级和为它效劳的社会民主党得到片刻安宁，并顺利地重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构；（二）组织革命阶级斗争的精锐部队，唤醒或多或少有些漠不关心的群众。 不过，阶级斗争并不仅仅是各种力量分裂而不是为最终目标团结的、令人不安的游击战争。同出卖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利益，由于暂时利益（例如由于福利改革利益）而浪费工人阶级的全部和大部力量一样，如果工人阶级无组织地、没有经过适当准备地在政变中消磨自己的革命力量，同样也是严重的错误。 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政变的价值和影响，不同于考验革命力量的价值和影响，而是在很多方面同工人运动改良派做小笔生意似的秘密勾结差不多。这种勾结为了暂时的好处或者为了暂时的形势而牺牲工人运动改造社会的伟大目标。但是任何人也不要误会，这里所说的事，同犹豫分子和动摇分子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为时过早”和“早产”是根本不一样的。在“为时过早”和“早产”等说法背后，常常是犹豫分子和动摇分子无能行动，缺乏意志和坚定性。这些说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那些同资产阶级一个鼻孔出气的人的遮羞布。在专政前、专政时期和专政后总是强调为时过早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为的是至少在自己面前证明他们这些政客的谎言是正确的。他们所说的为时过早和早产是普遍有效的。他们宣称，革命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成熟，因此应该推迟革命的组织准备工作和思想准备工作。 无论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还是从工人阶级本身看，就是在3月21日夺取政权，没收生产资料，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基本工作，也并不为时过早。当时，资产阶级已经表明他们无力组织生产，而工人阶级却表明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且表达了自己的意志。这证明工人阶级作为阶级，在历史上已经成熟到可以夺取并管理政权。只是从领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来看，实行专政还为时过早，因为当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共产党在组织上还没有做好准备。由于同社会民主党合并，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加强革命思想教育的工作中断，因此无力从工人运动和苏维埃共和国机构中清除掉那些破坏专政的各种措施并同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勾结在一起的人。这些人同贴在革命身上的流氓无产者秘密地取得一致，表面上进行革命斗争，暗地里却象温床一样培育着他们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就已参与的腐化堕落。 工人阶级的最近历史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但是完成这项任务的并不是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从来也没有统一过的整个工人阶级，而只是这个阶级的革命的精华部分。在夺取政权道路上提出来的任何行动和可能性，都应该服从夺取政权的伟大革命行动的利益。为小小的社会改良而斗争，在小政变中分散浪费工人阶级的力量，都是同上述观点对立的。我们再重复一遍，由于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到垂死的阶段，所以今天或者明天夺取政权都不会为时过早。从阶级力量对比看，革命可能已经是当务之急，但是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准备程度也是考虑时机的一个因素。共产党在匈牙利的活动重点首先应该放在组织工作（包括武装工人）和宣传工作上。只有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才能坚定地选择采取革命行动的时机，而这种坚定性又是一切起义和一切革命行动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资产阶级或为资产阶级效劳的社会民主党所逼迫采取的任何行动，即使是不可避免的，也只能是次要的。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争取主动权。3月21日成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并不是革命的共产党采取主动的结果，而是工人运动中反对革命的一派胆小怕事造成的局势所带来的结果。共产党如果拒绝接管政权，那将会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历史性错误，但是共产党对当时这种暂时形势的出现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工人运动的整个组织仍然是原来的、无能采取革命行动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完全有理由要求分享政权，而且能够使群众相信，他们也参与了推翻自己所保护的资本主义的斗争。 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准备革命的群众行动，保持革命的工人党的主动性，可以使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不再被迫在专政时期同无产阶级政权的掘墓人——动摇分子或者出卖无产阶级事业的人分享政权。这样还可防止那些比流氓无产者好不了多少的阶层参与管理和领导政权。这些阶层只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才参加革命。当然，这种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工作并不等于恢复等待救世主的策略和完全避免采取群众行动。控制主动权，不受挑拨，并不等于让资产阶级及其社会民主党走狗得到安宁。决不能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去削弱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机构。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使党和工会官僚们尽可能多地被迫抛掉社会主义的假面具，被迫以公开的面貌来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利益和反对工人阶级。“把群众推向左面，把领袖们赶到右面”，削弱敌人，组织自己的力量。只有全力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才可能做到这一切。我们再重复一遍：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夺取国家政权；工人阶级的一切行动必须服从夺取政权的需要。 为了准备夺取政权，共产党的任务是：（一）把革命的无产阶级团结在战斗的组织中，同工人阶级的叛徒在组织上划清界限，首先建立革命的先锋队；（二）向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宣传夺取政权的历史必要性，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宣传反对议会主义和建立苏维埃制度的实际必要性；（三）在工业和农业中反对想保证工业和平的工会和福利派，使工人阶级的注意力放在组织对生产的控制上；（四）任何暂时看来有利的利益或者可能性，都必须服从组织和宣传准备工作的利益。 革命的工人党的策略当然会受到国际形势方面的影响。专政失败后，对匈牙利来说更是如此。我们所理解的国际方面，并不是指社会民主党政客们用来掩盖自己反对革命的态度和叛卖活动，为自己在专政失败后的动摇行为作辩护的借口。这些人在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后，或者重新回到改良派，成为公开的叛徒，或者重新充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中间人。组织革命的工人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提高工人阶级的水平，当然需要较长的时间在匈牙利共产党人还没有拥有决定性的战斗力之前，已经组织好的或者正在组织中的西方革命工人运动有可能开始为夺取政权而进行决定性的斗争。从匈牙利工人运动的策略角度看，对国际局势的评价并不是外交上倒向谁的问题（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和国际帝国主义大国之间进行选择，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纯粹是适应统一的国际策略和参加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问题。 五、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共产党组织？ 决定工人运动革命派和改良派、共产主义派和社会民主派之间的斗争，是工人运动的内部问题。我们在上面把它作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问题。清算资产阶级的帮凶，一方面是清算资产阶级本身的前奏，另一方面也是这场斗争的一个阶段。革命的最直接目标是消灭资产阶级统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因为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剥夺剥夺者。组织新的工人阶级政权，以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革命在下一阶段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建设革命的工人党组织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时，可以忽视新的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革命的教导（共产党人扫除了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过去蒙在它上面的灰尘），必然会导致两个结论： （一）无产阶级必须以自己的革命暴力来对付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 （二）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必须继续使用暴力，以打垮资产阶级的抵抗，并在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帮助下建立新的经济制度。 主张单纯的议会主义政策和阶级合作政策——这两者几乎是一回事——的社会民主党，对统治阶级放弃使用暴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是等待救世主和社会主义一起到来，而不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可见，这些党的组织只符合下列原则和策略观点：用收集选票和争取选民的机构来代替战斗组织；为那些以保持私有制为生存利益的社会阶层广开大门。这样一来，党的组织不仅完全小资产阶级化，而且失去了它的灵活性。为了自己的生存利益，为了对付准备暴动的无产阶级而大批加入工人党的小资产阶级，任何时候都是党和工会官傥们的后盾。而这些官僚们任何时候都会是无产阶级进行冒风险活动的第一个障碍。为了保护自己的垄断地位和对付革命的少数派，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庸俗理论很愿意把党和阶级说成是一回事。它们根本不关心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党纲式的最后目标，它们把不同意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社会化或者对此抱无所谓态度的“选举人”或“工会会员”拉入党组织，尽量削弱党的阶级性质。就是在党和工会官僚们、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想干的情况下，通过这些每采取一个重大步骤就得破产的组织，也是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的。这些阶级成份非常复杂的组织，在合法的框框内能出色地担负起顺从的议会反对派的后盾作用，但是决不可能担负起解放无产阶级的作用。 革命的工人党即共产党忠于《共产党宣言》的教导，宣布只有通过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19]，当然要根据另一些原则来建立自己的组织。 根据被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所完全证实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只有作为有一定范围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无产阶级相反，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分子被资本主义发展所腐化，无力采取独立行动。不论他们有多么贫困，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贫困，他们也不可能参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至于说小资产阶级在专政时期的地位如何，这是革命的下一步问题。在革命的准备阶段，无产阶级需要的是一致的、只是本阶级利益所要求的行动；亳无疑问，对那些以本阶层利益或偏离革命的特殊思想来干扰无产阶级一致行动和削弱其力量的人，必须把无产阶级组织的大门关起来。 列宁说过，革命的工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能够夺取政权，领导和组织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它是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20]的情况下，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导师、领导人和领袖。 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党不能不加选择地把所有人都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因为它只有精心挑选自己的成员才能达到行动的统一。这种行动的统一是以统一原则和统一组织为先决条件的。对这种封闭的党组织，人们会很容易地指责它说，这样的党是宗派，它不适合于接受无产阶级的所有群众，它不是整个阶级的代表。 然而批驳这种指责也是很容易的。只有被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会产生社会民主党这种把党与阶、级等同起来的观点。这种观点一方面掩盖了党和工会官僚们对革命少数派进行控制的企图，另一方面想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为社会民主党的要求提供符合多数派原则的“合法”依据。这样做当然不会给包括和代表整个阶级的工人苏维埃留下位置。社会民主党虽然感到很不舒服，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工人苏维埃从现实中消除掉。工人苏维埃有什么用呢？难道代表整个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不能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接收和管理政权吗？ 工人党从来也不包括整个阶级，但是它代表——也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共产党如果不愿失去自己的革命性质，就只能接受那些远离小资产阶级或工人贵族的议会主义、反对革命和阶级合作想想的革命者加入自己的行列。共产党并只限于对自已的党员进行宣传，它的活动也没有忽视本阶级没有参加党的群众。相反，它正是依靠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条件在进行工作的。因此，指责共产党搞宗派主义是没有根据的。选择党员，意思就是共产党为了提高自己的革命水平从组织上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吸收到自己的怀抱里来。这些革命者都是有高度觉悟的无产者，他们因此而勇于牺牲，忠实可靠，严守纪律。这种觉悟使他们有可能在革命的形势下迅速提高自己的革命水平。 另外，专政的失败还在匈牙利造成了这样的形势，共产党进行合法组织活动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排除。一个只有秘密工作条件的党不可能把自己的组织的所有的人公开，这完全是正常的事。还应该看到，共产党改造社会制度的手段并不是合法的，也不是宪法上所规定的。对暴力必须采用暴力，必须采取群众行动和准备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这是党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党的特殊任务。正因为党依靠群众，公开地宣布这种主张，所以党没有变成一般野心家和阴谋者的组织。党所承担的这项任务完全是革命性质的厂但是同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机关不断进行斗争，使党必须不仅对不可靠分子关闭自己组织的大门，而且必须精心挑选自己的党员。 由匈牙利共产党在组织上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仅在党内，就是在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中，也是有组织地进行活动的。 不论是在工会、工厂和合作社中，还是在工厂委员会、工资运动和罢工组织里，都必须有组织地取得领导权。在工会选举时，则必须进行反官僚的斗争。不仅要在党组织内组织小组，而且凡是有共产党员一起劳动或一起生活的地方，为了统一行动、团结斗争和利用宣传鼓动条件，都应该组织小组。在所有的工厂和所有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和扩大共产党的组织，这是当前首要的任务。在工人运动中，在工人共同生活和劳动的地方，取得一切职位和干部职务，是非常重要的。这在工会里更为重要，因为把工会从反对革命的官僚集团魔掌中解放出来是工人阶级的生存利益。 根据党的革命性质，另一条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是严格的集中制。同精心挑选组织成员一样，这一条也是统一的革命行动的宪决条件。只有统一领导下的群众行动才会取得成果。互不联系的分散行动会蜕化成政变活动，耗费革命力量。一些没有人响应的局部行动，不仅会影响参加这些失败行动的人的情绪，而且还会影响那些不是不想革命，只是出于必然或其他考虑而无法支持和不能参加行动的人的情绪。 除了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外，为了保持革命的行动能力和体现群众的意志，还必须消灭党的官僚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依靠党员的积极性、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大公无私的工作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共产党不仅需要交付党费的党员，而且需要积极的、敢于斗争的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战士，他们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仅能够发动革命起义，而且能够通过不断的努力，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准备革命起义，提高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觉悟。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不能成为日常的、无心无意的习惯行动，而应该是革命觉悟和牺牲精神不断存在和发展的表现。 马克思在他年轻时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一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21]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从组织上为这个主宰一切作准备。等到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把节日，而且要把平日也变成增强道德和提高觉悟的欢庆日子。 六、对形势的看法 马克思说，上层阶级的堕落腐化再一次纠正了工人阶级所犯的错误。[22] 联合起来的官吏集团、军官团和警察机关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有利活动，在协约国帝国主义帮助下，以资产阶级名义实行的白色恐怖，比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机关的一切工作，都更能在工人阶级面前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它说明，阶级合作——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也无法放弃这种主张——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而是工人阶级完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匈牙利，无产阶级中一部分人由于胆怯，一部分人由于失去希望而丢掉了武器，出卖了自己的专政，犯了错误。而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唯一道路和办法就是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把它作为由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但是资产阶级抛弃了十一月秋玫瑰革命的成果，公开表明他们只是在民主制是使剥削永久化的合适手段时才需要民主制。他们的这种愚蠢行为纠正了无产阶级的错误。专政，公开的和坦率的革命专政只是符合无产阶级生存条件和解放利益的形式，但是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和剥削利益决不能容忍这种专政。 目前的匈牙利局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失败以后，起着专政遗嘱执行者作用的工会——社会民主党政府被赶离还未坐上的软皮椅和政府之后，结成统一政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很快也就分裂。在专政期间，无产阶级能够生产，能够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因为它本身在劳动，也只有它的劳动是生产性的。而白色恐怖只能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恢复剥削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借口，但它恢复不了作为剩余价值（这是剥削的基础）物质形式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 白色恐怖、官吏集团、军官团、警察机关以及独立于资本家之外的寄生虫的统治，都靠资产阶级所取得的剩余价值过现成的日子。他们的支持者来自那些没有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但与他们具有共同特点的、即都靠社会费用生活的阶层：被资本主义生产搞破产的、活不成也死不了的、但又抓住私有制的破烂不放手的小资产阶级；无论在反革命时期还是在革命时期都想抢劫掠夺的流氓无产阶级》作为白色恐怖分子继承人的流氓资产阶级；预备做官吏和军官的青年人。教会伸手为这些家伙们祝福。教会被苏维埃共和国的反教会措施吓坏了。它唯恐自己的财产和收入被没收，以致于公开停止实行宗教十诫，借口说什么这是犹太人发明的。 当社会民主党还敢于讲阶级斗争这个词，不仅敢于讲民主，而且还敢于讲社会主义的时候，当他们还不得不担心工人阶级采取有组织行动的时候，白色恐怖的基督教招牌是挂在社会福利这条绳子上的。但是当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们为了坐上部长和国务秘书交椅的愚蠢自私行为——为的是更加取得协约国的信任，彻底忘掉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而公开宣布停止阶级斗争的时候[23]，社会福利这条绳子就变成了民族的绞索。社会民主党的好汉领袖们的毒牙不是被别人拔出来的，而是自己吐出来的。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抛弃了讲社会福利的表面，成立了暂时管理政权的基督教民族党[24]在这个党里，高级官吏和高级军官占了绝对优势，他们在下级官吏和下级军官中恢复了严格的纪律，以致他们再也不想去听这些人的意见了。 不过这个党也没有阶级基础。它的统治基础是白军的武器、协约国、依靠协约国的资产阶级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无能为力。 这个党同大多数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否定十月革命[25]，同社会民主党一样仇恨无产阶级革命.它可以以资产阶级的名义执政，因为联合在银行里的地主、工厂主、银行家都是共和国的敌人；它可以根本无视社会民主党，因为它的白色恐怖是比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名誉扫地的或极为重要的流亡者的口头宣传更能迫害共产党的手段。 追求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想要实现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袖们允许下取得的剥削杈利，想自己掌握政权。它不允许自己的雇佣军靠它的资助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因此，支持基督教民族党的只是一部分高级僧侣和大地主——他们的利益只有靠白色恐怖来保护——，而其他部的资产阶级却另外组织了政党。在迫害工人阶级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老的自由派把反犹太主义写上了自己的旗帜，而犹太人出身的民主派也同意这样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另外组织政府，以区别于基督教民族党。白色恐怖虽然恢复了工人的雇佣奴隶制，恢复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机构，但是这个政权还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这种政权缺少根本的经济内容，它只是为政权自身服务的政权，而不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服务的政权。 弗里德里希们的集团是真正的贵族保守派的新富翁集团，它有时不得不为争取农民而喊几句反对大地产的口号。小农党[26]对教会土地和大地主的土地十分眼红。战争时期的高利贷和专政时期对城市的剥削，填满了他们的口袋，他们想把日益贬值的货币变成土地。然而基督教民族党是不能去碰教会和大地主的土地的，因为这是基督教民族党历史的基础。于是小农党也要求分享政权。 金融贵族和大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局势安定，要求停止恐怖活动。然而弗里德里希们中的一部分人却只能以恐怖活动来满足：流氓无产者和流氓资产阶级只有通过公开掠夺才能取得自己生存的条件。. 协约国帝国主义也需要安定的局势，以便搜刮战利品。它希望采取共和国的形式，如果匈牙利资产阶级更喜欢王国的话，它也不反对建立王国。匈牙利的大资产阶级认为，王国会更可靠地保护它的利益，因为比起共和国来，王国终究离开布尔什维主义更远一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局势的发展却在迫使大部分人倾向于共和国。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执政的人都是保王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协约国并不大喜欢哈布斯堡这块招牌。特别是那些建立在奥匈帝国废墟基础上的国家里，成立王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因为这些国家会把匈牙利王国的成立看作是匈牙利帝国主义的复活。所以，在匈牙利能够拯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只有那些在拿破仑三世政变前曾经维护过法兰西共和国的人。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的作用时曾经指出：“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保皇党人起初还相信能立刻实行复辟，尔后又咬牙切齿地同意保存共和国形式。”[27] 总之，匈牙利资产阶级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对付工人阶级的一切活动企图或哪怕只是意愿时，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在本阶级内部，则是四分五裂的。一个不仅脱离了整个人民，而且也脱离了统治阶级而独立的国家，更确切些说是一个治安机构，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只能容忍到其寄生利益与资产阶级统治利益一致的地步。而资产阶级则想努力突出国家的经济性质而不是其治安机构的性质，以掩盖国家的专政和恐怖形式，取消官吏机器和治安机器的独立性，自己直接掌管政权。 但分裂的不仅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是如此。这种分裂一方面表现为社会民主党的分化，表现为工会和党的官僚们的团结由于争夺国务秘书职位而遗到破坏（农业工人联盟退出了社会民主党）[28]，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工人贵族企图完全放弃阶级斗争，否定工人运动的国际性，想把工人运动置于民族的基础之上（《钢铁工人报》编辑万察克·亚诺什的讲话）。[29] 社会民主党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完全是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联合，而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基督教社会党的成立使它丢掉了一部分党费交纳人，革命无产阶级同它的分裂则使它失去了更多人的信任。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摆脱了流氓无产者和社会民主党流氓领袖们的、正在新生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三国际的匈牙利小组，重新担起了团结这些革命力量的责任。匈牙利共产党将象一年前，在去年3月把匈牙利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一样，将在比较有利的国际形势下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对这一点，并不需要特别乐观的人才能看到。 推翻了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际反革命浪头，在更强大和更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岩石上碰壁了。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唤起了协约国无产阶级的良心，加强了保卫俄国工人阶级政权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运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长大成人，抛弃了政变策略。加入独立社会党[30]的工人们越来越高声疾呼，要求同黄色国际彻底决裂，无条件地加入莫斯科派，加入第三国际。他们同动摇不定的领袖们决裂，抛弃了这些以自己的犹豫不决来削弱国际革命和推迟解放事业的领袖们。 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决定加入第三国际[31]，准备建立自己的专政。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由于革命罢工的结果，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严重打击。在法国无产阶级运动中，也开始了纯化过程。 自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为期四个月的专政失败以来，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都不得不摘下自己的假面具。这次失败——为筹划匈牙利反革命立过汗马功劳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哭叫声也表明了这一点——再一次加强了各国工人阶级对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时期所指出的真理的信念，工人阶级如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无所作为，他们就会遭到资本和刀剑对他们从未有过的压迫统治[32]。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和第三国际的发展壮大都说明，工人阶级不仅发现了这条真理.而且这种革命的认识在群众中正在变成革命的暴力。 匈牙利共产党就是在专政以前，也没有把无产阶级的力量浪费在零敲碎打的政变中。它团结取得了革命经历的工人阶级进行新的斗争，学会了革命的艺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艺术同战争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也服从于一定的规律。忽视这些规律，就会导致犯错误的党遭到失败。 革命的上一阶段在匈牙利造成了革命的真正敌人和真正的反革命。而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创建自己的革命领导党，以战胜反革命，求得自身的解放。这是专政的不朽成果。 白色恐怖用无产阶级的鲜血染红了新的革命旗帜。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后记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革命文章的命运就是.革命的命运。在文章还没有印出来之前，它的命运就定下了。这篇文章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第二周年，11月7日写成的。它的手稿从民主的监狱[33]传到外面，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几经周折，最后才被送到印刷厂。社会革命时期的一个半月，比和平发展时期的二十五年，能为历史记下更多的事情。随着形势和事件的迅速变化，在这一个半月里，我们实现了很多用政治的唯一科学方法即马克思主义手段所预先确定的目标。 白色恐怖利用法院组织，使自己具备了法制的和宪法的形式.甚至变成了民主制度，它给了人民[34]以真正普遍的、平等的和秘密的选举权。军官团、官吏集团和治安部队的专政亍在民主制基础上建立了集权的政府，争取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它大大扩充了民主的基础，甚至让社会民主党也成了自己统治的支柱。这篇文章第三章中写的话得到了证实：“白色恐怖与资产阶级无视民主形式的专政统治以及它们后来的自我消亡，很快就使人懂得，只有当工人阶级自己也愿意接受白色恐怖的遗产，即用一切手段保护私有财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官吏集团寄生生活的时候，拥有无限权力的资产阶级才会愿意放弃公开而僵硬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并同工人政党在政府中进行合作。”白色恐怖的国家刽子手鲍利·米哈伊是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是作为帮凶的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他是基督教和社会民主党同流合污的最生动的象征。 在协约国帝国主义压力下成立的胡萨尔—弗里德里希—佩耶尔政府，尽管有社会民主党的大力协助，但很少能意味着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的消失，就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很少能意味着革命结束和布尔什维主义失败一样。在谈到普鲁士革命时，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从不隐瞒这一点。我们的基础不是法制的基础，而是革命的基础。现在，政府方面抛弃了法制的伪善面目。它站到了革命的基础上，因为现在反革命的基础也是革命的基础。”[35] “国际”社会民主党领袖[36]放弃用革命手段进行斗争，匈牙利工人阶级重新披上社会民主党外衣的旧领袖们则诅咒自己过去参加了无产阶级专政，工会和党的官僚们在用自己的身子掩护资产阶级的恐怖统治。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即使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在匈牙利也是无法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如果没有别的条件的话，就是反革命的本身，也会把革命的土壤留存下来。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的愚蠢会纠正无产阶级的错误[37]。早就否定了自己革命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在匈牙利只能在霍尔蒂海军上将的披风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甚至资产阶级也只能在军官团既保护人又窒息人的铁拳所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呼吸。同拿破仑三世当时所做的一样[38]，霍尔蒂也从资产阶级手中接管了政权.并借口说他是为了保护资本家和反对工人才这样做的。然而不同于路易·波拿巴的是，他并不需要从工人手中夺取政权，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从伯姆、库菲、佩耶尔到米雅基奇，已经自愿地把工人阶级出卖给他。 尽管宣布要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尽管通过了保障民主权利的法令，但是主张合作的工人运动.同转入地下参加秘密组织并在白色恐怖的各种走狗迫害下筹划新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运动一样，也不能够自由活动。白色恐怖的政府甚至不让资产阶级发表民主的言论，以致后来连资产阶级自己也起来反对十月秋玫瑰革命的一切成果，似乎他们也看到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末资产阶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39] 协约国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虽然作了一切努力，但是匈牙利至今也未能建立起一种稳固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 大工业资产阶级无力进行统治，因为它没有向白军提供足够的金钱以养活五万到六万帮凶卫队[40]。另一部分寄生虫，即国家官吏集团则认为在不受形式拘束的治安部队保护下生活，要来得更为安全。他们不只是为一个阶级效劳，而是作为平等伙伴为满足本阶级利益和自身利益服务。 封建大地主通过银行早就同大工业资产阶级联合成为金融贵族。这一批老奴隶主只能代表很小的一个阶层。尽管存在着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今天已没有力量继续维持阶级统治。军事专政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为它血腥镇压一切不仅反对责本主义而且反对封建主义私有制——因此也反对封建大地产——的运动。 但是这个政府（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两个社会民主党成员[41]经过极大的痛苦之后终于退出了这个政府）已经在丧失它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当中的地盘，而这几部分人的联合正是基督数民族党统治的基础。城市小资产阶级同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发生了利益冲突，因为农村对城市的封锁不仅影响到工人阶级，而且也影响到小资产阶级。匈牙利正面临着大批工人死亡的危险，这并没有使基督教民族党政府感到紧张。但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以致一大部分官吏的饥饿却不能不使这个政府采取比较严厉的反农村措施。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实行农民专政的呼声也在提高。这样一来，民主形式的阶级统治再也无法建立，不管是在国民议会选举之后还是在国民议会会议上，都无法建立。 任何地方的民主统治办法和议会主义所遭到的失败也不象匈牙利这样明显。在这里，尽管经过长期折腾之后，终于实行了秘密的、平等的、按区域划分的普选制，但是在选票市场上急白了头的党和工会官僚们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参加大选。于是，虽然是被迫的，但社会民主党也成了议会主义的敌人。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暂时放弃了进行政治斗争的议会手段。而资产阶级则许诺实行工业和平——可是只有在坟墓和平之后才能有工业和平——，同意让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进入坟墓。 无产阶级今天在匈牙利正在挨饿，流血，但是也正在学习。白色恐怖从无产阶级队伍中夺走了成千上万的牺牲者。躲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42]以文明和正义的名义出卖了无产阶级专政。而文明和正义在匈牙利的最主要生存问题同当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资产阶级如何摆脱无产阶级的大批尸体。这些人都是当年在无产者受到伯姆、库菲、罗奈伊和维尔特奈尔们唆使，放弃了革命斗争和丢掉了革命武器之后被杀害的。 匈牙利的无产阶级受到了血腥的教训。但更血腥的教训可能还在后面，因为在协约国提出帝国主义和约之后，要求维护领土完整的蛊惑宣传很容易会变成白军的一场战争冒险。 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应该以加倍的力量来反对已经走向分裂的社会民主党各派，既要反对昨天的政府社会民主派，也要反对前天和明天的政府社会民主派。 白色恐怖的旗手佩耶尔们和米雅基奇们并不是比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中重新参加国际的维也纳派更为危险的无产阶级敌人。这些人的国际主义过去表现为同协约国军事代表团勾结在一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则表现为寻求同当年以武装力量进攻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克政府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系，以便自己也再度成为政府社会民主党人。 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以不小于反对资产阶级和白色恐怖的精力，来进行反对这些公开的和重新戴上假面具的无产阶级叛徒的斗争。社会民主党右派最近刚刚退出的联盟，也正是——形式虽然不同一社会民主党左派所热切渴望的追求目标。左派用来作外衣的国际主义和出卖革命后企图重新拣起的破烂——革命精神，都是骗革命无产阶级，使它比较容易地脱离国际革命道路的蛊惑手段，同时也是同资产阶级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以便再次出卖国际主义和革命精神，换取“更大的”阶级合作。所谓的左派用纸糊武器发动的这场斗争，目的不是别的，而是让库菲们和伯姆们在另一个政府里代表佩耶尔们和米雅基奇们。 但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使这些骗子和叛徒感到孤立。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群众正在涌向第三国际的革命旗帜下，而最卑鄙地出卖这面旗帜的正是这些“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为了得到协约国的三十个银币甘心充当出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犹大。 无产阶级国际联盟——第三国际在匈牙利的分支是匈牙利共产党。它的任务是消灭一切敌人，使共产主义思想在匈牙利取得胜利。这一胜利不会迟迟不来。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破产，革命阶级斗争从保加利亚到英国的浪潮，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斗争，都保证匈牙利无产阶级为维护专政而进行的四个半月斗争不会是徒劳无益的。 白色恐怖的学校教育了轻易抛弃武器的工人群众，使他们终于相信了主张斗争的无产者的话：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没有其他选择。 白色恐怖的一切磨难和屠杀，只能进一步刺激共产党通过组织和宣传工作准备革命的新阶段.准备在匈牙利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胜利以招魂开始，将以实现社会主义而告终。当我们在烈士墓旁招来了从伯姆和库菲到霍尔蒂和胡萨尔等所有参加制造和实行白色恐怖的人的鬼魂时，我们就会象马克思说的那样：“那时我们会想起……并且也会高声喊道：VaeVictis！【战败者罪该万死！】……无结果的屠杀……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43] 1920年1月20日 库恩·贝拉：《从革命走向革命》。 《匈牙利共产党人的任务》，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出版，维也纳，1920年。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15—63页。 [1]指1919年8月6日政变。一个由帝国军官们组成的集团迫使在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后成立的所谓工会政府辞职。该集团的头子弗里德里希·伊斯特万组成了公开的反革命政府。 [2]齐莱里·安德拉什。 [3]科尔莫什侦探长。 [4]会议厅。 [5]豪布里赫·约瑟夫，佩德尔政府的国防部长。 [6]指伯姆·维尔莫什、维尔特奈尔·雅各布、佩德尔·久洛和佩耶尔·卡罗伊1919年7月21日至25目在维也纳谈判期间，英国和意大利军事代表团团长曾以协约国名义许诺承认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并取消封锁。 [7]1919年8月7日，哈布斯堡·约瑟夫亲王在佩德尔政府下台后宣布自己为国家执政。但是协约国迫使他8月23日辞职。 [8]指高拉米·埃尔诺。他在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后逃到奥地利，以后又流亡到瑞士。 [9]在维也纳出版的自由派报纸。 [10]1919年11月23日成立的胡萨尔政府被称为基督教——民族联合政府。参加这个政府的有基督教民族统一党、农民党、民族自由市民党、民族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 [11]指1918年10月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2]1919年成立的国际工会联盟（阿姆斯特丹国际）由于执行妥协的改良主义政策被称为“黄色”国际。 [13]中世纪时指涉及一个城堡地区的和约，现指党之间的协定。 [14]说法不明确。共产国际为了保卫苏维埃俄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布于1919年7月21日举行国际政治罢工。这一天，英国、法国、德国和挪威都发生了罢工。但是由于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人不支持共产国际的号召，这次行动作为无产阶级的国际罢工并未实现。 [15]指高拉米·埃尔诺。 [16]《劳动报》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出版的中央日报；《战斗》是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新自由新闻》是维也纳自由党人的日报。 [17]古斯塔夫·诺斯克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国防部长。他镇压过基尔城水手和工人1918年秋的革命运动。1919年1月，他指挥镇压了柏林的工人起义。在这次镇压中，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1919年6月初，在他领导下推翻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18]库恩·贝拉只是引用了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序言的意思。 [1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恩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4页。 [20]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91页。 [2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3页。 [22]引言的确切出处尚耒我到。可能是引自恩格斯《巴黎公社五周年》一文。库恩·贝拉只是按意思引了恩格斯的话。 [23]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完全受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控制。它在1919年9月10日的传单中要求：“立即停止阶级斗争，消除一切种族、民族和派别的矛盾。成立要求重建和维持国家者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破坏性的联合，建立主张普遍和解、和平生产和恢复国家者的团结。”见《匈牙利革命工人运动史资料（1919—1929）》，第58页。 [24]由贝特兰·伊斯特万伯爵1919年2月创建的基督教民族团结党和弗里德里希—海雷尔的基督教社会（经济）党合并而成的基督教民族统一党，于1919年9月成立。1922年分裂成两个党。一部分人在胡萨尔·卡罗伊、埃恩斯特·山道尔、沃尔夫·卡罗伊领导下成立了支持政府的基督教民族团结派（主席为沃尔夫）。另一派则以海雷尔·伊斯特万为首，继续保持原来的党名，成为反对派。不久，后一派同基督教民族农民和市民党（弗里德里希一安德拉希党）结成同盟，取名基督教联合反对派。这个同盟只持续了一个时期。 [25]1918年10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6]1919年11月，小农党和农民党合并为基督教小农、农民和市民党，直到1922年2月。后改建为统一党。 [27]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8页。 [28]库恩·贝拉在这里指的齐斯马第奥·山道尔的活动。齐斯马第奥当时是农业工人协会主席。1919年10月29日，他在《黎明报》上发表谈话说：“农业工人要独立于社会主义运动之外。”在1919年12月21日召开的一次农业工人代表犬会上，他同一小撮代表宣布“脱离社会民主党”。1920年1月18日又一次举行农业工人代表大会，他的一派无人出席。齐斯马第奥本人被开除。代表大会选出了新领导班子。 [29]1920年3月1日，霍尔蒂被宣布为国家元首。3月2日，万察克·亚诺什以党领导的名义在《人民之声报》上撰文，对霍尔蒂表示敬仰，说是：“……在保持我们骨气的同时，我们愿意伸出长茧的粗手取得和解；在对这双手的价值进行评价的时候，我们相信阁下的智慧。” [30]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31]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10月5-8日在波洛尼亚举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接受了参加第三国际的建议。 [32]原文应该是：“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3页。 [33]这份传单是库恩·贝拉在卡尔斯坦城堡写成的。奥地利政府原来把此地作为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的避难所，后来成了禁闭人民委员们的集中营。 [34]在大国压力下，实行了秘密普选制。所有年满二十四岁，在某一地方住过半年并有住宅的居民（如果是妇女，则需要识字）均有选举权。全国约有选民三百万人。这条法令后来被修改。 [35]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18页。 [36]可能是指卡尔·考茨基。 [37]见注[26]。 [38]指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 [39]恩格斯：《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o《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19页。 [40]原为罗马皇帝的卫队，在各次政变中起过重要作用。此地借喻为进行强暴统治的部队。 [41]1919年I月15日，福利部长佩耶尔·卡罗伊和贸易部国务秘书米雅基奇·费伦茨根据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决定，退出政府。 [42]指高尔保伊·山道尔、维尔特奈尔·雅各布、库菲·西格蒙德、伯姆·维尔莫什和以后的高埃尔诺。 [43]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43页。 [①]见维尔特亲尔在《劳动报》上发表的文章 [②]见布济格尔在《战斗》上发表的文章。 [③]维尔希泰尔在拘留所的讲话。 [④]见康多·卡尔曼1919年9月13日在《新自由新闻》上发表的文章。[20] [⑤]见科林·费伦茨1919年9月13日在《新自由新闻》上发表的文章。
同库恩·贝拉的谈话（1919年1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同库恩·贝拉的谈话 （1919年12月21日） 黄色社会党人 协约国外交人员 社会主义化与农业 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 国际革命 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美国杂志《解放者》的一个记者去年年底同库恩·贝拉进行了一次谈话。该杂志于今年3月发表了这一长篇谈话。库恩·贝拉和三十五名何牙利共产党员现在被关在卡尔斯坦城堡的集中营里。卡尔斯坦离维也纳有八十四公里。许多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想同库恩·贝拉谈话，但是都未获准。这次《解放者》记者库·弗雷德里克总算于12月21日第一次获准同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谈话，并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 卡尔斯坦 位于密林之中的古老城堡周围，有十五名奥地利骑马宪兵在昼夜不停地进行巡逻。在这个城堡里，匈牙利共产党人完全与世隔绝。但是在他们相互之间，可以自由交谈，随便接触，在城堡的入口，有四个手持步枪的宪兵和一个军官站岗。他们检查了我们的证件和奥地利内务部长签发的许可证。上面写着，我可以在宪兵指挥官的监视下用德语同库恩·贝拉谈话。但是我必须承担义务，决不为共产党人传递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消息。三分钟以后，我被带进库恩·贝拉的住房。库恩·贝拉身体不好，患着严重的哮喘病，晚上睡不好觉。他一见面就开始向我打听，说他希望了解世界革命发展的新情况。同房间的六个匈牙利共产党员也都如饥似渴地想听听关于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工人运动的新消息。最后我不得不表示抗议，我是来提问题的，不是来回答问题的。 库恩，贝拉高兴而客气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不过在谈话之前，必须把他四岁的小女儿赶出房间，因为这个小家伙怎么也不愿意让父亲谈这些严肃的政治、经济问题。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库恩·贝拉在匈牙利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问题。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这场革命是“过早的革命”库恩·贝拉非常严肃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场革命并不是过早的革命，而是恰恰相反，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匈牙利的共产主义革命形势也成熟了。根据阶级力量对比情况看，这场革命并不过早，奥匈帝国瓦解后，无产阶级是匈牙利组织得最好的阶级，匈才利资产阶级已没有力量对抗工人阶级的意志。从国际形势看，这场革命也不过早，协约国显然是软弱无力的，反革命只能拼凑一些四分五裂的力量。涂了工人的革命思想觉悟程度还不够这一点以外，当时的一切条件都是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工人阶级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布尔什维克，这是事实。从这个角度看，革命是早了-些，， 但是，使群众革命化的最好办法就是革命本身。共产主义共和国失败之局在我们的形势暂时没有什么希望的情况下，还是保留了一个成果，今天，匈牙利工人群众充满了革命精神。他们能够站在共产国际第一线进行斗争。俄国工人阶级是强大的，它有极其宝贵的革命经验，拥有革命的过去。即使我们原先就肯定知道我们以然失败（实际上我们是很有希望保持住胜利果实的），那我们也会采取这一革命步骤，因为工人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锻炼成为革命的阶级。 黄色社会党人 在革命初期，我们为什么要同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呢？必须知道，当时我们的党还很小，单独一家还没有力量做工作。在这以前，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斗争。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星期内就尝垮台。我们没有向他们作原则性的让步，而是他们接受了我们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在两党合并的时候，我们曾经希望能把他们当中最落后和最保守的人清除出党。他们当中有些入确是离开了合并后的党，但是另外一些人却表面上伪装尊重共产党人，实际上很快就从背后攻击我们。这些人比反革命分子还要坏，因为反革命分子至少是公开采取行动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实际上是被那些在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曾经是朋友的人推翻的。 把社会民主党人弄得如此堕落的是工会。在我们那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是一回事。工会官僚和党官僚一直是反动派的秘密支柱。在无产阶级专政失败的时候，他们连假面具也不要了，公然变成了可耻的反革命分子。那些今天同布达佩斯军事专政当局进行合作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以及那些流亡在维也纳写文章反对白色恐怖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同协约国的代表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为反革命效劳。例如《人民之声报》前编辑维尔特奈尔·雅各布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也写过主张共产主义的文章，但是秘密地却同塞格德的反革命政府保持着联系。这些人帮助在匈牙利复辟资本主义，把劳动者推入贫困的深渊，向白色恐怖出卖了工人阶级的精华。这些社会民主党人——今天他们自己也证明了这一点——是由于民族原因和保护领土才同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当他们无法在备加推崇的威尔逊计划基础上继续维护匈牙利的“领土完整”时，他们就试图在布尔什维克纲领的基础上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我们共产党人并不是为了保持匈牙利的边界.而是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才努力实现布尔什维克钢馈的。 协约国外交人员 协约国驻布达佩斯的各种代表团的主要工作，是从事外国财宝和商品的投机倒把。除此以外，他们当然也支持，甚至组织反革命活动。只要给钱，这些人是什么事情也肯干的。意大利中校罗马尼利和英国上尉弗里德曼通过布达佩斯，在塞格德和维也纳的反革命巢穴之间，不断地穿针引线。他们在自己的住宅里掩藏反革命分子，从他们那里向维也纳和塞格德的反革命部队发出指示。弗里德曼上尉同约瑟夫亲王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而罗马尼利和一个名叫韦斯、兼任美军上尉的匈牙利犹太人则主要负责搜罗反革命分子，并从社会民主党人当中为白军输送特务。 对捷克和罗马尼亚军队来说，搞间谍活动当然也属于外交人员的工作范围。英国海军上将特鲁布里奇本人是反革命领袖、海军上将霍尔蒂的密友、顾问和笔杆子。除了这些“外交”工作以外，苏维埃匈牙利从协约国得到的是比对俄国也许还要严密的封锁。美国代表斯马茨将军和胡佛·赫伯特对匈牙利的命运没有多大影响，尽管胡佛曾经威胁过我们，说我们如果不向美国资本让步，就将被饿死。 社会主义化与农业 在战争过程中，所有重要工业部门都被资本家合并成为垄断联盟，这在匈牙利也为我们实行工业的社会主义化提供了方便。最大的困难是消灭外国资本家的企业。我们首先采取工人监督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在生产中造成大的下降。至于生产能力下降，那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如此。但在专政期间，无产阶级使各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都提高了百分之百。 农村贫民和小农是专政的热烈拥护者。红军的百分之七十五来自农业工人和小农。比较富裕的小农和中农对新制度持消极态度。只有那些贵族地主、士绅们才马上变成了反革命。农民一般是赞成共产党的土地纲领的。在这里必须指出，匈牙利没有象俄国那样分配土地。匈牙利百分之五十的耕地集中在贵族、教会和地主的手里。我们对这些土地全部实行了社会主义化，宣布它们是不可分的土地。 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 在我国，在俄国，红色恐怖都只是对反革命行动的回答。专政的概念根本就不包括恐怖在内。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无产阶级民主。在工人阶级内部实行真正的、实际的民主，而不是空洞地滥用民主这个词。在工人阶级外部，专政要迫使不劳动者或者反对劳动者同工人过一样的生活，进行一样的劳动/反对资产阶级的规章只是过渡性的，只适用于资帝阶级统治还可能复辟的时期。 我可以说，我们也好，俄国同志也好，都可以从白色恐怖中得到很多教训。您可以读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维也纳劳动报》。匈牙利的白色屠杀法庭宣判了第一批十四人的死刑[1]。这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对我们表示怜悯，并且讽刺挖苦我们。我也不想谈匈牙利在内战期间的残酷程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残酷行动。只要提到一点就够了：红色恐怖的全部“酷行”还不到现在社会民主党人称之为“胜利报复”的反革命白色强怖暴行的百分之一。您可以拿克奇克梅特来作例子。在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克奇克梅特资产阶级分子中，红色革命法庭没有判处任何人死刑。而现在克奇克梅特的白色流氓们却杀害了上百的共产党员[2]。 匈牙利现在的形势如何？我们曾经反复地、明确地要社会民主党人进行选择：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第三种选择。今天，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讲的是多么正确。匈牙利官吏集团同军事集团勾结在一起，实行血腥的资产阶级专政。军事暴力、压迫手段和桎梏禁令窒息着匈牙利。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协助下实现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可以变化，但是工人阶级的地位在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下也是不会变的。等着工人的是贫困、饥饿、压迫和高利贷。工人阶级对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楚。社会民主党的失败是彻底的。匈牙利工人阶级对这些坐在沙发椅上的领袖、苏维埃专政的内部破坏者，已经完全倒了胃口。 国际革命 谈到国际革命的发展时，库恩·贝拉最后说， 我相信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且我知道，尽管反革命今天还处于高潮，但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已经站在西欧的门槛上了。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也逃避不了它们的命运。不过无产阶级革命是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迄今我们还没有在西欧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胜利。至于俄国，我参加过那里的革命。我很了解它的英勇斗争和光荣的工人阶级，我对它满怀热情。在协约国的历史上，最大的罪行是他们对中欧和西欧人民封锁了俄国巨大的经济宝库。当他们恢复同俄国的经济联系的时候，欧洲的一系列重要向题就会得到解决。俄国需要技术专家、工程师、化学师。经济生活的组织在俄国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只要一旦恢复和平环境，经济就可能会无限发展。但是和平环境的恢复要到内战结束后才能实现。到目前为止，俄国资产阶级只有在协约国的直接援助下才能进行内战。协约国给进行内战的资产阶级的支持越多，当前的贫困和分崩离析状态在欧洲会存在得越久，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所需的时间会越多，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会拉得越长。 如果协约国希望欧洲和俄国恢复正常局势，它就必须尽快同俄国的苏维埃政府签订和约。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们应该向本国的资产阶级提出这个要求，因岛如果他们继续袖手旁观，不努力解遂这个迫切问题，那就是在同自己作对。 人们常常指责说，我们这些人过于布尔什维克化了。恰恰相反，匈牙利的工人还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是对世界上所有工人的打击。，但是俄国苏维埃共和国还在”它必将经过英勇的斗争战胜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者！ 《红色报》（莫斯科），1920年5月2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8—14页。 [1]切指切尔尼·约瑟夫及其二十六个同伴的案件。法庭判处切尔尼·约瑟夫、斯恩·加博尔、格罗·盖萨、梅萨洛什·山道尔、勒布尔·莫尔、斯泰格尔·亚诺什、巴帕·山道尔、居沃尔·拉约什、马克斯·米克沙、波尼哈第·蒂波尔、高卡什·费伦茨、内乌马耶尔·盖萨、勒斯奈尔·马尔顿、乔莫尔·加博尔等人死刑，判处波朗斯基·拉约什无期徒刑。十一人被判一至十二年徒刑。12月18日，被判死刑的十四人遭杀害。 [2]详见《匈牙利反革命上台及其恐怖统治》，第1卷，第221-223页，
第二章贫民窟的盛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2006） 第二章贫民窟的盛行
革命的过去（1919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部分历史的教训 革命的过去 （1919年12月） 被关在奥地利集中营里的匈牙利共产党人的一举一动，除了受到“东道国”宪兵的关照外，还受到法国和英国特务的严密监视。他们必须看守住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小批正直的战士，防止他们冲出集中营，特别是防止那些同革命者一样危险的革命思想冲出集中营。尽管困难重重，但是这些文章还是辗转曲折地到了我们的手中。 ……我暂时还被监禁着，但是工作还在进行。我们专政的失败对无产阶级产生了有益的影响。现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它从前所没有过的东西，革命的过去。尽管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但是党的组织在发展，工作——虽然是在地下——在开展。我们散发传单，而且尽可能多地散发传单。我们还开始出版党的刊物[1]在匈牙利白军中，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总的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但遗憾的是，无产阶级本身却在日益堕落。在西方，革命的事业一小时比一小时成熟，革命的思想也是一小时比一小时成熟。现在缺少的只是领导人物和具有革命经验的人物。德国独立社会党莱比锡会议的决议[2]，对革命事业是个重大的推动。意大利的形势也很好，但是深感缺乏有高度理论修养的领导人。奥地利的形势没有什么进展，但是这并不重要。只要革命在西方有所动作，匈牙利就会跟上去。 库恩·贝拉 1919年12月于卡尔斯坦《红色报》（莫斯科），1920年3月21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7页。 [1]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后，匈牙利共产党的第一个刊物《国际》作为德国-奥地利共产党的出版物于1920年2月出版。 [2]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在莱比锡举行了特别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基于阶级斗争的行动纲领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大会谴责了改良主义，决定退出第二国际，并拒绝参加第二国际1920年7-8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大会。
第六章作为使非洲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第六章作为使非洲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 殖民主义对非洲的所谓益处 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的负面特点 教育的欠发达 发展的矛盾
告全世界无产者书——对协约国关于要求苏维埃政府下台的声明的回复 （1919年7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告全世界无产者书 ——对协约国关于要求苏维埃政府下台的声明的回复 （1919年7月31日） 协约国声称不同我们进行谈判。[1]就此，苏维埃政府发表告各国无产者书如下： 致各国无产者！ 协约国列强的资产阶级政府想用武力和饥饿把已经被挣脱了的资本主义枷锁重新强加在我们身上。迄今为止，武器、封锁和诬蔑都已被年轻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抵抗和牺牲精神所挫败，这种力量和牺牲精神不仅为匈牙利劳动人民的解放，也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服务。它们企图把我们扼杀于鲜血和诬蔑的浪涛之中，因为，它们在分赃时完全丧失了理智的判断力。对于它们来说，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灾祸。 它们同那个曾经以无产阶级的鲜血和贫因为代价与自己交战的资本主义国家携手合作，以便在这个完全被破坏的国家里恢复资产阶级政权，征收强盗战争的费用。为了在我们无产阶级国家里制造白色恐怖，在持续了五年的战争以后继续屠杀无产阶级，它们通过那个包围匈牙利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封锁圈，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这里偷运各种发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它们把武器、金钱和谣言偷偷运入我国境内，以动摇遭受饥饿的无产阶级的自信心及其对自己历史使命的信念，企图使已经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的坂徒。它们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为由，拒绝同苏维埃匈牙利谈判，说这种话的人是由八至十年以前经选举产生的议会委派的，他们曾经违背人民的意志发动并进行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他们把遥远异国的强盗头子当作盟友，奴役殖民地。他们视我们为敌，视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为友，承认捷克和波兰，然而在这些国家里，没有经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国王和资产阶级至高无上的意志和专政代表了“民意”。 是它们用武力把千百万人民推向一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战争，武装镇压了工人阶级为争取改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扼杀了自由表达意志；也是它们支持芬兰的白色恐怖，维护波兰的反犹恐怖活动，象德帝国主义者一样贩卖战俘作奴隶。但是，它们现在竟然反对起什么恐怖活动和暴力统治来了。它们一面指责我们搞恐怖活动，一面却企图用封锁的办法消灭我们的儿童。 它们以高度文明的名义挑动巴尔干匪徒来反对我们，企图在我们的沦陷区扶植军国主义和鼓吹战争的代表，并且已经在那里制造了反对工人运动一切表现形式的白色恐怖。 在仅百万人口的布达佩斯就有五十万人在举行第一次工人苏维埃选举时参加了投票。但是，对于它们来说，这并不是人民意愿的体现；在它们看来，只有资产阶级的意愿才是人民的意愿。对于它们来说，实行封锁是人民的意愿，封锁可以饿死我们，使资本家振作起来，封锁能归还土地、矿场和工厂，并且使国家变成殖民地，劳动人民变成殖民地奴隶。 我们将以确凿的事实来回答一切造谣中伤。我们欢迎你们，欢迎世界各国劳动者和各无产阶级组织派出使者来亲眼看看我们摧毁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你们将会看到，阻碍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工作的原因不是把寄生的资本家排除出生产过程，，而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封锁。请你们派代表来看一看你们仁慈的政府对我们实行封锁所产生的影响，并回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告诉大家，帝国主义的“民意”在欧洲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欢迎你们来学习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无产阶级坚贞精神，欢迎你们来从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错误中汲取教益。到我们这里来吧，这能增强你们要求解放的愿望，·能使你们看清，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础上的究竟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外交人民委员库恩·贝拉 《人民之声报》，1919年8月10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445-447页。 [1]参见《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第6/B卷，第870号文件。
库恩·贝拉致电鲁德涅斯基·安德莱要求列宁提供紧急军事支援（1919年7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库恩-贝拉致电鲁德涅斯基-安德莱要求列宁提供紧急军事支援[1] （1919年7月28日） 莫斯科，鲁[2]：请转告列[3]， 我的忍耐超过了极限，即使拉[4]和契[5]的工作是得到党的CK[6]同意的。我认为，发生罗马尼亚部队从比萨拉比亚向我们发动袭击这种事件，证明我们之间完全缺乏应有的合作。在乌克兰人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把拉柯[7]强加给乌克兰，这不久将成为无法纠正的错误。我担心罗马尼亚人和捷克人将在近日向我们发动集中攻击，这将意味着我们的失败。关于民族主义者离开了我们军队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因为除了一些民族主义的军官外，我们部队中没有民族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同我一起成功地推动事物向左的方面发展，但是，如果不向比萨拉比亚发动足以严重威胁罗马尼亚领土的猛烈攻击以减少对我们的压力，那是无济于事的。需要请您注意的是，我们的领土很小，没有后撤的余地。如果不发动对比萨[8]的进攻，我认为应由那些早在我还在莫斯科时就已经向列宁谎报情况的人负责。 《党史研究所资料》。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科苏特出版社，1960年，第6/B卷，第545—546页。 [1]参见《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第6/B卷，第887号文件。 [2]鲁德涅斯基·安德莱。 [3]列宁。 [4]拉柯夫斯基。 [5]契切林。 [6]CK即“中央委员会”。 [7]拉柯夫斯基。 [8]比萨拉比亚。
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19年7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1919年7月15日） 讨论开始前作的报告 闭幕词 讨论开始前作的报告 尊敬的执行委员会！请允许我开门见山。在匈牙利，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正经历着一场危机。危机是三方面的，政权方面的危机，经济方面的危机和道德方面的危机。政权危机表现在：中央和地方政权，尤其在同反革命现象作斗争时，表现了一系列的动摇，没有表现出无产阶级专政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表现的那种坚定性。经济危机首先表现在：我们正在同食品供应困难作斗争；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生产和生产组织上的困难，而目前不能采取坚定的措施去克服这些困难。道德危机部分表现在：各种无产阶级机构中大量存在贪污盗窃行为，但它正处于转折点，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清查，并将排除一切障碍，把这件去污除秽的工作进行到底。所有这三方面的危机现象可以总结为一种心理状态，即不仅在一部分群众中间，而且主要和首先在许多领导者身上，滋长了一定的消极情绪。 尊敬的同志们！出现这种消极情绪、灰心失望和动摇，首先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人现在认为，当他们决定把匈牙利无产阶级命运寄托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身上时，他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当他们自以为完全有理由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当作匈牙利无产阶级命运的坚实基础时，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尊敬的同志们，宣传和传播这种观点的人事实上——当然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看法——不是对国际革命灰心失望，而是不相信革命策略，不相信工人运动的革命方向。那些以为国际革命会按照预定的日期准时来到的人不仅是水平低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正如事情的结果所证明，他们在态度上同那些3月21日以后遗憾地依附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乌合之众没有多少区别，因为他们也奉行季节性的政策。在革命已经实现的时候充当革命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的特点恰恰在于，当其他人还看不到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以及革命肯定会到来的时候，他就站在革命一边，就对还未觉悟的群众宣传革命，宣传革命的必要性、正确性和好处。总之，这一危机就是渊源于这种观点。当然，真正的国际主义，表现在行动上的国际主义，决不能允许出现这种怀疑。因为，在工人运动中，表现在行动上的、真正的国际主义，不仅期待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还希望能对它作出贡献，知道只有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才能期待从它那里得到帮助。我重复一遍：这就是这种表现在三个方面的危机状态的首要原因。 当然，我们还不能从这种危机的表现形式中找到它的全部解释。因为，如果今天有人问，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从哪一个角度观察更为有利，从外交的角度，还是从内政的角度，那么，亳无疑问，我们可以客观地回答说，外交形势比国内形势更为有利。之所以说外交形势更为有利，是因为，尽管有些入企图把从各地传来的关于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蔓延的消息说成·只是革命者炽热的幻想，但毋庸置疑的是，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同俄国革命一起建立了保证无产阶级得以生存的环境。如果回忆一下第二国际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国际的整个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象我们现在正在期待并完至可以指望的那种国际活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任何事物都将建立起自己的生存柔件。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国际活动——虽然它暂时是孤立的，但总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活动——，并在这种国际活动中建立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其表现形式为，全欧洲的无产阶级都赶来支援。除了第三国际——它不仅是一个组织，而且还是无产阶级的战斗联盟——正在不断发展外，无疑俄国和匈牙利无产阶级的行动引起了正在风起云涌的国际革命活动，例如，意大利、法国、，英国，瑞士，根据最新消息还有荷兰和瑞典的无产阶级，将在7月20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7月21日举行大罢工[1]显然，这是一个可以同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相对抗的重要因素。 我并不认为这些革命活动顷刻间就能使我们冲破封锁，也不认为在协约国帝国主义军队的刺刀下革命活动不会遭受挫折，但是，毋庸置疑，今天从协约国政策的角度来看，这种统一的国际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今后还会变得更加重要。 我曾经多次强调过，协约国之所以没有扼杀我们，并不是因为它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力不从心。这不仅因为它没有可以信任的军队，还因为协约国不具备必要的国内条件，而统一的国际声援活动恰好反映了这一点。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成就，是对我们的一种帮助。 同志们，谁期待国际革命按照预定的日期准时到来，谁认为现在可以暂时中断革命，做一些别的事情，等到国际革命到来的时候重新行动，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无异于那些3月21日后依附于我们的乌合之众，他们的道德败坏曾一度给我们造成过威胁。 尊敬的同志们！要度过危机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首先是政权的危机。 要弄懂政权危机的发生原因，首先要看一看匈牙利出现专政的厉史。匈牙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场权力斗争的券果。首先是某些国际政治条件的幸运的汇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由于没有经过斗争就获得了政权，于是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今后阶级斗争已无必要，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不劳而获的收入不会再出现，剥夺经济、剥夺生产和剥削的工具首先是法律和政治性的问题，而不是经济性的问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权的力量。 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形成巩固的政权。武装无产阶级不是在斗争中实现的，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锻炼无产阶级群众，因此，主张对资产阶级宽大的观点容易占上风，并最终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决心。（听众：对，说得对！） 尊敬的同志们！依我看来，政权危机最突出地表现在，一方面对于一切反革命现象存在极度的恐惧，另一方面又害怕采取任何激进的、彻底解决问题的行动和政治、经济措施。（听众：对，说得对！）这就是政权危机的表现，这就是政权危机发展到这种程.度的原因。因为，对反革命的恐惧，避免用武装对待反革命的做法，都是对专政的最大误解。专政的作用就是恫吓剥削阶级，就是依靠威慑和无产阶级的各种武装手段挫败反革命，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赞同声）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在谈到铲除反革命根子的时候，在谈到将反革命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在需要采取激进的措施以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统治的时候，仍然会有人向我们惊呼：不要人为地制造反革命分子，不要人为地挑起反革命！今天的危机状态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我们这里肯定没有发生过象有些人说的那种残暴行为，尤其在布达佩斯没有发生过。但是，反革命的气焰甚嚣尘上，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对于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容忍。（听众：对，说得对！） 对于资产阶级我们是很客气的，也没有伤害官吏和其他人。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那些依附于我们的乌合之众在内一他们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体面人物，而是站到我们这边来的资产阶级暴民。我们对他们温文尔雅，而反革命却如此猖獗，以致出现了政权的总危机。（听众：对，说得对！）由于害怕武装干涉，害怕武装镇压反革命，使反革命有可能以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方式公开地组织起来。然而，维护专政只能依靠武力，没有别的办法。（赞同声）不使用武力便不能维护专政。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果需要权威，我可以引证恩格斯的话L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2]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不。[3]虽然我曾经有过短暂的怀疑，但是，在上述经历之后，我要坦率地说，必须肃清那种不想恫吓资产阶级的想法。必须使资产阶级感到惊慌，使它胆战心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流血。（听众：说得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反革命发展到今天这种导致政权危机的地步。必须采取强硬的而不是不彻底的措施。 如果从经济措施方面研究政权危机的原因，如果研究经济危机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采取不彻底的措施是因为对专政缺乏信心，因为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和牢固的政权。也就是说，在经济措施方面行使权力也不够有力，不够坚决。 如果我们依靠的是一个不牢固的、动摇的政权，如果政权经常处于危机状态，那么，在经济部门工作的人自然会经常产生这样的疑问：一旦专政失败，事情怎么办？如果出现一个新的民主政府或社会民主党政府，那又怎么办？那时候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政权危机的状况下发生这种现象是完全自然的。当然两者并不互为阶梯，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在我们的经济措施中，我首先要指出的问题是，缺乏技术和经济集中，完全缺乏工厂的经济和技术集中，对贸易持反对态度，同时，时而禁止从农村运粮到城市来，时而又偷偷地延长允许这样做的可能性。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对专政缺乏信心，因为在专政后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作后盾，因为专政还没有使无产阶级产生信任，使资产阶级产生威惧。（听众：说得对！）但是，正如我从一些同志们那里听说，有人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把所有东西都押在一张牌上是否正确？ 尊敬的同志们！把所有东西都押在一张牌上确实是冒险的做法。但是，我不禁要问：在革命中——如果我们不对无产阶级玩假牌——除了把所有东西都押在革命这张牌上外，都押在无产阶级历史使命这张牌上外，还有别的办法能使革命进行到底吗？（听众：说得对！） 倒退的道路是没有的，除非要我们回去守卫那些可以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桥梁。 鲁道什·拉斯洛：没有倒退的道路！ 库恩-贝拉：也可以说有倒退的道路。可以想象恢复资本主义，出现象1848年以前匈牙利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早期的资本主义形式，一种充满了白色恐怖的、最完整的殖民地状态。可以想象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出现这种状态，出现一个新的野蛮社会。我不得不在这里重新提到政权危机，并且指出*我之所以必须向工人阶级说明存在这种前景的可能，是因为政权并不稳固，在行使政权的入中间还未建立起坦率的、开诚布公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是必需的，应该在各个方面实现这种团结。正因为这样，反革命才能不受惩罚地利用从反对其他民族到社会民主的全部口号，而有关方面竟一次都不出来表示反对。 我不得不说这番话，因为，我认为，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团结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观点来看，这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不应该在这里对此保持缄默。上面我在谈到采取不彻底的措施时提到，有些人说，如果我们执行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和有力的政策，就会制造反革命分子。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不，不是这样。不会也不必要制造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总是有的，这已为事实所证明。请你们想一想，那些曾经受过我们关怀的军官、官吏和专家，难道他们不是反革命蛇蝎吗？难道他们不在伺机参加反革命吗？这种反革命分子不是我们用强硬的手段逼出来的，而是用国家的金钱培植出来的。我知道，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还需要反革命，也许还不得不给反革命蛇蝎喂奶汁。当然，如果我们对无产阶级说，你应该给反革命分子喂奶汁，这无疑会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战斗精神。这点已为事实所证明。当我们一方面宣传不许制造反革命的时候，另一方面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还没有消灭特权。官僚特权还在盛行，甚至有所发展。即使在工人组织中也有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今天还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种时候宣扬平等是欺人之谈。虽然我们已经大部或全部剥夺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但是剥削并没有消灭，他们的口袋里、箱箧中、壁缝里还藏着不劳而获的票据，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无产阶级所不具备的文化知识，还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和组织中学到的专长。 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缺乏经验的年轻的无产阶级处处都会遇到资产阶级的专门技术入才，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比无产阶级少花钱而得到更多的生活条件，因为无产阶级没有技术，没有专业本领，也没有从资本主义生意经中学会敲诈勒索。同志们，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错误，到处都可以发现，无产阶级之所以倒霉，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上，是因为由于这个欺人的平等理论使无产阶级统治对无产阶级本身采取了不公正的做法。 不公正，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这三者一起，构成了政权危机、经济危机和道德危机的最终基础。动摇不定，犹豫不决，不让无产阶级得到它应有的利益.不按照阶级进行分配，在阶级的价格政策问题上经常动摇，说空话，等等，发生所有这些现象的原因都在于此。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我不得不经常自我安慰说，我是主张按阶级进行分配的，主张执行阶级的价格政策的，因为它们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痛苦地看到，正是由于政权的动摇和犹豫，这些都无法实现，使无产阶级无法公正地得到通过专政手段应该得到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中无法想象的各种好处。 同志们，大致说来，总的说来，这些就是危机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我们还需要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出发来观察国内形势。 尊敬的同志们！协约国帝国主义没有对我们使用武力，相反，从许愿到金子，他们使用了种种办法，企图动摇一部分无产阶级，使他们更加犹豫不决；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用海市蜃楼来诱骗一部分无产阶级，如同当年工厂主对罢工破坏者的做法一样。 尊敬的同志们！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是，反革命抓到了非常好的口号。他们一方面利用民族的口号——在我看来这并不危险——，另一方面利用了某种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的口号。后者可以加剧政权危机，.可以迅速地挑起一场内战。 对于这种情况我并不悲观。经验告诉我，动摇的只是无产阶级的非常小的一部分3对于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来说，这种口号起不了什么作用。无产阶级的积极分子，即专政的积极执行者和支持者，人数最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动摇，也不可能专生动摇。因为，今天任何有头脑的无产者——他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考虑问题的-一都清楚地看到，在我们这里不可能改变政府形式，这里只能改变国家形式。（听众：对，说得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中不可能改变政府形式，因为，迄今的经验表明，除了苏维埃制度的形式外，任何其他的形式都是不能想象的。改变的只能是国家形式，即改变目前状态。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国家走向消亡。相反的方向是使国家掌握在另一个阶级手里，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将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暴力机构。 同志们，在所有口号后面，即使是在最民主的口号后面，隐藏着的也是最清楚的资本主义目标：恢复资本主义。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可以达成一种协议：工厂留在工人手里，但恢复旧的状态。同志们，这是一种连拉瑟南和帝国主义经济学家的水平都不如的观点。这种幼稚的观点是通向白色恐怖的最好的桥梁。如果让那些连这种经济科学水平也达不到的人掌握了政权，政权肯定将从他们的手里落到旧的统治阶级手中。除了工厂以外其他什么都交出来！——同协约国达成这样的协议意味着彻底复辟资本主义，而且工厂也不可能继续留在工人手中。在专政的废墟上，以协约国殖民地的形式，建立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封锁问题经常被人用来作为必须同协约国达成协议的理由。你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封锁继续下去我们将会怎样？我们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但是，我也要问大家：如果封锁取消了，我们又将会怎样？那时协约国纵然会象反革命集团宣传的那样向我们提供三万套衣服和三千吨猪油，这些食品和衣服也肯定不会分给无产阶级，因为分配是政权机关的事，而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这是肯定无疑的。那些经常叫嚷要同协约国友好的人，那些以为只有协约国，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拯救我们的人，他们的观点必须遭到驳斥。必须指出，这些入都是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死敌，因为他们想把无产阶级推向绝境，想由无产阶级来偿付战争的一切费用，想用消灭无产阶级的代价来赔偿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来的损失。（听众：对，说得对！）无需我提醒同志们注意：在协约国帝国主义保护下的资产阶级肯定不会对无产阶级采取宽恕的态度，它的觉悟很高，决不会以人道主义的，口号来模糊本阶级成员的阶级觉悟。在实行专政的问题上，我今天仍然要引用库菲同志曾经在人民歌剧院讲过的一句非常出色的话：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只不过采取他们曾经对我们无产阶级采取过的做法。同志们，我们并不把资产阶级赶上断头台，我们并不象资产阶级关禁罢工的收割者那样，为了一点小小的过失或罪行成批地关禁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暴民、乌合之众，从阴沟里冒出来，依附在我们身上，并造成了道德危机，但是，我们却把他们暖在自己的胸脯上。我们对资产阶级是宽宏大量的。同志们，这就是引起我们危机的另一个原因。 尊敬的同志们！这种道德的污秽为协约国帝国主义一切旨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提供了土壤。（听众：对，说得对！）在道德这样污秽的环境里，协约国的工作条件是很有利的。把这种污秽记在专政的帐上无异于在商店门口排长队的妇女把排队看作是专政的结果。 同志们，我们面对着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资本主义散发出来的阵阵臭气也吹到无产阶级专政这边来。哪里不教育人们自我牺牲和大公无私，哪里无私和援助只是骗人的谎言，那里就不会出现为了集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和准备牺牲的道德观念。 尊敬的同志们！我们不会轻而易举地克服这个道德危机，它还会持续一段时期3只有毫不动摇犹豫，坚定地站在专政的立场上，才能结束这个危机，因为，道德上的种种污秽固然首先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但其次也是毒化现状的动摇和犹豫的结果。 同志们，这个国家里发生的种种滥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诈骗、抢劫和滥用职权等等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现象，其原因都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的政权。是的，同志们，没有一个坚强的政权，因为许多人——无论如何我要坦率地说——，许多领导人，他们都把专政当作一种过渡，但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过渡。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清除那些陷于污泥浊水的道德败坏者是极其困难的。他们经常能找到支持。资产阶级支持他们，不断地扶植他们。资产阶级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方向，伺机发动旨在消灭我们的反革命，而我们却对它施以仁政。同志们，过去我们曾经说过：必须消灭他们，否则他们将消灭我们。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这样说是对的。（听众「对，说得对！）要用最强有力的手段摧毁哪怕是最细小的反革命活动，不管是谁都要无情地予以镇压，即使不得不为此破坏各种现存的机构，也在所不惜。必须消灭反革命，否则，反革命将消灭我们。（听众：说得对！）同志们，如果我们由于自己的错误而被反革命消灭，那是最不幸的。因为，协约国通过内部发动的一次进攻，可以把苏维埃共和国变成巴黎公社——虽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不能使国际革命从匈牙利无产阶级的鲜血中获得力量。甚至我们有可能毁灭于自身的动摇、犹豫、道德败坏和无能，而这是无利于国际革命的。其结果只能是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最多那些对资产阶级温文尔雅的人得到宽大，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得到宽大。（听众：对，说得对！） 尊敬的同志们！我们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的任务是什么，这个问题还需要谈一谈。我不准备讲得太多.关于经济问题我讲得比较少——这不是我的任务，也超出了我的报告的范围——，但是内政和经济问题，经济和内政问题，两者是如此紧密相关，以致不能不简单地谈一谈。 正如我已经指出，政权结构方面存在的缺陷也是我们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没有公安军（听众：对，说得对！），无法执行各项条例法令。今天我们的情况类似卡罗伊政府时期；民主的卡罗伊政府当时也没有威信，没有武装力量。我们还没有公安军，但苏维埃政府正在设法建立可靠的公安军，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在布达佩斯和外地保证任何人都能执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条例法令。这是一件事。 另一件事是在布达佩斯和外地重新组织工人苏维埃，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听众：对，说得对！）同志们都说我说得对，但这不能不使我想起，刚才喊说得对的人中间，有些人不愿意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机构来工作，尽管我们曾经恳请过他们这样做。 重建工人苏维埃的工作将会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我国工人苏维埃制度的不幸命运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工人苏维埃既非战斗组织，也不是权力组织。我可以找到一些同志来作证，当时我曾经同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可以证明，当时我们是多么希望使工人苏维埃具有战斗和权力组织的性质，使它逐步成为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工作机构。当时这一组织虽然直接依靠工厂、车间，但没有职权。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匈牙利工人苏维埃组织虽然没有经历象俄国工人苏维埃经历过的那些发展阶段，它也必然要转到以区为基础的组织形式上来。这样，工人苏维埃脱离了工厂，但也没有成为工作机构。同志们，这就是我国中央和地方政权组织无论在群众中，还是在无产阶级群众组织面前，都没有权威的原因所在：这就是在我国还会出现不主张建立阶级政府、阶级行政管理机构，而主张按照议会思想建立党派或工会领导的政府或行政管理机构的观点的原因所在。工人苏维埃作为阶级整体的战斗和权力组织，在布达佩斯和外地都没有树立权威，其原因还在于它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公安军，它在无产阶级群众中没有扎实的基础，尽管它是以代表他们的利益作为自己使命的。 同志们，这就是全国的另一个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在建立公安军后，组织和重建工人苏维埃，并保证工人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性质。与此有关的是建立整个行政管理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正在着手进行准备工作。但是，尊敬的同志们，不管我们制订什么样的条例，如果不能保证工人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性质，如果小资产阶级分子重新钻进外地城市的工人苏维埃；如果那里同布达佩斯一样不实行工人管理，如果一切都由执行委员会甚至苏维埃政府委员包办代替，那么，肯定工人苏维埃的权威不会增长。不仅如此，在工人苏维埃本身出现反革命分子的现象还会经常发生。尤其在外地，.一些人在同资产阶级的接触过程中接受贿赂，以致堕落为反革命；在他们看来，不同资产阶级合作便无法生活。 在经济方面，除了食品供应问题外，我认为经济和技术集中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之所以要强调这点，是因为它也是政权问题。在谈到公安军问题时，我们说食品供应是政权问题，然而经济和技术集中也是政权问题。今天还有一大批工厂——或者在经济上，或者在技术上一是单独存在的。实在没有这种必要。其原因也是因为不能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 一部分高级职员，特别是那些迄今仍然享受着工人阶级享受不到的特权的高级职员——整个工人阶级都为此感到愤慨——，企图为资本家“还乡团”完整地保存他们的工厂。这就阻碍了技术和经济集中。我认为，在制订经济条例时的另一个任务应该是：在工厂中取消一切特权。我不想在这里挑动大家反对高级职员，相反，我主张要尊重他们。但是，他们既然愿意把自己看作是有组织的工人，他们既然说愿意加入要求打倒一切特权的工人的队伍，那么，就不能容忍他们继续在工厂里享受特权，损害工人利益。继续享受特权，只能使工人阶级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这里，旧的特权制度依然存在，一切如故。我可以请那些经常到工厂去的同志们来作证，他们能告诉大家，工人们对高级职员的假日、劳动关系、福利和工资等等的专门规定有些什么意见。所有这些都只能使工人发现，无产阶级专政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而有利于新的官吏，有利于一个新的生产和管理的官僚机构。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能同意那种认为这样做会制造出反革命分子米的观点。因为，消灭特权制造不了危险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如果我们不取消特权，倒是会把以革命为自己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推向反革命的怀抱。 大体上说，总的来说，这些就是苏维埃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必须处理的最紧迫的问题。我再说一遍：必须在所有地方消灭贪赃舞弊和拉关系的做法。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那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正在打着反对贪赃枉法的招牌进行反对专政的活动。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不愿意在任何地方工作；他们只会评头品足，但决不参加党和工会组织或工人苏维埃机构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打着反对贪污受贿的旗号，进行反对专政的破坏活动。 在结束讲话以前，我要再次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强调指出，纵然如此，我们也一定能平安地渡过上述三方面的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破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即使把工人阶级的全部劳动收入用来增加军事开支，即使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沙文主义者们那样把一切都奉献给协约国，即使以无产阶级的鲜血来报复持续三个月的专政，也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但是，同志们，为了避免我们不攻自溃，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强化政权，必须在萌芽状态挫败一切公开或隐蔽的反革命企图，必须用威慑的手段羁勒资产阶级，不许它乱说乱动。允许资产阶级活动，就会造成无产阶级流血，而协约国帝国主义是不会为此伤心落泪的，它们关心的只是保护资产阶级。 如果[4]，谁想执行好的对内政策和外交政策，谁就必须依靠强大的力量，依靠武装的政权和无产阶级的武装，谁就必须保护无产阶级的权威，并以这种权威——我再说一遍——威慑和羁勒资产阶级。同志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另外两个危机，经济危机和道德危机。 同志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能光靠苏维埃政府；这不仅是苏维埃政府的任务，必须有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参加。为了吸收无产阶级牌众参加，必须使他们建立起坚定的信念，这就首先要求我们自色坚强起来；如果我们自己动摇不定，决不能使群众坚定信念。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坚持斗争，将保证我们的生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闭幕词 我利用致闭幕词的机会简短地讲几句。首先我要提到维尔特奈尔同志的发言。[5]在谈到阶级的定量分配政策和阶级的价格政策时，维尔特奈尔同志问道：谁在阻挠实行这些政策？我的答复是，阻挠的人很多很多。这两个政策包含了许多内容，如果我们在执行政策的时候果真象有人建议的那样办事“聪明”一点，那么，就会丢掉政策的全部阶级性质。当初在我们提出阶级的定量分配和阶级的价格政策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不能把高级职员和劳动者当作非无产者。但是，照我看来，阶级的定量分配政策和阶级的价格政策必须反映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真正的支柱，那些以前早就参加了工人运动的人——他们不是在10月或3月以后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的——，他们从事着特殊困难的工作。这些无产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真正的支柱，应该使他们从阶级的定量分配和阶级的价格政策中得到好处。如果我也象其他许多人理解的那样来理解阶级政策，即把所有现在从事劳动的人都当作无产者，那么，这两个政策的阶级性就会完全丧失。我认识一些银行经理、工厂厂长，他们今天也在劳动，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信仰者和支持者。正如维尔特奈尔同志曾经说过，他们正在等待竖起白旗的机会。这种人不应该得到阶级的定量分配政策和阶级的价格政策的好处，否则，无产阶级看不到自己的特殊利益，看不到自己应该首先分到食品和衣服的合理待遇。现在无产阶级最需要得到食品和衣服，因为资产阶级还有积存的物资，而无产阶级却一无所有，五年战争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不想讨好无产阶级，正如我从来不会阿谀奉承一样，但是，无产阶级在工厂里肯定会想，五年的罪恶和错误，五年的种种辛酸，都可以在无产阶级专政期内得到纠正和补偿。 不，同志们，在经济委员会发生的种种敲诈勒索都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无产阶级应该作好为未来作出牺牲的准备。但是，要它作出牺牲，就必须让它看到为什么要作出牺牲，必须让它看到我们建立了一个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最需要物品的人和参加劳动的人将首先得到一切。（赞同声）这就是阶级的定量分配政策和阶级的价格政策的内容。 另一个是哈伊杜同志的发言。[6]我要详细谈谈这个发言。他责怪我们没有介绍外交政策方面的情况。尊敬的同志们，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再次强调，国际革命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内容和基石。关于国际革命的现状我已经对大家讲过，哈伊杜同志可以在《红色报》和《人民之声报》上读到有关报道。关于革命的一切情况，甚至几乎每一个为公众所关心的外交文件，我们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如果今天我们发出一个照会，明天就公布照会内容。总之，我们的外交不是外交官的外交，不是秘密外交，而是阶级斗争的外交，其内容包括对国际革命的声援和支持，包括反帝斗争。 同志们，关于国际革命事业的情况，我想大家都是清楚的。至于一些具体细节，例如今天同谁进行了会谈，明天又同谁谈判，我想执行委员会也并不都想知道。（听众：对，说得对！）同时我还必须指出，如同过去一样，我国外交政策成功的原因在于我们同协约国的斗争、同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取得成效。今关出版的奥地利报纸也提到了这一点。不管反革命如何指望协约国不要同我们谈判，协约国还是不得不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谈判。同志们，它们不得不这样做。克雷孟梭最近发来的电报[7]也表明，它们不能象起初想象的那样解决匈牙利问题，解决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匈牙利布尔什维克问题。同志们，它们无法这样做。军事上它们迄今还没有能力解决，今后也解决不了；用保持缄默的办法也不能解决，因为今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整个国际政治中已经成为一个权力因素。（听众，对，说得对！）过去匈牙利从来没有做到过这一点。资产阶级的匈牙利，卡罗伊政府也好，它以前的其他政府也好，既无威望，又无权力；而今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有权力的国家。那个最新的电报恰好证明，协约国ALIMINEE[8]就已不拒绝同我们谈判。克雷孟梭被迫宣称，协约国不同我们谈判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停火协议。克雷孟梭没有勇气和可能向本国的无产阶级声言，他断然拒绝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接触。 克雷孟梭的电报是对资产阶级在这里散布的各种谣言的最有力的驳斥。电报说，从一开始起就不可能拒绝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谈判。 再简短地谈一谈某些发言提到的一个问题。许多人在发言中提到，某人某人受到了排挤，某人某人没有得到重用。尊敬的同志们，我觉得有权在这里代表苏维埃政府号召每一个同志来参加工作。同志们，来参加工作吧！我并不要求你们不进行批评，你们尽可尖锐地、大胆地批评，但同我们一起来工作吧！反对贪污腐化不能光靠言词，应该同我们一道去扫除这种坏现象。那些不愿意到人民委员会去服务的人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听众：说得对！）不应该等待别人来邀请，真正能工作的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应该主动去工作岗位报到。不幸的是，在目前情况下党内无法把有工作能力的同志统一登记和管理起来。对莫尔纳尔同志[9]我只想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资产阶级执政的时候，有些人挨个拜访各地政府，表示愿意在政治上为当局效劳。 莫尔纳尔·米克洛什：我没有那样做！ 库恩·贝拉，我没有指您，但其他许多人是这样做的。那时候他们并不为甘愿效劳感到羞愧，而今天，我们极其熟悉的同志们在各个人民委员会却不敢自告奋勇地参加工作。这种只会动嘴而不去为自己争得工作可能性的做法是消极的批评。这种批评的态度是不值得尊敬的。值得尊敬的态度是用实际行动去帮助解决问题。（赞同声） 最后我要再次提一提贪污受贿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今天将在这里提出关于建立反贪污、反腐化委员会的具体建议。但是，我希望同志们在讨论贪污受贿问题时，不要把事情描绘成似乎这些无产阶级专政周围的腐化现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和必然伴随物。今天我们可以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看到曾经与之斗争过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耻辱。今天，当我们有可能自上而下地观察资本主义，有可能透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从工人阶级的观点，还是从生产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是多么可耻、可诅和无法维持。贪污腐化也是这样。我坚信资产阶级的贪赃舞弊不会比我们的少。（听众：对，说得对！）决不会比我们的少，甚至要比我们的多。但当时我们发现不了，不妨说他们是更为机灵的小偷。（笑声）我们即使在偷窃方面也比他们缺少经验。（笑声）但这是我们的幸运，因为这样我们容易发现小偷，把他们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出去。（赞同声）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我只是不希望…… 高尔保伊·山道尔（革命苏维埃政府主席）：要抓紧时间，否则他们会练好本领的。 库恩·贝拉人民委员：同志们，要抓紧时间！我在这里向苏维埃政府主席高尔保伊同忠建议，必须对各个机构进行坚决和彻底的调查。 高尔保伊·山道尔（革命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以后请您不要挡我的道。 库恩·贝拉人民委员：我从不挡道，我任何时候都在帮助高尔保伊同志的工作。同过去一样，今天我也要对高尔保伊同志说：您不是主管一方面的工作，您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您都要负道义责任。高尔保伊同志应该站到队伍的前列，应该同维尔特奈尔同志，同其他没有具体工作的同志一起站出来。（听众：说得对！）除了《人民之声报》外，还可以从事这项工作。到这里来参加大扫除。如果今后有人阻碍，我相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会出来把阻碍者清除掉。（听众，说得对！） 请允许我重复一遍：政权，一个稳固的政权；毫不动摇、毫不犹豫地行使政权；威慑和镇压资产阶级；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实践中迫使自己参加工作。在我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近期的任务。（热烈的掌声） 《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7月15日会议记录》（速记稿），《党史研究所资料》，第142—180页和291—301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419—441页。 [1]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工人在7月21日“组织抗议帝国主义列强进攻俄国和匈牙利的国际性示威活动，以表达对苏维埃共和国人民的声援。” [2]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44页。 [3]原文如此。 [4]原文如此。 [5]维尔特奈尔·雅各布在发言中捍卫了“老同志”并且对社会民主党人企图组织一个没有共产党人的政府提出了抗议。他认为：同反革命进行斗争不需要使用绞架，而需要消灭贪赃枉法，工人中已经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他们拥有大量金钱，并且同老的资产阶级一起，“驱赶、折磨和统治成千上万的无产者”；此外，工人还不劳动，这是造成困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他认为，“总之，无论在生产方面，还是在机关里，或者在无产阶级道德方面，都出现了难以容忍的状况。”他反对“22—23刿的青年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人送上断头台，不管他是否有罪。”因此，他认为执行委员会必须对司法实行监督。 [6]哈伊杜·久洛在发言中说无产阶级专政遭到削弱，他要求进行坚决的清洗。他问库恩·贝拉：政府对于违背巴黎和会的允诺准备采取什么措施？他批评苏维埃政府没有贯彻执行委员会关于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决议。此时会场上可以听到下面一段对话：“哈伊杜·久洛：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决议，但不去执行决议？难道革命苏维埃政府没有按照执行委员会的精神办事？库恩·贝拉：没有。哈伊杜·久洛：如果没有，那么把事情说说清楚。（热烈的掌声。有叫喊：库恩·贝拉万岁！）把事情说说清楚，免得大家把这个政府说成是库恩·贝拉的政府。” [7]指克雷孟梭7月15日致库恩·贝拉的复电。7月11日，库恩·贝拉致电克雷孟梭，要求克雷孟梭迫使罗马尼亚军按照他原来的允诺后撒到和会在6月13日电报中规定的地方，作为对苏维埃共和国的部队已经从它在北伐过程中解放的地区撤退的交换。对此，克雷孟梭7月15日复电如下：“对于你们7月11日给主席发来的电报，和会答复如下：只要你们不遵守停战协议，和会就不可能同你们谈判。”（参看《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第6/B卷，第444页。）克雷孟梭事实上是要求受武装干涉威胁的苏维埃共和国把红军的人数减少到停战协议规定的限额。 [8]ALIMINE意为：“从一开始起”。 [9]莫尔纳尔·米克洛什在发言中说，他认为，农民不向城市提供食品是因为觉得他们的权利并不稳定。作为老社会民主党人，他感到自己没有受到重视，没有为他提供合适的工作。他说，他并不主张采取恐怖手段，宁可用消灭贪污腐化的办法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专政意味着无产阶级民主——在米什科尔茨工人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7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专政意味着无产阶级民主 ——在米什科尔茨工人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7月8日） 两大世界潮流在搏斗：全世界的布尔什维主义正在同给我们造成赤贫的帝国主义反动派作斗争。匈牙利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忍受这种苦难生活。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正在国际范围内展开。在这一斗争中，俄罗斯和匈牙利两国无产阶级已经占据上风，他们正在自上而下地同资产阶级搏斗。过去，在举行一次次小规模罢工的时候，我们听任拥有武装的资产阶级专制的摆布；现在，资产阶级已经被解除武装，无产阶级依靠武力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但是，在国际上，阶级斗争的情况依然如故，还是自下而上地进行斗争，因为，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帝国主义强盗的淫威下。在国内，反革命自下而上地同我们斗争，但在国外，帝国主义反动派自上而下地反对我们。我们在国际斗争中的政策同在阶级斗争中的一样，即不能停止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前，停火与和平都只能是临时性的。和平可以是短暂的间歇，但在无产阶级在全世界把革命进行到底以前，阶级战争必须进行下去。在踏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时，匈牙利无产阶级有着坚实的基础。帝国主义战胜国即使在威尔逊主义的基础上也无法建立和平。威尔逊主义代表了美国的经济利益。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是：我们在协约国的压力下撤退了部队；我们将在短期内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基我们将纠正错误，解决食品供应问题；我们也将在农村、在农业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开展阶级斗争。我们并不惧怕协约国的攻击，因为，如果事情取决于他们的话，早在3月21日他们就已经把我们干掉了。这不是因为他们宽宏大量，而是因为在摧毁无产阶级统治的问题上，他们的军队是不可靠的；他们国内的政治形势也不允许他们的军队到国外去打仗。同时，被无理视为保守的英国工人阶级也决定在7月21日举行总罢工，以抗议对俄国和匈牙利的干涉。战胜国之间分赃不均，互相倾轧。那些期待协约国和平的人，不是骗子就是自欺欺人，因为，事实上这是象对待塞尔维亚和奥地利一样对待我们：塞尔维亚的铁路已经属于美国，奥地利的铁路则已在意大利手中。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被推翻，这里出现的将不是民主，而是白色恐怖，如同在乌克兰和芬兰一样，因为，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正是关禁和迫害有觉悟的塞格德工人阶级的安德拉希·久洛和贝特兰·伊斯特万，不久前他们还是多次选举权[1]的拥护者。 专政只对资产阶级意味着专政，对于无产阶级自身，专政就是民主；每个无产者必须平等地参与公众工作。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自治，如果没有群众参与活动，即使有人站在前列充当领导，也将一事无成。 《红色报》，1919年7月8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416—417页。 [1]“多次选举权”指有些人在选举时可以两次或多次投票。1907年匈牙利的维克莱山道尔联合政府拟定了一项法律草案，规定一部分人可以根据他们的财产和学历状况多次投票。由于劳动群众的抗议，这项法律没有被实施。
革命与反革命——在恩格斯兵营的讲话（1919年7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与反革命 ——在恩格斯兵营的讲话 （1919年7月6日） 尊敬的同志们！我代表苏维埃政府向你们红色的革命军人致敬。在向你们转达革命苏维埃政府敬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希望每一个革命战士都成为有头脑、能思考的人。曾经给我们带来过五年战祸的旧军阀制度——进行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劳动人民，而是为了经营军火的百万富翁的利益——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军官和士兵都不要成为有头脑的人。当时实行的原则是：“MAULHALTENUNDWEITERDIENEN”[1]，盲目的纪律。它不可能把战士培养成人，只能把他们变成为压迫制度效劳、反对自己伙伴的机器，他们只能为维护那个被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效劳，做本阶级的压迫者。但是，这个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尽管许多人还企图它卷土重来。 现在，另一种制度代替了旧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正在通过这种过渡状态走向无阶级的社会。今天，我们仅仅消灭了剥削的经济条件，并在向这样的一种状态过渡，到那个时候，用暴力手段联结在一起的将不是人的两个相互视之为死敌的集团;到那个时候，人们将自由地生活和劳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同志们！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必需，是为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亦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意味着人入都按照自己的能力进行劳动，并按照他的劳动从集体的财富中领取他应该得到的一份。这个制度不希望看到好逸恶劳的人。它的原则是，人人都要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但是，建立新社会并不轻而易举，也不可能不遇到任何障碍。它会遇到过去的剥削者的反抗，也会遇到曾经当过剥削者工具的人的反抗。怀胎三月不能产子，也不能要求在三个月内建立起一个如此强大的世界体系来。连母亲分娩都要阵阵作痛，怎能要求建立新社会制度时没有任何痛苦？我们遇到了那些从前不劳而获的人的反抗。这个战斗必须继续进行下去，象从前的罢工运动一样。 区别仅仅在于，一切暴力手段现在都已掌握在无产者手里。从前我们的队伍中也出现过罢工的破坏者或鼠目寸光的人，他们阻碍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9当时资产阶级也自然利用过无产阶级中的糊涂虫为自己效劳。同志们，今天我们面临着一场规模如此巨大、意义如此重要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不可能没有先前那种罢工的破坏者，但是，同过去一样我们将把他们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听众：对，说得对！）那些企图不劳而获的人想要夺回权力，所以必须建立红军，它的每个支队都在手执武器警戒着一切反革命企图。必须看到，重新恢复剥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些欺骗你们的人，当他们命令把炮口对准工厂的时候，打的是反对异族异教和社会民主的口号。[2]我们在工人运动中从来不问谁信什么教，属于哪个民族。神甫、贵族和犹太资本家煽动你们去反对异族异教，反对“犹太人政府”，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蒂萨·伊斯特万，没有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能象这个被称为犹太人的政府那样去清除犹太资本家（听众：对，说得对！），而标榜民族色彩的社会民主的口号则是欺人之谈，因为它是伪装了的、可耻的白色货色。我们可以在两种可能中进行选择，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民族的口号是声名狼藉的，因为，这个“民族”的老大代表过去甚至剥夺了无产者的学习可能。在这个国家里，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阶级斗争是如此尖锐，以致夜里要末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末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其他可能。我们需要有觉悟的军人。法国军入之所以没有被派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来，是因为法国的工人阶级正在行动起来。在协约国为之提供援助的国家里，食品供应情况比我们这里略为好一些，但工人的工资也少得难以维持生计。妇女们一定还记得，在四年半的资本主义战争时期里，她们曾经要为买到玉米面包去排长队。我们也不可能在三个月内办完一切事情，但我们要努力帮助无产阶级解决困难。 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为布达佩斯弄到食品。同志们，你们的任务是，在内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不受反革命的袭击。（听众：我们一定要保卫！）我相信，你们这些有组织的工人一定会紧握手中枪，直到消灭了发生反革命的一切可能。 同志们！为了无产阶级专政，手握武器，奋勇前进！（长时间的、热烈的欢呼声） 《红色报》1919年7月6日。 库恩·贝拉：《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科苏特出版社，1958年，第288—291页。 [1]MAULHALTENUNDWETTERDIENEN意为：“缄默和继续服役”。 [2]布达佩斯1919年6月24日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口号是：建立“民族的社会民主”政府。反革命分子提出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反犹活动。
库恩·贝拉致电克雷孟梭要求对罗马尼亚撤军提供保证（1919年6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库恩·贝拉致电克雷孟梭要求对罗马尼亚撤军提供保证 （1919年6月25日） 我们向你提出的关于罗马尼亚提供保证的问题迄今没有收到答复，对此我们感到遗憾。[1]我们已经停止了敌对行动，满足了和会关于结束流血的要求。但是，在我们停止敌对行动并向部队发布了禁止一切军事行动的命令时，罗马尼亚部队却利用我军的这一态度，在基拉伊海尔曼兹向我们发动了攻击。罗马尼亚人显然再次违背了和会关于结束一切无谓流血的命令，并且以这种做法表明，他们根本不尊重和会的决定。因此，我们有必要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谁能担保罗马尼亚人将象主席先生曾经代表协约国及参加协约国一方的各国所承诺的那样，从被它占领的地区撤军？ 候复。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 库恩·贝拉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版科苏特出版社，1959年，第6/A卷，第329-330页。 [1]参看《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第6/A卷，第717号文件。....
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6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 （1919年6月25日） 尊敬的同志们！在这里布达佩斯发生的事情是一种为许多人所接受的观点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消灭，资产阶级丧失了力量，资产阶级已经被迫承认了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错误的看法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爆发了反革命，许多同志牺牲于已经开始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2]这个错误，在对待专政问题上的这种错误看法，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听众：对，说得对！）因为，虽然这次发生反革命、发生政变，可以震动无产阶级，可以使无产阶级群众更加团结、坚强，可以显示匈牙利无产阶级的力量，因而它是有益和必需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迄今我们对待专政的那种惯常态度是造成同志们牺牲的罪恶原因。 尊敬的同志们！我们之中任何人都从未主张过作无谓的流血牺牲，从未主张过以流血为乐，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懂得，资产阶级决不甘心失去它们的权力和剥削可能，决不甘心无产阶级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并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和生产制度。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斗争仍在继续，而且比过去更加残酷无情。必须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将用一切手段妄图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和财产。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一点，那么，由于他们的幼稚和轻信，他们的严重失误和愚蠢过错（听众，说得对！），他们不仅会自食其果，而且还会使无产阶级群众蒙受损失。（听众：说得对！） 尊敬的同志们！如果你热爱无产阶级，热爱那些同你并肩战斗的无产者，并且为了他们、他们的未来和解放而战斗，那么，在经历了这次教训以后，你只能树立起这样的信念：必须最无情地镇压资产阶级，最无情地打击反革命。如果我们不去消灭反革命，不去杀掉手持武器来进攻我们的人，那么，他们就会来屠杀我们，屠杀无产阶级，不仅如此，还要毁灭无产阶级的未来。同志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一尽管它过去是多么胆小怯懦一会用一切手段来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如果以为只是由于我们的原因，由于我们政府的某些错误措施，才使资产阶级有可能发动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政变，那就是莫大的错误。如果以为是那些受到许多批评的政府措施驱使资产阶级走向反革命，那就是莫大的错误。不，同志们，事情并不如此。资产阶级必然是反革命。（听众：说得对！）只有愚笨如驴的人才会相信，可以劝说老虎、吮血的老虎，变成食草的小动物，才会相信资产阶级将容忍我们在它的财富和生产制度的废墟上从容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必须清楚地懂得，维护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可能性的唯一方法是，无情地摧毁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东西。无情地摧毁，而不是左顾右盼，犹豫不决；坚决清除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同志们，谁以为这样做可以文质彬彬，谁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对资产阶级的温文尔雅和怜悯——正如我已多次强调指出——，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欺骗，是企图让它相信不再需要阶级斗争了。这种政策意味着无产阶级将得不到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应该得到的东西。 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什么？无产阶级群众拥护专政又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渲染的那种平等原则，那种普遍的平等，而是为了实现阶级观点（听众，说得对！），为了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颠倒过来。过去资产阶级是统治者，今天无产阶级要做主人，以最后消灭一切统治。但是，在埋葬一切统治和权力以前，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都应该成为统治者，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普遍的赞同声），无产阶级应该享受过去资产阶级享受的一切优待。必须宣布和实现阶级的定量分配政策和价格政策，以避免由于食品危机——这种危机使某些群众接受了反革命口号——而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自然产生的不安情绪。这种不安情绪只能通过阶级的定量分配政策和价格政策，即通过坚决彻底地实现专政的途径来避免。 同志们，不论过去和未来，无产阶级在面临危险的时候都是团结一致的。今天它也团结得象一个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最近几天出现的食品危机毋庸讳言是无产阶级中引起了重大的波动，而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曾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斗争来对付无产阶级的这种本能性的反抗。但是，同志们，当我们需要镇压资产阶级，以保证无产阶级统治的时候，我们将无情地运用各种手段，各种专政的手段。在这种时候，无产阶级是团结一致的，是强大有力的。（普遍的欢呼声和掌声） 尊敬的同志们！现在我向大会提出一项决议案L（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软弱无力地行使专政不仅不能使资产阶级头脑清醒，而且还会怂恿它采取反革命的态度，决定使用最强暴的手段，最彻底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指示苏维埃政府在必要时不惜以流血的代价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3]（听众：对，说得对！热烈的掌声） 《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6月25日会议记录》（速记稿），《党史研究所资料〉〉，第24-30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395—398页。 [1]根据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1919年6月22日会议上选出的由一百五十人组成的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联邦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行使代表大会的权力。 [2]1919年6月24日，布达佩斯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其主要军事力量由鲁务维卡军事学院的军官和学生以及多瑙河舰队的三艘装甲船组成。暴乱被镇压。 [3]在会议记录本上，决议案的头几个字无法辨认。因此，我们参照《人民之声报》和《红色报》上发表的材料作了补充。（参看《人民之声报》报道：《以最严厉的手段行使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月26日；《红色报》报道《政府将无情地清除反革命》，1919年，6月27日）。
就接受协约国照会给列宁的复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就接受协约国照会给列宁的复电[1] （1919年6月21日） 亲爱的列宁同志！ 十分感谢您来电赞同我的外交政策。我感到骄傲的是，我是您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我认为，在有一个问题上我还胜过您，这就是：MALAFIDES[2]我想，我对协约国是有清楚认识的。我知道，它们正在同我们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停战，而不是和平。这是生死的搏斗。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 您的敬仰者、库恩·贝拉 抄清后的影印件（德文），《党史研究所资料》，第16—17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394页。 [1]这是库恩·贝拉对列宁下述来电的复电：“密电。契却林同志请翻译后送给库恩·贝拉。列宁。6月18日。布达佩斯。库恩·贝拉：我们党中央专门讨论了您提出的关于派遣您指名的那位同志到您那里去的问题。我们认为派这位同志去是不可能的。已经另派一位同志。他已经出发，只是由于技术原因在途中耽搁。他很快就会到达。顺便指出，您同协约国开始谈判是正确的。应该开始和进行谈判，完全应该抓住一切可能以便至少签订临时停战协定或缔结和平，使人民得到喘息。但一刻都不要相信协约国，它会欺骗你们，并想赢得时间，以便在以后扼杀你们，也扼杀我们。请设法同我们建立航空邮政联系。致衷心的问候。列宁”（《列宁全集》，匈文版，科苏特出版社，1977年，第50卷，第402—403页）列宁在电报中答复了库恩·贝拉提出的关于请布哈林参加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要求。 [2]MALAFIDES直译为“不守信义”，此处意为“不信任”。
在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6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在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6月21日） 尊敬的同志们！年轻的无产阶级兄弟们！我想起了年轻的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举行的一次示威游行，当时大家打着红旗，上面写着：“我们将不再是被剥削的无产者！”回忆往事，我要对大家说，你们应该把自己永远不再做被剥削的无产者作为奋斗目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统治和无产阶级革命，意味着老一代的无产者——他们曾经在很长很长的时期里遭受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剥削，在资本主义枷锁下呻吟——也要挣脱自己身上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结束了那个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强迫多数人作出牺牲的制度。 我们在这里摧毁了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剥削，并将创造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我们正在沿着通向一个不再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社会的大道前进，以实现青年工人的口号。 在此以前，在那些资本主义最为强大和最有基础的国家里，除了合理地解决学徒问题外，青年工人运动首先为之奋斗的，是消灭资本主义的一个伴随物——军阀军队。这一运动的最坚决的领袖、最伟大的英雄就是不久前遭到阴谋杀害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同志。（与会者全体起立为无产阶级的死难者致哀） 现在也在进行战争，但是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不再出现剥削，不再出现把人们征募到军队这个压迫机构里去捍卫对自己的压迫和剥削的制度。现在的军队是另一种军队，无产阶级正在自己的阶级军队里，在革命的红军部队里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武装阶级斗争。（长时间的欢呼声和掌声）为了捍卫保证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的制度，为了捍卫保证全体劳动者幸福生活的社会制度，必须把武器交给每个无产者。我们拿起武器不是因为喜欢流血，而是为了阻止别人倾洒无产者的鲜血，阻止他们以无产者的鲜血为代价来恢复资本主义，使无产者重新遭受剥削。 圣经里记载着许多不真实的故事。但是《旧约》中有一个极其动人的故事却令人深思。故事说，在到达极乐世界以前整个一代人必须毁灭。为了社会主义我们也要这样做。你们青年无产者的灵魂将得到改造，你们心灵中的同情心将使你们无愧于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和作出牺牲的目标。希望你们努力奋斗、学习，使自己建立起新道德观，使自己能在社会主义时期中象社会主义对每一个享受其成果的人所要求的那样共同生活。奋斗吧，为了永远不再做被剥削的无产者！（热烈的掌声，持续数分钟的欢呼声） 《青年工人代表大会——“我们将不再是被剥削的无产者”》，《红色报》，1919年6月21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392—393页。
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1919年6月14-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 （1919年6月14-23日） 祝贺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1919年6月14日）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政策的报告（1919年6月19日） 祝贺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 （1919年6月14日） 要以坚定不移的信念深信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到来，一定会实现（热烈的欢呼声）；要以坚定不移的信念深信无产阶级的使命，深信无产阶级必须解放自己，必须创造过去没有的东西，创造全人类（听众：说得对！热烈的欢呼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应该以这种精神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到来。但是，在革命的新支队赶来支援我们以前，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保卫和拯救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策源地。（欢呼声和掌声） 我们必将胜利。但现在还不是欢庆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导师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资产阶级革命是以极乐狂欢为开始的，但它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顶点。[1]我们的革命是在分娩的阵痛中诞生的。（听众：说得对！）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无产阶级娩由新的社会制度，娩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但是，胜利欢庆的日子也会到来；吃得苦中苦，方得乐中乐，斗争的道路越是漫长；无产阶级在苦难之后越是欢乐。我们必将胜利！（听众：说得对！） 无产阶级新的支队将会来支援我们。它们同我们一样，也将担负起历史使命，完成自己的革命。（听众：说得对！）站在我们对面的是国际反革命、帝国主义反革命，它们企图扼杀我们，以便在这个国家里重新实现资本主义剥削。但是，在这块土地上资本主义永远不会重现，而且，我们将依靠红军的刺刀把革命——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听众：说得对！） 永远不要动摇，一刻也不能动摇！这应该是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的另一个指导精神。动摇犹豫是专政的死敌，而专政的敌人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因为只有通过专政，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我们要同反革命决斗。我们将象粉碎国内反革命那样粉碎国际反革命。（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因为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历史使命也会帮助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我们发明的，它不会局限在匈牙利；资本主义的铁鞭也象驱赶我们一样驱赶着别国的无产阶级走向革命。（听众：说得对！）饥饿和新的野蛮迫使他们起来造剥削者的反，造资本主义强盗的反。他们将同我们一起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炬继续传递下去。（听众：对，说得对！） 不要动摇，不要犹豫！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因为未来的日子将万分艰辛。不要动摇，不要犹豫；勇往直前，战斗不息！，斗争将是艰巨的。我们正在用武装进行阶级斗争。如果我们动摇，就会给全世界无产者做出坏榜样.而我们的坚定意志，我们的信念和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重任，我们革故鼎新的工作，将会给全世界无产者做出他们可以仿效的榜样。（听众：对，说得对！）他们将会仿效我们。法、英、美、意等帝国主义磨刀霍霍，它们派遣渴望得到猎物的小帝国主义—捷克银行家的帝国主义，罗马尼亚封建贵族的帝国主义，南斯拉夫帝国主义——来重新征服我们，来扼杀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一瘟疫策源地、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瘟疫策源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并在这里重建资本主义的统治。（台下嘈杂声）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首先向有可能制止对我们发动进攻的法国无产阶级呼吁（听众：对，说得对！）虽然他们已经厌恶战争，但法国现在仍然在他们的支持下以神圣文明的名义派遣有色人、廓尔喀人和黑人来攻打我们。 我建议代表大会通过致法国无产阶级的呼呼书： 1.[2]举起国际革命红旗的匈牙利无产阶级，在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威胁的时篌，向它的天然盟友国际无产阶级呼吁。 处于丧失天良和贪求猎物的小国的包围之中——这些国家得到战胜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全力支持——，匈牙利人民除了挫败这伙强盗的剥削企图外、别无他择。匈牙利无产阶级永远挣脱了资本主义的枷锁，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指明了解决战争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一事实招来了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的憎恨和诛念。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以来，它们一直在致力于颠覆严重威胁它们利润的苏维埃共和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不择手段。 只要有机可乘，它们不计其数地到处挑起反革命，组织白卫军；尽管苏维埃共和国从不允许红色恐怖，它们却大搞白色恐怖。除了这些卑鄙的阴谋活动外，他们还公开使用暴力。捷克斯洛役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军队在法国和意大利军官的指挥下，同时进攻苏维埃共和国。他们从不讳言，他伯的目标不仅在于征服我们，而首先在于恢复旧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剥削。 对迸攻和强盗式袭击毫无准备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处在危难之中。但是，工人阶级已经看到了进攻的严重性，它清楚地知道，如果[3]这是国际帝国主义向国际社会主义发动的毁灭性的战争。由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匈牙利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各国无产阶级的先头部队，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它不能不以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保卫已经赢得的地位。它在短短构几天时间里组织了全部由工人参加的有纪律的军队，这支军队把罗马尼亚人赶过了蒂萨河，把多特弗尔德的大部分地区从捷克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 匈牙利红军的辉煌胜利使在凡尔塞[4]的国际反革命代表大为震惊。当今反动派的巢穴法国正在露骨地进行给予年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以毁灭性打击的准备工作。 匈牙利革命的无产阶级作好了一切准备。它将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保卫自由与独立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它将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保卫自由、独立和革命战斗到底。法国工人被利用来镇压匈牙利革命这一事实则使我们感到由衷的悲痛。 匈牙利无产阶级出于相互同情和声援的责任感，向法国工人兄弟们说明事实真相，并提请他们注意：镇压匈牙利革命将会断送他们自己的革命可能性和革命前途。事关你们切身利益！如果法帝国主义者及其同伙消灭了革命的匈牙利，如果他们迫使苏维埃俄国屈服的企图得逞，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法国轻而易举地把一切自由运动和旨在改善无产阶级处境的努力扼杀在摇篮中，并把全世界人民长期沦为无意志的奴隶。匈牙利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是在法国公社光辉榜样的鼓舞下培育起来的，它期望公社的后代不会让自已去充当扼杀公社追随者的王具。 同志们！他们扼杀不了我们，因为，我们将扼杀任何想要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人。（听众，对，说得对！代表大会的代表起立鼓掌）对于反对我们的人不能有任何宽恕，因为，谁反对我们，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整个未来和人类的创造可能，谁就不配在人类的队伍中占有地位。（听众，对，说得对！）我们将勇往直新直至最后胜利，直至全世界不再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不再有资本家和无产者。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万岁！（长时间的热情欢呼声和掌声，乐队高奏《马奏曲》和《国际歌》）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1919年6月19日） 尊敬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尊敬的同志们！我想讲一讲阶级斗争的外交政策三个月来的情况和前景。为了理解阶级斗争的外交政策这三个月来的情况和判断它的前景，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政策的产生过程。 我们在战争时期和战后获得的有关西方民主制度的种种经验表明，民主制度的外交政策，首先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外交政策，同德帝国主义和奥-匈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没有丝毫区别。（听众：对，说得对！）那些打着反对军国主义、强迫实现民主、反对德国及奥匈军国主义和民族压迫的口号，把无产者推向世界大战的西方民主制度，同建立在军国主义和民族压迫基础上的中欧大帝国及其附庸国的外交活动没有区别（听众：对，说得对！） 在导致几百万人死亡和残废的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的真面目在那些曾经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抱有希望的人面前已暴露无遗。人民看到，这种面目同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面目一样狰狞。 胜利、战斗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当年签订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5]和布加勒斯特和约[6]，与将要强加在——尽管是暂时性的——德国、德意志—奥地利和年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头上的和约同样是被侮辱的[7]，同样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者本能的强盗欲望。 我们不是通过合法的继承，而是以革命的权利站到了领导这个国家的最前列，我们的阶级以革命的权利掌握了政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庄严宣布，我们同那个进行战争的奥匈帝国没有任何关系（听众，对，说得对！），我们不是奥匈帝国和那个为了帝国主义的掠夺把数百万人送到屠宰场去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匈牙利的合法继承者。（赞扬声和掌声）我们同这个匈牙利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同这个奥匈帝国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愿承担这次战争的后果。（热烈的赞同声和掌声） 我们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代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我们已经同过去决裂，已经打倒了造成战争的资产阶级。因此，不可能由我们来、向协约国承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听众：对，说得对！）.' 协约国列强的胜利大致把欧洲各国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战争中获胜的帝国主义大国：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站在这些战胜的帝国主义列强对面的是战败国，德国、属于前奥匈帝国的德蕨志一奥地利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以及一些弱小的属国广它们曾是当年中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和牺牲者。第三部分是中立国和在前奥匈帝国疆域内凭借武力，通过革命途径，但首先是依靠协约国的帮助和恩赐而出现的那些国家：捷克斯洛供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尤其是罗马尼亚的埃尔代伊部分。 在决定我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时，必须对这三个国家集团的情况进行研究。三大国家集团中第一个是战胜国集团；第一个是战败国集团；第三个是靠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恩赐的国家集团以及象波兰那样的PUFFER国[8]，这些国家的出现都是为各种不同的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这三个国家集团的形势从协约国的所谓和平政策的观点来看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这种和平政策的自我暴露已经成为事实。 实际上过去五大帝国主义列强的和平政策处于经常的自我暴露状态。我这样说并不想责备任何人，但不论是谁，相信这种和平政策，相信这种和平主义，无疑是出于对帝国主义本性的极度误解和缺乏认识；这不是对过去的责备，因为，对于资产阶级的匈牙利不是责备不责备的问题，而是要把它一扫光；但是，由于相信了这种和平主义，由于协约国的和平政策骗取了人们对和平主义的信任，使我们继承了十分沉重和令人咀咒的遗产。（听众，对一说得对！掌声） 这个和平政策早已成为过去。这一和平主义——其资本主义根源我在后面还要提到——已经死亡。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进行武装的阶级斗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尽管我们在号召无产阶级兄弟去前线并把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从协约国及其附庸国的所谓和平政策下解救出来时，心情是沉重的。 我们的这一革命战争相协约国和平主义的必然结果。和平主义旨在践踏一切革命，别无其他目的。（听众：对，说得对！）在战败国发生的革命，首先是在匈牙利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除了武装干涉外，不能从协约国的和平主义和和平政策中得到其他任何东西。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协约国的附庸国进行了武装干涉，它们是比任何人都贪婪的帝国主义。 这些附庸国的、所谓新的民族共和国的和新的民族国家的扩张政策，比那些现在正在欢庆胜利的大国的扩张政策更加贪得无厌。但是，由于无产阶级的活动，它们的极乐狂欢已经到达顶点，代替它的将是头昏脑胀、神志恍惚的酒醉状态。（听众：对，说得对！） 这一和平政策的自我暴露首先表现在对秘密外交的一切残余和决定的虔敬。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派领袖威尔逊是如何宣传反对秘密文件的。我们还记得，当时欧洲的报刊曾为此大喊大叫，甚至连一些社会党人也轻信了这一反对秘密外交的斗争。我们也还记得，在威尔逊到法国去的时候，许多法国社会党人和法国工人争先恐后地去欢迎，对他的反对秘密外交的斗争表示敬意。 同志们，这使我想起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作家阿那托尔·弗朗士在看到巴黎和会的活动后作的一次讲话，那次他在同詹雷斯和普雷斯曼[9]联合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谈到了关于秘密外交。他说，如果路易十四复活，一定会对当时的法国现状感到十分惊讶。但是，如果他走进外交部，又一定会说：我回到家了。如果神圣同盟的创立者、维也纳会议的参加者到今天的法国，到和会附近和会议厅去看看，他们也一定会象阿那托尔·弗朗士形容的路易十四那样说：我回到家了。（热烈的掌声） 没有占领和赔偿的和平是协约国的另一个口号，这是威尔逊主义的实质内容。但是，只要引证一下劳埃德·乔治、克雷孟梭和索尼诺的声明，就可以看到这个口号的虚伪性。这些声明坚决主张占领和赔偿，坚决主张必须用占领和赔偿来进行惩罚，这是协约国自我暴露的另一个明显的表现。 尊敬的同志们，裁军政策使绝大多数轻信花言巧语的人相信了威尔逊主义，他们以为，战争这样结束也会给大家带来裁军。但是，站在革命所级斗争立场上的人都清楚的知道，在进入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裁军即使实现，也只能意味着减少资本主义国家的负担，是资本家宙一笔好买卖，他们可以把手中的全部武装用来对付内部敌人，对付无产阶级（听众：说得对！） 这就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主义！毋庸置疑，武器不会裁减，相反，协约国方面将作好一切重新扩军的准备：在它们看来，裁军只能意味着限制战败国的军队，使战败国的军队不要超过能用来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展和蔓延的需要。（听众：对，说得对！掌声）尊敬的同志们，这是一种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隐蔽的斗争，它在德国已经公开。在德国、限制武装力量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是，让德国拥有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和镇压布尔什维克运动所必需的武装力量。（听众：对，说得对！） 海洋自由问题——它是威尔逊和平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口号和内容——也已破产。所有战败国，甚至大多数中立国都被剥夺了进入海洋的权利，它们不能参与国际流通，不能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自由联系。当威尔逊不得不确保英国的海洋垄断，不得不在英国对海洋的垄断要求面前让步时，蒙罩在海洋自由这一虚假口号上的面纱已经掉落下来。 关于人民和民族自决权的空话早已被我们戳穿；我们已经揭露，它只不过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自决权。民族自决权事实上就是用强力分割有争议的地区。在这方面，旧匈牙利是最好的例于。在那里，协约国帝国主义把民族自决权解释为武装占领所有争议地区，甚至还武装占领了一些它们也认为是非争议的地区。（赞同声）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又一次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这就是占领，而对德国和奥德规定的和平条件则清楚地表明，战争赔偿意味着剥夺经济生活最必不可少的部分，表明在协约国看来，没有赔偿的和平就是消除战败国经济生活最起码的条件。尊敬的同志们，这就是说，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是最极端的反动，对它只能采取阶级斗争的外交政策，开展最广泛和最坚定的阶级斗争，而且必须通过其他的途径，而不是通过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途径去寻求和平。（听众：说得对！热烈的掌声） 匈牙利无产阶级的出现是同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自我暴露紧密相连的。协约国奉行强盗政策所造成的国际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匈牙利工人运动的多数派或少数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这是因为它不仅使整个无产阶级，也使那些相信威尔逊主义的无产阶级人看清了事实真相。这些领导人原来以为可以在威尔逊主义的基础上执行国际政策，建立无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领域。在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前的维克斯照会[10]是协约国和平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 维克斯照会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我们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取得政权，我们应当为此感谢协约国帝国主义，如同我们也要感谢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经济条件的资本主义一样，尽管这是以千百万人的血汗和贫困作代价的。（掌声） 现在，当我们谈到阶级斗争的外交政策的条件时，必须指出，协约国之间存在的矛盾使我们有可能继续执行阶级斗争的外交政策。深刻和严重的矛盾把一些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相互隔离开来。虽然这些国家在一个问题上是共同的，即把所有国家都变成殖民地，都纳入帝国主义强盗大国的势力范围，进行奴役和压迫，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它们相互之间必然要有斗争。帝国主义意味着某些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统一的、没有竞争的经济生活，但同时也意味着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意味着最残酷的斗争和彻底的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经济市场。 过去，在使用老策略的时候，在工人运动早先的发展阶段里，在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方面，也有过这种情况。在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前，资产阶级在进行剥削和压迫工人这点上无疑是一致的。显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应述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当时，在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以前，资产阶级还不是反动的一帮，是反动的，但还未结成一帮。所以，当时完全可以在工人运动的国内政策方面采用这样一种策略，即利用存在于不统一的、利益不相同的各个反动阶层的矛盾，以发展工人运动，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听众：说得对！） 在帝国主义发展的现阶段，这一策略已经过时，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压迫者进行任何内部合作都意味着出卖阶级利益；相反，在国际关系方面，今天无产阶级还只在两个国家占统治地位，还只在两个国家掌握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不利用协约国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是地地道道的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荒唐观点。（掌声）这些矛盾是如此的尖锐深刻，以致我们在国际政策是除了期待国际革命的支援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它们。 关于国际革命及其前景，关于作为我们国际政策的基础的国际革命，我们还将在以后专门谈到。但是毋庸置疑，如果我们不去注意那些使各帝国主义集团相互隔离的利害冲突和鸿沟，不去注意那些使协约国解决不了和平问题的困难，那就是毫无理由和错误地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尊敬的同志们！使各协约国帝国主义集团及各帝国主义大国相互隔离的问题是，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以及殖民地国际化问题。 海详自由问题是威尔逊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的重要内容，它想在由英国垄断海洋的状况下保证美国有可能同欧洲国家进行较多的自由来往，使破坏最少的美国资本主义能在不拥有大规模商业舰队的情况下也在欧洲市场发挥作用。（听众：说得对！） 尊敬的同志们，这就是威尔逊主义企图建立一个各大国之间的托拉斯—国际联盟——的首要原因。（听众：说得对！）但是，这个托拉斯的帝国主义特征不可能不马上暴露，因为，要在不仅美国得到，而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受害的情况下解决海洋自由和殖民地国际化问题是不可能的。（掌声） 同志们，英国肯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意海岸自由，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放弃垄断。但意大利也不会放弃它的原则，它要做亚得里亚海的霸王，不会向海洋自由的口号妥协，因为，对于意大利来说，对于意大利帝国主义来说，垄断亚得里亚海无疑是它的切身利益。在意大利人看来，海洋自由就是保证南斯拉失行动自由，就是放弃对南斯拉夫的一切企图，而这是意大利帝国主义、意大利资本主义所不愿意看到的。（听众：说得对！） 占领和瓜分殖民地、占领和瓜分巴尔千，也建造成协约国帝国主义不能需见一致的问题之一。法国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殖民地国际化，而在瓜分德国殖民地的问题上，也不能容忍出现国际化。 尊敬的同志们，上述这些问题，以及在各附庸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波兰人在经济上的妇属问题，为波兰人保证海洋通道的问题，等等，我们都可以在国际政策中加以利用，都可以寄于希望，因为，它们都将使协约国不可能对匈牙利采取一致行动。 尊敬的同志们，我们不搞秘密外交，甚至连外交上的一些具体情节也告诉大家，向同志们展示。同时，我们也对大家说，当我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时，我们并不持教条主义的立场，并不认为只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才会帮助我们，我们还要利用那些对我们抱敌对态度的协约国帝国主义国家互相隔离的鸿沟和矛盾。（听众，对，说得对！）. 尊敬的同志们，在必须扼杀布尔什维克这一点，所有协约国帝国主义国家无疑都是一致的。它们一致认为必须推期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结束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命。但是，匈牙利不仅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一个布尔什维克瘟疫发源地，它还是一个可以归属这边或那边、可以划归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经济区；在这个国家里，现在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制度外，建立其他政权和制度都是不能想象的。（听众：说得对！）因此，尊敬的同志们，这个可以被当作殖民地的匈牙利，这个可以划归某个帝国主义集团势力范围的匈牙利，便成了协约国帝国主义无法为之达成妥协的猎物。（听众：说得对！掌声） 尊敬的同志们，你们面前放着一份克雷孟梭[11]代表协约国政府给我们寄来的照会，它规定了——虽然不是百分之一百地——新匈牙利的疆界。由这份照会造成的形势无疑值得我们深思。但是，同志们，疆界还没有完全划定。 达摩克里斯剑还悬在我们头顶上，因为在红军部队还未向前推进的那些地方，疆界尚未确定，他们保留了至少在这些地方毫不留情地打击我们的权利。（听众，对，说得对！）但是，在这块土地上，即使能充分利用当今国际来往的可能性，要保证无产阶级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 今天无产阶级在国际上遇到的处境同当年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前在匈牙利国内对付资产阶级时的处境相同。当时无产阶级不得不在两种饥饿形式中进行选择。现在，同志们，我们可以作同样的选择：或者在被划定的疆界范围内相互吞食，或者进行斗争；或者让别人吞食我们，或者迫使那些想吞食我们的人接受某种形式的和平。 从表面上看，似乎作出选择并不困难，而其中最容易的就是决定继续进行革命战争，就是宣祢我们不理睬任何人，宣称我们要进行斗争，要继续进行革命战争，直到迫使对方接受和平，以保证我们——即使还不能完全依靠自给——能在进行国际来往的同时勉强生活。 但是，同志们，我过去和现在都反对这种断然拒绝和不予理睬的做法。（赞同声）过去战局不利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布列斯特式的和平。今天战局对我们有利，我们正在前线取得胜利，正在打击同我们对立的、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小国的军队，这些军队正在逐步瓦解和革命化，在这些国家里，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化正在发生政府危机，尽管这样，今天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接受和平，应该同意为了求得一次体面的和平、一次相对体面的和平而停止流血。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任何和平都只能是一种必将被革命打乱和推翻的布列斯特式的和平或布加勒斯特式的和平。（热烈的掌声） 尊敬的同志们，我要简短地说明一下我为什么要坚持这种立场： 今天，德国和德奥和平问题是国际形势的实质所在。协约国强加给——我们再次强调，是它们强加给——德国和德意志—奥地利的和平条约使两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不可能得到发展。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德国资本主义和德奥资本主义将永远死亡。协约国准备同德国和德奥缔结的这一没有占领和赔偿的和平，将意味着对这两国的经济生活的极度掠夺，如同战争时期德国人所做的那样。当时德国人最懂得如何拆卸工厂和整令工业区，如何运走那里的产品和占领区土地上的农作物。 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搬得动的话，即使是土地和土壤，德国人也会抢走（场上有人喊叫：他们已经抢了！场上活跃）。是的，就象他们常常抢走土壤一样。现在协约国帝国主义也会从他们踩上了足印的、甚至还没有踩上足印的土地上抢走土壤。 加博尔·卡罗伊：德国人是他们的好师傅！ 库恩·贝拉人民委员：是的，德国是协约国的好师傅，学生也学得很好。但是，正如它们的师傅德国进入了革命状态一样，它们那里也会发生革命的（赞扬声）。正如德国自食其果、德帝国主义者自己杀害自己一样，协约国帝国主义也将自取灭亡。（普遍的赞同声和掌声） 如果德国在和平条件上签字的话——我认为，我们只能希望德国和德奥签字（听众：对，说得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力—利润就会在德国消失。 不仅由于战争而必须承担的战争赔款、战争负担、残废金和其他福利费会全部耗掉德国的资本利润，而且为了承担战争后果，还必须动用劳动收入。德意志一奥地利的情况也是这样。（听众；对，说得对！）同志们，现在这些国家食品极端匮乏，物价飞涨，在这种时候动用劳动收入，如同在我国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承担战争后果必须剥夺工人五分之四的劳动收入一样，必然会在德国和德意志—奥地利引起革命。（普遍的赞同声和掌声） 由于这些纯粹经济性的原因——这里姑且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不谈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出现的新的决定性因素——，从客观上说，俄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这样的革命在德国和德意志—奥地利也是根本不能避免的，因为，工人阶级要么忍饥挨饿去承担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要么从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中摆脱出来，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自己的统治和自己的专政，别无他择。（普遍的赞同声和掌声） 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这两个国家出现了新的发展阶段。完全可以肯定，协约国帝国主义、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也逃避不了这个命运。在这些国家里——除美国外——，由于承担战争后果，也要消耗资本利润的百分之五十，有的国家甚至百分之七十。战争加在这些国家身上的负担迟早总要迫使这些帝国主义战胜国去动用劳动收入。更不用说，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生产资料也遭到了破坏；从战时工业向和平工业的过渡必然会造成作为革命因素的大量失业现象和持续多年的苦难。这些都将在资本主义时期为工人阶级带来难以忍受的负担。 这些国家存在着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各种客观条件，但也不缺乏主观条件。 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到处都在日益高涨。在德国，和约的签订——我要再次强调，同许多人的意见相反，为了我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利益，我希望德国能签订和约——将意味着那个继续延长了战争时期阶级调和的谢德曼主义失去根基和彻底暴露，证明它并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而只不过是德国资本主义的附属品，签订和约是为了维护德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无产阶级群众将从民族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并参加工人运动的革命派，正如在奥地利已经开始发生的那样。（听众：对.说得对！掌声） 尊敬的同志们！国际革命在捷克发生的情况也不坏。虽然不是由于内部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但无疑由于我们红军的工作，使捷克出现了政府更迭。这一政府危机是捷克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征兆，这些变化将使工人运动的革命派同改良派在这个革命派几乎占多数的国家里分道扬镰[12]。我们已经把胜利的捷克帝国主义变成失败的帝国主义，并且使捷克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自由行动，从而对这个国家及其无产阶级尽了我们的义务。现在，我们期待，而且也有理由期待捷克社会党和捷克无产阶级在我们工作的基础上开始它们的工作，发动革命，使它开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花朵。（普遍的赞扬声和掌声） 从国际政治的观点来看，协约国集团三大列强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无产阶级已经觉醒这一事实，最好不过地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化。它证实了我们过去说过的话：同我们周围的帝国主义小国的无产阶级一样，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宁可同我们站在一起，也不愿看到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匈牙利。我们都还记得，过去为了向国外介绍情况，人民共和国付出了多少精力，但毫无收效；而今天，三大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者同我们一起战斗、罢工。我们完全可以指望意大利和法国的无产者无条件地支持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长时间的热烈赞同声和掌声） 据我们了解，今天在意大利和法国发生的罢工运动，其规模比官方宣传的要大得多；这是声援性的罢工，其目的是为了不让协约国帝国主义染指俄罗斯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这两个无产阶级国家，不让它扼杀这里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专致；这里的杜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可能性。（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认为可以体面地缔结临时性的和平。也许看起来这种观点同我们在斯马茨照会[13]时奉行的政策是互相矛盾的；也许不少人会问：为什么当时不在斯马茨提出的条件上签字而要今天来签字呢？ 同志们！今天是正确的东西在那时候可能是错误的，当时是正确的东西也可能今天是错误的。我不能不再次请大家听听李卜克内西说过的话：如果需要，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二十四次变换我们的策略。（听众：对，说得对！）今天我说过的话、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二十四小时以后，可以随着新情况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二十四小时以后我们可以把一件完全不同的东西看作是正确的，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是可以促进无产阶级利益的。 对于克雷孟梭的照会，今天我们不能作出别的答复，只能同意能和平进行谈判。（普遍的赞同声）我们不仅愿意同协约国和会进行谈判，也愿意同包围着我们的那些敌对国家谈判（普遍的赞同声），以便有可能各叙己见（听众：说得对！），有可能在即使由协约国向我们规定条件的情况下设法同这些国家达成协议——它们需要我们，但我们在经济上也需要它们——，有可能在前奥匈帝国和巴尔干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经济生活，有可能进行来往、交换商品和维持一定的经济生活。 在当前的国际来往条件下——战争毁坏了交通工具，德国的潜艇战消灭了几乎二分之一的船舱，全世界的火车都已破坏——，我们不能指靠海外出口，而只能从就近的地方，从过去曾同我们结成经济集体的那些国家，从过去不仅哈布斯堡的权杖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立国思想，而且实际的经济需要也把我们联在一起的那些国家，来补充我国商品匮乏的社会需要。（听众，说得对！） 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压根理解，我们不要任何压迫。必须提醒他们注意：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上升对统治阶级，意味着消灭一切民族压迫的可能性[14]（听众：说得对！）必须提醒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注意：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我们尊重每个劳动者的自决权;我们不想用暴力迫使任何人同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只想告诉大家，无产阶级的口号不是建立小国，而是建立无产阶级的尽可能广泛的联邦。（普遍的欢呼声和掌声） 在阶级斗争的外交政策的外部表现方面，这种联合会议的思想一直是我们的主导思想。提出这种思想是成功的，因为，即使在那些当时十分反对这种思想的人中间，也有许多人已经看清，如果没有这种联合会议，不论在巴黎，不论在其他地方，都无法解决在前奥匈帝国领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的问题。奥地利总理伦纳不久以前在巴黎递交了一份照会。他在照会中提出并支持当时我们在同斯马茨将军会谈时提出过的思想：在前奥匈帝国领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举行代表会议。同志们可以从今天的报纸上看到，南斯拉夫的社会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同我一样属于布尔什维克派——也主张召开这样的联合会议，而且我相信捷克社会党人也会很快迫使他们的政府赞成这个做法。令人欣慰的是，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我们只能获得胜利。 我们必将胜利。这是因为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没有任何压迫别人的企图，我们主张一切劳动者的自决权。同时还将显示，站在我们对立一面的是帝国主义政府，是一些企图打着民族解放的招牌去压迫别人的贪婪的小帝国主义国家。（普遍的赞扬声和掌声） 为了结束这个问题，我必须再次提及克雷孟梭的照会。协约国包围我们，封锁了我们的边界，它们想饿死我们；此外，它们还发动国际和国内的反革命来反对我们。同志们，我们必须看清，即使缔结了和平，也并不意味着协议国将让我们得到安宁。因为，也许它们会命令捷克斯洛我克、罗马尼亚或南斯拉夫的军队撤离我国边界，但肯定将动员反革命来反对我们，而如果这种企图得逞，它们一定会把我们扼杀掉。如果我们一旦赶走了周围的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协约国肯定会扶植反政府来对付我们，这些反政府虽然INPARTIBUSINFIDELIUM[15]，但会得到协约国的宠爱。 但是，同志们，我们仍认为，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政治委员会关于响应协约国呼吁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由于不是我们方面的原因，由于捷克帝国主义方面的原因，我们无法实现这一呼吁。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发布了命令，要我们的部队后撤到协约国划定的匈牙利边界线。但是，命令发布之后，捷克人发动了进攻；它们企图追逐和消灭我们的后撤部队。对此当然不能作出任何别的回答，我们的部队进行了反击，并击退了它们的进攻｛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场中有人喊叫：红军万岁！经久不息的热情的欢呼声和掌声）这种时候，任何军人都无法保证，恰好把对方的部队赶到原来驻扎的地方。我们部队的威力是如此强大，以致又把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赶了回去。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普遍的赞扬声和掌声） 同志们，我们然认为必须达成协议。不过这种和平应该是较为诚实和体面的，不能象在划定边界的时候那样不顾名誉。这个和约的有效期将不会超过布列斯特和约的有效期，它将由我们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帝国主义签署。但是，将来违背这个和约的将不是我们，而是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无产阶级。（听众：说得对！热烈的赞扬声，掌声） 同志们，关于阶级斗争的外交政策我要讲的大概就是这些。现在，我建议你们通过下列次议案： 一、匈牙利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宣布，它不仅不主张领土完整，而且，作为一个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以消灭阶级区别的国家，同时也消除了民族压迫的先决条件。因此，它将为各民族的劳动者提供条件，使他们有可能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自由和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不以任何其他民族为转移；同时宣布实行各民族劳动者的自决权。， 二、根据国际主义精神，无产阶级将努力使各种语言不同的劳动人民之间不产生象政治边界和海关关界那样的新隔墙。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实现统一的国际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之前，无产阶级要建立劳动人民的兄弟联盟，建立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把各无产阶级国家当作自己的天然盟友。这种联盟并非以某种秘密外交协说或军事协议为基础，而仗仅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声援基础之上的。 四、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一切国家的劳动者和平相处，指望得到他们的声援，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进行的斗争，中把自己置于国际无产阶级的保护之下。 五、为了解决在奥匈帝国领土上建立起来的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新国家有必要举行一次联合会议。全国代表大会赞同苏维埃政府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并呼吁苏维埃政府敦促联合会议的早日召开。 六、在苏维埃共和国范围内，无产阶级同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的。然而，在武装的阶级战争的形式下同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进行的阶级斗争，则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同仍然掌握政权的对手进行阶级斗争，在实现统一的国际革命以前，无产阶级还不能以惯常的专政手段迫使它们接受自己的意志。因此，革命苏维埃政府为缔结和平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正确和必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对苏维埃政府在最近的克雷孟梭照会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尤其赞同。代表大会也赞同一切旨在在保卫外国财产的措施，采取了这种措施可以使苏维埃共和国不脱离国际经济交流。 七、从保证经济生活条件的观点出发，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赞成苏维埃政府采取的一切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占领和饥饿的措施。代表大会同时指出，它愿意同非匈牙利族居民居住的解放区以联邦的形式相处。（普遍的赞同声） 尊敬的同志们！他们企图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和平，将使无产阶级不能用食盐为自已的菜汤调味，将使无产阶级（无产者妇女）不能为自己升火煮饭，将使我们不能进行正常的往来，将剥夺我们的盐、柴、煤，剥夺我们经济生活的一切可能性。（听众：说得对！） 协约国想要饿死我们，正如想要饿死我们的兄弟共和国——俄罗斯社会主义联盟苏维埃共和国一样。（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我们面临艰难困苦的时期：饥馑、磨难和坚苦的斗争。为了顺利地度过这个时期，需要认真、坚决和有力地实行专政（长时间的、普遍的赞同声和掌声），需要建立我们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需要在我国建立有组织的经济生活，需要无产阶级有坚持到底的决心、自我牺牲的精神和洋溢的热情。（普遍的赞扬声）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新的支队赶来支援我们之前，在各国无产阶级同统治阶级断绝合作之前，在它们同社会沙文主义、爱国社会主义决裂以前，在它们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第三国际——的战士之前，都有这种需要。 第三国际正在日益发展，第三国际的革命精神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这表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将发展壮大。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新的支队赶来支援我们之前，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坚持斗争，即使他们用这样的和平条件来侮辱我们，即使他们想扼杀我们，即使他们想摧毁我们，我们也将坚持斗争。我们将坚持牢固、统一和坚定的无产阶级专政。（长时间的热情欢呼声和掌声） 《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日志，1919年6月14-23日》，雅典娜出版社，1919年，第14—16页和第108—116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367-391页。 [1]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5页。.， [2]原文中也只标明了第一点。 [3]估计是印刷错误，“如果”两字应当删去。 [4]指在凡尔赛举行的和会。 [5]参见本书第一部分注[35]。 [6]1918年5月7日，德国及其盟国同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缔结和约。 [7]“同样是被侮辱的”估计是“同样是具有侮辱性的”之误。 [8]PUFFER国意为：“缓冲国”。 [9]估计是指法国右翼社会党人普雷斯曼。 [10]参见注[20]。 [11]1919年6月上半月，法国总理克雷孟梭代表巴黎和会照会苏维埃政府。照会要求红军部队从北伐过程中解放的地区后撒。榨为对应措施，答应罗马尼亚部队将撒出蒂萨河以东地区，并邀请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出席和会。 [12]速记稿原文如此。 [13]参见注[16] [1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87—488页。 [15]INPARTIBUSINFIDELIUM直译为“在异教之区域中”天主教任命没有教区的主教时，亦即任命担任由不信仰宗教的人（非天主教徒）控制的地区的主教时经常使用这个词。此处意为：“没有实际权力”。
对《每日新闻》发表的谈话（1919年6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对《每日新闻》发表的谈话 （1919年6月14日） 伦敦《每日新闻》报打电报给库恩·贝拉，询问匈牙利政府对协约国最近的照会持何态度，匈牙利军队是否已经按照协约国的要求停止向前进军。库恩·贝拉答复如下： 凡是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没有发动进攻的地方，匈牙利部队都已停止向前进军。是否停止进军并不取决于我们。同过去一样，现在我们仍将以反击来回答捷克的进攻，并粉碎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力量。这种反击的力量是强大的，它足以使一个又一个城市在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惊慌逃窜过程中被我军占领。在罗马尼亚战线上，自从我们从蒂萨河这一边赶走了敌人以后，战斗已完全停止。 《每日新闻报》问：维也纳的报纸说，匈牙利发动进攻的决定是在苏维埃政府反对的情况下由列宁作出的。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对此，库恩回答说： 正如我已经在照会中指出，我们没有对任何人发动进攻，只是出于无奈被迫以反击来回答捷克—斯洛伐克人和罗马尼亚人的进攻。任何关于列宁对我们的军事行动施加了某种影响的说法都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 该报最后问道，匈牙利政府对协约国邀请它出席和会有何看法？人民委员库恩对此作了如下的回答： 我们高兴地接受协约国请我们出席和会的邀请，虽然在奥地利会谈之后我国人民对和会的决定已不抱多少希望。尽管如此，如果接到邀请，我们乐意赴会，因为，我们希望，为了和平的利益，通过人员接触能够比通过迄今采取的其他方法得到更多的收获。 《库恩·贝拉同志论多特佛尔德战役和巴黎和会》，《红色报》，1919年6月14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理6年，第1卷，第365-366页。
在党的全国会议上关于党纲问题的讨论（1919年6月12-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在党的全国会议上关于党纲问题的讨论 （1919年6月12-13日） 讨论开始前作的报告 列宁在他的一封信中批判哥达纲领时曾经写道，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现在，我怀着这样的信念建议同志们通过已经发给大家讨论的纲领草案：这个纲领将是我党在实际运动的前进过程中的指针。我只想在这里对纲领草案作一个简单的解释，因为，在这个以专政为前提的、迅速发展的运动中，纲领草案的每一个问题都将得到充分的阐述。 同以前的纲领形式相仿，这个纲领草案也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原则声明，第二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行动纲领。原则声明部分包括了三个重要原则：一是参加第三国际，二是阐明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三是把作为通向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的无产阶级专政上升为原则。 第三国际同第二国际不同，是革命的共产主义无产者的国际，它不是由各个所谓国家党组成的，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和亲自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的复兴，是无产阶级的统一组织。同当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情况相同，各个国家的党只是它的支部。根据这一原则，我们这次草拟的纲领，是严格地以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的、作为一切国际革命工人党行动纲领的那个纲领作基础的，至多只是具体化一点而已。 正如在我们匈牙利一分为二的运动能够在，也只能在革命行动中联合起来一样，在工人运动中，国际主义也只能在国际革命行动中得到贯彻。这一点已经实现。我们可以看到，战争期间的一些小党、微不足道的小党，同那些公开投靠帝国主义的或者持考茨基之流的所谓“不胜不和”观点的政党相反，同那些对战争采取和平主义立场、并且在和平主义和消极等待中耗尽了自身力量的政党相反，它们从本国帝国主义的失败中期待战争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刻的到来，它们的力量不断得到充实和壮大。 除了当时由流亡者组成的没有影响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意大利党是唯一公开反对战争的党，它完全公开和直接地为本国帝国主义的失败而进行活动。其他政党的大部分或者是谢德曼派的，或者是考茨基派的，它们主张不胜不败。这些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多少推动，因为，它们没有足够公开地和竭尽全力地为本国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工作。在此以后，法国无产阶级的洛里欧特派——他们去伯尔尼只是为了了解情况——几乎拥有三百五十张选票，雷诺德尔和朗古特派拥有七百五十票。之后，坚持第三国际观点的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日益壮大，它们从无产阶级专政和目前开始的机会主义革命时期期待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可能性。关于第三国际就讲这么多。 此外，纲领草案的原则声明部分还谈到了对帝国主义的评价。对帝国主义的评价是使工人运动中各个政党分道扬镰的一个争端问题。从表面看这是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但事情的实质隐藏在对帝国主义的评价上。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派别认为，即使从资本主义集团的角度出发观察问题，帝国主义也是资本主义集团的一种坏政策。这种政策可以被阻止，可以被改变，还可以从此倒退到资本主义的前一个发展阶段，即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期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能裁减军备，能避免世界大战和结束殖民政策。这种观点可能是诚实的，但肯定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观察经济结构中发生的变化，而且，象希尔弗尔丁一样，即使看到了这些经济变化的巨大意义，也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社会内容，没有作出政治结论， 与此相反，另一种派别正是在希尔弗尔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帝国主义发展的经济和政治结论。他们如实地看待帝国主义，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专门的发展阶段，当作已经过于成熟的，即已经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 各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可以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肯定无疑的是，帝国主义大约会显示五种新的现象，根据这些现象，完全可以断定，资本主义已经到达了一个专门的、新的和最后的发展阶段。纲领草案的原则声明归纳了这些标准。纲领草案指出，生产和资本已经在少数人手里集中到非常高的程度，以致出现了商品的产销特权和垄断，使若干垄断集团对世界的经济生活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草案还指出，在银行里积聚起来的资本同投入工业和流通企业的资本相结合，产生了所谓金融贵族和主宰全世界经济生活的金融贵族统治。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第三个现象、第三个重要标志，是资本输出，它同商品输出一样，在世界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第四是资本家为了瓜分世界和在市场上为自己保证商品产销特权和垄断而进行的国际联合。最后是分割土地，并且已经分割完毕，从而使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而爆发世界大战成为必然。 帝国主义发展的这一结果——世界大战一在帝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开辟了又一个新的小阶段。这个阶段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生产动力是利润，是谋利。资本主义生产的愿望和动力不是满足需求，而是追逐利润。一方面由于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战争完全毁坏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生产资料，另一方面由于战后出现的持续危机，使资本主义不能再获得从前能够获得的利润，同时，在战争中积聚起来的、转变为国防债券的名义赏本要求支付高昂的利息，以致不仅要耗尽资本收入，而且还使一些国家不得不拿出劳动收入的五分之四来偿还战争费用，所以，无法再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显然，昔日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原理，包括对所谓贫困化理论有意见的人大失所望了，他们的论点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连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受到攻击最多的关于贫困化的理论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贫困的疣态，通过一个商品匮乏和生产可能性减少了的社会到达社会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毁坏而减少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可以由暴力、无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来弥补。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匈牙利的资本主义，匈牙利的工厂，肯定没有象英国或美国工业那样集中。由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不如在英国成熟；但是，国家的暴力，无产阶级国家的暴力——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国家暴力的反动，是资产国家对生产制度和生产组织进行暴力干涉的反动——无疑可以补偿这一较低的经济成熟程度。今天，依靠国家的暴力机构，我们可以在一、两年内做到由于资本主义不够成熟而在二十五年发展过程中也无法做到的事。我们可以把工厂企业集中到美国资本联合也无法做到的程度。我们可以凭借无产阶级国家的暴力，在我们所期望的短时间内，人为地达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五十年内也不能达到的目的。 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是这样。匈牙利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的著名人物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肯定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保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一共同生活的地步。但是，专政可以在思想意识的发展方面起到在经济发展方面起的同样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精神暴力机构，甚至它的物质暴力机构，都是为了不让我们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发展，与此相反，专政的物质和精神暴力机构都是为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和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服务的。这就是国家进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它同资产阶级国家必然进行的反社会主义宣传针锋相对。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要实行专政的理由所在。被人们一般地称之为民主的那种民主。事实上是阶级的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它不能起到上面提到的作用，无法解决上面提到的任务。这点我就不多说了。在两党联合的时刻——那时我们大家都真诚地站在无产阶级专政一边，并且宣布决不走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回头路（听众：对，说得对！），决不允许资本主义卷土重来——我们已经永远摈弃了那些认为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偏见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听众：对，说得对！）正因为这样，我不想作更多的原财性解释。下面，在最后谈到党的名称问题以前，再讲几个具体问题。在政治领域方面，我们要求彻底实现各种专政手段。我们要剥夺资产阶级重新用暴力来对付无产阶级的可能性，剥夺它重新为自己建立物质和精神暴力机构以复辟资本主义和阻止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它同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一样，是压迫的机构，但两者的目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压迫机构不是为了使压迫和权力永恒化，而是为了消灭压迫和结束一切权力。这是专政的实质。包括在纲领中的一些政治要求体现了这一点。一切权利属于劳动人民。这一表面上看起来模糊不清、而且肯定不是十分精确的马克思主义语句只是要说明，无产阶级是不能用几何学那样明显的界线区分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学说认为，不存在分水点和分水线，无法准确地判断从哪里开始是无产者，哪里开始是资产者，但是，尽管这样，仍然要保证纯粹的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中的领导作用。（普遍的赞扬声和掌声） 我不同意一些同志的观点，照他们看来，同过去的所有专政一样，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少数人的专政。我认为，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确实只是少数积极分子，但是，这个积极的少数带领和领导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所有消极群众一道前进。（听众，对，说得对！）在工人运动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无论在最小的罢工运动中，还是在整个工会和党的运动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少数有自我牺牲精神和有觉悟的人带领着消极的、觉悟较低的群众前进，他们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无产阶级群众。这少数积极分子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这点，只要看一下工会和党的运动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就一清二楚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那时，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起先是个别工人同个别雇主进行斗争，后来发展到国际工人运动中一个十分强大的少数带领着不断相对下沉的、消极的多数前进。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另一个问题是专政的内容和时间问题。必须在纲领中明确指出，正如马克思教导那样，专政是过渡性的；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它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在这个过渡时期内，坚决彻底地行使专政，用一切手段来促进坚决行使专政，是革命工人政党的任务。我再说一遍，专政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专政需要权威，正如不仅专政，而且工会民主或党的民主在任何时候也需要权威一样。专政面对的不是同一阶级的群众，而是敌对的、利益矛盾的资产阶级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专政更加需要权威。任何动摇，行使专政中的任何软弱，都将意味着削弱专政的权威，而专政权威的削弱将会造成无产阶级无谓的流血牺牲。（听众：对，说得对！）这就是说，在一个权威被削弱了的专政面前，从外部强加给资产阶级的纪律性也会削弱，资产阶级的恐惧也会减少，这样，反革命更加容易起来反对我们。（听众：对，说得对！）我和许多其他入都希望这次革命不要流血，尽量减少流血，希望这次革命——如人道主义者常说的那样——尽可能是入道的革命，虽然我并不相信阶级之间的道德和人道。但是，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最坚定不移和最强有力地实行专政。（听众：说得对！）同志们，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无产阶级流血牺牲。这样做同时也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如果资产阶级没有反对所向披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能力，对资产阶级也有好处。（听众：对，说得对！掌声） 在我们的政治要求方面，官僚机构问题是一个最重要和最痛苦的问题。同志们，官僚机构是资产阶级国家物质和精神的暴力工具。如果我们能够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短暂时期内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构，那么，我们纲领中有关官僚机构的要求，即关于旧官僚机构的要求，就已经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但是，现在我们却必须同两种官僚机构作斗争，既反对旧的，也反对新的官僚机构。（普遍的赞同声）旧的官僚机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残余。在资产阶级国家时期非常忙碌的官僚机构今天在绝大多数单位里除了思念反革命外，无所事事。这就是它的危险所在。（听众：对，说得对！）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匈牙利革命工人阶级的严重危险。这种官僚机构必须消灭。但是，请同志们不要弄错——这点任何时候都必须强调指出——动员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同反对官僚机构是两回事。 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对于无产阶级国家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不必自欺欺人。今天处于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时期是作为被压迫阶级的一员成长起来的，它从资产阶级国家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教育，它的一切知识都是从工人阶级的被迫害的组织中得来的。我们不能，也不愿意没有专业知识。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也不能容忍在无产阶级头上出现一个虽然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但却独立行使权力的特殊阶层。（听众，说得对！）正如我们已经多次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无产阶级民主。这种阶级民主必须阻止任何官僚阶层居于无产阶级之上，必须消除这种可能。不能容许官吏成为终身的职务，不能容许一些人通过职位得到特权。要好好地向他们支付报酬，但不能容忍任何特权。消灭官僚机构就是这个意思。普遍的赞同声） 同志们，这不仅适用于旧的，而且也适用于新的官僚机构。如果我们强有力地行使专政，消灭旧的官僚机构是较为容易的。危险在于新的官僚（听众，说得对！）我在新官僚身上看到了极大的危害性。（听众：说得对！）如果我们不能防止出现一个独立行使权力的阶层，那么，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消灭专政都会遇到困难。（听众：对，说得对！）我不是今天第一次同这种现象作斗争。我们几个人在俄国就开始了反对形成新的官僚统治的斗争；当时，苏维埃共和国刚刚成立，我们在工厂和政府机构之间进行了正常的人员交流。已经成为官员的工人——他们是各种苏维埃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各种委员会中的代表——又重新回到工厂，这样经常不断地轮流。官员永远不能离开工厂、车间和无产阶级群众，只有同无产阶级群众保持经常联系，才是消除官僚机构的唯一保证。（听众：对，说得对！）今天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正在朝这方面努力。 同志们！纲领草案中关于当选者的报酬不得高于熟练工人工资的要求，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虽然在资本主义时期也有过工人——例如车床工——收入高于中、低级职员收入的现象，但肯定国家生产部门或银行的职员由于他们的收入使自己处在特权的地位。他们获得高额薪俸，以致必然成了资产阶级的附属品、资产阶级意志的执行者，即使他们自己没有资本。巴黎公社首次实现了，除专家以外，任何人的薪金都不能高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也是使官僚统治成为不可能的一个保证。如果我们确实希望这次斗争是最后的斗争，希望从专政向机会主义的过渡是最后的过渡、顺利和平安的过渡，希望工人阶级能够在没有任何暴力反对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意愿，就必须这样做。 同志们，有些人对我们在军事方面也提出要求感到奇怪，认为我们应该是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战争。这确实是件奇怪的事，特别是如果我们想到，对于不少人来说，不久前和平主义潮流还是很风行的话。但是，和平主义的潮流已经极为衰落，而革命的阶级战争的——不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潮流已经兴起。肯定无疑的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还未蔓延——关于这点，我不想在现在谈论纲领的时候具体提及，以后还会有机会来简短阐述的——和国际革命还未改造欧洲之前，我们不能没有军事力量，因为资产阶级正在进行反对我们的阶级斗争，我们也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赞同声）区别仅仅在于，过去我们手无寸铁，赤露胸膛地面对着武装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武装暴力3现在我们站在已经解除了武装的资产阶级面前，手执武器，并以武装来反对武装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雇佣军。这就是我们在红军问题上提出的要求。 军队实际上就是捍卫革命成果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它是阶级的军队，如果我们不把武器交给资产阶级让他们用来对付我们的话。必须保证军队的阶级性，因为，任何武装资产阶级的行为都是对革命的威胁。并不是说我们只想武装城市的工业无产阶级。只让无产阶级的这一部分先锋队去战死沙场，那是愚蠢的做法。（赞同声）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所有阶层都吸收进来，工业的和农业的都要吸收，以便尽可能保护生产和组织工作中最宝贵的分子。（赞同声） 同志们，我要利用今天的机会指出，组织纯洁的“社会主义营”、纯洁的“工人团”，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了。（赞同声）同志们，这种做法已经过时。过去需要这样做是因为除了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外，我们没有其他可以信赖的人。现在必须结束这种做法，必须把最有觉悟的无产者分配到觉悟较低的无产者中去。只要有可能，就必须保护这些先进的无产者。这个时候很快就会来到。（赞同声） 第三点是民族问题方面的要求。 随着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消灭，民族压迫也已结束。这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关于这点我没有多少话要说。 我们的国家曾经是民族压迫的典型国家，但今天已成为无产阶级共和国联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需多说，只要提到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说匈牙利语的民族过去不是被压迫的民族——现在他们是苏维埃共和国居民的大多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使属于其他各民族的同志们、无产者伙伴们忘却他们迄今受到的民族压迫。必须打掉那些乐于把说匈牙利语的无产阶级同说匈牙利语的资产阶级等同起来的民族主义煽动家手中的一切武器。因为匈牙利无产阶级没有象其他民族的无产者那样受过民族压迫，所以，必须特别小心地对待其他民族的无产者，切不要伤害他们的民族情感。同时，作为联邦共和国的拥护者，我们致力于建立相互结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邦制度，保证最彻底的民族和文化自治，保证建立自治机构和独立。（热烈的赞扬声和掌声） 关于教育问题，我也不想多说。因为，在谈到政治方面的要求时，我已经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应该是依靠暴力发展生产的机构，另一方面它也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机构。学校必须为社会主义教育服务。这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纲领。 关于经济方面的要求同志们也是知道的。其中我想强调的是，必须迅速集中企业和经济，实行财政检查。必须由社会党来领导这方面的工作。革命工人政党应该逋过它的党员在各政府机构中朝这个方向施加强大的压力。社会党的党员，共产党人和有觉悟的社会党人，应该努力在各个方面结束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必然会出现的财政无政府状态；昨天我在工人苏维埃会议上讲过，这种财政无政府状态已经发展到许多地方任何东西都会遭到偷窃的地步。 我在今天的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请同志们，尤其是请外地的同志们回去传达，并在这方面制造舆论，决不能允许出现一次新的经济和财政无政府状态。 农业问题——纲领的倒数第二点——是我们的一个中心问题。纲领对此阐述不多是完全自然的事，因为这方面还有一些需要探索的东西。同志们，在解决农业问题方面我们有值得十分自豪的理由，这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过。 由于条件顺利，农业的集体生产在我国已不是乌托邦，相当一部分农业土地已经集体耕作。 在这方面大家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不少人希望实现生产合作社国有化。关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只要还没有通过生产合作社的途径使农民中的小农分子欢迎集体生产，只要还没有通过阶级价格政策，还没有通过优待和争取农业无产者的办法，使小农接受集体生产的必要性，就不要放弃生产合作社制度一只有在做到了这点以后，才实现彻底的苏维埃的经营方式。（赞同声） 同志们，辩证的发展进程并不意味着可以逾越某些发展阶段，它只是说，如果我们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聪明地判断事物，以革命的干劲劳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缩短某些发展阶段。农业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 农业问题之所以对我们重要*是因为无产阶级中的觉悟不高的分子首先来自农业人口。我们必须用一切办法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对农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我要利用今天的机会同《世界自由》上发表的某几篇文章进行辩论。《世界自由》的文章提出了新的门罗主义原则，说什么农业工人合作社是农业工人的合作社。这等于说，化学工人合作社只是化学工人的合作社，工会委员会对此无权进行任何干涉。如果我们要建立阶级团结，就不能在各个组织间造成相互隔离状态，而应该建立紧密联系。对于农业无产阶级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热烈的赞扬声和掌声） 同志们，我愿意坦率地说，在今天，建立农业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兄弟联盟还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不想在这里细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它有许多原因：宣传工作做得不好，方法不当，等等（听众，说得对！），使得这方面的工作停滞不前。但是，对农业工人提出门罗主义原则，渲染什么只有农业工人才能对农业工人作宣传，农业工人只能同农业工人说话，不要理睬工业无产阶级，这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来说是极大的不幸。（赞同声） 尊敬的同志们，我相信，我们许多工人都有参加工人运动的经验，他们熟悉劳动，在农村中有一定的根基——因为匈牙利的工业无产阶级还非常年轻，还只有一、两代——他们一定会找到真正建立工农无产者必不可少的兄弟联盟的途径。（赞同声）最后还有关于工人保护方面的要求。时间过去不久，在短短的两个半月里还不可能实现各个工人党在过渡性纲领中提出的有关工人保护的全部要求。 老年和残废保险的问题有待解决，工业卫生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也有待解决。我们处在商品物资匮乏的社会，还无法立即改造工厂，所以还可能提出要求和问题，但这些都是理论性的要求和问题？四为，无产阶级已经是自己的主人，它将做到它能做到的一切。在工人保护问题上，尤其在卫生方面，我们将做力所能及的一切。这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这里我还要提到另一个要求.即将劳动时间缩减为八小时的问题。可能有人会说提出这样的要求还为时过早。但是，这里有一字之差。我们不是要降低生产率，而是要发展生产力。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辨我们将逐步缩减劳动时间。在保证相应的劳动纪律的情况下这并不意味着生产率的下降。当然，其首要条件是建立劳动纪律。（听众，对，说得对！） 今天，无产者还没有看到政府机构的本来面目，还把政府机构当作陌生人，因为，他看到的只是警察局长、工业人民委员，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机构还处于过渡状态；无产阶级群众还没有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上组织起来；生产组织还建立不久。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机构还没有建立应有的劳动纪律。在资本主义崩潢的时候，劳动纪律已经松弛。迄今还无法把劳动纪律建立起来，因为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其中首先是生产的有组织状态。在被破坏了的工厂中是不可能建立起第一流的劳动纪律来的，在许多情况下那里的企业设置本身就是劳动纪律的障碍。但是，如果没有建立劳动纪律的充分的客观条件，就必须依靠宣传，依靠克制、最严格的自我克制，来建立它的主观条件，（听众：对，说得对！） 今天的食品供应状况肯定不是太好。工人一天的粮食定量不足以使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在一定的时间里，提供大的劳动量。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恢复劳劫纪律，听众：对，说得对！）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恢复劳动纪律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任务，听众：说得对！掌声） 这个党必须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一点上肯定不会出现意见分歧。（听众：对，说得对！）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应该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来领导。这并不是培养无产阶级贵族、工人贵族，因为工人贵族只能有组织地培养，只能在他们拥有特权的时候才会形成。如果没有特权，就只能是先进分子，只能是高度的觉悟和牺牲精神，而具有高度觉悟和高度牺牲精神的、道德高尚的无产阶级能够建立劳动纪律的主观条件。没有主观条件便不能建立劳动纪律，代表和团结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恢复和建立劳动纪律当作自已的头等任务写入纲领。（赞同声） 尊敬的同志们，在我结束讲话的时候，我还要重复在一开始说过的话：纲领应该成为团结的基础，团结只能在革命行动中，而不能在任何其他地方实现（听众：对，说得对！）；一步实际待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普遍的赞同声和掌声） 尊敬的同志们，请允许我再说一说关于更改名称的问题。正如你们知道，在这方面有三种源见。一种意见认为党钠名祢应该是匈牙利社会党。另一种意见主张定名为匈牙利共产党。（欢呼声）第三个名称是匈牙利社会和共产党。 尊敬的同志们！名称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正如人们给孩子取名字一样。但是，希尔佛尔丁在《马克思研究》的序言中指出，名称也有一定的影响和象征意义。 大家称第三国际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回到了第一国际，回到《共产党宣言》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我们在俄国采用了共产党这个名称的原因之一。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希望尽可能使自己同非革命工人党的工人党区别开来。我个人建议现在采用匈牙利共产党这个名称。（欢呼声和掌声）我要完全客观地向大家报告的是，维尔特奈尔同志强调说，社会党这个名称也不难听（听众：对，说得对！），所以他建议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和共产党；但是库菲主张保留匈牙利社会党的称呼。（欢呼声和掌声） 尊敬的同志们！，我要告诉大家（台下骚动。听众：请你说，请你说！），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做作下补充：即使是从策略上考虑，我也要公开建议取名为匈牙利共产党。（欢呼声和掌声）除了我认为采用这个名字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以外，我还要向大家指出一个重大的危险：可能有人会占用这个名称。但我不愿意看到出现这种状况，（赞扬声）也许无政府主义者，还有那些自喻比我更加革命的人——虽然我愿意人人都比我更左一些——，他们会利用这个名称，因为这是一个革命的名称，它有过革命的历史。我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利用这个名称，并打着它的牌子招摇撞骗。（欢呼声和掌声）从这一决定性观点出发，在这个基础上，我再次建议，我们党的名称应该是匈牙利共产党。（普遍的欢呼声和掌声） 《匈牙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记录》（速记稿），《党史研究所资料》，1919年6月12日，第35—56页。 对关于党纲问题发言的答复 尊敬的同志们！我向大家报告，库菲同志撤回了关于保留社会党名称的建议。（欢呼声）同时，三个提出建议的人一致同意，党的名称定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党。（长时间的欢呼声和掌声）同志们，在我刚才宣布的内容得到了你们大家的普遍赞许以后，我还要指出，团结不纯粹是写不写进纲领的向题，也不是形式上的团结问题。团结是革命行动中的团结。（赞同声和掌声）这样，我大概也就全部答复了库菲同志的发言。 革命的行动只能是建立党内团结的行动；坚定的革命行动不朝后看，不寻找道路，而是向前看，致听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致力于实现共产生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和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欢呼声和掌声）毋庸置疑，在专政的方法问题生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但是，专政的方法有自己的标准，如果有人想去掉这种标准，那就不是什么方法上的分歧了。同志们，专政无疑是压迫，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过渡状态，如果谁想以人道主义理想的口号来取消这种压迫，就不是什么专政方法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对专政的攻击。 这里，我不得不责怪库菲同志，因为他毫无必要去踩别人脚上的鸡眼，故意使人难堪。同志们，没有这种必要。不要去踩自己人脚上的鸡眼，应该去卡敌人的脖子。（普通的欢呼声和掌声）同志们，同库菲同志相反，我不知道有什么阶级之间的道德、阶级之间的人道。资本主义有它自己的阶级道德，无产阶级必须以自己的阶级道德来同它对抗。库菲同志可以把这称作马基雅弗利主义，也是，我要说，我只承认符合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道德。关于库菲同志的发言，我还想指出一点。他说我们生搬硬套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个最严重的指责，因为，照这种说法，我们只是人云亦云，不懂得选择自己的方法。对于这种指责我不得不提出抗议。早在联合以前，这个问题就被多次提出过，当时我也总是强调，我们不应该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为自己的出发点，但是，我们必须研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全部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我们大致上也是这样做的。 这就是我们在组织程度上在两个半月里就取得了大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年里取得的成绩的原因。我愿再次强调，任何发展阶段都不能逾越，只能缩短。许多同志在这里谈到的那些问题？毛病和种种混乱状态，都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从而可以勇敢地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也会对无产阶级革命提出批，并在短时期内克服毛病。出现毛病的原因不在于专政，也不在于专政的形式，正如迄今采用的专政方法不是我国精神生活衰落和我国没有精神生产的原因一样。 毋庸置疑，对于发展个人和个性自由，专政并不十分合适。但是，衰落的精神生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毒害不浅的精神生活，它被称为资产阶级文学，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机构的一部分。（欢呼声和掌声）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新的精神生活和新文化。我相信无产阶级的生产力，相信那个曾经摧毁和建立了各种机构的生产力，相信它也能在精神生活领域开花结果。当然，这不是《今天》的文学，那是资产阶级颓废的产物。新的精神将在无产阶级精神生活的领域出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精神将从中发扬光大。 确实，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后的短时期内，还没有出现新的精神产品，而旧的精神产品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又不可能是珍贵和有意义的；为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得到上升，还没看做多少事情。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所有这一切的原因都在于专政。原因在于个人的无所作为。 同志们，事实上只有罗奈伊·佐尔坦同志对修改纲领提出了重要的建议。我同意他的建议。他希堡强调我们的目的，我们的革命工作，强调我们愿意促进世界革命的爆发，促进世界革命。 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的政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能孤军奋战，、必须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必须同一切旨在筹划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结成统一战线。用自己的榜样作宣传案促进国际革命的爆发，这是我们党最主要的任务。因此，我同意这个修改建议。 罗奈伊同志在经济问题上也提出了建议。他主张不要触动小企业，不要用专政的手段，用直接的暴力去没收这些小企业。这个建议我也是同意的；同时我还同意他提出的关于小农问题的修改意见。最后，罗奈伊同志对工人保护问题也提了一点补充意见，即无产阶级国家不仅要关心残废工人，而且要关心年迈的工人。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对罗奈伊同志的各条修改意见都是赞同的。 请允许我再讲一讲团结问题。同志们，我要再次强调，保证团结的纲领是没有的。团结不产生于言辞，而产生于行动；工人运动的团结只能产生于革命的行动。同志们，让我们的团结在牢固和强大、谨慎而又无情的革命专政中得到实现吧！（普遍的赞同声） 《红色报》，1919年6月14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346—364页。
库恩·贝拉和巴黎和会主席克雷孟梭互致照会——《红色报》1919年6月10日发表的公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库恩·贝拉和巴黎和会主席克雷孟梭互致照会 ——《红色报》1919年6月10日发表的公报 克雷孟梭的电报是通过电台直接拍发给匈牙利政府的。电报同时以致匈牙利政府的报头寄给了驻维也纳的法国使团团长阿利塞，并由他通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驻维也纳公使卓贝尔·埃尔诺同志转送布达佩斯，交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收。电报全文如下： 特急 布达佩斯 匈牙利政府 各协约国政府决定邀请匈牙利政府的代表到和会来听取关于如何划定公正的匈牙利国界的通知。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匈牙利宣布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猛烈和无理的进攻。[1]协约国已经表达了必须结束这一徒劳无益的敌对行动的坚定意志，为此，曾经两次阻止罗马尼亚军队越过停火线和中立区分界线，并阻止他们向布达佩斯推进；在匈牙利南部战场，阻止了塞尔维亚和法国军队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正式呼吁布达佩斯政府：立即停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否则，协约国政府必将作出决定，立即采取最广泛的措施，迫使匈牙利结束敌对行动和服从协约国的命令必须受到尊重这一不可动摇的意志。 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对这个急电作出答复。 和会主席克雷孟梭 库恩·贝拉的复电 外交人民委员库恩·贝拉答复了克雷孟梭的来电。复电是通过电台拍发的，但也通过苏维埃共和国驻维也纳公使卓贝尔·埃尔诺同志寄给了阿利塞，请他转交克雷孟梭。库恩-贝拉同志的电报全文如下， 巴黎 和会主席克雷孟梭先生：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愉快地接受各协约国政府关于邀请匈牙利派代表到巴黎和会去的决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对世界上任何一国人民都不怀敌意，愿意同各国人民友好和平相处，这尤其是因为，我们并不主张领土完整。 苏维埃共和国并未有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想法，也没有向它发动过攻击，而是在任何时候——过去和现在都这样——都愿意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平友好相处。苏维埃共和国任何时候都遵守协约国规定的军事分界线，尊重11月13日军事协定的有关规定。[2] 但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遗憾地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王国的军队，利用协约国的威信，违背了11月13日签订的军事协定，侵入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并以扼杀来威胁我们。只是在这种时候，出于无奈，我们才拿起了武器。我们高兴地获悉，协约国已经命令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以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王国停止进攻，但我们不能不指出，上述各国并未执行协约国的命令，只是由于我们的反击，它们的进攻才未得逞。同时还要指出，它们的部队今天仍然驻扎在11月13日协定规定的军事分界线的这一端。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重申，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希望立即停止它同这几个国家间的敌对行动，希望协约国的命令能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以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王国得到执行。 为了停止军事行动，执行11月13日军事协定的各项规定和处理与此有关的问题，以及临时解决经济问题，有关各国有必要派出代表组成委员会，并在一个协约国代表的主持下立即在维也纳举行会议。 为了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公正和平和相互谅解，为了永远结束流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愿意作出一切努力。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 库恩·贝拉（签字） 《克雷孟梭的电报》，《红色报》号外，1919年6月10日。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科苏特出版社，1959年，第6/A卷，第670—671页。 [1]库恩·贝拉曾经把照会的法文稿内容电告伯姆·维尔莫什。法文稿中这一句为“现在匈牙利在猛烈进攻捷克人，并无理地占领斯洛伐克。”（见《党史研究所资料》） [2]条约对同意大利签订的停战协定如何运用于匈牙利作了规定。条约的各项原则是在卡罗伊·米哈伊和弗朗肖·戴斯佩莱伊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谈判中确定的，根据规定，匈牙利的一部分地方由协约国军队占领，但在签订和约以前，行政管理仍由匈牙利负责。
在庆祝科策解放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6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在庆祝科策解放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6月10日） 尊敬的同志们！无产阶级专政确实是件好事情。虽然你们还没有尝到味道，但是，你们将会看到，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么美好，多么令人向往！只要你是无产者、劳动者、被压迫者，如果看到有人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选择别的什么东西，你就难以理解。（欢呼声）这是简单明了的事。过去，为了使少数人生活优裕，为了永远保持压迫和剥削，他们压迫我们劳动群众。现在，劳动人民压迫这一小部分人。我们压迫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永远维持压迫，而是为了消灭压迫和剥削。（听众，对，说得对！）我们压迫他们，压迫资产阶级，剥夺剥夺者，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热情的欢呼声） 我们解放了你们，科策（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译注）的无产者！（热情的欢呼声）无产阶级红军解放了你们，这是无产阶级声援的标志。无产阶级红军到这里来，不是象捷克帝国主义军队那样，为了建立新的压迫，而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不管他们讲的是什么语言。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兄弟讲什么语言，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资产阶级，不管它讲什么语言（听众，对，说得对！）我们只知道有两种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我们也是这次获得了解放的斯洛伐克无产者的解放者。我们解放了他们，然后，我们将在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上，和平地、友好地实现我们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我们在外国帝国主义军队没有到过的地方所完成过的任务比较，等待着你们科策无产者的任务要容易一些。我们学习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你们也从我们迄今的斗争中得到了教益。你们应该学习的第一件事是：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个人的专政，而是工人阶级的专政。 离开了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同群众失去紧密联系的工人苏维埃，是一刻也站不住脚的。 我们不会孤立太久！一批又一批新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会赶来支援我们。那些被捷克帝国主义用武力强迫来攻打我们的无产者终将觉醒过来，并会掉转枪口，去瞄准他们真正的敌人：压迫他们的捷克资产阶级。那时，我们将同今天还是我们的敌人一起，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以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雷鸣般的掌声）国际苏维埃共和国，新的国际——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让我们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来欢呼它吧！ 《红色报》，1919年6月11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344—345页。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于城市剧场举行的隆重集会上的讲话（1919年6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于城市剧场举行的隆重集会上的讲话 （1919年6月7日） 尊敬的同志们！前线的胜利，反革命，同饥馑作斗争——这是当前政治形势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前线的胜利告诉我们，使我们有可能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可诅地遗留给我们的经济贫困状况的，不是对威尔逊和平主义的信任和指望，而只能是同国内外反革命进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战争。以前我们作了这样的估计，它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听众：说得对！）国内，反革命正在活动。铁路工人的罢工尝试，多瑙河西部地区零星出现的反革命暴乱[1]，证明我们不可能避开革命的辩证发展进程，不可能避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庸人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反抗以及他们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这一情况表明，必须始终不渝和坚强有力地实现专政（暴风雨般的掌声），因为，任何动摇都只能损害专政的威信（听众：对，说得对！），任何动摇都意味着将要作出无谓的流血牺牲。如果专政是强大有力的，如果专政能依靠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统一的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进行斗争，如果我们始终不渝和坚强有力地实现这一专政，那我们就可以避免一切无谓的流血牺牲。（普遍的赞同声） 尊敬的同志们！同饥馑作斗争的问题是同反革命及前线胜利的问题紧密相连的。帝国主义在扑向被击败了的资产阶级的匈牙利时，夺走了它的粮食地区，夺走了保证生活的可能条件，使无产阶级现在无法在这里建立起自给的经济生活。饥馑是帝国主义过去和现在奉行的反匈政策的直接结果。协约国对苏维埃匈牙利的封锁——同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一样——无疑增加了我们的食品困难。此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封锁，即富裕农民——不是贫苦农民——对城市的封锁。（听众：说得对！） 这三个问题构成了政治形势的重点。这些就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同反革命的斗争、同饥建的斗争，亦即同国内外反革命的斗争。（听众：说得对！）同志们，只有专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会使我们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资产阶级的匈牙利无法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主张领土完整的、奉行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政策的资产阶级匈牙利没有能力解放自己。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战争才是消除它同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的先决条件。也就是：无产阶级必须觉悟到，不能用它的血汗、辛劳、磨难、困苦和牺牲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 促使我们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立场的不是领土完整。对于那些把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欺人之谈的人，我们要用社会主义化，用我们的经济条例，用尽可能迅速祖彻底地剥夺一切必须剥夺的东西的办法，来向他们表明，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不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过去和将来它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 尊敬的同志们！我在任何时候都要强调，我们的革命，我们革命战争的胜利，都不只取决于我们匈牙利无产阶级自己。当然，我们的团结、组织性、自我牺牲和坚持斗争到底的精神，是革命和胜利的首要条件。但是，我们取得胜利和生存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条件，这就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在检阅自己力量的时候，在估计和调查自己力量的时候，也要同时注意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阵地，以便在依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增援部队的情况下来决定我们的任务。 同志们，今天的情况是，和平主义已经失败，威尔逊主义[2]已经寿终正寝。任何头脑健全和用社会主义思想考虑问题的人都不会说，威尔逊主义是解决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办法，在威尔逊纲领的基础上可以消除战争和战争后果。在德国和奥一德和平条件之后，任何有理智的和用社会主义思想考虑问题的人都不会说，在资本主义内部也存在摆脱战争后果的道路，无产阶级可以继续留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基础上。我国曾经出现过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经济条件，以及其他的一些条件，诸如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崩溃，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的瓦解，都将会在全世界出现。那些认为可以从无产阶级专政倒退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人（场中有人喊叫：不可以！），认为可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成果和资本主义之间达成协议和妥协的人，认为可以用限制资本的办法来建立某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形式的人，他们不仅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头脑考虑问题，不仅不了解或者在伪造马克思主义（场中有人喊：流氓！），而且没有看过任何足以说明全世界经济形势和全世界财政破产的资料。（听众：对，说得对！掌声） 同志们，我们知道，利润和收益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动力，是资本主义时期生产本身的动力。毋庸置疑，没有利润，资本家不会雇人干活。资本起了破坏作用，这在十月革命时期，在匈牙利全国都有表现；取原料，捣毁自动化机器，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人为的失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已经消失，相应数量和比例的利润已经消失。 在匈牙利和德意志—奥地利，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盈利可能已经完全消失，即使有可能倒退到某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或者倒退到某种现代化了的——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的——资本主义形式，也不可能再获利。对于国内的资本家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已不再获利，因为，在原来奥匈帝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要求匈牙利和德国向它们偿付它们手里的国防债券的利息。在恢复货币原有购买力的情况下，每年需要支付十八亿七千万克朗利息，此外，还要每年向协约国支付战争赔偿一亿八千万福林，即每年还要从这个国家的收入中取走四十三亿二千万克朗。因为全部资本收入最多只能达二十亿零三千万克朗，国内的资本家只能在这里充当协约国资本主义的帐房先生。所以，这里的资本主义自己结束了自己的存在。 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能在这个国家里蓬勃发展——也许谈不上蓬勃发展，而只是勉强维持——，需要把劳动收入的五分之四当作税收上缴。为了完全恢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工人阶级必须将劳动收入的五分之四作为消费税或以直接税收的形式交给资本家。即使今天克朗的购买力保持在过去购买力的十分之一的水平上，这至多也只能减少国防债券的利息，而不能减少用现款向协约国支付的战争赔偿。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收入为二百零三亿贬了值的克朗，而它却要承担十八亿七千万克朗的外债利息和二百一十六亿克朗战争赔款，总共二百三十五亿克朗，还不包括残废金等开支在内。 所以，同志们，我们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内部是没有解决办法的。我们对现状作了正确的估计时必须摧毁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必须粉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以保证勉强的生存和肉体的生命。（听众，对，说得对！掌声） 尊敬的同志们！如果认为这只是前奥匈帝国特有的孤立现象，如果认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避免了这种命运，那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在匈牙利有过，在其他国家也会出现3在战胜国会有，在战败国也会有。（听众，对，说得对！） 经济形势，资本主义的破产，是其他各国无产者效法我们的有力呆证，不管是出于觉悟，还是由于饥饿和苦难的鞭笞。根据协约国的和平条件，德意志帝国只能拥有八十八亿马克的资本收入，这笔金额刚好用来向协约国每年支付三亿英磅，即六十亿马克赔款，以及支付必不可少的残废金和社会福利费。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那里的境况几乎象在匈牙利和奥地利西部一样，也是无法继续维持的。 此外，同志们，无可置疑的是，除了这个客观的保证以外，还有另一个保证，那就是，德国的工人运动象在奥地利一样，正在经常不断地进行革命。社会党中那些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人正在日益丧失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同志们，在维也纳，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害怕得毛骨悚然；今天，维也纳作好了可能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坏准备。（长时间的热烈欢呼声和掌声） 协约国帮助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帮助我国无产阶级在革命行动中联合了起来，而只有革命行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团结。协约国也将同样帮助奥地利和德国的无产阶级。至于这些新的苏维埃共和国一开始将具有怎样的建制，工人运动各种派别之间实现的妥协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这些暂时是无关紧要的。革命不会随着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建立而结束，革命的进程将继续发展，直到它必须到达的地方，直到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都能坚定不渝、强大有力和团结一致地得到实现。（赞同声） 但是，战胜国也无法逃避这种命运。如同在前奥匈帝国，在德国——资本主义的德国——，资本主义制度也已不再获利，对于资本家来说，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已经几乎完全消失。战胜国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继匈牙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和德意志—奥地利也必然爆发。之后，战胜国中的法国并没有从这些国家得到战争赔偿，同时，那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也不再获利，因为，这个国家的70亿法朗的收入中，在俄国的投资损失，战争期间不得不发行的债券，对美英的债务，共计将消耗85亿法朗（原文如此——译注），余下的部分则要用来恢复法国北部的损失和支付必需的残废金及社会福利费。只有在英国和美国，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利可图。法国是最典型的寄生性的、完全靠资本输出生存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不以出口工业产品、不以工业和农业劳动为生，而完全依靠输出资本。它是最寄生的国家，向英美输出货币。（听众：对，说得对！）人们已经感觉到这种客观现象。法国失业严重，物价飞涨，实际工资降低，在主要工业部门引起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这些客观现象对法国无产阶级起了推动作用，以至战争期间，当时还被当作革命派的工团主义派[3]也在无产阶级面前丧失了信誉。阶级调和消失了。法国工人阶级象维也纳工人阶级一样，举行声援俄国和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赞扬声和掌声） 意大利的情况同法国的相象。每年37亿5千万资本收入中，支付外国债务的利息约15亿，残废金等最必需的支出15亿，只留下10亿左右了。美国是它的主要债权国，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符合美国利益。英国在战争中的损失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少得多，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收入也减少了一半。现在的盈利刚好等于战前的一半。它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意义的欧洲和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强大的美国之间，处于中闾状态。美国资本主义在战争中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而且有了很大的加强，这就是和平主义、威尔逊主义的原因所在。我们只能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战争和革命战争来对付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借以保全自己的和平主义。 （听众：对，说得对！掌声） 尊敬的同志们！在阐述了国际革命的情况以后——这也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对于我国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大致都已经谈到了。我们将利用一切机会来取得那些和我们一样在争取费脱资本主义的无产者的联盟和支持。同志们，我们不希望在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任何目的，但是，我们要保证匈牙利无产阶级的生存（听众：说得对！〉，保证我们实现专政，保证在这里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听众，对，说得对！）这就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目标。 同志们，我已经在前面指出，反革命问题和饥馑问题是我们在政治方面的中心问题。反革命是不能避免的。反革命是革命的自然伴随者。那些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没有资产阶级反击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人已经大失所望。同志们，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在这个地方提醒过同志们注意，谨防资产阶级！因为它并没有灭亡，它只是在无产阶级的拳击下晕了过去。（听众：对，说得对！）尊敬的同志们！我们不必在这个问题上惊慌失措，因为，是否能防止反革命给我们造成过多的损失，是否能防止反革命给我们带来过大的困难，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同志们，今天我们有加倍的责任来粉碎反革命。（听众：说得对！）我们有加倍的责任，因为我们不仅要想到在这里的人，想到在这里参加生产劳动、行政管理和社会主义组织工作的人，还要想到在前线的人。（场中有人喊叫：这是最主要的！掌声）同志们，必须保证我们军队的后方。铁路员工中出现了反革命活动，它是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罢工运动这一典型形式表现出来的；罢工运动的参加者过去对资产阶级政府不敢吭一声。现在，革命苏维埃政府已经在最近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在反革命策源地多瑙河西部地区实行即决审判，普遍的赞同声和掌声。场中有人喊叫，我们这里也应该实行即决审判！） 尊敬的同志们！布达佩斯还没有必要实行即决审判。在布达佩斯，只要举起手来挥动一下拳头，反革命就会结束，不需要去打击它。但是，为了在多瑙河西部结束无谓的流血，必须实行即决审判。因为，在那里，这一反革命运动已经开始扩大到农民的富裕阶层、农民的资产者阶层中去。只有依靠城市和农村无产阶级的统一和强大的专政才能把它领压下去。（听众一说得对！）同志们，有人认为，采取这种铁腕手段，坚决实行专政，是某种极端的残暴行为。我要提醒这种人注意：即使在所谓民主时期——那时候无权实行即决审判，讳言各种专政方法——也在半个匈牙利，甚至在半个多匈牙利实行了即决审判。（听众：说得对！） 同志们，这关系到我们的统治，关系到保卫无产阶级的统治，关系到创造和保卫建设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的可能性。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镇压一切敢于染指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听众：说得对！暴风雨般的掌声。场中有人喊叫：打倒资产阶级！） 尊敬的同志们！刚才有人喊打倒资产阶级。我们清楚地知道，实行专政不能依靠言辞，而要依靠行动。这就是说，做的应该比说的多。（听众；说得对！）这就是说，可以在专政问题上执行坚定和明智的政策。同志们，我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强有力地和坚定不渝地实现专政，以避免无谓的流血。我这样说同时也指出了，我们的专政是一项完整和明智的政策。同志们，要预防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任何危险的后果。这就需要强大有力的专政，依靠行动的专政，、坚持不渝的专政。（听众：对，说得对！掌声） 同志们，第三个问题是饥谨问题。同当年俄国的情况一样，在我国，饥谨也要求我们为争取面包和生存而斗争。但是同志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状况也象过去俄国出现的状况那样凄凉和暗淡。在这方面，我们也实行了预防的政策，在可能出现严重的饥荒以前，我们就敲起了警钟。同志们，我并不是说，布达佩斯的无产阶级生活过得很好，相反，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在战争期间日子就不好过，靠玉米面包充饥，终日闲荡.找不到工作。我也承认，他们现在生活得比三个月以前要更坏一些。必须象在每一次收获季节那样，忍受困准.渡过危机时期。伴随着革命的金融危机——任何革命之后都会发生这种现象——使饥谨问题更为严重。但是，同志们，毋庸置疑，我们必须同饥馒进行斗争，必须象同其他现象作斗争那样为克服饥怪展开阶级斗争。同饥谨进行斗争的办法也是搞阶级斗争。用我们的观点来看，阶级斗争是普遍有效的良药。在研究原因的时候，可以在原因的深处发现饥谨问题，它是阶级关系的根源。毫无疑问，除了协约国对我们封锁以外，农民的富余阶层、土地所有者、拥有五十霍尔特以上土地的人——如果可以这样机械地规定限额的话——对城市的封锁，也是造成饥建的一个原因。为了对付这种封锁，我曾经多次提出过，现在我要再次重复，必须尽可能地紧密城乡无产阶级分子的兄弟联盟。我曾经一再请求同志们这样做。拥有自治权并代表布达佩斯无产阶级的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也应该参与这项工作。必须在一切方面使乡村和城市的无产者有可能进行尽量多的接触（听众：对，说得对！），使联结他们去进行共同的阶级斗争的兄弟纽带日益紧密。同志们，为了解决金融和食品问题，政府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一些措施，这些，你们都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方我不想在这里讲了。在现金[4]和商品交换[5]一方面采取的措施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我只想讲一讲，我认为，在减少布达佩斯人口和食品供应压力方面，工人苏维埃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失业的无产者，组织一部分无产阶级，不参加劳动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到农村去。这一工作必须有组织地进行，把阶级斗争带到农村去，带到迄今一致反对城市的、还未分化的群众中去。事实上他们包括两个有尖锐阶级矛盾的阶层。照我看来，这是饥僮问题上最重要的事情。希望人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按照这个要求去做。 同志们，上面我谈了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最后我还想指出，为了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巩固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舍此将一事无成。如果我们大家都认为，除了彻底实现专政以外，维护专政别无他法，那么，那些涉及纯属小范围内表面事物的意见分歧便不可能成为威胁无产阶级团结的危险。 （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重复遍：专政需要建立自己的权威。专政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反权威的工具，它不槟弃权威。专政意味着无产阶级将以武力来保证自己在资产阶级面前的权威，维护和捍卫自己在所有同它的利益矛盾的阶级和阶层面前的权威，（听众：对，说得对！）我们的部队正在前线胜利挺进）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我们把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寄托在它的身上——不是欺骗，不是谎言，而是源于客观事实的必然。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坚持斗争，直到国际无产阶级增援的到来。（长时间的赞同声和掌声）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终将到来。为了使我们，使无产阶级能以自己强大的威力看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除了劳动纪律外——关于这点我不想在这里细说——，还需要有坚强的团结和彻底实现的专政。我认为，这就是专政的任务。（经久不息的热烈欢呼声和掌声） 《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1919年6月7日会议记录》（速记稿），《党史研究所资料》，第6—28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333—343页。 [1]1929年5月底多瑙河西部地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其中木拉松鲍特，托尔纳托玛希及戈塞格等地6月1日发生了铁路工人罢工，罢工实际上涉及整个多瑙河西部地区.苏维埃政府数天内成功地恢复了秩序。（详见纳吉·茹绍：《多瑙河西部地区的革命和反革命，1919》，科苏特出版社，1961年。 [2]指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864-1922）的和平辞藻。 [3]工团主义（源自法文SYNDICAL一字）是本世纪初的一个工会派别。它拒绝同资产阶级合作，否认政治活动和议会活动的意义，宣传劳动和资本的斗争不可避免。认为经济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主要领域，工会是工人运动的主要形式。 [4]3月21日，无产阶级政权从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继承了山代·帕尔任财长时期发行的票面为二百克朗的所谓白币十一亿三千万克朗，票面为二十五克朗的白币八亿克朗。苏维埃共和国只拥有少量存在奥匈银行里的兰币（奥匈帝国在维也纳发行的货币〉，主要是一万克朗的大额票面货币。白币在3月21日以前已经失去信用，因此人们（首先是农民）储藏兰币。3月21日以后，居民继续储藏兰币，以致苏维埃政府的兰币储存极少，在经济生活中造成了严重的困难。1919年，在原奥匈帝国地区也继续使用兰币，边境居民可以用兰币购买走私商品，因而减少了匈国内流通的兰币，使困难更加严重。 [5]苏维埃政府试图用在国家监督下进行商品交换的办法来保证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商品供应。农民以官价交售食品，按比例换取购买工业品的证券。1919年6月11日，从布达佩斯开出了第一列运载去农村进行交换的工业品的货车。起初有佐洛、托尔诺、费耶尔、沃什和维斯普雷姆五个州参加这种交换活动，但也曾试想扩大到其他各州。（参见《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第6/B卷，第350和393—395页）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于城市剧场举行的隆重集会上的讲话（1919年6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于城市剧场举行的隆重集会上的讲话 （1919年6月7日） 尊敬的同志们！请求你们安静地听我讲话，因为我的嗓子哑了。 首先我要说的是，谁想把饥饿当作武器，谁就是专政的敌人。（听众：对，说得对！）把饥饿当作武器就是把饥饿归罪于专政。（听众：对，说得对！）但是，即使非社会主义者也知道，饥饿不是专政造成的。（听众：对，说得对！）在这个问题上，尊敬的同志们，任何急躁情绪都只能使情况更加恶化，因为它非但不能激励无产阶级群众坚持斗争，而且会滋长他们的焦虑。（听众：对，说得对！人为地滋长焦虑！） 显然，在专政的范围内解决食品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同资本主义特有的结构实行彻底的决裂，尤其在食品分配问题上。（听众：对，说得对！）同志们，我认为，只有恰当地肯定合作社在过去的作用和正确地指出它在今后的作用和任务，才能正确地解决大家为之焦虑不安的合作社问题。 可以完全肯定，参加消费合作社的工人比不参加合作社的人觉悟要高。（听众：对，说得对！掌声）是的，他们建立了消费合作社，这是他们的功劳。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消费合作社可以保护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但是，消费合作社的作用现在发生了变化。因为，在当今的社会里没有商品，商品匮乏，只能把所有消费者都组织到合作社里来，只能通过这个途径强迫他们组织起来。（听众：对，说得对！掌声） 同志们，我只向大家提出一个建议，请你们一字不多也不少地接受第八十委员会提出的提案。[1] 这个提案是我在第八十委员会提出的，经过埃尔代伊同志作了一点修改后，已在委员会里通过。自那以后，我已经在工人苏维埃和无产阶级群众中听到了关于这个提案的反应。（听众：请你讲一讲！）我在艾尔泽贝克村看到——那里有一万五千名工人——，大家对从农村运粮食到城里去极为愤慨。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不要轻视这一点。因为，无产者十分清楚地知道，只有通过有组织地进行分配的办法，才能获得今天可以分配给大家的少量商品。同时，我认为，一俟有可能进行有组织的商品分配，一俟社会上的商品分配工作能够按照执委会的要求组织起来，就必须立即停止一切采购小组的活动。（听众：说得对！）继续保持现在的合作社形式一这种合作社今天（不是从前）并没有把所有无产者团结在一起——，继续保持采购小组一在这种小组内部，一个无产者小组损害另一个无产者小组的利益，它们相互竞争——，是十分错误的。可以在不出现大的震动的情况下解散这些采购小组。但是，在没有实行定点供应[2]和进行有组织的分配以前，这些采购小组还不能取消。我在合作社问题上要讲的就是这些。另一个问题是工人苏维埃在食品问题上的职权范围。当然，生产和分配——在当前是物资的收集和分配——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在两者之间划一个十分清楚的分界线。只要稍微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就能理解这一点，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条件。毋庸置疑，不能把整个分配工作交给一个完全官僚主义的机构。我想，在这一点上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必须吸收工人阶级的自治组织参加这项工作，如同必须吸收它参加一切工作一样。上述提案规定，必须根据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的原则，保证首都工人苏维埃及它所指定的专门组织对整个分配工作拥有执行权和监督权，这是符合无产阶级自治原则的。同志们，不能用布达佩斯的地方主义去反对外地的无产阶级。如果我们制造某种布达佩斯的地方主义去对付外地执行委员会的比较不发达的无产阶级的地方主义，那是错误的。我认为，不管有人对人民委员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必须在当前的过渡状态下实行一定程度的集中。同志们，我个人的理想是实现最彻底的分权，或者说，我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由小乡村、小公社组成的社会，但是，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前，还必须实行一定程度的集中（听众中有人喊：大程度的集中！）.实行很大程度的集中，尤其是现在需要把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保卫专政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在政治上理解这点，也应该在经济上理解它。这就是说，那些我们将费很大力气收集起来并且一定要收集起来的商品——因为必须把它们收集起来一应该尽可能集中地进行分配。这并不意味着死板的集中，并不意味着使无产阶级自治机构无法工作，而是让两者联合起来，即实行一种同无产阶级自治机构相适应的集中。提案的第四段就是这个意思。我毫不怀疑地认为，比尔曼同志不是根据第八十委员会决议的精神提出他的建议的。 场中有人问：他凭什么提出这样的建议？ 库恩·贝拉：我不知道比尔曼同志[3]是怎样想的，在第八十委员会一致通过那个提案以后，他为什么还要以正式报告人的身份作一个精神与之完全相反的报告。这当然会引起人们的烦躁和焦虑。我要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委员会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自治机构，如果也有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参加的话。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它自己的组织，并有首都工人苏维埃的代表参加。在规定食品供应的基本原则时，也要吸收首都工人苏维埃参加，此外，它还应参加具体措施的制订和执行。首都工人苏维埃有权进行监督和采取措施。当然，在职权范围方面也会出现一些争论。因为，如果没有争论，无产阶级国家的发展一时还难以想象。不过，一旦革命苏维埃政府不再以革命的名义掌权，而是根据无产阶级的明确要求[4]得到了合法的地位，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些在所有问题上都主张给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以全国性权力的同志们会怎么办。 我要再一次谈谈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即确实有人想把饥饿当作政治武器。 场中有人喊叫：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嘈杂声）； 库恩·贝拉：我重复一遍，谁把饥饿归咎于无产阶级专政，谁就对无产阶级犯下滔天大罪。（热烈的掌声）民主肯定是蛊惑人心的恶意宣传，而最卑鄙的恶意宣传莫过于煽动无产阶级群众反对无产阶级统治。（掌声）无产阶级肯定会象过去一样作出决择。我相信无产阶级，相信无产阶级群众，因为，无产阶级的觉悟——迄今它也是无产阶级的灵魂——，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觉悟，将继续为无产阶级指明道路。（赞同声）不管居于运动的哪一部分的领导地位，如果他不把自己的影响用来鼓舞人们坚持斗争，加强专政，而是用来使大家成为鼠目寸光的人，那就是犯罪。（热烈的掌声）我们将坚持斗争，布达佩斯的无产阶级将首先坚持斗争。同志们，我们将坚持斗争，布达佩斯的无产阶级将首先坚持斗争。今天，凡是在前线战斗的队伍，凡是在为扩大食品供应范围和扩大原料来源而战斗的队伍，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凡是在做破坏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事的人，都是在背后攻击先锋部队。（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完全同意埃尔代伊同志在这里讲的话。我们在合作社问题上的观点只有十分细微的差别。毋庸置疑，任何在食品问题上破坏团结的行为，不论来自哪一方面，都是特殊的犯罪行为。我们必须避免这种犯罪行为。（热烈的掌声） 《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1919年5月31日会议记录》（速记稿），《党史研究所资料》，第332-342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326-330页。 [1]指第八十执行委员会在1919年5月29日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决议主要内容如下：为了缩减食品供应量，减少布达佩斯的非劳动人口；居民定点供应，保证首都工人苏维埃在分配食品问题上的执行权和监督权，迅速集中领导整个供应组织；成立集体食堂；红色警卫队也要严格遵守食品供应条例；为了保证对布达佩斯近郊工人的供应，合并布达佩斯及其郊区的行政管理机构。（决议刊登在1919年5月30日《人民之声报》，题为：《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讨论食品供应工作》） [2]定点供应，即居民按居住地点分片固定在最近的粮店购买粮食或兑换粮票，这样易于检查，防止任何人在定量外购买粮食。 [3]比尔曼·伊期特万（1819—1937）当时是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主席团成员。 [4]指6月15日召开的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
在肖普朗举行的匈牙利西部德意志族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5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在肖普朗举行的匈牙利西部德意志族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5月20日） 尊敬的同志们！请同志们原谅我，我不能用德语讲演。我知道，同志们期待于我们社会主义者的不是言辞，而是为了解救整个无产阶级、解教各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行动。我代表苏维埃匈牙利的革命苏维埃政府向同志们致意。同时我要指出，今天的这次会议，匈牙利西部的工人、士兵和贫农苏维埃的这次区级会议，是在典型的社会和民族压迫的土地上举行的，过去在这里所有民族都曾经毫无例外地受到过压迫。这里的民族解放是同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同时开始的。这表明，这里的民族解放是同社会解放同时实现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社会解放的途径才能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我们的导师和先生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对，民族解放只能是社会解放的结果。只能在消灭了阶级差别之后才可能消灭民族差别，在苏维埃匈牙利不存在民族问题。人人都可以象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生活，可以为了整个无产阶级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自由地发展民族特点。 我们这些站在无产阶级运动前列的人都是国际主义者，不靠言辞，而靠行动，如同所有无产者——不分语言——都必须是国际主义者一样。在这里，在德意志族居住的西匈牙利，德意志资产阶级是德意志无产阶级和德意志农民的敌人，正如匈牙利资产阶级是匈牙利无产阶级和匈牙利农民的敌人一样。当我们讲匈牙利语的社会主义者听到这里德意志族居住的西匈牙利开展了要求并入德意志—奥地利的运动时，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个运动的代表者是无产者。我们不会相信，一直站在工人运动前列的德国无产者会愿意加入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因为我们这里不可能有民族问题。这是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先前窃取过和现在仍想窃取资本主义制度的[1]资产阶级，象在苏维埃匈牙利的套柚地方一梓，也想在德意志膜居佳的西匈牙利恢复旧的剥削。 如果德意志—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个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了。我们时刻准备着同德意志一奥地利的无产者建立统一的联邦国家。（普遍的赞同声）我们的目的不是民族分裂主义，而是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兄弟联合和国际共和国。我们并不反对德意志—奥地利，我们只是资本家的敌人，德意志—奥地利的反革命分子的敌人。德意志—奥地利的无产者同德意志族居住的西匈牙利的无产者和农民一样，同罗马尼亚、捷克和塞尔维亚的无产者一样，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不知道有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法国人，我们只知道有德意志、捷克和匈牙利无产者，有德意志、捷克和匈牙利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们讲德语、匈语还是捷克语。只要是无产者，不管德意志—奥地利无产者还是匈牙利无产者，毫无例外地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在第三国际的基础上肩并肩地共同进行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不管他们在匈牙利还是在别的国家剥削无产阶级或企图恢复剥削。我们所有革命的无产者已经在第三国际中联合起来。第三国际中有着真正的国际主义，它不是讲空话的国际，而是行动的国际。这就是我们对德意志—奥地利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所谓合并运动的回答。这就是我们的最后决择，我们同德意志—奥地利的无产阶级一道，同德意志—奥地利的每一个无产者和各国无产阶级一道，去进行反对全世界资本家的斗争。（暴风雨般的喝彩声）第三国际万岁！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万岁！各国无产者兄弟团结万岁！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万岁！（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赞扬声和掌声） 《党史研究所资料》（速记稿），第67-70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页。第一卷，第314-316页。 [1]原文如此。《红色报》和《人民之声报》刊登时剧去了这几个字。
论反革命政府——对《晚报》发表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论反革命政府 ——对《晚报》发表的声明 匈牙利外交人民委员库恩·贝拉就最近议论很多的反革命政府问题对《晚报》发表了如下声明： 反革命政府不仅在阿拉德有——库恩·贝拉说——，而且在维也纳也有，那里建立了三个反革命政府。绍特玛尔奈麦蒂也有闹对立的政府。所有这些政府都是由旧的封建贵族组成的，参加的还有一小撮金融贵族。这些反革命政府不仅同我们作斗争，它们之间也相互厮拼。资产阶级并不同这些政府串通一起。我认为，这些政府并不十分危险，因为它们没有掌握任何权力。现在建立反政府的那些先生们曾经在战前和战时在匈牙利建立过军事专政，这种军事专政是社会和民族压迫的基础。也就是这些人，曾经同匈牙利一起为不久前失败的帝国主义效劳.并且是挑唆战争的盲目工具。我们对这些反革命政府不予重视。它们没有军事力量，也不可能拥有军事力量。它们自吹有协约国的支持，但这也无济于事；它们以协约国名义进行的活动只能增加人们对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仇恨。 我们的军事形势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起初看来，在四年战争中已经精疲力尽的匈牙利无产阶级不会有力量抗拒敌人进攻所造成的困难。但是，匈牙利无产阶级日益清楚和自觉地看到，同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帝国主义者进行的战争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是纯粹的阶级斗争，是先前在工会和党组织内不用武器进行的反帝阶级斗争的延续。在绍尔戈陶尔扬附近，我们成功地击退了捷克人；罗马尼亚部队则无法继续向前推进。战斗期间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纪律。这一纪律鼓舞我们的部队不怕牺牲，坚持斗争到底。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不进攻任何人。匈牙利无产阶级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但也依靠站在我们对立面的捷克斯洛伐克无产者士兵的无产阶级声援。他们也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接着，库恩·贝拉谈到了匈牙利的食品供应情况。外交人民委员说：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不少困难，主要在猪油供应和肉的分配方面。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粮食，不仅可以维持到收割，而且大约可以吃到10月中旬，不需要动用新粮。最近我们建立了新的分配机构，如果完成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比过去更加容易和更加有目的地向工人阶级供应现有的库存粮食。收割的季节正在接近，所以，我们不仅会有充足的粮食，还会收获大量的豆类作物。运今我们还没有必要减少食品定量。 《人民之声报》，1919年5月18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待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312-313页。
修改党的纲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修改党的纲领[1] 第一次报告（1919年5月11日） 第二次报告（1919年5月13日） 第三次报告（1919年5月15日） 第四次报告（1919年5月19日） 第五次报告（1919年5月22日） 第一次报告 （1919年5月11日） 星期天[2]上午，人民委员库恩·贝拉同志在旧议院作了题为《党组织和政治形势》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开始时指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无产阶级生沽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来得非常突然，以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 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工资运动结束以后，工会应该怎么办。这里首先必须指出，工会企面临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各级党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也是如此。我们认为，工人、士兵和贫农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这样说并不是低估党组织的量要性。我们布尔什维主义者不但一贯重视工会，而且也重视政党。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过去政党都是议会党，今天依然如此。但是，在专政时期政党不是议会党。 由此，随着专政机构的建立，工人党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按照它的本来面目维护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反对一些政党过于成为议会党，因为它们只把主要力量放在议会活动上。我们原则上并不反对议会活动.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参加议会活动在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阶段都缺乏理由。在工人运动中把反议会主义当作一项原则是错误和片面的观点，因为它把进行反对议会的斗争当作整个工人运动的目标和特点，而不要任何其他东西。我们主张工人运动从事直接的活动，群众在斗争中不能只间接地实现自己的意志。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行动只能是统一的行动，这种行动明确而且绝对地把无产阶级利益放在自己眼前。这是同议会党的一个矛盾。被M1TLAUFER们[3]大大扩充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受了这种人影响的结果，从进行反对私有制的最高形式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斗争堕落到执行改良主义政策。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应当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 无产阶级和党的政策。 现在，我想指出一个错误。我经常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话：在专政时期，特别在开始阶段，我们不应该对小土地和小工业发动攻击。这是正确的，第三国际的纲领也是这样写的。[4]所有策略观点都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但是，对于党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这些现在被允许给予一定宽恕期限的人拉到我们党里来。今天，我们的党不是议会党，而是那个[5]，以便团结一致地代表无产阶级，成为反对资本主义残余的突击队和堡垒，不管在什么时候，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能以自我牺牲的精神自觉地为争取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同党的政策混淆起来。 党不但不能取消，不但不许溶化，而且还要执行新的、巨大的任务。党内结集了工人运动最有觉悟的分子，以便团结一致和步伐整齐地首先对付小资产阶级，其次对付无产阶级中的消极部分。唤醒这部分人的觉悟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什么人可以成为党员？ 在这个问题上，维护党的无产阶级纯洁性是首要任务。无论什么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加入议会党。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政党来说，最重要的是阶级团结和同一性，党内除了无产者外，不能有其他人。只有为推翻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和不是为升官发财的人，才能加入我们的党。另一个是生命攸关的纪律问题。工人运动需要有一个遵守纪律，行动一致，只关心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自觉地、团结一致和步伐整齐地进行活动的领导党和先锋队。对外对内都需要团结，因为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两个党联合了，但实际一个党也不存在。 工人苏维埃的任务。 认为党是居于工人苏维埃之上的机构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它不居于苏维埃之上。工人苏维埃代表整个阶级。但是，如果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工人党，一个十分革命的、纯洁的无产阶级政党，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工人苏维埃建设成工作的机构，而不是说空话的机构。这样，我们就能步伐整齐和团结一致地进行活动，因此.党是极其重要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同样经历了这些发展阶段，只是它的阶段更加长一些。我们看到了错误，所以缩短了发展阶段，能在出现问题以前就设法防止问题的发生。在俄国，成立了工人苏维埃以后，党开始衰弱，由于工人运动失去团结的核心力量，由于没有党，工人苏维埃也开始衰弱起来。工人苏维埃是战斗组织和政权组织，它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职能。这些职能使它不可能有多少时间去进行战斗。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工人党的任务是一这也是我们的专门任务一指导工人苏维埃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统一的理论指导下在党内建立纪律。也就是说，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党的纪律。 《党组织的义务和任务》，《人民之声报》，1919年5月13日。 第二次报告 （1919年5月13日） 他首先回顾了匈牙利和其他各国工人运动的两大部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专政前的相互关系和专政时期的职能。 在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前，资本主义社会是没有制度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收入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并且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原则基础上。生产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利润；不存在任何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及如何在消费者中间分配生产出来的总财富的调节因素。 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适应的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组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几乎只有国家的暴力组织才能通过各种办法把各个社会成员组织起来。谈不上自愿结社和组织社会团体，在资本主义彻底实现的阶段更是如此，那时自由竞争以其纯粹的、所谓曼彻斯特主义[6]的形式占据着统治地位。工人运动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唯一专门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是，同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相适应，工人运动的各种组织——首先是工会组织——对于生产和分配财富不能发生任何起指导作用的影响。 资本主义的所谓帝国主义阶段改变了这种状况。帝国主义阶段已经部分地结束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个阶段，由于资本的联合，可以通过那些部分地独立于国家政权的社会组织或管理国家政权的社会组织，依靠片面实现资本主义观点的办法，调节生产和分配财富。资本联合——卡特尔、托拉斯和辛迪加——在国内经济方面结束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在世界市场上仍然给出现无政府主义状态留有余地。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抛弃了它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并且建立了各种组织，一方面是资木家的组织，另一方面是工人组织。这些组织参与了调节生产和分配产品。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无产阶级专政的状态——但主要是社会主义——代表了有组织的社会状态。正如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上把社会的各个部门严格地结集在各个组织里一样，在专政时期，这种组织性也得到了体现，只是形式不同，而且处在一个更为高级的发展阶段上。这就是说，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都组织起来，并以有组织的形式进行生产和分配财富。 当然，这在工会的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前工会完全是阶级斗争的组织，现在却已经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特别重视这一点，因为，我们始终强调，无产阶级国家依靠无产者群众本身，而无产者群众的表现形式则是某种组织：工厂、工会或党的组织。 关于工厂和工人苏维埃的关系以后还要谈到，现在想分析一下工会和党组织的关系。前面已经讲到，工会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对此，俄国共产党最近发表的纲领草案写道：“公有化工业的组织机构应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应当日益摆脱行会的狭隘性，而变为包括某一生产部门中的大多数劳动者、以后逐渐包括其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生产联合。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个法律和行之有效的实践，工会已是所有地方及中央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它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应该把整个工业的管理工作都逐步集农到自己手中。职工会既这样保证国家的中央管理机关、国爬经济与广大的劳动群众之间有密切联系，便应当最广泛地吸引劳动人艮直接参加管理经济事宜。同时，工会参加经营工作并吸收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可能。”[7]完全可以肯定，我国工会也将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也将接管对生产的指挥，所以，今后工会组织和党组织的关系将自然同专政以前的关系更加不同。匈牙利工人运动中，十至十二年以前就出现了要求在工会组织和党组织之间有健康的分工的倾向。这种倾向对那些主要在工会运动中工作的同志也产生了影响。但是，如果这种倾向的出现伴随着必须使工会中立化和离开阶级斗争的口号，那就是错误的，因为工会的目的从来不可能是把自己的全部活动消耗在微不足道的工资斗争上，而应该象马克思说的那样，工会的任务在于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巩固我们的劳动制度本身这一点上。[8]然而，从一种健康的分工和发展党的政治生活的角度出发，早已有必要建立独立于工会之外的党组织。由于某些无需抱怨的原因，这点在匈牙利没有得到成功。 大家都不能不承认，过去在社会民主党内，我们的党组织过的是一种贫血的生活。党组织从来未能把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内部，工人运动的重点自然1直保留在工会。这种现象有过健康的，但也有过十分不健康的后果。健康的后果是，我们的工会组织对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从未采取过冷漠的态度，但是，工会运动的性质削弱了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在某些情况下，工会常常使工人阶级无法采取坚决的行动。 现在，这方面的情况已完全不同。工会正承担着完全另一种性质的、远离政治斗争的任务，在俄国共产党的纲领草案中，工会将成为监督和组织生产的组织。认为工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群众只有在有组织的形式下才可能实行自治，工人苏维埃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只能依靠有组织的群众。我们也不能轻视无组织的群众，因为革命斗争中的没有组织起来的那一部分群众也有它自己的价值，通常处于少数的有组织的群众可以带动无组织的群众参加革角逐动，然而，有组织的工作只能依靠有组织的群众来实现。 担心无产阶级专政会损害工会的前途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也是愚蠢的。因为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将承担过去从未承担过的那些意义重大和范围广泛的任务。不过这些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组织性的任务，组织和监督生产的任务，它们将首先，也可以说完全通过工会来实现。工会组织将会象十月革命以后那样大规模地发展。据《工会通报》公布的资料，这段时期来，匈牙利工会会员增加了几十万。在一开始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三月革命和实现专政以来发展的数字更大。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人人都想以此作为仕途——尽管这种人也是有的——，而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是有组织的社会，每一个希望自己的生存得到保证的人——包括肉体上的箴义在内一都必须参加某一个组织，以得到维持生活的可能。 因此，工会不能，也不应该对申请入会的人进行选择，任何一个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人它都必须接受。 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党必须是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员必须来自实现专政以前的无产阶级，来自那些不是现在失去社会地位而下降到无产阶级队伍的人，他们不仅有无产阶级的出身，还有无产阶级的觉悟，唯有这种觉悟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精神。 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一社会党和共产党必须是这样的党，所以，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同工会的关系必须大大区别于过去的关系。工会将会有自己的经济职能，即组织和监督生产，并参与组织消费。，也就是说，在同党的关系方面，工会必须站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在这方面，公共教育人民委员会出版的《火炬报》5月份第112期上发表的关于成立作家工会的报道[9]，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这样的工会过去没有过。不能认为这些作家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组织起来的，而是因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今天个人无法生存，只有组织起来，作为群众的整体才能存在。这些人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他们认为，参加工会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成为社会主义者，因此也必须参加工人运动的政治部分。我十分尊敬的、才华出众的匈牙利作家比罗·拉约什就是这样，他发表了如下声明： “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会会籍意味着承担了什么义务。不言而喻，会员同时成了社会党的党员。对于那些还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的人，我要十分简洁地指出，社会党的党籍丝毫不意味着要经受什么重大的精神压力。左拉和阿那托尔·法朗士也能成为社会党人。”[10] 认为社会党的党籍并不意味着什么重大的精神压力是错误的，因为它确实是一种压力，意味着要坚定和严格地坚持阶级斗争。无论是对比罗还是对其他人，人们不能因为他们组织起来就对他们生气发怒，因为相同职业的人必须组织起来并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但这并不是说，那些世界观完全相反和不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的人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虽然他们自以为在从事社会主义艺术或无产阶级艺术事业，实际上却根本没有这样做。他们可以成为组织得很好的作家，并通过这个途径在生产和消费方面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但他们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甚至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个别地成为社会主义者，但作为联合的集体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能象人民服装委员会分配衣服那样——如果有衣服可以分配的话——去分配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不能把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授于某些集体。因此，这些正在组织起来的作家和比罗·拉约什企图用妥协来调和他们同社会主义世界观格格不入的做法，是错误的和可悲的。 这一事例十分清楚地指明了工会和党组织之间应有的关系，工人阶级经济和政治组织之间应有的相互关系。 我们大家都赞成工人党应该成为纯粹的无产者政党，非无产者队伍中只有那些给工人阶级带来了相应的知识或牺牲精神的人才能参加党。党组织必须独立于工会组织，对于这点，今天已不能有任何争议。我重复一遍，这并不意味着有谁要损害工会的职权范围。俄国共产党不久前拟定的纲领草案中有关工会的段落——刚才我宣读了这些段落的内容，它的每一句话我都完全赞同——为工会规定的任务范围比以前的要大得多。但这意味着，在以有组织的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我们只能通过这种途径维护工人党的无产阶级纯洁性。不管在党的联合以前属于工人运动的哪一个派别，谁都不必羞于承认，《工会通报》最近一期提到的工会大发展的情况[11]说明，工人运动已经小资产阶级化，因为一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以有组织的形式加入了工人党的队伍。这些人集体地赋予自己以社会主义性质，但作为个人，他们并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者。现在，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相反，专政正在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中间迫使社会各个阶层组织起来，同时剥夺不劳动者组织起来的权利和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工会组织和党组不加区别，我们的党就有丧失其无产阶级纯洁性的双倍危险。 在这里我们必须同旧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决裂。匈牙利工会运动有着光荣的优良传统，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怀着尊敬的心情和坚贞不移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工会，他们曾经在这里受过教育。尤其在十年以前，工会曾经进行过重大的斗争。他们也应该缅怀这些组织，在那里，他们第一次了解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知识。但这并不是说要坚持那些已经过时的思想意识，并不是说工会在变化了的条件下转向新的和巨大的任务以后，将继续是大家交纳党费的地方，是团结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因为，如果参加工会同时也意味着有了党籍，那么，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会完全小资产阶级化，那就是说，那些不是为了阶级斗争，不是为了消灭私有制，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为了求得维持生活这个完全正当目的的人，会集体加入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普遍的赞同声） 在消除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间迄今保持的那种关系时，不能使工人运动蒙受损失。这是我们的任务。那些把工会的官僚机构同工会组织混淆起来，并且想把斗争矛头指向工会组织的人是愚蠢的。他们不懂得鉴别，不懂得工会是苏维埃共和国最重要的群众团体之一。不过我也认为，说党组织同工会组织分开会动摇工会基础的人也不是聪明人。如果不把党同工会区分开来，那才会动摇工会的基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负有培育先锋战士，即专政的捍卫者、领导者以及社会主义的首要组织者的任务。如果没有这样的党，工会肯定也会遇到危险，无法完成专政为它规定的各项任务，而正是专政才使工会有可能行使自己的职能。因此，对分工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两个组织来说都是必要的。 坦率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下述两种人之间存在一定的争执：一种是长时期以来在工会工作的人，另一种是党内被工人运动最近掀起的浪潮推上来的年轻人，他们不仅年轻，而且易于接受新思想，所以革命性更加坚决。工会的人常常触犯党内的年轻人，反之亦然。这种争夺权力的小磨擦也反映到工人苏维埃中来，造成了无法收拾的局面。混淆专政和资本主义是出现这种磨擦的原因。在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及其杰出人物很少有活动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以致他们确实可以在谁去劳动和谁去第一线斗争的问题上发生争吵，尽管主观愿望还是好的。怛是，今天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切。我们应当去消灭官僚机构，到处都代之以无产阶级自治。我再说一遍，没有官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机构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这些组织是，工厂的工人监督委员会和以后的工人管理委员会，工会和政党。凌驾于它们之上的是苏维埃组织。如果有人以为一个人可以同时在四个组织内活动，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不需要专职化，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想积极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的人都应该意识到，现在我们这里无产阶级的处境同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的处境相同。正如意大利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洛里阿所说，出现代表制的原因是因为资本家不能象大贵族在等级社会里那样直接参与立法，所以不得不建立一个把政治当作自我目的和生活来源的腐败的政治家阶级。无产阶级社会不能容忍，也不能承认这样的政治家阶级，但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建立代表制而出现的专职化，我们现在却极有需要。因为这种分工是必不可少的，而无产阶级最积极地参加行使专政权力的先锋战士又实在太少了。我认为，谁能认真对待刚才我简单提到的有关工会的任务，谁就肯定能成为做工会工作的专家。参加政治运动的人还不必完全成为专职人员，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党组织正面临着巨大的宣传任务，在专政时期我们必须在短暂的时间内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完成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时期一百年内才做到的事情，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党务工作者也应该专职化，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工人和贫农苏维埃也必须进行一定的分工，但不能在那里专门培养苏维埃专职人员，这样做容易导致出现官僚主义。谁都不要以为苏维埃代表同时又能在工会或党组织内担任领导职务。在我国，工人苏维埃尚处在萌芽状态，正在成长。但是，抱怨这个或那个行业在工人苏维埃中没有代表是毫无理由的，因为这个苏维埃不是党的或行业的组织，而是全体无产阶级在立法、行政（管理）和司法方面的权力机构。虽然不能把工人苏维埃代表象担任某一种职业那样专职化，但是，苏维埃制度仍然要求每个苏维埃代表在任职期间贡献他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工会和党组织的任务何在，它们同工人苏维埃组织的关系怎样，这个问题已经在不需要作任何妥协的情况下自然解决。 总之，必须把工会同党组织分开，必须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组织，必须纯洁党的队伍，必须加强党，使它变得更加坚强、团结和有纪律，以便我们能从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出发，站在坚定的原则基础上，指导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政策，指导党在专政的表现成熟的经济组织中的经济政策。 今天，应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分别判断工会和党组织。工会已经部分地成为国家组织，而且将日益转变为国家组织，因为在专政的社会里，人人都必须组织起来。但是党不能容许把所有人都吸收到自己的组织里来，它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和精华分子的组织。在整个工人运动中，在工人运动的顶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中，党组织应该在原则上和理论上起指导作用。 匈通社报道《库恩·贝拉报告》，《党史研究所资料》，第82—94页。 第三次报告 （1919年5月15日） 这一系列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党内生活面临的修改党纲问题的导言。这个问题是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同志们都还记得，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被提上了日程。当时两党的合并是在一个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实现的，它大致上包括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予以实现的许多要求。尊敬的同志们，我们拟定那个纲领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还未实现。当时的形势是，我们还必须为争取专政进行斗争。因此，纲领包括了一系列关于专政以前时期和为争取专政而斗争的内容。那个行动纲领就是刊登在题为《团结的文件》的小册子上的那封信次们当时两党领导都接受了这个纲领，因此现在完善和修改纲领必须以此作出发点"当时的纲领还不是党纲，只是一个联合行动的纲领，作为两党联合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和真正革命的政党。所以，必须修改党的纲领。过去共产党没有成文的纲领。共产党为争取专政而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虽然没有成文的纲领，党也以布尔什维主义的普遍基本原则作为指导思想。前社会民主党是有纲领的，它在1903年通过以来已经许多年了。在此以前，匈牙利工人运动还有过两个纲领。第一个纲领即使不是哥达纲领的准确译文，也大致上是它的翻版。哥达纲领1875年产生在德国拉萨尔分子和爱森纳赫分子，即工人运动的拉萨尔派和所谓马克思主义派合并的时候。第一个纲领是当时一个写得十分出色的纲领，它是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的海因菲尔德纲领[13]的基础上制定的。接着，在匈牙利工人运动高涨时期的1903年，通过了以爱尔福特纲领作基础拟定的党纲。尊敬的同志们，这个党纲是完全以爱尔福特纲领作基础的。正如拥护代表地主利益的政策的贝尔纳特·伊斯特万所说，当时把爱尔福特纲领连同印刷上的错误全文阙译过来了。尽管这样，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个纲领仍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党纲，除去某些细小和无关紧要的缺点外，它正确地阐述了运动的原则基础，提出的各料要求和实际问题也是合适的。但是，概括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所谓原则声明或最高纲领现在已经过时，正如过渡性的纲领已经过时一样。过渡性的纲领自然应该成为过时，因为它只适用于工人阶级批判资产阶级并同时为争取社会主臾而斗争的那个时期。这些过渡性的要求是卫人运动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必须实现和可以实现的那些要求。而原则声明则是一些理论性论断的简短归纳，它们在理论上和原则上提出了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和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理由。 因为这是唯一成文的纲领，在修改纲领的时候，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但是，现在工人运动已经在另一种条件下进行活动，它不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活动，这必然使原来的纲领不会有多少内容可以保留下来。同志们，原则声明中关于描写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一部分，除了需要作极其细微的修改外，大体上都可以保留。相反，在引言部分谈到下面那个最近即将提上日程的问题时，我的意见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应该用另外的形式来写，强调的内容也应有所不同。同志们，今天任何一个工人党制定自己的纲领时，都必须以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以革命的国际性质作为出发点一制定纲领的时候是这样，行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因此，匈牙利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也不能不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于，匈牙利工人运动无保留地加入了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区别于第二国际的首先是，前者是团结的组织，这种团结不仅有原则和理论基础[14]，而且有统一的战术，统一的斗争方法；同时，可以把每个国家的党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的支部，正如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首批工人政党一样。同志们，同第二国际相反，第三国际意味着工人阶级要求有统一的国际行动，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第二国际则是一些“国家党”和全国性政党的集体，为首的国际局只是一个联络机构。虽然第三国际还没有完全建成，还没有完整的组织，但已经在基本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即必须在国际范围内统一协调工人运动的一切活动。因为只有国际性的行动才能把无产阶级从已经在国际上结成一体的国际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因此，我认为，应该在钢领中强调第三国际和第三国际的这一基本原则。我们已经同第二国际决裂，因为两党的联合正是以完全拒绝谢德曼之流的社会党国际，即爱国社会主义者国际，并参加工人运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为基础的。但是，必须把同第二国际的各种传统决裂深入一步，必须把我们同工人运动的这一机会主义、反革命、改良主义和蓉国社会主义的派别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必策强调工人运动的彻底的国际性，考调各国工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有一个利益，即革命无产阶级国际解放的利益，这种解放只能是国际革命的任务。必须在纲领的一开头就写上这一点。 正如后面我还要提到，今天，无产阶级政党已经成为统治党，它的每一个措施都是统治党的措施，因此，必须把我们的每一个声明都具体化，因为纲领的每一个主张都意味着将按照它来采取具体行动。例如，我们关于国际主义所持的观点应该成为我国具体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如果按照纲领，按照即将制定的纲领，我们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寄托在国际革命身上，那就是说，指导我国外交政策的只能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由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存在于各个国家的，或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工人运动的所有派别。必须考虑到，同时还必须彻底清算掉谢德曼之流的沙文主义派别，因为，从国际政策的观点来看，从我国外交政策的观点来看，我们对德国、法国或另外一个国家的谢德曼主义政府采取什么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同志们，我们必须注意到，同时还必须清算掉那个所谓中间派，它也是反革命的，其代表在德国是考茨基，在奥地利是鲍尔。在决定我国外交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依据坚定和一致的原则协议。这个原则协议概括地阐述了工人运动对于工人运动中间派，对于这个玩弄半机会主义和半革命词藻，但实际上是爱国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派别的态度。 所有这些内容，爱尔福特纲领都没有包括进去，也不可能用这样的形式包括进去。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纲领用以作为基础的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争夺政权的、自下而上发展的工人政党的纲领。这个工人政党当时还远未能取得政权，并依靠它来奉行具体政策，进行积极的组织、生产和建设工作。因此，党的纲领需要象现在无产阶级已经成为掌权者时那样具体化。正因为如此，在制定我们的纲领时，必须具有这样的明确观念：这个纲领的每一个论点都将指导我们的具体实岐」对于在无产阶级国家机构里从事革故鼎新工作的人来说.它不仅是宣传工具，而且是指导方针。 上面我已经强调指出，我们对工人运动国际主义的立场，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国家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它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如何执行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它必须在每十个具体措施中得到体现。当我们肯定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时，，当我们从匈牙利工人运动的观点出发——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没有自己的特殊观点——肯定工人运动只能在国际范围内达到其目的，只有通过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才能求得各国无产阶级解放时，必须同时指出，作为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作为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阶级，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开始了一场无产阶级革命。 这场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分支，它使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有了可能，它创建了被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样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组织形式。 刚才我已经提到，社会民主党的老纲领在爱尔福特纲领的基础上，对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那个发展阶段作了恰当的总结。它谈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二直谈到它可能谈到的阶段，因为它只能谈到它产生的时候为止。如果我记得准确的话[15]，爱尔富特纲领是在1890年制定的——匈牙利的党纲制定于1903年——，那个时候，即1890年，尤其在德国，被称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新发展阶段，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来。当匈牙利工人运动在1903年制定自己的党纲时，帝国主义已经开始发展，甚至已经开始兴旺，但是，当时匈牙利工人运动还提不出什么迫切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继续完成爱尔福特纲领没有做完的事。爱尔福特纲领在介绍了基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事实后就结束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这一发展阶段里，还存在着自由竞争，资本联合只是削刖开始，在各种资本联合的形式中还只能看到帝国主义发展的萌芽和迹象。当时，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政策——爱尔福特纲领和随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阐明了这一政策——没有估计到，也不可能估计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生产代替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因此，我认为，必须在我们党的新纲领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因。这个革命已经把我们，也将把其他国家引向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引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状态，最后引向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 我们必须在党的纲领中从原则上和理论上指出，自资本主义前一个阶段，即自由竞争阶段结束到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哪些力量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我们大家就能清楚地看到，使建立专政成为必要的原因究竟何在，使渴望社会主义和探索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的经济和社会动力究竟何在，使必需采取革命手段的原因究竟何在。 这实际上就是我向你们提到过的、在联合以前写成并作为联合基础的那封信——想必同志们都读过这封信——对帝国主义所作的评价。对帝国主义的不同评价是造成工人运动分裂的基础。机会主义派别和革命派别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分道扬镰的。一些人投降妥协，一些人坚定不移地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直至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两种人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分手的。 工人运动屯出现载上面提到的三种派别，其原因就在于对帝国主义的不同评价。对帝国主义作出特殊和正确的评价，是布尔什维克派的最大特点之一；匈牙利工人运动的大多数，甚至几乎整个工人运动，都参加布尔什维克派。 所以，我们的纲领在评价帝国主义这个问题上必须体现布尔什维克派的观点。必须表明，我们与谢德曼主义者不同，与所谓的中间派不同；我们把帝国主义当作一个专门的发展阶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过于成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已经成熟。纲领必须写上这一点。 对国家的态度是布尔什维克派区别于极端派、中间旅和所有其他派别的另一个不同点。布尔什维克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最精辟总结的题为《国家与革命》一书阐述了这个立场。列宁的书已经用匈牙利文出版。 机会主义——它已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及其妥协、合作策略的基础，部分是在理论上对帝国主义的态度，部分悬在国家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团结在匈牙利工人运动统一的政党中、并且一致信仰布尔什维克学说的人来说，不言而喻，国家是为了进行剥削而建立起来的压迫机构少资产阶级的国家就是这样的压迫机器。同样不言而喻的是，，现在已经建立了另一个国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所代表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暴力组织。这个国家也是压迫机构，也是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暴力组织。但是，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国家，其目的不在于保持压迫和维护剥削，而是为了使一切剥削和旨在剥削而进行的—切压迫成为不可能。 这就是专政的性质所在。资产阶级民主——它的信仰者企图把它描绘成普遍的民主——为了欺骗被压迫者，为了用虚伪的平等论欺骗被压迫群众，竭力掩饰自己的阶级性。我们无产阶级国家则必须在纲领中公开揭示这个在消灭一切政权以前的过渡状态的阶级性，因为这正是专政政策的具体基础。这就是说，必须把国家机器的一切手段用来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用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生义服务。所以，在我们的纲领中，必须以专政来对比民主，而且必须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民主相反，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民主，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有这种民主才有可能实现被剥削群众的自治，才有可能将国家的各种手段.整个国家机器*即一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暴力，一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手段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我看到孩子们在大街上打着红旗走来，一边还唱着国际歌。请你们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今天学校已经在为社会主义教育服务了；而从前孩子们在大街上列队行走的时候手里举的不是红旗，而是三色民族旗，甚至是宗教旗，唱的是教会歌。这说明，那时候的学校——资产阶级精神机器这一最强大的手段——并不在为社会主义教育服务，相反是在为反对社会主义.为剥削服务。 同志们，我们必须告诉大家，专政只是一种过渡状态，它固然是一种阶级统治，但其目的不在于永远保持阶级统治，而在于结束-切阶级统治。说明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现在还有许多入既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也不了解它的自的。同志们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有人企图冲淡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企图宪全模糊无产阶级的那些本来就不太明显的界限。阶级和阶级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因为经过一定的“修饰”，经过一定的过渡，它们可以相互掺和。但是，尤其在过渡阶段的初期，直到中期，在我们日益接近社会主义之前，在保证不会出现任何资本主义复辟和倒瑟之前，必须尽最大可能明确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 必须首先弄懂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渡状态，如果不再需要一个人统治另一个人，如果人剥削人的现象不仅消灭而且永远不可能重现，到那个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便不复存在。（听众：说得对！）同志们，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必须在纲领中强调这一点。总之，必须杷我们在国际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家等问题土的立场态度包括在我们党的原则声明中。 同志们！凡是还记得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人都知道，纲领在原则声明后面有一小段，它既不是原则声明的一部分，也不是临时纲领或最低纲领的一部分，而是概括了工人政觉借以达到自己目的的那些手段。我们必须十分突出和详细阐述纲领的这一部分内容，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执政党、是统治党；作为执政党和统治党，在一切具体问题上都必须有具体的立场态度。只，有这样，.那驾以党的名义阳受党的委托办事的人一虽然不能完全束缚他们的手脚——才会有章可循，才会永远不离开我们统一的原则立场。（听众：说得对！） 同志们！这就是说，只有这种原则立场才能作为统一的和有纪律的行动的基础。今天，一方面我们确实存在着缺点错误，另一方面又害怕全面总结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全面总结专政，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纲，没有一个可以作为行动依据的党纲。有了这个党纲，我们就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原则立场，任何离开这个立场的行为都意味着放弃原则。 同志的事情就是这样。因此，我们作为执政党、统治党，必须在任何问题上都尽可能最大程度地使自己的立场态度具体化，必须把工人运动可以借以达到自己目的的那些手段具体化；同志们都还记得，在这些手段中我们强调过普选权、民主、议会制度，等等。现在，这些都已经过时。现在的手段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行使自己权力的形式，是无产阶级为了摧毁资本主义和建设祉会主义而行使权力手段的形式。 同志们：我们已经在前面说过，同时我们也知道，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相反，苏维埃国家，无产阶级国家，从不隐瞒自己的阶级性，它没有必要进行欺骗。资产阶级国家才需要骗人，以转移大们对它的阶级性的注意力，使这种阶级性永恒化。我们的国家不隐瞒自己的阶级性，因为我们不准备把它永远保持下去。在消灭了一切阶级和一切阶级区别的基础之后，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后，这种阶级性便没有需要了. 同志们！至于这个时期有多长，将持续多少年，这一点可以讨论，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对此作种种猜测，因为，大体上说，它并不或决于匈牙利的状况，而取决于国际革命的进程。《听众：说得对！）但是，同志们，必须在纲领中体现这样一点：专政应该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群众的专政6这个专政不是某些阶层的专政，不是某些行业的专政，不是军人的专政，而是集结在各个组织中的无产阶级群众的专政。我要再一次强调，：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专政。但是，同志们，这里指的不是那种交纳会费就了事的老的组织，而是体现联合行动的组织。这种联合行动只有依靠一定的组织才能实现"我在上次报告中谈到工会和党组织的关系时，已经强调了这一点。 同志们，行使专政是通过苏维埃机构来实现的。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苏维埃组织来彻底摧毁压迫无产阶级的官僚和法官的国家。我们要摧毁官僚制度，我们必须也必将彻底地摧毁整个官僚制度，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既然我们不仅需要一个专政组织，而且还需要一个行政组织，一个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组织，那么，依靠什么和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关于依靠什么这一点，同志们都是清楚的：依靠苏维埃组织。但是，要回答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就必须先弄清苏维埃组织的内部结构。在这方面看法哥能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不要破坏旧的官僚机构，至少应该挽救旧的官僚机构中的那些可以利用的分子，怛对其中的另一部分也不要触动。另一种意见认为，对于那些无产阶级肯定需要的人，必须加以利用，但同时必须大量吸收工人参加立法和制定各种条例，参加行政管理和司法。无产阶级民主恰好意味着最彻底地和绝对地实行自治。这里，彻底和最完善地实行选举原则是头等大事。并不是说每一个公职人员都要由无产阶级国家经过直接的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如果这样，除了不断地举行大民投票外，其他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但是，无论是谁，都必须通过选举的途径才能担任负责的职务.同时，公职人员和私人职员之间的区别必须消失，也必将消失。关于这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生产已经社会化，整个生产掌握在国家手里，也就是说，公职人员和私人职员之间不再存在区别。但是，任何担任负有重大政治责任的职务的人，都必须经过选举产生，并且随时可以罢免，选举的时间间隔要短一些。同志们，这种做法是消灭官僚主义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意味着官员机构已经成为自为的组织，它手中的权力有时候甚至可以用来向它的主人一资本家和压迫者——施加压力，而在资本主义时期这些人要比当时变得野蛮和不文明的无产阶级有教养得多。如果它对自己的主人尚且能行使这样大的权力，那么，官僚主义的滋长对无产阶级来说就要危险得多，不管是老的官僚主义，还是新的官僚主义。（听众：说得对！） 同志们，官僚主义意味着权力机构，为了社会主义的未来也必须予以铲除。因为，我们希望以和平的形式实现从无产阶级专政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如果一个官僚阶级或阶层占了上风，那我们就必须再一次用暴力从他们手中夺取政权。 同志们！在资本主义时期，某个人的生活得到保证是件十分重耍的事，无产阶级的特点就在于生活没有保证。但是现在，虽然金云我们还不能保证就业，但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实现了劳动权和强迫劳动，人人都会得到生活保障。如果某个入在这个地方不合适，他可以到另-个地方去工作。总之，面包肯定会有的。在资产阶级民主时期有过的那种认为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是不够独立的看法，现在已最后消除。 现在，同志们，从苏维埃行政机构的角度出发，必须具体地说清楚，我们准备如何规定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基本原则，作为苏维埃代表进行活动的社会党人的任务是什么。这一点必须具体化，因为现在要由我们来制定法律，进行行政管理和执行司法。虽然不需要规定苏维埃代表宣该做这做那，但必须为整个机构提出起指导作用的基本原则。 根据我们的这些基本原则，苏维埃代表也必须选举产生，任何入都随时可以撤换，而且任期要短。已经多次强调——虽然还强调得不够——，工人苏维埃是一个工作机构。我们并不把国家当作安置就业的慈善机构，但必须看到，苏维埃代表虽然不是一种永久性的职业，.但它是代表任期内的一个经常性的工作。必须防止出现一个象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政治律师阶层那样的职业政治家和职业苏维埃代表阶层。做到这一点的保证是，人人都可以撤换，任期都比较短。无产阶级自治必须体现在，苏维埃代表不仅参与讨论问题，还参与工作，也就是说，应该逐步地把每一个苏维埃代表都吸收到国家机构里来，担负必须担负的工作。这种工作肯定是繁重的，会占去他们的全部时间；同时，为了使他们不同群众磁远，不脱离他原来工作过的工厂，他们的任期必须是短的。 在每一个管理部门逐步地吸收工人、，无产者参加这些工作，并不意味着不管是否需要，要把所有机关职员都开除掉，而只是说，一切进行政治领导或有使权力的责任重大的职位，都必须安排无产者和苏维埃代表来担任。只有这样，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才有保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无产阶级还缺乏作为管理国家的先决条件的某些才能。因此，还需要那些在处理某些事情上有经验的专家。例如，工程师的工作我们自己就做不了。不过，无论如何，真正吸收无产阶级参加行政管理应该成为我们党的具体纲领的一条基本原则。（赞成声） 但是，不仅要积极吸收苏维埃代表，还应该积极吸收全体劳动人民参加管理无产，阶级国家。其先决条件是，大力简化行政管理工作，使每个工人都能参加或进行监督。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因为，被资本主义沦落为无知识的工人弄不清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即使现在，当我们以迅猛的速度同资本主义决裂因而需要制定一些法令的时候，法令数目之多也使工人头晕目眩无法辨清。其原因是，一方面我们要同资本主义迅猛决裂，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对那些如果没有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就不需要作出规定的事情作了规定。（听众：对，说得对！）我们必须对许多将来不必作出规定的事情作出规定，因为，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使我俏用法令来阻止的那些违反工人阶级利益和滥用权力的行为不再发生的保证。 同志们，大体上说，总的来说，这些就是必须写进纲领的原则部分的那些基本原则。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诸如民族问题，文化纲领问题，这些，我这里都不想讲了，因为它们并不十分重要。 同志们知道，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宣扬民族自决权，另一种观点宣扬无产阶级自决权。不管谁持哪一种观点，我的意见是——这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必须实行无产阶级自决权。（赞同声）正如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资产阶级是民族的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国家里无产阶级是统治的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民族自决权即资产阶级自决权；在我们这里，民族自决权即无产阶级自决权;但在国际上，民族自决权意味着资产阶级自决权。[16] 然而，除此以外，从我们的观点看，整个民族自决权问题今天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因为我们所期待的不是自决权力，不是隔离，而是不分民族和没有民族界限的无产阶级大联合。我们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国际的苏推埃共和国.作为通向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大国的一种过渡形式。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这个问题不是什么重要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明确地坚持要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立场，那么，这便不是什么问题了。对于我们讲匈牙利语的无产者来说，列宁的话特别合适：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方法是，对那些讲曾经受到压制的语言的无产者采取尽可能和解的态度。我们匈牙利人属于一个曾经压迫过另一个民族的民族，因此容易有沙文主义的嫌疑。别人会对我们说：你们倒说得轻巧，因为你们没有受过压迫。为了不让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说我们匈牙利人现在还是沙文主义者，我们必须采取最和解的态度，更不用说必须同领土完整的政策决裂，因为它不属于纲领问题的范围，国际革命迟早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使我们忘却它。（听众：对，说得对！） 今天，军队的问题也同过去.有所不同。同今天一样，以前我们也反，对军国主义相也主张消灭军队。但是，为了消灭军队，今天必须建立一支新的军队。同威尔逊的和平主义相反，我们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威尔逊企图限制军队，裁减军备，但保留一定的武装对付无产阶级。例如，他设想在德意志帝国把德国陆军数目限制在七万，骑兵限制在三万，但他自己却保持了相应数量的军队来对付德帝国主义，或者对付布尔什维主义。这种和平主义是一场骗局。我们的和平主义是以一支革命军队作基础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它来做国内外反革命的进攻案这支革命军队必须是有纪律的队伍。纪律问题十分重要，必须写在纲领里。这支有纪律的革命军队为进一步发展国际革命，主要是为实现社会生义的目的服务；这样军队是见之于纲领的专政手段.必须使大家理解这一点。我们不要战争，但是，只要国内外的反革命存在一天，专政就必须存在一天。 建立没有官僚主义的苏维埃组织，维护国际联合，创建军队：这些就是我们在苏维埃共和国范围内借以达到我们的目标的一般手段。 是否还应该包括文化纲领，这点是可以商榷的，但上面提到的三种手段必须包括在新的纲领里。 我将在星期一[17]下午六点钟作下一个报告，向大家介绍纲领中要提到的一些过渡性的要求，作为大部分已经实现了的要求的补充。必须以新的政治、经济和——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表达的话——福利要求来代替旧的福利要求，使专政概念的内容具体化。 专政是一个美丽的词汇，但我们必须知道它的内容，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如何建成新的社会制度。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建立一个统一的和坚固的基础，以便能够有计划地、团结一致地和秩序井然地建成社会主义。 我们将在下一次报告中讨论政治过渡、经济过渡和工人福利政策的各个问题。 《库恩·贝拉同志关于“党组织和政治形势”问题的系列报告之三》（速记稿），《党史研究所资料》，第21-43页。 第四次报告 （1919年5月19日） 尊敬的同志们！鉴于党纲的原则部分已经讨论完毕，同上几次报告的内容比较起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党纲的若干具体要求问题，特别是经济和工人保护方面的要求问题。 我们已经从原则利理论的角度讨论了为什么要修改和从那些方面修改党纲的问题。现在，必须按照上次报告中谈到的精神，把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政党作为执政党提出的各项要求具体化。党员必须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各个组织里实现这些要求；在各种苏维埃组织内进行活动的时候，这些具体的要求可以成为党员的指导方针。 经济领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时候，接管了对生产的组织、领导、指导和监督。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有具体的、认真制定的经济政策指导原则，同时，在这方面——我重复一遍——必须由党来进行领导，使这些原则在所有地方一致得到实现，不致于国家的一个地方这样，另一个地方那样贯彻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机构提出的各项任务。在生活中贯彻那些按照，旧的说法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令时，如果要想它们生效和达到一致的目的，那么，执行这些条令的人必须懂得执政党在这方面的目的，必须知道，那些为了取得预期的结果而发生作用的动因应当象恩格斯说的那样真正达到预期的结果。[18] 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我们在所有雇用二十人以上的工厂里没收了生产资料，正如习惯所说的那样，使这些工厂社会化了，确切地说，把它们收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今天，人们已把社会主义化正确地理解为：作为政权机构的国家消失，无产阶级专政结束，社会主义已经开始。[19]我们还在一定的限度内没收了另一种生产资料——土地。一般来说，除了小所有制外，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件工作我们将有始有终地继续做下去，以达到预期的结果.也就是说，迅速和卓有成效地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并尽可能减少动荡。 但是，没收生产本身还并不意味着达到目标，它只是达到社会主义真正目标的一系列手段中的一个。没收生产资料首先是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手段，它使我们有可能在进行统一的生产和指导的同时建立有组织有控制的社会主义生产机构。社会主义生产机构的目的在于，以尽可能小的辛劳满足人类尽可能广泛的需要。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在专取了政治统治和经济资本之后，其任务就是赠加生产力增加生产力。[20]就是发展生产本身；在没收了生产资料之后，生产更多的东西成了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我们的任务在于增加生产力，发展生产。 这在今天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而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在专政以前有些人经常说，不能增产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人们不会去把废铜烂铁社会主义化。他们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因为确实不可能立即增加生产。但是，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上，不没收生产资料，要增加生产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十分清楚的事情。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生产资料被破坏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里根本谈不上增加生产。 现在，我们接收了资本主义生产机构的烂摊子。我们正处于国际和国内反革命的中心。因此，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保证生产的可能性，维护专政。同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必须从现在起就把生产搞上去，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机构的基础，以保证慢慢地逐步过渡到完全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生产机构去。 在这方面，实现工人监督是第一步。今天已经建立了工人监督委员会。工人监督虽然是必需的，但并非完美无缺，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并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生产问题。[21]工人监督只是通向工人管理的过渡。今天代表全体无产阶级的是生产委员。在一些工厂里，有专门的技术机构，也有专门的工人监督机构。事情只能这样，而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因为这是一个通向工人管理的必要的过渡状态。一俟完全有能力对工厂进行技术参加技术管理的一代工人出现——这在谈到专家问题时还要提及——，我们将立刻转而实行工人管理。在此以前，反对专家和想把技术管理交给外行人的做法都是可笑的假激进主义。 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大工业问题在今天首先是技术问题。至于采购原料的问题、合并工厂的问题，等等，这些都不是纲领性的要求。我们的纲领性要求只能是，在大工业方面一些工业地区和工业部门的合并，全国工业辅助来源的利用，总之，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发展政策。这个政策可以使我伯增加生产，可以保证工人群众对组织、领导、指挥祖监督生产的影响，.其中部分是以工人监督委员会形式实现的直接影响，部分是通过普遍和统一的大经济组织——例如现在正在组织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现的间接影响。 至于小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其残余今天还继续存在——，很容易把它们清除掉.当然，其中的一部分不能立即消灭，因为还没有新的大工业去代替它。这一部分小工业是十分应该给予支持的。但不是采用斯泰雷尼的工业发展政策[22]，因为我们无论在纲领上和实践中都不能执行这种政策。然而，在大工业机构还不能取而代之的时候，一部分小工业还是需要的，应该向它提供原料。在党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中，这一点必须在纲领中得到体现。 保证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问题在我以前做过的一个报告里已经提到过，即工会组织在专政中的作用问题。当时我们谈到了在专政时期工会和党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现在我们要谈一谈工会同经济生活的关系。无产阶级国家的生产组织只能是一个统一的、集中的生产组织在那里，向生产机构提供什么样的生产原料，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如何分配，如何消费等等，都由一个中央机构——例如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决定、指挥。为此，必须保证，并且在纲领中要求工人阶级能发挥日益广泛的影响。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苏维埃依靠工人阶级的所有群众性组织。在无产阶级民主中，我们的目标基使主人阶级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尽可能广泛的范围里，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实现它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现在，当党组织可以对工人苏维埃施加影响的时候，必须使集结在作为生产机构的工会组织里的无产阶级对组织、领导、指导和监督生产的影响得到保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这样一些其专门任务在于对组织、领导、指导和监督生产发生作用的生产机构，那么，就会出现一种新的生产官僚机构，它不会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官僚机构好多少，大体上同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机构相仿。但是，我们要建立的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同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实质性区别正在于，无产阶级群众可以直接影响生产的组织，进程和监督。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要求把全郃生产置于工会的基础上。 如果把工厂当作生产基础，那么，我们就会走向分散的局部利益主义，其结果将是，一个工厂的工人阶级把工厂看作是自己的，把它当作扩大了的私有财产。相反，工会——这里指的当然是一系列生产行业的组织——却意味着能够按照通常的分工出色地组织、领导和指导生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生产的官僚化，避免这种或那种因素——不管是工程师还是外行，或者是第三种因素，例如可能出现的苏维埃官僚机构——对生产起决定性的作用，从而避免减少工人群众的影响。 同志们，在这方面我要援引有一次我已经宣读过的俄罗斯共产党纲领草案中的一段。纲领草案在这一段提到，在俄国，通过法律的途径，工会对生产的影响已经有了保证，但有必要扩大这种影响，因为，在那里这种影响仍然发挥得不够充分，因此，已经出现了生产官僚主义化的某种危险。在这方面，党纲的迫切要求是吸收工会参加工业活动，把所有生产力都组织起来，并在各个生产行业之间进行有比例的和相应的分配。因为资产阶级中有一些人在专政的压力下很快就屈服了，他们愿意参加活动，这样就解放了一批劳动力。一系列机构——维持资产阶级国家的剥削的组织——成为多余的机构。所以这些人我们都应当把他们安置好，这不是出于仁慈，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生产，才能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满足尽可能广泛的需要。必须把每一个人都吸收到生产劳动中来，不管他过去以不劳而获为生，还是为了保全不劳而获而过着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寄生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我们一时还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因为我们还不能把生产发展到人人可以就业的程度一但是必须设法把在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组织和官快机构以后解放出来的所有劳动力都吸收到生产劳动中来，把他何组织起来，，并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有比例的分配。 这也是工会的任务，也只有通过工会才能解决。因此，工会必须成赫个劳动力分配的执行者。我们必须在新的纲领中作为一项要求提出这一点。在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感到忧虑，而且表明，生产不能突然增长起来。这种现象就是：劳动纪律的松弛。过去无产者这样来考虑问题是完全正确和自然的：我不是疯子，不能用为恢复那个已病入膏盲的资本主义去劳动生产，不能用我的劳劫使剥削制度象从灰中新生的常生鸟一样再生。其结果是，在工厂里同志们都不劳动，无产者都不干活。从前他们这样考虑问题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们干活，即使干得很少，也不能不使资本家获得足够的利润。但是现在必须克服这种现象。我觉得劳动纪律已经有了好转。劳动纪律是无产阶级生产组织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使我们尽早到达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和进而到达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的重要条件。因此必须把它当作一项要求写进纲领。 劳动纪律要求我们把整个生产都放在工会身上。因为，工人阶级过去在日常的阶级斗争中，在罢工行动中，都表现了工会纪律性，这种老的纪律性还在，但罢工已经消失，日常阶级斗争已经消失；必须把这种群众性的纪律变成劳动纪律；工会这个群众性组织一方面可以保证生产的进程、组织和监督，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参加生产者的纪律。在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生产组织方面，建立劳动纪律也是工会的一项主要任务。 同志们，这里要提一提关于专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没有象在俄国那样重要，在他们那里，工程师和其他技术力量坚决抵制无产阶级的社会生产劳动。但我们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有些迹象表明，正在毫无理由地排斥一些对组织生产有价值的人。过去，资本主义只要有可能，便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压迫无产阶级，使它得不到最起码的知识，得不到工农业方面的实际能力.这样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能为自己留专家，便不能顺利地掌握生产技术领导。这方面的情况同我们谈过的党组织的情况不同。党组织必须吸收无产者参加，而在生产方面必须利用资产阶级专家——他们中间也有有组织的社会党人——，不论什么样的资产阶级专家，都可以在工人监督的情况下加以利用。（听众席上普遍的喊叫声）列宁说得对[23]，如果不吸收这些人参加生产组织，生产是不可能想象的，只要在一定的过渡状态后工人阶级仍然没有掌握工农业生产的实际才能，只要科学技术继续是某一个阶级的特权，只耍在经过一定时期后我们还没有消灭这种特权，只要我们还没有依靠我们的公共教育政策把技术知识变成各个最广泛的阶层的共同财富，我们就必须把利用专家作为纲领中的一条要求，不要让那些假激进的——因为我无法用别的形容词——、脱离实际和现实可能的要求来干扰我们的生产组织。（听众：对，说得对！） 一般来说，必须在工业政策方面实现我们对专家问题的这种立场，但是，在农业方面尤其应该这祥做；我们知道。过去！工业无产阶级缺乏技术文化知识和工业教育，而农业教育几乎等于零。现在，我们致力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我们要以规模尽可能大的生产来保证城市无产阶级的供应，不再单独地和个别地从农民那里收集农产品，这个时候，特别从农业的观点来看，专家问题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监督他们，但同时利用他们！（赞同声） 我们的农业政策，我们在纲领中提出的―些有关农业政策的要求，也都是很明确的。必须努力实现农业大生产，这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两个派别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一方面以考茨基的名字，另一方面以大卫的名字为标志。[24]这场争论已经结束。现在只有地地道道的改良社会主义者或富于幻想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说：倒退到农业小生产去！除此之外，就是那些企图加强私有制的人和要求“回到大自然去”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分子了。这个乌托邦我不能称它为正常的乌托邦，最多只能称它为七分空洞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 我们必须努力经营大生产。在这方面我们匈牙利比较幸运，因为我们阻止了土地分配，并着手建立生产合作社制度。当然，最理想的办法是建立完全国营的社会化的农业来代替生产合作社，如同我们在任何社会化的大企业看到的一样。我在这里向同志们介绍一个办法，不过我暂时不建议把这点作为要求写入社会党的纲领。我要推荐的办法就是实现生产合作牡的集中化，即建立全国集中统一领导的生产合作社。这样就可以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推广生产合作社组织。现在几乎只有全无产者。完全没有土地的人才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只消灭了大土地私有制，因为，在目前的阶级关系下还不能通过暴力的途径消灭土地私有制。但是，虽然不能用暴力，却可以通过间接的途径，依靠生产合作社做出的榜样来消灭小土地私有制（听众：对，说得对！）我的的经验是，在许多地方，小农自愿放弃私有制，因为他们看到了合作社生产的优越性。（听众：对，说得对！）如果除了这种合乎逻辑的认识以外还能在分配方面实行一种更坚定的经济政策。即对参加生产合作社的农民比对坚持私有制的农民给予更多的优待，在分配工业品方面优先照顾社员，并且在其他方面也实行这种办法，在农村的无产者、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中间实行一种健康的分配制度，那么，肯定可以曰益促使小土地所有者向合作社大生产靠拢。所以，我认为，在农业方面，当前的临时性要求是实现生产合作社的集中化，即实现集中的生产领导。当然，还必须同时实行最大限度的精耕细作，团结农村的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需要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不是把他们团结到党里来，而是团结到苏维埃的经济组织里来。我不是说要把我们的党改变成小农党，而是说在小农问建上党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从解决农村和城市矛盾的观点来看——它同时意味着解决最重要的食品供应问题——，我认为，党必须在纲领中提出反对对农村的任何剥夺。同志们都知道，迄今城市是以损害农村而得以生存的。从农村征集大量苛捐杂税用作各种公共经费，但文化仍然集中在城市那些用公共经费发展起来并向可以享受文化成果的人提供的文化项目，农村几乎一点都得不到。现在，农村和城市之所的矛盾已经消失，农村和城市的无产者已经相互接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全解决这个矛盾——，对农村的这种优待和照顾是我们的农业政策的必不可少的补充部分。 在纲领中提出这一要求并非出于支持农民的观点。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给我们自己和工业工人的兄弟联盟争取农村无产者，同时也是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只有逋过这种途径才能在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道上逐步消灭农村和城市的矛盾。 我在前面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提到了另一个问题，即物质分配的问题，食品供应的问题。现在我不想谈政治形势。大家都知道，我们面临着多么巨大的食品供应困难。从过渡性要求的角度来看，如何分配现有的和在我们同各种食品供应困难作斗争的过渡时期内将会有的食品库存，是首要的问题。 毋庸置疑，同资本主义生产一样，资本主义分配也处于无政府状态，因为，分配是生产方式的从属。有组织的生产必须实行有组织的分配，而有组织的分配只能通过各种分配组织完全国有化的途径来实现。在分配方面，起先必须依靠合作社，后来依靠纯粹的国家机构，例如乡村或其他的国家分配机构一这是最迫切的要求。 同志们，除了依靠合作社和将合作社的分配机构国有化外，食品问题，物资分配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必须实现劳动者得食的原则，并且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配物资，看谁从事什么样程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不要以为这是轻视脑力劳动的做法.这纯檄是为了在分配食品时遵循体方消耗标准的原则。最重要的是，分配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分配方面的一切无政府次态都必须结束。在目前情况下，我完全同意可以寄运25公斤食品，红军战士可以，给他的家属寄25公斤食品，他们将会这样做。但是，同志们，这不过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坏办法，只能在有组织的分配机构还未建立的时候采用这种办法。必须把建立有组织的分配机构当作新党纲的一项有决定性意义的要求。 在经济方面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谈到，一是财政问题，二是住宅问题。 财政问题是十分清楚的。不能用下命令的办法来取消货币。谁以为可以用命令来取消货币，谁就是用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考虑问题。由于其内在的规律性，货币的作用将会消失，整个 金融制度将会逐步发展到无法维持的地步，但货币一它实际上是源于不劳而获和用以剥削工人的证券——不可能一下于突然取消。由于存在货币，许多高利贷盘剥的可能性今天依然存在。过去的所谓值钱的钞票，同俄国的沙皇尼古拉的钞票十样，市价低于官价。必须在纲领中提出建立一个可以使我们用尽可能少量的货币来实现流通的结算机构的要求。资本家通过邮政储蓄所和金融中心来办理支票和银行结算等业务，几乎已经为我们建立了这种结算机构。这一要求必须载入纲领，建立这种机构应该成为党纲中的一项要求。至于货币将来的命运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此外，在谈到财政问题的时候，还要提到，纲领必须规定党员有义务节约国家的财政资金。 当前的状况确实难以言表。今天糟蹋公共财富的现象甚至比资本主义时期还要严重。（听众：对，说得对！）同志们，我不能不指出，对于这种对国家经济如此漫不经心的态度，任何人都不能熟视无睹。马克思曾经说过，公社要求建立廉价的好政府，尽可能减少工人的负担，尽可能减少依靠非生产性劳动度日的人。[25]（听众：对，，说得对！）在社会主义完全建成以后，整个国家权力机构中除了一个大的生产机构外其他都将消失。行政管理将缩减到最低限度，因为不再需要有压迫机构。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是一所大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已经组成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将努力培养自己，以迎接社会主义，使自己有能力在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领导和组织生产。现在，且不说铺张浪费和挥霍公款已经造成了一种无法持续下去的状态——我即使不把浪费说成罪恶，它也至少是对经济的一种轻率态度即使从社会主义教育的观点来看，也应该节约公共资金和物资。这点必须成为一项纲领性的要求。 住宅问题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一切住宅都已属于劳动人民所有。必须建筑尽可能多的住宅，但尽可能少建城市住宅，要使工人离开城市。在今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将日益消失。[26] 最后还要谈一谈工人保护和文化纲领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工人保护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当年列入社会民主党过渡性纲领的那些要求都必须得到实现。但是，并非所有要求都已实现，还有一些要求有待以后逐步实现。这些要求应当写入新纲领，诸如劳动监督问题——迄今称作工业监督——，经常存在的专业劳动监督——水上工人、建筑工人等专业劳动监督——问题，儿童参加劳动的问题，等等。吸收儿童参加劳动的目的已经发生变化，但今天要完全禁止儿童劳动将是一种罪恶。因为，过去儿童劳动意味着加重剥削，今天则是对儿童的一种劳动教育。相应地保护儿童劳动是另外一回事。 在工人保护方面，应该把在劳动强度问题上的要求写入纲领。暂时我们还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比这个更短的工作时间——例如六小时工作时间——我们一时还无法作为目标提出，因为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但是，从劳动强度的观点考虑，即使不能实行泰勒制度，也要建立起一定的奖金和奖励制度。必须实行可以尽快消除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差别的工人保护政策。 这个问题同我们的文化纲领有密切关系，但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有时间去研究它，因此，关于文化纲领问题我就不多说了。也许在展开讨论的时候其他同志会谈到这个问题。同志们，我的基本观点是，必须制订一个足以完全消灭当前存在的文化特权状态和消除有文化和没有文化的工人之间的差别的文化纲领，这就需要进行著遍的工农业实际知识教育，热爱劳动的教育；作为保证，还必须在统一学制的学校里实行完全免费的——不仅免去学费，而且免去一切费用——、提供一切条件的公共义务教育制。 大体上说，这些就是我们过渡性纲领的核心内容。下次我想讲的问题首先同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和各级觉组织领导有关，所以，请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下次尽可能都来参加。那时，我们将谈到新的党组织应如何进行话动。下次报告将在星期四下午六点钟开始，地点照旧。报告后将进行讨论。 《党史研究所资料》（速记稿），第37-55页。 第五次报告 （1919年5月22日） 尊敬的同志们！今天的报告是进行讨论以前的最后一次报告。今天我一方面想总结一下先前讲过的内容，另一方面准备简短地谈一谈关于党的团结问题，党在组织上的团结问题和党的组织原则。 我在一开始就曾经强调，这个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包括了执政的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个党是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将朝着消灭私有制，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方向，为摧毁资本主义和建立全社会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奋勇前进，永不止步，直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我认为，这应该是匈牙利社会党的任务。我们已经谈过这个党的具体纲领，总结了我认为必须载入纲领的那些内容。无需多说，修改旧党纲的要求是我们这几次报告的一个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讨论一下，在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在它掌握了政权和生产组织以后，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党和工会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我的观点是，由于条件的变化，必须把党和工会区分开来。我要再一次强调指出，我的这种立场同那种彻底的反社会主义理论和完全脱离实际的观点截然不同，我并不象持这种观点的人那样，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使工会遭到厄运，因而要结束工会的活动。相反，我主张，应该把工会当作整个生产机构的基础，如果，我们期望完全依靠吸收和实现群众的意志来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的话。如果我们希望无产阶级群众的意愿能够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反映到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的地方去，那就必须把工会当作生产机构的基础，当作建立在新基础上的生产机构。大体上说，除了修改纲领问题上阐述过的观点外.这些看法都可以作为讨论的材料。 现在我们来谈一个具体问题，即党的团结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党必须清除非无产者分子。他们入党不是为了推翻私有制度，摧毁资本主义，其中有些人是因为想得到某种好处，有些人是因为想入党做官，还有一小部分人是因为赞同党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立场。这使党的团结问题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同志们，依我看来，如果我们不把苏维埃共和国的总经济政策和党的政策混淆起来，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就不会意味着任何危险。我们不希望小市民、小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者受金融资本的代表曾经使他们遭受过的命运，我们不想消灭或剥夺并不构成剥削手段的小所有制。但是，这决不能影响我们的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不能影响党从自己队伍中清除[27]那些同私有制相关联的、不把改变私有制和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制度以及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当作自己首要任务。 如果我们大家都同意，无产阶级将在不同任何其他阶级合作的情况下，克服艰难险阻，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那么，党内在各种不同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情况永远不能成为党分裂的基础。（听众：说得对！）如果这样，如果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阶级斗争都得到贯彻，如果阶级斗争在自己的道路上向前发展，而且不为阶级合作提供场所，那么，我们党的团结便有了保障。因为，如果阶级斗争得到贯彻；那么；比起阶级利益来，这种较小的原则和理论区别就显得十分渺小了。我知道;如果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另一位同志的观点之间对一些具体问题发生了即使是重大的意见分歧，也可能别人说我的观点左倾，也可能我说别人的观点右倾，但是，只要这两种观点都不排斥实现阶级斗争，不排斥无产阶级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保卫并促进专政，使生产机构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那么，这样的意见分歧不能成为任何分裂的基础。我甚至认为——我在任何时候都强调这一点——，如果说过去在阶级合作和联合政策方面需要我们另外成立政党，那么，今天在无产阶级执政的时候，任何另立政党的做法都是有害的，它会重新导致执行联合政策。我必须在这里指出这一点，因为现在有几个同志从乌克兰回来，他们谈到了那里的情况。现在，乌克兰有两、三个无产阶级政党。[28]它们之间没有什么重要的原则分歧。每个党都立足于阶级斗争。但是，一个党主张分配土地，另一个党不主张分配土地；一个党主张集中，另一个党主张分权。这些成了他们互相隔离、自立门户的分水岭。 据我所知，在这些问题上，无论是过去的共产党，还是现在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了的共产党，内部都有分歧。例如，当时我们共产党内在如何对待工会的团结问题上就曾经出现过不同意见。一部分人认为，从策略上考虑，也可以动一动工会的团结问题，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从策略上考虑这样做是不正确的，甚至认为应该由我们来强调工会的团结。我们的立场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我们认为必须捍卫工会的团结。从策略上说这样做是对的，从实现专政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是对的。，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不能容许为了细小的原则和理论上的分歧去破坏党和党的团结，也不能容许在任何联合政策都对无产阶级最不利的情况下去迫使无产阶级执行联合政策。同志们，联合政策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执行这一政策就必然需要另建组织，而另建组织则会使无产阶级耗费许多本来可以很好地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和摧毁资本主义的精力。我今天仍然认为，如果有人离开阶级斗争的立场，主张阶级合作政策，就必须把他清除出党，在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政党内，是没有这种大的位置的，因为，我们必须保证党的团结。但是，在这个党内，庇这个组织里：那些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要在小问题上，在理论问题或策略问题上滋长分裂因素的人，那些企图把虽属重要、但并不涉及阶级斗争的问题当作破坏团结的炸药的人，也是没有位置的。同志们，如果有人以为，为了使这一部分或那I部分，这一派或那一派能够充当工人运动的代表，必须制造分裂，那是极其危险的。我认为，今天，在无产阶级当前的处境下，只有在无产阶级具有统一的组织时，各种不同的原则立场才能得以实现。这种统一的组织能够在这个或那个策略问题上——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阶级斗争——以足够的力量实现各种立场。为争取专政而进行的斗争必然会使工人运动分裂为两部分、三部分，必然会在工人运动内部产生两种、三种甚至四种派别。在匈牙利实现专政以前，工人运动内部出现过不少派别，但是，他们都是在如何争取专政的方法上，或者在要不要专政的问题上存在区别。那些主张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离开了工人运动的队伍。在如何处理专政的问题上，则必须在党内保证最充分的言论自由。如果看一下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史，特别是现在，有一两位同志从国外回来，他们可以向大家介绍关于专政发展的新阶段的情况——下次你们可以听到参加了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鲁道什同志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在俄国也曾经出现过完全不同的派别，但是，在如何处理专政的问题上，他们在共产党内部联合起来了。同志们，我们之间只能在如何处理专政和专政的方法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在这点上，在一个立足于统一的原则基础的政党里，大家都应该遵守服从多数的原则，服从多数人的意愿。在俄国，在共产党内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任何时候都存在左翼和右翼。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原则分歧，那里也是集申和分权的问题，还有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生产组织问题，造成了不同的派别。围绕这三个清楚的问题，所谓左倾的布尔什维克通右倾的布尔什维克相互展开了原则性和理论性的斗争。但是，尽管这样，共产党内，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党的团结在任何时候都是十分巩固的；尽管这样，党内有严格的纪律。遗憾的是，这样的纪律在今天的情况下，在我们中间一时甚至还不能梦想。当然，我认为，只要党能维护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样的党纪在我们这里也会重新建立起来，因为，党纪是进行统一的党的工作的先决条件。 因此，同志们，我在这个问题——团结问题——上的看法是，必须尽一切努力，不惜一切代价，不作原则让步，不离开阶级斗争.来维护我们党的团结。不，不是维护，而是建立我们党的一致团结。在这样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内，可以在保证最充分的言论自由的条件下，实行最严格的纪律。（听众：对，说得对！）如果没有严格的党的纪律——我要再次强调指出——，我们便不能执行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保证付诸于行动，而这些正是捍卫无产阶级利益，建设社会主义和摧毁资本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欢呼声） 尊敬的同志们！我想在报告中阐说的观点就是这一些。 现在即将开始的争论是我故意挑起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党的舆论。因为，党的舆论是真正建立党的纪律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如果人人都可以在党内畅所欲言，如果群众可以在党内发挥作用，如果无产阶级民主在党内充分得到体现，那么，同志们，我们完全可以迫使每个入都来严格遵守纪律。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完全可以这样说：你已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你的信念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阐说，现在你有义务服从纪律。（听众，对，说得对！） 团结和纪律。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关心和必须关心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团结和纪律，没有基于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团结和纪律，就会出大毛病，就会出应当由我们自己承担责任的毛病。（骚动和赞同声） 据我所知，今天在场的主要是党组织的领导同志，为了团结和纪律，应该在这里讨论所有大家希望讨论的问题。 我要再次强调指出——并从此结束我的讲话——，党的团结和纪律问题，正确地建设党的组织，这是匈牙利工人运动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听众，对，说得对！普遍的赞同声、欢呼声和掌声。） 现在我建议选举一个领导这次讨论的三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由党的书记处出一人，党员两入组成。委员会将领导讨论并决定讨论的方法。 《库恩·贝拉系列报告》（速记稿），《党史研究所资料》，第71—79黄。《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63--311页。 [1]举行系列报告的目的是，在党代会讨论的基础上为修改党纲作好准备。系列报告后展开了讨论，有许多代表发言。 [2]1919年5月11日。 [3]MILAUFER意为“同路人”，即指参加党的资产阶级群众。 [4]见《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第5卷，第624页。 [5]原文如此。 [6]曼彻斯特主义是英国的经济学派之一，以它的诞生地曼彻斯特得名。其学说的主要内容为：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生产最彻底的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曼彻斯特主义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科学阐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基础。 [7]《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选辑》（第一分册），火花出版社，1954年，第491页。; [8]参见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11-169页。 [9]见1919年5月13日《火炬报》。 [10]同在《火炬报》上发表的内容相同。 [11]据报道，1917年12月31日工会会员数字达二十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二人；1918年12月31日达七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七人。报道发表时，工人阶级的百分之九十已经组织起来，农业工人中参加工会的已达四十万人。（见1919年5月5日《工会通报》上发表的《匈牙利的工会组织》一文。）5月24日的《人民之声报》发表消息说，有组织的工人人数已超过一百万。（见1919年5月24日《人民之声报》文章：《百万有组织的工人》。） [12]参见《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第5卷，第685-688页。 [13]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立代表大会上（海因菲尔德，1888年12月30日至1889年1月1日）通过的纲领是当时最好的社会民主党纲领。在纲领制定过程中，卡尔·考茨基向起草人维克托·艾德勒提供了帮助。1890年12.月举行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稍加修改后接受了海因菲尔德纲领。 [14]原文如此。5月17日《红色报》发表速记稿时对这句话更正如下：“……前者是团结的组织，它不仅建立在原则和理论的基础上，而且……” [15]爱尔福特纲领是在1891年通过的。 [16]原文如此。《人民之声报》发表速记稿时对这一段未作任何更正，《红色报》发表时副去了这一段。 [17]1919年5月19日。 [18]可能是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如下一段话：“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25页。 [19]库恩·贝拉此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加区别。 [20]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89页。 [21]库恩·贝拉此处意指在共产主义时期工人管理将完全代替工人监督。 [22]1899年和1907年，基本上是按照斯泰雷尼·约瑟夫的建议内容，制定了工业发展法。国家支持工业的主要内容为：以增加国家财政提助的办法发展本国工业，增建新工厂。斯泰雷尼方案以前制定的支持工业的法律同1890年和1907年的法律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先前的法律满足于发展同农业有关的工业部门，新的法律则主要保证使那些过去匈牙利不够发展的工业部门得到国家财政援助，例如纺织工业、化学工业、钢饮工业和机械工业等。从这一世纪初开始，除了国家支持工业的对象有变化外，财政援助的金额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参见贝兰修·伊万—朗基·久尔吉：《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前的匈牙利机械工业，1900-1914》，火花出版社，1955年，第46页起。 [23]参见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51-153页。 [24]爱德华·大卫在他的名著《社会主义与农业》（1903）中阐述了他在农业政策方面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企业集中的原则不适用于农业。他否认农业大生产比小生产优越，断定农业大生产竞争不道小生产。在政治上，他要求社会民主党支持小土地所有者，支持旨在增加独立的农民土地的农业运动。与大卫相反，卡尔，考茨基在《农业问题》一书中捍卫了马克思的学说，说明大生产不仅适用于工业，而且也适用于农业。 [25]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61页。 [2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与此不同。参见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思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33-321页。 [27]原文如此。《红色报》（《修改党的纲领》，1919年5月24日）和《人民之声报》（《修改党的纲领》，1919年5月230）在发表速记稿时将这一句话更改为：“……不能影响党清除自己队伍中的……”。 [28]参看[25]。
诗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希克梅特诗集 诗人 我是一个诗人。 我的口哨，像钢一样， 把电光刺入 房屋的墙壁。 我的眼睛 在二百公尺远的地方 可以清晰地看见两只 纠打在一起的甲虫。 这一双眼睛， 透过夜的黑暗和寒冷， 难道还看不见 两足动物的世界 已经分成了两半…… ……………… 假如你要问 我来自世界的哪一部分， 我在哪里生活过，我见过什么， 请你看看我的皮包： 黑面包——我的午饭， 一本书：马克思的《资本论》， 这就是对你的回答。 我是一个诗人， 我晓得诗的本质， 我不喜欢谈论天蓝的颜色， 我的最喜爱的诗篇 是《反杜林论》。 我是一个诗人， 我所滴下的诗的主题， 比秋天滴下的水滴还要多， 但是在歌唱我的 马克思主义的诗篇之前， 我必须先成为一个， 《资本论》的专家……。 我——是一个踢足球的老手…… 当乌拉圭的前锋们 （在我们世纪的开头） 还是一群快乐的孩子的时候， 我曾经把一些最结实的 最高大的后卫 摔倒在地上…… 我——是一个踢足球的老手。 当足球从中央 对着我额头飞来， 我把它顶过去： 砰的一声…… 它从门梁下面飞过， 掉到守门人的 因为惊奇 而大张开的嘴巴上， 飞进他的肚子里去了…… 这就是我的防卫方法。 怎么样——不错吧？ 我的鞋子已经向铅笔 学会了它。 而且，这种铅笔写出的诗篇—— 也不是竖琴的和唱； 它们能够灵巧地 渗入你们身体的毛孔， 渗入你们的精神世界。 而每一个字的 粗糙的碎片 像石头似地变成 你们的肠子里的真菌。 我们是诗人…… 是的……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 1922年 余振译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苏维埃政府关于动员在俄国和乌克兰的匈牙利无产者的决定（1919年5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苏维埃政府关于动员在俄国和乌克兰的匈牙利无产者的决定 （1919年5月8日） 兹寄上匈牙利政府关于匈牙利人服兵役的决定，请在匈牙利居民中散发： “匈牙利无产阶级共和国致全体匈牙利无产者的动员令。[1] 5月8日，正在同资产阶级军队殊死搏斗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向全体居留在俄国和乌克兰的匈牙利无产者发出了下述电报：我们号召全体居住在俄国和乌克兰的十八至四十五岁的匈牙利职工立即向俄罗斯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专门指定的兵役机构报到。这个动员令不适用于在红军中服役的无产者。重新戴上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家双重枷锁的危险正在威胁着我们。因此，必须把不服从这个号召书的无产者当作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并作相应处理。” 以匈牙利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 库恩·贝拉 外交人民政治委员 契切林 1919年5月8日[2]于布达佩斯 《红色报》（基辅），1919年5月23日，《党更研究所资料》。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内横中的匈牙利国际主义者》，《文件汇编》，科苏特出版社，1968年，第2卷，第66页。 [1]这个命令是由拥有主权的匈牙利政府向居留在俄国和乌克兰地区的匈牙利公民发布的。动员战俘的工作是根据阶级观点进行的。当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6月16日成立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转为危急时，俄共（布）外国小组中央联盟曾在7月23日作出如下决议：“为劳动人民的晋遍解放而奋斗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责任，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甚至同整个中欧的无产阶级直接相关。从这一观点出发，联盟决定动员所有生活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前奥匈帝国的捷克、罗马尼亚、喀尔巴阡乌克兰、德意志、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族的无产者、贫农、军事专家、医生、药剂师。全体应召入伍人员必须同早先已经应召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公民一起，去基辅向国际主义者司令部报到。动员工作由征兵委员会负责。参加该委员会的苏维埃匈牙利的代表已经任命3联盟也将向该委员会派出它自己的代表。” [2]契切林在5月12日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转达了动员令，而电报的拍发日期为5月8日。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5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5月2日） 尊敬的同志们！当一个人因为看到他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而感到痛苦的时候——不是感到失望沮丧，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失望沮丧常常会到文学里去寻找安慰。前几天我到苏维埃匈牙利各地去看了看，当时，我想到了高尔基的一篇文章。[1]1906年我曾经读过这篇文章，那时，俄国无产阶级第一次进行了反对沙皇的革命斗争……（嘈杂声） 主席（摇铃）：请大家静一静！ 库恩·贝拉人民委员：……当时还处于青年时代的法帝国主义用金钱和武器援助了沙皇。文章说，高尔基到巴黎去探索革命精神，寻找从前的革命的巴黎，以援助俄国无产阶级正在进行的革命。高尔基说，他去寻从前“雅各宾帽子”的革命，寻呀找呀，最后到了一家旅馆，遇见了一位差不多已沦为街头娼妓的妇女。高尔基请她不要实身投靠沙皇，而要援助革命。但是，这位女人，这个伦落为娼妓的妇女，还是投降了沙皇。高尔基最后写道，“我真想把我的带血带脓的唾沫啐在她的脸上。” 同志们！现在，当我们看到法帝国主义和罗马尼亚帝国主义的部队要去攻打无产阶级的布达佩斯的时候，我们应该触景生情，想到高尔基的这篇文章。胆小逃命的部队，彻底溃散的土匪，他们只会抢劫，但对事态的发展束手无策；他们不是向罗马尼亚人，而是向颓唐投降。他们到处掠夺，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如果我们不采取必要的措施，那么，威胁布达佩斯的已不是罗马尼亚人，而是我们自己的部队。[2] 同志们，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我不是要大家惊慌失措，我自己也没有惊慌失措，你们也不会从我的嘴里听到惶恐的声音，因为，我永远也不会为无产阶级的命运失望沮丧。同志们，我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我知道，是新式野蛮的强制、饥怪和资本主义的鞭子把无产阶级驱向解放，所以，我说，我们永远也不会惊慌失措。但是，同志们，我在上面引用的文章中提到的高尔基的那种感情，也应该出现在我们这些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的人的身上。 同志们，我们的军事形势是：索尔诺克大概已经在罗马尼亚人手里了，我们炸毁了那里的桥梁。我们的部队从一个建造得很好的桥头堡，从由工程兵军官、预备役军官和工程师建造的战壕里，从南翼逃跑了，途中遇到在塞德莱尔同志指挥下英勇抗击敌人的两个营，并且带着他们一起后撤。第一和第五师——我讲到师一级的建制时，同志们不要以为这是一支多么大的队伍——从蒂萨河的北部醉醺醺地向布达佩斯方向撤退，以致于我们不得不缴他们的械，这样至少还能为无产阶级保存一点武器。在米什科尔茨方向，我们的部队还作了一些抵抗，但是，今天下午捷克人肯定已经占领了米什科尔茨。个别地方有一点零星部队凭着无产阶级的本能试图作点抵抗，但大部分部队已经无所作为，以致布达佩斯在罗马尼亚的进攻面前将完全失去防御能力。我们的部队已经无力防御，更不要说去发动一次进攻了。 同志们，在布达佩斯有几个营的工人纠察队。兵营里储存着的装备，从武器到军靴，虽然不能说十分精良，但足够纠察队使用了。它们大约可以装备十五个营。 同志们，现在的问题是，放弃布达佩斯呢还是为保卫布达佩斯而战斗。布达佩斯的无产阶级要不要为保卫布达佩斯的专政去战斗？（听众：战斗，战斗！） 同志们！不能听其言，而要观其行。（赞同声）我相信的是行动。（赞同声）同志们，不用惊慌失措，但是我要说，如果布达佩斯的无产阶级今天不去战斗，那么，它以后将为今天的颓唐、绝望和耻辱付出六百倍的代价。（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一直这样讲：我不知道什么叫道德，什么叫不道德，我只知道什么对无产阶级有利，什么不利。我可以对帝国主义说谎，尽管我自己也会因此脸红。我认为，如果因为对资产阶级说真话而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那么，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但是，同志们，对无产阶级我不会说谎，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说谎。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工人纠察队并没有足够的战斗力，以致可以考虑由它来保卫布达佩斯。 同志们，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建议我们暂时放弃专政，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听众：对，说得对！）只要苏维埃匈牙利还有一寸土地，我们就要斗争下去！（热烈的掌声）请大家不要鼓掌。（掌声、嘈杂声）同志们，请不要鼓掌，鼓掌没有任何意义；喊几句口号也没有多少价值。我已经说过，当我们这一小部分人，不顾工人运动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为争取专政起来斗争的时候，鼓掌、辱骂和中途喊几句口号，都没有任何价值。同志们，我们怀着专政必定会实现的信念开始了战斗。现在专政已经实现，而且，即使今天苏维埃匈牙利被打败，专政以后还会重新建立，因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定会到来。但是，不能靠鼓掌、靠讲话；我们的例子已经证明，只能靠武器！ （听众言对，说得对！〉我并不迷信，但是，总好象有点迷信的感觉，如果现在专政失败，那是因为无产阶级流血太少了（听众：对，说得对！），是的，专政来得太容易了，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如果当时我们多流一点血，多使用一点武器，多进行一些战斗，如果当时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对手更加卑鄙无耻，如果我们这里也有诺斯克和谢德曼，也有人顽固地坚持诺斯克主义和谢德曼主义，那么，我们实现专政可能会付出更多的牺牲，但就不会发生象现在发生的这种情况。同志们，现在我们有不少这样的工厂，在那里人们以为专政同他们毫不相干。 同志们！我以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渴尽全力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有一线可能，我们也要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斗争就要放枪射击，就要拼刺刀，斗争就要做组织工作，而不是空洞议论、鼓掌，不是欢呼、起誓。 誓言已经听得够多了。我也不害怕批评。我知道，我们也犯过错误，而且，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专的革命道路只有经过这些错误才能得到发展。我并不惧怕批评，但我请求同志们在进行批评的时候也看一看自己，尤其在现在，看一看这种批评是不是说大话，说废话，正如专政期间已经在工人苏维埃和其他工人组织的会议上多次出现过的那样。 下面，我向同志们具体地介绍一下外交方面的情况。 革命苏维埃政府看到，我们已无法在军事上进行强大和有效的抵抗，所以力图实现布列斯特和约，力图拯救一块可以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基地的地区，这样，不仅可以在匈牙利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而且还可以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继续向西推进的出发点。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知道有人会出来说：不许放弃领土完整！也有人会说，不许同帝国主义对话！我们向周围邻国，向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向威尔逊，向巴黎和会发出了急电，这不是出于一时的高兴，而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军事上已不能取胜，就应该设法通过政治手段来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东西，以拯救苏维埃匈牙利，拯救无产阶级的统治。 同志们，我们已经派出了谈判代表。我无法预言会有多少好的结果。如果协约国想摧毁我们——看来这很可能就是它们的目的，因为在这里干掉布尔什维主义比在俄国更要便宜；它们想把我们永远消灭掉，但我们认为这只能是短时的——，如果协约国想除掉我们，那就请吧！但是，同志们，我们然怀着希望。我总觉得，也可能会求得真正的和平，也可能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衰弱和腐朽的帝国主义，以致于和平可以实现。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象列宁多次说过的那样，得到喘息的机会。没有这个和平，就不可能有嘴息的机会去进行创立社会主义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工作。 同志们，如果不能取得和平，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现在，在工人阶级中间，而不是在革命苏维埃政府内部，存在两种观点，由此存在两种派别。一派看来是多数——这点在今天的一次会议上，在同工人纠察营谈判的过程中已经可以看清——，主张不要保卫布达佩斯，不必抵抗，因为局势已经毫无希望，他们不愿意作无谓的牺牲。 另一派是少数，基于统一原则基础上的统一的工人运动中的少数，军事力量上无足轻重的少数。他们主张保卫布达佩斯，在布达佩斯外围保卫专政，经过包科尼山，直至维也纳新城，誓死保卫专政。（听众，说得对！） 同志们，这就是第二种观点。坦率地说，我个人的观点是——这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法解释的，仅仅出于我个人的信念——，只要有可能，就要保卫专政，直至维也纳新城。（听众：对，说得对！） 同志们.应该在这里进行自卫。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来保卫专政呢？专政是不能放弃的，放弃就是耻辱（听众，就是自杀！），就是卑鄙的行为。不，不能说就是自杀，因为无产阶级从来不杀害自己。资产阶级也不会杀戮无产阶级，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样它就消灭了自己寄生生活的条件。不要放弃政权！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并不向大家提这样的建议。这并不是因为我不想提建议，而是因为我不想强人所难，但是我要重复-，遍：我们要让工人苏维埃自己作出决择。遗憾的是，工人苏维埃的力量并不强大，即使它一致作出了保卫布达佩斯的决定，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尊敬的同志们，我要对你们说，必须保卫布达佩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它，因为”必须保卫匈牙利的工人运动，保卫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这真正光荣的一部分。要决定的只是保卫匈牙利工人运动的方法，因为，同志们，这里不需要多作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运动不是两件不同的事，工人运动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把无产阶级引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荣的工人运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荣的工人运动。（听众：对，说得对！） 这就是今天我们向大家提出的问题：怎样保卫布达佩斯？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请布达佩斯无产阶级的自治组织、布达佩斯无产阶级的专政组织——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发表意见。请同志们发表意见。我只向你们提出一点要求。我并不要求你们不要批评，只要求你们在批评的时候，在提建议的时候，也看一看自己，特别在这严重的时刻一但不是绝望的时刻，因为工人运动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肯定无疑的——，不要象过去那样开会，而是要努力使自己成为真正工作和战斗的机构，至少在这些日子里。 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对于如何在我刚才介绍的军事和外交形势下为苏维埃匈牙利保卫布达佩斯有什么看法？（普遍的欢呼声） 《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1919年5月2日会议记录》，第2—14页《党史研究所资料》。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第一卷，第253—259页。 [1]指《美丽的法国》。见马克辛·高尔基：《为了和平与民主》，第36页，火花出版社。 [2]1919年4月16日罗马尼亚王国军队在东线发动攻击时，红军尚在组织中。当时驻前线的许多部队是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组成的，它们受到攻击后便瓦解溃散。所谓塞凯伊师的反革命军官按照同敌人达成的协议，放下了武器，让出了阵地。
革命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致威尔逊及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政府的和平建议（1919年5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致威尔逊及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政府的和平建议 （1919年5月2日） 巴黎 合众国总统威尔逊先生： 总统先生，今天我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政府递交了一份照会，内容如下，总统先生！我谨代表匈牙利革命苏维埃政府宣布，我们无保留地承认你们提出的领土——民族要求。你们提出这些要求的理由是，你们希望结束匈牙利统治阶级一千年来对贵国同胞的奴役。你们相信，你们这样做是符合居民的这一些阶层的利益和愿望的。上届政府没有接受你们的建议并坚持所谓历史权利，以便从过去的压迫中引伸出今后继续进行压迫的权利[1]。我们从执政的第一天起就同这一原则决裂。我们再次郑重声明，我们不主张领土完整原则，并且现在直接通知你们，我们无保留地承认你们的全部领土——民族要求。但是，我们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不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允许自由过境，.签订符合双方经济利益的经济条约，保护留在贵国领土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这样，你们得到了你们想得到的一切。为了让那些在民族和文化领域压迫他们自己的同胞并同时压迫我国劳动人民群众的阶级能够实现他们的民族目标，不需要流一滴血，不需要牺牲任何十个战士的生命，也不需要以战争的仇恨来袭击和平的村庄。当我们把民族解放的权利交给我国同胞的时候，我们也从这些阶级的统治下解放了自己。我们已经解放了自已，永远不愿再套上压迫者的枷锁。我们内部的机构是我们自己的事务，因此，我们相信，如果你们认真地对待迄今所作的诺言，那么，从现在起就可以恢复我们之间的和平状态。我期待着你们的答复。在向你们通知上述各点时，我们愿意指出，从此刻开始，已不能用任何民族利益作借口来为维持现在的战争状态辩护了；从现在开始，有关政府如果继续进行战争，只能最粗暴地损害他们宣称的民族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战争仍然继续，那么，它只能有利于外国，有利于外国帝国主义，首先有利于匈牙利统治阶级。 以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 外交人民委员库恩·贝拉 上述用德文书写的和平建议的文本保留在库恩·贝拉拍给在索尔诺克的伯姆·维尔莫什的电报中。库恩在电报的末尾通知伯姆说，他向下列个人和单位寄出了这份和平建议，马萨里克（布拉格），《人民权利报》编辑部（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党（布拉格），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纳吉萨贝姆、罗马尼亚政府（布加勒斯特），南斯拉夫政府（贝尔格莱德）以及全世界各国工人党。 布加勒斯特出版的《社会主义报》和《克卢日瓦尔新闻报》1919年8月6日摘要刊登了这个和平建议，但译文不够准确。报纸还加了下述按语：“对匈牙利政府的和平要求，罗马尼亚政府将不作任何答复，因为，罗马尼亚政府认为，不能理睬布达佩斯的布尔什维克。”（匈牙利政府致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建议） 《党史研究所贤料》，第28-30页。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科苏特出版社f1959年.第6/A卷，第355—357页。 [1]指试图奉行领土完整政策的卡罗伊政府。
库恩·贝拉关于为拯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乌克兰政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致列宁的电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库恩·贝拉关于为拯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乌克兰政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致列宁的电报 对于我们来说，越过加利西亚同苏联部队会合，是生命攸关的事。关于我们以前的[1]合作问题，我迄今尚未收到确切的答复。请在二十四小时内告诉我，能否根据下述条件同独立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2]在加利西亚乌克兰问题上[3]签订协议：1.在主权的基础上承认同俄罗斯、匈牙利、巴伐利亚及所有正在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结盟的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2，必须由独立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担任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政府的三分之二成员由乌克兰各政党的党员担任，三分之一是国际性的，即由俄罗斯人等担任。3.完全承认国际文化自治权。我们没有军队，处境十分艰难；如果您不援助我们，我们将遭到公社同样的命运。[4] 库恩·贝拉 1919年4月27日于布达佩斯 《关于匈牙利国际主义者的文件汇编》，第1页（俄文打字抄件）。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内战中的匈牙利国际主义者（文件汇编）》，科苏特出版社，1968年，第61页。 [1]此处翻译有误。电报原稿用德文写成，可能将VORLAUFIGE（临时的〉误为VORIGE（预先的，以前的）。苏军中央资料馆已无电报原文，只保存了俄译文。匈译文是以俄译文为基础的。 [2]指“保罗季巴党人”。1919年，在乌克兰除了俄共（布）外，还有一个由所谓“保罗季巴党人”组成的独立的乌克兰共产党在活动。“保罗季巴党人”（由《保罗季巴报》得名）曾经同反革命进行斗争，但在许多问题上持错误观点。1920年8月该党并入俄共（布）。 [3]指当时在加利西亚成立的以列夫·文尼琴柯为首的乌克兰人民政府。 [4]指巴黎公社。
塔什干《世界自由报》号外刊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致在俄国红军中战斗的匈牙利红军战士的号召书（附列宁写的结束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塔什干《世界自由报》号外刊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致在俄国红军中战斗的匈牙利红军战士的号召书 （附列宁写的结束语） 发台：莫斯科 收报日期：4月23日。 塔什干。土耳其克。抄送，外国共产主义者全国委员会。 下面是致在土耳其斯坦的匈牙利同志们的匈文电报，请以最快的速度转告全体外交人民委员。 号召书！ 匈牙利同志们！红色无产阶级战士们！ 匈牙利无产阶级已经在3月24日[1]挣脱了资本家的枷锁，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且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无产阶级正在向西欧方向胜利挺进。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有了新的基地，那里的政权也掌握在无产者手中。无产阶级国家已经结成紧密的联盟：俄国，乌克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资产阶级正竭尽其最后力量向他们认为是公社运动支柱的地方进攻，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能力给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以沉重的打击。 如果这种企图得逞，那么，只要一次成功的打击就可以使支柱动摇，使各苏维埃共和国崩溃。 集结在一起的白卫军和高尔察克匪帮正在向伏尔加河方向扫荡，进逼喀山和萨马拉。如果他们向前推进的企图得逞，不仅危及俄国革命，而且也会使国际革命在根本上发生动摇。现在反革命正在各个战场上向前挺进。 你们，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匈牙利战士们，当听到匈牙利革命的消息时，一定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回国去同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进行战斗的强烈愿望。你们在俄国已经开始了这种战斗。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结成了最紧密的联盟，这一令人自豪的事实必将使你们欢欣鼓舞。如果你们希望匈牙利无产阶级统治能象俄罗斯无产阶级统治一样骄傲地抗击反革命的进攻，那么，现在你们不能离开战场，不能丧失信心，而应当热情地进行战斗。 你们一刻都不能停止行动，并且要全力狠狠打击高尔察克匪徒和反革命分子。 现在，你们，匈牙利红军战士们，正在俄国的土地上同高尔察克匪帮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战斗。这就象你们在匈牙利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而战斗一样，因为匈牙利和俄罗斯已结成一体。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匈牙利无产者，你就应当拿起武器，在需要的地方同反革命战斗，因为生活在匈牙利的前俄国战俘已经组成红军并在保卫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匈牙利战线。 如果你现在准备离开前线，回到多瑙河和蒂萨河地区来保卫革命，那你就是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你现在不拿起武器，如果你现在离开自己的岗位，那将不仅损害共同的事业，而且也是对年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犯罪。 当匈牙利还是旧制度统治的时候，你们已经在红旗下战斗；当国内工人运动刚刚开始觉醒的时候，你们已经懂得了无产阶级的义务。你们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骄傲，是匈牙利革命的先锋战士。 决战正在进行，不要放弃你们的岗位！ 你们要向懦弱者和目光短浅的人说明他们应尽的职责！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命令你们：任何人都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 起来，无产者，投入战斗！同俄国同志们坚定合作！起来，同离你们最近的白卫军和高尔察克匪帮战斗！ 起来，在土耳其斯坦的二万五千名、在西伯利亚的十万名饱尝战俘营浩瀚苦难的战士们！ 你们应该时刻想到，留在国内的亲人家属正期待你们这些饱受苦难的战俘去解放他们。 如果你们在这里消灭了高尔察克匪帮，你们就能为千万人的家庭带来自由解放！ 坚定英勇地同反革命战斗吧！ 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 外交人民委员库恩·贝拉 俄文后记，列宁写的结束语： “我赞成号召书的全部内容，并且相信，在各条战线上战斗的匈牙利无产阶级不会不看到：只要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再坚持几个月的斗争，胜利，最终和可靠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列宁” 《党史研究所资料》（影印件）。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50—252页。 [1]原文如此。
致列宁的信（1919年4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致列宁的信 （1919年4月22日） 十分尊敬的列宁同志！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1]这句话我是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但它的真正含义却是您教会我的。承认这一点并非出于奉承。 随信给您送上一份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文选，这是我写给一位左派社会党同志的信，他曾经要我提出一个可以作为联合基础的纲领。[2]这个纲领是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我们的行动也是不亚于布尔什维克的行动。 首先我必须说明，即使没有维克斯中校那份人所共知的照会[3]，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会爆发的，但是，我认为，如果当时不去利用这个现成的机会，那将是愚蠢的行为。那些用公式概念思考问题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只看到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形式，但看不到它的精神。他们难以想象，继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之后，匈牙利的过渡如何会进行得如此文静。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恰恰这一事实使谢德曼之流感到痛心。他们把我们的革命当作民族主义的喧闹。但是，同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的革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革命。他们将从我们革命的成果中了解这一点。毫无疑问，匈牙利革命还将流血，流足够多的血。反革命已经开始抬头。但是，在它抬起头来以前，我们将砍掉它的脑袋。 至于我在本信开头提到的事：我没有给您寄过纲领，只寄了几份形势报告，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已向它的年长的兄弟共和国转达了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问候。这次我也不给您寄去纲领。国际革命今后采取的步骤将会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处境危急。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将根据世界革命的利益来决定自己的每一个行动。我们从未有过为了国际革命的一个局部利益而牺牲世界革命利益的瞬念。即使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布列斯特的和平，我们也将本着您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所怀有的那种信念去缔结这个和平；当时，尽管有我和左派共产党人的反对，您缔结了和约。[4]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您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些持相反看法的人的意见是不符合历史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人只从我国革命发生的特殊环境来判断这次革命，他们的观点也是非历史的。当时我曾给您寄过各种条例，但是，如果最近几天发生的事件能够象电影镜头那样展示在您的眼前，如果您能看到我们不仅在宣传专政，而且确实也在行使专政，我会感到高兴。您在为反对考茨基所写的那本书中[5]阐述的关于专政的必要性的观点，是我们在实践专政方面的指导方针。我不相信会有任何可能遭到您反对的原则性的行动或措施。我们的困难比当时您们在俄国的困难要大；当前我们的外交形势比俄国的要恶劣得多。但是我仍然相信，即使从最纯洁的原则立场出发，对我们的行动也提不出任何异议。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无疑是一个原则性的和策略性的协议，也就是真正的团结。右派分子已从党内排除出去，并且我们正在逐步清除旧工会的官僚机构。我清楚地知道，无产阶级的命运将不由我来决定，而由无产阶级自己决定，但是，请您对我今后仍然给予信任。我永远不会右倾，而左倾共产主义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 我向您致意，并同时转达我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对您的最诚挚的问候。随信寄去我的同事们写的几篇文章，他们曾经同我一起战斗并活动在革命的第一线。 您忠诚的信仰者库恩·贝拉 1919年4月22日于布达佩斯 《共产国际报》（莫斯科），1919年6月。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46—247页。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3页。 [2]指贝恩·贝拉致波加尔·伊格纳茨的信。 [3]1919年3月20日，法国中校维克斯代表协约国向匈牙利政府递史了一份照会。协约国列强在照会中宣称，它们的军队将占领蒂萨河以东的大部分地区。 [4]“左派共产党人”，即布哈林及其集团，同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相反，投票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库恩·贝拉在这里作了自我批评，因为他在布列斯特和约何题上，在和平谈判期间原先是不赞同列宁的意见的。 [5]参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13-224页。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4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4月19日） 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清你们十分认真地听我的讲话。 无产阶级的行动应该由它自己来决定，这样，决议才能付诸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同一切秘密外交决裂，同一切背着无产阶级作出的改策决裂。在此我将毫不美化地向你们介绍我们知道的、也必须告诉大家的有关军事和形势方面的情况，向你们讲一讲我们从各种迹象的征兆中得出的看法。现在，两股世界潮流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上空交锋，一股是帝国资本主义，一股是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我们是这一交锋的参加者。同志们知道我们同代表协约国到这里来的斯马茨将军交换的照会内容。[1]我们不主张领土完整，但我们要活下去，所以没有同意后撤临时停战分界线。 我们不愿意把已经获得解放、但现在居住在中立区的那部分无产阶级兄弟重新置于资本主义的枷锁之下，因为这样做意味着取消匈牙利无产阶级肉体生存的可能性。现在，罗马尼亚封建大贵族统治可以发动进攻了。[2]这是国际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国际革命和国际反革命的问题。 在作了理智和清醒的估计之后，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将会出现。当我们在匈牙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寄希望于我们能用军事力量和长期持续的战争来战胜协约国部队。我们并不相信，我们能依靠停战条约允许苏维埃共和国保留的六个师的力量，去阻止从四面八方威胁着我们的进攻。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强调指出，我们把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寄托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上。（听众：说得对！）罗马尼亚的进攻已经开始。我们部队的状况是，一部分已经在前线疲惫不堪，精疲力尽；另一部分没有经过训练。同时我们也很清楚，军队是不能事先组织的，新的革命的纪律是不能事先从外部建立的；军队，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军队，阶级的军队，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纪律，只能在同反革命进行的斗争中自然形成和发展一普遍的赞同声和掌声）现在迹象表明，罗马尼亚的进攻成功了，绍特玛尔奈麦蒂已经陷落。由于罗马尼亚进攻的成功，在绍特玛尔奈麦蒂已经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专政。在那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消失，与此同时，恢复了私有制，确切地说，恢复了私有制的无政府状态。罗马尼亚的部队已抵达纳吉瓦劳德，可以肯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久即将在纳吉瓦劳德重新恢复。我们的一部分部队，非常小的一部分部队，坚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作出了牺牲；另一部分弃阵逃散，队伍瓦解。 德布勒森的情况令人欣慰。在那里，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不仅没有交出政权，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牢固地掌握着政权。贝凯什乔包方向的军事形势也不利。那里也是一部分部队溃散，另一部分在坚持战斗。罗马尼亚人处处都以优势兵力攻打我们，他们的武器和装备都比我们这个年轻无产阶级国家的年轻军队的武器和装备精良和先进。其他战线上暂时没有发动攻击。协约国想把我们置于同巴黎公社一样的命运。（听众：我们决不答应！）捷克战线土还没有动静，南线也是如此，但我不知道是否恰好在这个时刻部队已经开始向前推进。也许没有，也许已经开始。如果今天没有，也许明天就开始。你们谁也不要惊慌，但我必须告诉大家，在武器和装备问题上，我们的处境也不好，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接受的是一个烂摊子，而我们还来不及去改进。某些方面曾经发出过这样的信号，如果无产阶级放弃自己的政权，或者至少推迟实行社会主义，协约国将不发动进攻。如果我们不想要私有制，不想要复辟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想要保持专政，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国家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必须立即商讨对策，以便我们有力量去对付敌对的、帝国主义的势力。 首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虽然站在我们一边，但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援助到来之前，必须加强我们自己的一切力量。在这方面，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凡是布达佩斯和中央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离得开的人，每一个无产者，无产阶级的每一个代表，都要奔赴前线！（听众：对，说得对！长时间的掌声）现在需要团结。现在，在这个时刻，一切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必须终止；现在，在这个时刻，需要建立世界上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钢铁般的团结。（听众，对，说得对！）到前线去的人应该相信，在这里，行使专政的核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留下来的人应该相信，在前线，革命的命运已经交给了可靠的人。（听众，对，说得对！〉同志们，如果这样，如果无产阶级，布达傲斯的无产阶级——你们各位都是它的代表——不仅不处于冷漠懒散的状态，而且抱有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那么，我们就会得救，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救，我们就会有时间去等待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即使我们一旦失败，也要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从我们的失败中得到有益的东西。 我从不惯于从匈牙利无产阶级的角度观察事物。即使在匈牙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我也不惯于从一国无产阶级的角度观察事物。现在也不这样。只有一种角度，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听众，说得对！！） 即使他们会暂时击败我们，我们也将重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各国无产阶级正在兴起。在维也纳，无产阶级正在武装夺取专政。俄罗斯兄弟共和国的部队已经越过东加利西亚的边界。你们知道，他们的一部分已经在向切尔诺夫策方向挺进，尽管如此，远水难救近火。在周围邻国的无产者积极赶来支援我们以前，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匈牙利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听众：说得对！）你们的任务就是唤醒这一革命力量，组织、使用和利用这一革命力量。（听众：说得对！） 《人民之声报》，1919年4月20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42-245页。 [1]1919年4月4日斯马茨将军受协约国委托，建议在蒂萨河以东地区划定临时停战分界线和建立中立区。苏维埃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同时提出由奥地利、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派出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划定新的政治边界线。 [2]这次武装干涉发生在1919年4月16日。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说（1919年4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在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说 （1919年4月15日） 尊敬的同志们！在布达佩斯工人阶级这次选出的八十位代表[1]接管这个无产阶级城市的时候，我就维尔特奈尔同志[2]谈到的问题讲一点自己的看法。（听众：欢迎你讲，欢迎！）他刚才讲到，在我们这里）什么样的利益可以实现，什么样的利益不能实现。同志们，我不认为我们的队伍里存在两种利益。（听众：对，说得对！）这里只有一种利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听众：对，说得对！欢呼声和掌声）必须不惜一切牺牲，排除万难，来实现这阶级利益。同志们！无产阶级在表达自己意志的时候可能会有差错。无产阶级已经不止一次地失误。它在这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里离开阶级斗争的立场时，它就是错误的（听众：对，说得对），但完全以肯定，无产阶级终将克服千险万阻，找到正确的道路。（欢呼声）如果那些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一时占了上风，他们肯定还会倒台，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销声匿迹。（听众，对，说得对！）大家都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不存在别的利益，只有一种利益，一种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利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普遍的赞同声） 在讲到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时候，我要问问大家，迄今为止，我们是否已经得到了无产阶级阶级利益所要求的一切？（听众高喊，没有！）同志们，问题的回答是，没有。阶级斗争没有结束，也还不可能结束。只要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就不会结束。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状态。今天，已经组成为统治阶级的布达佩斯无产阶级接收了整个首都地区的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我要强调指出，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依然存在一虽然我们不想逐个消灭资产者，不想对他们逐个进行报复，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消灭资产阶级，因为，只要资产阶级存在，无产阶级也会存在，而我们的目的却在于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听众；对，说得对！） 因为存在资产阶级，所以我认为，现在在这里，在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面前，安排任何和解场面都是错误的。同志们，只要还存在阶级，只要阶级区别还没有最终消灭，我们就不和解，无产阶级就不能和解。（听众：对，说得对！）不要让自己受任何脆弱感情的支配。（普遍的赞同声）同志们，我们永远不要无故制造混乱，永远不要做画蛇添足的事情，不要让自己为任何伤感和娓娓动听的言辞所欺骗。（喧闹的赞同声和掌声） 尊敬的同志们！不要危言耸听。我不相信匈牙利资产阶级顷刻间就会在这里建立起在反革命方面可以对我们造成威胁的组织。我不相信这点。不仅因为资产阶级胆小懦弱，还因为我们无产阶级空前强大。（听众，对，说得对！）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允许自已感情脆弱，而把照顾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如此厚待我们的那个可怜的资产阶级当作最重要的事情。不，我重复一遍，我不是从资产阶级的角度，而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角度，看到了这种怜悯的危险性。同志们，在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开始活动的时伉我要在这里强调这一点，任何多情善感都是阶级觉悟的灾祸，它能模糊阶级意识，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战斗力只而这种战斗力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听众，对，说得对！） 尊敬的同志们！工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第一个真正的阶级代表机构。谁都不要以为我想缩小工人政党或工会的作用。我毫无这种想法。无论过去或将来，低估工人政党和工会的历史意义是愚蠢的。每个了解无产阶级社会结构和洞察未来的人都知道，今后工会和工人政党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尽管这样，工人和贫农代表苏维埃仍然是包括无产阶级整体在内的阶级代表机构。（听众，对，说得对！）正如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已经不厌其烦地讲过不知多少次——这个苏维埃有三方面的任务。这就是说，随着苏维埃的成立，我们取消了同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相适应的三权分立，从此不再有专门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同志们，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工作机构，是工作的、而不是协商的机构，由这个工作机构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对违法的人进行审判。（听众：对，说得对！） 尊敬的同志们！这也就是说，必须象整个无产阶级，象无产阶级的整体所需要的那样来估价工人苏维埃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也应当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同的看法不应该表现为我们在这里相互滔滔不绝地阐述己见，而应该象俄国无产阶级那样——遗憾的是，在从事苏维埃活动方面，他们在各国无产阶级中不是最积极的，、但是，我们还得箓他们所做的那样一尽量说得少一点，尽量做得多一点。（普遍的赞同声和掌声）这样，我们才会通过工人苏维埃这个真正的工作机构，实现马克思的理想。 工人苏维埃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三个职能上，它不仅要执行三方面的任务，而且还要在最广泛的范围内继续组织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在这方面，它是党和工会组织的助手。但是，工人苏维埃这个全体无产阶级的总代表，把解决政治和经济双重任务的重担放在自己肩上。我们在工人苏维埃范围内面临的革故鼎新的工作中，阶级斗争不可能是次要的任务。不论任何时候，工人苏维埃应该是——我想也将是——无产阶级的情绪、无产阶级的意志、无产阶级的愿望和无产阶级的创造力的表达者。因为厂无产阶级革命的创造力建立了工人苏维埃，并将在其中进行活动，以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实现我们正在日益接近的最终目标，实现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梯。（普遍的赞同声） 这种革命的创造力不仅蕴藏在我们这些无产阶级的代表身上，并且首先燹藏在群众之中。我一直反复强调，任何脱离群众、不同群众保持联系的做法虽然不会摧毁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的一个不朽杰作，但将使它失去执行任务的能力。（听众：对！）同志们，工人苏维埃制度的功勋在于，我们以此消灭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构，代之以一个同人民整体不分离的，同人民整体，即同劳动者和无产阶级整体完全紧密相连的主要权力——国家政权。这种紧密联系是不产生一个新的官僚机构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进行自我批评。所以，如果我们批评我们自己的革命，批评布达佩斯各个区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迄今开展的活动，我们谁也不要因此而责怪谁。同志们，虽然我不想作什么过于悲观的结论，但是，已经可以断言，在区苏维埃的活动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官僚主义。某些人——我重复一遍，某些人一离开了群众，以至于他们以为自己的意志就是群众的意志。（听众，对，说得对！）同志们，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是群众的意志。如果某人清楚地知道，他的意志只是他个人的意志，而不是群众的意志，也就是说，把他自已的意志下降到自己的水平，那么，他就不会象——请允许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第九区的工人苏维埃那样，以为公共屠宰场在第九区，属于第九区，所以它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起来了。 同志们！需要有健康的分权。健康地分散权力就可以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实现无产阶级自治。（赞同声）发扬无产阶级民主就是要让无产阶级在尽可能多的地方衷达自己的意志。党和工会组织，区一级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无产阶级的各种不同组织，凡此都是这种表达意志的场所，但是，还有一个普遍表达意志的场所，一个表达人人必须服从的、无产阶级整体的意志的地方。同志们，这个地方就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普遍的赞同声）同志们，不要以为布达佩斯的区工人苏维埃，或者某一个区的工人苏维埃可以决定涉及全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事情。刚才提到的第九区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在那里，今天曾经准备逮捕一位同志，一个区想对屠宰场发号施令。我只是一般地讲一讲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例子表明，现在仍然还有不少人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是群众的意志。尊敬的同志们，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因为它是官僚主义的源泉，是企图把主要权力同劳动者整体分离开来的可笑的尝试。 我们永远应该开诚布公地说话，因为坦率是澄清观点的基础。工人苏维埃不是党，党也不是工人苏维埃，但今天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也有权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长时间的暴风南般的掌声）人入都是这样，没有例外，因为，我们知道，根据第三国际的意见，我们的党将采用这个名称。（热烈的掌声）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这并不重要，尽管通常名称也是一种象征。重要的是，我们在场的人都是同一个党的党员。（欢呼声）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党的党员；不管我们之间存在什么意见分歧，相互倾轧，激化个人矛盾，都将意味着可怕的灾祸。（听众，对！说得对！掌声） 同志们，我宣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放弃我的立场，除非让我看到，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但是，我不相信我会看到这一点。我再说一遍，没有力址可以使我放弃我的立场，放弃我的布尔什维克立场，暴风雨般的掌声）但是，同志们，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同所有在座的，在击个工人苏维埃里的人，同属于一个政党，一个家庭一共产主义的无产者家庭。同时，同志们，作为无产阶级创造力的结果，共产主义恰好表现在这种家庭关系上：那种曾经被一再宣传、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实现的兄弟博爱关系必须在我们无产阶级劳动者中间实现。（听众：对！）这是我们的机构成为工作机构而不是空谈机构的一个先决条件。（听众，对！掌声） 同志们！我并不是原则上的反议会主义者，我只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我看到，在当时，议会的方法是有意义的，利用这种方法是必然的。但我们应该懂得，那只是在当时。马克思的看法也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议会制度今天成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障碍、最终的障碍？为什么今天必须踢开议会制度，代之以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机构，即工人和贫农的苏维埃组织？同志们，这是因为德国人在制定哥达纲领时说资产阶级是反动的一帮[3]，这在当时是错误的，而在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说法变成正确的了。也就是说，站在工人阶级对面的，站在革命的一帮的对面的是反动的一帮。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只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一切规劝、一切议会辩论完全白费，也不能从资产阶级中争取出一部分人来，从而使我们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矛盾，获得某种对无产阶级有利的成果。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成立工人苏维埃的主义所在。这样，议会就不得不变成空洞的清谈馆，连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也已经断言议会制度的破产。即使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议会制度也是无所作为的，因为在它的后面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暴力，法布里蒂什们的暴力[4]，帝国主义战争的暴力一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转到苏维埃制度的机构方面来。 但是，同志们，我们所以在苏维埃制度里讨论问题，是因为在这里可以相互进行说服，因为事实上大家都是同一个阶级的产一L代表同一个阶级的利益，即使我们中间存在分歧，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原则，因为任何人都不能放弃原则，一不能作出原则牺牲。（听众：说得对！热戴的掌声）相反，应该使合作成为可能，应该使在这个大厅里说过的话不成为空话。（听众，说得对！）只有酝酿着行动的话才不是多余的话。同志们，不酿成行动的话是徒劳无益的。 现在，当我代表党的领导向你们表示敬意的时候，我祝愿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它的成员都是匈牙利社会党党员——成为一个工作的机构，而不是一个清谈馆，因为，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在无产阶级的建设事业中，只有一件东西能够引导我们走向胜利，这就是工作、劳动。同志们，这个工作不仅是我们的工作，不仅是我们的利益，不仅是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的工作——因为只可能是语言不同，这也就回答了代表德国人发言的那些人——；它不是匈牙利人的工作和匈牙利人的利益，因为我们首先不是匈牙利人，我们首先是无产者（普遍的赞扬声和掌声，德国人也首先是无产者，然后才是德国人。资产阶级倒可以首先是德国人。总之，这是为了国际无产阶级利益而进行的工作。同志们，我在上次会议开始时曾经说过，现在我用这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讲话：我们要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作！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万岁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掌声） 《布达佩斯工人和士兵苏维埃1919年4月15日会议记录》（速记稿），第16页，《党史研究所资料》。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35—241页. [1]在这次会议上，从布达佩斯中央革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代表中选举产生了八十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2]在致贺词以后，维尔特奈尔以会议主席的身分宣读了德意志族小组的一封信。该组成员在信中“对选举过程中严重破坏民族原则提出了抗议，并要求不要只把德族同志选入士兵和工人苏维埃，而也要选举其他民族的代表。”维尔特奈尔声称“选举结果现在已不能改变；即使在选举中没有对各种利益都予以应有的关注，选举结果肯定仍然表达了大多数工人的意志.” [3]《哥达纲领》——1875年5月两个德国工人组织在纲领的基础上合并为德国社会工人党——中有下述论断：“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来说，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批判了这个论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页） [4]1906年2月19日，当国会主席拒绝宣读国王关于解散国会的决定时，法布里蒂什·久瑟陆军上校率领一支部队进入国会，宣读了国王的决定，驱散了议员。（《解散国会》，《人民之声报》，1906年2月20日）
为了无产阶级的博爱！——在塔塔巴尼奥矿工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4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无产阶级的博爱！ ——在塔塔巴尼奥矿工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4月15日） 不久以前，统治这个国家的还是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现在，工人阶级已经在这里建立了无产阶级的绝对统治——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国家就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工人集体和劳动者的国家。 尊敬的同志们！我们这些为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开始斗争的人清楚地知道，历史的必然性推动着无产阶级奔向革命，奔向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将实现一些过渡性的措施，把我们从剥削的土地引向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国家。 我们知道，战后，工人阶级只能在两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一种可能是，为了继续维持剥削制度和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而生活下去——这种生产制度为了几千个寄生虫的利益造成了千百万人的贫穷困苦——；另一种可能是，必要时可以勒紧裤带，但不象从前那样，让几千人过着富裕生活，而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忍饥挨饿。我们甘愿忍饥挨饿，但要做到劳者才得食。我们甘愿忍饥挨饿，但要让那些从前不劳动而能过富裕生活的人同我们一起饿肚子。我们甘愿忍饥挨饿，但不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资产阶级赖以维持统治的武装力量已经被战争摧毁。工人阶级立即意识到，使用武器具有两重性，可以把进行压迫的武器变成争取解放的武器。 无论过去和现在，只要还存在私有制，大肆宣扬的民主平等都只是欺人之谈。凡是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地方，都不会有平等，因为，他们从来不可能是平等的。 现在，煤矿已不属剥削者所有。布达佩斯工人代表到这里来说，他们没有其他任何要求，只希望你们在矿上专心一致地多产煤，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煤就是生命。革命的烈火蔓延到更加广阔的地方去的时候不久就会到来。我们同俄国红军和在沙俄时期有许多匈牙利战俘劳动过的顿河煤矿建立联系的时候不会太远了。现在需要的是坚持，而能否坚持下去，将取决于工厂和矿山的工人。 《红色报》，1919年4月15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33—234页。
《红色报》关于布达佩斯苏维埃4月11日会议的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红色报》关于布达佩斯苏维埃4月11日会议的报道 下一个报告人是库恩·贝拉同志。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他在报告一开始时说——，这是我要向参加会议的布达佩斯无产阶级的各位代表讲的第一句话。感谢俄罗斯无产阶级，感谢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他们经历了苦难的地狱，把自己的革命进行到底，并为我们指出了通向奠定共产主义社会基础的道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是我们命运的基础。对那些现在仍然把革命的代表关禁在帝国主义监狱里的人，对那些说我们在搞赌博的诺斯克和谢德曼之流，我们要大声疾呼：你们指靠和平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才是赌博，因为这将使无产阶级背离自己革命的最终目标。 我从这里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说话。当我们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回答协约国帝国主义的贪婪时，有入说我们这样做是出于沙文主义。[1]我要揭露这个谎言。我庄严声明：我们的行动建立在国际革命的基础上，这个专政之国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祖国。我们之中没有，也不分种族、宗教和其他的区别，只有一个区别，即阶级区别。 接着，库恩·贝拉阐述了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任务。他说：工人苏维埃是群众的自治政府，群众意志的执行者，因此，它一刻也不能脱离同群众的联系，否则权力就会丢失。他提醒说，工人苏维埃不是言论的机构，而是行动的机构。要破坏，但同时也要建设.这就需要纪律，而纪律应该从工人苏维埃做起。最后他建议向当选的各位名誉主席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表示祝贺。与会者对库恩·贝拉同志的报告和建议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高尔保伊同志致闭幕词后，乐队高奏革命进行曲。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至此结束。 《布达佩斯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红色报》，1919年4月13日。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科苏特出版社，1959年，第6/A卷，第185页。 [1]指维克斯中校在3月20日递交的协约国照会。（《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第5卷，第677-679页）
第三章政府的背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2006） 第三章政府的背叛
给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致敬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给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致敬电[1] 慕尼黑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 布达佩斯和整个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以无比的喜悦和激情向你们——我们年轻的兄弟致敬。巴伐利亚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夺取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他们将摧毁这个政权，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专政，实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消息传来，我们沉浸在难以形容的幸福之中。 起来，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剥削制度的摧毁者，巴伐利亚的革命工人、士兵和农民！你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强大的力量站到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前列。起来，挑起破坏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担！冲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牢笼，挣脱你们的锁链——除此以外你们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丢失的东西——，点起革命的烈火，让它把一切人剥削人的地方烧遍。我们学习俄国兄弟的榜样，把自己的命运依附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建立在沙漠和沼泽上。你们可以相信，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并没有因此失望。你们的榜样表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冲过爱国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波浪，排除资产阶级暴力组织的一切障碍，向四方蔓延，即使要经过反革命的层层地狱，革命也终将胜利。 无产阶级以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被迫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而且在所有地方，只要那里的资本主义不论在和平环境还是在战争时期，逐步地还是速决地，以慢性的死亡还是以突然的残害，屠杀着无产阶级群众。即使给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及资产阶级民主披上平等的伪装，也不能阻止这种革命的发生。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这一点现在已经再也清楚不过。我们幸福和高兴地把你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当作自己的天然盟友，使这种盟友关系得以建立的不是通过秘密外交签订的秘密条约，而是你们的革命行动。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巴伐利亚工人、士兵和农民革命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致以同志式的问候！ 外交人民委员库恩·贝拉 《红色报》，1919年4月9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31—232页。 [1]1919年4月7日，独立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慕尼黑组成政府。他们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但巴伐利亚的无产阶级直至4月13日才掌握了政权。
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跋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对汉堡《和平报》驻布达佩斯记者的谈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对汉堡《和平报》[1]驻布达佩斯记者的谈话 外交人民委员库恩·贝拉同志对汉堡《和平报》驻布达佩斯记者详细地谈到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他就苏维埃共和国外交政策的总指导原则作了如下说明： 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政策，真正的、不讲空话的和平政策。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经济边界，因此，从我们方面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帝国主义政策。我们并不主张领土完整，我们这里不可能出现从前出现过的那种总要在某种统一的政治区域的基础上解刘决各民族政治自治问题的现象。我们的国内政策也为我们的对外 政策规定了指导原则，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各国人民大多数的支持，指望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 问：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否认为它同协约国处于交战状态？ 答：恰恰相反。我们期望通过最和平的途径同协约国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问：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德国的关系怎样？ 答：我们同德国的关系是可以想象的最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可望持续下去。德国无产阶级一直是我们的榜样和导师，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也都不过是在实践中实现德国社会主义者曾经在理论上宣传过的那些主张。 问：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准备在什么条件下同协约国媾和？ 答：我们没有同协约国处于交战状态。但是，如果协约国想用刀剑同我们媾和，如果它想对我们做霍夫曼将军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所做的那种事情，如果它表明不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军国主义政策而进行斗争，那么，即将到来的战争不会同过去的战争一样，而将是一场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如同当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自由斗争一样，全体人民都拿起武器来反对企图将他们沦为被掠夺一空的殖民地的英国人。 问：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期待从俄国得到什么？ 答：同期待其他国家一样，我们期待从俄国得到无产阶级的国际声援。至于有关俄国饥荒遍野的传说，作为了解情况的我可以公开宣称，那完全是凭空捏造。有些人高价购买面包，那是因为在俄国供应已被完全垄断起来；谁想在每日的定量以外得到面包，谁就得去找投机商。投机商漫天要价，自然不足为奇。 问：请人民委员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在新的社会制度里是否还会有个人自由？ 答：只有在新的社会制度里个人自由才能真正得到保证。 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为发挥个人的主动貌极性提供任何可能。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起初资本至义制度在社会上和生产中都支持实现个人意志；今天，它不仅是个人的障碍，而且已成为生产的阻力。在新的世界制度里只有一个不自由，那就是没有剥削的自由，没有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没有承认的专政；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无产阶级真正的体面的民主。 库恩·贝拉同志同时宣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将设法派出代表，尽快同德国和各中立国家，也同协约国各列强建立联系。 《人民之声报》，1919年4月5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28—230页。 [1]汉堡的一家自由派日报。
决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决裂！ 同资本主义剥削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实行激进的、无可挽回和永远的决裂，是专政的首要任务。必须毫不延误和毫不动摇地实现这种决裂，使阻碍社会主义的人得不到喘息的可能，使被无产者的拳头——指挥它的是历史的必然——击昏过去的资产阶级没有苏醒的时间和机会。 在无产阶级破坏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的工作中，这一观点将决定行动的速度，决定无产阶级集体和无产阶级国家行动的方向。 头几天的任务是破坏。首先必须捣毁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堡垒。无论个人的利益或阶层的利益，都不能放在首位，不能把解决那些在专政时期也不会骤然消失的痛苦问题当作行动的目标。应该首先受到专政铁锤打击的，不是不合理的住宅分配，而是作为不合理分牌的基础的私有制，房屋和地产的私有制。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实现修修补补的劳动保护，而是结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消灭剥削一不在于实行税收政策，而是同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决裂和消灭公债。 一般来说，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方法、福利主义方法和革命方法之间的区别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我们已经同资本主义决裂，永远不再恢复剥削制度。必须烧毁资本生产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生产制度之间的桥梁。虽然条例不能填满饥肚，防止出现新伤痕的措施不能医治资本主义造成的创伤。但是，每个无产者必须注意，不要重蹈覆撤：任何入都不要把眼前的暂时利益置于伟大的、几乎是永恒的利益之上。战争已经教育人们：把工人阶级眼前的利益置于无产阶级普遍的阶级利益之上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发生了这种情况，工人运动在战争期间丧失了阶级斗争的立场，工人运动的政策逐渐成为改良主义的政策，失去了一切革命朝气。 人人都要注意，不要让眼前的利益使工人阶级离开一贯的革命政策的道路。提出这种警告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提高工资、失业救济金，但它告诫我们，如果把这些当作中心任务，革命将重新停止下来，并将为新的改良主义政策奠定基础。 推倒资产阶级的一切权力，摧毁资本生产和资产阶级官僚机构的一切支柱，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武装，奠定新生产的基础，凡此种种，都是工人运动的革命任务。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劳动、战斗和忍受苦难。还必须为此作出牺牲。谁都不要以为，工人阶级除了在夺取政权以前遭受的苦难外，不需要再作别的牺牲。 再说一遍：决裂，破旧立新；不是在表面上，而是从根本上同制度本身决裂；不仅用新药代替丸散膏丹。-—这就是今天的任务。 库恩·贝拉 《红色报》，1919年4月8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20页。
工人有了自己的祖国——对一位美国记者的谈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工人有了自己的祖国 ——对一位美国记者的谈话 匈牙利外交人民委员、匈牙利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库恩，贝拉在同一位美国记者进行的谈话中称： 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引导我们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在斗争和工作中我们指望国际无产阶级的声援，并且深信，团结在革命组织中的美国工人不会拒绝对我们的援助。我们匈牙利工人对美国工人多次作出的崇高榜样记忆犹新。我们相信，美国工人阶级将以国际主义的忠诚来响应无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声援。我国年轻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正在为争取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有条不紊和强大有力的斗争。美国工人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相同。请你们援助我们的工作，使我们感受到，我们并不孤立一匈牙利族的美国工人同我们在一起。可以告诉他们：曾经为之流过不知多少鲜血的资产阶级的祖国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工厂和矿山为工人群众所公有。从我们开始专政的时刻起广工人没有祖国”的说法已经失去意义。从那以后，工人有了自己的祖国，指导这个祖国的不是资产阶级的假道德，而是无产阶级的真道德。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建——在匈牙利，现在这句话是起指导作用的至理名言。靠他人劳动为生的剥削者家庭已经消灭。我们将建成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没有械剥削者，也没有剥削者。 《真理报》，1919年4月8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18页。
致埃森矿工电（1919年4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致埃森矿工电 （1919年4月2日） 外交人民委员库恩·贝拉同志向埃森革命矿工第九委员会致电如下： 你们的问候又一次鼓舞我们去兴高采烈地继续进行那已经开始了的事业。一切事情都进展得很好。我们每抡一锤，都是给靠无产阶级生命力滋养的资本主义吸血鬼的一次致命打击。但同时我们也在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积极劳动。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的是，你们革命的矿工也要同我们并肩战斗。为了求得解放，你们要不怕恫吓，不惜牺牲。你们不要忘记，即使在最和平的时期，也年年有数以千计的工人兄弟被剥削者贪求无限利润的欲望所活活埋葬。 你们当中可能找不到任何一个人，他们的父亲、儿子，或者至少是朋友，没有被矿里的毒瓦斯窒息过生命。请你们想一想无数肺雳和营养不良的牺牲者，看一看成千上万无产者儿童的墓穴，他们还没有享受儿童的欢乐，就已经离开人间。最后，还请你们想一想，这一场可耻的帝国主义战争毁灭了不下两千万人的生命，且不说工人们在战争过程中遭受的极度苦难。哪一个无产者会帮助这个杀人集团卷土重来？哪一个无产者会不捏紧拳头打击剥削者？再也不要为建立资本主义的劳动监狱挖一瞅土，抡一次锤！如果全体无产者团结一致，地球上永远不会再有任何力量能恢复对雇用劳动者的奴役。在已经开始的道路上前进！祝你们幸运！ 人民委员库恩 《红色报》，1919年4月3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22-223页。
共产主义的胜利不会停止在匈牙利国境线上——对《祖国报》记者的谈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共产主义的胜利不会停止在匈牙利国境线上 ——对《祖国报》记者的谈话 荷兰资产阶级报纸《祖国报》记者就他同匈牙利外交人员委员库恩·贝拉的谈话作了如下报道： 必须承认，原先我以为我将遇见一个粗野和暴怒的人，他将在红色保镖的护卫下，全副武装地等待着同我谈话。使我愉快地感到惊讶的是，这位革命委员仪容大方，风度潇洒，并在一个类似普通学者的办公室那样的地方接见了我，尽管它位于前亲王的庄园，现在匈牙利的克里姆林宫内。[1]只有共产党人才被允许到这里来。我是由一位在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匈牙利共产党党员引见的。库恩·贝拉面容消瘦，变化极大，以至我的这位仅仅两个月没有见到过他的朋友也没能一下子就认出他来。我不愿意滥用库恩，贝拉对我的殷勤礼遇，只向他提出了一些简短的问题， 问：匈牙利革命是如何避免流血的？您对匈牙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革命将如何发展有何看法？ 答：我的设想是，全欧洲都将出现向共产主义制度的过渡。至于匈牙利，这里整个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共产主义的胜利不会停止在匈牙利国境线上，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事。资本主义将要死亡，继之而来的是共产主义。我国革命之所以具有和平性质，是因为匈牙利资产阶级在战争中极度削弱，因而无力反抗，而匈牙利无产阶级的力量却有了壮大。 问：在俄国，一切事情都是另外一种样子，出现转折的时候曾经大量流血。对此应如何解释？ 答：在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也是和平进行的。后来资产阶级由于种种原因组织了自己的力量，并开始采用所谓白色恐怖，这时布尔什维克政府才被迫行使暴力。 记者在结束他的报道时写道：库恩·贝拉给我的印象是，他可能富于幻想，但肯定是个诚实的人，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信仰者。 《真理报》，1919年4月2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16-217页。 [1]估计这次谈话是在布达城堡约瑟夫亲王过去的宫殿里进行的。
对《新自由新闻报》记者的谈话（1919年3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对《新自由新闻报》记者的谈话 （1919年3月30日） 《新自由新闻报》记者同匈牙利外交人民委员库恩·贝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对记者提出的协约国对匈牙利的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一问题，库思·贝拉回答说： 协约国对我们的态度没有变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协约国采取了针对我们的军事措施。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无从查核。这种想法很可能是出于愿望。政府主张和平。它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我们的道路通向真正的和平，因为它在寻找各国人民间的相互谅解，而不谋求缔结军事条约。 关于苏维埃政府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同协约国嫌和的问题，库恩·贝拉作了如下回答： 我们并不主张领土完整。我们同协约国也不处于战争状态。这样，我也回答了我们愿在什么条件下同协约国媾和的问题。我们同中立国的关系仍然良好。我们同德意志—奥地利的关系尤其友好。我们将努力以行动来证实这一点。在有可能克服自己的食品供应不足后，我们将立即用一切办法供应德意志一奥地利。甚至我们还相信，为了表示对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声援，匈牙利无产者甘愿节衣缩食。在国际事件和饥谨面前表现如此坚决和有纪律的匈牙利无产阶级将表明，他们能够为讲别种语言的无产阶级忍饥挨饿.作出牺牲。至于我们同德国的关系，我能讲的也是这些。 问：你们是否打算取消同俄国的经济边界？ 答：我们根本不知道同别国人民存在经济边界，同俄国没有，正象同法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经济边界一样。 问：你们准备如何解决食品匮乏的问题？ 答：在食品问题上我们的情况不好，但也不象过去那样坏。一方面，由于新制度的建立，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持完全同情支持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将用更加公平地分配现有食品的办法来克服饥荒。虽然我们刚刚开始进行社会分配，但是，现在已经看出，富有者对食品的专有权已经消失，食品供应关系已变得对无产阶级有利。 问：匈牙利农民的表现如何？ 答：我们从农村得到的消息是，前小农党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在当前情况下，这就是说，它已属于统一的社会党。 问：红军的组织工作进展怎样？ 答：我们正在坚定不移地组织红军。但是，这支红军没有暴力企图。其任务首先是，用不流血的办法支持为保证过渡所必需的专政。无产阶级以保卫现在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和工厂的决心，热情踊跃地参加红军。来自农村的消息是十分有利的。那里也发生了转折，情况完全正常，没有流血。 《红色报》，1919年3月30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W66年，第卷，第214—215页。
论无产阶级的团结（1919年3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论无产阶级的团结 （1919年3月29日） 星期六[1]下午六时，旧议院的大厅里座无虚席，水泄不通。库恩·贝拉同志向在场的群众作了论无产阶级团结的报告。报告长达一小时，其要点如下： 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现在得以首次实现。此时，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阶级团结正是这个历史性飞跃的前提。不管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党派如何参差不齐，毫无疑问的是，哪里有反对资本家的宜接行动和斗争，那里就会随时出现工人阶级的团结。那些在德国相互斗争、现在正在寻找接近途径的政党，是阶级分化的结果。 全世界都形成了工人贵族，在依靠出口维持生活的国家里尤其如此。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越是庞大，那里越会出现工人贵族，那里同无产阶级利益不一致的阶层越广泛。这种工人贵族尤其在殖民政策上暴露了自己的嘴脸。他们并不从阶级斗争期待改善自己的命运，而寄希望于发展阶级同情，发展阶级之间的共同利益和道德。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这一阶层之间形成了哲时的共同利益，它表现为资产阶级把从殖民地工人工资中榨取的超额利润用于专门提高在他们那里劳动的工人的工资。这些工人贵族由于一时的眼前利益站到了战争一边。这就是人们一般习惯地称之为谢德曼主义的战争政策的生母。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并不取决于资本家的失败，而是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种团结一致的阶级行动。 无产阶级的另一种阶级分化表现在城乡无产阶级的相互脱离，这是统一行动的障碍。城乡经济组织的相互关系造成了城乡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垮台城乡矛盾也将终止。来自农村的报告和确切的材料都表明，在这次革命斗争中，大部分农村无产者都同我们站在一起。农村的土地拥有者和无地者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使这种矛盾尖锐化是我们的任务。阶级团结将要扩展到那些在工人阶级采取革命这一唯一的直接行动之前从未扩展到过的地方。 四面八方都向我们表达了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我们不仅从东方，而且也从西方感受到了真正的声援。西方无产者的代表潮水般地涌向匈牙利无产阶级，他们一致表示：“我们站在你们一边，我们帮助你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能体现在统一的行动中。我们将按照这一精神采取行动。”正如当年李卜克内西的孤立行动成了工人运动国际团结的象征[3]我们的专政和革命是无产阶级国际阶级团结的体现。 困难和艰苦的斗争等待着我们。由于我们成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象征，完全可以肯定，我们不会失败。列宁在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过，我们把我们的革命建筑在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基础上，不是建筑在动摇的基础上，因为革命正在到来。革命果然来到了，并继续向前奔驰。有些人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赌博。请问他们，究竟谁在赌博：是我们这些把自己的命运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革命基础上的人，还是那些把国家的前途建立在威尔逊之流的和平主义基础上的人？ 革命的第一个成就在于，无产者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也将消失，人类的团结将要恢复。其前提是，一分钟也不允许削弱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同时必须在无产阶级内部消除一切利害冲突。党永远不会变成多余，尽管现在它的目标和当时我们自下而上地同资本主义斗争时不一样。现在我们自上而下地同资本主义斗争，这种时候需要有真正的党的团结，它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标志。这种党的团结体现在行动上的一致。过去我们分道扬镶，是为了使无产阶级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如果今天闹分裂，我们必然会把一部分无产阶级推到资本家一边，从而加强资产阶级的力量。这就是现在和革命专政前的情况之间的重要区别。现在不仅是摧枯拉朽的革命时代，也是建设的时代，从事建设性劳动的时代，我们将借此建立社会主义的城堡。为了这个目的必需实现阶级团结。 保持这种在无产阶级革命时刻建立起来的阶级团结，使之更加紧密，并变为强大有力和经常性的行动上的团结，是无产阶级的任务所在。有了它，我们不必惧怕任何帝国主义，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行动上的团结就是胜利的保证。 《人民之声报》，1919年8月30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11-213页. [1]1919年3月29日。 [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8页。 [3]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国会反对通过军事贷款提案。对此，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写道，“李卜克内西号召德国的工人和士兵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李卜克内西曾在国会的讲台上公开发出这一号召。”（《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55—56页）
致列宁的电报（1919年3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致列宁的电报 （1919年3月27日） 昨天夜里从布达佩斯收到了库恩·贝拉同志发来的如下电报： “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是在下述情况下进行的，继左翼代表中午在狱中探视我以后，社会民主党中央及其左翼接受了我拟定的纲领。这个纲领严格地依据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它同布哈林纲领中规定的原则完全相同，同列宁关于专政的论点完全一致。 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前贸易部长和《人民之声报》编辑高拉米·埃尔诺，前人民福利部长佩德尔·久洛，以及党的书记、社会民主党外交政策的指导者、伯尔尼黄色国际准备派到莫斯科去的布清格尔，他们退出了社会民主党，但没有人追随他们。匈牙利工人运动中迄今最优秀的分子参加了政府。鉴于没有真正的工农苏维埃，现在由这个政府掌握了权力，如同当年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在俄国掌权一样。政府内部由其成员组成了执行委员会。前共产党方面参加这个执行委员会的有我和瓦戈；极左派有战争期间关禁在监狱的朗德莱尔和波加尼，他们在两党合并以前也是我们的人，完全支持我们，是我们的代表；此外还有库菲，他类似你们的卢那察尔斯基。我个人对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影响足以保证建立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专政，我得到群众的支持。现在我说一说我们迄今在政府里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此刻匈牙利同志韦格尔恰好到达，他带来了鲁德涅斯基3月1日的书信和金钱。列宁同志在哥本哈根认识的奥尔巴里同志也在发报机旁，他也问候同志们！ 《库恩·贝拉致列宁的电报》，《真理报》，1919年3月28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09—210页
党的团结——致同志们的一封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党的团结 ——致同志们的一封信 我这个“党的分裂者”和“宗派制造者”向《人民之声报》投稿论党的团结，可能使许多人感到奇怪。但是，不论是过去的社会民主党员，还是共产党员，他们中间也有人——而且这种人占大多数，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对此不以为怪，因为他何知道，行动并不沿直线进行，而是在必然的矛盾中发展。昨天看来是错误的东西，由于条件的变化，今天不仅成为正确的，而且是必然的事情。列宁做得对，他每天提醒我们——他的学生们注意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话：“如果需要，我每二十四小时内改变我的策略二十四次。”我们的目的是行动，是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革命行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才在当年成立了共产党。对于我们来说，党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解放阶级，是无产阶级在统一的边界范围以内和不受边界限制的团结一致的行动。过去在党的团结方面无法做到的事情，今天只能在严格的、有纪律的和统一的范围内做到。如果四个月以前[1]有可能在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实现团结一致的革命行动，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出现阻碍行动一致的思想障碍和使统一的革命行动成为不可能的理论和原则分歧，那末，我们这些旧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们就不会分离，而会高兴地在一起工作。今天，我们不仅恢复了统一的工人运动的外部团结，而且还建立了内部的、原则和理论上的团结；我们加入了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行列，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党的统一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今天我们兴高彩烈地一起工作。不论哪一位同志，请你从头至尾看一看无产阶级革命政府发布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已经把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从一切压迫和剥削下解放了出来——，并且作出判断：我们宣布过的那些原则是否已经取得了胜利。 我们提出过哪些要求呢？我们要求脱离伯尔尼国际，加入第三国际，即莫斯科的革命国际。这个要求已经实现了！我们要求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要求断绝同资产阶级的合作，要求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都已经做到了。我们还要求不要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重新组织生产。现在，基础已经奠定，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建设。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通过兄弟之间的内部斗争，而是依靠无产阶级的团结合作取得的。 现在，当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反省和深思，是建筑街垒打仗，让无产阶级流血（因为我将为此感到惋惜），还是从事使每个无产者的心房更加激烈跳动的伟大的建设工作，究竟哪一种做法更好？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生命开始的时候条件比我们的要坏得多，因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一开始就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洒上了自己的鲜血。 在我们的纲领通过之前实现无产阶级团结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我们让政权留在资产阶级和官吏手里，情况又将如何？这种团结只能对剥削有利，只能延长工人阶级的苦难。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团结并没有放弃原则，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团结就是行动的一致。如果今天还没有团结，那只能让资产阶级从中渔利，使无产阶级蒙受损失。因为，这将为组织反革命提供机会，使无产阶级最强大的工具——红军无法建立，而且主要的是，它将使为我们大家保证面包、衣服和生活的生产劳动无法组织起来。 应该想一想，我们虽然没有付出流血的代价，但却是经历了严峻的斗争，才取得了已经取得的一切，并在今天成为可以说是中欧无产阶级的榜样。我们过去没有惧怕过，现在也不惧怕斗争，但是我们只愿进行对工人阶级有益的斗争，而不是有害的斗争。斗争还会继续发生！斗争只能通过统一的革命行动把我们导向胜利。应该把工人阶级的革命能量使用在这样的斗争上，而不是使用在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则和理论原因而产生的磨擦上。谁都不要炫耀自己在两个工人政党的斗争中受到的伤痕，也不要再象过去那样相互指责。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那些把革命的幼稚病只记在我们帐上的人应该明白，饮过政治智慧泉水的不仅是他们。 但是，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大声宣称，只有早就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过斗争的人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劳动。这种人应该知道，他们也不是在吮吸母亲乳汁的时候就学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大街的尘埃中玩耍的时候就做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游戏。 我不指责任何人，说他今天不负责任，因为，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生命为他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负责。我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不劳动的人是这样，劳动的人是这样，以取笑来阻碍创造性劳动的人也是这样。今天，阻碍创造性劳动是反革命行动。今天，我们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今天，没有左倾的反革命[2]只有右倾的反革命。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国际共产党的匈牙利支队。但是，这样的党现在和将来都只有一个，因为它是无愧于这个称号的。 我们曾经为之开辟了新道路的那些目标已经达到。无产阶级统一行动的可能性已经具备。让我们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 行动起来！ 库恩·贝拉 《人民之声报》，1929年3月27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04—206页。 [1]鲁德涅斯基·安德莱代表匈牙利共产党出席了1919年3月2—6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代表大会。鲁道什·拉斯洛和梅萨洛什·加博尔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去莫斯科出席代表大会，但他们抵达莫斯科时，代表大会已经结束。 [2]“左倾的反革命”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说法。'他们认为，共产党人从左的方面威胁着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
匈牙利是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在共产党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3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匈牙利是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 ——在共产党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3月22日） 在匈牙利开始从事共产主义工作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把一切政权都掌握在无产者手中，是达到我们目标的唯一方法。这在今天已经变为现实。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立。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丝毫也没有让步。我们的兄弟党社会民主党不得不看到，它不能以民主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一基础上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工人党。其纲领已写在由我起草，并经准备分离出来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和波加尔同志的建议由狱中寄出的那封信中。[1]两党协议的要点是：“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组织工人军队。由工人、士兵和贫农苏维埃行使政权。土地属公有财产；不分配土地，但要成立贫农苏维埃，或者临时在合作社内进行生产。实行工厂、矿山、银行、铁路和交通工具社会公有。政教立即分离。” 社会民主党接受了这个纲领。 威尔逊骗人和虚假的和平纲领[2]促成了这次联合。我们感到幸福和骄傲的是，匈牙利成了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你们可以相信，今天莫斯科比我们这里更为喜悦。我们向迄今援助了我们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致敬，并向它表示感谢，它的无产阶级盟军已经到了喀尔巴阡山山麓。 我们不作任何虚假的美好允诺。我们将受苦挨饿。但是，即使挨饿受苦，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为了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决不允许重新出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百废待兴的艰巨任务。每个工人都应该以英雄的自我牺牲和甘愿承受苦难的精神参加这一工作。不管我们如何信任自己，我们仍然需要有工人的监督，防止苏维埃共和国变成苏维埃官僚机构。 我们这些走在前列的人应该在工作和斗争中起模范作用。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无产者的解放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与生产制度更为宝贵。我号召无产阶级保持最大的警觉和实行最有力的监督。工人、贫农和士兵苏维埃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时即无产阶级专政完全实现之日。必须立即建立各种战斗组织，并通过它们来行使全部政治权力。这是无产阶级首要的革命职责。 《红色报》，1919年8月23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02-203页. [1]参见本书中的《致波加尔·伊格纳茨的信》一文。 [2]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一个包括十四点内容的和平纲领。威尔逊在钢领：中建议缔结和约，解决领土问题，实现水上运输和贸易自由，建立国际联盟。这个纲领的目的在于抵销布尔什维克关于要求建立没有占领和战争赔偿的和平的影响，并以隐蔽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协约国的掠夺企图。
给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致敬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部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给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致敬电 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向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及其政府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在反对共同敌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赢得了政权的匈牙利无产阶级，将不懈斗争，并为争取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而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们向您，列宁同志，国际无产阶级及最近举行会议的第三国际的领袖致敬.同时，我们宣布，我们将参加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们牢固地掌握着政权。近期即将召开的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将进一步加强这一政权。近日我们成功地以不流血的方式取得了政权。但现在协约国帝国主义已经在威胁我们。由于看到了这一危险，匈牙利全体工人阶级都站在无产阶级专政一边，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斗争中请求您们给予援助。 顺致友好的问候！ 外交人民委员库恩·贝拉 《真理报》1919年3月23日。 《库恩·贝拉艾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201页。
致波加尔·伊格纳茨的信（1919年3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致波加尔·伊格纳茨[1]的信 （1919年3月11日） 亲爱的和尊敬的波加尔同志： 您来拘留所看望我时，曾要我把我认为可以使匈牙利工人运动团纳起来的纲领告诉您。在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希望这个纲领不仅可以使匈牙利工人运动团结起来，而且也能促使国际工人运动团结起来。 首先，我必须强调，我们在被拘留期间不进行谈判。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是无须解释的。 关于工人运动的团结问题，我的立场是：只有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团结，才能为无产价级的解放事业服务。象《人民之声报》3月9日星期日[2]所说的那样，把整个无产阶级团结到谢德曼们的阵营中去，那这种无产阶级团结是有害的。我想，在这一点上，并不需要什么证明。只有真正建立在理论和原则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团甫和工人运动的藐一组织，才是有益的。这种团结不为阶级合作效劳，而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牺牲原则就是放弃原则，对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我愿提醒您注意，马克思对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3]们妥协形成的《哥达纲领》堕胎产生的联合有什么看法。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信中对《哥达纲领》进行批判时说：“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4] 在这里，我要马上向那些把引用马克思的任何话都说成是教条主义、小拉比马克思主义[5]和迷信权威（他们是想把自己的连篇累牍的空话取代马克思的权威地位）的折衷主义者[6]指出，上面引用的话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来自马克思.而是因为它已被事实所证明。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在1907年停止党内的“外交活动”如果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梅林以及那些最贫血的独立社会党人在战争期间不清算掉德国工人运动的表面团结[7]，如果意大利社会党人[8]在特夏波利斯战争期间也不这样做，如果他们不通过这些办法为自己提供行动自由并通过单独的组织创造宣传的条件，那我就会认为，工人运动的历史会缺少崇高的革命事件，而且主要是缺少成果。也许所谓的兄弟斗争，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反对另一部分无产阶级的斗争，本来也可不必那么公开，但是在资本主义年复一年地作出如此众多牺牲的时候，这种公开斗争难道不是使无产阶级免除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吗？我要问一句：参加工会的无产者和工会外的无产者的冲突难道不是兄弟斗争吗？ 所谓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坏事是存在的。我这次被打伤[9]以及以后可能发生的事，也都是这种必要的坏事。对我是坏事，但对工人运动来说，归振到底是好事！希望其他人也能持有这种客观的历来观点。 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团结统一，先应该分裂。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一种辩证规律的反映。 也可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前，也可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后，工人运动总有一天会团结统一起来的。我虽然不认为我对匈牙利无产者要比——譬如说——对美国、俄国或者捷克的无产者更亲近？但是从主观上米说，如果匈牙利工人运动能够团结一致地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且立即团结一致地开始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过度措施，那我将感到幸福。 我对当前的事件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这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目前形势迫使我这样做。不过我还是想，工人运动纯粹是无产阶级的，也就是说，革命派在匈牙利很快就会联合起来。为了澄清我们自己的和怀有善意的对手的戒点，我可以把您要的纲领枫括为下列几点： （一）不结所谓的人民政府以任何支持，不参加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与一切阶级合作脱离关系；把工人的阶级组织，工人、士兵和农村贫民的苏维埃建成为政权机构。 （二）同所谓的领土政策；或者最近被称为人民一体化政策脱离关系[10]。坚决反对作为阶级合作后果出现的所谓革命卫国政策，尽一切力量防止反对捷克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新战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下述几种情况下才能同意进行革命战争： （1）一切政权都真正地、绝对地转入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的手中； （2）真正结束了同资本主义利益的一切关系； （3）保证战争决不会造成新的民族压也。 （三）可以断定，匈牙利革命目前正处于从所谓一般民族革命阶段向纯粹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革命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破产，匈牙利革命也成了当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表现。在为匈牙利无产阶级利益采取的政治行动中，从这一论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1）不是建立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建立工人、农村贫民代表苏维埃制的、暂时实行中央集叔的共相国； （2）取消常备军队和武装力置的待种部队（警察、宪兵、边防警察），，代之以武装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军队，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 （3）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实行充产阶级群众的自治，使工人和农村贫民代表苏维埃不仅成为制订法律和规章的组织，而且也成为执行机构和司法机构。一切公职均由选举产生，任职期限要短，而且任何时候都可以罢免。当选为干部的人的收入不得高于熟练工人的收入，根据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只有专家们的收入才能高于熟练工人的收入。 这样的政治宪法可以保证执行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措施的条件和击败资产阶段反革命活动的条件。 （四）工人苏维埃在采取通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措施和取得国家政权以前，就成立即对工农业生产以及产品分配实行集中的监督，工人检查委员会则对上述活动实行分散的监督。工人和农村贫民通过苏维埃准确地掌握生产力、原料和食品。 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措施大致如下： （五）无产阶级国家没收土地，禁止私人在私人农场里雇佣劳动。一切土地属国家所有，因此，凡是没有由使用者及某家庭成员耕种的土地，将由国家通过农村贫民苏维埃来进行耕种。坚决反对分地。[11]在这方面，可以把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暂时的和短期的过渡性手段。 （六）无产阶级对银行实行国有化，没收银行的一场存款和押金。 （七）无产阶级对工业、交通，当然首先是对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各种资金实行集中化；由工人管理工人，管理全部生产和交通事业。例如，管理处再按下列办法组成，三分之一为工厂职工代表，六分之一为该厂各个组织的代表，六分之一为消费者组织的代表，三分之一为国民经济主管部门的代表。 （八）对外贸和批发贸易立即实行垄断。垄断全部重要的产品，并通过消费合作社或者工人与农村贫民苏维埃的有关部门，凭工人证只分配给劳动者。（各工厂采购组可以作为分配部门的基础。）为了使劳动收入成为实际收入，逐步实行劳动工资实物化（付给实物）。 （九）立即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所谓过渡纲领，立即实现全部的劳动保护要求，同时坚持劳动纪律。 （十）社会主义的国家宣传工作。教会和国家立即分开。学校应公开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 我认为，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工人运动的革命派很快就会团结起来，而整个工人运动最终也会团结起来。 我想，关于民主的经验，确切说来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经验，使很多匈牙利人的头脑已经清醒过来。不仅是分地政策[12]已经明显破产，就是对官僚机构的所谓改革和对国民议会的希望，也被证明只是一种幻想。只要我们看看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被当成普通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理论完全是骗人的东西，并且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可能实现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措施的。剥削者和枚剥削者之间哪有平等可言呢？ 那些真想消灭剥削的人应该在自己的思想中突出无产阶级民主、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地位。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分子应该象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党以至塞尔维亚社会党拥护这个纲领一样，在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借口缺煤和资本主义已被打倒，提出“不能使废铁社会化”的口号[13]，把国际形势说成象恐龙一样的可怕等等，都不可能阻挡任何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社会主义者根据革命的思想采取公开的行动。 以国际形势为借口，在今天已只能为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和为所谓的革命国防效劳。挑明了说，一切用缺煤作为借口，企图以此来阻止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的说法，都是为吞并领土服务的。那些不主张无产阶级革命通过苏维埃的道路夺取政权而是主张对罗马尼亚人和捷克人进行革命防御的人，是想为资本主义的工厂保证煤的供应，心甘情愿地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为协约国的帝国主义效劳。 我认为，给匈牙利无产阶级带来解放的，不会是美国的高利贷食品，也不会是用弹药从协约国在波兰和乌克兰的反革命走狗那里买来的煤——这些只能带来帝国主义的奴役——，而只能首先是同俄国、德国、立陶宛和乌克兰革命无产阶级的联盟。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外交任务，只有这样才能立即采取共同的行动。我想，以国联为名的反革命联合已经使大家感到失望。过去曾经宣传过国联是救世主的人，今天也已更多地相信意大利、法国、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团结的力量。我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这些队伍如其说愿同卡罗伊领导下的匈牙利团结，还不如说更愿同一个无产阶级的匈牙利团结。 国际革命不是骗人的东西。骗人的东西是国际联盟。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还在12月的时候，威尔逊的拥护者们就已骄傲地选择了德国和英国这两个暂时不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可是您看，在德国，不仅斯巴达克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徒，就是独立社会党人，甚至多数派的社会党中的无产阶级分子，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难道德国发生的是兄弟内战吗？难道所谓的志愿军[14]也是由“兄弟们”组成的吗？我亲爱的同志，您可以去了解一下，政府为什么不允许把几天前收到的关于英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提出的要求和伦敦骚乱详情的电报向切佩尔区公布？如果您能在有关的政府人士当中找到一个当时愿意讲真话的人，他也许会告诉您，这些电报里讲了些什么事。 随着国际朕盟的破产，伯尔尼也必然会破产[15]，因为伯尔尼的国际政策是巴黎的国际政策的附属品。这同时也就意味着革命的国际取得了新的胜利。参加革命的国际是一切联合努力取得成功的第一个条件。 我认为，争取联合起来的具体办法如下： （一）召开革命分子的代表会议，会上讨论我提出的纲领。 （二）修改党的最高纲领，其中应包括： （1）对作为资本主义特殊阶段的帝国主义进行评价，指出资本主义已经破产；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 （2）解决无产阶级同国家的关系问题，我们的要求当然是实现苏维埃共和国； （3）根据上述原则修改过渡纲领。 （三）参加革命的国际。 请让我再说几句！ 所谓纯粹的社会党政府并不意味着接近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即无产阶级民主。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的情况下，这样的政府恰好意味着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妨碍无产阶级群众实行自治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是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本身。没有任何一个纯粹的社会党政府能够在议会制的共和国中建立起无产阶级民主。同国家资本主义（在匈牙利，这个过程是以制糖工业国有化为开端的）不等于社会主义化一样，社会党政府的统治也不等于无产阶级民主，不等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政治条件已经具备。 尊敬的同志，我把这些想法都写在信中了。我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为这个纲领——我认为实现这个纲领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一而奋斗。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场斗争中，列宁他们，甚至——我可以告诉您——德国斯巴达克派也支持我们。我对此丝毫也不觉得害羞，而是感到骄傲。我也不为他们用卢布支持我们而觉得不好意思。相反，我感到自豪的是，雷德克和我完全值得他们信任。今后，我还要继续这样做。 有人在考虑一个问题：在匈牙利，究竟应该由谁来搞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认为，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决不是几个个人，而是无产阶级群众自己。谁坚持信仰，谁——我补充一句——有胆量，谁就会走在群众的前面。我在拘留所里可以安心地说：我是否能在第一批人当中分享胜利果实，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要求的只是我能够象在俄国一样，在匈牙利的斗争中也站在第一线。行动是对革命者的考验。 我们这些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人，我们这些因为参加共产党而被关在资产阶级国家暴力组织的监狱里的人，我们这些等待着由泰莱斯城的店主、利波特城的香料商人和约瑟夫城的屠户组成的法庭[16]来决定工人运动中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的人，我们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所要的只是这一点。 我知道，这场最后的和关键性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即使不能由统一的工人党来决定，但它一定会使各国的工人运动重新团结起来。在斗争的第一阶段之后，工人运动将会象在俄国一样地统一起来。为了避免误会，我必须指出，在俄国，这种统一并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孟什维克的立场。 所以，我同我那些了解这个事业的同志一样，继续坚持我们的主张。 致以同志的问候 库恩·贝拉 1919年8月11日于布达佩斯 《团结的文件》，《库恩·贝拉同志致波加尔·伊格纳茨的信》，布达佩斯，教育人民委员会出版，1919年，第9—16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190—200页。 [1]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党员、印刷工人工会领导人之一波加尔·伊格纳茨同库恩·贝拉多次谈判统一无产阶级力量的问题。库恩·贝拉在监狱中同其他一些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讨论了两党合并的条件，并以书信方式通知了波加尔·伊格纳茨。 [2]1919年3月，9日《人民之声报》。该文标题是《验尸》。 [3]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两个德国工人组织的成员。爱森纳赫派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影响。在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的领导下，1869年在爱森纳赫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拉萨尔派是菲迪南德·拉萨尔的拥护者和追随者，是拉萨尔1863年建立的德国工人总协会的成员。拉萨尔派认为，依靠普鲁士君主制国家支持的工人团体，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演变成社会主义。他们主张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与和平的议会活动，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这两个工人党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在新成立的德国社会工党内，拉萨尔派是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 [4]《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5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130—133页。 [5]小拉比是犹太教教士（拉比）学校的学员称呼。这里指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死教条和脱离实际的人。 [6]折衷主义者把各种思想流派和理论都无原则地、机械地拼凑在—起。 [7]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7年4月成立。除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外，斯巴达克派也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但是在组织上保持自治权。 [8]1911-1912年，意大利对土耳其进行抢夺殖民地的强盗战争，占领了特里波利斯和昔兰尼加。社会党右派公开表示赞成这一行动。作为回答，1912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社会党的革命多数派投票决定把极端右派分子开除出党。 [9]1919年2月20日至21日凌晨，库恩·贝拉披捕。在警察局，他遭到一批警察的殴打，受重伤。 [10]这是卡罗伊政府关于领土完整政策的提法。 [11]众所周知，共产党当时反对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主张对大地产实行社会主义化。 [12]卡罗伊政府1919年2月通过了进行土地改革的法律，规定500霍尔特以上的大地产土地可以通过赎买办法分给农民。该法律遭到大地主的激烈反对。农民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 [13]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认为，对那些已经过时的和在战争中受到破坏的工厂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化，而是应该等到资本家把它们恢复好之后再收归国有。这实际上是无限期地推迟实行已经成熟了的社会主义化措施0 [14]指由正在崩溃的德军军官和士官组成的反革命部队。 [15]指1919年2月在伯尔尼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国际代表大会。 [16]指由外行人组成的法庭。
致弗·伊·列宁的信（1919年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致弗·伊·列宁的信 （1919年1月5日） 深受尊敬的列宁同志： 我们的形势很好。我们的党[1]—天比一天壮大。如果德国的专政问题在二、三个星期之内还定不下来，那我们就会面临7月里的那种日子[2]。 所有的钢铁工人都已行动起来，其中大部分人公开站在我们一边。其余的人还有点犹豫不决。他们之所以还下不了决心，只是因为还想保持党的团结[3]。在其他工人当中，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首都以外的地区，情况也是如此。总的形势如下：生产停顿，原料缺乏，由于占领的结果，工业中心同煤、铁产区的联系中断。面包还有。工人们不断骚乱，情绪越来越愤激。由于上述原因，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无法消除失业现象，工人每天都在接管工厂。看来很可能在几天之内就成立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政府[4]。这就是说，在他们统治期间，反对我们的反革命将续高涨。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命运将决定于德国形势的发展。但不管怎样，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准备让工人接管政权。我们的报纸（无产阶级报纸）出版20，000份，从下星期开始每周出版三次[5]。 在罗马尼亚部队中，正在散发罗马尼亚的《红旗》报。[6]在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当中，还有传单和快报。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中也是这样。各国军队正在崩溃，我国的工人正在武装起来。 我在维也纳同弗·艾[7]谈过了。他是个大笨蛋。斯特拉塞还在动摇。 请您把Sz和Z同志[8]派到我们这里来。还没有法国军队，只有几个士兵和军官（我们同他们已有联系）。在阜姆城，约有30，000名法国、美国和英国人。请您派R同志[9]带来F同志[10]通知过您的钱数。我们非常急迫地需要这笔钱，因为我们要印很多材料。明天我们将出版军人报[11]。如果得不到这笔经费，我们就无法每天出版报纸。 请放心，我非常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处理事情。这里不可能发生任何政变。只要我们接管了政权，任何人也不可能再从我们手中夺过去。 我再次请求您立即派人送钱来。 向您，我的同志，向娜捷斯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致以最亲切和最热熟的问候。[12] 贝拉 1919年1月5日于布达佩斯 《党史研究所资料》（影印件）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188-189页。 [1]1918年11月24日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参加建党的有匈牙利共产主义组织从俄国回来的成员、社会民主党左翼反对派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库恩·贝拉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2]1917年1月，反革命在俄国得势，布尔什维克党人暂时受挫。库恩·贝拉指的是这种可能性。 [3]社会民主党内很大一部分工人群众这时已经同意匈牙利共产党的政策。但是长期的斗争使他们同社会民主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担心退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会破坏工人运动的团结。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指责共产党人“煽动兄弟吵架”，这也对工人群众起了一定作用。 [4]1919年1月初，卡罗伊政府的地位发生危机。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政府危机增加了社会民主党内的矛盾。1月7日和8日，党领导委员会、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相继讨论了今后工作。多数人要求成立清一色的杜会民主党政府，少数人则主张退出政府，从而推卸社会民主党对政府政策的责任。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工人苏维埃在右派压力下决定社会民主党继续留在政府内，但除现有的贸易部和福利部部长职务外，还要求当国防部和内政部部长。新的联合政府在贝林凯伊-德奈什领导下于1919年1月180成立。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四个部长的职务，不过内务部长换成了教育部长。 [5]《红色报》是匈牙利共产党的中央报纸，第一期出版于1918年12月7日。 [6]《红旗》是匈牙利共产党罗马尼亚支部的报纸，1919年1月在布达佩斯出版。 [7]弗里德里希·奥德莱尔。 [8]Sz是雅克·萨多尔，Z不知为何人。 [9]鲁德涅斯基·安德莱。 [10]F是莱波维奇·法尔卡什。 [11]《红色士兵》是匈牙利共产党的军报，第一期出版于1919年1月29日。 [12]娜捷斯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是列宁的夫人；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杨诺娃是列宁的妹妹。
伯尔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伯尔尼 什么是国际主义？ 伯尔尼的问题 评价 在伯尔尼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已告结束[1]。这么多高贵的、拥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家、部长、议会领袖出席象这次在伯尔尼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比在这次大会上更不能代表那些更加贫困、更受压迫并已到了绝望地步的工人阶级。 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是习惯于用资本关系的两个对立面——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来观察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制度。而比这个对比更能说明帝国主义发展的，也许是工人运动的矛盾：一方面是各国社会民主党部长们参加的伯尔尼代表大会，另一方面是这些国家陷于完全贫困、生活水平极端低下的工人阶级。 在评价伯尔尼代表大会时，我们要引用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基本章程中所阐述的关于建立协会的直接和实际动因：“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2] 工人运动的新的高涨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多大程度上的反映？这次代表大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那些曾经以为国际主义将在工人运动中新生的人的希望？这次代表大会是否已同战争爆发前和战争期间工人运动的错误决裂？他们的活动是否会促使“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这些有关伯尔尼代表大会的问题都有待回答。 什么是国际主义？ 如果说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就是战前形式上存在于包括各国工人党的第二国际中的那些关系和外部联系，那么我们就应该认为，伯尔尼代表大会大致上和整体上已经恢复了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因为除了工人运动中一些少数派党、几个多数派党（例如瑞士、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比利时代表多数派的社会党，芬兰共产党等）以及世界上当前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即俄国工人阶级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外，我们还是得承认，第二国际的很多工人党都派代表出席了伯尔尼代表大会。 但是毫无疑问，国际主义并不只是工人运动的外部关系。尽管外部关系对国际主义也不是不重要的，但这个概念的内容实质并不是外部关系。如果国际主义的实质是外部关系，那么第二国际就有力量并且能够一致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也不致于由于战争轻轻的一吹就四分五裂。就在战争爆发前夕，这些在战争期间相互角斗的[3]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还在一起开过会。如果指责说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爆发前早就不讲国际主义了，那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正确的。认为同马克思影响下的国际工人协会相比，第二国际从组织上来说是一种倒退，因为它只是一个办事处而不是统一的、居于各国工人党之上的组织和论坛，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以协约国的社会民主党为一方，以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为另一方，为了使“国防工作”更加有效而保持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国际主义的一种类型。 总之，外部关系并不是国际主义概念的实质内容。 同无产阶级本身一样，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得到发展而出现的。它是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国际主义，即工人阶级独立于本国资产阶级之外，同各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进行阶级组织活动，执行阶级政策。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国际主义及其团结范围和所需要的力量也在变化。在经济几乎是由隔绝的生产单位和商品交换单位组成的时期，在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相互之间有很大差别的时期，各国工人阶级独自在本国采取行动是可能的。这时的团结主要表现为相互支援，而不是共同行动。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国经济之间差别的完全消失（组织国际托拉斯、辛迪加和输出资本）以及世界经济的形成，国际主义及其所包含的团结只能通过国际团结行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生产在帝国主义战争后的崩溃，给这种行动提供了具体的形式。特别是当我们观察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的后果而出现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情况更是如此。 资本主义生产的崩溃把社会革命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无产阶级为取得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必须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阶级战争应该代替帝国主义战争。在俄国、德国已经爆发了这种战争。这些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确定了国际主义这一概念的当前内容。无可置疑，今天的国际主义已经不是各国工人对罢工运动相互给予物质上或道义上的支持，推动某些社会政策方面的立法等等。 今天，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里和历史条件下，国际主义只能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际革命阶级斗争和国际阶级战争中表现出来。 同在战争期间和战前一样，今天国际主义的试金石也是在于工人阶级政党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暴力组织、即资产阶级的国家，对这一点没有必要作更多的阐述了。不论是社会沙文主义的谢德曼主义（谢德曼、雷诺德尔及其匈牙利追随者），所谓的中间派（考茨基、朗古特、特拉蒂及其匈牙利拥护者）隐蔽支持战争和反对革命的态度，还是布尔什维主义，都有这个问题。 伯尔尼的问题 伯尔尼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缔结和约后的领土问题和布尔什维主义问题。在巴黎举行的帝国主义会议上所讨论的国联问题在伯尔尼大会上已不成为问题。在战争期间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持，现在表现为对国际帝国主义这一反对革命和反对工人阶级的联盟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也反映了他们在支持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公开支持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毫无保留地同意威尔逊对国联的提法，而休斯曼则代表中间派对威尔逊的提法表示.某些理论性质的保留意见。（当然，它很快遗到了一个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抗议。 可以反映对民族问题看法的和可以为准备采取某些国际行动提供机会的，是领土问题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问题。 （一）领土问题 在领土问他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例如捷克的社会党人和阿尔萨斯的社会党人表示，他们不愿意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德国的多数社会党人在波兰问题上是否愿受决议的约束，或者是否还想重新挥舞兴登堡的光荣宝剑，也还很成问题。 瑞典和捷克根据布兰亭和涅梅茨派的主张，公然提出了体现协约国帝国主义和捷沙文主义色彩的建议。针对这种建议，他们通过了一项基于各民族自决权的建议。这种自决权可以在国联范围内，通过公民投票，“在国联监督下，根据国联的最后决定予以实现。”代表大会认为，殖民地和受外国保护的地区，也即受帝国主义剥削的地区的人民，只需要准备争取自决权就行了。 在讨论如何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大部分发言人都以“民族、国家”的名义讲话，而国际主义只是在“胜利者”宽宏大量的讲话中（首先是在法国中间派的讲话中）才被提到。有的发言人（格鲁姆巴赫、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代表）还讲了一些非常特别的思想，说阿尔萨斯的工人“宁可生活在法国统治下的比较恶劣的环境中，也不愿生活在德国统治下的比较优越的环境里。” 在这项决议中又出现了“保卫祖国”的提法。主张“保卫祖国”就是承认无产阶级利益同主张战争的资产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立为民族”。[4]这也就是说，在取得政治统治之前，民族就是资产阶级。 民族自决权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公民投票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即使在民主发达的国家（德国），公民投票也不能反映构成居民大多数的各无产者阶级的意志。在那些民主不发达的国家，由于资产阶级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更有办法用民族主义来影响无产阶级，公民投票更不能反映各无产者阶级的意志。[*] 民族自决权掩盖了阶级性质。这就是反对采用唯一可行的革命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敌人，为什么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矛盾困境的原因。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竭力使工人阶级受“本国资产阶级”支配的原因。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代表大会只愿意让白种人享受国际平等的“幸福”，而有色人种则被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利益暂时排斥在这种“幸福”之外。（布尔人虽是白种人，但是根据这一条，他们也没有自决权。） 马克思他们对这个问题有另外一种设想。上面引用过的第一国际基本章程指出：“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5] “履行自己义务的人”就是那些劳动的人。也就是说，应该是劳动者的自决权，而不是剥削者的自决权。这种解决矛盾的办法是革命的解决办法，其前提就是工人阶级的专政。它将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领土问题。它不是分开无产者，而是把无产者团结在战斗的兄弟联盟中，并且消除所有的民族问题。 匈牙利代表和捷克代表在伯尔尼为各自国家所进行的狗咬狗斗争，值得单独提一提。这场斗争证明了这样的看法，即这次代表大会是“卫国”政策的继续。“卫国”政策曾经使第二国际关于国际主义的全部花言巧语，成了开赴前线的王兵和相互残杀的无产者帽子上的装饰。 关于领土问题的争论结果，使民族自决口号的破产表面化。这个口号是离开革命马克思主义、无能提出超出资本主义范围的直接目标和在“保卫祖国”中破产的第二国际的成果。在支持资产阶级“保卫祖国”中破产的联盟，用另一种主张阶级合作的口号——民族自决权是扶植不起来的。 （二）布尔什维主义 关于参加伯尔尼代表大会的人对布尔什维主义问题的立场，可以作一个简短的介绍。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派。 原来的对手：开始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和维护马克思主义中可以被歪曲为不革命的内容的考茨基，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会合在一起了。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领袖雷诺德尔、德国军事开支的所有投票赞成者、奥地利代表团的一半成员和匈牙利代表团，都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专家们，由于受英帝国主义者和克伦斯基的委派同布兰亭一起宣传战争而不受俄国工人阶级欢迎的亨德森，孟什维克的光杆领袖阿克赛里罗得，还有一个用拖延策略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并使资产阶级得以争取时间解除无产阶级武装的芬兰社会民主党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问题专家。在专家中甚至还有一个曾经参加过所谓的西伯利亚政府并公开要求恢复沙皇统治的“革命社会主义者”。 代表大会上的“客观”少数派在艾德勒·弗里德里希的领导下，抗议大会谴责那些没有参加会议的人。 在布尔什维主义问题上，没有作出对与会各党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大会决定先“研究一下”俄国的局势。 在讨论过程中，大部分发言都是根据假材料或者根本没有材料，有意歪曲俄国的情况。例如，阿克赛里罗得说，布尔什维主义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在这方面我们只要提到一点就行了：孟什维克的光杆司令们——公开投靠反革命的人除外——几个月前曾经主张过无产阶级专政，理由是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的专政。 考茨基认为俄国红军是新“军国主义”，而诺斯克屠杀无产者的部队倒不是。他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力，一般地谴责暴力，实际上谴责的无疑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取暴力的革命。 反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说，一些工人小组擅自接管了工厂。但是决议草案根本不提无产阶级国家从中央统一组织了生产（有关法律已用匈文摘要发表）他们说，革命的接收并不是社会主义化（任何一个布尔什锥克也没有这样认为）。可是说这些话的却正是那些把资产阶级国家进行垄新和由资产阶级国家赎买生产资料称作社会主义化的人。 从国际主义的角度来看，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讨论和未作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就绪束了迎场讨论的后果是： 伯尔尼代表大会未就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表态.这并不是因为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领袖们的意见不一致。（这些领袖已被无产阶级抛弃，他们利用一小撮哥萨克人进行复辟资本主义和沙皇制度——除此以外，别无它途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活动。）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之所以没有强行通过决议，是因为除了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外，不可能建立起统一的、真正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他们采取任何公开反对革命的立场都只会促使无产阶级革命更早地到来——这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使他们失去对群众的影响。在过去，只要保持住表面上的国际主义，在庆祝帐蓬里讲几句革命的豪言壮语，就可以产生影响。但是在这里，表面上的国际主义已经不行了，因为今天真正的国际主义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 评价 对伯尔尼代表大会进行评价，首先得回答一个问题：伯尔尼代表大会是否恢复了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 对这个问题给予肯定性答复的只能是那样一些人，他们远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把这次国际会议用来为自己要求领土或者新近称为“人民统一化”的社会沙文主义政策服务。这种政策也可以叫做是国际的卡特尔政策。例如，他们的观点同某些国际卡特尔会议想建立更大的全国性卡特尔垄断组织的企图就是一样的。（匈牙利代表和捷克代表就是这样的态度。 每一个人，即使是所谓中间派的左翼代袤们也必须这样回答问题：伯尔尼代表大会是各国工人政党在战争期间所奉行的政策的继续：是一些国家多数派阶级合作政策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大；是在国际范围对国际主义政策的否定。 第二国际的破产并不是从战争开始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是公开的机会主义或者隐藏在革命词藻中的机会主义、公开的阶级合作或者消极等待的产物。这些机会主义使工人政党的右翼和中间派都为帝国主义战争效劳。 第二国际这些集团的反战政策并没有表现为宣传唯一可行的革命斗争。不管少数派作出什么努力，这些立场都没有超出带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的和平主义的界限。由于和平主义不可能是国际主义的，因此这些决议对各国工人政党是否采取国际行动没有约束力。 尤其应该看到的是，第二国际的反战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正如战前最后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巴塞尔代表大会）[6]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大会一样。 从来不肯同马克思主义和解的詹雷斯，在巴塞尔大教堂出席代表大会开幕式时作了冗长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 “命运的天平掌握在占统治地位的大国手中（气氛活跃）。但是后来者可能突然头脑发昏。所以我们必须干预，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必须使战争打不起来（表示赞扬声）。我希望我们在这场斗争里将不是孤立的。巴塞尔的基督教徒为我们打开了大教堂。我们的目标也是他们的主张和愿望：保住和平。所有非常听从收师讲话的基督教徒，同我们抱有一样的希望。他们将同我们一起反对各国人民落入战争魔鬼的手掌中（热烈的掌声）。”[7]听从牧师讲话的基督教徒同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站在一起来反对战争。然而战争表明，国际主义只能表现在行动上，表现在革命的行动上；某些表面看来是孤立的群众革命行动虽然没有立即引起别国无产者采取类似行动，但是也反映了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例如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运动，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和十月革命）。 伯尔尼代表大会是对巴黎会议[8]“和平运动”的响应，是对这个反革命国联的支持。国联在目前的历史时刻反映了被革命弄得十分狼狈的帝国主义政策。多数派的社会党人在战争期间支持过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而现在又支持它们的所谓“和平政策”。在战争期间，他们很少利用机会来推翻资本主义，而现在他们又避免利用资本主义的崩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 这是对马克思传统的污辱，也是对阶级斗争的抛弃和叛离。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斗争，是国际的革命斗争。在国际范围内支持资本主义，通过国际合作使挣扎于最后危机之中的资本主义复活，可以是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老爷们的国际主义，也可以是“自由贸易资本家”对自己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的隐蔽支持，但决不能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这一点决定了对伯尔尼代表大会的评价。 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唯一一条在国际上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是：支持国际联盟，也即支持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策。 俄国共产党官方报纸《真理报》2月6日恰如其分地把伯尔尼代表大会称作为“支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黄色国际”它不仅没有使无产阶级靠近国际主义，而是相反尽其可能地使无产阶级离开国际主义。 战争结束了。伯尔尼派努力想继续保持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和平。” 这就是对伯尔尼代表大会的评价。 库恩·贝拉 《国际》，1919年8月，第一年度第5期，第70-73页。 [1]1919年2月3—10日在伯尔尼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工人党和社会党国际。当时参加的有下列国家的社会党：奥地利、阿根廷、保加利亚、英国、匈牙利、德国、丹麦、意大利、爱尔兰、芬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爱沙尼亚、立陶宛、乌克兰以及在英国监管下的格鲁吉亚和阿尔美尼亚。 [2]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6页。 [3]应为大喊大叫的。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思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87页. [5]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6页。 [6]第二国际第九次（特别）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在巴塞尔举行。 [7]《琼·詹雷斯文选》，第177—178页，科苏特出版社，1973年。 [8]指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以及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筹备帝国主义和平的各次会议。 [*]这里介绍一下在俄国革命的克伦斯基时期以民族自决权口号所玩弄的把戏，是很有意思的。现在匈牙利的情况也同这相似。
召开成立会议———库恩·贝拉1926年写的关于匈牙利共产党成立筹备情况的墙报文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召开成立会议 ——库恩·贝拉1926年写的关于匈牙利共产党成立筹备情况的墙报文章 11月17日，我们回到了布达佩斯[1]。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已决定立即建党。我们在莫斯科还确定了党的名称为匈牙利共产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党是第一个共产党。我在我们好不容易才订到的旅馆房间里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关于战争的评论，特别是《社会主义》[2]。我读完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关于战争问题的各种评论，并且派了一个小孩[3]到塞德莱尔·埃尔诺在贝拉街的住所去找他。一个从俄国回国的同志在出发时曾经给了我一个地址：白鹤百货商店。除了这个地址以外，我们唯一确切知道的地址就是贝拉街的住所。塞德莱尔正好不在家，因此我们只好在旅馆里等他。一直等到晚上十点钟，塞德莱克才回来。他说，社会民主党左派分子想建立以“萨波，埃尔文小组”[4]为名的组织，他正是从这次成立会议上赶来的。他还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桑托·贝拉、瓦戈·贝拉、拉斯洛·耶诺、相乔·卡罗伊、鲁道什·拉斯洛。我要塞德莱尔通知瓦戈、拉斯洛、桑托·贝拉和相乔·卡罗伊，说我今天夜间，至迟明天一定要见到他们。我们还开始寻找从莫斯科党校回国的学生。第二天，瓦戈·贝拉到约瑟夫环形路的沙沃伊旅馆来找我。尽管我抗议说，我反对在一个咖啡馆里发起我们的运动，但他还是把我带到宪法街塞曼咖啡馆。可怜的拉斯洛·耶诺就是在这里设下了他的指挥部。瓦戈和拉斯洛详细地介绍了十月革命事件的情况，介绍了各种人事情况，谁住在什么地方，谁属于哪一派，谁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谁在战争期间参加了革命的和平主义派等等。他们还告诉我说；除了“萨波·埃尔文小组”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社会党之类的组织正在筹备中[5]，他们还准备在印刷厂印一份号召书之类的文件。我发现，瓦戈——桑托——拉斯洛领导的小组同科尔文·奥托革命的和平主义和工团主义小组有联系[6]。他们同很多工厂也有联系，例如切佩尔工厂、武器制造厂、沃尔夫奈尔厂、冈茨厂；另外同马加什费尔德、奥索德和奥尔拜尔法尔瓦等地的工厂也有关系（这些工厂后来成了共产党在匈牙利的第一批据点）。他们还谈到了海维希——哥姆雅特小组[7]。这个小组已经准备好出版以后被我们接管的《国际》[8]杂志。我们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介绍了建党计划，决定当天晚上就同桑托、科尔文见面。拉斯洛·耶诺很快就跑遍了全城，通知各个正待成立的组织的领导人；在我们还没有就成立共产党的问题作出决定以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当时拉斯洛和瓦戈认为，以后科尔文和桑托也都认为，单独建党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而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要在当时匈牙利的条件下团结革命的力量，就必须立即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晚上，我们继续进行辩论。后来瓦戈几乎完全同意立即建党的主张。鲁道什还只是认识到建党的必要性，其他人对究竟要不要单独建党还有些犹豫。当天夜间，我赶往维也纳去见弗里德里希·奥德莱尔，向他转交了列宁的信。我一开始同他谈判，就认识到弗里德里希·奥德莱尔过去不曾是，今后也不会是共产党人。就在这天晚上我又从维也纳赶回匈牙利，随身还带了一大堆书。11月20日我们就建党问题进行了不间断的谈判。不管我多么讨厌咖啡馆馆。担心我们的运动也会象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那样成为常见的咖啡馆反对派，但还是不得不在加啡馆里同各反对派组织的领导人进行谈判。谈判指挥部就设在拉斯洛、瓦戈和桑托常去的塞曼咖啡馆。我们制止了在发战争财的牛商们经常光顾的王家咖啡馆里成立独立社会党的打算。瓦戈和科尔文各个工厂保持联系，桑托和拉斯洛负责同工会的关系。我们发现，许多工会委员和干部，特别是铁路工会的委员和干部，都坚决主张革命的立场，不愿意接受社会民主党所宣布的停止阶级斗争的号召。塞德莱尔有……[9]各种部队的关系。我们同在莫斯科党校学习过的归国战俘也很快取得了联系。我每天要同二、三十个人谈话，一个个地说服他们：建党是革命进一步发展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是如此容易接受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主张，真是令人惊异。大家很快就懂得，运动的基地只能是工厂。这真是些光辉的日子。谈判也有成果。但就是必须建党这一点还很难灌进人们的脑中。很早以来就参加运动的同志当中，个别人还在幻想可以把社会民主党征服过来。大多数人则认为，由于工会的存在，暂时还不好单独建党。在比较年轻的、对工人运动关系还不深的一代人中，工团主义倾向很严重，一般都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建党。我只好通过迂回曲折的办法来说服他们。大家都同意出版一张报纸——《红色报》。这是匈牙利共产党还在哈尔科夫活动时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的名字[10]。我问他们，我们在报上写什么？这是谁的报纸？我们总不能说这是“萨波·埃尔文小组”或什么……[11]。当我们决定24日再召开会议讨论建党问题，更广泛地和比较正式地交换意见时，人们就更加犹豫不定了。我们委托科尔文-奥托找一个开会的地方。他建议在他哥哥盖兰·约瑟夫家里开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在布达的瓦洛什马约尔街。会议邀请哪些人，是我同桑托、瓦戈、拉斯洛和科尔文一起商量确定的。尽管有人还有些动摇，但就是这些（动摇）的人[12]也感觉到并且知道，ll月24日[13]在瓦洛什马约尔街召开的是匈牙利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党终于成立了。它斗争，胜利，失败，最后、还会胜利。 库恩·贝拉1926年11月在莫斯科匈牙利俱乐部墙报上发表的文章（打字材料），《党史研究所资料》。 《社会评论》1958年11月，第96-98页。 [1]根据1918年11月4日会议决议，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被指派回国的成员从1918年11月6日开始分批返回匈牙利。库恩·贝拉和万图什·卡罗伊同第一批人员一起，于11月17日抵布达佩斯。 [2]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 [3]实际上是个小差役。 [4]社会民主党一部分反对派建议成立马克思小组和萨波·埃尔文小组，以团结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 [5]库恩·贝拉在这里想的可能是奥尔巴里·久洛、鲁道什·拉斯洛和希洛西克·亚诺什等人领导的组织活动。这个小组单独存在于社会民主党之外。 [6]这里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小组。其中之一是以科尔文·奥托为首的反军国主义组织，其领导人有绍劳伊·伊姆雷、舒加尔·蒂瓦道尔、雷高伊·亚诺什。以莫索伊戈·安道尔为首的工厂积极分子组成的工团主义组织同这个组织既有联系，又独立于这个组织之外。 [7]库恩·贝拉在这里指的是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主义工程师小组。该小组领导人为海尔弗高特·阿尔明、海维希·久洛和盖兰·约瑟夫。 [8]《国际》是匈牙利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第一期出版于1918年12月中（日期写为1919年1月1日），编辑为海维希·久拉和哥姆雅特·奥劳达尔。从第五期开始（1919年3月）正式成为党的理论刊物。 [9]原文中有一字不清。 [10]关于战俘中的共产党员在哈尔科夫出版的报纸，我们未掌握任何资料。 [11]原文中有一字不清。 [12]原文显然由于印刷错误而缺少此字。 [13]关于匈牙利共产党的成立情况未留下任何文字材料。据当时人的回忆，党可能是在1918年11月20日左右成立的。根据米莱伊·久尔吉的研究结果，我付可以把1918年11月24日看作是党成立的日子。
匈牙利的“克伦斯基”统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匈牙利的“克伦斯基统治”[1] 一 俄国革命打开了国际无产阶级的眼睛，揭露了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撕下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假面具。但俄国革命不仅仅在这方面是我们的学校。俄国革命还为我们提供了材料和出发点，使我们能够经过对比，了解自己在已经开始的国际革命中的地位。 这种对比也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却是事实。一份简短而意思不完全清楚的电报说，匈牙利成立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同时还成立了民族委员会。领导民族委员会的卡罗伊伯爵已经向国王宣告，民族委员会将接管国家管理权。 不管这一种“转折”本身多么不重要，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革命即将到来。匈牙利这些革命性质的事件和俄国克伦斯基[1]统治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二月的那些日子。俄国的杜马委员会，一听到共和国的思想就惊恐万分，同沙皇进行谈判，力图挽救一切尚可挽救的东西。表面上，它把宣告成立共和国也列入供考虑的各种方案之中。因为群众在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坚持寻找争取解放的道路。但是群众的领袖们害怕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因此选择了孟什维克的妥协政策，并且迫使无产阶级放弃政权，即放弃唯一的解放道路。 所有这一切现在又在匈牙利重复出现，只是略带一点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或者说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味道。 具体情况目前还不大清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匈牙利的罗将柯们[2]——像奥波尼和安德拉希伯爵这些人——很快就会下台，他们的领导地位将被匈牙利的克伦斯基——卡罗伊伯爵和一批叛徒（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所占据。不过他们这些人也害怕无产阶级政权，因此要镇压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 匈牙利的“克伦斯基统治”将导致俄国克伦斯基统治所造成的同样后果。尽管匈牙利比俄国小得多，民族关系也更复杂，而且1917年2月以来，国际局势也完全改变，但是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的力量、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却要求工人阶级迅速摆脱革命的“幼稚病”走上争取政权的道路。 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目前还没有力量接管政权。政权现在已从原来的领导人手中转到民族委员会的手中. 在工人苏维埃出现的同时还出现了士兵苏维埃。这说明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主要支柱的军队，已经瘫痪到再也无法抵抗无产阶级革命压力的程度。 二月革命在匈牙利统治阶级中造成了很大混乱，促使无产阶级觉醒.使改革选举制问题又重新提上了日程。 提出这一要求的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的官方党，顽固地坚持同资产阶级（而且并不总是讲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党搞联合，执行“久经考验的老方针”。[3] 开始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能够吸收拥有小土地的农民参加改革姓举制的斗争，从而把这个运动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但是战争所引起的食品价格上涨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茯他们得到了不少钱。 城市资产阶级中相当广泛的阶层，如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原文如此——译注）——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发了战争财——从二月开始也参加了改革选举制的运动;但是他们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其实无产阶级这时并没有表示他们是多么希望学习俄国的榜样。 这时候，政权暂时脱离了愿意执行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的资本家们的控制，但是很快又回到了以蒂萨伯爵为代表的阶层手中。这个阶层不仅仅在匈牙利取得了这种特殊的政权，而且在奥地利也是这样，因为这个阶层既是奥匈帝国的，也特别是德国帝国主义的最可靠支柱。 资产阶级的这一阶层特别是在1918年1月群众大罢工之后得到了加强。这时布达佩斯和其他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在俄国无产阶级十月胜利的影响之下，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叛卖，连一半路也没有走完。另外，这场闪了腰的群众运动使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盟友也离开了无产阶级，从而使政权又回到了蒂萨伯爵[4]的手中。 罢工没有被暴力镇压下去，但是却遭到叛卖的破坏。[5]罢工引起了军事专政的加强，但是同时也促使无产阶级处于忍无可忍的地步。火没有熄灭，有时还燃烧得很旺。 更严重的是，德国帝国主义不断加强的经济压迫，奥匈资本主义的日益分崩离析，以及一连串的军事失败，把小资产阶级阶层也卷入了革命运动。 执政的资产阶级集团不愿放弃统治地位，为了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需要它来实行专政。蒂萨伯爵及其政治帮凶们——内政上是维克莱，外交上是布里安一在改革选举制和导致和平的道路上，为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制造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为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在农村执行残酷无情的征收政策，引起了农民的反抗。蒂萨在匈牙利的拥护者都是亲德派，但也正是他们的政策使德国帝国主义及其军事政策失去了人心。 与此同时，在卡罗伊伯爵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在匈牙利加强了亲协约国的力量。 前线的崩溃，奥地利的分裂，国家生产力的严重衰退，特别是铁路的破坏，彻底动摇了蒂萨和维克莱的地位。 当德国同威尔逊谈判投降问题时.以蒂萨为首的匈牙利统治集团也在考虑如何离开即将下沉的破船。这条破船匆匆忙忙地被拖进了单独和约的海洋。但是在这一片海洋上，发号施令的已经是和平主义的卡罗伊伯爵。卡罗伊不仅在战争期间同协约国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库里发现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战争前就已经对协约国怀有友好的感情。 卡罗伊伯爵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他同社会民主党合作，多次主张实行普选制，反对蒂萨伯爵的政策，但是并不特别同情建立共和国的思想。 就是对奥匈帝国来说；他也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政治家。必要时，国王也可能早就委任他来组织政府，而并不需要革命的“压力”。[6] 现在卡罗伊要求匈牙利实现独立和民主化。这些口号很得人心，引起了群众的反应。 社会民主党也抓住独立的旗帜，而且同卡罗伊一样，生张依靠威尔逊的和平计划。作为新联合政府[7]的参加者，社会民主党强调说，匈牙利只有脱离奥地利才能生存下去，只有脱离奥地利后才能参加和平谈判。因为承认各族人民的自决权就是消灭奥地利。匈牙利只有用民主制度去吸引向往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旗和争取南部斯拉夫族统一的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以及其他的被压迫民族，才能避免分裂。 就这样，卡罗伊伯爵和社会民主党找到了共同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匈牙利“克伦斯基统治”的政策。 二 不久前，匈牙利报纸上发表了卡罗伊党的布达佩斯组织的决议[8]，建议党的领袖和在议会支持他的人，即使遭到议会多数的拒绝，也要宣布匈牙利的独立。 这种避开议会的办法，看来资产阶级政党也会采用，而且可以说并不比匈牙利世会民主党用得差一些。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0月8日的号召书并没有超出十分温和的民主制范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也保留了同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教会派或大地主反对派——进行合作的权利。 号召书连没收教会土地的要求也没有提，而只是十分含糊地谈到土地改革问题。在赎买土地问题上，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立场。 谈到八小时工作制时，好象它已正在实现过程中。 号召书要求实现普遍的、平等的和妇女也可以卷加的选举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国民议会。 这个要求体现的主要不是改造社会的目标而是保证匈牙利的独立。 这是民族的、自由派的政策，只是略带一点不太容易觉察到的、浅红色的社会主义色彩。 社会民主党在10月14日的特别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妥协性的决议。这个决议说，尽管没有撤销禁止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2月10日决议，但社会民主党还是愿意接受不管是来自贺产阶级政党还是某些个人的一切支持，以实现N月8日的行动纲领。[9] 这个决议实质上使党代表大会面临既成事实。左翼反对派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党领导人与卡罗伊伯爵和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雅西·奥斯卡尔缔结的协议，完全是一种既成事实，以致于大家都知道，不是议员的社会民主党领袖高拉米·埃尔诺将成为筹备国民议会的政府成员。 由于官方党的叛卖，无产阶级仍然处在执行妥协政策的地位上。因此，同社会民主党一样，工人代表苏维埃基本上也被迫起着防止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安全阀作用。它必须支持民族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 匈牙利的政权已经落到一个完全配得上列宁所说的“从米留可夫到马尔托夫”[10]的集团手里。 安德拉希·久洛代表联合政府的右翼。他是米留可夫温和的帝国主义翻版，带有亲德国的倾向。中间派是卡罗伊。代表左翼的部长有《人民之声报》主编高拉米·埃尔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科学杂志主编库菲·西格蒙德博士。 安德拉希出任外交部长[11]，说明匈牙利贵族的一部分——尽管是很小一部分——以及大工业的资产阶级仍在掌权，说明在匈牙利民族国家的可笑口号中还继续保留着最可笑的口号：匈牙利王冠领土的“神圣统一”这个口号还存在着，但是已经奄奄一息。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委员会无疑只能是匈牙利资产阶级和主要是沙文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代表。它同被压迫的各民族，特别是同南部斯拉夫各族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对政府来说，比民族问题更大的危险是社会问题。尽管政府中坐着“社会主义”的部长们，但是目前还根本谈不上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 卡罗伊可以依靠相当广泛的小资产阶级阶层，而这个小资产阶级却比大工业资产阶级更坚决地反对八小时工作制，甚至连听都不愿意听。小资产阶级在社会改革方面连小的让步也不肯。 食品供应没有为这个政府造成过大的问题。例如奥地利政府或德国政府，它们在这方面的问题就大得多。不过没有德国和奥地利的支持，匈牙利也解决不了交通运输问题。可是匈牙利农民不愿以任何价格把小麦卖给奥地利和德国。卡罗伊的亲协约国倾向意味着脱离同德帝国主义政策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队正从塞尔维亚威胁着这个政府的生存。“社会主义”的部长们没有办法满足工人阶级那怕是最低的社会要求和政治要求。他们很容易会处于连和平也无法为国家保证的地位。 不容置疑，这个当年积极地和消极地支持过帝国主义战争的党，会很容易地去执行“革命的卫国”政策。但是这样的政策同俄国当年的克伦斯基政权一样，只会更快地导致“十月”。而对这种“革命的卫国”政策，匈牙利农民支持得会比俄国农民还要少。在匈牙利农民中，无地农民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各执政党中，没有一个党主张实行不用建买的土地改革，甚至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后也不打算这样做。 由此可见，从安德拉希到高拉米的资产阶级专政，会比俄国的克伦斯基政权更姐命。它同士兵群众的关系，比当时克伦斯基政权同俄国农民军队的关系更坏。 在变幻无穷的事件当中，很难具体地规划未来的远景。就只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但是通过对匈牙利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民主制和民主的立宪会议也逃不脱俄国的命运。 匈牙利的“十月”很快就将赶上匈牙利的“克伦斯基政权”和匈牙利的妥协政策。 库恩·贝拉 《真理报》，1918年1月31日和11月1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一卷，第180-187页。 [1]亚·费·克伦斯基1917年2月成为临时政府领导人。他起先参加劳动党，后加入社会革命党。 [2]米·弗·罗将柯是最后一个国家杜马的主席。他支持沙皇政策。 [3]1918年10月13日党特别代表大会宣布，1918年2月10日党特别会议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政党之间解除一切组织关系的决议，“不妨碍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如果党领导和党选出来的机构共同认为必要时，在社会民主党和接受党行动纲领的其他党之间可以建立一定时期和为一定目的服务的合作。”见《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5卷，第252页。 [4]前总理蒂萨·伊斯特万原先是自由派，后成为劳动党领袖。他在群众心目中是统治阶级的最令人痛恨的代表。 [5]1918年1月18日爆发了争取不割地赔款的和平和支持俄国革命的政治总罢工。后来社会民主党领导满足于政府的诺言号召工人结束罢工。 [6]1917年5月，约瑟夫亲王同卡罗伊·米哈伊谈判，要求卡罗伊出任总理，组织政府。卡罗伊拒绝了这一要求。 [7]指由卡罗伊党、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党领导人组成的联合政府。 [8]在1918年10月18日众议院会议上，卡罗伊·米哈伊提出了建立独立自主的匈牙利的法律草案。10月22日，他又在讲话中提出了独立党的要求。 [9]见注[132] [10]列宁在全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1918年4月29日会议上的讲话中用过这个词。 [11]10月底，安薇拉希·久洛出任奥匈帝国外交部长。民族委员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前即同安德拉希谈判过，希望他在未来的匈牙利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但是安德拉希没有同意。
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1918年10月25日和11月4日会议的记录摘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 （1918年10月25日[1]和11月4日会议的记录摘要）[2] 1918年10月25日，“匈牙利讲各种不同语言的共产党人”讨论了“匈牙利的革命问题”。会议报告人库恩同志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这些已经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人和那些在这里认识到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青年人，我们这些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坚决地、永远地清算了社会民主党。因为这个党今天已经成了民主反动派，成了反革命的党；因为在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进行斗争的时候，任何人和任何党，即使成十万次地自称是民主主义者，但是只要他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他在今天毫无疑问地只能是反革命，党也只能是反革命的党。 因此，我们必须再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在这里，我没有受任何革命欢呼的影响。我不认为我们明天就会取得政权。但是我相信，匈牙利无产阶级终会取得政权.我们要为这件作准备，为时机已经到来的革命工作和武装起义作准备。因此，我们有义务建立《匈牙利共产党》。这应该成为一个包括匈牙利所有民族的地区性组织。当然，这个组织的基础只能同俄国共产党一样，这不仅因为我们是它的孩子，是它把我们生在世界上，而且也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今天的新无产阶级国际的基石。这个俄国共产党今天是一个统一的、有严格纪律的党，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党。” 在这次会议上，拟订了《告匈牙利劳动人民书》，签字者是《匈牙利共产主义者联盟》。 一个发言人说：“但是，我们在国内不仅要从事地下斗争，而且也要进行公开斗争，在屋子外面手执武器进行斗争，反对匈牙利的资产阶级，也反对埃尔代伊、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虽然在语言上各不相同，但在计划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建立统一的组织来对付他们。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的匈牙利组织。为了建立这样的组织，我们需要召开一次比今天这次会议范围更大的会议。因此，我们要召集在各个地方和各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同志们开一次代表会议，在会上成立一个可以用来在匈牙利同敌人进行斗争的统一组织。” 会议决定“召集奥匈帝国所有的共产党人举行代表会议”。 这次建党会议于11月4日在德累斯顿饭店（苏维埃广场）举行。下面，我们发表报告人库恩同志的讲话记录： “在上次会议上，我们通过了一份给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号召书，看来这份号召书已经到了应该得到的人的手里。在号召书里，我们阐明了指导我们的各项基本原则，具体地说明了我们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的区别。我们指出，我们不可能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即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不坐部长交椅，不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已经达成的妥协，我们也不会与他们合作。因为就是最激进的民主制和人民政权也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不是要求资产阶级做某些局部的让步，而是要为夺取政权进行努力和斗争，因为这是解放无产阶级的唯一办法。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存在一年，因此在这方面已经不可能有什么怀疑了。昨天还在街头上过日子的人决不会忘记，俄国劳动人民的今天和一年前有着多么大的区别。 现在，革命实际上已经在全世界发动起来。这场革命当前的最大障碍是各国的官方社会民主党，它们同这里的孟什维克一样，想自愿地放弃政权。至于我们之间的策略区别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清楚，所以我这次不谈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只是，我们要在这里建立针对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有人会说，我们人太少。他们可以问任何人，问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俄国爆发二月革命的时候，他们有几个人？人家是怎么对待他们的？我们的情况比他们当时好得多了，因为我们可以依靠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它正以父亲般的关怀、真诚的热爱和我们已经得到的声度支将着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的情况也要比他们当时好得多。因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俄国工人阶级和无地农民的政权为全世界工人阶级提供了经验，这个政权也反映了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我们这里，以前也有运动，只是没有人出来领导它，指示它要求政权，向匈牙利工人阶级指明通向解放的道路。因此，现在尽管我们人还不多，但是不管是公开地还是秘密地，我们都能把我们的思想传播到应该传播到的地方，我们能够站在即将爆发的运动前面，一直把它领导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同志们，我们大家都应当回匈牙利去，不管我们讲的是什么语言，我们在国内必将童逢，团结一致」我们不是团结在今天的资产阶级统治之下，而是团结在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之下，它将不仅在匈牙利，而且将在奥地利、德国，逐渐向西，一直到所有地方，占据统治地位。为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我建议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来自前匈牙利国家地区的共产党人，于1918年11月4日下午在莫斯科德累斯顿饭店举行的会议上宣布：会议重申1918年10月25日宣言中的原则，成立国际共产党的匈牙利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是匈牙利共产党。它以俄国共产党的党章为自己的党章。会议还宣布：在工人阶级的第三国际、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还未建立起来之前，匈牙利的共产党承认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为工人阶级的国际代表，并在总的政治方面服从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决定。 会议责成俄国共产党所有来自匈牙利的党员于最短时间内尽可能离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地区，以便在匈牙利为国际革命贡献力量。会议设立一个国外办事处……会议还宣布：为了处理公开的或秘密的运动问题，会议将为匈牙利选举一个中央委员会，并由它负责领导运动，一直到在一次公开的或秘密的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上能够在匈牙利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为止。将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万图什·卡罗伊、库恩·贝拉、波尔·挨尔诺、佩斯卡里德·阿里顿、波斯多赫·埃米尔、科瓦奇·马加什、克里什雅克·马加什、马杜佐维茨·伊凡和德罗布尼克·费伦茨同志。会议再次强调，所有来自匈牙利的并参加俄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立即遵照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国外办事处的指示，把自己的工作岗位转移到匈牙利，并在匈牙利根据党的原则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 《镰刀和锤头》，1932年第4期，第52—53页，摘自萨姆埃里·久尔吉匈牙利共产党建党筹备经过》。 部分记录引自库恩·贝拉《论何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一书，科苏特出版社，1958年，第132-436页。 [1]匈牙利共产主义者联盟在1918年10月24日会议上通过了题为“致匈牙利劳动人民！工人、士兵、贫农们！”的宣言。印出的传单原文保存在苏联国家革命博物馆（莫斯科）。 [2]见《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内战时期的匈牙利国际主义者（1917年—1922年）》，科苏特出版社，1967年，第250—252页。 根据会议的决定，匈牙利小组的领导人和成员大部分已于11月后半月回国。尚留在俄国的成员同外国小组联盟一起，努力派遣大量战俘回国。
“布尔什维克的看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看法” “新社会的人已经开始不理解老同志。”这句话是匈牙利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在《人民之声报》的一篇文章中说的。他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共产党匈牙利小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 这篇文章在内容上和调子上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可怜的无原则态度是有区别的。它表明，在文章作者的思想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已经提到原则高度的、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妥协投降的无原则态度，正在进行斗争。它说明“老同志”开始理解那些为新社会奋斗和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人，或至少是在朝理解的方向发展。因为不理解老同志的人不是我们。正因为我们理解到，彻底而清楚地理解到，曾经使我们变成同志的社会民主党现在偏离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利益及其理论表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才会采取今天的立场，成为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这一点上，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并不象文章作者想让自己所相信的那样是一个特殊的例外，相反，它是我们这一论断的最突出的证明。 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也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神圣的党纪和担心分裂的思想所约束。这种党纪和担心分裂的思想使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分子在匈牙利也被困在一个无原则的、妥协投降的和胆小怕事的团体中，使有些人能够以无产阶级多数的名义，执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的和出卖工人阶级的政策。 社会民主党内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奴隶。下面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在理论上帮助他们从这种压迫下解放出来。 一 “一定的条件”使那些不是社会爱国党人的人，“只能继续做社会民主党人，而不能做布尔什维克所做的事。” 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以此来为官方的社会民主党辩护。至于什么是“一定的条件”，这得让我们来讲，因为他的文章没有做更多的说明。 “一定的条件”是：匈牙利的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但是并不比俄国的资本主义落后，由于土地关系，同俄国一样，农业人口比城市工人多。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权利，完全受联合在银行中的大地主和工厂主的奴役。争取普选权的运动进行了四十年而毫无结果……[1]社会民主党把工人群众出卖给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政策方面的立法实际上是反对工人阶级的，而行政管理则甚至把立法部门有时扔给工人阶级的一点残羹剩饭也夺走了。国家机构毫不掩饰地表明，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绝对掌握政权，它就不能、也不可能分享权力。 与此同时，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奋斗的最高目标和最富有战斗性的口号，却是实现普遍的、平等的和秘密的选举制和在这个基础上的民主制。 我们应该懂得，民主制过去对工人阶级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民主制在匈牙利本来也会对工人阶级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但是在这个“一定的条件”里，还包括有三个不是昨天刚发生的、比较新的现象：（一）帝国主义；（二）世界大战；（三）俄国无产阶级专政。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资产阶级的政权组织——国家更加成了无所不包的权力机构，使它具有了更加突出的暴力机构性质。连在那些披着民主外衣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的无限统治和专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最近的一些事件，如德国的民主化，同卡罗伊伯爵们的谈判[2]，提名连议员都不是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做部长等等都表明，过去曾经是进步工具和解放道路的民主制，现在已经成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挽救面临破产的资本主义和即将崩溃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工具。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社会主义作准备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使形势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感觉到而且也看到，现在需要一种根据新的现象来确定工人阶级政策的新策略，并把它提高到帝国主义政策的水平上（原文如此——译注）。但是他不愿看到，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已经不仅不是无产阶级政策，而且作为民主政策也具有过分的小资产阶级性质。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干了些什么？ 它积极地（参加各种战争机构），同时以消极观望的态度，支持了资产阶级的政权组织——国家，而不是致力于使国家失败，并利用这种局势来准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支持和消极帮助交战的强盗国家的界限是很难确定的。但党领导窒息工人阶级激烈的群众大罢工，无疑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和战争的利益，为血腥镇压工人阶级服务的。 它过去和现在都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尽管今天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三个新条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批判了这种政策，并且谴责这种政策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卖。 布莱斯托夫斯基还在犹豫不决地“考虑”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新策略，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却在： （一）停止一切革命的群众运动； （二）向工人阶级提出民主的、在当前情况下是反动的任务，强调另一个名字叫做“祖国”的国家只有通过民主的道路才能得到拯救。 因此，官方的社会民主党不是在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是在为资产阶级国家利益服务。它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反映，而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反映。这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目标同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制度是不发生冲突的。 尽管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认为我们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但是毫无疑问，他所说的“一定条件”、确定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条件，就是我们所分析的条件。 我们确是在从革命的、同“一定条件”，相适应的共产党人的策略高度批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种策略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是工人阶级的政策，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政策。 我们批评了他们，并且同他们脱离了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同他们脱离关系？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无产者为什么都应该同他们脱离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谈一谈。 三[3] 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最大的错误表现在他对布尔什维克关于第二国际看法的态度上。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社会革命》从出版的第一分钟开始就不断地强调——，布尔什维克不愿同谢德曼之流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恢复工人运动的国际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不仅是我们匈牙利的布尔什维克这样看，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这样看，恢复第二国际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 那些主张恢复第二国际的人，那些想以一种大家共同忏悔的形式来恢复第二国际的人，就象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最近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发出的呼吁一样，或者是不理解，或者是不愿理解第二国际的破产。 第二国际已经破产。但是它的破产并不象布莱斯托夫斯基所想的那样，只是表现为各交战国工人之间的国际关系中断和无法召开国际会议。 第二国际的破产表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叛变上。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些党的多数不仅没有执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不顾自己在这些会议上的庄严表态，公开地或隐蔽地支持战争。尤其是在对待革命问题的态度上，他们的叛卖表现得更为明显。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多数也如此——想方设法反对革命的爆发，同各资产阶级政党勾结在一起——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则“认为时间还没有到”，因此，提醒“工人阶级不要”徒劳无益地“浪费力量”。 对第一种态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对第二种态度，由于布莱斯托夫斯基在谈到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反对革命的态度时倾向于责怪“一定的条件”，所以我们想引用列宁同志1915年写的一篇文章：“如果革命已经开始了，无论是自由派或是革命的其他敌人都会‘主张'革命，而他们主张革命往往是为了进行欺骗和出卖革命。革命者在革命到来以前就预见到革命，认识到革命的必然性，教育群众认识革命的必然性，向群众说明革命的途径和方法。”[4] 这就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显然，我们不能同革命的敌人谈判恢复原来的第二国际问题，因为它的大多数领袖都是反革命。 布尔什维克也不想建立象第二国际那样的国际工人协会。 这种国际协会并不是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组织，而是一些本身并不是国际主义政党的组织。第二国际各领导党的多数人都主张保卫祖国，执行的都是独立的政策和民族主义的政策。这种第二国际组织同联合各帝国主义的国际组织一还没有在战争中因为各自的强盗利益而争吵之前——并没有多大差别。 与第二国际针锋相对的是第三共产国际。同布尔什维主义一样，它又恢复了第一国际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领导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第三国际将是统一领导和指挥的国际工人联盟，是革命的、而且只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盟，它将清除掉一切机会主义分子。 工人阶级的这种国际关系不是通过各国政府出现的，不归那些坐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和代表相互敌对的帝国主义利益的部长老爷们领导。而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所设想的国际工人协会却是这样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包括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谢德曼和列宁、刚刚任命的部长库菲·西格蒙德和李卜克内西，都将坐在一起。 新的国际将不是各国党的国际联盟，而是一个统一的、包括全世界的革命组织和国际苏维埃共和国。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苏维埃中，没有革命敌人的地位（俄国已经把他们赶出了政府）。因此，在新的国际中，布尔什维克当然也不能同出卖工人阶级和煽动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坐在谈判桌旁，象布莱斯托夫斯基设想的那样“听取他们的意见”。 新的革命国际将用专政的办法来听取他们的意见。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这不是匈牙利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而是所有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单独的匈牙利布尔什维克立场，只存在一种国际主义的、统一的革命共产党人的立场。 ※※※ 不久前刚传来消息说，高拉米·埃尔诺和库菲·西格蒙德当上了部长。同他们一起，看来将来还会有一些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民主党部长。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不认为任何国际对无产阶级来说都会变成多余的吗？在缔结和约后，社会民主党的部长老爷们将会有办法把国际当作国际议会组织下属的一个科来对待。当全世界资产阶级议会的能干代表们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例如象高拉米·埃尔诺和库菲·西格蒙德这样的“老同志”在政府中坐在安德拉希·久洛和卡罗伊·米哈伊旁边，或者象布莱斯托夫斯基式的国际在国际会议上坐在各国的安德拉希和卡罗伊旁边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静静地开会了。请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回答，难道他需要这样的国际吗？我们认为，他是不会需要的。 库恩·贝拉 《社会革命》，1918年10月23日，30日。 [1]原文不清。 [2]指查理四世在维也纳同卡罗伊·米哈伊的谈判。 [3]文章的第二部分未找到。 [4]列宁：《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71页。
结束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结束了！[1] 匈牙利的历史变革正在阵痛。伴随着阵痛的不是官方工人政党的革命怒吼，而是产妇发出的呻吟。官方工人政党同正在阵痛的统治家族一起呻吟，对皇帝兼国王的家族的难产表示同情。皇族正想诞生一个独立的、联盟的和民主的匈牙利，作为挽救皇族生命的最后一招。 官方工人政党没有号召工人阶级，没有号召流血牺牲、受尽苦难和忍饥耐饿的工人群众，来推翻已经破产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强盗国家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哈布斯堡统治皇朝，而是呼吁全国各“民主阶级”团结起来，共同拯救国家，以便缔结“尽可能好的和约”。他们说，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造成“不可逾越的隔阂”的宪法已经破产，大家应该欢呼“建立在各阶级和各民族平等基础之上的新宪法万岁”。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资产阶级保证权利，从而永远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和剥削的基础。 帝国主义强盗国家在“俄国无产阶级和威尔逊主义基础上”缔结的和约万岁（你们只管大笑吧）！你们为裁军而斗争吧！这样就可以使资产阶级只需要养一支薪金很高、人数不多的雇佣军队，用来对付“内部敌人”，对付饥寒交迫的、被剥削的无产阶级。 不是建立人民军队，而是裁减军队，只字不提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而是呼吁自由贸易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这就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想胜利的口号。 普罗哈斯卡当年的口号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2]今天，蒂萨·伊斯特万也在这个口号上签了字，因为耕者得为土地付出很大一笔钱。俄国暴乱农民的愤怒把俄国地主和工业资本家的代表们送进了另一个世界，而匈牙利无地农民的要求只是花钱买土地。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连没收主教.寺院主持和修道院财产的口号都没有提，也没有要求国家没收教会财产。在党的十点要求中，也忘掉了把神甫赶出学校的口号[3]。 他们的“公正的税收政策”甚至不敢提实行收入累进税，更不用说公开要求取消私有制或者至少没收发战争财者的财产。 “准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并不是立即生效。只是“准备实行”，就象匈牙利“准备实行”选举制一样。 瓦若尼鼓掌，卡罗伊欢呼，雅西·奥斯卡尔也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十点要求。埃斯代尔哥姆红衣主教切尔诺克·亚诺什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命令匈牙利所有的教堂为实现这个纲领而举行弥撒仪式。 他们当然应该这么做，因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没有从冷酷的阶级观点出发，没有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执行自私的阶级政策，没有宣传阶级仇恨，也根本没有提工人的阶级斗争，而只是向所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行动和利益而成为罪犯”的人发出呼吁。 可见，这个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所有人的党”。它把自己献给“所有的人”，把匈牙利工人阶级代表的巨大力量交给“所有的人”。它就象一个堕落的妓女一样，属于所有的人。 他们要的是立宪国民议会。在这个议会里，他们将在“全国所有民主阶级”代表和普选权的基础上确定未来的宪法。在立宪国民议会里，他们将可以用蒂萨·伊斯特万、奥波尼、安德拉希、普罗哈斯卡、卡罗伊、瓦若尼、银行家、工厂主、地主和神甫一起来支撑即将倒坍的资产阶级国家大厦。 立宪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全部暴力、欺骗和谎言拼揍起来的，受到有产的压迫阶级的暴力控制。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立宪国民议会，而不是工人和无地农民的苏维埃共和国。 谢德曼们是在战争刚刚开始和军国主义最强盛的时候搞阶级和平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则是在奥匈军国主义倒台（并不是由于党工作的结果）时想最终地、彻底地出卖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革命。 他们竟堕落到如此地步，比谢德曼们还不如。 我们只能引用列宁写肉体上和政治上都已是行尸走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话来批判他们：“害怕资本家的反抗，同时又自命为革命者，希望列名于社会主义者之中——真是可耻！被机会主义腐蚀了的世界社会主义要在思想上堕落到什么地步，才能发出这种论调！“[4] 在这十点要求中所反映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离开阶级斗争立场、抛弃工人阶级革命利益和罪恶地忽略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机会问题，不，它是另外一种问题。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有一个所谓的过渡纲领。这是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实现的纲领。它包括了一些民主要求，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纲领的区别最多也只是在于更加激烈地强调一点某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要求。 这个包括十点要求的新纲领是对党过渡纲领的否定。它不仅没有包括过渡纲领的要求，而且提出了一些相反的要求，提出了一些不仅不能推动向社会主义发展，而且是直接有利于永远保持压迫和剥削的要求。 党的过渡纲领要求普遍武装人民，而新纲领却提出裁减军队。这是符合威尔逊那些人的愿望的，因为他们现在不再需要武装更多的人，只要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工人阶级就行了。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另一点上也抛弃了过渡纲领。它不再要求没收教会财产，把土地无偿交给全体劳动人民，而是主张进行土地改革。所谓土地改革，其通常理解的意思就是分售土地，把大地产高价出售给农民。 结束了！……这个党不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贫民的党。匈牙利的工人阶级也需要建立和组织一个新的党——同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妥协投降的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共产党。 《社会革命》，1918年10月23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176—179页。 [1]本文出版时无库恩·贝拉签名。 [2]详见本书《土地是谁的》一文。 [3]库恩·贝拉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社会民主党1918年10月8日宣言。该宣言的十点纲领以“告匈牙利人民！”为题发表于1918年10月8日《人民之声报》上。 [4]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08页。
饥饿的人们的瞳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希克梅特诗集 饥饿的人们的瞳孔 大家听吧！ 你们听见呻吟吗？ 这不是幻梦。 这不是疯话。 不是的！ 这不是少数人 饿得呻吟： 这是 三千万！ 30,000,000 饥饿的人…… 我们 和他们 是一体！ 他们的痛苦 就是我们的痛苦， 他们的不幸 就是我们的不幸。 我们—— 是一个大海中的 波浪…… 这不是少数人 饿得呻吟： 这是 三千万！ 30,000,000！ 30,000,000！ 这是饥饿的人们排成的队伍。 这不是成年人， 不是儿童。 这是垂下了树枝的 树， 这是活着的死人的大检阅。 这不是成年人， 不是儿童，—— 这是饥饿的人们排成的队伍。 这是一些 披着人皮的骨骼。 脸好像是干枯了的土地。 只有眼睛 还在活着、燃烧着， 把烈焰一般的目光， 刺进人们的心中。 这些被投给了死神的活人， 这些饥饿的人们， 他们的目光中有着痛苦和疯狂！ 他们的目光 像是在马蹄铁的正中 把尖头刺入马蹄的钉子！ 这些被投给了死神的活人， 他们的严厉的目光中 有着痛苦和疯狂！ 啊，在那深深地刺入了人心的 燃烧着的目光中 有着多少痛苦啊！…… 我们共同的痛苦 多大啊， 多大啊！ 多大啊！ 这痛苦 是无法衡量的， 也很难把它放进诗里…… 但是现在还不能够 使我们的意志 受到打击！ 我们的胸膛已经变成钢铁的胸膛！…… 这不是少数人 饿得呻吟。 在祖国上空响起 三千万人的 呻吟。 三千万双眼睛 燃烧着难以忍耐的烈火， 这些被投给了死神的活人， 他们的目光中 有着痛苦和疯狂！ 千千万万双的眼睛 发出威严的火焰。 饥饿的人们 排成了长长的队伍。 瘦骨嶙嶙的腿， 膨胀的肚子…… 嗨，你这张开了嘴巴 站在那里闲看的人！ 嗨，你这远远地站在一边， 人民的痛苦毫不使你感动的人， 你用轻视的目光 望着那些把自己的心 交给饥饿者的人们，—— 我深深地知道， 你是什么东西。 我该对你 讲些什么呢？ 我并不打算 用语言来感动你。 但是 请你看一看我的眼睛： 你会在我的目光中 看到痛苦和疯狂！ 这正是活着就被投给了死神的 饥饿的人们目光中的 痛苦和疯狂！ 1923年 余振译
萨波·埃尔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萨波·埃尔文 我们从匈牙利报上惊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匈牙利的杰出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学的宣传者和布道者萨波·埃尔文同志，在重病卧床一个半月后，于9月29日与世长辞，年仅39岁。[1] 死者生前是首都图书馆馆长。因此为萨波·埃尔文守灵的是匈牙利首都的资产阶级官方代表。其实，在萨波·埃尔文的感情和思想、社会观和世界观、政治主张和文学主张同这些官方守灵者之间，隔着整整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报纸说，虽然这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基础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他并没有参加工人运动，也没有用行动支持工人运动，而相反是用言词批评过工人运动。 资产阶级报纸的悼文在有一点上是对的：萨波·埃尔文并不是采取积极行动的人。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性格孤独的学者的全部著作都是研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的。大家也知道，特别是工人领袖们知道，他是匈牙利最关注工人运动的人。他从来不是考虑直接的好处或者坏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最后目标的严格尺度来检查工人运动和党的政策。大家还知道，萨波·埃尔文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都是工人阶级的人。大家也完全理解，他并没有参加日常政策制订者的行列，而只是用自己的一支笔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 有些人认为，他不愿谈政治，不愿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的指导工作，这是他的性格所致。这些人对萨波·埃尔文了解得很不够。原因不在于他的性格，甚至可以说，这种原因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有组织的老工人都知道，只要他们请他做报告，邀请他参加某次工会活动，他总是准时出席，努力宣传、讲解和推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人阶级采取直接行动和不停地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他之所以没有成为积极的工人领袖，恰好因为他是革命者。他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停止阶级斗争。正因如此，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从来不愿他接近工人。只要有机会，他对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不断妥协的策略总是进行最严厉的批评。 萨波·埃尔文不肯在嫉妒的道路上追随这些嫉妒成性的党的领袖们，这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他相信工人阶级的觉悟，认为他们迟早会起来反对领袖们的妥协策略，迟早会看清通向目标的唯一的革命道路。这才是萨波·埃尔文态度消极的原因。他不顾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反对，在工会里做了许多科学报告，此外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文章来推动工人运动，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俄国革命以来，匈牙利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把萨波·埃尔文看作是工人阶级即将进行的决定性斗争的精神领袖、灵魂和指导者。在俄国无产阶级斗争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得到证实的过程中和在这以后，我们匈牙利共产党人更加坚信，萨波·埃尔文是我们的人，是我们的领袖。他的文章、原则、策略，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正因如此，官方的守灵者没有资格为萨波·埃尔文守灵，官方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也没有资格这样做。他对这些人极为痛恨，就象痛恨资产阶级一样。他是工人和无产劳动者的战士。他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征服力量和无法推翻的论据，教育工人和无产劳动者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的去世是我们这些无产者、被剥削者的损失。 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资格为萨波·埃尔文守灵，因为它失去了自己解放斗争的精神指导者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在革命无产阶级的记忆中，萨波·埃尔文这个名字将永远是伟大先锋战士的名字，他教育无产阶级进一步看清了走向胜利的道路。 《社会革命》，1918年10月6日。 [1]实际情况是，萨波·埃尔文生于1877年8月23日。1918年9月30日去世。时年41岁。
什么是苏维埃共和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什么是苏维埃共和国？ 工人苏维埃——解放者 在苏维埃共和国里谁有权力 苏维埃共和国的组织机构 但愿如此，是吗？ 夺取政权的代价是斗争 如果愚蠢是水灾，造成水灾的大雨是诽谤，如果工人和无地农民的名叫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国家不象磐石那样坚硬，那这种诽谤所造成的愚蠢潮流早就把它毁灭了。因为不仅仅是全世界的压迫者、工人的剥削者、土地的强占者以及各国的有产者想从四面八方吞噬苏维埃共和国，就是许多工人也都在莫名其妙地盯着它。这种愚蠢来自大量的污蔑性的报纸、书籍和文章。其中一部分是那些披着羊皮和社会主义外衣的豺狼写的，他们的目的是要破坏备受虐待的工人的革命。 工人当中也有人自言自语地或者比较大声地说：我不要象俄国这样的革命和自由。工人苏维埃是些什么东西？怎么能够想象在俄国没有议会呢？俄国工人为立宪会议斗争了几十年。那些没有普选权的地方正在为普选权进行斗争，而在争得了普选权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却又粉碎了它。他们已经建立了人人有权的和人人参与宪法的共和国，但是他们还要求建立工人苏维埃共和国，而且还真地搞起来了。结果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那个乱劲在任何国家都是没有见过的。连新闻自由也没有，监狱里装满了犯人，这里也有叛乱，那里也有叛乱，整个国家就象一个战场。 很多人都这样说。这些人的视线最远也不超过自己的鼻子。幸亏他的鼻子长得还比较大。 俗话说：上帝对愚蠢也束手无策。不过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还是想试试看。我们会成功的，我们不会白白浪费精力的。因为我们不是神甫们为了骗人而捏造出来的上帝偶像，而是活生生的人。我们将活下去而且会取得胜利。我们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将来还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不久前，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制订了宪法。我们不需要做别的，只要用这部宪法去批判一切愚蠢的东西就够了。 用这部宪法来反对诽谤是没有用处的。我们也不指望说服有产阶级认识到这部宪法的正确性，因为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块埋葬他们政权、为他们建造坟墓的土地。但是工人、在工厂里干活的人、受地主剥削的劳动者会明白过来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部宪法不是建造坟墓的土地，而是站在上面可以摆脱贫困、折磨和悲伤的无边苦海的坚硬磐石。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吧，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制订了一部什么样的宪法？什么是苏维埃共和国？什么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工人苏维埃——解放者 有产阶级不会白白地交出资本、机器、工具和土地。只要这些东西还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还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即使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一倍，他们也是在剥削工人。资本家为了剥削工人，于是就压迫工人。有产者用来压迫无产者的工具，阻挠工人消灭剥削的暴力组织就是国家。他们用暴力压迫工人，以便他们剥削工人，这就是国家的用处。人们常称之为宪法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按章节编写的和披着法律外衣的暴力。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受剥削的原因就在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一些私人的手里。 很长时期以来，工人阶级就知道只有把少数人所占有的资本夺过来，并把它变成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财产，才能改变受剥削的状况。这种良好的意愿是有的。不过在暴力面前，良好的意愿只能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叹息。 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的意愿铺成的，叹息连一片树叶也吹动不了，更不要说想推翻象有产阶级、资产阶级国家这样的钢铁堡垒了。 我们很早就知道，剥夺某些人的资本，把它变成社会的财产，可以使政权的一切手段全部归于不愿保持剥削而是要求消灭剥削的人。这种状态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 不管是建立在如何广泛和平等的选举权基础上的宪法，也不管是什么样的民主共和国，都不可能保证这种过渡状态。只要有产阶级有权利，它就有政权。只要有政权，它就能统治、压迫。如果一切绳子都断了，它就召来军队、宪兵、警察，把法律和命令都无法处理的事情血腥地镇压下去。法律的力量归根到底就在于保证执行法律的暴力之中。不管领导国家的是戴金冠的国王或皇帝，还是戴硬沿礼帽的共和国总统，情况都是一样的。 保证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状态的，是无产阶级的无限权力和专政。 “行，这个我们知道”，一个被资产阶级小画报和叛变的社会民主党报纸用汤匙塞满了科学的聪明人这样说：“但是这与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的发明——工人苏维埃的无限权力和专政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管这位聪明人是工人还是工人阶级的“内部朋友”，我们都可以用苏维埃宪法来回答他： 工农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和组织，是工人和农民的权力工具。 苏维埃不是属于人民的，因为人民中也包括资产阶级，包括各式各样的资本家。苏维埃是属于工人和无地农民的。他们利用苏维埃的权力——正如新宪法所规定的——“彻底压迫资产阶级，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既没看阶级差别也没看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需要用“民主”、“人民政权”、“普遍的民族的”等词藻来掩饰自己的阶级统治。只有这样才能欺骗、麻痹被压迫的工人阶级，把自己的强盗国家「强盗政权说成是“普遍的、人民的和民族的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 工人阶级不需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它的政权不是使剥削永恒化和保持阶级差别的工具。工人阶级之所以需要政权，只是为了创建一种没有寄生虫和饥饿的劳动者，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只有劳动的人才能得食的状态。 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工人苏维埃。这种政权——解放工人阶级的政权的总和，就是苏维埃共和国。 在苏维埃共和国里谁有权力？ 我们已经说过，当资产阶级还有权利的时候，就不可能剥夺为他们提供权力和剥削条件的资本。为了消灭对劳动者的剥削，必须把他们排除出政权之外。 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里，只有那些不愿保持剥削、有一切理由把剥削从地球上消灭的人，才能分享政权，才能被选进苏维埃会议。 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规定： 下列年满十八岁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公民，不分宗教、民族，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靠生产劳动和为社会服务而取得生活手段的人，在家里从事保证上述人进行生产劳动的家务工作的人，在工业、商业、农业等部门工作的所有工人和职员，农民和不为盈利而雇有短工的从事农业劳动的哥萨克人； （二）苏维埃共和国军队和舰队的士兵。 当然，如果这样的公民失去了劳动能力，他的权利不会变更。 下列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为盈利而雇佣短工者一 （二）不是靠劳动收入，而是靠资本利息、企业利润、财产收入等为生者； （三）私商、商店和商业搪客； （四）神职人员； （五）原警察人员和特务，俄国原统治家族的成员； （六）精神病患者和被苏维埃当局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 不依靠剥削工人劳动为生的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有他们才能分享苏维埃所代表的政权。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剥削他人，没有任何人不劳而获和靠别人养肥自己。 苏维埃共和国的组织机构 农村选举的代表会议，为处理公共事务而联合成乡代表会议，乡代表会议又联合成区和州代表会议。这些苏维埃一代表会议由乡、区或州的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各级苏维埃都有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它是各级苏维埃会议闭会期间政权的代表和日常工作机构。 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俄罗斯苏维埃会议（代表大会）。在每一个城市的苏维埃代表会议上，每25，000个选民可选一A，在每一个州的苏维埃代表会议上，每125，000个选民可选一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代表大会选举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的最高权力代表。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最高立法、执行和监督机构，对代表大会负责。它下面的各个部门是各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委员会负责管理全国的各种事务。 一共有十八个这样的人民委员会。其中有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经济生活的全部关系都集中在这里，它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 所有这些人民委员都要对人民委员会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 “不错，不错！”主张民主制的人对这些事直摇头。他除了普遍的、平等的和秘密的选举权以及每五年选一次立法机构以外，想不出其它更光荣、更美好和更崇高的东西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议会，城市苏维埃会议与选举出来的乡议会，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有的人目光近视，听一次或读一遍还分不清下列简单的差别，结果只能到处碰壁： （一）在苏维埃共和国里，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工厂、车间、矿山、森林和农田的劳动者享有权利；政权是属于他们的。 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即使实现了最普遍的选举制，政权也是有产者的；他们利用这个政权压迫、剥削工人。 工人可以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议会或城乡自治团体，但是资本为有产阶级提供的权力只是在不损害资本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尊重这些代表的权利。在选举的时候很快就可以看出来，决定选举结果的是金钱所有者的权力。资产阶级报刊的一切欺骗宣传，政府官员们的一切暴力，宪兵、警察和士兵血腥的刺刀、军刀和子弹，使构成居民大多数的劳动阶层的代表们根本不可能在立法机构里取得多数。 （二）资产阶级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时，也会绐工人一点权利，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让他们每隔四、五年选一次代表，参加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这样，资产阶级就可以进行欺骗，让被剥削者以为他们也是政权的参与者，其实这个政权正好是压迫他们的。即使劳动者每隔四、五年能有一次发言权，确定由谁来制订法律——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不过是编成章节的压迫手段——，但是他们决不会有权利决定如何执行这些法律。在这一点上，有产阶级决不会让工人有发言权，它要为自己保住绝对的行政权。官吏是工人群众的老爷和指挥，警察局长是小国王，村长则是真正的上帝。这些人全是由资产阶级、有产阶级决定的。 实际上可以说，不管是君主国还是议会共和国，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整个机构，都是有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城乡劳动群众没有权利干预它的事情。 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情况完全不同。劳动者每隔三个月选一次参加苏维埃的代表。谁要是在这三个月内不符合选举人——工人和农民的要求，就可以把他撵走。甚至可以不用等三个月，因为工人的组织在这期间随时可以撤换不称职的代表。苏维埃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仅制订规章和法律，而且还由它们执行这些规章和法律。 这样一来，工人手中不仅有立法权，而且还有行政权。工人的协会、组织——党、工会、合作社的成员同时也是各级苏维埃的代表（原文如此——译注）。这些组织直接派遣代表参加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工人就可以同各级苏维埃保持最直接的联系。 在苏维埃共和国里，工人想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时，找的不是陌生人。当他遇到问题时，不需要去请敌人精忙，而是去请自己的阶级伙伴帮忙。后者同他一样，也受尽苦难，也经历过艰辛的斗争。 苏维埃是最高权力机构，也是经济生活的调节者。通过自己的苏维埃，工人马上控制了资本。他们不需要再为从有产者手中夺取资本而罢工。他们也不再需要为了增加几分钱的工资而在罢工期间挨饿，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苏维埃由自己来确定工资额和全部劳动条件。 在苏维埃共和国接管了全部工厂、车间之后，工人自己成了生产的监督者，工人自己开始管理工厂。 苏维埃的另一项任务是提出批评。再也不是由伪装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法官来运用为有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法律，而是由苏维埃代表们组成的革命法庭来审判革命秩序的破坏者。 关于什么是苏维埃共和国，只讲这些也够了。只有不愿意看到苏维埃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差别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些差别。这种叫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状况只是社会主义的开始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工人阶级和农村贫民骑在压迫者的脖子上，拼命地掐住它，直到压迫者阶级消灭为止。 但愿如此，是吗？ “行，这样子倒不坏。”被压迫者说。这肯定比由那些领取薪金的敌人以国王陛下的名义来管我们的事情要好得多，舒服得多。这的确比普选权要有价值得多，就是比那种十分平等的和非常秘密的选举制也要有价值得多。 苏维埃共和国这个主张不错，任何工人也不会那么傻，以致于愿意同有产阶级共享权力，继续支持有产阶级掌权。由我们自已当中的人来管我们自己的事，当然要比敌人来管我们的事好。 但愿如此。如果真能这样做，那就太好了！ 如果匈牙利也能这样做，那该多好。 不过，如果我们只是这么想，那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如果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生意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给工人阶级以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和分乡举行的秘密投票是最好不过的事，那也会什么事也做不成。 要达到前面所说的目的，不是靠普选权，而是靠只给予劳动者——工人和无地农民的选举权。 工人阶级写在自己的战斗旗帜上的不应该是普选权，而应该是夺取政权。 当然，靠和平示威或者宣扬阶级调和，是不可能实现这个口号的。 夺取政权的代价是斗争…… 是无情的、残酷的、以有产阶级被彻底消灭而告终的斗争。工人和农民要通过总罢工、举行武装起义来达到这个目的。现在的时机是从来没有过的好时机。 为了自己的强盗战争利益，资产阶级把整个工人阶级武装了起来。创建政权的武器现在掌握在我们手中。现在需要做的只是用这些武器来创建我们自己的政权！ 所以我们不要唉声叹气，诅咒发誓，说什么“但愿如此”，而是应该宣布： 我们在匈牙利也要建立苏维埃共和国。 我们既然说到，就应该做到。 《什么是苏维埃共和国？》，《共产主义丛书》，第8页，布达佩斯，1918年。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159-167页。
匈牙利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匈牙利革命 在革命起义前，奥匈帝国的工人运动已经表现出日益成熟的革命的一切特点。奥匈帝国的报纸和德国报纸对这场革命运动只作了简短的报道。 即使如此，我们也能从这些报道中得出两个结论：抵抗是多么有力，革命运动是多么重要。 首先，匈牙利的罢工并不是地方性质的。[1]这并不是某些行业的罢工，而是一次群众大罢工，是使所有重要工业和交通部门以致矿山停工停产的总罢工。 其次，这场总罢工远远不是为了反对饥饿或者只是要求选举权。这场总罢工矛头指向国家政权工具、军事集团和国家纪律。 罢工工人的要求已经超出了议会国家的范围，是个政权问题。这场运动决不会停留在一次普通的群众大罢工范围之内，特别是因为交战国的生存利益值到了巨大危险的威胁。 今天，这场运动已经发展到革命即将举行起义前的典型阶段。局部的停工罢工越来越经常发生。这在战争的头三年内，一直到十月革命前，是很少有的现象。工人自己把资产阶级的和平条约撕得粉碎。 官方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调解只是局限在议会主义的框框内，也未能解决问题。 尽管无产阶级运动是自发地起来的，罢工者对具体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明确的认识，运动没有自己的领袖，而且多少带点秘密性质，但它毫无疑问地是一场革命的运动。仅到目前为止，这场运动比过去四十年要求选举权的斗争所取得的东西就已经要多得多。 为了寻找解放的道路，工人加入了工会。 战前，匈牙利工会会员从来没有超过十一万人，近两年已经增加了十几万会员[2]0在战争期间，工会未能按照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进行改组，但是工人们现在进行斗争时把工会领导人抛开了。 在匈牙利，群众斗争已经成为工人运动常用的手段，尽管并没有正式批准它。 党的官方报纸威胁资产阶级已经整整十五年：“我们将按照俄国的方式讲话。”今天，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真地按照俄国方式讲话和行动了。 布达佩斯发生了总罢工。铁路工人停止了工作。各个工厂也将举行罢工。邮政部门的职工进行了消极反抗，这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罢工。 一些最大的煤矿也爆发了罢工。 据匈牙利商业部长[3]的报告说，仅仅彼得罗瑞尼一地的罢工就使矿山每天少生产6，000吨煤。交通危机已经到了最激烈的程度。 工人们公开拒绝执行各军事化的工厂厂长的命令。 工人们威胁指挥官和军官们说，他们也将遭到那个被士兵用刺刀杀死的佩奇城军官的命运[4]o当局对进行这种威胁的工人采取的恐怖措施，成了匈牙利最大一座煤矿爆发大罢工的直接原因。[5] 有人在布达佩斯国营铁路工段放枪后，工人们砸碎了一家工厂的办公大楼。 钢铁工人代表6月19日提出的要求中[6]有这样两条：（一）把宪兵调离各个工厂；（二）解散铁路工段管理局。 6月21日，布达佩斯的罢工已经发展成为总罢工。报纸停止出版。电车交通中断。邮政铁路职工对罢工工人表示声援，也开始活动起来。 私人邮件、电传和电话服务部门也都停止工作。 各个党派和工会领袖们都出来试图平息运动，但是号召工人罢工的宣言却越来越多。 商业和工业部长在议会宣布，政府将采取最严厉的报复措施镇压铁路和邮政职工的运动。政府将用暴力窒息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并没有象不久前布达佩斯事件时期[7]那样用零零星星的枪击，而是用群众大罢工来回答政府的态度。 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指望军事力量的支持。士兵们已经站到人民一边。他们不仅在佩奇城打死了几个军官，而且在其它城市里也参加了工人运动。在匈牙利平原地区，逃兵和宪兵之间发生了真正的战斗。在意大利战场上，匈牙利部队象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人一样，或者拒绝执行进攻的命令，或者自动向对方投降。 “可靠”部队的人数廖廖无几。逃兵和因违犯军纪而被捕的士兵却越来越多。 匈牙利军人监狱早已满员，所以只好借用平民监狱。 蒂萨走上了前台。他暂时还是维克莱，是匈牙利的特烈波夫总理[8]。不过蒂萨伯爵声称，他接管政权的时间已经不远，他将无情地执行报复措施。 问题是蒂萨还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匈牙利的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没有公开的专政，靠议会政府来执政是很少有什么希望的。 而无产阶级的公开专政离开资产阶级的公开专政已经不远。 《真理报》，1918年7月4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155—158页。 [1]见注[105] [2]工会会员： 1913年12月31日107,486 1914年6月30日96,290 1914年12月31日51,510 1917年12月31日215,222 [3]斯泰格尔·亚诺什子爵于1918年1月25日至1918年10月23日在维克莱政府中任贸易部长。 [4]见注[106]o [5]可能是指达达巴尼亚城工人1918年6月12—24日的罢工。 [6]关于工人的要求，见1918年6月12日《人民之声报》。 [7]1918年6月罢工时，工人并未采取武装行动。本文所说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当时得到的情报有误。 [8]指特烈波夫的活动。特烈波夫1896年至1905年任莫斯科警察总局局长。后又作为拥有独裁者全权的彼得堡总督，指挥镇压了第一次俄国革命.
该谁来偿还战争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该谁来偿还战争债？ 要付什么代价？ 到底应该由谁来付战争的代价？ 战争的重担现在压在谁的身上？谁在为战争受苦、流血？谁在受通货膨胀之害？除了士兵、劳动者、城市工人和农村贫民之外，还能有谁？原来为战争流血的人，原来在战争重压下呻吟的人，今后还得继续在战争中遭到毁灭。不是这些人，那还能是谁呢？要就是克奇克梅特城老教堂的大钟。 这两者之中必有其一。第三者是远离战壕，任何远程大炮也打不到他们的有产阶级。 这些人才不会那么傻哩！ 战争正是这些人发动的。他们把我们送上战场，他们购买国防公债，他们鼓动人们打仗。在鼓动不起作用的地方，他们就绞杀、枪毙士兵。难道他们会去为战争受苦吗？ 政权在他们手中。坐在议会大厅里的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不会制订让自己为战争付出代价的法律，除非他们是傻瓜。他们在战争中使自己免除兵役，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全部安插在师指挥所和军指挥所。在战争费用方面，他们也尽量减轻自己的负担。如果需要他们交税的话，他们就设法不让羊吃饱，而把白菜留下来，甚至让它长得更大。他们不愿多交税，如果万不得已要多交一点，他们就从军火买卖中加倍地收回去。 结果还是得由那些受尽四年战争一切苦难的人去承受战争的重压。流血之后还得交钱。他们从穷人的嘴里夺去粮食和一切，以便用它们来弥补已经失去的鲜血。 不过我们也可以象绵羊一样，听任有产阶级、大地主、工厂主和银行家摆布，不仅让他们骑在我们背上，而且还自动献上突刀，请他们来抽我们的筋，剥我们的皮。 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考虑，我受了四年苦，流了四年血。他们说，这都是为了祖国。可受苦的不仅是我自己，还有我的一家人。我的老婆象个坏蛋养的牲口一样生活，我的孩子也因为贫困吃尽苦头。我的老母亲眼睛也哭瞎了……但我得到的是什么？我能得到什么？我受了苦，流了血，难道还要我付战争的代价？ 让克奇克梅特城老教堂的大钟去付吧！ 这样也行，那样也行。只是需要思考一下。考虑好了，就应该行动。 让我们先想想吧！ 要付什么代价？ 要付非常非常大的代价。绝大多数人在学校里都还没有学会用多少位数来表达这种代价。如果说有人学会了的话，那也是战争教会他的，因为在这以前，即使是大多数银行家也没有写过这么大的数字。 一百万就已经是个很大的数目，更何况是一千万或一亿。如果我说，到1918年为止，奥匈帝国的军事开支达到一千亿克朗，那根本不算什么。当议员们在议会上玩弄这些巨大数字时，主要是不让那些交税的劳动群众懂得这些数字的意思。 好吧，那我们就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弄懂这些数字吧！ 奥匈帝国军事开支至1918年4月已达到970亿克朗。 也就是说，帝国的所有居民，平均每人——包括婴儿在内——要负债2，132克朗。 这样就好懂些了，是吗？这样我们就可以懂得，为什么婴儿刚刚降世，一剪断脐带后就大声哭叫。因为他一生出来就背了2，132克朗的债务。 可是又有几个人有2，132克朗的财产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么多钱。那些靠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家庭的人不要说2，000克朗，就是2，000弗列也拿不出来（一克朗=100弗列—译注）。这样一来，情况就清楚了。没有钱，无法交税……让克奇克梅特城老教堂的大钟去付钱吧！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让那些受损失的倒霉人见鬼去吧！ 如果事情只是这样，那倒也算了。 但是掌握着国家的人有的是点子，而且比点子更多的是他们手中的权力。 他们是这样算账的。 不错，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财产，但是他们有收入。有人收入多一些，有人收入少一些。靠双手劳动生活的人，收入少一些；自己不劳动，让别人为他劳动的人，收入多一些（这样合理吗？请每个人自己来判断）。 但是工人和农村贫民总还是有点生活来源。工人和短工每星期或每个月总还能有点收入。 不需要用自己的财产来偿还国债，因为工人和农村贫民并没有财产。但是全国居民可以从他的年收入中分期偿还。 债务就是债务。这是一大笔钱，国家政权为这笔钱和它的利息作出担保。在战争中，只有鲜血才是不要钱的。生命只是不值钱的畜牲。银行家、工厂主、大地主、主教借出了钱，现在要收利息。 利息要由居民的收入来付。 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写出一个数字，来说明每年需要为国防公债偿还多少利息。但是这又何必呢？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如果我们用数字而不是用字母来表达的话，绝大多数人肯定都读不出来。总之一句话，.现在要付的利息比战前的国家收入还多。就在那个时候，要从穷人身上粹出这笔收入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我们知道，每个居民——包括今天生下来的婴儿在内——每年要从自己的收入中为国防公债付出116克朗的利息，我们就能懂得上面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这还只是利息。这笔钱每年都得付，一直付到世界末日为止。但是债务还是债务。原来是多少国债，现在还是多少国债。 此外，还要组织复员，重新装备军队，恢复被破坏的交通工具以及其它等等。大量的寡妇、孤儿、残废人需要抚养，不管他们为了得到几个弗列的施舍需要屈辱地哭多少次，这些抚养费也是钱，也是债务。 我们要付给谁？ 不流血的人口袋装得满满的。这些人的手上、口袋里和保险柜里装着成堆的国防公债券。我们要把践付给他们。 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他们肯定不是在工厂里出卖劳力的工人，也肯定不是在一望无际的庄园土地上日以继夜地干活的人。 的确，有些——极少极少——工人和农村贫民也买了国防公债券。众所周知，士兵是被迫购买公债券的，因为只有认购公债后才能得到假期。正因为这样，女人省下了口粮，让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日以继夜地工作，为的就是省下100-150克朗认购公债，以便在永别之前能再一次见到在壕沟里受苦、流血的丈夫。 这一点点公债券的利息大约4-5克朗，这又能值多少钱呢？ 如果只有这一点利息，那根本不算什么。 大量的利息要付给那些提供军事订货、发战争财的人。这些人一方面把钱和血投进战争机器中，另一方面又从战争机器中以钱的形式抽取鲜血。 战争以来，尽管没有面包、衣服、皮鞋、食肉、牛奶，但钱是有的。那些向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并取得越来越多的利润的人，有的是镜，多得使他们已经无法把它投入市场，只好购买公债。 显而易见，利息要付给这些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人——有产阶级、资产阶级。 如何付法？ 到目前为止，有产阶级的代表们和国内的地主们还不敢公然提高税收。 因为纳税的首先是消费者。 糖税、酒税、烟价、肉价、铁路运输价、火柴税，一切的一切，凡是群众和劳动者消费的东西，都提高了。他们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用工人和农村贫民的收入来支付国防公债的利息。 当然，人们也在谈论什么财产税、军事利润税等等，但是他们对待大地主、银行家、神甫、公爵们的财产时，就象对待复活节时的彩绘蛋一样，十分谨慎小心。如果需要从中切下一点什么的话，那也一定会用最好的刀片。但是对待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可不是这样。在这里，他们用的是剥青蛙皮的尖刀——剥税刀，只要轻轻一刮，就能深深地切到骨头。 总之，付出这笔巨额金钱的将是劳动者。他们想从战争留下来的鲜血中再挤一点血出来。因为有产阶级收入很多，即使每天大吃大喝，交消费税，也只能耗费掉他收入中的极小一部分。而以劳动为生的劳动者不仅要花掉他的全部收入，而且常常饿得眼睛直冒金星。 到底应该由谁来付战争的代价？ 有一条是肯定的，有产阶级、地主、银行家都好意地希望把战争的一切费用加在穷人、劳动者的头上。 这才是合理的！他们知道该做什么。 他们想得很简单：既然这个工人和这个农民能象牛那样顺从地走进屠宰场（那是关系到他生命的时刻），那当然也会顺从地让别人骑在他的背上，因为现在只是割他的皮和一点点肉而已。他们在前线流血的时候，后方每买一分钱的食品，需要花一分半钱付国防公债的利息。 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既然人民是那样愚蠢，能够用武器压迫自己，既然人民是那样笨拙，居然容忍别人从它的鲜血中榨取金钱，那么为了支付战争的费用，连它的呼吸也要抽税，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只有一个办法能起作用。这就是唤起大多数劳动者的觉悟，使他们明白过来，正是他们的武器在维护着迫使他们为战争流血、支付战争费用的政权。 谁手中有武器，谁就能有政权。 这是各个交战国的戴王冠和不戴王冠的强盗头们教会我们的。 我们应该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一条！…… 我们首先必须学会，用武器不仅可以支撑别人的强盗政权，而且也可以在别人的压迫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谁掌握了政权，谁就能决定由谁来支付战争的费用。 只要工人阶级和农村贫民还在用武器支持有产阶级的政权，那他们就肯定除了鲜血之外还得用金钱来为战争付税。 通过夺取政权的办法，工人阶级可以使那些从国防公债中得来的不义之财物归原主。不然的话，连你们的曾孙也得在战争的重担下呻吟。 要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不至于为别人的强盗战争终身受罪，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我们手中的武器把政权夺过来。 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战争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才能宣布：让克奇克梅特城老教堂的大钟去为有产阶级强盗战争的国防公债付利息吧！ 《该谁来偿还战争债？》，俄国共产党（布）匈牙利小组，《共产主义丛书》，莫斯科，1918年，第4期，第8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149-154页.
列宁的《战斗道路》一书的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战斗道路》一书的前言 列宁的生平 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 任何人也不要回到过去的革命历史中去寻找类似这个名字的人，因为这将是徒劳无益的事。 象焰火一样闪闪发亮，但很快就烟消云散的资产阶级革命，从历史上寻找自己的祖先。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革命的英雄从历史中选择了对比、“语言、热情和幻想”。[1]俄国民族大革命的英雄克伦斯基就特别喜欢法国革命服装库内留下来的戏装。 作为国际革命先驱者而在我们眼前艰苦奋斗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祖先的。作为唯一的遗产传下一些教训的就是法国无产阶级1871年的革命——公社。但是公社革命过早地天折在自己战士的血泊中，没有培养出能够同列宁相提并论的领袖。 为了使读者更理解和更了解他的形象，我们想在革命历史中寻找走过最光辉革命历程的英雄们，但都是白费劲。他没有象电光一样来到人间，而是同无产阶级一起从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和压迫制度的土壤中奋斗了出来。 如果印度关于游魂的传说是可信的话，那我们也许可以说，工人阶级最伟大的导师卡尔·马克思的灵魂已转到他的身上，正在以新的驱壳继续生活，实现着马克思的教导和为之奋斗的事业。 但是印度传说并不比圣经真实多少。无产阶级革命的根子虽然扎在过去之中，但它的任务却是未来的。这个未来的英雄，这个无产阶级正在为之奠定基础的未来的英雄就是列宁。打碎锁链获得解放的双手还在动摇不定地活动，但毕竟是自由的双手，因为人类正在实现恩格斯所预言的“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 列宁是那些开始“自己写自己历史的人”以及“通过自己的影响坚定地和不断地开始加强自己影响的人”的第一个领袖。 在个人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正在变化的今天，向面临革命的匈牙利工人阶级简短介绍他的生平，是有加倍的理由的。 列宁的生平 他的真名叫乌里杨诺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伊莱斯的儿子）。1870年4月22日生于辛比尔斯克城。父亲是省国民教育视察员。他的兄弟亚历山大于1887年，即列宁上中学的最后一年，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处以绞刑，因为他的兄弟参与了刺杀沙皇的活动。后来他成了喀山大学法律系学生。但是一个月后，由于进行革命活动而被开除。学完大学课程后，他去彼得堡与一些同学共同建立了正在诞生中的俄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著名组织：劳动解放斗争联盟[3]。他成了职业革命家，从来没有假日。他日以继夜地为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操劳。 由于进行革命宣传，他被关进了监狱，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在这里，他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写成了与马克思名字及其思想密切相连的一部巨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放逐归来后逃到国外。他同劳动解放小组[4]的几个成员一起，于1900年创办了《火星报》。这些成员当中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了工人运动的叛徒（马尔托夫、彼特里索夫）。从创办《火星报》以后，他成了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后来又成为工人运动中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使命和马克思学说的一派的领袖。他进行了毫不妥胁的无情斗争，为俄国无产阶级进行解放世界的活动——社会革命作好了准备。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原文如此。应为社会民主工党——译注）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在1905年革命期间，他短时间回到俄国。在彼得堡只合法地、公开地生活了一天，以后就不得不躲避警察的监视。他先在彼得堡，后来又在芬兰渡过了俄国革命者们的地下生活。为了躲开沙皇特务的监视，他在反革命势力得胜之后又逃到国外。 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他写了一部比一部更加光辉的书籍和一张比一张更加光辉的传单。他的政论文章，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和农业问题的文章，都是批判工人运动妥协派的富有战斗性和进攻性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署名有屠林、伊林、弗里伊等等。以后列宁这个化名成为最常用的笔名。 他在各国流亡时所渡过的困苦生活和所进行的艰巨工作，即使在俄国革命者们的颠沛流离生活中也是罕见的。他从不同任何人妥协，即使那个人成百遍地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原文如此。应为社会民主工党——译注），他也决不妥协。谁越是在出卖革命的同时谎称自己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他对谁的批判也就越是无情。 为了靠近俄国——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小组正在同沙皇检查制度和混进党内的破坏分子进行斗争——，列宁于1912年迁居克拉科夫城，出版了《真理报》。这张报纸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战争爆发时，列宁正在加利西亚活动，被奥地利警察局当作俄国间谍逮捕。从奥地利军国主义者的监狱中出来后，去瑞士先后编辑《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杂志。在这里，只有几个人保持着国际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火焰，而各国“爱国的社会主义者”、主张中止阶级斗争的叛徒却象消防队一样，力图永远扑灭它。在这里，他提出了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将胜利实现的原则和思想，把孟什维克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5]利用革命的假面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的英雄们，逐个扫下政治舞台。 二月革命后，列宁乘坐铅封的火车[6]从瑞士经过德国回到俄国。被吓得要死的资产阶级渴力阻挠他踏上俄国的土地，因为他们知道，这位百折不挠的战士的出现将意味着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和推翻他们的统治。 但是彼得堡的工人们却把他当作自己争取解放的领袖。因此，资产阶级和假社会党也就更加痛恨他。那些不分党派的、从臭阴沟里兴高彩烈地向他射出诽谤之箭的报纸，丝毫也不能够损害他。他在《真理报》上、传单中和演讲时，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了坚决无情的宣传鼓动，稳稳地高举着火炬，照亮了革命的道路。 七月起义后[7]，当局发出了逮捕他和布尔什维克其他领导人的命令。他又转入地下，继续领导革命运动。克伦斯基之流大致上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但是不敢逮捕他。工人们保护他，不让资产阶级的帮凶们抓住他。科尔尼洛夫将军叛乱之后，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列宁的口号得以实现：一切政权归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无产阶级依靠农村贫民实行专政。 以后，列宁成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人民政治委员[8]会议主席。 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 在列宁的写作活动中，每一篇报纸文章基本上都是一个历史事件。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明确易懂的思想，那些“学者”教授们和“社会主义学者们”只要有他一半的思想就可以写出好多部书来。 他的主要作品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唯物主义和经脸主义》（关于一种反动思想流派的笔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时期》；《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材料》；《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学说）。[9] 在大量的新传单中还有：《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国际无产阶级现在还可以读到匈牙利文的《论策略》[10]和他在全国第三次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论策略》是列宁最有意思，也是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他于战争时期在瑞士写的文章不久前出了一本专集，题为《反对潮流》。 他的著作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清晰明确，通俗易懂，言之有物，思想敏锐，独具风格。 他写的书籍和大量传单、文章都反映了当今世界上称之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 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还未取得胜利之前，西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并不大了解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这些国家的特点都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从伯恩斯坦到考茨基，尽皆如此——，对布尔什维克实行严格的封锁。 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字原来没有什么意义，至少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开始时，它只是在一个青年工人运动的组织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它包含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这正是在适应和妥协之河上飘流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从船甲板上扔出去的东西。 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内容一般来说就是工人运动所采取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里，在今天这样的历史发展阶段里，它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基础之上的、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科学政策。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 正因为这一点，布尔什维克没有掉进泥淖之中，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却是那样心甘情愿地在里面戏耍。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忘记了阶级斗争，恬不知耻地公开为帝国主义政府效劳。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挣扎着想摆脱这种处境，但是除了自己的头发之外没有任何稻草可捞，所以他们的每次挣扎只能使他们在这种泥淖中陷得更深。正因为这样，布尔什维主义终于形成了，列宁既没有遭到谢德曼们的命运，也没有得到考茨基们的结局，而是坚定地站在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土壤上。 决不放弃革命，这样就能给我们提供可靠的手段。我们用这种手段可以准确地规定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打倒剥削者和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的时间。 在寻找和运用导致社会主义的过渡手段方面，列宁的思想最为光辉。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苏维埃共和国，这是工人的国家。这是被称为国家的政权工具走向消亡的准备者，人类将通过消灭阶级矛盾的途径达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只是在几个地方分散地提到这些问题，而列宁从这些思想中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的、反对压迫和剥削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对资产阶级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比他更可恨的人了。凡是直接或间接地靠剥削工人阶级为生的人，那些不管语言、国家和肤色如何，有理由害怕无产阶级革命的各国压迫者，都是他的敌人。因为列宁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所有国家无产阶级和国际社会革命的第一位英雄和领袖。 库恩·贝拉 1918年，6月底于莫斯科 列宁：《战斗道路》，俄国共产党（布）匈牙利小组。《共产主义丛书》， 莫斯科，1918年，第3期，第4章，第28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142—148页。 [1]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2页。 [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8页。 [3]确切的名称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普列汉诺夫小组的名称是劳动解放小组。 [4]见上。 [5]指社会革命党，该党成员自称是社会主义革命者。这里可能是印刷错误或翻译上的错误。 [6]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列宁和在瑞士的俄国革命者经过德国时不许离开为他们指定的火车厢。后来人们都以为是把火车厢门加封。 [7]1917年7月3—5日，工人和士兵在彼得格勒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武装起义时机尚未成熟，但仍站在群众前列，以保证示威的和平性质。临时政府的部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血腥镇压了开始是和平的示威。 [8]应为人民委员。 [9]准确的名字应该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国家与革命》。 [10]应为《论策略书》。
共产党人和民族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共产党人和民族问题 第一封信 第二封信 第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你来信中说，你是“巴尔什州的一个农民”。现在我们可以告诉你，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 你听到过的匈牙利话可能大部分都是骂人的话，例如什么“稀粥不是饭，斯洛伐克人是坏蛋”等等。你来信中指责我们对匈牙利境内讲斯洛伐克语、罗马尼亚语、德语或者其它语言的无产者的事情考虑得不够。现在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请你不要称我们是老爷。你在信中用斯洛伐克文写的那部分就是这样称呼我们的。你不要把我们同匈牙利的老爷们混为一谈。尽管他们同我们讲一样的语言，但是我们同他们的关系远不如我们同你这个讲斯洛伐克语的人的关系深。我们同匈牙利境内的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德意志、乌克兰族的无产者一样，与匈牙利老爷们、有产阶级中讲匈牙利语的成员没有什么关系。同你们一样，我们也仇恨压迫者和剥削者，我们对他们也怀着无情的、不可调和的阶级仇恨。 尽管我们报纸的篇幅有限，但我们还是对匈牙利压迫者和各民族被压迫的情况不止一次地发表过意见。 在1918年6月5日第17期的《社会革命》中，我们那篇题为《危险的毒物》的文章，就从民族角度谈到了被压迫的无产者问题： “他们在国家当局面前不能讲自己的语言。他们不仅由于国家的一切机构都为雇主利益服务而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因为他们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意见，听不懂别入给他们下的命令而吃亏。因为压迫组织和国家的语言是外族的语言。 他们受到的是双重压迫：经济压迫和民族压迫。对他们来说，国家这个压迫机构显得加倍地陌生，一方面因为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另一方面因为是一个外族的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在首先支配着他们。”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谁说没有民族压迫，谁就是在骗人」谁保护这种压迫，谁就是卑鄙的民族主义者。” 是的，确实存在着民族压迫，匈牙利的有产阶级确实在压迫讲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德语的人。正是我们这些讲匈牙利语的共产党人和国际主义者第一个认识到，为消灭这种压迫进行斗争是我们的头等义务。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为消灭压迫奋斗。 我们宣扬各国无产者的伟大导师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话：“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1] 这才是，也只有这才是共产党人立场的基础，不管他们讲的是哪种语言。共产党人主张国际革命，并且为国际革命而斗争、奋斗，也只有共产党人才真正反对一切压迫，其中包括民族压迫。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匈牙利各族无产者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再强调一下，国际社会革命是我们在所有问题上的出发点。我们的纲领不是解放讲某一种语言的无产者的纲领，甚至也不是解放某一个国家的无产者的纲领。我们的纲领是国际革命的纲领。 匈牙利的无产者讲七种不同的语言。他们是讲匈牙利语、德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伐克语、罗马尼亚语和乌克兰语的被剥削者。统治阶级是匈牙利的资产阶级。这并不是说德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族、斯洛伐克族、罗马尼亚族和乌克兰族没有资产阶级。这也不是说这一部分有产阶级不剥削本族的无产者。所谓匈牙利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意思就是说他们手中掌握着最主要的压迫手段——国家政权。他们的语言是国家当局的唯一官方语言，是学校中的教学语言。其结果是不讲匈牙利语的无产者还得受另一种压迫，即民族压迫。讲匈牙利语的无产者在匈牙利统治阶级的这种压迫政策中既没有得到好处，也没有参与。 他们没有参与，因为他们同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及其它民族一样，没有参加压迫者的国家政权;他们没有得到好处，因为任何压迫形式对他们都不利。 匈牙利工人阶级不仅不能从压迫其它民族中得到好处，而是相反，任何民族压迫都会妨碍和影响它自身的解放。因为被压迫民族的无产者对所有讲压迫者国家政权语言的人都是不信任的。不觉悟的工人把一切压迫都看作是外族压迫而不是资本主义压迫。外族压迫在这些工人当中所引起的民族感情，使斯洛伐克族、罗马尼亚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族的工人觉得，自己的兄弟是与他们讲同一种语言的资产阶级，而不是讲压迫者国家政权语言的、但同他们利益完全一致的匈牙利工人。 这对国际革命是严重而巨大的威胁。匈牙利进行社会革命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全体无产者，不管他们的民族差别如何，都相互信任，共同努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压迫桎梏；同时还必须使工人阶级内部没有任何一部分把资产阶级的任何阶层看成是与自己有共同利益的人。 匈牙利工人可以毫无疑问地确认这一点。他们看到，匈牙利的老爷们尽管也是匈牙利人，但是在压迫他们，使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还看到，匈牙利的老爷们剥夺了劳动阶级掌握匈牙利语言的权利，现行的学校制度使得劳动者所掌握的词汇不能超过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关于这一点，我们写过多次，也讲过多次。 因此，匈牙利工人为了自身和国际革命的利益，必须指出，匈牙利人和匈牙利人并不都一样。不能把讲匈牙利语的地主、工厂主、银行家、村长或者警察局长与匈牙利工人、农民等量齐观。匈牙利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与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 共产党人一贯认为，只有通过国际社会革命的道路才能消灭一切压迫。为了准备这场革命，共产党人早就想恢复讲各种不同语言的无产者、农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以保证他们在革命中采取统一的行动，去反对讲任何语言的资产阶级。 因此，共产党人的口号不是民族自决权，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族自决权是空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即使有民族自决权，那也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得到民族自决权。在民族问题上，共产党人认为必须给各族的劳动人民以自决的权利，以至完全分立的权利。分实权也包括在自决权之内。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将在下一封信中答复“巴尔什州的斯洛伐克农民”兄弟。 第二封信 工人运动反对压迫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是：“没有割地赔款的和平，保证各民族的自决权。” “民族自决权”是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老立场。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这个要求是无法实现的。只要存在着资本，它为了增加资本输出的可能性，必然婆征服一些外国领土和人民，并且加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自决权的口号是不现实的。 但是，俄国革命为民族自决权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非常清楚地表明，不管是压迫民族的无产者还是被压迫民族的无产者，与讲同一种语言的资产阶级都没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对无产阶级来说，“民族自决权”的内容只是……[2]消灭对资产阶级的压迫。消灭了外族压迫，结果让资产阶级把涂上民族色彩的桎梏套在无产阶级的脖子上。 乌克兰、芬兰的例子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无产阶级把这些国家从大俄罗斯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当乌克兰、芬兰的无产阶级也想实行大俄罗斯兄弟的制度——工农苏维埃政权时，这两个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鉴于自己没有力量镇压芬兰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干脆就把刚从另一个外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奉送给德国征服者。 民族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资产阶级掌握权力和政权的时候，工人阶级总是受压迫的，它的意志不能得到体现。“民族自决权”只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正因如此，所以共产党人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和无地的农村贫民掌握了自决权之后，民族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这就是说：当社会革命在匈牙利取得胜利，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消灭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压迫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讲匈牙利语的无产阶级将会告诉你们，“巴尔什州的斯洛伐克农民“兄弟们，斯洛伐克的工人和农民们，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乌克兰、德意志以及讲任何语言的城乡劳动者们： “你们看，兄弟们，我们共同打败了压迫我们的资产阶级。我们消灭了一切压迫，当然也包括民族压迫。不管资产阶级讲的是什么语言，我们必须剥夺他们的土地、工厂和一切叫做资本的东西。我们要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一起组织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如果你们不愿意，可以离开我们。我们提请你们注意，我们反对反革命的利益是共同的。来吧，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最终打败资产阶级吧！如果你们同我们一起参加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将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语言问题。我们不知道也不想要除了压迫资产阶级之外的任何其它压迫。我们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消灭阶级差别。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我们将消灭一切压迫的可能性。不言而喻，如果你们想离开我们，我们决不会勉强你们留下，因为我们连听都不愿意听到民族压迫。不管我们继续在一起还是分开，只要你们也要求解放无产者，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就仍然是兄弟。” 承认工人阶级的直至完全分立的自决权，就是这个意思。 无产者必须懂得，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权，工人阶级和无地的农村贫民即使有点权利，也绝对不可能参与掌权。任何一个要求摆脱压迫或者已经摆脱了压迫的民族，不管它在什么样的立宪议会上决定参加哪一国或者哪一国也不参加，有一点是可以绝对肯定的，这就是只有资产阶级才有决定的自由。这只能是有产阶级的自由。 只有当工人阶级掌握了现在在压迫它的政权之后，工人阶级才会有自由。 因此，只要有产阶级还掌权，民族即使包括有产阶级和没有财产的阶级，它也只能体现有产阶级的意志。 因此，共产党人——特别是从乌克兰和芬兰的经验来看——再也不要求民族自决权。这看来同共产党人要求实现工人阶级的绝对统治，从而消灭阶级差别是有矛盾的。共产党人要求的不是民族自决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决权），而是应该取得政权，取得消灭一切压迫、包括民族压迫的劳动者自决权。 要由劳动者，由城乡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来决定问题。如果是由资产阶级来作决定的话，那么不管工人阶级想要什么，只要资产阶级不高兴，它就会用权力来压制工人阶级还未表达出来的愿望。 兄弟，我们认为，这样就在各个方面都回答了你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只想再补充一句： 共产党想在全世界消灭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专政，为创建社会主义作准备。因此，共产党人的目的不是分」开无产者，而是联合无产者。我们不是想建立独立的匈牙利，而是想使匈牙利参加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联盟。当社会革命在胜利而艰难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各国人民都将陆续参加这个联盟。 总之，我们的立场是：通过社会革命的道路清除一切压迫，其中也包括清除民族压迫；保证所有参加无产阶级无限统治和专政的人都有自决权，有脱离讲其他语言的民族的自决权;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分开而是联合，是实现全世界无产者的联盟。 库恩·贝拉 《社会革命》，1918年6月29日，7月3日。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88页。 [2]原文不清。
革命临产前的阵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临产前的阵痛 从奥匈帝国国内战场来的消息，日益给人越来越多的希望。在意大利战场上遭受的失败，并不是意大利军事力量强大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次失败是由于国内战场日趋尖锐的敌对行动造成的。那些多少年来盲目地、毫无意义地为帝国主义目标战斗的部队，现在是完全有意识地缴械投降。 现在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终于出现了力图使本国帝国主义失败的力量。这是高度的革命觉悟。 在意大利战场上遭到失败的消息传来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关于国内战场、匈牙利血腥恐怖的消息。 维克莱总理说：“当正需要加倍努力工作的时候，工厂都停工了。” 这是个明显的迹象，工人们停止在军事工业部门的工作，自发地争取战争失败，粉碎本国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国家组织，从而为革命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当无产阶级最起码的权利也被拒绝之后，革命的浪潮更加高涨起来。革命运动燃烧起来的直接政治原因，是蒂萨提出的关中选举权的法律草案，它使过去曾经庄严许下的一切诺言全部化为乌有。 匈牙利的官方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只是努力争取改革选举制度。官方社会民主党人力图把工人运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从而妨碍了革命的发展。 但是客观的条件冲破了这些人为的框框.工人们开始采用半合法的斗争手段。最新的事件[1]表明，政府不得不采取“铁腕手段”来镇压工人的骚动。 布达佩斯的形势最危险。政府调来了只在农村中负责维持秩序的宪兵。现在，政府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宪兵身上，因为士兵已经不能指望了，他们已经成了革命运动的最优秀旗手。 然而一根棍子总是有两个头。宪兵的恐怖行为只是更加激化了现有的矛盾。在布达佩斯最近发生的一次示威活动中，有四个工人被杀，许多人被打伤。这就迫使工人们更快地离开争取选举权的和平斗争道路。 群众武装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 在匈牙利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佩奇市，第四十八预备步兵团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团长和几个军官[2]。 在外多瑙河地区，在匈牙利西部地区，士兵们从兵营里偷偷地运走武器和弹药。 从国外回来进行革命宣传的国际主义战俘，遭到了最残酷的迫害。 政府也许愿稍为改善一下工人的经济状况，但是在政治方面，它无力作那怕是最微小的让步。 政府党的组成根本排除了修改蒂萨—维克莱提出的关于选举权改革方案的任何可能性。 在这个党中，不仅有半封建主义的贵族，而且还有富农和现在被迫组成各种各样卡特尔集团的工厂主。 关于对大工业企业实行强迫联合的法律草案、间接粮食税和磨面垄断权，成了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联合的手段，使无产阶级处于靠改革选举法根本无济于事的地位。 由于这个原因，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也同无产阶级一样，面临绝望的境地。 与此同时，国家被彻底地出卖给德国军国主义者。塞尔尼伯爵的诺言和和平主义的宣传只能暂时蒙蔽群众。工人运动的官方代表们也只能做这一点工作。 最近的群众集会和罢工斗争表明，群众想自己来解决和平问题。 匈牙利的局势大致上就是这样。 新的内务部长[3]宣称，他将毫不留情地镇压士兵骚动，企图以此来安慰被吓坏了的资产阶级。 但是他已经没有可靠的部队。 不久前，在捷克的一座小城市里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调来布拉格镇压捷克革命运动的、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可靠的第六十八步兵团，突然站到罢工工人的一边。 同德国结成的新联盟[4]反而加强了帝国奥地利地区的革命运动。在意大利战场上发动反攻失败，也带来了革命的果实。 [1]1918年6月20日，军事司令官在匈牙利铁路公司机器制造厂的大院内下令向举行抗议示威的工人开枪射击。死四人，伤多人。工人为表示抗议发动了总罢工，外地工人也纷起响应。除1月政治总罢工外，这次总罢工是1918年秋季前最大的一次革命运动。工人要求和平和政府辞职。尽管当局宣布了戒严措施，并大量逮捕工人和征集工人入伍，罢工还是坚持了8天，有些地方的罢工持续时间更长。 [2]佩奇市军事暴动发生于1918年5月20日。由俄国战俘营回国的士兵在这次起义中起了发起者的作用。暴动被镇压后，当局对暴动士兵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这时在佩奇市驻扎的不是第48步兵团，而是第6步兵团及其预备营。 [3]托特·亚诺什内务部长。 [4]1918年5月，德国和奥匈帝国签订协议。
“革命的”沙文主义之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的”沙文主义之果 一 “事物和现象同时既可以是自己，又可以是别的什么。”这个辩证法的规律在捷克的运动中也得到了证实。在奥地利被看作是革命的事，如推翻当地的现有制度，在无产阶级的俄罗斯，则完全被看作是反革命行动。 当然，这里讲的不是英、法、美帝国主义的中等间谍马萨里克，而是正处于民族革命阶段的捷克无产阶级。根据《共产党宣言》，在这个阶段里，“无产阶级还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1]捷克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由于帝国主义战争而来到俄国，他们作为反革命的群众起来反对国际革命，拿起武器同苏维埃作斗争.[2] 任何革命者也不能为捷克国民军的这一可耻行动进行辩解，但是必须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为了一切革命者视为希望之基地的利益，必须或这种现象世行分析。的确，捷克有一些民族主义分子也参加了革命运动。尽管象涅梅茨和索古伯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叛卖了革命，但捷克的运动仍然是国际革命的积极而重要的因素。 可是百分之七十由工人组成的捷克军队的反革命行动，对俄国革命是个重大威胁。它不仅威胁到俄国和捷克的社会革命事业，而且也威胁到整个奥匈帝国的社会革命事业。危及从奔萨到特拉迪沃斯托克铁路线的反革命，既有捷克式的，也有摩尔达维亚式的。其中有捷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有涅梅茨、索古伯以及其他不比谢德曼和诺斯克好多少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涂着社会主义色彩的沙文主义。 二 必须指出，在马萨里克和特萨民族委员会创建的捷克军队中[3]，除了中间派以外，还有捷克工人运动的所有其它派别。 捷克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和他们完全背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使他们对奥地利国家政权采取了与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绝大多数人相矛盾的态度。 伦纳他们成了奥地利国家思想的最大保护人，涅梅茨和索古伯他们则成了对手。但是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不论是在奥地利还是在捷克，机会主义都带来了脱离国际阶级斗争的后果。社会沙文主义者同“本国”资产阶级的同盟导致了这样的现象：过去本来是奥地利特有的东西，现在在战争年代成了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普遍特点，这也就是鲍尔·奥托所说的“泛民族主义。” 捷克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马萨里克教授的领导下，在帝国时代即对无产阶级分子采取了极端恐怖的手段和蛊惑宣传的办法，并借此组织了捷克国民军。他们早就不理解捷克无产阶级可能采取的任何独立行动。由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集团的机会主义而复活的民族主义，把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最后残余也给吞掉了。于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的和类似1848年革命后出现的冒险主义（马克思曾无情地讥讽和批判了这种冒险主义）。这些被资产阶级收买过去的人学习克伦斯基的样子，把捷克无产者作为牺牲品扔给帝国。只是由于军队中绝大部分无产者的反抗，才使他们一直到不久前还没有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起来反对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三 捷克无产阶级中一些比较正派的人之所以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妥协，向帝国主义间谍投降，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认识捷克资产阶级的力量。但这些无产者身上的阶级感情还是相当强烈的，以致于受帝国主义资助的各式各样的冒险主义分子都只能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活动。这些人从“革命的民主工人组织”一直到极左的口号，几乎利用了所有的社会主义招牌，使捷克工人为民族主义者效劳。这些被资产阶级收买的家伙在反革命中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但是也正由于他们这种肮脏的行动，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 捷克无产阶级群众由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而玷污了自己的这种可耻行动，将是最后一次行动。对这一反革命叛乱的镇压将来自内部，来自军队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 这些无产者再也不会让资产阶级或者自己的“社会主义”领袖们牵着鼻子走。这一反革命活动肯定会产生一些以后在捷克革命和全奥帝国革命中保证无产阶级独立行动的战斗队伍。 这一行动是无法避免的。至于捷克，我们不仅会肯定地看到革命力量的成长，而且会肯定地看到革命本身的进程[4]。 警察的镇压措施早就失去了它们控制人的力量。群众起义后，奥地利当局将难以找到能够镇压革命运动的可靠军队。就是紧急军事法庭也无济于事。国家政权削弱的过程将无法阻挡，这种情况只能加强奥匈帝国其它地区的革命运动。 不过捷克革命群众的口号很含糊，有很多要求都没有包括在内。 在这个问题上，捷克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党员是有错误的。他们同俄国孟什维克一样，无法理解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话，在今天的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5] 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叛徒和在俄国与他们同流合污的捷克军队成员，把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看作是“屠杀斯拉夫兄弟的斗争”因而想保持中立。他们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向前走，最后成了公开的反革命。大约在一个月以前，各式各样的涅梅茨和索古伯把他们的党与民族社会党合并[6]，而后者总是坚持极端沙文主义的口号。他们在作出这项可耻的决议时，仍然强调“他们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捷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矛盾。”但是整个谈判过程说明，在这些叛变的领袖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想过，捷克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应该独立地采取行动。 捷克资产阶级知道得很清楚，应该如何使无产阶级脱离自己的目标，如何对他们进行剥削。马萨里克及其集团同把自己装扮成半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头社会主义者是很接近的。正因如此，利用捷克社会民主党不采取独立行动的形势来煽动民族仇恨和镇压捷克革命的危险是严重存在着的。 如果说今天只有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才能保证革命成功这一论断是对的话（这个论断肯定是对的），那么对奥地利来说，这个论断应该是双倍的正确。只有这种独立的行动，才能保证奥匈帝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也只有这种独立行动，才能打垮用煽动和沙文主义宣传策略来维护自己阶级统治的德国和匈牙利资产阶级。 捷克斯洛伐克的无产阶级本应同德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一起，在奥匈帝国中起革命先锋队的作用，但是捷克的谢德曼们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捷克正好起了相反的作用。 捷克无产价级中的有觉悟分子和参加奥匈工人运动的其他小组，应该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以停止这些人在俄国的可耻行动。 《共产党宣言》和俄国共产党基于这一宣言的实践，都明确地指出了道路。 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奥地利半公开和半地下的共产党小组和派别，应该具备以下的特点：“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7] 在捷克军队中为社会革命党——自由党——十月党的反革命事业服务的无产者，是捷克“社会民主党”和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反对捷克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的、在俄国的捷克流亡者的牺牲品。 捷克无产阶级的这些叛徒是不值得怜悯的。他们在这里，在那里都同资产阶级妥协，过去是在中立的掩盖之下，今天则是公开地在无产阶级进行崇高斗争的时候支持反革命。对俄国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人也不应该有任何怜悯。 不论是为了捷克革命还是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都必须尽快地镇压俄国的反革命。 《真理报》，1918年6月1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129-133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4页。 [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近三十万捷克和斯洛伐克士兵向俄国军队投降。后来在协约国和捷克民族委员会组织下，他们在俄国军队编制内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其人数于1918年夏超过六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允许该军团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离开俄国。但是协约国力图把集结在奔萨地区的军团组织成一支反革命的突击部队。他们早于1918年4月初即制订了反革命的进攻计划。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马萨里克和贝尼斯以及秘密的白卫军和反革命分子都积极参与了这一反苏维埃的阴谋活动。这次叛乱爆发于1918年5月25日。 [3]在巴黎的捷克民族委员会从1916年开始组织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俄国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见注[99] [4]1918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导致成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竭力反对工人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在这方面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帮助。 [5]见注[7] [6]指社会民主党右派分子想使党同捷克民族社会党合并。 [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9页。
土地是谁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土地是谁的？ 读过《革命》[1]这篇小文章的人会自言自语地问道，这算是个什么问题？ 土地是谁的？…… 土地当然是老爷们和神甫们的！也有少数种田人得到一点点土地。但是大部分土地都是大地主、大房东.大主教和寺院主持的。 这个问题是没有必要问的。也许这只是因为在远离家乡的俄国，所以报纸上不写国内发生了什么情况却讲的都是这些事情？那些一辈子当长工或者用好多钱才搞到一小块土地的人，比这些玩笔弄墨的人更清楚，土地不是他们的，而是老爷们的。 这种自言自语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完全有道理。 谁的靴子小，谁的脚就痛，这是对的。在别人土地上劳动的人更懂得，这块土地不是他的。但是很多很多在老爷们和神甫们的土地上干活的人肯定不知道，有多少人同他们一样，命运相同，愿望相同，努力方向相同——希望得到土地。 他们不知道，关于土地是谁的这个问题，不仅可以回答说是老爷们和神甫们的，而且也可以有另一种回答。我们也可以回答说，土地是劳动人民的。土地是用汗水浇灌土地，为别人种田的人的。土地是手执镰刀，为别人割麦子的人的。 土地不是那些也许从来没有见过自己土地的伯爵或银行家的。土地也不是那些靠穷人的脂肪养肥肚子的神甫的。 土地是劳动人民的！ 劳动人民的土地被别人掠夺了，现在全靠他们自己设法来夺回自己的土地。读这篇小文章的人没有想到这样的回答吧？ 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回答！ 如果我说，土地是老爷们和神甫们的，那只是回答了“谁掠夺了土地”这个问题。 如果人们问我，土地是谁的？那我一百次、一千次都必须回答说，土地是劳动人民的！ 如何取得土地？ 没有土地的亚诺什肯定会说，这是空话，因为土地是不会白给的。不仅不会白给，就是花钱买，也还得花大价钱。 在战争期间，当人们开始厌恶战壕生活，不愿意再流血的时候，普罗哈斯卡主教他们和一、一个伯爵曾在这些人的嘴巴前摇晃着甜饼说：必须把大地产划小，用土地来奖励那些为保卫祖国作出先进榜样的农民。 多谢，我们不需要这种土地。这种奖励等于是永生背上债务。我们已经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国家和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银行曾经分过土地。在伯爵府的院子里，鼓还没有敲起来之前，国家就已经买下了土地，或者让银行高价收买这些土地，接着又把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农民。一旦来个坏收成，税收又不断增加（因为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最后不仅土地，就连奶牛和枕头也会被拿走。我们已经不想再分这种土地了！ 这是真正的直言，讲得非常明确。出卖小块土地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农村的穷人得到土地，而是为了让地主和神甫在别人没有夺去他们的土地之前摆脱这些土地。 普罗哈斯卡主教和主张出卖小块土地的伯爵们建议把土地卖给无地的农村人民，这说明他们的嗅觉是很灵的。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迟早会夺走他们的土地，所以还不如高价[2]卖掉它们好。 通过买小块土地的办法是得不到土地的。想通过这种方式从土地掠夺者手中取得土地，那可能一直要等到世界裁判日的到来。 他们的祖先和前辈曾在火灼的王座上活活烧死了匈牙利农民的领袖多热·久尔吉，并且命令同他一起起义的农民吃掉他的肉。他们自己更愿坚持要求的并不是土地，而是不劳而获的土地收入，他们决不会白白地放弃土地。当谈到把土地卖给农民的时候，卡罗伊伯爵和普罗哈斯卡主教是很喜欢农民的，而当谈到把土地交还给农民的时候（这些土地是他们从农民祖先那里抢来的），他们的态度马上就变了。 因此，土地决不会回到唯一应该有权得到土地的劳动人民手中。 可是，土地终究是劳动人民的，而且只能是他们的，而不是任何别人的…… 于是没有土地的亚诺什又说话了：“行了，别再说空话了，我从早到晚，起早贪黑，天天干活。我也是劳动人民。我的父亲既不是伯爵，也不是主教，他也为地主干了一辈子活。可是我们连一点立锥的小块土地也没有。” “行了，别再说空话了，亚诺什。”我们对他说：“唯一应该有权得到土地的劳动人民之所以没有土地，那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只是空谈这样那样，希望别人恩赐给他们土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相信了老爷（神甫和律师）的管家所说的骗人话。” 他们以为别人也会象他们自己一样来帮助无地的人民。别人会帮助他们讨饭，这是真的。伯爵、银行家、神甫、律师、村长和秘书都会这样帮助他们。其实，无地的农村穷人只能自己帮助自己，他们只能在城市的工人阶级中找到帮助自己的人。 既然只能依靠自己来帮助自己，那他们就不可能等到埃斯泰尔哈齐公爵、瓦劳德主教或者庄园的畜牧总管来告诉他们，尊敬的农民，这里有土地，请您收下吧！上帝决不会要您付一分钱！” 谁要是等待这一天，谁就是枉费心机。如果他采取行动而不是等待从掠夺者手中得到土地，如果他能从他们手中把这些土地夺过来，那么土地就会回到唯一有权得到这些土地的劳动人民手中。 通过革命的途径夺取土地！这是使土地脱离掠夺者的唯一办法和途径。只有这样，全体劳动人民才能作为土地的主入而不是作为短工、雇工、佣人走进伯爵和主教的庄园。 这可能吗？ 看你怎么说，可能，也不可能。 如果我们只是抽抽烟，看看天空，等着一切都象烤鸭一样自动飞到我们嘴里来，那么可以肯定说：不可能。 如果我们首先环视世界，就会看到： （一）贫困、战争、奴隶主和老板把城市工业工人和工资奴隶们刮得只剩下骨头的刀，迫使工人和工资奴隶面临抉择，要就是慢慢饿死，要就是革命。人们正在骚动，准备革命； （二）由于战争支出和交税负担越来越重，有几个霍尔特土地的小农也因为重税而逐渐破产； （三）只要那些由于实行侵略政策而造成战争的人还在掌权，这场战争就不会结束。 如果农村的贫民能够看到这些，并且参加不可避免的革命，到那时候，而且也只能在那时候，劳动人民才可能从土地侵占者手中夺得土地而不需付任何赎金。 革命斗争不是纸上谈兵，没有真正的斗争就不可能进行革命。 认为通过和平的办法，不付赎金就可以得到土地，那是一种愚蠢的幻想。想使别入相信这种幻想的人至少自己也是爱轻信、爱做梦的人，但这种人多半是骗人的坏蛋。他们吃的是地主和神甫厨房中的陈羹剩饭，总是想使农民吃亏。 一个国家即使是共和国，它的元首即使不戴王冠而是戴硬沿高礼帽，它也仍然是地主、工厂主和银行家的国家。这一点是可以确信无疑的。他们在议会里决不会做任何损害这些人的利益的事。这些人掌握着政权，他们向军队和宪兵发号施令，法官、村长是他们的人，他们利用这个政权使侵占者占有土地。 想得到土地，不仅是要得到土地，而且还要为得到土地而斗争，反对他们继续侵占劳动人民的土地，这就必须要得到政权，为得到政权而斗争！ 他们决不会白白让出政权……决不会的，因为地主、工厂主、银行家和神甫的小集团只有依靠政权才能镇压广大的赤贫群众，才能靠别人的劳动过寄生的生活。 必须从他们手中夺取政权，只有这样才能从他们手中夺得土地。土地只能是劳动人民的，其他人只能是侵占土地。 可是什么是政权呢？地主、工厂主和银行家的政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多少聪明才智。 军队、宪兵、警察，这些都是政权的工具。这些手段都是劳动者获得土地的障碍。 军队是由什么人组成的？ 很明显，军队并不是地主、神甫、工厂主和银行家组成的。我们当中谁也没有看到几个这样的人在战壕里或它的附近受苦。军队的士兵来自农村的贫民和城市的工人。而老爷们的即使是乳毛未干的孩子也至少是个军官，他们虽然连裤子都不会穿，但是揍起耳光来却能使蓄着小胡子的士兵眼睛直冒火星。 军队的情况同土地一样。侵占土地的人都是一辈子从来没有动过一下锄头的人，掌握军队的人也从来没有在军队里受过苦。 同土地一样，政权也是劳动人民的，只是必须把它夺过来。必须把它从侵占者手中夺过来…… 应该做些什么呢？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能找到答案，并且把它付诸实现，那唯一有权获得土地的劳动人民就会得到土地。 答案是简单的。只有那些愚昧无知的、对世界上任何事情也不懂或者不愿懂的人，才不明白这个答案是什么。 这个答案是： 农村的所有贫民团结起来，同城市的工人群众团结起来。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交给土地的侵占者以及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工厂主、银行家和神甫们，不要使他们利用政权来镇压无产贫民。不要把力量交给别人，让他们来压迫自己，而是应该利用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土地和自由。 首先必须夺取政权……因为一小撮大地主、大房东、主教、银行家正是依靠政权、军队、宪兵和警察来侵占唯一有权获得土地的劳动人民的土地的。 城市工人和农村贫民只有经过斗争去夺取，才能得到政权。我们已经看到，那一小撮人不会白白地、自愿地交出政权。我们必须利用他们为了镇压和控制我们的兄弟、侵占我们的土地而交给我们的武器来解放自己，夺回土地。 如果掌握政权、指挥军队的不是国王、伯爵、工厂主、银行家，而是组成军队的劳动者自己，那他们就不可能继续侵占土地。这时候，土地才会真正归劳动人民所有。 进行革命吧！ 你们要做土地的主人，不让别人侵占你们的土地，就不能指望别人来帮助。 只能靠你们自己，靠农村贫民和城市工人的联盟，靠走革命的道路。 然而，即使在革命中，土地也不会自动落到你们的怀抱里。必须尽一切力量夺取它。一切农村、县、州以至全国的所有无地农民或少地农民，都必须夺取各自地方的大地产。所有的土地，只要不是衣民自己耕种的土地，都应该夺过来！ 这就是我们所必须采取的行动。那时我们就可以做到不让老爷们和神甫们侵占土地，而让唯一有权获得土地的劳动人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库恩·贝拉 1918年5月于莫斯科 《土地是谁的？》，俄国共产党（布）匈牙利小组，莫斯科，1918年，《革命文章》，第1期，第8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96年，第1巷，第122-128页。 [1]本文原刊于《社会革命》。 [2]普罗哈斯卡·奥托卡尔1916年4月13日在匈牙利全国经济协会大会上建议，从战场回来的农民士兵可以通过赎买办法获得土地。
军国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军国主义 在谈到战争和革命的时候，用得最多的一个字除了帝国主义以外，就是军国主义。 战争的敌人咒骂军国主义，而德国胜利的崇拜者则歌颂军国主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凡是承受着军国主义重压的入，不管他被迫牺牲鲜血还是供奉金钱，不管他被迫在军营里还是在战场上效劳，都是军国主义的敌人。 凡是不靠军国主义过活的人，都反对军国主义。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反对军国主义，用什么手段来消灭军国主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军国主义，它是如何产生的，它存在的基础和目的是什么？ 一 军国主义是个外来的拉丁字。它是从“军事的”这个字演变而来的。 近四十年来，特别是…[1]军营的数量不断增加，一艘又一艘的新军舰被制造出来，凡是人脑发现的东西都被用来为军队、为军队的作战能力服务。比起军队的需要来，人民的实际需要，如改善卫生条件、发展教育事业等只是第三位的问题。国家使一切都为武装力量服务。军事观点、发展和加强武装力量的利益超越于一切之上，这就是军国主义。 国家把军事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并不是为了进行军事检阅，也不是为了军队本身。很简单，这样做的原因只是由于它能服务于国家的老爷们，即有产阶级的双重利益。这种双重利益在所有国家都表现得非常明确：“武装力量的任务在于对付一切外部和内部敌人，保卫国家。” 换句话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有产阶级利用军队，对外可以对付其他国家的有产阶级以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对内则可以镇压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革命。 军国主义的产生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就在几个世纪之前，任何国家都还没有常备军。那时国王、王公、地主和高级神职人员还没有同从事工业和商业的资产阶级分享政权，他们用自己庄园和土地的收入把农奴组成自己的军队，还没有常备军队[2]。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开始了雇佣军时期。由一些自愿参加的人组成经常拿着武器的雇佣军队，为保卫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 十九世纪初，一方面由于反对法国革命的欧洲战争，另一方面由于反对四十年代革命运动的斗争，为了对外和对内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军队的数量越来越多。其目的是一旦发生战争，可以尽可能快地派出尽可能多和训练尽可能好的武装部队开赴战场，进入屠宰场。 于是出现了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它首先于1817年在普鲁士实施。接着奥匈帝国于1868年也实行了义务兵役制。英国则是在这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最后开始采用这种制度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资本主义是军国主义的生身母亲，而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帝国主义则充分地发展了军国主义。 各资本家集团在世界市场上日益激烈竞争，争夺殖民地，准备执行强盗计划，战争危险不断增长，使所有的大国都在进行最大的扩军，以最大的努力增加军队，发展海军。 帝国主义日益膨胀扩大，笼罩了整个世界。人民的口袋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而现在即使没有战争，它也会被掏得精光。 二 ……数目[3] 1869年，奥匈帝国有十九万军队，1912年增加到三十九万人。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军队由十二万人增加到四十九万四千人，德国由三十八万人增加到五十五万人，俄国由八十三万人增加到一百万人，法国由四十四万入增加到六十万人，英国由十八万人增加到二十五万人。这六个最主要的强盗大国的第一线军队四十三年内增加了一百万人。 在战争前夕的1913年，德国常备军又增加了十三万六千人，奥匈帝国则增加了六万人。一些小国也进行同样的扩军。到了1913年，已经有五百一十七万人在军营里服役受苦。 海军比陆军增加得更快。，为了准备进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德国和英国建造海军军舰的费用增加得特别快。 从1880年至1914年，各国用于陆军和海军的开支至少增加了一倍。这笔费用大部分还是由工厂和土地的工人们负担。他们被迫在军营里当兵二、三年，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受尽了军国主义的一切磨难。 军事开支不是来自对富人财产的征税，而是来自群众消费品的税收，来自为人民、工人和农民利益服务的各个机构和团体。 不仅仅是战争的本身提出了反对军国主义的问题。就是在战争爆发以前，在军国主义重担下呻吟的群众也已经在寻找各种摆脱军国主义的道路。 军国主义不是独立的、孤立的现象。要反对军国主义，就必须挖掉它的根子。而它的根子则正是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 三 在战争爆发以前是否就有人反对过军国主义？如果反对过，他们又是怎么反对的？对这个问题可以作简短的回答。是的，战前有人反对过，但是这场斗争只是一场“打死它，但不要打得太厉害”的斗争。 最能说明这种斗争特点的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4]。这个字来自拉丁文的和平一字。争取和平的运动叫做和平主义。 这种运动是资产阶级运动…[5]它们来自于有产阶级。受扩张利益驱使而走向战争的有产阶级一般都是军国主义的支柱。它爱护、宠信军国主义，因为它知道，在战争中需要凶手和被屠宰的对象。资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人害怕战争的后果，同时受到扩军费用日益增长的压力，因此想找到避免战争和减少军备的道路和途径。这种善良的愿望可以适用于任何其它东西，但就是不能卡住军国主义的脖子。和平主义者的手段是通过国际上选举产生的法院来仲裁国家之间的冲突，通过协议的途径减少军备。 在资产阶级内部虽然有过这种主张“打死它，但不要打得太厉害”的人，但他们只是极少数。他们并不反对扩张政策，而这却正是日益深刻的经济原因所引起的后果之一，是军国主义最直接的滋养者之一。 除了公开的、野蛮的和赤裸裸的暴力之外，资产阶级还有很多骗人的东西，而和平主义大部分也是欺骗人民的手段。各国政府自己也力图利用这种运动.也参加和平主义运动的阵营。它们这样做的意图首先是想把扩军的责任推到竞争国的身上，从而向本国被压迫阶级证明不断增加军队费用的必要性。这种费用当然又是来自对群众消费品的征税收入。他们把扩张主义的扩军，隐蔽在假仁假义的骗人词藻中，说什么，你们看，我们是如此爱好和平，但是别的国家已经武装到牙齿，因此我们也不得不关心自己国界的防御问题。 为了交出这种血税，流汗受苦的却是无产者。 最能说明和平主义者特点的是所谓的海牙和平会议[6]，确切地说应该是和平滑稽戏。这些和平会议的创始人是叶卡捷林堡的俘虏[7]沙皇尼古拉。他在召开海牙和平会议不久后就同日本人打起仗来。 这种海牙滑稽戏、调解委员会在反对军国主义的运动中没有任何重大意义。人人预先就都知道，在进行扩军的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扩张政策面前，国际仲裁委员会只是写在书面上的一句空话。 那些在国际和平会议上讲得最动听的人，都是资本输出的最坚决的保卫者和推动者，而资本输出则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政策。 整个和平主义运动对军国主义来说起着一种圣水的作用，尽管它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军国主义对外和对内都是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政权工具.因此有产阶级不可能认真反对它，因为消灭军国主义会威胁到资本输出。资产阶级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它不会有意地去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国际协议（而秘密的外交协议却总是包含着与这些协议相反的内容）和海牙仲裁委员会，只是所谓反军国主义运动史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插曲。其实整个和平主义并不包括在内。 不管和平演讲和宴会气氛如何，武装拳头才是国际纠纷的决定者。 四 军国主义最先压榨的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为军国主义出钱、卖命，但是军国主义却压迫工人阶级。所以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研究军国主义问题。 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反对军国主义，因为它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压迫机器中的关键部分。 社会民主党反对军国主义斗争的场所，首先而且几乎全部在议会大厅里。反对军国主义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一分钱、一个兵。 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都包括有取消常备军，用人民军队和民兵来代替常备军的要求。 第三种手段已不是利用议会，而是在工人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和即将服兵役的工人中，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 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各次国际会议上经常强调反军国主义斗争的必要性。 由于社会民主党脱离了自己纲领的原有立场，吸取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有毒思想，从而很早就为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被绑上战车作好了准备。 工人阶级的原有要求——武装人民，只有在推翻了资本家的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之后才能实现。 可是，和平主义的要求，如选举产生国际法院、限制军备和实行裁军等等，逐渐渗入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中。 这些要求都是不可能期待资产阶级国家来付诸实现的。即使实现了象裁军这样的要求，那也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情况下为工人利益服务，相反，它只会加重对工人的压迫，增加工人争取解放的困难。 在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条件下，不管怎么说，武器还是在无产者和农民手中。这样就总还有可能使军队用来反对内部敌人，即工人阶级的时候，只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资产阶级很清楚，即使每天成百次地向无产者脑中灌输士兵誓言、纪律和害怕惩罚的思想，也不能使他们完全脱离自己在工厂、车间或田地上共同劳动过的伙伴们。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在镇压工人运动的时候，首先不是利用军队。 如果裁军（如果帝国主义政策能容忍这种事的话）不是各国裁减全部的武装力量，而只是把军队改变成为某种更大的宪兵和警察队伍，那就会彻底破坏军队和人民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却正是对资产阶级的经常性威胁。 因此，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这种以裁军形式向自己提出的幻境，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而且是反动的乌托邦。 我们已经指出过，军国主义的根子长在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之中。 无论是通过骗人的和平主义的和平运动道路，还是采用社会民主党人的和平主义方法，都不可能有效地反对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只有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一起加以消灭。其途径就是社会革命，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掌握武装情况下的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战斗口号和目标。 库恩·贝拉 《社会革命》，1918年5月15日，18日。 [1]原文有一行字迹不清。 [2]此处有误，在雇佣军出现之前，封建军队的特点恰恰是贵族对当兵的垄断权。 [3]原文有一行字迹不清。 [4]印刷错误。正确的应该是“社会和平主义派”。 [5]原文中有半句话字迹不清。 [6]指1907年在海牙召开的一次国际和平会议。 [7]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当时被关在叶卡特琳堡（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第四章自助的幻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2006） 第四章自助的幻象
共产党人想要什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共产党人想要什么？ 前言 一、在十字路口上的工人阶级 二、用暴力对付暴力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共产党人是些什么人？ 前言 这一个用匈牙利文和德文多次出版的小册子是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它首先在俄国问世，以后又经斯巴达克同盟[1]各派的出版，出现在德国的一些城市里，后来发行到奥地利。现在，终于在匈牙利与读者见了面。 这个小册子的出版是为了跟上俄国工人运动的决定：改变党的名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做过的那样[2]，自称为共产党，从而完全脱离社会民主党。 这个小册子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简短概括。它首先讨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关于取得政权的途径、方法、无产阶级政权机构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措施等问题，它只是简短地涉及到。 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问题，我们亲爱的朋友、布哈林·尼古拉在匈牙利文版的《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的纲领》[3]一书中作了详细论述。 我是抱着满腔仇恨写这本小册子的。在这以前不久，我们被迫暂时放下了为保卫无产阶级的国际土地和反对看来已经崩溃的德国与奥匈帝国主义而拿起的武器[4]。我们被迫放下武器，这不仅是因为要把这些武器用来对付反对无产阶级的俄国资产阶级，而且也是因为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被它们本国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所室息。这是国际革命最令人痛心的时期。不过我们当时在无产者的国土上写的关于西方官方社会民主党的话，在国际革命正向无产阶级胜利前进的今天，越来越显得有道理了。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被杀害[5]，匈牙利无产阶级运动中出现的所有情况，伯尔尼代表大会[6]，都证实了这个看法。 资产阶级的态度，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表现，反革命的活动，也都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对广大的革命地区和群众产生了影响。现在没有理由修改原版，不过我也没有时间用当前的一些迫切问题来补充原版已经过时的地方。 国际主义的红色战士——匈牙利人和德国人——从这本小册子中第一次了解了共产主义运动，补上了他们本国的工人政党没有给他们上过的一课。我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今后也将通过这种形式教育无产阶级红军的新队伍。 库恩·贝拉 1919年2月于布达佩斯 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一切社会结构。各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联盟——国际，本应该成为战争毁灭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物。但是在世界大战的风暴第一次爆发的时候，这个障碍物不见了。本应该经住国际主义烈火考验的障碍物，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成了废墟、碎片。 各国革命的发展把想摆脱资本剥削的无产阶级——这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生存的社会阶级——团结在国际协会中，从而使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他们共受剥削，同遭压迫，他们解放的条件也是共同的，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和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必须建立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组织，以共同进行阶级斗争，反对各国的压迫者和剥削者——资本家。 可是，战争刚一爆发，各国大多数工人政党都立即放弃这一共同的阶级斗争，站到“本国”资本家的一边，使各国工人们不去进行反资产阶级（有产者）的共同斗争，而是去相互残杀。 战争爆发几个月后，解放工人阶级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似乎已经被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极端仇恨所毁灭。 正是在最需要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和共同进行坚持不懈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时候，正是在资本家要无产者的命，利用哄抬物价一下子就把工人组织经过几十年斗争才争取到的提高工资变得毫无价值的时候，正是在资产阶级联盟的战斗力达到顶点的时候，却出现了这种情况。为了肆无忌惮地进行战争，他们把工人阶级经过千辛万苦斗争才取得的权利全部取消。在那些有过民主的地方，民主被资本家的军事专政所代替，不仅是那些应征入伍的工人，就是那些为了支援战争而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也被军国主义和军事纪律所管制。 自豪、强大和勇敢的无产阶级变成了深受奴役、没有意志和胆量的群众。共同的阶级斗争变成了自相残杀。那些过去在国际会议上口头上宣扬过自由人民的自由兄弟联合的领袖们，一部分人自己也走上战场杀人，一部分人则从被拉入屠宰场的群众背后咬牙切齿地互相咒骂。他们批准了烧杀抢掠的开支，投票支持军事预算，并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参与组织“国防工作”。在暴力镇压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同时，他们还提供了精神武器—麻醉工人和愚弄工人的思想。 一部分工人政党，例如社会爱国党、爱国社会主义党公开为屠杀人民效劳。另一部分工人政党则袖手旁观，.最多只是用口头上的无力抗议把工人阶级送进屠宰场和监狱。 一部分人成了帝国主义匪帮的工具，另一部分人则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一部分人取消工人的阶级斗争，另一部分则削弱工人的阶级斗争。但是战争总是不肯结束，总是不断地出现拖延战争的新机会和新理由。无产阶级越来越陷入贫困和被奴役的地位。他们通过阶级斗争好不容易才争得的权利丧失殆尽。压迫越来越深重，生活水平越来越下降，营养不足象赫罗德斯王一样夺去儿童的生命，经济情况的恶化使前景变得越来越黯淡。表现为资本对工人专政（无限权力）的国家政权，现在已经使工人不可能再有效地运用阶级斗争的旧武器——议会斗争和工会斗争。 那些自动为通过银行联合起来的地主资本家效劳的人也成了帝国主义者，他们现在已不能不跟着帝国主义的古老战车继续向前冲锋。那些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人使阶级斗争失去了力量，但是他们自己也再得不到新的力量，因为他们脱离了力量的源泉——无产阶级。 但是国际工人运动中还有第三种人。他们的道路不是放弃阶级斗争和实行阶级和平，不是向有产阶级、资产阶级妥协投降。他们的道路也不是消极等待，而是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和群众斗争，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从社会中连根拔除战争的屠杀和掠夺。凡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及其最新的发展——帝国主义制度的地方，他们都进行斗争。 工人阶级的这个革命战斗党，即共产党的道路不是没有曲折的，但它的斗争方式是经过考验的。它的名字也不是新的；它只是对被叛徒歪曲了的社会民主党才是新的。 实际上，这只是重新回到革命工人运动的传统，重新回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锋战士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精神，重新回到被自称为马恩学说继承者所遗忘了的教导：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7] 一、在十字路口上的工人阶级 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即资本主义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这个被称之为帝国主义的新时代大约开始于二十世纪，与旧的资本主义有明显的不同。 旧的资本主义同资产阶级生产的新时代，即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为了取得销售商品的市场和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来源，首先和主要为了输出多余的资本，帝国主义竭力在世界各地霸占别国的土地。到十九世纪末，生产力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大量积累起来，并且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这些无法全部投入国内企业的资本，被尽量用到那些生产还不发达和缺少资本的国家的投资中去。这些投资获得了特别高的利润。因此，在本国已经占有垄断地位的资产阶级联盟，努力在别国的土地上象在自己的国家里一样经营起来，以追求超额利润。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些追逐高额利润的企业想在别国的领土上建立起没有竞争的地区，以免别国资产阶级的竞争威胁到自己的利润。 在国内，资本家通过联合（卡特尔、托拉斯）消除竞争。由此而来，这一个国家的所有资本家同另一个国家的所有资本家，作为两个一致对立的竞争者展开了斗争。斗争的对象是殖民地和那些经济生活低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小国家。非洲是争夺殖民地的战场。古老而经济不发达的亚洲国家，如中国、波斯以及小亚细亚国家成了另一个冲突中心。在欧洲，这种殖民斗争的目标是巴尔干国家。 到二十世纪初，当银行资本（金融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取得了决定性的地位之后，它发现整个世界已经瓜分完毕。于是，这一个国家的资本家就贪婪地觊觎另一个国家的土地，渴望重新瓜分世界。在所谓的大国，首先是英国和德国，这种觊觎和渴望并不只是留在心里，而是公开表现为争夺世界霸权。 资本主义大国的资本家们把拳头放在衣兜里，互相虎视眈眈。但他们拳头里攥着的是手枪，随时随地都准备拿出来杀人。他们曾经拿出过几次，指着对方，象古老的强盗抢劫一样叫道：举起手来！ 争夺世界霸权的野心慢慢浸透了整个有产阶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各个国家，特别是在一些所谓的“同盟”国家，几家大银行就控制着整个经济生活。这些银行从各个有财产的阶层那里吸收了大量的资本，使得除了工人阶级以外的每一个人都希望银行股票能够获得高额利息。而要做到这一点，条件就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里，尽可能优惠地投放资本，尽可能地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出售商品。那怕是最激进的反对派，他也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成员。因此不管对国内政治问题持什么立场，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也不管是政府派还是反对派，共和派还是保皇派，他们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投票支持为保证取得资本投放地区所必需的预算。而这种保证除了是军国主义和军队之外，又能是什么呢？军队和舰队的钱是不能省的。即使是那些用半块砖头捶胸大叫他要吃掉政府的资产阶级[8]也会投赞成票。 这方面，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也没有什么重大区别。它们之间不同的只是，已经拥有很多殖民地的国家（英国）想保持住这些殖民地，而殖民地不多的国家（德国）则想改变这种状况，进攻性更强一些。但是对那些还没有完全被瓜分和还没有完全被占领的弱国，英国和德国都想进攻。亚洲的土耳其、中国，欧洲的巴尔干国家都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目标。 在二十世纪过程中，帝国主义成了各个资本主义大国占统治地位的政策。 唯一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在各次国际集会上抗议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意图。各次国际集会的主要议题总是反对战争的斗争[9]。躲在所有的皇帝、国王、国会和军队后面的银行家们和金融资本家们，有时隐蔽地操纵，有时则公开地操纵，他们并不怕这些抗议。 战争爆发了。抗议成了一句空话，甚至连一句空话也不值。因为大多数的工人领导党、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爆发后，在所有进行战争的大国中，停止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们成了顺从的议会反对派，小国家的社会党人也都学习他们的榜样。甚至象匈牙利这样工人阶级根本无权处理国家事务、没有选举权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 在战争爆发时，无产阶级失去了自己的代表和领袖.只有极少数人不怕被关进监狱的危险，不怕被送上绞刑架，敢于说话。在战争过程中，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世界大战的后果：生活水平完全被忽视，日益贫困，通货膨胀，军人统治和警察统治的残忍，各种政治斗争都无法进行等等都说明，中断阶级斗争，加强“国防”，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人的完全野蛮化，用杀人的双手毁灭文化的成果，成百万人的死亡，千千万万寡妇孤儿的哭叫，使无产阶级首先从官方“领袖们”、各种政府社会民主党人用“保卫共同祖国”的欺骗宣传煽动起来的狂梦中，慢慢觉醒过来。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说明，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不经任何斗争就放弃了反战的立场，在血腥的帝国主义强盗面前丢掉了阶级斗争的武器，并且作为俘虏，更确切地说是作为奴隶，举起双手投入了敌人的阵营。 只有当我们知道，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在战前就已经放弃了革命无产者阶级斗争的立场，而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多数人也没有采取符合反帝斗争要求的战斗立场，我们才能理解这一点。 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在强盗国家的议会中只代表了一小部分工人的暂时利益。它们反映了靠出口资本并从剥削殖民地工人中获得超额利润的资本家以及从这一部分超额利润中得到一点超额工资的工人之间表面和暂时一致的利益。这种暂时的一致利益驱使工人阶级去保卫被称为祖国的强盗国家。工人阶级经过流血牺牲、贫困痛苦、丧失权利和无数磨难，才吸取了教训，懂得这种暂时和表面的一致利益掩盖了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决不能用它来指导无产阶级的政策。他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重新学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过的、被有些人有意隐瞒的但至今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工人没有祖国”[10]他们花了重大的代价才重新懂得，那个被称为祖国的东西是有产阶级的最主要的压迫机构，资产阶级国家可以是其他任何东西，但决不会是无产者所应该热爱和保卫的对象。 另一部分还没有完全投降的社会民主党中，大多数党的立场都不能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有力出发点。这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曾认为，而且有些党至今仍然认为，帝国主义政策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资产阶级的某一个集团所执行的、对本阶级也不利的错误政策。他们把扩军称作为“疯狂”，其实正是那些用鲜血、当然是工人的鲜血来摆取利润的资本家们的冷酷预谋。这些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战争是一笔坏交易”。但是战争本身却有力地驳斥了他们，因为只有通过军事订货，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利润。 这两种社会民主党的立场都不可能使无产阶级进行有效的反帝斗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只能适应资本主义还在上升、资本主义生产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特殊高级阶段时的时代特征。他们这两派都只是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范围内，通过细枝末节的改革，象巫婆一样来医治一下资本主义生产给工人造成的创伤，使得工人的地位得到一点改善。他们没有看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最高阶段里不仅从工人身上剥皮，而且还从他们身上榨取最后一滴鲜血，掠夺他们的生命。现在的任务已经不是改革，也不是治伤，而是消灭吸血者，打倒杀人犯。 帝国主义及其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使工人阶级面临着新的任务。帝国主义意味着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进行对抗的是有组织的、由于资产阶级的经济联合而统一起来的资本，而几家控制着很多企业的大银行使得这种资本变得更加统一。过去，资本是无组织地同工人阶级对抗，它还没有能够统一地运用自己的政权和压迫机构，即国家的一切手段来对付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在那个时期所用的武器到今天已经不够用了。 面对这样的资产阶级组织，即使是通过最普遍的、最民主的选举产生的议会也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有组织的资本是不会被迫让步的，因为议会的民主批评和抗议并不触及它的政权手段，也动摇不了它的统治。 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采取积极行动，只有工人群众的斗争才能动摇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只有这样斗争才能有效。 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更加表明，无产阶级必须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战争积累了更多的资本，但是破坏了生产力。所有的机器、原料和运输工具全都用来为战争输送弹药和为杀人部队供应军用物资。 在战场上，不仅是放枪打炮用的弹药，就连大部分机器和交通工具也变成了为战争服务的军事物资。机器破坏，交通断绝，原料缺乏，失业工人急剧增加，所有这一切都威胁着工人阶级。 资本积累起来了，但是各交战国对本国帝国主义老爷们所欠的国债也增加了。各国债务的利息超过了这些国家战前全年收入的四、五倍。这笔利息必须从每年的生产收入中弥补。根据经济生活的规律，这笔钱首先还是得从在职工人的收入中扣除。 如果战争能够结束的话，战后肯定会出现贫困、饥饿和野蛮。 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资本家们无法结束故争。他们没有办法结束战争，因为战争一结束，战争的一切经济后果，即生产总崩溃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即使他们能够结束战争，战争还是没有解决他们想统治世界的问题。只要还存在着等待销售和追求利润的资本，这个问题就一直会存在下去。 这种状况使工人阶级不得不作出抉择。 一条路是帝国主义。在这条路上，贫困使工人腿上流血，饥饿折磨着工人的肠胃，强盗战争在攫取工人的生命。 另一条路是社会革命。这是解放之路。这条路意味着铲除资本主义生产和帝国主义的老根，消灭剥削和赢得和平。 在工人阶级面前，只有这两条路。如果有人要他们走别的小径祖弯路，那肯定只会走上第一条路，因为一切这样的小径和弯路都超不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范围。 总之，帝国主义向工人阶级发出了号令：要就是帝国主义，要就是社会革命，你自己选择吧！ 帝国主义迫使无产阶级进行新的斗争，而这场新的斗争需要新的武器、新的方法和新的组织。这种新的斗争组织不再坚持旧的斗争手段和旧的斗争方法，而是根据无产阶级新的需要采取行动。 无产阶级的这个新组织就是共产党。它的手段是：总罢工，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群众的武装起义。它的方法是，革命和内战。它的目的是：立即发动国际社会革命，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打倒有产阶级，消灭阶级差别，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11]进入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 二、用暴力对付暴力 当无产者群众被送上战场时，那些大腹便便的行路人到处都在高呼：救国英雄万岁！ 确实有很多人是抱着在前线保卫祖国的信念开赴战场的。但就是在战争初期，完全自觉自愿地去保卫祖国的人也只是极少数。到了战争的第二年、第三年以至现在的第四年，情况更是如此。现在还有几个人自愿进行掠夺战争，镇压乌克兰或者芬兰无产者的革命？ 绝大部分群众，也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的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都是被迫进行战争的。是暴力把他们推进了“保卫祖国”的战争。 不管在某些人看来是多么奇怪，但事实就是这样：人们所必须“保卫”的祖国，正是迫使那些不愿打仗的人走上战场的暴力组织。 这种暴力究竟是什么？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很简单.人人都知道，如果我不应征入伍，不去“保卫”祖国的边界，就会被国家枪杀。 所谓祖国的边界就是这个国家的边界。祖国只是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名字。歌颂祖国是我们大家的母亲比我容易，说她是慈爱的公正的母亲.她能平息孩子间的争吵，解决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何的矛盾。但是同样地歌颂国家就不那么容易了.穷人只是在自已的枕头披抢去抵债、为了供养军队而提高肉价的时候才看到国家。对穷人来说，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下，所谓国家，就是要他们当二、三年兵，浪费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当然，他们不会白当兵。在军队里，他们辛勤服役的报酬是耳光、脚踢和野蛮的惩罚。他们在村长、警察局和法院那里可以看到国家，然后从那里走进监狱。也被称作祖国的国家就是暴力，国家是这些暴力的组织。 既然国家不是母亲，而且恰好相反，是有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各种工具的总合，那么祖国也不是母亲。 那些“也是社会主义者”的人说，国家今天还不是母亲，但以后会变成母亲的，这是妄费心机的自我安慰。 我们最伟大的导师卡尔·马克思的忠实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过：“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知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12] 国家是暴力的组织，其用处在于有产者可以通过它来压迫和控制劳动的无产者。国家是巩固这种压迫“秩序”的组织者和批准者。国家是“阶级冲突的缓和者”，当然，它采用的办法是束缚被压迫的工人阶级，使无产者不能行动。 国家运用暴力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这些暴力手段是：军队、宪兵、警察和监狱。军官、官吏、法官代表着资产阶级，他们运用这些暴力手段反对无产阶级，执行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命令，不仅是国王统治的地方，而且在议会共和国由总统代表国家的地方，也是如此。 官吏下命令，学校和神甫做准备，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招牌下活动的报刊则在无产者当中宣传“保卫祖国的必要性和义务”。在这同时，国家的暴力手段——军队、宪兵、警察、子弹、绞刑架、监狱、迫使工人阶级走进屠宰场相互残杀等等，总是在威胁着人们，采取行动，进行干预。这样，无产阶级对内对外都在保卫帝国主义强盗的利益，为它流血牺牲，成了自己压迫自已的工具。 可见，国家不是超脱于阶级之上的中立政权，而是暴力的组织。国家的宪法把这种暴力隐蔽在法律的形式中，而匈牙利的工人连五年投一次票的权利也没有。没有国家，有产阶级不可能维持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没有暴力组织，他们连一分钟也站不住。所以，工人阶级的斗争首先应该指向国家政权。 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有什么作用呢？ 有产阶级通过暴力控制着被称为国家的权力压迫组织。对这种权力，只能用权力来对抗。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压迫权力。 无产阶级的权力首先表现为它的人数众多，表现为它的劳动是一切生产，也是资本销售的基础。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从资本家那里收回自己的劳动力，停止劳动，使生产无法进行，使资本无法流通，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权力，这就是群众性的大罢工。 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就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权力、全部力量。作为资产阶级手中的压迫工具的国家当然不会无所作为。作出细小让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国家把一切赌注都押上了，任何力量关系的变化都会动摇它的生存。因此，国家不得不运用它所能运用的全部暴力手段。从勒令工人报刊停止出版，取消最后剩下来的一点点集会权利，直到使用军队、警察、宪兵等武装力量，国家必须运用全部暴力手段来镇压群众大罢工。 也就是说，用来对付工人的群众斗争和罢工的是暴力。军事力量可能暂时为国家赢得胜利。但是根据俄国革命运动的教训来看，这种群众罢工和军事干预会带来双重性的后果： （一）即使只是暂时的、同部的，国家政权很容易被无产阶级所控制； （二）更重要的是，由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群众组成的军队纪律松弛，从而使统治阶级丧失自己的暴力工具。 在这场斗争过程中，无产阶级的力最将得到发展，有产者和统治阶级的力量将被削弱。除非把无产阶级最终消灭得一个也不剩，斗争的结局只能是： 无产阶级以暴力对付暴力，夺得政权工具——国家组织。 用暴力对付暴力。资产阶级知道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为了消灭剥削。这将意味着，无论是在本国内部还是在别的国家，有产阶级的资本都无法流通。为了维持剥削，有产阶级将进行殊死的斗争。即使工人阶级在议会中占了多数，即使议会试图通过法律来取消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他们也会进行斗争。 对付武器，只有武器才是有效的手段。无产者必须拿起武器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政权，夺得作为暴力组织的政权。 这就是武装起义。它将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导致社会革命。 这场革命将不是那种只改变统治形式和政权形式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不是那种只是用无人身的资本以共和国总统的名义进行统治，以代替某一个尼古拉、威廉或者查理的革命。 这场革命意味着，无产阶级将通过夺取政权的道路，夺取统治的基础——资本，夺取统治的工具——国家，消除压迫的后果剥削。 无产阶级将建立起准备设立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所必需的机构，并为此采取过渡性的措施。这个过渡是无产阶级无限统治的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 群众大罢工、武装起义、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共产党的学说，.在导向解放、消灭剥削的道路上，在被帝国主义迫使面临抉择的工人阶级面前，摆着的就是这些任务。 要就是通过革命求得解放，要就是走向永无止境的贫困！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共产党人的目标是把工人从工资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条件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我们要从资本家手中夺取生产资料、土地、机器和劳动工具，把它们变成为社会的财产，以消灭财产差别和阶级差别，消除工资劳役和剥削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不可能期待哪怕是最广泛的民主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不能期待资产阶级国家最先进的形式，完全建立在普遍、秘密和平等选举制上的议会民主共和国会这样做，也不能期待君主制会这样做。常备军、警察和官吏，即使是在民主共和国里，也只是保证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资产阶级决不会成为剥削制度的掘墓人。 因此，共产党人在革命中夺取政权，其目的不是为了建立民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民主制保证每个人都有权利。而只要资产阶级还有权利，资本就会为他们保证政权。因此，共产党人的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绝对的和无限的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国家是无产者的国家。它也是一种压迫组织，只是它的作用与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完全不同。 资产阶级国家是剥削的工具，是保持阶级差别的压迫工具。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无产阶级国家则压迫资产阶级，它为社会剥夺资本，消灭阶级差别和剥削，从而消除一切压迫形式，最后消灭一切人对人的权力，即消灭国家的本身。 这样的国家形式在历史上有过两次。一次是巴黎公社，这是法国无产阶级1871年革命的结果；另一次是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13]。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4] 共产党人不要资产阶级的任何东西，只要它的政权。既不要求和平，也不要求实现这一项或者那一项经济措施，因为所有这些只有当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才能实现。 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构成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基础。工厂、车间的工人和农村贫民的代表们组成苏维埃，它们将制订法律和规章，并且由它们来执行。这样工人阶级只有权制定法律，但无权执行法律的状况就会消失。 这样一来，享有特权的法律制定者——官吏和法官的权力也就随之消失。以后将由人民任何时候都可以罢免并赋予一定任务的代表们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对破坏法律的人进行审判。各种职务都必须经过选举才能担任。任何担任职务的人都可以随时被罢免，他的工资不得超过一个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以武装的工人和农民来代替常备军。这样就可以保证任何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也不能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任何资产阶级国家也不得复活。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不得指挥武装力量，各级指挥官由武装部队自己从合适的人当中选举产生。无产阶级专政还将取消目前这种警察和宪兵制度，如果需要维护革命秩序，可以由武装的工人来担任这项任务。 这是政权的一种形式。工人阶级和农民通过这种形式直接掌握一切政权手段：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为了从资产阶级手中剥夺资本，把土地和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收归壮会所有，使社会掌握社会生产的成果，必须采取各种经济措施。而只有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这些经济措施的实现。 工人运动作为纲领向资产阶级国家提出的提高工人阶级福利待遇、改善生活条件、保护身体健康、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等要求，都将自然而然地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保留地付诸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改进工厂和车间的卫生条件、改善居住条件，所有这些要求以及其它所谓的社会福利要求，都将一下子得以实现。工人阶级不需要为这些事浪费自己的任何一点战斗力。 无产阶级专政经济纲领的重点，在于制定对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需的过渡措施。 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意味着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立法权、行政权；在经济上意味着工人阶级从资本家手中接管对生产和在消费者中分配产品的领导权。而过去是由资本家及其雇员组织生产，并由他们通过商业渠道把生产出来的商品送到消费者和各个家庭手中。 我们看到，帝国主义，特别是经济生活在战争时期的发展，把生产力和资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集中到少数大银行老板，即所谓金融寡头的手中。在战争期间，同过去一样，国家政权成了这种金融寡头统治的执行委员会。国家政权是完全操纵在大银行及其联盟手中的生产和消费的最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军事物资股份公司、钢铁中心、糖业中心、纸张制造业中心以及所有调节这些生产和消费、分配食品、具有全部或部分主管当局权力的联合体，在匈牙利也引起了资本的集中。控制着这些中心的是四、五家大银行，它们象拥有无限权力的老爷一样，操纵着全国的经济命脉。 如果无产阶级要控制经济生活，并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经济生活，使它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由无产阶级国家接管银行，把所有的银行统一在工人国家的领导之下，也就是说要实行银行国有化。 大家都知道，银行在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经济生活的中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靠银行来实现。 为了控制生产，其第一个条件是必须取得对银行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可以堵塞资产阶级的一切财源，意味着没收货币资本。仅这项措施就已经能从根本上打击资本主义生产。 工人国家控制银行之后，将给无产阶级以一整套机器，用它不仅可以调节生产，而且可以调节产品、消费品以及劳动手段的分配。 自从战争以来，分配原料、食品和劳动手段的各种“中心”全部控制在银行手中。在匈牙利也是如此。银行掌握着准确的资料，它们知道全国的生产情况和需要多少，它们也知道交通运输（铁路、水路）能力的大小。 帝国主义创造了基础，无产阶级可以依靠它作为稳固的发展点，对资本主义进行第一次打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组织。 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尽可能确切地了解可以生产多少，消费者需要多少。在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下的、通过强迫途径联合起来的、在每一个小村庄里都有支行的银行，将是了解上述情况的现成机器。无产阶级将组织一个统一的、摆脱资本主义统治的和受无产阶级控制的全国银行。 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第二次打击是：统一所有的大工业企业和满足群众需要的企业，并由无产阶级国家接管。 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将把那些已经统一在银行手中的大企业从它们的所有者那里没收过来。从此，资本家对工厂的权力将取消，工人阶级选举出来的组织将领导按照资本家联合——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形式统一起来的企业。 这做起来也是容易的。就象匈牙利的制烟工厂今天已经属国家所有一样，或者象大炮厂和其它厂一样，所有的工厂都将归国家所有。实际上，今天也是国家在管理生产，只不过这是今天的资产阶级国家。它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它以管理生产的名义，在所有的工厂和车间里为工人建立了一个军事强迫劳动场，为资本家则建造了一座向银行巨型保险柜里不断输送黄金的天堂。 无产阶级国有化不仅表现为统一管理生产，联合各个工厂，而且还表现为从资本家手里没收工厂、车间、铁道、航运公司。这些企业不再为资本家利用工人的劳动力服务，而是相反，它们将取消资本主义的管理，消灭剥削，在工人阶级的管理下，满足劳动者的需要。 这样，私有制的基础将被动摇。不管是银行还是工业或交通企业的股票、证券，也不管是国家证券还是公债，都将失去它们的价值。它们将成为废纸一堆，不再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成果不劳而获和由此发财致富的权力证书。 在工人国家掌握了一切银行、一切生产资料之后，无产阶级面临的第三项重大任务，就是把组织和调节无产阶级国家的消费工作作为必要的过渡措施。 战争为组织消费和组织生产都打下了基础。发面包票、肉票和布票的强迫制度为组织和调节消费提供了基础。 通过集中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的银行网，可以了解到产品的数量和需要的数量。因而取消商业也有了办法。可以由无产阶级国家的地方当局，即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或者由劳动者强制合作化所建立起来的仓库，向消费者分配食品、服装和其他用品，：由银行通过其支行系统向各个工厂、车间分配机器、劳动资料、燃料等。 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系统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系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个系统加强自己的地位。它想为高利贷者保证更大的利益，为富人敞开大门，使从饥饿的工人口中挖出来的食物源源不断地流进有产者的家里。 而无产阶级国家的统治系统则是直接针对富人的，它的目的是取消吃饭问题上的特权，时付反革命分子。俄国革命的例子表明，这些反革命分子对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采取所谓的怠工态度。当工人阶级一旦掌握国家机器和生产与分配的组织权时，他们就立即由于政治原因而停止工作。 就只因为这一点，无产阶级国家也必须实行不劳者不得食这一家喻户晓的原则。无产阶级国家的第四项过渡性措施，是在实行工人身份证制度的基础上，调节各个家庭的生活。 每一个家庭都有权得到一定数量的食品，但是必须凭工人身份证从苏维埃或者合作社的仓库里领取。 这样就可以使资本失去它最后的基地。资本家可能从无产阶级国家抽走的秘密现金，并不能帮助资产阶级当中的任何人在建设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工作中，依仗自己的财产，通过怠工的办法，来试图阻挠无产阶级国家的前进。 这种家庭生活制度和工人身份证制度对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来说，实际上等于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帝国主义的发展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榜样。它根据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办法，几乎在所有参战国都建立了普遍的劳动义务制。但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劳动义务制同义务兵役制一样，只是对无产阶级才是普遍的，是为帝国主义的强盗利益服务的。而无产阶级国家的劳动义务制则使游手好闲的人和寄生于他人劳动的富人都参加劳动，不让这些人脱离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从资本家手中没收的生产资料实际上还包括土地。 匈牙利一半以上的居民靠农业生活，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没有任何土地的无产者短工或者有一到五霍尔特土地的半无产者小农户。土地问题在匈牙利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社会革命中，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农民立即夺取土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组织应当立即夺取教会[15]、庄园和地主的土地，包括其全部牲口、建筑物、劳动工具.机器、种子。应该把土地及其一切附属物，统统交给各级地方、区或州的农民与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 这是在土地问题上的过渡性措施。问题是明确的。要从全国范围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今后的任务，但为了以后完成这项任务，为了不让大地主、教会和土地的其他老爷们给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制造困难，农村的劳苦农民应当立即夺取土地。 从大体上和整体上看，共产党人把上述措施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 通过武装起义和社会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不能象犹太人等待救世主那样等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不能象等待天上掉下来烤鸭一样等待解放，而是要采取行动，为它采取革命的行动。 帝国主义发展使工人阶级面临十字路口，强迫工人阶级采取行动。一条路是无所作为的道路，是在鞭笞之下通过战争的大屠杀，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彻底贫困的道路。 另一条路是斗争的道路，是通过斗争求得解放，走向幸福和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已经不是梦想，而是最近的未来，是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工作任务。 那些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梦想，不把社会主义当作是救世主，而是想通过劳动者的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立即开始实现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共产党人。 四、共产党人是些什么人？ 从上面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人是有觉悟的无产者。他们不仅在口头上致力于把工人阶级从资本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他们不怕暴力，而且他们知道，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面前，只有用暴力才能消灭资本的统治和压迫。 共产党人不期待统治阶级任何东西，不同统治阶级妥协，他们主张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 共产党人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国际主义者。他们认为，国际主义只有一种，而且只能有一种。国际主义不能在战争期间停止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为自己的压迫者效劳，不去消灭敌人而去屠杀自己的兄弟。共产党人承认并且宣扬：“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16]他们只承认一种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在社会革命中把全世界所有的工人团结在一起。 共产党与其它所有工人党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就是他们不在工人阶级面前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某种幻想和天堂，为了达到社会主义，不仅需要象《旧约》所说的犹太人从埃及流浪到故土一样在沙漠上牺牲一代无产者，而是要牺牲好几代无产者。共产党人认为，根据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真正学说，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是今天的任务。工人阶级每迟一天开始反对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决定性斗争以夺取国家政权，就是毫无理由地延长一天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坟墓中所受的苦难。 因此，共产党人的目的不是实现并不能使无产者摆脱工资奴隶制的民主制度，而是进行社会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必须马上进行社会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凡是这样要求和这样做的人就是共产党人。 所以我们不把自己叫做社会民主党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觉悟的无产者的导师，他们自称是共产党人。那些“爱国的社会主义者”[17]歪曲、捏造并挖空心思地隐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他们两人曾多次宣布（马克思在1875年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时，恩格斯在1894年时），社会民主党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18]。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引向社会主义的不是民主，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才是通向社会主义，通向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通向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道路。 然而共产党人的眼光同他们的先进战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眼光一样，并不局限在社会主义上，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认为： 社会的发展不会到社会主义为止，“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社会主义之后，将逐渐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将彻底消灭人的能力之间的不平等，实现真正的平等，人人都将在社会生产中各尽所能，并从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各取所需。 我们不把自己叫做是社会民主党人，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叛徒、“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别名，是因为他们令人厌恶地破坏了无产者的革命，已经与剥削者同流合污。 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停止对有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认为，无产者在帝国主义战争使他们面临的十字路上不能犹豫不决。他们必须立即走上革命的道路，走上“破坏一切现有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的道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创造和改造整个社会建筑物。 立即开始武装起义，进行国际的社会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决不用推到几个世纪以后的诱人幻境去欺骗饥饿的无产阶级，这就是共产党人最近工作的目的。 如果现在还有人认为，经过几十年和几百年后。工人阶级将“长入”社会主义，现在还没有办法也没有可能突然实现共产党人所要求的巨大转变，那就请看看马克思在他的主要著作《族本论》中所作的答复吧：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19] 你们决不要让人剪去无产阶级革命展翅高飞的翅膀！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20] 所有的工人都起来进行国际的共产主义革命吧！ 库恩·贝拉 1918年5月于莫斯科 《共产党人想要什么？》，俄国共产觉（布）匈牙利小组，《共产主义丛书》，第1期，第22页，前言，莫斯科，1918年。 匈牙利共产党所印的《共产主义丛书》，布达佩斯，1919年，第3—4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96-121页。 [1]斯巴达克分子即斯巴达克同盟成员。该同盟于1916年1月1日在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和弗兰克·梅林领导下由社会民主党左派分子组成。斯巴达克派于1918年12月组成了德国共产党。 [2]俄国社会民主（布）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W月）根据列宁的建议，把党的名字改为俄国共产党（布） [3]尼古拉·伊·希哈林，《共产党人（布）的纲领》。 [4]指缔结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基和约。 [5]1919年1月工人起义被血腥镇压后，反革命军官于1919年1月15日在柏林杀害了罗啥·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 [6]及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问题是伯尔尼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国际代表大会（1919年2月3—10日）的主要议题之一。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表示第二国际篷责一切专政，其中也包括无产阶级专政。 [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4页。 [8]指议会上的资产阶级反对派。 [9]指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特别是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举行的两次代表大会。 [1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87页 [1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8页。 [12]这段引语来自列宁。错引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列宁在这里解释的是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中文版（下同）。 [13]正确的名称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61页。 [15]包括教会拥有永占权的土地。 [1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87页。 [17]当时“爱国社会主义者”这个字是指那些把“祖国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从而变成了资产阶级同盟者的社会主义者。 [18]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89-490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2页。 [20]同上，第831-832页。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一 5月5日是卡尔·马克思诞生一百周年。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世界上所有有觉悟工人的联合组织在这一天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我们可以回答他说： 卡尔·马克思发现了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作用和革命使命。在今天仍然象灯塔一样照亮着正处于社会革命阵痛中的无产阶级取得解放的道路的学说，是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和活动联在一起的。 在马克思学说传播之前，无疑也有一部分由于社会生活的共同条件而联合在一起的工人进行过活动。他们在压迫者所制造的迷雾中共同寻求摆脱压迫、离得解放的道路。但只是马克思才把这些人团结成为一个阶级，并向他们提出了坚定的历史任务：夺取政权，实现社会革命……[1]马克思为他们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向他们指出：“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2]有产阶级手中资本越来越多，就是来自这种无偿的劳动。 他还为无产者揭示了本阶级社会生活的历史秘密。他发现，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这些相互斗争的阶级都是社会在各个时期的生产和流通关系的产物，即各个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价值理论和经济唯物主义这两个学说组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或者批判的共产主义，为工人阶级指明了争取解放的道路，提出了通过革命道路夺取政治权力的阶级斗争。 工人阶级应该把这一切归功于卡尔·马克思，归功于它的最伟大的先锋战士、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最伟大的科学家。 二 1818年6月5日，卡尔·马克思诞生于德国的特里尔城。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无忧无虑地读完了中学和大学。为有产阶级服务的光辉前程正摆在他的面前。但是他在1841年就已把自己的杰出才能、早得的丰富学识，用来为当时尚在同地主封建等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资产阶级服务。他在《莱茵报》中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进行斗争，但是不久就被迫同他的年轻妻子燕妮·韦斯特法伦一起逃到巴黎。 在这里，他开始认真研究经济学，更近地接触刚刚开始活动的、还在摸索之中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他重新审查了自己的全部学识，同他的朋友和终生的忠实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开始创建直至今日还在为我们的革命斗争指明道路的学说。 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他清算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同一年，即1847年，他和恩格斯共同写的《共产党宣言》出版[3]。这部书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这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即所谓的乌托邦主义者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实现新社会制度的办法。他们期待整个人类及其清醒理智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没有看到，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通过自己的革命斗争、用暴力粉碎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力量。 1848年，马克思又回到德国，同恩格斯和另外一个朋友沃尔夫一起，在科恩的《新莱茵报》为革命事业奋斗。 资产阶级在1848年最终表明，它不是革命的因素。马克思这时更清楚地看到[4]……可以消灭阶级差别，建立起社会的社会主义组织。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不得不从巴黎、布鲁塞尔流亡到伦敦。在这里，他生活贫困，继续为无产阶级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在伦敦，他写了两部关于经济学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资本论》是他一生中最伟大、最不朽的作品，它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在他死后由恩格斯出版的。 在进行科学探索的同时，斗争就是马克思的生活。他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这一斗争的最主要工具就是1864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他仍然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世界上的所有社会民主党都向他征求意见，请他指明方向，从他的渊博学识中汲取养料。 在工人政治斗争中诞生的马克思还有另外四篇较短的著作。它们至今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指针。其中有：《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它论述了1848年的法国革命.批判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叛卖；《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论述德国革命问题。第三部是著名的《雾月十八日》[5]，批判了拿破仑第三的政变和称帝。第四部是关于巴黎工人1871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 除了这些书以外，马克思还写了大最极有价值的其它著作。 马克思遭受迫害，生活贫困，每天从早上九时工作到后半夜，他把每1分钟时间都花在工人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上。1883年3月14。，马克思在伦敦与世长辞。 对于他的去世，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6] 每一个工人，当他在马克思为我们指明的道路上，在革命的阶级斗争道路上前进，通过暴力打败资产阶级走向共产主义的时候，都必须懂得，卡尔·马克思是什么人。 库恩·贝拉 《社会革命》，1918年5月11日 [1]报纸由于折叠而损坏，这一部分有几行已经模糊不清。 [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页。 [3]《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2月。 [4]原文有一行字模糊不清。 [5]正确的书名是《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6]恩格斯《1883年3月15日致佐尔格的信》。《马克思恩格地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460页。
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 “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1] 马克思论述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之处的这些话，应该促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支持者、各工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以及所有的无产者，对我们所亲身经历过来的日子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之所以需要自我批评，那是因为它是对无产阶级专政行动的唯一监督。所有从外部来的批评，甚至于来自苏维埃内部反对派的批评，都是我们死敌的愤慨反映。这种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改进我们的工作，而是为了毁灭我们。 我们必须回到某些表面上已被我们征服的阵地去，在有必要的地方，我们应该重新开始做组织工作。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群众头脑一时发热的产品。俄国的工人阶级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取得这一胜利。正因如此，我们的专政不可能总是处于节日的气氛之中。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回避自我批评。既然欢庆已经结束，我们就不用害怕在革命的陶醉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有过这种蜜月——会出现节日结束后常有的那种不舒服感觉。 每一个工人都应该利用将帮助我们未来进行国际革命的过渡时期，来加强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要只让街道和广场来做这项工作——俄国工人在这些地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是要让工厂和生产过程也来做这项工作，因为它们是无产阶级国家生命力的源泉。组织生产的问题现在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我们斗争的最迫切问题。这些任务完成得好坏，取决于每一个无产者，因为完成这些任务的基础不是资本的力量，而是我们的劳动。 一 马克思在论巴黎公社的光辉著作[2]中写道：“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俄国无产阶级也不能期望无产阶级专政做出奇迹。收归国有的企业的工人首先必须理解这一点。马克思指出，他们应该懂得，“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3] 如果我们等待或者要求收归国有的和受监督的企业的工人，现在就完全过社会主义的生活或者杜会主义的更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生活，那就意味着我们误解了局势或者受到了挑唆，意味着我们在相信通过某种“人民法令”即可实现的乌托邦。这归根到底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挑峻宣传，它是企图从内部破环无产阶级的统治。 在收归国有的企业中——这种企业数量很大——，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苏维埃和工人监督制度在目前还属于私有的工厂和企业中，也能把剥削限制到最低程度。把全部企业收归国有，那是不久将来的任务。到那时候，就会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4] 在这个解放过程中，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个任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生产的集中。 但这还不是一切。我们可以说，这还只是国家的行动，尽管它已是无产者国家的行动。组织生产并不是国家活动的结果：夺取国家政权的目的是从现有的生产制度中和通向共产主义制度的发展道路中排除障碍。在新的经济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之前，在旧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完全改变之前，我们将处于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资本主义的许多残余还将继续发生影响。 每一个工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二 从这里产生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劳动强度问题。食品危机、交通破坏和经济生活的其它“危机”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劳动强度。 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强度。但是现在我们不具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客观条件——技术手段和加工程序的完善。在同国内外反革命迸行斗争的时候，我们还无法创造这些条件。这些都是不取决于我们的因素。 劳动强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最近，劳动强度已降到最低点.我们这些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没有理由去掩盖这个事实。俄国工人的平均劳动强度就是在资本主义统治时期，也要低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 对一个不关心企业效率高、盈利大的工人来说，劳动强度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位工人会想：“不管我的活干得多么少，我反正消灭不了资本主义榨取我劳动力的方法.资本家的利润仍然还在。” 不久之前，俄国工人亲身体会到资本主义的提高劳动强度的方法。今天已经不存在依靠客观因素的帮助来提高劳动强度的外部力量。这些客观因素很多，其中例如有加快机器运转的速度，实行泰勒[5]工资制和其它工资制等。 工人现在是企业的绝对主人，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增加劳动的强度。能够用于实现这一重大任务的因素只剩下两个，减少劳动时间和工人阶级自觉遵守纪律。 “工作日缩短的第一个结果，是由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引起的，即劳动力的活动能力同它的活动时间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内，力的作用时间上所受的损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来弥补。”[6] 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已为实践经验所证明。 在缩短劳动日和消除资本主义动力之后，劳动强度的降低只能用纪律不严来作解释。 在生产的社会主义组织还没有完全代替资本主义组织之前，如果劳动强度降到原有水平之下，那在任何情况下对生产并从而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都是很大的危险。 我们不受世界经济竞争威胁，因为无产者的俄国同世界市场是隔绝的。从国内商品流通的根本利益来看，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通货膨胀、食品限价、货币流通等等问题都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则正如我们曾经指出过的，同劳动强度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因此，所有负责组织生产的新无产阶级机构的任务.是恢复过去的劳动强度。 三 做到这一点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工人自觉地遵守纪律。这丝毫也不是窒息革命的动力或者恶化工人的物质地位。但是，我们决不能被目前的暂时利益所诱惑。那些不满足于我们通过一次重大斗争就取得的成果的无产者，那些一次就取得了他们妥协让步的兄弟们几十年也没有得到的东西的无产者，不会忘记世界革命的伟大利益。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7] 但是新社会这些因素的源泉是生产，所有手拿劳动工具的人，都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命运。 库恩·贝拉 《革命旗帜》（托木斯克），1918年4月14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67—71页。 [1]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5页。 [2]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62页。 [3]同上，第163页。 [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18页。 [5]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沃·泰勒（1856年一1915年）制订的工厂管避制度。他根据对最优秀工人的每一个劳动动作的分析，确定其他工人的劳动定额。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50页。 [7]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63页。
无原则者的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无原则者的代表大会 我们匈牙利共产党人曾经有过一位早期的匈牙利战士，他的名字叫弗兰克·列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在怀念他。这位早期战士曾当过巴黎无产阶级公社的劳动部长，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朋友。对于作过百分之五十妥协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是进行阶级斗争，而是与统治阶级搞小笔交易——，即使提到弗兰克·列奥这个名字，也是令人难堪的。因为他在进行了短暂的工作之后，对党的现领导的合格前辈们感到十分厌恶，并且永远离开了匈牙利。他在走以前说： “我宁愿死在巴黎的阴水沟里，也不愿同这个病残救济会一起生活和工作。” 当我们接到关于召开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简单通知时，我们不禁想起了弗兰克·列奥[1]的这些话。他们在无原则上再加上无原则，在叛卖上再加上叛卖。他们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大胆采取革命行动，而是在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搞小笔交易，尽管匈牙利已经具备了采取革命行动的一切原因和基础。 马克思曾经用来批评法国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姘居而产生的所谓社会民主党的话，今天用来批评匈牙利的官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2] 在召开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之前，曾经发生过一些“违章”事件。这些“违章”事件（维尔特奈尔的话）是：不顾党领导集团的反对，举行了群众罢工[3]；激烈反对党领导集团同政府讨价还价;最后则是公开透露了党领导集团和地方工人举行代表会议的情况——这已不仅仅是群众罢工一类的“违章”问题，而简直是亵渎圣上的罪行。 于是，党的领导人辞职，并在一月群众罢工后举行了代表大会。《社会革命》已经根据第一手材料报道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我们认真研究匈牙利官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并不是为了党的领导层，也不是为了这个由党、工会和病残救济会官员及其助手们所组成的所谓代表大会的团体，而是为了匈牙利的革命工人阶级。适应垄断企业需要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何压制一切批评，对提出批评的大进行迫害，在这里是没有讲原则的习惯的。同政府单独妥协之启，这些商人所挨的耳光并没有因为一致的选举就不存在了，用他们常用的老办法是压制不了别人说话的，不论是卑鄙无耻的袭击，小恩小惠的收买或者开除出党，都不行。我们已经有准备了…… 从理论角度很难批评党领导集团的政策。他们把妥协政策提高成为原则，是经不住任何批评的，也不值得从理论上去进行阐述。 自从匈牙利无产阶级通过十年的革命行动和九十年代英勇壮观的斗争，赢得了政治威望和政权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一直在利用一切机会破坏工人的独立行动，使所有的群众斗争都半途而废。它把无产阶级奉送给既能“破坏宪法”又能“保护宪法”的党。这种婊子政策一方面依靠党和工会的官员，另一方面依靠偷偷溜进病残救济会财库的、完全脱离无产阶级的那些人相互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并在这些基础上生产长虫的果子。阶级斗争被遗忘了，工人在争取选举权斗争时所爆发出来的革命力量遭到了党领导集团的压制。取消群众罢工：这种事党领导集团是会做的。 安德拉希不同意，奥波尼不同意，瓦若尼也不同意，因此，群众罢工必须取消。聪明的克制，伟大的政治胆略，小心翼翼地回避革命这个字，只是有时偶而地威胁一两句：“如果你们不给我们选举权，我们就要做不听话的孩子了。”这就是党领导集团的一贯政策。 一方面是官吏队伍，另一方面是坐在共济会包厢里同大商人、工厂主、银行经理共饮美酒的“博士先生们”。他们同无产阶级革命毫无共同之处。 大战爆发后，党领导集团的政策只考虑一条：保证党及其周围所属的官员们不受战争之害，保证“党的贸易企业”不关闭。《人民之声报》的编辑高拉米·埃尔诺大叫大嚷地攻击那些想在党内搞破坏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事。在大战期间，匈牙利没有监禁过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领袖，而其他国家，甚至象比利时这样的国家，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坐过牢”。其实在匈牙利也很清楚，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为了掠夺。 无原则的生活伴侣就是胆怯。党领导集团在仓库里储存了大量这样的商品。 查理皇帝对忠于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的社会民主党是非常欣赏的。老李卜克内西[4]说，敌人的态度是衡量无产阶级行动正确与否的最好标尺。资产阶级刽子手集团的头子——皇帝感到满意，这就是衡量党领导集团叛卖的标尺。帝国主义并没有躲开匈牙利。党领导集团对不掌握任何最起码权利的无产阶级的叛卖实在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匈牙利的情况同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情况完全一样。在匈牙利，资产阶级、有产阶级是一个统一的反动集团，它竭尽全力反对工人阶级要求任何一点权利和福利的企图。 经过四十年的斗争后，匈牙利的工人还是得不到选举权。他们不会投票选举那些把他们从头到脚全部出卖给统治阶级的人，不管是奥波尼、瓦若尼，还是雅西·奥斯卡尔。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带来权利和解放，而且带来的决不只是选举权。这场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将是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上，必然会躺着无产阶级敌人的尸体…… 《社会革命》[5]，1918年4月8日。 [1]一原文如此。指的是弗兰克尔·列奥。 [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52页。 [3]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用空洞的许诺破坏了1月18日开始的罢工。 [4]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年—1900年），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 [5]俄共（布）匈牙利小组在莫斯科出版了《社会革命》报，编辑为库恩·贝拉和萨姆埃里·蒂波尔。
奥地利—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奥地利—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危机 奥匈帝国目前的局势同俄国革命前的局势一样。强有力的德国帝国主义把套在比较脆弱和已经精疲力尽的奥匈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拉得越来越紧。同俄国在革命前落后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情况相比，今天正在走向死亡的奥匈帝国的情况只能更遭。越来越讨厌的“盟国”是自己的直接近邻。奥匈帝国的军队成了德国军队的下属部队。 在革命前，俄国的斯图迈尔想搞分裂主义的和平，现在，力图摆脱德国帝国主义拥抱的奥匈帝国主义也在极力作类似的尝试。 促使帝国主义者走上掠夺道路的内在经济力量，不仅表现在对待敌人的关系上，而且也反映在对待“盟国”的关系上。 大德意志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伦纳及其同伙，现在可以从奥匈帝国身上看到，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的中欧政策纯系幻想。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但是德国帝国主义已经让它的盟国知道：它们的联合部队在俄国、乌克兰和罗马尼亚抢来的大量战利品不会分给最软弱的盟国。 主张资产阶级和平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面包和平”，但是奥地利报纸忧郁地报道说，这种“面包和平”并没有给多瑙河帝国带来一片面包。德国帝国主义又抢又偷，奥匈帝国则竭力想摆脱[1]与德国的同盟。 不仅仅是一些作家、狂热的梦想主义者在幻想独立的帝国主义的巴尔干政策，就是政府人士自己也支持这种主张。半官方的消息多次提到奥地利沙曼教授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一直上呈到首相府，它的口号是同德国断绝关系。 目前的情况就同斯图迈尔进行单独媾和谈判前夕的情况一样。当时谈判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最软弱的俄国帝国主义，使它摆脱英国和法国财政资本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俄国革命极端恐惧的情绪正笼罩着奥地利。一再叫嚷“俄国革命在进行道义上的吞并”的《向导报》[2]担心奥地利过不了“布尔什维克瘟疫”的关。 在这时候，群众又开始动起来。把政策建立在与德国联盟基础上的官方社会民主党，同政府人士一样陷入了危机。象卡尔·伦纳这样的人，他在1915年谈到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时曾说帝国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从文化观点来看是很有前途的”，现在还能说什么呢？ 就象三月革命前[3]的俄国一样，奥地利的群众也动起来了。政府看到德国正在削弱它，它已经没有力量来对付这种局面了。 在大战初期还富有进攻性的帝国主义，曾想通过征服的办法来扩大，自己在巴尔干的影响，现在不得不退入防御，以保护自己不受德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打击。 维也纳教授的书面报告最后上呈到皇帝那里，而且全国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这都说明了奥地利当时的状况：这份报告不简单是一篇科学论文，而是腹背受敌的奥地利帝国主义的紧张哀鸣。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软弱的奥地利帝国主义已经受不住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 就这样，德国帝国主义在为奥地利的革命作准备。 查理皇帝的地位就象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地位一样不稳定，依靠妥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奥地利资产阶级共和国则象臭名昭著的克伦斯基—塞莱特里—切尔诺夫三位一体的统治一样，将只能存在很短一段时间。 库恩·贝拉 《消息报》（莫斯科），1918年3月23日（俄文） [1]这段话的基本思想引自查理四世给在比利时军队中服役的帕尔马公爵西克斯图斯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法国总统雷蒙德·波音卡尔的。信中承认了法国对阿尔萨斯一洛林的要求。后来克雷孟梭公开了这封信。 [2]奥地利自由派的报纸。 [3]库恩·贝拉把推翻沙皇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2月）革命称作三月革命，因为1917年2月27日按欧洲日历计算应该是8月12日。
在战俘中做宣传工作的新途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在战俘中做宣传工作的新途径 批准和平条约或者批准对德国的判决[1]（这是我们一个同志很有风趣的说法），为反对奥匈帝国和德国政府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 奥匈帝国的军国主义放在天平秤盘上的霍夫曼军刀[2]，终止了苏维埃国家向这些国家正在革命化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官方宣传工作。根据日内即将批准的和平条约，官方机构已经不能再进行这种宣传工作。 但是这决不等于我们应该停止这项工作，而只是说我们必须相应地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 我们失去的只是用于宣传工作上的政府援助，但是我们相信，俄国无产阶级今后也会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持我们的革命运动。 我们这些作为披着公开的社会主义外衣的帝国主义的牺牲品来到沙皇俄国的人，我们这些不仅是俄国革命的观察者而且常常是工人事业的直接战士的人，决不放弃也不能放弃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者和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工人叛徒的斗争。我们要沿着俄国同志们的道路前进。 对我们来说.缔结和约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同志从此以后要转入地下。 我们要利用苏维埃国家给予所有农民和工人的自由，在俄国共产党内部建立匈牙利、德国、罗马尼亚和其它支部，在苏维埃联盟国家内部继续进行宣传革命的工作。 任何地方的宣传工作也不象在俄国这样自由。在这个国家，连使用土地也不取决于国籍。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工作。我们工作的目的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准备共产主义革命，进行反对“自己本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和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工人叛徒的斗争。 缔结和约后，留在俄国的战俘将会很多。他们流亡在国外的党组织，在数目上不会少于那些派代表作为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商务人员去斯德哥尔摩开会的社会民主党。[3]我们将在俄国共产党内部进行工作。我们的宣传工作将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 我们不抱幻想，我们不认为革命可以从外面送进国内。但是俄国流亡组织的历史，教我们学会了建立必要的革命组织和同本国无产者——农民群众建立联系的本领。的确，我们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立场，反对各国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的合法主义。我们主张发动工人和农民的武装起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我们的共产党将会证明，我们全部实现了马克思以第一共产国际名义所发出的号召。 “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4] 我们相信，我们的组织在未来的共产国际中将会发挥重大作用。 库恩·贝拉 《社会民主党人》（莫斯科），1918年8月14日《俄文》。 [1]指布列斯特一利托夫斯基和约。 [2]马克斯·霍尔曼将军是参加布列斯特一利托夫斯基和谈的德国代表团团长。 [3]1917年9月5—12日，几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多是中间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呼吁各交战国政府结束战争。 [4]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3页。
从东方到西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从东方到西方 高唱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胜利之歌的时刻还未到来，但是革命斗争的歌声日益高亢嘹亮，传播四方。参加革命大合唱的人越来越多。乌克兰[1]、芬兰[2]、波兰[3]、匈牙利[4]、奥地利[5]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一站。昨天，德国无产者又建造了新的一站：柏林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6] 死扣字眼的先生们，不懂马克思思想的先生们，半心半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们，你们无力进行彻底的革命，因为你们把革命只看作是演戏，现在你们睁开眼看一看吧！ 用巴黎公社的例子今天已经吓不倒任何人了。无产阶级起义的第一次尝试是多么渺小！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又是多么无力！而工农群众的社会革命则是多么伟大！群众运动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和作用又是多么巨大！十月革命唤醒了无产阶级群众全部的潜在革命力量。不仅是俄国的无产阶级，而且芬兰、匈牙利、奥地利、波兰和德国的无产阶级也开始——用恩格斯的话说——“独立地创造历史，实现当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解放全世界。”（原文如此—译注）[7]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立是必然的。恩格斯说，这些组织是“无产阶级建立的社会因素，它们为无产阶级指出必要的方向和活动范围”.[8] 苏维埃的诞生表明，它的建立者已经不愿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斗争，他们要反对这个国家，一直到它消灭为止。无产阶级有强大的政党，有工会机器，但是他们选择苏维埃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形式。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工人——尽管他们的领导人迟疑不决——已经清楚地看到：社会革命是通向解放的唯一道路……而且必须立即、马上、迅速举行社会革命。 苏维埃的建立意味着对国家象奴隶似的恐惧心理已经在德国结束。这种恐惧心理曾经从外交方面深入到许多工人的头脑中。在这里，在西方，已经再也不能说实现社会主义还缺乏客观的物质先决条件和前提了。社会革命正在从东方传向西方。 社会革命从东方先开始，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出于它深刻的内在必然性，是帝国主义经济结构的直接后果。谴责革命的共产党策略、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社会民主党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的历史必然性，这只能更突出地说明他们的愚蠢。 进行社会革命所需要的条件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需要的条件并不一定是一致的。除了纯粹的意识形态因素外，帝国主义的本身也对这种局面的出现起了作用。 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外，目前拥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国家，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包括其国民经济处于半殖民地、半帝国主义状态的国家（例如俄国）第二类包括其国民经济组织还不完全是寄生性的，即年轻的帝国主义国家（例如德国）。第三类则是腐朽的、寄生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例如法国）。 十月革命的诽谤者和破坏者不懂得，社会革命为什么恰恰从俄国开始，而不是从经济发展最适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德国或英国开始。 这是因为社会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无产阶级群众的完全贫困化，在这类国家里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 帝国主义在这些半殖民地国家造成了最大的贫困化和破坏。在这些国家里，相对来说，贫困化还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那么严重，但是从绝对的危度来看，则要比英国这类国家严重得多。由于社会革命的因素之一是人民群众的绝对贫困化，所以革命必然从东方传到西方。 这条路线的出发点是俄国。从这里通过奥地利—匈牙利，传到意大利，然后在年轻的、积极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成功，最后则在寄生性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国家，即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取得胜利。 一切新的社会现象都是自己为自己的发展创造必需的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的起码知识。懂得这种历史方法的人不会怀疑俄国革命将不仅在西方引起反应，而且会在那里引起类似的发展局面。俄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革命策略全部建筑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基础上。 事实证明了这个唯一可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的正确性。 柏林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最新、最好的证据。 社会主义革命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和速度由东方向西方前进。无产阶级将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用罢工来支持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谈判的俄国代表团的斗争的千百万德国工人，将为这场革命作担保。 库恩·贝拉 《真理报》1918年2月。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64-66页。 [1]苏维埃政权的影响这时已经波及到乌克兰。1918年1月29日，基辅又爆发了新的武装起义。 [2]1918年1月21日，芬兰发生革命，但5月初即被镇压下去。 [3]1918年1月，克拉科夫、华沙等地发生罢工。在华沙建立了城市工人代表苏维埃。- [4]1月18日，布达佩斯和几个大工业城市的大工厂举行罢工。 [5]1月16日，180，维也纳新城和维也纳相继成立工人苏维埃。 [6]1918年1月28日，在斯巴达克同盟的宣传鼓动下，柏林爆发了大罢工，各个工厂选举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7]库恩·贝拉并非引用恩格斯的原话。恩格斯，《反杜林论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81页。 [8]指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一个论断。
匈牙利的工人苏维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匈牙利的工人苏维埃 无产者在匈牙利组织了工人苏维埃[1]。工人们现在必须理解在巴黎公社期间没有和未能从第一国际的信中理解的思想了： “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2] 最低纲领派的空想主义——因为我们只能这样称呼中欧和西欧社会民主党官方多数派的叛变——正在死亡。在中欧国家和西欧国家一再出现的建立工人苏维埃的尝试，造成了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各级组织之间的矛盾。这些尝试表明，劳动者已经再也不肯忍受别人经常无视他们的利益了。对无产阶级专政害怕得要死的老政党和老工会组织，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无产阶级不仅会“失去锁链”；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正在为自己寻找新的道路。 现在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力量正在汇聚，新的工人组织保证了革命力量的自由活动。俄国革命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正是在于它建立了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这一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组织.从而摆脱了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腐朽意识形态。 匈牙利工人现在也在尝试建立工人苏维埃，这说明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少数派——它不顾党的官方领袖们的指责，宣布了在布达佩斯群众集会上通过的决议[3]——已经清楚而坚定地明白，什么是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它当前的任务不是在值得怀疑的“民主”革命阵营中起辅助作用——象有和平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笔杆子们所努力做的那样——，而是通过社会革命[4]的道路解放匈牙利的无产者和农民。建立工人苏维埃并不是对俄国革命的简单模仿，而是内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一方面是由于党组织和工人之间的上述矛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革命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 匈牙利民主大杂烩的领袖，选举部部长瓦若尼所提出的选举法新草案[5]，远远没有实现工人已为之斗争了四十年的普选权。另外一位来自“反对派”的部长提出了使匈牙利农民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土地的法律。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工业的军事化，使大地主的社会供应政策变得对工人来说更加无法忍受，也没有给匈牙利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得到一点东西以任何希望。 匈牙利的经济状况与俄国的经济状况很相象。匈牙利是半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它的居民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半解放的、没有土地的雇农。大地主通过外国资本家掌握的大银行。同金融贵族们在组织上联接在一起。工人政党想通过议会改革的道路，利用资本家集团之间的内部矛盾——即使获得了选举权——，向民主的社会政策哪怕只是前进一步，也是没有希望的。 不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匈牙利，民主的口号在它实现之前就已经过时了。 目前，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集团根本没有力量接管政权，因为地主阶级的匈牙利同奥地利一起，无论在和平问题上还是在经济问题上，都是德国的殖民地附庸。 匈牙利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受德国的影响，但我们必须承认，匈牙利的社会沙文主义并不象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那样厉害。我们从报道中可以看到，社会民主党的官方领导未能采取激烈的斗争手段来反对战争，并且在1917年12月压制了布达佩斯工人呼吁举行总罢工的要求。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命运也将在布列斯特[6]决定。匈牙利无产阶级与俄国无产阶级一样，也担起了解放农民的任务，它是有革命动力的。用类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考虑”鼓吹什么“目前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是不可能抑制住这种动力的。 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实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说这句话是正确的话，那么无产者的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发展是同样的客观因素这句话也应该是正确的。 匈牙利工人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已经发展到要建立工人苏维埃的地步。这说明他们不管是在党的领袖们领导下，还是在遭到党的领袖们反对的情况下，都要夺取政权。 这场革命运动并不简单是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的祝贺，而是通过苏维埃的形式实现无产阶级的意志。 无产者的口号不久将不只是“第三国际万岁！”而且还有“国际苏维埃政权万岁”。 库恩·贝拉 《真理报》，1918年1月26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51—53页。 [1]1918年1月13日，在社会民主党自己组织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左派小组提出了建立工人苏维埃的建议草案。关于建立工人苏维埃的要求，早于1917年11月25日在工业展览馆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就已提出。工人群众通过了决议，但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没有执行。次年1月，在布达佩斯和外地举行的罢工过程中，工人在好些地方自己组织了工人苏维埃，但是不久即被解散。 [2]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3页。 [3]指1918年1月13日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决议。见注[30]。 [4]在谈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即将到来的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时，当时习惯用社会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词。 [5]瓦若尼于1917年12月21日提出法律草案，未获通过。 [6]布列斯特系白俄罗斯一城市。苏维埃俄国、乌克兰、德国及其盟国在这里进行了和平谈判。
关于革命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革命国际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到处叫嚷：“俄国在国际政治中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 而现在……如果某个人想谈国际政治，他就必须从革命的俄国开始。他走遍国际革命运动的全部历程，最后还得回到俄国来。过去，研究资本主义的人必须研究英国，把英国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关系的经典式典型。现在，一切革命者和整个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都注视着俄国。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的这段话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更加站得住脚了：“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着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1] 在国外，每一个工人都必须注意这些话，而在俄国，却有人不愿看到国际革命的迹象。对这些人，我们可以建议他们读一读下面一些同样切合当前时宜的话：“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2] 我们可以不作任何革命夸张地说，无产阶级只是在俄国内部受到孤立[3]。按照事物发展的辩证法[4]，—切现象都自己在为自己创造存在的条件。如同资本主义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失业大军）和以后产生了殖民帝国主义（这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一样，俄国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创造力量，并大大地加强了这种力量。 第二国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第一国际的否定。代替第一国际的革命积极性及其明确的国际主义的，是第二国际日益成为一种避难所，人们可以在这里象等待最后裁判日来到一样地坐等革命的到来。这是一种以资产阶级和平而告终的、同帝国主义共处的避难所。根据事物发展的对抗性规律，正在诞生过程中的第三国际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会是第二国际的简单复活。革命的第三国际不会是各种各样相互联系松散的部分的混合，而将是全世界无产者真正的、团结一致的联盟。 马克思的宣言现在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反响。国际工人协会所传播的宣言，现在存在于革命运动之中。宣言说：“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国家的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5] 自从马克思写下这些话以来，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已经渡过了四十七年。在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纪里，形势正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现在不仅出现了理解这些话，而且出现了通过革命实现这些话的条件。 让我们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吧！ 一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一个最不起眼的、目前正处于革命形势下的小国葡萄牙[6]。关于葡萄牙的革命，我们掌握的材料极少。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照耀下，这场革命还是为我们展现了很有意思的图景。 这场革命表明，如果无产阶级还没有把自己的斗争进行到底，革命迟早是要重新开始的。葡萄牙革命后还不到十年，它以君主专制主义而告终[7]，现在又重新开始：临时政府、国内战争、逮捕总统、召开新的立宪会议。我们手头上的材料很少，用这些材料还不能就葡萄牙的革命性质得出准确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葡萄牙的历史，就会明白很多事情。 葡萄牙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埃·佩鲁索在《葡萄牙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社会党》一文中（见《新闻报》第29期581-585页）[8]，对上一次革命进行分析时，指出： “葡萄牙共和国的第一次立宪会议现在打算通过一部关于整个国家的基本大法。这个立宪会议首先是一个军国主义的议会。立宪会议总共一百九十名议员中，有九十名军官……革命以来，共和国对支持革命的高级军官非常慷慨大方，对他们百般保护，但是忘掉了对人民——为革命奋斗和流血牺牲的人民的——诺言，想到这里，谁能不回忆起莫斯科的一次会议[9]：它热烈欢呼科尔尼洛夫——屠杀无产阶级和农民出身的士兵？ 还有： “总之，我们清扫了一切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本来可以变成民主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又不能不回想起莫斯科会议，回想起“国家的有生力量”）[10] 文章在下面指出了原因： “四十年来，被争取建立共和国的热情努力所鼓舞的葡萄牙无产阶级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社会福利问题上。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今天，葡萄牙的无产阶级又面临着四十年前共和党所面临的形势……共和统治的第一批行动所引起的失望，唤醒了葡萄牙的无产阶级。现在是葡萄牙无产阶级在号召人们进行争取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斗争。” 这篇文章发表两年之后，作者又在《新闻报》上报道了大批劳动者失业，赋税提高，反革命分子企图恢复君主统治，激进的资产阶级左派为了限制选举权而阴谋活动，总之，报道了“共和”统治时期的一切可以想象的好处。他写道：“4月27日事件，即激进的反对派反政府的阴谋活动，以及一个流氓向学生们投掷炸弹和每天重复的其他事件，都是葡萄牙议会主义无效所造成的绝望引起爆炸和强烈愤慨的证明。”[11] 葡萄牙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大家都清楚的。受英国金融资本控制的共和国也参与了“正义的战争”和全世界范围的大屠杀[12]。这一行动进一步加重了无产阶级的苦难，更有力地把无产阶级推上了革命冲突的道路。 尽管我们不了解葡萄牙无产阶级目前的情况，但从传来的消息看，有一件事还是肯定无疑的，这一次革命已是无产阶级独立采取的行动。 至于葡萄牙无产阶级的力量有多大，这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问题。这一次葡萄牙革命很可能只是革命的闪光，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出一些教训： 一、在这个转折中，如果无产阶级不作为独立自主的力量和因素出现，那末宪法形式的变化，从君主统治到建立共和的转变，都不会给无产阶级带来任何好处。 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协调阶级利益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凡是在群众超越法制界限的地方，各种社会关系的稳固性都会发生动摇。过去只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才会发生的革命，必然会成为不断的革命。 二 当我们在写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关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无产阶级状况的材料。不过这种情况的本身也能说明不少问题。在战争爆发前，外国报纸对彼得堡无产阶级在1914年8月就已经筑起街垒的情况几乎没有报道一个字。我们对协约国国内发生的事毫无所知，这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过错。尽管很多社会民主党领袖叛变，各国的谢德曼们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手法，在这些国家里也必然会有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 在意大利，群众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学会了进行群众斗争的方法。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表明，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之间的分化早已发生。通过和平斗争的道路、依靠议会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希望，在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丧失了地位。群众行动在意大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里，群众已经作好准备，现在缺少的只是使群众起义取得胜利的革命形势。 好战的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终于在意大利造成了这种形势。无产者在米兰、都灵和整个伦巴第工业地区都拿起了武器。[13] 俄国工农政府致力于缔结和约的行动，使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无产阶级都面临既成事实。 在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面前，都明确地、无法回避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联合本国资产阶级继续进行反对他国无产阶级的战争，其中主要是反对革命的俄国的战争，或者是举行革命的群众起义，进行公开的和激烈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在帝国主义（侵占别国领土的野心）时代，只有用最高纲领（达到最后目标），的口号才能实现。 关于法国和英国，我们目前还说不出任何肯定的意见。但是马克思在上面所说的话可以在这种不肯定的状态中为我们指明方向。马克思的话说明，同样的原因会导致同样的后果。金融财政危机、饥饿、失业、生产中日益增强的无政府状态，都在群众革命化的过程中起了自己的作用。 在这些国家里，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条件，工人在战争期间的政治分量同过去一样，也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不是“俄国佬”，也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而是考茨基1907年（《社会革命》第二版）所写的：“比起俄国——欧洲经济上最落后、政治上最不成熟的国家——工人来，英国工人作为政治因素，现在远远落在后面。这种政治自觉性给了俄国无产阶级强大的实践力量，而放弃革命、只顾眼前利益和所谓现实政策却毁灭了英国工人的力量”。[14] 三 梦想同资产阶级共处和所谓现实政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这一方面，德国工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榜样。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虽然没有革命的自觉性，但他们的嗅觉却是很灵的。他们已经闻出，在群众当中出现了其它潮流。尽管他们的这种双重性不允许他们直接走向革命，但是他们已无法否认革命工人运动的存在。 德国和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官方报刊还在诽谤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前进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活动。但是一个德国工人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报道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正在征服德国无产阶级并使它革命化。 （反社会主义的）特别法[15]失败以来，德国已经不存在任何地下工人运动。但是现在在战争时期，又出现了各种地下组织、地下报刊和印刷厂。知识分子没有参加这些革命的工人组织。无产者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独地组织群众示威活动。 另一方面，从鲁登道士、切尔林、蒂萨和其它帝国主义的代表讲话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帝国主义者只是表面上接受不赔款、不割地的和平建议。这些帝国主义掠夺政策的代表们一个个都宣称，在欧洲的西部丝毫也不排除割地的可能性。蒂萨还向奥匈帝国的一个代表团公开宣布，“匈牙利士兵在法国战场上应当表现出他们对德国的感谢了”。 上面所说的情况也说明了地下工人运动产生的原因。让那些半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去制造成百上千的关于裁军、建立国际仲裁委员会的决议去吧，这种空想主义今天已经很难欺骗无产阶级了。马克思说过：“人可能犯错误，但是阶级决不会犯错误。”德国的地下组织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在匈牙利，工人群众要求立即宣布举行群众罢工。即使党的领袖们能够暂时压制住这场运动，但是由于匈牙利已被德国帝国主义者完全殖民化，革命的发已经不可避免。 战争使人革命化的力量和战争造成的饥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使战争继续下去的企图，加上裁减军队，工业破产，.生产崩溃和交通断绝，所有这一切都必然成为革命烈火的导火线。 谢德曼们及其同伙们每天都在向俄国革命表述自己虚伪的爱情，但是使共产国际得以再生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群众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领袖们的共同斗争和工人们要求采取革命策略的统一行动。 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正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的每一个行动和每一个步骤都反映了他们的觉悟：他们的事业超出了民族的范围，与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都直接相联。这不仅简单地来自于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来自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性质。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6]中指出，“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革命的词藻.”但最后我们还是可以用《卡梅诺尔城》的歌词来结束我们关于革命国际的论证： “定能成功，定能成功， “不久即可进攻.”[17] 《西伯利亚工人报》（托木斯克），1928年1月。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一卷，第56-63页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中文版《下同），第23卷，第8页。 [2]这里的资料来源可能是指当时的德文版。据我们了解，库恩·贝拉这一时期在托木斯克大学图书馆借到了这些资料。原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1页. [3]原文如此。 [4]正确思维的科学（库恩·贝拉作的原注）。 [5]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3页。 [6]1917-1918年，葡萄牙发生了反对战争的暴乱、示威和群众罢工。 [7]指1910年10月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其结果是成立了葡萄牙共和国。 [8]埃德蒙多-佩鲁索：《葡萄牙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社会民主党》，第2卷，第581—585页。 [9]1917年8月12日，反革命力量在莫斯科召集了由有产阶层代表组成的所谓“国家会议”，秘密为建立以科尔尼洛夫为首的军事专政作准备。 [10]指参加莫斯科“国家会议”的主要是地主、资本家、将军和军官团以及哥萨克的代表。 [11]埃德蒙多·佩鲁索，《葡萄牙的政治联盟》，第2卷，第610-612页。 [12]葡萄牙在战争爆发时曾发表中立声明，但是协约国仍然利用葡萄牙的港口作海军基地。1916年，葡萄牙加入协约国参战。 [13]库恩·贝拉指的是意大利工人的反战斗争o1917年8月在都灵市发生的罢工和坚持了5天的反战巷战是斗争中的出色事件。在这场斗争中，有五百工人牺牲，受伤的工人超过两千人。 [14]卡尔·考茨基：《社会主义革命》。 [15]1878年通过了反对社会主义的特别法取缔了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组织、工人群众团体和工人报刊。后在工人群众压力下于1890年废除了特别法。 [16]库恩·贝拉只是根据意思引用了马克思的话。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4页。 [17]这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首歌曲。原词作者为拉德勒。作曲者是贝克尔。库恩·贝拉在这里把这首歌同《卡梅诺尔城》与一句法国成语（“不久即可进攻”）混在一起了。
德国会发生革命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德国会发生革命吗？[1] 不断发展的俄国革命的最新事件清楚而明确地证明，俄国发生的转折并不是最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不算巴黎公社）。卡尔·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小册子中就已经指出，在十九世纪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2]现在的俄国革命完全肯定了这一论断.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农业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不会让俄国发生的转折只局限于为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利益服务。 既然这一次他们掌握了资本主义政权的统治工具.他们就必须顺应历史辩证法的必然规律，也就是说必须消灭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至于这将通过什么形式实现，是国家将由有钱人的统治工具和平地改造成“文明国家”，或是无产阶级在直接的群众运动中还必须作出流血牺牲，任何人也不能只凭经验予以确切肯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已经清楚：按照老框框把俄国革命列入资产阶级革命范畴是不行的。这是一种新型的革命。在这种革命中，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并作为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出现。不言而喻，如果说今天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最后一环，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那么毫无疑问，根据社会组织的内在发展规律，这种革命必然会变成国际革命。 正如实现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没有局限在一个国家一样，国家边界也不可能阻挡无产阶级革命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 在国际革命问题上，最重要的是，德国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吗？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并不象资产阶级御用文入和盲目重复马克思学说的人所想的那么简单。但就是他们也不怀疑，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在德国已经完全成熟。 考茨基在他1917年7月—8月最后发表的倒数第二篇文章《年鉴》中说过，有些人坚持认为，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只是有资本主义还不够，它还必须具备全国已经完全工业化的条件。但即使是这些人，他们也满足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少数人对资本集中垄断和无产阶级已构成民族的大多数等条件，可是资产阶级报刊和小资产阶级的雇佣理论家们却仍然认为，革命还不具备主观条件。 “德国无产阶级没有革命精神：每一个德国无产者都是一个小威廉二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典型是谢德曼；德国资本主义的稳固机构排除了革命的一切可能性”等等。且不说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小组早已不是孤立的少数人，而是德国无产阶级多数群众的代表，就只注意到德国现在已肯定面临着俄国革命前夕的形势，也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现实政策”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不顾一切可以想象的规定而仍然发生的“有组织的饥饿”，日益猖獗的投机倒把，战争造成的疲劳困苦，对和平的渴望，无法避免的物价暴涨——所有这一切，都在促使群众采取积极的行动。 革命的主观条件并不取决于谢德曼们和大卫们。等待着执行妥协政策的好汉们的，将是塞莱特里、斯柯别列夫、切伊柴的命运。他们当年不敢领导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群众采取积极行动。前天的这些好汉们今天都到哪里去了？ 即使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德国也将在签订和平条约不久之后爆发革命。欧洲的金融危机和与此相应的德国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俄国金融财政在战前即已开始的崩溃，首先将破坏法国的，其次将破坏奥匈帝国的，接着将破坏德国的金融财政地位。不管形形色色的威廉们和谢德曼们采取什么措施，危机的后果必将促使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化。毫无疑问，解散工业不会象开展工业那么容易。德国资本家不会轻易放弃廉价的儿童和妇女劳动力。接着，昨天还手拿武器的成百万劳动者将失去工作.最后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物价暴涨…… 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地说，由于形势的发展，群众日益爆发的不满情绪终将演变成为革命。 然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统治阶级迟迟不肯缔结已经不能再拖的和约及其吞并他国领土的野心，将提前煽起革命的烈火。战争只是破灭了对议会活动的幻想“议会迷”（马克思语）正在逐渐消失，而群众的革命示威斗争却在兴起。由于战争和特别法令而出现的地下工人组织和地下工人刊物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那些把号召举行和平示威看作是响应俄国工农政府呼吁的同志们，如累德堡和他的同志们，已经成为革命者，他们不象谢德曼和大卫在斯德哥尔摩那样充当帝国首相的半官方的外交官。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发出的半无产阶级、半小资产阶级的三月号召书，[3]得到了在斯德哥尔摩充当外交官的谢德曼的响应，而对工农政府号召[4]的反应，则是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 在政权问题上，德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向无产阶级作出能够阻挡革命运动前进的让步。帝国主义政策也不象最低纲领派的空想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只要多方照顾一些就不难加以改善的“资本主义集团的政治失误”。恰恰相反，帝国主义政策，不管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都是德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政策，而且一贯如此。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在对内政策上不会走上民主的道路。在德国的任何民主化尝试，都会导致革命。 革命在德国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历史上所无法避免的。 至于说德国无产阶级今天是否已直接处于革命的前夜，或者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还要稍为晚一些时候才会爆发，这是无法确切规定的，因为革命不是证券交易所的定期交易。 我们已经看到了革命的力量和革命力量的初步行动。凡是了解德国在陆地和海上的军国主义以及德国纪律的人，都懂得象独立社会民主党[5]组织的舰队起义的重大意义[6]。几年前，在德国舰队里举行一次起义，就如同今天国际革命对半革命者来说不可思议一样，也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同斯柯别列夫不代表俄国无产阶级一样，谢德曼也不代表德国无产阶级。 德国工人的真正代表是李卜克内西、累德堡和霍弗尔[7]，真正代表俄国无产阶级的则是列：宁、托洛茨基、克雷连柯或梁赞诺夫。 这就是革命……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埃尔代伊委员会委员 库恩·贝拉 《西伯利亚工人报》（托木斯克），1917年12月。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47—50页。 [1]本文系由德文译出。作者是一个杰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和组织工作者。他们作为战俘流落在我们这块荒漠的土地上（库恩·贝拉作的原注）。 [2]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把十八世纪的古典资产阶级革命同十九世纪的革命作了对比。与十八世纪革命不同的是，在十九世纪的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影响大大加强。库恩·贝拉说，“在十九世纪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是指的这个意思。不过马克思并没有象他这样说过。 [3]指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1917年3月14日《告世界人民宣言》。《宣言》呼吁缔结“公正的、民主的、不割地赔款的和约”，但是没有揭露战争的侵略性质，而且企图证明临时政府的战争政策是正确的。 [4]指第二次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1919年11月8日通过的和平纲领。 [5]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泣于1917年4月。参加该党的除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间派（组织上仍保持自治权）外，还有斯巴达克同盟。 [6]指1917年8月发生的德国舰队暴乱。这些在军舰上爆发的水手暴动后来被镇压下去，暴乱领导人均被处死。 [7]指阿道夫·霍夫曼（1858-1930）o他在1917—1920年期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农民在匈牙利的地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部分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 农民在匈牙利的地位[1] 俄国和匈牙利的大地主都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失去自己的土地了。 匈牙利农民的地位是丝毫也不值得羡慕的，但是俄国革命唤起了他们的希望：几百年来的苦难不久即将结束。匈牙利农民终于同所有的伯爵、公爵和神职人员宣布自己对土地拥有不可辩驳的权利。 在无地的匈牙利农民心中多少世纪以来燃烧着的仇恨，将要变成令人头昏目眩的能能烈火。 俄国的榜样是会传染的。正因为这样，在匈牙利的大地上不久也将会飘扬起上面写着“土地和自由”的红旗。我们坚信，在战场的这一段不长的壕沟里结成的友谊，不会无踪无影地绕过欧洲最落后的农民——匈牙利农民的身旁。 俄国农民对匈牙利和匈牙利农民了解得不多，但他们是共患难的穷兄弟。匈牙利是拥有无边土地的大地主和没有立锥之地的贫苦农业雇工的国家。 整个匈牙利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2]都在贵族和天主教会的手中。 没有革命的转折，中世纪的天主教骑士们所占有的土地——这是由于他们忠诚为国王服务而被恩赐的永久财产——决不会分到农民手中。高级神职人员和修士会拥有大部分的土地。剩下来的土地几乎全部被大地主所占有。农民只能偶尔用很高的代价得到一块小小的土地，那也只是由于某个大地主输了钱或者挥霍无度而负债累累所致。在这种时候，国家和政府为了偿还破产地主的债务，接收了他的土地，并把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高价卖给农民。 匈牙利农民的土地平均不超过三俄亩。[3]匈牙利农民的经济地位决不比俄国农民好一些。农民没有钱。全部收入几乎都要交税。同沙皇政府统治时期的俄国一样，匈牙利的整个税赋重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因为没有钱，农民连最必需的工具和机械也无力购买，而没有这些工具和机械，农民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生产。最后，由于农民落入高利贷者和富农的手掌，他们的财产不知不觉地转到了高利贷者和富农的手中。 在这种时候，农民只好收拾最后剩下来的一点破烂东西离开自己的家乡。他们大批地流亡到美国，希望在那里找到自由的土地。1907年，匈牙利约有2，000万人口，流亡到国外的有209，174人，其中主要是农民和农业雇工。流亡者的人数超过了人口的自然增长。[4] 流亡者的增加，减少了国内的劳动力，从而导致劳动工资的提高。于是大地主们制订了法令，[5]禁止农民流亡他国。由于采取了相应的警察措施，农民几乎已经不可能移居他国，也就是说被剥夺了自由迁居权。这些措施的后果很快就表现出来。即使从官方的统计材料看，农业工人的劳动工资已经减少到最低程度，年收入不超过262个克朗（合105个卢布）。而与此同时，一些主要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却上涨了一倍。 匈牙利农民的政治地位也不值得羡慕。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和工人没有选举权。匈牙利国会只保护大地主的利益。大地主甚至能够迫使工业资产阶级接受他们的要求。国会所通过的一切法令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大地主利益服务的，对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匈牙利农民的一切都任凭警察当局摆布。农民如果罢工，可判30—60天的监禁。政府自己向大地主们提供罢工破坏者。为了破坏农民的罢工，政府在农业工人中保留了大量的劳动后备军。在收割时期，即使由于最小的过失，也会有成千的农民被捕，从而使他们不可能为自己留下一点储备，以便冬天没有活干的时候维持自己的生命。 匈牙利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生活几乎到最近也都是如此。现在，成千上万的匈牙利农民正在战壕里流血牺牲，而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却在后方享福受用，积聚巨大的财产。在匈牙利国会中，只有一个议员建议把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这也是要付钱的。对他建议的答复是：“最好在匈牙利实行农奴制。”而国会的大多数议员竟然会对这样的答复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不过我必须指出，匈牙利农民和农业工人曾经不止一次地企图摆脱大地主的压迫。农民组织了秘密的团体，甚至进行公开的流血斗争，要求政治权利和土地。但是这些尝试最后都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只要农民稍为有所活动，那怕是和平的罢工，资本家和地主的忠实奴仆——宪兵和警察马上就会开来，对农民进行严厉的镇压。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有成千上万的农民用鲜血染红了匈牙利的土地。在这些年月里，匈牙利农民连原来拥有过的一点点政治权利也被剥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关进监狱，觉悟不高的农民纷纷脱离运动。 社会民主党成立后，组织农民的工作由社会民主党领导。政府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但是徒劳无益。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取得了成功。今天，匈牙利农民已经站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有一个杰出的主管农民问题的党务工作者，曾经说过下面一段值得注意的话：“我们农民把土地只看作是维持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我们根本不想使土地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我们只是要使用这些土地。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重大障碍就是土地的私有制。所以我们深信，只有当土地成为公有财产的时候，它才能被我们所用。” 不管那些悲观失望的人和俄国革命的敌人说什么，革命的火花已经飞向远方。我相信，这些火花将在全欧洲引起革命的烈火。 在分散于匈牙利各地的坟墓上——里面安息着宪兵刺刀的牺牲者——，现在可能正挂着旗帜。这是战壕友谊时期某一个俄罗斯士兵忘记从“友好的——敌对的”战壕中带走或者故意留在那里作纪念的旗帜。这面旗帜上写着言简意赅的口号：“土地和自由” 这面旗帜将领导匈牙利农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决战。 库恩·贝拉 《革命旗帜》（托木斯克），1917年10月28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43—46页 [1]本文为一杰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者所写。当时他们作为战俘留在托木斯克。原文为德文。送到编辑部后由V.同志译成匈文（此为库恩·贝拉作的原注）。 [2]库恩·贝拉可能是指1，000霍尔特以上的大地产占已耕土地面积的比例。这个比例与他显然是凭记忆写的数据差不多。 [3]1俄亩=1.0925公顷=1.89霍尔特。 [4]库恩·贝拉的材料可能是凭记忆写下的。根据匈牙利统计手册1907年的统计： 匈牙利全国居民20,674,735人 1907年流亡出国者192,982人 其中；农民26,397人 农业雇工、短工86,165人 自然繁殖率222,253人 [5]1909年关于流亡出国的第二号法令（见《匈牙利法律汇编》1909年法令集，弗兰克林出版社1910年版，第4—28页）。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库恩·贝拉->文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 前言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堆颜色发黄的旧报纸。读者如果打开这堆报纸，翻翻其中的某一页，马上就会发现好多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六十年前印着库恩·贝拉讲话和文章的纸张日趋破旧。 这些一触即裂的旧报纸都是历史的见证。它们告诉读者，这本书中所收集的讲话和文章是在什么情况下问世的。第一部分包括1917年12月至1919年3月期间的讲话和文章，其中大多写于革命的苏维埃俄罗斯，一小部分著于无产阶级革命前的匈牙利。 1916年春，库恩·贝拉作为哥罗日瓦尔第21步兵团的准尉在俄国被俘。当时他刚过三十岁，但是参加工人运动已有十四年的历史。1902年，他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08年后，已是党的骨干分子，被选入埃尔代伊（今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译注）党委员会。他以哥罗日瓦尔工人储蓄所职员的身份,走遍了充满着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埃尔代伊地区。他到处组织罢工，举行集会，教育那些由于觉悟不高、宗教不同和民族差异而不愿联合起来并因此轻易成为不受民族属性影响的资本剥削的牺牲品的劳动者，去结成阶级战友的同盟。他在教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不断地学习。他不仅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而且认真研究过当时在匈牙利所能接触到的全部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日常的工运工作，他掌握了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能言善辩，鼓动力强，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 1914年底，他穿上了灰色制服，成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优秀的中层干部。这时，他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超出社会民主党的水平。在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同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主要还是考茨基的思想。他不了解列宁的著作，因为当时在匈牙利还看不到列宁写的东西。 库恩·贝拉经受了战争的严重考验。他曾在前线不间断地战斗过几个月，并且受了伤。伤愈后又被送回前线，在加利西亚战场被俘。 在西伯利亚托木斯克战俘营期间，他很快就结识了一些对战争和战争爆发原因与他具有相同观点的战友。其中有明尼赫·费伦茨、西德莱尔·埃尔诺、雷莱尔·卡洛伊和亚诺什·贝拉。在战俘营里，他得到了增长理论知识和提高辩论能力的好机会。 俄国二月革命胜利以后，库恩·贝拉同托木斯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取得联系。从这时起，他开始了解过去被战俘营铁丝网所隔绝的俄国工人运动。托木斯克的同志们对他接近俄国工运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也正在寻找那些被战争风暴卷到严寒冷酷的西伯利亚来的、被迫穿上军装的工人和农民兄弟。在他们的请求下，库恩·贝拉在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发表了第一批文章。在这些著作中，库恩·贝拉向读者，向西伯利亚工人群众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和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 在战争和革命的困难条件下，印制这些报纸的纸张质量很差。他们在印刷出版这些报纸时，并没有考虑将来还要把它们留给后代的问题。今天能够留下几张来，那完全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今后我们还可能再发现一些迄今未见过的登有库恩·贝拉文章的报纸。 同别人一样，库恩·贝拉也是逐渐掌握列宁主义的。在二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他还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根本差别。当时，托木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组织上还没有分开，都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这种情况也影响了他对两派的认识。阶级斗争的战线只是在1917年夏天才变得泾渭分明。库恩·贝拉和大部分匈牙利战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从食时起，他开始研究列宁的著作。 他在托木斯克迎来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把战俘组成为保卫地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队伍的工作中，他起了重要作用。 1917年12月，他去彼得堡参加领导战俘中的共产党员的工作。不久，他见到了列宁。这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18年初，库恩·贝拉发表了许多文章。他经常为苏联的中央报纸《真理报》和《消息报》写东西。在这同时，他也没有忘掉在托木斯克的朋友们，常常向他们寄送自己的文章。除了主要做战俘中的党组织工作和武装支持苏维埃政权外，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大多用来编辑匈牙利文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国际社会主义者》。 这些文章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库恩·贝拉总是根据当时革命事业的需要写作。他很注意写文章的具体对象。对《真理报》的读者、经历过两次革命的俄罗斯工人应该强调这些方面，对从《国际社会主义者》，即后来的《社会革命》学习政治基础知识的匈牙利战俘则应该突出另外一些方面。对所有这些要求，库恩-贝拉都有能力满足。 手持本书的读者在这些文章和讲话中会发现，今天已经有大量著作在研究库恩·贝拉当时提出来的思想。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人人都能看到和研究的东西，在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里是根本接触不到的。库恩·贝拉对《社会革命》读者讲的关于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民族问题的看法，都是第一次用匈牙利语言宣传的列宁主义思想。当时，这些文章的任务是使读者了解和懂得列宁主义的实质。 库恩·贝拉在1918年初即已掌握了列宁主义精髓：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别的方面对他的思想发展也是一个里程碑。这时，他明确认识到国际工人运动中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分裂是无法挽回的。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他对自己的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在这个党里，他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正是在这个党的领导下，他参加并且领导了阶级斗争的一些战斗行动,（例如争取选举权）。就是在战俘营期间，他也曾向这个党表示过问候。 在列宁的影响下（本书中的一些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他逐渐认识到，就是这个社会民主党，口头上自称为工人利益的捍卫者，但行动上却千方百计回避无产阶级革命，客观上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尽管在它的领导层中，有些人是库恩·贝拉所钦佩的，但是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这些文章经常谈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各式各样民族主义的彻底清算。这是一项很不容易取得人们同情的工作。几百年来，统治阶级的政策在奥匈帝国各族人民之间一直在煽动民族仇恨，而战争和俘虏生活更加加深了这种仇恨。库恩·贝拉是第一批对从战俘营回国的士兵宣传这样一个真理的人：匈牙利的贫农是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无产者的兄弟，而地主、资本家老爷们即使同他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也仍然是无产者的敌人。这项工作并不是很容易做的，因为不仅要同老爷们几百年来愚弄人民的欺骗宣传作斗争，而且还要同宣传“保卫祖国”口号的社会民主党充满社会主义词藻的论据作斗争。 当然，库恩·贝拉还没有，也不可能看清楚所有的问题。他的俄文程度不高,主要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列宁著作中学习他能学到的东西。他的大部分时间不是花在掌握理论知识上，而是花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他是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匈牙利小组的创始人，各不同民族和具有革命感情的战俘同盟的领导人。他领导过培养宣传鼓动员的学校，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组织过武装部队。他自己也参加过好多战斗，镇压过社会革命党的叛乱。当时被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优秀理论家的布哈林的观点，在开始时对他的思想发展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些观点在很多问题上同列宁的立场有分歧。例如在《共产党人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库恩・贝拉把民族自决权局限为劳动阶级的自决权，就反映了这一点。 后来，在他比较成熟的时候，他曾对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思想认识做过自我批评。 库恩·贝拉当时还没有完全掌握列宁主义，这并不是本质的东西。本质的东西是他作为第一个懂得列宁主义实质的人，开始在匈牙利群众中传播列宁的思想！ 《该谁来偿还战争债?》是这一时期特别出色的文章。他用人人都能明白的语言，令人信服地，有时还略带讽刺挖苦地使读者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战后的欧洲问题。当时，库恩·贝拉还在乌拉尔山区同白匪军作战，而他的这本小册子已经在布达佩斯重新出版，并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当中传诵。 1918年10月31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匈牙利取得胜利。库恩·贝拉和他的同志们11月4日在莫斯科提出必须建立匈牙利共产党的主张，接着就动身回国，准备具体实现这个目标。198年11月17日，库恩·贝拉回到匈牙利。1918年11月24日,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库恩·贝拉成为匈牙利共产党的第一个领导人。他对党制订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并为党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几乎没有一天他不在某个集会上讲话。他个人的吸引力为革命事业争取了成千上万的群众。 在库恩·贝拉一生中的这几个月里（这是匈牙利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写的文章相对来说比较少。原因并不是库恩・贝拉写得比过去少。恰好相反，他这一时期写的东西可能比过去更多。1918年12月，匈牙利共产党党报《红色报》开始出版：它肯定发表了党的领袖库恩·贝拉的一些文章。当时《红色报》上，除少数文章外，大多数文章都是不署名的。这一点使我们得出了上面的想法。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在当时的报纸上，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由于没有署名，我们无法把很可能是库恩·贝拉写的、但又难以绝对肯定是他写的文章收集到本书中。因此，我们只好用三篇著作来代表这个丰富多彩的长达四个月的重要时期。这三篇著作是:《伯尔尼》、《致列宁的信》、《致波加尔,伊格纳茨的信》。 从理论上来看，这三篇著作中最重要的是《致波加尔·伊格纳茨的信丸这是他被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于1919年2月20日借口警察局制造的挑衅事件逮捕入狱后，在解犯羁押监狱中写成的。波加尔·伊格纳茨是印刷工人工会的领导人之一。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左翼正通过他寻求同共产党领袖的接近。他们要求库恩·贝拉答复，在什么基础上才能恢复作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先决条件的匈牙利工人运动的团结？库恩·贝拉在给波加尔（并通过他给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信中，提出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赖以取胜的各项要求。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接受了这封信。在这封信阐述的行动纲领基础上，1919年3月210,两党实现合并，从而使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开始了匈牙利人民一千年历史中的最光荣的日子。在这四个半月里，.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 新建立起来的工人政权与库恩·贝拉的名字紧密相联。尽管形式上革命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加尔保伊·山道尔，而不是库恩·贝拉，但是他的同志和对手都把他看作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领袖。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人们都期待他来作决定。 库恩·贝拉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著作，从体裁上看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他讲过很多次话，但是事先并没有写成书面材料。其中有些讲话是速记下来的,它们为后人留下了忠于原文的记录。但绝大多数讲话在报纸上只发表了简短的摘要。他同列宁、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以及其他革命家来往的电报，都谈到了很重要的问题。库恩·贝拉作为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签发过不少照会，对政治家和记者们发表过许多谈话和声明。他做过很多报告，就当前的和今后的一些根本性问题阐述了共产党人的立场。 从这些丰富的材料中，我们在本书里只能发表一部分供读者阅读，因为如果全部发表，要占很大篇幅。不过我们尽量使读者能够感觉到库恩·贝拉活动的多样性。本书收集了他就当时的某个迫切问题或在新建国家的各种重要论坛上关于苏维埃国家重大问题发表的讲话，收集了他关于国内政策的主要问题——工人阶级团结问题和关于如何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生存的国际条件问题所写的文章。 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文献中，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两篇。其中之一是：在布达佩斯革命工人和士兵中央苏维埃5月2日会议上的讲话。 这一天是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史上决定命运的一天。4月16日，罗马尼亚国王的军队对匈牙利工人政权发动了进攻。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组织具有打击力量的武装部队。能够打仗的人大部分已在四年的大战中伤亡殆尽。幸存者都渴望和平，希望在长期离乡背井之后终于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在这种情况下，被沙文主义感情所麻醉的罗马尼亚军队如人无人之境，占领城镇，长驱直进，迅速插向匈牙利的心脏布达佩斯，这是不足为怪的。5月10,正当首都人民欢庆第一个自由的劳动节时，罗马尼亚部队开到了蒂萨河。 这时按苏维埃政府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建议政府辞职，因为他们认为抵抗是毫无希望的。在这种气氛下召开了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会议。会议开始时，大部分与会者都只抱着一种凄凉的想法，唯一可做的就是宣布投降，听任战胜者自由摆布匈牙利人民的命运。这时，库恩·贝拉走上讲台，如实地介绍了面临的严重形势。他没有美化现实，也没有许诺任何东西。他只是指出，必须保卫布达佩斯。他的讲话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应。工人苏维埃象一个人一样地接受了他的主张。 第二天，工人武装部队开往前线。不久就展开了光荣的北伐战斗。 另一个重要文献是库恩·贝拉从1919年5月11日到5月22日关于修改党纲问题所作的五个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在匈牙利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理论。1918年11月前，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唯一的政党，党和工会完全溶合在一起，工会会员基本上都自动转成党员。1919年3月21日两党合并后，仍然保持着这种做法。库恩・贝拉强调指出，工会必须向所有劳动者广开大门，但是只有那些最有觉悟并愿为阶级事业作出一切牺牲的人才能入党。 报告阐述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学说，澄清了民主和专政概念的阶级内容。在谈到苏维埃、无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形式等问题时，报告强调了对选举出来的人员可以有罢免权的重要性。库恩-贝拉还谈到民族问题，勾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经济机制的轮廓。 这个报告也表明，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库恩·贝拉看作是当时最了解列宁主义并且运用得最好的匈牙利人。与此同时，这些讲话也说明他在有些问题上思想还不够成熟。 本书收集的许多文章很好地反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日常生活和节庆活动。（解放科希策时的讲话就是一个好例子） 协约国1919年6月中提出克雷孟梭照会后的文章反映了日趋紧张的形势。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困难。匈牙利革命者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时候，一分钟也没有想过，.这个小小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将能独自一家顶住敌对的资本主义环境的围攻。他们曾指望革命的火焰会蔓延到整个西欧，匈牙利公社的军队将同苏维埃俄国的红军并肩作战。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两个设想都是现实的。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工人运动正蓬勃发展。匈牙利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时，苏联红军离开匈牙利边境只有二百公里。 可是以后的形势变化越来越不利。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镇压下去，奥地利工人的革命积极性遭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压制。邓尼金的军队开始在苏维埃俄国发动反攻，苏联红军被迫后撤，离开匈牙利边境越来越远。国际形势的恶化也加剧了内部的矛盾。布达佩斯的工人武装虽然轻而易举地镇压了6月24日发生的反革命叛乱，但是仍无法控制食品匮乏所造成的困难和普遍的失望情绪。 1919年8月10,罗马尼亚军队推翻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库恩·贝拉同大多数人民委员一起逃往奥地利，被奥地利当局逮捕。他在这里呆了一年。本书中收集的有些重要材料是在奥地利问世的，其中有:《革命的过去》、《同库恩·贝拉的谈话》、《从革命走向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各政党在专政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1919年和1920年，国际革命的浪潮又开始高涨。红军胜利地击退了白卫军和干涉军的进攻，开始转人反攻。1920年夏天，布琼尼的红色骑兵到了华沙城下。革命运动在德国和意大利又有了进展。 这些事实使库恩·贝拉感到乐观。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只是暂时遭受挫折，当国际形势好转时，共产党领导人很快就可返回匈牙利。这个想法看来是现实的。困难的处境（监狱、营养不良、身体不好）并没有影响他对,形势的分析和看法。库恩·贝拉是从国际范围，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认为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战士。 在奥地利时期写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从革命走向革命》。他试图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总结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和教训。这本小册子写得比较仓促，因为国际上迫切需要这种总结。日益高涨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个中欧国家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以便借鉴它的经验教训。由于被关在集中营里，库恩·贝拉不具备完全满足这种要求的条件。他看不到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发表的主要文献，手头上没有书报，连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出版的《红色报》也没有一份。正因为这个原因，列宁（他在小册子出版后马上阅读了全文）认为里面讲的具体东西太少。 写作《从革命走向革命》时，他还不能从必要的长远的历史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因为主观的经历还历历在目，过于新鲜。尽管如此，这篇文章还是包含了许多至今仍然有效的思想。库恩·贝拉正确地强调了匈牙利革命的国际性质。他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右翼破坏活动的危险性，提出两党合并（尽管有很多副作用）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 《从革命走向革命》这个小册子同时也强烈地反映了他对工人阶级表现的不满情绪。他认为大部分工人在苏维埃共和国后期感到厌倦和失望，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已经背离无产阶级专政，“胆怯地抛弃了”它。由此他还指出，白色恐怖对工人阶级是“有益的”，因为它将打掉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 在这里，库恩·贝拉第一次阐述了他在以后的文章中又多次提到过的思想，介于工人运动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调和派”，自称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客观上起着有害的作用，因此，揭露他们比揭露公开的叛徒更为重要。这个思想成了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犯错误的根源。 这个论断在革命的前夜是对的。布尔什维克如果不同孟什维克的左翼分子划清界线，那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因为后者和前者的不同“正是”在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库恩·贝拉的错误是把这个论断绝对化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甚至在反法西斯斗争时期，情况也是这样，其实这时正需要采取相反的做法（团结所有的左派力量）。 1920年8月，由于苏联政府采取了坚决的外交步骤，库恩·贝拉被释放出奥地利集中营，又回到苏联。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完成了党交给他的许多重要任务。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干部之一，他参加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工作。与此同时，他对重建地下的匈牙利共产党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常常使用化名和假证件在外国活动。他去奥地利的次数最多，因为从那里可以直接帮助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工作。 二十年代写的论文和文章，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会议上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问题时的各次讲话。很多重要文章都是为匈牙利共产党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写的。 本书从这些文章中只收集了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教训有关的一些材料。 1925年夏，匈牙利共产党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总结五年来建党工作的成绩，得出相应的经验教训，指出今后的短期和长期任务，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当时正在维也纳活动的库恩-贝拉，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做了大量工作。（这次会议以后作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 会议前夕，匈牙利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新三月》在维也纳出版。刊物在维也纳编印，然后通过秘密渠道运到匈牙利。 新刊物的纲领性文章是库恩·贝拉写的，题目是：《匈牙利还会发生革命吗?》。文章分析了匈牙利的国际地位，列举了匈牙利社会未能解决的各种问题，详细地谈到了在匈牙利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可能性，并得出结论说，在目前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是没有前途的。文章对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份的变化问题给予很大的关注。 这篇文章所阐述的思想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供了基础。代表大会把文章中的观点提高成为党的政治路线。 本书中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同代表大会有关系，这就是《向农民学习！》。众所周知，苏维埃共和国在农民问题上犯了错误。它没有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给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而是企图立即组织社会主义大农场，结果失败。这一错误的根源可以在匈牙利工人运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找到。马克思在理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大农场对分散经营的小农场的优越性，但是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对这个论断作具体分析。他们没有考虑到，把资本主义大地产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农场，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里，农民分得土地，然后他们自己将懂得合作化的优越性。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所采用的观点实质上是属于考茨基的观点。 库恩·贝拉在《向农民学习！》中已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把大地产分给农民，是犯了错误。他分析了这个错误的后果，并得出教训说，匈牙利共产党必须为进行土地改革而斗争，必须代表劳动农民的日常利益。这篇文章成了匈牙利共产党农民政策的转折点。 在以后几年中，库恩·贝拉不断思考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教训时，反复谈到这个问题。他在《九年后的回顾》一文中指出：“我们懂得了，专政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它比所有布尔什维克过去想象的要长得多；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象我们过去所想的那样可以用‘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办法，而是要通过执政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残余进行长期斗争的形式去实现”。 1928年4月，库恩·贝拉在维也纳被捕。在监狱里被禁闭三个月后又回到苏联。从此以后，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他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任越来越重大。1929年至1934年，他负责领导巴尔干半岛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就是在这种时候，他也没有中断同匈牙利党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评价逐渐变化。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纪念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十周年》和《从革命走向革命》,例如在国际形势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作用、无产阶级的态度等问题上，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与此同时，他的每篇文章都以新的思想丰富了对匈牙利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评价。例如上述文章就详细地分析了爱国主义对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意义。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问题的最后一篇重要著作，是1934年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时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几乎象写编年史一样准确地叙述了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他分析了当时的阶级关系，谈到了人们后来对革命的批评。“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当社会民主党同意实现共产党的纲领、夺取政权的时候，如果我们回答说，再等一等吧，等到我们能用武装打开已经敞开的政权大门时再说吧，那将是教条主义的愚蠢。……它只会使共产党在群众面前威信扫地”在这里，库恩·贝拉对自己在两党合并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自我批评的分析。 在这篇文章中，同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写的其它文章一样，也能发现一些错误观点。这些错误观点对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能力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使他作出了片面的论断，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这些错误观点的实质还是在于他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没有进行具体分析。那些证明了社会民主党的国际领导人和匈牙利领导人同资产阶级合作，从而出卖了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真正事实，在他面前掩盖了存在于社会民主党阵营内部的、十分重要的差别。特别是在对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看法上，库恩·贝拉采取了僵硬的、把现实简单化的立场，从而成为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实践中犯严重错误的根源。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影响下，库恩·贝拉认识了这些错误，并着手重新研究自己十五年来一直坚持的立场。其第一个成果就是1936年2月撰写的《共同反对专制统治》。由于这篇文章不是谈苏维埃共和国问题，而是谈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共同反对日趋严重的法西斯威胁问题，因此没有收集在本书内。读者可以在《库恩·贝拉文选》第二卷（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里找到这篇文章。 库恩·贝拉本来还想继续这项工作。但可惜的是，他已经没有机会这样做，这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大损失。1937年因受诬告而被捕。恢复名誉时，他已不在人世。 本书虽然只包括了库恩·贝拉生平著作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仍反映了作为匈牙利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之一的库恩·贝拉的发展变化，表达了一个为解决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问题做了最大贡献的人的意见。 本书共收集了库恩·贝拉的八十五篇文章和讲话。其中有些曾经发表过，有些以前没有发表过，有些只是零零散散地发表过，有些则只是在国外发表过。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使人们了解到匈牙利革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在准备匈牙利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所做的自觉的、多方面的政治和理论工作。这些文献证明，他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熟悉情况，对各种阶级力量的状况、变化和斗争能力能作出现实的判断9这些文献的本身也生动地说明，他为什么会成为和能够成为我国民族史和工人运动史的杰出事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当然领导人。 从收集的材料的比例来看，绝大部分是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前和革命时期所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讲话。选材时，我们尽量避免重复和交叉，首先选用那些提出了新思想、新分析和新情况的文献。尽管有些重要的材料未能包括在本书内，有些内容重复交叉的文章和讲话本可以为某一个时期的事件和形势提供许多背景材料，因篇幅所限也未收集在内，但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努力没有落空。本书收编的文献大部分可见于:《库恩·贝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科苏特出版社，1958年）；《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献选集》（1919年3月至1919年8月，第6/A册和第6/B册，科苏特出版社，1959年，I960年）；《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库恩·贝拉文选》的编者前言介绍了库恩·贝拉各个时期的理论工作和政治活动。本书的结构是按《文选》的编者前言划分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匈牙利革命运动中，库恩·贝拉开始写作。在战俘中从事国际主义运动时，他继续做这项工作，一直到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这是他写作的第一个时期。本书第一部分《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包括了这一时期的文章。 他写作的第一个时期是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本书第二部分《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收集了划时代的一百三十三天英勇斗争时期的文献。当时，国内外的革命形势要求在口头上、文字上和行动上立即作出反应。历史形势要求革命领导人具有非凡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胆识，要求革命领导人坚定不移，勇于为人民和工人阶级的事业作出一切牺牲。我们认为，研究本书所收集的文献，也可以看到革命领导人库恩·贝拉具备的这些条件以及他为人的品德。所有这一切使他能在纷繁复杂的事件中不迷失方向，坚持战斗，在为开展和保持革命的超人斗争中作出榜样。 1920年至1936年是库恩·贝拉写作的第三个时期。本书第三部分《历史的教训》收集了他在这一时期进行广泛理论和政治活动时所写的文章和讲话。这些文章和讲话最能反映他对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看法和分析。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研究这些文献和未收集到本书内的其他有关文献，就难以或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匈牙利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这些材料具有科学文献价值。它们是匈牙利传播列宁思想的开始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对劳动人民正义事业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文献。 我们出版这些材料时，都是全文发表，没有作任何改动，连标点符号也保持原来的样子。作注释时，我们参考了以前的注解，在必要的地方，我们还增加了新的注释。对讲话和文章中引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都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我们还保留了库恩·贝拉自己的译文。有些地方，他的译文与最新匈文版的译文意思上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后面注释中加印了最新的译文。对库恩-贝拉的注解，我们另外进行注释。 文献产生的日期一般都在文章的后面和出处一起予以注明。如果是讲话、信函和电报，则在题目下注明发表讲话和信电的准确日期，最后才是公开发表的时间和地点。在注明出处时，除原有出处外,还加上最新的出处。对原有出处的编辑原则,都保留不动。在编辑新文献时，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本书后面附有人名录。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米莱伊·久尔吉同志为我们提供了他发现的、有些还没有发表过的材料，并对本书的编辑工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对托特·伊斯特万·久尔吉同志协助我们的编辑和注释工作，我们也借此机会致以谢意。
万恶的学阀听者（劬髯〔王翔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万恶的学阀听者 劬髯〔王翔千〕 现在中国于军阀、政阀、财阀等等强权者以外，又出了一种学阀，大家晓得吗？我骤然的这样说，恐怕大家未必能明瞭，并且也未必相信，请看什么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开年会便能明白了。 （一）试问教育二字，是不是人类应享的权利，而在人类之中是不是劳动界——第四阶级——该占最大多数？试问他们这般学阀——自称南北名流优秀分子的——也曾计划到劳动的教育没有？若是没有计划，可以划清范围，叫做“第三阶级的教育改进社”，不要笼笼统统胡乱打招牌了。 （二）我们劳动界人，知识短浅，实在不晓得什么名流不名流，优秀不优秀。但就这些人物看来，想必保皇余孽袁逆属僚都是名流了。想必偷着教育招牌要登政治舞台的蔡胡二先生就算是顶优秀的了，似他们这样超人的本领，作这样超人的生活，真是要超出人类以外。我们劳动界可是真不敢领教的。 （三）又听说改进社的临时大本营，设在什么大楼上，还有什么卫生组，饭厅里还要专人拍苍蝇，毛厕里还有专用的避臭粉，开了一次跳舞会，奉敬来宾的汽水，一霎时工夫就用八十多元。哈哈，这样改进法，恐怕非全是第三阶级以上的人，有点办不到吧。 （四）听说每人入社，第一年的费用非花二百多元不可。试问穷苦的教育界担得起这一点的能有多少人？凭着南北名流的招牌，就值这一些吗？供给了名流们游山玩水旅费和避臭粉、汽水等便改进了教育么？ （五）听说这次在山东开会，除了各学校乐输的竹杠——会费——不计外，官府里预备三千元的招待费，不够还可以追加。试问喝着汽水的先生们，你们知道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么？你们记得预征丁漕还没有反对下么？最好是十几年没有改选的老教育会长还说是“第一次便在山东开会，山东可交了好运！”哈哈，这样的好运交不得呀。 （六）听说济南方面的军政绅商学——劳动界没加入，实在是也不配加入——各界在公园里开了个聚餐（这是根据年会月刊上载的，并不是错字）会来欢迎，试问你们欢迎的什么？你们若注重教育，为什么平时对于教育费的枯竭从没人出来问问呢？你们若是欢迎名流，在你们着了热病的心里，还不觉怎么，只是叫我们劳动界冷眼旁观，能够怎样难过呢？！
大槐树铁路工厂工会成立祝词（本书记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大槐树铁路工厂工会成立祝词 本书记部 好了，好了 劳动界一线的曙光，放到我山东来了 你是握着南北交通的枢机 你是传播文明的利器 你要为山东劳动界多少同胞 首先把这个担儿挑起 但愿你下上决心，养足实力 认定方针，辨清目的 你要知道 你的后边还有多少同情的兄弟 想要跟着你即时奋起 你要能好好地给他们作一个榜样儿 那才是你的成绩 努力，努力 有多少亲爱的同胞，眼巴巴地望着你
通迅（傅长义，王尽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通迅 傅长义，王尽美 编辑先生： 听说贵周刊是专给我们工人说公道话的，我好像得了一个亲人似的，可快把我的冤屈诉一诉吧。我现在业已受屈含冤十个月了，要是再闷上几个月，简直就得把我气疯啦。我姓傅名叫傅长义。我家有父母妻子。我在津浦铁路车头司机，我的父母妻子，全靠着我生活。我在津浦已经十数年了，我也没有作过错事。十年八月二十二号，我开第七次列车，由济南至泰安，驾驶机车二十九号。济南编车头目卢洪恩查车见存破煤筐四个，禀知梁段长，当时并未发生别故。过有数日，不知为甚么忽然给泰安地段长公函，机务处长不承认我，要开除我。我又去恳求梁段长说：我自幼学习司机并未犯过大过，因甚么事将我开除？可怜我一家老小的生活，怎么去维持呢？梁某不但不听，依仗给处长同乡压迫我，将我逐出。我回家以后，终日愤恨无可发泄，我的妻因此烦恼得病，不久即死了。撇下了我的父母和两个小孩，每日号哭。可怜我处在这种情形里，实在难过。请贵周刊的先生们，给我抱一个不平吧！ 津浦铁路司机匠傅长义泣诉 傅先生的通信，真可说是一字一泪。这种惨苦的事情，我不晓得工友们看了要发生什么感想。我更不晓得津浦路上与傅先生同事的工友们看了要发生什么感想。想我们工人，整天一滴汗一滴血地作工，徒给资本家当牛当马，自己不但得不到相当的报酬，若一触着段长先生们的不高兴，便要逐出厂去。如傅先生辛苦作工十余年的结果，只因那一点细故，使得父母妻子离散。我想与傅先生周事的工友们，为什么见着自己亲爱的兄弟受这样冤屈不起来同声效力呢？但我绝不能说诸位缺乏同情心。这实在是自己没有团体的缘故。我现在只有一面希望傅先生不要气馁，要瞪起眼来，握起拳来，结合同志，去争我们最后的胜利，一面更希望全体工友赶快自觉。不要以为这件事是傅先生个人的事。要知我们工友们，人人都有这同样的危险啊。我们要为自己争人格，为大家谋利益。只有最后我还要说几句话，现在和傅先生处同样的情形，而冤愤无处发泄的很多。本刊是专为工友们说话的机关，那位有不平的事，请向这里来宣布啊！ 尽美附记
为劳动周刊被封和李启汉同志被捕事告工友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为劳动周刊被封和李启汉同志被捕事告工友书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工友们，你们知道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君，被上海租界总巡捕房指为煽动了中华邮政局信差罢工，拘解公堂，由中西官判李启汉押西牢三月，刑满逐出租界；禁止劳动周刊出版。这有钱有势的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实在横行为恶，使我们不能再忍受了。 亲爱的工友们，我们的办事人，任由别人逮捕，我们的言论机关任由别人摧残，我们租给别人的地方，自己反被逐出境外。我们何等地受辱和受压迫！大家快起来作正当的抵抗！应当要恢复我们的言论机关，释放我们的办事人，得到租界的自由居住权，总巡捕房向我们工人阶级谢罪。 助外人为恶的中国包探和公堂的中国法官李襄□，亦为我中国的工友们所不容，应当要受我们工人的惩戒或是国人的惩戒。 中国的劳动者快快团结起来，快快向上海总巡捕房声讨，快快将这事宣告于国人。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启
外埠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外埠消息 京绥路工人罢工 京绥路某一车站的旗手，被人误告着。官厅竟不问事实情由，遽然逮捕起来。以致该路车机工人，认为有损工人人格，大动公愤。特于本月二日在张家口开会，讨论抵制的方法。议决全体罢工，每天只允开行快车一次，其余客货车均行停驶。现闻路局方面已惊慌失措，央人出来调停了。 长辛店工人终能驱逐工头 长辛店工人，攻击工头邓长荣激成诉讼各节，迄未解决。近工人等，对于此案，态度极其坚决，誓非达到目的不止。连日诉讼进行，颇称顺利。该工头情虚畏惧，不敢投案。屡央人向该地劳动学校（因邓曾控告该校教员）及俱乐部求和，初本严遭拒绝，嗣经各方出面疏通，始允其请。结果，邓于十四日下午出具悔过书，声明：“誓不再在长辛店工作，为工界罪人”。并亲向宛平县声请撤消控告学校教员及俱乐部职员之案。于是，此事遂告一段落。一时长辛店人为之大快云。 广州工界对葡后援会的进行 广州方面，工界同人特组织一工界对葡后援会，纯粹为对葡兵惨杀华工案而设。据该会办事人云，为工人前途与争回人格计，无论如何艰难困苦，必定努力前进。该会最近致港、省、澳工人团体一函云： 葡兵惨杀华工，悬案已二十余日。虽经各方面函电交驰，一致主张严重对付，于事实上仍无何等效果。同人等以为此事须从实力作去。不徒从表面上争光，亦非喜出风头与口上三寸□□，所能争到，除从根本上先联络吾省、港、澳三处同人，团结一致，故不□□□。待在吾省有实力之□□，致□□不为功，同人等有见及此□□“工界对葡后援会”，并曾由大众议决，凡属真正工人团体，须派出全权代表二人，出面协力进行。如此办法，实属大公无私。凡系工人，均与有责，且可免办事权落于少数人之手。时机急迫，特此敬告。务望尚未推出代表之团体，于一星期内将代表姓名报到云云。 厦门印刷工人之新组织 厦门通讯云：自五一运动以后，工界劳动者大有觉悟，近厦埠印刷工人，亦组织俱乐部。以共谋公益，交换智识为宗旨，凡同业，无论年龄多少，均得为部员。惟须填写志愿书，尤须遵守部中一切规则章程。查其内容组织，设正副主任二人，干事四人，评议八人，书记一人，调查六人，征收一人，均由全体部员选举，以半年为限。至其经费，由部员按照月薪之多少，每元抽出五分云。 又，印刷工人鉴于该业多数失学，而晚间工余又往往漫游，沾染不良习气，殊堪惋惜，遂联合同志多人，创办一国语夜学，兼教授简易□文。每晚八时半至十时半为学习时间，除星期晚例假外，余均授课，凡属印刷工人或印刷俱乐部员，均得入校学习，是亦可为省垣之模范。
劳动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劳动消息 大槐树津浦铁路机车厂工会成立 大槐树这个铁路机车厂的工人千余名，因不甘受厂长监督等层层的压迫，已早有固结团体，以谋自身利益的倾向，只以时机未至，是以隐忍未发。近来交通部长更换高恩洪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五大铁路的职工学校，工人以为受教育是应当人人有的权利，而职工学校设立已数年，今高氏就职，不但不想扩充，反一律裁撤。这实在是想使我们工人没有再受教育的机会，好行使其愚民政策的意思。凡属本厂工人俱应该力争的。而且这新厂长到差以来，其压迫工人的手段较旧厂长更利害，简直役使工人，不如牛马，防备工人，甚于盗贼。有小□□就挞辱随之。全体工人至是已愤不可遏，□□对待的方法。但工人想为自身谋利益，必有固结的团体而后可。今该场工友们已觉悟到此，经几个很明白的工人出来一提倡，遂全体赞成。各部各举代表数人，于十八号到职工学校旧址，开会讨论一切，于下午二点开会，到会者数百人，讨论三小时之久，结果先举出临时职员负责，一面自筹会务的进行，一面与各大铁路联络，势不达到恢复职工学校，减轻工人的压迫的目的不止。想以该厂工友们那种奋斗的精神坚忍的意志，得到胜利，我敢为他们预祝的。 津浦路司机工人小示威 津浦路来回的通车，到蚌埠时，该处宪兵必要到车头上去翻箱倒匣的检查几次，口口声声说什么查私货烟土，却是曾没查出一回来。于上星期里，第三次通车到蚌时，宪兵叉要上去查司机工人因车头土既没查出一回私货来，那能趟趟打些麻烦，所以于宪兵查完时，口角间表示不满的态度。又谁知惹得宪兵大怒，登时拳打脚踢，使起野蛮来。在旁的工友们，见此情形上前解劝。该宪兵不但不服，反恶声向人。工友们至此己愤不可遏，遂纠集大众，到站示威，并宣布全体罢工。该站宪兵长一听此消息，直吓得屁滚尿流，赶快约两站长，跑到站上，与工人赔情。当时工人提出几条件：一，此后车到站时，车头上宪兵不得查；二，惩办此次肇事的宪兵。该队长一一承认，工人见已得圆满的答复，遂立刻恢复工作，然已误点四小时云。并闻此次办事工友所以如此的齐心，是因为该路已全路都办起工会来了，是以工友们才有这样的团结力。这虽是小事，已可见我们固结团体的效力。
大槐树机车厂一个工人告厂友书（求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大槐树机车厂一个工人告厂友书 求真 亲爱的厂友，我与诸位是同一环境中底人，要算是朝夕与共痛苦相同的患难朋友。不过，终日关在牢狱式的工厂里面，行动言论都被那些变形的禁子、监工、机器司看守了，使我们一点都不能自由，虽然天天聚会，终难得到一点谈话的机会。这是我很抱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被掠夺者不自由的铁证呀！近来我们厂中充满了一种最新鲜的空气，就是诸位努力工会运动，这种精神要算是谁都赞许，谁都认为必要的。我也是会员中一份子，对于此次经过情形是很熟悉的。以既往事实看来，觉得其中有几个缺点，颇足使人失望。因为我也是个会员，工会办得好不好，与我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也不怕人家骂，很愿意指摘几点出来，但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是要请大家原谅的。 一，有多数同人不负责任。现在我们工人所处的地位，谁都是知道极危险的，我们组织工会就是本真情的冲动，作正当底自卫。换句话说，工会就是保护我们全体会员的生命的一件东西。那么，我们大家应该要把他看得如何慎重，如何合作起来将他弄好才是。近来，我每看见有许多工友们都抱着一种放任态度，有的说：“我是个无能的我，会中事我可不管。”有的说：“会中人数很多，是一人不出力当得什么。”唉！请诸位想想，人情是相同的，能力是无标准的，有一个人存这种观念，二人效之，推而至于三人，四人，十，百，千人，万人都不负责了，会中事到底靠谁去办。譬之我们要与敌人打仗，尚未到火线上，自己的队伍就瓦解了。岂不极危险吗？此种毛病，请诸位即时除去才好。 一，就是不明白事势的盲从。大凡我们有个问题发生，必须利用一种精神的目光，详细考察其中的真理，不然就易于盲从，结果不特没有代价，反要生出许多祸害来。我们有多数厂友所崇好的，就是位置高的人。平日如何，我且不论，只就近二次所得的选举结果而言，很有一些不满人意的地方如……几位先生，姑且不论他人品如何，才识如何，只就他们地位讲，他们是有产阶级的爪牙，平日是管我们的。譬如有人持刀御敌，反将刀柄交给敌人，雇役看门，反去雇个偷子，真所谓其愚不可及了。我甚愿朋友们赶快觉悟起来，免得将来后悔呀！最亲爱的诸兄弟呀！今天我发此言实系受良心指使，骂我恨我听之，我总望诸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开诚布公的合作起来，以达到我们人生真正目的啊！
为上海劳动周刊被封及李启汉君下狱事敬告全国劳动朋友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为上海劳动周刊被封及李启汉君下狱事敬告全国劳动朋友书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 亲爱的劳动兄弟们，我们要晓得，我们的明星上海劳动周刊被仇敌封闭，我们好朋友李启汉君被仇敌监禁了。若是良心还不曾泯没的人，应该怎么样起来为我劳动界争人格呵。 上月上海全埠邮局信差罢工事件，无论中外人士，凡稍存天良的人，看见我们劳动者受经济上压迫到哪种苦况，怎忍得不出来说几句公道话？谁知道罢工风潮已经平静，而那些甘心作伥的资本家走狗，竟又作起怪来，大着胆子逮捕无辜的李启汉君，给监禁起来，并且将我们机关报也禁止出版。劳动朋友呀，资本家的毒棍又打到我们头上来了。 但是李启汉君为什么被监禁，据在公堂讯问时，有资本家的走狗李炳昌做见证说，当信差罢工时，李君曾从中挑唆，又是什么过激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使当时有邮差周启宝辩诉，邮差罢工完全自动的话，而李君替我们说几句公道话，也不能算是唆使呵，也不能算过激呵。难道资本家天天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我们连动不敢动，那才算不过激吗？在他们中外奴隶问官的意思，无非是想重责李君，使旁人再不敢为我们说公道话了。呵，你们的计真毒呀！你怎知道，即使你们的力大通天，也不能一手掩盖天下口呀！ 至于封禁劳动周刊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是工人的刊物，他是工人说话的机关，他是宣布资本家罪状的布告，这才硬加以“登载过激言论”、“鼓吹劳动革命”诡词，把这个眼中钉铲除了去。呵，你们的手段真辣呵！你又怎晓得，你虽一时有权有势，能禁止我们使笔说，又怎能禁止我们使口说，你不能个个将我们杀净了，我们就有法子对待你，何况你并不能禁止我们呢。 全国劳动兄弟们，我们的仇敌中外资本家，现在连话也不让我们说了，连替我们说句公道话的朋友也要铲除了，我们再不起来团结以自救，还有我们生路吗？兄弟们，你们也要觉悟过来，你们的痛苦是谁加给你们的么？你们若不甘心作奴隶牛马，为什么还不团结起来，为自己争人格呀？ 兄弟们，我要争人格呀，联合起来啊，和仇敌中外资本家宣了战罢。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敬告
矿业工会淄博部开发起会志盛（尽美〔王尽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矿业工会淄博部开发起会志盛 尽美〔王尽美〕 △开会前散发传单通知 △到会代表二三百人 △旁听者堆满庭院 △公举大会筹备员 △组织临时交际团 △演说者痛快淋漓 △鼓掌如雷欢声震地 △精神贯注始终如一 △真是中国劳动运动中之曙光呵！ △真是山东劳动界中空前之盛举呵！ 淄川博山一带的煤矿，真可说是在中国北几省中有名的产煤场，合计起来，连机器工、土木工带采炭工，不下数万人，但有句俗话说：“越是工场所在地，越是工人屠宰场。”于今这数万炭矿工友们，久屈服在资本家剥夺之下，说起他们的生活来，真是暗无天日。有些人伏在机器底下，有些人埋在炭灰堆里，每天一滴汗一滴血地做十几点钟的工，稍一不慎，还要连性命舍上，百工钱仅得两三毛钱，不但劳碌一生得不到一点好处，结果还要受冻挨饿，这是何等不平事呵！但是现在好了，因为事有许多工友们已经明白，我们工人是很可尊贵的，是很有能力的。一方面见世界各国及中国各文明区域劳动运动到那样轰轰烈烈的程度，一方面又眼看着自己这数万矿工伙伴们过这样悲惨非人道的生活，不由得要起来联络同志，组织为自身谋利益的团体。而全体工友们虽说是没智识，难道自己受着这样的痛苦还不能结合起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吗？所以现势既到了置境，有明白人出来一提倡，全体即翕然响应了，暗中酝酿不到两星期，竟有矿工发起会的结果出现。 这个发起会既是工友们自动的，他们开会时那种欢乐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未开会的头一天，就发行一种传单，大意如下： 兹定于本月（六月）二十五号（星期日）下午七点钟，假马家庄旧机器图算学校内开矿业工会发起会，届时务请派代表到会讨论一切……。 这种传单一出，本厂各部，如电气部、土木部、机器部、翻砂部、落到部、唧筒部、库房部、医生部、采炭部……都纷纷选派代表预备加入。 外场如十里庄、南旺、大昆仑、南定、西河……左近各炭坑也派代表来，到开会日下午五点多钟，往马家庄各路上的代表即络绎不绝。至于会场的布置很简单，正面悬一大黑板，讲坛前面一方桌借作讲台，台右为书记席及签到处，其后整整排列着数十条长凳，为代表席。各代表到时都自由相约着到签到处签到，尚未到开会时间，而代表签到者已达二百五十余人；后来者却因地狭人多，拥挤不堪，竟不得到前面签到。 时间既到，遂振铃开会；大众公推陈锡五先生主席。陈君年高有德，自德人开办此矿，陈君即在机器部做工，于今已二十余年，为现在矿友中之资格最老者，又兼以处事公道，凡为工友们幸福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是以素孚众望，而且又为本会发起人之一，故被推为主席。但陈君因自己年老气弱，遂请卢介人先生代表。当由卢君登台致开会词，大致说：我们工人是创造世界的主人翁，按公理说，唯有我们工人才配享受世间一切物质的文明，唯有我们工人才配享受人生一切精神的快乐。但是实际怎样，我们工人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过惨苦不堪的生活，反受奴隶牛马不如的待遇。尤其是我们矿工，天天埋在炭石堆里，什么是卫生，什么是快乐，天天赔上血汗拼上生命，一天做十二点以上的工作，工资仅得两三毛钱，连吃穿都不够。像这样一天一天的下去，大家想想，我们到头来的结果是怎样的危险！不过，我们自身的幸福靠旁人来提拔是不行的，只有我们工友们自己团结起来，去为自己争人格。今天这个会，就是我们工友们团结起来第一次的表现，居然代表到这么多人，可见工友们已经觉悟了。此后我们只有努力进行，举出负责的人来筹备一切。以但大会成立，我们的经济也充裕了，我们的力量也雄厚了，到那时我们要如何便如何，那才显出我们劳工的神圣来……。报告毕，接着就按照秩序单先公举筹备员二十人，筹备大会进行一切事宜，录名如下： 余玉如顾永增陈锡五罗金章关子良袁荣芳刘德全赵文海杜金台赵受天冯佐臣卢介人魏雨亭郑克柔周正元沈锡九陈玉成王魁标宋金声王文章 接着又公举临时交际员四十二人，担任在未开大会以前对内对外一切交际，录名如下： 顾永增罗念章李井五陈德昌杜金台杨成斋毛如贤王顺金宋锡恩高玉江宋锡岭刘光发刘春平刘春山王子明刘鸿苇邓玉堂谢廷俊杜金升王勤孟广宇王芹音杨文卿戴德符赵庆桂李香荃张宝田陈起凤曾际虞邓希兰关铭勋张金声朱长富李云声樊锡麟周正元王文章沈锡九陈玉成王魁标宋金声周宪章 诸多事情既讨论过去，遂请各会员演说，如余玉如、顾永增、王尽美、王俊民、宋绍夷诸君都有极沉挚的演说，一时听众无不动容，真是鼓掌如雷，欢声震地，诚山东工界中空前未有之盛举也。 这次大会，更教我们钦佩——惊异的更有数事： 一、秩序井然。无产阶级的集会，顶难维持的就是秩序。一来因为工友们没有智识，二来因为工友们没有受过团体开会的训练，所以每逢工人开会，秩序都不甚好。但是这个会真叫我们快乐极了。会场仅一所小房子，而到会者数百人之多，不但没有那许多座位，就是站着都拥挤不开，又兼之暑气薰人，会员汗流浃背，不谓开会时间延长三小时之久，不但秩序始终如一，并且有疑问就起立质问，有意见就起立发表，那种活泼而沉静的精神，真叫我们佩服煞。 二、意见一致。我们工人以前因为没有团体，往往被资本家的愚弄，受资本家的暗示，把自己的团体分裂成各帮各派，彼此仇视，彼此攻讦，使资本家坐收渔人之利。这固然是因为自己没有团体的缘故，然而这个意见不除，也实为结合团体之障碍。而本会的好处，第一件就是消除意见，因为以前本厂工人自己也有各派别之恶感，好在现在都觉悟了，大家把以前的错误立刻消释，这真是我们工人的好现象啊。 其余还有许多可记载的地方，因为篇幅太长，只好从略。总而言之，劳动运动的新潮，中国比起各国来已□落后又落后了，尤其在中国北方的山东省，更是长夜漫漫，不见一线曙光，又谁知历来处在黑暗势力之下的矿工厂里，竟于不知不觉之中发生此空前的盛会，真令人惊异，真令人佩服！我们在欢乐到无所置词了，只有表示一百二十分的诚意，欢呼： 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呀！ 在他们的发起会未开以前，还发现了劝工友们入会的一张传单，特介绍于下： 传单 劝工友们速来入会 诸位工友们，我们大家想想，我们现在究竟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有些人埋在黑炭堆里，有些人伏在机器底下，有些人来往跑着运材料，没黑没夜地做十好几点钟的工，一旦出了工厂的门，不是睡就是赌，这样机械式的生活何等的无趣呀！我们凭着一滴汗一滴血挣来的工钱，不知好上储蓄着，喝、赌、嫖、吹无件不干，到月头只落个浑身净光，设若一时有了意外的事情，或是老了不能工作的时候怎么办？而且做这种工，真是生命轻如鸿毛，难道我们就不想保险的法子吗？我想这些事情大家一定要很明白，所以不能办，就是因为没有团体的缘故。 我们发起这个工会，就是想将我们全体工人能组成一个团体，专给我们工友们谋利益。我们的行为哪点不好，我们想法子改了他；厂里哪样待我们不好；我们就要求改了他；工钱若不够使的，我们就设法子叫厂主加加；生活若没乐趣，我们就办个俱乐部，大家进去乐乐。总而言之，我们只要团结起来，什么事也好办。无论自己办银行也好，办售品所也好，办饭店也好，办俱乐部也好，办学校也好，都于我们有很大的好处的。 我们现在只要到了一定的人数，就选举筹备员，草简章，开成立会。大家快快的来加入吧。工友们！到了时候了！各地方的工友们都联合起来了，我们大家也赶急成立起这个会吧！
从东方来的人与苏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希克梅特诗集 从东方来的人与苏联 我是从东方来的， 高喊着东方的起义！ 随着吹向北方的风， 经过亚洲的道路 从遥远的远方 我向你走去，—— 来，—— 伸出你的双手， 来拥抱我！ 啊，新的国家！ 我那想看见你的愿望 多少年来都怀在 我的心坎上！ 我曾经倾听过你的悠扬的歌曲！ 仿佛儿子倾听 母亲的声音。 你那像亚洲的太阳一样 热烈的 鲜红的旗帜 进入了我的不安的 像疟疾似的梦中。 啊，新的国家！ 斗争的年代使我们想起了 你那些英雄们的名字， 这些年代， 在膝盖一样深的鲜血中， 顽强反抗的年代。 你这新的大地啊！ 从今以后，对于我来说， 世界上再没有更好的地方， 再没有更亲近的朋友！ 随着吹向北方的风， 经过亚洲的道路 我向你走去…… 来，—— 伸出你的双手， 来拥抱我！ 我是一个亚洲人， 我走过了几千哩路。 我高喊着： 东方正在起义！ 请你向我使个眼色， 指点一下，导火线在哪儿， 点起它来—— 这是我的事情！ 我是千千万万人的儿子， 这些人 一昼夜 工作二十四小时。 我是千千万万人的儿子， 在这些人骨瘦如柴的背上 是鞭打的 血淋淋的伤痕 我是他们的哀号！ 我是他们的呼声！ 我来到了 革命的 摇篮，—— 我希望看到光明， 我希望获得智慧！ 亚洲…… 是传染疟疾的黄泥塘！ 在这些泥塘上， 在绿色的 有毒的空气里， 高耸在天空的 是工厂的烟囱。 日日夜夜 团团的黑烟 就像乌黑的山峰一样， 冲进这恶臭的空气。 泥塘呼吸着。 轮带转动着。 轮子总是在旋转， 旋转， 旋转，…… 于是，生命在我们的瞳孔中渐渐暗淡—— 什么都没有，除了饥饿！ 我们的带着疟疾菌的 黄色的血 正在变成 金条。 九十层的大厦 耸立着， 遮蔽了地平线， 像怪物一样…… 当我那黄色的 患着鼠疫的兄弟， 像几块腐烂的臭肉 黏满了苍蝇， 爬过 这些沼泽的泥塘时候， 当农民们咒骂这些泥塘 像咒骂地狱里的黑夜的时候， 我把 想看见你的愿望怀在心口旁边， 像怀抱一个婴儿一样。 可是，你不要认为 我像一条饿犬 在低低地哀吠，—— 我决不是请求命运把你给我！ 不是的！ 随着吹向北方的风， 经过亚洲的道路 我走向你， 我急忙地来看你！ 给我吧， 快给我吧， 把智慧给我的头脑， 把光明给我的眼睛， 你应当跟我一同平分，—— 千千万万饥饿的人们 在亚洲等待着我， 我应当 赶快 回到那里， 穿着红色的衬衫 出现在他们面前！ （郁洁、王槐曼合译）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宣言（王尽美起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宣言 王尽美起草 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发展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是一样的，新式的生产制度一天一天地将旧的生产方法毁灭，一天一天地将劳动者集到工场里去，叫他们做机器的附属物，像牛马般地作工，将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与剥夺者，换到极少工钱。还有千万男女小孩不分日夜地到纱厂、发网工厂和火柴工厂等等，去作十二点钟起码的工。一般成年工与童工，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不但牺牲了健康，在剥夺制度下，失却了受教育的机会，还要受冻受饿，并且小孩子们从年幼的时候就变成本国或外国资本家富源开发者，和资本家的新式奴隶。但是我们相信这种痛苦的工作，一定会迫着一般男女工人和童工团结起来，向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作有力奋斗。 但是劳动者没有组织，就有也不过是无意识的结合，自然这种团体不能够自卫，也自然没有反抗的能力。而且劳动者将他们分成天津、济南、南方等帮是不行的。这是将自己分裂的办法，怎能拿这种团体和资本家斗争呢？我们将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幼组织起来，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种团体才能算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的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是由山东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要将各个劳动团体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的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山东工人们与各地工人们的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些事业是必要大家起来同心合力做的，所以我们请那些已经成立的真正劳动团体加入这个书记部，与我们共同进行。 劳动兄弟们呀！我们拿各国经历过的事实来做比方，知道我们的事业在起初是很困难的。但是资本制度在中国一天比一天的发达，我们相信劳动团体也会日见发达，日见有力，并且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山东工人们！上海、广东等处的工人都联合成很大的革命的团体了，我们还不联合起来吗？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
本刊出版的宣言（本刊同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1922年） 本刊出版的宣言 本刊同人 本刊的同人，自从去年“五一”节后，组织了一个济南劳动周刊社，当时曾有一份简单的宣言，写在前头，想来大家注意过的，应当还能记的。嗣后因为经济不继，不得已宣告停止，在同人心中，总觉着非常抱歉了。现在感于世界的潮流，和劳动界的需要，更觉着这种刊物的印行，实在是刻不容缓。所以又勉竭驽胎，继续进行，并且从新改组，易名为《山东劳动周刊》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的刊物，也就是我山东劳动界同人交换智识联络感情的纯粹机关。形式虽然有点变动，但是精神上却是丝毫没有变更，并且我们敢说，不但没有变更，且是比较从前更要纯粹，更要彻底，更要亲切，更要诚悫。这是同人们很可以自信的。所以这次本刊出版，也不用格外另作宣言，就把从先的宣言再录一遍，印在下边： 我们为什么出这周刊呢？他的答案就是：我们出这周刊，为的是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说到这里，又不免生出三个问题来：（一）劳动者怎样才能觉悟呢？（二）光明的路在哪里呢？（三）怎样才算得人的生活呢？因为有这三种疑问，所以我们不能不再把我们进行的方针再简单的说明一下。 （一）增进劳动者的智识。原来中国劳动者的智识实在也不免太薄弱了，要想叫他增进，非努力教育不可。要想增进教育，非设法劝导他们，启发他们，使他们都知道教育的重要不可。所以平民教育不普及以前，我们这周刊要作一个前驱。平民的教育施行以后，我们这周刊也可以作一个补助。 （二）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劳工神圣原是已经确定的名词，不过中国沿数千年来的习惯，贵劳心者贱劳力者，显然分出个阶级来，才叫些强权者利用到今日。我们这周刊可以介绍各家的学说，引他们向光明的路上去。他们自己觉悟过来，那地位自然可以提高了。 （三）改造劳动者的生活。中国现在社会的情形，说到人的生活四个字，实在是有点担当不起。所以若要根本改造，非先从劳动入手不可。若是大多数劳动者都得到人的生活，其余的那些寄生虫类，当然也可以容易屈服了。 我们的宣言既然是仍旧不变，那么我们这次出版，说是复活也可，说是改组也可。不过，大家要知道的，从前的名字是《济南劳动周刊》，现在的名字是《山东劳动周刊》；从前的出版者是本社同人，现在的出版者是劳动组合社书记部山东支部；从前的周刊是同人们对于劳动界的贡献，现在的周刊直接就是劳动界自有的机关、劳动界自有的喉舌；所以从前的刊行的责任属于本社同人，现在刊行的责任，完全属于山东劳动界全体。就请我劳动界同人们，赶快起来合力进行罢！
8．精神生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 8．精神生产 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所必然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就讲到这里。我们不可能再按照上文那种方式去继续探讨经济管理、国际交流、城乡关系等问题，否则就会离题太远，陷入歧途，这些问题固然都会因无产阶级的统治而受到极深刻的影响，而且都是不能用原来的办法来继续处理的。但是我并不考虑在这里来论述这些问题，尤其是因为我已在另处论述过我在这方面可论述的最主要方面（我在为阿特兰梯库斯的《未来国家一瞥》所写的序言<第19页>中以及我的《土地问题》一书中《个人小家庭的未来》一章<第447页>里论述过社会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世界贸易的态度）。我只想在这方面探讨一个有许多模糊认识的问题：精神生产的未来。 我们在上面只探讨了最根本的物质生产问题。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将建起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的生产。对于现代的文明人类来说，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生产是与面包和肉类、煤和铁的继续生产同样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将使它不可能按以前的方法继续进行。用什么方式代替呢？ 我在前面论述《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时已提到：现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再也不会害怕获胜的无产阶级会像古代野蛮人那样，把艺术和科学当作多余的旧货扔进破烂堆里；与此正相反，在广大的居民阶层中，恰恰是无产阶级对艺术和科学最感兴趣，甚至最为尊重的。但是在这方面，我的整个探讨确实不是要研究获胜的无产阶级想要做什么，而是要研究它按照事物的逻辑能够而且必须做什么。 那时，艺术和科学将不会缺少必要的物质资料。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正是要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办法，来最迅速地甩掉过时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的旧包袱，因为它们妨碍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而在私有制统治下，是只能随着竞争而缓慢和不彻底地加以除掉的。这样，社会财富必然会立即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水平而继续增多。 但是，光靠物质资料还保证不了艺术和科学的提高。单凭财富是不可能创造出富有活力的理想生活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是否满足得了高度发展精神生产的需要。我们的敌人常常对此提出异议。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目前精神生产的方式如何。它采取三种形式：首先是为了直接满足社会需要而由社会团体进行的，其次是由个体企业承担的，最后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 整个教育事业，从国民学校一直到高等学府，都属于第一种形式的精神生产。如果我们撤开为数很少的私立学校不谈，那么整个教育事业今日已完全是由社会经办的，其目的不是为了谋求利润或其他收益。这首先是指现代的国立和地方创办的学校，也包括那些大多作为中世纪遗迹而留存下来的教会和公益事业开办的学校；后者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国家里最为常见。 对于精神活动，尤其是科学活动来说，社会性的教育事业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具有影响，而且在于它愈来愈支配着科学研究。学校教师，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愈来愈成为一些重要科研机构的垄断人，而今日没有这些科研机构便几乎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社会性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自然科学的技术已如此高度发达，以至（姑且敝开某些百万富翁不谈）只有国家才拥有建立和维持必要的科研机构所必须的财力。而社会科学的某些专业，如人种学、考古学等等，也需要设立愈来愈包罗万象而开支浩大的科研机构。同时，科学已愈来愈成为一种耗费精力和财力的职业，谁也不能靠这种职业来维持生活。如果要完全献身于这一门职业的话，就得接受国家的大力资助，否则他在选择双亲或配偶方面就应十分留神，必须遇到富有的双亲或富有的配偶才行。而要获得用之于有成果的科学活动的基础知识，又需要愈来愈多的巨额费用。因此，科学就愈来愈被国家或被有产阶级所垄断。 无产阶级政权一定要设法消除这种情况给科学活动带来的一切限制。正如我们在开头所提到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在安排教育事业时，要使一切有才能的人都有可能获得凡是社会教育机构所能传授的一切知识。无产阶级政权将越来越需要大量的科学教育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它将最终用消除阶级矛盾的办法，来尽量使那些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为国家从事各种活动的科学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为自由些。只要还有阶级矛盾，对社会的看法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观点。最大的伪善或自欺之谈莫过于侈谈科学可以超脱于阶级矛盾之外而存在。科学只存在于研究人员的头脑里，他们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不能脱离或超越于社会本身。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仍将取决于社会条件，不过那时的社会条件至少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罢了。 但是，比这种对社会条件的内心依赖性（任何研究人员都无法摆脱这种依赖性）更有害的，是研究人员中有许多人对国家政权或对其他统治机构（譬如宗教机构）在行动上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迫使他们迎合统治阶级的观点，不能独立自由地从事研究，而是企图通过某种科学途径去寻找论据，以便为现存的制度进行辩护并驳难新兴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正在直接对科学起着败坏作用。只要无产阶级政权解除了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对学校的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科学就有种种原因会兴旺起来。因此，无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与教育事业有关的精神生活来说，并没有什么可害怕，却能给人以出现最美好前景的希望。 但到那时，精神产品的生产将会如何呢？ 我们就在这方面先探讨一下个体生产吧。这里将主要考虑到画家和雕刻家，以及一部分作家。 正如不会使物质生产方面的私营小企业无法办下去那样，无产阶级政权同样不会使这种形式的商品生产无法进行。缝衣针和顶针箍既然不会算作无论如何必须国有化的生产资料，那么绘面笔和调色板、墨水和钢笔也同样不会。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废止，迄今在个体生产的艺术品市场上具有很大支付能力的买主将消声匿迹。这对艺术生产当然不会依然毫无影响，但也不会使其无法进行，而只改变其性质罢了。比方说绘画和雕像，它可以改变其陈列地点和所有主，想把它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因此它在艺术商品生产中是名副其实的代表形式。这种形式的艺术品最容易商品化，可以像金条那样收集和贮存起来，不管是为了赚取利润而把它们再出卖也好，或把它们当作珍品而收藏也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以出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有可能会遇到不少的阻碍。但是，必然会有艺术生产的其他形式来代替上述的形式。无产阶级政权将异乎寻常地增加公共建筑物的数量，并力求把人民常去之处——无论是工作的、会议的、娱乐的场所——统统加以美化，使它们装饰得引人入胜。画家和雕刻家所创作的绘画和雕像将不再被投入商品周转过程，以致最后竟为了艺术家毫无所悉的目的而陈列在艺术家毫无所悉的目的地；画家和雕刻家将有计划地与建筑师协力合作，就像在艺术的全盛时期，例如伯里克里斯[1]的雅典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样；艺术与艺术彼此间将互相支持和促进；艺术作品的生产是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目的，因而其效果、环境和观众将不再是偶然决定的，而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另一方面，以出售为目的而把艺术品当作商品来生产的必要性也不再存在了。这主要是因为已经根本没有必要再为赚钱或者为挣工资，即为了商品生产而从事精神劳动了。 我已经指出过，无产阶级政权将力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这从工资劳动者的观点来看是理所当然的。我也曾说明，为此目的，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只要停办那些不完善的劳动场所，而充分利用那些完善的企业就能立即做到。我们认为有可能立即使工资增加一倍，同时使劳动时间比目前缩短一半，这种假定根本不是异想天开的了。现今技术科学的先进程度，已足以保证在这方面取得迅速的进展。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日所取得的进展愈大，愈有可能使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们同时从事精神生产，特别是从事那种并不直接带来物质收益，但其本身却是一种报偿的最高级的精神活动。多出来的空闲时间，有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可以用于单纯的精神享受；而有才于的人们将能开展其创造性的活动。这样，就能使物质生产与艺术、文学以及科学的生产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其经济上的必要性。我们已看到，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努力使教育成为普遍的福利。但是，如果按目前的方式来普及教育，那么其结果就会很快使正在成长的一代人不适于从事任何物质生产，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基础。今日的社会分工已发展到使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几乎完全分离的地步。目前是在只有少数得天独厚或条件优越的人能够从事较高级的精神劳动的情况下进行物质生产的。而目前能够从事精神劳动的人，又没有能力或者不乐意去从事体力劳动。如果人人都受到教育，这在目前情况下就会使一切物质生产都不可能进行，因为这样就再也找不到任何愿意和能够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因此，想使较高级的文化教育成为公共的福利而又不危及社会的存在，那么不仅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而且从经济上的必要性来说，都要求我们在学校里不仅使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熟悉精神劳动，而且熟悉体力劳动，在他们身上牢固地扎下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结合的习惯的根子。 为了促进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结合，使精神生产不再受到目前不愿从事物质生产的限制，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在居民群众中实行这样两种措施：一方面要不断缩短所谓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从而使从事物质生产的人能腾出愈来愈多的时间去从事精神劳动，这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办到。另一方面要增加受教育者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在受教育者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必须这样做。 但很可能：在这种结合过程中，体力劳动将成为一种职业劳动，成为一种为社会服务的必要劳动，而精神劳动则成为一种摆脱了任何社会强制的、体现个性的自由劳动。因为比起体力劳动来，精神劳动与社会强制更不相容得多。无产阶级所实行的这种解放精神劳动的作法，并不是空想主义者虔诚的愿望，而是无产阶级胜利在经济上的必然后果。 最后，我们要探讨一下受资本主义剥削的精神生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精神生产的第三种形式。如果说，精神生产的三种形式中的第一种形式主要包括科学，第二种形式主要包括造型艺术，那么第三种形式就涉及到精神活动的各方面，但主要是作家和演员，他们的对立面是作为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出版商、报馆老板和剧院经理。 在无产阶级政权下，这种资本主义剥削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它之所以存在，是由于这种精神生产只有靠巨款购置的技术设备和大量人力的合作才能适应公众的需要。在这方面，靠某一个人独自的力量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但这岂不是说，这里可以代替资本主义企业的又只是国营企业么？如果这样的话，把精神生活中如此巨大而重要的部分交给国家集中管理，岂不会使这种精神生活必然面临它可能遇到的最恶劣的情况，面临千篇一律和停顿不前的危险么？国家政权果真不再是一个阶级的机构，但岂非成了一种多数人的机构么？能否使精神生活取决于多数派的决定呢？任何新的真理、新的观点和感受，难道最初不都是仅仅由微不足道的少数派领会出来并加以维护的吗？实行这种新办法难道不会使那些最优秀和最有头脑的文化战土与无产阶级政权处于经常对立的状态中吗？尽管无产阶级政权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个人自由，但当它把人们的精神活动束缚在只有靠社会的财力才能举办的事业中时，岂不把它所提供的自由完全抵消了，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么？这里诚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决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应该指出，在社会必需的精神生产中，也像在整个生产中一样，不仅由国家来提供资金并加以领导，而且可以由地方来进行。单凭这一点就足以防止任何千篇一律，防止中央政权对精神生活的任何操纵。何况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取代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企业的其他组织。这些自由组合的社团为艺术、科学和公共生活服务，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促进或直接从事这些领域里的生产。今日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社团在演出戏剧，发行报纸，收购艺术品，出版书刊，举办科学考察等等。物质生产的时间愈缩得短，工资愈提得高，自由组合的社团就必然会更加繁荣兴旺。它们不仅在数量上，在成员的热心程度和技术水平上必然有所增长，而且知识界的捐赠和对其共同事业的支持也必然日益增多。我预料，这种自由组合的社团将在精神生活方面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这些自由组合将取代资本去组织和领导精神生产，因为这种精神生产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统治这些领域，决不会给它们带来更大的束缚，只会给它们带来更多的自由。 把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从资本主义统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个人从繁重的单纯体力劳动负担下解放出来；用自由组合的社团来代替社会精神生产中的资本主义企业——这些就是无产阶级政权在精神生产方面的发展趋势。 我们知道，生产领域里的问题是带有矛盾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务一方面是要把社会生产过程安排成一个有统一步调的体系，从而使个人处于固定的生产秩序中并受到其约束。另一方面，又使个人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觉性，能够独立自主，不受社会的限制。人们今日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获得个性发展的自由，并且随着人与人的关系日益敏感和自私，便在待人接物方面力求取得充分的自主权，特别是对待婚姻关系，而艺术家和思想家则更包括对待周围世界的关系。谋求社会稳定和个体解放，这就是资本主义摆在社会面前的两项历史任务。这两者看起来互相矛盾，却可能同时加以解决，因为它们各自涉及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当然，谁想用一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两个方面，谁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无政府主义就是这样失败的。无政府主义本是小资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限制和压迫的产物。习惯于按自己的心意来安排工作的小手工业者，曾起而反抗工厂的纪律和单调乏味的工作。他们的理想依然是个体劳动的自由。在已不可能从事自由劳动的情况下，他们设法代之以自由组合的社团来从事独立自主的共同劳动。 正如我们已多次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这个“新中间等级”按其社会地位来说，仅是早期小资产阶级的精华和更有自觉表现的部分而已。他们的工作态度正是把小资产阶级同样对劳动自由的渴望和对纪律与单调乏味工作的反感加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因此，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即无政府主义的。但是，尽管他们的这种理想在精神生产领域里是具有进步性的，但是在仍然受到没落的手工业生产条件限制的物质生产领域里却显然是反动的。 在现阶段生产中就生产量而言，只有两种可能存在的物质生产形式（当然还有某些残余，但大多是罕见的）其一是共产主义的，它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以及中央机构对生产的有计划领导为标志；另一个则是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物质生产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自由组合的社团如果不进行集中的物质生产，就必须把商品生产转移到自由竞争所决定的价值规律上来，否则就会造成混乱。我们在上文已看到，在各个企业进行自由生产的情况下，价值规律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价值规律能调节各个生产部门彼此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从而防止诸如钮扣充斥市场而又苦于面包奇缺之类不合理现象的发生。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商品生产必然继续采取某些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正如许多生产合作社所证明的那样。在物质生产方面想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这充其量是干西西弗斯[2]那种徒劳无功的重活儿。 精神生产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而以物质生产方面能提供多余的产品和劳动力为保证的。精神生产只有当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的时候才会繁荣起来。如果物质生活陷于混乱，那么我们的生存也就根本受到了威胁。反之，现有的多余产品和劳动力按什么比例流向自由创造精神财富的各个部门，对于我们的生存却是绝对无关紧要的；只有教育事业属于例外，而有其特殊的规律，甚至在现今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也完全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而由社会加以调节。如果大家都去从事某一种商品（比方说钮扣）的生产，而使大量的劳动力流向那里，以致没有剩下足够的劳动力去从事其他商品（比方说面包）的生产，那么社会就会陷入问题严重的情况。反之，抒情诗和悲剧、亚述学著作和植物学著作的生产比例则不是一定的，既没有最小极限，也没有最大极限；如果今天写的剧本比昨天多一倍，今天写的抒情诗却只有昨天的一半，如果今天出版了二十部亚述学著作，只出版了十部植物学著作，而昨天的比例却又正相反，则社会的兴旺发达并不因此受到丝毫的影响。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表明，尽管有种种心理价值理论，价值规律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并不同样适用精神生产领域。在精神生产领域里，对生产的集中领导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简直是荒谬的，在这个领域里，完全可以盛行自由生产，而决不致于变成受价值支配的商品生产或者受大企业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 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模式。它是由无产阶级的统治，换句话讲，由社会革命按照经济事实的逻辑而发展出来的，不管无产阶级的愿望、意图和理论本来如何。 [1]伯里克里斯（Pericles，纪元前约490—429）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繁荣时期的领袖，历史上把他执政的公元前450—430年成为伯里克里斯时代。当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吸收了希腊最著名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为后世留下了诸如帕德伦神殿，雅典卫城正门等卓越的建筑艺术品。——译者 [2]西西弗斯（Sisyphus）是希腊神话中的克林特王，因待人狡猾诡谲而被罚在冥府托运巨石到山顶，但巨石每次推上都重新滚下来。——译者
7．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 7．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在工业或居间贸易中，无产阶级政权都应当迅速结束那些以小规模经营为特征的落后的小企业部门。 上面刚才谈到的那些在组织周转方面的办法，也将导致尽快排除小的居间贸易。它们中的一部分可以用消费合作社来代替，一部分用市政设施来排挤。如果生产过程的主管机构不是同无数的购买者打交道，而只同少数几个组织打交道，那么它对生产过程的通盘了解和组织领导就必定容易得多。 除了居间商业之外，供地方需要的消费资料的直接生产，例如面包房、牛奶场、蔬菜生产、住宅建筑等，也将交给消费合作社和地方去进行。 但是不能指望，一切私营小企业就会因此全部消失。农业上尤其不会如此。诚然，今日已变成资本主义企业的农业企业将不实行雇工制度，而变成国营的、地方的或合作社的企业。此外，许多今日的小农也将不再存在，而到工业的或农业的大企业里去当工人；这些企业将保证他们生活过得很好。但是可以假定，还有这样的农民继续存在：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继续经营他们的小企业，或者至多还有一名也可算作家人的长工或侍女。在我们的农民有目前这种保守性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照目前的方式继续经营下去，这是十分可能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也根本没有要接管这种小企业的意图。还没有哪一位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曾主张对这种农民予以剥夺，或者甚至没收他们的农庄。倒有很大可能是许可这些农民都仍然照他们迄今的做法继续经营下去。对于农民来说，社会主义政权是根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这种农民经济甚至很可能由于新政权的存在而得到加强，因为新政权将给他们带来如下好处：取缔军国主义，减轻税收，实行自治，学校公办和把道路捐收归国有，取消贫民救济捐而由国家救济，也许还有降低抵押贷款的利率等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获胜的无产阶级有种种理由要求增加产品的数量，并认定农产品是需求量首先会增加的产品。尽管有人对贫困化增长的理论进行种种反驳，但今日还是有许多挨饿的人有待给以饭吃，单单这一事实就使我们有理由假定，由于工资的提高，将首先出现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因此，无产阶级政权应十分关心提高农民的生产，并为此目的而大力帮助农民。无产阶级政权为着最切身的利益，必须用牲畜、机器、肥料、改良土壤等办法，把农民的落后经营大大提高。它必须用这种方式来促进农产品的增长，即使对那些还没有成为合作社企业的农民企业也应如此。 但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像在其他方面那样，简化周转过程，即建立少数几个为经济目的而联合起来的组织，以代替许许多多彼此交换其产品的私人。国家也应当更多地向农民村镇和合作社，而不向个体农民供应牲畜、机器、肥料。向这些村镇和合作社收购产品的也不再是私营的居间商业，而应是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及地方和国营的企业（面粉厂、糖厂、酿酒厂等）。于是在这方面，私营企业将逐渐退居到次于社会企业的地位；社会企业最终将改变农民企业本身，促使由几个农民企业组成的合作社组合或村镇组合变成社会性的大企业。农民将把他们的土地合并起来共同经营，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不再属于私人的合作社大企业经营方式是何等优越时更会如此。因为事实说明，这种方式能在支出同样劳力的情况下生产出比小企业多得多的产品，能在产品数量相同的情况下保证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农业小企业今日之所以还能维持其存在，在颇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们对其雇工的榨取比大企业还厉害。同时，农民干的活无疑比大地主的雇工所干的多得多。农民几乎从来没有空闲时间，甚至在他们片刻的空闲时间内，他们也要思索怎样改进他们的经营。对他们来说，除了他们的企业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此难于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的原因之一。 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老的一代。年轻一代就感受不同了。他们强烈地渴望娱乐消遣，渴望轻松榆快，同时也渴望获得更高的文化。在农村里无法满足这种愿望，他们就流入城市，使乡村人口减少。但是如果农民看到，他们依然从事农业也能获得空闲和文化，他们就不再摆脱农业，而仅仅从小企业过渡到大企业。私有制的最后一个堡垒就会这样消失。 获胜的无产阶级是根本不考虑用暴力来促进这种发展的，其充分的理由就是它不想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因此，它决不能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强加给农民而自食其恶果。无论我们估计无产阶级有多么高的斗志和大无畏精神，它也不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这些自身就遭受过剥削的小老百姓，而应当指向大剥削者！ 谈了农业之后，这里再来探讨一下工业中的小企业。它们也不宜在可预见的期间内完全加以消灭。诚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凡有经营不善的企业同较完善的企业进行竞争的部门内，新政权都力求使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停办，并把它们的工人集中到经营良好的大企业里去；而且只要使工人在大企业里得到较优厚的工资，就能很容易地办到而不必使用暴力。但是总还有这样的工业部门，在那里机器敌不过手工，或者说机器干不了手工干的活。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我在查阅德意志帝国工商业统计时，却找不到任何一个还完全以小企业为主的行业。据我所知，在下列工业部门里（见下表），1895年还几乎完全以小企业为主（占企业总数的97%以上），还根本没有超过五十名工人的大企业。但是，在这些行业里，大企业也已取得了进展。 企业数目 超过五十名 工人的企业数目 有1—5名工人者 有6—50名工人者 18951907 189519071895 1907 磨刀石制造业7727 28— — 小提琴制造业10371257 2421— 1 解剖器材制造业126247 317— — 橡胶玩具制造业42 ——— 1 理发业、假发制造业6003545853 470537— 2 洗衣业、擦靴业744665 415— — 烟囱清扫业38604119 2615— — 绘画业、雕刻业56307303 84195— 4 由此可见，1895年时，小企业还简直遇不到任何竞争的行业；1895年以后，大企业就相继出现了，而且还在发展。在1895年时，也只有这些行业还主要由小企业居支配地位。 尽管如此，在某些直接供人消费的工业部门内，小企业还有其一定的前途。因为如所周知，机器只能制造大量定型的产品，而许多顾客仍希望生产者照顾其个人的趣味和爱好。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业小企业的数目甚至有少许增加的可能。因为这有助于增进群众的幸福生活，从而使手工业产品的供销更为兴旺；工艺美术品的手工业因而可能获得新的推动力。诚然，我们不能指望，威廉·莫里斯[1]向我们所描述过的未来景象会出现，在他那可爱的空想世界里，机器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机器仍将是生产过程中的统治者。它永远也不会把这个统治地位交还给手工劳动。但是，不能排除手工劳动在各艺术行业里又会增多的可能性，它也许会占领某些新的领域。然而，如果说它目前还主要作为极度贫困的产物，作为家庭工业而勉强存在，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它将只作为昂贵的奢侈品而存在；在生活普遍幸福的情况下，它会得到进一步的推广。但是，生产过程的基础，将依然是使用机器的大企业。上述的小企业至多作为社会大企业这一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岛屿而保存着。 这些小企业本身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及其产品的销售形式。它们可以成为国营大企业或地方大企业的附属单位，从这些大企业那里得到原料和工具，并向这些大企业供应其产品；它们可以为私人顾客或为公开市场而生产等等。也可以像目前这样，一个工人可以前前后后在各种形式的企业里干活。譬如说，一位女裁缝可以一度在国营工厂里工作，随后又在家里为私人女顾客做一件衣服，后来又到另一个女顾客家里去做衣服，最后同几位女同事合办一个生产合作社，为定货或为库存而生产服装。 在这方面也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可以有最大的多样性和变动可能性。最谬误莫过于把社会主义社会设想成一部简单而呆板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它的轮盘联动装置就只能按同一方式不断运转。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以有好几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地方所有制，消费合作杜所有制，生产合作社所有制，私人所有制；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企业形式——公办企业，联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营企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工人报酬形式一一固定工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原材料、机器用具等的节约提成奖，加班、超产奖；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产品周转形式——按合同批发，或向国家和地方商业网点、消费合作社以及生产者本人购买等等。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完全可能有像目前这样的经济机体的多样性的。它仅仅排除掉目前竞争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损人利己等等，同时也排除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 [1]威廉·莫里斯（WillianMorris，1834—1896）英国作家和美术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赞美古希腊及中世纪生活，号召建立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译者
6．再生产过程的组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 6．再生产过程的组织 即使把以上所论述的托拉斯的两个方法应用于生产，也还没有充分利用无产阶级政权在增加生产方面可资利用的手段。生产过程要不断更替下去，要进行再生产，就需要不受干扰地不仅继续进行生产，还要继续进行周转。要不间断地继续进行生产，就不仅需要有制造产品的工人，还有必须使原料、材料（煤）、必备的工具和机器、工人的食品等等的供应不致中断，使制成品也能找到销路。 周转的停顿就意味着经济危机。周转发生停顿，有时是由于同一种商品生产得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出产这种商品的工厂可以因为产品销路不好而不完全继续开工。它因为销路不好而没有钱，结果就缺乏资金去购买原材料，支付工资等等。但是，也可能由于某些商品生产太少而发生危机，譬如英国棉织业就曾发生过由于美国南北战争引起棉花大幅度减产而带来的危机。 危机是对现代化生产方式最严厉的批评。无产阶级政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危机。但是，这只有通过对生产和周转，以及再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才能做到。 人们总是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组织生产。但是，这一任务有一部分已由资本加以解决了，其方法是用拥有数千名工人的大企业的生产来代替许许多多独立的小企业。托拉斯甚至能组织整个工业部门的生产。但是有一个唯独无产阶级政权才能解决的任务，即有计划地调节产品的周转，调节企业与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在这里，消费者这个概念是指最广义的而言。它不仅包括个人消费，而且也包括生产性消费。譬如说，纺织工人在生产性消费中消费棉纱，而他所吃的面包，则属于个人消费。 无产阶级只有废除企业的私有制，才能实现其对产品周转的调节。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实现它，而且必须实现它，才能领导生产过程，才能使其政权存在下去。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根据对现有生产力（工人和生产资料）和现有需要的计算，来确定每个社会生产场所的生产量；它必须设法使每个劳动场所不仅获得必要的工人，而且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并把产品销售给消费者。 而这种任务在现代大国里不是很难完成吗？譬如，有人设想：在德国，国家必须成为二百万生产场所的生产领导者及其产品周转的调节者，这些产品有一部分是作为生产资料彼此供应的，有一部分是作为消费资料销售给消费者的，而在消费者中，每人都有其时时改变的特殊需要。这项任务显然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否则就得按照一个简单公式自上而下地调节人们的需要；像过兵营生活那样，让每个人只分得其最低的份额，从而把现代化的文明生活降到何等低下的水平！难道我们就必须成为一个兵营式的或监狱式的国家吗？ 确实，这项任务是不简单的。它是无产阶级政权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会给它带来许多难以对付的棘手问题。但是也不能夸大困难。 首先必须指出，这里所谈的并不是非得在一夜之间凭空建立起一套调节生产和周转的全新的体系不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体系已经有了，否则今日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问题只在于如何把迄今人们一直不自觉地在倾轧、破产和危机的痛苦经历中靠价值规律的作用反复实践出来的无意识的体系变成有意识的体系，在这新体系中，将用预先测算各种主要因素的办法来改变那种由供求关系事后调整的局面。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既已有了虽不太完善和不太稳定的比例关系，就不必从头作起，只须使其完善和稳定就行。正如对待货币和价格那样，在这方面也应该承袭历史上的传统作法，不宜一切推倒重来，而仅仅在某些方面加以扩大，在另一些方面加以限制，使原来松弛的关系更趋紧密即可。 正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那样，把生产集中于最完善的企业就能使企业的数目大大减少，因而在改变体制时，问题就简单多了。德意志帝国在1907年所有的2，086，368个企业中，只有13，250个是有百名以上工人的工厂，其拥有的工人总数在一千一百万产业工人总数中占四百万人。我当然并不断言，将来只有这些大企业才开工。就未来的情况提出确切的数字，这样做是可笑的。援引以上的数字只是为了举例说明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不足以确切描述未来事物的实际情况。这里只是用两百万个工业企业与一万三千个大企业这个比例来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业企业的数目将大大减少。 除了减少企业的数目外，还有其他办法来减轻生产和周转的组织工作上的困难。 生产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为消费而生产以及为生产而生产。由于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资料的生产在今日已成为生产的最重要的方面，并且不断迅速增长。至于消费资料，则几乎没有一件是完全从一个生产者的手里制造出来的，而要经过许多生产场所的手。因此，使消费品能使用的人，只是生产者长队中的最后一个。但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各有其完全不同的性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大规模企业（如钢铁业、采矿业等等）活动的领域。这些企业今日已在卡特尔、托拉斯等企业主联合组织中高度组织起来。同时，在生产资料的购买者中间，也普遍发展起了企业主联合组织。今日在这些行业里，已不是一个企业与一个企业打交道，而主要是企业主联合组织与企业主联合组织、工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打交道了。在企业主联合组织不大发达的那些地方，生产资料的生产者总是较少的，与它有关联的消费者也少。因为在这方面，消费者并不是个人，而是整个企业。例如，在纺织机器制造业中，1907年有1，177个企业，共有31，072名工人，但其中却有702个企业总共只有1，364名工人，因此几乎用不着加以考虑。一百名工人以上的大企业只有五十七个，共有工人18，742名。它们的买主是136，000个纺织企业（不单是纺厂和织厂）。但在建立社会主义企业时，纺织企业的数目可能减少到几千个，甚至几百个。因此，在实现了集中生产于最完善企业之后，生产者一方还剩下五十个机器制造厂，消费者一方还剩下两千个纺织厂。于是，双方就供应机器达成协议，以便有计划地调节机器的生产，这难道不可能做到吗？ 由此可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较少的情况下，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来说，这时为公开市场的生产就会减少，为定货而生产，也即有计划有调节的生产和周转就会增加。 消费资料的生产则具有另一种性质。在这方面，虽然我们也有大企业（制糖厂、酿酒厂），但还是以小企业为主。这是因为这类企业，主要应该适应顾客的个人需要，而小企业比大企业容易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企业的数目是很大的，而且也不能像对待生产资料的生产那样使它减少。它们主要是为公开市场而生产的。在消费者人数很多的情况下，要对公开市场作通盘估计，就比为生产而生产时难得多。在这个领域内，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数目较少，因此比起生产资料来，消费资料在生产和周转的组织工作上，就存在着更大的困难。 在这方面，我们还必须区分两个门类：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波动比较小，因而比较稳定。比如，人们每天只需要同样数量的面粉、面包、肉类、蔬菜；对皮靴和换洗衣着的需求量每年也变化不大。反之，消费资料愈具有非必需的奢侈品的性质，其需求量的变动就愈大。这是因为人们虽然乐于占有奢侈品，但没有它们也过得去。因此，其消费量就更加变幻莫测，得视情绪而定。但是，只要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情绪变化与其说来自买主个人，还不如说来自工业界。比如，大家都知道，时装的变化与其说是由于公众审美观的改变，不如说是由于生产者要使已出售的旧商品显得不适于继续使用，从而促使消费者另买新商品。因此，时髦的新商品必须与旧商品有显著的区别。这里除了现代生产方式本质上就具有的不可停滞性外，生产者的竞争欲也是时装迅速变化的主要原因。他们总是先生产出新时装，再把它强加于公众。 但是消费资料，尤其是奢侈品，在销售量上的被动，与其归因于消费者趣味的变化，还不如归因于消费者收入的变化。收入的变化只要不是个别情况，而是社会上较普遍的情况，就能明显地影响社会的消费。它的变化幅度是随着繁荣与危机的消长而波动的，是根据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即失业人数的增减而起落的。只要我们调查一下产生波动的源泉，便会发现它总是先出现于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今日特别容易出现危机的是钢铁工业，这是众所周知而且普遍公认的了。 由此可见，繁荣与危机的消长及其引起的消费资料供求关系的重大波动，都是发生在生产资料的生产领域里的。我们又看到，这一领域的企业集中和生产组织今日已发展到最能将其生产和周转完全组织起来的程度。生产资料生产的稳定也会促成消费资料需求的稳定，因而可以不经调节消费，就能很容易地用统计方式确定消费资料的需求。 但是，在生产所引起的周转失调中，只有一种情况可能最不利于无产阶级政权，那就是生产不足，而不是生产过剩。在目前情况下，消费过剩是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因为今日最大的困难是出卖，即销售产品。反之，购买，即取得产品，通常不大令人忧虑，至少对于那些在口袋里有所需零钱的幸运儿是如此。可是在无产阶级政权下，上述情况就倒转过来了。这时用不着担心产品的销售。因为它不是某个私人为了卖给另一个私人而生产的，而是社会为其本身的需要而生产的。只有当某些产品（不管它是供生产上消费的或个人消费的。）生产得不够，不敷所需时才会发生危机。反之，如果在某处或处处都生产得太多，虽然意味着劳动力的浪费，会使社会蒙受损失，但这并不妨碍生产和消费的继续。新政权主要关心的事必须是：使任何生产部门都不会生产得太少。这时，新政权当然要力求不在不必要的生产上浪费劳动力，因为任何这种浪费都意味着从其他各部门抽取了劳动力和不必要的延长劳动时间。
5．提高生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 5．提高生产 要迅速提高生产，有各式各样的办法；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办法今日已具有重大的意义。美园的托拉斯成功地应用了这两种办法，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便用来解决社会革命的方法问题。他们向我们指明了怎样把全部生产都集中在最完善的企业里，而让其他经营得较差的企业统统停产，就能一下子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几年前糖业托拉斯只利用了它所拥有的全部企业的四分之一，而达到的产量却相当于其全部企业原产量的总和。威士忌酒托拉斯也将其八十个大酒厂停闭六十八个，只继续经营的十二个酒厂的产量不久就超过了以前八十个酒厂的产量。无产阶级政权不妨也这样做，而且做起来更容易，因为它不会因此遭到私有制的阻碍。在企业属于私有财产的国家里，要淘汰其中经营不善的企业，只能通过自由竞争慢慢进行。即使是托拉斯，也只能取代那些亏损企业的私人所有权，把它们都合并到自己的手里。无产阶级既然要把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掉，它就能够把托拉斯只能在较小的生产领域内实行的方法，扩展到社会生产的整个领域去。但是，无产阶级在运用淘汰次等企业以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时，与今日托拉斯所使用的方法之间的区别，还不仅仅在于应用范围上的不同，它还可以使用其他方法和用于其他目的。新政权实行这种改变，首先是为了提高工资。而托拉斯的做法是不顾工人的。它把闲置企业里的工人干脆解雇，至多也只利用他们来威胁那些就业的工人，压低他们的工资，使他们更服服贴贴。获胜的工人阶级当然不能这样做。它将把闲置企业里的工人调到正在继续经营的其他企业里去。托拉斯宁可使工人投闲置散，因为它们并没有大规模扩大生产的打算。产品增加得愈多，产品的供应量就愈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的价格就会愈低。而托拉斯总是竭力阻止价格下降的。因此，它们宁可限制生产，而不扩大生产。托拉斯只让最佳工广生产，仅仅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以便在价格不变甚至上涨的情况下增加利润，而决不是为了扩大生产。反之，无产阶级政权则是为了扩大生产，因为它所要的不是提高利润，而是提高工资。因此，无产阶级政权将尽量增加最佳工厂里的工人数目，以便用多班轮换制来提高生产。我想举一个例来说明其可能性和它对生产会发生多大的影响。这个例子里的数字当然是随便设想的，并不见得符合实际情况，但决不是毫无根据，而是个别企业已经办到了的。譬如我们以德国纺织工业为例。它目前拥有约一百万工人（1907年是1，088，280人），其中大半（1907年是597，412人）是在百人以上的工厂里干活的。现在我们首先假定，较大的、业务较广的工厂一般都是技术较完善的工厂。当然，不会普遍都是这样，一个二十人的工厂也可能在技术设备上比同行业的一个八十人的工厂好得多。但是一般说来，这是符合实际的；我们在这里就不妨这样假定吧，因为这只是一个用以说明问题的例子，不是一个要求明天就要做到这一点的具体建议。我假定，百人以下的工厂是最不完善的工厂。这些工厂都关闭了，把工人都调到百人以上的工厂里去干活。这时，就可以把他们分成两班轮换劳动。如果目前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十小时，那么轮换后每班的工作时间大约可减少到八小时。这样一来，这个企业的生产时间便多了六小时，其机器的利用时间就更长得多，虽然每个工人的劳动时间已减少了两小时。我们可以假定，每个工人的产量并不相应减少，因为已有许多实例说明，缩短劳动时间的优点一般至少能弥补其缺点。现在我再假定，目前在较次的工厂里，每个工人每年生产价值二千马克的产品，而大里工人的生产率比小厂高出100%（辛茨海莫所作的同类估计与此相近），那么大厂里每个工人的产值便为四千马克。这样，目前有五十万纺织工人在小厂里干活，其产值为十亿马克，另有五十万纺织工人在大厂里，其产值为二十亿马克。结果，这一百万工人共生产价值三十亿马克的产品。 但是如果在新政权下，工人都是集中在百人以上的大厂里的，因而都能生产四千马克的价值，则一百万纺织工人所生产的价值达四十亿马克，比以前多出十亿马克。为了比较起见，我假定这里还照旧生产着价值。 但是，还可以更进一步，不仅使百人以下的小厂停产，还使百人至二百人的中厂停产，而把全部纺织业生产都集中到二百人以上的大厂里去。这种大厂的工人数目在1907年是368，612人，即大约为纺织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就必须分成三班轮换劳动，才能使大厂里的全体工人都有活干。我们假定，为了避免上夜班，每个工人的劳动时间减到五小时，也即目前的一半。这时，一个工人在大厂里也许比在小厂里多生产到四倍，也即按照我们以上所作的随便的假定，每年约生产八千马克。这是按照减少劳动时间并不同样减少其产量的原理来计算的，因为休息较充分的工人比过度劳累的工人的工作效率高。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工人在八小时里生产的产品同他们目前在十小时里生产的一样多。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劳动时间从八小时减到五小时后，工人产品即使减少也不会高于25%，肯定要低于37%，这样假定就不会是过分乐观的了；那么，每个工人这时至少每年仍能生产五千马克，也许六千马克，全体工人合计则生产五十亿至六十亿马克。由此可见，比起目前的产量来，总产量加倍，工资也能相应地加倍（还根本不谈剥夺资本的话哩），这还是在同时把劳动时间减少一半的情况下做到的。事实上，在某种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有时甚至比这里所提供的数字多些。我们不妨假定，在我估计的目前纺织业三十亿马克全年产量中，有十亿用于支付工资，十亿用来添购原料、机器等等，十亿作为资本的利润。而在新政权下，它将生产六十亿马克，其中二十亿用于原料、机器等等，十亿用于资本家被剥夺后的补偿和充作迄今所实行的社会事业的经费。这时，还剩下三十亿马克可用于支付工资。这样，工资就能提高到三倍。而且这是不用添置任何新设备、新机器，只消停止小厂生产而把小厂工人调到大厂去就能办到的。因此，我们只需把托拉斯小规模地向我们示范的做法，大规模地去实施就行。阻碍着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只不过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罢了。 然而，这种办法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批评我们的人喜欢向我们提出异议说：似乎长远看来是不可能实行生产国有化的，因为目前的工厂数目实在太多了，要等竞争把小企业都淘汰掉，才有社会主义生产的可能性，但这毕竟还要历时很久。在德意志帝国境内，全部工业企业的总数竟有二百万左右；单单纺织企业就有十三万六千个（1895年还超过二十万），国家怎么经营得了这么多的企业呢？ 当然，这项任务看来是大得可怕的，但是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实行托拉斯的方法，虽然把企业统统收归国有，但只经营较完善的大企业，则这项任务就减轻了许多。在136，000个纺织企业中，百人以上的企业只有2，297个。显而易见，把纺织工业集中在这二千多个企业里，就大大减轻了社会调节生产的任务。我们假定新政权进一步把二百人以下的企业统统关闭，则更简单得多：这时，在136，000个企业中，只剩下一千个了。管理和监督这么一个数量的企业，决不会是无法办到的事。 这里又有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观点。我们的敌人以及我们队伍中的悲观论者在衡量我们的现社会是否具备了实行社会生产的成熟条件时，总是拿我们社会随身拖累着而无法迅即摆脱的旧包袱的数量来作借口的。他们得意洋洋地一再向我提起目前还存在的大量小企业。但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成熟条件并不取决于现存小企业的数目，而取决于已有大企业的数目。没有发达的大企业，是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反之，在大企业大规模存在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社会就更容易集中生产，并且迅速摆脱小企业。这群诅咒社会主义的乌鸦很会用它们那不祥的聒噪宣告未来的不幸。他们固执地宣称，德意志帝国的小企业总数从1882年的2，882，768个增加到1907年的3，124，198个。但是，这种增加完全限于商业；工业部门的小企业则在减少：从1882年的2，175，857个减少到1907年的1，870，261个。在这个期间内，拥有五十名以上工人的大企业总数则从9，974个增加到32，007个，即增加到三倍以上。这一增加说明，已充分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如果说，小企业的绝对数没有同时减少，那只能说明，无产阶级需要甩掉的旧包袱数量还很大。在这方面，托拉斯可以给我们做不少准备工作。 在其他方面，托拉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今日的托拉斯不仅靠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而且采取多种手段厉行节约来增加其利润。社会主义生产必须更高度实行节约，包括合理使用机器、利用副产品和减少运输费用等等。还是举纺织业为例：把原料和副产物运给136，000个企业，与运给一千个企业，其所需的费用是大不相同的。企业的管理费也如此。在这136，000个企业中，最小的企业当然不需要特别的监督，可以把管理人员裁减到五人以下，让厂长也参加干活。除了这些最小的企业外，还有14，000个中等企业。这些企业所需要的管理人员，肯定比那一千个企业的管理人员多得多。但是，托拉斯可以取消企业之间招徕顾客的竞争，因此还能节省出其他许多开支。自从托拉斯在美国出现以来，企业所雇用的外出推销员的数目减少了；最明显的是J·W·詹克斯在一篇论文中所引用的事例：有一个托拉斯一成立就扩大其生产规模，以至在它所属企业中雇用的非熟练工人数目增加了51%，熟练工人的数目只增加了14%，而在同一时期内，推销员人数则减少了75%。詹克斯还介绍说：根据某些托拉斯自己发表的数字，它们花在广告和招贴上的费用节省了40%到80%以上。 只要工业部门增加工资，就会最终地把目前在居间贸易中过着寄生生活的大量劳动力调动出来。这些人正在他们的小店铺里过着仅够温饱的生活，不是因为他们非守住店铺不可，而是因为这些店铺老板没有信心另谋生路，或者觉得所挣的钱不够养家糊口，还得找一个副业。 当工业中把工资提到够高的水平并且有足够大的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从目前全德意志帝国在贸易、交通（除邮政和铁路外）和饮食业中就业的三百多万人中，也许就能调动出二百万人来，使他们脱离寄生状态而参加生产活动。 因此，提高工人阶级生产能力的两个方法是：取消寄生性的就业以及把企业集中到最完善的企业中去。采取了这两个办法，无产阶级政权就能立即把生产提高到足以大幅度增加工资并同时缩短劳动时间的一个高水平。每一次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都必然会增加劳动的吸引力，从而调动那些原先在服务行业中受雇佣和从事小店主等寄生活动的人参加生产。工资愈高，劳动者就愈多。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以把这种说法改为：劳动者愈多，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就愈少，产品也就愈丰富，工资也就愈高。这个规律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是不能成立的。在那里，提供的工人愈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就下降得愈厉害。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工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