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ets:
gotime
/
VC-LLM-Dataset

Dataset card Data Studio Files
xet
Community
1
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基督教与妇女（拈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二期（1921年2月20日） 基督教与妇女 拈华 大凡宗教家，没有不是和我们女子为难的：这个原因复杂得很，一时也讲不清楚。譬如东方诸宗教：如佛说，魔鬼多是女子；孔子以小人与女子并论；回教更辱及身体，教主竟代新郎为新娘破瓜。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女子都不以善类相待。严刻冷酷，无所不至。我当初以为西方有圣人，传的是基督教，化行文明各国，一定可以诚心信仰，去到天堂寻安乐士，殊不知他那刻薄的教理，与古代东洋诸国是一样的，对于女子仍是含有许多轻蔑下贱的意思。人说西方诸国优待女子，疑是宗教的关系，其实大大的不然。德国社会学者柏白尔AugustBebel说：妇人地位可以次第开发者，非由基督教的力，是反于教理的活动，西方文明进步的关系。 基督教，在根本上把女子看作男子的附属品，请看那《旧约·创世纪》载：“惟亚当无助为理者，耶和华上帝乃令亚当酣睡，取其一肋骨——以所取之肋骨成女——亚当曰：是为我全骸中之一骨，全体中之一肉，彼由男出，故称为女。”依此记载看来，把我女子当做无价值之物可知了，世上人类出现，究竟是男生女呢？还是女生男呢？至现在人类胎生的科学大昌明的时代，尚不能下定论，而几千年前的人，想象定论，未免太武断了。无非是任意造谣，诬蔑女性的人格罢。又观《第十训戒》，以妇女与奴婢牛驴牲畜等同视为一样东西，你看可怜不可怜！ 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记载“如诱未聘之女同寝，则必聘为室；其父不欲妻之则偿以金”即日诱字，决不是自由恋爱可知。诱姦幼女，在法律尚列入刑事范围，而宗教上反如此轻描淡写。有钱就可作万恶吗？辱及身体，损及名誉，金钱就能了事，是什么话？ 利未记第十二章“妇怀妊生男，必蒙不洁。生男三十三日，生女六十六日，不可扪圣物地。”妇人生产，本是同乐独苦偏劳的事体，在保留人种上看来，何等神圣，何等重要，都被他人家厌恶的，比还亢□的样子，他自称精神的，是不是从娘胎里出来。 第十五章，以男子白浊，下淋等等下流病症，与妇人月经，同认为不洁，未免不伦不类。这也是轻视女子的表示。 最无礼是民数纪略第五章所载……如夫浸生疑意，无论妇之有玷与否，必揣其妻至祭司。祭司必使妇立我前，以瓦器盛圣水，取会幕地廛，置于水中……必露其顶，取因疑献祭以记罪愆之物，付于其手；祭可执致诅之水，令妇发誓绝对服从其夫，并强合应月（固所愿也，固所愿也）。祭司必书此诅于简，以苦水涂抹其上，令妇饮至祭之水。苦水入腹疑因，而献之礼物祭司取于妇手，摇手于我前，献于坛上，于其中取其一掬，以为志；焚之于坛上，然后使妇饮水。 听说这种法门至今还存在，几多麻烦，几多难堪，直把人格二字放在十八层地狱底下了。礼法尊严如我中华老败的家规，也不曾听见用这些法门作贱人呀！ 由命记第十五章“有二人相斗：其一之妻，前欲援其夫，脱于击者之手，而执其下体，则必断其手。”你看更不讲道理了。妻子见他丈夫与人打架，当然上前帮助。执其下体一手。是拳术家解危制敌的妙手，名叫“撩阴”；平常拳师不肯轻教的。常言说得好，相打无好拳，有何不可用，而罪至断手呢？难道说教他袖手旁观，眼看自己的夫被人打死不成吗？其他箴言里面，尽是说淫妇或人害人的教训。好像这个字是专为女子造的名词一样，岂不可笑。依我的意见，只有男子能强妄女子，而女子决不能强妄男子的。这个理由是生理上的关系，若是男子不淫，女子无论如何不能演成事实，成立罪案的呀。又有人说旧约的话不好为凭、新约才是好的教理。以下数条，是新约中所记的，写出来，大家研究研究，有道理还是没道理？ 保罗为耶苏大弟子，如释教的马呜大师，孔教的孟轲亚圣一样。他改革基督教理，用心极多，功亦极大，他把基督教义，全脱尽犹太宋徙编狭的枷销，而与世界大同的性质。他对教理阐明，比他师父耶苏的力量还多。欧洲人有福耶苏教，为保罗教的，可以推知人家对他的信仰，和他言论的势力。保罗独身一生，笃信宗教，所以他对于妇女、决无同情，极其憎恶，看他与哥林多人前书中，第七章内云“男子不纳归为愈”又曰“为守义我素我美”又曰“定意不嫁之为美”依他的教训实行，种族生存要生问题了。又第十三章章说“基督为男纲，男为女纲，上帝为基督纲……元始女由男出，非男由女出。”以上这些话；大有孔二先生口气，但是男女谁先生出一语，孔二先生尚未曾如他那样胡说。又十章说得更利害“妇女在会宜默，不许言，务承顺，如法律所命。妇欲有所学，可归问其夫。盖妇在会言者，聪也。”简直是不说话，直是叫做哑子，说是“言者聪也”，是哪门理；上帝造人口，不是教人说话的吗？有疑当问，何得说聪。那糊里糊涂，一点道理不明白，而又不肯问人的才叫做可聪呢？答以佛所人第书五章说“妇从主命，当顺其夫，夫为妇纲，犹基督为会纲。”人造谣言不足，又加主命，要女子死心踏地，终生做奴隶罢了。其最无理，而害死人的说是：答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妇宜渊默，学道服法，不可授教，僭越夫纲”。此真骸人听闻的愚民教化，正与我国“女子无才便是德”那句话，真是解人难索了。 马可福音第六章述。希罗的考杀约翰故事，力描女子孤□□□的罪恶。好比我国坦□妖女，令人对于女子生憎恶恐怖心理。 默示录第十七章说，七天使执鼎，刑大淫妇，示尔请王一节。极写女子淫恶的样子，无非欲加之罪罢了。又有人说难道基督教就没有处吗？何敢说无好处？他第一的好处：是主张一夫一妻的制度，这种极善的教义西洋观为法律，而我国要尊重的，广东更要尊重的。何解呢？处江老好色只敢取妾，而一夫一妻的名义尚存；广东人竟公然造有“平妻”的名词，不但违避教义，且犯法律。基督教是极戒淫的，最重要节欲的，他向门人说“有为天国自阉者”想必一定有这种人，可谓太极端了。而他也未尚不尊重女性，如说耶苏的母亲马利亚，为人尊重得很，可见一班了。其不满人意的地方，是说夫当爱其妻，理是不错的；而说妻必当敬其夫，那么夫就不当敬其妻吗？我国古时，尚有如宾如友之诗，他反不如。最不平的，是硬说女子男子的附属品；无独立人格；极表女子淫；世间狗男女，何尝没有，但不能一概而论。可怜我同胞，自有史以来，受野□的掠夺，受宗教的缚束；受经济的压迫；无半点自由，无一毫人格，久而久之，自由也就忘却自己是人，不承认自己是人了，姐妹们呀！以后我们与其信那耶苏的教，不如信我们自己求做人的教为善，做人的法子如何呢！要看劳动与妇女报。这报，才是我们苦同胞的救世真主，大圣经，大法典呢！
根本解决（曲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二期（1921年2月20日） 根本解决 曲公 世界最不平等的事，莫如种了田没得食，缝了衣没得穿，建了屋没得住。而造成这种不平等的罪恶，都是出于私有制度；因为有私有制度，才有资本家，因为有资本家，所以劳动者整天工作，终日辛苦，所得的代价，不值一饱；而资本家扶持住资本所有的势力，整日的打点他剥夺的盘算，享受生产劳动者千百十倍的消费；岂不是一种极不平的事吗？ 近来各国的劳动者，饱受了这种痛苦，都有了觉悟；所以马上就去联合同类，一致罢工以为抵抗。但是细察他们罢工的要求，不是要求缩短时间，就是要求增加工钱，我以为这种要求，未尝不可减少劳动者多少困苦，但这并非根本解决的办法，所谓根本解决有二： （一）把各种产业完全收归公有。 （二）把国家政权由工人收回执掌。 产业既归公有，于是人人都是平等的同伴，无所谓主奴，无所谓阶级。既无资本家来雇用工人，又没有工人被资本家雇用，大家按着规矩，筹划好的工作方法，一齐工作。人人作工，出产丰富，于是生活就容易了，倘若不然，任你怎样要求改良，都是靠不住的，所谓生产的利益，终归被资本家所掠夺的。 我们既想推翻资本家，首先要收回一切管理权，放出不调和的手段去对待他们。因为他们的权力，已深入了社会的骨髓，而且他们掠夺生活过惯了。不是用调和或劝诱的方法所能奏效的，况且他们的根底过深，不是一时可能绝灭，而我们又非把他铲除罄尽不可。所以我们不能找到一个新权柄——劳工的权柄——结成很大的组织，和他们作战到死灰不再燃的时机为止。 很多人说，中国没有资本家，用不着有这种革命，实在是瞎说，我们须知道，所谓资本家，不是一定要有几千万金钱，几百顷田地的，凡借资本之力，不劳而食，窃取他人劳力余值都是资本家，试问中国现在有这种人没有？恐怕还要比别国多！那么上述这两种办法就要实行了。
今日工人团体应有概责任（鸣谦〔谭平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二期（1921年2月20日） 今日工人团体应有概责任 鸣谦〔谭平山〕 我地广州嘅工人，素来都系有团体嘅：如而家各行嘅行头，都有一个公所，或者有一个会馆，个的就是叫做工人嘅团体。但系旧时工人嘅团体，都是有名无实，只系每年遇着各行头嘅师傅诞，大家科多少钱，痛饮一餐，就算了事。所以我地广州嘅工人，虽然素来有团体；但系未有结合团体嘅精神，又未有相当嘅组织；所以各行嘅工人，终归不能得到团体嘅利益，反至每年要枉费多几个银钱。 近来广州嘅工人：如机器工人，电气工人，革履工人，旅业工人，茶居工人，理发工人，印刷工人等等都重新结合团体，内容比之旧时嘅团体已经好过，但系我广州工人嘅行好多，现在只系有几行工人肯去改良旧团体，真正可惜。但系其余各工人，因乜缘故不肯去改良旧团体或系不肯重新组织新团体呢？都系各行工人未知到工人团体嘅紧要，及工人团体嘅责任之故，所以我现在将工人团体口责任讲俾各位知。 第一，工人团体，应当负阶级竞争嘅责任。 现在社会上嘅制度，因乜事故至到□样不好呢？因为现在系资本家势力发达嘅时候，社会上所有个的经济，及一般维持人类生活嘅物件，全系由几个大财主佬所独有。于是社会上分开两种阶级：有钱嘅及有田地嘅成为一种有产阶级；其余有产阶级，就被人蹈低，自成一种阶级。但系有产阶级所有嘅钱财及田地，都是由我地无产阶级抢夺而来嘅。比如现在资本家，佢踞有好多资本，又运用佢嘅资本，对于社会上所有一切生产事业，同生产嘅家私器具，都被佢一手包办。佢一方面又将我地工人做工所赚嘅钱，全行抢去，袋入荷包。我地工人虽然点样辛苦，点样勤，而每日仍然揾不到两餐饭来食，揾不到件好衫来着，揾不到一个干净地方来住，重敢讲到拿钱去归，养父母，育妻子！你睇个的财主佬为自己有资本，因此就去放贵利，食贵息，或打本人地做生意，或租田地过人耕种，佢唔只话唔使做工，就有饭食；而且食一定要食好嘅，着一定要着好嘅，住一定要住好嘅；食必山珍海味，穿必绫罗绸缎，住必高楼大厦，几安乐！几排场！唉！财主佬呀！你享福真系享到透咯！但系难为我地嘅工人呀。所以我地工人，应当结合团体，大家一齐合力同心，将财主佬或东家所有嘅田地钱财及机器家私，全取翻来，归我地工人所有；假使唔肯交出，应当大家一齐合力同心，将佢赶扯，或系叫佢跟住我地做工；如若佢唔肯做工，我哋就要唔俾饭佢食，唔俾衣服佢着，唔俾地方佢住。因为现在世界，唔应当有不做工而食饭穿衫嘅人。 第二，工人团体，对于全体工人应负增高地位及人格嘅责任。 个件事系最要紧嘅事，在而家工人尚未能脱离资本家嘅束缚时候，更应要加意留心。关于个件事，工人团体应该注意团体内各人件件要注意：如灌输工人嘅知识，培养工人嘅道德，增益工人嘅技术，件件都系重要嘅，所以工人团体应该担任指导或启发嘅责任。因为工人团体唯一无二嘅责任，系阶级竞争，赶扯资本家。使社会只有一个工人阶级。但系在资本制度未曾打破以前，或系预备同资本家宣战慨时候，应该内力先行充实，然后方有胜算可操呢。 第三，工人团体，对于全体工人嘱生活或境遇应该有代仁改善嘅责任。 我地中国工人嘅生活，大家都已经知到苦得不堪咯，中国工人嘅境遇，大家都知到极之不好略。但系想改良工人嘅生活或境遇，唔系用把口来讲就可以做得到，亦唔系有左会馆公所或系工会，就可以做到，一定要在公馆公所或系工会里头，切切实实办事，方可以做得到。但系应该办乜野事呢？等我公开几件来讲： 甲、关于改良生活嘅，最紧要嘅系教育问题。因为工人多系年长失学、知识自然系缺乏，故每个工人团体里头，至少设立一间或两间劳动学校，来教同行工人嘅普通知识；况且我地工人将来一定要将资本家嘅家私器具翻自己来用。所以对于工人所应当有嘅技术，及工厂管理法等，应预先研究。除教育问题之外，经济问题，就应该要留意。因为工人嘅生活不好，就系受经济所压迫之故；所以改良生活嘅方法，对于资本家，应该要求增加工钱，及要求与东家同分红利。对于工人自己，要节省縻费，预先贮蓄资本，然后工入自己结合团体，去做合作嘅团体，这样，就可以打破经济既压迫。 乙、关于改良境遇嘱事，最要紧嘅有两件：一系病伤老亡嘅救济法，一系同行失业介绍。个的都系改良境遇甚要紧张事，请工人团体注意！ 以上我将工人团体应尽既责任，大略讲过，若能照住做去，……定可以推倒资本家咯。更有一层，我以为广州嘅工人，有好多唔会看国语嘅文字，所以我呢篇文章，用广东白话来做，无非想各位工人都可以看得明白。 十.二.十七 广州人读国语文，比文言还难了解。最近及往后的出版物，凡属于社会主义的，必尽用国语文。本篇中所用的广州话，我一一释出国语，使不通广州话的可以对照起看，使只通广州话的可以借此习练国语文。我有朋友张毅汉，他正编着一部《广东话与国语对照》，这部书不久可以刊行，也是广东人文化运动中一种好的工具。 玄庐附记 （我地）（我们）（嘅）（的）（都系）（都是）（个的）（这个）（已经好过）（已经好得不少）（因乜缘故）（因为什么——甚么——缘故）（讲俾各位知）（说给各位知）（□样）（这样——这么样）（财主佬）（财东——资本家）（有）（无）（跴）（踩）（佢）（他）（佢字依用字新例，定作第三声通性代词）（家私）（用具）（赚）（获得）（点样）（怎样——怎么样）（揾）（得）（重敢讲）（还讲什么）（你睇）（你看）（唔使）（不用）（几□）（多少）（咯）（了）（取翻）（取回）（赶扯）（赶走）（有左）（有着）（我呢篇）（我这篇）
谁说中国不在资本主义支配下面（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二期（1921年2月20日） 谁说中国不在资本主义支配下面 沈玄庐 依旧习惯旧历过年各报都停刊九天，这九天中人生的一部分除学装呆之外，总觉得麻木的难过。我在这个时机上，无聊之极地向旧报堆中顺手抽了几张翻看，中间有一张社论上说：“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我正麻木得难受时，看到这个论调，倒涨满了一脑子的血。接着遇到了一位在伦敦住过六年的女子李锡龄对我说：“中国没有资本家……要有几千万几万万价值的财产才算得资本家”，我又涨满了一脑子的血。 我想解释这种误会，必得陈列些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事实出来，才容易使误会者得真确的了解：就随便走到市上，看见新筑的马路旁边，陈列了些很没章法的市房；不是浅而且阔，薄薄地像墙样一堵，便是窄而且深的高楼房；甚至有三角形的店面的房子；我问这不是资本主义所形成的吗？那房子自然没有说话回答我。市上叫卖的新闻纸和墙壁，刷满了商品的广告；还有许多奇形怪状装束的人，一队队用鼓乐招摇过市，我想这又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形么？那些平面的立体的呆的活的广告也都没有说话回答我。白鹅潭上，泊着许多兵船，本国外国的船尾上插着各个国旗，临风摆摇，显示彼底根据地底威武和战斗力的雄伟；这又不是资本主义的先锋队和保障么？这些兵舰也没有说话回答我。最后，我目送许多妇女，赤着脚，挑了许多军装；和许多老老小小男男女女的叫化，佩满了满身脸的穷愁，逢人化钱；我又想这莫非还不是资本主义的产儿么？那些挑军装的妇女，只顾赶路；那些叫化，只顾叫唤；也都没有说话回答我。我找不到一句回话，或者中国真个不是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中国么？回头遇着一个壮健的男子，也在一边叫化，但是这男子带了一副黑灰黄油的皮脸，目光灼灼地用短而硬的声音叫唤，我不知不觉的伸右手向衣袋里换钱，没有；两只手一齐索遍衣袋，真个一钱不名，也怒目相着我，彷佛恨我故意嘲弄他似的，我知道他误会了，脱口而出的说了一句“你为什么不去做工”？他也很简决的还问我一句说“你叫我到哪里去做”？说完，他就靠在墙上支持他饿得立不住的身子。这堵墙，就是著名的银行的房子侧面。大门正中顶上矗立着一张鲜艳华美的国旗，猎猎当风，和碇泊在江心的浅水兵舰上的舰尾旗，同一个方向；我们在银行侧面经过的人，还望得着旗角底招展。 我立了一阵，才上班的人力车夫，望见我呆呆地立着，一个来成群的赶了拢来，“先生坐”，“先生坐”，“呢处”，“呢处”，（这里）一片声和群鸦发现死狗一样的噪着。 真个中国不在资本家主义支配下么？哼！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陈独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二期（1921年2月20日）相关链接：陈独秀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 陈独秀 季陶先生曾说，此时不是劳动运动，是运动劳动运动。我们也可以说，此时不是妇女运动，是运动妇女运动。此时不但他们自己不肯运动，还有些劳动者以为运动劳动运动的人是多事，有些妇女也以为运动妇女运动的人是多事。 照这样看来，我们还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做什么？ 自来伦理思想可分为两大派别：一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一是扶助弱者以抗强者。 前一派伦理，在心粗的人看起来，这种不合人道的思想算什么伦理。其实我们人类自古至今的历史，都是这种伦理思想造成的，我们现在所见所闻所行，一概是这派伦理的现象；人类将来的历史纵然有点变化，而人类对于其他动物的伦理观念，恐怕难得脱去损弱益强的老皮气。在将来的理想，无论我们如何不赞成这派伦理；但在过去及现在的事实，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 后一派伦理，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将来的理想。过去及现在的伦理、历史都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的伦理、历史；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牺牲劳动者以助资本家，牺牲妇女以助男子，社会主义正因为扶助这两种弱者抵抗这两种强者而发生的。 这两派对峙的伦理思想正在拼命的血战中，我们应该取那一派呢？我以为应该取助弱抗强的社会主义。这有什么理由呢？我以为这理由乃建立在社会学学者所说的“同类意识”上面。 各种动物的“同类意识”发展不等，乃是我们人类进化到今日庞大的社会之一大原因。但是我们人类这种意识固然比其他动物发展，而仍然日在进行中，还未曾尽量发展呵。劳动者不是我们的同类吗？他们穿的什么，食的什么，住的什么，知道什么，无日无夜的委身那毫无乐趣的劳动，和没有知觉生命的机器有何分别？妇女不是我们的同类吗？本是人类的母亲，反变了人类的奴隶；不寄食于父，便寄食于夫；得意者也等于珠围翠绕的唱家，失意者便是日暮无归的乞丐；至于一般受虐待的养媳婢女，更过的是极人间悲惨生涯。 我们若要尽量发展我们人类可贵的“同类意识”，对于我们同类的弱者劳动与妇女，便应该发挥真挚的同情心去扶助他们。这就是我们应该采取助弱抗强的伦理之唯一理由，也就是我们所以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之唯一理由。
闲谈（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一期（1921年2月13日） 闲谈 沈玄庐 英国国旗与劳动 劳动者所到的地方，资本家就跟踪追去；资本家所到的地方，劳动者就成群雇去。英国人常常说：“太阳没有一刻不照着英国国旗。”英国殖民地布满了地球，和英国资本家的做语，都在这句话上表见出来了。我们不和他比富，却不妨和他比穷，我们不和他比资本的横领，正不妨和他比劳动作的努力，我想：“太阳没有一刻不照着劳动者的工作。”这句话，似乎比英国人那句硬扎得多。（玄庐） 资本家走投无路 职工组合咧；产业组合咧；“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工潮，演成资本家无限地恐怖。改良运动的细雕刻；革命运动致命伤；逼得资本家无路可走。异想天开地抬出一个宗教来，想把劳动工人都距骗到活做到死的天国里去。宗教么？资本家运用惯了么？“富人进天国，比骆驼过针孔还难”。“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作工，他就不应当得食”。耶稣教的促成劳动者联合，在早年的工联的仪式上，早就显着，他们还想利用，不比提倡古典文学的前俄罗斯帝还蠢么？革命的潮头，已经溅到身上，革命的思想，已经从脑海中泛滥起来，无论提倡古典文学也革命，提倡科学也革命，不提倡宗教也革命，提倡宗教也革命，烈火着枯柴，用豆油来泼是燃烧，用菜油来泼也是燃烧，这种手段，这种方法，比满清的伪立宪还要加十倍蠢。（玄庐） 悼执信的一句话 一个沈雄伟大的朱执信，一声也不响长眠在驷马冈的黄土坑中了。一九二一年一月一六那天中午，送葬的不下二万二三千人。哭急了一生妻；恸到了一个良友；真值得哭，值得恸。那时我也不知道泪从哪里来，只呆呆地相着棺材，听着哭声，愤激和感愧包了悲哀，激到心头，领住脑子，塞上喉咙，逼出眼泪。我当时只想着拉塞尔是怎么死法，他是怎么死法，何以许许多多的工人农夫，竟接不上一声哭声？唉！执信真死早了！汉民说：“可惜执信没有马克思的寿”！这句话，不知道世界上有几个人懂？（玄庐） 广州的市声 一月十五黎明，我从绥阳船埠换了一只汽船登了岸，码头的铁门还未曾开，可爱的晨光已经红了半片天了。岸上瞑寂无声。登岸后，第一是车夫轿夫争围着兜揽着生意的声和三四丈外一个岗警的皮鞋声走近来干涉他们兜苦力生意的。一会，我坐了一辆人力车，去看朋友，经过长堤电灯厂，那电灯厂的大烟凸，比长堤一带楼屋还低二三丈，煤烟像墨鱼喷汁似的迎面扑送过来，我因为贪看晓光，不提防被煤屑迷了眼。我的留声机的听觉，便替代摄影机的视觉了，人力车上小铃声，电灯厂里里外外的引擎声，卖糖果的小喇叭声，蛋妇（卖渡的妇人）招客声，叫化声，市侩竞争声，无轨电车长鸣声，摩独卡警号声；纷纷扰扰，装满了一脑子。忽地车住了，我的眼睛还是迷住，车夫扶我下车，推摸了两角钱托在手掌上等他拿。那家就有人来扶了我进去，还没开步，只听见车夫和乘客争价声；皮鞋声；棒击声；许多车子奔散声。开步后，便是登楼声，慰问声，选举总统争辩声，传说什么会场上的演说声，又是纷纷扰扰，装满了一脑子。回家后，夜深了，换了些风声，屋顶打更声，邻儿夜哭声，待到天明时节，急逼的短鞭炮声，长吟的工厂汽笛声，又是纷纷扰扰，装满了一脑子。起来，眼不迷了，天又红了，便写了出来，当作“瞽姬”一曲，寄给普天下的爱听广东市声的。（玄庐）
诗（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一期（1921年2月13日） 诗 懵懂与苦痛 沈玄庐 不懂——懵懂， 懂了——苦痛。 你若耐不住这懵懂， 就该认明白是苦痛！ 第一幸福是懵懂； 第一快事是苦痛； 你若不愿牢牢守住了那懵懂， 便不该随便辜负了苦痛。 出懵懂， 入苦痛； 几多人拿懵懂替换懵懂； 几多人拿苦痛打破苦痛？ 情人失了踪； 农田坏了种； 经十分挫折，十分努力，得来的成绩才十分珍重。 珍重珍重莫学痴人说梦！ 鱼摊 沈玄庐 一只腰圆的盆儿， 上面喷着联珠儿似的水， 里面青苔滑腻腻， 中间养着十几条活鱼。 条条鱼儿头向外，尾朝里， 唼喋嘎喋各自很安静的吞吐污泥。 猛然顷入一瓢水， 这是鱼摊主人的好意。 十几条活鱼， 登时乱了秩序； ××大海来潮， 翻身跳出盆儿去。 碎了一身鳞； 污了一身泥； 惹得市上儿童拍手笑。 鱼摊主人喊“晦气”， 鱼摊主人着了急， 双手扑在滑石板上滑挞一交跌； 捉住鱼儿污了双手血， 壁上捱着那条死鱼两只眼睛鸟只只。
一顿饭（叶楚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一期（1921年2月13日） 一顿饭 叶楚伧 行笼上热气里滚着黄米饭香；一条鱼已煎好了盛在个瓦盆里；瓶里有半瓶酒；伊四面看着点头道：“够他吃喝了”，自向厨里摸出几个冷饭团来，冲一碗开水吃着。 厨房里蒸的炒的煎的炖的，一件件都预备好了；饭是香梗米做的；整瓶的葡萄酒才去了塞；他四面看着点头道：“够伊吃喝了”，自己从怀里摸出个酒馒头来，拍下一块，冲一碗开水喝着。 女主人回来了，丫头传出话来要洗澡了进膳，亚福慌忙烧汤。待洗澡完，送上满案酒淆去，丫头传出话来说：“是主人说的，一过时候，色、香、热、味，全失了，下次再这样时，给我滚！”亚福不敢出声，心里兀自说：“又不是我要请你洗澡的”。 伊把冷饭吃完了，又好半刻，见伊的丈夫阿福回来了。脸色有些不好看。伊带着很柔媚和诚实的笑容说：“鱼，酒，饭，在锅里，碗里，瓶里。等得你太久了”！ 阿福气愤愤地说：“那女主人太不讲理，做厨子的难道不是人？洗澡一次，整费了一小时，饭菜怎地会不冷，却来怪我……怪我”。说了又说，又抽着烟。伊也很替他不平说：“女主人太不讲理了。” 阿福气苦了一阵，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喝，叫伊把酒菜端出来。他见什么都冷了，不觉又饿又怒，指着伊骂：“你在家做些什么，放这些都冷了？下次再这样时，给我滚！” 伊觉得这话似在哪里听见过的，不觉呆了。
陈公博在理发工会演说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一期（1921年2月13日） 陈公博在理发工会演说辞 我们为什么要工人联合？我们有什么目的要工人联合？大概诸位皆已明了，用不着我说。 今日不单止是理发工人应当联合，实在世界工人也应当大联合。然而今日广州理发工人已经联合起来，所以我今天也只对于贵会同人提出几点来商榷。 大凡唤做组织，皆是有体的，天天要进行的，不是停滞的。工人联合一方面是继续的与资本家战争，而在阶级战争未成功之前，一方面最要是求知识。我第一希望是要理发工会多办些劳动学校，因为不单止理发工人自身要求知识，而工人的子女也要求教育。政府虽然会办劳工学校，但我们工人切不可单靠着他。因为求知识是本身的事，应该自己去办，万不能事事仰人。我知道广州现在有四千多理发工人，若每人月捐二角，那么每月也有八百多块钱。除了工会经常费之处，每月至少能够腾出百块办学。每班经费以三十元计算，每班人数以三十人计算，那么最小也有六百多工人及子女能受教育。将来会务扩充，必不止此数。这事简单易行，也切实易办，这是第一点提出与诸君商榷的。 我这几天常往理发店内与工人谈话，知道这个会，还有许多工人观望不前。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们说这会未经官厅立案，大家怕他无效，所以不愿且不敢入会。我以为这种思想大怪了！我们未立这会之先，第一先决问题，我们究竟应该立这个会不应该？如果不应该立，我们就不必办，更不必劳心费神去组织。如果应办，就应该不管官厅允许立案与不允许立案，我们都要切实而且奋力去办。须知我们组织工会不是为着官厅才去办的，实是为着我们本身求安乐的目的才去办的。我这番话固非为今日在座诸君而说，实在为未入会的工人而说，但是难保诸君中也有些因立案问题观望的。我希望诸君把倚赖官厅的观念除去，把我这些话想想，把我这番话告给未入会的工人，这是第二点，我提出与诸君商榷的。 我还有句话要郑重说明的，我们组织实为着本身问题。将来群众运动也应当认清界线。为着推翻资本化的制度，我们不妨战争，为着排除恶社会的制度，我们不妨战争，如为着什么无聊的政治问题，或资本家的本身问题，我们犯不着替他捧场作傀儡。不然为着什么选举某某议员，争做某某省长，也同盟罢工起来，实是不值。我这番话虽是无的而放，但在这恶社会的下，难保无这种事实发生，这是第三点我提出与诸君商确的。 以上三点不过随着我个人感想，随便谈谈，其余的都经各先生发挥尽致，不必再说。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多，今日因时间短促，我们只好改日再谈了。
沈玄庐在理发工会演说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一期（1921年2月13日） 沈玄庐在理发工会演说辞 理发工人在一般工人中，是被多数人看不起的；现在被多数人看不起的工人，今天居然彰明较著开起会来，我知道今天会场里外必有许多资本家在那里发抖。 这是什么缘故？因为我从这个工会里边来观察，看出几点很重要的地方： （一）手工业的资本化。我从前看见剃头的工人，有了一个盆，一把刀，和一个箱子，担起来就可以做一个理发工人，现在理发店里所用的椅子，镜台，电气擦头，和种种依似，都是非有大资本不能办的。所以现在的理发工人，尽行变成没有工具的劳动者。 （二）无论哪种工业都是跟着制度而变更，比如从前的制度是留辫子，自辛亥革命以后，把辫子剪去，理发的工艺便和从前不同了。 （三）资本家的掠夺。我到广州没有多久，对于理发工业的情形，虽然不大熟悉。但我在上海所知道的，一般理发工人的工钱，每月由五六元起最多至十四元，但是一个工人，可得到二十元左右，他给与工人的，实不及半数。 由以上三点看起来：你们工人——现在到会的和未到会的，无一非被资本家掠夺者；并且不单是从前和现在是被掠夺，而且以后仍然会继续被掠夺的。所以研究劳动问题的人，大声疾呼，叫你们工人立刻组织团体。因何要组织团体？就是组织团体，合力去打破资本家的势力，不再被资本家掠夺。所以我在上头说过这个会场里外有许多资本家发抖，就是这个缘故。诸君呀！诸君既成立这个工会，切莫只将工会的招牌挂起，便算了事，如果是这样，恐怕资本家就在一边窃笑。 在理发事业之下，我还有一个感想：日本的理发，价值愈贵的，时间愈短；若在中国所谓高等理发，价值愈贵的，时间愈长。从这点看来，可知外国的资本家和中国的资本家不同的地方。因为外国的资本家对于时间很贵重，所以时间愈短愈好；我中国的资本家，对于理发这种事，当做一件很舒服的事，所以时间愈长愈好。照这样看来，中国的资本家，是很无用的。诸君应该知道呀！你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最无用的资本家之下，还不能打破资本主义，实在对不住自己，来日方长，我们再谈罢。 这篇演说词，是毅汉替我翻译的，同团的人，对面不能直接说话，气满和伤心，岂但我一个。多谢鸣谦替我记了出来，使未曾到场的工人，也可以以目代耳，我是很感谢的。 玄庐附记
陈独秀在理发工会演说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一期（1921年2月13日） 理发工会成立会演说辞 陈独秀在理发工会演说辞 今日中国的工会，不过开始，成立的实在不多，若在外国，无论那种行业，都有工会。但是外国在数十年前，也是没有工会，如我们中国现在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就是因为政府不许工人设立工会之故。在政府不独有不许工人设立工会的意思，而且制造一种不合道理的法律，去干涉工入立会；如有人违背这种法律，政府就要将工人拿进监狱去受罪。后来各国的工人，努力奋斗，始得将那种不合道理的法律取消。 我中国现在的法律，也是不许工人立会的。所以在广州有许多工人团体，如广三铁路职工养志团和工余群旅等，都是正正当当的工人团体，因为政府不许工人集会之故，所以不敢叫做工会而改作种种的名称。 这种不许工人集会的法律是什么？就是治安警察法。这种治安警察法，成自何时？制自何人？谅想到会诸君，也会知道的。这种治安警察法律，就是袁世凯所制定的。但有一件事，诸君知道不知道？现在广东政府，对于治安警察法，经已明文取消了。那么，广州的工人，当然有集会的权利了。而且据我近日所知道的，广东政府，不独取消了治安警察法，而且制定一种工会法，叫工人依照这种法律和他一定的手续，政府就会准许立案，自然得受法律保护。 这种工会法，不久就可以公布了。现在广东政府对于工人，有这样好意，但你们工人对于自己，应该怎样？请诸君想想！在外国的政府，不许工人集会，而外国的工人，能够自己努力奋斗，卒之战胜政府，将那不合理的法律取消，得到集会的权利。今日广东的政府，既将有工会法，许工人集会，所以我们工人应该有较大的责任，假使尚不肯努力做去，未免自己看得太低，不知自爱了。 我到广州虽没有多久，但我知道工人的团体，表面上虽有许多，如职工养志团，机器工会，工余群旅等，都是工人的团体。但观察他的内容，实无组织之可言，不能叫做工会，而且连章程都没有，我今天见到贵会的章程，是我第一次在广州得见到工会的章程的，所以我对于贵会，发生两个感想： （一）有详细完备的章程； （二）到会者多是纯粹的工人。 除了以上两个感想外，还有两点，希望诸位努力做去的： （一）广州理发工人有四千多，而今天到会的，不过数百人，与全体工人相比，不过十分之一；所以我希望各位努力去联络同业，务要全体同业结合成一个大工会。 （二）现在贵会虽然有章程，但将来人数增多时候，有一点地方，应该修改的。因为现在贵会的章程第八项所有评议股与庶务股会计文牍股纠察股交际股平列，是不对的。无论那种团体，评议部都应该独立，因为如庶务等属于执行的，评议股是属于立法的。将来贵会修改章程时候，最好将庶务股会计股文牍股纠察股交际股等合成一部，叫做执行部；评议股独立一部，与执行部对抗。所有什么事，都由评议部议决，交执行部执行，所有执行部职员，也由评议部选举。至评议部的组织，最好由各街各路选出：如西关有若干同业，应该选出若干评议员；东堤有若干同业，应该选出若干评议员；然后由全体评议员共同组织评议部，这样组织方好。 至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各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我很希望诸君将来肯匀出一点时间入劳动学校读书。 我对于贵会的希望很多，但因为时间不多，而且贵工会经已成立，将来见面的日子亦很多，我改天再谈罢。 十.二.十鸣谦笔记
我们对于劳动者的希望（黄璧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一期（1921年2月13日） 我们对于劳动者的希望 黄璧魂 ▲女界联合会的呼声 ▲职工养志团成立会的祝词 一切过去现在的社会，无一样不是农夫工人和妇人的成绩：人类生活的条件：生存，继续，发展三件是主要的。为人类负担“继续”这一个条件的责任，差不多是妇人的专责。世间无论智愚强弱的老幼男女，哪一个不经过我〔们〕母亲十个月左右的孕育？除却他的母亲死在产期，或病，或受经济的压迫去作别一个婴儿的乳母之外，哪一个不是他母亲慈惠的乳养活的（其中虽有些产后就用人工止乳的妇人，在资本阶级的门庭里发现，把哺乳的责任，委托雇佣的乳母；这也只是专为资本阶级的男子图利便的方法）。妇人对于人类所负担的担子既这么样重，而他们所处的境地，无论在哪一个阶级，他们生活上的意义和价值，只是做了男子的附属品，供给男子的压迫和玩弄罢了！ 我们处在“阶级制度”下面的妇女、工人，试看看无论哪一件物品，不沾工人的血汗？无论哪一个挥汗血的工人，他那慈爱的母亲不可怜他的作苦？这样忠忠实实地为人类负担了生存、继续、发展三个主要条件的我们，时时处在“阶级”的压迫下面，我们对于这个万恶的阶级制度，还不觉悟，还不设法打破么？ 我们妇人，我们就是为人类负担主要责任的；我们妇人，应该了解“阶级制度下面的经济制度”未曾打破以先，就是“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未曾同倒以先，一切妇女问题，都掩蔽在由阶级制度产生的经济制度下面；不但没法解决，并且无从提议。现在所见得到的，只是我们妇人和农夫工人共同受现在的经济制度所压迫的这一点。所以打破阶级和改造经济制度，我们妇人和农夫工人当一致努力！ 劳动界要打破现在种种的制度，必先从团结和组织入手。广东既是比较自由的区域。又得了去年以香港作中心的三角同盟罢工的经验，劳动界已经明白了团结和组织的必要。再进一步，我们要攻击给我们负责任的人们受苦痛的根本，单是临时聚合要求改良待遇的同盟罢工，不能够捣起这阶级制度的根本。所以我们该从职业联合，进为产业联合，树立我们对于破坏后的建设基础。这是世界上必然的事，我们大家所必做的事；这就是由阶级制度压迫出来必然的最近的结果。 我们妇人们不单是期待和希望这种结果的实现，促进这种结果的实现，“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们还是一致努力地造成共同努力的机会，像乳狮一样，在彼母亲面前活泼泼地跳跃。 我祝你们团体的成立！我祝你们更进步的组织！我祝你们一般工人握支配世界的大权！我祝你们建设愉快和平康乐的人类世界！
劳动教育（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一期（1921年2月13日） 劳动教育 沈玄庐 无论哪一个人，提到劳动问题，即刻注意到劳动者身心上的种种缺乏。不但有产阶级里面的人，明目张胆地讥笑劳动者“无知识”，就是献身到劳动阶级去，也不讳言这一个大弱点。如今还不到说“不劳动者不得求知识”这句话的时期，即使说出“不劳动者不得求知识”这句话，也等于“不劳动者不得合”一样是空言。 劳动者的教育问题，不是在日报上杂志上口头上写写说说，就算完了从事于劳动运动的责任了；也不是挂起一块“劳动学校”的招牌，就算达到了实际了。每天要吃饭的人，不是读一篇食谱，捧一张菜单，相着饭店招牌，就会饱肚的。真心要达到实际上的劳动教育的，决不忍再送一个票的虚人情。 依我现在所想，实际上应该加速度设备的： （一）教科书的编辑； （二）劳动人数的分区调查； （三）教育基金的确定； （四）学校的设备； （五）教师的养成； （六）劳动和教育时间的分配； （七）失学者的补习； （八）劳动者的子女的教育。 以上八个问题，但有一个不解决，都不能达到完善的劳动教育的实际。在这八个问题的基础上，还有两个先决问题： （一）劳动时间。 （二）工银。 在上列八个问题，我想“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是不难定出具体的计划的。但是一碰到“劳动时间和工银”，立刻就要撞到“资本家”的坚厚的石壁上去。我们要解决这两个先决难题，也不是没有办法。 （一）由广东政府公布“劳动法”； （二）劳动者组合极大的团体，起激烈的革命运动。 目前广东政府中的人物，我们暂时总不能说他是资本家的委员，他们对于劳动者的责任，至小的限度，也要和“华盛顿劳动会议”所规定的“一日八小时劳动时间，一周四十八小时劳动时间”和“和失业”“佣使妇女”“佣使少年”等等条约案相合。广东政府负担这点责任，无论英、美、法、日本，总不能把“赤色化”字样，加在广东政府头上。倘使连这点责任都不能负担，就是把教育责任全盘托付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对于劳动教育这一个问题，总是纸片上口头上的虚人情，再也不会到劳动者身上的。 那么，劳动者除非永远安于“无知识”三个字饥笑之下做一个传统奴隶——不然，就是劳动者起了极暴烈的革命来解决。 一九二一.二.一一
发刊大意（沈玄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劳动与妇女》（1921年）->第一期（1921年2月13日） 发刊大意 沈玄庐 劳动者要求解放，正当要求劳动者所结合的团体，不当要求资本家解放；妇女要求解放，正当要求妇女们自身，不当向男子们乞怜。 有产阶级所据的权威，是劳动者给他的；男子（有产阶级的男子）所据的权威，是劳动者和妇女给他的。这种权威，不因为向他们要求解放而灭杀，反因为向他们要求解放而增高。 无论哪一个人，都可以加入劳动团体，做有益于人们的工作；无论哪一个男子，都不能加入妇女负担孕乳婴儿的责任；无论哪一项劳动工作，都可以离脱资本家由劳动者自力经营；无论哪一个妇女，都不能离开男子担负传种的责任。照这样看来，劳动者与妇女，显然有不同的事实存在。那么，劳动者们，妇女们，努力的方法，也得随着这些不同的情形而各找各的路径。 但是在阶级制度下面受经济的压迫，劳动者和妇女是一样的。 历史上所陈列的种种阶级：在古代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中世纪有领主，家臣，行东，佣工，徒弟，农奴；在中国最近君主时代有皇族，大臣，科第，官吏，幕僚，胥吏，地主，店东，伙友，佃户，奴，仆；民国以来，约法上虽说“无阶级之分”，但是军阀，党阀，官僚，财东，地主，佣工，苦力，显然有种种不同的阶级层层压迫；约法的虚伪，在劳动者和妇女的地位上彰明较著地呈露了出来。 阶级制度有一日存在，劳动者和妇女就活受一日的压迫：在上面一个阶级，往往用空言来哄骗下面一个阶级；下面一个阶级里面的人，因为急于想获得眼前的小利益需要，把人格，体力，脑力，甚而至于生命和爱情统统被眼前的小利益所诱惑而牺牲掉了。一般劳动者们和妇女们并未曾了解用金银作武器的杀人手段：自从生命，爱情，劳力等等，化作商品之后，不知道坑陷了多少人们，如今还是继续地填着陷坑；劳动与妇女，即使目前起了极大的觉悟，也不过认识一种诱惑的行为罢了；因为劳动者的找不到资本，正如妇女们的没有社会一样。 劳动者的动作，成了机械的动作，妇女们竟直全身化作机械了。无论哪一个阶级的妇女，没有不是充男子的机械的。若单从表面上看，以为有产阶级家适中的妇女的妆饰和消费，较有产阶级的男子还要奢侈，其实和西班牙皇后所养的狗没有两样——西班牙皇后的狗，全身的饰品值八十多万金磅，恐怕有许多夫人太太们还望尘不及；实际上和豪门巨宝的车夫，仆从没有什么差别，和卖淫的娼妓比较起来，还要增加生男育女的负担。从最高的阶级起一直到最低一个阶级的妇女，没有不受男子的压迫的，伊们的劳力，是辅佐男子；伊们的妆饰，是男子为自己设备的刺激品；伊们为人类传种的本能和负担，都隐在辅佐和刺激用的下面，过伊们恐怖的羞怯的无希望的生活罢了。 妇女问题，原来比劳动问题复杂得多。我们眼前要解决的，是压迫在劳动与妇女上面的阶级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制度，这是劳动与妇女应该起来解决的共同点。要解决这个共同点，宗教，是做不到的；手枪炸弹打死一两个人是不中用的；朝现金主义中间去求祷威权的赦免，更是小雀儿在魔爪下求饶，万无幸免之理的；我们历来埋藏着的本能，已经和世界潮流起了应声了，我们正该检定一个主义从事实上有可建设的，我们提出一个一个问题来作实际的运动，才是我们自己要求自己解放的方法。至于提出来的问题，无论是改良的或真是改造的，我们只要先认明是依我们共同的进程上的事实，我们都应当十分努力。在这种势力的时期中，我们并且要了解改良的动作，只是和我们的目的接近，我们虽经十分努力十分危难得来的改良式，总不要因为已经改良了就抛掉我们主义下面的建设。 弟兄们，姊妹们！觉悟的门前，就是刀山剑林，我们要一脚一脚踏在实地上走到我们的目的地。飞越这种刀山剑林的幻想家，是吃饱饭没事做的帮闭主义下面的产儿，是懦弱无能怕敢和阶级制度直接奋斗的弱者，这一类虚幻避的空谈，我们不能听的。弟兄们，姊妹们，各尽各的能力，把山上的刀，林中的剑，拔除罄尽，成了坦途，不幸落在哪把刀哪把剑牺牲了，也给后来者做一个标识。 弟兄们，姊妹们！快快自己打开觉悟的门，联结起团体来，努力前进！我们不要和有产阶级比富，我们要和他们比穷；我们不要和男子比权威，我们要和男子比责任；从今后，我们要做自己的人，我们不做别人附属的人，我们也不要别一个人做附属于我们的人。 一九二一.二.九在广州
抗战中的物价问题（刘海生〔刘家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西流》 ->第二期（1940年4月） 抗战中的物价问题） （刘海生〔刘家良〕 抗战以来物价的步步上升，已成了中国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不仅感到切肤之痛的劳苦民众，就是迷醉于“国难财”底“贤明的”有产者也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了。当然，前者与后者的注意纯然出于两种不同的动机：民众是从自己的生存与整个民族（他们构成这个民族的大多数）的利害关系出发，而一般势利之徒，则只是关怀少数人的统治权和利润而已。这个问题也正如其他一切问题一样，因观察者的利益和动机的不同，而各自得出之结论和政策亦不同。现在关于物价问题的专论已不断出现于报章杂志，但它们的立论不是有意掩蔽真相，抹杀或减损事实；便是半吞半吐，徘徊于两种绝对相反的利益之间，能真正本自科学的良心，有系统地分析问题的真相，以充分反映民众，尤其是工人底呼声的可以说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这不能不说是抗战中一个可悲的“小缺点”吧！但其实这个“小缺点”也正是整个抗战底大危机的构成部分。如果我们不能填补它，我们也就不能挽救整个抗战底大危机，申言之，如果我们不能在物价问题上得出一个正当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就不能解决抗战的其他重大问题，而在物价问题，正如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假如不能满足中国民族大多数人的要求，我们就不能动员广大民众走上抗日战争的道路，甚至还不能打破日帝及汪派汉奸的欺骗和蛊惑！本文的目的就是想站在科学的观点上，把物价问题的真相加以彻底的暴露，并得出一个彻底的结论和解决办法出来。 一、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物价高涨的趋势 中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物价急促增涨的过程，大概可以拿法币购买力做标准（当然不是唯一的标准），划分几个时期：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三月实施外汇统制是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物价因开始感受战事的压迫而突呈上涨之势，但还不是很普遍的，只限于直接受战事影响的区域；第二个时期就是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九年六月，法币平准基金委员会通令停止出售外汇，在这个时期内，中日战争范围已扩大，物价已呈现普遍的直线的上涨之势，但尚比较平稳；第三个时期便是一九三九年六月至现在，物价突然好像失了拘束的野马，连续暴涨。我们现在为了方便起见，暂拿上海的物价做标准来说明这三个时期。据官方的调查，上海生活费指数，一九三六年为一〇〇，一九三七年为一一八·二一五，一九三八年为一五二·九〇，一九三九年为二〇三·二五，表面上看来，上海物价的上涨，和上述的分期有点两样，但事实上我们不能单凭这种笼统的数目字来下结论，在这个笼统的数目字后面，还隐蔽了许多真相。假如我们把一九三九年生活费的按月指数来检讨一下，我们便立即暴露一个可怕的现象出来。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六月尚在一五〇—一六五之间，……九月竟突然飞涨至二八三·二三，十二月又飞涨至三〇四·〇六”了。其次我们更具体的分析一下上海几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下面的表也是一个官方的统计： 品名较一九三六年所增之百分数品名较一九三六年所增之百分数 炭五七二·九八豆油三〇四·一五 劈柴三〇〇·〇〇粳米二号 二九〇·二九 糯米二八一·六四籼米一号 二七八·一五 煤球二七二·八一废木柴 二四二·八六 洋山芋二四一·六七鲜鸭蛋 二三三·三三 煤油二一九·一二豆腐二一二·五〇 土布二一〇·八七咸雪菜 二〇七·二七 韭菜二〇六·六七豆腐干 二〇四·〇五 猪油一九五·一一火柴一九五·〇〇 东洋式楼房一九一·九八鲫鱼 一九一·七八 活鸡一八三·一三平房一八二·三二 粗布十三磅一七六·四七草纸 一七三·一三 黄豆芽一六六·六七固本肥皂 一六二·七五 石库门楼房一六二·〇三油豆腐 一五八·九六 斜纹布一五六·六七高粱 一五五·九二 条格布一五五·〇〇细布十二磅 一五四·九五 鲜鱼一五〇·三一老车牌面粉 一四九·七七 开水一四七·〇六鲜猪肉 一四五·八九 百页一四五·一〇咸白鱼 一四三·七五 线粉一三九·一三白糖三五温 一三二·二〇 切面一二九·七三黄酒一二四·四七 茶叶一一七·一四绒布一一五·六六 发芽豆一一四·二九鲜牛肉 一〇九·二一 漂布一〇七·四七线呢一〇三·四二 金鼠香烟九一·四九棉花 八八·六八 咸猪肉八二·七二花标布 八二·四七 男线袜四二支八〇·八八菠菜 七八·五七 青菜七四·二九豉油双套 六六·六七 白萝卜六一·七六盐四二·八六 这个表只告诉我们一九三九年一年的零售物价指数，而且显然还隐蔽了物价高涨的真实程度。凭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记忆，我们总可以大大修正这个统计。上海的米价在战前每担不过九元，一九三八年涨十元左右，一九三九年一二月涨至十一元左右，四月份涨至十四元，六月份又涨至十八元，至九月份竟涨至三十二元左右，十二月份则突破了四十元大关，现在又已涨至五十余元了，上海房租在战前一个亭子间不过四五元，平房不过二三元，统楼客堂每间不过八九元，一九三八年已增加一倍，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则已增至三四倍了。煤球是上海的主要燃料，战前每担仅一元左右，一九三九年初尚不出二元，六月以后便急促增涨，九月已涨至四元，现在则已涨至六元了。豆油战前每斤二角，现在已涨至一元左右。其余如面粉、衣服、肉类等价格通通一个样，那末比之一九三六年增加四五倍，三四倍的又何止像上表所指出的炭、劈柴和豆油。其实战后一般物价暴涨的趋势，其他地方也相差无几：据最近报载天津米价已突涨至四十八元一包，煤为一百零五元一吨，从前普通棉鞋四五元一双，现已涨至十三四元一双，至于直接受日军支配的沦陷区，如北平面粉每袋已涨至十五元，肉类涨二三倍不等。杭州本地产顶上白米每石须三十五六元，还不容易买到。汕头现粟每担四十余元，白米每元仅二升四合，番茄每元二十斤，柴每元十三斤，猪肉和豆油每元各十二两，煤油每元十三两，火柴每元廿盒。也许有人说，上述的材料只证明沦陷区和受日本控制的租界的特殊现象吧了，那末我们再拿非沦陷区的情形来揭破这种自欺欺人的话吧。昆明粮食类：米价每石四十六元，猪肉每斤一元三角，猪油每斤一元八角，菜油每斤一元三角，牛肉每斤七角，蔬菜每斤由二角至三角，食盐每公斤七角。燃料类：柴每百斤（六十公斤）五元至六元，炭每百斤十九元，火油每罐四十元，衣服类：斜布每尺七角，蚊帐布每尺三角五分，土布四角，西服每套由一百元起，衬衫十元起，皮鞋每对（洋珠皮）五十元，胶鞋（大中华力士）每双五元，袜每双一元二角。日用类：毛巾每条一元二角，洗衣皂每件八角，棕榄皂每件一元五角，力士皂每件一元一角，力士或黑人牙膏每枝一元，牙刷（梁新记）由一元至二元，发胶（沪制）每瓶三元，火水灯每枝一元五角，油灯每枝二元。药物类：平均每项比香港约贵五倍以上。福州白米每石四十二元六角，衡阳自来火每盒须五分，土布每尺三四角。重庆之必需品价格竟达抗战前之数倍或十倍，兹将一般日用工业品的价格列表如下： 物名数量现价 事变前 外套每件百元—三百元三十元—六十元 皮鞋每双二十五元—六十元五元—二十五元 老刀烟每包六角八分 棉布每尺二元一角 手巾每条六角一角二分—一角三分 袜子每双一元二角 电灯泡每个八元一元三角 石油每斤二元五角二角五分 蜡烛每根四角八分—五角六分 洋火每盒五分—八分二分 前门烟每包一元一角一角二分 我们的材料虽少，但也可以大略测知非沦陷区一般物价的可怕。一般的说来，沿海都市的物价以农产品（如食粮、原料）为最高，内地以工业品及西药最高（内地西药比沿海贵五倍）。但物价的惊人普遍上涨却是一样。这就证明：战争已把中国物价的双重严重性（过度的不平衡与绝对的增涨）发展到了极致。 二、抗战中中国物价高涨的直接原因 我们现在彻底的了解一下中国抗战后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 首先我们研究一下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经济生活所受的影响。在公开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之下，中国市场的微弱的交通脉络，首先被破坏了：截至今日，日本已差不多破坏和占据了全国铁路线和一大半公路，又不仅控制了领海，还霸据了三大江，而在线点之外的中国游击队或正规军，也为了扰乱敌人的后方，不断自动破坏铁路和公路，甚至未被日本占领的省份，为了预防日本的进攻也自动破坏交通线（如广西之破坏近北海一带的公路便是一个例）；其次，敌人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为了独占中国的市场，又为了封锁未占领区及游击区，他们有系统的进行统制和没收占领区中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第三，在战争中军需品的巨量消耗已使中国法币的基金削减，而敌人又在占领区中有系统的用不兑现伪币或军用票来掉换法币，借以套取外汇，结果数度引起外汇的暴缩，使法币购买力从一先令二便士的法定比价跌至三便士多的最低点！第四，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使全世界的市场失去平衡，更加重了战时中国市场的混乱（物价、金融引起特别厉害的波动）；末了，第五，中国抗战直到今天还不是在全民武装和民众有组织的监督之下，更不是在民众权力机关（“普选的国民大会”）之下进行的，抗战当局因为本身就代表少数富有者的利益，结果，金融家、工厂主、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甚至稍微过得去的中产之家，也肆无忌惮的利用战争所造成的上述条件，或操纵外汇，或囤积居奇，或借势垄断，或通敌投机，——总而言之，趁火打劫，发国难财。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经济所受的这几种影响便成了加速物价高涨的直接原因。这几种影响愈是扩大，物价也愈是高涨。不过我们光是平铺直叙的举出这几个原因还不能彻底明了物价问题的真相，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暴露。现在没有一个人敢否认上述的几个原因，不管资产阶级报纸也好，提倡“劳资合作”的工贼和改良派也好，他们都不敢隐瞒它们。但他们却一致认定物价高涨的最最主要原因是敌人的进攻，而中国富有者的发国难财，他们则认为是最次要的原因，甚至把这个现象只归咎于“某些”奸商，而对整个有产阶级则认为“良心”尚在，认为他们还是“贤明的”、“爱国的”等等。这种理论，现在可以说是流行一时，同时也成了中国有产者的唯一护符。假如我们把它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立即便暴露它的欺伪性。不错，我们也认定目前中国民众的一切痛苦都是敌人的进攻引起的（其实这也是相对的说法，假如我们从历史上观察下，这一次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却又正是中国有产者叛卖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后果，强盗的打劫是开门揖盗的内奸造成的）。但我们却绝不因此便看轻中国本身的原因。许多事实证明，中国富有者的趁火打劫对物价的影响正不下于敌人的进攻，同时许多事实也证明，趁火打劫的富有者不仅是“少数奸商”，还不多不少包括了整个中国有产阶级。没有一个奸商不和敌人狼狈为奸，但没有一个有产者不或多或少和投机事业有关。广州未失陷之前，某要人创立的粮食运销处操纵了广东全省的粮食出入口，买贱卖贵，无所不为。云南当局的操纵粮食也成了公开的秘密。福州的各种货物几无不居奇牟利。上海是中国有产阶级的大本营同时也是投机操纵的巢穴。那末我们把它当做代表来详细观察一下吧。我们上面已说过，一九三八年三月起，中国物价上涨有普遍之势，一九三九年六月起，中国物价便开始暴涨，这个现象显然与中国的货币购买力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上海外汇黑市场的产生和外汇暴缩的风潮完全与物价高涨的过程一致。那末，外汇投机与物价操纵显然是不可离的。据去年《申报》的一个有趣的统计，去年上半年上海各业涨价共二百〇三起，拿各月来比较，则一月份五起，二月份十起，三月份十九起，四月份十七起，五月份十四起，六月份突然增至一百三十八起，占涨价起数十分之六·六强！这位记者于是做了一个正确的解释说：“这因为六月份里黑市外汇一度收缩后，一般居奇囤积的商人，趁火打劫的明证。”外汇的猛烈收缩起自六月份，一直从去年五月的八便士跌至八月的三便士二五；这个时候也是外汇投机和物价高涨最厉害的时候。九月欧战发生，外汇虽略呈起势（回至五便士左右），但这对于物价已无能为力了，因为“欧战爆发，输入锐减，进口物品已经有涨价的可能，何况一般人又鉴于第一次欧战的前例，以为囤积洋货，定可获利倍蓰，故居奇不售”（《银钱界》第四卷第一期）。那末欧战倒还更助长上海商人的投机了。他们大都是利用每一度外汇的收缩，没有等到进新货的时候，便立刻把存货一律涨价。欧战发生，他们更趁机积洋货，如德国之机械、药物等，以便待价而沽，据上引杂志的同一作者说：“欧战勃发以后，几乎没有一种物品，不是投机者的对象。五金、药料、煤炭、布匹，甚至闹到年底把人民生活主要品的米和面粉，也都在囤集之列，……”其实，这种现象不是从欧战爆发以后才有的，欧战只不过把它表现得最尖锐吧了。中国银行资本在任何时候都是投机之王，而任何一次投机的风潮，要是没有银行的参加也是不可能的。战后，上海银行业的投机押款一时繁盛起来，它们利用庞大的资本操纵了整个投机市场，如最近引起舆论不满的米粮押款便是一个例。那末，这一切正可以证明：上海从银行家到各业资本家，没有一个不间接直接，或多或少与投机事业有关的，所谓“无商不奸”诚然不是一句虚语了。在上海这种发狂的投机热中，有产者的“商业道德”也特别表现得无耻和堕落。如去年末米粮价格飞涨最厉害时，报上发现这个消息：“最近有法租界太平桥菜市路三十九号光华米店，竟异想天开，在其门市零粜时，所用规定之钢质升箩底中，铺以马粪纸约寸许，蒙混盘剥贫民……”。《新问报》副刊上一位读者又提出这样的控诉说：“前天（十八日）午后一时，向某店购米一石，价三十元八角。因为信任他是正当商店，决不会有短少米量情事，所以在该米送来的时候，未曾对送米人当面复秤。旋又介绍邻居某君，向该店购米两石，价和前同。该米送来时，分装四袋，并附有不盖图章不贴印花之白纸一条，仅写‘白破两石’及一价码，绝不类商店发票。某君疑窦顿起，经逐袋复秤，发觉每袋各少米八斤，两石合计共少三十二斤。该店送米人，因事实证据俱在，无可狡辩。同时我亦将先购的一石过秤，连袋只有一百卅八斤，比某君的米，更少得多了。（按米店定章：每石净米一百五十六斤，市秤。袋一只作二斤）现在连袋只有一百卅八斤，不是一石要少廿斤吗？”其实，在门市零售中用各种方式欺骗贫穷消费者已成了家常便饭了。 我们在上面仅暴露非沦陷区或上海租界中中国有产者的投机操纵与物价的关系，我们认为在揭破上述的欺骗上，这是很切当和有力的证据。当然假如我们引证沦陷区的情形那就更露骨了：所有沦陷区的商人、富农、地主都没有不直接间接和日本军部勾结，共同操纵物价的，他们或经过“中日合作”的名义，或经过其他关系，托庇于日帝的指挥刀来垄断居奇。不过我们引证这种情形是不会令人心服的，因为人们已很有勇气的称沦陷区的奸商为奸商，正如他们已毫不踌躇的称沦陷区的统治者为汉奸一个样了。 三、物价高涨对中国各阶级的影响 我们既明了这次中国战时物价激涨的直接原因，我们便要进一步来研究这个现象所直接造成的社会后果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更彻底的暴露物价问题的真相。我们现在研究： 第一，物价与利润的关系在抗战中中国有产者不惜破坏，甚至出卖祖国来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究竟是为的什么呢？是为了超额利润的追求，为了发国难财。我们为了方便起见，仍然引证上海的实例来证明。据报载，战后上海租界区内之华商纱厂，计申新二厂九厂、新裕一厂二厂、永安三厂、鸿章、大同、勤丰、统益等厂，共有纱锭四一,八八八枚，布机一,九〇三台，去年因纱布市况奇佳，每纱锭万枚可获利至五十万元以上，甚至有获利至百万元左右的。又据《密勒士评论报》阿拉尔斯君的估计，今年本埠的棉织业好况是引起全世界惊异的。上海多数英日中棉织厂都获得有史以来的最高利润和分发最大的红利。米粮业的获利也是意中事，上海米业行号不下三千数百家，去年因金融变化，乘机操纵米粮的结果，大都坐获巨利，如恒大、致成、瑞昌发等米号盈余有二三十万元之巨，最少者亦有数千元的纯益。面粉厂也大获厚利，如福新厂盈余达一千二百万元，阜丰厂盈利达九百万元。甚至鲜味业去年也获得较战前超出三倍的巨利。其他如水电交通地产各业，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材料，但去年通通大获奇利。尤其是金融界，我们上面已说过，它们是投机大王，那末它们自然也是利润大王。据报载，去年沪上银行业所获巨利为十数年来罕见之盛况，中国通商银行盈利约达国币一百十万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四行储蓄会两家盈利各达百万元，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四川美丰等十数家银行盈利达七十万元，官办之中国、交通二行，亦盈利四十万元。其次是钱庄：如福康、顺康、滋康等十数钱庄盈利三十万元以上，长盛、五丰等二十余家钱庄，亦达十万余元，甚至银号如汇中及汇丰等亦获十万元的互利。这便是上海和全中国有产者从物价高涨得来的“国难财”。一开始他们还常常引用他们的战时损失清单来辩护，等到他们的报纸也半吞半吐的承认这几年来的所得不仅已补偿了战时的损失，而且还获得大大盈余时，他们又指出法币对外价值的低减来辩护，殊不知他们的利得又早已在外汇投机中转成新的投机资本（如囤积新货等）了。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战时物价高涨与有产者超额利润的增加成正比例。此外，有产者即在消费方面也享有一个特权。他们可以用长期积备或批发的方式来消费。当今天一般穷苦消费者不得不按照市面高价消费时，有些有钱人尚在食十二元钱一担的米，用二角一斤的油，即使他们事先没有积存，他们仍可从大批购买，或直接批发中买得比零售市价更便宜的消费品。那末，我们还可以而且应该做出一个补充的结论：有产者的战时超额利润甚至还应加入日常消费中占便宜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的惊人纯利。如果他们还有什么话说，那末，我们索性把他们的更惊人的秘密暴露出来吧。 第二，物价与工资的关系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现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利润与工资也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物质利益。假如物价高涨与利润的累增成正比例，则物价高涨与工人实际工资的增加就成了反比例了。我们还是举上海的实例来证明吧。下面的表是上海工部局的材料： 一九三九年较一九三六年所增减之百分数 工资率男工（一）八·三三（十）一六·六七 女工（十）二二·二二·（十）一七·〇二 时工（十）五·六六（十）二四·四四 件工（十）一二·二八（十）一四·二九 实际收入男时（一）四·一三（十）二六·四四 （实际收入即男件（一）二·三四（十）七·九〇 指名目工资加女时（十）四五·一三（十）五三·九一 津贴）女件（十）三五·三六（十）二四·九一 这个表最有意义的是指出男工的工资，较战前普通的削减了，只有轻工业部门的女工工资略略增加。而一九三九年较三八年，则男女工工资也略略增加。但假如拿工人名目工资增加的程度和生活费增加的程度一比，我们便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底下也是工部局发表的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之真实工资指数表： 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 实际收入指数一〇〇·〇〇八四·八三九二·五八一一九·〇九 生活费指数一〇〇·〇〇二八·一五一五二·九〇二〇五·二五 货币购买力一〇〇·〇〇八四·六四六五·四〇四九·二〇 真实工资指数一〇〇·〇〇七一·八〇六〇·四二五八·五九 这个表证明一九三九年工人的名目工资，虽已恢复或略略超过战前的水准，但真实工资仅及一九三六年之六十弱。其实，我们上面已指出过，官方的生活费统计是笼统的，不确实的，他们的结论与实际情形相差很远。按照常识推论，工人的平均生活费何止超过战前两倍多，恐怕三四倍也到了。这就是说，工人所得的实际工资，比官方的统计还要低得多。工作时间的延长及其他待遇的恶化更加重实际工资削减的意义。据工部局调查去年上海各业工人平均每月工作二三·七八日，一九三八年则为二三·六六日，一九三六年为二二·四八日。“就一般情形而论，本年（一九三九年）各业皆忙，造纸业每月工作日数最多，平均为二八·五九日；其次油业，为二七·八一日；又次面粉业，为二七·二二日。”工作时间延长同时劳动强度也增加了，工厂当局对工人的鞭策，如罚款、计件工资制等达到了最黑暗最野蛮的程度，而工人家族的死亡率也委实吓人。那末，工人实际工资的削减应加入工作时间过度延长及劳动强度过度提高，所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前者如罚款、积劳致死等，后者如精神萎靡、道德与智力衰退等），这才是观察物价与工资关系的正确标准。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现在有权利做出一个总的结论：物价高涨所给予资产阶级的惊人的超额利润原来就是工人实际工资过度削减，工作时间过度延长，劳动强度过度提高的产物，换句话说，在物价高涨中，资本家的骄奢淫逸原来就是建筑在工人的贫病死亡上面的，有产者原来是在工人的尸身上跳舞！ 第三，物价与一般小资产阶级生活在物价高涨中，城市各公司的职员和小手工业者所受的痛苦也并不下于工人，他们平均每月不过十五元至二十元薪给，假如有家庭负担，则简直难于度日。《新闻报》十二月廿六日副刊上刊载一封信，可以代表一般小职员的悲惨生活： “我是供职于某某商店的一个起码小职员。老板对我们的待遇怎样呢？唉，说也可怜，每月仅有七元罢了！在战前，店中生意甚佳，每年可盈余八九千元。八一三战事发生后，因营业稍受影响，于是，我们的薪水，便大大的打起折扣来。先是五折，到今年六月，才算改为八折。先生，你想，目下生活程度多么高，剃一次头，就需三角，沐一次浴，也非四角不办。充作早上点心的大饼、油条，现在已由二分加到三分。其他鞋、袜、种种日用必需之品，有哪一样是便宜的？这区区七元，够什么分派，如何维持？我们的老板呢，日打烟枪（吃鸦片），夜玩舞场，逍遥作乐。何曾顾到我们一点苦楚？圣诞将届了，只见他买这样，买那样，大包小包从公司里带回来，预备送礼。他的居室内，也布置得金碧辉煌，更显得高贵富丽，虽然米价狂涨，角票分票缺少等等恐慌，迭一连二的袭来，然而，这与他有何关系？他既有战前历年积下的盈余，又有战后从事投机生意赚得的大批花花绿绿的钞票。财力真充实得很啊！想我们一般小职员，帮老板做了多年事，现在逢到困难，他既有的是钱，在理应该照顾我们一些。然而他们永远想不到这些的！（XX商店一个小职员上）” 知识阶级也陷入悲惨的困境了。去年《新闻报》副刊载有一封通信，是描写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的，我们现在摘录一点如下： “昆明物价奇昂，外江佬来已一年以上者，多无袜赤足。联大学生大都满面髭发，盖校外剃一头须六角，校内亦三四角也。联大学生膳食，系学生自组膳食委员会，每人出费十五元，米系糙斑米，每人可食五六碗，菜碗如上海饭碗大，且底部突出。几片菜叶，或豆芽，余俱是汤。第一碗饭，每人几筷菜即光。以后即须白吃，某学生云：白吃亦很甜，可惜来不及细嚼。 “早晨一粥，等于吃粥汤，每人可灌上四五碗，未上课已饿。一学生常挺胸曰：我辈肚皮固空，呼吸十分畅。…… “学生最怕之事，为文具缺乏。做实验报告之十六开报纸一张，价已涨至一分半。每天至少用六张，即须一角。其他一破橡皮一铅笔头，俱系至宝。许多学生，俱谓皮鞋八十元一双，于我等不生影响，墨水八角一瓶，实在吃不消。 “昆明最近大雪奇寒，惟日中仍夹衣，学生冷中相遇，多耸肩微笑。……” 当然这种描写多少还带点轻松，但骨子里却表现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黯淡的。中小学教职员的生活与普通大小店员差不多。至于靠卖文为生的所谓头脑劳动者，情形更坏，除了少数有特殊地位和社会关系的作家之外，普通文化人每千字只得到一元钱的稿费，他们受书贾的剥削是无抵抗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抵抗的条件。其他城市的“小人物”如小贩虽然偶然也在投机中沾点小惠，但日常消费品的过度高涨与货币制度的混乱立即又使他们消竭了。 这还是城市的情形，我们相信农村中的情形必然更坏。在这样沉重的生活压迫之下，失业与死亡以同等速度而增加。现在所有失业者的变相名称便是难民，假如我们把全国难民的总数统计一下一定吓人。至于死亡数，光是上海一埠，去年冬季数月之间便达数千人，这还是官方根据普善山庄一处的统计，真实的总数恐怕一定大得多。 上面的事实使我们得出一个更完全的结论：在物价高涨中，少数有产阶级牺牲全人口的绝大多数来积累无比的超额利润。 四、物价高涨与阶级矛盾 自从抗战发生后，“劳资合作”便盛极一时，一切参加抗战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派都拿这种学说做标榜。事实上，在一个阶级矛盾的社会里，这种学说丝毫掩盖不了，也缓和不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斗争，即使在民族危机非常严重的条约之下，这种斗争只有更加激烈，绝不会和缓，因为环境愈加恶劣，每一阶级为自己而牺牲他人的斗争也愈是厉害。过去二年来所谓“贤明”和“爱国”有产者之肆无忌惮的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以及相应于此的政治上的严厉压迫已从反面证明在民族抗战中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总之，社会的发展乃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而绝不是遵循人们的意志。除非这个社会已整个死亡了，又除非被剥削者自甘于自杀和饿死，否则物价的无止境的高涨必然要引起剧烈的爆发的。 上海职工因为物价高涨及生活困难而爆发的罢工斗争，从一九三八年末便略见抬头。不过从一九三八年末至一九三九年六月以前，上海职工的罢工大致上还是缓慢的、零星的，而且还只限于小厂（以沪西的小绸厂占多数），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时期，物价的上涨还比较平稳，职工的一般要求也不很高（他们的中心口号不过是恢复战前的名目工资）。一九三九年六月以后因物价的剧烈上涨，不仅在职工中就是在其他民众中也引起极大的恐慌，因此，职工罢工便急速增长，尤其是十二月，职工受了年关的刺激，一个月当中竟爆发了四十余次罢工，包括三四十家店厂和二万余职工，斗争已不限于小厂，连许多大厂大公司（如永安、大新、先施、国货、永安纱厂等）也蔓延到了。这是抗战二年来罕见的现象。至于其他民众的最大斗争便是贫民的抢米风潮，去年十二月这一风潮构成严重的局面：竟有一日之间发生抢米二十二次的。这就完全证明物价上涨愈烈，阶级冲突也愈烈。 五、假的慈悲与假的药方 我们在上面已说过，物价问题既已成了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假如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则抗战胜利的前途就要大受打击。但可惜我们直到今天还看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尤其不幸的是，我们即在物价问题的解决方法上也只发现“阶级利益的冲突”而没有发现丝毫“调和”或“合作”。我们的抗战政府一开始简直不注意这个问题，等到这个问题已日趋严重，足以威胁社会的安宁时，他们才着手颁布一些法令，如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平价购销办法、规定最高米价及征收过分所得税等。这些办法的内容综合起来不出如下几点：（一）由地方当局及商业团体共同成立评定物价委员会规定数种日用品之最高价格；（二）规定日用必需品之存储数额，超过部分限期出售，否则以公平价格收买之；（三）由政府购办消费品，按平价发卖；（四）征收战时投机利润税。在表面上这些办法似乎应该能够相当遏抑物价的高涨，但事实却不是那么简单。第一，这些办法表面上即使如何“公平”，苟执行者仍是贪图私利的有产者及其代表而一般消费者（劳苦大众）没有参预的权利，则“公平”也就变成不公平。第二，这些办法本身还充满维护少数有产者剥削特权及一己私利的精神，它们对囤积居奇者极力避免采取直接没收等“过激”手段。正因为有了这两个缺点，所以上述各种应急办法根本不能抑制物价，它们充其量也不过在有产者内部尽一种极短促的“仲裁”作用而已。远者不说，我们且拿上海租界当局及商业团体的物价政策来看吧（这些政策当然也是抄袭我们抗战当局的）。他们最早是规定米粮的最高限价，但每一次米价高涨，他们便于事后规定一个新的限价，结果限价竟跟着米价的后面一步一步的提高，这就证明，有产者及其代理人的评定物价只不过是使商品的投机价格合法化而已。至于以“公平价格收买”代替没收，以政府的“平价购销”来代替民众对生产和分配的直接监督，其结果当然也不言而喻。或者“过分所得税”是有产者的唯一自我牺牲吧。关于这一点，我想最好还是参考一下上海某会计师的见解，他首先照例批评政府征收过分所得税的比率过高，接着他便指出沿海一带的资产阶级是可以随时逃避这一种不公平的义务的（其实他也应该指出不受重庆直接指挥的地方资产阶级也一定要逃避这一义务的）；不过他最末了却安慰上海的资产阶级说：你们应注意，在过分所得税征收法上，政府已规定凡是战时曾受损失的便可以酌量免收。那末，起码有一大部分资产阶级要归入“免收”一类，因为事实上有哪一个资本家不能够或者没有权利列出一笔战时损失清单呵！事情的内幕就是如此，我们还希望什么奇迹呢？ 六、正当的解决办法 物价问题既仅仅是一个战时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历史的社会问题，那末凡是能顺应历史趋势的，或者更明白的说，凡是符合大多数民众底历史利益的就是正当的解决办法。我现在试按照中国民众当前的迫切需求，举出几项解决物价问题的最正当的办法如下： （一）全国消费者：工人、农民、贫民、学生、管家妇分别组织物价委员会，规定日用必需品的最高限价，实行由消费者自己监督消费或分配； （二）恢复民众组织及言论自由，让他们自由举发，搜查囤积居奇的奸商，自由批评政府的物价政策； （三）为了预防有产者因为利润减少而怠工起见，由工人直接监督生产； （四）规定工资薪金应随物价的高涨而增加； （五）征收财产累进税，没收投机奸商的财产充作抗战经费； （六）由民众的武装来维持交通路线及稽查日货及一切私货偷运，又由民众的公开革命法庭审判奸商； （七）没收土地首先是汉奸地主，或操纵粮食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难民及抗日士兵以解决战时粮食问题。 这些办法也许被人笑为“过激的空谈”吧。但我们根据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又根据俄国一九一七年的新鲜经验，急剧的物价高涨也只有“过激”的办法才能解决了。它们当然不是每一阶级，每一个“伟人”能够实现的，被历史抛到老远过去的阶级和人物不仅不敢采纳这些办法，而且还必然深恶痛绝它们，但这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已把这个问题那样严重的提出来，谁如果不能解决它，谁就被它打碎吧，我们相信合理的解决必有合理的阶级来执行的。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
论游击区的经济基础（柯大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西流》->第二期（1940年4月） 论游击区的经济基础 柯大章 武汉的陷落，是抗战过程上的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在此以前，一般说来，抗战的主要活动是军事斗争，这表现于事实的是淞沪的大战、台儿庄的大战与保卫武汉的大战。自武汉陷落以后，敌人因为想稳定广大的侵占区而享受侵略的果实，故在军事上采取守势，而致力于沦陷区的安定与开发，我们方面则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略，以消耗敌人的人力与物力，使敌人无法稳定与开发沦陷区。换句话说，自武汉失陷后，抗战的主要活动即离开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而转入了以经济斗争为本质的游击斗争。 武汉陷落后不久，日本军阀即提出了在中国“以战养战”的口号，而这时候召开的国民党大会与共产党大会上，也都着重地说明了此后要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略。这样决定与此后一年半以来由此决定所产生的敌我的行动，都表示在当前抗战阶段中，以经济斗争为本质的游击斗争，关系怎样重大了。本文的目的在于就一年多来各方面的事实研究游击区与敌区斗争的经济特性及其前途，至于与此无关的其他情形，都不在本文论及之内。 （一）以游击区为中心的敌我经济斗争 一年半以来，我们在各游击区中怎样和敌人作经济斗争呢？要说明这一点，须先说明敌人怎样向我们作经济的进攻。 日本人对于游击区所作的经济进攻的情形，可分四点来说明： 第一点是以各种手段强占各大城市的机器工厂，制造工业品向游击区推销。例如，在山西，他们占去大同与阳泉的煤矿与铁矿外，又占去榆次的纺纱厂、晋华卷烟公司、汾阳临汾等地的面粉公司、新绛的纺织厂、太原的兵工厂、西北洋灰厂、炼钢厂、毛织厂、皮革厂、印刷厂，这些工厂都早已开工。在平津一带，所有从前国人经营的各工厂，均已落在日本人的“兴中公司”及“华北实业开发会社”之统治下。在长江流域，他们以实行没收，或强制“合股”等方法，占去了上海租界以外及沪东区中的各华人工厂，及苏州、常州、无锡、镇江各处的已毁半毁或未毁的各华人工厂。这样占去了各工厂以后，他们就可以以廉价商品向各游击区侵略，吸收原料，换取法币，而企图破坏游击区的经济对抗。 第二点是以各种手段向各游击区推销日货及冒牌日货，以图吸取法币与农产原料。被强占的各华人工厂的出品，多半仍用原有的商标向游击区推销，至于纯粹日本货物，则常冠以中国货或外国货名号而到市场混销。例如，在上海的日本人经营工厂，向中国商人推销货物时，不但价钱较廉，且可随中国商人的意代为制造各种牌号，几个著名大公司在此方法下所购进销出的日货，据说数量很大。在山西，日货像潮水一般地涌进，上面所标的大都是“中国制造”、“纯粹国货”、“上海制造”、“美国制造”等字样，日伪设立的“晋北实业银行”除以贷款方式向沦陷区榨取外，又向沦陷区及游击区大规模推销仇货，吸收国人的血汗。已失陷的各大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蚌埠、济南等，到处都充满着日货，成为日货向游击区及沦陷区推销的总站。日本人为想加速消灭我们的游击区，也会封锁某些沦陷区城市的工业品对于游击区之输出，例如过去在太原，他们就不准货物运往游击区，在河北，也曾对游击区施行过经济封锁，但他们或许是故意不严密，或许是无法严密封锁，故这种限制往往只是表面上的。 第三，日本人向游击区推销日货或冒牌日货的目的，是吸收法币与原料，然购买原料时他们参用着伪币，因而推销日货的最后作用之一就是破坏游击区的法币。一年余来，各游击区与敌人的最激烈最普遍的经济斗争现象之一，就是法币抵抗伪币的斗争，这一斗争，在无论哪个游击区都无时不在进行中。货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尺，斗争之如此激烈与普遍，就表示一年余来敌我的经济战争是怎样激烈。日本人破坏法币的手段很多：他们在各沦陷区中强迫没收法币，换以他们所特制的联银伪币及华兴伪币；又严禁使用法币及旧时省币，期使伪币成为通行之币。然这些办法都禁止不着法币的流通，于是他们退一步准许伪币与法币同时使用；而这办法已在各沦陷区中有效了。然经济的统一性是不易割断的，游击区与沦陷区的商品交易既无法绝对停止，则伪币在沦陷区流通后就不免要多少流入游击区，而游击区中的一部分法币不免为吸取而去。但因为沦陷区人民之信仰法币及游击区之严禁伪币流入，故直到现在，伪币在沦陷区中的势力还不及法币，更不必谈在游击区中了。日本人为扩大伪币的势力，又对农民施行贷款，以施小惠而推销伪币，又伪造法币或省币以图混入游击区而换取法币。例如，华北的三个伪银行——察南实业银行、晋北实业银行、蒙古联盟实业银行，对于华北农商均已作了巨额的贷款，单以晋北实业一家而言，在廿七年后半年中已放出了农业贷款二十四万余元，商工金融贷款十六万余元，一般金融贷款九万余元。又如，在二十七年前半年，日伪知道了联银伪币难于侵入，因即伪造了河北省银行的五元及十元省币，企图大量向冀中侵入。有一时期在晋冀察边区各县中，也曾发现大量伪制的河北省币及中、交、农各行法币。 第四，在日本人竭力破坏法币，输入仇货并霸占各沦陷城市的机器工厂之时，他们又对于各沦陷区的农产品实行产销的统制。例如，在长江下游一带，他们在总机关华中开发公司下，设立了各种子公司，以统制华中的海产、盐产、茧丝及水陆运输等。他们又在长江沦陷区及一部分游击区中收买稻米，造成了许多产米区米价极昂的恐慌。在华北某些地方，他们曾举行植棉放款、棉田登记、以特定价格统一收买棉花等。在山东，他们的大连盐城银行以特定限价收买烟台的水果。敌人的这种统制手段，自然首先影响到沦陷区的物价，使物价在他们的剥削之外，须与国外市场，尤其是日本市场发生联系，换句话说，就是在目前战云浓罩下的远东物价一般高涨期间，这种统制手段自然要提高各沦陷区的农产品价格，因之日本人与奸商都不免要以高价收买游击区的农产品，而区中的地主与富农之向以出售农产品生活者，此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高价收买的引诱。在这种情形之下，敌人对于沦陷区的经济统制及货币手段等，自然要影响到游击区的经济生活。 为对付敌人的这样各方面的猛烈而长期的经济侵略，在过去两年多，我们的各游击区——晋冀察边区游击区、晋东南游击区、冀中游击区、鲁南游击区、苏北游击区、皖北游击区、江南游击区，都执行了一种经济抵抗的战略。因为无论在华北华中，敌人的经济进攻战略，与进攻目的都相同，所以各游击区的经济抵抗战略也都不谋而合。这战略可以两句话包括之，即：一方面封锁或严密统制与沦陷区的经济来往，一方面发展手工业与农业，以图本区的自足自给。兹分述之如次。 封锁或严密统制经济来往的目的有四点：（一）断绝人吸收本区的粮食与原料；（二）杜绝仇货的输入；（三）防止伪币的流入与法币流出；（四）于必要时从沦陷区吸收本区不产的必需品。 例如，翼中游击区，在廿七年八月以前，已普遍禁止以区内粮食棉花运往区外，并禁止与敌人通商，以断绝敌区粮食的来源而避免区内的资金外流；后来，自从发现伪币流入之后，即迅速设法防范，禁止该币入境，其已流入者则鼓励商人赴保定平津购买应用物品，悉数用去。在山西，自二十七年临汾失陷后，省政府即颁布了“抗战期间经济设施方案”，其中有严禁日方货币的流通，严禁买卖仇货的规定；又设立贸易局，统制输出输入的商品，以防止敌货之输入及粮食之运往敌区，凡犯此禁令者，均处死刑。在山东，省当局也针对着日人的经济侵略，而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对策：第一，设立民生银行，发行民生银行省币，以换取法币，而以法币作为省币的准备金，使敌人无法套取；第二，举行棉花粮食生产量的预先登记，严格限制运输此项产品到日人占据的城市。在苏北与皖东一带，游击区当局亦禁止粮食出口，禁止日货入口，并奖励农民储粮，因此现时苏北皖东一带的农村中，都储存有大批粮食。江苏省政府当局，为了打击伪币，为了军队便利，为了增加地方的抗战力量，及维持行政系统的永续，曾准许该省沦陷区各县政府印制五角、二角、一角的兑换券，用以完粮纳税，一面以救济财政与金融的困难，一面以防制日人的套换法币。至于在江南一带的新四军游击区域中，严禁粮食运往敌区及抵制仇货抵制伪币的混入之同一经济战略，当然也是施行着的。 然就贫乏零碎的材料看来，各游击区的经济战略虽然大体相同，然各区之间亦有差别，这差别就是：某些游击区似乎绝对断绝与敌区的经济往来，而某些游击区则只对此经济往来施行严格限制，而并不斩断与我有利的敌我之间的买卖。前者，例如鲁南游击区；后者，例如晋冀察边区游击区。鲁南游击区，包括泰山、蒙山、徂徕山、沂山、抱犊崮一带的山区，南北长约五百里，深山重叠，山里矿产丰富，各种粮食与棉花，也均足自给，在这区域里，一切日常必需物品，尚不感缺乏，然因我们自己的封锁及日本人的反封锁，这里与区外市场断绝了供求的关系。但在晋冀察边区中，资源条件或不若鲁南一带的优越，似乎就因为这点，所以该区并不与敌区绝对断绝经济关系。该边区最高负责人胡仁奎氏曾说：“有人这样想：敌我不共戴天，根本不应再有经济往还，我们应该用法令的性能，与敌断绝贸易。我们觉得这是不合事实的想法，违反商业渗透性的想法。实则在游击区里我们还有必不可少的物品，需要从敌区吸收进来，还有愿意推销的物品，需要运入敌区去，真正断绝贸易，未必完全与我有利。”（见《战地知识》一卷二期上，胡氏所作《论游击区经济的特性》一文）。由这些话看来，可见晋冀察边区的经济战略之这一特点了。大同之中的这样小异，是无足怪的；各地的经济条件不同，经济战略自然不能完全相同。例如，皖西北是目前华中区的游击战中心之一，是皖省政府的所在地，但那一带平素出产粮食很少，食盐又完全依赖区外输入，故即在目前已有饿死人及平民两三月不尝盐味的事情发生着；如果叫它完全与区外断绝贸易关系，则那里自然不能长期进行游击斗争了。 上面说的是各游击区封锁或严密统制与沦陷区的经济往来的情形。但要想长期进行游击战，要想真能抵制住仇货的侵入，单只封锁或统制经济往来是不够的，封锁或统制的消极手段之外，还必须提倡发展本游击区的生产，以图能充分自给，并抵抗得住敌区的优势经济的攻侵，因此，各游击区于消极的封锁或统制之外，又一致采行积极的战略，即提倡并发展本区的农业与手工业，在资源贫乏而粮食与物品的产量素不足自给的游击区中，尤其是如此。例如，山西的“抗战期间经济设施方案”中，于禁止日伪币及仇货之侵入外，即特别着重于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的规定，如：发展手工业；由各县动员委员会帮助人民组织手工业团体；以预先定货的方法鼓励手工业生产；开辟未经开垦或因地主死亡而致荒废的土地等。又如冀中区，在开始禁止与敌区通商时，即发起土货运动，设立土布工厂、肥皂厂、土法制纸厂等，以便日用品均改用土货。这样发展手工业的运动普及于各游击区，而国民政府的经济文件与当局言词，亦曾不断指点着这个方向。 这便是以游击区为中心的敌我经济斗争之一般现象。 （二）游击区的经济特性 由以上种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游击区经济的几点特性。但各游击区，与后方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关系有疏密之不同，对当地的地主富农的依赖性有程度的不同，因而对待他们的态度亦有宽严的不同，所以在论其经济特性时，并由此特性而论断其前途时，各区不能一概而论。但在八路军完全影响下的晋冀察边区，是组织上与政纲施行上最成熟的游击区，是一般政论者所景仰膜拜的游击区；其他各区与它虽有差别，但在政论者的头脑中是想叫它们依照它的标准去发展的，因此，我们在论游击区的经济特性及其前途时，即以晋冀察边区作为分析的标准。那么，游击区的经济特性怎样呢？ 首先，游击区的交通是，或企图与沦陷区隔绝的，作游击战基础的农村经济不能与沦陷区的城市经济相调剂，或难相调剂（假如像晋冀察游击区那样，允许与敌区维持相当贸易关系的话）；与我们自己后方的交通，也多少隔断或甚而完全隔断了（如鲁东南），即隔绝程度不大，但因与后方的交通关系本就落后，故也不能抵消该区因与沦陷区隔断所产生的经济后退性。因之，游击区的总经济趋势不得不向以本地方为单位而力求自给的道路走。加之伪币与仇货的不断侵略，游击区不得不采行对抗的政策，而限制或完全断绝与敌区的商业关系，因之更人为地加重了这种本地单位的自足自给的趋势。然游击区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游击战争，因之每个游击区中都存在着几种战时的现象，如秩序的不定，资金的逃走（随地主富农之逃亡而送走），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易或甚而无法进行。例如晋冀察边区，是现有各游击区中最巩固、最稳定、面积最大、受战灾毁坏最轻的游击区，然其最高负责人胡仁奎氏在上引论文中曾写道：游击区“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敌我战线犬牙交错，变化不定，人民居处无常，不易找到安全地区，而建立工厂工业（偶有建立，反成敌人蹂躏目标）需要较长时期的工程，当然不易举办”云云。晋冀察区尚如此，则其他游击区的情形，可想而知了。这使游击区的经济生活，不得不退到原始状态的自足自给生活，在某种生活必需品缺乏（如粮食、食盐）的那些游击区中，也不得不设法力求自给。 在这种情形下，游击区经济的一般现象，是本地农产品价格低落，手工业品多少代替了城市无法输入的工业品。例如在山东游击区中，豆油、旱烟、火石、土布，代替了煤油、纸烟、火柴、洋布；小麦每石三元，小米每石二元多，高粱每石一元七八角，较战区后方各城市，低三倍至二十倍。 所以，游击区的经济特性的第一点是：它是建立在人为地已脱离大城市或要想脱离大城市而走向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之基础上的。 然而，在中国农村经济已日趋资本主义化的现在，要使农村经济人为地脱离大城市而退回到自给自足的阶段，是违反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的，因之，要想这种不自然的手段施行有效，那就必须凭借政治的力量，换言之，即以政治力量去强制执行。如，为要限制仇货的输入，就必须在游击区边境上设立关卡；为要避免区内地主富农以原料粮食资敌，对于竟而资敌者就必须以刑罚惩处；在敌军来攻而我军退却时，就必须以军事纪律处理存储的粮食。又如，中国农村中已经完全商品化的农产品已不在少数，如河北的棉花、山东的烟草等；为要使一向依靠这种商品之生产与运输以为生活的富农或地主资本家抛弃其旧生涯，就必须用政治的甚而军事的强制办法。那么，这种政治的与军事的强制办法是在谁的领导下施行呢？就晋冀察边区这个模范区说：领导施行上述强制办法的分子既非大资产阶级分子，也非地主与富农分子。因为这个游击区，大体上说已与大后方的城市大资产阶级相隔绝了，虽还在它的意识与政令的笼罩下，然行动已无法受其领导；而这些强制施行的办法，虽未动地主富农的土地所有的分毫，虽仍依据在旧财产关系的基础上，但与地主富农的当前利益是完全违背的，所以不会受他们的领导。至于贫农，在游击区中所获得的最好的生活改善条件，不过是区当局仲裁下的二五减租，完全处在地主与军事当局的压迫下，则他们当然亦非领导这种办法的施行的人。所以，分析到最后，领导这个游击区的斗争的，只有在民族意识笼罩下的小资产阶级了。至于晋冀察边区以外的其他各区，其与地主富农及后方资本家的关系越密切，则这种强制办法的严正性便越减少，其与敌区妥协的倾向便越明显，而离开一般政论者所想象的游击区景色就越远，这些区域，不在我们所分析的标准之内。 所以，游击区经济特性的第二点是：它是建立在民族意识笼罩下的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政治与军事强制之基础上的。 但是，农村的向来统治阶级是地主与富农。现在这些旧统治层在游击区中处在什么地位呢？考察这一点，更可见出游击区是建立在民族意识浓厚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特性。战争以来，游击区中的地主与富农的统治者，凡能逃亡的，都逃亡到临近的大城市中去了；其不能逃亡或已失掉逃亡的机会以致无路逃亡的，则仍局促在乡村之中，而于游击区未巩固以前成了所谓两面派：“日本军队来，打鞭炮欢迎，弄些妇女去慰劳皇军；中国军队来也打鞭炮。这种两面派主持了一切，与日寇互不侵犯，企图苟安、妥协。”（项英：《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经过与教训》）到游击区的政权相当巩固以后，这些两面派就销声匿迹，而伪政权的影响也同时在乡村中消失。但他们是心悦诚服地拥护游击政权的么？当然不会是的，因为游击战争与他们的利益相矛盾，在实行二五减租与减少高利贷剥削的地方，他们当然不高兴作这样让步；在区当局为了战争的必要而不得不相当实行“财产较多或所得较多者其纳税亦较多”的规定的地方（如在晋东南游击区），他们当然也不高兴负担这样的担子；在因交通断绝而农产品不能运出的地方（如鲁南），他们的剥削与牟利的活动即陷于停顿，这当然亦非他们所甘愿；在受政治压力而不得不把向为他们的利源的种植棉花改变成为无利可图的种植粮食，这当然也是与他们的利益冲突的。固然，在各地的地主富农阶层中也有民族意识浓厚，宁愿牺牲自己利益而对民族斗争效力的分子，但这终究是极少数，不能改变该阶层的整个趋势；因之，在我们眼前所出现的，十分之九是些痛心的事实：例如，在江浙的某些沦陷城市中，常住有不少的逃难地主与富农，他们与乡村的不良游击队勾结，借势在乡间收租粮，收得之后则几分之几地瓜分！在游击队限制松弛的地方，游击区的地主富农与城中的伪维持会有亲密的来往，因为维持会的主持人也是地主富农队伍中人！由这样情形看来，向为农村经济统治者的地主与富农现在在游击区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处在农村经济已被战争破坏或阻碍而无法恢复的时期，处在游击当局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下，处在敌人在城市中的统治尚未形成一种足以引诱他们的力量的时候，处在不得不忍气吞声暂时受痛的状态中。这种情形在晋冀察边区中最明显、最典型化。然而不能斩断的经济生活的河流，即在强制阻碍之下也只能暂时停滞一下或后退一步，是决不能长期被斩断的。 所以，游击区经济特性的第三点是：它是处在农村的原来统治者——地主与富农——还未能从战争摧毁中找到恢复道路之空隙间。 就上述三点看来，可知要把已经资本主义化的乡村经济强拉回到自足自给的原始状态，是一种违反自然发展的行为，是一种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军事政治压力，外须不断抵御敌区的经济侵略，内须消除地主富农的反抗企图，并须设法维持并发展能支持长期抗战的经济力量，这也是一种大的斗争。固然，任何经济活动都带有斗争性，都是在斗争过程中的，然游击区的经济斗争，更急迫，更剧烈，最含有时刻发生急剧变化的可能性。 所以，游击区的经济特性的第四点是：它是时刻在剧烈的不稳定的斗争过程中的。 （三）游击区经济的前途 从上述几点特点看来，倾向于自给自足的游击区经济天然要发生如下的几种现象，即：游击区农村已脱离了或正想叫脱离沦陷区中的大市场；由于地主富农中农的土产不能输出，于是土产品价格大跌特跌，地主富农中农以至贫农的购买力，都大大减低；不出产或出产甚少日用必需品（如食盐、粮食等）的区域，则一般生活，尤其是下层农民的生活，都不得不陷于淡食与饥饿等悲惨状态。在这中间，中农以上的生活状况固是苦了，然而最苦的则当然是无土地的贫农；因为在自给自足状态中，资本主义的分配形式减低了作用，土地成了最主要的甚而唯一的生活工具，而贫农则并无土地；再则，贫农平时是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但这时候农产品既不值钱，地主富农就要缩小生产，于是而贫农便有失业的危险。梁漱溟于去年以八个月的长时期，游历了皖北、苏北、山东、冀南、豫北、晋东南各地之后，在重庆发表感想说，各区的民众经济状况“一般说来是苦得很，虽是照往常一样的耕作，而生活或许比抗战以前更要苦”。——一般比抗战以前更苦，是各游击区中的当然现象，然在这个“一般比以前更苦”的现象下，也当然包含着下层农民比上层农民更苦的事置。 从游击区的这种经济现象及上述政治现象所可得出的必然归趋是：假如一无所有的生活更苦的贫农，还能在游击军事统治之下忍受抗战的重压，那地主富农便比较不能忍受。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田地房产要保护；因为他们掌握过农村经济的统治权，不愿见这种权力归别层小资产阶级分子操纵，而让自己蒙受不利；因为他们过惯了比较优裕的生活，受不了游击区中的自足自给式的退后生活。因此种种理由，他们虽然现时迫于环境，不得不忍受一时，然他们是时刻在寻找反抗当前军事统治的道路的，时刻在盼望着区外的援手的——如是中国的当然更好，如是日本的也没有什么。在敌我两方势均力敌时，他们就在这中间扮演成“两面派”；在敌军占领区域中，他们就变成“维持会”委员之类；在游击区中，他们暂时忍受痛苦，然如外面有好出路的幻景来引诱他们，他们决不在乎演“里应外合”。所以，就农村各阶层的利害关系看来，现在忍气吞声地处在军事统制之下的地主富农，是最有可能毁坏游击区的因子。 谁能够制止他们的毁坏呢？目前掌握统治权的，在民族意识笼罩下的区内小资产阶级军事统治者，把它的统治大半附依在地主富农一边，小半附依在中农以至贫农一边；对于前者，它替他们保持着统治的基础（以便遇有机会时好让他们来打倒游击区，恢复其统治！），并且即以此作为游击区的经济社会基础；对于后者，它以“二五减租”、“合理分担”作饵，以图取得拥护，并假冒他们的声势以威胁前者使不得不暂时低首。这种统治力量是很不巩固的，很容易被地主富农所推毁的，当然无力制止地主富农的毁坏游击区。不但如此，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统治，只是暂时的，无法巩固的，如贫农不起来领导这统治，并且如他们不能与后方的还主张抗战的大资产阶级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则他们不久就要完全受地主富农的支配。中农以至于贫农有力制止地主富农的那样反动，及小资产阶级的这样动摇性没有呢？一般说来，农村阶级的下层，贫农，是农村中最革命的阶层，最有力量与一切反动势力斗争的；历史上，他们在苏联能够帮助无产阶级排除俄国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击退了各帝国主义的联合围攻；在中国过去的内战中，他们在江西以十万武器恶劣的军队，抵抗五十万武器精良的政府军的围剿到五年之久。所以，贫农的力量如果真能解放，则不但制止地主富农的反动不成问题，即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都不困难。可是，现在他们是处在怎样困难的境况中呵！他们身受着抗战在农村中所产生的痛苦的十分之五六，他们的生活比抗战以前更苦，他们处在游击区统治者与地主富农的双层压迫下，他们对于抗战的态度很冷淡；无人领导他们去作生活改良的斗争，而挂革命招牌的领导者，又以仲裁办法阻碍他们斗争。在如此状态下，贫农是不能制止地主富农的反动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说，游击区既无坚定的经济基础，亦无坚定的阶级基础，其存在是极不巩固的；而游击区前途上的最大危险是它会被旧时统治者勾结日本所叛卖，而目前军事统治者的动摇性，更加重了这样的危险。 再由敌人目前对于游击区的进攻方法看来，更可见这点危险的严重。日军在以前对我军进攻时，大都以阵地战方式凭着强烈的火力前进。但去年四月至六月的进侵晋东南的战事中，他的方法不同了：他的进犯军队中，伪军人数竟占全体四分之三。每占领一重要据点，立刻即做碉堡，筑工事；同时并竭力修筑公路大道，以联络其后方交通，然后再稳扎稳打，龟步前进，但有机可乘时，亦作突击；如第二步进攻不能如愿以偿时，即仍退守第一步。日军从前作战多恃重武器，然此次在晋东南战争，则减少重武器，增加轻便自动武器，或仅带小型山炮及迫击炮。换言之，日军现时对我游击区的进犯，已采用过去我国内战时的缓进围攻的战略。然而过去的被围攻者，是以贫农作战斗的基础，故能作长期的抵抗，而我们现在的游击区中并无如此坚强的战斗基础，且有可怕的地主富农的内奸！这不是很严重的危险吗？ 况且游击区与敌区的经济关系，事实上在许多地方是无法根本断绝的。例如，在晋冀察边区，由于“商业上的运转最含渗透性，所以和敌人强占的大城市间的商业往还，仍极频繁”（胡仁奎：《论游击区的经济特性》）。上海《字林西报》的通信也说：“说来未免奇怪，沦陷区与（晋冀察）自主区之间还进行着十分活跃的贸易。”（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号的该报周刊）。并且，大概由于要避免经济根本断绝后的难堪的苦痛吧，这个游击区当局还把那主张根本与敌区断绝贸易的意见，斥作“不合事实的想法，违反商业渗透性的想法”。又如，绥德是八路军在陕北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他们的组织与检查手段，都较别的集团为严密，则这里对于与敌区商业的隔断，应该是最着成效的地方了，然而就是这个城关，竟满布着由太原来的洋布、绸缎、舞袜，及五光十色的钮扣别针，并且在河东西交通要冲的碛口镇与三交镇，街上的商店里也满是各种各样的伪货与仇货（崛井蜡纸、真空管自来水笔、东洋便笺之类）。而陕北当局好像对这些洋货之“渗透性”也特别默许，并不严厉取缔。陕北虽非游击区，然这情形，很可以作一般游击区经济情形之好例子。按之经济斗争中的定律，进步的经济总是能战败落后的经济，所以资本主义化的城市经济总是能臣服封建式的乡村经济；那么，在目前状况中，游击区的落后经济（加上人为的回到自给自足的方式，就更落后了）既不能并且有人还不主张与敌区的城市的工业经济断绝关系，则今后怎能抵抗得住敌区的高度经济的打击力量，不是很成问题的吗？这种高度经济的侵入，不管别的作用怎样，但对于煽燃地主富农的恢复统治与排除新来的军事压力的欲望，是必然的。而且这种作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皖北、苏北、山东、翼南、豫北、晋东南的长期考察者梁漱溟说：“广大农民要生活，只有依靠出售他们的农产品，政府严令不许资日，日人却在出重价收买。希望政府以非凡的毅力来解民倒悬。”这话明显地表达出有许多游击区已觉得支持不住敌人的经济压力了，尤其是地主富农已准备接受敌人的经济引诱了！）。所以，游击区与敌区的这样经济关系，将要成为地主富农叛卖游击区的主要诱因，及游击区被毁的起点。 由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现在各游击区的经济是建筑在非常脆弱的经济的与政治压力的基础上，因而游击区的基础非常不巩固，即能抵御得住敌军的单纯军事力量的进攻，也很难避免经济上的自然败北，更难防止地主富农的叛变降。这种不可讳言的危险局势，是真正爱国斗士们所不容闭目的。那么应该怎样挽救呢？ 因此而就与日本帝国主义者谈判和平吗？这是汪派汉奸的说法，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所要走的道路，也是游击区中的地主富农即游击政权的主要靠山所要走的道路，这是陷中国民族于无法翻身境地的道路。这些汉奸与充满反动性的阶层，急于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图保护他们的财产，根本不会求助于下层民众，反而最害怕下层民众。然而事实上只有民众的力量，才能挽救目前游击区的危机，而巩固那里的抗战的基础。历史证明，可以成为游击区的最可靠最巩固的基础的只有贫农。但贫农日前的生活已因抗战而更加悲苦，他们处在地主富农与游击区军事统治的双重压力下，所以他们对于抗战冷淡，他们的力量表现不出。所以要想使贫农成为抗战的主力，要想游击区的抗战力量能巩固持久并扩大，则除了彻底改善他们的生活，把土地，首先是不积极抗日的地主富农的土地加以没收而分配给他们以外，换言之，除了实行那过去曾经实行于江西的土地革命政策以外，别无道路。 （四）论“农村经济能否支持游击战” 自南京徐州相继沦陷之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抗战论调，都转而主张游击战略，于是中国农村经济能支持游击战的观察，成了这般人的游击战略主张的经济基础。美国的《远东考察》（FarEasternSurvey）杂志上，在一九三八年底曾刊出了《中国游击队的战时经济》一文，作者汉威尔（N.D.Hanwell）从中国农村的生产与消费各方面，说明农村能支持游击战争。后来，国内论此问题者，都不出此文所论的范围，故我们现在可借该文作为研究此一问题的对象。 这篇文章的内容，总括起来是说：中国经济与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同，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乡村依赖着城市，城市的头一断，乡村的四肢就不能生存；中国的乡村经济还大半停滞在自给自足的状态，都市的工业商品渗入农村的极少，故离开了城市，也能生存。于是该文考察中国的农村的粮食生产额，绰有余裕，能够自给；衣服原料的棉花产量很丰，故衣服也能自给；很多年来，手工业仍是中国农民的主要副业，城市输入的工业品大都非农民的必需品，故即使这些工业品的输入断绝了，手工业也可以制造土货，以应农民的需要；农村燃料大都是稻草、高粱干、麦秸、豆茎之类，无缺乏之虞；军火已能设立小规模工厂自造，也能自给；盐则内地的盐井、盐湖不少，也可有适当地供给；又有无线电可以利用；最后，游击区中已以政治手段减轻农民的租税率，废止高利贷，这即是从根除去过去农村土匪发生的基因，因而又可解决农村中向有的土匪问题。于是，该文结论说：日军即使遮断了大都市和内地的联络，然因中国农村经济有此特性，故农村仍可以不受多大痛苦，中国的农村经济能支持游击战。 上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点，许多都是事实，并且在某些落后省份中，或许完全是事实。但由这种事实是否就能得出结论说：中国农村经济能支持游击战，则还是有待于讨论的问题。 假使游击区之外，并无敌区之存在，而且在游击区所位的农村从前从未与敌区所位的大城市发生过经济的联系，这即是说，假使游击区是脱离其周围的环境而孤立的，是离开历史条件而从天上掉下来的，假使是这样，则上边的结论或许是对的。因为，在空间上既然是孤立的，则只要内部的食用不大成问题，它就可以自己存在，而无被外界扰乱或推翻的危险；在时间上既然是无生而自存的，则它就可以摆脱任何的历史牵制而自由了。但无奈，这种情形都是该文作者的幻想，因而落到事实上，他的结论也就成了问题。 并且假使游击区之内，并无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分，即是说并无阶级的存在与冲突，而都是像该文作者同层的压迫者或被压迫者，那么只要他愿意忍受城市与农村割断的苦痛，大家就都无话说，则他的结论或许是可以得到的。因为这时候内部既无阶级的冲突，长久在可怜的经济生活下团结对外，自无多大问题。可是，事实上，在任何时候，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都未停止。因而，该文的结论，也就成了问题。 明白地说：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并没有看见游击区与敌区的经济是在对立发展，互相斗争的过程中的；他们不明白游击区经济是否能支持游击战这一问题，不能简单地由游击区经济能自足自给这一点就得到肯定的答复，而主要地应该考察游击区经济是否能战胜敌人的经济进攻，换言之，即除过自给自足以外，是否还有余力抵抗得住或克服敌人的经济进攻之后才能作答复。他们也没有看见游击区内的阶级矛盾，各阶级尤其是地主富农对于生活要求之趋上性，他们不明白游击区之是否能抵抗得住区外的高级经济的压迫，也不能单就它的食粮够用，及具备过自给自足生活的物产来下判断，而当着重于各主要阶级是否能不得不停留在这一退后生活状态上以为断。如果敌区的经济力量太优越，而游击区又无力遮断其侵入（无力消灭商业的“渗透性”），则这种优越经济便能压迫并引起游击区中的经济关系，因而政治关系的变化，到这时，纵使是能自足自给的游击区也不能不走向屈服的道路；这即是说，敌人的经济优越势力之侵入，要引诱地主富农加速走上叛变反动的道路。 马尔萨斯孤单地非辩证地就人口生殖的速率而得出结论说，世界人口二十五年要增加一倍。然而事实上人口并没有照着他的结论而增加，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类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阻碍了它。农村能支持游击战论者，孤单地非辩证地由农村能自给一点理由就断定农村经济能支持游击战，而不看敌我经济斗争中的力量比重，不看游击区的战斗力量是建在怎样的基础上，则他的论断之错误是当然的。至于这样议论之只笼统地以中国农村作一个整体来论各种物品之能自足自给，未把中国划分许多部分来考察某部分的何种物产能自给或不能自给（因为凡是游击区都只占中国的一部分），而就得出农村经济能支持游击的结论，其错误尤为明显。 我们并不否认，对比着敌军在沦陷区中之不易稳定其统治，就是不很巩固的游击区也会维持相当长期的存在，对敌人的物力与人力能收相当消耗之效。但是抗战既是长期战争，就应该讲求最有效、最能减少民众苦痛的道路，以期能越快越好地，及最有把握地达到抗战胜利的成果。由此说来，目前游击区的经济与政治状态实是极危急的，而最能达到抗战胜利、最能减少民众苦痛的道路，只有彻底改良贫农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精神，使成为游击区中的主力。如果能这样，则不仅地主富农的反动倾向将根本被消灭，不仅游击区可以无限巩固，战争力量可以无限加强，而且风声所播，各省农民将都起而提高抗战的精神，使日本占领的区域中到处都是强韧勇敢的农民抗日队伍。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之被驱逐出中国，可以易如翻手地达到。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
中日战争与中国革命——伊罗生著《中国大革命史》序言（托洛茨基，木君〔王凡西〕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西流》->第二期（1940年4月）相关链接：托洛茨基伊罗生 中日战争与中国革命 ——伊罗生著《中国大革命史》序言托洛茨基著，木君〔王凡西〕译 首先，本书作者乃属于历史唯物论学派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我们的眼中，完全不足以为他的这一著作赢得嘉许。在目前的条件之下，马克思主义这个标记，首先只能在我们的心中引起不信，而不能叫我们先行接受了。与苏维埃国家的堕落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经历了一个空前的衰落与贬损的时期。从一个分析与批评的工具变成为一种廉价辩护的工具。它不再分析事实，而只忙于为高升的奴才们的利益寻找诡辩。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中，共产国际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本书对它有很详细的描写。但在共产国际的文汇中，我们如果想找到一本能多少企图予中国革命以一幅周详的图画的，却总是徒劳，不过我们还能找到几十种“行情性”的著作，它们卑顺地反映着共产国际政策，或更正确些说，苏维埃对华外交政策的每一个曲折，且把事实与一般的论断穿凿附会于每一个曲折。这种文献只能叫人引起心里的反感，而伊罗生的书则与此相反，他从头至尾代表着一本科学的著作。他秉着科学的良心，研究了大量直接材料与补充材料，乃以此种研究作为本书的根据。伊罗生从事本书的著作，花了三年多的光阴。还有一点也得说明的，就是他以前以记者及中国生活观察者的资格，在中国度过了差不多有五年之久。 本书著者以革命家的资格研究革命，他觉得并无理由去隐瞒这一点。在庸人俗子看来，一个革命的观点实际上就等于科学的客观性之阙如。我们以为恰恰相反，只有一个革命家，——当然他得具有科学的方法——才能暴露出革命的客观动力。一种思想，要是能够了解事物，那末，一般说来都不是潜想的而是行动的。为要渗透到自然与社会的秘密中去，意志的成分，便不可少。正像一个外科医生（人的生命依靠在他的解剖刀上），以极度的注意力分别出一个机体中各种不同的肌胳一样，一个革命家（如果他对他的任务具有严肃态度的话），必须以严格的良心，分析社会的结构，它的作用与反射。 要了解目前的中日战争，必须以第二次的中国革命作出发点。在这两个场合中，我们不仅遇见了相同的社会力量，而且还常常遇见同样的人物。只叫提到XXX这个人物在本书中占着中心地位，就够说明这一点了。当这几行文字正在写的时候，还难于预言中日战争将在何时与如何结束。不过远东目前冲突的结局，无论如何，只具有临时的性质。那个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临近的世界大战，将把中国问题拿来与殖民地统治的其它问题重新作一次观察。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问题在于：依照帝国主义间力量的新关系来重分地球。将来主要的斗争场当然不是立立普脱国（格利佛游记中的小人国。——译者）里的洗澡管——地中海，甚至也不是大西洋，而是太平洋的盆地。战斗的最重要的目的物将是中国这个含有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国家。苏联——未来战争中的另一个大注——的命运，也将在某种限度以内决定于远东。为这一次巨人们的冲突作准备——东京今天便企图在亚洲大陆上给自己保证一个尽可能广大的操演场。大不列颠与北美合众国也同样地不愿错失时机。不过，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世界大战仍不能造成最后的结果，因为在它的后面将跟随着发生许多的革命，它们不仅将重新检讨战争决定，并且还要解决所有那些引起战争的条件——这一点，实际上连这些目前的缔造者们也都承认的。 这个前途，我们必须承认它绝不是一首田园诗，而是克雷奥，即是历史的女神，她从来不会做过贵妇人和平会的会员。经历这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战的较老的一代人，不曾解决他们任务中的一个。他们把战争与革命的重负作为遗产传给了新的一代，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与最悲惨的事情时常是比肩前进的。它们确实地将造成未来数十年代的背景。现在我们只能希望那不能擅自脱离遗传环境的新生代，至少要更好地，学习到他们所生息的时代的法则。为要熟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今天是找不到一个比本书更好的指导了。 虽然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天才无疑是伟大的，但人们也不能不见到最不懂得革命法则的人，却正在盎格鲁萨克森族的国家中这一个事实。这事情的解释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中的发生革命已成为很久的过去，所以那些官式的“社会学家们”对革命彷佛对儿时的狂欢一样，只能引起谦逊的微笑。另方面，在盎格鲁萨克森人思想中占此显著地位的实验主义，要想用以了解革命的危机那是最没有用的。 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与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一样，其任务在于使社会的结构“合理化”，即是要肃清社会上封建的钟乳石与石笋，并使社会受自由竞争这个法则的支配；自由竞争在那个时代，仿佛是“常识”的法则。为要做到这一点，清教徒革命便给自己穿上了圣经的衣饰，因此暴露出一种纯粹幼稚的能力，竟致不能了解它本身的意义。法国革命对美国的进步思想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次革命是为纯粹唯理主义的公式所引导的。常识（它还害怕自己，故求助于圣经上先知们的假面具）或世俗化的常识（它把社会看成为一种合理“契约”的产物），直至如今还是盎格鲁萨克森思想在哲学与社会学领域内的基本形态。 但是历史上的真实社会，可不曾依照了卢梭的说法，而在一个合理的“契约”上建造起来，也不曾遵照着边沁的意见而根据于“最大幸福”的原则，而是在冲突与矛盾的基础上，“不合理地”开展着的。为使革命成为不可避免，阶级冲突得紧张至破裂点。恰恰是这个冲突之历史地不可逃避的必然性（他不依赖着善意或恶意，而是依赖于阶级之客观的相互关系）造成了革命与战争——这个历史过程“不合理”基础之最精采的表现。 不过“不合理”的意思，并非等于一任己意。恰恰相反，在革命之分子运动式的准备中，在它的爆发中，它的上升与低落中，有一种深刻的内部法则在，它能被人了解，且在主要之处，能为人预见。诚如人们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具有它们自身的逻辑。但这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甚至不是“常识”之实验主义的半逻辑。它是思想之较高的机能：发展及其矛盾的逻辑，也就是辩证法。 这样看来，盎格鲁萨克森的实验主义的顽固及其对辩证法思想的仇视，自有其物质的原因。恰恰像一个诗人没有本身经验而徒然读书得不到辩证法一样，一个富裕的社会，不受惯震动，习于不断的“进步”，是不能了解它自身发展的辩证法的。不过。此种盎格鲁萨克森世界的特权，极显然已退向过去之中了。历史正在准备教授大不列颠与美国以几课认真的辩证法。 本书作者试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从先天的定义与历史的类比中演绎，而从中国社会之活的结构及其内在力量的动力中求得。这是该书主要的方法论上的价值之所在。读者将不仅欣赏一幅关于事件进展之结构甚好的图画，而更重要的还将学习着了解这些事件的社会的总发条。只有站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确的评量斗争着的各政党的政纲与口号，这些政纲与口号在过程中虽不是独立的，而且在最后分析中也不是决定的因素，但还是革命过程之最明显的标记。 未完成的中国革命就其切近的目的而论，乃是“资产阶级的”。不过这名称之应用只是过去资产阶级革命的回声，所以它实在不能给我们什么帮助，历史的类比须在具体的社会学的分析中加以校对，否则它会成为心智的陷阱。在中国正在斗争着的是些什么阶级？这些阶级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些关系正在如何与向何处变化？中国革命的客观任务，即那些被发展过程所决定的任务，是什么？这些任务之解决落在什么阶级的肩上？它们能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伊罗生的书恰恰予这些问题以解答。 殖民地的与半殖民地的——因而是落后的——国家，包括着人类之最大部分，这些国家的落后程度极其不同，它们形成了一种历史进化的梯阶，从游牧生活，甚至从食人生活起，一直到最现代的工业文化。在某种程度之内一些极端的结合，乃是一切落后国家的特征。不过落后性的等级——如果我们可能应用这个名称的话——是由每一殖民地国家生活中的野蛮主义与文化的成分之比重来决定的。非洲赤道国远落在亚尔及尔之后，巴拉圭比墨西哥落后，阿比西尼亚比印度或中国落后，它们在经济上虽然共同依存于帝国主义的宗主国，但它们在政治上的依存关系却有些地方带有公开殖民地的奴属性质（如印度、非洲赤道国），而另一些则掩盖在虚伪的国家独立之下（如中国、拉丁美洲诸国）。 落后性在土地关系中找到了最有机的与残酷的表现。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曾经把民主革命实行到任何真实的范围。半途而止的土地改革，被半农奴式的关系所吞没，而这些关系在贫穷与压迫的土壤上不可避免地会再生出来。土地关系上的野蛮主义，常常与道路之缺乏，各省的孤立，“中世纪式”的特殊主义，与民族意识之阙如，同时存在。从社会关系中清除出古代的残余与现代封建主义的硬壳，乃是所有这些国家中之最重要的任务。 不过只叫保存着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依存关系，那末土地革命的完成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帝国主义一方面固然移植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另方面却支持着并重新创造着一切奴隶的与农奴的形态。因此，为社会关系的民主化与为建立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斗争，就不间断地转入于反对外国统治的公开暴动中去。 历史的落后性，这含义并非说要在较迟一二或三个世纪之后，去简单地重复英国或法国那样先进国家的发展。这落后性产生一种完全新的“综合的”社会形态，在这形态中，资本主义在技术与结构上之最新的成就，植根于封建的或前封建的野蛮主义的关系中，改变着这些关系，征服着它们，并且创造着一种特殊的阶级关系。 在这些落后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能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得到解决，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之很快产生，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之下，故对人民而言乃是一个异类的或敌对的阶级。在这阶级发展的每一阶段上，总只有更加密切地束缚于外国的财政资本。他们本质上是此种资本的代理人。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即从事于手艺与小买卖的人，首先成为与外国资本作势力悬殊的斗争的牺牲者，他们在经济上衰落至无足轻重的地步，成为非阶级的与赤贫化了。这等人要起一个独立的政治作用，那甚至连想都想不到。农民，这个数量最大，最原子化，最落后与最受压迫的阶级，能进行地方性的暴动与游击战，但需要一个比较前进的与集中的阶级的领导，好使这一斗争高升到一个全民族的水准。这样的一个领导，自然落在殖民地无产阶级的身上了，因为它从最初起，就不仅对外国的就是对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也立于相反地位。 地理上的接近与官僚机关，把中国的各省与各部早就联结成一个整体，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已使这个整体变成一个经济整体的模样。群众的革命运动第一次把这逐渐增长的统一翻译成民族意识的言语。在罢工，农民暴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军事征伐中，一个新的中国产生了。那些与本国及外国的资产阶级相联结的军阀，只能将国家弄得四分五裂，这时中国工人却成为国家统一之不可抗拒的推动力之掌旗手了。这一运动，无可争论地能与法国第三等级反特殊主义的斗争，或与后来德国与意大利人为国家统一所做的斗争相比拟，但中国又与资本主义初生的国家不同，在那些国家中，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落于小资产阶级的肩上，部分的还在资产阶级的，甚至在地主（普鲁士！）的领导之下，而在中国则无产阶级出来作这一运动的原动力与潜能的领袖。但是恰恰因此，无产阶级使资产阶级感受到一种危险，即统一后的祖国的领导权将不操在后者的手中了。在全部历史中，爱国主义总与政权与财产不可分离地相联结的。感受到危险之时，统治阶级是从来不惜使他们自己的国家分解的，它们只求在这种方式之下，能使它们在一部分的国土上保持权力。因此，如果以XXX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掉转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这国家统一的掌旗手，那是完全不足奇的。关于这一转变的描写与解释，占据着伊罗生这书的中心地位，它给了我们一个了解中国革命与目前中日战争之基本问题的锁钥。 那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只叫有保持自己特权存在的希望，那末能容忍国家堕落的一切形式。但当外国资本想霸占国家的全部财富时，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迫得记起它的“民族”责任来了。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它甚至还能跳进战争中去。但这战争只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中之一，即反对那最无法谈判的一个，而进行战争时所怀着的希望，只是想转替某一更宽大的强国服务罢了。XXX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只能在大不列颠或美国保护者所指示的限度以内进行。只有那个除了铁链之外无物可失的阶级，才能为民族解放进行反帝战争到底。 上面发挥的，关于历史上晚起国家中“资产阶级”革命之特性的那些观点，绝对不是简单理论分析的结果。在第二次中国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之前，它们早已受到大规模的历史测验了。三次俄国革命（一九〇五—一九一七年二月与十月）的经验，对二十世纪所具的重要意义，并不比法国革命对十九世纪所具有的意义为小。要了解现代中国的命运，读者一定得注意到俄国革命运动中思想的斗争，因为这思想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曾经起过，而如今还在起着一种直接的，并且是有力的影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则起一种间接的影响。 正因为沙皇俄罗斯的历史的落后性，使它成为欧洲唯一的国家，即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这种学说与社会民主党这种政党，便发展到了有力的地步。民主主义的斗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间，或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间的相互关系，恰恰在俄国受到了理论的分析，这是很自然的。第一个把这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提出来的，乃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造者普列汉诺夫。在反对那所谓民粹主义（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斗争中，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没有任何理由希望走一条发展的特权道路，他认为俄国跟那些“不神圣的”国家一样，也得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又以为在这条道路上，为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必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制。普列汉诺夫不仅把那作为一个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分开，（他把社会主义革命延迟到不定的将来），而且他还把力量的结合加以完全不同的描写：资产阶级的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联合自由资产阶级来完成，并由此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道路，经过几十年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水平上，无产阶级将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 列宁——当然不是立即地——更改了这个学说。在本世纪之初，他以一种比普列汉诺夫更大的力量与更彻底的态度，提出了土地问题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他得到一个结论：自由资产阶级是反对剥夺地主财产的，而正因为这个理由，自由资产阶级会在普鲁士式的宪法基础上与皇朝谋得妥协。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思想。这两个阶级革命合作的目的，他认为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这是唯一的方法，可用以肃清沙皇帝国中的封建警察的残渣，建立一个自由的农民制度，且给美国式路线的资本主义发展清除道路。列宁的公式在这一方面是前进了一大步，即与普列汉诺夫的公式相反，它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中心任务，即土地关系之民主主义的变动，并且同样正确地约略规定出能解决这一任务的一些阶级力量之唯一现实主义的结合。但一直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列宁本人的思想始终束缚在“资产阶级”革命之传统的观念上。跟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只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才能列入当前的议程中。而且与后来不肖门徒们所捏造的传说相反，列宁认为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农民的全体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列宁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农业劳动者与出卖劳动力的半无产者化的农民身上。 列宁这个观念的弱点，在于“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这一内在矛盾的思想。两个阶级，它们的利益只有一部分相符合，那末它们的政治同盟便不能有成立专政的可能。列宁本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的基本限度，所以公开称它是资产阶级的。他之所以这样干，意思就是说无产阶级为了保持与农民的同盟，在未来的革命中，得避免直接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但是确切地说，这意思就是无产阶级得放弃专政了。在这样的情形中，革命的政权将集中在谁的手里呢？在农民的手里吗？但农民是最不能起这样的作用的。 列宁在提出他有名的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的大纲之前，把这些问题放着不加回答。只在四月大纲上，他才第一次跟“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了解与“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公式相决裂。他声明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乃是彻底实行土地革命与保证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唯一方法。不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由于本性使然，不能自限于资产阶级财产的范围以内。无产阶级的统治自然而然要把社会主义革命置于议事日程之上。在这样的情形中，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并非由任何历史的时期分开的，而是不间断地连接着，或者说得更加确切些，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之有机体的生长。至于社会之社会主义的转变将以何种速度发生，以及将在最近将来达到何种限度，那不仅要看内部的，而且也要看外部的条件而定。俄国革命不过是国际革命之一环。这样，已经约略地说明了永恒（不断）革命这个观念的本质了。恰恰是这个观念，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的胜利。 但是历史之残酷的嘲弄竟会如此：俄国革命的经验不仅没有帮助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且相反的，他以一种反动的与弯曲的形式，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前进路上的一些主要障碍之一。不肖门徒们的共产国际开始替东方各国把“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公式加以神圣化，而列宁在历史经验影响之下，早已承认这公式为没有价值的了。一个公式业已陈旧，那它所掩盖的政治内容会与它当年所代表的直接相反，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平民大众，工农的革命联盟，由那自由选举的，作为直接行动机关的苏维埃来加以胶结，而共产国际却代之以各党中央机关的官僚的联盟。在这联盟中，农民的代表权则意外地给了XX党。这个极关心于保持资本家财产，不仅要保持生产工具，而且要保持土地财产的十足资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则扩大成“四阶级的同盟”：即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那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换句话说，共产国际捡起了被列宁所抛弃的公式，只为要打道到普列汉诺夫的政治中去，而且还是在一种戴上假面具的，因而是更恶毒的形式中进行的。 为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之从属资产阶级作辩护，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史大林，布哈林）便援引帝国主义压迫这一个事实，彷佛这压迫会逼“全国一切进步力量”结成同盟的。但这正是当年俄国门雪维克的论据呢，所不同的只是那时沙皇制度代替了帝国主义罢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之服从XX党，表示它之与群众运动分裂，而且是对于它历史任务之一个直接的背叛。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惨败，就是这样地在莫斯科的直接领导之下准备好的。 许多政治上的庸人俗子总愿意把“常识”的猜测来代替科学分析，他们觉得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性质及其阶级力量的动力所进行的争论，仿佛是简单的学院主义。然而历史的经验表示出俄国马克思主义“教条公式”之深具活力的重要意义。那些直到今天还不懂得这一点的人，能够从伊罗生的书里学到许多。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治，深刻地表示出如果布尔雪维克不会及时地抛开门雪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那末，俄国革命会变成什么东西。在中国，不断革命的观念再度被证实了，不过这次并非以胜利的形式，而是以惨败的形式来证实的。 当然，把俄国与中国等量齐观是不允许的。它们虽然有好些重要的共同点，但异点却仍然太明显。不过人们不难相信，这些异点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基本结论。在一种意义上说，沙俄也是一个殖民地国家，这可以在外国资本的优势作用上看出来。不过俄国资产阶级对于外国帝国主义，比中国资产阶级享有不可比拟的更大的独立性。俄国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俄国的自由主义固然卑琐，但比之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却具有远较重大的传统与更有力量的支持基础。在自由派的左边，站着一些强有力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对沙皇制度的关系有的是革命的，有的是半革命的。社会革命党设法在农民中，主要在农民的上层中，获得了很大的拥护。社会民主党（门雪维克）的背后，领导着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劳动贵族。恰恰是这三个政党——自由派，社会革命党及门雪维克——在长期间准备了，且在一九一七年确定地组成了一个联盟，这在当时虽还不会被称为人民阵线，但已具有它的一切特性。与此相反，布尔雪维克则从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前夜起，便对自由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立场。只有这个政策，（它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的“失败主义”上达到了最高表现），才能使布尔雪维克夺取了政权。 中国与俄国不同的地方：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外国资本之无可比拟的更大的依赖，小资产阶级中独立的革命传统之阙如，工农大众之围绕于共产国际的旗帜之下，这一切，如果可能，都需要执行一个比在俄国执行过的更不可调和的政策。但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遵照着莫斯科的命令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反动与学究气的“XXX主义”，加入了XX党，服从它的纪律。换句话说，它在对资产阶级屈服的道路上，走得比以前俄国门雪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所走过的更远。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致命的政策了。 从布尔雪维克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官僚，怎么能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应用根本与布尔雪维克主义相反的方法呢？谁假使用这个或那个人的无能或愚蠢来回答这一个问题，那就太肤浅了。问题的中心在于：由于新的生存条件，官僚们已经获得了新的思想方法。布尔雪维克党领导群众，官僚则开始命令他们。布尔雪维克用正确地表现群众利益的方法来征取领导的可能性，官僚们则不得不借助指挥的方法，以便保证他们与群众利益相反的自己的利益。指挥的方法自然也扩展到共产国际中去。莫斯科的领袖认真地以为他们能强迫中国资产阶级走向它利益的左边，叫中国工农走向他们利益的右边，共同沿着克里姆宫所划定的对角线前进。但革命的本质就在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都用最极端的形式来表示自己的利益。如果敌对阶级能依对角线移动，那就没有内战的需要了。官僚以十月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威望（不必提那用不尽的财源了）作武器，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头，使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动力变成为一架制动机。在德奥，官僚能把失败的一部分责任转嫁于社会民主党，但在中国则不同，那里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共产国际在毁灭中国革命的时候，是拥有独占权的。 如果没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群众有力的国民革命运动，目前XX党之统治大部分中国领土便不可能。对于运动的屠杀，一方面使权力集中在XX党之手，另方面也命定了XX党在反帝斗争中只能采取半吊子的办法。这样说来，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对于中日战争过程的了解，具有最直接的意义。因此，这一历史著作获得了最实际的政治意义。 在最近将来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与革命将交织着。日本的目的，想占领几个战略中心点，以图永远，或至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奴属一个庞大的国家，这不仅表示出它的贪婪，也证明出它头脑的呆木。日本起来得太晚了。天皇的帝国被它内部的矛盾所撕裂，不能复演不列颠兴起的历史。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远超过十七与十八世纪的印度。旧的殖民地国家现在正在进行民族独立的斗争，且获得愈益重大的成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纵使目前远东的战争结果日本胜利，纵使胜利者自身能在以后数年内逃过内部的灾难——前后两者都是极无把握的——那末日本统治中国的时期也是极短的。也许只有少数几年，即为中国经济生活获得新的推动与劳动大众重新动员所需要的少数几年。 日本的大托辣斯与公司，已经跟踵着军队前来分取那尚未拿稳的赃品。东京政府怕各派财阀会把华北裂成碎块，所以要设法调节他们的胃口。如果日本能在占领区中保持大约十年的统治，那首先要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利益，在华北实行强度的工业化。新的铁路，矿山，发电站，矿业与五金业，以及植棉业行将迅速地产生。中国民族的两极化将受到剧烈的推动。在最短促的时期内，成千百万的中国无产阶级将被动员起来。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将愈加依赖于日本资本。他们将比过去更不能领导民族战争，尤其不能领导民族革命了。那个数量更大，社会地位更强，政治上更加成熟的中国无产阶级，将起来领导农村与侵略者作对。对于外国奴役者的仇恨，乃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凝固力。人们必须想到：新的民族革命会仍旧在目前这一代人的生存期间置于议事日程之上。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要解决这些落在他们身上的任务，必须充分融化中国革命的教训。在这一意义上，伊罗生的书能予以无可替代的帮助。现在只希望此书能翻译成中文与其它的外国文字。 列夫·托洛茨基 一九三八年，序于墨西哥，考约奥冈
卷头语（寿〔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西流》->第二期（1940年4月）相关链接：王凡西 卷头语 寿〔王凡西〕 学术丛刊第一辑出版于去年十二月，距今快有一季了；迟延之咎，我们殊难见谅于读者。但这里我们不想多事辩解，只希望以后能常与读者见面。 本辑只包括五篇长文，文字方面虽不免有些沉重；但理论上的价值却很崇高。 L.T.君的两篇文章最值得推荐。《马克思经济学的新评价》，一方面以最熟习的事实释明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同时又根据了马克思的原理与方法，解释了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种种新的现象。在这篇不太长的文字中，如果你肯用心研究的话，保管你不仅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据，不仅能明白此种学说由七八十年来历史所证实的科学性，并且还能在表面似乎疯狂的世界中，发见出唯一光明的前途，因而确定你努力的方针。 《中日战争与中国革命》一文，是由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及其教训的研究出发，讨论到中日战争，并预示其可能的前途。所以它非但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値，而且更含有最迫切的实践意义。 自从德苏协定到芬苏战争，半年来斯大林的政策真叫全世界的“政论家”显尽了原形。有些昨天的“苏联之友”，今天却在大叫其“苏维埃帝国主义”。而不久还称国社党为人类大敌的莫斯科应声虫们，现在竟尊称希特勒为“社会主义的朋友”了。谁如果不满于这种迷乱的论调，并想知道斯大林与希特勒携手的真因何在及其后果如何，那就请读《希特勒与斯大林》这篇短文吧。 以游击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差不多已成为一切民族战士的普遍信念。但试问有几人对这问题做过深刻的研究和思索呢？譬如游击区经济的特性如何？抗战以来农村中阶级关系的演变如何？敌人经济侵略对游击区的危险到如何程度？游击战胜利的保障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我想每一个不愿自欺的人，总不肯说已经思索过的吧？然而这是不得不叫我们思索的，因为没有理智作根据的信念决不会发生真实的力量。本辑中《论游击区的经济基础》一文，至少将予读者们于研究此重大问题时以一个可贵的帮助。 “最后，但决不是最不重要的，”我们谈到了抗战中的物价问题。现在除了极少数富有者之外，差不多谁都感受到物价高涨的威胁；可是普通人都只把它当成一种瘟疫，一种不能抵抗的灾难；有些人知道它是战争的结果，更有些人明白它为“居奇囤积”所促成；但是谁能从现代社会的机构，即资本主义的法则中去寻找原因？更有谁能知道和它斗争的方法，以及根本消灭此种“瘟疫”的道路呢？我们这篇物价问题却是这一方面的一个郑重的分析。
编后记·本刊第三期勘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编后记·本刊第三期勘误 编完了第四期《动向》，我个人真感觉到一种难以言传的痛快。在开始的时候，由于白克孟先生的提议，要出这么一本综合性的批评杂志，请我们这几个人帮忙，我们自然是欣然应命的；但是仔细想想，又不免害怕起来。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办什么杂志呢？困难既那么多，阻力又这样大，写些不关痛痒的文章吧，我们不愿；要真的做到本刊发行人所说的“肆无忌惮”地批判吧，又似乎不能。但是我们终于办起来了，而且也不见得违反了发行人的期望的，竟办到第四期了，你想，那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 不过这还不算，使我们真快活的，就是《动向》已得到数千热心的爱读者了，我们每次接到一封读者真挚的信，我们便兴奋起来，因为在这黑漆的深夜（虽然我们相信它快近天晓）里，即令见到一点萤火似的光明都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可惜一直到现在，我们接到的信还只是一些对我们的简单称许，因之《动向》还不得不是我们少数几个朋友写的杂志，所以在这里，我还想表示一次我们的希望：愿读者多多赐稿，多多批评。 本刊第三期勘误 第三页下三排“美日战争的可能”小标题左数第十一行至十二行“换句话说，中国只成为美日两国所追逐的鹿了”。一句应紧接第六行“剩着美国和日本了”之下。 第十一页上排第五行“首先”下脱漏“要看美国是否有即时作战的决心，照我观察，美国”等字。
【补白】列宁时代联共政治局委员的命运（小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补白】 列宁时代联共政治局委员的命运 小邨 政治局是俄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威，举凡一党之战术和策略及苏联之内外政策均由它来创建，故参加政治局的人员都是全党中的最优秀领袖。现在我试把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列宁时代政治局委员之命运表列于下，未知读者作何感想？ 列宁——幸于一九二四年一月病死。 托洛茨基——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史大林缺席判处死刑，罪名：“勾结希特勒企图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托氏现亡命墨西哥） 齐诺维也夫——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史大林枪决，罪名：“勾结希特勒企图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 加米涅夫——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史大林枪毙，罪名：“勾结希特勒企图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 布哈林——一九三八年三月被史大林枪决，罪名：“勾结希特勒企图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 赖可夫——一九三八年三月被史大林枪决，罪名：“勾结希特勒企图恢复资本主义”。 史大林——现存苏联独裁者，一九三九年八月与希特勒握手！
【补白】三种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补白】 三种主义 假使有人说：齐趣林的外交是“浪漫主义”，李维诺夫的外交是“现实主义”，那末史大林与莫洛托夫的外交便是犬儒主义。
【补白】“人民阵线”断送下的西班牙现状（大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补白】 “人民阵线”断送下的西班牙现状 大奇 如果欧战发生了，西班牙很愿处在战事圈外。主要的理由是这个国家已经完全耗竭了。死于内战者约一百万人。伤者不计其数。无数家庭全毁灭了；工厂都破坏了，或荒废了，或过分用坏了；铁路与火车几乎须全部修理之后，才能活动；树林都被斩伐，无数群的耕牛都遭宰杀；全国各处的耕地、橘林与橄榄林，全成了荒芜一片。 人类的相杀，以天天处决的方式仍在进行。所谓“赤化分子”者，只要一发现，不许分辩便行斩尽杀绝——凡有对共和派服过务的嫌疑的人，无论参加的是民事或军事职务，也无论参加的等级有多么低，都在“赤化分子”之列，一被发现，如果幸而不被杀掉，也要处十五年或三十年的监禁。但被捕者的极大多数都遭了枪毙。 这样屠杀并不仅是在所谓“卖国贼”的名义之下进行——这大都是报仇行动。在全国的大部分地方，“赤化分子”都是狼狈地，像老鼠一样被追捕。但在某些山区或困难地域里，他们仍然抵抗并常能给敌人以凶猛的打击。 不仅是圭尼加的遭毁坏，就是国民军的炮队与德意的轰炸机对于马德里、巴色洛那及其他一切地方的蹂躏——总之凡是内战所留下的灾殃，都毫不迟疑地加在“赤化分子”的头上，好像这些城市之被轰毁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大炮与炸弹造成似的。政府宣传机关对于每一点破坏遗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总是说：“赤化分子干的！” （译者按：本文系节译自本年八月十八日《满哲斯特保卫报》所载西班牙通信。）
读者通讯（编者〔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读者通讯 编者〔王凡西〕 编辑先生： 《动向》首三期一起在书店里看到，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在寂寞的香港，这个杂志不能不说是一个新奇的东西。有的朋友对这个杂志恭维，但也有些朋友大骂贵刊的言论是不正确的。但对于我个人，贵刊确乎是一个启示，因为很多过去疑惑的问题，现在似乎是明白了。 不过还有几个问题，希望先生给我解答。 （一）我看到一本名叫《新知》的杂志，关于苏联与德国订立同盟这事情，该刊说完全与苏联的基本政策相符，即是为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同时该刊又说援助中国抗战是苏联与德国订立协定的“主要含义之一”，并且由是用以说明苏联现政府并未放弃世界革命，因为苏联可经过援助弱小民族的反帝斗争而推动世界革命云云。而莫洛托夫在外交报告中，也说“吾人对待非苏维埃国家之外交政策，随时均依照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并存之著名原则”。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回事。照理讲，世界大战发生，各国的劳动者必然互相残杀，德国的革命党人，必然会因为史大林与希特勒同盟而拥护后者，因为史大林说这同盟能够“保证和平”。而民主国的革命党人，因为过去苏联提倡人民阵线叫他们同资本家的政党同盟，现在他们当然也跟着资本家去同德国打仗，那末，这些不同国度的革命党人不是互相残杀同志吗？而另方面，苏联又与弱小民族的中国的斗争对象成立初步的妥协，即是说，连《新知》杂志的那位作者所说的用以推动世界革命的仅有的桥梁也不“经过”了，那还谈什么世界革命呢？先生，我太不明白了：苏联现政府与德国妥协而直接促成了世界大战是不是为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那末“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是一个事情呢，还是两个矛盾的东西？《动向》第三期所说的“革命的不断论”是不是与托洛茨基主张的“不断革命论”是一个东西，而这东西与“世界革命”有什么不同呢？列宁为什么说出“与资本国家和平共存”的话来呢？既然这样又有什么“世界革命”可言？ （二）贵刊第三期的《世界动向》里面说苏联这次出兵波兰，为的是军事上的需要，即预防“纳粹党的雄师直逼边疆”，而“危及苏联的安全”，是以“史大林不得不以保护‘同胞’的名义，向波兰要求‘寸土’”。但另方面贵刊又说这次苏联进兵波兰是错误的，完全与一九二〇年时候的进攻不同，但是问题又来了：难道史大林应该让希特勒直迫边疆而危及苏联的安全吗？先生，假使你是苏维埃的领袖，你将怎样干呢？而一个爱护苏联井赞成马克斯主义的人，对这事变应取什么态度？ （三）有些朋友说，苏联进兵波兰可使波兰“赤化”，这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在报纸上，也看到波兰成立苏维埃的消息。这究境危模？を料又缺乏，先生能够对这问题作一理论上的推测吗？ （四）八月廿七日的路透社与哈瓦斯社的电讯，说驻中国的苏联大使要求中国当局停止在重庆公演苏联出品之反纳粹映片，又说莫斯科城中反法西斯视频书籍已完全绝迹。这是否可以容许的呢？这就是所谓“政治上的投降”吗？ ※※※ 矛盾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动力，我极相信这句话。但是近来中国文化界却不幸缺少了这种有生气的斗争现象。杂志图书虽多，但完全是“人云亦云”，即使这“人云亦云”的东西是真理，那也是寂然无味的。这种现象不但是中国文化退后之表征，而且是抗战中的中国文化界的耻辱。贵刊披着批评斗争的衣甲上场，这将在中国文化上留下一个可纪念的痕迹。我希望先生等加倍努力，以使《动向》成为新的《新青年》，成为进步的“新启蒙运动”的前锋。 写到这里，偶然想起一个问题，请先生解答。这就是：为什么现阶段的文化界缺乏应有的活泼的现象？社会的矛盾仍是存在着，但为什么反映这社会一切实质的文化只见到千篇一律的东西？ 末了，谨致 民族解放的最敬礼。 读者陈子邦于香港 十月十二日 子邦先生： 你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兹择要解答于后： （一）德苏协定成立后，为史大林政策作辩护的诡辩，是太多了，《新知》的论调就是这种诡辩的主要的一种。 说德苏协定与列宁建立苏联的基本政策相符，那完全是说谎；但说与史大林的基本政策，即由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发出的政策相符，则是不错的。因为自一九二四年以来，史大林的苏联政策完全与列宁的苏联政策成了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向。《新知》的论调含糊其词，混同了这种不同。 列宁政策的基本立场是世界革命；世界革命的含义是不自限于一个国家，而要以苏联为大本营去发动、组织、指导别国的无产阶级，实行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因为他认为只有全世界的，至少是某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达到最后的成功，否则苏联要想保持其社会主义制度之存在都不可能。列宁的这样立场，就是经马克斯指明而由托洛茨基所发挥光大了的不断革命论的立场，这样立场在列宁的千百的文章与讲演词中都表现着。至于史大林政策的基本立场，则是在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名词的含义是：即使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不成功，只要资本国家不对苏联实行军事干涉，那末社会主义的社会即令在苏联一个国家之内也能建设成功。这思想是列宁死后，一九二四年才发生的。后因各国革命相继失败，更增强了史大林这一种自信，他要以任何代价来建设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甚至以各国革命来和各国的统治者做买卖，借以易取苏联国境的安全。过去的“人民阵线”，以及最近的德苏协定，都是史大林这种理论的表现。这样看来，史大林政策与列宁政策是根本违反的。 莫洛托夫说，德苏协定是“依照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和平并存之著名原则”而成立的，这话根本就是一个弥天大谎。列宁从来没有定下过这样反动性的“著名原则”，反之，列宁曾千百遍指出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之不能两立性。至于说德苏协定的“主要含义之一乃是要援助中国抗战”，这更是胡说八道。如果史大林拉不住日本，而不得不仍旧援助中国抗战的话，那也只是它外交上的必要，并不是什么“经过援助弱小民族的反帝斗争来推动世界革命”，什么是世界革命？这对于史大林政策的决定，早已不起丝毫作用了，即使退一万步说，史大林还是想“推动世界革命”的，难道可以使英法的共产党全被摧毁，使德国的工人阶级拥护希特勒，而一方面却“经过”弱小民族来“打击帝国主义”的吗？如果史大林真像《新知》这位糊涂编辑那样想法，那简直该送进疯人院去了。 （二）本刊第三期《世界动向》里说，最近苏联出兵波兰是为了保护边境而不得不然云云，是就史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政策之后果而说的，史大林的倾向于闭关自守的驼鸟政策，已经把希特勒的军队引到苏联边境了，这时依照史大林的道路，他不出兵自保还有什么好办法呢？又说苏联进兵波兰是错误，是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立场说的，因为这进兵的作用只是史大林想鱼肉别的民族以图自保地位，而不是为了世界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这与一九二〇年苏联进兵波兰完全不同，那时进兵的主要目的在于响应那未被完全镇压的波兰革命，与促起德国的革命。讲到真正社会主义者，如处在苏联领袖地位，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应该怎样？对于这个问题简直是不能回答的，因为我们如果根据着列宁时代的历史及其所确定的原则来予以假想的回答，那必须以一个荒唐的假定来作前提，即苏联在过去二十年所实行的虽然是列宁的正确路线，但仍不免陷于目前的境地。其实这是必无其事的。目前史大林所处的困难境地，乃是他十余年来“一国社会主义”、“第三时期哲学”、“人民阵线”等破产政策的必然结果。谁如果在过去十余年间拥护史大林的这些政策，那他在目前便不得不走与史大林同样的道路。所以只问在这一个问题上，一个正确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怎样办，那是难于答复的。如果这位“正确的社会主义者”能够执掌苏联的政权，那首先必须完全抛弃史大林的政策，清算他过去的罪恶。一方面，设法以兵力保卫苏联的安全，以防御法西斯的侵略，不得已而须进兵波兰的话，那也必须向全世界尤其是苏联本国及波兰民众宣布进兵的意义，叫大家都明白进兵的限度与目的，不至于因此而紊乱了国际革命的阵容。但史大林这次之向波兰进兵，完全用了帝国主义者的办法，与希特勒并无二致，这是克兰林宫官僚们欺骗了苏联与世界民众而蹂躏了波兰民众，其结果各国共产党当然只有莫知所措了。另方面，立即抛弃对法西斯投降的政策，恢复苏联的世界革命传统，立刻发动德法英的革命号召，以图根本解除这些国家对于苏联的威胁；同时彻底解放史大林对苏联民众的压迫，叫他们知道苏联的危机而群起合力自卫。第三国际及苏联已被史大林政策腐败了摧残了十多年，这样态度的根本转变，在国际当然难收一时之效，但在苏联国内是可以发动民众的伟大自卫力量的。处在目前的状态下，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三）说苏联进兵波兰于革命有利，是很错误的意见之一。一国的革命应该由本国的民众自发，决不能从上面或从外面来“实行”的，当然国际主义的红军可以越过国界去帮助别一国民众的自发革命，但必须当该国发生革命的时候，否则，邻国的进攻，反而有益于资本家爱国主义的宣传。波兰境内的乌克兰区的“苏维埃”之详情我们虽然不清楚，但可断定那不过是苏联官僚层联合波兰的一部分社会上层分子在波兰民众头上所玩的一种把戏，这对于波兰的全部民众有利益当然是谈不上的，你在哪国历史上曾见过民众不用自己力量去斗争而就能被统治者抬到天堂上去的？如果说苏联进兵波兰“于革命有利”的话，说的是可以促进波兰的经济与政治进步，那或许可能，但这也不过与帝国主义侵入一个殖民地以后的好一方面的结果一样，你能因此而就赞成帝国主义的侵略殖民地吗？ （四）这当然是政治上的投降。这投降的意义是：史大林为了与希特勒勾结，而不惜把全世界的反纳粹运动摧毁，不惜在各国的反纳粹思想上“焚书坑儒”，世界革命云乎哉！你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不想再事回答，因为在本期中有两篇文章：《抗战与思想》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浮沉》，已经部分答复了你的问题了。 编者 编辑先生： 在《动向》第三期里我得知史大林治下的苏联变化无常的前因与后果，这是我素来急欲知道的问题。我一向对于人家叫得天花乱坠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一国内已完全胜利了，和一大堆“阵线”的言词都起了疑心，因为我不相信苏联所有的创造者（除列宁自行早死外）都成了破坏苏联的法西斯的走狗，而革命的只剩下史大林一个人。也不相信“和平阵线”这个虚伪的集团能够产生真正的和平。但我只是怀疑而已，因为在发霉的氛围里我没有得到一个清醒的人帮助我理解，也没得到任何一本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报章或杂志的指导，使我往往在事情过后，才稍稍明白过去的事情。 大战发生后，情势的演变推使我由满腹怀疑而走向傍徨无主，由傍徨无主而逐渐觉悟起来，现在根本唾弃了那些卑劣可恶的人，即当我说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也许是人民阵线政策所招来时对我刻薄仇视的那些人。 读了《动向》后，我完全倾向于《动向》的观点，我简直融化在《动向》的言论里。但可惜《动向》出版的日期相离太远了，我主张尽可能的缩短出版日期，不然至少每期要多多增加篇幅，我觉得我们现在极需要吸收新的认识和得到新的指导。 末了我有两件不大了解的问题，请问： （一）苏联进攻波兰是一种罪恶，而这种罪恶的负责者我认为不是苏联的民众，而是史大林。假使我是一个苏联的人民，那么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采取什么方法加以挽救？ （二）波兰已被德苏瓜分了，我们对波兰国应采取什么态度？ 这两件问题，最好请在第四期上对我们解释。 读者潘广勋上十月十六日 广勋先生： 读了你的信，很使我们感动，因为在这个年头，我们这刊物竟能有你这样一个读者，简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动向》出版的日期诚然太长，但你要知道，替我们这刊物撰稿的人是很少的，这几位撰稿人同时又得自己去找饭吃。所以一月一期，已经累得这几个人满头大汗了。不过既然我们的呼声不是落空，我们也深信不会落空，那我们总要尽力来副《动向》爱护者的期望。 你的第一个意见很对，这次苏联在波兰所执行的罪恶政策自然是史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层的，而不是苏联民众的罪恶。假使你是一个苏联的人民，无疑地应该反对这种政策，最主要的，应该反对目前史大林所进行的绝对秘密的外交方式，要求在全体劳动人民的监督之下进行一切外交谈判。此外当然要清算史大林执政以来的一切罪恶政策，并主张以真正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官僚专政，借以采取紧急办法来发展国际革命，来保卫苏联。 关于第二个问题，真正社会主义者当然不必关心于希特勒或史大林所设的傀儡国，也无须注意巴黎成立的“波兰政府”，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波兰民族与乌克兰民族的自决，应该让这些民族的劳动大众决定自己的命运，建立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主义者不仅反对德国，或英法吞并这些苏维埃共和国，同时也反对史大林官僚将它们强奸。 编者 编辑先生： 大战爆发后，国际情势演变的迅速和复杂，确曾一时使人难以捉摸、混乱；惊讶与无知的空气，也一时紧张起来。在这个时候，《动向》的大战专号，如一颗流星出现了，划破了黑夜的长空，多么使人庆幸！ 照本人看来，几篇论战争文章，都有其独特之处，尤以南冠君一文，以唯物史观的眼光，从经济的状况去分析与预测这次大战的现状及前途，其稳健，确彻与勇敢的态度，委实“为一般杂志报章中所不能找到”，令人读之仿佛如重见天日！其他如别开生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文学的预测》，意味深浓而有趣的《德苏协定的东鳞西爪》等，在在都足使人愈读愈有味焉。 《动向》无疑是充分反映了人群的要求，其存在将必为多人所拥护，但另一方面也免不了要为一部分人所仇视。我敢相信，当《动向》的生命还握在这部分人的手中时，将很有可能而且不难为之断送，先生不可不预为计也。专此敬祝 撰安 读者刘世铨上 十月九日 世铨先生： 谢谢你对我们所表示的关切之情。《动向》诚如你所云：是“免不了要为一部分人所仇视的”，而且早已见之事实了。我们在上海遭遇到的困难，说起来真叫人切齿，从中国的公共敌人那里来的威吓与压迫，那是无足怪的，因为，希望敌人仁慈的只有那最没出息的奴仆。可是一部分自命“前进”的文化人，却也在替中国的公敌服务了，这是令人痛心的。《动向》问世以来，这班所谓“文化人”也者从没有和我们做过一次公开的论辩，而只是鬼鬼祟祟地，躲在阴暗里，用许多卑劣手段，想叫本刊不能与读者见面。这还罢了，最可恨的是香港的一件把戏。本来香港的《动向》，是托某书店独家代售的，发售以来，颇为香港的读者所欢迎，但这却使一部分以愚弄青年为专业的“文化人”恐慌了，据说有一位“最有地位的文化人”，跑去“善意”劝告那家书店的老板，请他不卖《动向》，结果压力奏了效，香港的读者就买不到《动向》了。 我们是没有“地位”的，自然不能和这班大人先生抗衡，不过我们相信真理，更相信大众会认识真理，所以我们要向你，同时也向所有的读者控诉，试问《动向》对于中国民众的解放事业是否有害？如果你们认为有害，那我们愿意自动停刊。如果说是有益的，那末为什么这班“文化人”不拿他们的“地位”来向那些主张屈服的大批刊物施行压力呢？我们希望读者们能主持公道。 编者 编辑先生： 昨天我们刚进课堂，一位同学便拿着两本《动向》告诉我们说：“第三期《动向》出版了”。先生，我们引领以待为时久矣！当时我们比得了什么都还要欢喜。 再三翻读后，关于战争的问题，我们得到了很深刻的印象；今特书此数行，表示我们完全同情并拥护贵刊对于战争所持的态度。 在不久以前，有人曾告诉我们史丹林是怎样一个了不得的革命家，他怎样配称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十月革命的老元勋，除史丹林之外又怎样的都走向了反革命的道路……等诸如此类的论调，我们会一时被蒙蔽了而有几分相信了的。但当人家还真真实实不屈不挠的在奋斗时，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却彻头彻尾的投入了希特拉的怀抱，以帝国主义的手段与希特拉将波兰“平分春色”了！ 这些向群众眼中撤沙的论调，现在都在事实面前迎刃而解，这是很明白的，但这只能使我们知其然，及贵刊第三期问世，我们才找出其所以然来。既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了，以后怎么办呢？这一点《动向》还未能使我们满足。…… ……现在我们再提三个问题请先生解释： （一）怎样才能实现一个“永无战争”的社会？ （二）“第三国际已死亡了”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怎样走向新的领导？ （三）怎样才能使民众奋起参战，挽救抗战的危机？ 这三点请先生予以答复，以示迷津。末了，我们向先生致三个挚诚的敬礼！ 读者陈伟坚、陈邦耀、张秉诚上 十月七日午 伟坚、邦耀、秉诚三位先生： 你们的来信给我们以甚大的鼓励。由此我们更相信左拉的名言：“真理在前进中”！我们的《动向》纵然处在逆流之中，也还不是孤独的！ 来信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实在范围太大，这是要拿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答复的。在这里我只能介绍几本最重要的书给你们：《论世界大战》（列宁著，亚东书局）《从二月到十月》（列宁著，生活书店），《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托洛茨基著，先锋书店）。 以上三本当然不过是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一个极小部分。如果你们有志于斯，不妨继续研究马、恩、列等人的基本著作。 第二个问题，可参看本刊本期南冠君的论文。 第三个问题，倘编者站在中国人民一份子的立场上说，那我认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应该是充实并改正抗战的领导机关，即召集普选平等全权的国民会议，借以实行革命性的抗战纲领，其中应以土地问题之解决为重要内容；因为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那末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大众是不能积极参加抗战的；其次，就要彻底改善工人与一切劳苦群众的生活，要根本取缔奸商、地主以及不良官吏的欺诈与压迫。这一切，我当然不能详答，我希望本刊的撰稿人中，能为这问题写出一篇专论来。 编者 编辑先生： 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中，《动向》每期对其变化之逻辑进程之预言，都具有先见之明；德苏关系问题是一个显明的例证。德苏协定前贵刊的创刊号对该问题的估计，至今更表现它的全部真确性。我们已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真理是属于《动向》这方面的。 《动向》属性的丰富，已为读者所周知，鄙人不欲也无需逗留在这一点上。今有两点问题。这些问题我个人认为在《动向》里是有加以明白向我们指出之必要。 一，“《动向》的基本态度”，既“偏重于思想学术的批判”，而“彻底批判”的结果，又得出在史大林官僚把持下的苏联，已日渐堕落；大战的发展，很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成为“反共的十字军”，共同进攻苏联……等的结论。那末，我们应该怎样将苏联从史大林官僚的统治下挽救出来？又怎样去保卫这个工人国家——苏联呢？ 二，德苏协定助成了这次大战，并促进第三国际各国组织的分崩离析。而苏联国内将会因之引起若何变化没有？有则其影响于各方面又若何？ 以上两点愿能予以指示！ 敬礼！ 宇渊上十月十四日 宇渊先生： 对于你的两个问题解答如下： （一）如就“我们”，即中国的劳苦大众的立场来说，挽救苏联的方法，只有凭我们本身的力量，假使借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靠我们“本位努力”，这话怎么讲？即是努力促成我们抗战的胜利，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因为中国的劳苦大众，只能以自己的解放，来帮助苏联工农之觉醒。不过为要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首先又必须尽量暴露史大林的党羽在中国实行的反动路线。 （二）史大林这一次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在苏联民众中的反应如何，是可想而知的。这儿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实，此次德军进攻波兰的时候，莫斯科广播电台用两种语言来报告消息，德语的报告完全帮希特勒说话，而俄语报告则显然偏袒民主国家。由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苏联民众对这转变所能表示的态度了，不过它究竟能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还不能加以推测。现在所能预断的，只有：苏联拥护革命传统的工人大众与史大林官僚间的冲突将更加尖锐，自发的左派（即史大林之所谓“托派”）势力将迅速抬头；但另一方面，具有法西斯倾向的右派官僚也将从事进攻，企图彻底完成资本主义的反动。在最近将来，莫斯科恐怕又要导演“张伯伦或达拉第间谍的审判案”了吧？这将是彻底反动的警号。 编者
【读者论坛】谁是“恶作剧”的制造者？（曲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读者论坛】 谁是“恶作剧”的制造者？ 曲舞 据塔斯社讯：英国著名幽默作家萧伯纳氏顷在“新政治家与民族”上发表一论文，殊足注意。萧氏曰：“波兰战争已成过去。波兰既已失败，吾人已无继续作战之理由。因此，吾人乃掷去武士之面具，而坦白承认吾人并不关心波兰，而仅以恢复原来势力均衡，摧残德国为目的。吾人现并名此举为消灭希特勒主义。苟吾人获胜，则凡尔赛将再现，不过更为恶劣，而不到二十年，又一战争将发生。无论吾人涂以如何浓厚之自由、民主，以及一切吾人本身今已放弃之废物，战争的理由终不能成立。吾人唯有与希特勒及全世界构和，而不再恶作剧及毁灭本国人民”（见莫斯科九日电）。 在这段简短的论文中，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 萧氏深信在此次大战中，英国即使获胜，则“凡尔赛将再现，不过更为恶劣，而不到二十年，又一战争将发生”，这是不错的。谁都知道，此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彻头彻尾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强盗战争，与二十五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出一辙，同为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结晶品；而且我们可以武断的说，假如在大战的进程中，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内战和远东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及时兴起，那么大战的结果将使人类全部历史及文化倒退数千年，那时不问孰胜孰负，凡尔赛的再现是不可避免的，而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又将更紧张地在废墟上准备起来。 萧氏又认为无论英国“以如何浓厚之自由、民主……战争的理由终不能成立”，这也是不错的。目前有人以为英法是“民主”的，爱好“自由”的国家，因此他为了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公理”，才不得不掀起“惩戒”希特勒的战争；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不管英国涂了如何浓厚之“自由”和“民主”的色彩，这次德国进兵波兰后，英国绅士立刻抹去了“儒怯”的笑容，毅然决然地对德国宣布开战，却赤裸裸地揭露了帝国主义间争夺世界市场的阴谋和丑态。事变的演进，已将“正义战争”的歌颂者和“阵线论”的拥护者迎头痛击了。在今天，世界上如果还有阵线可以划分的话，那么一方面便是布尔乔亚及其走狗，而另方面是普罗利塔列亚及全世界的被压迫者，前者与后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深刻性和不可调和性比诸“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间的矛盾和冲突，无疑地要真确得多了。 但令人叹息的是萧氏以为要终止这出“恶作剧”，唯有与希特勒“构和”；在萧氏的眼中看来，也许希特勒是引导世界大战爆发的祸首，因此“解铃还是系铃人”，认为向希特勒乞和是唯一的出路吧？然而事实不然，大战既已爆发，要它半途自动地“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操纵现在世界大战的幕后人，既不是希特勒，也不是张伯伦，而是德意志银行的股票底持有者和唐宁街上的金融家，更适当的说，是现存的千疮万孔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是产生万恶的总渊源，是扶植战争的摇篮，是制造各种“恶作剧”的大本营。这样，萧氏不从根本着想（即粉碎资本主义制度），而向和平之神“屈膝”，当然是徒劳无益的。 作为幽默大家的萧伯纳，在这篇论文中没有半点幽默。他在第一次大战时是一个写讽刺剧的“反战作家”，这次虽以同样的姿态出现，但却做了路易乔治的“同路人”，这位退任的首相数星期前刚在巴力门中发表了他的“英国必须慎重考虑和战问题”的演说。
【读者论坛】三种流行的欧战观（元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读者论坛】 三种流行的欧战观 元笑 世界大战是一切政派的试金石。由某派对战争所采取的态度，可以看出该派的整个立场。在中国，目前最流行的有三种欧战观： 第一种人的态度表面上似乎很“左”。他们竟可以承认“这个战争是帝国主义再分割殖民地的战争”。甚至把苏联称为“帝国主义的新型”。他们主张对这个战争旁观，他们既“不同情德国这边的战争也不同情英法的参战”，可是他们由此所得的结论却是“右”到不知哪里去了！据说如要“把东亚从欧战隔离出来”，必需“结束东亚现成的僵局”，而“结束僵局”的不二法门则是：加紧“中日直接妥协”。这是日本阿部首相的“不干涉主义”在中国所起的回声。为独立而战的中国民众当然应该加以最轻蔑的唾弃。 另一种人抱着不同的观点。他们隐隐然把英法这方面的战争描写为“正义”的或反侵略的，拚命把中国民族的解放战，自动地解释为替英法，尤其是美国在远东利益所作的战争。他们准备把中日战争变成为世界大战的一部份，他们现在之没有公开主张派兵赴欧参战，只由于美国目前还没有插足在战争的漩涡中。而另方面，他们也同样希望“结束东亚的僵局”，不过不是“直接妥协”，而是请罗斯福总统出来“利用机会”。 这种人的态度似乎在目前是为抗战打算的，但是发展起来，则对于中国民族之真正解放，也不会比第一种观点较少害处。 第三种人的“理论”最多，最“深奥”，层出不穷，千变万化。他们自称是“站在民族解放的利益上，站在世界革命的利益上”说话的。 他们认为，“英苏谈判失败以后，世界的正义和平已成过去，帝国主义重分世界的不义战争开始了”。因此“这次欧战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最坏蛋的是英法，因为它“在反苏的积极性上说，在暗中出卖弱小民族的阴险上说，其罪恶比侵略国家更甚”。而最有功的是史大林，因为他与德国订立协定而缩小了战争的范围，“进兵波兰而保障了巴尔干半岛及波罗的海小国的真正中立，不至卷入战争的漩涡中去”，而且“阻止了法西斯蒂德国军队，拯救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至于和日本签订定战协定，则是“接受了日本的屈服”，间接帮助了中国的反日战争。 在中国，他们认为“目前不需要而不应该卷入欧洲战争的漩涡”，“不参加欧洲战争的任何一方面，对欧战保持事实上的中立”。同时应该“加紧与苏联、美国合作，争取它们更雄厚更广大的援助”，因为苏联外交的根本政策在“坚持援助一切因争取祖国独立而成了侵略行为的牺牲品的民族”，而美国则“还坚持其一贯的远东政策，即以远东利益为重”云云。 代表这个观点的那些先生们，昨天还在大谈其“人民阵线”与“和平阵线”，还在责骂张伯伦“反侵略”的态度“不坚决”，还在宣布希特勒是战争的“唯一制造者”，还在说“中国的抗战应该组成世界集体安全的一部分”；而今天却能毫不脸红地换上一种极端相反的“理论”，我们真不能不佩服这些先知们的脸厚无耻！ 这些先生们对战争的态度，业已简单成为希特勒的说客；对于中国的抗战，在目前似乎还积极拥护着，但这只因为他们的“伟大领袖”——史大林的外交政策，还需要中国抵抗日本，他还没有和东京的武士取得谅解；如果明天，史先生的外交利益与中国抗战发生了冲突，那等着吧，保你可以看到这些先生们会创造出一些“亲善睦邻”的理论来！ 对于战争唯一正确的观点，在我看来，全中国也只有《动向》所代表的那一种了。 十月十日香港
俄国革命轶史（续）（维多·绥奇著，林伊文﹝郑超麟﹞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俄国革命轶史（续） 维多·绥奇著，林伊文﹝郑超麟﹞译 伟大的几年 伟大的几年便从此开始了。我这里且不描写胜败交替悲喜互变种种情形。我只限于列举重要的时日和显示全体的面貌就够了。夺取政权之翌日，政府各部都是阒然无人的；公务员、专家、企业经理、老板和资本家，发现了一种为自己利益的罢工——怠工。工人组成的赤卫队，拿着枪，到各部重要的公务员家里寻里人，把他们关了好几个，其余的也就情愿去办公了……这个斗争，最初几个月都没有甚么过火，也没有什么恐怖。彼得格勒及其近郊，酝酿一个反革命阴谋，但很容易就被托洛茨基破获了，上校穆拉维约夫帮助他，——穆拉维约夫后来也因叛变被杀了。差不多没有逮捕一个人，逮捕来的不久也放走了，譬如哥萨克骑兵队长克拉斯诺夫和反犹太人领袖普里斯克维奇，——克拉斯诺夫就利用这个机会到顿河区域去开始国内战争。列宁和他的政府同僚，并未准备将大生产全部收归国有，宁可说是要实行一种很切实的工人监督，和社会主义国家渐进的参加混合托辣斯，资本家在此托辣斯之内仍占有一个位置。 第一个待决的问题，就是战争问题。兵士是不要战争的。“他们举脚来表决，——他们走开了”。列宁开玩笑同那些要他继续战争的人说，——不错这次是革命的战争了。苏维埃提议全体和平，但惟有中欧帝国答应进行谈判。杜霍宁司令拒绝向敌国提议停战，就被水兵们所杀死了。（从此之后就成了一句俗语，叫做“送你到杜霍宁司令部去”，意思是说：送你到阴司去。）中欧诸国原则上答应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但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会中，泽尔宁伯爵、丰尔曼和霍夫曼将军，竟强迫托洛茨基和越飞答应割让广大的领土，美其名曰“解放”。这两人于是很粗暴地诉之于民众，甚至离开了会场。苏维埃停止战争，同时拒绝签字于一个屈辱的条约。托洛茨基就是主张这个解决方法，为的试探德国革命底可能性；他想，敌国从社会观点上看，再不能进攻俄国革命了。他想错了。奥地利确是如此，但威廉二世一味蛮斡。在德国进兵之下，列宁建议中央委员会签字于一个更苛刻的条约，因之牺牲了芬兰和乌克兰底革命。他：“让去一点地面，为的多赢一点时间。”索可勒索尔尼可夫，中央委员，连看都懒得看，就签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协约国认为这个单独媾和是“卖友”，虽然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表示接受英法底帮助以保卫这新兴的共和国。“接受帝国主义强盗的武器”，列宁在一张纸头上涂写过这几个字。在俄国内部，中等阶级强烈的民族感情也受了刺激，给国内战争以滋养料。国内战争爆发于南方，那里组织一些小规模的民族军，称为“白军”，在反革命旗帜之下；捷克斯洛伐克队伍经过伏尔加区域向西伯利亚撤退，这事也给协约国利用去，协同社会革命党来推翻苏维埃。诸大都会中军官们的阴谋接踵而起。某次白党暴动，曾有一个时候占据了雅洛斯拉夫。一九一八年夏季，是很可怕的。饥荒、彼得格勒虎列拉、阴谋、暗杀、参加政权的社会革命党人暴动。图拉·卡卜兰在某工厂会议散会出来时候，射了几弹在列宁胸膛内。（列宁坚持不要枪毙她；虽然对外宣布她已枪毙了，但我有妥实理由，相信她并未曾枪毙，以后好多年她还活着。）于是宣告实行红色恐怖了；这一部分也是人民委员会方面要借此来监督那各地自动开始的恐怖，并使之合法化的。反革命为质者，军官、资产阶级分子，杀死了好几百。俄罗斯革命也有它的“九月日子”，它的傅季叶·挺维尔，它的卡里叶，他的约翰·列邦，它的傅绥，——那些傅绥尤其有成功的希望[1]。相距一百二十五年，在不同的两个国家内，同样的历史状况发生同样的影响，并产生出同样的效果，这就是：将革命的一切精力集中在一条近于无望的出路上。 初期的红色队伍时常遇敌即败，喀山失守了，那是伏尔加底锁钥。托洛茨基，伊凡·斯米诺夫，还有一队战士，正当这大失败之时专车赶到，这专车来的人单独在斯维亚斯克打了一仗，得到一个决定的胜利。第二天，托洛茨基自己到喀山码头一只炮船上，在那里把白军小舰队放火烧掉了。 命运转过来了，军心振奋起来了。托洛茨基签发这个命令： “工农红军兵士并非流氓，也不是懦夫。他们要为劳动民众的自由和幸福而奋斗。倘若他们放弃阵地或战斗不力，那就是指挥部和政治部之过错。 我警告：如果一部队撤退了，就先枪毙政治部主任，后枪毙指挥军官。 勇敢的兵士，将论功行赏，而升为指挥军官。那些懦夫，那些叛徒，那些投机分子，是逃不了枪毙射击的。我对红军负责。” 好多战士反对用这种方式行事和说话，列宁却非常赞成的。确定的事实，就是失败狂潮停止了，喀山夺回来了；红军从一无所有中成立起来，一天更比一天强大，几乎是每战必胜，不管西方强国怎样技术上帮助白军。 旧时有产阶级，由于发动国内战争，而丧失一切：因为斗争自有其逻辑的。城市因为饥荒，不得不实行限制食粮，和向农村征发，因而激起农民反动。经济渐渐成为应付战争之需要了，大生产收归国有终于扩大为一切生产收归国有了。有些企业领袖自己要求收归国有，否则不能生活。一九一九年秋季，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底白军统治了西伯利亚；乌克兰成立“最高政府”，由邓尼金将军指挥着，准备进攻莫斯科；北方，由于英国军队维持，也成立一个略带社会党色彩的政府，以老柴可夫斯基为主席，他是最初反对帝制的老战士；尤登尼奇将军准备占领彼得格勒，那里人们饿死在街上，那里倒毙的马匹堆积在大歌舞剧院前面……苏维埃只剩有莫斯科区了，而那里又是很危险的。于是在一个月之内，成功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尤登尼奇就在彼得格勒城下战败了，那是托洛茨基自来防守的。邓尼金在奥勒尔北边吃了一个败仗，就完了；他的军队背后受窘于马赫诺和黑军，就瓦解了，在诺伏洛西斯克登船那次惨败就完全完结。伊凡·斯宾诺夫领导的一支红军，在乌拉山打退白军，同时红色游击队也在广大的西伯利亚举行无情的运动战。再过几个月，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也被顾全自己性命的同盟军官交出来，一天夜里，月光中，在伊尔库茨克郊外执行死刑，同死的还有他的一个泪流满面的总长。人们在安加拉河冰上戳一个洞，将他们的尸首丢下去。 一九二〇年，英国兵从阿汗格斯克撤退了，法国兵前一年也从敖德萨撤退了；一个革命委员会，以伊凡·斯米诺夫为主席，组织苏维埃的西伯利亚；“契卡”——即“非常委员会”，施行恐怖的机关——底首领捷尔任斯基提议废除死刑，已蒙通过，恰在此时，旧日波兰社会党的恐怖主义者约瑟·毕苏斯基，认为用他的军队去进攻基辅的机会到了。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将要开会时候，波兰人攻占了基辅。不过那时红军差不多有二百万人。俄国已经瞥见了一下和平了。在这侵略之前，民族精神如此表现出来，连旧时将军如波金万诺夫和布鲁西洛夫也号召旧时军官来同波兰人打仗。托洛茨基底火车在前方奔驰。波兰军被逐出基辅，退回本国了。列宁立刻定了一个进攻华沙的计划，使波兰苏维埃化，以此来破坏凡尔塞和约，他不久之前才攻击这和约要产生不祥效果的。一个波兰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有马哈列夫斯基和捷尔任斯基参加，图哈切夫斯基和斯米尔加带第六军向华沙突进，不管托洛茨基如何反对，——托洛茨基认为这个大规模的作战是太过冒险了。波兰底工人和农民没有起来，这又加一次证明：不能用刺刀送革命到外国去的。毕苏斯基得到外刚的赞助，在华沙打了一个胜仗。俄国失掉了一个与德国相共的疆界，德国也失掉了一个革命的机运。 这几次大规模的努力，使得国内紧张到最高的程度。整个制度都建立在党底纪律，城市有组织的俭约和农村底征发之上。一九二〇年底和一九二一年初，农民底暴动使人觉得征发的恶影响。最严重的，是扬波夫区农民暴动，农民军达到八万人，受旧日小学教员名叫安东诺夫的指挥。在乌克兰，马赫诺围着古莱波烈设立一个无政府主义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的倾向长大起来，不满意于党底中央集权制。喀琅施塔得底水兵们起来暴动了。 以上种种事变，我是很接近地经历着的。我认为无疑容易时采取一些办法来补救许多的恶现象。喀琅施塔得事件也比较容易调解，容易免除革命内部无必要的屠杀。当前的危险使得中央委员会铁面无情，而这危险，老实说，是足以致死命的。俄国精疲力竭了，若是失败，将没有力量再起革命。人们看得很清楚，接着喀琅施塔得水兵们走来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人物，是农民反动的一些领导者。一九二一年三月用大炮解决了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后，列宁明白了应当改变道路，就提议实行新经济政策。征发停止了，谷物可以自由买卖，外国资本家得到让与权，小商业、手工业，甚至私人小企业也容许存在。 不到一年之后。国家没有战事，脱离了饥荒，里好了疮痍，又以信任的眼光望着未来了。 第三国际 共产国际早在一九一九年成立于莫斯科。两个法国人参加它的第一次会议，一个以通敌罪被判了死刑的，另一个正待被判死刑：亨利·季尔波和杰克·沙都。德国人厄柏来邱，奉斯巴达克党命令来此要求延期成立国际，因为罗莎·卢森堡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此时罗莎刚在柏林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同时被谋杀了。）一个土耳其人苏卜喜代表他的国家，——不久之后，基玛耳派就把他谋杀了…… ……今天，我是初成立的共产国际指导部做事诸人中，唯一幸存的。季诺维埃夫从彼得格勒第二区调我来国际办事，我本在第二区担任几种职务。那晚上，听过我教课的那些民兵护送我穿过那漆黑的街道，为的免得人家抢去我身上带的一磅黑面包。我在斯摩尔尼学院一间空阔的居室内，遇见一个清瘦的大孩子，看不出有多少年纪，身上穿一件褪色的兵士短衫；——我则偶然穿一套很漂亮的奥地利军官制服：那时衣服是很不易得的。他有一个高额头，戴一付眼镜，有点苦行人的情态，极端严肃之中又含有点笑意。他自己介绍说： “佛拉底弥·马真（李希田斯塔德），以前是麦克西马尔派，在斯柳塞堡牢内坐了十年。你呢？” “在三个国家过了十三年战士生活，五年徒刑，十九个月禁闭，等等……”。 人们可以工作。我们是当权的；而最近一场雨后产生的那些革命家，已经填满了办公室，他们准备下次大雨时转回来反对我们，他们每人都要求一小份政权，一份特别的粮食、鲞鱼和烟草，一有机会便坐汽车。我们的交换履历，可见并不是没有作用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此时不过名义上存在罢了。季诺维埃夫包办一切，有时请教列宁，但较常请教拉狄克和布哈林，他们二人常常在我们中间作短暂的出现。我和马真两人，是顾问，是差遣，是秘书，是编辑，是印刷人，是组织者，是指导者，又是其他许多职衔。发生了些悲喜剧，譬如有一次季诺维埃夫叫我到他家去（我们的家相离很近，是一架机关枪所防卫的），很迅速地对我说： “英国兵大概明天要登陆，我们也许会打败了，但仍须做点工作。你懂得英文，请你给我草几张传单……” “但是，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我的英文并不好……” “啊？不幸得很，——但是没有关系。就你所晓得的写去就好。有个英国人关在‘契卡’牢内，我为了他麻烦得要死，我们可以叫他来起草的……。” 马真是一个具有希有的精神品格和罕见的聪明的人，我一生遇见的最完美的人中之一。一九〇六年炸毁斯徒柳宾别墅那批恐怖分子中，他是最后的幸存者；革命从斯柳塞堡苦役监中救他出来，他在那里与鄂终尼基宰同室居住。他今天睡在列宁格勒演武场大花岗石之下；他是在保卫本城时候战死的。他对我说过：“我们操有他人生死之权，这是应该的，因此我们应该做榜样给别人看。”他做了榜样。在牢内，他关于哥德写了一本大书。 共产国际初期充满了勇敢的亲爱的精神。人们在无限制的希望中过生活。革命在全欧洲怒吼着。马奴耶斯基从法国回来，不明白他在那里所见的，他对我们说：复员就是表示革命开始了，——他拿某次示威运动做证据，这次运动确是他在法国所见的最盛大的。里德尔（他已经死了，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从意大利来，则没有那般乐观；他说：在意大利，革命弥漫于灵和物中，但没有找到人。惟有一个人敢断定革命是可能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马拉志斯塔。社会主义者害怕革命。莫索里尼和他的一伙，愿为革命服务，可以接受他们么？夏布尔——后来在保加利亚被谋杀了——很有把握地说：“我们甚么时候愿意，就甚么时候拿到政权！”在莫尼黑，在布达佩斯特，苏维埃取得了政权。柏特尔海因博士想在维也纳做一个冒险，但人们赶紧拦阻他。 死人也和活人夹杂在一处的。列维纳在摩尼黑被杀了。提波·詹穆利，我们刚在莫斯科听他的演说，也在逃出匈牙利时候自杀了；红色的匈牙利，不仅是失败，而且受了老克列蒙梭所欺骗，他叫柏拉坤停止一个有胜利把握的总攻击……哥尔文被绞死在布达佩斯特。穆那从捷克斯洛伐克来；说那里一切都要爆炸了。柏拉坤从维也纳来，为的到克里米去主持一场大屠杀，这是俄国革命中最残酷的和最无谓的屠杀；他给列宁在一次会议中连骂了二十声“蠢才”，因为他在柏林鼓励了一个不合时机的暴力企图……芬兰人纳希亚秘密地越过国境来来往往，不久之后他就给自己党内同志枪毙了。美国人约翰·里德，体育家，从芬兰监狱放出来……他一九二一年死在莫斯科。 以后胜利了，跟着就大大地发展，我的意思是说：共产国际大走红运了。好多的人奔赴于它，觉得它成了一种势力。俄国人于是当心防止政客，投机家和行险侥幸份子混进来，遂有加入国际二十一条件之规定；为此条件，法国统一社会党在都尔大会上分裂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哈尔大会上分裂了，意大利社会党在里文大会分裂了。人们看见，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革命者之中杂有政治家政客。马塞尔·嘉爽不久之前还是爱国主义者——根底上他始终是爱国主义者——如今差不多改信战斗的国际主义了。佛洛沙陪伴他，带着极优雅的态度。波尔底加有着眩惑人的聪明，一有机会便要指斥列宁的机会主义，但晚上，他领着一队人唱着歌，在各代表旅馆游来串去。印度人罗易来寻找理论和军火，以为在印度鼓动之用，他似乎在一位墨西哥女子怀抱里找到了幸福，那女子同他一样细长，同他一样美丽，但有一头光亮的金黄色头发。美国人弗莱那似乎是一个密探。匈牙利人卢德梁斯基不久就背叛了（人家告诉我说：他现在在索洛维埃斯基岛上）。一些意大利人，其中有老拉查理，塞拉啻·安格里佳，巴拉班诺瓦，代表意大利社会主义传统；有青年拉西尼，代表新制度报。一些英国人，西尔维亚·邦古斯特，卡拉采，以后纽波德。一些荷兰人，温古卜，斯尼夫立特。一些法国人，莱芒·列费夫勒，思想家和诗人，冥想着“革命或死”；无政府主义者勒普啻，一个强壮的小伙子；凡尔热，五金工人；罗斯麦，不作声，爱工作，人们一开始便觉得他有一种绝对的忠诚和正直；费兰·罗利奥，四十八岁的胡子，大战时的革命战士；波里士·苏瓦林，尖利的，苛刻的，带着命令的态度，不断地提出些为难的问题。一些德国人，保罗·列维，样子像一个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安格尔·佩斯檀那代表西班牙“全国劳工总会”来加入。稍后，有一天，加泰隆一个小学教员，带着严肃的面孔（乔干·穆棱）和另一个眼睛带金圈的爱笑的小伙子（安德列·宁），来到莫斯科。伏牙·伏尤维趣才二十五岁，已经是个老“革命职业家”了，勇敢而伶俐，很轻松地跨越全欧一切国境。 在国际主席台上的俄国人，有简单朴素的列宁，有身体挺得很直；穿一套白制服的托洛茨基，他四处奔波偶然于此出现；有狡猾的伶俐的猴子相的拉狄克，这是最能使人颠倒的论辩家；有柔软头发的主席季诺维埃夫；有布哈林，在他身上科学成了有趣而青春的。 初期的第三国际得到人们拥戴，人们为了它而斗争，而坐牢，而死；它事实上成了一种精神的和政治的伟大的力量，不仅因为战后全欧工人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几乎在好多个国家得到胜利，而且因为它集合了热忱、诚实和忠贞，集合一群人，愿与共产主义同生死。在这群人中，那些窃贼，那些投机份子，是没有地位的。这群人今天哪里去了呢？ 拉查理、塞拉啻、罗利奥，是死了。保罗·列维被开除了，而且在害脑膜炎时自杀了。列费夫勒、勒普啻和凡尔热，溺海死了[2]。拉西尼关在意大利牢内多年了。罗易已被开除，现关在印度牢内。巴拉班诺瓦已被开除，现在国际社会主义队伍中奋斗。波尔底加已被开除，在意大利享受一种极端受限制的自由。始终忠实于自己信念的，有苏瓦林、罗斯麦（同他们一起，还有彼得·孟纳特和杰克·默尼，都是法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伏牙·伏尤维趣，现关在俄国维尔赫内乌拉斯克监狱中。俄国同志别处再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底创立者华金·毛林，为正式共产党所开除和诬蔑，业已被杀了；安德列·宁，当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顾问，被开除并逐出苏联，天天受西班牙斯大林派报纸所攻击，指为“国际法西斯底密探”[3]。西尔维亚·邦古斯特、纽波德，都被开除了；永不倦怠的斯内夫利特也被开除了。 共产国际浪费了力量，轻视了自己能力，拆散了，驱逐了，迫害了那些诚意的人，他们从世界四面八方奔赴而来，为它服务…… 新经济政策与反对派 不到几年，新经济政策就给俄国一种繁荣的景象，但这景象有时是人所厌见的而且使人忧虑的。社会主义政权保持着所有的发号施令的杠杆，而且以革命的工人和智识份子组成的人才很灵巧地运用这些杠杆。至少八分之七的工业生产是收归国有了。全国喘一下气；人们开始生活得稍微舒适些，自由主义的气息在统治份子当中吹嘘着。著作家们享受的自由，在现在看来，是要被人诧为奇闻的，所以当时产生一些真正的杰作。加米涅夫，当时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又兼劳动和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曾经说起要容许一个无党派的日报出版……普通工资水平稍微超过战前，普通消费水平则稍微不及战前。 我们共产主义者中间发生了一种难以排解的忧虑。我们忍受革命带来的必然事件，连最残暴的和最可痛心的在内；我们自寻烦恼，自加种种最苦痛的限制，因为我们期待能够提高收获。以后，喀琅施塔得屠杀——我们的最悲惨的回忆——之翌日，列宁发出了退兵信号，说：“我们要进资产阶级学校！我们要学习商业，我们甚么东西都要卖，除了酒和神像！”[4]此时，我们差不多全体都同意于他，因为原来的办法，如农村征发，如分配全部由国家办理（这是战争所产生的，而非出于预定计划），显然是行不下去的。于是乎，我们当权的城市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景象；于是乎，我们觉得渐渐被掩覆了，被包围了，被麻痹了，被腐化了……金钱生油腻了，使得一切轮机都生了锈，如资本主义的旧机器一般。有一百五十万失业工人被救济，在诸大城市中而且救济得很不好。赌场直开到半夜后三点钟，还在两首都底中心区哩；赌场里，赌钱，吃喝，做着种种陈腐的龌龊事情。我们知道，在那里耗费的金钱，大部分是从我们偷去的，这样方法或那样方法偷去的；是那些中介人或腐败官僚侵吞的国家公款。涂脂抹粉的女人在浴堂和旅馆附近徘徊，同伦敦、巴黎的妓女没有两样。阶级在我们眼前再生起来了：最低层是每月领二十四卢布的失业者，最高层是每月领八百卢布的工程师，二者中间有每月领二百二十二卢布的党内办事人，但后者有好多东西可以免费使用的。某些人舒服和某些人贫困之间，划了一条鸿沟，自杀者的遗骸就是抛弃在这鸿沟里面，有人提出扩大遗产权问题，斯大林提议，以差不多没有遮掩的形式，为富农利益恢复土地私有制。“贫困”是愁苦的和难龊的，现出在我们的新社会上，仿佛人身上的疥疮；“舒服”则是傲慢的和满足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兵将卖苹果的穷苦女人拖到局所来，因为她忽略了纳税；那个肥胖的店主则站在旁边很高兴地看着，觉得事情终于是上了旧轨道了，他是以投机价格贩卖社会主义工业制造品而致富的！……青年人喝酒，老年人喝酒，醉酒成了一种社会病症。最坏的，是我们已经认不得旧日的革命党了。往时的战士，有坐牢经验和尊重思想观念的，一千个党员中只有几个罢了？他们而且占据些足使他们与底层隔离的位置。国内战争时的战士在后来的人群当中，也有沧海一粟之感，在那些要津的人当中，在那些新的附和主义者当中；——工人革命底未来如何，根本上是他们所最不关心的。他们只要求不须历史而舒舒服服地生活着；他们本是近亲的，而又愚蠢的，同所有小钻营获利者一样，他们不明白这就要引到最坏的历史。 我们的忧虑是由国家底这种污垢和苏维埃社会资产阶级代表这些最初征兆所引起的；这个忧虑？不用说，并不是感情用事，而是经过深深思考，而且有经济统计来证明的。列宁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死了，死前就抱有这个忧虑，表示于他的最后著作和最后演说里面。他自问道：“国政之舵？是否脱离了我们的手呢？”在病中，脑受了伤，他还使用他的所有的最后的力量来找寻武器以攻击最不好的和最直接的弊病：即党内的官僚主义污垢那时官衔已经代替了党；工人、战士，已经没有一点说话权利了。人们觉得官吏无上威权底来临。有些人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让位于书记处专政了。（苏瓦林底话）死前不久，列宁曾向仇视官僚制度的托洛茨基提议，共同为党的民主化而行动。在总书记处里，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利用他的技术地位遍植私人，因而渐渐得势起来，——在内战时他是不甚知名的。就是他做了衰病的列宁的障碍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临终时口述的一封信，就是与斯大林绝交书。 用经济学上的话说来，问题是由工业和农业间的关系来表示的。农业恢复得比工业更快；农民储藏了好多麦子，因为麦价太低不肯出卖；而麦价之低是因为工业制品供不应求因而抬高价格。人们是走向一个没有救药的经济危机，这危机将激起一万二千万农民反对社会主义政权，迫得社会主义政权去大量输入——是赊欠么？甚么条件呢？——外国工业制品，因而受外国资本的支配。应当有先见之明，而且及时补救。那时还是可以补救的时候。 有三个解决方法： 第一，党底民主化，为的使工人和革命者底真实影响能在党内表现出来，并洗清国家机关；这是一切经济设施能有成效的明显条件。 第二，采用一种工业化计划，使得几年之内显见工业发达起来。 第三，为寻求工业化的必需的资源，强迫富农交付麦子于国家。 一般是：限制发财，限制享特权的人，攻击投机，缩小官吏的权力。 以上总括起来，应该是党内反对派底纲领。由此生出它的口号：“打倒市侩，打倒富农和打倒官僚！” 自从一九二三年，反对派就找到一个领袖——托洛茨基；官僚派也开始化身为斯大林了。 自从一九二三年，就有一种无限强暴的鼓动，反对托洛茨基，随时随地宣布托洛茨基是反对列宁，是党的恶鬼，是布尔什维克传统底对头，是农民的仇敌。他旧时，从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同列宁不协，遂被那些无所不为的论战家利用来制造一个“托洛茨基主义”，一种莫明其妙的思想系统，把来当做最有毒害的邪教异端。他虽然以光耀的文笔，深刻的思想，写成了一些东西，但是没有用，官方底动辄印行几百万份的出版物，三番四覆以自造的理由来攻击，遮掩了他的声音。这回攻击的内幕，我们以后知道了，而且明白：无论拿一时误解或感情激昂，都不足以解释那经过商量和上头命令的伪造事实和思想之实际情况。关于伪造“托洛茨基主义”之事，已有好多签名负责的证明文件（不错，签名的人有好多个，最近已被枪毙了。） 红军底创立者，几个月之前尚被《真理报》誉为“胜利的组织者”，当攻击开始时还是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在军队中和全国人民中都受拥戴的，他本可以来一个武力政变而必得成功。但如此，则是以军人政制代替官僚政制，而使社会主义革命走上以前资产阶级屡次革命所有的轨道。问题不是在玩拿破仑把戏，即使是出于好意。反是应当阻止拿破仑主义。反对派之施行其内部改革政策，并非依靠武力政变，而是按照常用的社会主义方法，即诉之于劳动者群众。托洛茨基离开了军队司令地位，毫不抵抗让人免职，而以党员资格继续奋斗。一切是最后依赖于国际形势的。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失败之后（欣尼茨会议，汉堡暴动，撤克斯工人政府被武力解散，冯塞克特将军专政），一种退潮漂过俄国，于是官僚政治得意了三个年头。 [1]译者按：这些都是法兰西大革命底故事。 [2]这里我再驳斥一次那种可恶的传说，意在关于这三个人之死加上一种猜测。我是很知道他们动身时的情形的。我是他们的伴侣，当他们在俄国最后逗留时候。我知道他们的死只因为他们自己的急躁造成的意外事件。（译者按：这三人从法国偷往俄国，经过黑海回来，在海中失踪了。） [3]译者按：毛林被佛朗哥所枪决；宁则被西班牙斯大林党捕去杀了。（录入者注：此处误，毛林于1936年被捕，1944年获释，1973年去世。） [4]这里，他料想错了。他死后不久，政治局除了他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和托洛茨基二人反对以外，都决定恢复那大战初起时尼古拉二世所废除的酒税。伏尔加酒之售卖给苏联预算以一笔可观的进款，但国家因而受了很大的损失。
饥饿线上（谢少翁〔籍云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饥饿线上 谢少翁〔籍云龙〕 洪生这几天的工作，特别紧张，三四个同事和两个学徒，在白天要应付川流不息的顾客，这些最不受欢迎的顾客，大都是“江北猪猡”，他们好像来自一个无比大的穷人窝，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同一个祖宗生的，同样的性格，同样的会偷会咒骂，尤其是他们同样的穷和污糟。晚上，停市之后，他与全体同事和学徒，在老板的督促下面，干着抹杀良心的勾当——向米里参进石粉、泥砂、稗草、稻、砻糠、麦、碎米、霉米和水。这几天再加上更费劲的事——把十分之九的米搬上楼。 每天十五六小时的工作，使他们的性情变得非常暴燥，最近晚上的过度体力劳动，是在老板允许年底多发花红的诱惑之下拚命硬撑持的，他们的性情因此更坏了，再加上那些江北人的无数辱骂恶咒，虽然这些咒骂并非伙计们的份，但他们是朝着伙计们骂的，这促使他们一看见“江北猪猡”就虎着脸，常常报以更野蛮和粗卑的咒骂，甚至动手殴打。 一个老太婆，黑布衫右肩上的补绽已褪了色，重新破了一块，头发又乱又脏，一副讨人厌的黑瘦多绉的鬼壳脸，没有牙齿的嘴，吐着不堪入耳的非江北人听不懂的“上海话”，唾液普普普地从那宽松的嘴唇中四处乱喷，鸡脚爪似的手，东捞一捞，西摸一摸，洪生叫她不要动手动脚，她只当不听见，仍旧那样可厌地摸着捞着，喷着口水，并且气愤愤地胡骂。洪生得当心她偷米，又得应付别的主客，还不时提神倾听老板有什么新的命令。当他把米袋递给她时，她嚷着一定要再加半升，他回头看看老板，见他把手向外一扬，洪生就疯狗似的狂骂起来：“猪猡！没有钱吃什么大米，去！饿死了不过多麻烦一次普善山庄，一块钱给你三升米，还不心满意足，别人只有二升半呢。看你穷得可怜才多给你一点的，死老x！钱拿去！”他一面骂一面把米纯熟地倒还米柜，钞票掷到老太婆的脸上，米袋丢在店面前行人道上，他用全身气力怒喊：“去去去！你不走我叫巡捕送你行里去啦！”他喊到“啦”字，通红的脸上涨出无数条青筋，正像他头上顶着一袋米上楼时一样费劲。 “巡捕”这两个字，在“江北猪猡”的脑子里就是“木棍、皮鞋脚、耳光、藤鞭、牢监”的代名词。老太婆吓住了，忍气弯下腰拾起米袋，揭起前襟，把钞票藏进口袋，指手画脚咬牙切齿地走几步回头骂几句。 老板冷冷的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嘿！”重新埋头去思索：“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他们会来这里抢米的，明天叫木匠来装木栅栏，晚上提早两点钟！——六点钟打烊……”思索到这里，他抬头向时钟一看，正是两点半，他神经质地拿起电话，嗡嗡嗡……，他连拨了五次，很快听铃声响了，对方就有人“喂”的来接。 “喂，是同泰吗？吴老板在吗？……我吗，我是顺康姓陆。 “喂，丰元兄吗？我是光祖，市价多少？……！两点钟涨到四十六啦？”他马上掉脸向伙计，喊道：“洪生！四十六块一担。”接着又向电话谈了几句，才喜洋洋地挂上了。 他的老婆这几天也用全付精神注意米价的上落，并且每天早中晚三次到观音娘娘面前烧香叩头祷告，求求菩萨把米涨到五十块一担。她这时正在灶间里管煮点心，忽然听得一声“洪生！四十六块一担”，急忙跑到前面，等不及丈夫挂电话就问：“四十六块一担了吗？”待得对方点头后，他便喜不自禁的合上了双手，喃喃地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菩萨真灵！明天怕要五十出头了，阿弥陀佛！”他一壁说，一壁在脸上露出那种过了时的娇态，袅着袅着上楼去了。 “观音娘娘：今天米涨到四十六，如果娘娘保佑我们再涨四元，我一定买十盒锡箔烧化给娘娘，我的大女儿和小儿子都拜娘娘做干娘。”她祷告完毕，郑重其事地叩九个头，两手合掌作了无数个揖，然后跑下楼端莲心百合汤给她的男人。 菩萨对他总是“有求必应”的。她很怕，如果穷人也和自己一样的恭敬菩萨，米价或者会跌下去。好在穷人并不这样做，穷人买不起十盒锡箔，也供不起观音堂。 老太婆大狗宝妈妈一路走着骂，不时踹脚跟拍大腿，离开原地方太远了，她的骂声差不多近于自语。 “婆婆！米买不着吗？”一声尖利的喊声从右边行人道传过来，她知道这是小三毛等吃饭的。 “小鬼！饿一顿都饿不起吗？今天不买米了，去拾去！拾不到好东西不要回家！”她头也不抬地回答她。然而，小三毛饿得太无力了，把头钻进垃圾箱找东西就两眼发黑，耳朵叫起来，她不回答婆婆，也不听她的命令，只是想跟她回去睡觉。 米太贵了，一家六口只能吃些大米和面粉煮成的薄糊粥，她们二十几天没有吃过饭，阴历年初到现在八月初，从不知道肉味，清明节和七月半祭祖宗只烧三碗素菜，本来早十几天就预计买两毛钱肉的，但到了那天总是没有钱。活了六十七年，今年还是第一年，难怪大狗宝妈妈天天打大骂小，为了黄豆般大的事就和别人吵架。她的脸上多年不见笑容了，她恨自己太老，恨工头在十四年前把他开除出厂，她恨现在的纱厂老板不讲道理，她常说： “从前的老板总比现在的好，做上十年二十年的老伙计就不大好意思开除，但是现在的老板不兴了！他们连面都不和工人见一见。” 她生大狗宝时是三十一岁，那时死鬼老头子和她都做工，除了吃用开销，一月还能积聚几块钱。四十七岁那年，老头子给机器打断了腿骨，厂里的蹩脚医生不会医，立刻送进了济世医院，如果上夹板，住院四个月就可以恢复原状的，可是厂方只肯拿出三十元医药费，还给工头扣去了五元。医生知道穷人付不出四个月的住院费、医药费和手术费，于是把老头子的腿锯断了。一个月后出院时，他们已用去平生积蓄的二分之一，这并不打紧，要命的是今后每月少了十八块钱收入。大狗宝才十七岁，抵不来他爸的收入，于是忍痛把十四岁的女儿二狗宝送进细纱间做养成工。一面再竭力托人想办法，把大狗宝荐到厂里做揩车或加油小工。 第二年，她的积蓄已全部完蛋了，并且拖欠了十八块印子钱（厂里看门阿三的），好容易把大狗宝荐进厂，但十一月初五老头子又去世了。锯腿时流血过多，出院后没有好的食物补养，木板房子没有窗，空气恶浊过冬时冷得天天咳嗽，夏天闷热得生了一场大病，腿骨常常隐痛，尤其在阴雨天，痛得成天成夜在床上打滚呻吟。虚弱、楚痛、肺病和经常的郁闷，终于让老头子早早脱离了这人世。 老头子的死，对她是莫大的打击，印子钱从十八块增加到九十八。但她还存有未来的希望，希望娘儿三人几年中刻苦做工，省吃省用还清债，慢慢再积蓄起来，再讨媳妇嫁女儿。 一年一年的过去，到第三年清明节前，她的债全部还清了。而他们比较值钱的衣服手饰，连她出嫁时的金戒在内，全都当得一干二净。 日夜工磨得她不像个人，她自己也害怕照镜子。她满想从此三个人刻苦几年就有出头日子，但两个小鬼都作怪了！二狗宝要镶金牙齿，要买胭脂、香粉、雪花膏，要买花洋布，要……，大狗宝放工以后不回家，在厂门口和女工吊膀子，同女工去看戏，吃馆子，买衣料，开房间。十八岁的女儿在男女关系最随便的纱厂里，谁不想打扮？谁不想找个称心如意的男人？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天天混在小姑娘里，每天揩车、吃饭、洗手、洗脸之外，尽有工夫和女工纠缠不清。老太婆也想替他们检两个中意的对象的，但一提起婚姻就给钱打了回票，她总不敢托别人做媒，也不会有人给她做媒。 可是用不着老年人费心，年轻小伙子尽有本领自作主张自选意中人，没有钱结婚就爽快同居，要是家长反对，女的出走，男的到外面去租“小房子”。老太婆逃不出恶劣的运命，她的儿女也逃不出普通穷人的“自由婚姻”。终于年底二狗宝一去不返，而第二年春天大狗宝也带回来一个女人。老太婆悲喜交集，走掉一个亲生女儿，来了一个媳妇，在赚钱方面说，是每月比从前要多几块的。 命运总是和穷人捣蛋，她盘算在五年十年之间再造成一个小康之家的，她的媳妇来了七个月就生孩子，以后接连每隔二三年一个的生下两个。老太婆年迈力衰，工作做不快，从前一天做到七毛，现在只赚四毛几分，她媳妇要管三个小孩子，要烧饭，要洗六个人的衣服，不能再去做工了。有几年孩子断乳后，媳妇做工，老太婆在家照料一切，每月可以多收入四五块，但他的肚子一隆起来，老太婆又得去做牛马。 终于日夜忧惧的事到来了，老太婆给工厂开除了。从此，她不再有什么希望，仅只切望着自己早些死了，然而阎皇老子有意和她开玩笑，叫她现世现报的活受罪。媳妇生的四毛头才得两周岁，两年来一家人维持生活全靠大狗宝一人每天赚的六七角钱。大狗宝已三十七岁，他老婆三十四。大毛头在翻砂厂当学徒，还差八个月满师，满师之后也只有十四五元一月，自己供膳食。二毛头在细纱间做养成工，小三毛每天背着破麻布袋和铁丝做成的夹钳去翻垃圾堆，拾些破布、洋铁罐头、破玻璃瓶、破鞋、绳索、木片……卖些钱，最近又加拾各种各样的纸头回去烧饭。大狗宝老婆要到四毛头三周岁了才能去做工，如果一年之中她的肚子又大起来，那又一切都完蛋。 老太婆非常担心她媳妇再生五毛头六毛头，有一晚她竟干涉儿媳之间的“乐事”了，她咕咕哝哝的骂：“开心什么？狗婆！一养一个，一养一个，饭都没有吃了还要开涮，哼！……”媳妇不做声。老太婆也知道骂是多骂的，但她恨媳妇川流不息的那么会养孩子，累得全家挨饿。 从前，她走路时遇见熟人彼此总打个招呼。“饭吃过啦？”“上工去啦？”“今天夜工啊？”“今天停工啊？”……拉这么的一套。现在，她再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了，有一天，她家里没有米，隔壁小老虎老婆问她一声“饭吃过啦？”给她骂得狗血喷头，有冤无处伸。此后，全弄的人们看见“古怪老太婆”就敬而远之。 媳妇看见她拿着空米袋回来，一声不响抱着小孩去睡觉，接着，小三毛和她也睡去了。穷人对付饥饿，除了睡觉之外，只有跪在地上求讨。然而三四个月来铜元绝迹，百物飞涨，人人自顾不暇，哪里肯舍得一分钱。即使讨到一分钱，也买不到什么，一个大饼得再加一分。后弄有个乞丐，每天早出晚归，以前一天能讨两毛多钱和一二顿剩饭的，现在他常常空着双手回来。 三回声后半点钟，二毛头先到家，揭开锅盖看看，摸摸炉子，叹一口大气，一骨落爬上床陪着妈妈睡觉了。大狗宝回来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人呢？有一块钱为什么睡觉呢？”他有些咆哮的样子。 “小鬼，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你晓得一块钱买几升米？二升半！你说怎么吃法！一块钱，现在一块只抵从前一角了！……一角也抵不到，只抵得五分。”她比儿子更大声地咆哮，一面说一面气愤愤地突然一骨碌坐起来。 “厂里大家说玉佛寺有贱米卖，不是大米，也不是籼米，叫什么平米。婆婆我去买好吗？”二毛头怕明天没有早饭吃，上午做不动生活，不带饭去下午只好“打钟头”——早退。她回家屡次想说，总是怕婆婆骂，爸爸回来才壮了她的胆。 “喔，那是平粜米，两块钱买一斗，是洋籼米，只能烧饭，煮粥就不兴。你带了钱去看看再说。”他在厂里也听说过的。 二毛头猫一样地跳下床，一口气跑到玉佛寺，大门开着，不见买米的人，也不见卖米的人。当她跑进大门不知向哪儿问去的时候，迎面走出两个和尚，“大师父，这里有米卖吗？”她抬头等他们的回答。 “今天卖完了，你明天一大早来等在门口，排起队来，九点钟起买票子，拿票子到米店去领米。” 她说声“谢谢”，怏怏地往家跑。在路上，她看到一个米店伙计头上顶一大袋米，服服贴贴跟着一个漂亮的女人走着。她歆羡地看了几眼，止不住的想：“她多福气！我们一辈子的穷，听说有钱人不大吃饭，专门吃些大鱼大肉，……厂里那个东洋账房就肥得像只猪，凶起来像老虎，我们野狗般一天饿一天饱地受罪，天天忍气吞声受打骂，眼泪往肚里咽……”这种念头她是常常转的，可是她觉得除了自怨自艾，和歆羡别人外，想不出有什么方法让自己过得好日子。 “卖完了！爸爸，要一大早去排队，先买米票子，再到米店去领米。”她回家后懒洋洋地说。眼睛盯住爸爸的黑影，一会儿又接上一句“爸爸！明天上工没有饭了。” “报上说的，上海米多得很，有钱的和开米店的把米囤着，有意抬价，有意捣蛋，有意要穷人的性命！什么鬼平粜米、洋籼米各处都卖二十五块一担，平粜米不过便宜五角钱一斗，从前洋籼米不是十四块一担吗？我操他妈的x，这又是八一三以后那样的鬼把戏！等到别人买不起，抢了！他们这些狗杂种才弄些平粜米来卖卖，骗骗穷人。……”他并未回答女儿，独自一声高一声低地骂着。 “他们有钱呀！动不动总是‘叫巡捕’，‘行里去’，他妈妈我明天叫几百个人去抢！”老太婆的一口气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 “抢？那么容易！米店有木栅栏铁栅栏，还有电话，一个电话一打，红车子马上就来了，要不了五分钟。前两天昌平路那家米店真黑心，米堆在楼上不卖，面粉堆在下面，零碎卖不肯，起码买一袋，等到人合好了去卖时，他那狗养的短命鬼老板要涨价四角，涨四角就罢了吧，婊子养的他还不罢休，卖了几十袋不卖了，店堂里满满的堆着几千包。问他什么道理呢？他说：‘要打烊了。’于是大家光火起来，一声喊‘抢呀！’就动手打进去，抢走二百多包。后来红车子来了，捉去三个人。” “还有呢，小沙渡路有爿米店，昨晚门口站了五六十穷人，先和老板讲道理，要出籼米价钱买大米，那个‘蛮子’（江北人称江南人为‘蛮子’）不肯，他一面摇头不答应，一面打电话给巡捕房，大叫：‘小沙渡路xx路口xx米店快要抢米了！我要五十个巡捕！快快快！’大家听了又想动手又不敢，到底肚子饿了没法，还是动手打木栅栏，刚打进去，红车子就开到，大家四散的逃走。后来老板给巡捕每人五块‘香烟钱’。”大狗宝觉得穷人抢米不是个好办法，今天抢了，明天他多叫几个巡捕日夜守着，价钱还是那么高。现在穷人简直没有什么办法叫米价跌下去。他妈听了之后，不作声。其实她哪里敢去抢，不过说说气话罢了。 “爸爸，今天买一些贵米吧，明天再买平粜米好吗？爸爸！”二毛头尝过无数次饥饿的滋味，尤其是冬天的饥寒交迫，真受不住。“我身边有一角三分钱，明天上工时买两团茨饭在中上吃，晚上回家就有吃了。……”，“不要急，爸爸有吃你也有吃，我饿死了就随便你，你死也好，跟男人也好，偷鸡桥去卖x也好，……唉！”他讲到这里，二毛头先哭了，他自己的眼泪也像从加油壶里倒下来的一样。“男子汉大丈夫”，从前他也是的，但是现在，他常常暗地里哭泣。 他们的火油灯三个多月不发光亮，他摸索着爬上床，冰冷的泪珠，滴落在他老婆的脸上。 “哦！……你又哭了，……”她抱住男人的头颈，鼻子根一酸，也跟着哭起来。 二毛头哭着跟爸爸爬上床。老太婆听他们鼻子塞住了在暗泣，也哭了。她本来想骂骂媳妇出出气，媳妇太可怜了，她不忍再使她更痛苦些。于是他走进回忆里去领略那甜酸苦辣的过去。身旁的小三毛早已入睡，她在梦中偷到一大袋米，在半夜中惊喜得醒过来。 第二天太阳没伸出头来，父女俩已动身上工了。老太婆醒来时，小三毛也走了。它今天觉得与往常有些异样，想起身又很懒的样子，耳鸣比往日更响，稍微有些口渴，四肢无力，腰背酸痛。她竭力撑着两手坐起来，伸手摸摸额角，才知道饿成虚弱病了。头的四周有一架磨子在辗动，腰背一阵阵地痛，再隔一会，金星红星在眼前迅速乱转，接着是一片墨黑。她像黄浦江汆着的木头似的缓慢地不由自主地躺进被窝，和善地对媳妇说：“大毛头娘，我爬不起，一块钱在台上第二只碗里，你马上去吧。” 可怜的女人走过来摸摸她的头，一声不响地走了。她变得那样子不欢喜说话，从前厂里人人羡慕最活泼最健美的她，隔不了几年完全换了个样儿。现在的她，脸相比过去大狗宝的妈还老，三十几岁的人，头发稀疏枯黄，高耸的乳房仅割下两层皮，小孩子吃不到乳，全日全夜的啼哭，哭疲乏了倒在母亲怀里，醒来时吮吮瘪乳头重新干号。 她心里恨不得三脚两步就跨到玉佛寺，可是她的脚死牛似的拖着，力不从心。肚皮的空叫一阵利害一阵，看看吃饱了的人们那种愉快的脸容和高昂的步伐，她的鼻子根又酸了，咬着牙根，好容易躅到目的地，半死半活地走来想插进队伍，刚走近队伍差五六步，沉重的皮鞋脚飞到她无肉的屁股上，一阵麻辣辣的楚痛从屁股往上直钻。 “猪猡！懂规矩吗？后头去！”外国三道头又举起藤鞭打来，她连忙没命的跑，背上吃到一鞭半，第二鞭只打着鞭头。她哭丧着脸问山东巡捕买米怎么买的，他简单而不情愿地回答：“转弯，后面去排队，先来先买。”她从槟榔路转到戈登路，站在队伍的尾上，一会儿后面又挨头排上了。她一眼望去，前面有四五百人，再加上槟榔路的一队，起码有六七百人，回头一瞥，后面已跟上六七十人。 等着等着等着，屁股和腰骨由麻木而剧痛，人家站着，她也只好站着。坐下去屁股不答应，后面的人也不答应，后面的人增加多少她回头已数不清，人越多后面的拥挤力越大，她肚子紧靠在前面一个老太婆的身上比较好过些，但肺部被挤压得透不出气了。站到膝和腰像要折断的时候，她已给推到转角上。希望来了！米快到手了！ 大门前，黑炭，外国三道头，山东大汉，靠着铁丝网，挥着木棍和藤鞭不断乱打，人们越是走近大门，越挤得起劲，她身上的汗干一阵出一阵，这时她很费劲地喘咳了！老太婆的病，小孩的哭，三毛头在家里等吃饭的那副可怜相，二毛头和大狗宝的成天工作、愁虑，和昨夜的痛哭，……一幕一幕在眼前浮现又消灭，消灭又浮现。挤压，肚子空叫，她绉紧眉头，挣扎着，中午暮秋的太阳，晒在她的头上犹似一盆炭火，她的头膨大起来，一倍，两倍……。 她分辨不出人了，眼前只是一堆黄色的制服，肚子还是空叫着，但她不觉得苦痛。后面的拥挤极度的加剧，挤得她好几分钟吸不进一日气，藤鞭木棍，雨点般的落下，她像戴了个木头帽子，只听见挨打时的声响，不感到挨打时的疼痛了，青黑色的穷人和穿黄色制服的巡捕老爷都消失了，眼前被一座金黄灿烂的大屏风挡住视线，她更张大些眼，那屏风渐渐变红，红得像杀猪时冒出来的血，之后再慢慢变成紫色，最后很快由紫色变成漆黑一片。她微微感到马路旋转着向上倾翻，马路翻到她的头上，她的木帽子受了最后一次笨重的打击，在巨大的骚动声中，她只听得一个人的大声叫喊：“唷！乖乖！倒了……唷！血！” ………… 第二天，报纸大字登载着慈善平粜的成绩，附带报告：死了几个不守秩序的老妇和小孩子。
马克思致柯格尔曼的信（林超真﹝郑超麟﹞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马克思致柯格尔曼的信 林超真﹝郑超麟﹞译 第十二号 伦敦，一八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亲爱的朋友： 谢谢黑格尔[1]和小女士。我要赶快回答你，关于所有诸点。 恩格斯现在在丹麦，本月里他将拜访你一日。提起恩格斯，那么你一定记得曾对我说过：你们的汉诺威统计局那个人（名叫孟克，如果不是我记错的话）称赞我那部在顿克书店出版的著作。我把这事情告诉恩格斯了，我骗他说孟克对我称赞他的《工人阶级底地位》。这个张冠李戴的手段，我用过好多次了，用意都是要逼迫恩格斯去准备出版这书底第二卷，关于一八四五年以后至现在的事情。我终于取得他肯着手著作的约言了。倘若这次同那位统计家的谈话能落在本问题上时，那么请你不要戳穿我！ 我的太太底旅行是完全不一定的，而且不能决定，我的三个女儿都照原来计划到波尔多去了，住在老拉法格家里。 我不赞成你到巴黎去。在这巴比伦城里，在这纷乱的人群之中，不能研究无论甚么学问，除非能在那里住六个星期以上。但那费用是很大的。我的书篇幅甚多，约有五十大页。你看，在篇幅这方面，我当初估计得如何不准确。几日之前，我寄了一点补充到莱普齐去，标题叫做“价值底形式——第一章底增补”。[2]你知道，这计划是谁倡起的；这里我为他的提示表示谢意…… 请你原谅我不再写下去。此时人家送校样来校对了。 请代致意你的夫人和小女士。 你的卡尔·马克思 下次写信时，我将附寄会员证给柯格尔曼和腾格夫人。[3]一位夫人劳太太已经加入我们的总理事会做理事了。伊列奥诺尔诚心感谢那些邮票。照片呢，以后才有。 第十三号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亲爱的柯格尔曼： 首先，多多感谢你给我的两封信：你有时间就写信给我，这使我十分快乐。但请你不要以为我也有这么多的信回答你；我种种方面都要维持关系，通信很多，我的时间还不够用哩。 未曾谈起我的书，先说几句闲话。我害怕波尔涵[4]会陷害了我，虽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他把他的日内瓦演说用法德英俄四种文字印刷出来。他还添上一篇莫名其妙的、干燥无味的而又繁征博引的序言。我们私下说说罢，为了党的利益，我应当坦白同你说：波尔涵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也是一个聪明人，但他拿起笔来就触霉头了。一切机智，一切美感，甚至一切不可或少的基本教育，他都缺乏。他好像那种野蛮人，把种种最触目的颜色涂抹在面孔上，就以为是漂亮的了。他自顶至踵充满了庸俗和可笑；他的每一句话都本能地要惹人耻笑的。 他如果不是那般爱虚荣，则我可以阻拦这演说的出版，而且使他明白：人家在日内瓦没有听完他的演说，而且只明白了其中的几点，这对于他是何等的侥幸。但他方面，他出头干涉伏格特事件时，我欠了他的情，他又是我的私人朋友。在他的演说里，有几句话是剽窃我特有的思想而加以附会的。这将是我的仇敌的好机会（伏格特已经在新楚里赫新闻上硬说我是这演说底匿名著作者了）：他们不来攻击我的书，却来叫我替波尔涵先生底蠢话和个人攻讦负责。如果有这事情发生，那你应该托瓦涅波德等人设法在有关系的报纸上发表些短文，揭破这种诡计，文内不要有什么伤犯波尔涵的话，只明白地说：惟有恶意或糊涂才会把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混为一谈罢了。波尔涵停止说话而拿起笔来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在他的脑袋里反映成种种怪异的和纷乱的样式；这事自然给了那些报棍一种难得的机会来发动攻击，甚至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做间接破坏我的书的手段。 但如果报纸对这事情保持缄默的话，——那是我所不敢希望的，因为波尔涵把他的大作小心封寄到各报编辑部去，——那你千万不要打破这庄严的缄默。 波尔涵如果不是我的私人朋友，则我可以公开批驳他。你明白我的地位如何难处，我的心情如何不快。我千辛万苦著成一部书贡献于世人（恐怕没有一部其他的著作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之下写成的），为的尽可能提高党底地位，而且以表现底方式来解除凡庸人底武装；然而在同一个时候，人家看见本党底一员，穿着疯人衣服，拿起小丑短棍，紧靠在我身边，当着公众面前抛弄臭苹果和臭蛋，这些东西会落在我的头上，甚至于党的头上！ 你在日内瓦作弄伏格特，我很满意。我很高兴，我的书能得你喜欢。 关于你问的事情：厄尔内斯特·琼斯[5]应当以党员资格在爱尔兰对爱尔兰人说话；在那国里，大地产既然是与英国在爱尔兰领有的地产有同样的意义，那他就应当宣传反对大地主。在英国政治家底选举演说里，我们不应当去探求甚么原则，其中所有的乃是可以为最切近目的所利用的东西。 Peomage[6]乃是一种为未来工作预支报酬的制度；这种预支制自然成了普通的高利贷，劳动者不仅终生做了债务人，即终身做了债权人手下的强制劳动者，而且这个条件还传给他的家属，他的儿孙；他的妻子事实上是属于债权者所有的。 我的第二卷书能否完成，大部分依赖于第一卷书之成功与否；必须第一卷成功，我才能在英国找到一个出版家，否则我的物质条件仍旧是如此困难，如此艰苦，使得我没有专工和余暇来迅速完成这第二卷了。 这些自然是我不愿意让迈斯涅尔书店老板知道的。这第二卷还须多的时间或少的时间才能出版，可见现在全靠德国党内我的那些朋友底手段和活动了。从朋友或仇敌方面发出来的严正的批评，须是一步一步来的。如此巨大的而且一部分又如此难懂的著作，需要相当时间让人家去读去消化。但并不是坚实的批评能造成最初的成功，而是，——坦白说罢——声誉、锣鼓，迫得仇敌自身出来说话。 目前绝不是人们说的“不相干”的时候。尤其不要耽误时间！ 我把你的最后的信转给恩格斯了，要他供给你必需的解释[7]：他比我更能够解释我的书。我的最亲切的敬礼致你的夫人。不日我将寄她一张如何读我的书的秘诀。 你的卡·马 再者：第一卷书在德国发生的影响，请你完全告诉我。保罗·斯屯普[8]（梅杨斯城人）写给我一信，把波尔涵底演说说做是我的演说；我此时没有功夫写信给他，那么请你写封信给他罢，同他说明白这事情，叫他当波尔涵那本小册子出版时候不要做声。斯屯普自己一拿起笔来也是一塌胡涂的，——这话是我们两人私下说的。 第十四号 伦敦，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五日 亲爱的柯格尔曼： 不要写信给波尔涵。而且这也是徒劳无益的，他的大作已经印在书店的目录里，而且已经由夏白里次书店出版了。此外波尔涵此时在波尔多。你写这样一封信给他，没有别的效果，除了使波尔涵变成我的一个敌人。 生米已成熟饭，不去管他了。受了夜间劳动的刺激，我当初夸大了这事情底恶影响。实在说：我是自食其报。我们那个朋友要在日内瓦那些可尊敬的俗人中间闹出笑话，——这个念头，起初我觉得很有趣。但我没有预见“书本”方面的效果。然而我应当明白波尔涵在拟定他的计划时，自然是超过了我信中给他规定的那些明哲的限度。现在唯一应取的政策，就是：我们的敌人既不说话，我们也保持缄默。他们一经说起话来，而且要叫我负责，那幺我们就应当做些恶意的玩笑，说：他们是不得不把波尔涵底玩笑戴在我的头上，为的免得回答我的书。此外还需善意待遇波尔涵，因为把他的著作虚荣撇开不说，他总是一个热情的人，充满了良好的意志，而且是一个很可尊敬的行动家，当他不耍手段的时候。 你现在大概收到恩格斯底解释了。我正与李卜克内西和贝克[9]两人通信。 我所谓“书底成功”，唯一是指它迅速销行在英国造成影响而言。 法兰西邮报（现在是巴黎最引人注意的报纸）和布律塞尔自由报，都登载了我的序言底法文译文，并附了几句赞美的按语。 纽约有个名叫讷克默的人自荐替我译成英文。没有办法！ 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态度，使我十分欢喜。我从此地写信给他一些方略。 可怜的贝克走到了这个田地，将近要非放弃一切政治的和著作的活动不可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无法援助他，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你的卡·马 我的最好的敬意致你的夫人和我的小女友；我多多感谢你们，为了她的照片。 译者注： [1]黑格儿——马克思对柯格尔曼的戏称。 [2]价值的形式——马克思住在柯格尔曼家校对《资本论》，柯格尔曼读了原稿，认为书中关于价值底形式说得太简单了，难于了解，因劝马克思多发挥一点。马克思回伦敦后便写了这篇“增补”。《资本论》再版时，这增补就合并在正文里面了。） [3]腾格夫人（MadameTenge）——柯格尔曼夫人的密友，一位大地主太太，钢琴弹得很好，马克思来做客时每晚弹给马克思听的。 [4]波尔涵（Sigiljmond，一八二五—一八八五）——也是一八四八—四九年的革命战士，后来亡命瑞士和伦敦。一八六七年九月九日至十二日日内瓦开“国际和平大会”，柯格尔曼也参加。波尔涵演说时，会场骚扰以致他的话没有说完。 [5]厄尔内斯特·琼斯（ErnestJones，一八一九—一八六九）——英国无产阶级诗人，宪章运动左派之代表者。 [6]Peonage——这字是从西班牙文Peon（日工）导出来的，这是一种因欠债而生的奴隶制度，盛行于墨西哥。 [7]恩格斯底解释——按马克思写信之前一日曾有一信致恩格斯，说：“这里附寄的科尔格曼来信，明示你活动的机会已经到了。你可以写信给他关于我的书，你写得比我好得多。” [8]保罗·斯屯普（PaulStumpf，一八二七—一九一三）——德国革命战士，曾参加拉萨尔运动，也曾参加第一国际运动，常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死时仍是社会民主党员。 [9]贝克——这里说的，显然是马克思底朋友，在日内瓦居住负责国际德国支部的约翰·菲力·贝克，而不是马克思的仇敌，继承拉萨尔地位的伯拿·贝克。
A·马尔劳论（续）（杜比作，小邨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A·马尔劳论（续） 杜比作，小邨译 第一，他底《世界》里的诸要素已经摇乱，而且把它们放拢在一个新的图案中了；旧模型中若干更重要的特性也在新的模型中隐掉了。《希望》的世界为人民阵线的总和所规定，它并不包含右左这两个极端。佛郎哥全能主义的魔障是承认的，它的破灭也已经在《希望》的原则中假设好，而《希望》在一切人物看来都一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法西斯派并没有被绘入这部小说底内在的道德计划中去；他们是抽象的敌人，悲剧的作者，超然的牵线人，仅此而已。这种资本家——因为法西斯派就是资本家呀！——的除外，就是人民阵线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人民阵线主义则因为必须抹煞资本主义的存在以维持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关系，故排除了法西斯党人在人类社会中的物质基础并把他弄成为从火星里来的怪物。固然，马尔劳也借了他的顽固的预言者——加尔西亚的口，把法西斯的政治学归之于“屈辱的崇拜”，因而给法西斯党人以一种渺茫的心理学上的立足地。但是因为他并不准在这部小说里实行这种崇拜，所以我们便不得不拿加尔西亚的话来代替它。如此，你假使把《人之命运》的包罗万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右派、左派和中派通通出现，且他们的历史任务均有适当的估价——和《希望》底狭窄的世界，即以一种短促和倒霉的政治联盟为背景的世界一较，你便可以找出两种不同的实际：一种是设计和判断得很好的实际，另一种是由反动教条的曲折镜歪曲了的实际。 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却更其干脆地被除去了道德的存在。首先，他们被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只在一个纯粹统计的地方提过一次；第四国际也经过一个小人物提过一次，这个小人物从前是“赞成托洛斯基主义”的，但后来已唾弃了它。第二，他们的主角却由人民阵线本身来充当，人民阵线是被假设着要尽可能快来造成革命的——和共和党人、天主教徒与诸色人等一起！这回史大林派的宣传机关好像教会一样，有它的特殊的宽容，也有它的特有的禁忌。凡是以党底结论为目的的作家，那是可以自由经由他所高兴的任何道路抵达目的地的。而且假定他不描写人民阵线底神圣的全能性中的根本矛盾，他便可以随便谈谈革命和反对派问题。在西班牙的场合中，他可以自由追随着官家的理论，照这种理论说来，战争是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间的斗争（这条路线，当他向自由派人说话时，他照例是遵循的），或者假如他是向“左倾的”智识分子的听众讲话，那末他可以把人民阵线描画成为一个革命的集团，这个集团之所以躲在保守的口号后面，为的是“不要叫中等阶级害怕”。而《希望》显然是向左派智识分子说话的。马尔劳是在各种各式急进派中享有盛名的作家，尤其他是一个接近过托洛斯基主义的作家，所以他这作品，及其苦心设想出来用以维持左翼现状的理论，对于那继长增高的反史大林主义运动是很有影响的。因此他的人物才被准许去担当革命；而且他还可以不把反对派呼为“疯狗”或“佛郎哥的代理人”——官家的名词不见容于这部小说的文雅的气氛——只简单地把他们从图画中抹去了。 但是一种全能性，不管它多么神圣，却总使戏剧式的文学材料陷于贫乏。于是马尔劳模糊了超于协调之上底斗争的真正意义，并抹杀了整个革命的反对派之后，他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找到了一个政治上无害的等价物来代替戏剧式底冲突的要素。结果他把无政府党人当作陈和乔的直系遗裔。他们已吸收了死的苦恼，“牺牲的崇拜”，孤寂英雄的情感——所有这些无用之物，这种无用之物与一种历史上过时的个人主义是同生共死的。我们碰到几种自由主义者的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碰到一个智识分子，他和共产党人讨论革命的意义，与政治行动相反的伦理行动的问题，而且他之出现俨然就是一个革命底同情的，但分明又是孤寂的基督。（我们很有理由猜度：在这些争论中，纪德、西龙其他反史大林主义的智识分子是在受一种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底牧师式的教训）这位自由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和史大林主义等量齐观，而他的史大林主义的政敌则引证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辩护这位自由主义者所悲叹的官僚主义底堕落的象征。这些谈话虽然活泼，富于创造性，且充满理念的幽灵（假如不是它们的实体），但它们却和人物自身一样的抽象；它们很少涉到西班牙的任何真实问题；它们发生在一种感情的欢乐的氛围气中，而这种氛围气却隐蔽了矛盾的真正核心——干脆说一句，它们是给弄得“鸡零狗碎”了，是马尔劳两面同时一手玩弄的棋局阴谋；它们的目的是给一个故事以一种内部反映的形像，及一种经过衡量和试验底价值的意义，而这个故事实际上却是派别报告的一块独石柱。 小说中人物们底道德自由的幻想又由这一件事实毁坏：即种种不同底哲学上的流派，不断遇到了它们政治上的等价物，而且就是在实践的平面上所“暴露”的也是一样。其实，《希望》的自觉的目的似乎是代史大林主义底教练队的独断家肃清歧途百出的世界。而且正好似共产国际的政客设法把人民阵线的策略施行于各国而不管它们国内需要如何一样，《希望》也展开一个战争的局面，这个局面要求一些例外底行动方式，随后又把这些方式扩大为普遍的价值。这位自由主义的智识份子，无论如何，却非常有意义的被他在政治上的副本，这个卑屈的无政府党的下级党员所反映着。我们已经在巴塞仑那的行动中看过他，但是等到反调协的危机愈来愈紧张，他便愈来愈减少他的同情，在托莱杜的几幕里，他走到他的最低点。他漠视军事学，在纪律之下，他是阴郁的，在严重关头，他又变得“丑恶”了。他怀疑他的上级人员的叛卖，但他却在他自己的组织内包庇间谍。他一时勇敢到发狂，转瞬间他又跑掉了。我们懂得这种典型：他已泄露了维多·雨果底《暴徒》场面之一了。 根究自由主义的道德价值是一会事：马尔劳在做这件事时，他只是暴露一种陈旧的意识而已（不管用怎样简单的方法）。但是伪装了无政府党工人又是一回事，因为他在这里正在攻击西班牙的无产阶级自身了。在这种无政府主义者底轻蔑的讽刺画后面有什么真正的特质呢？他们的“怀疑”只是被出卖多次的那一个阶级的警惕性而已。他们之憎恶“纪律”是工人接受资产阶级人民阵线时所取的温和的憎厌态度。而他们的“牺牲崇拜”——这是最丑怪的游戏文句——除了是被剥削者底本能的战斗性又是什么呢？ 警惕性，战斗性——对这两者，对这些革命底重要的德性，马尔劳却提出“谨慎，严格，纪律”来对抗。在第一章里的青年共产党人马奴哀尔恐怕是《希望》底全能道德的最好的例子；而他实际上，依照象征的意义，却由马尔劳本人来代表。马奴哀尔在战前是一个智识份子，他的过去似乎已很清楚的揭露他的心境。因为他之写入《希望》中，是充作一个已唾弃了智识阶级底妄想的军人。他已抛弃了“异议的崇拜”而代以“行动的崇拜”。他已以理想交换意识。他已丢掉他的苦恼而穿上一套制服。而且他于短短的数星期内从共产党的下级爬到共和军的副团长职，借以继续证明他的转变的紧张性。但关于马奴哀尔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他并非从他的同志那里而是从他的上司内卫团的一个团长那里获得新智识。这位天主教的和警察的首脑，多年来便在枪杀工人，他只是为了几项含胡的理由便投机加入共和政府方面。我们猜想，他已给人民阵线底“惊人的博爱”感化了，这种博爱，马尔劳惯常拿来代表一种溶炉，在这个溶炉里面，种种不同的政纲、哲学和利益通通溶合成为一种人道主义式底希望的温和汤羹。马奴哀尔于是从那位团长那里学会“谨慎，严格，纪律”。而那位团长从马奴哀尔那里知道共产党人情愿向资产阶级，甚至向一个警察长领教。这一点实际上也说明了那种“惊人的博爱”的神话。人民阵线中的资产阶级份子容忍群众的理想；但群众则学习彷照资产阶级的行为，并因此而按照他们的利益做事。 那末，马尔劳终于抛弃了死的苦恼——拿无政府党人做牺牲！——并当即出现一个机械的共产党人，马奴哀尔，当作复活的象征。或许他企图把加尔西亚，这个那样富于理论化的人，来补足马奴哀尔，犹如把超自我补足自我一样。真的，加尔西亚本人并不和共产党人接近，他自认对他们的野蛮的党和学理的虔敬不大喜欢。但谈到这些虔敬的属性，这些社会和伦理的关连，他便提不出一个问题来。在他自己的特殊水准上，他是积极主义的重要辩护者，又是智识份子底重要的被追放者。在实际生活中，他好像那些非正式的史大林派的预言家一样（他们会用，例如字义发展学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来代替正统的争论），他只是用心理的方式来代替政治的方式；他用他一己底嗜好的系统，他底易于招怨的牺牲，异议等的崇拜，武装起来，他和那些政客一样，安排着要一网打尽那些游错了方向的鱼。加尔西亚因此博得了某一社会模型（无疑是短命的，但它只叫苟延一天，却总是确实的）的荣誉，这一模型就是共产国际底自由党外活动家的模型，它是人民阵线主义底奴役政治学草率砌成的。 《希望》，也是在那种头脑之下产生的。
奉答我们的批评家（三男〔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奉答我们的批评家 三男〔王凡西〕 《动向》创刊以后，我们就焦灼地期待着英雄们对我们的“围剿”，可是一期两期地下去，我们却始终找不到半点影子；这回英雄们所采取的战略大概是“沉默的阴谋”吧；不过这“阴谋”终于是保持不下去了，或许是“请客”失了效（这典故只有英雄们才懂得）的结果。在最近出版的《文艺新潮》上，我们到底找到了他们的回音了，题目是责骂我们的“肆无忌惮”的。我很高兴地在报摊上读完了那篇短文；然而失望得很，原来给我们送过第一颗子弹来的不过是一名“廖化”之流，英雄中之“将星零落”，于斯可见，亦无怪其保持沉默也。 那位常棻君的文章很难叫人读得懂，因为写得太“高明”，“革命的术语”又太多，令人看了有坠入五里雾中之感；不过大意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即： （一）《动向》诬蔑高尔基，显然与苏联“托派”之毒死高尔基同谋；（二）西龙忽视了“贫农革命的传统”；（三）《动向》诬谤罗曼·罗兰，罗兰的“超阶级的立场与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相符”。其他的文字，那只是一些漫骂字眼的堆砌了。 在第一期《动向》裹，我们说：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不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本没有丝毫褒贬的意思，不过把高尔基的真实价值叙述一下吧了；谁知这也会触犯英雄们的感情的，并且还给他看出我们是高尔基的“谋杀犯”来了，这真不知从哪里说起，我不晓得这位常棻君除了读几篇汉译高尔基的小说之外，还读过一点俄国革命的历史不呢？一九〇五年以后，高尔基所赞成的“造神论”是什么回事？在十月革命中，高尔基所领导的“新生派”采取了怎样的立场？革命后他老先生的态度又怎样？后来又为什么上意大利海滨去，一直休养到一九二八年？对于这些史实，大概常棻君是不会知道，而且也不愿知道的；然而假使他想以青年人的“指导者”自居，那是应该知道的。 我们说高尔基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含有半分诬蔑他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们还以为：高尔基之不是一个“百分之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无损于他之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誉之使其为神，毁之使其变狗”的文学批评，以及把文学绝对附属于政治路线的企图，只有史大林先生及其信徒们才爱玩的把戏，我们是绝对排斥的。 讲到苏联“托派”之“毒死”高尔基，据说是希特勒“同志”指使的，（见布哈林案的记录）然而现在，常棻君的“最高领袖”不是和希特勒“同志”睡在一床吗？这证明是谁“毒死”了高尔基呢？（关于整个莫斯科审判案，既经常棻君提起，我们将在下期《动向》里作一充分研究。）常棻君的短文里充满了反对“诬蔑”的文字，可是对于这三尺童子都知道是诬蔑的罪名，却还要拿来厚诬那些被史大林先生枉杀了的革命元勋们，这个常棻君到底生了常人的心脏没有。 关于西龙的《丰塔马拉》，曾记得在上一期的《文艺新潮》里，该志主笔锡金先生还做过一篇颇带恭维的介绍，说它“那种沉痛里的尖酸，实在是最深切的农民口吻”，并且还说要“研究和理解农民”，“是正该从这种言语入手的”。但是现在，常棻君忽然发见西龙的“缺点”了，据说他“忽视了贫农的革命传统”；究竟能用“最深切的农民口吻”来发言的人，是否会“忽视了贫农的革命传统”呢？好在该书已经译成中文，有心的读者们是可以自己判断，不须我来饶舌的了。 《动向》第二期上，野老君说罗兰是一个曙光期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这本不过替这位文学家指出了一个阶级立场，以及他思想的根源；但是这也激动英雄们的义愤了，又说我们在“诬蔑”，在散布“毒素”，那末要怎样才不算是“诬蔑”呢？难道得称罗兰是普罗阶级的思想家吗？大概常棻君的意思是如此的。他所持的理由是：“超阶级的理想，正是全人类最高的理想，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最终目的，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专政的目的，也就是要消灭阶级”呀！太高明的理论！原来一切主张阶级合作与调和，或根本否认现社会有阶级存在的人，都是刮刮叫的共产主义者！据此推论，一切夺人钱财的贪官污吏与巨盗积贼，都是最有资格的共产主义者了，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与“各取所需”的原则相符合的！算了吧，“廖化将军”，愿你读一读马克主思义的A·B·C，别再叫人笑掉了牙齿！
史大林为何胜利？（君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史大林为何胜利？ 君衡 史大林与希特勒的携手，使向来同情苏联的人士，一下子失去了依据，而不得不怀疑着：“究竟苏联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如果史大林认为保障世界和平的条件，昨天还是集体安全与民主阵线，而今天则相反的是与法西斯勾结瓜分波兰，那么苏联这种翻云覆雨的外交政策，是不是代表由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这种问题是懒于思想的人们，所难以回答的，但一种现成的回答：不管苏联的外交政策怎样，它的目的在保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这一点它总是成功了的；另一种进一步的证明则代替了回答：不管反对史大林的人们怎样说，史大林在苏联统治的稳固，反证了他政策的正确，假如他是错的，他就不会保持他的胜利地位了。 拜倒于现实权力之前的人们，总爱用“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个公式，以证明史大林胜利的确实，但史大林因何能胜利，在国内的以及国际范围内，这种胜利的前途怎样？这是有待于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的。 历史的综合发展律[1]，使俄国得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面，完成了最进步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能比欧洲各先进国家较早爆发，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薄弱的生产力上面，而只证明俄国晚起而幼稚的资本主义，在国内外的环境中，要解放其生产力，只能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才能前进一步。俄国的落后条件，对于此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依然还是巨大的障碍，这不是一个国家以内可以完全解决的，提高苏联的生产力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准，或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准，这都有待于西方先进国家的帮助的，所以苏联社会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不可分的连系。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财产关系的变革——土地及生产工具之国有，只是替社会主义建设安置下必需的先决条件，它国内的落后性，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所起的反作用与影响，时常是更大的，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无产阶级国家的仇视，更从外部增加对它的压力，这两种矛盾：国内的落后性与国外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促使苏联的党、苏维埃政府走上了官僚主义堕落的历程。 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在饥荒、内战与协约国的军事干涉中奋斗了三年，生产力的破坏达于极点，为了恢复经济的活力，列宁便不得不向资本主义成份让步，在农民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的俄国，换句话说，生产落后的俄国，这种让步是提高生产力所必需的，军事共产主义取消了，市场关系恢复了，新的资本主义份子抬起头来了，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同时便增加了阶级的分化和矛盾，给苏维埃政制的官僚化造成了基础。 苏联的无产阶级，在连年不断的革命斗争当中，已经陷于疲惫，生活的困难，与起于工业破坏的失业，严重地压迫他们，更增进了他们在革命紧张后的意气消沉，另方面城乡小资产阶级则在恢复的市场关系下面，逐渐的发生了希望，和获得了自信，他们勇敢起来了，当初本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官僚层——苏维埃的公务人员、专家、技师、有权位的人——这时便自觉是各阶级的仲裁人而日益取得了独立，社会矛盾越增长，就需要有一个中间的独立的官僚阶层平衡于其间，苏联的官僚主义是城市与乡村间，无产阶级与农民间，农民与工人的各阶层间，消费者的各派之间，以及最后整个苏维埃国家与四周资本主义环境之间那种社会矛盾的产物。官僚阶层高踞在劳动群众之上，调整着这种矛盾，并借此种作用，加强他的统治，他成为社会的主人，至高无上的主人；它不受监督，不受统制，由此更使新的矛盾积垒起来，造成苏联内部更大的危机。 以上就是苏联官僚阶层产生的社会背景。官僚阶层的本身是同样反映这种社会的矛盾的，于是就发生内部纪律的需要，产生了个人统治与永久领袖的习惯，这一官僚阶层的人的体现者，便是史大林，他有老布尔塞维克的声望，崛强的个性，狭隘的眼光，照列宁的批评，粗暴而不忠实，他的党书记的地位，又与政治的机关有密切联系（列宁在遗嘱上说：史大林作了总书记，把大权揽集在他的手里，但我不敢确信，他是否常常知道怎样审慎地行使那权力。）于是他便成为官僚阶层的化身，他是官僚阶层的神。 官僚阶层既然是平衡阶级矛盾的中间份子，他本身的领导便具备中派的特色，在新经济政策成功之后，官僚阶层取得了稳固的地位，于是便联合代表富农倾向的右派，摧毁了代表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左派反对派，这种斗争使富农的势力大大地加强，这时的统治理论是“面向农村”，和“由富农生长到社会主义”，后来这种富农势力回过头来打击中派了，中派才慌忙拾起左派反对派的武器，向右派进攻，走上五年计划工业化的道路。凡是留心十余年来苏联政治斗争的人，都可以懂得史大林中派官僚主义的左右盘旋与领导无定。 官僚主义是民族自保的，他害怕有革命的震动，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运动分开，国际无产阶级连续的失败（一九二六年的英国总罢工，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一九三三年的德国希特勒的胜利。不消说苏联的官僚应负这种失败的主要责任。）也使苏联的群众减低了对于世界革命的信心，埋头建设“一国的社会主义”，这是大大帮助了官僚阶层在苏联地位的稳固的。 但苏联官僚阶层所凭借的，还是十月革命所产出的社会变革，因此，他的存在意义，便带有二重性：他骑在无产阶级的身上，浪费国家财富，成为无产阶级社会的寄生赘瘤，同时又不得不依据无产阶级的胜利条件，替无产阶级保持革命的成果——土地、生产工具的国有。 苏联的官僚阶层是借国家经济力量之加强以吸取营养的。五年计划之成功，主要只是证明社会主义生产方法之优越性，即使在落后的苏联，有官僚阶层的堕落与浪费，计划经济还是能有最高度的完成，十月革命之成为人类历史的转变点，其意义便在这里。但这种经济上的成功，同时使无产阶级获得地位改善的自觉，同时也开始在政治上要求发言权了。向来它含默地顺从，受官僚主义的驱迫，不敢批评，给它什么便拿什么的，现在它有了新的自尊的感觉，一般的经济文化的提高，使它对官僚主义的腐化、颛顸、专横、无能，渐渐的不能容忍了。这是损害官僚特权的。官僚主义所害怕的是“批评”，来自下层的“批评”，史大林为保持他的特权，不得不用清党流血的手段，去消灭、遏绝这种随经济的成功以俱来的批评精神。 在苏联经济建设的过程当中，不得不借用资本主义的方法，以刺激生产力的提高，所谓史塔罕诺夫运动，便是用计件工资制（一种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制度）刺激工人在工作上的竞赛，这种制度使苏联的工人阶级发生分化，增加相互间地位的不平等，形成一部份的劳动贵族。官僚阶层是想直接依靠这部份劳动贵族做它可靠的基础的，可是社会矛盾却因此越发增长了。 新的矛盾的积垒与经济上的成功正比例的发展，民众自觉的高涨与官僚阶层势力的削弱则反比例的发展，史大林专横的统治，是靠用邦拉巴特[2]的方法维持的，但这种统治既建筑在社会矛盾之上，它便会成为这种矛盾的牺牲。世界无产阶级的失败，新的世界大战之不可免，更增加了苏联的危机。史大林过去竭力用任何手段觅取国际的和平，以及此次勾结法西斯瓜分波兰，为的都要维持他的统治。史大林想避免牵涉在战争之中，要怕的是由战争引起的革命震动，同样能使苏联无产阶级挣脱官僚主义压迫的枷轭，有一天会对他加以“武器的批评”。而在某种条件之下，能不经大的战争以取得无产阶级对外的一致，这也是暂时缓和国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但苏联的参与瓜分波兰，已使它再没有可能避免牵入人类的厮杀，用输出苏维埃的方法兼并土地，又带来了一联串民族、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困难。史大林胜利的统治，已因这种彻底叛变革命的行为走入终结的阶段了，这一点，将来一定会违反盲目崇拜史大林者的心愿而到来。世界革命的成功与苏联的复兴，将开辟一个历史的新时代。 著者注： [1]这是社会科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定律；是由产业发展落后的国家中求得的。简单的意思：生产比较落后的国家，因一开始就利用了先进国家技术上的最新成果，故发生许多与资本主义经常发展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反映到社会关系上，即使最前进的阶级与最落后的势力立于尖锐的对立地位，并使工人阶级代替布尔乔亚阶级完成它的历史任务。至于详尽意义，待下期专文解释。 [2]指法国鲁易·邦拉巴特的制度。据马克思的定义：它“是在资产阶级已失去统治能力，工人阶级还不能获得这种能力时的一种唯一可能的政府形式”。但苏维埃的邦拿巴特主义却是倒过来的，即工人已不能保有，而资产阶级尚不能获得政权时的一种官僚专政。
辟谬论（张道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辟谬论 张道同 目前，在国内国外的大炮声里，都参有要求“和平”的呼声。在国外，最能引人注意的是莫斯科发出的“和平”论。在国内，“和平”论的代表是资产阶级的某一派。这固然是两种不同的战争，因而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和平。但目前许多人对这和平声却都发生逆拒的感觉。关于史大林和希特勒合唱的和平论，本期里已经有了南冠君的批评，似乎已经没有再说的必要。我这儿只谈到咱们本国的那一种。 我们国内的抗战，与西欧正在进行的战争完全不同，它乃是弱小民族谋解放而进行的反帝战争，因此，国内那种“和平论”之叫人厌弃，也是具有完全不同的理由的。现在我想从这种“和平论”的基本认识，其所企图达到的目标，和达到此目标的方法这三点来加以批判，并指出它绝对不能接受的理由。 根据这一派的主要文件看来，我们主和的基本出发点有三：（一）中国对日战争已战到不能再战的地步，过去所以敢开战者因为依仗着会有国际的援助，但现在事实表明国际援助已不可恃，而且欧战发生后更不可恃，也不必恃，故必须和。（二）日本方面已经发表了近卫宣言，声明愿尊重中国主权而与中国议和，此宣言应当信赖；中国议和既可“无损于主权”，又何必再战。（三）中国已经战败，然日本亦知统治中国办不到，所以此时讲和尚是时机，如再战下去，则其结果，对方条件必将很苛，故此时须和。这三点可说是他们的基本认识。和议成立之后，他们想在中日之间建立怎样关系呢？他们所想望的关系是：获得中日两国的“平等合作”，以图实现东亚的真实和平，而建设进步的东亚。这可说是他们的目标。但怎样达到这个目标呢？他们也很怕日本方面无诚意，但他们认为须先由中国方面表示了诚意再说；他们也知道在和的方法上有许多困难，如日本撤兵问题，中国军队组织问题，南北伪政府的一致问题等，但他们认为和既然是必需的，那这些方法上的困难只有力图解决了。 假如我对于这一派主和论的认识无大差（我相信无大差），那么我便有权利指出他们的主和论认错了三点：第一，他们只看见统治者的抗战力量之消长，及英美苏之援助不援助，而不肯着眼于怎样发挥民众的力量。目前中国的抗战无可讳言是军事上失败了，但这只是政府领导下的军事的失败，而绝不是民众力量的竭绝。民众力量是我们民族此次争求解放之最可靠的力量，它岂但并未竭绝，而且还根本未曾动用哩。第二，他们未认清此次日本之侵华，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及日本国内矛盾之当然结果；因为前一点的理由，所以它要求独霸东亚，到战事进行了两年的现在，它决无轻易撤手而让中日平等共存共荣之可能。英帝国如果无有印度这个仓库应该早已衰败了，而日本现在就是正在找寻这样的可以养育它的仓库。这一点无可否认的历史特性，将必然使主和论的中日平等和平的幻想落空，至于近卫的宣言不过是日本想找一个可靠的驾御中国的傀儡之表示而已。第三，他们未认清这一次的中日战争是日本企图独霸东亚与中国民族求解放的决斗；现在就承认失败了吗？就从此撤手不战了吗？如果这样，日本之是否能建立其东亚霸权固须待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来决定，但中国之将成为日本殖民地则确定了。 所以这些主和论者的中日平等和平论只是一种欺骗。假如他们的和议实现了（当然是屈辱的），则中国当然只有他们的统治而更加速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在最近将来的必然来到的日美战争中，中国民族当然还要成为日本对美争霸的可怜炮灰，中国人民的物产当然要被征入日本的军用仓库。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所受痛苦不能少于继续抗战的痛苦。 这样地有利于日本，而将陷中国民族于更痛苦，更难翻身的地位之中日和平论，同时又连带地陷日本、朝鲜、台湾、东北民众于奴役地位之中日和平论，当然是一切真正民族革命者所不愿接受的！
希特勒获得了波兰战利品的大部分（凤影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希特勒获得了波兰战利品的大部分 凤影译 （编者按：这次德苏共分波兰，一般人都以为利于苏联，但问题如果不仅限于面积的大小，而更在于质量的好坏，那末得到大便宜的却是希特勒。一般人的此种意见，其实是上了英法宣传机关的当，因为过分宣传史大林的“胜利”，是更易激起世界反动者对苏联发生恐惧的。所以我们很愿意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 本文写作时，华沙之战尚未完结。德军已进抵波兰首都的近郊，但还有大批波兰军队在英勇地继续守卫着这个光荣的城市。华沙缺乏一切天然的屏障，甚至还缺乏外围的防卫工事，但波兰人这次显然是想重演西班牙底马德里和上海底闸北的英勇的例子，而这一次还是抵抗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哩。华沙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在城之西北，在布格河下流及维斯都拉河之间的区域，仍给波兰人把守着，而这一带区域则由布格河与维斯都拉交流处的摩德林大炮台拱卫。要不是受苏俄的入侵，波兰军是能够坚守这个区域至数月之久的，但德军三面环攻于前，苏军又乘于后，波兰的防守就显得无望了。无需多少时候，德苏的军队就会完全控制公元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先生和史大林先生在波兰的第四次瓜分中指定给他们的领土了。 他们在波兰占领地带的分界线，大略是根据于四条河流的方向的：从东普鲁边境沿比萨河而下，到那勒甫河，沿那勒甫河到布格河及维斯都拉河，上溯维斯都拉河到散河口，上溯散河直达喀尔巴仟山脉。不管在德苏掌握中，波兰的暂时的命运如何——不管成立傀儡政府也好，夷为保护国也好，不客气的合并也好——上述的分界线大概总是德苏在该国划定新势力范围的境界了，或许在某一点或别一点上尚有些微修正而已。这条界线并不是地理的境界；该国的地理构造，在这条线的东部和西部恰好是相同的。这条界线大略相当于四百五十年前中世纪时代波兰和立陶宛间的旧国界，而今则仍然构成西部和东部的分界，西部居民为绝大多数的真正波兰人，而东部则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这是一条人种和民族的疆界。 表面上看来，好像苏联得到波兰战利品的大部分。苏联占有约二十二万五千方公里的波兰领土，而德国只占有约十五万方公里。然而德国所得的，较之苏联所得的要无比的有价值。在前者有二千万以上的居民，反之，后者只有一千三百万人左右。在十一个拥有十万以上人口的波兰大城市中，德国将统治其中的八个，而苏联只得到三个。波兰最有价值的经济产业是位于德国的部分，俄国所分得的，差不多在各方面都是特别贫穷的。 波兰在维斯都拉河以东的农业是极端落后的，平均每亩的收获只及西部的一半。畜牧业是落后的。东部波兰的农民，差不多都是贫困得令人难以相信，比许多中国的和日本的农民都贫困些，而且一般都是文盲。在苏联部分内有极有价值的森林，但就是苏联本国也很富于林产。关于工业，曾讹传苏联得到波兰所有的油业。实际苏联只得到波兰产油区的东部罢了，波兰油区被散河分为差不多相等的两部分，德国得到西半部的管理权，在这一半油区中多年来有许多公司（连美孚油公司在内）都很活动。此外，苏联只得到几家制糖厂，几家大的锯木厂，以及在林柏堡区域的某几种杂碎工业吧了。 波兰的煤油业是该国不重要的工业，最近几年各种煤油的出产品不过五十万吨，占全世界产量的百分之〇·三。波兰三十家炼油厂，仅雇有工人三千名。只有白蜡的出产，波兰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有力的地位，在国际白蜡出口中占百分之十。波兰的大工业是铁、钢、锌、煤和纺织业。所有这些大工业都落在德国部分。获得了这些工业，同时统制了占波兰出口几及百分之四十的波兰西部所产的丰富的农业副产（咸肉、裸麦酒、蛋、糖、大麦酒），事实上就是增强了德国的经济力量。 波兰的上西利西亚和邻近的唐百老娃盆地构成强大重工业的所在地。在那里，波兰每年经常出产三千五百万吨煤，她把其中的三分之一输出国外，在许多外国市场上，为英国煤输出的一个严重的劲敌。她的煤产量约占世界煤产量千分之三十五。而且德国所占领的波兰，每年出产一百万顺以上的钢，每年十万吨以上的锌，这数目占世界锌生产额的百分之十一。在洛次的波兰纺织工业中，有欧洲最大的纱厂和最大的亚麻编织厂。所有这些大工业和许多近年来才发展的小工业，现在都任德国随意处置了。 真的，德国占有这些贵重的战利品，同时也获得了好多的困难和麻烦。在她的波兰新征服地中，在战事之前，住着不到一百万的日耳曼人，但波兰人却有约一千八百万，并且还有近乎二百万的波兰犹太人。这一千八百万的波兰人将证明比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六百五十万的捷克人更难于统治。在一九一四——一八年大战前一百二十五年，德国曾想把西普鲁士、波森及上西利西亚的三百万波兰人归化过来，但此举却落了空，所有一切努力的结果，只是更加鼓起波兰人的愤怒，以及激增他们的民族意识。在波兰组织一个亲德的傀儡政府，是极端困难的。毕苏资基派是波兰唯一没有明显反对德国的政治集团，但它的权力于最近已被德国的波兰战役摧毁了。在野的三个领导党——农民党、国家民主党和社会党——都是激烈地反对德国的，它们多年来都在严酷地攻击毕苏资基政府，因为它有亲德的倾向。 但苏联在她的新占领地内，也碰到严重的问题。那里他们必须要对付的只有一百万的波兰人，一百五十万波兰犹太人，二百万白俄罗斯人，但却有七百万以上的乌克兰人。这些乌克兰人既不是亲俄的，也不是倾向共产主义的。尤其是在汤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过去九十年来发展着一个强大的爱国运动，他们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这运动从散河一直扩展到顿河。这一运动虽受波兰人压制，却绝对的受德国人的援助，并且在乌克兰农民群众中有一个强固的基础。此外苏联还要处理波兰东部从前沙俄时代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残余。该国是旧俄东正教会在全世界唯一尚能保残守缺的区域，它每年派出千千百百虔诚的香客到著名的Poczaojw寺院进香去，目下该寺院已掌握在红军部队的手中了。另方面，俄人对付那些无足轻重的少数波兰大地主是容易的，他们多数是些高级贵族，保有中世纪底规模与结构的大地产。 波兰犹太人对德苏都将是一个非常感到棘手的难题。这些犹太人在波兰西部的许多城市中，形成为有力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华沙、洛次、克拉科的居民中计占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在维斯都拉河以东的各城市，他们也占着绝大多数，靠近旧俄边境的城市中，他们居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之间。在那里犹太工人和知识分子之中，虽然有着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大部分的波兰犹太人很显然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并且很热心于摩西正教和犹太复国运动。犹太人只占波兰全人口百分之十强，但他们差不多主宰了全国家的工业、商业和财政的一半。 就以上所列举的德苏瓜分波兰的情形来观祭，德国显然获得了很实际的利益，苏联虽然在这次波兰的战利品中，得到了广大的幅员，可是并不很动人。为了这一点子她不值得完全转变她的对外政策，并且从苏联给予德国及时的援助看来，这只是一个细微的代价。但独裁者史大林相信是完全知道这次援助是值得的，并且到现在还是值得的，而且相信他还决意要去取得这次援助的最高的可能的代价，因此我们必得承认，苏联从波兰的赃品中所得的一分儿只是苏联马上或不久得到底报酬之一部分而已。波兰的摧毁已在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干国家中，给一个“新措施”开辟了一条道路。 波兰外交政策，在其最野心勃勃的日子当中，就是想在波兰的领导之下，和那些多少有点同盟和联合关系的国家，筑成一道巨大的防御线，从北冰洋直伸至黑海，把德国和苏联隔离开来。但这些计划的实现都证明不可能了，波兰在这方面所成就的只是和罗马尼亚缔结同盟，这是用以对付万一苏联向该两国的进攻的。同时也和爱沙尼亚缔结了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友谊。波兰瓦解后，剩下这两个国家都要不幸地为苏联和德国所干预了。罗马尼亚已完全不理睬她的波兰同盟者，她毫无理由的借口波兰是首先受德国，后来才受苏联进攻，所以拒绝给予援助。爱沙尼亚打发她的外交部长到莫斯科去恳求史大林的慈悲，显然的，柏林或者已经告诉了爱沙尼亚，他们正在商议要把她投入苏联的新势力范围中。罗马尼亚仍在仿徨中考虑着：她要投靠的是苏联或德国，抑或是她们俩。 布加勒斯特政府对法西斯铁卫团暗杀运动的强硬处置，自然并不阻止它和德苏妥协或是最后屈服。铁卫团即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及德国国社主义的仿造品，但他们在罗马尼亚至今尚未获得任何实际权势方面的后援。一九一四——一八年大战后，大地主制度很快就崩溃了，往后这个国家为大工业、谷物贸易、官僚、宫廷和君主的联合政府所统治，至今已有二十年，这个联合政府抵敌铁卫团的迅速和简捷的行动，结果主要是国内的行动，很少牵涉到外交方面。如果希特勒先生和史大林先生同意向这个击溃铁卫团的政府提出条件，那末在最近的将来，它会和柏林并莫斯科好好地谈判的，这些条件一定会牺牲罗马尼亚的主权领土和资源，但它却仍让联合政府的统治权留存着，以便统治在罗马尼亚的残存部分。到了罗马尼亚统治者的存在受到威胁时，那他们就多半宁愿战争了，而且还记起他们不只是波兰的同盟者还是法国的同盟者了。
抗战与思想（木君〔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抗战与思想 木君〔王凡西〕 （一）关于精神动员 自从抗战达到了“第二时期”，即放弃了武汉以后，中国抗战的领导者忽尔注意到精神和思想方面来了。第三届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运动。这种因军事顿挫而引起的精神与思想运动，当然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 抗战不单是一个军事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和精神的问题，这意见当然是千真万确；尤其在弱小民族反抗强国侵略的战争中，精神和思想的因素，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弱小民族既无优势的武器可恃，所恃者只有那较为前进的思想与较为坚决的精神罢了。为此，对于目前中国抗战领导者所提倡的精神运动，就它的注意的本身说来，那是无可非议的。 但问题决不限于注意的本身，而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所注意的那种精神的实质，以及他们所提倡的那种思想的实质。正确和前进的思想可以导成军事的胜利；而反动或错误的精神却能使抗战败亡。 在这篇短文里，我就想大略研究一下此种思想与精神的实质。 根据“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说： “……国民精神总动员之涵义应为集结全国国民之精神于简单共同之目标，使全国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份子皆能根据同一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 “救国之道德，实为我先民所固有，亦即总理所倡导之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中国民族之昔日绵延光大，实赖有此道德，今日之衰弱式微，实由丧此道德：故非要求吾国民一致确立此救国道德不可……” 由此看来，国民党所倡导的精神运动已经很明白了，它是要“恢复中国的固有道德”，尤其要恢复“忠”、“孝”这两大美德；因为据说“唯忠与孝，实为中华民族立国之大本”，倘国民人人能“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尽其大孝”，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了。 这段话如果照表面上的意义去加以接受，似乎是医治目前抗战危机的一贴万应良药，可是过细地加以研究，却又不得不令人怀疑的。 首先我们要问：我们抗战的领导者为什么要在军事顿挫，即所谓“后期抗战”的时候，特别提出“固有道德”来，要求国民尽其“至忠”与“大孝”呢？这当然是有它客观的背景与需要的。 在这次伟大的抗战中，兵士与民众蒙受了最大的牺牲，但是一般贪官污吏却仍旧在尽情搜括，富商巨贾则乘机渔利，再有一些达官显人则更从事黄金、外汇或食粮的投机，获利无算；迨自武汉及广州失陷以后，即走入了抗战的所谓“第二时期”，大多数的官僚、政客、财阀与失意军人，更是公然替敌人服务，助纣为虐起来，甚至追随国民党总理垂数十年的党国要人，也都做了日帝的公开代理人。这样一来，一切参加抗战的军民，以及为抗战受难的老百姓们，自然要怨望到抗战领导者的政策上去了。 国民党的领导者一方面为要“激励”那些不道德的官员、富商与显贵人等，即中国社会中的所谓士绅等级，使他们顾全抗战大局，不要为虎作伥；另方面要缓和与防范那些渐露不满的军民大众，使他们不致走入更激烈的行动起见，乃提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这是此次精神运动的真正目的与意义。 不过吸吮民血的贪官污吏，乘机渔利的奸商诈贾，以及一切认贼作父的政客军阀，是否会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之大昌而“悔过”，而停止作恶呢？这当然是一个莫大的幻想，聪明的抗战指导者大概也不会不懂得这点浅近的道理吧？ 因此，我们便不得不说“精神纲领”的第一个目的，纵令不是伪善的，那亦必是幻想的。 关于第二个目的，即欲缓和与防范那些不满的军民大众，使他们不致走入更激烈的行动，这倒是具有真实意义的。所以纲领上说：“八德之中，最根本者为忠孝”，因为忠孝本来是封建等级社会中的主要纽带，它们的特点，就是要下等人对上等人之绝对无条件的服从。君父要臣子去死，臣子不得不死，这就是忠孝的实质。忠孝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一种优越的权利，它们对统治者自身是并无半分约束力的。在上者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倒行逆施，可是为臣子者却只有绝对服从，如果稍有批评，或竟敢表示反对，那末忠孝这两种武器立刻就加在你的身上和心上了。所以忠孝是历来统治者的一个主要武器，同时却是真正民主政治的敌人。 这样讲来，那末在这必须集合全国民众的心力，充分检讨失败教训，借以谋取抗战胜利的时候，这种反民主的封建道德，似乎是应该反对而不应该提倡的；因为要想抗战胜利，必须得军民大众的热烈拥护，而欲得他们的拥护，那就必须让他们有充分发表意见，自由批判领导政策的权利；如果以不合时代的道德教条，以“至忠”“大孝”等片面要求来锁住他们的口，使他们只能做“不得不死的”“臣子”，那末这个政策即使成了功，也不过使民众都变成为消极服从的一群，不会有益于整个抗战的好转的。 不过说到这里，有人也许会出来反驳道：“依你之见，现在应该叫中国民众不忠不孝，叛国事仇吗？”对于这个问题，假使我的反驳者并不是一个冥顽不灵的道学家，而是一个暂时糊涂的青年，那我是很愿意答复的。一般人对于道德的了解，总把它当成一种超阶级与超时代的东西，并且只把它看成一种抽象的个人的为人态度，譬如说“忠”是诚实的意思，而“孝”则但指子女对父母的爱而言；如果仅仅这样，那末这样的“忠”“孝”自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实际上，道德从来不曾，而且也不能限于个人的事情，道德之所以成为道德，即在于它是一种社会的关系，因而也是一个政治的力量。换句话说，道德始终不能不具有政治与社会的意义。 倘然我们把道德作一番历史研究，那末我们可以知道：无论什么道德（尤其是忠孝），都是某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一个工具。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要倡导出一种道德来叫小民遵守。因为道德的拘束力，普通要比法律和武力的拘束力为强。好比“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忠”，比“绳之以法”的“诛”当然要有力得多。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真命天子”，每次实行了“大不忠”，即推翻了或篡夺了前朝的江山之后，第一件的大事，总是尊孔，就是要过去和他一起不忠过的民众对他尽起忠来。元清以外族入主中原，却也尊崇了这位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之道的“圣人”，结果到末帝“逊位”之时，也还有许多汉族人士来效忠于他们的社稷。 这样看来，中国的固有道德，（尤其忠孝），乃是一切统治者束缚奴隶的一种桎梏，甚至是一切侵略者奴役被侵略者的一个武器，难道还不明白吗？我们目前的侵略者也已明白了这个道理，他早已在努力尊孔，并且命令北平和南京的“统治者”在提倡我们的固有道德——忠孝了。这些事实是具有最重大的意义的，一切民族革命的战士们，决不可轻易放过了此种精神上的总攻！ 然而我们抗战的领导者，竟也想以奴隶道德来做解放战争的“精神”，这是我们不得不万分引为遗憾的！这种道德非但不能阻止人们“叛国事仇”，而且正是叛国的人们，想用这些道德桎梏来强迫中国的大众事仇的呀！ 中国民众如果真想谋得解放，那不仅要在军事上与其他行动上，予侵略者及其所有代理人以无情的打击，并且要在精神上弃绝一切压迫者用以奴役民众的旧道德与旧文化，他们应该激发起对压迫者的“大不忠孝”，发挥出对一切侵略者的“大不仁爱”，因为要使侵略者放下他们的屠刀，要使贪官污吏、奸商诈贾、政客官僚不再害民，不图私利，乃至不叛国事仇，那末唯一的办法，只有对他们进行“不道德”的严厉斗争！空洞的道德说教，那只有帮助敌人，反而麻木民众的战斗意识！ 假使我们因这“精神纲领”的提倡，养成了一种对侵略者讲“和平”，对事仇者谈“仁爱”，对小民专责以“忠孝”的风气，那末容我说句放肆的话，这样的道德是于抗战有害的。 （二）评所谓“中国化”运动 本年二月间，国民党提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接着，中国共产党也发起了一种运动，就是所谓“中国化”运动。这两种运动不仅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是一贯的。据中共的外围理论家柳湜君在一卷三期的《读书月报》上说：“‘中国化’这一口号的提出，我们要从当前的政治实践所反映于文化的要求上……去找它的根据。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奠下了抗战建国的基础，树立了我们对于胜利前途的信心……同时也对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意见和“国民精神纲领”上所说的“后期抗战，精神尤重于军事”，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既研究过“国民精神”的本质，请再检讨一下“中国化”的意义。 “中国化”的内容 究竟什么叫做“中国化”？我们在一切与中共有关的杂志上，很难找到一个明确与一致的意见。这里且把几种可作代表的意见录在下面： （一）柳湜的：“它是综合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千年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它是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以乃国际的一切优良的传统的一种交流，是代表今日人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新文化为它的任务。这是它的内容。”——见《论中国化》。 （二）潘菽的：“归纳起来，所谓学术中国化的意义，就是要把一切学术加以吸收，加以消化，加以提练，加以改进，因以帮助解决新中国的建设中所有的种种问题，而同时也就使这种学术构成了新中国所将有的最进步、最高水准的生活和文化的有机部分而成为中国自己的，但因为如此，也必将对于世界学术开始有宝贵的贡献，而同样是属于世界的了。”——《学术中国化问题发端》。 （三）潘梓年的：“开展学术中国化运动……第一，要有科学化运动；第二，要接受我们自己优良的民族传统；第三，要阐发旧道德中好的部分；第四，要有中国的新文学与新艺术。”——见《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 （四）《理论与现实》创刊辞：“三民主义是……中国化原则之下理论研究的总准绳”。 （五）《读书月报》一卷五期短评：“孔夫子永远是我们的导师。” 其他关于“中国化”的名作虽然还有许多，不过在属性方面，大概是逃不出上述意见的，所以我们尽可以把它来做讨论的根据了。 旧事重提 在没有批判到“中国化”运动的本身意见之前，我先要回顾一下过去，自从清末帝国主义的大炮与商品，打开了几千年中国闭关的壁垒以后，中国知识者对于西洋文化的态度是经过了好几个阶段的。约略说来： 土地贵族阶级的：开始以腐败的自大态度，蔑视一切西洋文明，后来打了几次败仗，承认了西洋人的坚甲利兵，于是发生了张之洞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企图采取西洋远较进步的技术文明；但是吸收一种文明是不能仅限于某一点的，所以逐渐地，君主立宪那种“危险”思想也跟着火车轮船到了中国，土地贵族着了慌，结果则产生了戊戍政变，再后则更产生了义和团的反动，终于排斥一切西洋文明。 布尔乔亚阶级的：康梁的维新，相当反映着中国新起而微弱的布尔乔亚阶级的利益，他们很懦怯地接受了德、日式的君主立宪的政治思想。后来梁启超更趋向于法国大革命时吉龙特派的温和共和思想，最后成为中国一部分金融资本家的政治代表。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革命运动，那是更多的受着西洋文化的影响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社会改良政策，形成了他的三民主义；他自来就代表着较为激进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不过无论梁启超或孙中山，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都取自西洋，确切地说：即都取自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但他们这一辈的先进分子的整个人生观与宇宙观，却都还受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亦即封建文化的束缚。所以他们对于西洋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超过了资产阶级范畴的辩证唯物论，是采取排拒态度的。 小资产阶级的：这阶段开始于五四运动，即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那种运动，它所倡导的思想，虽然反映着欧战期间中国新兴的进步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明确而勇敢地把这些要求提出来的，却是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与学生群众。新青年派不仅竭力要把西方布尔乔亚的“德先生”（即民主）请到中国来，而且还拼命提倡着“赛先生”（即科学）。他们不仅像梁启超、孙中山那样地接受西方的政治学说，并且还吸收其他方面的文化，而更重要的，他们还以全力破坏中国旧有的文化与思想，拼命捣毁此种思想大本营——“孔家店”。 工农大众的：由小资产阶级知识者倡导的中国布尔乔亚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因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动而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完全投入布尔乔亚的营垒，思想上与梁启超等合流起来（如胡适之），另一部分（陈独秀、李守常）则转变到工农大众方面去了。随着五卅后工农大众的兴起，西洋劳工运动的先进学说，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立刻成为中国一切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了。他们不仅在行动上打击中国一切旧的势力，并且在思想上反对中国一切固有的文化。他们认为中国事件是世界事件的一环，而中国的学术与文化，亦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一环。 历史的逆转 上面所讲的四个阶段，可说是近数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与西洋文化接触之后，所发生的一个前进的路程。如果历史发展是依照着一条直路走的，那末中国文化至少已经是世界文化中一个相当可观的部分了；可惜历史的步骤时常是盘旋曲折的。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实行了军政之后，中国的统治思想便退到了我们上述的第二阶段，甚至还退过了第二阶段！封建思想的典型大师孔老夫子又给请出来坐定了尊位。读经救国的四六电报，又在报章上时髦起来。等到训政确立，为了反对一切危害国家的异端起见，于是中国固有道德的提倡更见积极，终于在文化界产生了一种“本位”运动，其实这在本质上是回到了我们所说的第一阶段，亦即曾国藩、张之洞的时代去了。不过这种“本位”运动，非但没有为社会主义者所接受，甚且为一切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结果那运动便只得以“十教授”的一纸宣言，以及几期“文化建设”而寂寞地告终。一般青年大众，也始终还是到什么“克思”“诺夫”或“斯基”的著作中去寻找学问，并不愿到“子曰”“诗云”里去建立“本位”，这倒是中国文化运动史上的一件喜事。 抗战发生，本该是思想运动转向前进的一个良机了；然而，也许只能说历史的不幸吧，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却于战争发动之初就自动放下了思想的旗帜。等到抗战转入“第二阶段”，当领导抗战的另一大党提出其本质反动的精神纲领时，中共非但不予以批评与纠正，竟至变本加厉，相应着提出了“中国化”的口号，并高呼着“孔夫子永远是我们的导师”！这可又不得不使一切热望思想进步的人士，表示痛心了！ “中国化”的反动性在哪里 但照我们上面摘录的“中国化”的属性看来，仿佛它并不含有多大反动性质。这是什么缘故呢？这里的原因很商单，即在于他们的理论，是用一些绝对正确的部分意见，狡猾地和一个完全反动的基本精神混合而成的。 绝对正确的部分意见，有如：“反对外国学术理论之公式主义与教条主义式的使用”，“要使世界学术理论的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等等。——见《理论与现实》。至于完全反动的精神，则可分为下列诸点： （一）否定了历史发展的一元论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一的序文中说：“产业较发达的国家，不过对产业较不发达的国家，预示了它们将来的形相”。又说：“一个国家，应该从外国学，也能够从外国学”。这两句话的正确了解，即是：各国虽然有经济与文化的特点，但从历史发展之基本力量，即生产力的观点来看，各国却并没有特殊的“国情”，各国的“国情”不是本质上的不同，而是时间上不同的几个发展阶段。因此，落后的国家应该抛弃那些落后的经济方式与文化，“应该从先进的外国学，也能够从外国学”，但是我们的“中国化”论者是什么个意见呢？他们要把“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和国际的一切优良传统交流”起来（柳湜语），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我们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腐肉，和资本主义的宿菜，与社会主义的鲜果混和起来，这将是一味多么难吃与有害卫生的杂烩！ （二）国际主义之完全放弃否定了历史的一元论，则必然要放弃国际主义，他们虽然竭力声明“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但完全放弃国际主义这一个事实，却还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所有这些人的根本意见，是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利用世界学术最进步的成果，借以创造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换句话说，就是要“中国为体，世界为用”，这个意见里至少包含有两个重要的错误： 第一，他们把“中国”了解成一个没有阶级的集团，把“中国人”了解做一个不曾分化的整体，因此所谓“中国文化”，也就了解成一种超阶级的“民族文化”了，其实这是不曾有，而且也不会有的。譬如拿孔子学说来讲，这是公认的“中国文化”，然而它也能成为入主中国的蒙古人与满洲人的君王的文化，且能成为侵略中国的日本统治者的文化；另一方面说，孔子这种“中国文化”却从来不曾真正成为中国贫苦农民的文化，因为这些“难养”的“小人”是不能“分沾化雨”的。再拿马克思的学说来讲，这该是“德国人的文化”了，然而希德勒先生却骂它是野蛮主义，把它“根绝”了，反而“中国的小人”倒接受了他的思想。这样看来，中共的理论家们要创造一种“全民族的各社会层精诚团结的……中国文化”（柳湜），那是办不到的，实质上不过去接受中国统治阶层的固有文化吧了。 第二，他们忘记了中国是世界财政资本统治下的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忽视了中国民族的独立，乃是整个世界反对资本统治的一个部分斗争。中国解放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不从世界斗争的见地来观察中国事件，那末他便不能把这战争引导到胜利的道路，由此推广开去，则在学术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中国的知识者只能站在世界最前进的，即捐弃国界的那个阶级的文化观点上，来建立部分的中国文化；换句话说，只有“以世界解放为主体，以中国解放为手段”的立场，再换句话说，只有站在世界立场上来看中国，而不是坐在中国的井底来看世界，那才能创造出一种中国大众的文化来。 然而中共的理论家告诉我们道：“‘中国化’原则之下的理论研究，是以三民主义为总准绳的”。既然以民族主义为“总准绳”，那还谈什么要把“中国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环”？还不是与“本位文化”玩着同样的一套把戏吗？ （三）对国粹派的屈服“中国化”运动的第三个反动精神，就是对于“国粹”的屈膝。这本是放弃了国际主义的必然结果。譬如潘梓年之所谓“开发旧道德中好的部分”以及《读书月报》上所说的“孔夫子永远是我们的导师”，都是最好表现。在这些理论家的意思，大概以为着重了那个“好”字，就不会有什么毛病了，他们又许会用一句西洋俗语来对你说：“倾倒浴水，不要连小孩都倒掉”。可是这些理论家的最大不幸，恰恰又忘记了道德是最具有阶级性与时代性的，你决不能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统治阶级所专利的孔家道德的脏水中，取出一个“好”的“小孩”来，使他从事于目前中国大众争取解放的斗争。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论“精神动员”中分析过了，这里就此从略。 （四）混淆抗战现阶段的真正要求抗战到了“第二阶段”，本来每一个不愿自欺的人，总得承认军事的顿挫，与国内外环境之愈加困难，这时一个真想谋取抗战胜利与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党，在文化上自应愈求接受和消化西欧各国革命，尤其是俄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借以彻底批判两年来抗战领导者的错误政策，实行革命的路线，以便大多数民众兴起，成为抗战的主力，并与各先进国的反战反资本斗争，以及其他殖民地的解放斗争联结起来。这就是说：抗战“第二阶段”所反映于文化的要求，应该是中国之拼命“世界化”，亦即应该拼命研究世界各先进国家与各先进阶级的斗争理论与经验，借以挽救月前抗战的危机，并争取它的最后胜利。 不过说到这里，“中国化”论者一定会回答道，“这正是我们的意思呀！”难道这正是你们的意思吗？请看你们的文化领袖潘梓年先生的话吧：为“要开展学术的中国化运动”，他叫中国的知识者“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经、史、子、集”去“整理国故”，又叫人家去“阐发旧道德”，最后，他还叫人家“从《水浒》、《金瓶梅》里去学习中国的新文学与新艺术”！呜呼，这算是抗战“第二阶段”“反映于文化上的要求”！ 为什么要提倡“中国化”？ “最前进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提倡这种本质反动的“中国化”运动呢？我现在就要来试行解答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既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那末它的全部政策与主张，就都与第三国际的态度有关，而第三国际的态度，则谁都知道是苏联官僚态度的反映，自从史大林一九二四年开始采取“一国社会主义”之后，便逐渐放弃了国际主义的精神，再因一九二六年后世界各重要国家革命运动之相继失败，他就趁势逐尽与杀绝了整代革命的老布尔雪维克，使苏联更加转入国家主义的轨道上去。至于其他国家中第三国际的支部，则因实行“人民阵线”政策，即受命拥护本国统治阶级的结果，也都堕落到国家主义的泥淖中去。现在史大林从“人民阵线”跳进了“法西斯阵线”，乃最后完成了分裂第三国际为各个国家主义政党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提倡“中国化”运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反映着这一共产国际的瓦解过程的。 第二个原因得在中共的本身中寻找。史大林的路线断送了上次中国革命，结果使中共一方面丧失了全数优秀的领导者（一部分被杀，一部分转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另方面失去了整个产业工人的基础，以致一九二八年以后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完全建立在农民的基地上的，至于最上层新起的领袖们，则大多是莫斯科官僚训练所中造就的一些“职业应声家”，其中固不乏真正革命的干部分子，但他们处在“铁一般”的党制之下，终于是无能为力的。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基础和“一国社会主义”的官僚领导联在一起，就推“中共”堕落于“国家主义”的陷井。 抗战后中共之公开宣布改信三民主义，乃是此种堕落的彻底完成，以后一切在“中国化”名义之下提出来的反动思想，不过是这一政治总转向的具体表现吧了。 然则，他们为什么要在抗战的“第二阶段”才提出这个运动来呢？这是还有一个原因的：中共是此次领导抗战的两大政党之一，为要掩护自己两年来的错误与失败，为要将民众的不满与批评导入泄气管中，他们便不得不和一切其他的统治者一样，叫青年人和抗战的大众，钻进孔夫子的道德魔囊里去了。 结论 话已经说得太多，虽然我还没有把“中国化”的谬误充分批判，也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完全说明；不过为顾到《动向》的篇幅起见，只得将未尽之意留待以后有机会时再说了。现在且把上面的大意作一个概括： “中国化”运动的本质是否定历史发展的一元论的，是民族主义的，阶级调和的，对封建道德屈膝的，因而是反动的；不过它很狡猾地附丽着许多完全正确的部分意见，例如“不可生吞活剥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要应用西洋学术最新的成果来研究中国具体问题”等等。但是正因为有这些绝对正确的枝节意见作掩饰，它反动的本质将更加有害于中国的青年。 我们认为：中国是在世界财政资本统治之下的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民众为要从国际帝国主义，尤其是从东邻帝国其中国的代理人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并且想建立一个进步意义的国家，那末首先得从世界先进国家中的先进阶级去学习他们的“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抗战必胜”，才能“建国必成”，才能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进步文化的一环”；不过为要彻底学习先进阶级的先进文化，首先必须根本破坏中国落后统治阶级的，如今已成为帝国主义代办们的“固有文化”，要破坏这种文化，则首先得打倒此种文化的中心代表——孔夫子！谁如果想和侵略者、压迫者以及一切反动势力去“争夺”孔夫子这倘“永远的导师”，那他自己就是这些反动势力的拥护者！
日本社会运动之史的分析（梁石生〔刘家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 日本社会运动之史的分析 梁石生〔刘家良〕 日本的启蒙运动发生于明治初期。因为日本“町人阶级”的过度卑贱和荏弱，故参加这一运动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第三阶级出身的学者，而都是一批开明的贵族青年。这批青年贵胄一开始致力于介绍工作，输入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如福泽谕吉输入美国的功利主义，中村正直介绍英国边沁、穆勒等人的学说，伊藤博文输入德国的凯萨主义，中江兆民提倡法兰西的民权思想等。在启蒙运动初期，日本对于先进国文明的吸收是杂乱的，多方面的，这也是一切后进国启蒙运动的特点。但日本资产阶级和开明的地主很快便标明一种最切合于“日本国情”的文化：德国的国家哲学。伊藤博文顿然成了明治皇朝的宠子。英美的功利主义只不过是天皇立法的陪衬物而已。但法兰西革命的民权思想却成了日本皇朝的大患。本来法兰西的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皇朝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日本资产阶级从始便依赖于皇朝的抚育，它绝不敢认真的玩弄这一武器，结果这一武器落在一批丧失了特权和地位的士族手里，这些分子或怀着绝望的复辟幻想，或怀着争权夺利的野心，或怀着模糊的憧憬，不约而同的站在“民权运动”的旗帜之下，攻击当权的藩阀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但他们却又不敢走向农民。这一运动的基础既那么脆弱，它不但不能长久支持，而且还必然成了资产阶级巩固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为了防止这一危险思想发展到广大人民中去，它立即拿出英国式的渐进主义来，组织了一个“改进党”，希望以开明的立宪来解决这种奇特的、“日本风”的民权要求。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找到它的忠实的代理人，如板垣退助之流，准备使这个运动在最温和的条件之下，作喜剧的收束。一八九〇年的普鲁士宪法结果把一切“民主”的喧哗平复了：资产阶级便一次而又永久地埋葬了“自由主义”，再也不准人提起它。 但初期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夭折并不能证明“自由主义”不适于日本国情，它只是特别不适于日本资产阶级的脾胃，同时也不适于没落士族的挣扎吧了。近代历史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愈是畏惧民主主义，则它愈要转成为反对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假如在日本没落和绝望的士族无法运用这一武器，则无产阶级是不惜双手来接受它的。 在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前后数十年间，日本的近代产业基础已迅速建立，无产阶级也已成长，它已在产业的行情变动中，一步一步的学习争取本阶级的利益，同时一步一步的提高它的觉悟力。极少数参加日本初期自由民权运动的自由党人现在发觉有一个坚实的（虽然是幼稚的）阶级来运用他们的武器——自由主义，于是他们抛弃了古典的法兰西革命的玄想，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初期虽然非常幼稚，但它无论如何却显示了后进国革命底不断性：日本的革命必须从民主斗争不断发展到社会主义斗争，而这种不断发展的唯一担当者就是无产阶级。 日本初期的社会运动是美国式工会主义与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混合物，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是感情的、道德的。从德富苏峰的《国民之友》到片山潜的《劳动世界》，从“民友社”到“社会问题研究会”，我们找不出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分。一八九八年片山潜还率领八百多工人向官城呼唱万岁。这件事最清楚的告诉我们：日本初期的社会运动家是多么软弱和落后，同时也证明，明治维新的渐进主义思想对工人觉醒的阻力多么大。但日本初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使十分温和，在资产阶级的眼里仍是非常难于容忍的，因为日本资产阶级对工人和农民的惊人的奴役与最微小的自由和改良也是不可调和的。一九〇〇年二月资产阶级皇朝第一次向工人宣战，发表了一道“治安警察法”。以后，所有社会主义者走向政党组织的企图都遭受横暴的压制。 一九〇〇年的镇压给了日本无产阶级一个初步的政治教育，使他们逐渐从感情的、渐进的、人道主义的基督教义转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虽然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在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步分裂是在反战问题上。所有社会运动家都卷入反动的战争里去了。只有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保持反战的立场。于是在“非战”的旗帜之下，成立了有名的“平民社”，出版《平民新闻》。他们现在开始介绍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但他们中多数还抱着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观点来参加反战活动。“反战问题”只是日本社会运动分裂的开始，这个运动不久逐渐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人道主义，亦即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剧烈斗争。本来感情的、空想的基督教义的影响只是阶级斗争不发展的反映，等到无产阶级的觉悟力在实际经验中逐步提高时，它自然而然的摆脱那种不中用的教义而吸取更有效的斗争方法。日本“平民社”的分裂就是日本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一九〇六年“平民社”的人物分裂成为两派：以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为代表的唯物派及以德富芦花为代表的唯心派。前者的机关报是《光》，后者的机关报是《新纪元》。后来，唯物派还组织了一个日本社会党。但当时的唯物派思想还是非常不发展和朴素的。日本社会党的第一条纲领就是：“本党在国法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这条纲领证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虽然摆脱了基督教的感情主义，却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国家至上主义。他们扬弃了道德律却没有触动法律。严格的说来，日本初期的所谓“马克思派”还距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很远。他们只是尽了一种启蒙的作用（主要的工作是翻译），在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他们还没有从日本资产阶级的那种特别狭隘的国家观念——岛国的偏狭性——中解放出来。 但日本无产阶级所处的半奴隶的生活状态与资产阶级的普鲁士法典是不兼容的，尤其是（在历史上和血缘上）与工人特别接近的农民，他们从明治维新中所得的是双重的铐镣，因此他们对“开明”的专制政府怀了双倍的憎恨。日本资本主义在本世纪初经过两度战争胜利之后，表现得特别繁荣，但它越是繁荣则日本工农的地位越是悲惨，而在周期恐慌中所受的磨折也越是大。日本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警察法的仇恨混合着他们从农村中带来的对专制皇朝的传统的憎恨，便自然而然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发展的条件。无政府主义滋生在日本天皇政制之下正如滋生在西班牙的阿尔芳梭皇朝之下一样，它同是“开明”君主专制的讽刺画。一九〇八年，“平民社”和《平民新闻》复活，许多著名的社会运动家，如幸德秋水、堺利彦、西川光次郎、片山潜等都聚合起来。但不久“平民社”又在新的基础上酝酿着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一九〇八年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大会上正式爆发出来。幸德秋水成了无政府派的健将，主张直接行动，田添铁二等则主张维持原有的议会政策，日本社会党的内部斗争直接反映日本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已惊人的生长，他们已倾向于和整个资产阶级皇朝决裂。但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能给无产阶级指出一个明确的远景，他们没有勇气把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把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连系起来。结果只有助长日本无产阶级内部的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幸德秋水只是发展这种精神的最好的代表吧了。日本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这种危险的倾向非常警惕，它从社会党的内部争论立即嗅出未来的危机。它首先解散社会党和封闭《平民新闻》，并大批逮捕社会党人。后来又利用无政府派的盲动事件为借口，杀害了幸德秋水等一大批革命家。 一九一〇年日本资产阶级的恐怖政策，使许多社会运动家入狱、被害、消沉。但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同受迫害的反动局面之下，却生长了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出来，这种倾向以高畠素之为代表。日本的国家社会主义远在社会运动初期曾一度发现，但不久夭折。这就证明这种思想只有在阶级斗争不发展或极端反动的条件之下才能滋生。因为把国家界限来拘束社会主义根本就是一种反动的空想，这可以说是日本底普鲁士式军国民教育的副产品。高畠素之后来之崇拜莫索里尼和仇视苏联并不是偶然的。这与佐野学从史大林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走到以天皇为本位的日本帝国社会主义同一道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和日本经济的突然繁荣重新唤起无产阶级的斗争，尤其是因物价问题而暴发的粮食骚动，使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第一次走上街头与资产阶级皇朝的警察巷战。这次大斗争提高了工人不少自信力。但它到底是自发的、无领导的，它天然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营养品。一九一九年是工人运动飞速生长的一年，同时也是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盛行的一年，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日本无产阶级刚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中解放出来，现在又受了新的空想的无政府教义来支配了。但一九一七年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不会在日本工人中空过，假如社会民主主义没有能力征服无政府主义和满足日本工人的政治欲望，布尔什维克主义却绝对胜任这一工作。一九二〇年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不但隐伏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过时的斗争，同时也隐伏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上述两种势力的斗争。正因为这样，日本资产阶级便又转过来对付这一新生的更可怕的敌人。它在解散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之后，立即检举所谓“晓民共产党”了。这是年青的日本布尔什维克党人所受的第一次打击。 日本无产阶级一方面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一方面受天皇政府的连续打击，它逐渐了解无政府派的无能。于是日本工人开始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本的老社会运动家如片山潜、堺利彦、山川均都先后加入第三国际。无政府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斗争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到处发生冲突。布尔什维克主义极力吸引工人注意政治的斗争和工会的民主集中制，结果它迅速的战胜了无政府主义的盲动和工团主义倾向。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扩大又引起日本资产阶级的新的惊慌，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又发生了第二次“共产党事件”，所有著名社会主义者都遭检举了。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大地震，更加深了日本的反动局面，资产阶级害怕这次天灾引起社会的骚动，因此它立即找到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做它的代罪羔羊，到处组织“自警团”，虐杀朝鲜人和左倾领袖及群众。结果发生了震骇一时的“龟户事件”和“甘粕事件”。著名的无政府派领袖大杉荣全家被杀。天皇政府这种残暴的手段，和沙皇政府之利用“黑色百人团”残杀犹太人和革命家，出于同样的社会意义。 大杉荣的被杀同时表示日本无政府主义派的完结。但在日本有长久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却保有很大的潜势力。当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斗争时，社会民主主义躲在前一阵营内。等到新的反动局面到来时，社会民主主义者便公然排斥一切革命的手段。这个时候，恰好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复兴的时代，一九二三年英国第一个工党内阁的成立更给了日本孟什维克及可能主义者一个很大的鼓励。于是在日本工人运动内部又爆发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地震过后，工人运动重新抬头时转趋激烈。日本劳动总同盟之开除“关东地方评议会”派表示两派已正式决裂。天皇政府为抵制工人的革命思想，巧妙的利用了工人内部的分裂，它一方面颁布“过激运动取缔法”，打击“过激派”；一方面却通过了“普选法”，给了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极大的帮助。“普选法”颁布使所有的黄色工会领袖、孟什维克、自由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政客都向天皇讴歌了。他们极力向工人宣布天皇的恩德，仿佛他们一下子战胜了“过激派”。这是日本工会运动家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堕落为最反动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开始。因为，我们已经说过，日本资本主义本身的条件是绝不能容忍国内的“改良”和“民主”的，天皇政府的“普选法”只是缓和工人斗争的一种应急政策吧了，它始终还要诉诸它的传统办法：向外侵略的。假如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拜倒于资产阶级的应急政策之下，他们将来也必须拥护天皇的帝国主义侵略（他们的政纲完全排斥了“民族自决”的口号，这不是偶然的）。后者是前者的报酬。布尔什维克派怎样对抗这种可怕的堕落倾向呢？按照他们的传统政策，他们当然要利用议会的斗争来揭破资产阶级皇朝和孟什维克的欺骗。但不管在任何民主斗争的场合，布尔什维克要想彻底揭破敌人的欺骗，他们必须清楚的指出民主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指出“普选运动”必须勇敢的越过资产阶级的财产界限才有出路。可惜日本的“布尔什维克”只是史大林主义的伪装。它不但没有认真把十月革命的教训告诉日本工人，而且还从头到尾执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政策。当一九二五——二六年日本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几个工农党来从事“普选”的投机时，日本的“布尔什维克派”并不根据独立的政纲公开争取群众，他们却和改良派政客竞赛，埋头于实现他们的“工农党”路线。他们的唯一口号是“建立包容广大工农群众的无产政党”。结果，他们整天和社会民主党人吵架，为的是互相指责：“破坏统一”。但他们从来没有从政治上揭破社会民主党人的欺骗，对四个工农党的大同小异的政纲（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们从没有公开批评过——为的是争取他们组织上的统一！日本共产党从始便放弃了独立的政治活动而变成社会民主党的附庸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一贯就认为日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从“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扩大为“人民阵线”的公式，从“第三时期”走到提倡与社会大众党及“自由主义者”的联盟，完全是绕着这个神圣的轴心走的。那末，它又怎样能够走出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比社会民主党人走远一步呢？ 本来，自一九二〇年以来的长期的经济恐慌已造成了日本革命爆发的机运。尤其是一九二五——二七年，日本革命的危机已达顶点。这个时候日本只有两个前途，或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乘着民主斗争的浪潮走向政权之路，或者让资产阶级对外举行新的军事冒险来缓和或消灭革命。但我们上面已说过，日本没有一个党敢于触动资产阶级的法律和财产。结果一九二七年田中内阁出兵山东，利用对外的胜利来实行他的国内镇压政策，给日本工人第一步打击。一九二九年的世界范围的恐慌与日本多年来的经济危机配合起来推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东三省，并卷入长期的中日战争中。日本资产阶级一九三一年对外侵略的胜利最后的消灭了国内的革命运动，共产党整个被压毁，社会民主党人则急忙统一在社会大众党里，成立“大亚细亚主义”的合唱班。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老一代已完结了。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已宣布赞成国家社会主义。山川均和堺利彦已和草木同腐。片山潜在生前和死后都已成了克林灵宫的点缀品。河上肇已退休。高桥龟吉已做了日本军部的清客。安部矶雄、克松赤磨、麻久生、室伏高信之流则干脆成了天皇的走卒。这些人不管是“布尔什维克派”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都从没有勇敢的做过革命的结论，现在他们都倒到历史上该去的地方去了。也许今天在日本的牢狱中和地下室尚有不少怀着陈见解底贞洁的革命家，但我们却胆敢预言：日本下一代的革命家必然是第一批认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们将与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史大林主义）彻底决裂，他们将大胆的做出结论：只有日本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从民主斗争走上社会主义革命，亦即建立无产阶级狄克推多才能保证日本革命的胜利。
世界动向（风岗〔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世界动向 风岗〔王凡西〕 再解一个“谜” 在上一期的《世界动向》里，我曾提出了好几个所谓“不可思议”的问题而来不及予以解答；所以这回先要来试解这几个预约了的“谜”。在那几个预约了的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是：“为什么英法对德宣了战，可是西线实际上还没有打起来？”其他的问题是比较从属性的。我们现在就从这一个主要问题谈起。 英法之所以宣而不战，有些人认为是军事的原因，这就是说，因为马奇诺和西格斐防线筑得太好，两方都无法进攻，所以在正式大战之前，不得不有较长时期试探性的前哨战，借以侦知对方的弱点而利于进攻。这虽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但决不是重要的原因。 重要的原因为何？简单地说来，有内政的与外交的。兹请先谈内政的。 帝国的内忧 若以英法相较，英国是更感觉到内政方面的棘手的。所以英国此次赴战的态度，也似乎没有法国那样的坚决。法国虽然也是一个殖民国家，但宗主国既然是一个相当独立的单位，她对殖民地的依赖也就比较的小。故法国的政策可以由二百家族的中心——巴黎来独断独行。可是不列颠帝国的情形却没有那么简单了，如果除去了爱尔兰，四自治领，印度，埃及，以及其他的属地，那末剩下来的英伦三岛，简直连单独的存在都会发生问题。 大战之前，伦敦凭她财政与海军的力量，已足以完全控制这个世界帝国；然而四年苦斗的结果，不仅各自治领，甚至在印度，埃及等殖民地中，都也形成了与宗主国相对独立的资产阶级，他们的翼毛比较丰满，对伦敦的态度就没有以前那样地顺从，他们时时表示着离心倾向。 加拿大虽经乔治陛下的巡幸，对德宣布了极有限度的战争状态，但她拥护“母国”的态度，是受着华盛顿政策的限制的；南非联邦经过了史末次将军的“政变”，总算拥护伦敦的政策了，但内阁讨论对德宣战的决议，仅以一票的多数才得通过的！澳洲联邦很久就宣布过不能像上次大战时那样地援助英国，现在虽得王弟坎德公爵的督领，但她助战之勉强，还是无可掩饰的。爱尔兰的态度仍旧那样“顽强”，征兵法案始终没有得到全爱的接受，而“共和军”的炸弹，也还并不因“母国”之危难而有所珍惜；埃及虽已对德宣战，然而一九二九年后暂被镇压的独立运动是否会乘机复燃呢？这是很显然的；巴勒斯坦的局势始终无法安定，阿拉伯族对英的反感时时有被柏林方面利用的可能。这一切，都是使张伯伦先生不得不在过去曲意“绥靖”，在目前宣而不战的原因。不过最使伦敦绅士寝馈不安的，却是宗主国内部民众之厌战，以及印度的问题。 “严肃态度” 在十月十九日的大陆报上，转载着美国纽约泰晤士报的一篇伦敦通讯，题目是“英国的严肃任务”，在这篇通讯里，这一位斐烈泼爵士告诉我们目前和二十五年前伦敦青年的两种不同的景象。斐烈泼爵士是目睹了二十五年前英国青年赴战的情景的。他回忆着当时：人们简直疯狂了，每一个人都仿佛感觉到一种解放的心情，咖啡店里挤满了人，各人的脸上都浮着一种希望的微笑，到处见到有旗帜的挥舞，满耳是“上帝保佑我王”的歌声，青年的汉子们唱着“It'salongwaytoTipperary”的情歌去赴战，全国的子弟都争先投效，惟恐错失了这个浪漫英雄的时期；年轻姑娘也兴高采烈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代替那些男子们所留下的工作。但是现在，却是一副完全相反的情景，伦敦简直成了死寂的城市，咖啡馆冷落得可怜，见不到旗帜，听不到歌声，青年们的脸上找不到笑痕，姑娘们则更是忧容满面；因为受过了上次四年悲痛的教训，人们已经知道战争并不是好玩的冒险行为，而是整代生灵的毁灭了。据斐烈泼爵士的论断，这现象并不能证明英国的青年们已经消失了二十五年前他们父辈的勇气，而是一种可喜的“严肃态度”，这证明他们将以大无畏的精神来履行母国所加于他们身上的“严肃任务”。 但是，不管绅士们对这现象作出了怎样的“论断”，英国劳动阶级子弟之对战争保持一种不热烈的态度，却已由这篇通讯描写得淋漓尽致了。关于这，我们还能找出两件事情来证明。 当上次大战时，谁只要对战争保持一个消极的见解，那他就有坐牢的危险，可是这次呢？宣战才及一个月，而上次主战的首相路易·乔治已经公开发表他主和的言论，并发起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和平运动。还有我们那位幽默大师萧伯纳先生，也公然倡议和平了。试问这一位好战而又狡黠的政治家，这一位聪明易感的大文学家，如果一般民众没有厌战的表示，怎会发出这样的言论与运动来呢？这情形，我们那位现实主义的首相自然是知之弥深的，结果就影响了他对德作战的态度。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民众厌战，何尝是英国的特点？一切受过大战教训的国家都是如此。这原本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切统治者都怕民众的厌战，更怕他们由厌战而变成反战，但他们好像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所束缚似的，他们又不得不战；英国的统治者自然不是例外。所以英国在目前之还不能坚决作战，在内政方面是还有别一原因的，这就是印度问题。 基石的动摇 历来最有名的印度总督克仁勋爵说：“印度是帝国的基石。”这句话的正确性，不仅适用于大英帝国的“和平建设”时期，同样也适用于她争生死存亡的战争时期。上次大战英国之所以能打败德国，一百多万印度人之效命疆场，以及印度对于“母国”二千四百万镑军费的输将，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 印度那时舍了这许多命，出了这许多钱，当然不是没有目的的，即是要换得英相路易·乔治那一句诺言的实践：“印度自治”。为了这，不仅那些受英廷厚恩的印度王公贵族们竭力鼓吹助英，就是为印度独立奔走呼号的“圣雄”甘地，也出来募集志愿军，要为“母国”的正义而战。结果“正义”是战胜了，印度人期待着流血与献金的代价，代价终于也付来了，不过它并不是自治诺言的实践，而是一部“谋叛法”的实施。这一个惨痛的教训，如果对“广被皇恩”的印度土著统治者并无丝毫影响，那末至少对于印度的民众是不曾白过的呀！ 现在，二十五年前的旧事在重演了。甘地“圣雄”马上又发表了为“正义”而战的号召。然而印度的大众已不是一九一四年的大众了。我们根据不易透露的消息来看，孟买的八十家工厂中，已有三十二家的工人五万人，于十月二日罢工二十四小时，表示反对印度参加战争。而国民大会中的大多数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大会社会党”人，已公开出来反对助英作战。这一来，连甘地先生都不得不“左”倾起来了，于是再度发表演说，认为英国如果想印度“助战，必须允诺印度的独立”。这比“正义”宣言似乎“左”了一些，然而更危险，因为“允诺”是不费钱的，上次大战中路易·乔治首相不已慨然“允诺”过印人的“自治”吗？不过在这里，我们决不想和甘地先生争辩，我们只想从他老人家的“左”倾中，看出帝国这块基石的动摇来。假使再经四年的苦战，这些“贱民”们恐怕已不能用“谋叛法”来对付过去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这位现实主义的首相自然又是知之弥深的。这是张先生目前还不坚决作战在内政上之又一原因。 不过所有这些原因，最多只能叫唐宁街的绅士们对战争有些顾虑，决不能阻止战争，当然这也不仅英国如此，一切资本国家的统治者，对于战争的态度无一不是如此。他们谁都知道战争会引起内部的恐慌，但他们谁都没有力量来避免战争，在这惧战而同时又不得不战的矛盾中，各国统治者的唯一办法，就是企图获得战事的胜利，而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则为外交上的成功。因此，在军事的决战之前，现在交战的两方都还在从事于外交战争。 交战集团尚未确定 在这次战争的现阶段上，交战双方的主角，与上次大战中的主角是一样的，即一方面德国，另方面英国——法国事实上是英国的附庸，其他国家，除美国因许多经济与政治原因，一定站在英国方面之外，其他国家的态度，都是些未定因素。英德两主角为要保证战争的胜利，便在全世界的各方面寻找与国。近来列强纵横捭阖的外交战，总括说来，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本年八月之前，英国和德国所互争的一个与国是苏联，结果史大林投入了希特勒的怀抱，这是德国外交战的一个重大胜利。德苏协议的直接结果虽然引起了战争，但实际上英德间，更确切些说，英法与德苏间的斗争，还是着重在外交战上。这时所争的主要目标，则为欧洲的意大利，近东的土耳其，以及远东的日本。 德意轴心，据里宾特洛普说是“钢”一样坚固的联盟；然而“盟友”希特勒的炮弹刚在波兰走廊上爆炸，墨索里尼先生却马上宣布了“中立”，这对于一般讲信义的道德家们，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具有历史眼光与国际知识的人，却早已看透了的：“意大利是未来战争中一个最不稳定的因素，她会像上次大战一样地倒德国的戈。”（见《新的世界大战之前》）这当然不是韦尔斯式的预言，而是由科学分析得来的。因为：一，只有最无救的蠢材才相信法西斯主义是国际性的；二，德意并没有政治上与经济上共通的重大利益；三，在英法的挟持之下，再加以美国的压迫，意国不敢帮希特勒的忙；四，英法为要取得意国的中立或赞助，很能自动地予意国的要求（突尼斯等）以满足；那末墨索里尼何必要和希特勒一起冒险，去向英法争取那可以用和平方法得到的要求呢？ 因为这些理由，所以意大利打破了“钢的同盟”，保持着“严格的中立”，不过战争的扩大与延续，意大利的“中立”终于会证明是不可能的，将来如果希特勒不能对英法取得迅速的重大胜利（这很困难），那末意大利多半还要参加在英法方面的吧！ 从土耳其到日本 英法与德苏外交互争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我们已说过是近东的土耳其。一月来苏土谈判的决裂，与本月二十日英法土互助协定的签订，无疑是英法外交战的一大胜利，这不仅表示英法在近东属地上的利益得以确保，英国前往印度与远东的生命线可望无虞，同时能增强罗马尼亚以及一切巴尔干国家的地位，并可保证东地中海的优势，而更重要的，它或将增加意大利对于英法集团的倾向。英法土协议既有这样大的意义，亦无怪阿特里等反对党的领袖们，要对张伯伦先生大申其贺意了。 目前英国外交战中所遇到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大概要算是日本了。这乃是太平洋上的关系过于微妙之故。太平洋上三个主要国家：英美日的相互关系，据我们在第二篇世界动向里的分析是这样的： 英国：在暂时间或部分的问题上，拟联美以使日本就范，但在总的方向上则欲和日以对美。 美国：一方面利用日本的侵略来削弱英国在华的势力；另方面则欲利用中国的抗战，同时也利用英国的抵抗，借以根本消灭日本，而建立以“美国经济为基础的新中国”（美大使詹逊语）。 日本：暂时和美以对英，企图屈服英国，借以根本摧毁中国抗战的力量，建立“东亚新秩序”，最后与美国作太平洋上的争霸战。 上述关于英美日三国在太平洋上的基本态度，虽然到现在还不见得什么过时，但是欧战发生，至少已经影响了她们的态度；再加以德苏协议签订之后，苏联的一般对外关系，已由消极的保守，转而为积极的进攻，这也不能不使太平洋关系愈趋复杂的。 远东的新局势 德苏协议突告成立，日本一时似乎做了被洋情人遗弃的“蝴蝶夫人”；然而这位日本娘的失恋是极其暂时的，希特勒先生固还不曾尽忘前情，而经了这次风波之后，不仅那以前一再追求过的张伯伦首相，并且那位北方大汉史大林“同志”，也都来参加这个岛国姑娘的多角恋爱了。 “蝴蝶夫人”一见了追求者盈门，便决心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愚“贞”，而向各方面敷衍起来。她在“不干涉”的名义之下宣布了博爱主义，并提出了她选择爱人的唯一标准：“助她建设东亚新秩序”。换句话说，谁假使想争得她做远东的与国，必须助她压迫中国屈服。张伯伦先生和史大林“同志”自然很了解这点心愿，于是争着来满足她的条件：史大林（一部分代表着希特勒的意思）便于九月十五日和日本签订了诺蒙亨的停战协议，并进谋解决日苏间的一切悬案，甚至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企图调解中日战事的谣传都风行过；这当然首先引起了伦敦的不安，于是寇尔大使便在上海积极行动起来，于十月六日到了重庆，十月十一日，英国驻日克莱琪大使访日外相作长谈，据说要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对日作广大让步”；十月十二日，法属安南不顾宋子文氏的疏通，仍不许军火过境；十月十七日，鼓浪屿的谅解宣言宣告成立。这一联串的事实都表明张伯伦之急起直追，有已超过史大林之势。 究竟英日“协调”到何种地步，我们虽无从得知，但鉴于苏联之突然停闭上海，天津，张家口等领馆，中苏军事同盟的传说，以及本月二十一日关东军宣布的诺蒙亨谈判的停顿，那末可以看出史大林同志的醋意是很深的。 在目前的情势看来，日本似乎准备与英法妥协，借以“结束中日事变”，但是这个美梦是否会实现呢？那我将应之难，难，难！ 首先是美国不肯，昨天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东京发表的坦白演说，大概最感觉不快的还是在重庆“探询和平可能”的寇尔大使吧。英国为要求得美国在西欧的援助，是否能不顾美国的意思，径自拆那“间接为美国利益而战的中国抗战”（孔院长语）的台呢？这是不必多说的。 其次是中国方面。中国虽说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她在许多方面得依赖于强国的政策，但是谁假使以为她没有半点独立性的话，那他也将陷入与日本同样的“认识不足”之中。中国最大多数民众之决心解脱一切束缚，那是不用说的，就是拿那与列国统治者具有较密切关系的我们的政府来说，恐怕也不会无条件屈膝的，尤其在湘北大捷之后，我们的当局一方面固然想把握这个时机来和，但另方面当然更不愿依日方的条件来讲和了。 由我们政府的几位要员，如王外长，孔行政院长与张群秘书长最近所发表的演说来看，如果英国真的迫得太甚，中国不能再战，那末也是宁愿在美国的调停之下来完成和平。至于此种态度之为是为非，则恕我不在这里批判了。 最后还有苏联，她倘失欢于东京，自将转向于重庆。经过了波兰事件与对日追求的初步表演后，史大林政策自然只有那些最无望的人才会把它解释成“援助弱小民族”的了，如果它真的为与英国竞争而继续援华，则其目的亦不过是对日追求不遂的一种要挟。不过无论如何，只叫它采取这样的立场，那至少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抗战，而打击着英日“解决中日事变”的计划的。 因此，我说英国目前最感到棘手的一个外交问题，大概要算是关于日本的了。 大战可能的发展 上面我们说了这许多话，牵涉了这么多的问题，归结一句话，还只是要解答我们在开头提出的那一个“谜”：“为什么英法到现在还是宣而不战？”这个“谜”，我们现在总算已经解答了。然而又跟着来了新的问题：宣而不战的局势，会不会和平解决呢？倘长期作战，能有怎样的变化？ 第一个问题，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演说已经给答复了，我们再没有加以说明的必要，现在英法土公约既经签订，英法的作战态度，当然会更加强硬起来。所以我们这里只简略地谈一谈第二个问题。 国际局势复杂错综，瞬息万变，谁如果要把大战发展作一个详细明确的预测，那是愚不可及的。不过根据着此次战争的基本特点，以及各交战国的内部情形，那末战争一般的发展途径，还是可以指示出来。 关于战争的两个可能结果，即一个是以战争击败战争，另一个是以革命消灭战争，这里不想谈及，我现在所要说的是战争在第二阶段上可能发生的交战主角的转换。 现阶段上的主角是英德，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是始终会如此吗？这次难道会完全重复上次的故事，必须把另一主角打得一败涂地，让她内部发生革命，并让苏联始终逍遥于战争之外吗？这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似乎是很可能的；然而这是肤浅的观察。各个资本国家的统治者决不会那样蠢，同时苏联只要还保持着生产工具与土地之公有制，那任凭史大林怎样放弃国际革命的政策，随他怎样卑恭地匍伏于希特勒的膝下，资本国家与苏联之间的根本矛盾还是存在，各国统治者还是要将她视作最主要的公敌的。 过去英法之拉拢苏联，锐利的观察家早经指出过：她的目的在于利用莫斯科，借以逼使柏林与英法妥协来反对苏联，现在希特勒之勾结史大林，其意义亦复相同，即欲利用莫斯科以逼英法承认德国反苏联的霸权。因此，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虽系殖民地之重行分配，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乃是英德互争反共十字军的领导权。张伯伦的四强公约，其含义即是要以英国为首来组成反苏十字军，而希特勒的罗森倍计划，则是要以德国为此种“神圣”事业的领导者。 目前所谓欧洲盟主，它的主要意义就是反共十字军的领袖；所以有人假使以为英德所进行的欧洲争霸战与反苏联的阴谋无关，因此沾沾自喜地庆贺史大林避战政策的成功，那是胡涂至极的一种见解。 明白了这层道理，我们便能推测大战可能的转变了。在目前，英德的争霸必须由战争来解决，但战争之可怕结果，即本国劳苦群众的叛乱，却萦绕在所有交战国统治者的心中。她们固不愿自己变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也不愿见敌人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故目前以英德为主角的战争，将来打到某种程度，多半是会适可而止的。至于“适可”的程度是什么？那就是：一方遭受相当失败，能承认对方为反苏十字军的时候。那时候，恐怕战争的主角，将变为苏联与其他的资本国家了。那时候，真能站在苏联方面的，恐怕只有各国革命的兵士与劳动者，没有一个资本国家会替苏联效劳了。 现在史大林放弃了这将来唯一可靠的苏联战友，而从事于绝不可靠的外交拉拢，这在我们看来，仿佛是极蠢的一件事。不过假使替史大林先生设想一下，那末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既生息在一种反对十月革命遗产的势力之上，国际劳动者的兴起与苏联工农的觉醒，同样要牺牲以史大林为代表的苏联统治层的。史大林先生为要避免这一种可能的转变，或许会事先把十月革命的唯一遗产，即生产工具的公有制完全摧毁，以图彻底加入交战的某一方的吧？不过这是太远的预测，苏联工人和世界革命者一定会起来阻止这个最不幸的可能的。
编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 编者的话 本期可说是关于世界大战的一个专号。其中几篇专论，至少在观点和方法上，是为时下一般杂志报章中所不易找到的。故敢特别介绍给《动向》的读者。 翻开目前流行的报章来看，满眼是关于大战的文字，然而可读的，容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凤毛麟角还要稀罕。 这原因并不在于文章的技巧或学问的修养，而完全在于作者的观点和立场。如果利用一些抽象的美名，去替某一方面的帝国集团服务，那凭你文章写得多么花巧，“学问”卖弄得多么骇人，结果都只能麻醉一般人的意识，不会给读者以半点好益。 在这方面，本刊自问是可以无愧的。愿《动向》的读者，也要从我们文章的这一点精神上去加以了解。
【补白】进化呢，还是退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 【补白】 进化呢，还是退化？ 一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有一篇关于论旧道德的文章。兹摘录几句如下：“……我们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为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不但不彻底，而且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旧道德是我们不能满足的了……，种种悲惨不安的事，那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现在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 二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理论与现实》杂志上，载有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主笔潘梓年的一篇文章，也有几句关于旧道德的话：“要阐发旧道德中好的部分。这也是接受优良传统的一方面。中国旧道德有不少好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应当加以阐发的；在抗战过程中尤其看出有阐发的必要。”
【补白】两种相反的外交方式（木君〔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补白】 两种相反的外交方式 木君〔王凡西〕 “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在全国之前，表示它要在人民的鉴临之下来进行一切谈判的坚定的决心，而且立刻要把地主及资本家政府从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一月七日签订的秘密条约，全部公布。” ——列宁《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关于和平的宣言》。 “此次德苏协定之签订，不仅出乎一般民众的意料之外，甚至对于政府高级官员，事先似亦茫然。” ——见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路透社莫斯科通信。
【补白】窘态毕露（译自密勒氏评论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 【补白】 窘态毕露 译自密勒氏评论报 纽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阿盆特君，最近在美国最流行的一本杂志《星期六晚报》上撰一文，描写日本的一般情形，颇可供一切想了解日本实情者阅读的。 在开头的一节里，阿盆特君说：目前日本共有陆军病院一百九十三家，每家有三百多张病床，“在那些日子，所有床铺都躺满了从中国前线送回来的伤兵”。 上海虹口有日本人四万二千人，那里的人挥金“如流水”，而日本则“禁止一切娱乐……舞场关门，私人跳舞或慈善舞都被禁止……住有七百万人的东京，一到夜间十点钟就死寂了”。 轧士林严格限制，每车每月只准购买十二加仑——这并不是因为难于买到这种燃料，而是因为很难弄得外汇来付钱……威士忌酒二十四圆一瓶，较好的牌子还要贵些。至于外国货的烟草、香烟，那即使出极高的价钱也还是不能买到。 在他的文章里，阿盆特君说：虽然全日本只有十七万头牛，但在六月间，我们已经见政府在计划输出黄油和牛酪了。鸡蛋也出口，实际上全国已不吃这种食品了。后来他又告诉我们一位大学教授——极有学问的——家里的菜单，他月薪只有六十圆。这位特殊的教授有一妻两孩。他们日常的菜单如下： 早餐：饭与盐萝葡。 午餐：鱼汤，跟手指差不多大的一块鱼，饭与煎白菜或类似的蔬菜。 晚餐：又是饭与盐萝葡。
【补白】读书札记（义方〔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补白】 读书札记 义方〔王凡西〕 苏联外交政策应具的原则，历史的实例，与连年来的转变，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TheRevelutiorBetrayed第八章中已有了说明与批评，那时正是追求民主阵线的时候。现在苏联所携手的虽然已不是达拉第而是希特勒，“和平的朋友”一下子换了好战的法西斯，但在苏联的外交政策上同样背叛了列宁规定的基本路线，那是一样的。上述著作中说： “外交政策无论何时何处都是国内政策之继续与延长，因为二者皆由同一统治阶级所执行并追求同一历史目的，必然要伴来外交政策的目的和方法之变更。…… “在那些年中，苏维埃政府与资产阶级的国家缔结了许多条约；一九一八年三月布勒斯特和约，一九二〇年与爱沙尼亚订约，一九二〇年十月与波兰订立里加和约，一九二二年四月与德国订立拉派罗条约，此外还有许多次要一点的外交协定。但是在那时候，整个苏维埃政府或其中任何的一员都没有想到把这些资产阶级的外交对手说成‘和平的朋友’，更没有想到德国、波兰或爱沙尼亚的共产党投票赞成签定这些条约的资产阶级政府。并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给群众以革命的教育。苏维埃不得已而签定布勒斯特和约，正等于疲乏的罢工工人不能不接受资本家所加给他们的最残酷的条件。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虚伪的‘弃权’形式之下投票赞成这个和约，被布尔塞维克斥为帮助抢劫和强盗的行为。虽然四年以后拉派罗条约是在双方‘平等权利’的形式的基础之上与民主的德国签订的，然而如果德国共产党把这作为口实，而表示信任资产阶级的外交政策，那它马上会被共产国际开除出去。苏维埃国际政策的基本路线是以这一事实为根据的：苏维埃政府与帝国主义所订立的各种商业的、外交的或军事的协定，当时是不可免的，但决不能因此限制或削弱各该资本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最后分析起来，工人国家的安全只能由世界革命的生长来保障的。当齐赤林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之时，提议为着迎合美国的‘舆论’起见，苏维埃宪法之中可以作某些‘民主的’修改，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正式信中，急迫的提议立刻派齐赤林到某一疗养院休养去。如果任何人在那些日子敢于提议，为着博取‘民主的’帝国主义的好意而参加空洞虚伪的凯洛格公约或削弱共产国际的政策，那么毫无疑义，列宁会提议把这个新发明者送到某一疯人院去，而且在政治局中，也一定不会有人反对他的提议的。 “……当赖伐尔与苏联订约的时候，左派责备：他表面上是连合莫斯科来恐吓柏林，而其实是企图与柏林和罗马接近来反对莫斯科。这一论断也许是稍微早了一点，但是决不与事变之自然的发展相冲突的。 “不管一个人怎样估量法苏公约的利害，可是没有一个负责任的革命政治家，会否认苏联有权利与这个帝国主义或那个帝国主义缔结暂时的协定，以作苏联安全之辅助。唯一的事情就是必须明白的和公开的告诉群众，这种部分的和带策略性的协定，在历史势力的总系统之中占什么地位，为着要特别利用法德的冲突，一点也用不着把资产阶级的同盟国，或把那些暂时躲在国际联盟幕下的帝国主义者理想化。可是不仅苏联的外交界，连现时的共产国际也在内，都有系统地把暂时的同盟者描绘成‘和平的朋友’，它们用‘集体安全’和‘裁军’等口号来欺骗工人，这样一来，它们在实际上就变成帝国主义者在工人中间的政治代办了。”
读者通信（编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 读者通信 编者 编辑先生： 从书店里买来一份《动向》的创刊号，回家翻阅后，正如张道同先生所说的，我惊得好似在漫无边涯的沙漠中发现了绿草与清水一样。《动向》的价值，我不想用许多累赘和华丽的词藻来形容它，因为事实上的证明将比我所能赞美的更要有力得多。但我仍不能不说，在目前这个乌烟瘴气笼罩着一切的孤岛上，能够运用马克斯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以无所顾忌的态度来探讨各种问题，并从而指出真理所在的刊物，除了《动向》之外还有谁？ 我深信《动向》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假如不受到外来的阻碍和压力的话，《动向》的飞跃的发展是必然的，《动向》将为一切爱好真理的人士们所接受和拥护更是毫无疑义的。我庆贺《动向》的诞生并祝福的前途。 末了我对于《动向》有几点小小的意见： （一）《动向》无论在属性或形式方面，都别具一种清秀而明朗的独特风格，这种优点希望以后继续保持下去。创刋号几篇文章都很精彩和均匀，像《日本经济发展的特点》、《新启蒙运动的检讨》、《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文学》（代表经济、社会思想运动、文学批评三类）等，皆为难得可贵的作品。 （二）《动向》是月刊，月刊的属性虽然富有伸缩性，但应尽可能地登载有时间性的稿子和着重各种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如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及世界大战危机的剖视（《世界动向》很好，但太简短），中国抗战形势的检讨，上海物价高涨问题的批判等。 （三）除开经济、政治、艺术、科学等外，有时也不妨谈谈青年问题、妇女问题、读书问题等。最好每期一通信栏，沟通编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四）内容方面还可通俗化和趣味化一点。创刊号内有一篇《政治家的演变》，虽然寥寥数字，但含意十分警辟而有力。以后如有生动的漫画或木刻等，也可以登载。 （五）定价最好低廉一些（一角或一角二分）以使普遍化，目前虽因百物高涨，杂志成本增加，但《动向》可以公开向读者募自由捐。 不知你们以为怎样？ 致最热忱的敬礼！ 一个读者震元上 八月三十一日 震元先生： 谢谢你对我们的鼓励和提议。我们一定要尽量依照你的意见来加以改善。关于国际局势，这一期里已经有好几篇文章；至于其他现实问题，以后也要多多注意，不过我们同时还要保持《动向》的基本态度，即偏重于思想学术的批判。因为我们深信：在这个历史车轮逆转的时代里，一切都有待于彻底的批判。 定价已无法再低，最近纸价涨到三十元一令，恐怕我们的《动向》也快要难以为继了。“募捐”是很难的，这中间的苦痛也许你不能知道。不过我们希望爱护《动向》的读者诸君，多多订阅，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经济上的援助。 以后请多赐批评。 编者 编辑先生： 兴奋地读完了《动向》的创刊号及第二号。觉得贵刊的批评态度和不人云亦云的作风是难能可贵的。 贵刊是目前大家的明灯，指出真理，剥掉一切歪理的“真理外套”。但你们的出版日期相隔太久了，希望贵刊能变成半月刊或周刊。 关于内容，我觉得有必要增加漫画。其次作者们应尽量把话讲得通俗，少装些四六句八股式的字眼，少用文言成语，少用深奥的费思索的文字，因为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可以用通俗白话代替。除了名词和术语之外，一切都应该通俗化。 读了报上的《莫洛托夫报告德苏订约经过》再看看德国从订约后即掀起世界大战的事实，我有下面几个问题： （一）苏联供给德国食粮、石油及其他工业原料品，是加强德国的战斗力。换句话说就是拖长世界大战的时间，也就是加长全世界工农互相残杀的时间。这对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一个重大打击吗？为什么苏联以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格，倒反不顾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呢？ （二）莫洛托夫说：“苏联之利益，乃与各国民众之基本利益相符……”但各国民众（不是统治者）的利益在于和平，而德苏立刻促成了大战，这没有矛盾吗？ （三）苏联从前杀掉了无数的“德国间谍”和“法西斯走狗”，而莫洛托夫现在反说“吾人则历来实主张苏德两国人民应互相友好”，这不是明明说出那些人并非真的德国间谍，也不是法西斯走狗吗？ （四）德国大批工业品输入苏联，会不会破坏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五）苏联有没有和德国订立军事同盟，加入大战的可能？ 还有最后，凤冈先生在第二期所云“美国共党之拒不参加反纳粹大示威……”是怎么一回事？ 以上这些问题希望有个答复。敬祝 撰安！ 读者青流上 九月五日 青流先生： 文字通俗问题，《动向》的几位撰稿者也已经痛切地感觉到。不过有时因为所谈问题的性质关系，文字上似乎不得不稍稍艰深一点。 你提出的第一第二两个问题，请参阅本期育才君的《德苏协定引起了世界大战》。第三个问题。历来的苏联党案，本来都是些莫须有的冤狱，美国杜威博士等曾组织专门委员会加以研究，结央断定“被告”们的“罪状”都是假的。欲知详情，可购阅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莫斯科审判案的真相》、《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等书。 第四个问题，如果单就这个问题来说，苏联向外国购买机器自然不妨碍社会主义的建设；但假使所输入的是工业品，那这意思就等于把一部分的关税垄断对希特勒取消了，这自然会有害于较弱的苏联的轻工业。 第五，苏联进兵波兰，已经答复你的问题了。 第六，本年二月二十日（即美总统华盛顿的生日），美国的法西斯派——德国同盟在纽约的马迪逊广场集会。美国的工人社会党（所谓“托派”）便号召各个工人政派举行反示威，那天法西斯党集会者约二万余人，参加反示威者有十余万人，纽约市场动员五千余警察维持秩序。当时美共党请各党员“留在家中”，不可参加示威或反示威。上期本刊风冈先生所谓“美共党拒不参加反纳粹大示威”，即指此事而言。 编者 编辑先生： 在目前能像贵刊那样从广大人群利益的视角去观察、分析与把握事物的刊物是万不一见的，……兹特抱着赤诚的心情，对贵刊有如下这两点意见： （一）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无疑是帝国主义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大屠杀问题，一个要为“广大读者自己的刊物”的刊物，对该问题必须多方面加以采集与揭露，使广大的读者在这严重的局势中有所指南。 （二）以后各期希望能多发表关于中国抗战之所以弄到目前如此糟以及大战对于中日战争的关系的文章，使广大的读者更能充分的明了过去与认识将来。 以上两点鄙人认为是最重要的，一切文章都应以此为讨论的焦点，但不知先生高见以为如何？ 《动向》读者陈伟坚上 九月十八日 伟坚先生： 首先请你原谅，因为把你赞许我们的话略去了。你所提的两点，从这期起我们就已在遵办。以后还请你多给我们批评与指示。 编者
俄国革命轶史（续）（维多·绥奇著，林伊文﹝郑超麟﹞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 俄国革命轶史（续） 维多·绥奇著，林伊文﹝郑超麟﹞译 诬蔑，这毒物！ 七月四日（一九一七年）夜间，苏维埃机关走廊内发生一种神秘的谣言。——你知道什么新闻么？是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卖国的证据已经发现了。一些确实无疑的文件，从德国参谋部弄来的，就要公布了。一些已经译出的电报。一些签了字的收条。他们收过了好几百万了。 全世界报纸大字标出：布尔塞维克党人是德国收买的密探！ 阴谋之线索引到斯托哥尔摩去，那里有一个德国侦探机关。克伦斯基认为已经有了“非常严重的证据”。人们公布一封信，据说是某处邮局检查出来的，信内一位德国男爵“庆贺布尔塞维克党人，为了他们的行动”，而且预先见到“柏林的人将要欢喜的”。人们记起了，列宁、季诺维埃夫及其他二十几个俄国社会主义者，当初是坐在“铅皮车箱”内，经过德国回到俄国来的。（在途中，列宁拒绝见客，尤其不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说：“若是李卜克内西来，则极愿接见！”）自由派总长米留可夫说起了德国黄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开始进行侦查了，结果虽然不起诉，历史也不容许其结束的。俄国从前防止间谍活动机关底一个探员，指教我们说：“那些侦探，在访案时候，常常自己伪造证据”，但接着，出人意外的，他证明出：不仅布尔塞维克党人是卖国的，连反对布尔塞维克的人也是卖国的。照他的意见，只有防止间谍活动机关底探员不卖国，但他们的时间都耗费在伪造卖国证据上面…… 这个乌士啻诺夫写道： “防止间谍活动机关的报吿，关于列宁过去的活动，关于他与德国参谋部的关系，关于他收受德国黄金的事实，——都是实实在在的，应当立刻处他死刑。” 克伦斯基丝毫没有照这话做，因为他自己就是“人所共知的”卖国贼。 我重提这些事实，乃是因为诬蔑，这毒物，有一种奇异的命运透过俄国革命，而我们看见它今日又在俄国以同样方式复活起来了。一九一七年，德国黄金的神话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在社会斗争底可歌可泣的几年中，诬蔑无所施其技；直到十年之后，一九二七—二八年间，它才又出现，而且从此时起，它就飞扬跋扈令人骇怪了。 走向政权 一九一七年九月，哥尼洛夫将军底叛变悲惨地失败了，于是形势完全改变。现实是比那些依据“双侦探”机关所伪造的证据而造成的诬蔑人的神话更加有力的；现实指示出：谁是革命的，谁是空谈的，谁是演滑稽戏的，谁是反革命的。克伦斯基政府露出真面目来了：原来是摇摆于两种可能的专政中间的一个幽灵。或者那些将军，他们在反动方面是惟一能明见的，而且操有武力，——在社会不安定时期，一个副官也知道威权对于有钱人有什么好处的，——或者他们明天再开始这个把戏而得到成功，而革命又上了拿破仑主义的老当；或者工人、兵士、农民、苏维埃、布尔塞维克党，用暴力手段夺得政权，既然没有其他的手段。在军人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中间，有什么共同解决方法可想呢？ 列宁和托洛茨基看得很清楚，他们提议、催促、命令并进行夺取政权。一个做党的首领，打破了障碍，终于说服了党；一个做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首领，在苏维埃组织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分配武器给工人，运动革命的卫戍军不服从临时政府并不离开首都。这事实上已经是暴动了。 这两个人，面对面时，往往带点忧虑互相望着。他们太迫切自觉得缺一不可了。 “我们二人”，一天，列宁问托洛茨基说，“若是被杀了，你相信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担负得了这责任么？” 从前，我曾以如下一段文字描写这二个人在一九一九年的状况，现在我觉得没有一点需要修正的： “专门家出去了。二个人还留在‘最高会议’中间，这会议，就它的忧愁面目说，就它的盖满专门数学的纸张说，确然极像一个亏空极大的企业底经理部会议。负的方面：布达佩斯特的白色恐怖，汉堡的失败，柏林的消沉，巴黎的消沉，约翰·朗格底犹豫，奥勒尔的丧失，图拉的威吓。负的方面：我们这里甚么都没有，我们正从贫困、黑暗和不断失败之中出来。正的方面：意大利来的电报，杜灵地方的罢工，西比利亚森林游击队的战功，华盛顿和东京间的敌对，塞拉啻和布里松写的论文。正的方面：科学，意志，无产者底血。还有正的方面：肋膀受了战伤的文明惊人底的衰落。在宣传上说，被芬兰白色恐怖屠杀的一万一千人可以算入正的方面去…… “在这顷刻，在群众底静寂和辛劳当中，辩论取决于二颗头。这就是到处悬挂大家看见的二幅肖像：在人家中，在办公室中，在俱乐部中，在报纸中，在阿谀人的照相馆的玻璃窗中，在公共建筑物底大门中。有一次，在煤矿收归国有大成功之后，这二个人兴致极佳，曾用嘲谑的口气论及这个肖像崇拜说：‘不知道消费了多少肖像哩！你说，你不以为是过分了么？’——‘这是人心拥戴的反面，我的朋友，这是那些投机分子，那些蠢才，故意夸大的。’他们二人都是善于讥刺的，但性格不同：一个是和悦可亲的人，光秃的宽阔的额头，两颊微耸，鼻子很大，胡须微带赭色，显出健康、朴素和机警。时常爱笑，笑时眼睛缩小，充满了绿色的火花。这时他的大额头有点突出，嘴巴张大，现出一种愉快的表情，看见他的人会觉得有点亚洲人底相貌夹杂在这个欧洲人底相貌中。——另一个，则是犹太人，有时现出鹰一般的丑陋在那生着有力两唇的嘴角皱纹之中，眼光里露出一种锐利的聪明，一种人类领导者底头部姿势，一种内心的确信，浅见的人也许以为是旧式的骄傲，而且在他的笑中又好像戴着一个糜非时特式的面具，因为这个人还能感到那种青年人底快乐，在他们看来，整个生命正在待他们去占取的。他们嘲笑他们自己的肖像。一个说：‘但愿我们能多活几时，阻止这些肖像的复印！’另一个说：‘但愿我们能多活几时，免得被人家奉为神明！’他们明白，非依靠在最古老的岩石上是不能转翻世界的。”[1] 这二个人，并不是自从有了Duce，ChazeFhrer，CherGenial等称呼以后那样意义下的领袖。他们的受人拥戴，并不是人为的或强迫的，而是自成的，由于他们应得的信任。人家公然议论他们的言行。不仅如此，人家还反驳他们。若是敌人，他们就一面耸肩，一面回答；若是劳动者，他们就平心解释，人家也常常使得他们的主张只有少数人赞成。这是同志中的两个人，那些有危险性的蠢才要把他们抬高于同志或党之上，是要受他们严厉责骂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无时无刻不是过着一种集体的生活。党内辩论着，种种倾向不时发生又不时消灭。而且，在国内，反对派分子——这是不可同反革命派分子混为一谈的——不停息地公然活动着，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即是说直到一九二一年。到了一九二五—二六年，反对派分子才完全看不见了。当一切党内生活完全消灭时候，而且正因为这个缘故。列宁当初曾邀请他的老政敌，孟雪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和唐恩，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辩论。无政府主义者是这个委员会中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初时参加政权至好几个月长久。他们只因企图暴动，而且一九一八年七月间在莫斯科街上开放大炮，才被驱逐出政府以外。没有人想到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而拚命的，人们是为一个新的自由，而奋斗，而死。布尔塞维克主义向群众和世界宣告一个前所未见的自由劳动者民主制，而得到胜利。斯维尔德洛夫起草的第一个苏维埃宪法，保证劳动者一切自由。譬如说，当时绝不是想，在暴动胜利之后取消出版自由，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对于出版物之垄断”。为此缘故，必须禁止反动的出版物。这些东西本是诬造谣底惯家，但托洛茨基说：“每个公民团体得自由使用印刷机关和纸张。”列宁有个计划，规定每个公民团体，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劳动者拥护的，若是愿意，则有权出版一份日报。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胜利[2] 应该时时刻刻提醒一件事，即是：关于俄国革命所用的字眼，如领袖、党、苏维埃、群众等，都完全改变意义了，一般说来，都变成与希望和胜利那几个伟大年头所用的刚刚相反的意义了。必须细心改造过初期全部历史，而且还不止此哩！在十月暴动时候，所谓领袖不过是最前列的；说话最有人听的，最够资格的战士而已；所谓布尔塞维克党不过是最能表示群众感情的政治组织而已，它的行动是受人拥戴和有定数，便是由此而来的。 在紧急关头那几天，这个行动，我们试借助若干罕见的稿件，描写一个轮廓。 布哈林在一九二二年发表的一个文件中，这样叙述： “……这是在彼得堡，当民主会议时候：你试想像冬宫，还有在那里的克伦斯基，——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他在莫斯科召集一个不幸的政府会议，莫斯科工人用总罢工来迎接他，甚至‘首都饭店’底仆役也拒绝服侍那些代表老爷……这里先说一说此时我们党内底一件秘密事。列宁藏起来了。克伦斯基召集的民主会议快要开会时候，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我们的策略是很明白的。在群众中鼓励和宣传，准备那即要爆发的暴动。我刚走进会场时，弥柳廷即赶到我面前来，告诉我：‘收到了一封信，布哈林同志，一封短信。’ 这信说：‘你们如果不立刻遣派布尔塞维克党人到工厂中去，你们如果不包围和逮捕民主会议那些流氓，那你们就是浑蛋和叛徒。’全信都是用这种口气写的，而且充满了恐吓。我们大家都说一声‘啊哈！’从没有人这样粗暴提出问题。大家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以后终于成立一个决议。这恐怕是党史上仅有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一致决议焚毁列宁的一封信。这事情没有公开出来。那时我们是站在列宁底右边；你们晓得，列宁并非每次都教人慎重和见机的，他能够向左跳跃，——而且错误……我们否决他的要求，因为我们以为夺取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政权，并解散民主会议，固然毫无疑义可以成功的，但在俄国其他地方则我们的地位未能巩固。但我在民主会议中看见一幕小小的戏，很能够表示群众的精神状态。克伦斯基演说之后，托洛茨基上台发言。克伦斯基一伙人有好多水兵围绕着，那是克伦斯基调来保护会场防止布尔塞维克甚么攻击的。我看见托洛茨基说完了话，从演说台上下来，于是我们都到那些水兵群中去，他们挥动上刺刀向托洛茨基：使用这家伙的时候，是不是快到了。临时政府底薄弱队伍已经给我们争取过来了。” 这是九月中旬，即暴动前六星期发生的事情。暴动发生于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开幕之日，在彼得格勒的胜利没有遇到甚么困难，在莫斯科的，则颇苦。其他好多地方已经自发的暴动起来而且胜利了，譬如在卡赞和在塔什干，那里苏维埃和军队没有等待上头的训令。好久以来，克龙斯塔德和波罗的海舰队就已自由行动了。克龙斯塔德很受布尔塞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影响；舰队则服从党的指挥。 安东诺夫·奥夫先珂，现在是苏联驻巴塞伦那的总领事，他曾以如下的话叙述攻占冬宫的情形： “我坐着汽车驰向参谋部去。我们穿过百万街我们的岗位；冬宫周围零乱的枪声，好多军人投降过来了。黑暗。步枪机关枪底声音。沿着街道，一群的海陆兵士和赤卫军奔赴宫门去，接着又退回来了，傍着墙边退，当一些躲在柴堆障碍物背后的志愿兵开枪时候。最后，大炮沉重地响了。响而又响。这是尼瓦河对岸彼得保罗炮台在说话。‘不可以叫他们投降么？’楚诺夫斯基提议说，他刚带领巴佛洛夫团的人走来，他仍像平时那样勇敢而多话的。我答应了。大炮的声音是有效力的。娘子军投降了。她们啼哭着说：‘她们再不敢了！’军官学校投降了。那些志愿兵把枪一束一束架在人行道上，走开去，有人护送他们。楚诺夫斯基要还他们的枪，但我不肯。其他的志愿兵还抵抗了一个钟头。从一个狭隘的螺旋形楼梯攻击他们，是很困难的。他们好多次逼得群众后退。但他们终于屈服了，叫人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抵抗了。我同楚诺夫斯基上楼去，到皇宫居室之内。残余的障碍物、床垫、兵器、毛被、面包屑等，狼藉满地。一群异样装束的人跟在我们背后。我们攻进各层楼房，志愿兵投降了。我们忽然来到一个宽大的厅堂，一队青年人横着长枪守着一个门。他们迟疑了一会。我们走近临时政府这最后的卫队跟前去，我和楚诺夫斯基；他们呆得同木鸡一样。我们很不忍心夺去他们手中的枪。‘临时政府在这里么？’——‘在这里’，一个志愿兵很巴结地说，接着低声告诉我：‘我是你们方面的。’旧俄罗斯最后的资产阶级政府就在这里了。这十三个人，——因为克伦斯基早晨已经逃走了，为的去‘请救兵’，围坐一张桌子，吓得脸无人色。我们将他们逮捕起来。大家要当场把他们脔割了，但我们派一队人护送他们到彼得保罗要塞底监牢内去。 “距离几百公尺，停泊在尼瓦河中的巡洋舰曙光号，上面有些革命党人正在等待对冬宫开炮的命令，——他们已经开过几响空炮了。 “我们正待发出最后的命令，这个命令一实行，那些‘民主的’总长和那冬宫都要没有命的。我们决定等待一刻钟，本能上觉得局势会改变的。果然不错。最后几分钟快过去了，忽然直接从冬宫来了一个信差：‘冬宫已攻下来了！’我们快活了，这次是双重的快活，因为我们正要开炮，而这个不知名的水兵却是冬宫的救星，——当时没有想到问他的名字。 “我立刻和一个同志坐汽车到斯摩尔尼去。汽车是水兵们弄来给我们的。在此地经过的资本家和官僚乘坐的汽车，给他们扣下五辆来。 “彼得堡的街道，是平静而寂静的，毫没有暴动底痕迹。一些革命的兵士在十字街道烤火，他们并不留难来往的汽车。我们还看见灯光明亮的电车，装满了乘客。总而言之，没有一点革命底痕迹。在斯摩尔尼，大会代表们刚刚散会，初步讨论过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机关，这个共和国是如奇迹般瞬息间造成的。一切都办好了，我可以回船睡觉去了。 “第二天，我们决定洗清一点空气，并且把我们的革命刺刀显给资产阶级杂种看看。水兵巡逻队出发到中心区去，奉令解散密聚的群众。水兵巡逻队有平定奋昂空气的效力。他们常常带回来武器，手枪、佩刀、步枪，以至于炸弹，作为掳获品；他们也捕得嫌疑份子：军官、醉汉、举止阔绰的资产阶级先生、冲锋队的兵士。我们非常宽厚待遇他们；问了几句口供，就放走了。若是兵士，我们就劝他们快点穿起裙子来，这一切都是大声笑着做的。我们拿罐头领给醉汉吃，以后就送他们在一间大房子睡觉。如此款待这类主顾，不久就传开了，我们的船上很快充满了醉汉。于是水兵们想出了另一种待遇方法，这在秋天是很难受的：即是将他们浸入河水中去，他们立刻苏醒了，而我们也很快解除他们的缠绕了。” 杰克沙都十月二十六日（即十一月八日）写给法国国会议员阿尔伯·托马士的信，这样说： “我的好友：——这是暴动的日子。今天早晨，我到特使馆去的时候，看见人家从穆依卡河捞起图曼诺夫底尸首，他是陆军次长，昨夜兵士们逮捕了他，用刺刀戳死他。人家开玩笑，把他的尸首安置在一架矮车之上，送到无名待领的停尸所去。 “消息是有利于布尔塞维克党人的。冬宫先受炮击，后被劫掠了。一切艺术品、织毡、家具、图画等，都被残暴地捣毁了。保卫冬宫的娘子军，成了俘虏，被人送到一个军营强奸去。其中好多是资产阶级少妇。临时政府大多数阁员都被捕了，克伦斯基在逃。军队落入于革命党人之手。” 沙都这里说的抢劫冬宫的事情，不是实在的。无疑有些兵士未会受到战败者应享的待遇。但一般说来，差不多没有甚么过火的事情。同一信中又说： “我又会见革命党底诸大领袖。我认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早晨一点钟休息的时候。我和托洛茨基说话很久，几分钟之后他就要被选为外交总长或外交人民委员了。 “第一，要问他对于暴动的意见么？ “‘整个革命是有它的命运的，成败不能逆料，但成功的可能性很多。暴动经过极细心的准备。组织普遍了全俄国境，成立了一千多个委员会，军队从此差不多全部运动过来了。农民群众将为大地主土地之没收所引诱。有这二种份子拥护，运动应该能成功的。只消一扫帚，便可扫除那些营权的庸碌人和软骨头。’”[3] 在莫斯科，巷战经过了六天长久，发生了一些骇人的事情，譬如克临灵宫兵工厂工人被那些保卫民主政制的人所屠杀。暴动发生之前日，穆拉洛夫就去研究暴动底技术问题，——他是布尔塞维克党一个英雄，二月间就带领几个兵士去占领公共机关了，旧都帝制政权就是这样塌台的。他写道： “我寻觅一本小册子，《巷战策略》，那是本党一九〇五年出版的，但我寻不着。这书，某次检查时候失掉了。我只好凭头脑去记忆，并设法与认识的军官谈论这个问题。” 穆拉洛夫打仗好像一个魔鬼。当苏维埃战士觉得一切都完了的时候： “炮兵开来同我们的步兵联络了，我们又振作起来。我忘记了那时有几尊炮，但我们的炮兵首领佛拉底弥·斯密诺夫大概还记得的。” 于是我去查考斯密诺夫底著作，我找到了有一页极生动的描写，关于这件事情： “当我走去通知那些兵士，说我们已受包围，而革命委员会要我们撤退时候（那是在夜间，他们疲倦得要死，正在睡觉），他们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我们不走！’ “第二天，我们在一点上采取攻势，有相当成功，鼓起了我们的勇气；又第二天，我们的一队人占据了斯特拉斯特乃耶修道院底塔，那里本有志愿兵带着一架机关枪把守的。这天夜里，我奉令同二个同志到霍登卡炮兵旅去，携来二三尊大炮，安了一尊在斯特拉斯特乃耶广场上，为的轰击前总督底邸宅。只消几炮，就把一队学生军打得落花流水了。当他们被解往苏维埃去的时候，我们费了许多力气才能说服护送的兵士勿把他们杀死。革命委员会于是决定一个总攻击，我奉命去请求第五十五团步兵来增援。我们坐在一辆红十字会车内，门窗都紧闭着。我们路上给军官学生捕住了，送往亚历山大中学去。人家搜查我们。五十五团一个青年军官认识了我，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嘴里喊道：这是一个布尔塞维克，应该立刻枪毙。我在那里过了一夜或二夜。以后一天晚上轰了一响大炮，他们把我们大约八十至一百个俘虏放出来，由军官和学生护送到克临灵宫去。护送队长特鲁伯斯哥依亲王叫兵士：‘俘虏若回头看，尽管将刺刀戳进背后去。’到了克灵临宫，军官们辱骂我们。其中一个喊：‘我们不是给这些流氓杀死，就要杀死这些流氓！’我在五十六团军营过夜。晚上听到震耳的一声：我们的炮兵在麻雀山上轰击克临灵宫……第二天，人们又放我们出来，约有四十人；我们想一定去枪毙的，但到了尼哥斯该耶门，人们就叫我们在步哨前面走过，出去了。在圣华西里教堂前面的赤卫队，举枪对我们描准，我们向他们大声喊：我们是红党。以后我就到区苏维埃去。人们要我休息一下。我跑回家去。我已有半个月不履家门了。我吃了饭，就到扎莫斯克伏列趣参谋部去……” 这事情距令有十九年了。穆拉洛夫和斯密诺夫都还活着，我写这几行字时，很感动地想着他们。[4]这二个人在一九二七年都宣布拥护反对派而反对史大林。这二个人都被开除了，被捕了。斯密诺夫关了五年，刚放出牢狱到了流放地没有几天，又被捕了，又判五年徒刑，甚么罪名，没有宣布。他在苏达尔监狱中差不多变成瞎子了。他现在在哪里呢？穆拉洛夫做了莫斯科军区司令好久。人们把他充军到塔拉森林里去。他仍旧做他的农学家职业，差不多八年长久；最近人家又把他逮捕起来了，加以甚么叛国、阴谋、勾结希特勒等大罪名，他一定是逃不出刽子手之手的。 注释： [1]维多·绥奇——《被征服的城》。我这页书是在列宁格勒写的，所以没有写下二人名字，怕的“黑局”不肯放过我的稿子。 [2]即俄国旧历十月二十五日。 [3]弗列洛夫斯基底回忆录。 [4]译者按——本文出版之后一个月，即一九三七年二月，穆拉洛夫也给史太林枪毙了。那一案十七人中，他是唯一未写悔过书的。斯密诺夫依然不知下落。与季诺维也夫同时被杀的伊凡·斯密诺夫是另一个人。
《法兰西内战》（书报介绍）（君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 《法兰西内战》（书报介绍） 君衡 《法兰西内战》与《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乃是马克思应用他自己唯物史观方法来解释事变的两部名著。而尤以前者在理论上的价值，更属伟大。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全部学说，就是发挥了马克思在该书中所表现的思想；而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就是此种思想的体现。当此大战与内战行将交织的时代，此种思想更具有实际的意义了。因此，我要把这本小书，介绍给一切认真想把握住马克思分析历史的方法的人。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代表当时的工人国际，为巴黎公社而发的一篇宣言，后来恩格斯又加入了马氏对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而发的宣言两篇，并附一长序，构成本书。它在形式上虽然是宣言，但属性却决非简单的鼓动。诚如恩格斯所云，这些“均为显示著者可惊的才能的最好标本”。 要把《法兰西内战》书中的全部思想，以及著者处理事件的方法，加以说明，那不仅为这一短文所不能，亦且为本文作者所不胜，所以在这篇介绍里，只能把该书中某些重要思想，在目前发生的大事变中，加以零碎的观察吧了。因此，本文以其说是“介绍”，倒毋宁说是“读后感”还要适当些。 要预见历史的进展，必须懂得唯物史观的方法，否则等于瞎子算命，没有不被事变所打击的。恩格斯在他的序文中，称述马克思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有先见之明，但是他自己的先见却更远，他在一八九一年的序文上说：“这一战争，将置全欧洲于一千五百万以至二千万武装人们的劫掠之下，而且它之所以尚未爆发，只因为即使对于那军事强国中之最强者，亦属全难预料它最后结果的缘故。”（《内战》第四页） 二十三年后，这样的大战果然爆发了，再过二十五年，并且还爆发了第二次这样的大战。 帝国主义者诚然不能预料到战争的最后结果，但它为什么竟敢一再从事战争呢？这就不得不感谢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帮忙了。他们用了革命的名词，欺骗民众，以社会爱国主义与阵线论等胡话来麻醉人们，分裂世界的工人阶级，使全世界“几千万武装人们”甘愿去替各“自”的统治者充炮灰。 这些社会爱国主义者与阵线论者的最大不幸，就是忘记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发挥的国家学说。据他的意见，国家是什么？“国家只不过是这一阶级压迫别一阶级的压榨机，这在民主共和国或君主国（现在应该说成法西斯——衡注）里都是一样的。”（《内战》二五页） 但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以民主对抗法西斯（现在虽然一下子抛弃得干干净净了），而且还号召一切被压迫者起来为统治阶级的“压榨机”而作战，即保卫一切资本家的“祖国”。 不过虽然如此，管理着这架压榨机的各国统治者，却是明白这个阶级理论的，所以在“阶级统治不能以民族的制服来加以掩饰时”，“各个民族政府当它们在反对无产阶级时”，便变成了“一体”！（同上一六七页） 反之，“马克思主义者”替统治者把工农的手足缚住，已经没有革命的威胁时，帝国主义便进行分割世界的战争了，一直到战争把民众从社会爱国主义的迷梦中唤醒，他们才再由战争走向联合，向世界任何地方的革命火焰进扑。当德法联合镇压巴黎公社，协约国联合进攻初生的苏联时，都是这一真理的证明。 这样看来，要终止统治阶级的世界大战，唯一的方法就是各国民众联合起来行动。第一国际对德法战争所取的态度就是如此。当时工人国际的巴黎会员号召说：“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啊，让我们的呼声在反对战争的一致呼声中团结起来……有些免除血税负担的人，看见大众的不幸又是新投机的源泉，我们——需要和平、工作与自由的我们，特提出抗议以回答这种人的爱好战争的欢呼，德国的弟兄们啊，我们的分裂，将不过造成莱恩两岸的专制主义的完全胜利……我们……无分界域，仅向你们表示法国工人的好意与敬礼，作为不能分离的团结的保证。”德国工人响应说：“……我们欢欣鼓舞来握法国工人伸给我们的友谊的手……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啊，永不忘记这一国际工人协会的标语，我们永不忘记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各国的暴君都是我们的仇敌。”（同上三五页） 由德法战争产生出来的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为打破阶级统治而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十月革命是踏着巴黎公社工人的血迹前进的，后者，承受了前者的经验，完成了前者未竟的事业——现在苏联的官僚层虽已堕落到与法西斯携手，但战争的后果将超出希特勒和史大林的预算——复兴苏联，与爆发欧洲的工人阶级革命。 在这思想混乱的时候，研究马克思分析巴黎公社的专门著作，作为反对世界战争与革命策略的指针，这是最迫切的任务了。
马克思致柯格尔曼的信（林超真﹝郑超麟﹞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 马克思致柯格尔曼的信 林超真﹝郑超麟﹞译 这次登载的两封信，是关于普法战争的。它的某几点意见，似乎也可以适用于目前的中日战争（自然这两次战争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编者 第四十三号信 伦敦，十二月十三日（一八七〇年） 亲爱的柯格尔曼： 你可以原谅我长久不写信，倘若你知道，这次战争把总理事会底大部分外国通信员都吸引到法国去了，差不多一切国际通信都要我写，——而这不是一件轻巧的事情。此外，在现时弥漫德国的“邮政自由”之下，尤其在“北德联邦”，更尤其在汉诺威，那是危险的，——不是对于我，而是对于德国朋友，他们收到我的信，里面写了我的对于战争的意见，在这个时候，除了关于战争的话，还能写些别的甚么呢？ 譬如你问我要我们的关于战争的第一次宣言。我已经寄给你了，显然是被人没收去的。我今天再寄去我们的两篇宣言，订成一本小册子的，以及俾士莱教授的论文，登在两周杂志，还有今日的每日新闻。这日报有袒护普鲁士色彩，这些东西大概通得过的。俾士莱教授是“孔德主义者”，以此资格他必然看重一切种类的幻想；他究竟是个能干而有勇气的人。他是伦敦大学底历史教授。 人家把邦那巴，他的将军和他的军队，俘虏到德国去，似乎还不满足哩；人家还要把全部帝制连同它的劣迹移植到那橡树和菩提树之国去。[1] 至于德国资产阶级，则它的因获得胜利品而欢喜若狂，是绝不足使我惊异的。首先“独占”乃是一切资产阶级底生命原则，占取了外国省份总归是“占取了”的。其次，德国资产阶级忍辱负耻尝了不少他们的王公拳打脚踢的滋味，尤其是霍亨佐伦家的王公，——现在它看见外国人也尝了这个滋味了，它一定是很开心的。 无论如何，这次战争替我们肃清了“资产阶级共和派”。战争以其恐怖消灭了这个党派。而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战争给了我们那些大学教授以最好的机会，来向全世界人眼前表示他们是一些奴颜婢膝的学究。战争造成的条件，将做最好的宣传，而利于我们的原则。 这里，在英国，战争初起时，人们是极端袒护普鲁士的。现在完全相反了。譬如，在咖啡馆中，德国人唱守卫莱茵时给人家喝倒采，法国人歌唱马赛歌时大家则和着唱。除了民众同情于共和国之外，那些“可尊敬的”绅士们也气愤于普鲁士和俄罗斯缔结同盟（今天是显然的）的消息，气愤于军事胜利后普鲁士外交的傲慢神气，气愤于作战行为：征发制度、焚烧乡村、枪毙游击队、绑票，以及“三十年战争”时其他种种暴行之再演，——这一切都激起了普遍的愤怒。自然，英国人在印度，在爪买等地，也是这样的；但法国人不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不是黑奴；而普鲁士人也不是。“具有天赋权利的”英吉利人。一个民族，常备军已经消灭了，还继续抗战，这在霍亨佐伦家的人自然认为是罪大恶极的。事实上，普鲁士民间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确是这个勇敢的弗德烈·威廉第三底真正“黑兽”。只要翻翻配志教授献给艾斯闹的历史书，就可以知道了，——艾斯闹在其颁发的“大动员”令中把游击战争立为一种制度。弗德烈·威廉第三，看见了人民没有上头命令，但凭自己力量作战，亦为之惨然的。 但“未曾作战之前不要唱凯歌”。战争还会转到很不利的方向去的。人家未曾把罗亚区底抵抗力算进去。德国军队之向左右分散，似乎是要恐吓人，但结果只有唤起各地方的防御力量而削弱进攻力量。人家用炮轰来恐吓巴黎，但这也是一个简单的玩艺儿，对于这大城本身多半是不会有甚么严重影响的。即使打毁了几个堡垒，即使轰破了几处城墙，但如果被围者人数多过于围城者人数，那有甚么用处呢？倘若被围者冲出城外来打，而围城者躲在障碍物后面自卫，形势倒转，那又将发生甚么事情呢？ 断绝巴黎的食粮，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但若原定的期限延长下去，足够让军队组织起来，让各省实行游击战争，则不过是转移重心而已。巴黎即使投降了，也不肯让人家占领的，而且以若干人保持其身份，则侵略的军队要有一部分被固定着不能动弹。 但不管战争结果如何，法国无产阶级总因之而学会了使用武器，而这正是未来之最好的保证。 俄罗斯和普鲁士对于英国的傲慢神气，足以引起完全料想不到的而且很不愉快的后果。问题底关键就在这里：由于一八五六年巴黎条约，英国自己解除武装了。这是一个海上强国，它在大陆上大强国之前，只有以海上战争的手段才能举足轻重。它所能使用的有效手段，就是一时断绝大陆国底海上商业。这手段主要地是依靠那条原则之应用，即：中立国船只装载的敌国商品，可以没收之。由于巴黎条约附件底声明，英国人已经放弃这个“海权”了（如同放弃其他类似的权利）。克拉楞顿奉了俄罗斯人巴默士顿底秘密命令，做这声明。但这声明并不构成条约底不可分离部分，也从未曾在英国合法批准过。那些俄罗斯先生们和那些普鲁士先生们是想错了，倘若他们以为英国王后（她与普鲁士有亲戚关系）和格拉斯东（资产阶级底愚蠢）将于紧急时候阻止约翰牛摆脱其自己造成的枷轭。约翰牛始终能够于几个星期之久麻烦一下俄普二国底海上商业。那时我们就有机会看见彼得堡和柏林那些外交家拉长面孔了，以及我们那些爱国派底拉得更长的面孔了。冷眼看看罢。 敬向伯爵夫人和小弗兰慈问好。 你的卡·马 再者：你能寄我温托斯特[2]在国会的各种演说稿么？ 第四十四号信 伦敦，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柯格尔曼： 从你最近的信，知道你的身体又不好了，我的心里很难过。至于我，则秋天和冬天那几个月中，我的身体是相当好的，虽然上次在汉诺威作客时感染的咳嗽至今还在作祟。 我曾寄给你，登了我的信的那一期每日新闻[3]。大约被扣了，同以前寄的东西一样。这回我剪下来寄给你，此外还有总理事会底第一次宣言。说实在话，我那封信除了事实以外不含别的甚么，但因此力量更大些。 你知道，我对于那些资产阶级英雄的认识。但朱尔·法佛一伙人（自从临时政府和加外雅克时代以来就著名的）却超过了我的意料。他们一开始就允许那个“正统的佩刀”那个“愚蠢军人”，——布朗起很正确地称那个特罗秋，——得以实行他的“计划”。这计划就是在于把巴黎底消极抵抗极端延长一直到没有饭吃的时候，同时又限制反攻于“佯战”范围之内，于“柏拉图式的突围”。这并非我的简单的估计。我见到了朱尔·法佛自己写给刚必大的信，信内，他诉苦说：他以及被围在巴黎的其他政府大员，都不能推动特罗秋认真采取攻略。特罗秋始终回答说：那时，巴黎那些“煽乱分子”就要占据上风了。刚必大回答他说：“你自己宣布自己的罪状了”。特罗秋倚仗他的布列坛卫队——他们服侍他，正如科西嘉人服侍路易·邦那巴——不去打普鲁士人，宁愿来镇压巴黎红党。这便是战败又战败之真正秘密，——不仅巴黎如此，法国各地都是这样，各地资产阶级都是遵照同样的原则行动，与地方政权的多数派联同一致。 特罗秋的计划实行到了顶点之后，巴黎被迫非投降即饿死，此时朱尔·法佛一伙人应当干脆地追随土尔要塞司令官的榜样了。他不投降。他只限于向普鲁士人宣布：粮食缺乏，迫得他不能防守，只好打开城门，让他们为所欲为。 但朱尔·法佛正式签了投降书还不满意。他宣布了，他自己，政府同僚以及巴黎，都是普鲁士国王底俘虏之后，他还那样荒唐，出来代表整个的法国。他知道，巴黎以外的法国是怎样呢？绝对一点也不知道，除非是俾士麦施恩通知他的。 不止此哩。“普鲁士国王这些俘虏先生”，还进一步，声明说：法国政府逃往波尔多而至今尚自由的那一部分人，已经失去全权了，须得与他们一致才能行动，即须得与“普鲁士国王这些俘虏”一致。既然是战争俘虏，他们只能依战胜者意旨行动了；那么事实上他们就是宣布普鲁士国王为法国底最高权威。 路易·邦那巴自己，在绥丹投降之后，还比较知耻一些。他回答俾士麦底提议道：他不能参加任何谈判，因为做了普鲁士俘虏，他在法国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 朱尔·法佛至多可以有条件地接受法国全境的停战，即以波尔多政府[4]批准这协定为条件？——惟有波尔多政府有资格和权力，同普鲁士签订这休战条款。如此，就不会容许普鲁士人将东战场屏于停战之外，而且如此有利地扩大他们的占领线了。 他的那些俘虏盗窃了权力，以俘虏资格仍旧冒充法国政府，以此俾士麦就趾气高扬起来了，他毫无拘束地干涉法国内政。这个贵族，他抗议刚必大颁发的关于国民会议选举的命令，借口说这命令妨害了选举自由。事实上刚必大也可以回敬他一个抗议，反对戒严法以及取消德国国会选举自由的一切。 我愿意俾士麦坚持他的议和条件！赔偿军费四万万镑，有英国债务底半数了！资产阶级自己将明白这个！他们也许终能明白：继续抗战下去，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形下，他们也有所得的。 民众，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只能照外表，照皮面，照眼面前的成败来判断。在二十年之中，民众奉路易·邦那巴为人世间至高无上的尊神。在他的最荣显时期，我也就揭破他的假面，显示他是个“凡庸的流氓”了。对于俾士麦，我也有同样的认识。然而我以为俾士麦若是在外交上不受他人拘束的话，决不至如他表现的那样愚蠢的。这个人给俄罗斯政府罗在网里了，惟有狮子能扯破这网，而他不是狮子。 譬如俾士麦向法国索取二十只最好的战列舰，以及在印度的碰狄舍里殖民地。这种念头不会出于一个真正普鲁士外交家的。他一定明白，碰狄舍里割归普鲁士之后，不过是英国的东西暂寄在普鲁士罢了；英国也随时可以捕获这二十只战列舰（普鲁士的），在它们开入波罗的海以前。这类的需索，从普鲁士观点看来，只能有一种不合理的目的，即在普鲁士人未出“法国森林”以前就惹起约翰牛底猜忌。但俄国正有利益造成这个效果，为得更加固结普鲁士底附庸地位。在英国资产阶级底和平观念之中，这类需索确定激起了完全的改变。所有的人都大呼主战。这个对英挑衅，威吓它的利益，甚至使资产阶级疯狂起来。为了普鲁士这种“明智”，格拉斯东一伙人多半会被踢出政府门外，而代之以对普鲁士宣战的内阁的。 他方面，在俄国，前途是不甚令人放心的。自从威廉摇身一变，做了皇帝之后，旧莫斯科党，反对德国的，以皇太子为首，完全重占上风了。这党有兴论做后盾。她不赞成戈恰可夫底机敏的政策。所以俄国皇帝也许要完全改变他的外交政策底方向，或者也要像他的前代亚历山大第一和保罗彼得第三那样被人篡弑了。 倘若在英俄两国同时发生那样的政治变化，那时普鲁士怎么办呢？那时它的东北和东南边疆都没有防备，而德国底武力也竭尽了。不应当忘记了，普鲁士属下的德国，从战争初发时起，就送了一百五十万人到法国来，现在只剩下七万人调动了。 表面上虽然相反的，法国情形却很可乐观。但愿法国坚持着，但愿它利用停战机会来改组它的军队，最后给予这个战争以一种真正革命的性质。——这个狡猾的俾士麦尽他的能力向这方向做去，而新生的“普鲁士日耳曼帝国”一定要出乎意外受人一阵鞭打而代替洗礼的。 敬向伯爵夫人和小弗兰慈问好。 再者：有一次你信上说起哈士克陶生底一本书，关于魏士发里地方地产繁荣条件的（我想是这样）。你将这书寄给我一定使我喜欢的。请你将附寄之件寄给雅可比博士（昆尼斯堡），但为避免麻烦起见，须将邮资付清。 请你的夫人将雅可比博士底地址写在附寄之信上。 小燕妮求我代问格特柳德、弗兰慈和温色斯拉士问好，我就代她问了。 译注： [1]橡树和菩提树之国，按：指德国。 [2]温托斯特，LudwigWindthorst（1812-1891）德国工会反对俾斯麦派之领袖。 [3]每日新闻登载的马克思底信。按：一八七一年一月六日马克思致伦敦每日新闻一信，该报加以“德国之言论出版自由”之标题登载出来。信内，马克思借俾斯麦抗议法国压迫言论和选举一事，而列举普鲁士种种压迫自由的事实，如：逮捕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控告布伦斯威克社会民主党委员会，解散工人同情于法国的集会，颁布全国戒严令，干涉他国报纸言论等。 [4]波尔多政府。按：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即迁政府往波尔多，政府领袖刚必大也在波尔多，而留一部分人在巴黎；巴黎留守政府首脑就是朱尔·法佛，特罗秋则为城防司令。
A·马尔劳论（杜比作，小邨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 A·马尔劳论 杜比作，小邨译 杜比（F.W.Dupee）为美国有名的文艺批评家，现任PartisanReview主笔，本文即自一九三八年三月份之该杂志译出——译者。 马梭·阿尔诺德有一次谈到拜伦，说时代精神帮助了他；但是谈到昂德里·马尔劳呢，因为他把这许多近代史实收入到他的小说里，那末最好还是说，他是替时代精神工作的。他最近一本小说（《希望》——著者）是关于西班牙那个尚未完结的战争的，马尔劳是该国政府底空军组织者，他亲身经历这个战争。这个题材是具有争论性的：一个小说家很难把握着它，除非他别具目的。希望（无论它的战争的分析，它的态度和价值都是含有党派性的）赤裸裸是一种较高的派别的政论著作。但让我们立即说，它不是一个新闻记者的作品，它是一本艺术家的书，这个艺术家并未捐弃他的独特的观念、情调和方法，他只是使它们迁就于新的情况吧了。他是从某一点出发的，这一点，凡是熟识他以前底作品的人都可充分认识的。 几年之前马尔劳已部分的崇尚了革命的价值，从此以后他便不止一次地改变他的政治信仰。但死与行动（Deathandaction）这对孪生的苦恼已深植在他的心上，在他底发展的每一阶段中，都给他的观念规定一种特殊的形式。他的第一部重要的小说《皇道》，是他这些苦恼的更真实的反映。它的世界是一个死和暴力的无差别的空虚。它的人物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这部小说虽然名义上是以二十世纪印度支那的莽林为背景，实际上不管空间和时间都是很少固定的。但《皇道》底抽象的英雄不久让位于另一种作风。在《征服者》里，英雄的要素尚保留着，但它已在当今的世界里获得一个基础。但这个基础大部分都是共产主义者喀林的一个台座，喀林是一个孤独的、无情的、对人和历史满怀轻蔑的人，他摈弃他那冒生命的危险而服务的那个运动——革命。一九二六年的中国，总同盟罢工和农民暴动的，帝国主义阴谋的，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中国，在喀林看来（虽然他扮演一个职业共产主义者的角色），只是一个“奇景”而已。现在，马尔劳设法把这一点在心理上描写成这样一种不可置信的情形，给喀林以一种仇恨的等级：假如他轻视无产阶级，那末，他仇视资产阶级还要厉害。但是他的区别并不含有社会的洞察力或价值。喀林内在的基础是死的苦恼与迫得用绝望底勇敢的行为来抗拒死亡的强制力。这确乎是走向自毁的一种推动；而革命呢，干脆说来，它是在一个世界里尽可能英勇地自杀的手段，这个世界却受了中等阶级底渗透的自满而损害了庄严的。《皇道》的英雄是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冒险家：喀林是政治上的一个冒险家。 但喀林并不就是全部小说；马尔劳的兴趣也不在于他底重要人物的虚无主义所规定的阴谋。背景——广州的总同盟罢工——这是他以一种真诚的（虽是误入歧途的），历史的好奇心而揭露的。陈达，有钱的自由派，和洪，恐怖主义者——这是马尔劳所描绘的两个深刻的政治轮廓。此外还有鲍罗庭，他代表他底“职业革命家”的理想。但鲍罗庭是一个抽象，而且在他和喀林的关系中，他完全是被动的。因此喀林代表传统的虚无主义，而鲍罗庭则代表感情上不同流合污的马克斯主义，这是作者身为一个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底革命孩提的遗产。但马尔劳至此就不能撮合价值的两个世界了，因此，在《征服者》中，他们只是觌面于一道互相不了解的深渊之前；而这部小说虽极力在这个缺口上架一道桥，但仍裂成两部分。 在马尔劳的另一部小说中，英雄和奇景，共产主义和虚无主义已获得较为满意的关系。《人之命运》里，革命已进入到而且已改变了死的概念。这个英雄现在把个人主义者底死寂的孤独，和革命底集体性的友谊的推动，当做不可避免底事情的一个矛盾，结合在他一己的身上。他并不像喀林一样，处于政治的冒险中，而是处于集体名义之下底行动中的一个人，他设法逃脱他的命运。这些人物因此便有了一种心理的统一性，而这部小说（具有组织严密的散文，紧凑的结构，幻梦与行动交替着的节奏，内在的模型和情调的差别，）也有一种戏剧式的统一性来配合。因为假如一方面帝国主义者，他方面革命党人，都以他们不同的作用反映出马尔劳关于历史价值的意义，——假如，换句话说，乔这类人是“同情的”，维拉尔们是“非同情的”——则他们归根到底，都是同一模型里造出来的人物吧了，这模型就是人类“命运”的模型。 因此，马尔劳在《人之命运》中完成了诸道德原则的一种意象的接合，而这些道德原则在真实的世界里当然要拒绝连接的。那末《人之命运》与其说是革命运动自身底特殊心理的写实主义的研究，还不如说是一个智识分子底境遇的戏剧化。而这一点，事实上，描写了马尔劳的整个作品，同时又规定了他和他这个时代底社会力量的关系。革命之所以是一个价值，在他看来，主要的还是因为它影响着理想的世界——即智识份子的世界。他并不把他的命运寄托于无产阶级，而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把一双脚踏在两个阵营里面。但革命并不是静止的；它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运动及其政党的命运一齐升沉。智识份子悬在两个阶级之间，在物质上依赖着资产阶级，但精神上则倾向无产阶级，他们随着工人阶级前进和退却的节奏而摇摆不定。马尔劳的一生较之许多作家还要忠实地反映某一时期欧洲智识份子底周期的危机，在这一时期内革命运动（受共产国际操纵的）已在无常中，亲自给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实例。 马尔劳给我们以死亡——行动的对称，他底浪漫主义的遗产，他好像已造出一个特殊的理由来辩护他和革命运动及其诸色党派瞬息万变的关系。在《人之命运》里也可以找出它的线索来，乔对共产国际代表说过这几句：“在马克斯主义里含有一种宿命的意义，也含有某一种愿望的高扬。每一次宿命碰到愿望的时候，我便怀疑起来。”乔在批评共产国际时说这几句话，因为后者拒绝对蒋介石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当时蒋介石显然正在准备摧残共产党人。《人之命运》的政治事件因此好像是反共产国际的，而且好像就是对斯大林派和国民党成立无原则底合作的政策而作的一种半托洛斯基派的批评，这种合作政策，马尔劳在《征服者》中以那样同情态度表现出来的。但是谈到马尔劳底政治上的故事则还有比这更多的事情。《人之命运》写就于《征服者》五年之后。当时，政局已深刻的变动。受了中国灾祸的影响，共产国际已走入它的所谓第三时期，一个极端教派的时期，而它的影响已不甚重要。但在这一个时期托洛斯基号召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工人阵线似乎对马尔劳已有多少影响，大概他当时把“行动的愿望”和那位被放逐的布尔塞维克并提，而“宿命论”则和株守不动的共产国际并提。但共产国际碰到希特勒上台而回到它的旧政策，和宣布人民阵线时，它又好像对马克斯主义的“愿望”重获它的权利；而马尔劳又重新撤回他的同情。托洛斯基现在成了“过去的一刻”，而那些继续坚守革命底原则的人们都成了一批空想的道德家了。现在明白得很，马尔劳只是把他自己的惶惑设想成马克斯主义而已；“愿望”或“行动”的概念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属性，相反的，它们倒和强权政治，和为了暂时底“胜利”而举行的冒险行径，一句话，和阶级合作同一意义。可笑的是马尔劳把胜利和阶级合作等量齐观，把他自己和那个庄皇而不出色的共产国际一视同仁，他实际上已写了“一首失败的史诗了”。 一九三五年，德累·拉·罗些耳，一个法国小说家，把马尔劳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作了一些聪明的观察。他说，马尔劳的共产主义史诗是一首失败的史诗。它从蒋介石的不稳固的胜利始，以目下德国共产党人底悲惨的消极而终。现在呢，奉了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放弃它底极端暴力的外来的梦”而宣布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了。马尔劳将改变他的小说的属性吗？罗些耳下结论说，人们等着民主保卫的第一部共产主义的小说吧。 《愤怒的日子》，严格的说来，不是民主保卫的小说，但它却是一部过渡的产品。《愤怒的日子》直接受了一九三三和三四年事变——希特勒、集中营、国会纵火案、德米特洛夫——的激动，它是共产主义挣扎者的一首抒情诗。英雄的概念又发生一次变更。假如乔把死的意义和行动的意志结合于一身，加士纳只是意志的化身而已。在《人之命运》中的一切人物看来，死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实在——代替原始罪孽的一种实在，它是人类共有的财产，它给个人行为以基本的动机，它把人类命运的模型加在阶级斗争的模型之上。但现在，在《愤怒的日子》，死已集中在加士纳受禁底监狱的纯俗世的意象中；生命也集中在反法西斯派的同志感情中。那些人物不再专志于一种宿命的死；他们正在把死当作一种政治的刑罚而企图逃避。使他们互相隔离的不复是他们底强烈的细分的个性，而是他们底监狱的墙壁。《愤怒的日子》因此是一种新观念的代表：流产的斯大林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之繁盛起来，充满人类的新鲜希望，像梦一般的短促和光辉，就在那转变的几年：一九三四和三五年——在第三时期结束之后和第四时期开花灿烂之前，在教派主义的黑夜之后和人民阵线当权底强烈的、失望的闪光之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和莫斯科审判案之前。 假如《愤怒的日子》是一个过渡的作品，《希望》便是具有最成熟的形式的“民主保卫的小说”。虽然它仅包含战争的头一期（以瓜达玛拉一役为终结），但《希望》究竟是一卷长书，它的构造是综错的，如果不是复杂的；而且它的人物之多，差不多和战争本身底各面一样。第一章以暴动早期的马德里为背景，铁路工会管理了北站的电话总局；马奴哀尔，一个青年共产党员，正逐个逐个的打电话给西班牙的重大城市。用这种方法，马奴哀尔确定哪些城市是尽忠于政府，又哪些已投降于法西斯派；读者立即便知道西班牙的军事形势……奴哀尔离开火车站，跑入马德里的街道。那一晚挤满了人群，而且杀气腾腾。到处都有Salud的么喝和国际歌的片断歌声。满载民军的货车正以每小时七十里的速率开赴塞拉。政府许多星期来漠视那个危急的军事叛乱，而群众却愈来愈紧张地等待它，因此开战那一晚的来临，简直就好像“一个广泛的解放”一样。工人和店东都统一在人民阵线底“惊人的友谊”中……那末，政治局势呢？“那些工人组织一面管理这个城（马尔劳吿诉我们），一面等着政府的训令”。但政府本身被描写得太瘫痪，太无法动作了，它简直好像在“等着”工人的“训令”。 巴塞洛那不像马德里，在那里有了巷战。包庇法西斯派的教堂烧掉了。哥隆旅馆，暴动的大本营被无政府主义联合会派来的临时民军包围着。工厂的气笛呜呜示警，信鸽盘旋于障碍物的上空。马尔劳应用很大的精确和抒情诗的能力来刻画巷战底特殊的恐怖，一个武装了的无产阶级的飞扬。但是，他告诉我们，飞扬是不够的。我们碰到无政府主义者布易，他好像马尔劳的一切代言人一样，是一个领袖，一个负责者。他眼见他们的同志在哥隆旅馆前面底放纵的英雄主义，他断定他们死得毫无必要；他们的牺牲姿态是绝望底一代的遗迹，即“一切政治问题都变成了勇敢和质量问题”的那一代的遗迹。但今天有了希望了，而“问题已不是树立榜样而是取得胜利”。他觉得他的同志所需要的是“调协”。 布易的见解暴露了这部小说的主要目的——它的课题将是共和军的命令——同时那些无政府党人的行为，他们的宿命论，他们的英雄，他们对死亡和失败的彰明的淡漠使我们想起陈和乔，且暗示和早期几部小说的一种观念上的联系。 马尔劳既然以武装力量的协调做他的课题，他便碰到共和军西班牙的一个中心问题。但他却不能周到地来看待它。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马尔劳却把它视为一种纯军事的难题。它包含了最活生生的革命原则：马尔劳却把它当做一个与空想的蠢事相反的常识问题提出来。它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致命的分裂，巴塞洛那底悲惨的五月事变达到了顶点，并把战争弄成长期的局面；马尔劳在一个简单对话中处置它的主要争点。 在这个简单而重要的对话中，主要的争论者是马宁（国际纵队的司令官）和加尔西亚，从前是一个人种学者，但现在却是一个情报部的官员，他在全部小说中，串着马尔劳最亲切的代言人的角色。加尔西亚指出德意送给佛朗哥底高度机械化的援助，他提议把进行战争的方法来一个剧烈的变动。 “这次战争将是一个技术的战争（他说），我们将来一定得进行它，不要谈什么感情。”他认为我们不能期望那些工人阶级领袖“借巡视而变成专家”。 但是，马宁反对说，保住塞拉的却是民众。 “我的好先生（加尔西亚答说），我们同时受了两三种很危险的神话所营养和毒害了。第一就是法国的：人民（具有一个大写字母P）制造法国革命。就算这样吧。但并不因此就断定，因为一百根尖头杖能够战胜几枝蹩脚毛瑟枪，一百枝猎枪也能够战胜一架好飞机。俄国革命把事情弄得更复杂。在政治上，它是二十世纪的第一个革命；但是你要注意，在军事的意义上，它却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个了。革命党人有街道障碍物，但沙皇党人却没有坦克车，也没有空军……西班牙今天布满了障碍物——来抵抗佛朗哥的空军。” 加尔西亚的一个同伴附带说，“从前民军向来没有和一支近代军队作过战。华兰格尔是被红军，并不是被游击队打败的。” 简单讲一句。到了目前的阶段，革命就是“团结的天启”，而组织这个天启，也就是它们起码的机能。 谈话终结了。马宁再也不能想出什么反对论调了。他当了一回争论的陪衬物——好一个义务的陪衬物！——之后，他便回到他的本来角色，成了马尔劳在空中的一个理想的观察者。 加尔西亚底技术政治的妄想，无需花极大时问来论驳。据我们所知道，军事技术与生产技术的发展是采取同一步调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并没有因为法国革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物质的进步而有所变动。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社会中是谁来使用机器——及机关枪；事实上，确定的讲来，工人们是非正式的技师。末了，假如无产阶级的领袖不能期望“以巡视成为专家”，那末，加尔西亚那样热心引证的红军又是谁组织的呢？……，并不是俄国革命给加尔西亚们“把事情弄复杂”，而是西班牙革命。在这些场合中，往往要找一个“革命的救主”，而这个救主归根到底又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救主。加尔西亚底想象的工程师等级就是克仑斯基的副本，克仑斯基也许已挽救了俄国革命——为了卡尼洛夫；同时又是诺斯克和谢特曼的副本，他们挽救了德国革命——为了希特勒。在西班牙的场合中，一定要给军略造出若干漂亮的修辞学的辩解，而军事当局，多谢共产国际，却利用这种军略君临于工人民军之上并恢复了资产阶级国家，加强这个不稳固的机构而铲除革命的命根——这一队“技师的精兵”适得正和Deusexmachina一样的精妙。如果现在我们参证一下纪录，我们便知道，事实上在共和军西班牙里没有一个团体反对一支集中化的反法西斯军队的。战士们之和斯大林派分裂是在统制权的问题上——即究竟它应留在工人手里，抑或应该交还资产阶级政府。像马尔劳所虚构的那种仁慈的和公平的工程师的同伴关系是不存在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政府抑或工人组织。马尔劳的技师精兵使我们想起道德的精兵或革命的僧侣，这种僧侣是西龙在《面包与酒》中提出来代替马克斯主义党的。无疑的，两种观念都反映着共产国际的失败，但西龙的观念是胸无城府的，是直接反对官僚主义而走向群众的，而且是以一种伟大底隐譬的光辉去照明斯大林主义底道德和社会的破产的，马尔劳的学说则好像一种婉曲法，它不仅给党的官僚利用来反对群众，而且还模糊了西班牙的真正决择，模糊了该国所造成底决择的真正性质。 根据它的前提，我们可以预想《希望》非常详细的叙述军事的事情，而实在确乎如此。真正的英雄是共和军，它从工人的民军中形成，又逐渐逐渐联成一个单一的大组织，放在“统一的指挥”之下，隶属于资产阶级国家。这部小说的构造是由战争本身的逻辑来决定的，人物大都是充当各种行动园地的观察者和铨释者而活动的。事实上，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感觉得好像我们在阅读某一超然底、满怀人民阵线思想底报告者的回忆录，一个海明威或马萧士的回忆录，这个人搜集了几百种印象记和轶事，便匆匆忙忙的把它们录入他的书里——这次战争的所有战役，著名的功勋，第一流的人物，绘声绘影的详情——从LaPasionaria到声震蛮荒的鼓动的广播，从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内的法西斯奸细到爱尔·格累哥斯的救护。在这一堆惊人的例证中，《希望》的人物要素已变得渺小和灰色了，而且都好像某种陈旧底文学形式的被遗弃的残迹。马奴哀尔们和加尔西亚们只是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代言人，他们自身缺乏任何生命，以便利用这个生命来把一种亲切的模型加在军事的小世界上。但即在这里，在道德论调的领城内（小说的人物就在这里，衡量他们的价值），空气还是紧密和受拘束的；而且那些哲学——特别是那些对抗时行戒律的——正好像人物一样，最后分析起来，都无法现实化。自由派，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一个很自由去发展他底观点所派生的一幕剧；也没有一个能像《征服者》中的洪，几乎可以逆转作者用以打击他的同情的洪流；但归根到底，他们都有木偶式的机械的连接，而这些木偶的可能性最后又由他们底能动的关节和腹语者的意志来限制的。 《希望》是愿望的产品，这里所谓愿望，不是文学的愿望而是行动的愿望，这种愿望已终于和马尔劳一起，代替了文学愿望的地位。假如我们把这部小说和《人之命运》一比（在《人之命运》中，一个艺术家的自觉在每一种形式和意义底情调的差别中都非常明白），我们见到他把革命的小说改变成为微弱虚构底报告的传达工具——确乎是生动和值得一读的，但可惜没有形态或统一，而且只有极微薄底人性的内容。《希望》所露出的缺点——草率结构的痕迹，抑制的象征——一定是由于人民阵线宣传方面的紧急需要，这种紧急需要的压力，世界作家马尔劳和《新群众》杂志上一个普通的评论者是一样感觉到的。而且在我们熟读那小说之前，我们还要注意，它包含了对流行底煽动说教的另一些更重大的让步；马尔劳的许多特有的观念，都已经变质或降格去迁就它的要求。（未完）
伊里奇若在会说什么？（达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 伊里奇若在会说什么？ 达古 炮声响了，全世界人民害怕了多年的二次世界大战，列强争夺殖民地的又一次大屠杀，真的落到我们头上了。 炮声一响，在参战一方的民主国家中，各主要劳动政党都宣言拥护战争。法国社会党赞成对德开战，法国共产党也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口号下，拥护达拉第的作战政策；英国工党拥护张伯伦的政策，英国共产党也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口号下，拥护政府对德国作战到底。在参战国另一方面的德国内部，各劳动政党的态度如何，我们不知道，因为德奥捷克的第二第三国际的支部早已被希特勒消灭了，至少已压到地底下了，但莫斯科的对德政策却给我们补了这个空——自从德苏协定签订之后，地底下的第三国际的德奥捷克支部，大概会拥护希特勒这个“苏联之友”来对英法作战了。 交战国的共产主义者政党竟而拥护本国资产阶级进行帝国主义的战争，乍看起来很叫人惊异，但细按之这并无什么可惊异的地方。就这种政党本身说来，近几年来它所遵循的道路必然要叫它走到如今的一步，再就历史往事看来，它今日的行为不过是二十五年前社会民主党的行为之重演罢了。这里只谈谈历史往事。 一九一四年八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响了以后，德奥两国的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强大支部，对于战争的态度怎样呢？除过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极少数人以外，都投票拥护帝国主义的战争。并且除了在宣传上，在本国内作拥护活动，以欺骗劳动者使作资本家炮灰以外，许多社会民主党领袖还到国外去，运动别国的劳动者也作德奥皇军的炮灰。 德国的这种“社会主义革命家”所作的这种外交活动，最为显著。他们派遣了瑙斯克（Noske）带领皇军去占领比利时还不算，又派遣奥艾尔（Auer）到卢白克与北非洲，运动那里的劳动团体使响应威廉军队的侵略。穆勒尔（Müller）与谢德曼（Scheidemann）这两个有名领袖，被派到荷兰，以图取得该国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许德昆博士（Dr.Südekum）到瑞典、罗马尼亚与意大利去，结果据说使意大利在战争前一阶段中保持了中立。法国社会党员，为要拥护本国资本家的正义战，当然不满意于意大利的这种中立，他们攻讦意国社会党，说他们之赞成意大利中立，是受了许德昆的运动，意大利社会党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原受有德国党的津贴，许德昆到了意大利以后曾威胁意国党说，如果不采取对德友谊的态度，则津贴马上就给停止云云。不管这里攻击的是否事实，然而德法两国“社会主义者”竟如此对立，已污辱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了！ 德国另一个有名领袖巴弗士（Pavus），即赫尔芳博士（Dr.Helphand），被派遣到苏非亚去，在那里他向保加利亚的社会民主党讲演，说如果保加利亚站到德国一方面作战将怎样有助于世界的民主主义的胜利云。他从保加利亚到了君斯坦丁堡，在那里他发挥了他那援助德国军队的煽动天才，他又在高加索的革命者与民族主义者中间煽动说：“为了俄国革命的利益”，现在是在高加索组织暴动以反对沙皇（德皇的敌人）的时候了。 巴弗士在土耳其的这样努力，得到了他的奥国同志们的响应，奥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像包威尔（OttoBauer）之类，不但曾亲到前线与沙皇军队作战，并且还鼓动波兰的反俄革命，支持毕尔苏士基等波兰民族主义者。另一领袖亚德拉（VictorAdlr）曾说道：“我们奥国人是准备‘占领’波兰与塞尔维亚的。这并不是吞并……”而是为的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许发生在敌人后方的革命。本此革命“原则”他们在维也纳帮助乌克兰人组织了“乌克兰革命社会主义者联合会”，使为“乌克兰的独立”而斗争。 德奥两国社会主义者的这种“革命”运动，当然是得到了德奥皇帝的允许与资给的。但这并不奇怪，而奇怪的是他们还有“革命的理论”。他们说他们之拥护战争是站在“社会主义的”甚而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为了实践这种“革命的国际主义”，他们说，他们德国社会主义者不能把他们的斗争只限制在德国之内，如果这样就太以民族范围自限了，他们的力量一方面必须用于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首领——英国，另一方面必须反对反动的沙皇主义。他们的军队必须攻入俄国的边境，不然，哥萨克军队就要侵入德境，就要以反动的封建主义奴役德国工人，并毁灭世界最进步的那个社会主义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云云。本此理论，所以谢德曼写道（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四日给纽约人民日报的一封信）：“我们在德国有抵抗沙皇主义以谋自卫的责任，我们必须保护这个最高发达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使不受俄罗斯的奴役……德国人而受沙皇的奴役，就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要倒退几十年，不仅德国的运动要倒退几十年已也。” 这样高明的理论，这样动人的战号：“反对沙皇主义”，比较今天的甚嚣尘上的“反对法西斯主义”战号怎样呢？在现时代的浑流中看来，好像前者不如后者的响亮，然而在二十五年前，前者或许比后者还要动人。可惜的是历史的轮齿已表明：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家，无论口头上说得这样好听，都成了本国统治者的奴仆，屠杀本国与外国人民的帮凶。 在阵垒的那一面，法国社会党员们的战号当然与这一面的不同（如果相同他们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叛徒了），他说要反对德皇的侵略。为了什么？为了“正义”与“和平”。他们也派遣比国的社会党领袖德士特里（JulesDestrée）与法国的社会党领袖加香（MarcelCachin）到意大利去，作反德助法的活动。加香带了不少金钱，他贿买莫索里尼使帮助协约国，而莫索里尼就用这笔钱办了他在佛郎科费的意大利人民报，成了帮助他上台的喉舌。所以意大利及全世界的劳动人民，直到如今还享受着加香之赐哩！ 带住吧，无须多叙述了，无须再说英国麦克唐纳之类拥护英国作战之史迹了。但现在德国的这些“过去领袖”在干什么呢？他们对于这第二次大战采取了什么态度呢？他们大都在流亡中，正在巴黎与纽约高唱对法西斯希特勒作战而拥护美法的民主国家。这时他们的战号已不是“反对沙皇主义”，而变成了“反对法西斯主义”。他们已有第三国际的英法美的各国支部成了他们的同志，他们，第二第三两国际，一道在“反对法西斯主义”“拥护民主主义”的共同口号下，拥护本国资本家进行屠杀民众。 他们又制造了他们拥护大战的理论。他们说，上次战争或许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双方作战的口号或许都是骗词。但是这一次可真真实实地不同了。第二次大战不是为了要夺取势力范围、殖民地与市场，而是为了一个伟大而高贵的目标：消灭法西斯主义。他们并不主张战争，然而战争已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一个人不能到天空中去中立，而法西斯主义又是最危害我们的东西，再则，世界各国的民众又是这样无力不足以干涉战争，因此唯一可作的事便只有帮助民主国家，以加速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他们这种理论，本是第二第三国际在基本上所共同的，但自斯大林放弃了“阵线论”，对希特勒彻底投降之后，第三国际已经没有共通的“理论”了，各国的支部，只有跟着各国的统治者进行“同志”间的互杀。目前共产国际的结局，比二十五年前的社会民主国更加悲惨，更不光荣！ 一九一四年八月，伊里奇和齐诺维也夫同住在加里西亚的山村里，当他听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真的赞成了德皇的战争时说：“第二国际死亡了！” 现在，假如他还在世，他未随齐诺维也夫等成了斯大林手下的冤魂，那么在他听到德苏协定之订立与英法共产党都赞成对德作战时，他会说什么？ “第三国际死亡了”——他或许会这样说吧。但亦未必，因为第三国际并不是今日才死亡，不过在今日大战开始时，这表现得更清楚，更无可辩驳，更表面化罢了。伊里奇若在，则多年以前他必已喊出： “第三国际死亡了！”
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与史实（江涛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 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与史实 江涛声 《中流》第一卷第三期登载有振麐君的《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一文，其主要目的似在宣扬所谓新启蒙运动。但其中最大部份是叙述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启蒙运动的史实和批评。但异常不幸，振麐君所叙述的“史实”完全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单凭脑子里编造出来或幻想出来的。虽然每个人都有宣传自己及其所属派别的理想，发表自己及其所属派别的主张之自由，但对于既成的历史事实之叙述或引证，则都不能不受客观历史事实的限制，随便编造或瞎扯是不可以的。单只振麐君一人犯这种毛病固无足轻重，但事实上振麐君不过是许多人中或一大群人中的一个代表。因此我们为了拥护真理，保存历史的真实，对于振麐君的伪造便不得不起而加以指正。 振麐君说： “……在民国四五年时，中国近代史上最优秀最前进的份子李守常、鲁迅等曾向中国青年作广大的号召，要求中国的再生。所以他们第一是公开地向着旧的礼教挑战，第二是公开地宣告‘古文’为死文字，而提倡白话文学。这种活泼新颖的气象，便是中国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诞生。” 从这一段的叙述看来，似乎在民国四五年时开始提倡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是李守常和鲁迅——这真是一个大胆的伪造！大家都知道，在民国四五年时“向中国青年作广大的号召，要求中国的再生”的，是新青年军（该志创刊号出版于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但《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及其思想言论的代表者为陈独秀。不但那时的鲁迅毫未与闻，就是李守常也仅仅是个偶然的投稿者。这是有《新青年》的汇刊为凭的。在民国四五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第一卷一号至第二卷四号），我们不但看不到鲁迅或周树人的影子，就是李守常（即李大钊）的名字也只出现过一次（见二卷一号，论题为《青春》）。在这时期内《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是陈独秀、高一涵等。从思想的激进及其对于青年的鼓动说来，特别是陈独秀最为杰出。陈独秀在那时所发表的敬告青年、抵抗力及反对孔教的几篇文字，在当时的思想界都起了巨大的影响，后来的五四运动的思潮即导源于此。振麐君所说“在民国四五年时中国近代史上最优秀最前进的代表李守常、鲁迅等曾向中国青年作广大的号召，要求中国的再生”，未知根据何种文献和事实？如果振麐君举不出任何文献与事实出来，那就显然是用了“偷天换日”的手段，企图以李守常、鲁迅等代替陈独秀等，而有意伪造历史了。 至于说到“公开地向旧礼教挑战……公开地宣告‘古文’为死文字，提倡白话文学”的人，也不是李守常和鲁迅，至少在最初不是如此。“公开地向旧礼教挑战”最激烈的是吴虞，而“公开地宣告‘古文’为死文字，提倡白话文学”最坚决的是胡适。这是我们从《新青年》第三第四第五等卷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的。 固然，我们不能否认李守常，甚至鲁迅，在五四运动中有过若干作用，但绝不能说五四运动主要是由他们领导起来的。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无论在思想上、言论和行动上，都是陈独秀。《新青年》不但是陈独秀一手所创办的，而且自始至终是由他所主编的（除了他被监禁的短时期外）。《新青年》中最基本的论文，也就是造成五四运动思潮，代表当时启蒙思想倾向的论文，多半出诸陈独秀之手。并且陈独秀不但主编了《新青年》，而且还创办了一个著名的周刊——《每周评论》。如果《新青年》是五四运动的宣传刊物，则《每周评论》便是五四运动的鼓动刊物。这个鼓动刊物，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及一般智识份子中曾发生了绝大的影响。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直接鼓动者就是每周评论。正因为如此，陈独秀无论在思想的宣传上和行动的鼓动上，都成了五四运动的中心，成了当时大多数青年学生和前进智识份子的偶像，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当时一切反动势力所攻击的箭靶，成了安福系的囚犯。 人们如果不谈五四运动或启蒙运动则已，若一定要谈五四运动或启蒙运动，陈独秀的名字是绝对撇不开的。陈独秀的名字之对于五四运动，恰等于康有为和梁启超之对于戊戍变法运动，孙中山之对于辛亥革命运动。然而振麐君追述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五四运动的“功臣”时，竟然没有提到陈独秀的名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不但陈独秀的名字应当列在五四运动领导者的第一位，就是胡适之也是五四运动的主要角色。如果你不提到白话文学运动便罢，一提白话文学运动，胡适之的名字，不管高兴与否，你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他丢开的。因为他不但是“宣告古文为死文字”、“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人，而且是实行创作白话新文学的第一人（至于他本人创作的成功与否是另一问题）。但在振麐君看来，胡适之在五四运动中是不存在的。 说到李守常（当时的笔名为李大钊），无疑地他是中国近代的伟大革命家之一，尤其他那纯洁无我和坚决为革命牺牲而从容就义的人格，实是后起革命家的模范。但从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说来，他所占的位置是不甚重要的。他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所发表的文字很少，而且不甚重要，如《青春》、《今》、《新的旧的》、《Bolshevisn的胜利》等。自然这最后一篇文字，对于引导当时青年去注意俄国革命一点上很有意义，但对推动五四运动的本身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所以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李守常并没有起过什么决定的作用。他在思想上所起的较大的作用，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有根据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比较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见其所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六卷四号—五号）。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成了第二次革命的领导人物之一。 至于鲁迅，在思想上对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可以说很是微弱。他不但不能与陈独秀相提并论，就是比之李守常亦相差甚远。鲁迅之加入《新青年》是完全被动的，而且加入得很晚。不但关于“向中国青年作广大的号召，要求中国的再生”，在“民国四五年时”他从未作过这样的工作，就是一直到五四运动的前夕，他也没有作过这样的工作。他在《新青年》所发表的文字仅仅三个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以及几个随感录而已。关于这一点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指“五四”前一年），因为所评论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份；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见《热风题记》）。 鲁迅在这里所说的话，是比较诚实的。事实正如他所说的一样，在五四运动中他“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份“，这就是说，他在五四运动的思想上只起了一些微小的作用而已。不用说，鲁迅当时用白话文所创作的几篇短篇小说，是相当成功的。若就后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说来，他的影响和成绩都很有可观。但这是后来的事，不能因此就说是鲁迅的思想影响了五四运动，相反，倒是五四运动影响了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如果以在思想上影响五四运动来说，鲁迅远不及他的兄弟周作人。 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完全是有文献作见证的历史事实，是每个参加五四运动的人所亲眼见到或亲耳听到的事实。但振麐君何以偏要颠倒和掩藏这些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呢？惟一的解释是振麐君不高兴陈独秀，而特别爱好李守常和鲁迅，这是从他那篇文章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的。一个人根据他的特殊嗜好与思想或政治倾向，特别不高兴或仇视某些前辈，而特别爱好或崇拜某些前辈，本也是人们的“自由”。但从客观历史的观点，尤其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上说来，“历史应当还之历史”，就是说，我们应当从客观的历史事实过程中如实地去理解历史，批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从历史中获得真正的教训。如果根据一己的好恶或派别的利益，用特殊的主观去观察历史，修改历史，甚至伪造历史，也许能一时获得“好处”，但最后说来，只是在历史上尽一些可怜的反动作用而已。 如果站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上，我们对于历史上任何人物，都应从他在历史上所起过的客观作用（无论是进步的或反动的）去叙述他，评量他。就是一个人在前一时期所起的作用是进步的或革命的，而在后一时期退步了，或反动了，但我们还得以“进步”去评量他的“进步作用”，以“反动”去放在他的“反动作用”上。在这里我们所须特别留意的便是他的“进步”或“反动”所代表的社会背景而已。列宁之对于蒲列哈诺夫和考茨基就完全是如此。即以我国的康有为、梁启超而论，前者后来完全变成了极端的自动派，后者后来在思想上亦完全代表布尔乔亚的反动意识。但在戊戌政变时期他们还是起了相当的进步作用的——不管戊戌运动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甚至反动的。尤其是梁启超在中国文化运动上，在中国初期的启蒙运动上，都曾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梁启超在《时务报》及以后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那些对于西欧民族民主运动及其他学术思想之初步的介绍，后来的五四运动未必能达到那样的程度。作者以为对于陈独秀，也应当用历史的观点去评判他。他现在的主张究竟怎样，他将来究竟往哪一方向走，我们姑且不说，但就他过去在历史上，尤其在五四运动上所起的作用，无疑地是进步的，伟大的。他在五四运动前及在这运动的过程中（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所表现的）那种对反动势力的不妥协精神，那种对旧思想、旧传统的大胆批评精神，不但不应该抹杀，而且是值得我们后一代人效法的。 振麐君于叙述五四运动时作了一番伪造之后，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事实也差不多是“如法泡制”的。这里限于篇幅，我们不欲多加指责。但关于新启蒙运动，还得说几句。振麐君是一个“启蒙运动”的宣扬者，但究竟什么叫做新启蒙运动，以及它与旧启蒙运动有什么区别，他都未曾明白地告诉我们，好像是故意含糊其辞似的。最有趣的是他说：“我们的先进份子毛泽东、鲁迅、瞿秋白等，在最近数年中都是百折不挠地为着倡导新启蒙运动而努力”。在这里是把毛泽东当做新启蒙运动的第一个领导者。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在最近数年来所干的不是什么启蒙运动，而是农民的武装暴动或“苏维埃运动”，这种运动的历史价值我们姑且不谈，但这很难扯得上是什么新启蒙运动。启豪运动，按照历史上传统的意义说来，乃是新兴的布尔乔亚的民主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与布尔乔亚的民主革命运动大有区别的。例如法国十八世纪从福尔特、卢骚到百科全书派所领导的民主思想解放运动是启蒙运动，但法兰西的大革命却不能称之为启蒙运动。同样，中国的五四运动可以说启蒙运动，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运动，却不能再称之为启蒙运动了。用马克思的话说来，前者是“批评的武器”运动，而后者则是“武器的批评”运动，虽然两者中间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并且后者多半是由前者准备起来的，但无论如何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而振麐君把毛泽东数年来所领导的农民暴动也算做新启蒙运动，这证明我们的新启蒙运动的提倡者或宣传家，对于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意义也是茫然的。但“茫然”或无知，还是有可以原谅处，而伪造历史事实就应放在“口诛笔伐”之列了。 一九三九，七月廿日
关于德苏协定的东鳞西爪（木君〔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关于德苏协定的东鳞西爪 木君〔王凡西〕 “据说是反动派的谣言” “反动分子公开在造谣，说苏联为要打击张伯伦，仿佛可以和希特勒携手的。但是苏联国内正在铲除叛国的希特勒的奸细（即历次莫斯科审判案的报吿），使他们再不能从事破坏、间谍与转向法西斯的工作。人们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即使那些仇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也不会相信这个谣言。” ——勃劳特，美共党首领，见其本年八月出版之《为和平而战》。 “神话” “……其从李维诺夫辞职之后，一般人对于苏联外交，有意地或无意地作种种不正确的怀疑和推测，甚至像‘苏联将与德国携手’，‘苏联不赞成集体安全制’这一类的神话都听到有人说过…… “从莫洛托夫的演说中，是不是可以看出苏联外交有什么新的转变呢？一点也看不出来…… “一切对于苏联外交的怀疑……都由于对苏联外交立场的认识不足，或者是故意曲解…… “莫洛托夫演说中提到德苏商业谈判，这是给英法一个刺激。要是因此以为苏联有与法西斯国家合作的可能，那就等于把侵略阵线与反侵略阵线完全无视，和苏联的外交的根本立场正相反对的。” ——胡愈之，见《译报周刊》第十期，《对于苏联外交应有的认识》 “谁说这是神话？” ——《字林西报》 “平常的事情” “德苏已订不侵犯条约了。中国一部分浅狭的人，大家都奇怪惊愕起来，其实，这是一件政治上极平常的事情。 “关于德苏谅解携手的预言，一二年以前托罗斯基辈早已撰文论及。” ——陈矞堂，见《人世间》第三期，《从德苏协定讲起》。 “必如何乃可并行不悖？” （哈瓦斯社巴黎三十日电）法国共产党领袖即该党参议员加香（MarcelCachin），昨日函达社会党党魁勃鲁姆，声明德国倘向法国宣战，该党党员咸当起而保卫祖国。此函顷由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予以转载。内称：“法国若果遭受侵略，共产党党员即当立于抗战第一线，以捍卫国家。日来政府因保障边境安全，并因帮助有受侵略危险及与我人缔有同盟条约之国家所采取之措置，本党加以赞同。……最后，我人宣布，法国全体人民实有团结一致，以击退制造战争者之必要。” 勃鲁姆于函末缀以评论云：“共产党此种庄严宣言，必如何乃可与德苏两国所签订之互不侵犯条约并行不悖，此乃该党自身之事。但此函与其只公开于我人范围内，不如兼公布于法国国境以外之为佳也。” ——见八月三十一日《中美日报》 “中共改变对德态度” “中共著名领袖毛泽东，多年来第一次主张改善中德关系，惟以德国停止对日帮助为条件。此种意见包含在毛泽东的一篇文章中，该文系评论欧洲战争及其对中国的可能影响者，载于重庆出版之新华日报上。 “此时以前，中共虽不断重复政府以日本为中国唯一敌人的意见，但他们继续把德国当作‘日本的帮凶’来攻击。然自德苏协定之订立，此种攻击已大大缓和，甚而已停止了，故毛氏言论实无足惊异。” ——译自九月七日英文《大美晚报》 “德苏协定打击日本” “今晨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对于德苏间所缔结之互不侵犯协定，表示满意；然该报历来乃攻击国社党德国之最凶猛者。 “据该报云，此项协定乃苏俄外交的一个最重大的胜利。一方面使俄国可免除德国的威胁…… “另方面，该协定予日本以严重的打击，绝对于中国有利”。 ——八月二十四日，路透社重庆电。 “原来又并不对日” “据此间官方今晨宣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长莫洛托夫，与日本大使东乡茂德谈判结果，苏日两国，已签订停战协定。” ——九月十六日海通社莫斯科电。 “沉默的悲哀” “今晨新华日报对塔斯社所发表之莫洛托夫宣布苏联军队攻入波兰之演说，竟未载一字，说者谓该报此举，盖恐登载后将引起华人尤其中国共产党之不良印象……” ——九月十八日重庆电。
世界动向（风岗〔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三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世界动向 风岗〔王凡西〕 “不可思议” 这几天，无论在街头巷尾，茶楼酒肆，随处都可以看见有人在摇头叹气，大谈着“这个世界的不可思议”。一般在报章上写谠论宏议的先生们，也都因为事变的发展，往往立刻撕破了他们先知政论家的面具，所以也有搁笔太息的；也有装着不好意思的神气，随和着大家嘅叹一下“不可思议”，以为他们预言破产之解嘲的。 然而世界真的“迷乱”得“不可思议”吗？那也未必。世事诚然太复杂，不过本质上却决不会连一点规律和理由都没有，某些人之所以要摇头叹气，这倒并不能证明世界的动向已越出了任何因果规律，而只能证明这些人头脑中从来用以解释世变的规律是虚伪的，是不合乎实际的罢了。 一切“不可思议”中之最“不可思议”者，就是苏联的行动。德苏协定已够令人胡涂了，忽然又来了一出瓜分波兰的全武行，这对于那些太相信“我们不要寸土，也不予人寸土”的口号的人，真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不可思议”的还不止此哩，日苏停战协议宣布了，接着还要解决日苏间的一切悬案，而更离奇的是：据说咱们中国的抗战，恐怕也将列入他们两国的“悬案”之中，而欲试行解决了，这一点，让我事先承认一下：小子也颇觉得“不可思议”的。 此外，还有许多叫人不能相信的事情，有如：以反法西斯为战号的民主国家，为什么一开战就“停止”了民主权利？美国的政治家口口声声要避免战争，为什么实际上却在积极备战？德意轴心据说是“钢一般的同盟”，为什么战事一起墨索里尼便宣布了中立？英法既然对德宣战，援助波兰，为什么一月来简直毫无动静？其他如一生为印度独立而奋斗的甘地，到了大战发生，即当殖民地解放的有利时机，却宣布拥护“母国”；著名反战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作家罗曼·罗兰，现在竟一反素志，要求达拉第总理坚决对希特勒作战！这一些至少对于某些浅薄者流，总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本文作者当然不敢以“深刻者”的神气来从事说教，更不愿以“先知”的态度来指导迷津。我只是要撇开一切简单的公式，先入的成见，根据事实，来把上述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试作一点说明。这里请先谈苏联。 苏联之“谜” 有一位名叫BorisSilver的社会主义者，在其所著《一个俄国工人的自述》中，说道：“苏联初期的领导者惟恐外界不明白苏联的实情，目前的执政者，却惟恐外界明白了苏联的实情。”这真是一言道破了苏联的“谜”底。 世界人士对于苏联的感情，曾有过好几个时期：当布尔雪维克初初夺得政权，世界各资本国家联合进攻，并资助沙俄遗孽进行内战之时，全世界只有极少数的革命者，才对这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表示拥护，至于其他人士，那只是有意或无意地相信着一些荒唐的谣言，什么布尔雪维克烹食小孩，妻子公有，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其次是从内战末期到一九二七年的联共第十五次大会，那时苏联积极援助西方工人革命与东方的弱小民族，所以各国知识分子虽然对她都还保持一个宜忌的态度，但她在世界进步阶级与进步分子中的影响却逐渐提高。不过正在这个时期内，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采用，苏联内部已经开始了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反对无产阶级思想的过程；再加以各国革命之相继失败，“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逐渐抬头，终于在一九二七年的冬天，把领导十月革命的革命者全数排除出党。 苏联在国外威望之日益提高，国内情形之渐趋反动，这矛盾，便是苏联现执政者“惟恐外界明了苏联实情”这种心理的根源。 第三个时期是从一九二八年起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那时苏联凭借着十月革命的成果，即生产工具的公有制，实施了第一次五年计划，她在普遍的世界恐慌中开放了一朵经济繁荣之花。于是各国的知识分子都“转向”到莫斯科了，一个个变成为“苏联之友”；他们凭自己在“上等社会”中的固有地位，替苏联做着义务宣传；结果苏联被美化成一个真善美结晶的“地上天国”，而史大林竟成为上帝一样的偶像了。无论谁对苏联或史大林作一点即令是善意的批评，都会遭到这些高贵的“同情者”之怒斥的。这和第一时期恰恰成了一个相反的对照。 但是不幸得很，正在这个时候，因为“经济的繁荣””，苏联内部的阶级矛盾愈加尖锐，资本主义分子愈加昂起头来，工人阶级中发生了极大地分化，少数贵族工人贴附于统治的官僚层，大多数则陷于悲痛的地步，官僚层得到了巨大“国富”的营养，且愈据于个阶级仲裁人的地位，于是权势突大，变成为历史上空前有力的个人独裁制；它不仅取消了一般民众和苏维埃的民主，而且还窒息了党内的任何自由。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苏联的现当局及其国外的“友人们”，自然更不许“外界明了苏联的实情”了。 一九三六年开始的莫斯科审判，可说是世界人士对苏联所怀感情之第四时期的起点，苏联当局以一种叫人绝对难信的罪状处决了十月革命的全体元勋，这才开始摇动了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苏联执政者的友谊，他们对苏联的实情表示了怀疑。不过最大多数的人士，却仍旧固信着“地上天国”的观念，他们甚至附和着克林姆宫里的诬控，帮同诬蔑那蒙冤而死的革命元勋们。 在这样一种盲目崇拜苏联的空气里，突然见到了史大林竟与希特勒同盟瓜分波兰，并将与中国的大敌——日本——妥协，那又怎怪得人们要大叫“不可思议”，并称苏联为一个“难解之谜”呢？然而真是谜吗？谁叫你们长年闭着眼，始终不愿认识一下苏联的实情呀！ 苏联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那末苏联的实情究竟怎样？将来的发展又将如何？这两个问题太大太复杂，当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分明；不过为要解释目前苏联“不可思议”的行动起见，我还不得不简略地作一些原则上的说明。 就本质上说，苏联还是一个工人国家，这就是说，她还维持着由十月革命所争得的生产工具的公有制。自从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并实施了几次五年计划以后，俄国的生产力也确实表现了突飞猛进。但一方面正因为生产力之相当提高，另方面又因国外革命的不断溃败，这个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工人国家，近几年来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堕落过程。这过程表现于政治上的，主要为：世界革命理想之完全抛弃；布尔雪维克党的消灭；以及一切庞大无比的国家官僚机构之形成，它实行最野蛮的专政，并以“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为唯一目的。 然而要在相当落后的俄国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势非对国内外的敌人采取妥协政策不可。因此，目前的统治者就以杀尽布尔雪维克及奖励私产这些代价，来购取国内资本主义分子的支持；在国外，则命令共产党人放弃主张，或根本以“不干涉”各该国革命或解放运动的条件，来换得资本国家的“同盟”或互不侵犯的“诺言”。 如果懂得了苏联这一点实情，那末近几年来，尤其近几月来关于史大林在内政外交上一切“不可思议”的行动，都可明白理解了。 为什么要跟“不共戴天之仇”希特勒携手？很简单，因为在西欧方面，这位卍字牌的元首最能干涉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为什么要和东方的武士修好？在本质上也还是这个原因：由此可解除东方的威胁。但是这么讲来，还有一件事仍旧“不可思议”：为什么忽而把“一国”的疆界扩大到波兰，要去拯救陷失的“同胞”呢？关于这，当然还有其他次要的原因，请听下节分解。 出兵波兰的意义 自从苏联当局以“一国自保主义”来替代了世界革命的战略以后，“我们不要寸土，亦不予人寸土”，竟成为苏联外交军事方面的一个主要口号。但是明显得很，在目前这样的世界里，这个口号只是一种自欺的保守幻想罢了。实际上，你如果不要别人的“寸土”，别人就要你的“寸土”，天下事不进则退，万事万物都逃不出这个道理。所以在苏联开始建立的时候，当时的两大领袖：列宁和托洛斯基的基本认识，就是俄国革命必须“侵略”到世界的其他部分去，否则，各国的资本制度就要来扑灭俄国的革命；但不幸苏联的现当局排斥了这个所谓“革命的不断论”，采取了幻想的一国自保政策。结果事变的发展打破了这个政策，史大林便不得不采取希特勒扩充领土的办法来“输出苏维埃制度”了。这可以说是苏联现执政者抛弃了列宁原则的一种报复。因为自保主义的应急办法，只有“帝国主义式”的军事侵略。 苏联这次出兵波兰的事实上的发展是这样的：为要保持“和平的孤立”，乃与最能破坏苏联和平的希特勒妥协；但要完成妥协，就得帮助他去进攻波兰；但波兰如果全入第三帝国的版图，则纳粹党的雄师直逼边疆，势将危及苏联安全，故军事上的需要，迫得史大林不得不以保护“同胞”的名义，向波兰要求“寸土”，而与希特勒实行瓜分了。 最近有许多人，对于红军攻入波兰这一事情的本身，加以非难，以为红军根本就没有越过苏联边界的“权利”，这意见，其实还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列宁等人的意见，红军越过国界这件事情，揆之革命原则，那是完全可以允许的。何况在一九二〇年的时候，列宁还坚决主张过要直捣华沙呢。那末为什么一九二〇年之进攻华沙是对的，而这次的进攻波兰是错误的？ 这问题最好拿具体的事实来答复。一九二〇年，毕尔苏次基镇压了波兰工农的革命，得到了协约国的指使与资助，率兵进攻正在苦斗中的苏维埃政权，甚至占领了俄国的基也夫，红军于仓促间集师迎击，大败之，追击达六百五十基罗米达（Km），波兰乞和，但因当时波兰工人的革命情绪尚高，列宁不主和，欲直取华沙，助其成事，后因红军惫甚，在华沙近郊反胜为败，订立里加条约。 对于这次进兵，当时革命领袖的意见是这样的：为保护俄国的新制度并援助波兰的革命，我们一定要进攻，不过军事的进展必须与革命的速度配合起来，否则，进军反而会于革命有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红军指越过“国界”是完全可以的，只要它是为了革命的目的，并且能与革命相配合。 但是这次进攻波兰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援助革命，因为目前根本没有革命。也不是为了波兰侵略苏联，因为波兰正在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红军这次越过国界，仅仅为了响应希特勒，仅仅以泛斯拉夫主义的名义去拯救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同胞！这还成什么话！ 日苏协定是德苏协定的补充 苏联既然和德国瓜分了波兰，后将怎么办？这当然不能加以详尽的猜测；不过战争发展的逻辑，大概再不能让苏联逍遥于战争之外了。在目前，希特勒虽然格外讨好，大量奉送波兰的土地，但西线的战争始终没有认真地打起来，由希特勒授意的墨索里尼，又天天在高唱和平，那末谁能担保英法不会以宽大的条件，收买希特勒作反共十字军的先锋呢？史大林为要避免这个可能，使希特勒与英法持久作战，便不得不积极站在纳粹党方面，供给她以必要的军需，甚至还得帮同她作战。纵令在一时间苏联还能保持“中立”，但仅仅为了巩固西疆起见，也必然要争取波罗的海诸小邦，以及罗马尼亚的比色拉比亚；因此，史大林今后要想求得西线之平静无事，那是办不到的。那末怎么办呢？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他就和我们的东邻结束诺蒙亨的战事，并“调整”两国关系。 关于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中国的许多政论家，又像当初对于德苏协议的态度一样，在大喊什么“绝对不可能”了。其实这是胡涂的。当然，我也并不说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绝对可能”，不过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势下，日苏两国都有签订这一种协议的需要与愿望，那我们就不能预断它绝无可能，据我看来，倒还是可能的成分多些。 苏联之需要日本妥协，既如上述。现在我们且来看日本方面的意思。自从德苏协议成立之后，日本的外交政策真一度感到了极度的彷徨。利用轴心同盟的声势来压迫英国和苏联，都因这一纸协议而失去了依据。武士们着了慌，一时摸不着头脑，内阁更换了，反英运动立刻停止，赴德观光的寺内大将等要取道伦敦纽约归国了。这都表示她想和英国彻底妥协，借以结束侵华战争，并应付苏俄的“东顾”。但欧战爆发后的形势迅速改变，英国在远东无力兼顾，而苏联则破坏了“中立”，也卷进了欧战，并无对日强硬的姿态，于是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根据着这一点“确立”起来了。寺内重新决定赴德，陆军将领大事更动，素来主张联俄以对华的梅津做了关东军的总司令，而华北各地的反英运动重新抬头，上海的租界要求也更加紧张了。 据各方面的情形来看，日本在目前的对华政策，一方面要成立集中的傀儡政权，加紧中国政府中的政治分化，另方面要完成对苏妥协，以便抽调大批关东军南下，实行新的进攻；同时恐将要求苏联停止对华援助，或甚至“调解”中日战争，借以完成两国间的不侵犯条约。究竟苏联会不会答应这个要求，那末有了德苏协议和波兰的经验之后，我们就不敢担保了。 不过此种美梦能否实现，现在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 美日战争的可能 关于美日两国在远东的纠葛，我们在上期世界动向里已经详细地讲过，重复是不需要的。这里将只谈一谈最近的可能发展。 欧战发生以后，英国事实上已经退出了远东的竞技场。再自苏联出兵波兰，牵入欧战，太平洋上的争夺者简直只剩着美国和日本了。换句话说，中国只成为美日两国所追逐的鹿了。依常识推断，这时自然是美国插足远东的最好机会，她应该毫不迟疑，给这陷入泥淖的日本以一个严重打击，借以确立那“美国经济为基础的中国”。 但是美日战争为什么不立即爆发呢？要懂得这个道理，那就该把眼光放大到全世界去。目前世界上有两个战斗场：一个是欧洲，另一个是远东；但前者是主要的。因为谁坐定了欧洲的王座，谁就是世界的霸王，美国既是一个以世界霸王自居的国家，那怎能自外于欧战的争霸战，而只在远东这个次要的战场一显身手？这是她目前注大部分精力于欧洲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的。上次大战以来，英法实际上已经是美国的经济附庸。所以美国为了本身的经济利益起见，必须要“民治国”方面取得胜利。 还有，如果希特勒战胜英法，则拉丁美洲将受到极大的威胁。这是美国必须要保证英法胜利的第三个原因。 现在欧洲的局面还很混沌，英法在战争中并不能有必胜的把握，为此，美国决不敢立刻在远东对日作战，以免束缚了自己的兵力。 那末日美战争可以避免吗？这又不然，世界大战之扩大到太平洋上，那时难于幸免的。如果意大利站在英法方面，如果苏联暂取静观，如果希特勒的形势已经不利，那末花旗飞机恐怕就要在横滨的上空出现了。 日本当然是懂得这一点的，所以她在对中国进行新的政治军事的进攻的前夜，在日苏谈判妥协的时候，同时还要注意到日美关系的“调整”，但我们知道这种企图是终于要失败的。罗斯福总统的既定方针决不会因为野村外相的旧谊而有所变更。日美战争迟早总要发生的。 日美战争发生，自然在客观上会有利于我们的抗战；但这战争一时还不会爆发，在它没有发生之前，中国的抗战局面，如何才能不致因英国的撤退，苏日妥协，日本的加倍进攻而终结，那是一切抗战志士所急需思索的一个问题。 （写到这里，篇幅已经太长了，第一节中所提到的其他许多“不可思议”的问题，只得等到下次再谈。） 九月二十五日
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与记者谈话录（197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与记者谈话录（1979） EntretienavecJorisIvensparClaireDevarrieux 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 ——与记者谈话录 克莱尔·德瓦里厄（ClaireDevarrieux） 1979年 译者：张一群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 〔序言〕飞翔的荷兰人 前言 第一章不存在一会儿是艺术家，一会儿是政治活动分子这种情况 第二章仍然相信世界立刻革命的地方 第三章声画结合 第四章致敬及其他冒险计划
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LesfillesdeKarlMarx:lettresinédites 马克思的女儿们 ——未发表的信札 〔法〕奥尔嘉·梅耶（AlbinMichel）编 1979年 沈志明蒋国萍译；人民出版社，1985 出版说明 封面介绍 前言 卡尔·马克思的后代 1866年 1．爱琳娜致卡尔·马克思（3月19日） 2．劳拉致燕妮（3月22日以后） 3．劳拉致燕妮（9月1日） 4．燕妮致劳拉和爱琳娜（9月） 1867年 5．燕妮致卡尔·马克思（4月底） 6．爱琳娜致马克思（4月26日） 7．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4—5月） 8．燕妮致卡尔·马克思（5月初） 9．劳拉致卡尔·马克思（5月8日） 1868年 10．劳拉·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4月3日） 11．劳拉·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10月26日） 1869年 12．劳拉致燕妮（2月28日） 13．爱琳娜致马克思夫人（3月31日） 14．劳拉致燕妮（5月9日） 15．爱琳娜和卡尔·马克思致燕妮（6月2日） 16．爱琳娜致燕妮（7月20日） 17．劳拉致燕妮（10月25日） 1870年 18．保尔·拉法格致燕妮（1月9日） 19．劳拉致燕妮（2月9日） 20．劳拉致燕妮（6月9日） 21．劳拉致燕妮（3月20日） 22．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7月） 23．劳拉和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8月23日到27日之间） 24．劳拉致燕妮（10月6日） 25．劳拉致燕妮（12月12日） 1871年 26．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1月15日） 27．保尔·拉法格致燕妮（2月28日） 28．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2月4日） 29．劳拉致燕妮（4月7日至18日之间） 30．燕妮致劳拉（4月18日） 31．燕妮致卡尔·马克思（5月24日） 1872年 32．燕妮致沙尔·龙格（4月） 33．燕妮致沙尔·龙格（5月1日） 34．爱琳娜致燕妮（11月7日） 1874年 35．爱琳娜致燕妮（9月5日） 1876年 36．爱琳娜致马克思夫人（8月19日） 1881年 37．沙尔·龙格致燕妮 38．沙尔·龙格致燕妮 39．燕妮致劳拉（4月） 40．爱琳娜致燕妮（4月7日） 41．燕妮致劳拉（4月22日） 42．爱琳娜致燕妮（6月18日） 43．爱琳娜致燕妮（10月18日） 44．劳拉致燕妮（10月） 45．爱琳娜致燕妮（10月31日） 46．爱琳娜致燕妮（12月4日） 1882年 47．爱琳娜致燕妮（1月8日） 48．爱琳娜致燕妮（1月15日） 49．爱琳娜致燕妮（3月25日） 50．燕妮致劳拉（3月底） 51．爱琳娜致燕妮（7月1日） 52．爱琳娜致燕妮（10月2日） 1883年 53．爱琳娜致燕妮（1月9日） 54．爱琳娜致劳拉（3月26日） 55．爱琳娜致劳拉（9月14日） 1884年 56．爱琳娜致劳拉（2月13日） 57．爱琳娜致劳拉（3月17日） 58．爱琳娜致劳拉（3月17日） 59．爱琳娜致劳拉（7月21日） 60．爱琳娜致劳拉（12月31日） 1885年 61．爱琳娜致劳拉（4月12日） 1886年 62．爱琳娜致劳拉（4月23日） 63．爱琳娜致劳拉（8月31日） 64．爱琳娜致劳拉（9月） 1887年 65．爱琳娜和艾威林致劳拉（8月30日） 66．爱琳娜致劳拉（12月31日） 1888年 67．爱琳娜致劳拉（8月9日） 68．爱琳娜致劳拉（8月21日） 1889年 69．爱琳娜致劳拉（4月11日） 70．爱琳娜致劳拉（4月8日） 71．爱琳娜致劳拉（4月10日） 72．爱琳娜致劳拉（6月1日） 1890年 73．爱琳娜致劳拉（12月19日） 74．爱琳娜致劳拉（12月31日） 1891年 75．爱琳娜致劳拉（7月6日） 76．爱琳娜致劳拉（8月6日） 77．爱琳娜致劳拉（8月12日） 78．爱琳娜致劳拉（9月25日） 1892年 79．爱琳娜致劳拉（4月15日） 80．爱琳娜致劳拉（5月30日） 81．爱琳娜致劳拉（7月26日） 1893年 82．爱琳娜致劳拉（2月7日） 83．爱琳娜致劳拉（11月17日） 1894年 84．爱琳娜致劳拉（2月22日） 85．爱琳娜致劳拉（3月2日） 86．爱琳娜致劳拉（3月22日） 87．爱琳娜致劳拉（11月5日） 88．爱琳娜和艾威林致劳拉（11月22日） 89．爱琳娜致劳拉（12月15日） 90．爱德华·艾威林致劳拉和保尔·拉法格（12月25日） 91．爱琳娜致劳拉（12月圣诞节） 1895年 92．爱琳娜致劳拉（1月2日） 93．劳拉·拉法格致爱琳娜（8月27日） 94．爱琳娜致劳拉（9月4日） 95．爱琳娜致劳拉（9月7日） 96．劳拉致爱琳娜（9月23日） 97．爱琳娜致劳拉（10月8日） 98．爱琳娜致劳拉（10月19日） 99．爱琳娜致劳拉（10月24日） 100．爱琳娜致劳拉（12月10日） 1896年 101．爱琳娜致劳拉（1月17日） 102．爱琳娜致劳拉（3月5日） 103．劳拉致爱琳娜（9月1日） 1897年 104．爱琳娜致劳拉（1月2日） 105．爱琳娜致劳拉（1月10日） 1898年 106．爱琳娜致劳拉（1月8日） 附录 人名简介
自由主义、沙皇政权与革命（﹝俄﹞伊拉里翁·维萨里奥诺维奇·姆格拉泽（Ил.Вардин），192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自由主义、沙皇政权与革命 ﹝俄﹞伊拉里翁·维萨里奥诺维奇·姆格拉泽（Ил.Вардин）1923年 Zveza翻译 译按：伊拉里翁·维萨里奥诺维奇·姆格拉泽（1890—1941），笔名伊利亚·瓦尔金，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记者，活跃于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和苏联时期。 原文鏈接：ЛИБЕРАЛИЗМ-ЦАРИЗМ–РЕВОЛЮЦИЯ 俄国的自由主义在俄国沙皇政权的命运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与贵族官僚的专制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俄国的自由主义与谁斗争，如何斗争，又以什么名义进行斗争？它对革命的态度是什么？特别是，当革命最终废除俄国君主制的时候，自由主义采取了什么立场？ 我们有必要准确地厘定历史事实，并且真实地揭示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间自由主义、沙皇政权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这样做，才能在俄国最近的往事之中找准方向；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了解俄国自由主义将来的命运。 I. 俄国自由主义仅仅是作为群众性革命运动的结果出现在政治生活与政治活动中。在西方，自由主义开启了反对专制的斗争，使群众来参加这场斗争，领导群众并使群众受到它的影响，而在俄国则恰恰相反，是工农群众的斗争推动着自由主义反对沙皇专制。群众的行动越激烈，自由主义者就越是大声疾呼要向专制制度让步，要建立“政府和社会”的统一战线，来形成合力、共建“秩序”。 自由主义以政党的形式出现是在第一次革命期间。它有两个主要政党：一、（人民自由的）立宪民主党；二、十月十七日联盟（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代表自由主义的左翼，十月党则代表其右翼，也就是保守自由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民族自由主义。其他自由主义政党和团体（和平革新党、法律秩序党、进步党、民主改革党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发挥过重要作用，都在重大关头与立宪民主党或十月党联合了。 这些党派依靠的是什么社会阶层？ 我们从立宪民主党人开始说。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中等的地主、资本家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本家。组成立宪民主党的是“地方自治派—立宪派”和“解放联盟”这两个团体。这两个组织的成员主要都是从地方自治局的贵族当中产生的。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立宪民主党派系的构成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党的社会性质：贵族占了60%以上，派系内73%的成员是地主，41%的成员每人拥有100俄亩以上的土地，32%的成员每人拥有500俄亩以上的土地，7%的成员每人拥有2000到10000俄亩的土地。入选杜马的所有大地主中，有一半是立宪民主党的成员。城市资产阶级的选票也几乎全部投给了立宪民主党。 同时，由于立宪民主党拥有庞大的政治报刊、合法的政党机关和相当强大的竞选力量，它成功吸引了小资产阶级的某些圈子、工商业的上层职工等群体站到自己一边。但是，这显然没有改变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本质。它仍然是资产阶级和地主联盟的党。党内的这两个阶层不断地“表现出来”。地主成分占据了右翼，由彼得伦克维奇、罗迪切夫和纳博科夫等自由派贵族的支柱来领导。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城市成分则位于中间和左翼。他们的领导人是米留科夫、维纳弗、科柳巴金、曼德尔施塔姆，以及后来的申加廖夫和涅克拉索夫。 我们现在再仔细看看十月党的情况。和立宪民主党一样，它在社会关系上是一个联盟，也就是同时依靠地主和资产阶级成分。它以大地主为基础，但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尤其是莫斯科的资产阶级也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它的地主派系领导人是霍米亚科夫、希波夫、罗将柯，大资产阶级派系领导人是古契柯夫和克列斯托夫尼科夫。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大约80%的十月党人代表是从地主中选出来的，其余的则来自城市资产阶级。 俄罗斯自由派政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他们对沙皇专制和革命的态度。这些态度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发展的？ ※※※ 俄罗斯进入二十世纪时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由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而遇到了严重的障碍。沙皇专制意味着农村保留了无数农奴制的残余，最主要的就是在少数贵族手中保留了大量的土地。农民被束缚住手脚，因土地匮乏而窒息，并在沙皇的专制政策下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无法为资本主义创造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村庄无法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的循环圈子。俄罗斯进一步发展的利益要求解放农民，要求民主地解决土地问题，要求废除贵族的政治和经济统治。 俄国的自由主义明白，必须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等地主和部分大地主明白，必须要让地主的地产转向新的、欧洲的、农业资本主义的轨道。资产阶级明白，为了发展国家的生产力，必须解除农奴的束缚。但是，虽然自由主义意识到了这一切，却不敢与沙皇专制进行严肃的斗争。几十年来，它的所作所为都没有超过请求、请愿书、卑躬屈膝的呈文和自由派的那些决议——事情并没有进展。如果专制制度的命运取决于自由主义，那么沙皇的宝座直到今天都不会受到动摇。 当然，自由主义的无能和软弱是由其自身的社会性质决定的。自由主义的地主阶级派系是俄国贵族的一部分，而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则是以君主制为基础的。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对这一秩序进行“修正”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要“破坏基础”、“动摇国本”，它就觉得完全不可能了。 由于一系列原因，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对沙皇专制进行某种程度的严肃斗争。首先，在社会和经济上，它是极其脆弱的——俄国工业的主导力量是外国资本。其次，俄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相当依赖政府。然后，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都对“街头”感到极端恐惧，他们害怕革命爆发，害怕工人阶级决定性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我国的资本家和地主做不到忽视十九世纪的革命经历，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伴随着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以及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当然，我国的资本家和地主完全明白俄国工人阶级有什么样的力量，毕竟俄国工人已经有了相对较长的反对沙皇专制和资产阶级的大规模革命斗争之经验。 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七年的五年间，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发现——当然这不由他们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处于两种活跃的力量中间：一方面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则是沙皇专制。革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对自由主义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要求运动为自己做出让步，坚持在它和反动贵族之间划分权力，以此来要挟沙皇专制。但同时，沙皇专制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和特权不受工农的侵犯，同时它也是防止革命浪潮扩散得过于广泛的最有力的堡垒。 面对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自由主义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用议会的、合法的、“正当的”形式向沙皇专制施加压力，实现对俄国资产阶级发展来说必要的改革。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自由主义动员了整个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派系，也就是那些远超过财产资格限制的大贵族和工商业人士，以促使沙皇满足“社会”的要求。身为自由主义的领袖，米留科夫敦促有产阶级“坚决而明确地大声疾呼”，支持改革、支持宪法，“这样才不会让生活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就自发地决定了他们的事情”。换句话说，米留科夫公民是在劝说自由派地主和资本家，让他们赶在革命之前使沙皇做出让步，从而避免革命。他当然明白，如果权力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以革命的方式“自发地”解决了，这就必然会引起对“神圣的私有财产”的攻击，就会对有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统治提出质疑。 我们必须实话实说：俄国的有产者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这段时间表现出了完全不符合其特点的激情、毅力和勇气——当然，这是在“法律和秩序”的界限之内。在一系列大会和宴会上，在无数的决议、讲话、代表团和报刊文章里，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都劝说贵族的沙皇成为“全罗斯的沙皇”，给社会一部宪法，也就是说准许资产阶级参加政权。这种口头斗争对自由主义来说可是够不寻常的，这一点从米留科夫公民把他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合集命名为“斗争之年”就看得出来！就在这个文集的其中一篇文章里，早在一九〇六年，他就说过以下的一段话： 一个罕见的英雄时代！它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余下的短暂时间。 自由主义者觉得，他忠心耿耿地为沙皇政权效劳，同时恳请政府用温和的君主制宪法来取代靠着打落别人牙齿来统治的反动体制，为社会上层提供权利和自由——这幅场景就是了不起的英雄气概了！自由主义的斗争当中没有什么英雄气概，哪怕它被迫地、不情愿地做了些“英勇”的事情，因为自由主义者是在革命“街头”持续不断的实际压力下进行斗争的。社会的自发力量在以自己的方式解决沙皇专制这个俄国的基本问题，资产阶级被迫匆忙加快脚步，从而在革命胜利之前与沙皇专制达成协议，给沙皇专制提供比反动贵族和官僚机构更加广泛的基本盘，这样，如果革命运动继续进行，它就能借助“焕然一新”的政权的全部力量，对运动发起猛攻。 自由主义愿意卑微地进行和解，它同意了最为浅薄的宪法方案。一九〇五年夏天，它热情地欢迎了布雷金那个立法咨议性质的杜马，还准备在它的屋檐下“认真地、长期地”定居下来。在土地和劳工问题上，它的纲领相当温和。但随着革命的加强和扩大，自由主义的纲领也随之扩展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体面样貌”和“民主形式”。当然，自由主义的右翼比起它的左翼更反感“民主”的纲领，在接受这种纲领时拖延的时间也更长，但最后，革命运动给自由主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它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劳动者的基本要求。 革命的浪潮越是汹涌，自由主义就越觉得自己需要假扮人民的支持者和朋友这么一个角色。立宪民主党最为积极地在口头上推行了配合革命的政策。这种配合在一九〇五年十月的重要日子里达到了最高点，就是在此期间，立宪民主党的第一次立宪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了。会议在欢迎和支持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声音中开幕。会议对十月罢工表示赞许，认为它是一种和平的革命斗争形式！但与此同时，会议又反对武装起义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样“幼稚”的口号。会议通过了一项“激进”的工作纲领，并主张强制出让土地。但是，在出让的时候，还必须按公平的估价进行赎买。这种估价能有多“公平”呢，我们从下列事实就能看出：从后来立宪民主党在杜马提出的草案来看，地主们将因“他们的”土地得到约60亿卢布，而且其中大约30亿卢布会归9500个最大的地主所有！可见，立宪民主党的“强制出让”在实际中就意味着把地主变成资产阶级——而且是以农民为代价。最后的最后，地主自己当然不会因为这次行动而有什么损失。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主题，看看立宪民主党在十月期间的策略吧。米留科夫公民继续那套口头上配合革命的策略，他在那段时间这样朗诵道： 有些人把‘革命的暴政’和‘专制的暴政’混为一谈，而我们不属于这一类人……我们完全理解并且充分肯定革命的最高权利，因为它与如今已经过时的政治制度进行斗争、与这制度的历史权利进行斗争，它是创造未来权利的动因。 但是，立宪民主党虽然承认“革命的最高权利”和“支持和平的”总罢工，它同时又坚定地奉行和解政策，希望与沙皇专制达成协议以反对革命。米留科夫公民劝说沙皇政府的首脑维特，“不要错过宝贵的时机”，不要拒绝自由主义者伸出的橄榄枝，而是要同他达成协议。在劝说沙皇政府的同时，自由主义者也同时劝说革命者不要对沙皇政权进行武装斗争，不要把革命提上日程表，不要推翻专制制度，而是要等待自由主义者与“陛下”的政府讨价还价。在《十月十七日宣言》之后，也就是在自由派看来俄国已经成为宪政国家和代议制国家之后，他们尤其觉得革命斗争就是“疯狂”和“犯罪”了。 十月罢工之后是十一月罢工，然后是十二月莫斯科的武装起义。农村动乱在外省广泛蔓延，在一些地方还爆发了士兵和水兵的起义。同时，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以革命的方式把实施八小时工作制提上了日程。自由主义看到，革命的新阶段正在开启，群众正在继续斗争，争取比有产阶级所希望的更彻底地完成革命。于是在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间，自由主义急剧地右转了。立宪民主党中的绝大多数人向政府承诺，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社会”将提供广泛的援助和支持。莫斯科的街垒在这个贵族和资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中引起了激烈的愤怒。正是在十一月事件的影响下，右翼自由主义才形成了十月十七日联盟这样一个独特的政党。这个党的领导人古契柯夫宣布，他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政府的反革命斗争。 右翼自由主义认为，《十月十七日宣言》正是上层资产阶级和地主所需要的，不应采取进一步措施了。必须果断地停止革命，为此必须与沙皇政权建立完全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可见，右翼自由主义不再是反对沙皇政府的派别，而是完全加入了沙皇的阵营。 立宪民主党保留了“负责任的”反对党这个称号。但它不再认为反对沙皇政权是它的职责，而是把它的所有力量用于反对革命。在第一届杜马期间，它希望能够上台。它认为，沙皇政府会信守它十月的诺言，履行《十月十七日宣言》，从而使俄国走上资产阶级发展的正确轨道。立宪民主党不愿对沙皇政权表露出任何严厉的姿态，不愿说出任何“粗鲁”的话语。他们体现出对“宪法正统性”和“新生的代议制”的崇拜情绪。他们强烈反对杜马中的左翼派别，反对任何在反沙皇政权的斗争中依靠群众革命运动的尝试。 最后，自由主义为沙皇政权提供了宝贵的服务——甚至可以说，它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的革命中拯救了沙皇政权，它打击群众革命运动、持续压制人民的斗争精神、播撒宪法的幻想、激起完全没有根据的议会希望、在欧洲面前粉饰沙皇政权（俄国有议会，俄国有宪法），用这些方法挽救了沙皇政权。如果没有自由主义的这种支持，如果沙皇政权仍然与工人阶级和日益奋起的农民正面对抗，沙皇主义几乎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就逃不掉灭亡的命运了。 ※※※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并修改选举法，使“人民代表”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上层手中，由此，沙皇政权确立了对革命下层阶级的胜利，使得以贵族为首的有产阶级得利。战胜革命之后，沙皇政权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以贵族的、俾斯麦式的办法，自上而下地解决历史摆在它面前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土地问题是第一位的。沙皇政权决定以两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摧毁村社，把其中“强壮的”、富裕的农户划为独户田庄，二是把无地农民和少地农民迁移去西伯利亚。沙皇政府想通过这种方式为资本主义创造出国内市场。同时，沙皇政权想通过更加有力的外交政策来扩大国外市场——尤其是在近东的土耳其和波斯。沙皇政府也并没有“忽视”工人阶级，为它提出了一套“劳工法”的体系——这首先是疾病和工伤保险的各项法律。 首席大臣斯托雷平领导下的沙皇政权所提出和推行的方案与自由主义的纲领相去甚远，但自由主义自己却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革命曾强加给它的一切纲领。在斯托雷平的反动派胜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之后，立宪民主党就把土地的“强制出让”抛到了一边，解释说本党是在“特殊情况”的压力下才适时通过这条要求的。在土地问题上，立宪民主党采用了斯托雷平的方案，把赌注押在“强壮的”、富裕的农民身上，而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们（伊兹戈耶夫、司徒卢威、特鲁别茨科伊）则开始梦想斯托雷平要为他们预备新的社会基础，立宪民主党将因此变得强大。在劳工问题领域，立宪民主党实际上放弃了它全部的“民主”纲领，尤其是八小时工作制。在外交政策领域，立宪民主党完全站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一边——在这方面，它的“反对立场”竟体现在它要求沙皇政权采取尽可能有力、尽可能连贯的侵略政策。 在我们所叙述的这段时期里，右翼的十月党自由主义所采取的立场与斯托雷平政府的立场融为一体了。 总的来说，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年期间，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斯托雷平、古契柯夫和米留科夫的集团，也就是贵族、官僚和资产阶级的集团。这个集团的纲领如下：一、防止革命，消除新革命爆发的风险（“预防和镇压”）；二、自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通过确立有经济实力的小产业，在农村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同时把工业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推向城市）；三、扩大海外市场（海峡、波斯、加利西亚等地）。 然而，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期间，这个集团逐渐瓦解，在战争之前，我国的有产阶级出现了彻底的分裂。分裂的主动权始终属于沙皇政府——事实上，正是沙皇政府在逐步赶走有产阶级中任何具有自由思想的部分，并越来越急剧地转向右翼。 一九一〇年，政府在杜马中“创建”了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由反动地主克鲁片斯基和巴拉绍夫领导。十月党人则收到了“退职信”——民族主义者现在成了杜马里的政府代言人。政府的政策越来越黑暗，斯托雷平的方案逐渐退居幕后——主导角色逐渐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农奴制支持者、“死硬派”和“野蛮地主”。他们对农民施行了“新方案”，那就是对“流氓行为”，即哪怕最轻微的不满表现进行体罚鞭打。在对抗农民方面，首席贵族和地方自治局领袖都拥有“特命全权”。对地方自治局自治和城镇自治的压力都加强了，民族主义政策则以极快的速度推进：沙皇专制进攻芬兰，废除了它的宪法，然后扑向波兰，把海乌姆地区从那里分离出来。对“异族人”的迫害形式则极其疯狂。极端分子指控犹太人“使用基督徒的血液”，在基辅对贝利斯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审判[1]。 与此同时，在整个六月之后的对外政策中，沙皇政权遭受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失败。沙皇俄国再也无法在世界舞台上发号施令了。 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这个时期，自由主义可以发现以下对它非常不利的事实：一、革命正在抬头——工人阶级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它开始了斗争，而且背后还有着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间积累的丰富经验；二、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斯托雷平的独户田庄政策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不把地主手里的土地划分出去，就不可能让农民满意，而且他们正开始骚动，并倾听革命工人的声音；三、沙皇政权在外交政策上软弱无力，战争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差（根据杜马军事委员会的数据）；四、国内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既没有自由也没有权利……俄罗斯算是回到了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的那个出发点。 以前全心全意支持沙皇政权的各种政治流派开始远离它了。首先是十月党人的分裂——由古契柯夫领导的十月党资产阶级左翼转向了反对派。稍后的一段时间，以罗将科为首的贵族十月党人，也就是所谓“地方自治派十月党人”还在支持政府和民族主义者。但很快，不仅是这些地方自治派十月党人，甚至是一部分民族主义者（以舒尔金和萨文科为首的所谓“进步民族主义者”）和右派（以著名的普里什克维奇为首的所谓“温和右翼”）都变成了反对派。只剩下一小撮以马尔科夫和扎梅斯洛夫斯基为首的极右派还在支持政府。 杜马对政府发起了强烈的……口头攻击。杜马反对派的领袖和实际指挥者当然是米留科夫公民。和立宪民主党人一道，十月党人、“进步民族主义者”和“温和右翼”“猛烈地抨击”了政府。“内阁跳山羊”[2]这个说法是在战争前夕造出来的，创造人则是……普里什克维奇。杜马在反对派的“勇气”方面走得相当之远，竟然否决了内务部的预算案，这在六月三日政变[3]之后的“代议制”历史上可是闻所未闻！…… 不过自然，俄国自由主义再次拾起“勇气”是因为工人阶级正在为以革命方式解决历史提出的任务而积极斗争。自由主义并不希望革命，它就像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间那样，要求各方向自己让步，提出了“让政权与社会和解”这种老掉牙的口号。 一九〇五到一九一四年期间，自由主义的政策带来了什么结果？对于这个问题，罗季切夫，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之一，作了简短却又详尽的回答。一九一三年，他在一次演讲时这样说道： “我们是当了傻子！”…… 但是，哪怕他做了这番价值连城的坦白，立宪民主党，以及其他所有或右翼或左翼的自由主义流派，还是在继续执行他们以前那套说服沙皇政权的“傻子”办法。他们显然做不到采取任何别的政策。 II. 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奇迹”发生了：自由主义立马忘记了沙皇政权犯下的全部罪行，忘记了它的腐朽和平庸，一致团结在它的周围，“同外部敌人作斗争”。在好战的陶醉情绪之中，自由主义完全地、无条件地信任沙皇政权，停止了同它的一切斗争，并在“政权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神圣的团结关系”。 在战争的头几周，政府自己也谈论起了“信任”和“团结”，帮自由主义减轻了任务。但是很快，“团结”这种话就被遗忘了，随后笼罩着这个国家的是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工人阶级遭到了军警机器的彻底压迫。为了彻底消灭无产阶级，政府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逮捕了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派，把他们全部流放去了西伯利亚…… 自由主义沉默不语。等到前线开始出现灾难性的失败时，它才开口说话。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它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一九一四年春天，欧洲的政治地平线上万里无云，它正在为权力而斗争；二、一九一四年夏天，欧洲的战争汹涌爆发，它开始放弃权力斗争，与反动政府联合，并发誓会保持沉默；三、一九一五年一月，反动派的猖獗举动对对外斗争产生了危险的影响，它开始担忧，并在杜马中试图“私下”“说服”政府放弃反动政策，而它相当神圣地遵守了保持沉默的誓言，以至于杜马里的左派连质问工人代表为何遭到逮捕都做不到——因为自由派不肯在提案上签名；四、一九一五年春天，在外部挫折的影响下，它打破了保持沉默的誓言，开始“说话”。渐渐地，整个俄国资产阶级都开始行动起来；五、一九一五年夏天，所有的农业派系和资产阶级派系联合起来，要求成立一个农业和资产阶级的内阁——也就是说，“人民授予信任”的内阁……在客观情况之下，资产阶级又转回到了它在战前奉行过的策略。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二月革命的前夕。 事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要塞群沦陷、整个省份遭到放弃、军队遭受重大失败、敌人不断胜利进军……政府不知所措。它害怕自己罪行会带来的结果。杜马召开了，大臣们用略带亲切和仁慈的语气开口讲话，新闻界得到了一点宽慰，“社会”得到了“信任”的承诺，因为政府认为“社会”的“协助”是必要的、有益的。 国家杜马提出了以下要求：“保持国内安定”；“政权要对所有忠于俄罗斯的公民之利益给予仁慈的关注”；“达成和解，遗忘旧时的政治斗争”；“政府享受着整个国家的充分信任，所以要与国家紧密团结”。 政府听取了杜马的要求，然后……“回去做自己的例行事务”了。俄国的一切都保持了原样。没有组建新的政府，没有彻底革新政权，被任命为副大臣的是杜马里的十月党人穆辛-普什金和民族主义者沃尔孔斯基。然而，连这种微不足道的事实也让我国的自由主义者欣喜若狂。八月二日，自由派为了对新任命的副大臣表示庆祝而举行了宴会。米留科夫公民在宴会上高兴地说，“我们正在向部长的职责靠拢”！米留科夫公民竟然在任命一个十月党人和一个右翼议员做政府官员的时候就看出了“靠拢”的趋势！ 然而，资产阶级这个整体并不都像米留科夫公民和他的朋友们一样，用这样乐观的心态看待局势。它开始不安、提出决议、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请求乃至于恳求政府把权力交到自己手中，但政府仍然充耳不闻。而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却坚信，杜马里的一次投票表决就足以让政府放弃它的所有立场。它甚至想不到，这个政府可以无视六月三日召开的这届杜马——这届杜马没有任何实权，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相互敌对，无力去做任何关键的、勇敢的、对旧政权有威胁的事情。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的那期报纸上这样写道：“国家在期望，随着国家杜马的召开，内阁的政策会以某种方式自然而然地发生关键性的改变。” 当然，如此天真幼稚的并不是国家，而是自由派的先生们。国家完全明白，杜马不可能迫使政府下台。后来，自由派的先生们也明白了这一点。但他们又认为，杜马这个机关肯定能给俄罗斯带来复兴。他们对左翼党派的活动感到愤慨和反感。在上文刚刚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言语报》苦涩地抱怨说，杜马里的“左翼把精力集中在国家上，他们不觉得国家杜马是形势中的一种因素，而只把它当成一种影响国家的手段”。立宪民主党党员马克拉科夫恳求说：“不仅要和上层斗争，也要和下层斗争，因为这些下层阶级的心中已经觉醒了凶恶的精神。”阿尔费奥罗夫伯爵，立宪民主党人城市联盟里的一名代表，表示反对“庶民们可能的过火行径和极左翼倾向的加强”……他们把六月三日杜马这个“形势中的一种因素”同国家、民主和人民群众——也就是旧俄罗斯唯一恐惧的事物——对立了起来。 在同武装到牙齿的旧政权斗争时，他们依靠的竟然是……进步党、十月党和民族主义代表的口头力量。自由主义与民主制斗争、反对觉醒的革命精神、削弱革命的力量，但它也因此削弱了自己同旧政权斗争的力量。由于缺乏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政府毫不费力地把自由派所谓的“形势中的一种因素”变成了令自由主义走向失败的因素。 八月中旬，自由保守派的代表、工业家、商人、教授，以及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的活动家们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莫斯科城市杜马做出决定，说政府享有国家的信任。这个决定在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当中都得到了一致响应……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公报》就此写道：“在整个俄罗斯，人民力量的各个活跃中心已经开始遥相呼应了。”苏沃林和梅尼希科夫的《新时代》也随声附和：“不是莫斯科开口说话了，而是整个俄罗斯在莫斯科开口说话了。” 唉！那不是真正的、人民的俄罗斯，那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农民——在莫斯科吵吵嚷嚷的是俄罗斯的上等人。 在国家杜马里，自由主义在努力实现当时的资产阶级农业口号。怎么努力的呢？八月二十一日，自由主义的御用机关报《言语报》对此事做了如下报道： “对我们来说相当不习惯的议会协商正在进行之中。它的结果是否会完全符合社会的期望，特别是莫斯科的期望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必须要做出实验。为此，国家杜马将完成它目前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作。” 可见，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自由派机关报满心疑虑，它不知道能否成功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进步集团”，也不知道如果成功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形势中的一种因素”已经不再能给它取胜的信心了，但它无论如何都觉得有必要实验一番。 但反动派可完全不愿意等着自由主义的“实验”出结果。它要求采取大胆、坚决而有力的行动。也是在八月二十一日，政府资助的黑色百人团报纸《封地报》上写道： “时候到了，我们必须放弃自由主义那套妄想。必须以武力镇压暴力，以恐怖镇压恐怖。”“给士兵发放弹药！”该报提出了“切实的建议”。 各位是否知道，《言语报》是怎么回应半官方报纸刊载的声明的？它除了哀号说“红色和黑色的乱党”起来反对杜马，竟找不到别的事可做了。几天之后，米留科夫公民就开始在杜马的演讲台上散布“红黑联盟”的谣言了…… 反动派呼吁用刺刀的力量解决问题，而与此同时，自由派竟然在诽谤人民。 八月二十三日，“进步集团”终于成立了，自由主义再一次受到了希望的鼓舞。政府宣布它不能担负起施行集团方案的职责，并决定向沙皇求助来解决政权下一步的政策问题。 “通过迈出这一步（即向沙皇求助），内阁无疑是为国家做了最大的爱国贡献。”《言语报》在八月二十九日的那一期报纸上这样写道。该报毫不怀疑，沙皇会同意组建新内阁，沙皇的大臣们“最大的爱国贡献”会给俄国带来新生。现在它关心起别的事情了，令它担忧的是“人选问题”。该报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此必须要防范各种“风险”……它用冗长晦涩的语言暗示说，集团推出的首相候选人是全俄地方自治联盟的主席格·叶·李沃夫。 然而，整场事件以杜马在九月三日遭到解散而告终，戈列梅金内阁依然掌权。“最大的爱国贡献”结果是一场徒劳。 在九月七日到九日的全俄地方自治联盟和全俄城市杜马联盟大会上，与会者们进行了“让沙皇和人民联合起来”的最后尝试：他们决定向沙皇派出一个代表团。著名的地方自治派和自由派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热切地坚持要向君主发出呼吁，他宣称说： “要让全世界都看到，在这个困难时期，人民和沙皇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中断。我们将忠于职守，不会越过最高权力，不会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走上革命的道路。” 格·叶·李沃夫在谈到国内存在（原意如此）的团结时指出：“这不仅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团结，也是沙皇与人民的团结。沙皇正在等待这种团结，而我们正带着这种团结向他走去。” 沙皇没有接见地方自治派和城市杜马的代表团。沙皇借此表明，他完全不想要自由派的先生们说的那种“团结”。 可见，“形势中的一种因素”（杜马），以及整个资产阶级和俄国地方自治派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遭受了惨重的失败。黑色百人团贵族和官僚集团在各个方面都赢得了对自由派的彻底胜利。权力依然握在“铁拳”手中，而自由主义再一次当了傻子。 ※※※ 一九〇五年六月六日，俄国沙皇客客气气地同要求宪法的地方自治局代表和城市杜马议员们讲话；到一九一五年九月，沙皇已经不想再听到任何有关宪法的自由派言论了——他没有接见地方自治派和城市杜马的代表团；而到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沙皇最后的诏令又“任命”了李沃夫公爵，也就是地方自治联盟的头领来做首相。众所周知，沙皇在不同时期对自由派的不同态度取决于君主制是否受到了革命的威胁。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风呼啸而来，所以他觉得同自由派谈话不无好处；在一九一五年，群众没有进行革命斗争，所以沙皇政权没有必要同自由派讨价还价；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革命高潮，沙皇相当愿意与自由派联合，可惜为时已晚…… 不过，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伸出的橄榄枝遭到拒绝”的时候，自由派有何作为呢？ 一九一四年八月，“神圣的团结关系”建立起来了，而以下的一段话原封不动地摘录了纳博科夫在自己回忆录中写下的内容： 到一九一五年春天，人们发现，支持苏霍姆林诺夫、马克拉科夫和谢戈洛韦托夫[4]就是有意识地让俄国走向失败和灾难。于是斗争开始了。 我们对这“斗争”的来龙去脉都很熟悉了——那就是耻辱性的失败。那么，在沙皇政权拒绝“与人民团结”的请求之后，自由主义者又是如何考虑把俄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呢？目前，我们掌握着足够的资料，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准确的回答。 从一九一六年初到夏季这段时间，自由主义可以说处于瘫痪状态。它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但到了秋天，空气中已经可以感觉到革命的热风了。“下层”可能的觉醒让自由派的先生们感到害怕，他们感觉到威胁，抬起了头。真正地、切实地清算沙皇制度，清算它一切卑劣的附属、盟友和保护者——这种趋势已经显露在地平线上了。于是，为了与自下而上的革命相对抗，自由主义绝望地提出了“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就是直接地搞一次宫廷政变。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材料。让我们从米留科夫先生写的《历史》开始说。他写道： 在尝试过所有的和平手段都无济于事之后，公众思想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倾斜。起初是秘密的，后来则越来越公开，人们开始讨论革命这条出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但具体的计划是什么呢？米留科夫公民给出了这么一段话： 社会上普遍认为，（拉斯普京被杀之后——作者注）在不久的将来要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在军官和军队的协助下发动宫廷政变。渐渐地，人们也认识到这场政变将会对谁有利。他们将尼古拉二世的儿子阿列克谢视作继承人，皇子年幼时的摄政则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从克雷莫夫将军自杀之后米·伊·捷列先科的报告中可以得知，这位“科尔尼洛夫的老战友”是位奋不顾身的爱国者，他在一九一七年初就在一个小圈子内部讨论过即将发生的政变的细节。二月，政变已经进入实际的策划阶段。与此同时，另一个圈子以进步集团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为核心，并有一些地方自治派和城市杜马活动家参与，由于政变的可能性显而易见，他们也在讨论国家杜马在政变后应发挥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并不完全了解政变的准备情况。讨论过各种可能性之后，这个圈子还决定将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担任摄政作为在俄罗斯实行君主立宪的最佳方式。第一届临时政府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过这第二圈子的会议，而且如上所述，其中有些人也知道第一个圈子的存在。 罗将科也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证实了克雷莫夫的那个圈子确实存在（见《革命档案》第六卷）。邓尼金在他的《俄国动乱随笔》当中确认，“杜马和社会各界的一些代表来到塞瓦斯托波尔面见患病的阿列克谢耶夫（他当时是最高统帅部的总参谋长——作者注），相当直白地告诉他：政变已经迫近了。”邓尼金又接着说，“杜马和社会各界都为政变而非革命做好了准备。” 但政变本身应该以什么形式发生呢？一系列的证据表明，最有可能的是谋杀尼古拉二世。无论如何，自由派的阴谋家先生们有过谋杀沙皇的计划。米留科夫完全没有提到过除掉尼古拉的办法，不过还有一些其他资料。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的《学术通报》第一期上，瓦·斯托罗热夫根据档案材料汇编了一篇讨论二月革命的文章，其中写道： 早在一月十六日，乔治·布坎南爵士就从彼得堡“亲自而秘密地”给阿瑟·贝尔福[5]打了一封电报说，“将军们已经公开说他们不想再要这个君主了”，还有“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将发生宫廷政变或者谋杀事件”，而且“后者更有可能发生”。二月十一日前后的彼得堡充满了动乱的传闻。 最后是纳博科夫写的报告。《革命档案》的第一卷上刊载了这位已故的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的回忆录，其中是这样写的： 米留科夫……是为“社会的信赖”这个部门而战，为孤立和削弱沙皇而战（既然众人已经明白，沙皇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都不可能成为国家治理和战争事务中的积极因素），也是为让创造性力量有可能积极负责地参与国家工作而战。我认为，在一九一六到一九一七年之间的那个冬天，他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更坚决果断地推翻尼古拉二世本人。但我想，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设想的东西更像是我国十八世纪的那种宫廷政变，而没有意识到未来的动荡会发生得如此深刻。 当然，我们丝毫不为“陛下”要被昨天才对他宣誓“效忠”的人“消灭”这件事感到悲哀。此处，我们希望读者们能注意另外一点：一九一八年夏天，革命在四面受敌的状况下消灭了尼古拉·罗曼诺夫和他的全部家族成员。极其强烈的愤慨便席卷了整个世界！支持“法律与公正”的人们多么愤怒——从歇斯底里的伪君子马尔托夫到黑色百人团的屠夫们，统统气得跳脚！他们痛骂我们，用尽了天下的词汇来声讨这群“野蛮的布尔什维克”！结果现在，事实证明，这些“最有教养的”“最得体的”自由派先生们自己就准备要干掉那位“上帝的受膏者”，好用另一位更合适的“受膏者”取代他，进而从自由派的观点出发，将神赐君权时犯下的不可辩驳的错误纠正过来……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政变的话题上。纳博科夫说，尼古拉不可能成为一个“积极因素”；尼古拉实际上扰乱了战争的成功进行，如果用米哈伊尔来取代他，一切就会顺利了。要让上层的人物稍稍变动一下，但是不能更改制度，不能动摇“基础”和“支柱”，不能让工农群众行动起来，而只让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也得到加强。 自由派的密谋针对的是这个不中用的君主，但却是为了保全君主制、保全沙皇政权。密谋针对的另一个更加广泛的目标则是劳动者。毕竟，政变的本意是要清除掉君主制的腐朽上层人物，用新的人物去取代他——也就是说，这个新的上层会更强大、更牢固。在历史这张票据单上，自由主义竟然想用尼古拉二世的项上人头，用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钱，就想偿清自己欠下的债务……就算再怎么掩饰，自由派的花招依然是大败亏输：他们根本来不及阻止革命自下而上地发生。但就算针对尼古拉的密谋成功了，这些自由派的聪明脑袋们真的以为可以只更换几个上层人物，不超过这条界限吗？纳博科夫就证明说：“米留科夫没有意识到未来的动荡会发生得如此深刻。”米留科夫无疑是俄国资产阶级当中最出色的人物，结果他在政治方面却如此局限；米留科夫还是个历史学家，结果他却这么不懂历史。他想用十八世纪的工具来砍断二十世纪最复杂的绳结…… III. 在革命前夕，自由主义竭尽全力试图阻止它。在这方面，有三种自由主义联合在了一起：贵族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有……工人自由主义。要知道，呼吁“冷静”、警告那些“挑事分子”的不只是罗将科、古契柯夫和米留科夫，还有格沃兹杰夫这位孟什维克——当时他正是“工人自由主义”的领袖…… 但革命还是发生了。自由主义对它的反应是什么？它紧紧抓着最后一丝机会，想要保住王座的最后一块碎片。在革命期间，它为了拯救沙皇政权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事情，就算这制度会变得面目全非也无妨。从二月二十六日到三月二日期间，以罗将科、舒尔金和古契柯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同尼古拉进行了往来，先是“乞求”他“恩准”成立俄国的责任内阁，然后，在旧政府遭到废除之后，就迫使他退位从而给米哈伊尔让路，并任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为最高统帅，又让那位李沃夫公爵做大臣会议主席！这可是好极了——“革命政府”的第一任总理，他的口袋里竟然揣着“陛下钦赐”的委任状！…… 同样是罗将科、米留科夫、古契柯夫这几个自由主义的领导人，他们一边同已经遭到废黜的沙皇讨价还价，以拯救王朝为主要目的设想着各式各样的计谋，一边还在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就组建第一届革命政府进行谈判。然而，自由主义的领袖米留科夫虽然接受苏维埃规定的革命民主纲领并同意各种形式的自由，但他有一点不想让步：他想在革命后不惜一切代价保留君主制，哪怕是宪政的、议会的君主制也行……三月二日，米留科夫在塔夫里达宫的一次大型会议上宣布，阿列克谢将成为继承人，而米哈伊尔将成为摄政。他的声明在整个革命的彼得格勒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他被迫撤回自己的声明，说这不是政府的意见，而是他个人的意见。米哈伊尔放弃了皇位。君主制废除了，但它的废除并不像一般大众看到的那样容易。自由主义想过做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希望在革命已经把王座砸得粉碎之后，又用刺刀的力量来维护它。我们接下来就更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一点。 罗将科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九一六年秋天，在杜马会议开幕前不久，罗将科召集了各个参加进步集团的政党的代表，并向他们做了这样的提议： 向最高政权请准进行集体报告，各党派的代表都将参加，我愿在全体代表出席的场合重复我的所有论据，并再次指出必须做出让步……但由杜马议员米留科夫领导的立宪民主党代表反对此事，米留科夫认为，这样的举动有违宪法。 请注意：米留科夫不想要“有违宪法”的举动，而同时却在为谋杀“符合宪法”的君主做准备。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集体报告是一种公开行为，做这种事的时候，“宪法”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了违犯。因此，“法律”的权威就削弱了。而谋杀沙皇，这显然是一种非公开的行为，它发生在幕后，可以相应地想办法去解释，而舞台上还会有新的人物加冕称帝……我们只能感叹米留科夫这样的先生们手段之灵活，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来回报他们的爱国主义。“人民”需要一个象征——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动机。不能公开地侵害这个象征，群众必须把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因为，在这个象征的背后，隐藏着有产阶级最为真实的利益…… 尼·苏汉诺夫在他的《革命札记》里写了这么一件事：二月二十七日晚间，通过了“解散国家杜马的命令”。杜马自己则“拒绝解散，选出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明确‘违宪’，甚至是革命性的行为。”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以下是最为权威的目击者的证词。米留科夫说： 国家杜马的议员们没有去塔夫里达宫的会议厅，而是去了隔壁的半圆形小厅（在主席台后方），在那里讨论发生的情况。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会议通过的决议是，不从彼得格勒解散（而不是像传闻说的那样“不解散国家杜马这个机构”）。同时，杜马议员的非公开会议指示杜马代表团会议选举出一个由杜马成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并确定国家杜马在业已开始的事件中接下来要发挥的作用。 罗将科则在回忆录里写道： 二月二十六日晚间，我收到了暂停国家杜马活动的命令，所以，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遭到了坚决的否定。尽管如此，杜马还是遵守了法律，期望能找到办法摆脱这个复杂的局面，没有做出不解散杜马以及强行集合开会的决议。 罗将科和米留科夫们希望找到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一方面，他们为末代沙皇在受迫之下做出的一切举动都加上了君主“自愿表达”这么一个幌子。舒尔金和古契柯夫在普斯科夫让尼古拉在自己的车厢里签署各种文件（退位诏书、任命状等等）的时候，特别注意了这一点。一切都必须看上去像是这位“上帝的受膏者”改变了心意，决定让“他的”人民变得幸福。另一方面，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自上而下发动政变的计划。以下是罗将科的回忆： 二月二十五日，我给加特契纳[6]打了电话，让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并且告诉他，鉴于事态正在升级，他必须马上回到首都来。 二月二十七日，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抵达彼得格勒，我们与他举行了会议，与会者包括国家杜马主席、他的副主席涅克拉索夫、国家杜马书记德米特留科夫和杜马议员萨维奇。大公充分了解了首都的情况，并被告知情况还有挽救的余地：他必须绕过官方许可，掌握彼得格勒城的专政大权，强迫政府成员全体辞职，并通过电报直接要求皇帝发布宣言，恩准成立责任内阁。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举棋不定使得有利时机就这样白白流失了。 可见，二月二十七日，在革命最紧张的阶段，自由主义正准备着对俄国施行“新的”罗曼诺夫式的独裁统治。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将要依靠着“责任内阁”，用鲜血淹没工人和士兵的起义……但自由主义连办这件事也很不走运。在这次失败之后，在一些步兵团也加入运动之后，以及在彼得保罗要塞的起义之后，直到这一切发生之后，在二月二十八日晚上，自由派才告诉苏维埃的代表说，他们要“把权力握在自己手里”。苏维埃和杜马委员会开始就政府的组建进行谈判，但军事独裁的准备工作依旧在继续进行着。 二月二十八日，罗将科试图在事实上解除士兵的武装，让他们重新受旧军官团的领导。这次尝试也失败了：革命以著名的第一号命令[7]回应了自由主义者的企图，为士兵们确保了革命最初几天的胜利。 尼古拉“支持”米哈伊尔而退了位。我们知道，这正是自由派梦寐以求的事情。可这梦想实现得太晚了——王位已经没了。还要把它重建起来，把一堆碎片收拾好，再用人民的鲜血把碎片粘在一起。米哈伊尔要做的是“接受”一顶不存在的皇冠，一顶还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找到的皇冠。人民连听都不愿意听到君主制了，只有违背全体起义人民的意志，用武装力量打垮起义的人民，君主制才可能站稳脚跟。 米留科夫和古契柯夫，这两位自由主义的领导人坚决主张打一场支持君主制的内战。在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包括克伦斯基公民在内的一众杜马代表要决定是否让米哈伊尔登基。米留科夫说道： 一个强大的政权是加强人民秩序所必需之物，它需要一个群众耳熟能详的权力象征来加以支持。没有君主的临时政府本身只是“一艘破船”，可能会在人民骚乱的汪洋中沉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能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就丧失一切国家体制的观念，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临时政府没有办法独力生存下去。 有一些没有米留科夫公民那么坚决的人向他指出了其中的危险。而这位大胆的自由主义领袖回答道： 他们断言，（米哈伊尔）掌握政权会威胁到大公和大臣们自己的人身安全，虽然这是对的，但为了祖国的利益，必须要冒这个险……此外，在彼得格勒城外，还完全有可能集结起一支军队来保护大公。 而后来，身为历史学家的米留科夫在编写史料的时候悲哀地补充道：“支持帕·尼·米留科夫的只有亚·伊·古契柯夫。”资产阶级没有勇气舍生忘死地同人民搏斗，毕竟他们在这种战斗中几乎是注定一死。无论是“大公”还是“大臣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威胁。哦，这些人，这个阶级，他们有着最血腥的理想、有最卑劣的愿望，却没有勇气和决心哪怕是为他们整个阶级的事业牺牲自己。资产阶级总是要借他人的手来完成自己的阶级事业。这一次，“他人的手”开始做自己的事业了，所以已经不可能再“集结一支军队”来保护大公了。 已故的纳博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相当关注自由主义拯救沙皇政权的这最后一次尝试，他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和思考很有价值。纳博科夫写道： 如果在临时政府成立的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依靠国家杜马而不允许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发挥政治作用，并且在出现抵抗的情况下将头目逮捕，那我们是否有可能避免这场灾难呢？……米留科夫确信，国家杜马在政变的最初几天还掌控着驻军，如果没有错过一开始的这个时机，情况也许还能挽救……假如皇帝还能坐稳皇位，政权和它的威望就能保存下来了。 是的，本来可以皆大欢喜的，但是，有一件事很要命： 临时政府感受不到真正的力量，因为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一场不对等的斗争就打响了：一边都是深思熟虑、温和节制的社会成分，但他们胆怯畏缩、缺乏组织，只习惯服从而不会统治——唉！另一边则是一群组织良好的坏蛋，还有他们愚蠢、狂热、有时还卑劣可耻的领导人。 在回忆录的另一处地方，纳博科夫又写道： 毫无疑问，要稳固米哈伊尔的地位，就需要相当坚决果断的行动，敢于让敌人流尽鲜血，敢于去逮捕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敢于在遭遇抵抗的情况下宣布戒严。一周之后，一切想必就会走上正轨。但是，要实现这个一周解决问题的目的，就必须要调动一支真正的力量，要能够毫不犹豫地指望它、无条件地依靠它。这种力量是没有的。 对于这价值连城的坦白，我们没什么可以补充的了，画面已经足够清楚了。米留科夫、纳博科夫和古契柯夫们忍痛把登基诏书改成了退位诏书，但他们做了巧妙的表述，以便随时能以最符合宪法的方式把一位新的“上帝的受膏者”安在人民的脖子上…… 而米留科夫公民在自己那本《历史》当中谈到米哈伊尔的“逊位”时，用了更悲哀的语气写道： 这样一来，俄国革命的第一次屈服就完成了。实际上，是“六月三日杜马”的代表们决定了君主制的命运。 米留科夫这位历史学家又一次进行了非常不符合历史规律的论证！米哈伊尔的“逊位”正是向革命的屈服，是向真正的、人民的、历史的革命举手投降了。米哈伊尔的“逊位”代表着，“宫廷政变”这个极其荒唐的想法土崩瓦解了……“六月三日杜马”没有决定任何事，一切都由工人和士兵的起义预先决定了。总的说来，政权这个主要问题并不是在罗曼诺夫们签署文件时决定的，而是在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时、在烧毁区法院和暗探局时、在彼得保罗要塞升起红旗时决定的。三月三日，也就是米哈伊尔“逊位”的日子，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又一次当了傻子，仅此而已。 ※※※ 国家杜马，也就是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在二月革命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米留科夫断言说，在杜马干预之前，“运动依然未能成形、空洞而盲目”（？！），是杜马给了它“旗帜和口号”，也是杜马“把起义转变成了革命”。显然，这些话纯属无稽之谈。这次运动是反对沙皇政权的革命起义，它“既有旗帜，也有口号”，当米留科夫公民企图把他那套摄政的口号强加于运动之上时，他遭到了坚定的拒绝。杜马自由主义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的口号放到一边，而去借鉴那“空洞而盲目”的运动。 不过，杜马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干预革命的呢？下面是一些有价值的事实性报告。三月二日，古契柯夫在签署退位诏书之前这样对尼古拉说道： 运动从地表之下迸发出来，瞬间就带上了无政府主义的印记，当局仓皇失措。我去找接替哈巴罗夫将军的赞克维奇将军，问他是否还找得到一些可靠的部队，或者哪怕是个别还指望得上的下层军官。他回答说，没有这样的部队，所有过来的部队都会立刻站到叛乱分子一边。由于我们害怕暴动会变成无政府状态，所以我们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并开始采取措施，试图让军官们回到下级指挥岗位上去；我本人也亲自到许多部队去了，劝说基层士官保持冷静。除了我们之外，杜马当中还有一个工人党的委员会，我们也受它的影响和检查。（见瓦·斯特罗热夫《科学通报》，教育人民委员会，第一期） 看起来很清楚了，古契柯夫的作用也很明确了，不是吗？而米留科夫则在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相当巧妙地愚弄了孟什维克们，向他们保证说，古契柯夫正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组织保卫革命的活动！而孟什维克们竟然听得入了迷，相信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花言巧语！哦，假如保卫革命的工作要靠古契柯夫和米留科夫来做，恐怕它马上就被沙皇的反动恶狼们吞得干干净净了！而孟什维克们甚至都猜不到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但实际上，革命是由起义的群众、“街头”和“自发力量”来保卫的，而且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我们再听听另一位可信的证人说过什么。造化弄人，这位堕落成自由派的先生差一点就成为革命者了——他就是舒尔金。在向“陛下”进言时，他说道： 二十六日，人群进入了杜马，同全副武装的士兵一道占据了整个右侧，左侧也是这一伙人，我们总共只保留了两个房间，所谓的委员会就挤在那里面。所有被捕的人都拖到这里，而且他们被拖到这里还要更幸运一些，因为他们可以免受群众的私刑。我们马上释放了一些被捕的人。我们维持着国家管理的象征，也正因为如此，一些秩序才得以维持，铁路交通没有中断。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状况：杜马里就是地狱，是一个疯人院。我们不得不同左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而为此，无论什么基础都是我们所需要的。（瓦·斯特罗热夫，出处同上） 同样，一切都清清楚楚：革命像风暴洪流一样冲进了杜马，把昨天还掌控着局势的老爷们推进了偏僻的角落（“我们总共只保留了两个房间”），把自由主义的堡垒变成了起义的集合点。当人们说“杜马”是当时的革命中心时，这个说法只在一种含义上是正确的：国家杜马曾经开会的塔夫里达宫变成了起义的中心场所。在这里，在这栋前杜马大楼里，新的主人确立起来了，那就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正是它成为了起义的实际中心、正式中心、政治中心和技术中心。正是它代表着革命的第一个事实政权。在这一点上，阿·佩舍霍诺夫[8]在他最近在国外出版的回忆录中做了相当有趣的坦白（见文集《在另一侧》）。阿·佩舍霍诺夫写了诸多事情，其中一件是这样的： 杜马委员会里甚至没有提出过在各地组织政权的问题……我越来越明白过来，工人代表苏维埃遥遥领先于杜马委员会……后者还在讨论要不要夺取政权这种问题的时候，苏维埃已经开始当家作主了，它组织了一系列委员会，任命了一些委员干部，等等。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杜马在革命中的作用上来。罗将科的推论很有特色，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么写道： 国家杜马别无选择，只能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试着通过这种方式来遏制新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建立一个能让所有人服从的政府，让它来结束这些新生的麻烦。 国家杜马当然有可能放弃领导革命，但不要忘记，完全没有政权的局面已经形成了，假如杜马放弃自己的职责，就会立刻导致彻底的无政府状态，祖国就会马上灭亡。 杜马会被大批反叛的军队逮捕和杀害，政权也会立刻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而与此同时，杜马应该得到保护，哪怕这只是一种权力崇拜，它也会在困难时期发挥出作用。 佩舍霍诺夫写道，在巴甫洛夫团和彼得保罗要塞给杜马打电话报告说这些大规模部队也加入革命之后，罗将科才终于决定要“夺取政权”了。罗将科所说的“领导革命”实际上只是承认了革命，在口头上加入革命，这才使得自由派的反革命先生们免受反叛人民要对他们施加的应有的惩罚——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的“领导革命”才是对的。罗将科同尼古拉和米哈伊尔做了叛国的交易，又试图用白色独裁同革命起义相对抗，这些罪行完全有理由让我们送他去吃枪子。众所周知，二月革命是一场相当“善意”的革命。它“善意”的最高点就体现在米留科夫先生身上：他不但没被送进“高墙”，反而领导了俄罗斯的第一个“革命”政府。 说自由派“领导”了革命，这可真是对历史事实的侮辱！这太奇怪了：难道摆在革命面前的就只有两种选择吗——要么遭到扼杀，要么受那些给君主制做奴才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们“领导”？罗将科们和米留科夫们，这些先生们并没有领导革命，而是做了革命的俘虏。天真的革命“领袖”们至少应该把俘虏们送去彼得保罗要塞驻军那里，让这些人接受公正的处决，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授予俘虏们部长的职位，也就是说，让这些人从人民革命的结果中得利，得到自己本来想通过与沙皇政权勾结而得到的那些东西！ 自由主义是革命的俘虏！一切的事实，尤其是古契柯夫、舒尔金和罗将科的“证词”，都毫无例外地证实了这一点。罗将科在回忆录的另一处地方写道： 甚至连国家杜马的大楼和房间在第一天就被武装的工人占领了，想要对此进行抵抗已经是不可能了。 看起来很清楚了，对吧？可与此同时，米留科夫公民写的《历史》的第一章却有这么一个精彩的标题：《第四届国家杜马推翻了君主制》！这位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学家真是浪费了他的幽默感！杜马尝试过拯救君主制。它失败了，因为君主制被革命推翻了，那是下层的、工人与士兵的、“自发的”、“街头的”革命，正是自由主义一直以来最害怕的革命——在第一次革命期间、在反动时期以及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人民力量大爆发的时候，自由主义都与这种革命斗争过…… 为了给杜马自由主义在革命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画上句号，我们再谈一谈另一份宝贵的文件，它也描述了杜马在二月二十七日这个关键日子里的状况。这份文件是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杜马议员私人会议的纪要，刊载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的社会革命党报纸《俄罗斯意志》。以下是会议纪要描绘的画面。 罗将科于下午两点三十分宣布会议开始。他指出，需要做出一个决定，但又马上说：“我们还不能明确表态，因为我们还不清楚力量的对比状况。” 立宪民主党人涅克拉索夫获准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没有政权，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个。我认为，把这个政权交给一个享有充分信任的人，再加上一些国家杜马的代表，这样做就是正确的。”在他看来，马尼科夫斯基将军[9]就是这么一位合适的人选。 进步党人勒热夫斯基指出：“不能再拖延了，人民正在等待。他们已经占领了区法院，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他建议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同军队和人民进行联络。 劳动派代表久宾斯基提议夺取政权，交由杜马代表团会议接管。 克伦斯基要求与会者向他和齐赫泽授权，向起义部队宣布：杜马与他们团结一致，愿意支持他们。 齐赫泽支持克伦斯基的提议，坚持认为必须消灭旧政权，并以新政权取代它。 而立宪民主党人申加廖夫对齐赫泽做的答复是：“我们还不清楚人民会不会承认这个新政权。” 然后米留科夫发了言。会议纪要对他的讲话做了如下记载： 我们这次会议上对政权问题有三种建议：一、组成一个十人委员会，但我不能承认这样一个委员会能够对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发号施令；二、涅克拉索夫的建议，我也觉得不妥当。最后是齐赫泽和久宾斯基的建议——建立新政权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我个人并不打算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像克伦斯基提议的那样，去安抚部队，但这未必能让他们平静下来，我们还必须寻找一些切合实际的办法。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会议纪要来看，这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对于政权问题可以说是只字未提。他非常非常谨慎，拒绝了所有的提议，甚至连去安抚部队这一条也否定了。他和罗将科一样，都觉得还没有必要“明确表态”。 过了四十分钟。会议继续进行，中间大概只有一些短暂的中断。久宾斯基提议，宣布杜马为立宪会议的机构。 十月党人萨维奇反对说：“群众不能给我们政权。杜马是民族最后的避难所，如果它采取了任何非法的行动，那它就不能是立法机构，也就不再是杜马了。” 舒尔金强调说：“我们不能在所有事情上都与反叛的一部分人团结一致。要知道，反叛者希望结束战争，而我们是不能同意这件事的……” 罗将科要求与会者赶快采取措施。他认为，“拖延时间就和等死一样”。于是会议结束时，杜马代表团会议按指示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为什么成立它？成立它的目标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这就是那个“推翻”了君主制的第四届杜马！难道还有比它更可悲、更无力、更软弱的东西吗？在君主制因革命的打击而灭亡的那一天，死的魂灵就盘旋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头顶了！只有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才会有这么懦弱的、狭隘的、愚蠢的“人民代表”！连一个活跃的思想都没有，连一句有现实意义的话都说不出来！完全理解不了、分析不了、研究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那段时间，旧俄国正在永远消亡，新俄国正在诞生，而这份文件将俄国自由主义在当时的模样栩栩如生地记录了下来——这份文件能保存至今，真是一件大好事！…… IV. 临时政府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米留科夫公民推断得很对——这样一个政府没有君主就不可能存在。君主是贵族的头领。没有贵族、没有旧的官僚机构、没有“历史力量”（这就是1905年时的说法）的支持，俄国资产阶级就维持不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不得不主张维护君主制还有另一个原因：正如上文所述，地主阶级在俄国自由主义之中，特别是在它的右翼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米留科夫公民结果是个预言家：资产阶级政府真的“在人民骚乱的汪洋中沉没”了，没能活到立宪会议的那一天。毫无疑问，米留科夫为了维护君主制而愿意承担任何风险，从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利益角度来看，他做得对；但同样无可争辩的是，俄国劳动人民摧毁沙皇政权这个几百年来的奴隶制堡垒，从劳动者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做得对。 劳动者二月的胜利得以巩固之后，自由主义就“忘掉”了君主制，匆匆忙忙地站到了共和国的旗帜下面。三月末，立宪民主党在党代会上修改了党的纲领，并在其中加入了要求共和国的条目。大约在同一时间，十月党则把自己重新包装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民主共和党”。无需多言，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不过是策略的改变，粗暴地试图在口头上迎合革命。而实际上，在一九一七年春夏之交，这“共和派”的自由主义却紧紧抓着国家杜马（也就是六月三日体制的可悲残骸）不放，竭尽全力反对宣布在俄国成立共和国。而因为七月三日到五日的事件[10]给出了压力，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才迈出了这“英勇”的一步，宣布之前就已经消灭了沙皇政权的俄国为共和国！ 是的，自由主义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共和国”，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君主制的梦想。后来，当它加入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和尤登尼奇的阵营时，自由主义已经公开为君主制服务了，而这君主制的过渡阶段则是个人的军事独裁。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的纲领是明确的：通过无情地镇压劳动群众，恢复贵族和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完全统治，对于群众在革命中赢得的主要成果，先是实际废除，等到恢复君主制之后，再正式废除。 白军运动的瓦解造成了自由主义的分裂。白军的失败意味着贵族土地所有制遭到了最终的清算——因此也就意味着贵族等级本身遭到了清算。因此，自由主义中的纯资产阶级分子（米留科夫—维纳弗—科诺瓦洛夫集团）得出结论，必须要同垮台的贵族决裂，并“转向”去找那些“富有的”农民，那些一定会在清除了贵族的土地上成长出来的农民。自由主义的右翼，也就是从格森到古契柯夫的这一群人，依然保持着资产阶级贵族君主制的旧立场。于是，这位“冯·格林瓦尔德斯男爵，闻名于全德意志”，就这样牢牢地坐在历史这块“石头”上，等着他的“阿玛利亚”过来[11]。他会长年累月地这样等下去，因为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米留科夫的“左翼”自由主义则“最终地”、“不可逆转地”、“正直地”转到了“民主制”、“共和国”和“人民政权”的立场上，它不想等待，而是想要积极地生活和行动。之前的米留科夫公民好像是君主主义旗帜永远的守护者，而仅仅是在俄罗斯大地上几乎连一个白军士兵也没剩下之后，他身上才发生了这种非凡的转变。他从前的一生都在向君主制的神灵祈祷，而现在他打算和之前一样，向着共和国的神灵祈祷。 对于自由主义来说，这就是全部的革命了！但对俄罗斯来说，米留科夫之流的先生们的这些“最新的新策略”都是过去历史里的话题。自由主义现在才搬出“共和主义”，它与革命之间的距离，就和它当年支持君主主义的时候一样遥远。资产阶级共和制对今日的俄罗斯来说是反动的，就像资产阶级君主制对昨日的俄罗斯来说是反动的…… 不过，“左翼”自由主义在共和主义的“新”基础上会前景如何呢？它相当热衷于接触上层农民，想把影响力扩展到他们中间去，并且还为此同右翼社会革命党进行了事实上的联合，那么它能达成目的吗？不，它不能，因为众所周知，米留科夫们的转向不是纲领原则性的，而是战术策略性的。他们曾经为了君主主义和反动而扔掉了共和国的旗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同各种反动阶层结盟，否则它就无法掌握住政权。米留科夫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是如此，它更需要重新同贵族结成稳固的同盟，并且在君主制的旗帜之下巩固这种同盟。 除了那些永远渴望着“高尚谎言”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以外，没有人会相信“左翼”立宪民主党的“共和主义”。而且也无权去相信它，因为，就在不久之前，米留科夫公民在他那本《历史》当中写了一段非常浅显易懂的话： 用格莱斯顿[12]的话来说，适应群众实际水平的正确政策，其要领应该是这样：“对人民施以信任，并用审慎进行限制”。当然，这个说法同“完全不受限制的人民政权”是不相容的。必须要清楚理解这一点，明确地告诉自己，由此得出适当的政治结论。政治当中没有绝对适合一切时间、一切情况的方案，民主政治也不例外——现在是时候认识到这一点了。现在我们应该明白，就连民主的口号当中也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灵药。 米留科夫公民想必是完完全全地保留了他的“审慎”。就算他现在突然为“完全不受限制的人民政权”唱起了赞歌，这很明显也是……“审慎”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为，“政治当中没有绝对适合一切时间、一切情况的方案”。对米留科夫公民来说，政治是一种圆滑的外交手腕，也就是说，主要就是欺骗。欺骗的目的很明确——在目的这一点上，自由派的先生们可是不骗任何人…… 君主制和贵族，旧自由主义和旧资产阶级，它们密不可分。这种联系的核心是一个反对人民的统一战线。而革命将它们统统埋葬在了旧俄国的废墟之下。够了！历史已经宣读了它的判词。“这是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1]贝利斯案是对犹太人梅纳赫姆-门德尔·贝利斯的审判，当局指控他在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二日对基辅圣索菲亚神学院的预备班学生安德烈·尤辛斯基进行了仪式谋杀。指控是由黑色百人团活动家发起的，并得到了一些极右翼政治家和官员的支持，包括司法大臣伊万·谢戈洛韦托夫。当地调查人员认为这是一起报复性杀人案，因此被排除出案件调查。在发现尤辛斯基的尸体四个月后，曾在附近工厂做伙计的贝利斯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捕，并在监狱里呆了两年。审判于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十八日在基辅举行，贝利斯最终无罪获释。此案是革命前俄罗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审判。 [2]指内阁人员频繁变动，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 [3]六月三日政变指的是俄历1907年6月3日（6月16日）首相斯托雷平提前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改变选举制度的事件。 [4]这三人分别是沙皇俄国当时的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和司法大臣。 [5]乔治·布坎南是当时英国驻俄罗斯的外交官，阿瑟·贝尔福是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 [6]加特契纳位于圣彼得堡以南约45千米，曾是俄罗斯皇室的夏宫所在地。 [7]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第一号命令。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data-russian-revolution/1-2-03.htm [8]阿·瓦·佩舍霍诺夫（1867—1933），是俄罗斯经济学家、记者和政治家，曾担任临时政府的粮食部部长。 [9]阿·阿·马尼科夫斯基（1865—1920），俄国将领，曾任炮兵将领（1916）、临时政府陆军部临时管理（1917）。十月革命后在工农红军炮兵局和供应局任主任。 [10]指“七月危机”，彼得格勒的工人与士兵向临时政府发起示威，临时政府随后指责布尔什维克党发起了本次暴力事件，并立即打击了布尔什维克，导致许多领导人被捕。 [11]这个典故出自科济马·普鲁特科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阿列克谢·热姆丘日尼科夫、弗拉基米尔·热姆丘日尼科夫和亚历山大·热姆丘日尼科夫的集体化名）的《德意志民谣》（1854）一诗，它讲述的故事是：一个骑士（冯·格林瓦尔德斯男爵）失宠了，他过去的恋人阿玛利亚不再喜欢他，于是他“坐在阿玛利亚的城堡前，皱着眉头，沉默地坐着”。这首诗是对约翰·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托根堡骑士》（RitterToggenburg）的模仿。 [12]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担任英国首相长达12年。
第二章黑奴贸易的发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二章黑奴贸易的发展 黑奴是“西方世界的力量和肌肉”。[1]实行黑奴制，就需要进行黑奴买卖。因此，维护和促进对非洲的奴隶贸易对于王国及其所属种植园“自始至终是十分重要的”。[2]在1783年以前，这一直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1562年，约翰·霍金斯爵士开创了英国的贩奴探险活动。这次探险和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许多其他冒险一样，也是一次海盗式的探险。因为它冒犯了1493年教皇所作的许诺葡萄牙独占非洲的裁决。英国获得的奴隶最初都转卖给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人。当时，在加勒比地区还没有英国的殖民地，也没有蔗糖生产，所以英国的奴隶贸易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到1660年，英国内战时期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结束后，它就准备专心致志地开展这桩贸易了。因为，这时英国开始充分认识到，商业贸易对于它在新大陆的蔗糖和烟草殖民地所具有的重要性。 根据斯图亚特王朝制定的经济政策，当时把从事奴隶贸易的权利授予了一家垄断公司，即皇家非洲贸易探险者公司。该公司于1663年组成时，曾期望千年不衰。为此克拉雷顿的伯爵表达了当时同人的一般热情：“这家公司在发展英国贸易方面将成为榜样，它要与其他公司一道前进，甚至要与东印度公司并驾齐驱”。[3]然而这一乐观的预言未能实现，原因主要是英、荷两国开战，造成了该公司的亏损和衰落。于是在1672年，建立了皇家非洲公司这个新的贸易公司。 但是，垄断政策仍然奉行不变。因而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坚决抵制。一方面是中小港口的商人极力要打破对商业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是殖民地的种植园主，他们要求自由买卖黑人。后者主张自由买卖黑人之激烈，与一百五十年后他们激烈反对自由买卖蔗糖，在程度上完全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重商主义学者之间发生了分歧。重商主义的多产作家波斯耳思威特支持垄断公司，而且毫无保留地支持。[4]乔沙·吉却强调小贸易商的勤俭和善于经营。作为当时最精明的经济学家和财务专家之一的德维南特最初反对公司垄断，后来则改变了态度。他为自己辩白说，其他国家都懂得了组织统一公司的必要性，“而这样的公司，在培训大量具有各种对非洲贸易知识的人材方面，可以起一个专科学校的作用”。[5] 1711年，当时被称作“非法私商”的自由贸易商向利物浦贸易局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对垄断的提案。垄断，意味着把一切都置于一个公司的控制之下，诸如购买销往非洲沿海的英国商品，租用贩奴船只，向种植园出卖黑奴，以及从种植园输入货物。而由此形成的海上大循环贸易，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几千个自由商人的生计[6]。除自由贸易商反对垄断之外，种植园主也抱怨货物的质量、价格的不稳定，以及交货的不及时[7]。并拒绝向公司偿还债务。 当时，对奴隶贸易的垄断已引起最强烈的反对。垄断这个字眼有着丑恶的含义，它使人想，起査理一世的残暴政治。可是，还没有一个自由贸易商能想象到，这个字眼与一百五十年之后西印度甘蔗种植园主的残暴经济相联系，不知要丑恶多少倍”到了十七世纪的最后十几年，经济潮流已完全不利于垄断了。1672年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突然打开，东方公司的垄断权也被打破。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放逐詹姆士二世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促进了自由贸易原则的产生。1698年，皇家非洲公司丧失了垄断权利，奴隶贸易自由被确认为英国人天经地义的基本权利。同年，伦敦商业冒险家协会的布料出口垄断权被褫夺了。一年以后，又废除了莫斯科公司的垄断权，对俄贸易改为自由贸易。这样，自由贩卖奴隶与自由贩卖其他商品之间只有一个区别，即前者的商品本身是活人。 皇家非洲公司实在无力与自由贸易商抗衡，不久宣告破产。而且不得不依靠国会的津贴维持。1731年，这家公司不再经营奴隶贸易，改为专营象牙和砂金。1750年，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名叫“非洲贸易商公司。”它的九人董事会，分别由伦敦、布里斯托和利物浦各出三名董事组成。1755年该公司注册登记的奴隶贩子中有237人属于布里斯托，147人属于伦敦，89人属于利物浦[8]。 随着自由贸易的开放和甘蔗种植园日益增长的需要，英国的奴隶贸易大大地发展了。1680年，皇家非洲公司每年平均输送了5,000名奴隶[9]。自由贸易开放后的头九年，仅布里斯托一处就给甘蔗神植园运去了160,950名黑奴[10]。1760年，由英国港口开往非洲的运奴船有146艘，可以运载36,000名奴隶[11]。1771年，运奴船只增至190艘，运载的奴隶增至47,000人[12]。1700年到1786年输入牙买加的奴隶为610,000人。据估计，从1680年到1786年，输入西印度英属殖民地的奴隶，总数超过二百万[13]。 但是，奴隶贸易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也是一种目的。英国的奴隶贩子不仅为自己的种植园，也为他们竞争者的种植园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这种为外国效劳的做法不但愚蠢，而且也不符合重商主义的宗旨。但说到向西班牙殖民地提供劳动力，倒还情有可原。因为在十九世纪以前，西班牙一直是依靠外国为其殖民地提供奴隶的。这可能是西班牙恪守教皇的裁决，不得插足非洲，也可能因缺乏资本和必要的货物，无法进行奴隶交易的缘故。阿西恩托条约授予英国向西属殖民地提供奴隶的特权，成为国际外交中一个最令人垂涎和激烈争夺的目标。英国的重商主义者极力保护本国同西属殖民地的贸易，不管它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英国用黑人和工业品与西属殖民地进行交易。而西班人用硬币支付，这使英国得到明显的好处，流入它国库的金很因而大为增加。然而，英国为法属殖民地提供奴隶，就说不上什么道理了。它那样做的结果，显然造成了英国的贩奴商与本国的蔗园主之间的利益冲突，正如1825年以后，英国出口机器，引起了它的船主与制造商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样。 在这场冲突中，甘蔗园主有理，贩奴商失理。但是在十八世纪上半叶，这一点唯有远见者才能看岀来。波斯耳思威特曾把1713年的阿西恩托条约斥责为可耻的、邪恶的、以实物换取幻影的条约。并说：“想不到居然能够搞出这样一个对本国毫无益处的条约”。[14]在七年战争中，英国曾占领古巴九个月。在此期间，它输入了10,700名奴隶。这一数目，相当于1512年到1763年古巴输入奴隶总数的六分之一，或相当于1763年到1789年输入奴隶总数的三分之一[15]。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在三年内向瓜德洛普输送了40,000名黑奴[16]。1788年，英国枢密院特别注意到，英国每年从非洲运出的大量奴隶中，有三分之二转卖给了其他国家[17]。根据布莱恩·爱德华兹援引的材料，在整个十八世纪，英国的贩奴商为法国和西班牙的甘蔗种植园提供了五十万黑奴。因此他对“执行这样的非洲贸易政策是否明智提出了正当的怀疑。”[18]当时，英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贩奴国家，而且，用拉姆齐的话来说，它还是自己对手的“可敬的运奴船。”[19] 奴隶贸易的发展史，大体上也是利物浦的发展史。利物浦的第一艘运奴船于1709年开往非洲。这是一艘30吨位的中等运输船。它的出航是利物浦发展的开端。及至十八世纪末，利物浦显然成为欧洲最大的贩奴港口。这一发展进程起初是缓慢的，因为该城镇当时热衷于烟草贸易和贩私货去西属殖民地。但后来发展速度加快了，据当地一位历史家的说法，是由于最大幅度地降低成本，使利物浦的商人得以低价出售其货，因而能与英国其他商人和欧洲大陆的商人进行竞争。1730年，利物浦仅有15艘运奴船，到1771年，运奴船增加了六倍。1709年该港拥有的全部船只中，运奴船仅占百分之一稍多。到1730年，这一比率为十一分之一，1763年为四分之一。而1771年，则为三分之一[20]。1795年，利物浦占有了英国全部奴隶贸易的八分之五，占有了全欧洲奴隶贸易总额的七分之三[21]。 关于三角贸易由非洲到西印度群岛这段中途航程“充满恐怖”的说法，是被过份渲染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的废奴论者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喋喋不休地咒骂当时收入已减少、重要性已衰微的奴隶贸易，这多少说明了他们的无知或者虚伪，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一位西印度种植园主曾提请英国国会注意：一个民选的国家代表靠在奴隶贸易中饱私囊，居然还诬蔑奴隶贸易是罪恶，这太不应该了[22]。对契约白奴的遭难司空见惯的年代里，对黑奴的大量死亡又何必大惊小怪呢。何况，黑奴在种植园里所受的剥削与封建主之剥削农民、欧洲城市中之虐待穷人，本没有什么实质区别。 运奴船上发生的反抗与自杀事件，肯定大大超过其他船只。虐待奴隶，严格限制其活动，……无疑使死亡率大增。但运奴船上死亡率高的根本原因，也与运载契约奴和自由旅客的船只一样，首先是由于传染病。而传染病之蔓延，又系旅途漫长，食物和饮水不易保存所致。其次，是由于船上过分拥挤。奴隶贩子唯一关心的是让他的船舱里装满黑人[23]。我们从书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一艘90吨的船竟运载了390名奴隶，或100吨的船运载了414名奴隶[24]。克拉克逊在布里斯托的调查中曾揭露，一条25吨的帆船居然要装载70名奴隶。另一条仅11吨的帆船则要装载30名[25]。在横渡大西洋时，船上每个奴隶分得的空间只有5呎半长、16吋宽。克拉克逊对此作了如下描述，他们一个挤着一个，就象书架上排列的书本一样。”每两个奴隶并锁：右腿对左腿、右手对左手地锁在一起。每个奴隶躺的地方比棺材还小。这简直是在装运黑牲口。如果船上还有没装满黑奴的空地，通常就用牲口来填补。奴隶贩子一心想的是赚钱、哪管受害者的舒适与否。1788年制定的一项关于需按船体的容量载运奴隶的温和措施，竟引起了奴隶贩子的狂叫怒吼。有个奴隶贩子写信给他的代理人说：“倘若该办法生效，生意必将受损，故望你及早见机行事。”[26] 一位曾侨居在非洲的奴隶贩子，在其日记中承认：“我去过许多地方，英国、爱尔兰、美国、葡萄牙，还有加勒比群岛、佛得角和亚速尔群岛等地，可是唯有在非洲我才能这么快地发财致富。”真是金钱造就贵人。浪子回家，囊中如洗，只好甘心被人称作“来自几内亚的野鸭”。反之，“如若他满载黄金而归，就可出人头地，化恶为善，所有的至爱亲朋都会蜂涌而至，听候他的使唤。人们就会尊称他为‘来自非洲的绅士’并得以出入于贵族名门。他的言辞还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就象人们详细记载克利斯多佛·哥伦布在美洲的探险活动一样。”[27] 据估计，布里斯托在1730年前后，开出一艘装载约270名奴隶的货船，如果航行顺利，一次可获利7,000到8,000英镑，其中还不包括返航后贩卖象牙的利润。同年，一艘普通货船返航时，因未载货，景况不佳，但所获利润仍然超过5,700英镑。在利物浦，赚取百分之百的利润并不稀罕。有时一次出航所得净利可达百分之三百。1737年，“活跃号”货船首次处女航，装载了价值1,307英镑的货物，它返回利物浦时，运来了殖民地的产品和总额为3,080英镑的汇兑支票，其中还未把随后提交的棉花和蔗糖计算在内。利物浦的另一艘船“安号”，1751年出航，该船的设备及所载货物共值1,604英镑，完成航行归来共获净利3,287英镑。1753年“安号”再次出航，船上货物和设备价值为3,153英镑，获得利润8,000英镑[28]。 十八世纪的一位作者估计，从1783年到1793年，利物浦有878艘船只，运载过303,737名奴隶，价值共达1,500多万英镑。这位作家的结沦是，扣除了佣金、杂费，再扣除船上设备和维持奴隶生活的费用之后，每年的利润平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29]。现代学者往往不恰当地指责当时的观察家言过其实，但是即使按唐培尔教授缩小了的估计来看，1803年“企业号”船在扣除了设备和货物的价值之后，所得净利为百分之三十八。而“幸福号”在同年，仅仅贩运一船体弱的奴隶，就获净利百分之十六。根据同样是缩小了的估计，1802年，“中彩号”从每个奴隶身上获利36英镑，“企业号”获利16英镑，“幸福号”5英镑[30]。估计在整个八十年代，单单利物浦市，从全部奴隶贸易中所获得的净利润每年可达30万英镑。利物浦流行过这样的说法：尽管西印度的贸易利润不大，但还是有利可图，船主出航的船，若三艘中有一艘归来，他不赚也不赔；若有两艘归来，他就大赚一笔。因为历来的平均数是每五艘船中仅有一艘出事故。 上述的利润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历史上曾获得百分之五千的神话股的利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奴隶贸易所获得的利润甚至可能比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获得的利润要少，然其他贸易远不及奴隶贸易重要。这是因为，从重商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对印贸易是一桩糟糕的买卖，它耗费了英国大量的金银去购买多余的商品。这使许多人一度想过：“对基督教世界来说，要是没有发现绕过好望角通往东印度的航线，那才好呐。”[31]与此相反，奴隶贸易倒合乎他们的心意。因为通过奴隶贸易可以销售英国制造的商品，又可以把英国与其殖民地种植园之间的贸易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使英国无须依赖外商为它提供热带产品。荷兰的香料贸易之所以取得了巨额利润，主要在于严格控制生产，以确保高昂的价格。英国的奴隶贸易则不仅创立了英国本土的工业，还创立了它的热带殖民地的农业。 当时利物浦有一位史学家把奴隶贸易称作“迷人的非洲流星！”这一称谓后来广为流行。利物浦的奴隶贸易，虽然大部分为十家大商行所垄断，但是该市的律师、布商、杂货商、理发师和裁缝也有不少人派岀小船参与经营奴隶买卖。这项冒险生意的股份一再重新分配，有的人拥有八分之一股，另一个人拥有十五分之一股，第三个人可能仅拥有三十二分之一股，等等。“几乎每个利物浦的市民都成了商人。他们中拿不出一大捆货物者就拿出一小箱……，几乎各个阶层的人对几内亚的买卖都兴趣浓厚。这真是一股浪潮，无怪利物浦的小船多如牛毛。”[32] 在购买奴隶时既要会作生意，又要善于鉴别。来自安哥拉的黑奴一钱不值；来自黄金海岸的科罗曼丁人或阿散蒂人干活出色，但是反抗性太强。塞内加尔的曼丁哥人惯会偷东西；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十分腼腆和消沉；达荷美的波波人或怀达人则很驯从听话。由于奴隶必须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因此妇女和儿童的实用价值就不及强壮的男人。妇女一旦怀孕就要停止工作，而男人只要稍加照顾马上就能自食其力。利物浦的一个商人嘱咐他的代理大留神，不要买进肚子肿胀的奴隶和白痴，以及“瘦腿蜘蛛似的黑人。”西印度的一位诗人还指点过奴隶贩子察看和挑选那些舌头要红的、胸肩要宽的和腹部扁平的奴隶[33]。来自尼维斯岛的一个监工忠告说：“要买年轻的奴隶，那些成年家伙，没有养成干活习惯，难以驯服。要训练年轻的，否则他们笨得什么都干不了”。[34] 但是从事奴隶贸易总是一件冒险生意。1795年有人写道，“非洲贸易不保险，使人的神经一直紧张。启运奴隶的时间不固定，漫长的中途航程命运莫测，船只可能部份或者全部被撞毁，死亡率可能很高。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事故都会发生。”[35]况且，经营甘蔗种植也是不能确保生财。种植园主的负债、破产、求助于长期贷款，使商人焦虑万分。有一个商人写道：“诚如你所知，靠贸易为生贵在办事神速。这一年来，我常常坐立不安，既使能赚得双倍利润，我也不愿再受这份罪了。”[36]自1763年起至1778年，伦敦的商人极力回避与利物浦的贩奴商打交道，因为他们认为奴隶贸易在经营上日趋亏损。据说从1772年到1778年利物浦的商人共损失了700,000英镑[37]。自1773年起一度控制了奴隶贸易的30个大家族，到1788年，其中的12家破了产，其余的许多家也都蒙受了相当的损失[38]。此外，美国的革命也严重地中断了奴隶贸易。1775年利物浦一家报纸哀叹说：“一朝兴隆的非洲贸易现在已处于停顿状态。那些美观的船舶停靠岸边，一无所用。”利物浦的奴隶贩子纷纷改行，从事海上私掠[39]。他们焦急地期待着昔日荣华的再现，却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正在亲身经历着旧时代的奄奄一息，和新时代诞生的阵痛。 1783年以前，英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奴隶贸易问题上采取了完全一致的态度。国王、政府、教会和一般公众舆论都支持奴隶贸易。虽然有一些反对者，但影响不大。 西班牙国王开创的路子一直为欧洲其他王室所效仿。马德里和托莱多的宫庭要塞，就是西班牙国王用出售运奴许可证得来的金钱盖成的。170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君主就西班牙送给葡萄牙一万“吨”黑奴的合同所引起的计算问题，举行了一次讨论会[40]。十九世纪中期，西班牙女皇克里斯蒂娜公开参与向古巴贩卖奴隶的活动。葡萄牙王室为了不落在拿破仑手里而撤离到巴西以后，他们并没有发觉这块殖民地进行奴隶买卖的现象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路易十四十分重视奴隶贸易对法国大都市和海外省所起的重要作用。普鲁士选帝侯的对外扩张计划就包括了非洲奴隶贸易这一项[41]。 霍金斯进行的奴隶贸易探险活动是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赞助的。女皇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如果黑人本人不同意，不要强行把他们运走，“不然就会令人感到厌恶，还会招致上天的严惩。“但是如若采取集体交易，讲价钱等民主做法，在贩运黑奴时效果可能要好得多。皇家探险者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就如他们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是得到皇家支持的，而且皇家成员也经常参加投资。据威尔伯福斯说，乔治三世后来也反对废除黑奴制度[42]。克莱恩斯公爵——后来的威廉四世，坚决址护黑奴制度，并且攻击威尔伯福斯，说他不是空想家就是伪君子[43]。对此，利物浦的奴隶贩子和牙买加的蔗园主都欣喜若狂。 1783年之前，英国政府始终一贯地鼓励奴隶贸易。当时它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荷兰。荷兰差不多垄断了英国殖民地的贸易。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与荷兰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贸易战。英国的目的是要打破荷兰遍布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贸易网。孟克带着好战的口吻说：“我们现在要做到的是，在贸易方面必须超过荷兰[44]。”不管是处在正常和平时期还是在开战的情况下，荷兰西印度公司和英国皇家非洲公司之间一直进行着明争暗斗。这场斗争前后达三十年。 英国战胜荷兰之后，又与法国发生了冲突。英法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贸易进行的战争构成了十八世纪历史的主要内容。这是两个敌对的重商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扩展到加勒比地区、非洲、印度、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两岸。斗争的原因是为了掠夺印度，控制某些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一一黑奴、蔗糖和烟草、鱼产、皮毛，以及占据海岸仓库。他们争夺的重点地区是加勒比和非洲；争夺的主要商品是黑奴和蔗糖；其中最尖锐的争夺是占有阿西恩托条约关于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奴隶的权利。根据1713年签订的乌特勒克条约，这个权利转让给英国。这是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战胜法国的结果。英国曾为这一胜利举国欢庆。查塔姆因此骄傲地吹嘘说，他对法国的一仗，使英国几乎控制整个非洲海岸以及奴隶贸易。 殖民地的立法会议经常设法阻挠奴隶贩子，对他们输入的奴隶课以重税。此举既是为了增加岁入，也是出于担心奴隶人口的增长。但这些立法都为英国政府所反对，因为英国商贾坚决反对向本国的贸易征税。1708年贸易局做出决定：“奴隶贸易是必不可少的，它使王国如此受益，必须最大限度地进行下去。我们认为，向种植园和殖民地提供足够数量的黑奴，并做到价格合理，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1773年，牙买加议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并减少人们对奴隶叛变的担心，决定对每一个输入的奴隶再征税。结果遭致伦敦、利物浦、布里斯托商人的抗议，贸易局也指责这项增税法不公正、不合时，是对英国贸易的歧视。该岛的总督受到了严厉训斥，因他未能制止那些人想要“中断、破坏对英国极有利的贸易的行为。”[45]后来甘蔗种植园主的一位律师争辩说：“掌管公共事务的历届政府和各个政党，对待奴隶贸易政策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在我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在各种政治气候中，每个党派和每个政党人物都相继表示赞同这一贸易，投票支持发展这一贸易，并认为它对英国十分有利。”[46] 英国国会也认识到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对英国及其拥有的种植园十分重要的。1750年贺拉斯·渥尔波辛辣地写道：“英国上院——这个自由的庙宇、新基督教的堡垒，一直在冥思苦想寻找办法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可怕的黑奴买卖。”[47]国会在壮丽的大厅里就废除奴隶制和解放黑奴问题举行了多次辩论。国会的记录表明，奴隶贩子和奴隶主有不少的骁勇的捍卫者。他们中有埃德蒙·伯克。他在美洲是调解纠纷的能手，而在非洲却是残暴行为的帮凶。1772年，众议院讨论一个提案。内容是，不准与奴隶贸易无关的局外人控制非洲委员会。伯克对此案提出抗议，但他并不是反对奴隶贸易，而是反对剥夺那些人合法买来的投票权。他认为，那些人当中该受指责的是少数几个。“我们不能仿造圣旨，发现十个人不行就取缔全体。……我们还是不要违反前人的智慧行事罢，前人对这个问题是深思熟虑的。自由贸易的做法也不必跟着垄断贸易走。”[48]布里斯托尔真应该与大家一起感谢这位伟大的自由战士。 教会也是支持奴隶贸易的。西班牙人看到这是使异教徒改宗的一个机会。耶稣会、多明我会和圣芳济会的信士们都积极参与了甘蔗种植业，这意味着他们占有奴隶。据说新港的一位教会长老，每当运奴船抵港之后举行的礼拜，他总要感谢上帝，“又送来了一船无知的生灵，他们在这块国土上可以得到上帝的福音。”[49]一般说来，英国的种植园主不愿让他们的奴隶成为基督信徒。因为信基督会使奴隶们变得任性、不好管，因而变得毫无价值。同时这也意味着不同的部族由于统一使用英语得以聚合在一起，并策划叛变。支持这种反对意见的还有许多经济上的原因。1695年巴巴多斯总督说，种植园主不肯给黑奴放假去做礼拜，或过其他宗教节日。直到1823年，种植园主为了取消黑奴的星期日集市，竟拒绝每一周放假一天的建议，这使英国的公众舆论感到十分吃惊[50]。教会也完全仿效类似的做法。“福音布道社”禁止巴巴多斯的基督教徒对奴隶进行传教，并且它对新来的奴隶都要烙上“福音社”的印记，以资区别；而它原先有的一批奴隶都是克利斯多夫·科·德林顿的遗产。后来当了伦敦主教的希洛克向种植园主保证：“对基督和福音的信仰不会使公民的财产发生任何细小变化，”[51]它当然也不会妨碍神父的任何行动。希洛克是签订乌特勒克条约的英国全权代表，由于他的努力，使英国获得了阿西恩托条约规定的那份权利。为此，布里斯托的主教罗宾逊也被提升到伦敦教区。在布里斯托尔，当传出威尔伯福斯关于废除奴隶制的提案在国会遭到否决后，教堂的钟声发出了悅耳的声响，传报这一好消息。奴隶贩子约翰·牛顿在利物浦教堂入教时一再谢恩。他因上次的贩奴冒险已获成功，他祈求上帝保祐他下次的冒险成功。他在自己的贩奴船上每天亲自主持规定的两次公众礼拜。他每周还要斋戒一天，并跪下虔诚祈祷。这样做当然不是为那些船上的奴隶，而是为他的船员。他承认”前两次航行去几内亚做生意时我感到十分满意，觉得时常能感受到与上帝同在，这些是以往从未有过的。”[52]十九世纪著名的卡迪奈尔·马宁是西印度富商之子。这个富商经营的是奴隶生产的产品。许多传教士发现以邪治邪更为有效。据英国最近论述奴隶贸易的作家说：“传教士们认为补救滥用黑奴弊病的最好办法，是给种植园主提供一个样板，让黑奴经营农庄和管理他们自己，这样既可以拯救种植园主又可以发展种植园的基础。”[53]西印度群岛的摩拉维亚传教士毫不犹豫地占有奴隶。一位史学家微妙地写道：“浸礼会教派不允许他们早期的传教士反对奴隶制，埃克塞特主教在寿终前还拥有655名奴隶。1833年这批奴隶使他获得了12,700英镑的赎金[54]。 教会史学家为教会支持奴隶制之举进行了十分拙劣的辩护，说什么对实行奴隶制所造成的错误，良心上的发现是很迟缓的。还说什么教会人士维护奴隶制是出于对道德的微妙领悟[55]。其实进行这样的辩护是多余的。教会人士的态度是门外汉的态度。十八世纪与其他世纪一样，都不能超越当时的经济局限性。正如怀特费尔德在鼓吹废除乔治亚宪章中禁止奴隶制的条款时所申辩的：“事情很明白，没有黑奴，热带国家根本无法开发。”[56] 教友会的新教徒并没有发展到对奴隶贸易持不同态度。1756年，教友会有八十四个教友当上了非洲贸易公司的成员，其中有巴克雷和巴林两个家族[57]。对英美教友会来说，奴隶买卖是最赚钱的一项投资。1793年来自波士顿的报告说，在塞拉利昂，有一艘运奴船的船名就叫“自愿教友”，这表明在教友会教派内，奴隶贸易是得到认可的。教友会里最早也最激烈反对奴隶贸易的，不是来自英国，而是来自美国，特别是美国北部那些不依靠奴隶劳动的小农业团体。加里博士写道：“人们很自然地认为，首先反对奴隶制的是一批没有直接从奴隶制得到好处的人，他们持反对态度是当然的。”[58] 英国海军深感西印度殖民地的重要性，所以不愿去干扰和破坏殖民地的安全。西印度基地是值得尊敬的基地，有很多海军将领受到了奴隶主的款待。海军将领罗德尼就反对废除奴隶制[59]；圣·文森特伯爵争辩说，比起非洲来，生活在种植园的黑奴犹如生活在真正的天堂里。废奴论是“令人咀咒的邪说，只有伪君子才会提出来。”[60]这位高贵将领的感情与他实在的物质考虑不会全然无关。他在牙买加拥有418名奴隶，因而在1837年获得了6,000英镑的赎金[61]。纳尔逊的妻子是西印度群岛人，无怪他对奴隶贸易的观点十分直率。他说：“我是在出名的旧式学校长大，我受到的教育使我懂得了西印度殖民地的重要性。只要我手握武器，我就保卫它；只要我能说话，我就反对威尔伯福斯那一帮伪君子的可恶说教。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国会里，我决不能让殖民地的正当权利受到侵害。”[62] 奴隶制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眼里真实存在着。英国有一种金币叫做“几内亚”，虽然过去和现在人们都难得见到，但是它的起源确实与非洲贸易有关。威斯敏斯特的金匠为黑奴与狗制作银锁，黑人与大象的雕像装饰着利物浦的市政厅。这是奴隶贸易的象征。奴隶贩子的标记和装备在报上公开登广告，在商店里毫无顾忌地展出、销售。奴隶在拍卖市场公开拍卖。奴隶被视为宝贵财富，得到法律的承认。邮局总长有时甚至被雇来追捕逃亡的奴隶。当地政府的报纸上经常刊登处置奴隶的广告。使唤家用黑奴相当普通。黑人男孩是奴隶船船长、漂亮太太或放荡女人的附属品。霍迦斯的小说“娼妓的发展”，书中的女主人公就是由一个黑孩子伺候的。玛格丽特·斯丁写的主人公奥莱培拉·伯梅斯特，也期望得到一个小黑孩子，她表示会像爱她的长毛小猫一样地爱他。这些都是十八世纪英国人典型的想法。在伦敦行乞的自由黑人很惹人注目，人们称之为圣·加尔的黑鸟。其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国会不得不于1786年设立一个委员会专司救济穷黑人。 诗人考珀写道：“奴隶在英国无法呼吸。”这当然是诗人的随意夸张。但1677年时期的人们却认为“黑奴同商品一样可以买卖，而且黑奴又是异教徒，商人是可以把他们当作私有财产的。“1729年检察长作出决定：浸礼会不得给予奴隶以自由，也不能任意改变奴隶的现状，此外，奴隶不能因为被带到了英国就成为自由人。奴隶即使到了英国，主人还有权把他赶回种植园。象威廉·布莱克斯顿爵士这样著名的权威人士也认为“根据法律，主人有获得永久使用某个奴隶的权利。生活中的这种主仆关系，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不应有任何改变。”[63] 1772年，一个名叫詹姆斯·沙默塞特的黑奴即将被主人从伦敦遣回牙买加时，热心肠的格兰维尔·夏普坚持要求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处理这起案件。当时已有许多先例证明英国舆论对这类案件态度不一致。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想极力避开这个问题，他建议释放这个黑奴，并十分温和地说：“英国法律不赞同也不批准这起案件。”这个黑奴于是被宣告无罪。热衷于追求人道主义的人们，在这个事件上大做文章。库普兰教授断言，这场法律审判的后面有着良心的审判。黑奴沙默塞特的案件标志整个大英帝国的奴隶制开始走向结束[64]。这只不过是把诗人的感情倾注到近代史中去罢了。本杰明·佛兰克林辛辣地指出，“这个国家的虚伪在于，一面鼓励罪恶的奴隶贸易，另一方面为法庭释放一个黑奴而自豪，还自以为兼有热爱自由和善良公正的美德。”[65]沙默塞特案件发生后的两年，英国政府驳回了牙买加的关于限制奴隶贸易法。1783年教友会的一份要求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也遭到了国会的正式拒绝。 1783年，述那位曼斯菲尔德又处理了一艘运奴船“宗格”号案件。这艘船因途中缺水，船长下令把132名黑奴扔进大海。船主要求得到保险费，理由是，这些奴隶的死亡符合“海上遇难”保险法的条例。在曼斯费尔德看来，“把奴隶扔进大海如同把马匹扔进大海。”结果，给每个损失的奴隶赔偿三十英镑。至于船长和船员大量残害奴隶，是否应受制裁，对此人道主义者从未加以考虑。1785年另外一起保险案件摆到了曼斯费尔德面前。这是一艘英国船，船上的奴隶发生叛乱。这位法官作出的判决是，凡在叛乱中被打死或受伤致死的奴隶应由保险商赔偿损失。至于跳海，呛水或忧伤而死的奴隶，免付保险费。因为后者不是叛乱中受伤致死的。叛乱后幸存的奴隶，如果价格下跌，保险商不承担责任。 在英国，从事奴隶贸易的并不是社会的下等人。有个奴隶贩子的女儿向我们保证说，她父亲虽然是运奴船和私掠船的船长，但他是个善良的公正的人，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这或许是实情。因为积极经营这项买卖的人大多是家庭中干练的父亲、社会里优秀的公民。废奴论者拉姆塞痛心地认识到这个事实，他只好辩解说：“这些人对奴隶贸易的本质未作研究就投身其中。他们不过是仿效前人的做法，至于个中原因，今世不得知，后世也不会知道。”[66]这样的辩解完全是多余的。奴隶贸易是一种贸易，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种贸易。从事这项贸易的一个官员曾说：“现实的观点是，要能确实在运奴途中，到黑人舱里耽上一分钟，这比罗伯逊的笔杆更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也比英国国会全体议员的夸夸其谈更为实际。”[67]这种说法模棱两可。正如后来辩论古巴和巴西的奴隶贸易一样，说这种贸易是罪恶的、反基督的职业，顶什么用。只要它还是一种挣钱的贸易就行了。事实证明奴隶贸易甚至具有巨大的教育作用。“想想它的影响吧，一个十多岁的青年出海航行，装运奴隶，这对一个农家子弟会有多么大的教育，对一个村野男童来说，又增添了多少阅历。当他重返自己的村庄时，他的整个人生观已发生了变化。他离家时还是个毛孩子，归来时成了男子汉。”[68] 在当时出名的人道主义者当中也有奴隶贩子。约翰·卡里是个奴隶贸易的吹鼓手，但却以正直和奉行人道著称。他还是人们称作“穷人合作社”协会的创始人[69]。以布里斯托尔有一艘叫“索思韦尔”的运奴船，思韦尔纪念馆里，人们讲述他对国王与国家的赤胆忠心，对自己信仰的始终不渝。利物浦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布莱恩·布伦德尔，同时从事奴隶贸易和西印度贸易，他不仅当了多年的受托人、司库和保护人，而且1709年建立的慈善机构“布卢科特医院”最热心的资助人。利物浦的另一个奴隶贩子福斯特·坎利夫也给这家慈善机构以慷慨捐献。此人是奴隶贸易的开拓者。1752年，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当中利物浦非洲贸易商委员会的委员。他们父子拥有四艘船，可装运奴隶1,120名，他们用从这批奴隶身上赚来的利润买下足以装满十二艘大船的蔗糖和罗姆酒，然后往回运。在圣·彼得教堂有一块纪念福斯特·坎利夫的碑文这样描写他：“无论在履行公众的抑或私人的职责方面，他都是一个虔诚的、模范的基督教徒。他是穷人之友，不幸者之恩人，但他视邪恶和懒散为仇敌。生前他备受结识者的崇敬，死后深为善人智者所哀悼。……。”[70]当过利物浦市长的托马斯·莱兰德也是最大的奴隶贩子之一。他对于垄断者、抢购者和行贿者毫不留情，对于干坏事的嫉恶如仇。黑伍德一家也是奴隶贩子，是他们第一个输入美国奴隶种植的棉花。阿瑟·黑伍德掌管曼彻斯特学院的财政，他的两个儿子在该学院读书。他还有一个儿子本杰明，被选为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社的成员，还加入了弹子球俱乐部。这是当地独一无二的最高雅的俱乐部，只有那些有风度、有地位、有成就的优秀人物才得以加入。加入了这个四十人的有影响的社团就意味着毫无疑问地被承认为绅士。后来，本杰明·黑伍德自己组织了曼彻斯特首届工业和艺术品展览会。 这些奴隶贩子在英国还担任着要职。1667年的皇家非洲探险者贸易公司，就是以皇族为首，包括两名长老议员、三名公爵、八名伯爵、七名勋爵、一名伯爵夫人和二十七名爵士[71]。在1739年的一份奴隶贩子请愿书上，可以看到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两市长的签名。1789年布里斯托尔成立了抵制废除奴隶贸易委员会，委员中就有五名长老议员，一名原运奴船船长[72]。许多奴隶贩子在利物浦的市政府里位高爵显。奴隶贩子在英国上下两院也是根基很深，从1755年到1767年，埃利斯·坎利夫一直是利物浦在国会的代表[73]。在奴隶贸易中发迹的塔尔里顿家族，在国会中代表利物浦起来反对废除奴隶制。一贯保守的贵族院准许那么多封有贵族头衔的奴隶贩子出席，证明它本能地反对废除奴隶制。贵族院还十分同情地聆听威斯特摩兰伯爵的陈词，陈词中说，他们之所以获得上院的席位，都多亏了奴隶贸易。还说，废除奴隶制是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如此看来威尔伯福斯不敢冒犯上院是有道理的。有鉴于此，牙买加议会就满怀信心，于1792年明确地声明：“西印度群岛的安全不但取决于奴隶贸易之保存，也取决于贵族院及早.项宜布，决不允许取消奴隶贸易。”[74] 十八世纪有一些知识分子和牧师对奴隶贸易也提出过抗议。 笛福在他的《改革社会风俗》一书中谴责了奴隶贸易。诗人汤姆逊在他的诗作《夏天》里描写了一幅阴暗的景象，那里有一条大鲨鱼追逐着一艘运奴船。考珀几经犹豫之后在他所著《任务》一书中，写下了值得纪念的章节；布莱克在《小黑人》一书中写下了美丽的诗词；索西的《为奴隶贸易尽过力的海员》一书，谱写了几行辛辣的诗句。但是西弗尔教授透彻地分析了这些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75]后指出，这些作品大多描写的是“高贵的黑人”，不幸被俘的王子，这些黑人即使在当奴隶时也比捕捉他的人高贵。这是十八世纪流行的典型伤感情绪。这种情绪往往含有险恶的用意，即奴役下贱的黑人是理所当然的。博斯维尔却从另一方面强调指出，取缔奴隶贸易就是关闭怜悯人类的大门。他还给威尔伯福斯起了个绰号，“大名鼎鼎的矮子。”[76] 十八世纪的两名商人本特利和罗斯科，早在1783年以前就反对奴隶贸易。他们并非一般商人，而是利物浦的商人。迪安·塔克和亚当·斯密这两位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指责奴隶贸易花费大、收效少。他们是敲响了旧时代的警钟、吹起了新时代的号角。然而，这些不合潮流的调子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十八世纪的人赞赏坦·勒特雷尔所写的请愿书，书中说：“诚然，有些绅士先生们反対奴隶贸易，指责这种贸易不人道，而且邪恶。可是，让我们考虑一下吧，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和开发殖民地，而且只能用黑奴来开发，那么最好还是由英国的船只给我们提供黑奴劳力！不必通过法国、荷兰或丹麦的代理商购买。”[77] 有一次，毛里求斯的一位绅士因急于想说服废奴论者巴克顿，就说“黑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紧接着求助于他的妻子，要她用亲眼见到的慣况来证实他的说法。这位贤妻马上回答：“啊，是真的，这些黑奴都很幸福，这是肯定的。不过我常常感到纳闽的是，为什么要把黑人厨子锁在炉子旁边？”[78]1783年以前，只有很少的英国人象巴克斯顿的贤妻那样对奴隶贸易的道德发生一点怀疑。波斯耳思威特说过，那些认识到反对奴隶贸易意义的人，对政治家凡乎没有发生影响，这些政治家只看到奴需贸易给国察带来了巨大收入。”我们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观察事物，并从事物当时所处的状态中寻找原因，而不能凭主观愿望，希望事物处于某种状态，从而寻求原因……。我们不能想象奴隶贸易会自行取消，尽管我们有着善艮的愿望。“后来，某些髙尚的、仁慈的基督徒也许想过要攻变这种制度，“但是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要加以改变也并不是那么容易。”[79]在“美国革命”之前，英国的公众舆论普遍接受奴隶贩子的下列说法：“初看起来贩卖活人似乎有点野蛮、不人道，违反天性，但是商人们也有好多理由可以申辩，如说奴隶贸易也和某些其他贸易一样，是利多益大的。……，总之，奴隶贸易所带来的好处，大大超过了它实际存在或者虚构的缺陷和罪行。”[80] [1]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V,167.RenatusEnystoSecretaryBennet,Nov.1,1663. [2]C,Whitworth(cd),ThePoliticalandCommercialWorksofCharlesDavenant(London,1781),V,146. [3]G.F.Zook,TheCompanyofRoyalAdventurerstradingintoAfrica(Lancaster,1919),9,16. [4]M.Postlethwayt,GreatBritain'sCommercialInterestExplainedandImproved(London,1759),II,148-149,236;Postle-thwayt,TheAfricanTrade,theGreatPillarandSupportoftheBritishPlantationTradeinNorthAmerica(London,1745),38-39;Postlethwayt,TheNationalandPrivateAdvantagesoftheAfricanTradeConsidered(London,1746),113,122. [5]Ibid.,V,140-141.Thewholeessay,“ReflectionsupontheConstitutionandManagementoftheAfricanTrade，”Willrepayreading. [6]E.Donnan(ed.),DocumentsIllustrativeoftheHistoryoftheSlaveTradetoAmerica(Washington,D.C.,1930-1935),11,129-130. [7]Ibid.,1,265.1681年，这批债务估计达271,000英镑。E.D.Collins,StudiesintheColonialPolicyofEngland,1672-1680(AnnualReportofthe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1900),185. [8]J.Latimer,AnnalsofBristolintheEighteenthCentury(Bristol,1893),271. [9]Higham,op.cit.,158. [10]Latimer,op.cit.,272. [11]Anonymous,SomeMattersofFactrelatingtothepresentStateoftheAfricanTrade(London,1720),3. [12]Pitman,TheDevelopmentoftheBritishWestIndies,1700-1763(NewHaven,1917),67. [13]Ibid.,69-70,79. [14]Postlethwayt,GreatBritain'sCommercialInterest…，II,479-480.Seealsopp.149-151,154-155. [15]H.H.S.Aimes,AHistoryofSlaveryinCuba,1511to1868(NewYork,1907),33,269. [16]W.E.H.Lecky,AHistoryofEnglandintheEighteenthCentury(London,1892-1920),II,244. [17]枢密院上院委员会关于考察全部贸易与海外种植园问题的报吿，1788年，第六部分，贝利，金·卡姆登和休伯特先生的证词。下列数字引自同一报告的第四部分（第四、第五号，第六号补遗，以及提出报告后收到的文件），这些数字多少说明奴隶再输出的范围： 殖民地年份输入再输出 牙买加1784—178737,841人14,477 圣基茨1778—17882,784人1,769 多米尼加1784—178827,553人15,781 格林纳达1784—179244,712人31,210 据邓达斯估计，1791年英属西印度群岛输入的奴隶总数达74,000人，再输出的奴隶为34,000人。参见科贝特的《英国国会史》，第二十九卷，第1206页，1792年4月23日。 [18]B.Edwards,theHistory,CivilandCommercial,oftheBritishColoniesintheWestIndies(London,1801),I,299. [19]J.Ramsay,AManuscriptEntirelyinHisownHandMainlyConcernedwithHisActivitiestowardstheAbolitionoftheSlaveTrade,1787(RhodesHouseLibrary,Oxford),f.23(v).“MemorialontheSupplyingoftheNavywithSeamen.” [20]W.Enfield,AnEssaytowardstheHistoryofLeverpool(London,1774),67. [21]Donnan.op.cit.,II,630.由下表可以看到利物浦贩奴船的发展情况： 年份利物浦伦教布里斯托 172021艘60艘39艘 17536艘13艘27競 1771107艘58艘23艘 1756年至1786年期间，布里斯托发往非洲的船只为588艘，利物浦为1858艘；1795年1804年期间，利物浦发往非洲的船只为1099艘；伦敦为155艘，布里斯托为29艘。（表中1720年的数字引自《无名氏的若干事实……》，第3页；其余数字引自麦金尼斯，上引书，第19页。） [22]Cobbett’sParliamentaryDebates(ReferredtohereafterasParl.Deb.),IX,127.GeorgeHibbert,March16,1807. [23]CorrespondencebetweenRobertBostock,mastermarinerandmerchant,andothers,givingparticularsofLiverpoolshipsintheWestIndies,1789-1792(MS.Vol.,LiverpoolPublicLibrary).BostocktoCapt.JamesFryer,July17,1790. [24]MacInnes,op.cit.,202. [25]T.Clarkson,HistoryoftheRise,Progress,andAccomp-lishmentoftheAbolitionoftheAfricanSlaveTradebytheBritishParliament(London,1839),197. [26]JournalsofLiverpoolSlaveShips(“Bloom”andothers);withcorrespondenceandpricesofslavessold(MS.Vol.,LiverpoolPublicLibrary).BostocktoKnowles,June19,1788. [27]E.Martin(ed).JournalofaSlaveDealer.“ViewofsomeRemarkableAccidentsintheLifeofNies.OwenontheCoastofAfricaandAmericafromtheyear1746totheyear1757”(London,1930),77-78,97-98. [28]A.P.WadsworthandJ.deL.Mann,TheCottonTradeandIndustrialLancashire(Manchester,1931),228-229. [29]Donnan.op,cit.,II,625-627. [30]Ibid.,II,631. [31]QuotedfromSirThomasMuninJ,E.Gillespie,TheInfluenceofOverseaExpansiononEnglandto1700(NewYork,1920),165. [32]J.Wallace,AGeneralandDescriptiveHistoryoftheAncientandPresentStateoftheTownofLiverpool…togetherwithaCircumstantialAccountoftheTrueCausesofitsExtensiveAfricanTrade(Liverpool,1795),229-230.Forinstancesofsubdi-visionseealsoWadsworthandMann,op,cit.,224-225. [33]W.Sypher,Guinea’sCaptiveKings,BritishAnti-SlaveryLiteratureoftheXVIIIthCentury(ChapelHill,1942),170. 在斯密菲尔德市场上，奴隶的体检象检査牲口一样的仔细，基本的质量要求是身材高大，牙齿健全，四肢灵活，未患花柳病。 [34]E.F.Gay,“LettersfromaSugarPlantationinNevis,1723-1732,”JournalofEconomicandBusinessHistory(Nov.,1928),164. [35]Donnan,op.cit.,II,626. [36]Correspondencebetween.RobertBostock…,BostocktoCleveland,Aug.10,1789. [37]T.Clarkson,EssayontheImpolicyoftheAfricanSlaveTrade(London,1788),29. [38]W.Roscoe,AGeneralViewoftheAfricanSlaveTradeDemonstratingitsInjusticeandImpolicy(London,1788),23-24. [39]A.Mackenzie-Grieve,TheLastYearsoftheEnglishSlaveTrade(London,1941),178. [40]F.Caravaca,Esclavos,ElHombreNegro：InstrumentodelprogresodelBlanco(Barcelona,1933),50. [41]这是指布兰登堡公司。它的总公司有时把它称为艾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682年，它在非洲海岸建立了两处居民点；它还试图在西印度群岛获得殖民地，但未能得逞。Donnan，op.,I,103-104. [42]R.I.andS,Wilberforce,TheLifeofWilliamWilberforce(London,1838),I,343. 乔治三世有一次在接见这位废奴主义者时，打趣地低声问他：“威尔伯福斯先生，你所保护的黑人，现在过的怎样？”1804年，威尔伯福斯写信给芒卡斯特说，“看到上院有四位皇族决定投票反对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奴隶，真是丟人”。同上，第三卷，第182页，1804年7月6日。 [43]Pari.Hist.,XXX,659.April11,1793. [44]Andrews,op.cit.,IV,61. [45]H.ofC.Sess.Pap.,AccountsandPapers,1795-1796.A.&P.42,SeriesNo.100,Document848,1-21. [46]Add.MSS.12433(BritishMuseum),ff.13,19.EdwardLaw,May14,1792. [47]P.Cunningham(ed),TheLettersofHoraceWalpole(London,1891),H,197.ToSirH.Mann,Feb.25,2750. [48]Pari.Hist.,XVII,507-508.May5,1772. [49]R,Terry,SomeOldPapersrelatingtotheNewportSlaveTrade(BulletinoftheNewportHistoricalSociety,July,1927),10. [50]参看以下第198页。巴巴多斯总督反对建立教堂的理由是，允许黑人有这样集会的场所，将会使他们萌生密谋反叛的念头。殖民部文件，第28,92号（档案馆），1832年11月4日。种植园主用这样的申诉、来为自己的态度辩解。他们说，传教士把各种危险的念头灌输给黑人，这对种植园的法纪起了破坏的作用。 [51]Sypher,op.cit.f65. [52]S.H.Swinny,TheHumanitarianismoftheEighteenthCenturyanditsResults,inF.S.Marvin(ed).WesternRacesandtheWorld(Oxford,1922),130-131. [53]Mackenzie-Grieve,op.cit.,162. [54]H.ofC,Sess.Pap.,1837-8,Vol.48.Theexactfigurewas£12,729.44(pp.19,22). [55]Wynne,op.cit.,120;C.J.AbbeyandJ.H.Overton,TheEnglishChurchintheEighteenthCentury(London,1878),II,107. [56]AbbeyandOverton,op.cit.,II,106. [57]A.T.Gary,ThePoliticalandEconomicRelationsofEnglishandAmericanQuakers,1750-1785(OxfordUniversityD.Phil.Thesis,1935),506.这本査阅过的副本保存在伦敦友好大楼图书馆。 [58]Gary,op.cit.,173-174. [59]SeeLiverpoolPapers,Add.WSS.38227(BritishMuseum),t202. 枢密院院长霍克斯伯里勋爵致罗德尼勋爵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信，同意使用罗德尼的委任状。霍克斯伯里答应“充分利用这份委任状来保护牙买加和其他西印度群岛。阁下在4月12日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英勇地抵御了外敌”。同时，他对罗德尼竟因痛风病突然发作，不能出席国会，给予那些急待得到支持的人以他个人的支持，表示遗憾。 [60]F,J.Klingberg,TheAnti-SlaveryMovementinEngland(NewHeven,1926),127. [61]H.ofC.Sess.Pap.,1837-8,Vol.48.Theexactfigureis6,207.7.6(pp.49,62). [62]Bready.op,cit.,341. [63]Bready,op.cit.,104-105. [64]R.Coupland,TheBritishAnti-SlaveryMovement(London,1933),55-56. [65]Sypher,op.cit.,63. [66]Ramsay,MS.Vol.,f.65.“AnAddressontheProposedBillfortheAbolitionoftheSlaveTrade.” [67]G.Williams,op.cit.,586. [68]H.W.Preston,RhodeIslandandSea(Providence,1932),70,73.TheauthorwasDirectoroftheStateBureauofInformation. [69]Latimer,op.cit.,142. [70]ForCunliffe,seeBourne,op.cit.,II,57;Botsford,op.cit.,Enfieldop.cit.,43,4;Donnan,opcit.,II,492,497. [71]Donnan,op.cit.,I,169-172. [72]Latimer,op.cit.,476-477. [73]L.B.Namier,“AntonyBacon,anEighteenthCenturyMerchant,”JournalofEconomicandBusinessHistory(Nov.,1929),21. [74]C.O.137/91.PetitionofCommitteeofJamaicaHouseofAssemblyontheSugarandSlaveTrade,Dec.5,1792. [75]Sypher,op.cit.,157-158,162-163,186-188,217-219. [76]Ibid.,59;Bready,op.cit.,341. [77]Pari.Hist.,XIX,305.May23,1777. [78]Bready,op.cit.,102. [79]Postlethwayt,GreatBritain'sCommercialInterest…,II,217-218;SavarydesBruslons,TheUniversalDictionaryofTradeandCommerce.WithlargeadditionsandimprovementsbyM.Postlethwayt(London,1751),I,25. 西弗尔在上引书（第84页）中说，波斯耳思威特对奴隶贸易“持暧昧态度”，是不确实的。 [80]W.Snelgrave,ANewAccountofGuineaandtheSlaveTrade(London,1754),160-161.
第一章黑人奴隶制的起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一章黑人奴隶制的起源 1492年，哥伦布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发现了新大陆。从此以后，国与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发生了一系列长期而激烈的冲突。然而四个半世纪的光阴过去了，迄今仍未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最早对外进行扩张活动的葡萄牙，宣称新大陆是属于它的。理由是，罗马教皇在1455年的诏谕中曾把奴役所有异教徒的权利授予了它，而新大陆正好属于该诏谕划定的范围。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争执，四处寻找仲裁。鉴于两国都是基督之国，理所当然地把问题提到教皇面前。当时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个人和政府都不敢违抗他。罗马教皇仔细地研究了两国针锋相对的申诉之后，于1493年连续发布了几道诏谕，划定了两国殖民地的分界线，东半球划归葡萄牙，西半球划归西班牙。但是，这样的划分并不能满足葡萄牙的欲望，翌年，敌对双方又签订了托德拉士条约，才取得了较为满意的妥协。该条约修订了教皇所作的允许葡萄牙占有巴西的裁决。 但是，无论教皇的调解还是正式的条约，均不能约束其他国家，实际上反而遭到了它们的抵制。1497年，喀波特之航行抵达北美，就是英国对葡、西两国分割领土所作的直接反应。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发出了著名的抗议：“太阳照耀他人，也照耀我。我倒想看看在亚当遗嘱的条文里是否写明不许我分享世界。”丹麦国王则说，就东印度群岛而言，他拒绝接受教皇所作的裁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威廉·塞西尔爵士认为，教皇无权“髄心所欲拿走或转送国土。”1580年，英国政府还提出“实际占领决定主权”[1]这一针锋相对的原则。自此之后，就应了当时的说法“世上无和平”。后来有一位巴巴多斯的总督说：“西班牙国王无法长期控制下去……，那么，该由谁来主宰西印度群岛呢？是英国国王，还是法国国王？”[2]这是一场激烈的争吵。英国、法国、甚至荷兰，都开始向伊比里亚半岛上的两个轴心国挑战，而且宣布要占有阳光下的土地。以后黑人也来分占地盘，不过他们并非自己要来分占地盘，而是新大陆的甘蔗、烟草、棉花种植园的阳光要熬煎他们。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一个新殖民地的成功取决于一个简单的经济因素，即“有大片肥沃的土地。”[3]1776年以前，英国占有的殖民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多样化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吉朋·威克菲尔德讥笑这类小农[4]是一帮“搔抓地皮者。”他们过着“发不了横财，也难飞黄腾达，但生计可靠的生活。”[5]1840年的加拿大，情况就是如此。第二种类型的殖民地，则拥有设备，能够大规模生产供出口的土产品。美洲大陆北部的殖民地属于第一类；而大陆南部的烟草种植园和加勒比盛产蔗糖的岛屿属于第二类。梅里威耳指出，在第二类殖民地中，必须实行强制性的劳动，否则土地和资本都得白费。换句话说，只有依靠强迫命令，劳动才可能成为持续、有效和协调的。马萨诸塞的农夫一向就在小面积土地上耕作，用自己的血汗换取少得可怜的收获。因此，他们中单干主义非常盛行。这就需要把他们改变为有组织的集体，以从事大面积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不实行这种强制性，劳动者就会自发地按自己的意愿办事，耕种自己的小土地。英国大资本家皮尔先生多次讲过这件事：他曾携带五万英镑，三百个劳工来到澳大利亚的斯旺河殖民地。他的计划当然是要这批劳工为他干活，就象在英国一样。但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这批劳工看到了广袤的土地，于是，他们宁可自己种地当小业主，也不愿为挣工资去给资本家干活。澳大利亚毕竟不是英格兰，这位资本家终于被大伙抛弃，无人给他铺床，无人为他打水。 在加勒比殖民地，防止“劳动力走失”和“小农耕作”的办法是实行奴隶制。佐治亚州早期的历史经验是有教益的。这个州的某些托管人尽管在其他殖民地拥有奴隶，却禁止该州的种植园使用奴隶。因而使该州的种植园主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正如怀特费尔德描写的那样——两条腿都被捆起来了，还要人往前跑。无怪乔治亚州的种植园主纷纷举杯祝愿早日实行奴隶制。后来对该州的禁令终于取消了[6]。梅里威耳曾把奴隶制看作“可恨的资源”。[7]也许是这样。不过，奴隶制的确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经济体制。它曾经是古代希腊的经济基础；它还缔造了罗马帝国。在近代，它又为西方人的香茶和咖啡提供白糖。奴隶制生产出来的棉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它促进了美国南部和加勒比地区的形成。如果从历史角度看，奴隶制不过是下等阶层横遭虐待的一部份；是整个严酷无情的封建法律和贫民法的组成部分。而新兴的资产阶级与此不同的地方则是“开始用英镑计算财产。他们为了达到提高生产，聚敛财富的目的，不惜牺牲人的生命。”[8] 亚当·斯密是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工业中产阶级的一位代表。他在后期经常宣传这样的论点：一般说，实行奴隶制是由于主人的贪权和爱耍威风，在役使奴隶的地方，如若实行自由的劳动，收益当会更大。他还指出，普遍的经验无可争辩地说明“用奴隶干活，似乎只需维持其生命就够了，然而实际上所花费的代价却最大，因为不可能积蓄财富的人，他总想吃得最多，干得最少。”[9] 在这里，亚当·斯密把时间、地点、劳动和土地这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看作抽象的命题。自由雇佣劳动比奴隶劳动当然具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奴隶主也明白这一点。奴隶劳动十分勉强，既没有技术，又缺乏才干[10]。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人们当然会选择自由劳动。但是，在殖民地发展的早期阶段，其他条件是不一样的，当时并不是因存在自由雇佣劳动，并与之进行比较后才选择奴隶制的；相反，那时在客观上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吉朋·威克菲尔德写道：奴隶制产生的原因“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与道德无关，也无所谓邪恶与善行，完全是出于生产上的需要。”[11]由于十六世纪的欧洲，人口不多，不能向美洲新大陆提供足够的自由劳动力从事种植甘蔗、烟叶和棉花的大规模生产。因此，实行奴隶制就势在必行。为了获得奴隶，欧洲人最初把目标对着当地居民，后来又转向非洲。 在某种情况下，奴隶制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如在生产蔗糖、烟叶和棉花方面，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奴隶主使用有组织的奴隶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这就使他们从土地上得到的好处超过个体小农或小农业主。而生产上述经济作物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完全足以补偿由于奴隶劳动效率不高而造成的较大费用。况且种植园的劳动无须多少知识，工作单调，只需要协调一致，手脚不停。这就是奴隶制的实质。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由于新移民不断地输入和繁衍，人口到达了一定密度，可供私人耕种的土地全部分配完毕。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时，奴隶制的费用，包括生产成本，养活生产与非生产的奴隶开支，才超过雇佣劳动的费用。正如梅里威耳写的：“一旦可以获得大量自由劳动力时，使用奴隶劳动的费用才会超过雇佣自由劳动力的费用。”[12] 从发展的眼光看，实行奴隶制的最大弊病是使土地迅速贫瘠。因为要取得驯服而廉价的劳动力，只有迫使下等社会阶层日益堕落和贫困化，并千方百计造成他们的愚昧无知，从而使他们安于现状。因此，农田轮作制和科学种田完全不适宜奴隶制社会。结果造成了土地肥力递减。杰佛逊描写当时弗吉尼亚的情况说，“花钱买一英亩新地，比买肥料上一英亩旧地来得便宜。”[13]在南方，奴隶主有个美名，叫做“土地扼杀者”。如果肥沃的土地真是无边无际的话，那么奴隶制造成的恶果倒还可以弥补或延缓。因此，奴隶制社会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只有不断取得新的肥沃的土地，奴隶制才能有生命力[14]。梅里威耳写道：“与其雇用廉价的自由劳动力耕作贫瘠的旧地还不如使用昂贵的奴隶劳动耕作新地，更能挣钱。”[15]这条逻辑，从弗吉尼亚、马里兰到卡罗来纳、佐治亚、得克萨斯和中西部；从巴巴多斯到牙买加、圣多明各和古巴，到处都是一成不变的。新开辟的种植园优于经营多年的老种植园，后来者居上。这好比是一场接力赛跑，最先起跑的人把接力棒传给了另外一个人，然后满腹悲伤，一腐一拐地落在后面，当然他不会是心甘情愿的。 加勒比地区役使的奴隶一直局限于黑人。这最初本来是一种经济现象，后来就产生了种族的纠葛。种族主义不是产生奴隶制的根源；相反，它却是实行奴隶制的产物。在美洲大陆的非自由劳动者中，有棕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有基督教徒、新教徒和异教徒。 在新大陆，就种族而言，最早逬行奴隶买卖并发展为奴隶劳动对象的还不是非洲黑人，而是当地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由于过度劳累、饮食不足，白人带来的传染病，以及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大批地加速死亡。他们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的体质和习性都不适应奴隶制种植园的恶劣状况。费南多·奥提兹这样写道：“逼迫印第安人下矿井，去从事单调、紧张而又繁重的劳动，断绝了他的部族联系，取消了他的宗教仪式……，这简直如同剥夺了他的生机一样……这不仅奴役他的肉体，而且也奴役他的集体精神。”[16] 昔日小西班牙岛的东半部，今天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版图。凡到它的首都圣多明各的游客都会看到哥伦布的塑像，在它的旁边还塑造了一个印第安妇女怀着感恩不尽的心情书写着这位新大陆发现者的名字。但是，另一个故事是这样叙述的：有一个名叫哈多伊的印第安人部族首领，因为抵抗侵略被判处了死刑。当他得知，要杀他的刽子手也期望死后进天堂时，他就至死都不肯接受用基督为他超度。看来，哈多伊的故事比起无名氏妇女的塑像，更能代表当时印第安人对他们新来的统治者所抱的态度。 英国和法国在各自的殖民地效仿西班牙的做法，也把印第安人沦为奴隶。不过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西班牙国王曾企图把奴隶制只施于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印第安入，和好战的、被说成吃人生蕃的加勒比人。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奴役印第安人仅仅是当地殖民地的事情，不同于后来奴役黑人那样，牵涉到英帝国的重大利益。劳布写道：“只有牵涉到非洲奴隶贸易时，本国政府才对殖民地的奴隶状况和立法感到兴趣……。既然印第安人奴隶制一直不普遍，也没有影响到黑奴制度和黑奴买卖，所以也未引起本国政府的注意。但因为对印第安人的奴役从未宣布为非法，所以它就一直合法地存在着。”[17] 但是，在英国属地，印第安人奴隶制并不普及。巴拉克著的《弗吉尼亚》一书中这样写着，公众的情绪“从来没有要求征服整个印第安种族。这与1661年关于黑奴的第一个奴隶法令一样，实际上都只要求奴役一部份人，而且是很少的一部份人……。对印第安人实行奴隶制的问题，不过被看作是一种偶尔的、保护性的惩罚，并非是正当的、永久之计。”[18]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实行印第安人奴隶制无利可图。因为那里的殖民地经营多种农业经济，实行任何奴隶制都不适宜，也无利可图。再加上印第安人奴隶效率不高。西班牙人发现，一个黑人奴隶顶得上四个印第安人。1518年，小西班牙岛上的一位重要官员执意要求“准予引进黑奴以取代当地的土著居民。因为黑奴身强力壮，适宜田间劳动；而印第安人瘦弱无力，只能干些轻便的工作，如看管玉米地或庄园。”[19]后来种植棉花、甘蔗等需要强劳动的作物时，印第安人是干不了的，而需要靠身强力壮的“棉花黑奴”。“棉花黑奴”这一名称，犹如路易斯安那州所称谓的名称“甘蔗骡子”，——因那里的甘蔗地需要强壮的骡子。据劳布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你会发现，印第安人奴隶的价格比黑奴的价格要低得多[20]。 再说，印第安人人口有限，而非洲黑奴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结果形成了用非洲猎取来的黑奴耕种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窃取来的土地这一局面。这样航海家亨利亲王的航行补充了哥伦布的航行，西非的历史也构成了西印度群岛史的附加部份。 但是随后直接取代印第安人的还不是黑奴，而是贫穷白人。这些“白人苦工”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人是契约奴，这是因为他们在离开本国前已签订了合同，受法律的约束。为此他们不得不在一个规定的时期内服劳役，然后才能回国。另外一些穷白人叫“赎身者”。他们与某个船长讲好条件，乘其船到美洲后，或者到达后一段时间内付清船费。如果到时不能付清，船长有权把他们转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还有一些是犯人，系按本国政府商定的方针遣送来服刑一个时期的。 上述的移民方式十分符合当时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极力鼓吹不管是否自愿，都得把穷人投入到有用的艰苦劳动中；而且还大力支持向外移民，以便降低国内穷人的比率，并给懒汉和游民提供到国外挣钱的职业。哈尔写道：“契约劳役的形成决定于这样两种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的力量：一种是来自新大陆的正面的吸引力；另一种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反面的驱逐力”。[21]1606年培根在呈递给詹姆斯一世的公文中强调指出：“由于移民，英国会获得双重的好处，在国内减少了人口，在国外又利用了他们”。[22] 开头，服短期劳役并不算是下贱事情，契约奴中有许多人原是釆邑庄园的佃户，为了逃脱令人厌恶的封建束缚才来到美洲。同样，爱尔兰人是为摆脱地主和主教的压迫，来这里寻求自由的。德国人则是为了逃离三十年战争的创伤。这些人的心灵里，有着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和渴望自由的炽热感情。他们来到这块新的土地上，渴望有可能成为自由的人。他们的想象力在国内已被听到的种种生动而夸张的描绘所唤起。可是，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用威廉逊博士的话说：“人们想象的那种美好的殖民地，想象海外还有一个更大更好的英国，这一切此刻都淹没在追逐眼前的利益之中。”[23]此时，新来的移民也多是品行不端的人，而且构成了契约劳役的特点。 在输送契约奴过程中形成了一条正规的运输线。从1654年到1685年，仅英国布里斯托一地就输出一万名契约奴。主要是运往西印度群岛和弗吉尼亚。1683年，弗吉尼亚的总人口中白奴占了六分之一。十八世纪，在宾夕法尼亚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白奴。在四年期间，仅输入费城一地的白奴就有二万五千人。据现在估计，在殖民地时期，有二十五万多人属于白奴阶级。他们约占全部英国移民的一半，其中大部分人是到中美一带的殖民地。 随着商业投机之卷入这场输入移民的活动，出现了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如绑架受此刺激盛行起来，而且竟成为伦敦、布里斯托等城市一种正式的行当。绑匪对成人用酒灌醉之，对小孩则用甜食诱骗。人们把这些绑匪叫做“妖精”，因为不论男女和小孩他们都抓来，然后把他们卖给船主，远渡重洋。即将出航牙买加的船长总要带着酒去光顾一下克拉肯威尔教养所，“邀请”那里的一些行为放荡的女孩，一块前往西印度群岛。这些诱惑，一如布里斯托市长抱怨的那样，对那些冒冒失失和轻易受骗的人很有吸引力，竟致于使丈夫遗弃妻子；妻子丢弃丈夫；徒工远离师付；而逃犯为逃避法律的制裁在海船上找到了藏身之所[24]。在德国的移民浪潮中，出现了所谓“新登陆者”，这是指当时的劳工经纪人。这些经纪人奔走于莱茵河两岸，劝诱封建领地上的农民卖掉家当移居美洲。事成后他们向每个移民索取一笔酬金。 这些“新登陆者”会施展各种诡计伎俩，有关这方面的叙述很多[25]。但是无论施展了什么样的诡计，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时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事实仍然如腓特烈·卡布所写的：“移民热的真正原因在于本国恶劣的政治经济状况。德意志各小邦的贫穷、压迫的状况比'新登陆者'更能有力而持久地推动农民外流。” 大批的罪犯是白人苦工的又一个来源。英国严酷的封建法律拟定了三百条要加以严惩的罪行。如，有下列罪行者要处以绞刑：从别人口袋里偷走一个先令以上者；冒充顾客偷窃货物，价值达五个先令者；偷盗一匹马或一头羊；偷捕绅士庄园里的兔子等等。根据法律要处以放逐的罪行有：偷布；焚烧玉米秸；伤害或打死牲畜；阻挠税务官履行职责；破坏正当的行业[26]。1664年制订的法律提案提出，要把所有的游民、懒汉、恶棍、小偷、吉普赛人，以及那些经常出入非法妓院的嫖客统统放逐到殖民地去[27]。1667年有一份请求宽恕的请愿书，恳请当局把一名妇女的死刑改判为流放。其实这个妇女只不过偷了仅值三先令四便士的东西[28]。到了1745年，凡偷一个银勺或一个金表的人都得判处流放。解放黑奴之后的第一年，判处流放则成为对工会活动实行惩罚的手段。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种植园需求劳动力与法律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海外殖民地终其一生者竟寥寥无几。 本杰明·弗兰克林反对“把欧洲的垃圾倾倒在美洲大陆”的做法。他认为这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极大侮辱。他反问道，如果英国有权把它的犯人遣送到殖民地，那么为了交换，殖民地是否也有权把响尾蛇送往英国呢？弗兰克林为何如此动感情，我们不得而知。即使遣送来的罪犯都是些难以改恶从善的，但人数更多的契约奴和自由移民能够抵销罪犯的坏影响。这好比往有毒的杯子里倒入大量的清水一样。十九世纪澳大利亚的早期发展如果不利用犯人的劳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其中有个别移民的情况是例外。当时有人概括了下列的普遍看法："在新开拓的殖民地，犯人劳动作出的贡献大于他们的恶行所造成的损失”。[29]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一个新兴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劳动力问题。 正如梅里威耳指出的：罪犯劳工事实上等于本国政府奉送给殖民地的礼物，而殖民地用不着负担进口这批劳力的费用。1611年，弗吉尼亚总督表示乐意接受一批暂缓执行死刑的犯人。他说：“给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人力。这些人并不总是最坏的”。[30]西印度群岛准备接受一切三教九流的人，甚至包括来自纽盖特和布莱德威尔两个监狱里的社会渣滓。因为，“没有不可救药的铁笼之鸟。他们来到此地后，就有可能从良并得到晋升，何况已有了这方面的可喜实例”。[31] 1640年到1740年的一百年间，英国国内的政治动乱大大增加了白人苦工的输出。一些不遵奉国教礼仪的人，因为他们的非正统信仰而遭到驱逐。其中大多数人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克伦威尔执政时的许多爱尔兰囚犯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也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这一政策推行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在英语中增添了一个有份量的动词“巴巴多斯某某人”，意思是把某人放逐到巴巴多斯等地。蒙特塞拉特岛后来变成了以爱尔兰人为主的殖民地。直至今日，在英属西印度各地，人们还不时可以听到夹杂着爱尔兰土音的英语。然而爱尔兰人多是穷奴仆，他们痛恨英国人，并随时准备帮助英国的敌人。在1689年利华德群岛的暴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人的这种深仇大恨[32]。据李凯说，这种情绪后来使爱尔兰人在华盛顿领导的反英斗争中成为最勇敢的战士。在这之前，克伦威尔时期的苏格兰民族运动的失败者和爱尔兰人一样，也遭到了流放。“在国外许多地方，苏格兰人大多是充当苦力和士兵”。[33]由于宗教方面的迫害，也有许多工人被遣送到种植园。1661年，教友派信徒因第三次拒绝向政府宣誓，亦遭到流放。1664年又作出规定，凡十六岁以上借宗教之名举行集会达三次，人数超过五人者，罚款一百英镑，或放逐到除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以外的任何殖民地种植园。蒙默思的许多支持者被遣送到巴巴多斯，判处为奴十年。当时，国王还把这些犯人一批一批的赐给受宠的朝臣，这些朝臣在转卖这些劳动力时牟取了巨额利润。据说女皇也从中分享到一份。十八世纪詹姆斯党人叛乱失败，对他们也釆取了同样的作法。 从流放白奴这件事充分说明了中世纪的悲惨。这种悲惨并不是什么罕见和不人道的，它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些移民在船舱里挤得象罐头沙丁鱼一样。据米德伯格说，每个人占有的铺位仅两英呎宽六英呎长。由于船身很小，航程又遥远，加上没有冷冻设备，食物腐坏了，疾病自然不可避免。1659年，在呈送国会的一份请愿书上，提到有七十二个白奴被锁在船舱里，渡过五个半星期的航程。请愿书上写道：“他们与马挤在一起，受着热带高温的熬煎，许多人晕厥了过去”。[34]这种不人道之举当然受到了抨击。费伦在提到费城的一艘移民船时吃惊地说：“这真是埋葬活人的坟墓。这是人类受苦的悲惨景象”。[35]其实，当时自由旅客的条件也好不了多少。“贵妇人”杂志上有一篇评论文章，叙述从苏格兰到西印度的一次航行，当时船上挤满了白奴。对待同一种族尚且如此无情，对后来黑奴船上黑奴的苦难，当然就更不当作一回事了。文章的作者写道：“简直不能相信，人之本性竟会如此堕落，为了一点小利就可以如此虐待自己的同胞”。[36] 白奴和罪犯的流放，在英国竟成为一项得到法律保护的巨大收益。1661年成立了殖民局，它的一个主要职责是管理契约白奴的买卖事宜。1664年，还指派了一个以国王兄弟为首的委员会来检查和报告有关白奴输出的情况。1670年关于禁止把英国罪犯流放国外的提案遭到否决。另一项关于反对拐骗儿童的提案也不了了之。然而在流放重罪犯时，整个司法机构，上自谦和的秘书，威严的法官，下至狱卒看守，都争着要得到一份外快。据说国人和同胞都曾仁慈地要求种植园主改用黑奴劳动。但是，从当时的文字记载中并未找到这种人道之举的任何痕迹，至少在殖民地种植园和商品生产部门中不会有这种仁慈。相反，当时的豪商官吏都参与了输出白奴的交易。他们千方百计逃避出洋白奴的登记，不执行有关流放的规定，因而实际上承认了这一制度。即使抓到了人贩子，也只是给他枷上木枷示众，还不准围观者向他投击器物。对上述贩运白奴勾当提出抗议的是广大群众。如在伦敦大街上，只要你指着一个妇女说她是“拐人的妖精”，马上会引起一场风波。 这就是当时英国的国内形势。杰佛里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了布里斯托。在这之前，他在英国西部忙于剿灭蒙默思暴乱的残余。杰佛里斯作为一个“刽子手”，为后世所熟知。他是暴君的代言人，十分骄横残暴。关于他视察西部的情况，在《血腥的巡回审判》一书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都具有文过饰非的特点。杰佛里斯在抵布里斯托尔之前就发誓说，他要用扫帚把布里斯托市打扫干净。果然，他的怒火就发泄到那些出入于市最高机关的“绑匪”身上。当时，商人和司法官员为了增加重罪犯的人数，常常滥施法律，以便把更多的人发配到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经营的甘蔗种植园。他们惯会用绞刑恫吓轻罪犯，然后又诱迫他们提出自愿流放的请求。杰佛里斯到布里斯托后，正赶上该市市长准备判决一名扒手流放牙买加，于是他就冲着这位市长发火。使布里斯托市可敬的市民们大为吃惊的是，市长不得不象个罪犯那样走上被告席，并要亲口表示自己是否服罪。杰佛里斯当众对他怒声呵斥，冷嘲热讽：“尊敬的市长先生，不！还是称你为绑匪好，你这个老朽的家伙，亏你还是个保安官呐……，我原不认识他这个老骗子。他到客栈去，发现丢了一小包东西，（为了一小包东西的贿赂），就把别人捆绑起来流放到西印度群岛。我要割去你的耳朵，你这个老绑匪。如果不是怕沾辱了我的宝剑，我要杀你的头，或让你坐牢。你比那些扒手更可恶。……听说这伙绑匪的贩人勾当越做越大。那些重罪犯或叛国犯，只要愿意去阿尔德曼先生在西印度的种植园，他们就可以把恶人放走了”。后来这位市长虽然被科罚一千英镑，但对其同伙和商人们来说，除了感到有点丢脸和受惊吓之外，什么也没有损失。他们的利益也丝毫未受侵犯[37]。 杰佛里斯之所以如此侮辱市长，有一种解释，说他喝醉了，要不就是气得失了常态。但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英国本身的发展，在于重商主义者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十七世纪末，英国国民经济政策的重点已经由积累贵金属转为发展本国的工业，转为扩大就业和鼓励出口。重商主义者极力主张，为了与他国竞争，就必须降低生产成本。而降低成本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低工资。这样，大多数国民的生活也可以有保证地忍受着。十七世纪初期的欧洲担心人口过剩，到十七世纪中期却担心人口的不足。早先开拓殖民地，基本的条件是能得到来自本国的大量移民。而此时，把大量的人口留在国内，却是本国的利益所在。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乔赛亚·蔡尔德爵士虽然不承认向美洲大量移民削弱了英国本身，但他不得不承认，赞同他这一观点的人是少数，千人之中不过一人。然而他却附和当时世人的看法：“使一国人口减少的任何做法，都会使该国贫穷”。[38]照此看来，前举杰佛里斯把市长臭骂一顿的异常举动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动机可能是经济方面的，而不是感情上的冲动。他的后台——英国皇家，在这之前已经授权皇家非洲公司可以进行黑奴买卖。此后英国就转向非洲寻找劳动力，以满足新大陆殖民地的需要。到1680年，在巴巴多斯已有足够的例子证明，非洲人比欧洲人更能满足生产上的需要。 后来，在殖民地种植园的契约奴其地位每况愈下。最初，自由民是根据自愿签订的契约，来新大陆服一定期限的劳役，他们既不是被流放的，也不是靠别人赡养的。但是后来却逐渐变成了一种人身从属的财产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在服役期间，自由民的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他们实际上被当作一种物品。在革命前夕，埃迪斯写道，他发现在痛苦中呻吟的契约奴，“其惨状超过古埃及的奴隶”。[39]在马里兰州，这种劳役还发展成为一种近似于把奴隶当作有体动产的制度。至于宾夕法尼亚州，人们这样说：“在个别情况下，不管什么人得到过怎样宽厚的待遇，也不管他们是如何自愿接受这种奴役关系，就整个阶层来说，一旦受契约的束缚，这些契约奴就成为临时的有体动产”。[40]在巴巴多斯的甘蔗种植园，契约奴一天到晚“不是耕耘灼热的土地，就是推磨面机、烧锅炉，他们常常吃不饱，根本补偿不了因繁重劳动付出的体力消耗。而且他们吃的主要是一点芋薯根，喝的是掺有几丝芋薯根的清水，外加少量的面包和自己辛酸的眼泪。种植园主有时把他们转卖出去，有时则把他们连同马匹和其他牲口一起拿去抵债。有的主人还常常鞭打他们来寻欢作乐，他们睡的地方简直是不如猪圏狗窝”。[41]哈罗教授这样概括说，大量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在巴巴多斯获得白奴和使用白奴的情况“一直是残酷的，有时是很卑劣的，总之，是有辱英国的名声”。[42] 可是英国官方认为劳役制还不算太坏，因为牙买加的白奴比英国的农夫还富有。他们说：“牙买加也和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对于我们的贸易是十分感激的。那里的状况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令人厌恶”。[43]但是对劳役制这一问题有的人是很敏感的。1676年，分管贸易和种植园的大臣就反对使用“劳役”这个字眼，说它意味着奴役和奴隶制，并建议改用“服务”这个字眼。然而字眼的更改并未影响到制度本身。人们希望任意抽打黑奴的鞭子不要落到白奴的身上。但是，白奴却没有这份福气。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受奴役的，所以种植园主对他们的福利不象对黑奴的福利那样关心。作为终身奴隶的黑奴在种植园被当作最有用的付属品[44]。埃迪斯看到，“黑奴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比可怜的白奴过得要好一些，严厉的种植园主对白奴一直是十分粗暴的”。[45]种植园主把他们叫做“白渣滓”，让他们混在黑奴当中一起干活。1680年，蒙特塞拉特岛的议会宣称：“若不给殖民地提供白奴和黑奴，任何一个殖民地都不会有显著的发展”。[46]欧洲社会把等级制度看得十分重要，无怪伯克在提到工人阶级时说他们是“一群可怜的羊”，伏尔泰把他们称作“贱民”；林贵特则认定对工人只可利用其体力。他说：“一旦工人知道，他也有一个大脑，那么一切事情都要糟糕”。[47]在上述这样等级分明的社会里，有什么必要为殖民地白奴的处境而感到内疚呢？ 笛福曾直截了当地说白奴实际上就是奴隶。其实不然。白奴丧失人身自由仅仅是一段时期，而黑奴却是终身的奴隶。前者的地位不会传给后代，而后者的子女要从母为奴。主人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白奴的人身自由，但却可以控制黑奴的一切。白奴还享有一定权利，这种权利虽然很有限，但却得到法律的认可，而且在契约中也已载明。比如说他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在法律的实施中，把白奴当作财产的概念，从未超出动产的范畴，更没有达到有体动产或不动产的阶段。殖民地的法律严格维护这种区别，对诸如不同种族男女之间同居之类的事，实行严厉惩罚。白奴在契约期满后，有希望获得一份土地。当然每个殖民地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如沃顿贝克就指出，在弗吉尼亚，白奴期满后可分得土地，并未成为一项法定的权利[48]。欧洲的农奴在家乡改变不了自己的身份，到了美洲后却有希望早日获得自由。白奴获得了自由，就成为自耕农，并移居到偏僻之乡。他们在大种植园主贵族的社会中，形成了一股民主力量；他们也是向西部扩张的开拓者。美国的杰佛逊和古巴的塞柯之所以赞成从欧洲引进白奴，而不主张从非洲输入黑奴，正是因为前者有助于建立民主政治，而不利于贵族政治。 但是，白人劳役制有严重的缺陷。固执的重商主义者波斯耳思威特论证说，在商品制造方面，殖民地的白人苦工将会与宗主国发生竞争。所以，与其在工厂使用那些心想摆脱宗主国的白人劳工，不如让黑人在种植园劳动的好。再说，向殖民地提供劳动力愈来愈困难，因为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超过了英国流放犯人的人数。同时，人贩子也处境不佳，花费剧增。因为有些人表示愿意出洋当劳工，一旦食物和衣服拿到手后，他们就上法院控告有人非法扣留他。这样，新来的契约奴其数量远远不足以替换已经期满的那批契约奴。在种植园里，白奴容易逃跑，黑奴则不容易。黑奴要是获得了自由，为了自身安全计，他往往愿意留在原来的住地，因为当地人认得他，不会把他当作游民或逃亡奴隶加以逮捕。白奴在契约期满时能得到一块土地，但黑奴的处境不同，他们的肤色和长像惹人注目，他们不懂白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所以始终被剥夺享有土地的权利。种族上的这些差异更易于使黑奴制度变得合情合理，更易于迫使黑奴象耕牛或拉车之马那样机械地驯服，也更易于在精神和智力上把黑奴贬为下等人，从而使奴隶劳动得以推广。最后一点，实行黑奴制的决定因素，是黑奴的价格比较低廉。付给一个白人劳工十年的工钱就够买一个黑奴劳动一辈子。诚如巴巴多斯总督所宣称的：“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亲身体会到，买三个黑人不但比一个白人便宜，而且前者干的活还多”。[49] 这种与白奴打交道的经验，对船长们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另外在非洲绑架黑人要比在英国绑架白人容易得多。运奴船的船长在贩运白奴时所取得的经验也可以用来指导黑奴的贩运。布里斯托，这个当年买卖白奴的中心，现在变成了买卖黑奴的中心。而贩卖白奴累积起来的资本正好可以用之于黑奴贸易。白奴的劳役制，为后来黑奴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历史基础。种植园里原来监督重罪犯的监工们，毫不费力地转为黑奴的监工。菲力普斯教授写道：“作为新大陆后来者的非洲人，被强制纳入业已发展起来的制度中”。[50] 下面谈一谈黑奴制的起源问题。实行黑奴制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不是种族上的歧视，也就是说，实行黑奴制与劳动者的肤色全然无关，而是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役使黑奴比起奴役印第安人或者白人劳工，有着明显的好处。巴塞特在论及北卡罗来纳州的情况时写道："在任何场合，都是适者生存。黑人亦如此。他们能吃苦耐劳，又驯服又能干活。印第安奴隶和白奴比起他们来都相形见绌。”[51]黑人的外貌，他的头发、肤色、牙齿以及下等人的习性，早为人们所广为议论。但是把这些特征看作黑人生来就是奴隶的论据则是后来的事。而且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因素，殖民地需要劳动力；之所以采用黑人劳动，塁因为黑人既便宜又能干。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种植园主亲身体验得来的一个实际结论。如果有必要的话，种植园主甚至会登上月球去寻找劳动力。当然，非洲比月球要近得多，比人口众多的印度和中国也近得多，至于到中国和印度寻找劳动力，那是下一步的事。 要了解美洲的发展进程以解黑人在这一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把白人劳役制的问题讲清楚是十分重要的。讲清这个问题就可以完全打破原来的神话：白人不能胜任在新大陆气候下的劳动，正因为如此，欧洲各国不得不求助于非洲。这种辩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密西西比州有一句格言：“唯有骡子和黑人能忍受七月的骄阳。”可是，事实上，白人在巴巴多斯的烈日下，已经度过了一百多年。乔治亚州的萨尔斯堡居民还愤然地否认过种植水稻会有损于他们的健康。加勒比群岛虽然处于热带地区，但那里的气候比热带温暖，而且由于温和的海风时时吹来，全年平均气温几乎很少超过华氏八十度。八月份，加勒比群岛也没有美国某些地区那样潮湿，那样令人难以忍受。美国的领土只有佛罗里达的南端处于热带地区，但是黑奴劳动盛行的地区，不在那里，而在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两州。美国的南部并不比西班牙或意大利南部更热，无怪托柯威尔发问道，既然欧洲人能够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劳动，为什么就不能在美国南部劳动呢。惠特尼发明轧棉机的时候，人们就满怀信心地期望棉花将会由小型农场里的自由劳工来生产，事实也正是如此。后来之所以把生产棉花的白人农夫赶跑，并不是气候原因，而是由于推广了奴隶制种植园。被赶跑的白人农夫向西迁移，种植园也尾随他向西扩展，结果又迫使白人农夫不得不再次离乡背井。威斯顿在他1857年所写的著作中指出，白人在南方炎热的田野里耕作，在新奥尔良从事繁重的野外劳动，对他们的健康并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影响。他写道：“美洲沿墨西哥湾一带地区和加勒比群岛各岛屿，任何一处都可以不必实行残酷的黑奴制度。”[52]在今天，我们亲眼看到，在南方白人佃户取代了黑入，而大批黑人则由南方迁住较寒冷的北方，定居在底特律、纽约、匹兹堡等工业中心。因此，我们对那种认为奴隶制种植园雇用黑奴，是由于南方气候恶劣，白人忍受不了的幼稚说法再也不会赞同了。 西班牙把贫穷白人源源不断运往古巴和其他各个西属殖民地，这是西班牙殖民政策的特点。费尔南多·奥提兹指出，在古巴发展史中烟草和甘蔗显然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烟草在小农场里由白人雇工实行精耕细作。而甘蔗则是在规模很大的种植园里由黑奴进行粗放耕种。作者还把古巴自由民的烟草生产与弗吉尼亚州由奴隶进行的烟草生产作了进一步的比较。比较结果说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差别主要不在于气候，而是在于它们的经济结构。不错，古巴的炎热气候对白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在巴巴多斯，他们有的人还死于那里的酷热。但是，今天生活在波多黎各的穷白人农民，基本上安然如故。用格雷富尔·普莱士的话来说，白人在热带地区已经有三代人生活过来，然而却还有人认为白人在热带不能生存繁衍，这是何等的荒谬。[53]同样，从移民初期直到今天，生活在加勒比地区、西印度群岛的荷属沙巴和圣马丁岛的白人都生存下来了。来自法国的移民在圣·汤玛斯岛定居约有六十年了。他们靠打渔和种田为生，是今天岛上“唯一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54]普莱士这样总结说：“看来，来自北方的白人只要他们住的地方不发生可怕的热带疾病，经济收入又充裕，而且有志于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那么他们在刮季风的热带地区是可以一代又一代地度过美好的日子的。”[55]一百多年前，有一批德国移民在牙买加的西福特定居下来。今天，他们既没有断后，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这就完全否定了那种认为北方的白人不能在热带生存的流行看法。总之，在热带地区，只要存在以小农场为基础的农业，那里的白人不但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兴旺繁荣起来。凡是白人离去的地方，并不是气候的原因，而是受了种植园的排挤，而这类种植场需要得到源源不断的大量的劳动力。 由此可见，种植园气候说，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埃徳迦·汤普逊教授就这个问题撰写过一篇精辟的文章，文中说；“种植园是一种政治制度，用'气候说'是解释不了的。”是的，种植园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我们可以补充说：它也是一种经济制度。气候说“是为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辩护的一种片面理论。它企图说明这种秩序是合乎自然的，因此凡是存在种族问题的地方，这一学说似乎也就成为一种通说”。[56] 澳大利亚的历史可以用来说明这个论点。该岛的陆地面积有将近一半位于热带地区。处于这个热带地区范围里的昆士兰，种植的主要作物就是甘蔗。当初澳大利亚在发展这项生产时，是使用白人劳动力还是黑奴劳动力原本有选择的余地。可是这个英联邦国家一开始就遵循一般的做法，从太平洋岛屿引进黑人劳动力从事甘蔗生产。后来由于人们一直要求推行把澳大利亚变成一个白种人国家的政策，到二十世纪时就明令禁止非白种人入境。有人认为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导致了澳大利亚甘蔗生产的费用昂贵，生产依靠的是人为的办法。而且实行了类似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才得以维持下来。这些看法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事实上，澳大利亚为保持成为白人之国，愿意付出任何高昂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澳大利亚消费者所付出的代价，而不是那里工人的体质是否逐代有所退化。 今天，在昆士兰从事甘蔗生产的完全是白人。威尔金森写道，从全球范围看，“昆士兰是欧洲人向热带地区进行大规模殖民的一个突出的例子。而且重要的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大批欧洲人进行文明活动的整个过程，即从最低等的工作和艰苦的体力劳动，一直到高等的脑力劳动的整个过程。”[57]科学已经破除了迷信，以至今天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坚持说，白人男女之所以能在热带健康地生活，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从事艰巨的体力劳动。只要具备这个条件，不论在昆士兰还是其他热带地方，他们都能健康地活着。1920年，澳大利亚医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说，“对昆士兰的白人进行了严格的科学检查，结果表明，他们在生理上与居住在温带地区的白人一样，并未发生任何变化”。[58] 可见，黑奴制度与气候并没有直接关系。它的起源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加勒比地区的蔗糖；美洲大陆的烟草；还有棉花。由于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因而在劳动力的供应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基本因素是，“形成了一个包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低等社会和经济组织。”[59]另外，蔗糖、烟草和棉花这些经济作物，需要靠拥有大批廉价劳动力的种植园来生产，而原先是契约奴的白人所经营的小农业，在这种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存在的。在巴巴多斯，原来种植烟草的小农业后来被大甘蔗种植园取代了。同样，在加勒比地区，蔗糖业的发展预示着对小农业者的广泛剥夺。1645年，巴巴多斯的白人小农业者有11,000人，黑奴有5,680人。到1667年时则有大种植园主745人，黑奴82,023人。1645年，该岛有18,300名白人符合征兵条件，但是到1667年只剩了8,300人[60]。这说明，白人小农业者纷纷被挤走了。虽然种植园主继续用各种办法引诱新来的移民，但是最有诱惑力的东西——土地，他们却无法提供了。所以那些期望得到土地的白奴宁愿去其他岛屿，也不愿去巴巴多斯，他们知道去那里根本得不到土地。无可奈何的种植园主只好建议通过立法来制止土地所有者购买更多的土地，同时迫使黑奴和白奴穿用巴巴多斯生产的棉布，（英国的重商主义者对此有何反应呢？）从而为贫穷白人提供就业机会，还可以防止黑人学会经商[61]。1695年，巴巴多斯的总督描绘了这些当过契约奴的白人的悲惨情景：他们吃不上鲜肉，喝不上甜酒，“他们象猪狗一样受人管制，供人驱使。这种情况无疑会使这些普通白人成群地逃离此地。”然而这位总督也仅仅提出了这样的建议，给每个拥有两英亩土地的白人以投票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当时每年都举行议员选举，那些竞选议员的候选人为了捞取选票，“有时给这些可怜的穷人施舍一点甜酒和新鲜食物。这点东西对穷人来说已是营养品了。”[62]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贫苦白人不断地离去也就不足为奇了。 贫穷白人为了寻找土地，争先恐后地跑遍了加勒比地区。他们从巴巴多斯跑到尼维斯、安提瓜，再从这些地方迁往圭亚那、特立尼达，最后到达了卡罗来纳州。但是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一股无情的经济力量——使用黑奴劳动的蔗糖业所驱赶或掠夺。只有来到当时种植棉花的卡罗来纳州时，他们才得以安居下来。可是这种好光景也不过持续了一百年。在尼维斯，从1672年到1708年，那里的白人增加了五分之三，而黑人增加了一倍。蒙特塞拉特岛从1672年到1727年，男性白人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而同一时期内黑人人口却增长了十一倍。[63]巴巴多斯人说：“种植园主买进的黑奴愈多，就愈有钱多买。因为，承蒙上帝恩赐，买进来的黑奴只需一年半时间就能给主人挣回买他们的价钱。”[64]在种植园发展起来的地方，甘蔗大王已经对那些欣欣向荣的农民小生产者同业会进行掠夺，并把他们抛进了巨大的蔗糖厂。这些工厂属于一群“外在的”即不直接经营的投资大王的心腹所有，他们雇用了一大批外国的无产者。在这样的种植园经济中，贫穷白人是没有出路的，他们，也许还包括他们的家属，或者充当管家、监工，或者在较为富有的种植园当医生，这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威斯顿写道：“假如一个国家竟是由一系列种植园组成的话，那么白种人不是活活饿死就是注定要被排挤出去。”[65]当地的种植园主对白人在黑人中的比例愈来愈小感到不安，他们通过了“差额限定法”。硬性规定“外在”种植园主要收留白人苦工，否则要科以罚金。但是这些“外在”种植园主宁可受罚也不愿收留白人苦工。今天在西印度群岛，那些生活在巴巴多斯"雷德勒斯”种植园的贫苦白人，由于营养不良，嗜饮烈性酒，又不怎么从事体力劳动，个个变得苍白无力。此外又因近亲通婚，他们在人种上也发生退化。这正如梅里威耳所说的：“在一个黑奴制度极其盛行的国家里，白人是不会勤劳的。”[66] 但是哈洛坚持认为，[67]这一切成就取决于经济条件而不是地理条件。其中非洲黑人和白人小农生产者都是受害者。少数白人的财富积聚越多意味着广大黑人的痛苦越深。1650年，巴巴多斯在一年另八个月生产出来的经济作物，价值超过三百万镑，约等于现在币值一千五百万镑。根据计算，巴巴多斯1666年比起它在种植甘蔗以前富裕了十七倍。”1643年时，那里人们的住房十分简陋，屋里仅有必需的生活用品。但是到1666年，仅就屋里的摆设，金银餐具和珠宝首饰，价值就达500,000英镑。他们的住房既整洁又美观。有些楼房俨然是城堡，其周围环绕着蔗糖仓库和黑人的小茅屋，从海上看去宛如许多小城镇。”[68]土地的价格也飞涨了。一个拥有五百英亩土地的种植园在1640年可卖得400英镑。到1648年，仅它的一半股份就可卖得7,000英镑。[69]沃特曼船长拥有占地八百英亩的庄园，有一次竟被四十个业主分割了。[70]蔗糖业基本上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它不仅包括农田的生产过程，还包括炼制粗糖的头几道工序。有一份关于法属岛屿蔗糖生产情况的报告，提到炼制十大桶蔗糖与炼制一百大桶蔗糖所需费用大致一样，因为所使用的畜力和作坊设备都差不多。[71]牙买加岛的詹姆斯·南特作过估计：开办一个甘蔗种植园起码要有四百英亩土地。[72]据该岛另一位种植园主兼历史学家爱德华·朗说，开办一个占地三百英亩，年产糖三十到五十大桶的小种植园，需要资本5,000英镑。如果把资本增加到14,000英镑，那么同样规模的种植园就可以年产蔗糖一百大桶。[73]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只能有两个阶级，一个是富有的种植园主；一个是受压迫的奴隶。 回顾弗吉尼亚的历史，上述的教训就深刻得多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经济不是以蔗糖，而是以烟草为基础的。沃顿贝克教授的研究推翻了关于弗吉尼亚从一开始就是贵族自治领的这一神话。在十七世纪初期，这个殖民地大约三分之二的土地所有者既不占有奴隶也不占有契约奴。它的生命力得之于为数众多的白人自耕农。后来由于西班牙的竞争，造成市场烟草供过于求，弗吉尼亚的烟叶生产情况恶化了。弗吉尼亚人极为气愤，纷纷要求采取措施来对付“那些在西印度野人岛上的英国小种植园。西班牙人就是通过它们把大批的烟叶运往英国，但是，尽管价格不断下跌，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叶出口额，1663年到1699年间反而增长了六倍。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实行了黑人奴隶制，因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1670年弗吉尼亚的黑奴只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到1730年上升为四分之一。“在殖民地的经济生活中，黑奴制最初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后来竟变成了殖民地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弗吉尼亚的情况与巴巴多斯不同，小农生产者仍然可以在那里获得闲置的土地。但是这些小生产者如果竞争不过奴隶劳动的话，那么有了土地也没有用。所以与巴巴多斯农民的命运一样，弗吉尼亚的农民最后也被挤走了。“弗吉尼亚原先曾是小农生产者的广阔天地，后来也变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地盘。真是处处都没有小农的立足之地”。[74] 加勒比地区后来的全部历史就简单明了多了。那里的英属和法属岛屿的发展比西属岛屿要早得多。在当代美元外交到来之前，西属岛屿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在美国资本的影响下，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都变成了巨大的制糖厂。（虽然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人们不大了解那些地区，特别是古巴的大种植园。）这些糖厂为外国资本家所有，雇用的是外国工人，釆用的是英属西印度群岛糖厂的经营方式。这个变化过程是和雇佣自由劳工同时进行的。而且又是发生在名义上独立的地区（波多黎各除外）。这样就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到当初把黑奴输入英属加勒比地区的实质——也就是种植园发展史一个阶段中的实质。用菲利普斯教授的话说，不是种植园制度“依附于奴隶制，而是奴隶制依附于种植园制度。……可以说，种植园制度已形成为管理生产和管理社会组织；而奴隶制则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制定出来的一部成文法典。”[75] 凡是种植园未得到发展的地方，如古巴的烟叶生产，黑人劳工很少，白人劳工占绝大多数。那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古巴人一再要求停止黑奴买卖，招引白人移民。代表自由人士的《萨科报》呼吁，“要从世界各地移入自由的白种工人。只要有一副白脸蛋，肯劳动，哪个民族的人都行。”[76]但是蔗糖业终于击败了《萨科》。正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甘蔗种植园，在十九世纪阻碍了白人移民进入古巴，正如它在十七世纪曾禁止白人移民到巴巴多斯，在十八世纪又禁止白人移民到圣多明各一样。没有蔗糖生产也就没有黑奴。在波多黎各，正规的种植园发展得较晩，在美国统治之前，那里的蔗糖生产从未象其他地方那样，主宰过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因此务农的贫穷白人得以生存下来，而黑奴人数在总人口中从未超过百分之十四。[77]《萨科报》原希望“白化”古巴的社会结构，结果反倒是黑奴制度把整个加勒比地区的社会结构都黑化了。而且黑奴的鲜血还染红了大西洋及其两岸。砂糖甜极了，而且成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必需品，谁知竟然造成如此多的罪孽和流血，岂不怪哉！ 解放黑奴之后，英国种植园主曾想输入白人移民，甚至邪犯。1845年，英属圭亚那总督用他热情的笔描写过来自马德拉群岛的葡萄牙移民。[78]当时的确来了大批葡萄牙人，他们带来的活力虽然至今在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仍然显示出来。但是，他们却宁可当小商小贩也不愿去种植园劳动。牙买加的总督在谈到从英国和爱尔兰来的移民时就作了很大保留。由于疾病蔓延，工资微薄，因此设法直接增加劳动力所进行的尝试，只取得部分成效。因此，想不加选择地输入移民是行不通的。在圣克利斯托弗岛的欧洲移民深感自己命运悲惨，央求当局把他们送回家乡。他们说：“我们自己乐意从命留在这个岛上，靠自己辛勤的劳动规规矩矩地过日子，并使我的雇主感到欢欣。无奈这里的气候实在令人无法适应。如果继续生活在西印度炎热有害的气候下，我们中的大部份人恐怕都难免一死……。”[79] 其实，并不是气候的原因阻碍了上述的试验。奴隶制早就给人们迨成了一种极坏的传统观念，把体力劳动看作是奴隶的标志，属于黑人的范畴。所以黑奴在获释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尽快设法离开种植园，到能够获得土地的地方安家。此外，在一个社会中，种植园的白人雇工也不可能与黑人农民在一起生活和劳动。如果小农生产在当时受到鼓励的话，白人的人数本来是可以兴旺起来的。当然奴隶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甘蔗种植园的消失。黑奴的获释，白人工人的不足，使种植园主重又陷入了十七世纪的处境，现在他们需要的仍然是劳动力。十七世纪时，他们是使用印第安人，后来转用白人，最后奴役黑人。现在失去了黑人，他们又回过头来使用白人，最后又役使印第安人。不过，这次役使的印第安人是东方的印度人。这样，印度就取代了非洲。1833年到1917年，特立尼达输入了145,000名印度人，英属圭亚那输入了238,000名。其他加勒比殖民地也纷纷效仿这种做法。1854年到1883年，有39,000印度人来到了瓜德洛普岛。1853年到1924年，输入到荷属圭亚那的劳工，有34,000人来自印度，22,000人来口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印尼——译者）。[80]古巴为解决黑奴的短缺，也采取了一个有趣的试验，让黑奴与契约华工一起干活。在解放黑奴后，古巴只好又转向海地和英属西印度群岛输入劳动力。[81]1913年到1924年，古巴从海地、牙买加和波多黎各共输入了127,000个劳工[82]。《萨科报》一百年前所写的，在古巴废除奴隶制以后六十年，还是变成了现实。 由此可见，实行黑奴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加勒比地区劳动力问题的一种办法。蔗糖是靠劳动生产出来的，从事这种劳动的有时是奴隶，有时则是名义上的自由人。从人种上来说，有时是黑人，有时则是白人、红种人或黄种人。从任何科学意义上说，奴隶制的实行决不说明黑人生来低人一等。从1650年到1850年，假如没有奴隶制的话，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就不可能取得巨大的发展。 [1]C.M.Andrews,TheColonialPeriodofAmericanHistory(NewHaven,1934-1938),I,12—14,19-20. [2]N.M.Crouse,TheFrenchStrugglefortheWestIndies,1665-1713(NewYork,1943),7. [3]AdamSmith,TheWealthofNations(Cannanedition,NewYork,1937),538. 关于这点，斯密补充了一个政治因素，即“按他们自己的方式管理他们事务的自由”。 [4]H.Merivale,LecturesonColonizationandColonies(Oxford,1928edition),262. [5]Ibid.,385. 这是加拿大总督西德纳姆爵士所作的描述。 [6]R.B.Flanders,PlantationSlaveryinGeorgia(ChaptelHill,1933),15-16,20. [7]Merivale,op.cit.,269. [8]M.James,SocialproblemsandPolicyduringthePuritanRevolution,1640-1660(London,1930),III. [9]AdamSmith,op.cit.,365 [10]J.Cairnes,TheSlavePower(NewYork,1862),39. [11]G.Wakefield,AViewoftheArtofColonization(London,1849),323. [12]Merivale,op.cit.,303.ItalicsMerivale’s. [13]M.B.Hammond,TheCottonIndustry：AnEssayinAmericanEconomicHistory(NewYork,1897),39. [14]Cairnes,op.cit.,44;Merivale,op.cit.,305-306. 关于地力耗尽及美国奴隶制发展的情况，参见W.C.BagleySoilExhaustionandtheCivilWar(Washington,D.C.,1942). [15]Merivale,op.cit.,307-308. [16]J.A.Saco,HistoriadelaEsclavituddelosIndiosenelNuevoMundo(LaHabana,1932edition)J,Introduction,p.xxxviii. 该绪言撰写者为裴尔南多·奥尔梯斯。 [17]A.W.Lauber,IndianSlaveryinColo-nialTimeswithinthePresentLimitsoftheUnitedStates(NewYork,1913),214-215. [18]J.C.Ballagh,AHistoryofSlaveryinVirginia(Baltimore,1902),51. [19]Ibid.,359. [20]Lauber,op.cit.,302. [21]C.M.Haar,aWhiteIndenturedSer-vantsinColonialNewYork,"Americana(July,1940),371. [22]Cambridge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Cambridge,1929),1,69. [23]Cambridge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I,236. [24]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V,98.July16,1662. [25]SeeG.Mittelberger,JourneytoPennsylvaniaintheYear1750(Philadelphia,1898),16;E.I.McCormac,WhiteServitudei-nMaryland(Baltimore,1904-,44,49,“DiaryofJohnHanower,1773-1776,”AmericanHistoricalReview(Oct.,1900),77. [26]L.F.Stock(ed.),ProceedingsandDebatesintheBritishParliamentrespectingNorthAmerica(Washington,D.C.,1924-1941),I,353n,355;III,437n,494. [27]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V.221. [28]Ibid.,V.463.April,1667(?) [29]J.D.Lang,TransportationandColonization(London,1837),10. [30]J.D.Butler,“BritishConvicShippedtoAmericanColonies.AmericanHistoricalReview(Oct.,1896),25. [31]J.C.Jeaffreson(ed.),AYoungSquireoftheSeventeenthCentury.FromthePapers(A.D.1676-1686)ofChristopherJeaffreson(London,1878),I,258.JeaffresontoPoyntz.May6,1681. [32]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XIII,65. 约瑟夫·克里斯普1689年6月10日从圣克里斯托弗寄给拜尔上尉的信写道：“除法国人以外，我们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中，还有一个更坏的敌人”。在蒙特塞拉特岛，爱尔兰人与英国人的比率是三比一。爱尔兰人威胁说，要把该岛转交给法国人。（同上，第73页，1689年6月27日）。安提瓜的总督科德林顿说，宁可把蒙特塞拉特岛的防卫工作付托给几位英国人及其奴隶，也不愿依赖爱尔兰人的“令人怀疑的忠诚”。（同上，第112—113页，1689年7月31日）。他解除了尼维斯的爱尔兰人的武装，并把他们遣往牙买加。（同上，第123页，1689年8月15日）。 [33]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V,495.PetitionofBarbados,Sep.5,1667. [34]Stock,op.cit.,I,249.March25,1659. [35]Geiser,op.cit.,57. [36]E.W.Andrews(ed.),JournalofaLadyofQuality;BeingtheNarrativeofaJourneyfromScotlandtotheWestIndies,NorthCarolinaandPortugal,intheyears1774-1776(NewHaven,1923),33. [37]C.M.Maclnnes,Bristol,aGatewayofEmpire,(Bristol,1939),164-165;S.Seyer,MemoirsHistoricalandTopographicalofBristolanditsNeighbourhood(Bristol,1821-1823),II,531；R.North,TheLifeoftheRt.Hon,FrancisNorth,BaronGuildford(London,1826),II,24-27. [38]Cambridge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I,563-565. [39]McCormac,op.cit.,75. [40]C.A.Herrick,WhiteServitudeinPannsylvania(Philadelphia,1926),3. [41]Stock,op.cit.,249. [42]Harlow,op.cit.,306. [43]Stock,op.cit.I,250.March25,1659. [44]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V,229.ReportofCommitteeofCouncilforForeignPlantations,Aug.,1664(?). [45]G.S.Callender,SelectionsfromtheEconomic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765-1860(NewYork,1909),48. [46]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X,574.July13,1680. [47]H.J.Laski,TheRiseofEuropeanLiberalism(London,1936)199,215,221. [48]T.J.Wertenbaker,ThePlantersofColonialVirginia(Princeton,1922),61. [49]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IX,445.Aug.15,1676. [50]U.B.Phillips,LifeandLaborintheOldSouth(Boston,1929),25. [51]J.S.Bassett,SlaveryandServitudeintheColonyofNorthCarolina(Baltimore,1896),77.OnthedocilityoftheNegroslave,seeinfra,pp.201-208. [52]Cairnes,op,cit.,36. [53]A.G.Price,WhiteSettersintheTropics(NewYock,1939),83. [54]Ibid.,83,95. [55]Ibid.,92. [56]E,T,Thompson,“TheClimaticTheoryofthePlantation,”AgriculturalHistory(Jan.,1941),60. [57]H.L.Wilkinson,TheWorld’sPopulationProblemsandaWhiteAustralia(London,1930),250. [58]Ibid.,251. [59]R.Guerra,Az'ucaryPoblacio'nenLasAntillas(LaHabana,1935),20. [60]J.A.Williamson,TheCaribbeeIslandsundertheProprietaryPatents(OXford,1926)157-158. [61]Ibid.,VII,141. 彼得·科勒顿爵士1670年12月14日致科德林顿岸督的信。1686年牙买加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关于请求获准推广棉纺织业以为贫穷白人提供就业机会一事，英国税务司的答复是，“越是鼓励殖民地发展这类制造业，就越使他们独立于英国”。 [62]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XIV,446-447.GovernorRussell,March23,1695. [63]C.S.S,Higham,TheDevelopmentoftheLeewardIslandsundertheRestoration,1660-1688(Cambridge,1921),145. [64]Harlow,op.cit.,44. [65]Callender,op.cit.,762. [66]Merivale.op.cit.,62. [67]Harlow,op.cit.,41. [68]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V,529.“SomeObservationsontheIslandofBarbadoes,”1667. [69]Harlow,op,cit.j41. [70]Ibid.,43. [71]Merivale,op.cit.,81. [72]F.W.Pitman,TheSettlementandFinancingofBritishWestIndiaPlantationsintheEighteenthCentury,inEssaysinColonialHistorybyStudentsofC.M.Andrews(NewHaven,1931),267. [73]Ibid.,267-269. [74]Wertenbaker,Op.cit.,59,115,122-123,131,151. [75]R.B.Vance,HumanFactorsinCottonCulture；AStudyintheSocialGeographyoftheAmericanSouth(ChapelHill,1929)36. [76]J.A.Saco,HistoriadelaEsclavituddelaRazaAfricanaenelNuevoMundoyenespecialenlosPaisesAmerica-Hispanos(LaHabana,1938),I,Introduction,p.xxviii.TheIntroductionisbyFernandoOrtiz. [77]T.Blanco,“EIPerjuicioRacialenPuertoRico,”EstudiosAfrocubanos,II(1938),26. [78]ImmigrationofLabourersintotheWestIndianColoniesandtheMauritius,PartII,ParliamentaryPapers,Aug.26,1846,60. 亨利·赖特1845年9月17日致斯坦利勋爵的信，“作为劳工，他们是极为有用的，作为公民，他们是其中最守法者，难得被法庭或警察传讯”。 [79]ImmigrationofLabourersintotheWestIndianColonies,III.WilliamReynoldstoC.A.Fitzroy,August20,1845. [80]TheseFiguresaretakenfromtablesinI.Ferenczi,InternationalMigrations(NewYork,1929),I,506-509,516-518,520,534,537. [81]下表说明1857年古巴甘蔗种植园使用华工的情况： 种植园名称黑奴华工 古巴之花409170 圣·马丁452125 前进55040 阿蒙尼亚33020 桑达路莎30030 圣·拉裴尔26020 圣苏姗那632200 上表最后一个种植园可真是一个世界人种荟萃之地，在奴隶当中包括了三十四名蔓西哥犹卡丹州的土著。表中数字引自J·G.坎特罗著的《古巴岛的制糖厂〉（哈瓦那，1857年）。该书未标明页码。有人反对使用这批华工，理由是，这将造成人口成分的日益混杂。对此的回答是，“我们为此又会失掉什么呢？”AnalesdelaRealJuntadefomentoySociedadEconomicadeLaHabana(LaHabana,1851),187. [82]Ferenczi,op.cit,I,527.
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序 本书试图从历史角度阐述以英国为典型例子的早期资本主义与黑奴贸易、黑奴制度，以及与十七、十八世纪整个殖民地贸易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时代都要重新编写历史，在我们这个时代，更是如此。由于这个时代的种种事变，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价我们原有的历史观点，原有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观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在许多专门著作和通俗读物中，差不多都作了充分的论述。工业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在一般受过教育的阶层的思想上，特别是在那些对现有见解的形成和指导作过努力的人的思想上，已经深深扎了根。另一方面，关于工业革命发生之前那个时期的清况，虽然已积累了材料，并撰写了不少著作，但当时世界范围的贸易及其内在关系的性质，这种贸易对工业革命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至今留传给现代文明世界的遗产，则还没有任何人加以全面和详细的阐述。因此，本书打算在这方面进行一次尝试。但是，对人们熟知的社会、政治，甚至思潮的经济根源，本书也要加以阐明。 然而本书既不是一部思想方面的论著，也不是解释性的著作。严格地说，本书是一部经济著作，它研究黑人奴隶制的作用，研究奴隶贸易所积累的资本在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资金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研究工业资本主义成熟后，在摧毁奴隶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本书首先是一部英国经济史著作，其次是西印度群岛和黑奴历史的著作。它不是研究奴隶制的结构，而是研究奴隶制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的一部著作。 我在此要向有关方面表示感谢。下列机构的许多工作人员给了我以热切的关怀和帮助，这些机构是：英国博物馆：英国档案馆；印度政府档案馆；西印度委员会；牛津罗得斯图书馆；英国银行档案馆；英国反奴役与土著保护协会；伦敦友好大厦；曼彻斯特，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曼彻斯特中心图书馆；利物浦图书馆；赫尔·威尔伯福斯博物馆；国会图书馆；哈瓦那国立图书馆；哈瓦那友好经济学会之家。我还要对芝加哥纽伯里图书馆致以谢意。由于它的帮助，使我得以通过与霍华德大学创建者图书馆有馆际借书关系的一个内部图书馆，借阅了查尔斯·怀特沃思爵士关于“大不列颠进出口贸易1697年至1773年间历年状况”的有价值的统计数字。 我的研究项目得到下列几笔基金的帮助：特立尼达政府发给了第一批补助金；牛津大学奖给我两笔高研补助金；研究英国殖民地史的拜特基金会；提供了两笔基金；朱利叶斯·罗森沃德基金会分别于1940年与1942年发给我研究员基金。华盛顿城乔治·华盛顿大学罗威尔·J·拉加茨教授，加里福尼亚克莱尔特蒙-波莫纳学院的弗兰克·W·皮特曼教授和西北大学梅里维耳·J·赫斯科维奇教授，都非常热心地审阅过这份手稿，并提出了许多建议。我在霍华德大学的高研同事查尔斯·伯奇教授也给予了同样帮助。文森特·哈洛博士，现任伦敦大学帝国史的罗得斯教授，曾辅导我的牛津博士论文，还不断给我以极大帮助。最后，我的妻子在摘录注释和打印文稿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这里一并向他们致谢。 艾里克·威廉斯 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 1943年9月12日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前言 去年十二月，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发起并成立“华侨史研究会”，在当时，中华书局也出版了《华工出国史料汇编》。最近，教育部的同志来同我商量，要编写关于海外华侨的历史，我曾提议邀请一些研究人员分别编写华工出国记、海外华工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华工后裔对我国的贡献三个方面的著述。由此可以使人们了解到，华工在十九世纪怎样接着十七、十八世纪的大批黑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卖命的。可是，要知道华工被奴役的历史，就需要了解他们的前身——黑奴是怎样被残酷地奴役的。 特立尼达-多巴哥前总理艾里克·威廉斯著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这部书，应用了丰富的资料，生动地说明了被资本主义奴役的第一代的遭遇。我们要了解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就不可不阅读这部名著。
第二章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 第二章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 （A）自然和商品分析 （B）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历史的辩证法和“否定的”本体论 （A）自然和商品分析 自然作为与人对立的物质，仅仅是与人的活动目的有关的而尚未经创造的物质；作为马克思视为与物质等同的那种自然物质，其自身则已经是被创造的东西，即它遵循自然科学同物质生产不断保持接触所发现的物理的、化学的诸规律。自然物质有自己的规律，也正因此，人的各种目的通过自然过程的中介才得到实现。这时，这些目的的内容不仅受到历史的、社会的制约，也同样受到物质自身结构的制约。内在于物质中的各种可能性能否实现，或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当然是总归依物质的、科学的生产力的状况如何而定的。但物质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物质的概念是从自然科学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丰富起来的，这个历史过程极为密切地和社会实践的历史结合着。基于这种理由，列宁拒绝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他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同历史地规定了的自然科学意识的状态结合起来，使之不离开自然科学内容的阐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若想在任何历史条件下生活，面对不可废弃的物的世界，必须使之成为为我之物，以为生存之需。 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的新的重大发现相关联，人们广泛议论“物质的消失”和哲学的唯物主义前途幻灭时，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物理学家们关于物质结构的见解历史地发生变化，并不能动摇哲学上的物质概念，“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1]在列宁看来，失去了存在理由的不是整个唯物主义，而是它的机械的形态。若干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作为对世界的总体说明的力学，降低为认识的、甚至物理世界本身的一个阶段，“‘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以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来的物质特性（不可人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2] 物质是在一切意识之外并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这个认识论的定义，完全和青年马克思已在《神圣家族》中从社会劳动的观点给物质所作的规定相一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入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3] 从同样的客观观点出发，他在“巴黎手稿”中写道：“说人是有形体的、赋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等于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一个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的存在物，就不是自然的存在物，就不参与自然界的生活。”[5] 因此，他完全以黑格尔的方式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自然在本质上具有物的性质，而人也是一个自然物。这是马克思追随费尔巴哈而贯串他的全部发展阶段的观点。无论人们怎样对费尔巴哈加诸种种批判，但在他从本质上、客观上去理解人和自然这点上，还是超过了以机械的或生物学的观点为主的以往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比之“纯粹唯物主义者”具有这样的长处：“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6]在劳动中，人把自己对象化，但并非用劳动去“设定”自然的对象性本身，对于马克思来说，中介不同于设定[7]。人的本质“仅仅是通过对象而被设定的，正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自然来的，所以它就通过对象而被设定。所以，在设定的活动中，它不是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跌进创造对象的活动，而不过是证明把对象的产品作为该对象的活动、作为对象的自然本质的运动而已。”[8] 在《资本论》中这个论题被重新提出来了。所谓劳动是诸事物之间的一个过程，这是哲学的唯物主义为经济学分析所设的前提。“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一个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9] 他在另一个地方把劳动力特别说成“首先是已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10]，劳动不过是劳动力本身、纯粹自然力的表现，总的表明它们是劳动中所不能消灭的基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次系统地论及劳动的这个自然基质，而且分析了商品以及在商品生产中被物化了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是各对立规定的统一，商品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11]，正如它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自身里面反映着自然和历史过程的关系，商品包含着作为“自在存在”以及“为他存在”的自然。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规定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劳动，作为规定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是从种种劳动方式中形成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完全不包含任何自然物质在内，交换价值与商品的自然性质无关，它体现人的一般劳动，由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因而消灭掉一切自然规定性[12]。如果交换价值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形态中典型的“超自然的属性”[13]，那末在使用价值中，商品采取“日常的自然形式”[14]出现在我们面前。本书从它的研究任务出发，特别关心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以有目的的特殊的活动为中介的特殊的自然物质，它为满足特殊的人的需要服务。马克思对它作了如下更为详细的规定：“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着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15] 正如劳动是形式的“价值创造者”一样，自然物质是实质的“价值创造者”。因此，从已经说过的劳动的性质来看，自然物质与劳动的分离决不可能是绝对的。在个别的使用价值中，也许能够设法把劳动、因而把来自活动的人的东西，同由自然赋与的作为商品体的“物质的基质”的东西抽象地分离开来。可是，如果说到感性世界的整体，那末把自然物质从使之变化的实践的社会方式中分离出来，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在马克思看来，关于劳动产品的完成，我们一般地并不能断定人与自然物质在量与质上占有怎样的比例。说这种关系在形式上并不能断定，是因为这些因素的作用过程成为辩证法的过程[16]。如同还未被人所渗透的自然物质，在其原始的直接性上和人对立一样，劳动产品、劳动加上自然物质而构成的使用价值的世界——人化的自然——一旦作为客观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东西，就和人相对立。人类生产力作为知识的以及实践的东西，由于给自然物质打上自己的烙印，因而与其说否定了不依赖于意识的自然物质的存在，不如说完全确证了它的存在。被人加工过的自然物质，依然是感性世界的构成要素，“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事物。”[17] 在生产过程越来越高的阶段，使这种自然的直接性——现今作为被人中介过的东西——得到回复。马克思在讲下面这段话时，他确实想到这样的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的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物质形式。”[18] 在作为劳动结果的已完成的事物中，以劳动为中介的运动消失了，但反过来，作为其结果的事物，在进入下一个劳动过程的时候，再次被降低为劳动这个中介运动的单纯要素。在一个生产阶段中是直接的东西，在另一个生产过程中是被中介的东西。“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个使用价值，以前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19] “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20]，这不只是劳动过程的定义，更具有普遍的理论内容。恩格斯的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中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许多过程的集合体”[21]。和这说法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的思维过程与物化了的意识不同，它不进行任何抽象的二者择一，正如人为了免于陷入谬误，不允许把事物形而上学地僵死地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一样，反过来，也不允许把事物完全消溶到使它受中介的社会过程这要素中去，因为这意味着仅把前提倒过来，同样是形而上学的谬误。重要的是阐明关于在每时每刻形态中的物的存在之直接性和中介性的具体辩证法。 在《资本论》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22]一节中，特地研究了唯心主义对商品的解释。就象马克思在该处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产通过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就使以它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23]，因而，劳动产品的商品形态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4]由于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已经不体现人与自然的生动的交换，而作为死的物质实在出现，人的生活也就作为宛若受盲目命运支配的客观必然性出现。 劳动产品社会地转化为商品，它就受到由之而来的“物的外观”[25]的迷惑，而经济学家们论及交换价值的形成中自然的作用时，进行了冗长的空洞无味的争论，错误地颠倒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现实关系，发现了仿佛“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26]。商品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社会的规定性；商品的社会规定性表现为其内含的自然规定性。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困惑难解，是因为“他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27] 生产总是社会的，它总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28]，那时，各个个人直接际遇到的是各自互不相关地从事自己的私人劳动；他们生产出来的物的使用价值，是无交换地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的”[29]。与此相反，互不相关地从事的私人劳动，其社会性质乃是在劳动产品的交换中、即在社会的总过程中才是明显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以人之间的人格依附关系为其本质，它阻碍“劳动和产品……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30]，这几乎是十分清晰的。所以，劳动产品不就是商品，因而，构成社会劳动的基本形式的，是作为具体的、特殊的东西的“劳动的自然形式”[31]，而不是作为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东西的劳动。 所谓历史的关系物化在商品形式中，这是马克思的独到发现，它很可能遭致曲解而形成下述唯心主义的结论：马克思把一切经济学的范畴消溶到人的关系中去，因此在世界上并不存在有形体的物质的东西，仅仅存在种种关系和过程[32]。的确，马克思分析的主要课题之一，是突破被强化为物的经济现实的外观，深入到隐藏在它后面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中去。已如前述，这时这些关系对马克思说来，决不是最终的东西，对支配流通领域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本身，就说明了人的劳动决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创造者”。抽象的一般劳动的存在形式、它的“表现形式”[33]，总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以不能还原为人的社会规定性的自然基质为前提。一切社会关系以自然物为中介，反之亦然。这些关系总是“人与人之间的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34] 就象不能把自然消溶到形而上学地把握的“精神”这要素中去一样，也不应把自然消溶到用实践占有自然的历史形态中去。卢卡奇在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就陷入了这种新黑格尔主义的“现代的”观点，尽管他这本书在其他方面对研究马克思有重要意义。他详细地讨论了商品拜物教性质的哲学状况，与此相关地也论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他说：“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即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可以看成是自然呢？自然对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人和自然的分离又是在怎样的形式上展开的呢？从而，从自然的形式与内容、范围与对象性来看，自然应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切总是受社会制约的。”[35] 卢卡奇正确地指出，一切有关于自然的意识以及展现着的自然本身是受历史、社会所制约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范畴。从自然的形式、内容、范围以及对象性来看，自然决不可能完全被消溶到对它进行占有的历史过程里去。如果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那末社会同时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这个逆命题也是正确的。在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看来，自然及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和意志而独自存在的，但只有运用社会的范畴，有关于自然的陈述才能定型、才能适用。如果没有人为支配自然而努力奋斗，就谈不上自然规律的概念。自然的社会烙印与自然的独立性构成统一，在其中主体方面完全不起象卢卡奇归诸给它的那种“创造的”作用[36]。被人的劳动“滤过的”[37]、并不是原本被创造的物质世界，仍然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上述“不借人力……存在的……基质”[38]。所以，马克思也象黑格尔那样，即使在对异化进行理论的、实践的扬弃方面，也比扬弃对象性本身更为注重扬弃它的异化了的性质[39]。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黑格尔的精神随着它的发展阶段的逐渐上升，起初把对于精神来说具有外在的对象形式的世界，作为对象的东西、被精神设定的东西来考察，最后在绝对知识中对精神自己已经历过的诸阶段的总体进行反思，从它的异化彻底回归自身。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同样，仅把精神理解为有限的人，他因而批判黑格尔哲学把绝对的自我意识作为一切对象的根基，是巨大的主观主义[40]。黑格尔的思辨与其说是研究人的本质以和自己自身相对立的方式把自己物化这一点——马克思理解为劳动产品和它的生产者的现实的分离——，不如说他反过来是研究这一点：“把与抽象思维有别和对立的人的本质对象化。视为异化之被设定的和应予扬弃的本质。”[41] 和黑格尔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扬弃不存在于哲学之内，而存在于作为人与自然的现实中介之最高形式的社会主义之内。在那里，自然的对象性不会简单的消灭，应作为我之物占有的东西，即使它们成为合乎人需要的东西，也仍是“外在的”。人总必须劳动，“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42]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草稿”[43]中，还更多地使用哲学的范畴，使得自然存在的独立于人和依存于人的关系这个难题得以展开。 人在给自然以形式的有目的的活动中，超出了物质存在的自然发生的和抽象的直接性。马克思完全在黑格尔的含意上把生产活动同时理解成消费活动[44]，生产活动既是被加工的物质的消费，也是活动本身的消费。劳动不仅是精神对直接的东西的否定，也是对肉体的否定，它在人理论地、实践地改变自然物质之后，而再度回复其物质的对象性时，又是否定之否定。 生产过程具有三个抽象的要素：生产活动本身、质料和形式；质料有别于原料和工具，形式构成劳动的物质要素的物质关系本身。通过劳动，不仅被加工的原料，而且用于加工的工具也从其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依据其对物质的关系被消费掉。生产过程的三要素在劳动的“中性的结果——产品”[45]中，如同被再生产出来一样，又同样被否定掉。“因此，整个过程表现为生产消费、也就是表现为这样的消费，它的结局既不是无，也不是对象的简单的主体化，而是它自身再表现为某种对象。这种消费不是简单的物质消费，而是消费本身的消费；在物质的扬弃中包含着这种扬弃的扬弃，因而是物质的肯定。创造形式的（在‘草稿'中用大写字母——著者）活动消费对象并消费它自己，但它消费的只是对象的既定形式，以便赋予对象以新的对象形式，并且它只是在它的作为活动的主体形式中消费它自己。它在对象上消费对象，——与形式无关，——而在活动中消费主体；它赋予对象以形式，使自己物质化。但是作为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使用价值。”[46] 凭借劳动作为为我之物占有的自然物质都是使用价值，但是，一切使用价值未必都是被占有的、即被人所中介过的自然物质。空气、水等等和整个自然同样，不凭借人力而存在着，虽然它们对人有用，但这有用性不是劳动创造的。一般说来，劳动资料、生产工具，也就是说“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的、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47]，其自身已经是使用价值，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48]。但是，由于劳动本来只是在人和作为劳动的“一般对象”[49]的土地之间发生的，因此，整个自然只有在社会过程的各时的历史框架中才是有意义的。但总还有并非是劳动产品的因而并非是自然物质和人的附加物相结合的生产资料投入劳动过程，这种生产资料既不创造使用价值，同时也不创造交换价值。 一切劳动从使自然物“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50]开始，例如锯倒树木，从矿场采掘矿石。然而人所应处理的劳动对象大抵已被以往的劳动“滤过”[51]，它们是原料。可是原料作为“主要实体”或作为“辅助材料”[52]，能为产品的创造作出贡献。一个使用价值究竟是起着原料、劳动资料或是起产品的作用，这完全靠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何而定。 使用价值通过对自己的否定达到它本来的规定；它在消费中确证自己。使用价值作为已被加工过的材料，如果投人新的生产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对人来说，它被证实为是自然的“非真实存在”，是未充分被人中介过的、还不充分合乎人的需要的东西。在使用价值里已被物化的、凝结为物的劳动，在与它发生关系的材料进一步受到加工时，就再次获得了生命，而在那里，被中介过的旧的直接性把自己扬弃到新的更为丰富的使用价值里[53]、“更深地被中介了的直接性”里，淹没到它们里面去了。“活的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当作劳动自己的躯体，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54]。 个人的消费是消费那作为活的个人之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而生产消费则消费那作为“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55]。为了在物的存在中把以往的劳动产品当作使用价值来保存，必须使它再和活的劳动相接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作为劳动过程的生存条件的产品，必须“投入”[56]劳动过程。 无论在个人消费的意义上还是在生产消费的意义上，一个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如果得不到实现，从而不能为人的目的服务，那么该使用价值只好听命于“自然界物质变换”[57]。以第一自然为基础所产生的第二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归趋于第一自然；受人类的外界自然的破坏力的影响，人为的自然物质的“变换”会倒退。一切旧汽车销毁场证实了马克思的话：“个体化的东西（即人所占有的东西——著者）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是自然过程的要素，正如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也是自然过程的要索一样。”[58] 马克思还用其他哲学少有的重要方式，解释了还不足以满足人的目的的使用价值在自然过程里的蜕变。我们至此反复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是两个要素，即自然物质和创造性劳动的结合。诚然，自然具有“沉睡着的潜力”[59]，自然中固有的形式诚然允许人发挥创造作用，但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以及物质的概念其含义虽然也包含着人类以前的自然界，但它并未转化成“半神话的自然主体”[60]，因为，如果发生这种转化的话，他将退到他原来从唯物主义立场所批判过的那种黑格尔的主观与客观同一这立场去。自然、包括着劳动的主体与客体的物质世界，二者决不是同质的基质。这种非同一性要素，确实还在另一方面以把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的劳动为基础，在各种社会条件下把自己保存下来。关于物理的自然本身，假如说“它的意义和内容……至今未曾表现出来”，“就和人的意义和内容同样，仍然处在乌托邦的潜在形式”[61]之中，那就会象布洛赫那样，只是导向终极之说的形而上学。 关于这里所讨论的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性问题，意味着人的形式对于自然物质是漠不关心的、外在的，这一点在一个使用价值进行自然蜕变时可以看的很清楚。 马克思非常强调形式与物质之间的漠不相关性。在强调这点时，他谈到自然物质固有的形式和人中介过的有规定性形式之间的区别，这区别应成为一切劳动的出发点：“从单纯物化劳动时间，发展起来了物质对于形式的漠不相关性；因为在物化劳动时间的物的存在中，劳动已只是消失了的东西，只是这种物化劳动时间的自然实体的外在形式（这种形式对于这种实体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例如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是外在的，轴的形式对于铁来说是外在的），劳动只是存在于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中的东西。物化劳动时间保存它的这种形式，并不象例如树木保存它的树木形式那样是由于再生产的活的内在规律造成的（木头所以在一定形式上作为树木保存自己，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木头的形式；而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则是偶然的，不是它的实体的内在形式），物化劳动时间在这里只是作为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而存在，或者说，它本身只是物质地存在着。因此，它的物质遭到破坏，也会使形式遭到破坏。”[62] 如果使用价值解体了，传导到该物质上去的劳动量也就消失了。 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只是对物质的相对的漠不相关性，正如上面已说的情况那样，由自然物质和劳动所构成的产品，在它与新的劳动过程合为一体时，决不是可以不管那个产品究竟已包含多少劳动或怎样的劳动，“物化劳动的量被保存下来，是由于物化劳动通过活劳动相接触，它的作为下一步劳动的使用价值的质被保存下来。”[63] 在那里，如果已花费的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得到保存的话，那末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时也是劳动的量的保存。这显然是简单生产过程的特征。诚然，活劳动给已物化了的劳动追加了新的劳动量，但是保存物化了的劳动量的东西，并不是追加的劳动量，而是作为一般活劳动的劳动的质，被附加给产品，在该产品之内，扬弃掉形式对物质的漠不相关性。“物化劳动不再以死的东西在物质中作为外在的、无关的形式而存在，因为物化劳动自身又表现为活劳动的要素，表现为活劳动对处理在某种物质材料中的自身的关系，表现活劳动的对象性（作为手段和对象）（活劳动的物的条件）。这样，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这种改变不象在死的物中那样是在创造物质的外在形式，创造物质存在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外表，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服从于劳动的目的。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事物的易逝性，是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64] 被加过工的物质在生产过程中，逐步采取为人的消费服务的形式，“最后，它采取能直接消费的对象的形式，因此，物质的消费和物质形式的废除就成为人的享受，物质的变化就是它本身被使用。”[65] 物质的中介之最高形式，同时也是作为对人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之直接存在的最高形式；在它是可能的条件下，人的劳动能使自在的自然变成为我之物。 （B）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 ——历史的辩证法和“否定的”本体论 受费尔巴哈和浪漫派的影响，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把劳动看成是自然的人化这一进步过程，而这个过程同人的自然化过程则是相一致的。因此，在打上劳动烙印的历史中，发现一个愈加明显的等式：自然主义=人本主义[66]，而在经济学分析中更富有批判性的马克思也认为，自然和人的斗争可以改变，但根本不可能废除。这种论证具有自然科学的色彩，因为他使用了非思辨的“物质变换”这个术语。这种物质变换受人们面前的自然规律所支配，自然物质之一切形式化必须遵循物质固有的规律性。“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67]。形式化本身没有自然力的支持就不能进行；马克思在这自然力中还加上了活动的主体。 由于人把自然物质中“沉睡着的潜力”[68]解放出来，就“拯救”了它。把死的自在之物转变成为我之物，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人延长了依据自然史产生的自然对象的系列，使之在质的更高阶段上延续。通过人的劳动，自然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创造过程。这种变革的实践不只具有社会的意义，甚至具有“宇宙的”[69]意义。 因此，马克思在把人类劳动称之为物质形式遵循规律性[70]的变化的同时，也完全没有忘记一般的哲学的东西，即世界是以一定形式自己运动着的物质。这点非常值得注意。在这问题上，至少抽象地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71]是一致的：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地发挥作用。显而易见，马克思为了证实我们前面所引用的观点，他引用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彼得罗·维利在1773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维利在该书中说：“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的，事实上都不是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式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产的概念时一再发现的唯一要素。而且，如果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谷物，或者一种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能被装成钟表，那末价值……以及财富的再生产就是这样。”[72] 正如不依赖于人的自然过程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能量的转换一样，人的生产也不能置诸于自然关联之外。自然和社会不是相互僵死地对立的。进行社会活动的人，“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活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活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73] 物质变换以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其形式是被每个时代的历史所规定的。例如劳动力，它作为“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74]，对外界的自然物质发生作用，这就是用自然来变换自然。正如人使他的本质力量和被加工的自然物同化一样，反过来，自然物在历史的进程里，作为越来越丰富的使用价值而获得新的社会的质。 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使物发生质的变化，这正是马克思用“对自然的（人的——著者）运动”这术语所要表达的。所谓运动这个辩证思维的本质范畴，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运动范畴不同，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也是质变。”[75] 的确，被占有的物质和还未被人的活动渗透的自然物质有本质差别。但同时必须注意：即使人的最精巧的发明，也是由于其本身的可能性包含在自然基础里面。只有从这基础来看，引自维利的“形式变化”、“结合与分离”才能实现，量的变化达致质的变化也才成为可能，自然永远是这样的材料；他（指工人——著者）“能利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76]。 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就给人和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他首先和自培根以来在这点上有所发展的启蒙主义持有共同观点，即必须在根本上从对人的效用性观点去考察自然。当然，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活过程的分析，既使他所获得的自然概念具体化了，又远远超过一切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自然理论。启蒙主义不能把劳动作为占有自然的手段来进行分析，不能从劳动上升到分工的必然性，以及上升到随之规定的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因此就不能揭露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这毕竟是由于“资产阶级把自己自身设定为绝对的东西，在他们理解阶级概念时，仅仅把阶级看成为以往阶段的一瞬间”[77]。从而，真正立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后面的东西，更完全不能进入启蒙主义的视野。在启蒙主义看来，自然是直接给与人的东西，是随手捕获的东西。与此相反，马克思确认：“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78] 如同一切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作为整个现实的构成要素，也被自然所中介。这种联系就是马克思那里所隐含着的自然思辨的特征。历史地更迭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是同样数目的自然之自我中介的方式。人和应被加工的材料相分裂，而自然处于这种分裂之中，但这种分裂总以自然自身为原因[79]。自然在人那里达到自我意识，通过人的理论的、实践的活动，它和自身结合起来。自然对于人们来说是疏远的外在的东西，而人的活动对于自然也可以看成最初同样是疏远的外在的东西。显然，人的生存构成自然的一个片断，而人的活动自身则是“人的生存的自然条件，因而是自然的自身运动。 只有从这点来考虑，谈论“自然辩证法”才是有意义的。自然辩证法家马克思并不想停留在人类以前的自然存在及其历史上（在这点上，恩格斯奇怪地同曾被他激烈批判过的费尔巴哈广为一致），不是仅仅“从客体的形式”[80]去考察现实；尽管他高度评价黑格尔，但也不是仅仅从“主体的形式”去考察现实。他毫不踌躇地坚持这两个要素是不能相互取消的。对这种不可取消性的认识，毕竟是构成他的唯物主义的核心的东西。[81]马克思的主体一客体和黑格尔的不同，不完全是封闭在主体之中的。 前面称之为马克思固有的自然思辨的观点，贯穿他的全部著作，即他总是试图使用新的多少值得注意的生物学比喻，以便给自然整体内部的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以确切的概念。马克思最后似乎把《资本论》中一直使用的“物质变换”看成是对这一事态的最好的表达方式。 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关，在“巴黎手稿”中，自然作为“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82]出现的，自然是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83]。在有生命的自然中，同化过程一般地使无机的东西转化成有机的东西；同样，在劳动中，人使上述的“无机的身体”和自己同化，使它越来越成为自己自身的“有机的”构成要素。但是，这只有在人自身直接属于下述的自然时才是可能的；这种自然决非仅仅是和他自己的内在性对立的外部世界。“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4] 动物在自己占有的对象世界中，被束缚在自己所属类的生物特性中，因而也被束缚在这世界的一定的领域中；相反，人的普遍性的特征在于至少能够占有整个自然，人既然进行劳动，就使“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85]。自然作为劳动的成果以及出发点，是一个“无机的东西”，是劳动占有的对象。人生产时和动物相反，能“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86]，这是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完全为了满足直接的肉体需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郁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87] 因而，说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句话不只是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尤其具有社会意义，人的生物的类生活依靠社会生活过程才开始成为可能。 无论在《资本论》的“草稿”中，还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讲到可被占有的物质世界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和本体论有细微差别的术语。例如，他在“草稿”中把土地称作“实验场”[88]、“原始的工具”[89]、“原始生产条件”[90]，在《资本论》中称作“原始的食物仓”、“原始的劳动资料库”[91]。与此相关联，“巴黎手稿”中的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一主题，在“草稿”中也以相当注目的具体形式再次表现出来，而且出现在对财产的发生史进行分析中：“蒲鲁东先生称之为财产的非经济起源（他这里讲的财产正是指土地财产）的那种东西，就是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首先是对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因为，正象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的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92] 说人就象被束缚在自己的肉体上一样，被束缚在眼前所看到的自然存在上，这已不是一般劳动过程的特征，而是劳动过程的资产阶级以前形式的特征。奴隶制与农奴制对劳动和它的自然所赋予的先决条件根本不加区分，为了奴隶主与封建领主的生存，这两个要素溶化成一个未分化的自然基础，“奴隶对同自身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质同属一类的，是与家畜并列的，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生产者作为家庭、氏族、特里布斯等等……的成员而存在……作为这样一个成员，他把一定的自然（这里说的还是土地）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和一定的自然相关联……[93] 这种原始的从而确实是抽象的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发展到不仅人作为自然的有机存在的一种方式出现，反过来，自然也作为人“自身的无机的存在”[94]出现。但随着资产阶级的生产条件的建立，这种同一性转化到它的同样抽象的对立物，就是说，转化到劳动和它的客观的自然条件根本分离。当使用价值形式中的人和自然的统一尚能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得到维持的时候，这种统一是“不相同的各个生产时期所共同的”[95]，在马克思看来，其理由是不证自明的。经济学批判所关心的、所要说明的，只是上述的仅对资产阶级社会是独特的东西：“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96] 在资本主义之下，工人被排除在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之外，而从此才和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发生“关系”。奴隶和农奴并不如此，他们处于仅仅作为土地的偶有性状况。资本家并不是把工人直接作为自然物占为己有，而是作为抽象的劳动承担者通过交换来占有，这样，工人就成了一个“失去客观条件的、纯粹主观的劳动能力”[97]，他在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98]、作为劳动异化的客观前提里看到了对自己的否定。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正是文献上一再议论到的，是从古代、封建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转变的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以农业的方式占有自然时，自然完全是不依赖于人的，人和自然是抽象同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淹没在自然的存在里。与此相反，由于人使自然转化为一个机械的世界，如果全面地从技术上、经济上以及科学上支配自然得以成功的话，自然就凝固成一个抽象的、对于人是外在的自在了。[99] 这里还可对在别处应予讨论的乌托邦问题予以一瞥，即所谓真正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过程：在那里，人既非与自然简单地同一，也非和自然根本分离。[100] 上面讲了马克思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相分离的分析，它归总是对不关心商品使用价值的那种交换价值的分析。马克思在把劳动过程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来表述的地方，总是满足于列举在一切生产过程中所说的抽象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对象”、“资料”[101]等要素，而把它各时的历史规定性置之度外。在辩证法家马克思那里，上述值得注意的情况出现，恐怕应归诸于他的经济学分析之特殊的着眼点，即注意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的劳动产品之商品形式。在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出场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就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02] 使用价值的创造是为资本家而进行的，这个一般本性是不变的，因而应把劳动过程作为“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103]的一个过程来考察，就是说，作为“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104]这样的过程来考察。在马克思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象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本体论的托马斯主义者马塞尔·奈丁古所解释的那意思，即所谓马克思认为“人和劳动的最一般的结构是超历史的、无时间的”[105]。 历史状况的变迁对劳动过程的各要素的性质决不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一切对自然的加工都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106]来进行的。诚然，思维使得一切经济形态所共有的一般规定确定下来，“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07] 对于研究来说，一般的东西是有目的的高度概括，这时候它在马克思那里总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一个“具体的东西”，它把特殊规定的充实性包含在自己之内[108]。马塞尔·奈丁古断言：马克思宣称“劳动和劳动着的人的结构”[109]是不变的。这时，奈丁古毫无根据的议论不过是贫乏而空洞的，他丢掉了和历史的东西同样重要的要素。马克思如何认真地思考关于人自己的自然之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历史辩证法，表现在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例子中：历史甚至潜入人的生理结构，即“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110] 人自己的自然、这“需要与欲望的总体”[111]，只有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才可以认识，在该过程中，不变的要素与可变的要素不是说无中介地并列着，而是特殊东西构成普遍东西的生命[112]。人的本质是从各个时代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发现出来的，它“不是各个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13]。 马克思决不是积极的本体论者。尽管如此，前面所提到的奈丁古把马克思观点误解为本体论，达并不意外，因为马克思也未必完全说清了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关系，例如这表现在他解决历史进程中一般规律性和特殊规律性的关系方面，导致奈丁古的误解。在阿多诺的一篇论文——它指责说：甚至辩证法的理论也未必完全超出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区别——中也作了这样的确认：“他（马克思——著者）使社会的不变的自然规律和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特殊规律相对立，使发展水平高低不同的特定社会的敌对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相对立。”[114] 这样，马克思分明是把对社会形态普遍适用的规律和它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现象形态之间区别开来，但远不止此，他更彻底地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在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15]这种抽象环节上确定下来，以对立于它具体的历史形式。尽管如此，这里的关键当然不在于把特殊的东西和一般的东西的关系看成是可以纯理论地解决的问题；对之仅作辩证法的解决是很不够的。关键倒在于：以往首先作为“史前史”理解的我们的历史现实本身被永续的范畴所支配，这种永续的范畴对一切变化相对地漠不关心。因而，在马克思看来，雇佣劳动自身中具有奴隶制的要素，甚至具有隶属的要素；同样，隶属和奴隶制具有雇佣劳动的要素。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一方劳动力直接地再生产出来，而在另一方则以市场为中介间接地再生产出来。在古代有营养很好的奴隶，在现代最发达的国家中，也有贫困的临时工人[116]。使得对人的支配得以形成的决定性阶段，当然是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末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阶级。”[117]。为了批判地对抗那些把劳动的这种自然发生的生产率与“神秘的观念”[118]联系起来的人们，马克思接着说：剩余价值只具有“最一般意义”的“自然基础”，“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己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例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作食物。”[119] 进一步说，劳动生产率是对特殊的资本关系进行考察的出发点，这种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120]但是，当自然所设定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是同样由自然所设定的人支配人的源泉时，当历史上发生的东西已经不能作为“自然发生的东西”而使自己永恒化时，生活依然被它的最一般的必然性所规定，即被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所规定。诚然，这种情况下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将是被控制的必然性，人已经不是处于人们之间的相互斗争之中，而将只处于同物的自然相斗争的关系中。但是，这种斗争意味着：没有阶级的人类也知道和自己在究极上是不同一的东西，在和自己对立着。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奈丁古的劳动结构无时间性的说法倒是正确的，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般本体论的东西，虽然应理解为是否定的本体论[121]。 马克思有时喜欢用一些大胆的方式，把自然关系作为模式，来说明社会过程的必然性，其最好的例证是这里所论及的物质变换的概念本身。他和恩格斯同样，既追求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对它的哲学的概括，也思考社会理论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关于《资本论》的预备性研究是在1850——1860这十年当中进行的，而此期间，毕希纳、福格特以及摩莱肖特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德国广为蔓延。马克思完全和恩格斯一样，立即反复地激烈批判了[122]这些独断的、大抵是粗野的机械形态的唯物主义。但是，这并不排除马克思对这种唯物主义所担负的某个主题的领悟，正象已接触到的他的话所表明的那样，他熟悉地使用了唯物主义运动的代表人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这概念。摩莱肖特今天几乎已被人们完全忘却了，但他最初是处于谢林的自然哲学和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之下，尔后——特别是通过和费尔巴哈结识——成为自然科学家，成为具有社会倾向的生理学唯物主义者，越来越倾向于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唯物主义，晚年的费尔巴哈把摩莱肖特的学说看成是实现了他自己青年时期的“未来哲学”大纲[123]。 比如回顾一下《在植物以及动物中物质变换的生理学》（1815年）、《生命的循环》（1857年）或《生命的统一》（1864年）这些通俗著作，其中所阐述的用丰富资料来支持的这种唯物主义，把人的生理学作为模式，把自然描绘成一个大的转换过程和物质变换过程，处处都留下了思辨的痕迹。在摩莱肖特看来，正如事物的一切存在是通过其性质来显示其存在一样，一个事物只是通过和别的事物的关系才显示出自己，否则事物的任何性质都不存在[124]。 这里，我仅想从摩莱肖特的《生命的循环》一书中，举出两三句有关物质变换理论的重要的话，而这些话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当然马克思并非原封不动地搬用，而是利用这些理论作了推测。“人的排泄物培育植物，植物使空气变成坚实的构成要素并养育动物。肉食动物靠草食动物生活，自己成为肥料又使植物界新的生命的胚芽得到发展。这个物质交换名之为物质变换。这个抒发尊敬之感的词是正确的，因为，正如商业是交通的灵魂，物质的永恒的循环是世界的灵魂”[125]；“基本物质的运动、结合和分离、吸收和排泄，这是地球上所有活动的精髓”[126]；“奇迹在贯串形式变化的物质的永恒性里，在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的物质的转换里，在作为地上的生命根源的物质变换里”[127]；“我毫不隐晦地明确地说：物质变换的理论是使今日之哲学绕着它转动的轴心。”[128] 这种表述表明：第一，有趣的是：物质变换的概念虽然关系到自然联系，但摩莱肖特显然把它和社会的流通领域相比拟[129]；第二，它使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彼德罗·维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的那个地方，即“宇宙的一切现象”都基于“物质的形式变化”、“结合和分离”[130]；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在物质变换概念这点上追随摩莱肖特，总是把它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31]来谈，在某种程度上把它抬高到“本体论的”地位。 为了理解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的概念，必须进一步参考谢林哲学的潜在的唯物主义要素。如果看一看1843年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132]，可了解到马克思对这些要素是熟知的。在信中，他把谢林的自然哲学作为“真诚的青春思想”同后期的“积极”的哲学思想相对照，要求费尔巴哈果敢地和谢林斗争。他在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中，发现费尔巴哈实现了谢林的自然思辨的“青春幻梦”[133]。 摩莱肖特把自然看成一个循环过程的观念，在早期的谢林那里已经常可以看到[134]。在谢林看来，“向个体性的最初转换”，“是物质的形成和形式化”[135]，由于事物被加工，就脱离了直接的自然联系，而打上了作为个体的烙印，自然过程本身也无意识地带上了这种人为的烙印。在他看来，越出无机物质而继续前进的“有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是“物质的无限个体化”[136]，这个个体化通过人的劳动实现，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在日常生活中，以自身为根据并通过人的手获得形式的一切东西，都是作为个体来认识和处理的”[137]。 在“草稿”中，马克思完全使用了谢林的语言，讲到构成自然过程要素的“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138]，正如“个体化的东西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一样。 劳动过程嵌入伟大的自然联系之中。自然，它作为社会和社会每度占有的那部分自然的高度统一，最后又战胜人的一切干扰而自我保持，被人渗透了的自然物质又再度沉入自然的最初的直接性中去。谢林正确地说：任何天然物质，“仅在它靠人工去获得一定形式的时候”[139]，才可说它是能够破坏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命过程的概念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一直被提到。而这个概念出现在“巴黎手稿”中，就象在谢林、黑格尔那里一样，它仅涉及有机的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外界自然这概念，或者受《资本论》的预备性研究及其完成所驱使，而把劳动过程称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这种表述，都属于生理的领城，而不属于社会的领域。这些自然科学的概念发展到被用以标示社会的事情——通过马克思从狭隘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而实现——，并不只是在质上获得新的性质，同时，它们即使在其历史的、社会的形态中，也仍然广泛地和它们的自然科学的素质牢固地联结着。正象个人的延续和他的肉体的机能联结着一样，社会也必须和自然保持在生产上的不断接触。自然作为使用价值通过人而再次转化，返回纯粹的自然，就象人通过自然物质返回自身一样。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概念不单纯是为了比喻，他还直接从生理学上去理解这个概念。这一点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典型的。从他的批判中，清晰地理解到城市和农村的明显的分离，他看到这种分离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40]。由于城市中人口的大量集中，从土地那里夺走了大量肥料，而同时使城市居民的健康受到威胁。关于未来的社会，马克思关注的是“农业与工业的……高度联合”。当然，这种联合的前提是：在未来社会中，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141]。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那末下述说法就是正确的——而且首先应努力揭示这一点——：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区别，并不对应于两个无中介地并列存在的实在层。而马克思虽然承认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之形式规定性有历史的变化，但更注意它的与此无关的质料方面。人类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规定着整个历史，在这铁一般的强制中，事实上有一些刻板的自然循环般的东西。 劳动的主体和客体最终由自然规定。如果说到客体方面，人们所创造的对象的各种形式即使是人为的东西，也仍然依赖于土地、水、空气之类的根本物质[142]。因而，对理解象分工那样的社会过程来说，这是一个极重要的现象，分工并不只是从经济的内在发展中产生的，它不受出现在人们眼前的自然事实所制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社会方式趋于多样化。”[143] 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地理上、气候上多少有缺陷的地区，比起易于获得还未经人加工的极为富饶的生活资料的地区，更能促进早期工业的发展：“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144] 主体方面的历史的变化也受自然制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已经从个人的“肉体的组织”和“受肉体组织所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45]出发。劳动过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人的生理相关?《资本论》对这个问题作了相当详细的解决：“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146]“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147] 正是现代工业本身，揭示出劳动的主体怎样和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的确，在现代工业中，由于劳动过程越来越转化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148]，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可是工艺学也同时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象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149] 在这里，马克思为了比较，而引用力学这个非历史的范例作为例证，这决非偶然。劳动过程从其质料方面来看，它并不服从于把生产阶段划分为相互根本不同的阶段所起的任何变化，因此，马克思明确地说，把生产的各个阶段相互区分开来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150]。 马克思用物质变换的概念把社会劳动过程描述为自然过程的状态。这里试图弄清：他是怎样进行的[151]，他采用这种类推究竟又有什么样的根据?自古典时期到马基雅弗利和巴雷特，都把社会面貌的变化解释为自然的循环，同样可以看到，从很早起，就已试图用社会的范畴去解释自然事物的变化和相互转换。那时，每每运用的范例是商品与货币、货币与商品的变换，例如在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中，“万物变换成火，火变换成万物，就象商品变换成货币、货币变换成商品一样。”[152] 在马克思那里，我们遇到另一种类推。他曾认为，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这是自然事物转化的一个特殊的例子——属于交换的范畴，为了规定交换过程的特征，他反过来又诉诸于物质变换的概念。在直接的劳动过程中，即在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中，质料方面对它的历史规定性占上风；在基于劳动过程的交换过程中，历史形式的规定性对它的质料方面占上风。 在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形式变换的叙述中，所关心的不是人对自然——它作为商品使用价值的有用物质——的直接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是所有社会形态中特有的“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153]，而是把各种形式的具体劳动从质上还原为同等的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这受特殊的资产阶级的制约——。商品作为这种抽象的人类劳动的“物化”——不是在主体的以及客体的自然规定性中——是交换价值。在对于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的要素进行考察时，当前没有必要去规定使这一过程得以进行的生产关系的待征。通过交换过程中诸个人——有别于劳动过程中的诸个人——的社会关系，一个经济时代的历史特殊性才表现出来[154]。马克思这样描写资产阶级关系下的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物质变换即私人特别产品的交换，同时也就是个人在这个物质变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155] 在交换过程中，作为人和自然的直接交换的产物的使用价值，转变成“同它的自然存在脱离一切关系的作为交换价值或一般等价物的存在”[156]，返回到被该社会的物质变换所中介了的直接性去，再度成为使用价值。随着流通转向消费，对商品的自然规定性的利用就完全抹杀了商品的社会规定性，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无关。 [1]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5页。 [2]同上。 [3]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页。达两个物质定义当然是一回事，即是劳动过程与认识过程的统一。关于马克思的严格的有关对象理论的现实主义，参见《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3，487-488页。 [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1页。 [5]同上。 [6]《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7]马克思在他所强调的黑格尔的“和解”的概念里看到了这种同一性，在那里，事实、矛盾着的东西的中介作为一个被积极设定的东西出现。 [8]《神圣家族》，参见德文版，第84页。 [9]《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8-229页。 [10]同上书，第242页，注（27）。 [11]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12]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页。在那里这样说：“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象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 [13]同上书，第72页。 [14]同上书，第61页。 [15]同上书，第56页。关于劳动的自然要素，并参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页。在那里，马克思把自然说成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因此，他正确地反对纲领草案的所谓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种意识形态的表述，“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出如下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许可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许可才能生存。”关于《哥达纲领》中对自然的作用的解释，参见阿多诺的《黑格尔哲学》，第28页，W.本亚明的著作集，第1卷（法兰克福，1955年）第500-501页。即使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5页），也可发现决不能把劳动看成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的思想：“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所谓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种表述，总而言之属于规定流通领城特征的意识形态的假象，在流通领域中产生了这样的糊涂观念；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是从商品流通中产生的。“这种片面的看法忽视了生产过程的那些与商品要素无关的要素。”《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5页。因此，马克思关注被社会所支配的自然质料。参见《哥达纲领批判》，德文版，第11页。 [16]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49页。 [1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页。 [18]同上书，第214页。 [19]同上书，第205页。 [2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6页。 [21]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 [22]《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101页。 [23]同上书，第51页。 [24]同上书，第89页。 [25]同上书，第99页。 [26]同上书，第100页。 [27]《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3页。 [28]《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页。关于一切被人占有的自然之社会规定性，参见《雇佣劳动和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7页。 [29]《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0页。 [30]同上书，第94页。 [31]同上。 [32]如布洛赫在若干点上受到卢卡奇的强烈影响，他对资产阶级的“商品思维”的批判陷入了放弃唯物主义立场的危险。 [33]《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3页。 [34]同上书，第96页。 [35]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柏林，1923年），第240页。 [36]例如吉克弗列德·马尔克在他的《现代哲学中的辩证法》上卷（图宾根，1929年），第131页，批判了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阐述，在那里他正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自然的存在能丝毫不剩地完全作为社会的产物来把握？” [3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38]同上书，第56页。 [39]关于这点，参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在“对黑格尔辩证油和一般哲学的批判”中，对黑格尔绝对知识的概念进行批判。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与解释，特别参见G.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柏林，1954年）。 [40]当然，在严格的意义上这并不只是对黑格尔现象学的批判。马克思恰恰在创立他的理论的整个时期内，与其说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本身，不如说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歪曲，认为在布鲁诺·鲍威尔与其伙伴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那里，有这么一种倾向：把黑格尔的“精神”几乎还原成费希特的无限的自我意识。卡尔·古利耶也有这种倾向，他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受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8-549页）这样说：“这里我们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由活动’。我们的作者不小心地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他说，自由活动就是‘不决定于我们之外的物’的活动；这就是说，自由活动是actuspurus，纯粹的抽象活动，只不过是活动的那种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它又被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幻想。既然这种纯粹的活动有了物质基质和物质的结果，那末这种活动当然是完全被玷污了的活动。”显然，这里所批判的立场不能简单地和黑格尔的立场混为一谈。可是马克思在争论中，相当轻率地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混为一淡，最后他毕竟还是意识到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变种之间的差别。例如，他在《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6页）中写道：“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鲍威尔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 [41]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4-115页。 [42]《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43]以《经济学批判纲要》为题发表，是1857-1859年为写作《资本论》第1卷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进行的准备性研究（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收，题为《经济学手稿》——中译者），尽管它确实包含着非常多的新资料，这些资料涉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和马克思——通过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但历来几乎完全没有为着理解哲学上的马克思而去利用它。如果从发展史上来说，它表现为“巴黎手稿”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完成的唯物主义经济学之间的接合体。这部草稿尽管有的部分具有片断的性质，但包含着马克思在哲学上最重要的论述，它比《资本论》本身这完成形态更能表明：马克思的后期思想确实也受到黑格尔命题的强烈影响与制约，虽然马克思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有这么一种说法：所谓只有“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在哲学上是重要的，相反，他后期的经济学的实际问题的提出，则葬送了出自现实的人本主义的冲动。这种说法成为今天研究马克思的严重障碍，研究“草稿”对于瓦解这种说法是会有特别贡献的。拉尔甫·达兰道尔在他的博士论文《展望马克思》（汉诺威，1952年）第165页，给所谓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间有绝对的鸿沟这种无根据的论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例证，在达兰道尔看来，马克思的著作分成两部分，即早期的“预言的历史观”和中期、成熟期的“社会科学的假说”，“它们在原则上不能合理地联结起来”。达兰道尔忽略了这一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正是在他后期著作中得到展开的，对于客观的研究来说，问题在于把这些范畴从经济学的外衣里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达兰道尔的死板的解释，乍一看象是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但由于他囿于青年马克思的理论之“伦理学核心”和“对实存的关心”，也就同时葬送了他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所作的展望，而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对青年马克思所思考的东西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44]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8页。关于消费和生产的辩证法特别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7-28页）。马克思在展开消费与生产的同一性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把人的外界自然作为范例来使用，他说：“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 [45]《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8页。 [46]同上书，第258-259页。 [47]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并参见第206页。在那里，马克思清楚地说：“尤其说到劳动资料，那末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 [48]同上书，第208页。 [49]同上书，第203页。 [50]同上。 [51]同上。 [52]同上书，第206页。 [53]《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2页。 [54]《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7-208页。对使用价值更进一步的加工，对矿产品、植物、动物以及人的自然——作为人的外界自然的变化结果与条件的自然——的继续变革，绵延了相当长的时间，关于这一点，在第206页这样讲：“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和借动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 [55]同上书，第208页。 [56]同上书，第207页。 [57]同上。 [58]《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0-151页。 [59]《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60]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柏林，1955年），第244-245页。 [61]同上书，第3卷（柏林，1959年），第391页。 [62]《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0页。 [63]同上书，第334页。 [64]同上书，第330-331页。 [65]《经济学手稿》，参见德文1953年版，第226页。 [6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 [6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68]同上书，第202页。 [69]参见罗吉尔·伽罗第：《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巴黎，1953年），第301页。认为人的活动具有“宇宙的”幅度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们的炼金术。这种炼金术乃是近代人类控制自然的一种魔术般的萌芽形式，人决心把世界上的事物翻一个个。这正如巴拉塞斯所说：“因为自然在它的诸事物中是相当微妙而又严格的，没有高超的技术就不能指望利用它：因为自然并不能使自己臻于完成，而人必须使之完成，这种完成就叫做炼金术。”E.伊埃库勒：《巴拉塞斯，从他著作的语言看他的世界观》（苏黎世，1942年），第83页。 [70]当然，人们的实践只能顺应自然本身去行动，即只能改变自然物质的形式。然面，马克思并没有预料到，二十世纪把包含在自然里的能量的利用率提高到无法想象的规模。人为引起的放射性元素的蜕变，诚然是在自然蜕变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前者对后者来说，表现为一种全新的质。 [71]这样，在《费尔巴哈与德因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他责备旧唯物主义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 [72]彼得罗·维利著，载于库斯托第编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2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注（13）中引用过。 [73]《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74]同上书，第242页注（27）。 [75]《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6页。 [76]《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8页。 [77]莱奥·奈维塔尔：《C.F.马耶阿的英雄史观》，载于《社会研究杂志》，第2卷，第1册，1933年，第42页。奈维塔尔着重批判了马克思之前的社会的、历史的障碍，这种障碍事实上阻挠了社会占有自然这理论的发展。 [78]《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79]这里使人想起《资本论》对劳动过程的分析。马克思在203页说：“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这里讲的是人作为“活的有意识的物”（第228页），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这种对立在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区别上是相对的。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245页，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写道：“这种对立的绝对必然性和绝对真理性的界限，正是确定认识论研究的派别的界限。如果在这些界限之外，把物质和精神即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当做绝对的对立，那是极大的错误。”马克思所坚持的物质存在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在意识之对一切物质存在进行中介之内。 [80]《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 [81]由于既是辩证法的又是唯物主义的思维问题，参见T.W.阿多谣：《认识论的反批判》（斯图加特，1956年），第193页说：“与唯心主义相反的理论，其特质并不在于它对本体论的基质或本体论原来论述的内容作出规定，而首先在于它意识到：不能把存在的东西还原到不可悄除的差异双方之一方——它究竟是哪一个——这极点上去。” [8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9页。 [83]同上，并参见《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4页。 [8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9页。 [85]同上。 [86]同上书，第50页。 [87]同上书，第50-51页。 [88]《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1页。对自然过程所用的词句在巴拉凯尔塞斯那里已可发现。 [89]同上书，第500页。 [90]同上书，第492页。 [91]《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92]《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7页。最后一行的着重点系作者所知。 [93]同上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489页。 [94]同上书，第489页。 [95]参见《经济学手稿》，德文1953年版，第389页。 [96]同上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页。 [97]同上书，第499页。 [98]同上书，第499-500页。 [99]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本书第三章。 [100]这点参见本书第四章。 [101]《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102]同上书，第56页。 [103]同上书，第201页。 [104]同上。 [105]马塞尔·奈丁古：《政治的无神论》（奥地利，格拉茨，1957年），第92页。 [106]《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页。 [107]同上书，第25页。 [108]参见上书，第22页。 [109]马塞尔·奈丁古，同前书，第92页。 [110]《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9页。 [111]《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8页。 [112]关于人的本性之历史规定性，参见“草稿”中许多对于理解马克思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再参见瓦伦·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见解》（纽约，1945年），这是资料丰富的博士论文，当然它并没有顾及到“巴黎手稿”与“草稿”。关于欲望的结构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在布洛赫用马克思观点解释精神分析的尝试中阐述了，见《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80页以下。 [11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 [114]阿多诺：《作为社会学范畴的静态学与动态学》，载《社会学》（Ⅱ），法兰克福社会学论集，第10卷，第237页，注（21），系引自《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115]《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116]例如同时代的权本华——他恐怕不能被怀疑为具有社会革命倾向——也完全和马克思一样，在支配形式中看到同一性的要素，这是颇有趣味的。叔本华这样说：“贫困与奴隶制……不过是两种形式，几乎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个事态的两个名称，其本质在于一个人的力量大部分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别人加以使用，因此，对于他来说就产生了这种状况：一方面劳动过度，另一方面他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因为对于人来说，自然给他的力量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他通过使用适量的力去在大地上挣得自己的生存，自然没有给他过分的力量。可是，如果把人类维持体力以图生存的物质盤要这共同重担，完全从不能说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人身上解除掉，那末剩下的人将肩负过重的担子而陷人贫穷。这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灾难，即产生了压在名为奴隶或无产者的人类大多数身上的灾难。”巴维尔·托因塞博士缩的《叔本华全集》，第5卷（缪亨，1913年），《附录与补遗》，第2卷，第268页。 [11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9页。 [118]同上。 [119]同上。 [120]同上书，第560页。 [121]关于马克思那里的“否定的本体论”问题，参见《社会学余论》，同前版，第30页，以及本书第四章。 [122]关于这点，参见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书信集》。它和与恩格斯的来往书信一样，不仅是马克思批判卡巴尼斯与托拉西之流的唯物主义的感觉论生理学家——意识形态概念来自他们——的书，也是一部马克思理所当然地批判F.A.朗格的唯物主义史的书，它证明马克思精晓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唯物主义的争论。 [123]关于这点，参见《自然科学与革命》中费尔巴哈对摩莱肖特的《食品论》（1850年）的评论，收入卡尔·古利耶的《从来往书信、遗稿和哲学性质的发展看费尔巴哈》（1874年），第2卷，第81页。 [124]参见雅柯夫·摩莱肖特：《生命的循环》（美因茲，1857年），第27-28页。F.A.朗格发现了这种思考过程，把摩莱肖特的观点叫做“自然哲学的变种”。见《唯物主义史》，第2卷（依塞隆，1875年），第97页。 [125]摩莱肖特：《生命的循环》，第40-41页。 [126]同上书，第42页。 [127]同上书，第86页。 [128]同上书，第394页。 [129]关于这点，将在别的关系上重复论及。无论是马克思（例如在《资本论》第1卷，第552-553页），亦无论是不能不接受其观点影响的化学家李比希在其《化学书简》（海德堡，1851年）第622-623页，都把自然的物质变换与国家作了比较。 [130]《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注（13）。 [131]同上页。 [132]马克思1843年10月3日致费尔巴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5页。关于马克思和谢林的关系，并参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向题》（柏林，1958年），第15页。在那里，他在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意义上去理解谢林的“诚实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卢卡奇进一步详细论述说：谢林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反映在他的自然哲学的反浪漫派的、甚至是明显的唯物主义的著作中，以及反映在例如他1799年所写的值得注意的反宗教的诗中，即所谓哈因兹·维达波尔斯特的忏悔诗中。《青年黑格尔》（柏林，1954年），第293页。 [133]卡尔·古利耶：《L.费尔巴哈》，同前版，第361页。 [134]谢林：《关于自然哲学的概念》，1797-1798年，见全集；第一部，第2卷（斯图加特，1857年），第54、111页。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讲到“物质运动的……永恒的循环”（《马克思恩格新全集》，第20卷，第378页）。 [135]谢林：《关于自然哲学的概念》，同上书，第518页。 [136]同上书，第520页。 [137]同上书，第518页。 [138]马克思1843年10月3日致让费尔巴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5页。关于马克思和谢林的关系，并参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向题》（柏林，1958年），第15页。在那里，他在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意义上去理解谢林的“诚实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卢卡奇进一步详细论述说：谢林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反联在他的自然哲学的反浪漫派的、甚至是明显的唯物主义的著作中，以及反映在例如他1799年所写的值得注意的反宗教的诗中，即所谓哈因兹·维达波尔斯特的忏悔诗中。《青年黑格尔》（柏林，1954年），第293页。 [139]谢林的《关于自然哲学的概念》，第519页。 [140]《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 [141]同上。 [142]关于这点，参见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第239页。 [143]《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 [144]同上。 [145]《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146]《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页。 [147]同上书，第555页。 [148]同上书，第533页。 [149]同上。 [150]同上书，第204页。 [151]例如，马克思把机械的劳动资料叫做“生产的骨骼系统”，把起着劳动对象的容器作用的劳动资料叫做“生产的脉管系统”，参见上书，第1卷，第204页。 [152]赫尔曼·迪尔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集》，第1卷（柏林，1922年），第四版，残篇（90）。 [153]《政治经济学批判》 [154]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 [155]《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 [156]同上书，第78页。
第十四章替天行道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十四章替天行道 1．黑灯照 “来看这逆贼的头啊！”1803年2月，刽子手在伦敦围观者面前高举起爱德华·马库斯·德斯帕德的头。他和他的六个难友被判犯了叛国罪（图谋杀害国王），七个人全都英勇就义。德斯帕德坚称他无罪，他的死是因为他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朋友”。围观者既愤怒又同情。伦敦报纸担心，若殉难者是沿着大街拉向刑场，而且是在泰伯恩刑场[1]或肯宁顿公地而不是在索思沃克处决的，就有可能发生暴乱和劫法场的事。在那些目睹行刑的人中，有个叫杰里迈亚·布兰德雷思的青年工匠。14年后，他自己的头也要在德比城堡前的一群人面前高高举起：”来看这逆贼的头！” 从德斯帕德到布兰德雷思，非法活动的传统延绵不断。这个传统将永远不能从朦胧不明中澄清出来，但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接近它：其一，可以通过对1800至1802年间”地下活动”所留传下来的证据进行考察。其二，通过对史料作出的批评性意见。其三，通过对半合法的工会传统进行考察。我们若不预先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就不能理解卢德运动，也不能理解战后年代的彭特里奇起义、奸细纳奥利弗和卡图街密谋等等。 在18世纪90年代末”联合英格兰人”若明若暗的社会活动中，我们看到非法活动的传统在萌生。[2]1800年到1801年，整个英格兰又突然发生许多骚乱，其中多数是抢粮风潮，由拿破仑大陆封锁时期的粮食匮乏和物价腾贵所引起。但这里也有某种初步组织的迹象。有些骚乱和买者”罢买”是由传单事先通报的，其规模表明有委员会在做组织工作，他们可以接触印刷机。1800年9月伦敦出现这样一份传单： 同胞们！ 对被收买后的奴才和政府的佣工强加给你们的半饥饿状杰，你们还将默默地怯懦地忍受多久？你们还能容忍他们继续进行扩大他们的垄断范围而你们的孩子却正在哭着要面包吗？不，不能让他们再存在一天了！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从沉睡中醒来吧。星期一在谷物市场上见！ 六天中谷物市场上骚乱不已。11月有传单号召”商贩、工匠、帮工、零工等等去肯宁顿公地集合”——这次会议只是由于军队到场才没有开成。在朴茨茅斯，造船厂”机工”决议在价格下跌之前，”不再食用黄油、奶油、牛奶和土豆”。在诺丁汉，军官们试图叫观众高唱”上帝保佑吾主”，却被观众扔石子赶出了剧院。也是在诺丁汉，在18与19世纪之交的时候，人们还是每年举行庆祝活动栽种自由之树。有一次，当局曾截获一封信，内容描述一次成功的抢粮风潮，信中热情称颂”人民在星期二的行动，他们以无所畏惧的勇气顶住了义勇骑兵队的火力，以致使绅士们吃惊……写信人还加上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群众不再有”雅各宾”和”教会与国王”派之分了，”最叫绅士害怕的是看到各派联合，现在没有……潘恩派，也听不到像‘上帝保佑吾主'这样的歌了。”可见在”暴民”的半政治性行动中，群众的态度有了重要转变。[3] 与此同时，警报不断涌向内政部。闹事最严重的地区看来在诺丁汉、兰开郡工业区（据说联合爱尔兰人和联合英格兰人仍在该地十分活跃）和约克郡西区。我们可以把约克郡西区的有关材料拼凑在一起：地下组织从雅各宾的据点设菲尔德向外扩散，1800年9月，在一个作坊里发现公然贴着一份煽动性传单，其中说：”农夫K-G-正忙着往穷人的空肚子里赛（塞）刺刀”。[4]12月，设菲尔德的地方官发觉有必要颁布一份文告，禁止夜晚在田野里召开”有很多人参加的”会议。各种报告送到郡守菲茨威廉伯爵手里。在一次讨论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降低食品价格的会议上，一个奸细听到有人谈论长矛和武器，当这个奸细暴露身份时，他就被赶了出去。人们加入各种秘密社团，还庄严地进行结盟宣誓：”有一个组织系统正在发展——秘密委员会——正在准备敌视政府的武器”。设菲尔德附近经常召开会议—— 晚上十点——一个演说家戴着面具向群众高谈阔论——他借着烛光宣读外社团的来信，读完就立刻把它们烧了。 任何人若不向外圈的哨卡通报口令，就不得进入会场。[5] 1801年3月，恐慌已扩散到利兹和哈德斯莫尔德；地方官担心”下层等级正在图谋反叛”，有”一些人走门串户，拼命想拉老百姓起誓，叫他们此呼彼应地调整和压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兰开郡两个地方官在一封信中断言：一月份在莱恩河畔的阿什顿附近召开过某种形式的代表会，与会的”代理人”来自约克郡、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和伦敦，就在这个时候，皮特用来禁止煽动性集会和中止人身保护法的两项法令(1795年底获通过)到期了。尽管各个团体间有组织的通信仍属非法，但从技术上说召开群众大会又算合法了。儿星期内，在几十个广泛散布的地区召开了抗议大会，这些会议往往靠手写传单召集。约克郡在设菲尔德、威克菲尔德、杜斯伯里、宾利等地开了会。在宾利，4月初有人把传单偷偷塞进门缝和市场摊铺，号召人民参加一次”自由之友联合”的示威集会。会议的目的是抗议食品价格过高，”揭露欺诈舞弊和形形色色的世袭制政府，减轻税务压榨，提出方案使无依无靠的儿童能够上学，使老人和穷人有舒服的生活……灭绝可怕的战争行为”。 你们是否愿忍受那一大帮贪心的帮凶政府坏蛋——谷物贩子——当官的——领年金的——寄生虫等等欺诈你们，而你们自己却饿得没有面包吃？不，不能让他们再有一日稍存，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把宪法从密室里拉出来——把它公之于众，让大家监督——撼树要撼根……[6] 下院一个秘密委员会报告说：”时局似乎在动荡，国家的不同部分在同日同时突然召开无数集会，其势头之大，若不加阻止，必大大危及公众的安宁。”4月底煽动性集会法再度生效，人身保护法继续中止一年。 宣传活动又立刻转入地下。我们可以再次到约克郡西区去追踪它的历史。集会在1801年夏季持续不断，主要是在晚上开，巴特利、奥塞特和萨德尔沃思也成了集会的中心。1801年7月，在哈利法克斯似乎召开过某种形式的代表委员会，到会的有来自各纺织城镇的代表，有一个设菲尔德人曾发言。会上谈到宣誓问题，也就是与联合不列颠人即联合英格兰”合作”的问题，该组织主要活动中心大概是彭奈恩山脉那边的博尔顿。所有参加者都要正面回答三个问题：（1）是否要求全面改变制度？（2）是否准备在使子孙后代获得自由的斗争中承担风险？（3）是否愿意尽你所能地去缔造自由之友们的友爱和亲善精神，不遗余力地摄取可以得到的一切政治信息……”八月份利兹也有报告说那里召开过一次代表会议；据一个地方官说，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在法军登陆之前不可能再召开任何会议”，随后就休会了。威克菲尔德一个地方官也附和说：“……他们的目标是发动革命，而不满分子的叛变完全有赖于敌军对我国的入侵。”[7] 集会现在变得相当普遍，以致《利兹信使报》也注意到了。这家报纸的编辑爱德华·贝恩斯曾经是普雷斯顿一个”雅各宾”俱乐部的书记，但现在却急于要和”一切有政治目的的秘密团体决裂”。该报在社论中评论说：半夜三更召开政治性集会已变得”极为常见”。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是出于”不好的动机”，也可怀疑与法国有秘密通信。他还指责改革派”像无法无天的匪徒”一样缩进”深洞里”。贝恩斯的评论促使本杰明·弗劳尔毫不妥协地作答，他的《剑桥消息报》（还有蒙哥马利的《设菲尔德彩虹报》）是坚持到19世纪的最后几张改革派地方报纸。1800年11月弗劳尔发文号召举行群众示威要求和平，人民（他说）”看出并且感觉到战争和捐税的后果是抬高一切消费品的价格”。他指责贝恩斯”见风使鸵”，为”教会与国王派”的宣传助威，蓄意诽谤改革派”与法国通信”，往他们脸上抹黑（而他们，除秘密集会外别无他法）还安慰： 那腐败放荡的制度，这个制度使欧洲大片地区荒无人烟，杀害数百万人类同胞，剥夺我国人民最宝贵的权利，把国家引向崩溃的边缘。 弗劳尔这种人的旧潘恩式激进主义（这种人不怕起诉，也不怕冒险在不满群众中进行鼓动）与贝恩斯谨慎的”立宪”辉格激进主义的分道扬镶，在19世纪的进程中将变得日益重要。[8] 10月，当和平预备条约获准通过时，群众欢欣鼓舞，似乎出现了一个间歇期。但在1801至1802年的冬天，约克郡西区又开始报道”夜半”会议，还报道反麦芽税、窗户税和限制自由的抗议活动。和平在1802年3月到来，但晚间集会仍在继续，尽管地方官多方努力，却找不出谁是会议的领袖。1802年8月利兹市长给菲茨威廉伯爵的一封信最详细地记载了其中一次集会： 关于夜间集会，他们继续举行，虽然不到开会时别人根本不知道集会地点。星期五晚上约在午夜时分，在离利兹六英里、伯斯托尔二英里、远离一切交通要道的一段荒路或峡谷中开了一次会。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告诉我，说他企图参加会议，但发现老远就有人在各个方向上把守，最外一层警戒的人走过来搭讪，想把他引到相反方向上去。他吵着要过去，这时，他发现还有一道不固定的流动警戒，他们询问他是干什么的，当他继续向”黑灯照”挤过去时一声口哨响了，随即他听到人的说话声，其言词和声调使他决不敢再向前走出一步。他们在等一些他们称之为绅士的特殊人物，但这些人还没有来，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记起在路上无意中听到的话…… 从其他可靠方面我得知，组成”黑灯照''的总委员会在星期五晚上大概由200人（由那些和其他九个人谈过这问题，并让他们宣誓入会的人）组成，这些人按同样的原则成为委员会成员，循环无限。”取消一切赋税，享受全部权利”，这就是头领们提出的话题，也是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纽带。”到圣诞节时他们就能功成名就，某一天晚上他们会在各个地方同时举事。”[9] 只要有组织，它就有可能使用印刷机。1802年6月，一个约克郡西区地方官交给内政部一份小小八页纸的”致联合不列颠人”，声称要把所有想推翻民族之压迫者的人联合到”感情的链条上来”： 他们把一个有见地的民族的独立自由看做是叛逆，因为他们害怕正义会落在他们罪恶的头上……。[10] 秋天，有两个设菲尔德人威廉·李和威廉·隆克斯利因主持秘密478宣誓而受审。据供述，他们在1801年10月至1802年8月间是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在设菲尔德有1000人，他们打造矛头，拥有埋藏武器的秘密仓库。组织由”长官及指导”率领，这些人在夜间对会员操练。组织上的目标不清楚，但(利兹市长致信菲茨威廉说)”穷人中有一种想法——认为他们不应该纳税……成千上万的人怀有秘密的信念，并纵容着一种希望：时机已经成熟了”。[11]李和隆克斯利被判七年流放。[12] 11月，德斯帕德及其伙伴在伦敦被捕。12月，有更多的消息说设菲尔德在准备武器。迟至1803年8月，还有人向菲茨威廉告密说，起誓及制造矛头的活动仍在继续。尽管菲茨威廉一向怀疑，他还是写信给国务大臣说：秘密组织“渗透到本国制造业区的一大批人中，军队和民兵也有大批人起誓”，誓词如德斯帕德事件中所用的一样。地区间有特使来往，”很少有什么东西写下来，而一旦有，就一定在传递后立即销毁”。”领导人从不在自己的镇上开会，当他们需要商量时，他们就离开家走得远远的。”[13]这以后，”黑灯照”仿佛就消失了。 在同一时期，南兰开郡和中部部分地区也有类似的报告。显然存在着一些地下组织，它们想把对物价腾飞和食品短缺的不满转到革命的轨道上去。这方面证据之多，又出自许多独立的资料来源，故而完全不可能支持那种广为接受的历史虚构，说什么除了在大臣、地方官和奸细想象之外，根本不存在”骚动”。然而在这一点上资料只能导向模糊不清：“联合不列颠人”真在全国存在过吗？德斯帕德中校是否和它有牵连，或和兰开郡、约克郡西区的地下组织有牵连？是否与法国及都柏林的罗伯特·埃米特有联系？地下组织在1802年之后还存在吗？ 德斯帕德审判案几乎没揭露什么。虽说包含着大量的暗示。德斯帕德中校(1751—1803)出身于爱尔兰地主家庭，有过卓越的军功。纳尔逊[14]应召出庭作证时说：“我们一块儿去西属美洲海岸，我们一块儿和衣而睡了许多夜晚，我们一块儿测量敌军围墙的高度。在那些日子……谁也比不上德斯帕德中校那样对君主对国家忠心耿耿。”[15]纳尔逊对他的战友评价极高，曾指望他能升到军中最显著的职位上去。但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1780年之后他们就没有见过面。从1772年起，德斯帕德一直在西印度群岛和英属洪都拉斯服役，直至1790年应召回国，领取半薪。看来他一直是当时那一大批军官的典型，他们的钱和势都不足以被人承认，升迁的机会被别人骗了去，斗不过与宫廷有牵连的一些笨伯，被对手指控为行为不佳，在权力的门口长期等待，[16]在德斯帕德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役军官的个人不满混合着对腐败伪善的政治生活的普遍厌倦，而这种同样的混合使科克伦勋爵变成一个激进派。 但德斯帕德又是个爱尔兰人，1796年或1797年他已经全力置身于爱尔兰的独立事业，因而既在伦敦通讯会的总委员会也在联合爱尔兰人和联合英格兰人隐密的伦敦小圈子里工作。奥科伊格里在弗尼瓦尔地下酒店接触的那批人中有一个就是他。[17]1798年初，枢密院接到许多关于他活动的报告，说他在建立一支地下军事组织，把伊丽莎白时期的职业军队风格和19世纪革命军的特点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虽然组织的目标是雅各宾式的，但应征为德斯帕德服务的人却被许以成功后的高官厚禄。1798至1800年人身保护法中止期间，德斯帕德锒铛入狱，他的案子在当年弗朗西斯·伯德特和伦敦群众的”不要巴士底狱”的鼓动中曾经是最突出的。1800年他出狱后，大概就立刻又着手组织他的革命军去了。 他在1802年11月的最后一周被捕于兰贝思的”奥克利纹章”酒馆，他当时大约和40名工人与士兵在一起。他受审时，有些事实是明确无误的，德斯帕德及某些同伴在前几个月中不停地奔波于工人阶级伦敦酒馆的聚会场所中，比如纽因顿的”飞马”，白教堂的”双铃”和”车马”，干草市的”火腿与风车”，圣贾尔斯的”棕熊”和”黑马”，哈顿菜园的”流血的心”等。所有这些地方的同伴都包括零工和士兵，爱尔兰人的比例很高，肯定讨论过某种密谋。 他受审时，当时的报纸还引用了其他事例，但这些则必须用更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据引述，在查塔姆和伦敦两地兵营中，雅各宾派禁卫兵招募了大批人马，让他们通过秘密起誓后加入密谋。在犯人们身上发现的文件，记录了协会的”章程”，那就是： 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独立——公民、政治及宗教权利平等化——在斗争中牺牲的英雄，其家属将得到充足的生活品。 有功者重赏——这些就是我们争取的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宣誓团结在一起。[18] 士兵们受到邀请去参加”宪法协会”，以便”战斗，砸碎这奴役束缚的锁链”。这个组织（据说）在索思沃克一地就至少有七个师和八个旅，在巴勒、玛丽莱本、斯皮特菲尔兹和布莱克沃尔还有更多的师，主要分布在”零工、帮工、普通士兵”、解雇的水手以及爱尔兰码头工人中。这是个仿军事组织，”每10人一连，当达到11人时，第11人领导”一个新连。各连都由一名”上尉”率领，每五连组成一个”旅”，由”上校”指挥，而另一方面，若这就是公认的组织形式，那么看起来并没有广为实行。据一个证人说，德斯帕德曾说过： 正规组织在伦敦对我们是有害的，它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但在外地正规组织却是必要的，而且我相信，是相当广泛的…… 这种组织在伦敦”确实是不可能的”，但他提到利兹、设菲尔德、伯明翰、曼彻斯特和查塔姆是”外地的”中心，这几个地方都有这种组织，而且他和它们有联系。 审判还提出另外一些说法，指责德斯帕德中校及其革命军在急切准备政变，说他们想袭击伦敦塔和英格兰银行，从内部夺取兵营，打开监狱，杀害或逮捕国王。据称德斯帕德曾说：“我已深思熟虑过一切，上帝可以知道，我的心已经变硬”。在密谋者眼中，内阁是”吃人者。”夺取伦敦塔或抓住国王对伦敦群众来说是起义的信号；而邮车（它们都从一个中心驶离伦敦，这个中心在皮卡迪利）”被挡住，这就是对外地人民的信号，说明伦敦城已经暴动了”。 并没有真凭实据说德斯帕德的案子是”编造的”，虽然在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他无罪[19]，而且这种说法在辉格党史学传统中一直传下来。不错，为政府作证的人声名狼藉——特别是过去的雅各宾派钟表匠约翰·恩布林及某个禁卫兵，他们俩都转而为政府作证，后者还把他兄弟的命给卖了；同样不错的是，关于军中密谋的大量证据只是间接地牵连到德斯帕德，而且也许是背着他甚至违背他的劝告而进行的；而那些企图杀害国王和夺取伦敦塔的绘声绘色的描述，也许是作为应景之作捏造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德斯帕德和他的辩护律师都没有对那些频繁在伦敦下等小酒馆召开的会议目标作出过丝毫解释，而在这种酒馆中，像德斯帕德这种身份的绅士是不大可能光顾的。德斯帕德只是在死刑判决通过之后，才打破他在对自己及同伴的审判过程中始终保持的沉默。而即使如此，那也只是一种告诫： 大人，你把诱惑这些人的角色归之于我；但从审判中所出示的东西及为反对我而引用的证据中，我看不出任何证据说明是我诱惑了这些人。 在当时的场合下，这话只能被理解为他承认有一个密谋，不过德斯帕德远不是发起者，而只是被别人拉进去了的，至于这些人是谁，他却忠诚地保持着沉默。 弗朗西斯·普雷斯（他曾和德斯帕德同在伦敦通讯会总委会共事）30多年后为一份手稿作注时说：“德斯帕德中校……是位少有的心地异常善良的绅士人物——一个少有的好心人。”“雄辩者”亨特是在他碰到德斯帕德的时候（在王座法庭吃官司时）最早接触雅客宾思想的，他也以类似的笔触写道：“这是个善良的绅士般的人。”我们是否应接受那通常的说法，即追随他的人“微不足道”，或“若不设想他心智不全，就无法解释他那愚蠢的阴谋”[20]，1798年爱尔兰的形势就足以搅乱每一个爱尔兰爱国者的心。而且若我们设想（我们有理由可以这样设想）德斯帕德这个圈子可以接上伦敦通讯会的老关系，也可以接近在英国的“联合爱尔兰人”[21]，而且他们还和约克郡的“黑灯照”这类组织有松散的联系，[22]那么密谋之说就相当严肃了。此外，海军兵变提醒我们：军中有革命组织也绝不是不可能。陆军中怨声载道，其程度并不比海军轻——比如对津贴、伙食、居住、家属的赡养、纪律、鞭刑等等。士兵们获许在晚上穿便装去伦敦的酒馆和工匠劳工们坐在一起，安全保卫措施很少，雅各宾派使者可以轻易地走进营房中兵士的宿营地——正像1817年班福德和米奇尔所做的那样。[23]在今天看来，一个投弹兵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波拿巴”，这似乎不大可能；但德斯帕德的一个同伴却这样做了。政府方面说禁卫军第三营至少有300士兵、第一营有三四十人卷人这项密谋，这个说法恐怕有点牵强附会，但选出来和德斯帕德一起受审处的六个牺牲者，却都是禁卫兵，这个例子说明政府确实对密谋的范围有所不安。 全面观察这些论据，就应该把德斯帕德一案看做是英国政治史上真正重要的一件事。它把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德斯帕德与罗伯特·埃米特有一些接触）与伦敦的劳工、北英格兰的剪绒工及手织工的疾苦连接在一起了，它是18世纪90年代老雅各宾主义的最后一颗火星，它和德斯帕德一起受到最惨的失败。这件事好像证明政府的“告急”政策和暂停公众自由的政策是对的，它还在一个极端雅各宾派的小圈子里为政变的策略（或者可以说是政变的幻想）开了头，后来这一直是伦敦一些小组织的目标，直到卡图街密谋（1820年）时为止。而阻挡邮车，用它来传递总起义的信号，这种念头到宪章运动时又萌生。 德斯帕德带走了大多数机密。假如真如他所说，他的图谋杀害国王和内阁罪是无中生有，那么他也没有解释过：他的组织的目标是什么。据有人记载，他在绞刑架上说： 我知道，由于敌视政府那些血腥、残酷、强制而又非法的手段，政府已决意拿我开刀，而用他们津津乐道的法律作借口。……公民们，我祝你们健康、幸福、昌盛；虽说我不能活着见到那神圣的变化带来的幸福，但请相信，公民们，那一天终会到来，而且会很快到来，那时，自由的光荣业绩将凯旋而归…… 如果说德斯帕德并未参与禁卫军中的共谋，那么有可能他是出于道义的原因而不能进行辩白，因为这会牵连其他人。但起诉也是有克制的，它将案子仅局限于某些有真凭实据的公开活动上，同时又宣称它还掌握着从告密者那里得来的更多情报，这些告密的人在审判中没有暴露，因为他们“为国家未来的安全……应不被别人怀疑”。案子审理的时候英国仍与法国保持着和平，有谣传说有关法国牵连在内的证据都抽掉了。《晨报》说：“德斯帕德深受这种观点影响”： 即革命不是由广泛的群众团体完成的……而是由一小批奋不顾身的人来执行，这些人在施展沉重的打击之后，比如暗杀了国王，使伦敦充满恐慌时，就能够找到成千上万的人支持他们。 “穷人……相信他是个殉难者”。“德斯帕德的无头之躯是否会走进每一间酒吧，去找到100倍的新信徒……？”[24] 2．无形之影 许多年中，《晨报》发出的警告看来是过分了。直到1811年，地下活动才重露端倪，而这时是以暴烈的产业冲突——卢德运动的形式出现的。卢德派以特别的工业目标为攻击对象：摧毁动力织布机（兰开郡）和剪绒机（约克郡），抵制中部地区针织业中违背惯例做法等等。要解释这些行动，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随即的经济和产业方面的灾难情况吗？ 但我们要提出另一种解答。要想作出任何解答，历史学家都会在解释史料时遇到困难，而史料却又非解释不可。从18世纪90年代到1820年，这些史料又非同寻常地打着党派的印记。 首先，是当局有意识的派别倾向。从皮特到西德默思，政府只遵循一种政策。对于不满情绪必须先声夺人压服之孤立之；而为做到这一点，可以把不满说成有亲波拿巴分子的密谋嫌疑，或者（在1815年以后）有狂暴造反的图谋。每个下院秘密委员会（1801年、1812年、1817年）都曾呈递断定存在着谋反组织网的危言耸听而缺乏证据的陈述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需要密谋者，这样就可以为继续执行镇压性立法提供合法依据，从而防止出现全国性群众组织。 但如果说所有的改革派都是法国的代理人，这种神话就必然会导致一种古怪的逻辑。它不仅意味着改革派被迫采用了隐蔽的秘密活动方式，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当局也被迫以其他任何时期未曾有过的规模使用奸细和密探，以渗透到这些活动中去。密探和挑唆人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密探计件取酬，因此他的情报越耸人听闻，他的生意就越有利可图。无中生有的情报对传播这种神话的当局来说真是求之不得。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人知道政府本身会被密探所编造的阴谋欺骗到何种地步。为孤立和恐吓潜在的革命者，有可能采取一种故意挑唆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皮特在压制通讯会社时所执行的政策，合乎逻辑地导致了奥利弗事件和1817年的彭特里奇起义。这些年来充分暴露了捏造事实、恐吓威胁、双重奸细等种种令人作呕的现象，因此这种逻辑没有导致预定的结果反而是值得遗憾了。假如卡图街的密谋者达到了目的，暗杀了全体阁员，那么内阁就是被那些由其自己的镇压性政策所造就、为其自己的奸细所武装起来的密谋者所杀害。 因此，当局为1798至1820年间地下密谋活动所提供的证据，是大可怀疑，甚至是一无价值的。而这也确实就是当时改革派据以反驳的主要理由。包括伯德特和塞缪尔什·惠特布雷德等在1817年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施鲁斯伯里议员H.G.贝内特把秘密委员会的报告掷在下院地板上并说这是“对全体人民的诽谤……是垃圾，我只认为适合把它踩在脚底下”。一代代历史学家也持有大体相同的观点，他们或者是想严格遵守信证法则，或者是同情改革派，或者像最近一段时间那样，冷冷地不加验证就断言任何有意识的革命活动都是非英国式的。他们为对抗关于雅各宾阴谋和斯彭斯派阴谋的神话，便宣扬一种英国“合法主义”的反神话，把信任寄托在另外一种主要的情报来源——弗朗西斯·普雷斯搜集的档案（手稿、回忆录、小册子、剪报等等）上。 这些档案价值连城。但普雷斯却绝不是那子虚乌有的“客观旁观者”，他也有高度的派别色彩，而且深深卷入在使1806至1832年整段时期光彩大减的激进派内部纷争中，他对意见不同的人很不耐烦——在他看来，科贝特只是个“无原则的吃软怕硬的懦夫”，雄辩者亨特“冒失、活跃但庸俗，他是功利主义有关工人问题的官方资料搜集人，当他着手写回忆录时，他一心想强调温和派的贡献，贬低“民众鼓动家”的作用。此外，资深改革派对他极不信任，1810年他是一桩验尸案陪审团的陪审长，这个陪审团认定不得人心的坎伯兰公爵无罪，为他洗刷颇有证据的谋杀书僮罪嫌疑；人们还知道他和某些改革派所讨厌的人来往；伯德特和亨特都曾在公开场合下指责他是“奸细”。这种指责是荒唐的，因为奸细总的来说是更可鄙的一类人。但从另一方面说，普雷斯——在1810年以后——对必须进行合法主义的改革，深信不疑，因此如果他真的掌握着密谋造反的证据，他完全有可能把它转交给当局。所以我们在谈论普雷斯档案时，必须记住他虽然处在有利的位置上，可以搜集首都改革运动和比较“体面”的工会、行业俱乐部等情况，但在某些范围内，他的情报与政府的一样大而化之。他对中部和北部地区知之甚少，对非法工会组织知之甚少，而且如果真有严肃的地下政治组织存在，其组织者必不允许普雷斯探见它的机密。[25] 这样，我们就比较接近问题的核心了。还有第三大理由说明史料为何遮掩不清，这就是工人阶级要它们这样，而“要”这个词是十分恰当的，确实，在英国有两种文化。在工业革命的中心，新组织新观念新社会模式不断涌现，它们被有意无意地用来抵御官员、雇主、神父或奸细的侵蚀。新的团结不仅是一种融合的团结，而且是一种排斥的团结。在当局看来，他们的问题有3/2是能不能得到可靠的情报。地方官从他的驻所骑马而行，穿过拥挤的邻街走出数百码，就发现人们把他当做敌对的外国人来看待。他们想找出工会的分支组织，比皮萨罗的海盗似的冒险家在秘鲁的村庄落中寻找金杯更无能为力。[26] 所以，我们在读内政部档案(我们主要的第一手资料)时常常因其荒杂而为难。官员和军官们像不识途的游人，由他们自己的密探任意摆布。互助会对一个从未考虑过穷人安葬费的人来说，有可能像一台煽动机器。而一个在野地里夸夸其谈的传教士，听起来就像是德斯帕德的代理人。雇主有可能希望用雅各宾的故事来把地方官吓得魂不附体，以确保对工会分子严加惩处，治安官从告密者(给钱的、或匿名的)及其他中介人如酒馆老板、行商小贩、士兵等等那里攫取零星的消息。这里人们发现有人把当天早上理发师带来的闲言碎语郑重地报告给约克郡西区的郡守。那里人们又发现另一个人在1802年从巴恩斯利写信说：“女人们都在神秘地交谈，期待着某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事，一个地方人们又发现某个卫斯理牧师写信给波特兰公爵谈1801年以博尔顿为基地的某个革命者的大联合会——而事情的出处是某个“可靠的朋友”，这个朋友从设菲尔德一个教堂的“卫斯理宗歌手领班”那里听来，而领班又从另外一个什么人那里听说这条消息。[27] 这一类闲言碎语自然无聊，但我们应更细致地考察一下密探的作用。英国人天真地相信在内部事务中使用奸细是“非英国式”的，那是“大陆的奸细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古老的英国治国术，也是一种古老的警察手段。早在克里斯托弗·马洛[28]落入密探的圈套前很久，这种东西就已经存在，反天主教、反共和国和反詹姆士党，斗争中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则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刑事犯罪活动中，它出于一种颇为不同的理由持续存在(1780至1830年的50年中尤为盛行)。常备警察力量很不完备，导致“按成果付酬”的制度产生，即按定罪的程度给一定级别的报酬(亦称泰伯恩票证)。这又反过来滋养了一群讨厌的中间人，他们靠揭发犯罪获利，而为了利益所在又要求他们夸大，甚至编造事实。19世纪初在纯刑事案件上揭发过好几起这种骇人听闻的挑唆事件，而且无疑还有许多事未被人知。卢德派也和其他刑事案犯集团一样，受到高额悬赏，征求可以定罪的情报，臭名昭著的曼彻斯特代理警监约瑟夫·纳丁，就有人怀疑他用不正当手段弄泰伯恩票证加以出售从中渔利。1817年英格兰银行控告124个人假造钞票或使用假钞，而激进派报纸则揭露在有些案子中，靠出卖人命赚钱的密探把假钞票“栽”到无辜的受害人身上，而从其定罪中提取酬金。[29] 如此，政治的和刑事犯罪的传统都赞成雇用密探，“平定”爱尔兰所取得的经验加强了这种看法，特别是在1798年以后，但是这样雇用来的密探素质却大不相同。在少数场合下，为对付激进的政治运动，当局可能挑选像“公民格罗夫斯”那样有一点文化也有一点能力的人打入到运动中去，格罗夫斯在1794年成功地渗入伦敦通讯会的核心会议中。但大多数密探却主要是那种传统的“卖人命赚钱”的雇佣兵，最近有人竭力想消除人们在传统上对奥利弗这种人的某些憎恶感，把他们描绘成“侦探”，在其心目中他们似乎扮演某种危险却又诚实的角色，这种做法是全无道理的。[30]在战争中，甚至在内战中，都可以这样来看待密探；但在皮特或西德默思向改革派发动的战争中却不可以这样看，因为力量的对比大不均衡，况且告密者分成两种，首先是有些被当局找了麻烦的人，他们操持此业，是为赎身免遭官司（或者释放出狱招募这种奸细的最好土壤是债务监狱，19世纪之交有个叫巴洛的人就是这种应募人中最叫人恶心的一个，在曼彻斯特和设菲尔德的酒馆中寻欢作乐（还企图牵连一批中等阶级改革派），又不时写信给内政部可怜地要钱，不仅为其手头开销，而且是为偿还以前债务，（据他自己说）这是在他接受雇用时给他许的诺，他显然做得太过分了，在他的一封乞讨信背后有人（也许是波特兰公爵）粗暴地写道：“为甩掉巴洛如果还需要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这封信了。我提议给他20镑之后立刻打发他。”[31]（据某个动机不那么卑鄙的、后来又为这种行为感到羞愧的密探说，政府与卡斯尔、奥利弗及爱德华兹间的联系，“全都开始于舰队街监狱”。[32] 第二种密探中有叛徒，他们曾是积极的改革派，为保全自己或为钱而当上奸细，也有偶尔自愿的贪心汉，企图按“件”出卖情报。荣誉心和职业道德在这两种人身上都很少。[33]但另一方面，若认为这些人的报告一概没有价值，那就错了，坏人可以在坏事中起作用。[34]假使可以从内政部、财政部和枢密院收藏的各种全然不同的文献资料作一个概括的话（包括书面报告及信件、誉抄的口供、囚犯的坦白等），它们可能会是这样一种情况： 1．告密者显然有一种使自己的报告耸人听闻的倾向（如哈孟德夫妇及其他人已指出的那样，他越是出于为钱的动机，他就越挖空心思想提供其雇主所希望收买的情报）。 2．但雇主又不全是傻子——这是个常被人忽视的事实。他们也了解这种倾向，地方官的利益所在也是取得准确的情报，他们并不愿意像傻瓜那样被派去搜寻根本不存在的武器库，也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追踪酒馆演说家上面。他们常常事先就心存戒备，不只雇用一个告密者（相互不认识）作为核实情报的方法。治安官在向内政部传递情报时，要对情报的可靠性作出某种估价，是普遍的做法。 3．然而这种情报却是一面观察历史的哈哈镜，又不仅仅是因为多数奸细倾向于给非罪的活动套上一个有罪的框子，而且因为有一些情报他们没有发出，这包括了对政治不那么热心的多数人的思想及兴趣，同时也包括了不列颠的大片地区。这里，我们不仅应考虑奸细的动机，而且要考虑雇用奸细的治安官们的动机。从公共档案馆的资料看，自18世纪90年代末到1820年，博尔顿似乎是英格兰的头号造反中心。但完全搞不清这究竟是因为博尔顿人特别喜欢革命或是因为博尔顿受到两个精力太盛的治安法官之害。托马斯·班克罗夫牧师和弗莱彻中校这两个人都似乎以不同寻常的规模雇用奸细（或“使者”）。 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英国在这段时间中基本上是由托利党统治。一个地方官若孜孜不倦地给内政部写信，他大概会是个狂热的反雅各宾派托利党，或出于私人的理由博取政府的赏识。在同一时期，约克郡来的许多报告比兰开郡的简单得多，虽说没有理由相信设菲尔德或巴恩斯利就比曼彻斯特或博尔顿革命情绪更少。约克郡有一个辉格党郡守菲茨威廉指导下的辉格党地方政权，菲茨威廉不喜欢托利党干预他的事。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许多“老派”的治安官，不管是辉格还是托利，他们认为维护治安是教区的事，是当地贵族的责任，给内政部写长信毫无必要，令人厌恶，而且还多少有点失身份。 对中央政府的这种嫉妒事实上是导致了许多纠纷。历届内政大臣都以一些异常积极的地方官为依靠，这些人的权威伸展到自己的边界之外。高级军官和地方官彼此打小报告，报告对方的动静。卢德运动时，斯托克波特一个积极的诉讼师劳埃德先生受到鼓励，把他的权威伸展到约克郡，甚至把政府方面的证人拐骗到彭奈恩山另一边。[35]在战后年代，博尔顿的弗莱彻中校掌握的曼彻斯特改革派情报，往往比当地法官还要多。1817年奥利弗直接由西德默思派往中北部时，他好几次差一点被地方治安官逮捕，以为他是真正革命者。 由此，我们必须认为内政部档案的确失真，不仅是在这点那点上的失真，而且是整体上的失真。我们不仅应对呈送进来的信件的字里行间，而且要对从未送出的信也加以探讨。4．大体上可以说，当局向非法政治组织的渗透比向工业组织的渗透成功得多，对地区组织的渗透比对地方组织的渗透成功得多。无论在全国范围还是在地方范围内都是如此。这里的原因不说自明。对一个密探来说，假扮成雅各宾分子或激进派要比冒充大剪绒工或针织工容易得多。政治社团集结于广大地区并来自不同的社会集团，而非法工会或卢德派团体则产生于工场或村落，其中每一个人大都彼此认识。奸细们发现，正是在镇与镇相连，地区与地区相连的地方，他们最容易渗透。 5．记住所有这些后，我们还有两点要谈。首先是一句老生常谈，即根据旁证的一般规则，每一份报告都必须仔细审查。提到这点很有必要，因为现在变得有点时兴的是对所有这类报告都认为不可信而不予考虑，或谓对所有一切同纯正解释无法吻合的报告都不予考虑。但很少有什么报告不给批评留下把柄，为其他材料、内证、本质上可能的结果等等所证实或反驳。 我们可以看两个例子，都是1817年的。第一例是某密探报告曼彻斯特一个改革派的演说： 他然后陈述穷人及其子女的状况。孩子对父亲说：给我一点面包，父亲回答说没有，孩子说到处都没有了吗？父亲说，有的，有很多，但暴君和强盗把它从我们这儿夺走了。现在该你们（指人民）伸出手去把它再拿回来了。[36] 第二个例子是给一位王室律师的信： 利奇菲尔德先生，有一事我不支（知）说过没有，但是我想可以告诉你，马上要有小分队开到伦敦内外的大门头，不让政府向全国各地送邮件，因为只有一个骑兵跟着……这是小沃森和西斯尔伍德提议的，也被全体同（通）过。[37] 还有比这更明显的差异吗？第一份看上去很可信，是一个未经正规训练的探子写出来的报告，显然这密探忘记了自己，被这段发言打动了，他对这位民主演说家风度的记录比一般出现在激进派报纸上的“文学”气味的叙述更生动。第二份报告的作者则是那臭名昭著的内奸约翰·卡斯尔——一个青楼妓女的“保护人”，1817年沃森受审时，其证词被撕成碎片。但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他的文风在第一句话中将他暴露无遗，他舞动他那支文盲之笔，急切地想进一步巴结政府当局。这不是说他证词中每一句话都是谎言。但确实意味着每句话在被历史承认之前，必须批判地过滤一遍。 要说的第二点是：人们会惊奇地看到在1792至1820年间，政府不仅没有被成群的骗子牵着鼻子走，而且它居然用高超的技巧成功地防止了严肃革命的发生，并保证有关图谋造反的可靠消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政府。他们在伦敦通讯会中成功地安插了奸细（虽说在核心部分是间断地安插）。发现了有关联合爱尔兰人和联合英格兰人的相当一部分情况，他们打入并瓦解了德斯帕德的密谋，还终于渗透进某些卢德派活动的地区（但只是局部地并且经历了巨大的困难），在战后年代，我们将看到，政府在事发之前就知道了密谋的一切细节，而这个密谋在彭特里奇起义时发展到最高峰。亚瑟·西斯尔伍德从1816年起就被盯梢，直到他死在绞刑架上。在曼彻斯特，“我们用字母B来称呼的那个人”是为德斯帕德少校辩护筹款的司库，而1812年，这同一个“B”或另一个被任命为某个准卢德派的“秘密委员会”的司库，他和其他的密探对1816至1820年间兰开郡的每一个动向都了如指掌。若熟悉内政部的文件，那关于英国统治阶级从来就是愚蠢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事实上，一部可靠的英国雅各宾主义和群众激进主义史，只能根据特务活动对运动的影响来写，早在其初期阶段，伦敦通讯会就对典型奸细所装出的过分热情和挑拨态度有所认识。1794年，托特纳姆一个叫琼斯的人被（错误地）指控为奸细，因494为他提出激烈的决议，人们说这些决议是“想陷害协会”，而琼斯（据真奸细格罗夫斯不无挖苦的报告）则抱怨说： 假如一个公民因提出一项看来有点火药味的动议就被当成是政府派来的奸细，假如一个公民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只是观察会议如何进行因而可以更好地去汇报……那么公民们就很难知道该如何行动了。[38] 为了加强安全，伦敦通讯会于1795年通过一个新章程，其中包括以下规定： 以表现热情、勇气或其他动机为借口而企图破坏纪律者，应予以怀疑。吵吵闹闹并不算勇敢，过分的热情则往往是伪装的背叛。[39] 但这种规则一旦制定，可以被一个更改了自己形象的演员所规避。而战后的政治激进主义刚开始复活，就遭到卡斯尔和奥利弗事件的打击。假如我们想为战后激进主义的分裂和人们忠于报纸编辑而不忠于某个组织的问题作出某种解释，答案就在这里。 出于这种原因，秘密政治的传统要么是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德斯帕德、彭特里奇、卡图街），要么是虚弱的宣传，既遮遮掩掩的，又是小规模的一点一滴的宣传，处于猜疑的环境中，因此它很难有什么结果，除非在某些地区它能与秘密的劳工传统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存在于卢德运动中，而在诺丁汉和约克郡，卢德派抵挡奸细的渗透最为成功。在这里，政府当局面对一种工人阶级的无形文化，它可以抵挡一切渗透（只有在拷打和绞刑架的威胁下，被捕的卢德派才有可能垮掉）。当两名经验丰富的伦敦警官被派到诺丁汉后，他们向内政部报告说：“不管城里还是乡下，下层等级几乎每一个人都站在他们那一边”。[40] 现在可以特别就卢德运动的研究提出以下几点了。假如这些年中确实有地下活动存在，那么就其本性来说是不会留下什么文字证据。它不会有报刊杂志，也不会有会议记录，由于当局检查邮件，也不会有多少信件，人们也许指望某些成员会留下回忆录；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业经考证的第一手卢德派记叙。许多卢德派积极分子虽然识字，却不读书也不写字。此外我们还应该从1813年往后看，卢德运动在绞刑架上结束，此后的40年中，在任何一刻宣称自己曾经是卢德派鼓动家，就都有可能引起政府的反感，甚至在那些被处死者还有亲属活着的地区，有可能亲属被强加一些罪状。那些悔恨过去的卢德派正如有犯罪前科的人一样，不想让人们提起他们的青年时代。而那些不追悔过去的人，我们应该记住，革命密谋的趋向经过1816至1820年和1830至1832年这两个时期一直发展到宪章运动的最后岁月。对那些具有绅士派头的侦探来说，滋生出1848年宪章运动实力派的中、北部工人阶级文化，并不比战时年代更明显。至于那些“被饶了性命，继续留在乡下的“卢德派，照弗兰克·皮尔的记叙： 应特别指出，他们许多人看来终其一生都与后来的政治社会运动纠缠在一起，这些运动多多少少都为法律所禁止。 他们多数追随科贝特、亨特和费格斯·奥康诺。（据皮尔记载）有个老卢德派从不愿透露运动的丝毫机密，到老年糊涂时却给孙辈们唱卢德派歌曲；另一个从约克郡搬兰开郡去住，25年以后，因参加宪章运动而坐牢；还有一个始终对卢德运动“缄默不言，直至去世”。[41]在中部地区的针织业村落里，夜半集会、军事训练和造反的言论一直延续了40年。约克郡西区也是这样，有传闻说1812年埋藏的卢德派枪支在后来的危机中被挖出来使用，诸如此类残存的记忆，就作为秘密传下来。 事实上，直至19世纪60和70年代，活下来的人才把自己的身世付诸报端，但一个在1811年仅21岁的人，到1870年已是80岁了。约克郡西区有好几个这样的幸存者，他们的故事由当地历史学家搜集起来，带着同情在可判别的意义上，以某种准确性记载下来。由于这些著作是口传机密最后的表达形式，因此它们应当被看做是严肃的历史资料。[42] 诺丁汉的情形令人迷惑不解。至少有一个针织工领袖的政治文化水平相当高。格雷夫纳·亨森（1785—1852）在某一方面比得上弗朗西斯·普雷斯，在另一方面又比得上约翰·多尔蒂。（当时有人写道）：“本世纪最初40年中，中部数郡没有哪个行业结社是……亨森所不熟悉的。”1812年，他是针织工委员会幕后的策划人，而这个委员会显然与卢德运动有亲缘关系。随后几年人身保护法中止时他曾入狱（1817至1818年），后来又在废除结社法的斗争中起过领导作用。他自学成才，身体粗壮，脖子短，眼小而尖锐，下巴很宽，且上翘到不合适的高度。他对有关工业和工会法律异常了解，出版过《针织花边业史》的第一部（1831年），还为激进报纸和地方报纸写文章。在诺丁汉地区，人们都说他曾是卢德派，甚至还是“卢德将军”本人。这大概肯定不是真的，但毫无疑问，亨森知道很大一部分卢德派史实。但正是这样一位流畅的作家直至生命终止，都“坚决不肯”谈论这件事的细节。当然，确实有人说他把一些揭开卢德运动秘密的宝贵手稿留在诺丁汉市政团一位“有影响的成员”那里，“商定一旦某些派别让位从而消除惟一的障碍时，就将它们公之于众”。但这些手稿从未问世，也许那有“影响的成员”宁愿把它们带进坟墓”。[43] 亨森“不肯”透露事实，不仅没有冲淡卢德派有明显的地下活动的说法，反而加强了它。现在我们要从评论史料转向积极的推测了，从德斯帕德到西斯尔伍德再往下，有一片秘密历史的空间，就如同圭洛德大平原埋藏在海底下一样。我们应尽可能地将它复原。 3．反结社立法 隐藏在动乱后面的“黑手”中，最受当局怀疑的是托马斯·斯彭斯。当局认为斯彭斯派鼓动1800和1801年的抢粮风潮，虽说1801年斯彭斯受审入狱，但当局仍归罪于他的煽动性书刊，1817年下院秘密委员会再次发现“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协会”的一个密谋。而另一方面普雷斯则说，斯彭斯派“并没有什么不平常”，“既无害又单纯”。 我们还会回到1816至1817年的事件上来。不过很可能直至1814年斯彭斯去世，普雷斯的说法都是最接近事实的。斯彭斯既不想当真做一个密谋者，也没有在行动上这样做。另一方面他的团体却使地下不满活动在伦敦保存下去，比如书写粉笔标语和散发粗制的传单。在镇压的条件下，更重大的是斯彭斯不相信高度集中有纪律的地下活动。他的策略是扩大宣传1801年3月，斯彭斯派同意尽可能松散地组织起来，设“野外宣讲员”。追随者应组成协会，“自由自在地在酒馆聚会而无须费脑筋去制定章程”——协会的任务是交谈和传播公民斯彭斯的小册子。(1807年，一个叫“自由自在”的协会每星期二在小风车街的“羊毛酒家”聚会。他们是想让不满情绪无形可寻，这样政府就找不到中心，也找不到组织的脉络。)[44] 这些都不是“黑灯照”和卢德运动所用的方法，但在其扩散宣传的策略中，仍可看见某种线索。因为从1800至1820年，非法活动的传统从来没有中心。既没有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也没有邦纳罗蒂向全国各地派遣使节；[45]如果我们想找到这个中心，我们就和当局犯了同样的错误。稚各宾主义成为工人团体中特有的东西的同时，就失去了全国性中心和绝大多数中等阶级支持者。正是在雅各宾宣传的旧中心地区——设菲尔德、诺丁汉、南兰开郡、利兹等地——瑟文沃尔的“苏格拉底精神”在工场作坊中扎下了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自觉的传统。相互认识而信任的潘恩派团体秘密地聚会，《人权论》从一个人手上传到另一个人手上。据某个绘声绘色的说法， 在默瑟尔一小批对潘恩的《人权论》和《理性时代》顶礼膜拜的人，聚到山上的秘密地点集会，他们从一个大圆石或类似的隐藏点取出书本，满怀激情地阅读。[46] 梅休记录过一个伦敦老书贩的话，这个书贩曾“偷偷地卖过汤姆·潘恩的书”。 要是有人买一本书而愿意付……三倍于标价的钱，他就送一本《理性时代》……他的书摊上全是信神的书，也不时有一两本《反雅各宾评论》……虽说他的抽屉里有“汤姆·潘恩。[47] 在设菲尔德，“老哥儿们”还聚在一起为潘恩的健康祝酒，唱“上帝保佑伟大的潘恩”： 当宫廷和国王被触动， 事实也就变成煽动， 军队于是开始出动。 建起了兵营和巴士底， 无辜的人们进监狱。 鲜血无端往外淌， 上帝见了也着慌……[48] 德斯帕德被处死后，工业区这种潘恩派团体就失去了全国性联系，而缩回到自己的地方圈子里。其影响也取决于地方事务和经历。只是在发生大动荡的时刻，它们才会小心翼翼地伸出触角，起先是寻求地区的联系，然后再寻求全国的联系。但既然它们缩了回去，其思想也就反过来由每个地区的特殊情况所定，不满的重点将在经济和产业方面。在博尔顿和利兹，为面包价格组织一次罢工或示威，要比组织一次政治讨论会，请愿或暴动容易。雅各宾或潘恩派于是消失了；但对人权的要求却比以前传播得更广泛。镇压并不能打碎平均主义的英吉利共和国之梦；它解除了工人对雇工残存的忠心，不满于是弥漫到一个当局所不能渗透的领域。某个充当地方官的牧师J.T.比彻曾怒气冲冲地谈到他对卢德运动起源的看法： 我把这些……暴行归因于雅各宾的原则，我们诺丁汉的改革派将这些原则孜孜不倦地灌输给下层人民，这些改革派在许多场合下成为秘密组织和罪恶私党的目标。而这些组织是在他们的邪恶榜样、放肆言谈，以及为取得党派目标而开办的煽动性报刊影响下才生成……于是，这些邪恶……被引进来，当成宝贝受珍爱，直至它在这个那个工业区与社会状态完全融为一体。[49] 在这种爆发的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怨恨。比彻是个托利党（摄政王对他来说，既是教会也是国王），他认为诺丁汉的袜商是罪有应得，他们中有些人在18世纪90年代是改革派；现在是非国教分子，1801年曾呈请要求缔和，1802年，协助撤换了一个托利党议员，而这恰好与骚乱和法国新纪元同时发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议员丹尼尔·帕克·科克在1803年官复原职，而他对织袜情况的关注要甚于那些辉格党雇主）。十年前他们在诺丁汉市场上种下的龙牙[50]现在全都手执武器地跳出来围住他们。[51]但在有一点上比彻是看对了，他看出少数人过去的宣传现在“与社会状态完全融为一体”，而雅各宾主义嫁接其上的砧木正是非法的工会组织。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潘恩派有意识地决定要“打人”工会和互助会。但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任何时刻，若我们心目中把政治上的不满和产业组织完全分开，那就会犯错误。互助会在合法时不允许发生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联系，这时，“不搞政治”的规定常常生效。有一些年深日久的行业俱乐部也有类似传统。但在多数制造业地区，任何有组织的运动都很可能由少数活跃分子发起，而那些有胆量组织非法工会、有能力掌管其书信来往及财政经济、有知识向议会或向律师请教的人，就很有可能对《人权论》毫不生疏，年轻的工会领袖顶上来时，他们很快会由于他们与雇工、地方官或抱严惩态度的下议院的矛盾而转向极端的激进主义。 正是皮特实施结社法，才无意中使雅各宾传统和非法的工会结合起来了。兰开郡和约克郡的情况尤为如此，1799年的法案促使雅各宾派和工会分子结成一个着重于半政治性、半产业性广泛的秘密结盟。一个告密者（巴洛）报告说： 它起源于设菲尔德……的共和派协会——与约克郡的主要工业城镇有联系——与本城（曼彻斯特）及斯托克波特，尤其是伯里通消息。 同一个告密者在设菲尔德发现：“最近的法案在各类的工匠和机匠中造成普遍的不满情绪……我担心这法案已经促成更多的结社，要不是这些法案，他们还想不起这样做的。”据他报告，工会活动家正在造可能受结社法反向影响的工人人数统计表。据估计，兰开郡有6万人，约克郡有5万人，德比郡有3万人。新团体的秘密委员会“处在共和派的操纵之下”。有趣的是，这以后北部和中西部幸存下来的政治俱乐部放弃了“爱国会”、“宪法会”这一类名称，而改称自己是“联合会”——这种叫法模棱两可，因它既含政治目的又含产业目的。这个名称（即使组织没有保存下来）成为战后年代出现的联合会和政治同盟的名称。[52] 在兰开郡，抵制结社法的活动由一个技术工人的工会委员会发动，其中包括粗布裁切工、棉纺工、鞋匠、机器自制工、白布印花工等等。[53]在约克郡，不断有报告说，呢料整布工和剪绒工扮演着秘密组织发起人的角色。其目的既是产业的，也有更深远的。1799年结社法通过并提交枢密院时，一份备忘录专门把剪绒工挑出来谴责：“他们所拥有并行使的那种专断权力，简直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54]1802年，约克西区温和的郡守菲茨威廉伯爵连续向内政部报告，说剪绒工的组织和一般的非法结社好像完全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起先，菲茨威廉倾向于对有关搞密谋暴动的报告的真实性打一个折扣。7月份他写道：“我担心真正雅各宾式的密谋多少是有一点的……但我深信真正的秘密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其他人只是受了骗……他认为绝大多数夜间集会只是“为提高工资，而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至于是否应接受某些大制造商提出的要求，对这种会议进行武力镇压，他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能因为有必要镇压煽动性集会，就以此为借口在“制定限制性更强的法律反对以增加工资为目标的帮工结社”，当行业兴旺时，帮工们也有权分享“收获季节”。对其结社进行惩治是不公正的： 我认为我们不应当给他们提供对恶政表示不满的理由，我们不应当把他们驱赶到真正的雅各宾事业中去，不应当以我们的行动，为他们的行动提供根据……[55] 但只隔两个月他就改变了看法。理由有三个：首先，他得到了关于“黑灯照”和秘密工会组织的报告，报告相当详细，其中工会的目标与传闻中的长远目标难分难解。他得知说： ……委员会开会的房子在利兹有三座，在威克菲尔德也有三座——他们估计其中有一座房子会在某个时候被搜查，就把文件藏在煤堆下和房屋地板的活门里，每个会员每星期交一便士作基金；委员会选举了很多委员，而每个委员手下又都有十个人……他们把每周会费送到利兹，将在同一天晚上在全国发动叛乱，第二天早上就改变一切。 其次，他从内政部得知可靠证据，说明约克郡的剪绒工组织和英格兰西部有联系。那里使用起毛机的工厂最近被毁。第三，他对工会活动取得成功、其势头不断高涨并囊括十几个行业的报告越来越感到惊慌。9月初，利兹市长写信给他，沮丧地谈到“各阶层工人（尤其是剪毛工）的结社热情所表现的严重情形”： 奖金、特惠、工时、工作方式、工资率，应该雇用谁，等等，等等——现在这一切都要征得我们工人的同意，而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而且每个部门都在为分享这些新权力而斗争。现在这件事已成定论，即瓦匠、石匠、木匠、纺车匠等等的工资，在利兹或曼彻斯特比威克菲尔德、约克、赫尔和罗奇代尔每星期高三个先令…… 1802年9月底，利兹最大的呢绒制造商戈特所雇用的全体剪绒工罢工，反对招进两个超过公认学徒年龄（14岁）的男孩。（这件事是一个借口，引起戈特与剪绒工之间以及随后约克西区全行业关于学徒问题的摊牌。）菲茨威廉伯爵于是写信给佩勒姆勋爵，要求“进一步限制帮工的结社”： 我不得不坚决认为所有集会或怀疑中的集会，都起自于我现在要谈的这些人的结社——剪绒工。他们是国家的暴君，他们有权力有影响是因为他们工资高，他们可以有储蓄，从而不怕行为不当造成的不便，但他们又是一种对生产并非必需的人，假如商人们决意摆脱他们，他们就会失去影响，他们的存款就会耗尽，结社就会垮台，我们也就不会再听说有任何种类的集会了……[56] 我们不知道在剪绒工工会的主要人物中，是否有五年前写信给伦敦通讯会的“劳动机匠”社成员。[57]但我们确实知道世纪交替的时候，小生产者在利兹建立过呢绒自由贸易行，绕过有钱的呢料商控制，一般人都把它叫做“汤姆·潘恩行"。我们还知道为约克郡剪绒工和西部各郡剪绒工传递信件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利兹鞋匠——乔治·帕尔默，他是否就是那闻名天下的激进鞋匠呢？我们有理由假设这些有文化、有技术而又有能力的人中，有一些就是潘恩派。 此外，1799年和1800年结社法把工会驱入一个非法的世界，秘密活动和敌视当局正是其存在的实质。从1799年到废除结社法（1824至1825年），各种工会的地位十分复杂。首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矛盾，正是结社法生效的年代里，工会运动取得巨大的进展。不仅那些远植根于18世纪的工会：梳毛工、制帽工、制革工和鞋匠、造船匠、成衣匠的工会在结社法生效的许多年中，多少不受干扰地继续存在，而且有证据表明结社向许多新行业扩展，还有最早组织总工会的尝试。韦伯夫妇断言说许多伦敦手工艺行业'‘从未像1800至1820年间……那样完全地组织起来”，[58]许多手工行业如成衣业甚至有网状的行业俱乐部或地方分会、候工所、资格证、流浪生活津贴、学徒期控制（这给工会基金添加了一大笔钱）、救济金、银行存款等，有时还有与雇主商定的正式工价。这些情况都表明结社法几乎形同虚设，如果认为这些年中有“反对自由的运动”存在，那是太夸张了。[59] 与这种看法同样不确实的另一种看法是：认为结社法使以前合法的工会变得非法了。这种观点有时可以在一些流行的说法中看到。事实上，在18世纪90年代以前，有足够的立法可以使任何可能的工会活动受到起诉——例如习惯法中的聚众密谋罪，也可以说工会撤毁契约、未完成工作任务，将它与涉及到个别工业部门的法令相对照。结社法是由反雅各宾派和地主的议会通过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在现有法律中加上恐吓政治改革派的条文；但也想整理现有的反工会法律，简化程序，并授权两名地方官就可以执行即决审判。他们的新发明即在于无一例外地禁止一切结社，同时也在于这个事实，它与早期家长制立法传统不同。因为它没有制定保护性的条款作为补偿。尽管从技术上说，它也禁止雇主结社，却正如阿斯皮诺尔教授所说，这是个“讨厌的阶级立法”。 就这样，这个立法在所有工会人士的头上整整悬挂了25年，而且时常被引用。1802年一个内政部探子从英格兰西部写信道：“每天在这个或那个工业城镇，都会有两名或更多的法官坐到一起。由于结社法为传唤任何嫌疑犯到庭并在令其起誓后提审提供了方便的借口，我因此不断把这种人交给他们。结社法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不加区别笼而统之的特性，才变得如此“方便”。现在还没有人计算过在结社法名义下审理过多少案子（这要求对地方报进行漫长的研究），但熟悉这些年代的人都怀疑它有过禁止结社的普遍影响。另一方面有许多有趣的理由说明它为什么不像所预期的那样被广泛使用。首先，尽管立法很有分量，但在某个模糊的范围内，某种工会活动是在事实上得到许可的。一方面，伦敦手工业中那种行业俱乐部主要起共济会的作用，在全国性联系和劳资谈判问题上不声不响。这些俱乐部可以长年累月地不受干扰，直至劳资冲突或罢工冒犯了雇主或当局。另一方面，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即某一行业的帮工——至少在不同的城镇和地区——可以合法地向议会请愿申诉他们的利益，或出席下院调查委员会。此外，结社法并没有完全取代旧的渐渐废弃不用的立法，这些立法授权地方官可以仲裁工资争议，为使帮工能够向地方官或议会吁请保护，就必须允许他们有某种组织去选举他们的发言人，筹集必要的经费。（政府并不愿意完全堵住申诉疾苦的合法渠道。） 因此，这是个在合法边界上有争议的地区。它在导致卢德运动的历史中相当重要。但此外，还有几个理由说明雇主为什么常常只愿把结社法当作威吓来使用。在工匠的行当中，如成衣或制鞋业，有许多行业小师傅自己就有一些小型组织。伦敦或伯明翰有大量这种人。他们本身就是激进派。他们蔑视镇压性立法[60]，而他们对使用这种立法会感到良心不安。他们和自己帮工的关系往往是非正式的、私人间的；行业俱乐部早就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了。很小的雇主仍然觉得学徒制度很方便，他把自己的生意看做是提供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的手段，而并不在扩大经营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因此，他和工人一样嫉妒少数的大雇主。因为这些人不顾习惯和学徒制，抢走了最好的市场，雇用廉价劳工。在这些行业中，工匠工会就存在于一个不确定的宽容区分内。假如他们跨越某些界限，比如罢工或提出“无理”要求，他们就会面临起诉，或与雇主的相应组织相对抗。他们并没有摆脱结社法的约束，但他们学会了在它旁边生存。 在工匠手工业之外——事实上是在北、中、西部的广大工业区，还产生了其他情况。在那些工作分发到外面去做，或有工厂和大型工场手工业的地区。对工会运动的压制就相当严厉。生产单位越大，要求的技术越专门化，劳资间的对立就越尖锐，雇主也越有可能达成相互谅解。我们发现一些最尖锐的冲突涉及到有特别技能的人——如棉纺纱工、白布印花工、制模工、机械安装工、造船工、剪绒工、梳毛工、某几种建筑工等等，他们想夺取或保持特权的地位。其他的尖锐冲突则涉及到大批户外工（特别是手织工和织袜工），他们企图抗拒削减工资和反对自身地位的恶化。 但即使在这一点上，结社法也并不总是能用上的。首先，结社法把起诉的责任推给雇主，虽在不同的工业部门曾有过一些雇主的早期结社，但每一个雇主却都受到与他竞争的人的妒嫉。雇主的企业越大，妒嫉也就越甚，其对手也越愿意从他的困境中渔利。（因此1802年戈特企图搞垮剪绒工时，他却由于其他雇主向工会的要求让步而失败了。）其次，在工会强大的地方，起诉有很多困难。尤其困难的是要在工人中找两个证人起誓说工会存在，雇主知道他会失去许多最好的工匠。假如他们不坐牢不罢工，他们就会三三两两地走掉，给他的作坊或工厂“抹黑”。此外，起诉的结果并不一定总能抵偿所蒙受的损失。一个人被首次定罪后，惩处仅仅是三个月监禁，虽然定罪一般决不成问题，但不是自然成立的。雇主还受制于“向州法院上诉的权利……这可以把事情搁置三个月，然后再做出决定，而在此期间告发人就不会有生意做，因为他的剪绒工场会受到驱逐出教的制裁”。[61] 正因为如此，起诉往往不引用1799至1800年的结社法，而是援引以前的立法——习惯法中的阴谋法，或是对工人不完成工作进行惩罚的伊丽莎白工匠法令（伊丽莎白女王第5年第4号）。前一种立法的好处是它可以用于对付一个组织的“头领”或干部（同时没收文件和资金等）；可以施行更严厉的处罚；而且起诉的责任交给当局而不是单个的雇主。这一点也并非无所谓。后一种立法的好处则是：在罢工时，雇主可以用罢工本身作证，依靠即决司法打官司而不需要找证人，让他们对正式的工会组织发誓作证。织袜工领袖格雷夫纳·亨森写道：“用结社法起诉，很少能够生效。” 但在工匠法令下却有过成百上千个案子，这项法律若不改，劳工们永不得自由。结社算不了什么；雇主们是引用了有关完成工作的法律，而找麻烦并把工人的工资压下来的。[62] 以上这些说明是很重要的，但不应该为此就认为政府方面对工会采取温和态度。从工会人士的角度看，他们是受结社法起诉，还是受习惯法或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立法的起诉，其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后者更严厉或更迅速。对一般百姓来说，无论这些立法如何，它们都归在“反结社立法”这一名目下，立法的效力不由起诉的次数来判断，而是看它有没有起阻碍作用。在危机时刻，或在发展过程的关键点上，工会人士受到不同法律的打击，比如：英格兰西部的毛织工（1802），约克郡呢绒工的“协会”（1806），兰开郡棉纺工（1808和1818），《泰晤士报》排字工（1810），格拉斯哥织工（1813），设菲尔德刀具匠（1814），针织工（1814），白布印花工（1818）及巴恩斯利的麻织工（1822）。这些案子通常出现在组织广泛发展并取得成功时，或发生在政府本身对动荡或周围的“煽动”宣传感到担心时，内政部信件表明这种一般性考虑常常先附于个别的工业问题，而在希望雇主提出起诉的政府（内政部或地方官）和希望把责任推给政府的雇主之间，又一直存在着龌龊。[63]就连较大的雇主也常极其谨慎地行事。1814年，菲尔德一个雇主在未婚妻向他抱怨时承认：“法律是苛刻的，若非依靠结社，工资就很难提高，如果是在雇工反抗较弱的时期，我是不想运用这些法律的”。[64]我们又看到那无定形的宽容区了，它只会因工会取得令人不安的成功或是在反抗时，才会被扰乱。 这样，在工匠手工业中，尤其是在伦敦，就有一个半合法的朦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地位很高的组织获得预期的成就，积累了相当一批资金（我们已知托马斯·拉奇曾暗示木匠们在1812年有2万英镑，也见过达文波特在同一口寸期关于鞋匠们的陈述），正是在伦敦，第一个与工会事务有关的期刊《女怪》于1818年问世，它由分毛工约翰·韦德主编并得到造船工领袖约翰·加斯特的支持。然而在北部、中部工业区，结社要么散布很广且富有战斗性，要么就一无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或另一个反结社的法律就常被使用，用来协助削减工资或进行欺骗，粉碎刚出现的工会，并把别的工会打入地下。在纺织业中，格雷夫斯·亨森把结社法看做—— 一块巨大的磨盘石绕在当地工匠的脖子上，把他压倒在地。他想做的每一件事，他为维持工资或提高工资而想出来的每一种方法，都被说成是非法的；世俗权力和地方势力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对付他，因为他非法地行动，地方官自信是在和立法机构协调一致，他们采取行动阻止结社，压制工资，……把工匠中任何想改变其状况的企图看做是……某种煽动或反对政府。他们中每一个组织或积极分子都被看成是危险的动乱分子，应该加以监视，如有可能，则应压制。[65] 亨森的1813年针织工协会，其证件上印有一个纹章，上面有一架织机，一只拿着锤的手，还有一句缄言“Taisezvous”（保持沉默）。诺丁汉郡的工人（据亨森在1824年说）认为结社法“太压制人”，他们的警句因此是：'你们若找到监狱，我们将找到尸首。”[66]韦伯夫妇写《工会运动史》，其中资料是19世纪末收集的。他们注意到每一个老牌工会都有其“早年的浪漫传说”，比如“爱国者半夜在一块地边开会，埋在地里的档案箱啦，秘密宣誓，坐牢的补贴等等……”[67]于是，1810年成立的铸铁工协会据说是“半夜里在中部各郡高地的山顶、沼泽和荒地里”开会的。[68]在举行深夜集会的地方（无疑是有这种集会的），整个气氛鼓励谈论革命，即使其直接的目标是产业，更常见的是工会在一个同情他们的客店老板的私室里开会。组织的形式使密探很难渗透。有些场合以“班”为基础（一种借用卫斯理宗的组织形式），[69]有的则经过甄别，这可能取自雅各宾或爱尔兰的经验。这样，作坊选出代表参加城镇委员会，城镇又选出代表到地区委员会，一个精心设计的体系建立起来，有可能掩蔽工作人员和委员会代表的姓名，甚至不让广大会员知道。（有时工作人员的委员会的秘密无记名投票决定，名单只有书记或司库知道）。[70]万一当局探知了组织的某个部分，其他部分也可以安然无恙。 可怕的誓言和入会仪式可能也相当流行。梳毛工（或建筑工）的入会仪式许多人都知道——门里门外有岗哨，眼睛蒙着在死神像面前庄严起誓，以保守秘密等等，对这些情况的可靠性没有理由加以怀疑。 上帝在天作证，我作庄严地宣誓：我要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即便死也不能让我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与本会有关的任何情况，也不透露与本会有联系的其他类似协会的任何情况，我决不写也不叫别人写出有可能泄密的文字，不管是写在纸上、木头上、沙土上、石头上，还是其他什么东西上。[71] 这种誓词有许多来源，它部分来自共济会，部分来自古老的行会传统，或来自陈腐的民间仪典，比如市民的立誓等。“自由编筐人协会”在18世纪中期使用的誓词，就要求会员忠诚、卓越地保守行业机密，不传授给“除有权获得本技巧之外的任何人”，作为本会弟兄和自由人应履行一切义务。[72]弗莱彻中校在博尔顿的特使找到一份更令人毛骨悚然的誓词，据信是爱尔兰“绿带会”[73]使用的： 当众兄弟之面及圣母玛丽亚之面，我宣誓：我有生有业之年将坚信并拥护我们神圣的宗教，摧毁一切异教，无一例外。[74] 19世纪早期的誓言就是这些完全不同来源的混合。卢德派主要取自爱尔兰传统，工会则主要取自行业及共济会传统。[75]入会起誓也许在伦敦手工业和其他大城市的工匠中最早废弃。但入会仪式和起誓在北中部(及其他地区)持续下去，直到结社法废除后好久还在用。它不仅被当成是抵抗雇主的安全措施，也因为它成了工人道德文化的一部分——意味着团结、忠诚与威吓，而这些对工会的存在都至关重要。1831年老机匠工会哈德斯菲尔德分会成立时，就买了一把手枪，一本圣经和十码窗帘布；显然，会费开销的第一笔钱是买入会式用品。在1832至1834年的总工会运动大潮中，宣誓似乎有所恢复，尤其在神密的约克郡“各业工联”中更如此。矛盾的是，“保持沉默”的传统好像骤然间达到一个过度夸张的仪式的最终阶段，而这个阶段远不是沉默的。绅士们惊惶地听到谣传，说有所谓“庄严可怕的誓言”，令工人杀死叛徒和坏主人。有人见煤窑子和建筑工人走进客店，在里面“发生嘈杂的声音，仿佛是在军训，……一个晚上通常要放四五十发枪弹，每个人在起誓后，立即向他头顶上开一枪。……”[76]工会领导人西米恩、·波拉德不承认进行过这种起誓，但1825年领导过梳毛工罢工的约翰·特斯特（现在却坚决反对工会运动）却挖苦地写到工会在那一套行头上所花的钱——短剑、死神、布影、袍子、旗帜、战斧以及大大的像军用钱箱似的空盒子。利兹附近的法斯利有一个爱尔兰年轻人因破坏罢工，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殴打致死（1832年12月），在调查这件事时，查出的一些细节大概是可信的。工会一个支部每星期在“海湾之马”酒店聚会，一星期付3便士使用三楼的一间私室： 他们用极端措施来防备有人偷听房间里发生的事，搁栅底部钉着一英寸厚的木板，隙缝里填着木屑，开会时门外布着岗哨，啤酒和其他饮料都由会员送进房间。 死者的父亲作证说，他曾在雇主要求下参加工会，以便揭露其图谋。他的说法看来是可信的： 一个人入会时，有两个房间，其中一间是分会开会的地方。首先的动作是把他两眼蒙起来，然后由两个会员带进会场，人们叫他说口令，那一次口令是阿尔法和欧米伽。他然后绕着房间走，这时一块铁皮发出轰隆隆巨响——然后人们哼歌——而他继续绕着房间走两三圈，人们问他动机纯不纯——然后把他眼睛上的布拿掉，这时他首先看见的是一幅死神像，有一个人那么大，上面有这样一些字：切记你的下场。画像上悬挂着一把出鞘的剑——他的眼睛于是又被蒙起来，再绕着房间走，这时发出一个信号，全体会员都跺起脚来，发出一片吵声——人们然后令他跪在一张桌旁，再把蒙眼布拿下来，他看到一本大圣经，手被按在那上面。……他们读第94页赞美诗，誓言就进行了，赞美诗大意是这样的：他应服从工会委员会的一切指令，应保守每一项秘密——起誓末尾有一个咒语，每一个发誓人都必须说他愿在违背誓言时，让他的灵魂永世在地狱最底层受火烧炼……[77] 在一个早已忘记战神的时代，我们可以引用一下工会挑选出来读给新入会者听的那些赞美诗段落： 耶和华啊，你是伸冤的上帝，伸冤的上帝啊，求你发出光来…… 耶和华啊，恶人夸胜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 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 耶和华啊，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者，又杀害孤儿。……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开他的产业。 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 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 那借着律例戏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 相交么？ 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义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 但耶和华向来作了我的高台，我的上帝作了我投 靠的磐石。 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孽之中，他要剪除他们。我们的上帝耶和华要把他们剪除。[78] 这种誓词和这种赞美诗，摆在一家旅店后厅的死神像前，对那些仍旧畏惧迷信的人来说，确实是严重的事——他们中有一些可能虔信过乔安娜·索斯科特，或卷入卫斯理的宗教复兴。况且，一个人在工作时，当然也可能在酒店或教堂时，要抬起眼睛，就能遇到其他信守同样保密誓言的人的目光。正是由于某种这样的宣誓，多尔切斯特的农业工人“托帕德尔烈士”在1834年被流放，而在此之后，宣誓就迅速地不再使用了。在利兹的亨斯莱特草地举行的一次抗议多尔切斯特审判的群众大会上，一位著名改革派公开宣布： 我知道有些品格极为高尚的下层人士，也曾举行过同样的宣誓，他们的人数太多了……如果要把他们找出来流放，就会使约克郡西区人口减少。[79] 然而对非法活动的岁月，我们却不能给它涂上太多的英雄色彩。客店后厅中作出的许多事都是单调无味的，其中有大量共济会善后会那种实实在在又无声无息的事务。在平时，许多最坏的情况不是由雇主引起，而是因为领导人无经验或办事疏忽。慢慢积累起来的资金可能因领导人潜逃而丧失，又不可能诉诸法律去追索，就像针织工杜克斯伯里分会那样，他们愚蠢地信任分会书记，这个人“看起来是个能干、笃信宗教的人”。[80]工作人员一般虽不领取工资，但委员会开会时却用工会资金大喝一顿，工会的社会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早年帐簿中留下了足够的证据，说明约翰·特斯特的另一个抱怨并非虚构： 我见过很多委员实在是……不合格，惟有咀嚼能力特强，他们的消化力的确惊人。[81] 没有理由说秘密活动传统应该是沼泽中的夜半集会而不应该在酒馆举行。这两个地方都不会有绅士光临，陌生人只要一走到柜台，就立刻会引起注意。保守秘密不能只看做起誓和仪式，在战时及战后年代，它还包含一整套行为规矩，这几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作中不需要领袖或代表去与雇主交涉工人的要求；而只是留一个暗示，给监工一点提示，或给雇主留一张没有签名的字条。假如要求未被满足，（那么在小作坊中）是没有必要来一次正式罢工的；工人会拂袖而去，或写一个离职报告。即使查出了领袖，也可能得不到他们活动的证据。1804年威克菲尔德某个地方官写道：“他们变得极其谨慎，故无须总罢工，也不与雇主对话，他们只要把事情做得让雇主一看就懂，却又不可能提出证据说他们在结社。”[82]普雷斯20年后写道： 有那么几个人拥有同伴的信任，当行为中有事需要讨论时，不管是在俱乐部还是在一个单间的房屋里，在工场或院落，只要这件事重要起来，人们就会指望这些人出来指导行动，而他们又确实出来指导——仅用一个暗示。工人于是照此行动，一致照料那些有可能被解除工作的人。……群众并不知道是谁在指导，20个人中也许没有一个知道指导行动的人。他们的规矩是，什么也不问；而那些知情最多的人，他们有另一条规矩就是，要么不回答，要么给一个错误的回答。[83] 此外，非法状态意味着工会人士时常要依靠直接行动，去争取那种既不能诉诸法律，又不能有公开谈判的要求。这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较温和的形式大概就是强大的道德压力。低于工会工资率以下工作的匠人会受到抵制，“非法”工人会发现其工具“不见了”，或被其工友们“罚款”。在斯皮特菲尔兹，丝会断在织机上；在呢绒区，料子会被剪破；针织业中，织袜机上关键的部件“开关”会不翼而飞。工贼和坏主人会知道有人在盯梢，砖头会从窗子里飞进来，晚上则可能在小巷里遭到伏击。格洛斯特郡的织匠工贼被放在自己织机的大梁上扛出去抛进池塘。有时甚至应用更激烈的威吓形式；在格拉斯哥、都柏林、曼彻斯特和设菲尔德都有零星的报告说有过或企图有暗杀行动，向作坊里扔硫酸、火药包。最轰动的事件广为传播，就连中等阶级持同情态度的人，其心中也会生出对秘密工会暴力性质的深刻恐惧。[84]通常，这一类直接行动总是被工人社会的道德文化小心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人们把工贼看做一种威胁，从勤奋工作，无辜受害人的嘴角夺走面包；然而，虽说他遭到袭击或“受到教训”时并没有人同情他，但对其暗杀或伤害的行动就得不到道义上的支持。卢德运动是这种直接行动的延伸，但它也被小心地控制在这种无须言明的法典中。就连在森德兰和北希尔德这些民风粗犷的煤村港镇中，凶猛的示威和暴乱往往发生在较为固定的组织活动之前，暴力也有一定的界限，它可以感到却难以描述。 矛盾的是，秘密活动和偶尔出现的暴力，持续不断，这反而使取消结社法的论点更为有力。弗朗西斯·普雷斯的论点是人所共知的： 反结社立法……使工人群众犯法而不顾法，使他们怀疑愿意为其效劳的每一个人的动机，使他们痛恨雇主而又带有怨愤，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会产生这样的怨愤；还使他们痛恨本阶级中不肯跟他们跑的那些人，其恨之深使他们渴望对这些人搞一点恶作剧。[85] 普雷斯自己关于废除结社法的宣传运动很成功的说法，被人们如此经常地加以引述(而且不作任何批判)，以致现在变成了某种传奇。据他说，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议会内外开始宣传。而在这方面工会人士几乎未给他帮助，反而还有一些抵触： 工人们上的当太多了，不愿意信任他们不大了解的任何人，他们狡诈的习性，对上流等级的疑虑，加上看不出结社法会有所松动，更看不出它被废除的可能性，他们就不肯轻信我的话对他们有用，也就不肯为此而自找麻烦，更不肯提供在他们看来有朝一日会用来反对他们的情报。我对他们太了解了，所以我既不丧气，也不生他们的气，我决心竭尽全力去为他们效劳。[86] 最后他找到约瑟夫·休谟这样一位议员，既有能力又有恒心，还深得大臣们信任，由他在下院指导废除结社法的行动。小组专门委员会满是支持废除结社法的人。在院外，普雷斯为工会运动设立了一个常设总部，准备了最好的证人，向休谟提供材料证据。1824年，他们靠“保持沉默”的战略通过了一项提案，通过时竟如此“沉默”，就连最坚定的支持者都受到警告，要他们不要讲话。这议案不仅废除了讨厌的结社法，还公然使工会会员不受习惯法里密谋罪的起诉。接着就掀起一股公开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浪潮。1825年雇主和政府对此都发动反攻，他们任命了一个新委员会，指望它建议恢复镇压性立法。但普雷斯和休谟再次不懈地工作，抗拒或修改这种立法。请愿书源源不断地来自各地，议会走廊中全是代表团，要求作证。结果，1825年的修正案在这一点上收紧了，它规定用任何形式说服或恐吓非工会会员即是犯罪，然而让最主要的成果保留下来：工会运动和罢工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犯法的了。[87] 这个说法并非不真实。普雷斯的成功是聪明的幕后操纵加以大量辛勤的消息灵通的院外活动的伟大胜利。对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他一点都不放过。他知道他在和一个充满了绅士的下院打交道。绅士们对工会问题感到厌烦，其中有些人不喜欢工业，另一些人则把“自由放任”当做无可怀疑的教条，而多数人则对这一类问题迷惑不解或漠不关心。普雷斯是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现实。但他的说法又早就该重新审查了，下面这几点就应该加以考虑。 首先，工会人士有理由怀疑普雷斯。他们的苦难不仅由于通过了结社法，而且（这一点可能更重要）由于同时取消了过去保障工人利益的一切立法而更加深了。[88]但普雷斯和休谟都是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信徒，曾积极参加与撤销一切限制“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的立法。因此在1812年7月，当格雷夫纳·亨森为通过一项保护针织工的提案进行院外活动而面临强烈反对时，他伤感地写信给诺丁汉委员会说：“休谟先生站在亚当·斯密博士不干预贸易的立场上反对我们的提案……。”取消伊丽莎白第5年第4条立法中有关学徒制条款的动作是由普雷斯积极筹划的，组织这场取消运动（1813——1814）的制造商雇主委员会由亚历山大·盖洛韦任主席，他曾是伦敦通讯会以前的助理书记。现在他在铁园的工场是伦敦主要的机械厂。雇主委员会的书记约翰·里克特又多少年来一直是普雷斯最亲密的伙伴。这件事曾受到工会的激烈抵制，成百上千的请愿书递进来，要求保留或延续使用学徒法规，总共有30万人签名。普雷斯把工人的反对（还有一些伦敦手工业中小业主）的反对，斥为“固执”——“证明帮工”完全不懂他们的真实利益。因此，工会人士在1824年仍然对普雷斯及休谟的“动机表示怀疑”，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89] 其次，普雷斯根本不是在进行一场“单枪匹马”的斗争。事实上，格雷夫纳·亨森就走在普雷斯前头很远（他在工会会员中更有威望，尤其在特伦特河以北），他起草过一个提案，得到考文垂激进派议员彼得·穆尔的支持，穆尔在1823年提出这个提案。普雷斯和休谟迅速行动，既是为了促成自己的提案，也是为破坏亨森的提案。亨森的意见按普雷斯的话说，常被斥为“复杂而荒唐”，是“一大堆谬论”。韦伯夫妇较为审慎地说那提案是“精心制作的"，既废除结社法，又“为调节计件工资和解决劳资争端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机制”。他们继而评论道：“其中有一些建议令人赞叹地预见了后来的工厂法，但实行这些措施的时机却不成熟”。他们还继续赞扬普雷斯卓越的政治敏捷性，使用了高度迂回的费边技巧，将亨森和穆尔推到一边。[90] 其实，普雷斯的“政治敏捷”不过是这样：他相信结社法不仅是秘密活动和暴力活动的原因，也是罢工和工会运动本身的原因。受到他在小裁缝铺里经历的影响，他以为雇主和雇工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每个雇主就能多少宽厚地解决他与工人的问题。供求规律会调节劳动的价格，而在少数情况下地方官的仲裁能够解决困难。他在给休谟出谋划策，建议他如何能压倒穆尔时说，“事情其实很简单”， 废除每一项讨厌而麻烦的条款，用很少几条来取代它，让工人和雇主尽可能自由地用自己的方式去讨价还价。这就是防止争议的办法。…… 1825年他写信给伯德特： 很快就不会有结社了，工人长期聚集在一起，是由结社法压迫所至。结社法废除后，结社就失去了将他们结合起来的理由。从而就会破裂，一切都会井然有序了。甚至，可以像奎克派教徒要求的那样。我坐在工人那儿，一点儿也看不出他们会认为，当他们能自由地行动、不再受结社法的压榨而被迫处于联合起来时，他们还愿意为远方那些可疑的试验方式出钱，去企想那靠不住的好处。[91] “这就是防止争议的方法……。”这句是普雷斯一切院外活动的基本注解。《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老前辈麦卡洛克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相似的论点，正是这篇文章促使许多议员支持废除结社法。亨森自然没有这种谬想。然而作为一个外作工，他从自身的经历中知道，对手织工、针织工及其他工人来说，仅有工会运动还不够，因此他的提案想提供一种积极的保护机构。对此下院可能还不“成熟”，但外作工却是急不可待需要的。 工会对1824和1825年事件的反应，现在看来比较好说明了。他们看亨森的提案被排挤掉，这样做的人过去曾反对工会要求，并和政府好像有某种谅解。因此，在早期阶段就相当不愿意出来支持；而当他们确实出来给休谟委员会作证时，普雷斯又发现他们满是保留： 工人不好管事，需要极其细心，肯花力气，还要有耐心，不去触动他们的偏见。……他们满脑子糊涂想法，把苦难归咎于错误的原因。……他们都期望在结社法废除时，工资一下子提得很高；没有一个人洞悉工资和人口间的关系…… 当他们看到普雷斯快要成功时，就给他支持，但并不热情，而是出于有比没有好这个原则。一旦结社法废除，他们就急切地利用这种新自由。1825年，在结社法似乎又要恢复时，就连政府也被铺天盖地的抗议、请愿、集会和各行业代表团吓坏了，从兰开郡、格拉斯哥、约克郡、泰恩河畔来的“聪明警觉的人”，现在到议会来观察议程的兰开郡棉纺工领袖约翰·多米蒂写信给普雷斯说：想恢复结社法的任何企图，都会引起广泛的革命运动。[92] 普雷斯是废除结社法的主要设计师，因此在工会运动史上青史留名，这一点自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斥责工会“漠不关心”（如韦伯夫妇所说）[93]，也不能低估当时那种欢快的混乱状况。普雷斯是个教条主义者，他希望废除结社法，是因为结社法冒犯了真的政治经济学（也因为他对工人阶级身受压迫感到愤慨）。他并不想靠磋商或协议来为工会运动“效劳”，他想控制工会代表，正如他操纵议员一样：“我知道得很清楚，假如要为他们效劳……就不能征求他们的同意，不能由他们说了算”。[94]至于工会方面，他们认明了普雷斯，看出他是真心实意的，又有影响，就给他适当的支持，尽管他的提案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普雷斯认为亨森的提案不能在下院通过，要使它通过比十年后才成功的马克斯韦尔和菲尔提出的调节织工工资的议案更难。他的看法基本正确。另一方面，普雷斯在废除结社法可能产生的后果问题上，可说是自己骗了自己，而部分地正因为这个幻觉（即废除结社法能防止劳资争端），才使休谟在一个冷淡或敌对的下院争取支持。 结社法一旦废除，进入这新的自由领域的，不是麦卡洛克的“规律”，而是像约翰·加斯特、多尔蒂、亨森这样一些人的组织。伦敦的工会人士没有到普雷斯那里，而是到托马斯·霍奇斯金那里去接受理论。有很短一段时间，某些工会善意地看待普雷斯关于劳资利益一致的福音。[95]然而阶级合作的理论刚一问世，就受到各方面攻击，首先是加斯特的《行业报》，其次是欧文派社会主义者。[96]除了几个手艺工会是例外，这个理论完全被拒之门外，在15至20年的时间中几乎对工会发展没有影响，人们不禁要问，普雷斯这位伟大的木偶牵线人，是不是自己被挂到工会这根线的线头上呢？ 4．剪绒工和织袜工 以上是写在叙述之前的话。关于废除结社法的最令人信服的论点，首先是从未有效地防止工会运动发展；其次，工会的暴力活动流行，到卢德运动时形成戏剧性高潮。我们已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接近卢德运动：某种政治“地下活动”的无形传统；史料的含糊暧昧，活跃的非法工会传统。现在我们要更详细地分析一下卢德运动产生的工业背景。 分析早就有人做过，[97]但应由最新发现的史料加以纠正和补充。1811至1817年，严格意义上的卢德运动仅限于三个地区与行业，即约克西区（的剪毛工），南兰开郡（的棉布手工织工），以及以诺丁汉为中心包括莱斯特郡、德比郡局部地区的针织业区。 这三群人中，剪绒工或称平绒工[98]是享有特殊待遇的技术工人，属毛呢工人中的贵族。手工织工和针织工是外作工，有很长的匠作传统，但地位正在恶化。剪绒工最近似大众想象中的卢德派。他们与机器直接对抗，他们自己和雇主都深知这种机器会取代人。剪绒工的工作在1800年行呢业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中被描写成下面这样： 呢绒工人的工作是拿一块从市场上买来的粗呢，或大块从浆洗房送来的粗毛料，首先使绒毛隆起，然后，假如料子好，他就湿剪，然后再拿起来补绒，摇荡；补绒是在用湿剪刀剪之后，把呢子底填平，做的时候每只手拿一根柄子，上面装着起毛果，做过之后就把料子荡一遍，张到布架上，晾干。假如料子不错，在张起之后还要干剪三趟。…… 在这样处理以后，背面还要剪，然后查看疵点、修补、刷光、洗净、压平，也许还要最后修剪一次。[99]所有这些工序都由呢绒工即剪绒工完成。除了清洁、拉（即张）、压之外，剪绒工的技术表现在中心程序上，即使料子的表面毛隆起来，然后将毛剪去或平掉。毛用起毛果隆起，平绒则使用很重的手剪（从柄到刃4英尺长，重40磅）两道工序都需要经验和技巧。此外，由于习惯上剪绒工的工资是成品毛料价值的约5%，“他们可由于精心操作或马虎行事而使一块料子涨价20%或落价20%”。这样，他们就处于异常强有力的谈判地位上。[100] 至18世纪末，这套羊毛织物的整理已成为高度专门化的过程。有些大厂商将整个程序置于单独的“工厂”中，戈特在自己的厂房中就雇了多达80名的剪绒工。但多数商人从较小的呢绒商那里买回未完成的料子，然后把它们外放到作坊中去完成，在利兹这种作坊雇有“40、50甚至60名”技术工人和学徒；但在约克西区的村落里，较小的成品作坊只有五六个人。1806年估计在约克西区有3000至5000以上的剪绒工（第二个估计数包括学徒），另加上梳毛工，英格兰西部的数字大约是该数的1/3。[101] 剪绒工就这样控制着成品阶段，而且和梳毛工一样，处于组织起来以排斥非技术工人的有力地位。他们形成约克郡西区呢绒工人的贵族，如果充分就业，在19世纪初期可以每星期赚30先令。他们向来就以“独立”或“不依附”的气质，以政治觉悟和疲塌好玩著称。《利兹信使报》一个通讯员写道：“剪绒工严格来说并不是受雇用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是，也不把自己叫作这种人，他们自称是呢绒工而与鞋匠、细木匠、裁缝等等属于同一类。……他像他们一样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根据其工作多少……决定他休息时间长一点或短一点。 据另一个记载，他们“花在酒馆里的钱是手工织工、整布工或染工的两三倍”，而且“在这个重要的行业里，是受雇于其中的最难管束的人”。[102] 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是常常知道机器使他们的地位变得不稳，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们从“精英”变成“一种对本行业毫无用处的人”。起毛机是一种旧发明，而事实上，导致卢德运动的许多冲突，其关键在于爱德华六世的一项禁止使用起毛机的法令。起毛机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装置，根据这个设计，毛料在装着起毛果的滚筒中间穿过，而不是用手来起毛，剪绒工（以及某些整饰业）坚持说，起毛机只适用于最粗糙的料子，不适用于其他，它会把较好的料子拉坏并拉扯得太长。但企图用这种说法来证明手工技巧不可缺少，这本身就拉扯得太长。起毛机威胁到的是要把成品过程中的一道工序从剪绒工那里夺走，而新近发明的剪绒机则含有同样严重的性质。这种装置把两把或更多剪刀安在一个架子上，用来通过毛料表面，其简单易行就排除了对工匠手艺的需要。 反起毛机的斗争追溯到18世纪。虽说它在英格兰西部少数地区早就运用，呢绒工人却始终不满于它的使用。18世纪末，约克西区部分地区有少数起毛机在开动，但剪绒工组织起来，不让它被引进利兹。多年来，剪绒工在约克郡和西部各郡间川流不息，因为他们的技术可以互换，18世纪90年代，反起毛机的斗争达到热点，1791年利兹呢绒商发表公开宣言，表明他们打算引进新机器，此后10年，剪绒工捣毁了不止一架利兹的机器。1799年枢密院得知剪绒工有一个“总金库”，金额超过1000镑。 他们十分强大，足以规定非工会会员不得受雇用——。一个出于感恩戴德而在主人需要时挺身而出的工人，成了被放逐的孤立者。只要有持工会证件的人在场，他就不能工作，甚至他恳求中立，交出随意强加于他的罚款。 假如雇主想缩短某道最后工序，剪绒工就坚决要求向他们的基金付罚金。假如雇主退回活计，说它做得不好，事情就交给一个工人委员会来裁决。利兹一家使用起毛机的工厂当着“几百个”目击者的面被捣毁，但尽管后来重金悬赏，却找不到一个人出来作反对工人的证词： 这个制度的存在，更主要地是它与少数几条简单的工会规则相一致，而不是靠书面的形式。为规避定罪的可能性，他们现在组成一个健康总俱乐部。[103] 健康俱乐部大概就是“协会”或“呢绒制造人共同体”(1802)的最初形式，总部在利兹；但1802年，威尔特郡是放火烧工厂和群众骚乱的中心。这也许不是力量，而是绝望的表现。在利兹，剪绒工组织太强大了，根本不可能引进起毛机。1802年8月，利兹市长写信给菲茨威廉伯爵说： 由于深信商人若违反呢料工的规定，他们就一定要把威胁变为行动，所以我在过去9个月中依靠个人的影响，私下里说服了几个厂家，叫他们暂时打消在厂里添加起毛机或剪绒机的念头，否则，我坚信我们这儿也会有西部地区那种值得悔恨的可怕暴行的。[104] 这些“可怕暴行”于18世纪最后几年在西部达到高潮。一两千人的大群骚动者攻击可恨的机器，1797年12月，萨默塞特郡有： 两三百人脸上涂黑，手持大头棒，走进离弗鲁姆大约3英里的……一个剪绒商屋子，破坏了大约值30镑的剪刀。[105] 但在威尔特郡，已经有某些迹象表明，由于与约克郡西区相关的行业地位衰落，剪绒工已经被削弱了。短暂的和平时期，许多平绒工从军中复员，失业问题变得更尖锐了。1802年，“一个回到妻子和哭喊的幼儿身边的战士”从布雷德福(威尔特郡)写信给某位议员说： 我们知道，那些有工厂的人已经提醒议会的伟人和大臣们他们已雇用了多少穷人，但与此同时他们却不提如果像过去那样用手工操作，他们还能多雇多少人。我们看见贫民院里全是鬼鬼祟祟的男孩……许多人告诉我将有一场革命，在约克郡一个通讯会有3万人。……我们知道烧工厂、对别人的财产放火是不对的，但饥饿驱使本能去做他所不愿做的事。……[106] 格洛斯特郡一个女呢商收到一封更吓人的信： 俺们听说到消息你有了平荣器[107]要是你不在两个新（星）期内拆掉它，俺们就来为你拆你这老王八蛋。在全能的上帝更（跟）前我们要推平一切有平荣器的工厂，我们要把你的全体心肝挖出来如果你留这些东西。我们要叫旁人来吃你的心肝，要不然我们也同样对待他们。[108] 无论爱德华六世禁止起毛机的法令如何古老，重要的是剪绒工知道这一点，并认为反对机器取代工人不仅是他们的“权利”，而且是宪法的权利。他们也知道伊丽莎白工匠法令中规定7年学徒的条款，以及腓力和玛丽时期限制每个雇主使用织机数目的法令。他们不仅知道这些法律，而且要认真执行这些法律。1802年，他们在约克西区争取民意，在与戈特的抗争中大受同情。他们反对新机器，看来并不出于轻率也并不绝对，他们有过这样的建议，就是逐渐引进机器，而为被顶替的人找其他工作，或对机器整的毛料抽每码6便士的税，用做失业者找工作的基金。剪绒工看来希望进行行业内部的普遍谈判，而对受“报复心和贪婪心”驱使的少数雇主的态度，感到特别愤慨。因为这些雇主“意识到……法律可以轻易地对非法结社判罪”，因而竭力主张利用这种便利。[109] 正是如此，结社法中罪恶的阶级压迫在每一点上向他们压来。当习惯法中的密谋法或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法令被用来击败工会活动时，任何人企图实行法令中对工人有利的条文，一定会遭到失败或受经济损失。英格兰西部毛呢工人组织募捐，聘请律师提出诉讼，反对使用起毛机和没有学徒资格的人，但一次也没有成功。[110]雇主受到很大震动，于是请愿要求取消呢绒业中的一切保护性立法。约克郡的毛呢工人也卷入类似的立法斗争。1802年至1803年间，他们花了很多钱请代理人，代表他们出席议会，派出证人代表帮工作证。雇主的提案在1803年受挫，议会已把精力集中在与法国重起的战事上，提案也就失败了。此后许多年，每年都几乎不经讨论就强行在下院通过一项中止法案，停止实施保护工人的所有立法，而半合法的协会则花费大量金钱，试图抵挡雇主的进展。1806年，一个剪绒工证人说，在过去三年中，仅约克郡一地剪绒工和手织工已经募集了10000至12000英镑，用以进行诉讼和出席议会。 与此同时，人们的怒气在上升，对剪绒工的支持也在增加。协会在约克郡已成为令人生畏的组织。不仅剪绒工声称几乎100%地组织起来（一个证人说：“我认为在约克郡只有不到20个呢料工不属于协会”），而且许多小业主和手织工也向其交纳会费。1806年他们的帐本被查获时，显示出许多其他类别的工人，要么隶属协会，要么曾接受其基金馈赠，比如说挖煤工、瓦工、羊毛分类工、呢绒工、细木工、锯木工、麻布整饰工、鞋匠、铺路工、家具制造工、花样模型工、造纸工等等，此外它还和曼彻斯特棉纺工有金钱支付关系。到1806年，剪绒工的情况实际上已基本融入工人总体的疾苦及要求中，对剪绒工来说这种疾苦是特殊的：起毛机和剪绒机好像要变得普遍起来，如果允许它们发展，我们中成百上千的人就要饿肚子了。对手织工来说事情则 含义更广：古老的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法令中的学徒条款还有用吗？能不能堵住非技术工人的决堤之水？所有工匠都把对恢复还是全部取消有保护性或调解性的旧的劳工法规的表示视为对当局的一次测验。因为这旧法规是惟一尚可盼望的对削减工资和因引进机器而削减人手的全面压力能够提供法律保护的法规。对许多小业主来说，家庭工业制本身看起来受到了威胁，他们中成千上万人参加了1805年39000人的请愿，支持一项限制织机数，禁止使用起毛机、加强学徒制的提案。1806年议会任命一个新的委员会调查毛呢业状况，这时从毛呢工人和小业主的多数集团中涌现出许多代表团给委员会作证，约克郡和西部地区都有，给人深刻印象。所有的证词都集中到对工厂制的厌恶上。委员会报告说：“他们坦率地承认希望保留这项法律（即学徒法），因此这不利于实行工厂制，因此可以阻碍其发展。”相对大雇主违反工作常规、破坏已有的生活方式而言，起毛机所造成的威胁只不过是一项总爆发中的一个因素而已。[111] 如果说工人的作证受到1806年委员会冷淡的接待，这还是一种忧郁谨慎的说法。工人及其代理人受到鼓吹自由放任、维护秩序，反对雅各宾主义的人的威胁恐吓。请愿被看做是密谋的证据。剪绒工花钱派往伦敦的证人被当做罪犯受到盘问（有一个剪绒工曾规劝道：“只要我知道，我便会说出真相，我以面包担保”），工人从别人那里征集金钱并同西部地区的毛呢工人保持联系，这些都成了滔天大罪。他们被迫说出在工会中共事的干部的姓名，他们的簿本被没收，帐目被查看。议会委员会去掉伪装公正的假面具，把自己变成一个调查审理的法庭。它向议会报告说： 本委员会无需指出这一类协会在其终极倾向上，从政治方面看比从商业方面看更叫人担心。…… 委员会从剪绒工组织那里看到“存在着一个系统而有组织的计划，它既有效又危险，这不仅是因为其力量壮大，也因为这种力量有呼之即出的……便利及机密。……”正是这一点，需要“议会”认真而严肃地加以考虑"。[112] 协会于是转入地下。接着的两年多，议会继续通过中止法案。1808年剪绒工再次请愿，声称“关于使用那种机器的大问题……已提交给这么多届议会，花费都把我们弄垮了。”最后，1809年，毛呢业一切保护性立法全都取消（包括学徒期、起毛机、织机数目等）。通向工厂的大门被打开了，现在可以使用起毛机、剪绒机，也可以雇用没有技术的工人和童工，而凭借宪法手段来作出补救的道路则最终被堵死。如果说剪绒工队伍中曾有过“合法”派和“卢德”派的话，那么卢德派现在占据了上风。早在1805年，皇家兑换保险处就收到一封匿名信： 诸位董事先生： 根据本郡（即约克郡）呢绒织造工各委员会主席秘密召开的全体会议精神，特奉命要求你们（为你们自己的利益着眼）不要对使用与呢绒编造工有关的机器的工厂承受保险业务。会议已下令再次为我们的权利向议会请愿。如果议会不愿赋予我们权利，不禁止与我们有关的机器，我们就下决心自己去争取，但不希望你们会由此而有任何损失。 谨奉呢绒织造工之命特上[113] 1806和1809年之后，任何使人想到毛呢业帮工可以指望议会立法来保护他们地位的立法都消失了。在实行枢密院令[114]的那些萧条凄惨的年代里，一些大雇主抓紧安装新机器，想依靠廉价劳动力垄断剩下的那一点贸易，卢德运动就几乎以必然的逻辑出现了。对剪绒工来说，内德·卢德[115]是古老权利的捍卫者，是失去的法律的维护人： 我们永不放下武器，直至下院通过法律禁止对公众有害的机器，并废除吊死砸机者的法律时为止。但我们，我们不再请愿——这样做无用——必须战斗。 替天行道大将军内德·卢德 收记官签名 永行天道，阿门！[116] 但卢德运动的信号却首先来自针织工，而不是剪绒工。他们的情况很复杂，没有因为像起毛机那样单一的讨厌机器而引起他们的造反，而且就他们来说，合法的策略和卢德式策略似乎并不交替，而更像是同时使用的战术。这里我们首先要阐述的是合法这一条线。 战争中针织工被贫困打倒的过程，和手织工衰落的经过很相像。但织袜机却比多数手织机贵得多。行业控制在袜商手中，生产由织袜工进行，他们在自己家里工作，或是在袜匠师傅的小作坊里工作。有些织袜工[117]自己有织机即织架，但1800年以后则日益归袜商所有，或者归一些独立的投机商，他们在织机上投下多多少少的资本，由此收取租金，正如同房产主所做的差不多，因此，除有关工资减少，工作习惯的一般抱怨外，还加上有关租机的切实抱怨。袜商事实上有两个手段可以降低工资；一是减少工作报酬，二是提高机租，正如在手织业中，最不谨慎的雇主败坏了全行业的情况。 1811年，全国大约有29000台织袜机，50000人在该行业工作或与这个行业有关。[118]虽说伦敦这个17世纪的织袜业之乡还保有一小块织袜区；但现在它主要集中在诺丁汉——莱斯特——德比三角地区。如同约克郡的呢业一样，有少数大作坊或“工厂”发展起来。但到这时为止，绝大多数织袜工在工业小村落中只有三四架织机的作坊里劳动。与有技术的剪绒工不同，针织工是外作业，其地位特别容易受剥削，他们也就和手织工一样顾惜往日的好时光。关于18世纪下半叶的情况，人们各有各的说法，但从1785到1805年，看起来就业率相当高，一天工作12小时每星期可得工资14或15先令。18、19世纪交错时织袜业面临着困难的重新调整。反雅各宾协会阴沉的调子使革命前那种豪华长筒袜的需求下降，虽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由普通袜子需求量增加及逐渐引进了机织花边而得到补偿。织袜工的前景越变越坏，反应也很强烈。正像手织工的情况一样，可发现一些地方官和雇主，他们把工人的不驯服归咎于以前富足所造成的“骄奢淫逸”，“一个星期的前半周工人们就是谈谈政治、赌博或在酒馆里消磨时光，而不是尽工作义务，剩下来的三四天就足以赚到应当付当前花费的钱了”——“下层等级大手大脚腐败堕落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他们几乎全都被腐化了……”。[119] 织袜工的疾苦很复杂，要想全盘了解，就要细心关注织袜业的详细情况。[120]中部地区不仅织普通袜和花式袜，也织手套、背带、女用长臂手套、网状女衬衫、马裤、领巾及各种其他物品。莱斯特产许多精工制品，在卢德运动时期，不像诺丁汉受的打击大。但所有的不满都针对最不谨慎的袜商为节省劳动力和降低产品价格而采用的种种方法。有些村落中，“实物工资制”极为流行，几乎要掩护真正的工资。工作由复杂的计件法计酬，如织花边，就看花边上丝绒的粗细。工人抱怨说，他们的工资在较粗的活计中给他们的报酬一直太低，而且往往还不肯使用一种叫做“网架”的测量丝绒粗细的工具。织袜工还要从不足额的工资中扣除缝合接口、买针、灯油、领取活计的费用等等。不谨慎的中间人或私商，即所谓的“背袋子袜商”，走村串户地劝那些工作量不足或是想节省时间、不肯把他们的产品拿到诺丁汉大袜商仓库里去的织袜工接受低于工资率的活计。但最严重的不满是针对“剪裁袜”和“使用生手”的。中等阶级激进报纸《诺丁汉评论》曾写道：“诺丁汉及其附近并没有出现新机器让工人对其施行报复。” 机器，或机架……被砸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新发明……，而是因为在机上织出来的东西没有什么用，是骗人的，损坏了行业的信誉，从而孕育出捣毁机器的种子。[121] 剪裁袜子（及其他产品）由织好的大块袜料制成，大块料在宽机上织出，然后裁成所需要的形状，再在接口处缝合起来。[122]这种产品便宜，而且和传统的织袜机相比，它可以成批生产。但行业内对此极不喜欢的理由很多。工人及许多雇主认为产品太低劣，缝合工序又分开进行。在不懂行的人眼中，它们和正品完全一样，因此可以压低用“手艺人风度”造出来的袜子的价钱一而这正是南美市场崩溃、枢密院令引起的总萧条导致需求下降的时候。此外，剪裁袜低劣的质地还打击了工匠的工作自豪感，并使全行业的产品信誉普遍下降。进而，这些弊端又直接导致“使用生手”，也就是雇用非技术工人或过量的学徒。粗制滥造推动了廉价的无技术性劳工的泛滥，针织业降格为一种“不体面的”行业。 像剪绒工一样，织袜工在保卫自身地位时，既有合法斗争又有暴力斗争的漫长历史。一个针织工公会从查理二世那里取得特许状，但在18世纪，中部地区事实上已突破了它的规定，而公会也已变得默默无闻了。1778至1779年之间，他们曾下决心争取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提案失败后，骚动和毁机行动就紧跟着而来。1787年，袜商和工人谈定了一份工资表，它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20年之久。从1807年起，工资下降，织袜工再一次使用合法宣传手段。古老的针织工公会复活了，帮工要交纳高达1镑13先令6便士人会费，接着又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一场反对“生手”的试探性官司打赢了，但陪审团判决的1先令赔偿费并不能阻止其他人犯法。工资从1807年的水平下降1/3。1811年，已成为工人们杰出领袖的格雷夫纳·亨森试图用结社法起诉雇主，这是有案可查的很少几次行动中的一次。他提出证据说，有一些雇主联合起来降低工资，而且在诺丁汉报纸上刊载了他们的决议。地方官不肯听他陈述，市政书记官则不肯签发令状。[123] 正如剪绒工的情况一样，针织工感到可以保护他们的一切法令都废弃了，或者不再受重视，而依靠工会活动来维护他们“权利”的尝试，又都属于非法的。尽管在1811年以前有些袜商也希望制止“剪裁法”和“生手”，但阶级分野却一日甚于一日，以前曾存在于政治上是激进派的雇主与其帮工间的亲切感，现在消失了。不过很有理由设想，在1811至1812年，某些按习惯支付工资，又不生产“剪裁袜”的雇主是相当同情卢德派宗旨的，即使并不同情卢德派做法也罢。在诺丁汉，和约克郡一样，卢德运动很有针对性。只有工资偏低或生产“剪裁”袜的织机被毁，而织机上的成品被抖乱或货担上的货物被拦截时，“剪裁袜”被毁掉，织边良好的袜子却安然无恙。这种区别，清楚地体现在“卢德将军的胜利”这首歌中： 让有罪的人恐惧，但他决不把复仇的利剑 指向诚实者的生命与财产， 他的怒火只焚烧 宽机和支付低工资的机件， 这些捣乱的机器应该处死。 这是全行业一致的意见， 卢德不怕任何人反抗， 他是命令的总执行官。 有人说卢德无法无天， 但他为什么不片刻细想， 正是那可鄙的过重负担， 造成这不幸的局面。 直到那傲慢不再压迫卑贱， 卢德才收起他征服的剑， 让苦难立即得到解除， 和平于是快快实现。 聪明的大人物请出谋划策， 不要再袖手旁观站在一边， 直到古老的工资伴随完善的产品， 再由习惯和法律来树建， 艰苦的斗争于是过去， 行业的光荣又重现， 生手、剪裁和笼络 再不能抢夺工人的饭碗。[124] 事实上，针织工甚至为捣毁机器寻找了法律依据。在查理二世的特许状中有一个条款授权针织工公会指派代表检验产品，可以把制作低劣或弄虚作假的产品剪成碎片。卢德派就把这种权力视为权利。针对地方官反对卢德活动的公告，他们发表了一个反宣言，使用“鉴于”、“无论何时”等公文套话，声称他们有意也有权“销毁织造下列膺品的任何种类的织机，及不按迄今为止雇主及雇工双方同意的正常比率支付工资的任何织机”。宣言下面附着一张犯忌的机型及开业活动的一览表。[125] 诺丁汉卢德运动主要在1811年3月至1812年2月间，在此期间又有两次高潮，即3至4月和11至次年1月，当时毁机活动蔓延至莱斯特郡和德比郡。整个运动过程砸毁织袜机约1000台，价值大概在6000镑至10000镑之间，无数的成品被销毁。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些事件，但在诺丁汉，卢德行动和合法抗议很有趣地相互交替。而且可能两种活动都受同一工会组织的指导——至少到1814年都是这样。在这个组织里，卢德派和宪政派（可能由格雷夫纳·亨森领导）也许意见不同。在议会把毁机活动定为死罪的法案通过后，卢德运动的主阶段结束，“内德·卢德”的《宣言》将此法案斥为“无效”，因为它是用“最骗人的欺诈，偏私和到处拉票的方法”通过的。但1812年2月法案的通过使针织工极为震惊。他们立即组织起半合法的“针织工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文件（1814年被缴）有许多至今仍保留着。 诺丁汉委员会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与伦敦、莱斯特、德比，甚至都柏林、杜克斯伯里和格拉斯哥建立通信联系，试图推迟通过这讨厌的法（并没有成功），以使议会能听到他们的陈述。他们收到的回信显示要形成合法组织是多么困难。莱斯特的来信（1812年2月20日）说： 大家认为应该使我们受到法律宽宏的保护，应在本选邑诸位地方官的同意下……召开一次行业集会……。 德比来信（1812年3月3日）说：“本腐败选邑的地方官不容忍536我们开一次行业会议”。在伦敦只有100名左右的织袜工仍在开工，哈顿莱园的地方官就比较帮忙，但（据1812年3月4日来信）“两个警官出席会议，以使地方官对我们议事的合法性感到满意”。杜克斯伯里也有人写回信（3月2日）说地方官阻止了一次集会，信件也被拆开了。托马斯·卡瑟姆，他和亨森一起（主持通信）给“吐克斯伯里”市长写了一封辛辣的信： 先生，你可知道，那一般称为“禁言法”的法令，早已因它的自然死亡而死亡？ 应当知道人民“是会被迫犯罪的，当他们不能行使权利时，就会进行复仇”。但尽管有种种困难，上述这些中心还是都建立了织袜工委员会，而且和设菲尔德、阿什菲尔德的萨顿、贝尔珀、希纳、卡斯尔、唐宁顿、戈达尔明等地保持了通信联系。[126] 诺丁汉委员会的目标是促成一项提案，使织袜工得到议会的救助。有几个委员会提出为拟订一项关于最低工资而请愿，诺丁汉委员会反对这些建议： 众所周知，政府不会插手一定量的劳动应该拿到一定量的工资，因为事情本身会归结到讨厌的一点即确定一个商品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但商品上下浮动，就好像我国的繁荣和衰退来回波动一样……政府的确在很久很久以前插手调节过工资，但亚当·斯密博士的书把上流社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改变了。所以，想靠议会的影响增加工资，就如同想调节风向一样荒唐。 显然，亨森和他的同伴已测算过会遇到多大程度的对抗。若想取得工人所要求的工资增长（诺丁汉委员会争辩说），就必须制定更详尽的立法，来防止间接削减工资： 本委员会认为……本城及邻近地区最近发生的暴力行为有其根源，因缺乏议会调节，袜商给工人造成了五花八门的负担。 所以他们想起草一个提案，其中包括一些详细的条款：（1）用“插杆”即织袜机里的钢丝数来规定袜子的规格；（2）给一切袜子强制打标记，以区别质地好坏；（3）强制使用网架，以便能估计机制花边的报酬；（4）禁止仿制滥造优质产品；（5）强制每个作坊公布工资表；（6）授权治安法官调整租机费。 最后，他们草拟了一项提案，以阻止编织制造业中的欺诈陋习，其中有以上条款中的几条，还包括禁止用“实物”支付工资。1812年3月，他们忙于送募捐单和支持提案的请愿书，到4月底，在针织工中征集到一万多签名（“注意：本行业一切男子都可签名但女子不可”）。其中： 诺丁汉市2629 诺丁汉郡2078 莱斯特市1100 莱斯特郡2057 德比市239 德比郡1809 杜克斯伯里281戈达尔明114伦敦92 募捐单表明在织袜工队伍以外也受到广泛支持——酒馆老板、杂货商、面包师、屠夫、磨坊主、农场主、印刷工、某些织袜业雇主，还有许多工匠都解囊相助。还有人向健康俱乐部呼吁捐款。6月，当提案送交议会时，一个士兵写信表示愿在大亚茅斯民兵团里征集募款，而诺丁汉委员会则感谢“拜伦勋爵的慷慨捐赠”。 4月下旬至7月末，亨森、拉奇、莱瑟姆及其他代表经常在伦敦，密切注视提案的进展。他们发回的报告对伦敦很不恭维。因为他们不仅发现有技术的工会人士目中无人，而且发现工会538给他们的经费补助极度紧张。4月22日他们报告说在小伙子巷“双颈天鹅”旅馆住了第一夜： 晚饭冷牛肉加上住宿，堂倌和女佣人，他们想弄走我们25先令，这使小托米（即拉奇）搔着头大叫起来：“伦登（敦）真见鬼！！！” （5月亨森已回到诺丁汉，他写信问他的同事：“伦敦的气氛是不是好一点了。”办事开销很大，基金大部分用在提出法案和议会活动上了，但代表们也需要路费和其他开销（亨森在6月中旬匆匆访问都柏林），他们的妻子得到一些津贴（每星期14先令），也给全部时间花在募捐上的委员会委员一笔津贴（每天3先令）。织袜工本身的反响也不同，莱斯特地区毛织袜业不像诺丁汉地区棉织袜业受影响大，因此热情也小，拉奇在4月写道逮城里只有五六个好汉，他们主要是绿林英雄”。[127]5月份一个委员失望地写道：在诺丁汉郡织普通袜（使用两根针）的村落里缺少支持，这个行业的人怀疑提案主要对织花边和丝袜的人有利：“我已经出来两天了，但弄不到一分钱，他们滑机（稽）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放牛的。”几个月过去后，人们开始问花在维持伦敦代表团及他们在家的妻子身上的钱（这种嫉妒心理在每一个早期工会那里都无可避免地存在）。并且，正当织袜工委员会在奋力压制砸毁机器的活动，因为它可能损害自己在议会的努力时，诺丁汉的情形却激动起来，3月份，当地有7个卢德派被判处7年或14年流放。委员会即使没有把卢德派领袖吸收在自己的行列中，它至少也肯定知道谁在指挥上一年的活动。4月，中部地区动荡局势中惟一一次暗杀企图发生了——一个叫威廉·特伦特姆的袜商在家门口被打伤。在此之前，曾有一封来自“上尉”的匿名信，指责特伦特姆给女工的工资不足： 你应该知道先生，这些不幸的女孩很容易因太穷受惑而变成妓女，上尉指示我宣布这些人没有防卫能力，故此他认为她们更直接地处于他的保护下，因为他相信她们的工资在全英格兰最低。 莱斯特地方委员会的书记失望地给伦敦代表团写信说：我听说诺丁汉的袜商特伦特姆先生星期一晚上在自家门口被枪击，有消息说上星期六他裁减工人工资，每双袜减掉两便士，还叫他们去告诉内德·卢德。我不知道这事的真实程度如何，但现在这种时候肯定不能用奇耻大辱来激怒公众。事情在伦敦的发展有一点悲怆的味道，织袜工代表——特别是亨森——在审理提案的议会委员会前深刻感人地描述了工人的情况。[128]代表们也拼命进行院外活动，把劣质产品的样品和漏织脱线的残缺品拿给议员们看，将最好的成品分送给有影响的人（从织袜工委员会的基金中开支），还送给摄政王几双袜、一块丝巾、一个丝夹子和几块手帕。西德默思和蔼地接见了代表团，为他女儿定做了几双袜子和一块头巾，代表们看起来是要成功了。在提案三读前夕，亨森带着胜利的口气写信给诺丁汉说（1812年6月30日）： 我们有理由（认为）摄政王也是赞成的。我们只需要和亚当·斯密博士的信徒去拼斗了，他们的原则在全国到处受诅咒。 两天后他写信时就丧气了。休谟反对提案，随后下院就休会，“在场的不满40个议员，我们的事提交讨论时他们就像失了火一样往外跑”。几个月的请愿、募捐、牺牲和成立合法组织的尝试就此结束。在小组委员会上，下院接纳了最后一分钟送到的莱斯特及诺丁汉袜商的陈言请愿，因而决定划掉提案中与织袜业有关的一切条款，只留下与花边及实物工资制有关的无力条文。亨森把这个消息写在一封信里送回诺丁汉，附加了下面几句愤怒的话： 又及：现在他们可以心满意足地裁减工人，做裁剪袜、收买、用单股棉线、偷、窃、扒、拿和压迫别人了。 由于希望某些条款能重新加上，代表团就拜访了激进派领袖： 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告诉我们，议会从来不介入雇主和工人的争端。……弗朗西斯爵士并没有参加投票支持我们，相反他离开议会……倒是下院中政府方面的人在鼓吹我们改提案。 被阉割的提案确实通过了三读，虽说在7月21日，休谟又作了一次反对提案的长篇演讲：“大臣们支持提案，它通过时下院只有12个人，所有的爱国者都照例走开了”。但很难理解“政府方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因为3天以后，提案被上院否决了。最强烈反对提案的（没有人支持它）是西德默思的发言：他“对天起誓，再不能让这种原则在任何提案中带进下院”。[129] 针织工组织的历史并不到此为止，简言之，提案失败后委员会采取措施加强工会。他们调查了“木匠、裁缝、鞋匠、刀具匠是如何管理工会的”，起草了一个新章程（也许由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建议），工会取名为“争取议会救助、鼓励机匠改进机械的协会”。[130]如此它实际上存在了大约两年，发放养老金、失业救济、罢工补助。工会不成功地雇用了一些会员直接进行生产，这些活动足以有效地阻止卢德运动的一次复发。然而，1814年毁机的行动再次爆发，一种说法认为这有违亨森和“合法派的愿望，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是加强工会的补充手段，卢德派小股队伍实际上接受了工会的基金援助。诺丁汉一个大织袜商铺子里发生罢工，导致袜商和市政团一个“秘密委员会”采取行动，而市政团早就使用密探刺探工会活动。工会两名领导人被捕入狱，工会的文件也被没收。砸机活动一直到1817年都时有发生；但同时也很清楚，就在这相同的年份里，工会也一直活跃在地下，秘密活动一年一年地让位给群众有组织的公开示威，让位给公开的谈判。[131] 这些历史大体上属于卢德运动的余波。但调整针织业的提案流产的过程，却使卢德运动时期工会的困境变得明显起来。虽说我们手头没有文件可以使我们弄清楚手织工和剪绒工领袖的想法，但1800至1812年间，他们一定在花费巨大又一无成果地向议会求助时，遭遇了同样的经历。前面我们略为详细地追述了兰开郡棉织工的历史。但必须注意：兰开郡的卢德运动产生过家长式管理和自由放任之间的冲突，这恰如织袜业和呢绒业中的情形一样。迟至1800和1803年，手织工在进行了激烈的鼓动后至少还在“棉业仲裁法”中得到了正式的保护手段。他们和格拉斯哥的棉织工已有通信来往。而且（在博尔顿的弗莱彻中校看来），他们的鼓动“源出于雅各宾会社，目的是用来使手工织工的心境始终动荡……”[132]但仲裁法的胜利却是一个幻像。地方官获得居中调停和强制实行最低工资的权力， 他们在财产和地位上与雇主更接近，而且与之应酬往来、彼此更熟悉，所以遇事便马虎处置。[133] 1807至1808年，争取最低工资法的宣传活动进入第一个紧要时期，有许多请愿、示威和罢工活动，结果是汉森中校被捕入狱。[134]有一个苏格兰人证明说他曾在组织中发挥过战斗作用，他记得很清楚，1809至1812年曾有过一个全国性织工工会，中心在格拉斯哥，苏格兰、兰开郡、卡莱尔和北爱尔兰都是坚强堡垒。[135]1811年，手工织工重新动员争取最低工资法，曼彻斯特的4万名织工，苏格兰的3万名织工和博尔顿的7000名织工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保护并反对肆无忌惮的雇主：1812年，手工织工委员会似乎出现了分歧，兰开郡人不再指望能受到保护，于是转向卢德运动；格拉斯哥和卡莱尔人则到法庭上去打漫长而花钱的官司，提出调节工资和学徒制的问题。格拉斯哥人甚至还打赢了官司，但这是在提交高一等法院并花费巨大开销之后才取得的。但是制造商立刻就拒付地方官在州法院商定的最低工资，结果（在1812年11和12月）从阿伯丁到卡莱尔发生一次纪律严明又大受支持的大罢工。工人们（据里奇蒙说）决心靠“同时并举的道义努力”来取得法律所赋予的工资，并决心为“其阶层力争立足于社会的最后基地”。格拉斯哥领导人（“极其冷静又极有能力的人”）曾在每一点上都费尽心机地请教律师，努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事，这时却因此而被捕，判刑4至18个月不等。两年后，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法令中的学徒条款被废除，一份新的请愿书（这次是来自兰开郡手工织工）宣称：“废除上述法律的提案使请愿者的心冰凉透彻，无可名状，他们不再存有任何希望……。”[136] 格拉斯哥手工织工领袖的遭遇最冷酷地表明了这时工会的困境，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把我们的分歧收拢来，找出促成卢德运动的原因。退回到经济主义这种毫不说明问题的理论上去当然很容易，它把卢德运动简单地归咎于枢密院令及其后果。的确，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及枢密院的报复性禁令瓦解了英国纺织业销售市场，兰开郡、约克郡及中部地区的工业因此而停滞不前，战争和接连不断的歉收又把粮食价格抬高到“缺货”的高价水平。但用这些来解释卢德运动是不行的，它也许有助于解释卢德运动的时机，却解释不了卢德运动的特点。1811和1812这两个荒年在已有的痛苦上又加上持续的饥饿这个最严重的痛苦，从而使最不道德的雇主所采用的节约劳动力、降低劳动力价值的每一种方法（如动力织机、平绒机、剪裁袜等等）变得更加使人反感。但卢德运动并不是盲目的反抗，也不是抢粮风潮（像其他许多地区发生的那样）。也不能把卢德运动描述成“原始”的工会运动。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组织和掩盖了卢德运动及为其辩护的人远不原始。他们机灵而诙谐，其中有一些仅次于伦敦的工匠，是“勤劳阶级”中最有代表性的人。少数人读过亚当·斯密的书，更多的人对工会法有研究。剪绒工、织袜工和手织工有能力管理复杂的组织，承办其财政、通信事务，把代表远派到爱尔兰，或与西部各郡保持正常的联系。所有这些人都通过他们的代理人与议会有所交往，而诺丁汉经过学徒阶段的织袜工还是市民和选民。 应当这样来看待卢德运动：它起于家长式立法消失的关头，起于把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强加给工人、而不顾其愿望和心意的时刻。这是从14和15世纪就开始的历史的最后一章，而这部历史的主要部分则见载于托尼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诚然，这种家长式立法的多数就其本意来说不仅是限制性的，而且对工人还是惩罚性的。然而，在这各法统中有一个一切人共有的仁慈国家的虚幻影子，它对肆无忌惮的制造商和不仁不义的雇主们不仅有司法的，而且有道德的制约，帮工们在其中总还算是国家的一个“等级”，而不管其地位如何低下，至少从理论上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可以请治安法官仲裁或保护，即使事实教育工人只能期待含混的答复；人们却仍根据这种理论来对待地方官。工业的作用是为受雇于其中的人提供生计，而明显地损害“行业”利益的实践和发明，则必须不加宽恕。帮工为其手艺而自豪，不仅因为它增加了工人在劳动市场上的价值，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手艺人。 这种理想也许从来就只是理想，而到18世纪末，也许就更加陈旧。然而在人们想象的理想世界中，它却始终是强有力的现实，工匠、帮工和许多小业主尤能与之产生共鸣。不仅如此，这理想还存在于传统制造业、社会团体的许可与习惯中。每当帮工们欢天喜地、隆重盛大地举行鞋匠的圣克里斯平节聚餐[137]、普雷斯顿市的“行会”联欢或梳毛工的布莱斯主教聚会时，他们就大力赞美这种理想。早期半合法的工会组织在他们华丽的证件和会员卡上印着这种传统的标志，如平绒工有徽记，顶上是两把交叉的大剪刀，夹在正义和自由两女神之间；鞋匠则写上他们的口号：“让克里斯平子孙的产品踩在全体世人的脚之下”，所有工会又都有他们的宣言和声明，最后签着“受行业之命”。正如常发生的那样，当传统越接近尾声时，它就越充满缅怀的曦光。 此外，人们有时会忘记家长式立法消失得多么快。重要的“斯皮特菲尔兹法”迟至1773年才制定，经过某些修改而持续生效了50年，丝织工据此取得合法的最低工资——而这是其他织工和袜工所想要而徒劳无获的东西。[138]棉织业的“仲裁法”（1800至1803年）虽无效却至少维持了“保护”这个概念。这以后，在10年之中，所有家长式的法典几乎全都扫涤一净。1803至1808年间涉及毛织业的规定全都暂停，1809年则根本废除。1813年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法令有关学徒的条款被废除。 1814年，则轮到授权地方官实行最低工资的条款（而未完成工作就离职即算犯罪的条款却保留下来了）。1814年刀具业中学徒资格的限制被“设菲尔德刀具工法”废置了。就在这10年，工人可以因为直接的工会活动而受到结社法的惩罚，于是日益求助于法庭，企图加强行将消失的立法。由此，才会有毛呢工针对起毛机和学徒制的诉讼，有织袜工针对“生手”和“实物工资”的诉讼，有棉织工针对学徒制实施最低工资的诉讼，以及1809至1813年伦敦各业造车工、制锁工、机器制造工等等就类似问题而进行的十多场官司。[139]其中大多数案子都不成功，少数几个成功了，却耗尽工会的基金，造成哭笑不得的损失。最后，习惯或法律对开放市场上物价的最后一点控制也逐渐消散了，而恢复习惯法中关于囤积居奇的规定又遭到失败。 我们应该想像亨森和拉奇在耗费巨资出席议会时，其痛苦的经历扩大了100倍。工人很清楚出了什么事。他们前有狼后有虎，一方面他们面对现存秩序之狼，并非所有的乡村地方官都教条地支持自由放任，就连郡守们也未必如此。有时，他们会因调停对帮工不利而真正感到不安，甚至很不喜欢大雇主的做法。但是当工人的不满清楚有效地表达时，这正是他们威胁到秩序与价值的时候，老派的绅士有可能会同情一个饿得快死的织袜工以消极的原告的身份站在他们前，但他决不同情秘密委员会、街头示威、罢工或破坏财产。 但另一方面，工人们又面对雇主这条虎，他每天都从自由放任的信徒中吸取新的力量。1815年的谷物法将表明贵族乡绅离真正支持这种学说还相差多远。但战争期间，出于纯粹的反革命机会主义，政府发现接受“自由竞争”的说法很方便，只要这论点只妨碍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妨碍土地的利益。事实上，1813年西德默思提出废除工资仲裁时，他很少想到这事还值得争论： 如诸爵爷这般敏睿之人，是无须花心思来弄清事情在此种状况下对雇主和雇工会多么有害，而又特别对后者有害的。因此，爵爷们一定会深信，废除这类有害的法令自是合乎时宜。[140] 若说剪绒工和织袜工代表在大臣那里受到了挫折，那么他们也没有在休谟甚至伯德特这样的激进派那里得到安慰。反对他们的一面是有关秩序的价值观念，一大群心慌意乱的议员在这二者间选择最简单的出路，“我们的事提交讨论时他们就像失了火一样往外跑”，而其中某些议员，有可能对造成的不公正带有某种负疚感。 拜伦在上院作反对把砸毁机器定为死罪的著名演说时，并没有夸张其辞：“当一个解放或救助的法案提出时，你们犹豫不决，想过来想过去地盘算多年，你们拖延处置，收买人心，但死刑令却必须马上通过，而毫不顾及其后果。”工人们感到把他们和社会其他部分联系在相互的权利和义务中的纽带，无论其如何理想化，都一根接一根地中断了，他们被抛在宪法大门之外。而对疾苦最有切肤之感的是手织工和织袜工这批人，他们感到其工匠的身份受到损害。1811年“德比普通丝袜工”向袜商们呼吁说： 我们是心灵手巧，使用昂贵原料的工匠，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认为应当在社会上有更高的地位，在工资上应该和第一流的机匠平齐……因为有结社法作梗，我们不能以整体的名义对你们说话，不能要求增加工资，但我们能够说，正义要求我们为额外的劳动取得报酬。[141] 1811年，兰开郡一个手织工委员会宣布：“鉴于立法机构已干预过较不重要的事务——颁布过调节谷价的法律，规定面包价格的法律，……增加法官和教士薪水的法律等等……本委员会完全不知道在如此必要的情况下进行立法干预有何不妥之处”： 假如你们有7万张选票，去选举出席议会的议员，还会有人对你们的请求漠不关心，乃至不闻不问吗？我们相信不会。[142] 所以，卢德运动首先应放在这种背景中考察。帮工和工匠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宪法权利，而对此他们深信不疑。内德·卢德是“替天行道的人”，是“大执行官”，他（“经行业一致同意”）保卫着“习惯及法律”为工人确立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如此深刻，决不是一小帮雇主甚至议会所能不顾的： 不要再吟唱罗宾汉， 也别把他的业绩赞叹， 我如今要歌颂卢德将军的成就， 他现在威震诺丁汉。……[143] 其次，我们却不能夸大织袜工和剪绒工所被迫陷入的孤立状况。在整个卢德派“暴乱”期间，中部地区和约克郡西区的公众舆论一直支持砸机器的人。大雇主及整个工厂制度在成千上万的小雇主中挑起深刻的对立情绪。1795年，约克西区的毛呢业小雇主积极活动，争取人们支持一个提案，“以恢复并保持过去经营呢绒业的一整套制度……”。 直到最近，这个制度还是由居住在不同村落里的人织出毛呢，然后在利兹的公共会所卖给商人，商人并不从事呢绒料生产。 近来有一些商人成了毛呢生产商，他们为更好地进行生产而建造起很大的楼房，称之为工厂，打算在里面雇毛呢匠为佣工，像前面提到的那种分散的工人及其家庭，现在就在这些厂房内或其附近集结起来，处处仰人鼻息。 提案（意在阻止商人制造商在公共会所买进呢料以补足定货）“目的是维持本行业制度，产生更多的独立、昌盛及良好品行，因此也就比国内其他任何工业部门都导致更大的幸福。”[144] 服从主人命令、遵守主人纪律的“佣工”，即工资雇佣者，与能够随心所欲地“来来往往”的工匠之间的地位之差，真是大到可以让工人为之流血，而不愿让自己被别人推着从一边走向另一边。况且从集体的价值观念看，抵抗身份降低的人做得对。1797年布雷德福建立第一座动力纺织厂而招来的是几群人的威胁呵斥。约克西区的“小生产者”在阿克莱特那多烟囱、来自彭奈恩山另一边的创造物上，看见了他们自己家庭工业的死亡证书。在1802至1806年间支持“协会”或“呢绒商公会”的小雇主，在背后有道德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支持。 人们很容易忘记新出现的棉纺厂名声有多坏。它是剥削的中心，是囚禁儿童的可怕监狱，是伤风败俗和劳资对抗的中心；[145]尤其把勤劳的工匠贬低到“仰人鼻息的地位”。社会上一种生活方式濒临死亡。因此，我们决不可把剪绒工反对某种特定机器的斗争，仅仅看做是某个特定的技术工人集团在维护其自身的生计。这些机器象征着工厂制的侵犯。有些毛呢商道德上的先人之见如此强烈，以致我们知道在有些场合下，他们故意压制节省劳动力的发明，而理查德·奥斯特勒的父亲在1800年宁愿卖掉一家兴旺的铺子，也不肯使用他认为是“富人压迫的工具、穷人苦难没落的手段”的机器。[146]这种情绪弥漫于毛呢商、整饰业雇主、工匠及各式普通工人甚至某些专业人员之间，正是它支持并保护了卢德派。格雷将军1812年在约克郡西区统帅当地驻军时曾沮丧地谈到： 上当受骗而怀有恶意的老百姓现在把气出在起毛机和剪绒机上面，居民中较体面的那部分居然也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们一致，并且还波及该部门中拥有别种类型工场的人……[147] 这种情绪在中部地区也有，那里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机器改革引起争议。织袜业主、商贩、工匠乃至某些袜商完全站在针织工一边，尤其是1812年针织工请求议会帮工时最明显。规定破坏机器为死罪的法案就连有些袜商也看不起，而据说这个法案是维护他们利益的。如此看来，过去把这几年中的卢德运动看成是盲目地仅对机器，这种说法就越来越说不通了。人们争执的是资本家有没有破坏行业习俗的“自由”，而不管他用什么方法——是新机器、工厂制，还是靠无约束的竞争、降低工资、低价出售打倒对手和降低工艺水平等等。我们对下面这种观点已经太习惯了，即各行业在19世纪初从“限制”措施中解脱出来，既无可避免又很“进步”，以致要有很强的想象才能理解：那些用以上这些手法积聚财富的“自由”工厂主、大袜商和棉纺织业制造商在当时不仅受到嫉妒，而且被看成是进行缺德和非法活动的人，下等人并不把“自由放任”看做自由，而只是“肮脏的欺骗”。他们看不出有什么“自由规律”，靠此某个人或某些人可以从事明显伤害别人的活动。 一封致“敬爱的兄弟爱德华·卢德总指挥”的“非常公告”，就表达了“行业”的道德经济学的所有观念： 鉴于我们——北方各郡为解除职工苦难而召开的全体鼓动员大会得知，查尔斯·莱西，诺丁汉市人，英国花边制造商，犯有弄虚作假及压迫行为罪——用单股绒编织冒牌的棉绣花边……从而使我们700名亲爱的弟兄陷于贫困和苦难之中，他自己却赚到15000镑巨款，由此毁灭了棉织花边业，毁灭了我们可敬可爱的弟兄，而其养家活口舒适的生活完全指望花边生产继续进行。 据信该查尔斯·莱西完全为邪恶动机所驱使。本公告……宣布没收该15000英镑，并据此……命令查尔斯·莱西交出该款，在1807年从事棉绣花边生产的全体工人中平分……[148]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把卢德运动看做是反对无限制工业资本主义情绪的狂烈喷发，它追溯已废弃的家长制法典，又得到工人整体的传统支持。不过在这一点上，如果用“反动”这个词来形容就太轻率了。因为尽管对卢德派有那么多的说教(当时及后来)，说新机器和“自由”企业会有什么好处——这些论点卢德派无论如何是有智慧去自己权衡的——但仍然是砸毁机器的人而不是写小册子的人最能够现实地估计其短期后果的。剪绒工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一种手艺轻易地消失会是什么样： 1806—1817年约克郡的剪绒工厂据说从5家增加到72家，机器剪子从100把增力口到1462把，3378个平绒工中至少1170人没有工作，而1445人只是半工作。[149] 他们的工作由非技术工人和童工顶替了，据1841年一个记载： 1814年利兹有1733名剪绒工，全都充分就业，而现在，自机器引进以来，呢料全都……由相对少的人来整饰，主要是男孩，工资每星期5先令至8先令……少数成人10先令至14先令。以前的剪绒工现在是能找到什么就干什么，有的给人看田地，有的挑水度日，有的当清道夫、卖桔子、卖糕点、卖丝带花边、生姜饼、皮鞋油、等等等等。[150] 一种体面的手艺竟落得如此下场。织袜工和棉织工后来的历史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那种“进步”的观点，打破了习俗限制措施有什么好处。我们已详细考虑过纺织工的生计如何被破坏，但假如工业革命中还有什么比手织工的遭遇更凄惨的话，那就是织袜工的遭遇。据费尔金说，到1819年他们许多人每天劳动16至18小时，每星期工资却下降为4至7先令，只有移民好望角才是惟一的出路。19世纪20年代初情况有所好转，当时引进机织花边（即螺旋网或筒子网“热”给行业注入新的生命，但接下来又是持续的衰落。1840年一个织袜工对托马斯·库珀说：“我们问或会有一点兴隆，但很快又回到饥饿中去。”（4先令6便士被说成是有工作做时的“平均”工资。）他们一方面要付机租，另一方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剥削——如削减工资（“扣工资”也就是罚款、实物工资等等），在这两面夹攻下，“可怜的针织工被耗干了，直至你在离莱斯特一百里的地方碰见一个人，都能凭他特有的悲怆和心灰意懒的气质认出他来，而这还仅仅是受“自由竞争”的影响，还没有引进任何机器，不涉及蒸汽或水力在其中。[151] 即使我们把产品便宜这一条算上，也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把随后二三十年在该业做工的工人地位下降的过程称为“进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把卢德运动看做是过渡时期的对抗。一方面，它缅怀不可再现的老习惯和家长制立法；另一方面，它又企图复活旧的权利以便开创新的先例。在不同时期，他们的要求包括实行法定最低工资，控制女工童工的“血汗劳动”，仲裁调停，雇主负责为受机器排斥的技术工人寻找工作，禁止偷工减料，给予公开组织工会的权利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既向前看，也向后看，其中含有的模糊影子与其说像家长专制主义，不如说更像民主社会。这个社会中工业的发展应根据伦理的优先地位来调节，而利润的追求应服从人类的需要。 这样我们应当把1811至1813这几年视为分水岭，它的水一股流回都锋时期，另一股则向前流，流向以后一百年的工厂立法。卢德派有几分像最后一批行会分子，但同时又有几分像最早进行鼓动而导致十小时工作日运动的人。在两个方向上都有替代“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及道德标准，在工业革命那关键的几十年中，劳动人民完全被遗弃在历史上最有辱于人类的一种教条——不负责任又毫无节制的竞争理论的摧残下，外加工或干活的几代人就死在这个摧残中。在十小时工作日法(1847)里，正是马克思看出了证据表明“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中等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服从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152]袭击卡特赖特在罗福尔兹开的工厂的人宣布了这替代的政治经济学，虽说那时是在夜半的一场混乱的遭遇战中宣布的。 5．绿林好汉 在一般人心中，卢德运动是没有文化的手工工人粗鲁而自发的行为，盲目地反抗使用机器。但破坏机器的历史却长远得多。毁坏原料、织机、打谷机，淹没矿井或破坏井口辘轳，抢劫不得人心的雇主的财产或烧毁他们的房屋，这些以及其他形式的直接暴力行动，都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大量使用，而捣蛋做法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还在设菲尔德刀具业某些部门中流行。这些方法有时是针对人们感到讨厌的那些机器，但更多情况下是用来维护习惯、恐吓工贼和“非法”工人及雇主，或作为（时常很有效）罢工及其他“工会”活动的辅助手段。[153] 虽然和这些传统有关，卢德运动却必须和它们区别开，首先是因为它高度的组织性，其次是它蓬勃发展的政治背景。这些区别可以用一个简单特点来总结：尽管工业中的特殊疾苦是它的原因，卢德运动却是个半造反运动，它一直摆动在未来的革命目标的边缘上。这并不是说它已是完全自觉的革命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又确有成为这种运动的倾向，而正是这个倾向最常被人们所讳言。 兰开郡卢德运动表现得政治性最强，同时自发性和混乱状况也最突出。诺丁汉郡的卢德运动最有组织纪律性，同时又最严格地局限在产业目标上。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则从产业目标转向进一步的目标。在具体分析这些区别之前，我们应简短地叙述一下。 主要的骚动在1811年3月从诺丁汉开始。织袜工举行一次大示威，“吵吵嚷嚷地要求工作和比较公平的售价”，结果被军队驱散。当晚，阿诺德这个大村子里有80架织袜机被砸毁，参加暴动人的没有预先化妆，他们受到群众欢呼。以后几个星期，动乱在诺丁汉郡西北的织袜业村庄里一直延续，而且主要在夜里。尽管临时巡捕和军队在村子里巡逻，他们却抓不到任何人。 虽说大约在30年时间里砸毁袜机的活动到这时开展得最广泛，但三四月份它最早爆发时，却并未引起轰动。这种那种的动乱在工业区司空见惯，因此很少引人注目。但1811年11月初，卢德运动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砸机行动不再是“暴乱者”所为，而是纪律严明的小分队所做，他们在夜间从一个村庄迅速转向另一个村庄。运动从诺丁汉郡发展到莱斯特郡和德比郡部分地区，而且不间断地持续到1812年2月间。11月10日布尔韦尔发生激烈冲突，当地有个袜商叫霍林斯沃思，他奋起而保卫自己的财产。双方交了火，一个卢德派被打死，三天后，一大队卢德派以长枪、手枪、斧头和锤子为武器，毁坏了阿什菲尔德的萨顿镇一个大袜商工场里的70台袜机。三个多月中，每一夜都有袭击事件，有时同一夜发生在相距很远的两个村庄里。 到12月底，《利兹信使报》驻诺丁汉通讯员声称：“过去一个月中，这个郡的造反形势在查理一世的动荡日子以后便前所未有。”尽管地方官采取各种规模的行动，军队也得到大量增援，却仍旧不能阻挡卢德派。袭击每一次都表现得有计划有秩序： 他们只砸那些降低了工人工资的织袜机，不削减工资的人的织袜机他们就不触动，昨天夜里一座房子里有6台机子中的4台被砸，另两台属没有削减工人工资的雇主所有，他们就没有去动一下。 卢德派戴假面具或进行化妆，有哨兵也有信号，“他们通过口令互相联络，短枪或长枪的鸣火一般是危险的信号，或撤退信号”： 暴动者突然出现，成武装团伙，有正式指挥员，其首领无论实际上是什么人，一律以卢德将军相称，他的命令都绝对地服从，似乎他有国王的权威。 一般都相信卢德派根据庄严的誓言进行活动，不服从“将军”的命令就要被处死。[154] 同时，抄查武器、为卢德派基金摊派捐款也变得普遍起来。一封来自阿肖弗的信描写卢德派行事时具有何等权威： 两个人到这儿来，说他们是委员会派出的视察员，他们跑到每一个织袜工家里，给他们一张工资表，叫他们不要以低于表上的工资干活。……他们召集所有的织袜工以及雇主中的12至14人到一家酒店去，结果就像他们拥有摄政王的委任状一样，他们把这些人召到这里后，据我现在所知，就是为了向他们募钱，去赡养那些因为被别人砸了机子而挣不到饭吃的家庭。如果他们发现哪台机子是没有学过徒的人在操作，或由妇女操作，他们就把这些人打发走，这些人要是愿意走，他们就在机子上贴张纸，上面写着这些字——“本机可保留，生手已赶走”。[155] 在彭特里奇（这个地方5年后因另一事件而闻名），“他们在全村巡视，检查了织袜机和使用机子的人，看他们的产品和所得的报酬，然后没做什么坏事就走了……有些袜商出于同情或自我保护而顺从了织袜工提出的条件，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织袜机上张贴印刷的单据：“本机制造全合格产品，支付全酬”[156] 卢德派的巨大成功使他们士气大振： 威武不能屈，恐吓何所惧， 死亦压抑不了他的高昂情绪， 军队煞不住他的威风， 更不能阻碍他的成功， 胜利的消息正传遍远近， 叫他的敌人胆战心惊， 他坚强的勇气所向披靡， 制敌的法宝是全能的武器。 …… 破坏的工作一旦开端， 奇计良谋何止万千， 水火也能大显神通， 天地万物助他成功。 哪管士兵沿途防护， 哪管士兵严守房屋， 他不分昼夜打击敌人 死亡的命运在等待他们。[157] 他们不但公开“悬赏”，让人们告发泄露他们秘密的人，而且556还发出警告，威胁那些冒名顶替私筹款项或抢劫孤立农场的假卢德派。“卢德将军”的纪律最充分地表现在一封寄给某个“不知名的陌生人”的信里，随信还附有在克利夫顿（诺丁汉郡）一次袭击中被盗的物品，请他把这些物品“归还给他各自的主人”。 ……我非长（常）拖欠（歉）地告诉你这些冬（东）西，怎么会到我的手，我和我的人出去时由（有）一些以前没有跟过我的人进来是这些混蛋抢东西但是我们出了克里夫顿时我的一个人来告诉我说他相信这些人弄了不相干的东西我所以命令对他们搜身…… 此信的结尾十分严厉： ……我们正准备把一个坏蛋吊起来这时我们听说土（士）兵快到我们响（想）还是走为上。注意：弄冬（东）西的这些人完全不晓得我的命令否则他们不会碰一样冬（东）西，但他们已受到惩罚其中一个人给吊了3分中（钟）然后再放下来我是受苦受难的穷人的朋友是压迫者的敌人。 ——卢德将军[158] 1812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中部地区卢德运动的主要阶段停止了。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卢德运动取得部分成功——袜商中多数同意支付较高的报酬，每周工资普遍增长了两先令。其次，该地区现在有好几千军队，还加上临时巡捕和地方警戒队。第三，把砸毁机器定为死罪的提案正在议会讨论，（如前所述）卢德运动突然让位给合法的鼓动——变化如此突然，以致人们不得不相信新成立的委员会至少部分地是在前卢德派指导之下。[159]然而就在诺丁汉的卢德运动渐趋宁静的时候，兰开郡和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则起而效尤。 在约克郡，剪绒工热切地追问诺丁汉的消息，据传说，《利兹信使报》上的记载在作坊里高声朗读。对卢德运动的首次模仿出现在1月中旬，当时一队人涂黑了脸突然袭击利兹桥。这以后，已充分发展的卢德运动似乎就处处仿效诺丁汉的纪律和战术，但伴随着更多的严辞恐吓信件。这些信有可能出自同一个中心，当然也可能不是，1月份，利兹不多的几个起毛机厂之一被烧；2月，哈德斯菲尔德和斯彭河谷地区夜夜都有袭击活动，这些地方是起毛机和剪绒机数量最多的地区。有一次，在袭击成功之后， 一旦破坏完成，头领就叫他手下人排队，然后点名，每个人都答应一个特别的号码而不是名字，然后他们就放枪……大叫一声后，以正规军的行列离开。 除了叫人憎恨的机器外，他们没有毁坏任何东西： ……队伍中有人问头领应如何处置某个人的财产，他说不要碰一根毫毛，但如果有必要以后再去造访他一次，那就对他不客气。[160] 约克郡西区似乎有不同的卢德派“领导”，分别以利兹、哈里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和斯彭河谷的呢绒业小村落为中心。这些小村落的代表（来自克莱克希顿、赫克蒙德维克、戈默索尔、伯斯托尔、默菲尔德、布里格豪斯、埃兰及“更远的地方”）据信在2月份开过会，一两周以后又派代表到哈里法克斯参加另一个会议。[161]利兹散发过一份传单，其言辞比诺丁汉卢德运动的任何文字都更富有造反性： 致剪绒工、手工织工等等及人民大众 慷慨的乡亲们： 今要求你们应声而起拿起武器，帮助救世军匡正时弊，打开那个蠢老头的可恨枷锁。[162]他的儿子和无赖大臣们，比他还蠢，一切贵族和暴君都应该打倒。大家赶快起来，学习勇敢的巴黎市民的崇高榜样，他们当着3万个残暴士兵的面，把一个暴君拉下马。这样做对你们自己最有好处。4万多英雄已冲出来了，要打碎旧政府，建立新政府。 有事找替天行道大军总司令卢德将军。[163] 哈德斯菲尔德一个制造商史密斯先生收到一封信甚至更叫人心惊： 今接报告说你拥有万恶的剪绒机，我的人要我写信给你公正地警告你把机子拆了。……你应当注意，若在下星期结束前机器仍不拆除，我就派一个副官带至少300人把它们砸掉。还应该注意你，给我们找麻烦的话我们就叫你更难过，要把你的房子烧成灰。你若敢向我的人开枪，他们有令在先，会把你杀死，还烧掉你的府宅。你最好告诉你的邻人如果他们剪绒机不赶快拆除，同样的命运在等待他们。…… 接下来史密斯先生及其“罪恶的兄弟们”得知，说仅在哈德斯菲尔德大军中就“有2782名由贫穷连接在一起的结义英雄”，在利兹，结义的人加倍： 通讯员最近来信告诉我们，以下这些地方即曼彻斯特、威克菲尔德、哈里法克斯、布雷德福、设菲尔德、奥德姆、罗奇代尔及整个棉织业地区，生产者即将奋起加入我们，改变不公平的待遇，勇敢的汉森先生将指导他们直至胜利。格拉斯哥和苏格兰许多地方的手织工也要加入我们，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会团结得像一个人，这样他们大概就会给士兵们找到其他事情干而不是呆在哈德斯菲尔德睡大觉，而士兵们现在守着的地方就要遭殃了。……[164] 10天之后（1812年3月20日），哈德斯菲尔德地区最活跃的地方官本人也收到一封恐吓信，信上说它发自诺丁汉的舍伍德森林，[165]出自卢德将军的律师之手，要执行“诺丁汉卢德法庭”的判决。[166]约克郡继中部地区之后也获得成功，军队软弱无力，公众情绪敌对，这些对小厂商来说已经足够了——而当他们接到这种毛骨悚然的信件时就尤为如此。他们中许多人于是就缴械投降，砸毁自己的剪绒机或把它们藏起来。据传说，卢德派常在夜里实行军训：“拿枪的人10人一排站在前面，然后是带手枪的人……持矛或斧头的在第三排，没有武器的一大群人排在最后。”[167]然而在民间故事中居显要地位的是使锤子的人，他们手挥号称“伊诺克”的特大铁锤，开门撬锁，砸烂剪绒机。剪绒机（和锤子）是由马斯登的伊诺克·泰勒制造的，这人是铁匠，后来造机器。所以卢德派的口号是：“伊诺克造了它，伊诺克砸了它。”攻击行动在剪绒工歌谣中受到赞颂，这首歌以“真正打快板的格调”演唱： 入夜悄悄静无声，月掩半山照无人， 携枪带斧上前来，我行我素是时辰， 剪绒工，棒小伙，身强体壮跟着我， 铁锤底下机身碎，剪绒工们跟上我！ 大伊诺克打前锋，有谁胆敢来阻拦， 勇敢的伙计蜂涌来，有携枪带斧冲向前！ 剪绒工，棒小伙，……[168] 约克郡卢德运动的主阶段在4月中旬陷入危机。这时它只有效地存在了六七个星期，由于使用这种侵犯工人的机器的小厂数量大减，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卢德派要么乘胜而止，要么试着去破坏少数几个仍在顽抗的大工厂，他们选择了后者。3月最后一周他们成功地袭击了利兹附近的两个厂。4月9日，约瑟夫·福斯特在威克菲尔德附近霍伯里的“大规模”毛呢工厂被一支多达300人的卢德派队伍袭击，他们也许集结于不同的指挥系统下，之后工厂被一洗而空并付之一炬。[169]当时一般人都估计两个主要的大企业之一会受攻击，其业主都因为断然反抗卢德派而声名狼藉。哈德斯菲尔德附近奥蒂威尔的威廉·霍斯福尔对攻击等得既焦急又不耐烦，他手下的人都武装起来，厂里还安了一门大炮，对着进攻路线掏了许多枪眼。他自诩要踏着卢德派的血“骑马而过”，对他的仇恨竟如此深重，以致小孩子也在街上对他们叫嚷：“我是卢德将军！”斯彭河谷地区罗福尔兹的威廉·卡特赖特，不像那样大喊大叫，但其决心并不稍逊，每晚他的厂房里（他自己就睡在那儿）都有武装的工人和士兵，有人站岗放哨，楼梯上（如果外层防线被攻破的话）有尖头棍栅栏，楼顶还有一大桶硫酸。据传说，卢德派抽签决定先打哪个厂，结果选中了罗福尔兹。 罗福尔兹攻击战已成为传奇故事了。大约有150个卢德派参加攻击（据说还指望有更多的人来，利兹或哈里法克斯的队伍未能及时赶到）。他们由哈德斯菲尔德附近朗罗伊德桥下一家小成品铺中的青年剪绒工乔治·梅勒率领，与严阵以待的守军进行了20分钟的激烈交火，在火力掩护下，一小批持锤执斧的人几次三番想打开沉重的工厂大门。这一小批人损失惨重，最后有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当卢德派突然撤走时，他们被留在现场。据说指挥者梅勒是最后离开战场的。他无法帮助这两个伤员。因为他协助把另一个伤员（他自己的堂兄弟）搬到安全地带去了。工厂周围的地上丢满了枪支、斧头、长矛和金属器械。 有关这次攻击及其余波的细节成千上万，纷纷流传在雇主的传闻和民间传闻中。在此，我们要停下来问一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并进一步考察当局的力量，考察1812年4月和5月份的政治背景及兰开郡同期内发生的其他事。 有一部分背景情况由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雪莉》忠实地展现出来。工厂主穆尔（卡特赖特的原型）被准确地描写成一个半辉格党、半激进派的中等阶级人物，以《利兹信使报》为其喉舌，他对战争漠不关心，或持敌视态度，他希望取消加在商业上的一切限制，强烈批评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反对枢密院令。好战的牧师赫尔斯通（大体上以哈蒙德·罗伯逊牧师为原型）是个狂热的“教会与国王”派托利分子，认为《利兹信使报》是在恶作剧，工厂主心怀不满，自己给自己找来麻烦。所有这些描写都是真实的。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雅各宾——辉格派乡绅约克先生既忠诚于自己的阶级又同情民众的疾苦，他也许在治安法官中有不只一个原型，这些人在卢德运动爆发时一直古怪地无所作为。 当然，《雪莉》的局限性在于对卢德派及其同情者的态度上，但小说却真实地表达了一个中等阶级的神话。1812年，传统的阶级对抗经受着卢德运动的严峻考验，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工厂主和乡绅严重对立，卢德派吓唬住一个又一个的制造商时，罗伯逊之流的蔑视就增长了。这时，卡特赖特用自己在罗福尔兹的英勇壮举赢得了军官和托利党乡绅的尊敬与感激。有好几个星期，他在北方是与威灵顿齐名的英雄。罗福尔兹的枪声标志着大工厂主和当局在感情上的根本和解。经济利益胜利了，制造商在工人阶级雅各宾主义面前最终表现出效忠之情，这由一个戏剧性的事件表达出来。 然而使有产阶级取得感情一致的东西，在有产者和工人阶级之间却造成深刻的对立。罗福尔兹事件的民间传说强调的是卢德派的英勇斗争和防守方面的冷酷无情。民间的说法夸张其细节插曲，夸张独特的危险和人物的相互影响。在卢德派撤退之后，卡特赖特据说不给那两个受了致命伤的人饮水和包扎，除非他们泄露卢德派的机密。哈蒙德·罗伯逊据信更像是审讯员而不是在当牧师。好几百人聚集在两个人临死前安放的旅馆外面的大街上，床单上发现有硝酸的印渍（大概是用来烧灼他们的皮肤的，大家都相信对他们采用了严刑逼供。据说罗伯逊曾俯身在其中一个人的床头——19岁的约翰·布思，一个国教教士的儿子那里，等候他作临终的忏悔。在死亡来临时，小布思向罗伯逊示意：“你能保守秘密吗？”“当然，当然，我能保守秘密”，罗伯逊迫不急待地答道；“我也能”，布思回答，不久他就死了。 当局曾缴获一封信，是一个住在约克郡的诺丁汉工人（也许是卢德派难民）写给家里人的，信中谈到了对这件事的直接反响： 卢德派与军队干了一仗，卢德的人被打败了。元（原）因是哈里法克斯的卢德派没有如约好的那样赶到，16个人发动进攻，有两个被打死，伤员都给抬走，没有人被捉住，后来那两个人在上星期四埋在阿特斯菲尔德。[170]尸体放在一个黑屋子里，里面点6支蜡烛，卢德的朋友们跟在后面，每个人都伤心地戴一个带黑边的丝围裙，神父不肯安葬他们，但卢德派坚持要把他们埋在教堂，还要有一个大石碑，他被抓住后还活了24小时，他是个教会牧师的小儿（孩），好多人去看他，但是他不肯说话。[171] 围攻之后的几天有不少事刺激着群众的想像力，许多故事说人们怎样在军队眼皮下逃脱掉，说受伤的人如何藏在谷仓里，守卫卡特赖特工厂的一小队士兵中，不止一个人对执行任务毫无兴趣，其中有一个在整整20分钟的枪战中不肯开枪，“因为有可能击中我的一些弟兄”，这不幸的士兵（属坎伯兰国民军）后来受军法审讯（被判处鞭刑300下）——有可能会致人死命的处罚。处罚在罗福尔兹执行，卡特赖特被减免了大部分刑罚，从而挽回部分民心。 但他并没有挽回多少。在中等阶级神话里，卡特赖特和罗伯逊不仅是时代的英雄，而且还无情地追捕“心怀叵测的人”，即那些来自远方的神密使者和蛊惑家，他们是动乱的教唆者。夏洛蒂·勃朗特在写信给杰勒德·穆尔时说：“他不知道谁是头子”， 那些都是陌生人，是大城市里来的密使。其中多数并不是工人阶级出身，而主要是一蹶不振的人，是破产的人，负债累累的人，又总是醉酒醺醺——是些无可失而多所得的人，在身份、财产、整洁方面都可以有所得，穆尔对这些人像警犬一样追踪，他真爱这项工作……他爱它，胜过爱织呢子。 然而在民间传说中，卡特赖特和罗伯逊只是“嗜血鬼”，整个社会都以非常方式向其关闭。直至进攻罗福尔兹之前，约克郡的卢德派（像中部地区一样）严格地局限于毁坏机器。是卡特赖特而不是卢德派让人们流出第一滴血。好几个月中尽管在约克西区有4000名军队而且密探四布，参与攻击罗福尔兹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被确切地认出来。而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认识其中的一两个，传闻中就记着非国教牧师和外科医生不肯报告情况，小呢商把自家的卢德派工人藏起来，还有士兵对证据假作不知这样的事，整个的教区中“监视”条例不起作用，卢德派歌谣流传： 想要活干的英国英雄 彼此忠诚别做狗熊 紧紧跟着卢德将军 刺刀上膛也是无用。[172] 就连暗杀奥蒂威尔的霍斯福尔这件事（4月27日），也没有像预期那样太多地扭转人们的感情。把“教会与国王”派及《利兹信564使报》——（罗伯逊与卡特赖特）——拉在一起的危机，也同样把人民中反对地方官和大雇主的情绪连接起来了。[173] 此外，在1812年四五月，收成不好加重了粮食短缺和物价上涨，制造商把这些灾难都归咎于战争的延续，特别是归咎于枢密院令，卢德运动还是一种散布很广同时又颇为混乱的暴动紧张气氛的中心。这部分是由于1811至1812年发生的经济总危机。由于战争不得人心，由于反枢密院令的宣传鼓动，英法之间相互封锁，对美贸易的中断等等，都在1807——1812年间给制造业许多部门带来极大困难——如伯明翰、设菲尔德、利物浦和纺织业区，因为它使大部分欧洲处于封锁下。意味深长的是：卢德运动发生在那种大雇主利用时局的艰难引进新方法新机器从而失去民众支持的工业部门，而像设菲尔德、伯明翰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曼彻斯特这一类中心，由于整个工业都局部瘫痪，雇主们自己就在发动反枢密院令的示威及请愿（由布鲁厄姆领导，在伯明翰则是年轻的托马斯·阿特伍德）以及工人的不满大体上保持着合法的形式。[174] 事实上，到1812年，古老的乡绅阶层很少能控制工业地区了，除非他们能得到大雇主的支持。但矛盾的是，在雇主敌视政府的地方，治安问题反而较小。卢德运动就揭示着这整个治安问题。1812年夏，在骚乱的各郡至少有12，000名军人，比威灵顿指挥下曾在伊比利亚半岛作战的军队还要多。好几个月的时间中这些军队毫无作用，这大概部分是由于许多普通士兵同情人民，所以当局必须将他们不断地从一地调往另一地，生怕“不满”会在队列中传播。但同时也由于卢德派极度的保安措施和相互联系，他们静静地通过人所共知的地段，而骑兵则吵吵嚷嚷地从一个村庄转到另一个村庄。约克郡西区的山中骡马羊肠小道纵横交错，卢德分子在这里通行无阻。骑兵的行动，刀枪铿锵，马蹄得哒半夜里老远就听得见，弄得众所周知。卢德分子在树篱后面悄声潜行，伏在庄稼地里或走小路，行动就比较容易。……”[175]卢德派的目标在许许多多星罗棋布的村庄和工厂中，这些村庄实际上没有警备，而军队又很不愿意让士兵三三两两地在危险的孤立中分散住宿，骑在马上的地方官既不懂工业又不了解人民，因此就一无所用。只有工厂主或制造商因其厂房及工资簿册主宰村庄，才能够实行控制。因此，在雇主失信于工人的地方，治安的整个结构就出现风险，而权威就只能像在罗福尔兹那样的加以补救。在罗福尔兹，主宰者是卡特赖特，而不是罗伯逊。但是在设菲尔德和伯明翰这样的地区，制造商和工人们仍旧由反政府的共同抱怨联结在一起，真正动乱的危险是受到雇主的控制的。 这样，卢德运动就不仅把地方官和工厂主拉到一起，它还使政府对制造业的利益作出不可避免的让步。这种让步是在胜利中得到的，1812年6月枢密院令宣布废除。[176]卢德运动也许和阿特伍德及布鲁厄姆的合法鼓动同等地促进了这一过程。但废除枢密院令有更为险恶的背景，因为此时除约克郡和中西部地区的卢德运动之外，又加上兰开郡的严重动乱。 很难弄清兰开郡的动荡在多大程度上可算作真正的卢德运动，它其中一部分是自发的骚乱，一部分是非法然而“合宪”的政治改革宣传，部分是奸细罗织的偶发事件，还有部分是真正的起义准备工作。1812年2至4月间，至少有两种形式的“秘密委员会”存在于某些兰开郡城镇中。首先，有手织工委员会，其秘密组织多年来一直在为制定最低工资而宣传和请愿。这种委员会据报告4月初存在于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博尔顿、费尔斯沃思、萨德尔沃思、莱恩河畔的阿会顿、奥德姆、斯泰利布里奇、德罗伊斯登、普雷斯顿、兰开斯特、亨德尔、纽顿、德里斯代尔、霍林伍德、威林顿、埃克尔斯等地。[177]其次，在曼彻斯特一斯托克波特地区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存在一种早期各行业的秘密会议（或称“各业委员会”），包括“纺纱工、裁缝、鞋匠、瓦匠、粗布剪绒工、细木工及其他许多行业”。这种委员会在1797年结社法初通过时即已存在曼彻斯特，工会人士无疑在情况需要时会正式或非正式地商讨聚会。 3月20日，威廉·拉特克利夫的仓库在斯托克波特受袭击，他是最早使用动力织机的制造商之一。4月份，事件接连发生。4月8日，曼彻斯特交易所发生一次多少有一点夸张的暴乱，事情至少间接地带有政治性。多年来人们以为摄政王支持辉格党，甚至支持政治改革，他为自己的宗派目的而在战争初期赞助过福克斯反对派。人们曾不断指望，到1812年初，当他的权力不再受限制时，就能够组成一个“和平改革”的政府，由格雷和格伦维尔两勋爵担任主角。然而摄政王所做的，仅仅是向“形成我公务生活的早期习性有关的某些人”提出参加联合政府，而所定条件又是他事先就知道不会被接受的。随之而来的政府改组中，由珀西瓦尔领头组成一个更不得人心的政府，而以卡斯尔雷为外交大臣，西德默思（首次）为内政大臣。人民的期望成了泡影，其影响远在想象之外，甚至有人说这种失望就是约克郡卢德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178]曼彻斯特的教会与国王派完全错估了公众的情绪，他们在交易所召开群众大会，向摄政王呈递颂词，庆贺他保留其父的大臣们连续任职。改革派在曼彻斯特四处张贴海报号召人民参加会议，否决颂词。托利党于是撂挑子，打算取消会议。但大批人群围在交易所附近，其中许多人（主要是手织工）接着向圣安妮广场进发，在那儿他们自己开了个会。同时，有些年轻人冲进报刊室打碎了玻璃，翻倒了家俱，接着发生一场大乱。这并不是一件大事，然而“标志着公众舆论掉转风向。在从前'教会与国王'是大家欢喜的口号，搜索'雅各宾’则是安全的消遣……但这以后，就不再有‘教会与国王'暴徒了！”[179]有个老改革派后来曾这样回忆。 此后两星期中，曼彻斯特、奥德姆、阿什顿、罗奇代尔、斯托克波特、麦克尔斯菲尔德等地都出现更严重的骚乱，这些基本上都是抢粮风潮，特别狂暴又范围特别广，目的在迫使马铃薯和面包的价格压下。但同时，又有一些混乱的报告，说“卢德派”即雅各宾派鼓动者在积极煽动和组织参加暴乱的人。斯托克波特有两个男子穿着女人的衣服，自称“卢德将军的妻子”，走在闹事者前面。恐吓信不仅寄给有动力织布机的人，而且还寄给有改进过的整布机的人： 出于公平人道我们认为有毕（必）要通知你如下，也就是假如你不在七天期限内拆除整布机……你的工厂和其中一切就都要一定要给放火烧掉……我们决不会让你快快活活而是下决心要摧毁整布机和动力织布机而不管其主人是谁。……[180] （这封信并不是卢德签署，而是“正义将军”签署。）4月20日，米德尔顿发生一次大骚动，丹尼尔·伯顿的动力织布厂被数千人围攻。进攻的人用排炮般的石块攻打，守卫者则开枪作答，打死三人，打伤更多。第二天早晨吓人的人群来得更多，中午时又加上一队人，由一二百人组成，其中有些拿着枪，枪口上着刺刀，其他人则带着矿工用的鹤嘴锄。他们列队进入村庄，参加到暴民之中。这批武装歹徒的前面抬着个稻草人，代表出名的卢德将军，他的掌旗兵挥动着一面红旗似的东西。……[181] 工厂很难攻，参加骚动的人就烧了厂主的家。这时他们与军队遭遇，至少有七个人死在他们手里，许多人受伤。 就直接攻打机器而言，这是兰开郡卢德运动的高潮。很显然，这远不只是手织工的运动——被打死的人中有一个面包师，两个手织工，一个装玻璃的，一个细木工，在第二天的攻击行动中，霍尔姆菲尔德的矿工是主要参加者。就伤亡来说，这也是全国最严重的一次卢德派闹事。但4月24日发生一起带有神秘色彩的事——威斯特霍顿的雷邓克罗夫工厂被烧。此事之神秘，并不在于工厂受到袭击——这个厂是破坏活动的一个明显目标。它不仅一再受到恐吓，而且在一个主要是由弗莱彻中校雇用的内奸控制下的博尔顿“秘密委员会”鼓动下，已经发生企图攻击它的事件。但叫人迷惑不解的是，在这些鼓动无效的情况下（看来确是这样）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袭击。[182] 卢德运动的这段插曲充满了各种假象，人们的思想却很少能跟着那曲折复杂的过程。但如果说兰开郡卢德运动只不过是弗莱彻中校和约瑟夫·纳丁之辈借机对手织工进行挑动，这种（从博尔顿事件中得出的）假设却不能成立。不错，从表面上看，兰开郡的活动几乎没有诺丁汉和约克郡西区事件中所表现的那种组织纪律性。另一方面，捣毁动力织机所提出的问题，又和织袜机、剪绒工的问题属不同类型。动力织机是昂贵的机器，只是最近才引进，只在很少几个有蒸汽动力的工厂中使用，并大量散布在乡村各地的小作坊中。这样，夜半游击战在兰开郡就几乎不管用，每次攻击都必须有罗福尔兹或伯顿事件那样的规模，因此有可能直接与军队发生冲突。但这样做几乎没有意义了，即使从有限的战术角度来讲也是如此。同时，几十年来兰开郡人都和蒸汽动力纺纱厂生活在一起，所以必然有许多（也许是多数）织工会怀疑抵抗新机器是否有效，而这种怀疑由于有报告说手织工自己的“秘密委员会”中也有严重分歧而得到证实。所以，兰开郡的卢德运动在三四个星期的时间里就越过了砸毁机器的阶段。然而就在攻击工厂的活动告一段落的同时，关于起誓、武装和军训的说法却流传得最广。对动力织布机的攻击在五六月间让位给更严肃的暴动准备工作。尽管1812年5月底兰开郡和切郡巡回法庭都对参加4月骚动的人判处酷刑，[183]动荡则一直延续到秋天。6月中旬，兰开郡一个消息最灵通的密探写道：“100多人的卢德派队伍每天夜里都进入民宅搜拿武器”，他们以枪声、狼烟、“火花”为号，表现了（按某一个军官的意见）高度的组织一致。好几个星期中，兰开和约克交界的整个地区实际上是处在军管之下，特别是某个军事指挥部还建立起恐怖统治，它随意抓人、搜捕、进行野蛮的审讯和恐吓，而相应的情况只有在爱尔兰的历史上才能找到。[184] 初夏，卢德运动进入危急关头。在发生米德尔顿和威斯特霍顿事件的那一个星期，全国许多地方也出现报警的迹象，布里斯托尔、卡莱尔、利兹、设菲尔德、巴恩斯利等地发生严重的抢粮风潮，康沃尔矿工举行罢工，向集市进发，要求降低食品价格，普利茅斯和法尔默思出现动乱。其中有些地方的抢粮风潮比预计的情况要含意更深刻，它们是政治或公民行动，且是争取最大多数群众。在设菲尔德，人们冲进一座国民军弹药库，两个领头的人竟然不是饥饿的失业者——这些人组成示威群众的多数一而是“本城最机敏的两个巧匠”，每星期可以有四个半基尼的工资。[185]4月27日，威廉·霍斯福尔在约克西区遭暗杀，5月11日，首相珀西瓦尔在下院被刺。整整一天中全国一片混乱，人民并不掩饰内心的欢快。在博尔顿（弗莱彻中校抱怨说），消息传来时“贱民们表示高兴”。在陶瓷制造区，一个当事人听到消息时看见： 有人沿街快跑一蹦三尺高，把帽子举过头顶挥舞，狂喜地大叫：”珀西瓦尔尔给打死了，哈哈，珀西瓦给打死了，哈哈！” 诺丁汉群众举行庆祝，“敲锣打鼓地在城里游行，旗帜胜利地飘舞”。当消息透露出来时，伦敦本身的群众聚集在下院外面，行刺人约翰·贝林厄姆被带走时，“愚昧恶劣的一部分群众中再三发出欢呼声”。当有消息说贝林厄姆也许是神经病，而且是出于私人恩怨而采取行动时，人们几乎感到失望；他们希望出现另一个而且是成功的德斯帕德。贝林厄姆走上绞架时，人们高叫：“上帝保佑他”，科尔里奇还听见他们说：“这只是开始啊！”给珀西瓦尔举行公葬被视为不合适”。[186] 在英国历史上反叛的义愤很少像这样广泛流传。连续几个星期，约克西区的门上墙上常有粉笔涂画的告示，以100基尼代价悬赏摄政王首级。[187]5月中旬，摄政王及其私人秘书收到几十封恐吓信，其中一封署名“民声”的在开头写道：“粮食要便宜——面包或者流血——告诉你的主子，他是个没良心的混蛋。……”[188]但对约克郡的人来说，摄政王毕竟远在天边，而工厂主和地方官则近在咫尺。在罗福尔兹失利之后，约克区的卢德运动进入拼死拼活的阶段。它在这里一向就比诺丁汉更富于军事纪律性，也更环绕在保密和宣誓的气氛里，因为它出现的时候，正是砸毁织袜机的行动被定为死刑的时候。暗杀霍斯福尔的决定也许是地区指挥员乔治·梅勒自己作出的，而不是在约克郡代表会议上作出的。据传说，牧师的儿子布思是他特别要好的朋友和心腹，布思的死使他气得发狂。后来为政府作证的行刺帮手本杰明·沃克说，梅勒及他在朗罗伊德桥下的约翰·伍德工场中的剪绒工伙伴们“谈到……在卡特赖特那里被打死的人”： 他们说这是件严重的事，梅勒说砸剪绒机的方法应该放弃，代之以枪毙雇主。这是我听到的主要内容；他们说已经失去两个人，必须杀雇主。 为一个远方的首相被剌欢呼是一回事，躲在墙背后冷酷地暗杀一个按时骑马而过又“属于”这个地方的人——尽管他不得人心——却是另一回事。如果说人们感情上曾经有过突发的变化，这种说法似乎太过分了一点，上千的人一定曾猜测过谁是凶手，但好几个月中未走漏任何消息。更接近事实的情况是，那些以前仅是被动地同情或袖手旁观的人，他们的感情发生了突发变化，与此同时双方的极端派则情绪更坚定了。霍斯福尔死后三天，哈蒙德·罗伯逊写信给卡特赖特说： “附近地区我所认识的一切居民中”，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对国家的局势是敏感的，或者说，没有一个能够并敢于断然指导军队的行动，要是我能把全部时间用于军队，我愿意尽我全力去做。[189] 卢德派方面的人数开始减少，他们开始用恐吓来恢复松弛的纪律，攻击剪绒机的活动停止了（虽说现在很少有厂家还在抗拒），而代之以四处搜罗钱财武器。这些搜索和兰开郡一样，在5月、6月、7月、8月和9月一直延续，虽说偶或有一两队盗贼冒充卢德派，从而搅浑了水。有关这些搜索活动的记叙可以和在敌占区活动的骚扰部队相比较，1812年7月一个地方官曾对克利夫顿村（约克郡）的一次搜索有所描述并发表评论说： ……准、猛、快，一帮武装匪徒就是这样井然有序地在一个人口稠密（有一英里长的）村庄里搜索枪支，并拿走六七支而丝毫不想碰一碰其他财产。他们接连向屋子里和稍微企图反抗的人开枪，其麻利迅速及明显的纪律即使是正规军也不过如此。……[190] 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在逮捕、背叛、威胁和失望中消失了。这一次，事情又由民间传说传下来，当然也透露在1813年1月的约克审判案中，从其他地区募征来的奸细发现了一些情况。于是在哈里法克斯逮捕了一小批潘恩派，其中包括制帽匠约翰·贝恩斯，罪名是进行卢德派起誓。接着，梅勒的工友及同伙本杰明·沃克说出了霍斯福尔暗杀案之谜。其他一些卢德派也去告密，以此来救自己一命。有些参加罗福尔兹事件的人被追踪，巴恩斯利和霍尔姆弗思也进行了几次逮捕。10月份，最热衷于追踪卢德分子的地方官约瑟夫·拉德克利夫接到最后一封恐吓信：“我肯定会当第二个贝林厄姆，我已经造了子蛋(弹)，假如我在教堂动手就把它射进你的心血管。”[191]11月份收网了。1813年1月，在约克的特别法庭上，当其他审判还在进行时，梅勒及两名同伴被判犯有谋杀霍斯福尔罪并立即处死，其他5人因参加罗福尔兹攻击或搜索武器而被判极刑，其中只有一人减为终身流放。还有6人因进行非法起誓而判7年流放，其中包括哈里法克斯的老民主派贝恩斯。如果他们的罪行是在1812年7月底而不是7月初犯的，那么就会被判处死刑。 与此同时，诺丁汉和织袜区在1812年春夏一直十分安静。针织工委员会此时正试图保证其法案在议会通过。1811至1812年运动中的领袖没有一个可以被确认是定了罪。尽管1812至1813年显然平安无事，匿名信和重新活动的威胁却始终对雇主保持着压力，要他们同意织袜工的条件： 乔治·罗博顿，本信特通知你（1812年4月有一封信说）在阿诺德、布尔韦尔、赫克诺尔和巴斯福德镇未（没）有一个人来领活干，除非工资额满，式样完整，有合适的价钱和规格。特此通知你，假如你再不按完整的式样、全面的工资和合适的规格收进或给出活计，你就要在脖子上套一根绳子来开这台织袜机。[192] 1812年11至12月，卢德运动有轻度复活，但两年中织袜工看起来把信心完全置于工会活动上。这以后出现一些零星的攻击工厂活动（1814），而且有一些织袜商似乎在试着挑动工人去砸毁机器，以便为采取行动反对工会寻找借口。[193]工会瓦解以及两位领导人被捕后，攻击活动就流传得更广了。1814年9月贝斯福德一个织袜工詹姆斯·托尔因参与一次攻击活动而被捕，但在1815年的春季巡回法庭上获释。1816年夏至1817年最初几个月，中部地区的卢德运动经历了最后的阶段，其激烈程度为1811年以后所未见。其中最轰动的一次，是攻击希思科特和博登在拉夫巴勒的一座相当大的工厂，工厂守卫被手持大口径短枪、头戴面具的人群所压倒，人们高呼：“卢德派，好好干吧，这是一场滑铁卢大战，上帝保佑！”在口号声中厂里昂贵的花边织机被毁无遗，仅这一次攻击就造成6000多镑的损失。詹姆斯·托尔再次被捕，这次他被定了罪，在11月中旬处死。攻击活动又持续了一两个月。据一种说法，托尔的兄弟带着一帮人，急于想做给“詹姆斯看，他们没有他也能干点事”。另一种说法，则说卢德运动的这最后阶段是一两支几乎“以此为业”的团伙干的，他们受到转入地下的工会地方支部的召唤，并由此领取报酬。在受刑的那天早上，詹姆斯·托尔在忏悔式上说，他从未作过秘密起誓，也不曾听说有这种起誓： 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基金，但在打算行动或为某种目的需要钱用时，就在当时恰好有活干的织袜工或花边工中筹集捐款一……他们没有武器弹药库，许多人在家里藏有一两支枪，……打算行动时，三四个为首的人物就出去转一圈，在那些他们深知是极其倾向卢德活动的人中找帮手。 但托尔并没有暴露谁是这种“为首的人”，他的忏悔可能是编造出来迷惑审问他的人。1817年初，他这一伙中又有人暴露身份，1817年4月在莱斯特又有6人被处死，还有两人被流放。处死的人中有一个叫托马斯·萨维奇的，他在行刑前两星期的一份口供上说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卢德活动和政治紧密联系”。他声称在法国加来有一个卢德派难民的侨民区。[194]他还想暗杀格雷夫纳·亨森，就是全体之头(他指责格雷夫纳“几乎干尽罗伯斯庇尔所做的坏事)，但他绘声绘色的可疑说法，事实上并没有把亨森本人牵连到任何砸机行动中去。他的指责是说亨森在织袜工中领头进行极端激进主义的宣传，从而在1816至1817年之交的冬季引发出汉普登俱乐部行动，他还说亨森希望发生共和派的革命，“谈论攻击诺丁汉兵营”。不管这些是真是假，6月份发生彭特里奇的“起义”时，亨森却不能任意表达他的同情了。因为正是在萨维奇对他作如上指责的同一个星期，诺丁汉一个地方官告诉西德默思说，亨森（“一个聪明的家伙并酷爱言谈”）已经登上去伦敦的邮车，打算呈递一份请愿书，以拯救被判死刑的人。他在伦敦被捕，在人身保护法中止之际被关了18个月，而早在这之前很久，我们这里所定义的那种卢德运动已经偃旗息鼓了。[195] 6．奉行业之命 拜伦在上院感叹道：“竟会有这样的进军和回军！” ——他们[196]顿从诺丁汉到布尔韦尔，从布尔韦尔到班福德，再从班福德到曼斯菲尔德！最后当小分队豪情满怀、列队庄严、像打一场光荣的战争那样终于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刚好及时赶来看已经造成的破坏，……然后在老妇人的哄笑及孩童的叫骂声中返回基地。 无疑在被送上绞刑架的人们中，会有一些地方性的卢德派领袖，证据和传说都确凿地表明乔治·梅勒和詹姆斯·托尔是卢德派“上尉”。但时至今日，卢德运动仍不肯完全吐露真情，是谁在“幕后”策动？到底有没有这些人，或者说运动只是某个地区模仿另一个地区自发地在蔓延？不同地区存在着何种委员会？它们间有没有正常的联系？秘密起誓进行到何种程度？卢德派暗怀着何种政治目标和革命目标？ 对这些问题，大多只能进行一些猜测，但应说明，某些公认的答案与证据并不相符。有关卢德运动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哈蒙德夫妇和达维尔的成果。《技术工人》是本很好的书，但有关卢德运动的章节读起来有时像为辉格党反对派准备的发言提纲，目的在涉及运动的密谋的革命性质时，推翻当局夸张的说法，书中对奸细、坐探的作用过分强调，以致竟暗示不存在真正的革命地下活动，也没有证据表明各郡之间有代表来往。至于宣誓活动，哈蒙德夫妇说：“即使解释得再宽，也没有证据表明宣誓的范围很广，或者除奸细活动的地区外还确实有过宣誓的事。”[197]真正的卢德运动（据暗示）并没有深远的目标，因此若不是自发的骚乱（如在兰开郡），就是严格局限于产业目标的行动（如在诺丁汉和约克郡）。 F.O.达维尔的《摄政王时期的英国民众骚乱与社会秩序》一书，在多数论点上附和哈蒙德夫妇，他直截了当地说： 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卢德派方面有丝毫政治动机，没有一次事件可以证明，卢德派进攻工厂的行动除表现主仆之争、工人与雇主之争外，还有什么更深的含意。没有对任何一个卢德派……提出过叛逆的罪行，或确认过这种罪行。尽管奸细们竭力要证明这种动机，却根本没有迹象表明，除少数几个次要而没有代表性又不负责任的鼓动家外，有哪个卢德派确实有某种庞大的政治计划。 “虽说有过细致的搜查，却找不到奸细所说的大量武器储藏。也查不出一地的不满分子与另一地有什么联系。……”兰开郡各镇的秘密委员会是“株连生长”，受控于奸细和那些“把适度煽动作为收入来源的人”。至于较大的卢德攻击活动，“这种乌合之众的组织性，并不见得比在校园里自发搞'恶作剧’的人群强多少”，“除奸细不可信的证词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卢德派曾进行过秘密而非法的宣誓。”[198] 若沉湎于每日细碎的报告中——有时是迂腐的军官，有时是吓坏了的地方官，再有时是歪曲不实的奸细汇报——确有可能令人全然怀疑卢德运动的真实性。但如果离开这些报告片亥我们就会看出这种权威的结论和最耸人听闻地说卢德运动是阴谋活动的说法一样不可信。任何人若抢过枪，或组织过标枪比赛，就都会知道一次校园里自发的“恶作剧”是不可能在半夜里把几十个人组织起来，叫他们化了妆，以大枪锤斧为武器，从不同地区来到指定地区集合，排成队，按号点名，走上几英里去进行成功的袭击，还随时打信号放狼烟的。任何人若了解北部中部的地形的人，就很难相信邻近三个郡的卢德派彼此间会没有任何接触。在一个心怀不满的爱尔兰人成百上千地涌入兰开郡，人们又在大街上欢天喜地地庆祝首相被刺杀的时代，要把卢德运动孤立起来，看做是纯粹的“产业活动”并完全与“政治”无关，确实需要敏捷的才思才行。总之，对卢德运动的这种观点的论证只依赖于一种特别的抗辩术，即把当局的愚蠢、怨恨及挑拨作用夸大到荒唐的地步，或是因缺乏割裂生活、轻视民众传统的学术想像力。 事实是，关于卢德派的组织情况，没有哪种证据材料是不曾在某种程度上遭受“污染”的。正如哈蒙德夫妇及达维尔所说，我们知道有代表与宣誓活动，仅仅是从传谣中，或从“奸细”的叙述中，或从地方文武官员处，或从已被宣判死刑或害怕被判死刑又急于求生的人的口供中得来的。有关卢德运动的深远目标也是这样。然而哪里又有其他证据呢？每一个犯人都自动地成为强制的对象，而每一个告密者都立刻成为“奸细”。 我们可以拿宣誓为例，如果说很少有中部地区卢德分子进行宣誓的证据，那可能是有原因的。中部地区砸毁机器的主要阶段在1812年2月结束。正是在这个月砸毁机器才成为死罪。约克郡和兰开郡的卢德运动在开始时就知道暴露即是死亡，因此很可能会进行一些秘密宣誓（奸细和民间传说都这样说）。1812年7月，当局出于重判的目的，使宣誓也成为死罪。有谣传说，宣誓在约克群一直进行到年底。而1814至1816年中部地区卢德运动再兴起时，从事活动的各小团体好像不愿在新的犯法行为上再添加死罪的风险。 1813年1月的约克郡巡回法庭上，有两批犯人因宣誓而定罪，其中一例——贝恩斯及哈里法克斯民主派案——十分可疑。他们之定罪是基于两个职业奸细的证词，这两个人是道德败坏出了名，专门为这个目的而被从曼彻斯特弄过来，很有理由相信这个案子是“罗织”的。哈蒙德夫妇和达维尔都暗示另一个案子——巴恩斯利一个手织工案——也值得怀疑，也是一个职业“奸细”所作所为。[199]但情况并不尽如此。告密者托马斯·布劳是巴恩斯利的手织工，共济会会员，他自愿告密的原因不甚清楚。1812年8月他当着两个设菲尔德地方官的面宣誓作供，据说，他在当年早些时候曾参加一个巴恩斯利5位织工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他们在巴恩斯利拉了2000人，主要是手织工，但也有两个酒馆老板，一个制帽工，一个园丁（爱尔兰人都不准入会）。他的任务是参加会议，收集经费并与其他委员会通信。巴恩斯利（该地没有发生卢德运动）被视为是新开辟的薄弱区，主要力量则在设菲尔德和利兹。卢德分子的圈子里，流行着这样一种夸大其辞：设菲尔德有8000人入了会，利兹有7000人，霍尔姆福斯有450人。代表们被派到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和阿什顿去参加会议。在哈里法克斯，卢德派在“宗教外衣下以不从国教者的身份”开会。许多卢德派也是国民军队成员，“卢德派想靠发动国家的革命而最终推翻政府制度。”布劳顿自己曾参加阿什顿的一次代表会议，在那里另一个代表告诉他进攻两院就是第一个信号。假如革命成功，卡特莱特少校和伯德特会指望参加。他还收到10先令10便士用作代表的开销费。[200] 如同其他这类供词一样，我们几乎不可能区分这份证词中的真伪。但这里可以指出两点。其一是布劳顿似乎是个告密者，也就是说，他曾是真正的卢德派，后来变成叛徒。其二，是根据布劳顿的证词在约克提审的案子——针对巴恩斯利委员会成员约翰·伊登的案子中，并未引用该证词中的任何一个字。起诉只想提出证据来证明他进行过非法起誓。 我自觉自原(愿)地宣布并庄严宣誓我永不以任何言行暗示向任何……透露可能导致泄密的任何事，否则甘愿被第一个遇见我的弟兄送回老家。我进而宣誓，若我们之中出现叛徒我将惩处跟踪追击复仇不止，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我将真诚、稳重、诚实地与弟兄们交往，愿上帝助我信守誓言，阿门！[201] 从字面上看，这誓词应该是真的。[202]但这里需要进一步考查当局的意图。英国的统治者对工人群众冷漠无情，但英国却不是一个“警察国家”。它当然有文武官员，如哈蒙德·罗伯逊和博尔顿的弗莱彻中校之流，这些人对卢德运动的仇恨根深蒂固，和曼彻斯特臭名昭著的副警事长纳丁一样，会不惜以暴力及欺诈手段谋求定罪。但也还有另一种公众舆论是需要对付的。例如约克郡西区的辉格党郡守菲茨威廉伯爵就是一个持温和立场的人，他后来因公开抗议彼得卢事件而丢掉官职，因而不大可能容忍实际的挑唆活动。法官贝利先生在处理中部地区卢德派的儿个案件中，因其宽大为怀而大受攻击。另外，在1812年夏，曼彻斯特一个更重要的案子中，陪审团也不肯将纳丁试图“罗织”的38名激进改革派定成从事卢德派起誓的案件判定有罪。司法官员们深知，定罪并不是自动成立的。[203] 此外，这时的政府为劳动人民所痛恨，又实在不讨中等阶级许多人的欢心。即使司法官员在类似布劳顿这样的证词基础上提出以叛逆罪起诉，如此办案也不合当局的利益。人们会怀疑他们的行动主要有政治动机，就会激怒公众舆论。因此他们想干的是将起诉限于明显的犯罪行为上，如砸毁机器和半夜袭击，抢劫武器，进行宣誓等等。像布劳顿所作的这种证词对法庭来说，无论如何显得证据不足，特别当被告聘请布鲁姆这种人当辩护人时更为如此。这种证词的依据只是一些未经证实的革命言谈，或有外地代表参加的会议而代表姓名又往往不知或只是假名，要不就是明显的夸张和完全不可能的各种说法——比如说卡特莱特、惠特布雷德或伯德特将领导革命等等。 事实上，最古怪的冲突发生在地方当局和内政部之间，而以1812年夏秋在约克郡表现尤为显著。“劳埃德先生是斯托克波特一个非常活跃的律师，他受政府雇用，向各地派奸细以搜取情报”（约克一个治安法官写信给菲茨威廉说）。[204]他在内务大臣的直接保护下行动，采用一些为某些乡村治安官所不齿的方法来拼凑完整的案件，他还把主要证人实际上都绑架起来，带过彭奈恩山脉实行秘案保护性拘禁。[205] 有人会说这只是处理方法的不同。一方面，内政部（在西德默思领导下）执行的是导致战后发生奥利弗、爱德华兹、卡斯尔挑唆事件的政策。西德默思、劳埃德、纳丁这些人想进行大规模逮捕，进行耸人听闻的审判和执行死刑，在卢德派和改革派的心灵上打下恐怖的烙印，而几乎全不顾受害人是不是“真正的卢德”派，也不管用什么方法来编造证据。另一方面，像菲茨威廉和拉德克利夫这种人并非不希望整垮卢德运动，但他们在方法上比较谨慎，决心抓住真正的犯人——例如暗杀霍斯福尔的凶手和攻击卡特赖特工厂的人。这样，交付审判的主要案件（除曼彻斯特的三十八人案之外）都是要针对特定罪行而蛮有把握的“侦破、定罪、判刑之实例”，较严重的政治煽动罪名则被细心地掩盖起来。即使是哈里法克斯民主派一案，虽说其暗藏有政治动机已无可置疑，[206]起诉也只是煞费苦心地以犯人的见解间接治罪，而把案子置于在某种具体场合下向某个具体人进行宣誓这一明显行动的证据上。因此，如果要问为什么不提出叛逆罪，答案是这种罪名不得人心，在法律上不可靠，并可能以无罪开释告终（如曼彻斯特的案子那样）。 当局也不愿大批审判起誓案，它只想将其终止。[207]为做到这一点，他们希望把最便当的案例作为典型，进行审理，叛处流放。而出于不同的原因，哈里法克斯和巴恩斯利人被挑了出来。若设想当局一心一意要把每一桩事都穷追到底，这是弄错了权力的本性。在约克郡，一旦杀死霍斯福尔的人被处以死刑，一旦有几个人因宣誓活动而被流放，另有14人因抢劫武器和深夜袭击而走上绞刑架时，“受损伤的法律”和秩序的价值就得到了补偿。再走远一点就会叫公众的舆论受不了，直到北方每一个治安官和厂主们都终日在咒骂声中生活。卷宗正是在此合上的，大赦由此发出，报复不是足够了吗？ 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提交审判的案子，也不能用起诉使用的证据来讨论卢德运动的组织。事实上，当局通常是根据不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及强烈的猜测来行事的，[208]他们握有关于秘密集会、操练、起誓、互派代表等等的大量证据，其中有些是捕风影，有些是声名狼藉，多数在法庭上很少有价值。这些证据包括匿名信和告密者的信件、供词，有一些简直是无关紧要的，例如有一份材料描述卢德派的暗号系统： 你必须把右手高举过右眼——假如有另一个卢德派在场，他会把左手高举过左眼——然后你应将右手食指举到右嘴角边——另一人就把左手小指举到左嘴角边并且说：你是干啥的？回答：铁了心眼儿的。他会说：为什么？你答：自由。[209] 这一类供述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但假如我们步哈蒙德夫妇和达维尔的后尘，忽视所有这些证据，[210]我们就落到了可笑的境地。我们必须假设当局实际上通过自己的特务制造出密谋的团体，然后又制定新的死罪，而这些罪行(如起誓)又只存在于想象中，或只是他们自己奸细迷惑的结果。再者，这种说法的全部含意表现出他们未能从地方社会的角度去考虑卢德运动，尤其是诺丁汉和约克郡西区，这里卢德派的力量之所在是一些工业小村庄，那种地方每一个人都与邻居们相识又束缚在同一个亲属密封网中。誓言的制裁对有迷信心理的人们来说，已经够可怕了，而集体的制裁力甚至更强。卢德派领袖在各自的村庄中都深孚众望，如手织工乔治·豪沃思，他也许是约克郡秘密委员会的一员——他“气色很好，身材粗壮，交往中的好歌手，谈吐粗俗，好像是乡下人……”。[211]顿当局极难叫一个证人出来说出邻居的名字，这部分是由于害怕卢德派报复，但更重要的是，充当密探就是背叛道德经济学，承受着被逐出群体的危险。就连地方官也只能把本杰明·沃克，那个为政府作证告发梅勒的凶杀帮手视为犹大。梅勒在其被处决前夕曾说：“他宁愿处在现在这样一个地位上，尽管这很可怕，也不愿对告发人的罪行负责，他不愿和告发人互换位置，即使有自由和2000英镑也罢”。那些为当局提供证据而救了自己一命的卢德派，他们的情况甚至比处死的人还可怜。有一个教友派教徒曾在约克处决一批人后去见沃克，发现他“面色……苍白可怕，全身骨架子像散了一样，几乎撑不住他的身体。”事实上他从来没有领到答应给他的那2000英镑血腥钱。他继续过悲惨的流浪生活，最后竟沦为乞丐。诺丁汉有两个告密的卢德派害怕丢命，便恳求政府送他们去加拿大。其他有告密之嫌的人被完全冷落，一个约克郡人不肯再和妻子共同生活，因为她轻率愚蠢地提供了证据，导致罗福尔兹袭击行动中的一个人被处决。几年后，两个约克郡告密者在相似的情况下被人们冷落，直至终其余生。他们若走进房间或是酒店，聚在一起的人会立即住嘴不说话，或站起来走开。[212] 我们应想象一下集体的团结，想象当局极端的孤立，正是这一点把卡特赖特和罗伯逊提拔到夏洛蒂·勃朗特心目中的英雄的高度，在宪章派宣传运动中，她自己也经历过霍沃思牧师公馆中的孤立之苦。罗福尔兹受攻击时，尽管枪声大作，村子里却没有一个人去救援。只是当卢德派撤退之后，才有三四个本地人跑出来，说他们站在被围的人一边的，被围攻的人是哈孟德·罗伯逊牧师、科克希尔先生（大染坊商）、狄克逊先生（化工厂经理），加上当地的美食家名叫克拉夫。他们很快被七嘴八舌的人群围住，这些人的同情心很清楚是在受伤的卢德派一边。[213]顿此外，审判和葬礼都为表现群众的同情提供了机会，这有时是以威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有时则以宗教狂热的形式。诺丁汉提审被控的卢德派是在恐吓和示威中进行的，有一次还在一个挤满人的审判室里进行，据说其中包括武装人员，有一个陪审团曾判定几个人参与了1812年3月诺丁汉的卢德派攻击活动，因而其陪审长就一直被追踪到沃克索普： 先生 受卢德将军专送特快《快件》之命，我到沃克索普查询你对我们事业的态度。我遗憾地说我发现它合乎你最近对我们的行动。切记，像你这种人后悔的日子很快就要至（到）来，不久就会有人找你。切记——你（是）受监视的人。 为卢德将军代笔：一个真正的人。[214] 尽管约克郡审判在约克举行，离闹事中心有30多英里，当局还是另外征召了武装人员，害怕有人劫狱。被处死的人坚强不屈，就连反对他们的人都为之钦佩。梅勒和两个伙伴不肯作任何招供，几天后处死的另外14人也一样。“假如这些不幸的人知道什么秘密的话，《利兹信使报》写道：他们是带着这些秘密殉节了，发掘这些秘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215]（据传说，首席法官这次表现得有一点轻浮，有人问他14个被处死的人是否应该被吊在一根横梁上，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哦，不，先生，我想他们还是吊在两根梁上好，这样会舒服一点。”）首批带去当一大群人面执行处决的7个人，边走向绞架边唱卫斯理宗的赞歌： 瞧那人类的救星， 钉在耻辱的树上， 多少爱倾注着他， 他为我死，为我伤。 听，他在呻吟！天地在颤动， 大地的柱石在倾斜， 神庙的帷幕碎成片， 坚固的巨石也开裂。 而后，他付出宝贵的赎金， 高叫：“将我的灵魂拿走”， 看他垂下神圣的头， 他死了，垂下神圣的头。[216] 在所有这三个郡，我们都有一种印象，即当地居民给一切卢德派活动予以道义上的赞许，只有实际的暗杀行动除外。当局自己也曾抱怨说： 对这些罪行在道德上的败坏提出质疑，反给它们增添了勇气，宗教狂热将罪恶推向高潮，不幸，这种狂热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实在是太多了。[217] 正如民间传说把所有的坐探都描绘成犹大一样，夏洛蒂·勃朗特在讥讽摩西·巴勒克拉夫时也采用中等阶级的看法，说他是个“喧嚣派”传教师，“结伙的卫斯理宗派”，伪善的卢德派教唆犯，并且用《旧约全书》的调子来谈论对杰勒德·摩尔的暗杀企图：“恶棍完蛋时，人们齐喝彩；旋风过去后，恶棍不再来。……”[218]这里的证据也和往常一样混乱。在约克被处死的人中有两三个肯定是卫斯理宗信徒。但即使他们中许多人是受卫斯理宗（或其喧嚣派及索斯科特派旁支）的文化所哺育，其牧师死在牢中也仍然对他们无能为力。而牧师们特别关心的就是使卫斯理教免于牵连。对《旧约全书》的热情已几近于是一种阶级团结，就连杰贝兹·邦廷也很难渗入。 卢德派葬礼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在1811年11月一次骚动中被杀的卢德派约翰·韦斯特利的葬礼，成了诺丁汉反映公众同情心的一个机会。他的“遗体被死者生前的一群会友们簇拥在前，他们手持黑杖，上面缠着黑色纱结”。 场面真是可怕。郡长大人、副郡长及五六个地方官在场，由一队巡捕及大约30个龙骑兵作陪……尸体移走之前，城里好几个地方宣读了防暴令。[219] 因伤在罗福尔兹死去的两个人也得到同等同情。哈德斯菲尔德阻止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葬礼，这仅是因为当局悄悄地在预料的时间之前埋葬了布思。哈特利的葬礼在哈里法克斯，有成百上千的人参加追悼会，手臂上缠着白纱。他的朋友要求以卫斯理宗的仪式埋葬他，而当邦廷拒绝颂祷告时，就出现了愤怒的场面，下一个星期天有大量人群集合起来参加一次追悼仪式。当地一个跛脚的传教士乔纳森·萨维尔回忆说，那是“在哈里法克斯教堂的最大的一次集会”， ……人们从远近各地赶来表示他们对死者的哀伤，他们把教堂挤得满满的，成百上千的人站在外面进不来，巡捕们在门口巡行以维持治安，那天下午安排好的牧师跑到哈德斯菲尔德去了，大概是想回避一下。…… 邦廷还不肯登台，而命令萨维尔代替他。跛脚牧师于是就信教者与不信教者死亡之间的区别加以宣讲： 现时不信宗教的情况在下等人中也许比任何时候都盛行，……我说：”不信教，死之亦难，死神来临时永不可收起黑旗！”这似乎效果很好…… 但效果并不像萨维尔想造成的那么好，他在走回家时被人扔了石子，墙上和门上有人用粉笔写字：“为无辜者的鲜血复仇”。事件后的几个星期中，邦廷（他也收到了恐吓信）在下乡赴约时都给配备了一名武装护卫。当卫斯理宗牧师拒绝为在约克处死的人举行葬礼时，霍尔姆弗思和格里特兰（在哈里法克斯附近），也出现相似的麻烦。[220]同样的群众抗议也出现在1816年11月的诺丁汉。詹姆斯·托尔的葬礼上，当时一个充当地方官的教士怀尔德牧师禁止宣读丧葬祈祷。尽管如此，还是有3000人参加了仪式，据一个奸细报告： 我听说，一个小学校长分发咏叹曲，由6个年轻妇女从他家一直唱到坟墓……棺材盖上有一个星或十字，许多人猜测那表示什么意思，有些人说那是因为他至死不屈，其他人说，是因为他被吊死了，还有人咒骂怀尔德牧师不准宣读丧葬祈祷。巴德说……那对詹姆斯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不要牧师在身旁。[221] 对卢德运动作为产业性的有限解释或否认其暴动反叛的基调而仅谈论一小批“头脑发热的人”，这一类说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即使在诺丁汉，那里的卢德运动在追求产业目标时也表现了最大的纪律性，其捣毁袜机和政治煽动之间的联系也仍在交叉出现，因为不仅是针织工，而且是一般的“下层等级”都在卢德派对袜商、军队和地方官的斗争中与其合作。在兰开郡——虽说那里的组织骨干是由织工组成的——煤矿工、棉纺工和各式商贩也都在动荡中有份；在约克西区，虽说攻击的目标是起毛机和剪绒机，与卢德派合作的人却不仅是剪绒工，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织工、裁缝、鞋匠及几乎每种手工行业的代表”。约翰·布思，在攻击罗福尔兹时被杀害的那位牧师之子，就是一个马具匠的学徒。[222]被带到约克特别法庭受审的犯人中，有28个剪绒工，8个农工，4个织工，3个鞋匠，3个煤矿工，3个棉纺工，两个裁缝，两个布商，及屠夫、起毛机制造工3、木工、织地毯工、制帽工、小贩、店主、石匠、船工和毛纺工各一人。[223] 我们现在要试着来解释一下卢德运动的原因，它在诺丁汉是以直接的“工会”强制行动的形式于1811年开始的，受到工人群体的支持，因此，它立刻被指控非法，正是这种处境迫使它向更叛逆的方向发展。1811至1812年之交的冬季，“代表们”很可能去了北部其他地区而不管他们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224]约克郡卢德运动（1812年2月）则在更富于反叛性的气质中发生。一方面，剪绒工积压已久的忧郁之火被诺丁汉的榜样所点燃，另一方面，民主派或潘恩派小团体在卢德运动中看到了更广泛的革命机会。这两种动力都可以在两封卢德派信件的字里行间看出来。它们都寄于1812年3月，第一封信可能发自哈德斯菲尔德，其中表达了剪绒工的特殊疾苦： 注意：……将军……命我通知你们哈德斯菲尔德地区的整布工，已花费7000英镑向政府请愿以执行停止使用剪毛机及起毛机的法律，但毫无效用，故开始试用现在这个方法，他也听说你们怕它会被用于其他目的，但你们不必害怕，因为一旦这种罪恶的机器停止使用或被摧毁，将军及其勇敢的军队就将解散，像其他忠诚的臣民一样回去工作。[225] 另一封信发于大约一星期前，最不可能像一个“忠诚臣民”写的。它暗示摄政王未能组成和平、改革的内阁，因而引起失望（后来成为在曼彻斯特交易所发生骚乱的原因），这就是卢德运动的导火线： 我们开始动手干的直接原因是摄政王写给格雷和格伦维尔二勋爵的那封卑鄙的信，它使人们失去了对于逐渐好转的一切希望，还有他和珀西瓦尔这帮流氓同流合污，而我们把国家的一切苦难都归于这些人。我们希望法国皇帝[226]能帮助我们摆脱这有史以来最腐败、最无耻、最残暴的政府之压迫，打倒汉诺威暴君和一切大大小小的暴君。我们将受一个公正的共和国的治理。千百万国人衷心希望并祈祷全能的上帝促进这幸福的时刻赶快到来。……[227]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封信都确凿可信，那就意味着约克郡的卢德运动源出于不同的图谋。如果是这样，反叛的气质就随事件的逐一发生而占上风。这样，由弗兰克、皮尔搜集的口头传说的影响力必须重视。据这些传闻，哈里法克斯的老制帽工贝恩斯确处于一群“汤姆·潘恩分子”的中心位置上，他们在哈里法克斯组织了一个“民主或共和派俱乐部”，在鞋匠神酒店开会。在这儿，一次重要的卢德派代表会议于3月份召开，而贝恩斯作为主席表示欢迎他们的运动。 30年来我力争唤起民众反对这种罪恶，……因为我的观点而深受身心及财产之苦。现在，我已接近我的天年之限了，但我将死亦如生；我最后的年限仍将奉献绐人民的事业。我欢呼你们起来反抗压迫者，希望反抗继续下去，直至没有一个从事征服的暴君。我已经等了许久，期待着来日的黎明，我虽已老了，却仍可能看见民主的凯旋胜利。 据同一传闻，一个叫韦特曼的诺丁汉代表也发言说：“本委员会与一切不满情绪中心区团体保持每日的联系，并主张在5月份发动一次总起义。”[228] 有理由设想：在这些说法中，不是个别的词句，而是其总体倾向是真实的。当局显然下决心要给贝恩斯定罪，虽说其奸细的证据完全靠不住，一个证人声称贝恩斯曾说他“不屑与任何人来往，除非这个人理解贵族与民主这两个字的含义”，而法官则认为贝恩斯曾炫耀“其双眼已睁开了23年”，[229]这使其罪恶更为昭著。这个案子仅仅是想“陷害”当地的激进派还是说他们确实与卢德运动有关联，这是另一回事。但兰开郡主要的告密者“B”在1812年3至4月写的报告中提供了某些线索。“B”声称有一个叫沃尔什的利兹代表来找过他，还（在4月）收到过利兹某个叫曼的人的信，叙述卢德派的成功举动。[230]沃尔什告诉他，利兹的秘密委员会“不让任何老雅各（即雅各宾派）活动，因为他们近年来一直受怀疑”： 有些老雅各希望活动，但老委员会活动得太过分，既不谨慎又不成功，所以没有一个被准许进入委员会，而只是流（留）在后台。 约克郡的组织（沃尔什对“B”说）是由一个“行业委员会”指导的，其会议都是极其秘密地在利兹举行的： 委员会从不在酒馆开会，而是在私人家里开会，如果天气允许甚至晚上在野地里开会，而且不像过去办事时那样让整个镇子都知道。[231] 有可能正当“老雅各们”在利兹留在后台时，哈里法克斯的卢德派则不那么谨慎。有人说在罗福尔兹攻击行动失败后，约克郡卢德运动采取更普遍的反叛形式，这种说法是符合现存证据的。无疑到4月间，约克西区已经有某种代表制度在活动。罗福尔兹以后，卢德派组织将其重点转向总体革命的准备工作。4月至9月，经常有抢夺武器、收集钱财和进行宣誓的传闻出现。铅（做子弹用）像热天的雪一样不见了，“唧筒和水管总是失踪”，[232]就连染桶和排字版隔条都会不见。密谋蔓延到如设菲尔德和巴恩斯利这些地方，而这里既没有剪绒工，也没有起毛机和剪绒机。卢德派受激于“推翻政府这种浅薄的观念，其组织这时已蔓延到全国，他们也搜集到了足够的武器”。[233] 如果说约克郡的卢德运动从剪绒工的疾苦向更一般的革命目标扩展，那么兰开郡的不满则有一个单独的主题将其纠合起来。抢粮风潮、煽动性的粉笔标语，私下鼓动政治改革，地下工会委员会，抢夺武器、袭击动力织机以及密探的挑唆等等同时发生，有时是自发地，而且相互间常常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在《技术工人》一书中，“兰开郡卢德运动”是最不令人满意的一章。有些显然不实，比如说到1812年5月初，兰开郡和切郡的所有动荡都已终止。其他一些说法——例如对博尔顿的几个密探及曼彻斯特的赋于了过大的影响——则是建立在推测和特殊抗辩的基础上，不过表面上似乎是在叙述。结论几乎很可笑，作者要我们相信1812年5月，步兵的71个连，骑卫兵和龙骑兵的27个支队，加上成千上万的特别巡捕（仅索尔福德一个村就有1500名）在兰开郡辛辛苦苦地执行任务，原因只是“老S”、“小S”和“B”用一些关于暴动的故事吓坏了他们的主子，同时又发生了一些自发的抢粮风潮。 最值得注意的是，哈蒙德夫妇在处理史料时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以某种假设为其研究之始，也就是假设工人方面任何真实的暴动意图若不是极不可能，便必定是错误的，不值得同情的，因而应归咎于工人中昏乱的不负责任的一翼。然而却很难弄懂在1812年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时战争已持续20年了，中间只有一年的间隔。人民没有公民自由，没有组织工会的自由。他们没有预见历史的能力，不可能知道以后的30年中等阶级将得到选举权，而因此感到慰藉（况且那时他们中会有多人已经死了）。1812年，手织工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灾难般地下降。人们饿极了，不惜赔上性命去掀翻一桶马铃薯。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人们没有策划革命起义，会比策划了更叫人吃惊，而且这种情况看来完全不可能哺育一批渐进的宪政改革派在一个不允许其政治存在的制度下活动。 人们至少会猜测，民主文化会要求这些处境不妙的人处事谨慎并谦恭。但事实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对这个时期作研究的历史学家中，有几位（哈蒙德夫妇、韦伯夫妇和格雷厄姆·华莱士）具有费边社信念，他们根据后来的改革立法和工会代表大会及工党的成长过程来回顾“工人运动的早期历史”。由于卢德派和抢粮的人看起来不像是合格的“工人运动先驱者”，他们就既不同情也不对此多加注意。这种偏见还从另一方面得到补充。加上了那种正统经院传统的更为保守的偏见，于是“历史”就公正地对待了托帕德尔烈士，令人作呕地对待了弗朗西斯·普雷斯；而数百个因为起誓，因为雅各宾密谋，因为卢德运动、彭特里奇和格兰奇沼地的起义，因抢粮、圈地、税路风潮及伊利暴乱和1830年农工暴动及几十件较小的骚动而遭处死、放逐的男男女女们则被所有的人忘却了。只有少数几个专家还记得，而即使还有人记得他们，也把他们看做是傻瓜或沾染着犯罪恶习的蠢人。 但对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历史既不“早”也不“迟”。"先驱者”是已往的又一个继承人。人们应该根据其自己的环境来判断，而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能看出像乔治·梅勒、詹姆斯·托尔、杰里迈亚·布兰德恩这样的人具有英雄的本色。 甚而，偏见可以深入到历史研究的细节上去，这特别适用于兰开郡卢德运动的情况，只有把内政部档案中有关其革命性的种种供词都视为虚假，要相信这一点只能有一个理由，即先假设这些证据注定是假的。而一旦如此假设，哈蒙德夫妇就航行于虚构历史的大海之中了。试举例：在卢德运动和战后年代里兰开郡最经常进行告密的是一个叫做“B”的人，这个“B”有可能自1801或1802年起就已经受雇做密探了，[234]他同时为曼彻斯特极端激进派所信任。他的名字叫本特，是个小商人，1812年据称是“买卖废纱头”的，[235]相对来说比较富裕，他常被任命为各不同秘密委员会的司库——这对密探来说，是个很好的监听位置。很显然，他的处境极利于提供内部情报。 在《技术工人》中，“B”时常出现，扮演一个激化感情、煽风点火的人： 内政部档案中有大量从他那里来的文字不通的书信，其中满是可怕的暗示，说下层的爆发正在临近，并受到神秘的上流人物的鼓动。他喋喋不休的主题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全国不同地区想发动总起义。 （哈蒙德夫妇宣称）兰开郡卢德派的起誓“不无理由去设想……是出自'B'的发达大脑”。当他们发现证据表明曼彻斯特的一个代表走访了斯托克波特手织工的一个秘密委员会，想把他们卷进革命的准备之中去之时，哈蒙德夫妇找到了一种方便的解释： 现在，通读过这一时期内政部档案的人，无不可以听出在有关曼彻斯特代表言论的报告中回响着“B”的声音。 基于这种假设（有冒似高深的知识的支持，因此很难有几个读者会对此加以质问），煽动的虚构就编造出来了。但仅几页之后，当上述这些作者们相信的报告中的另一部分适合他们口味时，他们又殷勤地告诉读者说：“本特曾当真想诱使其同伴们使用暴力活动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像约翰·奈特这种人就不会再信任他。……”总之，“B”的报告可以任意歪曲，只要它刚好适合情节的需要就行。 有人会说对内政部档案可以有不同的读法。本特不是挑唆者，而只是告密者，他把他的活动限制在能确保其激进同伙们持续信任的范围内，他似乎是个有点愚蠢但又机警的人，这种混合性格并不见得反常。因此，他的证据只有当他描述他亲身参加的事件时才可信，而他在报告不可告人的目的或国内其他地区的组织情况时，他只是在传递更残忍的蛊惑家的海口吹牛而已。至于说本特就是把斯托克波特委员会卷入到密谋计划里去的曼彻斯特代表，这种说法也经不起检验。[236]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再追踪挑唆这条线索，就有可能把兰开郡卢德运动的内部历史整理得更有条理，而在很大程度上仍使用哈蒙德夫妇用过的同样史料。首先，我们应该记得雅各宾主义在兰开郡比在其他任何工业区都扎根得更深，而且爱尔兰移民还使它具有特别的革命色彩，兰开郡几乎独一无二地有一条不间断的公开鼓动反战和改革的延绵之线，从18世纪90年代起，经过“联合英格兰人”，一直到卢德运动。1808年，这种鼓动不仅在曼彻斯特，而且在罗伊顿、博尔顿、布莱克本等地都有报道。当一批博尔顿手织工宣布打算在两个月时间内每个星期天都在城外的契据沼泽举行示威时，他们问道： 这难道还不是把英国宪政从它的藏身之地拖露出来，透露其本来的纯真实朴，而将祖先的法律昭示于每一个人的时候吗？[237] 年复一年，手织工争取最低工资的无效宣传，把他们驱赶到政治鼓动的方向上去，不管是革命还是立宪。 其次，当卢德运动于1811—1812年开始时，非法的工会活动，已经在兰开郡植根很深了。我们已注意到曼彻斯特手工行业和棉纺工人的组织和协商程度。手工织工的组织可能也相当广泛并基础牢固。在兰开郡的城镇甚至某些村庄，都有某种程度的织工代表制“秘密委员会”，在诸如向议会提出要求、请愿、征集基金等问题上习惯于相互磋商。[238] 所以，当卢德运动传到兰开郡时，并不是搬进了真空。在曼彻斯特和较大的中心地区已经有工匠工会、织工秘密委员会和一些新老潘恩派激进分子的小组，还有一个奔放的爱尔兰人旁支。兰开郡之所以是奸细、挑唆分子活跃的土壤，并不因为这里事太少，而是因为这里事太多。报告中矛盾百出，并非全体告密者都在撒谎，而是因为运动本身有矛盾。在一个像兰开郡这样政治上相对成熟的地区，必然会对捣毁机器这种做法有不同的看法。工人团体中这种冲突在1812年2至4月底造成许多不和。因此，可能在2月某个时期真正的卢德运动方针受到织工代表会议的支持，他们代表若干城镇的秘密委员会。据一个叫亚伍德的人供称，织工们加入(起誓“入伙”)一个以捣毁蒸汽织机、积钱购买武器并以武力反对为宗旨的组织，而亚伍德自己就是斯托克波特秘密委员会的小组代表。该组织每周征收一便士会费，而约翰·巴克利·布思[239]这位前“非国教的牧师”，事实上被聘用了一两个月的，做专职组织工作。但在这一点上亚伍德的说法含混不清。其他行业，尤其是纺纱工、裁缝和鞋匠，似乎在曼彻斯特和斯托克波特的秘密委员会中也有代表，而且除织工外还有许多其他人“人伙”。但亚伍德并不知道委员会的确切计划，他只是斯托克波特组织的一个地区书记，他把钱交给约翰·巴克利·布思并从他那里接受指示。 从亚伍德和其他人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委员会之间是分裂的。早在4月5日曼彻斯特委员会就拒绝了“卢德派”。 那天晚上他们彼此争执不休，各区甚至没有凑到足够的钱去支付秘密委员会喝的一点点东西。 为派代表到博尔顿和斯托克波特去，“通知他们曼彻斯特不愿一致行动”，就有必要弄一笔钱，可以（根据亚伍德的提议）向“本特先生借……，我曾见到他在摄政王之徽酒店里和秘密委员会在一起”。4月中旬的骚乱在多数场合下似乎是一些自发的事件，并不是秘密委员会发动的（甚至未得到其支持）。4月底，曼彻斯特各业（特别是纺纱工和裁缝）拒绝支付更多款项，结果，曼彻斯特代表（包括本特）被排斥于5月4日在费尔斯沃思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代表会议之外。 这以后，兰开郡似乎出现了并行的（也许不是交叉的）两种组织形式。一方面，运动的一部分致力于恢复对和平与议会改革的宣传。本特报告说，5月18日召开过一次代表会议，为此目的准备一份请愿书，与会的代表来自兰开郡及约克郡的某些市镇，像往常一样，他设法使自己当司库。约翰·奈特等“38人”所卷入的正是这个宣传，他们6月份在曼彻斯特被纳丁逮捕（本特告密的结果），罪名是进行起誓活动。另一方面，运动的另一部分肯定是在做暴动准备工作。早在3月28日本特就曾称与爱尔兰的密谋者开过一次会：“他们是危险的亡命之徒，其中至少有4个人曾参加过爱尔兰叛乱”。4月份他宣称确曾有爱尔兰的代表造访过他，这个人到过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和格拉斯哥，还准备到德比、伯明翰和伦敦去，他自称是爱尔兰叛乱的一名军官，说自己叫帕特里克·坎诺文，“他大约40岁，绅士风度，黑衣贴体，穿黑帮长靴。下一个来拜访本特的是伯明翰代表，他在经普雷斯顿和卡莱尔去格拉斯哥的路上顺道到曼彻斯特。5月中旬又一位代表从制陶区的纽卡斯尔来，拜访了委员会一名成员，带来消息说，在他那个地区有好几千人起誓并武装起来，但伦敦却“非常落后，……出人意外地没有按预期的精神行事”。伦敦卷入密谋的“主要是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和裁缝”，即“针线骑士”。 关于地下活动的说法并非绝对不可能，而地下活动的主要联络渠道是1798年的爱尔兰难民。但若把事情截然分开，分成这半边的合法改革者和那半边的造反的爱尔兰人，这样做就又错了。同样有可能的是，较成熟的政治改革者们认为自己是比机器破坏者更严肃的革命者。[240]顿本特5月初写道： 执行委员会建议人们要和平处事，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扰乱治安——扰乱治安的人不是入了伙的人。…… 5月6日，一个匿名的雅各宾派署名“汤姆·潘恩”于兰开郡写道： 事实是，人民有一个正规、广泛、进步的组织在发展，可以把他们叫做汉（普）登派、西德尼派或潘恩派。上天让我团结众人，我们——因为我以大众的名义说话——我是说我们否认，完全不承认与破坏机器的人、烧毁工厂的人、敲诈钱财的人、抢夺私产的人有任何联系。我们知道每一个节省人类劳动的机器对于我们也是其中一员的大家庭来说都是一种好事，我们打算从我们苦难的根源着手，因为请愿是无用的，我们要求得到一种摆脱苦难的方法。…… 可以设想，到1812年5月，兰开郡和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已基本上让位给革命组织，它以爱尔兰移民和老雅各宾派为中介，实现了与许多中心地区的联络（如设菲尔德、巴恩斯利、伯明翰、制陶区、格拉斯哥等地），这些地方并没有发生过卢德运动。在其本来意义上的卢德运动来说，现在只剩下有卢德将军这个名字保存了下来。粗糙的手制卡片以及符牌、暗号、口令等等都用来保障会议的入场。甚至有一些更吸引人的证据，包括一些文件，据称是在卢德派袭击威克菲尔德附近霍伯里的福斯特工厂之后不久在路上被拾到的。其中有两大篇演讲，用华丽的自由派风格写成，还有一份“章程”和一个“誓词”，和在德斯帕德的一个同伴身上发现的在他受审判时曾被作用证据的那种如出一辙。[241]因此，除非我们设想这里有某种精心编织的“圈套”（没有理由这样设想），这个证据确凿地指出了1802年和1812年地下活动之间的关系。[242] 有关这一类地下活动的证据实际上来自许多不同的史料，如果对所有这些证据都不加理会，我们就只能退回到某些严重混淆视听的假设上去——例如存在着货真价实的谣言工厂，制造捉襟见肘的奇想，而其惟一的目的就是蒙骗当局。有一个完全另一类型的坐探，名叫“R.W.”的织工，他在6月初告诉其地方治安官说在斯托克波特召开过一次一个兰开郡代表会议，参加者有从诺丁汉、德比和哈德斯菲尔德来的人。代表们谴责—— 这里的人轻率地在指定时间之前，在他们有足够的人装备起武器之前匆匆忙忙开始暴动。 据报告，设菲尔德在大力制造长矛，这在一个有大量小工场和铁匠店的城镇里是件相对简单的事。人们说起义预定在9月底或10月初发生。在迪兹伯里附近一块田里举行的半夜集会上，有个“绅士风度的人”讲了话，他没有就“工厂或机器问题说一个字”，而是号召举行一次总起义而不是“部分”起义。他“像国内很多人一样是个适于在圣坛或法庭上”演讲的人。[243] 但正是在有关全国组织和“绅士”领导人的传闻上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很明显，真正的鼓动者企图用全国性支持这种宏大的许愿或甚至有希望支持革命的个人（如卡特莱特、伯德特、科克伦、惠特布雷德、沃德尔中校及其他人）来鼓舞其追随者的士气。但不管卢德运动与织工工会、“针线骑士”或游荡的爱尔兰代表之间有什么含糊的联系，它只是一个没有全国性领导或中心的运动，而且在共同的苦难及推翻政府的愿望之外几乎没有全国性目标。尤其是，有关伦敦“大委员会”的说法（如本特这一类人传递的）则完全是凭空的想象，而且表现了在外地革命者中间对他们的真实处境的误解。 梅特兰将军也许正确地宣称卢德运动“没有真实基础”，而且在现时，所有这些革命运动一般来说都只限于人民中的最低等级，限于运动已发生的那些地方，除了在每天发生的那些公开暴行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以外，既没有统一行动，也没有制定计划。[244] 我们只要仔细留心这些话，就可以接受话里的论断。发论的人若不像梅特兰这样熟知内情，便会吓坏了自己，因为他们很难想象一个“革命运动”可以没有由“出谋划策的邪恶之徒”组成的内部核心，没有某些贵族或中等阶级领袖在秘密地鼓动一切。当找不到这种共谋者时，另一种极端意见就会出现，若没有指导者，就根本不会有革命运动。剪绒工、织袜工和手织工们居然会自己企图推翻当局，这是不可想象的。[245]科贝特在评论1812年下院秘密委员会的报告时这样说：“似乎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在挑唆，没有证据表明有人搞阴谋。这是使内阁最感迷惑的，他们根本找不到蛊惑者，这是人民自己的运动。”[246] 而这次运动竟能在几个月内拖住12000名军队，并迫使约克西区的副郡守在1812年6月宣告该区正直接走上“公开的反叛之路”。 ……除士兵直接占据的若干点之外，本区实际上是在不法之徒手里……不满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和平居民。[247] 从某一角度看，卢德运动最像一次工业工人的一种“农民暴动”，他们不是掠夺庄园别墅，而是袭击象征其受压迫的最直接的目标——剪毛机或动力织布厂。卢德派产生在出版和公众集会已几乎寂静了20年后，它不相信有任何全国性领导可以信赖，也不知道任何全国性纲领可以与自己的宣传相一致，因此，它总是在地方社会中最强大，在有限的产业行动中最有凝聚力。 但就在攻击这些剥削和工厂制象征的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更远大的目标了；小群的“汤姆·潘恩派”存在着，能把他们引向进一步的目标。但是在这儿，用以摧毁棉纱厂或织袜机的严密组织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无疑，在约克郡和诺丁汉还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地区领导。而这只有极少数“队长”如托尔和梅勒才知情。但如果关于在艾什顿、斯托克波特和哈里法克斯召开代表会议的说法是确切的，而且看来也像是确切的，那么正是在这里卢德运动最虚弱——最容易受奸细渗透，也最容易引导到依靠法国人、爱尔兰人或苏格兰人之助发动起义的夸夸其谈上去。只是在1812年仲夏才有迹象表明出现了一个严肃的密谋组织，它摆脱了有限的产业不满情绪并扩散到新的地区。到8月份（根据雷恩斯上尉的意见），卢德派要么只能“孤注一掷揭竿而起，”要么运动必然瓦解。[248]两个原因导致其结束：第一，枢密院令的解除，商业迅速发展。第二，当局压力增大，有更多的军队，更多的奸细，更多的逮捕，以及在切斯特和兰卡斯特的处决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又可以把卢德运动看做是过渡性的，我们应透过砸机行动看到那些挥舞大锤的人们的动机。作为“人民自己的运动”，它给人深刻印象的与其说是落后，不如说是它日益增长的成熟性。它远不“原始”，相反，在诺丁汉和约克郡还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和自制力。可以把卢德运动看成是工人阶级文化的一种体现，它比18世纪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都更加独立更加复杂。1811年之前的20年中，非法活动的传统丰富多彩，对此我们惟可揣测，特别是工会运动，其新尝试不断增长的经验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政治觉悟等等在各方面都很明显。卢德运动出自这种文化似乎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共济会、秘密仪式和起誓，半合法地向议会请愿，酒店里的手艺人集会等等。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自信的工会运动之潮虽受反结社法的阻挡，却努力冲出堤岸，成为清晰明了的现实。这也是以德斯帕德和“黑灯照”为一方，以彼得卢为另一方的中间过渡时期。1812年5月1日，一个（可能是未经授权的）[249]“卢德将军的秘书”曾自诺丁汉写信到哈德斯菲尔德说：“本人经收（授）权宣布”： 将军及其麾下认为只要那个叫摄政王的流氓醉鬼嫖客及其仆从还与政府有关，那就只有灾难会降临我们这些做他们垫脚板的人的头上。我还想宣布，你们应记住你们和格尔格·居尔普斯·犹纳是用同样材料左（做）成的，小麦和酒给你也给他。 在这三个郡中，要求议会改革的宣传恰恰开始于卢德运动被击败之时。甚至在贝恩斯受审之前，哈里法克斯就建立了最早的议会改革同盟。乔治·梅勒在约克城堡中等候受审时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听说你正在向议会请愿改革，我希望把下面这些名字也加上……”，其中包括39名同狱犯。（他还加上一句：“请记住，灵魂比工作或金钱更宝贵”。假如把这种逻辑贯彻到底，我们就可以相信1817年德比郡一个地方官的愤怒评论： 卢德派现在主要在搞政治和偷偷摸摸的事，在莱斯特一德比一纽瓦克三角地带的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形成的汉普登俱乐部里，他们都是主要的头领。[250] [1]泰伯恩刑场，在伦敦泰晤士及左岸的小支流名曰泰伯恩河，是伦敦的水源之一，河西岸有塞克斯绞架。1300至1783年绞架所在地一直是刑场。——译注 [2]见前文，第167-172页。 [3]内政部档案，第65.1号；J.阿什顿：《19世纪在英国的开端》（1906），第19页；D.V.厄尔德曼：《反帝国的预言寄托布莱克》，第317—319页；哈孟德夫妇：《城市工人》，第291页。 [4]“K-G-”，即KINGGEORGE，指乔治三世。乔治三世曾以”农人乔治”的笔名写文章，故有此挖苦之言。——译注 [5]菲茨威廉文件，F.44（d）和（e）。 [6]同上，F.45(a)。 [7]菲茨威廉文件，F.45（a）和（d）。 [8]《利兹信使报》，1801年8月1日，E.贝恩斯：《爱德华•贝恩斯生平》（1851），第51页；《剑桥消息报》，1800年11月15日，1801年8月8日。 [9]内政部档案，第42.66号，全文刊于阿斯皮诺尔编：《英国早期工会》，第52-53页，原文见菲茨威廉文件，F.45（d）。 [10]R.沃克1802年6月28日致内政部（附件），内政部档案，第42.64号。 [11]J.狄克逊1802年7月17日信；W.库克森1802年7月27日信；J.洛1802年12月3日信，以上都载于菲茨威廉文件，F.45(d)。 [12]L.T.里德：《19世纪的约克堡》，第198—201页。 [13]菲茨威廉文件，F.45(e)。菲茨威廉还附言道：告密者是个”稳重、勤劳的人，不年轻，我看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是个饶舌的人在闲着无聊时磨嘴皮”。 [14]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将领，曾在特拉法加海战中击败法西联合舰队，挫败了拿破仑入侵英国的计划。一一译注 [15]参见1780年7月18日《伦敦官报》：“几乎没有对欣琴布鲁克岛开炮，而只是由纳尔逊上尉或工兵队长德斯帕德中尉加以瞄准…… [16]德斯帕德的早年生涯见查尔斯•奥曼爵士：《不幸的德斯帕德中校》(1922)；J.班南廷：《E.M.德斯帕德回忆录》(1799) [17]见前文，第169页。 [18]1802年在约克郡也发现同样的文件；菲茨威廉文件，F.45（d）。 [19]例如，可参看C.F.莫蒂默著：《基督徒在回忆中努力提高爱德华•马库斯·德斯帕德绅士及其他六名公民身上的神威，他们现在无疑是与神光辉地在一起》（1803年），该书引《马太福音》，第28章，第12节：“他们拿许多银钱给兵丁……”。 [20]见科尔和波斯特盖特：《平民百姓》，第163页；H.W.C.戴维斯：《格雷和皮尔时代》，第95页。 [21]密谋者中至少有另一人（查尔斯·彭德里尔）是伦敦通讯会的前领导成员，他是土利街的鞋匠帮工（以前是师傅），1798至1800年和宾斯一块在格洛斯特监狱坐牢。尽管他在审判时被说成是主谋之一，德斯帕德及其同伴被处死后他又由大赦释放了，后来却又在1817年的一次类似密谋中露面。见下文，第652-653页。 [22]1801年，有一些“联合英格兰人”在博尔顿被捕，其中之一卡伦特后来以吸引兵士叛变罪处死，见W.布顿姆洛：《博尔顿政治史》，（1882），第一-部，第14页；G.C.米勒，前引书，第404页。 [23]见后文，第651页。 [24]此处关于德斯帕德密谋的记述基于以下资料：J.H.格尼记录：《爱德华•马库斯•德斯帕德审判案》（1803）.尤见第33.36.44—45，72—73，79，115.127337.174、269页；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32号，第11.333号；“约翰•奥克斯莱德的自述》（普雷斯作注），见附加手稿，第27809号；《利兹信使报》」802年11月27日；《晨报》，1803年2月22日；国家审判集散见《德斯帕德中校审判案全录》（1803），第78页。15年后奸细奥利弗报告他和主谋之一查尔斯•彭德里尔的谈话时说：“他承认士兵深深卷入在内，而且非常坚定「有一次约200名士兵携带武器在伦敦塔附近的房屋中集合，准备政变，而且彭德里尔“好像很相信那时伦敦塔可以被士兵轻易拿下，再放弃掉。如果当时他们聚集起意想中的人数；但到场的人太少了。奥利弗的记叙，见内政部档案，第40.9号。 [25]附加手稿，第27809号，第16、17页。亦见W.E.S托马斯：《弗朗西斯•普雷斯和工人阶级历史》，载于《历史杂志》(1962)，第61页。 [26]皮萨罗(1475—1541)，西班牙殖民者，曾率众捕捉印加王，灭印加帝国。——译注 [27]菲茨廉文件，F.44(a)和45(d)，R.F.韦尔默思：《卫斯理宗和英国工人运动，1800—1850年》，第60页。比较T.A.阿布迪1795年12月20日致波特兰公爵的信，说他转告“我的猎场守护人”的消息，“他的地位使他比我这个地方官更有机会听到更多……”，见内政部档案，第42.37号 [28]马洛(1564—1593)，英国著名剧作家、人文主义者，1593年为密探刺死。——译注 [29]剌探犯罪情报的整个体系及其弊端可见L.拉齐诺维奇前引L第1卷，第333页以下；骚塞：《英国通信》（1808年第二版），第1卷，第173页；黑兹利特：《论奸细制》，载于《作品》第7卷，第208页以下。关于纳丁可见，里德：《彼得卢》（曼彻斯特，1957），第65员。伪钞案见《黑矮人报》1816至1818年，各处；《达克特快报》.1818年2月9日；H.亨特著《回忆录》（1822），第3卷，第483贞。 [30]例如，可参见A.F.弗里曼特尔：《密探奥利弗真理》.载于《英国历史评论》，第4期（1932），第601页；R.J.怀特：《从滑铁卢到彼得卢》，第13章；F.C.马瑟：《宪章运动时期的公共秩序》（曼彻斯特.1959）。 [31]巴洛1799年11月16日信.枢密院档案第164号。实际上巴洛并未就此被打发，因为他（也许善于见风使舵）开始送来有关非法结社活动的长篇报告。 [32]A.B.里奇蒙：《工业人口状况记叙》（1825），第159页。（有关奥利弗）亦见查尔斯•彭德里尔的口述，载于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18年5月16日；及本书下文，第653页。 [33]有关政治奸细制度的概况，见F.O.达维尔：《摄政王时期的民众动乱和公共秩序》（1934），第12、14章；哈盂德夫妇：《技术工人》，第12章；F.W.钱德勒：《政治奸细和挑唆特务分子》（设菲尔德，1933）；W.J.菲茨帕特里克：《皮特手下的秘密活动》（1892）。 [34]菲茨威廉写信给佩勒姆说，某个奸细是“……完全的无赖，品质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尽管他或许是-文不名的，刺探起不满分子的机密来却可能不是个太坏的间谍”。1802年9月25日，菲茨威廉文件，F.45（d）。 [35]见后文，第580页。 [36]《关于巴古利讲话的报告》，见内政部档案，第40.4号。 [37]《约翰•卡斯尔1817年3月6日信》，见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351号。 [38]《格罗夫斯1794年7月21日的报告》，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3）号。 [39]附加手稿，第27813号。 [40]《科南特和贝克报告》，1812年1月26日，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抄件亦见诺丁汉文献馆）。 [41]弗兰克•皮尔：《卢德派起义》（赫克蒙德怀克，1895），第269-270页。 [42]这种史料在下面两本书中都保留一点，夏洛蒂•勃朗特的《雪莉》一但几乎完全从“另一方”的角度来写一一A.L.的《悲惨年代》（哈德斯菲尔德，1870）；在下面几本书中则较多，D.F.E.赛克斯和G.沃克的《卢德派分子比尔地方的老本》（哈德斯菲尔德，无出版年月），以及弗兰克•皮尔的《卢德派起义》（1880）。后两本书都自称是根据幸存者的回忆写成。 [43]W.费尔金：《机织编袜和花边制造业史》（1867），第17页，第240—241页；《诺丁汉评论》，1852年11月19日；W.H.怀利；《新旧诺丁汉》（1853），第234页。所谓有影响的成员，据一项记载，是指参事员约翰·布雷德利。这些手稿若能发现将引起极大的兴趣。 [44]O.D.拉德金：《托马斯•斯彭斯和他的团体》，第122-123J46-147页；附加手稿，第2780号。 [45]巴贝夫(1760—1797)和邦纳罗蒂(1761—1837)：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领导“先贤祠俱乐部”和“平等会”，主张密谋暴动。1796年组织秘密起义委员会，泄密后被捕，巴贝夫被处死，邦纳罗蒂监禁后改判流放。——译注 [46]C.威尔金斯：《默瑟尔•提德维尔史》（1867），同一说法中说：“信教的人把靴底的钉子排成T.P.字样，这样就可以象征性地把汤姆•潘恩踩在脚下”。 [47]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318页。 [48]约翰•威尔逊：《约瑟夫•马瑟歌集》（设菲尔德，1862），第56—57页。参见B.布赖尔利：《费尔斯沃思：我的故乡》，第14—16页。 [49]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170、174页。 [50]日耳曼神话，种下龙牙，化为武士互相砍杀。——译注 [51]W.H.里德：《不信神的协会的兴起与解散》，第20页，说“俱乐部活动分子”认为“他们的任务是钻进各种类型寻欢作乐的协会中去”，尤其是共济会。 [52]枢密院档案，第A.161和164号。差不多就在这时，有很多人来找卡特莱特上校，“商量成立若干新生组织的事，起名联合会F.D.卡特莱特前引书，第1卷，第243页。 [53]《T.贝利1799年11月6日致内政部》，枢密院档案，第A.164号。 [54]《关于工人结社的问题》，枢密院档案，第A.152号，见后文，第524页。 [55]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41、45—46页。 [56]同上书，第53-64页，亦见哈蒙德夫妇：《技术工人》，第174-178页。 [57]见文，第177页。 [58]S.韦伯和B.韦伯：《工会运动史》，第83页。亦见上文，第252—257页。 [59]见M.D.乔治：《结社法》，载于《经济史评论》，1936年，第6卷，第172页起；关于工会在该法之前及生效时期，法律地位的有益总结，见阿斯皮诺尔前引书，序，第10—30页。 [60]结社法就是其中之一。 [61]见《克特1803年1月28日致菲茨威廉的信》，菲茨威廉文件F.45（e）。 [62]转引自M.D.乔治前引书，第175页。 [63]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当时的总检直官斯潘塞•帕西瓦尔1804年10月5日的议论：“假如政府对靴鞋制造商的申诉加以干预，那就要准备其他各行各业都会来申诉，结果人们就会认为，提出起诉不是该行业中感到受害的雇主的事，而是政府的事了。”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90—92页。 [64]T.A.沃德前引书，第216—219页。 [65]G.怀特和格雷夫纳•亨森：《简评当前调整雇主和雇工关系的法律之现状》（1823），第86页。 [66]《关于工匠与机器……的第四个报告》（1824），第281页。 [67]作者前引书，第64页。 [68]R.W.波斯特盖特：《建筑工人史》，第17页。 [69]见R.F.韦尔默思前引书，第3卷第2章。 [70]见A.B.里奇蒙前引书，第77页。 [71]E.C.塔夫内尔：《工会的特点、目标及影响》(1834；1933)，第67页。 [72]章程藏大英博物馆，打印编号L.R.404.a.4(52)。亦见《誓词集》中大量不同形式。 [73]“绿带会”是19世纪初北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故以下誓言中有强烈宗教色彩。——译注 [74]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 [75]共济会传统及仪式、入会式的一般作用，见E.J.霍布斯鲍姆：《绿林好汉》，第9章。 [76]安•利斯特日记手稿（藏哈里克斯市班克菲尔德博物馆），1832年8月31日，9月9日。 [77]《利兹信使报》，1832年12月15日，亦见利斯特日记，1832年8月4日，12月8日，12月22日，（关于特斯特）《利兹时报》1832年6月7日、14日.我在此大段引用原文，是因它们从另一方面证明科尔还算相当不错的叙述.见《成立总工会的尝试》第7和16章。 [78]其他誓词基于《以西结书》，第21章（见前文，第392页），《民数记》，第30章第2节及《申命记》第23章第21-23节。参见E.J.琼斯：《苏格兰乡巴佬和威尔士的早期工会运动》，载于《经济学杂志》（增刊），1926—1929年，第1卷，第389-391页。（本处译文取自中文《新旧约全书》中的旧约《诗篇》。——译注 [79]《利兹时报》，1834年4月19日，会议主席托马斯•巴洛插话说：“我很高兴听说：你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搞宣誓了”。 [80]诺丁汉市档案馆，第39841号，1812年6月22日。 [81]《利兹时报》，1834年6月7日。例子可见波斯特盖特前引书.第21—22页。 [82]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93页。 [83]韦伯夫妇前引书，第86—87页。 [84]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感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可以在加斯克尔夫人充满感情的小说《玛丽·巴顿》(1848)有关工会的叙述中看到。 [85]沃拉斯前引书，第239页。 [86]沃拉斯前引书，第204页。 [87]普雷斯的叙述全文见沃拉斯前引书，第8章；韦伯夫妇前引书，第2章；波斯特盖特前引书，第2章。 [88]见前文，第257页；及（有关剪绒工和织袜工）后文，第544—545页。 [89]《诺丁汉选邑档案》，第8卷第156页；韦伯夫妇：《工会运动史》，第61—62页；T.K.德里：《学徒法令中学徒资格条款的废除》，载于《经济史评论》，第3卷（1931—1932），第77，85页。 [90]沃拉斯前引书，第207-210页；韦伯夫妇前引书，第100页，注释1。穆尔（及亨森）的提案确实相当繁杂，而且在战术上判断不周，它提议废除近400个法律或法律条款（包括在结社法废除后很久仍旧使用的主仆关系法），并制定以下法案：1.责成雇主发给雇员正式证书，载明工资和工作条件；2.限制加班；3.取消实物工资制；4.帮助雇员采取反对雇主恢复工资的行动；5.建立仲裁机构。许多小条款谈到一年为期的雇用，克扣原料工具问题等等。见《议会文件集》（1823）.第2卷，第253页以始；《汉萨议会记录》（新版），第8卷，第366号。 [91]沃拉斯前引书，第210，217页。 [92]沃拉斯前引书，213—214、228页；韦伯夫妇前引书，第106—107页。《工匠及机械委员会调查报告》（1824）各处。 [93]早在1824年1月，《黑矮人》就发出了，要求为支持废除结社法而进行请愿的普遍号召：1824年初几个月，各地行业俱乐部送来几十份这种请愿。考虑一下为甩开彼得•穆尔的提案，政府成员（如哈斯基森）对休谟的提案容忍到哪一步，是十分有益的。见《黑矮人报》，1824年1月17日；《技工杂志》，1824年1月24日，2月7日；《下院议事录》，第79卷，1824年；哈斯基森1823年5月27日的议会辩论发言，《汉萨议会记录》（新版）第8卷（1823）。 [94]沃拉斯前引书第204页。 [95]设菲尔德刀具工送给普雷斯一件漂亮的礼物，兰开郡的工厂棉纱工安排了一桌酒宴，其间霍布豪斯、休姆及普雷斯受到祝酒，并向“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商祝酒，愿他们及工人间的和谐安宁长存久在”。见《行业报》，1825年7月24日。 [96]见后文，第16章。 [97]哈蒙德夫妇的《技术工人》仍是叙述卢德运动发生背景的最好书籍，见第4章《棉业工人》，第6章第4节《剪绒工》，第8章《针织工》及第9和第10章关于诺丁汉和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弗兰克•皮尔的《卢德派起义》（关于约克郡）是最生动的地区性研究。F.O.达维尔的《摄政王时期的英国民众骚乱与社会秩序》广泛引用内政部档案，然而缺乏想象力。 [98]这两种叫法可以互换，但“剪绒工”多在约克郡使用而“平绒工”多在西部各郡使用，有时用更一般的称呼“手整布工”或“毛料工” [99]前引文，第296页，清楚说明这些程序的是W.B.克伦普的书《利兹呢绒业，1780—1820年》（利兹，1931），第38—51页。 [100]《论结社》，1799年，枢密院档案，第A152号。 [101]《议会毛呢业委员会》（1806），第239—289、297页。 [102]《曼彻斯特汇换导报》.1812年4JJ21II，引门达维尔前用引书，第60—61、106页。 [103]《论结社》，枢密院档案，第A.152号。亦见《议会毛呢业委员会》(1806)，尤见第235、264—265、369页，W.B.克伦普前引书，第46、317、327页；哈蒙德夫妇：《技术工人》，第171—180页；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40页及以后诸页。 [104]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52页；菲茨威廉文件，F.45(d)。 [105]《鲍恩1797年12月20日致波特兰公爵》，内政部档案，第42.41号。 [106]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172—173页。 [107]即平绒机。 [108]D.M.亨特前引书，第21页。 [109]见《利兹信使报》上刊登的“一个旁观者”和“一个商人”的有趣信件，1803年1月15、22、29日。 [110]见E.A.L.莫伊尔前引书，第254，258，259页；W.E.明钦顿：《格洛斯特郡毛织业中工会运动的起始》，载于《布里斯托尔和格洛斯特考古学会简报》，第70卷（1951），第126页以始，《毛织工协会章程条款》（格洛斯特，1802）。 [111]《议会毛呢业委员会》（1806），第232，239，277，347、355页，附录13；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180-186页；阿斯皮诺尔前引书逸66-67页。 [112]《议会毛呢业委员会》（1806），第244页，附录，第17—18页。 [113]同上书第312页。此信无疑是可信的，但没有证据表明它受权于协会。 [114]指英国针对拿破仑的大陆封锁而颁布的枢密院令，对法国的盟国实行海上封锁。——译注 [115]内德•卢德是传闻中第一个砸毁机器之人，究竟有没有这个人始终不得而知，但卢德运动即以此得名。——译注 [116]W.B.克伦普前引书，第230页。 [117]织袜工和针织工是可互换的词。 [118]诺丁汉档案馆，第3984II，第f.29号的详细说明称该行业有29355名工人，W.费尔金前引书，第239、437页说1812年有29，58。架织袜机，50000针织工。 [119]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222-226页，达沃尔前引书，第28—34页。 [120]最明了的概述见达维尔前引书，第2章及A.坦普尔•帕特森：《激进的莱斯特》第3章。亦见F.A.韦尔斯：《中部地区织袜业史》(1935)。 [121]《诺丁汉评论》，1811年12月6日。 [122]关于反对使用这种宽机，见《莱斯特日报》1811年12月13日和《德比信使报》1811年12月19日刊登的信。 [123]哈蒙德夫妇：《城镇工人》，第66页；《技术工人》，第227页；达维尔前引书，第43页，《议会针织工请愿委员会）（1812）；J.D.钱伯斯：《针织工分会》，载于《经济学》，1929年11月号。 [124]抄件，见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调寄“穷杰克”）。 [125]《科南特和贝克致内政部信》，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达沃尔前引书，第170页将其部分重制。 [126]诺丁汉档案馆及《记录》第8卷，第139页。 [127]即卢德派。 [128]见《议会针织工请愿委员会》（1812），尤见第38—46页。工人的证人中有一个是约翰•布莱克纳，诺丁汉历史的编写者，从1780年起他自己就是针织工。 [129]诺丁汉档案馆，第3984号Ⅰ、Ⅱ卷各处；《记录》，第8卷，第139-162页，哈蒙夫妇前引书，第229、270页。 [130]《章程总则》（诺丁汉，1813），复本见诺丁汉档案馆第3981号，第2卷，第126页。 [131]见哈蒙德前引书，第229—254页，W.费尔金前引书，第238页；A.坦普尔•帕特森前引书，第6和7章；达维尔前引书第139—150、155—159页；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169—183.230，234—242，320—328页。亨森曾短期地受工会专职雇用。1816年他成功地进行两次诉讼，反对袜商破坏实物工资法。1817年他在伦敦被捕，当时他正在为被判死刑的卢德派请愿赫免，并在人身保护法中止期间没有罪名地被监禁了18个月，见后文，第671页。 [132]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67页，（仲裁法）见第62-69.72页以始。 [133]“一个同情被压迫者的的人”：《乞丐的抱怨——反对收取高额地租的地主、贩卖粮食的中间商、大农场主、垄断商人、印发纸币者及战争……》（设菲尔德，1812），第100页以始。 [134]见前文，第278页。 [135]A.B.里奇蒙前引书，第24—28页。 [136]同上书，第29—40页及里奇蒙的证词，载于《关于工匠和机器的……第二个报告》（1824），第59页以始；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85-88页；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137—150页，尤见狄龙致西德默思信》，第143页以始。 [137]圣克里斯平是传说中的鞋匠保护神。一译注 [138]《斯皮特菲尔兹法》实施的情况见M.D.乔治：《18世纪的伦敦生活》，第4章；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209页以始；J.H.克拉潘：《斯皮特菲尔兹法》，载于《经济学杂志》1916年12月。 [139]见T.K.德里：《学徒条款的废除》，前引书，第71-72页。 [140]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87页。 [141]《诺丁汉评论》，1811年12月20日。 [142]内政部档案，第42.117号。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84—85页对这份重要文件有较多的摘引。 [143]《卢德将军的胜利》，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 [144]《酝酿中的提案要点……》手稿，哈里法克斯资料馆。 [145]试比较当时还是托利党的科贝特1803年7月23日在《政治纪事报》上所说：“星期天，孩子们从那据说叫做工厂的可怕监狱里……放出来，才可以伸展一下他们那发育不全的肢体……，'；自由派的《利兹信使报》也说（1802年3月6日）：“本城及其他城市中的工厂是各种乌七八糟事情的温床，……这样说的真实性无可置疑。” [146]德赖弗前引书，第17—18页。 [147]达维尔前引书，第62页 [148]该公告用细铜版印制，发表时间为1811年11月，并授权爱德华•卢德在命令未被遵从的情况下“执行死刑”，执行者分享50英镑.见J.拉塞尔：《卢德派》.载于《索罗顿学会会刊》，第10卷，1906年，第53-62页。 [149]E.利普森：《呢绒呢织业史》(1921)，第191页。 [150]W.多德：《工厂制图解》，第15页。 [151]费尔金前引书，第441页以始；T.库珀：《生平》，第137-142页。亦见J.F.C.哈里森：《莱斯特的宪章运动》，载于A.布里格斯主编：《宪章运动研究》，第121—129页。 [152]卡尔·马克思：《选集》(1942)，第2卷，第439页。 [153]见E.J.霍布斯鲍姆：《砸机器的人》，载于《过去与现在》，第1卷，1952年2月，第57页以始。虽然霍布斯鲍姆博士的文章出色地考察了砸毁机器这个一般现象，但他却忽略了卢德运动（就本章的定义而言）之于其他毁坏机器活动的不同特点。 [154]达维尔前引书，第67-70页；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261-265页；《利兹信使报》，1811年12月70，14日，21日。 [155]阿斯波诺尔前引书，第118页。 [156]《艾尔弗雷德报》，1811年12月9日。 [157]《卢德将军的胜利》，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 [158]《利兹信使报》，1812年2月15日，《诺丁汉评论》，1812年2月7日。 [159]亨森自称是他建议成立行业俱乐部来替代卢德活动，见《关于工匠及机器的……第四个报告》（1824），第282页。 [160]《利兹信使报》，1812年1月18日，2月29日；弗兰克•皮尔前引书（1880），第17页。 [161]皮尔前引书（1895）第44页以始。应特别注意，皮尔的记叙凡是能加以检验的，通常总是很准确，连细节也如此。 [162]指国王。——译注 [163]W.B.克朗前引书，第229页。 [164]同上书，第229—230页，汉森先生大概就是汉森中校，1808年因支持手工织工而入狱。 [165]舍伍德森林是传说中罗宾汉出没的地区。一译注 [166]阿萨·布里格斯：《论〈雪莉〉的个人主题和社会主题》（勃朗特协会，1958），第9页。 [167]A.L.：《悲惨年代》，第112页。 [168]弗兰克•皮尔：《斯彭谷的过去与现在》，第242页。 [169]《利兹信使报》，1812年4月11日。达维尔前引书，第114页。 [170]哈德斯菲尔德。 [171]《拉德克利夫手稿》，第126/132号.写信的人实际上把约翰·布思下葬的情况和哈里法克斯的哈特利的葬礼弄混淆了。布思的下葬因估计到会有大批群众前来致哀因此在哈德斯菲尔德仓促进行，后者情况见下文，第586页。 [172]布里夫：《第五王》，米尔恩斯和布莱克巴勒，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263号。 [173]关于卢德运动的“民间传说”，可在A.L.著的《悲惨年代》、F.皮尔的《卢德派起义》、《斯彭谷的过去与现在》雇用、赛克斯和沃克的《比尔家的老本》等书中找到。只要有可能，本处叙述就曾与《利兹信使报》及继起的审讯材料上的说法对照核实过，卡特赖特叙述卢德圉攻及士兵“背叛”的信件，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305—306页及H.A.卡特曼：《愚人的过去与现在》（利兹，1930），第114—116页。 [174]A.布里格斯：《进步时代》，第164—166页；A.普伦蒂斯：《曼彻斯特纲领》，第41—47页；切斯特•纽：《亨利•布鲁厄姆传》（牛津，1961）.第4、6章。 [175]D.F.E.赛克斯：《科恩河谷史》（斯莱恩韦特，1906）。 [176]1813和1814年还废除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法令。 [177]这些城镇和村庄都是亚伍德的叙述及“B”（本特）1812年4月的报告中提到过向各种秘密会议派出代表的地方，见内政部档案.40.1号；亦可见托马斯•惠特克在内政部档案第42.121中词，说3月25日在索尔福德“撒玛利亚好人”酒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方圆15至20英里内的每一个城镇几乎都有代表出席。有关这些说法的真实性可见下文，第593-598页。 [178]见后文，第589页。 [179]普伦蒂斯前引书，第48—52页；达维尔前引书，第93——95页 [180]匿名信，1812年4月19日，内政部档案，第40.1号。 [181]《利兹信使报》，1812年4月25日自米德尔顿报道。 [182]“老S”和“小S”拐弯抹角的说法记叙在哈蒙德夫妇的前引书的第10章中，亦见达维尔前引书，第5、14章，普伦蒂斯前引书，第52—58页，及匿名作者的《1812年的涂黑脸人》（博尔顿，1839） [183]兰开斯特58个被捕者中28人判定有罪，其中8人被判死刑，18人流放。切斯特的47个被捕者中29人判定有罪，其中15人被判死刑（但只有2人执行绞刑），8人流放。 [184]《劳埃德1812年6月17日致内政部》，内政部档案，第40.1号；F.雷恩斯：《向人民呼呈》（1817），第20-21页及各处。 [185]《利兹信使报》，1812年5月2日；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5480号。 [186]内政部档案，第40.1号，普伦蒂斯前引书，第46页，《利兹信使报》，1812年5月5日，皮尔：《卢德派起义》，第156—157页；A.布里格斯：《进步时代》，第157页。 [187]拉德克利夫手稿，1812年3月17日，第126/26号。 [188]《伦敦报》，1812年5月19日；内政部档案，第42.123号。 [189]见A.布里格斯：《论〈雪莉〉的个人主题和社会主题》，第12页。 [190]菲茨威廉文件，F.46(g)。 [191]《拉德克利夫手稿》，第126/91号。拉德克利夫在以后几年中还不断被恐吓骚扰，1815年3月有一个匿名写信的人警告他：“卢德运动将要在这里重新开始“，剪绒工们“发誓要首先毙掉你，他们说你是老王八。”见第126/136号。 [192]在这信中胡乱画着一个绞架，还写着一行不吉利的话：“本织袜机以全工资完全式样操作”。内政部档案，第42.122号。 [193]见C.格雷：《诺丁汉500年史》（诺丁汉，1960），第165页。 [194]这并非不可能，加来确有一个英国针织工的侨民区，见《关于工匠及机器问题的……第四次报告》中亨森的证词(1824)，第274页，内政部档案，第79.f.31号。 [195]《W.伯欣供词》，见内政部档案，第40.4号；托马斯·萨维奇交代，见内政部档案，第42.163号；H.W.C.戴维斯：《格雷和皮尔时代》，第172页；达维尔前引书，第144―149页；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238—242页。 [196]指士兵。——译注 [197]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339页，黑体为作者所加。 [198]达维尔前引书悌174—196页。 [199]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314、325页。 [200]《供词》，菲茨威廉文件，F.46(g)。 [201]国王对伊登案，豪厄尔的《国家审判集》，第31卷，第1070栏。 [202]奸细伪造的誓词往往显得更可怕，例如有一个誓词就含有砍掉叛徒及其家人的头和手的内容。 [203]这就是为什么主要的卢德派案件都由特别法庭审理。 [204]菲茨威廉文件，1812年7月9日，F.46（g）。 [205]这种古怪的争端可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315页以始，及达维尔前引书，第125—133页。 [206]《财政部司法处文件》中“国王对贝恩斯案”概要开头就说：“老贝恩斯为制帽工，以对政府不满而臭名昭著”，见《财政部司法处文件》，第11.2673号。 [207]F.雷恩斯的见证《诉诸公断》（1817），尤说明问题。雷恩斯上尉指挥一班人，特别负责渗透并探寻卢德派教唆人的工作，曾在兰开郡（1812年6月至9月），及约克郡西区（1812年9月至12月）。出于个人恩怨，他后来发表了供职记事和与顶头上司的通信。在兰开郡的某些区如纽顿，起誓“在制造业及下等人当中几乎普遍存在”。他的特务不止一次渗入密谋中，但卢德派（察觉自己败露了）立即跑到最近的地方官那里忠诚宣誓，“洗清”自己的干系——这使雷恩斯上尉十分恼怒，细读这本小册子，就不会再怀疑起誓的流行程度了。（曼彻斯特市立档案馆抄本）。 [208]到这一点上作此详述是因为它也有助于澄清有关德斯帕德和布兰德雷恩两案的某些混乱看法。财政部司法处现存的简短记要表明，政府方面的司法官员极小心地筛选证据，导致最容易证实的公开活动。就连在奥科伊格里案中（见前文，第170页），政府方面的概述上也加批道：“是否要提入侵爱尔兰一事？”（财部司法处档案，第11.333号）。托马斯•培根案见后文，第665页。 [209]菲茨威廉文件，F.46(g)。 [210]这一类证词在内政部档案中相当多，提及进行操练的代表、革命的目标等等。达维尔对此不作任何引述，只在注脚中轻蔑地把每一个例证都说成是密探们想象或切身利益的产物，这就使他容易提出论点了。 [211]F.雷恩斯前引书，第114―115页。 [212]《卢德派历史纪实》（哈德斯菲尔德，1862），第79页；皮尔：《卢德派起义》（1895），第278页；皮尔：《斯彭谷：过去与现在》，第261，264页；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241—242页；赛克斯和沃克：《比尔家的本》，第335页。战后，政府采用的做法是答应把工人阶级告密者送往某个殖民地。亦见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259-261页。 [213]皮尔：《斯彭谷》，第255—256页。参见《利兹信使报》（1812年5月9日）：-……我们相信下层阶级中普遍倾向是得意洋洋地来看待这伙人的活动，更不用说是倍加赞许了，这就是结社的力量及生命之源泉之所在。” [214]内政部档案，第42.122号。 [215]有个军官曾目睹处决，他写信给拉德克利夫说：“我认为有8个真正的卢德派……9个趁火打劫的强盗”（即破门而入的人）。监狱牧师告诉他“真正的卢德派”不肯忏悔：“我确实相信他们认为即使有罪也决不是什么大罪”，他还说：“我相信他们都是卫斯理宗教徒”。《诺顿中校1813年1月致拉德克利夫》，《拉德克利夫手稿》，第125.14号。 [216]《约克特别法庭审判记录》（利兹，1813），第67—69页；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332页；H.克拉克森：《回忆可爱的威克菲尔德》（威克菲尔德，1887），第40页。 [217]给核准的约克郡审判引言，见豪厄尔：《国家审判集》，第31卷，第964栏。 [218]《雪莉》，第8、15章。 [219]《利兹信使报》，1811年11月23日，贝利前引书，第4卷，第247页。 [220]J.U.沃克：《哈里法克斯卫斯理宗历史》（哈里法克斯，1836），第255页；E.V.查普曼：《约翰•卫斯理公司（哈里法克斯分部）》（哈里法克斯，1952），第35页，F.A.韦斯特：《乔纳森•萨维尔回忆录》（1844），第24-25页。 [221]哈蒙德夫妇前引书，239页。 [222]皮尔前引书，第6、18页。 [223]《约克郡……巡回法庭审理报告》（汉萨.1813），第14—19页。但应该说明，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假卢德派，他们被指控打家劫舍，而制帽工、鞋匠和起绒机制造工是哈里法克斯的民主派。所有因参加罗福尔兹事件而被起诉的人都是剪绒工。亦见《财政部司法处文件》，第11.2669号。 [224]如可见一封被截获的从约克寄给诺丁汉一位弟兄的信，谈到一位住在他们那儿的诺丁汉人：“我们……把他作为你的一位朋友接待了他，我们相信他正是这样。我们用一两罐啤酒款待大家，他给我们念卢德先生的歌。”1812年4月19日，《拉德克利夫手稿》，第126-132号。 [225]《拉德克利夫手稿》，第126—127号。 [226]指拿破仑一世。译注 [227]W.B.克伦普前引书，第230页。 [228]皮尔前引书（1880），第23—26页。在其1888年的第2版前言中，皮尔叙述了这些传说是如何流传下来的。 [229]《巡回法庭审理报告》，第124、207页。 [230]詹姆斯•曼是利兹剪绒工，1817年人身保护令中止时被捕（见后文，第668页），后来成为利兹最主要的激进派书商。如果这两位“曼”是同一人，那是很有趣的。 [231]“B”的报告，1812年3月25日，4月18日，内政部档案，第40.1号。“老委员会”和“过去办事”大概是指1801和1802年的密谋，见前文，第474—478页。 [232]《利兹信使报》，1812年6月6日。 [233]皮尔前引书（1880），第9页。 [234]见《技术工人》，第67、73页及本书前文，第493页。但并不能绝对肯定“B”就是这个人，因为还有其他的在受雇用一比如说巴洛。见前文，第489页。 [235]《H.亚伍德1812年6月22日的口供》，载内政部档案，第40.1号。他还被描述为是一个“体面的棉花商”，见《曼彻特三十八人审判全录》（曼彻斯特.1812），第137页。 [236]1812年整个早春都定时不断地发出报告。哈蒙德夫妇关于斯托克波特2月会议的说法基于托马斯·惠特克的口供，但“B”于3月25日还报告，说他仍未能得以参加任何秘密会议.虽然他希望不久就能获准参加（内政部档案，第40.1号）。4月份他确实成功地参加「几次织工的会议，但被排除在5月份一次重要的会议之外，原因是在金钱问题上发生争执（亚伍德口供，内政部档案，第40.1号）。 [237]见阿斯皮诺尔前引书序，第23页注2，第98—99页注1，第100-101页注2。 [238]见《A.B.里奇蒙的证词》，引自前文，第542页。菲茨威廉文件，F46(g)中也有一段完整的证词涉及一个影子“织工工会”，据称散布于“从伦敦到诺丁汉，再从诺丁汉到曼彻斯特和卡莱尔”之间由最严格的保密制度维系在一起，在不同组织层次上有不同的级别的起誓，传送文件时十分小心——如约定在晚上在草场开会，在一块指定的地角上放一根空心杖传递信息等等。 [239]也许是当地的传教士。 [240]参见皮尔对哈里法克民主派有关霍斯福尔被刺一事反应的评论：“暗杀在老民主派贝恩斯那里既得不到支持也得不到辩护”。皮尔前引书，第164页。 [241]见前，第480页。 [242]奥利弗报告过一次约克西区代表会议（1817年4月28日）：“我发现他们中许多人毫不犹豫地说在1802年他们准备和德斯帕德这帮人在一起，说那次事情完全是由于损失了少数人而失败的*这些人忽视了相互保持紧密的联系。”《奥利弗”叙述”》.见内政部档案，第40.9号。 [243]本处关于兰开郡卢德运动的讨论主要以本特、亚伍德、惠特克、“R.W.”等人的陈述及地方官的报告，匿名信等为根据.见内政部档案，第40.1.42.121和42.123号。 [244]维尔前引书，第175页。参见《贝克特1812年8月29H致梅特兰信》：“在有必要担心他们造成严重祸害之前，他们的活动必须更协调一•致，更有系统。”内政部档案.第79.2号。 [245]见《卢德派历史纪实》，第11页：“有一种看法很流行，即认为某些从事过激活动的人的想法延展成了革命行动，以期推翻政府。但这种看法似乎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而且各方面都承认，领导骚乱的人虽说很有影响，却都是劳工阶级出身。” [246]科尔：《科贝特生平》，第180页。 [247]达维尔前引书，第310页。 [248]F.雷恩斯前引书第58页。 [249]除了可能是发自真正的卢德派团体的信件之外，这一时期大量自由的书信写作问世。我所见到的作者中有“手枪先生”、“卢德夫人，“长毛绒彼得”、“正义将军”、“托马斯•潘恩”、“真正的人”、“伊丽莎•卢德”、“无王氏”、“卢德王”、“纵火者乔”等，所用地址如“罗宾汉石洞”、“好汉树林”等。 [250]《拉德克利夫手稿》第126/46和126/127A号；《告全国书》（哈里法克斯.1812）；《洛基特1817年1月12日致贝克特》.内政部档案，第40.3号、 感谢肖弋戈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一章文学理论与“第三世界文学”：一些语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第一章文学理论与“第三世界文学”：一些语境 将“第三世界文学”汇集成一个崭新而专门的文学领域，首先出现在英国和北美的大学，他们通过使用一些特定的文学文本，并在文学这一大范畴中设计出一套新概念，来应对某些压力。那么，我们可以从总结这些文学、文化和政治的压力，及其一般的意识形态关联开始。正是这种关联驱动着他们（也包括我们），首先提出第三世界文学这一完整概念，继而在更大范围内，在对此概念的思考和言说中再造这一意识形态[1]。关于第三世界理论在成为文学批评术语之初的直接政治语境，本书将在第八章，即末尾部分讨论。本章以及后一章则从文学制度和文学教学方面探讨这种压力及其矛盾之处。通过这种方式，我追踪特定的知识界的谱系，并将知识界的实践与它们在全球未得到揭示的确定位置联系起来，以求提供考察其广泛主张的理论背景。这种主张认为，民族主义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的文化生产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至于对这种主张的直接考察则出现在第三章。 我要指出的是，一开始我并不想把它们放在印度问题的语境中讨论，因为“第三世界文学”的问题本来就与西方大学的环境以及这种环境里的文学教育相关，而我们这里是因为一些显见的原因被卷入到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印度的大学基本上，甚至从根源上是与英美大学相关联的，实际上是依赖于后者的，彼地的知识生产直接作用于此地，成为一种宗主国式的主导，乃至于塑造着我们的自我理解。所以，在考察驱动西方大学设计出一套新范畴来诠释（conceptualizing）我们这一方的文化产品的压力时，我也会论及西方大学施加给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印度大学的压力。正是在英语教育中，到处体现出印度大学对西方大学的寄生性知识依赖。而且层次越高，精英化越强，这种依赖性就越大：越有优势的大学，越是集中了少量精英学院，教师中充斥着一批手持高学历、有国外经验、发表过大量著作、有学术宏愿的人士。在此，我最为关心的是我们体制中学术精英们的方向迷失。 通过宣布民族主义成为我们时代必然的政治选择，“第三世界文学”和“殖民话语分析”的理论立场倾向于颠覆——不管公开与否——那些反抗和激进文化的丰富历史，这些文化多半出自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内部已深深打上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烙印。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这一传统基础上大力扩展我们的知识。从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殖民地和帝国的批判退回到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空谈中，这是政治和理论的倒退。在现行教学体系里把那些“第三世界”的作家囊括进来，这自然是个收获，但如果仅是以一种折中的方式，并且不曾触动这一事实：来自“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比如非洲、阿拉伯或加勒比的“文学”并非直接或自主地来到我们当中，而是通过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文学积累、阐释和重新定位的固定系统，那么这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当拉丁美洲的小说传播到德里，它事先已经经过了选择、翻译、出版、评论、阐释，并通过一套复杂的西方媒体系统在“第三世界文学”的急剧增加的档案库里被安排了位置。也就是说，它是伴随着一个在肌体上刻写着其传播和分类方式的过程来到这里的。帝国主义既通过全球化的流通渠道整合世界，又将它分派进一个强制和统治性的全球化结构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这一矛盾角色，我的讨论会贯穿整部书。这里要说的是，即使我们最大程度地开放自己以容纳全球文化，最好能牢记这种让我们接触那些文化的渠道的强制性力量。换句话说，国际主义是一种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左派传统，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资本的传播也会自发地产生某些国际主义，而且必须尽可能严格划出左派国际主义和资本主义传播中的全球主义之间的界线。 不管怎样，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某种文学文本先是被指定为第三世界文本，并被无差别地与其他文本放入了文学档案库，然后携带着其光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这就有助于将“第三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祛魅。它如今作为一种反经典的文学出现在西方大学，并且像任何居于主导的、新兴的经典一样，不经加工就不曾存在。我们应该追问这种被称作“第三世界文学”的文学新分支的形成条件是什么？在此我总结出一个由四个相互支持的要素组成的特殊框架：1.文学理论自身的一般背景和当代处境；2.大量非西方作家的文学文本在西方发达国家涌现，且影响日趋增强；3.非西方国家专业阶层的移民不断增加，由此不断扩大其社会性要求；4.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即第三世界理论出现，它能以各种变体传播，其中之一尤为一些巴黎先锋人士所推崇，在成为不折不扣的右翼之前的某个具有革新意识的阶段，他们从中发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便替代品。这种方便之处在于他们可以保留，甚至强化自己的激进身份。本章只讨论第一种成分——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当代语境，其他几项则放在第二章。这种对西方国家文学的第三世界主义语境的纲要式解释，有助于充实那些对具有这一意识形态倾向的作家和文本、三个世界理论本身、民族主义理论的建设性角色，以及某些可供选择的出发点的讨论。 一 讨论文学理论的当代处境，有必要回顾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语研究，其前沿主要有四种主导倾向，在某些重要方面它们又是互相重叠的：瑞恰兹的实用批评[2]；艾略特的保守的、信奉君权制的、泛天主教的批评；现代主义先锋派的一些成分，虽然它带给英语国家的理论影响要比欧陆国家少得多；还有新崛起的美国的兰瑟姆（Ransom）、退特（Tate）等人开创的“新批评”[3]。 对这些常常表现出技术主义的独断思潮的拒斥冲动在英国尤为强烈，这里的文学研究有很久远的社会意识传统。由F.R.利维斯领导的“细读派”（TheScrutinyGroup）吸收了实用批评的一些方法论，又做了有益的转变，通过界定一些文学分析的客观标准，来摈弃那种贵族气的文学“趣味”观念，同时坚持在表现英国社会生活的大框架中定位英国文学。利维斯式的批评在后来更显示出这一流派与托利党式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更为密切的合谋，而利维斯也常常表现出近乎救世主的姿态，把自己的英语研究视为拯救英国文化的决定性方式[4]。但他们的立场中也有一种民粹式的激进主义倾向[5]。这种边缘化的民粹主义倾向被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所吸收，并与其自身的威尔士工人阶级背景，以及某种激进主义相结合。在战后开始写作《文化与社会》（CultureandSociety）这部具有权威性和总揽性的著作时，正是这种激进主义让他加入了共产党。在此后大约20年时间里，他著述甚丰，写出了《乡村与城市》（TheCountryandtheCity）这部或许是英语文学批评中最激动人心的著作，走过一条最早由利维斯开辟的，但经他以高度原创性、激进性和说服力的方式重新丈量过的领域。到他1988年去世时，威廉斯更新了英语研究中许多关于文学、文化、社会、历史之关系的术语。我无意说威廉斯掌控了某种程度上被艾略特掌控过，并且继续在某些圈子里、特别是在我们的高校院系以及上流文人中掌控着的权力，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利维斯的托利党式民粹主义和威廉斯不断增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及他们各自代表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之间，英国高校文学专业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仍然持续与文学生产的社会结构相互纠缠着，甚至在冷战正酣时期也如此。 某种意义上，当代文学理论在英国的发展与在美国形成了尖锐对立，这在下文将会谈到，而且如果我们将目光稍微延伸，来观察威廉斯的工作，也能大致了解。随着《文化与社会》1958年问世，威廉斯开始在英国产生广泛影响，几乎与此同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Frye）出版了他的巨著《批评的解剖》（AnatomyofCriticism,1957），而诸如保罗·德曼（PauldeMan）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也开始了各自的研究工作。换句话说，当美国的反“新批评”思潮转入一种具有鲜明保守性的文类研究，或转向解构及其相关立场时，对瑞恰兹和利维斯的批评则导致了英国学界的向左转。威廉斯并不是在单打独斗，尽管他后来对自己当时的孤独体验的回顾令人尊敬[6]。因为正是在那段时间，美国知识界的氛围凝固成一种至为糟糕的反共产主义冷战思维，而英国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theCommunistPartyHistorians’Group）则团结成一个集体，开始改变英国知识界的景观[7]。其中的两位，莫里斯·多布（MauriceDobb）和克里斯多弗·希尔（ChristopherHill）此前已经出版了各自的重要著作[8]，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团体的宣言，以及各自最好的作品则出现在战后——可以说，随着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在1946年的出版，这一时代形成了。这种研究自然会对诸如威廉斯的工作形成支持，虽然他关注的只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但应该看到，这比来自同类学科的单纯支持，其影响要大得多。虽然战后威廉斯断绝了与英国共产党的联系，但有证据表明个人联系似乎并没有完全中断。事实上，英国共产党内的几位历史学家对文化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维克多·基尔南（VictorKiernan）本身就是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希尔是研究弥尔顿和17世纪“文化”的杰出学者[9]，更不用说E.P.汤普森，他最先是做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10]研究，而且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堪称全球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部基础性著作。这一整体的知识生产状况成为威廉斯自身知识结构的一部分背景，当然是一种塑造性的背景，虽然他此时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距离。在其他问题上，比如成人教育工作，他也与知识界建立起合作关系，例如与霍加特(Hoggart)[11]，而且他也通过参与一些直接的政治行动如核裁军运动（CND）组织来获得支持，这对他而言也是一座桥梁，既通向“新左派”（作为一个鲜明的潮流崛起于60年代），又走入集体事业的生活压力之中。这种集体事业帮助他在那段岁月里确认一种比年轻时所理解的更好的马克思主义。 威廉斯是一个独特的探索者，年轻人中的另类，因为年轻人的信仰和激情经常会让位于职业身份和不断增长的资产阶级化。他的智力总是保持着警惕，防止自己因受压力而远离信念原点，而又不断向左转。他从未放弃早期著作里的观念，但他在《唯物主义与文化的若干问题》（ProblemsofMaterialismandCulture,1980）中表现出的文化观无疑更宽广更左倾，更有理论基础。如果人们去读他的两部身后出版的论文集《现代主义的政治》（ThePoliticsofModernism,1989）和《希望的来源》（ResourcesofHope,1989），会震惊于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思想显示出更大的激情。《文化与社会》无疑对英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其影响在美国要小得多。即便如此，1973年出版《乡村与城市》时，以及其后，威廉斯被仅仅视为一位风格独异的文学/文化批评家，而且他整个这一时期与左派的主动接触——这可以从《五一宣言》（MaydayManifesto,1968）之类的材料中看到——又被看成他批评事业中无关紧要的部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威廉斯维持着与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模棱两可的联系。 实际上，真正的转变出现在1970年代中期之后。当然，威廉斯在此关口转向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部分原因与《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将许多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葛兰西到柯列提，从阿尔都塞到戈德曼）介绍到英伦三岛有关，但又带有重新思考个人所关注领域的特征。他重审了那些曾经作为《文化与社会》背景的概念性工具，并编为《关键词》（Keywords）一书（1976年出版，又在1984年进行了扩充和修订），而且这种重审更为明确地体现在写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andLiterature）这—阶段。在我看来，这一工作表现出—种症候式休止（symptomaticcaesura）的特征，将他早期和后来的研究联系起来，但也成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种重审工作后来又成就了一本在我看来非常有感染力的著作《政治与文学》（Politicsandletters,1979）。在该书中，威廉斯谦恭而又顽强地致力于思考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问题，以一种令人惊异的诚实和纯粹的主动性来反思自己的工作，并作出回应。他的工作在最后十年变得越来越强韧，尽管他思考的范围没有完全容纳进该书。在这一过程中，威廉斯建立起批评话语的一个高度，使之难以被在部分英国左派、甚至在美国的文学研究中占主流的新时尚和新正统所推翻。 美国知识界走的是一条极为不同的成长道路，不曾像英国那样至少在宪章运动时期就产生出工人阶级文化。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特征在于：1.它是由一部分移民定居者为反抗自一开始就统治着他们的殖民制度而爆发的革命；2.资产阶级的霸权在产业资本主义全面巩固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革命受先进的意识形态如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但又遭受混杂的阶级状况，尤其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削弱，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处于一种从属地位。这种状况导致美国革命产生一种矛盾的结果，在某些基本方面，它甚至比法国革命更为先进，但同时又保留了落后的一面，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1864年废除了种植园经济，并将奴隶制先是变为佃农耕种，后来又成为雇佣劳动者的组成部分。 英国浪漫主义的起源与布莱克的反资本主义激情是密切相关的，其前身又包含着弥尔顿的克伦威尔式激进主义，而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在转变成托利党人之前，还曾是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支持者。相反，美国的浪漫主义潮流则呈现出神谕的和超验主义的色彩，充满乐观与自信，这一点很容易从诸如布莱克与爱默生各自对“超验”一词的论述中看出。在19世纪的美国先贤中，只有在像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12]以及在奴隶的音乐与叙事文学、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Truth）[13]、约翰·布朗（JohnBrown）[14]等激进的废奴主义者那里，才能看到克伦威尔主义的成分，但美国文学权威的激进主义在于，即使把道格拉斯作为先贤包括进去，也是近来的事，而且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其他则被视为身份不明的“少数族群文学”（minorityliterature）。这一阶段的美国著名诗人当中，惠特曼当然是最“激进的”，但是这正是美国浪漫主义神性传统的症候，每当惠特曼出了什么岔子，那都是因为他沉溺于“甜蜜与雾霭”（sugarinessandmist）之中。浪漫主义体验——尤其是作为主流的爱默生传统——不是像英国那样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体验，而是一种对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社会的体验，一直到19世纪中期，这都是东部沿海地区中产阶级的主要生存方式。 艾米丽·狄金森（EmilyDickinson）的例子最有代表性。她是19世纪美国最有感染力的诗人，而且是出生于美国本土的最精细入微的文学知识分子。在美国内战期间，她写下了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诗中表达的痛苦类似于布莱克，但是除了一些转义和隐喻之外，她那一代人的体验完全与她的写作无关。由于缺乏别样的传统和交流，似乎使得狄金森在私人生活中陷入最深的痛苦体验，而这种痛苦必须与公共生活和政治完全分开，才能被理解。我并不是说爱默生或狄金森被动地成为保守者，像英国的托利党人那样，也不是说这一阶段在主流传统里没有别的潮流，19世纪后半段马克·吐温就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如果跳出这一主流传统来观察，自然可以看到大量女作家的作品，表达在一个性别化社会里，资产阶级化过程中的压抑，更不用说黑人文学，以直接的方式记录下美国的辉煌是如何建筑在痛苦与野蛮之上。 但我要说的是，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从过去精英那里继承的传统，很少受工人阶级力量的影响，更多是被新英格兰的小商品生产者无拘无束的、某种意义上世俗的乐观主义所主宰，与社会上的种族主义和重商主义和平相处。即使到19世纪后半段，新英格兰的重商主义和小商品生产，以及南方的奴隶制让位给大规模的工业资本，对于美国那些小说大师（如亨利·詹姆斯）来说，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新工业社会里的统治阶级是学会欧洲贵族悠闲的生活方式，还是堕落到纯粹的商品拜物教当中。当然，在詹姆斯的作品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张力。对欧洲文化精英的贵族式自负，以及对美国比在欧洲更强悍、更显而易见的自我吹嘘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既迷恋而又厌恶。至于那些新移民、黑人和中西部的贫苦农民为美国这种前所未有的增长付出了什么代价，詹姆斯却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关心。 在此语境下，美国现代主义产生出深刻的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且常常夹杂着种族主义的弦外之音，便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在通常被视为美国现代主义大师的四位诗人庞德、艾略特、斯蒂文斯和威廉斯当中，只有威廉斯曾经有过民粹主义的倾向[15]。诚然，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文学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但有关这一激进主义有两个重要的问题：1.这场运动后来并没有留下任何激进的批评思想，即使像英国的克里斯多夫·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uldwell）那样的人物也没有；2.尽管它在社会领域内留下了许多潜流，并以一种无声的方式为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提供思想资源，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却迅速消失了，对战后文学并没产生什么影响。二战后，随着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资本主义的领导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右翼共识，弥漫着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导致像肯尼思·伯克（KennethBurke）这样继续严肃地从事激进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的孤独人物，便完全边缘化了。 这种文化结构逐渐累积成一个庞然大物，而此时“新批评”带着将文学作品视为完全独立的拜物狂般的观念、以及将“文学”当作一种产生特殊知识的特殊语言的后浪漫主义观念崭露头角，这种具体的阅读实践统治美国文学研究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甚至更久的时间，也成为美国课堂教学中一种非常有用的教学工具，因为它不需要学生拥有一切与“文学”无关的知识，不需要有与主流文学史无关的历史知识，不需要社会科学,也不需要哲学——除了一些文学形式主义的程序和教条。在客观主义规范下，上述知识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将特定的意识形态内容逐出文学文本。“新批评”最青睐的文本是抒情小诗，因为抒情诗能轻而易举地从庞大的文学文本、也从整个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细节分析的材料；这种教学法的优势还在于分析一首抒情诗能在一小时内完成，非常适于进入本科课堂。教学上的优势，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危机和斗争的分离，有助于掩盖“新批评”主要人物的意识形态，他们被冠以“农业民本论者”（AgrarianPopulist）的文雅头衔，实际上是新南方（theNewSouth）的资产阶级绅士、逝去的奴隶主阶级的文化继承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在40年代后期开始了冷战政策，进入麦卡锡主义时代，新批评也达到鼎盛，而随着50年代后期麦卡锡主义的衰落，严格意义上说，随着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开始让位于更矛盾的潮流——主要孕育于肯尼迪时代，也是带给我们越南战争的自由主义黄金时代，新批评也开始失去它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一边是形式主义的超然和对各种散文叙事形式的疏离，另一边是社会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位置，两者独特地混合为一种固化的抒情短诗阅读法，成为被某个更大文化所驱使的别样的疏离与固化的客观关联物。 在此一过渡时期，首先出来反对新批评的是像诺思洛普·弗莱这样的批评家，他承认文学是一种产生特殊知识的特殊语言，但又坚持认为讨论单个的文学文本不能脱离大的文学叙事。当然，弗莱希望将诗歌和小说放在一个能容纳所有文学类型和模式的形式化的叙事结构当中。他最为关心的文本不再是抒情小诗，而是大的叙事诗，尤其是罗曼司和喜剧这些通常更少被社会变动的压力所污损的类型。在他看来，文学真正的位置还是在于形而上学的、或者更是宗教的崇高之中：我们被告知，诗是假诗人之手的自我展示，而文类封闭的、自我再生产的历史是文明的深层结构的真实历史，在此结构中，个体诗人只是执行某种交流的、附属的功能，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语言加工的场所。这种文学批评的训练为后来结构主义以及广为人知的话语理论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语言通过人类而表达，人的主体性是通过话语而实现，每种文类要么被看做一种不同的话语，要么是文学话语规则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批评工作的目的在于获得这些几乎具有无限阐释力的规则的权力。这种训练也助长了各种浪漫的、反人道的非理性主义，既强调超理性的灵感，诗人由此被浪漫化为先知和圣哲，又强调写作既非出自历史和社会的压力，也非作家自己的选择，而是文学本身的力量借助作家这一媒介在表达自己。弗莱形成自己理论的重要阶段，从《可怕的对称》（FearfulSymmetry,1947）到《批评的解剖》（AnatomyofCriticism,1957）成书时，正处于麦卡锡主义的鼎盛时期，在后一著作面世后，他的影响在一段时期里也举足轻重。 从60年代起，占据美国文学界统治地位的人物是保罗·德曼和哈罗德·布鲁姆，他们崛起于从杜勒斯式的病态反共产主义向肯尼迪式强悍的“自由”帝国主义的转变阶段——或许可以称这一时期为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的转变阶段。德曼文学理念的政治渊源容易和他的纳粹经历联系起来，尽管有很大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而他本人对此从未在公开场合下承认和面对，但还是可以看到某种粗略的重点。首先，布鲁姆早期的研究把浪漫主义运动作为唯一一种现代运动，由此发展了弗莱和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Brooks）的观念，但使之更为尼采化了；其次，在他看来，任何文本总是在面对之前的文本所产生的焦虑中表现差异，使得文本生产是一片充满冲突和争论的场域，这种生产和挑战的历史本身严格地保持着文本性。尽管布鲁姆后来很大程度上被解构的强势所吸引，他还是难有大的理论建树，因为他本质上更倾向于非理论化的、文学批评的工作，而且他早期同时还热衷浪漫主义、宗教文学、先知和神谕式的爱默生主义，也参与尼采和圣经研究。德曼早年也热心研究浪漫主义，虽然个人偏好海德格尔的哲学路径也影响到他对浪漫派的研究。至少可以认为，海德格尔式的反理性主义促成了他后来转向德里达的立场。无论如何，美国解构主义的全面展开是高度技术化的，失去了其法国源头曾经有过的政治激进主义，唯一的影响就是使文本变得晦涩难懂。如果说“新批评”钟情于封闭的文本，是为了咀嚼其中的美感并贯彻一致性的原则，那么解构主义对文本的封闭则是为了瓦解文本的内在一致性，封闭文本、拉开理解距离使之变得晦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解构式解读的前提。弗莱、布鲁姆和德曼各自从非理性、宗教和浪漫派的角度受到追捧，培育了美国文学批评的感知结构，当源自巴黎的时尚来到之时，它早已潜滋暗长着对理性主义的敌意，并且接受了反启蒙的口号。 如果说“新批评”的细读开创出一种方法，将文学文本从绅士们无所事事的闲聊中摆脱出来，像一剂药物一样能在每一个五十分钟内填塞给本科生，那么解构主义的细读则使之成为一项五脏俱全的技术，需要那些本科或研究生们花上十年时间来进行专门训练。吊诡的是，它在科学性的名义下以不屑一顾地摈弃理性的方式登堂入室。正是在这项全科技术兴起时，英语国家的文学批评让位于所谓的文学理论。哺育它产生的政治空气和解构主义致力的文本性的技术神秘主义（technologicalhermeticism）已在美国文学理论的构架上钤上了自己的徽标，其结果是那些在卡特和里根时代想建立起美国文学权力集团之左翼的年轻批评家，发现自己只能痛苦地摇摆于德曼和越战的教训之间。伴随着文学理论的一道成长，左派专业神秘主义成为这种自我分离的表现。如果说越南战争的教训是让人走入政治，那么这种理论的技术主义就是让人在精通专业的路途中越陷越深。如同任何专业领域一样，激进的文学理论也开发出一整套语言和方法，对那些在此疆界之外的人来说，无法理解这套语言和方法[16]。 60年代是个争议激烈的时代，并朝着三个方向分裂。绝大多数英国和北美的教师与批评家还是保持固有的模式，似乎自艾略特和“新批评”以来并没有出现多大的变化。但在大西洋两岸已经出现一类崭新的文学先锋，他们的特征不在于批评而在于致力于理论，而且与保守的多数派形成了对立。这种标志性的变化对这些先锋人士来说，显示出既保持立场观点的连续性，又有方法上的根本改变：文学特殊性（体现为特殊的语言、特殊的知识，并且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只应对自身以往的实践和写作的规则，而不是文本之外的世界）的观念继续保持，并变得愈加复杂，但分析方法针对的不是封闭的“文学批评”世界，而是大批的“超文学”的理论立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语言学到哲学（当然，心理学早就被瑞恰兹等人引入，但通过拉康的阐释，弗洛伊德在新的文学理论中展示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与此相伴的是，“文学”同时处于收缩与扩张的状态：在某种阅读方式中，它只是诸种话语中的一种，其特性仅仅是因为语言方式的差异性；但在更为激进、并且如今越发具有凌驾性地位的观念中，又声称语言、文本性以及表意性之外一无所有，——在此意义上，一切“有”都成了“文学”。 这种先锋观念本质上是技术主义的，甚至远远大过“新批评”当年的可怜梦想，但在这一庞大观念的同时，其内部还有一个小思潮，有时候与主流思潮重叠，有时候也会反对这种技术主义的喧嚣，但总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回应，尤其在80年代更是如此。这种小思潮试图使得充满政治性的阅读变得时尚起来，而且多多少少取得了成功。但是对于这股激进思潮来说，什么构成了政治性阅读又是一个太过复杂的问题，这缘于这批人自身知识结构的特性：在此阶段，他们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巩固了自己的理论方向和偏好，开始加入到职业研究之中。兰特里夏（Lentricchia）曾以如此优雅的笔触描述这一阶段（1957—1977）的决定性影响： 诺思洛普·弗莱、华莱士·史蒂文斯、弗兰克·克默德、保罗·萨特、乔治·布莱、海德格尔、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德里达，以及福柯，这些人物很大程度上划定了美国当前的理论课题和主题，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卢卡契、葛兰西、阿尔都塞、吕西安·戈德曼，以及其他这一线上的人物在美国批评界也是举足轻重，但是在我选择从事研究的时候，他们还不曾形成影响[17]。 这里需要对把萨特列入这份名单做两点说明。如果他也算作是为这一阶段美国批评界“划界”（settheterms）的人物的话，那也绝非是因为他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或者他后期转向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他的存在主义，尤其是他早期的著作《想象心理学》（ThePsychologyofImagination）。进一步说，这一时代的年轻批评家并不是直接，而是通过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等人的讽刺性批评来阅读晚期萨特的。总的来说，兰特里夏这两份相对立的名单——那些“划界”人物和缺席的人物——极为清晰地显示出后来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18]并不是那一代美国批评家知识结构里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就是在此时期，他们中更为激进者开始阅读后一批理论家的作品，他们基本的批评立场已被解构主义等夯实。当这种持续的阅读以葛兰西开始时，他的名字被后来的理论大大滥用了，其作品成为一道规则进入被德里达、保罗·德曼、福柯以及利奥塔等人框定的理论立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葛兰西吸收进业已存在的结构当中。而这决定了后继的“政治”阅读的性质。 70年代后期，美国的激进思潮遭遇再一次冷却，而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激进主义少数派则更为热衷于他们早期的事业，更为职业化地专注于学术，并且在经历了60年代运动的学生和教师当中扎下根来。他们质询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力求从大的世界历史，而不是从文类和形式的历史中来理解文学。马克思主义早已提出这样一种理解文学的方法，而美国的文学势力集团却自负地将之等同于所谓的“社会学”而嗤之以鼻。如今，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各方面的人士——其中只有少部分人在某个方面或某种程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打开文学这个沉埋的大陆，细察蕴藏其间的历史与政治。这样一种局面是如何出现的，还有待考察，现在也不能妄下结论。但值得重视的是，从根源上说，这种潮流的出现与阿尔及利亚革命，以及随后的越南战争在西方学界所引发的危机相关，尽管它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复杂性和碎片化，而且后来走了弯路，并被后结构主义成功地收编。正是经历了这种战争的煎熬，至少让一部分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并质询以往那种基于自己的认识论而对文本采取的霸权性封闭。这种全面危机的一个副作用是文学不得不用来揭示传统上借以表达种族以及性别和帝国问题的策略化的合谋关系。 最先的突破意料之中地出现在法国。原因之一在于法国大学古老而深刻的“雅各宾”传统。由于大革命的遗产，即使最受尊敬的机构长期以来也没有像英国那样被贵族精英把持，而是掌控在小资产阶级手里，并且与美国变动不居的现代主义形成尖锐对立的是，巴黎作为现代主义崛起的一大中心（另外两个是柏林和维也纳，尽管还存在争议），在本世纪前几十年已经成为现代主义内部激进的、反资产阶级的大本营，比如立体主义运动，以及像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样更有政治动机的潮流。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也第一次产生了力量较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尽管晚于德国、俄国甚至意大利，但是早于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还出现了劳工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阵线政府，还有西班牙内战带来的广泛的激进影响。接踵而来的纳粹占领，让无数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实际参加地下抵抗运动知识分子极大地理解了遭受殖民征服的痛苦，以及解放斗争的正义性。最后，正是在法国的殖民地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爆发了伟大的反殖民族解放战争。对整整一代法国作家，从梅洛-庞蒂到安德烈·马尔罗，支持反殖斗争是他们在自己国家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以及早期参加巩固西班牙共和国运动的自然延伸；对其他人而言，殖民和帝国问题也有助于打开一些不曾揭示的问题，从本体论到性别问题。比如萨特，40年代晚期之后，他的哲学与文学激进主义，以及50年代以来现代女性主义领域的重要人物西蒙娜·波伏娃，都与他们通过在阿尔及利亚革命期间参与反战运动而重塑自己的生活与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由列维-斯特劳斯发动的对萨特的攻击，准确地说，是以前现代人类学的名义，这成为现代法国思想根本性转变的一个征兆，也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末期发生的[19]。 法国思想中激进主义最强烈的二十年是大致从1945到1965年，也是法国社会殖民问题成为论战焦点的二十年，正如随后的十年里美国经历激进主义的兴衰，是越战的直接后果一样。但在法国内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是与得益于接受马歇尔计划而形成的资本积累的福特主义制度这一崭新模式同时产生。50年代，随着劳工运动的逐渐平息，以及法国共产党在殖民地问题上倒向资产阶级，印度支那战争的失败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发生的流血冲突，使得大部分法国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中坚层都投入了右翼的怀抱。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解决为戴高乐主义的全面巩固铺平了道路。结构主义以及随后的符号学就崛起于这一情形之下——先是经历了激烈的变动和时间的磨练，然后又不断沿着驯服的形式主义方向发展。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起先都接近过马克思主义，在他们学术生涯的早期，并没有将语言学放在本体论的首要地位，而是视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在很长时间里，这股潮流显得晦暗不清，以至于当1968年事件在法国爆发时，它被广泛视为新一代激进的甚至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好战分子的登场式，它既不被看成一种推动反动的反共运动占据巴黎先锋派之霸权立场的过程，也不是作为一种即将被更有效率、更为消费主义的社会取代的过时的资本主义告别式[20]。在1968事件之后的十年里，巴黎可谓是彻底正常化了，许多在“68一代”中喧嚣一时的成员，从克里斯蒂娃（Kristeva）到格鲁克斯曼（Glucksmann），由此转入极端右翼的“新哲学家”（NewPhilosophers）阵营，而法国主流知识分子德里达和福柯、利奥塔和鲍德里亚、德勒兹和瓜塔里则在平静地发出“主体之死”、“社会的终结”之类的声音[21]。 美国的发展则有所不同。这里的“1968”并非左派失败或混乱的年份，相反，从美国的角度来看，1968年是越南发动新年攻势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也是国内黑人抗议活动达到高潮的一年，又经历了林登·约翰逊放弃竞选连任和反战运动的高潮之夏。美国反战运动的历史基础无疑是矛盾和模糊的。一方面，美国的政治运动向来不发达，反战运动根本不能成为正确的反帝运动，更不用说成为革命运动，就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仅仅是直接反对美军干预越南的运动，一旦尼克松宣布撤军，这一运动立刻就停止了。另一方面，数百万的民众被动员起来——男人和女人、黑人与白人——以至于他们能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不断提出大量长期以来被压抑的社会问题。 在文学教学方面产生了四个结果，为了说明清楚，这里可以单独列出来，虽然实际上产生这些结果的力量和人为因素很多是重合的。首先，反战激进主义与前述的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后来所谓的黑人文化民族主义相关联，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重合的；大学开始向黑人开放学习和教席，这是前所未有的；从前学院里的文学教育从不涉及黑人文学，如今它已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科，虽然还是很边缘化。其次，居主导地位的白人反战运动和多种方式的黑人政治抗议的融合（至少呈现出一种同步性）开启了广阔的政治空间，这其中，其他大量的社会活动分子（他们本身并不属于这些运动）也开始以多样化的新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西班牙裔美国人和在美墨西哥农业工人运动就是很好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在60年代晚期开始积聚力量的第一波当代妇女运动中，一些更有影响的人物各具特色，正如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Firestone）与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罗宾·摩根（RobinMorgan）与安吉拉·戴维斯（AngelaDavis）之间各有不同一样，她们已经在其他的运动中变得激进了，而这之后她们开始一以贯之地思考自己作为女性的立场，思考这些立场更大的历史背景，思考过去和现在妇女抵抗的多种方式。一种充满力量、已经完全成熟的妇女运动不是集中，而是分散在很多场域，产生于遍布着各种地方性压力的一般历史当中。这种影响也开始在学院中感受到，而且妇女研究已遍及美国，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很多人会认为妇女运动正是在学院中才得到大的发展。再次，“新左派”尽管基本上产生于校园，作为一种同样充满差异的“新左派”的结果，马克思主义首次在美国的学院内展现出自己的理论立场[22]。1930年代共产主义的短暂兴起无疑涌现出许多左翼作家、知识分子和教师，他们有的同情共产主义，有的本身就成了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更多是活动家，而非理论家，实际上，他们把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看成是极端对立的，而且随着他们在麦卡锡时代开始被清除出大学，除了著名的现实反映论的左翼版本，在文学教育管理的主张方面几乎没留下什么思想遗产。60年代的学生一代在70年代执教于高校，他们当中只有一部分成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分散于包括文学在内的不同学科。由于在高校外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通常只是一种非常学术化的理论。而且也因为缺乏前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这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常常以各种混杂甚至是隐晦的方式与其他学说时尚地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这类干扰甚至比美国学术界所知道的更多，不同于欧洲学术界，那里的马克思主义久已存在。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它们如今以一种系统化的时尚方式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中。 显然，最后一个问题即殖民地、帝国，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关系是我讨论的中心，但在讨论之前，需要对其背景做进一步的观察。就是说，欧美文化话语中殖民地与帝国的表现，这一问题从一开始进入美国学术界，就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是对民族主义压力的一种反应，这使得随后的理论研究也是从现存的民族主义前提和倾向出发的，即使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人们只要对开启这一问题的动因稍作了解，就能清楚看到。 例如，这一问题开始进入美国大学，就不是运用文学来建立和表现亚洲和非洲的帝国，而是与美国内部的黑人经验相关，这成为一个征兆。至于非洲裔美国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相应的历史或文化背景来思考古希腊和罗马、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大教堂、但丁和莎士比亚这些欧美文化经典，因为他们的文化经历——至少不是以一种排他的方式——的核心部分，大多标志性地从马丁·德兰尼（MartinDelaney）[23]和杜波依斯（DuBois）[24]开始，并且常常视非洲为其文化渊源。在不断增强的黑人民族主义压力下，非洲文学开始出现在美国文学的教学大纲里，但与其说非洲文学成为研究的对象，不如说是一种成功的例证，它赢得了讲授桑戈尔（Senghor）[25]和迪奥普（Diop）[26]、索因卡（Soyinka）或恩古吉（Ngu-gi）[27]的权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性的，以至于人们无法审视这种反经典现象的兴起，也无暇省思现行的有关经典的规范[28]。其次，反越战运动在文学研究内部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西方文学是如何表现殖民地和帝国的，这至少导致了对一部分经典的重读。渐渐地，一些以往不可能从构建殖民经验角度进行阅读的英法文学也出现了：诸如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萨缪尔·约翰逊和乔治·艾略特、雪莱和丁尼生、安德烈·纪德和圣-琼·佩斯（StJohnPerse）都被包括进来，而且即便从那些表面上与殖民主义毫无关系的文本中，也读出了殖民种族主义的词汇，例如《呼啸山庄》。随着非洲文学在黑人民族主义推动下进入美国文学教学大纲，反殖的民族主义成为重新思考西方殖民化的主流文化文本的理论标志。但是随着“殖民话语分析”这一理论范畴的兴起，这种对西方文学进行全盘重审的要求进而延伸出一种可疑的主张，认为整个西方文学都是不可信的，是“东方主义”的变形。第三，也是从理论角度看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对欧洲和北美经验的片面强调，从整个世界来看，这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一点上，凸显出一个更大的、非西方的世界——包括亚洲、非洲和拉美——的文化生产问题。也正是在此前提下，可以把这种产生于别样文化中的文学，称作“第三世界文学”，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基本的、源生性差异的话语内部，来重新确认一种双重的对立，这既是在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对立，更是在部分被描述成殖民主义的后果，部分被视做不同文明原初性冲突之间的对立。如果西方文学的全部历史，从荷马到奥利维亚·曼宁（OliviaManning）[29]，本质上是一种东方主义，那么第三世界文学俨然（primafa-cie）就成了解放主义的实践场所。这两个理论范畴，“殖民话语”（或曰萨义德意义上的“东方主义”）和“第三世界文学”由此便关联起来，尽管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分属不同领域。于是，各式各样的文化民族主义便不可避免地继续充当产生这些问题的理论立场的建构性意识形态。 二 我简略地陈述了这段复杂的历史，是出于三个目的。首先，我想强调英美文学中保守立场的强大。其次，我也想强调60年代以来取得的成绩，尽管经历了后结构主义无所顾忌的破坏。西方大学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以从未有过的方式全方位面对种族、性别和帝国问题。人们只需将今天讨论的性质和广度与50年代，甚至30年代这类讨论的缺席相比，就能了解这种变化的程度。但是第三，我还是要强调，美国许多激进文学知识分子的政治动摇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难以——事实上也不可能——建设一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或文学文化。不管是黑人还是女性主义者或第三世界主义者，对于各种激进主义来说，始终存在的主要危险在于资产阶级化。今天，这种激进运动最终被同化进资产阶级文化主流的三重迹象在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本质主义，以及目前时兴的主体分裂或主体之死的理论，一方面是政治上分离排外和地方主义，另一方面是所谓社会的终结、稳定的主体立场的不可能，由此导致所谓政治的终结。当然，在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正在努力互相调和。 这种存在于激进话语内部的腐蚀的可能性会因此被外来的、盘踞西方都市文化已久的撒切尔—里根主义共识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急剧放大。在当今帝国主义已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刻，这种共识充满着进攻性，它毫不认可反对者有自己存在的空间，甚至于把仅仅为了体面而提出的要求，比如在基本的文学教学大纲里加入非西方的文本，妇女有堕胎、同工同酬或书写自身历史的权利，要求承认个体选择权正常化的压力，都被视为对西方文本和所谓“家庭价值”的疯狂攻击，并且是对需要自我捍卫的所谓“美国精神”——如阿伦·布鲁姆（AlanBloom）的溢美之词——的公然破坏。在此我不能分析这种压力的构成，但它把激进主义学者推入一个饱受诟病的空间，以至于难以对那种限制人们建构自己知识与政治立场的行为进行论辩。相反，站在右翼立场上进行攻击倒可以使自己扬名立万。这种不仅在学术界，而且更是在整个文化界支配着学术活动的右翼权力，当然不是以大学为基础的左派造成的，相反，它是右翼权力的体现，而且客观上对左派形成了限制。这种压力施加在左派进行对话和学术活动的公共空间，也进一步扰乱了本已有限的理论发展空间。 英国和北美的这些年轻的文学理论家，他们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学生运动中脱颖而出，并且在尼克松第二次总统任期时美国开始平息的形势中，以及英国从威尔逊的变动不居的劳工主义转向撒切尔彻底的保守政策后开始他们的学术生涯，发现了自己的激进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构建文学理论家们的激进主义的国际形势是激烈地朝向革命的：越南战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葡萄牙殖民地的解放战争、诸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这些人物的巨大影响、智利民众联合党（UnidadPopular）的胜利、从墨西哥城到巴黎到拉合尔的学生暴动。与此同时，他们的学术训练主要是在“新批评”和弗莱、布鲁姆、保罗·德曼等人之间做出选择。这一时期很少有人受到过卢卡契的影响，葛兰西在英语世界几乎是闻所未闻，雷蒙德·威廉斯最好的作品还远未到来。在推动他们的政治力量与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之间还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但又有一个已经让他们极不稳定地置身其中的“运动”。一旦动员的力量达到极致，大多数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很少能找到前后一贯的有组织的中心；而那些找到了这样一个中心的人则不管好坏地在直接的政治工作中销声匿迹；他们中完成博士学业的人不多，只有那些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学术精明的人会成为理论家。他们成为理论家之后，通常只是边缘性地参与政治运动，大部分人是通过这场“运动”所突出的其他社会领域来了解它，其中自然有莱恩（Laing）[30]和马尔库塞的替代性读物，当然，它们只是偶尔揭示这场运动，但他们始终面临着要拿出优秀的期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压力。换句话说，正是那些“运动”的幸存者后来成功地把它变成一种专业。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激进主义成了从知识上认同激荡世界的革命浪潮而形成的一种思维状态，而此时他们还只是毛头小子，也根本不了解（并且以后也未必会了解）革命意味着日复一日的政党和工会的苦差事。 等到他们教职稳定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在西方国家，民权运动获得一部分黑人小资产阶级的接纳，反战运动的政治内容在美军撤出越南后也逐渐衰竭，学生暴动后的巴黎也很快恢复了常态。7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经济衰退进一步使得社会公正运动失去了往日的进取性。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世界，智利的失败已成定局，古巴则得到了承认，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国际社会，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浪潮在70年代中期基本结束了。前一阶段涌现的革命国家由于帝国主义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发动侵略和颠覆，也在经济上被纳入了世界经济圈，偏离了原有的轨道。从安哥拉到越南，它们都不曾开创出一条得到认可的后殖民国家发展模式。之后例如发生于埃塞俄比亚或阿富汗的革命风暴常常一开始就存在问题，革命充其量发生在激进的军事部门。其结果也不会好于亚洲和非洲那些以所谓“进步的”政变为基础建立的政权。换句话说，对革命运动和后殖民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倒退甚至明显出现混乱的时期。 在这一运动之外，许多后殖民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这一阶段不断巩固。国际热点由此从革命战争（“要产生两个、三个……乃至更多的越南”）转到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有利于合作的战略，例如不结盟运动、南北对话、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新经济秩序、联合国框架下的77国集团，或者是建立贸易卡特尔组织，比如欧佩克（OPEC）。如果说1968年似乎是属于革命的时代，那么随着1980年代的到来，时代转向了民族资产阶级。大学里的激进思想通过将焦点从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性地转向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来表达对这些新型的巩固的后殖民民族资产阶级的敬意——它首先出现在政治领域，然后则是文学的反应。 正是在这一社会主义运动衰退、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复苏的时刻，“第三世界文学”的理论范畴伴随着“殖民话语”分析的新重点一道产生了，它将思想的焦点放到过去，而不是将来。正因为那些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批评家认定民族主义是这一阶段中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能量的决定性资源，于是19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所谓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幻灭，使得那些先锋理论家宣称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是民族主义批评的根本性的理论立场。爱德华·萨义德就是这样机敏地描述拉纳吉特·古哈的，并将庶民研究整体上扩展为一种“后结构主义”的研究[31]。在一大批近期涌现的文学理论家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倾向，霍米·巴巴就是他们中的例子。他在论文集《民族与叙事》（NationandNarration）里界定这方面的研究时，清晰地展露出以后结构主义替代民族主义的立场： 我们应该在一种良好的合作状态下发展一套融入了后结构主义理论视野的叙事知识的阅读方法……边缘群体或“少数族群”并非一个值得欢呼的、让人们乌托邦地自我边缘化的空间。它更是切切实实地伸越进那些所谓现代的正义领域——进步、同质性（homogeneity）、文化有机主义、深度民族（deepnation）、漫长历史——这是一种在文化内部以民族利益的名义将专制合理化、"常态化"的倾向……(第4页) 当然，巴巴生活在后现代性的物质条件中，这种后现代性将现代性的恩惠作为判断这一“后”（post-）之过去的基础。换句话说，它以一种非常时髦、无根的、建立在富庶生活基础上的知识视角来颠覆有关“进步”和“漫长历史”意识的观念，将“现代性”仅仅视作“文化内部专制”的“合理化”。这是一种理论的拼贴（melange），它随机地抓取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或拉康之类的理论家来自我捍卫。那些不论好坏只能生活在“漫长历史”后果的内部，生活在大多数人无法在享用“现代性”医疗保障甚至基本教育的地方的人们，是受用不了这种思想“成果”的。出于阶级和地域的亲和力，巴巴对萨尔曼·拉什迪做了如下无以复加的热烈吹捧，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后现代的拼贴方式： 美洲引导着非洲，欧亚民族在澳大利亚相遇，边缘的民族替代了中心，周边人群回归中心来撰写西方都市的历史和文学。有关岛屿的故事是从成为“将公共和私人领域都悬置起来的装饰物”的飞机上投下的目光来讲述的。英语这一坚固的堡垒在移民和产业工人的视野里被碾得粉碎。惠特曼式的美国感觉置换为沃霍尔式的放大镜头、克鲁格式的装置，或马普尔索普式的裸体，在拉美爆炸之后，“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崛起的后殖民世界的文学语言。(第6页) 当然，让人生疑的是“魔幻现实主义”成了“崛起的后殖民世界的文学语言”这种说法，它远远大过詹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是所有第三世界叙事唯一的文体形式。如此这般的宣言如今盛行于西方理论的堂皇表达中。在该书结尾的一篇文章中，巴巴运用人们并不陌生、但又晦涩难懂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方式，尽力来挑战民族主义批评，尽管并非所有他的同道都与他的主张一致。 对于这些近期“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那些设定条件来讨论帝国、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文学理论来说，总的来说效果非常混乱。政治遭遇到极大的压制，任何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认识，或认为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性理解，更不用说可以被改变的努力，都被当做是要建立一种“堂皇叙事”和“集权性知识”而被弃之如敝屣。理论家喋喋不休地谈论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常常看似把它们置于对立位置，但不过是同一个虚假认识的两副面孔，而激进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对理性本身（即所谓启蒙工程）的拒绝[32]。在他们看来，唯有权力是普遍存在的，不可撼动；抵抗只能是局部性的；知识，乃至权力都不会是客观公正的。盟友关系都是不断变化和多层面的，有关稳定的主体立场的言说都是在追逐“起源的神话”这一镜花水月般的幻象。在这一历史主体消失和碎片化的理论的某些美国扩展版本里，意在发现某种真相的可能性的“探究”（inquiry）观念已被并非表达某种结论的“对话”（conversation）观念所取代。这种“对话”理论看似像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但实际上它必然会落入以下两种可能方向中的一种。 最常见的无疑是美国版的多元主义，它表现出一种没有丝毫迁就和君子风度的赤裸裸的坦白，尽管它在先锋批评家圈子里呈现出巴特所说的诸如“文本的欣悦”（pleasureofthetext）、“能指的自由游戏”（freeplayoftheSignifier）的色彩。另一种方向则不那么美妙，它来自福柯甚为极端的表述：1.任何对事实的认定，不过是话语策略所产生的一种真理效果；2.任何对权力的抵制也是在建构权力，因此对理论来说，除了借助真理效果无目的地徘徊——清点、消费、制造——并屈从于既是起源，又是归宿的话语（Discourse）没完没了的絮语，另无所为。这种对话理论（theory-as-conversation）如今影响日盛，人们可以自由引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或者其他任何理论来捍卫自己的论辩立场，只要他能恰到好处地引用一大串的资料和文献。理论成了一个观念的卖场，各种资源像商品一样堆积着，确保消费者便捷取用和及时淘汰。如果有人胆敢拒绝这种晚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以论断取代对话，或倡导理论的政治性中的某种党派特征，那他就要承担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由启蒙主义——例如，相信历史主体或认知主体的观念——所犯下的罪名。本身就非等闲之辈的利奥塔曾将这种在大师理论中漂移的独特现象直截了当地概况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享受商品和服务的时代”已经到来！换句话说，这是个资产阶级的世界。 今天，许多先锋文学理论来自这样一些出发点：带有明显消费主义倾向的知识和政治。除了接受政治是个人职业领域中的激进实践这一引人注目的主张之外，由于对那些不可调和的压力都保持认同，理论家政治参与中的折中主义与技术主义、保守主义在一道增长。这并非是什么不同寻常的发现，为了支持同一个理论立场，可以同时引用葛兰西或马修·阿诺德，仿佛两人之间南辕北辙的政治倾向对文学批评这一活计来说无关紧要。在此激进观点下，理论界也同样呈现出这种市场经济的模式。 [1]本章最初产生于我为JawaharlalNehru大学语言学院的一个研讨会所做的笔记，后又为在德里其他地方的会议做了修改。为了适应出版，我删掉了听众反馈部分。 [2]关于瑞恰兹等人在剑桥以及其后所作的关键性贡献——当然也是关键性的错误——的睿智总结，参见RaymondWilliams的‘CambridgeEnglish,PastandPresent’,inWritinginSociety. [3]“新批评”从瑞恰兹、艾略特、利维斯那里获益良多，逐渐在美国占据了统治性地位，远远超过了英国的“实用批评”。但美国左派从没有像英国左派（如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马尔赫恩等人）那样，通过界定与利维斯的“实用批评”和技术化的“细读”方式的关系来界定与它的斗争关系（只有肯尼思·伯克例外），相反，对“新批评”的最实质性的挑战来自像Krieger(TheNewApologistsforPoetry,1956)，弗莱(AnatomyofCriticism,1957)，Kermode(TheRomanticImage,also1957)以及Graff(PoeticStatementandCriticalDogma,1970)等个别人，或者来自一种持久的解构活动，这部分地解释了美国左派与这些立场（尤其是解构主义）的共生关系。 [4]弗兰西斯·马尔赫恩对利维斯倾向展开了最为持久的批评，虽然必须说他的优秀论文“EnglishReading”(inHomiK.Bhabha,ed.,NationandNarration[London:Routledge,1990])比先前的权威著作TheMomentof‘Scrutiny’(London:Verso,1979)，质量上要强。 [5]马尔赫恩尤其擅长解构民粹主义中的男权主义，这种男权主义是由F.R.Leavis和Q.D.Leavis在其私人生活和公共角色中塑造起来的体格强壮的男性与好主妇的意识形态。毋庸赘述，这种男权主义的特殊方式成为利维斯解读劳伦斯及其《恋爱中的女人》的基础。 [6]关于威廉斯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文学研究中所面临的孤独，可参见他在MarxismandLiterature中的介绍性评论。 [7]MonthlyReview也在HUAC听证会和冷战开始期间出版（1949年在纽约）。这份杂志对政治经济的关心要强过对历史的关心，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任何共产党都更为尖锐而宽泛。它与自己的出版社一起形成影响，而这绝非是无意义的。但是相比同一时期在英国的发展，它在美国仍然局限于较为狭窄的知识分子阶层，很难成为大的标志性文化——而且它是受影响最少的文学左派。 [8]参见Dobbs’sPoliticalEconomyandCapitalism(1973)andHill’sTheEnglishRevolution1640(1940)。 [9]其中当然有他最出色的著作MiltonandEnglishRevolution（1977）以及知名度稍逊的SomeIntellectualConsequencesoftheEnglishRevolution（1980）。问题是希尔全部的作品都在用一个严谨优秀的历史学家的工具从事一个特定的课题研究，即文化如何在一个合流点上成为历史。 [10]参见WilliamMorris:RomantictoRevolutionary(originallypublished1955,revised1977)，这个文本的比较阅读对汤普森在大致1/4世纪里从共产主义到左翼劳工主义的知识路径勾画了一条基本线索。 [11]理査德·霍加特随后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在他的作品中，TheUsesofLiterary(1957)是一部当之无愧经典。 [12]弗里徳里克·道格拉斯（1818?—1895），19世纪美国黑人运动的政治领导人，母亲是一名黑奴，而父亲是一位他永远不知道的白人。道格拉斯一生致力于废奴和为黑人权利而斗争，后来成为第一位在美国政府担任高职的黑人公民（曾任美国外交使节及美国驻海地公使兼总领事）。——译者注 [13]索杰纳·特鲁斯（1797-1883）是一名美国福音派教徒、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她未受过正规教育，但在支持废奴主义、自由人及女权时其意见卓越，因而广为人知。——译者注 [14]约翰·布朗（1800—1859），出生于康涅狄格州一个白人农民家庭。其父为废奴主义者，布朗从小受反奴隶制思想的熏陶。成年后积极投身于美国废奴运动。1856年布朗参加了堪萨斯州争取自由州地位的武装斗争（即堪萨斯内战），从此闻名遐迩。1859年，他领导了弗吉尼亚州的奴隶起义，失败后英勇就义。——译者注 [15]艾略特对君主专制和殖民主义的维护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荒原》对穷人和劳动妇女的性意识的轻蔑以最令人不快的方式，在结构上与诗中“伊丽莎白女王和莱斯特/打着桨”所具有的平静的辉煌构成对照。具体参见该诗第三节，标题为“火诫”。而庞德对墨索里尼的高调支持只是其冰山一角，其《诗章》的全部结构与其对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和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亲近密不可分，也与他对所有时代和文明的专制、贵族统治的青睐密不可分。 [16]FrankLentricchia’sAftertheNewCriticis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著作，而且非常出色地总结了1957-1977年这二十年间发生在美国文学批评和理论中间的巨大变化，除了在文学—理论史之外，该书没有涉及这一学科在任何历史中的发展轨迹。这成为美国左派文学批评整体变化的一个症候。只有抓住自己的记忆，并将这种记忆固着在各种离题的评论中，人们在阅读该书的时候才会回忆起，同样是这二十年有着关于其他各种发展的叙述，例如阿尔及利亚、古巴、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的革命。 [17]AftertheNewCriticism,p.xii. [18]在此我图方便地釆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其内涵在最为通行和自明的意义上来自一批与NLR相联系的作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佩里·安德森。他编辑了一本选集来构建这一概念，见WesternMarxism—ACriticalReader(London:NewLeftBooks;Verso1983)。对这一概念界定和总结，参见安德森本人的ConsiderationonWesternMarxism(London:NewLeftBooks,1976;Verso1979)。当然，这一术语的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我们在此不提。 [19]参见TheSavageMind（法语版1962年出版，英译本1966年出版），特别是结语一章，在该章中，列维-斯特劳斯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对历史主义，尤其是对萨特建构的历史主义进行了激烈攻击。当然，萨特在此前几年也进行过论争，最著名的是和加缪与梅洛-庞蒂的论争，但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攻击是决定性的，它开启了在最有影响力的巴黎知识分子阶层中知识霸权转向结构主义的变化，在英美的先锋人士中也产生了同样的后果。 [20]关于1968年的最后这一点，参见RegisDebray’s‘AModestContribution…’,NewLeftReview,no.115,May—June1979。在他关于法国知识分子兴衰变迁的论战性著作，Teachers,Writers,Celebrities:IntellectualsinModernFrance(Frenchpublication1979;Englishtranslation1981)中，De-bray为法国知识分子建立了从1880年至今的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880-1930）由学校和大学控制；第二阶段（从1930年到1960年代）由出版业控制；第三阶段（始于1968事件，至今仍在延续）由媒体控制。最后一个阶段由于出现在银幕上的恶行被看作是个黑暗时代。 [21]我知道上述论述里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立场，但没有展开。在众多关于这一主题的写作中，我的观点至少和两个人保持相当的一致。佩里·安德森1982年在Wellek图书馆的演讲（IntheTracksofHistoricalMaterialis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很合我的意思，只有关于哈贝马斯的那部分介绍除外。PeterDew’sLogicsofDistintegration(London:Verso,1988)有意将焦点窄化，其行文缺少一些活力，但基本上判断准确，尤其是对利奥塔的阐释部分。 [22]“新左派”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但它是这一阶段众多激进主义内部一个有明确政治倾向的潮流，我相信这一术语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但这种接纳或这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构想性的。当然，在英国，其根源至少要追溯到1956年的一些事件后果（苏伊士运河事件、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报告）。在美国，古巴革命也许是决定性的，即便《每月评论》此前已经开始了界定一种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替代品。无论如何，可能有人会认为，即便“新左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老左派”，但正是在1967-1968年，它才第一次开始进入大多数西方社会，尤其是在大学里。 [23]马丁·德兰尼（1812—1885），非洲裔美国废奴主义者，记者、医生和作家，是首批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三名黑人学生之一，并且在美国内战期间成为第一个加入联邦军队的黑人军官。——译者注 [24]杜波依斯（1868—1963），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黑人知识分子，是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著有《黑人的灵魂》（TheSoulsofBlackFolk)，参与创建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并长期担任协会会刊《危机》主编。——译者注 [25]桑戈尔（LeopoldSedarSenghor,1906—2001)，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塞尔加尔社会党总书记和非洲社会党国际主席，著名社会活动家，“非洲社会主义”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民族与非洲社会主义道路》及文学作品《幽灵之歌》《夜游者》等。——译者注 [26]大卫·迪奥普（1927—1960），塞内加尔诗人，曾被誉为“年轻的非洲诗歌的希望”。他生于法国波尔多城，曾在喀麦隆、塞内加尔、法国等地求学。1957至1958年，作为文学教师在达喀尔的中学执教，后在几内亚从事教育工作。1960年因飞机失事丧生。狄奥普的诗充满了战斗豪情，风格犀利，对后来的塞内加尔青年诗人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27]詹姆斯·恩古吉，现名恩古吉·瓦·西安戈，肯尼亚小说家和剧作家。1938年出生，曾是虔诚的基督徒，并获英语学士学位。1962年他的家庭在一场部族冲突中家破人亡，他以此为背景写出了《孩子，你别哭》（1964）和《大河两岸》（1965）。《一粒麦种》的出版标志了他的转向，他认为要用非洲母语写真正的非洲文学，而不是“在非洲的欧洲文学”，于是放弃英语，改掉英语名字，改名为恩古吉·瓦·西安戈。他曾因抗议当局对英语的强制性教育而被政府逮捕，1982年后流亡至伦敦，并在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其作品还有《回归颂》、《血花瓣》、《母亲，为我歌唱》等。中文译本：《孩子，你别哭》（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大河两岸》（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一粒麦种》（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译者注 [28]对于在英国的移民知识分子，“英联邦文学”这一概念对确认身份困境起了作用——而且在整个时代都起作用。正是在“非洲文学”、“英联邦文学”的基础上，“第三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开始出现，而且常常复制前者的教学模式和意识形态锚点。 [29]奥利维亚·曼宁（1911-1980），英国女新闻记者、小说家，因其力图以小说形式描绘当代历史全景的宏伟构想而闻名。主要著作是《巴尔干三部曲》。——译者注 [30]莱恩（R.D.Laing），生于英国格拉斯哥。著名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一直致力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代表作《分裂的自我》(1960)。——译者注 [31]参见EdwardSaid的，‘MetropolitanIntellectualsandThirdWorldCulture’，本书第五章会以一定篇幅予以讨论。 [32]近期，一批印度的“后结构主义”先锋人士——从霍米·巴巴到帕莎·查特吉——将这些熟悉的法国理论命题应用到有关殖民地和帝国的问题上，既包括文学也包括社会学理论，它本质上采用一种依附性的方式。查特吉对“启蒙”和“发展神话”等的高度派生性的颠覆，可参见NationalistThoughtandtheColonialWorld:ADerivativeDiscourse(London:ZedPress;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1986)。
第五章英国工业与三角贸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五章英国工业与三角贸易 一、用三角贸易的利润进行投资 （一）银行业 （二）重工业 （三）保险业 二、1783年之前英国工业的发展 英国从三角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种贸易促进了购买力的提高，从而使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工业的发展需要资金。在十八世纪头七十五年中，除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和利物浦的奴隶贩子外，还有谁更有能力提供这笔资金呢？在上面我们已经注意到那些在外地主打算在英国购买土地，并利用他们的财富，资助与农业革命相联系的生产大发展。现在我们要追溯一下来自三角贸易的利润如何向英国工业进行投资。种植园主和奴隶贩子提供了建设大型工厂所需的巨大费用的一部分，以满足新的生产过程和新的销售市场的需要。 一、用三角贸易的利润进行投资 （一）银行业 十八世纪，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设立了许多银行，前者是奴隶买卖的都市，后者是棉纺业中心。这些银行与三角贸易有直接的关系。棉纺织厂的建立需要大量资金，为改善这两座城市之间的变通而开凿运河也需要大笔经费。 十八世纪最典型的银行家，是从买卖人发展到贸易商，然后进一步发展成为银行家。在十八世纪，“商人”这个名词所指的范围，在船舶靠岸进行体面的交易之前，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包括贩奴船船长、私掠船船长和奴隶主。利物浦的商人从事各种行业，他们当中有酿酒和卖酒商、有杂货商、有经纪人和银行家等等。有个历史学家写道：“人们会问，这个'等等'还包括哪些人？”[1]这个“等等"尤如海妖发出的歌声，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回荡，在当时它往往指那些与三角贸易有关的人。 1773年，海伍徳银行在利物浦开张。它作为一家私人银行，一直存在到1883年。这以后才转卖给利物浦银行。海伍德银行的创建人都是一些财运亨通的商人，后来都被选入了商会。历史学家写道：“他们都有从事非洲贸易的经历。”此外，他们还经营过私掠船。在1752年的非洲贸易一览表里，我们可以找到他们的名字。他们作为一个非洲贸易集团一直存在到1807年。托马斯·帕克是海伍德一家分行，即威廉·格雷格森父子——帕克和莫兰银行的一个高级职员。他的祖父在从事西印度贸易中，是个颇走财运的船长。海伍德银行一个股东的女儿后来嫁给了约翰·格莱斯顿的儿子罗伯逊。他们生下的儿子罗伯逊·格莱斯顿后来在这家银行也谋得了职位，这是当时他们之间交往结合的一个典型事例。1788年，海伍德银行在曼彻斯特大商人的建议下，在该市开设了一个分行。其名称叫做曼彻斯特银行，在以后许多年内素享盛名。在1815年之前，海伍德所有的十四个后嗣中，有十一人成为商人或银行家。 托马斯·莱兰在银行界出名较晚，即在十九世纪的初期。然而，早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他已对非洲的奴隶贸易进行了投资。莱兰和他的伙伴是利物浦最活跃的奴隶贩子，他赚得的利润是巨大的。1802年他当上了克拉克斯——罗斯科银行业的大股东。莱兰与罗斯科的合伙，可说是一种古怪的结合。因为前者是十分成功的奴隶贩子，而后者却是奴隶制的坚决反对者。结果，莱兰终于在1807年决定退出去。然后他与从事奴隶买卖的同伙布林斯合股经营。就这样，“莱兰——布林斯”银行隆重地开张了。这家银行前后经营了九十四年，一直是遵守信用光明正大，后来于1901年并入了“南北威尔士有限银行”。[2] 海伍德和莱兰银行在十八世纪利物浦银行发展史中，仅仅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家。银行家威廉·格雷格森是奴隶贩子，又兼造船主、私掠船主、保险商和经营缆绳的老板。佛朗西斯·英格拉姆也是一个奴隶贩子。1777年他是非洲公司的股东，同时在一家缆绳公司里拥有股票。他与莱兰和厄尔斯还合伙经营过私掠船。莱兰和厄尔斯两人从奴隶贸易中获得了大量财富，他们的奴隶贸易一直继续到1807年。汉利银行的创建人是理查·汉利，他是一位船长，又兼奴隶贩子。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奴隶贩子。汉利是“利物浦炉边社”的核心人物。加入该社的人员几乎都是船长、奴隶贩子、私掠船主，外加少数大商人。罗伯特·费尔韦瑟也是“利物浦炉边社”的成员。与汉利一样，他也是奴隶贩子、商人和银行家。 乔纳斯·博尔德既从事奴隶买卖，又从事西印度贸易。1777年到1807年这三十年期间，他是非洲贸易商公司的成员，而且是个炼糖厂主。与此同时，他还加入了英格拉姆银行。托马斯·弗莱彻原是一个商人兼银行家的学徒。这位商人兼银行家与牙买加有着广泛的贸易联系。弗莱彻后来被提升为合伙股东，并且先后担任了利物浦西印度社的副主席和主席。他去世时留下的资产，其中包括了把牙买加的一个咖啡甘蔗种植园连同奴隶一起抵押后获得的利润。査理·卡尔德威尔银行的创办人查理·卡尔德威尔，是奥尔德姆——卡尔德威尔公司的股东。这家公司主要经营食糖贸易。另一个银行家艾萨克·哈特曼，在西印度群岛拥有种植园。詹姆斯·莫斯也是个银行家，而且是十八世纪著名的共和分子。他在英属圭亚那拥有几个大型甘蔗种植园。[3] 上面所讲的是利物浦银行界的情况。布里斯托尔、伦敦和格拉斯哥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789年，布里斯托尔成立了一个反对取消奴隶贸易的有影响的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是威廉·迈尔斯、市参议员多布尼、理查·布赖特、理查·沃恩、约翰·开符和菲力普·普罗塞罗。以上提到的六人都是在布里斯托尔的银行家。开符和多布尼是1786年建立的“新银行”的股东。普罗塞罗是布里斯托尔市银行的股东。威廉·迈尔斯购买了沃恩——帕克老很行的股份，因而成为该银行最大的股东。1794年，他的两个儿子也在银行界出名，从此许多人就把这家银行称做“迈尔斯家的银行”，这个银行历史悠久，业务兴隆。 关于伦敦的银行界，只需要提一下巴克利家族就够了。这个教友会家族有两个成员，大卫和亚历山大。他们在1756年就已从事奴隶贸易。大卫的发迹全靠在美国和西印度的贸易，他是当时最有势力的商人之一。他父亲在奇普赛德有一座住宅，是伦敦市当时最壮丽豪华的建筑之一，连皇室贵族也经常光临这座住宅。大卫不但是个奴隶贩子，而且他在牙买加实际上拥有一大片种植园。据说，他已经让他在牙买加的奴隶获得自由，而且他在生前已认识到“黑皮肤里面也包裹着一颗充满激情和愿望的心灵。他们进取的能力不亚于最高傲的白人。”也和其他各个企业之间互相结成姻亲一样，巴克利家族与银行之家的格尼和弗里姆结成姻亲为的是把教友会的财富保留在教友会的教友手里。由于这种结合，巴克利开办的银行欣欣向荣，它后来的发展规模，已经超出本书所论述的范围。[4] 格拉斯哥银行业的兴起，与三角贸易有着直接的关系。该市的第一个正规银行，于1750年开张营业。这家银行起名“船舶银行”。安德鲁·布坎南，格拉斯哥的烟草大王，是它最早的股东之一。另外一个银行家就是上面提到的威廉·麦克道尔。他与圣基茨甘蔗种植园女继承人的邂逅相遇，给他的家庭和格拉斯哥带来了财富。该市的第三个银行家是亚历山大·豪斯顿。他是全市最大的西印度贸易商之一。他拥有的亚历山大·豪斯顿公司，是英国最大的西印度公司之一。这个公司之所以得到大发展，主要是仰仗那两个苏格兰官员和他们娶的西印度新娘带到格拉斯哥来的财富。在七十五年里，这个公司进行了巨额贸易，它拥有大批船只和众多的甘蔗种植园。在宣布废除奴隶贸易之前，这家公司乘机搞了一次投机，买进了大批黑奴。但是废奴议案没有通过。而买进的这批黑奴要吃饭、要穿衣；奴隶的价格猛跌，加上疾病造成黑奴成百成百地死亡。结果这家公司终于在1795年宣告破产。这是格拉斯哥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最大的金融灾难。 “船舶银行”的发展促进了其他银行的建立。阿姆士银行也在1750年建立，它的一个主要成员是安德鲁·科克伦，也是烟草大王。接着1761年建立了西斯尔银行。这是一个贵族银行，它的营业对象，主要是富有的西印度商人。约翰·格拉斯福特经手大量的生意，同时又拥有二十五艘船和货物，他每年的营业额超过五十万英镑。[5] （二）重工业 重工业对于工业革命的进程和三角贸易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某些冶金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也直接来自于三角贸易。 詹姆斯·瓦特和他发明的蒸汽机就是得到了西印度贸易积累起来的资本的资助。博尔顿和瓦特得到洛、维尔、威廉斯和詹宁斯的贷款，后来又得到威廉士·迪肯斯银行的贷款。1778年正值美国革命时期，瓦特因西印度的船队有被法国劫走的危险而深感焦虑时，博尔顿却充满希望地写信对他说：“即使在这种危急时刻，我也相信洛、相信维尔公司能转危为安。西印度船队若果真能避开法国舰队而安全到达目的地，……那关键是在于他们拥有蒸汽机。”[6]果然蒸汽机的运用使银行免于破产，这个珍贵的发明也安全无恙。最早认识到蒸汽机的重要意义的是种植园主。1783年博尔顿又给瓦特写信：“……彭南特先生，他为人十分和气、友善，他在牙买加拥有巨大的田产，一年的收入可达一万到一万二千英镑。此外，盖尔先生、比斯顿·郎恩先生，在那里也拥有一些大甘蔗种植园，他们盼望能用蒸汽机代替马匹。”[7] 十八世纪有名的五金商人安东尼·培根，也与三角贸易有密切关系。他的一个合股者，吉尔伯特·弗兰克林，就是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在给普拉维市议会议长阁下写信时，吉尔伯特多次强调，法国正处在革命时期，与法国作战，对夺取其产糖殖民地圣多明各，是个重要时机。和其他商人一样，培根也参与非洲的冒险生意。起初他为海岸守备队提供给养，发了大财，后来又与政府订立合同，定期向西印度群岛提供健壮的奴隶。1768年到1776年期间，仅贩卖奴隶一项，他就赚得了67,000英镑。1765年，他在默瑟蒂维办起了炼铁厂。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这个厂由于接受了政府的定货合同，因而得到迅速发展。1776年，他在西法沙又建立了一座化炼炉。这座化炼炉所需的生铁是从怀特黑文进口的。而培根早在1740年就参与投资修建怀特黑文港口。 此外，培根还从英国政府的大炮定货中赚了一大笔钱。1782年，在他退休时，他已经拥有一个名符其实的钢铁王国。他在西法沙的炼铁厂后来租让给克劳赛，每年的固定租金为10,000英镑。克劳赛本人从西法沙炼铁厂也赚到了一笔钱。培根还把彭尼达林炼铁厂卖给霍姆弗莱；把道莱斯铁厂卖给刘易斯；把普利茅斯铁厂卖给希尔。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霍姆弗莱，他曾改进化铁炉的搅炼技术。培根接受的政府军火定货单也转到了卡伦手中。而卡伦又是罗巴克的继承人。有人说，培根自己承认他是“大走红运的人”，这是毫不奇怪的。[8] 威廉·贝克福特在1753年已经是个精明的五金商人。1792年，他开办了桑克利夫炼铁厂。该厂的一部分资金是剃刀制造商亨利·朗顿提供的。朗顿的叔父是设菲尔徳的西印度商人。他曾从叔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00英镑的遗产。 （三）保险业 在整个十八世纪，奴隶贸易是利润最大的贸易，西印度的财产是英帝国最有价值的财产。所以，三角贸易对刚刚兴起的保险公司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劳埃德这个地方，原先只是一个咖啡仓库，在早期伦敦报纸所刊登的奴隶逃亡广告上，常常指定把抓获的逃亡奴隶送到劳埃德。 最早提到劳埃德保险公司的，是1692年拍卖三条船的广告。要拍卖的这三条船已经办妥了开往巴巴多斯和弗吉尼亚的手续。1720年，劳埃德在它空想的计划中，唯一保险过的业务是与巴巴利和非洲有关的贸易。研究火灾保险史的莱尔顿说，西印度的火灾保险业是在劳埃德办理的，它的业务很早就开始了。劳埃徳公司也跟其他保险公司一样，办理奴隶和运奴船的保险业。它热衷于对诸如“自然死亡”和“海上遇难”的事件作出合乎法律的裁决。这家公司大力捐助社会上的侠义之士以及从事贸易的船长，如利物浦的船长就是得到捐助的一个。这位船长成功地击退了法国的炮舰，保护了利物浦的商船安全地从非洲开往英属圭亚那。劳埃德公司首任经理的第三个儿子约翰·贝内特，是1833年劳埃德公司在安提瓜的代理人。他父亲的肖像，最近在西印度群岛第一次被人们找到。在劳埃德公司的悠久历史中，约瑟·马尔耶特，一个西印度的种植园主，是它最杰出的董事长之一。1810年，约瑟在众议院里击败了另一家公司的竞争，卓有成效地捍卫了劳埃德经办船队保险业的垄断地位。他的对手也是一个西印度人，而且是赫赫有名的卡迪奈尔·曼丁的父亲。[9]马尔耶特本人在特立尼达和牙买加拥有391个奴隶，为此他在1837年获得15,000英镑的补偿金。[10] 1782年，西印度蔗园主集团发起创办了另一个保险公司——福尼克斯。这是在西印度建立的第一个国外分公司。1820年，利物浦保险商协会成立，协会主席就是著名的西印度贸易商约翰·格莱斯顿。 二、1783年之前英国工业的发展 阿培·雷纳尔是当时最进步的人士之一。他的知识渊博，而且与法国的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正是他看出了人们在西印度的劳动“是引起社会迅速变动的主要原因”。[11]事实正是如此。三角贸易对于英国的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英国的整个生产系统主要得益于来自三角贸易的利润。这里举出三个例子足可说明。一个是利用石板工业的威尔士彭林勋爵，他改进了屋顶建筑材料。他在自己的卡纳冯郡庄园里，采用了新的生产工序。正如我们所知，他在牙买加拥有甘蔗种植园，他在十八世纪末还担任了西印度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是约瑟·桑达斯，联结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英国第一条铁路就是他经办的。关于约瑟·桑达斯，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是，他在1824年退出利物浦反奴协会，这件事至关重要，它至少表明约瑟不愿意排挤甘蔗种植园主；最后一个例子，是与上面提到的铁路工程有密切联系的另外三个人，他们是利物浦的盖斯科因将军、约翰·格莱斯顿和约翰·莫斯。[12]其中盖斯科因将军是西印度集团的坚决支持者。布里斯托尔的西印度集团在建造西部大铁路过程中，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3] 然而，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仅仅是三角贸易对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英国国内市场的扩大，工业利润的再投资，资本的不断积累和不断扩大再生产，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英国工业的发展，最初是为重商主义所激励，它发展起来后反过来压倒重商主义，最终又把重商主义打得粉碎。 1783年，事情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出，蒸汽机的潜力已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这年有66台蒸汽机已经投入生产，其中三分之二使用于矿业和铸造业。[14]由于蒸汽机的使用，改进了采煤方法，从而大大促进了制铁工业的发展。1740年到1788年间，生铁产量提高了四倍，高炉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半。[15]这时期铁桥和铁路出现了，卡伦制铁厂建成了。威尔金森已成为著名的“生铁贸易之父”。棉纺织业，这个工业革命皇后也很快釆用了这一新的创造发明，从而摆脱了从前受到的那种传统的和行会的束缚。这种束缚曾经阻碍了棉纺业的老对手——毛纺业的发展。自由竞争作为一种正统的经济理论写入教科书之前，早已在新的工业中实行。多轴纺纱机、水动机、纺织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使工业生产出现了持续发展的趋势。从1700年到1780年，进口的原棉增加了三倍多，出口的纺织品则增加了十五倍。[16]从1757年到1773年，曼彻斯特的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半。[17]从事纺织业的人口在1750年到1785年间增加了三倍。不但重工业，就是棉纺织业也都在聚集力量，准备向垄断制度进行冲击。因为垄断制度多年来使上述两种工业得不到发展，甚至难以存在，而1783年到1850年这个时期，这两种工业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在扩大生产这股春风的推动下，英国的整个经济得到大发展。如，斯塔福郡的陶器生产，1725-1777年间，以价值计算，增长了五倍。[18]由英国港口开出的船只吨位数在1700年到1781年增长了一倍多。英国的进口从1715年到1775年增加四倍。其出口从1700年到1771年增加了二倍。[19]1783年，英国的工业受到重商主义的束缚，就象格列佛在小人国被小人捆绑起来一样。 十八世纪有两位杰出的人物，亚当·斯密教授和种植园主托马斯·杰弗逊。他们目睹了而且正确评价了这场必然要发生的斗争。 当在美洲新大陆建立第一批殖民地的时候，亚当·斯密就谴责这一行动是愚蠢的、非正义的。他反对作为殖民主义基础的报个垄断制度，理由是，垄断制度不仅束缚英国的，而且也束缚殖民地的生产力。如果英国工业有所发展的话，那并不是实行垄断制的结果，相反是抛弃垄断制的结果。垄断不过意味着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以满足少数人的利益；牺牲国内用户的利益，以满足殖民地生产者的利益。不准在殖民地制造商品的禁令，在亚当·斯密看来，“是对最神圣的天赋人权的一种明目张胆的侵犯，……是毫无道理的把奴隶制的标志粗暴地强加在他们身上，这一切都是出于本国贸易商和制造商那种莫明其妙的忌妒心理。”英国从与周围邻国的贸易中积累起来的资木，被迫用来发展与遥远地区国家的贸易；本来可以用来改善国内交通，发展生产，扩大英国贸易的资金，却花在鼓励与那些遥远的地区发展贸易方面。而英国在这些地区除了亏损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外，什么也得不到。对于一个其政府为商人所左右的国家来说，倒是一种相称的制度。 《国民财富》一书是美国革命在哲学上的先声。二者都产生于同一个原由，即当时的重商主义制度阻挠了英国及其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亚当·斯密这一著作所起的作用，就是在思想领域鞭挞这个“卑鄙、可恶、而又自私”的[20]制度，而乔治·华盛顿指挥的军队，则在美国战场上给予这个制度以致命的打击。 [1]Hughes,op.cit.,56-57,217. [2]Hughes,op.cit.,170-174. 1799年，利兰拥有四艘贩奴船，这一年共运载了1,641个奴隶。Donnan,op.cit„II,646-649. [3]Hughes,op.cit.,74-79,84-85,107-108,III,133,138-141,162,165-166,196-198,220-221.FortheEarlesseeBots-ford,op.cit.,123；Bourne,op.cit.tII,64. 1799年厄尔斯家族拥有三艘贩奴船，这一年运载了969个奴隶；1798年，英格拉姆拥有三艘贩奴船，运载了1,005个奴隶；1799年，博尔德拥有二艘贩奴船，运载了539个奴隶。Dorman,op.cit.,II,642-649. [4]C.W.Barclay,AHistoryoftheBarclayFamily(Lon-don,1924-1934),III,235,242-243,246-247,249,Gary,op.cit.,194,221,455,506；Bourne,op.cit.,II,134-135；Botsford,op.cit.,120-121,295. 伦敦另一家与奴隶贸易有联系的、享有盛名的银行是巴林银行。Gary,op.cit.,506. [5]Eyre-Todd,op.cit.,Ill,151,218-220,245,372,J.Buchanan,BankinginGlasgowduringtheOldenTime(Glasgow,1862),5-6,17,23-26,30-34. [6]J.Lord,CapitalandSteam-Power,1750-1850(London,1923),113. [7]Ibid.,192. [8]Namier,“AntonyBacon…”25-27,32,39,41,43,Ash-ton,op.cit.,52,136;241-242;J.H.Clapham,AnEconomicHistoryofModernBritain,TheEarlyRailwayAge,1820-1850(Cambridge,1930),187-188. [9]WrightandFayle,op.cit„19,91,151,212,218-219,243,293,327. 可以与劳埃德的名字相提并论的另一些知名人士为巴林，废奴主义者理査·桑顿和扎卡里·麦考利。同上，第196-197页。 [10]H.ofC.Sess.Pap.,1837-8,Vol,48.Theexactfigurewas£15,095.4.4(pp.12,165,169). [11]Callender,op.cit.,78-79. [12]SeeHansard,VI919. 盖斯科因反对在英国同拿破仑战争期间所征服的新殖民地禁止奴隶贸易，他认为那样做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 ForGladstone,seeFrancis,op.cit.tI,123;F.S.Williams,OurIronRoads：theirHistory,Construction,andSocialInfluences(London,1852),323-324,337.ForMoss,seeFrancis,op,cit.,I,123;Hughes,op.cit.,197-198. [13]V.Sommerfield,EnglishRailways,theirBeginnings,DevelopmentandPersonalities(London,1937),34-38;Latimer,AnnalsofBristolintheNineteenthCentury,III,189-190. 其中三位董事与西印度群岛有关系，并捐助了217,500英镑中的51,800英镑。 [14]Lord,op.cit.t166. [15]Scrivenor,op.cit.,86-87. 1740年炼89炉，出铁17,350吨;1788年，炼85炉，出铁68,300吨。 [16]Wheeler,op.cit.,148，170. 进口货由1,985,868磅増至6,700,000磅；出口值由23,253英镑,增至355,060英镑。 [17]W.T.Jackman,TheDevelopmentofTransportationinModernEngland(Cambridge,1916),H,514n.From19,837to27,246. [18]Lord,op.cit.,143. [19]Mantoux,op.cit.,102-103. [20]Ibid.,577.
第四章西印度集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四章西印度集团 亚当·斯密写道：“我们经常看到甘蔗岛上的种植园主衣锦荣归，回到英国，但从烟叶殖民地就不见如此富有的种植园主归来了。”[1]在重商主义时代，蔗园主可以算作最大的资本家之一。1771年，伦敦上演了一出很有名的喜剧，叫《西印度人》。这个戏是在为刚刚回国的一个种植园主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首次演出的。当时的盛况有如欢迎伦敦市长的光临。招待会上的仆役悟出了其中的道理，说：“他十分有钱，这就是一切。人们说，他所拥有的兰姆酒和蔗糖，足以把泰晤士的河水配成饮料。”[2] 西印度种植园主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社会中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因为他们大都是在外地主，不直接居住在种植园。“在外地主制”一直遭到加勒比人的咒骂，至今仍然是加勒比地区的一个严重问题。 有一个在外种植园主曾表白说：“甘蔗殖民地的气候对我们英国人的身体健康很不利，因此没有人会选择到那里居住，更没有人愿在那里定居。不过在那里倒是可以更好地抚养家庭，有可能比在英国经营任何商业或者在美洲大陆经营种植园挣得更多的钱。”[3]但是，西印度的气候，对奴隶主并非那么有害，他一旦发了财，即可回到英国。1689年，巴巴多斯的代理总督写道：“由于某种吸引力，英国把种植园的一切好东西都吸收回去。英国是万物之归宿。英国是我们唯一热爱和想往的地方，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我们的心永远留在英国。……我们所能挣来的一切东西都要带回英国。”[4]1698年，西印度人把三百名孩子送回英国接受教育。据德维南特说，这里有所不同的是，父辈们离开英国时是穷光蛋，而他们的孩子回国时成了小财主。喜剧《西印度人》中的种植园主贝尔卡先生这样说：“哈哈，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生活在英国，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我也是第一次置身于这个美丽的、富有艺术感而又优雅恬静的祖国。幸福之星赐给我一大笔钱财，可是一阵阴风却把我吹落此地，把钱财挥霍。”[5]种植园主在回到英国之后，他们最热切的希望是弄到一片地产，以便列身于贵族之中，从而改换自己卑贱的出身。他们在英国社会上出现，正如布鲁汉所指出的，对英国人的性格和道德不时产生有害的影响；每当他们人数增多，并获得土地时，往往就把他们那种坏作风、坏行为带到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家财万贯，挥金如土，并且有点放荡，因而引起了不如他们富裕的英国贵族的忌妒和不满。 后来，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梅里威耳辩解说，由住在地主改变为在外地主制，对英国人的性格来说，不是耻辱，而是一种荣誉。这说明，他们不愿意留在实行奴隶制的殖民地过放荡生活，也看不惯那种对待奴隶的铁石心肠。但是，这种奇怪的、令人难以信服的解释，既不敢触及奴隶制的问题，也不反对分享奴隶制带来的利润。梅里威耳对这个问题，仅仅用“人的矛盾性格的一般说明”[6]来加以解释。 但是，在外地主制在西印度群岛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里的种植园在工头和代理人管理下，总是管理不好。总督在好几届议会上，都无法得到法定人数。许多种植园的办公室只有一人办公，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人口比例失调愈来愈严重，奴隶叛乱的危险性也日益增大。由于“亏损法”没能阻止在外地主制的实行，因此地方议会试图没收在外地主占有的大片荒地，并打算把这些土地重新分给小农场。但是这些措施，由于那些在外种植园主的抵制，也为英国政府所反对。[7] 在英国居住的种植园主中，声望最高的是贝克福特。他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格洛斯特郡的一个古老家族。1483年，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为国王而战，死在波士华兹。另一个成员趁英国征服牙买加之机捞回了一笔家产。1670年，市参议员托马斯·贝克福特爵士是最早的在外企业主之一。他每年从牙买加产业中获得2,000英镑的纯利润。彼得·贝克福特则是最著名的新殖民者，他在牙买加居住期间，先后担任过该岛所有最重要的军事和政府官职，如议会议长、副总督和总司令。1701年，他逝世时，“已拥有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比不上的最大的动产和不动产。”1737年，他的孙子威廉继承了这笔家产，成为英国最有权势的西印度种植园主。 贝克福特在他的威尔特郡地产上建造了“芳德希尔宅第”。这幢建筑物长期以来被公认为英国西部最豪华最吸引人的胜地。 “这是一座漂亮而又对称的楼房：正中是四层楼，两边是二层楼，左右两边各有走廊相通，全是用精美的石块建造。楼前有雄伟的门廊，底下有宽敞的地下室，建有两处宽阔的阶梯。楼里数不清的房间，间间陈设讲究，显示出富贵和东方式的豪华。每逢佳节，大楼里张灯结彩，金碧辉煌。各楼墙上挂着珍贵的艺术作品，餐具桌和柜橱里陈设着出自名艺术家和能工巧匠之手的金银珠宝装饰品。还镶上一些贵重的大镜子，给这些艺术品增添了无限情趣。此外，大厦还有一个宽敞的，藏有精选珍贵书籍的图书室。……仅举地下室大客厅的面积，就可以想象这幢楼房规模的大小。这个大客厅长八十五英呎十英吋、宽三十八英呎六英吋。它的顶部是拱形的，由巨大的石柱支撑。有一个房间是专门按照土耳其风格陈设的，里面有许多大镜子和带有褥垫的长椅。另外一些房间用带有雕花的大理石壁炉台装饰，显得十分优雅。”[8] 小贝克福特也不比他的前人逊色。他拥有财产，爱好幻想。根据本家族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不满足于平凡的事物，而追求奇特、气派、甚至宏伟壮丽。因而他就建造了“芳德希尔修道院”。这个工程为大量的技工和劳工提供了就业机会。为了安顿这些雇工，在附近甚至还建立了一个新村。修道院内有一块园地，里面种上了各种美洲的开花灌木和树林，这些树木曾生长在其产地的荒野上。1837年，贝克福特由于在牙买加占有770名奴隶，因而领得补偿金15,160英镑。[9] 希伯特家族也是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同时兼营商业。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他们曾为非洲和种植园提供棉麻方格布。罗伯特·希伯特住在贝德福郡，靠来自西印度的收入为生。他开办的种植园在牙买加是首屈一指的。为他写传记的作者肯定说：“他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主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因道德方面的原因嫌弃过他的那份财产。”他临终时，留下了每年三千英镑的款项交由委托人，用作三四个神学学位的奖学金，以资鼓励那些能用最通俗和灵活的方式传播基督教义的人，奖励在处理宗教事务中能秉公执法的人[10]。罗伯特的亲戚乔治·希伯特是伦敦一家繁荣的贸易公司的合伙股东，还多年担任过牙买加驻英国的代理人。乔治曾发起建造西印度的一些码头。他曾当选为公司董事会的首任董事长。画家劳伦斯为他画过肖像。这副像今天还悬挂在伦敦港口管理委员会的房间里。乔治还是一个书籍收藏家，他的藏书在出售时，用了二十四天才卖完。希伯特家族占有奴隶1,618名，因而领得的补偿金达31,120英镑[11]。这一家族在金斯顿的宅邸是牙买加最古老的房屋之一，至今还屹立在那里。这个家族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希伯特杂志上，这是一份纪念季刊，专门登载有关宗教、神学和哲学的文章。这份杂志创刊于1902年10月，上面写着“本杂志承蒙希伯特受托人的许可和赞助”等字句，这说明期刊上发表的意见是代表谁家的利益。[12] 与牙买加有关联的还有朗家族。查理斯·朗临终时，在索夫克遗留下一笔财产，在伦敦布罗姆斯伯利有一处房产，而在牙买加则有一处14,000英亩的地产。他的收入极为可观，远远超过了当时牙买加的其他企业主。他完全有资格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查理斯的孙子也是牙买加的种植场主，他写过一本牙买加岛史的著作。査理斯的亲戚小比斯顿·朗，当过伦敦港口公司的主席和某家银行的经理。他在伦敦比索普斯大街建造的家族宅邸同样闻名。朗家族中另一个成员法恩巴勒勋爵，在肯特建造了布隆利山顶宫殿，这是英国最著名的住宅之一，特别是花园的布置，更是千姿百态。 约翰·格莱斯顿虽然与利物浦柯立商行和公司合伙经营粮食买卖，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还间接地从事奴隶贸易，成为西印度的一个奴隶主。“同其他许多商人一样，他也被认为是公正的、善良的。他坚持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必需，所以他感到心安理得。”格莱斯顿是通过取消抵押人赎取抵押品的权利，才获得了在英属圭亚那和牙买加的几处大种植园。与此同时，他还广泛地投入西印度的贸易。他把自己种植园生产的蔗糖和其他产品，用自己的轮船运往利物浦的交易市场出售。他通过这种手段，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这样又使他能够开辟新的门路，发展与俄国、印度和中国的贸易。此外，由于加入利物浦房地产的投资，使他又发了大财。他慷慨捐款给利物浦的慈善事业，修建教堂并资助其活动。在利物浦市希腊人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运动中，他还是个雄辩的演说家。他的儿子威廉·爱华特也是个名人。在他参加1832年纽华克的竞选时，一份公开发行的杂志正确地但有点笨拙地提醒选民们，这位候选人是“利物浦格莱斯顿之子，其父依靠西印度的贸易积攒了大量财产。换句话说，黑奴的鲜血变成了他家的财宝。”[13]在争论奴隶解放的大部份年月中，约翰·格莱斯顿担任着西印度协会的会长。有一次他与利物浦废奴主义者詹姆斯·克洛帕在该市的一家杂志上，就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拥有奴隶2,183名。根据1833年通过的法律，他于1837年领到的补偿金共达85,600英镑。[14] 科德林顿家族也是一个有名的家族。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完全建立在奴隶側和甘蔗种植园的基础上。克利斯多夫·科徳林顿是十七世纪时期巴巴多斯的总督。他在巴巴多斯和巴布达拥有的种植园，按现在的币值算，其价值为100,000英镑。他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去世时，遗留下了10,000英镑，其中大部份捐赠给一个图书馆。他所藏的珍贵书籍，价值达6,000英镑，后来都赠送给牛津的奥尔·索尔斯学院。这批书现在是有名的科德林顿图书馆最主要的蔵书。他的一个后人，在十九世纪希腊人争取自由的事业中，是那瓦利诺胜利海战中的一位英雄。[15] 沃纳家族遍布利华德群岛，在安提瓜、多米尼加、圣文森特和特立尼达都有这一家族的成员。托马斯·沃纳是加勒以地区英地的开拓者。有个家族成员约瑟，后来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三位外科医生之一。他原是盖伊医院的外科医生，又是1750年建立的外科医学院的头一名学员。画家萨莫尔·麦德利为他画肖像，今天还珍藏在皇家外科医学院。十九世纪沃纳家族中曾有人当上安提瓜议会的议长，还有一个成员当过特立尼达的首席检査官，并且积极支持过从东印度输入移民。这个西印度的家族中，最出名的也许要算佩勒姆·沃纳，他是英国著名的板球手，而且被公认为英国这一项群众运动的权威。[16] 还有其他一些人，虽然并不出众，但也使人想起蔗糖给他们带来的荣誉。布莱恩·爱德华兹是十八世纪末英属西印度的历史学家。他自己承认说，他本来会在他父亲的小庄园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这个小庄园坐落在维特郡威斯特伯利的一个破落小镇上。但是，由于他的两个十分富有的叔叔的吸引，他就在西印度群岛经营起甘蔗种植业。在布里斯托尔很出名的平尼家族，在尼维斯拥有几个甘蔗种植园。船长费德里克·马利亚特是约瑟·马利亚特的儿子，是一位擅长描写海上生活的著名小说家，而且还是信号电码的发明者。他所发明的信号电码在商船上，一直使用到1857年。威廉·麦克道尔上校是格拉斯哥最出众的人物。“他在乡间有豪华的住宅；在西印度群岛有富庶的田庄；海上有他的货船，这些货船满载着蔗糖和兰姆酒源源不断地开回英国。他还有与他的军阶相应的社会地位，有古老的宗族。当他拄着金柄手杖，沿着堤道漫步时，每走一步都引起众人的尊敬。”[17] 布莱恩·爱徳华兹对人们指责种植园主满身铜臭，好讲排场，十分脑火地加以否认。但是事实总归是事实。西印度人财运亨通，这是尽人皆知的。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在南安普敦万圣教的纪念堂里，到处可以看到富有的西印度人结帮成伙，这有力地说明了他们曾经享有的社会地位。[18]一些公立学校，如伊顿、威斯敏斯特、哈罗、温切斯特，都充斥着西印度人的子弟。西印度人拥有的马车数量之大，正如伦敦人抱怨的那样，每当这些马车在大街上云集时，竟造成交通堵塞。有一个故事说，在乔治三世和皮特访问威茅斯时，碰上了一个牙买加的财主，他身后尾随着一天批侍从，其中还有骑手和穿制服的奴仆。乔治三世对此十分不满，据报道，他对左右说：“糖，这一切都是因为糖，不是吗？他变了多少关税？皮特，他交了多少关税？！”[19]西印度种植园主是艾普松、切尔特南等疗养胜地的经常主顾。他们的子女在布里斯托尔的议会堂和温泉等地与文人雅士们平起平坐。西印度的女继承人是男人追求的对象。查理·詹姆士·福克斯曾经想与拥有八万英镑的菲普士小姐结婚，以偿还他赌钱欠下的债务。[20]由于福克斯身为一个废奴主义者，因此人们不禁要猜测，如果这段姻缘成功，他的事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许多出身卑贱的英国人，由于某种原因，得到了一份西印度种植园的遗产而一跃成为富翁。这种遗产只是在后来才被看作是一种耻辱和累赘。但是在十八世纪并没有这种看法。乔治·柯尔曼在“非洲人”这剧本中，塑造了一个青年，马洛本先生。他原来是个屠夫，后因接受了一份西印度种植园的遗产，从此“经营黑奴，再也不宰牛卖肉了。”[21]马洛本的经历，当时的观众是很熟悉的。 由于人数众多的西印度贸易商通过西印度的贸易，获得了巨额利润，因而就扩大了种植园主的势力。据纳米尔教授说：“在英国，很少有完全不与西印度贸易发生关系的大商人，而且有相当多的上层人物与产糖岛屿有利害关系。这同今天许多英国人手中握有亚洲的橡胶园、茶场、油田等的股票一样。”[22]种植园主与商人，他们的观点并不总是相同的。这两部分人从一开始就代表了各自不同的组织。他们之间靠信誉来联系。这种信誉并不能确保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协调。但是，造成他们之间矛盾的基本原因不在于此。因为商人总是可以没收抵押品的。比债务原因更重要的是种植园主决心保持垄断价格，尤其在1739年，双方为了竞相发展对欧洲的直接贸易，加深了彼此的交恶。不过总的来说，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要超过彼此的冲突。到1780年左右，他们终于联合起来，这是由于要阻挡自由贸易的滚滚潮流，来加固他们的堤坝。 种植园主和商人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再加上英国的殖民地代理人，这样就组成了十八世纪强大的西印度集团。那时，议会腐败，不时发生贿赂事件。因此，这些人“有钱能买鬼推磨”。他们购买选票，拉拢选区，打进议会。他们参加竞选，引起议会席位价格的上涨。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出价2,500英镑想买一个席位，结果遭到了一顿嘲笑。因为另一个西印度人所出的价钱是他的两倍。[23]没有一个私传下来的英国的财富可以抵挡殖民地的这股金银、贿赂之激流。英国国内的贵族十分愤慨，他们在选举中被西印度人“激怒、挫败、还化了好多钱。”[24]对于西印度人炫耀财富、吹嘘如何花钱无度，显然引起康伯兰德的关注，他借戏剧中人物之口发出这样的警告：“可以花钱，但是不能浪费。但愿贝尔卡先生不要把浅当作家奴，任意摆布。您应该把它当作臣民，只能有节制地发号施令。”[25]在1830年的选举中，一个西印度人花费了18,000英镑，终于在布里斯托尔当选。[26]同年，另一个西印度候选人在利物浦的竞选中落选。他共花了50,000英镑，其中有五分之一是约翰·伯尔顿提供的。后者也是西印度的一个富商，又兼奴隶贩子和奴隶主。[27] 贝克福特家族依仗家产稳坐议会。金·威廉从1747年到1754年一直是代表索尔兹伯里的国会议员。从1754年到1770年他又作为伦敦地区的议员代表。他的一个兄弟是布里斯托尔的议员代表，第三个兄弟是索尔兹伯里的议员代表，第四个兄弟曾竞选当维特郡选区的议员代表，但未当选。理查·培南特一度代表利物浦。科德林顿家族的一个成员于1737年当上国会议员。乔治·希伯特从1806年到1812年代表西福德。爱德华·柯尔斯顿，这位十七世纪邱那德家族的成员，从1710年到1713年曾代表布里斯托尔列席议会。西印度集团在事实上而不是名义上垄断了布里斯托尔的议会席位。约翰·格莱斯顿起先代表伍德斯托克，后来又代表兰克斯特列席议会。1833年5月，他津津有味地聆听他儿子在议会里发表的头一个演说。他儿子是纽华克的议员代表，他在演说中到他们在圭亚那的家产，而且极力维护奴隶制。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在对待奴隶制问题上，真是一片苦心，他的家庭与西印度甘蔗种植场的息息相关使他的演讲滔滔不绝。[28]拉赛尔家族的一个成员于1757年当上了国会议员。亨利·高尔本为了维护在西印度的家业坚持到底地反对废除奴隶制。直到1833年，他还请求国会采取措施促进奴隶贸易和农业，并请求国会亲临看一看由乡村发展而来的市镇，以说明与殖民地进行贸易的重要性。但是国会对此置之不理。髙尔本只好满足于接收5,000英镑，作为对他的242名奴隶的赎金。[29]特立尼达的约瑟·马利亚特、布里斯托尔的亨利·布拉特，还有凯恩·道格拉斯、査理·艾利斯都是西由度人。在最有势力的种植园主和贸易商协作委员会里的十五个委员中，有十个委员在英国议会里占有席位。[30] 为了使事情万无一失，这些西印度人，如同奴隶贩子一样，不仅固守下议院，而且打入贵族院，以保卫他们的种植场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从下议院跨进贵族院是很容易的。为了换取在政治上的支持，随时可以授予他们贵族头衔。据一个近代作家说，英国的贵族院里，没有一个贵族不受西印度人影响的。理査·培南特后来成为培恩勋罷；拉赛尔原是巴巴多斯的一个古老家族，被封为贵族后改姓海尔伍德。他们的一个后裔与当今国王的妹妹结了婚。昌多斯的马奎斯，是1832年改革法案“昌多斯提案”的起草人。他在西印度拥有种植园，是西印度集团的发言人。但是他在临死前，终于看到了他所鼓吹的西印度事业，几乎化为乌有。巴尔卡利伯爵在牙买加拥有甘蔗种植园。解放奴隶时，他手中还有640名黑奴，为此获得大约12,300英镑的补偿金。[31]从这件事可以说明，身为当时总督的巴尔卡利为什么要拼命反对撤销圣多明各协议。那时英国正企图征服法国的这个殖民地，但没有得逞。梅特兰德将军与奴隶领袖杜桑·卢维杜尔决定撤销圣多明各协议。这位伯爵在家信中写道：“毫不奇怪，伦敦方面不会运来大批粮食和衣服，军队已经集结待命行动，但却没有衣服穿。”[32]詹金森·霍克斯伯利勋爵，是西印度的一个企业主，也是普拉维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他利用职权一再地支持奴隶主和奴隶贩子。为了感谢他的一片忠心，许多鼓吹奴隶贸易的小册子都是题词献给他的。[33]利物浦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感谢他在国会中不辞劳苦地支持奴隶贸易，从而为本市作出了极大的贡献。[34]打霍克斯伯利后来成为贵族。他一方面获得了利物浦伯爵的头衔，另一方面又接受利物浦市政当局的授封，真是两者结合的象征。 奴隶主们不仅控制了最高议会，与此同时，还和他们的盟友糖商和奴隶贩子一样，无孔不入。他们或当市参议员、或当议员、或出任市长。威廉·贝克福特就是伦敦市的市参议员，并两次出任市长。当时人们嘲笑他的蹩脚的拉丁语和大嗓门。可是不得不尊重他的财富、地位，以及他的政治影响。作为一个市长，他举办的招待会，排场很讲究。有一次，在一个豪华的宴会上，六位公爵、二位侯爵、二十三位伯爵、四位子爵、十四位上议院的贵族，还有下议院的议员，鱼贯而入，逐一向他表示敬意。这个大奴隶主虽然曾经置皇家的反对于不顾，为威尔克斯和他的自由言论进行辩护，但是他的声誉并未降低。[35]今天，在伦敦市政厅会堂里还矗立着他的纪念碑。纪念碑基座上刻着的金字，是一篇著名的演说词。既使是乔治三世也会为这篇演说词而感到羞愧。威廉的兄弟理査也当过伦敦市的参议员。威廉·迈尔斯生前当过布里斯托尔的市参议员。此外，乔治·希伯特也当过伦敦的市参议员。 西印度集团有许多有势力的朋友。査塔姆一直是西印度权利的保卫者。至于这种权利是否正当，他从不过问。他还是贝克福特的密友。“他一直认为产糖殖民地是王国的内部利益，其他的看法都属荒谬。”[36]约翰·格莱斯顿和约翰·伯尔顿是坎宁的坚决支持者。后者在谈论西印度问题时总是强调它的可怕、微妙和“极端重要”。[37]赫斯基森和威灵顿对种植园主颇有好感。威灵顿拒绝“剥夺西印度企业主，以便让他们在英国也能得到一些名利”。[38]赫斯基森认为，通过法律裁决或颁布法令的方式，来解放奴隶是不可取的。[39]但是，种植园主不顾英国人对奴隶制的反感，他们一意孤行，拼命反对取消奴隶制。所以这些朋友就和他们疏远了。坎宁后来也感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是个令人头痛的题目。[40]奴隶问题几乎搞得赫斯基森失去理智，在他看来，种植园主都是些疯子。威灵顿在英国对奴隶制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就使一个在伦敦的西印度代表团蒙受了粗暴的对待。 强大的西印度集团与十八世纪的垄断商、国内贵族、以及海港城市的商业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这使他们能够在腐败的国会中施加强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足以使任何政治家都不能无视他们的要求。他们还代表一股势力，“历届政府在处理紧迫的问题上都深知，能否得到这股势力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41]西印度集团竭力反对废除奴隶贸易，反对解放奴隶和取消垄断制。他们随时准备与增收糖税进行搏斗。用贝克福特的话来说，“这对产糖殖民地和食糖贸易是一个最致命的打击”。[42]在美国独立给予英国的重商主义和垄断地位以首次打击之前，西印度集团一直是英国国会的小衙内。 1685年，牙买加总督对额外征收糖税的建议提出了抗议。他说，这个建议不利于甘蔗种植业，也将使种植园无法经营下去。与此同时，还会影响其他的行业。由于这一建议，“弗吉尼亚的胸口挨了一刀，巴巴多斯等岛屿发了高烧，而牙买加得了肺痨”。[43]1744年，种植园主们向每个国会议员陈述了他们的理由，企图激起公愤来反对增收糖税的新建议。然而，这个建议还是以“二十票对三票的多数通过了。”这件事使某些人大为震惊。这些人原以为其同行与朋友人数众多，而其朋友们又与食糖贸易休戚相关，“自然会在众议院得到大力支持。”[44]但是，西印度人毕竟是聪明的，他们把额外征收的糖税转嫁到外国进口的亚麻制品上。这整个插曲只不过说明了“要对食糖额外征收一次糖税，就会遇到重重的困难，这些困难来自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介入这个广泛贸易的人和他们的影响”。[45] 后来，由于七年战争需要经费，又把增收糖税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英国国内的贵族一贯支持他们在殖民地的伙伴，然而此刻，当必须在本人和远方亲戚之间作出选择时，他们的观点是，“衬衣再贴身也不如长在身上的皮肤”。所以，贝克福特在国会发表演说保护伙伴时，一再被人打断，每当他说出“蔗糖”一词，就引起哄堂大笑。历史的变化真是莫测。1764年，麻萨诸塞的一位代理人说，种植园主在议会中有五、六十张选票，可以任意操纵表决。[46]这个时期正是西印度集团的极盛时期。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在改革的议会中出现了另一个五、六十人的投票集团。他们是兰开夏的棉纺集团。这个集团的口号是，反对垄断，支持自由竞争。 [1]AdamSmith,op.cit.,158. [2]R.Cumberland,TheWestIndian：AComedy(London,1775edition),ActI,SceneIII.AbriefnoticeoftheplayisgiveninSypher,op.cit.,239. [3]Stock,op.cit.,V,259.WilliamBeckford,Feb.8,1747. [4]F.W.Pitman,“TheWestIndianAbsenteePlanterasaBritishColonialType”(ProceedingsofthePacificCoastBranchofthe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1927),113. [5]Cumberland,op.cit.,ActI,SceneV.QuotedalsoinPitman,TheWestIndianAbsenteePlanter…,124. [6]Merivale,op.cit.,82-83. [7]L.J.Ragatz,AbsenteeLandlordismintheBritishCarib-bean,1750-1833(London,n.d),8-20;Pitman,TheWestIndianAbsenteePlanter…,117-121. [8]J.Britton,GraphicalandLiteraryillustrationsofFon-thillAbbey,Wiltshire,withHeraldicalandGenealogicalNoticesoftheBeckfordFamily(London,1823),25-26. [9]H.ofC.Sess.Pap.,1837-37,Vol.48.Theexactam-ountwas£15,160.2.9(pp.20-21,64-65). [10]J.Murch,MemoirofRobertHibert,Esquire(Bath,847),5-6,15,18-19,97,104-105. [11]H.ofC.Sess.Pap.,1837-38,Vol,48.Theprecisefigurewas£31,121.16.0(pp.20,22,46,52,67,79). [12]参见希伯特杂志第一期封里。1734年托马斯·希伯特来到牙买加后，在金斯顿公爵街建造了他的家族邸宅，最初起名为“希伯特公馆”，后因一度充作军队的司令部，因此以总部大楼而闻名。以后成为殖民大臣的办公楼和立法委员会会议室。参见有关保存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历史遗址、古代文物和古建筑物的文件，Cd.第6428号(国王陛下文库，1912年)，13。 [13]Anonymous,FortunesMadeinBusiness(London,1884),n,114-119,122-124,130,134;Bourne,op.cit.,II,303. [14]H.ofC.Sess.Pap.,1837-38,Vol.48.Theexactsumwas£85,606.0.2(pp.23,58,120-121). [15]Harlow,ChristopherCodrington,210,242. [16]A.Warner,SirThomas,PioneeroftheWestIndies(London,1933),119-123,126,132. [17]Eyre-Todd,op.cit.,Ill,151-152. [18]L.J.Ragatz,TheFallofthePlanterClassintheBri-tishCaribben,1763-1833(NewYork,1928),51. [19]Ragatz,FallofthePlanterClass…,50. [20]Bready,op.cit.,157. [21]Sypher,op.cit.,255. [22]L.B.Namier,TheStructureofPoliticsattheAccessionofGeorgeIII(London,1929),I,210. [23]A.S.Turberville,EnglishMenandMannersintheEighteenthCentury(Oxford,1926),134. [24]Lecky,op.cit„I,251,quotingBolingbroke. [25]Cumberland,op.cit.,ActI,SceneV.AlsoquotedinPitman,TheWestIndianAbsenteePlanter…,124. [26]J.Latimer,AnnalsofBristolintheNineteenthCentury（Bristol,1887）,137-138. [27]回忆旧利物浦，第76-82页。这一新的倾向表明，威廉·尤尔特这位西印度人的对手在摧毁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和垄断权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他得到诸如布兰克尔、厄尔等这些人的支持。这些人同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的关系，上文已提到。约翰·博尔顿在英属圭亚那,因占有289名奴隶而获得补偿金15,391英镑17先令11便士。参见下院议会文件，1837—38年，第48卷，第131页。1789年，博尔顿拥有的六艘船开往非洲，运载了2,534名奴隶。Donnan,op.cit„IIF642-644. [28]Hansard,ThirdSeries,LXXVIII,469.JohnBrightMarch7,1845. [29]H.ofC.Sess.Pap.,1837-8,Vol.48. 付给他的补偿金为4,866英镑19先令11便士。（第19页） [30]Ragatz,FallofthePlanterClass…,53. [31]H.ofC.Sess.Pap.,1837-8,Vol.48. 支付的数目为12,281英镑5先令10便士。（第24,25页） [32]C.O.137/100.Balcarrestoportland,Sept.16,1798. [33]Anonymous,AMerchanttohisFriendontheContinent：LettersConcerningtheSlaveTrade（Liverpool,n.d,）. 致霍克斯伯里勋爵的信写道：“这些信的主要内容，提到了作为这个国家整个贸易的保护者和支持者的问题”。 [34]LiverpoolPapers,AddMSS.38223,ff,170,175.Sept.8,and12，1788. [35]Bourne,op.cit.,II,135n. 麦考利把他描写为“一个爱闹嚷的、爱夸耀富有而又庸俗的蛊惑家，他的伦敦土语和发音不准的几句拉丁语，已成为报上的笑柄”。同上。霍勒斯·沃波尔说他是“一个大吹大擂的蠢货”。霍勒斯·沃波尔书信集，第五卷，第248页。沃波尔1770年7月9日致斯特拉福德伯爵的信。贝克福德的拉丁知识可由他出名的“omniummeummecumport。”（意即"一切都是我的，我都带去”）而得知。 比文，上引书，第二卷，第211页。这只能看作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这个社会只谈论种植方面的事情不谈其他；至于德赖登，他们只看作是个姓名而已。斯蒂恩，上引书，第430,433页。 [36]R.Pares,WarandTradeintheWestIndies,1739-1763(Oxford,1936),509. [37]E.J.Stapleton(ed.),SomeOfficialCorrespondenceofGeorgeCanning(London,1887),1,134. 1824年1月9日致利物浦的信写道：“这是个最令人不安的问题……，有些症结不可能一下子解开，但也不必一刀割去……。应当留意，不要把道义上真实的东西和历史上虚假的东西混淆起来……。我们不能在这个议会里制定法律，犹如我们不能为一个新世界制定法律一样。” Hansard,NewSeries,IX,275,278,282.May15,1823. [38]Despatches,CorrespondenceandMemorandaofFieldMarshalArthur,DukeofWellington(London,1867-1880),V,603.MemorandumforSirGeorgeMurray,May16,1829. [39]HuskissonPapers(BritishMuseum),Add.MSS.38745,ff.182-183.ToJosephSandars,Jan.22,1824.SeealsoIbid.,f.81. “支持利物浦的贸易委员会及其成员应该尽可能快地离开反奴役协会，这在我看来并非无足轻重”。赫斯基森1823年11月2日就他在反奴役协会的会员地位一事，致坎宁的信。 [40]Ibid.,Add.MSS.38752,f.26.HuskissontoHorton,Nov.7,1827.ForCanning'sletterofresignationfromtheBo-ardofGovernorsoftheAfricanInstitution,seeIbid.,Add.MSS.38745,ff,69-70.Oct.26,1823. [41]TheRightintheWestIndiaMerchantstoaDoubleMonopolyoftheSugar-MarketofGreatBritain,andtheExped-ienceofallMonopolies,examined(London,n.d.),59-60. [42]Stock,op.cit.,V,261.Feb.8,1747. [43]Cundall,TheGovernorsofJamaicaintheSeventeenthCentury,100. [44]Pari.Hist.XIII,641.Feb.13,1744. [45]Ibid.,652,655.Feb.20,1744. [46]Penson,op.cit.,228.
第三章英国的商业与三角贸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三章英国的商业与三角贸易 一、三角贸易 二、海运和船舶制造 三、英国港口诚市的发展 四、三角贸易中的商品 （一）羊毛 （二）棉纺织业 （三）制糖业 （四）甜酒烧制业 （五）“小玩艺” （六）冶金工业 一、三角贸易 根据亚当·斯密的看法，发现美洲大陆和发现绕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是“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两个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事件。”他认为，“发现美洲大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能够提供大量的贵金属，而且在于它能够为欧洲商品提供新的、永葆兴旺的市场摆。”它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把商业活动推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境地，没有美洲大陆，就完全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1]它促使全世界的贸易突飞猛进。如果说十九世纪是生产的世纪，那么十七世圮和十八世纪则是贸易的世纪。对于英国来说，当时的贸易主要是三角贸易。威廉·伍德在1718年说过，奴隶贸易是“万流之源”。[2]几年之后，波斯耳思威特把奴隶剧易描写成“一切事物的首要原则和基础，也是引起机器运转的主要发条”。[3] 在三角贸易中，英国，包括法国和殖民地美洲，提供出口货物和船只；非洲提供活人商品；种植园提供殖民地的原料。运奴船首先从英国起锚，满载工业品。用这些工业品在非洲海岸交换黑人，先赚得一份利润。接着把黑人运到种植园交换殖民地的产品，又赚得一份利润。最后，运奴船满载着殖民地的产品返回英国。随着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也曾出现过本国与西印度地区之间的直接贸易，以本国的工业产品直接换取殖民地的产品。但是这种贸易仅作为三角贸易的补充，从未取代过三角贸易。 因此，三角贸易三倍地促进了英国的工业。黑奴是用英国工业品买来的。他们被运到种植园后，在那里生产甘蔗、棉花、靛蓝、糖浆和其他热带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使英国产生了许多新兴的工业。同时，为供养种植园的大批黑奴和奴隶主又为英国的工业、新英格兰的农业以及纽芬兰的渔业提供了另一个市场。1750年以前，英国的每一个贸易市镇或者工业市镇没有不和三角贸易或者殖民地的直接贸易发生关系的。从这些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是英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之一，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 西印度群岛成为英帝国的中心，这对英国的富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黑奴的劳动使这些甘蔗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在波斯耳思威特的眼里，黑奴是殖民地的“支柱和栋梁”，是“宝贵的人”，他们的劳动为英国提供了种植园的一切产品。英帝国是个富丽堂皇的大厦，地面部份是美洲贸易和海军威力，下面的基础是非洲黑人的劳动”。[4] 乔赛亚·蔡尔德爵士估计，在西印度群岛，一个英国人“领着十个黑奴干活，连他们吃穿和开销的费用都算在内，在英国可以为四个白人提供就业机会”。[5]根据德维南特的估计，西印度群岛的一个人，不管是白人或是黑人，创造的财富等于英国七个人创造的财富。另一个作家认为，群岛上的每户人家能使五个海员得到工作，并使更多的工人就业，厂主办厂，商人经商。他还认为那里的每个白人每年给英国带来了十个英镑的纯利润，相当于国内一个白人的二十倍[6]。威廉·伍德计算出每人每年只要提供七个先令的利润就足以使国家富强起来，而海外殖民地的一个白人每年提供的利润却超过七英镑[7]。达尔比·托马斯爵士走得更远，他说甘蔗园里每个雇工的价值是英国雇工的一百三十倍[8]。皮特曼教授估计，1775年英国的西印度种植园价值五千万英镑[9]，到了1788年，甘蔗种植园主自己把这个数字提高到七千万英镑[10]。到1798年皮特计算每年来自西印度种植园的收入为四百万英镑，而来自其他地方的收入只有一百万英镑[11]。亚当·斯密写道：“不论来自西印度殖民地任何一个甘蔗园的利润总是大大超过当今在欧美出名的任何田庄”。[12] 据德维南特说，到十七世纪末，英国的全部贸易带来的利润达二百万英镑。种植园贸易占六十万英镑，种植园商品的再出口占十二万英镑；欧洲、非洲和地中海东岸的贸易占六十万英镑；东印度贸易占五十万英镑；东印度商品的再出口占十八万英镑。[13] 1776年，査理·惠特华兹爵士根据大不列颠1697——1773年进出口贸易的官方记录编纂了一本完善的资科汇编。这本书有极大价值，有助于我们了解十八世纪加勒比地区殖民地，和美洲大陆殖民地在英帝国中的重要地位。1697年，西印度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百分之九的进口贸易，美洲大陆殖民地提供了百分之八。而英国对西印度的出口贸易为百分之四，对美洲大陆的出口略少于百分之四。西印度的贸易占英国全部贸易的百分之七，美洲大陆占百分之六。到1773年，西印度还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作为一个出口市场，它已经抵不过白人众多的美洲大陆殖民地了。同年，英国大约四分之一的进口货物来自于加勒比地区，八分之一来自于美洲大陆。加勒比地区买进了英国出口货物的百分之八；美洲大陆则买进了百分之十六。英国全部贸易的百分之十五是与西印度进行的，百分之十四是与美洲大陆进行的。纵观1714年到1773年的全部英国贸易，包括它与新的殖民地的全部贸易，（这些新的殖民地是战时英国用武力占领的，）我们可以得到下列事实：英国进口总值的五分之一来自于加勒比地区，九分之一来自于美洲大陆。英国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六运往加勒比地区，百分之九运往美洲大陆。英国与加勒比的贸易占它全部贸易的百分之十二，而与美洲大陆的贸易则占它全部贸易的百分之十。在同一时期中，从非洲进口的总值只占英国全部进口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五；对非洲的出口总值也只占英国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二；英国与非洲的贸易只占它全部外贸的百分之一点五。因此，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弗吉尼亚、马里兰、卡罗来纳、佐治亚，加上三角贸易和西印度贸易，等于英国从1714年到1773年全部贸易的七分之一。 与美洲大陆个别殖民地比较一下，西印度的有些殖民地就显得更加重要。1697年英国从巴巴多斯进口的货物是从那些谷物殖民地进口总和的五倍，英国对巴巴多斯的出口贸易略高于它的进口贸易。小小的巴巴多斯，面积只有166平方英哩，然而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来说，其重要性居然超过新英格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总和。1773年英国从牙买加进口的总值超过了它从谷物殖民地进口总和的五倍。英国对牙买加的出口贸易比它对新英格兰的出口贸易多三分之一，只略少于它对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出口贸易的总和。1714年到1773年间，英国从蒙特塞拉岛的进口是它从宾夕法尼亚进口的三倍，从尼维斯的进口几乎等于从纽约进口的二倍，从安提瓜的进口为新英格兰进口的三倍。从巴巴多斯的进口为谷物殖民地进口的二倍。从牙买加进口几乎等于从谷物殖民地进口的六倍。在同一时期，作为英国的出口市场，牙买加小岛居然与新英格兰列为同等重要。对于英国的出口商来说，巴巴多斯加上安提瓜完全可以与纽约州相媲美。蒙特塞拉加上尼维斯组成的市场胜于宾夕法尼亚。在那个时期中，英国对非洲的出口比它对新英格兰的出口少十分之一多英国从非洲的进口比它从纽约州的进口多四分之一；比它从宾夕法尼亚的进口多二倍。[14] 重商主义者真是热情洋溢。由于他们鼓励海外贸易，使三角贸易以及与甘蔗岛屿的通商，对于英国来说变得十分重要，而且比国内的锡矿和煤矿的开采业更为有价值。这些殖民地十分理想。但是，英国与这些殖民地的贸易，除去从西属殖民地输入非法商品或者出现贸易逆差之外，常常无须动用金银。这些殖民地的热带产品不同于大陆北部的产品，不会与国内的产品发生竞争。那里工业的发展不显著，即使有点工业也关系不大，而在美洲大陆，工业的发展却常常令人担心。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有人口众多的黑奴，是一支足以确保遏制独立愿望的力量。在这里起着最大作用的是蔗糖。达尔比·托马斯爵士写道：“还有什么商品能象蔗糖那样，给英国带来这么多的幸福、光荣和威武呢！连羊毛都相形见绌”。[15] 当时的贸易受到垄断的限制。那时的经济理论不允许有门户开放的自由，殖民地的贸易必须受其宗主国的严厉控制。重商主义者对于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德维南特写道：“殖民地应该循规蹈矩，恪守宗主国的基本法律，紧紧依靠祖国，成为祖国的一支力量。如果不是这样，它们就比国内敌人更可恶，犹如一支叛离的军队，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转过来反对祖国”[16]。在波斯耳思威特看来，为了取得繁荣，殖民地应该感谢宗主国，它们的感激之情和义不容辞的义务都会使它们“紧紧依附于祖国而割爱自身的利益”。[17]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完全是建立在这些想法的基础上。殖民地不得不把贵重的产品送到英国，而且还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它们只能买英国货，如果要买外国货，那只能在英国购买。这些殖民地如同孝顺的儿女，它们勤勉工作，为的是使双亲更加富有、光荣，而它们自己却沦为终身家奴，只能开发当地的农业资源。査塔姆说，它们连一根钉子、一个马蹄铁都不能制造，帽子、铁、精炼糖都不能生产。作为回报，英国仅作出一个让步，给殖民地产品以国内市场的垄断权。 重商主义最主要的法宝是“航海法”，该法旨在用“英国的手段为英国的目的服务”[18]。制定航海法是针对早期居住在英国殖民地的荷兰人。安德鲁斯称这些荷兰人为“养父”，他们在提供信贷、运送货物、购买殖民地产品又运往欧洲的活动中效率很高，在关税开放市场上，英国人无法与之匹敌。此外，航海法也是针对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苏格兰企图建立自己独立的非洲公司，在英格兰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从而产生了1707年的“合并法案”。甘蔗岛屿竭力反对控制他们的外贸。那些在1840年反对自由贸易调门最高的人，在1660年时却是自由贸易最热情的倡导者。1666年，巴巴多斯的总督请求“坦率地禀吿国王陛下，他的措施到处遇到困难，……自由贸易乃是一切殖民地的生命……，任何人，只要他劝说国王陛下限制和束缚殖民地，就不会是忠臣，而是图利的商人。”[19]这位总督的继承人重复了类似劝柬：“您一定要开辟一个自由港口，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和前来的商人进行交易。而目前对新种植园所采取的做法，卑职认为是有些缺陷的。陛下制定的'英国贸易与航海法'将会最终断送海外的种植园”。[20]英国的贸易大亨们，“鉴于他极力支持自由贸易原则，决心给他一点颜色看”。而且他们严加指责，说他赞赏的那些危险的原则，“是与王国的既定法律和明显的利益相抵触”。[21] 这种对国家不利的思潮，在当时可能是不能容忍的。那时还有人要求补充航海法的条款，规定贸易使用的船只必须是英国造的，而且必须用英国木材，使用英国制造的帆布。条款还应规定，死者在入殓时必须要用英国毛织品包裹。种植园里所有的奴仆和黑奴都要穿着英国的毛织品，以利于发展英国这一重要工业。非洲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黑奴；西印度群岛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蔗糖，这两种商品在航海法中也被列为主要商品。但是，西印度的甘蔗种植园主，在贸易中从未接受这种限制。1739年，他们终于获得了航海法的修正案，但是改动很少，只是开放了欧洲可怜的对外市场——菲尼斯特雷角的南端，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就连这点让步，虽说微不足道，也引起了商人们的强烈愤慨。在修正案生效之前，利物浦的亠份请愿书就指出：“修正案在许多方面会大大不利于钱庄和制造商，不利于整个大不列颠的贸易和航海，尤其不利于利物浦这个港口”。[22]一百年之后又发生了类似的冲突，是垄断与自由贸易、重商主义与自由竞争之间更为激烈的冲突。敌对的双方没有改变，一方是英国的贸易商和制造商，另一方是西印度的甘蔗种植场主。但是双方的立场有了变化，现在完全赞同垄断制的英国资本家在当时是完全支持自由贸易的，而西印度的种植园主把他们从前想往自由贸易的崇高感情忘得一干二净，转而死死抱住垄断原则不放。他们曾经谴责过这一垄断原则，说它使他们变成了“商人的奴隶”。 二、海运和船舶制造 对外贸易的开展自然地推动了海运和船舶制造的巨大发展。三角贸易对英国海军的贡献也是非同小可的。当时，商船与战舰之间的区分不象今天这么明显。在平时，“万里远航”是令人神往的培训海员的场所。在战时，商人能给海军以巨大的协助。因此，奴隶贸易支持者坚持说，如果取消奴隶贸易就会中断海员的重要来源，从而使海军蒙受损失。正如利物浦的一个奴隶贩子所述：“这个事业对我们王国来说太重要了，奴隶贸易一旦取消，我国海军的重要性也随之消失，我国的国旗也就不能在各大洋乘风破浪地前进了”。[23] 1678年，海关委员会提出报告说，发展与种植园的贸易是发展海运和培养海员的最好办法，也是英国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一项贸易。在这项贸易中，与蔗糖殖民地的贸易又超过了与谷物殖民地的贸易。开往蔗糖殖民地的船只多于开往所有美洲大陆的殖民地。1690年，蔗糖殖民地租用了114艘船，总吨位为13,600吨，海员1,203人；而大陆各殖民地租用了111艘船，总吨位为14,320吨，海员1,271人[24]。1710年到1714年间，开往西印度群岛的英国船只总吨位为122,000吨，而开往美洲大陆的船只总吨位只有112,000吨位[25]。1709年，对西印度的贸易租用了英国外贸运输船只的十分之一[26]。在1709年到1787年期间，从事外贸的英国海运船只增长了四倍[27]。其中，开往非洲的船只增加了十二倍，吨位增长十一倍[28]。 三角贸易直接推动了英国的船舶制造。一些适用于奴隶贸易的特种型号的货船造出来了。这些船只既能多装运又能快速航行，为的是减少奴隶的死亡率。利物浦的许多造船主本人就是奴隶贩子，其中贝克——道森造船公司是其中生意最兴隆的一家。这家公司曾为西印度群岛提供大量的奴隶，是最大的奴隶输送者之一。1783年之后，它又为西属殖民地输送奴隶。约翰·戈雷尔是利物浦非洲贸易商会的成员。约翰·奥克尔也是会员之一，他是利物浦最有成就的造船家，但是他没有介入奴隶贸易。还有一个名叫威廉·拉斯邦的商人，居然拒绝提供建造运奴船的木材[29]。利物浦海员中有一半人参与奴隶贸易[30]，利物浦的财富与奴隶贸易密切相关。威廉·拉斯邦的上述行为真令人费解。 在组织奴隶贸易的问题上，海运业一般分为两派。有一派人赞同皇家非洲公司，另一派人支持自由贸易者[31]。但是在取消奴隶贸易的问题上，海运业却持一致的态度，采取统一阵线。他们争辩说，取消奴隶贸易势必动摇英国海军和帝国权威的基础。1788年颁布的法案限制了奴隶贩子的权势，它对利物浦产生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使二十二名船长、四十七名大副和三百五十名水手失业，使他们的家族及与他们家族有关的商人脱离了非洲贸易[32]。 除了海员之外，海运业还有许多其他辅助行业。木匠、油漆匠、造船工、店主以及与维修、设施、装运有关的技工；还有经管佣金、工资、船坞费和保险的人等，他们都与开往非洲的商船多少有点关系。1774年，利物浦有十五家商店为运奴船提供绳索[33]。据说当地几乎没有人不受到废除奴隶贸易的影响，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甘蔗岛屿对海运业的发展还有另一方面的贡献。在西印度群岛，经济的发展是畸型的，集中生产出口作物，而食品必须依靠进口。其中最重要的进口食品是鱼。这可真是英国重商主义者的掌上明珠。英国通过了法律以鼓励吃鱼。星期五、星期六规定为吃鱼日。鱼是种植园奴隶的重要食物。因此英国的青鱼，在蔗糖殖民地找到了主要的市场。纽芬兰的渔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西印度居民出口干鱼。这些居民们被说成是废物，“破干鱼”，“不配吃其他食品”，[34]从此，在西印度群岛形成了一个吃鱼传统。直至今日，进口的咸鳕鱼仍是普通人家经常的佳肴。是否他们“不配吃其他食品”呢？谁也不知道。 海运业的不断发展，使十八世纪英国的海港十分繁忙和紧张。从1705年到1795年，进入伦敦港的船只增加了三倍。其吨位增长了四倍。这个数目还不包括在海边贸易的小船只。码头上的仓窟根本不够堆积逬口的物品。运煤船也不能及时卸煤，因而煤的价格飞涨。食糖在码头上堆积如山，六桶、七桶、八桶地往上堆，这样，很容易引起火灾和偷盗。一个有组织的偷盗集团形成了，有一万人牵涉进去。在码头上，每年被盗窃的财物估计达五十万英镑。其中一半是加勒比地区的海船所蒙受的损失。 西印度的商人尽力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组织了一支特别保安队来防备偷盗，并建立一套对装卸西印度船只的工人实行普遍登记的制度。他们在议会里游说，最终争得了议会通过一项有权建筑西印度码头的法令。在以后的二十一年中，他们独占了这个码头，专门装卸西印度贸易的船只。建筑这个码头的奠基礼在1800年举行时，仪式隆重，有许多知名人士出席并受到盛大款待。宴会上人们还特意为祝贺西印度殖民地未来的繁荣昌盛干杯。1802年，这个码头落成并公开启用。第一艘进港的船只以当时首相的名字命名，第二艘进港船装满了600吨蔗糖后出航[35]。 三、英国港口诚市的发展 三角贸易、海运业和造船业的发展，导致了一些大港门城市的发展。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格拉斯哥这些港口和贸易中心，在贸易时代所处的重要地位完全可以和后来工业时代的曼彻斯特、伯明翰、设菲尔德所处的重要地位相比拟。 据说，在1685年，布里斯托尔的店主几乎没有人不在开往弗吉尼亚或安的列斯的船上搞点投机买卖的。甚至于牧师们也开口就谈生意经。因此当地人讽剌地说，布里斯托尔的货船不归商人所有，而属普通工匠所有。1634年，布里斯托尔的关税为10,000英镑，到1785年上升为334,000英镑。1745年到1775年期间，一艘60吨位以上的货船应付的码头停泊费，上涨了一倍[36]。 十八世纪头七十五年中，正是奴隶买卖和食糖贸易使布里斯托尔成为英国第二大城市。该市的一位分析家写道：“这个城市里没有一块砖不渗透着奴隶的鲜血。豪华的宅邸，奢侈的生活，穿着制服的仆役所需用的钱财都是靠布里斯托尔商人买卖那些痛苦呻吟着的奴隶赚得来的。……。市民们象孩子一样天真，他们并不觉得买卖这种活商品有什么罪恶，只觉得它有利可图。”[37]1789年成立了一个旨在对抗废除奴隶贸易运动的委员会。对这个委员会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在当选的委员中有九名商人，曾一度当过布里斯托尔的市长；有五名是政府官吏；有七名是曾经当过或者以后当过商业冒险者协会的会长。[38] 后来当布里斯托尔经营奴隶贸易的地位被利物浦取代后，它的注意力就从三角贸易转向直接食糖贸易。由布里斯托尔开往非洲的船只大大减少了，而直接开到加勒比地区的船只日益增多。1700年布里斯托尔港从事西印度贸易的船只有46艘，到1787年增加到72艘，而从事奴隶贸易的船只为30艘。前一类船的每艘平均吨位是240吨，后一类船的每艘平均吨位是140吨。[39]1788年布里斯托尔开往里华德岛的船只数目和开往牙买加以及开往非洲的船只数目几乎一样多。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进港吨位数和超过三分之一的出港吨位数是用来与产糖殖民地进行贸易的[40]。布里斯托尔有一个良好的传统，每年都要为抵达该港的第一艘装载蔗糖的货轮举行庆祝仪式，由这位走运的船主出钱买酒请客[41]。布里斯托尔从西印度贸易中获得的利润，等于它从所有其他海外贸易中获利总和的两倍。直到1830年，布里斯托尔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仍然占它全部外贸的八分之五。无怪在1833年有人说，“要是没有西印度的贸易，布里斯托尔只能成为一个渔港了。” 布里斯托尔设有自己的西印度群岛协会。市议会可以拨出市政基金弥补产糖岛因火灾造成的损失。该市西印度各商行的新手和晚辈按惯例要去种植园生活几年，然后再回国经管商务。十八世纪布里斯托尔在国会的议员经常通过各种途径与甘蔗园保持密切联系。西印度群岛对布里斯托尔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它在国会的代表总是由一位西印度群岛的英国商人担任，比如贝里、普洛赛洛和迈尔士。詹姆士·埃文·贝里曾告诫本市市民不要支持废除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否则就等于拿斧子砍断摇钱树。其实他自家的摇钱树也摇摇欲坠。他的家族在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占有大量奴隶，后来得到了62,000英镑以上的赎金[42]。布里斯托尔虽曾坚决反对糖税均等的做法，但这种做法毕竟沉重地打击了它对西印度的垄断贸易。从此以后，布里斯托尔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就江河日下。1840年，它开往西印度群岛的货船吨位占全港货船总吨位的百分之四十，而从该群岛返航的货船吨位只占进港总吨位的百分之十一。1871年布里斯托尔再没有船只开往牙买加了，在它的全部进港货船吨位中，来自西印度的货船吨位不到百分之二。布里斯托尔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一直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直到十九世纪世界香蕉市场出现以后，双方贸易才得以恢复。 西印度贸易对布里斯托尔产生的影响也和奴隶贸易对利物浦产生的影响一样。1565年，利物浦有138户人家，居住在仅有的七条小街上。全港口的商船只有十二艘，总吨位223吨。一直到十七世纪末，该城镇才发生了对它来说是唯一的一起重大事件，即英国内战时期它曾遭受过围困[43]。在征收船税时，斯特拉福德仅向利物浦征收了十五英镑，而布里斯托尔上缴的船税竟达二千英镑[44]，1709年到1771年期间，开进利物浦港的船只吨位增长了四倍半，出港的吨位则增长了六倍半。同一期间，该港拥有的船只数目也增长了四倍，总吨位和海员人数则分别增长了六倍[45]。1750年——1757年它的关税收入每年平均为51,00英镑。到1785年，这个平均数上升为648,000英镑[46]。1752年到1771年它的船坞费也増长了二倍半[47]。它的城镇人口则由1700年的5,000人增长到1773年的34,000人。到了1770年，利物浦已经变成世界上极负盛名的贸易城市，以至于阿瑟·杨在英国旅行时也要特地去看一看它。 废奴论者克拉克森认为，利物浦的兴起，原因很多，其中食盐贸易的发展，兰开夏人口的骤然剧增，还有曼彻斯特制造业迅猛的大发展是分不开的。这真是典型的恶意的本末倒置。事实只能是，利物浦的资本积累造成了兰开夏人口的增长，剌激了曼彻斯特的制造业。而利物浦的资本积累来源于奴隶贸易，这一来源的重要性当时的人比后来的历史学家了解的更清楚。 当时的普遍说法是，利物浦的几条大街是用镣铐开辟出来的，楼房的墙壁是用非洲奴隶的鲜血砌起来的。那里有一条街就起名叫“黑人街”。红砖砌的海关大楼刻着许多黑人的头像。据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利物浦有个男演员，经常因为喝得酩酊大醉遭到围观群众的喝倒采，但有时他会镇定而厉声的怒斥道：“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让你们这帮小人侮辱的。你们的城市是座地狱，城里的每块砖头都凝结着非洲人的鲜血。”[48] 据1790年的估计，从利物浦开往非洲的138艘商船，其资本总额相当于一百万英镑以上。利物浦本身因废除奴隶贸易所造成的损失，按当时计算可能超过七百五十万英镑[49]。所以人们说，废除奴隶贸易就等于毁灭这座城市，而且还会摧毁它的商业基础，摧毁英国工业和财富的首要来源。利物浦有人这样责问：“这叫什么自由？完全是虚假的。国会的各项法令一直都是批准和鼓励奴隶贸易的，现在人们的头脑被虚假的自由弄晕了，竟然声称这桩贸易是不合法的。”[50] 利物浦对奴隶贸易的依赖性使那些敏感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十分为难。1939年，布里斯托尔有个历史家表白说，我们这代人目睹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掠夺，目睹了对中国的残暴肢解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抢劫，又何必去谴责奴隶贸易。利物浦的一个市文书也认为，利物浦因奴隶贸易而蒙受的耻辱太多，也太过份了。如果没有奴隶贸易的话，利物浦人的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也会在其他方面使他们的城市同样繁华起来的。可能速度没有这么快，但效果却是一样的。然而，如若没有奴隶贸易，这个港口的发迹即便不受到其他损害，可能也要大大推迟[51]。利物浦的另一位作家说，他们的祖先买卖过黑奴，这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奴隶贸易之令人胆寒还不及利物浦醉汉造成交通事故之令人战栗。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港口是靠非洲奴隶贸易积累起来的资本建成的，是以活人沽血肉为代价奠定了我们事业的基础。”有些靠奴隶贸易发家的人，虽然对利物浦的穷人有恻隐之心，可是，“奴隶贸易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可能没有想到要使这个商业城市消亡。”[52] 一直到1707年颁布了苏格兰、英格兰合并法之后，苏格兰才被允许参与殖民地贸易。从此，格拉斯哥这个名字就在地图上出现了。十八世纪，这个城市的繁荣是以食糖和烟叶为基础的。而与殖民地的贸易刺激了新兴工业的发展。1760年波科克主教访问了格拉斯哥之后，这样写道：“这座城市深感合并带来的优越性。人们可以从事西印度的贸易，这种贸易规模很大，特别是烟草、靛蓝和食糖的贸易。”[53]十九世纪中叶，在西印度群岛衰落之前，蔗糖加工业一直是苏格兰克莱德河谷的一项重要工业。 四、三角贸易中的商品 现在有必要回头来谈一谈英国的工业发展。这种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三角贸易商品的推动，也受到殖民地产品加工的影响。 英国工业与奴隶贸易有关的门类很多。例如，1787年出口到非洲的货物有：棉麻制品、丝织手绢、兰色和红色的粗毛衣、不褪色的红布、粗细草帽、绒帽、枪弹火药、砍刀、铅棍铁棍、合金脸盆、铜锅铜盘、铁壶，各种五金器具、陶器和玻璃器皿、各种珠子、金银耳环和装饰品、纸张、粗钢码脾、亚麻绉边衬衣和帽子，还有英国的和外国的烈性酒和烟草。 这批货物虽然很庞杂，却是当时奴隶贸昜的标准商品。生产非洲所需要的装饰品，家庭用具、各种服装、铁器和其他金属还有枪炮、手铐脚镣这些产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为英国劳工提供了就业机会，也给英国带来了巨大利润。 （一）羊毛 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棉纺工业的巨大发展之前，羊毛业曾是英国制造业的骄子。1680年以后整整一百年中，毛织品在奴隶贸易中，对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大。如果一条奴隶船没有装载毛哔叽、毛绒、毛呢、毛棉等毛织商品，这艘船就不能说是货物齐全。这些毛料有时就用它的最初产地来命名。布里德沃特公司代表了布里奇沃特在殖民地市场的股份。有一种编织简易的威尔士布兰将毛织品，就是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出产的。 1695年，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表达了公众的情绪，声称，对非洲的贸易促进了英国的毛纺织业。在人们提出的试图证明奴隶贸易重要性的各种论据中，都是把奴隶贸易促进了羊毛的出日作为首要论据。1680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在阐明非洲贸易给公共福利带来好处时，开头话是这样写的：“原先羊毛等工业品大部份是从荷兰进口的，现在我国已经能大量出口了，而且羊毛在国内的消费也大大超过从前。这就使我国成千上万的穷人得到就业机会。”[54]1696年皇家非洲公司在一份请愿书上说，英国应该支持奴隶贸易，因为这种贸易有利于促进英国的毛纺工业和其他制造业。 皇家非洲公司与各个独立的贸易商之间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英国的毛纺织商一直居于重要地位。皇家非洲公司的主雇们坚持说，造成对外贸易混乱和分散状态的是那些私商；皇家非洲公司的垄断一旦遭到削弱，整个贸易就会下降。1694年，维特尼的成衣商请求国会支持公司垄断。1696年，施鲁斯伯里的毛料工人也提出同样的请求。同年，基德明斯特的毛纺工人就同样请求竟两次陈书国会。170年埃克塞特毛纺工人和伦敦的羊毛商，以及1713年与毛纺织业利益相关的贸易商们也都站公司一边。 但是，从整体来说，在毛纺织业方面占优势的还是自由贸易商。不过公司的垄断却能“迫使自由贸易商限制其毛织品的数量、价格、尺寸和重量。”[55]垄断即意味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海关薯的一位调查者证实说，贸易开放时，羊毛出口量就增大。据两位伦敦商人在1693年的证词，垄断使羊毛的出口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萨福克每年出口毛纺织品25,000件，而在公司合并之后的两年，这个数目下降到每年只有500件[56]。1690年，萨福克和埃塞克斯的成衣商以及埃克塞特的制造商都上书要求反对公司的垄断。埃克塞特于1694年、1696年、1709年、1710年和1711年都再三请求准予进行自由贸易。1694年，英国的羊毛商抱怨说，垄断公司的限制措施大大减少了他们的销售额。1710年，伦敦和普利茅斯的羊毛商呈递请愿书反对垄断。1711年托纳斯和阿什伯顿的羊毛商，基德明斯特的毛纺制造商以及迈恩赫德从事毛纺生产的商会也都呈递过同样的请愿书。 呈递给国会的其他请愿书，还强调了殖民地市场对于毛纺工业的重要性。1690年，牙买加的种植园主对公司的垄断提出抗议，说公司的垄断妨碍贸易，特别是妨碍毛织品的贸易。在1704年，来自曼彻斯特的一份请愿书揭露说，英国的羊毛被贩卖到荷兰、汉堡和东方，用以换取那里的亚麻纱线和纤维，这些卖到那里的羊毛制成毛织品后，直接销往种植园。利物浦商人在1709年，后来在1715年又和其他市民一起抱怨说，公司的垄断损害了毛纺工业。1735年，北方工业区提出的请愿书表明，威克菲尔德、哈利法克斯、伯恩利、科恩和肯德尔等地，对于为非洲和西印度群岛制造毛织品也十分感兴趣[57]。 毛纺织品居然会在热带市场畅销，这要完全归功于英国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1732年，代表大陆殖民地利益的人宣称，仅宾夕法尼亚一地，消费英国出口的毛织品，其数量超过了所有蔗糖殖民地消费的总和。纽约消费的毛织品，除牙买加外，也超过其他蔗糖岛屿。如果说毛织品适于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这些较寒冷地带的话，那么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喜爱的则是印花布了，而且这种布也好洗。可是，羊毛是英国的主要产品，重商主义的思想家总不能为适应不同的气候而根本改变羊毛的出口罢。今天，任何熟悉英属西印度社会情况的人，都会理解这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势力。比如群岛上的人，尤其在老年人当中，至今还经常穿着毛背心；藏青的毛哔叽西服仍然是穿着讲究的标志。加勒比地区属于中产阶级的有色人种，今天的衣着也不象北美殖民地的人，而象英国人。他们总是模仿英国的时装，喜欢穿着厚布料做的衣服。可是，在热带环境中穿着厚衣服，既不舒服还显得可笑。 但是，棉花后来在殖民地市场取代了羊毛，一如在国内市场一样。1772年，毛织品的出口总量为四百万镑，其中输出到西印度地区的不到百分之三，到非洲的不到百分之四[58]。欧洲和美国仍然是毛织品最主要的买主。1783年，毛纺工业逐渐开始运用棉纺工业革新的技术进行它为时已晚的改革。然而，在1783年以后的毛纺业改革过程中，三角贸易和酉印度市场对它没有起什么显著的作用。 （二）棉纺织业 正如十八世纪由于运输奴隶促进了利物浦造船业的发展一样，为了用棉织品换取奴隶，也大大促进了十八世纪曼彻斯特棉纺织业的发展。促进曼彻斯特这个棉纺城市发展的第一个动力，是非洲和西印度的市场。 曼彻斯特的发展，是与利物浦的发展、与利物浦的出海口以及整个世界市场都有密切联系的。利物浦靠奴隶贸易积累起来的资本，源源地输入内地，使曼彻斯特发展兴旺起来。曼彻斯特运往非洲的商品先要运到利物浦的海岸后，再装上贩奴船。兰开夏的外贸市场也主要是西印度的种植园和非洲。1739年，曼彻斯特的出口贸易为14,000英镑，到1759年，出口额增长了将近八倍。1779年，它的出口贸易达到303,000英镑。截至1770年止，它出口贸易的三分之一是输往非洲的奴隶海岸，二分之一输往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59]。正是这种对三角贸易的巨大依赖，使曼彻斯特发展成为棉纺中心。 轻巧的毛织品在奴隶海岸深受欢迎，色彩绚丽、印有大花的丝织品也有销路。但其中最受人欢迎的还是棉织品。因为非洲人已经习惯于穿着他们自己生产的兰色和白色粗布。而且从贸易起始，一种叫“安纳巴斯”的条纹缠腰布就一直是每条奴隶船上必备的货物。印度的纺织品在英国遭到抵制，但在非洲市场上却很快确立了垄断地位。印度的服装，布罗士外罩、粗纱棉织品、卡坦呢、丝棉混纺，横条花布衣等，在非洲不仅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被当作奴隶贸易活动中又一个有保证的重大利益。曼彻斯特想要与东印度公司竞争，例如，它大量仿制了“巴夫特”这种原是东方生产的廉价棉织品，准备销往非洲市场。但是，英国的印染工艺落后，使曼彻斯特无法配制出不褪色的红、黄、绿三色，而这几种颜色正是奴隶海岸一带所喜爱的。曼彻斯特的尝试已经证明，它无力仿制印度棉纺品的那种颜色。据信，诺曼底的法国棉织品商也同样无法了解到东方人的秘诀。 曼彻斯特在推销方格花布或方格亚麻布方面倒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它的外销量看来是不稳定的。1739年——1748年，由于欧洲的战争和殖民地的战争，以及非洲公司在1750年前的不断改组，使曼彻斯特在非洲的棉布生意滞销。1750年以后，随着棉布生意的复苏之后，印度的棉布输出却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于是英国的制造商就抓住这个机会，拚命推销他们的商品。1752年，英国仅出口棉麻方格花布一项，价值就达57,000英镑。到1763年，在七年战争结束时，其出口总值达到空前的302,000英镑。但是1767年以后，由于印度棉织品的竞争能力又一次超过英国的棉织品，使它的出口总值又下降到100,000英镑到200,000英镑之间。 虽然手头有一些统计数字，但是却无法对出口到非洲的英国方格花布和印度棉织品的价格进行比较。因为前者是以价值计算，后者则是以数量计算。但是，从印度与英国出口到非洲的棉织品增长数字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非洲市场的重要性。1751年，棉织品的出口总值相当于214,600英镑；1763年，又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772年，又增长了四倍多。但是，由于美国革命的影响，1780年的出口价值下降到了195,906英镑。战争对于奴隶和对于种植园市场的影响一度是很明显的。到1780年，方格花布不再是棉纺生产的一个重要品种了。但这不能单单归咎于战争。只要印度的棉织品又贵又少时，曼彻斯特的棉织品就可以满足非洲市场的需要。对于种植园市场来说，价格便宜是最重要的。1780年之前，由于原棉的供应远远跟不上机器的发明创造，所以原棉的价格不断上涨。 但是据枢密院1788年所作的估计，曼彻斯特每年向非洲出口的商品价值为200,000英镑，其中单单卖给黑人的商品就值180,000英镑。制造这些出口商品意味着要投资300,000英镑，并使180,000名男女和儿童都能就业[60]。曼彻斯特生产的特种产品“几内亚”服装，由于物美价廉，给法国制造商印象很深，他们派遣专人来曼彻斯特谈判，提出，只要英国取缔奴隶贸易，他们愿出高价买下曼彻斯特制造商生产“几内亚”服装的专利权，并在鲁昂建立生产基地大力发展生产[61]。除非洲贸易之外，曼彻斯特于1788年还为西印度的贸易提供了每年价值300,000多英镑的工业品，这又使数千人获得了就业机会。[62] 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厂主与奴隶贩子之间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不像前面提到的利物浦造船主与奴隶贩子之间的联系那么密切。但是这里有两个例外。兰开夏有两位有名的棉纺织厂主：威廉·法扎克尔利爵士和塞缪尔·陶切特，这两人都是非洲贸易商业公司的成员。法扎克尔利在伦敦经营粗棉布生意，他于1726年曾代表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的各个独立商人反对非洲公司。陶切特是曼彻斯特一家巨大的花格布商号的成员，他在1753年至1756年期间曾代表利物浦参加该公司的理事会。他十分关心1758年占领塞内加尔的远征队的军事装备，并且千方百计促使英国出动军队。他曾经资助保罗发明纺纱机以革新棉纺工业，但没有成功，为此遭到了企图垄断进口棉花的指责。陶切特伙同他兄弟，入股经营二十条西印度贸易船。陶切特死后留下一大笔财产，其讣告描写他“是曼彻斯特一位显要的贸易商和制造商，为人精明干练，正直诚实，乐善好施，造福于人类。”两位近代作家对他也作了这样的描述：“他象神话中的伊加洛斯，高高地飞翔在蓝天。他是曼彻斯特贸易中成长起来的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是曼彻斯特人早年的榜样，他不但关心制造业，也关心全市的和全世界的贸易和金融事业。”[63] 从下面一些事例也很能说明陶切特事业的重要性。如罗伯特·迪格尔士虽是利物浦的非洲贩奴商，但其父兄都是曇彻斯特的亚麻布商。1747年有一个曼彻斯特商人和两个利物浦商人合股经办返往牙买加的贸易。曼彻斯特一家有名的“希伯兹商行”，在牙买加拥有甘蔗种植园，并且一度为从事奴隶贸易的非洲公司提供方格花布和仿造的印度货。 曼彻斯特从殖民地贸易中获得了双重的推动力。如果说它为奴隶海岸和种植园提供其所需的商品，那么反过来，它也需要种植园向它提供生产的原料。可见，曼彻斯特在西印度群岛有着双重的利益。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入口原料主要来自地中海沿岸和西印度群岛这两个地区。十八世纪时，印度商品竞争力很强，它在奴隶海岸完全压倒了曼彻斯特的商品，甚至还严重地威胁着英国国内市场。但就整个英国来说，由于对印度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有效地打击了它的竞争。这是第一步措施，从此，英国本土成为十九世纪兰开夏的主要市场。在十八世纪，这一措施曾使曼彻斯特垄断了国内市场，因此印度的私商得以开始为兰开夏的工厂提供原棉。1783年，印度的棉花被认为是所有棉花中质地最优者。因此，印度和巴西先后成了西印度群岛的竞争者。 十八世纪初期，英国依靠西印度群岛进口了其所需原棉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但是，在西印度种植场主的心目中，棉花生产只列为第二个重点。尽管这些种植园主是多么羡慕印度、非洲或巴西的棉花种植，他们自己却从未考虑把棉花生产放在首位。1763年西印度的同业主在反对保留瓜德洛普的问题上，他们的论据是该岛只能种甘蔗。有趣的是，当代有人在小册子中，提出保留该岛的一个理由，就是该岛能向英国提供棉花。其实英国的消耗量并不大，西印度提供的棉花是令人满意的。1764年英国进口的原棉总数将近四百万磅，其中有一半来自西印度群岛。1780年英国进口原棉六百五十多万磅，其中由西印度群岛提供的占三分之二。[64] 直到1783年，西印度群岛仍然主宰着棉花贸易。但是一个的时代已经出现。为了满足世界穿衣需要，纺织工业突飞猛进，加勒比海的几个小小岛屿无法提供足够的棉花。这些岛屿生产的棉花纤维长，用手工容易清除棉籽，但它属于海岛品种，种植区狭窄，因此成本昂贵。后来有了轧棉机，能够提高清除棉籽的效率，也能够利用短纤维的棉花，生产的重心才由这些岛屿转移到美洲大陆，以便能满足英国新机器生产的巨大需要。1784年，一艘装载美国棉花的货船被利物浦海关当局截住，理由是美国棉花实属非法生产，用美国船只运输棉花进入英国也是不合法的。 这对西印度居民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与此同时，情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美国革命时期，曼彻斯特向欧洲出口的棉花几乎扩大了三倍。[65]这场美国革命为曼彻斯特开辟了另外一个重要市场，美国当时虽已独立，但有一段时间轧棉机还未付使用。因此曼彻斯特的棉花涌向世界市场，它的进口和出口都十分繁忙。阳光灿烂的加勒比海天空出现了小小的乌云，温和的西印度海风变得猛烈起来。这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它将使神气十足的甘蔗种植园主变得俯首贴耳，如果不予阻止，埃德蒙·伯克所描写的当地自然风光就要变得面目全非。 （三）制糖业 对殖民地原料的加工促进了英国的新兴工业，也进一步扩大了海运事业，这对于发展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也作出了贡献。在所有要加工的原料中，蔗糖是最主要的一种。蔗糖的生产促进了制糖工业的发展。蔗糖的加工提炼过程，就是把蔗园里生产的色粗糖加工成洁白的砂糖。这种白糖既能长期贮存，又便于运输，还便于远销世界各地。 英国最早提及制糖业的，是1615年枢密院发布的敕令。这项敕令禁止外侨设立糖坊，或者传授制糖技术。随着种植园蔗糖生产的不断发展，加上饮茶和咖啡的普及，食糖已经不再是王公贵族们的奢侈品，而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必需品。因而制糖业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 大约到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共有120个制糖作坊。每个作坊大约可以雇用九个男工。此外精制糖的批发分销工作又带来了许多相应的行业，也要求发展沿海和内陆的车船运输业。 布里斯托尔的制糖工业，是英国最重要的制糖基地之一。1654年，正是布里斯托尔的一个日誌家爱维林，谈到了他第一次看到制作方块糖的工序。从布里斯托尔的历史年鉴中，也可看到，食糖的生产数字经常作为赠品呈献给到该城来参观的贵客，如奥利佛·克伦威尔之子理查德，国王查理二世。查理二世还为此授予布里斯托尔的四名商人以爵士头衔。 1799年，布里斯托尔有20家制糖作坊，按人口和面积的比例来说，布里斯托尔的制糖业要比伦敦发达得多。布里斯托尔的食糖质量名列前茅。由于距离煤矿很近，容易得到燃料，因而其食糖的销售价格比伦敦要便宜。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布里斯托尔的食糖在爱尔兰、整个威尔士南部和英格兰西部找到了市场。制糖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布里斯托尔的一个主要工业。该市的制糖业主1789年曾上书国会反对取缔奴隶贸易，他们说：“西印度群岛之存在虽然不取决于奴隶贸易，但是它的繁荣和福利却完全有赖于奴隶贸易”。[66]1811年，市内还有十六家制糖厂与西印度群岛有贸易联系，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香蕉取代食糖时，这种联系才最后中断。 布里斯托尔的一些显贵名士与制糖工业有密切的联系。十七世纪的市参议员罗伯特·奥德华兹就与制糖工业关系密切，他同时又是一个商人，曾建造两个码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海运业。[67]威廉·麦尔士是十八世纪有名的制糖业主。在同行业中，他的发家史具有典型意义。麦尔士初次来到布里斯托尔时，口袋里只有三个半辨士。他当过码头工人，也拜过造船工为师，于是积蓄了十五英镑。后来他又在一条开往牙买加的商船上当木匠。在商船返航时，他带回了两大桶蔗糖在布里斯托尔出售，获得了巨大利润。然后，他把这笔利钱购买了牙买加极需的商品。他如此反复进行这样的投资经营，过了不久就成为富翁，并且在布里斯托尔安顿下来开办制糖厂。这是一个出身低贱而在西印度贸易中发家致富的人。麦尔士变得如此富有，以致在他的儿子加入他的股份企业后，一次就给他儿子一张十万英镑的支票，让儿子得以与一位贵族牧师的女儿结婚。老麦尔士后来当了市参议员，最后寿终于财富和声誉之中。小麦尔士继续经商西印度群岛，主要贩卖奴隶和蔗糖。他死于1848年，留下了价值一百万英镑以上的财产。[68]还在1833年时，他在特立尼达和牙买加拥有奴隶663名，为此获得的赎金达17,850英镑[69]。 格拉斯哥的发展与烟草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十八世纪这个城市的繁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蔗糖工业有关。这里的制糖业开始于十七世纪下半叶。城西的糖坊开设于1667年，接着1669年开设了城东的糖坊。不久又开设城南等地的糖坊。1701年又接着开设了一个。但是格拉斯哥的发展有一个十分不利的因素，因在1707年之前，与殖民地的直接贸易是不合法的，这就使格拉斯哥的制糖业主不得不依靠布里斯托尔提供原糖。后来由于实施合并法案和下面要谈到的另外一桩美事，这种不偷快的局面才告结束。有两个苏格兰的军官，一个叫威廉·麦克道尔上校，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小儿子，另一个叫詹姆士·密利肯少校，他们二人在留宿圣基兹时，向寡妇托维和她的女儿求爱成功。这两个妇人乃是一笔大遗产的继承人，拥有大片的甘蔗种植园。中断的香火又被接上，这两位女继承人与她们的丈夫的出现，意味着格拉斯哥成为吞吐西卬度蔗糖的重要港口之一。就在发生这桩美事的同年，一座新的制糖厂建成了。 伦敦的八十家制糖厂，大多数座落在市区周围。而布里斯托尔只有二十家糖厂。1774年，利物浦有八家制糖厂，其中有一家布兰卡糖厂，又兼作经营奴隶贸易的商行，是全英国的最大企业之一[70]。此外，在曼彻斯特、切斯特、兰开夏、怀特黑文、纽卡斯尔、赫尔、南安普敦、沃林顿等地，也有一些制糖厂。 有人会问，炼制原糖为什么不在原料产地的种植园进行呢？在热带地区经营农业，在温带地区搞工业生产的这种分工状态，为什么会一直保留到今天？其实，这种状况形成的最初原因，既与劳动技术无关，也与自然资源无关。它是宗主国采取的特定政策造成的。这种禁止西印度群岛开办制糖厂的禁令，与禁止美洲大陆开办铁厂与纺织厂的做法完全同出一筹。1671年托马斯·克利福特爵士问道，究竟应该由英国还是由种植园来开办制糖厂？他的回答是：“现在有五艘贩黑奴的船开往西印度群岛，如果那里的种植园办起蔗糖加工，那么开回来的船只要两艘就够了。这样就会破坏海运业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行业。倘若英国一旦失去这个有利的事业，它就会失去一切”。所以英国对进口的精制糖所课以的重税，是粗褐糖进口税的四倍。由于实行这一政策，大抵成桶的原糖源源运来英国，制糖业的发展又需要消耗大量的煤和粮食，结果英国的国民收入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德维南特要求允许殖民地开办制糖厂的请求，只被当作耳旁风。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其结果也是法国的重商主义者取得了同样的胜利。起先，柯尔伯特允许法属西印度群岛办蔗糖加工业，而且对这些岛输入法国的精糖和原糖都征收同样的税。但是，到1682年，精糖的进口税提高了一倍。又过两年之后，法属各岛就不准开设新的糖厂了，有违犯者则罚款金3,000里弗。1698年颁布的命令比上述规定更为严历，对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原精所征的进口税，由每一百镑抽税四里弗降为三里弗；而对同样重量的精糖所征的进口税却从八里弗提高到二十二点五里弗。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精糖也课以同等的进口税。“很明显，这种严厉的措施保护了法国的糖厂主。打击了他们在殖民地的同胞。”[71]英国制糖业的利益在法律上也受到同样的鼓励，但是，人们对于提供原糖的种植业的利益，看法并不总是相同的。在重商主义时期，蔗园主曾垄断英国的国内市场，并禁止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蔗园主这个政策目的在于限制他们的产量，以保持高昂的价格。他们对国内市场的合法垄断，变成了他们手中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他们慷慨地运用这一武器，即使全体英国人蒙受损失也在所不惜。当时法国、西班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都已种植了大量甘蔗，致使蔗糖产量骤增，国际市场的糖价于是被迫下跌。可是英国殖民地的蔗园主们还想在国内极力保持食糖的垄断价格。 蔗园主的友人吿诫他们说，他们正在犯一个“致命的错误”，指出，“如果英国的蔗园主不能提供又多又便宜的蔗糖，那么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的蔗园主就会来提供。”[72]早在1730年，许多作家就曾督促政府打开“法律的禁锢”，让法国的食糖进来竞争，以便使蔗园主出售的糖与邻国由售的糖同样便宜。[73]1739年，牙买加向宗主国请求给手援助。外贸和种植园委员会对此发出了明确而直率的警告。牙买加岛的面积是里华德群岛面积总和的两倍，但是里华德群岛的出口却超过了牙买加的出口。“出现这种情况是毫不足怪的，因为牙买加岛的土地有一半至今仍未耕种；英国从这个殖民地获得的好处也就不到一半。如果牙买加得到充分开发，那么英国也可能会充分受益的。”[74] 然而蔗园主们对这些忠告听不进去。在十八世纪时，他们还没有必要听这些忠吿。伦敦、威斯敏斯特、南华克以及布里斯托尔的糖厂主于1753年向国会提出了抗议，抗议蔗园主自私自利的行为；指出，英国糖价的昂贵，引起了“高额的糖税”。他们督促国会设法扩大甘蔗的耕地面积，增加原糖生产，以便使蔗园主也有利可得。这些糖厂主的言行十分谨慎小心，以表明他们不想“与蔗糖殖民地的居民争夺产量、财富和社会影响。”但是国会缓议了他们的提案，而只通过了一个决议，鼓励白人前往牙买加定居。 在美国革命期间，原料生产者与加工者之间，还发生了另一次危机。从1774年到1780年，英国原糖的进口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加上糖价又很高，使糖厂主陷入了困境。他们于是请求国会允许进口能盈利的原糖，以摆脱困境。我们在读到国会委员会收到的有关这方面的证词时，从文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糖厂主和蔗园主之间的利害冲突。蔗糖价格高固然对蔗园主有利，然而糖厂主对蔗糖所提出的愈来愈多的要求，蔗园主却不愿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如果他们不愿提供，就设法使他们提供。所以布里斯托尔的糖厂主就建议实行“受益法”。这个"受益法”，将使英属蔗糖殖民地同样受益。办法是扩大甘蔗的耕种面积，以便能大大提高产量，更多地向英国提供蔗糖，这对宗主国的贸易、海运和国库都会作出更大贡献”。[75]如果蔗园主办不到这点，那么只好到别处，例如到法国殖民地购买蔗糖了。当时一位杂货批发商表明态度说：“如果我是制糖业主，我当然是最欢迎圣多明各的蔗糖”。[76]蔗园主的脚下已经裂开了一条深沟，但是他依然抬起高傲的头，继续走他的老路，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背诵着重商主义者的教诲。他背得真烂熟，但是学得不甚精通。 （四）甜酒烧制业 殖民地出产的另一种原料，使英国相应产生了一种工业。蔗糖的又一种重要的副产品是糖浆。糖浆经过蒸馏可以得到兰姆甜酒。但是兰姆酒从未像棉花那样重要，更远不及蔗糖。它对英国工业所起的作用不大，也许因为大部分进口的兰姆酒事前在西印度群岛已经加工完毕。英国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的酒量不断增加。1721年它的进口为58,000加仑，1730年的进口为320,000加仑，1763年进口总数达一百二十五万加仑。1765年到1779年，进口数字继续稳步上升，最后达到二百万加仑以上[77]。 兰姆酒是渔业、皮毛业和航船水手不可少的东西。而且它与三角贸易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兰姆酒是贩奴船上必备的一种货物，特别是开往非洲殖民地的贩奴船。任何一个奴隶贩子都不愿意放弃兰姆酒这种货物。在非洲海岸大兴饮酒之风真是有利可图。把大量兰姆酒带给当地黑人掮客，怂恿他们喝得酩酊大醉，失去理智，然后一笔生意也就做成了。当地有个奴隶贩子，口袋里装满了用奴隶换来的金子，他十分愚蠢地接受了一艘贩奴船船长的邀请，前去共进午餐。结果他被灌得晕头转向。待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发现他的锐袋和金子不翼而飞，他本人也被剥得精光，打上标记，与他自己的受害者一起沦为了奴隶。这件事在船员中一直被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1765年，利物浦办起了两个烧酒厂，就是专为满足开往非洲的贩奴船所需的甜酒。对于重商主义者来说，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是，从糖浆中不但能提取兰姆酒，还能提取白兰地和低质酒，这些酒通常是从法国进口的。布里斯托尔也办起烧酒厂，这足以证明这个城市在甘蔗种植园有直接的利益，他们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多次向国会申诉自己的困境，并且反对从法国进口白兰地。关于这一点，伯克利主教的话可以代表公众的情绪，他用地地道道的重商主义的语言，尖刻地问道：“难道痛饮美酒是不可缺少的魔鬼吗？难道人们不喝醉，他们的国家就不能发展吗？” 十八世纪的英国酗酒成风。当时人们爱饮的是杜松子酒。霍迦斯写的《酒巷》一书使杜松子酒负有盛名。南沃克的杜松子酒店经常贴出这样的广告：“花一辨士可痛饮，花两辨士可醉入梦乡，所躺的干草垫分文不取。”杜松子酒和兰姆酒之间互争名牌销路。 西印度的种植园主争辩说，他们生产的兰姆酒占所有其他产品价值的四分之一。因此，如若禁止他们出售兰姆酒，将会使他们破产，而且也会驱使人们去找其他外国酒来喝。这些种植主们希望，对喝烈性酒的酒鬼的惩办不要破坏蔗糖贸易。在他们看来，问题不是在于人们该不该喝酒，而在于喝什么样的酒。一个无名氏作家论证说：“杜松子酒对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兰姆酒。”“杜松子酒是烈性酒，又酸又辣，喝了烧心。而兰姆酒则温和、芳香、又无害。如果饮用适当，还会有惊人的效果，既可健身，又可精神愉快。”[78]这是对兰姆酒所作的奇妙说明，但是巴巴多斯人却给这种酒起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浑号，叫做“鬼见愁”。 与种植园主意见相反的人却坚持说，西印度的兰姆酒贸易虽无足轻重，但我们不能再允许进口罪恶的杯中物来毒害大不列颠人民的身体和精神。这当然也与其他因素相关，如兰姆酒与玉米酿造的白酒发生竞争的问题。这种竞争使西印度的利益与英国农业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蔗园主指责说，用玉米酿酒就会导致面包价格的上涨。对吃面包的穷人表示这种关心虽令人感动，但却是出自吸血鬼之口，而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穷人花更多的钱买他们的糖而已。随后的一百年，英国农场主与工业家之间，又发生类似的、更加激烈的冲突，冲突的原由是给工人阶级以廉价的面包呢还是低微的工资。糖浆曾使西印度的蔗园主与美洲大陆的殖民者之间关系恶化。现在又使蔗园主与英国地主之间的关系恶化。前者抱怨说，每当英国粮食短缺时，他们马上推荐粮食的代用品，可是运来的却是大量的糖。1807年，大麦产区一个不署名的支持者写道：“这些嘴甜的绅士们总是拐弯抹角地寻找理由来支持他们的蔗糖事业。”[79]1831年，迈克尔·萨德勒也反对这种主张，即：“蔗糖虽然能够酿造出健身的饮料，但英国人并不喜欢饮它”。[80] 其实，西印度烧酒商的真正敌人，不是英国的农场主，而是新英格兰的同行。新英格兰的商人拒不购买兰姆酒，而坚持要买进糖浆以便自己来烧酒。然后再把他们烧的酒推销给纽芬兰和印第安部落，特别是推销到非洲。在奴隶海岸，兰姆酒生意实际上为新英格兰所垄断。1770年，新英格兰向非洲出口的兰姆酒，占当年殖民地总出口的五分之四[81]，这是新英格兰从三角贸易中获得的又一个重大好处。不过，这里也就埋下了后来分裂的种子。法属西印度的糖浆比英属西印度的糖浆更为便宜，因为法国不允许用殖民地糖浆提取的酒与本国产的白兰地竞争。而种植园主又不想拿糖浆去喂马，他们就把它卖给美洲大陆的殖民者。于是，这些殖民者就转向与法属殖民地的蔗园主打交道，糖浆也就成为美洲大陆与甘蔗殖民地之间贸易中的一种主要商品。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件事对英国的蔗园主有着深远的影响。 （五）“小玩艺” 贩奴船上的货物，总是少不了这些“小玩艺”的。这些杂七杂八的、华丽而不值钱的装饰品或玩具，对于喜爱鲜艳色彩的非洲人来说，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为了这些小玩艺，非洲人出卖了自己的同胞，后来在十九世纪则是割让王地、授与矿产租让权。在奴隶海岸，玻璃制品和玻璃串珠总是被抢购一空。在种植园，对玻璃瓶子的需求量也很大。这些物品大部分是在布里斯托尔生产的。有一个奴隶贩子从黑人王子手中换到了一个十分健壮的黑人，而他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十三颗珊瑚珠子、半串琥珀、二十八个银玲，以及送给王子女眷的三双手镯。为了感谢王子的慷慨大方，他又送给王子的宠妾几串玻璃珠子和四盎司紫红羊毛。这些东西，单个分开价值微不足道，但是集中起来，在奴隶交易中就具有重大作用。这种作用影响之大，以至于今天在西印度群岛，人们仍旧使用“小玩艺”这个词，来称呼一种用以换取贵重物品的华丽而价廉的小东西。 （六）冶金工业 奴隶贸易还需要一些令人生畏的商品，虽说它们的用途并不亚于毛织品和棉织品。这些商品就是脚镣、铁链和扣锁。运奴船上需要用这些东西锁住奴隶，以防止他们哗变成自杀。为了辨认奴隶，还要用炽热的烙铁给奴隶们烙上印记。在任何一艘开往非洲东印度或西印度的船上都有明文规定：“四分之三的啤酒要放在带有铁箍的大桶里，上面要加上铁盖，或者其他结实的盖子。”[82]非洲海岸许多地区使用铁棍作为交易手段，而一架铁棍，价值相当于四条铜棍[83]。1679年，“燕子号”货船上运载的铁棍为其全部货物价值的四分之三。1690年“玛丽号”上的铁根为其全部货物价值的四分之一。1733年，另一艘奴隶船上的铁棍为其货物价值的将近五分之一。[84]皇家非洲公司1682年这一年就出口了一万条铁棍。[85]由此可见，制铁商在非洲也找到子一个有利的市场。 枪枝也是开往非洲的每条货船上必备的货物。如果说曼彻斯特是棉纺中心，那么伯萌翰就是枪枝交易的中心。伯明翰与伦敦之间为争夺枪枝贸易所展开的斗争，只不过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普都与外埠之间，围绕奴隶贸易究竟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实行垄断贸易而进行的总的斗争。1709年和1710年，伦敦的枪枝制造商，向国会请求支持皇家非洲公司的垄断。伯明翰的造枪商和制铁商则一再施加压力和影响，反对主张垄断的皇家非洲公司和伦敦的同行。1708年、1709年、1711年，他们三次向国会请愿，反对恢复1698年修订的公司垄断权。在为他们的贸易自1698年以来得到了发展，他们担心恢复公司的垄断后，又会迫使他们不得不把商品卖给“一个买主或任何一个垄断会社，而不许卖给其他人。”[86] 十九世纪，伯明翰是用枪枝换取非洲的棕榈油。但是在十八世纪是看不到这样的公平交易的。伯明翰在十八世纪是用枪支交换活人的，当时通行的价格是，一个黑奴值一支枪。非洲人用的滑膛枪主要是伯明翰出口的。它每年的总出口量达十万至十五万枝。非洲也与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一样，被列为伯明翰枪枝的最大买主。 种植园对铁器的需求量也不容低估。十七世纪末，德比郡锡特韦斯制铁商制出的铁器中，就有供应巴巴乡斯的熬糖锅炉和甘蔗轧压机。显然，伯明翰对种植园这个市场也颇感兴趣。他们向种植园出口熟铁和钉子。其出口数量常常随着蔗糖贸易的行情而发生变化。正如1737年一个制铁商所说：“有些甘蔗岛的处境不佳，有些人对铁器贸易有偏见，因为这些岛屿需用铁器的多少，完全取决于甘糖贸易的好坏。”[87]伯明翰一位老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该城市从殖民制度中得到的好处：“它制造的斧子运往印度，制造的砍刀卖给北美的印第安人，卖到古巴和巴西的铁链、手铐和铁环是给黑奴戴的……。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头砍倒古老的大树；在澳大利亚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铃的铃声；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用着伯明翰的锄头耕耘那无垠的蔗田。”[88] 与铁器同时出口的还有铜、黄铜和铝制品。早在I660年之前，铜锅、铜壶就向非洲出口了，只是在1698年开放贸易自由后，其出口量才不断增加。此后，伯明翰开始大量岀口刀具而黄铜器。在整个十八世纪的殖民地市场上，英国的这类商品一直与其他国家的进行竞争抗衡。1719年在斯塔福德郡北部成立的启德尔公司，不久就成为英国最大的铜器公司之一。它经营广泛，其中包括用于非洲贸曷的商品，如当时起名“几内亚杆”的铜丝和非洲部族喜欢戴的金属环“曼纳罗”。这家公司的资本，从1734年到1780年增长了十一倍。1780年，公司实行改组。“它白手起家，……逐渐兴旺发达，既使不是十八世纪最大的铜器公司，也算得上名列前茅。”据传，开往非洲的船只，货舱里常常装满了冒牌货和金属环，在客舱里则住满了传教士，“这是令人深思的一个例子，它说明物质商品与精神商品在进行竞争。”[89]布里斯托尔浸礼会所属的工厂，生产出大量的黄铜，然后把它抽成铜丝，制成电池，在非洲市场大量出售。霍利威尔工厂，除为利物浦的船只生产护船铜板以外，还制造铜锅以满足西印度糖商和东印度茶商的需要。同时还为非洲贸易生产各种物美价廉的黄铜器具。铜锅铜壶主要是出口到非洲和美洲的种植园。在一张出口货单上，在“铜锅”项目下，可以看到“洗澡用大铜盆”这一品名。[90]现在这些大澡盆都是用电镀锡做的。它在今天西印度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广为使用。造船业发展的需要，也进一步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利物浦有许多铸造铁链、铁锚的工厂，就是附属于造船厂。生产护船用的铜板，既促进利物浦地方工业的发展，又能使周围一些地区为满足利物浦的需要而得到发展。因为要把兰开夏和切斯郡冶炼的铜从霍利威尔的冶炼厂装运到利物浦的货栈，就需要租用三、四十艘船。 在整个十八世纪，制铁业一直从奴隶贸易中得到好处。当国会提出讨论废除奴隶贸易问题时，利物浦的铁、铜和铝器制造商以及贸易商们纷纷向国会呈递请愿书，反对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废除了奴隶贸易，必将影响本市居民的就业，因而将使成千上万的人“沦为孤苦零丁的流浪者，去异国他乡寻找职业。”[91]同年，伯明翰宣称，它的各种制成品，有相当一大部分主要是依靠奴隶贸易，如果取缔奴隶贸易，就会毁灭这个城市，也将使大批市民贫穷潦倒。 这种担心，未免过份夸张。制铁商在为十八世纪的贸易战提供军火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好生产更多的军火，以满足“美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需要。此外，由于新技术的发明，军火的生产不断提高，殖民地的市场出现了饱和状态。从1710年到1735年，英国铁器的出口虽然增长了几乎三倍。但1710年，英属西印度只买进了英国出口铁器总数的五分之一，到1735年，这个比例数下降到不足六分之一。1710年，英国出口到种植园的铁器，有三分之一是倾销到甘蔗岛屿，而1735年，则只有四分之一。西印度群岛进口英国铁器数量的高峰是在1729年，这年它买进了英国出口铁器总数的将近四分之一，其中近一半的铁器是出口到所有的种植园。英国国内铁器的生产发展了，但各个甘蔗岛屿对铁器的需要量却在缩小。到1783年，制铁商自然也开始另找出路。但是，他们犹如童话里的灰姑娘，穿上美丽的盛装匆匆参加舞会后，只顾尽情地跳舞，竟忘了注意时钟马上就要敲响子时。 [1]AdamSmith,pp.cit.,415-416,590-591. [2]W,Wood,ASurveyofTrade(London,1718).PartII,193. [3]J.F.Rees,“ThePhasesofBritishCommercialPolicyintheEighteenthCentury,”Economica(June,1925),143. [4]Postlethwayt,TheAfricanTrade,theGreatPillar……4,6. [5]Cambridge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I,565. [6]J.Bennett,TwoLettersandSeveralCalculationsontheSugarColoniesandTrade(London,1738),55. [7]Wood,op.cit.,156. [8]SirD.Thomas,AnHistoricalAccountoftheRiseandGrowthoftheWestIndiaColonies,andoftheGreatAdvantagestheyaretoEngland,inrespecttoTrade(London,1690).TheessayisprintedintheHarleianMiscellany,II,347. [9]Pitman,TheSettlement…ofBritishWestIndiaPlantati-ons…271. [10]ReportoftheCommitteeofPrivyCouncil,1788,PartIV,No.18,Appendix. [11]J.H.Rose,WilliamPittandtheGreatWar(London,1911),370. [12]AdamSmith,op.cit.,366. [13]Whitworth,op.cit.,II,18. [14]下列表格的编篡材料来源于惠特沃思爵士的《自1697-1773年以来，大不列颠进出口贸易的逐渐滞迟的情况》(伦敦，1776年)，第二部分，第1—2,47—50,53—72,75—76,78,82—91页。表格中的贸易数字以英镑计算。 在正文中提到的西印度群岛和大陆贸易的百分比总数里，我把1714-1773年西印度群岛与圣克罗伊斯，蒙特克里斯蒂和圣尤斯特修斯这些小地方的贸易数字都计算在内;其中也包括英国在战争中占领，后来又归还的古巴、瓜德罗普等岛屿的贸易数字。此外，在1714-1773年西印度群岛与大陆贸易的数字中也把加拿大、佛罗里达等的数字计算在内。至于对这些不同地区进行比较的重要性，参见第六章，第114-115页和第36条注释。 为了确切地说明这些统计数字，必须把英国贸易的总数计算进去。这些数字如下，（同上，第一部分，第78-79页） 年份英国进口货美国出口货 1697年3,482,5863,525,906 1773年11,406,84114,763,252 1714—1773年492,146.670730,962,105 殖民地年份向英国出口 占英国入口 总额的百分比从英国进口占英国出口 总额的百分比占英国贸易 总额的百分比 西印度群岛1697年326,536 9.3% 142,7954%7% 大陆1697年279,852 8%140,1293.9% 6% 非洲1697年6,615 ……13,435…… …… 西印度群岛1773年2,830,853 24.8%1,270,846 8.6%15.5% 大陆1773年1,420,471 12.5%2,375,797 16.1%14.5% 非洲1773年 68,424……662,112 …… 西印度群岛1714-1773年101,264,818 20.5%45,389,988 6.2%12.0% 大陆1714-1773年55,552,675 11.3%69,903,613 9.6%10.2% 非洲1714—1773年2,407,447 0.5%15,235,829 2.1%1.4% 单位：英镑 [15]E.D.Ellis,AnIntroductiontotheHistoryofSugarasaCommodity(Philadelphia,1905),82. [16]Whitworth,WorksofDavenant,II,10. [17]H.See,ModernCapitalism,itsOriginandEvolution(NewYork,1928),104. [18]L.A.Harper,TheEnglishNavigationLaws(NewYork,1939),242. [19]Collins,op.cit143. [20]Ibid.,157.In1697thegovernorofJamaicaaskedforarelaxationoftheNavigationLawsforsevenyearstoensurerecovery.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XV,386.BeestontoBlathwayt,Feb.27,1697.; 英国对各个殖民地的入出口数字如下： 殖民地英国从……的进口 英国出口到……英国从……进口 英国出口到…… 1697年1773年 1697年1773年 1714-1773年1714-1773年 安提瓜28,209112,779 8,02993,323 12,785,2623,821,726 巴巴多斯196,532168,682 77,465148,817 14,506,4977,442,652 牙买加70,0001,286,888 40,726683,451 42,259,47916,844,990 蒙特塞拉特14,69947,911 3,53214,794 3,387,237537,831 尼维斯17,09639,299 13,0439,181 8,636,504549,564 卡罗莱纳12,374456,513 5,280344,859 11,410,4808,423,588 新英格兰26,282124,624 68,468527,055 4,134,39216,934.316 纽约10,09276,246 4,579289,214 1,910,79611,377,696 宾夕法尼亚3,34736,652 2,997426,448 1,115,1129,627,409 弗吉尼亚与马里兰227,756589,803 58,796328,904 35,158,48118,391,097 佐治亚85,39162,932 622,958①746,093① 圣基茨150,51262,607 13,305,6593,181,901 多巴哥20,45330,049 49,587②122,093② 格林纳达445,041102,761 3,620,504③1,179,279③ 圣文森特145,61938,444 672,991235,665 多米尼加248,86843,679 1,469,704④322,294④ 西属西印度群岛35,94115,114 托尔托拉岛48,00026,927 863,931⑤220,038⑤ 安圭拉岛29,933⑥ 1,241⑥ 整个西印度群岛220,448⑦7,193,839⑦ 赫德森湾583,817211,336 单位：英镑 ①1732—1773年的统计数字⑤1748—1773年 ②1764—1773年的统计数字⑥1750—1770年 ③1762—1773年的统计数字⑦1714—1768年 ④1763—1773年的统计数字 [21]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IX,474-475.Oct.26,1676. [22]Stock,op.cit.,IV?828.May30,1739. [23]HoltandGregsonPapers(LiverpoolPublicLibrary),X,429.Letterentitled”Commerce,”inCregson’shandwriting,undated. [24]Ibid.,I,43n. [25]Stock,op.cit;III,355. [26]Thisproportionisobtainedbytakingtheaverageofthe122,000tonsfortheWestIndiesinthefiveyears1710-1714,andcomparingitwiththefigureof243,600tonsengagedinforeigntradein1709,giveninA.P.Usher,“TheGrowthofEnglishShipping,1572-1922,”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May,1928),469. [27]Usher,op.cit.,469.In1787,998,637tons. [28]Pitman,DevelopmentoftheBritishWestIndies,66. [29]R.Stewart-Browne,LiverpoolShipsintheEighteenthCentury(Liverpool,1932),117,119,126-127,130. [30]恩菲尔德，上引书，第26页提到1771年共有海员5,967名。格雷格萩说，奴隶贸易雇用的海员为三千人。霍尔特与格雷格森文件集，第10卷，第434页，致布鲁克议员的信，未注明日期。 [31]1708年，伦敦海运业请求支持垄断权。1709年和17.10年，怀特黑文的船主递呈了两份反对垄断的请愿书；1708年和1710年，伦敦及其附近地区的造船工递呈三份请愿书，1709年其他几个城市的造船工也递呈一份请愿书。 Stock,op.cit.,Ill,204n,207n,225n,226,249,250n,251. [32]HoltandGregsonPapers,X,375,377. [33]Enfield,op.cit.,89. [34]Pari.Hist.,XXIX,343.AldermanWatson,April18,1791. [35]J.G.Broodbank,HistoryofthePortofLondon(London1921),I,76-82,89-108;W.S.Lindsay,AHistoryofMerchantshippingandAncientCommerce(London,1874-1876).II,415-420. [36]W.N.ReidandJ.E.Hicks,LeadingEventsintheHistoryofthePortofBristol(Bristol,n.d),106;J.Latimer,AnnalsofBristolintheSeventeenthCentury(Bristol,1900),334; W.Barrett,TheHistoryandAntiquitiesoftheCityofBristol(Bristol,1780),186;J.A.Fraser,SpainandtheWestCountry(London,1935),254-255. [37]J.E.NichollsandJ,Taylor,BristolPastandPresent(Bristol,1881-1882),111,165. [38]Maclnnes,op.cit.,202. [39]Ibid.,233. [40]Ibid. 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入港船只，占其总吨位48,125吨中的16,209吨;出港开往西印度群岛的船只占其总吨位46,729吨中的16,913吨。 [41]Maclnnes,op.cit.,t358,370. [42]H.ofC.Sess.Pap,,1837-8,Vol.43.Theexactfigurewas£62,335.0.5.Thefamilyowned954slavesoutright,andwaspartownerofanother456(pages117,120,132,168). [43]Enfield,op,cit.,11-12. [44]P.Mantoux,TheIndustrialRevolutionintheEighteenthCentury(London,1928),108. [45]Enfield,op.cit.,67. [46]Fraser,op,cit.,254-255. [47]Enfield,op.cit.,69 [48]G.Williams,op.cit.,594. [49]HoltandGregsonPapers,X,367,369,371,373. [50]J.A.Picton,MemorialofLiverpool(London,1873),1,256. [51]J.Touzeau,TheRiseandProgressofLiverpoolfrom1551to1835(Liverpool,1910),11,589,745. [52]“RobinHood,""TheLiverpoolSlaveTrade,”TheComme-rcialWorldandJournalofTransport(Feb.25,1893),pp.8-10;(March4,1893),p.3. [53]G.Eyre-Todd,HistoryofGlasgow(Glasgow,1934),III,295. [54]Donnan,op.cit.,I,267. [55]Donnan,op.cit.,I,379. [56]Ibid.,I,411,418n. [57]Stock,op.cit.,II,20;III,90,224n,298;IV,293-297. [58]J.James,HistoryoftheWorstedManufactureinEnglandfromtheEarliestTimes(London,1857),appendix,p.7. [59]A.S.Turberville,Johnson’sEngland(Oxford,1933),I,231-232. [60]HoltandGregsonPapers,X,422-423. [61]ReportoftheCommitteeofprivyCouncil,1788,PartVI.EvidenceofMr.Taylor. [62]HoltandGregsonPapers,X,423. [63]WadsworthandMann,op.cit.,149,156-157,231,233,243-237,447. [64]TheBritishimportfiguresaregiveninJ.Wheeler,Manchester,itsPolitical,SocialandCommercialHistory,AncientandModern(Manchester,1842),148,170;theWestIndianImportsinJ.J.Ragatz,StatisticsfortheStudyofBritishCaribbeanHistory,1763-1833(London,n.d.),15,TableVI. [65]WadsworthandMann,op.cit.,160. [66]Donnan,op.cit.,II,602-604. [67]Latimer,AnnalsofBristolintheSeventeenthCentury,44-45,88. [68]Bourne,op.cit.,II,17-18;Botsford,op.cit.,120,123. [69]H.ofC.Sess.Pap.,1837-8,vol.48.Theexactsumwas£17,868.16.8(pages68-69,167-168). [70]Enfield,op.cit.,90;T.Kaye,TheStrangerinLiverpool；or,anHistoricalandDescriptiveViewoftheTownLiverpoolanditsenvirons(Liverpool,1829),184.FortheBranckersandtheslavetrade,seeDonnan,op.cit.,II,655n. [71]C.WCole,FrenchMercantilism,1683-1700(NewYork,1913),87-88.TheProhibitionisstillinoperationtoday.SeeJ.E.Dalton,Sugar,ACaseStudyofGovernmentControl(NewYork,1937),265-274. [72]Bennett,op.cit,,Introduction,pXXVII. [73]Anonymous,SomeConsiderationshumblyoffer’dupontheBillnowdependingintheHouseofLords,relatingtotheTradebetweentheNorthernColoniesandtheSugar-Islands(London,1732),15. [74]F.Cundall,TheGovernorsofJamaicaintheFirstHalfoftheEighteenthCentury(London,1937),178. [75]Stock,op.cit.,V,559.March23,1753. [76]H.ofC.Sess.Pap.,ReportsMiscellaneous,1778-1782,Vol.35,1781.ReportfromtheCommitteetowhomthePetitionoftheSugarRefinersofLondonwasreferred.SeeespeciallytheevidenceofFrancesKemble. [77]Stock(op.cit.,IV,132n；Ragatz,Statistics...,17,TableXI. [78]Anonymous,ShortAnimadversionsontheDifferencenowsetupbetweenGinandRum,andOurMotherCountryandColonies(London,1769),8-9. [79]WindhamPapers(BritishMuseum),Add.MSS.37886,ff.125-128.”ObservationsontheproposaloftheWestIndiaMerchantstosubstitutesugarinthedistilleriesinsteadofbarley."Anonymous,probably1807. [80]Hansard,ThirdSeries,V,82.July20,1831. [81]E.R.Johnson,etal.,HistoryofDomesticandForeignCommerceoftheUnitedStates(Washington,D.C.,1915),p.2311,118. 其出口总量为349,281加仑，对非洲的出口为292,966加仑. [82]Stock,op.cit.,II,264n. [83]Donnan,op.cit.,I,234n,300n. [84]Ibid.,I,256,262;II,445. [85]Ibid.,I,283. [86]Donnan,op.cit.,II,98. [87]Stock,op.cit.,IV,434. [88]R.K.Dent,TheMakingofBirmingham：beingaHistoryoftheRiseandGrowthoftheMidlandMetropolis(Birmingham,1894),147. [89]H.Hamilton,TheEnglishBrassandCopperIndustriesto1800(London,1926),137-138,149-151,286-292. [90]Donnan,op.cit.,I,237. [91]Donnan,op.cit.sII,610-611.
失败的胜利——悼念已故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研究专家塔马什（GáspárMiklósTamás,1948-2023）（巴甫洛斯·罗福斯（PavlosRoufos），2023年3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相关链接：卢卡奇 失败的胜利 悼念已故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研究专家塔马什（GáspárMiklósTamás,1948-2023） 巴甫洛斯·罗福斯（PavlosRoufos）2023年3月3日 Moses翻译、轮值义工校订 原文链接：VictoriousDefeat I. 从历史上来看，政治丧礼一直与威权统治联系一起。这些丧礼本身所具有的神圣光环，即使是残酷压迫的政权也不愿意对其压制——当然也有例外，正如去年（2022）5月以色列政府在什瑞安·阿布·阿克莱（ShireenAbuAkleh）的丧礼上所展示的那样——当不存在其它形式的抗议时，政治丧礼经常成为公众表达异议的渠道。然而，人们通常认定的这种联系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将表达悲伤和哀悼的丧礼视为一种集体仪式的概念。这种视角有助理解我们当代的困境。政治丧礼的逐渐消逝当然不意味着威权主义的消失。相反，它表明了另一种转变的风向，这种转变已经席卷了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权：哀悼变成了私人事情。 2023年1月，加斯帕·米克洛斯·塔马斯（GáspárMiklósTamás）的丧礼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它不止是把亲属和老朋友聚在一起。在那个寒冷的周二下午，前往法尔卡斯雷蒂公墓（Farkasrèticemetery）的人中，绝大多数人并不认识加斯帕本人。除了几个奥尔班（Orbán）政权的支持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来亲眼看看如匈牙利一家报纸在加斯帕去世后所宣布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外，前来丧礼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当地人和来访者聚集一起，这是因为失去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悲伤并不是一件私人事情。 II. 1948年，加斯帕出生在历史上被视为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的首都城市。这个城市被匈牙利人称为科洛日瓦尔（Kolozsvár），罗马尼亚人称之为克鲁日（Cluj）。1974年，为了配合齐奥塞斯库（Ceaușescu）试图将他的统治嵌入民族主义神话，加了前罗马帝国时代的纳波卡（pre-RomanNapoca）而给这座城市赋予了一个当代名字——克鲁日-纳波卡（Cluj-Napoca）。撇开语言差异和民族神话不谈，这些不同的名称都描述了一个“封闭空间中的城堡”。图尔努尔·克罗伊托里尔（TurnulCroitorilor）城堡的废墟仍然留在老城区的郊外，但其名称所剩下的从未有真正意义。这座城市对国家的认同长期处于悬而未决，这意味着它更为开放而非封闭的：出生于此的加斯帕，他在智识上和地缘上的广宽视野可以看作是这点的印证。 在二战前后的动荡岁月里，加斯帕的父亲老加斯帕．塔马斯（GáspárTamás）（1914-1978）和母亲埃尔兹贝特·克劳斯（ErzsébetKrausz）（1907-1977）都是坚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者，这对加斯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加斯帕母亲那边的许多犹太亲属在奥斯威辛（Auschwitz）被杀害，但她因为被德国纳粹盟友的安东尼斯库（Antonescu）政权视为“布尔什维克煽动者”而被囚禁，逃过了被驱逐而入集中营的命运。他的父亲自1938年起因为共产主义活动而入狱，后被强制征召到前线而缩减刑期，1944年因受伤而回到了克鲁日-纳波卡，从此一生要靠拐杖行走。 战后，加斯帕父母的生命轨迹，反映了革命运动被斯大林主义和民族主义压垮的命运。他们的许多同志，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秘密警察或盖世太保的酷刑中幸存下来，从纳粹集中营返回国后，却被新政权再次逮捕。与斯大林主义辩护士所说的相反，他们这些人正是对解放事业的坚定忠诚，令到他们成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异见人士。在加斯帕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父母把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他：除了音乐、诗歌、哲学和掌握每门学科所必须的严格学习外，他们还教他如何忍受酷刑的技巧，预期“他们的”党的黑色汽车有一天的到来。 1974年2月一个寒冷的清晨，加斯帕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失去了工作，原因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在任职的文学杂志《乌通克文学杂志》（Utunkliterarymagazine）拒绝为齐奥塞斯库愚蠢的新“道德准则”写一篇评论。不久，那辆黑色的汽车来了，开启了一段紧张的恐吓时期。当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的定期“邀请”变得难以忍受而被监禁只是时间问题时，加斯帕的父母敦促他离开这个国家。1978年，他这样做了。 他本可以在法国定居：他的叔叔在巴黎的雷诺汽车厂工作。但他受到匈牙利日益蓬勃的反对运动的鼓舞，他选择去了匈牙利。然而，他的“坏名声”先于他到达了。那里迎接他的同样是“虚伪、愚蠢、残酷、压制和凶险”的秘密警察体制。他在布达佩斯大学教授哲学的工作最终也因参与异见运动而被迫中断。当1981年波兰发生雅鲁泽尔斯基政变后，他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他对波兰反对派的支持声明。他因此再次被解雇。 III. 今天经常被忽视的是，1953年6月东德建筑工人的起义、1956年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或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起义，都是以无产阶级自我管理的名义而非市场自由的名义进行的。加斯帕的异见者网络也同样提出了左翼对东欧政权的批评。然而，尽管受到“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ouBarbarie）或卡尔·科尔什（KarlKorsch）的反斯大林主义立场的启发，但到了1980年代，许多东欧异见分子，包括加斯帕在内，开始感到“试图从左翼方面克服苏联式体制注定失败”（见他的《我们犯了什么错误》（WhereWeWentWrong)2009年）。他们越来越相信，结束独裁统治意味着“付出的代价是迎接资本主义”，于是他们开始为改变自己的立场而寻求理论支持。这时期的加斯帕正在西方国家担任了不同的教学职位：他广博的知识和他的语言天赋——他精通多种语言——使他得以在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法国高等师范学院、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在这些年里，他对“共产主义”政权压迫的深深失望和不满与该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时代精神（zeitgeist）相契合的。 东欧政权的崩溃伴随着集体希望和政治想象力的高涨。加斯帕匆忙回国并参与其中。但斯大林主义机器的解体与“经济黑洞、飙升的失业率和第三世界式的不平等”密切相关（参见他的《来自布达佩斯的言论》（WordsFromBudapest），2013年）。加斯帕是政党「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SZDSZ）的主席，在国家过渡到新政府后当选为反对党的议员，他觉得自己与这场历史灾难有关。在这场灾难中，在这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当议会花了数月时间讨论新共和国的旗帜时，2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他后来反思道，“我们天真的自由主义”，“将一个新生的民主交到了一群不负责任、充满仇恨的右翼政客手中，并为重建一个偏狭、顺从、怨愤的社会世界做出了贡献，让人想起了1945年以前”。原本是“从集权胁迫下的解放”，最终却导致了“集体社会力量的削弱”。 加斯帕对于这种转变的回应是，“重新回到学苑进修”寻求解答，他再次成为持不同政见者。除了马克思，加斯帕还回到了他认为“比著名的杰出理论家更清晰地看透事情的工人委员会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传统，虽然这些传统承认苏联集团的最终失败是应得的……但同时这也是历史的灾难，预示着工人阶级的权力、作为对抗文化的消亡，以及以及兩個世紀以來起了正面作用的令统治阶级有所恐惧的终结。”。他成为了意大利的工人自治主义（operaismo）和德国的价值批判（Wertkritik）学派的热切读者。后者是由莫伊什·波斯通（MoishePostone）和罗伯特·库尔茨（RobertKurz）等作者发展起来的，以及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和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MeiksinsWood）的著作。居伊·德波（GuyDebord）成为了他最喜欢的思想家之一。这些思想资源，再加上他对匈牙利过渡到市场资本主义而释放出“资本主义最具破坏性力量”的观察，为他对激进批判理论和共产主义对资本、国家、民族和阶级的解放式废除的重新理解奠下基础并作出深刻的贡献。虽然他关于这些主题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匈牙利语撰写的，但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和访谈是用英语、法语和德语撰写、发表或进行的（而且正如他的年轻同志最近证实的，将有更多的作品在不久的将来用英语出版）。 IV. 加斯帕就中欧和东欧事务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评论。在许多采访中（他的口才使这些访谈与他的著作具有同等的价值）的主要话题，是苏联世界崩溃前的异见年代、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该地区随后的发展。他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之一《关于后法西斯主义》（OnPost-Fascism）（2000），被广泛认为是对现在已为人们非常熟悉的“威权主义”或“右翼”民粹主义现象的预言。对加斯帕来说，用“后法西斯主义（post-fascism）”一词更为合适。 加斯帕的这些对公共事务的评论介入，塑造他成为了对该地区及其威权主义转向的分析专家和可靠预测者的形象。这种说法虽然讨好，但有些误导。推动他所思考的，是他从对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里的普遍趋势及其威权主义的倾向（和兼容性）而作出的分析，并非只从对罗马尼亚或匈牙利的任何深入认识而得出的。《后法西斯主义》（OnPost-Fascism）的开始部分就明确指出，他所要描述的并非特定地区。加斯帕指出这“一系列政策、实务、例行公事和意识形态在当代世界各地都可以观察到”，他的主要关注点是阐明当代法西斯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倾向。它们与过去依靠大规模群众暴力、死亡小队甚至偶尔停摆资产阶级社会职能和政治权力的历史不同，当代威权主义实际上非常适合西方式的选举民主和自由市场框架。在没有激进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纳粹主义的历史任务是消灭它）的情况下，不再需要将整个社会军事化。将警察军事化似乎已经足够了。 正是这个原因，经常将威权主义描绘为中东欧的独特现象（并将加斯帕描绘为当地的批评者），最终是对这个问题模糊化。波兰和匈牙利政府毫不掩饰他们对欧盟法律关键部分的蔑视，他们也没有因为以捍卫西方基督教文明为名而表达种族主义、反LGBTQ和反左翼的立场感到任何不安。法国总统宣布需要存在“法治”使到任何谈论关于镇压或警察暴力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他的军事化警察却伤害了数百名黄背心示威者而不受到惩处。在希腊，调查记者被情报部门秘密监听，而政府提出的法律和秩序信条与有广泛证据证明警察和黑手党的勾结并存。据此，加斯帕坚持认为通过中东欧的视角来看当代威权主义是错误的，可惜的是他的观点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许多左派拒绝承认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出现威权主义的倾向已成常态化，仍然将其出现只描述为“奥尔班化”的过程。 V. 加斯帕还开拓了族群主义（ethnicism）的概念（“一种反对公民身份概念的去政治、具破坏性的实践”），并将其与公民民主的民族主义（civic-democraticnationalism）作对比，他甚至宣称后者是“没有传统的资本主义仅剩的凝聚力原则”。然而，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越来越怀疑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普世性潜力：在东欧的反罗姆人政策或欧盟系统性的反移民暴力政策下，公民身份已经被武器化，作为排斥外来移民的理由。当部分左派加入了这一行列，对排斥移民视为重建民族福利国家的先决条件而作出容忍时，加斯帕不仅看到了受到过去社会民主派愿景启发下的一种“平庸的左翼民族主义”，他还看到从这种立场而言，对于平等作为一个当代悖论的可耻确认，平等在历史上首次被描绘成“精英主义思想”。 然而，加斯帕承认这种倒退，并不意味着他将平等视为彻底改变社会的终极目标。他在2006年发表的《关于阶级的真相》（TellingtheTruthAboutClass）文章里，深入探讨了左翼的历史轨迹，它分裂为工人阶级要求平等和肯认与呼吁废除阶级本身。一方面，加斯帕看到了“卢梭式（Rousseau-ian）”的阶级确认：反对资产阶级将工人阶级描绘为野蛮和未受教育、“被邪恶和肉体所束缚”的暴民，卢梭主义社会主义对此反向描绘了工人阶级的文化优越性和“天使”本性。另一方面是源自马克思的谱系，他认为革命转变的历史潜力在于无产阶级的悲惨和异化的存在，他们“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要求更平等地和民主地接纳工人阶级或者是崇高的想法，但它们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的构成。加斯帕引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的话提醒读者，“劳动本身已经成为资本的一个时刻”；因此，尽管要求平等（正确的）而对持久的特权和等级制度发起进攻，但它们未能识别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在对阶级社会的生产和维持所发挥的重要性。共产主义应该是废除阶级社会，而不是对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公平肯认。 VI. 几年前，我被邀请去汉堡参加一个讨论会，其目的是通过强调移民问题来批评左翼民族主义和主权概念。幸运的是，组织者让我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不久之后，我们决定多逗留几天，在这个极其好客的德国城市里漫步，品尝香肠，喝葡萄酒，滔滔不绝地聊天。在那个时间和地点，我敢说，我们成了朋友。 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定期联系，并且使用电子邮件进行了一些安排（我们带他到柏林参与有关民族主义和移民的公开讨论，正好在前一天发生了哈瑙枪击事件的沉重阴霾下进行）。我们同时也使用手写信件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他患上癌症的可怕消息使我们的通信更加频繁。除其它事情外，我向他承诺，一旦他战胜了这种可怕的疾病，我会为他和他的女儿汉娜在柏林附近找一个小别墅。他非常喜欢这个建议，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心情，并给我们一种可以憧憬的未来样子”。 他的病情的起伏和世界的局势无助于使他的悲观情绪有所减缓。他在两年前写给我的信说，“当我看着这个世界时，要保护自己免受恶心、鄙视和憎恶的情绪搅扰是一个艰难的斗争”。但是，尽管一切都很困难，表达绝望的话语仍然是例外的。他在最后一封喘息着但充满活力的信中，想知道是否能“冒险乘坐八小时的火车去我出生的城镇”。他还对完成了一篇关于“如何通过对战争的抵抗使年轻的卢卡奇、布洛赫和本雅明成为革命者的文章而感到兴奋”。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回复他，只怕寄送一封可能永远无法送到他手上的信件而令我放弃了。 VII. 当我们第一次在汉堡见面时，我给加斯帕一篇保罗·维尔诺（PaoloVirno）的文章《熟悉的恐怖》（TheHorrorofFamiliarity)，他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在文章中，维尔诺令我们联想起这个时代盛行的Heimlich/Unheimlich（熟悉/奇异）之间的辩证关系，引起了人们对不祥的、超现代的与对传统的、家园（Heimat）的诉求之间的关注。“每当人们试图说：国家、社区或真实的生活时，都会发出刺耳和可怕的尖叫声”，维尔诺写道，寻求熟悉感是一种“历史赌注，它不是已经获得保证的特性”。同样，加斯帕回答了有关共产主义对“家园”毫不敏感的指责，他明确宣称：“是的，它正是关心无家可归者”。事实证明，他的最后一次介入公共事务是为捍卫无家可归者权益免受匈牙利新的政策攻击而写的文章。“一个人不应该露宿街头，”他写道，“一个人应该在那里抗议”。也许没有比这更合适的遗产了。
古史辨的解毒剂（李季，1945年11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 古史辨的解毒剂 李季（1945年11月22日） 〔来源〕本文刊载于《求真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5月1日，署名：李季。 一、开场白 美人原浅薄，詹（姆士）杜（威）何足论，胡公扬余绪，一击剩游魂。社战游未了，批评岂赘言？史辨多梦呓，待余扫其根。 这是我去年作的《季子史诗》十五首之一，当时已经草成了一部十万字的《古史和井田问题》，内中有不少批评古史辨派的文字，故诗中提及这一派。现在《求真》创刊号征集稿件，要求我做一篇学术论文，我欣然承诺，于百忙之中，将原稿撮出一部分，并加入一点新材料，使之自成一文。学术论文的题材本来很多，我为什么首先选择这个题目？这不仅为的要履行诗中的预约，还有一种重大的理由，应首先声明一下。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学术界发生过几次大论战，即井田问题、科学与玄学、古史辨、革命文学与非革命文学、及社会史论战等等。这些论战中的问题，有的已经相当解决了，有的早被搁置了，只有古史辨仍继续进行，历时最久，产量最多。就已印成的十大本书看，是起于民国九年十一月，终于三十年二月，绵延二十一年，字数达三百二十余万。虽中日战争炮火喧天，连带击毁了我国许多文化事业，却没有打断他们论战的兴趣。其顽强的态度，坚忍的精神，实足惊人！在我国学术论战史上，像这样的持久与多产，虽未必绝后，的确可算是空前！尤其在精神食粮最感贫乏，饥不择食的今日，在抗日胜利结束，莘莘学子正拟勇猛上进的今日，这十大本书将发生怎样巨大的影响，是可以预先想像得到的。但不幸其中所含的毒素非常之多，在最初几年，虽有不少人加以严厉的批评，然大都枝枝节节，不得要领，并且理由与证据也不充分。最近十多年来，简直连这样贫弱的批评也难得看见。因此，养成了他们的骄傲自满，大言欺人。不是幻想他们的权威怎样大，“甚至有人著中国通史，不敢提到古史只字。这样看来，‘疑古’的成绩确已相当可观了”。“古史辨有名的贡献是‘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一般人已承认它的价值了。”（《古史辨》七册上编《自序二》一和五页）就是说“最近的疑古大师，谁都知道是顾颉刚先生。……到了今天，著述愈积愈富，发明愈来愈多，同志愈来愈众，声名也已从毁誉参半到了誉多毁少的地步”。“顾颉刚先生以后，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我以为当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著者杨宽先生。”（同书同编《自序二》一和二页）他们自己中了毒，呈出一种变态心理，信口开河，固属可惜；但更企图将这种毒汁输入青年学子的纯洁脑袋中，尤为可畏！我本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古史的人，又长为生活所困，无暇及此，故对于他们久已置于不议不论之列。现在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生的机会，我如果不就自己的能力所及，毅然出来做一番清毒的工作，实在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古史辨派的师友，更对不起我国无数的青年学子和学术界。我这篇论文的用意：一方面是在促他们的虚心反省；另一方面是要防止青年学子的继续中毒。因此，我不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专从根本上诊断他们的病源，使他们和学术界得听到一种彻底的新批评。 二、古史辨派的方法 既名为古史辨，自然有两派人在战场上对敌厮杀，这里所指的当然是为主的一派，即胡适、顾颉刚先生一派。不过凡所用的方法和他们完全相同的反对派，也一并包括在内，这是要预先声明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这句话是学匠治学的不二法门。一个人治学的精粗深浅虽和自身的聪明才力等有很大的关系，但所用的方法是否适当，更具有决切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考察一个人的学说，必先注意他的方法。 胡、顾诸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什么？是形式逻辑和实验主义。他们应用此等方法整理中国古史，而以辨伪为先务。顾先生说： “我日来在家里做辨伪丛刊的事情。……这辨伪丛刊分做两类：一是辨伪事，二是辨伪书。……辨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古史辨》一册三五页） 这是形式逻辑与实验主义信徒的说法，自我们辩证法论者看来，是完全不对的。因为他们认“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我们却认为伪书上的事实不一定全伪，虽把书的伪迹考定，未必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换句话来说，我们认伪书中有真材料，而真书中也有伪材料，应当细心去加以分析，加以选择，绝不能糊涂笼统地说一真百真，一伪百伪。 “拿证据来，愈多愈好，但伪书中的证据绝对无效。”顾先生等是要这样反诘的。 证据么？有的是，不独不是“伪书”中的，也不是真书中的，而是——天上的，而是——地下的，经得起你们的“实验”。并且第一部书就是你们最排斥的《尧典》，第一个证据是梁启超曾经说过的： “如《尚书·尧典》所记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因此可证《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五九页） 这里未明白指出日本天文学者的姓名，不知是否即新城新藏？他在日本《艺文》第五六七号曾发表《支那上代之历法》，推算纪元前二千三百年《尧典》的星座，虽有人对之持异议（参看《科学》十三卷一期饭岛忠夫《书经诗经之天文历法》），然观于“埃及人知用日历，盖在纪元前四二、四一年”（摩赖：《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中译本五七页）的事实，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尧时知用历法是可能的。新城氏“十数年来专心研究”“支那古代之文献”，本认“支那之天文学在古代发达甚著”之说，“系全反于事实”，然却引用《尧典》作立论的根据： “大火为夏日傍晚见于西方之赤色三等星。西洋称之为Scorpio座之辰星。《尧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自古以此星傍晚南中之时，为夏之正中，即五月之目标。”（《中国学术讨论》第三集，新城《东洋天文学史大纲》六页） 《尧典》所记，既无悖于现代天文学上的证验，可见此书虽为后人所改编，当时实遗下一种真材实料了。即退一步，认此为不足据，那我们也可以再提出一个地下的证据来。董作宾先生讲到卜辞梦父（疑即传说）三处之一，道： “上列辞一，有‘王固曰俞’之说语，如《尚书·尧典》帝曰：‘俞，往钦哉’，俞乃命令臣下的发语辞，《史记》作然，此俞下即接称梦父，当是命梦父之语。”（朱芳圃编《甲骨学商史编》上册商三第三页） 按“俞”的发语辞仅见于尚书《尧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几篇较古的书中（内中多是他们所谓伪书），在夏书、商书、周书中未曾见过，以后的书更不用说。《尧典》中有“俞”，卜辞中也有“俞”，又可证《尧典》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尧舜时代遗留下来的真实材料。顾先生说《尧典》“‘金作赎刑’由《吕刑》来”（《古史辨》一册二〇五页）证据就是“伪书”两字的虎头牌，不再负找证的责任。幸而卜辞埋在地下，编《尚书》的人无由得见，否则“帝曰‘俞’由卜辞来”的话，一定和上面一句话并列在《古史辨》中，作为宣布《尧典》死刑的另一罪状了！ 其次就拿庄子来讲。太史公说庄周“……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是庄子在史料上的价值应等于零。其实不然，内中谈到古帝王，和其它书对照，大都不无根据。即拿书中一个最细微之点来看，也无不如此。董先生提及殷虚出土的大龟说： “《庄子·外物篇》：‘乃刳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策。’此所谓七十二钻，乃举大龟之最多数而言，非妄语也。所谓无遗策者，策即册，指龟版而言，遗，留余也。言七十二钻，使龟册无留余之地，则钻之最多者也。今依上述最多之数（六十二）而更推算之，则前后左右，可各加二钻，则适合于七十二之数。”（《甲骨学商史编》下册商九第一七页） 这个《外物篇》属于《庄子》中的《杂篇》，向来公认为庄子之徒所作，也就是顾先生所谓“这（指外篇和杂篇）似乎是道家已成立，要和儒家分庭抗礼时的出品。”（《古史辨》一册二八五页）这样看来，是后于庄周本人的作品。不过顾先生同时又认《庄子》完全为“伪书”。他说：“我的意思，以为庄子是战国秦汉间‘论道之人’所作的单篇文字的总集，正与儒者所作的单篇文字总集为《礼记》一样。”（同书同册二八二页）现在即承认《庄子》是“寓言”而又兼“伪书”，然“七十二钻而无遗策”既被证明“非妄语也”，我们能断定其中所追述的古事一定是“妄语”么？这要用精密的方法去分析，不能随便否定它在史料上的价值。 再其次，我们拿《山海经》来看。这是被《四库全书》列入子部小书类的，也是世人所谓最荒唐的一部书。王国维讲到《卜辞》中的王亥说： “《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服牛。’郭璞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今本纪年帝泄十二帝，‘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非绝无根据也。”（《甲骨学商史编》上册商二第三至四页） 《山海经》是顾先生目为伪书的（详情见后），其中记载，除神怪外，有不少可靠的材料，尤其在地理方面是如此。今竟与《卜辞》有相合之处，这又是伪书中有真材料的一铁证。 末了，我们拿《周礼》来看。这部书是适之先生论井田问题时出死力排斥的，不妨先听一听他的说法： “《周礼》是伪书，固不可信。”（《胡适文存》六〇六页） “汉代是一个造假书的时代，是一个托古改制的时代。西汉末年忽然跑出一部《周礼》来。《周礼》一书，我起初只承认它是战国末年的一部大乌托邦。现在我仔细看来，这书一定是孟子《王制》以后的书，一定是用孟子《王制》作底本来扩大的。……《周礼》里的井田制说得很详细，很繁复，很整齐，确是中国统一以后的人的大胆悬想。”（同书六一二页） “……可见当时〔指西汉〕有改革的必要，但是因为豪富的反对很大，故不得不用托古改制的方法，用‘大帽子’来压服反对的人。这便是《周礼》等书的动机。……杨雄、刘歆、王莽等都是要想做一番大改革的人，不能不用尽心思，先去埋下一个改革的根据。刘歆造假书的原因，大概是如此。”（同书六一三页） 适之先生的话真娓娓动听，他以最坚决的口吻，断定《周礼》是“伪书”，因而断定其中的井田制是刘歆一班人捏造出来的。同时，郭沫若先生告诉我们说： “……番生敦曰：‘王令兼司公族’，师兑簋曰‘令女摄司走马’，谏敦曰‘先王既令女頫司王宥’，均与司字连文，而从北从井，北井者古者九家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也。……此字于宋人书中亦屡见，如微栾鼎之‘王令微栾总司九邑’，弁阝敦之‘王曰：弁阝，先王既命女作邑，继五邑祝’，师毁敦之‘今令汝死我家继治我西偏东偏’，又齐侯镈‘余命女职差正卿，为大吏，兼命于外内之事’，宋人均释为‘继’，于字无说，义亦难通。然释为‘耤’，则可通行无碍。”（《甲骨文字研究》上册《释耤》二页） 以向来否认井田制的郭先生（听说近已承认有井田制度）竟不得不征引《周礼·地官·小司徒》的“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按原文征引有误）去解释金文中的耤字，不知适之先生见了，作何感想？他也许以为这不过偶合，这是孤证，未必绝对可靠。好，就算如此，我们再提出一个证据罢！散氏盘铭中有如下的两句话： “以西，至于莫。履井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井邑，奉，道以东，一奉”。 这是指田界讲的，竟两次提到井邑。井邑是什么？还不是“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吗？何况第一句的井邑下面紧接着一个“田”字，还能说这不是指田界吗？上面的丘井既系之以“耒”，而这里的井邑复继之以“田”，则其为《周礼》中所指的井田，宁复有丝毫疑义？ 现在要问适之先生，《周礼》即使是刘歆伪造的，难道周金也因“杨雄、刘歆、王莽等都是要想做一番大改革的人，不能不用尽心思先去埋下一个改革的根据”吗？周金的文字中既找得出井田的遗迹，可见井田制度不是孟子发明的，而西汉末年跑出来的《周礼》仍含有一部分真的材料。 以上四例说明伪书中有真材料，不可笼统抹煞，总算是够显明的了。关于这一点，连力排“伪书”的崔述也是承认而且利用的。他在《唐虞考信录·舜体国经野》中利用伪孔传的“海畔山”去证明蔡传“沦入于海”之失，就是一例。但我们的辨伪的先生们完全不懂得这一点，一见人家用了伪书，便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气焰逼人，不可向迩！试一读顾先生下面一段话，当可领略几分： “例如章演群先生（鸿钊）所著的《石雅》，不愧为近年的一部大著作，但里边对于伪书为史不加别择，实是一个大缺点。他据了《拾遗记》的‘神农采峻岭之铜以为器’，《史记》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说中国在神农黄帝时已入铜器时代；又据了《禹贡》的‘厥贡璆铁银镂’，《山海经》的‘禹曰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说三代之初，已知用铁。这种见解很能妨碍真确的史实的领受。若能知道神农黄帝不过是想象中的人物，《禹贡》和《山海经》都是战国时的著作，那么，在实证上就可以剔出许多伪妄的证据，不使它迷乱了真确的史实的地位。”（《古史辨》一册《自序》五八页） 其实章先生是用王国维所谓“二重证”——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安特森在甘肃所发掘的铜器和殷墟出土的铜器等等）——立论的，处处经得起证验，顾先生在这里板起面孔说话，去指摘他的谬误，到底有什么证据？除掉“伪书伪史”那块虎头牌外，的确一点也没有。试问这种糊涂笼统的辨伪方法怎样能够辨得出真伪？怎样能够靠近真理之门？！ 最好笑的是：顾先生一方面说章先生不该用伪书伪史去迷乱真确史实的地位，另一方面却用自己所宣布的伪书《山海经》和《皋陶谟》（《古史辨》一册二〇二页）去证明禹是神不是人（同书同册一一二页）。顾先生既已明明告诉我们“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试问他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论断不是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吗？“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 顾先生等另一种最荒谬的主张是一部书在某一时代写定，便只能代表某一时代的制度，或对古代的悬想等等。例如他认《山海经》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即不能用以证明“三代之初已知用铁”；适之先生认《周礼》是伪书，即不能用以证明周代的井田制度。不过这种限制只施于他们的论敌，而他们自己却可随便应用，不受拘束。我们在上面所说顾先生利用《山海经》、《皋陶谟》证明禹为神，固是一例，而杨宽先生更愈出愈奇：竟说“大约在神话里，舜的弟弟就是一头象，所以天问上会说出‘舜服厥弟’的话来，‘服厥弟’就是‘服象’啊！”（《古史辨》七册上编《杨序》四页）他又用《汉书·武五子、昌邑哀王传》，《后汉书·袁绍传》和《三国志·乐陵、王茂传》去证明孟子“封之有庳”就是封之有鼻，“象的特征是鼻，而舜的弟弟象的封地就叫做‘有鼻’”，（杨序三页）这还不是一头象吗？总说一句，他们二十年来愈加辩论古史，便愈加陷入绝境，用他们的方法去担负这种工作，是完全没有前途，是完全破产了！ 三、古史辨派的研究范围及其科学素养 凡研究学术，范围愈狭，愈能深入，这是当然的道理。古史辨派的研究是以古史为对象，照旧式的说法，虽涉及经史子集四类，但无非以寻找史料为主，故归根到底，仍只是古史。范围既狭，材料也极有限，耗去二十几年的岁月，自然应该有精深的著作出现，救济梁启超所谓今日中国学术界的“历史饥饿”。（《中国历史研究法》六二页）谁能料到他们不独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不独没有光明，反而黑暗了！大家试再看杨宽先生近年来所研究的结果，就可以知道。 “吾人归纳言之，则古史中之圣帝贤臣，其原形如下： （1）本为上帝者：帝俊，帝喾，帝舜，大皞，颛顼，帝尧，黄帝，泰帝。 （2）本为社神者：禹，句龙，契，少皞，后羿。 （3）本为稷神者：后稷。 （4）本为日神火神者：炎帝（赤帝）朱明，昭明，祝融，丹朱，驩兜，阏伯。 （5）本为河伯水神者：玄冥（冥），冯夷，鲧，共工，实沈，台骀。 （6）本为狱神者：四岳（太狱），伯夷，许由，皋陶。 （7）本为金神刑神或牧神者：王亥，蓐收，启，太康。 （8）本为鸟兽草木之神者：句芒，益，象，夔，龙，朱，胡，熊，罴。”（《古史辨》七册上编三九九页） 这是杨先生“利用新的武器——神话学”（同编《杨序》二页）所做的十六万字大文的总括。大家看了本为某神之后的一批名字，也许有些莫明其妙，至少不会知道他们彼此间有什么关系，让我请出他的一位同志童书业先生来加以解释吧。 “……我在这里想特别替杨先生的神话分化说介绍一下： “所谓神话分化说者，就是主张古史上的人物和故事，会得在大众的传述中，由一化二化三以至于无数。例如一个上帝会得分化成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好几个人；一个水神会得分化成鲧、共工、玄冥、冯夷等好几个人；一个火神也会得分化成丹朱、驩兜、朱明、祝融等好几个人；一件上帝‘遏绝苗民’的故事会得分化成黄帝伐蚩尤，和尧舜禹窜征三苗的好几件故事；一件社神治水的故事也会得分化成女娲、颛顼、鲧、禹等治水害的好几件故事。这种神话传说分化的例子，实在多到不可胜举，不过从前人不曾看出来，一经杨先生的揭发，便无不令人惊佩了！”（同书同编《童序》三页） 但我们看了之后，不是“惊佩”，而是惊骇！为什么？杨先生如果是一个鼓吹神道设教的宗教家，自然有权利在真书以至伪书中翻筋斗，矫揉造作地做成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尽量向史学界传播，弄得天昏地黑，永远没有一线光明。不过我看他没有做宗教家的野心。顾先生要“做一个科学的史学者”（同书一册三六页），他当然也是如此，因为他告诉我们：“史学之研究，首贵乎史料之批判。吾人除搜集史料外，必须对史料分析综合，辨其伪而求其真，然后史学之能事尽也。”（同书七册上编四〇一页）他说中国古史的舞台上只有上帝和一些什么神在那里变戏法，这是求真吗？待我们来考虑一下。 无论中外，凡是古代史没有不杂入多量神话的。例如法国有名史学家摩赖（A.Moret）说：“要之，自神话而言之，统治埃及者，先为神，后为半神半人，最后为人；史料可稽，群无异词。”（《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中译本三四页）我们中国的古代史自然也不能例外。什么“天皇氏十二头”，庖牺氏和女娲氏“蛇身人首”（《史记·三皇本纪》），“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同书《历书》）不都是一些显然可见的遗迹？可是一个科学的史学者的责任不在助长这些神话，而在解释这些神话的起源。关于这样的解释，有种种派别，德国著名的博言学家米勒（MaxMüller）称之为伦理学派、物理学派和历史学派。神话的起源，本甚复杂，这三派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一切神话，不过专就杨先生所说的上帝和神话，是可以用历史学派的方法来解释的：即一切神原来都是酋长、帝王、大战士、圣贤或造福人类的人，他们在生前既已出类拔萃，所以死后便逐渐被视为神明了（柳下惠对臧文仲所说的一段话，正合此例，详见后）。即使不然，也应当像摩赖关于古代埃及所说的一样：“其政权操诸各该诺姆（Nome区域）之神祇手中，实行此政权者则为神人之代表，国王或诺姆长官是也。……埃及政教不分，其来固已久矣。”（《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中译本二六页）这才是治古史的现代史学家应有的态度。不意杨先生竟走了一条恰恰相反的路。哪能不令人惊骇？！ 他为什么走一条恰恰相反的路呢？因为他引经据典（这经不是五经，六经，或十三经，而是《山海经》之类）地证明尧、舜、禹、鲧等等为神，于是作出结论道： “尧、舜、禹、鲧之事初为神话，不为人话可知矣。《墨子》、《楚辞》、《天问》、《山海经》等所载，乃传说之初相，儒家所陈，转多润色之辞，……由神话润色而为古史，其润色之迹，吾人尚多可寻。”（《古史辨》七册上编一一〇页） 他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是说，他只知道“尧、舜、禹、鲧之事初为神话，不为人话”，而不知道关于尧、舜、禹、鲧的神话原是由人话转变来的。他这十六万字的大著只是一个“导论”，还有下文，我们猜不着是什么，不过专就本文而论，他便不能说我们的批评是错误的。 就杨先生告诉我们的许多话看，在四千年以至三千年前，中国古史上只有两类东西：一是神，二是兽。关于神的一类，我们已经领教了，现在再看第二类。 “有许多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其前身不过是神话里的鸟兽罢了。”（《古史辨》七册上编《杨序》三页） “益就是玄鸟凤鸟，是服侍上帝的，所以上帝（即舜）要叫他来管理一上下草木鸟兽，而益还谦让，要让给朱、虎、熊、罴去管理，（见《尧典》）朱、虎、熊、罴原也是鸟兽中的佼佼者，在神话里也是替上帝服役的。”（同序五页） 现代的考古学已经证明人类的生存远在三四十万年前，（民国十八年所发现的“北京人”，有的说距今一百万年，有的说五，六，七，八十万年。）即现代人的出现也在二万五千年以前，我国在三四千年前没有人的传说或历史，只有神和兽的传说，试问人到哪里去了？他总不能否认当时人的存在吧！既有人，他们的历史舞台何以被神和兽垄断，自己毫无表现？这非请杨先生答复不可。 得了，我们何必希望他呢！我们应当告诉他们一派人，要研究古史，须先有一般科学的素养，尤其须懂得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博言学和民俗学等等。可惜他们对于这些科学，不独未曾深入，连浅尝都没有，因此把图腾的遗迹如朱、虎、熊、罴等，看做真正的兽，于神道设教之外，再来一套兽道设教，总之，他们的工作不但是大都白费气力，并且笑话百出。试举一个最显明的例子来讲。 郭沫若先生在十几年前将日本学者对于商代社会性质错误的估计介绍过来，说：“在商代的末年都还明明是金石并用的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八页）自此以后，大家几乎一致盲从附和。他本人一直到二十九年，仍固执此见，没有丝毫变动，所以他要矫正适之先生的错误，说：“然而殷代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即金石并用时代，却是可以断言的”。（《古史辨》七册下编三六二页）因为适之先生是把商民族列入石器时代，并加以附注道：“发见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同书一册九九页）顾先生于是宣布这“可以做我们建设信史的骨干”。（同书同页） 这些都是绝对荒谬的主张。商不仅不是什么新石器时代，不仅不是什么“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即金石并用时代”，也不是青铜器时代，而是铁器时代。关于这一点的证据相当地多，并且都有二重证。本文为篇幅所限，无法胪列（详见《古史和井田问题》）。这里除掉一种为人们容易了解的有力证据外，其余只略提一下。 一、殷墟虽无铁器出土，但经日本小松茂和山内淑人对商铜器二十六点化验的结果，证明铜器中有人工渗入的铁和砒素，（见《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中译本四五至五〇页）而商代的铜容器“由刻于器上之款识及其他方面推测，则其较哈尔斯大德和高加索铁器时代初期之铜容器等，内容更为进步。中国人之所以解为礼乐器，亦暗示其在文化史上乃极高阶段之所产。”（同书七页）这可证明商青铜器为铁器时代的铜器。 二、商代并不是什么牧畜业时代，而是高度发展的农业时代，可以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四六至二四七页，《甲骨学商史编》下册《商八》第十至十一页，同书同册《商七》第三十页所举的证据看出来。 三、关于商代的国家组织，从卜辞中可以考见它的政制，有史官、小臣、大右、耤臣等等（同书《商七》第五至六页） 四、我们现在要比较详细说到它的文字了。“殷商文字见于殷虚龟甲兽骨上的已有两千字上下。”（同书上编《商六》第三四页）关于二千字的数目没有争执，内中被确切认识的不过八百多字。卜辞既不是字典，而出土的龟甲又被毁灭甚多，则二千字非殷代全部字汇，仅为其中的一部，自无疑义。我们现在假定殷代文字还有一千，一共是三千，总不算说得过多。我们再看： 一、秦代的《三仓》只有三千三百字； 二、西汉杨雄的《训纂篇》只有五千三百四十字； 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加入流俗异体，也不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 以上三种都是字书，对于当时的字虽未完全收入，已是应有尽有了。周代文物的兴盛，春秋战国学术的发达，是用不着我多说的。然经过周朝八百年长期的发展，不过加多三百字，人们可以想象商代的文化是怎样的高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郭先生说，商代“文字尚未脱原始之畛域。（1）象形文字在百分之八十以上，（2）……一字之写法有至四十种以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八九页）但我将《殷虚文字类编》拿来计算一下，真正的象形文不过百分之十强，其余尽是指事、会意和形声等字。郭先生不懂六书，所以把后面几项文字也列入象形文，以致蒙蔽了商代文字的真相。至于一字之写法在四十种以上，不能作为文字未脱原始畛域的有力证据，因为迟至秦汉时代，年字至少有六十七种写法（《金文续编》第八），此外，如长、孙、子、侯等字也都有四十至少三十种以上的写法。（同书第九、十二、十四和第五）难道我们也可以说秦汉文字未脱原始畛域么？无论如何，我们确切相信那样高度发展的甲骨文决不是商代六百四十八年间所能够达到的。 第三，英文尚有十万字，据美国学者计算，著作家所常用的字不过一千，而基本英语只有八百五十字。又据铎尔基（Dorsey）说：“现在普通的人所常用的字也不过三百字”。（米勒利尔《社会进化史》中译本二八页）这是就外国讲的。更就中国讲，《康熙字典》有四万二千多字，一说四万四千字，海禁大开以后，又增加了不少的新字，故《中华大字典》共收四万八千多字。据闵宗益先生估计：“中国常用字亦不过千字”。（《东方杂志》三二卷十五号闵氏《汉字变迁之大势及今后应有之改良》九八页）又据同卷十四号洪深先生的《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使用法》一文看，只需如许字就可以办报，可以作评论。在文化水准这样高的中西人民中，所用的字竟比卜辞所用的少一倍，这又可以想象商代的文化是怎样的高了！（商代的文化自然低于现代，它的用字反多，是因当时文字的含义绝不及现代文字的丰富。） 美国著名的考古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告诉我们，发明铜器和牧畜种植业的发达，是野蛮中级的现象；发明铁器和文字以及田野农业的出现，是高级的现象。至于商代不独不是郭先生和许多日本学者所想象的野蛮中级，也不是野蛮高级，它脱离这种高级至少有四五百年了。古史辨派的先生们如果真有科学的素养，对于商代能作一种综合的研究，何至二十年来还在继续闹这种商是新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笑话！他们口口声声抱怨锄头考古学不发达，不能供给他们以必需的材料，其实如上所举的大批材料早已出现，不过他们不知道去利用罢了！ 四、古史辨派的公式 末了，我们来考虑这一派的公式。顾先生说： “我们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贤，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古史辨》一册六〇页） 这个公式是顾先生“下了两年的苦工然后发表……的”，（同书二册三三六页）也是经过适之先生赞同并夸奖的，他说： “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同书同册三三八页） 这个公式也经过长期的发展，最近又由杨先生的神兽论——分化演变说加以补充。所以童先生说： “古史传说固然一大部分不可信，但是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那末古史传说怎样会‘累层’起来的呢？我以为这得用分化演变说去补充它。因为古史传说愈分化愈多，愈演变愈繁，这繁的多的那里去安插呢？于是就‘累层’起来了。……大约演化出现愈后的人物，他们的地位也便愈高愈古，这便产生了‘累层地造成’的现象。所以有了分化说，‘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的真实性便越发显著，分化说是累层说的因，累层说则是分化说的果。”（同书七册上编《自序》六页） 这是古史辨派经过千锤百炼认为无复缺憾的万应法宝，连郭先生也为这法宝的魔力所吸引，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版书后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 可是这个受全国第一流学者热烈赞颂的公式，自我们看来，绝对不成其为公式，请申其说如下： 适之先生认顾先生在中国古史上系承崔述的系统而来，崔述干了第一次革命，他干了第二次革命。实则他是承康有为的系统而来，与崔述相反。不过他们既提起崔述，我也正要引用他几句话来做材料。崔氏说： “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于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于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明矣。……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补上古考信录》二卷） “因事及之”这四个字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因为顾先生仅根据《诗经》，一口咬定“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只是禹”，他既不愿知道《诗经》非史书，又不懂得《诗经》中提到禹，只是“因事及之”。例如要讲到“丰水东注”，才联想到“维禹之绩”是。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提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是否真有此等古书，议论纷纷，姑且不提。至于孔子所谓“志有之”的志，孟子所谓“于传有之”的传，确为古书，都亡了。又梁启超讲到《尚书》二十八篇注云：“据汉人所传说，谓古代书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纂之为百篇，遭秦而亡焉。汉兴，由伏生传出二十八篇，共三十二卷，即所谓今文《尚书》也；其后孔安国所传复多十六篇，即所谓古文《尚书》也。古文尚书而复佚焉。”（《中国历史研究法》二二页）书本有三千多篇的话，由近古的汉儒传出，虽未可全信，书亡佚的篇数必多，（无论孔子删纂过与否）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再就孔子时代讲，《史通·正史》载孔子得百二十国书，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墨子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百国《春秋》，是春秋战国史书之多，可以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六国表》载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是春秋战国时代和以前的史书（《尚书》也是古史之一种）都被摧毁了，或早已亡佚了。 太史公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史记·孔子世家》）后人颇疑古诗未必有如此之多。然无论孔子删诗与否，古诗没有全部保留下来，也是绝对没有疑问的。《左传》中所引诗二百十九条，而逸诗占十三条，就是一证。孔子门弟子所记的《论语》一类，也决不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全部语录。如将《诗经》、《论语》与上述的古史较，恐怕只占其中百分之零点以下的数目。何况两书本身也是残缺不全的。如果有人利用此等残缺不全的书做立论的根据，没有不失败的。试举一例如下： “阮氏谓夏商以前无仁字，《虞书》德字惠字即包仁字在内。仁字不及于《尚书》虞夏商书，《诗》雅颂，《易》卦爻辞之中。此字明是周人始因相人偶之恒言而造为仁字。”（《说文解字诂林补遗》八上《仁》） 所谓阮氏就是著《经籍纂诂》的大学者阮元，他根据上列各书断定夏商以前无仁字，但甲骨文中却有仁字。可见这种推论方法是最靠不住的，是最幼稚可笑的。其实它在三百多年前，早就被毛奇龄讥笑得不值一文。他说： “人第见易书诗无骑字，只曲礼有‘前有车骑’语，遂谓骑字是战国以后之字，古人不骑马。若然，则六经俱无髡髯字，将谓汉后人始生髡髯，此笑话矣！”（《西河合集经问》二卷） 不意古史辨派的先生们对于前人所排斥的推论方法，以及前人用此方法所造成的错误，一无所知，根据两部残存的，并非历史的《诗经》、《论语》，贸然断定周初人心目中最古的人只有禹，孔子时只有尧、舜等，因而成立一个公式！ 还有一层，《论语》上明明宣布“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古代酋长的传说当然与神话结合在一起，孔子不谈尧、舜以前的酋长，说不定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不幸顾先生把不语不知和没有三椿截然不同的事混为一谈，以为不语就是不知，不知就是没有，所以他提到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和宋鲁二国的颂诗，毫不迟疑地说： “他们都不言尧、舜，仿佛不知道有尧、舜似的。”（《古史辨》一册二六七页） 他在这里用“仿佛……似的”等字眼，企图减轻这种推论的不合理性，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公式是完全建立在——不言=不知=没有——这个公式上面的。请以下例为证。他说： “试看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没有事迹的古帝，门弟子问孝的这般多，孔子绝没有说到舜身上，可见舜在那时还没有孝的名望。”（同书同册四二页） 他对于这种主张是非常坚持的，所以后来又重提一次。（同书同册六四页）其实在《论语》中，门弟子问孝的不过四次，均见为《政篇》： 一、“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二、“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三、“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四、“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孔子在这四次问话中既未尝举过任何孝子作答，顾先生何以要从此去断定他不知道舜孝，又何从知道舜还没有孝的名望？这种论证如果可以成立，那孔子也同样没有说到他的弟子闵子骞身上，也就是不知道闵子骞孝，也就是闵子骞还没有孝的名望。何以他后来又偶然提及“孝哉闵子骞”！（《论语·先进》）这样看来，顾先生的“不言=不知=没有”的公式，真是幼稚极了。不幸“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公式完全以此为基础，否则何以东周初一部书不言尧、舜，就是不知道尧舜，也就是根本没有尧、舜，孔子时一部书不言黄帝、神农，就是不知道黄帝、神农，也就是根本没有黄帝、神农？…… 如再举一例，当更为明显。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崩崩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像这样“不言=不知=没有”的公式并不是顾先生偶然的应用，而是他们一派人常用的最重要的法宝，例如杨先生说： “殷商与夏代密接，殷墟卜辞历年发得数万片，又绝未见夏之踪迹。”（《古史辨》七册上编一一六页） 他这里又是以卜辞不言夏代，即不知夏代，因而证明没有夏代。这种幼稚而荒谬的公式如果可以到处应用的话，我们更可以说：凿井而饮，为古代人的普遍现象，殷墟卜辞历年发得数万片，绝未见井字之踪迹，可见商代是没有汲水井的！可以这样说吗？ 我们再回到本问题上去，现在要问，除掉并非历史的《诗经》和《论语》外，其它较古的带史料性质的书有没有提及尧、舜、黄帝一类人？有的。展禽说：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鲁语》上） 展禽就是柳下惠，周庄王时人，即先于孔子百余年的东周初人。他不独提及禹，而且还提及神农（烈山氏）、黄帝、颛顼、帝喾和尧、舜等。此外，如后于柳下惠五十年的司空季子也说及：“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同书《晋语》四）顾先生宣布东周初只有禹，到战国时才有黄帝、神农等，碰着这些证据，不是又破产了吗？！ 然古史辨派的先生们看到这里，也许要大笑起来，因为认这是为伪事伪书，不足为据的。但我们不能承认这样的说法。为什么？柳下惠的话是对臧文仲而发，季子的话是对晋公子重耳而发，对方都是有智识的人，他们岂能捏造古人名字和史绩，随便瞎说？古史辨派也许认为这是编《国语》的人捏造的。《国语》相传为左丘明所作，而左氏一说与孔子同时，一说为六国时人。无论如何，他或其他编者无须“托古改制”，“用大帽子来压服反对的人”，根本没有伪造古史的必要。何况《国语》在历史上的价值总不比《山海经》低，杨先生的“神兽论”的大来源之一是《山海经》，试问他们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我应用一部较古的《国语》的材料作论据？ 这样看来，顾先生的公式的第一点是绝对不能成立的。现在再来考虑第二点。即所谓“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而以舜为例，以《论语》为唯一的材料来源。此书既非舜本纪，怎能将他的事绩一起写出来呢？可是即除掉他们所排斥的《尧曰篇》“咨尔舜”，“舜亦以命禹”等不计，也还有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雍也》），在政治方面说出他的缺点，并不止“无为而治”一端。至于在《尧典》中，舜既成为“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君”，那孝子的身份当然已包括在内，何况书中明白说它“克谐以孝，蒸蒸乂，不格奸”，表现他是至孝大孝，又何待孟子时代来多说？到孟子时还不过这一点点，那就不是“愈放愈大”。岂止于此，他从家齐而后国治的广大范围中退出来，专门做一个小小家庭中的孝子，可说是愈缩愈小了！在实际上，孟子仍旧是在述孔子的话，说“君哉舜也，巍巍乎其有天下而不与焉？”（《孟子·滕文公上》）这不和孔子所谓“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也”（《论语·泰伯》）是一样？舜不始终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不增不减吗？ 由此可以看出顾先生所建立的公式，与所举的说明例子，全不相符。即使相符，也不能证明他的公式为正确。因为关于舜的传说到底有多少，我们根本不知道。如果在孔子时遇着机会表现一点，在《尧典》中遇着较多的机会又表现二三点，在《孟子》时遇着更多的机会，又表现四五点，都是很可能的。我们可以因此称之为愈放愈大么？确定一种传说有无历史的价值，应以是否切合当时发展阶段为标准，不能以愈放愈大，愈缩愈小，或始终不大不小为标准。 公式的一二两点既都不能成立，第三点又怎样？就他所举的例子看，是“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这就是说：在东周时做的东周史才是真正的东周史，在战国时做的东周史，便不算真正的东周史，只是战国时发明的东周史。这种说法如果正确，则中国的正史——二十六史没有一部是真正的历史，须有成千成万的史学家来做辨伪的工作！适之先生确切相信《周礼》中的井田制是刘歆一班人捏造的，固然可作他们的公式第三点的铁注脚；但《周礼》中的“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由周金一再批准了，于是他们的公式的最后一点，又因碰着硬硼硼的青铜器塌台了！ 至于杨先生所补充的什么分化演变说不独不是这个公式的救命星，反而成为它的催命符，因为这种说法离开神与兽即不能谈古史，这与科学的古史相距，足有十万八千里！ 综合我们上面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所分析的各点来看，它完全是一种糊涂思想的凑合，愈修改便愈昏乱，绝对没有科学的价值，故经不起我们的一击。 五、古史辨派的腰斩中国历史及其对外宣传 梁园东先生不忍看见他们向古史那样的“剥皮”，不胜感慨地说： “结果是把一部上古史更弄得一塌糊涂，使人简直莫明其妙，究竟这部中国上古史是什么一套把戏。”（《东方杂志》二七卷二二号《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权》六九页） 其实抱怨他们剥古史的皮，弄得一塌糊涂，只道出真相的一半。他们一开始就谋斩断古史，适之先生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古史辨》一册二二页）顾先生说：“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同书同册一四页）他们向古史剥皮，弄得血肉模糊，不可收拾，于是将历史腰斩，而以革命英雄自居。适之先生说： “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胆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封神台上去！连禹和后稷都不免发生问题了！故在中国古史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同书二册三三八页） 我们知道，一个科学的历史学者的职务，是在将已经神化了的古帝王或酋长从封神台上请下，回复他们原来的人的形状，而不是将本来是人的古帝王或酋长送上封神台上去，增加古史上的纠纷和黑暗面。何况古籍中所遗留下来的材料并没有他们所幻想的那样纠纷与黑暗，试略举两节如下：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韩非子·五蠹》）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传下》） 这里说明上古人群最初由穴居野处，采取菓食，进而为渔猎牧畜终于达到农业，和现今考古学者所考证的完全相同。所谓有巢氏、燧人氏、包牺氏、神农氏等，顾先生以为是“想象中的人物”，郭先生以为“显然是周秦之际的学者们所拟议的一种考古学般的推察，而且是很合理的（！）一个推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六〇页）杨先生说得更巧妙，有详加介绍的必要： “此等历史进化观疑皆得之边裔民族之观察。秦晋淮楚之间，夷狄杂处，所见文化，程度不一，其进化之迹显然。故庄子称太古为至德之世，山木篇又谓：‘南越有邑焉，名为至德之国。’此其明证。……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谓‘大抵依其名而示其性，所谓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庖牺等，无一不然。’盖无一非出于意造，吾人治古史，于此等假说之说首当摧陷而廓清之！不能因其有合历史进化之论，遂从而信之也！”（《古史辨》七册上编一一四页） 我们知道，所有渔猎牧畜农业等都是人类的群体从实际生活中发明或发现的，决不是任何个人创造的；不过为便于传说或纪录起见，不能不托始于其中一个能力特别大的集成的人。这就是有巢氏等等名义的由来。顾先生所谓“想象”，没有提出证据，等于空口说白话。郭先生所谓“推察”，也同样无稽，因为周秦学者没有现代考古学的知识，如无传说作根据，何能作成“很合理的（！）一个推察”？杨先生所谓“”疑皆得之边裔民族之观察”，这种疑似之词，绝不足为据。《礼记·王制》说：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这是汉儒所述的周秦时代四夷的状况，他们以为夷蛮的“不火食”，戎狄的“不粒食”，是由于民性不同，不可推移，试问秦晋淮楚之间的夷狄生活何能帮助周秦学者造成一种“历史进化观”？至于以《庄子·山木篇》南越至德之国作为庄子推测太古为至德之世的“明证”，更是滑稽之至。因为我考查四种不同的版本，都是“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并不是什么“至德之国”，即退一步，假定何种版本作“至德之国”，又怎能断定庄子是根据“至德之国”的“观察”去推测“太古为至德之世”，而不是根据“太古为至德之世”的传说去虚拟一个“至德之国”？古人明明没有现代考古学的知识，（上面引文就是明证）而其纪录恰恰合于这种科学的证验，可见此等传说是真材实料决非出于“想象”、“推察”或“意造”。他们不知道应用此等可贵的材料，反视为“假说之说，首当摧陷而廓清之”，可见他们的论断是盲目的，玄学的，而非科学的。 古史辨派的先生们没有处理古史的能力，而不知自省，反大骂古史。顾先生宣布：“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实，这里边不知藏垢纳污到怎样！”（《古史辨》一册一四页）我们绝对不相信古史是臭薰薰的东西！即使真是藏垢纳污的话，也只应去其“垢”与“污”，如认其皮也是臭皮囊，也只应“剥皮”。照他们的办法，剥皮之后，理应现出原身，真相大白；何以愈弄愈糟，终致腰斩了事呢？ 这种办法本来是治古史者一椿不大光荣的事。这样的悲喜剧在国内表演得还不够，竟向美国去献技。《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适之先生在《现代评论》上说，这部书“是百五十年来中国关于古史的最有价值的著作”。（同书二册四四七页）一个叫做ArthurW.Hummel的，也在英文杂志（ChinaJournalofScienceandHistoricalAssociation）替他们鼓吹，说此书开了中国历史研究革命的新纪元，而替一班不懂中文的外人叹惜，认为不能一读此书，是何等重大的损失！（参看同书同册三六四页）而美国史学联合会（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所草成的《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一文，又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印第安那坡黑（Indianopoli's）开会时当场宣读。（原文见《美国史学评论》三十四卷第四期，《古史辨》二册也载有原文和译文）其中几句最关重要的话是： “我们如果接受这些深刻的结论，同时必须预备把中国的历史缩短起来。我们虽仍可以说，中国已有三千年的纪录，却再不能说她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像普通一般人那样（《古史辨》二册四四九页） 美国的历史本来很短，现在有一个文明古国愿意将固有的历史年龄减少一半，自然使它特别发生兴趣。所以它的一个学术团体马上接受我们的“古史家”“这些深刻的结论”，也“预备把中国历史缩短起来”。他们的对外宣传总算是如愿相偿。可惜这不是真理，致使我们的古代文化无端蒙受一种重大的损失！ 六、结论 综合以上各项来说，治学方法的幼稚，研究范围的狭小，和科学素养的欠缺，是古史辨派的致命伤。因此所产出的公式荒谬到无以复加。他们自以为是在“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古史辨》二册《顾序》七页）但他们的治学态度和工作范围远逊于清代学者；因为清代学者不喜师弟互相标榜，而于主要科的经学外，旁及于史学、典章制度、小学、音韵、金石、校勘、天文、算学等等。古史辨派的先生们只在几本古书里打滚，对于治史所必需的现代科学毫无所知，而又深染浅薄的明代学者标榜相高的习气。除掉上面所举的什么“第二次革命”，什么“疑古大师”，什么“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外，最露骨的是傅斯年先生于民国十九年给顾先生的信，内中有一段说： “……而你这个题目（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论，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顾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同书同册二九七至二九八页） 适之先生在民国廿七年一篇《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的大文中，会慨叹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胡适文存》三集四八页）其实这种空气的造成，他们自己应负绝大的责任。把顾先生去和崔述甚至于牛顿、达尔文相比，我们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因为他在思想家中还占不到地位。像这样的夸大狂，除掉助长受者及其门徒虚骄之气，而阻碍其进步外，别无好处。试看杨先生下面只知责人，不知责己的说法，即可见一斑。 “有些人正在那里拿着古史来玩把戏，天天挖空心思，信口乱说，真不免要令人头昏，这确乎是我国史学界的病态！”（《古史辨》七册上编《杨序》一页） 他利用神话学的“新的武器”造成神兽论，难道不是“拿着古史来玩把戏”？二十年是如何长久的岁月！他们专治古史，未会露出一线光明，腰斩了中国历史不算，还要将那被腰斩的部分描写成神和兽的历史，与我们的祖先无关，“真不免要令人头昏”！ 现在总说一句，古史辨派的先生们，你们如果不是“风头主义者”，真有为求真理而治中国古史的诚心，我十二万分诚恳地希望你们更换你们的治学方法，扩大你们的研究范围，丰富你们的科学素养，抛弃你们的武断公式，转变你们的标榜习气，深思苦索，勇猛前进，替中国创造一部科学的古代史。语云：“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我所以不顾一切，不客气地尽情批评，并不简单地和王充著《论衡》一样，是由于“疾虚妄”，（《论衡·佚文篇》）我所着眼的最主要之点，重说一遍：“为爱护莘莘学子，不使继续中毒；一本春秋责备贤者之意，爱护你们，尤着重于后一点。顾先生在《读书杂志》的启事中说：“愈驳得猛厉，我愈感谢。”（《古史辨》一册一八七页）可见你们原来竭诚欢迎批评，正是学人追求真理应有的态度。你们中间不少第一流学者，是国家和社会几十年培养出来的人才，你们应当有更大的勇气，虚心反省，你们应当有更大的责任心，策励自己，你们应当有更优的成绩，贡献国人。梁启超晚年有几句伟大的自我批评，是值得写在下面，供你们借镜的：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清代学术概论》九一页） （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草成）
运动、工厂、政党（﹝美国﹞黛安娜·菲莉（DianneFeeley），202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运动、工厂、政党 ﹝美国﹞黛安娜·菲莉（DianneFeeley）2022年 韩达翻译、大壶春花校对 〔来源〕原载美国《逆流而上》（AgainsttheCurrent）第217期，2022年3-4月号。作者黛安娜·菲莉是《逆流而上》杂志的编辑。她是一名退休汽车工人，积极参加汽车工人大篷车活动（AutoworkerCaravan），这是一个由在职和退休的汽车工人组成的网络，倡导工会民主和非化石燃料运输业。她还积极参加底特律拆迁保护组织（DetroitEvictionDefense）。 原文链接：TheMovement,thePlants,theParty 1967年，当我得到邀请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的青年团——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YoungSocialistAlliance）时，我毫不犹豫。我已经准备好加入一个激进的政治组织。我曾在哈莱姆区的一所非裔美国人学校担任教师，与密西西比州儿童发展组织（ChildDevelopmentGroupofMichigan）合作发起了一个名为“启蒙计划”（Headstart）的项目，并在反越战的直接行动中被捕。 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团是一个有趣的混合体，其中既有在早先的激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年长工会成员，也有以校园为根据地的年轻成员。在新泽西州帕特森纺织工人罢工期间，一位年长的同志还是个孩子，她在那里听到了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GurleyFlynn）的演讲。二战期间，她参与领导了海员党的一个支部。 其中三人是活跃在油漆工联盟第4号地方组织（paintersLocal#4）的油漆工，其领导人道·威尔逊（DowWilson）最近因铲除暴徒而被暗杀。一对活跃在反战联盟中的夫妇都是工会成员——丈夫是码头工人，妻子是行政人员工会的成员。大多数人经受住了冷战的考验。他们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经验，并渴望与年轻成员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位年轻的女性是一名图书管理员，她将继续致力于在她的工作场所组织工会活动；一位刚转入到支部的同志是一名卡车司机。（后来他以同性恋身份出柜并成功组织了同性恋酒吧试图抵制反工会的库尔斯公司。） 这些经验丰富的同志可能是劳工激进主义的重要导师。然而，在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中，很少有年轻成员得到鼓励去寻找工人阶级的工作。相反，我们可以留在大学校园里继续组织反战行动，包括向军事基地散发传单，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并将后备军官训练团和其他军事研究项目逐出校园。 我们还建立了劳工分遣队、妇女分遣队、非裔美国人分遣队和奇卡诺人分遣队，以实现大规模的反战行动。1968年秋，我担任由现役美国军人领导的“退伍军人和平游行”办公室主任。 去年春天，我开始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读研究生，但指派给我的任务是帮助组建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力量。那个学期以我们在行政大楼发起静坐活动而结束，我们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罢课者取得了联系，深感自己成为了世界青年运动的一部分。最终，当局出动了警察；经过多次讨论后，我们投票决定离开，而不是面临被逮捕。然而，警察急于尝试他们的装备，并开始攻击我们。幸运的是，夜校正在放学的人群干扰了他们的计划。 那年秋天，黑人学生联合会和其他第三世界组织列出了15项要求，向政府提出了辩论的挑战，行政官员愚蠢地退出辩论导致罢工活动兴起。在长达五个月的罢工过程中，白人社会活动家与第三世界罢工委员会（ThirdWorldstrikeCommittee）协调，争取使他们的要求获得支持。 我们有社区团体、家长和工会加入我们的纠察线和集会。我们与里士满罢工的石油工人达成了互助协议：我们会相互前往对方的纠察线。在罢工期间，我们约有850人被捕，但赢得了几项要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为，促使有关部门成立了一所延续至今的种族研究学院。 女权主义热潮 到了60年代末，通过提升团队和联合会的觉悟，新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同志们踊跃参与讨论性别歧视，以及性别歧视与阶级和种族的关系。我们不仅开始研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且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西蒙娜·波伏娃（SimoneBeauvoir）的《第二性》（TheSecondSex）以及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FeminineMystique）。 尽管“多元交织性（Intersectionity）”这个词还没有被提及，我们仍然展开讨论了种族和性别压迫的关系是如何被套入资本主义的阶级框架中的。我尤其记得在一次社会主义工人党周五晚间论坛上的激烈讨论，我们分析了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刚刚发布的《性政治》（SexualPolitics）。 当贝蒂·弗里丹呼吁女性“走出厨房，走上街头”庆祝妇女获得选举权50周年纪念日时（1970年8月26日），我们积极围绕“24小时免费托儿服务”、“同工同酬”和“按需免费堕胎”的要求，发起了联合示威游行。 在此期间，党组织要求我加入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OrganizationforWomen），在那里我参与制定生育权、平权修正案，并设计了一系列课程。纽约全国妇女组织将有20-30名新人参加月度会议，因此将他们纳入全国妇女组织的常委会十分重要。否则，他们将会消失。（类似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地方支部当前面临的窘境。） 姗姗来迟的工业转向（TurntoIndustry） 对这十年做一个总结，我会把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视为一个托洛茨基派组织，它将社会主义宣传（書籍销售、竞选公职、举办论坛）与群众工作相结合。 但随着7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随着美国军队从越南撤军，以及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罗伊诉韦德案（Roev.Wade）的裁决使堕胎合法化，我们最大的两次全国性协调行动接近尾声。随后，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计划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分支部门。由于局限性太大，并且又需要长期的投入，它们很快就失败了。 当我参加第一次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时，我列席了劳工分会。虽然有一些关于同志们在汽车、钢铁和教师工会工作的有趣报道，但没有对新成员进行培训。尽管这是组织年轻同志从事这些工作并接受已经扎根于此的同志指导的理想机会。 当然，党报《战士报》（TheMilitant）也有关于劳工斗争的报道。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活动包括煤矿工人罢工，以及推动铁路和钢铁行业建立更民主的工会（我们在这方面有同志）的运动。在整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开展了罢工支撑工作，并注意争取劳动人民，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他们的工会，参加反战、妇女权利和黑人示威活动，但直到1977年，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开始转向。 当你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行动与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行动相比较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决定来得相当晚，因为70年代的劳工运动浪潮正在减弱。但是，基于让同志们进入钢铁和铁路行业的成功经验，领导层在两年后发出了全力以赴的号召，要求党员同志们进到越来越多的行业：航空业、汽车业、纺织业和采矿业。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在转变中转变”（theturnwithintheturn）。在公共部门工会工作的同志们被敦促离开，加入一个更加工业化的工会。甚至连教师、社会工作者、图书管理员和在工会任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志也被要求辞职成为矿工或铁路工人。 我做了两年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委员，能够近距离接触最高领导团队。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他们声称校园激进主义已经消散，并呼吁青年组织放弃校园。 因为我最近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候选人参加了纽约州州长的竞选，并且长时间在校园里进行竞选活动，所以我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事实上，我可以用几个小时在校园内卖出100份《战士报》。校园中的反种族隔离撤资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认为，我们现在需要获得工业就业机会，因为革命前的形势正在变化。我愿意接受这个前提，并认为也许有必要离开校园，因为体力劳动和校园工作难以同时兼顾。然而，我对领导层的动机感到不安。 在我们听取这份报告之前，其他全国委员会委员告诉我，这在他们的支部是行不通的。但是在这份报告出台之后，当我鼓励他们积极发言时，大多数人却告诉我，他们已经被说服了。他们怎么会被这种误导性的分析说服呢？ 我认为委员们有责任提出问题。尽管我支持在关键行业扎根，但我反对该提案的动机，因此投了反对票。从此以后，人们对我产生了怀疑。后来我意识到，这就是“无产阶级倾向”（ProletarianOrientationTendency）﹝译按：1970年代初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一个派别，主张检讨社工党投入反战和女权等运动的路线，更多地面向工人﹞所产生的后果，他们在几年前提出了这一个更为温和的转变。 在汽车行业工作 尽管当时我正罹患乳腺癌并且年近40岁，但还是在距离纽约50英里位于新泽西州梅塔钦的福特工厂申请到了一份工作。我不确定我能否通过体检，但到底通过了。 我被安排在第二班工作。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隔一个星期六工作8个小时。尽管大多数员工住在新泽西州，但我和住在布鲁克林的海地同事一起搭乘一辆便车，往返行程又花掉了我每天四个小时的时间。 我的第一个工作任务类似于查理·卓别林的经历。我不得不撕下两张不同尺寸内衬遮蔽胶带的牛皮纸，然后把它们包裹在尚未喷涂车漆的汽车车身的某些部位上。 如果我撕纸的时候站的位置不对，胶带就会滑落。这样会打乱我的节奏，不得不去追赶那辆沿着生产线传送的车辆，要知道每小时会有57辆车通过生产线。我还必须准备好在不错过每一辆车的情况下更换滚轴。 后来我的另一项工作任务是促使生产线在自动档汽车和普通汽车之间切换。增加了自动档汽车后，我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所以如果生产线连续增加了太多车辆后，我是很难跟上的。我四处打听后得知1949年有一次罢工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的申诉得到了解决，管理层同意，如果工作负荷过重，他们将放慢流水线速度或向工人提供额外帮助。 当然，我不得不证明我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令人困惑，因为人的本能是更快地工作。我必须与生产线上不断传送过来的自动变速汽车保持同样的速度，不得已要适当放弃一个或多个。然后，负责“善后”的家伙会跑到我的岗位上，协助我完善对自动变速汽车的拼装。 我试图召集流水线上的其他人与我保持同样的速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受到汽车差异的影响，而其他人则过于胆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鼓励我打电话给委员会，最终管理层来了并看到我让汽车溜走。我虽然赢得了获得额外帮助的权利，但是对无法将其他人组织起来倍感失望。 社会主义工人党支部对我的问题以及我是如何获胜的毫无兴趣，我们中有23人一度在一家大约有2000人的工厂工作。我们没有把合同作为改善我们所面临环境的基准。最初，我赞同我们应该和同事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想法，假定这种想法是围绕我们所面临的势态而发展起来的。 我们确实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支部的工会会议，但领导层主要是对更大的政治事件发表评论，而不会提及生产车间的环境状况。我们也不会考虑竞选任何工会职位。所有这些都属于“改良主义”。我们的工作是激发同事们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兴趣，并卖出更多的《战斗者》报。 当我们抵达工厂时，有一群毛泽东主义者在那里工作。他们成立了一个小型核心小组，并散发有关车间问题的传单。他们参加了工会会议，把官僚们弄得焦头烂额。我钦佩他们的精力，也很想和他们交谈，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不幸的是，我的确从未与他们交谈过。 平等权利和公民权利 因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支持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RightsAmendment），所以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能够通过当地的妇女委员会开展这场运动。女性已占劳动力和新近雇员的10-15%。大多数是单身黑人母亲，她们需要轮第二班工作，这样每天就只能小睡几个小时，因为在早上还要给孩子们做饭并送他们去上学。其中一些人很幸运有家人帮忙，但大多数人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都睡眠不足。 我们的委员会在工厂门口摆了一张桌子，试图和同事们谈论《平等权利修正案》（ERA）的重要性。我们甚至组织了一辆工会巴士去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平等权利修正案现场集会，以支持该法案的通过。 在梅塔钦的福特工厂工作之前，我写过关于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应该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文章，也跟著名的右翼菲利斯·斯拉夫莱（PhyllisSchlafly）以及一名共产党员辩论过（他们后来改变了立场）。但之后我一直在关注《平等权利修正案》对女性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今我和大多数男同事谈论为什么他们应该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这些讨论加深了我对父权的理解:男人和妇女都被迫承担性别角色。对他们来说，这一角色就是“养家糊口的人”。拿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为家人冒险从而“养家糊口”似乎是他们的宿命。男人不应该感情用事，而且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他们经常会错过日常的育儿机会。 我认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在地方委员会中所做的工作是我们最出色的工作。事实上，我经历过最紧张的时刻是在一个周末乘车前往北卡罗来纳州，正值该地区的民权委员会的五名民权领袖以及共产主义劳工党（CommunistWorkersParty）成员被三K党杀害之后。 我们车上的大多数人是在南方长大的黑人工人。他们讲述了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为什么以及何时来到北方的故事。更让人紧张的是，在回程路上，我们的巴士被海军工程营（CBs）的右翼分子跟踪。直到过了边境，我们才觉得停下来吃晚饭比较安全。 还有一次，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相关领域举行了一次会议，石油、化工和原子能工人联盟的领导人托尼·马佐基（TonyMazzocchi）在会上谈到工人阶级需要拥有自己的政党。我和其他出席会议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汽车工人希望在10年内造就一个成熟的劳工党。多年来，马佐基试图对劳工党进行整合，但工会与民主党的联系过于紧密，从而无法取得实质突破。 时常会有社会主义工人党支持的广泛运动，少数党员会鼓励同事们参与其中。在我们关闭核电站的工作中，我记得邀请了同事参加肖勒姆核电站的群众纠察队。但让新泽西州的工人在周日前往长岛进行示威是不现实的。 领导不力 1980年，地方工会得知福特在新泽西的另一家工厂即将关闭，一些莫沃工人将转职到我们的工厂。但是新当选的地方工会领导层却反对这次转职。他们认为，我们的临时工——主要是黑人、妇女和青年——将被解雇，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本应退休的白人老人。 突然间，每个人都在问应该做些什么。我强调我们作为工会组织应该争取缩短工作时长。为什么我们要一周工作50到58个小时，而其他人却没有工作？把每周的工作时间减少到30或35小时会怎么样？ 但当我们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会议（fractionmeeting）时，主席说我们应该避免被卷入这场讨论。我们的任务是出售《战士报》。 这对我来说似乎很疯狂:工人们都在征求我们的意见！难道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的意义所在！该计划为日常问题提出了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并为另一种替代方案敞开了大门。 另一位同志提出，我们应该要求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与我们这一区域的所有汽车工人共同举行一次会议以便讨论当前的形势。同志们质问他:“我们能说什么呢?” 为什么不挑战公司关闭工厂的权利？倡导工作权和减少每周工作时间会怎么样？即使这样的会议永远不会召开，工人们也会讨论公司决策和工会默许的替代方案。 大多数同志愤怒地驳回了这项提议，并把那些接受该提议的人称为“改良派”。我被激烈的讨论弄得心神不宁匆匆离席而去，但还是决定继续与同事交谈。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主席建议我们请求地方分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一位同志竟敢于质疑这与前一周被否决的提案有何不同。我意识到，当全国领导人听取一个报告后，他们决定有必要作出回应。但他们没有采纳委员们提出的观点——提案来自党的领导层，而不是基层党员。 当然，那一刻很快就过去了。地方分会将会被接管，其领导人被免职。地区主任主持了下一次工会会议，虽然可以提出问题，但不会受理任何动议。 临时工被解雇，而莫沃的工人结果大部分是非裔美国人，他们在其地方分会中建立了一个激进的黑人兄弟会核心小组。与他们共事何其有幸！ 总结 我不再确信，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而言，转向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与深化党的工人阶级根基有多大关系。如果我的预感是正确的，那么转折点是什么？ 我认为，这是20世纪6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型运动结束后，人们迷失方向的结果，没有任何规模的运动可以取代之。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期，激进主义并没有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导致伊朗革命的民粹主义浪潮正被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所劫持一樣。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没有信心就这一复杂的现实以及如何适应这一新时期展开讨论，而是收紧了舆论。 党的转向工业并不是为了在车间或党内建立基层民主。相反，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如果一个党员不愿意在党优先考虑的行业中找工作，那么他们就不会成为“骨干”，党内也不可能有他们的位置。或者正如一位认识我多年的同志在审判我时所说的那样——因为我是“妇女运动中的雇佣军”——如果我和切（切·格瓦拉）一起在山里，他会知道该如何处置我。一想到我认识的某个人把我当作敌人来清算，我就不寒而栗！ 在那些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叛逆青年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实际案例。将一个相对健康的组织转变为一个组织成员不会提出问题的组织的过程是在一段时间内藉由不同议题产生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们曾经讨论和辩论过的问题几乎已消失殆尽。我向同志们提问时，他们经常会以请求原谅的口吻抱怨道不知该如何是好。还有一次，我高度赞扬了国际社会主义者（InternationalSocialists）﹝译按：美国另一个激进左派组织﹞的工作，称赞他们建立了一个有用的失业委员会。当我发现其它激进分子的工作相当重要时，同志们对此感到震惊——如同我们是世界的中心似的！ 我的异常行为受到了关注，随之我的影响力减弱直到被开除党外。这种事情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无论是否仍然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以一种作为党员无法做到的方式积极参与工会活动，或者更多地发展个人生活，最终还是要悄然地退出党外。我们都被视为背叛了运动的人。 留下来的人适应了领导层的曲折多变。他们对党倾注了全部的信任，我觉得任何质疑都可能威胁到他们毕生事业的意义。 后记 十多年后，我搬到了底特律并协助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团体——团结社（Solidarity）。最终，我在一家车轴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会的另一名成员也在那里工作，我在那里度过了我职业生涯的最后10年。 我们思考着可以在工作中提出的政治观点，无论是通过认真讨论当天的新闻，还是通过在工厂中的斗争获取的。通常我有10-15秒的时间来发表意见，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洗耳恭听。有一次，我在女更衣室张贴了一篇关于配偶虐待的文章，一个清洁工在半小时内就来到我的工作区，倾吐了这些年她被虐待的经历。我们组建一个团队，提醒其他可能需要帮助的女性保持警觉。 与团结社的另一名成员一起，我对底特律报业长期罢工提供了支持，并发起了一系列运动，成败在所难免。我通过妇女委员会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工会在我们的下一份合同中提升儿童保育服务。 我们一行人参观了日托中心并考察了会员资格。我了解到大多数父母和祖父母日常所面临的问题。比如，一位年轻女性直到托管中心在早上6点开门之前才能让她的孩子下车。然后她只能被迫超速行驶，以便在6:30开始排队打卡上班的前几分钟抵达生产线。许多工人下班后不久就要去接他们身患残疾的孩子，因此临时加班会使他们手足无措。不幸的是，工会谈判代表很快放弃了对儿童保育的要求。 对于2003年的合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领导层准备接受双层工资制“来维持工厂运转。”有鉴于此，行政核心小组成员阻止了任何试图通过地方工会订购“否决双层工资制”徽章的提议。我散发了一张呼吁为制作徽章捐款的传单，出乎意料地发现同事们递给我一美元和五美元的钞票。我们制作了2000枚徽章，并安排了大约有50个人在不同的工厂和轮班职工中来分发它们。 起初，一些工人说“双层工资制对我没影响”。另一些人则认为，与那些没有我们同等工资或福利的人一起共事是不公平的。我的一位同事评论道:“投票支持双层工资制将会允许在你背上练习打靶。他们会解雇你，然后用一个人的工价雇佣两个人。” 最后，虽然我们的地方工会投票反对双层制合同，但其他地方工会通过了该合同。我们了解到，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领导层助长了谣言，声称我们的地方工会势必会傲慢地投票否决双层制，因为我们没有关闭工厂的风险，也不关心那些处于该风险中的人。尽管工会会歌是《永远团结》，但领导层却通过诽谤我们赢得了一份糟糕的合同。 有些人告诉我，转向工业会“牺牲”了我的生活。虽然我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路线，但我认为社会主义者有必要扎根于工人阶级的工作，建立能够促进我们提升阶级意识所需的经验和技能的核心小组和组织。 这些经历丰富了我的生活。因为我所在的工厂有大量的美籍非裔职工人职工，我认识到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是如何在工作中发挥作用，并被我们带入到生活中。在福特工厂工作的时候，我宣称即使蒙上眼睛也可以辨别一个工人是黑人还是白人，只要他们告诉我他们住在哪里。白人大多住在郊区，黑人住在纽瓦克，海地人住在布鲁克林。我们居住的社区明显不同。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退休人员仍然活跃在我们的工会中。今年秋天，我向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会员散发传单、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和发短信，力劝他们投票支持直接选举我们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主要领导，而不是继续使用被行政核心小组腐蚀的代表制度。 我们赢得了那次公投——目前我们正在推动我们的工会进一步民主化。这意味着不仅要在财务状况方面建立问责制，而且要在我们如何议定合同方面建立问责制。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传统是在合同准备好之前，会员们都被蒙在鼓里。然而其他工会就有公开的谈判和报告反馈，所以如果有必要，全体会员要做好继续罢工准备。 但是，除了争取终止双层工资和福利，以及在无组织的工厂里发起组织运动之外，还有必要对我们工作的行业有一个宏观的理解。汽车工业的结构调整导致劳动力需求大量减少，随着企业生产电动汽车（EV），这种情况将进一步加剧。创建一个可持续且安全的行业的计划是什么？怎样才能削弱企业让一家工厂的工人与另一家工厂的工人展开竞争的动力呢？为何我们要被迫受制于加班时间的驱使？ 但愿通过这次讨论，我们能够挑战一下由市场驱动的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环境危机的系统。现实情况是，电动汽车可能会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它们仍然需要庞大的基础设施，包括采矿、停车场、充电站等等。对更多能源的需求超过了整个世界的承受能力。 相反，我们可以生产公共汽车、火车、有轨电车和卡车，我们需要一个免费、高质量和安全的公共交通系统来取代私家车。我希望看到新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组织重组委员会，去考虑一下我们如何才能有助于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卡尔·马克思〔尤利乌斯·瓦尔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233] 尤利乌斯·瓦尔特 马克思现年63岁。但他中等偏高的身材匀称矫健，像年轻人一样灵活；他脖子粗壮，面容开阔，前额高耸，花白密实的卷发像层层波浪一样散落在他强健的双肩上，雪白的胡子留得很长，浓黑的眉毛下双目炯炯有神。马克思本人也像他的外表一样有趣和吸引人。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在科学的各个领域都达到相当高的造诣。一见面就感觉到对他有话可讲，而他也会用恰到好处的声音娓娓道来，只有在抨击那些他认为是错误的观点时才提高嗓音。马克思嘲讽他人时，往往在柔和的语调中透出尖刻诙谐的锐利锋芒，以此达到更强烈的作用。但他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和阐述自己的学说时，从不摆出讲台上的预言家的架势，教训人的语气和先知的慷慨激昂与他格格不入；他的讲话轻松自然，却不乏精致和高雅，准确的用语、鲜明的形象和突然迸发的诙谐在他那里总是现成的。如果他在社交场合面对一位聪明迷人的女士，像在这里一样[1]，马克思就会从他那丰富的、构建良好的记忆宝库里信手拈来某些话题。这时他会充满爱意地回忆往昔，会充满浪漫色彩地唱起自己最后一支自由自在的林中曲调，他会讲述自己后来怎样和“孩子”、现在当然已是祖母的蓓蒂娜结交，以及海涅带着墨迹未干的诗作到他的房间里来的情景。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故事家，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想象才能。他是一位睿智的对话者，一位善于找到温和的令人信服的语气的天才雄辩家。他可以使人激动、使人受教益和使人着迷，但是，他的幻想家天性、哲学批判的才智、高雅的风度以及坦荡的胸怀都似乎命中注定不是要将他那厚重的知识沉淀变成普通的大众常识，不是要发动群众，把大众中阴燃的火苗拨旺，使之成为熊熊燃烧的烈焰。无可争议的是，较之行动者，他更是哲学家，较之斗士，他更可能成为运动的历史学家，或是战略家。 自然，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给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下一番定义。我只想以寥寥数笔勾画出我所见到的人物形象，而这个人的意义将是永存的。 [1]马克思的卡尔斯巴德之行由他的女儿爱琳娜陪伴。——编者注
布鲁塞尔的冬天——卡尔·马克思〔斯蒂凡·波尔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布鲁塞尔的冬天——卡尔·马克思[232] 斯蒂凡·波尔恩 我又一次穿越了德国大地。从伯尔尼出发前往斯特拉斯堡，途经巴塞尔未作停留，而后乘船(斯特拉斯堡当时是船路的起点站)至科隆，再到在某种程度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精神中心的布鲁塞尔。卡尔·马克思就居住在那里。我急不可耐地等待与他见面。我在布鲁塞尔市郊居民区一套十分简陋、甚至可以说是陈设寒酸的小房子里见到了马克思。他亲切地接待了我，询问我的宣传旅行成果，称赞我写的反对海因岑的小册子。他的妻子也随声附和着，并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她在自己的一生中对丈夫所有感兴趣和着迷的事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对我自然不无特殊关照，因为我被认为是她丈夫的学说赋予厚望的继承人。 像我后来听到的那样，马克思是在波恩读大学时一次舞会上认识他的妻子的。冯·威斯特华伦(她出嫁前的姓氏)小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普鲁士容克地主家庭。马克思爱上了她，她也钟情于他。他们冲破冯·威斯特华伦家族的障碍后结合了。这一爱情经受了永无休止的生存斗争的种种考验。我很少见到这样幸福的婚姻，夫妇二人能够如此同甘共苦(他们的苦难够多的了)，并且任何痛苦都能在最充分的相互支持的意识中得以化解。我也很少见到像马克思夫人这样容貌、心灵和才智如此和谐、初次见面就能博得好感的妇人。她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她的孩子们(当时年纪还小)却像他们的父亲一样长着黑头发和黑眼睛。住在特里尔的马克思的母亲常给他们这个家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但显然马克思要靠写文章来保障主要收入。尽管马克思认识布鲁塞尔几位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家，但是他和他们之间谈不上真正的交往。不过他和他妻子似乎并不为此感到苦恼。马克思夫人生活在丈夫的思想中，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了照料自己亲人的事情上，但她远不是那种织袜煮汤的典型德国家庭妇女。许多年后，她在一封从伦敦写给我的信的末尾不无惆怅地告诉我一个悲痛的消息，说被他们视为家人的不知疲倦的忠实女仆[1]离开了她。 在第一次起义被如此轻易地镇压之后，比利时政府决定不允许出现第二次风潮。如果说政府在逮捕自己的臣民时会小心从事，那么对外国人就是任意而为了。朋友们告诉我们政府打算逮捕并驱逐我们当中最有名的一些人士。一位在城外有一处孤宅的布鲁塞尔居民让我们在他家过夜。马克思、恩格斯和我在太阳落山时去了这个勇敢的人家里。我们受到友好的接待。他已准备好了晚餐，并为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床铺。 当时掌权的罗日埃先生的政府不想引人注意，因此白天我们无须担心逮捕。并且很快就弄清逮捕暂时只涉及马克思一人，比利时政府不无根据地认为他是德国侨居者的灵魂。第二天夜里，他不想离开家人了，剧烈的敲门声响了起来。马克思吩咐把门打开。他被宣布逮捕。进来的警察命令马克思跟他们走。马克思一言不发地服从了命运的安排。但他妻子却吓坏了。她在极度的恐惧和激动中质问要把她的丈夫带到哪里。没有人回答她，她被留下来。可怜的妇人陷入可怕的绝望中。她不能理解发生的一切。她怀着绝望的心情，搓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这里，丈夫却被关在监狱里！她在突如其来的冲动下迅速戴上帽子，披上围巾，匆忙下楼，来到街上。 朝哪边走呢?她看见离自家房子30步以外有一个警察，便向他跑去。这是闯入她家参与逮捕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你们把我丈夫带到哪儿去了?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她对他喊道。“您想知道这个?”警察问道。“我必须知道，”她回答说，“是哪一栋房子指给我看，带我去。”“跟我走吧，”这个维护社会福祉和公正的听差对她说。她跟着他走了。 警察把她带进一座古旧高大的房子，穿过一条狭长的走廊。她感到憋闷，喘不过气来。她预感到不幸。警察打开房门，把她推进一间昏暗的屋子，在她身后把门重新关上。一阵狂笑迎面而来，一群怪模怪样的女人围住了她。她们放肆地、好奇地打量着她。“外国人！不认识！新客！”她们在她身边议论着。随后又是一阵狂笑。不幸的妇人现在才明白自己被带到什么人群中了。可怕的叫声从她胸膛中迸裂出来，这叫声甚至对她周围那些不可救药的女人也产生了深刻的、有震慑力的影响。她们突然沉默了。每个人都感到好像发生了一件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和她们这些街头的社会渣滓关在一起的是一位良家妇女。她们受惊似地停住了肮脏的玩笑，不出声了。怎么会这样?渐渐有人壮起胆子走到这个恸哭的、泪流满面的陌生女人跟前，试图安慰她。她们得到的回答是“别碰我！走开！”的喊声。 这是一个充满恐惧和痛苦的可怕夜晚，在她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当冬日的太阳最终从地平线上升起时，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牢房打开了。在经历这样罪恶的侮辱之后，她勉强支撑着向当地的高级官吏申诉遭受的屈辱。“这是个极其糟糕的错误，”对方回答说，“我会仔细调查这个案子。”“这是个极其糟糕的错误，”内政大臣在议会就此事接受质询时也这样说。比利时官方就以这种答复了结了这个案子。 第二天早上，卡尔·马克思被捕的消息在城中不胫而走。我急忙赶到他的住所，马克思夫人边哭边对我讲述逮捕的情况，以及她自己在昨晚的可怕遭遇。 题我们的好朋友、在市图书馆搞古文字学的布鲁塞尔年轻学者日果很快赶来。他表示愿意去打听政府对被逮捕者的意图。他相信马克思几天后会被释放，并且可以自由选择迁居的国家。这确实被证实了。既然马克思很可能会选择巴黎，他建议马克思夫人带着孩子们先去那里，我负责护送她，女佣人可在他的帮助下在这个时候变卖布鲁塞尔的家产，随后也前往巴黎。马克思夫人听从了他的劝告。她在获准与牢中的丈夫告别后，当天就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我也很快安排好自己的一切事情，收拾好行李。 我把马克思夫人和她的三个孩子送到巴黎。她的心思全在丈夫身上。她被最近几天的经历折磨坏了，浓重的忧伤挂在她清秀的面容上。我们送她到临时居所后握手而别。到现在对她来说一切都是暂时的，她和孩子们还没有一个安稳的家。但不管怎样第二天她又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了。 有一次我在美因茨突然想见见也是《新莱茵报》同仁的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和其他人。现在要是有谁看到恩格斯40年后说我的那些气愤的话，大概都会以为同盟领导人早就和我决裂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说到底他们没有什么好责备我的，只不过是我自行其是，没征得他们允许。而且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表示过不满。马克思以最友好的方式接待了我，他夫人也是这样。他们不让我住在旅馆，把我当成家中的客人。说到这我想起马克思在用餐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之所以记住了这句话是因为它很能体现马克思的特点。这是第一次当着我的面谈起家庭关系。谈到冯·威斯特华伦先生[2]在革命时期的政治立场；他是个十足的反动派。“你哥哥，”马克思笑着对妻子说，“蠢到什么时候能当上普鲁士大臣呢。”马克思夫人被这句过于率直的话说得脸红了，把谈话转到别的题目上。她的丈夫果然言中了。多年后我时而想起这句话并由此想到，兄妹俩的差异太大了。哥哥在残暴的反动统治时期位居高官并竭诚为之效力；妹妹这个时候却在异国他乡饱经颠沛流离之苦，并且坚定地加入了与她哥哥截然相反的阵营，这个世界把他们兄妹俩永久地分开了。每念至此我都被其深刻的悲剧色彩所打动。 …… [1]海·德穆特。——编者注 [2]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马克思谈《资本论》的翻译〔约翰·斯温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马克思谈《资本论》的翻译 约翰·斯温顿 在伦敦，卡尔·马克思的学生正为他的名著《资本论》从德文译成英文的问题发生争吵。这书最近由约翰·布罗德豪斯译出，现正由伦敦的《今日》231杂志陆续发表。但是，马克思的遗著受托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布罗德豪斯的译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布罗德豪斯的德语知识不完备，英语掌握得较差，完全不适于翻译这位最难翻译的德国著作家的作品。 这场争吵，使我回忆起卡尔·马克思亲自对我说的关于《资本论》翻译问题的意见。这是五年前的一天下午，在英国兰兹格特市，我和卡尔·马克思在一起时听他谈起的。我问他，《资本论》已从德文原文译成法文和俄文，为什么没有译成英文。他回答说，纽约方面有人曾向他提出译成英文的建议，接着他说了一些对布罗德豪斯和恩格斯双方说来都应该是值得注意的看法。马克思说，他的德文原文往往含糊，译成英文时会感到非常困难。“但是看看法译本吧”，他一面说一面拿给我一本法文版的《资本论》，接着说：“它就清楚得多，文风也比德文原文好。应该根据这个版本译成英文。如果纽约有人试图把这本书译成英文，我希望你就这样告诉他。我在修订约·鲁瓦译的这个法译本时确实花了不少心血；我认真推敲了法文译稿上的每个字，很难从德文译成英文的许多文字和段落，按法译本翻译就很容易了。”他再次说道：“把它译成英文时，就用法译本吧。” 这就是卡尔·马克思本人的话，现在第一次把它发表出来。 前几天，我拿起布罗德豪斯先生译的第一章，看到一句十分晦涩难懂的话，但是翻开法译本一看，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清楚。 马克思先生在1880年8月亲口对我说的这番话，他的遗著受托人似乎也应当听到过。
海滨漫步〔约翰·斯温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海滨漫步 约翰·斯温顿 马克思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过去40年的革命政治斗争中，他起过难以想像的、强有力的作用。他不自诩以图虚名，也不钻营以求权势；他不急于求成，也并非无所作为。他性格坚强，心胸宽广，思想高尚。他深谋远虑，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他如地震一样，不论过去或现在，震撼着世界各国，动摇了国王的宝座，威胁着他们的王冠以及一切有地位的骗子；他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超过包括朱泽培·马志尼在内的任何人。这位柏林大学的学生、黑格尔思想的批判者、报纸的编辑和《纽约论坛报》的前通讯员，显示了自己的品格和精神。这位一度是令人生畏的国际的缔造者和精神领袖、《资本论》的作者，曾遭到半数欧洲国家的驱逐，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禁止他入境。在以往的30年间，他一直流亡在伦敦。当我在伦敦时，他正在伦敦人常去的兰兹格特海滨。在住着他家两代人的别墅里，我见到了他。一位仪态端庄、谈吐亲切、风度娴雅的女士站在门口欢迎我，显然她就是这里的女主人，即卡尔·马克思的夫人。还有一位满头灰发、额头宽阔、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六旬老人，他不正是卡尔·马克思吗?他那尖刻、幽默而愉快的谈话使我想起了苏格拉底的对话。他言谈不拘形式，明确利落，新颖独到，既机智而深刻，又真诚而实在。他谈到欧洲各国的政治力量和人民运动，谈到俄国的人心思变，德国的思想变革，法国的运动，英国的停滞。他用充满希望的声调谈论俄国，用富有哲理的口吻评述德国，谈到法国时热情洋溢，论及英国时阴郁低沉，对自由派在英国议会中搞的那些旷日持久的所谓“细微改革”，他则嗤之以鼻。他评述欧洲各国，一一指出其特点和发展以及台前和幕后的人物，说明事态正朝着必然会实现的结局发展。我常常对他的谈话感到惊奇。他虽深居简出，鲜为人知，但对时局显然有深刻的理解。从涅瓦河到塞纳河，从乌拉尔到比利牛斯，他正在为新时代的来临开辟道路。与过去相比，他的工作更不是徒劳无益的。在前一时期，发生了令人向往的许多变化，出现了许多英勇的斗争，法兰西共和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谈话间，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你不干了?”看来这个问题提得相当唐突，对此他不能直接回答。在问及他那硕果累累的巨著《资本论》没有从德文原文译成俄文和法文的原因时，他似乎回答不了，只是说纽约已有人向他建议把《资本论》译成英文。他说这本书只是三部分中的一部分，其余两部分还没有出版。全书是由“土地”、“资本”和“信贷”这三个部分构成的。他说，最后一部分基本上举的是美国的例子，因为那里信贷得到了惊人的发展。马克思先生关注美国的动静，他对美国社会中某些正在形成和存在的力量的评论，是富有启发性的。在谈及他的《资本论》时，他顺便说，想阅读此书的人将发现法译本在许多方面比原文德文本要好。马克思谈到了法国人昂利·罗什弗尔和他的一些已经死去的弟子，谈到狂暴的巴枯宁、聪明的拉萨尔和其他一些人。我深深地感到，马克思天才横溢，他深刻理解这些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左右历史进程的人。 马克思先生不停地谈着，天色渐趋昏暝，英国漫长而苍茫的夏天的夜晚即将来临。他建议穿过海边小镇沿海滨去散步。那里有成千的人，多半是在做游戏的孩子。我们在沙滩上见到了他的一家人，包括接待过我的马克思夫人和两个女儿以及孩子们。此外，还有他的两个女婿，其中一个是伦敦皇家学院的教授，另一个我相信是文人。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参加的大约有十人，其中有作为父亲的马克思和他的两个已婚的女儿，他们正兴高采烈地和孩子们在一起。还有孩子们的外祖母，她乐观而安详，是一位贤妻良母。卡尔·马克思懂得如何做一个外祖父，他不次于维克多·雨果，但比雨果更为幸福。他已婚的女儿们给他带来欢乐。黄昏时刻，马克思和他的女婿离开家人，同我这个美国客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世界大事、人物评价、时代和思想，我们无所不谈。这时，清脆的碰杯声就在海面回荡。火车即将按时开出，夜幕降临了。想到滔滔不绝的交谈和时光的流逝，想到白天的谈话和傍晚的景色，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触及人生最高法则的问题，想从这位哲人那里寻求答案。我搜索枯肠，趁谈话间隙抓住要害，认真地向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个富于哲理性的问题：“人生的最高法则是什么?” 面对着汹涌的大海和海滨喧嚣的人群，他仿佛思绪万千。我又问：“是什么?”他用深沉而严肃的语调回答：“斗争！”我所听到的最初似乎是绝望的回声，但或许这正是人生的法则。
在卡尔·马克思家里〔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莫罗佐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在卡尔·马克思家里[214]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莫罗佐夫 1880年12月我到了伦敦，和一位经常去看马克思的民意党同志列甫·加特曼去拜访马克思。我们搭乘伦敦的地下火车，它当时还是用蒸汽机车驱动的。那时马克思只和他的女儿爱琳娜住在一起。 我们用门锤(当时在英国这是当门铃用的)在大门上敲了三下，一个年轻的女仆就来开门了,加特曼问她:“MisterMarxin?”〔“马克思先生在家吗?”〕 她认识加特曼，她回答说，马克思还在英国博物馆，但是他的女儿在家。 我们走进客厅，马克思的女儿就立即出来了。这个身材匀称的美丽的德国型姑娘，使我想起了《浮士德》中的传奇人物甘泪卿或玛甘泪215。 起初，我们用英语交谈。但是当她发觉我用英语表达某些词句感到困难而用了几句法语的时候，她就马上改用法语；后来我们就一直用法语交谈了。 她再次谈到她父亲在英国博物馆，要到晚上才能回家。半小时后，我们就起身告辞。第二天在约定的时间，我们又去访问了一次。 我记得很清楚，我对马克思的最初印象是他非常像他的照片！我们互相问好，在靠墙的长沙发椅旁的一张小桌子周围坐下来，然后我就笑着告诉他我对他的印象。他也笑了，他说，这样的话他也常常听说，但是他总感到奇怪，为什么不是照片像本人，而是本人像照片。 他给我的印象是：中等身材，肩膀宽阔，对我们两人都很亲切。他的举止和谈吐使人立刻感到他充分了解自己的卓越作用。我一点也看不出他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忧郁和孤僻。那时伦敦的雾确实很浓，家家户户都点着灯。我清楚地记得，马克思家里的那盏灯有一个绿色的灯罩。即使在那样的灯光下，我也能清楚地看到他和他的书房，沿着三面墙壁都摆着书，在另一面墙上挂着一些照片。 除了爱琳娜，没有一个人走进走出，所以我就产生一种印象，好像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当时并不住在这座屋子里。爱琳娜常常跑来，坐在旁边的卧椅上参加我们的谈话。还有人递给我们茶和饼干。 谈话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极感兴趣的民意党的活动。他说他像所有欧洲人一样，觉得我们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就像幻想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神奇。 两三天以后，我在即将离开伦敦的时候，又访问了一次马克思，并和他父女俩在一起度过了一些时间。分别时，他交给我五六本早为我准备好的书。他还答应我，只要我们把准备出书的译文的最初清样寄给他，他就给我们写一篇序言。 当他知道我两三个星期以后就要返回俄国的时候，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希望我平安归来。我们答应互相通信，但这并没有实现。我回到日内瓦后就收到彼洛夫斯卡娅的信，说有许多事要我赶快回去筹办。我收拾行装立即动身，可是在2月28日当我以日内瓦大学学生洛基叶尔的名义越过国境的时候，我被捕了。以后我又被转押到华沙城堡。我在那里用敲墙的方法从关在隔壁牢房的塔杰乌什·巴利茨基同志那里知道了3月1日的事件216。 起初，我被关在彼得巴甫洛夫要塞的阿列克塞半月堡，后来又被关在什吕谢尔堡。在1905年底被释放以前，我一直不知道和马克思商谈的那件事结果怎样。后来也不知道，直到1930年，我在别人寄给我的政治苦役犯协会出版物《民意党文献》中突然看到马克思给《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这篇宣言收入我参加创办的《社会革命丛书》)，这才引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 我想起了和马克思父女的会面，想起了我在仓促离开日内瓦去俄国的时候，曾把他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准备译成俄文的书籍交给留在那里的一位编辑《社会革命丛书》的同志(好像是普列汉诺夫)。 使我特别高兴的是，在马克思的那篇序言中读到了如下的话：“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一字不差，这正是我们分别时他对我说的话。
回忆马克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回忆马克思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2005年10月第1版由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前言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威廉·李卜克内西 给儿子的信………………………………………………………………亨利希·马克思 动荡生活简记………………………………………………………………燕妮·马克思 艰苦的生活，不懈的斗争…………………………………………………燕妮·马克思 阴谋和陷害…………………………………………………………………燕妮·马克思 幸福和忧伤…………………………………………………………………燕妮·马克思 忆马克思……………………………………………………………………保尔·拉法格 卡尔·马克思（回忆片段）………………………………………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一封信………………………………………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我的父亲…………………………………………………………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伦敦的早年生活…………………………………………………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外祖父的家庭生活的几个片段……………………………………………埃德加·龙格 1848年前后（一个老共产主义者的回忆）………………………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一个工人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莫泽斯·赫斯 《美妙的十年》片段…………………………………………………巴维尔·安年科夫 回忆卡尔·马克思……………………………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马克思在科隆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卡尔·叔尔茨 和马克思的会见……………………………………………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三月十四日…………………………………………………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泰奥多尔·库诺 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 第一国际回忆片段……………………………………………………安塞尔莫·罗伦佐 伦敦的卡诺萨之行……………………………………………………奥古斯特·倍倍尔 卡尔·马克思在莱比锡………………………………………………………威廉·布洛斯 马克思的人格………………………………………………………………威廉·布洛斯 第一次英国之行——忆马克思………………………………………爱德华·伯恩施坦 在卡尔·马克思家里………………………………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莫罗佐夫 伟大的马克思的二三事……………………………………………弗兰契斯卡·库格曼 我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玛丽亚·科明 海滨漫步……………………………………………………………………约翰·斯温顿 马克思谈《资本论》的翻译………………………………………………约翰·斯温顿 布鲁塞尔的冬天——卡尔·马克思………………………………………斯蒂凡·波尔恩 卡尔·马克思……………………………………………………………尤利乌斯·瓦尔特 卡尔·马克思自白Ⅰ 卡尔·马克思自白Ⅱ 马克思家谱和马克思家谱说明 注释 人名索引
书评：《对于现存一切的无情批判：马尔库塞实践哲学中的天性与革命》（﹝希腊﹞吉安尼斯-佩尔佩里迪斯（GiannisPerperidis），2023年3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相关链接：马尔库塞 书评：《对于现存一切的无情批判：马尔库塞实践哲学中的天性与革命》 ﹝希腊﹞吉安尼斯-佩尔佩里迪斯（GiannisPerperidis）2023年3月16日 Daria翻译、GuanyuZhu校对 《对于现存一切的无情批判：马尔库塞实践哲学中的天性与革命》封面 安德鲁·芬博格（AndrewFeenberg）在其新发行的著作《对于现存一切的无情批判：马尔库塞实践哲学中的天性与革命》（TheRuthlessCritiqueofEverythingExisting:NatureandRevolutioninMarcuse’sPhilosophyofPraxis,Verso出版社,2023年）中，试图对他以前的老师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思想进行理论探索。这种探索的独特之处在于芬博格将马尔库塞思想中的每一个维度都加以呈现了。他不仅向我们展现和分析了马尔库塞的现象学根基，正如他在别处做的尝试（芬博格，2005）[1]，以及其师对于马克思抑或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芬博格，2014）[2]，但其仍旧试图呈现马尔库塞思想的各个视角：他在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以及“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即威廉·迪尔泰（WilhelmDilthey））中的根源；他著作中的“潜能”（potentiality）源自黑格尔主义辩证法；他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现象学挪用，同时受到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及本雅明——其它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影响；海德格尔思想对他的影响；他对于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的理解及其政治运用于不同的集中社会；他对于自然科学及科技的态度、他的美学思想，当然还有他关于现代性的研究。芬博格还仍未呈现另一本著作专注于讨论马尔库塞以及其批判理论，抑或是一本仅仅从一个视角解析其师哲学的著作。相反，他充分且全面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个20世纪后期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 在开头，芬博格阐释了他作为马尔库塞学生的经历。他通过展开自己所记忆的历史事件描绘马尔库塞的性情——从马尔库塞在美国几乎不为人知到被革新的学生崇拜为“偶像”（页3）。通过展开此类事件，芬博格勾勒出了历史时期的画布，展示了画布上所有所面临的政治同理论上的挑战，这是马尔库塞思想孵化成型所在的世界。 在设定了历史背景之后，芬博格转而向我们呈现当时影响马尔库塞思想的哲学背景。正如他所强调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在一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另一方面作为当时的两大主流世界观。”（页15）马尔库塞被这两种世界观影响，芬博格同时试图阐释其师在对存在主义的理解之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但为此，芬博格需要解释马尔库塞的哲学观点，并以此来解读马克思。这不失为一个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马尔库塞是通过一个特定的、基于新康德主义及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理解马克思的。关于马尔库塞究竟为马克思主义者抑或是现象学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议至今仍然存在。其中，芬博格更偏向于后者的解读：“我们不可能不以现象学为背景参考来理解马尔库塞的思想。”（页17）那么这个现象学背景具体是什么？它又为何对马尔库塞有关马克思的著作至关重要？ 对于理解马尔库塞的马克思相关著作的一个关键点为“生活世界”（Lebenswelt），这一概念由胡塞尔在其现象学研究中提出。在此马尔库塞注意到了事实同价值区别的合并——通过被现代性影响其核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经验对于马尔库塞以及芬博格来说至关重要：已被数学理性抛弃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回归到了实在的经验中，通过生活世界来去影响理性。这些对于生活世界的日常经验源自工人们、公民们和来自特定社会的人们。这便是通过现象学视角来阅读马克思的关键点。 芬博格深入到马尔库塞的哲学中，发现了一个具体而有说服力的哲学基础：黑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的黑格尔主义者非常知名，马尔库塞不能逃脱这般的影响力。据芬博格分析，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ReasonandRevolution）重点聚焦于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其概念“现实可能性”（realpossibilities），从而（马尔库塞）借此阐述了一种激进的社会批判。通过批判当时的实证主义哲学，马尔库塞超越了经验数据（empiricaldata），认为不止感官接受的信息是真实的，潜在的（potential）也同样真实且可被实现。对黑格尔而言，这种实现通过逻辑矛盾中的扬弃（Aufhebung）带来了新的合题（synthesis）——马尔库塞的“否定之否定”（thenegationofthenegation）（页78）——这呈现了一个精神运动到达绝对理念新的逻辑阶段。然而对马尔库塞而言，这种扬弃被转化为社会批判，并且面向新的阶段就是克服社会矛盾以及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潜在的能力的过程。这种克服因被马尔库塞引入的“双向度本体论”（two-dimensionalontology）的观点而得以实现——为了与现存政治及经济力量强加的单向度（one-dimensionality）相区分。在双向度（two-dimensionality）的概念中，经验的作用至关重要：人们体验生活世界的方式产生了某种理性。对于马尔库塞而言，单向度的理性（one-dimensionalrationality）以及经验，皆需被战胜及用一种全然不同的经验同理性思维所代替。这种新型理性将会通过一种不同的世界观被构建。马尔库塞是如此思考社会改变及潜力的实现的：通过一种新型经验，如此产生一种新型人类。芬博格继续指出，对于马尔库塞来说，这种（马尔库塞的）人类学的基础可以在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中找到。 “爱欲的政治学”（ThePoliticsofEros）是一个极具洞察力的标题，用以说明马尔库塞关于精神分析的思想——可被切实地用于支持其社会及政治理论。正如我们所知，对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的挪用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初成员开始就十分普遍。但芬博格对于马尔库塞具体应用的分析则聚焦于其政治含义。马尔库塞试图展现的是对于想象力及美的重新定义对认识论及政治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是通过快乐原则（Lustprinzip）来对现实原则（Reaitätlprinzip）重新定义。这种重新定义并不意味着（抑或直接导致）将整个现实世界性化，但其的确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理性和身体经验，不用将现实割裂为不同的部分或是去毁坏自然，而是享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工作）。不言而喻的便是，马尔库塞认为自己已经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再适用解决了“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经典问题。这种对于现实世界的再适用的方法是通过一种新型人类的视角产生的——一种对现实有感情的人类视角，而非像冷酷而又理性的机器一般凝视它。这种人性的差异化和这种理解现实、获取知识的能力会是马尔库塞思想的最终政治目标。正如芬博格所描述的那样，马尔库塞将通过不断的压抑及升华来对灵魂的压迫（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即文明的延续）同革命的特定社会现象联系起来：“马尔库塞论证了爱欲激发了围绕着例如环境保护主义和女性、性别及少数族裔的权利等问题的运动。”（页129）这般的洞见使马尔库塞成为了社会变革的坚定拥护者。 尽管《爱欲与文明》（ErosandCivilization）中的精神分析观点十分有趣，这些观点在不同的基础上对于理性及技术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是芬博格对其师思想最感兴趣的部分。正如芬博格在他自己许多著作中所论证的，马尔库塞为社会科学技术批判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基础（这也是芬博格在他的著作中一直想实现的）。因而对于芬博格来说，马尔库塞意识到资本主义并非在为自身的目的去利用中性的技术。相反，社会自身是被特定的理性所铰接：技术理性（technicalrationality），且其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式的。这就是“单向度社会”（one-dimensionalsociety）所意味的（正如在《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Man）中清晰呈现的那样）。正如芬博格所指出：“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资本主义无法有效地运用已发展的技术，而恰恰是对于这些技术的有效运用所带来的灾难性人类后果”（页141）。单向度意味着人类的思维与行动不再重视激进的（隐藏着的）潜在能力。对于马尔库塞来说，正如芬博格所强调那样，这是因为技术理性不仅支配了工厂，还支配着人类生活中的每一向度——从市场到自己的家庭以及人际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何他的计划是要转变现代性理性的本质。他批评了所谓的“形式共性”（formaluniversals）的概念，意味着形式逻辑的普遍化，通过去背景化来识别鉴定世间一切，并未留位给（隐藏着的）潜在能力出现。若形式共性在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可能引起社会变革的激进的新事物就会消失殆尽。对于马尔库塞来说，这种形式逻辑同技术理性一起构建了我们的科技世界。因此这种由科技转化出来的逻辑促成了我们社会世界的产生。此种特定的理性最终导致了单向度的人。对马尔库塞而言，相反的是“实质共性”（substantiveuniversal），这是基于从黑格尔那得出的辩证逻辑，结合着马尔库塞借助精神分析批判来寻求一个不同的理性的计划。 在上文提及的几点马尔库塞的思想中，芬博格最感兴趣的为对技术中立性的隐含批判。若形式逻辑构建出一种特定的理性，也就建构出一种特定的技术，于是技术制品就会偏向于对其建构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阶级的利益。马尔库塞也许没有发展出一个围绕这些现象的确切理论，但他给予了我们一些提示——正如他所谈论“单向度的人”时，他指的是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因此是单向度的“技术”（加以强调）。在这方面，且正如芬博格在最后一章指出的那样，马尔库塞为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了启示。对于马尔库塞来说，“生产工具不仅仅是手段；它们是一种前人生活中同自然已有的实践关系在技术设计中的实现”（页221）。想象力，或正如马尔库塞所称的“激进想象力”（radicalimagination），由于形式科学（formalscience）判定其为非理性的，而趋向消失。技术通过结合这种（将想象力视作非理性的）价值以将身体、思想和主观性皆视为仅是形式事实（或仅仅是数字）的单向度性告终。与此相反，马尔库塞重新审视了美学范畴和游戏（一种事实与价值、理性与感管之间的想象游戏），以提出一种新型人类。 《对于现存一切的无情批判》是对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思想及其对于现今社会批判的重要性的卓越展示。尽管“马尔库塞所回应的历史状况和我们的有些许不同”（页214），但许多当今的技术与社会的危险与他1960年代提出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芬博格所总结的那样：“有关科学的政治学不能替代马尔库塞所倡导的革命，但其挑战了他所反对的技术统治（technologicaldomination）。他的思想为理解这些史无前例的斗争提供了宝贵的资源。”（页225）正因意识到我们当今面临着许多技术（带来的）威胁，或许现在是我们应该沉思为何有些技术制品如此危险，或为何特定技术使特定的社会与政治运动成为可能的时候了。芬博格指出，马尔库塞为当今所需的批判提供了激进的哲学基础：对于现存一切的批判。 2023年3月16日 吉安尼斯-佩尔佩里迪斯（GiannisPerperidis）是希腊约阿尼纳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他研究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在数字技术环境中的应用，并与政治理论中的数字公域传统相结合。 译自《马克思与哲学书评网》（TheMarxandPhilosophyReviewofBooks） 原文链接：https://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s/20928_the-ruthless-critique-of-everything-existing-nature-and-revolution-in-marcuses-philosophy-of-praxis-by-andrew-feenberg-reviewed-by-giannis-perperidis/ [1]AndrewFeenberg20052005HeideggerandMarcuse:TheCatastropheandRedemptionofHistoryLondon:Routledge. [2]AndrewFeenberg2014ThePhilosophyofPraxisLondon:Verso.
建立当今的国际？什么样的国际？（大卫（David,CC-LCR,法国）,费兰多（FrancoG,IEC,意大利），1993年5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1990年代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少数派 BUILDINGTHEINTERNATIONALTODAY?WHATINTERNATIONAL? 建立当今的国际？什么样的国际？ 大卫（David,CC-LCR,法国）,费兰多（FrancoG,IEC,意大利） 1993年5月23日 陈湘译、大壶春花校 一、 随着1992年10月联合秘书处（UnitedSecretariat）通过的题为《建设当今国际》（BuildingtheInternationalToday）的文件的发表，第十三届世界大会决定的关于建设第四国际的辩论开始了。最粗略地看一看这份文件就会明白，作者们实际上并不是在谈论建设第四国际。他们的观点是要把我们的国际转变为一个新的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这个新的国际还不存在，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存在。其结果是，该文件完全没有提出建设第四国际的路线。 我们从这份文件中了解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按时间顺序，而是按重要性顺序，就是“我们拒绝了诞生于其他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自命不凡”。这当然是对托洛茨基对第四国际的定义进行了字字珠玑的反驳。文件的整个框架清楚地表明，这不是简单地拒绝以我们微薄的力量到处游行，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WorldPartyofSocialistRevolution）的问题。 我们自己会拒绝这种自我标榜。但我们也会坚持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至少是未来国际群众革命的起纲领作用的核心，并尽可能地成为其组织性核心，这个国际确实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并将建立在我们的纲领之上。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去做一个真正的国际。 文件拒绝了这种做法，而赞成另一种做法：我们要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个次要的、虽然是具体的、必不可少的分支，成为各国组织的共同思想、政治和战斗协调的框架"（minorthoughspecificandessentialtributaryoftheworldrevolutionarymovement,aframeworkforcommonthinkingandpoliticalandmilitantcoordinationofnationalorganisations）。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两个观点。首先，我们不再是一个寻求介入阶级斗争、担当领导、和按其具体方案招募新成员的运动。我们存在的理由不再是现在为建立"世界革命运动"做贡献：我们把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定义为通过我们的具体贡献，是意识形态的；通过我们的激进分子，是实践的。 但相反地，我们认为，第四国际不仅在其他组织中对建设“世界革命运动”有贡献，而且由于我们的纲领，我们在建设群众革命的国际中具有决定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才有一个能够接受我们这个时代的具有挑战性的纲领。当然，在建设国际的过程中，我们将与许多不同来源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他们有的来自于危机中的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党派，有的来自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等等。但是，抛开虚假的谦虚和外交上的礼节不谈：建设国际的过程可能也会有新的力量及其经验的参与，但是这些力量在纲领上会做出什么贡献呢？对于1989年以来世界政治的巨大变化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引发的所有危机和混乱，只有我们的纲领提供了理解和干预新的世界形势的方法。 该文件不断提到“世界革命运动”。但它从未实际界定这一概念的含义。现在有两种可能的方式来定义它：要么解释什么是政治标准，这些标准是这个“运动”不同组成部分的特点，使它与其他力量相区别，要么解释什么政治力量是它的一部分。这一点，该文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做到。我们至少可以期望的是，同志们运用政治标准：他们把一个组织或运动定义为革命的，首先，从它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中实际发挥的作用来看，其次，从它的纲领来看，而不是从模糊的共同愿望（“组织起来……保持其革命目标”）来看。而且，我们真的很想知道，考虑到国际领导层对他们的机会主义倾向，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SandinistaNationalLiberationFront）、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FarabundoMartíNationalLiberationFront）、古巴共产党（theCubanCommunistParty）或巴西工人党（PT:Workers’Party,Portuguese:PartidodosTrabalhadores）的全部或部分是否构成这个"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然而，该文件明确指出，我们“不认同所谓的国际‘托洛茨基运动’，这将构成一个独立的实体，包括标榜自己的组织群。因此，我们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统一’是一个优先事项”。 现在，我们当然同意，想象着根据组成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所有力量都声称以同一纲领为基础，就可以简单地统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这完全是乌托邦的。但是，采取我们是“第四国际”这种鸵鸟式的态度，认为“我们是第四国际”，是“唯一拥有相同的总纲领方向的革命组织的同一国际团体”──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这同样是荒谬的。在这种观点中，世界上所有其他托洛茨基主义势力（他们加起来的人数大体上超过了我们）都只是各种各样的教派分子和教条主义者。但是在一些主要国家，成千上万的激进分子认为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的力量要么几乎不存在（阿根廷），要么处于边缘地位（英国），要么只是其他组织中的一个组织（法国、巴西）。 我们认为，建立第四国际的问题不能归结为托洛茨基主义力量的重新组合，要么是所有的力量，要么是按照“正统”的标准预先选择的某些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能无视托洛茨基主义在世界上的现狀，对于以托洛茨基主义纲领为基础的其他势力，我们要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与他们进行辩论。从这个出发点出发，与托洛茨基主义势力的融合应该和与其他势力的融合一样，在纲领和实际一致的基础上进行。 文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方面，其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但不管有什么错误，它的组成部分至少有存在的优点，而且一般都是维护阶级斗争立场的；另一方面，对所谓“世界革命运动”的适应，其轮廓就不那么清楚了。 文件中明确指出的另一件对未来不利的事情是，作者隐晦地对迄今为止按照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世界大会所采取的方针所进行的各种经验作了积极的平衡表，其中包括德国的情况，它使该支部分裂和消亡，以及西班牙的情况，它把共产主义革命同盟（LCR:theRevolutionaryCommunistLeague,French:LigueCommunisteRévolutionnaire）清算成一个重新组合的组织，如果把这个组织称为中间派（centrist），那可能就太客气了，而它似乎与工人运动的关系越来越小。 诚然，一方面“在斗争趋向一致的基础上，结合政治上和纲领上的拉近，与其他革命力量重新组合”，另一方面“加入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不稳定的、有群众影响的、仍能产生某种形式的激进主义的力量”，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不过，我们也读到：“在这两种情况下，与纯粹的‘入党’干预群众改良主义政党不同，我们在真正的积极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参与共同组织的长期建设”。 在第一种情况下，仅仅把德国的德国共产党（KPD:theCommunistPartyofGermany,German: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或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运动（MCE:CommunistMovementofSpain），或我们与它们的融合所建立的组织认定为“革命的”，而不分析它们的纲领或它们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是不够的。在第二种情况下，文件也避免了对相关力量的定性。我们如何定义巴西工人党（PT）或意大利共产主义复兴党（PRC:thePartyforaCommunistRefounding）？是革命的？中间派？左派改良派？还是这些都无关紧要？难道同志们还想假装越来越明确的改良主义的工人党是“未定义的”吗？而把“纯粹的‘进入主义’（entryist）干预”与对工人党或共产主义复兴党的干预进行区分，也无助于澄清问题。 进入主义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而且很可能涉及到，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涉及到，建立我们干预的组织。问题是要知道，行动的目的是要赢得最大的力量（不排除有问题的党的大多数），去完成按照我们的纲领建立一个革命党的任务，还是要“忠诚地”按照另一个纲领建立某种其他类型的党。在我们看来，正在发生的是后者。而这种在另一种纲领上建立另一种党的目标，正是把明显不同的行动（例如德国和巴西）统一起来的原因。事实上，国际领导层的路线逻辑实际上是要把第四国际本身变成“另一种纲领上的另一种党”。 相当符合逻辑的是，该文件肯定了国际组织不是民主集中主义的。在“第四国际不是由地方机构组成的，受制于一个‘中心’”（谁会愿意“受制于中心”呢？）和“立足于本国现实阶级斗争的国家组织”（不立足于本国阶级斗争的现实的组织有什么用呢？）这样的烟幕话语背后，我们实际上了解到，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主集中制。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约束力的，除非一个组织突破了“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界限，这就等于与国际决裂”。这时，国际领导层就会像在斯里兰卡那样，在马跑了之后赶紧关上马厩的门。在该文件的作者为转移视线而设置的官僚──中央主义（bureaucratic-centralist）的国际的稻草人和我们的国际日益成为松散的国际协调和讨论俱乐部之间，存在着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中央主义（democratic-centralist）的国际的空间。 我们的理念是，中央与各支部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政治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而且要以国际领导层的政治权威为基础，这种权威必须是赢得的，而不是假定的或宣布的。国际内部、国际领导层内部、支部与领导层之间可以存在政治分歧。可以以民主方式讨论这些分歧，而不是将单一主义强加于人，或将战术强加于国家支部。但有两点需要强调。首先，国际应该开展运动，是的，这对各支部来说是势在必行的，除非有很好的理由不在某个国家开展运动。其次，领导层有责任关注各国支部的发展，帮助它们建设，建立新的支部，并在这个框架内以兄弟般的方式讨论政治问题，而不是等到支部分裂、陷入危机或犯下重大政治错误时才进行干预。 最后，文件在最后一页谈到了国际的现实问题。我们了解到，国际“必须能够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把自己作为一种可靠的政治力量。但目前，与这些国家过去十年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不无关系，国际在那里的组织是软弱无力的”。这是无可争议的，在我们看来，与社会经济变化的关系远不如与政治路线的关系大：不仅是国际组织自1985年以来所走上的公开的清算主义（liquidationist）路线，而且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的历史上所特有的一系列机会主义曲折和走捷径的计划。 在这一点上，文件的起草者们似乎觉得引用“社会经济的变化”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弱点并没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而接下来又随口说起我们在英国基本上“被两个对我们持宗派主义态度的革命组织所超越”。但当然，这两个组织，即战士派（Militant）和社会主义工人党（SWP:SocialistWorkersParty），正是在我们自己的力量萎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成千上万成员的组织。这并不一定能为这些组织的一切行为平反，但这往往说明我们自己的同志在某个地方做得不对，这当然也说明了就算引用“客观条件”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弱点也是无法洗刷的。 如果我们还不知道的话，我们还可以从文件中发现，我们在前工人国家（用领导层的古怪术语来说，这些国家已经从"后资本主义"变成了"后斯大林主义"）几乎一无所有。更重要的是，我们除了在波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前景。在这些国家，由于没有已经存在的支部可以解散成为松散的中间派组织，国际领导层似乎打算直接建立这种中间派组织。 至于“被支配的国家”：我们了解到，“今天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被统治的国家。在目前，还是在这些国家里，才有建立革命的或潜在的革命的群众党的最大可能性。我们的国际把最大的资源，包括物力和人力，都投向了被统治的国家”。然而，该文件对于这些资源投入的回报，以及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可能性，却非常谨慎。而且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力量甚至比帝国主义国家还要弱。墨西哥支部是分裂的，而且处于危机之中。巴西人在卢拉领导层的关系上走的完全是机会主义路线，并接受了限制自己民主权利的党规。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工人党（PST:SocialistWorkersParty）处于半瘫痪状态。新平等社会党（NSSP:NavaSamaSamajaPakshaya,NewEqualSocietyParty）似乎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但其政治观点有待商榷。而在其他地方，除了在南非的一些可能性之外，我们的力量是薄弱的或不存在的。 我们从这份文件中实际了解到的—文件中没有明确说明也没有试图分析原因，就是国际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立足于本国真正的阶级斗争”的大型稳定的支部（不是群众党，只是大型稳定的支部）。文件本身也承认“如果在主要工业化国家没有重要存在，我们就不能宣称自己是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国际”。但我们确实这样声称，尽管文件本身也承认，我们没有这样的存在。而且这种状况根本没有理由改变：要弥补我们的弱点，首先是在这些国家，就需要有政治上的明确性，纲领上的坚定性，在政治上与所有左派改良派和中间派明确划清界限，再加上对他们的策略上的灵活性，在党的建设上有明确的路线。没有这一点，我们就将无法建设国际，而这个文件没有给人丝毫理由去希望这种状况将会改变。 要摆脱在德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的薄弱、分裂和边缘化的局面，更不用说法国共产主义革命同盟（LCR）的地方性和削弱性的危机（这个组织很可能又是“最强”的部分，这一事实概括了国际危机的全部深度），首先意味着在国际这一级别的路线改变和领导改变。 二、 该文件显然充满了国际领导人对客观形势和建设可能性的看法。在第一句话中，我们了解到，“自1991年我们的第十三次世界大会以来，对劳苦大众来说，力量的平衡继续恶化”。这个绝对静止的、单方面的论断，与其说是作为允许国际介入阶级斗争的分析，不如说是作为解释今天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国际的不在场证明。对我们必须“把握范围”的“矛盾”的定义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当前的形势结合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危机，它开启了中期讨论和政治重组的新视角，以及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平衡，它暂时阻挡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革命先锋队的所有质的成长的可能性。这个矛盾就是我们今天建设国际的政策的指导思想”。 嗯，实际上：我们今天建设国际的政策的指导，不应该是用伪辩证法的语言装扮的对形势复杂性的糊涂笼统概括，而应该是在分析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主要趋势和阶级斗争的前景的框架内，对工人运动的危机进行具体分析。我们注意到，这个决议“并没有就世界政治形势进行发展，因为另一个决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等待着这个决议（也许在写一个关于建设国际的决议之前先写一个决议会更合乎逻辑吧？），但我们对它能否为建设国际组织提供必要的框架仍抱有更多的怀疑。 甚至比分析国际形势更根本的是对时代的认识。很明显，建设国际的观点的真空不仅来自于对当前时期各种力量关系的片面、木讷和客观主义的分析，而且至少可以说来自于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相当大的困惑。 文件中说：“现在，对于1989年以来全球局势的动荡，至少可以说是它深刻地改变了革命问题的框架，从而改变了以前的分歧。”这要么是毫无意义的平庸，要么是危险滑坡的开始。我们必须说，1989年以来的事件如何“深刻地改变了”提出革命问题的框架。显而易见，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崩溃改变了这些国家革命的性质，这一过程与不断加深的资本主义危机相结合，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但是，什么叫“深刻地改变了革命问题的框架，从而改变了以前的分歧”？对法国、英国或巴西来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在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半殖民地仍然以基本相同的方式提出。1989年标志着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一个新的时期，其特点是巨大的矛盾可以导致阶级斗争的新的高涨，在这个时期，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可以发挥核心作用，但条件是它要做好准备，并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因此，存在着克服过去工人阶级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失败的可能性。 与此相联系的是这样一种说法：“历届国际会议每次都对应着与非常大的社会政治演变有关的新任务”。新任务？当然是。社会政治演变？这要看你在这个毛茸茸的公式后面加了什么。同志们想到的是哪些国际？我们当然可以说，第一国际灭亡后第二国际的创立，对应着“非常大的社会政治演变”：国际工人阶级有了质的扩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同时马克思主义在无政府主义和战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面前占了优势。但是，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产生，首先不是简单地对应于“非常大的社会政治演变”（虽然你可以用这样的公式来描述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官僚化，以及后来的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而是对应于基于世界历史事件的政治破裂（1914年，1933年）。 这段话解释说，“真正存在的世界革命运动”—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并没有因为加上“真正存在”而消解—“以斯大林主义及其分解为标志”，而且它没有“来自第二国际及其传统”的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和昆塔尔（Kienthal）的力量"那么单一"，这段话的作用是什么？ 同志们继续说：“所以需要一个漫长的诞生过程，共同的辩论和经验让它发展出相互的信任，然后才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力量重组，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的”。如果同志们试图向我们推销一种工人运动和革命力量缓慢有机重组的模式──很显然他们是这样做的──那么他们就生活在乌托邦中。这个“诞生过程”将是剧烈而激烈的：新的革命党派和群众国际将在大斗争的烈火中通过围绕决定性事件的分化、分裂和融合而诞生。不是通过这个神话般的“世界革命运动”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缓慢渗透过程，而是通过党派的分裂和新党派的产生。 在这段话中还有另一个错误，这段话说，随着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崩溃，“托洛茨基主义”潮流的划定比以前的意义小了。这是极其肤浅的。它把托洛茨基主义归结为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分析，再加上“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和复杂的裂痕，（这）将成为相对的”。但是，托洛茨基主义当然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是左翼反对派和第四国际的传统的延续，而且是第三国际的传统的延续；而托洛茨基本人的贡献并不限于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也不限于对30年代的“分裂和复杂的裂痕”的分析。 我们的纲领还特别包括我们关于不断革命、人民阵线主义（popular-frontism）、国家与革命、工人民主、联合阵线（unitedfront）、法西斯主义等的立场。而它的连贯性来自于必须建立政党来领导争取政权的斗争。所有这些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因此，改良与革命的分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像文件试图做的那样，简单地重新估价“革命者”和“改革者”之间的经典的、根本的划分，如果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之间的划分的话。世界上不仅有“革命者”和“反资本主义者”，还有很多中间派的力量。文件从来没有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他们，但文件的作者正是想用他们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而解释以前的分歧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的作用，就是准备在不进行政治斗争的情况下，按照一个最低限度的方案，把我们自己溶解在新的中间派或改良派的集团中。 最后，我们认为，这个文件对于根据我们的纲领建立革命党派和国际的任务，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我们认为这个纲领需要修改和充实，以考虑到新的现象，如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崩溃。但是，国际领导层建议做的是把我们的纲领缩减为他们文件第四部分中的模糊摘要，甚至他们会很乐意抛弃这个摘要，以便溶解成中间派或改良派的集团。 我们将不在此阐述我们对建立该国际的政治背景的分析。我们请同志们参阅我们关于欧洲的决议草案，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贡献。但是，我们最后想尝试回答一个问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份据说是为建设国际而编写的文件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建设国际组织的力量将来自哪里？ 一般地说，他们将从阶级斗争及其在工人阶级现有组织中的影响中产生。但文件甚至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概括。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前工人国家，在半殖民地世界，都会有大的斗争。会有大的斗争，因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加深，会向这个方向推进。他们不一定会取得胜利。事实上，会有许多失败。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传统领导层的性质和阶级和革命力量的薄弱。但是，广大工人和青年将被吸引到斗争中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信誉的传统政党将陷入更深的危机。各种新的组织会出现，然后又会消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直接干预阶级斗争和现有工人运动的危机来建立。我们将提出的关于建立第四国际的备选文件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国际必须知道如何转向正在组织反对种族主义的青年，特别是移民青年，必须能够面向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危机所产生的潮流以及在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派的危机所产生的潮流，学会在左倾运动和右倾运动的力量之间作出基本的区分。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几小步，就比几页关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漫无边际的文章更有价值。 原文链接：http://www.progettocomunista.it/93ArticoloDavid-Griso.htm
在第四国际第十三届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左派的呼吁（1990年5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1990年代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少数派 APPEALFORTHEESTABLISHMENTOFALEFTTENDENCYINTHEFOURTHINTERNATIONALFORTHEXIIIWORLDCONGRESS 在第四国际第十三届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左派的呼吁 1990年5月9日 ﹝意大利﹞马尔科·费尔南多（MarcoFerrando），﹝意大利﹞佛朗哥·格里索里亚（FrancoGrisolia），﹝意大利﹞劳拉·吉蒂（LauraGuidetti），﹝意大利﹞蒂齐安娜·曼托瓦尼（TizianaMantovani），﹝意大利﹞弗朗切斯科·里奇（FrancescoRicci，NC会员，AQI/意大利），﹝丹麦﹞杰特·克罗曼（JetteKromann，中委员会会员，SocialistiskArbejderpolitik(SAP）/丹麦） 陈湘译、大壶春花校 简介： 我们在第四国际第十三次国际代表大会（译者按:1991年2月于意大利都灵举行）上提交这份文件以供讨论和投票。正式参考在第八项议程：领导机构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文件的签署者，即意大利和丹麦支部的领导机构的成员，正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国际趋势。 我们邀请认同这份文件总方针的同志加入这个组织。 注意：以下的正文在较长的初版（大概78000字）的基础上按照大会限制（坦白地讲，在我们看来，这个会议的限制相当……有限）而缩减。这就导致了在一篇讨论如此宽泛问题的文件里导致了某种模式，缺乏了许多解释性例子，但这些在原稿中都是有的。我们为此致歉，希望同志们能够就基本内容做出（不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评价，而非受文件形式的局限性去评论。 ※※※ “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已变成了人类文化的危机。” 《过渡纲领》的这一核心论断仍然保持着它的全部有效性。 世界上每一件重要的事件都在提醒着我们用无产阶级方法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但由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不成熟，这似乎是不能达到的。 就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今天，大多数由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发起的革命性运动的失败不是由资产阶级本身固有的强大导致的，而是由于缺乏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一样的革命领导层，以及由于无产阶级对传统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心存幻想。 1989年的东欧剧变凸显了缺乏革命领导层在对抗斯大林官僚主义统治的群众斗争机制中产生的更加尖锐的矛盾。 除了客观条件的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不成熟之间的持续的历史的矛盾，这个危机还有另一个主要因素，即无产阶级先锋队核心自身的危机：第四国际的危机，它加重了危机的严重性。 这个危机既是政治性危机也是组织性危机。 它是一个政治性危机，因为我们的运动没有对革命过程的实际发展做一个详尽的足够的分析，没有由该分析发展出一条内在一致有条理的政策，也没有捍卫第四国际建设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政党的观点。 它是一个组织性危机，因为我们没有详尽制定出一条有条理的政治路线，并且，自1953年灾难性的分裂起，在第四国际和它的支部中产生了很多的分歧，这些分歧又加重了后来产生的分裂的力量。 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不同的是，在那个时候，在建设国际中的问题基本上是从客观因素中产生的，今天，并且在很长的时间内，国际的危机主要是，尽管不全部是，从主观的政治的缺陷中产生的。这种情况必须被彻底改变。 然而，国际的领导层在这方面没有给我们任何建议。相反地，领导层在执行一个只会加重我们组织危机的政策。 过去的几十年，国际的政策只是分析、战略和战术上的一个又一个错误。 从过去20年来说，就有一系列的政治曲折。在1968年和1972年之间，国际适应了在激进青年和学生中占支配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左倾观点”。在拉丁美洲，至少是在理论上，游击先锋主义（vanguardguerillaism）的完全失败的观点被采纳。这种方向的主要后果就是阿根廷人民革命军（ERP:EjércitoRevolucionariodelPueblo）的建立，它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负面作用就不必老是去想了。在很多国家，组织工人和群众的工作被忽略了。 这个政策在1973年到1977年为新的路线所代替，新路线是在新环境下对旧路线的详细阐述。新路线断言，在决定性的革命对抗发生之前的四到五年之内，一个即将发生冲突的阶段就要来临。第四国际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建立并完善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它的地位必须被一个所谓的“有群众影响力的新先锋队”（newvanguardswithmassinfluence）替代，这其实是中派和由前一时期青年激进化所产生的自发派组织的杂混。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党的思想和它的作用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一如既往地，历史做出了决定。多个国家出现了革命危机，但是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拉丁美洲，危机并没有在大洲范围内普遍发生。“有群众影响力的新先锋队”已经表明他们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历史再一次证明如果没有一个扎根于工人群众中的真正的列宁主义党，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1974年世界代表大会提出的观点完全失败的深层原因是1977年的重大转折。这一转折的框架是由自1969年以来分裂国际的长期派系斗争所决定的。在这场斗争中，政治修正主义者和潜在的取消派多数派路线被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US）及其盟国的领导层击败──这一路线看似更“正统”，但实际上更多是“民主主义”和更具有古典修正主义。1974-75年葡萄牙革命和1975-76年阿根廷危机等事件揭示了这种政策上的机会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不可避免的是，国际的多数派仅通过对其自1968年以来所采取政策的做了部分平衡，就适应了先前少数派提出的反对政策，甚至适应了由第四国际重建组织委员会（OCRFI，“朗伯特主义者”Lambertist）在国际的危机中的干预所施加的压力。应当补充的是，至于朗伯特主义者，他们甚至比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公开地站在葡萄牙的“民主”反革命的一边，以此在实践中证明了他们政策的“正统性”。 国际的多数派取代了“左派主义”和“先锋主义”，把旧的传统的中间派“工人运动联合”的概念从坟墓中发掘出来作为一个策略，“无条件的”支持组建全国或当地“左派”政府，以及适应遗留在工会和工党中的官僚改良主义者。 在进行一些细微的变动后，1979年国际代表大会通过阐述一个新的（然而又是一个错误的）建设国际的方案来巩固新的地位，半朗伯特主义模式今天又被马蒂（Matti），马修（Mathieu）和克拉克（Clarke）一派重新提出。 如果说1969、1974和1979年的代表大会表明了尽管错误却倾向于发展第四国际的活动的政治路线，那么上一个代表大会（1985年代表大会）则没有指出任何为第四国际及其支部的活动路线和党建路线。前一时期的笼统的图解主义已转变为其相反的形式：没有任何一般性指示，几乎只进行分析性的讨论。 在这些年里，几乎没有得出政治组织结论的国际决议。组织联邦制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概念。没有迹象表明建立党的前景。 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国家，例如在法国，瑞士，德国和比利时，国际解散和退化的风险加剧了。 在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TheRevolutionaryCommunistLeague,French:Liguecommunisterévolutionnaire）的多数派为其在改良主义的沼泽中的清算创造了所有前提，这要归功于其对法国共产党党革新派（Rénovateurs）朱坎（PierreJuquin）的严厉支持政策。我们必须感谢朱坎在选举和政治上的失败，使国际的领导机构得以摆脱政治上的遗忘。 在瑞士，该支部提倡实行亲“朱坎主义”（Juquinist）？政策，以试图建立一个“红绿”政党（"red-green"party）。 在德国，前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GIM,German:GruppeInternationaleMarxisten,English:InternationalMarxistGroup）的领导挫败了一切可能积极地运用与德国共产党（KPD,German: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English:CommunistPartyofGermany）联合以使其成员走近托洛茨基主义的可能，前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的领导人首先接受了“个人”第四国际成员的概念，后来试图阻止一切政治澄清的具体发展。只有大多数前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成员的积极反应以及随之发生的在普勒科尔趋势（Inprekorrtendency）内部的政治斗争才停止了衰退和瓦解的进程。 在比利时，这个支部甚至提出与比利时工人党（PTB,French:PartiduTravaildeBelgique,English:Workers'PartyofBelgium）联合，比利时工人党是一个起源于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它把托洛斯基主义描绘为“反革命”。 这些只是几个例子，它们证明了国际缺乏协调一致和正确的政党建设路线会导致其各支部遭受不可接受的风险，就如某些支部的最近历史所示，这种风险可能转化为重大的历史性失败。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所有其它问题：秘鲁的例子。在这个国家，托洛茨基主义悠久而久负盛名的传统使我们的运动赢得了重要的群众支持──即使这是以基于一个混乱方案的政治选举集团的形式而出现的。一开始第四国际无法按照列宁的建立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观点作为所有选举和联合阵线策略的基础去行动，以及托洛茨基主义力量的有害的分裂，已经减少了群众支持的规模。但是，工人革命党（PRT,Workers'RevolutionaryParty,inSpanish:PartidoRevolucionariodelosTrabajadores），作为第四国际一个支部重组过程的最终产物，仍然是一支在秘鲁群众最先进部分中有重大声望和植入的力量。 然而，工人革命党领导层的多数人不能抵抗改良主义的中派主义联盟（IzquierdaUnida）的选举成功，也不能理解革命道路是通过维持工人革命党及其独立的活动而来的，即使这与潮流背道而驰。因此，由于机会主义者的恐惧，发现自己脱离群众运动的“客观动力”，领导层致使党分裂、屈从于重建主义和改良主义，最终解散并清算了自己。如果我们看看两年前的情况，当时我们的同志们发现自己是政治选举运动的领袖，在全国大选中赢得了12％的选票，并与目前的情况──一无所有（或几乎一无所有）──进行比较，就可以理解我们国际在秘鲁经历的悲剧。 这一悲剧再次向我们表明，机会主义、适应表面上的客观互动和不理解列宁主义的建党方法──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国际上从未清除的巴布洛派方法──是我们运动的最严重危险。 相反，国际必须制定一条建设国际的新路线，使国际能够正视它自成立以来正确地给自己确定的历史任务，宣布它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 但是，除非与国际领导层的政策决裂──不仅是与国际领导层的政治活动决裂，还要与国际领导层自1950年代以来活动的理论－战略基础决裂，否则，这一建设国际的路线就无法实现。 因此，有必要在国际组织中开展一场明确的政治斗争，以深刻修改其政策，与目前的领导层对立。 为此，我们号召各支部了解现行政策的局限性和偏差的同志，和我们一起组织起来，使我们共同在第四国际（联合秘书处）中建立左派，为国际的政治再生而奋斗。 为此，我们提出十五点的纲领性纲领。我们邀请所有同意这一纲领总方针的国际中的积极分子加入我们，我们愿意在商定原则的基础上讨论和民主决定具体要点。 1）把第四国际建设成为工人运动和被压迫群众的全球领导机构；把第四国际各支部建设成为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无一例外地拥有群众基础的政党。 托洛茨基主义纲领是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观点的唯一有效纲领。它结合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指明了革命斗争的原则基础和总策略。只有第四国际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盘上具体行动。我们必须重申它作为工人运动和被压迫群众的新的世界领导机构，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发展的必要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推进把国际的各支部建设成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无一例外地拥有群众基础的独立的政党的进程。不受依情况而定的战术的影响，这个目标必须是托洛茨基主义战士在任何情况下活动的基础，因为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一个单一国家中，都不可能有能第四国际及其各支部的，因为除了托洛茨基主义，没有任何力量拥有我们改造世界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实现这一纲领的战略。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必须拒绝在托洛茨基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混乱结合体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革命国际"的虚幻观点。 同样地，在国家层面上，我们必须与一切旨在建立类似的中间派调和物、以"革命党"面目出现的概念彻底决裂。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只能而且必须是以第四国际纲领为基础的第四国际的国家支部。 2）以列宁主义的方法对待群众运动及其领导人 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任务是成为群众运动的先锋队，而不是适应群众运动的局限性和幻想，还有更糟糕的是，把群众运动和群众运动的领导人混为一谈，适应后者。越是规模大、越是激进的运动，越有必要作为一个潜在的领导者，公开地提出自己的纲领性立场。 在此基础上，第四国际的资产负债表尤其消极。在"革命进程的客观动力"的名义下，我们适应了各种机会主义的领导。在波兰，这种情况的发生涉及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nosc）领导层和工人保卫委员会（KOR,TheWorkers'DefenseCommittee,Polish:KomitetObronyRobotników），发生在社会民主化过程中，特别是在1980-81年革命危机的第一阶段。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南非，以错误的"无派别团结"为名，第四国际不承认有必要在政治上反对非洲国民大会（ANC,AfricanNationalCongress）的领导及其方案。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对待群众运动领导层的态度导致了对反革命力量的适应。例如，在伊朗革命中，在1978-80年的革命阶段，我们的运动领导层客观上支持霍梅尼（Khomeini）领导层，甚至与伊朗支部，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HKS,Hezb-eKargaran-eSocialist,theSocialistWorkers'PartyofIran），断绝了政治关系并孤立该党，因为它在正在进行的过程中维护革命列宁主义立场，并支持一个团体──革命工人党（HKE），该党制定了反革命政策，以至于支持伊斯兰反动，反对工人运动和左派力量。 对根植于机会主义态度的错误观念，必须加以否定。当然，革命进程的特点是有一种客观的动力，它倾向于引导群众运动超越最初的要求，走向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但正是这种动力，革命党必须能够把握住，才能领导它，反对其它一切改良主义、中派或民族主义的力量。如果不这样做，这些后者就会抓住运动的动力，以便使运动脱轨和毁灭。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态度的伟大经验，它使革命在1917年取得了胜利。相反，国际组织领导层目前的政策，可以与列宁回国前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领导人（加米涅夫、斯大林等）的政策相比。 我们必须消除这种根本性的偏差，回到马克思（见其1850年《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策，回到传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策，即从一开始就争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反对其它一切政治力量及其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领导。 3）捍卫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纲领和不断革命论 我们的纲领有一个确切的目标：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结构的基础上，把工人国际代表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实现形式。 这种观点是建立在"不断革命"的一般理论基础上的。 不断革命论不是简单的"客观过程"的分析图式，而是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指明了争取权力的斗争策略。它把实现无产阶级政权的观点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 因此，它与一切"分阶段"的革命版本、一切"民主专政"的概念以及一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自我限制的假说相对立。 它重申了我们的运动的这一中心概念，同时，也重申了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革命的国际性、不断性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是完全相互联系的。 在国际上，不断革命论受到了严厉的、双重的攻击：一种是由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US）发展起来的公开攻击，另一种是由领导层的多数掩饰的、但却真实存在的攻击，例如，1985年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尼加拉瓜国作为工人国家的性质的立场就表明了这一点。 这一立场的理论基础在贾贝尔（Jaber）同志的一份文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季刊》第3辑第15号，1984年11月）中得到了表述。从批判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US）的概念开始，根据这一观点，"只要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占统治地位，国家的阶级性质就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这种非辩证的立场没有考虑到无产阶级权力的初步征服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破裂和社会化经济的发展之间的过渡阶段——贾贝尔的理论（以及国际的理论）最终否认了新权力的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措施的发展作为革命进程不可替代的特征的中心地位，这实际上使革命进程具有了不断性的特点。 针对这些修正主义观念，我们必须重申以下原则： 1）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不仅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且在无产阶级政权机关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一般是以代表会的形式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撇开特殊的民族革命的特殊性）。 2）无论实施社会主义措施的国家发展节奏如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不可避免地要启动一个过渡性的经济阶段。另一方面，一个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但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权力结构的政权，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过去几十年中，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政权的形成已经验证了这一点。这种政权如果设法在经济上清算了资产阶级，那么它只会把自己变成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与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有质的区别。 4）永不向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投降 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即使是最左翼的势力，也具有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相对立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和纲领。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这些势力的政策必须是反对反动和帝国主义的"反帝国主义联合阵线"，而在更普遍的层面上，我们仍然是激进民族主义的敌人。 我们相对于激进民族主义政权，我们的任务是代表无产阶级反对派为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使工人、农民和人民委员会获得权力，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无条件地捍卫小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所实现的社会变革放在这个框架中。此外，很明显，只有随着工人国家的建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向无产阶级转移权力，才能保证完成和最终巩固这些征服。 我们国际的政策与这些立场相去甚远。我们在过去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政权（BenBella）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的政治支持上，同样的错误还在重演。必须通过重申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政策来彻底改变这种状况。 5）绝不适应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导 在"动态革命"的名义下，我们运动的领导层一直奉行适应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层的政策。这种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1978-81年伊朗革命期间对霍梅尼（Khomeini）运动的态度。国际领导层甚至背叛了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HKS）的同志。国际领导层与国际的该支部同志断绝了关系，因为该支部始终坚持列宁主义和革命路线。这些同志被孤立了，因《洲际通讯》（Inprecor）对他们的立场进行了多年的谴责。另一方面，所谓的伊朗"革命工人党"（HKE），其反革命政策使它支持镇压改良派左派的力量，被介绍为"托洛茨基主义"。 国际组织后来因与革命工人党决裂中隐含的"自我批评"是晚了的（1986年！），是不充分的，最重要的是，既没有向工人舆论，也没有向国际的所有战士提出“自我批评”。正相反，我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公开的检讨总结，以及公开讨论这种政治态度的根源。 总的来说，我们重申，我们的政策必须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导毫不让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最直接的代理人，即使有可能实行具体的战术协议政策，但不能实行长期的集团或联盟政策，更不能在政治上支持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以"反帝联合阵线"（anti-imperialistunitedfront）的名义为另一种政策辩护，是对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真正性质的欺骗性的神秘化。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这可以是而且必须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集团……不仅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且针对在一切基本问题上同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印度的革命，它的任务和危险》，1930年5月）。 6）绝不适应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领导 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代表工人运动主要领导层的改良主义政党，无论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斯大林主义政党，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因此，它们具有双重性质，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工人党。 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民主党派与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联系普遍得到加强。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改良主义政党──相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在历史上与资产阶级有着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苏联统治阶级的政策所决定和调解的。由于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共产党正在去发展与本国资产阶级的直接联系，在某些情况下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社会民主化进程。 我们对改良主义组织的立场，必须从它们作为资产阶级工人党、对手阶级的代理人的性质出发。我们对改良主义机器的反对立场必须是明确的。我们的目标是有意识的，即在政治上摧毁他们。 我们可以同改良主义政党发展联合阵线活动，但这只能作为与确切的政治目标相联系的策略，而不能作为战略。我们必须摒弃自1970年代末以来，导致国际社会若干支部以所谓"阶级团结"战略的名义适应改良主义力量的政策。 7）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地反对中派主义和左派改良主义（left-reformism）。反对"革命者的团结"，反对党"向左转"。赞成在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革命的重组"。 我们活动的目标是一贯地建立革命政党，建立在托洛茨基主义纲领基础上的政党。 中派和左派改良势力并不构成发展革命变革的基础。正相反，它们是建设真正的革命政党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为此，我们必须把从政治上摧毁中间派和左派改良派的组织和倾向，赢得他们的战士作为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反对所谓的"革命者的团结"的政策，根据这种政策，革命党派可以从围绕模糊的纲领和战略的融合中产生，或者从托洛茨基主义和中派主义的"妥协"中产生。 国际的与左派改良主义相关的政策也必须改变。必须拒绝一切取消主义的假说，例如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的大多数人对共产党"革新派"（rénovateurs）的分裂和朱坎（PierreJuquin）随后的选举运动所发展的假说。 我们必须拒绝认为左派改良主义是工人阶级及其历史利益的正当合理性背书。 我们必须拒绝接反列宁主义的观念，即我们的目标是在工人运动中建立一个"合法倾向"的联合党。 同样，我们也必须反对建立一个"左翼"的党的观点。这种含糊不清的范式尤其被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大多数人用来为其取消主义假说作辩护，先是在"另类"空间，然后是在朱坎主义运动中，之后在实践中，在新的──而不是更好的──左派改良主义的版本中。 8）支持反对一切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政治革命。支持工人委员会的民主，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和"议会民主"。捍卫国际革命的纲领，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反对"市场社会主义"和"自我管理"的幻想。在国际范围内实行民主计划经济。 任何以集体化财产形式为基础，但缺乏无产阶级民主结构，没有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尤其是在我们的运动中──多元主义，并由一个不受民众控制的政权统治的国家，都是一个变质或畸形的工人国家，这种统治政权就是斯大林主义政权。 做出这样判断的基本问题不是官僚机构享有多少物质特权，而是我们所面对的政治结构。这表明了我们国际领导人在过去对卡斯特罗政权采取的完全错误的态度。 事实上，古巴在1960年社会转型时就成了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从一开始，它就缺乏任何工人民主和无产阶级多元主义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一场政治革命是一直需要的。 无论如何，卡斯特罗主义最初的"英雄"时期现在早已过去，今天，任何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早就看出古巴需要进行政治革命，以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波拿巴的卡斯特罗。 鉴于目前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的普遍危机，重申对一切变质的和畸形的工人国家的政权进行真正的政治革命的必要性是非常必要的。面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世界"中发展起来的政治革命、官僚机构的自我改革和社会反革命等方面的混乱混合物，我们必须以工人委员会的权力为基础，明确地重申我们的无产阶级民主方案。我们必须避免在旧的权力结构框架内支持改良主义的解决方案──甚至是激进的解决方案──的任何表象。 同时，我们必须公开打击"西方"议会主义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幻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与东欧和苏联国家中与我们有联系的各种左派改良派或中派力量开展明确的政治斗争。我们必须捍卫代表会民主的概念，把它作为我们在这些国家建立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斗争中的纲领性分界线。我们必须拒绝那些试图提出资产阶级议会主义和工人代表会的混乱组合的中派立场。 从斯大林主义危机的经济根源出发，我们必须公开捍卫我们运动的历史斗争，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明确重申，解决畸形和堕落的工人国家的经济问题，不仅在于保卫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而且在于发展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不仅要发起明确的论战，反对"市场社会主义"，而且要反对"自我管理"的幻想。"工人自我管理"，被理解为经济的分散化和每个企业或部门的工人的统治，是小资产阶级集团主义的乌托邦。 对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官僚式规划，我们必须反过来提出民主集中的规划──或者用托洛茨基的话说，"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 9）在群众运动中利用过渡的方法进行干预 从总体上看，过渡要求方法的基本概念仍然是《过渡纲领》中指出的。 今天，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不是革命的，而政治和社会危机只有一个渐进的解决办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我们必须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去找到当前要求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纲之间的桥梁。这道桥梁应包括过渡要求（transitionaldemands）的整个系统，它们要由今天的条件中，且由工人阶级广大层份今天的觉悟中引申出来，一直到最后的结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 国际上有时有一种倾向，就是忽视过渡要求方法的一般价值，把它作为干预群众斗争的一般方法而放弃。有一种倾向，把过渡要求简单地看成是"最激进"的要求，在需要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场合才能够使用。 有一种倾向是忘记了使用过渡性要求的一般方法论意义和重要性，在客观形势和我们的力量允许的情况下，过渡性要求是一种鼓动形式，但同时也是──而且总是──一种宣传形式，是在群众中推进我们的革命项目的必要工具。 我们必须不断反思和阐述过渡主题。我们必须在我们进行政治干预的所有领域，包括在阶级斗争和我们干预的所有其它方面中发展这一主题。在每一个舞台上，我们的任务是根据过渡性的要求制定方案。 在这一点上，我们首先必须避免采取最低限度的方法，或者更糟糕的是，避免采取对群众运动最初所表达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给予纯粹批判性支持的方法。我们还必须避免一种作为我们过去政策特点的方法，这种方法声称我们可以单独挑出一种"爆炸性要求"，这种要求对我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工作具有独特的核心价值。 任何要求，无论多么重要，只有当它被铭刻在一个过渡性要求的体系中时，才具有"爆炸性"的价值。在这个体系中，一个核心方面必须是工人控制委员会、罢工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等群众的民主和替代性的自我组织，它们具体地提出了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所定义的问题，即"冠以过渡要求的纲领"，即"苏维埃的口号"。 10）列宁主义的联合阵线政策 争取工人运动组织的联合阵线是列宁主义政策的一个核心方面。托洛茨基主义者围绕着反资本主义的要求，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团结而斗争。这就意味着要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组织和被压迫民族中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争取战术上的协议，包括达成广泛的协议。 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赢得对资产阶级的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局部胜利，同时也是为了把改良主义和中间派组织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反帝愿望与上层的政策对立起来，鼓励革命的重整进程，发展群众的觉悟。 联合阵线的政策常常被以机会主义的方式歪曲，在无数场合重复着被托洛茨基公正地认为是中间派特征的态度。 一个中派主义者轻而易举地对联合阵线政策发誓，把该政策的革命内容掏空，把它从一种战术方法变成一种最高原则（《中派主义和第四国际》，1934年2月）。 因此，有必要重申这个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 a）联合阵线对我们而言具有战术性而不是战略性； b）联合阵线战术的一个核心是在联合阵线本身争取托洛茨基主义的霸权──政治上的，如果可能的话，组织上的； c）联合阵线必须围绕着具体的要求或围绕着行动纲领来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宣传集团"。 这些原则立场已经被我们的运动所抛弃。在1977年到1983年，拒绝列宁主义的联合阵线政策，接受中派主义的"战略性统一"观念，达到了顶峰，但这些错误仍然没有完全克服。我们仍然存在着无原则的摇摆政策，有些部门还坚持以"工人运动统一"的观念为基础的政策，把它看作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战略目标。 在这方面，也必须回到列宁主义的原始革命方法。 11）在工会和其它群众组织中围绕着过渡要求的方案建立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反对派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工会和其它被压迫阶层的群众组织的总目标是把它们改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辅助工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在这些组织中建立以过渡要求的纲领为基础的阶级意识的潮流。 我们在工会中的目标并不是建立模糊的"左派"，基本上是与官僚机构的左派部分一起建立。要说明的是：参加一切严肃的少数逆主流的工会，包括阶级斗争潮流和"进步官僚"领导的"工会左派"，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努力把它们转变为真正的革命工会派别。因此，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对现存形势和对现在的领导层的适应主义方法。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把这些结构看作是简单的"联合阵线"的观念，在这些阵线中，只需要在"最低共同点"的基础上寻求妥协。相反，我们必须发展一种斗争，以赢得工会的反对派和一般的工会接受我们的领导，从而接受过渡要求的革命方案。 这个方法不仅在工人的工会组织中有效，而且在社会上所有被剥削和被压迫阶层的群众组织中也有效。以所谓"特殊性"的名义，把对这些组织进行干预的方法和对工人的工会组织进行干预的方法加以区别，是错误的。 12）为了充分认识到大多数人的"特殊压迫"，首先是对妇女的压迫。用过渡方案的方法对"特别受压迫"的部分进行干预。 大多数人都受到某种特定形式的压迫，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压迫。 首先是对妇女的特殊压迫，这种压迫由来已久。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运动已经产生了很好的分析和思考文件。从此，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理论分析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工作发展成为我们组织内外一致的一般政治活动。 在外部，我们必须为建立自主的、群众的、团结的妇女组织而奋斗，在这些组织中，我们必须领导把妇女问题同社会主义观点联系起来的斗争。我们必须在我们干预的各个部门中充分发展妇女解放的主题，不断地把它纳入我们围绕眼前的或过渡性的要求进行的宣传和鼓动中。 在国际及其各支部，必须发展争取领导机关、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真正的女性化的斗争。 除了妇女之外，人类的其它阶层，无论男女，都受到各种特殊形式的特别压迫。 首先是少数民族和移民工人及其家庭，他们承受着种族主义持续增长的后果。此外，还有残疾人、男同性恋者、年轻人和老年人。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考虑，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是由遭受一种或多种形式的"特殊压迫"的人组成的。 为了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在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压迫阶层之间建立战略联盟，为解放全人类创造条件，既要开展针对不同被压迫阶层的具体工作，又要围绕他们的特殊压迫开展一般工作。 这就意味着要进行双重斗争。 首先，我们必须在工人运动内部同那些否认特殊压迫的重要性或在思想上或行动上直接支持各种形式压迫的反动立场进行斗争。 第二，我们必须同小资产阶级──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资产阶级──领导层和意识形态作斗争，这些领导层和意识形态可以在特别受压迫的阶层的运动中找到。特别是，我们必须反对从压迫中真正和彻底解放的可能性的幻想，这种幻想不是以社会的革命改造为基础的，而社会的革命改造对于消除各种压迫肯定是必要的，却是不充分的。 从我们运动的理论获得和发展这些理论获得出发，我们必须把它转化为一条政治干预的路线。 这既不能建立在经济主义的最低限度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简单的团结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过渡的方法上。我们必须为不同的被压迫阶层制定具体的过渡方案，围绕这些方案进行干预，并以这种方式努力把自己建设成为特别被压迫阶层的运动及其组织的政治领导。 13）列宁主义的选举政策 第四国际不能把选举问题单纯地看成是一个战术问题。 当然，关于表现形式、何时提名候选人等等的具体选择是战术性的。但是，从方法论上看，选举问题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具有原则性的一般因素。 革命马克思主义历来把选举单独挑出当作为接触群众意识水平的一个重要时刻，在这个时刻，革命党或组织必须努力向最广泛的群众阶层提出自己的纲领和整个政治选择。 作为一般规则，这意味着第四国际各党派的独立陈述。如果由于组织上、技术上或财政上的原因而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改良主义的、中间派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的一个或多个板块给予批评性的支持，试图用这种策略来发展革命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在我们所支持的力量的队伍中。 但是，不能接受的是，以"革命联盟"、"工人联合阵线"或"反帝联合阵线"的名义，与其它势力──改良主义的、中派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势力──在妥协方案上共同板结。事实上，这只能倾向于消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或组织在群众眼中的另类纲领性特征。 这个原则──拒绝选举宣传集团的中派主义政策──在我们的运动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托洛茨基对1932年德国总统选举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立场，把它与SAP、KPDO（Brandler）[1]和列宁同盟（雨果-乌尔巴恩斯HugoUrbahns）的中心主义政策对立起来（见他的小册子《接下来怎么办？》）。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有例外：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另一个党内工作或进行入党工作；或者因为工人阶级的全部或大多数及其政治倾向已经重新组合在一个联合阵线中（例如英国的工党或巴西的工人党）；或者当一个联合选举名单是一个重新组合过程的表现时；最后，因为第四国际的危机以及因此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存在着不同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 显然有必要对选举的技术方式（下台的可能性等）采取灵活的态度，并加以注意，但无论如何，选举宣传集团总是应该被拒绝的。 然而，国际和许多支部的政策的特点是托洛茨基所批评的中主义路线。在多个场合，与中派或改良派力量结成了政治集团。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政策的结果要么是灾难性的──例如在秘鲁──要么，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消极的。但是，在我们选择了独立候选人的政策的地方，我们在建立部门和与群众的关系方面获得了好处。 14）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运动的一项组织和政治原则，它不仅具有国家价值，而且具有国际价值。 但是，今天我们国际的结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集中制。 在现实中，存在着一种混乱的局面，即在没有现实世界的政治和组织领导的情况下，有一种事实上的联邦制的倾向，只是部分地受到民主集中制的一些形式上的因素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组织的最高国际领导机构却表现出将其正式权力用于政治操纵，而不是用于民主集中制应有的方法。 我们可以举出与伊朗支部（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HKS）和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US）的关系作为例子。 我们必须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US）与国际的危机和破裂的过程画出一张平衡表。从这一点来看，上届世界代表大会（1985年）进一步恶化了原有的局面。 国际作为"各支部的国际"──相对于"积极分子的国际"──的概念被有力地提出来，同时国际的中央结构的作用在实践和理论上被削弱了。 与此相对应，下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必须有力地申明以下原则，并将其转化为组织和法定条款。 1）国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因此，自30年代成立以来，国际是一个"积极分子的国际"，所有的人都以国家支部为单位组织起来，都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并对国际的决定有必要的服从。 2）必须建立一个独立于各个支部之外的强有力的国际领导机构，它既是理论阐述的中心，也是政治和组织领导的中心。 同时，必须实现国际内部充分尊重民主，特别是尊重国际各种倾向和派别的权利。 必须为更广泛的国际政治讨论和斗争的权利提供空间，唯一的限制是出于安全考虑。 必须制定明确的规则，而今天却存在着混乱。特别是，有必要从法律上明确国际领导机构的选举标准，为政治讨论和决策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IEC和统一秘书处USec）提供比例标准，而严格意义上的执行机构（主席团）应考虑到世界代表大会辩论中表达的不同立场的重要性。 在这个总的框架内，不同倾向的代表参加领导机构的人选应由各倾向自己确定。 15）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重组政策 我们的组织必须认识到第四国际的严重危机的存在。 从50年代初巴勃罗派修正主义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胜利和随后的分裂开始，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危机已经被加深。 这种危机最明显的结果是，自称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受到分裂局面的困扰。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我们国际以外的组织比我们的支部更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阿根廷──存在着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而我们的国际却几乎没有。 现实情况是，我们的组织虽然是最大的组织，但它的队伍中只聚集了少数自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先锋派激进分子。 实际上，任何国际组织，包括我们的组织，今天都不能自诩为第四国际。 我们必须考虑到第四国际在组织上四分五裂的情况，这与第四国际内部修正主义立场的发展和巩固有关。 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明确的行动方针，以结束这种局面，实现第四国际的组织重建，这与第四国际的政治再生是分不开的。 因此，我们的国际组织有必要对国际上最重要的托派潮流制定革命的托派重组政策，表明与其它力量统一的明确建议。 这并不意味着回避政治讨论，也不意味着把所有自称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放在同一水平上。 并不建议重蹈1978年的复辙，当时国际试图与朗贝尔主义的第四国际重建组织委员会（OCRFI：OrganizingCommitteefortheReconstructionoftheFourthInternational）发展一个"冷"的融合过程，而不考虑其政治性质。 相反，我们必须发展一种广泛的讨论，澄清立场和分歧，并在明确的基础上，甚至在不同的立场上，导致各种力量的原则性统一，这些力量尽管目前很混乱，但与托洛茨基主义纲领保持着充分的联系。例如，在我们的组织之外，还有国际工人联盟（InternationalWorkersLeague(LIT)）、法国的工人斗争（LutteOuvrière）及其盟友、阿根廷工人党（ArgentinianWorkersParty）及其盟友，以及其它几十个小组织，有时只是全国性的。 在这个团结的框架内，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有可能也有必要发展斗争，以最终打败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使第四国际能够完成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危机，并随之解决人类的历史危机。 原文链接：http://www.progettocomunista.it/90XIIIWCUSFIAppelloTendenza.htm [1]海因里希-布兰德勒：1921年至1923年期间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斯大林主义崩塌、帝国主义战争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关于国际形式的决议草案由签署“为十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在第四国际建议左派倾向的呼吁书”的同志提出，1991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1990年代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少数派 THESTALINISTRETREAT,IMPERIALISTWAR,ANDTHETASKSOFTHEFOURTHINTERNATIONAL DraftResolutionontheInternationalSituation PresentedbytheComradesWhoSignedthe"AppealfortheEstablishmentofaLeftTendencyintheFourthInternationalfortheXIIIWorldCongress" 斯大林主义崩塌、帝国主义战争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关于国际形式的决议草案由签署“为十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在第四国际建议左派倾向的呼吁书”的同志提出1991年1月 陈湘翻译、大壶春花校对 一、简介 1．第四国际（联合秘书处）第十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是在国际阶级斗争发展的困难时刻召开的。 十多年来，全世界的工人和被压迫的人民一直在退缩，而帝国主义一直在逼进。现在阶级力量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如此不利的变化，以至于美帝国主义觉得可以任意地对伊拉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在这场侵略中，几乎得到了世界上所有政府的支持。 工人阶级退缩的一个复杂方面是被官僚扭曲的工人国家的退缩，尤其是苏联。 为了解决苏联经济发展的僵局，同时保护自己的社会利益，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官僚机构试图推行三种相互关联的政策：改革（俄语：perestroika，字面意思：restructuring），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重组；开放（俄语：glasnost，字面意思：openness），类似资产阶级的民主；以及"新政治思维"，重建与帝国主义的国际合作。 在"新政治思维"的名义下，苏联官僚机构减少或撤销了对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政府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趁着苏联撤退的机会，美帝国主义在南部非洲和中美洲取得了重大胜利，现在又在波斯湾发动了自越南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 苏联撤退的一个戏剧性的结果是东欧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这些政权的灭亡已经预料了四十多年。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通过工人的政治革命而毁灭。反而，它是通过一个使整个欧洲更有可能恢复资本主义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来实现的。 苏联的发展及其结果，特别是东欧斯大林政权的崩溃，进一步削弱了国际上工人阶级的力量，加强了帝国主义的力量。 许多人－－不仅在东欧，而且在全世界－－把斯大林主义的失败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失败。许多人深信，替代斯大林主义的唯一可行办法是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 但同时，苏联的发展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结果，使政治上最先进的工人和青年更容易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积极分子希望有人对这些事件做出解释，但他们知道斯大林主义者无法回答。 帝国主义在波斯湾的战争加强了这些积极分子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不信任，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日常残暴的行为之外，又增加了针对平民的系统战争。先锋队要相信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这可以通过托洛茨基主义实现。 2．东欧事件是我们国际组织最近辩论的中心。这是合时宜的，因为这些事件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分析、方案和战略提出了挑战，但最终是证实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分析、方案和战略。 只有托洛茨基主义才能解释东欧的斯大林政权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什么，为什么会崩溃，现在存在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工人民主的必要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要求－－以及革命者必须做什么。 我们国际组织的领导层和最大的反对派倾向，马蒂（Matti）的倾向和国际社会主义小组（theInternationalSocialistGroup,ISG）的领导层，都有一个共同的客观主义观点，即群众斗争的动力将自动通往革命的成功道路，这就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作用降低为对其它小资产阶级领导层的左派压力。 这一点乍一看并不明显，因为国际领导层和马蒂-国际社会主义小组倾向对东欧事件造成的阶级力量的平衡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领导层得出了"悲观的"但正确的结论：工人阶级受到了挫折；而马蒂-国际社会主义小组倾向则得出了"乐观的"但荒谬的结论：只是斯大林主义受到了挫折。 尽管如此，当他们都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没有独立的作用时，两者之间的趋同就变得很明显了。领导层实际上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尾随"现有的力量"，因为事态发展得太慢了；而马蒂-国际社会主义小组倾向则认为，我们必须尾随“现有的力量”，因为事态发展得太快了。 领导层的"悲观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小组倾向的"乐观主义"都没有抓住重点。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是无产阶级领袖，而不是看电视转播足球赛的球迷，在球队表现不好时呻吟，或在球队表现好时欢呼。 我们的任务是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危机，任务就从从第四国际的危机开始，我们要使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崛起时，有一个能够领导它走向胜利的党。帝国主义在波斯斯湾的战争突出了这个任务的紧迫性。 第十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应该摒弃客观主义方法论和机会主义政策，要开始政治再生和组织重建的过程。大会的重点不应放在对世界现状的空谈上，而应放在纲领和党的建设的关键问题上。 二、20世纪80年代的帝国主义攻势 3．从1979年十一大到1985年十二大期间，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出现了低潮，帝国主义的进攻重新开始并取得了部分成功。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1980-82年急剧下滑，1983-84年不平衡地恢复，然后缓慢扩张直到1990年。复苏和扩张主要使帝国主义国家和主要是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受益。 但是，鉴于工人在经过十五年的激烈斗争后疲惫不堪，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领导层的一再背叛，以及两次大的经济衰退，它们足以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暂时恢复稳定。 1979年伊朗和尼加拉瓜的革命被证明是1968年越南泰特攻势（Tetoffensive）和法国五月大罢工开始的世界性起义的最后一幕。1980-81年波兰爆发的革命和1984-86年南非爆发的革命是孤立的，并没有打破这种模式。 随着英国撒切尔夫人、美国罗纳德·里根、西德赫尔穆特·科尔的选举胜利，以及其它执政党的"撒切尔化"，保守主义政治在帝国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 保守派政府开始执行他们的计划。他们削减社会开支；攻击公共部门的工会和公职人员；出售可盈利的国营企业；取消对私营企业的许多规定；撤销各种规定、司法被推翻或不执行对工人、妇女和少数民族有利的法律。 资产阶级工人党和美国民主党等资产阶级自由政党适应了资本主义政治的右转。他们拒绝接受进步措施，认为是"与主流脱节"，并承诺，如果他们当选，不会推翻保守措施。 私人资本家也开启了一场"合理化"运动，要求工人在工作、工资和工作条件上做出让步。工会官僚机构立即屈服，只允许部门抵抗资本家的进攻，并宣扬要在法律范围内，在资本主义"生存能力"的限度内。 1980-82年的经济衰退在帝国主义国家以外的地方更为尖锐，而且没有明显的复苏。这大大加剧了社会矛盾，但并没有导致半殖民地的普遍暴动。只有在南非这个兼具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特征的中等发展国家，才爆发了重大斗争。 在80年代初，帝国主义曾多次使用军事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1982年，英国为了维护其马尔维纳斯殖民地而进攻阿根廷，帝国主义在中东的爪牙以色列入侵黎巴嫩。1983年，美国占领了格林纳达小岛，并推翻了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过程中，帝国主义者越来越觉得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求助于成本较低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来实施他们想要的紧缩政策。1980年津巴布韦罗伯特‧穆加贝（RobertMugabe）的当选和1983年阿根廷劳尔‧阿方辛（RaulAlfonsin）的当选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 4．1985年第十二次世界大会之后的一段时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衰弱和一系列"热点"的爆发，国际形势似乎有可能出现转机。尤其是1986年，看起来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1986年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步履蹒跚，美国、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在第一季度都出现了负增长。人们完全有理由预判新一轮的世界性衰退，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大量的过剩产能，大量的库存，马上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 政治局势似乎也有可能爆发。1984年，西德金属工人罢工，他们要求每周工作35小时，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他们反对矿坑关闭和撒切尔的政策。丹麦工人在1985年发动了大罢工，比利时工人在1986年上街（罢工）。甚至在美国，工人们也在抵制进一步的让步，在一些行业中，工人们重新获得了他们失去的部分东西。 1984-86年南非的起义在1985年夏天达到了顶峰，由于实行国家紧急状态和出卖金矿工人的罢工运动而受到遏制，但它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一直持续到1986年。然后是1986年2月的革命，推翻了海地的克劳德·杜瓦利埃（ClaudeDuvalier）和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Marcos）的独裁统治。 不幸的是，帝国主义恢复了平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又开始了另一种微弱的、以信贷为基础的扩张，尽管1987年发生了股市崩盘，但这种扩张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 美国经济是"火车头"，里根继续他的军事建设，预算赤字部分由其它帝国主义的贷款资助。欧洲和日本通过对美国的出口被拉动。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斗争被减弱了，因为资产阶级工人党和自由党转向右派，工会官僚机构将工人的战斗力引导到犹豫不决的部门战斗中，而不是潜在的决定性的阶级战争中。 由于缺乏始终如一的革命领导，南非的斗争偃旗息鼓，海地和菲律宾的革命被控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1986年，美国进一步维护和测试其权力的边限，轰炸了利比亚。 5．到1986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保守派政府已经在不危及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进行他们的议程，在大多数行业中，资本家已经得到了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让步，而没有引发代价高昂的破坏性罢工。 特别是，美国的"里根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在1986年底和1987年初的"伊朗门"期间，媒体大亨允许他们的记者开始揭露皇帝没有穿衣服。1989年，里根被乔治·布什取代，他承诺一个"更善良，更温柔的美国"。 撒切尔试图通过她的"人头税"和对国家医疗服务的攻击进一步进行保守主义议程。她在1989年激起了教师、护士和其它技术工人的罢工浪潮，然后是1990年的"人头税骚乱"。由于担心选举灾难，她自己的政党终于在1990年秋天将她撤职。 然而，保守主义议程的穷尽并不意味着回到以前的局面，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以及工会官僚机构早已屈服。 杜瓦利埃（Duvalier）和马科斯（Marcos）的被推翻－－以及撒切尔和里根的早期成功－－说服了帝国主义者和讨价还价的统治阶级在半殖民地尝试更多的资产阶级民主。 1980年代末，从巴西和智利到巴基斯坦和南朝鲜的前军事独裁政权突然发现了"民主"，并举行了选举。与帝国主义国家一样，选举一般选出的不是保守派候选人，就是政策保守的"进步"候选人。 保守的资产阶级民主符合80年代末半殖民地的条件。阶级斗争得到了充分的遏制，因此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统治阶级普遍认为军事独裁没有必要，也没有效率和危险。目前，他们想要的是更便宜、更安全的政府。 三、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崩塌 6．在第十三届世界大会之前的这段时期，苏联的事态发展占据了主导地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和"新政治思维"政策－－及其在苏联和全世界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出发点是，苏联官僚机构迫切需要刺激经济增长，以维持对其权力和特权至关重要的军事力量和政治稳定。戈尔巴乔夫派将他们的目标描述为"加速"，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形成对比。 70多年来，苏联不得不与帝国主义的包围、经济孤立以及战争或战争威胁作斗争。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官僚体系通过"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它阻挠了本可结束帝国主义压力、为完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扫清道路的世界革命。 苏联的经济也因官僚管理不善而受阻。官僚们抢劫经济以支付他们的奢侈消费，他们通过自己的无能来扭曲经济。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通过限制工人、农民甚至"技术中产阶级"的创造性经济作用来蓄意破坏经济。 尽管有这些障碍，但苏联不仅能发展起来了，而且还成为了世界上排名第二的经济和军事强国。这雄辩地证明了生产资料集体化财产和中央计划的优势。 在苏联能够应用集体化财产和中央计划的优势的地方－－主要是在军事和相关的重工业方面－－它仍然可以与美国相媲美。但到了80年代初，苏联经济整体上处于停滞状态。 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的基础资源状况发生了变化。苏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几十年来，它只要利用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原材料、更多的能源和更多的生产资料，就可以用落后的技术实现发展。 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人口因素－－二战中2千万人死亡的持续影响和经济发展导致的人口增长放缓－－意味着苏联的劳动力不再增长。而最容易获得的土地和原材料及能源已经被开采，至少部分耗尽。 苏联迫切需要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为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它需要更有效地利用其劳动力、土地、原材料、能源和生产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增长。 苏联还需要改变它的生产内容。它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住房和消费品制成品，并提高这些商品的质量，以提高生活水平，提高各阶层劳动人口的士气。否则，它就无法实现集约型经济发展所需的生产力的提高。 7．斯大林主义下的官僚对任何问题的反射就是下达命令。这使苏联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中央试图做出所有重要的决定。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伙不相信这种"行政方法"能解决苏联经济的问题。他们寻求另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消费部门可以分散的方式发展，而中央的行政资源则集中在军事和大规模发展上。 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法是工人民主和工人控制经济。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工人将决定整个经济的计划。在这个框架内，民主选举的工人控制委员会将解决执行问题，并反馈对计划的修正。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是苏联官僚机构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其权力和特权的终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借用资本主义技术，试图找到另一种解决方案。 改革的中心思想是戈尔巴乔夫派所描述的基于"成本核算"（俄语：Khozraschet，英语：cost-accounting）原则的"管理的彻底改革"。 政府将继续拥有主要的生产资料，而中央将继续做出战略性的经济决策，包括影响军事的决策和重大发展项目的决策。但经济的大部分将被分散，并通过市场而不是行政命令进行协调。 政府将会给企业及其活动的一般准则。这些将包括各种法律和法规、税率、所需产出的总体预测、国家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订单、某些商品的既定价格，以及中央控制的国有银行的信贷条件。 但是，除此之外，企业还需要获得自己的劳动力、原材料和生产资料；决定自己的生产；按谈判价格或市场价格处理自己的产品；向国家银行借款并偿还贷款；纳税；并获得利润。 8．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经历了两个重大的"改革周期"，一个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时期，另一个是阿列克谢·柯西金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两次改革改善了苏联几年来的经济表现，但都没有创造出一种动力来克服苏联在农业、住房和消费品方面的长期问题。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们分析了之前的改革努力，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经济上的变革没有得到足够持续的贯彻。而这又是由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失败造成的。 改革受到了官僚机构和民众的抵制。中央管理人员对自己失去权力感到不满，许多企业管理人员因自己责任的增加而感到威胁，工人们担心他们会被解雇或更加努力地工作而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补偿性的提高。 这种抵触情绪意味着只采取了一半的措施，而且这些措施只得到了部分实施。当部分措施遇到麻烦时，正如它们不可避免的那样，官僚机构又恢复了对新出现问题的行政解决方案。改革背后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实施它们。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们决定，未来改革成功的关键是为他们建立一个支持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也是一个经济任务，并建议尝试开放而不是接受经济停滞。 戈尔巴乔夫从资本家那里借来了他的"议会斯大林主义"计划。戈尔巴乔夫不是列宁主义者，但他理解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资本家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民主共和国是资本主义最好的政治外壳"。 形式上的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权利、议会选举、正当程序、陪审团审判等等，并没有给工人带来真正的自由或政治权力。它允许工人们更容易地组织起来，但它也帮助资本家把他们的阶级专政隐藏在人民主权的外表之下。 由于这种欺骗的结果，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自愿合作，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家强制的需要。强制往往是昂贵的，低效的和危险的，所以，资本家既减少了他们的政治开销，又稳定了他们的制度。 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开放"－－更多的开放、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更多的类似资产阶级的民主－－向顽固不化的官僚施加压力，并赢得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合作。戈尔巴乔夫认为，开放是实现改革的关键。 9．戈尔巴乔夫们明白，如果苏联15%的经济－－包括最优秀的管理者、科学家、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都被束缚在军事部门，那么"改革"就不会有太大的成就。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新政治思维"的起源。 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官僚机构开始更加严格地评估其军事和外交政策的选择，看看每项活动是否"划算"。它还再次开始积极寻求与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的缓和（法语：detente，英语：loosening）。 这两个政策变化是相互关联的。在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更容易放弃一些军事和外交政策选择，而如果苏联愿意先提出单方面或不对称的举动，那么与帝国主义的一些协议就更容易得到。 1986年，戈尔巴乔夫开始表示希望再召开一次"雅尔塔会议"，以重新划分对帝国主义有利的世界，但他花了几年时间才说服帝国主义者相信他是真心的。 戈尔巴乔夫试图在1986年秋季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让美国同意全面削减武器的方案，提出如果美国同意放弃"星际战争"，那么苏联就消除欧洲所有的中程导弹，并削减50%的战略核武器。里根拒绝了。 关于《中程核力量条约》（INFTreaty:IntermediateNuclearForcesTreaty）的谈判仍在继续，苏联几乎做出了所有的让步。1988年夏天签署的《中导条约》是"新政治思维"的第一个重要突破。 阿富汗是"新政治思维"的另一个早期例子。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苏联官僚机构就认定，继续在阿富汗大规模驻军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有害的。苏联军队已经做了它能做的事情，除了社会革命或种族灭绝。 1988年春，苏联和阿富汗与美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和平协议"。戈尔巴乔夫知道美国和巴基斯坦不会履行协议，但他还是进行了单方面的撤军，继续推动美国走向缓和。 10．苏联政府只部分地实施了"改革"。它通过了许多措施来下放国有工业的权力，并通过了一些措施来允许小规模的资本主义，但它在采取关键步骤方面却犹豫不决。它最犹豫的就是在价格调整方面，现在至少推迟了两年。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犹豫不决，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害怕苏联工人阶级，害怕被压迫的民族。 改革开放的基本思想是"奖励业绩"。这必然意味着经济不安全和不平等的加剧，因为工人、农民，甚至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都要在新的市场上竞争。 工人将面临裁员、实际工资削减和提速。中产阶级将相对于工人阶级崛起，技术工人将相对于非技术工人崛起，男性将相对于女性崛起，欧洲民族将相对于亚洲民族崛起。此外，个别企业家、经理人和官僚将通过非法以及合法的手段致富。 戈尔巴乔夫为了避免激怒工人阶级，谨慎地进行了改革。当1989年夏天爆发大规模的煤矿工人罢工时，中央政府立即做出了让步。在此后发生的数千次小型罢工中，各级政府大多都作出了让步。 在民族斗争方面，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更多的机会。苏联包含100多个民族，其中最大的民族——俄罗斯族是被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所承认的，这是苏联最主要的民族。而其他民族，特别是亚洲民族，则受到压迫。 改革（Perestroika）鼓励了苏联各民族之间的竞争，而开放（glasnost）则允许在民族基础上进行组织。其结果是各民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比如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冲突，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对抗，比如波罗的海地区的对抗。 戈尔巴乔夫一般都试图通过谈判而不是胁迫来解决这些民族冲突和对抗。但他致力于把苏联团结在一起，对立陶宛采取了经济胁迫，对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采取了军事行动。 戈尔巴乔夫在实施"开放"方面比实施"改革"走得更远。到1990年春，所有的要素都已具备，包括共和国议会的选举和从法律上取消共产党的政治垄断。 1990年，部分"改革"和全面"开放"的结合，使苏维埃濒临崩溃，因为投机者填补了由此产生的经济真空，而煽动者和资本主义复辟者则填补了政治真空。 1990年秋天，戈尔巴乔夫转而求助于共产党、克格勃和军队，以结束经济混乱，维持苏联的稳定。包括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内的几个著名的戈尔巴乔夫主义者辞职以示抗议。 像赫鲁晓夫和他之前的勃列日涅夫一样，戈尔巴乔夫已经倒退到用命令方法来处理他的分权改革所产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理由认为戈尔巴乔夫已经放弃了他的目标，但目前，"改革"被冻结，"开放"被冷落。 第四、斯大林主义崩塌的国际后果 11．直到1980年代中期，苏联在非洲南部的解放斗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和部分的进步作用。它向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以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和非洲国民大会（ANC）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反革命建议。 当戈尔巴乔夫主义者们认为苏联继续介入南部非洲是不划算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他们看来，该地区对苏联的安全并不重要，他们与帝国主义谈判出让比继续援助能得到更多的好处。 在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背信弃义的表现中，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把整个南部非洲让给帝国主义。结果是1988年夏天的协议，苏联和古巴同意停止对安哥拉的军事援助，南非同意让纳米比亚正式独立。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激进民族主义政权更快速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放下武器，成为完全依赖南非的半殖民地纳米比亚的议会执政党。而非洲国民大会（ANC）则加倍努力，与南非政府谈判卖国协议。 戈尔巴乔夫还提出要出卖中美洲，苏联和古巴的援助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和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至关重要。 在幕后，戈尔巴乔夫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强烈主张桑地诺主义者应该接受1987年阿里亚斯的中美洲"和平计划"及其随后的修订。戈尔巴乔夫通过减少苏联的援助，特别是石油援助来加强他的论调，并警告桑地诺派，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将独自面对美帝国主义。 作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桑地诺派和民阵对戈尔巴乔夫和卡斯特罗的要求没有原则性的反对。他们的方案要求"混合经济"、"政治多元化"和"国际不结盟"，而阿里亚斯计划在形式上没有更多要求。 按照戈尔巴乔夫和他们自己的"新政治思维"，桑地诺主义者发现自己对工人和农民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依靠尼加拉瓜资本家来拯救经济，让武装反叛分子回到国内，谴责1989年民阵的军事进攻，把革命的命运留给1990年的资产阶级选举，然后在选举中失败。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继续战斗－－武器较少－－但它在政治上解除了自己的武装，放弃了大部分经济和社会目标。 12．戈尔巴乔夫还将"新政治思维"运用到东欧。他说服苏联官僚机构，军事缓冲区对苏联的安全已经没有必要，在东欧国家维持军队和补贴其经济的成本太高。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可以通过与帝国主义全面解决欧洲问题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可以使苏联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欧洲共同体"，并分化和削弱帝国主义联盟。这一政策注定了东欧斯大林政权的命运，因为他们在国内几乎得不到支持。 工人们不爱资本主义，但他们恨斯大林主义。他们憎恨东欧的生活水平比西欧低的事实。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独裁统治，他们将其与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形成了不利的对比。他们认为他们的政府是一个具有压迫性的外国势力的代理人。 清算首先出现在波兰。1988年秋天，当工人们罢工反对紧缩政策时，莱赫·瓦文萨和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提出要扼杀罢工，以换取团结工会的合法化和谈判。波兰官僚机构接受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们认为与团结工会领导层达成协议是实现波兰改革而不发生大规模动荡的唯一途径。 结果是圆桌会议协议和1989年春天的议会选举。团结工会支持的候选人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团结工会政治领导层与斯大林主义者组成了联合政府。 这打开了闸门。匈牙利官僚机构迅速撤退。通过匈牙利的人口外流和群众示威使东德政府倒台。示威和罢工迫使捷克政府倒台。保加利亚政府倒台了。然后一场半革命半政变推翻了罗马尼亚政府。 1990年的议会选举证实了这些变化。到了春天，波兰、匈牙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有了资本主义复辟派政府，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了"改革斯大林主义"政府。 到1990年夏天，大多数东德人，包括大多数工人，都赞成德国的资本主义统一。他们认为这是保证他们在街头赢得的资产阶级民主，一夜之间将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50%，并中断苏联的占领和统一国家的途径。科尔做出了离奇的承诺来利用这种情绪。 东德工人需要时间思考，而戈尔巴乔夫很容易就能通过推迟苏联撤军协议给他们时间。戈尔巴乔夫几乎不会遇到帝国主义的抵抗，因为非德意志帝国主义者有自己害怕德国统一的理由。 戈尔巴乔夫没有争取时间，而是与科尔达成协议，在四年内撤出苏军，并允许东德与西德立即统一。作为回报，科尔答应限制德国军队的规模，并谈判签订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和经济合作"条约。 13．﹝略﹞ 14．在第十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幕之际，国际工人阶级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是波斯湾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本身是重要的，因为它是自越南以来的第一场重大帝国主义战争。但它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考验着阶级力量的平衡，并将决定美国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进行更多这样的战争。 美帝国主义对伊拉克开战是相当慎重的。1990年8月2日，也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五角大楼更新了波斯湾战争的应急计划，并提交给布什。该计划要求派出24万军队及其装备，在空中、海上和地面上打一场战争。 布什政府首先通过一份谴责伊拉克入侵的背信弃义的联合声明来排挤苏联。然后又拉拢欧洲帝国主义，日本，最后是沙特阿拉伯。四天之内，在没有和伊拉克商量的情况下，美国的军事行动就开始了。 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争端本来可以很容易的通过谈判解决，如果美国同意召开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的话，即使争端没有解决，伊拉克也会离开科威特。但布什政府拒绝了所有的妥协和"联系"，称不会"奖励侵略"。 美国想发动战争，部分原因是为了控制科威特的石油，但更多的原因是它想证明自己是苏联退却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它想证明，美国的"越南综合症"已经结束了，它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摧毁最强大的半殖民地。 尽管美国对苏联的"支持"表示感谢，但它也想羞辱苏联。它想表明，它可以粉碎一个苏联的前拥趸，官僚机构会鼓掌，而不是抗议，更不用说作出行动了。 国还想提醒其它依赖自己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目前只有美国可以进行海湾战争这样的行动。美国声称要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护"帝国主义对手的石油供应，但它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切断这些石油供应。 在整个危机中，英帝国主义对美国的狮子扮演豺狼的角色，支持美国的一举一动，凶狠地咆哮，并宣称自己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法国帝国主义对美国的强权主张不满，一边派船、派兵，一边谈妥协，试图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对战争不满意。他们知道不管科威特是由萨达姆·侯赛因统治还是由埃米尔统治，他们都会得到他们的石油，他们不想补贴美国的权力展示。不过，在美国的压力下，他们答应提供资金、设备和后勤支持。 第五、二十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秩序” 15．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1980年代后期增长缓慢，1986年和1987年勉强避免了衰退。由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先前的削减和让步以及半殖民地的紧缩政策，利润率仍然相对较高。信贷维持了有效的需求。 信贷可能会改变商业周期的周期和规模，但不会废除它。迟早必须偿还放贷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银行、公司和消费者在1980年代末积累了巨额债务。由于不可能继续按以前的规模借贷，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衰退。 十三届世界代表大会时正在开始的经济衰退始于1990年中期。英国、加拿大和西德的经济在第三季度出现负增长，美国的经济在第四季度出现负增长。至此，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要么陷入衰退，要么迅速放缓。 对商业周期衰退的时间、长度或深度的预测是有风险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无政府的，但这次衰退"应该"比1974-75年和1980-82年的几次衰退更严重。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一个长期的不平衡时期，这是由于资本和生产资料根本性的过度积累，以及二战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等畸形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破裂造成的。 在这样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呈现出停滞和衰败的一般特点，世界政治局势则呈现出冲突、动荡、战争和革命。经济衰退往往是急剧而漫长的，上升期则是疲软而短暂的。 为波斯湾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东西德意志的统一而举债，可能会使经济衰退但这会比原来温和。但这将进一步加剧潜在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使下一次经济衰退更早、更严重。 日本可能会通过吞噬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来度过衰退期。但这只意味着生产和财富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转移，而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扩张。 16．一般来说，经济衰退往往会暂时使阶级斗争消沉，尽管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然后，当经济稍有复苏时，斗争往往会扩大化。因为愤怒的工人会为重新得到他们所失去的而斗争。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可能会在一两年内压抑工人的斗争，因为工人陷入了细碎的生存斗争。但它对特殊受压迫的人和青年的斗争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么消极。 对妇女、黑人和移民、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更多攻击－－包括艾滋危机－－可能会激起特殊受压迫者的更多斗争。而新一代的政治青年似乎渴望与经济不公、社会压迫和帝国主义战争作斗争。这可能会刺激工人的斗争。 在半殖民地，情况已经糟糕了很久，以至于工人和农民－－还有失业的穷人－－可能会因为纯粹的绝望而开始战斗。这种绝望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爆炸，并可能导致更多的爆炸，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普遍的激增。 在苏联、东欧和中国也是如此，经济衰退可能不会对斗争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改革派斯大林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复辟派曾向工人和农民承诺迅速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当这些承诺没有实现时，失望、沮丧和愤怒可能会刺激斗争。 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以适应各国条件的过渡方案，介入反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半殖民地和官僚畸形的工人国家的经济危机的斗争。 这些方案应该拒绝紧缩，要求维持或扩大公营部门，并实行工资和工时的滑动比例，以保护工人不被裁员和减薪。它们应该拒绝私有化，要求无偿征用所有大型私营企业。 他们应该要求工人控制生产和民主的中央计划。他们应该维护妇女、少数民族和少数族裔、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儿童、青年和老人的利益。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动纲领的具体重点应该是采取社会主义措施来对抗危机。在半殖民地，具体要 点应该是结束帝国主义的统治和买办统治。在官僚主义畸形的工人国家，具体的重点应该是捍卫集体化的财产关系和中央计划。 17．戈尔巴乔夫和官僚机构正在采取的行政措施，应该能使苏联分配系统的混乱局面得到控制，并有可能再次扩大生产。但是，改革方案不会得到实施，导致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方案的经济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 如果实施改革，它本身不会恢复资本主义，但它会削弱集体化的财产，并产生托洛茨基主义者所预言的一切负面社会影响。 工人和被压迫者，包括被压迫的民族，将抵制许多这些举动，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帮助他们这样做。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特殊作用是帮助群众自觉地进行抵抗，以捍卫过去的占领和为未来的占领做准备。 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勇敢地捍卫社会主义观点，并努力动员工人和被压迫者围绕着强调国际主义、捍卫集体化财产、工人民主、工人控制生产、民族平等和社会平等的过渡要求，以及被压迫的苏维埃国家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权利。 苏联公开辩论的各方－－"保守派"、"改革派"和"激进派"－－基本上都同意戈尔巴乔夫的"新政治思想"，并支持以该名义进行的背叛。 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谴责这些背叛行为，并以革命国际主义的观点来反驳。苏联不应该撤销对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一直是有限的、局限的。相反，它应该回到革命共产国际的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工人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在苏联的公开辩论中，各方都以资产阶级的术语提出民主问题。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转变辩论的术语。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开放（glasnost）比传统斯大林主义的法西斯式的极权主义有所收获，只是因为它使工人更容易组织起来，并为更高形式的民主即工人民主而斗争。 18．如果说苏联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危险，那么东欧则不然。 然而，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只发生在东德，这是因为东德和西德之间的民族联系。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被政府资本主义愿望建立在一个主要问题上：缺乏可被政府接受的资本家。 最有可能的买家是帝国主义公司，因为他们有资本。政府可以把一些企业卖给外国人，但不能卖得太多，因为民族主义是他们煽动性吸引力的核心。此外，帝国主义公司对大多数国营企业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它们带有过时的生产资料和顽抗的工人。 前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和企业管理者们也是可能的买家，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足够的钱来形成资本。同样，政府可以把一些企业卖给他们，但不能卖得太多，因为反共产主义也是他们煽动的核心。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新斯大林主义政府正试图热火朝天地发展改革，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弱点，担心如果行动太慢，资本主义复辟派会把他们赶走。但是他们发现，在类似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很难把生活水平急剧降低。 东欧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把保卫集体化财产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放在首位。出发点是保卫生活水平，反对使国营企业有足够的利润而实行私有化所需要的紧缩措施。但是，只有当工人自觉地拒绝资本主义市场的暴政时，这种防御才会有效。 托洛茨基主义者决不能含糊其辞，也不能附和乌托邦式的半途而废的措施。议会民主、"规范的市场"、"工人自我管理"－－这些都不能把东欧从危机中拉出来，也不能保护工人的利益。 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明确申明我们对工人民主、主要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权以及工人对经济从中央计划到车间的控制的承诺。 19．在第十三届世界大会开幕之际，波斯湾战争影响了国际局势。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美国希望通过这场战争在"世界新秩序"中建立自己的霸权。 在1991年1月战争初期，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的飞机和巡航导弹轰炸了伊拉克的军事和经济目标。美国指挥部声称，它的目标不是平民，从直接意义上讲，这可能是真的。 但是，摧毁工作场所，每天晚上把城市居民赶进防空洞和地下室，剥夺城市的电力、淡水、污水处理、冷藏和现代医疗设备的使用权－－从而保证传染病的传播－－的军事行动就是针对平民的战争。 然而，空战并不能打破伊拉克政府、军队和人民的抵抗决心。伊拉克对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发射飞毛腿导弹，并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了初步的地面探测，这表明，尽管有空战，伊拉克在军事上还是很有活力的。 帝国主义对伊拉克平民发动的战争和伊拉克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进行空前打击的能力相结合，使伊拉克和萨达姆·侯赛因赢得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所有半殖民地的广泛支持。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反对战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德国和其它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活动。如果伊拉克能给帝国主义军队在地面造成重大伤亡，那么对战争的支持率就会更加急剧下降。 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交战国具有打败伊拉克的技术军事力量，这很可能是战争的结果。但这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中东和北非的工人和农民越来越看清海湾战争的本质－－阿拉伯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压迫者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也可以这样看。如果这种情况及时发生，帝国主义者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可能的境地，不得不退出。 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介入阿拉伯国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反战运动。在这两种干预中，我们的中心口号必须是："伊拉克必胜！打败帝国主义！" 在阿拉伯国家，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解释说，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需要一个基于永久革命的观点和战略的革命战争。在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必须解释，打败帝国主义需要通过工人阶级行动把战争带回家。 这种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它不会导致伊拉克的胜利。如果帝国主义者赢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代价非常高昂，他们就不愿意很快再尝试战争。更重要的是，这场斗争将有助于托洛茨基主义者建立工人阶级和第四国际的革命领导权。 第六、过渡方案、第四国际和无产阶级先锋队。 20．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危机和帝国主义在海湾的战争，应该给托洛茨基主义者提供许多介入群众斗争的机会。我们应该抓住这些机会，并竭尽所能地利用这些机会。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我们进行群众工作的可能性是有严重限制的。 托洛茨基主义拥有国际工人阶级所需要的分析、纲领、战略和战术，以便取得胜利。但我们的正确性是不够的。只要工人在退缩，资本家在前进，而我们又是如此的渺小，我们就无法直接改变历史的进程。 然而，我们的托洛茨基主义告诉我们，潮流会转向的。工人阶级退缩的时期将结束。工人将进行斗争，群众起义将发生，革命前的形势将发展，革命将被尝试。 我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还告诉我们，这些斗争的结果－－特定国家革命的结果和世界革命的结果－－取决于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 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中心目标必须是解决第四国际的危机，并把先锋队争取到我们党内来。这些目标只有在积极介入工人和被压迫者的斗争中才能实现，但这些斗争的成功不是我们成功的主要标准。 解决第四国际的危机既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一项组织任务。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以过渡纲领的方法为基础。我们决不能指望群众斗争的客观发展或非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层的演变来为我们做工作。我们必须拒绝我们国际组织目前领导层的政治方法。 解决第四国际危机的组织任务是实现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重新组合。我们自己重申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和方法，我们必须赢得所有准备抛弃中间派空想和派别无关的革命者加入这个纲领和方法。 呼吁在第四国际建立左派倾向的同志们，敦促所有同意我们的"呼吁书"以及本文件和我们向第十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提交的其它文件中所概述的观点的同志，同我们一道为第四国际的政治再生和组织重建进行必要的斗争。 原文链接：http://www.progettocomunista.it/91XIIIWCUSFIStalinismo.htm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意﹞布鲁诺·里齐《世界的官僚化》（1939） 前言 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进行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的对苏联社会，以及在全世界官僚化浪潮中已经取得反资本主义名头的纳粹和法西斯国家的分析——哪怕他们内部并不像苏联那样去压制资本。 最近发生的政治大事无疑能惊醒哪怕最愚钝的头脑：无论是纳粹，国社还是共产党的独裁者，他们都宣称——甚至官方宣称他们国家的意识形态是相同的。 现在，整个世界正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前夕。 我们愿意相信这样的可能，那就是斯大林还记得他在成为独裁者之前，曾经是一个革命者，并且还记得肩负着的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责任。不过我们将仅根据事实做出判断，而且也建议工人们做同样的选择。 无论是欧洲还是整个世界，它们都需要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做出抉择，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余地。苏联目前是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个支点，它可能成为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堡垒，也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圈套。 如果它渴望革命，它会将革命的中心带入英法美的劳苦大众之中，否则将会助长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法西斯势力。 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种垂死的的社会力量，从政治角度来说也不再能攻城略地。它们确实仍在抵御历史趋势，但是已经不得不日渐投降！满洲，中国，阿比西尼亚，奥地利，苏台德，波西米亚，西班牙，阿尔巴尼亚等地都已经趋近于一个政治综合体。事实上，当代最起作用的势力并不是比如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苏联和日本这样具体的国家，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这样的整体。这不是空谈，不是社会的抽象，更非政治的杜撰——它们存在其社会基础。 资本主义的基本盘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这些人依靠商业和利润而联系，并在政治上相互团结而形成一个集体，这表现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革命的扼杀以及最近更进一步的，慕尼黑协定的签署。、这一“资产国际”往往发挥作用，而它现在正在建立资本主义抵御官僚主义侵略的堡垒。在集团内部，他们为了维持他们的特权，会尽一切手段去压制无产阶级的力量。 官僚集体主义同理，它同样在统治阶级内部有其存在基础。它在诸如俄国，意大利，德国，日本和在资本主义观点中弱小的小国中建立它的总部——它们的共性在于都受极权主义的影响。这一新的社会形态无疑是落后的，但却富有活力，并且正在努力使自己跻身于濒临解体，一潭死水的资本主义框架之中。在苏联内部即将出现一个新的“官僚国际”，这一产物诞生于反共产国际的前提下，旨在通过恐吓和契约从老牌资本主义世界中侵吞土地。 社会主义则植根于广大工人群众之中。这股力量，才是真正生机勃勃，必定取代资本主义建立新社会的力量，但是他们持续地被或愚昧、或奸诈的领袖所迷惑，无法真正建立自己的战线，反而会被这些领袖重新推跪在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者的脚下。 尽管社会主义者唱着国际歌，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他们的两个敌人一样在实践中运用它的精神。实际上，它变成了它们斗争所要抢夺的果实。社会主义是压迫和剥削的产物，剥削者希望温和的良种牛们不仅拉车，最终还要被送进屠宰场榨干最后的油水！在一战结束二十年之后的慕尼黑，帝国主义试图通过分赃之举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措施已经被证明是彻底失败的。哪怕他们借着所谓自由，所谓文明，所谓进步，所谓终结战争的战争，所谓对野蛮人的战争的名号，这些帝国主义者还是不得不承认这场大屠杀的徒劳无功。 目前这三股社会力量分别代表了三种社会运动，并与三个阶级相关联。其中最具社会活力和历史使命的恰恰正是被镇压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方面被垂死的资产阶级所压迫，一方面又要受到新生的奴隶主怪物的吞噬。 与其有关的并非“不可分割的和平”，而是不可分割的斗争。无产者不能基于国界影响对朋友和敌人的判断。 就如同马克思所言，我们应当从阶级观点出发，以阶级斗争和辩证法来武装思想，从而认识到无产阶级应该挣脱腐朽的资本主义的锁链，从斗争中获得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工人们，想想吧。 我们会尽快刊行《世界的官僚化》讨论极权国家，尤其是法西斯国家的第二部分（对腐朽资本主义的分析）。 战争永远是统治阶级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发动的，唯有革命才是真正属于工人们的战争。 工人必须通过斗争从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魔爪中解放自己，而且必须获得独立自主的政治观点。我们斗胆宣扬我们的见解，不过是寻求所有的同志们、工人们、一切不想世界被新的奴隶主所奴役，希望生活在光荣和自由之下的人民的纠正，驳斥和帮助。 作者，布鲁诺·里齐， 1939年7月15日写作于巴黎
来自布达佩斯的寄语（﹝匈牙利﹞G.M.塔马什（G.M.TAMÁS），201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WORDSFROMBUDAPEST 来自布达佩斯的寄语 ﹝匈牙利﹞G.M.塔马什（G.M.TAMÁS）2013年 任杰翻译、当值志愿者校对 〔来源〕原载英国《新左派评论》2013年4-5月号。文中小标题系校者所加，原文链接：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80/articles/g-m-tamas-words-from-budapest 个人成长背景 您的生命轨迹并不平常：您曾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异见自由主义哲学家，如今成为对东欧资本主义秩序最著名的左派批评家之一，并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该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和当代动态的引人注目的文章。我们可以先谈一谈您在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GheorgheGheorghiu-Dej）和齐奥塞斯库（NicolaeCeaușescu）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时期您早期个人思想的形成经历吗？ 回答这个问题近乎不可能，因为它需要解释的整个背景或者已经不存在了。我出生于1948年，出生地被匈牙利称之为科洛兹堡（Kolozsvár），罗马尼亚人称之为克卢日（Cluj）。它作为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主要城市，在1920年的《特里亚农条约》（TheTeatyofTrianon）从匈牙利转交到罗马尼亚，1940年被希特勒交还给霍尔蒂（MiklósHorthy）统治下的匈牙利，1944年初开始直接被纳粹占领，直到苏联军队的到来，再次被纳入罗马尼亚。我的父母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带着受到战争创伤的身体和心灵回来。我的父亲是一位匈牙利作家，在被囚禁的情况下被派往前线，结果被他视为同志的红军严重打伤了——他曾使用拐杖行走，后来用了一根结实的手杖，我至今还保留着。讽刺的是，我的母亲因为被判为煽动叛乱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而入狱，结果逃过了被递解到奥斯维辛的命运。但她的母亲和最喜欢的哥哥都被杀害了。我的父亲的家族属于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山区的小贵族，或者说是小地主；他的父亲是一个小镇上的裁缝。我的母亲比他大七岁，来自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也是犹太《塔木德经》的学者世家。他们不可能在其它地方邂逅，只有在运动之中。运动——他们从不谈及党——主要意味着遭受痛苦和迫害：逮捕、监禁、殴打。这种痛苦是不言自明的：被邪恶的社会处罚证明了目标的正义性。这是一种准诺斯底主义的世界观：一方面是剥削、压迫、希特勒和死亡；另一方面是运动。 后来，当我父亲对体制完全失望时，我问他为什么仍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他给我看了一个小塑料。我想，它应该是酚醛树脂做的立方体，六张小照片贴在立方体的不同面上，这些是他年轻时最好的几个朋友的肖像，他们在那可怕的1944年，被匈牙利王室、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或纳粹盖世太保严刑拷打致死。"因为我无法向他们交代"，他说。这是完美的基督教理念：见证，殉道作为具神学保证的真理。他们的英勇牺牲，因此，证明了这个目标也是正当的。他无法逃脱这个逻辑。在政治逆境中和运动的逐渐腐朽，保持信仰是唯一的出路。其它任何选择都将是背叛。另外，他又从未否认"国家社会主义"失败了。他的身份和原则之间存在着矛盾。他的一些同志从集中营回来后，被共产党当局重新逮捕，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让他崩溃了。 在革命未起的情况下，他突然发现有了自己的时间，于是他有闲暇可以成为一位好父亲。他带我游览了历史悠久的特兰西瓦尼亚，蹒跚在山路上，拄着拐杖，参观着一座座堡垒、城堡或古老的中世纪教堂。如今，没有多少知识分子拥有工人阶级的朋友，但我们有。我们的家族中有些成员是农民，生活在欧洲最贫困的地区。我被教导在田间和园圃里干活，尽管我做的并不出色。但我还学到了其它的东西：一切都和父母有关。我通过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广播部的匈牙利语节目，并为我的父母概括新闻报导来锻炼了我的记忆力；我当时才七岁。我仍然记得那个时代的英国内阁阁员名字：塞尔温·劳埃德（SelwynLloyd）、拉布·巴特勒（RabButler）、马克斯韦尔·费菲（MaxwellFyfe）等等（不过我还是很崇拜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Morrison）和芭芭拉·卡斯尔（BarbaraCastle））。薇拉．琳恩（VeraLynn）的歌曲《后会有期》（We’llMeetAgain）和《多佛尔白崖》（TheWhiteCliffsofDover）感觉有点像社会主义的进行曲。自从战争以来，英国广播公司（对比自由欧洲电台）一直被视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我不知道自己和其它男孩有什么不同，我认为不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关心尼赫鲁、苏加诺、胡志明和卢蒙巴（PatriceLumumba）等人——在街上，强壮而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总是被称为来自新闻中所知道的冲伯（MoiseTshombe）。 国际主义对我父母及其朋友圈（其中大多数人在1945年前都处于“非法的”状态）是重要的信条，即使到了六十年代，当罗马尼亚共产党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并开始清除匈牙利、犹太尤其是匈牙利犹太的领袖和活动分子时（这些人都记得战前铁卫团的“罗马尼亚化”手段），他们仍然坚守着这个信念。随之失去的，还有战后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少数族群的重要让步，包括在克卢日/科洛兹堡设立自治区和独立的匈牙利语大学。 您成长的克卢日/科洛兹堡（Cluj/Kolozsvár）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那是一个中世纪的大教堂城镇，如今还能看到厚实的城墙，有两座重要的哥特式教堂——我最喜欢的是法尔卡什街（Farkasutca）的改革宗教堂；我是一个离教的加尔文派——还有特兰西瓦尼亚贵族和当地权贵的巴洛克式城市房屋：在1870年代建造的大学附近的班菲宫（Bánffypalace）、雷德伊之家（Rhédeyhouse）、肯德菲之家（Kendeffyhouse）、沃尔法德-卡卡斯之家（Wolphard-Kakashouse）和教堂。对我而言，它美丽得令我痛苦。它被称为“珍宝之城”，不是因为它的财富，而曾是炼金术的地区首府；它在宗教改革期间经历了宗教冲突和突然的信仰转变。它是一个坐落在大部分是罗马尼亚乡村之间的匈牙利城镇，也是左翼的桥头堡。1946年，来自罗马尼亚大学的铁卫团学生杀害了两名匈牙利共产党员的工人。共产党人——主要是匈牙利人——冲击了罗马尼亚人大学宿舍。两名匈牙利受害者被安放在主广场的一个巨大灵柩上，成千上万的哀悼人群聚集在那里，那个晚上，共产党领导人在烛光下发表了充满煽动性、嗜血的演讲，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性景象，我的长辈们一再复述这个场景（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匈牙利大学是属于共产党的势力的，罗马尼亚大学是右翼的。同样，城里的两个足球俱乐部也是政治上对立的：匈牙利人和社会民主派的KMSC（今天的克鲁日足球俱乐部（CFR）），它最初是一个属于工会的体育协会；罗马尼亚人和铁卫团的卡拉奥华大学体育队（CSUniversitateaCraivoa）。他们至今仍然互相仇视，但他们的过去已被遗忘了，他们现在的球员和支持者都是罗马尼亚人了。 在东欧，少数族群普遍倾向于左翼，被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与共产国际反对《凡尔赛和约》和《特里亚农条约》的立场所吸引。在罗马尼亚全境，克卢日/科洛兹堡的匈牙利语大学是马列主义最可靠的桥头堡，这当然不会使罗马尼亚人，无论是否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官方教义产生好感。斯大林主义仍然被人们铭记为（有点不应得的）使匈牙利人在特兰西瓦尼亚重新获得政治主导地位，齐奥塞斯库后来对此的镇压在一段时间内使他相当受罗马尼亚人欢迎。 以及您的成长经历呢？ 我的成长有一个奇怪得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年。当时所谓的“共产主义”是一套严格的理性、清教徒、勤奋、无性、纪律的生活规则，伴随高尚情操、高雅文化、自我提升、严谨学习，一切都被以「革命」的名义受到压抑而沉静和彬彬有礼。我读了拉斐尔·塞缪尔（RaphealSamuel）的《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世界》（LostWorldofBritishCommunism）后（尽管主导的文化和隔离的亚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才认识到了我们青少年时期那种自我牺牲、利他主义、平等主义、不动感情、不作浪漫、实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铁灰色调，隐藏的理念就是被抑制、不公开的英雄精神。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的孩子，穿着扎人的羊毛膝袜和短裤，大人虽然看到我们但不会听我们所说的，我们只能听着大人谈论重要的事情。在我久病期间，我的父亲无休止的给我读了19世纪的史诗，并教我尽可能地阅读，如果可能，阅读原著。每个周六晚上和周日早上，我们都会去听交响乐演奏会。我拉奏小提琴。我们十多年岁时，都应该读懂乐谱，理解拉丁文，读但丁、弥尔顿、拜伦、歌德和普希金的作品。我在14岁时开始阅读《纯粹理性批判》，当然我并不理解，但我还是看完了那本用可怕、难以理解的古匈牙利语翻译的版本。 在不多的假期：我记得在庭院的草地上度过的夏日，提着一篮子的苹果——我讨厌苹果——阅读、阅读、再阅读。晚上，母亲在黑暗中站着，透过百叶窗的板条子看着外面，等待那辆黑色汽车的到来。15年后，1974年2月，凌晨4点半，秘密警察终于敲响了我家的门，我并不感到惊讶。我们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这是我们的政权，是我父母所系的党，但也是我们的明显敌人。在1960年代初，当我父亲被解除了镇上的匈牙利国家剧院的领导职务，但只是被流放在国内时，我们松了一口气。我的父母曾异常详细的告诉我如何在被打的情况下应对（我从未被打过），如何呼吸——“有规律的呼吸是最重要的，想象一些形式化的事物，在脑海中背诵诗歌，想想数学公式，任何有韵律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是实用的建议，但已把我吓得魂不附体。 您当时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我们知道在1918年之前，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政府和贵族是如何对待当地罗马尼亚农民以及罗马尼亚少数族群的民族运动，他们的权利如何被剥夺。但我们是无辜的（校按：指塔马什所属的匈牙利左翼），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反对歧视。但是，我们作为国际主义的匈牙利人对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反感，是否完全没有受到潜在的民族自豪感影响从而觉得我们比那些罗马尼亚沙文主义的新贵更「好」呢？我对此非常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原始的”，或者是镇子对乡村的古老蔑视的回响。我的父母不会讲罗马尼亚语（而我讲得流利）。他们作为优秀的国际主义者，阅读了自己国家大多数的翻译文学作品。我曾经问我母亲：“您为什么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但不会罗马尼亚语？”那时，她已经在罗马尼亚待了四十年。她只是笑了笑。 我最初的反对思想相当自我的：政权怎敢令我敬爱和英勇的父母失望？我对党的第一个想法是他们是叛徒——现在想来，我仍然相信这一点。理想与现实的古老对比塑造了我们所谓的政治思想。这是非常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是以夸张、僵化的道德主义取代了历史思考。这给了我一种深刻、持久的对政权的憎恶，这种憎恶如此强烈和恼怒，难以描述。 那么，由于政权关闭了匈牙利语大学，您的大学教育应该是用罗马尼亚语进行的吧？ 不是的，我的大学教育是用匈牙利语进行的；实际上，这两所大学被合并成了一所双语大学，维持至今。但我也在布加勒斯特度过了两年时间，学习希腊语，因为在科洛兹堡当时并没有教授这门语言。 什么吸引您研究笛卡尔，也就是您的第一本书的主题？ 我的兴趣是历史性的和批判性的：我关注的是“理性”的诞生。这篇文章（校按：塔马什首本着作是论文集）与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Negri）的《政治笛卡尔》（PoliticalDescartes）非常相似，唉，可惜我当时不知道他的书，然而他的书是更好的。我非常喜欢第一个“语言转向”，即浪漫主义版本，就像约翰·乔治·哈曼（JohannGeorgHamann）对康德的批判中所表现的那样。我还写过关于诺瓦利斯的文章。 被迫离开罗马尼亚到匈牙利 您提到了1974年2月秘密警察的到来：您参与了什么样的活动？ 那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实际上政权对于真正的抵抗来说过于强硬和可怕），而是因为我拒绝为齐奥塞斯库新的“道德准则”写表忠、歌颂文章。两天后，我就被举报并带到了秘密警察总部。这实在是一种骚扰行为：他们几次在街上拘捕我，将我扔进黑色轿车，带走几个小时，然后在夜间释放我。他们有时就只让我在阴暗的走廊里久等。 您是什么原因决定于1978年去匈牙利，而不是去西方寻求庇护？ 有很多原因。首先，我不想被关进监狱，在罗马尼亚这只是时间问题。其次，我受够了在自己家乡成为一个被仇恨和官方迫害的少数族群的一员，我渴望成为在匈牙利环境中的匈牙利作家，而不会因为在公交车上说匈牙利语而遭人白眼——尽管无法避免这种情况。当我们这次对谈时，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的相互仇恨再次升温，这场冲突像往常一样由不负责任的右翼政客煽动。天啊，这太无聊了。第三，匈牙利的反对派正在形成；我认为这将会是我的智识家园。而且，我可能对待在边陲外省有些厌倦了。 我没有去西方国家，尽管我有一个在巴黎的叔叔，他曾在雷诺汽车厂工作，是几个小团体的成员，后来加入了「合众社会党」（Lapartisocialisteunifié，PSU）（校按：法国1960-1990的一个左派政党）。我作为一个旧式知识分子，觉得在这里有一些义务：建立反对政权的力量，在我的母语环境中进行认真的哲学探讨（我写的关于笛卡尔的书在1977年出版）。然后，对我来说，还有希望过上更正常的生活。我曾在布达佩斯大学（即罗兰大学（ELTE））任教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以自己名字出版了一本地下小册子支持波兰的反对派（在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政变后）后而被开除了。这就是所谓的正常生活。我被列入了黑名单，禁止出版，我的名字从新闻和专业出版物中消失了，我的护照被没收，电话被切断——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我直到1989年当选国会议员前，一直失业。 匈牙利确实是一个与罗马尼亚截然不同的国家。匈牙利和东德是唯一没有向民族主义倾斜、认真对待反法西斯传统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二战期间极右翼的重要知识分子们都得到了平反，并在所谓的共产党期刊上疯狂写作。他们的反西方态度和“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起了作用：他们基于一般的反自由主义的理由，真诚地更喜欢苏联而不是美国。但是，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不同，反对邻国的宣传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与苏联集团其它地区不同，反犹主义受到压制的（与东德和南斯拉夫共同具有的政策）。，虽然反犹主义很少在公共生活中感受到，但它的怨恨正无声地酝酿着。而民族主义沾上了一点反对派色彩。 您会如何描述当时的文化？ 苏联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都存在着一种高度现代主义与——从今天或西方的角度来看——难以置信的对传统文化的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崇拜的奇怪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除了消除文盲、流行病和赤贫，通过引入卫生设施和室内管道、供暖、养老金、带薪假期、免费的医疗和教育、廉价的公共交通、计算能力等等，还在每个区和所有大型企业开设了借阅图书馆。它首次引入了学术和批判性出版物，以及大量高质量包括社会科学、严肃的文学和艺术批评的出版物，数十家新剧院和博物馆开放，数百家新电影院营业使到艺术电影得以繁荣发展，所有这些文化事业都具有推崇高尚情操的特质。数百万人学会了阅读乐谱并参加合唱团。在1945年之前，哲学从未被视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民族经典著作首次得到适当的编辑和出版。数百名学者从事翻译工作。这里有非常爱读书的国民。 同时，由于这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通过计划的生产和重分配来调节和限制且由复杂的数学计算来控制，政治是过分地强调理性或更确切地说是理性主义。作为一个仍然基于商品生产、雇佣劳动、货币以及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体制，阶级差异和不平等仍然存在。在这个体制中，党代表了一种集体性质的古罗马保民官的角色，总是将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和文化参与朝向平等和维持——主要（不完全是）以象征方式——工人阶级的主导地位。社会流动迅速，工人阶级的孩子在获得高等教育和干部晋升方面享有优势。统计数据表明，即使在1980年代，绝大多数领导官员和管理人员都来自无产阶级家庭。 最讽刺的是，今天极右翼的要求——在科洛兹堡设立一所独立的匈牙利语国立大学，在特兰西瓦尼亚建立一个匈牙利自治区——都是斯大林时代的成就（后来被禁止）。不仅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有特权，少数族群的干部也有。列宁主义纲领包含了所有族群文化的发展：前苏联集团现在正在交战的地区或族群的精英均是由党创造的。他们已经有了剧本，呼唤虚构的中世纪民族文化，其由具浪漫主义倾向、有文化的委员官员所赋予的（然后是新闻、出版、高等教育、剧院去推动），他们相信在乌拉尔地区有未受俗世污染的民俗文化，远离堕落的圣彼得堡。诗人们将《浮士德》翻译成几十种他们各自的语言，但他们自己距离普遍文盲的上一代人只是一个世代而已。现在这些国民正在观看YouTube上的流行视频。 您认为工人阶级「在象征意义上的首要地位」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应忘记，所有的等级和阶级制度，无论其差异如何，都根植于一种价值体系，赞扬精神优于体力劳动，闲暇阶级优于那些必须自食其力的人，冥想优于活动，事物是为了本身而做而不是为了纯粹的生存。神职人员和贵族不仅被认为是治理者，还应该在道德、智力甚至体力上都比别人优越——还记得寇松侯爵（LordCurzo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看到士兵洗澡时的惊讶吗：“我从不知道工人阶级有这么白的皮肤！”然而，共产党颠倒了这一切。尽管“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但它宣称体力劳动的优越性且将工人置于道德层级的顶部，独特地进行了一场了不起的道德转向。很少人能够理解这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分水岭。它为政权赢得了比任何事情都更多的仇恨；后1989年东欧的新闻媒体仍在谈论它，真心地瞧不起（美好的旧阶级仇恨）那些戴着布帽（这里称为列宁帽）、沾满油脂的粗汉，否认工人阶级阅读布莱希特作品和听巴托克音乐的事实。 对于“知识分子”（装扮成新中产阶级）的逆向崇拜，通过“无私奉献”的思想，实现了一个将精神与物质、工作与休闲融合，对体力劳动者有利的世界，从而掩盖了阶级差异。由于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仅此而已，所以出现了一个部对共产主义幻灭的伟大文学作品，但现在已被遗忘（校按：塔马什这里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位作者和作品）。总的来说，令到这个政权最担忧的反对派是来自左翼。匈牙利秘密警察的反托洛茨基派小组直到1991年才解散。在匈牙利几乎没有托洛茨基主义者；该部门处理任何种类的马克思主义异端，但它表明了领导层的担忧方向。 与前南斯拉夫的交集 有种说法认为南斯拉夫在1970、80年代由于与中东欧地区的联系不是那么密切，得以维持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这种想法正确吗？ 当然，南斯拉夫是相对独立的。例如，在出境签证方面，它算作一个西方国家，它对苏联尽管有敌意，但远不及充满反共和反俄情绪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爱上一切看来反苏的外国政要，包括戴高乐、贝京和尼克松，以及伊朗国王和《一号兄弟》（BrotherNumberOne）（校按：美国历史学者DavidChandler所写的波尔布特传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同志。 齐奥塞斯库在英国白金汉宫获得了应有的荣誉——巴斯勋章。 的确。我在1968年出席了戴高乐在布加勒斯特大学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奉承齐奥塞斯库，口若悬河地大谈这个被斯拉夫人和马札尔人（他没有说匈牙利人）包围的小拉丁国家。这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恐怕不会有我的份。但我确实与南斯拉夫有过交集。当我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被列入黑名单时，我在南斯拉夫的匈牙利语期刊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它们很棒。南斯拉夫与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出版和新闻业相比，它的审查要少得多，对新左派异端尤其宽容，后者在苏联集团中引起了歇斯底里的恐惧和憎恨。到了1970年代，东中欧的政权已经不再假装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对他们已是不利的遗产而被无声无息地抛弃了。在我的学生时代，韦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莱维-斯特劳斯是主要的思想家，分析哲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功是巨大的。在德语影响下的国家，严格区分“科学”——当然包括人文学科、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和哲学——与“政治”，成为了东欧公共生活的祸患，这一点源于韦伯，他是在1970年代（也是东欧知识分子仍在读书思考的最后一个十年）的东欧是无可争议的圣人和英雄。马克思主义者像在匈牙利的卢卡奇学派（我和他们友好，但我从未加入），是新左派或欧洲共产主义变种的异见者，既反对苏联又本质上质疑“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因为党既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又不希望联到想由于在新的市场体制所加剧的不平等和个人主义。匈牙利中央委员会对卢卡奇门徒——海勒（ÁgnesHeller）、马库斯（GyörgyMárkus）、瓦伊达（MihályVajda）、基思（JánosKis）等人——作出的著名决定（校按：将他们开除出党），实际上是在该体系余下寿命期内宣布马克思主义是非法了。到1989年该学派有可能被平反时，它已经死了，因为所有的当事人都变成了自由派。 在南斯拉夫，情况有所不同。它是一个像其它官僚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样的国家，但其领导人仍在梦想着某种未异化和未物化的秩序，尽管涉险的“自我管理”显然已经破产，在一个多族群和联邦国中，他们想象自己是国际主义者，仅仅几年后他们相互之间就发动了血腥战争。他们成为了自由主义者或渴望血腥战争的中世纪宗教迷和沙文主义者。但此前，他们欢迎欧内斯特·布洛赫和赫伯特·马尔库塞来到科尔丘拉（Korčula）和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1979年，我第一次在贝尔格莱德看到有《新左派评论》。相反，以当时匈牙利来说，通常情况下，走私书籍比期刊来得容易，因为匈牙利当局不知道这些书名，但英文的“新左派”这个词，在海关和边境警察中就知道的（校按：即若被发现便会没收），但从维也纳进口左派欧洲共产主义弗兰茨·马雷克（FrankMarek）（校按：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的《维也纳日记》（WinenrTagebuch）（校按：奥地利共产党刊物）便没有问题，除非封面上有锤子和镰刀标志。相比之下，南斯拉夫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天堂，有从德国的客工寄来的汇款，似乎让它更接近一个真正的世界，有公开的争吵、辩论和政治斗争，尽管那里有镇压、军国主义和铁托的军事独裁统治。但到了1980年代，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西方，而且越来越多地寻求的灵感来自于二战期间的反动社团主义政权。同样有启发性的是，今天，在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和希腊，有一个年轻而有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左派，而在中欧——所谓的维谢格拉德（Visegrád）四国（校按：指匈牙利，捷克，波兰和斯洛代克）——却没有类似的东西，尽管他们受到一支恶毒而暴力的准法西斯主义右派的威胁。（在伏伊伏丁那省（校按：塞尔维亚自治省），每天都发生针对匈牙利少数族群的仇恨犯罪——而在保加利亚和希腊，新纳粹党派极为强大，对那里的社会抗议，同时利用和反制。） 1989年后的东欧与苏联 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对民主力量的推进起了多大的作用？ 其重要性从消极方面而言，因为已经明确红军不会干涉。在1986年6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未经许可的示威中，我作为主要发言人，我被防暴警察殴打并拖走，但我们在两小时内获释。一年后，作为国事举行为伊姆雷·纳吉进行庄严的重新安葬，是在由伪装成革命的前匈牙利秘密警察、军队和警察所严密把守下进行的。我很反感，没有参加。戈尔巴乔夫本人被视为一个谐剧人物：永不被原谅的软弱。无论如何，苏联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它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存在。直到1989年巴黎的一个异见者会议上，我才第一次见到了活生生的俄国人。截至目前为止，我从未踏足苏联或前苏联领土：我以前拿不到签证，现在没有钱。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的破灭是一场悲剧。即使当时我极度反对左派，我也这么认为。想想看，一个反对工作、权力、生育，反对在乎明天或死亡——想想《野百合》（LiliesoftheField）（校按：美国小说家威廉．巴雷特（WiliamBarrett）的作品，后被改编成电影）——的福音，竟然是由令人憎恶的酷刑和暗杀的罗马象征的十字架作为标志，最终被一个穿着凯撒袍子的君主代表全罗马之地；一个以禁止诸神雕像而著称的先知社群，却以米开朗其罗雕刻的摩西雕像作为代表。话说回来，一个坚定追求全面解放和与任何形式的权威和等级制度彻底决裂的信条，它结合了超批判的高度现代主义，寄居在沙皇的象征住所——克里姆林宫（马克思不在那里，但有伊凡四世和《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Godunov）（校按：普希金创作的话剧）），而像是洁白墓碣的政治局则向步履蹒跚的红军队伍致敬，维持着一个由监狱、集中营和精神病院的体系，在那里，理性批判被药物和电击治愈。这足以让你对人类感到绝望。也许很难想象，一个完整的文明如此受到破灭和绝望的困扰，但这是事实。我们这些异见者也许庆祝了一场胜利，但不知何故，即使那时，它总有一种像宿醉酒气的失败滋味。 您能否区分在该地区1989年所经历的差异？ 首先，正如斯大林喜欢说的，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最终波兰工人运动撃败了原来的政权也非偶然。团结工会被称为一个工会，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它是由工厂里的小组组成的网络，不是按行业而是按地区来组织的，由中央机构领导，它得到结盟的知识分子提供建议——完全让人想起早期的共产党。像它的敌人或以前的共产党，它分成工人委员会和革命政党，与俄罗斯、匈牙利和德国在1917年至1923年之间的情况一样，难以区分。当然，在团结工会的时期，党代表的是市场改革，而工人们的要求是恢复计划经济和平等的福利国家。在1980年代，波兰的工人反对派希望有更大的自由情况下，跟随它们的对手一样，走向了重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道路，但两者最终都在新的自由民主政治环境中被挤出政治舞台。在匈牙利，亲市场的前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保守派相互争夺权力。这些全新的意识形态都主张实现资产阶级的思想，创造中产阶级，据称中产阶级是自由的保证，现在，那些大人物正在思考为什么新的中产阶级如此的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 该地区只有一个真正的革命，那就是罗马尼亚的革命——罗马尼亚知识分子花了十年时间证明它是一场克格勃式的政变。然而，在1990年1月初的日子，当我终于回到克卢日/科洛兹堡时，看到雪地上的鲜血，是那些无人愿意记起的士兵和工人所溅下的血。但我记得，我感激他们，让我在十年后得以回来，享受到一个狂喜的时刻，那时齐奥塞斯库已不存在了。现在每当我谈起这事，我仍会感动落泪。至于其它方面，那是一场辅之以阴谋诡计的分崩离析的过程，我们这些异见者是使发生这场“混乱”成为正当化的受骗者。然而，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那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时刻，当人民变成为天才群民。你无法想象1988/89年这个时期无数的小团体、社团和协会的精妙和智慧。不过，大多数情况都是妥协的。经济危机的来临——私有化、放松管制和自由化加速了它但非主因——最初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恐慌。像瓦文萨、哈维尔、库龙（JacekKuroń）（校按：被称为波兰反对力量的教父）和其它人一样（包括我自己），他们将自己的理想呈现为西方的——成功的——代名词，甚至为海湾战争欢呼。当衡量一个文明的崩溃的标准最终被认定便为时已晚了（我们这些老的异见者还在庆祝着自由，就已被新权力集团指控为无根的国际主义68一代人、通奸者、同性恋者、罗姆人的支持者，以及最糟糕的是女权主义者）。 我绝不后悔曾反对“社会主义”政权（虚伪、愚蠢、残暴、压迫和背信弃义），我仍然情感上认同那些年的异见精神。但我非常不喜欢那些斗争的结果，尽管我在这些事件中的影响不大（我更多地是大规模集会上的演说者而非领导人，然后是自由民主主义联盟（szdsz）的议员（1989年至1994年）），我仍感到有责任。尤其令人感到惭愧的是，连最基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比著名和杰出的理论家更清晰地看到：无论苏联集团和苏联式国家资本主义的最终失败如何理所当然，无论东欧突然对自由和权利的着迷如何可以理解和不无益处，无论市场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垮台如何带来光明前途；但同时也是一场历史灾难，预示着工人阶级权力的消退、对抗文化的结束，以及两个世纪以来起了正面作用的令统治阶级有所恐惧的终结。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从开始作为一个整体体系、唯一的主体的一种哲学建构和理念，到成为一个有形、日常的现实。 从自由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您的政治轨迹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过渡”到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结果的回应，又在多大程度上包含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我的政治轨迹非常特殊，它呈现了回力镖般的飞行轨迹，从左到右再返回左，但我直到2000年代才第一次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的前半段足够寻常，是对独裁统治的反叛，但又加上在罗马尼亚受到种族歧视的经历。但奇怪的是，我涉足的保守思想竟然帮助了我。在我转向左派之前，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我见过他一次并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列奥·斯特劳斯（LeoStrauss），唤醒了我对自由主义酝酿已久的疑虑（实际上，或许有一天我会写一篇名为〈对于革命者的列奥·斯特劳斯〉的文章）。就像在我年少时尼采引起了我对基督教的兴趣一样，斯特劳斯将我引向了斯宾诺莎和卢梭。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分隔和缓和冲突的体系，无法建立起一种政治秩序，其基础是来自于永久需要对义务的自由接受作为动机，也就是所谓的利他主义。否则，它将不得不竭尽全力将强制合理化和由博学精英提供高尚的谎言。《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RightandHistory）是唯一一本书处理了韦伯的悲剧性犬儒主义和具欺骗性的所谓的事实/价值二分法，它让我看到需要程序确定性的政治世界观的弱点，在英语世界是以抽象和空洞的规范主义，除了曲解和简化的康德之外，完全不了解现代哲学，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政治哲学”。 因此，当我看到诸如哈贝马斯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名人转向自由主义，成为体制的中流砥柱时，我决定扔掉我全部所谓的作品，与我迄今为止的整个生活决裂，重新上学。当然，这释放了我对现状（我们自己造成的）的强烈否定，释放了我对由于过渡到市场经济而重新变得贫穷和文盲的人们的同情和怜悯。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天真的自由主义将一个新生的民主交到了不负责任和充满仇恨的右翼政客手中，并促成重建一个狭隘、顺从和怨恨的社会世界，回到了1945年之前。这个决裂自然地相当痛苦的，因为它令我和几十年来一直在一起的人——异见者——断绝了联系，所以我现在的朋友大多是比我年轻几代的人，都是很棒的人，但没有真正友谊所必需的共同回忆。同时，年轻的罗马尼亚左翼人士让我能够在特兰西瓦尼亚拥有一种令人欣慰的较为隐蔽的存在，并最终摆脱了毒害我青春期的感觉——族群冲突是无法补救的。离开30年后，我第一次在生活中用罗马尼亚语演讲和写文章，感到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了欢迎：这是一种巨大的喜悦，或许是不应得的理由。 东欧与巴尔干半岛的地缘政治 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族群冲突以及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对整个地区产生了什么影响？ 从官方层面，这些事情在统治阶级看来是严格和僵化的，如两个没有俄罗斯占领军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今天是最反俄的，对古老的领土和族群争端均有纪念仪式。在南斯拉夫的情况：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站在北约和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一边，反对希腊东正教和所谓的“共产主义”塞尔维亚；另一边的捷克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俄罗斯人转而反对他们看作是天主教和“德国”的“同盟国”（校按：借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这加剧了天主教和东正教、“欧洲”和东方野蛮人之间存在界限的旧偏见，这是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族群主义者喜用的陈词滥调。当时（以及现在）的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称塞尔维亚伏尔伏丁那的匈牙利人为“北约少数族群”；可以想象一下当北约的炸弹落在诺维萨德（Újvidék/NoviSad）（校按：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时，这是非常有用的。通过将米洛舍维奇描绘为“共产主义者”和俄罗斯的盟友，就有可能将中欧左派描绘成东方、野蛮、落后和注定失败的形象。（另一方面，左派作为现代化的代理人同时被看作是犹太美国的总督，1930年代的犹太英国。）1989年的大多数异见者——哈维尔、库龙、米奇尼克（AdamMichnik）（校按：前波兰异见者，当时有「反对派运动设计者」的称号）等人——全力支持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那时候，我正在抗议，为此感到痛心，我被称为米洛舍维奇的“有用的傻瓜”。我记得在布达佩斯的法兰西学院与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Finkielkraut）进行辩论：他是克罗地亚领导人也是反犹主义者、族群主义者图季曼（FranjoTuđman）的支持者。他嘲笑我那些愚蠢的情感：“好吧，人们死在自由和美国的事业中，不是吗？” 族群主义（ethnicism）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在您当时所写的引人注目的《两百年战争》（TheTwo-Hundred-YearsWar）一文中，您描述了奥匈帝国、南斯拉夫和苏联普遍存在的模式：政治被限制在中央，而地区精英则代表族群而非政治；当中央消失时，族群主义（ethnicism）——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截然不同——是唯一剩下的力量。您还预言，西方国家要么容忍南斯拉夫的极端种族清洗，要么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帝国——结果，两种情况都出现了…… 我特别关注的是少数族群的命运——我是一个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过去、现在都是），我看到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都没有从他们的经历汲取任何教训。他们似乎想要的只是权力。他们为了尽可能远离民主民族主义（democraticnationalism）——这是古典共和主义的一种变体：政治平等和自决权——而从事了我所说的族群主义：这是一种非政治的、破坏性的做法，反对公民身份的观念。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是站在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的前列，但在几个月内，因为发生了「反匈牙利人骚乱」（校按：指在特尔古穆列什（TârguMureș）发生的罗马尼亚人与匈牙利人的血腥族群冲突）而成为受害者，他们就拒绝再参与革命而视它为“外来”的。共同的公民身份似乎成了一个幻想。这不足为奇：公民身份和公民-民主民族主义（civic-democraticnationalism）都依赖于国家，但已被新自由主义政治所摧毁。由民族主义将小公国——如意大利、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或者甚至是苏联——重新联合起来成了大国，族群主义又摧毁了它们，创造了一些可悲的小国，这些小国是狭隘和野蛮的，依赖于国际金融和当地的黑手党谋生。在这方面，东欧不是一个丰富多采的、反而是一个充满恐惧的区域，安慰人心和温馨的是来自部落主义蹩脚的复制品。 有人认为，1989年后西方的重要地缘政治策略是坚持与每个中欧国家建立单独的“轴辐式”关系，打破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以整个集团来协商。其中的一个结果是，任何与华盛顿-布鲁塞尔共识不同的声音自动被框定为孤立主义或“民族主义”。您对这个观点有何看法？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自由派精英不需受到西方的鼓励也不需变成新保守主义者，就已经断绝了与被视为代表恐怖、落后和贫穷的俄罗斯的联系。这不仅是西方的压力，还包括东欧的一些重要团体将自由等同于西方，所以他们自愿跟从。我在1990年代初徒劳地写道，“自由不是地理概念”。成为“西方”或后来的“欧洲”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口号。因此，去工业化和为了一首歌向跨国集团出卖几乎所有东西成了正题，也得到了那些热爱“自我殖民”（1930年代匈牙利民族主义运动的杰出作家拉斯洛·涅梅特（LászlóNémeth）提出的）的人的热烈响应。 长期的影响是什么？ 除了地区的赤贫、东欧转变为经济黑洞、失业率飙升和第三世界式的不平等外，这使得族群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变成了唯一的系统性反对力量，但它缺乏公民层面。因此，唉，族群主义吸引了那些具反叛精神的人，他们当所当然地憎恨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从北约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帝国主义，这些人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只是外国奴役和剥削的掩饰。 后89的东欧与新自由主义 您如何评估欧盟在该地区的作用？ 整个事情都失败了。在这里，欧盟只被视为一群不讨人喜欢的外国人，以浮夸的宪政修辞掩盖了顽固的西方利己主义。日益萎缩的自由派少数派视欧盟为抵抗杀戮人群（预示着一种不祥的“恐惧自由主义”的典型）的可能保障。欧盟在新闻自由或性别平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干预，但似乎没有人相信其无私的动机。它从来都不受欢迎。人们不愿相信自由总是伴随着一切都要削减、再削减的事实。 您如何对自1989年以来的东欧进行时期划分？ 第一阶段，独立和自由的时刻：自由派的兴高采烈。第二阶段，私有化和拆除“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剩余，以及前“共产党”国家党的重组，它们热情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议程，符合它们的实证主义、进步主义和现代化的传统。第三阶段，右翼社团主义的反制，大部分失败，导致失望和愤怒。第四阶段，宪法制度、公民权利、多元主义和宽容的瓦解，导致匈牙利出现了僵硬的民族主义秩序，而在苏联集团其它国家则造成了混乱。 混乱可能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这是您的看法吗？ 我所说的混乱指的是传统忠诚、同情和信仰的瓦解，它们支持着一种共同福祉的假设，但已被新的反叛信条所取代，不如说是被偏见、迷信和对神秘力量的窃窃私语所取代；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猜疑的统治；感觉我们已经完了，但同时整个事情也是一个笑话；情绪不佳；对任何超个体事物的强烈拒绝；讨厌所有政治；蔑视法律；憎恨所有人和自己——这是一个封闭的视野。 在某些情况下，中欧右翼的复兴，其基础是建立在中左政府正常的选举惨败之上（例如在波兰的米勒（LeszekMiller）政府（2001-2005）或匈牙利的费伦茨（FerencGyurcsány）政府（2004-2009），都是前共产党人的翻生）。在经历了休克疗法之后，他们承诺以恢复社会稳定和团结而当选。但是，上台后他们却表现得非常腐败和犬儒，继续执行无情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中左政党和更普遍执行“趋同标准”的措施（校按：即申请加入欧元区的措施），对恶性右翼的崛起负有什么责任？ 请不要忘记，这些人从来都不是任何类型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现代化的拥护者，觉得被苏联的军事力量所束缚，而且总是比异见者更少批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他们反对“团结工会”，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混乱，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它是天主教的和天真的爱国者。德国社会党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曾向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发誓，表示自己不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施密特当然不会是唯一一人，而这些人也从来不是“开放社会”的敌人，以资本的流通和个人自由为代表，只要这些并不等同于民众权力。自圣西门以来，理性和进步是工人运动中最强大的思想部份，《资本论》被视为难懂的，而工人运动的领袖和理论家更倾向于晚期恩格斯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现在，理性和进步指向了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在东欧，所谓的左翼政党并不比所谓的右翼对手承诺更多的社会正义，他们自1981年以来一直与削减和平衡预算相关。因此，这并不奇怪。除了匈牙利社会主义者是个有趣的例外，他们公然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看看今天到像罗伯特·菲科（RobertFico）、伊维察·达奇奇（IvicaDačić）、维克托·庞塔（VictorPonta）、谢尔盖·斯坦尼舍夫（SergeiStanishev）、米洛什·泽曼（MilošZeman）等人。 中间偏左政党派从一开始就支持休克疗法。他们有时会攻击右翼竞争对手，认为后者没有按华盛顿共识的规定守正。这就是为什么像米奇尼克这样的前异见者能够支持一个过去和现在都是无可挑剔的新自由主义“左翼”，也是我昔日的战友们对自由和多元主义承诺的同义词。东欧官方的中间偏左而非中间偏右，在精神上更接近于西方政治主流。他们有时会抗议波兰或匈牙利的威权主义发展，但会在其它地方却引入或实施它们。如果这是背叛，那么这已经发生了三十多年了。我们从欧内斯特·曼德尔的《从斯大林主义到欧共主义》一书中得知，最先赞扬紧缩政策无与伦比优越的并不是玛格丽特·撒切尔，而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EnricoBerlinguer），并且这是在1973年！对于这些党派和有时与他们相关联的顺从的工会，没有什么值得期望的——而“团结工会”已经衰落成一个小的复兴宗派，准备支持成吉思汗（校按：意指统治者）。 在2000年的一篇重要文章《OnPost-Fascism》（《关于后法西斯主义》），您分析了一系列的力量，它限制了在自由资本主义下有效的公民身份，尽管正式民主程序得到扩大。过去十年的经验是否改变了这种情况呢？ 改变不大。在去管制化、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不仅有不断增长的移民人口，还有许多其它类别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而疏离传统的民族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已经不能再提供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或因为爱国主义。如果公民身份不是在成为一种普世条件的过程之中，就像1789年开始的那样不断扩大，那么它就会失去意义。如果它仅适用于西方民族国家中正式登记、定居的白人人口，那么它将导致基于种族和道德恐慌的威权政权。如果平等的获得，只能在越来越少但仍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相对有特权的“公民民族”之中，那么公民身份就变成了一种识别，而不是法国大革命所承诺的普世条件。如果反移民的仇外心理、反伊斯兰主义的仇恨煽动、反罗姆人的歇斯底里等占主导地位，那么它的象征和警察秩序只能由看似得到“人民”支持的暴政来维持，这意味者是富裕的白人和那些渴望成为这样的人。欧洲随时可能变成更大的罗得西亚。 我们如何建立普世的公民身份？代价是拆解当代伪自由资本主义的版本；没有任何多元文化主义可以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占多数的白人越来越绝望了。在1989年之前，我只害怕秘密警察。但是今天，我可能会面对自己人民的愤怒，因为我被认为站在罗姆人、移民、同性恋者等一方——所以，与历史上任何其它时期不同的是，平等被视为有损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只要我们捍卫黑人权利，人们便对我们反对华尔街政权不感兴趣。两者都是外来的。左派再次被看作是一个代表他者的犹太阴谋集团。在平等的借口下，左派被认为是在攻击本地的、传统的、亲密的、本土的。就像全球资本主义一样，共产主义被认为对家园不敏感。是的，它是，因为它关心无家可归者。 文化差异与国际主义 您认为过去哪些智识资源在今天特别有价值？ 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二国际，而是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以及围绕奥托·鲍威尔（OttoBauer）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荷兰-德国左翼共产主义反对派，他们是最早真诚地成为国际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人。正是他们为被压迫的边陲地区和半边陲地区的人民、「有色人种」的事业服务，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而这在马克思看来会仍然认为是在印度或其它类似的落后地区负有文明使命的一部分。国际团结、人民之间的友谊、自决权、站在穷人一边或「最薄弱环节」的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在，在该地区、即在东欧各国家的年轻左派中有一种值得欣慰的趋势，各种抵抗力量之间发展反民族的合作形式，以对抗主要集中在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战略的施压。在我参加的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聚会中，曾经是相互屠杀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们的下一代现正苏醒而具备任何反体制反对派的首要条件，在好的德国「根本反对派」（Fundamentalopposition）中称为：不相信敌人的分类原则。而且他们正在一起从事这工作。当十八世纪的造反者开始不再相信诺曼人血统的内在优越性或主教们无法言喻的祝福时，他们开始克服由上而下所强加的差异，这是导致他们顺从于精英统治、屈服于任何等级或阶级社会中维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优势。当代统治者的技俩是“文化”。 主导的体制厚颜无耻地认同西方的卓越特质——勤奋、节俭、节制、耐心、自律、刻苦、自强、优雅，所有这些都披着华而不实的美学外衣。它将“东方”和“南方”看作是难以驾驭、懒惰、放纵和欲望的奴隶、种族主义、排外的等等。这是一个重大的古老主题的变体，关于下等生物只是心灵和肉体的产物，而不是理性的——其为代表历代强者的至高权力。女性被认为是情感和不可抗拒的性欲的生物，犹太人和现在的穆斯林一直都被认为是由嫉妒、怨恨和激情所驱动，并且缺乏一个健全的“现实感”，这总是意味着对旧制度的保守依恋。下等人——无产者、女性、有色人种或闪米特人——总是以某种方式等同于身体；对社会正义的要求总是源于需要。上等人要么等同于火热的灵魂：战士，或是桑巴特（WernerSombart）（校按：德国20世纪初期与韦伯齐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但后来因为曾支持纳粹政权而遭受非议）笔下的英勇企业家；要么等同于冷漠的精神：神职人员、学者、银行家、行政官员。穷人，包括贫穷的地区和贫穷的国家，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更多、更好的事实，就被描绘为成长在一种依赖文化——富人的施舍——和盗窃文化之中：挪用，试图通过将理应属于他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来实现社会正义。这种文化归类的重要性是巨大的：重分配被视为只有专制国家才能实现的慈善行为和没收财产；因此，所有平等主义运动都意味着自由的终结。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文化”归类越来越具有生物学和道德化的趋势。东欧的当权派想要证明我们的贫穷是活该的——请看维克托·奥尔班的“以工作为本的社会”计划，它将最终击败被诅咒的福利国家，这是一个卑鄙而狡猾的共产主义策略（如果有的话）。如果我们或许被允许有点喘息的时间，我们得努力工作得像其它人一样，并为此而自豪（在奥尔班的情况下，非常自豪，全部是为了圣史蒂芬的圣王冠精神）（校按：又名匈牙利圣冠，历代匈牙利帝王加冕时都要戴上的王冠，以此表明合法地位）。所以，我们应该停止成为抱怨太多的懒汉；低工资是我们道德缺陷的适当惩罚。如果某些“文化”始终无法发挥作用，那么肯定也存在某些遗传缺陷，不是吗？这种关于「文化」差异的经典殖民主义观点并不新鲜。在欧洲的情况，它可以不必借助军事力量（与1914年不同），但本质上是相同的。东欧人民所建立的制衡力量——布尔什维主义——失败了，或者被打败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你会听到，一个新的东欧左翼的重建将在一种仇恨文化中诞生，这是由于缺乏根深柢固的民主文化造成的，就像人们钦佩议会之母（校按：指英国）不止息的雄伟那样。嗯，这里很多令人愤愤不平之处。但是，由于资本没有国籍，反资本主义运动也不可能有国籍。真正的平等主义倾向——更不用说真正的共产主义流派了——不会以差异和多样性为目标，尽管它们的起点正是在此。阶级、种族和文化差异是他们必须想要消除的。Viveladifférence？不是，VivelaCommune！（差异万岁，不是，公社万岁！）
国际妇女节是社会主义的节日（﹝英国﹞安妮·麦克沙恩（AnneMcshane），2023年3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InternationalWomen’sDayIsaSocialistHoliday 国际妇女节是社会主义的节日 ﹝英国﹞安妮·麦克沙恩（AnneMcshane）2023年3月8日 星箭翻译、日土兀校对 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国际妇女节已经成为了一个平淡无奇、几乎与政治无关的节日。但事实上，它起源于工人妇女的斗争，包括那些引发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斗争。本文是迈克尔·塔伯（MichaelTaber）和达里亚·迪亚科诺娃（DariaDyakonova）编辑的文献集《1920-22年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会议记录、决议和报告》（TheCommunistWomen’sMovement,1920–22:Proceedings,Resolutions,andReports,Brill出版社2023年版）的书评。 我们很难从2023年的国际妇女节中辨认出它的起源——1910年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SocialistWomen’sConference）发起的节日——的痕迹。它的起源被埋葬在雪崩式的广告之中，这些广告意图让女性相信资本主义是她们个人幸福的关键。 事实上，资产阶级版本的妇女节矢口否认它的共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发端，以及它是世界各地工人阶级妇女走上城镇街头，呼吁推翻资本主义的那天留下的遗产。如果我们要重新审视和建构这段历史，我们首先需要熟悉它。迈克尔·塔伯和达里亚·迪亚科诺娃在他们的《1920-22年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会议记录、决议和报告》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熟悉这段历史的机会，他们将这场非凡运动的历史描摹得栩栩如生。 事实上，这是一系列记录早期共产国际（Comintern）的书籍的第九本。该系列由约翰·里德尔（JohnRiddell）于1983年发起，用塔伯的话来说就是，他着手“用自己的话依次记载这一活跃的革命事业的发展历程，并展现这场运动的蓬勃生机。”塔伯和迪亚科诺娃用一项宏大的项目重申了这一承诺，该项目详细描述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CommunistWomen’sMovement,CWM）——共产国际建立的最重要的组织之一——的早期情况。他们汇集了1920和192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会议的全部会议记录、报告和决议，并结合了1921年12月在提弗利斯（Tiflis，今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举行的近东地区妇女会议的类似文件，以及妇女通讯员会议和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组成部分的报告。 大部分材料都是此前未曾出版的档案材料，80%以上是首次译成英语。1920和1921年会议的文字稿展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讨论，不仅有关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方向，而且有关共产国际本身的方向。它们还展示了代表们如何发展方法手段，以确保对妇女解放的纲领性承诺在共产国际及其组成政党的各个方面得到真正的体现。 高潮 正如塔伯和迪亚科诺娃在简介中指出的那样，本书中的文献反映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高潮。到1923年，它已经在共产国际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妇女加入共产党、所谓“红色”工会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这之后，也是作为共产国际内部普遍打压政治自主权的体现，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作用被降级，其领导层指示称其唯一任务是招募妇女加入共产国际。 在缩减其自主行事的职能的过程中，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失去了大部分劲头（élan）和目标感；它本是妇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自我解放的组织。1924年，其领导层从柏林迁至莫斯科。1925年，它的国际性刊物《共产主义妇女国际》（DieKommunistischeFraueninternationale）停刊。1926年，所有剩余的行动自由都被取消，其领导层被直接置于共产国际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其地位变为了该机构的下辖部门。 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历程尽管短暂，但十分有吸引力。这本书让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它为融合妇女解放斗争与共产主义事业而讨论和发展的思想。与俄罗斯共产党妇女部（Women’sDepartmentoftheRussianCommunistParty,Zhenotdel）一样，它试图在实践中制定社会化家务劳动和儿童保育的方案，这一社会化的建议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首次提出。 其领导人将实践性和灵活性视为变革的关键，这些变革将为平等主义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共产主义妇女运动认为革命远不是最终目标，而不过将其视为有意识的激进变革进程的第一步，并认为如果没有妇女平等充分的参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们会上表达和辩论的分歧，正是关于如何最好地取得这一努力的成功。 发起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决议由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Kollontai）提出，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大会通过了该决议。其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7月30日在莫斯科开幕，当时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审议仍在进行中。由于克拉拉·蔡特金（ClaraZetkin）和柯伦泰无法出席，印涅萨·阿尔曼德（InessaArmand）就《世界劳动妇女宣言》草稿展开了第一场辩论。这份文件因其对东方妇女的负面态度受到一些代表的批判，当时作为墨西哥共产党代表的伊芙琳·罗伊（EvelynRoy）——一位有影响力的印度共产主义者——认为，“如果要提醒东方妇女注意她们的落后，那么也应该阐明这种落后的原因。残暴的西方帝国主义剥削她们，同时阻碍了她们的发展。”她的参与不仅对于挑战沙文主义态度意义重大，还确保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最终宣言将反帝与反对殖民地国家妇女受到的镇压联系起来。 这次会议的代表报告展示了大部分工人阶级妇女的激进主义和战斗情绪，以及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仍乐观的情绪。保加利亚党似乎是俄罗斯以外发展最好的政党，其代表尼古拉·马克西莫夫（NikolaiMaksimov）解释说，这是因为该党比其他政党更早开始组织妇女。1914年，他们在一次社会主义妇女会议上成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它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拥有一家上万订户的报纸《平等》（Ravenstvo）。据了解，它的创建促进了“源源不断的女性工人加入工会和政治组织”。 德国代表罗西·沃尔夫斯坦（RosiWolfstein）描述了在1918-19年的革命运动与持续的工人潮中，勇敢的女性是如何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而党内女性比例也增加至10%（党内总共10万党员）。德意志奥地利的代表安娜·斯特罗默（AnnaStröhmer）报告称，虽然女性也占该党的10%，但由于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垮台引发了党内危机，因此还未开展具体的教育和组织妇女的工作。 匈牙利代表伊洛娜·科瓦茨（IlonaKovács）描述了她们的情况。在短暂的革命政府执政时期，工人阶级妇女和她们的男同志一样，受到政治幼稚、经验缺乏的困扰。现在，她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白色恐怖正在肆虐，已然给工人阶级带来了骇人的蹂躏。”本书的编辑们告诉我们，在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被推翻后，“估计有5000人被处决，7.5万人入狱，10万人被迫逃离该国”。其他代表报告了类似的情况，大部分工人妇女渴望被组织起来，但政党领导人尚未意识到这项工作的必要性。 阿尔芒（Armand）报告了俄罗斯成立妇女部的情况，这是该党的一个负责在妇女中开展具体工作的部门，组织妇女并代表她们的利益。她解释了它是如何设立办公场所和地区代表会以聚集妇女，进而促进她们参与苏维埃社区，提升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决策中的影响力的。妇女部还首创性地开设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以使家务劳动和儿童保育社会化。 然后，她代表俄罗斯代表团提交了一篇论文，论文以俄罗斯妇女会为范本，提出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一种组织形式。这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普遍认可，论文中称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以俄罗斯共产党为榜样，组织妇女工作机构（女工部门）。女工部门应在党委直接领导和负责下掌管自己的工作。” 随后的讨论围绕论文中认为第二国际反对工人阶级妇女解放的描述开展，讨论认为这无助于推进普选运动。沃尔夫斯坦（Wolfstein）认为，这种描述“否定了克拉拉·蔡特金的工作，事实上她团结了左翼，并领导了整个组织。”蔡特金于1907和1910年发起了第二国际妇女大会，说服了妇女们为普选而斗争，并发起了国际妇女节。 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俄罗斯代表顽固地否认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任何成就。直到决定就该问题成立起草最终论文的委员会，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事实上，该委员会将由蔡特金领导，最终文件《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指引》（GuidelinesoftheCWM）将为妇女工作提供框架，指导各共产党成立开展妇女工作的部门，并创办一本专门的期刊来协助这项任务。它还纠正了阿尔芒对第二国际的立场，指出第二国际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只是由于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增长，大会无法将其想法付诸实践。 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第二次会议的意义远比第一次会议重大。最重要的是，与会的国际政党代表多达八十二名，是第一次会议的三倍多。国际妇女秘书处已经于1920年11月成立，蔡特金担任秘书长，柯伦泰担任助理秘书长。 柯伦泰在向会议报告国际妇女秘书处的工作时批评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尽管做出了正式承诺，但“并非所有共产党都设立了妇女部门”，这意味着秘书处“因此仍然无法发挥作用”，无法“将各部门团结起来并指导其活动”。她抱怨说，会前几乎没有哪国向国际妇女秘书处递交报告，以致组织者只能在代表们抵达时拼命向他们索取报告。尽管如此，还是取得了一定进展。国际妇女秘书处设立了一个组织局，并建议进一步加强该局，以促成更广泛的一致，并协助设立妇女部门。 该局翻译并分发了各种小册子，并在妇女部门成立时向其提供了支持。在柯伦泰报告后的讨论中，德国代表伯莎·布劳恩塔尔（BerthaBraunthal）批评了国际妇女秘书处总部设在俄罗斯的问题，她声称这使其对欧洲斗争的情况认识不足。俄罗斯代表之间也存在分歧，柯伦泰的前支持者康科迪亚·尼古拉耶娃（KonkordiiaNikolaeva）因其报告缺乏具体性而受到严厉批评。 另一位俄罗斯代表兹拉塔·利琳娜（ZlataLilina）执意将缺乏进展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国际行政部门，“六个月来，我们没有看到或感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支持。尽管共产国际接受了共同开展工作的原则，但这只是口头上的，事实上他们根本没为我们做任何事。”法国代表露西·科里亚德（LucieColliard）也抱怨说，她的同志们发现极度难以取得进展，“在这项任务中她们没有获得（共产国际）男同志的多少鼓励。他们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帮助。他们不妨碍我们执行任务，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德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特别是1921年的“三月行动”，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共产党试图在条件极度不利的情况下组织起义。蔡特金谴责了这次起义尝试，认为这是一次鲁莽的行动。但她反对在会议上讨论这个话题，坚称这不在议程上，是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会议后的共产国际大会的事情。然而，尽管蔡特金提出了抗议，关于这一备受争议的问题的辩论仍在继续，蔡特金的立场受到了德国和一些俄罗斯代表的强烈批评。 另一场有意思的辩论涉及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当时许多国家尚未通过允许全部妇女投票的法律，大量代表认为，争取这一权力毫无意义。他们认为，俄罗斯革命表明议会是一个骗局，因此任何对选举权的呼吁都只会制造议会能解决妇女问题的幻觉。 还有人担心，许多妇女会给右翼政党投票，破坏革命事业。蔡特金提交了关于政治平等的报告，她再次发现自己受到了代表们的抨击，她们完全反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为这些权利进行任何斗争，并指责她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她坚决否认这一点，坚称自己“完全确信，争取妇女平等权利，利用妇女政治选举权，利用民主和议会，永远不是我们的目标，而只是实现我们目标的一种手段。” 争论虽激烈，行动却一致 我希望这篇对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前两次会议材料做出的简要回顾能让读者体会到辩论的深度和范围。我的印象是，有政治经验的共产主义女性齐聚一堂，自由尖锐地表达分歧，对即便是当时运动领袖的蔡特金亦或看上去无懈可击的俄罗斯代表也一视同仁。而让我感到特别鼓舞的是，在这些漫长而激烈的争论之后，代表们仍能围绕决议和行动方针团结起来。 1921年会议的结果是，各方就各国妇女通讯员应共同努力，使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更加高效的问题达成了一致。1922年举行了两次通讯员会议，其报告和决议表明其工作聚焦在共产国际1921年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上。1921年12月在提弗利斯举行的会议表明，与苏东妇女会十分相近的工作方法得到了采用；主要的组织形式是纯妇女俱乐部，它将作为一个社区中心，妇女可以在此工作，进行教育文化活动，并获得儿童保育和其他服务。 全书的最后一节包含了来自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法国、荷属东印度群岛和俄罗斯的会议报告和决议。这十分有助于我们了解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如何影响各国政党，各国面临哪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如何在国际层面影响论辩。 在书的前言和简介中，编辑们指出了文献中揭示的重要问题，其中一些我已在前文中提到。然而，在本书核心的辩论中，还有很多值得注意和分析的地方。本书不仅对所有想理解共产主义运动普遍本质的人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对我们这些处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中的人来说也有重要意义——它提供了接触我们妇女运动材料的途径。 2023年3月8日 作者安妮·麦克沙恩是一名驻爱尔兰的人权律师，也是一名苏联妇女运动的历史学家。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com/2023/03/international-womens-day-socialist-holiday-comintern-communist-womens-movement
第三章詹姆逊的他者性修辞与“民族寓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第三章詹姆逊的他者性修辞与“民族寓言” 在整理以下对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论文《跨国资本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1]的思考时，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要我只举出一位我最关注的、当今美国的文学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话，那自然就是詹姆逊了。他论文中充满激情地吁求，美国学术界的文学教育不仅要有“西方”文学意识，还应该有“世界文学”的意识；所谓的文学经典不应该基于主流趣味的排他的快感之上，而应该有一种包容的、丰富的多元意识。这无疑是有益的。而且我也非常敬重他在阅读来自遥远异地的文本时表现出的广博知识和全面理解。 但这种课程改革的吁求，甚至包括他对鲁迅和乌斯曼[2]极其博学的解读，与作者更大的野心合并了，甚至被野心所取代。这种野心充斥全文，但只是在最后一处注脚的最后一句中才明确地道出，那就是要建立一种“第三世界文学的认知美学理论”。反过来，这种“认知美学”的建立压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及其内部，以及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之间及其内部的众多的重大差异。相反，我们只能看到詹姆逊所说的“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正是在从课程改革的吁求到阐明“认知美学”的过渡之中，文章的大部分问题产生了。而且我得说，问题是相当多的。 我关注詹姆逊这篇文章无疑有着个人的现实原因，在此应有所交代。我读詹姆逊的作品大概有15年了，我对欧美文学与文化的了解至少一部分来自于他。而且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以为我们是声气相通的，即使从未在一起工作。但当我读到第5页（尤其是那个以“所有第三世界文本必然……”开头的句子）的时候，我切身地意识到这种理论化的实质。我出生于印度，用乌尔都语写诗，这是一种一般美国知识分子难以理解的语言。我不禁自问：“所有？……必然？”这太奇怪了。但问题变得更有意思。随着阅读，我越发认识到这个我一直倾注感情、尽管相隔甚远却引为同志的人，其实在他看来只是我的文明的他者。这种感觉一点也不美妙。 一 我当然也认为已经有大量亚非拉作家的佳作被翻译成英语，必须将它们引入文学教育，作为矫正美国目前人文学科领域里普遍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短视的解毒剂。如果非要给它贴上标签的话，人们可以称之为“第三世界文学”。但是反过来，我同样认为，即使在最有效的运用上，“第三世界”这个术语也是有争论的，没有任何理论地位。当然，争论是所有人文话语的主要特征，尤其是在政治话语领域。所以，在一种松散的、论战性的语境使用这一术语是有效的。但是，将它从论战中提升出来，并且声称它是生产理论知识（在建构知识对象时它假定了相当的严密性）的基础，则是对这一术语本身乃至对它所指涉世界的错误解释。我打算在具体语境中论证，不存在一种能被建构成内部一致的理论知识对象的“第三世界文学”。那些基本问题如历史分期、社会和语言的构形、文学生产领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等等，除非采取一种实证主义的简化方法，否则根本无法在普遍性的层面解决。 比如，绝大多数亚洲和非洲文学生产者并不用西方主要国家的语言写作。这一简单事实意味着，这些地方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在西方国家根本无法找到。因此，一位试图构建“第三世界文学的认知美学理论”的理论家就会以韦伯模式，复制东方学的学者历史上使用过的所有基本程序，来建构一些理想模式。这些东方学家把他们对某些具有“高度”文本性的传统的阅读，当作呈现他们以为是单一“伊斯兰文明”的唯一知识。我还要说的是，西方大国和被帝国主义统治地区之间的文学关系与西方国家自身之间的文学关系差别极大。欧美的文学理论家除了自己的母语，绝大多数都还能懂好几种欧洲语言，而且由于相互之间频繁的翻译，欧洲语言之间形成一个高度畅通的文本交流渠道，因此，即使是一个除了英语并不懂其他语言的美国学者，也能很好地置身于西方宗主国的各种传统中。而西方大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与大国之间的文本交流体系有三点鲜明的不同。大多数现代亚洲和非洲知识分子至少懂一种欧洲语言；相反，大多数欧美文学理论家很少会去费力学某种亚洲或非洲语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文本传播的庞大的翻译工业在翻译亚洲或非洲语言的作品时，其运转既无规律又相当缓慢，其结果导致大多数文学传统例如孟加拉语、印地语、泰米尔语、特拉古语，以及其他数种只在印度使用的语言的文学，除了零零碎碎的一些文本，根本就不被美国的文学理论家所了解。 这就导致只有一小部分碰巧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大受欢迎。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纽约时报》把萨尔曼·拉什迪《午夜之子》的描写方法评价为“一个大陆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似乎如果你不会讲英语，就是无声的。又如理查·布瓦里耶（RichardPoirier）在评价爱德华·萨义德的著作《拉里坦》（Raritan）时说：“得益于萨义德此书的伟大贡献，巴勒斯坦从此获得了自己的历史。”[3]这句话如今成为萨义德一部近作的封底用语。这是一个像摄影机暗箱一样颠倒的世界：不是巴勒斯坦的现实经验构造了萨义德的视野，而是萨义德的著作为巴勒斯坦历史创造了空间！落到那些用英语写作的有影响的亚洲、非洲以及阿拉伯知识分子头上的结果就是，他/她马上被抬举为一个种族、一片大陆、一种文明乃至“第三世界”堂而皇之的唯一代表。正是在这种普遍语境下，只在西方大国可获得的语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第三世界文学认知理论”在我看来是一项令人担忧的事业。 接下来我会再来讨论这些观点，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学”在认识论上的不可能性。但由于詹姆逊论文的核心观点是以第一和第三世界相互对立为基础，如果不首先追问他对世界的描述在理论上是否能站住脚，并能否在这种对立立场上精确揭示出文学的概念，就无法进一步去考察他关于各自文学传统的假说。之后我还会讨论，因为詹姆逊是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体验”角度来界定所谓的第三世界，这种独断强调必然会带出的政治范畴就是以民族主义作为其特殊而固定的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而且也正因为利用了这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谓“所有第三世界文本必然……被读作……民族寓言”就成了一种理论化的设定。“民族寓言”这一理论作为一个元文本（metatext）因此与贯穿詹姆逊文本之始终的“三个世界理论”有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由此我们的讨论必须从“第三世界”作为理论范畴，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必然、排他与和目的的意识形态开始。 二 詹姆逊似乎意识到从他的“三个世界理论”的特殊变种角度来概括权力和人口在全球的分布是件困难的事（“我接受批评家的意见”，他说）。在重申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资本主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社会主义集团”和“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蹂躏的国家”）之后，他澄清说，他并不支持毛主义关于美国和苏联“同流合污”的理论。但是，这种世界观带来的其他一些问题则被三个说法巧妙地避开了：他找不到一种“相称的表达”；他“本质上在描述性地”使用这些术语；他认为那些批评至少缺乏“相关性”。“相称的表达”问题无关紧要，我们大可忽略，相关性则是问题的核心，我将予以讨论。但首先，我想简短地评论“描述性”这一问题。 詹姆逊应该比当今大多数美国批评家更了解，当涉及一种有关世界的知识，并不存在“本质上是描述性的”这样一种概念；“描述”从来都不是一种与意识形态和认知无关的中立性概念。“描述”是为了具体说明一个意义，为了建构一个知识对象，并且生产出受这种描述行为制约的知识。比方说，“描述”在殖民话语中就处于核心位置。通过汇集起庞大的描述机制，在诸如人种学、小说、摄影、语言学、政治科学等广泛领域描述我们的身体、言说行为、习惯、冲突和欲望、政治、社会关系和性关系等等，那些话语得以区分，并在意识形态上掌控殖民主体，使描述出来的多样性和差异能够令人信服地进入意识形态的价值等级当中。总之，“本质性描述”所呈现的是运用事实性以掩饰意识形态，并提供进行分类、总结和价值判断的基础。 就詹姆逊所“描述”的对象而言，我发现它显然是从各自的生产系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角度来界定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而对于第三个范畴——第三世界——则完全是从外部现象的“经验”角度来界定的。在前两个范畴中所显示的人类历史本身的构成性要素在第三个范畴中却不存在。从意识形态上看，这种分类把世界分成创造历史和仅仅作为这种创造的对象两类；而在该文的其他地方，詹姆逊援引黑格尔关于主奴关系的著名描述，来概括第一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对立。这种分类把所谓的第三世界置于不定状态。如果说第一世界属于资本主义，第二世界属于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又如何理解第三世界？它是前资本主义，还是一个过渡时期？从哪里过渡到哪里？即便这样，也存在着一个在多样化“世界”中定位那些具体国家的问题。 拿印度来说，每过几个月，它的殖民经历就会以一种怀旧的方式连篇累牍地出现在美国的电视屏幕上，但是印度今天却具备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特征：无所不在的商品生产，不仅在工农业之间、而且在工业的第一和第二生产部门之间都有着充满活力且不断增长的交换，而且其技术人员的数量比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还要多。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资本主义，半数以上的印度人——大约有四亿——的生活状况比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描述的还要糟糕。但印度的钢铁工业好几年前就度过了它的百年诞辰，而且它的前八强跨国企业的发展速度跻身世界前列，市场开拓到从越南到尼日利亚等很多国家。这一经济基础和1947年独立以来不曾间断的资产阶级议会制结合在一起，这是一项堪比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记录，比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老牌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命运还要强。印度的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制当然也出现了非法和暴力现象，就其形式和程度来说如果发生在日本或西欧，也许是不正常的，但它为广大民众创造出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治主体。对于左派来说，它造就的两个共产党派别印共和印共一马在资产阶级共和制内部拥有比所有欧洲共产党加起来还要持久而广泛的地区执政经验，而且它们的选民可能比所有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选民还要多。 所以，印度属于第一还是第三世界？还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南非等国家呢？而且我们知道，太平洋沿岸国家，从韩国到新加坡，是全球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最快的地区。这样一份名单可以开得更长，问题在于詹姆逊构造的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和假想的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第三世界的相互对立，在经验上就不符合事实。 三 我们已经讨论过，如果人们接受三个世界理论，由此接受只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角度来界定“第三世界”，那么可供左翼知识分子接受的主要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因此就可能得出“所有第三世界文本必然是……民族寓言”（着重号为原文所加）这一断言——尽管这太过夸大，但依然是可能的。这种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独断强调在詹姆逊论文的开篇即已出现，在他看来，“第三世界”只能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做出选择。但真的别无他路吗？比如说，没人会加入“第二世界”？在马克思主义话语里，曾经产生过“社会主义和/或共产主义文化”，它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后现代主义。它是否已从我们的话语里完全消失，甚至名义上的向往也没有了？ 詹姆逊草率地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现象（在此处是民族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根本不符合事实。比如说，在所谓第三世界的众多民族主义里，唯一能抵抗美国文化的压迫并且产生出替代品的，是那些被更广阔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清晰阐明和整合的部分。而其他民族主义事实上很容易就与詹姆逊所说的“全球化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互相调和；一个突出而重大的例子是伊朗（詹姆逊不希望谈论这个例子，在他看来这“乏善可陈”），反共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造就的不是社会复兴，而是教权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这种绝对的对立（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对那些认为民族主义本身并不具有某种先在本质和价值的单一朴素思想来说，没有留下任何余地。今天的亚洲和非洲有数百种民族主义，有些是进步的，有些则不是。用葛兰西的概念来说，一种民族主义是否能产生积极进取的文化实践，取决于把它作为物质力量加以掌控和运用的权力集团在建构自身的文化霸权时表现出的政治特性。在理论和经验上都不足以支持这样一种说法：所谓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难以接受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他们想要它。 但是在三个世界理论、过于僵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民族寓言”是所谓第三世界叙事首要和排他的形式的主张之间，还是有一种互相契合的关系。如果这个“第三世界”是由单一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构成，并且如果唯一可能的反应就是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又有什么比讲述这种“经验”更紧要的呢？实际上，也确实没有别的可讲。因为如果我们不是从生产关系而是从民族内部的统治关系来界定社会，如果第三世界永远孤悬于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和社会主义（第二世界）的矛盾冲突之外，如果历史发展的动力既不是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也不是以阶级、性别、民族、种族、地区等为基础的多重交错的冲突，而是民族压迫的单一“经验”（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历史的对象，或黑格尔意义上的奴隶），那么除了讲述民族压迫，还能有什么呢？从政治上说，我们都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卡利班[4]。从形式上说，我们注定生活在一个差异的重复的后结构主义世界里，同一个寓言——民族主义的，被周而复始地书写，直到时间的尽头：“所有第三世界文本必然……" 四 但是人们可以从一个极为不同的前提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设想不是生活在三个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世界；设想在詹姆逊所区分的世界两方，都存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在美国国内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意识形态建构到军工一体的社会剩余价值的使用上，这种帝国主义“经验”都成为了一个核心事实）；设想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建构是由内部的阶级分立和外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形成；设想社会主义不是仅仅局限在所谓“第二世界”内部，而是像资本主义本身一样，成为遍布当今世界的反抗的代名词；设想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各部分不是从互相对立的角度来理解，而是作为一种既充满差异，也存在广泛重合的矛盾统一体，那么我们就能迅速得出结论，“第三世界文学的认知美学理论”这种单一化的研究是无法进行的，那么我们只能放弃用一种元叙事囊括所谓第三世界所有丰富多彩的现实叙事。诸多问题由此浮出水面，比如说，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的文学传统就会呈现出先前在进行英美文学比较时的类似问题。同样，一种有关他人传统的真知也会推动美国的文学理论家反思他们此前不曾思考过的自身传统问题。 詹姆逊认为，从世界的真实统一性的假设出发，往往会“落入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或人道主义的普遍主义”。这是一个来自某种马克思主义的奇怪想法。人们也许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出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因为世界根本不是由理念王国所构成，成为黑格尔主义或人道主义的世界，而是一种单一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运作，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对这种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抵抗，这种抵抗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人们也会认为，社会主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所谓的第二世界（那些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深入到亚非拉最偏远乡村，当然也是深入到美国国内的全球化现象。因此，赋予世界以统一性的，不是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如今已呈现出普遍的全球化态势的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残酷斗争。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左派人士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领域出现了如此大的衰退，它诱使美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忘记这个在我们时代超越一切的根本斗争的残酷性。举巴基斯坦的例子来说，这个国家有一种独特优势，这里既充塞着资本主义商品、美国的武器，又和中国、苏联和阿富汗接壤，饱受不断激化的民族主义斗争的痛苦，近来又经历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阶段。在这里，要想忘记形成矛盾统一的世界的首要历史动因是很困难的。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人道主义无关。 至于文化差异的特殊性，我认为詹姆逊的理论导向相反的方向，即同质化的方向。第一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差异被绝对化地互为他者，但在所谓第三世界内部社会构成的巨大的文化异质性却被一种单一的“经验”认同所掩盖。在经历了大约两百年后，西欧和北美国家已经深深地结为一体，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根深蒂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都市化的结构中得到强有力的实施，文化产品的流通迅捷、广泛而活跃，人们能明确感觉他们之间的某种文化同质性。但是亚洲、非洲和拉美呢？历史上，这些国家从未走到一起。秘鲁与印度从未像德国与法国，或英国与美国那样具有一种共同的历史。即便是单一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它们的具体方式也并不相同或相似，比如印度和纳米比亚之间。来自三大洲的众多国家并非作为一个单一的文化整体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结构中，而是高度差异化，各自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不平等的）交往圈，形成自己截然不同的阶级结构。而彼此之间的交往圈则极为初级，一个只通晓自己国家文字的普通尼日利亚人对英国或美国的了解要比对亚洲、拉丁美洲，甚至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了解多得多。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综合体连接在一起的交往圈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根本不存在，而资本主义本身尽管占统治地位，但并没有普遍化，除了在都市资产阶级中间以外，它在大多数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在文化逻辑上形成同质化的力量。 当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类似地位的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文化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很多情况下缘自前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相似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不在于设定一种分类方法来观察詹姆逊的论断，而是要界定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文化同质化，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具备这种同质化的物质基础。就此而论，人们会对詹姆逊的论断产生双重惊讶，一方面，他坚持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绝对的差异和他者关系，但同时又坚持“第三世界”的“经验”能在一种单一的叙事形式内部保留和交流。通过将资本主义定位于第一世界，社会主义定位于第二世界，詹姆逊的理论使得全球空间凝固且去历史化了，而这本是各种力量斗争的场所。通过将时代巨大的异质性和生产性纳入黑格尔式主奴关系的单一隐喻中，这一理论将我们压缩到一种理想模式当中，并要求我们按照与这种理想模式相对等的形式来自我表述。说第三世界文本必然是这样或那样，实际上是说，起源于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空间的任何文本就不是“真实”叙述。在我看来，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这一运作场域的“第三世界文学”，以及作为其元文本、其组成和差异之标志的“民族寓言”，在认识论角度就是个不可能的范畴。 五 讨论詹姆逊文本的困难之处部分在于他在处理自己的分析性概念时是不断滑动、不断增殖的。比如，他对第一世界的说明似乎是以后现代阶段为论断基础，这无疑指现阶段，但是在别的地方，他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这又是更为宽泛和古老的；而在另一组结构里，第一世界差不多又等同于“西方文明”本身，是一种原初的生存方式，要追溯到远古（詹姆逊指“古希腊—犹太时期”），比我们所了解的任何生产结构、阶级结构来得都要早。那么这个第一世界何时成为第一的：是在前基督时期，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而且一个产生于具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的国家的文本在哪一个历史时刻成了第三世界文本？一种解释是，只有那些殖民主义出现之后的文本才能算是第三世界文本，因为第三世界本身就是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构成的。但是通过不断说“西方的他者”，通过将部落/藩国模式和亚细亚方式作为选择鲁迅（亚洲）和桑贝尼（Sembe-ne，非洲）进行讨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将弗洛伊德的理论描述成“西方或第一世界阅读”，与此相对的是上千年的中国特有的力比多能量的分布，据说用以界定鲁迅文本。在使用这些具有时代性和文明的宽泛概念时，詹姆逊也认为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差异是原初的，并植根于比资本主义更为古老的事物之内。所以，如果第一世界等同于“西方”和“古希腊—犹太文明”的话，那么像《薄伽梵歌》、《摩奴法典》和《古兰经》之类，也就成了第三世界文本了（虽然《古兰经》中无疑有犹太元素，而存在于今天巴基斯坦的大量古代艺术却是古希腊—印度式的），这种区分无疑让人吃惊。 而且还有个空间问题。所有产生于具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的国家的文本由于地理起源的原因，都成了“第三世界文本”吗？詹姆逊如此频繁地谈到“所有第三世界文本”，如此坚持第三世界文学叙事的单一形式，导致不从字面去理解他就破坏了他话语中那些术语的涵义。但是我们从自身所处的世界知道，太多的文本并不符合“民族寓言”的描述，我们不免会感到奇怪，为何詹姆逊如此坚持使用“所有”这一范畴。当然，如果不这样，他就无法形成一种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理论。但也可能是因为他想表达的与他所说的正好相反：不是“所有第三世界文本……都应该被读作民族寓言”，而是只有那些给了我们民族寓言的文本才被认可为真正的第三世界文本，那么剩下的文本从定义上就被排除在外了？所以人们并不确定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错误的结论（“所有第三世界文本都是”这样或那样）还是一个绝对命令（如果你想要被我的理论认可，就必须这样写作）。 我认为在界定知识对象时显示出的这种游移与犹疑缘自几个问题上的混乱。在此我想具体展开其中的一点。如果认定第三世界是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构成，那么也必须承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具有两股沿不同方向运行的力量：一是来自被殖民/被帝国主义统治国家被迫的财富输出，另一个是这些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强化。而且，如果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外在力量，同时也是这些国家内部的一种决定力量，那么人们就必须承认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公私分离也会在这些国家中发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尤其会体现在那些生产出大部分文本并困守在资本主义商品世界里的都市知识分子身上。对一部分文本生产者来说，伴随这种分离的是力比多能量的个人化和个性化，“实在”经验的丧失，自我体验成为一种无法与集体形成真实有机联系的孤立、异化的实体。有些文本，或许还是大量的文本，必定是建立在詹姆逊所认定的寓言化和有机性能力的隔绝和丧失基础上。詹姆逊的论断——第三世界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所构成——在逻辑上必然会导致一个结论，至少部分第三世界作家会生产一些不具有所谓部落的或亚细亚方式的特色，而是生产具有资本主义时代特色的作品，很像所谓的第一世界的方式。但是詹姆逊并没有得出这一结论。 詹姆逊之所以没有得出这一结论，部分原因是这个所谓的第三世界在他看来悬搁于现代生产体系（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之外。他并没有明确说第三世界是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但通过与他建构的如下模型对照，使之明显具有这种涵义： 资本主义文化——即西方现实主义文化和现代主义小说——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于私与公，诗学与政治，以及一般认为属于性欲和潜意识的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所构成的公共世界之间的根本分裂，换句话说，在于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之间的对立…… 虽然我们可以为了方便和分析的需要保留诸如主观、公共性或政治这些范畴，但我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第三世界文化。（第69页） 值得注意的是，“私与公之间的根本分裂”被清晰地定位于资本主义方式，但是这种分裂在所谓第三世界文化的缺席并不存在于任何生产方式之中——如果我们用詹姆逊对三个世界的定义的话。但詹姆逊明白他在谈论什么，并且他的表述一如以往地毫不含糊。我们可以在他较早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andForm）里讨论卢卡契的论文中找到如下表述： 在前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或部落社会的艺术作品中，艺术家的原材料处在人文范围里，它有一种直接的涵义……故事不需要及时交代背景，因为这种文化不了解任何历史；每一代人都在重复同样的经验，重新创造基本的人类处境，仿佛这是第一次……描述这些社会特征的艺术作品可以看做是具体的，因为他们的素材从一开始就全都是有意义的……用黑格尔的语言说，这种原材料不需要中介。 当我们从这样一件作品回到工业时代的文学，一切都变了……一种人的消亡开始切入……因为那种毫无问题、恪守仪式的乡村生活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从此之后出现了公与私的分离。（第165—167页） 显然，曾经被归纳为前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差异（前者是公私不分的统一体，后者则是公私分离）如今被移用来作为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差异。“具体”的想法换成了稍有差别的词汇：“第三世界文化……本身必然是情境性和物质性的。”也许它变成另外一种理念——“前工业社会的……文化不了解任何历史；每一代人都在重复同样的经验”——它成为将所谓第三世界孤悬于现代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根本，以黑格尔主奴关系的隐喻来概括第三世界的经验，并且设定一种讲述这个第三世界“经验”的单一叙事形式。在两个文本里，其理论的权威性无例外地来自对黑格尔的引用。 同样，詹姆逊一再坚持民族经验是第三世界文学认知结构的核心，而且对这种经验的叙述独断性地采用“民族寓言”的形式。但这种对“民族”的坚定态度又大范围地滑动到难以界定的“文化”、“社会”、“集体”等范畴之中。难道“民族”与“集体”是一回事？试看以下两段话，似乎明确包含了这一理论。在第69页，我们首先读到： 我认为，所有第三世界文本必然是寓言性，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上：它们都应该被读作我所说的民族寓言，即使，或许应该说，尤其是当它们的形式主要是从西方的表达机制例如小说发展而来的时候。 但是在结尾，即第85—86页，我们读到：“个人故事或个人经验的讲述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经验的艰难讲述。” 这两段陈述是一个意思吗？这种词义变动带来的难题在于，一个人可以将个人经验与“集体”，比如阶级、性别、阶层、宗教群体、工会、政党、乡村、监狱相联系，将私与公联系起来，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将个人经验“寓言化”，而不涉及“民族”概念，或不涉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吗？后一种表述似乎可以用于大量文本，其准确程度也要高得多。但基于同样理由，这种对“集体”的广泛应用也建立在对所谓的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并无多大根本差异的界定上，因为欧洲小说的整个现实主义历史，就其多种变体来说，是与“典型”和“社会”相关联的，即便在今天，大多数第一世界的叙事作品仍然将个人故事定位于与一些大众经验本质关联的位置。 如果我们用范围更广、限制性更少的“集体”概念置换“民族”，并且不是从民族主义角度来思考这一寓言化过程，而是直接将之视为私与公、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就可能看出寓言化绝不是所谓第三世界的特征。当詹姆逊过度强调第三世界叙事中的“我们”、“民族寓言”的时候，他同时也低估了美国文化中存在的类似动力。比如在品钦（Pyn-chon）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Rainbow）或埃里森（Ellison）的《看不见的人》（TheInvisibleMan）当中，除了个体经验——其实也并不那么个体——的寓言化之外，就没有别的吗？当理查德·莱特（RichardWright）、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Howard）为他们的作品取名为《土生子》（NativeSon）、《你的祖国，你的人生》（YourNativeLand,YourLife）或《与美国独处》（AloneWithAmeri-ca）的时候，他们还要表达别的什么意思呢？不仅是亚洲和非洲的作家，同样也包括美国的作家，他们的个人想象必然会与集体经验相关联。即使在后现代的美国，人们只需看看那些黑人和女性写作，就可以发现无数的寓言。 六 詹姆逊把“第三世界文学”描述为“非经典”，对此我同样感到一些难解，因为并不十分明确他的意思。既然亚非拉文学文本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直接译成英语，它们被英美文学“经典”排除在外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詹姆逊关注的那类文本，就会感到疑虑：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典机制把这些作品整体上排除在外。 聂鲁达、巴列霍（Vallejo）、奥克塔维奥·帕斯、博尔赫斯、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为数不少出身拉美的作家被美国学院派视为现代文学的关键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包括译者，获得过那些最著名的奖项（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得过诺贝尔奖，厄什尔曼［Eshle-man］因为翻译巴列霍得过全美图书奖)，并且成为文学课程中例行的讲授对象，一如他们的德国或意大利同辈——实际上是更为常见。索因卡最近因为获得诺贝尔奖进入了经典行列，阿契贝的小说一直以来就比诸如理查德·莱特更容易在美国的图书市场上找到。出身巴勒斯坦的爱德华·萨义德得过几乎所有美国学术界授予的奖项，并且拥有自己的学术支持者；他的著作《东方学》至少在好几个学科里被教授，似乎比这个国家里任何别的左翼文学/文化作品影响都要深远。奈保尔（V.S.Naipaul）如今完全成了重要的英语小说家，而他却是来自加勒比，和博尔赫斯一样是一名“第三世界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之子》被授予英国最崇高的文学奖，而他的《羞耻》（Shame）一问世即被作为一部重要小说受到评论，在英美主要报纸和文学刊物上几乎得到一致的好评。拉什迪如今成了英国文化景观中的重要人物，是大西洋两岸的研讨会和研究生院的贵宾。印在《羞耻》珍藏级平装本上的推介语引用《纽约时报》的评论，把他比作斯威夫特、伏尔泰、斯特恩、卡夫卡、格拉斯、昆德拉和马尔克斯。我听说哥伦比亚大学有人专门撰写博士论文来讨论他。[5]在现当代，对于这样一些登上文坛并不太久的作家（比如拉什迪），这还不算经典化吗？ 我并不是说他们不配得到这些荣誉（当然，奈保尔要另当别论），也不是说这种经典化做得太过，但是詹姆逊简单地用“非经典”来表征这一批作品，似乎它们整体被当代美国学术界高雅的文本实践所排斥，实在是一种夸大其词。 詹姆逊谈到“诸如第三世界非经典的文学的诸种形式”，将此特殊形式和比如达希尔·哈默特（DashiellHammett）的“另一种非经典形式”比较，并进一步论述： 对于这些非经典文本的根本差异保持沉默并不足取。第三世界小说不会给予我们像普鲁斯特、乔伊斯那样的满足；也许更为有害的是，这种倾向会让我们想起自己第一世界文化发展的过时阶段，进而得出“他们还在写德莱塞和舍伍德·安德森那样的小说”的结论。 而我不明白的是，詹姆逊在这段话里归纳的作为“第三世界文学”之核心特征的现实主义是文学的一种普遍性，还是已明确地被他所说的“第一世界文化发展”所取代？在当下文化中受到高度关注的美国小说家，从贝娄（Bellow），马拉穆德（Malamud）到格丽丝·帕雷（GracePaley）、罗伯特·斯通（RobertStone），他们的写作并不很“像德莱塞和舍伍德·安德森”，但无疑还属于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塞萨尔在法国超现实主义当中很受欢迎，因为他的话语方式与所处时代保持着同步性；而聂鲁达被美国一些顶尖诗人翻译，因为甚至从形式上他也没有“过时”。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拉什迪被英美文学圈广泛接受，确实是因为他们写得不像德莱塞或舍伍德·安德森；他们愤世嫉俗的文本给人带来的满足当然不是像普鲁斯特或乔伊斯的文本那样，但确实是相似的，让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喂养大的那部分读者很有阅读快感。塞萨尔的《回归故国》（ReturntotheNativeLand）可谓名至实归，因为他把詹姆逊所谓的“民族寓言”与学生时代巴黎先锋派的常规方法结合起来。在美国，对博尔赫斯的评价自然已不再局限于他的拉美出身，他如今被归为重量级的现代作家，很像卡夫卡。 认为第三世界作家直接被经典所排斥，这是对资产阶级文化运行方式——通过选择性的接纳和选择性的经典化——的歪曲。正如现代主义如今在博物馆和大学里已被完全经典化，某些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已被学术圈内接受和尊崇一样，某些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如今也成了美国文学话语的一部分，并被分门别类地整理。比起直接排斥，这种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之外的文本诉诸选择性接纳的原则也许是更为有效的。 七 我想来讨论乌尔都文学的历史——并不是一种严谨的叙述，更不是想对它的历史做一个简短报告，而仅仅想说明“所有第三世界文本必然……被读作民族寓言”这样一种先验的论断方式的贫乏之处。 比方说，乌尔都语虽然在印度是形成时间最短的语言之一，但早在13世纪，它就诞生了第一位杰出诗人库斯罗（Khusrow,1253—1325），由此形成一个伟大的诗歌传统。但此后过了大约600年，才开始汇集第一部有一定规模的叙事散文集。不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散文，最早的乌尔都散文文本可以追溯到15世纪，但这些作品是为宗教而作，并且多数只是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过来的。出于阅读乐趣和风俗礼仪的非宗教和非神学的叙事作品要晚出现得多，即出现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在随后的十年里，出版了二三十部作品。是什么导致它如此长时间得不到发展，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恰恰在那一时期出现呢？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的综合发展相关，导致乌尔都语逐渐取代波斯语成为北印度某些地区和群体的教育用语、城市口语和散文写作语言。 我们可以不去关注这段历史，但应注重这种文学生产得以形成的具体的物质生产条件：在19世纪最初的十年，大量散文叙事作品开始出现并出版，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一位苏格兰人，约翰·吉尔克里斯特（JohnGilchrist）在公司里宣布，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别指望仅凭波斯语就能去管理他们在印度的资产，当然英语也不行，因此他们在1800年建立起福特·威廉学院来教英国人学印度语言。一段时间里，波斯语仍然是学院所教语言中最受欢迎的，但吉尔克里斯特想成为地方语言的学者和倡导者，乌尔都语也忝列其中。他聘请了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让他们写下自己想写的东西，只要是散文就行。这对乌尔都语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幸运，比天才出世还要幸运，因为这项事业推动了整个乌尔都语的语言方式和口语词汇的形成（词汇的范围与教学目的一致）。叙述作品的形成要么是把那些著名的古典口语文学抄写成文字作品，要么是将已经存在于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中的虚构作品缩写下来，这项事业由此成为北印度上层人士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叙事作品，米尔-阿曼（MeerAmman）的Bagh-o-Bagh就是用典雅的乌尔都口语，对一部波斯语史诗性作品Qissa-e-Chahaar-Dervish的缩写，后者是著名学者法伊兹（Faizi）几个世纪之前为了取悦阿喀巴这位几乎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同时期的莫卧儿帝国皇帝而创作的。 但这并非唯一的动力，因为福特·威廉学院的出版机构没过多久就关闭了。几乎在同一时期，勒克瑙（Lucknow），这个英国控制区之外的地方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威廉学院的一些作者本身就来自勒克瑙，他们来这里另寻效力机会。拉杰卜·阿里·贝格·萨鲁尔（RajabAliBegSaroor）的Fasaana-e-Aja’ib就是另一种乌尔都叙事文学传统的伟大经典（实际上，这并非两种不同的传统，而是同一传统的不同部分，其中一些在英国统治中形成，另外一些则不是）。在1848年，也即它被英国武力征服的八年前，勒克瑙市有12家印刷出版社，乌尔都叙事传统的巩固是与这些出版社的历史密不可分的。在英国完全征服印度的五十年间，乌尔都叙事散文最令人关注的是，它们的世界视野里毫无本应具有的与猛烈的殖民和反殖民意识相关的内容；与此相对，却有大量信件和诗歌记录下那些大屠杀。看起来，出版社的建立、叙事散文阅读公众的增加所形成的文学，其唯一的任务就是在书籍里保存波斯化的文化和行将消失的口头文化传统。只有在这种否定性的意义上，通过大大扩展术语的范围，人们才能断言它是“民族寓言”。 但是不久，有人率先出来为这一语言成立了一家大规模的出版社，这个人就是曼什·纳瓦尔·基索尔（MunshiNavalKishore）。如同当时许多上层印度教徒，他的祖父曾效命于莫卧儿王朝，担任过财政大臣。他的父亲是位商人，富有教养，生活小康，但并不富裕。纳瓦尔·基索尔本人对文字作品很有热情，又像父亲和祖父一样懂得生财之道。他一开始做过新闻记者，然后转入搜集各种手抄本，加以出版传播。一段时间后，他把事业扩展到所有与出版相关的领域，为乌尔都语出版了第一部现代文集。反过来，乌尔都语也为他带来了财富；在他去世的1895年，他的财富据估计有一千万卢比（约合50万英镑)。我得说，他的出版物绝不仅限于民族寓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才能创造这样一笔财富。 我们还是回到叙事问题上。对我来说颇为有趣的是，那些被人们合理地称为小说的东西，是在早期对口语传统经典的记录和对阿拉伯语、波斯语故事的改写之后半个多世纪才出现的。萨尔夏（Sarshar）的Fasaana-e-Azaad是这批早期小说中最富文采的作品，它在1870年代开始连载，但脱胎于某部在1830年代就开始成形的作品。1830年代正是随着中产阶级的产生而出现正式报纸的年份。当然，在传统故事向现代小说演变的过程中，还要有其他条件，比如报纸和可观的读者群体，这一点与人们在各种英语文学史著作从伊恩·瓦特（IanWatt）的《小说的诞生》（TheRiseoftheNovel）到伦纳德·J.·戴维斯（LeonardJ.Davis）更近的《以事实为据的小说》（FactualFictions）中读到的大致相同。正像有些人会对狄更斯的作品感到好奇一样，我也常常好奇，如果萨尔夏的小说不是为报纸连载而写，而是直接出版成书，其结构是否会有所不同。 此后又出现了跟报纸无关的书。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他的名字印在著作封面上时非常有趣，叫萨姆斯-乌尔-乌勒马·纳齐尔·阿罕默德副局长（Shams-ul-UlemaDeputyNazirAhmed,1831—1912）。他实际上叫纳齐尔·阿哈默德，“Shams-ul-Ulema”的字面意思是“伊斯兰学者中的太阳”，这显示出他在那一领域的非凡学识，而“副局长”仅仅指他没有独立收入，供职于殖民税务局。他受过严格而完整的阿拉伯语教育，而英语则是鳞鳞爪爪学来的，没有得到正规训练。他是位多产的翻译家，翻译面异常广泛：印度刑法典、印度证据法、《古兰经》，还有天文学著作。但他首先以小说家闻名，而且他一直挂怀于心的问题是：女孩应该得到现代教育（在这个问题上他代表着新兴的都市资产阶级），但她们同时也应该做优秀而传统的家庭主妇（具有广泛、跨越所有社会界限的情感）。这种关怀成为他大多数小说的主题。 可以说，19世纪后半段和20世纪最初十年，乌尔都语小说及其叙事的形成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其他两大压力和主题相关：一是小资产阶级的兴起，他们为着个人财富冲击着所有社会规范（纳齐尔·阿哈默德的小说Ibn-ul-Vaqt是这类主题的典型）；另一是妇女地位。当然，纳齐尔·阿哈默德在这两个主题上都采取保守主义立场，而且写下了大量后一主题的作品，当然也有别的作品。比如拉希德-乌尔-卡赫里（Rashid-ul-Khairi）成立了一家非常成功的出版社，阿斯马特书库（theAsmatBookDepot），为妇女儿童出版了数百种图书。我的家族里两代以上订过的五种杂志，有四种是这家出版社办的：Asmat，Khatoon-e-Mashriq，Jauhar-e-Nisvan，Banaat，以及Nau-Nehaal。后四种杂志的意思很容易翻译：“东方女性”、“妇女精髓”、“少女”（或者“女儿”）以及“儿童”。但第一种的名字很难用英语解释，在乌尔都语里，这个词有很多种意思，从“贞洁”（Virginity）到“名誉”（Honour）到“得体”（Propriety）都有，将相关意思都浓缩进去了。约四十年来，这些杂志定期进入我们家，这件事本身就值得重视，因为我们家并不属于有文化的城市家庭，位于远离大都市的小乡村。我是家里第一个完成高等教育或拥有汽车的成员。这样一个家庭里两代女人和孩子都成为这些杂志的常规读者，这一事实说明出版在当时所能达到的社会深度。总而言之，大量文学从保守的角度非常关心妇女和礼仪问题。 但是还有一些作家，比如米尔·哈迪·哈桑·鲁斯瓦（MeerHadiHassanRusva)，他挑战主流话语，写出著名的UmraoJanAda。书中讨论一种女人，乌尔都语有很多的词汇来描绘她们，其中最富色彩的可以理解为“高级交际场所的女人”，指的是那些常常被有社会地位、有财产的男人光顾，接受关于色情表演、上流社会行为方式、文学趣味和音乐知识指导的女人。鲁斯瓦写于20世纪之初的这一作品引起了公愤，因为他描写的这样一个女人不依附于任何男人，反而很多男人要依赖她，这是我们社会里唯一能获得相对自由的女人。鲁斯瓦的作品显然与纳齐尔·阿哈默德不一样，但我必须强调，作品表现出的反讽和开创性的“女性主义”并非是西化的反应。鲁斯瓦是个很传统的男人，他只是腻味了那些道德化的姿态。与此同时，传统社会里的家庭压制如此巨大，能够自由选择自己道路的女性只能是那些在社会上没有“正当”位置的女人。当乌尔都的文学叙事形式在1930年代面临下一个重大转折时，这一颠覆性的观念以各种方式重新出现，这种转折不是在民族主义而是在进步作家联盟的旗帜下，后者是印度共产党的文化阵地，是1935年后第三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直接产物。 在此后约20年里，批判现实主义成了主要的叙事形式。“民族”自然是这些叙事作品常常用到的一个范畴，特别是在纪实性作品里，而且它有一种明确的社会性和集体性，但是这一用来表达集体性的范畴既复杂又有不同涵义，因为批判现实主义要求，对他者（反殖民主义）的批判要从一个甚为广泛、多面的自我批判角度来进行：我们的阶级结构、家庭意识形态、对身体和性的控制、理想主义和沉默。我不认为在1935—1947年这段引领非殖民化运动的关键阶段，有哪一部乌尔都语小说以一种直接或独断的方式来表达“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我了解的这一阶段的所有小说主要是关于其他问题：封建地主的残暴、宗教“神秘主义”场所的暴虐和残害、高利贷者对农民和下层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勒索、女学生在社会和性问题上遭遇的挫折，等等。很多小说都触及反殖民主义主题，但从未单独处理，甚至不是重点。事实上，我没有发现近两百年来的乌尔都语小说像诸如福斯特的《印度之行》（APassagetoIndia）或保罗·斯科特（PaulScott）的《拉吉四部曲》（TheRajQuartet）那样，以显著和大段的篇幅把殖民主义问题或英国与印度之间文明的冲突作为主要问题来讨论（这里我没有把短篇小说包括进来）。典型的乌尔都语作家有一种独特视角，他们不会在殖民主义者的罪恶与地方权贵的残暴之间划出一条固定的界限。在遭遇殖民主义的时候，我们始终显出自己的歇斯底里——实际上太歇斯底里了——但从未形成一种持续的、强有力的原始纯真的神话。 实际上，“民族”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问题只是在独立运动时期，因为这场独立运动过于特别。它伴随着国家的分裂、人类历史上最大而且可能也是最悲惨的移民、次大陆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屠杀：一场发生于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自治分子之间大冲突。在这一节点上，我们的“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悼亡的民族主义，一种告别的形式，因为我们所经历的不仅是英国人的分治政策（这当然是有的），还有我们破坏自己的文明统一体，邻里之间自相残杀，抛弃公民精神和彼此之间的道德纽带的意愿，而这些正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对他者的批判（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如今衰退到这样一个地步：它被更严厉的自我批判所压倒。在1950—60年代期间最主要的小说，包括曼妥（Manto）、贝迪（Bedi）、因特扎·胡赛因（IntezarHussein）的短篇小说，奎纳特·乌尔·艾因（QurratulAin）、卡哈迪加·马斯托尔（KhadijaMastoor）、阿卜杜拉·胡赛因（AbdullahHussein）的长篇小说，毫不妥协地批判了一直以来我们以各种方式对国体的所作所为。殖民主义者不曾被宽恕，而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在一般意义上，人们可以在此语境中谈论“民族”问题，而非“民族主义”。当然，在巴基斯坦，一个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吗？可以肯定，大多数左翼人士会回答：“不是。” 八 最后，我还难以理解詹姆逊对辩证法的认识论地位的理解方式，因为在他所有的分析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似乎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在很好的独立状态下被认定为所有叙事源泉的单一的决定因素。也就是“第三世界”是一种独立的建构，拥有自身唯一的、统一的力量来决定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文化生产（民族寓言）。 在后现代主义的知识状态内部，文本被理解成能指的绝对自由、快乐的表演。我赞同这种理论操作：在一种具有确定的、可以被理解的权力和意指关系领域来定位文本生产，但是单一决定论的观点就其起源上是一种前马克思主义观点。当然我得说，这一观念也出现在马克思本人的一些构想里，以及一些在很多方面追随马克思的颇受尊重的、高度生产性的理论构想里。在实际研究中也能看到这一点，比方说，即使在最近的讨论中，也有人遵循著名的道布—斯威齐交换理论（Dobb-Sweezyexchange），致力于“第一推动力”的研究（即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问题上的单一决定论）。所以当詹姆逊含蓄地援引这种对辩证法的特殊理解的时候，他实际上成了这个著名阵营中的一员。 但我认为在（a）后现代主义绝对的非决定论的迷狂，与（b）从黑格尔到一些最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论战派别的单一决定论之间，人们还是有相当大的立场空间。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在最终决定论（比如，观念内容由物质生产的生命过程所决定）和互相渗透的多重决定论的终极历史之间，包含一种张力、一种相互转换的关系，因此，用恩格斯的话说，任何特定的历史“结果”（outcome）很难符合任何为这一结果而斗争的历史主体的“意愿”（thewill）。所以我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运作，以及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而对这种生产方式进行的反抗所组成。但这一切在亚非各国并非以同样模式展开。在纳米比亚，资本主义方式体现为一种强加的直接殖民形式；印度则是在一个后殖民的资产阶级政体中形成了稳定而广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而越南却进入了后社会主义阶段，尽管是在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其具体的动态结构又完全不同。所以当这个“最终决定论”确实在每种情况下起作用时，它在不同情况下也有着不同形态，相应地，每种情况下的文学生产原则上也都有不同的形态。 使社会和文学的辩证关系更为复杂的原因还在于，大多数文学生产，不管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并不是被任何一种直接和单一的要素所决定，不管这种要素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多么中心的地位。文学生产总是处在高度差异的、多重要素决定的语境下，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聚集其间，互相较量，因此任何一个特定文本，在它被总体纳入某种普遍范畴之前，总是处于这一给予它力量和形式的多重语境内部。多元决定论并不意味着具体的文本无法落到实处，也不意味着“总体性”（Totality）是一个无法认知的概念。但是在理解总体性的时候，必须将所有领域的决定要素具体化和历史化。调动起对该领域的丰富知识，才可能具体分析其主要的意识形态建构和叙事形式。我们无法做到仅凭西方大国语言所能获得的少量文本，就得出一个完全单一和透明的结论，以至于将所有意识形态关联压缩成单一的意识形态结构，将所有叙事理解为一个元文本的具体表达。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产生关于总体性——我以此总体性表示一种基本的认知概念——的知识，而是一种理想化，或是落入黑格尔主义，或是落入实证主义。 任何具有复杂关联性的文本总是运行着多重的决定因素，这一点还可以通过简要考察詹姆逊本人文本的文化定位问题具体看出。显然，这篇文本属于第一世界，詹姆逊是一位美国知识分子，而且他也是这样定位自己的。但他又是属于这样一类美国知识分子：他能自如出色地将乌斯曼（Ousmane）和德勒兹放在一起考察，这不是每个人能做到的。他致力于颠覆“全球化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而这却来自自己的国家。此外，他的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他的政治认同是社会主义。这使得他似乎把这篇文本置于第二世界。但是其文本的特殊力量——来自它的主题、赋予它意义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在“审美认知理论”基础上的叙述——都使他深入到第三世界内部，来确认它，支持它，亲近它，以此作为抵抗自己国家的政治统治和决定性。作为一个不相信三个世界理论的人，我应该如何定位他的文本，将它放在哪个世界呢？是他出身的第一世界，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的第二世界，还是他亲近和同情的第三世界？而且，如果“所有第三世界文本必然”是这样或那样，那么他自己的文本又如何逃脱第一世界的独断位置？我会把它首先放在社会主义的全球文化当中——即詹姆逊所说的第二世界，而我则将它命名为全球化抵抗。我这样做并非出于其他方面的压力（他的美国出身、他对第三世界的同情），而是出于对他多年理论工作的主要方面的认定。 在詹姆逊的文本里，起决定作用的显然不止这些。这里我仅提及另外两点，都是他以沉默的方式显示出来的。除了众多其他特征，他的文本还是性别化的。在我看来，如果不对公私分离这一事实进行陈述和充分讨论，很难想象一位美国妇女会写这样一篇文本，而重建这一曾经断裂的公私关系的必要性——这在詹姆逊对第一和第三世界文化实践的对抗的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实际上又是今天大西洋两岸第一世界女性最为关心的。而且詹姆逊的文本也由某种种族环境所决定，同样难以想象这个文本会出自一位并不相信这个国家的黑人文学具有独特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特征的美国黑人作家之手（当然，我相信比起乌尔都文学，这种特征要多一些）。 我指出詹姆逊文本里这些明显的决定性特征是基于三个原因。第一是要强调，一个文本生产的意识形态条件从来不会是单一的，而总是有多个。第二，正如我不仅援引女性主义和黑人文学，而且以詹姆逊本人的位置来表明，即便接受詹姆逊对全球进行三个世界的区分，我仍然认为，在第一世界的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的内部，存在一个，也许是两个或三个真实的第三世界。第三，在不可调和的劳资斗争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文本不能轻易安置在世界的某一处地方。詹姆逊本人不是第一世界的文本，而我也不是第三世界文本。我们不是彼此所代表的文明的他者。 [1]SocialText,Fall1986,pp.65-88. [2]是指OusmaneSembene(1923—2007)，塞内加尔电影导演和作家，被称为“非洲电影之父”，詹姆逊在《跨国资本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讨论了他的电影代表作“Xala”。——译者注 [3]EdwardW.Said,AftertheLastSky:PalestinianLives(NewYork:Pantheon,1986). [4]卡利班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的丑陋怪物，此处用来指被殖民话语想象出来的“他者”，被妖魔化了的土著形象。——译者注 [5]TimothyBrennan’sSalmanRushdieandtheThirdWorld:MythsoftheNa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1989)，即以发表在SocialText的论文为基础，后来成为书里的一章。
工人们的国际节日（﹝德国﹞克拉拉·蔡特金（ClaraZetkin），1899年5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拉拉·蔡特金 工人们的国际节日 ﹝德国﹞克拉拉·蔡特金（ClaraZetkin）1899年5月1日 A翻译、月桂校对 〔来源〕《正义报》（Justice），1899年5月1日，第15页；原文链接：TheWorkers'InternationalFestival 不论他们是在何处的资本主义枷锁下苦苦挣扎着的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男女劳动者们都会在五一劳动节为了他们社会解放的理念进行示威活动。 毫无疑问，在巴黎的国际代表大会上确定了五月示威活动的目的是积极维护八小时工作制的恢复以及一般性的劳动保护法规。但是，大会的性质和决议之前的讨论，无疑证实了所需求的改革并不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而只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这些改革是革命工人阶级前进路上的食粮，为争取政治权力，并通过它实现经济和社会自由：不多不少，仅此而已。虽然这些改革非常重要——是工人运动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但工人阶级永远不会为了如此小菜一碟的改革而出卖其对于社会革命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现状的改革减轻了资本主义给工人带上的枷锁的重量，但并不足以粉碎资本主义并将工人从暴政中解放出来。 因此，工人们的五一劳动节不仅是部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支持一切社会改革的示威活动，同时也必然是一场为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为了废除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废除任何人对人的奴役这些崇高的目标而进行的示威活动。尽管五月示威活动的形式是和平的，但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且将继续是一场革命行动。它是而且仍然是革命的，并非警察和政客所理解的那种意义，而是因为它真正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劳动人民意志的自觉表达，即努力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所有改革，使工资奴隶能够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历史的必然，且只能由无产阶级自己争取。这一信念是五月示威活动的基调。 通过五月示威活动，工人阶级宣布，它已经永远摆脱了这样的传说：真正的自由，甚至是有效地改善资本主义剥削给工人带来的最残酷的罪行和痛苦，将由上层阶级的仁慈和正义来给予。只有劳动人民自己的行动——在工会中组织起来，在阶级政党中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才能在当前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必要的改革，并总有一天将工资奴隶变成自由联邦的自由公民。只有在健康、智力和道德力量上强大的工人阶级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因此，每一项改善工人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改革，都被证明是增加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力量的助力。五月示威活动并没有敲响劳动者和资本主义之间无用的和平的钟声，相反，它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宣言。我们时代的这些奴隶们作为奴隶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他们将很快摆脱奴隶的身份。通过五月示威活动，他们证明自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真正利益，而这利益与资本家的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着。 作为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社会阶层，工人们的这些利益在所有国家里大相庭径。因此，五月示威活动必然是国际性的。跨越国界和海洋，所有国家的工人相互伸出援手，建立兄弟般的联盟；崛起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力量以对抗资本主义的国际反动势力。事实上，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通过要求同样的改革，通过努力实现同样的目标，工人们一同站出来申明他们阶级利益的团结，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无产阶级的五月示威活动将比现在各个国家的好战者所欣喜若狂的十几场野蛮战斗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这是工人阶级道德和思想复兴的明显证据。它表明，资本主义剥削将工人们不分行业、性别、宗教和国籍团结成一支革命的军队，这支革命军队将征服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劳动者可以赢得一切，而他们失去的只有他们身上的枷锁。因此，我们欢呼五月示威游行万岁，因为它是将来的斗争的先驱，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胜利，而这胜利必定会像冬去春来、日夜更替一样肯定。 德国，斯图加特， 克拉拉·蔡特金
〔英〕穆尔顿、台德《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穆尔顿、台德《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 〔英〕穆尔顿、台德（A.L.MortonandGeorgeTate）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叶周、何新等译 根据英国劳伦斯—威沙特公司1956年版译出 前言 第一章一个阶级的诞生 1．人民站起来了 2．英国的雅各宾党人 3．结社法令 4．彼得卢法令 第二章宪章运动 1．改革法案 2．工会与监狱 3．人民宪章的发动 4．宪章运动的复兴和衰落 第三章发展的新方向 1．宪章运动的余波和新模范工会 2．从第二次改革法令到大萧条 第四章帝国主义时代 1．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 2．帝国主义发展的社会影响 第五章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1．从民主激进主义到社会主义 2．社会民主同盟 3．破浪前进 第六章工人阶级再次大步向前迈进 1．新工会运动 2．政治上的觉醒 第七章工党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 1．雇主的反攻 2．劳工代表委员会 第八章社会主义和大动荡时代 1．为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 2．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3．罢工斗争 第九章帝国主义战争 1．战争的性质 2．英国工人与战争 3．群众运动和镇压 4．俄国革命 第十章战后的危机 1．大战结束后的英国 2．罢工斗争 3．“不许干涉俄国”行动委员会 4．领导问题 本书资料来源及参考书籍 1．总介 2．分期介绍 A.L.MortonandGeorgeTate THEBRITISHLABOURMOVEMENT(1770-1920) AHistory Lawrence&WishartLtd. London,1956 感谢佐仓绫奈录入并校对
第四章致敬及其他冒险计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与记者谈话录（1979） 第四章致敬及其他冒险计划 “画家和音乐家对我的影响一直比电影工作者大”伊文思说，“然而，有两个人对我很重要，就是凡尔托夫[1]和弗莱厄[2]。鲁特曼也是，因为我们是曾经受同一思潮影啊的。换句话说，我有幸遇到了先驱们。” ——这个凡尔托夫是怎样一个人？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就想，这个人一定能说到做到。他有一张备受攻击而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种坚毅而果断的脸。这个人比我更精细，更鲜明。性格内向，待人不热情。他确实因为爱森斯坦[3]和普多夫金这样的大才子而受苦了。很少有人追随他。后来在斯大林时代，他又是受苦，没有工作。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他的兄弟鲍里斯·考夫曼我后来又见过，他同让·维果[4]一起干过，后来到好莱坞当摄影。 凡尔托夫的表现手法是正统的纪录片手法，同新闻片相近，离故事片远。一九三○年，我在法兰克福遇见他时，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意见。我的想法和他一样，认为电影确实是一种斗争手段。但是我们在一个问题上有分歧：是不是可以搞复原补拍和组织拍摄？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在十分忠实于实况的前提下，是可以的。而他反对这样做。 凡尔托夫那个时候，还谈不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在革命艺术的具体环境中工作，当时苏联人还没有说：“资产阶级的天花板上有金子，我们也可以有”。后来，在他们的思想里，洛可可风格[5]占上风，而不是马雅可夫斯基了。但是，今天我感到凡尔托夫太拘泥，然而对于人们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他的作品，我也感到惊。 一九三〇年，我把《雨》拿到莫斯科放映的时候，凡尔托夫这样的正统派批评了影片的审美观（我南下到敖德萨、第比利斯，人们的评价就逐渐不涉及政治方面了）。苏联工人的反应对我是一个促进，使我搞出《博里纳奇》。难道一个工人有钱从巴黎到阿姆斯特丹去吗？他们看了《桥》就这样说。我笑了。但是随着他们的问题，我慢慢地体会到，艺术家同观众对话是何等重要，你不仅可以使观众思考问题，而且可以使他们行动起来。 ——我们再来谈谈复原补拍这个问题。总不能说复原补拍就是真实情况吧？ ——难道只有即时，实地才是真实性的唯一保证？我们是否能够参与，并且把事实的结果表现出来呢？五十年来老是提这个问题，我已经厌倦了。 后来在苏联复原补拍搞得过多，这是出于懒惰。但是在拍《博里纳奇》的时候，我们要补拍示威游行的场面，我和斯托尔克是这样想的：为了把真实情况表现得更深刻，我们有权这样做。如果知道是什么对象，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有权这样做。这不是原来情况的重复，工人自己做导演，他们明自我们为什么要表现他们的示威游行，为什么拍电影。实践证明理论是正确的。他们把补拍当作真事来做，于是拍电影的示威游行变成了真正的示威游行。所以我不同意凡尔托夫的意见，他对我说：“你欺骗观众，你应该告诉观众你是怎样拍的。” 一九三五年，他给我看《献给列宁的三支歌》。这不是他的正宗作品，很有诗意。我向他指出有复原补拍的，我们都笑了。他对我说：“是有的，但是这是主题需要。” 搞复原补拍要有勇气，要细心，要有分寸。《愚公》里没有复原补拍，因为人们会不理解，而我们要求的是自然。我们拍得很从容，我们可以一连三个星期天到请我们吃饭的人的家里，而一点满意的东西也没有拍成。我们说：“下星期天再来。”最后拍成了，人们没有看摄影机，也不受话筒的影响。 拍《电气化和土地》的时候，有好几个镜头，我让农民比尔重复了几次。因为我慢慢地同这一家人熟悉了，成了他们的朋友，所以能这样要求他。干我们这一行，要善于接触人，也要知道人的心理。 ——在你看来，虚构能补充真实？ ——是的，是具有真实力量的补充。正如纪录片或纪录片手法能加强故事片一样，好比是输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因为穷不得不采取这个办法。今天，美国人很得利用真实场面加强虚构的情节。我指的是科波拉[6]和斯科尔塞斯。这同观众的气质，同电视中和周围环境中的暴力行为的影响有关联。 但是，如果没有激烈的政治生活，怎么能够再把你托起来，使你在锻炼你成长的浪潮顶峰工作，然后又回到海滩上？没有它，怎么能拍故事片和复原补拍纪录片？ 在法国，一个电影工作者应该考虑，左派为什么失败。要拍纪录片，就得什么地方在燃烧，就到什么地方去拍。但是这里没有找到适当的斗争方式。 ——你为什么总是用斗争，暴力这样字眼？ ——摄影机往往是一种武器，它可以进攻。它不是一个消极的工具，也不是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影片也是一种直接的武器（这是它生命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作为历史文献） 我用“进攻”这个词，因为我喜欢行动。你可以说我“同现实订约会”……而我，我害怕现实，要制服它。它有它自己的视听表现方式：不存在一个人和一棵树，只有“这个”人和“这棵”树。对它们就得征服。 ——你同革命者凡尔托夫更接近，还是同用组织拍摄搞纪录片的弗莱厄蒂更接近？ ——我同凡尔托夫曾经有很多接触，但始终是在为了共同的理想而斗争的方面。和鲍勃·弗莱厄蒂的关系就不同了。当时，我很可能不同他一起工作，但是我喜欢他富有人情味，为人直率这一面。 我在一个地方看到“尤里斯·伊文思使纪录影片荣获贵族证书”[7]的说法。但是让纪录影片获得贵族证书，这需要时间，这是长期的奋斗，这场奋斗是同别人一起共同进行的，首先是鲍勃·弗莱厄蒂开始的。我记不清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看了《纳努克》[8]，大概在一九二六年或一九二七年，但是我记得，是它使我对纪录影片信心百倍。 我是一九三六年在纽约见他的。我们立刻就感到有共同语言。他是爱尔兰人，为人慷慨，象狡猾的农民一样地狡猾。他身材魁梧，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他的片的气势就象这个人的体魄。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家之一。而我自己一点记性也没有，所以特别喜欢能讲故事说趣闻的人。鲍勃·弗莱厄蒂能够抓住事物的最细微的枝节，他的写作也是令人赞叹的。 我是在纽约他的家里见到他的，这是一幢凡尔蒙式的房子，同他的身材很配，窗子宽大，象宽银幕一样，还有一头白毛大狗，一个大壁炉。我喜欢好东西，他给我尝爱尔兰威土忌酒（后来它就成为纪录片工作者的国际饮料）。他还带我上探险家俱乐部。他对我说：“你探社会现实之险嘛。” 我们谈了我们的不同之处，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同样关心人们的劳动，同样关心姿势的美。我们认为应该同我们拍摄的对象十分接近，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的哲学是，如果按原始的方式生活，人类有很优良的品质，随着文明的发展，优点就消失了。而我则相信技术的发展，相信生活条件的改善，相信创造发明。棚屋里有电灯，爱斯基摩人的冰屋里有半导体收音机，这能方便生活，方便工作。重要的是要知道灯是谁拿来的，有什么目的。我曾经怀疑，鲍勃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拍摄反对进步的影片。后来，我回到欧洲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但是埃莱娜·冯·登根为他剪辑过几部影片，其中有《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剪辑的时候，他的节奏同我不一样，他干得很慢。他要化几周功夫重看全部素材，而我只看两三遍就够了。 ——除了凡尔托夫和弗莱厄蒂，你认识和看重哪些纪录片工作者？ ——我们谈谈格里尔森，这个人我很熟悉。我对他谈不上有真正的友情，但是很钦佩他。因为他为了别人能工作而牺牲了自己。他拍的影片不多，但是三十年代他在邮政总局组织了一个摄制组，多亏他，纪录片工作者才第一次能够靠自己的工作过日子。 我从来没有提到格里尔森对我有什么影响，更确切地说，情况正相反。有人谈起英国的纪录片工作者，说他们还没有学到家，还是社会民主党……。我还记得他蓄着小胡子的样子，一个精明的苏格兰人。他以福音传道师的精神进行异乎寻常的奋斗，他喜欢这样干。他说：尤里斯是浪漫派。这说明他不太懂。不过，要是没有他，没有他争取得来的条件，当时搞纪录片无论如何要困难多了。 “文献片”这个很丑的名称是格里尔森的创造。它有许多坏处，因为它使人联想起气味难闻的文件和图书馆里发黄的纸片。“新闻片”这个名称就更明确，更清楚。“故事片”这个名称也不美。再说今天已经弄不清界限究竞在哪里。 现在有让·鲁什，他已经很有名气了。他还有教育家的才能，我听到许多青年谈到他。还有我的朋友克里斯·马克尔[9]，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纪录片工作者之一。他同我不一样，他擅长文字和声音。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相互依赖，我遇到困难就去找他。他曾经花两天功夫写出《在瓦尔帕来索》的解说词，帮了我的忙。 ——你一向说你是无声电影之子。你是怎样接触声音的？ ——在同期录音刚发明的时候，我没有马上理解它的作用，所以仍旧以视觉为主。我想这也是同荷兰有关系的（例如我们没有歌唱家）。我当时想，多了一个手段，但是要小心，因为它象话筒一样，是一个偷懒的办法。不要以为现实可以因此而探索得更好。我们应该有一个计划，前前后后都有一个考虑。在保加利亚（1947年），我曾经设法让对象说话。他们都很拘束，再说，录音技术方面我研究不多，所以同录音师没有共同语言。我仍旧停留在“画外音”的老办法上。直到同玛斯琳·罗丽丹在一起，我才真正体会到对话声和效果声的重要。但是我遇事反应仍不脱老习惯，我有时在录音中间还会叫起来……。 ——那末音乐呢？ ——对于音乐，我一点知识也没有。如果音乐用得上，我可以作衬底，填补视觉手段之不足，引起某种情感。在这方面我尽管什么也不懂，也还可以作比较准确的指示。 ——你是否还搞无声片？ ——我曾经考虑过。但是有危险，人家会说我倒退。然而一切都是可能的，如果根据题材自然而然地产生。 ——下一部影片，你将同玛斯琳·罗丽丹一起搞吗？ ——我想正因为我们俩合作得很成功，现在我们要各自搞一部影片。玛斯琳考虑搞故事片，而我还没有打定主意。纪录片上映的时间很短。然而《愚公》占去了我五年时间。发行工作十分繁重，而且我们不是于这一行的。我正在考虑一个接近大自然的选题，片长十二分钟，而不是十二小时，作些别的尝试，新颖些，多样化些。 我从海明威那里学到这个道理：你体会到的东西，不要马上就去谈它。刚产生的东西太年轻，你自己留着为好。所以我就不同你谈我的另一个梦想。飞翔的荷兰人的传说使我想起我的朋友马努斯·弗兰肯和亨利·马斯曼。 ——那未是一部抒情影片了……。你谈你的工作的时候，用了抒情现实主义这个名词。你是否仍旧认为这是正确的？ ——抒情现实主义，中国人称为革命浪漫主义，即使对政治活动分子，对要求十分精确的人说来，它也是一个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潮流。《意大利不是一个穷国》中的橄榄树，不仅是养活五家人的命根子，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橄榄树的抒情的表现。 ——你一生同摄影机的关系怎样？为什么你的书取名《摄影机和我》？ ——这个书名很不好，这是我的又一次疏忽。出版商打电话给我时，我正忙于工作。我忙的时候，尽量摆脱外界麻烦，所以我就随便答应了。再说，我也不习惯拒绝人家，我常常用中国人方式[10]说话。 因为我是搞技术出身的，所以喜欢随身携带摄影机。我拍《雨》的时候，它就放在我床边。我当时住在一个顶楼里，雨点落在天窗上，有时象油，有时轻松流畅。我作好准备，随时都可以出去。那个时候，摄影机扛在肩上，一个眼睛瞄着，它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机的东西。有些批评家想，这很危险，在这个人身上将是技术决定一切。事实恰巧相反，这样做对我很有益处。我还记得，当时换一个镜头有多麻烦，拍《新地》时，堤岸上满地都是被风吹掉的滤色镜。 然而，我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摄影机，因为我发现最好有两个人，一个管技术，另一个考虑内容，用第三只眼睛构思（一只眼晴看取景器，一只眼晴看具体环境，第三只眼睛构思）。我开始先同约翰·弗尔诺这样做，那是在西班牙，百分之八十是他拍的。 同摄影师一起工作，也是一个结合。早晨起来，你得去看看他是否累，夜里睡得好不好。他同人们的关系得和你同人们的关系一样，他看事物也要和你一样。我几乎每次都选择所在国的摄影师。在中国，开始时比较困难，因为要通过实践说服他，使他的看法同你一致。但是中国人很快就明自了。我由此懂得应该相信人，立刻换人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因为你怎么能肯定他不好呢？ ——我们有没有忘记什么事情？我们用什么来结束这次谈话？ ——或许我们可以说明，漫长的一生，一生中的变故以及事业的开拓都是困难的。或许最后可以谈一谈，我的影片从来不是我一个人搞的（《桥》和《雨》除外），有时是摄影师的主意，有时是根据女剪辑师的意见。为了影片的连贯性，我总是设法启发摄制组思考问题，在剪辑时保持紧张状态，打破混录时的种种禁忌，使灵感和技术达到平衡。 我同肖斯塔柯维奇[11]一起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对他说：“你看，我有点失望了。我看到的结果，只是原来设想的百分之六十。”他回答说：“而我只听到百分之十。”有时候，我把摄影机的取景器叫做小骗子。你在这个引人入胜的小方框里看到的东西，要经过洗片、剪辑、混录等阶段，最后变成大银幕上的影片，到那时，你才能同观众对话。这些阶段，你也得一关一关地过，从构思、拍摄到最终出片，这个过程你先要在脑子里过一遍。 [1]Vertov，1897—1954，苏联电影导演。——译注 [2]Flaherty，1884—1951，美国电影导演。——译注 [3]Eisenstein，1898—1948，苏联电影导演。——译注 [4]JeanVigo，1905—1934，法国电影导演。——译注 [5]欧洲十八世纪一种艺术风格，其特点是纤巧、浮华、繁琐。——译注 [6]Coppola，1939年生，美国电影导演。——译注。 [7]指纪录影片的价值和地位得到公认。——译注 [8]《Nanouk》，弗莱厄蒂1922年的作品。——译注 [9]ChrisMarker，1921生，法国电影导演。——译注 [10]西方人说中国人不喜欢直了当地拒绝，往往婉言谢绝，或先答应，以后再推托。——译注 [11]DimitriChostakovitch，1906—1975，苏联作曲家。——译注
人名简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人名简介 （书中提到的主要人名） A 阿德勒，维克多（Adler，Victor，1852—1918） 维也纳的医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领导《工人报》；自1889年至1895年与恩格斯通信；后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阿列曼，让（Allemane，Jean，1843—1935） 法国印刷工人；巴黎公社社员，被流放服苦役；大赦后参加工人党；1882年后成为可能派分子，1890年同可能派断绝关系，领导《工人党报》，该报是他创建的“工人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 阿伦特，保尔（Arndt，Paul） 《前进报》驻巴黎记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埃卡留斯，约翰（Eccarius，Johann，1818—1894） 德国裁缝；共产主义同盟盟员；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书记；1872年前为历届国际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后来参加英国工会运动。 奥耳索普，托马斯（Allsop，Thomas，1795—1880） 英国宪章派，马克思的朋友；积极参加援助流亡的巴黎公社社员。 奥凯茨基，亚历山大（Okecki，Alexandre） 法国社会主义者，《自治》周刊出版人，布累竞选委员会的司库；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奥利维耶，艾米尔（Ollivier，Emile，1825—1913） 法国共和党人；自由帝国部长；1870年1月至8月任内阁总理。 奥哲尔，乔治（Odger，George，1820—1877） 英国鞋匠；“工联伦敦理事会”的创建人之一；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1864—1871年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总委员会宣言；他的背叛行为受到总委员会的谴责，于是他退出了总委员会。 B 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Bax，ErnstBelfort，1854—1926） 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恩格斯的朋友；英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社会民主联盟左翼积极活动家；“社会主义同盟”（1884年）创始人之一。 巴斯特利卡，安得列（Bastelica，André，1845—1884） 法国印刷工人；第二帝国末期马赛国际工人协会支部的组织者；马赛第一个公社的委员；巴黎公社失败后被驱逐出境，流亡瑞士。 巴赞，弗朗斯瓦（Bazaine，François，1811—1888） 法国元帅，君主主义者；1870年战争时期任第三军军长，后任莱茵军区司令；1870年10月在麦茨投降。 白恩士，莉希（Burns，Lizzie，1827—1878） 恩格斯的妻子。 白恩士，玛丽·艾伦（又名彭普斯）（BurnsMary-Ellen，ditePumps，1860—？） 莉希·白恩士的侄女；1881年与派尔希·罗舍结婚。 白恩士，约翰（Burns，John，1858—1943） 英国新工联的领导人之一；参加组织1889年的码头工人罢工；1892年当选为议会议员；1905年起为自由党内阁成员。 班纳，罗伯特（BannerRobert，1855—1910） 英国精装书装订工，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社会主义同盟”盟员；“费边社”的创建人之一。 邦塞耳，巴蒂斯特（BancelBaptiste，1822—1871） 法国新闻工作者，政治家，资产阶级激进派；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被驱逐出境。1869年起为立法团委员；共济会的候选人。 贝赞特，安娜（Besant，Annie，1847—1933） 英国人，1874—1888年和布莱德洛合作；“费边社”社员和社会民主联盟盟员，曾参加组织非熟练工人的工联运动，后来归依神智学会并定居印度。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August，1840—1913） 1869年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创立爱森纳赫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在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党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比埃特里，约瑟夫（Pietri，Joseph，1820—1902） 拿波仑第三时期的巴黎警察局长，他对共和党人的游行示威，尤其是对维克多·努瓦尔葬礼时发生的游行示威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873年起为波拿巴主义者的参议员。 比耳斯，艾德蒙（Beales，Edmond，1803—1881） 英国法学家，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主席，英国奴隶解放协会领导人之一；1865—1869年为“改革同盟”主席。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Beesly，EdwardSpencer，1831—1915） 英国伦敦大学历史教授；实证论者；“改革同盟”成员；主持第一国际成立大会。 俾斯麦，奥托·冯（Bismarck，Ottovon，1815—1898）任德意志帝国首相7年，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勃朗，路易（Blanc，Louis，1811—1882） 法国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民主共和派；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流亡英国；1871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Eduard，1850—1932）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该报先在苏黎世出版，后在伦敦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98年起为修正主义思潮的倡导者。 伯吉斯，约瑟夫（Burgess，Joseuh，1853—？） 英国工会活动家；出版《工人时报》（1891—1894）；“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1893年）。 博尼埃，沙文（Bonnier，Charles，1863—？） 法国社会主义者，作家和新闻工作者；长期侨居英国；法国工人党党员；积极参加1889年和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冯（Beust，Friedrichvon，1817—1899） 恩格斯的表妹安娜的丈夫，定居苏黎世。 布朗热，若尔日（Boulanger，Georges，1837—1891） 法国将军；反对巴黎公社；陆军部长（1886—1887）；此人颇得民心，他企图在政治上起作用，提出修改宪法；在1889年的选举中获胜，但不善于利用有利形势；被共和党人向特别最高法庭提出起诉，逃亡比利时，在他的情妇博纳曼夫人的墓前自杀。 布朗基，奥古斯特（Blanqui，Auguste，1805—1881） 法国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许多秘密团体的创建者，主张少数人行动；长年被囚禁。 布莱德洛，查理（Bradlaugh，Charles，1833—1891） 英国自由思想家，激进派；《国民改革者》周刊的主编；当选议员后拒绝对《圣经》发誓，直到1886年他的议员资格才生效；巴黎公社后，反对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1811—1899） 英国政治家，多次任自由党内阁大臣；由于对谷物法持反对立场和同情《改革同盟》而受到人们的注意。 布累（Boulé） 石匠；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1885年作为众议院议员候选人跟布朗热竞选；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 布鲁斯，保尔（Brousse，Paul，1844—1912） 医生；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制造了工人党的分裂并成为可能派的领袖之一。 C 查苏利奇，维拉（ZassoulitchVéra，1851—1919） 俄国女革命家；将一些马克思著作译成俄文；《火星报》的编辑。 D 丹尼尔逊，尼古拉（Danielson，Nicolaï，1844—1918） 俄国经济学家；《资本论》俄文版译者。 E 德·巴普，塞扎尔（DePaepe，César，1842—1890） 国际会员；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一。 德尔克律兹，阿尔弗勒德（Delecluze，Alfred，1857—1923） 加莱法国工人党创始人；1889年，1891年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后来与独立社会主义者为伍。 德尔博依（Delboy） 波尔多国际会员。 德穆特，弗雷德里克（Demuth，Frederick.1851—1929） 熟练工人，马克思的私生子。 德穆特，海伦（尼姆，尼米）（Demuth，Helen，Nim，Nimmy，1823—1890） 马克思家的女佣和朋友；1883年马克思死后，成为恩格斯的女管家。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Benjamin（LordBeaconsfield1804—1881） 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 东布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Dombrowski，Jaroslaw1836—1871） 波兰军官，参加过1863年起义，流亡法国，巴黎公社的参加者；1871年4月29日被任命为塞纳河右岸巴黎公社武装力量总司令；凡尔塞人进入巴黎以后，他继续战斗，5月23日在米拉街垒战中受了重伤。 杜吕，维克多（Duruy，Victor1811—1894） 法国历史学家；第二帝国时期部长；作为国民教育部长，他在教育方面作了重大的改革。 杜邦，欧仁（Dupont，Eugène，1831—1882） 法国乐器匠；参加过1848年革命；侨居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曾主持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国际法国和比利时通讯书记；巴黎公社委员。 多尔莫瓦，让（Dormoy，Jean，1851—1898） 法国冶金工人；加入盖得派；1888年市参议会议员，1889年市参议会主席，后任蒙吕松市长。 E 恩贝尔，阿尔丰斯（Humbert，Alphonse，1844—1922） 法国政治家，布朗基主义政论家，为《度申老头》撰稿；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失败后被流放，1879年被大赦，1886年起为市参议员，1893年起是法国众议院议员。 F 法夫尔，茹尔（Favre，Jules，1809—1880） 法国律师和政治家；反对帝国的共和派；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巴黎公社顽固的敌人；最早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人之一。 弗路朗斯，古斯达夫（FlourensGustave，1838—1871） 法国人种志学者和生理学家；1870年2月7日游行示威后侨居英国，常去马克思家作客；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时回国；巴黎公社期间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871年4月3日在沙都被杀害。 费舍，理查（Fischer，Richard，1855—1926） 德国社会民主党书记；帝国国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 福尔杰（Foulger） 1879年出版月刊《现代思想》；《今日》的出版者之一。 福克斯，彼得（Fox，Peter，？—1869） 英国新闻工作者；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领导人之一；参加创建国际工人协会；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Wroblewski，Walery，1836—1908） 1863年波兰起义失败后侨居法国；波兰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会员；巴黎公社期间，领导南线部队；被缺席判处死刑，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大赦后回到法国，生活非常贫苦。 弗兰克（FrankA．） 巴黎出版商；1847年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65年他把出版社转让给菲韦希。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Ferdinand，1810—1876） 德国著名诗人，马克思的老朋友；《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1年侨居伦敦，后来脱离政治斗争。 弗赖贝格尔，路德维希（Freyberger，Ludwig） 奥地利医生，1894年同路易莎·考茨基结婚。 G 盖得，茹尔（真名；巴集耳，马蒂约）（Guesde，Jules，BasileMathieu，1845—1922） 同保尔·拉法格一起创建法国工人党（1879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宣传者；1892年当选鲁贝议员。 甘必大，莱昂（Gambetta，Léon1838—1882） 法国律师；国防政府的国防部长；1870年10月7日赴任该政府的图尔代表团团长，组织外省的抵抗；投降后辞职；1879年任众议院议长；1881年任内阁总理。 格莱斯顿，威廉（Glastone，William，1809—1898） 英国自由党领袖，迪斯累里的主要政敌；首相（1868—1874，1880—1885和1892），他曾企图解决爱尔兰问题，但未成功。 格雷利希，海尔曼（Greulich，Hermann，1842—1925） 1867年领导国际苏黎世支部；瑞士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该党右翼领袖。 格累—比祖安（Glais，Bizoin，1800—1877） 法国律师，反对帝国；1869年11月在巴黎当选为议员；国防政府成员。 格林伍德（Greenwood） 1891年为英国玻璃工人工会书记。 龚佩尔特，爱德华（Gumpert，Edouard，？—1893） 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H 哈第，詹斯·凯尔（tardieJametKeit，1856—1015） 苏格兰矿工，工人运动活动家；“独立工党”的创始人（1893）和领袖；1892年为议会议员，后来成为工党最积极的领导人之一。 海德门，亨利·迈尔斯（HyndmanHenryMayera，1842—1921）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人之一；因剽窃《资本论》和马克思闹翻；“民主联盟”的创始人（1881）和领袖，该联盟于1884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 汉特，利（Hunt，Leigh，1794—1859） 英国诗人和评论家；创办辉格党主要刊物之一《检查员报》；因讲了对威尔士亲王不敬的话被监禁。 赫尔姆霍茨，海尔曼·冯（Helmholtz，Hermann·von1821—1894） 德国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他发现了泛音在音色中的作用。 豪威耳，乔治（HowellGeorge，1833—1910）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工联议会成员；1864年起为国际会员；巴黎公社期间退出国际；1885—1895年为议会议员。 K 卡桑尼亚克，保尔·德（CassagnaePaulde，1843—1904） 波拿巴主义者，《国家报》主编；1886年创办《权威报》，支持布朗热；以好斗出名。 卡特，詹姆斯（Carter，James） “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意大利通讯书记。 卡特利诺，昂利·德（Cathelineau，Henride，1813—1891） 法国保皇派；1870年由图尔代表团授权组织万第志愿军；被任命将军后，镇压巴黎公社。 凯累尔，沙尔（Keller，Charles，1843—1913） 法国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1869—1870年曾把《资本论》第一卷的一部分译成法文；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 考茨基，路易莎（Kautsky，Louise，1860—1950） 父姓施特腊塞尔（Strasser）；第二个丈夫姓弗赖贝格尔（Freyberger） 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1889年离婚；1894年同弗赖贝格尔医生结婚；恩格斯的女管家和秘书。 考茨基，卡尔（Kautsky，Karl，1854—1938） 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恩格斯的朋友；1885—1890年间住在伦敦；在维也纳出版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曾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作过贡献。 考布，卡尔（Kaub，Karl） 德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侨居伦敦；1865年侨居巴黎。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Kowalewski，Maxim，1851—1916） 俄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种志学家；写有许多有关家庭和财产起源方面的著作。 克列孟梭，若尔日（Clémenceau，Georges，1841—1929） 巴黎公社开始时是巴黎第18区区长；激进党议员；《正义报》的领导人；起先支持布朗热，后脱离布朗热；有很长一段政治生涯。 克鲁泡特金，彼得（Kropotkine，Pierre，1842—1921） 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被捕过；侨居英国和瑞士；汝拉联盟盟员；1927年革命后回俄国。 克吕泽烈，古斯达夫（CluseretGustave，1823—1900） 辞职离开法国军队，参加由加里波第领导的意大利独立战争；以后又参加美国内战；国际会员，巴枯宁派；参加里昂和马赛的起义；巴黎公社委员；1871年4月30日依弗里要塞失守后被捕入狱，5月21日被宣告无罪。 肯宁安—格莱安，罗伯特（Cunninghame—Graham，Robert，1852—1936） 苏格兰作家，贵族出身；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议会议员（1886—1892）；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同约翰·白恩士和凯尔·哈第工作关系密切。 库格曼，路德维希（Kugelmann，Ludwig，1828—1902） 德国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汉诺威国际工人协会的积极会员；1867年国际洛桑代表大会和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1862—1872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 库诺，泰奥多尔（Cuno，Theodor，1847—1934）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工程师和新闻工作者；流亡意大利，创建国际米兰支部；1878年侨居美国，“劳动骑士团”的领导人之一；曾为《纽约人民报》撰稿。 康诺利，托马斯（Conolly，Thomas）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领导泥水匠协会；“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奎尔奇，哈利（Quelch，Harry，1858—1913） 英国新工联和社会主义者左翼领袖之一；《正义报》主编；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进行过斗争；1891年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的代表。 L 拉布里奥拉，安东尼奥（Labriola，Antonio，1843—1904） 意大利政论家和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最早的宣传者之一；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曾同恩格斯有过持久的通信。 拉甫罗夫，彼得（Lavroff，Pierre，1823—1900） 俄国社会主义者；在流放时逃跑，1870年侨居日内瓦；1877年到巴黎，职业是新闻记者。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Raspail，François，1794—1878） 法国化学家；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70年战争前夕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反对派。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 德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参加过1848年革命；1862年前同马克思有过持久的通信；1863年创建全德工人联合会；决斗身亡。 拉维，艾梅（Lavy，Aimé，1850—1921） 法国可能派分子；巴黎议员（1890—1898）。 兰克，阿尔图尔（Ranc，Arthur，1831—1908） 法国政治活动家；在波尔多甘必大代表团领导下任保安局局长；巴黎公社社员；流亡比利时；后回法国成为极其温和的激进派。 朗维耶，加布里埃尔（Ranvier，Gabriel，1828—1904） 法国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参加者，侨居英国；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前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勒·吕贝，维克多（LeLubez，Victor，1834—？） 在伦敦的法国侨民；国际的创始人之一；1864—1866年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由于进行阴谋活动和诽谤海尔曼·荣克和欧仁·杜邦，被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开除出总委员会。 雷德福，厄内斯特（Radford，Ernest，？—1919） 英国法学家，经多莉·梅特兰（爱琳娜的亲密女友）介绍，成为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后来与多莉·梅特兰结婚。 利沙加勒，普罗斯佩（Lissagaray，Prosper，1838—1901） 法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大赦后回法国，创办《战斗报》，接近可能派分子；反对布朗热主义；他著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由爱琳娜·马克思翻译成英文。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ssner，Friedrich，1825—1910） 德国裁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正义者同盟盟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6年起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罗班，保尔（Robin，Paul，1837—1912） 法国小学教员；巴枯宁分子；1870—1871年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罗塞尔，路易（Rossel，Louis，1844—1871） 法国军官；1870年战争的参加者；拒绝巴黎投降，倒向巴黎公社；任克吕泽烈部队的参谋长，后为国防部代表；十天后辞职；1871年6月8日被捕，1871年11月28日被凡尔赛人枪杀。 罗什弗尔，昂利（Rochefort，Henri，1830—1913） 法国政治活动家，作家和论战者；帝国时期，创办《灯笼》和《马赛曲报》；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公社时期著文抨击凡尔赛人；被流放后，逃往英国；大赦后创办《不妥协报》；作为布朗热的支持者，不得不再次流亡；八十年代末成为君主主义者。 鲁瓦，约瑟夫（Roy，Joseph） 《资本论》法文版译者；还翻译过费尔巴哈的著作。 罗兹，爱德华（Rose，Edward） 戏剧作家；爱琳娜·马克思的朋友。 洛尔米埃（Lormier） 居住在伦敦的一家法国人，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好象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 洛里埃，克列芒（Laurier，Clément，1832—1878） 法国律师，接近甘必大的政治活动家；内政部办公厅主任。 洛帕廷，格尔曼（Lopatine，Hermann，1845—1918） 俄国革命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俄译者。 M 马隆，贝努瓦（Malon，Benoit，1841—1893） 法国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大赦后参加工人党；1880—1881年同布鲁斯一起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并和布鲁斯一样，成为可能派的首领之一；1885年创办《社会主义评论》。 马萨尔，艾米尔（Massard，Emile，1857—1932） 法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法国工人党党员；《公民报》的编辑；八十年代末退出法国工人党，后来支持布朗热。 马辛厄姆，亨利（Massingham，Henry，1860—1924） 历任《星报》（1890），《劳工世界》（1891）和《每日纪事报》（1895）的主编。 迈斯纳，奥托·卡尔（Meissner，OttoKarl，1819—1902） 汉堡出版商；曾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恩格斯的一些著作。 麦克马洪，帕特里斯·德（Mac-Mahon，Patricede，1808—1893） 法国元帅；1870年战败；率领凡尔赛军队镇压巴黎公社；1873—1879年共和国总统，“维护伦理”的人物。 曼，汤姆（Mann，Tom，1856—1941） 英国冶金工人；社会民主联盟左翼盟员，1893年起为独立工党的左翼；新工联的组织者之一，多次大罢工的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英国共产党。 曼克，葆尔（Mink，Paule，1840—1901） 法国女新闻工作者，原籍波兰，演说家；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受巴枯宁的影响；大赦后回到法国，作巡回演讲，宣传社会主义。 梅林，弗兰茨（Mehring，Franz，1846—1919） 德国历史学家和文人；1885年起接受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马克思传》的作者。 梅萨，霍塞（Mesa，José，1840—1904） 国际会员；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最早的宣传者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拉法格亲密的朋友；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如《哲学的贫困》。 门德尔森，斯塔尼斯拉夫（Mendelson，Stanislaw，1858—1913） 波兰社会党的创建人之一；1888年和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门罗（Monroe） 一家苏格兰人，燕妮·马克思曾教过这家的孩子们。 米里哀尔，让·巴蒂斯特（Millière，Jean-Baptiste，1817—1871） 法国律师，新闻工作者，《马赛曲报》的董事；1870年战争中参加保卫巴黎；当选国民议会议员，投票反对媾和；在凡尔赛国民议会上为巴黎公社辩护，但未参加战斗；西瑟将军下令逮捕了他，于1871年5月26日被枪杀。 穆瓦兰，茹尔·安都昂（Moilin，JulesAntoine，1832—1871） 法国社会主义者，医生；巴黎公社参加者，被凡尔赛分子枪杀；曾是保尔·拉法格的医学老师之一。 莫利斯，威廉（MorrisWilliam，1834—1896） 英国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社会民主联盟盟员，1884年脱离该联盟，创建社会主义同盟”，1890年，由于该同盟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他又退出了这个组织；《公益》的出版者之一；他在幻想小说《不知来自何方的消息》中描绘了二十二世纪的共产主义英国。 莫斯特，约翰（Most，Johann，1846—1906） 德国精装书装订工，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党人。后为无政府主义者；1874—1878年为帝国议会议员，《柏林自由新闻报》的编辑；1878年被驱逐出柏林，侨居伦敦，自1879年起出版《自由》周刊；1880年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侨居美国后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莫特勒，尤利乌斯（Motteler，Julius，1838—1907）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流亡瑞士，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在德国秘密发行；1888年被驱逐后，迁居伦敦，一直住到1901年。 默里，詹姆斯（Murray，James） 宪章运动的参加者，“民主联盟”盟员。 穆尔，赛米尔（赛姆）（Moore，Samuel（Sam），1830—1912） 英国法学家，恩格斯的亲密朋友；《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英译本的译者之一；第一国际会员；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之一。 N 纽文胡斯，斐迪南·多梅拉（Nieuwenhuis，FerdinandDomela，1846—1919） 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后来转到无政府主义立场。 努瓦尔，维克多（Noir，Victor，1848—1870） 法国共和党人，新闻工作者，《马赛曲报》的撰稿人；1870年1月10日被比埃尔·波拿巴亲王杀害。 P 帕涅尔，威廉（Parnell，William） 细木工；英国工会活动家，“工联工人选举协会”书记；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佩尔坦，比埃尔（Pelletan，Pierre，1813—1884） 法国新闻工作者，共和党政治活动家；立法团议员；国防政府成员。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1809—1865） 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家，主张“互助主义”和回到手工业生产；否定阶级斗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严厉地批判了他的观点。 普里姆—普拉茨，璜（PrimyPratz，Juan，1814—1870） 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68年临时政府时期任国防部长，镇压共和党人的起义。 普律东（Prudhomme，1843—？） 国际在波尔多（法国）的成员。 Q 乔因斯，詹姆斯（JoynesJames，1853—1893） 英国新闻工作者，教授；“社会民主联盟”领导成员；《今日》杂志的创办人；《正义报》和《公益》的撰稿人；曾将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和资本》翻译成英文。 秦平，亨利（Champion，Henry，1859—1928） 英国记者；1887年前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因接受托利党的钱而被开除；《工人选民》的创刊人。 琼斯，厄内斯特（Jones，Ernest，1819—1869） 英国宪章派，《北极星报》编辑之一，赞成马克思的思想。 R 惹利，安得列（Gely，André） 巴黎市参议会议员，可能派分子。 日拉丹，艾米尔·德（Girardin，Emilede，1806—1881） 法国王朝复辟时期为保守党议员，1877年成为共和党人；领导《新闻报》。 荣克，海尔曼（Jung，Hermann，1830—1901） 德国钟表匠；1848年革命后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年前拥护马克思，后来加入“工联”改良派。 若昂纳尔，茹尔（Johannard，Jules，1843—1888）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72）；巴黎被困期间，为20个区驻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侨居英国；1872年参加海牙代表大会，投票赞成开除巴枯宁。 S 萨宗诺夫，尼古拉（Sassanof，Nicolaï，1815—1862） 俄国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四十年代侨居国外，为许多报纸撰稿。 赛拉叶，奥古斯特（Serrailler，Auguste，1840—？） 法国制鞋工人；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委员，被缺席判处死刑，流亡伦敦；国际法国通讯书记。 赛维林（Séverine，1855—1929） 法国新闻工作者，茹尔·瓦累斯的女友，1886—1888年《人民呼声报》的主编。 尚济，阿尔弗勒德（Chanzy，Alfred，1823—1883） 1870年战争期间任卢瓦尔第二军团司令；1873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 斯蒂那克尔（Steenackers） 奥尔良党人，1861年在上马恩省当选；邮电总局局长。 斯捷普尼亚克，真名克拉夫钦斯基，谢尔盖（Stepniak，KravtchinskiSerge，1851—1895） 俄国作家和政论家，革命者，主张恐怖行动；1878年暗杀彼得堡宪兵长官；1884年侨居伦敦。 梭恩，威廉（Thorne，William，1857—1946） 社会民主联盟盟员，煤气工人工会会员；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 T 塔朗迪埃，比埃尔（Talandier，Pierre，1822—1890） 法国新闻工作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起侨居伦敦；国际会员；法国议会议员（1876—1880和1881—1885）。 泰勒（Taylor） 英国工会活动家，社会民主联盟盟员；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1892年选举的候选人。 特里东，埃德姆（Tridon，Edme，1841—1871） 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布朗基分子；1866年参加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回国后以“搞阴谋”的罪名被捕并被判处流放；作为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媾和，后辞职；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流亡比利时后不久去世。 特罗胥，路易（Trochu，Louis，1815—1896） 法国将军，奥尔良党人；国防政府的首脑和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1797—1877） 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残酷镇压巴黎公社；1871—1873年任共和国总统。 屠拉梯，菲力浦（Turati，Filippo，1857—1932） 意大利律师和政论家，意大利工人党党员；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1892年意大利社会主义党创始人之一。 托伦，昂利（Tolain，Henri，1828—1897） 法国雕刻工，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创建人之一；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时期倒向凡尔赛分子，被开除出国际；大赦的反对者。 W 瓦什罗，埃蒂耶纳（Vacherot，Etienne，1809—1897） 法国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帝国反对者；波尔多议会议员；巴黎公社期间为巴黎第五区区长；晚年为君主主义者。 瓦扬，爱德华（Vaillanr，Edouard，1840—1915） 法国医生；1870年前为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被缺席判处死刑；国际会员；流亡英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往密切；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后退出国际；大赦后在法国创建革命中央委员会；1894年起为议会议员。 威勒尔，乔治（Wheeler，George）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韦梅希，欧仁（Vermersch，Eugène，1845—1878） 第二帝国时期为《费加罗报》记者，巴黎被围困时为《人民呼声报》记者；巴黎公社时期创办《度申老头》周报；流亡伦敦后，攻击巴黎公社社员；受到大部分流亡者的冷落，逐渐精神错乱。 韦济尼埃，比埃尔（Vesinier，Pierre，1823—1902） 法国新闻工作者，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被流放；1864年起在伦敦加入国际；1868年回法国；巴黎公社委员，代替龙格任“政府公报”主编，再度流亡英国；大赦后回法国，跟所有以前的老同志闹翻，著文反对公社。 维努亚，约瑟夫（Vinoy，Joseph，1800—1880） 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参加者；1871年1月22日起为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凡尔赛分子预备军的指挥官。 维伊奥，路易（Veuillot，Louis，1813—1883） 法国天主教作家，《世界报》主编。 沃耳德斯，让（Volders，Jean，1855—1906） 比利时工人党创始人（1885）之一；《人民报》总编辑。 沃尔波尔，斯宾塞·霍雷修（Walpole，SpencerHoratio，1806—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7）。 沃尔弗，威廉，又名鲁普斯（Wolff，Wilhelm，ditLupus，1809—1864） 德国革命家，马克思的亲密朋友和战友，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题献给他；“献给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吴亭，尼古拉（Outine，Nicolas，1845—1883） 俄国革命家，在日内瓦组织国际支部；巴枯宁的反对者。 X 希尔施，卡尔（Hirsch，Carl，1841—1900） 德国社会民主党记者；1874年侨居巴黎，后被驱逐；侨居比利时，然后于1879年侨居伦敦，他和马克思来往密切，1880年定居巴黎。 希普顿，乔治（Shipton，George，1839—1911） 《劳动旗帜报》编辑（1881—1885）；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1871—1896）；改良主义者。 西蒙，茹尔（Simon，Jules，1814—1896） 法国帝国的反对派；立法团议员；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国民教育部长；1876年内阁总理；反对巴黎公社的鼓动者和反布朗热主义者。 席利，维克多（Schily，Victor，1810—1875） 德国律师；巴登起义后流亡法国；国际会员。 肖，罗伯特（Shaw，Robert，？—1869） 英国彩画匠；国际成立大会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英国工联基层组织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肖莱马，卡尔（肖利迈）（Schorlemmer，Carl（Jollymeier），1834—1892） 化学家；1859年起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恩格斯亲密的朋友。 肖伊，安得列阿斯（Scheu，Andreas，1844—1927） 奥地利社会主义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侨居英国；国际会员；社会民主联盟创始人之一。 辛格尔，保尔（Singer，Paul，1844—1911） 和倍倍尔一起，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之一；1884—1911年帝国国会议员；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休斯，托马斯（Hughes，Thomas，1822—1896） 《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的作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1860—1870年代支持工人运动；《工人辩护士报》的编辑委员会成员；1865—1874年议会议员。 Y 雅克，爱德华（Jacques，Edouard，1828—1900） 温和的共和党人；1871年起为巴黎市参议员；1887年起为塞纳省总委员会主席；1889年同布朗热竞选获胜，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雅克拉尔，沙尔·维克多（Jaclard，CharlesVictor，1843—1903） 1868年前为国际会员；参加过巴黎公社战斗，流亡瑞士和俄国；大赦后回到法国。 亚当，茹利埃特（Adam，Juliette，1836—1936） 女作家，甘必大的女友，于1879年创办《新评论》；她的沙龙是共和党人聚会的地方。 Z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Sorge，Friedrich，1828—1906）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密的朋友和战友；1852年侨居美国；国际迁移美国后为纽约总委员会总书记（1872—1874）。
附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附录 附录I 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墓前的讲话。这篇讲话的德文译文发表在1881年12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法文译文登载在1881年12月11日《平等报》上，英文原文当时一直没有找着。我们谨在此发表英文原文，以及刊登在《平等报》上的译文。 《平等报》，1881年12月1日 第6页英国通讯 1881年12月5日于伦敦 卡尔·马克思勇敢的和温存的伴侣于12月2日星期五逝世。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和阿盖尔苏格兰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威斯特华伦家族。燕妮和与之结合的伟大的革命者同生活共命运，并具有共同的思想。1848年革命失败后被驱逐，搬到伦敦，她勇敢地忍受了穷困的被驱逐者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她的兄弟当时是普鲁士国王的大臣。马克思夫人逝世的时候，同她活着的时候一样，仍不失为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一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死并不使她害怕，当她感到终于支持不住时，喊道：“卡尔，我的力量耗尽了！”这是她最后清晰的话语。 12月5日马克思夫人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被天主弃绝的人（unconsecratedground）的墓地里。为遵循她的一生和马克思的一生的实践，一切宣扬都被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只有几个友好陪伴马克思夫人来到她的墓地。永别前，在墓穴旁，马克思的老朋友、精神的和革命的战友，弗·恩格斯讲了以下的话：[1] “朋友们：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萨尔茨维德尔。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在特利尔城时和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连结在一起了。 “1843年，在马克思第一次走上社会舞台担任旧“莱茵报”的主编，以及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这对新婚夫妇动身前往巴黎，自愿的出境很快变成了被迫的出境。甚至在巴黎，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我必须遗憾地指出，象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和普鲁士政府合作，怂恿路易—菲力浦政府把马克思逐出了法国。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搬到伦敦。这次驱逐历尽了重重苦难。尽管这次驱逐使她的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男孩）死亡，她还是决心忍受被驱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但是看到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他们两人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一切对她却是莫大的痛苦。而这种情况继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于稍微可能进行活动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开始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卑鄙的诬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生前终于听到，各国反动派曾经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充满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法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光辉地显示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她的一生表现出了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末这位女性就是她。” 附录Ⅱ 奥古斯特·倍倍尔致爱琳娜[2] 1894年9月20日于柏林西区 ……不管你对弗赖贝格尔有什么看法，我认为你错了，你对他的态度的判断是错误的。你可以放心，路易莎永远不会做，也不允许别人做任何一点有损于你的利益的事情或有损于你和将军的关系的事情，另一方面不可想象将军会做任何反对你或劳拉的事情，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你对将军为了将来而打算采取的措施有所疑虑，我的意见是你最好要求他作解释，他一定会向你澄清。有一件事情，我是有把握的，那就是未来的文字继承权一定会掌握在你完全可以信赖的人的手里。你的知心话好象对李卜克内西产生了令人遗憾的作用，这可以从他和将军之间的关系中看出来，而这种关系，你知道得跟我一样清楚。 我补充一点，去年我在伦敦逗留的时候，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重新阅读将军和你父亲的文稿，当时我希望从中找到对党的历史有用的材料，我说的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秘密。我找到的有用的材料相当少，因为大部分都不准备出版。如果说所有的文件现在被整理得井井有条、分门别类，这要归功于路易莎，因为她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要是没有她，说不定一切还是乱七八糟的哩。 我给你的信之所以写得这样长，是因为我希望你跟路易莎的关系恢复到以前那样。 致以衷心的敬礼。 奥古斯特 附录Ⅲ 路易莎·弗赖贝格尔致杜西 〔1895年〕8月5日 亲爱的杜西： 今天10点半，亲爱的老将军毫无痛苦地安睡了。 我从他的房间里出来换衣服，准备夜间守护他，我离开了5分钟，等我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完了。 你的]路易莎 （原文是德文） 附录Ⅳ 李卜克内西致劳拉（原文是法文） 1898年4月9日 我亲爱的劳拉： 人们传说艾威林的事情太可怕了！我不能全信，我焦急地等着您和保尔的消息。总之，说杜西有自杀的病态心理，这是卑鄙无耻的，决不可能。甚至在采取这一绝望的行动前不久，她还想到纪念您父亲的工作，这一点从她给《雷诺新闻》的信中可以看出来。 保尔已回来，我想他一切都知道了。 快给我写信，我能为您做什么，怎么做，我做好一切准备。现在我能去伦敦，如有必要，去别的地方。您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不过，象伯恩施坦主张的那样，对艾威林提出起诉，在我看来是不很理智的。 我等着您的消息，并听候您的吩咐。 衷心问候您和保尔。我们大家祝您好。 您的图书馆 附录Ⅴ 伯恩施坦致劳拉（节录） 1898年4月 ……最近我没有怎么听人说起那个恶棍。他根本没有到新西兰去，还在伦敦享乐哩。莫特勒的一个朋友看见他跟一个女人在一家别致的饭馆大吃大喝，寻欢作乐。毫无问题，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我不记得是否给你写信说起过当时伦敦流传着一种说法，即艾威林在杜西在世时就已经秘密跟一个女人合法结婚，是这个原因导致杜西自尽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但有些事既然不可能有别的解释，那么也就必然是确信无疑的了。 就在几个星期之前，我听到这样一件事。这件事不是那些爱说闲话的人传出来的，而是一个很不情愿谈及此事的人说的。他只告诉了我一个人（他对您的父亲和恩格斯很熟悉，也很了解杜西）。这人有一个品行端正的儿子，去年11月他的儿子乘坐开往纽卡斯尔的火车，在起点站有人给他介绍艾威林，艾威林当时正准备去北方。年轻人回来后对他父亲以极其轻蔑的口吻谈起艾威林，父亲要他把话讲清楚，于是他说艾威林跟一个女人一起旅行，艾威林对他（年轻人）说，杜西不是他的合法妻子！ 然而，这件事发生在去年11月，即巴黎之行几个月，不，几个星期之后，而巴黎之行，据人们的看法，是8月底和9月初令人痛苦的事件之后的一种和解。为什么这个流氓回到杜西家来，我只能作些猜测，但据我的看法，无疑是看中她的钱……。（信不全）。 杜西的朋友们过去出于对她的敬重，避免对艾威林表示敌意，在她死后，他们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们认为艾威林应对这一悲惨的结局负责。 有些人想上法庭告他，但物证不足。 李卜克内西3月18日刚从监狱出来。他一向心地宽厚，从好处想人，不肯相信会有这样卑鄙无耻的事情。 伯恩施坦却截然不同。他根据弗雷迪·德穆特收到的杜西在自杀前几个月写给他的信，于1898年7月21日在《新时代》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WasEleanorMarxzumTodetrieb》（《导致爱琳娜·马克思死亡的原因》），这篇文章译成英文转载在《正义报》7月30日这一期上。 附录Ⅴ是伯恩施坦在杜西死后给劳拉写的信的一个片断，在信中他毫无保留地表示了对艾威林的怀疑和憎恨。 [1]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这篇讲话的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2—324页。——译者 [2]由卡列德夫人辨认并翻译。
106．爱琳娜致劳拉（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97年艾威林夫妇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为社会民主联盟作巡回演说，并参加社会民主联盟所进行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他们俩都为社会民主联盟新月刊《社会民主》撰稿，杜西继续在《正义报》上写《国际述评》专栏，报道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6月7日正当杜西作为翻译出席第八次国际矿工代表大会的时候，艾威林用他的笔名阿立克·纳尔逊和一个22岁的无名演员伊娃·弗赖秘密结婚。但他继续跟杜西生活在一起。虽然杜西对他的忠诚很少抱有幻想，却万万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背叛。不过，艾威林的工作并没有为个人生活所干扰。他跟杜西一起于1897年8月参加社会民主联盟的年会，会议期间他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但8月底他趁杜西不在时突然离家出走，带走了全部值钱的东西，只留下一封短信，信中他只写了给他转信的第三者的地址。 杜西焦急不安，不仅因为爱德华是一个重病人，而且他使她经济上陷入困境：他挥霍了恩格斯的大部分遗赠。人们无从知道引起这一突如其来的决裂的确切原因。可能如伯恩施坦后来猜测的那样，艾威林曾要求杜西把她父亲的一份手稿卖掉，杜西拒绝了，因为在她看来，这简直是一种亵渎行为。 在绝望中，杜西转向弗雷迪，求他寻找爱德华。但9月1日爱德华自己回来了。他可能企图要挟杜西，对她说他有一个情妇，不得不娶她为妻，除非给她一大笔钱作为赔偿。杜西在极度苦恼中给弗雷迪的信使人作出这样的推测。她写道“我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问题，要么彻底破产——全部，直到丧失最后一文钱——，要么公开承受这种奇耻大辱”。艾威林还可能用另一个理由，弗雷迪出生的秘密，来进行讹诈。不管怎么说，看上去很可能他得到了一大笔钱，并答应断绝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于是艾威林和杜西又开始一起生活。他们在德拉韦尔拉法格家度过9月份。 11月艾威林不顾自己得了流感，仍然跟杜西一起在郎卡郡作巡回演讲，他回来时得了严重的肺充血，而且有一个脓肿已穿孔，他于1898年2月动了手术。 杜西不顾个人的悲剧，积极支持冶金工人工会的要求。这个工会是英国最早的工会之一。它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老板们以关闭工厂相对抗。这场使工会和雇主联合会直接搏斗的战役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支持，从1897年7月一直延续到1898年1月中旬。 伯恩施坦越来越公开转向修正主义，他的态度使杜西十分担忧。李卜克内西被判处4个月的徒刑（根据1897年反社会党人法），他无法阻止伯恩施坦在德国党内不断扩大影响。 1898年 106． 爱琳娜致劳拉 1898年1月8日于伦敦锡登汉姆 犹太人大道“洞穴” 我亲爱的劳拉： 你真好，这么亲切地关心我，在我生日前就寄来了礼物，可我自己却不是满怀喜悦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收到你昨天的来信后想要发信，但已经太晚（5点）了。你寄来的东西是很受欢迎的，不用对你说，人一旦生病，在各方面的费用都是很大的。医生每出诊一次我们要付5先令，有时一天两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爱德华的身体好多了，其实他已经恢复工作，尽管我很想让他休息。我没有夸大他的病情，上次给你发信的第二天医生对我说，鉴于爱德华的身体状况（当时有时高烧到40多度），我随时都“要作好最坏的思想准备"，我本该立即和他的亲人联系，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除了现住在德文郡的姐姐外，他也许再没有他愿意见的亲人了。我倒是希望你们能离我们近一点，在这令人焦虑的时刻，我感到德拉韦尔离锡登汉姆实在太远了。上面说过，爱德华已见好，但仍十分虚弱和消瘦，真是骨瘦如柴，皮包骨头。因此说，他还没有摆脱病魔，我仍旧非常不安。医生们说，只要稍一着凉，对他来说就是致命的，而爱德华是一个非常难驾驭的人。我现在能自由自在地写，因为他躺在床上睡着了（感谢老天爷，他睡得很香！）。除了专门给我个人的信外，千万不要让他知道还有相当多的令人不安的理由。如有可能，我将带他到海斯丁斯去，远远地离开我们这里讨厌的迷雾。 现在谈谈我们自己以外的事情吧。我想为了“孩子们”，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尽管除了美美外，他们大家都不满意。爱德华说（请原谅他的话）应该好好打他们每个人一顿屁股。我应当承认，他们确实使我们忍无可忍。至于保尔的衬衣，附寄的帐单将向你说明他为什么没有收到。我本该早一点告诉你，但我操心的事太多，竟没有想起来。在此期间，伯恩利这头蠢驴没有告诉我他的尺寸，因此在这位庄园主告诉我他那尊贵的脖子的尺寸以前，我无法订做。非得要在这里买北部制的衬衣，真怪！ 寄上今天的《每日纪事报》[1]，你将看到关于罢工[2]的消息。我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希望，是议会复会，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话。我们很容易坚持到那时候，巴恩斯坚决肯定了这一点，梭恩也持这种观点。那时对手将更为显要。譬如戈申[3]，他必须解释在这场远东危机中他为什么不坚持让船舶合同付诸实施，老板们不能援引“罢工条款”要求赔偿，因为工人们根本没有罢工。人们为压制罢工工人而关闭工厂，但雇主们说在他们和工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只在伦敦有两、三次例外。他们承认这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阶级的利益。自1853年和1859年的大罢工（甚至包括1889年的码头工人大罢工）以来，英国从未出现过类似的运动。不幸，我们某些社会主义者根本不理解这场运动，说什么这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蠢货！在英国从未出现过如此具有国际性的运动。外国的援助非常出色，每次集会“外国兄弟”都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我唯一担心的是德国，以前德国是那么慷慨相助，现在懈怠了，它已经容不得李卜克内西发表他的极出色的文章了。《前进报》越来越受伯恩施坦的影响。伯恩施坦在《前进报》和《新时代》上的文章令人气馁，你大概已读到，这些文章非常不适当。诚然，持批评的态度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有时即使缺乏批判精神，有点儿热情，更为可贵。伯恩施坦的立场对运动是有害的，给我们的处境造成很大的困难。他的态度是站不住脚的。我天天提心吊胆，担心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巴恩斯，因为巴恩斯一定要驳斥伯恩施坦的。而巴恩斯势必会指望我的帮助，那么我的处境就会非常尴尬。可惜我们的将军不在人世了。除了他，没有人能对伯恩施坦施加影响，也不能使他回心转意。现在伯恩施坦在为费舍·翁温写《恩格斯的一生》[4]！尽管我认为他必须使用恩格斯和摩尔的通信，但他什么也没有跟我讲起。我们当然不能阻止他使用这批信件，但按照英国的法律，没有我们的同意，人们是无权发表摩尔的任何信件的。法院证实过信件归写信人和他的继承人以及遗嘱执行人所有，而不归收信人所有。我很清楚伯恩施坦永远不会把信件派不正当的用途，但我们最好还是要进行合法的监督。 现在，亲爱的，晚安，谢谢你，紧紧地拥抱你和保尔。 你的杜西 昨天在家禽商店看见挂着一排5只杀好的珠鸡，顿时感到触目惊心。我想到你们5只忠实的珠鸡，感到甚至买鱼吃也是非人道的！你为《每日纪事报》补付了邮资，很抱歉。我原以为法国的邮资和英国、德国一样，即报纸（无插图）不管份量，每份半个便士。寄到德国就是这样的。又及。 1898年2月，艾威林动了手术后，由杜西陪伴在马尔吉特调养。3月27日，他们回到锡登汉姆。 4月3日，杜西服氢氰酸自尽，时年43岁。 恩格斯去世后两个月，1895年10月16日，杜西曾立过一个遗嘱，规定把属于她的一份父亲著作的版税遗赠给燕妮的孩子们，其他的财产归艾威林。一年以后，她对遗嘱作了补充，规定她的版税在艾威林在世时，应付给艾威林，等艾威林死后，再遗赠给燕妮的孩子们。 杜西死后，艾威林辞去社会民主联盟的职务，去和他合法的妻子伊娃·弗赖相聚，这时，他已重病在身，在杜西死后四个月，于1898年8月22日逝世。 杜西的自杀引起人们对艾威林很多的疑问和猜测（参见附录第Ⅳ和第V）。 [1]《每日纪事报》，自由派日报。 [2]冶金工人的罢工。工会的书记是乔治·巴恩斯。 [3]英国财政大臣。 [4]好象伯恩施坦并未完成此项计划。
105．爱琳娜致劳拉（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05． 爱琳娜致劳拉 1897年1月10日于伦敦锡登汉姆 犹太人大道“洞穴” 我亲爱的劳拉： 收到你的一封长信是令人欣慰的，因为你的信不多。 今天写封短信，谈两个问题。首先谈谈丹尼尔逊。我没有谈起过他，因为很久以前我把丹尼尔逊持有的摩尔写给他的所有的信都抄给将军了（我想已经把原件退还给他了）。这些复本，我现在还保留着。丹尼尔逊最近来过一、两次信（可怜的洛帕廷的情况不妙！），他刚给我寄来俄文版《资本论》第三卷。他象以前一样，迫不及待地等着要下一卷的校样，但我对他说，恐怕他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其次是意大利的事情。保尔和你是否了解那个毛遂自荐的译者的情况？我的意思是你们是否了解他有能力担负那极其艰巨任务？是不是以前那个给将军写过信的意大利人？将军没有要他，因为将军没有得到对他的能力的担保。无论如何，我认为在没有对译者进行了解之前就允许翻译是不明智的。我们有许多意大利的好朋友，他们都乐意给我们提供情况：费里，屠拉梯，拉布里奥拉夫妇，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马上给意大利方面写信。 没有得到第一卷翻译的任何消息，这使我感到惊讶（我在意大利报纸上也没有读到更多的消息，至少我没有注意到）。不应该忘记这本书是受版权约束的，作者（或者他的代表）以及出版者完全可以使攫取著作的胆大妄为的海盗们日子不好过。迈斯纳要是知道这一卷是从德文译的，桑南夏恩要是知道是从英文译的，他们都可能要给意大利出版商写信，他们也许不久会写信的。我先打听一下，然后给迈斯纳或桑南夏恩去信。我知道最近人们中止了对厄尔格伦夫人〔？〕的一本意大利文的书的翻译，因为没有得到准许，确切的情况我不知道，不知是没有签订好适当的合同呢，还是另一个出版商已经承担了著作的出版。 我不知道你是否在信中带着细菌，反正我知道我得了风湿病，在右臂上，很可能是这里该死的潮湿引起的。一连几天雨都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问候你们俩。家畜们怎么样？ 你的杜西
104．爱琳娜致劳拉（1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97年 104． 爱琳娜致劳拉 1897年1月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法院巷 61—62号法院巷安全贮存库 我亲爱的劳拉： 首先恭贺新年。祝愿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事如意。 你知道，我从法院巷给你写信。我带来一捆整理好的信件，又要带走一捆新的。我们开始有了头绪，现在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更重要的问题是摩尔给恩格斯的信，这些信当然是由倍倍尔和伯恩施坦掌握着，存放在莫特勒夫妇家[1]。我们已向所有持有摩尔信件的人发出呼吁，请他们把这些信件给我们寄来（响应的不多，我们应该赶快以个人的名义给左尔格和库格曼写信，他们大概持有数目可观的书信）。但最最重要的信件是写给恩格斯的信件。要为一本传记准备必要的材料，我们必须要搞到手。伯恩施坦更急需，因为他准备为一家英国出版社写《恩格斯的一生》（该传记已经在报上预告）。他告诉我，他准备给倍倍尔写信，谈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问题，因为他想使用，而没有倍倍尔的同意是办不到的。存放在莫特勒家的箱子上有两把锁。爱德有一把钥匙，女扒手[2]作为倍倍尔的代表掌握着另一把。爱德不愿意求路易莎陪他上莫特勒家去取信件，因此他把《恩格斯的一生》的写作推迟了。在此期间（我还没有对爱德说起，因为我自然应当先跟你商量好），我想我们应当立刻正式地给左尔格、库格曼、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写信请他们交给我们原信件（用后退回）或者马克思所有信件的复本。无须强调这么做的必要性，你自己也明白这有多么的重要。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商量商量（还有其他很多问题）。如果你觉得身体还可以，我非常希望你不久就来。即使你身体不舒服，换换环境也许对你有好处。如果有必要，我一定会去看望你，但毕竟所有的文稿全在这里，一起审理更为有益。 再说，恰巧五月份我应（按照克罗斯和穆尔的要求）向琼尼[3]汇报欠他多少钱。我很想事先跟你商量一下有关孩子们的种种事。我也有一些帐目要寄给你，还有一笔数目很小的钱，我吃不准（我还没有把帐目搞清楚）。但《革命》[4]好象销路很好，从出版之日到7月份，已售出400本。目前赢利不大，但如果按这么卖下去，会有收益的。 至于《东方问题》[5]，麻烦不少。桑南夏恩太难打交道，所以我没法另找出版商，我试探了梅求恩、麦克米伦、翁温（只有他们可能接受），结果失败了。我将最后试探一下朗曼。如果他也拒绝，我们不得不转回去求桑南夏恩。我坚持要出这本书，因为它非常出色。但必须大量压缩报刊引文。否则，就要出一—卷或好几卷，那是没人肯要的。而大量压缩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对摩尔来说，把报刊剪下来并加以引用比自己做简述要方便得多。我相信要是出书。他自己也会把故意拉长的文章节略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做压缩的工作，或者……（信的下文残缺）。 [1]莫特勒被某些人称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商人”。 [2]指路易沙。——译者 [3]让·龙格。 [4]《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5]参见本通信集第98封信脚注。杜西还准备了其他两部著作：《帕麦斯顿的生活史》和《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这两部书在她死后于1899年出版。1898年她发表了《价值、价格和利润》一书，艾威林写了一篇序言，这是马克思于1865年对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作的一次讲演稿。
103．劳拉致爱琳娜（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除了来自社会民主联盟，独立工党，“费边社”和工联的英国代表以外，还有法国等21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国际代表大会。法国代表共127名，其中有亚历山大·米勒兰，饶勒斯，维维安尼，路易丝·米歇尔，茹尔·盖得，拉法格和让·龙格。让时年二十岁，是下诺曼底工党联合会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两种倾向的对垒中进行的，这两种倾向一种是早已被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所唾弃的无政府主义和反议会主义，另一种则主张在议会中应有社会主义者代表。只在最后一天才草草涉及真正的问题。杜西不仅以翻译的身份（在不停的喧闹中她的工作是非常劳累的，有时竟无法工作），而且还以煤气工人工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 103． 劳拉致爱琳娜 1896年9月1日于德拉韦尔西南 我亲爱的杜西： 附寄上迈斯纳的细帐和我的收据，请查收。 收到那么长的来信，非常高兴，我原以为要耐心等到9月底才会有你的消息，我还意外地收到这么大一笔钱，这更使我感到愉快。 近日来家里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否则我早就给你回信了。 我不知道你住在迪尔还是住在“洞穴”，听说那儿简直是一个水晶洞[1]，有煤气和电灯，这会使我们这些乡巴佬大开眼界的。 在上一封信里，我问过你，今年你们是否打算出来走走，因为我想请你们到德拉韦尔来观赏我们的花园，趁现在花园还是一片翠绿和金黄，来吧。收到你从索林格岛寄来的明信片后知道你已出门，索林格岛也许很美，但德拉韦尔也不错啊。 我想你摆脱了世界各地来的两脚动物——无论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一定很高兴吧。但代表大会期间这一阵热闹过后，你的佣人会感到屋子太冷清了。 爱德华的信一定是一篇带有外交手腕的文学杰作，所以才能迫使圣父[2]支付50法郎。我们很久没有见到这个非神圣家族的任何成员，也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多尔莫瓦的小女儿让娜是一个10或11岁的可爱的小姑娘，她正在我们家度假。她使我很伤心地想起可怜的美美，再过一、两周美美就14岁了，可是她还过着象枝头小鸟一样的生活。美美禀性善良，即使她不怎么多情，大家仍很喜欢她，跟她在一起总是非常愉快的。 至于《社会发展》[3]，回避政治并非是该报的错误，而是它的不幸。它非得搞成理论性的不可，或者什么也不是，否则格朗和勃里耶尔不肯印刷出版，这样，谁也不能买到和阅读这份杂志了。 让娜·多尔莫瓦将在这里度过整个暑假，所以我无法离开德拉韦尔，他的弟弟麦克思[4]也要来跟她呆在一起。在结算期间我们没有必要在场，但我想见你，是为了很多其他的原因，一旦有可能，我就准备离开“宫殿”。 我头痛得厉害，头晕脑胀，精神恍惚，只好吻你们每个人，对你说再见。 你的劳拉 保尔将寄上迈斯纳对手稿的说明。 [1]“ThehDen”（洞穴、窝）是杜西现在所住房子的名称，前面的信中已提到，这所房子离水晶宫很近，位于锡登汉姆。 [2]龙格。 [3]《经济、历史和哲学国际评论》（1895年至1898年）。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该杂志发表过一些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 [4]让娜·多尔莫瓦和麦克思·多尔莫瓦是社会主义活动家让·多尔莫瓦的女儿和儿子。麦克思·多尔莫瓦后来成为由莱昂·勃鲁姆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的内政部长。1937年他以内政部长的身份揭露了极右派的所谓“蒙面党”阴谋，在维希政府时期，麦克思·多尔莫瓦被关押，后被软禁在蒙泰利马尔，1941年7月被一枚炸弹炸死在这里。起先以为这一起暗杀是蒙面党旧党徒干的，最后查明是雅克·多里奥的亲法西斯的法国人民党策划的，多里奥已被选入圣德尼市政府，但被当时的内政部长宣布无效。
102．爱琳娜致劳拉（3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杜西在获得父亲的手稿之后，主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继续他的事业。她把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汇集成册，但她认为出版《资本论》第四卷最为重要。考茨基只辨认了一小部分手稿，他离婚后回到德国，并带走了手稿，此后整整两年，他杳无音信。后来恩格斯在编辑第三卷时需要核实某些问题，要求他把手稿寄回。恩格斯去世后12天，杜西致函考茨基，催促他重新开始这项工作。同时她跟曾出版《新时代》的出版商迪茨进行了商谈。第四卷在杜西逝世后许多年于1905年至1910年间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出版。 102． 爱琳娜致劳拉 1896年3月5日于伦敦锡登汉姆 犹太人大道“洞穴” 我亲爱的劳拉： 我无法告诉你考茨基准备在什么时候回伦敦，因为直到目前他还没有来！起初，他着凉得了病，后来发生了一些别的事。现在他信中说来不了，因为要马上出版《革命与反革命》[1]，真荒谬。伯恩施坦和我，我们俩都给这个过于谨小慎微的人写了信，我们随时都在等着他的到来。等他一到，我就通知你。我非常希望你们之中有一位在卡尔·考茨基逗留期间来一下，哪怕呆一天也行。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其中最主要的是出版第四卷。当然最省事的办法是给卡尔翻译版税，象穆尔和爱德华搞第一卷时所得的一样。但卡尔的工作不仅仅是翻译，而他又必须把全部时间或几乎是全部时间花在这上面。在此期间，总得让他生活啊，这不是将来的翻译版税能办到的，因此必须让出版者每月或每周把钱预支给卡尔，以后再结算支出和赢利，计算赢利的分配。我没有把上面的想法明确地写信告诉迈斯纳，因为（1）我不知过去跟他签订过什么合同条款，而我又不愿意使他觉察到我不知道；（2）因为我得知迪茨准备见迈斯纳，和他协商出版第四卷，同时由于分开出版对我们大家都有损害，他准备向迈斯纳赎买前三卷的版权。我们听说迪茨要去汉堡，我们希望他马上去。但他什么也没有做，现在我听说他有些“神经质”，得外出疗养。那么天知道我们何时能办妥这些事情。总之我想这副担子得落在你我的肩上，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索性去汉堡一趟。吉娜·伯恩施坦刚从柏林回来，她是去看她母亲的。她对我说，可怜的老图书馆伤心透了，因为将军在遗嘱中完全把他忘了。他公开说那是因为他和阿德勒和倍倍尔相反，没有对将军“阿谀奉承”。 现在谈谈爱德华和社会民主联盟。作为对我们通知[2]的答复，我们收到一些声明，这样海德门无法再继续反对。其实他是被扒手们[3]欺骗了，他们使他相信，可怜的老将军热切地希望会见他本人——海德门，而我们在从中作梗。看了我们在大陆的所有朋友的来信，其中有倍倍尔，阿德勒，当然还有李卜克内西的信（这些信的份量最重，因为没有来得及跟扒手们作任何协商就写了），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星期二一致通过撤回声明。我们握手言和，这样，事与愿违，扒手们对我们和社会民主联盟之间有益的“和解”作出了贡献。几年中，我们跟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们关系很好（这使将军非常失望），现在我们将正式一起工作。你知道这些“正式的”友谊意味着什么。爱德华和海德门之间的友情不比保尔和布鲁斯之间的友谊深厚，但这对运动有利，尤其是为了下一届代表大会[4]。我讲起过印刷工人，因为人们要我搞那里的运动——这些工会的“附属”代表大会非常有用，其证明就是玻璃工人、制鞋工人等的行动。李卜克内西五月份来这儿三周。他15日到，16日在伦敦演讲（整个巡回演说是由代表大会的“苏黎世委员会”组织的），然后他前往南安普敦，布里斯托尔……（信的以下部分残缺）。 [1]《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参见本通信集1895年10月19日的信，编者注4）。杜西把书寄给劳拉要求她译成法文，把书寄给考茨基要求他译成德文。考茨基抓住这个借口，拖延伦敦之行。 [2]恩格斯逝世之后，海德门设法使他的党——社会民主联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接近。伯恩施坦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再反对艾威林夫妇重返社会民主联盟。但这个党的执行委员会——尤其是海德门，还有跟弗赖贝格尔夫妇关系很密切的巴克斯——对艾威林的人格持保留态度，他们甚至向各支部发出通知，说什么艾威林曾经企图阻止英德两党之间的接近，并要求各支部不要再邀请他作演讲。艾威林进行反击，他在向大陆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出的通知中驳斥了这些指责，并要求为他作证。 [3]弗赖贝格尔夫妇。 [4]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见本通信集第100封信编者注1）。
101．爱琳娜致劳拉（1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96年 101． 爱琳娜致劳拉 1896年1月17日于伦敦锡登汉姆 犹太人大道“洞穴” 我亲爱的劳拉： 你真能体贴人：你还记得16日！你仍旧那么阔绰地给我做生日！我收到一大堆垂涎已久的东西，特别是《帕斯顿信札》[1]，还有其他几本历史著作都是我梦寐以求的。 法国的丑闻真是妙不可言，可以说是打破世界记录[2]！我们的英国报纸不怎么讲起法国的丑闻，而登满了我们自个儿的麻烦事：特朗斯伐阿尔，詹姆森的海盗行径，德国皇帝，委内瑞拉[3]。 我在定期收到的《小共和国报》上看到“漂亮的朋友”落入法网的消息，我十分高兴，我衷心希望塞维林碰得头破血流[4]。我不明白这份报纸在法国竟那么吃香。我虽读的很少，但已经觉得不可容忍，报社也许有一个“笔杆子”，但这是一个叫我恼怒的笔杆子。 这么说，三巨头快进入《小共和国报》[5]啦，这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只要我们能在巴黎有一份日报，所有其他的人（我指的是其他“政党”）将很快完蛋。我听说阿列曼、凯尔·哈第和荷兰人（多梅拉的人）准备捣鬼[6]。你听说了没有？ 向四足类致意！我知道吕娜又犯了错误。诺沃好吗？保尔是否老惹它哭啊？向你们俩问候。 你的杜西 转告保尔，我焦急地等待着他对鸽子和花园的建议。由哈舍特出版的漂亮的书（比任何书都漂亮）刚到，非常感谢。 [1]十六世纪诺尔福克伯爵领地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通信集。 [2]指勒博迪（“小糖厂主”）事件：敲诈，漏税，受贿；巴拿马运河事件中104名“受贿者”的诉讼案；南部铁路公司丑闻；卡尔模罢工。社会主义者，特别在1895年底，针对这些丑闻不断发动运动。 [3]暗指1895年12月特朗斯伐阿尔战争中的一个不幸的插曲，其间，詹姆森博士企图搞袭击但以失败告终。为此克吕格尔收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贺电，而英国人感到受了侮辱。在委内瑞拉，美国采取外交手段阻止英国夺取奥雷诺克三角洲。 [4]若尔日·德·拉布里埃尔（漂亮的朋友）是布朗热派的新闻记者，受勒博迪事件的牵连于1月13日被捕。塞维林与他关系密切，在《巴黎回声报》和《自由言论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指责军官们允许勒博迪退役。 [5]1893年后《小共和国报》改为《小社会主义共和国报》。半个月以来该报开辟一个丑闻专栏，题为《勒索者》。这份报纸由米勒兰领导，向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开放。曾中断撰稿的盖得派，1月底又重新大量撰稿。“三巨头”大概是指盖得派的三个社论撰稿人：盖得，拉法格和沙文。他们甚至自1897年2月至5月控制了该报。 [6]1896年代表大会期间，当代表大会决定社会主义者可以竞选议员时，13名荷兰代表中有8名代表退场。这里说的多梅拉系指多梅拉·尼乌文维依。
100．爱琳娜致劳拉（12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00． 爱琳娜致劳拉 1895年12月10日于奥屏顿 绿色区格林街 我亲爱的劳拉： 你12月8日写的答复我11月17日（！！！）去信的回信正好与我今天早上寄出的信互相错过。我总算收到对我提的很多问题的答复。我很高兴你同意我对国际代表大会[1]的意见，因为我知道这正是亲爱的老将军的意愿；我很高兴你对列斯纳作出的决定。 我立即给他寄了20英镑。但孩子们呢？如果你和我每个人都给20英镑，为什么孩子们不出一份呢？要是燕妮还在世，她也会出的。如果你认为还应该寄20英镑，保尔和你，你们应该按照规定的格式写清楚寄给克罗斯，我将作出担保，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避免在这里引起任何司法上的混乱，穆尔已向我明确强调这一点。关于弗雷迪，我实在拿不准该付他多少钱，但我将立即打听到这个数目，我想大约30英镑。这笔钱也应该经你，保尔和我同意之后由克罗斯付给他，是吗？ 现在该说我们找房子的情况，我已买下来了，但还需看一看买进和卖出的情况，不过我们希望你们亲自来看看，说真的，你们该来啊，为什么不来过新年呢？我们会给你们准备好房间（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有两个房间），即便没有完全就绪，你也不至于会感到难过的啊，我应当说我的邀请不是没有私心的，我非常需要保尔帮助我整一整花园。你瞧，我泄露天机了吧！如果保尔对我还有一点友情的话，他也该来教我们搞园艺。至于我们的房子（对我们在犹太人大道上的这座房子，我感到有一种犹太人热爱家园的骄傲），你看吧，底层：大间（爱德华的办公室兼起居室），餐室（门朝后花园），厨房，餐具间，食品贮藏室，酒窖和煤窖，几个壁橱，很宽敞的门口，一个楼梯（上楼很方便）。二楼：卧室，客房（你们的房间），佣人卧室，浴室（很大，必要时可当临时房间），还有我的办公室！！！屋内处处有电灯，费用并不比煤气灯的费用高，因为我们离〔水晶〕宫很近，这里也有煤气，我们有一个煤气灶，二楼大部分房间用煤气取暖。最后是给整个这座房子配备家具，最近奥古斯坦·弗里阿尔的产业大涨价。爱德华拥有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他能够用来抵押一大笔钱（当然不失去财产权），由他购买所有的家具，没有办法，家具是缺少不了的。我特为让你知道这一点，因为要是你认为什么都是我花钱，那就不公正了……（信的下文残缺。） [1]指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又称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联代表大会，于1896年7月24日至8月1日在伦敦召开。
99．爱琳娜致劳拉（10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99． 爱琳娜致劳拉 1895年10月24日于奥屏顿 绿色区格林街 我亲爱的劳拉： 谢谢保尔的来信。要是咱们以后的书信能够不再谈这些愚蠢的商业问题（而且往往是徒劳无益的），我将非常高兴。 我们昨天会见了克罗斯（一想起他将提出的费用单，我就发抖！），现已谈妥，如果“继承人”支付派尔希的87英镑（要避免诉讼费用，必须如此），那么保险单将由遗嘱执行人扣留作为担保，直到派尔希付清这笔款项为止。现在派尔希抱怨说，人家想“强迫”他的妻子替他还债。克罗斯向他指出，倒是我们可以说人家“强迫”我们支付一笔跟我们毫不相干的债务。派尔希已决定会晤克罗斯以解决这件事，但至今他仍未前往。我们同时得知彭普斯星期五已去美国！如真是这样，我倒同情威利·白恩士[1]，他是这一家子唯一象样的和能干的人物，实在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已经竭尽全力在养活母亲、妹妹、两个兄弟（还不算其中一个兄弟的孩子们），以及他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如果彭普斯把派尔希和她的一堆孩子扔给他管，那就太恶劣了。当然美国之行一说，也许只是派尔希的谎言而已。 爱德·伯恩施坦大概已经跟你讲起海尔曼·恩格斯[2]的信，存在德国的大约6千马克，以及公爵夫人给海尔曼愚不可及的信。幸亏爱德阻止了她写信给海尔曼·恩格斯要他“保管”这笔钱，否则将是一种无理的和无故的侮辱，她对克罗斯说过，她希望由恩格斯本家保管这笔钱，因为恩格斯和他本家的人在政治上是泾渭分明的！只“给”本家人五百英镑，而其他的钱全部落到外人手中。这样做，恩格斯本家的人一定会感到是一种侮辱。当然，我对爱德讲，粗鲁地对待那些通情达理的人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现在谈谈孩子们的事。克罗斯建议把他们的份额变换成公债，其利息无疑比我们的某些投资所得的要少，但好处是非常稳妥，而且不会给我们制造麻烦，也不会让我们负责任。我个人认为对孩子们来说，这是最好的投资办法。但我说，在没有征得你的同意之前，我什么也不能决定，因此请把你的想法告诉我。有一件倒霉的事，“继承人”应付给克罗斯57英镑，作为将军新房子的家具转让费。克罗斯说，他曾经劝将军放弃，但他根本不听。这样，吃亏的是我们。 我为《符尔姆百科全书》写了一个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条目，等我收到稿样后，给你寄去。人们认为写得不错，可印成小册子出版，由图书馆[3]写一个导言。其实没有多大价值，因为我不得不把一大堆材料压缩成很有限的篇幅。对啦，你注意到《前进报》[4]上辛格尔和倍倍尔宣布遗赠书籍时那种非常冷淡和非常不公正的方式吗？他们只简单提到将军遗赠27箱书。我不得不写信给图书馆（我还有代表大会等别的事要同他谈），我对他说，倍倍尔和辛格尔根本没有提到摩尔，这使我万分惊讶。我又说，我认为至少应合情理地提到27箱书中有整整一半是马克思非同寻常的藏书，由马克思的孩子们献给德国党（她们是按将军的愿望这样做的，因为将军的意愿是藏书应集中在一起）。党必须主动了解此事。我希望你赞同我的做法。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敏感的。再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一点，不久人们将会说是路易莎把所有的书无偿地赠送给了党。其实她连书架都不肯给呢！ 我们还在找房子，好象你也在找吧！我们发现所有合适的房子要么已经出租，要么售价太高。我们看过的“豪华住宅”大多坐落在很多不象样的地区。这儿房租贵得吓人。如果我们找到确实合适的房子，克罗斯竭力主张我们买下来，而不要租房。有时候我真想把钱放在旅行车里（象戈登·斯塔勃尔斯博士那样），到处飘泊，象波希米亚人一样生活。 公爵和公爵夫人“初露头角”，大摆排场。他们花了三百英镑买家具（这至少是他们自己说的），并带着轻蔑的口吻说起他们曾替可怜的老将军买的那些家具。 我想你还不能告诉我什么时候来吧，我希望不久你就能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了结法院巷那一堆文件。我认为经过仔细“挑选”，我们便可以把确实有价值的东西存放在只付一两个畿尼的保险箱里。否则每个保险箱要继续支付8畿尼（我估计）。三个月的租期到11月就到期了。考虑一下，看看是否能安排来这儿一次。如果那时我们的住所已安置就绪，那就很方便了，因为我们将有一个朋友住的房间。即使我们没有安置好，也能给你找一个住一、两个星期的地方。 再写就没有地方了，我们俩向你们问候。 你的杜西 如果你赞成我给图书馆信中谈到书的问题时的意见，我希望你也给他写类似这样的信。 [1]莉希·白恩士（恩格斯已故妻子）的侄子，曾旅居美国。已婚，有三个孩子，是一个积极的社会主义者。 [2]恩格斯的一个兄弟，住在巴门。 [3]李卜克内西。 [4]10月20日《前进报》：《弗·恩格斯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遗赠》。
98．爱琳娜致劳拉（10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98． 爱琳娜致劳拉 1895年10月19日于奥屏顿 绿色区格林街 我亲爱的劳拉： 附寄的剪报，据我所知在很多报纸上都刊登过，大概在一些我没有见到过的报纸上也登载过。我同时给图书馆[1]，考茨基和阿德勒（他们几乎可以把启事登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所有的报纸上）和美国写了信。 眼下我们主要忙于寻找房子，因为这里离伦敦太远，这个地方冬季很不好过，而冬天已经来临。舒适的房子要价都非常高，便宜的房子却又破破烂烂，而且位于破破烂烂的地区。你的情况怎么样？你设法把那所你们“渴望（保尔语）住进去”的房子搞到手了吗？ 如你所知，我们在苏格兰呆了一周，要不是爱德华身体顶不住，本来是可以非常愉快的。我们所到之处，集会都组织得极好，无论是爱丁堡，丹迪，格拉斯哥，勃兰底尔，还是格里诺克，也许除布拉格之外，爱丁堡无疑是我到过的最美丽的城市，包括光明之城在内。回来后，我们见到了克罗斯。他大概已通知你了，他把“酒”分成四份，一俟得到你的同意，他将着手变卖四分之一（即孩子们的一份）。他告诉我已经找到买主，我猜这买主就是他本人。在此期间我也给布雷特[2]去了信，因为我想知道：（1）他要多少存放费；（2）如果他收购，他准备出多少钱。无论如何，属孩子们的份额必须立即出售。 派尔希搞的“人寿保险”将使我们（即继承人）蒙受87英镑的罚款。将军曾充当这笔钱的担保人，因此保险公司要是没有得到偿付，定将诉究遗嘱执行人。执行人当然可以诉究派尔希，但诉究派尔希等于诉究一个有名无实的人。在此期间我们建议伯恩施坦（和克罗斯）寻找一个折衷办法。由于克罗斯预付给派尔希的钱要的利息很高，克罗斯可能不会太坚持修改章程。对付派尔希的唯一办法是发出威胁：在穆尔回来之前，一分钱也不支付给彭普斯（或任何人）。爱德[3]和公爵夫人[4]星期四大概会见了克罗斯，他们可能已经做出某种安排，只是我还不知道罢了。好象可以（克罗斯的看法）在今后大约四周内把一切都变卖掉，因此有可能在圣诞节前把一切安排妥当！ 我把刊登在《论坛报》上论《德国》[5]的文章复打了三份（很累，我打不快）。这是对48年事件美妙绝伦的记述。* 我们问候你们俩。替我向四足的家庭成员，特别是诺沃先生致意。 你的杜西 *我将寄给你一份。 [1]李卜克内西的绰号。 [2]英国酒商。——译者 [3]爱德华·伯恩施坦。 [4]路易莎·弗赖贝格尔。 [5]指刊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马克思的18篇文章，杜西于1896年把这些文章汇集出版，题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杜西哪里知道，其实这些文章是恩格斯起草的，当时马克思的英文还很粗浅。 同样，她在艾威林的协助下，于1897年出版了一系列由马克思签署的登载在同一家报纸上的文章，题为《东方问题》。她也没有料想到，其中有些文章也是由恩格斯撰写的。
97．爱琳娜致劳拉（10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97． 爱琳娜致劳拉 1895年10月8日于爱丁堡 蒙哥马利街36号 我亲爱的劳拉： 你的信刚转到这里，我记得已经对你说过，我们为社会民主联盟在这里作一周的巡回演说。我说“这里”，指的是北方，因为今天我们将前往丹迪，然后到格拉斯哥。自然由社会民主联盟支付费用。 我不懂你信中的意思。我给你的信中有什么话是“荒谬的”和“不合情理的”呢？伯恩施坦和我都不知道保尔“到底想讲”什么。我们只知道他先前来信说的意思，即倍倍尔和他（伯恩施坦）“最好”写一份征信启事，同时征集摩尔和恩格斯的书信。如果他们这么做，那么当然将由他们而不是由我们负责这些信件。我不明白甚至转交这些信件也一定要通过倍倍尔，而要是遵照保尔的建议办理，那必须这么做才行！在此期间，我认为应该由我们立即发出征信启事。很多持有恩格斯书信的人或许也有马克思的信，很可能人们决定一起寄出。我建议这么写： “致……主编。 “先生： “您能否在贵报刊登一个征信启事，谨请所有持有卡尔·马克思书信或任何其它文稿的人把它们寄给我们中任何一人。我们想尽可能完整地收集我们父亲的全部书信，以便出版。当然我们一定精心保管寄给我们的任何信件或文献，如果寄件人要求保存，一俟复制完毕，立即把原件寄回。如果持件者和寄件人希望删除某些他们不愿发表的段落，我们将考虑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 “谨致…… 劳〔拉〕·拉〔法格〕（勒·〔佩勒〕……）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绿〔色区〕格〔林〕街）” 这是达尔文的儿子们和厄内斯特·琼斯的儿子们所采用过的格式，最符合英国人的习惯。对于德国，当然我们只需给《前进报》寄一个启事，同时请该报让党的刊物复登这个启事。至于法国，你最有发言权。请告知你的想法和建议。如果你同意，我就将这封信寄给伦敦各报，并通过报刊协会转给外省各报。可惜在这里我的启事只能刊登在一、两份报纸上。除非给每一份报纸单独寄一封信。我当然将给美国写信，但只要给那边的施留特尔和萨尼亚尔[1]写信就行了。 今天早上我收到这个根本不懂人情世故的弗赖贝格尔的一封信。他通知我，书已寄出[2]，并请我们把我们的“东西”搬走，他甚至粗俗地加添道，“费用自理”！因为我不可能（即使我前一段在伦敦）把这些东西塞到格林街的房子里，所以我把东西存放在那儿，等我们找到房子再搬。上天保佑我们不久能找到房子！找房子是多么麻烦的事啊！ 问候你们俩。告诉保尔，只要他乐意，他尽可以粗暴地对待我（尽管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无所谓。你还没有说什么时候来，别忘记我们租的保险箱[3]11月份到期，我想应当续租，你看呢？除非你来这儿，采取别的措施，将军的东西全在莫特勒夫妇[4]家。 忠于你的杜西 我非常赏识盖得的胆量！我们这里（尽管影响的范围小些）也有我们的盖得们。 [1]施留特尔是《纽约人民报》的主编；萨尼亚尔是《劳动骑士报》的主编。 [2]遗赠给德国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 [3]1895年9月杜西在法院巷存贮库租借了为期三个月的保险箱，存放马克思的文稿。她希望劳拉不久能来帮她清理所有的手迹，但劳拉没有来，保险箱的租期比预计的时间要长得多，杜西给她姐姐寄了几包信件请她整理。 [4]一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恩格斯和伯恩施坦的朋友。
96．劳拉致爱琳娜（9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劳拉和杜西在没有得到她们应得的遗产之前就各自开始寻找房子。劳拉后来买下了她在这封信中提到的房子，这所房子位于德雷韦尔（塞纳—瓦兹）大街20号，但因为进行修缮，则1894〔1896〕年才搬进去住。这确是一座漂亮的住宅，包括一栋有30来个房间的楼房，一所园丁住房，一些附属建筑物，几个暖房，一个桔园，一个一直延伸到塞纳河边和塞纳尔森林的大花园，里面有花坛、菜园、果园、鸡棚等等。 至于杜西，她只买下一栋较为简朴的房子，位于安静的郊区路易士汉（参见1895年12月10日的信，第100号）。 96． 劳拉致爱琳娜 1895年9月23日 我亲爱的杜西： 21日收到一张24英镑的支票，谢谢。 关于孩子们的钱，我们当然不能以5、10或20英镑这样的数目投资。不过我们欠他们一百多英镑，再加上从迈斯纳那儿刚收到的24英镑，这笔钱和他们其余的钱加在一起是可以投资的。然后，要是你认为有必要，我们可以在银行里开一个联合户头。 我们的旅行到现在还没有定下来。我们前往伦敦以前，保尔得去波尔多一次。这样，10月中旬以前我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启程，因为我没有佣人，所以我很忙，我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泡”在巴黎近郊区，寻找一栋待售的房子。25日有一栋房子要拍卖，我们希望能买到。房子马马虎虎，需要修缙，但花园很漂亮，一直延伸到塞纳尔森林。 我们午饭后立即出发，所以跟你再见了，希望不久见到你。 你的杜西〔劳拉〕
95．爱琳娜致劳拉（9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95． 爱琳娜致劳拉 1895年9月7日于奥屏顿 绿色区格林街 我亲爱的劳拉： 上帝在天有灵，谢天谢地！我终于找到了拉沙特尔[1]合同。我想到这张合同可能放在摩尔给我的一个盒子里（这个盒子是他的父亲留给他的），里面有几封信，几件鲁普斯[2]的零碎东西，达尔文和斯宾塞等人的书信，还有一些是摩尔逝世那个时期收到的信件，那是我放在里面的。我不让你抱没有根据的希望，所以在寻找之前，什么也没有对你讲。 附寄上合同的复本。你认为由你在法国办理这件事呢，还是由我们通过克罗斯按照法律手续跟拉沙特尔联系？如果你能负责办理，那再好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把合同原件寄给你。但克罗斯象穆尔一样对我说，在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之前，不要签署任何东西，因为不幸我是法定的负责人，不仅对你负责（这还简单点），而且还要对龙格负责。穆尔劝我有关摩尔的任何事情，包括《资本论》的法文版，都要征求克罗斯的意见。但因为我知道请英国诉讼代理人的费用高得惊人（每封信3先令4便士！），要是你能办理涉及法国方面的事务，我将感到高兴。如果你能办而且也愿意办，如上所述，我将把合同原件寄给你。在此期间，你从复本中可知道合同的条款。我承认不完全理解这些条款。 你什么时候来？请告诉我。我收到许多聘请，但不能做最后决定，在得到你的消息之前，我什么也不能确切地定下来。 你的杜西 问候保尔，还有诺沃和吕娜，向菲卢致以亲切的敬意。 [1]《资本论》法文版的出版者，译者是约瑟夫·鲁瓦。 [2]威廉·沃尔弗，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题献给他。
94．爱琳娜致劳拉（9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恩格斯逝世后，艾威林夫妇重新接近社会民主联盟，该党作为英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出现。这样，艾威林成了《正义报》以及加的夫工联代表大会期间好几份大陆报纸的记者，杜西在社会民主联盟的要塞伯恩利作了一系列演说。 秋天，艾威林夫妇于10月7日至14日到苏格兰为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进行了一次巡回演说，还到郎卡郡专门为社会民主联盟作了一系列演讲。 94． 爱琳娜致劳拉 1895年9月4日于奥屏顿 绿色区格林街 我亲爱的劳拉： 赛米尔[1]刚写信给我说你没有答复他8月28日关于“变卖”的那封信，但考虑到你给我信中写的意见和我自己的想法，特别是根据克罗斯很坚定的看法，他现在正式建议克罗斯“变卖”。自然有可能我们要损失一些（你还不知道英国诉讼代理人的费用有多高），但这样我们可以避免很多麻烦事。至于我自己，我将指示克罗斯立即重新投资。我应该补充一句，赛米尔要我向你转达他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最后决定。 关于孩子们的份额，我写信告诉克罗斯，表示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深信将军的意愿也是所有的孩子的份额是相同的。 我前往伯恩利作了三次演讲（很久以前我就应聘了）。因为爱德华在加的夫参加代表大会，让在列斯纳夫妇家度过星期六、星期日和星期一，当然我已设法使他们得到补偿。 从加的夫的形势来看，“旧工联”和“新工联”[2]现在越来越明显地趋向决裂，正如穆尔在他的信中指出的那样，“好象已经短兵相接了”。白恩士扮演的角色不太光彩，尽管我依然认为将军对他的信任是无可非议的，但他目前的态度令人生疑[3]。 你什么时候来？我希望知道个大概，因为几个月以前我接受去苏格兰作一周的演说，我现在要决定能不能受聘。 博尼埃来信谈到卡尔模[4]，但是我告诉你，英国玻璃工人已陷于绝境，请不要跟其他人讲。玻璃制造业，至少在英国，是一个正在死亡的职业，工人的处境是可怕的。三年中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只有3至9个月的工作。企业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你会懂得这意味着什么。我担心团结一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让和我向你们俩问候，并向诺沃、菲卢、吕娜等[5]（特别是诺沃）致以深深的敬意。 你的杜西 [1]赛米尔·穆尔。 [2]旧工联（OldUnionism）是熟练工人工会中工人贵族的工会组织，只吸收熟练工人，往往倾向搞阶级合作。而新工联（NewUnionism）是非熟练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产生于1889年大罢工。 [3]约翰·白恩士确实越来越有野心，他对凯尔·哈第的攻击导致工人运动的分裂。 [4]8月初爆发的玻璃工人的罢工很快就具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一方面资方坚决不妥协，利用罢工破坏工会运动，他们以政权为靠山：省长下令逮铺好几名工会领袖，并且在卡尔模驻扎军队。另一方面，以1893年矿工罢工为标志的强大的传统工人运动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就在这次矿工罢工之后饶勒斯当选为议员。1895年他千方百计地插手仲裁争端。他使这一事件成为全国性问题提交到众议院，他的发言导致利鲍内阁的倒台。罢工一直持续到1896年1月，罢工的结果是富有象征性的：在饶勒斯和罗什弗尔的倡议下，被解雇的工人在阿尔比建立一座工人的玻璃厂，1896年10月2日落成开工，这是“工人自治”的最早的尝试之一。 [5]拉法格夫妇的狗和猫。
卡尔·马克思自白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回忆马克思 自白 卡尔·马克思
93．劳拉·拉法格致爱琳娜（8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95年3月26日[1]恩格斯写了一个追加遗嘱，其中规定：马克思所写的或别人写给他的全部信件（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交换的信件除外）应交给爱琳娜。伯恩施坦和倍倍尔继承恩格斯的手稿、他和马克思的通信以及他自己的版税。他的私人财产分给劳拉、杜西和路易莎，路易莎另外得到所有的家具、物品以及处理房子租赁合同的权利。他的遗嘱执行人每人得到遗赠250英镑，倍倍尔和辛格尔共得一千英镑，作为他们进入德意志帝国国会竞选时的经费。彭普斯（玛丽—艾伦·罗舍）没有被遗忘，因为她得到2230英镑这笔相当可观的款子。 1895年这一年，尤其自5月以后，恩格斯的身体不断衰弱，尽管他照常活动，看不出他的健康在恶化。他得了食道癌和喉癌，他却误以为是脖子淋巴发炎。6月他非常高兴地接待劳拉，并带她住在伊斯特勃恩，月底杜西和艾威林去和他们相聚。就人们所知，他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劳拉的，信上的日期是7月23日，他虽然谈到病痛，但希望不久动完手术后能解除痛苦。8月5日恩格斯安静地去世（见附录Ⅲ）。 根据他生前的愿望，他的葬礼只在最亲近的人中间进行，只有他的亲人和朋友出席。他的遗体于8月10日火化；8月27日艾威林，杜西，列斯纳，伯恩施坦把骨灰盒投葬在伊斯特勃恩附近的大海中，伊斯特勃恩是他身前所喜爱并经常居住的城市。 93． 劳拉·拉法格致爱琳娜 1895年8月27日〔于勒—佩勒〕 我亲爱的杜西： 我的意见是干脆把证券和股票卖掉，因为转户可能会引起麻烦，也许会引起争执。克罗斯[2]所处的地位使他很清楚变卖是否明智，我们听从他的建议行事就是了。 我对路易莎说过，无论如何应该用现金支付属彭普斯的遗赠，而且越早越好。彭普斯听到此话，火冒三丈，但穆尔坚定地向她宣布应该如此，幸好穆尔的话有权威。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反对，因为她要是愿意，可以立即重新投资嘛。 安琪儿[3]的文字表达能力在我们离开的时间里[4]提高得出奇地快，文如其人，她现在已经是婷婷玉立的姑娘了。 再见吧，我亲爱的杜西。 你的劳拉 [1]应为7月26日。——译者 [2]恩格斯的诉讼代理人。 [3]可能指美美，即燕妮·龙格。——译者 [4]拉法格夫妇参加了恩格斯的葬礼，让·龙格也一起前往，他在艾威林夫妇家一直呆到9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