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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爱琳娜致劳拉（1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95年
92．
爱琳娜致劳拉
1895年1月2日于西中央区
格雷法学协会广场7号
我亲爱的劳拉：
我本想把最近的战报寄给你，然而我对这个可悲的事件实在反感，想拖到以后再告诉你。现在既然你想在答复将军之前了解情况，那么我把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事向你说说。
从头开始讲起吧。圣诞节那天，作为节日餐前的开胃酒，将军把我带到他的“客厅”里，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小争论。他对我说，我把你的信转给他的这种做法“没分寸”，他为此很恼火。对于你给我的信本身，他没有什么要指责的，他感到给他转信的方式不妥，等等，等等。当然我没有对他说，是你要我把信转给他的。我只指出把信转给他的事实，就是我不想让他生气的最好的证明。交锋之后（交锋时我向他表明，他只是在别人煽动之后才发火的，他愤慨地回答：“不！爱德华睡觉的时候，我只跟路易莎一起呆了半个小时！”），我们谈到手稿这一正题。他对我说，手稿是属于我们的，当然将回到我们手里。我回答说，既然他向我作了保证，我感到十分满意，并确信你也会满意的。我补充说了一句：我有过不安的情绪，因为我不信任弗夫妇，因为与这件事毫无关系的局外人谈起这件事时就象完全了解恩格斯的意图似的，而我们呢，反倒什么也不知道。这就是圣诞节那次小争论的主要结果，但我表明，应该把事情澄清，将军也希望如此。上星期五他来我们家吃午饭，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小争论，对将军来说，也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又谈起了几乎是同样的主题。我告诉他路[1]曾说过或写过关于我们的事情，我还说，那些被告知的人当然会矢口否认的。譬如奥古斯特[2]，他要是反过来怨路，连我们自己也一定瞧不起他。其实将军什么都知道，但他也得尽量迁就着点。我从来不相信，他会起来反对那个“精力充沛”的婴儿的“精力充沛”的母亲。但主要的是他已懂得我们心中也有数，我们不会把路易莎看作第二个“他”。他重复道，他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使摩尔的一切文件归我们，但只字未提他的遗嘱，当然，我声明我十分满意，对他说我没有可说的了。我认为你也应当给他写信，对手稿的处理表示满意。显然还应当估计到弗夫妇攫取文稿的可能性，但谈何容易，这已是办不到的了。
我把倍倍尔的信给将军看（他已经听到路易莎对倍倍尔—路易莎“事件”的说法），让他知道，倍倍尔如此镇静地向我保证你和我都不必为摩尔的文稿操心，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将军非常恼火，因为他原以为倍倍尔只能重复路对他说的话，我看得出在这以后他的语气完全改变了。最明显的结果是，将军即将采取切实的措施（我希望如此！），以便可靠地移交文稿，他表示“象路和我这样两个出色的女人”（尽管我不如她“宽宏大量”）应当和睦相处。那么，我们——我指的是宽宏大量的女人和我——可能会有一次暴风雨般的会见，然后一切将平息下去，至少在表面上！……我多么希望你不久能到来，要能来，那就太好了。
爱德华已经痊愈，但仍然虚弱……谢天谢地，这个阴沉的节日
总算过去了。
我亲爱的霍屯督人，我祝你和保尔在新的一年里一切如愿*。至于我，有一件事使我精神振作，这就是今年不会比去年更糟糕。
亲你和吻你。
你的杜西
*我也致同样的祝愿。
爱德华
[1]路易莎·弗赖贝格尔。——译者
[2]倍倍尔。 |
我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玛丽亚·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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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
玛丽亚·科明 |
伟大的马克思的二三事〔弗兰契斯卡·库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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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马克思的二三事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 |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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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家谱和马克思家谱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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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家谱和马克思家谱说明 |
卡尔·马克思自白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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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
卡尔·马克思 |
91．爱琳娜致劳拉（12月圣诞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91．
爱琳娜致劳拉
1894年圣诞节
“愿世上善良的人们太平。”
我亲爱的老霍屯督人：
用俗话来说，炸药已经点着了。读到爱德华的电报，你一定会猜着这是什么意思和为什么要这么写了吧！不过为了使这份电报更明了一些，让我来给你说说。我这次去萨尔福德（曼彻斯特）作巡回演说，本来早就该去了，只是因为我不能撇下我的病人不管，才拖延了下来。
星期六早晨我们前往41号[1]，我们发现他们出去了，但不是同行，而是让可怜的老头一个人出去应付。我们不能等啊，因为我要赶火车。我昨天回来以后（顺便说一句，这些巡回“鼓动”，一日三场演说，是很累人的），爱德华向我讲了事情的经过。我立即给将军写信，其口吻，从我们被伤害的一方来说，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有什么理由将军要把一个简单的提问看作是一种不信任的表示呢？莫非心中有鬼，还是考虑欠周？总而言之，我写了下列一些话：当他跟我谈起让爱德[2]和卡尔·考茨基誊写手稿有困难时，我当时只想鼓动爱德承担此项工作。但后来经过考虑，我认为你，或你我一起，我们能承担，因此我就给你写了信，我对他说我没有先跟他提起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你希望我先跟你商量，然后再把你的决定告诉他。如果我事先能想到他对你信上说的意思产生了那么大的误解，我就不会把信转给他了，而且星期六要是碰见了他，我一定会当面把一切都讲清楚的。我继续写道：“关于摩尔的一般性手稿，您肯定应该知道，劳拉和我深信，由您保管跟摩尔亲自保管一样可靠。但您也能理解，我们不希望书信和文稿（其中很多是私人的）落到您和我们以外的人手里……爱德华对我说，您好象认为这里头有什么阴谋诡计。我也确实感到有人在搞鬼，因为除非我是瞎子，才看不见有人千方百计地挑拨，使您对我们不满。您有一些想法，而如果我们的尼米[3]还在您身边，如果……您脑子里是不会产生这些想法的，对这一点我们并不感到奇怪。您要是真的认为劳拉和我对您不信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天底下除了您，我们还能相信谁呢？……等圣诞节一过，我们跟您详谈，但愿劳拉也能到这儿来直接和您谈谈。
“现在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只想指出，如果您少听一些关于我们的坏话，您就不会产生对摩尔的女儿们那么不好的看法，不会想到她们对您不信任。”
终于开战了！但结局只能如此，把事情摆到桌面上来更好。我要说的，当然是我们对弗夫妇不相信，我将向他说明我的理由；因为路易莎害怕彭普斯捷足先登要求我，并让我要求你也参加签署一份文件，规定由她负责保管手稿，所以我才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想知道的（事实上这没有任何坏处），只是她对Nachlass[4]（遗稿）的意图（象倍倍尔这样一个局外人都知道此事）。我将给他看我和路易莎、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的全部通信，我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总之，我亲爱的，这是打仗，我们应该准备战斗。人家使将军相信我们统统都是一心想敲诈他的，彭普斯之类的人物。我们应该在这一点上擦亮他的眼睛。我们问他（这也是所有其他人要问他的）打算怎么办。别无更多的要求。
现在我又该替我的病人换药了，因为伤口始终还没有愈合，然后换衣服去跟我们亲爱的朋友弗夫妇欢度圣诞节，多么滑稽可笑啊！我多么希望能跟你们在一起，只我们四个人，而不要受这份欢度节日的罪！
替我向黑人[5]问候，亲爱的霍屯督人。
忠于你的杜西
[1]瑞琴特公园路41号，恩格斯家。
[2]伯恩施坦。
[3]海伦·德穆特。
[4]马克思的遗稿。
[5]暗指拉法格有混血血统。 |
90．爱德华·艾威林致劳拉和保尔·拉法格（12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劳拉终于依从了她的妹妹，但她没有直接给恩格斯写信，尽管她和恩格斯的通信没有间断过。她认为给杜西写一封信，让她转给恩格斯，更为妥当。杜西于1894年12月22日外出为社会民主联盟作三次演讲，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艾威林的肩上，他是在星期日例行的午餐时完成这项任务的。下面这封信是他向劳拉和保尔·拉法格汇报事情经过，行文笔调很具有他个人的特色。
恩格斯于12月29日直接回答劳拉：“我是替你们存放这些东西的〔……〕，因此等我死后，它们应当归你们所有。”他同时写道，他将请赛姆·穆尔起草一份新的遗嘱，在这份新的遗嘱中“这一条将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得到规定”，劳拉似乎很难堪，因为1895年1月19日恩格斯在给她的信中充满深情地写道：“如果这封信的语调中确实有什么东西使你感到奇怪，那完全不是出于我的意愿。杜西给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确实使我生气……我不止一次，而是三番五次地对她说，对于你的来信，无论是内容或措词，我都不会有任何反对的意见。”（《恩格斯—拉法格通信集》第三卷第392页，社会出版社）
在艾威林的这封信之后，杜西写的两封信说明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的详细情况。
90．
爱德华·艾威林致劳拉和保尔·拉法格
1894年12月25日于西中央区
格雷法学协会广场7号
向我亲爱的劳拉和保尔致敬！祝圣诞节快乐！
这是从战区发出的电报。亲爱的夫人，我已经把您写给爱琳娜让她转交弗·恩格斯先生的信呈递了。第一个“à”谓“写给”也，第二个“à”谓“转交”也。转交于星期日2点40分午饭前举行，弗赖贝格尔♂[1]在场。第一个结果：1）、关于誊抄，没有障碍，同意；2）、关于手稿的归宿，也没有障碍，并且极其明确地专门向弗♂宣布了这件事。后者好似兔子雅诺，一声不吭。然后将军非常镇静地和威严地宣告，当然马克思的手稿和文件一直存放在可靠的人手里，以备移交给他的女儿们，决不可能移交给任何别的人，所有这一切是明确无误的。照我看，当您和爱琳娜得到同样明确无误的保证之后，这件事将暂告结束。现在请您自己作结论，请您静思默想吧！
午饭以后，我们获得了第二个结果。请注意，午饭后我睡的时间比将军长，我睡了好久。弗♂有足够的时间说服将军，弗♀也有足够的时间为了同样的目的大哭一场，不管怎么说，当我天真地走进屋子时，将军用最地道的军人口吻对我说：“把劳拉的那封信再给我看一遍”。我把信递给了他。于是暴风雨骤然降临：其中有阴谋——他搬到新居后一直有人在搞阴谋——他什么都清楚——他知道谁在搞鬼——有人逼迫您写这封信——我们在巴黎早已商讨过这一切——您和爱琳娜对他不信任——您要合法让与吗？——他一再重复先前作过的保证：一切将受到保护。他这样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大套，思绪极度混乱，并且不停地踱来踱去，跌跌撞撞，险些儿碰在家具上。我说，他对我这么说话毫无用处。我只是一个传信人而已，他应该找你们说去。我一口否认搞过什么阴谋，坚决否认我们迫使您写信，您很清楚，是您自己主动写的信。今天我们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吃午饭，以后我们再说说清楚。
我告辞的时候已是傍晚，正好弗赖贝格尔♂兴致勃勃地回家来了。
问候你们两位。
你们的爱德华
[1]艾威林在此用的是动物学里常用的符号：♂（雄性），♀（雌性）。 |
89．爱琳娜致劳拉（1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89．
爱琳娜致劳拉
1894年12月15日于西中央区
格雷法学协会广场7号
我亲爱的劳拉：
短信一封，我有件事想跟你商议，请立即答复。事情是这样的：上星期天将军讲到摩尔的手稿誊抄问题，说曾委托卡尔誊写一部分，但卡尔没有进展。他现在不知道求谁是好，爱德·伯恩施坦大概会拒绝，因为没有空。这项任务将会交给弗夫妇，因为他们在他身边。爱德华和我很明显地感到他在设法使我们对此有所准备。我说伯恩施坦一定乐意接受这项工作，将军并没有露出高兴的样子，只是表示问问伯恩施坦再说。但他根本没有跟伯恩施坦谈起此事。是我们跟他谈的，爱德说，如果没有别的人，他当然接受，但他坚决认为，你和我干这件事最为合适。再说这也是得到手稿的途径啊。你认为怎么样？将军很有可能不同意我搞，他可以推说我很忙，我会耽误事，至于你，他可能会提出你住的远，通过邮局寄手稿太危险。如果是这样，你可以象卡尔那样作出安排：他把手稿带到斯图加特，然后由倍倍尔带回。而你可以提议来取手稿、抄手稿，博尼埃经常来往于英法之间，可以由他带回。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搞，这样我们至少能搞到手稿的一部分权利。在收到你的回音之前，我不表态，所以我请你尽早回信。如果你同意，我可以立即向将军提出我们的建议，你也可以从你那里直接给将军去信：告诉他我给你讲起誊写手稿的困难，你准备一个人或跟我一起负责这项工作。无论如何，应该试一试！
向你们俩问候。爱德华的身体逐渐好转。
爱你的杜西 |
88．爱琳娜和艾威林致劳拉（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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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杜西再三地催促，劳拉却没有动静。这期间恩格斯于11月14日写信给两姐妹，向他们讲了他的遗嘱，同一天，他在给遗嘱执行人的文件中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款。他告诉劳拉和杜西，在他去世后，他的全部书籍（包括马克思逝世后从他那里得到的书籍）将赠送给德国党。她们每个人将得到他的财产的八分之三，同时各将八分之一留给燕妮的孩子们。最后，马克思著作的版税将直接付给她们。
在12月17日致劳拉的另一封信中，这位虚弱的老人，这个“可怜的老头”，描述了压在他这个74岁的人身上的任务和工作，而这些工作“需要两个40岁的人来做”。他关注着欧洲各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运动，为此他要读7份日报和22份周报，其中有几种文字他“还在逐步掌握”；来访和通信占去他很多时间；出版拉萨尔和马克思的通信集（应为拉萨尔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译者），为它写注释和序言；还有因为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而积压了几年的他个人的著作，如《农民战争》，他得完全重写。至于《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卷刚由迈斯纳出版社出版），他写道，这部分手稿很粗糙。考茨基只辨认了很少的一部分，但没能完成这项工作是因为《新时代》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伯恩施坦也被邀参加辨认马克思笔迹的工作，但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刚刚病愈，因此恩格斯想让杜西继续这项工作。
88．
爱琳娜和艾威林致劳拉
1894年11月22日于西中央区
格雷法学协会广场7号
我亲爱的劳拉：
我没有得到你的消息，因此不知道你是否收到我上一封信，自然我也无从知道你对我的信有什么想法，不知道你是否认为有必要来这里。我能肯定地对你说，亲爱的劳拉，我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情况确实非常严重。实际上我担心，即便所有的文稿还没有被弗赖贝格尔夫妇控制，不久这些文稿也会落到他们的手里，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想引起你的注意，因为你在读《前进报》的时候可能不会留意，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是伯恩施坦提醒我们的，我指的是有人声称《资本论》第四卷将不出版。而将军对我多次说过，不仅对我和爱德华，而且还对伯恩施坦夫妇，对门德尔森夫妇等说过，他为第四卷要做的事相对地要少些，因为第四卷完稿的程度比第三卷好。事实上，卡尔·考茨基在伦敦的时候，已经誊清了很大一部分！现在人们不是事先个别地通知你我这样直接有关的人而是突如其来地通过公开声明的形式向我们宣布：由于材料不足，恩格斯不出版第四卷。我们当然深信不疑这是弗赖贝格尔说服了将军，让他相信自己的身体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这样，手稿就会落到弗夫妇手里，我们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他们不久以后将作为文稿的遗嘱执行人发表第四卷。倘若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讲，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因为人家已经使将军相信我完全象彭普斯一样只想利用他，说我妒忌路易莎住在他家里，等等。这些话对你就用不上。如果你来这儿，我就建议我们俩一起单独跟将军谈谈（必须由你把将军带到我们家才能办到！）。我们开诚布公地跟他谈谈手稿的事，告诉他，我们要求并有权知道，他对于摩尔的全部文件采取了什么措施，向他表示我们对弗赖贝格尔夫妇根本不信任。拐弯抹角是无济于事的，应该直截了当地阐明我们的意见。我肯定地告诉你，我们越拖，事情就越严重。他们在健康问题上吓唬将军，在他房间里装了一个铃，让他在紧急的情况下立即把弗赖贝格尔叫来。无须对你说，每当可怜的老头看见这铃时，他就会感到自己生命垂危。“路德维希”的影响与日俱增，因为他越来越使将军相信，他是不可缺少的；现在有了一个婴儿，将军比任何时候更不由自主了。
将军必定已写信跟你谈起这件事。我还没有见到路易莎和婴儿，我才不着急见呢，但我有一星期没有到将军家去了。爱德华是上个星期五回来的，他的脸色很不好，叫苦不迭，说是半个月以来侧胸痛得很厉害。我看了看，发现有一个很大的脓肿，有两个拳头那么大！我赶紧找医生。星期六医生检查了这块东西，认为必须立刻切除。说实在的，这不是一般的脓肿，而是一个很坏的脓肿，爱德华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动这种手术自然是极其难受的。手术的切口很大，往脓包里插引流管时痛得要命，尽管如此，他似乎有了好转。我可以说，我们这一周过得很不好，真是忧心如焚。爱德华还病着，非常虚弱，他正在恢复，我希望如此，我想我们不能留在这里，他还需要休息，一俟他能走动，就应该让他换换空气。将军写来一封体贴入微和热情洋溢的信，但他说不能出门，因为他着了凉。我知道人家不让他到我们家来，弗赖贝格尔夫妇能阻止他的。
我亲爱的劳拉，再一次请你考虑我的建议，再一次请你来这儿。将军家里有两个带家具的空房间。他不能拒绝接待你，也不能找借口推迟你的来访（我认为即使发生上述两种情况，也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如果他真的要推迟你的来访，那么这只能更说明你的来访是必要的。你能在28日他生日那天到达吗？不管怎么说，这些手稿、文件和资料（包括几乎是完整的第四卷），不仅是属于我们的，而且我们有明确的权利。如果让这些文稿落在极其不老实的弗赖贝格尔夫妇手里，那将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如果你也这样看，你就不会拖延，你就会马上到来。请相信，在我没有认识到情况的极端严重性以前，我是不会这么写的。我热切希望能见到你们，保尔和你，并和你们一起商量这些问题。除了我们俩——我们有这种权利——向将军说清道理外，别无其他办法。在目前的状况下，保尔起不了作用，很可能将军会发火或找适当的借口拒绝任何商讨。
这是目前我能告诉你的一切，我亲爱的劳拉。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上上个星期天将军象通常那样请我去吃晚饭，但不敢告诉弗赖贝格尔夫妇，你可看出他已经身不由己到了什么程度。对啦，他的房子现在在大门进口处有两块铜牌，当然其中一块上面刻着弗赖贝格尔的名字罗！
晚安，亲爱的。我可怜的爱德华已经睡了好大一会儿了（白天他已经能起床了），不然他一定向你致意。向你和保尔问候。
爱你的杜西
你认为让[1]怎么样？我真高兴他终于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请设法找本周或下周的《新时代》一阅。我有一篇论布伦坦诺的文章[2]将见报，希望你能同意我的观点。如果你认为保尔对此有兴趣，我可把英文的底稿寄给他。亲你。又及。
星期五清晨
亲爱的劳拉：
来吧，来吧，来吧！你不知道此事目前多么重要。将军的思想情况是这样的：除了你和杜西以外，他不允许任何别人插手，因为他得承认你们有权要求对你们父亲的文稿问题作出解释。你们必须要求他讲清楚，而且直截了当地声明你们对弗夫妇不信任。相信我的话，这是拯救文稿唯一的办法。向你和保尔问候。
爱德华
[1]让·龙格刚通过中学毕业会考。
[2]《WieLujoBrentanoZitirt》（《正如卢约·布伦坦诺所引证的》），《新时代》第9期（1894—1895）。 |
87．爱琳娜致劳拉（1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这封信是弗赖贝格尔夫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路易莎—弗雷德里卡出生的前夕写的。恩格斯在与他同住的一家人人口增加的情况下，于1894年10月搬到同街41号一栋较为宽敞的房子里。
与杜西信中所写的正相反，恩格斯丝毫没有失去清醒的头脑。他也根本不是象她所描绘的那样战战兢兢的老头。马克思的手稿和书信的归宿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893年4月恩格斯的医生和朋友，也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之一龚佩尔特死后，他在前往德国和瑞士进行长途旅行之前，写了一份新的遗嘱，他指定赛米尔·穆尔，伯恩施坦和路易莎·考茨基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在这份遗嘱中特别规定：“我嘱咐，在我去世之前归我所有或由我处理的我的亡友卡尔·马克思所写的全部著作的手稿和他写的或写给他的全部私人信件，由我的遗嘱执行人移交爱林娜·马克思—艾威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484页）
87．
爱琳娜致劳拉
1894年11月5日于西中央区
格雷法学协会广场7号
我亲爱的劳拉：
我不准备为我的懒笔寻找借口。爱德华生病，他不在我身边，再加上瑞琴特公园路非常严重的事态，我实在无心写信。但不管怎么说，我得刻不容缓地给你写信，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认真对待的时刻。不可能在一封信中，甚至不可能在一打信中说清楚所有这一切错综复杂的事情。总之，我非常郑重其事地向你讲，你必须到这里来一次。相信我的话，我决不夸张，如果我没有充足的理由，我不会对你这么说的。你会说，你不知怎么个来法。你必须找一个借口。将军的新居有两个供朋友住的房间。在路易莎的产期这段时间里，将军将独自一个人呆在家里，这是“陪伴他”的最好的时刻。家里有三个佣人，不会让你干太多的杂事。如果不行，请编造一个理由，相信我的话，现在确是你该来的时候了。比较起来，保尔来这里没有用处——且不说将军曾经对他很恼火，现在依然怒气未消[1]——。因此他的影响将等于零。唯独你还能产生某种影响，如果你来这儿，就能防止极其严重的损失。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伯恩施坦夫妇是非常忠实的朋友，他们对事态了如指掌，几周来他们一直劝我给你写信催促你无论如何来一下。我一个人毫无办法。我们在一起，就能干出点名堂。弗赖贝格尔通过巴克斯和其他人在社会民主联盟内，又通过社会民主联盟在全伦敦（只要我们认识的人或有政治关系的地方）散布谣言，说什么“艾威林夫妇已被将军赶出门外，而现在弗赖贝格尔把一切抓在手里，一切都变了”，而路易莎在全德国兜售同样的谣言（还有对我进行的人身诽谤，我都无脸说出去）。我对你说了这些，你该看到我们落到了什么地步了吧。伯恩施坦夫妇和门德尔森夫妇（弗夫妇对他们恨之入骨，大概因为他们和我们很接近，他们总说保尔和你的好话）实际上被疏远了，但我认为可怜的老将军也不十分清楚别人要他干的事，他现在不过是这对残酷的夫妇手心中的一个小孩子，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让我给你举一个简单例子，说明将军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上星期二我去看将军，顺便问起有没有巴克斯的消息，或是否见过他。我注意到了他尴尬的神态，我想这是因为他认为我已知道上星期六弗跟巴克斯一起吃过晚饭，我补充道，我很想知道对于《正义报》最近的攻击，他（巴克斯）给将军讲了些什么。将军回答说，没有巴克斯的消息，不过弗星期六曾见过他。但后来我听说就在那天，巴克斯被请到家里，跟将军一起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饭，而且大概在我到达前半小时还没有离开哩！你会对我说：“为什么搞这些鬼名堂？”如果你熟悉弗夫妇多么善于施展诡计，你就明白了。他们对巴克斯（他是伦敦最坏的长舌妇）说我已被赶出门外，然后再让他对将军汇报他所听到关于我们的种种谣言，就这样一环扣一环，无事生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你能想象将军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吗？很久以来事情就越来越糟，到将军家去实在成了令人难受的事。当他单独会见我的时候——时间总是很短——，他好象挺愉快。等另外两个人一到，他就跟他们一样了，就差没有对我明说我是多余的。除非他们允许有人呆在将军身旁，可怜的老人（他非常不愿意一个人呆着）完全被抛在一边了。他们俩总是呆在自己的“套房”里，你可想象这对老人来说，是多么的凄楚和悲凉啊。
我估计弄不好会发生危机，事情是这样的：将军从伊斯特勃恩回来的时候，我写信告诉你说，我们感到他的身体很不好。但如同你读到的，我并没有具体写他生什么病，这是因为可怜的老人要我绝对保密。他对我说，他受到了疾病的侵袭，但除了弗夫妇和我以外，不让任何人知道，并说他相信我的忠诚，知道我不会泄露。我连对你也没有透露过一个字，你可以相信我没有跟任何别人谈起过此事。但上个星期二，爱德·伯恩施坦来到我家，带着一张考茨基的明信片，上面写道：“阿德勒（他曾出席过代表大会）讲起将军受到某种疾病的侵袭，你知道吗？真有其事，还是弗夫妇的编造？”爱德[2]真的以为是编造的。当我发现人家议论的正是将军三令五申要求保密的事，并得知路易莎写信告诉人家有关将军的这类事情时，我感到为了自卫，必须告诉将军，这个令人难过的消息已不胫而走，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就这样，我给他写信，向他谈到卡尔[3]的明信片，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为什么我要他了解这件事，并说如果风言风语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可别以为是我传出去的，应到别处去找走漏风声的人。我没有收到回信，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跟你讲理由是枯燥乏味的）他一定非常恼火——很可能是冲我而来的！这个星期三我要去看他，到时候事情就要闹大了。但必须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加以制止，我经常太顺着别人行事了。我无法细谈种种卑鄙肮脏的事，这些事想起来就叫人恶心，但事实件件俱在。彭普斯现在已被排挤掉了，即使将军对我不会完全象对彭普斯那样，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相同的。尽管他对我们恩重如山，但我们也不能什么都接受呀。你是路易莎唯一害怕的人，唯有你现在能起点作用。情况严重，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你不愿看到弗夫妇成为文稿的唯一遗嘱执行人，那你就必须行动，而且要迅速。你记得倍倍尔曾来信说文稿将交给可靠人[4]吧。我认为我们，你和我，应该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局外人都了解内情，我们也该知道啊，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关系到我们，而跟别人无关。文件，特别是私人文稿跟我们有关，文稿是属于我们的，甚至也不属于恩格斯。
如果我把什么都告诉你，如果你能了解，哪怕是略微了解事情到了什么地步，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将军得象孩子似的先把眼睛转向路易莎，然后才敢问她是否能邀请某个朋友来看望他，如果你知道他们对他如何专断，吓唬他，不断地对他讲他已经太老了，不能干这，不能干那，教训他说，通常一个人象他那样有了“征兆”，就应该这样，或那样，如果你懂得他们如何使这个老人相信他的生活全靠他们照料，如果你看到他是多么的沮丧、孤独和不幸，你就会理解我说现在任何拖延都是危险的，这一点也不夸张。为了我们大家，你到这里来是至关重要的。我前面已经对你说过，伯恩施坦，此人一点不傻，他很久以来就催我叫你来，今天他还对我说，我们不自卫，那就太荒唐了。情况之严重，你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而我又无能为力，至少可以说，我独自一个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而你倒能有所作为。路易莎恨你，却不敢挑唆将军反对你，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请认真考虑一下我给你写的这些，请相信要不是有充分的理由，我是不会愚蠢地催你来的。没有你，光保尔来是完全没有用的，也许非但没有益处，反而要坏事。
我亲爱的，我希望有好消息和愉快的事情告诉你，但整个这件事情实在叫人难以忍受（等你看清全部拙劣的欺诈和种种无聊的做法之后，你就会象我一样不禁会问道，这一切是否是一场可怕的恶梦）。我拖得这么久才给你写信，完全是由于缺乏勇气，但早应该使你了解情况。我只能竭力向你重复，如果我们——你和我——应该做最后的努力，那么应该抓紧，你应当刻不容缓地到这儿来。
温柔地亲你，我亲爱的老劳拉蒂。
你的杜西
[1]恩格斯责备拉法格在南特代表大会“让机会主义牵着走得太远了”。拉法格在南特大会上作了修改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纲领的报告。
[2]爱德华·伯恩施坦。
[3]考茨基。
[4]见本书附录Ⅱ。 |
86．爱琳娜致劳拉（3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86．
爱琳娜致劳拉
1894年3月22日于西中央区
格雷法学协会广场7号
劳拉，我一向把你看作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但你居然在给我的信中称弗赖贝格尔是“一个正直的小伙子”。我才不把他放在眼里哩，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冒险家，我真心地为路易莎感到惋惜。我承认还有别的事使我担心，我想说的是存放在将军家的文件、书信、手稿等等。不只我一个人为此担忧，例如伯恩施坦夫妇上次在我们家时也承认他们“为手稿”而担忧，他们是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才说出来的。他们说，万一将军有个三长两短，弗完全可能把一切能拿的全拿走，然后变卖！因为不要忘记弗是货真价实的排犹者（我敢用我的犹太人的脑袋担保他不是犹太人）。再说，他和我们的运动毫不相干。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开玩笑的，我敢向你肯定这一点，因为你知道，跟将军一起生活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他。赛米尔·穆尔（他回来了）对此也有怀疑，他来看过我们，我跟他谈过话。他过去是（我想他现在仍然是）将军遗嘱的执行人之一。如果他长住在这里，那一切都好办，因为他会在一旦出事时封存一切文稿。但他一半时间呆在非洲！不过他对我讲，他将设法找个机会跟将军谈谈（将军必然征求他的意见，既然另一个遗嘱执行人龚佩尔特已经死了），并对所有的文稿采取保险的措施。我想应该使你了解这件事，因为这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摩尔的手稿等文件，我们要一直放在心上，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弗只是一个不择手段地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的冒险家，如果你象我一样能经常见到他，你自己也会得出这种结论的。困难得很哪，我又不能对将军随便讲什么（伯恩施坦夫妇说我应该对将军讲，他们说得倒容易！）。我只能等着看赛米尔怎么说啦。他在将军家呆了一两天，现在住在德比郡他自己的家里，等他返回伦敦时，他要来看我的……
我拥抱你，亲爱的劳拉，我多么想不是在纸上拥抱你。
你的杜西 |
85．爱琳娜致劳拉（3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85．
爱琳娜致劳拉
1894年3月2日于西中央区格雷
法学协会广场7号
我亲爱的劳拉：
我知道你想得到瑞琴特公园路那对夫妇的最新消息（啊！这得有个巴尔扎克来描绘才好！）。事情是这样的：刚给你发了信，我便收到路易莎的短函。信上说，我离开伦敦去北方巡回演说的当天，她才下决心迈出这一步！所以她当然不能在这之前跟我谈起此事。而且她告诉我，她和他将住在将军家里！附上昨天我收到的短信，它比我的分析更雄辩地说明现在事情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弗赖贝格尔要在将军家“接待客人”，这未免有点过分了吧。
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好象彭普斯一家到伦敦来了（据我所知，现在好象还在），他们来到这里，别人只好往伊斯特勃恩溜了[1]。今后事情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会知道。但我确实认为由弗赖贝格尔这样的人在将军家发出邀请，未免离奇。照我的看法，这是不祥之兆，将来不会有好结果的。尤其是，不管怎么说，将军日益衰老，如果你经常见到他，你就能感到他衰老成什么样子了，而且我在想，弗赖贝格尔是否会给党带来不良影响。任何懂得一点人的本性的人，都会明白这位先生是有自己的打算的，所以我重复说一句，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一切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一家子昨天该回来了，以前每当将军外出回到伦敦，我们总要去看他，我想这次也不该例外。但老实说，这次去探望他，我心里可不乐意。可怜的路易莎！她刚脱龙潭又入虎穴！啊，我们这些妇女，一般我们只能在龙潭和虎穴之间选择，谁知道哪个更糟糕！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的处境也是不稳定的。
除此之外，我没有新闻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说的了。等我们正式拜访之后，我再告诉你。你什么时候给我写信？对啦，谢谢寄来的《费加罗报》和《费加罗报》的《议会日专刊》，我很感兴趣。
向保尔问候，我亲爱的劳拉，吻你。
你的杜西
[1]自2月9日至3月1日，恩格斯和年轻的弗赖贝格尔夫妇一起在伊斯特勃恩短住。根据路易莎给杜西的一封信来看，罗舍全家要到伦敦来，打算寄住在恩格斯家，为孩子入学作些准备并在城里游览一番。好象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他们尽快前往伊斯特勃恩。 |
84．爱琳娜致劳拉（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94年
1892年11月，维也纳的年青医生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来到伦敦，打算在此定居。一年前的夏天，路易莎·考茨基在维也纳度假时和他结识。恩格斯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并且很赏识他的科学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弗赖贝格尔成了他的常客。
1894年2月，路易莎和弗赖贝格尔博士（比她年轻5岁）只用明信片把结婚的消息通知了他们的近友。
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拉法格夫妇的不高兴，他们给新婚夫妇写信表示良好的祝愿。杜西却对此产生了担心和怀疑，这种疑惧虽然没有达到病态的程度，但也使她日夜不安。
84．
爱琳娜致劳拉
1894年2月22日于西中央区
格雷法学协会广场7号
我亲爱的劳拉：
我很理解你给我提出这类问题，但我无法回答！我一无所知，整个事情“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弗赖贝格尔的婚事是在意料之中的，这是我的想法。但我以前有过一些怀疑，这是由于某些个人的原因，也因为我实在看不出人们如何能容忍弗赖贝格尔。真是各有所好，不过对弗赖贝格尔的这种兴趣，在我看来不太正常。
确实，关于这件事，众说不一，各有各的看法。但在我们面前他们总是不露声色，谨慎小心地避免在众人面前用“你”称呼，尽管有时由于不当心，他们也脱口而出，用过这种称呼（你知道，在德语中人们有时出于礼貌用“Sie”（您）相称，除此之外“Sie”和“Du”（你）并没有多大区别）。上星期我去北方作了一星期的巡回演说，爱德华写信告诉我，将军和路易莎去伊斯特勃恩。因为事先路易莎对我说，将军坚持要去伊斯特勃恩，以摆脱“行动不便”——这是大家出于礼貌的说法——，所以我对此行并未在意。你能想象，当我和你同样收到一个明信片时，我是多么诧异。这个明信片和你收到的一模一样，一行字不多，不，一个字也不多。他们带着将军旅行结婚，这实在是有些蹊跷。你可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干出这样轻率的事，但你问我他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打算怎么安排。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单独跟将军谈话了，不管他是怎么想的，在当事者面前讲明自己的意见是困难的。你知道“家庭主妇”总是牵着将军的鼻子走。彭普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在他眼里她简直是十全十美的；现在彭普斯被“废黜”了，路易莎成了不会干错事的王后。不过，我倒想知道他们的家庭生活将如何安排。因为坦率地说，要是弗赖贝格尔在瑞琴特公园路长期呆下去，那是不能容忍的。经常碰见他已经是够叫人不痛快的了，看到他一天到晚在那儿，那还得了！
至于彭普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我还处于五里雾中。倘若这意味着（我说的是结婚，而不是彭普斯的意见）路易莎离开将军（当然我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她将兴高采烈；倘若这意味着将军的家将成为弗赖贝格尔夫妇的家，那么她将火冒三丈，一定会感到自己受了极大的损害。
保尔在这里的时候，人家对他守口如瓶，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了吧，确实他们向谁都没有透露。其中必有奥妙！路易莎对我只字未提，这和将军沉默不语几乎同样使人感到惊异。我说“几乎”，因为在这以前她对我是推心置腹的，如果她在这件事上也对我推心置腹，那她一定要感到为难的。难道将军对你也根本没有提起此事吗？我想我说了冒失的话，因为我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所以不会以虚假的态度来赞扬这位新郎的绝顶的聪明才智。不过话说回来，路易莎结婚，我是高兴的，她还非常年轻，而她在将军家的生活颇为凄凉，这对她不合适。卡尔[1]大概会高兴的。我没有见到伯恩施坦夫妇，所以不知道他们对这件引人注目的事有什么想法。
好啦，我亲爱的，我尽可能回答了你的问题，现在请允许我向你指出你欠我一封信，而且如果你只寄一张可怜巴巴的明信片，我将不会满意的，说正经的，盼望你不时来信。你无法知道，读到你的来信，我是多么的高兴。我们大家见到保尔都非常高兴，很高兴看到他红光满面。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呢？
我已对你说过，我刚在郎卡郡呆了一周，7天之内我作了8场演讲，其中7场是为社会民主联盟支部作的，这些支部组织了这次“巡回演说”，并且……（信的下文残缺）
[1]卡尔·考茨基。 |
本书资料来源及参考书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本书资料来源及参考书籍
录入者注：本小节原文排版不够直观，不利于读者阅读，也不利于录入时排版。为了便于读者事后查阅相关资料，录入者在原文的基础上，用表格重新排版了本小节的内容，其中省略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
下面这份从英国劳工运动的卷帙浩繁的文献中选出来的书目是本书的材料来源，这些书对那些想进一步了解工人运动的历史发展的读者可能有些帮助。
1．总介
2．分期介绍
1、总介
作者/主编书名/论文名（英文+中文）内容说明
A.L.MortonAPeople’sHistoryofEngland
从社会主义观点对劳工运动发展期间的英国国内局势作了广泛的论述。
A.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修订本，1948年出版）
Sidney&BeatriceWebbTheHistoryofTradeUnionism,1666-1920
关于运动本身，此书当然是最伟大的经典著作之一，并且是极有价值的资料来源，不过本书并没有接受该书中的费边派改良主义的见解。
韦伯夫妇《1666年至1920年间英国工会史》（修订本，1920年出版）
TheConsumers’Co-operativeMovement本书介绍了合作运动。
《消费合作运动》
AllenHutt
艾伦·赫特BritishTradeUnionism一部比较简短的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著作。
《英国工会简史》（修订本，1952年出版）
ThisFinalCrisis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运动发展的令人振奋的著作，它搜集了一部分有价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摘录，这是在其他的英文著作中所没有的。
《这个最后的危机》（1935年出版）
G.D.H.Cole＆R.W.PostgateTheCommonPeople有着大量关于经济和社会历史的资料，不过它的见解的价值高低不等
G.D.H.柯尔&R.W.波斯特格特《普通人民》（1938年版）
MaxBeerAHistoryofBritishSocialism一本需要小心对待的具有丰富资料的著作
马克斯·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一卷集，1940年版）
T.A.JacksonTrialsofBritishFreedom生动地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些最为重要而激动人心的事件。
T.A.杰克逊《英国自由的考验》（1940年出版）
MaxMorrisFromCobbetttotheChartists
这三本书来自丛书“形成中的历史”［“HistoryintheMaking”，总编辑多纳·托尔（DonaTorr）］，包含大量鼓舞人心而良有教益的资料。
马克斯·摩里斯《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1948年版）
J.B.JefferysLabour’sFormativeYears
J.B.杰弗里斯《劳工的萌芽时代》（1948年版）
E.J.HobsbawmLabour’sTurningPoint
E.J.霍勃斯邦《工人的转折点》（1948年版）
JohnSavilleDemocracyandtheLabourMovement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工运动若干方面的饶有价值的论著。
约翰·萨维尔《民主与工人运动》
TheodoreRothsteinFromChartismtoLabourism本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提奥多·罗斯坦《从宪章主义到工会主义》（1929年版）
G.D.H.ColeACenturyofCo-operation本书讲述了合作社运动。
G.D.H.柯尔若《合作运动一百年》（1946年出版）
J.B.JefferysTheStoryoftheEngineers
关于工会的历史著作更是浩如烟海，但是这三部由于其质量和完备的内容值得一提。
J.B.杰弗里斯《机器工人》（1945年出版）
R.P.Arnot
R.P.阿诺特TheMiners：AHistoryoftheMiners’FederationofGreatBritain1889-1910
《矿工：1889年至1910年英国矿工联合会史》（1949年出版）
TheMiners：YearsofStruggle1910—
《矿工：1910年以来的斗争年代》（1953年出版）
R.W.PostgateTheBuilders
R.W.波斯特格特《建筑工人》
2、分期介绍
现在具体地谈谈各章中引用材料的出处。阅读本书的人会发现下面开的这张简明的书目有些帮助，而且这些书籍一般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作者/主编书名/论文名（英文+中文）内容说明
J.L.&B.Hammond
J.L.哈蒙德和B.哈蒙德TheVillageLabourer这些都是学识渊博，热情洋溢的著作；它们的主要缺点在于它们把工人阶级当作牺牲者而不同时当作积极力量来看待。
《乡村劳动者》（1913年出版）
TheTownLabourer
《城市劳动者》（1917年出版）
TheSkilledLabourer
《熟练劳动者》（1920年出版）
P.A.Brown
P.A.布朗TheFrenchRevolutioninEnglishHistory本书卓越地描绘了英国激进派初期的发展以及法国局势的影响
《英国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
H.N.BrailsfordShelley，GodwinandtheirCircle作了运动的理论方面地论述
H.N.布雷斯福德《雪来·葛德文及其集团》（1913年出版）
G.D.H.&M.ColeTheOpinionsofWilliamCobbett本书活生生地刻画了威廉·科贝特这位伟大的激进战士。
G.D.H.柯尔和M.柯尔《威廉·科贝特论文集》
WilliamReitzelTheProgressofaPloughboy
威廉·赖特泽尔《一个农家儿童的故事》
SamuelBamfordPassagesintheLifeofaRadical
此书有着俯拾皆是的第一等材料，不过要注意，由于作者的立意在于为自己作辩护因而这部书也就受到若干影响。
赛缪尔·班弗德《一个激进主义者一生的变迁》（1839，1842年出版）
S．MaccobyEnglishRadicalism，1832-1852这部书包含了大量有用的材料，但它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把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的界限划分清楚。
S.梅科伯《1832—1852年的英国激进主义》（1938年版）
H.L.BealesTheEarlyEnglishSocialists
这两部书对于早期在欧文周围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作了很好的介绍。
H.L.比尔斯《早期英国社会主义者》（1933年出版）
RichardK．P．PankhurstWilliamThompson，1775—1837
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威廉·汤普森，1775-1837年》（1954年出版）
G．D．H．ColeTheLifeofRobertOwen此书算是关于欧文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G.D.H.柯尔《罗伯特·欧文的一生》（1930年出版）
MarkHovellTheChartistMovement这两部书是关于宪章运动时期的范本，在各地流传最广，都是根据自由人道主义的观点写就的。不幸霍佛耳在全书未完成前就去世了，最后由T.F.陶特（T.F.Tout）续毕的那一部分是比较差强人意的。
马克·霍佛尔《宪章运动》（1918年出版）
J.L.&B.HammondTheBleakAge
J．L．哈蒙德&B.哈蒙德《黯淡时代》（1934年出版）
SalmeA．DuttWhenEnglandArose此书在政治上弥补了上述两部著作的缺陷
萨尔姆·A.杜德《当英国站起来的时候》（1939年出版）
WilliamLovettTheLifeandStrugglesofWilliamLovett
这三本书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宪章运动这个时代。不过应该记住，作者著述这些书籍的目的不仅为了记录史实，同时也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解。
威廉·罗维特《威廉·罗维特的一生和斗争》（1876年出版）
ThomasCooperTheLifeofThomasCooper，WrittenbyHimself
托马斯·库柏《托马斯·库柏自传》（1872年出版）
R．G．GammageHistoryoftheChartistMovement
R．G．加米季《宪章运动史》（1854年出版）
（由职工大会出版）TheMartyrsofTolpuddle这本纪念集有着许多关于那次伟大运动的参加者的史料和有趣的记述。
《托尔普德尔的烈士》（1934年版）
J.B.JefferysLabour’sFormativeYears此书对于宪章运动之后的工人运动时期作了生动的剖视。
J.B.杰弗里斯《劳工的萌芽时代》
S．MaccobyEnglishRadicalism，1853—1886该书是前面提到的《1832—1852年的英国激进主义》的续志。
S．梅科伯《1853—1886年的英国激进主义》（1938年出版）
JohnSavilleErnestJones，Chartist此书对于琼斯的生平和著作作了精彩的描述，它的特别有价值之处在于它使读者对不为人所注意的宪章运动后期的情况有所了解。
约翰·萨维尔《宪章运动者欧内斯特·琼斯》（1952年出版）
LondonTradesCouncil，1860—1950，aHistory
此书有着关于《劳工议会》（“Junta”）和它在60年代的活动的写照。这本著作是紧紧地根据这个组织的会议记录写成的。
《1860-1950年伦敦各业理事会史》（1950年出版）
GeorgeHowellTheConflictsofLabourandCapital作者在此书中阐述了“议会”的观点。
乔治·豪威耳《劳资冲突》
TheFoundingoftheFirstInternational此书是是一本有关国际工人联合会成立文件的有用的集子。
《第一国际的建立》（1939年出版）
DonaTorrMarxism，NationalityandWar此书也涉及了第一国际时期的更为广泛的、国际方面的情况。
多纳·托尔《马克思主义、国籍和战争》
D.A.WellsRecentEconomicChanges作者在这本书中对于19世纪晚期陷于危机的世界资本主义作了生动的描述。
D.A.威尔斯《最近的经济变化》（1890年出版）
J.A.HobsonTheEvolutionofCapitalism
作者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展开了深刻的批评。
J.A.霍布森《资本主义的演进》（1898年出版）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1938年出版）
M.H.Dobb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这本书的第七章是叙述十九世纪的。
M.H.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1946年出版）
H.PellingTheOriginsoftheLabourParty作者以费边派观点，在书中系统地论述了1880—1900年期间的运动。
H.培林《工党的起源》（1935年出版）
SocialDemocracyinBritain这本书对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事件和人物提供了大量有趣而有用的材料。不过，由于同盟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这本书对于事件的分析也有一定的偏见。
《英国的社会民主》（1935年出版）
E.P.ThompsonWilliamMorris：RomantictoRevoluttonary
作者以其精满的考据和深厚的同情，使摩里斯解脱了几个世代以来别人对他的误解，同时提供了大量关于当代局势的有价值的史料。
E.P.汤普森《威廉·摩里斯：从浪漫到革命》
G.D.H.ColeWilliamMorris，CentenaryEdition摩里斯著作选集。
G.D.H.柯尔《威廉·摩里斯，百周年纪念集》（1934年出版）
TomMannMemoirs以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群众劳工运动的发轫为序幕的这一段时期中有着丰富的自传性的资料。
汤姆·曼恩《回忆录》（1923年出版）
FromSingleTaxtoSocialism
《从单一税到社会主义》（1913年出版）
HyndmanRecordofanAdventurousLife
海德门《冒险生涯》（1911年出版）
BenTillettMemories＆Reflections
本·提累特《回忆和威想》（1931年出版）
WillThorneMyLife’sBattles
魏尔·桑恩《我的战斗的一生》（1925年出版）
GeorgeLansburyLookingBackwards＆Forwards
乔治·兰斯伯雷《回忆与前瞻》（1935年出版）
T．A．JacksonSoloTrumpet
T．A．杰克逊《独奏的小号》（1953年出版）
DonaTorrTomMann此书包括较多有用的史料。
多纳·托尔《论汤姆·曼思》
AllenHuttTheHoursofLabour这两篇文章登载于《马克思主义季刊》“TheMarxistQuarterly”）分别对新工会主义的意义，以及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鼓舞作了新的分析。
艾伦·赫特《工时》（1955年1月号）
W．S．AdamsBritishReactionstothe1905RussianRevolution
W．S．亚当斯《英国对1905年俄国革命的反应》（1955年7月号）
WilliamGallacherRevoltontheClyde这两部自传式的著作对于工人阶级运动发展中的若干斗争过程作了生动的第一手的描绘。
威廉·加拉赫《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1936年出版）
HarryPollittServingMyTime
哈里·波立特《我斗争的时代》（1940年出版）
TomBellLifeofJohnMcLean本书涉及20世纪上半叶的工人运动，有价值。
汤姆·贝尔《约翰·马克累恩的一生》（1943年出版）
AllenHuttPost—WarHistoryoftheWorkingClass
作者在本书中的最初几章对战后经济萧条期间的劳工运动作了激动人心的叙述和透辟的分析。本书同已经提到过的波立特和加拉赫的自传一样，都是为进一步研究这个时期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艾伦·赫特《战后工人阶级史》（1937年出版） |
第十章战后的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十章战后的危机
1．大战结束后的英国
2．罢工斗争
3．“不许干涉俄国”行动委员会
4．领导问题
1、大战结束后的英国
大战以后，劳工运动以汹涌澎湃的声势出现，这是自宪章运动的全盛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工人经过战场上长年累月的艰苦生活和前一章概述的波澜壮阔、日益加剧的罢工斗争，觉醒过来了，同时也坚强起来了。他们抱定决心，要结束他们亲身经历的贫困和被剥削的悲惨生活。他们决心要在一场“消灭战争的战争”以后，最后实现他们建立一个和平富足的大同世界的理想。
对过去苦难的反抗和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引起了一个充满着新思潮的时期，一个工人运动在政策和组织上得到空前发展的伟大时代。工人阶级之有所转变不仅是因为他们过去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也是因为他们正处在一个全人类都在前进的时代中：俄国工人已经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阵线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各国的劳工运动正以新的力量和决心奋勇前进；正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作为一支决定性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总危机的时期：在这个新世界诞生的前夕，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都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局部的稳定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英国资本主义的地位在变革的巨浪冲击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革已经孕育了半个多世纪，现在是瓜熟蒂落了。德国在经济竞争上的威胁虽然暂时被消灭，然而，一个新的更强大的竞争者——美国——已驾临英国之上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它成了最大的债权国，而昔日曾经雄踞这个宝座的英国现在却沦为债务国。由于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曾经在十九世纪末使英国的经济免于崩溃，但现在殖民地国家自己也正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并且在为独立而奋斗。一方面基本工业中的从业人员逐渐减少，其中有一些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技术改进，英国就这样在一个全世界生产力膨胀而人民穷困无力购买消费品的情况下进入了经济竞争的丛莽。由于更换设备，暂时出现了——阵狂热的繁荣之后，随即降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直到1939年世界大战再度爆发，失业人数从来没有少过100万左右。
同时，如果不看到资本家及其政客仍然保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和政治力量，就无法正确理解英国的战后危机以及今后发展的历史过程。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地位已经受到战争及其后果的无可挽救的打击；但是在目前，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金融资本和大托辣斯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反而大大地加强了。从“大不列颠企业联合会”和专门针对工人的“雇主协会全国联合总会”的成立也可以看出来大资本已经获得巩固。大战期间，这个强大的经济力量又同在战争期中具有非常权力的国家机器进一步结合起来，由于人民力量崛起，不久国家机器又重新运用这种权力。正如我们在韦伯夫妇的著作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国家权力的一支臂膀正是工会的官僚机构。这的确是一个强大的联盟，执掌着这个联盟的，就是那些靠战争起家而在战后的繁荣时期中由于巨额利润和股息分红又大发其财的“厚颜无耻之徒”。
和这个联盟相抗衡的空前强大的劳工运动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着，它的觉悟和决心在日益增长。全国职工大会所属工会的会员人数从1914年的225万增加到1918年的450万，到1920年又增加到650万。这时所有工会会员的总人数（包括不属于职工大会的工会在内）已达到了800万以上的高峰。这支斗志昂扬的巨大力量，尽管工资和工时的问题是它们当前最关心的事，它们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行动局限在这些问题上。
现在这两个强大的敌对力量面面相对了，作为这个时期特色的几次重大罢工斗争的胜利或失败不仅对国家的经济前途而且对国家的政治前途有着重要的影响。英国的劳工运动这时的确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改善劳工生活和维护劳工运动的斗争已经很明显地同争取权力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了。
这就是战后年代中巨大斗争的真正意义。它们再一次指明，由于政治上的混乱给了头脑不清甚至公然变节的领导集团以可乘之机，以致工人群众虽有争取胜利的热情和意志，竟无法取得最后胜利。另外一个原因是缺少一个在群众中其正享有威信的革命政党。尽管这样，战后危机时期仍然是富有成果的，尤其重要的是共产党的建立。
2．罢工斗争
1919年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危急的一年。只是由于缺少一个坚决而又集中的领导来把那些从战争的黑夜中奔泻出来的人民反抗的激流汇集起来，统治阶级才得以免于覆灭。
在动乱时代中，一向作为统治工具的警察和军队，本身也受到时代精神的感染。停战之后，武装部队中的不满情绪更为普遍，特别是在迟迟不能复员的这个问题上。当时政府不敢把成千的久经战斗的兵士放到民间去，他们还害怕这会加重由于战后失调已在萌芽的失业问题。同时他们正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苏俄，企图进行干涉。
但是士兵们却希望尽快地解甲归里。在法国的驻军已经爆发了兵变，在埃塔普里发生的焚烧营房的事件进一步说明了1918年部队的情绪。这时在福克斯顿、多维尔、布里顿、塞里斯伯雷、普兰和艾尔华慈又相继爆发了兵变。士兵、海员和飞行员在营地和船舰上成立了委员会。有一火成千的部队驾着强征来的卡车到伦敦请愿。这个运动迫使当局迅速而匆忙地进行了复员工作，从而有效地制止了用征集的兵员去干涉苏俄的企图。但是这个运动是盲目而自发的，几乎与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关系，原因是工人阶级许多积极的领袖由于痛恨军国主义宁可坐牢，也不愿从军入伍，所以军队中没有什么组织。
同时，罢工的浪潮也达到了新的顶点：即使在这个怒潮澎湃的时期中，1919年也是最高潮的一年。在自1917年以来的5年中，参加罢工的人数和损失的工作日比包括“大动荡”时期大战前的5年间的同类数字高出一倍以上。
战后第一次的角力发生在克莱德赛德，当地的机器工人和造船工人在工人委员会领导下，同车间代表和地方工会干部一起为争取每周40小时工作而举行罢工。工人热情之高是当地10年来猛烈的斗争中前所未见的。示威群众如潮水一般涌入城市，市政厅的旗杆上升起了红旗。
政府当局一边害怕工人起义，一边又不放心驻扎在本地的对战争已经厌倦的部队，他们把这些队伍关在军营里，然后把新兵部队调来进行镇压。政府的恐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乔治广场的战斗”中，由加拉赫、柯克伍德、国会议员詹姆斯·麦克斯顿和伊曼纽尔·辛威尔所率领的示威群众在遭到警察的野蛮攻击以后进行了反击，并且毫不客气地回敬了袭击者。但是这一场罢工没有得到工会领导的支持；只有贝尔法斯特和爱丁堡给予了援助。
正如加拉赫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缺点在积极的工会分子轻视“政治活动”以及“未能认识到在各种斗争中工会都必须永远一贯的站在群众的前面”。他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正当我们应该掀起革命的时候，我们却去搞罢工。”（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221页。）
同时，拥有100万会员的“矿工联合会”正准备在更为广泛的战线上发起新的攻势。矿工们以将近六比一的绝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定，要为支持争取增加工资30％，六小时工作制，矿山国有化和工人参加管理的要求而举行罢工。这时煤的贮存已经告罄，矿工们又从他们的三角同盟——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取得了协助，政府于是面临着一个十分严重的全国性危机，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矿业的劳动条件和所有权的问题，虽然这些方面的重要性也是非同小可的。
政府许下了诺言同时也发出威胁，但两者都没有兑现。他们答应任命一个皇家劳工调查委员会，并且许诺履行它所提出的建议。同时他们又威胁说要用武力镇压罢工，而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他们的力量所办不到的。矿工领袖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始劝服他们的会员，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暂缓举行罢工的决定。
皇家委员会由杰斯提斯·桑基先生任主席，12个委员中有6个是矿工指定的。它的报告对于煤矿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并且建议增加工资，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以及在这类企业中实行公有制度并让工人参加管理。由于委员会中间报告中的这些内容，加上政府重新作了保证，矿工们同意撤销罢工的决议。危机过去了，政府悄悄地背弃了它的诺言，而用由工会和雇主组织共同组成的“全国工业会议”所做的烟幕弹式的词句来掩饰它的诡计。正如某国会议员指出的那样，矿工们完全可以说，“我们受骗了，被出卖了，上当了。”
运动遭受到一次严重的失败，然而斗争立刻在新的战线上展开了。夏天，兰开夏的30万纺织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30％和每周48小时工作举行罢工，并大获全胜。另外警察工会举行了第二次罢工，但是只有部分人响应。结果虽然在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赢得了重大的让步，然而罢工者遭到解雇，工会组织也被取消了。
在政府的支持者中，一种“要同工会大战一场”的情绪逐渐在抬头，于是政府企图进行反攻。政府对铁路工人在矿工闲工潮期间提出的关于“标准化”以及增加工资的要求采取拖延手段；等这个危机过去后，为了使火车司机不至卷入罢工中去，政府对他们作了让步，然后发出了最后通知，要其他工人削减工资每周1到16先令。这个要求不允许工人有任何修改，因此被称为“无条件的”。
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领导人立刻号召罢工，这次罢工受到统治阶级谰言的疯狂攻击。劳合乔治称这个罢工事件为“无政府主义的阴谋”，其他人也跟着随声附和。政府调动了军队并且对地方当局发出了征集“市民卫队”的指示。尽管如此，一个星期以后铁路工人还是获得了胜利：削减工资的要求撤销了，现行的工资标准稳定下来，而且最低的工资还有所提高。他们之所以获得胜利，首先是因为上下团结一致（火车司机没有被收买），其次，合作组织向罢工工人及时提供了基金和食物，同时三角同盟的其他成员也给予了同情和支持。此外劳工研究部的援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用活生生的事实狠狠地打击了雇主和政府。
工人们在与雇主的反攻进行斗争一事上取得一次重要的胜利。艾伦·赫特在他的《战后工人阶级史》中写道：
“这似乎是一件令人不解的事，铁路工人的罢工竟然没有成为产业中的劳工运动大踏步前进的起点。人们认为这次罢工原是可能波及其他企业的；它之所以没有蔓延开来，是因为托马斯先生和铁路工人的领袖们极力避免导致这种后果，他们甚至避免向三角同盟呼吁举行同情罢工。”
铁路工人的胜利不但没有推动整个的工人运动，并且由于领导上的软弱，成为昙花一现，从此在战后时期就再没有发生过重要的罢工斗争，虽然这期间还有其他一些次要的收获（特别是有一次码头工人在调查法庭上彻底揭露雇主以后，赢得了增加工资的胜诉。在这次事件后欧内斯特·贝文得到了“码头工人的王室法律顾问”的称号）。
领导集团使工人运动招致挫折和力量分散的做法可以由当时再度投入罢工斗争的矿工事件中明显地看出来。矿工们在“桑基报告”事件上了政府一个大当以后，他们乃转而求助于全国职工大会。在一次特别大会上发动了“煤矿国有”的运动，以迫使政府履行诺言把煤矿收归国有。但是在1920年3月召开的另一次特别大会上，当提出了如果政府不答应就举行总罢工还是进行“激烈的政治宣传鼓动”时，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采取了后一项建议：实际上也就等于不采取任何行动。到了夏季，矿工们向雇主提出了最后通牒（这个决定得到绝大多数票的支持），同时请求三角同盟中的其他两个盟友予以声援。但是铁路和运输工会的领袖们，不顾群众的情绪，拒绝举行同情罢工，而打算从中斡旋。矿工们的罢工开始后，铁路工人举行的群众投票表明大多数人同意举行同情罢工，但是已经太晚了，矿工们已经在雇主接受按照产量（即基准线）增加工资的临时协定的条件下结束了罢工——所以这次罢工后来往往被称为基准线罢工。
由于这个时期中矿工们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工会运动的领导和组织问题就成为争论的焦点。随着十几年来工会会员人数、力量和职责的扩展，这个问题也日益迫切需要解决。工业体制的变化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工会运动中各种问题性质上的变化，要求有一个符合罢工斗争需要的工会组织，不只是工业发展初期那些行业工会的拼凑，这种行业工会由于琐碎的妒嫉使得合作的效果经常受到影响。它所要求的领导也不只是一年一度在议会委员会去运动议员之前大喊大叫一番的工会领导。这种局面已经过时50年了，然而改进仍然是迟缓而费力的。我们已经看到：在大动荡时期中，曾经由于产业工会运动所进行的宣传有所改进而取得过一些成就。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中，运动的发展和活跃加速了这个过程。大战期间三角同盟被批准成立，“钢铁同业联合会”也建立起来了。
在战后的年代里，由于10年来工会积极分子努力的结果，许多组织机构进行了合并和改组，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英国工会运动的组织结构。
在这些变动中，1920年成立的“混合机器工人工会”要算最重要的一个。它突出地说明，事态发展的逻辑和前进的职工群众的压力，虽然不能全部地也部分地克服了几十年来由于行业工会的脱离群众和妄自尊大所造成的重重阻碍和纠纷。
战争期间，“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和若干有关的较小工会的执行机构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结果毫无进展。但是在各地区，由于地方工会干部和车间代表根据日常斗争的经验经常强调团结的好处，因而取得了重要的发展。战前就存在于若干工业大城市中的合并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来对这个开展宣传鼓动，这个委员会在1917年又同全国车间运动合并起来。
直到三年以后“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才同6个行业工会合并组成了“混合机器工人工会”。这个新的组织拥有将近50万会员，它的总书记是自从80年代工会运动复兴以来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汤姆·曼恩。就是这样，这个组织也没有能真正满足合并和改组的需要：锅炉工人、铸铁工人、印模工人和电气工人的强大工会组织还没有加入这个新组织。进展是大的，但还不够圆满。
在这些年代里还通过合并成立了两个巨大的普通工人工会。“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在1921年由码头和运输工人工会合并组成。这些工会是在80和90年代非熟练工人展开汹涌澎湃的斗争时产生的，它们在1910年散漫地被组织在“运输工人联合会”里。“工人联合会”归并进来之后，它就成了最大的一个工会。但是这种发展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巩固团结和走群众路线，这是自从社会主义先驱者创立这些工会组织以来奋勇斗争的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当它们的地位巩固以后，它的战斗精神就受到把大权集中于官僚机构手中的工会会章的窒息和挫伤。正如赫特所说：“这个巧妙的组织——权力高度集中，同时将会员在纵的方面按产业系统、在横的方面按地区加以双重划分——使这个强大的机构实质上完全操纵在它的总书记欧内斯特·贝文的手中。”另一个新生的巨人，“全国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也渊源于英勇的80年代。它是由几个普通工人工会合并而成的，后来也成了右翼官僚主义的据点。这两个组织，“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和“全国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不论在全国职工大会还是在工党的会议上，都因拥有众多的工会会员票数而日益支配着运动的重要决议。”（赫特著《英国工会简史》，中译本第94页。）
在这个时期中，许多产业都采取了巩固组织的重要措施，虽然，例如在机器工人当中，这些措施往往并不能达到应有的结果。在建筑业中，砌砖工人和石匠的两个老工会组织合并为“混合建筑工人工会”，木工和细木工两个工会也合并为“混合木工协会”。同时在1918年成立的“全国建筑业工人联合会”使以上两个组织和其他工会取得了某种程度的配合。
3．“不许干涉俄国”行动委员会
但是这个时期还不只是一个充满了罢工斗争和影响深远的内部改组的时代。英国工人阶级这时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同其他国家觉醒了的工人共同来改变世界历史的轨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使工人们欢欣鼓舞。这种胜利和同情的心情不仅在有政治觉悟的人们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它在工人群众当中也是深刻而强烈的：这种心情既不是统治阶级在愤怒、恐惧和狂暴之中进发出来的叫嚣，也不是右翼工党领袖的绝望呼声所能改变或转移的。
英国公众在1918年获悉英国部队已经卷入反对这次革命的战争，英国工人感到异常愤慨，他们采取断然措施的决心也与日俱增。同资产阶级发生决定性的正面冲突的条件日益成熟。这时资产阶级一面在策划进一步采取干涉行动扑灭十月革命，一面匆忙地通过“紧急时期权力法令”（1919年10月）准备在国内进行镇压。
1919年春，“矿工联合会”借召开政治和产业方面的特别会议的机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结束对苏俄的干涉。6月间举行的工党大会曾经就采取直接行动制止于涉战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使领导集团感到震惊和愤怒。矿工领袖饱勃·斯迈利直率地对领导集团说：“工党执行委员会竟在这个时候采取了同英国所有剥削者和政客完全一致的立场，实在令人不解。他们最害怕的莫过于所谓的直接行动了。”赫伯特·莫里逊说：
“他们必须认织到，目前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对俄国所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或者反对列宁的战争，而是一场反对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战争。这是一场反对工会运动组织本身的战争，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用整个工会运动的全部政治和产业力量来加以反击。”（艾伦·赫特著《战后英国工人阶级史》，1937年版，第34—35页。）
会议以二比一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立刻终止干涉战争，并且呼吁运动的政治和产业方面进行合作采取行动“以便充分运用它们在政治和产业方面的全部力量，使这些要求得以实现”。七、八月间全国各地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格拉斯哥各业理事会在群情激愤达于顶点的时候建议举行24小时的总罢工。
1919年夏，成立了以争取结束干涉战争为目的的“全国不许于涉俄国委员会”，它的主席是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委员A.A.柏塞尔，总部设在曼彻斯特。到了年底它已经包括著名的革命战士如汤姆·曼恩（“机器工人工会”的总书记），A.A.高悉普（“装修工人工会”总书记）和威廉·加拉赫，以及完全不同的人物如C.T.克兰普（“全国铁路工人工会”产业书记），约翰·布郎莱（机车工人工会总书记）和威廉·斯特雷克（“诺森伯兰矿工工会”书记）。委员会的书记是W.P.寇茨，他是英国社会党的组织者，临时调到委员会来工作的。
第二年春季，当波兰人在英国和法国的协助下进攻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紧张局势达到了新的顶点。这时，十月革命在英国工人心中激起的希望、同情和热忱都集中在一件十分重要而实际的任务上—这就是阻止军运船只开往波兰。对于泰晤士河上的工人们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英国社会党，东伦敦工人社会主义联合会和在波立特领导下的泰晤士河车间代表运动的积极分子都在不断地进行宣传鼓动。
5月10日，正当统治阶级为波兰人攻占了基辅城而兴高采烈的时候，码头工人拒绝为运送军火的船只“快乐乔治”号装货，添煤工人也拒绝为它添煤。5天之后，这批军火不得不重新卸在码头边上。每只箱子上都牢牢地贴着这些熟悉的字样——“不许干涉俄国”。波立特后来写道：“这些标语虽然很小，然而在那个日子里它却是足以传遍全世界的大事。”
这个胜利，鼓舞了劳工运动去作更大的努力。“码头工人工会”禁止装栽一切运往波兰的军火。工党年会要求同俄国媾和，英国社会党建议加上一条号召举行总罢工以制止干涉的附款，但没有获得通过。可是劳工运动这时已经彻底地动了起来，以至这项建议实际上成了它所奉行的政策。
工人在制止干涉问题上发起的运动到8月间面临着决定性的关头。红军在波兰发动了出色的反攻，当全欧洲都处于革命风暴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对这次反攻的后果感到极端恐惧，因此提出了向苏维埃共和国宣战的威胁。正如工党执行委员会事后在报告中说的，这个威胁在工人中所引起的反响是“劳工运动史上，表现劳工的团结、坚决和热情的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
全国各地的工党组织和各业理事会响应了工党总部8月5日发出的电报，在周末期间举行了几百个反对侵俄战争的群众示威游行。第二天，新成立的共产党打电报给它在各大工业中心的支部，敦促它们在一切集会上提出动议，要求在战争一旦爆发时举行总罢工，并且要求成立代表运动各个阶层的“全国劳工理事会”，下设地方委员会，以组织具体行动。这个号召在第二天作为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一项宣言，刊登在8月8日星期日的《每日先驱报》的特刊上。周末在利物浦、伯明翰、设菲尔德和其他许多城市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示威大会上都提出了这些要求。
星期一那天，全国职工大会的议会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举行了联席会议，一致同意向政府提出警告，“有组织的工人将动员其全部力量来制止这次战争”。会上还设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来贯彻这项政策。4天以后特别召开的“劳工运动全国会议”批准了这些决议。会议保证要反对对俄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武装干涉，并且授权行动委员会继续工作直到承认苏维埃共和国并同它建立正常的商务关系时为止。为了这个目的，决定委员会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号召工人举行一切形式的停工”。
在所有主要城镇（大部分在各业理事会的基础上），一共建立了350个地方行动委员会。650万工会会员团结一致抗议政府的这种可耻政策。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且懂得他们走的道路同那些官僚主义者和趋炎附势者流的可鄙的路线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正如英国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A.G.凯麦隆（木工工会）所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采取这种行动，如果当权者非要横加干涉不可的话，我们也许不得不行动起来迫使他们滚蛋。而且我们还要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肯和平而人地道来管理这个国家，非要干涉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不可，那么就请他们试一试看我们究竟能不能行动起来，把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由人民自己来管理。”（艾伦·赫特著《战后英国工人阶级史》，第40页。）
英国工人阶级不仅要在全国范围内而且要在全世界准备采取行动：他们打电报给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请他们参加罢工。
英国政府无条件投降了。它劝告波兰政府停止对俄国武装进攻并同俄国讲和。
英国工人阶级这一次运用了从宪章运动时期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团结和独立的力量，在国家政策的主要问题上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列宁评论道：
“这个‘行动委员会’，以全体工人的名义不经过议会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这是向专政的过渡……英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说，‘行动委员会’就是苏维埃。它们说对了。它虽然不叫作苏维埃，但是实质上就是苏维埃。”（《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4页。）
4．领导问题
工人们建立起了政权机器，通过这部机器他们能够在一个包含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外交和军事政策等因素的历史事件中，强迫资产阶级接受他们的意志。这件事戏剧性地象征着目前劳工运动力量的强大和地位的重要。工人阶级这时像一个从睡梦中醒来的巨人：仅仅一举手就震撼了整个国家。如果再有高瞻远瞩的政策作指导，和充分认识自己的使命，它的力量将更是无穷的。
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由于十九世纪最后25年来大规模生产的发展而变得更明显了。这种发展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消除或打破了各行业和企业之间的隔阂。巨大的此起彼伏的经济斗争，主要是在1888—1891，1910—1914和1917—1920年间的斗争，表明了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的增长，并且使工会增加了好几百万新会员，出现了许多新工会，在落后的地区和企业中也建立起组织来了。
这些成就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勇敢和忠心耿耿的左翼群众领袖说出了工人心中的话并且唤起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同样，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先驱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热情和知识，加上保卫工人的进行组织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促使工人阶级起来为建立独立的政治组织和采取独立的政策而斗争。推动这个斗争向前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就是要把运动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本身的利益而斗争，还要把这种斗争同改变社会制度的有意识的斗争结合起来。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必须就组织、政策和领导作出重大的决定。毫无疑问，工人们是倾向于采取坚决、一致的行动的。这些战后英勇年代中的悲剧是，尽管运动在思想和组织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即工会官僚主义者的狭隘的特殊利益所造成的政策，特别是由于社会上和政治上的某些安于现状的、表面上公平而实质上有害的观念，使这些成就受到妨害、阻碍而被抵消了。
1919年的铁路罢工最为明显地表明了工会运动是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的领导。同年年底举行的全国职工大会特别会议接受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和建议。报告指出，有必要为“整个运动建立起真正有效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缺乏全盘领导已经一再造成了“不仅在行政工作上的机构重叠，而且使整个劳工运动蒙受巨大的财力和精神损失的内部以及其他的无谓纠纷”。工会运动必须有集中的领导，运动在政治、产业和合作方面的工作必须协调起来。
从工会方面说来，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解决，因为工会事实上根本没有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唯一常设机构是议会委员会，它的职责原本是为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议员中奔走活动。于是成立了“职工总会”代替了议会委员会，它是由17个产业组织提名经过全体代表大会通过的32名委员组成的。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促进联合行动，但是它也没有强制的权力。
新成立的共产党批评了这种做法，认为这是“旧领导的新联合”，换汤不换药。它建议以工会和团结在各业理事会周围的车间和工厂委员会为基础成立“劳工大会”，这样，这些组织就成了这个真正全国性的领导机构的地方组织。
同时为协调整个工人运动而作的努力，其结果也受到类似的限制。有全国职工大会和工党参加的“劳工联合委员会”，在1921年为由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工党议会党团联合组成的“全国联合理事会”（后来称为“全国劳工理事会”）所取代。不过这个组织纯粹是一个咨议性的机构，而且4年以前成立的合作党还不包括在内。
组织和领导机构的问题虽然已经引起了注意，但解决的办法主要仍然停留在形式上，它既不合乎时代的需要，也不能满足运动中绝大部分群众的愿望。
战后时期第一个政治上的变革是工党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纲领并通过了新的章程。工党在1918年宣称它的目标是：
“在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的基础上，依据把所有产业和服务业交给人民经营管理的最完善的制度，来保证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按照尽可能地最公平的分配方法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
由韦伯夫妇起草的纲领对战后重建工作中“敷衍了事”的现象提出警告，它说工党在晚近的事件中亲眼看到“一种特殊的工业文明的兴衰，工人们无意再重建这种文明”。它又说：
“我们希望，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连同它所产生的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和它所造成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堕落和野蛮，确已遭受致命的打击。随同它的死亡，必然还有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以及反映它的思想意识。我们工党党员，不论是在野还是在将来执政的时候，绝对不得叫它死灰复燃。相反地，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把它同为它所牺牲的几百万人们一同埋葬掉。”
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辛辣的谴责，同当时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以及中等阶级的兴论是适相吻合的。由于自由主义的基础已经消失，自由党人的政治上的蛊惑宣传也就站不住脚了。而力量迅速增长的工党现在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而成为全国两大领导政党之一。工党所获得的选票在1910年不过50万张，到1918年就上升到240万张，等到1924年工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就为550万张了。
随同政治势力的扩张，工党党员人数和地方组织也在新党章的推动下急剧地增加。在新党章通过以前，工党只是通过社会主义社团吸收个别党员；现在，由于在选区建立了工党组织，就有可能直接吸收人们入党。战前隶属于工党的各业理事会和地方党组织一共有146个，在战后的第一年中这个数字上升到389个，到了1920年，工党的区组织和地方组织几乎遍及所有选区，一共有2,000多个。
但是，在新纲领的某些章节中的响亮口号的背后，却隐藏着费边主义和自由党改良主义的旧思想。纲领一再否认它所提出的建议具有“阶级性”，而韦伯夫妇也声称，工党已经“从一个仅仅代表体力劳动者的阶级利益的集团转变成一个全民性的具有完善组织的政党”。这个新章程，他们说，导致了“党员人数的大量发展，他们主要系来自职业界和中等阶层”。在这种影响之下，一向是工党的主要政治支柱的独立工党现在变成了“那些对自由党失去信心的、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有学问的男男女女的栖身之所”。（M．皮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2卷，第889页。）
就这样工党成了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下层分子的联盟——后一类人的代表人物中不仅有自由党人而且还有脱离了工人群众的工会系统的国会议员，他们并且居于领导地位。工党虽然在口头上对工人群众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愿望作了让步，但它在政策和观点上却主要是属于自由党—工党的改良主义的。
这种矛盾在独立工党内部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它一方面大量吸收幻想破灭了的中等阶级自由党分子，一方面又在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当中发展组织。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工人的态度在这时都是很激昂的。因此，尽管领导集团谴责俄国革命，下面的群众却支持革命并且提议退出第二国际，而靠拢由若干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1920年组成的共产国际。
这个关键性的时期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在英国终于建成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的政党—共产党。经过了长期的讨论和谈判，同时由于列宁的敦促，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分歧终于趋向一致，它们合并成了一个政党。
在组成共产党的各党派中最重要的是英国社会党。我们已经从英国80年代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社会民主同盟”起，追溯过它的发展。40年来这个组织曾经为工人运动培养出一批杰出的领袖，这些人在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绩。尽管在形式上往往流于狭隘和教条，但是它毕竟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无价的遗产。
其他左翼团体则同运动中的某些地区或某些活动有着特殊的联系。认识到没有工人解放就不能实现妇女解放的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所建立的“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只限于伦敦东部的贫民区（这个地区在复兴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曾经几度获得胜利）。在南威尔士的矿工中，存在着强大的工团主义运动和规模宏大的罢工斗争的传统（工团主义就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种传统部分地体现在当地的“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这个组织之中。主要集中在苏格兰的社会主义工党这时已经扩展到了北英格兰，它的成员包括许多车间代表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此外，我们也看到许多独立工党的普通党员和腊姆齐·麦克唐纳的观点是大不相同的。最后，在国家基尔特运动中（这是工团主义思想的一个翻版）还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
以上这些就是当时构成共产党的组成分子。它们之所以结成了一个党派，是由于受到以下世界事件的剧烈影响的结果：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巨大发展；工人阶级在俄国取得政权的令人振奋的榜样；列宁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已经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1920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有来自35个国家的66个党派的代表参加）。
关于合并统一问题的讨论是在1918年大选以后提奥多·罗斯坦发起的。第二年3月，英国社会党在全体投票后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一项宣言，赞成加入共产国际。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党、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和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代表在1919年6月集会。会议表明它们在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则上意见完全是一致的。
通往统一的道路似乎是打开了。
但是事实证明这个过程却是漫长而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有人在有关根本政策的两个重要问题上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一个是关于党在未来应否隶属于工党的问题，一是关于以后应否参加议会斗争的问题。它们的起因基本上是一个：即从80年代的发轫时期以来，战斗的社会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迎合时尚的政治伎俩，特别是对于工党和工会中那些认为议会活动就等于一切的领袖人物，极为轻蔑。这种弃绝议会行动的动机是非常良好的，但是，正如我们曾一再见到的那样，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战斗的社会主义者脱离了运动的日常生活，使他们无法在每一个问题都正确地指导群众进行斗争，因而就使右翼分子得以乘虚而入攫取了领导地位。
在所有革命党派中唯有最大的英国社会党主张参与议会政治并同意加入工党（当时它本身就是工党的成员组织）。已经多多少少改变了早期极端作风的社会主义工党则同意参与议会政治（它刚在1918年提出了3个候选人），但是不同意加入工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连议会行动也一概反对，虽然在谈判初期它并没有把这个当作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分歧使得一个统一的政党未能早日建成。
英国社会党建议在统一的共产党成立后3个月内举行党员投票来决定是否加入工党的问题。3个组织的代表都表示同意，但是社会主义工党执行委员会后来却拒绝了这个建议。社会主义工党没有派代表参加在1920年1月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但是它原来的3个代表—亚瑟·麦克马纳斯，汤姆·贝尔和T．T．墨菲——同意在他们党内继续进行斗争。可是尽管大家又作了些让步也没有用，复活节时这几个人召集了他们的同情者在诺丁昂举行会议，随后他们就以“共产主义统一派”的名义参加了谈判。“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就这样和大家分道扬镳了，在6月举行的一个规模很小的会议上他们竟打算“抢先一着”把自己称作“共产党”。但是他们的组织没有诞生就天折了。
这个时候，其他参加谈判的各方一致同意组成了“临时联合委员会”准备召开一个“统一大会”，成立共产党，同时就政策上的主要问题（包括加入工党和参与议会政治的问题）作出决定。
在这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中，他们得到了列宁的支持。他在写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一封信中说道：
“密切联系工人群众，善于经常地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参加每次罢工，回答群众的一切疑问。这一切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主要的东西，尤其是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在英国，像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直到现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一般工人运动的，大多是工人中的少数上层分子，工人贵族，他们多半已不可救药地为改良主义所腐蚀，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偏见所俘虏。”（《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16页。）
然而列宁不赞成这个会议的做法。他在7月8日致临时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W.S.F.‘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把B.S.P.[1]、S.L.P.[2]等组织撇在一边，而不把它们合并成为统一的共产党的策略是错误的。并且我个人特别主张在保证共产党人可以充分自由和独立工作的条件下参加议会和加入‘工党’。”（《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7页。）而当他发现（稍为提前谈一下）在共产党成立以后，甚至于像加拉赫这样真正的工人阶级战士都由于在内心对工党领袖抱着反感而采取冷淡的态度时，列宁就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中同他展开了论辩。这次代表大会，在统一大会召开时，已经在莫斯科开幕了。
很久以后，加拉赫对这次讨论写道：
“要说服我是不容易的。我对工党领袖和他们奴颜婢膝的无耻行径感到厌恶，我不愿意受到沾染。讨论逐渐发展下去
以后我开始认识到我的看法上的缺点。列宁的清晰而简明的论辩和解释愈来愈深入我的思想……我愈同列宁谈论就愈感到工人阶级的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意义……一个深入工厂里和群众的、并以工人阶级政策的正确性来争取工会和合作社支持的革命工人的政党，一个除了工人阶级及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同盟者的阶级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的政党，这样一个党，可以利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议会成为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讲坛，以唤起广大工人群众对资产阶级敌人进行有力的斗争。”（《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251页。）
英国共产党在1920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举行的会议上成立了，参加会议的有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党的共产主义团结派和许多小党派的代表。这个时期党员中的杰出人物有汤姆·贝尔，艾伯特·英克品，T.A.杰克逊，亚瑟·麦克马纳斯，威廉·保罗，哈里·波立特，包勃·斯图尔特，R.派尔姆·杜德，R.佩季·阿诺特和华尔特·霍姆斯等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第二年正月，共产主义劳工党（它主要由“苏格兰车间代表和矿工改革运动”的支持者组成，他们之中的主要人物有威廉·加拉赫，J.R.坎贝尔，J.V.累基和亚里克斯·格迪斯）的新力量又参加进来。在复活节召开的独立工党年会结束之后，这个党的左翼，其中有埃米尔·伯恩斯，沙伯齐·萨克拉特瓦拉，海伦·克罗福德和欧内斯特·布朗，转了过来，统一的共产党于是组成了[3]。
共产党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为基础，它的成员大部分来自诸如克莱德赛德、南威尔士和东伦敦等过去10年中的风暴中心，它继承了宪章运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摩里斯和其他英国社会主义先驱者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国际主义的传统，举步向前，担负起它在劳工运动中的职责。
诚然，英国共产党既继承了英国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优点，也继承了它的缺点：如党的建党党员大多来自从事宣传工作的组织。然而党的建立本身却标志着他们为解决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中心问题所作的努力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人民的口常生活结合起来。
当英国劳工运动的蓬勃朝气和群众力量达到新的高峰的时候，它进入了一个我们在过去半世纪中看到的不断演进的事态获得了充分发展的阶段。自此，资本主义便处于总危机之中，而最后的出路只有一条：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在他们的面前横着许多困难，许多已经被遗忘了的教训还要从头学起。但是，在回顾几乎两个世纪以来，英国劳动人民为了寻求一条真正的前进道路所作的英勇斗争，坚贞的忠诚和不断的努力，谁又能怀疑劳工运动终将获得成功呢？在1920年记载在它的旗帜上的光辉战绩预示着未来的胜利。
英国劳工运动的历史在世界上是最悠久的，行会俱乐部和通讯社在十八世纪就开始为了在英国建立民主，不顾残暴迫害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英国工人第一个建立了自己的群众性政党“全国宪章协会”，来争取政治自由和最终的社会解放。首先建立了合作社并且在全国建立了合作经济制度的也是英国工人。甚至于在宪章运动瓦解以后，表面上沉寂的时期中，英国工人仍然在国内和国际上保持着对民主制度的无限忠诚，因为这是争取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斗争基础。他们坚持了建立和保护工会组织的斗争，他们不顾各种限制击退了一心要破坏它们的企图。
贯串了这一整部史诗的主题是斗争，是对新情况不断地但有时是缓慢痛苦的适应过程。就这样，曾经鼓舞了欧文以及宪章运动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们的理想，重复出现在复兴时期的摩里斯和哈第的光辉业绩中。这次劳工运动的复兴为劳工运动最后阶段中的巨大发展揭开了序幕，这时已经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劳工运动宣布了它要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决心。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一个运动怎么会受到挫败的呢？正如我们所见，其原因至少有一部分在于运动内部的分裂，而最主要的则是帝国主义的腐蚀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工人中间的一些上层分子的影响。这些上层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由于他们所据的领导地位，却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作用。他们为了在目前的社会上取得一席公认的地位，而情愿容忍甚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不仅无视甚至积极支持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这种蜕化堕落，以及它在运动中所造成的分裂和软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老的劳工运动没有能首先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因。
在这段历史所给我们的许多教训中，最重要的就是：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要有一个领导，一个献身于这个目标并且对它的使命有充分科学理解的政党，同时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领导他们进行斗争，领导这个以绝大多数工人阶级为主体、以尽可能多的中等阶级为同盟军的运动。
英国有着一辈光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战士，它也有着一个强大而纪律严明的劳工运动。如果单有两者之一——单有群众运动而没有建设新社会的深刻而自觉的愿望，或者单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没有使它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生根——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只有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先决条件下，才能实现人民这个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理想：即工人阶级和普通人民战胜资本主义，并且在这片产生社会主义理想的土地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1]B.S.P.——英国社会党。——译者
[2]S.L.P.——社会主义工党。——译者
[3]埃米尔·伯恩斯以“独立工党面临的问题”为题著文支持发表在1921年3月26日的《共产党人》杂志上的致独立工党年会的宣言。他提到当时正在开始的失业和工资的危机，并且断言说，“矿工，铁路工人和好几类工人现在都尝到了过去7年来改良主义策略的恶果。”他敦促独立工党的党员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重大问题”上参加各国工人的革命运动。独立工党以多数票否决了这项呼吁，但是一部分党员却参加了共产党。 |
第九章帝国主义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九章帝国主义战争
1．战争的性质
2．英国工人与战争
3．群众运动和镇压
4．俄国革命
1．战争的性质
1914年夏天隆隆的炮声，标志着人类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几十年来的国际紧张局势现在终于破裂了，几十年来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在各“先进国家”中渐渐取得统治地位，像饿虎一样地寻觅新的市场和原料资源。正如列宁指示的，从1876年到1914年，六“大国”（英、俄、法、德、日和美国）一直在争夺一块比欧洲面积大出二倍半的土地，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它们奴役着500多万殖民地人民。他说，实际上“几百个亿万富豪和百万富豪便直接掌握了整个世界的命运”。（《给布哈林的小册子＜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写的序言》。《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5页。）像这样的巨大扩张，势必要引起冲突。既然世界上的土地已经分配完毕，现在就要按照这些竞争者的改变了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重新分赃。
1914年两大强国集团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边的主要角色是老牌帝国主义者英国和法国加上沙皇俄国；另一边为德、奥两个帝国。德国现在已是羽毛丰满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了。但因她发展较晚，在掠夺殖民地的竞赛上远远的落在别人后面，因此她计划抢夺英法的殖民地，并从帝俄手里夺取波兰、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诸省。俄国自90年代以来一直得到法国借款的支持，1905年革命后，英国和比利时都又对它进行贷款和投资，故而现在也雄心勃勃，想瓜分土耳其和侵占奥国的属地。英国打算粉碎德国，借以除去这个在经济上威胁它的劲敌，并在中东捞上一把。法国则虎覛眈眈地注视着煤钢中心萨尔和亚尔萨斯—洛林。
可是当冲突最后爆发时，战争的口实却和上述这些真正目的无关。与被正确地称为“人民的监狱”的沙皇俄国结成同盟的英国，自称是为了保护“勇敢的小国”比利时才参战的。德国的参谋本部早已制订了周密的进攻计划，可是他们对人民说，他们的战争是为了防卫“野蛮的俄国”的侵略和为了“解放”波兰。法国人民听到的是他们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反对可鄙的“德国鬼子”。俄国政府则告诉俄国人，他们的参战只是为了防御军国主义的普鲁士。
在战争的初期，各国人民大部分都受了这些和类似宣传的欺骗。在最后双方精疲力竭，各国工人阶级和士兵革命情绪的高涨为世界带来和平，摧毁德、奥、俄帝国以前，欧洲有1，000万青年男子（其中光是英国就有100万人）牺牲在欧洲和中东的战场上。
欧洲社会主义的领袖们早已预见到这次灾难的轮廓。我们知道1912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二国际重申了5年前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但对大多数的社会主义领袖们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虔诚的希望，和“实际”的政治斗争没有什么关系。不久，除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其他国家少数团体和卓越的个别人士外，社会主义领袖们不是投降了，就是被排外侵略主义的浪潮冲走了，他们纷纷支持本国统治阶级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2．英国工人与战争
战时的考验，很快就暴露了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脆弱和分裂。同时在一定时期之后，也显示了工人群众的无比忠诚和巨大力量。因此，大战之后工人运动比1914年更加壮大，政治觉悟也更加提高了。
支持“第二国际”决议的社会主义者所领导的反战运动，为时很短而且毫无效果。8月1日奥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后，基尔·哈第和亚瑟·汉德逊代表国际社会主义局“英国支部”发表了一项宣言，号召“在各大工业城市举行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反对战争”。并且作了如下热情的呼吁：
“统治者和他们的报纸迫切希望使你们和俄国的专制主义合作，我们要迫使他们沉默，强迫他们尊重绝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人民不愿意参加或被牵入这个不名誉的战争。在今天，俄国的胜利将给世界带来灾难……工人们！大家团结起来，争取和平！团结起来，一劳永逸地打倒军国主义敌人和自私自利的帝国主义者……打倒阶级统治！打倒暴力统治！反对战争！拥护人民的和平统治！”（艾伦·赫特著《最后的危机》，1935年版，第220页。）
第二日，汉德逊、哈第、兰斯伯雷、桑恩和其他几个领袖对聚集在特法拉加广场上的群众发表了演说，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
“我们拥护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号召各国工人阻止他们政府投入战手……大不列顺政府应严正地拒绝参加战争，并应该尽速努力恢复世界和平。”
8月5日，即英国对德宣战的第二天，工人组织就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可是会议所通过的一连串决议，只是关于如何准备采取措施以“减轻”战争将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贫困的问题的。为此目的还成立了“全国工人战时紧急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还忠告全国工会机构集中力量商讨救济办法。这样情势开始急转直下，不到几个星期工会领袖就完全和政府携手合作了！8月8日，麦克唐纳宣布：“无论我们对战争起源看法如何，我们必须参战。”一年一度的全国职工大会被延期了，事实上以后再也没有召开过。8月24日，工会和议会领袖宣布“停止罢工斗争”。隔了五天，工党执行委员会批准工党议员关于参加“各党派”征募新兵运动的决议：汉德逊与首相和在野党的领袖一同担任了议会征兵委员会的主席。三星期后，英国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在海德门思想的影响下，对军队发表了一个支持征兵的声明。声明说：“本党当然希望看到这次战争迅速而胜利地结束”。
这样，在力量和政治觉悟方面有了迅速发展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暂时陷入紊乱状态。工会领袖们一时都放弃了国际的决议而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浪潮。千千万万的工人纷纷应征入伍。正如威廉·加拉赫所说，他们受了战争的“可怕的诱惑”—“疯狂的兴奋，对冒险生涯的幻想，对工人单调死板的生活的逃避。”（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1936年版，第18页。）所以，在当时工人运动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因为工人运动的官方机构（没有它们的协助，战争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都支持统治阶级的战争政策。韦伯夫妇在《工会史》一书中说：“如果当时有组织的劳工反对战争的话，可以肯定地讲，政府就无法动员全国力量参加战争。”（第692页）
于是从社会主义和工会机构的群众中，开始慢慢出现一批新的独立的领袖人物。我们已经注意到独立工党中强大的和平主义情绪，这种倾向在富于战斗性的工人阶级党员中常常能变成一股反对战争的坚强的政治力量。更重要的是英国社会党党员的态度：在一个短时期中大家对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感到非常沮丧。但从一开始就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站在政治立场上反对战争，这批人不久就变成了多数。1914年9月的征兵声明“惹起了全党的骚动”（李与阿契波尔德著《英国的社会民主》，1936年版，第18页。），基层组织的决议，拥护的以及反对的，大批地涌进了社会党的总部。在批评以海德门为首的主战派的人里有H.W.英克品，他说：“这是一场资本家的战争，因为这个战争是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掠夺倾销剩余产品的市场而引起矛盾，和围绕这些矛盾所奉行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的结果。”（同上书，第230页。）提奥多·罗斯坦退出了社会党，抗议党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同时他立刻开始团结坚决的党员，积极进行反战斗争。和H.W.英克品一样进行斗争的还有他的兄弟艾伯特·英克品（英国社会党总书记，后为共产党总书记）、乔·芬伯格和E.C.费尔柴耳德。
这样，英国社会党赞成战争的多数领袖与党员群众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些党员从事地方支部的活动，他们的力量和思想认识在复兴的群众运动中提高了。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领导上仍坚持着它的路线。1915年2月，协约国社会主义组织在伦敦召开会议，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费边社和工党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宣布，它没有忽略“欧洲大战的深远原因，看出这种冲突是使资本主义社会分崩离析的矛盾的产物，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可怕的结果。但同时也注意到，德意志帝国主义的胜利将意味着欧洲民主的失败和毁灭。”于是，成立了“全国社会主义防卫委员会”，后改为“英国工人防卫联盟”。意味深长的是，这个组织后来竟变成一个强烈的反社会主义机构。
这二个趋势现在变得更清楚了，反战派在英国社会党里获得了多数。1915年春季全国会议休会，举行地方会议，爱丁堡分会提出的对执行委员会的信任投票，以78票对70票未予通过。中央海克利谴责征兵运动决议案，以59票对56票获得了通过。可是在另一方面，一个撤销征兵声明的动议却以67票对57票遭到否决。群众的意见仍不一致，但主战派领导集团的势力在逐渐衰退。早在1915年12月，执行委员会根据各支部的意见以5票对4票通过了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的决议（该委员会是由泽默尔瓦尔德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建立的），这个决议遭到全体主战派的反对，但各支部以绝大多数通过了这项决议案。老一辈领袖的最后被击败是第二年国内外群众运动复兴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在下面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3．群众运动和镇压
停止罢工和各党参加征兵运动，虽然曾经一度使工人阶级运动陷于混乱和停顿，却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过去引起“大动荡时代”的工人阶级的穷困和遭受压榨的情况现在因为战争的关系变得更为严重了。耗费巨大的西绫战事需要千百万人去参加。英国政府不断地要求更多更多的军火；这次战争被正确的描写为“第一次工程技术人员的战争”。人力的缺乏和生产的增加引起了资本家变本加厉的剥削和女工及非技术工人的招募，从而使大规模生产中发生的问题更形尖锐化。不独军火制造商对此感到兴趣，整个资本家阶级都想利用战时情况，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解除工会的武装，使工人阶级无保障地听任无限制的剥削。战争是一个大有油水的买卖。各个部门由于物资缺乏均利市百倍。粮食和衣服的价格上涨了，同时因为工业城市人口增加房租也在升高。少数部门中工人的工资也确实很高，不过随着战争的进行，工资追不上物价，结果工人阶级广泛地生活艰难。但对资本家那一方面来说，战争却是一本万利。据估计他们在战争中获得了将近40亿镑的利润。
当工人们发觉他们的爱国主义被利用为私人谋利，发觉资本家利用战争环境来摧毁工会力量，把兵役和劳役加在工人阶级的头上时，新的工潮开始了。这次运动当然是由下层组织领导的，因为工会的官方机构正与雇主们和政府紧密合作，1915年5月工党甚至参加了内阁。（这种亲密的合作使韦伯夫妇把战时说成是“工会组织的官方代表的社会和政治立场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工会组织现在已被看作是“国家社会机器的一部分了”〔《工会史》，第635页〕。）
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最初并不是在全国规模，而是在地方上，围绕着不同的团体和个人进行改革和扩大力量的。最著名的地区是克莱德赛德。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和社会主义工党曾经在这里进行过许多年紧张的反战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1914年8月后，当“大动荡”在全国许多地方已经烟消云散的时候，唯独在这个地方依旧方兴未艾。真正的群众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使广大群众有了政治觉悟，所以能够抵抗排外侵略主义的浪潮。
站在这个斗争的前列的是英国社会党的约翰·麦克累恩。他是个不屈不挠的战士。“他的整个生命都是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斗争中渡过的。每天夜晚，他不是在街头就是在会堂里。到了夏天学校长期放假的时候，他更是活跃……他走遍了整个苏格兰，号召工人起来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这个中等身材体格结实的人有着无穷的精力，他永远不停地在奋斗，向着他的目标奋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共和国。”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苏格兰劳工学院创办人，他把马克思主义传给了千千万万年青工人。“当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精神抖擞，浑身是劲，比以前更活跃了……他对将人类推向毁灭深渊的资产阶级恨之入骨，他奔走于格拉斯哥街头，煽起工人们反对战争，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怒火。”（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20页。）
克莱德赛德群情鼎沸，人心激昂，工厂里售卖书刊、组织讨论会，群众参加学习，举行露天大会和游行示威（第一个反对战争的群众大会就是在1914年8月9日在格拉斯哥草场上举行的）。富于斗争性的领袖从各方面涌现出来，如英国社会党的麦克累恩和威廉·加拉赫，一群和他们党里顽固的宗派主义决裂了的社会主义工党的党员（其中有日后担任共产党的主席才华卓绝的亚瑟·麦克马纳斯），敏感而喜欢沉思的J.W.缪尔，为人慷慨但比较个人英雄主义的大卫·柯克伍德（他这时正准备脱离社会主义工党，加入独立工党）。加拉赫说，到11月里，“反对战争、反对提高物价和房租，以及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如火如荼。家庭主妇以及工厂工人都卷入了政治斗争”。麦克累恩所办的研究班源源不绝的供给宣传材料，在这次斗争中占着重要的地位。麦克累恩从来不“空谈理论”，他总是把马克思知识应用到周围的事物上去。
他“彻底地揭露了站在战争背后的残暴的强盗力量”，“他举出一个又一个例子，说明金融巨头和大制造商如何利用战争向政府勒索利润，某些厂商如何把战争物资卖给中立国，而明明知道他们是要转卖给德国的。这些例子会同日用品和房租的涨价，一天天的灌入工厂工人的脑子里。‘前线的青年’在为了人家的利润遭受屠杀，在前方屠杀工人的刽子手又被利用来在后方对工人加紧剥例。现在，在克莱德工人的心目中反对雇主、反对‘发战争财者’和反对‘抬高租金者’的斗争的重要性开始超过了‘反对德国’的斗争。”（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38页。）
第一个主要的发展，是由机器工人在战前提出的每小时增加工资2便士的要求而引起的。雇主利用工会领导的奴颜婢膝，对这项要求一再延宕。这种情况延迟到1915年2月，由于发生了新的事件（“魏尔公司”付给美国工人以较高的工资），于是一触即发。车间代表决定立即采取罢工行动，克莱德各机器工厂工人马上广泛而热烈地响应了这个决定，8个最重要的工厂举行了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9，000人。
各工厂车间代表组织了一个“中央劳工撤退委员会”来指挥整个运动。工人于罢工开始前四天以8，927票对829票否决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执行委员会”每小时增加3个法寻[1]的提议，这件事说明了工人对这个新机构的支持。可是在工会领袖、政府和对工人发动的战争歇斯底里运动的联合压力下，罢工工人被迫让步。然而他们的士气和团结并没有受到损害，他们在政府威胁要举行强迫仲裁的最后通牒的3天限期期满后，全体工人一齐复工，纪律谨严。这次争端由政府仲裁，决定每小时增加工资一便士，计件工资增加10％。
虽然克莱德的罢工是截至当时为止最突出的一次，但它仅仅是1914年冬季大规模罢工运动复兴的一个股兆。事情很清楚地摆在面前，政府不能再仅仅依靠工会领袖们的“善意”了，他们的威信已经成问题了。早在1915年，政府会召集工会领袖在财政部开了一个会，签署了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工会要放弃罢工权，放弃军用品生产额习惯上的限制，和同意在生产政府订货中，雇用不熟练工人。政府为了使对方接受这种严重危害工会地位的协定，曾答应了不少条件，但后来一条也未见实施：例如规定该协定仅适用于军用物资生产，它只限于战争时期内有效，不熟练工人的应用应有一定比例，利润应有限制。
工会虽然作出了这许多重大让步，政府仍不满足，夏天，政府采取了强制手段。军需部成立了，并匆忙的通过了“战时军需品生产法令”，使“财政部协定”的条文变为国家法律，由各地方的“军需裁判所”执行。并规定今后军火制造工人没有从雇主方面取得“离职证明信”之前不得擅离职守调换工作。
但政府的压力不能遏止正在工人群众中迅速滋长的不满情绪。果然，当政府第一次准备执行它的权力时，就不得不立刻退了回来。在煤矿企业中旧契约即将失效，虽然在大部分地区经过折衷让步后新契约已经达成，但在南威尔士20万矿工却不管政府通过的法令举行了罢工。军需大臣劳合乔治不得不匆匆地赶往矿区接受工人大部分的要求而达成协议。
南威尔士的榜样，其他地区没有立刻效法。可是它发生了作用，雇主和政府的态度比以前缓和慎重了，他们正确地看到这是旧工会领袖可能对工人失去控制的一个警告。这样的担心是有确实根据的，在全国的工厂、车间和造船厂富于斗争性的群众领导正在成长，虽然它还缺乏全国性的协作。
工人决心保卫工会地位，最典型的例子要算1915年9月南安普敦锅炉制造工人的罢工。哈里·波立特在这里取得了他早期的斗争经验。新建立的重要的飞机制造工业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工会与车间组织的联合领导下发动了一个强大的斗争。各工会一同建立了“全国飞机制造业木工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在1917年11月曾迫使军需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让步。
同时，克莱德从二月罢工结束后，“中央劳工撤退委员会”仍旧异常活跃，它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机构，称为“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由威廉·加拉赫担任主席，J.M.梅赛任秘书。虽然它并不是一个政党，其中却有许多政治觉悟很高的工人，它积极地领导过含有直接政治意义的运动：特别是反对战时军需品生产法令和房租限制法令的斗争。
这个委员会表示了克莱德工人无比的愤怒，它指责工会领袖们对政府军需品生产法令的支持就是对“工人阶级最卑鄙的背叛”。这个委员会所宣布的目标不独是对军需品生产法令的直接挑战，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直接挑战。该委员会自称它的目的是：
“日益取得对工厂的控制权，修改雇佣工人的条件，在阶级基础上组织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直到工资制废除，工人获得自由和建立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为止。”
工人们特别反对“离职证明信”，厂方可以利用它来对工人进行诽谤，可是没有它工人又不能离开他的工作岗位。1915年8月，弗阿菲尔德造船厂开除了两名工人，厂方在他们的“离职证明”上写着“懒惰”字样，于是船厂工人起而罢工，整个克莱德群情激愤，濒于停工的边缘。
这个法令中另一个容易引起人们反对的是关于雇用非熟练工人的一项。委员会承认它是一个“促进生产发展”的直接措施，增加劳动力的流动量，有利于增加生产。但委员会认为“这个雇用非熟练工人的计划必须置于工人的控制下……除非答应这个要求，不然，他们将斗争到死”。
同时，该委员会又大力支持了反对增加房租的运动，这个运动获得了群众广泛的热烈响应。
“在戈文地区，巴波尔夫人，一个地道的工人家庭主妇，变成了这个运动的领袖，像这种事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街头集会、后院集会、敲鼓、打钟、吹喇叭——她们用尽各种方法招唤妇女出来并组织他们进行斗争。她们印了几千张传单，贴在窗子上：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一条街接着一条街，很少窗户上没有：‘绝不付增加的房租！’”当官吏要来撵人搬家时，巴波尔夫人一行人能够在‘执行官吏还在一英里以外时就得到了风声’，她们立刻把正在洗衣和煮饭的妇女召集起来，在这位官吏和他的手下人尚未到达预定的地点之前，“这一群怒气冲天的娘子军就在半路上截住他们，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53页。）
当18个军火制造工人因未付增加的房租受到法院传讯时，这场斗争达到了紧要关头。差不多有1万机械工人和船厂工人离开他们的工作，列队来到法院。同时他们拍了一个电报给政府，说除非当局采取措施，否则将继续罢工。法院最后将这个案子撤销了，同时议会赶忙通过了房租限制法令。
克莱德工人终于赢得了这场辉煌的胜利，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更大的威胁——战时军火法案——的斗争。当劳合乔治偕同工党在内阁中主要的代表亚瑟·汉德逊访问克莱德时，他企图以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车间代表，谁知道代表们对他的演讲报以嘲弄揶揄的诘难，喊倒好和高唱《红旗》歌。集会就这样在混乱中结束。
政府于是放弃了和平劝服的企图，双方形成了激烈的拉锯战。格拉斯哥的《前进报》由于刊载了劳合乔治在车间代表面前受到屈辱的真实情况而遭到封闭，但是罢工的威胁迫使政府撤销了这个决定。“生产委员会”拒绝了每小时增加2便士的建议。
麦克累恩始终不懈地从事旋风般的运动，抗议新的征兵威胁，终于以叛乱罪遭到逮捕。当时征兵已引起全国的反对，即使一向很顺服的地区这次也加入斗争。麦克累恩提出了义正辞严的辩护，结果仍不免被判处3年徒刑。独立工党领袖詹姆斯·麦克斯顿亦被拘禁。克莱德工人委员会机关报《工人》被查封，编辑缪尔和委员会主席加拉赫各被判处徒刑12个月，印刷人瓦尔特·贝尔3个月。
雇主们的再次进攻惹起了新的风暴。厂方通知帕克海特—福祺的车间代表会议主席柯克伍德，在工作时除了自己的部门以外不准拜访其他部门车间。克莱德机器工人再度在工人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总罢工。但包括麦克马纳斯、梅塞和柯克伍德等8个领袖在他们的床上被逮捕了，并被押解出境。运动失去了领袖，工人们虽然很愤慨，但因群龙无首，不得不接受劝告而复工。
这次克莱德赛德运动受到的打击是严重的，可是工人的动荡现已扩大到全国范围，政府进一步的措施引起工人们的不满，其他各大工业中心如伦敦和设斐尔德均效法克莱德的榜样，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征兵于1916年春季开始实行，接着免除兵役的条件也经过了修改，非熟练工人的雇用扩大到私人企业，按照劳动成绩付给工资的办法也广泛采用了。政府用“征召入伍”来恐吓积极的工人，或将他们根本拔除——当时大家把军役委员会戏谑地称之为“清洗委员会”。这种种倒行逆施引起工人愤怒的抗议，设菲尔德事件即是一例，在那里工人罢工的威胁加上巴罗地方工人的支持，迫使军役委员会将一个熟练装配器械工人释放回来。
征兵也引起了那些在“志愿”基础上支持战争的劳工运动组织中的人的不满。独立工党中有很多和平主义者和在良心上反对战争的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反征兵友谊会”的支持者），现在他们遭到了打击：差不多有9，000人受到军法处的传讯，约有5，000人被投入监狱或去做苦工。
政府的镇压伸展到各个方面，人民的愤恨日甚一日。便衣警察和密探布满了工厂和其他地方。有一次，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因所谓阴谋毒害劳合乔治和亚瑟·汉德逊罪判处了长期徒刑，这个案子就是这些吃黑饭的人的一个杰作。根据“国防法令”，枢密院可以将任何政府所不喜欢的事列为罪行。凡认真讨论战争原因者，进行和平主义宣传者，甚至一句不留意的闲话都要课以很重的罚金。警察擅入民房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私藏反对征兵的旧传单的人也会受到控告。警察常常光临娱乐场所，凡拿不出身份证的人就要被带到警察局里去。书籍和小册子被没收了，戏剧禁演了，报纸被停止发行或封闭。警察禁止集会，人民无权申诉。
镇压非但未能扑灭这些骚动，反而使情况更加严重了，不仅使工人更加团结一致，甚至使具有各种不同观点的但反对战争的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如支持独立工党和《每日先驱报》的和平主义者、英国社会党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以及忠实的自由党人如E.D.莫雷耳和他的“民主管理联盟”（这个组织搜集材料，报道了有关战争的事实，以揭露偏见和军国主义的宣传）。
1916年取得某些各不相同但互相关连的极其重要的发展。
在工业战线上，1916年为全国性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全国车间代表和工人委员会运动”。
“组织单位为车间委员会，委员会系由各个车间或部门选出的代表组成。再由各个车间委员会组成生产或工厂委员会。各工厂委员会选派代表组织地方或区委员会。再由区委员会共同产生运动的领导机构‘全国管理委员会’。根据规定，必须经常举行车间会议，车间代表和其他干部每6个月改选一次，但得连人。”（赫特著《工会运动史》，第77—78页。）
从各种不同观点反对战争的少数派，在战争初期，在所有交战国的工人阶级党派中，逐渐壮大起来。1915年年底这个事实增强了各国反对战争的人的信心。在那一年的9月，反战派在瑞士的泽默尔瓦尔德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该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国、俄国、波兰和一些中立国家的代表。英国社会党的费尔柴尔德和独立工党的布罗斯·格莱雪西尔由于没有得到护照而未能出席会议。到会的代表一致反对战争，虽然大多数代表停留在和平主义者的立场上，没有接受列宁和左翼提出的展开反战革命斗争的路线。但这个会议谴责了战争并号召反对它。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在英国，这次会议的结果显著地加强了国际主义思想，它的影响对英国社会党尤为重要，该党愈来愈多的党员从政治的和社会主义立场上来反对战争。早在1916年罗斯坦（他以约翰·勃伦笔名发表文章）、费尔柴尔德、芬伯格和英克品创办了《呼唤》半月刊，作为这个运动的团结中心。
党内意见的澄清和一致不久就表现出来了：1916年在索尔福德召开的年会上，海德门在公开还是秘密地讨论战争问题的辩论中遭到惨败，被嘘下台来后，他和21个支持他的人退出了会场[2]。他们组织了一个“全国社会主义顾问委员会”，但是党的领导向他们提出，或者将这个委员会解散，或者退党。
海德门及其支持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组织了“国家社会党”，在那里他们的军国主义和右派言论可以畅所欲言。1918年，这个组织改用“社会民主同盟”的老名称。同时二十世纪出版社拒绝将《正义报》交给英国社会党。在这种情况下《呼唤》半月刊改为周刊，变为该党正式的机关报。
震撼世界的事件在慢慢逼近，1916年都柏林的“复活节起义”不仅是英雄的序曲，而且鼓舞了以后的革命运动。领导这次起义的是詹姆斯·康诺利，这是一个具有英雄形象的革命家，他与苏格兰工人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战争初期，他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反战示威大会上讲过话。1915年5月1日，他在格拉斯哥说过：
“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压迫者的战争和无产者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者所能参加的最迅速、最安全也是最和平的建设工作。”
“我们不为英王也不为德皇服务，我们只为爱尔兰服务”，这是悬挂在爱尔兰运输工人工会的自由厅里的一幅标语。当康诺利的《爱尔兰工人报》于1914年12月被禁，但在第二年5月以《工人共和国》的名称再行问世，由格拉斯哥的社会主义工人出版社承印，然后秘密运入都柏林。1915年年底，旨在建立工人共和国的“爱尔兰市民军”已经和“爱尔兰志愿军”的左翼结成了同盟。1916年的起义，在6万名军队和兵舰的轰击下失败了。15个领袖被处以死刑，康诺利受了重伤，也支撑在椅上被枪毙，数千名起义者被关进了英国监狱。
1917年春，政府决定将雇用非熟练工人的措施扩大到私人企业中，并撤销免役证（志愿参加军火制造的技术工人免服兵役的证明）后，机器工人普遍的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在罗奇德尔变成了积极的反抗，该地有一家纺织厂违反法令，雇用女工磨制纺锤，并开除了拒绝教她们操纵机器的男工人。400个工会会员举行罢工，要求依法惩处厂方。政府拖延不理，5月初，6万名工人在兰开夏罢工了。一个强大的团结运动继新的全国车间代表运动之后席卷了整个企业。设菲尔德有1万工人参加罢工，考文垂也有3万人参加罢工，伦敦罢工也成了普遍现象。这时只有克莱德和泰因两大工业中心的机器工人还在工作。全国车间代表在达比举行会议——这事本身就是新运动日益团结的一个证明。
当时的军需大臣是爱迪生博士，他拒绝和罢工工人举行谈判。八个车间代表的领袖被逮捕了，同时又发出了拘捕另外两个代表的拘票。这时置身事外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领袖知道这会引起可怕的群众的情怒，就为爱迪生和罢工者安排了一个会议。在取得不作报复和继续谈判的诺言后，工人们同意复工。
初看起来，好像他们这次收获很小，其实这次罢工发生了重要的后果：政府得到一个实际教训，它现在的态度比以前缓和了。对八个领袖的起诉撤销了。将雇用非熟练工人的办法扩大到私人企业去的事，经过一个时期的踌躇迟延以后，也不再提起了。到了秋天，引起公愤的“离职证明信”也废止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也被接受了。罢工之后打击工会运动者的行为被禁止了。同时政府通过了严密的条款，恢复工会战前的权利和习惯制度。“总之，企图在1917年从机器工人身上获得更多让步的政府，由于群众运动的结果，不得不被迫退让。”（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185页。）
车间代表在机器制造业中证明是一个真正的力量，由于这次斗争的结果，“全国车间代表管理委员会”成立了。秋季在考文垂5万工人举行短期坚决的罢工之后，这个机构终于得到雇主的承认。
随着这次巨大的罢工运动，便是1917年3月推翻沙皇统治的俄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新浪潮。组织成苏维埃的俄国工人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从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和绝望中打开了一条光明大道。他们的榜样对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起了深刻的鼓舞作用。
经过了这些斗争，英国工人阶级比在1914年突然经受考验时有了更好的准备。1917年正月举行的工党年会上也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这是从1901年以来的第一次。费尔柴尔德代表英国社会党提议宣布这次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并要求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各国立刻举行和平谈判。这项提议以1，697，000票对302，000票被否决。他要求审查执行委员会对工党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的报告的提议也以较大的多数——1，849，000票对307，000票—遭到否决。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和工人党联合建议提出警告：在战争结束时资本家可能采取合并和经济侵略的政策，并要求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局会议。这项提案也遭到否决，但票数的对比只不过是二对一，即是1，498，000对696，000票。
事实上，各工会投的反对票的票数，并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意见，实际上的意见分歧要大得多。例如机器工人代表团在审查执行委员会报告的问题上赞成和反对的人数相等，结果由于主席的决定，他们所有的340，000票全部都算做支持执行委员会的票数。普通工人共有10万多票，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11：6，在和平问题上为8：5（余者弃权）。在矿工代表中，在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局会议的问题上支持执行委员会的人只是微弱多数——33万对27万。（见1917年2月1日的《呼唤》和《劳工导报》。）
1917年2月，英国社会党党员，地方靴鞋匠支部书记艾伯特·泰勒，作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候选人，在罗森特尔参加补缺选举，对手是一个政府官员。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和其他人士都参加了这次选举运动。泰勒获得1，084票，对方赢得了6，019票。这次选举的结果在意义上更证实了工党大会的教训。
三月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英国社会党为将在巴黎举行的协约国社会主义政党会议起草了一个宣言。这次会议没有开成，可是英国社会党把由费尔柴尔德和英克品两人签了名的这个宣言发表了。宣言的内容为：（一）谴责这个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在协约国方面其目的为“在全欧洲建立协约国资本主义的霸权”；（二）要求工党和社会主义政党退出政府；（三）坚持终止“阶级休战”，并提醒工人阶级党派斯图加特大会关于号召工人利用战争条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决议；（四）发起一个通过谈判（而不是吞并）求得和平的运动，由“国际”立即召开全体会议推动这件事情。
就在《呼唤》报刊载这个文件的那个星期中，俄国革命把沙皇.赶下了他的宝座。
4．俄国革命
俄国革命给整个英国的激进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克莱德在前一年由于受到严重打击，工人运动瓦解了，但二月革命“是该地工人运动复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加拉赫这样说：
“‘自由俄国’是我们旗帜上的辉煌的标志，全苏格兰都组织了巨大的示威运动以支持这个革命……在1917年初的几个月里，我们格拉斯哥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达到了顶点。‘释放麦克累恩’，‘自由俄国万岁’，‘打倒战争——打倒战争贩子’。那些狂热的此伏彼起的骚动的日子，是笔墨所不能形容的。”
从1916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工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起着阻碍作用的狭隘宗派主义，现在开始崩溃了。被判处流刑的人们回来了，由于群众的压力，麦克累恩终于获得释放，于是“克莱德工人委员会”又重新建立起来。加拉赫再度当选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在前妇女选举权运动者海伦·克劳福德领导下的“妇女和平十字军”是一支反战争的生力军。车间代表们，4人一排，有效的保护了一次庞大的和平示威免受帝国主义流氓的袭击。格拉斯哥各业理事会主席伊曼纽尔·辛威尔对战争贩子所说的话，足以代表当时的战斗精神。他说：“他们目前是困顿踌躇了，但在我们还未把他们结果以前，我们一定要使他们发抖。”
这种新精神弥漫了全国。这个时代的象征是“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英国社会党和独立工党已使该会复活）提出在里子召集一个会议来“庆祝和鼓励我们的俄国伙伴们”，“来了解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对已在和正在俄国发生的事情的意见，并表明我们的态度”，并努力在“工人阶级团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面的真正的世界和平”，给予俄国人民为和平所做的奋斗以同情的支持。（《呼唤》，1917年5月24日。）
参加开会的1，150名代表代表着209个各业理事会，371个工会分会，294个独立工党支部，86个英国社会党支部和184个妇女合作组织。加拉赫代表克莱德工人委员会呼吁展开革命斗争来反对战争，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在会上艾伯特·英克品被推为“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的秘书，理事会委员为13人，其中4人系英国社会党党员。但为麦克唐纳和斯诺登的蛊惑宣传所欺骗的和平主义者和独立工党党员控制了里子会议和“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致使成立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动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可是环境的改变和群众压力将新生命灌输进了工党，在该党领导集团中引起了矛盾。作为工党在内阁中阁员之一的亚瑟·汉德逊偕同第二国际其他代表前往劝说俄国不退出战争，他归来后表示必须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一个有德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这个建议曾经获得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支持。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全体交战国工人阶级政党问的和平谈判。
这个建议在工党大会上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但汉德逊被撤去了内阁大臣的职务。工会领袖中的帝国主义分子特别是魏尔·桑恩（煤气工人工会的领袖）和哈符洛克·威尔逊（水手和救火员工会领袖）策动了一个疯狂的运动，虽然这个运动并没有能改变大会的决议，但使原来赞成的人数大大地减少了。政府有鉴于此，于是拒绝签发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护照。汉德逊和他的友人只好在来年初举行了一个盟国问社会主义者会议，宣布了战争的目的。
这时，英国社会党愈来愈坚决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对俄国革命的破坏者和内奸（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这些叛徒与俄国资产阶级政党携手合作的政策是受到独立工党和工党领袖的积极鼓励的。
早在7月26日，《呼唤》报社论即谴责这种合作，并指出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是在“挖革命工作的墙脚”。10月4日《呼唤》报评论沙皇将领考涅诺夫将军的反革命叛乱时说：
“苏维埃必须夺取政权。这种看法在俄国已经相当普遍……我们希望‘民主会议’能就此作出决定。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
10月18日，在“民主会议”已经证明是一个大失败之后，《呼唤》评论说彼得格勒苏维埃（现在其中多数为布尔什维克）“拒绝与资产阶级党派进行合作是正确的”，并说将于11月7日召开的“苏维埃全俄会议”将产生“一个真正的革命政权”。
英国社会党是当时西欧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国际主义者会在战争中期联合了多数党员驱逐了党内的军国主义分子），所以在十一月革命前它是西方唯一支持布尔什维克与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的“社会民主党”。革命后它更采取了鲜明的毫不妥协地支持苏维埃政府的态度。《呼唤》11月29日的社论说道：
“社会主义者——真正的而不是伪装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夺得了政权……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布尔什维克获得了胜利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城市工人和普通：士兵的同情和支持……列宁及其战友为了他们的同胞和为了全世界苦难大众，正在设法镇压战争牟利者和贪得无厌的地主，正在设法取得和平与面包。我们是不是应当帮助他们呢？”
《呼唤》报一再著文庆祝俄国工人的胜利。1918年1月中旬，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庆祝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在11月初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历史新纪元……向彻底消灭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迈进了一大步”。决议还号召英国工人展开斗争，迫使英国政府“立即承认俄国现在的新政府”。
同月，在诺丁昂举行的工党大会上，苏维埃政府的代表马克西姆·利瓦伊诺夫在会议上作了演说，受到出席会议的代表们的热烈欢呼。英国社会党提出一项决议，庆祝俄国人民十月革命的成功，并吁请英国政府参加已在波兰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镇开始举行的和平谈判。但是在腊姆齐·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代表的支持下，亚瑟·汉德逊动议一项支持协约国战争目的的决议。大会主席在一片骚乱声中不让英国社会党代表上台发言后，宣布该项决议通过。但这些片面的决议是完全不能代表工人们的意见的。
革命胜利的消息进一步刺激了广泛开展的群众运动。“每个革命的工人都为此感到兴奋”，哈里·波立特回忆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锅炉制造工人，准备在泰晤士河畔进行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时说，“当我们知道像我和我周围的同事这样的工人获得了政权，击败了统治阶级的时候，我们的热情愈来愈高了。”（波立特著《我斗争的时代》，第91—92页。）
在格拉斯哥，工人们欢腾地迎接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当工党领袖们，包括兰斯伯雷在内，对此震撼世界的大事保持绝对沉默的时候，克莱德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却快乐得大喊大叫……他们呼吁立刻举行和平谈判，禁止领土并吞，禁止勒索战争赔款，公布秘密条约，群众欣喜欲狂，整个地区都沸腾了。每夜都有盛大的集会，群众支援布尔什维克的热情达到了极点”。（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174—175页。）
波立特和加拉赫两人均记载了这种热情如何化为实际行动的情况。波立特与一些有斗争性的工人组织了“泰晤士河车间代表运动”，不久“从切威克到提耳伯雷工人们都以拿到我们的会员证为荣，我们组织了包括由各工种车间代表参加的船坞工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出版了一份《团结报》。在克莱德，1月14日召开了工会干部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即刻召集一个国际会议讨论和平问题”。会议在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下通过一个附注通知，通知政府如它不在月底以前撤销“人力法案”（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杀人法案”），否则“我将劝告我们在克莱德的工人放下工具罢工”。
工人阶级现在普遍地强烈地仇视这个“法案”。车间代表的全国管理委员会在3月间的曼彻斯特会议上决定号召举行一次全国大罢工来表示反对。但后因德国的春季攻势和国难临头、一致对外的呼吁使工人意见分歧而未能采取行动。
不过这种沉寂为时不长，在停战前的夏季和秋季，斗争的激烈和规模是空前未有的，这种深刻的不安不特存在于工人中，并且波及了警察和军队。陆军和海军的反抗和不服调动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海员们组成了船员委员会和港口委员会。8月，警察举行了罢工，政府对他们作了一些让步。7月里，考文垂和伯明翰机器车间工人广泛举行罢工，击败了政府对某些厂家按照全部工人比例限制雇用熟练工人的指示。第二个月，与警察举行罢工同时，运输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给做男子工作的女工以相同的报酬。9月，纺织工人罢工了，同时铁路工人在坚强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举行的罢工运动严重影响了南威尔士的运输。当战争接近尾声时，机器制造、造船和采矿等工业中一连串的罢工运动创造了战争年代中的新纪录。
[1]法寻（Farthing）系英国货币的顶小单位，一法寻等于一便士（Penny）的四分之一。——译者
[2]这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政治恐怖的情况下，游德门派知道公开讨论将有效地堵住多数出席代表的口，因为凡是发表自己见解的人将立刻招致政府法律的制裁。 |
第八章社会主义和大动荡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八章社会主义和大动荡时代
1．为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
2．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3．罢工斗争
1．为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
现在面临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宣传、组织和活动蓬勃发展的时期。1906年，“独立工党”宣称拥有130个新的支部，同时“社会民主同盟”也声称从1905年至1906年共发展86个新的支部，此外布里斯特耳和新堡的重要的社会主义团体也并入了“社会民主同盟”。有些“社会民主同盟”支部在一星期内集会达8次之多。“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及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喇叭兄弟会”和“喇叭先锋队”比以前更加壮大更加活跃起来，在伦敦和苏格兰在这两个“喇叭”先锋队的支助下，他们举行了数百次集会。“二十世纪出版社”所出版的小册子和“社会民主同盟”发行的三种社会主义报刊《正义报》、《劳工导报》和《喇叭报》的销路在这一年中与日俱增。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同盟”在1906年的市议会选举中都得到了巨大的收获。（请参看弗雷德·尼发表在“社会民主同盟”1907年《社会主义年鉴》中的《1906年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尼是“社会民主同盟”的领导盟员，《正义报》的副主笔，后来担任“伦敦各业理事会”书记。尼在担任书记期间，推动了1914年伦敦工党组织的成立，并做了它的第一任书记。）
社会主义思想现在在成人教育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社会民主同盟”外，社会主义工党也开始研究经济学，开班讲授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的著作。“社会科学图书馆”里所流行的社会学书籍中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早在1903年，工人思想波动剧烈，迫切要求有受教育的机会，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同时也为了抵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工人运动和大学生联合成立了“工人教育协会”。1899年牛津大学创立了腊斯金学院给三、四十个工人授课。学生们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得到了院长丹尼斯·希尔德的支持。到了1906年，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冲突变得严重起来，后来希尔德被撤职了。愤懑的学生在1909年组织了“平民联盟”，企图通过工厂车间学习小组，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这个事例中，可以极明显地看出工人阶级教育的两种倾向。尼曾经写道：
“社会主义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在人民的心目中占有像1906年那样突出的地位。社会主义活动的开展从来没有像这样的风起云涌。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壮大了。从所做的工作来看，所取得的进步成就来看，以及从社会主义运动在统治阶级中所引起的恐惧来看，1906年是顺利赢得胜利的一年。”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上述的胜利，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像暴风雨般地袭来，尽管如此，种种征象表明社会主义运动将成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1907年，在查洛地方补缺选举中，独立工党党员和曾经因为社会主义见解受到猛烈攻击的新工会先驱者彼特·柯伦击败了他的3个竞争者而当选议员。更令人震惊的是维克多·格雷逊在科伦河谷补缺选举中以一个不为工党支持的和不受承认的社会主义者击败了一个自由党党员和一个关税改革主义者。恼羞成怒的保守党人开始对正统的工党乃至于自由党候选人大肆攻击，骂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在刻克特尔地方的竞选运动中，保守党党员把社会主义、无神论和自由恋爱列为攻击一个工党候选人的理由。
社会主义的各组织“光荣地接受了这个挑战”，结果增加了会员并扩大了活动范围。社会民主党（从1908年4月以后社会民主同盟开始被人称为社会民主党）宣称该党支部的数目有了迅速地增加，党员以及党组织的素质也都有所提高，尤其是在伦敦和苏格兰两处。独立工党也声称拥有700个支部和许多组织工作者。（刊载于《社会主义年鉴》的尼写的《1907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文）正如列宁在次年指出的，社会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迅速传播，社会主义在英国又在成为群众运动，这一点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1页。）
现在摆在政治劳工运动面前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主义问题，也就是说真正政策独立，而不是在组织形式上与统治阶级政党分离，事实上却进一步坚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实行改革的政策。在整个运动中，尽管有着种种错综复杂的思想，但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显著的趋势：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由于大批失业现象的再度出现和从二十世纪初以来物价高涨所造成的实际工资降低，要求更大的让步，要求更激烈的改革，并开始转向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社会主义观点。在另一方面，大部分仍然保持着自由党人观点的工会干部和独立工党与工党内费边社改良派的领袖们和统治阶级集团，特别是自由党正在更加紧密地勾结在一起。议会工党的党员摘下了基尔·哈第的布帽子，换上了丝织大礼帽，他们在议会中和在统治阶级政客的乡间别墅里受到了资产阶级影响的腐蚀。如果由他们这些人的态度和观点来看，自由党的把工党作为自由党的尾巴以稳定工人情绪的愿望是很有可能如愿以偿的。腊姆齐·麦克唐纳，一个善于词令的野心家，现在继基尔·哈第之后成了工党议会党团的领袖。基尔·哈第的下台是因为他过去的工人阶级的战斗性与工党（他在这个政党的建立中出了很大气力）内日益增长的机会主义之间发生了矛盾。哈第于1907年写给菲利普·斯诺登的信上说：
“我希望摆脱这个地位的最大理由是以后我可以自由地讲话。在最后一次会议期间，这个党实际上已不被公众所注意……这种趋势显然是因为与政府过于亲密的缘故，如果这种政策继续下去，我们将失去我们的独立并且总有一天要自食其果与自由党人同归于尽。下次开会，我们中间凡是相信战斗的社会主义者将团结起来，倘若我们不能把党引导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就‘走我们自己的路’。”
当工党的议会领袖与政治和工会激进分子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的时候，建立社会主义联合政策的要求变得更加强烈了。格雷逊（他的社会主义理论虽然说得有声有色，但比较肤浅）的行为就证明了这种动荡的心情。他事前未曾得到独立工党的正式认可，就在科伦河谷单枪匹马地进行斗争。事后独立工党表示同意接受他入党，但他拒绝签署工党党章，所以虽然他是工党的党员，但在开会时却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第二年，工党提出了“工作权法案”，格雷逊代表失业工人谴责工党努力不够。在下议院中经过几场激烈辩论后，会议宣布延期讨论，在休会期间展开了一场火热的宣传活动。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立即宣布支持格雷逊，在宣传工作中格雷逊、海德门和布拉奇福德进行了更加紧密的合作。1909年，当党在年会上提到过去全国行政会议报告中关于格雷逊那几段时，他获得了独立工党群众的广泛支持。独立工党“四巨头”——哈第、麦克唐纳、斯诺登和格莱雪西尔——为了表示对党内支持格雷逊的抗议，同时也是由于党员们对议会工党经常妥协感到不满，暂时退出了全国行政委员会。
在社会民主党内，人们日渐赞成合并。少数派认为脱离工党是一个错误，1906年大选的胜利更增强了这种想法。1906年，在社会民主同盟的大会上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了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决议，而支部不得参加地方“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建议仅以52票对36票之差遭到了否决。独立工党的上层领导却不愿接受任何与社会民主同盟合并的意见。在科伦河谷补缺选举以后，“社会民主同盟”与它的《喇叭报》的支持者经常遭受攻击，特别是麦克唐纳和哈第的攻击。麦克唐纳说他们是“好作豪言壮语的蠢人”。
社会主义思想的增长可于1908年工党的代表大会中看出来，虽然这种思想的力量尚不足以影响政策的决定。在讨论修改党章时，染纸业工人代表威廉·阿特金森和“社会民主同盟”的一位盟员（该同盟的盟员仍作为工会代表列席会议）动议大会明确规定工党参加议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推翻目前资本主义竞争制度和建立生活资料公有制，来为工人阶级争得全部劳动果实”。
反对这个决议的人说，大会不得强迫工会组织接受社会主义的纲领。国会议员J.R.克莱斯（奥哈姆各业理事会的代表）说他本人赞成公有制，但他又宣称“他们罢工事实上不是为了达到最终目的，而是为了争得年老瞻养金，为了目前的工厂立法，为了取得一种有效的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的立法，同时，也是为了把未来的理想灌输给人民”。
这个修正案以931，000票对91，000票遭到否决，但是在两天以后，会议又以514，000票对469，000票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决议案，以“表示表示意见”而不作为一项生效的政策。这项决议是机器工人代表J.J.斯蒂芬逊动议的：
“现在已经到了工党应该有一个固定目标的时候了，工党应当把下列事项作为自己的目标：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社会化，由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民主政府来控制；把全部劳动力从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两性间的社会和经济平等。”
这个决议对赞成合并的“社会民主同盟”内部的少数派是一个新的刺激。同年在同盟召开的年会上，以丹·欧文为首的伯尔尼利支部建议“如果所有‘社会民主同盟’的候选人都作为社会主义者参加竞选的话”，就应当重新考虑同盟的态度。虽然这个提案有海德门的支持，但以103票对31票遭到否决。奎尔奇是重新合并的主要反对者。少数派的这种重要意见——就是认为同盟失去了领导工人脱离自由党主义的绝好机会——继续存在在同盟之内，但这时党内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工党必须先表示自己的独立性，然后社会主义者才能和它合并。
这种观点的近视和有危害性在1908年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时就表现出来了。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一道组成了国际社会主义局英国支部，独立工党要求工党加入国际，因为凡承认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等劳工组织都有资格参加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卡尔·考茨基提议接受工党加入，他的理由是“虽然它没有直接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实际上它进行了这种斗争，同时作为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党之外的政党，事实上它已采取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但海德门等人则主张在工党未直接承认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原则之前暂不接受它加入。
列宁发言支持接受工党加入，他说工党是“工联的议会代表机关”，但他建议修正考茨基的说法，另加一段说明接受工党参加是因为它（工党）是“英国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走向自觉的阶级政策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第一步”。列宁之所以有这个建议，是因为考茨基的动议未经修改就获得了通过，“这样一来似乎‘国际’已担保工党实际上在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似乎只要工人的组织在议会中形成单独的工人团体，就可以在一切行动上不依赖资产阶级了！”列宁说他的提议“将会使几十万十分尊重‘国际’的决议、但是还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工人再一次地考虑一下，为什么认为他们只是走了第一步，以后在这条路上的步骤该是怎样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8—211页。）
不久，一再放弃社会主义立场的议会工党，在上议院法官议员的一次严重打击之后，不得不更加依靠自由党了。“一位保守党工人”，混合铁路雇工协会华尔坦斯多支部的W．V．奥斯本于1909年在资本家的经济支助下取得了上议院的裁定，使他有权阻止其工会向会员收费或用工会的基金来津贴工党的国会议员。工会的资助是工党的重要经济后盾，上议院的这项裁定无异于剥夺了工会从1876年以来所享有的参加或支持政治活动的权利。
资本家立刻利用了这个好机会，在全国搜罗驯顺的、准备采取类似行动反对他们工会的工会活动家。如今议会工党面临着没有薪金和没有选举费的前景，比往日更加兢兢业业了，生怕做出什么危害或刺激自由党政府的事情。自由党人以前在塔夫谷案件的判决上所感到的那种群众压力现在不复存在了，他们当然不忙于改变这种对他们有利的局面。2年后他们使政府采取了付给议员薪金的制度（每年400镑）。这个决定就其本身来说是一个进步的措施，但这样一来更加确定了工党议员对自由党政府的依附。
直到1913年通过了“工会法令”，允许工会在大会特别决议下可以设置政治基金（但反对者亦可“免除”这个义务）后，情况方有了一些好转。
这时保守党人渴望东山再起，以便实行他们的关税政策。于是他们利用在他们控制下的上议院来否决自由党的法案，想借此强迫改府解散议会重新改选。1909年劳合乔治提出土地税预算，并在莱姆豪斯及其他地方发表演说痛斥地主阶级进行反攻，意图扭转局势。上议院不顾宪法惯例，否决了劳合乔治的预算案，从而使这位一代集雄得以提出“贵族对抗人民”的漂亮口号。在这口号下，他骗取了激进派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使他们进行了一场与人民真正切身问题，与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运动无关的激烈斗争。
在限制上议院否决权的“1911年国会法令”未获通过之前，1910年的两次大选都在这个宪法问题上进行了斗争。通过这两次竞选运动，主要与自由党人合作的工党，在议会中获得了42个席位。但从30席增加到42席主要是由于矿工工会自由—工党的议员并入了工党。这种合并虽然巩固了工党在议会中的地位，但同时也增强了自由党在工党内部的势力[1]。
这时议会中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势均力敌，所以工党和爱尔兰的议员的行动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工党领袖借口必须拉拢自由党人以防止保守党卷土重来，拒绝采取有力的独立政策。另一方面，自由党人也看出他们在社会立法方面无须做什么重大的让步。
这时期中最突出的事件要算是1911年针对工人健康和失业问题的“全国保险法令”了。这项计划的基金系依靠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面的捐助。但是雇主方面的捐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揭穿了还是用穷人的钱来救济穷人。计划的执行由政府委托给几个机构办理—互助会、保险公司和工会。自然，社会主义者和富于战斗性的工会活动家对这个计划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可是工会领袖们却欢迎这个计划，他们对政府这次对他们的垂青感到受宠若惊，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发展会员的机会。因此，议会工党最后也接受了这个法令。
1911年，还通过了其他两个社会改革的法令——严格规定矿内的安全措施和给予店员工人固定的用饭时间以及每星期半天的假日——从此社会改革的立法就停止了。
议会工党领袖的行为引起了社会主义者的愤怒和蔑视。麦克唐纳在1911年独立工党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下议院的巨大功用在于把国内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变成立法”的甜言蜜语的保证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代表们指出，虽然从独立工党成立以来，自由党—工党政策的尸体被埋葬了，但它的阴魂在新的工党中仍然不散。[2]当时的独立工党议员乔治·兰斯伯雷说：他不止一次为他同件的行为感到害羞，而想辞职拂袖而去。
“自由党总是用一些技节问题在议会中纠缠，而工党的议员必须依附他们。每逢讨论到群众穷困问题时，自由党和保守党人总是提出一些所谓‘重要’问题来引开话题，躲避讨论。我坐在下议院里，眼前浮起了那些把我送到这里来的拥挤在饱和布郎莱贫民窟里日夜操劳的男男女女的影子。他们为我工作，他们把我送到这里来，因为他们以为我不同于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他们送我到议会来，原为要我大胆地讨论贫困、贫困、贫困的问题……我号召你们在议会里组织一个坚决不向自由党和保守党人妥协的强大的政党。”
兰斯伯雷的这篇演说不断地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但是麦克唐纳仍然维持住了他的领导地位。第二年，在独立工党大会上，经F.W.乔伊特和兰斯伯雷再三要求执行真正的独立政策后，只获得了工党领导方面口头上的让步。例如菲利普·斯诺登对乔伊特的坚决态度表示了他“斗争本能”的同情，但解释说，“常识、判断和经验”使他反对乔伊特的主张。
2．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独立工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那种情绪，只不过是正在工人群众中酝酿的愤怒反抗的一个征象而已。工人群众改善情况的愿望不断受到工党议会领袖妥协政策的挫折。现在他们进入了一个通过罢工来提高生活水平的伟大斗争的时代。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四年中，工人们展开了从1888—1891年以来还未曾有过的如火如荼的罢工运动。码头工人使各港口陷入停顿；铁路工人使广大的内地运输网陷于瘫痪；100万矿工全部离开了矿坑；其他如机器制造厂、纺织厂和建筑工地都卷入这场反抗的大风暴中。
金融资本家一本万利，人民生活水平却急剧下降（这是由于工资固定不变，生活费用不断上涨所造成的），这种尖锐的对照就是引起这个被正确的称为“大动荡时代”的骚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工人们所表现的昂扬斗志、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原因却要深远得多。他们和悲惨的生活进行斗争：贫穷、剥削、增加劳动强度、加班加点、雇主的蛮横、破烂的住屋，以及这个“40岁就嫌太老了”的世界的绝望。与这个运动同时（一部分是掺混在一起的）进行的，特别是在工人阶级领域内，就是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这不仅是为争取选举权，也为了要结束自古以来轻视妇女的观念。
工人们感到了他们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系来自工人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团结一致。他们的目光从眼前的工资和工作时间问题，扩大到了他们参加管理生产的更重要的问题。像列宁当时所指出的，“如果说1911年铁路工人的罢工已经显示了英国工人的‘新精神’的话，那末煤矿工人的罢工简直可以说构成了一个时代。”（《1912年英国的工人运动》。《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9页。）
这些年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普遍发生工人群众反对工会领袖和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合作路线的事件。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富于斗争性的工人常常抛弃政治斗争的概念，幻想单凭大规模的强大的工会活动就可以使工人获得解放。对于许多激进工人，特别是在法国和美国，“政党活动”这个词已经变成一个污蔑性的字眼。
工团主义运动在积极组织广大群众进行斗争。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里每个工会将负责管理自己的企业。工团主义的眼前目标是（按产业工会主义的方式）将工会组织简单化，集聚力量，准备进行一场猛烈的斗争。工团主义是这些年来与美国残酷而傲慢的雇主作着艰苦斗争的“世界产业工会”的理论。法国的“总工会”在1906年宣布，赞同举行一次剥夺雇主生产手段的总罢工，以建立一个以工会“为社会组织基础，作为生产和分配单位”的社会。
在英国，自1910年开始以来的这段时期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工人团结起来了，斗争性加强了，力量壮大了。它最大的缺点在于工人阶级这次规模巨大的进攻只采取了罢工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它缺乏一个能够在涉及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政治、工会和思想领域中领导一次全面斗争的政党。
独立工党和工党的领袖们完全不能担负这个任务，由于他们日益把全副精力贯注于议会的机会主义活动，他们的力量在不断地遭到削弱。而社会民主党里虽然有一些忠诚的富于斗争性的工人和积极的工会活动家，但是作为一个政党它仍然严重地受着它传统的宗派主义的限制。
这种宗派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一时不易消灭。1907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城举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际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同盟（正如列宁于同年9月在一篇反对孟什维克的论文中所特别指出的）投票拥护一项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紧密合作的决议。在英国这首先意味着工党内社会民主党人与工党党员的合作。但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同盟的1908年大会拒绝了与工党合并的建议，同时在国际社会主义局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于同年又反对接受工党加入国际社会主义局。
社会民主党反对独立工党的机会主义是对的。1908年4月，列宁著文支持这个斗争，认为这等于德国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俄国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见列宁著《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但错误的在于在实际斗争中把工会里思想混乱的工人群众与工会中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不分皂白地混为一谈，特别是当时的工会，像列宁在6个月以后发表的另一个文件里指出的，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尽管它们走得不敏捷、不彻底、不直接，但毕竟是在走向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1页。）
这种作风意味着把怀着满腔怨愤的广大的工会会员推向他们机会主义领袖们的怀抱里。这给了工团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一个额外的推动力——工团主义在英国企图不用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来达到消灭者本主义的目的。
如果认为1908—1914年的错误和20年前的错误一样，认为社会民主党每天的工作只是坐待社会主义宣传说服工人阶级那就错了。社会民主党在1909年7月25日召开的“粮食供应会议”就是工作比以往进步的一个证明。在这个会上他们讨论了未耕种的田亩问题，成立全国麦子贮藏机构，公用运输和销售组织问题，农田国有化以及成立农业工资局等问题，这些讨论是在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中进行的。出席会议的团体有苏格兰职工大会的议会委员会；码头工人工会、煤气工人工会、店员工会、家具制造业工会、全国印刷工人协会等11个工会；伦敦机器制造业工会和伦敦邮务工会等16个工会地方委员会和分会；10个各业理事会，包括伦敦、格拉斯哥、南安普敦、考文垂和亚伯丁；6个合作社团体，如皇家兵工厂（乌尔威治）、厄德蒙顿、波尔顿和布兰；8个独立工党支部和5个工人代表委员会，以及41个社会民主党支部。会场上宣读11个各业理事会（利物浦、布拉德福德、斯托克波特和福尔刻尔克等）和5个合作社团体（乌尔佛罕普吞、奥哈姆和利物浦等）的贺信。一个能够召集像这样的会议的组织已不再是80年代孤立于广大群众之外的组织了。另外，1910年弗雷德·尼发表在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也证明了它勇敢坚决的态度，在这篇文章中这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伦敦排字工人协会著名的领导人）抨击了资本家报纸对非正式罢工的攻击。尼还批评了某些工会干部，这些工会干部打击工人，说他们不等“集体谈判”就对雇主侵犯工人权利举行反抗。“若要教训任何人的话，那么首先应当予以教训的是叛离群众的工会领袖们，而不是不服从他们的群众。”（重刊于《工人月刊》，1950年6月号。）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些原因，工团主义暂时高涨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理论影响了许多工人团体，其中包括富于战斗性的腊斯金学院的学生，他们于1909年组成了“中央劳动学院”。在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和后来于1913年成立的“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支持下，中央劳动学院根据它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利益的矛盾性”的学说，竭力“武装工人们去宣传并保卫他们的阶级利益”。（比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2卷，第353页。）
腊斯金学院以前和现在的学生所组织的“平民联盟”在苏格兰、南威尔士和密德兰创办了许多学校。其中一个美国社会党的教师约翰·麦克累恩不久就成了克莱德赛德战时运动的领袖。
这一代最伟大的杰出的战士恐怕要数汤姆·曼恩了。曼恩在熟悉了世界各地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以后，于1910年又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他曾游历各国，在澳大利亚他看到了自由党政府的脆弱，在巴黎他研究了法国的工团主义。他游历归来后立刻投入英国工会建立新路线新组织的斗争。各团体的积极份子把这个使命带到自己的企业中去，曼恩在做新闻记者的盖·鲍曼的协助下出版了一套月刊性的小册子。以后经常有刊物出版，如《工团主义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在南威尔士非正式的改革运动中，出现了革命工会运动著名的文件《矿工的下一步骤》（1912年），这是由A．J．库克帮助写成的。1910年秋季，200个工团主义代表集会于曼彻斯特，成立了“产业工团主义教育者联盟”。它主办的月刊《产业工团主义者》一直出版到第二年。1912年正月，鲍曼主编的《工团主义者》杂志第一期问世了。
新运动经常强调巩固和简单化当时的工会组织的必要性。
《产业工团主义者》第一期说，英国工会运动的
“致命伤就是在于（若不是仅仅在于）联合王国1，100个工会的地方性，完全缺乏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真正精神，结果工会运动者也就无法利用手里的工会组织有效地进行阶级斗争。”
拿造船业来说，它的24个工会“从来没有能够对资本家采取联合行动”。曼恩和他的朋友相信
“不管这个时期的工会怎么反动，也必须把它们当作早晚使工人阶级发挥自己作用的适当途径，这是唯一明智的策略。所以我们必须避免参与任何以损害工会为目的的任何活动，相反的，我们要在工会内全心全力地工作，把它们推到正确的道路上去。”（曼恩著《从单一税到社会主义》，第64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在各个方面指导工人斗争的革命工人阶级政党的概念是怎样消失的。事实上多数工团主义的著作都说明了这一点。
坚强而有效的工会组织是工团主义运动进入斗争的第二个阶段——控制企业生产——的首要条件。曼恩在1911年4月号《产业工团主义者》上写道：
“头等重要的是必须告诉工人群众，工人阶级要想获得经济解放，必须在车间、工厂、仓库、矿山，在轮船、小船，在机器上以及一切工作中取得权力，然后慢慢控制生产工具直到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组织起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这时候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南威尔士煤矿——《矿工的下一步骤》的出产地—这时间正发生“坎布瑞安联合企业”的大规模罢工运动。现在从它的政策说明中摘出几条，来看一下它所采取的手段的本质。
“1．取消过去把雇主与我们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政策，而代以公开对垒的政策。
“13．必须不断地为增加最低工资和缩短工时而进行斗争，直到我们取得雇主的全部利润为止。
“14．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组织，以便最终把煤矿生产管理权接收过来，使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
《矿工的下一步骤》这本小册子指出：每个工会领袖，作为一个工会领袖，“由于切身利害关系必然会阻止进步”（第8页）；“所有工会领袖，虽有满腔好意，都堕落腐化了”（第13页）；“生产上的投票权对工人的幸福和生存的影响远比政治上的投票权为大”（第24页）；矿工工会不但要自己参加政治斗争，而且要联合所有其他的工会“为实现工人自己管理全部生产而斗争”（第19页）。这几段文字和载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无数类似的话，表明工人群众对工党的机会主义作风和社会民主党不切实际的态度深感痛心，以致他们对一切政治组织都抱着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
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昂扬斗志，像我们在独立工党和“喇叭”会中看到的那样，在各社会主义组织中引起了重要的反响。
甚至“费边社”也经受了一连串的危机：从小说家H.G.威尔斯到G.D.H.柯尔和“基尔特社会主义”[3]的支持者，一个接着一个地起来反对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的旧领导。“费边社”的危机造成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第一是设立了“费边社研究部”，后来改为“劳工研究部”，这是一个一直具有与工会紧密合作和斗争传统的组织。第二是在大学生中展开了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由各大学内的费边分社在1914年大战前夕发动的（诗人鲁帕特·布鲁克是这方面的先驱者之一）。
工人运动中最重要的政治发展是社会民主党把社会主义各党派纠合起来组成了一个联合社会党。在社会民主党的倡议下，于1911年在曼彻斯特召开了一个大会，出席的有独立工党各支部的41个代表，喇叭俱乐部的32个代表，社会民主党的86个代表，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代表委员会的48个代表，他们总共代表着35，000会员。在这个大会上，英国社会党诞生了。
这个新政党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宣布它将支持“一切保护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措施和加强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它宣布它的方法是：
“用社会主义原则教育人民；尽可能地与工会组织紧密合作；团结全体工人以实现生产社会化”；而且要在“议会和地方机构中建立一个与所有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党派完全分开的富于战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英国社会党第一届年会报告》，1912年。）
英国社会党创立以后，“群众斗志显著高涨”。（T.A.杰克逊著《喇叭独奏》，1953年，第96页。）这个党开始积极响应工会的斗争，在第一年中当铁路工人和矿工举行全国性罢工时，它所发出的小册子就达20万份，在罢工期间还派遣演讲人贝前赴矿区。在1912年第一届年会上，主席海德门在报告中着重指出社会主义者在近来罢工中的活动和他们“与工会组织的日常工作保持紧密接触（工会中有许多人是该党党员）”的重要性。他认为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合作，是这些罢工运动中最令人满意的特色之一。大会通过了一项特殊的政策决议，保证英国社会党给予各工会以积极的支持，敦促一切有条件的党员都加入工会，并宣布组织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是党的明显的责任”。
第二年，1912—1913年，英国社会党在运输工人的罢工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它的支部组织人们照料罢工工人的孩子（常常就用党的办公室做哺乳站），并在全国各地筹募基金。汤姆·曼恩因于1912年的矿工罢工中宣称自己支持向士兵呼吁不对工人开枪而被捕下狱。英国社会党积极参加了营救曼恩的运动。它还单枪匹马地进行了反对提高海运载货吃水线的斗争，提高吃水线就是降低安全系数，这将造成“大量水手的死亡”。
虽然英国社会党内仍然存在着意见分歧——许多党员仍然主张将全副精力放在宣传工作上，有的还反对妇女选举权，有的反对进行一切改善眼前工人状况的斗争运动—但从整个说来，这个党还是愈来愈积极地参加工人的罢工斗争。但这时发生了一个新的严重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策的这个基本问题上引起了极端的分歧——也就是说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对帝国主义战争是支持还是坚决反对的问题。
1907年以后，沙皇俄国和英法结成了联盟，同时日耳曼帝国企图染指摩洛哥，因此，这个时期国际局势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中。各国在惊人的速度上进行着军备竞赛，在莱因河和北海两岸，战争叫嚣愈来愈高。
很自然的，各国社会主义运动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1907年8月，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大会全体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军国主义和战争是资产阶级的工具；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号召群众扑灭战争的威胁，但假如战争果真爆发，他们就应当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1910年8月和9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大会，和1912年11月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又重申了这项决议。
可是从1909年以后海德门却叫喊建立“强大海军”来回答德国的“威胁”和做好准备对德开战。他发表在《正义报》和《喇叭报》（布拉奇福德和他的意见一样）上的文章的精神是和国际社会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他遭到了提奥多·罗斯坦、约翰·麦克累恩等人的强烈反对。1911年5月在社会民主党于考文垂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许多支部的决议批驳了海德门的提案，于是（反对派的主要发言）泽达·卡恩（中央海克利）与整个执行委员会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者以47票对33票否决了反对派的决议。
英国社会党成立后，泽达·卡恩和康拉德·诺埃耳牧师于1912年被选入执行委员会，这个斗争又开始了。是年12月，执行委员会以一票的多数采纳了泽达·卡恩的提议宣布“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海陆军只是为了保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益而建立的”，“对工人阶级来说德帝国主义也好，英帝国主义也好，都是一丘之貉，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英国社会党退出了要求增加海军预算的宣传——这对海德门是一个不客气的谴责。
因为海德门以辞职相恫吓，遂使这项决议拖延了三个月之久，但这个问题又在1913年5月党的布拉克普尔会议上提了出来。海德门被迫答应不再公开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会议除了9人表示异议外，一致通过了一个议决案，声明英国社会党，“是国际社会党的一个组成部分，须受1907年斯图加特和1912年巴塞尔关于战争的决议的约束”，并表示要和法德两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执行反对军备的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的滋生”。这次会议上，海德门未再当选主席，就是老执行委员会中也只有二人重新当选。
列宁曾于1911年对考文垂大会的决议提出谴责，指出英国社会民主党还从来没有这样“丢过脸”——“它的……宗派主义性质还从来没有暴露得这样明显。”（《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9页。）—现在终于获得了胜利。1913年5月，他写到海德门的态度时说，“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与这种卑鄙龌龊的行为妥协，同它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应当说这是他们的光荣。”海德门的失败是“对英国社会主义事业大有好处的事情”：“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起来坚决反对自己的领导机构的种种民族主义罪孽，那他们就会丧失同所谓‘独立工党’（即不依赖社会主义，而依赖自由主义）的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权利。”（《“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7页。）
海德门[4]和拥护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时遭到失败固然有意义，而更有意义的是：它为以后不久在世界大战中更重要和更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斗争铺平了道路。
1913年7月，在莱斯特的一次补缺选举中，工党的执行委员会突然拒绝批准地方工党支部所推荐的一名候选人。理由是莱斯特城只有两个议席，一个席位已为独立工党领袖同时亦为工党领袖的腊姆齐·麦克唐纳所占；而工党和独立工党领袖们与自由党人曾有默契在先，不争夺另一席位。于是英国社会党提出了一名候选人，爱德华·哈特莱，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宣传家，又是布拉德福德城的顾问官。所有地方工党的代表除一人而外都支持他，可是工党议会党团的主要召集人在自由党报纸上发表了一则声明对他进行攻击。
这次在这个主要为工人阶级选区里的选举可使我们回忆起那些日子——自由党得了10，863票；保守党得9，729票；英国社会党得2，580票。列宁的评论是：
“各国觉悟的工人往往‘迁就’英国独立党人。这是一个大错误。独立党人背叛莱斯特的工人事业，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独立工党’全部机会主义政策的结果。一切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站到那些正在坚决反对英国‘独立’工党用自由主义来腐蚀工人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这一边。”（《揭露英国机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68页。）
列宁于当年9月在一篇哀悼哈利·奎尔奇的文章中，再一次赞许英国社会党的新趋向，并表示相信该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相信它在经过许多弯路以后，不久一定会带来重大的收获。
“确实，脱离群众有时使英国社会民主党人沾染上一些宗派主义的习气。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创立者海德门甚至滚进了沙文主义的泥坑。但是社会民主党反对他；同时在全英国只有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数十年期间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系统的宣传和鼓动。这是奎尔奇及其同志们的极其伟大的历史功绩。马克思主义者奎尔奇的活动的成果将会在最近几年的英国工人运动中充分表现出来。”（《哈利·奎尔奇》。《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0—371页。）
1913年7月又发生了另一个重大事件，国际局在伦敦召集英国的社会主义团体开会，讨论团结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的代表。大会在国际局的代表埃米耳·范德维耳德和C.郝司曼的动议下采取一个双重政策：就是英国社会党应该并入工党，而独立工党则应归入英国社会党。代表们就并入工党和成立“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取得了协议。
第二次会议在12月间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国的许多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领袖，有比利时、俄国、法国、德国、奥国、阿根廷、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代表和英国各组织的主要成员组成的代表团。
丹·欧文代表英国社会党发言。在一篇和解的演说中，基尔·哈第接受了英国社会党四项条款中的三条。即党应该有自由申述它的社会主义目的；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在议会内外支持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关于英国社会党候选人必须站在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的第四项规定，三个组织的代表表示要向他们的组织提出要求，要求工党修改它的党章，使一个候选人能称自己是一个工党和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他们还同意联合举行示威游行以促进社会主义政党的团结。
1914年春，英国社会党的复决投票表示大多数赞同并入工党，成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1914年6月，合并申请书已准备妥当，拟于下届工党集会时递交。但因为大战爆发，工党集会直至1916年才举行，会上一致通过接纳英国社会党并入工党。但大战爆发后，费边社和独立工党却拒绝进行以前早已谈妥的成立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的问题。
3．罢工斗争
上述的社会主义政策和组织的演变，是以从海员和码头工人开始的大规模罢工斗争为背景的。
1910年，汤姆·曼恩和提累特组织了“运输工人工会全国联合会”。第二年曼恩应哈符洛克·威尔逊的邀请，帮助重行建立“水手和救火员工会”。运输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令人难以忍受，同时“国际航运协会”拒绝雇用加入工会的工人。1911年6月，当世界最大的邮船“奥林匹克”号光临南安普敦加煤时，加煤工人为求改善情况而罢工，于是各港口的海员都宣布罢工。在不多几天内，海员们的全部要求如愿以偿。“国际航运协会”20年来第一大遭到了挫败。
随着这次干脆和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展开了一系列的坚决的罢工运动，特别是在伦敦和利物浦。汤姆·曼恩是利物浦运输工人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主席，罢工运动在海员罢工胜利后一直继续进行，未曾间断。成千工资菲薄的铁路工人坚决地举行罢工，迫使铁路工人工会执行委员们不得不支持这些自发性的运动。港口当局的总同盟歇业引起了运输工人总罢工。参加的达8万工人，他们在汤姆·曼恩领导下，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完全控制了全城的运输。
政府企图采用强硬手段：两艘炮舰开到了麦尔西，内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又调来了7，000名军队和特别警察。警察在圣乔治大厅高地野蛮地向示威人群进攻。有一群人试图阻止一辆捕人的大篷车驶行，军队向群众射击，结果枪杀了2名工人。可是这种暴力全无效用：工人们在著名的汤姆·曼恩领导下，被坚强的信心和激昂的情绪所鼓舞。“让丘吉尔放肆于吧，”曼恩说。“让他再调十倍的军队到利物浦，占领每条街吧，即使出动英王所有的军队也不能使船出坞入海。”最后雇主和当局不得不面对现实，举行谈判，向工人让步。
在这个时候，伦敦港口由于工人罢工陷于停顿，像这样的示威运动从英雄的1889年以来还是第一次。码头工人要求把他们的“6便士银币”改为8便士，加班每小时为一先令，其他工种的港口工人还提出了许多别的要求。伦敦港务当局拒绝与工人谈判，在丘吉尔的建议下，陆军部加强伦敦的街防，并扬言要调25，000名军人来代替码头工人的工作，企图破坏罢工。但工人们不为威吓所动，相反地他们越加坚强起来。工人们每天在塔山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参加游行的工人多至10万人。有4天之久伦敦完全处于哈里·戈斯林、维尔·戈弗雷和本·提累特领导的罢工委员会的势力之下。伦敦港务当局和“航运协会”被迫让步，接受工人们的各种要求，同时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第二年，当格拉斯哥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时，伦敦方面又发生了劳资纠纷，因为雇主撕毁了前年的协定。由于缺少其他地区的支持，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不久，利物浦、曼彻斯特以及其他几个都市的自发性罢工引起了全国性的铁路工人罢工。铁路工人工会的领袖向雇主提出限24小时内答复的最后通牒，政府立刻站在雇主一边出面干涉，通知工会领袖政府将以武力阻止罢工。在铁路公司（而非市府当局）的要求下大批军队开到曼彻斯特和其他各处。在兰纳莱的示威游行中，两名工人牺牲了。群众愤慨达到了极点，虽然还不是全部工人都参加罢工，但20万铁路工人巨大的力量足以使政府让步。雇主被迫破例与工会进行谈判。在再度举行罢工的威胁下终于达成协议，并成立了调解委员会，允许工会代表担任书记，这是资方被迫承认工会的一个保全面子的办法。
矿工这时也动起来了。战斗的序曲是龙达河谷“坎布瑞安企业联盟”的10，000矿工的罢工，争端是为了矿坑内在艰苦地段工作的工人的报酬问题。矿主的傲慢无理激怒了工人，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在汤尼潘迪地方，首都的军警与罢工工人发生了冲突，在这个地区罢工运动在第二年整整继续了一年。
矿工联合会尽了一切努力，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就在艰苦地段工作的问题和最低工资问题达成协议，但毫无进展。1911年年底，矿工们就为争取实现最低工资——男工每班5先令，童工2先令——举行全国罢工的问题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445，800票对115，271票多数赞成罢工。1912年3月1日，100万矿工不论已入工会或未入工会的，一起离开矿坑停止工作。这是英国工业史上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一次罢工。政府立刻再度让步，在议会中匆忙通过了一个“最低工资法令”，规定了地方工资最低额的尺度。但这个法令不符合矿工们的要求，他们是要求规定一个全国性的最低工资额。可是在第二次投票中，赞成继续罢工的人不是多数，同时首相亲临会场要求工人复工，代表大会同意停止罢工。
这个汹涌澎湃的公开斗争时期的一个特征，是对兵士的著名的“不要开枪”的呼吁，因为当时政府经常用军队镇压大的罢工运动。1912年正月，《工团主义者》重印了“不要开枪”的呼吁，它原是一个利物浦建筑工人所写，登在康诺利的《爱尔兰工人》上的。它的内容如下：
“你们是工人阶级的儿子，我们为了改善我们的命运才进行罢工，你们的长官命令你们屠杀我们，不要听他们的，因为我们的命运也就是你们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命运。”
在阿尔德沙特军营里散发了这个传单的铁路工人弗雷德·克洛斯莱，被判处4个月徒刑，《工团主义者》的编辑被判9个月徒刑，印刷该传单的工人被判6个月徒刑。第二个月在矿工举行罢工的时候汤姆·曼恩对集中的军队宣读了这个呼吁，声称他相信其中的每一句话。汤姆·曼恩在轰动一时的审判之后，亦被判处徒刑6个月。
上述这些不过是这个“伟大的动荡时代”的最重大的个别事例。一位当代的观察家称之为一种“普遍的反抗情绪”正在工人阶级中蔓延，差不多影响了每一个工业部门，许多企业和地区的工会运动是在这些年中才真正发展起来的。1913年的“黑乡罢工”使最落后和最受压迫的地区之一的工人第一次组织起来了。在某些不景气的企业中的工人，例如德文和康尼绪两地的粘土工人，约克郡不熟练的毛织工人，以及密德兰新兴工业中的半熟练机器工人，第一次真正的懂得了工会的意义。
大批的工人参加了马克思主义者在80年代末期建立的普通工人工会—码头工人和煤气工人工会，特别是汤姆·曼恩于1898年建立的工人联合会。当老的普通工人工会，特别是J．R．克莱斯领导下的“煤气工人工会”已经转向右倾以后，“工人联合会”仍然保持着战斗精神和它创办人的领导风格，因此它就变成了落后和乡间地区前进的先锋队（这个组织在1929年并入“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
工会组织在妇女、农业工人和小职员中有特别重要的新发展。
直到当时为止尚没有组织起来的成衣店和食品工厂中的女工在玛丽·麦克阿瑟领导下举行罢工并获得了胜利，她们全部加入了“全国女工联合会”。这方面最突出的要算1911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时，伯尔蒙德赛女工的“起义”了。当时附近的果酱、胶状食物和腌菜工厂的女工如潮水般的来到街头呼喊和唱歌。15，000妇女共赴骚斯沃克公园开会，向本·提累特热烈欢呼。不到三个星期，20家工厂中有18家雇主答应增加工资。重要的是这个工人阶级妇女新的斗争运动与左翼妇女参政运动联在了一起，这时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达到了顶点。佩锡克—劳伦斯、基尔·哈第、乔治·兰斯伯雷（他为这事进了监狱）和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她也离开了她中等阶级选举运动的领袖的母亲和姐姐，而参加了伦敦东市的工人队伍）都很了解把这两个运动结合起来的重要性。
自从70年代约瑟夫·阿奇可歌可泣的英雄日子以后，农业工人中的组织是比较弱的。1889年以后，成立了一些临时的组织，1898—1900年又出现了小规模的工会。现在有了建立一个强大工会的基础。1906年在自由—工党胜利之后，在农业工人运动的老根据地诺福克，乔治·爱德华兹（他的一个老战友称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决定重行组织老工会。这是一个艰难困苦的战斗。工人举行了罢工，但失败了。在罢工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他们的忠实朋友不是他们一向信赖的自由党领袖而是社会主义者。因此在“大动荡时代”，好几个社会主义者做了工会领袖。同时，“工人联合会”也开始在农场中组织起来，主要是在约克郡和赫尔福德郡，后期则主要是在西乡—威尔特郡及其附近的地方。1913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力量“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它急速发展着。在许多农村中，当地的铁路工人脱离了乡绅和牧师的势力，变成乡村工人非正式的工会组织者。从1912年起罢工开始了，虽有几次规模较大，但大都限于地方性的事件。工人也常常获得胜利。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爱德华兹创立的“全国农业工人工会”已发展到360个分会，拥有15，000会员。同时“工人联合会”也很强大，每星期都有工人争先恐后的要求入会。大战后不景气时期，各工会均受到严重的打击，但过了这个时期，它们便稳定下来了。
最后，在这个“伟大的大动荡时代”在所谓“白领”工人中也出现了工会组织，为日后的“文官职员协会”打下了基础。
1913年最伟大的战斗发生于都柏林，8万工人在詹姆斯·拉金和詹姆斯·康诺利领导下和当局的威吓和警察的恐怖手段（两名罢工工人被打死，400人受伤）进行斗争，击败了他们粉碎“爱尔兰运输及普通工人工会”的企图。这个工会是拉金于1908年在帮助格雷逊赢得科伦河谷的议席后不久建立的。1910年康诺利也担任了这个工会的领导工作，康诺利冷静的判断和理论知识对拉金口若悬河的辩才和执拗脾气具有重要的平衡作用。他们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引起了雇主们的恐惧，他们也在“都柏林电车公司”主席、爱尔兰大资本家威廉·墨菲下团结起来与工人对抗。
1913年9月，许多在墨菲控制下的工厂中的工人接到通知，要他们脱离工会，否则将被开除。他们拒绝了，于是大规模的雇主歇业和工人罢工开始了。全国的工会运动者都对他们抱着强烈的同情。合作运动派遣一艘粮船到都柏林便是这种同情的最明显的表现，此外铁路工人还举行了同情罢工。基尔·哈第宣称，除非对工会的威胁在都柏林被击退，否则他们也将在英国展开斗争。
在激烈的斗争中，幻想破灭了，新的思想开始生长发育。“矿工联合会”的主席罗伯特·斯迈利在“职工大会”的讲话露出了一线新希望。他说：“假如有人采取了像在都柏林和其他地方的那种行动，逼迫我们进行革命的话，那么我说，不论合法与否，我们有责任训练我们的人实行自卫……当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大工会有责任就全体工人举行罢工的问题进行讨论。”
但并不是所有英国工会运动的领袖们都有积极的群众那种慷慨无私的热情，例如曾由于大力宣扬中等阶级激进的经济学理论而获得了“英国的罗伯斯庇尔”这个可怕的称号的菲利普·斯诺登却在这个时候宣布罢工将使工人“道德堕落”。其他如码头工会的詹姆斯·赛克斯顿、海员工会的哈符洛克·威尔逊和“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J.H.托马斯都积极阻挠工会声援都柏林的工人。
罢工工人最后因饥饿而被迫复工。不过他们的斗争不是毫无收获的。在雇主闭厂歇业期间的公开调查暴露了雇主的残酷和都柏林工人居住条件的恶劣。同时，爱尔兰民族主义议会党团和资本家的关系也被暴露无遗。而对未来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罢工斗争中工人为了自卫和保护家属免受警察的残酷蹂躏，组成了打着“犁和星”的旗帜的“爱尔兰市民军”。在1916年复活节起义中，这支军队成了康诺利手中的主力军。
上边所述的这些斗争，仅不过是大战前夕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罢工运动中突出的单个事件而已。《每日先驱报》上刊登的“罢工，把罢工进行到底”的口号充分表现了这个时期的精神。该报是伦敦排字工人在1911年罢工时创办的。第二年，前社会民主同盟的《饱与布郎莱工人报》的乔治·兰斯伯雷担任了该报的编辑，而开始了它的政治经历。“等到秋天来临”是1914年夏季挂在每一个人嘴上的话，用韦伯夫妇的话来说，“英国工会运动当时正在酝酿一个巨大的革命性的工潮”。但大战爆发后，罢工的浪潮便消逝了。
我们将怎样估价这个工人阶级热烈斗争的时期呢？工团主义的理论虽然鼓舞了这个时期富于斗争性的群众领袖，可是除少数地区外，它在工人阶级中并没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可是除了剥夺资本家生产手段的总罢工的基本概念外，工团主义派所提出的其他想法——如百分之百的工会活动、同情罢工和进取的工会政策——和它对当时工会组织缺点的批评，都引起了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注意。每当他们的力量增涨时，整个运动在人数、力量和信心方面都有加强。在这个短短四年里，工会会员从不到250万增加到400万。进展最大的是运输工会，它拥有50万会员。他们举行了最艰难、规模最大的斗争。
由于新思想的传播和积极参加斗争，工会组织在这个时期内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最大的发展是1913年“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成立，该会系由“混合铁路雇工协会”（最大的铁路工人组织，拥有会员132，000人）、“普通铁路工人工会”（拥有会员20，000人）和“转辙及信号工人联合工会”合并组成的。可是“铁路职员协会”与“司机和加煤工人联合协会”都没有参加。新工会采取了新的政策，宣布凡一切受雇于铁路的工人均可参加这个新组织，这引起许多技术工人的反对，尤其在铁路工厂中。新工会的形成使会员人数在18个月中增加了一倍，达到30万人。新工会的章程将大权集中在执行委员会的手中。
这种改革精神也激动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工人群众，经过复杂的内部斗争之后他们也于1912年决定修改工会章程，使不熟练工人也能参加工会。虽然，旧规定于三年后就废除了，但一直等到1920年，该企业中的大部分团体才参加进来组成了由汤姆·曼恩任书记的“混合机器工人工会”。
在建筑业里，改革运动虽然在工会基层群众中的声势很大很坚决，可是由于上层领导的反对和传统的行业忌妒，大大地受到阻碍。1912年投票结果群众赞成合并，但未见之于实行。两年以后，产业工会主义者放弃了坚持改革旧工会而不愿重起炉灶的政策，另外成立了“建筑工人产业工会”。但它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成就，这一部分也是由于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的缘故。
改革中的一个重大收获，是“大不列顾矿工联合会”、“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联合会”（这是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工会于1910年合并而成的）建立了三角联盟。这个组织间（这几个组织在这个时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斗争）互助的盟约是由矿工领袖提出而为大家同意签订的。
在这个暴风雨的年代里，经过不断的活动和多方面的斗争，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人数上，而且也表现在组织和协作方面。工人的眼睛被打开了，使他们看清了阶级社会的实质。就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吧，大战前夕，托利党地主和陆军军官在库拉阴谋叛乱，决心要阻止“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实现。结果他们反倒无事，而呼吁他们不要开枪的工人却被送进了监狱。这件事教育了工人群众。同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是这样，尽管过去有许多错误和偏见，群众日益感到需要有一个思想纯洁，但善于在实际斗争中团结一切受资本主义压迫和威胁的人共同进行斗争的革命政党。
[1]在1910年12月的大选中，工党的票数下降了。这只是以后45年中三次选票下降的第一次。而每次工党席位降落的原因都是由于它与资本家沆瀣一气。
[2]工党议员、当时英国社会党的党员，魏尔·桑恩，曾在1913年工党大会上指出，40个工党议员中，仅仅有13个社会主义者。
[3]“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Socialism）是由许多中等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团作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在各大学中。他们企图将工团主义的观念套到英国议会政治制度上去，他们感觉要改变社会，单有工人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他们于1915年创立了一个“全国基尔特联盟”，作为宣传新思想的机构，事实上它却成了一个新的政党组织。全国基尔特联盟旨在以基尔特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基尔特社会中，各企业由本企业内的工会管理，在由工会或基尔特组成的议会之外，另有一个代表作为消费者的全国人民的第二议会。这个运动虽然思想混乱，却曾一度赢得许多工会积极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支持。有一些人经过这一阶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另外一些人如威廉·梅洛、伯特兰·罗素、R.H.托尼、克利福德·艾伦、乔治·兰斯伯雷和W.N.尤尔后来都在不同的方面成了著名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4]在奎尔奇死时，奎尔奇所代表的选区曾选举他，但1914年就下台了。 |
第七章工党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七章工党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
1．雇主的反攻
2．劳工代表委员会
1．雇主的反攻
我们刚才概略地论述了劳工运动的演进过程。雇主们对迅速发展的劳工运动发动反攻的结果，直接促成了工党的出现。高涨的劳工运动使各业的雇主们手足无措，但是他们刚在第一个回合中被打败，就又开始了反攻。
他们的矛头最初指向非熟练工人的新组成的工会。1889年年底，伦敦的“首都南方煤气公司”不惜花费10万镑的代价摧毁了那里的工会组织，取消了八小时工作制。幸而几个月后，里子的煤气工人斗争获胜，使雇主的这场进攻没有蔓延到全国其他地区去。
然而，更严重的威胁系来自资本家中最为殷实的集团——大轮船主们。他们早在1875年就建立起“集团”和确定价格的协会，现在又成立了主要目的在于击破海员和码头工人（他们的初步斗争已经把伦敦、加的夫、赫尔这样一些港口变成了纯由工会会员控制的城镇。）工会组织的“航业联合会”。在加的夫雇主发动的一次闭厂停工摧毁了当地的工会组织。同时在伦敦的一系列的局部进攻迫使工会让步。接着雇主配合1892—1893年间的萧条，发动全面的攻击：赫尔的一次大规模的闭厂摧毁了那里的工会组织。全国各地的大企业同业公会和“集团”以有步骤地利用停工这个武器来打击工会组织。
到了1893年，可以说1889年建立的那些“非熟练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就只剩下了当年风采的一个影子，能够免于全军覆没的已经是十分幸运了。例如，在各大港口的码头工人中的组织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它们所争取到的权利大部分也丢了，直到1911年的大罢工中才失而复得。不过，幸运的是，非熟练工人的工会并没有全部消灭。无论如何它们还保存了一批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骨干，他们在全国各地奔走，进行组织和宣传的活动，抓住每个机会来建立工会的力量。因此，总有一些地区和产业团体如码头工人和煤气工人仍然是工会的强有力的组织中心。他们从来没有丧失继续前进的基地。
接着，雇主们转向比较强大也更有锻炼的敌人，然而在这里他们碰了壁。例如棉纺工人在历时20星期的罢工之后击退了一次主要的削减工资的进攻。最重要的是，1893年雇主们企图削减工资25％而对“矿工联合会”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闭厂也失败了。
1892年矿主们在杜兰郡把工资削减了10％，致使矿工和他们的家局遭受到可怕的困难，但是这件事更加加强了工人们的团结——杜兰郡的矿工们不久都参加了“矿工联合会”。现在，约克郡、兰开夏和密德兰地区的工人们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地把罢工坚持下去，同时，妇女们在合作社的协助下，英勇地担负起维持家计的斗争。饥饿还不是唯一的敌人——警察和军队也被调进了矿区，在约克郡的费特斯顿，军队开枪打死了两个人，打伤了16个人。全国各地掀起了巨大的怒潮：在伦敦有人把自由党内政大臣H.H.阿斯奎特的半身像连同象征死亡的骷髅和交叉的骨头一起抬到特拉法加广场上去。
矿工们顽强的斗争终于迫使政府出面调停：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位主要的内阁大臣罗兹伯利勋爵正式插手来解决这一争端—工人们按照原来的工资胜利地复工了。当时的“大不列愿矿工联合会”的秘书，托马斯·艾希顿，事后回忆道：“事情解决的那天晚上，全国各地都欢欣若狂。在直接受到波及的地区里，工人阶级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参加了矿工的狂欢。同他们一道唱歌，跳舞，喊叫，大笑以至高兴得流出了眼泪，有几个区的教堂还为庆祝这件大事而响起了钟声。”（阿诺特著《矿工》第1卷，第252页。）
这个运动已经击退了一次重大的进攻，证实了它的日益壮大的力量和团结。虽然如此，新工会的失败对工会运动内部的力量对比究竟是有所影响的。不受老的技艺工人的同业工会的成见和拘谨所束缚，并且首先掀起了这场波澜的非熟练工人，到90年代中叶还只占这个扩展了的运动的很小一部分——在150多万的总数中只占10万左右；而早已建立起工会组织的采矿、棉纺和机械三大产业的工人则占总数的一半。
于是，正当要求战斗的行动和政治独立的新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充满了自由党主义和阶级调和思想的、特别是在工会领导机构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地位的老工会活动家们却秉承雇主的意旨开始了反击。新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了他们自己组织的内部，在1894年的全国职工大会上，汤姆·曼恩竞选书记的时候得到了1／3的票数，据他本人的估计，在370名代表中就有80名是独立工党的党员。
“旧集团”长期以来就蓄意重新夺取领导权。经济萧条和新工会的失败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得以利用进步领导势力内部的互相猜忌，主要是野心勃勃的约翰·伯恩斯对于基尔·哈第的妒忌来分裂战斗的力量。他们取得了诸如矿工等工会的领导权。采矿工人中的一般群众，在证实了自己的力量之后，对他们领袖们的阴谋活动产生了容忍的倾向。在1895年“旧集团”发动了巨大的攻势。议会委员会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职工大会制定了新的规章，将战斗的工人群众的据点“各业理事会”排挤出了职工大会。同样受到排斥的还有“不在本企业中工作”的代表—那就是说，像基尔·哈第这种把全部时间用在政治或者政治新闻工作上的人。最后，采取了集体投票的制度，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专职干部的地位。由于这些强加于大会的反民主措施，“旧集团”，尤其是棉纺工会的保守党人詹姆斯·莫德司雷和锅炉工人工会的罗伯特·奈特，一个极端的阶级调和论者，重新爬上了统治地位。
然而，虽然在工会章程上要的手段压制了基尔·哈第和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们的声音，从而有效地阻滞着工会运动新生力量的成长，却无法改变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无法遏止雇主们恶毒的、继续不断的进攻。我们在前面业已论述到，在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年中，英国刚刚摆脱大萧条，进入了1914—1918年世界大战前的繁荣时期，金融资本家和已经成熟的垄断趋势开始在经济领域中取得统治地位，贸易同盟、公司集团、卡特尔和托拉斯如雨后春笋。虽然这一场繁荣可能给工人贵族带来一线生机，但是重要的工业部门却充分地领略到了技术改革所产生的影响。重新充满了信心的雇主，在美国资本家于90年代初向工会发动凶猛进攻的先例的鼓舞下，现在把攻击目标从新工会，甚至于从那些在工人运动高潮中复活的工会，转向老的技艺工人工会的核心。
在机械制造业中两大势力之间展开了决战。1896年“机器工业协会雇主联合会”成立了，它吸收了北英格兰，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等已存的协会，目的在于“保卫雇主们的权益不受工人组合的侵犯”。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公司的经理H.戴尔上校被选为联合会的会长。各地发生的纠纷都提交联合会处理，闭厂的威胁一再地在工人们的头上飞舞。另一方面，“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战斗性和会员也都在不断地增长壮大，事态迅速地向着全面决战的方向发展。
主要的争端是雇主要用廉价的，没有组织的工人代替技术工人来掌握新机器，但冲突是由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引起的，而且不是由北部而是由伦敦开始的。早在1897年，许多伦敦的企业就在每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制上作了让步，可是同时雇主联合会已在伦敦建立了据点，设了分会并以德国实业家西门子为会长。工会拒绝承认这个组织、并通知不愿意缩短工时的企业说，假如它们不让步就要举行罢工。雇主联合会于是出面干预，说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如果工人真的举行罢工，全国各地附属于雇主联合会的企业就要对工会会员实行闭厂，每批25％的厂子每周轮流闭厂歇业。这项威胁成为事实之后，“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17，000名会员和其他工会的数千会员罢工了。
这场斗争成为当时主要的全国性的事件之一。在伴随而来的炽烈的论战中，雇主们的中心论点是他们“有权任意处理他们自己的财产（机器）”。西门子甚至于不惜公开宣布，雇主闭厂歇业的目的在于“彻底清除工会组织”，其实这一点工会早就指出了。雇主们在这场向工会的大举进攻中无所不用其极：四年前由雇主们建立的所谓“自由劳工协会”召募了一支破坏罢工的工贼队伍。时间月复一月地过去，工会在经济上感到了困窘，虽然国内外公众和其他工会的捐助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这种困难。大陆和殖民地工会募集了28，000多镑；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德国。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艾琳诺娜·马克思对于这件事所给予的协助。到了秋季雇主们扩大了闭厂的范围，尽管有着外界的援助，而且“伦敦各业理事会”又召开了会议来设法组织进一步的支持，但是困难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第二年，工人被迫接受了雇主的条件。这些条件大体上是：工人不得干预企业的管理；每一个雇主都有权采用计件工资制；集体交涉；工会会员不得过问本工会以外的工人的工资；雇主有权雇用任何工人和决定使用机器的条件；最后还建立了防止争执的机构。这是一个真正的失败，但是还没有到十分惨重的程度。事实上，这场斗争的结果有一部分还可以说是胜利——因为消灭工会的企图是完全失败了。
机械工人的斗争是这些年代里最大的一次斗争，但决不是唯一的斗争。在南威尔士，几乎从来没有参加过新工会运动的矿工们，现在在威廉·布雷斯（蒙默斯郡矿工代表，大不列头矿工联合会的骨干分子）的不倦努力的影响下终于开始反对按物价计算工资的办法，并开始组织真正的工会。威尔士矿工们对威廉·阿伯拉罕（“马本”）等人的老观念在内部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之后，最后在1897年通知资方要结束按物价计酬的办法，并且要求增加工资10％。矿主们为了想击破这个新的运动，用闭厂歇业相威胁，并且除了一小部分具有全权的工人代表以外拒绝与工人进行谈判。他们不容许工人召开全体会议也不容许全体投票。这个条件在绝大多数人的决定下被拒绝了。尽管他们有“英国矿工联合会”和其他煤矿的支持，但是由于本身缺乏基金，矿工们在被雇主停工5个月后失败了，他们被迫复工，并且不得不仍旧接受了按物价计酬办法。
“但是这场斗争并不是白费的。在这几个月的苦难的过程中，工会运动的精神在蒙默思和格拉摩根的山谷间完全恢复了。就在这一年（1898年）‘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真正地建立起来了。它现在处理着工资问题，替代了原有的‘按物价计酬委员会’。”（阿诺特著《矿工》，第286页。）第二年年初，威尔士的矿工们被吸收为“大不列头矿工联合会”的成员。
雇主们的法宝还不止闭厂歇业和“自由劳工”这两件。他们还握有法律。在90年代的中期，他们就开始在酝酿修改工会法，到了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年，法庭一系列的决定危及了工会在70年代制定的法律中所取得的基本权利。工人建立纠察队的权利或者在某种情况下的罢工权利现在都成了问题。这种倾向到了1901年塔夫谷案件的判决达于顶点。法院判决“混合铁路雇工协会”赔偿“塔夫谷铁路公司”在罢工中遭受的损失2万镑。只要这项判决存在，工会运动就不可能有效地展开。看来雇主们在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个印象是完全错误的。不错，雇主们获得了很大的便宜，但他们想要削弱工会力量和削弱远较微小的社会主义者的力量的企图却完全失败了。另一方面，他们迫使劳工运动的各个方面，“老派”和“新派”，社会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结成一条保卫劳工基本权利的统一战线。生活本身教育了广大的工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必须像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团结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由于事实证明了他们的正确性，社会主义者又恢复了阵地。例如，在南威尔士的巨大的斗争中许多矿工脱离了自由主义而归向独立工党。1900年基尔·哈第当选为墨地尔—梯德菲地区的国会议员。90年代中叶《喇叭报》提出的各行业组成一个战斗组织的运动在全国职工大会中为社会主义者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鉴于不久以前机器工人被迫停工的惨痛教训，一个作为互助保险组织的“工会联合总会”在1898年成立起来了。像机器工人工会这样重要的组织也加入了这个联合总会，然而，“旧集团”的破坏使它未能发生作用。
总的形势对工人阶级中各式各样的政治思潮也起着重要的影响。随着不断的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危机而来的军国主义倾向，整个说来，使得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携起手来共同防卫敌人。例如，在南非战争期间，基尔·哈第领导着格拉斯哥的码头工人击退了一群好战暴徒，他们企图袭击一个由激进自由派领袖劳合乔治作报告的集会。同时在伦敦，“社会民主同盟”同激进派订有保护反战集会的协议。真正深刻的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和研究工作这时开展起来了，J.A.霍布森的著作就是一个例子，这本书曾经获得列宁的好评。可是另一方面，大多数“费边社”不是对这个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就是事实上支持帝国主义扩张。这时候布拉奇福德也因为支持政府，同绝大多数独立工党分子发生了分歧。
劳工运动的整个形势于是乎越来越有利于哈第和他的朋友们若干年来一直鼓吹的在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的主张。“苏格兰职工大会”首先采取了实现这样一个计划的步骤。（苏格兰职工大会是为了抗议全国职工大会的新规章而建立起来的，在它的议会委员会中“独立工党”党员占大多数，其中包括矿工领袖罗伯特·斯迈利。）
1899年4月，“苏格兰职工大会”授权它的议会委员会召集一次特别的代表大会，来“商讨下届大选中工人阶级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第二年正月，这个由工会，各业理事会，“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以及合作社代表参加的特别会议，成立了一个“苏格兰工人议会委员会”来执行争取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的独立代表权的决议。
1899年“混合铁路雇工协会”在哈第和《劳工导报》的强烈支持下向英国职工大会建议采取类似的步骤。并拟了一个决议案要求大会通过：
“大会考虑到过去几年来的决议，并为了在下议院获得能够维护劳工利益的更完善的代表权，特指示议会委员会邀请合作社、社会主义者、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共同召集一个由上述机构中愿意参加者的代表举行特别大会，以研究措施争取在下届议会中为劳工议员赢得更多的席位。”
大会经过了冗长而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矿工和棉纺织工人对这个决议案表示反对。矿工们认为每一个工会应该提出它自己的候选人，而棉纺织工人则认为这个政治步骤将使他们的工会陷于分裂。然而，尽管有着这样强大的反对力量，决议还是在拥护者的欢呼声中以546,000票对434,000票通过了。
2．劳工代表委员会
“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召集委员会是由“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的4名代表和3个社会主义组织的各两名代表组成的。职工大会的代表是自由工党华尔坦斯多地方议员、“矿工工会”的萨姆·伍兹；“费边社”的驳船制造工人、斯特普尼地方的议员W.G.斯特德曼；“煤气工人工会”的“社会民主同盟”盟员的魏尔·桑恩；以及自由工党的铁路工人领袖理查德·贝尔，他这时还是同情社会主义的。独立工党的代表是基尔·哈第和腊姆齐·麦克唐纳，“费边社”的代表为秘书皮斯和萧伯纳。“社会民主同盟”的发言人是早期的伦敦市议员H.R.泰勒和伦敦的工会领袖、《正义报》的编辑哈利·奎尔奇。[1]
在1900年2月27日这一天，“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成立大会终于在伦敦法林顿街纪念大厅中召开了。处在当时南非战争的战争狂热分子叫嚣声中，这件事几乎没有被人注意。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共有会员353，070人的41个工会，7个各业理事会（主要是密德兰和英格兰北部地区的），以及号称有会员22，861人的各社会主义团体。
斯特德曼在开幕词中明确地指出了各种错综复杂的思想能取得一致的主要的共同因素。他说他曾经主张过单纯的工会运动，直到10年前他的行业中发生的一次劳资纠纷才使他认识到主张采取政治行动的先进的工会运动的领袖们是正确的，而他自己则是错误的。他现在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希望看到劳工在下议院获得更多的席位。
但是，既然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转向于采取政治行动，有一些困难的问题就必须加以解决。应该支持哪一种人去竞选国会议员呢？新的机构的总政策是什么？它的目前的和长远的政策是什么？这个机构代表谁，在什么基础上产生？它对候选人和国会议员的控制权力应该有多大？必须就这些和类似的问题取得某种实际工作上的安排，否则就会一无进展。因此在劳工代表委员会初期的会议上这些问题就成了重要的讨论中心。
第一次会议很快就在是否只能支持工人阶级的候选人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在主张只能支持这种人作候选人的决议提出的时候，机器工人工会领袖、独立工党党员G.N.巴恩斯在巴特西亚地区的国会议员约翰·伯恩斯的附议下提出了一个修正案。修正案主张给予“同情劳工运动的目的和要求，并由我会员组织提名作候选人的人士”以支持。即将参加下届自由党内阁的伯恩斯竟在会上发言说：
“我已经开始对工人阶级的皮鞋，工人阶级的火车，工人阶级的房子和工人阶级的人造奶油感到厌烦了。我相信劳工和社会运动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我们不应该作阶级偏见的俘虏而应该在所有阶级组织之外来考虑政党和政策的时候了。”
社会主义者组织也反对这项决议案，原因不仅是由于他们（特别是费边社）本身有非工人的成员，也是由于他们几年以前曾经亲眼见到“必须在本企业中工作”的类似条件被用来将像基尔·哈第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从全国职工大会排挤出去。再说，不管这种宗派主义的工会观点在别处能够得到多少支持，它自然不会为赞成劳工代表权的工会所支持。巴恩斯的修正案后来扩大到把合作运动（合作运动的支持又是很重要的）也包括进去，这项修正案乃以102票对3票被通过了。
“社会民主同盟”的詹姆斯·麦克唐纳提出了政策问题，他建议“在承认阶级斗争，并以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为最终目标的基础上”组成政党。这个政党应该“制定它自己的纲领以便促进符合劳工利益的实际的立法措施，并且应该准备同任何支持这类指施或者协助反对相反性质措施的政党进行合作。”这项建议遭到了否决，它甚至没有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同时有人另外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提议列一张基本要求的清单，在这些要求的范围之外，各候选人都应该有权采取他个人的主张。
基尔·哈第觉得这样还不够，于是提出了另一件修正案，这件修正案以53票对39票，37票弃权通过。它主张：
“建立一个立场分明的劳工代表的议会党团，它应该有自己的领袖和统一的政策，它必须准备同任何目前从事于促进直接有利于劳工的立法措施的党派合作，并且同样准备同任何党派一道反对与之相背的措施。此外，劳工议会党团的成员不得反对按照第一项决议案提名的候选人。”
“劳工代表委员会”于是由选举产生了，其中有七个工会代表，两个独立工党代表，两个“社会民主同盟”代表和一个“费边社”的代表。而委员会的书记为腊姆齐·麦克唐纳。
劳工运动的发展已经向前走了有历史意义的一步。经过若干年来经济斗争中的蓬勃发展，经过了社会主义先驱者20年来的教导，工会（或者就现阶段来说至少是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终于转向了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在这方面他们同社会主义组织，包括在初期同马克思主义者结成了同盟。
然而，这个新组织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些缺点主要的根源在于一贯的自由主义倾向——或者说是对于统治阶级的某个阶层的意识和领导权的接受——这种自由主义倾向，正如我们所见，在大多数工会的领导中是根深蒂固的，而且经过费边社进一步以更巧妙的形式加以发挥之后，被政治上受费边派领导的独立工党散播到更为广泛的运动中去。在开始有了独立政治组织的劳工运动中，自由党—费边社改良主义的主要鼓吹者就是劳工代表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腊姆齐·麦克唐纳。他是劳工运动中新职业政客的典型代表。过去，这种人只有忠实地为自由党人效劳才能“飞黄腾达”——约翰·伯恩斯就是一个绝妙的好例子——但是现在劳工政治活动范围的扩展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而对麦克唐纳来说，以其翩翩的风度，动人的声调以及雄辩的口才，正是天赐良机。
正如同几年来费边社认识到的那样，他清楚地认识到工党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党是进一步采取更鲜明的阶级政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意识，目标和行动上“独立自主”呢？还是领导工人阶级倒退回去支持自由党—资本家的政策呢？换句话说，这个广泛的工人阶级政党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还是在统治阶级思想的蒙蔽和欺骗下踯躅不前？麦克唐纳把资产阶级思想用社会主义的言词粉饰起来，使它们显得仍然是可以为工人们接受的。他致力于提出一条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结果直到现在仍然是工党右翼的“学说”，虽然自从1931年他公开倒向资产阶级以后，他的名字在劳工运动中已经成了叛徒的代名词。
麦克唐纳的基本思想就是否认阶级斗争。他借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生物学上的比喻，把社会比作类似人体的一个有机体。他在1908年出版的一本书《社会主义和社会》中说，工党之所以建立是由于工会运动根据过去的经验发现阶级斗争毫无结果。社会主义标志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观念，一种有效的整体组织，其中不含任何“宗派的”成分。这完全是用社会主义的词句装饰起来的自由主义。
1901年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劳工代表委员会”又谈到了政策的问题。奎尔奇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像前一年詹姆斯·麦克唐纳所提出的决议案一样，本可以使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项决议案由于所有独立工党和工会代表的反对而被否决了。会议反而通过了代表利物浦码头工人的独立工党党员詹姆斯·赛克斯顿提出的决议案。这条决议宣称：
“鉴于资本家形成了集团，雇主组成了联合会，全国工会组织有必要运用它们的政治力量来保卫它们的利益并实现它们的要求。会议虽然并不赞成在工会运动中进行纯党派政治活动，然而工会会员仍必须为下列的目的团结一致采取独立的政纲：（1）保卫集会结社的合法权利。（2）争取在议会中通过法律，以结束这个迫使财富的创造者以租金和利润的形式承当巨大的负担来维持一个庞大的非生产者阶级的制度。”
由于否决了拥护社会主义的决议，发生了这些年代中的真正的悲剧：由于一个严重的宗派主义的错误，“社会民主同盟”从这个新运动分裂出去了。社会民主党人立即失去了克服“劳工代表委员会”中的缺点和扭转不健康的趋势以及在他们内部培养群众领袖的机会。正如列宁在1907年所说，“他们不善于适应在他们周围发生的、理论上虽然很弱但生命力旺盛强大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6页。）这个不幸的错误不止影响到“劳工代表委员会”，而且也影响了“社会民主同盟”本身，它的力量由于内部的分歧而受到削弱。同盟的下层群众对海德门领导集团逐渐感到不满，到了1903年，主要集中在克莱德赛德的一部分盟员分裂出去并组成了社会主义工党。强烈地反对一切政治上的妥协，反对同其他社会主义社团发生任何关系的社会劳工党最后转而主张采取罢工斗争[2]。这样建立起来的战斗传统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克莱德赛德的斗争中。在这次斗争中社会主义工党的工会会员起了积极的作用。在1920年，“社会主义工党”的最富有战斗性的成员参与了共产党的建党工作。
“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前途最初看来并不很光明。还没有来得及作准备，它就投入了1900年的“卡叽选举”[3]。这次选举是在深入劳工运动心腹的侵略主义的混乱之中举行的。这个新党派时运不济，它的15个候选人中只有两个——墨地尔地区的基尔·哈第和达比地区的理查德·贝尔——获得成功。贝尔不久后就回到了“自由党”的队伍里去，只剩下哈第一人是劳工议员；虽然议会里还有两个自由工党和五个矿工的议员，他们也都不向他靠拢。
但是，第二年，由塔夫谷审判事件所引起的强大的群众运动使局势为之改观。由于这个事件，工会最后的自卫武器被剥夺了，而这正发生在物价几十年来长期下跌后开始回升，以至实际工资日趋低落的时候。在这以前一直是半心半意地支持着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工会，现在全力参加政治行动了。到了1903年，委员会所属的工会会员已经增加到百万左右，各业理事会也从7个增加到76个。不久工会日益增涨的力量开始在议员补缺选举中表现出来。1902年，大卫·沙克尔顿在克利特娄当选，第二年维尔·克鲁克斯又在乌尔威治得手，而亚瑟·汉德逊（“翻砂工人工会”会员、“劳工代表委员会”最初的组织者）在巴纳德堡被选上了。
但是，虽然这个新的党派日渐壮大起来，它的组织原则和政策却还是规定得不够明确。各工会存在着这样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只推举自己的候选人而不愿支持整个劳工运动的候选人。有一些工会领袖还想排斥社会党人。在1902年的年会上，独立工党的老党员、煤气工人工会的代表彼特·柯伦提出了扩大和加强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政治权力的动议。他建议指令委员会考虑解决国会议员候选人竞选和维持当选议员的生活费用问题。劳工议员必须代表所有劳工的利益，而且必须用共同的基金来维持。在与各工会磋商之后，这项基金在1903年的年会上建立起来了。年会同时也作出了决定，要求候选人保证服从工党议会党团的多数决定，并且不得同其他党派勾结。这个决议通过的时候并不是毫无阻碍的。就是在这一次基尔·哈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要求支持他所说的“劳工主义”。
“他们已经确定了一项公约，那就是当他们在下议院中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既不是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也不是保守党人，而是劳工党人。他们应借助这个决议来防止个别的人破坏整个运动。他们应该提高警惕，以免陷于自由党人的路线，因为自由党人的路线会使他们行动受到束缚，言论遭到钳制，最后把他们变成一群孤立无援、信誉扫地、无能为力的废物。他们应该同自由党、保守党以及任何工党以外的‘党派’断绝关系。他们应该直接为群众树立一种榜样，如果他们真能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拥护他们。”[4]
当新的会章制定以后，劳工代表委员会又同它的母体职工大会正式脱离了关系。在1904年，职工大会主席、这时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自由党人的理查德·贝尔把“劳工代表委员会”裁决为“会外组织”，因而大会已经无权加以控制。
这个时候，在英国实际上也是在世界各地，政治和社会形势已经有了改变。不仅工会在大力支持“劳工代表委员会”为争取恢复工人阶级组织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原来暂时被这个世纪末的繁荣景象和南非战争中帝国主义狂热掩盖起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重新暴露出来了。战后，萧条再度袭来，贫困和失业现象剧增，这与金融资本家对工人的无耻剥削和穷奢极欲适成鲜明的对照。但是人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逆来顺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复兴以及自从8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组织的蓬勃发展为消灭这些罪恶提供了条件。1905年1月，在基尔·哈第主持之下的一个特别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失业和供给在学儿童以膳食的决议。它宣称：
“失业并不是由于缺乏土地、资本、国民财富，或者由于缺乏消费能力而引起的，因为在经济恐慌期间，就像我们目前所经历的一样，创造财富的人被迫在物资充裕的情况下挨饿。”保护政策也好，自由贸易也好，都无济于事，罪恶实际起因于“垄断的存在，不劳而食的人过多，劳动阶级负担过重，以及缺乏某种产业上的组织来防止有时使工人工作过度有时又使他们陷于失业的现象。”（W.S.亚当斯著《爱德华的时代遗产》，1919年出版，第218页。）
本着这种精神，地方政府中的新进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一直在为失业者进行宣传鼓动，反对吝啬、卑鄙、架子十足的济贫法。这项法律骇人听闻的弊端后来在皮阿特里斯·韦伯于1905年皇家失业调查委员会上作的“少数派报告”中受到彻底的揭露。在这期间不断的骚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1905年11月由奎尔奇，詹姆斯·麦克唐纳，马格雷特·邦德菲尔德，乔治·兰斯伯雷和国会议员维尔·克鲁克斯向首相引见的伦敦东部贫民区代表团了。为了配合这个代表团的晋见，伦敦各业理事会和其他地方组织安排了几千群众的示威游行。游行者高举着标语，上面写着“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失业者要求工作权利”以及“给我们男人工作—给我们的孩子面包”。
在这个世纪最初的年代中，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都陷入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中，而工人阶级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殖民地国家则开始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这一次高潮中最有力的打击是俄国工人1905年的革命，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沙皇辽阔的帝国，并且使各处的普通人民受到新的希望和决心的鼓舞。国际的反响是巨大的：奥匈帝国所发生的强有力的示威迫使维也纳政府接受了男子选举权的要求。在德国工人中也发生了深刻的骚动。1906年法国爆发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大罢工。它在殖民地国家中的影响可能更要深远，因为这个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已经证明不过是个纸老虎：于是乎开始了行将改变中国和印度亿万人民的命运的伟大的民族革命运动。
俄国1905年的事件，这场反抗世界上最可恨的专制暴政之一的人民革命，在英国激起了包括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进步阶层的深刻同情。1月24日斯特普尼的失业工人举行集会，第二天（新堡）埃尔威克造船厂的工人又举行了晚餐时的聚会来抗议对圣彼得堡工人的屠杀。1月25日，独立工党在每年一度的劳工代表大会开幕前夕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会议一开始就通过了一项同情俄国人民反抗暴君起义的决议。“当听众逐渐了解到这件决议的重要性的时候，”1月27日的《劳工导报》报道说，“一阵巨大的欢呼声响了起来，最后每个人都表示同意并为之欢呼。”劳工代表大会本身也一致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并且发出指示，要求建立一项基金“以援助为自由而进行崇高斗争的罢工工人和救济生活困难的寡妇和孤儿”。同一天的《正义报》（当时提奥多·罗斯坦正为这个刊物撰写着有关这些伟大事件的内容至为丰富的评论）宣称：“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在多少世纪的奴役和困苦之后，俄国人民站起来了，沙皇的宝座已经从根本上推翻了。”在伦敦、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大城市里举行了群众大会，它们往往是由“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费边社”和工会联合主持的。基尔·哈第在议会中要求就沙皇政府不经审判在华沙枪杀了120名工人阶级领袖一事提出抗议。
俄国革命就这样对工人运动的深刻的思想动荡和不断加强的斗争输入了新的有力的因素。工人运动这时已经在为失业问题和对工会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政策等问题积极地展开了斗争。资产阶级在保守党20年来从未中断的统治期间，对工人一直在执行着镇压政策，但现在碰到了真正的困难：除了“英国困难情况”以外，还有引起激烈争执的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问题，日渐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和爱尔兰独立问题，而这些还不过是几件最严重的而已。保守党内部在关税问题上的分裂促成了政府的辞职。在1905年年底，曾经因为谴责英国在南非的暴行而遭到保守党人嫉恨的性格倔强的苏格兰激进派人士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组成了新政府并且在新年开始就解散了议会重新进行选举。
自由党人在1906年的大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而工党也取得了使当时的舆论界为之震惊的进展。工党（这时“劳工代表委员会”已经被人称为工党）的席位从4个增长为29个，此外还有24个（其中13个矿工工会的领袖）工会的候选人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当选。
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确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然而，要想了解它真正的意义，还必须对产生这个结果的复杂的社会倾向加以仔细的分析。首先，自由党人采取的政策是根据资产阶级面对着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的情况下拟定的。保守党领袖巴尔福在评论选举结果的时候，很清楚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假如我的观察不错的话，已经发生的事情同近几年来我们所呶呶不休地争吵着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坎贝尔—班纳曼只不过是一个在他所无力控制的激流上跳动着的软木塞子，而目前此间发生的事件是同引起圣彼得堡的屠杀，维也纳的暴乱和柏林社会党人的游行的同一运动是遥相呼应的。”
自由党人相信，凭着狡猾的妥协政策，激进的言词以及在选举上与工党进行勾结，这场风暴就可以平安渡过。而且这样一来，统治阶级政党可以把权力保持在自己手中而以工人阶级政党为同盟的小伙计。这是他们斗争的最高目标而且他们达到了这个目标。头号政客大卫·劳合乔治在选举结束仅几个月后的一次集会上宣称，他可以告诉他的自由党听众，将来可能“使这个独立的工党运动成为一支巨大而锐不可当的力量”。
“在寻常议会任期届满的时候，如果人们发现自由党议会没有作任何努力来认真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情况，来扫除在这个充满了财富的土地上存在贫民窟、饥馑穷困的国家耻辱；发现他们不敢大胆地攻击造成这种悲惨状况的主要原因（其中最显然的是酗酒和万恶的土地制度）；发现他们没有制止由于扩张军备而造成的国家富源的浪费，也没有为孤苦的老年人提供妥善的生活条件；发现他们驯顺地让上议院把他们提出的法案中的所有精华剔除净尽；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就会有人发出呼吁要求成立新政党，而我们这些在座的人中也会有许多人附和这种呼声的。但是，如果自由党政府采取措施来对付地主，制酒商和贵族，就如同他们曾经对付牧师那样，把这个国家从垄断资本家的魔爪中解救出来，那么工党即使号召英国的劳动人民背弃正在为消灭那些压迫劳动者的罪恶制度而英勇斗争的自由党的主义，那也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M.比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2卷，第388—389页。）
这样一种政策是大多数工党议员—不论他们怎样叫嚷他们的“独立性”—所十分欢迎的。这种政策实际上等于力求改进资本主义制度以使它得以维持下去，或者更坦率地说，等于用帝国主义垄断和殖民剥削的超额利润来收买英国工人阶级。
因此工党在选举上获得的巨大胜利具有了两重性：它是统治阶级为了分化和控制工人阶级争取独立的力量而采取的长远政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种力量是实在的，并且沿着胜利的道路在不断地发展，同时他们所取得的让步也是真实的。他们迫使“自由党”领导实践诺言，接受了一项使工会免于受类似塔夫谷案件赔偿威胁的法案。其他重要的收获有：又有600万工人享受到劳动者工伤救济的待遇；地方当局供应贫苦学童膳食；根据1908年的煤矿法令矿工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同年建立了非捐助性的养老补助金；1909年工潮调解法令在消除血汗劳动的弊端方面开始作了一点努力。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这个政治上一帆风顺，当统治阶级的堡垒在人民的攻势面前将要土崩瓦解的时候，工党的出现简直同自由党的大获全胜同样地引人注目，而工党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它看起来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
[1]大会之后不久，奎尔奇就把《正义报》的编辑部交给列宁作筹备出版《火星报》之用——这种报纸越过沙皇警察的封锁被偷运到俄国去。
[2]1905年，“社会民主同盟”再度分裂，这次是主要集中在伦敦的部分盟员组成了大不列类社会党，它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团体，它既排斥政治活动又排斥工会行动，以为只要每个人都相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会实现。50年后它仍是那么个小宗派，主要致力于充当反苏宣传的应声虫。
[3]利用群众的战争狂热来取多数票的选举。——译者
[4]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正如赫伯特·格莱斯顿的文件所示，“腊姆齐·麦克唐纳在哈第的默许之下，正在同自由党头目在选举问题上安排一项秘密的谅解。”（H．培林著《工党的起源——1880年至1900年》，第240—241页。） |
第六章工人阶级再次大步向前迈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六章工人阶级再次大步向前迈进
1．新工会运动
2．政治上的觉醒
1．新工会运动
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复活和政治觉悟的日益提高，只不过是日后获得惊人丰收的80年代的播种工作的一部分。这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活和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与这时开始萌芽的新精神和新观点是分不开的。这种新精神把工会运动从绝望的困境里挽救出来，并赋予它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群众力量。
1871—1872年的经济繁荣时期，工会组织有了显著的发展，许多新工会诞生了，旧工会也扩大了，看来工会组织似乎已在社会上赢得了合法的地位。可是正当“混合”派工会的领袖们感觉到他们的好运“到来”的时候，一连串的经济危机开始了，雇主们在工资和工作时间问题上向工人发动了凶猛的进攻。大多数的工会都是由熟练技术工人和就业比较稳定的工人组成的，这些工会由于支付失业救济金和互助金，弄得资财耗竭，常常负债累累。这种情况对于新成立的工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从1872至1885年中，成立不久随即垮台的工会至少有320个之多。另一方面，老的行业工会如石工、木工和翻砂工人工会，差不多成了一种病残丧葬的福利会社。它们甚至对抗议削减工资或增加工作时间的这类罢工也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老一辈的工会领袖们已经受了资本家的经济和政治观念的腐蚀，大多缺乏积极的政策，不能像时代所迫切要求的那样使他们的组织壮大起来，重新取得力量。全国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导机构。“全国职工大会”把许多时间浪费在讨论细微的社会改革问题上，同时各工会本位主义的私心极为严重。由于技术变革和争抢工作，各工会之间常常发生下流的争吵。
某些企业中的工人对雇主的进攻曾给予顽强的反击，但结果都是失败的多。1878年，兰开夏的纺织厂主们要求该地的25万纺织工人削减工资10％，工人罢工达10个星期，最后还是接受了厂主的条件。从伦敦开始，后来成为他们在全国力量的一个考验的石工的斗争，最终亦归失败。同年，克莱德赛德的机器工人为维持每日九小时工作制，罢工两个月，结果还是让步了。在英格兰，“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在好几个大工业中心进行了顽强的罢工斗争，反对雇主延长工作时间的企图，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取得了胜利。该协会把1879年看作是他们“生命中最黑暗的年代”，在这一年中他们在罢工中支出的金额等于以前26年来开销的总和。（J．B．杰弗里斯著《机器工人》，第96—97页。）
在煤矿区里（工人的数目和生产量35年来增加了一倍），矿工们现在进入一个沮丧的时期。他们虽然“似乎在好几个郡中都有巩固的工会组织，另外还有两个全国性的机构，一个在经济斗争中领导互相支持（‘混合矿工联合会’），一个从事工业立法和政治斗争（‘全国矿工工会’）。但不到几年，一个已经寿终正寝了，另一个也是奄奄一息。”（R．P．阿诺特著《矿工》第1卷，第56页。）70年代中期，诺森伯兰、杜兰郡和约克郡各工人协会都采取了按煤价支付工资的办法。这种计薪制度以及他们工资的削减都是在1873年和1875年雇主们举行同盟闭厂之后强加在南威尔士工人身上的。1879年杜兰郡工人在罢工失败后，也被迫接受了一个更不利的煤价计算制度。到了1880年，采矿企业中的工会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混合矿工联合会”在前一年就消失了，“约克郡工人协会”也几乎不存在了，兰开夏被分裂成20多个地方工会。现在支持“全国矿工工会”的仅仅有诺森伯兰、杜兰郡和约克郡。矿工的境遇非常悲惨，拿诺森伯兰的矿工来说，他们的工资只抵得上他们7年前工资的一半。进入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并未见好转。但在这些年月中，工人们慢慢滋生了采取新战术和成立全国机构的欲望，虽然保守思想和怕较弱地区拖累较强地区的思想使他们踌躇不决。可是这种欲望是以后重要发展的萌芽。
这个巨大的运动高潮转变了全国工会的面貌，它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来源就是低工资和普通的非熟练工人——主要是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他们以前是被视为无法组织的，但现在他们组成了一个强大和比较稳定的团体。无法组织的看法显然是过时了。第二是来自如矿业这种有长期工会组织的企业（这些部门的不景气已使工人们清楚看到旧政策的软弱无力），和那些由于技术改进和人数的增加使得同业工会的老观念显然已不适用的企业。
在与新政策发展有关系的有组织的工会运动者中，由年轻的技术工人像机器工人汤姆·曼恩、约翰·伯恩斯和佛雷德·哈米耳所组成的集团占着重要的地位。他们的集团虽小，可是影响很大。他们批判了旧政策，恰如我们所知，他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及时地向工人提出正确的方案、才不根据雇主们的“正统经济学”看问题。不同于束缚和破坏了旧同业工会组织的那种狭隘的自私自利，他们是以阶级团结为基础的。他们积极地从事发动一个工会运动，这个运动不特包括几十万技术工人，并且还要包括迄今尚未组织起来的数百万半熟练和不熟练工人。
为了发动这数百万工人，他们提出了两个在工人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口号，虽然，老板们大嚷大叫说他们这种作法将引致经济崩溃。他们要求政府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同时不论雇主们获得到利润多少，必须规定一个最低工资。他们的这种政策，不仅空前地在会员数目上增加了工会的力量，并提高了他们的认识和思想水平。两项要求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限制工作时间。这将使数百万普通工人从一贯加班加点摧残身体的劳累中解救出来。延长工作时间的现象当时仍然存在于许多用极低工资剥削工人的工厂、临时工和一些雇主利用人力过剩和失业威胁有计划加班加点的工厂中。
马克思早在20年前就讲到工厂工人们从他们于1848年赢得的“十小时工作制法令”中获得的巨大的“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非常良好的后果”。（183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59页。）缩短工作时间，不仅直接改善了工人生活状况，而且对今后提高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水平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再说，与个别工会赢得的限制工作时间不同，要想在全国各行各业中对工作时间实行限制，必须要有“立法上的干涉”，而这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获得。马克思在谈到“十小时工作制法令”时就说过：“而这种干涉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又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无论如何，限制工作日这层永远也不能通过工人和资本家同的私人协商办法达到。一种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证明出，在其纯经济的行动上，资本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23页。）
在这件事情中，日益增长的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之间有了重要的联系：我们已经看到，争取工人阶级政治独立的先锋们，如基尔·哈第，就把八小时工作制列为他们的中心口号。
八小时工作运动除了这些主要特点外，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是它把大不列顺的这个真正的群众性运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际工人运动。自从“国际工人协会”在60年代达到全盛时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美国工人在内战后不久就展开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到了80年代中期斗争更加热烈，1886年5月1日，全国举行了罢工来支援这个运动。欧洲也响应了，并恢复了国际工会的联系。“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议决案鼓舞了1889年的巴黎代表大会，使它重行组织了“工人国际”，并发出了在189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全世界以“八小时工作日”为中心口号举行示威的号召。
为了在阶级基础上推动工会来从事这个广泛的激励人心的斗争，曼恩、伯恩斯和他们的同伴们不知疲倦地声嘶力竭地进行宣传。曼恩在1886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
“你们对你们工会组织的那种半心半意的斗争究竟要忍耐到几时？我不否认工会在过去作出过良好的成绩。可是，请问它们现在干了什么？所有的工会都拥有大批失业人员，虽然各行业的工作非常忙。大工会唯一的政策，就是竭力维持工资不使它下降。往日工会运动者的‘进取’政策似乎完全被人遗忘了。的确，今日通常看见的工会运动者都是迂腐的知识分子，他们要不麻木不仁得叫人感到绝望，要不就是支持那正中资本家下怀的政策……我自己也在担任工会工作，我坦白的承认，除非它目前能振作精神采取积极的政策，否则我将不得不认为继续把时间化在吵吵嚷嚷无聊的琐事上是一种无谓的精力耗费。我相信有好几千人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因此在8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工人阶级中——不论是有组织的或是没有组织的——正在酝酿着一种新的战斗精神。第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是由伦敦直到当时还没有组织起来的不熟练工人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进行的。1888年遭受残酷剥削的布莱恩特和梅火柴厂的女工所举行的罢工震动了全国。先是具赞特夫人在7月号的《链环》上揭露了她们骇人听闻的工作条件，接着出人意料地这700名女工举行了罢工。具赞特夫人和另一个社会主义者赫伯特·伯罗斯，一位政府文官，立刻把她们组织起来，并向深恸于她们贫病交集的生活的公众募集了400镑。“伦敦各业理事会”为女工们进行交涉，得到了胜利解决。可是这次的胜利并没有立即引起进一步的行动。
第二年春天，比较大的工会投入了行动。坎宁城“社会民主同盟”支部书记、煤气工人魏尔·桑恩（他后来做了将近40年的西哈姆的国会议员）决定在每日劳累12到18小时的“煤气焦炭公司”的加煤工人中组织一个工会，为他们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他们举行了一个大会，1889年3月31日早晨，一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普通劳动者全国工会”成立了——后来改名为“全国普通工人和市政工人工会”。在那一天之内参加的人数就达800人，所缴纳的入会费的先令都要用大桶来装。桑恩后来写道：
“大会的消息好似燎原之火，迅速地传播开来。在坎宁城、巴尔金、东哈姆和西哈姆的啤酒店、工厂和车间里，每个人都在谈论它。每个星期天我们从巴尔金路144号我们的大本营出发，去鼓动其他煤气厂的工人。每次总有20来车工人参加这种星期日远征。这种作法很受群众的欢迎。大家热情高涨，不到两个星期，我们会员人数增到3，000名以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像他们那样积极。一连有好几个月，伦敦沸腾了。全国报纸都报导了我们的活动。我一直记着第一次大会上向群众所作的保证。为了‘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不久我们就获得了胜利。”
一面是工人声势浩大的罢工威胁，另一方面是新兴的电灯的竞争，煤气公司未经斗争就投降了。“煤气和焦炭公司”接受了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随后几个月，许多外地的煤气厂也这样做了。这种鼓舞了伦敦工人的团结和信心的巨大浪涛传到全国各地。在许多地方纷纷成立了煤气工人工会或分会，各种各样的不熟练的和没有组织的工人都参加了进来。这些工会组织的发起人往往是马克思主义者，新工会的地方工会组织者大多数都是“社会民主同盟”或“社会主义联盟”的盟员。新工会现在已经成为英国的一种力量了。艾琳诺娜·马克思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她曾经领导过银镇工厂女工的罢工。会章和章程都是由埃夫林起草的。
情况开始转变了。在伦敦东部的“那个困苦的深渊里”重新露出了希望。在这个世界最大的海港，每天倾泻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但是这里的码头工人衣衫褴褛，为了争抢工作他们常常打架，常常在赚到了几个铜币以后——每小时为4便士或5便士——就马上丢下工作去买点食物充饥。火柴女工（许多女工原是他们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和煤气厂加煤工人（加煤工人在忙季里便到码头上来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胜利给他们指出了道路。有两年之久，本·提累特（他当过马戏团里的小厮、鞋匠、水手，这时在做仓库管理工人。他曾经组织了“茶桶和普通工人协会”。）在进行罢工的组织工作。同时社会主义者不断地在码头上进行鼓动宣传。于是，突然问码头工人的斗争暴发了。卷入斗争的“西南印度码头”的工人邀请提累特来领导他们。
他这时已经与社会主义者有了接触，于是他立刻请来了汤姆·曼恩。正如提累特后来写的：“汤姆·曼恩这个伟大的巨人拿出了他的全副魄力和勇气，投入到这个工作中来。”（提累特著《回忆和威想》）领导这次斗争的还有“社会民主同盟”的约翰·伯恩斯，码头搬运工人的领导者吉姆·图米，熟练工人哈里·奥贝尔则在提耳伯雷领导这次运动，艾琳诺娜·马克思做秘书工作，钱皮恩负责宣传联络工作，及时向工人群众报导社会舆论。社会人士以极大的同情注视着这个反抗贫困的斗争。
这个罢工不久就席卷了泰晤士河两岸，参加罢工的有3万名码头工人和3万多其他工种的工人。各工种之间的隔阂，尤其是有组织工人和无组织工人之间的隔阂消除了。码头搬运工人和驳船卸货工人早已有了坚强的工会，他们也加入了这次罢工。50英里长的码头上散布着16，000名罢工纠察员。成千的饥饿的工人领到了救济券。每天都有带着乐队，捐着旗帜的庞大的游行队伍。领袖们用热情的演说鼓舞在塔山举行集会的群众。全世界的人都对罢工工人怀着深厚的同情。在50，000镑捐款中，其中有30，000镑是当罢工运动最困难的时期，饥饿的工人精疲力竭将要不能支持的时候从澳大利亚电汇来的。
下列这一段描写罢工工人打着从各互助会和行业工会借来的旗帜，通过伦敦城的游行的文字，清楚地反映了泰晤士河边各行业工人团结一致的情况。
“参加游行的有魁梧的码头搬运工人、驳船卸货工人、漆船工、水手、加煤夫、装配工、刮工、船机工人、造船工。永久会员打扮得很庄重，候补会员也穿得干干净净和永久会员一样。有的在他们褪色的青绿衣服上打着五颜六色的补钉，一望而知他们是临时散工。‘森林工人和鸾风之子’会员披着华丽的肩巾。一队曾获得杜格特奖的壮健的水手们穿着长长的大红上衣，粉红长袜，戴着丝绒帽子，胸前配着巨大的合金徽章，骄傲地在队伍中走着。运煤工人在车上用末端系有囊袋的竿子钓取铜元。结实的水手坐在装有车轮的小船里。轮船底货搬运工人正在吃力地旋转着一个空篮。‘海王’坐在车内，穿着灿烂华丽的长袍，披着鬈曲的垂发……”（H.卢埃林·史密斯和V．纳希著《码头工人罢工史话》，1889年。）
经过了一切希望、热情、斗争和勇于牺牲精神（这些是这次对不可容忍的贫穷所进行的斗争的力量的泉源）都遭到蹂躏的黑暗时期以后，工人们又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可以用“码头工人赢来的银光闪闪的6便士圆角子”来象征。
宪章运动的老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写道：“这次伦敦东头伟大的反抗斗争是过去所有罢工、停工、闭厂都不能望共项背的。……自从宪章运动达到最高峰的全盛时期以来，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运动，它的重要性和利害影响能与1889年的伟大斗争相比拟的。”而英国整个的工人阶级都有此同感。
可是泰晤士河畔的胜利不仅仅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这个众所喝目的斗争证实了新工会运动者提出的两大真理：第一，即不论“老顽固们”怎么说，不熟练工人可以组织起来，并且可以将巨大的罢工运动坚持到底。第二，旧政策只能将人们引向灾难，而新政策不但赢得眼前的利益，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人的士气，在人数上增加了工会的力量。
东伦敦的榜样，带动了全国各地的新力量。一年之内，英国工会会员的数目就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889年的86万人增加到1890年的近乎200万人。
我们不能在这里一一详细报道1889年以后几年中的激昂的斗争。几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动起来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以前从来没有好好的组织起来的工人——例如女工，职员，店员，运输和水边企业中的工人；新的食品、服装、家具业的工人；以及曾经一度有过组织、但在经济萧条中瓦解的工人如某些建筑工和矿工；此外还有新兴工业如炼钢和电器工人——都纷纷组织了新工会或加入旧工会。今日许多知名的工会和各业理事会都是在1888年到1892年这段时间中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各业理事会，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这个飞跃发展的时期它们团结当地积极的工会运动者进行了经济以及政治斗争。
虽然新工会主义最初的胜利是不熟练工人取得的，但现在已发展到整个工人运动中去了。我们已经看到矿工工会在80年代初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以后几年里各地方组织又连续遭受挫折。但矿工从这个长期的痛苦中获得了教训。“从他们个别斗争和行动不一致的痛苦经验中，年轻一代的矿工渐渐认识到成立一个全国统一领导机构的必要，以统一指挥各矿区的斗争。”（R.P.阿诺特著《矿工》，第80页。）这种新思想—在这方面，约克郡的本·皮卡德起了重要作用—在这10年中不断增强。1887年，在一次矿工会议上，尽管诺森伯兰和杜兰郡的人表示反对，大会仍然宣布了要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随着开始于1888年的声势浩大的和成功的工资运动，“大不列顺矿工联合会”在1889年11月诞生了。这个组织的形成，不仅对于矿工，而且对于整个工人阶级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的工作包括进行经济和立法斗争，其目的是要为所有矿区在地下劳动的工人争得八小时工作日。这种休戚相关团结一致的新精神反映在会章第20条中，该条规定当任何地区在工资问题上受到资方的进攻，或当大会作出某项决议时，全体会员在经特别会议批准后应向资方提出抗议。第二年春，在工资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胜利，以后该联合会便把全部精力转到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上去。
机器工人在70年代曾为保卫九小时工作制展开过坚决的斗争，所以这次他们再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是很自然的事。80年代中，他们在工会内部讨论了好几年新工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特别是通过立法斗争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问题。曼恩和伯恩斯在年轻工人中进行活动，1890年机器工人的组织终于宣布进行八小时工作日和议会斗争。下一年，曼恩在这个老行业工会中几乎获得了秘书职务。1892年，在同样的压力下，该协会重行改组，放宽了工人入会的限制，从而扩大了该会的基础。
同时，新出现的不熟练工人的组织遍布全国，气势锐不可当。“煤气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的发展席卷了整个英格兰，并伸入了爱尔兰。曼恩和伯恩斯所领导的“船坞、码头、水运和普通工人工会”更如燎原之火，从伦敦蔓延到东海岸各港口，进入了东苏格兰，沿着南部海岸，一直发展到布里斯特耳和威尔士。另外一个由达维特的弟子社会主义者和爱尔兰的进步领袖领导的一个新码头工人工会，在麦尔西赛德、克莱德赛德和北爱尔兰发展起来。其他一些从不为人注意的小工会，如西雷丁的羊毛工人的工会，现在也在富于斗争性的领袖的领导下，空前扩大了。1887年成立的“水手和救火员工会”，在两年之中会员增加了65，000人。在长期组织松散、备受剥削的铁路工人中，在脆弱的“混合铁路雇工协会”之旁也出现了一个“普通铁路工人工会”。
恩格斯总结了这个新运动的重要性——关于它的影响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他写道：
“新工会是在雇佣劳动制度可以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立人和倡导人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情威上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会并且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粗野的，愚昧的，被工人贵族藐视的人。他们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头脑还是一片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可敬的’资产阶级偏见，这些偏见把地位比较优越的‘旧工会主义者’的头脑弄得糊里胡涂。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新工会如何争取领导着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拖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走……人们现在参加运动的态度和过去也完全不同了，他们吸取更广大的群众加入斗争，对社会的震动也比以前深刻，提出的要求也比较激进：如八小时工作制，建立一个包括一切组织在内的联盟和团结一致……人们把目前的斗争看作是暂时的，虽然他们自己还不十分清楚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但是这个模糊的思想已经深入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只挑选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者做自己的领袖。”（1889年12月7日恩格斯给索尔格的信，转引自赫特著《这个最后的危机》，第119页。）
1890年伦敦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是这些划时代日子的澎湃汹涌的浪潮的象征。在整个的80年代内，不列颠工人运动又重新与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在个别企业内以及在全国规模上建立了联系。1888年，在一次有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会运动者代表参加的大会上成立了第二国际。大会发动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伟大运动。与恩格斯有关系的社会主义集团现在把这个要求作为在不列颠进行下一步工作的运动基础，那就是组织以工人阶级群众为基础的社会党。
一个由“布鲁姆斯伯雷社会主义协会”，一些激进派俱乐部和新近丧失了他们赢得的八小时工作目的“煤气工人工会”的代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他们计划在189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八小时工作制的示威游行”，作为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伦敦各业理事会”的“旧派”工会领袖企图操纵这个运动，但这些初期的争吵被5月4日从伦敦市涌入海德公园的数十万人的示威游行淹没了。
当时有一篇文章报导说，“好像全伦敦的人都向海德公园涌去”。这次示威游行表示了各阶层的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携手合作。参加游行的有穿粗布工作服的码头工人、戴羊皮手套和大礼帽的绅士式的排字工人、戴着羽毛帽和穿着华丽衣服伦敦东头的女工。（1890年5月5日《明星报》。）恩格斯在维也纳的《工人新闻》报上发表的文章，认为这是全欧洲五一节日“最伟大最重要的节目”，“过去宪章运动者的孙儿们都进入了战线”。
这个强大的群众运动很快影响了“全国职工大会”。以基尔·哈第为其主要发言人的新力量和旧派领袖在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像往日一样，以石工工会领袖亨利·布罗德赫斯特为首的“旧派集团”对新工会运动的发言人大肆辱骂，同时，用尽各种手段来拖延破坏，力图扑灭这个伟大的群众要求，可是历史是反对他们的。
职工大会中出现了新人物，他们代表着在社会主义者和富于战斗性的工人领导下组织起来并取得胜利的数十万工人。机器工人、粗木工和细木工、矿工，甚至布罗德赫斯特自己工会里的石工都投票支持“合法的八小时工作制”。新诞生的“矿工联合会”一马当先，向旧派领袖开火，并在1890年将他们逐出了职工大会。在通过的60个决议中有45项在两年前只有社会主义者曾经提出过。一个是关于“合法的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这是新力量的中心要求。新力量在随后的几年中保持并扩大了他们的优势。1894年，“职工大会”在基尔·哈第的提议下，通过了工业国有化的决议。
但是，回顾一下这几年来整个伟大运动的高潮，应当注意的是工会里的那些富于斗争性的进步的会员们所作出的贡献并不是出于各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策划。“社会民主同盟”领袖们对于工会仍然保持宗派主义的态度。“社会主义联盟”已经垮台了，它过去的遗风被夺取了它的领导权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扫无余。这时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费边社正在一心一意“渗入”自由党，而不想建立任何组织。
幸运的是，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社会民主同盟”里有许多个别的盟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比海德门有较清晰的了解。由于他们的关系，几乎各地的新工会运动都是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有明确政策的政党或团体的成员进行工作。这是一个严重的弱点。其中有几个人，像汤姆·曼恩能够克服这个弱点，因为他们已经深刻地体会到阶级斗争的教训。其他的人，如约翰·伯恩斯，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久他们都陷入个人主义，机会主义，而且无原则地和“全国职工大会”的“旧集团”，下院以及伦敦市议会中的中等阶级政客结成联盟。1906年有一个时期伯恩斯几乎参加了自由党的内阁。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之后，与恩格斯有关系的集团想通过扩大“八小时工作委员会”（当时已改名为“法定八小时工作和解放工人同盟”），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政党的努力终于成为泡影。
2．政治上的觉醒
工会战线上的胜利，大大地加强并鼓舞了工人阶级政治独立运动。罢工的艰苦经验使支持自由党的工人们认识到自由党的雇主与任何其他的雇主同样的狠毒。布莱恩特和梅斯是自由党的柱石。同样，与新成立的“水手和救火员工人工会”斗争的船主们，以及在1891年击败工人罢工的布拉德福德曼宁翰磨场的老板们也无不是自由党的柱石。
伦敦已不再是斗争的中心了：斗争中心现在已经移至北部工业地区。社会主义和政治独立已不再是几个总部设在首都的小团体所关心的事，而变成整个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了。由于这个关系，积极参加实地群众斗争的“社会民主同盟”、“费边社”和“社会主义联盟”在外省的成员才得以从海德门宗派主义和“费边社”渗入自由党政策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事实上，有许多工人是为了要研究社会主义才加入“费边社”地方支部的，因此有些地方支部的社员具有与中等阶级的伦敦领袖显著地相反的背景和愿望。
由于这些斗争，由于这种社会主义思想与群众运动的结合，政治斗争频繁起来了，团体组织和出版物也如雨后春笋。在这许多发展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布拉德福德劳工联合会”的成立。它是北部力量最大的地方组织，是一个明确地结合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组织。1890年，里子煤气工人的罢工，是新工会运动几次最大的斗争之一。在这次斗争中，布拉德福德和里子两地的“社会主义联盟”支援了“煤气工人工会”的魏尔·桑恩和彼特·柯伦。紧接着就是曼宁翰磨场的酷烈战斗，事后领导这次罢工的领袖W.H.德鲁又在“社会主义联盟”的盟员和前盟员—其中包括未来的内阁大臣弗雷德·乔伊特—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组织“劳工工会”。这个组织的胜利组成是工人们的觉醒及他们对公共事务日益发生兴趣所致。与这次胜利分不开的是1889年创刊的《约克郡工厂时报》，它的主编是兰开夏的一个叫约瑟夫·伯吉斯的接线工人。该工会在布拉德福德的3个选区中提出了2名候选人——提累特和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布拉奇福德是曼彻斯特一个颇有才气的新闻记者，他不久即为面向广大群众的《工人时报》写稿（伯吉斯这时转到了这个报馆里工作），随后他又创办了独立工人运动早期最著名的《喇叭报》。继此之后，布拉奇福德又以该地的“费边社”、“社会民主同盟”、“各业理事会”和“工人基督教会”为基础组成了“曼彻斯特独立工党”。
现在，工人的独立政治运动正在日益壮大，并且很有希望作为一个真正有力的政党走上政治舞台。现在独立的工人阶级的候选人不再唯命是从地跟在自由党后面跑了，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了，他们或者和自由党人分庭抗礼，将他们击败，或者像恩格斯所说的，以“刀尖”迫使自由党人提名他们做候选人。这样，在1892年的大选中，伯恩斯在他的“劳工联合会”的支持下在巴特西亚当选下院议员，基尔·哈第在西哈姆南部，水手工会的领袖哈符洛克·威尔逊在密德尔斯布罗也都当选了。此外，提累特在布拉德福德竞选中得了将近3，000票，而自由党提名的候选人也只得了3，300票。
的确，如果1892年有一个全国性的工党组织，很可能还可以赢得更多的议席。不幸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弱点在这里比在工会运动中造成了更大的危害。“社会民主同盟”全国领导机构的宗派主义使它无能为力，同时一心一意紧盯着自由党的“费边社”则积极地阻止工人阶级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怕它会搞垮他们心爱的计划。哈第未能全面领导这次的运动。他曾努力使伯恩斯更积极地注意集体利益，可是这时候这位伦敦人已经另有打算了。由于这些原因，工人阶级没有能在选举中形成一个统一的阵线，而是各自为政，单独作战。结果，虽然产生了3个独立工人阶级的国会议员即威尔逊、伯恩斯和哈第，但只有哈第是新思想的唯一拥护者。
虽然如此，一个全国性的独立工党组织正在酝酿中。伯吉斯通过《工人时报》为它进行鼓动宣传，有许多地方，包括伦敦在内，都建立了独立的工人组织。最后，1893年初，独立工党终于诞生了，意味深长的是成立大会不在伦敦而是在布拉德福德举行的。布拉德福德这时已经成了一个生气蓬勃的和多方面地方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各种各样社会主义和独立劳工思想的代表，包括“费边社”的领袖萧伯纳、“社会民主同盟”的詹姆斯·麦克唐纳和代表“法定八小时工作制联盟”并代表新党党章起草委员会做报告的埃夫林。可是大多数的成员来自英格兰的北部和苏格兰，1／3来自约克郡的工人组织。此外还有一些北部地区的“费边社”和“社会民主同盟”兰开夏支部的代表（虽然“民主同盟”本身拒绝参加新组织）。纲领中的第一条就是八小时工作制，其次是各种经济和社会改革，最后是“分配、交换和生产手段的集体所有制”。
基尔·哈第担任了这个会议的主席，他是独立工党的主要创办人和领袖，嗣后他又是工党的创办人和领袖。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得志的埃尔郡的木工，他在10岁时就开始在矿坑里工作，并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兰开夏和埃尔郡的矿工领袖。在政治上，像当时许多其他工人阶级领袖一样，他开始时是一个禁酒主义者和自由党激进派。但到了80年代里，他感到了有成立一个独立政党的必要，同时虽然他没有参加“社会民主同盟”，但已受了同盟中社会主义者宣传的影响。他在建立了苏格兰工党之后，费了5年的时光，一心一意地从事创立独立工党的活动，不断地与反对这个目的的自由党人和费边社社员作斗争。1892年到1895年，他是国会议员，1900年再度当选。从9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致力于组织一个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由工会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团体，如果可能的话，他想利用这个组织作为基础，成立一个更广泛的联合战线，以便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哈第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和新闻记者，更重要的是他是工人阶级事业的一个忠实的杰出战士。可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理论作他的指导：他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顽固地拒绝了解马克思主义。虽然他在主观上完全忠诚于工人阶级，但基尔·哈第从一开头起就常常徘徊于一个勇敢的工人阶级战士——尤其是在暴露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黑暗方面——和无原则的议会机会主义者之间。当他当选了国会议员，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以后，他出入议会仍然是一身工人阶级的打扮，他不像一般的议员那样穿大礼服，戴大礼帽，而戴一顶工人的布鸭舌帽，而且总有一个吹黑管的人伴随着他。当下议院为今天的温莎公爵的诞生祝贺威尔士亲王而忘了头一天晚上造成251名矿工死亡的彭提彼雷德矿坑惨剧时，他单独一人提出了抗议。他反对南非战争和191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未能制止这次帝国主义战争和多数工党党员对这场战争的支持，使他感到万分痛心。
独立工党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进展。恩格斯曾为此表示祝贺：
“不管是持宗派主义态度的社会民主同盟，还是费边社都未能阻止各省社会主义的发展，所以，第三党的成立是一桩非常好的事。社会主义的倾向现在已经非常强烈，特别是在北部的工业区，以致这个新成立的政党在召开第一次大会时就显出它的力量要比‘社会民主同盟’或‘费边社’强大，如果它的强大比不上它们两者加起来的力量的话。由于党员群众的质量的确不错，由于它的重心放在外省而不放在党派活动的老巢伦敦，由于它的纲领的要点和我们的意见相同，我觉得埃夫林参加这个组织并担任它的执行委员这件事是做得对的。
“如果我们能够对伦敦这帮未来的大人物的卑鄙的野心多少加以遏制，而我们的战术不太走错路的话，那末独立工党就可能在外省胜利地把群众从‘社会主义联盟’手里争取过来，从‘费边社’手里争取过来，从而组成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1893年1月18日恩格斯给索尔格的信，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英国》，第531页。）
关于独立工党的领袖们，恩格斯这样写道：
“他们大多数……都是喜欢玩弄手段，与议会政权有密切联系的人。但站在他们后面的是群众，这些群众会教导他们好好做人，否则群众会抛弃他们的。”（1893年3月18日恩格斯给索尔格的信。）
这个政党的力量是建筑在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上的。布拉奇福德等人立刻纷纷著书对这种觉醒进行宣传鼓动。布拉奇福德写的一本小册子《欢乐的英格兰》（1892年出版）第一年就销出750，000本，它在唤起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方面所起的作用，大约没有一本其他的书可以和它相比。
可是独立工党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使得它不能成为英国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
首先，它在团结工人阶级各政治党派上取得一些进展（“社会主义联盟”剩下的盟员被吸收过来，许多“费边社”地方支部变成了独立工党支部，“苏格兰工党”于1894年并入了独立工党），但它并没有把所有的社会主义团体团结起来。虽然它的第一届执行委员大部分都是伦敦或地方的“费边社”社员，但是没有能把伦敦的“费边社”拉过来。
90年代在伦敦和兰开夏获得了进展的“社会民主同盟”也不肯并进来，虽然它的支部时常以友好的态度与独立工党合作。的确，两党绝大多数的会员均赞成合并，1897年“社会民主同盟”和独立工党的6，000党员曾为此举行投票，多数（五对一）均赞成合并。不过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包括哈第在内坚决地反对这样做，理由是恐将失去工会的友情。于是独立工党的党员们分别就合并还是联盟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规定合并必须有3/4的党员投票赞成才能通过。投票结果，多数拥护联盟，但“社会民主同盟”不接受，因此谈判破裂。
此外，某些工人领袖由于妒忌和个人野心而不愿参加独立工党。例如，当曼恩以他对群众运动的了解和他个人的巨大推动力来支持独立工党（1894年，他当选为工党书记）时，伯恩斯就敌视他，不惜与“全国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内的“旧集团”结成联盟（因为这个关系，“旧集团”让他做了该委员会的主席）。
独立工党在这个时期中的第二个缺点是它的群众基础仅局限于部分地区，主要是在约克郡的纺织区。在伦敦它的力量是薄弱的，在某些人数多而重要的工人组织中，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矿工中，几年来它一直就没有什么力量。
第三，独立工党的组织松懈：各地方支部事实上各自为政，互不相关，仅靠几个巡游各地的演说家的个人威望（主要是靠基尔·哈第，他在90年代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几张报纸（哈第在伦敦和格拉斯哥发行的《劳工导报》和《喇叭报》）来联系。
第四，该党成立初期正巧遭遇到大萧条的终了和帝国主义经济繁荣阶段的开始，这就造成了工人阶级运动暂时的衰落。独立工党候选人在竞选中的景况是每况愈下，在1895年的大选中没有一人当选，甚至哈第也丢掉了他在西哈姆的议席。但另一方面，在市选举中独立工党候选人当选的人数日渐增加，尤其是在约克郡和苏格兰。“社会民主同盟”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在魏尔·桑恩领导下于1893年在西哈姆区市议会选举中获得全胜，取得议会多数。这在英国劳工史上还是第一次。
独立工党最大的缺点是它的理论不但混乱而且模糊。特别是它拒绝了马克思主义。虽然它的基本动力来自工人们日益提高的政治觉悟，可是它摒弃了阶级斗争的观念。
独立工党的思想力量和缺点在《欢乐的英格兰》一书中表现得很清楚。布拉奇福德用动人而又平易的语言解释了社会主义的意义：
“我将使所有的土地、磨场、矿山、工厂、作坊、商店和铁路成为人民的财产。我将使铁路、邮电传递和货物运输像走路和过桥一样一律免费……我将妥善计划，设立公共食堂、公共浴室、公共洗衣作，以便解放那些奴隶——我们英国的妇女——的双手。我要使国家来担负全体儿童的抚养、穿衣和受教育的费用。我将教他们全体游戏和唱歌。我将使他们全体受到体育和军事训练。我要设立公共科学馆。我将使人民成为他们自己的艺术家、戏剧家、音乐家、士兵和警察。最后我将逐步地使所有这些东西免费供应人民。”
根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实质，布拉奇福德划分了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他分别地称它们为“初级”和“高级”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划分简单明了，使人一目了然，同时预言了后者是前者的继续。
他对资本主义的攻击是尖锐的，他对未来的憧憬是鼓舞人心的，但在政策问题上，他却与其他社会主义先驱者具有同样的缺点。
“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以社会主义教育人民。一旦我们能使人民了解和向往社会主义，我相信不用我们，他们自己就会奔向社会主义社会。（重点是我加的。——著者）目前社会主义者所能干的最有用的工作是教育和组织工作。社会主义不能以突然的‘政变’来实现。它将由我们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逐步地滋生出来。不过可以用人力来加速它的生长和发展。”（《欢乐的英格兰》，第128页。）
这里又是单独的强调宣传工作，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领袖们也是同样的看法。所不同的是，他不打算发动一个革命的社会改革，而是设法促进一种“在我们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滋生出来的”社会组织。像这样的概念不过是把“费边社”的基本理论改头换面，推进了一步而已。“费边社”的基本理论就是认为靠着推行自由党的概念，逐步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种观念不但与早期的通过起义的手段（来一个“突变”）来改革社会的思想根本不兼容，更重要的是它与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独立政治斗争（这种思想随着每天的斗争变得愈来愈强烈愈明确了）也是同样不相容的。由于独立工党继承了工人阶级里监理会教徒的宗教狂热，这个理论上的弱点遂使中等阶级的改良主义渐渐地滋长起来。譬如一些忠实但是认识模糊的工人阶级激进人物就和自由党巨魁如腊姆齐·麦克唐纳之流过往甚密。
给政治独立的观念泼冷水的“费边社”，面对着工人们正在试图组成他们自己政党的这一事实，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态度。于是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假设自由党主义不再能束缚工人阶级，那末“费边社”必须把他们的“渗入”战术伸展到一个新的领域中去，就是竭力保证这个新政党不走革命的路线。伦敦“费边社”根据他们在伦敦市政府里的经验以及他们对工会运动和社会问题所做的研究，（几乎所有外地的“费边社”都已并入了独立工党）发展了他们的改良主义理论。
他们的目的不在唤醒和鼓舞群众，而是要影响新一代的工人阶级政治家和工会领袖。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正当独立工党开始进行政治活动时他们出版的、针对议员们写的那些小册子。不多几年以后，他们又和独立工党共同创立了一个“地方政府情报局”。在工会方面，由于韦伯夫妇渊博的学识，他们写的《工会史》（1894年）和《企业民主》（1898年）两书成了经典性的著作。
由于这些原因，当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的巨大的运动高潮开始消逝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由党改良主义的旧思想，以更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情况的形势又卷土重来。
“费边社”宣称他们在争取工人运动思想领导的斗争中已经击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们大言不惭的自我吹嘘。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失散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民主同盟”的宗派主义，以及该同盟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点。但是“社会民主同盟”毕竟要比独立工党高出一筹，因为它有一个独立工人阶级的理论，并且它号召它的盟员研究和了解这个理论。
乔治·兰斯伯雷后来在回忆他怎样参加东伦敦的“社会主义格斗场”——鲍与布郎莱的“社会民主同盟”支部——时说：
“我们支部里约有40多个成员。我们都有稳定的职业，大家都很热情，相信我们的使命是要去改变世界……我们的支部聚会像是复兴运动者的聚会。我们在开会和散会时，都要唱一支歌。我们常常一起阅读经济学和历史著作……我们大家都很主观，并以我们的经济知识自负。在黑兹尔同志领导下，我们办了一个经济学研究班，半懂不懂地读着《资本论》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的妻子虽然要照顾一个大家庭，进款很少，但是也参加了支部聚会和经济学研究班。”（兰斯伯雷著《问顾与前瞻》。）
正是因为“社会民主同盟”，尤其是它的盟员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忠诚是建立在真正独立和明确的理论基础上的，所以“社会民主同盟”要比独立工党巩固得多。当90年代后期，不利的政治环境使独立工党发生困难时，“社会民主同盟”犹能继续发展力量。它的盟员虽有种种缺点，但仍不失为国内最彻底的社会主义组织。在90年代中叶，不仅摩里斯与同盟和解了，而且盟内日益要求对工会采取进一步的合作态度：1896年，詹姆斯·麦克唐纳担任了“伦敦各业理事会”书记的工作。 |
第五章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五章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1．从民主激进主义到社会主义
2．社会民主同盟
3．破浪前进
1．从民主激进主义到社会主义
在1875年的时候，只有年逾45岁的人还可能对伟大的宪章运动时期的状况保持着童年的记忆；只有年逾55岁的人还依稀记得罗伯特·欧文的全国各业统一工会。社会主义在英国几乎好像已经绝灭了。10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在那些正在进行组线工作和罢工的、受压迫的群众中间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由自由党人散播的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必然会取得进步的幻觉现在甚至对某些工人贵族也逐渐失去了影响。工人激进派的俱乐部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维护生活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正在涌现出来。“社会民主同盟”不断进行的自我牺牲的宣传、威廉·摩里斯的才华卓绝的教导和汤姆·曼恩在建立群众性工会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进行的。组织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组织和目标的政治性劳工运动的想法复活了——这是和几年以后基尔·哈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伟大运动的显著特点。英因工人阶级像一个被人蒙住了眼睛的巨人，现在从眼睛上扯下蒙布来了。
在70年代和80年代里，整个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个社会的许多基本原则都受到忧心忡忡的怀疑，这时，广泛的人民运动围绕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展起来——扩大民主问题、爱尔兰问题、帝国主义问题、土地问题和大萧条时期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这些运动的兴起及其力量来自曾经支持过自由党而现在却远远走在自由党领导机构前面的地方俱乐部和协会中的工人阶级激进派。的确，80年代和90年代初叶可以说是这些激进派试图把自由党变成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政党的时期。他们从经验中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同时，通过工人阶级的候选人来表达工人阶级意见的想法导致了建立独立组织和奉行独立政策的思想，从此，这种趋势日益强烈起来。
1875年3月16日的《雷诺新闻》在讨论格莱斯顿内阁垮台问题时说：
“劳工阶层的任务就是准备好自己的候选人—他们自己的人，他们本阶级的人——这些人将不参加这两党的阴谋活动。（两党指自由党和保守党，着重点是我们加的。——著者）
“工人阶级在1868年的选举中为格莱斯顿先生帮了很大的忙，可是他们得到了什么报酬呢？人民被利用了、被欺骗了、被出卖了，因为自由党人从来不曾考虑过劳动者的利益——除非当娄威先生考虑对火柴盒征税的时候，或者当布鲁斯先生考虑如何尽可能不修改一件关于煤气厂司炉工人的完全不公平的判决的时候，他们才会想到和劳动者利益有关的事。格莱斯顿先生利用选举中取得的多数进行统治，为中等阶级的利益服务、并保护上层阶级的利益。”
于是，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进一步了解了自由主义的阶级意义。早在80年代初期他们就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组织。
具有政治头脑的工人的不再受驾驭是促使自由党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自由党内部出现了两个重要派别，都是激进和共和主义的。其中以约瑟夫·张伯伦和查尔斯·迪耳克爵士为首的一派在前面一章已经提到过，张伯伦是英国密德兰实力雄厚的工业家。他担任过伯明翰市长，并在1876年为代表该市的议员之一。迪耳克爵士在1868年到1886年间是契耳西的议员。这一派的目的是通过社会改革和效率强大的政治机构为自由党内的工业家集团建立群众基础。他们把社会改革和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并猛烈地反对爱尔兰自治。爱尔兰自治在当时是占头等重要地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张伯伦终于在1887年和格莱斯顿发生决裂，另外组织了“自由联合党”—这是他走向保守党的一个踏脚石，后来他果然参加了保守党。
另外一派的领袖是激进主义者和无神论宣传家查尔斯·布莱德洛。布莱德洛曾经和安尼·贝赞特一起进行过反对亵渎法和其他限制出版的法律的巨大斗争，因此声誉卓著。他的“全国俗人协会”的某些会员后来变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这个协会变成了一个著名的进步的政治中心。布莱德洛在80年代为了进入下议院而进行的6年斗争提高了他作为先进的激进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他是1880年在北安普敦当选的。但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拒绝进行议员就职宣誓。他在被下议院开除以后，屡次以更大的多数当选，直到1886年他被容许不宜誓而就职为止。布莱德洛虽然顽固地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后来在有人企图压制社会主义宣传的时候，他却积极地参与了保卫言论自由的斗争。
自由主义运动中这些激进派别的强大说明，国内必须有充分的政治民主的思想在工人群众和中等阶级的下层人士中是根深蒂固的。作为宪章运动的基本特点之一，这种思想不但从来没有消灭，而且鼓舞了60年代为通过第二次改革法案而进行的伟大斗争。[1]人们对1867年通过的这个法案所作的有限让步的不满与日俱增，因为这个法案仅仅把选举权扩大到城市的手艺工匠。贫苦的城市工人、矿工和乡村中的农业工人仍然无权投票。他们中间某些人是在1884年自由党政府通过第三次改革法令以后才获得选举权的，这次改革使选民人数（爱尔兰除外）从不到300万增加到将近500万。[2]
从70年代末期开始，争取爱尔兰自由的斗争成为英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是因为：爱尔兰发生了影响到大部分人口的极端尖锐和广泛的农业危机；威斯敏斯特[3]的爱尔兰议员组成了团结一致、纪律严明的集团，在英国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作用；在爱尔兰拥有地产而本人并不在爱尔兰的英国地主组成的集团在保守党内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以迈克尔·达维特和他的“爱尔兰土地联盟”为首的爱尔兰革命者和具有政治觉悟的英国工人相互之间有着传统的强烈同情。当自由党政府对爱尔兰革命运动采取拖延政策或企图予以扑灭时，英国工人阶级激进派就和居住在英格兰的爱尔兰工人一起举行游行，要求给爱尔兰以自由。同时达维特的斗争一方面是为了争取社会改革，一方面也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他在1890年建立了“爱尔兰民主劳工联合会”，鼓吹英格兰和爱尔兰两国工人之间的合作。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先驱者之一、后来成为工党领袖的泼普拉的兰斯伯雷就是在参加争取爱尔兰自由的激进运动时开始获得政治觉悟的人之一。
我们已经看到，征服和剥削其他国家当时已经逐渐成为英国政治和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当然，这种情况违反了英国民主传统最坚强的、最不可动摇的原则，激进主义者一直把帝国主义政策看作是保守党的一种欺骗手段。
70年代中叶，工人阶级和激进派组织领导愤怒的群众，猛烈地反对保守党在国外的阴谋活动和反对保守党准备在巴尔干发动战争的政策。其规模之大和60年代曾经制止英国干涉美国内战的那次运动不相上下。1876年，保加利亚人举行了反抗土耳其帝国横暴统治的起义（保加利亚当时是这个帝国的一个省份），俄国人对保加利亚人进行了援助。土耳其军队的残酷暴行激怒了英国舆论。但是，狄斯累利的保守党政府由于垂涎于更多的权力和中东的领土而准备把英国拖入战争，帮助土耳其人镇压保加利亚人的起义。政府的这种政策遭到人民广泛的谴责。在海克利的哈格斯顿路“劳动者俱乐部和学院”举行的一次集会发动了反战运动。这次集会是伦敦一个专门为这个问题成立的委员会召集的，它的主席是“劳工代表权联盟”的托马斯·莫特斯赫德[4]。英国各省许多中心地区很快也举行了类似的群众集会。只是在这种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格莱斯顿才发表了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保加利亚的恐怖》，虽然他对巴尔干的局势早已就很注意了。这本猛烈抨击土耳其人的小册子在出版以后4天之内就售出4万本。不久，有一批人组成了“东方问题协会”，他们反对政府——如摩里斯所说——“把我们拖入一场可耻的和非正义战争”的企图。这批人里面有些是激进主义者，还有像威廉·摩里斯这样从前在政治方面并不活跃的人。
1877年5月，摩里斯拟定了《告英国劳动者书》。“是谁在把我们引向战争？”摩里斯问道。“是证券交易所的贪得无厌的脂徒，陆海军中游手好闲的军官们（这些可怜虫！），俱乐部里日慕途穷的玩世不恭者，为供给那些在战争中不会受到损失的人在丰盛的早餐桌上阅读的耸人听闻的战争消息的亡命之徒，最后还有高踞显赫地位的、保守党骗子手，他们是我们这些厌倦了和平、理性和正义的傻瓜在上次选举时挑选出来充当我们代表的。如果我们在这种人的领导下参加一场反对并不是我们的敌人的人民、反对欧洲、反对自由、反对天性、反对世界希望的非正义战争，那将是多么差耻，那简直是双倍的羞耻啊。”参加“东方问题协会”集会的数以千计的群众都唱着他为这次运动写的一首歌。这首以《醒来吧，伦敦的青年们》为题的歌最后两段是这样的：
怎么！难道我们该在重担下蜷伏，
把劳苦说成幸福，
默不作声地盲目走入
充满羞辱的道路？
醒来吧！伦敦的青年们！时候近了，
明亮的阳光将带来白昼；
抛开欺骗、扔去羞辱，
把土耳其暴徒赶走。
1878年1月在埃克塞特会堂召开的一次集会是这次运动发展的顶点。关于这次集会，摩里斯写道：“晚上的集会开得十分庄严、井井有条、人们热情奔放。但是应当记住，为了把敌人的打手阻挡在门外所需做的工作是很艰苦的，他们在屋外的喧嚷就好像咆哮着的海洋在冲击灯塔……毫无疑问，过去两周的群众运动已经阻止狄齐[5]提出拨款的要求和远征加利波利半岛的建议。”
但是在外交政策和帝国主义问题上，自由党上层阶级的意见和工人阶级以及激进主义者的意见是分道扬镳的。1880年自由党再次组阁以后，不久就卷入了殖民战争，特别是在埃及（后为英国占领）和苏丹。
爱尔兰人决定了这个席卷英国乡村的强大抗议运动的步调。他们在推进思想斗争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英格兰，斗争起初是围绕工资问题和70年代约瑟夫·阿奇进行的英勇的工会工作展开的。后来，斗争采取了政治形式，农业工人在阿奇领导之下授了自由党的票。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主要的问题是租金和物价。运动的发展超出了自由主义的范图。这是苏格兰佃农的革命激进主义运动的伟大时期，他们的领袖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苏格兰地主和议员鲁·布·肯宁汉—格拉姆。
从宪章运动时期以来，土地改革的思想——地价税，地租或土地本身的国有化—就占据着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者的注意力。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弥勒在1870年创立的“土地所有权改革协会”里就有这两个阶级的一些出色的代表。这个协会鼓吹“不劳而得的土地增益”及其产品应当整个交给社会。大萧条时期中，不仅在农业而且在整个经济部门中一再发生的尖锐的危机更加刺激了先进的激进主义者，特别是“爱尔兰土地联盟”的土地改革的思想。“土地联盟”的领袖迈克尔·达维特试图把改进劳工地位的计划和民族解放以及土地制度的改革联系起来。
随着1879年亨利·乔治写的《进步与贫困》的出版，群众骚动达到了新的顶点。亨利·乔治是一个美国人，他主张废除地租税以外的一切捐税，实行“单一税”。这种主张当然未免过分简单化了，但是他以美洲西部拓荒者那种朝气蓬勃的热诚坚持认为土地和劳动——而不是资本——是财富的源泉的论点，却使一个古老的其理复活起来，并帮助许多人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乔治的书销售达10万册左右。1882年，他到英国来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讲旅行，有意思的是他在爱尔兰的旅行是以他的被捕而结束的，释放后他继续在英国各地演讲。对于大多数未来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土地改革是他们从激进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途站。
社会批评和激进民主思想就是这样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发展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活。在这以前，社会主义思想几乎完全局限在少数勇敢地继承了第一国际旧日传统的人和小团体里面（特别是流亡在伦敦的德国工人集团里面）。1877年“圣马太基尔特”的成立便是这种新趋势的象征。“圣马太基尔特”是伦敦一位副牧师为了发起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而作的尝试。但这只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强有力的趋势所引起的群众舆论的一部分。
在伦敦，赶车工人约瑟夫·累恩按照“施特拉幅德激进俱乐部”的做法创立了“劳动解放同盟”。这个同盟在伦敦东区的露天下进行鼓动，宣传“建立社会的自由社会条件”和土地及财富生产工具的公有制。汤姆·曼恩（当时他还是一个年青机器工人，作为革命的工会运动者，他后来曾经进行过50多年极为广泛的活动）回忆说：他当时“狼吞虎咽”地读了亨利·乔治的书。他之所以能修看出和他一起的技术工人思想上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本书。他在读了这本书以后还组织了一个讨论社会问题的研究会。同时，他说，他也很幸运地能够看到不仅把土地而且把机器和资本也变为公共所有的必要性。就这样，通过“崎岖不平的道路”，通过在公园和其他地方举行的露天集会，他找到了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汤姆·曼恩著《我是怎样成为社会主义者的》。）
另外一位青年技术工人詹姆斯·麦克唐纳，后来也变成了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和工会运动者。詹姆斯·麦克唐纳原来是爱丁堡的成衣匠。1881年他来到伦敦，参加了一个在托顿罕街一家酒馆里聚会的“苏格兰俱乐部”，这时候他才第一次和几个社会主义者有了接触。“有一天晚上”，他写道，“酒馆主人告诉我们说，有些狂热的芬尼党人和英格兰的恐怖党人正在另一阿房里开会……他们猛烈抨击自由党政府的强制法案……我们注意着这些人举行的会议，并形成了一个反对派。……但是我们发现自己逐渐失去了自己的阵地，后来我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其他的人联系起来，组成了‘中央马利波恩民主协会’。”不过真正把他吸引到社会主义这方面来的还是马克思的朋友兼合作者恩格斯在伦敦各业理事会机关报《劳工旗帜》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J.麦克唐纳著《我是怎样成为社会主义者的》，第51—60页。）
先进的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并不是局限在伦敦，虽然伦敦在这一阶段是走在前面的。1879年初，“密德兰社会民主协会”在伯明翰成立。它的纲领包括废除皇室、上议院和英国国教等主张。它和英国广大地区的人民保持着通信联系。在它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曾经宣读了来自渥京、华尔沙尔、梅德斯通、吉尔德福特、普鲁姆斯梯德、彻斯特菲尔德及其他地方的来信。从彻斯特菲尔德来的信中强调指出了成立“主要行业的全国性组织以相互保障、反对资本的专横统治，以准备最后镇压资产阶级的必要性”。吉尔德福特的来信提出了“在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建立南方各郡的联合组织”（见1879年1月5日和26日的《雷诺新闻》）的问题。[6]
对当前的问题进行明确的分析、传授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准备成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了。这也是恩格斯在《劳工旗帜》周刊上发表文章的目的。工人阶级，他说，逐渐了解到他们有一个时期“走错了道路”，了解到像现在这样把斗争局限在工资和工时方面，只是把斗争卷入一个“我不到出路的恶性循环”里，了解到“根本的弊害，不在于工资的低微，而在于雇佣劳动制度本身。”
这种理解一旦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开来，“工会的地位一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它们将失去作为工人阶级唯一组织的特殊作用。同各个产业部门的工会并列，或者在它们的上边，一定会出现一个总的联合会，一个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只要英国工人阶级能够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对它进行一天的抵抗。”经济上的大萧条说明资本家阶级已经“无法管理这个国家的巨大的生产系统”。必须让工人阶级有机会来试一试。（见1881年6月4日和8月6日的《劳工旗帜》周刊；这些文章后来重印于1934年出版的恩格斯所著《英国工人运动》一书中。）
这种看法对于控制着各业理事会的老派自由党人来说是“太过火”了。恩格斯拒绝缓和自己的语气，他和这家报纸断绝了关系。但是，就像我们已经从一个例子上看到的那样，这些文章对那些渴望找到前进道路的、有思想的工会运动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社会民主同盟
现在，需要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正在这时，富有、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证券交易商人亨利·迈尔斯·海德门提出了建立新政党的创议。1880年他阅读了马克息的法文版的《资本论》（英文版直到1887年方始出现），以后又花了原书作者很多时间来和他讨论这本书所阐述的理论。
第二年春天，他在伦敦激进派俱乐部之间发动大家进行讨论，并成立了“民主同盟”。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激进派组织都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同盟的成立大会。海德门是同盟的主席。与会的代表们都得到了他写的一本题目叫做《大家的英国》的小册子。这本书概括了马克思的观点，但是没有说明这些观点的来源。这件事促成了海德门和马克思关系的破裂。马克思认为海德门是一个野心家。
“社会民主同盟”首先站在激进主义的观点上，以外交事务、土地国有化、特别是爱尔兰问题为中心发动斗争，他们抗议自由党政府逮捕巴涅尔[7]和其他爱尔兰领袖、封闭“土地联盟”等加紧镇压的活动（这在当时一般被称为“强制”活动）。
《大家的英国》只是海德门在以后几十年中以文章、书籍、小册子等形式发表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无数通俗著作中的第一本。这些著作尽管有缺点，但仍然很可宝贵，因为它们向英国工人阶级介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分析。例如，他在188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奴役》中写道：
“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不是纯属空想的计划，也不是在受苦受难的阶级中煽起普遍不满的企图。它的代表已不再是那些自以为可以使人类一蹴而就地达到几乎无法达到的幸福的人，也不是那些自以为可以在无政府主义竞争的沙漠中能够建立起由可爱的合作者组成的小块绿洲那样的人了。社会主义是以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进化为基础的一种明确的科学的历史理论。它既考虑了过去的阶级斗争所造成的进步，也注意到我们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引起的苦难和不可避免的矛盾，并且预测运动的未来发展，以掌握人类对自然界的日益增大的支配力，使它为整个社会服务而不是为资本家阶级和他们的附庸积累财富。当然，要造成这种变化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一方面要制止现在上层人士之间为了个人或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竞争，同时也要停止下层人士为取得仅可糊口的工资而进行的竞争。用争取生存的有组织的合作来代替……阶级统治，用国际友好代替国家之间的敌对：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因此在我们面前进行的阶级斗争和影响到一切阶级的生产方法的变革——蒸汽、机械、电气等等——在人们思想中就表现为集体主义的原则和个人主义原则之间的斗争，公有财产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之间的斗争。”
海德门是在英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的某些著作，如《社会主义与奴役》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有着巨大的价值。他那本讨论印度问题的书是英国人指出专制和剥削之间的联系方面所作的第一次尝试。列宁在1911年写的文章中说海德门“曾经坚决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并且赞扬了他从1878年起进行的暴露英国帝国主义暴行的“高尚的揭露运动”（《海德门谈马克思》。《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9页。），列宁在对海德门作全面评价时，说他是一个“英国资产阶级的庸人”，“他虽然是本阶级的最优秀的分子，终于找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从来没有完全抛弃资产阶级的传统、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成见。”（《海德门谈马克思》。《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1页。）
海德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基本弱点，因此也就是“社会民主同盟”中（他在这个同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他的大部分追随者在理论观点方面的基本弱点在于：他认为曾经由马克思精辟地加以分析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将自动地造成资本主义的崩溃。例如，他在1889年写道：
“要不了几年，我们就会看到另一次经济危机……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不断地向工人们指出：如果他们能教育自己、认真地准备好结束阶级斗争，那么这一次经济崩溃将使他们能够一劳永逸地掌握巨大的生产和运输工具……这些工具那时将从地主和资本家的无能的手中掉下来。”（见霍勃斯邦著《工人的博折点》，第43页所引，1889年11月23日《正义报》。）
因此，海德门不是一个组织者和领袖——即一个能够领导人民通过自己的日常需要和愿望而参加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护民官”——他只是一个宣传家。由于鼓吹上面所说的这种消极等待思想，这种思想也逐渐影响到他自己，常常使他做出有损工人阶级利益的事情，特别是在有关英国外交政策问题上。因此，当“社会民主同盟”于1900年正在进行反对波尔战争（南非战争）的英勇斗争时，海德门突然建议放弃这一斗争，“把它留给自由党人去做”。（这件事典型地说明了“社会民主同盟”内部海德门领导集团和盟员群众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在1900年的年会上，海德门在这个问题上陷于孤立，以致没有参加执行委员会的竞选。）海德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客，最后终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原则总是要比个别人物更伟大，许多从海德门那里初步得到对社会的科学认识的工人阶级战士在英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曾经是海德门多年以来最亲密的拥护者之一的伦敦工会运动者哈利·奎尔奇。正如列宁所说，在他1913年去世时，“在那些不屈不挠、满怀信心地反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治的人们中间，奎尔奇走在最前列。”（《哈利·奎尔奇》。《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0页。）
“社会民主同盟”内社会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使这个组织的政策和成员的成分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它反对自由党并日益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关于住宅、八小时工作制等问题的斗争，结果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中老派的自由激进主义者都逐渐脱离了这个组织。另一方面，这个同盟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吸引了那些认清只有工人阶级运动才有前途而激进主义的道路是没有前途的极有才于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和1883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的卓越的艺术家兼作家威廉·摩里斯一样，感觉自己“必须行动起来”摧毁贫富悬殊的“令人无法容忍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要摧毁这样一种制度，只有“联合一切不满现状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这个制度所培养出来的、摧毁这一制度的自然而必要的工具——阶级矛盾。”
“社会民主同盟”这时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社会主义浅释》，说明它的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社会主义浅释》共销售了10万份。不久，在另一个从上层阶级转面信奉社会主义的人H.H.钱皮恩（他是一个退休的炮兵军官，父亲是一个少将）的主持下，开始出版《今天》月刊和同盟的机关报《正义》周报。在伦敦，詹姆斯·麦克唐纳已经把“马里波恩民主协会”带过来。强有力的宣传不仅在伦敦而且在许多外地的中心城市展开了。例如在布莱克本举行的一次棉业罢工中，“社会民主同盟”中5位领导人：J.L.乔埃尼斯（前伊顿学校的数员），J.E.威廉斯（一个曾经参加过伦敦旧“德国社会民主俱乐部”的工人），海德门，摩里斯和麦克唐纳，进行了宣传活动，后来就成立了同盟的支部。在爱丁堡，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斯赫参加组成了“苏格兰土地与劳动联盟”。这个联盟在1884年并入“社会民主同盟”。同年，“劳动解放同盟”也参加进来。在这一年的年会上，“社会民主同盟”的社会化纲领所包括的范围从土地、铁路、银行扩大到一切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为了标志出这一阶段的发展，他们通过了“社会民主同盟”这个名称。新的纲领是由一个委员会拟订的，委员会的成员是：钱皮恩、摩里斯、累恩（“劳动解放同盟”）和贝耳福德·巴克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会赢得这个理论的创始者的最热烈的称赞）。
由此可见，英国的社会主义绝不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模糊不清的浑沌的愿望（人们常常特别喜欢用这种说法来污蔑摩里斯），也不像某些人有时说的那样：只关心最直接的、短时期的具体改革。英国的社会主义从披荆斩棘的草创时期起实际上就处在马克思的影响之下。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英国的经验为基础并且用英国的情况来作为例证的。恩格斯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都住在伦敦，他和英国许多积极活动的先驱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欧文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已经烟消云散，费边社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没有诞生。所以早期的英国社会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整个说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有缺点的；他们在实际政治活动中运用这种理论时缺点就更多了。
必须记住“社会民主同盟”，像它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同盟——我们已经谈到组成这个同盟的几个团体。这个同盟里面，特别是在早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倾向和个人观点。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同盟盟员中那些工会运动者，他们在建立和形成现代劳工运动方面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了广阔的视野和理论认识，而并没有让自己领导群众的能力受到狭隘的、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侵蚀（而这正是同盟的主要弱点）。汤姆·曼恩和约翰·伯恩斯两人共同领导了1889年的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次罢工在英国劳工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并创立了码头工人的群众组织，即后来的“运输与一般工人工会”。伦敦煤气工人魏尔·桑恩（同盟的盟员，马克思的女儿艾琳诺娜曾帮助他提高文化水平）后来创立了煤气工人工会。“全国一般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就是从这个工会成长起来的。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后来成为“伦敦各业理事会”书记的詹姆斯·麦克唐纳、未来的《正义报》编辑和“伦敦各业理事会”主席哈利·奎尔奇和“苏格兰土地与劳动联盟”的约翰·L·马洪。后来受到若干代劳动者特别是伦敦东区的劳动者的爱戴的乔治·兰斯伯雷也是通过“社会民主同盟”参加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
但是，尽管许多盟员都具有伟大的才能和前途，当时还没有可能把“社会民主同盟”变成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企图用个人手腕来保持独裁统治的海德门支配着这个组织。
这种情况是合人无法容忍的。危机很快就发生了。1884年底，同盟的执行委员会里的大多数委员集体辞职并着手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社会主义联盟”。这些委员中包括摩里斯、艾琳诺娜·马克思、爱德华·埃夫林、巴克斯、马洪和一些工人领袖。他们发表了谴责海德门集团的宣言。宣言说：社会主义的组织并不需要“强使一切人和一切意见都服从自己的、诡计多端和阴谋善变的领袖”。它指责“社会民主同盟”的领导“政治上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如果发展起来将使我们陷入和这个或那个政治派系的同盟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如何短暂”。同时，“在拥护这种政治冒险观点者中间有若一种过分强调本民族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社会主义的死敌。”随着这一政策的执行，“同盟内部的独裁统治”发展起来了，企图“扼杀所属团体在自己范围内的自由”。
于是，在伦敦的“劳动解放同盟”、“苏格兰土地与劳动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许多支部的支持下，这个新的团体，作为一个宣称社会主义的组织，开始了自己的短促然而光辉的事业。它的心脏和灵魂是威廉·摩里斯。联盟本身和它的机关报《公益报》（这个报是由摩里斯资助出版的）都反映了摩里斯的才能和他对资本主义的罪恶的不可遏止的愤恨。他们是力图在英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伟大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同一群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他们的人数在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几百人。
工党右翼分子曾经到处散播谣言，说摩里斯和他的朋友之所以同海德门分道扬镳，是因为海德门处在马克思的“肮脏的唯物主义”影响之下，而鼓舞若摩里斯的却是一种朦胧的、不切实际的对人类“善良”的爱——他们把这种爱当作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以别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这种谎言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些退出“社会民主同盟”的人所发表的宣言，没有丝毫暗示他们和海德门的分歧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相反地，他们批评的正是海德门的“机会主义”，认为这种机会主义最后必将导致和某一统治阶级的政党结成同盟。
摩里斯本人是一个艺术家、诗人和工艺家。我们都知道他所以参加到“社会民主同盟”里来，是因为这个同盟的阶级斗争理论使他理解了很多问题并给他指出了结束资本主义统治的丑恶而令人窒息的压迫的道路。1894年，（当他和“社会民主同盟”消除隔阂以后）他写到自己转向社会主义的经过。他说：
“过去的希望已成过去，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结果只落得这一片肮脏的、盲目的、丑恶的混乱景象。在最近的将来，目前存在的一切罪恶似乎还要变本加厉，把这种污浊、肮脏的文明盘据这个世界以前那个时期所残留下来的一点东西也一扫而光。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黯淡的前景；作为一个个人，而不仅仅作为一种类型，我感觉对于一个具有我这样性格的人，一个既不理会形而上学和宗教也不理会科学分析，但对大地和大地上的生命具有深挚的爱、对人类过去的历史有深厚感情的人来说，这种前景就尤其恶劣了……因此那时我对生活有过一种颇为悲观的看法。幸而我多少开始了解到在这一切龌龊的文明中，一次伟大的变革——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对事物的整个看法。而我所需要作的，就是亲身参加实际斗争，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是尽我所能地这样做了。”（《威廉·摩里斯百年纪念文集》，第658页。）
摩里斯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曾经有过困难——“我读《资本论》的历史叙述部分时感到心旷神怡”，他说，“但在我读到这部伟大著作中纯经济学部分时，简直觉得头昏脑胀。”但是他终于掌握了经济学，他对历史唯物主义也有深满的了解，这可以从他的主要散文著作看出来。他对英国历史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梦见约翰·保尔》（1888年）。《乌有乡的消息》（1890年）是一篇充满想象力的叙述，它一部分是根据摩里斯自己对伦敦街头战争、对英国革命和革命后将要到来的幸福社会的体会写成的。摩里斯在1893年与贝尔福德·巴克斯合写的《社会主义：它的成长与成果》是这种著述中的典范。
“现在是战斗的年代”，摩里斯在1884年一次在题为《艺术和社会主义》的讲演中说。“当你听见四周传来的象征着不满、希望和恐惧的高亢或低沉的声音、象征着觉醒起来的勇气和觉醒起来的良知的声音时，难道你能怀疑这一点吗？……说英国统治阶级并不害怕言论自由，因此我们就不要自由地谈论：这种说法我感觉是奇怪而荒谬的。恰恰相反，我们应当从勇敢的前人为我们打开的缺口中冲进去。如果我们踌躇不前，就会使他们的劳动、他们所受的苦难和他们的牺牲都付之于流水……”中等阶级的人怎么能帮助工人呢？他自问自答地说：“办法就是背叛自己的阶级，在一切发生阶级斗争的场合下，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的命运结合起来……别的办法是没有的。”（同前书，第643页。）
最后，我们也可以用摩里斯和“社会民主同盟”决裂后在1885年发表的进行曲《工人之歌》中的两节歌词来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的感情：
啊，财主们，你们听吧、战栗吧！
因为这声音充满了音信，
为了你们和死亡我们曾经汗流满面；而现在斗争已经改变。
我们是人，我们要为人的世界和生命而斗争；
我们的军队正迈步前进……
于是我们，我们工人迈步前进。而你们将听到的传闻
是日益临近的战斗和解放交织在一起的声音；
因为我们的旗帜是一切人的希望，
世界在迈步前进。
当时无论是摩里斯还是“社会主义联盟”都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和其他“社会民主同盟”里的同志所遇到的困难，是如何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由于对海德门的阴谋和机会主义感到憎恶——不久就揭发出来“社会民主同盟”在1885年参加竞选时接受了保守党的钱的骇人听闻的丑事，这就更加证实了他们最坏的估计——他们马上转到另一个极端，（这也是海德门的主要论调，也是早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认为目前唯有进行宣传，等候革命的到来。
退出“社会民主同盟”执行委员会的10位人士发表的宣言说：
“在目前形势下，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的作用只是教育人民和进行组织，以便在危机到来迫使我们采取行动时不致手足无措。我们认为：把利用特权统治集团相互竞争的必然性来改善工人状况的希望当作诱饵，是有害的自欺欺人的作法。”
由此可知，“社会主义联盟”继承了“社会民主同盟”的基本弱点——就是不能使理论结合实践，不能通过工人为实现“改善生活的希望”所进行的日常斗争来教育工人并领导他们走向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当时社会主义先驱者所组成的小团体力图在英国人民中间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哲学，一种可以说明社会罪恶根源和指出通向新世界的道路的完善的新观点。必须声讨和摒弃资本主义。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正确地认为必须和数十年来在劳工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就是认为劳工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局部改革为工人阶级，至少是为那些比较富裕的有组织的工人团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较为舒适的地位。）毫不妥协地断绝关系。多少世代以来资产阶级改良派一直在工人阶级中间培植这种倾向，利用它动员群众来支持自己的目标——这种目标基本上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事实也是如此，前面已经谈过，张伯伦派的激进分子就在这个时期，拟订了这样一种纲领。因此，在“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社会主义者之同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当前的改革，即使是那些他们准备为之而斗争的改革，是一贴“止痛剂”——这个名字意味着这些改革不但不是一种政治斗争，而且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们掩饰了资本主义的真面貌，分散了工人对真正目标的注意。
这种态度使他们在初期以及长时期内都不能—用恩格斯形容“社会民主同盟”的话来说——，“抓住人民的真正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对工会采取超然态度的原因。在那期问只有个别的人由于他们生性喜欢做群众工作，才在工会方面多少做出些成绩。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了解，对于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在旧工会里工作绝不是件容易事，因为这些工会处在自由党和保守党“工人贵族”的统治之下，而且由于不断要支付失业津贴而陷于瘫痪，有时甚至因此垮台。同时，由于工人群众在政治观点上都带着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社会主义的先驱者自然应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但他们的缺点在于：其中许多人到此为止，没有再前进一步。
这种态度的另一重要结果，就是除了直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外，对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策略都不相信。摩里斯在这方面尤其严重，特别是在议会问题上，他曾经有一个时同把议会看成仅是统治阶级设下的陷阱。联盟对政治活动的不信任沾上了一种强烈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这种色彩曾经在一段时期内影响了摩里斯，终于使他脱离了“社会主义联盟”，使联盟陷于瓦解。在这个组织成立的初期，恩格斯曾经希望它会成为一个“具有理论修养的人士的核心”。摩里斯在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以后达到了政治上的成熟。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和“社会民主同盟”重新言归于好。这件事无论是对摩里斯还是对“社会民主同盟”都是意义重大的。
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第三个集团——费边社——也在1884年宣告成立。成立之初，它就是伦敦中等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个研究团体。它和“社会民主同盟”以及“社会主义联盟”的区别在于它的成员中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最初，它并没有自己的政策或纲领，它的成员的观点也各不相同，有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也有拥护无政府主义的。费边社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社会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是由悉尼和皮阿特里丝·韦伯发起的。在1887年以前，费边社实际上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组织。但是从1887年起，其中的一伙人，主要是韦伯、萧伯纳和格拉姆·华纳斯，在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开始发展一种有意识地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逐步过渡的社会主义。最后终于变成了工党右翼领导的理论基础。费边派对日常的工会斗争实际上毫无兴趣，他们千方百计地，甚至不惜采取破坏行动来阻碍成立工人阶级的组织。尽管“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盟员犯过错误，但他们总还在人民中间传播了社会主义的真理（“社会主义联盟”的活动深入约克郡、苏格兰、英格兰东北地区和诺威治；同时“社会民主同盟”在伦敦、密德兰和兰开夏有坚强的阵地）。但是费边派却想尽一切方法“渗入”或“打进”自由党，从内部进行活动，使它信奉自己的改良社会主义——实际上它只是自由党改良主义的进一步发挥。因此，费边社领袖人物的行为使人怀疑他们害怕社会主义，亟于想使资本主义在改善工人状况方面取得足够的进展以遏制社会主义。
3．破浪前进
这时，内部问题尚未解决的“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卷进到大萧条时期人民群众的贫困所引起的汹涌的社会冲突中来。大萧条的影响在伦敦显得特别尖锐，后来许多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在伦敦发生的。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把“社会民主同盟”从它曾一度陷入的坏名声中拯救出来。两个组织在这几年中都在宣传方面做了辉煌的工作。摩里斯孜孜不倦地工作，为《公益报》写文章（他不但编报，而且还在街上推销），在“劳动者俱乐部”讲课，进行露天演说。
统治阶级和有关当局也注意到了风雨欲来的轰鸣雷声，因此社会主义先驱者经常面临警察的干涉，结果不是罚款就是坐牢。1885年，社会主义者在莱姆豪斯区的杜德街取得了一次最大的胜利。“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演说者曾经在这里屡次遭受逮捕，还有一次，警察在这里袭击并驱散了他们的集会。这些每星期都发生的事件激起了伦敦工人阶级的愤慨。于是激进派俱乐部在杜德街举行了一次联合集会来支持社会主义者。这一次由于参加集会的人太多，警察无法把演说者逮捕起来。摩里斯事后仍然受到逮捕，但很快就释放出来了。第二个星期天“警察让步了。一次有组织的游行从斯特普尼广场出发：‘激进派俱乐部’、‘社会民主同盟’和‘社会主义联盟’的队伍奏着乐打着鼓、高举着旗帜涌向莱姆豪斯区的杜德街。伦敦东区的街道从来没有这样出名，群众多得挤满了整条街，一直伸延到波尔德特路上去”。（H.W．李和E．阿契波尔德合著《英国的社会民主》，第101页。）他们在杜德街上赢得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件事为全国各地进行的争取言论自由的大规模斗争立下了榜样。
在接踵而来的严寒的冬天里，失业工人中间的深沉的动荡情绪逐渐增长。1886年2月，“社会民主同盟”在特拉法加广场上组织了一次反示威大会，来反对保守党“公平交易”的拥护者支持保护关税的骚动。警察强迫“社会主义同盟”把群众带到海德公园去。但是在途经蓓尔美尔大街[8]时，衣着褴褛的游行者为富有的俱乐部游客的讥嘲所激，向俱乐部的窗户投掷石头。在混乱中，流氓们混水摸鱼，抢劫了商店。海德门、伯恩斯、钱皮恩和威廉斯等“社会民主同盟”领袖遭到逮捕。后来，在审判中，伯恩斯作了一次出色的辩护演说。结果他们都被宣告无罪。“悲惨的星期一”的骚动在上层阶级中引起了惊慌。伦敦西区[9]的有钱人在谈论着断头台和街垒的事，同时伦敦市长负责筹募的失业基金激增至75，000英镑。
但是失业者只是造成伦敦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日益紧张的局势的因素之一。所有工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人，越来越动荡不安。他们正在为标志着80年代的结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作准备。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中间展开了一个广泛的民主运动，积极地为改革伦敦当地的狭隘、腐化和缺乏效率的政府而进行斗争。人们，特别是激进派工人和为数甚多的爱尔兰移民都为政府在爱尔兰采取的高压政策和在国内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所激怒。80年代末，劳动者的激进派俱乐部和他们的成员的数目都大为增加。艾琳诺娜·马克思、爱德华·埃夫林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在这些俱乐部里面进行着最有效的宣传鼓动活动。1885年，这些俱乐部联合组成了势力雄厚的“首都激进派联合会”。当局在惊悸之余采取了加强镇压的政策来对付他们。这种镇压是由首都警察局长查尔斯·华伦爵士执行的。特拉法加广场上的集会被禁止了。
但是，他们所策划的镇压不但没有拦住浪潮，反而使人民的愤激从分散的小河汇聚成汹涌的洪流。随着爱尔兰民族主义议员威廉·奥布林的被捕，“首都激进派联合会”发出号召，要求人们不顾禁令在1887年11月13日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联合示威。伦敦的民主主义者大力响应这个号召：有8万到10万人从伦敦各区带着乐队和旗帜向特拉法加广场前进。只是由于政府当局戒备森严，他们才没有能够占据这个广场。当时在广场里和周围布置了4，000名警察岗哨，把走近的游行队伍驱散。摩里斯在克勒肯威尔草场的队伍集合处宣布了自己要尽可能突破警戒线的决心。他的队伍被极为猛烈的进攻驱散了，但是他终于到达了广场。另外一个包括约翰·伯恩斯、杰·肯宁汉—格拉姆议员和安尼·贝赞特夫人在内的队伍也几乎冲破了警戒线。伯恩斯和肯宁汉—格拉姆都被抓去了。后来，一个携带着子弹、枪上装好刺刀的近卫步兵团的队伍和两小队近卫军骑兵先后开到广场。人们对他们高呼着这样的口号：“我们要求言论自由”，“我们是真正的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我们要求伦敦公民应有的合法权利”，“英国人不应该受无用的刺刀的统治”。这场斗争一直进行到深夜，许多人受伤，其中有3个后来死掉了。有一个名叫阿弗雷得·林讷耳的人在第二个星期中被警察打伤致死。政府当局想把这件事隐瞒起来。这时，人们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殡仪，大家跟在尸体后面从索哈区一直送到弯弓公墓。摩里斯是在墓前演说向死者致敬者之一。他为了纪念这一事件而写下了感人肺腑的《死之歌》。这首歌不但是悼歌，也是战斗的号召。
“血腥的星期天”绝不是进步力量的失败。在“法律与自由同盟”领导下，一次伟大的联合斗争展开了。这个同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和激进派组织在一起合作的第一个团体。1888年伦敦市议会成立时，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赢得了这个议会里的多数席位。这次胜利的取得主要是由于包括特拉法加广场事件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活动的结果。1892年，政府正式承认了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的权利。
1886年和1887年是有关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战术和战略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英国，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着大萧条中情况最恶劣的时期，工人们正在进行反击。失业工人不仅在伦敦，而且在外省的伯明翰、曼彻斯特和莱斯特等各大中心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比利时和荷兰也发生了罢工和街头斗争。在美国某些地方爆发了暴风雨般的骚动。爱尔兰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并且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英国群众中引起了强有力的响应。1885年的选举增加了工人阶级和爱尔兰人的代表权。这次选举不但明确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也为未来提供了教训。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是怀疑论者还是冒险主义者，都从这里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一股在自由党和保守党轮番当政的小天地中愈来愈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次选举也提醒大家：如果他们在竞选中有一个适当的纲领和组织，而不是依赖于大自由党分散地提出候选人的话，赢得的席位将远不止11个。其次，下议院中那些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爱尔兰议员所拥有的强有力的地位，说明一个不依赖两个统治阶级政治集团的坚强的少数党可以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如前所述，毕生参加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恩格斯是明确提出独立前进路线的第一个人。1881年他在《劳工旗帜》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工会几乎完全没有利用1867年改革法令通过后扩大了的选举权作为斗争武器。工会应当真正走在前面。工人阶级终有一天会要求在议会中取得充分的代表权，那时候他们就会了解争取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斗争“以及工会在日前的形式下所从事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虽然是一种很必要而且很有效的手段，但毕竟不过是为达到一种更高的目的而采取的各种手段中的一种：这更高的目的便是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恩格斯指出这样的一天很快就要到来。各个阶级的有识之士都开始认识到开辟新路线的必要性。“但是在工农业工人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英国，民主只能意味着工人阶级统治权。”按照当时的户主选举权制度，工人阶级可以选出四、五十名代表自己的议员。这些代表本身不一定都是劳动者，“但是没有任何民主政党……能有成功的希望，除非它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的性质。抛弃这一点，那就只是一种宗派和冒牌的政治活动”。
80年代后期工人活动的不断增涨和选举权的扩大日益明确地、有力地证明了这些看法的正确。选举权的扩大使工人们得到的权力等于普选给予德国工人的权力。而普遍选举权，正如恩格斯在一封关于英国和德国状况的信中所说，“是目前无产阶级运动最好的杠杆”。（1885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见1941年版《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42页。）1886年，美国工人的政治运动也得到很大的进展。密切注视着这些发展的恩格斯，坚持认为必须帮助工人阶级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党的必要性，而且这个政党必须以建立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
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他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是“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2页。），并且在各个发展阶段和整个运动中携手前进，同时，“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同前书，第504页。）
他在一封寄给住在美国的一位朋友的信里强调说：最重要的是
“让运动有时间巩固起来，不要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现在还不能正确了解而将来很快就可以了解的事物，以免加剧运动刚开始时不可避免的混乱。11月间如果有一、二百万劳动者投票赞成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现在看来，要比10万个人投票赞成一个纯理论的完美无缺的政纲有大得无限的价值。”（1886年12月28日和1887年1月27日给弗罗伦斯·凯利·韦斯奇韦斯基的信，见《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43—545页。）
美国的发展在英国激起了巨大的兴趣。当爱德华·埃夫林和艾琳诺娜·马克思于1886年年底从美国演说旅行归来时，最近在数量和实力方面都有迅速发展的伦敦各个激进俱乐部都邀请他们去演说。他们在伦敦东区进行的强有力的鼓动工作就是这样开始的。在鼓动工作中，他们设法把爱尔兰、言论自由和建立独立的工党等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在1887年复活节期间，他们在海德公园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政策。当时会上提出的纲领至少有15种之多。事情是真正搞起来了。恩格斯指出：“现在，组织一个拥有独立的、代表本阶级的纲领的英国无产者的政党已经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如果成功，它将使‘社会民主同盟’和‘社会主义联盟’都退居次要地位，并使目前的争论得到最令人满意的结局。”（1887年6月4日给索尔格的信，转引自赫特著《最后的危机》，第109页。）
工人阶级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思想得到了日益强大和坚决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来自伦敦，而且来自英国各大中心城市和全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对于将来的发展来说，这一点或许更有意义。工会活动家开始从他们自己特殊的立场出发，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更广泛、更深入的兴趣，于是各种小册子和《棉织工厂时报》等报纸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各地都开始成立地方性的委员会和联合会来争取劳工的独立代表权，虽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即“布拉德福德劳工联合会”——是两、三年以后才成立的。
1886年，“全国职工大会”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情况和在前一年取得的选举上的胜利，成立了“劳工选举委员会”。当时有各种迹象表明，这个委员会和它的前身“劳工选举联盟”一样将唯自由党马首是瞻。1887年它更名为“劳工选举协会”，把自己称为“全国工党中心”。它在宣言中提到爱尔兰党时说：近来各种事件“表明一个团结一致的、积极活动的政党可以在下议院中做多少工作。这个政党成功地使一个民族获得解放。如果英国劳动者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必须采用类似的方法。……劳动人民必须自行组成‘劳工选举协会’作为组织人民的中心”。（1954年出版的H．培林著《工党的起源—1880年至1900年》。）
这时，在“保守党黄金”事件时担任“社会民主同盟”书记、并且是海德门的得力助手的H.H.钱皮恩已经和这个同盟脱离关系。他决定以自己巨大的才能和资力来支持这个以工会为基础建立政党的新运动。这个在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行动是各个社会主义组织人员和机构的广泛改变及政策的变革的一部分。当这些社会主义组织各自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政治行动问题时，就在进行着这种变革。
在1886年至1887年期间，“社会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政党来说基本上仍然以宣传作为它主要的工作。当然，失业工人问题是一个例外。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同盟”曾经在伦敦和各省组织游行，派代表向议员和“济贫委员”请愿，并且在《正义报》上为之大肆宣传。《正义报》在《劳工札记》标题下每周特辟专栏报导工会活动消息。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政党在支持它的工人盟员进行多种多样活动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是少得可怜的。这种弱点产生的原因可能要直接追溯到海德门的影响和他对工人阶级面对的日常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隐藏在这种弱点后面的思想是：革命会通过资本主义的崩溃而自行到来；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的任务是促使人们改变思想，而不是领导他们展开行动。汤姆·曼恩后来回忆说：1886年当他在巴特西亚地方支部提出八小时工作制问题时，约翰·伯恩斯立刻对他的建议表示不赞成。“他说：尽管社会民主同盟的局部止痛性质的建议中包括八小时工作制，但争取这种枝节性改革的时期早已过去。他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是穷途末路；我们的责任是准备夺取全部生产资料，同时把所有的资本家都消灭干净。”在另一位发言人发表了一篇甚至更“革命”的演说以后，伯恩斯的观点就在雷动的欢声中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10]
当“社会民主同盟”无法取得进展并失去曼恩等工人阶级杰出领袖的支持的同时，“社会主义联盟”也因为在政策问题上发生内部冲突而陷入四分五裂状态。这些冲突主要是集中在争取当前的改革还是进行革命、进行议会斗争还是不进行议会斗争等老问题上。在1886年，摩里斯仍然以鄙视的眼光看待议会活动和那些“一有机会就和某些直接的敌人结成同盟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以为可以用诱说或恫吓的方法使这些敌人来做社会主义者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工作”。（摩里斯著《1886年的政治展望》。）
这时，摩里斯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正在摸索前进，逐渐接近并且最后终于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年，他表示：如果其他的人争取采取八小时工作制法案等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社会主义者不能加以反对，虽然他们可以指出这种法案对人民好处很少；如果人们可以联合起来使这种法案得到通过，“他们也就可以联合起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把雇主们一脚踢开，为自己生产商品……社会主义者绝对不能公然和反动派一起反对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措施。如果他们反对，群众会认为他们不是自痴就是无赖，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见18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联盟”克勒肯维尔支部机关报《劳工之页》，转引自霍勃斯邦著《工人的转折点》，第53—54页。）
“社会主义联盟”的某些成员正热烈地转向恩格斯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建立独立的政党的思想，其中有工会活动家J.L.马洪和托马斯·宾宁。这两个人和A．K．唐纳德在1886年“社会主义联盟”成立“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中起了领导作用。翌年，在诺森伯兰矿工罢工期间，他们和“社会民主同盟”的成员共同在诺森伯兰建立了“北英格兰社会主义同盟”。这个同盟在最强大的时候曾经拥有24个支部。但这个新同盟并没有得到巩固的发展，罢工解决以后不久就消失了。但是它说明“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中最优秀的成员方面有一种健康的愿望，他们希望摆脱伦敦发生的争执和海德门式革命理论所造成的沉郁气氛，在工人的日常斗争中同工人形成真正的联系。“北英格兰社会主义同盟”曾公开宣布它的目标是：争取建立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工党，通过努力把社会主义者选举到议会和其他公共团体中去的办法来取得政权，并且支持工会运动、合作运动以及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劳工结盟。
这个纲领的拟订使“社会主义联盟”陷入一次五大的内部冲突。摩里斯本人虽然支持给予工会运动和合作运动以帮助的思想，但却强烈地反对把社会主义者选入议会的做法，认为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在1887年“社会主义联盟”举行的年会上，支持进行议会斗争的人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击败。1888年，他们遭到另一次失败并受到大会正式的反对，从此以后，这个集团就从“社会主义联盟”中消失了。有艾琳诺娜·马克思和爱德华·埃夫林参加的布鲁姆斯柏雷支部被“社会主义联盟”开除了，这个团体以“布鲁姆斯柏雷社会主义协会”的形式继续进行活动。同时，马洪派和过去的“劳动解放同盟”残存的盟员也退出了“社会主义联盟”，另行成立了“劳工联合会”。这个“劳工联合会”始终只是霍克斯顿地方上的一个工人俱乐部，没有得到任何更大的发展。
同时，在1886年和1887年期间，费边社的立场也明确起来。它采取了通过议会斗争争取眼前改革的政策。但是在建立新政党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的意见。以韦伯为首的多数派赞成把社会改良和公有制——国家和市的公有制——思想“渗透”到自由党人中去。这种政策的产生是由于费边社大部分成员出身于中等阶级，和自由党人有着密切的个人联系，并且都居住在伦敦。譬如在伦敦，悉尼·韦伯在自由党人和激进主义者共同进行的争取市政改革的巨大运动中占据着领导地位，这次运动的结果使这个联盟在1888年创立的伦敦市议会中获得了多数。但在不存在这种条件的外省，和自由党实行联盟和“渗透”的战术就没有这样的吸引力。
这时，日益增加的征象表明，重点正在从社会主义组织转移到更广泛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方面去。社会主义者促进了劳工运动活动的发展和觉悟的提高。许多社会主义者作为个人来说都转而支持两种不同的然而互有关联的政策：扩大和加强工会运动，和在广泛进行迫切的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
钱皮恩当时已经取得“劳工选举协会”伦敦地区的领导权，他在某些最优秀的青年社会主义工作者的支持下沿着这两条路线向前推进。这些支持者中有曼恩（1886年钱皮恩曾经出版曼恩写的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小册子）、伯恩斯和从“社会主义联盟”中脱离出来的霍克斯顿的“议会主义者”小组。在1888年，钱皮恩开始出版《劳工选举人》。出版这个刊物的目的是想在工人阶级中造成广泛的、进步的影响：它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进行斗争，并且刊载了曼恩揭露卜内的诺威治化工厂的状况的文章。在伦敦以外的地区，劳工运动也开始露出了活跃的端倪。
诺森柏兰的矿工们在经济萧条、罢工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之下拒绝支付他们的自由党领袖伯特和范威克的议员薪俸。在苏格兰，詹姆斯·基尔·哈第——一个坚决的青年矿工，“埃尔郡矿工工会”和“苏格兰矿工联合会”的建立者——通过他自己的经验和亨利，乔治以及“社会民主同盟”的出版物认识到仅限于工会运动是不够的，他必须和他所在地区的传统的自由主义断绝关系。在1887年，他会见了伦敦的社会主义领袖，其中包括恩格斯，创办了《矿工》月刊，并且把新的思想第一次带进“全国职工大会”——他攻击议会委员会书记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在一次补缺选举中支持一名“吮引工人血汗”的雇主充当自由党的候选人。第二年春天，他在密德拉纳克一次补缺选举中担任了矿工的候选人。哈第在“劳工选举协会”支持之下申请提名为自由党候选人；他在这个阶段采取的纲领和一些激进派议员的纲领区别甚微，在他的传单上有一句口号是：“投哈第一票就等于投格莱斯顿一票”。但他坚持矿工提出候选人的权利。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使他和自由党发生了冲突。自由党人挑选了一位伦敦律师为他们的候选人。他们建议在下次选举中提名哈第充当另一选区的候选人，如果哈第被选入议会，每年还给他300英镑的津贴。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收买哈第，使他不要参加竞选。但是他们的企图并没有成功。
当哈第拒绝这个建议以后，“劳工选举协会”的全国领导机构就放弃了对他的支持，结果他只能得到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的支持。为他竞选的人中间主要有钱皮恩、马洪、曼恩、默多克（小佃农的领袖）、肯宁汉—格拉姆和迈克尔·达维特的少数朋友。这次补缺选举的真实历史意义在于：尽管哈第在数千票中仅得到几百票，尽管他的纲领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并无显著区别，但是他对工人阶级代表权的坚持空前第一次表明和自由党的机构在组织上脱离关系是可能的。
不久以后，苏格兰工党创立起来了。这个党的主席是肯宁汉—格拉姆，副主席是G.B.克拉克博士（代表凯士纳斯的激进派议员）和约翰·福格逊（达维特的支持者），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肯·马克斯威尔（亨利·乔治在苏格兰的支持者），书记是基尔·哈第。“苏格兰土地与劳动联盟”（它的领导人是现已重新参加“社会民主同盟”的马洪）和这个新的组织合而为一。因此，可以看出，苏格兰工党代表着各种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倾向。它并没有宣布社会主义的目标：它的纲领是争取政治和社会改革，其中包括实行法定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好几个欧洲国家，这种改革正在成为团结富有战斗性的工会运动者和非宗派的社会主义者的焦点。无论这个新的政党有什么弱点，它的力量的源泉在于它对工人阶级政治上的独立性的强调，在于它是从工人阶级的活生生的经验中成长起来的。当时最引人注目的迹象之一就是：自由党的工人阶级群众中最活跃的分子开始和上层和中等阶级的成员脱离关系，尽管自由党领导机构对他们提出了无数次劝告，进行了各种宣传想使他们改变主意。这个争取政治独立的运动和继之而来的热火朝天的群众性的工会运动的新阶段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它对于正在进入它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狂风暴雨的一个时期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1]这里指的是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的选举改革法案。按照这个法案规定，在伯爵领地，选民财产资格山15镑降到12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东和租房人以及后作一年以上，纳付租金不少于10镑的房客都获得了投票权。——译者
[2]25年以后，在1911年，同一地区内的40，000，000人口中只有7，200，000人有选举权（1955年，51，000，000人口中选民有34，000，000多万）。
[3]英国议会所在地。——译者
[4]托马斯·莫特斯赫德是第一国际常务理事会理事。这个现事会常常在克勒肯威尔·格林路37号“激进俱乐部”（现在是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开会。莫特斯赫德是这个俱乐部的书记。
[5]指狄斯累利，意思是糊涂蛋。此处有双关的意义。——译者
[6]德国从1869年起就存在着一个社会民主工人党，这时由于它所进行的争取工人阶级权利和反对帝国总理俾斯麦的斗争而在整个欧洲博得好评。
[7]巴涅尔是当时英国议会内爱尔兰民族主义占的领袖。——译者
[8]蓓尔美尔大街是伦敦有钱人士的俱乐部集中区。——译者
[9]伦敦东区是工人等贫苦人民居住的地区，西区是富豪和商业集中区。——译者
[10]但是三年以后，伯恩斯本人在为争取实现工人实际而迫切的生活要求而举行的伦敦码头大罢工中起了领导作用。这个例子说明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如何不断冲海德门等徒劳无益地力图建立的障碍。 |
第四章帝国主义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四章帝国主义时代
1．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
2．帝国主义发展的社会影响
1．帝国全义的过渡时期
十九世纪最后的25年和二十世纪初期，在英国的历史和工人运动史上是一个分界线。的确，这个时期所发生的变化，规模宏大并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与工业革命时期相比拟，但是它们的性质却又完全不同。在早期，年轻和生气蓬勃的工业资本主义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发展，它不但影响了生产技术，而且影响了社会关系、阶级构成以及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因而除非使生产关系，亦即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1848年《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宣布的。“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9页。）
而在我们将要谈到的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正趋于成熟，同时也露出了逼近衰微的征象。形成本世纪初国内发展背景的英国世界工业垄断地位，现在就要结束了，并且正在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垄断和势力范围所代替。在国内也是一样，工业的结构，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随着大托拉斯、大联合企业和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的出现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二十世纪中叶所看到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这种错综交织互相紧密联系的发展中形成的。随着大规模工业进一步的发展，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力量都比过去壮大了，它现在又开始转向群众性的工会和政治活动，期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同时，正如帝国主义暂时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一样，它也延长了与资本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工人贵族”的寿命。如果不把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因素考虑在内，要想正确地了解这个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思想的演变是不可能的。本章将讨论这个新阶段的某些主要特征和它们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作为对本书第二部分所讲述的这一时期（1875—1920年）的一个前言。
十九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英国的绝对经济优势结束了，并且在世界市场中开始日益受到威胁。世界经济在许多国家同时发生的技术迅速改进的基础上，开始具备了二十世纪的雏形，同时把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推入资本主义的竞争轨道。当代的人虽然不能了解这些新因素的性质和结果，也看出了它们活动速度和范围，并对他们所看见的景象感到迷惑和惊异。当代的一个美国经济学家D．A．威尔斯在他所著的《近代的经济演变》（1890年）的序言中对新形势的主要面貌总结得很好。他说，在上一世纪最后25年中的经济变化，“无疑的比过去世界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经济变化都更重要和复杂。在这样一段短短的时间中有这样规模的经济扩张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可是这种经济扩张带来了不断的动荡和不协调：价格下降了，利润和利润率跌落了，新发明破坏了资本，你死我活的竞争，国际上的冲突和工潮。”威尔斯说，从这些变化中，可能会产生进一步的动乱，许多人认为这种动乱将“充满了威胁”，将危及“目前整个的社会组织，甚至文化本身的传播”。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统治世界的胜利，将导致使资本家感到沮丧的发展。
在1873—1896年间，英国工业尖锐地面对它在世界市场垄断地位结束的后果。德国和美国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奠定它们的重工业基础，并使它们国家全部工业化了，其他国家在较小的程度上作同样的努力。所有大的工业生产国家都在向外找寻出路，以维持国内市场的价格，并尽力从它们经营的巨大投资中榨取利润。现在英国工业在国外市场上体验到了激烈的竞争，这些国外市场一向是它独占的领域，甚至是它国内市场的一部分。
价格趋向下跌，市场上充斥的商品达到了饱和点，利润小了。严重的危机发生了，尤其是重工业和出口业。不景气时期愈来愈长，愈来愈严重，而繁荣时期愈来愈短，并且不能像前一时期那样令人满意了。商人们模模糊糊地感到一种新的变化在酝酿中，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抱怨，这个时期才获得了“大萧条”的这个称号。他们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自然只得服从这个体系的冲击，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例如降低价格，减低生产成本，削减工资和加强竞争，只能使他们所恐惧的结果更加迅速的到来。
英国经济的一个部门经验到了一次真正的长期的不景气，而且它永远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这就是英国在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的农业，经过了25年的繁荣和扩张，遇到了来自新兴农业地区的猛烈竞争。铁路和轮船的廉价运输，使得某些农产品生产成本低的国家，主要是美洲、澳洲和新西兰，把大量的农产品送到了英国农人的大门口。由于其他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维持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英国无法防止国内粮价暴跌的后果。农村收入和地租下降了，于是大批农业工人流入城市。从此以后，英国的粮食供应渐渐需要仰给于国外，同时由于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肉类和奶类也须要从外国输入。在这个过程中，地主阶级的财富和势力进一步被削弱了。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现在进入了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也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阶段”。在十九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当时垄断组织还只有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1873年危机之后，是卡特尔广泛发展的时期，但是卡特尔当时还只是一种例外。在十九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时，“卡特尔已经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4页。）
应当记住，列宁为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所作的分析和所下的定义是一般性的，是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来讲的，而不是专指英国的资本主义。列宁在对帝国主义下定义之前就申明过，他所下的这些定义“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现象的全部发展上各方面的联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8页。）因此下面列宁为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的五个特点，当然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来解释英国帝国主义的特别情形。
列宁的定义列举了帝国主义的五个主要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已经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垄断组织；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融而为一，在这个‘财政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财政寡头；
“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分割世界的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8—259页。）
这里要注意的是，上述五个特点中的前面三个与后面两个不同，前三个特点讲的是各大国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迫使它们向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侵略或政治征服，也就是最后两个特点的内容。后面两点适用于一切情况。因此，在评价英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它的世界地位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前三个特点。
当这三个特点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发展中变得日益明显的时候，与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特别是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以第三个特点为最突出——即资本输出的日益重要性。
这是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强国发展的结果。在1914年以前，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继续占有无可匹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统治的地位。它得到这个地位是由于较早的工业化，它的海军优势，十七和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商业时期形成的庞大的殖民帝国的地位，以及它在伦敦市设立的无可比拟的国际银行金融机构。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是最大的、独一无二的买主，它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意味着英国的资产阶级具有巨大的资本储备，可以在国内和海外任意使用。他们每年从国内和殖民地的工人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金钱。
在大萧条时期里，英国抛弃它在商业中和事老的身份，加紧帝国主义掠夺和攫取海外投资新市场，企图以此来解决它的经济危机。
英国对它的殖民地，特别是印度，进一步的榨取；新领土如埃及和南非洲的获得，以及新取得的势力范围，例如在中国，加上集中的金融力量：使得英国能从它在世界贸易的地位中压榨到巨大的利益。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英国控制了原料和粮食供应的宝贵来源，为它的工业生产品取得了独占或优惠市场。增加国内投资，固然会增加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但同时也会减低利润率和进一步使市场商品充斥。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增加国内投资：因为这与维持资本主义和统治阶级的势力是不相容的。帝国主义是英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帝国主义引起新的可怕的巨大难题，但它也消弭某些其他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英国资本主义得以存在的一个条件。从90年代后期起，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倾向已很明显并收到了效果。1914年世界大战前10年中—这段时期有时被称为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回光反照”时期—曾几度出现繁荣景象，使得颓丧的资本家们又恢复了信心。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资本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所占有的优越条件，是英国国内（殖民地当然不在此列）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具有显著“自由”特征的原因，这是和欧洲大陆或美国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所不同的。
英国的世界地位和巨大的财富，使它有可能执行灵活和让步的政策，而放弃过去危险而且也是费钱的露骨的镇压政策—虽然，我们以后看到镇压并没有完全停止。英国帝国主义初期的优越条件和顺利发展，也使得英国在它丧失了绝对的商业霸权很久以后，甚至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了保护关税之后，仍然保持了自由贸易政策。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海上运输、国际金融和保险事业，以及从这些事业中取得的大量利息、股息、利润和佣金，使得英国资本家不得不维持自由贸易——当然，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英国资本家必须在国际银行业、投资和贸易上，能够基本上保持领导地位。的确，从80年代起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就有分歧，可是他们之中比较有势力的人士在1914—1918年大战结束之后还认为采取关税政策将得不偿失。直到二十世纪20年代，这个外表上的“自由”政策才被毅然绝然地放弃。
可是“回光反照”的繁荣已从根本上被动摇了。二十世纪第一个10年中就发生了两次商业萧条，当大战爆发以后又呈现出另一次更严重的危机的征象。国家经济现在依赖殖民地已经到了不健康的程度。从70年代中期由于不断再投资的资金积累而成长起来的海外投资，现在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着，这也就是这个时期中能够出现普遍繁荣的原因。到了1914年，英国的资本家握有40亿镑的海外资产，每年平均能有2亿镑的收入。可是另一方面，与英国人民的生活福利密切相关的基本工业却遭到忽视。许多经济部门处于寄生或奄奄一息的状态，虽然其他部门仍在迅速发展着。
此外，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分割已经完毕。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和军备竞赛预示世界再分割的开始。帝国主义的代价是陆海军费日益增加的重担，实际工资水平的停滞，以及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
我们再看一看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的前两个特点——垄断和金融资本的成长—就可以看出，与德国和美国（列宁经常拿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做他的例子）相比，英国在这两方面的经济发展是显然“落后”的。根据手头的资料来看，当时英国虽然某些企业很集中，并且采取了限价的措施，竞争状态却继续盛行于大多数其他企业中。这种在发展上的“落后”情况主要是由前面所提到的英国经济发展中的那些特点促成的：即英国在工业化上的优先地位，和它在金融和商业领域中的国际领导地位。
大部分的英国工业历史都很悠久，这是妨碍集中的一个因素。英国的工业是在技术因素造成高度集中和合并之前，在竞争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在较老的企业部门中存在着许多小型或中型的厂商，大鱼吃小鱼的过程只是缓慢地进行着。这些厂商的领袖们保持着高度“个人主义”的思想。
所以，虽然纺织工业管理单位的平均规模正在变大，虽然十九世纪90年代中也出现了一些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大联合企业组织，但依然存在着广泛的竞争性。同样，钢铁业方面，虽然出现了几个强大的企业，但整个说来，它仍旧强烈地带着古老的标志。完善的大型工厂还是少数，限价也是不稳定的。煤矿工业继续保持古老的管理分散的特性，虽然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巨大的企业，但和德国的“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是不能相比的。而且英国的煤矿业也还没有显著地控制在钢铁生产者的手中。
英国经济由于需要向国外发展，才保留了自由贸易，但这意味着国内市场可能发生竞争，而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将会阻碍或影响垄断的建立和价格协定。从国内资源取得主要原料的企业是不多的，同时有可能通过取得原料储备和设立像美孚石油公司那样的康采恩以建立垄断势力的只限于次要的企业。
英国许多工业产品出口的重要性也起了推迟企业集中的作用。这一部分是由于许多企业的出口贸易掌握在富商巨贾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制造者手中。商人们喜欢与许多小厂商打交道，同时许多国外市场的专门性也阻碍把生产集中成少数几个制造标准产品的大型单位。
虽然由于这些或其他原因，英国的合并和垄断过程发展比较缓慢，但决不是完全没有。在某些企业部门里，早在1914年前就出现了垄断势力并迅速的发展着，主要是在某些新兴的或在技术上经过改造的企业中，如运输和公用事业，军火业，造船业，以及需要庞大资本的联合的重工业。在这个时期中，甚至当全部或部分实行垄断的条件还远没有成熟的时候，大规模的企业就出现了。它们沿着新路线向前发展，并每每受德国和美国榜样的强烈影响；许多各不相同的部门，例如化学品、橡胶、烟草、可可、肥皂和电气材料制造业都是如此。许多企业实行了价格协定，在生产者之中划分市场，或进行密切合作外（但不真正进行合并），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在一个生产阶段获得成功以后，就会使其他竞争单位在另一阶段采取防守和进攻措施。另一方面，当一个垄断“集团”或“同盟”形成以后，为了其本身的利益，它就要设法使和它有交易关系的企业保持竞争，并竭力阻止它们组织起来。
此外，当垄断势力占据了某些重要经济部门以后，虽然其他部门继续保持竞争，关系也就不大了。小买卖人、分承包商，以及在伦敦和伯明翰这种大城市中接零活的人，常常只有名义上的独立。“存留下来的小手艺工匠、做零工的铅管匠或砖瓦匠、设菲尔德的磨刀工人或伯明翰的黄铜铸工、在自己家里做活的裁缝或家具制造工人，虽然人数很多，但他们愈来愈依附制造者的各大公司或承办商，这些承包商接他们的活并贷款给他们。”（霍布森著《近代资本主义的演变》〔1898年〕，第213页。）渐渐地，开酒馆的也“依附”酿酒商，零售商店“依附”小商品制造商了。在某些情况下，保持一群相互竞争的为自己图谋利润的小买卖对大资本是有利的，否则的话，这些利润将为小型厂商赚去用来发展和解放自己。
所以，英国垄断企业发展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1914年前，各大财团的确是朝着那列宁所说的“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发展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到处都成功的，同时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如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财团在那些国家的经济中那样大。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地促进了这种发展的速度：战争对军火、装备和其他物品的无限要求，给大财团提供了用大规模生产方法从事“长距离赛跑”的巨大可能性；使他们通过合并和吸收较小的同行企业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机器制造业，就是这种大财团发展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个企业的规模和重要性长期以来就在不断地增长。从1913到1921年，维克司公司的股份和借贷资本从950万镑升到3，100万镑，同时维克司集团的股本和借贷资本则从2，000万镑升到5，300万镑。1919年，某政府委员会开出的名单上就有93个卡特尔、辛迪加和联合组织，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声称各企业均有进行合并和联合以限制竞争的趋势。在大战后几年内，在铁路、煤、棉、汽车、粮食和纺织业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显著例子。
技术和组织发展的步调和性质在各个企业中的差别很大，所以很难做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概括。但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机器技术在三个主要方面取得了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第一，它渗透了那些范围广大的小规模和手工业的生产，例如制鞋、成衣、家具制造、书籍装订和印刷业。
第二，在较老的机器工业中，技术发展得相当慢，但仍向前发展。例如在铜器制造中采取了印压的方法，在铁器铸造中采用了机器模型：在这方面显著的特征是机械制造业发展的迅速，和纺织业发展的缓慢，而纺织业原是十九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心脏。
第三，在一系列的新兴企业中，机器技术无疑占着重要地位。由于这些工业是新建的，所以能够把科学更有系统地应用到生产上来：这些企业包括脚踏车、汽车、飞机、橡胶、化学品、电气及其设备、军火等生产，以及群众消费品如烟草、肥皂和纺线。恰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第三类中，垄断的发展最快。
——财政资本——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第二个特点也日益取得了重要地位。在这一时期，银行资本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控制了工业。自十九世纪早期以来，金融集中的情况一直在进行着，而国际金融资本集中在伦敦城的几个大银号如“巴林斯”或“罗斯柴耳德”手中的这个事实，决定了1914年前大英帝国的国际地位。
伦敦城[1]的主要活动是海外投资、短期贷款、政府贷款、铁路和公用事业的投资。英国工业本身的资金，至少在十九世纪后期以前，大多都不经过伦敦的金融和银行组织。主要都在这些工业巨头和他们的亲友之间解决。一直等到固定企业和设备、规模和复杂性发展到现有资金难以应付开销和交纳保险金时，才开始大规模无限制的接纳外资组织股份有限公司。
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企业发展到了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伦敦城的金融家和保险人对这种发展所提供的营业机会，感到兴趣日益浓厚。另外，公司形态的组织特别适合企业的大规模和垄断性的发展，可被用来完成合并和集中。
这样，金融和企业巨头之间进一步混合，结果是增强了金融资本的力量。可是英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为缓慢。在1914年前，英国的企业家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勉强向资本市场和银行要求经济援助。这个出现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新的重要特征，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危机的年代中才取得其统治地位。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各大国帝国主义发展的三个突出的特点正在英国发展着，虽然速度和别的国家不完全相同。但帝国主义的成长是一种影响全世界的现象：国际垄断的大联合企业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分割已经完毕。
垄断统治发展得较快的国家，由于他们的性质，在争夺世界市场、殖民地和投资地区方面，与英国发生了日益尖锐的竞争和矛盾。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大国，英国愈来愈难保持它的统治地位了，到了由于这种冲突而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终于超过了它，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同时，帝国主义的成熟也带来了全世界被压迫国家的工人和农民的反抗，特别是在1905—1906年和1917—1921年，这些新运动给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鼓舞和无比巨大的力量。
2．帝国主义发展的社会影响
这个时期，这些正在发展的帝国主义特征愈来愈多地影响着英国内部的社会演变。在十九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抱着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自由经营理想，并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结成同盟的那个资产阶级阶层曾经承担了使英国变成一个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历史使命，但现在它开始盛极而衰了。1832年以来的整个改革——选举权的扩大，贵族垄断文官、高等教育、军队和教会的结束，以及工人阶级中平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分子对自由党人的资本主义正当性和必然性的基本思想的接受——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成功。但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力量使这种局面不过是昙花一现。大商贾和金融巨头正在社会上取得优势地位，那些不承认现实的资本家发觉自己日益陷于孤立的地位。
在政治方面，自由党分裂了，1914—1918年的大战加速了自由党的最后垮台，保守党慢慢地逐一把自由党集团吸收过来，而变成了唯一的统治阶级的政党。统治阶级更换了。由旧贵族团体组成的保守党，在遭受了农业萧条的严重打击以后，联合了大商贾和金融巨头（因为他们和这些人比和工业和商业中等阶级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同时，保守党人改变了战略，支持进一步扩大选举权，借助政治和帝国主义蛊惑宣传骗取了下中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援。
他们发展了一套帝国主义的理论，企图以此来为他们侵占和渗入海外领土的行为进行辩护，和取得群众对这种政策的支持，因为海外领土现在已成了关系统治阶级生存的事。为了寻找根据，他们歪曲如达尔文学说等科学理论。篡改英国历史。歌曲作家、新闻记者、学者、教士、诗人参加了对帝国主义的讴歌。他们用尽各种方法，把帝国主义宣传成是英国的一种新信仰。理想主义的言辞，诸如“白种人的责任”、“传布文明的使命”、“引导落后民族走向自治”等等不一而足。但也有比较坦白的供状，如在1895年约瑟夫·张伯伦就说，殖民地是“用英国人自己的钱”开发起来的“财产”。又如路加德勋爵在1893年说，“争夺非洲”是由于“日益增涨的商业竞争使得文明国家不得不侵占这块唯一剩下来的领土来从事企业投资和扩张”。
他们希望帝国主义的事业能通过为“过剩”人口提供“出路”，为固定就业提供市场一事来说服群众相信在开拓帝国的疆土一事上，他们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从而缓和阶级矛盾。赛西尔·罗德斯在1895年说，他在出席了伦敦东头失业工人的集会，听到了“等于是叫喊‘面包！面包！面包！’的愤怒发言”后，他比以往更相信帝国主义政策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帝国”，他说，“是一个关系面包和黄油的问题。假使你想避免内战，你就要做一个帝国主义者。”
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帝国主义不论是作为一个经济政策，还是一个思想体系，都是英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影响了整个社会结构。工业资产阶级及其工人阶级同盟者在十九世纪中的传统政策，旧自由—激进派的反帝国主义思想并没有立即消灭，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力量而被迫采取守势。自由党人最后一次反对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巨大运动发生在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期间，当时在“排外侵略主义者”的攻击下，好几个进步团体不得不团结起来进行自卫。
现在只有坚决和有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能够进行这样一个斗争。这个新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从80年代就开始了，但直到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才出现反对战争和反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者，也不能完全摆脱帝国主义思想。独立工党的战士彼特·柯伦，在他于1900年第二国际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了这种迷惑工人的宣传和如何予以抗击的情况：
“现在英国正在大力展开宣传，企图使工会运动者相信殖民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说殖民政策创造了新市场，从而增加了就业机会并提高了工资。但英国的工会运动者都没有被这些甜言蜜语所迷惑。他们回答道：只要英国还有儿童饿着肚子上学，还有工人衣衫褴褛流浪街头，顺困而死，英国工人就不会对把他们生产品输往殖民地感到兴趣。如果帝国主义者对英国现已变成一个领土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国而得意非凡，那末我要说，英国有成千上万的家庭，对他们说太阳还从来没有升起来过呢。”（J．伦茨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51页。）
这时候，在其他阶层的人民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些变化为帝国主义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是投资债券和股票的小食利者的人数的日益增多。这些“报纸金融栏的奴隶”（这时债券和股票的价格已成了报纸每日新闻的一个项目），把他们的利益与掌握国家实权的金融家和董事们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他们所买的多半都是海外投资的股票，这便使他们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命运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第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许多小企业主、分承包商、自由工人等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他们的独立地位。他们趋附于大企业，并日益依赖统治着国家经济的大联合企业和大厂商。
第三，经济结构的日渐扩大和复杂化，大大增加了薪资阶层、专门职业者和办公职员的人数。他们如今形成我们一般称为“中等阶级”的大部分，虽然其中一部分只不过是“穿着黑礼服”的无产者罢了。工业、商业和金融事业要求日益增多的文书工作和日益复杂的组织。从数量上说，一支逐渐增大的职员、簿记员、小贩、代理商、经理和工头的队伍正在阶级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这里面也包括着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妇女，特别是在低级职员和店员的阶层中。在这个阶层里，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有一双白洁的手和穿着白色的衬领就比干粗活的工人高一头，但也有许多人积极地参加工人运动。
最后，上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也深深地影响了工人阶级的构成、分布和人生观。同时机器化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消灭了他们相互之间的隔阂。在这个时期开始时工会会员的人数尚不足100万，及至这时期末竟增至800万人。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的规模日趋扩展，尤其是在正在发展的工业部门中，结果使数目愈来愈多的工人在一起工作—新兴的工厂雇用了数百甚至数千工人，这和在这个时期初大规模生产开始以后仍然残存在某些部门中的小作坊适成鲜明的对比。机器化的第二个结果，是企业组织的进一步合并，使工人的工作环境更加一律。
机器化“使生产过程具有一种集体的性质，一种半机器半人力的集体活动”。劳动中的分工发展到了“往日所未有过的错综混杂的程度”，而且日益要求工人的动作符合机器的节奏。这反映在资本日益成为一种团结和组织工人的力量上。（多布著《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年，第259页。）在许多工业部门中，需要经过长期学徒训练的全能技术工人的场合，愈来愈少了。工厂中正在出现一种后来被称为“半熟练”的工人，一种不同于受过全面训练的手艺工匠的机器操作者。这种新倾向渐使工人阶级中许多部门的工人在拔能、工资和立场上彼此趋向一致，虽然直到1914年以后，“工人贵族”们才完全体会到了机器化的作用。在这以前，工厂中“贵族”的老基础依然存在——那就是机器本身的不完善——虽然这个基础已受到了威胁和破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机器也须要新的技术。一般讲来，1914年前，工厂中所发生的情况是“减少了最低工资的工人，而增加了工资稍高的工人”（E.J.霍勃斯邦著《民主与工人运动》一书中《十九世纪的工人贵族》一章，1954年。）
制造业在继续扩张，虽然它雇用工人人数的增加不如运输、售卖、服务性行业和类似的各业那样快，所以大部分工人（这样的工人或许还要增多）并不在工厂里工作，而是仍然在工业化以前的状态下在小规模的作坊里工作。这种雇用情况至少一部分是由于薪资分配的不平均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寄生地位所引起的。
在工业中，以就业人员的数目来看，发展得最快的莫过于开矿、建筑、机器制造和造船业。矿业和建筑业技术改进相当缓慢，同时生产量的增加和劳动力的变化成正比例。人员增加得最惊人的要算机器制造、造船业和成品加工（尽管在这些部门中技术改进也很显著），并且在“大萧条”结束之后，它们一再得到繁荣。在另一面，钢铁工业工人的增加比全部人口增长的比例还要小。
除了制造业而外，运输部门—包括铁路、码头搬运、市内运输、航运—的雇用人员增加得非常迅速。在伦敦和其他的大港口和城市中，有一大群非熟练的和临时雇用的工人，他们都是从农业中招来的。十九世纪中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几占全国人口的14，等到这世纪末竟不到1/10了。
这个时期内，工人阶级大约可分成三类：现在我们概括地谈一下，由于上述的巨大发展在这三类工人内部所引起的变化。
首先是上层的“工人贵族”，他们约占全部工人人数的15％，他们的工资比较高，职业稳定。从40年代到80年代，参加工会的差不多都是这些工人。
第二类工人人数很多，差不多占工人阶级的半数，他们是普通的熟练工人，工资较高的劳工，以及随同机器化在日益增加的半熟练工人。
第三类是各行各业里的所谓“不熟练”工人和“卖力气活”的工人。这个时期历史的特征是工会组织在第三类工人中戏剧性的飞跃发展（这种发展后来扩大到第二类和第一类工人），和这个富于战斗性的“新工会主义”与手艺技术工人的保守的“旧工会主义”之间在思想、目的和组织方面的矛盾。
从1840年以来，工人贵族这个阶层添加了生力军，原因是新崛起的行业带来了大批熟练工人，例如机器制造业、建筑业和印刷业。同时，从80年代起，纺织业女工人数的增加使高度技术性的男工人有了更为突出和优越的地位。在这世纪的下半期，工业重心从工业革命前的老式手艺行业转到了金属工业，其次是棉纺业。1906年的工资情况调查（此次调查不包括煤矿业）表明工人贵族最多（占20％或更多些）的企业是：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和锅炉制造业、造船业、各种金属工业、棉纺业、建筑业、细木工制作业、印刷及针织业。
这些工人的社会观点是非常保守的，结果他们的工会当然也是如此。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十分敏感，并一心希望通过谨慎的政策和声望来保持他们似乎在70年代从雇主那里争得的地位。“锅炉和轮船制造协会”总书记罗伯特·奈特会生动地说明了他们的看法。奈特在90年代对“皇家劳工调查委员会”说，他的工会会员与泰赛德工会会员在利益上不应该彼此有任何分歧，“我们一定要使壮工循规蹈矩……铁甲工人是技匠，打下手的自然应当听技匠的指挥。”他同意铁甲工匠对做辅助工序的工人的地位有几分雇主的味道，他认为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也有类似熟练工人与雇主之间的那种利益矛盾。因此，从未有过不做过几年学徒的工人请求加入为该工会会员的。奈特还讲，“我认为人应当各安本分，一个阶级的人不应跑到另一个阶级里去。”（E.J.霍勃斯邦著《工人的转折点》，1948年，第4—5页。）
我再举一个棉纺业中的例子，以进一步说明工人贵族与其他工人的关系。詹姆斯·莫德司雷也是一个顽固的旧派工人，同时是政治上的保皇党人。他对委员会说，一个纺织工人至少要带3个学徒工，但其中只有一个能成为纺织工人。
“雇主有充裕的选择余地，他们可以挑选能力最优秀的来做纺织工。其余的，即能力稍差的，很多都改行干别的去了，有的去干翻砂工，有的去作叫卖小贩，有的去做搬运工人，有的则当了煤矿工人—在其他行业中也是如此。有一部分学徒工一辈子都作学徒工，只在纺织工生病的时候才临时代替他一下。”（同前书，第5—6页。）
因此，由于工人贵族的特殊地位和他们所怀的希望，他们热中于阶级合作的思想。兰开夏的棉纺工人和特赛德造船工人都在各自的企业中进行投资，他们的工会也是如此。廉价的“利润分沾”的策略，通过房屋协会购买房屋的办法，以及通过教育和报纸对接受至少是一部分帝国主义好处的大力宣传，凡此种种都助长了工人贵族那些早已经有的思想。
“经济萧条”对工人贵族发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它给许多企业部门带来了广泛的失业，增加了就业的不稳定性。而雇主们立即利用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计划的延长工时和加紧剥削。
奈特在1886年的《锅炉制造工人年会报告》中写道：
“在每个造船港口都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失业工人找不到工作。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所忍受的艰苦贫穷是不堪想象的。疾病流行，同时，数百张饥饿瘦削的脸显示出他们的痛苦和辛酸，这是任何乐观的人都无法否认和缩小的。”（韦伯夫妇著《工会史》，1920年版，第378页。）
同年，莫德司雷在巴黎的“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上报告称：
“工资下降了，失业人数很大……每天都有亚麻厂在倒闭……整个建筑业的景况都不佳……铸铁厂困难重重，1／5的造船工人无工可做……不景气影响了无数的主要企业，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同前书，第379页。）
“全国店员工会”的R．戴维斯于90年代早期在对“皇家劳工调查委员会”的证词中，生动地叙述了工人在与雇主交涉中被削弱的地位。
“店员及其他企业的工人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常常有工人于失业一星期或两星期后，为了供给他妻子儿女一家人的面包和黄油，愿意在任何条件下接受工作。”
由于市面一再萧条，工人遭受失业，各工会在失业津贴的沉重负担下均摇摇欲坠，甚而至于瓦解。例如在1879年经济不景气的风浪中，“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会员失业人数为13.3％；“伦敦排字工人工会”为14.3％；“翻砂工人协会”达22.3％；“锅炉和轮船制造协会”为20.4％。
但在另一面，十九世纪最后数十年中物价不断降低，给能设法继续保持就业的工人带来了实际利益。加之，从1840年以来巨大的工资差一直保持到1914年世界大战，因此一个赚40先令的工人，在每次降低生产成本后比一个赚20先令的工人能多获2倍以上的利益。但只有工人阶级的上层才能享有如表、家具、书籍和自行车这种落价最多的机器制造的半奢侈品。
这就是“旧工会主义”在经济大萧条之后还能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萧条使这些旧工会捉襟见肘，暴露出它的理论不足以作这个历史新时代中整个工人阶级的指南。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在1914年世界大战之前，帝国主义的发展为英国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的力量和利润，从而延长了产生工人贵族的条件。像机器制造业和造船业一再得到发展，上层阶级的兴隆富裕维持了小规模服务性企业的成长。一直到大战以后，这个时期内出现的趋势才使工人贵族最后垮台。
但是在这之前，这些动摇工人贵族的势力和社会地位的趋势就已经露出了端倪。十九世纪中叶工人贵族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仅次于雇主的、而与店主、小作坊主和工头等平行的牢靠地位。这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继续保持自由激进派观点，和不能组成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原因。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管理人员和“白领”职员阶层开始扩大，而且慢慢与体力劳动者区别开来，他们代替了工人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地位。这是使熟练工人转向独立工人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贵族和其余工人阶级的关系也在变化之中。从70年代以后，分合同（就是一个熟练工人承担一宗活以后，再把工作分配给他的助手，助手的工资由他去付）制度开始衰落。很容易瞧得出来，这种制度的衰亡如何削弱了工人贵族与雇主间的联系。继之而起的是计件制度，它虽然也维持着工资的差别，但它打倒了以前那种几乎是阶级的障碍。自动机器的采用也增加了半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同时也破坏了熟练技术工人的特殊地位。
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内，上述的普遍的技术改革和人力分配降低了旧工人贵族在整个工人阶级内的重要性。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工人贵族较少的企业中（例如矿业、运输业、服装和制鞋业、化学品业、公用事业、食品业、饮料和烟草业）、在半技术性企业中（如正在发展中的密德兰机器制造厂），以及在像电机和机器模型铸造业这种新的企业中，工人的人数都增加了。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工人阶级中的后两个阶层。
除工人贵族之外，就是包括工人阶级半数的广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是普通的熟练工人，工人贵族很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用“宝石工人协会”书记H.阿兰在对“老年贫民皇家调查委员会”作证时的话来说——“虽然诚实，有向上心，但由于缺乏教育，或由于缺少毅力和魄力”，是不能和“第一级的工人”同日而语的。这个中间阶层也包括机械化企业中日益增长的半熟练工人和工资较高的工人（即那些在传统上被认为是非技术企业中的有特殊技能的工人）。这个中间阶层与工人贵族之间的区别在逐渐缩小，因为这一部分工人也在较小的程度上享受到了这世纪末物价下降的好处。事实上，这个时期总的趋势之一，就是出现了一个扩大的混合的工人贵族阶层，它包括了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上半部分的工人。工人阶级其余的部分，约为40％，系“非熟练工人”，包括码头工人、煤气伙夫、农业工人、建筑工人、铁路工人、造船工人和普通的壮工，以及大部分的矿工。在“混合”工会的全盛时期，大家认为在大部分这些企业部门中工会组织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但是事实上，许多企业中的广大工人群众渐渐有了共同一致的利益，特别是在矿业、铁路、码头和煤气各业。所以在80年代后期，一旦出现了工会组织之后，立刻就迅速蔓延起来。这世纪的下半时中，这些主要企业部门不断地从乡间招募新工人，他们（其他部门这个阶层的工人也是一样）失业和就业不稳定的情况甚至比在技术企业中尤为严重。他们又没有互助金可拿，一旦失去工作，就只有典当、借债、指望慈善舍施和行乞一道了。据估计这部分工人2／3在老年时流浪街头。我们有绝对可靠的关于当时情况的材料，证明工人阶级约有40％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查尔斯·布思，在80年末和90年代初对伦敦作了大规模调查后结论说，伦敦约有1／3的人口在艰难与贫困线上挣扎，在该市的各大区域内几乎有2/3的人口属于这一类。自由党领袖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在1903年评论说“约有30％的人口吃不饱，处于饥饿的边缘……生活在长期贫穷的铁掌之中。”经济学家里欧·吉柴·马尼爵士在他于1905年出版的《富与贫》一书中会说到：“多数人一贫如洗，少数人纸醉金迷”，这“从两端腐蚀我们的国民生活”，“在一端有1，300万人陷于饥饿的边缘，并由于生活穷困和无人照顾，造成了他们在道德上的堕落。”政府的调查报告里也显露出同样一幅图画，二十世纪初大家所熟知的“血汗制度”证明工业主义最坏的恶果仍然存在于大城市的小街背巷中。
这部分工人在富于战斗性的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所作的有力反抗，以及他们在80年代后期所组织起来的“新”工会，在工人运动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他们发展新会员和坚持斗争的决心也感染了现在壮大起来的老工会。从此以后工会运动不是几万、几十万，而是几百万人的事了。而且不久，工会运动作为一个主要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旧”工会主义者的基础仍然很强大，同时帝国主义时代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命。数十年来，他们一直垄断着工会运动，几十年来丰富的组织经验使他们能够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坚持他们的政策，而他们的政策是以打入中等阶级，宁愿妥协不愿斗争和相信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为基础的。当此工人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发展的时候，这派工会领袖不仅控制着扩大了的工人阶级上层部分，也影响了新组织起来的非熟练工人。雇主们立刻乘机利用了这种倾向。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直接腐化堕落的例子[2]。但对工人运动来说，更其严重的是工人接受了统治阶级的观点。列宁曾经指出这是这一阶层的工人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
“有了这样巨量的超额利润（因为这个利润超出了资本家从‘自己’国家的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自然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领袖和上层工人贵族。‘先进’国家的资本家，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直接和间接地、公开与秘密地收买他们。
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或‘工人贵族’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而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在工人中间的代理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5—186页。）
有眼光的雇主看到在劳资关系中，在驯服的工会领袖控制下的工会是很有用的工具。例如由大承包商组成的“全国建筑包工者协会”的书记诺克斯就对“皇家劳工调查委员会”说，劳资双方争端的减少当归因于工人和雇主都有较好的组织的这一事实。他认为“与工会代表安排事宜比不分皂白地与一群工人商量来得容易。”
“与工会代表安排事宜”的倾向与全薪的工会专职干部人数的增加同时发展着，在1850年尚未出现的专职工会干部到1892年已发展到600或700人，而且在继续增加。这些在思想上已经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工会干部渐渐地变成了一种专门职业者。他们关心的只是本企业中的技术性和眼前的问题，而不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方针。这种思想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棉纺业的许多工会干部在高薪聘请之下，常常愿意到雇主所组织的俱乐部里去当干部。
“不问他们是为雇主还是为工人服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使集体协定在工厂与工厂之间取得一致。有人说这个工作和评价人或会计员的工作一样，完全与个人的思想与信仰无关，他可以忠于任何一方。工人们对这个很有意见，在某些企业中工人提出，这些工会干部‘完全听雇主的话’”。（韦伯夫妇著《工会史》第9章，第479页。）
一个“富有思想的技术工匠”曾经对工会干部所受的这种影响和他们以后的蜕化作了很好的描述：
“以前手艺工匠所过的穷困和奴役生活的生动情景，渐渐地在他们脑海中变得谈薄了。他们开始渐渐认为所有工人们的抱怨都是荒谬和不合情理的。随着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可能发生更加叫人气愤的变化。今天大工会里的专职干部都受中等阶级的包围和阿谀。他们邀请他们登门赴宴，于是他们就会羡慕雇主们精致的住宅，美丽的地毯，安适而奢侈的生活。慢慢地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觉得自己与工会会员们格格不入了。……他把这种隔阂归之于不满分子的影响，或是归之于年轻工人的激烈思想。而年轻的工人则认为他们高傲、‘自大’，过分谨慎，甚至对工会事务感觉迟钝。”（同前书，第469—471页。）
当这些工会干部“感觉自己与他们工会会员格格不入”的同时，资本家圈子里也流行着一种强烈的看法，尤其是在自由党人中，他们主张接纳和利用这些工会干部。1886年两名工会运动者，“矿工工会”的托马斯·伯特和“石工工会”的布罗德赫斯特被任命为自由党内阁的次长，就是这种政策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典型人物是1871年机器工人“九小时运动”的领袖约翰·伯纳特。1886年他在商业部新设立的劳动局中做了官。
“他原是‘九小时罢工’中的一个富于斗争性的铁匠，当时既无组织又无经费，但伯纳特发动了男女工人向强大的英国兵工厂阿姆斯特朗挑战。可是他后来竟做了给格莱斯顿和自由党竞选运动的宣传员，并对工会设置互助金一事表示遗憾，说‘这是社会进步最大的障碍’，他还极力主张劳资双方在‘谈判桌’上解决彼此的争端，认为劳资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肯在商业部自由党部长下面任职，和他过去的行径是并不矛盾的。”（J．B．杰弗里斯著《机器工人》，1946年，第110—111页。）[3]
这些人的野心并没有到此为止。1906年，一度是社会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历史意义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的领袖之一的约翰·伯恩斯做了自由党内阁的部长。
同时，两大统治阶级的政党都想用小小的改革来收买工人阶级，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或者至少使他们不致反对政府。创立这种“赎买”（驯服工人阶级的代价）学说的是激进帝国主义工业家约瑟夫·张伯伦。他甚至盗用了社会主义的名义，说：“社会用来履行它的责任的每一项善意的法令都是社会主义，而且并不因为是政府颁布的法令而有所减色。”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在1914年大战前工会运动如火如荼的期间，把这种伎俩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更为成功。
因此，这个时期是一个充满了复杂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对工人阶级具有重大的意义。在70和80年代里，英国的庞大和日益扩展的经济在激烈竞争的冲击下受到了震动，但继之而来的代替了工业能断的帝国主义垄断暂时稳定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这种稳定只是暂时的，而重新调整的负担落到了工人的身上。问题搁置起来了，而没有解决。这个以“经济萧条”开始的时代，结果以世界大战的屠杀和战争年代中第一个毁灭性的经济危机而告终。可是，当旧社会在经受改变，在被它自己的矛盾弄得千疮百孔时，工人阶级却变得比以前更集中和更团结了，也更壮大更有觉悟了。这种发展当然势必要引起与那些以传播和培养资本主义思想为其政策的一小撮有势力的工人贵族的冲突。尽管有统治阶级的威吓和谄媚，尽管有帝国主义的蛊惑宣传，尽管老工会领袖迟钝甚至堕落腐化，可是当英国工人阶级由争取独立的时代进入夺取政权的时代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和斗争性还是在工人队伍中成长起来了。
[1]伦敦城（CityofLondon）是最早的伦敦，在现伦敦市的中心，方圆不过一、二平方哩，大银行均集中于此。—译注
[2]例如1889年，《劳工选举者》报纸揭露，“职工大会”及其议会委员会的书记亨利·布罗德赫斯特曾支援了自由党候选人约翰·卜内（“卜内门公司”的领导人之一，该公司后为庞大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一个构成部分）。不久之后，卜内就把他的十五份“普通股票”转让给布罗德赫斯特，股份的利息是49%。
[3]在这时候，同样的趋势席卷了全欧洲：德国的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攻击马克思主义，法国的米勒兰和饶莱士主张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俄国出现了主张让自由党人去搞政治的“经济主义”。这些全都发生在1898—1900年中。 |
第三章发展的新方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三章发展的新方向
1．宪章运动的余波和新模范工会
2．从第二次改革法令到大萧条
1．宪章运动的余波和新模范工会
十九世纪40年代的后期，是英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几年，在政治上，标志着随资本主义兴起而发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结束，这个斗争从法国革命到宪章运动以各种形式进行着，几乎没有间断。在经济上，标志着英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稳定，同时也是一个继续扩张时期的开始。从1848到1874年间，只发生过两次经济危机，一次发生在1857年，一次发生在1866年，这两次危机不论在时间和程度上都不及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危机那么长久和严重。在这个稳定和扩张的时期中，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采取了新的和比较妥协的形式。
十九世纪中叶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由于运输方面的革命性的变化，资本主义越来越集中。1843到1853年间，巨大的铁路系统的主要干线已经完成，贯通了伦敦和所有重要的工业区。英国这时已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任何地区的产品能够迅速而轻易地运达到任何其他地区。虽然还有几千英里的铁路线等待修筑，不过那些都是次要的路线，只是补充和加强主要的千线。同一时期，轮船不仅改进了沿海的贸易，而且可以把英国工厂的商品便宜而迅速地运往世界各地，同时把粮食和原料运回本国。
银行和财政系统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同时在工业中，也出现了重要的技术改革，特别显著的是钢的生产，钢首次以低廉的价格大量生产，在许多用途上代替了铸铁和锻铁。最后，这一时期出现了生产力和输出品不断的巨大增长，总的说来，这些输出品反映了工业的发展。棉织物和毛织物仍然是最重要的输出品，但是在1850到1872年间，煤的出口在价值上增加了5倍，机器出口增加了4倍。
资本主义的生产，这时在美国和西欧许多国家中正开始札根，这一事实，更助长了英国的这些商品的出口。因为海外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为英国的商品和新品种的货物开辟了新的市场：譬如，在十九世纪50和60年代，世界上的铁路大部分是由英国修建的，每一条新铁路，不仅意味着为英国重工业提供新市场，而且也等于为英国消费品的输出开辟了新的地区。在这几年间，英国的雇主们每当要削减工资或面临增加工资的要求时，总喜欢提到外国竞争的危险，可是在这个阶段，根本就不存在足以发生影响的国外竞争，直到1875年左右，海外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美国和德国的发展，才开始真正地威胁英国的垄断地位。
大约有30年的时间，英国的资本家们处在一个左右逢源的天地中，市场的扩大和利润的不断增加似乎成了一条自然法则，纵使是效率最低的制造商也能获得很大的利润，而比较大胆和果断的人往往就可以一本万利。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运用一种非常有效的两面政策来对付工人，这就是极端残酷和明智适时的让步相结合的政策。
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而且在本章中还要看到，凡是会从根本上动摇现行制度的任何斗争和要求，都必然要遭受雇主和他们的国家机器残暴的镇压。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当事情变得很明显，工人下定决心要使用巨大的压力时，雇主们又随时准备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由于经济扩展，雇主是完全有力量作这种让步的。我们已经看到，“工厂法令”和“十小时工作制法令”是怎样在宪章运动的压力下得到通过的。这种两面政策的运用一直延绩到1850年以后。其次是，愈来愈多的熟练工人参加了强大的工会，坚强地组织起来了，因而能够在实际工资的增加方面获得较大的进展。第三，也是由于使用了巨大的压力，工人们在1867年终于赢得了相当的政治民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体制中，为工会组织取得巩固的合法地位。
但是，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第一，如果没有经过激烈的斗争，这些收获是决不可能获得的。第二，得益最多的主要是技术最高和组织得最好的工人。
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个时期中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对事物的看法和命运加以明确的区分。毫无疑问，熟练工人改善了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实际工资有了很大的增加，工时愈来愈短，工作环境也渐渐改善了。经过一系列的坚苦斗争以后，他们的工会在社会组织中赢得了确定的合法地位。至于非熟练工人，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善。他们的实际工资和工作条件实质上没有多少改变，工业市镇的住房和卫生情况也依然如故。这就是说，他们的景况依然恶劣得使人感到可怕。同样其实的是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比数在增加，受雇的情况比较正常。失业虽然仍然存在，但在1850至1869年间的经济扩张中，失业的情况不像以往几十年那样广泛和长久。有人作过估计，从1852到1868年，大约有300万人移居外国，主要是移民到美国和今天所谓的自治领。
由于这些原因，工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对许多人来说，似乎至少另外还有一条路可以摆脱他们的苦难，那就是移民、小心翼翼地在社会阶梯上往上爬、和通过组织取得极有限的成就。即使情况其像梅科伯所说那样，在1848年后，
“工人阶级对基本问题的主张并没有改变。对于普选权仍然保持宪章派的观点，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则保持社会主义的看法，至于信仰问题，大多数人是漠不关心的或是没有信仰。”（梅科伯著《1832—1852的英国激进主义运动》，第297页。）
可是人们的态度已经和从前不同了。宪章运动者所提出的口号成了笼统的希望，而不像在宪章运动时代，它们是几百万人愿意为之进行斗争的目标。
由于这些情况，宪章运动虽然在1848年以后的10年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但它在逐渐衰微下去。尽管如此，它的传统仍然存留下来，成为十九世纪40年代的伟大斗争与日后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间的极其重要的联系。如果在这10年中没有欧内斯特·琼斯和其他人士的英勇奋斗，第一国际能否在1864年出现是很成问题的。
1850年7月，琼斯被释放出狱，他立刻再接再厉地进行鼓动工作。1851年3月31日，宪章运动者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个新的政纲，这个政纲可以用一句口号来概括：“宪章和更多的权利”。实质上这个政纲包括了一个现代社会主义政党政纲的许多特征。它包括土地国有化、工作或维持生计的权利、“迅速废除工资奴隶制和发展合作原则”，以及军队民主化。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纲领也不能使宪章运动再度成为伟大的群众运动。《北星报》在1852年停止出刊了，而琼斯的《人民周报》（1852—1858年）虽然编得非常出色，在理论上比过去任何工人阶级刊物都跨进了一大步，但它的销路却始终没有超过3，000份。宪章运动在有组织的工人中也不能起任何作用。因此，“全国宪章协会”虽然一般来说还有相当的影响，并能在某些有关眼前利益问题的斗争中得到群众的支持，但是它毕竟是在走着下坡路。
1853年，普勒斯敦纺织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进行了罢工，宪章派当时动员了全国力量支持他们，但宪章派企图在这次斗争中建立一个“劳工议会”的野心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个显著的例子说明了他们潜力和影响的极限。宪章派最大的成就是在国际主义领域中，他们在支持波兰、意大利或其他国家进行解放斗争方面的倡议，往往能导致巨大的代表会议的产生。
但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恐怕还是1855年反对政府禁止“星期日贸易”的法案的伦敦骚动。这个法案对于整天进行劳动在其他日子没有空余时间的数十万劳动人民有莫大的关系。宪章运动者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把传单、标语贴满了全伦敦。
“‘新星期日法案’禁止穷人在星期日享受他们现在还在享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各种需要，如看报纸、刮胡须、吸烟、吃饭等等。首都所有的手艺工匠、工人和‘下等阶层’将于星期日下午在海德公园举行一个‘露天大会’。他们要来看看贵族是如何虔诚地遵奉他们的安息目的，看看是不是像该法案提议人高罗斯文诺勋爵所说的那样，贵族在这一天甚至不愿差遣他们的仆役和马匹。集会定于三点钟召开，地点在塞品丁右岸，靠坎星顿花园的一边。来吧，并把你们的妻子和儿女带来，以便他们可以从‘上等人’给他们做的榜样中得到教益！”（《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英国》，第416页。）
大批群众——马克思当时也在场，据他估计约有20万人——届时在预定地点集合，警察虽尽力驱散，也毫无效果。来到公园的几百辆马车，只好忍受群众的讪笑和那种刺人的伦敦腔的俏皮话。第二个星期日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公园被“下等阶层的人”连续占据了4个星期，最后政府被迫撤销了这个法案。这件事本身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它清楚地表示了这时伦敦工人的阶级感情的深度和敏感性。
但宪章运动已不再是工人阶级活动的主流了，到十九世纪50年代末，这个运动开始衰退。由于它是逐渐慢慢衰退的，所以很难准确地说是什么时候消灭的。一位宪章运动的老战士于1859年10月在写给欧内斯特·琼斯的信上说：
“我很遗憾地报告你，在哈利法克斯以及邻近的乡村里都没有宪章运动的组织了。……过去宪章运动中大部分的积极分子现在都迁走了。而其他留下的人，由于看到群众对自己利益的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感到非常灰心失望，他们决定今后不再为公共事业作任何牺牲了。”（萨维尔著《宪章运动者欧内斯特·琼斯》，第74页。）
而哈利法克斯是宪章运动者坚持到最后的堡垒之一。对于非熟练工人，只是在如海德公园星期天那样的场合，他们才有发泄自己不满情绪的机会。至于熟练的工人，他们有其他表示不满的方法，特别是通过工会组织。
早期手艺工匠的小型地方性的行业俱乐部和大型的富于斗争性但不稳定的产业工会，现在多半已经让位给全国性的巩固的行业工会了。这些工会都是高度的关门主义，经济力量雄厚，领导集中，有专业的工会干部，并具有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观念。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发展甚至在1848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陶器工人工会”创立于1843年，“全国排宇工人协会”和“铅玻璃制造工人联合会”成立于1845年，而机器业工人也已经有了强大的“蒸汽机制造工人协会”。前者早在1848年就拥有会员7，000人，并以它的谨慎的政策和避免卷入任何政治纠纷而闻名。“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主要是这个协会的两个领导人物威廉·牛顿和威廉·阿兰在1851年一手创建的。这个协会是第一个著名的所谓“新模范”工会，它的会章的主要内容不久就受到其他工会的广泛模仿。
但事实上，阿兰和牛顿的会章几乎原封未动地是他们从前工会的会章。而新模范工会也只不过是10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真正新的倒是这些工会现在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很快就拥有11，000名会员，大多数都是伦敦和兰开夏的工人。但它还没有组织好就不得不为其本身的生存而进行斗争。它所发起的反对加班过多的斗争导致了1852年1月全国性的罢工事件（和现在一样，在当时这就是工人们斗争反对的项目之一），这正中雇主们的下怀，他们决定借这个机会乘它还没有成长壮大的时候就将这个“祸害”消灭。他们使用了强迫工人填写“保证书”的老办法，到3、4月工人们被迫复工。工会劝告工人签署“保证书”，但因为它是在强迫下签名的，所以可以不予理会。结果工人虽然罢工失败，但工会组织却完整无恙，会员人数几乎毫未减少。几年以后，会员又增加到12，500人。从此以后，会员人数逐步增加，同时它的雄厚的基金也是别的工会望尘莫及的。
既然“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成为一个许多大小工会群起效尤的模范，我们不得不问，什么是这个“新模范”工会的特点和信仰呢？
在组织上，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行业工会，限制很严，只有本行业内学徒满师以后的正式技术工人才能参加。它是一个领导高度集中的组织，它有一个全国领导机构。地方分会，除章程有明文规定者外，不经它的许可不准擅自发动罢工或挪用经费。它的会费很高——往往是一星期一先令——它的经费除津贴罢工外，还作许多其他用途。它设有疾病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失业补助金，还用作迁徙出境和旅行的补助金。工会本部经常反对会员罢工，因为他们认为罢工会损害工会的固定收入[1]。因此，这种工会常常有退化成一种联谊会互助会的危险。
这个根本原因是它已放弃它原先的观点，在最初这种观念曾使“全国大会”宣告它的目的为：
“建立一种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内，只有社会上真正有用及智慧的人士，才能领导国家的事务。”
但渐渐劳动力系一种商品的观念，和正统派政治经济学家由此而推断出来的劳动力的价值受供求“法则”支配的结论代替了以上的看法。恰如杜兰郡矿工领袖汤米·雷塞所喜欢讲的：
“青年们团结起来改善你们的生活。
当着缺乏鸡蛋的时候，鸡蛋是珍贵的；
当着缺乏工人的时候，工人是高贵的。”[2]
因此，工会的主要目的不是企图改变社会秩序，而是限制劳动力的供应。这当然不是为全体工人阶级着想，而是为个别行业的特殊技术工人的利益着想。他们的办法是限制该行业内工人的人数，将人人能做的工作进行不必要的复杂分工，反对额外加班，或鼓励工人迁移他地（但最后一项策略做得并不很成功）。由于这种观点，这个时期内所发生的罢工，其目的大都是为了减少工作时间与增加工资。很明显，具有这种观念的工会当然都是目光短浅、狭窄、排外的工会，除了它们自己组织得很好的特权团体外不关怀广大工人群众。他们希望改善他们的地位，但是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尽量采取消极的示威或通过巧妙的谈判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不愿采取罢工的手段。事实上，当这些工会的力量和地位渐渐增长以后，这些特征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可是，虽然他们尽量避免罢工，但当罢工不能避免时，他们就坚决而顽强的进行斗争。我们已经看到“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在它刚刚诞生时是怎样应付它所遇到的难关的。这20年中充满了罢工和雇主闭厂歇业事件，在这些斗争中，工会领袖往往和工人群众一起为争取他们的基本权利表现了无比的能力和坚毅。而他们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工会组织的合法地位和一定生活水平的维持。
但这些工会对我们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而具体的贡献。它们带来了一种对组织和细节问题的关心，一种实事求是的责任感，没有这种责任感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永久性的收获的。它们使工会运动第一次成为千万工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可惜的是这些有价值的贡献没有能成为一个明确的阶级政策的基石，而常常只是到此为止。如果没有这些人无声无嗅的努力，工会运动将永不会达到当时那样的规模，同样，如果它们的这些策略后来没有蜕化，它们的原则没有被摒弃的话，工会运动也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成就。
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新的情况，产生了一批新的工会领袖。永久性的全国性的工会工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热心的工人在业余时间来担任，或是由像欧文那样的中等阶级的同情者来做了。工会工作需要有专职的工会干部来做，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些专职干部具有着与他们所服务的工会相同的优点和缺点。不错，确如韦伯夫妇所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滴酒不进”。不喝酒和工作规律固然很好，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工会领导干部和工人会员之间在生活方式、兴趣和观点上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这种领导与工人群众的脱节产生了一种危险，使这些领袖易于受到与他们接触日益频繁的上层和中等阶级人士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这些工会领袖中的一些最有影响的人物渐渐形成了一个集团，韦伯夫妇管这个集团叫做“议会”（Junta），虽然这个名称在当时似乎并没有被人采用。这个集团包括全国四大工会的领袖——“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威廉·阿兰，“混合木工协会”的罗伯特·阿普尔加斯，“翻砂工人工会”的丹尼尔·盖尔，“砌砖工人工会”的埃德温·柯尔生。此外还有乔治·奥杰尔，他是一个小制鞋工人工会的领袖。他的重要性是在另一方面，他是政治激进派中的著名人物，同时是1862年至1872年伦敦各业理事会的书记。他是这个“议会”的对外的发言人。当时伦敦工会界的重要人物还有W.R.克里默，乔治·豪威耳和乔治·希普顿。
当十九世纪50和60年代中这些“新模范”工会和“议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活跃的工会。尤其是在英格兰北部，这些工会不像那样高度集中，但也很有朝气，它们保留着早先时代的斗争性。这些工会经常与“议会”发生冲突，不承认它有权代表整个工运说话。他们的发言人是乔治·波特，当时影响最大的工会刊物《蜂巢》的编辑。这些工会的弱点是，虽然在战术方面它们的斗争性比较强，但它们的观点和“议会”并无原则上的区别，所以它们也提不出任何新的不同的政策。
工人阶级力量的第二个主流是合作运动——这也是一个新型的运动。十九世纪初期出现了几十个合作社，许多工人团体希望借此摆脱磨坊主的垄断，好吃到廉价而未经搀假的粮食。这些早期的合作社几乎就没有几个存留下来的，我们已经看到与欧文有关的合作社生产和模范新村的失败。在当时人们都把这些合作社看作是从内部来彻底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如今合作运动的乌托邦幻想已为实际目标所代替，或者说人们把这种乌托邦幻想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不让它于涉目前合作运动以实求实的方针。
1843年，“罗奇德尔先锋队”开办了一爿小型商店，按会员的购买量付给红利，这件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论好坏，这种“红利”成了新模范合作社的基石。在这种基础上，“罗奇德尔先锋队”扶摇直上，取得了稳定的发展。他们的办法很吸引人，大家群起仿效。合作运动再次取得了肯定的成绩。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合作化运动把工人的力量从政治性的阶级斗争引向了一个次要的领域中去。欧内斯特·琼斯和其他富于战斗性的分子之所以常常尖锐地批判合作运动，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20年后，英国一共有454个合作社，大部分都在英国的北部。大多数的合作社都拥有上千的社员，但还没有一个是超过5，000人的。最大的合作社有：哈利法克斯的合作社（拥有会员4，300人）；罗奇德尔先锋队合作社（4，013人）；赫尔合作社（磨谷厂）（3，818人）；里子合作社（霍尔比克）（3，555人），以及利物浦节约合作社（3，154人）。1863年成立了“批发合作社”，它在购买大宗货物时比单个的小合作社更为有利，从此以后，合作运动得到了不断稳步的发展。合作运动有两个积极的效果。第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终止了在工人粮食中搀混杂物的现象，任何读过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人都知道这是如何的必要。第二，这个运动把成千上万的男工人和女工人（虽然为数极少）训练成了组织和管理人才，这有力地证明了并不是唯有资产阶级才有经营大规模企业的能力。
工人阶级第三种重要的活动是互助会，它的发展反映了熟练工人地位的改善。地方性的小型互助会早就存在，但十九世纪中叶全国性的互助会也迅速的发展起来了。1855年左右，“老伙伴”互助协会就拥有20万会员，“森林工人老同盟”也拥有10万人。及至1872年，它们各拥有436，918和400，217人，另外还有一些力量较小的互助会社。各会社都有自己的地方支部网，其中有数千工人担任着职务，这不仅给了他们合法的地位，而且使他们有机会发挥他们的组织能力。
这些工会，合作社和其他的组织本身虽然都很重要，可是它们的活动范围狭窄，目光短浅，而且派别复杂，各有其自己的特殊利益。当工人阶级像这样四分五裂，他们的领袖日益接受中等阶级激进派思想的时候，像宪章运动年代里的那种独立的阶级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同时国际事件也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分裂，这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从1815年到1854年，不论是反抗俄国的沙皇还是反对法国的拿破仑，整个的工人运动都是和伟大的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185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却不是一个这么容易解决的问题，当时英国联合了拿破仑三世与俄国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人为科布登和布赖特的资产阶级和平主张所吸引，这两个人这时已成了中等阶级激进派的领袖，他们反对战争的理由主要是认为战争危害了贸易和利润。而另一部工人则赞成战争，他们觉得帝俄沙皇是屠杀波兰和匈牙利人民的刽子手，是欧洲反动的主要堡垒。但在这一部分工人中意见也有分歧。许多工人支持帕默斯通和官方的主战派，虽然帕默斯通的战争目的与工人阶级传统的国际主义显然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帕默斯通决不会发动一个可能促使被压迫民族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战争。即便他真的对伦敦的载货马车夫们收拾赫诺将军[3]一事暗暗喝彩，这也不能改变他在国内外执行反动政策的事实。根据这些理由，欧内斯特·琼斯和“左翼人士”都争辩说，只要主持这场战争的是帕默斯通，是这位“下院国务大臣席上的有颊须的宝贝，英国贵族垄断地位最坚决的捍卫者，”（萨维尔著《宪章运动者欧内斯特·琼斯》，第183页。）它就绝不会产生工人们所希望的结果。这种意见分歧使得工人们在战争问题上不能作为一个阶级发挥作用。
同样的，3年以后，琼斯在《人民周报》上为被英国历史书称为“印度叛乱”的人民起义运动进行辩护，诉之于工人的传统的国际主义：
“全欧洲对于印度斯坦的起义应该只有一种舆论，它应当是世界历史上最正义最高贵最需要的舆论之—。……波兰的起义不是对的么？那么印度斯坦的起义也应当是对的。匈牙利的起义不是正义的吗？那么印度斯坦的起义也应当是正义的。意大利不是应该受到支援吗？那么印度斯坦也应该受到我们的支持。凡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人民所争取的，也是今天印度人民所要争取的。”（萨维尔著《宪章运动者欧内斯特·琼斯》，第219页。）
这次也有许多工人为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报纸所掀起的关于印度人残暴的宣传所欺骗。值得注意的是，一向主张和平的布赖特这次也参加叫嚷，主张镇压印度“叛变”了。
由于这些原因，虽然政治改革的要求从未停止过，可是这个呼声现在被削弱了，而且失却了它的阶级内容。宪章运动者曾经为实现“六点要求”进行过斗争，把它当作彻底改变社会秩序的一个手段。这个概念在1851年所通过的纲领中达到了理论的顶峰。但是如今大家渐渐接收了这个现存的社会秩序，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熟练工人甚至把改善他们在这个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当作自己的奋斗目的。所以，宪章运动者的传统虽然没有完全消失，却在片面地发展着，大家对“六点要求”的了解停留在表面上，它们的革命意义则完全被遗忘了。
我们可以从“改革法案”于1854年、1858年和1860年在议会中被提出来时无人积极表示关怀的情况中，看到这种发展的结果。所有这些法案的性质都被大大地冲淡了，工人对它非常冷淡。其正的症结所在，是议会外边没有足够的群众压力迫使辉格党或托利党政府通过真正的新法案，或对原法案的欺骗性质提出抗议，强迫议会予以修改。由于这种情况，政府得以宣布并没有什么人要求改革，而将每一个提出的法案束之高阁。
2．从第二次改革法令到大萧条
但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停滞只是表面上的，十九世纪50年代后期工人运动卷土重来的迹象已很明显。工业界首先发动。在许多地区，地方工会俱乐部和各种会社已经习惯于在劳资纠纷或其他问题上彼此合作，相互支持，但还没有形成任何永久性的组织。1858年里，“格拉斯哥各业理事会”宣告成立，以后几年中，在设菲尔德、利物浦和爱丁堡等地也有了各业理事会的组织。这些理事会往往是直接在某些斗争中诞生的，因为他们感到了以前地方性的合作已经不够，而需要更进一步的团结起来。
1858年左右，曾在1848年和1852年间遭受严重失败的矿工工会运动开始恢复了。约克郡的一次雇主闭厂歇业事件导致了一个强大的约克郡总工会的建立，这是走向建立“全国矿工工会”的第一步。它的杰出人物为亚历山大·麦克唐纳，他原先是一个矿工，后来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麦克唐纳的政治自由主义，加上他热情的个性，以及在他所发动的斗争中表现的机智敏捷和决心，使他在许多方面成为这个时期里的标准工会领导人才。无疑他是主张阶级合作的，但他也的确从其中为他的工会会员攫取了大量的眼前利益。他早期的成功之一，就是他领导矿工争得了自己指派过磅计核员的权利，终止了煤矿主人长期以来在矿坑口过磅时的欺骗行为。1863年左右，“全国矿工工会”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几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拥有会员20万人的“混合矿工协会”。
在许多地区的企业中，工人们长久以来希望减少工作时间的愿望导致了9小时工作制运动。一个代表伦敦主要建筑业工会的联合委员会向雇主提出了每星期减少劳动时间4小时半的要求。雇主用打击工会中积极分子的手段来施行报复，于是触犯了工人，引起全伦敦地区的罢工和闭厂。全部组织起来的工会都来支持建筑工人，这次运动规模之大是自从1853年普勒斯敦罢工事件以来所未有过的。捐款源源而来，尤其轰动一时的是“混合机器工人协会”连续在几个星期内3次捐款1，000镑。雇主们又拿出了“保证书”的老办法，但由于建筑工人的决心和其他工会的支持，毫无效果。这次劳资纠纷以双方互相让步而告终，工人们放弃他们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而雇主们也撤销了“保证书”。
这次纠纷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永久性结果。一个是在这次纠纷中曾成立了一个伦敦各业的委员会来支援建筑工人，纷争终了后，1860年5月18日，该委员会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成立“伦敦各业理事会”。这个理事会不久就变成了全国的领导机构，因为“议会”和许多其他著名的工会人物都参加为该会的会员。在还没有像类似现在的“全国职工大会”的组织的时候，“伦敦各业理事会”就成了一个全国各工会到紧要关头时都向它求援的半正式性的全国组织。且不说伦敦的劳资纠纷，“伦敦各业理事会”在它成立后的头几年中就曾有效地支持了诺丁昂的花边工人，约克郡和诺森伯兰的矿工、黑乡的链子工，泰赛德的铁工和设菲尔德的锉刀工人的斗争。它最早取得的最惊人的一个成功，就是在1861年它迫使政府撤退了国防部派去镇压建造契耳西兵营的建筑工人罢工的军队。
另一个收获是在1861年成立了仿照“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混合木工协会”，它很快就成了新模范工会中最富足和最有力量的工会之一。
与工会运动的这些发展并行的是国际形势的发展：新的事件激发了工人阶级的热情，并终止了早先的怀疑和彼此之间的分歧。第一个，和也许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是1861年的美国内战。这件事划分了英国的阶级——赞成还是反对奴隶制，以及赞成还是反对希望奴隶主获得胜利的英国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英国有权势的人物想进行干涉，帮助南方，他们除了武装干涉以外用尽一切办法来支持南方。在“伦敦各业理事会”召开的大会上，“石工工会”的康诺利宣称说：
“由于我国贵族，或者说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公开赞助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和奴隶商人，从而延长了这场悲惨的战争。要不是他们的干涉，这场战争早就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了，棉花自由出口，奴隶也得到解放了。”（引自《1860—1950年伦敦各业理事会史》，第29页。）
英国的工人们，特别是兰开夏的纺织工人（尽管由于北方海军封锁棉花出口，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他们也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的民主原则）表现了英雄的气概，击败了反动势力而获得了一次重大的政治胜利。正如马克思于1864年在“国际工人协会”开幕辞内写的：
“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远巩固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各个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胡作妄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马克思著《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61页。）
1863年波兰人揭竿起义的消息，重新唤醒了对俄皇专制主义的传统憎恨，这一次工人中没有发生像上次对克里米亚战争的那种态度分歧。的确，那些上大竭力强调美国南方诸州有脱离美国联邦宣布独立的道义权利的人，这次却如此敌视波兰的独立，这个事实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第二年，群众的热情由于1864年4月加里波的光临伦敦而达到了新的高峰。《蜂巢》周刊写道：
“伦敦工人组织了一支游行队伍，前去欢迎这位意大利的解放者。但这支由5万智慧工人组成的在各行业或互助会的旗帜下整齐行进的队伍，被全首都前去欢迎的人山人海淹没了，仅仅作了英国人民对加里波的争取自由独立的宗旨和贡献所给予的崇高评价的一个象征。”（J.B.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181页。）
群众的情绪是这样的高涨，工人阶级的民主倾向是这样的明显，政府坚持要求加里波的立即离开英国，以免再发生这样的示威运动。
“国际工人协会”（或称第一次国际）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于1864年9月成立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英国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强大而悠久的传统。英国的雅各宾派，罗维特派和圆厅党人，特别是宪章运动者，都认识到各国人民斗争的目的是相同的，于是出现了一连串推动这个目的的组织。1838年，哈尼曾组织“民主协会”。不多几年，“民主协会”归于消灭，代之而起的是由左翼宪章主义者和欧洲各国的逃亡者组成的“民主共济会”（1845—1852年）。哈尼总结它的纲领如下：
“我们抗议、排斥并谴责一切政治上遗留下来的不平等和阶级区别。我们宣布，地球及其所有的天然产物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我们宣布：现在的社会是十分不公平的，它允许懒惰和狡猾的人垄断地球上的果实和工业产品，并迫使工人阶级为低微的报酬而劳动，甚至迫使他们充当社会的奴隶，使他们陷于穷困和堕落的境地。”（T.罗斯坦著《从宪章主义到工会主义》，第131页。）
继“民主共济会”之后的是“欢迎与抗议委员会”，这是由欧内斯特·琼斯组织来抗议拿破仑三世访问英国和欢迎他的主要政敌之一巴勃士的。这个组织经扩展成为“国际协会”，它在十九世纪50年代后期随同宪章派的最后衰亡而消灭。
所有这些团体在维持国际主义旗帜的飘扬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它们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但是它们与“国际工人协会”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所有这些组织都在英国，主要是在伦敦，而且它们都是由少数激进派与个别的流亡在这个国家里的外国人组成的。“国际工人协会”才是第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因为它是由当时许多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组成的。在它存在的8年中，在任何时间它拥有的会员人数都是无法估计的，但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国家里，它无疑是个强大的组织，而它的影响又每每超过它的人数所表示的力量。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才改变过去不参加立场模糊的团体的态度，投到这个国际组织的工作中来，并在开幕词中草拟了一个为欧洲工人运动指明了前进道路的纲领。他写信给恩格斯说：
“我知道，在伦敦与巴黎这两面，这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势力’，所以，我决定把我对这类邀请都加以拒绝的常规取消了。”（《马恩通信选集》，1949年解放社版，第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在英国已经住了很多年，马克思住在伦敦，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因为他家里在那边有一个纺织工厂。他们研究英国的情况，并完成了他们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谨慎地避免被牵扯到许多政治流亡者所搞的徒劳无益的活动中去，只静悄悄地工作，并在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给予帮助。他们在工人运动中建立了自己的威信，他们帮助工人提高他们的理论认识。他们与宪章运动者保持着友谊关系，并为他们的报纸主要是《北星报》和《人民周报》写稿。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里程碑——《共产党宣言》，最早就是由哈尼译成英文刊登在他的杂志《红色共和国》上的。现在“国际工人协会”给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工作园地，该会成立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从几个小集团推广到全西欧的工人群众中去。
“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组织主要分为两类：一为由工会形成的组织，一为由个人构成的地方政治团体。英国的会员差不多全是前一类，许多著名的工会领导人物，包括豪威耳、阿普尔加斯、奥杰尔和克里默都参加了它的执行委员会。有一个时期《蜂巢》是“国际工人协会”半官方性的刊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自由主义的工会运动者接受了马克思所草拟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规章”的政治观点：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止任何阶级统治。”（马克思著《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规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63页。）
他们只是把“国际工人协会”当作团结各国工会运动者的一个便利手段，特别是抗击当时英国雇主们日益采用的输入外国工人以破坏罢工的方法。第3届年会的报告（1867）中就有这么一个例子：
“在去年冬天伦敦编篮工人举行罢工的时候，工人们得到报告说，有6个比利时工人在柏蒙狄赛‘蓝锚巷’铁道拱门下做工。他们受到严密监视，不准和外界接触，好像关在女修道院中被劫持的女孩子一样。理事会里的一个比利时人施用了计谋见到了他们，当他们了解被雇用的真相以后决定回家不干了。当这些比利时人在码头上等候轮船时又碰到了一批新到的比利时工人。他们立刻把情况告诉了那批新来的人，于是新来的人也放弃了他们的合同，折回去了，并且答应他们将努力阻止其他工人到英国来，他们实行了他们的诺言。”（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189页。）
“国际工人协会”能够在更大的规模上给与这种支持，如1871年泰赛德机器制造工人争取每星期工作54小时的罢工，由于得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帮助而胜利结束。
“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重要性，是在争取基本民主权利和工会权利的斗争基础上，把许多政治水平不同的工人团体联合起来。但它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这时还不可能消除存在的各种意见分歧，和使英国工会领袖们接受一个独立的阶级观念。它虽然失败了，但它为未来的工人阶级政党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的原因是工会活动日益频繁，工会需要保卫和改善他们的法律地位，以及在美国内战一事上的精神胜利也促进了工人运动，而“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在1865年成立“全国改革联盟”中，以及在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令通过前的整个斗争中都起了领导作用。“伦敦各业理事会”也参加了这个斗争，同时各工会组织在1865—1867年的政治斗争中比以前更积极了[4]。“全国改革联盟”和其他联合团体不久就在兰开夏、西雷丁、泰赛德和伯明翰，特别是伦敦（因为在伦敦宪章派的机构虽已消灭，而它的传统依旧存在）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
正是这种鼎沸的群众要求，才逼使罗素和格莱斯顿在1866年春季提出了一个改革法案，虽然它还远不能满足改革联盟的要求。当托利党人和右翼辉格党人联合一致否决了这个法案，使内阁垮台时，群众的愤怒达到新的高潮。而辉格党议员罗伯特·娄对工人及工会的无理侮辱更是火上加油。伦敦和外地都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示威运动，“全国改革联盟”号召在7月23日在海德公园召开一个全伦敦工人的集会。内务部大臣下令禁止集会并关闭了公园的大门，这更激恼了集会的人们。7月23日，约有20万人聚集在被锁闭的并且有许多警察守卫着的公园门外。“全国改革联盟”的领袖们于是决定到特拉法加广场去开会，一部分群众跟他们走了。可是大部分人坚持要在公园里开会，他们留了下来，他们冲破了栏杆蜂拥而入，举行了非正式的大会，警察用尽力量阻挡也无济于事。
经过了整个秋冬二季，群众的激昂情绪始终没有减退，政府恐惶起来。特别是“国际工人协会”不仅在大不列颠而在全欧洲开始造成一种恐怖局面，同时政府发觉了英国工人阶级激进分子企图与爱尔兰芬尼党[5]人联合的明显迹象。芬尼党人在美国内战结束时，在美国、爱尔兰和英国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准备一次新的争取爱尔兰独立的起义。由于这些原因，托利党人虽然在改革法案一事上推翻了前任内阁，但他们迫于外界的压力，不得不再提出一个改革法案。当公布该法案内容的那一天，从特拉法加广场到伊士灵顿有成千上万的工会会员拿着旗帜和标语举行游行，由马掌工人骑在马上在前开路，单是砌砧工人参加的就有22个分会。
托利党的这个法案较之辉格党的改革法案更为含混，但群众的压力迫使托利党人一再让步，以致最后在1867年通过的法令比辉格党早先提出来的还进了一大步。但是得到选举权的仍然只有中下阶层和比较富裕的工人。这个“1867年的改革法令”纵然远不能满足工人们从宪章运动继承下来的传统的民主要求，但毫无疑问，它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巨大胜利。
如果把1865—1867年的斗争与宪章运动那十年间的斗争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所发生的变化了。表面上看来似乎又返回到了宪章运动的时代。现在也有同样巨大的集会和几千人盛大的示威游行，也有愤怒和紧张的气氛，以及工人阶级的激昂的斗争情绪。从某一方面来说，的确是有了进步。各工会组织都参加了政治斗争，这是以前所未有过的。这样看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希望“全国改革联盟”能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可是到了1869年初，该联盟却寿终正寝了，而且后继无人。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这些年发生的事件与宪章运动中发生的事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缺乏一个独立的阶级观念。宪章运动者知道（虽然有时知道得还不很明确），他们所要争取的民主制度，就是劳动人民应当成为社会里的统治力量。但是十九世纪60年代后期的改革联盟的领袖们却已经放弃了这种观念，只感觉工人们在现存的社会中应当为自己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在这方面，1867年的法令，加上1872年的投票法令，熟练工人的眼前的政治要求得到了满足。这些熟练工人正渐渐脱离其余的工人，变成一个特殊特权阶层。
实际上，熟练工人的领袖们如豪威耳、阿普尔加斯、奥杰尔和克里默，现在已经以列身自由党之侧而感到心满意足了。而自由党也随时准备对他们作某些让步，以便取得刚刚获得投票权的工人的选票。所以，我们看到“改革联盟”受到了“进步”资本家如针织业的百万富翁赛缪尔·摩莱，“库脱尔德公司”的P.A.泰勒和羊毛大企业家太特斯·索耳特的支持和查助。由于他们的津贴，“全国改革联盟”才得以残留到1868年的选举，并为自由党罗致数以万计的工人选票。少数工会领袖还代表自由党参加了毫无希望的竞选。
所以虽然1867年是在政治上获得胜利的一年，可是由于领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伤损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并腐蚀了相当一部分有组织的工人，从而葬送了胜利的果实。这个胜利非但没有领导群众走向新的高潮和更高阶段的斗争，反而标志着向阶级合作的大步迈进。从1860年左右开始复兴的工人运动到1867年到达了顶峰，以后便转入下坡路，和所谓“自由党—工党”的观点的逐渐增强。工会领袖们不仅愈来愈以资产阶级激进派如布赖特和摩莱等马首是瞻，而且还追随在格莱斯顿和自由党的官方领导之后。凡此种种行为的后果从1874年的大萧条开始以来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民主政体一词本来是“下层阶级”用来称呼他们所盼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但今天各阶级都用它来称呼现存的社会。所以这个词已经被庸俗化了，失去了它的阶级内容，它被缩小到表示某些有限的政治权利。现在，各工会对这些权利的主要用途，就是为它们的组织取得被承认的合法地位。
首先就是修改“主仆法”，这个法律使当契约遭到破坏时资方与工人站在完全不平等的地位上。正如一个发言人在1864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工会大会上所宣称的：
“这是一条非常残暴的法律，每次不经通知就逮捕工人，往往在他们被送进监狱后，他们的家属或朋友还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事情。”（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92页。）
这些法律的残暴性，可由下边的这个事实来证明：单单在一年之内就有10，337起破坏契约的案件。雇主们极少受到起诉，即使他们受到起诉，也不过是科以罚款，而并不加监禁。经过普遍的反抗斗争后，终于在1867年通过了一个法令，删改了这些法律中的若干最不公平的条款。
工会运动者感到他们决不能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而与1867年改革法令的斗争同时产生的新发展更加强了这种感觉。在1867年初的“霍恩比与克娄斯案件”中，大家出乎意料地发现，当工会会员或职员盗用公会基金时法律竟不予工会以保障。读者必须注意，此时有许多工会由于他们谨慎的财政方针和竭力避免举行罢工的政策，积存下了惊人数额的基金。而更直接的威胁系来自所谓“设菲尔德暴行”。设菲尔德的五金业中有许多小工会和俱乐部，其中有一两个工会常常对不肯罢工的人和为大家嫌恶的雇主采取直接的粗暴态度。政府和报纸就利用几桩这类事件，大肆宣扬，并以此为借口对全国的工会运动发动进攻。1867年2月，议会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工会运动的情况。
“议会”、“伦敦各业理事会”和其他工会团体也相应地组织了一个工会委员会“混合各业大会”，准备为工会进行辩护，并搜集证据，供“皇家委员会”参考。许多工会领袖迫不及待地加入资产阶级的报纸谴责设菲尔德的“暴行”。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比斯莱教授在埃克塞特会堂[6]进行反击，揭露统治阶级的虚伪面目时，他博得了听众最热烈的掌声。曾在“国际工人协会”开幕典礼上担任主席的比斯莱指出，那些自称对工会的所谓“暴行”感到震惊的人，就是那些赞美和为血腥镇压牙买加人民起义的埃里总督进行辩护的人。
“人们曾要求这个国家的富有阶级对富人在牙买加的暴行表示意见，正像今天人们要求穷人阶级对穷人在设菲尔德的罪行表示意见一样。可是那次他们表示了什么意见呢？他们有没有在埃克塞特会堂召开一个大会，宣布他们反对这种罪行，宣布他们虽然希望保护自己的财富，但他们却反对埃里总督采用的那种办法呢？他们这样做了没有呢？没有！他们反而设宴招待他，对他称颂备至，对他的行为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102页。）
摆在“皇家委员会”面前的证据，以及它对议会所作的报告，表明这个对工会大肆污蔑的叫嚣是多么缺乏根据。虽然如此，政府还是提出一个法案，规定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并对它们的基金给予保障，但同时也对罢工的纠察等活动加以严格的限制。这引起广泛的抗议，抗议的结果首先是把这个法案分成两部分，1871年通过的“工会法令”增进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同时“刑法修正法令”限制了罢工时纠察活动。许多领袖认为他们在头一个法令中所取得的收获似乎大过工人在第二个法令中的损失。但是群众是不满意的，加上一系列正常和平的罢工活动连续地受到控诉和监禁的打击，更激起了工人们的积愤。他们的抗议导致了1875年的“反阴谋和财产保护法令”和“雇主与工人法令”的通过，这两个法令在工人的法律地位上均较前有所改进。
“全国职工大会”就是在这些斗争中萌芽的。一般在传统上认为它正式成立于1868年，但这个说法似乎有些武断，因为在1868年所召开的那次大会不过是60年代中所召开的几次性质相同的会议之一。这个全国性的合作机构并非出自“议会”的动议，因为它已很满足于它在“伦敦各业理事会”中所享有的稳固地位了。正确的说，它是“议会”与某些和《蜂巢》周刊的乔治·波特合作的富于斗争性的北方工会冲突的副产品。1867年，波特的“伦敦工人协会”召开了一次会议，虽然“议会”对它进行抵制，可是这次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抵制一直继续到1871年。最后“议会”决定插手这个显然具有远大前途的事业。它联合了“全国矿工工会”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以及其他北方工会中的右翼分子，将波特排挤了出去，于是增强了的“议会”获得了统治地位。
“全国职工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创立“议会委员会”，在大会休会期间执行任务，争取合法地位和将工会运动者选进议会。就是这个“委员会”组织了导致1875年胜利的反对“刑法修正法案”的骚动。1874年，两个矿工工会的领袖，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和托马斯·伯特当选为议员，这是工会运动者第一次进入议会，可是他们是作为自由党人，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工人阶级代表进入议会的。
在这些年代里，工会运动的领袖们与自由党之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亲密了。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政治目的都一个个地达到了。现在工会有了法律保障，投票权也被“满意的”扩大了，他们感觉他们所有的主要目标已经达到了。这几年来，新会员的大量增加和财政力量的日益壮大，隐匿着一个严重的政策退化，即工会领袖们放弃了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最后的一点斗争性。
这种迹象在于50年代中调整了它们的步调的大型的混合工会中发展得最早也最明显。甚至订书工会的右翼书记T.J.登宁也在1866年写道：
“作为一个工会，曾经威风一时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现在就跟‘橡木心’、‘森林工人’以及其他的大型共济会一样，没有举行罢工的力量了。……它以前有两个作用，但如今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在会员失业和到别处寻找工作时拨发补助金的共济会的作用。……‘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作为一个工会组织已经不存在了。”（韦伯著《工会史》，第321页。）
这种瘫痪甚至导致工会合并倾向的倒退，制模工人就在1872年脱离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而另外组织了他们自己的行业工会。
人们渐渐公开谈论，说罢工已经过时，应当不顾任何牺牲避免举行罢工。“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书记阿兰就在1867年对“皇家委员会”宣称：
“我们相信，所有的罢工都是一种金钱上的浪费，不但对工人，就是对雇主也是如此。”
1874年，在一篇于全国职工大会举办的论文比赛中得首奖的论文里，就有这么一段说：
“一般来说罢工乃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总书记往往拒绝的多，批准的少。的确，大多数的工会书记都以自己拦阻的罢工多，发动的罢工少来自夸。从工会的地方支部总是在鼓动罢工的情况来看，这话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42页。）
这最后一句话清楚地表明，以前在建立全国性工会的时代所需要的工会总部中央集权化，在今天成了工会运动的致命伤。工会领袖们与会员之间存在着一条很深的鸿沟，同时随着工会地方分会重要性的降低，工会的内部民主也在逐渐减少。
停止使用罢工这一武器以后，仲裁开始抬头了，许多工会领袖把它看作是一个胜利。麦克唐纳在1875年就说过：
“25年前，当我们提议采取仲裁办法的时候，我们遭到资方的讪笑。但在我们所发起的运动中以它发展得最快，影响最为深远。请看看今天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光辉成就吧。在诺森伯兰如今工人与他们雇主坐在一张圆桌上谈判……在杜兰郡成立了一个‘仲裁调解评议会’，75，000工人完全信任该会的仲裁。约克郡有4万工人也是如此。”（韦伯著《工会史》，第338页。）
继仲裁之后，“矿工工会”又采取了按煤价折合工资的方法。但他们的“完全信任”在当年里就动摇了。因为就在那年煤价大跌，矿工的每日工资受到削减，例如诺森伯兰的工人在1873年平均工资为9先令1便士半，到了1880年竟降到了4先令4便士。
这个“撤退”的后果之一就是英国工会退出“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到60年代的晚期已经渐渐变成了欧洲工人阶级的领导机构，它在许多国家里都有强大的分会组织，这些分会组织正朝着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方向迈进。但是像克里默、阿普尔加斯和奥杰尔这种愈来愈沉于“自由党—工党”活动的人，对这些发展是不感兴趣的。“国际工人协会”对他们来说，主要只是一个对付雇主从国外输入工人的保障，和表示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传统性感情的工具，而这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些过时了。危机是由1871年的巴黎公社引起来的。这个劳动人民的第一个革命政府到处遭到资产阶级的咒骂，而坚决支持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当然饱受攻击。英国工会领袖们发觉他们被指责支持外国的革命者和谋杀者，当时他们作为格莱斯顿和自由党的追随者，正急于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名誉。于是他们赶忙也攻击巴黎公社，并退出了“国际工人协会”。面对着这种背弃，与日俱增的迫害，法国支部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归于消灭，再加上内部无政府主义者的宗派分裂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无法再存在下去了。虽然它在名义上延长到1876年，实际上早在1872年就停止活动了。
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来说，这是一件不幸的大事情，英国工人阶级一百年来伟大的国际团结的光荣传统第一次遭到了破坏。它对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和进步的斗争从来也没有袖手旁观过。这次当一个正义斗争需要它支持的时候，它却临阵逃避了。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了它内部的腐败已到了什么地步。
但必须指出，这种腐化是从上层开始的，虽然它的影响深入到某些基层组织，可是许多地方工会仍然保持着过去的斗争性，同时也有积极的建树和新的发展，这表明在熟练工人队伍之外工会运动仍然在不断地扩展。
譬如机器工人长期坚持的“九小时工作制”斗争，到1871年发展成为一个历时5个月的罢工。这次罢工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在机器制造业中赢得了“九小时工作制”。应当注意的是，这次罢工并非由“混合机器工人协会”领导，而是由一个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共同组成的“九小时同盟”领导的。接着，建筑工业的许多部门也赢得了较短的工作时间。
1872年初，约瑟夫·阿奇在窝尔维克郡组织了一个农业劳动者工会，它迅速地在全国发展起来，到年终时“全国农业劳动者工会”的会员已近10万人。此外还有5万人分散在许多组织松弛的小工会里，它们合并起来形成了“农业劳动者联合工会”。由于许多各业理事会和其他工会的大力支持，它们在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赢得了工资的增加。但1874年，这个工会在东盎格利亚和东密德兰举行的一次罢工中遭到了严重失败。农业工作的分散性和个体性使农业劳动者特别容易被雇主各个击破，而雇主们残酷地施行了这一武器。到十九世纪70年代末，这个工会已经几乎完全不存在了，然而它给农村带来的希望和信心却从未完全消失。
和农业劳动者差不多受到同样摧残的，是城市中的非熟练工人。例如伦敦煤气伙夫，他们在1872年组织了一个工会，这个工会领导工人举行罢工，结果许多人以破坏契约和刑事阴谋罪遭到逮捕。以后一罪名起诉的人中有5人被判处一年监禁，这事引起了全伦敦工人的抗议，最后赢得了改判，削减了刑期。这一事件在反抗“刑法修正法令”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地方性的斗争带来了成千上万的新会员，以致“全国职工大会”到1874年竟拥有会员1，191，000人，而在1871年它只有375，000人。会员人数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以前没有合并的工会现在并了进来，但无疑的新增加的人数是巨大的。1874年大萧条的到来——这是一个长时的商业不景气和价格跌落的时期——暴露了工会运动这些表面成就的虚假性，和在自由党领导下的工会在困难情况中的软弱无能。这些领袖盲目的乐观想法使他们对困难一无准备。资方从矿业和铁器制造业开始，要求减低工资，而工会无力反抗。大批的失业工人不久就耗尽了许多强大工会的准备金。会员在迅速减少，只懂得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中，通过谈判争得一些有限让步的工会领袖们，对当前的局势束手无策。到下一个10年中，我们才能看到一种新型的，以更明确和更独立的政策为基础的工会运动。
[1]在1851年和1889年之间“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关于各种互助金的支出达2，987，993镑，而罢工津贴仅占87，614镑。
[2]见莫尔顿著《人民的英国史》，三联书店版，第365页。——译者
[3]①赫诺会残暴地镇压匈牙利革命，因而是一个在全世界具名昭彰的人。
[4]在60年代中叶，各工会展开了争取完全合法地位的重要战斗。这样就使得政治权利变成了当前急迫问题。
[5]芬尼党（Fenia）：1857年由一群流亡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创立的秘密团体“爱尔兰革命同盟”，通常称为“芬尼党”，或径称芬尼亚。——译者
[6]该会堂系伦敦河沿的建筑物，从前曾用作五月大会的会场。——译者 |
第二章宪章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二章宪章运动
1．改革法案
2．工会与监狱
3．人民宪章的发动
4．宪章运动的复兴和衰落
1、改革法案
1830年快要来临的时候，改革运动又在全国范图内开始活跃起来；这一运动的复活标志着各种力量的重新聚集。皮特的政府是建筑在各有产阶级——地主、商人、战争暴发户、金融资本家以及新兴的工业资本家、较殷富的店主和专门职业者—的工作联盟上的；而皮特的继承者在彼得卢事件期间也是以这一联盟为基础，只是程度较低而已。这个联盟以反对来自下层阶级雅各宾主义的威胁为目的，它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开始逐渐瓦解。
工业家和中等阶级渐渐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平等的联盟。他们在享受政权方面受到排斥，政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手中。他们也许是从1815年的谷物法通过以后才开始有这种认识的。不久事情就很明显，整个税收制度使得地主纳税最少而获利最多。此外，挂名的干薪和外快以及十八世纪盛行的徇私舞弊的得益也全部落入这个特权集团的腰包。特别重要的是，阶级结构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甚至在1800年，当工业家还仍然是小规模的经营者，他们的野心只是想取得一个立足之地和获得利润的时候，在他们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也就是在工业资本积累了起来、和企业的一般规模扩大了以后，他们就随着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潜在力量，越来越不甘心自己的从属地位了。十九世纪20年代后期的工业资本家和他们的前一代已迥然不同，他们要求按照自己的财富和经济实力，直接分享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
结果引起了托利党的迅速解体。它分裂成为几个敌对的派别，这些派别也就是当初组成这个阶级联盟的不同集团。坎宁[1]死后，这些派别大部分都和辉格党的残余合并。一个新的形势出现了，“改革”重又成为一个广泛的阶级联盟的口号，来反对那个垄断了政权的特权小集团。
“改革”变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字眼。但是，这只是变化的一个方面。直到当时为止，改革的要求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不过是由一部分比较进步的中等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所提出来的要求。同一期间，工人们经过30年的艰苦斗争，已经认识到所有的资本家都是他们的敌人。工会运动在1825年结社法令被废除以前就已开始，结社法令废除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工会运动的发展以一种令人十分吃惊的方式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因此正当上述广泛的改革联盟形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分化过程。正是因为这个联盟的领导者已被工人们看作是自己的敌人，他们中间的最进步的阶层这时便开始拒绝这种领导，并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进行活动。在围绕着改革法案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的阶级关系的最初迹象，而这正是宪章运动时期的标志。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本身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1800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工厂工人的人数，而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的比重增长得更大。同一时期中，手工工人的人数下降了，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一部分从前的工人贵族——熟练的手艺工匠——也遭到同样的不幸。在农村，圈地的过程现在已经差不多完成。农业工人已濒临贫困的绝境。成千上万的农业工人被迫迁往新兴的工业中心，和当地的就业工人以及当时大量移居英格兰的、处境更为狼狈的爱尔兰工人展开竞争。
在兰开夏、约克郡、伦敦、中部地区和苏格兰的低地，大面积的惨不忍睹的工人贫民窟正在增加。这些居住区的令人难忘的情景可以从恩格斯1844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看到。这本书不仅根据确凿的材料对群众的悲惨生活作了全面的叙述，并且描绘了工人的斗争和他们的不可征服的精神，这正是一般正统历史家非常随便就忽略过去的事实。关于这种精神，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足够的材料。
十九世纪20年代的末期，一切迹象都表明政治斗争即将重新开始了。这个运动从彼得卢时期所遭到的失败和残酷的镇压中恢复过来了。统治阶级内部危机重重的迹象给人们带来了新的信心，同时以往工会组织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增加了这种信心。与此同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又发生了。工厂纷纷倒闭或开工不足，失业人数迅速增加，罢工和停工遍及各地。在农村，神秘的斯文队长[2]的夜袭又出现了，纵火和破坏事伴随之增加。从工业区传来了工人们在武装自己并进行操练的消息。
左翼的报刊再度风行一时。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本来困难很多，现在发行额大大增加。1830年，赫瑟林顿和奥布林创办了也许是所有激进刊物中最伟大的报刊《穷人卫报》。这家报纸首次在英国以生动的、通俗的形式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在以往10年中，这些概念一直在酝酿中。这些意见的发表说明了工人阶级日益成熟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正像当时许多其他东西一样，起源于罗伯特·欧文的著作，并赋予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以新的和革命的解释。这些社会主义的概念在许多著作和小册子中都有精辟的阐述，例如同在1825年出版的约翰·格雷的《关于人类幸福讲稿》和托马斯·霍季斯金的《为劳动申辩》；威廉·汤普森的《劳动的报酬》（1827年）以及出版稍迟的约翰·弗朗西斯·布雷的《劳动的流弊及其补救办法》（1838—1839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思想在英国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许多思想家和革命领袖，从鼓动1381年伟大农民起义的爱尔兰乡村教士约翰·保尔和人道主义哲学家托马斯·莫尔爵士到掘地党人温斯坦利与平均派华尔文等，都曾梦想和谈到理想的共和国。在那里“金钱不是万能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的”，在那里自由公社集体拥有和耕种土地。虽然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包含一些未来世界的种子，但实质上都是朝后看，向往理想化的农村公社的农民想法。群众的力量在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中被击败了，这些想法也随着破灭，不过人们也许永远不会完全忘掉这些理想。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它起源于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新的工人阶级。
虽然新的社会主义也是历史的产物，但它所展望的目标却是一个用理智和科学来实现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新世界。如果没有大规模工业所产生的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出现新的社会主义。同时，如果法国革命没有燃起人们心头的火焰，使他们充满信心，社会主义就不会发展得这样快，也不会具有这样乐观的情绪，正像玛丽·沃尔斯通克腊夫特所说的，法国革命“为我们的世界带来了比以往更多的美德和幸福”。（《论人权》，第119页。）
沃尔斯通克腊夫特曾用男女平等的思想充实了激进主义的武库。玛丽的丈夫威廉·葛德文所写的《政治正义论》（1793年）是当代最伟大的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之一，这部书对这些理想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的确，与其说葛德文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一切政府都是恶的，他向往一种组织松弛的、由农村公社组成的社会。公社居民只服从开明的理智，这种理智就足以消除贫困和剥削，因为理智和正义本身就决定了“各取所需”的原则。私有财产并不正式取消，但是将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因为，他说：
“如果一切都以正义为主，平等的状态就会出现。劳动将变得十分轻松，或是以一种愉快的消遣和文雅的体操方式来进行……在一个人们都能同样分享自然赏赐的社会中，与目前的财产制度紧紧速在一起的罪恶必将消失。自私的狭隘的原则也会消除。”
葛德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在他改变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他自己。在他全部的信仰中，也许要算这个概念影响最大了。欧文和所有其他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都信奉他的这个概念。
他们还吸取了葛德文和托马斯·斯宾斯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或者称为合作社会，因为在当时这两个名词是相互混用的）。这是一种由许多农村公社组成的，外来控制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社会。斯宾斯在1800年前后所出版的一系列的书籍和小册子中提出了他的论点。他主张一切土地都应该作为公有财产，把教区当作行政管理的基础。土地应该向所有的人自由出租，而交给教区的地租应该代替当时的一切税收。由教区向国家财政部上缴少数必要的款项。
葛德文和斯宾斯的这些想法对于欧文的理论的形成，以及对于此后接受这些理论的群众运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欧文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从1800到1820年他在纽拉那克他的纺织厂附近创办了一个模范新村由此而开始闻名。在那里，他做到了他的同行所做不到的事。他用事实证明他可以付给他的工人以高额工资，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为工人举办大量的社会福利事业而仍然能够获得巨额利润。他也证明了，生活条件改善以后工人的品质可以随之转变。在他的工区里消灭了犯罪和肮脏的现象。他说，人的品质不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后天生活环境的产物。欧文的例子确切地证实了葛德文及其学派的人性可善论的真理。同时也驳斥了统治阶级普遍持有的偏见：他们认为工人的生活之所以贫穷悲惨是因为他们具有低劣的和好犯罪的本性。到这时为止，欧文是一帆风顺，他得到了许多最有名望的人物的称赞和支持。
但是他并不满足。他看到即使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上，社会还是可以为所有的人做很多事情—然而数百万人却衣衫褴褛、挣扎在饥饿线上。在《纽拉那克州的报告》（1821年）中，他一开头便写道：“在妥善的支配下，劳动力可以变成一切财富和国家繁荣的资源。”事实上，这是从十七世纪的约翰·洛克和威廉·佩蒂博士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李嘉图一切正统派经济学家所公认的定理。然而，欧文把这个定理又向左推进了一大步，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工人的劳动没有给他们自己带来幸福，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剥削的缘故。他发表了这种见解以后，他的声望立刻就一落千丈。公爵和主教们不再来拜访他和征求他的意见了。不久，他发现，要使他的讲演有人听，他只有转向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欧文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能毅然决然地采取这一步，正如他的弱点在于他从来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劳动群众里的一员一样。他只能以一个高高在上的恩人，一个帮助他们脱离苦海的救世主的身分来接近他们。这是因为，他看不到工人是一个创造历史的阶级。他心目中的农村合作形式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结果，而是纯理性胜利的结果。
只是在经过了他的追随者——格雷、霍季斯金、汤普森和布雷——的努力以后，欧文的理想才开始和群众的生活和经验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汤普森在他的《财富分配原则的探讨》一书中一开始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实质上（如果形式上不是如此的话）就是千百万工人所要求回答的问题：
“这个国家有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原料资源、机器、住宅、粮食和智慧而勤劳的生产者，它显然有可以获得幸福的一切手段，而且从社会中一小部分阔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幸福的迹象，但是为什么这个国家却仍然陷于贫困之中呢？
“为什么勤俭的人们经过了多少年不断地辛勤劳动所获得的果实，他们自己既没有犯下什么过错，也没有发生什么自然的变异，竟会神秘地不知去向了呢？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它牺牲了广大生产者的利益而使少数人致富，使穷苦的人陷于绝望的贫困中，使中等阶级的人下降到穷人的队伍中来，从而使得少数人不仅能够把全国的资本恶毒地大量积累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依靠这种积累操纵着社会每年的劳动果实？”（见《财富分配原则的探讨》，序言，第18页。）
汤普森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他指出少数人垄断和占有生产资料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他说：
“拥有没有生命的生产工具的不从事劳动的人，由于他们对生产工具的垄断，不仅获得了和最勤勉最熟练的真正有效力的生产者同样的享受，而且他们还通过种种方法按照他们占有的财富积累的比例，获得了比那些勤劳的生产者竭尽全力劳动所得多过十倍、百倍、千倍的财富、劳动产物和享受手段。”（同上，第164页。）
同样，霍季斯金发现资本家的利润是工人贫困的原因。他写道：
“一个劳动者在取得一块面包之前，他必须付出超过面包本身所值的一定量的劳动，作为农民、粮商、磨坊主和面包厂主的利润收入，以及他们使用的房屋的利润。此外他还要以他的劳动所得偿付地主的地租……不论有无谷物法，资本家一定要让劳动者活下去，只要他的要求能够被接受和得到满足，他就绝不会允许他再去做别的。”（《为劳动申辩》，见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76—77页。）
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家能够一针见血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弊，然而由于他们脱离群众运动，他们仍然只能从纯理性中来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们认为只需要展开普遍的宣传，使所有的阶级认识到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就行了。他们没有用历史的观点来认识社会发展，所以他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要经过一个发展和斗争的过程，而认为它是一种概念，只要等到它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使所有的阶级都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时候，它就可以实现了。
只有等到群众接受了这些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社会主义思想才能显露出它的丰富内容。请比较下列两个例子：这是霍季斯金在《为劳动申辩》一书中抽象地谈论阶级关系：
“我确信，除非劳动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只有生产性的工业才得到发展，只有懒人才会贫穷，除非那可赞美的格言‘不劳动不得食’真正实现，除非财产所有权不是建立在奴役制度上，而是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原则基础上，除非受到人们尊重的是人而不是他脚下的土地或是他手里的机器，世界上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人和人之间也不会推诚相见。”（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78页。）
请再看看登拔在1832年3月《穷人卫报》上的一篇不署名的简洁有力的文章：
“我一听到工厂和商店老板们说——我们必须获得巨额的利润，才能给你们增加工资，我的血液就在身上凝固起来。我当时立刻希望我要不是人而是一条狗，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就好了……工厂老板的利润，和征收地租人的地租、征收教会什一税者的什一税以及其他各种利润一样，是只有压低工资才能得到的……劳动人民和榨取利润的人之间是没有共同利益可言的。”
懂得了“没有共同利益”这句话的含意，就会使人对国家有了新的认识，即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压迫人民的一种手段。这个概念和马克思的看法很相近。奥布林用锋利的笔调将当时的社会主义文献写成文章在群众中推广。这些文章深深地打动了工人读者们。他在1833年4月27日一期的《穷人卫报》上写道：
“人类一切罪恶和迷信都是从富者压迫穷人的这种人吃人的斗争中产生的。人们企图依靠剥削别人劳动果实为生的这种欲望，确实是世界上罪恶的根源。”
他又写道：
“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富者用来对付穷人的阴谋诡计，都不过是强者和狡猾者用来掠夺和奴役弱者和愚昧无知的人的借口而已。目前的英国政府就属于这一类。”（《穷人卫报》，1835年3月7日。）
十九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被广泛接受，以及它和群众本能的阶级感情的结合，使这个运动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工人阶级已不再追随中等阶级的激进派之后，而是逐步在宪章运动中采取独立行动了。老一辈的激进派，像亨特、霍恩或科贝特，仍然向往着已经成为过去的、工业革命以前的小生产者的时代。他们从未接受，甚至不了解欧文的思想。例如科贝特曾轻蔑地称欧文的计划“是要建立无数穷人公社”。阅读《穷人卫报》，参加“工人阶级全国联盟”，以后又参加“工人协会”的是新的工人阶级的激进派。他们欢迎欧文主义而且不久又超过了它。
在这十年之间，各处都在讨论酝酿建立模范村和生产合作组织。这些组织被认为是走向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步骤。但这些计划绝大部分都流产了，最好的也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不过，这只是广大的合作化或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方面。这个运动的规模可以从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所写的汤普森传记中看出来：
“十八世纪30年代的末期，合作运动者在3年中发行的小册子达200万本。汤普森所发起的‘合作运动传教士’经常访问的城市达350座，一年之间讲演就达1，450次，其中讲神学和伦理学的占604次。在曼彻斯特每个星期日可卖出小册子1，000本，在伦敦每年可销售4万本，在一次集会上，出卖小册子所得的款项可达50英镑……弗洛拉·特列斯坦于1839年访问了英国之后，估计在1，600万人口中至少有50万人相信社会主义。”（潘克赫斯特著《威廉·汤普森传》，第197页。）
最后随着宪章运动的兴起，这个运动已经超过了乌托邦幻想阶段，而变成了一个夺取国家政权，利用它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全国范围的运动。运动中具有远见的人们已经看到宪章是通往新社会的一把钥匙。他们会毫不困难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人民不掌握真正的政权是不能进人社会主义社会的。必须从少数的资本家手中把政权夺过来，并牢牢地掌握在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多数人民的手中。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民主才能实现。”
奥布林的看法已经非常接近这种观点了。他写道：
“有了宪章，土地、货币和贷款归为国有之后，人们不久就会发现集体的劳动比起个体劳动来，在生产、分配和交换方面能创造多少奇迹。然后就会逐渐地，不是幻想而是其正地出现一个社会化的国家，或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问，最后会在全世界出现一种在本质上和欧文的理想并无不同的社会。但是，要想不先确保人权，不建立任何立法或制度，把人民从目前愚昧和奴役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而想从现在这个罪恶和腐朽的社会一跃而进入欧文理想中的社会乐园，这简直是一种幻想。”（《全国改革者》，1847年1月30日。）
但是，和仅在一年后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比起来，奥布林的看法的模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说，《共产党宣言》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恰恰是在当时千千万万的工人正在思考着同样问题的环境中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居住的时期，大部分正好是宪章运动的时代。他们和宪章运动者保持了密切和友好的联系。他们研究并且珍视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当然，他们大大地丰富了它的内容，并且以新的形式和明确的词句说明了这些往往陷于混乱的思想。尤其是他们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阶段，两者都是从前一个阶段中的冲突和矛盾中产生的。尽管如此，像欧文、汤普森和奥布林这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以及间接地对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的工人运动所作出的贡献还是不可估价的。
《穷人卫报》在当时得以出版，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当时政府破坏工人运动的手段之一就是对一切报刊课以重税，使工人无力购买这些报刊。科贝特和别的人用了种种办法来逃避这种税，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穷人卫报》则公开进行抵制，以1便士的价格出售，并提出这样的口号：“为了表示抗议而出版，以公理对抗强权。”全国各地的其他报刊也展开了反对这条法律的斗争。约有500名报刊推销商和报贩被关进监狱，但是这个反对“知识税”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1836年税额降低到1便士，1855年终于被完全取消。
社会主义的思想深入到工人阶级以后，使得这个新恢复起来的运动具有一种新的性质。“工人阶级全国联盟”在1831年春天成立的时候所通过的纲领仍然是最激进主义的纲领。《穷人卫报》归纳了它的内容：
“废除奸恶的贵族阶级；建立共和国，即建立以全民选举产生的代表民主制度；取消世袭的官职、爵位和官阶；废除不合理的和不公平的长子继承法；遗产平均分配；建立收费低廉、办事迅速的诉讼制度；废除狩猎法[3]；取消对报纸、年鉴及其他出版物征收的高额税；解放我们的同胞犹太人；在爱尔兰通过济贫法；废除侵犯财产罪的死刑；把大主教、主教的收入分配给贫民；取消宗教的什一税制；牧师由各教区供养；废除‘国债’；取消专制的工具常备军；建立国民自卫军。”（《穷人卫报》，1831年3月3日。）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目前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同时认识到，如果工人阶级仍然跟着中等阶级走，他们就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可是，旧的概念的影响毕竟还很强烈。这就是造成改革法案的斗争如此复杂曲折的原因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829年广泛地存在着不满情绪，普遍要求改革。在1830年初以中等阶级及工业资本家为领导和以工人阶级为基本队伍的“伯明翰政治联盟”成立了。各地争相仿效伯明翰的组织，不到几个月，“政治联盟”的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可以看到，当时在北部的许多工业城市中，工人阶级的性质和观点在联盟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某些城市中甚至成立了两个联盟，一个是中等阶级的，另一个是工人阶级的。
这些政治联盟很快就形成一个得到左翼群众支持的广泛运动。它的阵容包括从格雷和罗素这种辉格党的贵族，到由达拉姆与布鲁姆所领导的“左翼”辉格党人和受了边沁影响的“激进哲学派”。他们都要求实行某种改革。1831年产生的改革法案就是这个广大联盟中阶级利益完全不同的各阶层的一个折中方案。但在那个时候，为了攻击当时制度的腐败和荒唐，他们还能维持这种团结。
这种腐败的确达到无法为之辩护的地步，除非说：任何变革对社会都是危险的。下议院很久以来就已失去它曾经一度起过的代表机构的作用了。不仅仅因为有选举权的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也不仅仅是被选举的人并非是群众真正想选举的人，而且整个选举过程本身已变成了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滑稽剧。在郡里，由于圈地和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使得原来有40先令即有选举权的自由农的人数大大减少了。同时郡议席都由大地主集团“内定”了。
城市选区的情况就更为恶劣了。从十七世纪初以来，选举制度简直很少有改变。可是，人口有了巨大的变动，许多古老的城镇已经衰落，而许多新兴的大城市建立了起来。结果，像除了刺丛以外现已别无他物的老萨隆姆城，在议会里却仍然有两名议员“代表”它。另外像阿普尔皮贝，“它的选民都在猪圈里”。而诸如曼彻斯特、里子、设菲尔德和伯明翰等城市却没有一个代表。在其他的城市里，选举权被当地的市商会所把持。这些市商会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由贵族或当地的大地主所操纵的自封的团体。
在少数地方，选民的人数较多，公开投票的制度使得贿赂公行。一本揭露当时黑暗的激进派的小册子《特别黑皮书》曾经写道：
“在全国只有五、六个地方，一个有能力的大家都知道的诚实人可以有希望击败不惜花费大量金钱的对手。”
竞选必须有一大笔的金钱。在1832年的前几年里，一个候选人在一次选举中要花费1万到2万镑才有希望当选。在1820年依普斯维区的一次选举中，辉格党候选人光是免费供应欣料，仅在一家酒馆花的钱就达800镑。富人愿意提供巨额的金钱，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当选议员可以期望所得到的好处了。像这样的竞争究竟是一种太费钱的赌博，所以只要有可能，双方总设法安排避免竞争。据估计，当时658名议员中有471名的提名人只有277人。而提名者半数以上是贵族。如此提名产生的议员，当然只能代表他们的后台老板而已。
当然，腐败并不是议会独有的特色。教会、司法、法院、文官、陆军、海军等机构也同样被把持和贪污成风。几千个支干薪挂空衔的差事和退休金都是为统治集团及其寄生者的利益而设立的。不过，激进派把议会看成是腐败的核心。他们认为首先是进行议会改革的斗争，以为议会改革了就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的、廉洁的行政制度。
1830年8月，在法国和比利时革命影响下所举行的一次大选，结束了托利党长期统治的局面。辉格党人和主张改革的托利党人以微弱多数组阁执政。由于大量选区因选民太少而失去选举区实质和受到把持，选举的结果还不能完全反映出广大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情绪。格雷组阁以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无情地镇压正在英国南部和东南部展开的农业工人运动。
这个运动最初是反对采用威胁到农民冬季就业的新打谷机的，后来很快发展成为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了—在肯特和萨塞克斯郡每天2先令6便士，在威尔特郡和多塞特郡每天为2先令。群众在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捣毁打谷机，焚烧麦堆，冲进作坊和强迫惊惶失措的农场主接受增加工资的要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群众都表现得很有自制力，只在极少数的地方才发生伤害人身的事件。但政府的行动却是没有节制的。有9人被判处绞刑，至少有457人被判处流刑，数以百计的人被投入监狱。辉格党在这火“血腥的审判”中充分地证明它和托利党政府完全是一丘之貉，当时的人们也并没有忽视这个事实。
这次农村革命产生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迫使辉格党人认识到人民不满的深度和广泛性。另一方面，使辉格党人有机会以事实向有产阶级再次提供保证，新政府不会以过分温和的态度来对待群众，并向有钱的人证明，他们进行的一切改革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富有者的权力。政府以制造暴乱罪逮捕了科贝特，但在整个审——过程中，他采取了攻势，他迫使法庭传讯格雷、墨尔本和布鲁姆等人出庭作证，使他们受到难堪的反复的质问；他终于被宣判无罪释放。一次企图打击改革运动左翼的尝试遭到失败。
早在1831年成立的以罗维特和赫瑟林顿为领导的“工人阶级全国联盟”，就反映了工人们对辉格政府和正在领导改革运动的本家们是不信任的。这个组织由他们经常举行会议的大厅（即后来闻名体育界的“黑衣僧运动场”）而得名，被称为圆厅党。“工人阶级全国联盟”在成立之初是一个伦敦手艺工匠的组织，但是和“伦敦通讯社”一样，它大体上采取了“伦敦通讯社”的组织形式，后来变成遍及全国各地的其他许多组织的中心和领导核心。在某些地区，它和“政治联盟”发生冲突，而在另一些地方，当政治联盟的成员全部是或主要是工人的时候，它们合作又非常密切，以致常常不易区分它们。“工人阶级全国联盟”在曼彻斯特拥有27个分会、5，000个盟员。
“工人阶级全国联盟”的影响当然是相当大的；但是得到实际好处的是为了配合各地的政治联盟而设立的“全国政治联盟”的领袖，普雷斯和伯明翰的一个银行家阿特伍德。他们首先的目的是要动员人们支持1831年3月所提出的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具有如下的两个特点：第一，废除一些小的萎缩的城市选区，而将这些席位分配给席位过少的郡以及像曼彻斯特、里子和设菲尔德等过去没有代表的城市；第二，扩大选举权的范围以包括城市的中等阶级、郡的佃农和租佃农场主[4]。
这个法案距离男子普选权、每年议会制和不记名投票等具有历史性的、激进的要求太远了，尤其对后两个要求可以说毫无进展。它也没有对当时尚未取得选举权的工人提供任何东西。可是，甚至科贝特也在踌躇和忧虑的心情之下决定支持这个法案。他的理由是，这个法案虽然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对当时议会的要求也只能到此为止，不过必须了解这只是第一步。他和其他的许多人希望，改革法案通过后所产生的新议会能包括一个由激进分子组成的有力的集团，并且希望新议会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可是圆厅党人并不这么乐观。他们认为，工业资本家和中等阶级是在利用工人，他们的政治野心一且满足后，要想进一步进行具有真正群众性的改革就困难了。《穷人卫报》形容这个法案是“一种邪恶、专横、欺骗和奸诈的措施”，并警告它的读者说：
“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你们将成千上万地被饿死，像死狗一样地赤条条地被人抛弃在垃圾堆上。”（《穷人卫报》，1832年4月11日。）
1834年所通过的济贫法完全证实了这个预言的正确性。
这时，改革法案开始通过议会的审议程序。该法案以一票的多数二获通过，政府在委员会里被击败了，于是5月进行了新的大选。在许多选区，旧制度的势力和旧的提名方式几十年来第一次崩溃了。辉格党在80个郡议席中取走了74席，并获得136席的多数。改革法案又一次被提出来了，并在下议院的审议程序中获得了通过，但在上议院却以41票的多数遭到否决。投反对票的人绝大多数是主教，以及由皮特及其继承者培养出来的在战争中发财致富的贵族。
选举改革法案在上议院遭到失败以后，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势。原来同意圆厅党人对改革法案的批评的成千上万的工人现在看到（让他们看到这一点是很容易的），这是一个人民和支持“旧的、腐朽制度”的贵族之间的斗争。总的来讲，可以说群众以“行动表示”了他们对科贝特的看法的支持。科贝特认为应该（虽然是批判地）支持这个法案，把它当作人们仍然要求实现的完全的民主纲领的一个开端。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示威运动，这些示威往往发展成为暴动。达比的监狱受到袭击，诺丁昂的城堡被焚毁，在布里斯特耳暴动者甚至占领了城市好几天，并造成很大的破坏。在伦敦，群众在街上袭击主教和托利党的贵族，打碎他们住宅的玻璃窗，圆厅党人的露天集会吸引着大量的听众。
当时政府由于霍乱病猖獗号召全国斋戒一天。圆厅党人认为霍乱是由于饥饿和不良的卫生条件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触犯神怒。他们把这个骗人的号召称作“全国滑稽剧”，他们呼吁人民在伦敦街头游行以后到各处举行公开聚餐。据估计当时参加这次示威的不下10万人。1832年3月的这个事件，突出地表明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
然而，在这次危机中领导群众的实际上是普雷斯和“全国政治联盟”，他们甚至间接地利用了圆厅党人的力量。人民普遍发自内心的愤怒被利用来证明只有通过改革法案才能阻止革命和混乱。革命的威胁不仅被利用来恫吓托利党人，也用来阻止辉格党政府和托利党进行委协。因为有些辉格党政府的成员早就愿意和他们妥协了。这就是政治联盟团结群众的号召“改革法案，整个的改革法案，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改革法案”的双重意义。
1831至1832年的秋季和冬季，群众的压力以各种形式继续增加。12月圆厅党组织了一个“国民大会”，采用了后来宪章运动的策略，自己草拟了一个改革法案。老激进派和日后的宪章运动派本鲍提出举行他称之为“全国大节日”的政治总罢工。《穷人卫报》还出版了一期特刊，专门讲解巷战的战术和建筑街垒的最有效的办法。同时人们对十月暴动中被逮捕工人的残酷的判处纷纷提出抗议。诺丁昂两名工人被执行绞刑时，一大群人愤怒地肃立一旁，并且不时地高呼“无耻的谋杀”和“血债血还”。
改革法案在12月第三次被提到下议院，并于1832年4月14日在上议院以9票多数通过。上议院的议员们企图将它扼杀在小组委员会里，于是格雷辞职了，惠灵顿试图组织新政府。面临着实际上是全国的压力，他的组阁试图甚至得不到他自己本党的支持。国王被迫只好又授命格雷组阁。他坚持要求答应他，在必要时增加上议员的人数以使选举改革法案在上议院获得通过。这样贵族和托利党才放弃斗争，而改革法案终于在1832年6月7日得到通过。
改革法案的通过，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它使工业资本家和支持他们的中等阶级侧身于统治集团。从此，开始了辉格党（除了短暂的间歇外）继续执政55年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辉格党变成了自由党。改革法案带来了前两代产业革命所需要的政治制度。
从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的观点来看，改革法案的重要性或许可以从下述的事实中得到最好的说明：这个措施一直普遍地被称为“改革法案”，而不称为“改革法令”。这个名称的正确的含意就是说，最关紧要的不是这个法令的具体条文，因为这些条文本身远远落后于激进派的要求，而是在法案成为法令以前所进行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它所引起的希望和幻灭，以及从1830年左右开始步入—一个新阶级关系的时代。
这是多少年来工人阶级最后一次在政治斗争中追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也是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庞大的队伍独立参加战斗。工人阶级的希望被出卖了；工人阶级中激进派的警告得到了证实。此外，资产阶级改革者的胜利，使带来改革法案的、包括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联盟宣告结束。现在，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可能进行。因此，改革法案是宪章运动的前奏曲，是导致工人阶级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大国中承担起领导作用的序幕。
2．工会与监狱
罗维特曾于1837年在他的《生活与斗争》中称辉格党人为：“虚伪、阴险和扼杀自由的辉格党人。”（第114页）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赞同这句断语。那些主张工人阶级只有独立行动才能带来希望的工会领袖们已不再代表少数派或是向少数的人说话了。这个巨大的转变是由改革法案被出卖后开始的，法案通过后选出的新议会所遵循的政策最后完成了这个大转变。新议会所奉行的政策显示出，议会改选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力量来镇压劳动人民。最引以为训的是下列的两件事：政府对工会的态度和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
在这些年代里，我们经常见到所发生的事情好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从政治斗争转到经济斗争，而后重新又回到政治斗争上来。这种简单的表面现象是容易使人误解的。的确，从1832年以后普遍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沮丧情绪，同时人们离开了那种工人群众仅仅作为一个配角，尾随在中等阶级后面的政治活动。“政治联盟”销声匿迹了，“工人阶级全国联盟”由于它的领导人物转入其他形式的活动（主要是合作社运动和争取公民自由权力的活动）而无声无息了。《穷人卫报》也在1835年结束了它的辉煌的生命。
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群众脱离了广义的争取真正民主的政治斗争（在其正的民主制度下国家政权应该掌握在人民手中，并应当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但它确实意味着，在这个斗争中人们强调采取新的策略。过去采用的方法所引起的失败促使人们另外寻求其他更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在工会活动方面。可是，我们如果把伟大的1834年工会运动的高涨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或是奇迹，而不把它看成从1824年废除结社法令以后整个工会运动发展的一个顶点的话，那么我们又会得到一个错误的认识。
工会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825—1826年失败以后它曾经有过停顿，但在第二年它又恢复了。走在最前列的是兰开夏的工人，1829年兰开夏的纺织工人首先组织了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纺织工人在内的“联合王国全国大联盟”。事实证明，采取这个行动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从那时起，迅速成为棉纺业重要中心的兰开夏郡的工会组织似乎已经坚固地建立起来了。纺织工人的领袖约翰·道尔蒂接着以这个组织为基础着手建立规模更大的机构——“全国劳工保护协会”。这个协会创建于1830年，不久它不仅包括了纺织工业的其他工种工人如印染工人、丝织工人、针织工人，还包括了许多机械、翻砂和其他行业的地方性组织。此后它又进一步扩大，吸收了西雷丁的煤矿工人、陶器工人和毛纺工人。它出版的周刊《人民之声》的发行数达到3，000份。“全国劳工保护协会”除了支持许多罢工运动以外，还积极地鼓动宣传从这时起开始受到所有工厂区广泛拥护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
“全国劳工保护协会”像其他早期组织一样寿命不长，它在1832年就结束了。但是，它仅仅是许多重要工会组织发展之一。1830年诺森伯兰和杜兰两地的矿工建立了他们第一个强大的工会，它在汤米·赫泼本的领导下继续了两年，只是在一次坚持了6个月之久的英勇罢工失败之后才瓦解的。在这次罢工中，煤矿主大批地使用陆军和海军部队来对付工人。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建筑工业中也成立了一个“全业工会”，它不仅组织了熟练工人而且也组织壮工。它召开了一次年会，取名为“建筑工人议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各基层组织的代表，他们还成立了区工会组织。1830年“陶器工人工会”也成立了，到1833年它已拥有8，000名会员，其中大部分是斯塔福德的工人，但也发展到新堡、达比和布里斯特耳等地。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发展足以证明，1833—1834年突然发展起来的“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并不是由于受到政治上的刺激突然出现的，而是由10年来一点一滴的艰苦工作和工人们不断增长的战斗情绪的结果。这次运动中所含有的新的因素就是欧文和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1829年，欧文因为他在美国的“新和谐公社”遭到了戏剧性的失败而回到丁英国。可是这次失败，并没有使他对他的理想的正确性的信念发生动摇，他准备寻找其他的方法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方面，欧文的情绪和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情绪是非常相似的。
回国以后，他在伦敦以及其他地方的技术工匠中组织了小型的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组织开始取得协作并成立“交换所”来出售他们的产品。人们希望通过这种合作社生产逐渐代替资本主义生产。1832年，欧文亲自主持了“全国公平劳动交换所”的筛建工作，这是所有这类尝试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设在葛雷旅馆大街。我不预备在这里叙述这个交换所的遭遇。重要的是这个工作使得欧文与工会主义者发生了联系，引起了他企图通过工会运动以达到建立一个欧文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想法。
他开始梦想建立一种社会，以工会作为社会的生产单位，管理他们所属的企业，最后以一个相互联系的合作社组织网来代替国家。欧文相信通过这个办法就可以和平地达到消灭国家的目的，他反对一切阶级斗争。但在实际生活中每天都在进行着阶级斗争的工人不能接受他的这种看法。摩里逊和史密斯发表在《先锋》和《危机》上的文章可以代表他们倾向于战斗的态度。这种对立的思想所造成的混乱是1834年“全国各业统一工会”迅速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工人们的切身经验使他们倾向于战斗的思想和行动，但是作为这个运动的旗帜和中心的欧文的崇高威信，使得这些意见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然而，一个新的思潮正在传播开来。1833年10月《穷人卫报》写道：
“一个将要体现国家物质力量的巨大的全国性组织正在静悄悄地、但是迅速地成长着；它的目的是理想中最高尚的—即建立生产者对他们生产的果实的支配权。”（《穷人卫报》，1833年10月19日，引自马克思·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87页。）
《穷人卫报》相信通过工会的活动能取得对国家的控制权。《先锋》周刊提出工会将可以代替国家：
“如果每一个工会会员都是选民，而工会本身成为国家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就立刻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产业议院’，以取代现在的下议院，并根据组成工业协会的各行业的意愿来指导全国经济事务。这是一个实现普选权的阶梯。它将从我们工会的基层组织开始，扩张到我们的整个工会，然后取得各业的管理权，最后取得全部政权。”（《先锋》，1834年5月31日，引自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103页。）
从上面所引的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人们的战斗情绪，这是主要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混乱的欧文式乌托邦的思想。
1833年10月，欧文主持了在“全国公平劳动交换所”举行的工会大会。这次会议通过决议要成立一个包括各行各业的工会组织。这就是不久以后著名的“全国各业统一工会”。我们已看到不少强大的工会组织起来了—“建筑工人工会”，“纺织工人工会”，“陶器工人工会”，“缝级工人工会”以及“西雷丁毛纺工人工会”。除了“建筑工人工会”以外，所有这些工会都参加了1834年2月举行的另一次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危机》对这次会议写道：
“现在在伦敦开会的有两个议会。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产业议会’重要得多，并且在一、两年内它的影响还要更大。比起另外一个议会来，它更能够代表全国的人民；它的选民人数也大得多。‘全国各业统一工会’是由约100万会员组成的，他们人人享有普选权。”
这次会议起草了一个章程，规定各个工会都是新组织的一部分。他们仍保留各自的规章和组织，但是都参加区工会和全国委员会。
甚至在这次会议开幕之前，一个广泛的吸收新会员运动就开始了，同时规模空前的罢工和停工也随之而来。最著名的是和累斯特针织工人罢工同时发生的1833年11月的“达比大罢工”。在格拉斯哥，建筑工人、印染工人、火车司机和家具制造工人都和雇主发生过纠纷。在短短的期间里“全国各业统一工会”会员人数达到了50万人。甚至像珀思、埃克塞特和贝尔福斯特等遥远的地方也有它的会员。会员中包括了数以千计的农业工人，以及相当数量的由妇女组成的基层组织（尤其是在服装工业中）。建筑工人组织没有正式隶属于“统一工会”，但是也同样受到了欧文的影响，它正从事代价高昂的建立生产基尔特的尝试，并在伯明翰建筑一座基尔特大楼。
所有这些罢工运动和其他的活动耗尽了“全国各业统一工会”有限的力量，同时雇主们和政府对这种爆发大为震惊，何况工会公开宣布的它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使社会中唯有真正有用的和有智慧的阶层才能管理国家事务”。于是统治阶级下决心要在这个运动未壮大以前就摧毁它。工会的组织者被逮捕了，在许多地区雇主要工人填写一种“保证书”。下面就是这种“保证书”的一个典型：
“我等签名者……今声明愿和建筑工人总工会断绝任何联系，并且当上述工会会员由于参加该工会而遭到失业之际，我等对他们绝不提供援助。”（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92页。）
这种“保证书”几乎没有例外地导致了工人的停工。
1834年在多塞特郡托尔普都尔村乔治·洛夫累斯和其他5个农业工人被控在成立工会分会的仪式上采用不合法的宣誓，遭到了逮捕。这件事非常清楚地把政府的阶级实质暴露无遗。在农村中展开的工会运动特别使统治阶级感到惊惶，他们没有忘掉1830年的暴动。同时也许他们认为打击工人阶级阵线的最弱的环节是正确的策略。为了要对这6个人判罪，他们不惜歪曲法律，判处他们流刑，并匆匆忙忙地把他们送到了澳大利亚。
这个案件引起了全国的抗议，它使所有的工人组织团结起来了。请愿书不断地涌来，到处举行示威抗议大会。抗议运动的最高潮是一次约有1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群众从哥本哈根广场出发，绕道威斯敏斯特，穿过伦敦市区到达坎宁顿。工人们得到了再也明白不过的证明，改革后的新政府和过去的托利政府一样，同样是他们的凶恶的敌人。经过几年的抗议运动之后，托尔普都尔案件的受难者终于得到了宽恕，并且回到英国。
但早在此以前“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就瓦解了。雇主和政府的打击、内部组织的不健全以及它的混乱的思想造成了它的迅速瓦解。欧文和左翼之间的纷争甚至严重到这种地步，为了不让他的反对者发表意见，他竟不惜停办工会的刊物。罢工和停工几乎都失败了。伯明翰的“基尔特大楼”没有造好就停工了。会员人数减少的速度恰如它过去增加时一样快。等到8月间召开的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全国各业统一工会”的时候，它不过是接受既成的事实而已。
看来工人运动似乎遭到了一次惨败。不过，这个运动并没有结束，不过是告一段落而已。工会运动并没有随着“全国各业统一工会”的垮台而停止。各个工会仍然存在，尽管它们会员人数比以前减少了。陶器工人工会甚至反而变得更强大了，它在1835年还获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工人的希望和目标仍然未变，而且他们对实现这种希望的道路变得愈来愈现实，它原来所具有的乌托邦的色彩日益减少。此后不到两年，就出现了宪章运动的最初信号。但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次足以说明辉格党政府本质的事件。
对旧济贫法所带来的恶果没有人有任何怀疑，尤其是它在所谓斯皮恩汉兰德工资制下从户外救济变成工资补贴之后。它使得数十万工人，特别是在农村中，沦为教区农奴的地位。它压低了工资。它常常造成一种对济贫法救济委员的卑躬屈膝的依赖情况。然而，这并不是济食法在1834年遭到抨击的原因。统治阶级也不喜欢它，首先因为它太费钱——当时每年大约要为此支出700万英镑，而且这个沉重的负担完全落在最贫困的数区的身上。更坏的是因为它延长了小生产和家庭工业的寿命，使它得以和工厂生产分庭抗礼，从而堵塞了资本家所渴望的廉价劳动力大量流入工业城市的来源。它使得收入下降到每周五、六个先令的手纺工人和手工匠还能苟延残喘，而农场工人在冬天农闲时不离开家乡到新开辟的城镇中也能勉强维持生活。
1834年的新济贫法结束了这种情况，它摆在他们面前两条可怕的道路：就是如果他们不愿挨饿，那他们就得进工厂或是进劳动院。新济贫法以规模更大也更严酷的“协会”来代替原来的教区。救济金完全掌握在一心只顾节省开支的纳税人所选出来的代表手里，这些人有一个含有讽刺性的称号：“贫民保卫者”。新法令废除了户外救济，并通令救济金只能在劳动院内分发。这些劳动院是在“更为不合标准”的原则下开办的，那就是说院内的生活一定要比外面任何地方都要坏。这个新法令的起草人（也是以后几年中该法令的主要执行人），毫无人性和同情心的改良派爱德温·查德威克的解释说得很明显：
“劳动院制度意味着一切救济要通过劳动院，它的目的要使劳动院成为一个受拘束的、令人生厌的地方。住在里面的人没有得到监工的书面批准不得外出或接见来访的客人；他们不准喝啤酒和抽烟，使他们尽力劳动；它使救济金管理人员成为最严厉的工头和懒人与游手好闲的人所碰到的最吝啬的出纳员，这样穷人除了万不得已外不会来请求救济。”（哈蒙德著《喑淡的时代》，第114页。）
最令人感到痛恨的残酷行为就是拆散进入劳动院的人的家庭：劳动院规定男人、女人和小孩不得住在一起。这样做，一部分原因是怕他们太舒服了，一部分是由于受到了当时流行的马尔萨斯[5]理论的影响，有钱的人害怕人口的迅速增长。马尔萨斯理论在边沁派激进分子中间的影响尤其大。在过去，他们还常常和工人阶级的进步派进行合作，由于他们支持1834年的新济贫法，这种合作终于破裂了。
这个新法令首先在英国南部和东部的农业地区实行。那里的工人没有组织，同时因为长期受到贫困、失业和镇压，他们的情绪低沉得不能进行有效的反抗。在肯特、索福克、贝德福德及其他等地均发生暴动。许多地方出现了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后来与宪章运动结合在一起。在这些年代里，发生了大批的纵火案件，受害者一般都是所谓“贫民保卫者”，另外从1844—1852年间在东索福克地区劳动院中有807人受到伊普斯威奇巡回法庭的审判。从上述情况看来，这些反抗行动常常是个别的顽强的人所进行的游击式的斗争。
新济贫法在农业地区所造成的一个显著的结果，是成批地雇用妇女和儿童进行耕种的人数有了惊人的增加。这就产生了令人发指的虐待行为，以及在普遍雇用女工和童工的地区造成死亡率的剧烈增加。例如在魏斯贝赫地区儿童死亡率已增加到和曼彻斯特一样高了。
1837年英国政府想在英国北部实施新法令，于是真正的斗争开始了。1835年科贝特逝世后，约翰·费尔登、理查德·奥斯脱雷[6]、被开除的美以美教派牧师詹姆士·雷纳·斯蒂芬斯、弗格斯·奥康诺和许多地方上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领导着群众对监狱和“莎美西故宫三显贵”（济贫法委员们的绰号）展开了斗争。他们得到全体工人的支持——不仅有1834年统计的84万手织机工人，而且还有由于间续不断的长期失业也有被投入劳动院危险的工厂工人。广大群众拥护斯蒂芬斯的这种论调：
“应该而且必须早在父子夫妻分离、监禁、吃‘薄粥’之前—在妻子或女儿穿罪衣之前——早在这种事件之前——将新堡付之一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熄灭这种火焰，那就是用全体支持这个法案的人的血来将它浇灭。”（《北星报》，1838年2月10日。）
他在另外一段文章里详细地证明：以色列人在埃及所身受的奴役，较之于英国人在他们自己国度里所受的待遇，是仁慈得多了。
许多地方，大街上都发生了骚动和战斗，劳动院被拆掉了，在别的地方“贫民保卫者”吓得不敢建立劳动院或坚持严格执行济贫法所规定的宣誓的要求。最后，兴建了监狱，可是反抗运动的声势浩大，以至在大部分地区都不可能十分严格的实施这个济贫法。不论在农业或工业地区，户外救济始终没有完全取消，虽然救济的数目很微薄，而且愈来愈使人感到屈辱。
同时，继美国戏剧式的经济大风波后，从1836年开始的大道条，到1837年更加恶化了，给工业地区带来了饥饿和大批的失业。像翻砂和锅炉制造等工会已经发给它们会员失业补助金，由于工会经费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不免捉襟见肘。陶器工人工会在1837年举行罢工失败而告崩溃。事情愈来愈清楚了，当时的情况需要一个新的运动，把各个分散但相互有关的骚动—要求议会改革、反对济贫法、要求出版自由、要求十小时工作制以及争取工会权利—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全国性的团结，并订出一个各方面全都同意的统一纲领。正是因为这一需要，因为工人们认识到每一个斗争都是工人和他们的敌人所控制的国家的面对面的斗争，才产生了宪章运动。
1836年夏天，议会改革运动向前迈进了一步，看来虽然只是微小的一步，罗维特和他的朋友们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最初它有33个会员，其中包括约翰·克利夫、亨利·赫瑟林顿、詹姆士·华生和罗维特自己。在伦敦时它每月要征收1先令的高额会费，加上关门主义的倾向，它一直是一个活跃的工人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小集团。但它的影响却很大，并且当它蔓延到各省的时候，它的会员人数就扩大了。克利夫、亨利·文森特和其他“传教师”巡游全国各地，到了1837年，包括最大的城市在内，全国已建立了100多个工人协会。到了1838年初就发展到150个，其中许多都拥有大量的会员。
“伦敦工人协会”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在1836年年底出版了一本具有历史性的小册子，书名为“腐败的下议院”。它断言有两个因素垄断了议会，一个是地主利益，一个是资本家的利益，二者同样敌视工人：
“假使拿我们过去为了维持我们糊口活命的工资与豪官阶级和商人阶级所作的斗争，和拿他们获得部分政权后所通过的臭名昭著的法令作为他们对待我们态度的标准的话，那末我们对于他们完全获得政权以后的行为不能存有什么幻想，正如我们不能对以往和我们斗争的暴君不能寄存任何期望一样。”
接着，小册子又对议会中的各个集团作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对资金集团、地主集团、财阀集团、贵族集团、陆海军军官集团、放高利贷者和工业家集团，总之，除了工人以外对每一种人都做了分析。这本小册子还揭露在6，032，725个成年男子中，只有839，519人有选举权，而且选区的安排也不合理，151，492个选举人控制着大多数的议会席位。这些都是煽动者的很好的资料，不久更创办了新的激进的报纸，如《北方解放报》、《战士》，尤其重要的是《北星报》。这些报纸把上述的情况和类似的事实真相在英国北部广为传播。
1837年2月28日，在海滨“皇冠和铁锚酒家”举行一次会议，提出了一个包括六点要求的请愿书（这个六点要求日后形成了人民宪章），当场就有3，000人签名表示赞同。是年5月和6月里，“伦敦工人协会”的领袖们和一群激进派的议会议员之间开了会。会开得并不热烈，不过最后大家同意根据六点要求起草一个法案，其“六点”要求如下：
确定男子普选权，
议会每年选举一次，
不记名投票，
国会议员应有薪俸，
取消国会议员的财产资格，
选区平等。
这个法案的草案是罗维特在普雷斯的协助下拟成的，如今人民宪章已万事齐备，只缺少正式的名称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促成了全国运动的形成。1837年4月，格拉斯哥棉纺工人罢工反对削减工资，但因全体罢工委员被捕而遭到失败。委员们被控为对不进行罢工的工人进行暴力和恐怖行为，在难以凭信的证据面前，有5个人被判处7年流刑。整个工会和政治运动联合起来抗议这个判决，觉得这种判罪和4年前打击工会运动的托尔普都尔案件并无分别。1838年，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要审查工会组织，整个的工会运动警惕起来。他们委任了一个以罗维特为书记的“伦敦各业混合委员会”来指挥这起案件。最后，政府觉得情况不妙，不如把全案不了了之。从托尔普都尔案件和“新济贫法”以来群众的觉悟就渐渐提高了，这个新的打击最后教育了群众，并开始使伦敦的领袖们与北部的工会运动者建立了紧密的有效的合作。
3．人民宪章的发动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发展，是自从选举改革法案的斗争结束以后，实际上已停止存在的“伯明翰政治联盟”到了1837年春天又重新复活了。伯明翰和伯明翰附近地区的阶级情况是很特殊的。这里中等阶级特别激进，但由于当地工人的小规模家庭式的和包工性质的生产，他们和工人还没有显著的区别。结果，他们组成了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本力量，但以中等阶级为领导的巨大的群众运动。这时期的突出人物是托马斯·阿特伍德。他是银行家兼伯明翰的国会议员，他利用改革运动来宣扬他自己的货币计划。恰如普雷斯所说：“这个计划只有很少数的人了解，而凡是了解的人又都不赞成。”
伯明翰的激进分子在指挥政治运动方面，具有高度发展的技巧，这一点是罗维特和他的朋友们所望尘莫及的。如组织大规模的请愿，召集代表会议，庞大的群众集会，偶尔搞一次适可而止的暴动，以及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引向一个仔细准备好的高潮—在这些方面，他们都是老手。到那时为止，他们一直控制着他们所发动起来的运动。伯明翰政治联盟发展迅速，在7月里参加集会的人数已达5万人。他们批准了阿特伍德的币制计划，并通过了一项改革纲领，这个纲领距离后来的人民宪章的要求仍然很远。
到了1837年的年底，这个联盟向前迈了一大步，使它的政治纲领和“伦敦工人协会”的政治纲领完全一致，并提出了一个由《伯明翰日报》编辑道格拉斯起草的“国民请愿书”。这个请愿书和最后在1838年5月8日发表的罗维特所草拟的法案合并成为宪章运动第一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两个文件适切的在暴风雨的中心格拉斯哥的人民的面前提了出来。当时格拉斯哥的人们在纺织工人罢工和罢工领袖的被逼害后余怒未息。在格拉斯哥集会的人数达15万人，其中许多是从附近城镇和乡村赶来的。人群向阿特伍德、纺织工会领袖詹姆士·爱姆奈许和伦敦来的代表们欢呼。人民宪章在形成中。
初看起来，一切似乎没有什么多大的新发展，仅不过是伦敦手艺工匠和中等阶级激进分子另一次议会改革运动而已。然而事实上这里已经发动了一个有决定性的步骤，它使英国工人阶级这个为时10年之久的宪章运动成为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人民宪章空前地在思想上得到了工业地区的群众的拥护：当这个运动从伦敦和伯明翰蔓延达到兰开夏、约克郡和格拉斯哥时，它已不再是一小群人的所有物，而成了整体阶级的财富了。一个由新的领袖指导的新的运动掀起来了，把人民宪章从罗维特和阿特伍德谨慎的手掌中夺了过去，成为人们一切希望和志愿的奋斗目标。所有的人都把它当做一个使他们摆脱压迫和痛苦的手段。奥布林写道：
“有了胜过法律的权力，凡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人民就都可以做到；而没有它，他们将什么事也不能做。”（《穷人卫报》，1833年11月30日。）
“六点要求”被看作是导致新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用哈尼的话说：
“我们要求普选权，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权利，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的国家带来自由，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幸福。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引自萨尔姆·杜德著《当英国站起来的时候》，第23页。）
全体劳动人民需要一种新的生活：对于新生活的详细内容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人民宪章是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那是所有人民都能同意的。因此宪章把整个工人阶级结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联盟。
其次，宪章运动把业已存在分散的反抗运动和不满的骚乱团结起来。希望享受民主和教育的技艺工匠，为生活工资、工会权利和十小时工作制而奋斗的产业工人和为了生存的权利而斗争的手织机工人都拥护“六点”宪章。也许最重要的还是，在当时宪章运动和反抗万恶的济贫法的全国性斗争结合起来，并把这个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政治水平。
我们也许可以总括一句说，在宪章运动时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具有三个主要的趋势。第一，工会保障在职工人的斗争—争取合理的工资，较短的工作时间，取消专断任意罚款和严厉的工厂纪律的压迫，和取得工会及其活动合法存在的权利。第二，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起源于中等阶级，但一到工人们手里以后很快就具备了新的内容。自从1832年来，工人们有一个日趋坚决的信念，就是作为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在社会上他们应该掌握政权，这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一个新“特性”。这个坚定的信念联系着第三种趋势，即前曾经提到的日益增强的社会主义思想。宪章运动的纲领从来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当在宪章派的群众中散播了社会主义思想以后，群众了解到“六点”本身不是斗争的最终目的，而是彻底改革社会的第一步，等到工人获得政权以后，就可改变社会使自己的一切希求得到满足。
如果有人在融和与澄清这个理想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的话，那末这个人便是“人民宪章运动的导师”奥布林。十多年来他主要通过《穷人卫报》和《北星报》，在群众中传播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他后来也犯过错误，但无论如何他在人民宪章运动孕育时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无论是在以前或在今后，英国工人都不会比现在更有理由表示不满。在这些年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罪恶已经达到了顶点，绝对需要改善，但是却没有采取任何改善的措施。新兴的工业城市的发展毫无计划，在这些城市里生活条件差，卫生情况非常恶劣。用水和空气同样的污浊。在采用机器，加强了劳动强度的地方没订出关于调整时间或改善工作条件的规章制度。最后一代的数十万手工工人的生活濒于绝境，由于他们竞争的结果，工厂里产业工人的工资也降低了。由于英国资本主义面临到有史以来最长久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了广泛的失业，以致更加剧了情况的恶化。大家常说的“饥饿的40年代”并不是一句口头禅，而是悲惨的事实。
那时的死亡率反映了这个危机的惨状。1730年，每1，000人就死亡33人以上，以后逐渐降低，到1810年降至19.98人。但从1810年起，下降不仅停止而且．回升，到1840年再度增加到每1，000人死亡率为20.80人[7]。人口虽然继续增加，但增加率在1820年左右以后显著下降，而且继续下降到60年代。
然而这种生活日益悲惨的事实，只不过是当时情况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时期不但觉悟到它所受的奴役和压迫，并且也觉悟到本身的力量和他们改进社会的巨大潜力。当时情况和未来的前景之间的对比更明显了。宪章运动是这种进一步的觉悟和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表现。
虽然如此，我们决不能就此认为工人阶级已经是一个充分成熟，组织完善的阶级了。因此我们必须对宪章运动及其主要组成团体，作一些分析。这样的分析，比传统式地把宪章主义者分为“道义派”和“实力派”（这种分法是容易使人误会的），更能使我们了解宪章运动的力量和弱点，以及它内部发生矛盾的原因。
首先，就是由中等阶级和下层中等阶级的激进分子组成的重要集团，他们和过去一样希望他们在辉格党里的斗争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现在主要是根据他们对1834年济贫法的态度来划分他们之间的界线。休谟和格罗特所领导的边沁派激进分子支持新济贫法，他们的主要愿望是使资本主义摆脱封建残余制度的阻碍而获得自由发展，但是唯有反对新济贫法的团体才参加了宪章运动。我们已经看到休谟和格罗特所领导的这个集团集中在伯明翰，不久斗争的发展使他们失去了对伯明翰工人的领导地位，于是他们脱离了运动，而渐渐趋向于废止“谷物法”的纯小资产阶级要求，这要求的基本愿望是要用减低面包价格的方法来减低生产成本。
在这集团左边的是罗维特、赫瑟林顿、克利夫和其他等人所领导的手艺工匠，他们是“伦敦工人协会”的基本队伍。他们了解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必须在斗争中居领导地位。可是由于他们比较优越的地位和脱离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使他们不可能摆脱坚持合法行动的观点，使他们不知道怎样和新工业区的文化程度较低但却更具有战斗性的工人们一起工作。所以纵然宪章运动在萌芽时代须归功于他们的积极领导，但当运动发展起来以后，他们渐渐变成运动的阻碍和分裂的原因了，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具有很大的勇气和正直的人格。在行业工会中也有许多产业技术工人具有和他们相类似的观点和情况。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这些团体是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领导的主要力量。整个宪章运动的弱点在于比较具有战斗性的分子在这个阶段中不能产生自己的领导人来领导全国的运动，而必须依赖像奥康诺，泰勒和麦克杜尔两博士以及欧内斯特·琼斯这些人。他们的观念，虽然在许多方面比罗维特和他的朋友们为进步，然而总是带着上层或中等阶级的色彩。这个弱点在全国领导机构处于紧要关头需要当机立断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地方上工人阶级倒有很多杰出的领袖，例如布腊德福德的梳毛工人乔治·怀特，哈利法克斯的本杰明·腊希顿，莱因下亚士吞的理查德·皮林，巴恩兹利的弗兰克·麦费尔德和伊普斯威奇的木匠威廉·加勒尔德。宪章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地方上的领导一般地比上层领导要强。不管宪章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绝不是因为群众缺乏斗争精神。
宪章运动中的杰出人物弗格斯·奥康诺是运动里一切矛盾的象征。他原来是一个爱尔兰的破落地主，他过去的主要历史是曾参加过1798年的民族解放斗争，后来他成了处于绝境的广大手工业者的代言人（手工工人这时在人数上依旧是工人阶级里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可以算作宪章运动里的第三个力量）。他们主要是通过反抗济贫法的骚动参加到宪章运动中来的。奥康诺主持的《北星报》最初就是反对济贫法斗争的机关报，后来才成为宪章运动的报纸的。应当注意的是，该报出版于里子，因为西雷丁区是手织工人的强大堡垒和反抗济贫法斗争的中心。
他们是宪章运动中最活跃的力量的主要部分，这些人在早年参加过大规模的运动和火把游行。这些处于穷途末路的人随时准备斗争，但他们的人数在逐渐减少。由于他们的悲惨遭遇，他们是一股力量，可是他们向往过去手织工人的工人侧身劳工贵族之列的兴盛时代。许多人还能记得在早年——约在1800年——他们每星期能赚到20先令或更多一些，但到了30年代的后几年间，一般的工资只有6先令或7先令了。他们的情况清楚地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英国工人阶级依然是一个新的阶级，依然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手工工人依然在缅怀过去，希望再回到过去的好日子中去。迟至1851年的户口调查的数字表明，所有的大城镇里从外边迁移来的人口仍旧多过当地人，这个事实说明英国工人阶级是怎样的不成熟。
成千上万的爱尔兰移民，在外来人口中占着一个重要部分。1841年单兰开夏一地就有133，000人，1841年和1851年间，据估计又有50万人来到英格兰和苏格兰。他们大多数属手织工人或非熟练工人，因此在运动中他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逃避饥饿和贫困的难民，他们来的地方比英国任何地方都更要贫困。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常常愿意接受远低于当地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于是当地工人总是仇视爱尔兰人，认为他们影响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爱尔兰人带来了斗争的传统和对政府的憎恨，常常欣然加入工会运动。有一个雇主抱怨说：
“爱尔兰人比较喜欢闹事，常常提出无理的要求，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并且用罢工或恶言来强迫雇主接受他们的要求。”（哈蒙德著《暗淡的时代》，第38—39页。）
对英国工人运动，爱尔兰提供了杰出的人物，如道尔蒂、奥布林和奥康诺。同时爱尔兰工人在宪章运动中占据着光荣的地位，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爱尔兰人大同盟”在英国的支部常常作为有组织的团体参加斗争。取消英格兰和爱尔兰联盟的要求，在宪章运动的纲领中占居着显著的地位。
最后，还应当谈一谈受雇于工厂生产的工人群众。他们是运动中最进步的部分，在他们的队伍里，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是最一致的。他们是宪章运动大军中最坚定和最可靠的部分。可是他们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第二，和前面的缺点有着密切关系的是，政治运动与工会之间的脱节。个别的工会成员也许而且也常常是宪章运动的支持者，但是工会作为组织却袖手旁观。他们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政治斗争不是它们的正当任务。地方工会倒常常给宪章运动以较多的直接支持，例如亚伯丁的各工会都参加了1843年8月欢迎奥康诺的游行。他们在“队伍整齐的面包工人联合会的率领下，高举着工会旗帜，穿红色衣衫，包着华丽头巾。”（《宪章运动在亚伯丁》原稿。）
矿工可以看作是运动中有关系但又稍有不同的集团。宪章运动在所有的矿区中都得到了热烈的支持，武装起义的思想也以在矿工中间最为强烈。
从所有这些情况看来，宪章运动不是一个简单的，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运动。各方面团结一致，才有可能进行宪章运动，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团结，原是各种特殊境遇的结果，同时团结中的意见分歧又导致了严重的内部矛盾和混乱。团结因素的消灭引起40年代后期宪章运动的迅速衰落，并且使得这个运动在1848年以后不可能再从失败中恢复过来（这次失败从表面上看，并不比1839年或1842年的失败更彻底或更有决定性）。
但是在1838年的时候，胜利似乎已在眼前，大多数人以为在几个月内，最多不出几年人民宪章就会成为法律。随着5月21日格拉斯哥举行的集会，所有的大城市都举行了同样的集会：在新堡集会的群众达8万人，布拉德福德有10万人，伯明翰有20万人。声势最浩大的要算是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开沙尔—摩尔的集会，在那里参加的人数约达25万人，无怪梅科伯说，“这可能是英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政治集会了”。这次集会是在星期一举行的，该地区的工厂全数因而休业。
冬季来临的时候，兰开夏和约克郡的几十个城市都举行了火炬集会。在所有这些集会上，都搜集了请愿书的签名，并选出代表去参加春季将在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将为整个运动的领导机构和团结中心。
由于“通讯法案”禁止成立具有地方支部的全国性组织，要创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党是有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宪章运动报刊就有了重要的意义。在约有十多种的地方报刊中，以奥康诺的《北星报》影响最大。它的报导和政治论文使全国的每个角落都联合起来。它的平均销路在1838年就高达10，900份，1839年春季更升至48，000份。在这个时期（以往和以后也是如此），发行一份独立的工人报刊是推进工作的必要条件。
代表大会和提呈请愿书的时期渐渐临近了，人民的情绪更激昂了。工人们开始训练和武装起来，有时武装出席开会。领袖们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倘若议会拒绝我们的请愿—这是很可能的—那末应当怎么办？”罗维特和他的支持者的答复是：
“主要的是组织，交纳会费（其中一部分应当用于文字宣传和讲演上）以及教育群众进行自我改造，因为这是社会和政治幸福、贤明政府和纯洁高尚制度的唯一的伟大泉源。”（萨尔姆·杜德著《当英国站起来的时候》，第34页。）
“伯明翰政治联盟”也主张采用和平和合法的手段，但比较强调煽动群众进行骚乱。少数极左派就已经提出，最后必须准备通过武装起义使人民宪章获得通过。奥康诺和绝大多数的领导们都拒绝这种作法，可是他们自己又没有明确的办法。有些人希望单靠革命的威胁，而不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就能获得胜利。另一些人则侈谈总罢工，但也提不出明确的目的和具体的办法。
结果是，到了2月4日在却林十字路口附近柯克司浦街“英国旅馆”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反复讨论这些问题，做不出任何具体的决定。最后在5月才通过了一个折衷的决议案，宣布政府正在武装富人来对付穷人，并说根据宪法人民有武装自己的权利，但是该决议案一再强调轻率地或在时机未成熟时使用武力的危险，实际上等于不主张行使这个权利。
可是政府却毫不犹豫。军队开到了曼彻斯特、约克郡、诺丁昂、南威尔士和其他闹风潮的中心地区。政府一边宣布携带武器为非法，同时却积极准备武装上层阶级作为特别警察。接着一批人被逮捕了，其中有亨利·文森特，他是代表大会的重要人物，这时正在南威尔士和西部地方主持一次如火如荼的骚动。代表大会感到本身受到了威胁，等到把有1，250，000人签名的请愿书在5月7、日送交议会以后，便决定迁移到伯明翰去，以便和运动的核心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代表大会受到了伯明翰工人的热火朝天的欢迎。这时阿特伍德和其他右翼代表们早已离开了代表大会，一批比较果断的人，代替了他们的位置。大会决定准备在圣灵降临节那天各地同时举行会议，以提醒政府请愿书是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的。代表们回到自己的地区进行准备，代表大会宣布休会到7月1日。
复会后，在伯明翰的“赛牛场”里，几乎连续不断地举行群众大会。7月4日的大会，被特地从伦敦调来的警察，仗着军队作后盾，野蛮无理地驱散了。参加开会的麦克杜尔和泰勒遭到了逮捕。代表大会提出强硬抗议以后，罗维特和科林斯也随着遭到逮捕。7月12日，议会以235票对46票拒绝了请愿书。7月15日，警察的挑衅行为引起了伯明翰群众暴动事件，店铺和堆栈被纵火烧毁。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这次虽有相当的破坏，却没有发生掠夺抢劫的事情。
这些事件引起了普遍的混乱，各地武装和操练的消息频传。贴在莱因下亚士吞数堂门口的一张布告可以反映当时群众的情绪：
“亚士吞的人们，要不‘大家都有面包吃’，要不就‘大家流血’。准备好你们的匕首和枪，你们的矛和孔格雷夫火柴[8]。大家整队前进，没有面包就流血，不能活着就死掉。牢记着，1，280，000人要求面包的呼吁被讥笑为可笑的诡计。啊，你们这些专制魔王！你们认为你们的监狱能够阻挡了我们吗？”（霍佛尔著《宪章运动》，第158页。）
早些时候，有一个宪章运动的使者，即陶器工人工会的约翰·理查德，在他的报道里发表了一个类似的决议案：
“在里克，我看到工人们的生活已经降低到人类天性难以容忍的限度。许多人公开说，他们每天劳动15小时，最多每星期也只能赚得7至8先令……我恐怕‘和平、法律、秩序’的格言他们是听不进去的，在那些地方的流行的语言是……与其饿死，不如在刀下丧生。”（霍佛尔著《宪章运动》。第131页。）
7月16日，代表大会在一个出席人数极为可怜的会议上决定从8月12日开始举行总罢工。但没有采取任何实现这个决议的措施，代表大会和工会之间似乎没有联系，如果没有工会的支持，总罢工当然是无法实现的。7月22日，这个决定改变了，改为采取示威罢工“二天或三天，以便集中全部时间作庄严的游行和集会”。这个决议获得了兰开夏和约克郡许多地方良好的反应，特别是在杜兰郡，那里许多矿工都停止了工作。
这个承认软弱的退却，鼓励了政府，8月里政府开始大批捕人。不久，几十个宪章运动者被投进了牢狱，其中包括运动的许多领袖。面对着这个打击，代表大会因缺乏领袖只好在9月12日宣布解散。大会没有再做出任何其他的决议。但宪章运动并没有因为这个镇压和这个退却而消灭，它转入地下活动，许多秘密的委员会开始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这里我们进入了宪章运动史上最暧昧不明的阶段：知道事实的人从未讲起过，而所有当时的记载又都充满了矛盾和不足征信。
看来各方面似乎制定了计划，准备以布拉德福德、南威尔士、伯明翰（或者还有其他的地方）为中心，在1839年底一同起义。但只有威尔士酝酿成熟，首先举事。11月3日，几千来自蒙默思河谷的矿工进入了纽波特，希望来一个夜袭占据该城。天雨和黑夜延迟了进军的队伍，等他们在晨光稀微里到达纽波特时，他们遭到了埋伏在西门饭店中的军队致命的攻击。他们猛攻该饭店达20分钟之久，终未攻下，结果14人被打死，50多人受伤。以后几天内，有125人被捕，包括他们的领袖约翰·弗罗斯特，他是当地的一位有名的人物，曾经做过纽波特的市长。
如果纽波特起义成功，这可能成为南威尔士和其他地区总起义的信号。在审讯弗罗斯特时，有人作证说弗罗斯特曾经说过：
“他打算把桥炸断，阻止威尔士的邮件达到伯明翰。他说，那边的代表们将在邮件脱班后等候一小时至一小时半，倘使邮件不来，他们就攻打伯明翰，从那里再蔓延及整个英国北部。”（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158页。）
11月3日后，各地断续计划起义，可是由于他们彼此没有联系，而一无收获。虽然设菲尔德于1月11日发生了袭击警察局的事件，同时在布拉德福德也有起义的计划，可是他们的领袖们被暗探告密而被当局逮捕。这时，警察派遣的暗探在运动内部十分活跃，由于他们的告发，许多人被捕了。到了春天，将近500个宪章运动的领袖关入监牢，其中有奥康诺、奥布林、罗维特、斯蒂芬斯、本饱、罗伯特兄弟和文森特。
在纽波特起义后，宪章运动者的活动一连有好几个月集中在为被捕者的辩护上，尤其是弗罗斯特和其他纽波特的领袖们，因为政府以谋反罪向他们提起公诉。宪章运动者发起筹募“辩护诉讼基金”，当弗罗斯特、泽法奈亚·威廉斯和威廉·琼斯被判处死刑时，成千上万的人在抗议书上签名请愿。群众的情绪非常激昂，政府找了一个法律上的借口趁机下台，把死刑改为流放。在此以后，骚动减少了。从1840年起，反动势力似乎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大多数领袖都被关在监狱里，许多宪章派的报刊停止出版，虽然《北星报》还依然存在。看起来宪章运动好像从此结束了。
4．宪章运动的复兴和衰落
在1840年中，监狱内外的宪章主义者作了深刻的反省。结果，他们认为他们缺少一个具有集中领导并和工会运动具有更密切联系的更为坚强的组织。因此当宪章运动在这一年年底恢复的时候，它开始具备了比较明确的工人阶级性质。伯明翰中等阶级激进分子已经脱离了运动，同时罗维特和科林斯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和大多数“伦敦工人协会”的老人搞教育计划去了。这些计划后来大部分都流产了。
新思想的主要结果是组织了“全国宪章协会”，这个协会可以说是头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党。加米季在他的《宪章运动史》中写道：
“协会的基础自然是人民宪章；大家同意只能用和平和宪法上规定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凡愿人会的人，只须他们宣称赞成协会的原则，就可以加入协会为会员。入会者有一张会员证，每季更换一次，每张会员证收费两便士。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员以每10人为一组，每组有一个组长，由执行委员会指派。执行委员会由7人组成，其中包括一个秘书和一个司库……执行委员会和全委会一样，每年选举一次——前者由全国会员过半数票数选出。”（第197页。）
“全国宪章协会”的章程措辞委婉而谨慎，极力避免触犯政府取缔“通讯会社”的法律。尽管如此，它还是发展得很快，在1841年底它已拥有282个分会，第二年它的会员人数已达50，000人。所有会员是否都能每星期按期缴付1便士的会费，我们还不太清楚。这个组织的作用可以从第二次全国请愿书有3，315，752人签名这个事实上看出来。早在1841年5月就有200多万人签名要求释放弗罗斯特。
想把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结合起来的企图，收获是不大的，虽然麦克杜尔这时认真地设法在工会内部建立宪章运动的组织。协会也注意到选举政策的问题。由于选举权的限制在绝大部分地区，宪章运动者的候选人都没有当选的希望，同时在经济方面，他们也没有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竞选。他们曾经想用候选人第一次在国会议员选举场和群众见面时举手表决的办法。在这个场合中宪章派人物常常能够获得胜利，于是他们想到假使各地都采用这个办法，那就可以选出其正代表人民的议员。这个方案始终没有实现，但这再一次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民议会的概念在这个时期中被一再提出来。
宪章派的人物正确地认识到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是一个由全国一小撮少数人所选举并只代表他们利益的阶级议会。他们希望选举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标准的议会，这些议员即使不是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选出来的，也是由广大人民选出的。他们希望这个议会能独立工作，希望它的广大的代表性能够使它代替有钱人的议会。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他们始终没有面对这样的议会须具有强制力量的事实，但除非它成为一个具有足够力量和决心的革命运动的工具，否则它是无力行使它的权力的。因此，事实上他们没有面对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从旁边绕了过去。
在1841年，被捕的领袖一个一个获得了释放，宪章运动便又卷土重来。新的报刊出现了，宪章运动宣传员到各市镇去讲演，开始吸引愈来愈多的听众。他们和中等阶级的“反对谷物法同盟”展开了斗争，该同盟企图以降低粮价的诺言来骗取工人的支持。宪章派的策略是出席参加该同盟的会议，而当他们提出通过废除谷物法的决议时，就提出通过支持人民宪章的补充决议。宪章派常能控制该同盟的会议，揭露了雇主一面假装成工人的朋友一面忙于削减工资和维持过长劳动时间的伪善面目。
1841年8月30日，奥康诺从约克监狱释放出来，于是第二次请愿运动开始了。由于运动的巩固和加强，以及许多旧领袖已经脱离了运动，奥康诺当然就成了宪章运动的重要人物。这样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集中。运动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没有像过去那样的破坏作用。虽然奥康诺有着巨大的魄力和无限的精力，虽然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鼓动家，但他却缺乏组织和领导一个政党的能力。他虚荣心很大而且专断独行，最糟的是他没有固定的政治见解，同时他也不了解工业革命在英国所造成的变化。所以，他倾向于接近比较落后的工人，那些怀念过去的工人们。他把农民美化了，他所向往的社会主要是一个由个体农民组成的社会。在这方面，他和那些最近离开土地参加工业生产的千万宪章运动者的看法是一样的。这一部分人经常怀恋过去乡村中的生活，他们闭眼不看农村中饥饿和剥削的其实背景。由于他抱着这样的观点，所以在生死斗争的紧急关头，他对他的领导工作就不能胜任了。1839年发生的事情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领导导致1842年请愿运动的骚动方面，却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次提出的请愿书比1838年在伯明翰提出的还直截了当得多：它直接诉之于工人，而且表达了工人心中的悲愤。请愿书在提到了“济贫法”，讲到了国家每年花在供养皇后和皇室的庞大费用和控诉政府逮捕及虐待宪章运动者之后，请愿书接着写道：
“你们的请愿者控诉：劳动时间，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劳动时间，被延长到超出人们所能忍受的限度以外，在高温和简陋的厂房内进行非人的劳动，所得工资又不足以维持体力和取得因体力过分消耗而迫切需要的那些物品。”（比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2卷，第132页。）
在5月，这份请愿书送交议会，结果以287票对49票遭到否决。议会中的辩论要以马考莱的发言最值得注意，这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受人崇拜的文学大师，把资本主义对民主的态度说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我是反对普选权的……我认为文明是建筑在财产安全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决不应该把国家的最高权力委托给一个明显要严重和系统地侵犯财产安全的阶级，这样做是太危险了……请愿书要求最高权力；要求把全国各个团体的资本和积累的财富完全交给劳动阶级。这会造成怎样的结果，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马克斯·比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2卷，第135页。）
请愿书被否决了，代表会议面临了在1839年使它遭到失败的相同的问题。代表大会再一次表明，它无能力作出任何有效的决定。但至今继续6年之久的经济危机在各地都达到了顶峰。失业人数超过了100万。手织工人和织袜工人已濒于完全绝望的境地。工厂主和矿主一再削减仅够工人维持生命的微薄工资。8月初在拉纳克郡有20，000矿工开始罢工，该地工人的工资，在5年中从每日5或6先令降到了每日2先令6便士或2先令9便士。矿工工会书记于8月13日发表在《北星报》上的一篇文章说：
“煤矿和铁矿工人们的平均工资为7先令7便士半到2先令5便士半，可是劳动时间较他们在一年前每天得到9先令时还要延长1/3以上。”
理查德·皮林系兰开夏棉织工人的领袖，因参与了伟大的8月罢工而被逮捕，在受审时，他在法庭的被告席上陈述了他穷困的经过。他说他从前是一个手织工人，到了1830年，他的收入降到每星期6先令6便士，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进了工厂。在工厂里工人的工资一再被削减：
“1840年，制造业展主……通知我们工资要减低1便士。有些人会想，1便士算不了什么。但在一年当中积累起来等于5个星期的工资。……那大的削减以后，雇主还不满足，他们又减了我们1便士。此外又把每星期仅赚9先令的纺织工人的工资减少了2先令，把每星期仅得8先令的梳毛机纺工人的工资减少了1先令6便士。”（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181页。）
最后使他们忍无可忍的是，雇主又要求削减25％，于是工人一致决定坚持反抗到底：
“我工作的时间愈长，愈勤奋，我就愈穷愈苦，一年不如一年。到最后，我差不多已经精疲力尽。如果雇主再拿走我的工资的25％，那我与其在棉纺织厂一天工作12小时，只吃点洋山芋和盐慢慢累死，倒不如现在自杀的好。”（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183页。）
由于这些原因，在1842年的夏天，继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之后，暴发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6月和7月斯塔福德郡和窝尔维克郡的矿工和铁工首先罢工。一个矿场或一个铁工厂停工后，工人们就整队出发到邻近的矿场和铁工厂去动员该厂的工人罢工。整个这次运动常被称为“塞子骚动”，因为工人在这次运动中常常用敲坏锅炉塞子的办法来保证罢工。不久，罢工运动席卷全部北方工业地区，并且蔓延到苏格兰和威尔士。8月初，兰开夏的各棉纺厂，在斯塔莱勃立奇、亚士吞、海德也开始作同样的罢工。8月9日，曼彻斯特因周围市镇的工人联合进军也罢工了。伯尔尼利在这个月13日也开始罢工。不久这种风潮传到约克郡的陶器工业区和其他地区。
在罢工风潮发展的同时，它的性质也在发生着变化。十年来发生的事件已经教训了工人，他们知道单纯依靠罢工而不对社会进行政治改革，是不会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东西的。各地开会通过了“在人民宪章未成为法律之前，决不上工”的决议案。然而“全国宪章协会”并没有领导这些活动。他们碰巧选定于8月13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会议，在彼得卢周年纪念这一天为亨特的纪念碑揭幕，并讨论其他内部问题。代表们惊奇地看到这个城市处在罢工的状态中，于是他们急忙改变了他们的预定议程，来讨论当前新形势。过去的犹豫不决，立刻又重新显露出来。大多数代表对这次罢工都表示赞成，但是少数人已经认识到只有把罢工当作革命的第一步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其中之一就是麦克杜尔，他比他的同伴具有更丰富的工会运动经验。由于他的建议，会议拟就了一个宣言，如果他们采取了使其实现的措施，它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而动人的宣言：
“同胞们，你们兄弟们的鲜血，染红了普勒斯敦和布莱克本的街道，可是凶手们渴望得到更多的血。要刚毅，要勇敢，要做个好男儿！……我们完全准备好了，你们的义举将在3天内得到我们的全力的支持。……在这个生死关头必须坚决；你们要拥护你们的领袖；为我们的神圣事业而团结起来；让正义之神和战斗之神来决定成败吧！”（梅科伯著《1832—1852年的英国激进主义运动》，第240页。）
可是这个会议没有商得任何具体措施就散会了，任凭罢工在没有集中领导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更坏的是奥康诺在《北星报》上猛烈抨击麦克杜尔。他谴责罢工是“反对谷物法同盟”企图减少工资和转移人民对人民宪章注意力的阴谋诡计。
既无领导和组织，又缺乏经费，在这种情况下罢工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然而它仍然顽固地坚持到8月下旬，有许多地方甚至坚持到9月里。在布莱克本、普勒斯敦、哈利法克斯、斯塔福德郡北部的陶器业区和其他地区都发生了巷战和骚乱。当工人们被迫退却以后，政府便开始大批逮捕罢工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被捕者共达1，500人，其中约有700人受到审判。麦克杜尔是嫌疑最重的人物，而且受到了奥康诺的攻击，他不得不逃亡国外。
反动派再次获得了胜利，运动迅速地崩溃了。它的报刊销路一落千丈，“全国宪章协会”会员减至4，000人。在这次运动中宪章派领导的袖手旁观断绝了和工会合作的一切希望。果然，在1842年年底，市面繁荣虽然没有出现，但萧条景象却开始好转了。于是工会开始回到它的狭隘的利益打算上去，越来越多地注意职业问题而忽略政治问题。1842年经济危机是宪章运动取得胜利的最好而且恐怕也是唯一的机会，但是由于领导上的失策，致使坐失良机。
1842年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这事一部分发生在8月危机前，一部分发生在8月危机后。1841年年终，自由贸易主义者、教友派教徒约瑟夫·斯特季组织了“全体参政同盟”，企图为中等阶级夺回激进运动的领导权。该同盟采纳了全部“六点要求”，可是抛弃了它在宪章运动中所取得的阶级实质。斯特季赢得了几个前宪章派分子的支持，其中包括着亨利·文森特（监狱生活似乎摧毁了使他在1838—1839年成为最干练的鼓动家的精神）和在早年大力鼓励工人阶级采取独立行动的奥布林。
1842年4月和12月举行的会议，使斯特季遭到了失败，并部分地被孤立起来。“全体参政同盟”没有能够取得对大多数工人的领导地位，从而达到他们替代或破坏宪章运动的目的。但它还是吸引了一部分工人，特别是手艺工匠和熟练工人，他们觉得跟在中等阶级后面要比独立进行斗争来得安全和体面。
1842年的失败以及宪章运动的迅速崩溃，使奥康诺的思想转到另一个新的方面去，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又回到他的老想法上去——小农制度和建立农业试验场。1843年，他实行了他的“土地计划”，并邀请工人一同参加。
《北星报》发表了“土地计划”的目的是：
“购买土地，安置它的会员们，以向全国的工人阶级证明：第一，土地可以使他们摆脱资本家的压榨；第二，必须使人民宪章迅速获得通过，因为人民宪章通过以后就能使该会把在局部范围内取得的成就扩展到全国去。该会的基本目的是解放被奴役和被侮辱的工人阶级。”
当筹集了足够款项以后，他们举行投票选举，当选的人可以在“奥康诺区”或别的宪章运动者的试验场中领得一所房子和一小块土地。这个计划最为手艺工匠和刚刚参加工业生产的工人所欢迎。他们凑集了8万镑经费，开办了好几个试验区。这些试验农场全数失败了，因为全部计划完全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但在40年代中间，它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是在困难时期中它维系了运动。
宪章运动第三次和最后一次的复兴是在1847年，当时它处在一个新的而基本上不利的环境中。过去使全体工人阶级团结在人民宪章周围的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熟练的和有组织的工人转向狭隘的工会活动的倾向现在已经很明显了。由于宪章运动的压力而获得的胜利果实也助长了这一倾向。1847年夏季通过的“十小时工作制法令”就是广大群众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但是这次的骚动主要是由人道主义的保守党人如理查德·奥斯脱雷和谢弗特伯雷勋爵领导的。这个法案的通过使许多工人产生了不通过政治斗争，用其他方法也能达到他们目的的思想。同样，虽然宪章运动者对“反对谷物法同盟”进行了斗争，但还是有许多人受了廉价粮食宣传的影响，把1846年废除谷物法看成是政府的一个重大让步。
同时，资本家也用很小的让步收买了部分工人，叫他们脱离运动。1837到1842年的长期危机到此结束，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大好时代正在开始，它只在1847—1848年受到一次虽然剧烈但为时甚短的经济萧条的阻碍。这时候铁路扩张正方兴未艾，工厂生产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出口业在迅速地发展。大约从40年代中期以后，有组织的熟练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似乎有了一些改善（但非熟练工人的境况还是和以前一样）。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曾为宪章运动大军重要骨干的庞大手工业工人群众，现在正进入了他们衰落的最后阶段。他们不再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了。
由于这些原因，人民宪章已不再能代表整个工人阶级了。它变成了非熟练工人和富于战斗性的在政治上进步的少数派的事业。这也许正是宪章运动的最后衰亡与它在政治认识上的突飞猛进同时发生的原因。少数派从以往的经验里取得了教训，但是已经太迟了，这时候已不可能再掀起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了。所以当1847—1848年宪章运动再次复兴的时候，它的基础比以前更加狭窄了。
1845年，宪章运动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欧内斯特·琼斯。他的蓬勃的精力和魄力很快使他成为一个杰出人物，他了解必须有组织，也懂得宪章运动是一个阶级力量，这种认识在宪章派领袖中还是少有的。琼斯和乔治·朱利安·哈尼是宪章派中两个最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物，他们吸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大部分的科学观点。
1847年宪章运动复兴的那年正逢议会进行大选，奥康诺在诺丁昂选举中获胜，而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宪章派国会议员。在诺威治有一个宪章派人物几乎击败了惠灵吞公爵的儿子，相差不到100票。可是琼斯、哈尼和其他等人在选举中都不很成功。奥康诺当选的重要收获便是他在议会里为爱尔兰问题所作的斗争，使宪章运动者与爱尔兰的民族运动接近起来。爱尔兰运动，自丹尼尔·奥康奈耳逝世后，经过了改组斗争性大大加强了。
那年秋季，兰开夏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爱尔兰的饥荒（饥荒的原因与其说是洋山芋歉收不如说是因为农民们遭到地主们的掠夺）正在发展成为灾难。失业的人数在逐渐增加。“全国宪章协会”开始恢复了，并且策划草拟一份新的请愿书和召开一个新的代表会议。这恐怕正是这个运动弱点的象征，它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内容，而只是重复过去已经失败了两次的老办法。
然而2月里法国革命爆发了，革命迅速地席卷了全欧洲，给了宪章运动复兴以巨大的推动力。在伦敦和格拉斯哥，失业工人举行了巨大的示威运动，并发生了持久的暴动。政府立刻乘机把宪章运动和暴动与外国革命混淆起来，在上层和中等阶级里制造恐怖气氛，这甚至于也迷惑了一部分工人。
第三次的请愿运动就是在这种空气中进行的。他们决定在4月10日将请愿书递交议会，打算先在坎宁顿草场召开一次盛大的集会，然后整队向威斯敏斯特出发。但政府巧妙地利用了它和报刊所制造的紧张气氛，借口有人在阴谋政变，调集了大批军队和上千的特别警察。依仗着这种武力，政府宣布坎宁顿集会或者可以准许召开，但不准结队游行到威斯敏斯特。面对着这个威胁，宪章派领袖们只得决定取消游行，以免造成流血。结果这个有1，975，000人签名的请愿书竟由一个人数很少的代表团送交议会，这大大违背了奥康诺以前的主张和群众的期望。政府非常得意，因为它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
假如4月10日是一个重大的失败，这还不是资产阶级对宪章运动的神话所想象的那样最后的失败。富有战斗性的领袖们——琼斯、哈尼、基德、麦克杜尔和其他各人——并没有气馁。他们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那就是运动需要一个更坚强的组织，没有这种组织而仅靠骚动是不会得到永久性的效果的。从4月到5月，伦敦；兰开夏和西雷丁差不多每天都有集会，而且渐渐地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听众。苏格兰开始组织了一个“国民自卫军”。宪章运动与“爱尔兰人大同盟”的联系也加强了，如果1848年夏天计划在爱尔兰举行的起义不流产的话，恐怕宪章运动者就会在英国进行一个相同的起义。
政府并不因4月10日的胜利而松懈，它提高了警惕，并采用了更加残暴的镇压手段，全国各地都动员了军队和特别警察，集会常常遭到野蛮的破坏。大规模的利用密探钻进运动中来进行破坏。新的逮捕浪潮又开始了，首先于6月6日逮捕了欧内斯特·琼斯等人。
琼斯在看押候审时间送出来的一封信，概括了他对运动在未来发展的看法：“加强我们的组织”，“扩展这个运动”，“告诉群众人民宪章的意义和斗争必胜的信念”，“最重要的是叫他们关心手艺工人，这些人是工人阶级的精华。”（萨维尔著《宪章运动者欧内斯特·琼斯》，第106—107页。）这些是激进分子重建宪章运动工作的原则。但在资本主义即将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这种原则对运动处于低潮中的工人阶级是不适用的。
这时，政府在全国所执行的恐怖统治已经发生了效果。6月、7月和8月，遭逮捕者有数十名之多。法国、德国和爱尔兰革命运动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沉闷的局面，同时警察密探的活动所产生的疑惧也令人沮丧。基德在8月5日写道：
“同胞们——恐怖统治有加无已，而且愈来愈逼人和恐怖了……我们的政治空气这样沉闷，我们差不多都要窒息了。谣言频传，而且倏忽不定，每个人都是战战兢兢，草木皆兵，在这个时候，保持头脑冷静也需要一定的胆量。从这种混杂纷乱中，进行指挥更是要有勇气和坚强的神经。”（《北星报》，1848年8月5日。）
9月，运动显然被破坏了，最优秀的领袖都被捕下狱了，宪章运动的队伍瓦解，人们举足不定。然而宪章运动并没有死亡，在以后的几年里它仍然能继续发展着，并在整个工人阶级运动中留下了永恒的影响。但是这些事情最好放在下一章里讨论吧。不管怎么说，1848年以后，宪章运动的确没有再作为一个伟大的全国性的运动出现过了。
从表面上看来宪章运动好像是一败涂地。但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它所提出“六点要求”虽然没有得到实现，但是这个运动和宝贵的“十小时工作制法令”、“1842年矿井法令”和“1844年工厂法令”的获得通过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恩格斯以后所写的：
“所以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多年以来，就在为争取人民宪章而热情地战斗着……他们被打败了，但这场斗争在得胜的中产阶级之间留下了那样深刻的印象，致使这个阶级，从那时以后，甘愿以对劳动人民不断的让步作代价，买来比较长期的休战。”（《英国工人运动》，第19页。）
更重要的是，宪章运动不仅是英国的，而且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真正工人阶级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学会了各种各样的策略和方法，这个实际和理论财富并没有随1848年的失败而消失，而是传留下来，并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一部分。在宪章运动的大部分时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英国，他们不仅向宪章运动者提供了意见和忠告，同时也向他们学习。宪章运动斗争的经验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
不仅宪章运动的经验教训没有消失，几千个积极的宪章运动者也没有在1848年以后突然停止活动或背弃他们的信仰。[9]在以后的15年到20年里，无论那里只要有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工会、合作社或政治运动，就有前宪章运动者参加。他们的活动方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始终保持着宪章运动的基本信念——所谓民主政治就是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劳动人民从1832年到1848年的斗争中首次获得的明确信念，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过，而是从宪章运动一直传留到我们今天的运动。
宪章运动这一次虽然没有赢得它的“六点要求”，但在历史上却具有重大意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进行的政治斗争，也是我国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成长和英勇斗争的一页。
[1]坎宁在1822年任托利党内阁的外交大臣。他放弃了前任外交大臣所实行的支持“神圣同盟”的政策。他使英国首先承认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并且促进英国资本侵入近东各国。—译者
[2]斯文队长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他的名义下，农村工人焚烧草堆，捣毁打谷机。
[3]狩猎法禁止普通农民打猎，甚至危害作物的鸟兽也列为禁猎之物。——译者
[4]在英国，tenantfarmer（佃农）和leaseholder（租佃农场主），与中国的所谓佃农不同，他们不是一般农民，而是租用大面积的土地从事农业经营的人，和农场主差不多，只是地是租来的。租佃农场主与地主订有特别合同，可以终生或在多少年内具有使用该土地之权，类似典当抵押的性质。——译者
[5]马尔萨斯是《人口论》（1798年）的作者，他提出人口的增长速度将大大超过粮食
[6]费尔登是托特摩登的一个激进的磨厂主人。奥斯脱雷系一个田产管理人，结合了保守党和急进派的两种理想。这两人同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限制童工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7]这些统计数字尚未表达出事实的全局，国内许多地方虽然死亡率继续下降，但这不能抵消主要工业中心地区死亡率急剧递升的情况。
[8]孔格雷夫火柴系由英国SirWilliamCongreve（1670—1729）发明的一种火柴，一划就着。—译者
[9]有数千宪章运动者带着他们的民主信仰和传统迁往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第一章一个阶级的诞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一章一个阶级的诞生
1．人民站起来了
2．英国的雅各宾党人
3．结社法令
4．彼得卢法令
1．人民站起来了
英国工人运动正式开始于十八世纪后半叶。在这以前，当然也有过许多工资劳动者参加的群众性的运动，但只是到了大约1760年以后，工资劳动者才在人数上和团结力量上壮大到够得上称为现代意义的工人阶级。如果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属于近代的范畴，那么，它的悠久性、复杂性以及内容之丰富，都不是其他任何国家可以比拟的。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我们就经过了其他国家很久以后才达到的那些阶段。正像英国资本主义创立了其他国家后来略加修改而争相仿效的范例一样，英国工人阶级——英国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的经验成了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研究的典范。
总的说来，十八世纪是资本主义稳步发展的时期。在前一个世纪里，英国的革命斗争已为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赢得了发财致富所必需的国家、政府和政治制度。在1688年革命的最后阶段，捍卫小生产者利益的群众力量被击败以后，强大的辉格党地主家族便与伦敦以及其他大城市的富商巨贾和金融资本家结成了联盟，占据了牢不可破的巩固地位。此后几乎有100年之久，政治成了这个特权集团的外人不得涉足的猎场，政治斗争基本上成了为分赃而进行的私人斗争。
这个时期，贸易迅速地发展着，特别是利润丰厚的贸易和对东西半球殖民地的掠夺，最明显的是对印度的掠夺。由于公地的圈占和其他因素把农民分化为拥有资产的农场主和无地的工资劳动者，农业日益资本主义化了，它经过了一系列的技术革新，既提高了生产，也增加了利润。但是，农业方面的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剩下的小农阶级和大量仍然保有土地使用权或小块土地的农村居民的破产。接连不断的战争喂肥了金融资本家、商人以及日益发展的陆军承包商和军火制造商阶级。
不断积累的资金具有流向工业的趋向，特别是由此受到刺激而发展起来的那些工业：如钢铁、煤和造船业，以及如棉花和陶瓷这类新兴的工业。城市不断在扩大，其中最显著的是伦敦，在十八世纪中叶，伦敦已经有50多万居民，约占全国人口的1/10，城市粮食和消费品的供应本身成了主要的企业，它为农产品和消费品提供了一个日益扩大的市场，同时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海陆运输体系。
正是在资本高度集中的新工业以及在运输业中，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明显的发轫。东北部地区的矿工和船夫，中部地区的铁工，伦敦和布利斯特耳的码头工人、水手和运煤工人，无疑地已经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了。但是，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他们在人数上还没有多到能够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必须抱谨慎态度，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工人阶级只不过是在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业中开始出现。大部分生产仍然在作坊里进行，在那里，实际的生产者仍享有不同程度的独立。举例来说，毛纺业就是这样情况，它仍然是仅次于农业的最大个体行业。实际上，许多从事这种作坊生产的人很早以来就是工资劳动者，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已经成为正常情况了。羊毛和棉纱的手工纺织者，莱斯特织袜工，设菲尔德的剪刀匠和黑乡[1]的制钉匠，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卷入了这种变化中。这种变化意味着工人独立性的逐渐减少和生活水平的日益下降（在许多情况下，是急剧下降）。比如，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在1819年彼得卢屠杀事件[2]发生的时候，兰开夏和西里定城市中的广大手工纺织业者都是工资工人了，而且实际上是在那些年里骚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的地位使他们难以成立有效的工会组织，但是也许正是由于同一原因，他们才采取了顽强和激烈的政治激进主义。
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手艺工匠进行个体生产，他们最多只带上一两个学徒或助手。要这些有文化、自恃有手艺而常常是反对国教者的技术工匠体会到自己和矿工、码头工人或往后的工厂工人彼此休戚相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所有这些工人的溶合和转变成一个单一的阶级，正是本书第一部分的中心内容。
1760年前后，英国的情况开始发生巨大的变革。百年来阶级力量的均势宣告结束：政治开始活跃，新的矛盾发生了，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阶级出现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代表着“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永久联盟”[3]的强大的辉格党的统治，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并不是来自左派，而是来自乔治三世和他的“尾巴们”所领导的右派，他们开始插手于当时形成议会政治的有组织的腐败现象中。这种干预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由于新阶级力量的成长已从内部分裂了辉格党，而所谓牢不可破的统治集团已不复存在了。这种干预所造成的后果是进一步瓦解了辉格党，并把中等阶级和手艺工人在大革命后第一次推上了政治舞台。于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出现了。同时，在和英王的斗争中，辉格党不得不违反本意地重弹几乎已被遗忘的百年前的“昔日光荣斗争”的老调。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些老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应，人们并不表示欢迎。手艺工匠对几百年来政治为少数特权者垄断的现象产生了疑问。接着工资工人也提出同样的疑问。当然，这并不是说，自下而上的新的骚动，只是或主要是上述危机所造成的。在整个十八世纪，一股热力一直在内部存在着，它时常表现为骚乱、纵火或狂热的监理教派运动。十八世纪后半叶监理教派的惊人的成功就是广大人民的不满的表示，而且这种不满仍然在寻求真正的表达方式。上层的危机刚好在工人阶级开始形成的时期出现，这给人民的不满情绪以一个寻找它所需的出路的绝好机会。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能够看到工会和政治运动在“下层阶级”中飞跃发展，并不是偶然的。
大约在1760年以后，斗争更加尖锐化了。直到这时，物价一直是稳定的，甚至实际工资还略有增长，虽然和资本家或地主的利润和地租的增加比起来要小得多。1760年以后，粮食价格开始上涨，而实际工资则下降，特别是那些不熟练或半熟练的工人下降得最多，他们的全部工资差不多都要花在粮食上。1756到1783年间的时战时和的局面，使就业情况越来越不正常，而当时集中在伦敦和各大商埠的人数不断增加的码头工人和搬运工人等的就业情况尤其是不正常。因而约翰·威尔克斯才能在伦敦河畔的工人群中，找到他的坚决的支持者。
威尔克斯是一位伦敦富商的儿子，他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领袖；在他的事业中，我们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到这个时期的许多主要特征。最初他是作为查塔姆和坦普耳勋爵所领导的议会集团的追随者参加政治活动的。在他的报纸《北方不列颠人报》中，威尔克斯毫不客气地攻击了乔治三世和他的政府，接着这个党派斗争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要求公民基本自由权的斗争。后来他发现他的那些贵族保护人既不关心他个人，也不关心他所提出的原则。他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并被迫流亡，在他回来以后，又被监禁了一个时期。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威尔克斯逐渐发觉他的真正的支持者是在伦敦的群众中，在每一阶段他都能从他的追随者那里学习到一些东西。不久威尔克斯就成了一个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真正的民主改革运动的领袖。当时有一份记载说：
“有人说威尔克斯先生在圣詹姆斯宫附近的敌人是45，拥护者是15；在伦敦商业区他的拥护者是45，敌人是15；而在华宾他的坚决的支持者和敌人之比却是45比0了。”
1768年5月10日，一大群威尔克斯的支持者在圣乔治广场举行示威，要求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示威者遭到军队的袭击，结果死6人伤多人。“圣乔治广场的屠杀事件”使整个伦敦沸腾起来。接着发生了一连串半政治性和半经济性的罢工。其中最积极的是海员、码头工人和运煤工人。但纺织工人、成衣工人、木匠和其他一些行业的工人也都参加了。这一运动由伦敦蔓延到附近各郡，北面远达兰开夏和约克郡。在1774年的选举中，威尔克斯作为一个早期激进党的领袖，提出政纲，参加竞选，他的政纲包括短期议会，取消官吏和领恩俸者，更平等和更广泛的选举权，保护英格兰、爱尔兰和美洲人民的权利。在这个政纲下，约有12位竞选者当选了，特别是在当时拥有众多选民的选区很少的情况下，能有这么多人当选，的确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从长远看，更加重要的是，在这次运动中，发展了许多至今仍然具有极高价值的斗争武器和方法。自从平均派[4]的时代以来，简直不为人民所知的通俗报刊和小册子被大规模地采用了。另一种再度出现的、平均派所曾经用过的武器就是群众请愿。就像后来的宪章派派遣他们的使者一样，他们派了许多流动演讲员到伦敦和外地城市中已严密组织起来的公众集会去。要求议会代表明确保证支持具体政策的做法，开始表达出议会成员是人民的代表而不仅仅是不负责任的个人这一民主原则。这一时期中还成立了“权利法案协会”。这个协会虽然存在不久，而且是中等阶级组成的，却是后来出现的一系列最后产生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先声。
虽然在戈登暴动事件（1780年）[5]切断了威尔克斯和他的最热诚的追随者—伦敦群众—的联系以后，他已不再是一个起积极作用的政治力量，改革运动仍然在继续发展着。几年以后，甚至速统治阶级的主要政客们也发觉有必要把自己装扮成改革派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真正的激进派，其中有些人和后来的英国雅各宾党人联合起来。这些人中有威尔克斯过去的最得力的助手霍恩·图克和约翰·杰布博士；第三个是卡特赖特少校，直到1832年逝世为止，他一直都很活跃。1776年他写了一本题为《抉择》的小册子，实质上，这本小册子首次明确地概括了指导此后75年中的历次群众运动的整个纲领。卡特赖特在小册子中要求议会每年选举一次，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用投票方式选举，平等代表权和议员支领薪金。上述三人是“宪法知识促进协会”的成员。另一个完全不同但在组织上有些重叠的团体是由非国教的激进主义者组成的。其中以非国教牧师普赖斯和科学家普里斯特利为最著名。他们组织了“伦敦革命协会”，这个团体实际上远比它的名字所表示的为稳健。
所有这些都是中等阶级的，有时甚至是贵族领导的中等阶级组织。这种中等阶级的激进主义，主要是十八世纪末期迅速发展的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的著名，因而在这里只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就行了。它的主要特征是大工业的增长，它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挤掉了过去曾经占优势的小生产，使小的和程度不同的独立生产者转变为与生产工具完全脱离关系的工资劳动者。一个庞大的新的世界市场出现了，它要求源源供应日益增长的商品。结果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组织形式相继在各种工业中出现了。
1750年前后，采用了焦炭炼铁的决定性的步骤。接着，在十八世纪的最后25年间，新的纺织方法革新了棉纺织工业，不久以后又革新了毛纺织工业。蒸汽的利用大大地增加了大量生产的可能性，并导致了机器制造业的产生。公路、运河以及后来的铁路和输船的建造，首先沟通了国内市场，随后又为英国商业开辟了世界市场。工厂生产把成百上千的工人集中在一个大企业内。
伴随着这一切，人口急剧地增长了。在1801年进行第一次户口调查时，人口实际上已达到1，050万，50年后，接近2，100万。人口不仅是绝对增长了，而且分布状况也完全改变了。在十八世纪中叶，约有半数人口散处在乡村地区，但是到了1851年，乡区的人口竟不到总人口的士了。新的城市出现了，本来很小的城市人口也急剧地扩大起来。这一点可以下列数字证明；
1801年1851年
曼彻斯特35,000353,000
利兹53,000152,000
谢菲尔德46,000111,000
伯明翰23,000181,000
大部分这些城市的特点之一就是绝大多数居民为工人阶级，在较老的城市里，则是工人阶级、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杂居在一起。现在出现了几乎清一色由工人组成的大工业城市。而在最大的城市中，工人被限制在令人作呕的肮脏的贫民窟内，和那些有钱的居民住宅区截然分开。
的确，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也是一种产生新阶级关系的社会变革。马克思说：
……手工工场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居民中的许多阶级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新的生存条件和新的要求的新阶级。一个新的更强大的资产阶级诞生了；当旧的资产阶级在和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新的资产阶级已在夺取世界市场。这个阶级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以致在改革法案还没有把政权直接转交到它手中就能强迫敌手颁布几乎仅仅对它有利并满足它的要求的法律。”（马克思著《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2页。）
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企业家、商店主和跟随着他们的小商人）的产生，导致了十八世纪末叶十九世纪初期中等阶级的激进主义的出现。这个新兴资产阶级原来是不属于从1688年以来就垄断着国家政权的辉格党统治集团的。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这个阶级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而迅速地壮大起来，要求分享政权和胜利果实。正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它提出了一个改革议会的广泛的民主纲领。
如果早期的激进主义仅仅如此，它的历史当然就很简单。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团体没有被包括进去，特别是手工业者和产业工人。所以早期激进主义的历史也是一段相当复杂的历史，它包括这些非特权阶层相互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和一系列经常变动和敌对的联盟。这一段历史显然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首先，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领导权和主动性一直是出于中等阶级，但在他们骚动的过程中，唤醒和吸引了大量的工人，特别是在伦敦。
中等阶级对在法国发生的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英国下层阶级的激烈反应感到惶恐不安，所以在1789年以后他们就开始后退了，尽管起初只是逐渐撤退。这个时期的激进主义，即英国的雅各宾派的骚动，几乎完全是一个下层阶级的运动，同时这个骚动从伦敦扩展到全国许多工业中心——诺威治、伯明翰、设菲尔德以及兰开夏、约克郡和苏格兰的纺织业区域。在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期间，整个有产阶级团结一致反对国内外的雅各宾党人。
在最后于滑铁卢之役击败了拿破仑和反动势力在欧洲暂时复辟之后，开始进入第三阶段。这时比以前更加强盛的中等阶级，再度要求在国家政权中占一席。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也比过去壮大和成熟了，他们开始注意到，他们的敌人除了旧贵族，还有直接剥削他们的工业家。因此，在1832年选举改革法案获得通过以前的这一时期，他们的关系更为复杂多变，虽然大多数工人阶级还是跟着中等阶级走，但是他们越来越怀疑和犹豫了。
从1832年开始进入第四阶段，当时中等阶级已达到了他们的主要目的，因此对他们的工人阶级同盟军的欺骗也日益暴露出来了。在1832年以后，很快就进入到宪章运动时期，在这个运动中工人孤军作战，反对其他一切阶级，他们希望夺取政权，以达到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目的。中等阶级激进主义在这时期虽然坚持了下来，但其目的已经改变而且更为狭窄，对群众的吸引力也更小了。
不论什么时候经常注意中等阶级激进主义的发展和下层阶级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日益壮大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就后者来谈谈。
关于十八世纪工会主义的起源我们知道很少。那时的工会活动是不合法的或者只是半公开的。当时也许留下了一些记载，但现在都已失传了。除了在当代文献中可以看到攻击它的片言只语外，没有其他可资参考[6]。但仍然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当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以后，工会和劳资斗争是很频繁的，而且是在不断地扩大。在这个时期，工资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渐渐发展成为典型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它仍然常常是作为一种原始形式存在着，而且夹杂着个体小生产者的关系。
在本世纪末那些正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作坊或家庭工业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大量工会活动的证据。必须记住，这类工业通常仍然是农村或半农村规模的。它们经常是集中在人口稠密的比较大的村庄里，和现今的许多矿区差不多，村子里的大多数居民都在同一个作坊内为一个或少数几个资本家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进一步的联合和统一行动就有了可能。这往往引起了罢工，甚至在没有永久性工人组织的地方也是如此。这种罢工经常伴随着规模相当大的骚动、纵火和毁坏机器等事件——这些行为既可向雇主施加压力，也制止了可能发生的对罢工运动的破坏。
在许多工厂和地区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斗争；英格兰西部成衣业雇主常常抱怨说，工人经常采取联合行动，举行罢工，而骚动则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诺丁昂花边编织业在1783、1787和1791年以及在其他年份中都发生了骚乱。诺威治毛织区具有骚乱的悠久传统和与破坏罢工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东北沿海地区的矿工在1710、1744、1750、1765、1771和1794年都发生了骚动或罢工，共中有几次，存煤被烧掉，矿井机器也被捣毁了。至于伦敦的工会活动，我们在威尔克斯的起义中已经讲过。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看到当初的工会组织是很原始的，但具有强大的力量和气魄。因为没有正式机构，缺乏罢工经费，所以就必须采取在短时期内能产生最大效果的骚动和破坏手段：罢工如果不能迅速取得胜利，胜利就永远没有希望了。
在一篇关于1751年莱斯特郡梳毛工人的组织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似乎比较完善的工人组织——这个记载概括了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几乎所有雇主对工会的看法。这篇文章告诉我们梳毛工人的情况：
“在几年之后自己建立了一种团体（虽然没有立案）；他们的目的首先是照顾有病或失业的穷困的弟兄。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到二次，每个人捐两个到三个便士，放在盒子里作为这个团体的基金。当他们有了一定的力量之后，他们就向他们的雇主也对他们自己立下章程——就是：任何人不得在低于两先令梳一打羊毛的条件下受雇；主人不得雇用他们组织以外的人，如果他这样做，他们大伙就联合起来不再替他工作；他要是雇用了20个这样的人，他们就要将他们全都赶出去。他们常常这样做，但还不满足，他们甚至凌辱受雇的老实工人，殴打他，打坏他的梳盆，毁掉他的工具。他们更进一步在各地互通声气，在整个国家中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团体。为了坚持他们的要价，他们宁愿懒惰拒绝工作。要是他们的组织中有人失业了，他们就给他一张车票和一些钱，让他到邻近的有他们的组织的城市去找工作，在那里也有人供养他。这样他可以跑遍全国受到各地组织的照顾，而不用他自己花一交钱或干半点儿活。纺织工人也学他们的榜样建立了这种组织，不过还没有扩大到全国范围，只限于他们工作的地区。”（《商界状况简介》，1741年。引自韦伯夫妇著《工会史》，第36-37页。）
这些莱斯特梳毛工人的组织似乎是介于我们已经讲到的那些团体和城市手艺工匠的俱乐部之间的一种组织。人们过多地注意了这些俱乐部，而忽略了我们方才叙述的那些组织较松懈但战斗性却较强的团体，工业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新工厂企业中的工会组织便是从这些团体中发展出来的。
同业俱乐部通常是一种极小的团体，只由一个城镇或一个地区的同业工匠组成。它们往往是友谊社团或社交俱乐部的性质，很少有其他的作用。但是每当增加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的联合行动可能遭到国家反阴谋法迫害的时候，这些俱乐部就形成了一种最好的合法的掩护，甚至早在1799年结社法令通过以前就是如此。这些俱乐部当中有一些具有悠久的历史：伦敦帽商俱乐部可追溯到1667年，在1771年我们发现除了在伦敦和骚斯沃克以外，它们还在12个以上的小城镇中建立了地方工会俱乐部联合会。这时同业俱乐部已经开始发展成同业工会了。在其他行业中，这种组织在成衣匠、水车匠、细木工和印刷工人中也是很盛行的。利物浦的造船工人和设菲尔德的剪刀匠是组织得最好的团体。1790年，《设菲尔德之虹》登载了一则反映雇主怨气的典型报道：
“磨剪刀的和其他工人们参加了非法的社团，他们企图增加工资。”
如果前面所讲过的那种团体可以有资格称得起恩格斯所说的“战争学校”的话，那么这两种类型的团体就可以叫做“政治学校”。在这整个的时期中，工人被迫采取了政治斗争。政府借口“阴谋”对工人经常进行迫害，一再企图实施当时已经和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工资率和学徒制的旧法律，以及法律和裁判官毫不掩饰地维护雇主的利益，这些事实使得工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国家掌握在他们的阶级敌人的手中。因此，议会改革对他们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为群众取得政权（至少是一部分政权）的一个具体步骤了。
2．英国的雅各宾党人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加强了这种不断发展的政治动荡。政府当局对革命战争的无能为力充分暴露了它本身的腐朽不堪。同时，殖民者提出由于议会中没有他们的代表不能缴纳赋税，并要求有权利抵抗暴虐的政府，这些不能不影响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成千上万的居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被压迫者，并且深知他们也是没有代表的。
工会俱乐部开始对那些已经懂得关心政治的人增加了政治课题，这些俱乐部是从威尔克斯时代到圆厅党人[7]时代一切改革运动的温室。兰开夏纺织工塞谬尔·班弗德的自传《一个激进主义者一生的变迁》，是早期工人阶级运动最生动的叙述之一。自传把1816年左右在俱乐部里讨论政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对于十八世纪最后20年的描述在某些方面大概是真实的。
“每个人面前都放有半品脱黑啤酒；许多人同时发言，嗡嗡的声音和混乱会给你这样一种印象，就是那里的评论家比思想家要多得多—说话的人比听众要多得多。顷刻之间，有人喊‘肃静，开会了’，于是，嘈杂的声音低了一点，接着主席客客气气地以恭维的言词介绍一位外来的或本地的讲演人。随着就是‘静点，静点，不要说话啦！’的喊声，伴随着鼓掌声和以指节敲击桌子的响声，敲得半品脱黑啤酒杯在桌面上直跳。然后是一篇演说，对某一位兄弟演说家或有名望的政治家赞颂一番。其次是通过赞成议会改革的决议，一个人会发表一篇演说赞成这一决议，另一个人对若干细微末节提出修正。然后又是一个附议，某位情感容易激动的人破坏了秩序，五六个人站起来对他批评，又有十多个人把他们压服下去。人们指手划脚，喊声越来越高了。”（《一个激进主义者一生的变迁》第1卷，第23页。）
也许这种混乱情况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工人们正在努力学习着如何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学习着用一种新奇的言语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上一世纪的政治沉默正让位给一个紧张的政治活动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英国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并且第一次郑重地出现了。
美国革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每个人都受了它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的阶级其影响的性质却大有区别。对于统治阶级和它的寄生者，它是一个灭亡的标志：标志着他们的垄断权力和这种权力所带来的利益即将结束。即使他们本身能够得以苟延残喘，他们唯我独尊的时代则已成过去，而且这种苟延残喘仅能以接连不断的战争和最最圆滑的阴谋诡计的代价来换得。对他们来说，革命是终止内部纷争和团结一致的信号。皮特政府和他的后继者就是这种统治阶级巩固团结的产物，这种政府从对内意义以及对外意义上说都同样是一个战时政府。
但是，那些仍然处在特权阶层以外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反应却和他们大不相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曾经支持过早期的改革运动，许多人起初由于相信革命会促进他们的利益而欢迎革命。但是，当革命具有日益增长的群众性的时候，当农民开始用武力夺取土地的时候，当封建王朝被推翻的时候，当代表工人群众和中等阶级的下层最先进的部分的联盟的雅各宾党取得了政权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改变了，绝大多数投到皮特的阵营中去了。现在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是在政治圈子里为他们自己谋得一席之地。当1793年皮特能够向年轻的法国共和国挑起战争的时候，他获得了几乎所有有资产者的支持。
只有工人和独立的手艺工匠们全心全意地拥护法国革命，现在他们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政治组织开始作为领导力量出现了。也许有3本著名的书可以说清楚明了地反映了这些不同的反应。1790年，像皮特一样一开始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温和的改革者的埃德蒙·伯克，出版了他的《法国大革命回顾》。在这本书中，他不但攻击了法国革命，而且也攻击了整个民主概念。这本书曾经轰动一时，而且引起了许多回击。詹姆斯·麦金脱希爵士的《为法国辩护》也许是这些书中在文学界最负盛名的一本。然而，到了1796年，麦金脱希已经完全抛弃了他的早期的激进主义，正如赫兹利特所说：
“麦金脱希改变了信仰，他不仅仅仿效伯克先生的优容举止和严肃态度，而且仿效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和他的实际的看法。”（威廉·赫兹利特著《时代精神》，《詹姆斯·麦金脱希爵士》。）
麦金脱希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印度审判官的职位。
托姆·潘恩在其所著的《论人权》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影响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潘恩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过领导作用，并且认为法国所发生的事情是争取民主的一个新的阶段。《论人权》前一部分是对法国人民所作的辩护，也是对伯克的人民除了遵守法律以外与法律毫无关系的论断的有力的驳斥。他在书的第二部分中，给了英国盛行的腐败的买卖市镇议员席位制度以毁灭性的打击。潘恩捍卫了共和主义和革命的权利，并嘲笑君主政体和它的拥护者说：
“不难想象到，那些和君主制度利益攸关的人如官儿们、领恩俸者、内室侍从、厨房侍从、厕所侍从以及上帝才能知道的另外一些人，他们一定能够找出和国家所支付给他们的薪俸一样多的为君主政体辩护的理由。但是如果我问农民、制造业主、商人、小贩、工匠和各行各业的人，以至于普通的劳动者，君主制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一定说不上来。如果我问他君主是个什么人，他一定说他大概是个吃闲饭的人。”
这是一种新的声音，该书在谈到那些根深蒂固的积弊时是满怀愤恨和轻蔑的，它所用的语言和口吻就是最简单的人也能理解。《论人权》详细地证明了，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政府，裁减了军队、取缔了非法利润和尸位素餐者以后——这些开支侵吞了大量的国库收入，就可以废除间接税；并且，在采取了累进所得税以后，它就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以支付养老金、普及教育和许许多多不然就要等到一百年后才能办得到的社会事业。这种简单的政治的算术越是容易被人民理解，就越是使富人害怕。《论人权》首次揭示了民主制度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群众借以获得富裕生活的道路。这本书虽然很快就被禁止，但它已经成为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教科书。这本书在3年之内就销售了20万册，还被翻译成了威尔士文和苏格兰高地人的文字。
1792年，“下层阶级”的激进运动建立了它自己的最初的组织——“伦敦通讯社”。此外还有其他团体如“宪政社”和“人民之友社”，但它们在性质上都是中等阶级的团体，它们用高额捐款的办法有效地拒绝了工人参加。1792年1月25日，有8个工人在拜耳酒店开会，决定成立“伦敦通讯社”，每周捐款1个便士，他们把8个便士正式缴纳给当选为书记和司库的托马斯·哈代。哈代是苏格兰的一个制鞋工人，在伦敦住了18年，美国战争期间才开始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从杰布和卡特赖特的小册子中受到了数育。他不是个演说家，但已经是一个有卓越才能的组织家了。他建议通讯社以30人为一个分社。社员人数增加以后再成立新的分社。组织发展得很快，1792年底该社社员总数达到了3，000人。
它的主要纲领是男子普选权和平均代表权。8月该组织发表了一篇“公开宣言”，指出一个公正的真正有代表性的议会能够为普通民众排除残酷的压迫：就能削减抚恤养老金[8]、缩减军队和秘密警察以减轻人民负担，简化法律和归还圈占人民的公地。一个设菲尔德工人的话更透彻地说明了这种改革同日常生活的关系。当有人问到这个社的目的时，他回答说：
“启发人民，将道理告诉人民，把他们的一切不平和苦难的根源向他们讲解清楚。告诉他们由于什么原因，什么道理，一个人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13或14小时，一星期工作7天还不能养活他的家庭。这就是我对它的目的的理解。”（《国家审判》第24卷，第630段。引自布朗著《法国革命对英国历史的影响》，第62—63页。）
设菲尔德的确走在伦敦的前面了。这里的“宪政社”是在1791年末成立的，它的社员是小作坊主和受雇的剪刀匠。哈代的分社组织计划可能就是仿效这个机构的。1792年4月，“宪政社”的书记塞谬尔·艾希顿写信给哈代建议彼此建立联盟关系，声称自己拥有好几千社员。设菲尔德仅仅是这些社团的所在地方之一。不久它们就和“伦敦通讯社”建立了联盟，于是“伦敦通讯社”成了这个松散的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改革运动的据点都是工会长期活动的地方。诺威治的纺织工很快就建立了“诺威治革命社”的分社网，而诺丁昂的花边编织工与较为进步的中等阶级改革者也结成了同盟，建立了一个“宪政社”。1796年他们把一株“自由树”强栽在诺丁昂的市集上。甚至到1802年，巴士的狱陷落周年纪念还是用椅子抬着激进派议员唱着马赛曲在全城游行来表示纪念的。事情很明显，如果不是工人阶级已经拥有几十年以上的丰富经验，1792年英国雅各宾组织绝对不可能有那样迅速的发展。
工人阶级这一新兴的激进主义使政府慌乱成一团。它速忙采取了一整套的镇压手段。首先是大屠杀。1791年7月14日攻击科学家普里斯特利和其他伯明翰的激进主义者的住宅的“教会和国王”暴民事件[9]，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愤怒工人的自发行动。它是统治阶级拿来恫吓它的反对者的处心积虑和经过周密计划的阴谋，这个阴谋受到包括乔治三世在内的许多领导人物的支持。乔治三世写道：
“对普里斯特利是他和他的党所灌输的数条的受害者这一点，我不能不感到快慰。”（布朗著《法国革命对英国历史的影响》，第81页。）
类似的骚动在其他一些城镇里被煽动起来了，以致许多中等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吓得不敢再从事政治活动了。
1792年政府进一步打击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者。首先，酒店主人在政府的压力下，拒绝将房间借出供政治集会之用。接着是对托姆·潘恩以颠覆性的诽谤罪起诉—罪名的根据是《论人权》一书中的几段文字，其中之一是：
“英国将要哭笑不得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因为英国从荷兰、汉诺威等处请来一些人[10]，每年要花100万镑来供养他们，但他们既不懂它的法律、语言，也不了解它的利益。论这些人的才能，连充当一个村镇的警察也难以称职。”
潘恩逃到了法国，险些遭到逮捕。12月进行缺席审判，他被判有罪，并宣布他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继判处潘恩之后，接着是对“叛乱性”书报的印刷人、出版者和经售者的打击。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得到了一个非官方的但确系受命出面的团体的协助，即“保护自由和财产协会及反对共和派和平均派协会”。甚至早在这个时候，所谓“自由世界”的骗术就被使用了。而这一次便是由一个民众团体来使用的，而这个团体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监督官吏们履行他们拒绝给工人阶级以任何自由的义务。
戏剧的第二幕发生在苏格兰。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特权集团的圈子比伦敦还要狭小，因此对议会改革的支持相应地就更加广泛了。恰巧在审判潘恩的时候，苏格兰的雅各宾党人在爱丁堡举行了一个大会。“大会”（Convention）这个名称听来确实有一点法国味道，但事实上会议的议程是相当有分寸的：会上宣读了“爱尔兰人大同盟”的来信，这封信祝贺了苏格兰以“一个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力量”进行改革的愿望，但这封信并没有被正式接受。可是这种温和节制并没有使苏格兰改革主义者的领袖托马斯·谬尔免于被捕和受到审判。他被控的主要罪名是推荐托姆·潘恩的著作和宣读“爱尔兰人大同盟”的“叛乱性的信件”。
审判谬尔和其他苏格兰的改革主义者的布莱克斯斐尔德大法官表露出一种公然的偏颇行为和对于惯常的法律手续的违反。而这种偏颇和违反是自从杰弗雷斯法官和“血腥的巡回审判时期”以来，在英国法庭里从未见过的——也许这是因为自从上次伟大的塞几穆尔群众起义[11]失败以后，英国的统治阶级第一次感觉到它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的缘故。在这些审判的过程中，没有证明，甚至没有提出有哪些叛乱行为。政府控告的理由是：即使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是和平合法的，这种改革议会的企图本身也是一种叛乱行为。正如布莱克斯斐尔德所说：
“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完全像一个社团一样，而在这个国家（英国）里，政府是由有地产的人组成的。只有这些人才享有被代表的权利。”（《国家审判》第23卷，第231段，引自布朗著《法国革命对英国历史的影响》。）
谬尔被判处14年的流刑。尽管如此，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者又召开了第二届大会，“伦敦通讯社”的两个代表约瑟夫·哲腊德和莫里斯·马格罗特，以及“爱尔兰人大同盟”的3个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是1793年11月举行的，但很快遭到了迫害。马格罗特、哲杰德和斯开尔文等被捕。他们也是由布莱克斯斐尔德审判的，布莱克斯斐尔德这一次以助理检察官的身分参加审判。这次审判最精彩的场面也许要算他在哲杰德说耶稣基督也是一个改革者时所作的回答了：“正是因为他喜欢小题大做，所以才被绞死的”。所有这些受审者都被判处14年的流刑，在起解的航程中他们受到难以形容的折磨，以致斯开尔文和哲杰德到达波坦尼湾不久就死去了。谬尔被一只美国的武装民船所救护，最后到了法国，也在1799年死于法国。
这些判决和对大会的镇压，引起了工人和苏格兰中等阶级中许多人强烈的愤懑。在人们中间广泛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和平宣传改革是非法的话，那么唯一行得通的道路就是武装起义了。成群成群的人们在秘密地进行训练和收集武器。但不幸的是，他们之中混杂着一些政府的暗探和特务，有时这些暗探和特务故意挑起事端，为的是向政府检举，从而领取赏金。罗伯特·瓦特就是这种事件中的一个例子，他和其他几个人一同因叛国罪被捕，可是后来发现他原来是政府的暗探。在审判时他辩护说他一直在从事暗探工作，但是检察官宣称，他在被捕之前一个时期就已被解雇，并且事实上他已经转变信仰，和他所要侦查的那些人“沆瀣一气”了。不论事情的真相如何，瓦特还是于1794年10月被处绞刑。可以肯定，英国政府大约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有组织地利用暗探和煽动者来破坏工人阶级的运动了。
这种在整个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仅仅是加强国家镇压机器，镇压劳动人民的总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它是一个政策的一部分，这个政策包括：运入外国雇佣兵（通常是德国人），建筑兵营使军队和市民隔绝，建立义勇骑兵作为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另外如通过六条法令、结社法令等一整套的压制性的法令，以及为罗伯特·皮尔爵士和他的继任者们所设立的官僚警察武装等等。总之，这些措施反映了当工人阶级逐渐发展成熟时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对苏格兰改革主义者进行镇压之后，接着是对其中央机关“伦敦通讯社”的直接进攻。1794年5月，“伦敦通讯社”的7位领袖和另外一个改革组织“宪政社”的6位领导人被逮捕了。他们中间最重要的人物是托马斯·哈代，霍恩·图克和约翰·特尔瓦尔。哈代是“伦敦通讯社”的书记，是公认的伦敦激进手艺工匠的领袖。图克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在工人运动中有悠久的历史和很高的声望，并且是“伦敦通讯社”与中等阶级改革社团之间的主要联系人。特尔瓦尔是这一运动的卓越的发官人和演说家。他总是喜欢做出夸张的姿态：审判他时，一个暗探作证说，曾经看见他打断一只啤酒瓶子的头颈说，“对一切专制暴君都应该这样办”。
被捕的人都被枢密院三番五次地审问，千方百计威逼利诱，企图使他们招认自己的罪名，或揭发他人的罪行。对几个犯人的待遇是不人道的，这种待遇预示了从这时起到后来对塞谬尔·何尔柏里、欧内斯特·琼斯和其他宪章派民主运动领袖的监禁待遇。约翰·特尔瓦尔被囚禁在监狱的停尸间。而死于霍乱或其他传染病的犯人的尸体通常都停放在那里。各种讯问和恫吓手段无效以后，就和往常一样，在告密人的帮助下，捏造一套证据，扣上叛国罪的罪名，将犯人交付审判。对政府来说，最遗憾的是，这里没有布莱克斯斐尔德，而且密德尔塞克斯的陪审员并不像苏格兰的陪审员那么容易对付。第一个案件是关于哈代的，从10月28日开始审判。经过9天，他被宣布无罪释放，得到了远至伦敦以外的人们的欢欣若狂的庆贺。政府虽然受到这一次的挫败，还是决定继续审判，名单上第二人是霍恩·图克。图克将皮特拉到证人席内，使政府非常狼狈。皮特在证人席内被迫勉强承认，他曾经说过实质上与使图克和他的朋友们受到控告的大体相同的话。继图克之后，特尔瓦尔的无罪释放，使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其他的控告也被撤销了，政府为全国其他改革者准备的800张拘票也随之作废。
次年，即1795年，是充满着极端不满和愤怒的一年。粮食价格直线上涨，1793年每夸脱（28磅）价值49先令3便士和1794年每夸脱值52先令2便士的麦子，到1795年已涨到75先令2便士，到1796年湿到78先令7便士。[12]工资远远跟不上物价，就业情况尤其不稳定。1795年，由于普通工人的工资不够养活一个家庭，柏克郡的司法机关被迫采取了著名的“斯皮恩汉兰德工资制”，按照面包价格的高低，用教区基金补贴工资。这个措施给乡间的工人带来了灾难。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救济，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些年头饿死。事实上因饥饿而引起的骚动遍于全国，在许多情况下，还发现军队公开同情这些骚动，不能用来对付人民。10月，情势发展到高峰。当时人数众多的人群在国王去参加议会开幕典礼的路上，用石块和一阵阵的高呼“面包与和平”、“不要皮特”和“打倒乔治”的口号来“祝贺”国王。
尽管如此，并且他们在法庭中取得了胜利，“伦敦通讯社”的影响还是开始衰落了。这有许多原因。第一是，它的严格遵循合法斗争的战术对这些他受战祸和镇压之苦的人似乎是不适当的。其次，这场战争虽然不得人心，但是由于英法两国在十八世纪期间的世仇使政府很容易制造一种强烈的反法情绪，并以敌国奸细的罪名加在改革主义者的头上。更主要的原因也许还是法国政府本身的道德败坏。1794年7月雅各宾党被击败了，国外逐渐了解到，革命时期已成过去。在五执政政府、总裁政府和以后的帝国时期，英国的民主主义者所能对法国感到兴奋的事情是越来越少了：特权与民主之间、压迫与自由之间的明确界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显著了。战争还在继续着，似乎不论哪一方面取得胜利，实现1789年以后最初几年人们所期待的那些宏大希望的前景都是非常渺茫的。此外，战争在某些地区和工业中创造了繁荣的条件，这种繁荣仿佛很可能使一些中产阶级支持改革的人们比从前更容易接受这个将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制度。
最后是政府历次镇压激进主义运动所累积起来的影响。在1795至1796年的冬天，“两项法令”重新规定了叛国罪的定义，使之包括言论和公开的行动，并且把集会权缩得那么小，以致反对派不可能举行任何集会。甚至少数几个改革主义者在一起聚会都感到愈来愈困难了，同时他们希望进行的活动也很少是属于合法的了。为了防止“士气”低落，政府批准了一项规模宏大的建造兵营的计划，使士兵在民间宿营的古代的惯例宣告终结。可是事实证明这一措施也无济于事。结果大批的汉诺威人和其他的德国兵被运过海来镇压民众和监视本国军队。科贝特第一次被监禁就是由在伊利哗变的一团民兵遭到德国雇佣兵极其残酷的镇压这件事所引起的。此外，还募集了一支完全由上层和中等阶级组成的新武装力量—义勇骑兵。他们除了作为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以外没有任何军事价值。不久我们就要谈到他们在彼得卢原野上的高贵行动了！
在“伦敦通讯社”和它的地方组织衰落以后，出现了更多的带有谋叛性质的秘密团体，如“苏格兰人大同盟”和“英格兰人大同盟”。1797年8月，一群苏格兰的纺织工人和骑兵发生了流血冲突，这些骑兵在特兰南特的麦田里对他们大肆屠杀。但是，这一切比起“爱尔兰人大同盟”就微不足道了。“爱尔兰人大同盟”是一个真正强大的组织，民族的希望和农民的不满同激进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信念都在这个运动中结合起来。
沃尔夫·顿和“爱尔兰人大同盟”的最有才能的领袖们都看得很清楚：他们首先必须依靠农民和工匠。如果不满足“没有财产的人们”的要求，民族解放斗争是不能成功的。他写道：
“如果我们进入爱尔兰，我们就要改善贫苦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就要打击那些可恶的和卑鄙的爱尔兰乡种的集团。”（杰克逊著《故乡爱尔兰》，第133页）
“爱尔兰人大同盟”不仅把贫苦的劳动者团结起来进行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甚至还进一步调解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纠纷，这些纠纷是英国和爱尔兰统治集团所挖空心思制造出来的。1794年审判哈代的时候，“爱尔兰人大同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顿和其他的人不得不到法国去避难。这时一个秘密的指挥部开始在爱尔兰策动武装暴动。
1796到1797年期间，一支法国军队渡海登陆的计划在紧要关头遭到了失败，这支法国军队的来临就是民族起义的信号。于是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酷刑和逮捕，企图挑起一个孤立无援的暴动，好一举扑灭。新成立的义勇骑兵，在这场暗无天日的屠杀中到处大逞威风。
1798年春天，一切希望从法国方面获得帮助的想法都落空了，爱尔兰人准备自己起义。这时，政府当局在一个告密者的协助下逮捕了民族运动的全体领导者。人民发动了起义，可是暴动缺乏一个中心计划，所以尽管武器窳劣的农民军在各地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在某些地区取得了胜利，但是，最后人民的起义终于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了。和以往一样，随之而来的是集体大屠杀。
这些爱尔兰事件，以及1797年在斯皮特海德和诺尔的海军兵变，使政府惊惶失措，于是新的镇压开始了。1797年7月通过了一项法令：“彻底镇压和禁止英格兰人大同盟、苏格兰人大同盟、爱尔兰人大同盟和不列顾人大同盟……以及伦敦通讯社和其他城镇或地区的一切通讯团体。”
在以后的15年里，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运动被剥夺了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但是，这决不是说，工人阶级的活动已经停止。
3．结社法令
禁止通讯社团和“爱尔兰人大同盟”的法令公布之后，接着就是更为罪恶彰著的1799年的结社法令。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期是工业发展空前迅速的年代。铁的生产从1790年的7万吨增加到1820年的40万吨；进口原棉1764年至1794年增加了615％，自1794年至1824年增加了445％。工业的性质随着产量的增长也发生了变化：规模愈来愈大和愈挖愈深的矿山雇用着人数众多的矿工，炼铁的规模日渐扩大，工厂代替了家庭工业——这些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革命。但是必须注意，我们不要夸大这些早期的发展的程度。从家庭工业过渡到工厂生产的速度是缓慢的，并且发展得不平衡。举例来说，棉织品发展在先，毛织品发展在后，纺在先而织在后。到了1800年和此后的一些时候，家庭工业仍然继续存在，不过愈来愈受到资本主义的控制。一个巨大的变革已在酝酿中，如果说1800年工厂生产还并不普遍，那末，它至少是在发展中。
工人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工厂工人还没有成为标准的工人，但是，从整个工人阶级的发展趋势来看，他们的重要性在迅速地增长。整个阶级的性质在转化。工人比以前更加集中了，许许多多工人常常聚集在一个企业里为一个展主工作。在某些地区，同时有许多这种大企业比邻相向，这意味着聚集在一个城市或乡村中的成千上万的工人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问题。而在人数众多的工人共同为一个雇主在自己家里或在狭小的店铺里做着同一类型的工作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事——情况也是这样。工人集中程度的增长导致工人团结的加强。最后，雇主与工人之间的界限比在家庭工业或者小型工业里明显得多了，在小型工业中，雇主本人和少数几个徒弟或雇工在一起进行劳动。工业发展加深了阶级的对立。
所有这一切，都被普遍存在的令人憎恶的工作条件加剧了。这些都是人所共知无可争辩的事实。难以维持温饱的工资、14到16小时的工作日、卫生条件恶劣的工厂和更加不卫生的工人住宅——这些在一切关于工业革命的记载中都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但工人阶级与这种情况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政治制度作斗争的故事，人们就不大知道了。改善生活条件和最终建立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正是这本书要探讨的主题。工人在这一时期的穷困倒并不是怎样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如果说今天工人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那么，任何一点改进都是工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由于和法国的战争，工人所受的这些痛苦在1790年与1815年之间是更加严重了。粮食价格跳动很大，而往往是向上跳动。在1790年以后的3个10年中，小麦的平均价格分别为63先令6便士，83先令11便士和87先令6便士。1800年是113先令10便士，1801年是119先令6便士。即令在有贫穷救济金贴补的时候，工资仍然远远追不上物价。为什么父母被迫尽早将子女送进工厂或者在田地里工作，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这一时期，除了那些得天独厚的技术行业以外，工人赚得的工资还不够养活一家人。
因为全部军费的担子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生活费更高涨了。几乎所有预算收入都来自间接税，所以据估计，每周赚10先令的人，纳税要占去他的收入的一半。此外，大量发行纸币引起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同时1815年后，相反的通货收缩的办法又将巨万英镑放人“国债”（对拿破仑的战争，已使国债由23，700万镑增至85，900万镑）持有者的钱袋里。
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的，工会运动在十八世纪的最后10年中，就开始获得一种新的、对统治阶级来说是可怕的性质。原先参加旧式俱乐部组织的手艺工人很少罢工，现在他们也经常举行罢工了，而且他们的战斗性愈益加强。工人纠察队严厉打击狗腿子，破坏机器、甚至破坏工厂的行动开始变得愈来愈普遍了。最使他们吃惊的也许是工会组织日益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的不断增长的趋势。皮特和皮特时代的雇主们，当然认为每一次罢工和反对政府的事件，都是法国雅各宾党人指使的，正如今天他们的后继者把一切都认为是受了莫斯科代理人的煽动一样。这当然是荒谬绝伦的。但是，从争取民主政治的意义上来说，雅各宾主义的确赢得了北方新兴工人阶级的拥护。在1800年要想再组织一个“教会和国王”的暴民事件是不像在1790年那么容易的。
在当工会运动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雇主们开始抱怨反结社和反阴谋的现行法律还不够严厉。伦敦水车作坊的师传们在1799年4月给议会呈递了一份请愿书：
“好些时候以来，在水车业的伙计中已经存在着一个有危险性的组织……目的是迫使师传普遍提高他们的工资，阻挠雇用拒绝参加他们组织的伙计，以及进行其他非法活动；伙计们经常进行这种阴谋，师傅往往不得不退让。最近又提出要求提高工资，我们还没有答应他们，可是他们已经拒绝上工了。”（1799年4月5日《下院日志》。）
他们请求通过一项临时法令来对付这种图谋不轨的行为，议会当然欣然同意。辩论时，“慈善家”威尔柏福斯站起来建议，这项法令应该加以扩大，以便适用于全国所有的社团。
这就是臭名远扬的结社法令的来源。第一个法令在6月17日至7月11日之间匆匆通过了所有的程序——通过得那么迅速，以致大多数工人都蒙在鼓里。这项法令禁止一切结社，和一切旨在组织社团的集会和活动。违反此项法令者任何治安法官[13]均可予以惩处，并且应受3个月以上的监禁。这项法令中的一款违反了英国法律的一般惯例，就是强迫被告提供不利其本人的证据，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当人们识破这一法令的性质时，抗议书和请愿书就纷纷涌进了议会。1800年，利物浦（在这个选区里，由于当时选举制度的一种疏忽，造船工人工会的许多会员享有选举权。他们在选举中一向采取一致行动。）的一个议员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于是新的法令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细小的更动：例如本来规定一个治安法官改为两个治安法官，并不得由有关行业的雇主充任，虽然他们可能是而且常常是别的行业的雇主。应当补充一句，虽然在理论上雇主和工人都一样禁止结社，但找不到任何一个关于雇主由于违犯这项法令而被告发判罪的记载，虽然雇主们的结社是非常普遍而且是公开的。
1800年法令的有效期间继续了25年，它给工人阶级组织发展的道路上设置下许多障碍。但事实上，1825年的工会运动比1800年更为壮大了。结社法令断断续续地和横暴地推行了一部分，但不能全部实行。它在大部分的工业中没有普遍实行。这一方面因为告发是雇主们的事情，而许多雇主认为还是不惹事的好。同时在较老的手工行业中，伙计们的俱乐部有着长久的历史，很少受到干预。尽管如此，这项法令毕竟是存在的，它无形中是一个威胁，它提醒工人不要搞得太过火了。但在新兴的工厂企业中，情况就不同了。这里检举告发是常有的事。杰·尔和巴巴拉·哈蒙德引自《手艺工人和机器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此项法律在这里实行的情况：
“斯托克波特纺织工人约瑟夫·谢尔温介绍一个蒸汽织机厂厂主的情况：当地的一般工资是每日工作14小时，每周8先令。但1816年他以需要设置灯光为借口，将每一部织机工资降低3便士。就是说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减少了6便士，某些工人减少了9便士。到了夏天，厂主也不愿恢复减少了的工资，而到1817年冬天，他又想再一次减少工资，工人们提出了抗议，并离开了工作，这样做的有12个女工、11个男工。他们被带走去见治安法官，治安法官将他们送到监狱的院子里，要他们考虑：究竟想做工呢还是坐牢。他们拒绝在减少工资的情况下复工，于是他们被判处一个月的徒刑。女工被关在密德尔威治监狱，男工关在切斯特尔监狱。”（《城市劳动者》，第130页。）
甚至在这个小小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项法令失败的第二个也就是主要的原因。它从来没有完全实行。因为工人千方百计坚决要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组织起来，这就使这个法令不可能全部实施。几乎在所有的地区和工厂中都有这种工人斗争和进行组织的记载。我们可以举一两个突出的例子。
一个是1804年到1805年苏格兰织工的斗争。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格拉斯哥的织工请求实行伊丽莎白法令，授予治安法官以规定工资之权。织工们因为生活费用异乎寻常地上涨，请求规定新的计件工资标准。经过重重周折和受了许多经济损失后，治安法官终于宣布这项请求是合理的，并颁布了一个新工资制。可是雇主们竟置之不理，结果发生了包括苏格兰各地4万工人的规模空前巨大的黑工。3个星期后，雇主们开始动摇了，这时警察就逮捕了罢工委员会的全体人员，将他们分别判处徒刑。于是罢工不得不停止，这个全国性的组织也随之结束。在当时的情况下，地方组织一般都能够保持，但是全国性的组织只能在一个特别运动展开的时候存在一个短暂的时间。
苏格兰织工的这次运动采取了比较公开的形式，并且尽量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斗争。结社法令实行的结果，往往促使出现像诺丁昂编织工人那一类秘密的地下组织。他们都是在工业革命以前就能操作复杂机器的熟练技术工人。因此，他们具有工会运动和政治激进主义的悠久传统。从这些工人的完善的组织背景看来，鲁德派[14]运动就与最初一般认为无济于事的破坏机器的行动不同了。事实上在这个企业里，很早很早就有了机器，所以说工人仇恨机器本身是绝不可能的。鲁德派运动只是一个反对吃不饱饭的工资（在1811年每周仅6—7先令）和恶劣工作条件的有组织的运动。工人从雇主租来机器在他们自己家里使用，为了确保完全停工，唯一办法只有毁坏机器。
斗争于1811年2月在阿诺德开始，很快就扩展到全郡和更遥远的地区。到1812年初，远至卡尔莱斯尔、格拉斯哥和诺丁昂的地方都派代表聚集在格拉斯哥，策划运动的进行。诺丁昂的工会组织非常健全，它有一个专职书记格雷夫纳尔·亨逊，他在很长时期内是诺丁昂工人的杰出领袖。1811年12月，纽卡斯尔公爵不得不承认：
“最大的困难是几乎不可能获得关于骚动者的活动和企图的情报。每一件事他们都组织得很严密，而且他们的活动进行得非常机密，没有一个人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告发，所以不可能侦察出他们的情况……现在骚动的花边编织工人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正与……袜商和师传之间进行谈判。”（阿斯皮纳尔著《英国早期工会》，第116页。）
从1811年和1812年，以及此后到1817年的一个期间，鲁德派运动连续不断，一直很活跃，并且在许多次还能赢得实际的胜利。甚至当局派遣12，000名士兵（这比惠灵顿带到伊伯利安半岛上去的部队还要大）到诺丁昂郡去，和在1812年通过了一项法令都不能制止工人破坏机器。（法令规定破坏机器要处死刑。拜伦勋爵会在上院发表一篇有名的演讲对这条法令提出抗议。）
在其他地区，鲁德派运动所采取的方式和目的各不相同。在兰开夏郡从1811年至1826年，饥饿和失业迫使破坏机器者对曼彻斯特附近地区的新的蒸汽织机工厂发动多次攻击。在约克郡的西里定，1811年到1813年之间鲁德派运动一部分是属于劳资斗争性质的，一部分则含有革命的性质。霍斯福尔的被杀是这一运动的最高峰。霍斯福尔是一个工人所深切痛恨的雇主，他吹嘘说，他要在“鲁德派运动者的血海中策马而行”。这里的鲁德派运动者的主要队伍是由“剪绒工人”或称“剪工”的熟练工人组成的（他们把绒栽在织好了的布上，然后用沉重的剪子完成最后一道工序——一种熟练的手艺）。他们很久以来就由于他们的组织和反对使用机器而闻名，使用机器威胁着他们的技术地位和他们的饭碗。在拿破仑战争末期，英国对法国及其同盟国实行经济封锁，结果使几乎整个棉布业陷于停顿，就在这个严酷的灾难时期，若干个大制造商却企图采用新机器。
“剪工”以“鲁德将军”的名义向全体剪绒工人、织工和所有公众发出一个呼吁：
“勇敢的同胞们：请求你们全副武装挺身出来，协助改正错误的人们去纠正他们过去的错误，并挣脱老昏君乔治三世，以及他那些比他更为愚蠢的儿子和他的坏蛋大臣们所加给我们的可憎的枷锁。必须打倒所有的贵族和暴君。起来，让我们学习勇敢的巴黎市民的高贵榜样，他们在暴君的3万名士兵面前将一个暴君拉下了台……”
另一封信通知使用“这些可恨的剪截器具”的一个雇主，如果他在一个星期内不拆掉机器，“我将派我的部下率领至少300人去把它们捣毁”，拜且要他把这话告诉他的“罪恶的同党”。信上又说：
“我们希望得到法国皇帝的帮助，以挣脱从没有过的最腐败、最恶毒和最专横的政府的枷锁。我们要打倒汉诺威的暴君以及所有的从最大的直到最小的暴君。我们要成立一个公正的共和国。这个国家里千百万人盼望上帝使这个幸福的日子迅速到来。”
有几个月这个棉织业地区一直处于惊慌状态中。武装起来的鲁德派忽而前进，忽而后撤。当局就是雇用密探也不能渗入这个运动的核心组织，派去镇压鲁德派工人的士兵们，却和他们亲如兄弟。
因此，1799年到1825年工会非法期间使工人阶级获得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工会学会了合法与非法手段相结合的新策略，进一步巩固了组织，并懂得了如何随时在万分危险的情况下反击敌人。尤其是工人们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个教训，即国家决不是中立的，它是雇主阶级的一个工具，这一教训是世世代代的工人都应该重新学习的一课。
结社法令没有达到企图摧毁工会运动的愿望。但是，这决不是说这项法令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在反抗这项法令的人中多次获得胜利、并在废除这项法令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格雷夫纳尔·亨逊，对这个法令的影响，特别是对纺织工人的影响作了如下的叙述：
“一块沉重的磨石套在当地手艺工匠的脖子上，拼命地压制他和贬低他的人格：他的一举一动以及他保持或增加他的工资的一切行为，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整个政权和该地区的势力都被利用来对付他，因为他在‘进行非法活动’……所有的委员会和其中的积极分子都被认为是兴风作浪的危险的爱闹事分子。认为对这种人必须加以监视，可能的话还要加以消灭。”（韦伯著《工会史》，第81页。）
果然，当1824年这块磨石去掉以后，工会活动立刻就活跃起来了。
4．彼得卢时代
1815年与法国的战争以滑铁卢的胜利宣告结束，随之而来的和平为工人阶级运动带来了新的条件和新的前景。这并不是说残暴的镇压有所减弱。这时皮特已经死了，政府为他手下的一批人——西德默斯和卡斯尔雷，埃耳登和利佛浦——控制着，他们具有皮特的一切反动偏见，而没有他的才能。雪莱在为抗议彼得卢大屠杀而写的“无政府的假面具”一诗中，使这一批恶棍遗臭万年：
“路上我遇见了一个‘杀人犯’，
他戴着假面具，很像卡斯尔雷，
外貌温善，内心冷酷而阴险，
他身边有七只恶犬。
恶犬个个肥硕，
也许它们的待遇令人羡慕，
他从宽大的外套里掏出，
一个个，一对对的人心，抛给它们去咀嚼。
第二个遇上了‘欺骗’，
身穿貂皮长袍，颇像埃耳登，
他善于哭啼，
大滴眼泪落地就变成了石磨。
小孩子们，
来回嬉戏在他跟前，
以为每一滴泪都是碧玉，结果
他们都被磨石砸得脑浆四溅。
接着，怀抱圣经，
如金光护体身披夜幕，
模样如西德默思的‘伪君子’，
骑着鳄鱼从我的旁边走过。”
此外，战争的结束使政府很难再用维护“法兰西原则”或图谋通敌来污蔑改革主义者和工会运动者了。
如果说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那么和平也并没有使人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科贝特写道：
“这场戏也许演完了：可是啊！不！我们还不能回去吃晚饭。还有事需要我们去做。我们每年照例要为这出戏付出450万镑。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儿。事实上这出戏并没有演完。也许第一幕是结束了。在1789年首次爆发的伟大的革命，这颗明亮的星仍然在照耀着全世界。那一年，封建的和宗教的专横、愚昧和迷信受到了第一次沉重的冲击。从此以后，它们还遭到了别的打击。不管采取怎样有利于它们的措施，它们是注定要被消灭的。”（1815年7月29日《政治纪事》。）
战争的结束立刻带来了物价的暴跌，而以重工业的情况为最坏，虽然从表面上看，战争曾经给重工业提供了无限的订货。铁每吨价格从20镑跌至8镑，什洛普郡的34个高炉，就有24个停止生产。数以万计的煤矿工人和炼铁工人流浪街头。纺织品同样发生了生产下降和价格猛跌的情况，这给手工织工们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在不正常的战争环境下，他们曾经赚得相当高的工资。30万复员的陆海军士兵增加了已经相当庞大的失业大军。
工资普遍下降，但价格仍然人为地维持在高水平上。国债的利息达3，000万镑，占全部预算的3/5，所得税的废除意味着更多的赋税落在群众身上。资本家和地主们在享用晚餐，但是却要工人们付账单，赋税要占到他们平均工资的一半。只有粮食价格没有下降。战争结束后的头5年内，小麦价格平均每夸脱80先令11便士，仅仅比战争期间遇到荒年情况最坏时的价格稍低一些。这就是说，当工人每周在最好的情况下赚到10先令的时候，买一磅面包要花3便士，而面包在当时是工人阶级最主要的食品。1815年，议会通过了谷物法，规定谷物价格除非每夸脱超过80先令，不得输入小麦。谷物法对价格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姑且不论，但它对工人阶级所发生的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政府这一措施使得千百万人们相信，议会是雇主们的工具，这给予改革议会的要求以特别的动力。
战后的危机首先导致了一大骚动的爆发。塞谬尔·班弗德在他的有名的一段著作中作了如下的叙述：
“1815年谷物法通过以后，开始了一系列的骚乱，时断时续地一直延续到1816年末。当此法案正在讨论时，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相继发生了骚动，一直持续几天之久。因为面包价格高昂，布里德浦尔特发生了骚动。贝德福德发生了制止粮食出口的类似骚动。在柏里，失业工人捣毁了机器。在伊利，骚动演成了流血镇压。泰因河上纽卡斯尔的矿工和其他人掀起了骚动。在格拉斯哥，工人们为了设置施粥所而流血。在普勒斯敦有失业纺织工人的骚动。在诺丁昂，鲁德派工人破坏了30台机器。在麦瑟提德维尔的骚动是由减少工资引起的。在伯明翰失业者也骚动起来。在瓦尔萨尔发生穷人的骚乱。12月7日在登迪由于伙食太贵，有100多家店铺被抢。”（《一个激进主义者一生的变迁》第1卷，第6—7页。）
伴随着骚乱而来的是群众政治认识的提高。在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在伦敦的新的工业城市里，按照卡特赖特少校建议的形式建立了“汉普登俱乐部”[15]。在这些俱乐部里，工人们开会讨论和进行议会改革的酝酿活动。这些俱乐部达到了许多以前通讯社的活动所没有达到的地方。由于当时所颁布的法律，俱乐部要想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是不可能的。但是，增长中的左翼报刊的势力，特别是威廉·科贝特的定期的文章，却是一个统一的力量。
科贝特逐渐从一个爱吵嚷的保守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激进派。他的信仰的根源和潘恩以及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后继者们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确拥有一大堆偏见，但这些偏见是光明磊落的。他的《政治纪事》总是随时准备对假公济私和陋习进行攻击，并且永远为被压迫者说话。在滑铁卢之役的前几年，他仍然是一个主张议会改革的伟大力量。阻止《政治纪事》接近群众的唯一障碍就是它那高昂的售价：当局为了阻止受大众欢迎的报刊发展，故意课以重税，使它不得不以1先令半便士的价格出售。但在1816年11月，科贝特发行了一种2便士的《纪事报》，不登新闻和其他内容，只登他的《致手艺工人和产业工人书》。他在信中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此：
“在你们对自己的价值有了一个正确的概念以后，当你们听到人们把你们叫做乌合之众、贱民、暴徒、粗野的群众时，你们该多么气愤呵。”
他在讨论了人民的不满和苦难以后，作出结论说：
“唯一挽救的办法就是在下院或人民院进行一个改革，给所有直接税的纳税人以投票选举权，并且议员要每年选举一次。除此而外，再无其他办法了。”
这封信销售了200，000份，它把民主改革作为主要政治问题提到整个工人阶级的面前。继这封信之后，科贝特发行了定期的2便士一份的、不贴邮票的《纪事报》，它的固定售销额达到了50，000份。而《泰晤士报》当时每天只销售5，000份。随科贝特的《纪事报》之后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定期刊物：伍勒的《黑矮子》，卡莱耳的《共和杂志》以及约翰·加斯特的《母夜叉》，所有这些杂志均传诵甚广，至于讨论它的人那就更多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整个时期内，不仅当时杰出的新闻记者，而且几乎这一时期所有的主要诗人和有才能的作家，都同情、往往甚至是积极地支持激进和民主运动的斗争。如雪莱、拜伦、赫兹利特、彭斯、布莱克、济慈、利·亨特、兰德尔、皮科克以及华滋华斯、科勒里季和骚锡，他们至少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他们的表现往往是非常革命的。保守党除了唯一鼎鼎大名的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和一些腐化的雇佣文人外，没有可与这一宏伟的阵容相匹敌的人物。而那些堕落的文人最可称道的地方，只不过会说几句俏皮话而已。
早期领导人中，除了卡特赖特外，现在还在积极参加活动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站在前列的多是新的领导者，如科贝特、伍勒、卡莱尔、霍恩、本饱和享特。这些人中，卡莱尔以他的激进主义和自由思想的结合，以及他争取新闻自由的勇敢和坚毅称著于世。除了科贝特，最有直接影响的人物就要算是亨特了，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勇敢而有才华的演说家，他的这些优点远远超过了他的虚荣和性格乖僻的缺点。
这些意见各不相同但信仰大体和卡特莱特的纲领（见第一章第一节）差不多的改革主义者，开始在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其中：托马斯·斯宾斯的信徒们在12月2日于克拉肯威尔的斯巴广场举行的一火集会结果发展成为一场暴动，他们最初也许打算举行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这一时期的“证据”大部分都是警察密探所提供的，因此很难确定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政府随时准备利用特务所挑起的事件来打击整个运动。1817年1月，议会匆匆忙忙通过一项法令，授予治安法官以禁止集会的特别权力，而且和1794年到1806年的情况一样，停止了人身保护法。科贝特认为政府这次停止人身保护法的主要目的是想逮捕他和封闭他的《政治纪事》，于是他跑到美国去了。但是，大部分激进主义者都坚守岗位，运动继续发展着。
3月问，兰开夏的失业工人企图到伦敦去呈递要求改革和解除他们痛苦的请愿书。好几千人，大半都是手织机的织工，集合于曼彻斯特，但他们遭到军队的攻击并被驱散了。出发较早到达斯托克波特的那些人也遭到进攻，被冲散了。少数意志坚决的人一直推进到达比郡的阿希布尔奈。这次“毛毯党人”（因他们把随身携带的一切东西都卷在毯子里，看上去很像澳洲樵夫的行囊）的请愿进军，和往常一样以被逮捕和监禁而告结束。这些事件所引起的愤怒以及一切抗议的合法手段被禁止的事实，使人们转向武装计划，在旷野中秘密进行训练，准备武装起义。但这些准备活动只是地方性的，而且规模小，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加上还混入了政府的密探，所以一开始就注定要遭到失败。在伦敦，爱德华兹把锡斯耳伍德和他的同伙引来参加伽图街的密谋计划。在北方，臭名远扬的奥里佛正在进行他的可恶的勾当。
他的方法是周游各地，伪装成一个“革命”党的中央机构的代表。他骗各地的改革者的组织说，其他地方已经提前准备，武器齐全，只待一声命令就会有大批的人起义。他说，“只有你们这里，事情还没有齐备”。但是1817年6月14日《里子信使报》上的一篇文章详尽地揭露了他的阴谋，使他的计划未能得逞。这次揭露不仅使奥里佛狼狈不堪，而且也使雇佣他的政府出了丑。他所取得的一次成功，是诱骗了三四十个达比郡的工人从彭特里儿向诺丁昂进军。率领他们的是一个叫吉莱米亚·布兰德莱斯的织袜带工人，一个毅力坚强为人正直的人。他们被骗说是大队人马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完全是一支孤军。这支小小的队伍遭到军队的袭击，被驱散了。在经过慎重挑选的陪审官面前，19个人判处流放，布兰德莱斯和另外两个人就在诺丁昂处以绞刑。
但镇压和叛变出卖都不能阻止运动的发展。在伦敦、伯明翰以及其他地方纷纷举行大会，接着就筹备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举行一个兰开夏全体工人大会。所有周围的市镇和乡村都作了妥善的准备。1819年8月16日，带着乐队和高举旗帜的队伍，其中包括很多妇女，秩序井然地行进到开会地点。对于政府当局说来，他们严守纪律比任何秩序混乱都更加可怕。当亨特正要开始讲话的时候，一队骠骑兵和曼彻斯特的义勇骑兵向密集的人群发动了攻击。骠骑兵似乎只是机械地执行命令。特别积极的倒是属于上层阶级的义勇骑兵，他们肆意砍杀和践踏手无寸铁的人们。不多一会就死了11个人，约400人受了伤。
亨特、班弗德和其他等人遭到了逮捕并被以叛国罪提起公诉。政府企图把这次集会说成是一次暴乱，或者是革命的序幕，以便为集体屠杀开脱罪责。甚至《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
“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副检察长卡斯尔雷勋爵和其他议员们在下院所陈述的关于曼彻斯特集会是暴乱的话，乃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他们的话既无真实性也无可能性。”（班弗德著《一个激进主义者一生的变迁》。）
尽管有这种揭发，同时集体屠杀甚至在许多中等阶级人们中引起了恐怖，亨特和其他等人还是被判处了长期囚禁。同时政府更进一步通过了所谓“六条法令”，这个法令将合法镇压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六条法令授权治安法官禁止超过50人以上的集会。它们禁止军事训练和带有乐队及旗帜的游行。它们授权搜查任何有藏匿武器嫌疑的民家和逮捕携带武器的人，不用说，这一条当然只适用于下层阶级。最后，法令还规定每份售价在6便士以下的报纸和小册子须要再抽4便士的税。其目的是阻止像科贝特所出版的2便士的《纪事报》这一类刊物在群众中流行。为了反对这项法令和1817年查禁“诽谤和煽惑性”作品的法令，理查德·卡莱耳和他的店员志愿军从1819年到1825年斗争了6年。关于1817年的法令（它是卡莱耳的主要反对目标），当150名男女在监狱先后总共住满了200年以后，斗争才获得胜利。
阴谋暗杀内阁成员的伽图街事件，就是在彼得卢事件和《六条法令》通过以后才发生的。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一事件中，锡斯尔伍德和他的同伙（其中4人已被绞死）仅只是同意了一项计划而已，而这项计划的每一细节都是警察密探爱德华兹的主意。在这以后不久，在格拉斯哥和附近地区爆发了政治性的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参加罢工的大约有60，000工人——其中许多是煤矿工人——双方都盼望这次罢工会成为武装起义的序幕。不管原先计划如何，武装起义的口号却始终没有喊出来。可是有一小群罢工的工人受了密探的挑拨，未待时机成熟就采取了行动，在保内穆尔和第10骠骑兵的一支队伍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
自此之后，激进派的活动暂时低落了，但是群众对改革的渴望并没有丝毫减退的迹象。但是，“六条法令”使得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这种愿望变得更为困难了，并且压制了曾经在运动中起团结作用的群众报刊。加上从1820年起，有5年是商业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物价虽然有相当的跌落，但是，出口从1820年的4，800万镑增长到1825年的5，600万镑；同时，进口从3，200万镑上升至4，400万镑。国内市场的扩展不易计算，但增长的幅度大概比前者还要更大一些。战后经济脱节时期已经结束，现在，英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发生了作用，一个经济不断扩张的时期开始了。与其说这种经济扩张为日益显著的周期性危机所中断，还不如说被它分成了好几个阶段。
同时，工厂代替了家庭工业，重工业在抬头。虽然有结社法令的阻挠，这种不断增长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使得工会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工会运动的发展特点之一，就是在某些行业中出现了全国性的组织，这种全国性组织比过去长期存在的组织松弛和非正式的行会俱乐部联合会要有效得多。有时候这些机构为了防范万一，便采用表面看起来合法的联谊会的名称来作为掩护，如1809年的“翻砂工人联谊会”即是一例。另外一个早期建立起来的全国性的组织是印花布工人的组织。1818年警察在波尔顿逮捕了参加集会的工人，参加这次集会的都是来自英国各地的代表。从对他们的审判中，证明这些集会是一种预定的每年例会。
工会运动新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组成地方工会联合会的趋向——这是一种初期的、往往是短暂的工会理事会。从这些组织遗留下来的一些零散的账簿中可以看出，这些工会组织间的财政上的相互支持是非常普遍的，同时当彼此利益相同时它们还常常采取一致行动。从1823年到1825年这种联合委员会在废除结社法令的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方面的杰出人物是约翰·加斯特。他是伦敦造船工人工会的书记。工会运动的第三个发展应该归功于他。
这就是工联（TradesUnion），它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能够配合全国各地工会工作的组织。第一个这种组织叫“慈善社”，或叫“慈善大力士”，建立于1818年。在曼彻斯特、伦敦和斯塔福德郡北部陶器出产地都可以找到这个组织的痕迹。加斯特还在他的杂志《母夜叉》上刊登过“慈善大力士”的文章。但它的寿命很短，正如1826年在兰开夏第二次企图建立的工联存在时期不长一样。但这种思想普遍存在于工人群众中的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工联主义在成长之中。在各地的激进派中，议会改革和要求废除谷物法，是和要求废除结社法案同时提出的。
由于这种形势的发展和这种群众性的要求，同时统治阶级内部许多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法令是行不通的，如果非要执行，那是很危险的。这就是1824—1825年间废除运动的背景。如果只把它说成是弗朗西斯·普雷斯或其他任何个人操纵的结果，而忽视了群众运动这一方面，那就是把实际发生的那些事情完全歪曲和表面化了。在这一段历史中，普雷斯所占的地位是奇特的。他原先是一个裁缝，嗣后独自经营。借助于他在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区的组织（这是伦敦少数几个居民多，选民富于民主精神的选区之一），他变成了激进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之间起若一种联系作用。虽然他在这一点上有时确实对运动作出了有价值的实际贡献，但整个看起来，他的影响是危险的，因为他在伦敦的手艺工人中散布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知道，在1831—1832年的选举改革法案的斗争中，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虽然如此，普雷斯无疑地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他为激进派议员约瑟夫·休谟所作的辩护，他在议会特别委员会面前对证据的巧妙处理，他的避免引起他的对手恐惧的本事，所有这些都是出色的。一项废除一切结社法令和使工会组织合法化的法案在一周之内，没有经过一次辩论或任何意见分歧就在上下两院通过了。
它的后果是普雷斯和大部分其他的人所没有想到的。在非法状态下隐藏着的工会运动的强大力量现在显示出来了。同时，许多新的工会建立起来了，老工会的会员人数在迅速增加。到处听到罢工和增加工资的消息：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设菲尔德的剪刀匠，泰因和韦尔的水手，伦敦的造船工人和桶匠都行动起来了。
《设菲尔德信使报》反映了雇主们的惊惶失措：
“这已不是个别的一部分合同雇工为了某一点要求所进行的增加工资的罢工，而是几乎全国所有的技工联合起来，强制雇主接受他们的条件。”
雇主们要求废除这个新通过的法令。船主们拟就一项法案，这些船主在当时是臭名远扬的、最凶恶最反动的雇主集团之一。整个工会运动立即投入了行动。代表“兰开夏棉纺工人工会”的加斯特和约翰·道尔蒂与普雷斯联合起来，在伦敦和各郡中心地区成立了防卫委员会。请愿书潮涌而至，群众不断地到议会去会见议员。几十个工人在议会特别委员会前为结社法令的恶劣后果作证。但结果还是通过了一项新的法令。它虽然承认工会和罢工是合法的，但却使许多工会的正常活动非法化了，使人们很难举行罢工而不触犯法律。
虽然这样，但总的说来，1824—1825年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并为以后的进步奠定了基础。1825年的法令对阻止前进或减少罢工次数事实上并不起作用。诸如“蒸汽机制造工人工会”（现属混合机器工人工会）和“木工和细木工总工会”（现属联合木工协会）都是在这些年代中成立起来的。1826年兰开夏的棉纺工人和矿工为反对削减工资展开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罢工。但是，这些罢工都遭到了惨败，1825年底，商业繁荣时期结束了，随后是一个削减工资和广泛的失业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再度被迫转为防守，但下一个运动一开始，彻底的政治变革的要求就又重新提了出来，这个运动一直到1823年选举改革法令通过后才告结束。
[1]黑乡（BlackCountry），英国中部地区的煤铁矿区。——译者
[2]彼得卢屠杀事件发生在1819年8月16日的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当时有6万名群众公开举行集会，要求废除谷物法，英政府军警对群众进行政击，伤400人，死11人，造成血腥的镇压事件。——译者
[3]马克思著《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1页。——译者
[4]平均派（Leveller）是英国17世纪70年代清数徒革命时期的一个革命的政治和宗教派别，主要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印成大量的小册子散发。——译者
[5]戈登暴动开始于伦敦，目的在反对一项取消对天主教徒的某些合法限制的建议。接着发生了大规模的纵火和掠夺事件。作为郡长，威尔克斯积极参加了镇压这一暴动的工作。
[6]在巡逻裁判所和区域法院的记录中有很多有用的参考。
[7]圆厅党为1831年初英国罗排持和欧文派创立的，正式名称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全国联盟”，由于他们经常集会地点在一个圆厅里，因此被称为圆厅党人。--译者
[8]当时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受抚恤养老金。
[9]1791年7月，王权党的群众在官吏的默许纵容下，焚掠伯明翰等地激进主义者和反国教徒的住宅。—译者
[10]指从荷兰和汉诺威等处迎奉来的英王及贵族。——译者
[11]塞几穆尔（Sedgemoor）群众起义：1685年7月蒙默思公爵（Monmouth）于新教派人的拥护下在英国登陆，企图推翻天主教派的王室詹姆斯二世，他受到工人、小自耕农和西部织工的热烈欢迎，而民权党的富豪和绅士们并不支持他。所以很明显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最后，起事群众打算夜袭塞几穆尔的敌营失败，虽然他们作战很英勇，但终于为王家骑兵所击溃。接着便是追捕和屠杀。当时臭名远扬的大法官杰弗雷斯（GeorgeJeffreys）主持此案的审讯。在“血腥的巡回裁判所”（BloodyAssize）中，经仙手被处绞刑者达320人，流放者841人，被投人监狱和受鞭答者不计其数。蒙默思本人也被捕获断首。——译者
[12]这是全国平均价格。在不同地区，和一年当中的不同时间，价格往往有很大差别。
[13]所谓治安法官，是由普通公民担任的，没有薪金，是一种义务职。他们协助地方法院或警察局审理一般与治安有关的案件。—译者
[14]鲁德派（Luddite），指1812—1818年间英国大规模毁坏机器的参加者，他们认为机器是使他们失业贫困的原因。这个名称是由30年前诺丁昂一个破坏织袜机的工人纳达·鲁德（NedLudd）的名字而来的。—译者
[15]以约翰·汉普登得名，他是十七世纪反抗查理第一的内战中的领导人之一。 |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前言
A·L·莫尔顿（A.L.Morton）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提一下乔治·台德，是必要的。因为不仅这本书的大部分是他写的，而且本书得以出版，他也许比其他任何人做的贡献都多。1953年的夏天，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其他有关人士举办了一个讨论会，乔治·台德在会上所起的作用，我是记得很清楚的。编写这部书工人运动史的计划就是在这个讨论会上提出的。他的突然逝世，使他失去了目睹本书出版所带来的乐趣，对于我们这些为这项计划而和他一道工作的人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不过，在他逝世的时候，这项工作已经宣告完成；我想这部著作是他最希望获得的纪念品。
乔治·台德生于1914年8月25日，在新堡的德姆·阿林中学获得初级休姆奖学金而进入牛津大学布莱森诺士学院。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牛津大学历史学学位。1936年他在牛津加入了共产党。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将以一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称呼有时为人所误用了，这里是就这个字的最好的意义来用的）的榜样来怀念他。
他在《新堡日报》工作了两年，于1939年初来到伦敦，在《工人日报》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参加了军队，但在卧病了一个长时期之后，终于在1941年1月退伍。他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健康，而且在几年之后，因遭受深重而不断加剧的病痛，使他的体力逐渐衰弱下来。他始终以百折不挠的勇气、毅力和乐观的心情来对待这种病魔的缠绕。凡是他认为对工人运动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他从没有让自己受到疾病的妨碍。
1941年，他结了婚。我想，他的家庭幸福会大大地帮助他克服疾病地障碍。他所有的朋友一想起乔治在家里和妻子女儿们在一起的情景，便不由得感到衷心的喜悦。
离开军队以后，他在伯纳堡中学教了一个时期的书，1943年又回到了《工人日报》。1948年以后，他任报业联合会的副编辑。
除了这本书和许多文章之外（其中有一些是以乔治·阿姆斯特朗的笔名发表的），他还编写了两本书，《伦敦的社会主义斗争》（1948年）和《伦敦各业理事会史》（1950年）。在我看来，后一本是一部小小的杰作，是对一个真正有价值的题目的精确而透彻的论述。这两本书几乎都是用笔名出版的，这也许正是乔治的与众不同之处！只有那些和乔治在一起工作的人才知道暗藏在他那谦逊和虚怀若谷的作风背后的才干、不断增长的渊博知识和随时准备为他的同志效劳而不从使他们的要求落空的热情。他死时年仅41岁，还有许多他能胜任愉快的工作在等待着他去完成，这时他正开始为这部历史的第2卷搜集资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深深感到他的逝世是一个重大损失。
这本书是集体创作的果实，它是在我前已提到的那些讨论会的发言的基础上，以后又在各个阶段融合了许多人口头与书面的批评和建议写成的。最后，当然得有一个执笔人，我负责写了本书的头三章，乔治·台德写其余各章。我们的目的是简略地陈述我们认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英国工人运动史中的主要特点。如果有相当数目的读者觉得本书还不失为一篇有用和鼓舞人心的介绍的话，那么，我们的目的就完全达到了。
A·L·莫尔顿 |
83．爱琳娜致劳拉（11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83．
爱琳娜致劳拉
1893年11月17日于西中央区
格雷法学协会广场7号
我亲爱的劳拉：
足足有几个月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你现在怎么样？请不时来封短信，你知道，不时地收到一封来信，我是多么的快活，因为虽然很忙，我却很孤独，所以你的来信是非常受欢迎的。我只能从将军那里得到一点你的消息。
最近无政府主义者愚蠢的行为[1]是多么的可恶！偏偏此时发生了这种事情，因为我们好象刚刚在法国取得一些进展！想起来真使人恼火，自然受到最大损害的是我们的人，我心急如焚，想知道今后将采取什么路线。无须对你说，这一恶劣的行径对我们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如有可能，请把所有对我为《工人时报》撰搞有用的报纸寄来。
人们委任保尔当《前进报》[2]的通迅员，我感到由衷的高兴。那么翻译的事你打算怎么办？你不要交给娜塔利亚[3]翻译（她负责未翻译的文章），因为她笔头慢，并且一般她译得很糟糕。能够摆脱阿恩特[4]这个小混蛋是件幸运的事，更幸运的是由保尔报导法国新闻。一天晚上那个阿恩特竟厚着脸皮到将军家去，我想（我当时不在）他准挨了“一顿痛骂”。
至于将军，你大概可从他的信中看得出，他精神矍铄。这次旅行[5]，对他有极大的好处，尽管经受了种种感情冲动，副作用没有我原先担心的那么严重。路易莎出色地驾驶着他，他快活得象个中学生。彭普西娅[6]（眼下）被陶汰了，而且没有希望翻身。她进城来时只得住到查理[7]家！她想方设法争取至少星期天能留下来，但被毫不客气地打发走了。想到她对待我们可怜的尼米的情景，对她的惨败，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一个好消息——我很高兴告诉你——，将军在搞第三卷[8]，一部分在圣诞节后不久就可寄给迈斯纳（因节日期间寄东西不太谨慎）。圣诞节！哦！劳拉，可怕的节日欢庆，人们越来越觉得索然无味，节庆变得使人难受。我真想躲到你那儿去，跟你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过节呢。我心情忧郁，头脑发木，如果我不指望收到你的回信，我就不写信了。最近一些日子我感到疲惫不堪。我觉得病得很厉害，但实际上并没有病，（不知你是否能明白我这些梦呓般的语言，）很可能我传染上流感了。我强打精神，睁着眼睛，头和背痛得厉害，嗓子眼火辣辣的，总是感到恶心。我在寻开心，是吗？我说这些只是为了替我的愚钝找借口，并希望我这种可怜相能博得你的一封来信！
我很高兴地告诉你，爱德华现在身体好多了。你知道他的剧本并不成功，我早有思想准备，因为这不是一个好剧作。他自己也知道，但他认为正因为如此，这个剧本才能获救。他和戏剧界的朋友出去吃晚饭了，所以他不能向你致意，而现在已是凌晨一点，我的炉火已熄灭，祝你晚安。
望来信，我亲爱的劳拉。替我向保尔问候.他来信总是“公事”式的，只写两行半。
爱你的妹妹杜西
[1]如果杜西没有记错日子，那就是指巴塞罗那凶杀案（11月7日），而不是指马赛爆炸事件（11月10日）。前者是有人向利塞奥剧场投了一颗炸弹，造成16人死亡，后者是某将军官邸前发生的一起爆炸，这次爆炸造成了物质上的损失，此外，11月13日鞋匠列昂梯埃在歌剧院林荫大道的一家餐厅里重伤了塞尔维亚大使，12月9日瓦扬在众议院投掷了一枚炸弹。
[2]李卜克内西要求拉法格每周为《前进报》写一篇通讯，并把通讯译成德文寄去，以便通讯能同时在《前进报》和汉堡的《回声报》上刊登。
[3]李卜克内西的妻子。
[4]这是一个年青的德国记者，和社会主义团体有过频繁的接触，参加过苏黎世代表大会，在1893年9月20日的《前进报》上竭力吹捧布鲁斯。
[5]自8月1日至9月29日恩格斯去德国、奥匈帝国和瑞士旅行。他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6]彭普斯。——译者
[7]查理·罗舍，彭普斯的姻兄弟。
[8]《资本论》第三卷。 |
82．爱琳娜致劳拉（2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93年
82．
爱琳娜致劳拉
1893年2月7日于西中央区
法院巷65号
我亲爱的劳拉：
附上一份英国玻璃工人的呼吁书，我直接寄给你，我自己就不翻译了。首先因为你远比我译得好，其次鉴于我们英国人对法国人态度极好，这份呼吁书应该刊登在我们所有的报纸上。仅此一举便能使我们约克郡的人兴高采烈，因此我请你立刻翻译出附寄的呼吁书，把你的译文刊登在《社会主义者报》和其他所有的刊物上，然后把上述译文连同英文原文转给里昂加尔朗路47号菲·克劳斯。必须把英文原文寄给他，因为克劳斯和格林伍德[1]这两个人在党派标记问题上都是极其敏感的，他们坚持在拿到译文时要有所有的原文。其间我写信给这两位先生，向他们解释我所做的事。你收到格林伍德冗长的通信，可不要害怕，我经常收到类似的长信要我翻译，但与克劳斯相比，格林伍德算是一个简明的（要不然是聪明的）典范。不管怎么说，我指望你的帮助。这场斗争对我们整个玻璃工业来讲是一个生死问题。它很可能将持续几个月，其结局如何，只有上帝才知道，爱德华总说，上帝一向寡言少语。
第二件事，有一封凯尔·哈第的信。他写信告诉我28日将召开苏格兰工人党代表会议，他很想收到“拉法格和李卜克内西”的贺电。工人党能发个短的贺电吗？如果他们同意，请强调工人运动独立[2]的一面，就是说我们应该置身于所有其他政党之外，因为哈第对保守派的物质利益十分眼馋，颇为奇怪的是，他企图凭他得到的“支持”使这种羡慕和“非保守派的意识”协调一致！无论如何，贺电是有用的，尤其因为这有助于支持苏黎世代表大会反对伪代表大会[3]。不管怎样，我把哈第的函件转给你，现在随你怎么发落都可以——俗话就是这么说的。
这里冷得可怕，确实一点不假。你可以想象严寒加剧了贫困给失业者造成的种种惨状。我们这里的情况（所谓“我们这里”，我指的是整个大不列颠）实在可怕，无法形容……。倍倍尔来这里住几天，你也许已从将军那里知道了。彭普斯（唉！）还没有动身，我看她想赖着不肯走，尽可能赖下去。昨天我接到让的一封亲切的来信，他好象对你和保尔写给他的信非常高兴。可怜的小伙子！无须多读下去，仅从开头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他对父亲的真实想法，明白他的处境是多么悲惨。才17岁，已经对事情有那么强烈的感受！爱德华今天晚上去布里斯托尔了，他的身体很不好，但他不得不前往，为此我感到苦恼，可又没有法子。他明天晚上回来。在布里斯托尔举行了“示威游行”，因为在一次完全合法的和和平的示威游行中动用了军队，这种做法激起了人们的愤慨。
再见吧，我亲爱的劳拉。我们向你们俩问候，
你的杜西
[1]格林伍德曾是英国玻璃工人工会的书记。
[2]“独立工党”，工党的雏形，成立于布来得弗德代表大会（1893年1月13日至14日）。尽管这个党的领导具有改良主义倾向，但它却是真正建立在工人基础上的，该党首次在大不列颠北部获得成功。
[3]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在苏黎世举行，艾威林夫妇和路易莎，考茨基参加了大会。恩格斯出席了最后一天的大会，在大家的要求下，他主持了会议。此处所指的对立的代表大会是工联理事会决定召开的，但它最后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并派出代表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 |
81．爱琳娜致劳拉（7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81．
爱琳娜致劳拉
1892年7月26日于西中央区法院巷65号
我亲爱的劳拉：
你寄给弗雷迪[1]的50法郎已经收到，你真太好了（我知道你自己也很拮据），不过弗雷迪求我问保尔是否能对龙格施加压力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你会给他寄钱，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弗雷迪的妻子前些日子离开他的时候不仅把他大部分的东西卷走，而且把他的钱也拿走了。糟糕的是，这24英镑是跟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存放在他那里的。这笔钱是他们凑起来的互助基金，星期六他就该结清这笔钱啦。现在你明白这是一件讨厌的事了吧。弗雷迪给龙格写了信，我也多次写了信，但他是从来不回信的，这样弗雷迪才求我问问保尔是否能以某种方式把问题提交给监护顾问。当然我对龙格根本没有提起这些事，因为弗雷迪坚持不让任何人知道，尤其不要让恩格斯知道。不过我想我们能对付，因为爱德华盼望着今天或明天能从他的一个小歌剧的上演得到一笔收入（请放心，他说话是要负责的！），加上弗雷迪手头的钱，这就够了。很可能我太“多愁善感”，但我情不自禁地认为弗雷迪这一生的遭遇太不公平了。当我们正视现实的时候，我们看到人们对别人鼓吹德行，自己却很少身体力行，这岂非咄咄怪事？
我亲爱的，我已很久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而现在得知你病在床上，真太不巧了，正赶上保尔不在家。恐怕你和他，由于这份报纸遇到了很多麻烦，我有时听将军说起过。
如同你知道的，前一阵我们一直忙于选举[2]，这次选举非常有意思。博尼埃可以写出多少笑料啊！这次选举运动的某些内幕是极其滑稽可笑的，其中能公开的，我们都写了文章。更确切地讲，我们已经把文章发表了，爱德华和我把稿寄给了《新时代》[3]。不过有一件最有趣的事，我们还不能透露，现在讲给你听听。秦平（你想得到吗？）写信给爱德华向他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必要的经费，如果爱德华愿意在某处“竞选”！爱德华当然拒绝了。他回答说，第一，他丝毫不想竞选；第二，他只能接受竞选委员会（如果成立一个竞选委员会的话）的钱，但决不接受任何私人赠予。自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顾忌。人们从各方面，直接地或间接地向爱德华提供经费。至于海德门在《正义报》上大吹大擂的大笔款项，人们连他的钱是什么颜色都没有看见[4]。他答应给钱，但一个子儿还没给，甚至在伦敦被提名为候选人的泰勒也没有收到钱，结果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特别是泰勒选区的社会民主联盟支部竞勒令海德门退出社会民主联盟，理由是他欺诈。其实就是这个泰勒给爱德华和我写信，请求我们出来帮助他。由于他的纲领是极好的，又由于他和那个卑鄙无耻的豪威耳竞争，我们实际上帮助了他。但他败得很惨，而这主要是社会民主联盟的过失。你从中可看到为什么人们估计社会民主联盟这个多灾多难的家族里可能发生其他内讧。
上星期日路易莎·考茨基外出度假，明天将军前往威特岛。心爱的人儿[5]正准备为世上再添一个丑八怪。真可怕，不是吗？跟彭普斯一起呆上10天或12天之后，将军将去德国，到家乡看望他的兄弟们（除非她能使他打消这个念头），然后大概去柏林和维也纳，肯定要去瑞士。我想在这次旅行中他能见到另外一些人，能摆脱这里的一切，这对他有极大的好处。你可以想象，我们可怜的老肖利迈的去世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你瞧，我亲爱的，我也没有很多新闻告诉你。我们成天忙于开各种会议，做我们自己的工作。整整一个星期我的时间全被玻璃工人代表大会占了，我担任翻译兼辩论速记，现在我正在打由我记录整理的报告。保尔是否认识那两个法国代表雷和罗西埃？我很喜欢他们。
爱德华整个上星期都在都柏林为我们的工会核实帐目。现在他在〔大英〕博物馆写他那本地质学著作，快写完了。否则他会附笔的。喔！我亲爱的，我在想什么时候能见到你！我这个愿望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当保尔这位流浪汉回家的时候，代向他问候，请你接受我的亲吻和感谢。
杜西
你在《新时代》上读到梅林写的关于我们的先辈威斯特华伦一家很有趣的文章吗？值得一阅。关于妈妈的父亲，他本应该多打听到一些东西。当然他不能根据斐迪南[6]的叙述乱猜。作者大概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我亲爱的，你没有告诉我汇单的钱指定付给谁，我以为是指定付给我的，以免打搅弗雷迪，但人家说我讲的不对。请告诉我汇单上指定的收款人是谁，好吗？
忠于你的杜西
[1]此处可提出疑问：弗雷迪真正的父子关系还不为人所知，拉法格为什么能对龙格施加压力要他给弗雷迪汇钱？
[2]英国选举（7月7日至24日）的结果有9名工人代表进入议会，其中有约翰·白恩士、威尔逊、凯尔·哈第。
[3]题为《DieWahleninGrossbritannien》（《英国的选举》）1891—1892年第45期。
[4]喻根本没有收到他的钱。——译者
[5]很明显指彭普斯。
[6]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马克思夫人同父异母的兄弟，1850年至1858曾任普鲁士内政部长。 |
80．爱琳娜致劳拉（5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80．
爱琳娜致劳拉
1892年5月30日于西中央区
法院巷65号
我亲爱的劳拉：
我们对你送来的关于报纸[1]的好消息感到欣喜。（昨天，理所当然，我们在将军家为报纸顺利发展而举杯庆祝。）我难以对你描述，当我们得知你们终于在巴黎将有自己的日报时是多么的高兴。但愿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前景！我能肯定地告诉你拥有刊物这一事实也将在这儿引起强烈的反响，这种反响，我想会比你们在巴黎的人想象的还要大的多。最近你给我们描述了这帮无耻的可能派野种把光明之城[2]糟蹋成什么样子，我们对你这一切中时弊的看法是衷心赞同的，因为我们这里的可能派非常巧妙地从中捞到了好处。巴黎的局势曾是我们英国的布鲁斯和拉维的支柱，这是唯一使他们苟延残喘的救生板。英国人对外国的一切运动向来极其无知，但今日的无知不再象以往那样表现为蔑视他人的优越感，而是表现为对外国的无限的、病态般的崇拜。因此说把法国可能派放在英国马克思派的对立面是海德门的高招，他是最狡猾的耍弄手腕的家伙。即便法国整个外省几乎全掌握在马克思派的手里，也无济于事，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巴黎就是法国，倘若巴黎在可能派手里，对他们来说，等于整个法国都是可能派的。
市镇选举[3]的辉煌胜利无疑产生了某些效果，但如同你从我给《派尔—麦尔新闻》[4]写的通讯中所了解到的一样，整个英国报界对此只字未提。现在我们在巴黎已有了一个机关刊物，再要搞类似的封锁就不那么容易了，现在我们的工人只要求跟着外国走。所以你瞧，我们对这份新报感到欢欣鼓舞，这不仅仅为你们，也为我们自己。你们委托我们写英国通讯是必要的。我们和所有不同的组织保持经常的联系，因此对这里运动的真实情况了如指掌。但你要求我用法文写作是否有点轻率？改比译要难，这是尽人皆知的，到时候你只好怨你自己啦！说到通讯，我给你寄去一份《中央导报》[5]。我在文章中谈到冶金工人罢工的细节会使你们，保尔和你，感兴趣。这些“从内幕看到”的事情，从未透露过，是我们工会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泰纳塞德冶金工人代表告诉我的。他抱怨整个报界对这些事情小心翼翼地只字不提，你明白了吧，因为我们的“非熟练”工人在每个部门都被当作“粗工”使用，我们便有机会了解在所有“熟练”工种中所发生的一切。有些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如同你知道的，倍倍尔和辛格尔在这儿呆了半个来月，星期三走了。起初彭普斯也在（我应该告诉你辛格尔住在伯恩施坦夫妇家），她使大家非常难堪。等我见到你，我一定把倍倍尔最近在此逗留时所发生的一个地道的悲喜剧故事讲给你听，他无可奈何地在普蒂法尔—彭普斯夫人身旁扮演约瑟夫[6]的角色。现在彭普斯走了，但在赖德的帐篷里发牢骚哩！你知道在这个可爱的女酒鬼固执己见的时候，将军是多么的痛苦。如果不是这么讨厌，这么可悲，倒是满有趣的！将军精神矍烁，但这多亏倍倍尔在，多亏啤酒和五月酒（MaiWein）。一旦欢乐消逝，反应接踵而来，那么就该当心暴风雨啦！我想将军已经跟你谈到可怜的肖利迈的健康状况[7]了吧，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但许久以来，我们已看到了他的变化。肖莱马的朋友们唯一的希望是他的临终过程短一些。这一切是凄惨的。将军打算去曼彻斯特看望他，呆一、两天。但我怕肖莱马已经过了需要探望的阶段，甚至是最老和最亲的朋友的探望也不顶用了，恩格斯这次去主要是为了宽宽肖莱马的心。
我亲爱的老劳拉，在我特别想跟你聊天的时候，却只能给你写信！可是有很多东西只能说，而不能写的啊。我总抱着去巴黎的希望，但这个希望似乎比任何时候更显得遥远，更成问题。但我想我们有朝一日总能实现这个愿望的。下星期我将去普利茅斯参加我们工会的年度代表大会（想着提醒保尔给我们写点东西寄来！），然后爱德华将去阿贝丁对社会主义者发表演说。我上星期前往埃厄郡（应德国党的要求）[8]，但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度假。我星期四晚上9点15分出发（我要见德国矿工）；第二天早上9点到达丘姆诺克，忙了一整天，星期五晚上9点15分又在丘姆诺克赶乘火车，于星期六早上8点回到伦敦，我疲惫不堪，腰也直不起来了。
好啦，信纸写完了，马上让你从前言不搭后语的闲扯中解脱出来。向议员兼编辑问候。爱德华在〔大英〕博物馆。否则他一定要写上几句。
向你问候，我亲爱的劳拉。
你的杜西
[1]《社会主义者报》准备改版为大幅的日报，但此项计划没有成功。
[2]指的是巴黎，巴黎有光明之城的称号。——译者
[3]1892年5月1日全法国（除巴黎外）举行第一轮市镇选举。工人党获得22个市镇议会的600个席位，尤其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如鲁贝、马赛、蒙吕松等等。
[4]1892年5月24日《派尔—麦尔新闻》。
[5]《社会政治中央导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周报，1892至1895版，出版人是亨利希·布劳恩。杜西的文章刊登在第20期上，题为《DieLetztenenglischenStrikes》（《最近的英国罢工》）。
[6]约瑟夫是普蒂法尔的奴仆，普蒂法尔的妻子企图勾引约瑟夫，他推开了她，但他的披风落到这个女人的手里，然后她反咬约瑟夫一口，说他污辱了她。普蒂法尔信以为真，把约瑟夫投进监狱。（参见《圣经》）——译者
[7]肖莱马于6月27日逝世。恩格斯6月初拜访了他。那时他已经病得很重。得的是肺部肿瘤，身体部分瘫痪。
[8]杜西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请求，前往苏格兰丘姆诺克看望在那儿干活的德国矿工，这些矿工的名声不好，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接受低工资和破坏罢工的人。 |
79．爱琳娜致劳拉（4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92年
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人们都在进行庆祝五一节的准备工作，另一面也有人施展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进行破坏。
艾威林夫妇所在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向伦敦工联理事会（“TradesCouncil”）建议组织一次共同的示威游行。但伦敦工联理事会暂时和社会民主联盟结成同盟，拒绝了这一建议。当时这两个组织都向激进派俱乐部发出呼吁，但激进派俱乐部最后决定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共同行动。4月11日《每日纪事报》的文章《工人运动》是阿道夫·斯密斯致“伦敦工联理事会”书记希普顿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可能派决定派一、两个代表和“工联”一起庆祝“五一”，但不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一起庆祝。
伦敦的“五一”示威游行吸引了大批群众，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的国际讲台取得很大的成功，拉法格代表法国在这个讲台演讲。
79．
爱琳娜致劳拉
1892年4月15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你能从附寄的材料中看出，保尔为《每日纪事报》写信实在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已跟你谈过此事。哪怕由你代他写也行！相信我的话，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还需跟法国唯一还有点价值的党保持良好关系的话。所有这一切争吵都是可能派搞的小动作。我求你，务必让保尔——如果他在家——马上动手写；如果不在，把我的信转给他，并再三强调一下。照这里的事态发展，我们的朋友们感到无故地受到了凌辱，我们作了很大的努力为的是取得一种国际谅解，要是让斯密斯之流把这里的一切全搞糟了，那就太遗憾了。这里真正称得上是先锋队的工人对“伦敦工联理事会”毫无信任，因此，非常有必要说明，那些跟“伦敦工联理事会”和可能派合作的法国政党跟工人党毫无共同之处。
关于其他事情我不久将给你写信。我非常忙，而爱德华身体很不好。他寄住在布莱顿的一个朋友家。他得了严重的喉峡炎，现在尚未痊愈。
我真想写信向你描述彭普斯最近的一场戏。
向你问候。
非常爱你的杜西 |
78．爱琳娜致劳拉（9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78．
爱琳娜致劳拉
1891年9月25日于西中央区
法院巷65号
我亲爱的劳拉：
你自然知道我给你写信是为9月26日[1]向你祝愿，你也清楚，我很想使这些祝愿变成某种可以感觉到的物质的东西（啊！为什么我们不成为神智学者哟，要不然我们现在都成了大智大圣了！）。然而我所能赠献给你的，只有良好的祝愿。话要说回来，世上能得到这种良好祝愿的人并不多哩！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圣珀拉惹使保尔成了一个出色的通信者。我对这座圣母宫[2]的情况知道的越多，就越希望孔斯旦[3]接受我向盖得提出的计划（我想盖得现在成了我的姻兄弟）。我的意见是，一个人一旦被判决到圣珀拉惹坐牢，他的亲属和朋友可“预定”代坐班房，每次至少6星期。譬如说，保尔被判处12个月的徒刑，我去3个月（我愿为有这样的机会而破费），爱德华也去3个月，你要是愿意也可隐居6星期，以此类推。这样政府可以尽管判重刑，甚至可在经营上得益，因为人们是按定价付坐牢费的。真想不到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保尔匆匆忙忙到利尔去了[4]！那么让我们祝他幸福。他在利尔有当选的可能吗？还是只是5周的巡回宣传和旅行？从德尔克律兹写信告诉我们的情况来看，我认为目前这样一次巡回宣传是极其宝贵的，因为我们利尔的朋友们好象有点动摇的样子。这可以给他们打打气。
你大概已在《工人时报》和《前进报》上读到吉勒斯[5]的全部业绩了吧。听说目前他正准备一篇抨击文章，那就活该他倒霉了！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根本不知道一起诽谤罪诉讼案会引出什么结果，再说我们要说的每个字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可能被看成是诽谤性的，而且你知道在经济上这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挺高兴的，这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如倍倍尔所说，一记耳光罚款20先令，这太便宜了，划得来。保尔说，可惜爱德华没有在代表大会上把问题提出来，当时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去。你可在这周的《工人时报》上读到由该报主编起草的有关这次诉讼的报告，写的很好，很详细。此人[6]在29岁以前一直是工厂的工人，现在他想投入“运动”，但他对运动一无所知，几乎和一个新生儿差不多，不过他看上去很诚实，再说报纸能派用场。在理论方面，他一窍不通，但在报导当前发生的事情方面，他是可以信赖的，对啦，要给你定期寄《工人时报》吗？如不要，请告知。
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成功，超过了我的希望[7]，应该说，沃尔德斯和他那些正直的同胞们很出色地组织了这次代表大会，你一定听说社会民主联盟的人在这里大吵大闹了一番。“我们的英国支部”开口说话了，这样，沃尔德斯手中捏着信对海德门的追随者说：（1）所有的发难都来自可能派；（2）可能派连直接同布鲁塞尔人打交道的勇气都没有，而迫使海德门替他们发难；（3）他们竭力阻止马克思派参加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人谨慎行事，深思熟虑，他们认识到，问题应该这么看，没有马克思派，便没有代表大会，所以他们抛开了可能派。
我想还没有给你讲起过代表大会期间所发生的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有教益的插曲，这个插曲和阿列曼这个十分令人讨厌的人物有关。一位英国代表（一个“老工联主义者”，叫格林伍德），一个很可爱的老头，不顾众人反对一直支持我们（所谓“我们”，我指的是先锋支部），在最后一天早晨问我是否愿意当他的翻译，因为他一定要向阿列曼提一个问题。我自然不能拒绝，便和格林伍德一起来到阿列曼身边。英国人对阿列曼这么说：“1889年我参加了朗克里街代表大会，您大概还记得，人们决定出版一份报告，而这份报告预定价格5先令——完全对！——那么好，我付钱预购了两份，但后来一直没有下文。”阿列曼的脸上露出喜色，他说：“不错，确实有这么回事。很多人都付了钱。我已经着手收集材料，拟定报告，但被布鲁斯先生和惹利先生拿走了。据我所知，他们当时收到500法郎，是各国代表预订报告的钱，听说也许是5千法郎。布鲁斯先生，惹利先生，维利先生（或类似这样的名字）负责这些钱，您应该去问他们。”我建议格林伍德去见斯密斯，但最后一次会议乱糟糟的，无法找到他。不过这件事——如果真是这样——值得注意。不管怎么样，阿列曼承认格林伍德和其他人付过钱预订一份根本没有出版的报告！
你大概已听说将军到爱尔兰和苏格兰兜了一圈[8]。彭普斯坚持要去，算度一次假，“因为她从未度过假”！他们已回来了，但彭普斯跟以往一样感到不满意。星期日，爱德华和我迎接将军和路易莎回来（彭普斯继续在曼彻斯特旅行），将军当然怒气冲冲，痛骂了她（彭普斯）一通。但他总被她迷住，大发雷霆也白搭，她牢牢牵制着他。
我抱着一个不现实的希望（我看不到这个希望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就是今年冬天某个时候去看你，也就是说在12月份度假。家庭理事会和孩子们的事[9]进行得怎么样？可怜的小美美现在哪里？自然我对他们每个人的情况一无所知。
再见吧，我亲爱的。向保尔问候，再次向你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爱你的杜西
我亲爱的劳拉，我给你的丈夫已写了很多，我的妻子（尽管吉勒斯不乐意）也给您写了很多，在此谨向你问候并致以良好的祝愿。
爱德华
[1]劳拉的生日。
[2]即圣珀拉惹监狱。——译者
[3]内政部长。
[4]利尔第一选区的激进派议员死后，工人党决定推举保尔为候选人。因为他当时正坐牢，由盖得替他竞选。保尔在第二轮选举（1891年11月8日）中以6470票对5175票击败了他的对手，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吕西安·埃克多·德帕斯。他的当选迫使政府在议会开会期间暂时释放他。
[5]斐迪南·吉勒斯，新闻记者，1886年流亡伦敦，社会民主党人，“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成员，他在海德门的唆使下，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期间散发诽谤艾威林的传单。艾威林9月8日带着路易莎·考茨基作为见证人，登门拜访了吉勒斯，他打了吉勒斯两记耳光。9月25日的《工人时报》和9月11日的《前进报》报道了这次诉讼，艾威林被判罚款40先令，并支付23先令的诉讼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指控吉勒斯是警探，他于1892年被开除出“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6]指约瑟夫·伯吉斯。
[7]杜西在这里指的是开除无政府主义团体的代表，一致接受阶级斗争和必需为解放工人而斗争的观点。（参见由盖得起草的1891年8月26日的《社会主义者报》的社论。）
[8]1891年9月8日至9月23日恩格斯同彭普斯和路易莎·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
[9]在鳏居八年之后，龙格的私情激起了燕妮的妹妹们和朋友们极大的愤慨。此处指的是当时想成立一个家庭理事会来照管孩子们（龙格从不肯抛弃他们），但这个计划后来不了了之。 |
77．爱琳娜致劳拉（8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77．
爱琳娜致劳拉
1891年8月12日于西中央区
法院巷65号
我亲爱的劳拉：
只写一封短信。刚收到费舍的来信，他要我把报告的法、德译文给他各寄30份到柏林，其他直接寄到布鲁塞尔，你能办一下这件事吗？我认为盖得可以把印好的文件带到布鲁塞尔，我把我们印的文件带去。
你的同胞们糟糕透了[1]！你知道，瓦扬在这儿。我从他那儿听说一件妙不可言的事。布鲁斯现在非常希望代表大会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他害怕遭到阿列曼派[2]的排挤！瓦扬答应说马克思派一定注意使一切正常地进行。你不觉得这很滑稽吗？我很想能到勒—佩勒去。我十分想去，但谋事在我们，成事在钱包[3]，钱包空空如也，有什么办法？我将代表煤气工人去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得回到这里。今年我根本不可能有假期，好象假期跟我毫无缘分似的。
关于将军，我确实写过这样的话。我收到你的第一张明信片时，你还不知道将军外出，很可能你在信中告诉我的事，也对他讲了。他写信告诉我下星期一回伦敦。他钟爱彭普斯这个女酒鬼，天各一方，甚至使嗜酒也产生了几分魅力，他好象急于回家。他对彭普斯大发雷霆，可又喜欢她。路易莎不得不请求他不要再说彭普斯的坏话，否则她无法跟彭普斯以礼相待了。她问道：“如果您说她一味指望您死，我怎么能跟她交朋友？”将军哑口无言了。于是一切照常，所不同的是将军在责骂方面稍微收敛了一些，而我们知道，这种责骂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
爱你的杜西
[1]劳拉出生在比利时。
[2]1890年阿列在夏特罗代表大会上与布鲁斯决裂。
[3]套用谚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译者 |
76．爱琳娜致劳拉（8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76．
爱琳娜致劳拉
1891年8月6日于西中央区
法院巷65号
我亲爱的劳拉：
爱德华刚给我转来你的明信片。你肯接受翻译工作实在太好了。不过我现在可以免去你这项苦差使（报告长的要命），因为一个老巴黎公社社员马格尼乐意承担这项工作。但我怕他只是凑合事，如果我们的时间有富裕，我将把校样寄给你，倘若你能稍加润色——不要改得太多，否则费用太高——，我们大家一定很感谢你。
寄上报告[1]。对这份报告请不要过分挑剔。我起草的时候，心中非常烦恼，身体又不舒服，还不断地被打断工作。报告很长，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不是为一个党起草的报，而是为十几个党起草的。
同时寄上我搞的德文报告的英译稿。你将看到我只加了一、两个解释性的注释（我征求过将军的意见，他表示同意）。英国人不能明白什么是“GesindeOrdnung”[2]（雇工法），尽管在英国农业工人中，也有相似的东西。
我想你已经得到将军的消息了吧[3]。当我见到肖莱马的时候，我担心将军不会对他这次旅行感到愉快。肖莱马衰老得厉害，很难相处，脾气暴躁。当然天气也很恶劣。而且归根到底，将军只有和醉醺醺而显得妩媚迷人的彭普斯在一起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是最幸福的。这是普罗斯皮罗[4]爱上了低能儿卡列班[5]，因为彭普斯不具备足够的长处能弥补卡列班的不足。但愿好老头和穆尔一起至少能到达马德拉岛，甚至也许到得了加纳利群岛。我希望如此，因为以前海上旅行对将军的身体最有好处，如同我们可怜的尼米所说的，他回来时简直“换了一个人儿”。海的作用确实很大，但这不仅因为海的缘故，更主要的是他完全摆脱了他的家庭环境。所以当你给他写信的时候，也要再三劝他到海上旅行。如果我们一致这么要求，我想我们将获胜。啊！可怜的老保尔！不过，我差不多要羡慕他了——监禁12个月，可以清静12个月[6]！
昨天瓦扬、雅克和格雷利希（他们三人都住在列斯纳家）到我们家来了，他们非常讨人喜欢——我说的是瓦扬父子。比利时人真是乱套了！下次我写信告诉你他们怎么把这里搅得一塌糊涂[7]，可以使我们的囚犯开开心。你准备象以往那样对待他呢，还是比以往更不好地对待他呢？
请在近日来信，写个明信片也行。好啦！现在该你欠我一封信了。
替我向保尔问候。他那些鸽啊鸡啊都好吗？现在有雏鸡了吗？
也向你问好，我亲爱的劳拉。
爱你的杜西
[1]《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向1891年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代表的报告》。
[2]规定主仆权利与义务的法律。
[3]恩格斯计划和肖莱马一起在海上环游大不列颠岛，但天气不好，迫使他们留在赖德市。
[4]普罗斯皮罗是莎士比亚的喜剧《暴风雨》中的主角。——译者
[5]卡列班是莎士比亚的喜剧《暴风雨》中的人物，是一个半人半怪的角色。——译者注
[6]拉法格于7月30日被投入监狱。
[7]比利时人宣布在8月18日星期日召开代表大会，而星期日实际是16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132页：如果我们的人18日到达，而（可能派）布鲁斯派和海德门的拥护者16日到达，他们就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译者 |
75．爱琳娜致劳拉（7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91年
1891年5月1日，（在英国，庆祝活动是3日，星期日举行的。）许多人来到海德公园，静静地围在工联的讲台旁，相比之下，社会民主联盟的讲台冷冷清清。
在巴黎，尽管有警察在驱赶人群，协和广场上聚集的失业工人仍然人山人海。但在富尔米，这一天发生了悲剧：军队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开枪扫射，有10人死亡，36人受伤。
艾威林夫妇在参加了伦敦的游行集会后，前往都柏林，参加定于5月17日召开的煤气工人工会代表大会。
虽然在会议日期问题上有些混乱，召集会议的通知书发晚了，会议参加者的人选也出了差错，可是比利时工人党召集的国际代表大会终于在8月16日在布鲁塞尔开幕。出席大会的共有363名代表，其中很多是妇女。保尔·拉法格在圣珀拉惹监狱坐牢，未能代表法国工人党出席大会。
杜西把很多报告译成英文，并亲自起草了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报告，她作为煤气工人工会、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以及其他工会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在大会的讲台上宣读了这份报告。
75．
爱琳娜致劳拉
1891年7月6日于西中央区
法院巷65号
我亲爱的劳拉：
我们刚从《每日新闻》获悉保尔被判处12个月监禁[1]。但我想他可以对这个极不公正的判决提出上诉。他要是在这儿，当然不行，但我想在法国这是可能的。要是他上诉，肯定他能被宣告无罪或最多一、两个月就能摆脱困境。他的被捕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代表大会？他不能参加布鲁塞尔会议太叫人扫兴了。可能派——至少我们伦敦的可能派——想千方百计制造事端。
关于这次代表大会。我现在写信给你是想问你是否愿意为德国党把附寄的德文报告翻译成法文。费舍要求我把它翻译成英文和法文。译成法文，我知道自己不能胜任。你愿意承担吗？当然由党组织付钱，而费舍让我确定稿酬。他还建议在这里印刷译文。但如果你同意负责法译文，可在巴黎印刷，你若能够接受这项工作请立即复信，我们可把费舍的信寄给你，信中谈到付印多少份等等细节。你跟我的处境不相上下，也想名正言顺地挣几个钱，那你就接受这项工作吧。
我无心提到孩子们，这一切令人脑火[2]，难以用言语表达。
关于翻译报告一事，盼告。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你的一封信，我不知道你欠了我多少信，我都懒得算。我们也急切希望知道保尔的消息。
我们俩向你问候。
你的杜西
[1]1891年6月20日拉法格接到在杜埃的诺尔省陪审法庭要求他7月4日出庭的传讯。“被告于1891年4月11日在维涅伊一次公共集会上发表了下述演说，直接唆使凶杀犯罪，但这次煽动并未得逞”。拉法格被判处一年徒刑，罚款一百法郞
[2]龙格不久前和一个叫玛丽的女人在冈域同居，引起马克思一家极大的愤慨。 |
74．爱琳娜致劳拉（12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74．
爱琳娜致劳拉
1890年12月31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又是一年过去了，我们祝你们新年快乐。不管怎么说，祝愿总没有坏处。圣诞节总算闯过去了，要是没有伯恩施坦和爱德华又笑又闹，我们还真不会有这么好的结局。自从彭普斯得知路易莎留下后，迫不及待地寻衅。圣诞节那天，因为她已有几分“醉意”，一场大闹看上去难以避免。幸亏她睡着了，一觉醒过来，吵架的劲头缓和了下来。但我们大家好象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或生怕踩着别人的脚似的。可怜的老肖利迈没有来成，我们很想念他。
尽管你不来信令人气恼，我还是下决心给你写封长信。但我现在该整装去彭普斯家参加欢庆活动（我宁愿断一只胳膊，缺一条腿而去不成），只好让你等着了。这就是说，你不一定会得到一封信。请告诉美美，我们要寄5法朗给我们的教女埃利娜（她的眼睛很难看）欢度新年。但寄钱要赶在13点以前，明天才能寄出，那时我再给埃利娜和美美写信。
就此搁笔，我亲爱的，向你们致以新年最好的祝愿。
爱你的杜西
请把附信寄给龙格夫人。 |
73．爱琳娜致劳拉（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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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89年7月14日至20日在巴黎佩特雷尔大厅召开，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欧洲和美洲22个国家[1]的近400名代表。
与此同时，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在巴黎的朗克里街举行，它只召集了14个国家的代表，因此是一次失败。
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中有一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他们非常倾向和可能派联合，这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第四次全体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李卜克内西的提案，建议两个代表大会联合，但可能派所提的要求使这个提案落空了。
代表大会通过以下决议：
发动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和组织5月1日国际游行示威；
禁止童工劳动，保护少年和妇女的劳动，规定日班，夜班，节日班的劳动；
解散军队，武装公民。
代表大会声明和平是解放工人的首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条件。
爱琳娜和爱德华于7月6日抵达巴黎，住在勒—佩勒拉法格家的附近。他们利用代表大会开会前的空余时间参观了当时在巴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还去看望了燕妮的孩子们。
代表大会期间，杜西担任英、德、法代表的翻译。
1889年6月的那封信和下面这封信相隔18个月。
国际代表大会结束以后，艾威林夫妇带着两个外甥，13岁的琼尼·龙格和10岁的爱德加尔回到伦敦。孩子们和他们住在一起，后来到伊斯特勃恩和恩格斯相聚。回伦敦后，有时住在恩格斯家，有时住在杜西家，杜西的活动越来越多，但只要可能，孩子们就和她住在一起。
杜西组织工会，支持罢工，特别是支持码头工人大罢工。恩格斯说码头工人是“所有穷困者中的最穷困者”。杜西创建了煤气工人工会第一个妇女支部，并任该支部的书记，她还组织了非熟练工人的第一个工会。银镇橡胶制品厂举行的罢工特别得到煤气工人工会的资助，坚持了85天。在这次罢工中，杜西多次发表演说，保护罢工工人。她参加了伦敦和外省的一些游行示威，成为一个杰出的女演说家。她说话热情洋溢，以理服人，深受广大听众的爱戴。在煤气工人第一年度代表会议上，她在一片欢呼声中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5月1日（庆祝活动是5月4日，星期日举行的）她和拉法格，艾威林一起在海德公园面对几万。人发表演说。
在法国，5月1日那天协和广场上聚集了10万人。处于戒备状态的军队占领了巴黎以防发生任何事件，但示威游行却完全是和平的。在农村，社会主义则进展甚微。1889年9月拉法格参加歇尔的议会选举，被击败；龙格是库伯瓦的候选人，也被击败。尽管障碍重重，《社会主义者报》第一期仍然于1890年9月21日出版。
1890年8月艾威林夫妇前往挪威三周，挪威是易卜生的故乡，他们是易卜生的狂热崇拜者，杜西翻译过易卜生好几个剧本。他们回来后，又积极从事活动。1890年10月11日和12日他们参加了在利尔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然后，杜西应邀出席10月13日至18日在哈雷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这两次代表大会为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作了准备，杜西将代表煤气工人工会、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和许多社会主义组织参加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
1890年11月3日，马克思一家和恩格斯的忠实佣人和朋友海伦·德穆特去世。三周后恩格斯将庆祝自己的70寿辰（这时他收到了从世界各地拍来的贺电）。这使他不知所措：他需要有人料理家务和担任他的秘书。他写信给路易莎·考茨基，恩格斯是在她跟丈夫几年前来伦敦时认识她的。现在路易莎已离婚，正在维也纳从事助产士的学业，在此期间，她与在离婚前结识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在周围的人，特别是倍倍尔和辛格尔的促进下，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倍倍尔和辛格尔坚持要安排自己的人担任这项工作。
我们将在这本通信集的以后部分看到这个新安排带来的后果，随着路易莎在恩格斯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的加强，杜西对路易莎的感情不断起着变化。
1890年
在这一批信件中，第一次出现弗雷迪·德穆特的名字。杜西写这封信的时候，只知道他是海伦·德穆特心爱的儿子，是恩格斯的私生子。
实际上，恩格斯为了避免马克思一家发生任何家庭悲剧，不惜承担私生父子关系。只是在他病重临终时，赛姆·穆尔，作为恩格斯遗嘱执行人之一，才很婉转地向杜西透露弗雷迪是马克思之子。她对父亲的崇敬使她无法接受这种说法。她不能相信这件事，这话必须要由恩格斯亲口说出来才算数。当她来到恩格斯床头的时侯，被喉癌折磨得很衰弱的恩格斯已经说不出话，他只能用手写来证实赛姆·穆尔的说法。
自此以后，弗雷迪成了杜西的密友、逆境时的知己，她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写给他的。
73．
爱琳娜致劳拉
1890年12月19日于东区巴尔金路141号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
亲爱的劳拉：
但愿这封信不会使你感到吃惊。附寄给保尔的信，只是“尽职”而已。现在让我尝尝拉家常的乐趣。屋顶的水槽里积着好儿公分厚的雪，寒风刺骨，我真希望你在我的面前，这样可以跟你痛痛快快地聊聊。我想给你谈谈最近这儿周的事情，这些事情变化曲折，都够得上写史诗了，可惜我没有这个能耐，你走后，我从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都呆在将军家，我们“开怀畅饮”到陵晨2点半。我昏昏沉沉困得不行，现在连当时狼吞虎咽地吃了些什么都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总的气氛是对令人生畏的彭普斯的一种挑战。简而言之，星期天平静地过去了，但彭普斯很早就退席了，将军开始感到不安。后来事情的发展扣人心弦，从奥地利拍来了电报，路易莎要来。彭普斯为此不断地到恩格斯面前吵吵闹闹。将军鼓足勇气告诉彭普斯，路易莎是应我的[2]（！）邀请来的，因此必须对她以礼相待，否则要改变原先的遗嘱，另写新的遗嘱。路易莎终于抵达了。你可想象，她累得筋疲力竭，从维也纳旅行到这里，中途没有休息，而且是在几个星期紧张的工作之后，这不是闹着玩的。恩格斯本想当天就要她到彭普斯家去，但我说下午我要来（我们上午见到路易莎），这样才把拜访彭普斯推迟到第二天，他们后来去了。彭普斯光临的那天，大家痛饮香槟酒。自然谁坐上手就成了问题。
开始，尽管路易莎一再推托，宣称她不会也不愿切肉，将军还是再三让她坐在这个位置上，但最后他让步了，还是象通常那样由彭普斯主持。得写一本书才讲得清种种波折，反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有一件事奇特有趣，不能遗漏。将军生日那天，彭普斯比平时醉得更厉害，向路易莎推心置腹地说，她知道应该对路易莎以礼相待，否则她将从遗嘱中被除名”！这番话真使我替路易莎感到难过。倍倍尔和所有其他的人都对路易莎说，到这里来定居是可能应尽的义务。她确实有点委曲。她在维也纳工作得好好的，完全牺牲自己的职业可不简单啊，对一个男子汉，也不会提出比这再高的要求。她还很年轻，刚30岁。把她圈在屋子里，使她失去过更圆满更幸福的生活的一切机会，似乎很不公正。你完全知道她在这儿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甚至我们可怜的尼米都不能外出，除非把彭普斯也带着，才能平安无事。我认为这种状况不会继续下去，不会维持多久。这句话你可不要传出去。当然，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知道这一切的结局将非常令人不愉快。不管怎么样，路易莎的前景不会太妙。象玛丽·德克尔那样的陌生人是会提出条件的，而路易莎却不会。总之，我们插不上手，只能等着瞧。这期间发生过许多笑话和闹剧，将军比任何时候更怕彭普斯——怕她的目光？——对她更加温顺驯服了。彭普斯回家以后，恩格斯在星期日给她送过一、二次食物，把家里的一半食物都送给她，还不算饮料。
弗雷迪无论在哪方面的表现都极好，不管恩格斯对他发脾气有多不公正，他都能谅解。我想我们当中谁都不愿意提起他的过去。每当我见到弗雷迪，我总有一种负罪和不公正的感觉。这个人的生活是多么不幸啊！听他讲述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一种耻辱。
除了有关彭普斯的事情以外，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的了。我们每天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就是说，干很多的活，挣少得可怜的钱。爱德华的剧本《狂妄的人》还在喜剧院上演，他还写了其他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剧本，令人烦恼的是希望并不等于支票。
我为一份新杂志搞翻译（译文糟得很）。我们俩都编撰戏剧专栏，但已经不为《时代》撰稿了，《时代》出完12月号后就要安息了。今后我们为《廷斯莱杂志》[3]撰稿。我打字，爱德华写一大堆的东西，有好的，有坏的，也有普普通通的。会议和类似会议的工作占去了我们俩的一切空余时间。实在没有时间思考一下这种生活究竟是有意义还是可恶之极。
美美[4]的信写得动人极了。请告诉她。等我给她寄新年礼物时再给她写信。说起新年，我害怕即将到来的节庆，可怕极了。唯一使人欣喜的是，亲爱的老恩格斯非常快乐，好象越活越年轻了。
孩子们怎么样？你经常见到他们吗？望近日内能得到你的消息。此时如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我再写信告诉你。
再见吧，我亲爱的老劳拉。
你的杜西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573页注229：“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欧洲和美洲二十个国家的三百九十三位代表。”——译者
[2]指恩格斯——译者
[3]刊登一些肤浅文章的月刊。
[4]燕妮·龙格，她经常住在拉法格夫妇家。 |
72．爱琳娜致劳拉（6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72．
爱琳娜致劳拉
1889年6月1日于西中央区
法院巷65号
我亲爱的劳拉：
附上一封马辛厄姆的信，如果你去过一次《星报》的办公室，你就不会对信件可能遗失感到惊讶了，你反倒会问，东西是怎么发表出来的。我不得不在马辛厄姆的办公桌上到处寻找他亲自约我写的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不知放到那里去了。如果奥凯茨基[1]（他的名字是这样写的吗？）能重新写一份稿，就能立即发表，再加一个编者按，说明迟发的原因。这很有必要。我实在抱歉，给你添了这一大堆额外的麻烦，但这不是我的过失。我为我们的代表大会做了艰苦的工作。实话对你说，在伦敦开展工作不容易啊。
我不知道恩格斯是否写信告诉你，上星期白恩士，肯宁安-格莱安，曼，班纳，戴维斯，伯恩施坦和博尼埃（威·帕涅尔没能来，但寄来一封信）在我们家聚会讨论局势。白恩士答应（但不能太指靠他）把下述建议（建议是由我们提出的）提交“机械工人联合会”理事会，因为他是该“联合会”的代表。他将着重指出这次国际代表大会是我们的代表大会，因此，他受委托邀请另一个代表大会派出代表，这些代表将请求我们的代表大会给予合作。如果遭到拒绝，他就辞职，然后倒向我们这边来。要是我们早一星期得到通知书[2]该多好啊！倘若李卜克内西不干这件蠢事，我看有三、四个工联的头头早就倒向我们了。我们争取到了凯尔·哈第，我感到十分欣慰。去年11月份，我把他带到将军家（就是在这里开代表大会的时候）。从那时起，恩格斯经常给他写信。我们给他分析了局势，哈第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在苏格兰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愿他能搞到路费去参加代表大会。他会使你感兴趣的。到最近一个时期为止，他一直在矿上工作（目前他作为他的工会的书记，每年领到八十英镑——对一个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的人来说这是很少的！），他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我们已写信给斯捷普尼亚克。他如果写信给你们要求把他的名字划掉，请不必在意，他写这封信只是因为他认为召集会议的签名者应该代表团体。我向他解释过他可代表个人签名。克鲁泡特金和无政府主义者们，和拉甫罗夫那帮人完全一样，都反对他，斯捷普尼亚克是怕给我们招惹麻烦。他曾为我们写信争取维拉·查苏利奇和其他俄国人。
我今天发出500份最近写的通知书，100来封信和明信片，累得要死，因为我还打好了一个剧本！还有一件事：我想，开代表大会的那一周，你们家一定住得满满的。你能否为爱德华和我在勒—佩勒租一间价钱便宜的房间（我们穷得要命！），为期三、四个星期，从7月初到7月底，行吗？我不愿意麻烦你，但要是你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我是很高兴的。我们一定前往，但我不愿意到时候碰运气找住所。
今晚我要会见五、六个工联头头，谈谈代表大会的事，让我们再见吧。我们到激进俱乐部作演讲，从不间断，现在我希望我们的工作能有效果。对《正义报》愚蠢的“声明”的答复写得好极了[3]！
问候你们俩！
你的杜西
[1]奥凯茨基是布累委员会的司库。他写信给《星报》抗议被指控在一次补选中接受布朗热的钱。
[2]对欧洲和美洲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发出的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
[3]1889年5月25日《正义报》发表《社会民主联盟的声明：1889年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全部真相》，信中所说的对这个“声明”的答复是伯恩施坦写的一篇文章。 |
71．爱琳娜致劳拉（4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拉法格发出一封信，抗议《星报》的那篇文章，他把信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又把信转交给杜西。
5月6日拉法格把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寄给恩格斯，由于李卜克内西的拖延，呼吁书没能及早发出，因为李卜克内西总希望跟可能派达成和解（恩格斯说他得了“联合狂”）。1889年5月14日《星报》的“人民信箱”（《Thepeople'sPostBox》）栏刊登了这份《邀请书》。
71．
爱琳娜致劳拉
1889年4月〔5月〕10日于
西中央区法院巷65号
我亲爱的劳拉：
将军刚才给我们捎来保尔给《星报》的信，我们不得不把信退还给你们，这有好几方面的原因：
1．信写的太长，涉及的面太广。我们对可能派的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在这里不会引起任何兴趣。我们尽一切可能促使报刊发表关系到我们代表大会的文章（这可不容易啊）。你们起的作用应该是揭露对方的谎言。谈谈布累问题[1]，瓦扬问题，谈谈他们如何歪曲我们的人的形象，但不要陷入关于代表大会组织问题等冗长的报告中去，这对通讯来说是不合适的，我们尽可能用别的形式发表。请你谈谈布累，请瓦扬谈谈他自己，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类东西。但我请你们抓紧时间。再则，如同我已经对你说过的，全体签名的邀请信很有用，但这样的信也不宜过长，只要简单申明作为某某团体（波尔多和特鲁瓦）[2]的代表，你们邀请工人们参加代表大会，等等。
2．来信必须直接寄给《星报》，不应由我们转送。直接寄给东中央区石匠街《星报》亨·威·马辛厄姆。必要时，把复本寄给我们，每次都要告诉我们你们寄了什么，什么日期寄的。凡我们有复本的信如果不能在《星报》刊登，我们将设法在别处发表。
3．要核实你们每一个声明是否都是可信的。如果你们得知“社会主义同盟”反对我们，请不要感到惊讶。据我所知，“社会主义同盟”还没有正式接受邀请。保尔把该同盟列入参加者名单是犯了一个错误。最好不要吸收“社会主义同盟”，因为这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同盟”反对我们，这将双倍地败坏我们的名声。
这一切叫人烦恼透了。使我非常生气的是，李卜克内西的过失[3]使事情拖延下来，要不然我们早已争取到英国人了。我们的小册子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但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编下去。我们一周一周地往后拖，我不得不对来看我的工人们说，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消息。他们泄了气，失去了信心，于是海德门派和布鲁斯派采用他们已经准备就绪的措施把我们排挤了。倘若我们能及时行动，我们本来可以把他们击败的。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只有采取行动，使人们谈论我们的代表大会。你们要象连珠炮一样向《星报》发信（但信应该简明扼要，尖锐泼辣），他们总得发表几封。无论如何，保尔和瓦扬必须立即写信，让保尔写布累的事，让瓦扬写自己的事。
今天是我们小让的生日。我多么想见到他！
我准备大胆从事一项新的职业：打字。我准备买一架打字机，一旦我学会打字——这是很容易的——，我就准备开业，并拟定一份广告。我将寄给你一张。
爱你的杜西
[1]布累和瓦扬曾是在巴黎举行的一次补选中工人党的选人。可能派硬说：“布累靠布朗热派出钱当选，瓦扬充当了布朗热派的同盟者”。
[2]波尔多法国工会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1889年；特鲁瓦社会主义工人全国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1888—1889年。
[3]他执拗地希望联合可能派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 |
70．爱琳娜致劳拉（4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70．
爱琳娜致劳拉
1889年4月8日[1]于西中央区
法院巷65号
我亲爱的劳拉：
我给你寄上《星报》驻巴黎记者写的一篇卑鄙无耻的文章[2]。
我们肯定马辛厄姆受到阿道夫·斯密斯的接待，他在巴黎的整个逗留期间得到了照顾。这当然不能替马辛厄姆开脱，他本应该会见两派并听取两派的意见。就当前而论，我们的建议如下，巴克斯（他在这件事中表现很好）和我们今天已经去过《星报》。马辛厄姆还没有回来，不过我们想他明天就能到报社。我们将去看望他，尽量让他刊登一篇社论，阐明我们的观点。倘若不成功，我们武坚持要求发表伯恩施坦的信，但这封信主要评论5月3日的那篇文章[3]。关于附寄的这篇文章，巴克斯答应寄去一篇抗议，但这是不够的。瓦扬应该立即写一封信。如有可能，把他的信翻译好。直接寄到（星报》。要是由我转寄，人家又说什么"是马克思一家在闹事”。我已经建议过保尔应该写文章，可以泛泛而谈，同时你如能起草一封由全体邀请者签名的短信，那就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你给我寄一份复本（不管怎么样，每次你们给《星报》寄信时，均用明信片通知我一下），我尽量找个地方去发表。
只限我们之间说说，我们的好朋友李卜克内西对整个这次争吵是有责任的。如果这里及时收到邀请，我们本可以争取所有的英国人，现在我很担心为时太晚了。我们必须不偏不倚。我们这里对运动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在这里的人看来，你们和可能派的争执好象只不过是类似“社会主义同盟”和“社会民主联盟”之间的纠纷而已。糟糕的是，同盟是无政府主义的，而秦平的《工人选民》[4]又是极其令人可疑的（该报受到大部分工人成员的鄙视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人可指望了。我真的认为马辛厄姆是一个完全可靠的人，但如巴克斯所说的，他被“哄骗”了。我们将尽力使他睁开眼睛。爱德华将去看望雷诺[5]（不幸，他的报纸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海德门集团的影响），我们还将通知白恩士（他被机械工人联合会派到可能派那里去了）和汤姆·曼。
我担心眼下我们干不成什么大事，我们动手太晚了，但我们将去做一切可能办到的事情。此时你要设法使人们连珠炮式地向《星报》投抗议信，如能做到，请把所有重要的信复制给我寄来。打仗就要象打仗的样子。如果《星报》一意孤行，我们就应该转向对立的报纸。
你知道，海德门，斯密斯和所有其他的人无所事事，要么闲逛，要么等着引诱象马辛厄姆这样不明真相的人上钩。而我们却要为谋生而奔波，我们不能闲逛，不能指望偶然的机会把什么人抛到我们的网里，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利条件。
今晚我们要去看将军。如有什么新情况，再写信告诉你。
爱你的杜西
一定要关照瓦扬让他写信。巴克斯发誓，要是《星报》不乐意发表，他不惜任何代价要该报刊登。
[1]这封信和下一封信的日期在原件上4月是笔误，很明显应为5月
[2]5月7日《星报》发表的没有署名的文章，题为：《工人党——在巴黎市政厅同做实际工作的社会主义者的座谈》（TheWorkmen’sParty.—AchatwithsomepracticalSocialistsattheHôteldeville）。这篇文章攻击瓦扬，说什么在一次补选中“他充当了布朗热派的同盟者”。
[3]这篇未署名的文章题目是《巴黎国际代表大会》。
[4]亨·秦平（后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同盟）于1888年6月创办的社会主义刊物，矛头指向海德门。
[5]《雷诺新闻周报》，乔·威·雷诺创办的激进报。 |
69．爱琳娜致劳拉（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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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
海德门在他的《正义报》上对他所称的“马克思集团”发起了刻毒的攻击。恩格斯写了一本关于1889年代表大会的小册子，署名伯恩施坦，对海德门作了回答。这本小册子印了3千份，在伦敦和外省散发。海德门这时才把语气缓和下来，并表示愿意求大同存小异，希望看到召开一个大的国际代表大会。
于是杜西和伯恩施坦决定拜访他，并给他带去了伯恩施坦的答复，这个答复发表在4月13日这一期《正义报》上。
69．
爱琳娜致劳拉
1889年4月11日于西中央区
法院巷65号
我亲爱的劳拉：
我确切知道你要说我什么，我该受到责备，但也不完全应该，因为上星期六我给你写了一封八页纸的信，当时我要去水晶宫和爱德华碰头（我们到那儿去听柏辽兹的《浮士德》），我把信带在身上，因为爱德华想写一句附言。我把信夹在我当时阅读的书里（梅勒迪斯的一本著作！），等我到水晶宫时发现，坏了！书还在，但信不见了。我存着一线希望，但愿有哪个细心的人会捡着，看到我的地址寄还给我，可惜我没有这份运气。使我更为伤心的是，信中我对你讲了所发生的一切，而我很不愿意让这样的信落到随便什么人手里。
我收到了保尔为《星报》写的通讯，但由于形势发展了，我们没有把它交给马辛厄姆[1]。在此期间，海德门基本上让步了。因为无论如何只召开一个代表大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竭尽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目的。这样，伯恩施坦和我星期一去拜访了海德门。关于我们的会见，我不给你描述了，我知道将军会给你讲的。见到我，海德门的脸色变得铁青，他知道我脾气坏，就想尽办法刺激我，逼我无路可走。但我尽管脾气很坏，却不是傻瓜。对他的伎俩我看得很清楚，并没有上当。我始终彬彬有礼，态度温和，甚至当他老调重弹，又搬出对我们和保尔的诬蔑的时候，我只是指出（要是在以前我无论如何不会容忍的），如果有人指责拉法格对党犯下累累罪行，他，海德门也同样受到了谴责，而这一切都是从个人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我说：“您说拉法格搞垮了法国的运动，说他如何如何。好吧！秦平，曼以及其他许多人说是您搞垮了英国的运动。他们也可能说的对，也可能说的不对。但这和代表大会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又来揭我们家这块老伤疤。你和我，我们可以为此感到自豪。其实一切发难都是针对我们而来的！海德门至少对伯恩施坦和我重复了二十次，说什么我“挑衅性地抱有偏见”。这话倒也不假，而且我并不感到耻辱。不过这场争吵的结果（你可以信任伯恩施坦和我，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有办法达成交易），肯定是海德门将尽力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这一点请相信我们的看法。当他得知几乎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都站在我们一边时，他明显地感到震惊。可是比利时人要了两面派，布鲁斯派向海德门撒谎，并愚弄了他，对此我深信无疑。这一切如果不是可悲的话，也是极可笑的。在此期间，和这一切社会主义者的小宗派活动完全不同的真正的运动却在我们这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我们做了艰苦的工作，但还应该继续进行秘密活动。目前如果我们太露面，人家马上又要叫嚷什么马克思派的阴谋了。“这些芸芸众生是多么的愚蠢！”[2]不过显而易见，我们在海牙代表会议的问题上干了一件蠢事，本应该邀请英国人参加，保尔给莫利斯的信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其实既可以邀请他，同时也邀请别人，光他一个人，根本不顶用。他那一帮子人尽是些无赖，连福斯塔夫[3]都会感到小巫见大巫，莫利斯自己也为之脸红。就莫利斯个人来讲，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但真正把他当回事的工人却寥寥无几。
看上去秦平已完全倒向托利党人[4]。他企图纠集一小帮子社会主义者支持他。爱德华差点没捅了这个马蜂窝，自找麻烦。我小心谨慎地没有介入。这一切耍的都是竞选的把戏。如果说，正式的社会主义者们的情况很糟糕，真正的工人们却在进步。我们正在影响着最好的激进俱乐部。昨天晚上我还对一批极好的听众作了演说，要是在三、四年前，他们一定会嘲笑我说的话，说不定还会喝我的倒彩哩。我希望我们——同时希望你们—有一份报纸，因为难就难在可能派可以散布谎言，而你们却没有一个刊物回击他们。
至于我们，我们多少还可以对付，尽管非常艰难。我经常想“我宁愿做一个喵喵叫的小猫”，而不愿意当一个千方百计挣钱谋生的女人。
对啦，你能不能大致给我估计一下，一个姑娘在巴黎呆一周或十来天，要花多少钱？我的一个女友，小学教员艾丽丝·科森，想到巴黎度复活节假。她是社会主义者（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如果可能，她想住在一个工人家里。可能吗？大概要多少钱？请给我寄张明信片谈谈此事。艾丽丝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如果她去巴黎，希望你能多多关照她。
这里一切如旧。亲爱的老将军眼睛有点不舒服，尼姆尽管不时犯支气管炎，身体却挺好。彭普斯……还是彭普斯。我不敢请你给我写信，但我多么希望得到你的消息和孩子们的消息。他们从不给我写信，而我多么想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向你和保尔问候。
爱你的杜西
[1]《星报》的主编。
[2]参见《仲夏夜之梦》第2场。
[3]福斯塔夫，莎士比亚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译者
[4]秦平是《工人选民》的出版者。他曾因接受托利党的金钱被开除出“社会民主联盟”。 |
68．爱琳娜致劳拉（8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68．
爱琳娜致劳拉
1888年8月21日于纽约
圣尼古拉斯旅馆
我亲爱的劳拉：
我们到纽约了。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相信恩格斯和我们一起在美国！尽管风大浪高，旅途中一度还下了雨，我们的横渡依然十分愉快。我们大家都很好，个个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将军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这种情况多年不见了。甚至他的眼睛也不那么难受了。不巧这儿天气炎热（幸亏，今天凉快些），再加上他得了感冒，使他有点无精打采。但问题不大，总的看来，他身体极好。实际上，他看上去比肖利迈要年轻10岁，相比之下，肖利迈显得老态龙钟。恐怕他那次跌交和头部受伤比他自己或我们所想象的更为严重。你不知道他是多么的衰老。他说话、走路象个老头儿，实在是暮气沉沉。也许这次旅行能帮他恢复健康。
由于我们起初住的包饭公寓不太舒适，我们已经搬了地方。将军和肖利迈住在霍布根（恩格斯住在左尔格家，肖利迈住在隔壁），我们住进了这个旅馆。我们要在纽约停留。我觉得这座伤风败俗的城市比以前更加面目可憎，其实满可以搞得很美丽的。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有纽约这样好的位置，可惜商业把它搞得乱七八糟。
我们的旅行计划还没有最后决定，等爱德华能抽身启程（星期天以前怕是走不成了），我们就乘船沿哈德逊河逆水而上前往沃尔巴尼，从那儿到乔治湖，再到波士顿，尼亚加拉瀑布，然后沿圣劳伦斯河直到蒙特利尔，再去匹兹堡。我们大概19日乘船返回。
我们的旅伴总的说来相当缺乏生气，他们中间有20来个是教士，其中有几个本堂神甫，一个美国教会的主教，几个非国教徒，还有一些只有天知道是什么教士。奇怪的是，船上有三个人两年前在不同的城市听过我们演说。我们所遇到稍有生气的人是：一个律师，一个医生，还有一个青年演员。
你可以想象，老左尔格对恩格斯来这儿欣喜若狂，他高兴得要命，很少嘟嘟囔囔发牢骚。
爱德华刚去霍布根，我希望能看到他们一起回来。不过，爱德华今后几天要指导排演。
再见吧。向你们俩问候。
爱你的杜西
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尽管内部意见分歧，但到80年代末期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工会运动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而兴起。觉悟的工人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政治组织。
1889年的主要活动是筹备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终于在7月14日至21日召开，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顺便说一下，这个日期不是随便选择的，而是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
早在1886年，可能派的一次代表会议就决定在1889年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并主办这个大会。而英国工会联合会（“工联代表大会”）则要求于1888年11月在伦敦召开国际行会代表大会。结果这次代表大会确认委托可能派召开1889年的代表大会。但德国社会民主党抵制这项计划，因为这项计划没有考虑德国社会主义者受到特别法限制的特殊境况。德国社会民主党呼吁其他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支持它的行动。
“社会民主联盟”在海德门的控制下，支持可能派，这不仅仅是出于对“马克思集团”的憎恨，而主要因为他们是激进派的联盟，反对布朗热将军。某些布朗基派虽是马克思派的同盟者，但并没有认识到布朗热是威胁共和国的代表人物。拉法格本人，虽然受到恩格斯三番五次的警告和训戒，仍然认为布朗热是“人民的人”。
1889年2月在海牙召开了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筹备国际代表大会。可能派拒绝参加会议，借口是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对英国，拉法格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他只邀请“社会主义同盟”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只是威廉·莫利斯一个人，而他又不能出席大会），更有代表性的“社会民主联盟”被排斥在外。从4月11日的信中可以看出“社会民主联盟”怎样一步步对可能派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海牙代表会议的条件并撤销他们对大会的抵制。
从这时起，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李卜克内西受到各小党的压力，特别是希望统一的比利时人的压力，一直等到4月底才提出召开敌对代表大会的建议。于是比利时人在他们1889年4月召开的若利蒙代表大会上决定同时派代表参加两个代表大会。
至于英国工会联合会，他们只愿意派代表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我们将看到杜西努力使他们联合起来。 |
67．爱琳娜致劳拉（8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88年
艾威林夫妇在戏剧界时而失败，时而成功，经过一段紧张的活动，他们决定到美国去上演爱德华写的剧本，碰碰运气。在旅途中，这个计划渐渐被放弃了，他们只满足于随同恩格斯和肖莱马作散心和娱乐的旅行。他们于1888年9月29日一起回到伦敦。
67．
爱琳娜致劳拉
1888年8月9日于昆兹敦[1]
“柏林号”轮船
我亲爱的劳拉：
大概再过两个小时，我们将到达昆兹敦，从那儿我们将发一封快信向你致意，这也是我们到纽约之前的最后一封信。你自然知道，所谓“我们”就是将军和肖利迈，还有我们俩。我自己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本想马上告诉你，但将军执意保密，所以我不敢透露：我想要是消息传出去，我们要对此负责的。到现在我还不敢想象我们真的要到美国去，而且是将军跟我们一块去。我想这次海上旅行，彻底改换一下环境，呼吸新鲜空气等等，对将军是最好不过的。船上旅客不很多（美国人要在晚些时候离开欧洲），这使人感到十分愉快。船上有很多神甫和牧师，也有很多婴儿，到处是美国佬的音调。我们两位老先生看上去怡然自得，他们吃得香，喝得足，十分高兴。传来喧闹声！原来是一只帆船在我们旁边驶过。我要去看看！
如你所知，我们将在美国佬的国家里呆三、四个星期。我们肯定要去纽约，波士顿，尼亚加拉瀑布，匹兹堡；爱德华和我还要到芝加哥去，但我还不知道其他两位是否会深入如此远的西部。
将军对我们说，保尔将把你们写的剧本寄给我们。很好！如果可能，爱德华希望你们寄到纽约，这样，他在归途中便能搞起来。要是能把你们的剧本搞出点名堂，我将很高兴。总之，爱德华送去的东西至少要给三、四个经理看过，这是至为重要的。
将军终于鼓起勇气向彭普斯宣布我们去美国的消息，结果吵了一场，彭普斯太过份了，将军发火责骂了她一顿，她这才恢复理智。我不明白，我们和将军一起外出竟使她勃然大怒，而她却刚到大陆[2]作了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你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样？尼米跟我们大谈你们那座漂亮的房子和园子[3]，爱德华简直眼红死了，我们的“宫殿”实在是相形见绌。但我安慰他说，我们每年只付五英镑的租金，而且今年我们卖掉三英镑的土豆。你们为什么不卖掉一部分产品？有这么一个园子，你们满可以为自己搞一笔小收入。
我恐怕写得颠三倒四，在甲板上写东西颇叫人心烦意乱，总有什么事或什么人来打断思路。请通消息，来信请写：纽约市弗瑟街16号烦约翰·拉弗尔转交。
我们大家向你们俩问候。
爱你的杜西
我听说可怜的小琼尼不太快活，我很高兴他到你们家度假，他一定非常喜欢你们的花园。一旦爱德华的剧作成功，我们将尽量争取琼尼长住我们家。以前我们俩都喜欢他跟我们在一起，他从未使我们讨厌过。
祝一切顺利！
[1]现名科夫。——译者
[2]玛丽—艾伦·罗舍（彭普斯），海伦和肖莱马在德国旅行之后，到勒—佩勒拉法格夫妇家住了几天。
[3]拉法格夫妇是在1887年12月底搬到勒—佩勒去的。 |
66．爱琳娜致劳拉（12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从多德威尔回来以后，艾威林夫妇又积极活动起来。他们在激进俱乐部演说，参加支持爱尔兰运动的示威游行，特别是千方百计动员群众支援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
冬季一开始，失业者经常成批成批地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在那儿和警察发生了几起殴斗。11月8日，报界发表了伦敦警察局长的一个通告，宣布禁止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和发表演说。11月13日激进联盟和爱尔兰民族同盟举行大会抗议在爱尔兰实行镇压，并要求保护言论自由。骑警队粗暴地冲散集会的队伍，使二百人受伤，有的伤势严重，其中两人不久死亡。这就是“BloodySunday”（流血的星期日）。
有将近三百人被捕，一百来人被判十五天到六个月的苦役。
11月18日成立了旨在保卫言论和集会自由，反对警察暴政的同盟。当天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又被骑警队冲散。一个过路人，阿尔弗雷德·利内尔受了重伤，手术治疗无效，于12月2日死亡。经过调查，确定了他死亡的确切原因，最后在12月18日举行葬礼，近十二万人参加送葬。
66．
爱琳娜致劳拉
1887年12月31日于西中央区
法院巷65号
我亲爱的劳拉：
只写封短信祝你们俩新年快乐。爱德华在托基指导他的一个小剧的排演，不久就上演这个剧，因此我代表我们俩写信。
我从将军那儿得知你在紧张地搞室内油漆粉刷和裱糊。我真想去帮你干活。搞这类油漆粉刷我可称得上是个天才，虽然这么说有些夸大。我们这里有一种清漆，光泽非常好（你需要的话，我给你寄几瓶），这种清漆我认为是不可缺少的。我把椅子、桌子、地板等等都涂上清漆。如果气候允许的话，我给自己也涂上一层。
我自然收不到任何关于孩子们的消息。我甚至不知道龙格的地址，不得不把几件给孩子们的小玩具——这是我力所能及买的——寄往《正义报》他的名下。天知道孩子们是否有一天能收到。
对啦，《社会主义者报》来得挺古怪，有时我一星期收到两期，有时三星期一期也收不到。我附寄给你刊登在上周《地球报》上的一篇摘录，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一篇通信，也许能使你开开心吧。人家对我说，逮捕爱德华和我的“空白传票”已经发下来，一旦警察认为时机合适，我们就可能“坐班房”。
利内尔的葬礼非常壮观，是个巨大的成功。街上呈现出不同寻常的景象，特别是越来越接近东头的地方。有一个意外的场面，是我们亲眼看见的，因为拉我们车的几匹马摔倒了，我们落在后面相当远。在一哩头路（尽东头）有很多人准备加入葬礼行列，突然来了好几辆公共马车企图穿过并驱散葬礼队伍。人们喊他们停下，但其中一个车夫扬鞭抽马，几匹马急速奔跑起来，这时顶层的一个乘客用一根长竿鞭抽打人群。但见一个男人冲到马的前面，拽住那几匹马，终于使马停了下来。一瞬间，人们割断了套绳，把乘客通通赶下来。那个冒犯人群的坏家伙被重重摔倒在地。他声嘶力竭地叫喊，要求人们放开他。下次他再要打人就得三思而行了。这时公共马车调过头来，而人群重新排得整整齐齐，继续向前，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看到这种景象真叫人痛快。要不是激进派大部分都是胆小鬼的话，我们满可以在特拉法加广场坚持住的。但他们多多少少泄了气。
今天在彭普斯家将度过一个欢乐的夜晚。我真羡慕爱德华在托尔奎。
向你们俩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的杜西 |
65．爱琳娜和艾威林致劳拉（8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离开纽约前，艾威林向社会主义工人党写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要使工人运动强大起来，就必须使运动从德国人手中转到美国人手中。其实，这是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总书记的直接攻击。反击接踵而来：艾威林交给领导的费用帐单受到了仔细的审查和批评。应当承认，帐单的费用相对来讲是高了，而且某些费用，如为杜西买的绣花上衣，戏票（其实艾威林作为戏剧作者是免费看戏的）引起了反感。艾威林在钱的问题上一向很随便，他好几次把李卜克内西的费用加在自己的帐单上。
从纽约回来后，艾威林受到多方面的攻击。《旗帜晚报》发表了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通报，指控艾威林诈骗。这件不幸的事情是真的吗？艾威林是个变化多端的人物，因此很难作出回答。看来可以肯定的是，该党对他真正的不满在于他鼓吹联合“劳联”（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是当时真正的群众组织，在这一点上，艾威林和恩格斯是一致的。恩格斯批评过旅美各德国社会主义团体的宗派思想和理论上的学究气。
海德门立刻抓住这些指控，想把艾威林在英国搞臭，但恩格斯千方百计保护艾威林，顶住了来自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各种指控。但在1887年8月8日给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承认艾威林“由于对世事，即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懂，也由于他沉醉于诗意般的幻想”[1]中，从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面对这一场诋毁浪潮，艾威林夫妇仍然就美国的政治形势发表了一系列演说，写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由《时代》出版，印成小册子，题为《美国的工人运动》），他们还在伦敦激进俱乐部进行宣传鼓动。
1887年
65．
爱琳娜和艾威林致劳拉
1887年8月30日于埃文河岸
斯特腊特弗德，多德威尔
我亲爱的劳拉：
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一直没有给你写信，实在懒的不象话，这是我每天对自己重复的话，但这么重复，看上去无济于事。我不能再忍受内心的谴责了。
将军对你讲起过我们的“宫殿”吗？大概没有吧，那么我应该给你讲讲我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这里是沃里克郡，英国的中心，莎士比亚的故乡。几个星期以前，西北铁路抛售去斯特腊特弗德的廉价游览票，从星期五到星期二均有效。爱德华为之撰稿的一家报社为他提供两张免费乘车证，这样我们就来了。观赏之后，我们被吸引住了。一天，我们在从斯特腊特弗德到比德弗德（莎士比亚的著名的散步场所之一）的路上看到一个农场，农场附近有两栋小房子，其中一栋是空的。我们打听了一下，得知房租是每星期2先令。回到伦敦后，我们决定租下这所漂亮的小房子。
这所房子在离斯特腊特弗德三公里的地方，多德威尔由这个农场和农场两个附属地产组成。农场主一开始就向我们解释说，这两栋小房子只是为农业工人建造的，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想到这里来住，要是你，一定会理解的。楼下有一间大厨房，当然铺有石板，后面有一个做粗活的小间，连着一个洗濯间，还有一间配膳室，楼上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自然很小，另外我们有5公亩左右的园子，将来自己种蔬菜，还吃不完哩。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吃土豆，爱德华出去刨就是了。我们已经种上各种各样的东西，明年春天我们的园子不仅会点缀得琳琅满目，而且实用。而这一切，每星期只要付2先令！室内家具花不了我们很多钱，不会比到海边度两、三个星期假花的钱更多（我们来回乘火车不要钱），而且我已经物色了两、三个人，在我们不住的时候，可以把房子转租给他们。这里生活费用很低，明年夏天当我们吃上自己种的各种蔬菜时，花费就会更少些。
我们多么希望保尔和你能来一次。这里有的是地方，再说农场主家（两兄弟和两姐妹）很殷勤，每次有朋友来他们都把床借给我们。在伦敦过了一段报界生涯，苦于各种烦恼，身心皆受折磨，现在我真难以对你形容乡间生活有多美！正如司各特说的，这是“美丽的郡县”，典型英国式的，确是名符其实的莎士比亚故乡！你想想，劳拉，这是莎士比亚的故乡啊！我们一星期在莎士比亚的“故居”工作两、三次（此事已经取得图书管理员的同意）；我们瞻仰了他的住所，参观了“新住宅”对面的老式基尔特小教堂以及古色古香的中学，校舍一直没有改变，就在这儿，莎士比亚每天“很不乐意地来上学”[2]。我们还在圣三位一体教堂里参观了他的墓。安娜·哈撒韦的房子保存完好，跟年青的威尔追求她的那个时代完全一样，而位于威尔梅科特的玛丽·阿登的房子是最美丽的。自从我来到斯特腊特弗德这座沉睡的城镇，并见到这座城镇的居民以来，我知道了多格贝雷们，波顿们和史纳格们[3]的来历。今天你在这里仍然可以遇见他们。离我们的“宫殿”很近的地方有一个陡坡，据很多人说，这就是蒂妲妮亚[4]呆过的陡坡，因为陡坡覆盖有野百里香、报春花和紫罗兰（正是开花季节），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莎士比亚和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联系。这些花体现了斯特腊特弗德的特色，我敢打赌，下什么赌住都行，麦尔科特就是罗萨林德[5]的阿登。总之，你应该来这儿，应该来看看这块地方，你一定会象我们一样对这儿着迷的。
尽管我们在这里经常散步；懒洋洋地晒晒太阳，但实际上我们仍在严肃地工作。爱德华大量地写作。他的剧本《渣滓》（一个小型的独幕剧）已经被一个颇有名气的女演员罗丝·诺雷斯接受，并且不久就要上演，你听说了吗？他大概还有其他两个已经被采用的剧作，其中一个是根据《红字》[6]改编的。你应当来看看这些戏。我们刚把《时代》上的文章整理完毕，桑南麦恩将把这些文章印成册子[7]出版。我们加进很多新的材料，我想这是一些有用的材料。我们将写一组关于“莎士比亚的斯特腊特弗德”的文章（我们在他的故居里工作就是为了写这些文章）。我从挪威文翻译了几篇谢兰德出色的短篇小说。你可以读点他的作品（大部分已译成德文），我敢肯定，保尔和你一定会非常欣赏他的。
我们在这里一直呆到回伦敦教课和干别的事，所以去泽稷的可能性很小[8]。我对圣勃雷拉德还记忆犹新，这个地方和泽稷其他地方一样很美，你还应该到彼岸去看看，那里有戈雷和圣卡特琳娜：在某些方面，我认为彼岸比圣勃雷拉德还要好。我羡慕你能跟孩子们在一起，这一定非常愉快，而我们只有狗啊猫的（我们把狗猫一起带来了），我多么想看看孩子们哪。我见到美美时她还是三个月的婴儿，从那时候起一直未见过她。四个孩子是否都跟你们在一起？如果是这样的话，叫让给我写信。让上次的来信，也是我收到的唯一的一封信，使我很不高兴，因为信整个儿被“父亲”改动了。
奥利夫·施雷纳[9]经常对我讲起你和保尔。你当然知道瓦尔特斯夫人正在翻译保尔的《母权制》，我想她一定能译得很出色。但要出版则有些困难。杂志不接受从另一个杂志翻译过来的文章。我曾建议瓦尔特斯夫人试探一下桑南夏恩。我几乎有把握，他肯印成小册子出版。你不时翻阅英国杂志吗？如有可能，到圣爱利埃图书馆去找一下《双周评论》，8月号上奥利夫写的关于“妇女”的寓意文章可一阅。作为寓意文，我认为写得很好。
我想我们将在这里一直呆到9月10日，然后回到法院巷继续教课和干我们每天老一套沉闷的工作。对啦，我想还没有对你讲过我们在伦敦的新居吧。我们有三个大间，一间厨房，一个小间，一个堆杂物的小间，这些都在五楼这一层上！但实际上，住在一般的房子和住宅里一天到晚上上下下远比住在这五层楼上每天上下一、两次更累。不管怎么说，这使我的活儿减少了，而且我不再雇女佣人，什么事都是自己干。星期天当然还是在将军家里过，照老规矩；午饭，饮料，纸牌，晚饭，饮料。博伊斯特在将军家逗留期间，彭普斯兴奋之至。博伊斯特又肥又胖，你准认不出来了。可怜的派尔希[10]更加聋了。尼姆没有变化，将军近些日子身体有好转。我不知道他在伊斯特勃恩感觉如何。
爱德华想附几句话。
代向保尔和亲爱的孩子们问好，希望你豁达大度，不要象我对待你那样对待我。请尽早来信。
爱你的妹妹杜西
我亲爱的劳拉：
我对您和对菲力浦·勋都是欠了债的，写这封信并不是为了还债，等将来开始演出，版税源源而来，或者等我看到一件能使你喜爱而我又买得起的东西时，我再清债。现在我想告诉您这个地方是多么令人喜悦。如果您和保尔来看望我们，那就更令人喜悦了。这句话似乎是一种邀请，邀请你们参与我们的家庭纠纷，但我的意思并非如此。泽稷，我怕是去不成了。免费乘车证，我想倒是搞得到，但不等我们启程，你们可能早已动身了。所以我们最多只能去住上一、两天，等下次有机会再说吧。不过更大的可能性，是你们到这儿来。我对泽稷相当熟悉，小时候我同我所讨厌的一个家庭教师去过，另外同布莱德洛和他的一伙人去过一次。不管怎么说，泽稷给我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保尔的眼睛怎么样啦？但愿不至于象我这封使您讨厌的信那样给他带来烦恼。
祝你们俩顺利并希望不久能见到你们。
忠于您的爱德华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69页。——译者
[2]援引莎士比亚的《随您喜欢》第二场
[3]多格贝雷是《小题大作》中的人物。
[4]彼顿，史纳格，蒂妲妮亚是《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
[5]罗萨林德是《随您喜欢》中的人物。
[6]霍桑的一部小说名。
[7]《美国的工人运动》。
[8]8月中旬，在保尔动完眼睛的手术以后，拉法格夫妇带着马赛尔·龙格和美美·龙格前往圣勃雷拉德（泽稷）。多亏恩格斯资助，他们一直呆到月底，爱加尔到乡下祖母那里去了，而让留在巴黎又呆了一个月以便在父亲的帮助下准备公立中学的入学考试。
[9]《一个非洲的农场》的作者，当时与杜西很接近。
[10]派尔希·罗舍，彭普斯的丈夫。 |
64．爱琳娜致劳拉（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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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威林夫妇于1886年9月10日到达纽约。12月19日离开纽约。这期间，他们除了在纽约和纽约附近的城镇外，还到三十五个城市作了演讲。
64．
爱琳娜致劳拉
（信不完整）
〔1886年9月于纽约〕
……只造成轻微的损坏，并不严重，但是我们焦急地等了半个小时。其间，人们把一只救生艇放下海，桨手们一直把它划到那艘出事的小船旁边，他们回来时对我们宣布“一切平安无事”。估计在大家等消息的时候，淹死了不止一个人。后来听说一个乘统舱的准备到纽约找丈夫的可怜女人死了。天刚亮，我们看到那边在晨曦中举行葬礼，这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简朴和最感人的仪式。除此之外，每天的生活都很单调，不过倒挺愉快。看到鲸鱼、鼠海豚，大家兴致勃勃，看到一、两回船只，大家也欣喜不已。
当我们到达纽约的时候（从海湾进港口这一路景色非常壮观，也许是我见到的最美的了），我们受到几位披挂着红绸带的先生的欢迎，其中一位是库诺，你大概还记得。人们把我们领到我们的住所，是在德国人区，这并没有使我喜出望外，因为在这里Vaterland（祖国）象穷乞丐似的一直跟随着我们[1]。记者们如狼扑向母羊般地向我们拥来，几天来的生活简直象一阵旋风似的。李卜克内西昨天到达。我们上午会见了几十个人，晚上有人请我们听了一场小夜曲音乐会，然后喝啤酒，聊天，我们跟许多组织的代表交往，搞得相当的疲乏。
今晚爱德华和我将正式开始演讲，地点是布莱德波特，我们下午前往，晚上很晚回来。工作将很艰苦，尤其是我们要写很多文章（你知道我得维持我自己的费用，因为党只负担爱德华的费用）。爱德华得为近十二家报社写通讯，我要写的也不少，还不算写信和接待来访的人。每隔十分钟就有人来访，我的信之所以前言不搭后语，就是这个原因。爱德华向你们致以衷心的问候，并让转告保尔，他一旦有空，就写点东西给《社会主义者报》寄去，但他空余的时间确实很少。我亲爱的劳拉，我们俩为26日[2]这个日子向你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我很快就会给你写信，谈谈这里的“党”和这座非常肮脏和讨厌的城市。
我们向你们俩问候并致以良好的祝愿，如果你见到孩子们，替我亲吻他们。
爱你的杜西
望来信。我非常渴望得到我们家乡的消息。（欧洲现在成了我们的家乡。）
[1]德国人居住区的生活方式如同在德国，很少能接触美国人。——译者
[2]劳拉的生日。——译者 |
63．爱琳娜致劳拉（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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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总部设在纽约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邀请艾威林和李卜克内西赴美国作巡回演讲。这个党其实是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团体，其中多数是德国人，因此德国人占统治地位，该党的总书记是威·路·罗森堡。杜西陪同艾威林前往，但他的旅费不由社会主义工人党负担。
出发前，她查找了赛米尔·穆尔和艾威林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中所有英语引文的出处，该书于1887年1月出版。
63．
爱琳娜致劳拉
1886年8月31日于利物浦
阿黛尔费旅馆
我亲爱的劳拉：
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出发了，不过，我应该给你和保尔写几行字，向你们告别。最近几天我们忙得很：打行李，搬家，我还要结束我所负责的有关《资本论》的工作。我列出了《资本论》中所引用的著作及其作者一览表（此事是应穆尔和爱德华的要求做的）；为定这个稿子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行前不能见到你们，我们感到非常失望。但我们实在不可能去巴黎。你无法想象我们的生活是多么拮据。
李卜克内西昨天抵达，我们是在将军家遇见他的，将军特意从伊斯特勃恩赶来迎接他，并同他一起返回伊斯特勃恩。
对这次旅行，我有些忧虑。对我们来讲，今后是一个困难时期，在很多方面都将困难重重，特别是芝加哥事件[1]之后。我衷心希望你写信将一切告诉我。由于我们的住处不断变动，我想你最好把所有的信寄给威·路·罗森堡，地址：纽约城东十号街261号。罗森堡总知道我们在哪儿，他会把邮件转给我们的。盼你给我写信，谈谈你们和孩子们的情况。我一直没收到龙格的信！
向你们俩问候，并祝你们顺利。也许我们能在圣诞节或新年会面。
爱你的杜西
（请看信纸折里。）
亲爱的劳拉和保尔：
我向你们两位问候。我多么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来这儿。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我们将会有置身异国他乡的感觉。万一有一天我们挣得几百万美元，我们的第一个花销就是买一张库克旅游票直接到皇家港林荫路66号[2]。你们等待的心情是迫切的，但我们十倍地渴望见到你们。
始终爱你们的爱德华
[1]1886年5月3日芝加哥发生一起劳工冲突后，警察进行干涉，并向人群开枪，打死多人。第二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有人向警察扔了一个炸弹。在这起人为事端之后，当局逮捕了八名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家，其中四名于1887年被判死刑，并处以绞刑。“芝加哥烈士”事件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反响。
[2]拉法格夫妇的住址。——译者 |
62．爱琳娜致劳拉（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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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
在一次谋杀俾斯麦未遂案件之后，俾斯麦在帝国国会辩论时宣称，企图谋杀他的凶手是马克思的学生。杜西在5月1日这一期《公益》上发表文章驳斥俾斯麦的指控，并以公开信的形式重复同样的论点，该信刊登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由两姐妹署名的公开信的抄件直接寄给了俾斯麦。杜西肯定劳拉不会反对，所以代她签了名，但劳拉认为，对俾斯麦言论最好的回答是报以轻蔑的沉默。
62．
爱琳娜致劳拉
1886年4月23日于金斯敦校场
别墅区2号
我亲爱的劳拉：
首先我应该请你原谅，两星期前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就替你签了名。我想将军已经对你说过我本来打算把给俾斯麦的信复制一份寄给你，让你签上名字再寄走。但将军急于把信毫不迟延地发出，而且星期一（就是我们起草这封信的第二天）还举行了我们姑父[1]的葬礼，由于从早上10点到晚上8点我不在家，没有时间再抄一份，为了避免由于把信先寄到巴黎而耽搁时间，我就誊写了一份，签上我们俩的名字，直接寄给了俾斯麦，并附上一份说明。在这份说明（只是声明，信的文本即将公开发表）上，我也签上咱俩的名字。我知道你不会责怪我签上了你的名字，我想，只是为了署名问题而浪费一天或更多的时间是很不必要的。我希望你不会生气。
…………
我想你已经看到《公益》将改为周刊的消息。他们不久就会把这个刊物搞得一塌糊涂！将军和我费了不少口舌才使爱德华辞去责任编辑的职务。我认为他必须这么做，这不止是出于一方面的原因。首先，他实在没有时间，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没有一个真正的撰稿人可以依靠。保尔有五、六个负责任的人，而这里一个也没有。巴克斯在很多事情上头脑非常清醒，但对有些事情却完全失去理智，他和莫利斯目前多多少少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控制。这份报纸经常登载一些我们认为不妥而又不能阻止发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不退出，人们会要我们对刊物负责的。局面变得难以维持。对啦，我希望保尔给我们写一篇关于德卡兹维耳[2]的短文章，他要是能着重强调在德卡兹维耳所完成的工作的严肃性以及列日转瞬间就熄灭的激情[3]，我将很高兴。显然，无政府主义者夸大了一时的激情，而置严肃性于不顾，如果由我写这篇文章，一定会引起口角，而且非常可能不予发表，但巴克斯（他现在是责任编辑）对来自保尔的东西一定会接受的。我知道保尔很忙，但我请他帮忙，是因为我们当中有真正的好人，工人们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了他们，是值得花点气力把事情办好的。
你从我们的地址看得出，爱德华和我来到了泰晤士河畔。我们准备呆一、两天。在这儿我们比在伦敦出活，此外，这儿的空气很新鲜。谢天谢地，我终于完成了《包法利夫人》的译稿，多么艰难的工作啊！我想不久就能出书，现在我正在搞一篇序言。对啦，这使我想起来我要请教保尔一、两件事情：几个司法术语（我想知道它们确切的意思，然后由穆尔替我找出英文中相应的用语），还有两，三个隐语，我不大明白是什么意思。等我回伦敦再寄给你。另外我想知道你是否准备给我寄夏米索的诗的译文[4]。我将设法给你出版，我想你不会反对我这样给你搞几个先令吧！
现在我们将出去作午后散步，这是我们在这儿的额外享受。再见吧。哦，今天是耶稣受难日！我真想给你寄一块奶油圆球蛋糕！
我们俩向你们俩问候。
爱你的杜西
我们定于星期日回伦敦。
[1]卡尔·尤塔，马克思的妹夫。
[2]1月26日阿韦龙矿区的德卡兹维耳发生了一起罢工，抗议减少工资。这次罢工是自发的并使用了暴力（厂方代表瓦特兰工程师被打死），但是却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称赞。4月4日两名特派记者，一个是《人民呼声报》的记者，另一个是《不妥协派报》的记者，在德卡兹维耳被捕，罪名是支持罢工，4月17日被判处15个月的监禁。
[3]1886年3月18日列日省举行的一次集会以抢劫商店和咖啡馆告终，这次集会以后，整个麦尔鲁瓦矿区举行了罢工。德卡兹维耳市贴出一张匿名布告吹嘘这个暴力运动，但这场运动很快就流产了。
[4]劳拉曾把夏米索的诗《萨拉斯和戈梅兹》译成英文。 |
61．爱琳娜致劳拉（4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85年
61．
爱琳娜致劳拉
1885年4月12日于西中央区
大罗素街55号
我亲爱的劳拉：
谢谢，非常感谢你的来信（信来得实在太及时了）和保尔的文章。保尔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真太棒了。我加倍地感谢他，因为眼下这种帮助意味着爱德华可以休息，唐金认为这种休息是“绝对必要的”。（医生们都是些十足的坏蛋！）
目前我只身一人在这儿。爱德华去文特诺尔呆几天。他非常需要休养。我们实在不能一块走，我能打发他一个人走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他真的病得很厉害。是肾结石，加上轻度肾炎，但有变重的危险。保尔大概最懂得这有多大的危险，你知道唐金从不制造麻烦，他很坦率地告诉我，如果不及时治疗，真的会变得十分严重。我不必对你说，对于我们，“完全休息，不活动，什么也不干”是多么困难啊！除去为维持勉强度日所付出的必要劳动外，还得为“社会主义同盟”日夜操心。自幼年起我们就懂得献身于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这对你是用不着解释的。我对你说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你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保尔对我们的帮助。
…………
我非常感谢保尔为我们写了文章，但我着实骂了你们两个人，骂他，是因为他要你在信中不要谈起孩子们；骂你，是因为你竟愚蠢到听信他的话。你难道不能理解我真的在为这些孩子们担心吗？请想想亲爱的小琼尼和狼曾跟我在一起呆过那么长的时间，想到这点你就会明白了。
我没有忘记4月2日。我对爱德华说，你们已经结婚17年了，尽管我们为你们的健康碰杯（喝的仅仅是家里的普通啤酒），尽管他承认这个日期也许是对的，但他说什么也不相信你们结婚已有17个年头，他甚至听也不要听，并劝我“别胡说八道”！！！他宣称已经结婚17年的妇女决不会有你这样的姿色！
我亲爱的，最近我常想，你亲爱的小男孩要是活着该有16岁了，我瞧着那一小撮我十分珍惜的金黄色头发，往事浮上了心头。
我没有什么新闻要告诉你。肖莱马在这儿，昨天我同他和海伦到城里一起吃晚饭，但关于他们我差不多只能说这些，他们没有变化。尼姆不时和彭普斯斗嘴呕气，但并未因此而伤着身体，她气色挺好。
23日我们将举行一次公众集会抗议苏丹战争[1]，但显而易见，和俄国的争端[2]将使事情复杂化。我们3月18日的纪念活动[3]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保尔和你，你们是否了解一个叫勒孔特的小姐？目前她被关在马赛的一座监狱里，因为她打伤了一个她认为是密探的女人。这位小姐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她最近给我写了信。要是保尔有可能给我提供一些情况，我将非常感谢他。无政府主义者将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麻烦。我们的委员会内就有一大批，将来他们会给我们颜色看的[4]。莫利斯也罢，巴克斯也罢，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真正了解这批无政府主义者是些什么玩意儿，从现在起直到人们懂得这一点，将有一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艰苦的斗争。更何况我们英国委员中有不少人被外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我怀疑其中有一半是秘密警察）所迷惑，而这些英国委员毫无疑问是我们最优秀的分子。
趁爱德华不在的时候，我里里外外粉刷和打扫了一下，种种繁重的劳动使我忙得不亦乐乎。（可惜得益甚少！）我多么希望不在家里居住，不用自己搞烹调、做糕点、洗衣服和干家务！尽管我竭尽全力，我仍很担心永远成不了一个合格的“Hausfrau”（家庭主妇）。我的性格太狂放不羁了。
盼你来信，我亲爱的。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通信者，但你该给我作出好榜样啊！向你们俩问候。
爱你的杜西
下面这封信与上封信相隔一年。我们概述一下这一年发生的几个重要的事件。
在英国，《公益》改为周刊，越来越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艾威林辞去了编辑部的工作，不过他和杜西仍断断续续为《公益》写稿。圣诞节前，他们俩一起前往泰晤士河畔的金斯敦城，在那儿艾威林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译稿，而杜西修改了她的《巴黎公社史》译文并开始翻译《包法利夫人》。
1886年2月8日伦敦发生了骚动，这一天以“BlackMonday”（黑暗的星期一）闻名于世。“社会民主联盟”参加了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的失业者集会，会后，与会者向海德公园进发。一路上发生了严重的骚乱，而警察几乎不加干预，这一点表明这场乱子（打架，捣毁和抢劫商店）是政府玩弄的把戏。
在法国，茹尔·费里内阁于1885年3月30日倒台，预定10月举行议会选举。同年5月拉法格被捕，他在圣珀拉惹监狱被监禁了两个月，因为他没有按照木兰市陪审法庭的判决交纳罚款。他利用这个被迫引退的时机写了一本小册子《维克多·雨果的传说》，无情地抨击于5月22日去世的维克多·雨果。5月24日一支工人示威游行队伍打着红旗向拉雪兹神甫墓地上的公社社员墙前进，遭到警察的袭击，有四人死亡，多人受伤。
工人党创办了一份新的周刊《社会主义者报》，第一期于1885年8月29日出版。拉法格是编委委员。他参加了阿利埃省的选举运动。在10月18日的第二轮选举中，共和派获胜，取得243个席位，而保皇派只取得25个席位，此外有好几个工人代表当选。〔选举结果：众议院有372名共和派（其中有许多激进派）和202名保皇派。——译者〕
最后应该着重指出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劳拉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连续发表在1885年8月29日至11月7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1]指1885年1月喀土穆失守和戈登将军死后，英军对苏丹所进行的有步骤的征服。
[2]1885年3、4月间英国和俄国在阿富汗西北边境问题上发生争端，双方的利益在那儿发生了冲突。
[3]参见第57封信的注①。
[4]有预见性的话：无政府主义者果然渐渐篡夺“社会主义同盟”的领导权，到头来连威·莫利斯也不得不退出。 |
60．爱琳娜致劳拉（12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劳拉1884年10月来到伦敦，11月中旬回到巴黎。
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中，“社会民主联盟”的形势不断恶化，在下面这封重要的信中，杜西向劳拉汇报了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事情。信中对分裂的原因作了明确的分析：海德门独断专行，单凭他个人的好恶行事，排除异己，搞沙文主义，搞阴谋、讲妥协。实际上他和法国的可能派狼狈为奸，阴谋反对国际主义的马克思派，但表面上他又是马克思经济学说最内行的宣传者（此人态度暧昧，使人困惑不解），在这方面他还是威廉·莫利斯的启蒙者哩。而莫利斯是英国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之一，正是他带头反对海德门。在12月27日大吵大闹的会上终于发生了分裂。海德门处于少数，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人辞职，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该组织由莫利斯领导，他创办了一份高级刊物《公益》，杜西负责该刊的国际专栏。人们可以看到（这是这封信所披露的）恩格斯在这次分裂的准备过程中所起的既积极又隐秘的作用，以及在新组织成立的初期，他所起的审慎的监督作用。
这封信原文第一次发表在保尔·梅埃所著的《威廉·莫利斯的乌托邦思想》一书的附录中，该书1972年由社会出版社出版。
60．
爱琳娜致劳拉
1884年12月31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我感到非常对不起你，但我知道，要是你得知我很少有时间通信，你就会原谅我好久没写信。这一点，你是深有体会的，因为你自己也忙得不可开交。我猜你已从恩格斯那里知道爱德华和我在伦敦中央车站前面傻等，而你却在车站里面，这事恐怕要成为尼姆和恩格斯今后谈论我们的笑料。没能给你送行，我非常恼火！我们希望发生一点什么事，能使我们到巴黎走一趟，哪怕几天也行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尽管有最良好的愿望，可是你知道，钱包已干瘪了。不过我们还没有放弃一切希望。在这方面爱德华是一个十足的米科伯[1]，他总是充满信心地认为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就可以促使我们动身了。
我知道你想了解“联盟”发生的事情。我不必细说。保尔和你，你们有你们的布鲁斯，我们这里所经历的事和你们对付可能派所经历的和将要经历的事毫无二致。即使不计较海德门对所有“不肯追随他的人”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和所作的无耻诽谤，那也根本没法跟他共事，他把事情做得太绝了。个人问题——在这类活动中涉及个人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同主要问题相比，毕竟只是次要的（爱·艾威林语），而主要问题在于我们究竟要堕落为一个单纯民主的托利党式的政党呢，还是继续遵循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工人党的路线。莫利斯提出了对肖伊的信任案（海德门对肖伊进行了无耻的诽谤）以及对海德门的不信任案，在投票中我们取得了多数，尽管主席亲自参加了表决（异乎寻常的作法），尽管海德门招集了他的全部“党羽”，也无济于事。
在这一点上取得胜利之后，我们集体退出“联盟”委员会。我们的多数派力量还太单薄，还不足以使我们真正摆脱沙文派。所以，我们在正式请示恩格斯之后，决定退出，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名称将是“社会主义者同盟”。巴克斯想要我们出版一个周刊，但恩格斯坚决反对，所以目前我们大概只能将就办个月刊。现在我们总算摆脱了“联盟”的不纯分子，将军答应帮助我们；其他很多迄今为止旁观的人也来与我们会合，我们自然会得到（通过恩格斯）德国人的支持，我们也要依靠工人党。我们将起草一篇简短的声明，分发给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一则向他们解释我们的分裂，二则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海德门现在大概能实现和布鲁斯的同盟，这种同盟是他渴望已久的，而我们一直加以阻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想保尔已在上周那期《正义报》上看到了那个信口雌黄的骗子手阿道夫·斯密斯[2]对他和盖得的攻击。他准备反击吗？如果他认为有必要，请他在我们的报上反击。对啦（也许恩格斯已经给你们写信谈过这个问题，要是这样，请原谅我的重复），保尔应该写信给秦平和弗罗斯特，要求他们把自己的名字从《今日》的撰稿人名单上划掉。除了一般性的评论文章以外，他不可能再给这两个人写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一口咬定我们，你和我，伪造了一封信[3]。对啦，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向海德门和他的亲信们发起“猛攻”。海德门不肯明说，含沙射影地说什么信是伪造的，但他又不得不把话收了回去。我给他念了你关于这个问题的那封信，然后我对M．H．[4]谈了我对海德门的看法。哦！这一切是多么烦人和愚蠢！但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事。不过联想到德国施韦泽、拉萨尔和李卜克内西之间以前发生的争吵，联想到法国布鲁斯—拉法格的分裂，我也就不以为然了。这类事情大概在一切运动的初期是难以避免的。这事就谈到这里，够了。我相信，因为你深知布鲁斯派的为人，大概对所有这一切无聊的争吵早已深恶痛绝，你不需要知道详情，就能明白这些事情。对啦，能不能说服瓦累斯再给我寄一份《呼声报》[5]？我只能看到《战斗报》[6]，因此我对法国现时发生的事情几乎处在五里雾中。你应该给我们寄你们所有的报纸，《保卫劳动者》[7]等等。报纸可寄到我们的“办公室”，东中央区法林唐街27号。
…………
我已从恩格斯那里得到龙格和孩子们的消息，你下次给我写信讲讲他们，那就太好了。可怜的孩子们！我是多么渴望能见到他们啊。不用对你说，我连龙格的一行字也没有收到过。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说的了。我们差不多恢复到你看到我们时的状态。爱德华和我渴望去看你，但我得承认，我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梦想。
暂且让我们再见吧，我亲爱的，祝你们俩新年好。望来信。
你的杜西
[1]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以能说会道和始终乐天著称。
[2]1884年12月27日《正义报》发表阿道夫·斯密斯一封题为《法国与国际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要求“社会民主联盟”承认法国可能派是法国主要的社会主义组织，并要求不要跟坚持马克思路线的工人党保持任何联系。
[3]海德门力图使人相信，从巴黎寄给“联盟”委门会的信是劳拉和杜西为了给他设圈套而伪造出来的，但他却隐瞒了这封信，不交给委员会看。——译者
[4]可能是马辛厄姆·亨利（MassinghamHenry）。——译者
[5]《人民呼声报》，茹尔·瓦累斯创办的日报。
[6]《政治和社会战斗报》，利沙加勒创办的日报。
[7]每星期日出版的盖得派周刊，这是法国东北部社会主义者工人团体的机关报。 |
59．爱琳娜致劳拉（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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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4年6月18日写的一封信[1]中，杜西通知劳拉，她决定与艾威林同居。她请劳拉把这件事转告她的两位姐夫，即拉法格和龙格。她作出这一决定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项决定既同她所受的教育相矛盾，又不符合当时的道德观念。
恩格斯自然知道这件事，但他以素有的开通和豁达赞同这种自由结合。杜西直言不讳地向几个亲近的朋友作了解释，并听凭他们决定是否愿意跟她继续保持关系。
在去德比郡之前，艾威林出席了8月4日“民主联盟”的年会，自1884年初起，“民主联盟”通过了一个较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这次会议杜西没有出席，但艾威林夫妇当选为“民主联盟”委员会委员，自此以后，“民主联盟”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
59．
爱琳娜致劳拉
1884年7月21日于西中央区
大前街32号
我亲爱的劳拉：
这个事，那个事，把我忙的不可开交，尽管我有良好的意愿，仍然找不出时间给你写信。但我还是非写不可，一则感谢你的来信，再则我已猜到你给将军写信的内容。我非常感激他的慷慨大方，但我知道这也是多亏了你，尽管他根本没有跟我谈起。他给了我们50英镑！你不认为这太多了吗？我感到非常不自在，尽管应该说这笔钱实在来得适时。
我们在罗素街的住宅契约已按法定手续签定，星期五我已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了过去，只剩下我的床没有搬。好在从现在起我就可存放家具（这样我们不在的时候可以省下房租），而租期从9月初才开始。
我们将在5日星期四早晨离开伦敦！我满心喜悦。
我们不在星期四以前启程，是因为爱德华很想参加“民主联盟”的一个新支部于星期三晚上举行的会议。最近，在这个组织里连续出现卑鄙无耻的阴谋活动。你是深知布鲁斯派的，无须我对你细说，凭你丰富的经验便知其底细。除了最近导致肖伊出走苏格兰的几起卑鄙龌龊的个人纠纷之外，海德门还成功地把可怜的老巴克斯从《今日》排挤了出去。而取代巴克斯的秦平只不过是海德门的工具而已，尽管我认为秦平是个忠心耿耿和诚实的小伙子。巴克斯创办了《今日》，他投入了很多钱，而现在却被一脚踢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不再继续为《今日》撰稿，我希望保尔也能如此。要是人们大肆谈论的国际会议召开的话，看看海德门如何对付，这倒满有意思的。迄今为止，海德门随心所欲地操纵一切，但他所打出的牌是笨拙的，他激怒了大家，他的雕虫小技维持不了很久。但愿我们能有比海德门和他的同伙们更优秀的领导人，事不宜迟，因为目前我们的运动对他非常有利。8月初将召开一次“联盟”会议，要选举新的委员会，一定很有意思。那时我将不在伦敦，但爱德华要来看看会议的情况。
我不记得是否向你说起尤塔一家已从德国回来了，他们目前在布莱顿。好象他们想在英国定居。我马上给他们写信，把我的计划告诉他们。你曾非常好心地建议由你替我把消息转告几位姑妈和表姐妹们，你肯协助，我将不胜感谢，我有一大堆信要写，如能少写几封，我是求之不得的，你替我写信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将军说你可能要来，但愿这能实现。爱德华向你问候，对你亲切的致意表示感谢。
爱你的杜西
我们在外的地址是：德比郡密德尔顿经由温斯沃思，纳尔逊·阿姆斯收。别漏写“经由温斯沃思”，否则你的来信到不了我们的手里。又及。
[1]这封信现珍藏在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 |
58．爱琳娜致劳拉（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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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爱琳娜致劳拉
1884年3月17日于大前街32号
我亲爱的劳拉；
…………
我正同奥地利无政府主义者（密探？）波伊克尔特[1]作斗争，我越来越开始感到“党内”不是一切都美好的。
今天早晨我收到保尔挂号寄来的报纸和演讲稿[2]，非常感谢。对啦，如果我能同秦平和福尔杰（《今日》是他们出版的）谈妥，由我翻译保尔的演讲，他会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合适？我想他的演讲在这里是非常有用的。你看怎么样？糟糕的是，我杂七杂八的事太多，可支配的时间太少，所有为《今日》给我寄稿的人都期待着回音，我有一大堆回信要写。
对啦，我忘了告诉你我们是怎样选派我们的“巴克斯代表团”出席代表大会的。老默里是“联盟”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保尔和你一定记得他，他是老国际的人。默里盲目追随艾威林，象孩子似的服从他。艾威林因为不是执行委员会成员，他自己不能推荐巴克斯。于是他通过默里提出巴克斯。起先海德门假装没听见，继续讨论奎尔奇，但很快艾威林又敦促老默里，当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当然是艾威林的目光）相碰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他的意图。我便“动员”肖伊，他是赞成默里的提案的，后来才不得不对巴克斯的候选人资格的问题进行表决。我向你讲述这一切细节，是因为这对保尔了解跟谁打交道是有好处的。请告诉我一切有用的消息。我可以给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做工作”，在艾威林的配合下，干出点事。如果你知道“联盟”内有这么多杰出的人材，而且运动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你就会明白英国人同正确的一边取得联系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事情就取决于此。巴克斯渴望艾威林和我能进入下一届执行委员会。我没有这方面的野心，也不想参与这些事情，况且我们俩一起当选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该去将军家请教如何对付波伊克尔特，我累死了！
你的杜西
[1]他是在1884年1月遭反无政府主义的镇压后，从维也纳逃出来的。
[2]拉法格于1884年2、3月间作过三次演讲，第一次题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后两次的题目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
57．爱琳娜致劳拉（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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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威林夫妇和海德门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讨论如何纪念马克思逝世时公开化了。托登楠街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曾邀请海德门在马克思墓前发表演说，但他谢绝了这个荣誉，他说应由一名工人发表讲话。于是人们推举艾威林，从下面这封信可看出，海德门无法反对。
但还有更为严重的事。法国社会主义者已分裂成以布鲁斯、马隆为首的改良主义者或可能派和以盖得、拉法格为首的马克思派，双方都在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定于3月29日至4月7日在鲁贝召开，并邀请“民主联盟”派代表参加。而可能派早在1883年已召开过国际工人代表会议，英国工联派了一个代表团参加，团长是议会成员，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书记亨利·布罗德赫斯特。
57．
爱琳娜致劳拉
1884年3月17日于〔伦敦〕
西中央区大前街32号
亲爱的劳拉：
非常感谢你寄来了信、报纸和其他文稿。要是没有这些东西，真不知道我在《今日》上的专栏会成什么样子。
你一定在《正义报》上看到了这里的德意志协会呼吁3月18日[1]在海格特举行纪念大会，而海德门却竭力加以阻拦。很明显不必深究就能找出缘由。你们两位也许对此有兴趣，想多知道一些。一个星期前的星期日，协会委员会的两个成员（其中一个是魏勒尔，你也许还记得）来要求艾威林博士到海格特讲话，他当然接受了。但他们说漏了嘴，道出海德门的名字，这样他在这个问题上搞什么公开声明当然就毫无用处了。总之，艾威林博士决定讲话，但我们想迫使海德门表态，他究竟赞成还是反对示威游行。
星期二我们的朋友巴克斯来过，因为我当时在肯新顿，所以他在艾威林博士家留下一个条子，要我务必当晚去“民主联盟”，因为海德门可能设法阻拦“联盟”参加游行；同时为了处理参加鲁贝代表大会的问题。我和艾威林博士一起去了，很幸运，我们办的事很顺利。因为有我在场，海德门不得不说“联盟”将参加游行，他甚至宣称艾威林博士将得到“他全力的支持”。这件事情解决后，鲁贝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了。据巴克斯后来告诉我，海德门原打算竭力反对上面提到的会议，他把这次会议说成是我们的“家庭活动”。但他当面不敢说什么，只是反对“联盟”参加代表大会，或把“联盟”的命运和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他的意见受到在场的大多数人的反对，我给了他致命的一击，我尽力阐明鲁贝代表们反对布鲁斯派的立场。当我说到这是对布罗德赫斯特代表大会的一种必要的抗议时，我得到了全体委员会的赞同。艾威林也讲了话，他强调指出，海德门反对工人党唯一的理由是工人党只是一个小派别，而这种说法用来形容“联盟”更为适宜，因此我们在这儿应该考虑支持什么原则，而不应该考虑支持什么人。这话是针对海德门的，因为海德门反对的理由是拉法格竟敢进行“人身攻击”。莫利斯——这个人很好——也讲了话，他赞同我们的意见，由于委员会常驻工人代表站在我们一边，结果表决一致决定“联盟”将派代表参加。然后提出了派谁当代表的问题。
海德门竭力排除巴克斯，用的是老借口：他不是“工人”。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最终决定派两名代表，一个工人（奎尔奇）和巴克斯，你瞧，我们出席会议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吧，巴克斯说，要是我们不出席会议，他无法使决议（派代表的决议）得到通过。至于奎尔奇，过一天我再详细向你介绍。这可不是一个坏家伙啊。至于巴克斯，他在各方面都挺好，我很高兴他去参加代表大会。昨天，海德门跟我讲起盖得和勒弗夫尔在昂赞的争论，向我打听消息[2]，当然我讲不出来，告诉保尔最好让他把发生的事情随时告诉我，这对我有用。在“联盟”中有一些杰出的人材，但也存在着无数的困难，据我估计，海德门便是一个不小的难关。
现在我对你讲讲昨天集会的情况。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规模会超过一个小小的集会，我告诉你，居然有五、六千人参加，你可以想象这确实很可观吧。队伍前面是乐队和旗帜，我们从托登楠街出发。经过（我跟他们一起步行）托登楠宫路，汉普斯泰特等等，一直到海格特。公墓管理处下令关上栅栏门，里面有500名警察，其中6名骑着马！由于不让我们进去（我们提出是否可以让我和几个拿花圈的妇女进去），我们就走到街的高处，靠近蓄水池的地方。场面实在壮观。从……（信的下文残缺）。
[1]纪念巴黎公社并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
[2]1884年3月12日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支持昂赞罢工的矿工，集会由两名矿工勒弗夫尔和拉克鲁瓦主持，拉法格，盖得，如尔·瓦斯等参加了大会。 |
56．爱琳娜致劳拉（2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84年
1884年这一年是社会主义或倾向社会主义的报刊的兴盛时期。杜西和艾威林为《今日》撰稿，《今日》是1884年1月（应为4月——译者）创刊的月刊，自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机关报。杜西在该报开辟了国际工人运动的专栏，艾威林发表了他第一篇社会主义观点的文章，题为：《基督教国家与资本主义》。在该文中他宣称自己是卡尔·马克思的信徒，这激起了贝赞特夫人的狂怒，她不能原谅她以前的情人背弃原先的主张。
艾威林夫妇同时为《正义报》周刊撰稿，该报是由海德门1884年1月创办的“民主联盟”的机关报。
56．
爱琳娜致劳拉
1884年2月13日于西中央区
大前街32号
我亲爱的劳拉：
没有及早写信感谢你们两位寄来的漂亮的生日贺片并告诉你们收到了那些珍贵的笔记，实在感到惭愧。应当承认，每当我想写信的时候，总是抽不出时间，而当我有时间的时候，却又懒得动笔！在上一封来信中，你问我《今日》的编辑是谁。有两个主编，他们是巴克斯和乔因斯，该报的经费是他们筹集的。巴克斯是发起人，据我猜测，大部分资金是他的，但乔因斯认为自己跟巴克斯的贡献一样大，我认为这是很遗憾的。巴克斯豁达到家了，他只求跟那些支持他走正道的人在一起。我对乔因斯不太有把握，倒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事可责备他，而是我不大喜欢他。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避免触犯”英国公众的感情，但到头来总是触怒英国公众，这与他们直言不讳带来的结果并无二致，他却疏远了我们的朋友。你读到新出的《正义报》周刊吗？如果没有，我可以给你寄去已出版的四期。不管怎么样，我今天先给你寄一期，因为我想让你读一读艾威林博士的一封公开信。这是对《国民改革者》[1]上发表的花边短文（我一并寄上）的答复，这篇短文，你可看得出，用的是贝赞特夫人那种道德文章的笔调。艾威林博士把他反驳的文章寄给了《改革者》，但该报的特点是不诚实和怯懦，果然掐头去尾只发表了一个摘录（你可以从我给你附寄的剪报作出判断）。近来我不止一次希望“变成一个男人”，象贝阿特里斯[2]一样，给布莱德洛一顿应得的痛打。对啦，我读到克列孟梭在布莱德洛逗留巴黎期间会见了他。你认为保尔能设法搞到载有我们可怜的燕妮写的书信[3]的那几份《正义报》吗？我非常希望搞到，但我知道这事求龙格是白费力气，事实上几个月前我已向他要过，当然我没有得到答复。
那天将军对我说，可怜的孩子们全都得了百日咳。我求你告诉我他们现在怎么样？我真替他们担心。
我非常感激你给我寄来了报纸。《今日》为收集消息苦恼透了。告诉保尔只要他给我寄一星半点消息，我都对他感激不尽。你会联想到我象妈妈以前讲的故事中的那个男人在乞求：“请再给我一杯咖啡吧，您实在是一位好心肠的女人。”
昨天是12日，我前往海格特献了几朵花，我买的不多，因为我缺钱。这星期我将抽空去看望墓地园丁，在这之前我没有管这件事，因为冬季这几个月我们不可能搞到美丽的鲜花。但我想3月14日[4]那天一定要把墓地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尤塔一家人[5]还在这儿，但我没有时间经常去看他们。可怜的维拉实在苦死了。艾米莉姑妈得了肺炎，病得很重。路易莎姑妈可能远道而来看望她。关于索菲娅姑妈我没有新的消息。你给可怜的莉娜写过信吗？得给她写封信，她非常不幸而且十分孤独，小女儿上学，母亲又呆在老人收容所里。
再见吧，我亲爱的劳拉。再一次致谢。关于寄笔记一事，请保尔多多关照。
你的杜西
将军的身体好多了，[6]眼下在梅特兰公园[7]工作，他正在整理书籍，他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他在干什么。
替我向所有的好朋友致以良好的祝愿。
爱德华·艾威林
[1]1884年2月3日出刊的一期。
[2]莎士比亚戏剧《小题大作》中的人物。
[3]燕妮关于爱尔兰问题的通信。
[4]马克思逝世周年纪念日。
[5]马克思的一个妹妹路易莎嫁给了开普敦的一个书商约翰—卡尔·尤塔。他的儿子卡尔于1883年死在伦敦。马克思的另一个妹妹艾米莉嫁给特利尔的一个工程师，名叫康拉第。他还有一个姐姐索非娅嫁给一个姓施马尔豪森的律师，他们的女儿莉娜（卡洛琳）·斯密斯已婚，住在荷兰梅斯特里希特。
[6]恩格斯曾因风湿病剧烈发作而长期卧床不起。
[7]指马克思住过的那所房子：梅特兰公园路41号。——译者 |
55．爱琳娜致劳拉（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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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杜西第二次在信中提到爱德华·艾威林。杜西和他相识已有一年多了，但他们的关系到1884年夏天才公开。这期间，她在英国博物馆附近租了一所住宅，大前街32号，而海伦·德穆特则搬到恩格斯家当女管家，一直到1890年去世。
杜西为《进步》撰稿，这是富特于1883年创办的具有“进步思想”的月刊，艾威林后来成为该杂志的主编。艾威林要求杜西为这个杂志写一篇悼念她父亲的文章（登在1883年5月号上），她阐述剩余价值学说的文章也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1883年6月号）。艾威林断绝了和布莱德洛以及安娜·贝赞特的关系，贝赞特认为杜西应对他们和艾威林之间关系的破裂和艾威林转向社会主义负责。自1883年夏天起，贝赞特和艾威林都是“民主联盟”的成员。
55．
爱琳娜致劳拉
1883年9月14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
从上是期一到这星期一我在伊斯特物恩度过。幸好天气晴朗，每天清晨不到5点我便出门散步，一直到9点吃早饭为止。我定在“玩得痛快”。可怜的老将军一直感到十分无聊，他不太舒服，不能走路，尽管伊斯特勃恩那些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处处都有梅子，他也不愿坐在露天，因为这不符合他的养身之道。所以他成天关在家里，只到阳台上坐坐，算是“稍微换换环境”。彭普斯情绪总是不好，尼姆也不太高兴。总之，尽管散步和沐浴其乐无穷，我还是乐于回伦敦。
我想不久会很忙。我回到比肯姆家给米尔德雷特授课，我还想在他们家增加一门文学课，同时希望在别处授课，我乐意多授课，因为我需要钱。找工作是多么的困难啊，至少找一个持续性的工作是很困难的。我授的课程跟普通教育毫不相干，所以我的学生都是临时的。
拉法格和你能为《进步》给我们寄点什么吗？告诉拉法格，这份小杂志的发行量现在开始象个样子了，这使布莱德洛大发雷霆，所以保尔的文章是很有用的。当然艾威林还不能完全自由行事，但他差不多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从巴克斯那篇出色文章（我认为如此）的发表，你就可略见一斑。如果你们能鼓动正直的梅萨给我寄一些关于西班牙的评论（他写什么都行，而且不必拘泥于形式），请俄国侨民中的某些人给我寄点材料，我就能设法把它们编成一篇连贯的文章。无论如何我希望囚犯[1]能利用他空余的时间写点东西寄来。据我听到的反映，他上次写的那篇文章使大家很高兴。
孩子们身体怎么样？请不时给我写封短信，但别指望收到我长长的回信。我不得不大量地写字——我指的是纯粹机械性的劳动——，以致一看到笔和墨水瓶就恶心。
艾威林博士向你和拉法格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你的杜西
[1]4月25日拉法格被阿利埃重罪法庭判处6个月监禁和100法郎罚款，罪名是他在罗昂代表大会之后在阿利埃省作了一系列的报告，煽动犯罪、凶杀、抢劫等等。多尔莫瓦以同样的理由受到指控，也被判刑。 |
54．爱琳娜致劳拉（3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燕妮死的时侯还不到三十九岁。当时她的父亲还呆在文特诺尔。向他通知这个噩耗的艰难使命落在了杜西身上。
这个打击是沉重的，因为燕妮是他最心爱的女儿，长得也最象他。杜西说，她好象觉得是在向父亲宣布他自己的死刑判决。然而马克思不允许她在他身边耽搁，而是让她立即前往巴黎照料燕妮的五个孩子。
他自己立刻回到伦敦。他当时患着神经性阵咳，还接连得了喉炎和支气管炎。2月，肺部出现脓肿。
杜西从阿尔让台回来时带着重病的小哈利，人们不得不把他送往儿童医院。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终年65岁。3月17日他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同他妻子合葬在一起。
一星期以后，小哈利也被葬在那里。
劳拉没能来伦敦参加她父亲的葬礼，因此，杜西一个人和海伦在梅特兰公园路的家里整理所有的文件：信件、手稿、草稿等等。在下面的信中她谈到一些“可能会引起恩格斯痛苦”的信件。确实如此，马克思一家虽然对恩格斯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对他的“弱点”却不怎么讲情面，他们在家庭成员之间少不了要拿他开玩笑。
拉法格一家毫不客气地请求恩格斯资助。杜西却不一样，她在这封信中强调指出，她什么也不想求助于恩格斯，她希望完全独立谋生。
54．
爱琳娜致劳拉
1883年3月26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劳拉：
不用说，我万分注意不使我们的好将军看到任何可能会引起他痛苦的东西，我正准备把所有的私人信件另外放在一边，这些信件只有我们才感兴趣，等以后我们再另行处理。现在我们应该处理别的文件：手稿、关于国际的通信等等。你要不要我寄回你和拉法格所有的信件？如果要的话，我在整理的时候，就随手把它们放在一边。整理这些书信文稿要付出极大的劳动。我不知是否对付得了。我得整整花上好几天工夫，但我不能老耽搁着只干这件事啊。我得坚持授课，并且只要有活我就干。我知道恩格斯心地善良，他不会使我缺少任何东西。但我想，你会理解我的，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坚持要自己谋生，希望不久以后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住房还有一年的期限，但如果在这之前能够把它租出去，我们就可能搬家。不过我想在半年之内是搬不成的，因为无论如何要把书信文稿的问题解决以后才能办任何其他的事情。我猜想恩格斯已经告诉你，第二卷[1]至少有五百页，而且大概是完整的。这是一件好事，对吗？
在我搬家以前，我想最好暂且一切原封不动，以后我们再商议如何分家，当然如果你提出反对意见，再作别论。
你一定从恩格斯处得知关于哈利的事情，这倒也好，龙格的态度使我在处置让的问题上拿定了主意。现在只有我和海伦两个人，我负不了管孩子的责任。所以我写信给他“父亲”（我还没有收到回信），说一旦得到他的同意，海伦或我将把让带到加来，他可到那儿找我们。现在我还有另一个想法，想跟你谈谈。可怜的老尼姆[2]实在需要度假，她最近几个月操劳过度，操心太多，我想与其叫她把让带到加来，不如叫她把让一直带到巴黎，如果对你不妨碍，让她在巴黎小住一个时期。我根本还没有跟她谈起这件事，因为这个计划要是不成功，她会失望的。我这里自己完全能对付，卡莉早上来看看有什么事要照管，晚间再来看看我还有什么事要办，至于一日三餐，我自己会做，以前我一个人在家就干过。我确实想让海伦休养一阵子，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作何安排。我离不开伦敦，她又不愿一个人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当然，如果这对你有所不便，不必勉强，对我直说好了，好在海伦根本不知道我的打算。
我刚给迈斯纳发了信，催他尽早出第一卷第三版，然后我们准备出第二卷。除此之外，我还不能对你谈什么计划，可能我将出版《论坛》[3]上发表的文章，你看这样好吗？
肖莱马一直在这儿，他和将军畅饮威士忌和啤酒。彭普斯还是主宰着小天地，等着老二的出世。看她的样子，她可能象列斯纳夫人一样，怀的是三胞胎。
你的杜西
关于海伦的事，请给我一个回音。这样，等龙格来信后，我们便知道怎么办了。还有家里的东西，这么处置对你是否合适，我指的是家具、书籍等等。
[1]《资本论》第二卷。
[2]海伦·德穆特。
[3]《纽约每日论坛报》，马克思曾在该报上发表过很多文章。 |
53．爱琳娜致燕妮（1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83年
自1882年4月起燕妮就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她以为是怀孕的缘故，在疾病面前，她表现得象维多利亚时代的女英雄一样，她向大家隐瞒了她的疼痛。其实她得了膀胱癌。
只是到了最后她才打破沉默，当杜西带着琼尼到文特诺尔和马克思相聚之后，她向杜西透露了她日日夜夜遭受的种种折磨。
杜西这封于1月9日写的信，燕妮是在逝世前夕收到的。
53．
爱琳娜致燕妮
1883年1月9日于伦敦
我最亲爱的迪：
因为没有收到你的来信，只从恩格斯那里得到一点儿消息，所以我为你十分不安。倘若沙尔不时给我寄一张明信片，告诉我你身体的情况，我将非常感谢他。你肯定海伦眼下帮不了你的忙吗？至少短时期总行的吧？你知道她是服侍病人的好护士。考虑一下吧。我衷心希望到你那儿呆一段时间，但我脱不开身，除搞古英语的原著外，我还有那么多的课。
你的孩子身体很好，情绪也极佳，昨天他参加了一个大节庆。伯岑夫人（在她家我给肯新顿教课）邀请让参加日场表演会，我们应邀去了。而且玩得很开心。伯岑夫人雇了一位魔术师，他玩的魔术变化无穷。妙不可言。你可以想象孩子看节目时的快活劲儿。表演和“清凉伙料”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众多的仆人引起琼尼强烈的好奇和兴趣。他表现得很出色，伯岑一家非常喜欢他。
穆尔和肖莱马参加完“庆典”以后现已回曼彻斯特，“庆典”年比一年凄凉。
今晨我得到了摩尔的消息，他好象身体好一些了。要是能遇上好天气，他也许很快就复原了，至少医生们是这样认为的。
对啦，我亲爱的，你病得这么重，我认为把琼尼送回你的身旁，这简直是胡闹，你手头的事已经太多了。你最好还是暂时把他留给我吧。他身体很好，快快活活的，找个理由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只会感到幸福。如果你同意这个意见，海伦要我马上寄箱子。她担心蛋糕和布丁会变质，她费了那么大的劲才做成的，要是坏了，太可惜。如果沙尔不表示反对的话（你不必写信），我这周内就寄。
我亲爱的迪，我难以对你表达你的病使我多么担忧。我日夜想念你，我要是能为你干点什么该多好啊。要沙尔给我寄一张简单的明信片，这么等着真叫人不安。
我们大家都吻你和亲爱的小宝贝们。
爱你的杜西 |
51．爱琳娜致燕妮（7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休养时天气恶劣，致使他胸膜炎再度复发。在这一段不适宜的逗留之后，他决定去蒙特卡罗。他于6月7日（应为5月6日——译者）到达蒙特卡罗，在“俄罗斯”旅馆住了一个月，然后到戛纳住了几天。之后，他去阿尔让台与龙格一家相会，在他们家住了三个星期，并在恩吉安接受了硫矿泉水治疗。海伦也来到这一家人当中，帮助燕妮，近7月底，杜西来了，她8月21日返回伦敦，并把小让带走。
就在这个时期，劳拉来与她的丈夫相聚，拉法格是一年以前回到法国的。
杜西在这封信中提到的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是6月24日写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71页。
51．
爱琳娜致燕妮
1882年7月1日于伦敦
我最亲爱的迪：
将军刚给我转来摩尔的信，我十分高兴。如果再没有消息，我就准备今天发个电报，我觉得你们实在不该让我等那么久，我甚至不知道你们是病了，还是发生了别的什么事，也不知道海伦是否已到达，我非常不安，产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念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买上半打明信片，写上“一切顺利”或“不顺利”，然后寄出就是了。
星期天我去将军那儿，因为我几乎整天在外面，将军见不到我，所以星期三我去拜访了他，并跟他和罗舍夫妇[1]在阿岱费吃晚饭。昨天我们举行了布朗宁[2]晚会，参加的人很多，由于文艺界各流派的大明星都在场，我感到自己非常紧张，但我获得了成功。萨特伦德·奥尔夫人（皇家艺术学会主席，弗雷德里克·莱顿勋爵的妹妹）要带我见布朗宁，让我给他朗诵几首他的诗！今天下午我应邀出席在怀尔德女士家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她是奥斯卡尔·怀尔德的母亲。怀尔德这个青年人非常令人讨厌，腿瘸得厉害，他在美国丢尽了丑。不过，由于儿子还没有回国而母亲又待人殷勤，我可能要去的，就是说我如果有时间的话，而这还没有把握，因为我还要去参加杜尔[3]举办的济贫日场演出，敬爱的亨利[4]将表演朗诵。艾琳·特里将朗诵《悲歌之桥》[5]，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人身侵犯，因为这是我的一个保留节目。肯达耳夫人也将参加朗诵，还有别的名角。我没有能搞到票，只能坐正厅后排。彭普斯想去，还有布莱克夫妇和其他一些人。1点30分开门，可我们必须11点到达那里了！激情可以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啊！
下星期二我要去看里斯托丽（我从未见过她）演出《麦克佩斯女士》。这是她第一次用英文演这出戏。上星期二我去看了莫杰斯卡演出《奥黛特》，我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喜欢她了，但剧本很糟糕——把它译成英语实在是百分之百的愚蠢。这些娱乐晚会并没妨碍我每天的工作，当前我顽强地工作着。
告诉海伦，她那两只抱窝鸡使我们产生无穷的焦虑。自从她走后，两只母鸡没有一只离开过窝。告诉她我让“图莱”在我手心中吃食，可是“布莱克”对我亲热的举动很生气，我在它的窝前放各种食物都没有用，我真担心它根本不肯进食了。公鸡挺和气，但自从海伦走了以后，它感到孤单。下星期一就要破壳了，我实在担心，我能对付得了吗？
我想该对你讲的差不多都讲了。对啦，如果下星期日我能逃过不去将军家而又不得罪我们亲爱的老将军（今晚我将见到他），那么我将和弗尼瓦尔一家到太晤士河的下游去野餐。
爱米莉[6]上星期日早晨抵达此地，我是从“埃普”处知道的。她当然大发牢骚，说什么吃尽了苦头，忙得不可开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她的怒火好象主要针对摩尔，据她说，摩尔“不把她当人对待”。更妙的还在于她向家人宣称她现在可以给孩子们上法语课，但因为她的钱不多，好象她的母亲兴奋了一阵之后，心凉了下来。爱米莉已经开始寻找工作。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至今尚未找到任何工作。不用对你说，她没有上这儿来过，永远也不会来了。
我非常希望得到孩子们的消息，现在我至少知道没有出什么大祸，这就使我多多少少能耐心等待了。
再见。我亲切地拥抱你们大家。
你的杜西
[1]指玛丽—艾伦（彭普斯）和她的丈夫派尔希·罗舍。
[2]英国诗人（1812—1889）。
[3]演员，享利·厄尔文的朋友。
[4]演员，亨利·厄尔文。
[5]托马斯·胡德的一首诗。
[6]龙格一家的女佣人。 |
50．燕妮致劳拉（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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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燕妮致劳拉
〔1882年〕3月〔底〕星期三
于阿尔让台
我亲爱的劳拉：
如果你现在（晚上9点半）看见我睡意朦胧的样子，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及早复信，不仅你会原谅我，而且你要感谢你的福星，因为这样你可以少受点罪，可以不必经常阅读我由于困倦而写出的那些前言不搭后语的东西。这些可爱的小宝贝个个脾性极好，但他们还是日日夜夜使我神经高度紧张，以至于有时我真想摆脱这没完没了地照料孩子们的重担，不管用什么办法我都愿意。我心情郁闷的时候，经常想起把我送往法林顿街的阴暗的地铁，在车上，只要哮喘不使我透不过气来，我至少还能享受读晨报的快乐，走出地铁在泥泞的河滨马路奔波时还能看看各种广告，在这荒漠的阿尔让台，我对这一切的思念之情是无法表述的。在这里我看见的只是面包商，鲜肉商，乳品商，杂品商，听见的只是他们的叫卖声。我确实认为，甚至在工厂里沉闷和老一套的劳动也没有这没完没了的料理家务那么伤身体，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我知道有些女人，譬如说洛尔米埃夫人，以服家务苦役为荣，但我们女人不都是同一个类型的啊。你总是责备我有点愤世嫉俗，现在我却失去了蓬勃的朝气，男人不能使我欢喜，女人也不能使我欢喜[1]。我亲爱的劳拉，不开玩笑，我之所以那么多地讲到自己，是为了让你同情我，原谅我表面上的疏忽。其实我常常想念你，盼望你来。你的每次来访，对我，对孩子们都是很难得的，孩子们总是欢天喜地等着劳拉姨的到来，只有他们亲爱的母亲到来时他们才会那样的高兴。
我收到箱子后给爸爸写了信，请他替我谢谢你为小帕买了漂亮的蓝罩衫，这件罩衫非常雅致。你知道，我亲爱的劳拉，孩子们出门换衣服，总喜欢穿你送的。圣诞节琼尼穿着那套漂亮的丝绒衣服（我把袖口和裤管放长了一点）神气地到雅克拉尔家去作客。在冈城的时候，他老穿那套海军服，这套衣服我刚让换下来洗。你对孩子们的衣服很有鉴赏力。至于我（也许我的钱包不允许的缘故），我常常把可怜的琼尼打扮成“醉心贵族的小市民”，我们可怜的妈妈生前常这么说。
昨天我给恩格斯转去了阿尔及尔的一封来信，从信中知道那边天气一直不好。真是不幸！爸爸多么需要太阳啊！他的健康状况给我留下的印象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日日夜夜想念着他。我觉得他自去年夏天以来在各方面都起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不知道他得了胸膜炎，杜西总说是支气管炎。
多谢拉法格想到了我，告诉他即使我什么也没有阅读，他写的东西我还是读的。你关心《公民报》和《正义报》[2]上的大辩论吗？
我觉得马萨尔的行为是放肆的和愚蠢的。
希尔施在社会上轰动一时。自他阔了以后我没有见到过他。他的文章[3]或许在法国会产生好的影响，在亚当夫人的那种杂志上他已经讲了一切可以讲的话。见到尼姆时替我吻她，代我跟保尔热烈握手。
你的燕妮
琼尼寄给你很多很多的吻。快点来信告诉我你身体如何。
[1]套用《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的：“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不，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社会主义者对参议院正在辩论的学校法意见不一。1882年3月底昂利·布里萨克在《公民报》上著文嘲笑这个法律是无用的和专横的。艾米尔·马萨尔坚持不相信存在什么“教育的灵丹妙药”——他在3月26日的《平等报》上提出“先革命，后教育”。龙格在《正义报》3月29日这一期上作了驳斥，认为这是“头等重要的改革，是一种进步，是法国历史上每半个世纪（甚至还不止呢！）才有的一种进步。”最后盖得把这两种意见综合起来（《平等报》，4月1日），他确认这样的一种法律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他认为人们可以利用它反过来对付资产阶级。
[3]《德国的社会主义》发表在《新评论》（由茹利埃特·亚当领导的杂志）1882年3—4月这一期上，署名：“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 |
49．爱琳娜致燕妮（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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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2月9日至16日，马克思和杜西住在阿尔让台龙格夫妇家里。18日马克思乘船前往阿尔及尔，他希望那儿的天气适宜他治疗慢性支气管炎。
杜西在姐姐家多呆了几天，并有机会会见利沙加勒，自此她对他以朋友相待。
49．
爱琳娜致燕妮
1882年3月25日于伦敦
我最亲爱的迪：
收到你的短信，我感到非常惭愧，那么久没有给你通消息了。事实上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我神经痛得厉害（你已从龙格处知道这是什么滋味！）这以后，我懒洋洋的不想动，懒得到了说出来叫人丢脸的地步，总之我不想写信就是了。我答应你，我亲爱的，今后不再重犯。在此期间，我给孩子们做了些内衣，星期一可寄出。我怕你觉得我做得不太好，你知道针线活不是我所擅长的（只限我们之间说说，这也不是你所擅长的），但是主要看动机，你应该这么想，扣眼儿虽然锁得不好，可这是一片心意啊。
我难以对你形容摩尔[1]最近的来信使我们多么不安，尽管现在他的身体似乎有了明显的好转。我仍然很担心，我真希望摩尔不要使我们那么长时间得不到消息，他只要写两行字，这就够了。
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对你说的。当前轰动一时的事是刚上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得实在好，真是难以描述。总的看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哪一部莎士比亚的剧本演得如此成功。最令人失望的是朱丽叶这个角色，在前几场，即可以说是喜剧的场景中，艾琳·特里演得很动人，但随着悲剧成份的增加，她演得越来越差了，到最后服毒一场竟演得平平淡淡。我自然对此非常感兴趣，因为从巴黎回来后，我跟维津夫人学演朱丽叶。她好象对我很满意，她说尽管我对舞台技术一无所知，她很愿意让我登台表演。我担心她和戏剧界不会有许多联系了，但如果有可能她是会给我创造机会的。我想最好到外省小城市去先取得舞台实践经验。但这一切，只是一些梦想而已，我敢肯定，亲爱的，十有八九是一事无成。
将军[2]目前在专心致志地照顾彭普斯（婴儿还没有出世）[3]和你认识的博伊斯特的兄弟，博伊斯特大夫。我觉得这个人没有朝气。他来这里参观英国的医院，多亏唐金大夫非常殷勤，他看到了全部有意思的东西。
对啦，迪，别把你的信乱扔，你的那个温情的爱米莉偷看信，我们是从她给家里写的信中知道的。另外，上次她对她母亲说有一个英国人家提出每月付给她35法朗，要她“偷偷溜走”。这很奇怪，是吗？她说她想先回家探望母亲，在信的末尾声称，她想到一家“信教的家里”去工作。别向她透露这些，否则她家里什么也不会对我说了。不过，要多注意她，尽量别让她晚上出去。你应该找另外一个人。我将和弗尼瓦尔夫人一起去河滨马路那个很大的职业介绍所，也许在那里我能找到对你合适的人。
我高兴地得知我亲爱的男孩子们身体健康，你知道我多么想见他们。别让琼尼把他的姨全忘了，自然那两个小的会把我忘记的。
再见吧，我亲爱的，原谅我没有写信，替我吻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向沙尔问候。
永远忠于你的杜西
高贵的马萨尔是否回答了龙格绝妙的讽刺[4]？你知道我不看赫赫有名的《公民报》，而且我发现我完全可以不看。我们的老尼姆热情问候你们。又及。
[1]马克思仍留在阿尔及尔。
[2]恩格斯。
[3]当天彭普斯（玛丽—艾伦·罗舍）生了一个女儿，名叫莉莲。
[4]见下封信（燕妮致劳拉，3月底）的注2。 |
48．爱琳娜致燕妮（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48．
爱琳娜致燕妮
1882年1月15日于文特诺尔
我亲爱的迪：
爸爸对我说你给他写信谈起我，从他的言语中，可以听出你对我是多么的亲切。上星期日给你写完信以后，我有些后悔。你自己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的了，而我却用自己不愉快的事打搅你，这显得很自私。我想到了自己，而不是一心想到我们亲爱的摩尔，这就更显得自私了。其实谁也难以知道我是多么爱他，只不过我们每个人，不管怎么样，总得过自己的日子。我竭力克制自己也无用，我仍然不能打消试一试的愿望。自立的前景太美妙了。而且使我烦恼的事还不止这些。还有其他许多事情。很久以来，我就想下决心解除婚约，但下不了决心。他对我是那么殷勤，那么温存，那么耐心，但现在事情已经决定下来了。这不仅是因为包袱太沉重，而且我还有其他的原因（说来话长，我不能写信告诉你，下次见到你时，我会对你说的）[1]，最后我下了很大的决心。现在，我亲爱的，我要求你做一件好事：如果可能，经常见见利沙，但只象一个老朋友那样对待他。别忘了，在这件事上他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我希望我和他保持最亲密的和最知己的朋友关系，没有比你和龙格继续与他来往更能有助于做到这一点。我深信你会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哦！这是经过一番痛苦斗争的啊。有时候我不禁自问，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我真的相信，长期跟猫打交道使我能象猫一样获得九次生命，而不是一次[2]。
我亲爱的老迪，我真愿意能跟你讨论这一切。最近我的忧虑实在多了。我一个接一个地发现我的朋友是虚情假意的，背信弃义的，甚至连多莉在内，她到这里来竟对爸爸讲，她认为我已经秘密结婚，还讲了一大堆其他十分离奇的小事，完全是无中生有。不过这一切已经结束了，我将竭尽全力好好工作，使我的生活与过去有所不同，并比过去更加美好。总而言之，工作是最重要的事，至少对我来说，工作是必需。所以我甚至连在〔大英〕博物馆里枯燥无味的工作也喜欢。
你瞧，要过纯粹以知识为职业的生活，我的知识还不够，但我还不至于迟钝到安于什么也不干的地步。明天是我的生日，在未来的年代里，我下决心做的事情，如果有一半能够干成，就已经很不错啦。够了，老讲我自己，我都厌烦了。到此，你也听腻了吧。
由于这个游憩之地的天气越来越糟糕，摩尔决定明天（星期一）离开。他本来打算在这里最多呆三个星期，即呆到星期四，但因为我明天要走，所以最好他也马上就走，省得等我返回来只呆上一天又走。我感到摩尔真的好多了，由于他的健康状况没有恶化，他恢复了体力。这里时而寒风刺骨，时而大雾迷漫。这儿的雾几乎可与伦敦的大雾相比，但总的来讲，摩尔经受了下来。同时我还感到对他来说，我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同伴。我真的病了，你可料想到，我一心想着我自己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现在我为让他操心而从内心感到羞愧。我曾尽量瞒着他，但我没有做到，而且多莉一来，我的努力就全部付之东流了。
我们很高兴得知你有了关于箱子的消息，我们一直焦急地等着，想知道你是否已经收到。要是丢失，我可要伤心死了。首先，箱子里有我们亲爱的妈妈的遗物，我们非常希望你能得到，另外还有给孩子们的玩具。我经常设想他们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所有这一切时的情景。
没有别的什么消息可告诉你，因为文特诺尔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每天最重大的事情便是早晨和肉商、鱼商、家禽商等人打交道，还有一日三餐。
近日来，摩尔和我，一直在商量，等他感到有精力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去看你（我自然去很短的时间，因为我希望能够很快开始工作）。到了春天或夏天，你就该带着所有的男孩子们来玩了，到那时，帕[3]将成为一个小大人了（据我所知，6个月前他已经差不多是一位自立的先生了），我或是海伦将帮你安排这次旅行。
再见，我最亲爱的迪，替姨吻她亲爱的小家伙们，我也吻你。
杜西
恩格斯来信讲起箱子的事。他要求你将讯问的托运处的名称和得到的回答告诉他。又及。
[1]很可能就在这个时期，杜西认识了艾威林。
[2]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猫能久经厄运死里逃生或死而复生。猫是家庭动物中寿命较长的一种。——译者
[3]马赛尔，燕妮最小的儿子。 |
47．爱琳娜致燕妮（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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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
马克思在妻子逝世之后，遵照医生的嘱咐，在杜西的陪同下前往威特岛的文特诺尔疗养，他们在那里一直呆到1882年1月16日。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天气恶劣。杜西的病第二次严重复发，长期照料两个病人所承受的劳累，母亲的死所引起的悲伤，再加上她越来越急于尽早“干点事情”，这些都是她发病的原因。
在这封信中，爱琳娜比任何一个医生都更好地分析了她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医治她的抑郁症所需要的药物。
47．
爱琳娜致燕妮
1882年1月8日于威特岛文特诺尔，
圣博尼费斯花园1号
我最亲爱的迪：
非常感谢你给我写来的令人愉快的长信。不过我们非常担心那只箱子[1]！要是遗失，那实在太糟糕了。
自从我们到这里以来，天气一直十分恶劣，这儿比伦敦还冷，除两天之外，每天阴雨连绵。我们听说整个南海岸和西南海岸都是这样。这对爸爸来说是很讨厌的，因为他几乎不能出门。如果天气总是不转晴，他说我们回伦敦算了。关于住处，我们的运气很好，我们有两个大房间，又暖和又通风，还有一间又宽敞又漂亮的客厅，我们的房子正好在悬崖脚下（也就是说很避风），而且能俯瞰大海和山丘。我们的房东和蔼可亲，又是个好厨师，各方面照顾得很周全，而我们只付两个畿尼！给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她对我们的关心吧，我根本不用提醒，早晚应在爸爸的房间里生火，而这件事就象时钟那样准时地办到了。多莉·梅特兰星期五晚间来到这里（她明天一早走），她的到来说起来话长着哩。我得对你说，爸爸来文特诺尔后，总的来说身体好多了，而我抵达这里之后却真的病了。上星期我给布莱克小姐和雷德福先生写信（他即将翻译出版海涅的作品，他想把译作献给爸爸，并就翻译征求我的意见），我在信中顺便说了一句：我感到身体非常不舒服，懒于写信，什么也不想干，并说我不知道是否能有气力照料爸爸，我非常害怕抑郁症全面发作，以前已经发生过一次。我的朋友们好象对此十分忧虑（他们真是我的好朋友，迪，以后见到你时再详谈，写起来太长了），布莱克小姐想立即动身来看我，必要的话，留下来与我呆在一起，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有要事在身，离不开伦敦。于是雷德福先急忙到多莉家，又去看望海伦，请她到文特诺尔来（我想，这一定使海伦惊慌）。当然海伦不能扔开家不管，所以雷德福先生急忙把可怜的多莉派来了。这是十分愚蠢的，因为即使我实在需要有人帮忙，多莉也帮不了忙。以上说明多莉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她来这儿实在是出于好心）。她明天就要回到她的学生们那儿去了。我为此被搞得非常不愉快。自然，我感激克莱米[2]、雷德福先生和多莉，但我宁愿他们不要管我，因为这只能使爸爸担忧，使他生气，对我也没有一点儿好处。我写信告诉别人我病了，但是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为此他很气恼。这是颇为痛苦的事，因为我之所以什么也没有说（我真的病了，这无论如何是十分难受的），当然为的是不使爸爸担忧啊！此外，我从不抱怨，也不愿向爸爸诉苦，因为他会严厉训斥我，好象我“乐意”生病让家里养活似的，要不然他会焦虑不安，而这是我最担心的事。爸爸也罢，医生们也罢，任何别的什么人也罢，他们都不理解，给我造成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忧虑。爸爸对我说要“休息”，“等恢复体力”后再找事做，但他不晓得“休息”正是我最不应做的事，要是我已有某个既定的计划和工作，而不是没完没了地等待，我肯定能恢复体力。如果真需要我照料爸爸，譬如象他病重的时候那样，那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他目前不是非需要我不可，眼看我找点工作的最后机会可能化为乌有，而我却呆在这里，这简直使我差不多要发疯了。我要是有点钱该多好啊！我便可以说，我先跟着维津夫人艰苦学习，然后再决定我能干什么（你可以放心我不会冒失作出决定的）。我年纪已不小了，不能再浪费时间白等了。如果我不能很快动手，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再试了。
但是我没有钱（我的意思是说，甚至连付上课的钱也不够），这是很折磨人的。真的，燕妮，我想我能干出点名堂。我不能想象维津夫人要是认为我没有某种成功的希望，她会那样对我说话并愿意大力推荐我。对她来说，大力推荐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人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亲爱的，我丝毫不是爱虚荣的人。如果我有过失，不是因为我自信心太强，而是我信心不足。但在这件事上，我想我能成功。我经常发现我能够感动听众，而且能感动不同口味的观众，这是很关键的啊。（我多么愿意能在你面前演一演，并知道你对我演出的想法。）自然这一切使我很苦恼。我完全跟你一样，失眠得厉害，一想到这些，我就无法入睡。（我长期试过种种药物，关于这一点，你别对人家说，我不再想吃了。总之，这并不比喝酒更管用，而几乎跟喝酒同样危险。）自从到这里之后，我没有睡着过6个小时。你可以想象，甚至不用说别的，这就够伤身体的了。我真害怕完全垮下来，为了爸爸，这是我无论如何想避免的。我最害怕的事是看医生，他们不能也不愿明白，精神负担同任何一种身体上的疾病一样，也是一种疾病。
我亲爱的迪，我对你说这一切，是因为我希望你理解。我多么害怕我亲爱的摩尔觉得我不快和不满，但我不能向他解释。
我想已经对你说过，爸爸想先回伦敦再到别的地方去。问题只是在这里呆下去实在是可怕的，我不知道我们能到哪儿去。德文郡和威特岛对面的整个海岸，听说也同样寒冷和多雨。我对长途旅行提心吊胆，你要是看见爸爸经过仅仅几小时的旅行到达这里时那副筋疲力尽的样子，也会象我一样的。我有时想，是否让他先到你那儿去，但我又想巴黎不会比伦敦好多少。因为在伦敦，整个冬天天气极好，整个11月份不仅没有大雾，还出太阳哩！我们来到这里以前，天气一直晴朗。想起来叫人生气，这里冷得要命，我们穿着最暖和的衣服还瑟瑟发抖，而每天收到伦敦的来信总是说：“你们那边天气一定很好吧，因为甚至在这里天气也很晴朗！”没有运气，是吧？
如果我们实在非留下不可，我已经告诉你，我还是要去伦敦参加这次独唱音乐会，而丝毫不必担心，因为爸爸在这儿能得到再好也没有的照料。
现在，我亲爱的，我该结束这封没完没了的信（很自私的信），（多莉，要是人家5分钟不管她，她就抱怨开来）。我希望这封信不至于使你太讨厌。我感到极度疲惫。
爸爸吻你们大家。来信多多给我们讲讲亲爱的孩子们，他们实在是我们最大的快乐，我们经常讲起他们。可怜的妈妈！她那么经常讲起他们！此刻我多么想念妈妈，想起来也怪，怎么再也见不着她了。琼尼还是那么惦记姥姥吗？
再见吧，我亲爱的迪，原谅我讲了这一大堆话，你一定厌烦了吧。不过我希望你给我讲讲你的烦恼，因为我知道，唉！你的烦恼也少不了呀！
永远是你的杜西
[1]按习惯每逢圣诞节给孩子们寄礼物和糖果的箱子。
[2]克利门蒂娜·布莱克。 |
46．爱琳娜致燕妮（12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马克思夫人在经历了长期的痛苦之后于12月2日长眠了。葬礼将在5日举行，由恩格斯致悼词（见附录1.）。
46．
爱琳娜致燕妮
1881年12月4日星期日
我最亲爱的迪：
虽然我由于有许多信要写而厌恶提笔，但我还是应该给你写封短信。我需要马上跟你谈心。此刻我是多么想念你。我亲爱的，我附寄上一缕她那珍贵的头发——她的头发象姑娘的头发那样柔软和美丽。你要是能看见她的遗容就好了，她的眼神根本不能用语言形容。她的眼睛不仅清澈明亮——只有孩子的眼睛才能如此——，而且直到临终她仍然保持着看到我们，认出我们时那种温柔的表情。她对爸爸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她又补充了一些，实际上在这以前她已经讲了许多了，但我们听不见。啊！燕妮，此刻她的神情是多么的美丽。多莉见了她之后说，她的面容完全变了：她的前额非常光滑，好象有一只妙手抹去了所有的深浅皱纹，而她美丽的头发宛如一轮光环萦绕在她的头上。
明天将举行葬礼。我惧怕葬礼，不过还好爸爸不能前往，现在还不允许他出门，对此从各方面来看，我都感到满意。我们邀请了妈妈生前喜欢的好几个人来参加葬礼，因为星期四下午她还谈起过这些人
直到最后的一刻，你和孩子们是她最想念的人，星期四她还讲起要给孩子们寄圣诞节礼物哩。
亲爱的老迪，现在我写不下去了，明晚再给你写信。
替我——也替妈妈——吻亲爱的小宝宝们，她生前是多么喜爱他们啊。
你的杜西 |
45．爱琳娜致燕妮（10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45．
爱琳娜致燕妮
1881年10月31日于伦敦
我最亲爱的迪：
首先请你把附信寄给老拉甫罗夫。爸爸找不到他的地址，但一定要把此信寄给他，说如果你不知道拉甫罗夫的住址，可以通过雅克拉尔一家找到。
我亲爱的燕妮，希望你谅解我不常写信，这决非出于疏忽，只是因为爸爸病情好转，没有什么好讲的了。现在他一天起床几个小时，按唐金（刚才还在这儿）的意见，他不久便可下楼或至少可以到旁边的房间里去看看妈妈，她差不多还是老样子，但更虚弱了，两天来她更难受了。大夫说，恐怕很快得给她皮下注射吗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概需要有一个女护士。大夫说我自己满可以打针，但说实在的，我不乐意。对啦，大约5天前妈妈给你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她非常担心，因为她不知道你是否收到。因为有一两次我的信你没有收着，她十分着急。如果你接不到她的信，她会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亲爱的，我想你最好说你收到了，即使没有接到信，也这么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用另纸写信告诉我，我将给邮局局长写封信，不过不能抱很大希望就是了。我认为妈妈信中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因此你可以泛泛地写一封回信。但愿你已接到这封信，只是因为龙格回来了，你忙得抽不出时间写回信。我不明白我们亲爱的妈妈怎么还能写信，她现在又消瘦又虚弱，能写信简直是奇迹。好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卧床不起，为了使她稍微换换地方，唐金大夫让我们把她连人带被抬起来，从床上搬到长椅上。
至于爸爸，我已对你说过，他的身体继续好转，实际上他的健康状况恢复得极快，简直出乎我们的意料。不幸的是我开始感到非常不舒服，现在紧张已经过去，我感到有反应。大夫嘱咐我吃铁质的东西，继续更经常地洗蒸汽澡，多出去走走。我正打算这样做，因为萨拉在的时候，海伦完全可以呆在楼上陪爸爸和妈妈，我便可以到〔大英〕博物馆去了。我在那儿工作的时间不长，两三个小时吧，再加上来回路上的时间。你知道，爸爸病倒的时候，我是有工作做的。默里博士，虽然我个人不太认识他，但他出于好心一直在替我撰稿，直到我能重新工作为止（这是一件很难为他的事）。我非常感激他，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失去这份工作。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得到我做的这份工作啊，而其中大部分人比我称职得多。一旦我抛弃了这个工作，我就无法找到别的工作了。
我亲爱的迪，我对你讲了很多自己的事，但请相信我一直想念着你。如实告诉我，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很了解我，你知道我最能严守秘密，我决不跟任何人讲你对我说的事。
再见吧，我亲爱的。我多么想再见到你和亲爱的孩子们。我急于想认识帕。我吻你们大家。
你的杜西
我们大家向你们每个人问候。
附寄上维拉[1]和我们两张照片。我们印的很少，所以我只能给你一张，但我想让你选择其中你喜欢的一张。你选定后，把另一张寄回给我。
你的杜西
[1]维拉·尤塔是马克思女儿们的姨表姐妹。 |
44．劳拉致燕妮（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44．
劳拉致燕妮
星期四晚
〔1881年10月于伦敦〕
我亲爱的燕妮：
我又一次错过了邮班的时间，但这不能怨我，我的时间太少了。
我们的两个病人中，爸爸看上去比较好，而我们可怜的妈妈的健康在慢慢恶化，她瘦得不能再瘦，弱得不能再弱了，但她的毅力和斗志仍是不可动摇的。
你不该为妈妈见不着小外孙们而苦恼。目前即使他们在这儿，对她也没有什么意义。很不幸，按她现在的状况，小孩的叽叽喳喳和天真可爱不会给她带来欣慰。关于她高尚的性格，真是一言难尽，她对我能够给她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十分感谢和高兴。现在能使她快活的不是孩子们的好品德而是别的东西。对她来说，有时见到孩子们，也许是极有好处的，但我确信，她会由于他们不在而更想念他们，并为他们在新居的生活设想种种方案和计划，这样会使她得到更大的安慰。你的来信是她永不枯竭的欢乐的源泉。她对你安家的事了如指掌，而且不断在想办法使你的生活条件更舒适些。
听说你可能没有收到她新近给你写的信，我有说不出的难过。要是她知道了，那对她将是难以弥补的憾事。这封信费了她很大的劲，她在信中写了许多事情，等着你一一回答，所以遗失这封信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补救的。这封信是委托杜西发的，在把信纸装进信封之前，她明明还拿在手中。海伦对我说她猜你已收到了信，所以我问你一下究竟情况如何。
妈妈以为你已经给她写了回信，并在信中回答了她的一切问题，要是信真的丢了，她就更感到遗憾了。我无法知道她向你提的问题，但我猜她无非问你房间的照明怎么解决的，用电灯、蜡烛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取暖如何解决？我想还有琼尼的小裤子是否合身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总之，我亲爱的燕妮，你在信中尽量写详细一点，妈妈病得很重，但对你日常生活中最细小的琐事，仍然倾注心力，关怀备至。这是她唯一操心的事，因为她再不能读书写字了，她那个始终勤奋的笔尖开始生锈了。除家里人之外，她谁都不见。
很感谢你告诉了我关于你和你的一家人的消息。既然克列孟梭已成为当前的知名人物，我猜想《正义报》比任何时候都扬眉吐气。但很奇怪，你那位老爷和主人[1]在该报发表的文章却相当少而且时断时续，我能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希尔施给你捎些肥皂。至于他在旅途中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奇遇，你听听便是了，可信可不信。
很担心我的字迹不清，难以辨认，我曾对恩格斯说过，对于一只惯于使掸子和扫帚的手来说，一支笔实在太细巧了。
我们大家向你全家致亲切的问候，亲爱的燕妮。
始终爱你的劳拉
[1]指沙尔·龙格。1880年7月11日大赦之后，龙格成了该报的主编。——译者注 |
43．爱琳娜致燕妮（10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马克思夫人尽管病情加重，但她执意要去阿尔让台看望燕妮和外孙们。从伊斯特勃恩回来之后，唐金大夫检查了她的身体，并不反对她的旅行计划，他想她能从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7月26日她在马克思和海伦的陪同下起程，但旅途劳累，到了龙格夫妇家后，她的病急性发作，很是痛苦。龙格家的医生杜尔朗大夫替她治病。8月16日马克思突然接到杜西的好友多莉·梅特兰的电报，知道了杜西病重。其实她得的是抑郁症，并伴有厌食感。马克思当天动身，而马克思夫人和海伦则分段返回。
10月份，马克思自己也病倒了，他得了严重的胸膜炎。燕妮只有一个想法：赶紧去伦敦。下面是杜西给她的回信（燕妮的信我们没有找到）。
43．
爱琳娜致燕妮
1881年10月18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最亲爱的迪：
今晨接到你的来信。你绝对不应离开孩子们。这简直是胡闹，虽然我们非常希望你能跟我们在一起，但你来这儿不会给爸爸带来快乐和安慰，反而会使他更操心。
唐金大夫今天下午来过，认为爸爸健康有所好转。他这次病得厉害，大夫说他不能一朝一夕就恢复，但会好起来的。自星期六起，我日夜不离爸爸的房间。今晚由海伦陪他，因为大夫让我休息一夜。当然每时每刻总有事要做，不过从今天起会好一些，因为爸爸不再需要那么经常吸氧气和吃药了。恩格斯的体贴和尽心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世界上实在找不出一个象他这样的好人，尽管他也有自己的小缺点。我刚才还收到我们善良的洛尔米埃夫人亲切的来信，她求我让她来帮我们的忙。万一妈妈需要有人照看，我的朋友布莱克小姐也要来夜间看护她。人们这样关心我们，他们真好！不过妈妈的病情没有恶化，她夜里睡得很安宁，不需要人陪伴她。
我给你寄上一份《旗帜报》，好让你能了解爱尔兰的运动。甚至在1867年芬尼亚社员们起义时，政府也从未象现在这样逼得人民起来造反，这也是最大的危险之所在，因为一次普通性的起义被镇压之后，运动就会侗退几年。你看看警察局在都柏林和利默里克等地所持的态度，真可谓无耻之极。只要人们保持坚决而镇静的态度，那么政府就得忙一阵子。
我亲爱的老迪，今晚我实在太累了（因为唐金不到5点不来，第一次邮班已赶不上），因此你只能将就读这封短信了。
不必担心，我每天写信如实告诉你这里的情况，尽管爸爸（他是一个脾气十分执拗的病人）对我把一切都写信告诉你很恼火。不过，亲爱的，不要瞎操心。我向你保证如实报告爸爸的健康状况。
替我吻亲爱的小宝贝们。
爱你的杜西 |
42．爱琳娜致燕妮（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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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封信中看到杜西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新活动。这时她已26岁，她渴望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在物质上自立。
她为好几个文学协会（莎士比亚协会，语文学会等等）工作。她可能自1877年起着手把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翻译成英文。
她参加新莎士比亚剧团的会议，后来从这个剧团产生出一个小俱乐部“山茱萸”，这个俱乐部常在马克思家聚会，它的主要成员是克拉克·梅特兰，多莉·梅特兰，厄内斯特·雷德福（他后来与多莉结婚），爱德华·罗斯（剧作家）等人。杜西试做业余剧团的演员，取得成功后，她决定跟维津夫人学戏剧艺术，维津夫人曾是颇有名气的演员，这时她已退出舞台。
马克思全家都喜爱戏剧和莎士比亚。马克思夫人甚至提笔写过一篇戏剧评论，评论著名演员厄尔文，大大出乎她的意料，这篇评论1874年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了。
42．
爱琳娜致燕妮
1881年6月18日于伦敦
我最亲爱的迪：
应该感谢你的两封来信，我真替自己害臊，原想等到跟维津夫人学习的新计划有了点眉目之后再写信告诉你，但到目前为止这还不可能办到。一会儿再给你谈这件事。首先让我告诉你，听说我们可爱的小家伙们身体很好，我们是多么的高兴。对我们来说，得到他们的消息总是莫大的快乐，尽管这使我们忍不住想见见他们。这些孩子们之间的友情的确是美好的。啊，亲爱的小狼，我能想象出他有多活泼（你知道他使我着迷），他对哈拉的温情十分可爱。你应该尽量多地给我们讲讲孩子们，讲讲小爷爷杰克和“小不点儿”。你不知道，每读一个有关他们的小故事和小趣闻，我们都感到其乐无穷。我们曾因没有得到音讯而十分担忧，我亲爱的迪，往后，你只要给我们发一张明信片，我们就感到欣慰了，但不要一点消息也不告诉我们。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你没有时间写长信，我们不提这样的要求，只要写一句话，说你们身体好就行了。
至于我的访问，我亲爱的，我担心不能立即成行。每当我们想起你病了，没有人照你，我很不得安排一下就来，但恐怕目前我不得不放弃这么做的一切希望，我想爸爸眼下不太愿意让我走，再说我有工作要做。要是你知道找任何工作都是如此困难，你就不会奇怪我为什么死抱住已经找到的微不足道的工作了。
关于妈妈，医生昨天给她看了病，竭力建议她和爸爸去伊斯特勃恩[1]休养，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去，特别是对摩尔，这很有必要，因为他咳了一冬天之后，非常需要换换空气。同时我认为这对妈妈也有好处，但你知道她古怪极了，她好象不太愿意去。一旦作出决定，我马上告诉你，丽娜[2]自星期一以来，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她还是那样和蔼温存，只是可惜耳聋得厉害，几乎无法跟她说话。她的状况差不多和可怜的老奥耳索普一样了，跟她呆在一起真费劲啊。
现在，迪，我跟你讲讲我自己。你可看到我并没有不承认你谈到的种种困难，我不期待一鸣惊人，而是想上课学习。即使如我料想的那样，维津夫人认为她过高地估计了我的才华，这些课对我将仍然是有用的，我总可以试着搞搞朗诵。你知道我去看维津夫人的时候，搞朗诵是我的目标，由于她竭力反对，我只好什么也不对她说，我等着将来别人判断我到底能干什么。星期一以前，我没能给她写信，因为爸爸凑不齐钱。现在我已给她写了信，并得到她很客气的答复信。维津夫人正巧要搬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海格特路），这对我倒挺方便，但因为她不舒服，所以搬家之后要离开伦敦一个月，等她回来后我便能开始学习了。让爸爸花那么多钱，我心里很难过，不过家里为我的教育一直花钱很少，至少把我受的教育与现在人们对姑娘所要求的相比是这样。我想如果我将来获得成功，这笔投资是合算的。同时我尽量找点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做做，这样可挣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我刚刚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你想得到吗，今天早上我竟在公共汽车上碰见梅奥尔。他跟我聊了起来，要我“戴上这顶可爱的帽子（那顶栗色旧帽！），穿上我那件印度棉布连衣裙”去照相。他好象一心想要我去，我便答应他下星期一去。他还对我说，与他有联系的科学杂志需要一名搞摘要的编辑，他问我是否愿意试试。你大概知道用文学行话来讲这就是概述文章、书籍的人。这只要掌握一种诀窍就行，但我对梅奥尔说，我从来没有干过，不知道行不行。他将让我试一试，如行，我一星期能挣2英镑，而不用费很多力气，大概等于我现在四分之一的工作量。我希望能成功，这样就会大大减轻家里的负担。不管怎样，我将试一试，如果失败，也就算了。你瞧，我亲爱的，我有好几条成功之路，但我感到我一生浪费的时间太多，现在是干点事的时候了。
我已记不清是否对你讲过我们，即多莉、雷德福先生、哈里·穆尔、斯托诺尔和我排了两个小剧，我们将于7月5日在文艺爱好者俱乐部剧院上演。当然，这使我很开心，另外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这两个剧本很可爱，我想能很顺利地“通过”。我下一次再跟你详谈。今天早上我头痛得要命，写东西都有困难。今晚我将去看厄尔文演出《哈姆雷特》。只剩下两个座位，我把两张票搞到手，但因妈妈星期一要跟我去看德国剧团演出，她觉得两次对她来说太多了，所以把票子让给了雷德福先生，我将跟他去。这个小伙子十分和蔼可亲，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他。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和厄尔文惊人地相象。
再见吧，我亲爱的迪。我真心地拥抱你，拥抱你和亲爱的小宝贝们。
你的杜西
[1]马克思和他的夫人将在7月份在伊斯特勃恩住四周。
[2]丽娜·舍勒尔，小学教员，马克思夫妇的女友，马克思夫人的兄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原来的未婚妻。 |
41．燕妮致劳拉（4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41．
燕妮致劳拉
1881年4月22日〔于巴黎〕
我亲爱的劳拉：
我觉得离开亲爱的古老的英国和你们大家已经有一个世纪似的，这是一个漫长的世纪，天天如此，根本分不出这些天和那些天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有些日子家庭生活中增添了一些可恶的小烦恼罢了，但我觉得这比大烦恼更难以忍受。我在伦敦度过的几个月，虽然有些单调，却是自由的，独立的和有职业的生活，我为此而感到幸运，这种生活使我不能……（信纸被撕去）……这一切。目前一切都使我难以忍受，我仿佛觉得生活在外国，置身于外国人中间几年，甚至几个月就会使我变得无可挽救的愚蠢，变得就象阿尔诺夫人那样的愚蠢。很不幸，我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质，使人绝望的神经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不舒服。三个孩子中总有一个孩子夜里把我吵醒。更何况我们可怜的琼尼曾病得挺厉害，他再次发烧，这是一种胃热，他这次卧床的时间比那次在伦敦生病卧床的时间更长，大夫每天都来探望，他现在没有别的朋友，他唯一的欢乐就是见到他非常喜爱的兄弟们。从前他同奈门〔？〕的孩子们在一起很融洽，而他同这儿认识的小法国人则相处得不好。他焦急地等待着你的到来，不断的问我洛洛姨什么时候来。洛洛，你说什么时候？如果不久就来的话，我希望你给我带些甘油（一大瓶）和半打梨形肥皂（小块的）。我担心等你走后妈妈会感到十分孤单。象她这样年老多病，现在正需要孩子们，而她们却一个一个离开她的身边，这实在太残忍了。你认为新近这位埃斯库拉普[1]能治好她的病吗？爸爸身体怎么样？这天气大概使他很难受吧。我们这儿出奇地热了几天，接着又格外地冷了一阵子。
你认为爱尔兰土地法[2]怎么样？你对迪锡[3]之死有什么看法？我被断绝了消息，由于看不到伦敦的报纸，我的心情十分忧郁，只有报纸才能使我和那些生活和战斗在家庭这座监狱之外的人们保持联系。这封信写得凄凄切切，请谅解我，把它部分地归咎于心情不佳，笔不听使唤吧。向保尔问好。
始终非常爱你的燕妮
我不能代沙尔向你致意，他现在不在。
[1]希腊的神话中的医神，此处是指给马克思夫人看病的医生。——译者注
[2]1881年8月议会通过的土地法案。
[3]迪斯累里的绰号，他死于1881年1月19日。 |
40．爱琳娜致燕妮（4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40．
爱琳娜致燕妮
1881年4月7日于伦敦
我最亲爱的迪：
我们很高兴从你的信中看到，至少我们亲爱的小家伙们好象很适应他们的新居。不用你说，我们也知道，你一个人带着3个小孩住在一所新房子里，而女佣人又很不称心。这真是太难为你了。水的问题看上去实在严重，你准备怎么解决？如果说你们那儿天气冷，这儿则是冷得可怕。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厉害的东风，风不只是刮一天，一刮就是两个星期。爸爸当然只能闭门不出，他虽然这样小心谨慎。但还是得了重感冒。至于妈妈。大家觉得她的脸色好多了，可是她实际上并没有好转，那位新大夫深得她的喜欢，摩尔也很喜欢他。就不知道他是否能治好妈妈的病。他好象和龚佩尔特的意见是一致的，虽然他在妈妈真实病症的诊断上显得犹豫不决。唐金大夫之所以博得爸爸的喜欢，是因为他自己似乎对爸爸也抱有极大的好感。熟悉唐金的罗斯先生对我说。唐金曾被爸爸“迷”住过。他强烈希望更好地了解爸爸。人们认识一些人。这些人又认识另外一些人，结果大家都认识了。真有意思。是吗？总之，世界真小啊！
你不得不放弃写作，这实在太遗憾了。不过，你慢慢会安顿停当的，等你找到合适的女佣人，你就会有空余时间了。眼下自然你的时间全被家务或孩子们占了，但这只是暂时的。你知道爱尔兰发生的事吗[1]？两人被打死，许多人被打伤，现在又有一个20岁的姑娘被子弹击中，好多妇女受伤。真是愈演愈烈，你一定收到有关土地同盟挑起殴斗的详细报导了。这儿人们对莫斯特[2]的被捕议论纷纷，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政府帮了莫斯特的大忙。他那几个支持者已经开始抛弃他了，这一下倒好，他又成了一个大人物。政府在这件事上真是愚不可及，这表明政府比人们设想的更为愚蠢。
关于新成立的“新党”[3]，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新消息，我不认为它能搞出什么大名堂。在此期间，希普顿和魏勒尔准备出版一份工人报纸《劳动旗帜报》[4]，希尔施兴奋得坐不住，简直忙得不亦乐乎。该报的意愿无疑是好的。但依我看。编辑部肯定太弱。
几天前，我们接待了比斯利，他散布了孔德派的思想，说什么不久的将来，几个月以后，德国将占领瑞士和荷兰，从而导致欧洲大战。讲到爱尔兰，比斯利认为地方自治势在必行。可怜的家伙自己却遇到了一大堆麻烦，大儿子得了伤寒，伤寒好了又得了别的病。所以比斯利的心情不太愉快。
矮个肖利迈[5]来这儿为一起诉讼充当证人，同时参加为赫尔姆雷茨举行的宴会。他非常和蔼可亲，一点也不胡涂。至少几天以前是这样，但这些日子希梯[6]不断地用酒来灌他，穆尔这个“英国庸人”也在影响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被搞得昏昏然了。
昨天我见着了洛尔米埃一家人。路道维克从王后那儿得到一张照片。他将照着相片画一幅油画。这是德丁堡公爵夫人的一个孩子的相片，这个孩子颇为俊俏。路道维克自然乐不可支，不过我不明白。模特儿明明只是一张照片。他偏说“画像”。
洛尔米埃夫人仍旧是老样子。她向你热情问候，并给你出了一些好主意。这些主意中唯一值得向你转达的是，你打听一下阿尔让台或阿尔让台附近是否有“集日”。集市上什么都特别便宜。你们又有很好的地窖，可以多买食品回来。
当我知道我的哈拉[7]③遇到了一个好大夫，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很高兴你终于到专科医生那里就诊。你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焦急地等待我们亲爱的宝贝的消息，得知琼尼[8]④情绪很好，我十分欣慰，我早些时候多么害怕他为此而苦恼。我早知道亲爱的小狼没问题。这是个小宝宝。告诉杰克[9]，他的姨热烈地吻他和他的兄弟们。
我亲爱的，我真想告诉你一些有趣的消息，可惜没有。可怜的龙格，他的身体怎么样？好些了吧，但愿好些。
我们亲切地向你们问候，大家热烈地吻你们。
始终爱你的杜西
[1]1880年在帕涅尔的推动下。群众要求土地改革的运动不断扩大。1881年3月下议院通过强制性措施，在爱尔兰实行戒严的法令，废除宪法中规定的权利，由军队负责把那些拒绝交纳牧场税的佃农赶走。
[2]无政府主义者莫斯特在由他创办的在伦敦出版的《自由》周报上曾为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叫好，并且哀叹他不能每个月谋杀一个暴君，以此来战胜他们。他被捕后，于1881年6月被判处16个月的苦役。
[3]民主联盟。
[4]一家周报，工联的机关报，1881年至1885年在希普顿的领导下出版。恩格斯为该报撰稿。直至1881年8月。
[5]肖莱马。
[6]恩格斯。
[7]哈利—米歇尔，死于1883年，时年5岁。
[8]让。
[9]埃德加尔—马赛尔。 |
39．燕妮致劳拉（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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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燕妮致劳拉
〔1881年4月〕星期四于阿尔让台
梯也尔林荫路11号
我亲爱的劳拉：
尽管感到精疲力竭（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疲乏过），我还是应该给你写封短信。告诉你，我们很高兴地见到了拉法格，梅萨也在场。他的脸色很好，并且叫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来这儿。我想他打算明天回伦敦。
你一定从我给梅特兰公园路的信中得知我们已平安到达了，但吃了闭门羹，令人不快。我带着孩子们已旅行了12个小时，不过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自始至终表现得十分出色。我看迁移性的生活对孩子们特别适合。狼[1]高兴得竟忘记了吮手指头，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耳朵也竖起来了。这儿生活中最大的困难是，办不成事情。这儿的人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愚笨的人。我只要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3个工人，轮流设法固定双篷四轮车的一个轮子，但都没成功，几分钟之后轮子又脱落了。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因此家里什么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除了整理东一堆西一堆的东西之外，什么事也干不成。
万不该带着3个孩子到一个没有家具的屋子里来住，这简直是发疯，我应该一个人来才是。
龙格夫人大概过几天会给我带一个阿尔萨斯的女佣人来，因为夜里只有我和爱米莉[2]呆在屋子里是很不谨慎的（女帮佣7点就走了）。爱米莉连一个法文字也不会，甚至找医生的路也不认识。龙格最近不太舒服，不能去报社[3]上班，昨天晚上误了火车，今天早晨才回家。现在最发愁的是，这位阿尔萨斯女佣人法语讲得很糟糕，因为她来这儿才两个月；教孩子们说法语的，净是一些发音怪里怪气的教师，他们将来操的口音一定很难听。
邮班的时间到了，我只得就此搁笔。我亲爱的劳拉，替我吻爸爸和妈妈。代向恩格斯和彭普斯[4]问候。
爱你的姐姐燕妮
我觉得这里的东西贵得出奇。
[1]埃德加—马赛尔，时年2岁。
[2]燕妮从英国带回来的女佣人。
[3]《正义报》。
[4]玛丽—艾伦·罗舍，别人叫他彭普斯，莉希·白恩士的侄女儿。自1878年起她与恩格斯和她的姑母居住在一起，自姑母死后，她挑起了家庭主妇的担子。 |
38．沙尔·龙格致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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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沙尔·龙格致燕妮[1]
〔1881年？〕星期五晚〔于巴黎〕
我亲爱的夫人：
我只给你写几句，免得让你等到星期一早上。我原想给你写封长信，但我应邀吃饭去了，这次邀请已拖了很久，这就花去了我一整天的时间。千万别以为我已到了付不起邮费的地步。我刚才把买的邮票忘在烟商柜台上了，现在去取，已经太晚了。关于你谈及梅洛特的事，我早已从两天前他给我的信中猜到一半。他胆大妄为，竟想越过加博里。首先这是非常不对的，而且我认为我有必要尽一切办法阻止他。我还要对梅洛特谈谈我对这件事的想法。
我准备最近重新研究爱尔兰问题，爱尔兰的事情好象变糟了。但我需要一些爱尔兰报纸，至少要有一份。再说你该帮助我，必要时你亲自写通信，就象当年为《马赛曲报》[2]写稿一样。我预先就能肯定你写的通信一定能取得很大的成功。你总在信里给我寄一些措词激烈的小块文章，这毫无用处。你最好照我的意见办。
我正忙于收集马赛代表大会[3]的报告以及其他我所需要的材料，以便继续写我的关于工人组织的一系列文章。你的集体主义朋友们开始向我大献殷勤。今天马萨尔在“公民报”[4]上称我是《正义报》[5]最讨人喜欢的编辑之一，并且对我大加恭维，他这样做就是因为我昨天点出了他的名字。
亲吻我们的孩子们，告诉我你对自己现状的思法。人家在赶我出咖啡馆，要关店了。鲁瓦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论述李特列，但还未见报，因为实在太冗长了。他答应我翻译《资本论》，这件事就靠他了。
你给我母亲的信已到巴黎，我把信转到她的住所，我下一封信再告诉你这个地址
向大家问好，热烈地吻你。
沙尔
爱尔兰一文今晨发出，至少我已让人办这件事了。
龙格在阿尔让台为自己的家庭找到一所房子以后，燕妮就与丈夫团聚。不久，燕妮生下第四个儿子，马赛尔—沙尔（外号帕）。燕妮由于过密的生育已经筋疲力尽，而这个家庭又面临着重重困难，这更使她感到束手无策，从她的信中可看出她对伦敦的怀念，尤其怀念她过去温暖的家庭生活。她对丈夫真挚的眷恋，并不能减轻她要对付的种种困难，而这些困难，对她这样一位毫无经验的家庭主妇来说，确实带有悲剧的成分。
[1]原文是法文。
[2]见本书第21封信注1①。
[3]马赛第三次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是在1879年10月举行的。会议决定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会。1880年7月7日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地区性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工人党的纲领，24个联合分会参加了这次大会，1880年11月在哈佛尔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纲领。
[4]1881年10月至1884年3月出版的社会主义日报。马萨尔是编辑委员会的成员。
[5]1880年1月至1927年的，该报的政治主编是克孟梭。 |
37．沙尔·龙格致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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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流亡者长期的惩罚终于结束了，1880年7月宣布全面大赦。利沙加勒第一批回国，紧接着沙尔·龙格也回到法国，他把家暂且留在伦敦，因为他得先找房子并给自己找一个职业。燕妮又生了两个男孩，一个是1878年7月出生的哈利，外号叫哈拉，另一个是在1879年4月18日出生的埃德加尔—马赛尔（绰号小狼）。燕妮直到1881年4月初才到法国与丈夫团聚。
保尔·拉法格也是在1881年4月才回法国的，而劳拉在伦敦一直呆到1882年7月。
在此期间，马克思夫人和莉希·白恩士的身体不断恶化。1878年9月12日莉希因患膀胱癌逝世。在她去世的前一天。恩格斯按照英国圣公会的仪式正式娶她为妻。
马克思夫人向一位著名的专家求医，得知她患了不治之症：肝癌，从此人们所能做的一切努力只是减轻她的痛苦。她泰然自若地接受了这个定论。但与燕妮和外孙们分离却是难以忍受的。
1881年
37．
沙尔·龙格致燕妮[1]
〔1881年〕星期天中午〔于巴黎〕
我亲爱的燕妮：
我在林荫大道咖啡馆露天座位上给你写信。你大概以为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喜悦吧。这要看怎么讲。诚然，巴黎比伦敦更热闹。今天早上，即几个小时之前，我乘有轨电车前往梅尼蒙当探望母亲。我坐在顶层。又重新置身于郊区居民当中。感到很高兴。几乎动了感情。我故意登上顶层。这样我就一点儿也不象公社社员了，大家都把我看作是英国人，这是多么大的失败哟！关于我的印象，我一会儿或最迟明天再写，因为我想每天我都有新的感受。首先应该扼要对你讲讲我的寻母历险记。我们的船清晨6点才到达布伦。我们在福克斯坦的一个大候船室的长凳上一直等到清晨2点半也许是3点。我还算非常幸运，占了一张长凳，睡了大约两个小时。有一半的旅客则连个坐位也没有，只得走来走去。
这是第一个Mishap（不幸），但比起船上来，这可算是天堂了。二等舱里一间令人作呕的又小又窄的陋室，只要一看就叫人晕船！不过。我想这一次即使乘横渡大西洋的客轮也会晕船的，因为横渡海峡时天气太恶劣了，近5点的时候，我走上甲板，因为对航海一窍不通，所以我每时每刻都以为我们要沉到海底去了。我把船身轻微的摇晃都当成遇险的征兆而惊慌失措，周围的大部分乘客每次看见我这样，就哈哈大笑。这使我镇定了下来。同时也因为我已经把多余的胆汁全吐在船舱里了。最烦人的是寒冷。6点钟下船的时候，我根本不准备乘即将出站的火车，再说我还得去看望巴塞小姐。于是我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租了一间房。我让人在10点半叫醒我。我去了贝尔泰尔街[2]（注意书写。我是故意这么写的，以免词源学家们寻根究底——我是在学拉法格的做法——，因为这条街是最丑陋的）。巴塞小姐，一个非常英国化的老布伦姑娘，在我看来似乎很客气。她告诉我说，我母亲在布伦呆了3个星期，等候我们和孩子们，但不见人来，我母亲便允许巴塞小姐使用她的房间，总之她已经回巴黎去了。所以我今天早上在巴黎才见着母亲。她住在梅尼蒙当街（以前叫路）71号（注意不是64号）。我从布伦已经写了一封信通知她。她今晚等我去，她的情绪好极了。她有两间漂亮的房间。窗户临街开着（她喜欢这样）。满院都是熙熙攘攘的工人，星期日尤其是这样。我相信你要是来参观这个区一定会高兴的。我原住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母亲刚才跟我一起去旅馆。并把我的行李先带回家去了。因为我还要在外面跑跑。我准备去看看思贝尔和他的妻子，我昨天在火车站遇见了他，他对妻子体贴入微，因他们刚失去一个双生的女儿。我担心另一个也保不住。他有一个奶妈，但这个奶妈大概没有奶，因为他们给孩子喝……（信不完全）。
[1]原文是法文。
[2]应为Belle-terre，意即美丽的地方。此处龙格故意将这个街名拼错，写成Belterre，因为这条街名不符实。——译者 |
36．爱琳娜致马克思夫人（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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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
1876年杜西再次陪父亲在卡尔斯巴德逗留。在经历了一些颇为荒诞的奇遇之后，他们于8月15日抵达这座城市，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在此之后他们本应前往布拉格探访库格曼夫人的兄弟麦克斯·奥本海姆，但这次旅行由于杜西发高烧推迟了。从布拉格的归途中，他们取道马克思1843年的结婚地克罗茨纳赫，于9月22日回到伦敦。
这期间燕妮和拉法格夫妇在海斯丁斯海边度假，马克思夫人将去兰兹格特探访恩格斯和莉希·白恩士。
36．
爱琳娜致马克思夫人
〔1876年〕8月19日于“日耳曼
尼亚”旅馆，卡尔斯巴德
我亲爱的妈妈：
我怕你没有收到我前一封信，所以我把这封信的收信人改为威廉斯夫人”，同时对地址也作了一些改动。
不管怎么说，你可能已收到我的信，所以我不再向你重复我们旅途中的奇遇。不过请放心，我们已从28小时的旅途疲劳中恢复过来，现在正尽情地享受卡尔斯巴德优越的疗养条件哩。在详谈9正题之前，我想向你强调指出我们陷入了人们常说的百无聊赖的境地之中，我好象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但请不必奇怪。
我们又在过我经常给你讲起的老一套生活，好象什么也没有变。所不同的是听不见库格曼嘟嘟囔囔发牢骚和吵架，这倒使我们愉快多了。我们经常看“大夫”，尤其是弗累克勒斯。这个人才华横溢，善良厚道。眼下他有不少忧虑和烦恼。请想想，沃耳曼夫人的丈夫把钱搞得精光。连妻子的财产也都赔了进去，她和他们两家的人，对他搞投机，一无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这对于一生习惯于过富裕阔绰生活的女人来讲。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弗累克勒斯，我想他为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甚至可以说他是在拚命地工作。除大夫以外，我们还常见布雷斯劳的两名教授，他们都是正直的老人，其中一位已婚。他的妻子也十分和蔼可亲。柯瓦列夫斯基不在此地；据弗累克勒斯说，我们的老朋友多伊奇的生意很不景气。我倒是很想念他。
在卡尔斯巴德疗养的人还很多，犹太人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也更热中于尽可能多地喝水，不过他们的喝水记录被一个美国人打破了。这个美国人因为只能在卡尔斯巴德呆两天，所以他每天喝42杯水！……他喝了那么多水居然没有死真是奇迹。
我从报上知道伦敦天气非常热。亲爱的妈妈。想到你在没有一丝风的可恶的天气下受罪，我心里很难过。请告诉我们你身体怎么样。
你见过卡拉米亚[1]吗？有他的消息吗？路道维克·洛尔米埃和洛尔米埃夫人身体好吗？代我向他们问好，并告诉洛尔米埃夫人，我一有时间就给她写信。说真的，你难以想象时间过得这么快，以至什么事都干不成。一天忙于去矿泉供饮处，吃饭和散步，连写封信都来不及就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了。
昨天我给燕妮去了一封信，我希望能听到小宝宝身体好的消息。海伦也在兰兹格特吗？如果她在。代我向她问候。
我想爸爸也会写信的，所以今天就写到这里。再见吧，请给我寄最近一期和下星期的“Hornet”[2]（《大黄蜂》）。
非常亲切地吻你。
你的杜西
那天我出去的时候穿了一双肥大的长袜，结果小脚趾的袜子上起了一个皱褶，害得我小脚趾发炎，现在不能穿新高帮鞋了！又及。
Adio（再见）
[1]马克思的侄子亨利·尤塔的绰号。他将于9月抵伦敦。
[2]意即“大黄蜂”，此处可能是杜西以嘲笑的口吻称呼工联的周报《蜂房》，该报起初倾向国际工人协会，后来转到对立的立场上去。 |
35．爱琳娜致燕妮（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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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
1873年间马克思一家，龙格一家和拉法格一家在伦敦团聚。9月燕妮在这里生下第一个孩子沙尔—费里西安，但是这个孩子在第二年7月就夭折了。这一不幸对燕妮打击很大，8月恩格斯邀请她前往兰兹格特和泽稷岛，整个八月份她是同恩格斯和莉希·白恩士一起度过的。她于9月5日从泽稷岛返回伦敦。因此爱琳娜给她写的这封信是寄到伦敦的。
爱琳娜和父亲自8月15日一直呆在卡尔斯巴德。马克思在那儿疗养。他们于10月初返回伦敦，途中在德累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停留。马克思在汉堡拜访了他的出版商迈斯纳。
35．
爱琳娜致燕妮
1874年9月5日于“日耳曼尼亚”
旅馆卡尔斯巴德
我亲爱的燕妮：
我难以向你形容，得到你的消息时我们有多么高兴。我早就要给你写信。但不知道该把信寄到哪里。
关于卡尔斯巴德，我已经对妈妈描述过，她大概跟你讲过了。我们多么喜欢这座城市啊。如果谁不喜欢如此美丽的风景，那未免太挑剔了。它自然没有吕雄那么壮观，但这个漂亮的小山谷有某种迷人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它比吕雄更为动人。
我想对你谈谈这儿的人，因为对风景的描绘不能全部反映现实。对于爸爸的疗养，库格曼一家人成了严重的障碍。你不能想象，我亲爱的燕妮，“温采尔”[1]是一个多么讨厌的人物。你只有想象到这一点，才容易理解爸爸和他吵架是不可避免的。眼下，我们之间不说话（尤其我们不对他说话）。至于他的妻子，倒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没有想到弗兰契卿[2]尽管有很多不讨人喜欢的地方，但人倒并不坏。我跟库格曼夫人成了知己，只要看到她所过的生活。就不能不管她、不同情她。一个女人自己没有钱，老听到丈夫向她叨叨他对她和孩子的“Wohltaten”[3]（恩情），埋怨她毫不感恩，这对于她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呵！你不能想象库格曼是多么没有人性和厚颜无耻！爸爸有一次无意中目睹了一次令人可憎的吵架（我们的房间只隔一道门）。事后库格曼一星期都板着脸。因为爸爸和我当然站在库格曼夫人和孩子一边。你可以想象，看到弗兰契斯卡歇斯底里地跑来见我们。她母亲的样子也差不多少。这对我们是多么不愉快啊。
我当然不能在一封信中把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事恰如其分地都讲到，等我们回到伦敦以后，你便可以知道可怜的特劳特卿[4]在结婚后的17年中受了多少罪，因为他丈夫对她只在新婚后亲热了一个星期。当然如果不发生这次吵架，我们大概不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库格曼夫人和弗兰契斯卡实在气不过。把什么都说了出来。库格曼夫人说，你对这一切是不可能想象的。这是因为当年她的丈夫在爸爸[5]面前不敢发作，同时也因为他的情况比五年前更坏。至于弗兰契斯卡。她很恨他。这也不足为奇。她疼爱妈妈。自幼年起她只看到这种没完没了的争吵，而且总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一天。因为库格曼夫人，走过一块积满灰尘的地方没有撩起裙子，他就大吵了一场。在我刚才对你说过的那起争吵发生之后，库格曼先生赌了一星期的气。因为他不敢对爸爸说什么。所以昨天他拿我开的一句玩笑话作文章。说什么受到了致命的侮辱（顺便说一句，大家一致认为我那句话是完全不伤人的）。弗兰契斯卡这个姑娘很有批判精神。她对我们讲了许多事情。这些事对他的父亲来说是很不光彩的。
爸爸对这类事自然非常厌烦。好在现在我们不再管那个人了。我难以向你表达我是多么同情可怜的特劳特卿。她说她早已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但她希望爸爸多少能对温采尔起点作用，这样。用她自己的话来讲，“至少可以安宁四个星期”。
关于温采尔就讲这么些，我还能给你讲很多事情，如果这些事情不是掺杂着他的妻子和女儿的痛苦，将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以上这一切都是十分不愉快的，但我认为爸爸的身体好一些了，水肯定会产生好的疗效。我们确实完全按时完成我们的各项“作业”。你可以想象一下，爸爸一早穿好衣服，6点到“Brunnen”[6]（供饮处）。甚至往往去得更早！我们长时间地散步。总的来讲，我们与这儿的人相处得很好。你一定听说我们会见多伊奇[7]了吧！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认识所有的人并对他们有所了解。我们以后将给你讲几个滑稽的故事，尤其是关于可怜的弗路朗斯的事。我们很愉快地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画家克尼勒。这个人很讨人喜欢，但库格曼瞧不起他，认为他的才智不如自己。多伊奇还把我们介绍给一个讨厌的法国人，谢天谢地，此人现在已经走了。这个十足的白痴，作为“经纪人”，居然每年能挣2百万或3百万（法郎）！这真是令人不可容忍的资产阶级的典型！眼下他是麦克马洪主义分子，他的全部希望和全部愿望，就是总统七年任期永远不变！多伊奇向爸爸介绍的另一个人物是普拉特伯爵，一个波兰人。他现在也已离开卡尔斯巴德。他是他那类人中的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地道的老贵族。天主教徒。不过他是一个优秀的波兰人，对俄国人十分憎恨。地方报纸上称他为虚无主义者的“首领”（你可以想象老家伙感到多么震惊）。人们说他在这儿与国际的“首领”呆在一起。
罗什弗尔的《灯笼》深受那些把卡尔斯巴德当作季节性营地的大批俄国人和波兰人的欢迎。当然我们也读《灯笼》周报，而且我们习惯于到阅览室去。在那里能读到各种报纸。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俄国的和美国的。我们浏览各报，而书籍则读得很少。时间真是过得异乎寻常地快。白天飞逝而去，连读一份报纸或写封信的时间都没有。
到明天，库格曼一家来这里就有三个星期了，他们还要呆一周。我们不准备去汉诺威了，但我还不知道回家的路线。我很想再见到特劳特卿。因为我实在喜欢她，但我又希望可能不见到温采尔。反正汉诺威是不去了。我忘了告诉你库格曼夫人的一个兄弟来这儿住了两天。别提我们有多喜欢他啦，他是世上最和蔼可亲的人。库格曼夫人对我们说。她总是尽量瞒着弟弟，不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他。因为他对她和丈夫的关系非常担忧。
我已写到信纸的下端了，不得不跟你告别。再说已到吃饭的时候，这可是这儿极其重要的事情呀！向全家所有的人致衷心的问候，别忘记向恩格斯一家问好。
爸爸问候大家，他很快就会写信的。
我亲爱的燕妮。我永远爱你。
你的妹妹杜西
每次来信，请写我的名字。
我们掌握的这三家人在伦敦团聚期间（这段时期一直延续到大赦）的信件很少。因为只有在旅行时，他们才用书信交换印象和消息。
1874年拉法格夫妇住在汉普斯泰特南山公园路27号。1875年初马克思夫妇也搬到这条街41号一所比较简陋的房子里居住。沙尔·龙格在皇家学院当法语助教，燕妮在圣克雷门斯丹麦人教区附属学校教德语和法语。
1875年间马克思又去卡尔斯巴德疗养，但这次他是独自去的。没有杜西陪同。
1876年5月龙格夫妇住到西区黎顿格罗夫街30号。离马克思夫妇家不远。5月10日燕妮生了一个儿子叫让，又名琼尼，多年之后他成为饶勒斯忠实的朋友，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1]库格曼的绰号（讽喻贤王温采斯拉斯）。
[2]库格曼的女儿弗兰契斯卡的爱称。
[3]德语。意思是恩情，恩德。
[4]库格曼的妻子盖尔特鲁黛的爱称。
[5]马克思和燕妮曾于1869年在汉诺威库格曼家小住。
[6]温泉治疗所矿泉供饮处。
[7]奥地利新闻记者，流亡巴黎时。曾与马克思发生过争执。 |
34．爱琳娜致燕妮（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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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格夫妇暂时住在牛津，拉法格夫妇从10月底起一直住在伦敦。
至于杜西，她在1872年3月就同利沙加勒秘密订婚，利沙加勒是《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的作者，他也流亡到伦敦。杜西父母对这位狂热的，暴躁的，极易冲动的求婚者印象不好，而且他比他们女儿的年纪大一倍。这场恋爱，双方谁都不敢无故中断，一直拖了近10年之久，杜西为此犯了好几次抑郁症。
34．
爱琳娜致燕妮
1872年11月7日于梅特兰
公园路1号
我亲爱的燕妮：
如同你知道的。懒惰是万恶之源（并无影射之意，沙尔莉），这也是我久未通信的原因。上星期，每天我坐下都想给你写信，但都没有写成。
我猜你可能想听听人们之间流传的事情，现仅“就我所知如实地”对你讲讲这儿发生的一切。关于拉法格夫妇的到来，妈妈已经对你讲了全部的细节，我就不讲了，只补充一点，我觉得劳拉比在吕雄的时候脸色好多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获悉利沙加勒在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来过，但因为我们大家都去听爸爸的讲演了，他当然没有见着我们。几天之后，他又来了，里沙尔陪他一起来的。劳拉和保尔参加韦梅希的报告会去了，妈妈和我带着几分不安的情绪等着他们的归来。他们终于回来了。我自然对他们说了谁在屋里。他们进了屋，跟里沙尔握了一下手，而对利沙加勒只是冷冷地打了一个招呼。我们觉得有些蹊跷，不过我们认为人们在初次见面时往往会感到拘束。但后来，他们告辞的时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昨天晚上利沙加勒是和符卢勃列夫斯基一起来的，同前两次一样，劳拉和拉法格跟每个人都握了手（赛拉叶也在），唯独没有跟他握手，总的来说，他们的举止是奇怪的。要么利沙加勒是一个地道的正人君子，如同保尔的信和他自己的行为所表明的那样，那么应该象对待正人君子一样地对待他；要么他不是一个正人君子，那么我们就不该接待他，二者必居其一。不过劳拉这种失礼的态度实在令人不快。然而我感到惊讶的是利沙加勒继续来访。他还对我说这个星期的某一天或下星期初他来给我念他的那本即将再版的书[1]的某些片段。
这儿最新发生的事情是普朗塔德[2]之死。在他的葬礼上出现了非常奇特的场面。譬如说，在送葬行列行进中，杜邦身上始终挂着一个大十字架。公墓好象很远，比芬希莱还要远得多。你可以想象人们对他必然议论纷纷。说实在的，他干吗自始自终挂着十字架招摇过市呢？送葬的人到达公墓时，当局下令把棺材安放在小教堂里，而公社佬们却执意要举行“世俗的葬礼”。最后，人们叫公社佬们把“他们的家伙”带走。有这么称呼死者的吗？
大家聚集在普朗塔德夫人家里，在那里也发生了一些怪事利沙加勒昨天对我们讲，他一到那里，就走到普朗塔德夫人身边向她表示慰问，她却向他转过身来让他喝“一小杯白葡萄酒”。每张桌子都摆满了各种吃的东西，糕点、饼干、柑子、榛子等应有尽有，——这不大象葬礼。倒象是婚礼——。普朗塔德夫人不停地说：“哦，我的孩子们，吃啊！”你瞧，人们觉得很难安慰这个寡妇，可她却在挨个儿请客人们吃甜食！
我想你已经收到了布朗基主义者那个臭名远扬的文件[3]。你觉得怎么样？有几句话是瓦扬加的，但整篇文章是库尔奈写的。这些马丁主义者，——现在人们这么称呼他们—一，对他们的作品非常得意。我们谁也没有见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保尔打算去见见瓦扬。
昨天吴亭告诉我们说，里昂和巴黎的一位代表来到他的家里问他，他们应该跟谁走，跟汝拉派[4]呢，还是跟纽约派，跟日内瓦派呢，还是跟瓦扬和朗维耶呢？吴亭对他们说，日内瓦派和纽约派是一码事。其他所有的人都是敌人！
我想这些几乎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全部新闻，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爸爸可明天要去牛津[5]，有什么遗漏的地方，他会对你说的。
那么再见吧，你们不久要来吗？如要来，请事先通知我们。
爱你的杜西
[1]肯定是指《五月的八天街垒战》，1871年底在布鲁塞尔定稿并出版，这是他《1871年公社史》的梗概。
[2]原公社社员。
[3]指一本小册子《国际与革命。公社的逃亡者，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谈海牙代表大会》。这个小册子反对海牙大会作出的把国际所在地迁往纽约的决议。签名者有马丁（由他的名字派生出马丁主义者），瓦扬，库尔奈等人，他们原来都是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后来退出了国际工人协会。文件上署有朗维耶的名字，但并未得到本人的同意。
[4]汝拉派是巴枯宁的支持者，巴枯宁是国际工人协会中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代表。
[5]马克思将于11月15日至18日前往牛津和龙格一起磋商（资本论》法译本的问题。 |
33．燕妮致沙尔·龙格（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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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燕妮致沙尔·龙格[1]
1872年5月1日〔于伦敦〕
我的最亲爱的沙尔：
获悉我最担心的事得到了证实，我感到很难过。我曾经担心，您会感到在牛津的日子很不好过。这个英国文人学士云集的小世界准是令人厌倦到绝望的地步。在最好的情况下，英国庸人已是无耻之徒，在最坏的情况下，即经过传统的高等教育的熏陶之后，这些人简直会达到无耻之尤的地步。我可怜的沙尔，我多么愿意减轻使您感到压抑的烦恼啊。真没想到您忍受着那么不愉快的生活竟是因为我的缘故！想到这里我不禁生起自己的气来，而您啊！您！我只能对您爱得更深。我怎样做才能不辜负您的一片真情呢？
我们来谈谈经济问题吧！我想向您证明我是非常“讲实际”的人，尽管您对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关于牛津住房的价格过高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乍一看好象很严重。其实并非如此。既然住房价格高。教育的价格也应该相应提高。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我想您应该每小时课多收5个先令。不过最好在确定价格之前，向比斯利的朋友里沙尔先生打听一下牛津现在通行的价格。在此期间（可能“私人教师”不能马上付给工资）我希望您写信告诉我是否能给您寄几个英镑的汇票，顺便提一下，这件事家里谁也不会知道，因为钱就放在我的书桌里。同时我也告诉您，在这方面我象夏洛克和我那犹太部族[2]的其他人一样。是不白借钱给人的。因为这么做就可能使利率下降，所以我甚至会象杰科布一样向您收利息。请就这些问题马上给我回信。
爸爸和密茨卿[3]一起审阅了《资本论》的前言和开头几页，密茨卿好象认真地研究过这本书。爸爸对前言的开头几行提出了批评。显然这几行没有其他部分翻译得好。
今天早晨海伦把我从睡梦里叫醒，向我热烈祝贺，您想为什么？因为我又长了一岁[4]。祝贺的动机很奇怪。是吗？而您呢？您是否也想到祝贺您的老太婆呢？至于我自己，要不是大家一股劲地以典型的日耳曼方式提醒我，我早就把自己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了。为了使这封信尽快到你手里，就此搁笔。
多多吻您
爱您的燕妮
大家向您热烈地问好。昨天我给您母亲写了信。
[1]原文是英文。
[2]燕妮是犹太人的后代。而一般认为犹太人善于做生意赚钱，放高利贷，此处燕妮跟龙格开玩笑。——译者
[3]马克思夫人的爱称。
[4]燕妮时年28岁。 |
32．燕妮致沙尔·龙格（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燕妮和杜西在法国经历了一段动荡的生活之后，于1871年9月回到英国。她们在法国逗留期间，曾被警察局扣留了两天（因为她们姓马克思），她们成了危险的煽动者。
公社失败后。法国大批流亡者涌向伦敦。他们一无所有。处在极度的贫困之中。马克思千方百计地救济他们。在这些流亡者当中有一位具有蒲鲁东主义倾向的记者，叫沙尔·龙格。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比利时通讯书记。他认识了马克思一家，并很快地爱上了燕妮。他们于1872年3月订婚，
同年10月9日结婚。他俩先在牛津安家。龙格想在那儿找个法语教师的职位，后来他们又回到伦敦。
保尔·拉法格逃到西班牙后住在马德里，2月劳拉和儿子与他在马德里重聚。已经病了9个月的小施纳普斯于12月死去，当时他只有3岁半。拉法格夫妇和马克思对他的死深感悲痛。劳拉后来再没有生孩子。9月1日拉法格夫妇离开西班牙，与马克思、马克思夫人和杜西在海牙团聚。9月2日至7日国际代表大会在海牙举行，保尔·拉法格代表西班牙和葡萄牙出席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亲自参加国际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开除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并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纽约。
从1872年10月起，拉法格夫妇定居伦敦。保尔放弃了医学。失去3个孩子之后，他不再相信医学（但并没有因此而抛弃政治），他开了一个照相石印室。挣钱谋生。
32．
燕妮致沙尔·龙格
〔1872年4月于伦敦〕
〔这封信的前半部分原文是法文。此处悉照原文。〕
我尊敬的大沙尔：
我一直有点喜欢您，但我丝毫不愿意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您表达。我情愿拥抱您一次，而不愿没完没了地给您写信，我甚至宁愿您亲吻我一次。而不愿要您的四页长信（而您却要一次亲吻换我的四次亲吻）。您是名副其实的才子，而我远不是什么女才子。让公正的裁判为我们作出评判吧！但为了不冒犯您那文人病态的敏感，我应该向您承认。当我不能亲吻您的时候，我最大的幸福是读您的来信。因此，您可以想象今天早上当我下楼看到桌子上放着您的来信时，我有多么高兴。我在床上几乎比平时多拖延了一个小时，因为我担心收不到您的信。自己的希望就会落空，多了不起的精神力量啊。只有您结识的女英雄。才具有这样的精神。是吗？
得知您在牛津生活比较宽裕，我感到欣慰……爸爸叫我了，他要我跟他一起看刚到的第二批样稿[1]。我敢向您肯定，离开您我很痛苦，（此信以下部分是用英文写的。）但先尽义务。后享欢乐吧。
…………
我们已经工作了三个小时，这时恩格斯来打断了我们，这样我就能添上几行。很遗憾地告诉您这批稿样的第一部分的译文很松散。实际上很马虎，必须作很多的修改。爸爸很惋惜不能就这件事向您请教，他差一点想到牛津去和您切磋[2]。不过既然您星期六来伦敦，您设法安排一点时间跟他一起审阅。因此这个星期六你无论如何应该来伦敦。您会逐渐习惯呆在牛津，而我也会习惯独自呆在汉普斯泰特——您不在我身边。从您的来信看，昨天您没有收到我早上寄出的信，尽管我一清早就把信发出去了。您读到我的信就能知道我没有耽搁给您母亲写信。……又在叫我了。原谅我，匆匆草此。
请相信我始终是您的燕妮
很不巧，我手头搞不到《拉摩的侄子》。一定是谁拿走了。我将到城里找一本。
[1]指鲁瓦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分册，1872年8月由拉沙特尔出版。
[2]马克思为了校订法译本于11月到牛津呆了三天，这时燕妮和龙格已结婚，他们居住在这个城市。 |
31．燕妮致卡尔·马克思（5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这封信是公社失败前四天写的。
燕妮和杜西5月1日抵达波尔多。5月份拉法格在他创办的一家波尔多报纸《国防报》上呼吁把战争引向革命，并且企图重组国际支部。为了躲避追捕，他不得不逃跑。先是逃到圣果当，然后逃到吕雄。有人及时向他报信。他就跑到了西班牙。西班牙政府应梯也尔的要求，在韦斯卡将拉法格逮捕，但由于没有证据。8月21日又将他释放。于是他来到圣塞瓦斯蒂安与家庭团聚。
31．
燕妮致卡尔·马克思
1871年5月24日〔于波尔多〕
我亲爱的尼基：
据波尔多各报报导，三色旗飘扬在蒙马特尔高地上；卡特利诺和麦雷特[1]之类凶残的野兽。比埃特里收买的凶手们控制着巴黎。城市四周。骁勇的普鲁士大兵充当着梯也尔的警察，他们追捕试图逃跑的巴黎人。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有人说东布罗夫斯基[2]已经落到普鲁士警察的手里！你不认为凡尔赛人这种突如其来的成功是背信弃义的结果吗？克吕泽烈和罗塞耳起先是瓦解，继而又出卖国民自卫军。如果公社社员重视你的关于要提防美国冒险家[3]的警告，本来一切会很顺利的。想到曾有那么多成功的机会都白白失去了，真叫人难过。等到刽子手们完成他们在巴黎的血腥暴行之后，大概将要向外省的国际领导人下手了。所有的地方报纸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指责（国际工人）协会。卑鄙无耻的矮子路易·勃朗也提高嗓门，叫嚷着攻击国际。在回答图卢兹的一个代表团时，他含沙射影地说在中央委员会的国际活动家中“存在着波拿巴派和普鲁士人的影响。总之，巴黎的起义完全应该受到谴责，并且应该受到一切真正的共和派的谴责。一心想着世界主义利益的中央委员会很少顾及巴黎人和法国人的利益”。
保尔昨天搞到了一张西班牙护照。这样他便可以尽早离开。他是国际的一个非常积极的组织者。所以留在这儿一点也不安全。他不久前成立了一个由“玻璃制作工人”组成的新支部，这些工人中有的非常聪明而且忠心耿耿。上星期一，我们去参观了他们的工厂。一跨进厂门，我们就感到似乎掉进了但丁的《地狱》，热得叫人难以忍受。被折磨的工人们象幽灵似的一刻不停地四处奔跑，一大群男人和年青人瘦骨嶙峋。脸色死人般的苍白。几乎整夜连续干活。工厂还雇佣7—9岁的儿童。可怜的孩子们最早到厂，却最晚离厂。老板找到一个剥削他们的极妙的办法：按日付薪，而对成人则按件付薪，这样成人就让孩子们尽量多干活而他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保尔收集了许多有意思的材料，他准备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不过我担心他这个文学家在写这些实事的时候会加进一些个人的感情色彩。可惜他太喜爱文学笔调了。
我刚收到妈妈的来信，非常感谢她。我十分高兴得到家里的消息，特别是获悉你，我亲爱的摩尔，已经下决心等宣言[4]印出来之后就到布莱顿[5]去。对啦，这篇宣言将由保尔还是由塔朗迪埃翻译？
我饶有兴味地读了对那位女雅士朋友的老师所作的详细的描述。这么说，阿夫罗弗是孔德主义者罗？他和他的朋友们可要倒霉啦！这帮孔德主义者都是些无耻之徒！普律东就是受孔德的致命影响的突出例证。劳拉说他被弄得昏头昏脑，这一点不错，在他身上几乎认不出四年前的普律东了。目前孔德主义者的大教士拉菲特在波尔多。我读过他写的关于孔德的小册子。就我的政治经济学知识来看，我认为他的整个理论可归纳为这么一句话：资本家阶级没有“权利”，但有“义务”剥削无产者。至于臭名昭著的利他主义，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原则的翻版罢了。这个原则就是：人人为自己。只是他们说人人为自己，人类为大家，而不说“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罢了！”
吻家里所有的人，我最亲爱的尼基。请你相信我是爱你的。
你的燕妮
请把你的来信寄给威廉斯，而不要寄给玛丽。我读了恩格斯写的关于福格特[6]的文章。他真是机智啊。请代我们大家向将军问候。
[1]卡特利诺（1813—1891）法国将军，保皇派，普法战争和镇压巴黎公社时期任布列塔尼和万第的志愿军指挥官。沙列特（1832—1911）法国将军，保皇党人，普法战争时期为教皇的朱阿夫兵的指挥官，后为西方志愿兵军团的指挥官。——译者注
[2]东布罗夫斯基5月23日在蒙马特尔街垒战中受了致命伤，送到拉里布瓦西埃尔医院后不久就去世了。
[3]克吕泽烈曾作为北军的将军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胜利后，他成为美国公民。
[4]5月30日。即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向国际总委员会宣读了《法兰西内战》（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871年6月13日宣言首先在伦敦出版（原文是英文——译者），没有署作者名字。6月26日马克思以致《每日新闻》公开信的形式，提出了宣言作者资格的要求。德文本是由恩格斯翻译的，1871年6月28日至7月29日发表在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上。法文译本经马克思于1872年6月校阅后，发表在7月16日至9月3日的布鲁塞尔《国际报》上，后又印成小册子。
[5]马克思8月17日才去布莱顿。
[6]福格特，马克思曾在《福格特先生》一文中揭露他是拿破仑第三雇用的密探。恩格斯的文章发表在1871年5月10日由李卜克内西领导的《人民国家报》上。 |
30．燕妮致劳拉（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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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燕妮致劳拉
1871年4月18日〔于伦敦〕
我最亲爱的劳拉：
收到你来信的时候，我真想马上起程去波尔多，但我后来发现不可能，因为这些该死的凡尔赛和柏林的普鲁士人把通往奥尔良的交通线切断了。其他几条交通线也都被德国部队或别的什么部队控制了。所以铁路交通不时中断。得走上八至十天。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次乘船。这样虽然慢一点，但安全可靠。不巧船从伦敦启航时货物超载，船长拒绝多载乘客，利物浦的船29日才启航。我觉得要等的时间太长了，想到你孤单单一个人带着生病的婴儿，我简直难以忍受。如果他的健康状况没有迅速好转，我希望你下决心赶紧请一个奶妈。在这个问题上，听从妈妈的劝告吧，这是经验之谈，你知道，当年所有的办法全使尽了都不中用，她就到特利尔给我找了一个奶妈，这才救了我的命。
至于保尔迟迟不回家和没有音讯，我猜想是因为铁路运输不正常和中断的缘故。很有可能他的信到不了目的地。我希望并且确信他过几天一定回家。
不必为我们到比利牛斯山区的旅行发愁，我很乐意跟你一起呆在波尔多，非常高兴的见到我的妹妹和小宝宝。
甚至连无耻的伦敦报刊也不得不承认巴黎人民战斗得十分出色，对凡尔赛训练有素的凶手们和色当的英雄来说，巴黎人民是非常厉害的对手。啊，如果没有这些专门以充当欧洲各国政府的宪兵为荣的普鲁士人，一切就顺利了！
替我吻吻你亲爱的孩子们，相信我，亲爱的劳拉。
非常爱你的燕妮 |
29．劳拉致燕妮（4月7日至18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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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3月18日公社在巴黎宣告成立。运动扩大到里昂，马赛，圣亚田，克列索，纳尔榜，但是都失败了。
拉法格4月7日至18日在巴黎。对他此行的目的只能作这样的猜测：与其他市镇代表进行会晤，为国际执行使命，或者如同人们所说的，要求全权组织一支波尔多的革命军队。
29．
劳拉致燕妮
〔1871年4月7至18日之间，
于波尔多〕
我亲爱的燕妮：
至今我一直没有保尔的任何音讯。先讲讲我处理的事情，我可怜的小宝贝病得很重，足有八天或十天我以为他随时都会死去，近一两天他好一些，我想他会好起来的。整个上星期，我都抱着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夜里我摇他睡觉，因此，我连给你写封短信的时间都没有。
至于保尔，我说不清楚。他走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会离开这么长时间。也许即使他想回来，也回不来，或许他看到街垒战也想去参加战斗。要是我跟他在一起，他这么做，我不会感到奇怪，也不会感到难过，因为我自己也会参加战斗。我非常想去巴黎，但我在这儿举目无亲，孩子们无人可托付，再说小家伙有病，使我无法起程。
我亲爱的燕妮，关于你的旅行[1]，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即使轮船经常通行。我也要劝你推迟行期，因为我们几个女的不可能单独进比利牛斯山，而波尔多又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城市。我不愿你们来这儿后感到无聊，眼下在我们家里不会快活，这是毫不奇怪的。
至于说我感到孤单，我已经习惯了。好几个月以来，保尔几乎都不在家，已经有六个或八个月我都不曾离开过家。
但我让你们自己决定。谢谢杜西的来信。这姑娘真好，我只写了一封信，她却回了两封。而你，你则常常扔下我不管，幸好我也习以为常了。
再见吧。亲爱的燕妮。如果我得到保尔的消息。立即给你写信。
问候大家。
非常爱你的妹妹劳拉·拉法格
[1]]拉法格曾邀请燕妮和杜西到比利牛斯山区来休养，他想带着全家到那儿去写一本历史著作。 |
28．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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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1月28日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但该协定只有选举后的国民议会才能批准。国民议会的选举定于1871年2月8日举行。
甘必大在波尔多用国防政府的精神鼓舞“代表团”（乘气球来的），他发布一项命令，剥夺“君主统治的同谋们”的投票权（1月31日）。中央政府的代表茹尔·西蒙（乘“火车”来的）起先设法谈判。后来，俾斯麦给甘必大拍来一份电报。要求“自由选举”（2月2日）。西蒙随即发布了授予甘必大全权的命令（2月3日）和取消限制投票的命令（2月4日）。“代表团”在兰克的支持下命令省长扣押报纸和撕掉发布命令的布告，甚至威胁要逮捕茹尔·西蒙。代表团派克莱米约（不是格累-比祖安）到巴黎去。但从2月6日起。甘必大屈服了。
就在这历史动荡的时刻，劳拉生了一个男孩，马克—劳朗，但他只活了5个月。马克思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以后写信给保尔·拉法格：“应该为法国造就新的保卫者。看来，您和劳拉认真地和卓有成效地履行了这项爱国义务”[1]。看来，马克思2月4日的这封信和保尔·拉法格的信交错了。
28．
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2]
〔1871年2月4日，于波尔多〕
Mydeersteam-Engeen[3]（我亲爱的蒸汽机）：
您一定获悉我们这儿处在各自为政的一片混乱之中，乘气球来的代表团和取道凡尔赛乘火车来的代表团完全是矛盾的：这大概是交通工具不同的缘故吧！巴黎政府中的某个茹尔一到这里就被反动派用双道锁关起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刺激他，使他增添几分热情。几经犹豫之后，这位茹尔·西蒙下决心从锦囊中掏出他那非同小可的政令。莱昂立即扣押报纸。一时人们议论要逮捕茹尔本人。但事到临头。大蠢蛋[4]缺少勇气。只把老比祖安派到巴黎，让他向那里的人们讲述他这里是怎么回事。自从停战以来，一大群不知从何而来和不知如何而来的煽动者侵占了波尔多广场，当地的演说家们看到自己在新来的同行面前黯然失色的时候，心里好不难过哟，此地的演说家们都是一些有教养的人，为了平息自己的怒气，他们开始认为所有这些陌生人都是被派到波尔多来的波拿巴派的代言人，是来挑拨离间的，要把善良的人民推向内战。我毫不怀疑他们中间有打扮成煽动家的波拿巴派，其中一个在一次聚会中当场被小矮个代尔包处决了；波拿巴也许能使出1828年的那一手。但是只有在这些煽动家面前感到自惭形秽，感到惊讶和恼羞成怒的激进的波尔多分子才认为他们全是波拿巴主义者。有那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个名叫米尔顿的英国人，加里波第的副官，是老将军派他来执行使命的。他的法语讲得非常出色，具有演说家和护民官的非凡才能。他能在各种场合讲话，在地上或骑在马上，因为我见过他被周围的人举在肩上向人群演讲。多亏了他，波尔多人民才行动起来，要求把仗打下去，并中止选举。甘必大刚到图尔的时候，最乐意招来大众阵阵的欢呼声，他随时随地向群众发表演说，讲这讲那。现在如果他愿意发表有力的讲话，波尔多的运动就有可能发展起来，而他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上星期三，群众到三个地方去找他。昨天，星期天，他不愿意接见群众委派的代表团。于是，总是一马当先的米尔顿跑到甘必大住所正对面的一个阳台上向人群演说。他讲完之后，另一个陌生人又登上阳台，他说人民应该迫使甘必大放下架子，打破沉默。大家为这些话喝采，甘必大接见了代表团，并作了一个支吾糖塞的书面答复。但到了晚上他就下令让国民自卫军禁止集会并驱散人群。
幸好波尔多是最反动的城市之一。在马赛，连如今被人们称为埃斯基罗斯二世的省长的这位著名人物也不希望进行选举。可能还有一些城市不参加投票。在波尔多，坚决反对投票的代表超过了17个省，而波尔多共和党宣传委员会却主张投票，不过该委员会听命于省政府，只是执行它的命令罢了。我不该把委员会说得太坏。因为我自己也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兰克灰心失望了，他想提出辞职。我认为随着形势越来越危急。他的影响越来越小。洛里埃[5]是甘必大的一个忠诚的拥护者，他认为兰克是蛊惑人心的政客，但如果没有兰克和斯蒂纳克尔，甘必大便一事无成。因为兰克通过警察扫清了他路途上的一切障碍，而斯蒂纳克尔把不必要给代表团另三个成员看的电报全部销毁了。
现在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现状、社会舆论和思潮的整个情况来看，我认为，如果国民议会不肯继续打仗，全民族将非常失望：巴黎的陷落似乎已经激起新的热情。真正持共和党观点的人明白媾和意味着共和国的灭亡。农村的反映会怎么样？Nescio（不知道）。
您看到国际在波尔多的三次示威的报导了吧！我们这儿仅有4个或6个支部。1千名会员。多么不走运啊！《电讯》上说什么您推荐奥特韦为主席。究竟怎么回事？
马克—罗朗总是闷声不响，喝、睡、尿。令人羡慕。劳拉身体很好，要是她不执意喂奶，早就恢复了。幸好俊眼宝贝（他的眼睛很俊俏）也吃牛奶，否则她可支持不住了，因为他是个贪吃的家伙。杰出的施纳普斯挺壮实，胖得象个球似的。
问候大家。握您的手。
图尔一世
您收到施纳普斯的两张照片吗？我忘记对您讲起您的上一封信，我牢记信中写的全部内容。并将照您的建议行事。
[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184页。——译者
[2]原文是法文。
[3]应为steam-engine（蒸汽机），拉法格经常笔误。
[4]Grand-beta（大蠢蛋）和Gambetta（甘必大）词音近似，显然拉法格认为甘必大在这件事上是个大蠢蛋。——译者
[5]克列芒·洛里埃、斯蒂纳克尔以及内阁其他成员与掌玺大臣克莱米约一起被派往图尔。 |
27．保尔·拉法格致燕妮（2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71年2月8日选举揭晓，议会中占压倒多数的议员是拥护君主政体者：“乡下佬”。2月17日梯也尔被任命为行政权的首脑。关于和约的辩论是悲剧性的。阿尔萨斯—洛林的代表和巴黎的共和党人代表（其中有基奈，雨果，路易·勃朗，米里哀尔）竭力反对，尤其在2月26日和约的预备性条文公布之后。法国将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向德国支付50亿法朗的赔款。
3月1日议会以546票对07票的多数通过了和约的条文。巴黎的43名议员中有34名投了反对票。这期间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军举行游行示威，并占领巴黎（2月26日），准备在德国人进攻时决一死战。维努亚发出威胁。但最终国民自卫军还是把巴黎被普鲁士人占领的地区同非占领区隔开了。
27．
保尔·拉法格致燕妮[1]
1871年2月28日[2]于波尔多
我亲爱的燕妮：
…………
我不知道在伦敦人们是否把我看成了伟大的人物，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在波尔多这儿我丝毫没有发现我的伟大，因此别以为我陶醉于荣耀而不给您写信。我把信都寄给了More[3]（摩尔），但我知道全家都分享它们，而您对我实在是过奖了，我得专门写几句向您表示感谢。
我们终于知道了媾和的条件，资产阶级大概在为自己的首领而感到自豪吧，因为多亏了这位首领的气质以及他的政治和外交才干，我们才获得了如此宽厚、如此体面的条件。多数派党团中好象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人们扬言正统派将不参加表决，此外应该注意的是，他们所有的领袖，卡特利诺，沙列特等等，都借口他们不能作决定而拒绝接受委托书；有人说奥尔良党人还在犹豫不决，该党很多党员不愿承担媾和的责任，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则相反，他们迫不及待地愿意签字。哲学家瓦什罗尔[4]④在向义务之神作了祈祷以后，嚷道：行，我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将清清楚楚地签上我的大名。
人民听说媾和，起初兴高采烈，现在热情大减，赔款的数目把他们吓坏了，再说也惟有这一项使我们的国会议员担心。在宣读媾和条件时，当他们听到割让土地，他们只是谦和地微微一笑，但听到50亿赔款，他们便感到惊讶和懊丧。在法国流行着一种传说，它也许会对形势产生重大的影响，老百姓中有人说，自第一帝国以来普鲁士欠法国好几十亿，为了收回这笔债波拿巴才发动战争，今天这笔债将被扣除50亿。这个传说大概广为流传，因为我在巴黎已经听说了，在波尔多又听到人家讲，而这个传说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是波拿巴自己编造的吗？那他又是怎样使它广为流传的呢？倘若果真是他搞的，那简直是奇迹。讲到波拿巴，他的影响在农村与日俱增。几乎在所有的省选举中，他的名字即使没有列在名单上，仍获得票数，但这些选票只好作废。听说在麦朗德省的一个区选举中，他竟得到5千票，所以我们看到他大叫大嚷要求全民表决。这些善良的农民们说，我们的皇帝被这些共和党混蛋们出卖了。在议会里50名波拿巴派的议员中至少有30个波拿巴派公认的头头，他们鼓噪一时，要求政府下台，这恰合梯也尔的心意，正统派提出了这个要求。他们早就开始采取必要的措施了，只是因为他们发现议会投票中至少会有200人弃权（原文如此），他们才停止了这项活动。科西嘉议员全部都是波拿巴派，他们如同刽子手的走狗，肆无忌惮，竟公开扬言，科西嘉为法兰西提供了两个光荣的皇帝。
围城解除之后，巴黎人蜂拥而来。波尔多很荣幸，成了在革命中没有找到出路的年青人和显要人物的集中地，所以这儿有一种奇特的气氛。所有的人来的时候都想干一番，但他们很快发现也没有什么办法。赛拉叶一定详尽地向您谈过巴黎的政局，所以我略去不谈了。他对您谈过米里哀尔对茹·法夫尔的指控吗？现已查明，法夫尔在和一个与丈夫分居的已婚女子姘居之后，为了使他和这个女人生的孩子合法并骗取一大笔遗产，居然伪造公文书。这等事情使人听了大吃一惊。我跟兰克讲起这件事，他认为更为严重的是人们继续让这个人领导政府，我很想搞一份《复优者报》[5]给您寄去，但我连自己都没有搞到。我在来自巴黎的人给我带来的一份报纸上看到米里哀尔的指控，法夫尔、梯也尔之流实际上又以他们的方式耍了一个花招。他们的目的是出其不意地取消投票表决，为此梯也尔要求紧急处理。昨天，星期二晚上9点各个办公室一成立，每个办公室主任就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份据说是刚刚收到的，留在巴黎的法夫尔打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巴黎骚乱不断扩大。维努亚保证维持秩序，如果预备性和约能够在昨天星期二得到承认，那么俾斯麦就同意不占领巴黎。这个阴谋失败了。我们是通过特里东知道电文的。特里东作为大产业主，在他的家乡科多尔被任命为议员，他骂电报是可耻的谣言。他的办公室主任向他指出，这种用语不是议会辞令。我从未学过议会制，但也用不着多数派来教我议会语言，因为实际上他们也是非常粗鲁的。
马隆在这儿，他是左派中最优秀的成员之一。大名鼎鼎的托伦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宝座。当上了议员。所以他一心只想保住他的位置。因为他是国际的代表，又因为劳动者这个字眼资产者听起来不顺耳。他就设法用另一个不怎么革命的字眼来代替。他再三和马隆推心置腹地谈这个问题，但迄今为止他没能使马隆明白改变用词的必要性，相反马隆从骨子里蔑视他。请把这一点通告杜邦，因为托伦钉住他不放。同时请告诉杜邦他的名字已公开列入国入国际的名单。他办事处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吗？
罗什弗尔在这儿，仍旧放荡不羁（原文如此）。跟他一起旅行的马隆问他对议会有什么想法。“没有什么想法，他说，再说我才不在乎呢。我的《口令报》[6]印7万份。甘必大等着别人抨击他，以便利用他手中掌握的证据去反对巴黎的政府。左派搞了一个起诉书，他甚至给他们提供证据。”真有意思，48年临时政府受到右派指控，现在临时政府受到左派指控。
我焦急地等着登有爸爸那篇文章（？〕的《双周评论》，我要搞节录。为什么您那么看重《派尔—麦尔新闻》？恩格斯要是在该报已站住脚。他满可以给您订到一份嘛。多谢妈妈的来信，我过一两天再给她回信。罗朗先生长胖了。他能一连睡上7个小时。
再见问候大家
图尔一世
你们收到照片了吗？
[1]原文是法文，节录。
[2]这封信显然是3月1日写的，因为拉法格在信中讲到“昨天，星期二”查万年日历，这天是2月28日。
[3]拉法格对马克思的绰号Mohr（摩尔）的专门写法。
[4]实际是哲学家埃蒂耶纳·瓦什罗。
[5]在巴黎出版的日报，1871年2月3日至3月11日、3月30日至5月24日出版。总编辑是费里克斯·皮阿。
[6]1870年2月至5月出版的日报，1871年3月11日维努瓦勒令停刊。1871年4月1日复刊。该报的立场是反对巴黎公社成立公安委员会。总编辑是罗什弗尔。 |
26．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71年
26．
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1]
〔大概1871年1月15日于波尔多〕
我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您大概比我们这里更详尽地了解勒芒的可耻失败。这里人们对特罗胥的愤怒情绪已经达到了顶点，今天人人都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愚蠢，谁都懂得炮轰巴黎[2]只是一种策略，为的是掩护巴黎周围的部队撤走。这样能使弗里德里希集结18万多人攻打尚济。我对兰克谈起此事，说人们认为特罗胥是一个叛徒，他对我说特罗胥没有足够的魄力，起不了这样的作用，只是一头蠢驴而已。兰克还说巴黎绝大多数人，对特罗胥很反感，茹尔·法夫尔给甘必大写信说政府里所有的人都对特罗胥不满，并催促他突围，但他拒绝了，据说是因为他担心巴黎会陷入蛊惑人心的宣传之中。甘必大象处理例行公事那样回答法夫尔说，您的信就是您自己的判决。兰克大失所望并十分恼火，他认为只能希望巴黎的政府成员和外省的代表团一致联合起来，迫使特罗胥采取行动，而不能指望巴黎的政府成员有足够的魄力把特罗胥赶下台。杜伊勒利的布列塔尼惊慌失措有好几个原因：首先他们没有快速射击步枪，只有不带刺刀的老式步枪；他们的首领都是推选出来的，都是些无能之辈，士兵是很好的，但他们需要训练有素的军官来指挥。
到目前为止，里昂事件[3]对大家似乎依然是个谜，但反动派的疯狂已超过了限度。一个被控告的人被交给两个国民自卫军的军官看管，他们在押解他去监狱的路上把他杀害了。只举一件事便能向您说明他们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甘必大在里昂的时候，国民自卫军的一个代表团来向他要求取下飘扬在市政府上的红旗。甘必大回答他们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会引起一场骚动。好啊！再好也没有，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将把骚动镇压下去！他们这么回答他。但甘必大立即把他们打发走了。
国际波尔多支部最近以来有起色，为了教育协会会员，我给他们读了我翻译的比斯利杰出的作品[4]，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这儿有几个人很能干、很热心，等将来他们受过教育之后，一定非常出色。我们这里有一位得志的小人，他是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蒲鲁东的密友，著有一大堆让人笑掉大牙的小册子。这个家伙象他的教师爷一样，张口闭口权利，正义，真理，道德等等，真是个累赘，因为他对什么问题都写过作品，我们不得不吞噬这些杂乱无章的东西。我们准备建立一所图书馆，毫无疑问，他将陈列蒲鲁东所有的作品。为了消毒，我将放上《哲学的贫困》。
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其它城市的别的支部的地址，我们便能打通联系，建立某种集中制，等巴黎解围之后这种集中制可以开展更广泛、更积极的活动，但可惜我只有巴斯特利卡和他的接替者普勒内在马赛的地址以及勒·多雷在布雷斯特的地址。我想依靠兰克，但他对我说他也办不到，因为他要搞到这些地址，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各警察分局局长。但那样，他们会以为要他们监视国际会员，这正是他要尽量避免的，他的想法是对的。因此请您向杜邦要一份他掌握的所有通信会员的名单，向罗班要一份他掌握的在巴黎的通信人名单，他肯定随身带来一份名单，无论如何他单凭记忆就应该记得好多人。请您关心一下这件事，并让燕妮给我一个回音。
现在让我们谈谈家产问题。
人家给我结清了帐目，劳拉和我，我们拥有10万法郎或4千英镑，这笔钱是我父亲在世时用来向我们提供年金的。这笔钱的一部分是根据在新奥尔良的产业，新奥尔良市的息票和美国的公债折算的；另一部分在法国，是根据产业抵押权和奥尔良铁路股票折算的。
我跟我的公证人谈起抵押权问题时，他对我说可以找到机会把抵押权卖掉，代价是损失百分之三。您认为这样的变卖有没有好处？我们有这种打算是因为我们宁愿把钱存在法国以外的地方。恩格斯以前对我们说过，要是我们乐意，他可以设法把我们的钱存在英国，现在还行吗？如果还行，让他通知我们，我将把抵押权变卖掉，然后把钱给他寄去。
我曾经对您谈起过我在鲜肉业和面包业贸易问题上[5]为波尔多支部所做的工作，在等了很长时间之后，支部才进行了调查，并把调查的结果作了归纳，现已见报，我随信寄上。
小施纳普斯身强力壮，比以前更快活，更可爱了。我很想让您见见他，您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他已经开始撒谎，一天我们给他一些面包，告诉他不许喂狗，但他一转眼就把面包喂狗吃了，等我们问他面包哪儿去了，他回答说：“吃了，吃了”。
我们收不到伦敦的任何报纸，英国的新闻自由被取缔了吗？还是不出报纸了？我们对此非常担忧，我们恳求您打听一下。
问候大家。
握您的手图尔一世
[1]原文是法文。
[2]1月5日巴黎被炮击。在此期间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率领普鲁士第二方面军攻打勒芒的门户尚济（1月12日）。法国人组织混乱，人员不足，正如该信后面提到的杜伊勒利的插曲所描写的那样。由于干斯讷据点失守，勒芒的通道被打开了。勒布埃代克将军急急忙忙拼凑了一千人，即三个被动员入伍的营，他们大多是布列塔尼人，装备很差，毫无准备。特罗胥对军事形势一窍不通，他以为炮击巴黎预示着大规模的进攻，竟下令张贴一份布告，搞得人心惶惶，后来政府要求予以取消。从此人们不仅认为他是一头“蠢驴”，而且说他是有宗教幻象的人。
[3]在这座城市，大资产阶级、激进派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宣布成立共和国又引起新的骚动。9月28日巴枯宁和巴斯特利卡占领市政厅，但遭到失败，被赶了出来。巴赞投降时新的骚乱又发生了，11月3日和4日市政厅再次被占领，后又被收复。12月7日和12月20日，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将领阿尔努被指控叛变，遭到处决而再次发生骚乱。甘必大亲自参加阿尔努的葬礼，才恢复了秩序，但市政厅上的红旗仍在飘扬，直到3月2日。
[4]指英国教授比斯利撰写的国际史，由拉法格译成法文。
[5]波尔多支部关于这个问题向市议会草拟了一份长信，该信发表在1871年3月20日的《波尔多论坛报》上。 |
25．劳拉致燕妮（1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25．
劳拉致燕妮
1870年12月12日〔于波尔多〕
我亲爱的燕妮：
大概一个星期以前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但没有寄出，因为经过考虑，我宁愿删去信中一大部分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应该承认，由于种种原因，我久久没有向你讲述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现在我不知从何讲起。要跟你讲过去的事，就得回顾一大堆俗不可耐的事情，可是我毫无兴致，只希望有一天能和你慢慢谈谈，因为某些琐事非常离奇。目前我仍然心绪不宁，我们的烦恼和忧愁实在太多了，要是细讲起来，你可能会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词。简而言之，我要告诉你的是，在这儿，我那尊敬的婆婆对我的凌辱是我一生中从未经受过的。这些事当然是发生在拉法格先生死了[1]之后。她非常粗暴地对待保尔，一次（只有一次）在她辱骂保尔时，我斗胆回了她一句嘴，她立刻很不礼貌地叫我住嘴。如果争执仅限于此，那倒没有什么，但事情远非如此。为了使你不至于怪我不公道，我想给你举一、两个例子，看看打从那时起她是如何对待我们的。
因为施纳普斯和我得了重感冒，（尤其是施纳普斯，他咳得挺厉害），我要求吃饭的时候，屋里生个火（寒风刺骨，没有一间屋子生火）。她立即命令女佣人不给我们生火，无论是在这间吃饭的屋子，还是别的屋子都不许生火。她还宣布她的佣人不受我们使唤，并说如果我们要烤火，保尔可以自己去生。更有甚者，她不许女佣人整理我们的房间，我和施纳普斯差不多整天就是呆在这间屋子里。因为保尔不让我自己收拾床铺，只得让女佣人在晚上7点偷偷进来匆匆忙忙地收拾，因此施纳普斯不得不比平常睡得晚。
我不能细讲，只要给你讲一件事就够了，她居然埋怨我们吃了她的饭，喝了她的酒，点了她的油，取暖烧了她的柴。如果要我再给你举例说明保尔的母亲对我们是那么斤斤计较，显得那样利欲薰心，我实在要替她害臊了。天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对这样的生活处境反感透了，最后我们决定不再忍受下去，并决定搬到附近一个带家具的住所里去。但保尔刚向他母亲透露这个意思，她便宣布她不愿意一个人留在这所房子里，说她早就决定搬家，并且说搬就搬。果然，过了一、两个星期她真走了，只给我们留下最不可缺少的一点家具。我们不得不买了好几样东西，但如果我们必须搬家的话，花费可能还要大得多。
倒不是我希望如此安排，而是因为缺钱，我无法挑剔。
关于这件事，你早就看出事情的实质是钱这个大问题。如果我们有点“底子”，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事情也好解决得多。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能讲好多，但留到下一次再讲吧。我被这里的所见所闻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我原以为这类事情只在保尔·德·科克[2]的小说中存在，现在我发现现实超过了虚构。
现在在我们住的房子里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理由报怨了。说真的，我们穷得很，家具，家庭日用布制品，厨房用具都少得可怜，但我们无所谓，能忍受这一切，只要想一想我们遭到德国人多次查抄竟侥幸活了下来，也就安心了。
保尔寄了信到马赛和布雷斯特，现在收到了回信。马赛的消息颇好。按照巴斯特利卡的看法，国际已经在法国南部牢牢扎下了根。在布雷斯特，要差一点。好象在那儿有一个强大的反动政党，该党采取极端严酷的措施来对付工人。保尔曾经给多雷写过信，但多雷已在坐牢，他和其他几名国际会员因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三年监禁。他的兄弟给我们写信，说了些布雷斯特工人阶级精神状态不太令人满意的情况。他想给杜邦寄一份详细的形势报告，问我们要杜邦的地址。保尔准备写信要他把所有的报告都寄给查莱，然后由查莱转给杜邦。给勒·多雷的信件应该寄给让·普雷特坎，滑车商，布雷斯特，库特—阿盖凡大街31号
国际波尔多支部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我很高兴地获悉法国在这次战争中还有一线希望[3]。我想，法国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垂头丧气，但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能组织起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而且这样做并非出自真心实意，因为不管怎么说很多法国人表明他们并不热衷于顽强的抵抗。
信纸剩下的地方不多了，简要给你讲讲施纳皮的情况，这个小家伙，我们管他叫“自由逃亡者”，因为他一有危险的征兆拔腿便跑。尽管他得了讨厌的咳嗽，身体还很健壮。他的性格温和极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从早到晚嘁嘁喳喳说个不停，他可以高高兴兴地散步一两个小时。波尔多的妇女个个都喜欢他，叫他小白脸。
听说你还在病中，我们十分惊讶和懊丧。但愿下一封信你能告诉我你完全恢复了。你上次的来信使我们十分高兴，在此表示感谢。
问候大家，转达我向大家的新年祝愿。希望你过好圣诞节，在这苦难的时期，尽可能使自己称心如意。
你应该原谅我好久没给你写信，我手头有许多针线活要做，施纳普斯要由我照管，还有这所房子，在拉法格夫人走后，又脏又乱，真叫人难以忍受。
再见吧，我亲爱的燕妮
非常爱你的妹妹劳拉
施纳普斯吻你们大家，再一次向大家问候。惠士基还活着吗？查莱身体好吗？海伦身体好一些吗？我不久将给妈妈写信。谢谢杜西的来信。
[1]拉法格先生于1870年11月18日去世。
[2]作家，著有许多通俗小说，当时很流行。
[3]特罗胥在巴黎领导国防政府，由内政部长甘必大发起、组织的一个“代表团”，乘气球到外省组织抵抗。代表团先设在图尔（10月初），12月6日迁到波尔多。劳拉的乐观可能是由于甘必大的成功而产生的：甘必大征集了60万人，有些法国游击队，甚至外国游击队（加里波第）投奔他，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励着这支招募来的军队。11月初军事形势似乎有所转变；杜克罗向香皮尼进军（但他后来被迫后退），在巴黎11月30日和12月2日人们两次企图突围，但是都失败了。 |
24．劳拉致燕妮（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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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劳拉致燕妮
1870年10月6日〔于波尔多〕
我亲爱的燕妮：
今天早晨收到你的来信，十分高兴，差一点以为你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生气，决定再也不给我写信了。
获悉你的病拖得很久，你可以想见这个消息当然不会使我们高兴，它使我们十分担忧，我们简直要狠狠地责怪你居然得了这么重的感冒，这肯定是因为在兰兹格特平时不注意所引起的。你在生病之后，尽最大努力恢复健康，这是很正确的。但最好还是避免生病。你们所有人的来信，妈妈的来信，杜西的来信，你的来信，都使我喜出望外，我们象关禁闭似的呆在这儿。现在不得不离开巴黎。我们对那儿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所以千方百计地、迫切地要得到消息。我们在这儿的处境实在是进退两难。每当保尔想为国际干点有益的事，就受到他父亲的斥责，而他在巴黎的朋友们又责备他离开了巴黎。保尔第一次参加办的报纸只是勉强维持而已，我非常不高兴他从事这项工作，因为这么搞的结果，只会招他父亲发一通脾气。他现在即将参加办的小报[1]也许不会有更好的结局，但不管怎么样，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你得承认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他是不肯袖手旁观的。
你要我跟你讲讲保尔的父母。我真的不知道该对你讲些什么好。他们对待施纳普斯十分好，无论青年人还是老年人，大家都喜欢他。拉法格夫人始终对我们和蔼可亲。她的外貌变化很大。自你上次见到她以后，她的健康，好象大大变坏了。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拉法格先生的性格简直使人无法同他一起生活。现在我们不必为威胁巴黎的危险担惊受怕了，每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给自己也为大家夸大种种大大小小的苦难，他为他的金钱而担忧……（信不完整）
[1]《国防报》。 |
23．劳拉和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8月23日到27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70年8月9日至31日马克思因患风湿病，同全家在兰兹格特休养。
法军初战失利的消息传来。8月4日至6日参加巴黎街头示威的群众越来越多，特别是8月9日，示威的人群试图包围立法议会大厦，在这种情况下，企图在拉维耶特搞密谋活动的布朗基主义者遭到了孤立。
巴赞晋升为大元帅后，又打了败仗（8月14日至16日）。于是人们制定退守巴黎的计划。特罗胥被任命为巴黎城防司令，带着机动保安队回到巴黎准备迎接皇帝的驾临，但是这个计划遭到了皇后的反对，她认为人民发动不起来。这些分歧在某种程度上使巴赞和麦克马洪的行动拖延了。
色当失败后，拿破仑第三投降。9月4日共和国宣告成立。巴黎的议员们成立了所谓的“国防政府”，该政府由特罗胥主持。
9月18日巴黎被德国军队围困。9月22日20个区的代表和国民自卫军的将领们要求选举公社。
1870年7月底至1871年2月，恩格斯为《派尔—麦尔新闻》撰写了一系列论述战争的文章，由此获得了“将军”的诨号。
9月2日拉法格一家到达波尔多，住在保尔的父母家里。9月20日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住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23．
劳拉和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
〔1870年8月23到27日之间〕
我亲爱的查莱：
获悉你身体有所好转，我们很高兴，但愿海边空气能使你完全恢复健康。
保尔刚出去找房子，到头来我们不得不搬家。人们准备拆除城墙附近的房子，着手防御普鲁士人的到来，我们打算在巴黎再住几天，把家具藏好，同时做好去波尔多旅行的准备工作。显然，我们不能把施纳皮留在被围困的巴黎。即使我们想留下，我们最终也不得不改变主意，因为人们将把所有“无用的嘴巴”[1]统统赶出巴黎，施纳普斯和我属于这一类。保尔被认为是“有用的嘴巴”。如果弗里茨[2]未来的臣民们带着糕点来到这儿，保尔肯定会把他们一口吃光。
巴黎继续呈现出一片光怪陆离和丑态百出的景象。咖啡馆天天晚上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喝着清凉饮料，听着音乐，但决不是军乐；一群群士兵在街头闲逛，而“国民别动队士兵”[3]穿着滑稽可笑的军装，神气十足地招摇过市，扬言敌人一出现就把他们剁成肉酱。人们不断叫嚷敌人不敢来犯，因为巴黎为他们在城下挖好了“坟莫”。人群发出几声欢呼，然后散去。
但这些别动队好汉们拒绝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打仗，他们坚持要求从沙隆调到圣莫尔，现在他们在圣莫尔寻欢作乐，招来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在这期间，一天夜里，墙上贴满了告示，宣布时机一到就把所有“无用的嘴巴”赶出巴黎。但这个告示并没有震动巴黎人，他们开始习惯强烈的感情冲动，而且并不觉得讨厌。
许多巴黎人象期待喜事临门似地等待着普鲁士人的到来。日前一个剧院的经理宣布，他要等到普鲁士人到来之后才上演新剧目，他说普鲁士人喜欢看戏，他希望借此机会卖座挣大钱。街头女郎急不可待地等着入侵者。正如若昂纳尔对保尔说的那样，一部分居民或许很乐意领着普鲁士人在巴黎观光，带他们参观一切有趣的东西。然而有一阵子所有的资产者都象得了霍乱似的，惊恐万状。他们嘴上直嚷：给我们武器和弹药，巴黎能够自卫。他们准备为国捐躯，但当人们请他们动手，请他们挖战壕的时候，他们都溜之大吉了。
至于劳动者，说也怪，他们似乎处在麻木状态，保尔和一些人谈过话，他们说广大群众认为整个事件与他们不相干。现在让他们大批地去送死，不久他们还将忍饥挨饿。法国军队失败后的最初几天，他们竟然毫无动静，这简直是奇迹，因为那时形势对他们非常有利。甚至“左派”都在要求发武器，并对人民说，如果不发武器就应夺取。有一支海军分遣队，政府下令让他们向示威群众开枪，他们干脆拒绝服从。在立法议会大厦各大门站岗的士兵们指着他们的武器对劳动者说：“我们总不能把武器交给你们啊。”其实这是热情地邀请劳动者去夺取武器。但是谁也没有行动[4]。在茹尔·西蒙寓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左派指责劳动者无动于衷，保持沉默；孔博反驳道，如果左派真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集体辞职，然后才有可能期望劳动者起来行动。你可以想象这个提案所引起的公愤是多么难以形容。“难道您以为我们会乐意关在圣佩拉热监狱吗？得了吧！”所有的大小甘必大们怒吼道，要是人们知道这些先生们所鼓吹的对自由的热爱是什么东西，那么就会看到这个提案确实是荒唐的。
象以往所有其他会议一样，这次会议毫无结果。目前表面上一切好象很平静，人们平静地看着拉维耶特事件的不幸者遭到枪决[5]。
报界这几天对《泰晤士报》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指责它卖身投靠俾斯麦，指责它一贯由出价最高的人所豢养“Timesismoney”，（《泰晤士报》就是金钱）[6]，这是报界的说法。因为娄既是英国内阁成员又是《泰晤士报》总编辑，所以保尔心想这也许是一个攻击整个格莱斯顿政党的极好的机会。如果你同意这种见解，能不能给他举几个实例，这样会有助于他立论。但鉴于法国目前不可能招惹任何可能进行对它有利的调停的政府，我想报纸不会发表这类文章。
请你自己判断吧，并把你的想法告诉图莱。这位先生一想到要舍弃他的房子和花园就气得发疯，他在花园里曾对树木、蔬菜、花草进行了一番修剪，栽种和清理，搞得很象个样子，我们四周的墙上爬满了葡萄，这下也要丢掉了。图莱恨不得把老威廉[7]宰了。我倒愿意把老威廉和老皇帝[8]一起煮成肉酱，把弗里茨放在肉馅饼上当图案，可惜这种美味佳肴不能吃。
我亲爱的查莱，再见。但愿我的饶舌不至于使你重犯风湿病。这些话，我知道，只是一阵风而已。
施纳皮和我吻你，大家向你问候。
非常爱你的卡卡杜
谢谢你寄来的信和报纸。
（下面是拉法格用法文写的附言。）
我们星期一或星期二离开我们的小房子，大概不几天就离开巴黎，因为巴黎人很快就会看到普鲁士枪骑兵的到来。尽管他们不能相信普鲁士人会愚蠢到来到巴黎城下寻找坟墓的地步，但应该对您说巴黎人今天确实比任何时候都认为歼灭一切敌人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真的，八里桥牛皮吹得象极了，巴黎人由衷地相信巴赞已把普鲁士人打得落花流水，麦克马洪将把他们全部收拾干净，这不足为怪[9]③。维克多的兄弟路易·努瓦尔写了一本书，名叫《打败普鲁士人的艺术》，路易·努瓦尔曾是朱阿夫兵，是《费加罗报》人，您可以想见他这本书的深度了。特罗胥如今是局势的主宰，人们说他被掌握在狡诈诡谲的人手里。
[1]指老幼病残等无用的人。
[2]可能指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储，因为他负责进军巴黎的准备工作。1888年当上皇帝，称弗里德里希三世，登基三个月便去世了。
[3]原驻扎在沙隆的巴黎机动保安队的支队，特罗胥于8月中旬把他们调进巴黎，劳拉的看法使人感到惊讶：他们对战争的敌视和对共和国的感情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们曾经嘘骂过8月1日来视察他们的康罗贝尔。
[4]整个这一段好象讲的是共和党人8月9日向立法议会举行的游行示威，这里劳拉对巴黎人民的评价是相当严厉的。游行示威的队伍中工人很多，但这次示威由于缺少领袖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退缩而失败了。
[5]埃德和格朗热等布朗基主义者于8月14日对拉维耶特林荫大道的消防队驻地搞了一次突然袭击，打死2人，打伤多人，这次谋杀准备不足，组织很差，政府却以此为借口进行了大逮捕。
[6]借谚语“时间就是金钱”的谐音来讽刺《泰晤士报》有奶便是娘。——译者
[7]普鲁士国王，后为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译者
[8]指拿破仑第三。——译者
[9]报界，特别是8月23日的《时报》和《泰晤士报》给人的印象是巴黎取得了成功，并宣布麦克马洪率领一支“增援部队”向麦茨挺进。而8月27日麦克马洪中途撤回。 |
22．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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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1]
1870年〔7月〕
我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您的哲学头脑一定很容易使您找到我没有给你回信的原因。您的来信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情况，为此保尔和劳拉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埋在灰尘堆里，埋在箱子衣物堆里，天哪，天晓得还埋在什么东西里，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从杂乱无章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了。我要干的第一件利他主义的事，便是给你写信（利他主义一词向您表明目前我正在研究实证主义）。您出于利他主义对我们是否染上天花表示关心，这使我们非常感激。我们之所以和这种可爱的疾病没有什么缘分，倒不是周围环境的关系，因为我们当时正处在传染的中心。塞弗尔街跟我们住的那条街是平行的，只有几米的距离，到处是死于天花的人，天花病人，或即将得天花的人，也有可能得天花的人。现在我们搬出来了，住在讷伊林荫大道附近的一条通往巴黎旧城墙的小街上，我们的住宅有一个110平方米的美丽的花园。我们整天把施纳普斯先生当作小马似的放在花园里。很难想象几天以来这个小家伙的身体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圆滚滚，胖乎乎，象一条被斩断的蠕虫在地上扭动。他爬进水里，在灰尘堆里打滚，舔舔泥巴，把樱桃压碎，在灰尘里揉一揉，然后整个儿吃进肚子里去。这些动作都不干不净，可他始终兴致勃勃，又唱又叫，越来越欢。说着：阿姨，妈妈，爸爸，格拉格拉——卡卡，加加，马尼罗拉，再见，要喝，好吃，等等。
穿着非常简朴、很不讲究的图尔和图尔夫人，看到施纳普斯捡起石子并用口水洗石子的奇事，不禁怡然自得地微笑起来，这种对他们产品的欣赏……（此处拉法格漏写一词）。我想保尔·劳拉联盟将越来越强大，小蠢蛋成了他们之间的纽带，牢固无比，任何社会腐蚀剂或别的什么腐蚀剂都不可能使他们的联盟解体。
一天，红胡子的年青人凯累尔来我们家，带来一位金黄胡子的年青人，原籍俄国，名叫洛帕廷。他象一般俄国人那样对您十分崇敬，渴望能见到您，想证实一下您是否象我那些森林之神的祖先那样，长着一个怪模怪样的鼻子，因为孔西得朗曾想把我们说成是森林之神的后代。此外，听说俄国青年委托他一旦有机会见到您，一定要向您表示敬意。我所能做的，只是把您的地址给了他，并写了一封简短的介绍信。我知道您不喜欢炫耀，所以我的信写得很短。您大概要埋怨热心的凯累尔，他简直会把您切成碎片，给大伙儿都分享一点。他在巴黎联合会的报纸《社会主义者报》上就是这样做的，这份报大概您已经收到了，他在报上摘登您的书，搞得很不象样子。
请代我谢谢燕妮亲切的来信，也谢谢马克思夫人，问候大家。
握您的手保·拉法格
（劳拉的附笔，用英文写的）
（施纳普斯和我吻你。但愿你已康复。——卡卡杜一世。）
[1]原文是法文。 |
21．劳拉致燕妮（3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870年法国罢工屡屡发生。第一国际法国支部是1865年初主要在互助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逐渐认识到政治斗争的必要性。法国支部的影响已波及外省，1870年春天成为拥有好几万会员的群众组织。
政府对人民运动的高涨惶恐不安，决定1870年5月8日组织一次全民表决，表决议题的提法极为巧妙：“人民赞同皇帝1860年以来，在全体高级官员的协助下对宪法所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革，并批准元老院法令。”投票赞成就等于授帝国以全权，投票反对就意味着反对自由主义的改革。国际成员们在一篇宣言中号召弃权。4月30日政府决定逮捕国际在巴黎及外省的所有成员。
1870年7月1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
21．
劳拉致燕妮
1870年3月20日于寻南街47号
我亲爱的燕妮：
我想你不会责怪我久久没有给你写信，这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只是我可怜的小燕妮的去世对我打击太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读书，也不想写字。
我应该为你给《马赛曲报》[1]写的通讯向你祝贺。你可以为你的成功感到自豪。我敢说在同该报的关系上你比谁的运气都好。如果你觉得图莱的批评过于激烈，那么你应该看到这只是出于作者的自尊心，他的自尊心被一系列的失败挫伤了。要知道在《马赛曲报》的编辑们被监禁期间，保尔曾多次想插手该报，但均未成功。当保尔把一篇文章送到杜波斯克的办公室时，这个一度统治《马赛曲报》的家伙张开双臂欢迎保尔并以典型的法国热情接待了他。保尔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两分钟之后，又成了他的生死之交，他的兄弟，他随时准备为保尔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不需要他这么做，他至少准备跟保尔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他宣布保尔的文章是头等的好文章，并答应刊登保尔给他送去的任何文章。
正如你可以料到的那样，保尔的文章一行都没有见报，他到报社去过无数次，结果只是磨破鞋底而已。这位先生对待雅克拉尔，雷尼亚尔和保尔的其他朋友们一概如此。几位编辑回来之后，看出杜波斯克先生是一位最可疑的人物，他是“左”派豢养的，他们把他安插在敌人的营垒里，为的是把“该死的流氓”报纸转变成“诚实的和现代的”刊物。自从《马赛曲报》回到合法的编辑手中之后，很遗憾，图莱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他几个朋友试图为该报撰稿都以失败而告终。
从以上所说的情况，你可以看出《马赛曲报》的编辑人员对你特别优待。而你在通讯中所论述的问题确实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一家报纸对英国问题稍加注意，有时即使谈到英国，也是把这个国家描绘成理想的乐园，把它的法律和风俗习惯说成是最美好的世界中的十全十美的东西。有一个时期《马赛曲报》用英国作陪衬以突出法国的弊病。向巴黎人指出英法两国政府是半斤八两，毫无区别，这是有益的。由于格莱斯顿的信徒们好象害怕他们法国邻居的舆论，这样做就更有必要。来自莫丹那别墅[2]的信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极其精采的。
保尔最近几个星期非常忙。他写了一系列论述维克多·雨果的文章，为探求“这位伟人”政治生涯的秘密，他不得不重读雨果绝大部分的著作，查阅大量的书籍，所以他要费很多时间才能把雨果的传记搞完。
他请你把雨果写的《小拿破仑》这本小册子藏在报纸里寄给他。在伦敦一定很容易找到这本书，在这儿则是不可能的。
天气一直很恶劣。我脱下呢料连衣裙，换上黑色绸裙时，得了重感冒，以致有两、三天我完全失音了，现在已痊愈。施纳皮冬季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家里，现在他又开始散步了。这孩子快活极了，你无法想象他有多少小花招，他真象个小猴子，我们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个动作，他都要模仿。那天我们给他买了一辆“儿童学步行架”，他非常高兴，因为他坚持要当自己的克伦威尔，不愿受人摆布，他要觉得是他领着别人，而不是被别人领着。这辆学步行架使他陶醉于很多人都有的那种“甜蜜的幻觉”之中……。
查莱和妈妈给我来信了，他们真是太好了。我请你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施纳皮不久将给杜西写信。他还没有完全原谅她这么长时间没有给他回信。
问候大家。
非常爱你的妹妹劳拉
[1]自1870年4月1日到24日，《马赛曲报》发表了燕妮（署名威廉斯）写的论述爱尔兰问题的一系列文章。
[2]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的住址，他们是在1864年3月搬到那儿居住的。1868年这条街改名叫梅特兰公园路。此处劳拉沿用旧的家庭住址名称。 |
20．劳拉致燕妮（6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20．
劳拉致燕妮
1870年6月9日星期四〔于巴黎〕
我亲爱的燕妮：
最近这几个星期我挤不出时间给你写信。早晨的时间全部被施纳普斯占去了，白天，我们变成了流浪的犹太人。为了找一所房子，我们到勒瓦卢瓦不知道去了多少次，（我们准备搬到那儿去）。我们有五、六处套房或独户住房可选择，但到目前为止，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总拿不定主意。最后，我们准备搬到一幢小房子里去住，这所房子很漂亮，不幸的是没有花园。屋前倒有一小块场地，够施纳普斯活动的了，但仅此而已。幸好房子所处的位置很好，房子前面有一块树木扶疏的空地。小家伙可以在那儿玩耍，就象我们自己的领地一样。
我们看到过许多独户住宅有很大、很漂亮的花园，有的花园中种着杏树和樱桃树，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看了真叫人流口水。但这些独门独户的住宅都是孤零零的，而且处在偏僻地区，我们不宜去居住。目前巴黎市郊偷盗猖獗，而且保尔常常很晚才回家，弄不好我们就要为花草果木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我们放弃了对大花园的要求，这样做是不无遗憾的，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料想得到。
你在最近给我们的信中讲到的消息使我十分吃惊。富尔塔多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人。很可惜你没能从他那儿吸取教训。歌唱家的职业（哪怕我们能象帕蒂或尼尔逊她们那样有名），我觉得没有意思。如果不单单为了钱而从事演员这个职业，还好一点。但是无论是当歌唱家还是当演员，舞台生涯肯定要迫使你接近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我们寄给你的报纸收到了吗？你对《费加罗报》[1]的骗局是怎么看的？全法国有成百上千的人受骗上当，而且发现了骗局也不回头。《马赛曲报》[2]的记者们怒不可遏。保尔说他们“苦笑”；而雨果，则啼笑皆非，因为人们对他的诗冷嘲热讽。
说到《马赛曲报》，既然你是该报的通讯记者，我猜想你对幕后活动一定感兴趣。编辑之间即将发生一次重大的分裂。编辑部大多数成员是罗什弗尔的朋友，所以得到他的保护，但罗什弗尔自己，尽管是总编辑，却完全受米里哀尔的控制，《灯笼》和其他一切也都受这个人的控制。这个米里哀尔是该报的实权人物，是罗什弗尔的老师，可以任意给他的学生好分数或坏分数。矮个昂利，好似一个懒惰的小学生，害怕挨棍子，担心被罚站墙角。不过，一旦米里哀尔转过身去，这个小学生就做鬼脸，嘲笑老师。他逢人便问：“请问，您读米里哀尔的文章吗？我可不看，读不下去。不过他在乡下深受爱戴，要知道在乡下他的文章是多么受欢迎，多么受人称赞啊！”然而，就是这个米里哀尔对《马赛曲报》的半数合作者都抱怨不止，他准备毫不客气地把他们赶出门外。由于这些可怜虫统统都是靠写文章谋生的，你可以想见他们的处境。自然他们讨厌米里哀尔，喜欢罗什弗尔，但罗什弗尔并非一家之主，他的友谊无足轻重，不管怎么样，这家报纸复刊时，将会有很大的变化。
《自由思想》很可能改成每周三期的政治性报纸，改版后叫《平均主义者》[3]。你可以想象，保尔兴高采烈；雅克拉尔和他最近几个月光想着这件事。他的散文能有地方发表真是天大的好事，尤其对他这样一位象图莱一样多产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我也非常高兴，因为这份报纸将是国际的一个新号手，为如此美好的事业作宣传是不会过分的。
我好象对你讲起过雅克拉尔的俄国夫人。现在他们已是雅克拉尔先生和雅克拉尔夫人了。雅克拉尔夫人是作家，好象在俄国很有名。保尔经常在图书馆里遇到她，对她很感兴趣。你知道从前图莱除了在厨房或舞厅之外，不愿听到谈论妇女，而现在他却很愿意在阅览室里见到她们。他的趣味和观点有些变化不定，但总的看来，他往好的方面变化，因此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我没有见过雅克拉尔夫人，自从听说她抽烟，我就不那么急于认识她了。我不喜欢爱抽雪茄烟的女人。你接待过路特希尔德先生吗？几天前，我看见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大高个儿走进我们家要见拉法格夫人，你想想那时我有多么惊讶！我心想，这位衣冠楚楚的陌生人究竟是谁呢？他的衣着非常讲究，而保尔和我都是平时的穿着，不但谈不上讲究，简直很寒酸。他用德语跟我说话，就象是我二十年的老相识似的，这使我更感到莫名其妙了。我对他说我真的不认识他，于是他向我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路特希尔德。于是，我面前马上浮现出国际组织的大型舞会的情景，我记起来在那里见过这两条长腿。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青年，相当英俊，但不是很典型的犹太人
施纳普斯变得非常多情，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富有感情的孩子了。他从早到晚拥抱我们吻我们。你一定会很喜欢他，因为你偏爱“温情脉脉”的小男孩。
非常感谢查莱和妈妈的来信。我很高兴得到查莱给我们寄来的书单，因为我很想了解一下法国农民的情况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不能再往下写了，整张信纸都已涂满，再说我想你也厌烦了。
我们星期一或星期二搬家，因此，我们要忙一阵子，要吃一阵子灰尘了。
我亲爱的燕妮，我是永远爱你的。
劳拉·拉法格
赶紧写回信。再没有比等莫丹那别墅的来信更使我高兴的事了
我们的地址：巴黎市郊勒瓦卢瓦—佩勒，奥当斯王后广场7号。
[1]《费加罗报》6月8日宣布该报以一笔可观的钱卖给了共和党。整个这一期登满了共和党记者们伪造的稿件：费里克斯·皮阿，基奈等人可疑的信件，以及署名维克多·雨果的韵文剧。
[2]一群布朗基主义者（弗路朗斯，韦累等）创办的一家周刊，拉法格是合作者。1870年1月至7月出版，该报对第二帝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3]这项计划流产了。但1866年创刊的布朗基主义周刊《自由思里》于1871年被《新思想》所取代。 |
19．劳拉致燕妮（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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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劳拉致燕妮
1870年2月9日〔于巴黎〕
我亲爱的燕妮：
听说可怜的查莱身体已有好转，我非常高兴，感谢你来信告诉我他已痊愈[1]。自从收到你最近一封信以来，我一直受孩子们和其他琐事拖累，要不然我早就给你写信了。我着了凉，喉咙红肿，再次被关在屋子里，我开始有点厌烦软禁的生活，但愿这几天就能重获自由。
施纳普斯先生和施纳皮娜小姐刚开始二重唱，我想要是二重唱稍为再悦耳一点那就好了。真的，要是他们的音乐优美动听，我大概就不会怎么分心了，而这些该死的小东西好象摸透了我的心思。
……我打发施纳普斯和桑蒂夫人出去散步了，我刚给小瘦姑娘喂了满满一瓶奶，她吮着吮着就睡着了。这样我才能继续写信。今天巴黎比往常更加动荡，因为罗什弗尔昨天被投进了圣佩拉热监狱[2]。《马赛曲报》[3]所有的编辑已经被捕或即将被捕，所以该报今天停刊。昨天晚上工人区曾发生一些骚动，好几条街上筑起了街垒或近似街垒的路障。我不知道这次骚动会发展到何种地步，但使我感到诧异的是早些时候并没有发生真正严重的骚乱。自从去年6月以来，由于以戴夹鼻眼镜的茹达斯·奥利维耶为代表的现政府干了一件又一件蠢事，群情激昂，发生了多次暴动。你已经看过保尔·德·卡桑尼亚克[4]写的《煽动叛乱》了吧，维克多·努瓦尔的遇害以及对凶手的偏袒无异于给那些激动和愤怒的“下等人”（他们是这样称呼自己的）火上加油。巴黎各区举行公开集会维持并推动了这场运动。
昨天晚上，象以往那样，巴黎的顽童带头筑起了街垒。自从努瓦尔被害，奥利维耶得势以来，妇女们对皇帝恨得咬牙切齿。如果你看到要求为努瓦尔建立纪念碑的签名单，你就能发现她们的情绪是多么的“高昂”，她们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有多大。这些签名有的很古怪，有的显然是滑稽可笑的。这件事就说到这里。
你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也会收到有关报纸，你从中可以了解到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一切情况。
你们大家身体怎么样？这么说，查莱已完全恢复了健康，那么海伦的身体恢复了吗？
上星期一，保尔参加了迪阿福吕斯[5]召集的会议。这位博学的大夫现在好象差不多能够左右他那30来个人了。看来他已经能以他渊博的知识和随时让大家肃静的硕大的手铃使他的听众敬服。
记不得我是否向你谈起过，葆尔·曼克夫人来看过我们一、两次。她在这儿许多民众集会上发表过演说，我认为这个女人非常纯朴、和蔼和聪明，但当她谈起妇女的“职责”时，则叫人讨厌。我想你一定看过她写的《苍蝇和蜘蛛》，我不太欣赏这篇东西，不过文章用意是极好的。保尔去看过她好几次，而且很喜欢她。
我们不时见到萨宗诺夫，他背了不少债，大概不久就要抽签服兵役了。
我们不知道凯累尔最近的情况，因为保尔近来没有上他家去。他大概象往常一样忙于各种宣传工作：从无神论到妇女解放，直到他为之英勇奋斗的体操运动。我很想知道他怎么完成查莱的书的翻译工作。他对《雾月十八日》[6]赞赏不已，可惜，我不得不把我自己那本奉献给他了，而我的老主人好象并不愿意再寄给我一本。
那天晚上保尔和我打开一瓶香槟酒（我那瓶圣诞节的酒），我们为查莱这次迅速恢复健康干杯，也为你们大家的健康干杯。但愿我们的良好祝愿能够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我的小瘦姑娘身体非常好，近两、三天她不太乖，不太安静，但长胖了。施纳普斯成了一个迷人的小伙子，我没法给你形容他那些无穷无尽的小花招；再也没有比他捧着瘦姑娘的头更逗人乐的了，他碰碰、摸摸她的脸蛋，揪揪她的鼻子，玩玩她的双手和双脚，施纳普斯有点怕她，瘦姑娘哭的时候，他也几乎要哭出来，他望着我们，想知道他该怎么办，当他发觉我们在笑，他也跟着我们大笑，还哇哇地叫或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真是个逗人的、可爱的小家伙。
我们7月份搬家，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套住宅或一幢空房，那就提前搬家。保尔想搬到讷依去，因为在那里比较容易找到一座带花园的房子，而且能节省各方面的开支。但讷依离巴黎远，我不太乐意搬到那儿去。不过走着瞧吧。
信纸快写满了，我该对你说再见了，希望很快能得到家里的消息。
亲爱的燕妮，永远爱你。
你的劳拉
保尔寄给你《野蛮人》[7]。他说，这是为了使你更坚信你的关于意志力的理论
[1]马克思曾患淋巴结脓肿。
[2]罗什弗尔，《马赛曲报》的总编，1870年2月8日在巴黎平民区的一次选举集会上被捕，监禁在圣佩拉热监狱。1月22日，他曾因写过一篇关于记者堆克多·努瓦尔波比埃尔·波拿巴亲王杀害的文章被判处6个月的徒刑。
[3]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出版的日报，由罗什弗尔创办，一度成为国际的非正式机关报。
[4]卡桑尼亚克，《国家报》的社论作者，他指责罗什弗尔和他的朋友们在为维克多·努瓦尔举行葬礼的示威游行中制造混乱，还指责他们在几天以后，即在演出维克多·雨果的《吕克蕾丝·博吉亚》的时候，由于罗什弗尔自己受到谴责而制造混乱。
[5]穆瓦兰大夫。
[6]《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首先于1852年在纽约的德语报纸《革命》上发表。法译本于1891年才出版。
[7]能是克勒里·马莱日写的《野蛮人与文明人》一书，1864年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了许多这方面题材的著作。 |
18．保尔·拉法格致燕妮（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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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
一月初劳拉生下一个女孩，起名燕妮（别号施纳皮娜或瘦姑娘），但月底（应为2月底——译者）便夭折了。
18．
保尔·拉法格致燕妮[1]
1870年1月9日〔于巴黎〕
我亲爱的燕妮：
我很高兴地看到，您的笔又恢复了活力[2]。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只有在施纳皮娜出世以后，您才愿意通信，或者至少可以说，您才拿起笔来写信。不过我确实不该责备您，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也问心有愧。
请让海伦和家里所有的人别为施纳皮娜担心，她确实瘦小一点，但她的身体充满了活力，这可以从她的尖声叫喊中看出来。她在饿了的时候或是在她的要求没有立刻得到满足的时候，都会哇哇大叫；自出世以来，她只做两件事：吃奶和睡觉。她吃奶是为了睡觉，睡觉是为了吃奶。这不是说她不会干别的事，最妙的是，自生下来后，她从来没闹过肚子，连闹肚子的影子都没有。这可把接生婆气坏了，因为她和别的接生婆一样，身边有些奶妈要安插，她也想给我们按顺序安置（原文如此）[3]一个奶妈。但我对她讲，要是孩子喝牛奶不合适，我会从伦敦请一个奶妈来的。她这才哑口无言了，于是她又开始挑剔孩子的食物，说什么应该给她吃这个，吃那个，给她喝精白面汤，给她贴一小块软药膏（原文如此），因为这有暖胃之效，我把她的话当作耳旁风，自己拿主意，结果孩子的身体极好，而且长胖了。我为自己的坚定不移感到庆幸。这一次劳拉的身体比生头胎时要好，我想再过几天她便能出房门了。我十分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
由此您可以想象我们有多忙，我得照料一个病人和两个不能自理的人。我真替施纳普斯害臊，他们三个人当中数他最叫我头痛，不过近日来，他乖得不能再乖了，真是可爱。他越来越胖，令人失望，这样下去他很快就要长成一头小肥猪[4]，可以送到市场上去卖了。我对您讲这些，为的是请您向洛尔米埃夫人替我道歉，因为我没有写信向她报告好消息，现在她该高兴了，她只想要女儿，而对男孩是那样的厌恶。告诉她我们非常感谢她的好意，她的建议本来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是（此处墨团）付款的条件很宽厚，但我不愿意到这个区去，我准备就这个问题专门给她写一封信。
感谢海伦寄来5个法朗，请告诉她眼下我们很富裕，但如果过几个月我们搬家的时候缺钱，我们会向她要的。我们打算四月里搬出寻南街，我正准备找一幢带花园的小房子，我想我能找到的[5]……
向大家问好，热烈地握您的手。
保·拉
[1]原文是法文。
[2]信中用的是英文quick-silver（水银），〔喻〕活力。
[3]这封信中的“（原文如此）”是编者加的，有六处之多，均为拉法格匆忙之间的笔误：语法错误或用词不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已作处理，不再一一注明。——译者
[4]信中用的是英文pig（猪）。
[5]拉法格一家7月才搬出寻南街，住到勒瓦卢瓦的奥当斯王后广场7号。 |
17．劳拉致燕妮（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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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洛涅小住之后，劳拉，她的丈夫和儿子来到伦敦，10月19日又离去。劳拉再次怀孕，但她的小燕妮出世后只活了几个月。（2个月——译者）马克思和燕妮一起在汉诺威的库格曼家作客，他于10月11日回到伦敦，因此还来得及见到拉法格夫妇。
人们将看到劳拉一返回巴黎就投身到政治“风潮”中去。1869年5月反对派在选举中的胜利（三十来个共和派获选）再次引起骚动；罢工此起彼伏，这就是著名的里加马里工潮时期。立法议会原定10月26日召开，被推迟到11月29日。左派议员决定去众议院示威，并号召巴黎人民26日结队赶来声援。但最后，他们退缩了，示威失败。
17．
劳拉致燕妮
〔1869年〕10月25日
星期一〔于巴黎〕
我亲爱的燕妮：
别因为我懒惰，你就嘟嘟囔囔地抱怨我，其实我要是有时间早给你写信了。由于我又要照料施奈皮，又要收拾屋子，把我们临走前乱放的东西归置好，整个这星期我忙得不可开交。
我本想跟你谈谈凯累尔先生[1]，这是我们新交的朋友，我让保尔在他的信中讲别的事，他也答应了。但看了他写的信，我发现他已把唯一的一次访问之后能写的东西全都写了，所以你已经知道的事情我就不写了。
我们回到巴黎以后，我很少出门，因此无法描述巴黎街头的情景。至于报纸，你在伦敦也有，你大概已知道原定26日举行的示威流行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了吧，这次示或游行到最后一刻再次被延期了。我想你已经看到拉斯拜尔的信了。信长了点，你不觉得吗？可怜的小伙子，陷进了卑鄙肮脏的圈子，在众议院那帮"可尊敬的人士”和“不可调和的人士”[2]中间一定感到很不自在。最近召开过几次秘密会议，会上法夫尔，佩尔坦和邦塞耳不看场合，说了不少冒失的话，这些“左派”议员越来越笨拙。茹尔·西蒙似乎感到事情有些蹊跷，“不象平常那么温文尔雅”了。
你已经听说“职员罢工”了吧[3]。这儿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我的小施纳普斯身体很健壮，汉普斯泰特小住好象对他很有好处，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健康和快活。他开始变得活泼好动，以至于保尔不得不把他捆在摇篮里，以防止“可怕”的事故。他的那张小椅子，如果还得继续使用，那就必须用螺丝把它固定在地板上才行。他变得实在逗人喜欢。现在可以连续几小时逗他玩而且他还可以咿呀咿呀地跟你说话。我等待着你的消息，很想知道你在门罗家的情况。告诉我你是否又有被你征服的人：老姑娘或爱尔兰青年。请代我谢谢妈妈的来信。
向所有的人，大人和孩子们问候，我希望春天能见到你们其中的一个。
非常爱你的妹妹劳拉
转告海伦，我想她要的金别针目前没有多大用处，但她可别以为我们没有去办这件事，我们将设法把这件事办好。天哪！要不然我们不就是侵吞了她的钱财吗！
你能不能把卡洛琳·施马尔豪森[4]（我说的是斯密斯）的地址寄给我？她把婚事通知了我们，我应该给她写封贺信。
[1]沙尔·凯累尔已开始把《资本论》翻译成法文，但没有译完。
[2]“可尊敬的人士”，是用嘲笑的口吻对议员的称呼：“不可调和的人士”，指甘必大周围那些柜绝同帝国作任何妥协的共和派。
[3]巴黎商业职员罢工，这是该行业中首批罢工之一。国际工人协会大力支持1869年的罢工，并利用这个机会，吸收了大批新的成员。
[4]马克思的外甥女，即他姐姐索菲娅的女儿。 |
16．爱琳娜致燕妮（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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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爱琳娜致燕妮
1869年7月20日〔于曼彻斯特〕
我亲爱的小燕妮，
我刚接到你亲切的来信，尽管整个星期我都在责怪自己没有给你写信，但我仍然没有勇气坐下来写信。看到你那么好心给我写信而我是这样懒惰，真感到羞愧。我唯一的借口，就是这该死的酷热。星期六天气热极了，我们（即姑姑，萨拉[1]和我）整天躺在地上喝啤酒，波尔多酒之类的饮料。恩格斯，这个可怜的人那天参加了大概有30个人出席的野餐会。“周期性的女士们”——穆尔是这么称呼她们的——到会的很多，所以不幸的“创世老爷们”不得不整整一天都在向这些“劣等创造物”献殷勤。晚上姑夫回到家，看到姑姑，我和艾伦（她给我们讲爱尔兰的传奇故事）三个人平躺在地上，上无紧身胸衣，下无高帮皮鞋，只穿着衬裙和棉布连衣裙，就只穿这么一点点。
我们想肖利迈下星期六便能回来。你知道他去德国一个月。动身前夕他来过一次，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只好给他搭个铺，让他睡在这里，因为他根本无法回家。两、三个星期以前姑夫宴请他的商业公司的几个朋友，他回家时也是酩酊大醉。我最亲爱的燕妮，我想你听到我称呼“姑姑”和“姑夫”一定很奇怪吧。我要告诉你，大约一个月以前白恩士夫人主要是为了逗弄我，一股劲地喊我“马克思小姐”。后来我火了，于是我们达成协议，要是我象玛丽—艾伦那样叫她“姑姑”，她便叫我杜西。同时我们还决定，如果谁不叫我杜西，谁就得爬到椅子上连喊六声杜西，反之，我要是说出“白恩士夫人”，我就得罚喊“姑姑”。那天晚上，他们都喊我“马克思小姐”，于是我罚姑姑，穆尔，肖利迈和萨拉排成一行，我让他们喊了二十四声杜西。至于恩格斯，老听到玛丽—艾伦管他叫姑夫，我也习惯喊他姑夫了。
我亲爱的燕妮，你说我把你忘了，根本没有这回事，你尽可以放心（木十字架，铁十字架）[2]。实际上，我常常讲起你，以致大家都希望你到这儿来。我亲爱的，再见！你在伊斯特勃恩尽情地玩吧！
爱你的妹妹杜西
你真有办法与门罗一家子周旋。姑姑向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姑夫也向你问候。
威尔士王子和公主明天经过曼彻斯特。我们将去看他们。如果能听到一群顽童唱：“威尔士的王子，进了望景山的监狱，因为偷了一品脱的啤酒，”那多有趣啊！这支歌在这儿非常流行，所以能听到有人唱。望景山是这里最大的监狱。
[1]恩格斯的女例人。
[2]“木十字架，铁十字架，谁说话不算数，谁就是猪猡”。这是在较亲近的人之间发誓时用的习惯说法。——译者 |
15．爱琳娜和卡尔·马克思致燕妮（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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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西刚从巴黎回来，又重新踏上旅途。这次她同父亲一起到曼彻斯特恩格斯家去，在那儿从1869年5月25日一直呆到10月14日。这期间她陪同恩格斯和莉希·白恩士到爱尔兰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这次逗留更加深了她亲爱尔兰的感情。
6月14日马克思回到伦敦，7月初到巴黎作了一次闪电式旅行（他化名威廉斯，以便躲避警察的监视）。他不仅想看望一下得重病的劳拉，而且想解决有关拉法格前途的问题。1869年7月1日恩格斯彻底离开欧门—恩格斯纺织厂。从此，他就能确保马克思一家稳定的经济收入，并且献身于他个人从事的事业。
从下面两封信可以看到恩格斯的私人生活和他家庭中自由气氛的大致情况。
15．
爱琳娜和卡尔·马克思致燕妮
1869年6月2日于〔曼彻斯特〕
斯托克波特路摩宁顿街86号
我亲爱的燕妮：
我们刚收到你的来信，你好象很替爸爸担忧，所以我立刻给你回信。我很高兴能对你说爸爸身体好多了，我想他的手臂很快就会治好。星期五恩格斯，爸爸，穆尔[1]，肖利迈[2]，白恩士夫人[3]，玛丽—艾伦[4]和我要到约克郡去看望穆尔的一个朋友，我们将在那儿从星期五呆到星期天晚上或下星期一早上。我是多么高兴啊。
今天晚上我们要到望景山去看焰火。昨天我和白恩士夫人一起逛集市，她指给我看凯利卖罐的货摊和他住过的房子，实在太有趣了，白恩士夫人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凯利和黛集”[5]有趣的故事，她很了解他们，因为她每星期上他们家去三、四次。
爸爸星期二或星期三回家，至少我是这么猜想的，但我想他会让我在这儿稍微多呆一些时候。爸爸的鸡眼恶化，他在鸡眼上涂上白恩士夫人自制的药膏，恩格斯和她都说这种药膏能治好任何鸡眼。下一封信中我将给你寄药膏的配方，让你转交海伦，但今天不行，因为我要尽早写完信，这样明天早上你能收到。我织的那块头垫已完工，只待上流苏了。可怜的列斯纳！听说这可怜人要到巴西去，我伤心极了。他把内莉带走还是把她留在祖母家？
亲爱的燕妮，现在再见吧，我想爸爸要给你写封短信。我吻你们大家，向你们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亲爱的燕妮，相信我非常爱你。
你的妹妹
我非常高兴你喜欢《威利·凯利》。你还应该读一下《活动的躯体》。
我亲爱的皇帝[6]：
我腋下的东西原来不是痈，而是另外一种什么脓肿，折磨得我够难受的，不过从昨天起就开始很快愈合。幸好我在曼彻斯特，否则就糟了，现在我身体很好。
我希望下星期能和你们在一起。杜西可能在曼彻斯特再呆些时候，在巴黎过了一段拘谨生活以后，她在这里觉得自由自在，象一只羽毛刚丰满的小鸟儿一样。
但愿列斯特的巴西之行还没有最后决定。很遗憾，我不能为他做点什么。由于你素有的善良，你显然作了自我牺牲，在没有终了的促膝谈心中度过了上个星期日。
关于为拉法格写文章的事，我感到很为难，一方面，我想答应布朗基[7]的请求：另一方面，我的其他工作又不允许我为他们做许多事，但我最担心的是，老拉法格可能怀疑我促使他儿子过早地从事政治活动而忽视了自己的专业。不管怎样，他同马克思一家结亲可没有多少理由感到高兴。
再见吧，可爱的芭伊—芭伊，问候大家。
你的顺从的仆人老尼克[8]
[1]赛姆·穆尔，律师，恩格斯的至交，后来成为恩格斯遗嘱执行人之一。
[2]化学家，恩格斯的另一个至交肖莱马的绰号。
[3]莉希·白恩士是恩格斯的伴侣，1878年恩格斯在她临终前在病床上与她举行结婚仪式。
[4]玛丽—艾伦·白恩士（绰号彭普斯），莉希的侄女儿。
[5]托马斯·凯利和蒂莫西·迪集（白恩士夫人把迪集的音发成黛集）是芬尼亚社的两名军官，他们逃脱了警察的魔掌。
[6]译文引自《马恩全集》第32卷第599—600页。皇帝是马克思女儿燕妮的绰号。——译者
[7]布朗基计划出版一份报《文艺复兴》
[8]马克息这封信已由埃米尔·博蒂热利于1858年用英语发表。 |
14．劳拉致燕妮（5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4．
劳拉致燕妮
1869年5月9日于寻南街47号
我亲爱的燕妮：
我应当热烈地感谢你的来信，你实在太好了，因为你的时间很紧，却经常给我们写信。我没有立刻给你复信，请不要见怪，我真不知道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反正我剩下的时间很少，甚至连写封短信的时间也难以找到。我可怜的小米米最近一直没有出门，种了牛痘后他有点发烧，不幸的是他胳膊上的痘花没有出，我真担心象杜西说的那样，恐怕他需要“再划一刀”。我们都非常喜欢妈妈给他捎来的那顶小帽子，这正是我们想要买的，尤其是我们给他戴（上我说的是帽子）时，配上他那哑剧演员般的目不转睛的眼神，真是十分可爱，我觉得自你走了以后，他大有进步，我想说的是他的脾性，而不是外貌的美，你记得吧，你在这儿的时候，他非常文静，现在他爱笑了，而且咯咯地笑出声来，这是我们听到的最滑稽的声音，他的肺活量也很大，但他感到没有好处时就不再大声喊叫了。
关于米米就讲这些。现在讲讲妈妈，她住在我们家时，听觉出了问题，这使我很难过，也使她大为扫兴，起初，我以为这只是因为她得了感冒的缘故。但后来我开始感到问题确实相当严重。自然她不大乐意去看戏，保尔曾提议带我们去喜歌剧院，但妈妈说她宁愿看一场话剧，看一些带有“典型巴黎色彩”的东西。可是你知道这类戏剧里的主要东西都是一些双关语，要听懂，必须有很灵敏的听觉才行。我当然希望她的听觉在近期内有所好转，在这期间我准备带她去看《绿色—绿色》，这本新出的喜歌剧使半个巴黎（巴黎妇女）如醉如痴。你已经听说过“假声男高音”帕普尔了吧，他参加演唱。
门罗夫人这个家庭暴君对你为她提供服务的酬劳问题（如同蒲鲁东所说的）所持的态度使我十分愤怒。这自然是一个疏忽，不是别的，但是把欠债说成记性不好岂非咄咄怪事。你受到了这位神气十足的女人的儿子们的剥削，我希望你不要再受他们的剥削了。他们为何不请自己那位道貌岸然的母亲在生意经方面为他们树个榜样？我随便向她提一句，让她自己管教他们好了，他们对她是会惟命是从的。照我看来，他们就象一群笨蛋，门罗皇后不用费什么力气便能统治他们。
对啦，《文艺复兴》在选举以前印不出来了，预告12日出版已经落空。
一、两天以前，穆瓦兰写信邀请保尔去作客。保尔应邀去了，这才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大夫在自己家里召集会议，把赞成他的理论和原则的人组成一个小团体（他称他们是他的“信徒”），为了完成大业，他想出版一份报纸（经济的）。他竟恬不知耻地请保尔跟他合作，还请保尔为他物色几个报纸的编辑。最近他跟图莱耍了个花招，从此以后，我就把他的这种行为叫作胆大妄为。
他还请保尔参加……（信不全）
我们大家和尼基的妻子向尼基[1]问候。
[1]尼基或老尼克均是马克思的绰号。 |
13．爱琳娜致马克思夫人（3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13．
爱琳娜致马克思夫人
1869年3月31日于寻南街47号
我亲爱的妈妈：
我本想昨天或前天给你写信，可是有富希特腊这个小鬼在旁边，除了照料他之外，我什么事也干不成，而当他在摇篮里熟睡的时候，我又只顾得欣赏他了。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孩子。他长着一张可爱的小脸蛋，一双美丽的眼睛和一张漂亮的小嘴，鼻子并不象他们描绘的那么难看，前额很宽，简直跟我爸爸的前额长得一模一样。
他的脾气再好不过了，哭的时候，只要让他嗍一嗍手指，或者拍拍他的小肚皮，他马上就不哭了。他的牙齿真的在长，已经能很清楚地看见了。今天早上我抱着他在我床上呆了两个小时，他的表现非常好。
天气非常恶劣，但可能今天要转晴。星期天晚上，我们去了“燕麦面包”市场（原文如此）。开始挺有意思，但等到我们从一个小剧院出来的时候，已是大雪纷飞了，最糟糕的是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找到一辆马车。星期一我们到“体育馆”看了一场萨尔杜写的戏，名叫《赛拉费娜》。真是一出好戏，演得很成功。昨天萨宗诺夫来看保尔，他的外貌大有变化，现在他长得很英俊。保尔，燕妮和我，还一起在巴黎散步，逛商店。
谈起富希特腊和我们在这儿干的事，我竟完全忘记向你讲述一次奇遇，当时我们在一个车站准备换车。世上只有三个人可以称得上有这样的奇遇，他们是：“哈里·洛雷克尔”[1]，“汉迪·安迪”[2]和“燕妮·马克思”。我已经对你说了，我们不得不转车，燕妮没有进“女士”车厢，却闯进了“准许吸烟”车厢。当然很快就进来好几位先生，大多是法国人，他们还戴着防晕船的目镜哩。你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海关没有打开我们的箱子，只是简单地询问了一下燕妮随身带的是否是个人的衣物。保尔和劳拉到车站来接我们。他们俩脸色都很好，可是我几乎认不出保尔了，他留了一堆又长又浓的大胡子，他的样子怪极了。我还是喜欢他原来不留胡子的模样。他们的保姆桑蒂夫人和蔼可亲，但很糊涂，而且有点神经病。劳拉看到给富希特腊的小袍子高兴极了，她觉得样子极好。他们的房间跟咱们的房间相比小多了，但还不错。虽然他们还没有家具来布置房间，室内的陈设已经够富丽堂皇的了。我希望海伦没有忘记《爱尔兰人报》[3]。
亲爱的妈妈，现在该向你告别了。我要去照看富希特腊，必须马上搁笔。吻你，吻爸爸，吻海伦和我们所有的朋友，吻你们一千次。
忠于你的爱琳娜
他们向你们大家问候。
[1]《哈里·洛雷克尔》查·利弗尔的小说。
[2]《汉迪·安迪》，赛·拉弗尔的小说。
[3]在都柏林出版的一家周刊，支持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由此可见，尽管杜西的外甥使她着迷，巴黎使她陶醉，但杜西（14岁）并没有忘记关心政治。 |
12．劳拉致燕妮（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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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
1868年秋天，燕妮瞒着她的父母在英国人门罗家里担任家庭教师。
12月底拉法格夫妇在巴黎寻南街一所公寓里安家，劳拉于1869年1月生下第一个孩子沙尔·埃蒂耶纳，爱称施纳普斯，施纳皮或富希特腊。
杜西和燕妮于3月来到这儿，马克思夫人也随后到达，她和杜西在拉法格家一直逗留到5月中旬，而燕妮于4月14日返回伦敦工作。
保尔·拉法格本应到斯特拉斯堡重新考试以取得与他已经获得的英国文凭同等的学历，可是他投身于新闻界了。在这封信以及5月9日劳拉致燕妮的信中所提到的《文艺复兴》大概是与布朗基主义分子和共和派合作创办的一份周刊。但这个刊物，如同以后很多计划要出的刊物一样，并未问世。
12．
劳拉致燕妮
1869年2月28日〔于巴黎〕
我亲爱的燕妮：
你在上封信中谈到的汉普斯泰特所有的最新消息，使我非常开心，所以我抓住机会立即给你复信。布朗宁的故事实在太有兴味了，简直是一出精采的和可以引起轰动的戏剧，因为它包含了悲剧和喜剧的一切素材。我很想写信告诉阿兹利亚或海莱娜，我一定尽早给她们写信。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你对安内特爱情的描述，我想她的爱情生活并不比旁人更为顺利。未来的瓦尔特·汉特夫人好象非常沮丧，她希望在伦敦过夫妻生活，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为什么（此处字迹不清）美人儿不同她的责任出版商一起来巴黎呢？她满可以在这儿寻欢作乐，继续过她在汉普斯泰特的那种吃喝玩乐的生活。法国人不象英国人，这里的妇女不象安内特那样，认为只有她们的丈夫才有权“向她们献殷勤”，相反，有时倒是只有她们的丈夫不向自己的妻子献殷勤。一个法国人常常不好意思承认他爱自己的妻子，而一个法国女人从来不怕承认有一大群男人爱她，并把自己的丈夫排除在外。瓦尔特·汉特先生如果只有他未来的妻子心目中他所具有的优点的四分之一，他就会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人。
他的祖父利·汉特曾出过名，在年青时因反对汉诺威王朝而遭到监禁，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资产者，所以我认为瓦尔特·汉特先生选择他祖父后半生的道路将铸成一个错误。
《文艺复兴》，这份新报给予它的创办者多么大的希望啊，可办起来遇到了不少的麻烦。根本搞不到近250英镑的保证金。穆瓦兰要是愿意，可以提供这笔钱，他甚至明确答应过保尔提供这笔钱，但到最后一分钟他把话收了回去，因为他认为花这笔钱划不来。保尔对他十分气恼，而我倒乐意保尔稍为认清一下他的朋友。图莱[1]还写信给普律东，请他帮忙找报纸的订户，但这个矮家伙的精神状态仍旧阴郁得不能再阴郁了。他一口拒绝为一份与他的观点背道而驰的报纸做任何事情，况且这份报纸不宣扬“道德”，而道德则是他组织新团体的基础。
你瞧，迄今为止，图莱同他朋友们的关系不太理想，但他不肯就此罢休，昨天还写信给德尔瓦请求帮助。我估计下星期就能得到回音。
前些日子玛丽翁给我写信说她3月3日来我这儿作客。我已回信说能见到她我将很高兴，但我不大相信她会来看我。我每天都下床呆一会儿，但时间很短，我卧床已将近三个月，因此不能说屋子收拾得干净利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得知你经常着凉，我感到难过。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这么健壮，可又这么容易生病。保尔的同学们会说你是一只“小鸟”，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世上唯有这种生物才能同时有两种感受，同时栖身于两地。
听说爸爸的《雾月十八》[2]不能译成法文，我感到非常失望。德·巴普的书信似乎稍稍改变了你的感情，我同意你的意见，他的恒心和积极性确实值得称赞，但他没有下巴，我并不十分喜欢他。
好象门罗一家挺瞧得起你，但我不能容忍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在教育方面那么趾高气扬，当她张口就大谈其教育的时候，我恨不得要打掉她的傲气。但总的说来，你似乎颇为走运，因为自以为是的狂人或许比芸芸众生要好些。
我非常高兴获悉你跟他们呆在一起的时间没有超过限度。
再见吧，我亲爱的燕妮，我的小饿鬼亲吻你，请代我向大家问候。
爱你的妹妹劳拉
曼宁夫妇为了施纳普斯洗礼的事跟你纠缠不休真让人讨厌，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回答他们好了，就说他将成为一个出色的新教徒，由你们来当教父和教母。
对啦，从今以后，我们把所有的信件都寄给海·德穆特小姐，而你把你的信寄给桑蒂夫人。[3]
在我寄给你的印刷品中有一本穆瓦兰写的小册子《公司的清理》。不妨一读，不会占你很多的时间，也不会让你花很多的精力或动很多的脑筋。
再见吧。
劳拉·拉法格
[1]或图莱都是保尔·拉法格的绰号。
[2]《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于1891年用法文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后印成小册子出版。
[3]保尔的母亲拉法格夫人的表妹，她帮助劳拉料理家务。 |
11．劳拉·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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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劳拉·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
1868年10月26日于巴黎
圣父街23号
我亲爱的查莱：
我们到达巴黎以后，有许多信要写，所以过了好几天才给你写信。我想在我的通信者之中，我的老主人大概最不会对我的沉默发火，也不会因此而过份伤心难过。我现在正准备与他笔聊一番，希望他竖起耳朵听着，可别竖那只聋耳朵。
这儿附上你要的那封信。席利在没有了解到弗兰克和他的继承人之间合同的详情之前，不肯经管你的那些书[1]。
这位老先生还是那样和蔼可亲，但他好象对你中断跟他通信有点不快。他的身体不比六个月前好多少，我猜想这是他玩骨牌过度的缘故，这对他没有好处。
关于托运箱子的事，我非常感激妈妈，她打听到了最妥善的办理方法，但目前那些箱子还得留在伦敦。事情是这样，我们可能不得不住在目前我们所住的地方，时间比原先预料的要长一些，因为保尔在这儿获得文凭的前景如何，还很难估计。首先他必须求见迪吕和他的下级，申请在巴黎工作，以期得到文凭。而批准这一申请不是一个部长所能决定的，还必须通过科学院理事会，但该理事会只在12月召集会议。要是保尔得不到批准，他就得在法国另一个城市参加考试。你可以想见我们还要过一段动荡不定的日子。所以说保尔的父亲建议买一套家具未免荒唐，因为可能买了之后过几个月就不得不卖掉。
家里有什么新鲜事？英国选举进行得如何[2]？法国报纸除了西班牙的消息以外[3]，其他国家的消息一概不登。《世界报》在大肆攻击西班牙革命时显得非常滑稽可笑，这家报纸否认这场革命的人民性，说什么西班牙成了十个盗贼的牺牲品，声称普里姆是“西班牙穿着节日盛装的仆从”。这家报纸认为我们这个光荣的19世纪的奇耻大辱莫过于普里姆求助日拉丹来改造熙德、斐迪南和查理·金特的故乡。
勒·吕贝之流的破口大骂以人们通常的嘀嘀咕咕收场。我等待着这方面的消息。你任凭他们乱放炮而不予理睬，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家里人身体都好吗？我希望小“斯帕拉特”（？）已完全恢复健康，希望她能学好她的生理学以及其他艰巨的课程。但愿有一阵好风能把你带到这儿来，迄今为止，风只给我带来了一场感冒，按保尔的说法，这场感冒使我变得傻乎乎了。
今天就此搁笔，再见吧，我的小马克思先生（埃芙利娜是这样称呼你的）。
爱你的卡卡杜
[1]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该书同时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弗兰克出版社出版。1865年弗兰克把他的出版社卖给出版商弗·菲韦希。马克思坚持要收回为数不多（共92册）的库存书，以便通过拉法格卖给他的朋友们，他委托席利经办此事。
[2]在通过《选举法改革法案》之后举行的选举。
[3]指反对伊萨伯拉二世反动的君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1868年9月18日加第斯的舰队起义揭开了这场革命的序幕。人民积极地参加了这次起义，几乎所有的政府军队都加入人民的行列。资产阶级和地主于10月3日组织了以塞拉诺将军为首的临时政府。1869年召开的国会批准进行全民普选。在经过一段更为剧烈的阶级斗争之后，建立了联邦共和国。但1874年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结盟复辟了波旁王朝。 |
10．劳拉·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4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马克思同他的出版商在汉堡又呆了两天之后，于5月19日回到伦敦。他几乎马上（22日）前往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家。
这期间，保尔·拉法格的父母邀请三姐妹先到波尔多，后到鲁昂消夏。马克思认为女儿们的身体比琐碎的物品更为重要，便用积攒起来准备付房租的钱支付女儿们的旅费，他还从当铺赎出旅行必不可少的衣服和表，使这些年轻人不失体面。她们从7月21日逗留到9月10日，可是她们这一段时间的信件，我们一封也没有。
在洛桑召开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9月中旬马克思和保尔·拉法格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住了几天，事先恩格斯给他的朋友寄去了5英镑。
1868年马克思再度陷入经济困境，并受到偏头疼和多发性疖病的袭击。
4月2日劳拉和保尔·拉法格举行非宗教婚礼。下面第一封信便是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的第二天写的，这对年轻夫妇正在去巴黎的旅途中。但他们非常重视家庭的传统习惯，5月5日便返回庆祝马克思的生日。8月份他们同保尔的父母一起到英国的马尔吉特小住，马克思夫人，燕妮和杜西与他们同行。马克思于8月21日到24日在马尔吉特作了暂短的停留，而拉法格一家却在伦敦一直住到10月中旬。
1868年
10．
劳拉·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
〔1868年〕4月3日星期五
我亲爱的查莱：
你从这封信中可以知道，我们并没有按原来的想法在纽黑文停留，而是在第厄普安顿下来了。因为我们在抵达纽黑文时，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在那儿停留一天半等待换船，所以我建议立即出发去第厄普，由于保尔找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我们就这么办了。
我们渡海时天气好极了。尽管海面如明镜般平静，我们的旅伴们却晕船，令人十分恶心，我颇感扫兴。我们这段历险记说起来可长呐，我还是留到下一封信再讲吧，还有其他许多趣闻哩。我们遇到一位来这儿度一、二天假期的“大腹便便”的巨商，他真可以算是这类人物的标准模特儿，除了本国语言之外，对别国语言一窍不通（尽管二十年来他一直来往于巴黎和伦敦之间）。他在旅行中非常害怕受骗上当。经过很多次旅行，他只学会一个词“damp-skip-pen”，他非常热心地教我这个词，其实是德语中的汽船。他把我错当成法国人了。
我们现在住在第厄普的一家旅馆里，这儿的东西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甚至大大超过我们的需要。天气晴朗，城市美丽极了。
我们星期六上午11点动身去巴黎，一到那儿，保尔或我就马上给你写信，但愿你的健康会有所好转，我亲爱的爸爸。我非常担心上星期四你穿着礼服参加仪式使你感到难受。
我简直不能相信已经真的离开了你们大家，一言难尽，要是我再谈这方面的感受，恐怕要占你很多的时间了。
爱你的裁缝卡卡杜
问候大家：妈妈，燕妮，杜西，海伦，还有恩格斯。也问候惠斯基老师，小桑托，惹科，布莱基，马尔沙（字迹不清）。
我亲爱的燕妮：
在这封信里我实在有许多许多事要对你讲，但保尔已经不耐烦了，这张信纸剩下的空白让他去填写吧。
爱你的妹妹劳拉·拉法格
（下面是拉法格用法文写的信。）
我亲爱的燕妮：
我经常想到您，想到我们在那次众所周知的旅行中所干的蠢事。我真想使您和爸爸上当。总有一天我还会让您上当的。我的妻子已经把旅行中最有趣的事情对您讲了。请凑到恩格斯的耳旁大嚷一声，说我们没有误车。
握您的手保尔·拉法格 |
9．劳拉致卡尔·马克思（5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9．
劳拉致卡尔·马克思
1867年5月8日
我亲爱的主人：
看到你写给我两位理所当然的长辈的信，我失望极了，因为我希望你或多或少也给我写上几行。我请你把这个无法解释的希望归因于一般裁缝[1]⑧和某个裁缝天生的自负吧。你认为我没有给你写信是因为我忙于练习骑马和干别的事，我知道你的看法以后，感到十分委屈。事实是这样的，自从燕妮给你发出信以后（我一点儿不知道她已发信，否则我会加上几句话的），我们一直期待你的消息，盼望你归来，每次我想给你写信，她们都劝我别写。
得知你已经有了回家的念头，我很高兴，因为我以为你已经溜之大吉，真的和我们不辞而别了。你是否意识到你已经离家整整四个星期，而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你几乎没有显示一点还活着的迹象。不过我不会苛求你的，因为这是一年之中外出的最好的时刻，我确信暂时摆脱一下人们习惯称作“家庭”的这个古怪的东西，摆脱一下“古古”[2]、裁缝等人大概别有一番情趣，况且你现在已如释重负。过去，你那本书象梦魔般压在你的肩上，现在你虽有压力但挺愉快，更不用说你日常的社交活动了。我注意到有一位太太[3]在你的信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她年轻、聪明、漂亮吗？你跟她调情，还是你听凭她跟你眉来眼去呢？你好象很欣赏她，而这种欣赏不是双方的才怪哩！我要是妈妈的话，肯定会吃醋的。
我们这儿的天气十分晴朗，改革派最近采取行动的那天，天气好极了。对啦，这次行动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或者象《泰晤士报》嘲笑的那样，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托利党人始终竭力阻止人们进入海德公园，并指责说行动是非法的，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才发现，执意朝公园进发的人们是正确的，而他们自己却错了。这样才允许人们进入公园，不过事先托利党人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他们为此纠集了5千名骑警，1万5千名自愿民兵（其中有瓦尔德克先生）。这样，比耳斯便可以为所欲为，成了一个铁腕人物。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所起的社会人物的作用中，而且也表现在他的更为隐秘的内心中。同时，布莱德洛和改革同盟所有其他的火炬们好象闪耀着特别的光芒，不管这种光芒发自他们自身，还是从其他什么地方借来的。人群秩序井然，使那帮志愿兵大失所望。他们手持崭新的棍棒，“在公园里步伐整齐地来回走动”，一付愁眉苦脸的样子。这些细节都是道听途说，不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因为妈妈和乔（乔好象没有放弃到内地进行巡回宣传的念头）完全垄断了报纸。但我从传闻中知道了不少事情，听说风向现在对布莱德洛有利，偶像的粉碎者是现时的上帝。
谁是新生的英雄？
是那有名的偶像粉碎者。
阵阵风儿对谁有利？
对他，顽强的偶像粉碎者。
比尔斯躲进比尔斯的躯壳，很快销声匿迹，
谁人得势？偶像的粉碎者。
别想从我这儿得到新闻，我只有旧闻。至于我本人，自你走后，我在“自己的领域里”无所事事：裁缝们正在罢工，我的注意力最近转向厨房。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成为专家了，做出来的布丁人人满意，既鲜美可口又不难消化。
除散步和骑马之外，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厨房里了。
清教徒昨晚登门看望我们，跟平常一样，他在10点半进屋，也跟平常一样，他“刚吃过晚饭”，但比平常更阴郁。我推想他把最好的情绪深深埋在心里，而他的心已经飞向……萨拉的身旁。
洛尔米埃夫人[4]给你留着8支香烟。最近我们上了一次体操课，美丽的阿兹利亚也参加了。她的下部动作极为出色，既大胆又灵巧，但是她的四肢总是乱摆乱动，极不协调，永远不能互相配合。然而不幸的是，它们又必须成为一个整体。
我们非常喜欢你的照片。我尤其欣赏你的眼睛、前额和表情：你的眼睛闪着真正的“调皮的目光”，我平时就特别喜欢你的这种眼神，在你的这一张相片中，既可以看到你那嘲讽的表情又可以看到你天生的仁慈的面容。我想，一个陌生人看到这张相片时只会注意到你那慈善的神态，而我独具眼，能看出你是一个颇为尖刻的人，这种尖刻深受朋友的喜爱，却使敌人感到害怕。保尔和我在你的穿著问题上有分歧。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你穿戴这么整齐漂亮，还说你总是穿着那件破上衣（只有一次例外），你的头发总那么乱蓬蓬的，而我却坚持说，经常看见你穿得和像片上一样漂亮我比他更了解你。
我没有提及“古古”和“奎奎”[5]这些中国暴君，她们已向你讲了自己的情况。我只不过想提醒你要记得某个裁缝，你很可能在离家期间把她置于脑后了。我希望你不会责怪我的信写得太长，但如果你要责怪我，我情愿放弃一周的工资来平息你的怒气。
再见吧，我亲爱的主人。
永远爱你的卡卡杜[6]
等你回来，我请你到“汉普斯泰特喝茶”，当然你得自备茶叶和糖，但其它食物将是丰盛的和上等的。如果这还不足以促使你赶紧回来，那你还需要什么呢？威勒尔几天以前寄回了借据，恩格斯替我们还了钱，威勒尔对此表示感谢。
[1]劳拉的一个绰号（但她此处暗指裁缝们的罢工）。
[2]爱琳娜。
[3]指田格夫人，威斯特法伦的一个地主的妻子，库格曼夫人的女友。
[4]洛尔米埃夫妇是法国人，是马克思的朋友，好象没有什么政治倾向。
[5]燕妮。
[6]劳拉的另一个绰号，德语Kakadu是“白鹦鹉”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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