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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燕妮致卡尔·马克思（5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这封信是燕妮对马克思5月5日写给她的信的复信。燕妮在这封信中扼要叙述了改革同盟发动的事件。1867年英国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并在海德公园集会，要求改革选举法。政府害怕运动进一步激化，不得不作出让步。以前惟有付地方税的有产者或房主才能成为选民。现在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三分之二的人民其中包括全体妇女依然被剥夺选举权。这次改革运动没有涉及爱尔兰，它于1868年波及到苏格兰。
5月8日劳拉在给她父亲的信中也提到这些事情。
8．
燕妮致卡尔·马克思
〔1867年5月初〕
我亲爱的查莱[1]：
收到你的相片，我喜出望外。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高兴过。相片照的极好，跟真人一模一样。任何一个画家都不可能画得如此惟妙惟肖。我在想，这个人是一个不平凡的艺术家。我已经把照片放在镜框里，你要是知道我这么做，一定会很高兴吧，我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到里面去了。我比以往搞得更加出色。
亲爱的摩尔①，你快回来了，我们总算有盼头了。今天早晨收到你的信，我们真是幸福。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写信，使我们尽往最坏的方面去想。我担心你身体不舒服，担心你去柏林受到俾斯麦的严密监视，担心你在荷兰久留。我们大家都认为你早已离开汉诺威，因此劳拉没有给你去信。
这里的人都已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炎热的天气（室内温度在26度以上）使比耳斯等人更加激动。这两周内改革派和政府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而政府方面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改革同盟的胜利要归功于布莱德洛，他自始至终表现得十分英勇。在同盟的最近一次会议上，大部分改革派成员认为勇敢之本在于谨慎，他们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让步。但布莱德洛在一次鼓动性演讲中宣称，倘若没有其他人愿意把人民组织起来，他准备单枪匹马一个人干。他正在演讲的时候，沃尔波尔派警察来了，宣布公园是供公众休息娱乐的场所，用于其他目的是非法的。简而言之，任何人企图在这里举行集会都将受到镇压，带头闹事者将被投入监狱，参加者将被处以罚款。听到这些，比尔斯老头有点顾虑，康诺利这个懦夫如同丧家犬，托马斯·休斯主张克制，但布莱德洛不向他们低头。他无视女王和政府，主张采取行动，他的倡议在一片欢呼声中被通过了，人们高兴得把帽子抛向空中。从此，“领导阶级”胆战心惊，恐惧症使他们变成了蹩脚的滑稽演员。他们命令大批骑警、警卫部队、伍尔威奇的炮兵部队和宣过誓的志愿兵（1万5千人）进入戒备状态。《泰晤士报》接连不断地发出要求对骚乱者进行报复的劝告、肯求和呼吁。《旗帜报》怒火冲天；一向温和宽厚的《星报》，因财产受到威胁，不免洒下眼泪。耶利米[2]们和珈桑德拉[3]们不断发出哀叹和忧郁的寓言。
人们大喊大叫：“生活与财产完蛋了，财产与生活完蛋了。”
议会一片混乱。本杰明[4]不知道自己该笑还是该哭。沃尔波尔硬充好汉，格莱斯顿则支吾其词。只有约翰·布莱特一人象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使他周围那批歇斯底里的懦夫们无所措手足。
在威斯敏斯特上议院，老顽固们坐立不安，他们用干瘪的手不断翻阅陈旧的羊皮纸封面的文件，想从中找到某个司法条例来证明在公园里搞政治示威是非法的。国会中爱国的军队司令官诺克斯宣称他准备星期一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亲自审讯捣乱分子。不过这片耿耿忠心没有得到检验。5月6日这个决定命运的日子来到以前，沃尔波尔紧张的神经支持不住了，他哭丧着脸投降了；比耳斯这下有话可说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大家兴高采烈，就象举行婚礼宴会一样——一场搏斗以露天野餐而结束。至高无上的人民没有用砍头，而是用啃姜汁饼干来欢庆，真是皆大欢喜。人民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呢？如何粉碎一个象橡胶一样能屈能伸的政府呢？
没有发生死伤事件，只有一个宣过誓的志愿兵吃了一点苦头，因为他明目张胆地挥舞棍棒，他后来不得不狼狈逃窜了。
裁缝罢工[5]在继续进行。老板们气疯了，《泰晤士报》为自由交换和自由竞争大唱挽歌。哟，我不知不觉写了一封长信，太长了。我本来只打算简单写几行，为我们今天早上收到出乎意料的令人愉快的礼物，向你表示感谢。
希望很快能见到你。
亲爱的查莱，请相信我对你一片真挚的感情。
你的“乔”[6]
[1]马克思的绰号。
[2]圣经中的先知。——译者
[3]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柏里亚的女儿，女预言家；特洛伊被攻陷后，亚加米农把她当作奴隶带走。——译者
[4]迪斯累里。
[5]伦敦裁缝罢工，有近三千人参加，从1867年4月一直持续到10月。这次罢工是由参加国际的裁缝工会领导的，并得到国际各国支部，尤其是德国支部的资助。
[6]燕妮诸多的绰号之一，这是路易莎·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中的一个人物名。 |
7．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4—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传记·回忆·评论->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7．
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1]
〔1867年4—5月〕
我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您大概是担心动身那天房子会倒塌在您身上吧，所以您没有等我到预定的时刻，那么早就出发了。而我是按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的。但屋子空空如也，您把燕妮和杜西也带走了。劳拉在厨房里等我。我没有能找到您，然而希望至少能到船上与您握手告别，于是我们雇了一辆马车追赶你们。到了泰晤士河边，我们这才明白，您急不可待，不可能在岸边停留。劳拉和我溜达了好一阵子，总算消除了我们沮丧的心情。
您委托我的事情，我已经在中央委员会[2]办了。我第一次向委员会转告您的要求时，他们说要等奥哲尔来才能审议。他们给他写了信，但他没有来，甚至不屑对自己的缺席表示歉意。经我建议，委员会立即开始审议。卡特作了三、四次冗长的讲话，使我们很厌烦，这些讲话一次比一次更软弱无力和枯燥乏味。卡特替奥哲尔辩护，但只是把他当作英国人，而不是把他当作国际的主席来辩护；我竭力说明我们跟英国先生奥哲尔毫不相干，我们是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打交道。这简直是在对牛弹琴，要使这位慷慨陈词的家伙听得进如此简单的事情要比把铅变成金还要难。在卡特令人厌倦的演讲之后，终于通过了由我提出并得到列斯纳支持的决议。这项决议的中心内容是，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对俾斯麦的赞扬[3]。您大概会感到高兴吧。
然后，我们讨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书记的工资问题。这是扬格[4]提出的问题。经协商决定，每周付给书记十个先令，这笔钱由委员会成员自愿提供。我们立即签名认捐，很快就凑够了14先令。经济问题解决以后，问题就在于找一个书记了。肖提出辞职，他不愿意收钱；福克斯拒绝了，埃卡留斯也是如此。埃卡留斯真是好样的，他现在正参加罢工，福克斯认为埃卡留斯应该接受这个职务，因为这笔钱可以使他比较顺利地度过罢工时期，但他断然拒绝，并且说象罢工这类事情根本不应该从人道主义出发来考虑。
肖只得继续担任书记的职务，违心地领取津贴。钱放在桌子上，他甚至不愿意拿走，于是我对他说：“拿着吧，要是您高兴，您可以把钱从窗口扔出去。”
您大概不会对罢工的事一无所闻吧[5]，真是壮观。《辩论日报》发表了一篇怒气冲冲的文章反对各国工人团结一致。维伊奥在他办的最近复刊的报纸[6]上大发雷霆，竭力反对罢工，他断言罢工只是社会主义狮子的吼叫而已（原文如此），并声称，一切正直的人们应该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下向魔鬼发起冲锋。神甫们在为战士祝福，等战斗一结束他们都象乌鸦一般去喝战士们的血；而维伊奥先生则不惜金钱，在报上反复地刊登消息，为这支上帝的队伍大唱赞歌。最近，《泰晤士报》的名誉受到严峻的考验，尽管上帝很乐意使它免受这样的考验，但考验根本不管什么人性，尤其无视什么资产阶级人性。对全英职工联合会的调查正在积极地进行，工人阶级的领袖们已接到通知，他们正接受着最严格的审查。其中有一个石匠，名叫科伦尼，他认为工人阶级与资本的利益毫无关系，工人阶级应该狠狠打击资本。您可以对《泰晤士报》的叫嚷作出判断。不仅如此，科伦尼还恬不知耻地公然主张工人（石匠）应把在造房子时砌上坏砖或者粗制滥造当作自己的职责。他还说，我知道通常道德是不允许这么干的，但我们根本不把道德放在眼里（Wedon'tcare我们根本不管它）。这句话超过了限度，《泰晤士报》为这句话发表了整整一篇文章。
家中的情况，我不必告诉您什么了，她们都给您写了信，但我不知道她们是否对您说，我们呼唤您回来，尤其是杜西，她好象没有您就活不下去似的。您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这再好也没有了，祝您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取得最好的成果。但看在上帝的份上，尽早回来吧。附上一封给穆瓦兰[7]的信，我还要另外给他写信，我衷心感谢您为我的朋友招揽了一位顾客。
热烈地握您的手。
保·拉法格
[1]原文是法文；悉照拉法格的书写和句法。
[2]即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称小委员会，由临时中央委员会选出，处理国际的日常领导工作，草拟日后要提交总委员会审阅的国际文件。参加常务委员会的有各国通讯书记、总委员会总书记和财务委员。拉法格是西班牙通讯书记。——译者
[3]1866年俾斯麦曾提议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应通过全民普选产生。奥哲尔大为庆幸。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他对俾斯麦则持批评的态度。这种暧昧的立场促使他在1868年至1870年间中断了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一切活动。
[4]]即荣克，这里拉法格按英语的发音书写。
[5]巴贝德企业的青铜艺术品制造工人举行的旨在反对老板们禁止他们参加联合工联的罢工。他们呼吁其他行业的工人举行支持性罢工。国际总委员会表示支持，寄去了英国工人的捐款，从而维护了国际的团结。3月24日老板们不得不对工人提出的要求让步。
[6]路易·维伊奥的报纸--《世界报》。
[7]拉法格学医时的一位老师。 |
6．爱琳娜致马克思（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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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爱琳娜致马克思
1867年4月26日于
莫丹那别墅1号
我亲爱的爸爸：
我刚刚说过，你不会离开我们整整两个星期而不写信。我还宣布。如果你不给我们写信，我一定不会饶恕你，正巧这个时候，你的信到了，读了来信，我的气顿时消了，现在我正给你写信。
我没有象往常那样到床上去找你，但我不停地唱：“啊！让我变成一只小鸟，展翅飞到你的身旁，在我最亲爱的人的耳旁，轻轻地说一句贴心的话！”
保尔一直在给我提供书籍。他给我搞到了库伯的《杀鹿的人》；还有《回到家乡》，《埃芬翰一家》；我就要开始读《船夫》和《两个海军上将》。你瞧，我在“拚命”读书呢。
我们收到开普敦[1]寄来的5个英镑，真是一笔令人愉快的意外收入。我还没有整理你的书籍，但明天一定动手。“愁容骑士”[2]比任何时候更愁眉苦脸了，因为下星期他的假期就要结束了。
耶稣受难日我吃了16个热腾腾的Crossbuns[3]（印有十字架的蛋糕），劳拉和燕妮吃了8个。有一天路易莎和派尔希·弗莱里格拉特[4]来了。派尔希从二楼的窗口跳了下去，因为我说他办不到；他还写信给我说，要是我让他再跳一次，他还会那样做的。
托米，布莱基，惠士基[5]向你致敬。保尔和劳拉上了三次骑马课。劳拉身穿骑马服非常漂亮，保尔显得摇摇晃晃。第二天，他们俩的身子僵硬僵硬的。我只好给保尔做了一个垫子，好让他垫垫疼痛的臀部。我收到了弗兰契斯卡[6]的一封信，真是喜出望外。
好了，亲爱的爸爸，再见。
请相信我始终是你的不拘礼节的女儿。
爱琳娜
[1]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嫁给了杨·卡尔·尤塔，他是开普敦的一个书商。
[2]保尔·拉法格。（“愁容骑士”，即堂·吉诃德。——译者）
[3]印有十字架图案的蛋糕，见信2注②。
[4]诗人弗莱里格拉特的孩子们。
[5]马克思家里三只猫的名字。
[6]库格曼博士的女儿。 |
5．燕妮致卡尔·马克思（4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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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
1867年4月10日马克思带着《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离开伦敦前往汉堡，他要把手稿亲自交给他的出版商迈斯纳。马克思在德国停留了六个星期，对稿样进行校对。《资本论》第一卷是在莱比锡奥托·维干德印刷所排印的，印数为一千册。马克思十分满意，因为迈斯纳把事情安排得很周到，该书在同年9月14日出版。
从4月17日起，马克思在汉诺威库格曼博士家作客，库格曼是马克思的狂热崇拜者之一。
在马克思外出期间，他的一家人给他写的信象雪片一样飞来。
马克思5月5日回过一封信。下面五封信就是这个时期写的。
5．
燕妮致卡尔·马克思
〔1867年4月底〕
我亲爱的查莱：
你最近收到的从莫丹那别墅发出的厚厚的信，里面有妈妈、福克斯、杜西的长信，我不想使你厌烦，所以没有附我的信。但我不想再放过你。我的舌头痒痒，非要跟你聊聊不可。首先我想告诉你，你对你的出版商非常满意，这使我多么高兴。他不象那个慢条斯理的敦克尔，[1]真是莫大的幸运，更幸运的是，这本书不是在你的好友拉萨尔赞助下出版，愿老天爷保佑我们提防我们的朋友！今天早晨，妈妈收到恩格斯一封信（内有10英镑）。亲爱的老人家欣喜若狂。她说她从来没有象收到你最近一次给她的信那样高兴过。我担心伊达[2]获悉你的书很快就能出版，不会这样由衷地感到高兴的。
…………
亲爱的摩尔，非常感谢你在信中附寄的生日礼物。5月1日[3]我该多么想念你啊！这将是我第一次不能同你在一起过生日。你能在5月5日[4]以前回来吗？你想到为我安排一次到德国去的愉快的旅行，你真太好了。但有一点我要竭力反对，你好象认为我很需要换换空气，其实正好相反，我向你保证，我在这儿很好。我亲爱的查莱，你还以为我“日渐衰弱”，你确实想错了。我的身体状况很好，不需要充满怜悯的难以捉摸的微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但人们还是一股劲地对我报以这种微笑。我还没有感到需要尽量地玩乐和消遣。我自己会想法散心的。目前我正津津有味地读卡莱尔的《宪章主义》。我很欣赏他独特的风格，崇高的思想，坚强的性格，尤其欣赏他蔑视今日完美的社会，蔑视改革[5]前后的英国“模范宪法”以及议会的高谈阔论。但总的说来，与恩格斯那本书相比[6]，我就觉得卡莱尔的书“太枯燥无味，内容贫乏了”[7]；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清楚地看出文学家和科学家之间的差别有这么大。
几天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收到一个盒子，里面装有一个铁的十字架，一枚银质奖章和一只小戒指，戒指是黄铜的还是金的，我不太清楚。这些东西是我们中了波兰彩票而得的。真叫人高兴，是吗？十字架为了纪念61年大屠杀[8]而铸造。一个波兰妇女佩戴过这种十字架，后来莫斯科人硬从她身上摘下来。十字架饰有棕榈叶和一圈荆棘的图案上面刻有华沙的字样。银质奖章是用人民提供的银匙之类的东西铸成的，为的是纪念把土地归还给农民。你可以想象，杜西看到这些东西时有多高兴，“乔”[9]佩戴的时候有多快乐。家里一切平安。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流沙，现在我们已经绕过了暗礁和险滩，安稳地行驶在平静的海面上。我们会见了一些朋友，荣克是和他妻子一起来的；福克斯[10]每星期天都来看望我们，滔滔不绝地谈论德·斯塔尔夫人，波兰问题和爱尔兰问题以及他喜爱的话题斐扬派。当他搬出货币问题大发宏论时，我就忍耐不住了，赶紧溜走。我们经常见到西班牙通讯书记[11]。如果你碰巧见到黑格尔的照片，你带回来给他，他将对你不胜感激。对啦，写到这里，我想起你答应过你要照张相片--而且是大幅相片。我多么希望有你的相片啊。劳拉身体好多了。今天她上了一课马术，她骑得很好，在马背上真是飒爽英姿。保尔都有点摇摇晃晃，有时竟去抓马鬃，而不去抓缰绳。这样的马术轰动了哈佛斯托克小山，左邻右舍都为之不安。
亲爱的查莱，温柔而热烈地吻你。
你的燕妮
劳拉想读一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你也许能在德国给她摘到吧？
[1]马克思以前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的出版商。
[2]马克思的朋友，诗人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
[3]燕妮的生日。——译者注
[4]马克思的生日。
[5]指1832年的选举改革，改革后选民范围扩大了，产业资产阶级从此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
[6]《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7]“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场。（见朱生豪译《哈姆雷特》第十四页）。（在燕妮的信中只用了“乏味而无聊”两词。——-译者）
[8]2月25日和27日俄国宪兵在华沙冲击了一次旨在激发波兰民族情绪的纪念活动。死伤了一些人。华沙全市居民服丧，一封由1万8千人签名的信寄给了沙皇。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登基加速了波兰民族运动的发展，最后终于爆发了1863年起义。
[9]路易莎·奥尔科特的小说《小妇人》中的人物。“乔”是燕妮的绰号之一。——译者
[10]第一国际的创始人之一。
[11]保尔·拉法格。 |
4．燕妮致劳拉和爱琳娜（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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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燕妮致劳拉和爱琳娜
〔1866年9月〕星期四下午
高贵的继承人[1]，卑微的霍屯督人[2]：
一举两得！我没有时间分别给你们俩写信；3点已过，我答应过由我做晚饭。今天拉法格要是想吃美味的蛋糕，那算他倒霉，他一定要大失所望的！黄油和面粉就在我面前，而我却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搅拌。昨天我做了一块奶油水果馅饼，硬得象石头。海伦说，我把面团揉得太过劲儿了。如果你[3]看见我做饭的样子，一定会以为是特洛伊人从死人堆里复活了。我担心我的烹调术很难使查莱养好身体，而海伦又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她刷地板，使的劲儿是那么大，以致我不时感到地板快裂开了，说不定海伦会掉到我的脑袋上哩（我在厨房里）。
屋子简直象个魔窟；到处杂乱无章，忙乱，肮脏，嘈杂。地毯，椅子，扫帚，被子随处乱扔。门砰砰嘣嘣作响，水不是这儿流，就是那儿淌。派克咕哒咕哒不停的叫声几乎被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淹没了。
海伦听说你们赞赏她的手艺，高兴得笑逐颜开，她对霍屯督人给她写信表示感谢，但她没有完全看懂信的内容。因为她的秘书托米[4]干别的事去了，不能帮她的忙。托米又给我们增添了一批猫咪，我看其中两只是花斑猫，一只象蒂比，是虎斑。我们还没有把它们送到更好的地方去。你们外出期间，除这三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以外，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日复一日，平平淡淡。肉店老板面包师，蔬菜商，卖报的天天登门。我每天陪查莱出去转一圈，做四餐饭（你们走后，我一直没有练过钢琴），和保尔[5]或别的什么客人聊聊天，然后就去睡觉，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年青的恋人越来越急不可待。他的眼睛盯着海斯丁斯，他的心想着海斯丁斯，上星期天，他非常卖力气，把秋千整修了一下，把整个金属部分包上一层漂亮的奶油色皮革。列斯纳对他的杰作表示赞赏（他应该在扶手的地方也包上皮革）。
曼宁一家[6]对我实在太好了，这使我过意不去。每天他们家都有一个人来看我。小艾娃刚走，她向你“问候并亲吻你”。你答应过给她写信，但没有写，她有点生气。你要是能抽空给她写封信，她一定很高兴，这孩子真可怜。上星期我跟“大高个”和海莱娜去看了看他们的新居，房子漂亮极了。客厅同我们的一般大，查理的房间很宽敞。餐室既明亮又通风，是最漂亮的一间，它在房子的后面，对着一座花园，美丽的阿兹利亚已为花园铺上了绿色的草坪，可以玩槌球。天哪！一架钢琴，一把吉他，唱唱歌，玩玩球！谁能抗拒得了这么大的诱惑，感情脆弱的人们见了这种情景又怎么能不动心呢？
法拉第一家回来以后，我一直没有见到他们，所以无法对你讲老头把事情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为了了解实情，我到学校去了一下，不巧只碰见博伊内尔夫人[7]。她告诉我一个消息，你，霍屯督人，出于对你的上司们，皇帝们的尊敬，而你，继承人，出于你得到的荣誉，必须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消息。这是一个大秘密，只有弗莱彻夫人、霍夫和我知道。Cs夫人已经辞职，把她占据这么长久的宝座让给了玛丽翁〔？〕。可怜的玛丽翁〔？〕！我并不羡慕她得到这份荣誉，将来该有多少烦恼，要操多少心呀！Cs夫人没能找到合股人又没能把全部东西卖掉，结果她赔了许多钱。我真同情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她哀叹道：“只要玛丽翁能找到一个丈夫，安置一个舒适的家，我化了这么多钱也就不怎么在乎了。啊，男人，男人，世间要是多有些男人该多好啊！”
该停止饶舌了！让保尔听见，他该说：“唉！您真噜苏，简直比长舌妇还唠叨！”我附上妈妈的一封信和白恩士用苏格兰文写的一首诗……希望星期一见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俩又胖又漂亮，而不是象40岁的妇人[8]。
爱你们的皇帝
代表大会好象开得很成功。代表团受到了热烈欢迎。当那些著名人物入场时，鼓号齐鸣，震耳欲聋，人们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敬意。我担心埃卡留斯已经完全被乔治忘了。因为荣克没有来信，所以我们不知道谁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天气恶劣透了！我真担心你们在戴维斯小姐和她那些可爱的女友老小姐们的眼皮下会闷闷不乐的。又及。
1866年9月26日劳拉和保尔·拉法格正式订婚。拉法格实际上一直呆在马克思家里，再加上订婚仪式的花费，使马克思在经济上陷入极端的困境：一切暂时不用的东西又都被典押到当铺里去；有几个债主扬言要起诉，不断逼债，而在劳拉年轻的未婚夫面前，马克思夫妇竭力支撑着门面。马克思向在荷兰的姨父莱昂·菲力浦斯求援（这位姨父也是马克思母亲的遗嘱执行人之一），结果大失所望；他又向在德国的库格曼求助；向恩格斯求助，恩格斯给他寄了两次钱。
马克思无奈只得给这位热烈的年轻的未婚夫泼点冷水。拉法格在迷人的劳拉面前表现出法国人特有的热情。
11月中，马克思给德国出版商迈斯纳寄去《资本论》第一卷手稿的头几章。
[1]劳拉。
[2]杜西。
[3]燕妮这封信是写给劳拉和杜西两人的，但1866年杜西才11岁，所以主要对劳拉说话，信中的你，系指劳拉。——译者
[4]猫名，或单称秘书，是一只母猫。
[5]拉法格。
[6]一家朋友，燕妮后来在他们家当过一个时期的家庭教师。
[7]南汉普斯泰特中学的女校长，燕妮和劳拉曾在这所学校上学。
[8]“体魄健美和40盛年，是年青男子的最大愿望。”——引自约翰·奥基夫（1747—1833）的《爱尔兰的女大学生》。 |
3．劳拉致燕妮（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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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8月底，劳拉和杜西寄住在海斯丁斯的一所膳宿公寓里，这所公寓由戴维斯小姐开设。后来，燕妮也去跟她们住在一起。马克思夫人和女儿们曾于1862年9月和1863年9月两次在这个海水浴疗养地逗留。音乐教师亨利·班纳陪伴着她们。劳拉写这封信时和保尔·拉法格订婚刚一个月，从信中可看出劳拉很有点浪漫色彩。她在信中提到“旧日欢乐的场所”，是因为她想起了她们的钢琴教师呢，还是因为她想起了燕妮与钢琴教师之间纯朴的初恋呢？
3．
劳拉致燕妮
1866年9月1日于海斯丁
斯哈夫洛克路6号
我亲爱的燕妮：
戴维斯小姐告诉我，如果我希望我的信能在星期一以前到达伦敦，就必须在11点半以前寄出。因此我就赶紧坐下来写信，尽可能在5分钟内写完。
昨天风和日丽，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好天气。我们来到了伊克莱斯布恩峡谷和滴水井，几年前跟你一起游览时看到的岩石、小丘和山谷又展现在我们面前。你完全可以想象，我非常想念你。我真希望自然景色有那么一点保尔的“改革”怪癖，不要以自己永恒的美丽和晴朗来嘲弄那些男男女女，因为往日同游的朋友刚刚离去，他们的心情和过去相比已大不相同了。然而这里一切如旧，泉水涓涓流淌，树木张开枝叉笼罩着湿润而多石的土地，但是当年和我们一起散步，闲谈，喝奶（同喝一杯奶）的人们，如今又在何方呢？
我想我并非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然而忘却是一门我学不会的艺术，对我来说，回忆一去不复返的事情意味着怀恋。
我曾经想过赶紧写信给查莱让他把你送到这儿来，但我有点改变主意了。自然，我非常希望你到这里来，无论对我们和对你的健康都有好处，但我想到恐怕有不少事情会使你扫兴的。你不愿重见旧日欢乐的场所，是的，你说得对，环境依旧，但欢乐却消逝了。
过去的种种情景（一切变化甚微）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你要是在这里，痛苦的感觉也会油然而生的。
不过，海水浴真是惬意极了，波浪起伏，海风习习，晴空万里。杜西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可以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好吗？
戴维斯小姐实在殷勤，由于秉性的缘故，有时不免流露出阴郁的神情，不过她尽量讨我们喜欢，在食谱中增添了不少花样，还作了不少让步。她和“腼腆夫人”吵架是家常便饭，但两个人都若无其事，她们话中带刺儿，脸上却挂着笑容。她们在我面前絮絮叨叨，而我只是听她们谈一些有趣的事情，这种唠叨已不象起初那样使我恼火了。
她们的怪癖以及她们的“忸怩作态”使杜西和我感到可乐。我们离开公寓到了外面的时候，就模仿着在公寓里亲眼看到的吵闹，两人笑个不停。
从早到晚总有乐队在演奏，沐浴者、黑人、闲逛的人、海员发出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听起来十分悦耳。
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在海滩上徘徊，用他那讨厌的乐器演奏一些悲哀的曲调，此人要不是考布本人，准是他的兄弟。
今天上午又下了一场滂沱大雨。海斯丁斯的气候多变，一会儿雨，一会儿晴，但“海斯丁斯啊，尽管你有种种缺陷，我仍旧永远爱你”。[1]
没有时间了，就此搁笔。向摩尔和海伦问候。
忠于你的劳拉
我在给你写信，但心里很不高兴。因为我还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你的心思真难猜。又及。
正当燕妮学做糕点，并同她的妹妹们欣赏海斯丁斯的美景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了（1866年9月3日至8日）。马克思本人未出席会议，但被提名为总委员会主席；马克思谢绝了，并推荐奥哲尔担任，奥哲尔当选。马克思本人则再次被选为德国通讯书记。
[1]套用库伯的一句诗（见《钟》，第206句），“英格兰啊，尽管你有种种缺陷，我仍旧永远爱你。” |
2．劳拉致燕妮（3月22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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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劳拉致燕妮
〔1866年3月22日以后〕
亲爱的杰恩：
要是我有时间，早就给你们大家写信了。但我仅有的一点空余时间也被我们的好朋友法拉第先生占去了，星期四晚上我单独跟他谈了很长时间，顺便说一句，我们的谈话非常友好，谈得兴致勃勃，把肚子里的种种看法（不是殷勤）都倒出来了，不象哈伯德家的马尔克斯夫人那样说起话来总是没完没了。当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时候，妈妈来了，她没有穿高帮皮鞋，全身上下穿戴极少，只是没有完全回到自然状态去，而紧身的打扮却使掩盖的部位更为显眼。你知道我们的朋友是非常敏感的，他很容易脸红，当然这时他脸红是很有道理的。而我则闭上眼睛，这样就可以不看这种场面，否则，我的神态也会不自然的。
星期五上午我忙于“复活节的活动”，你很快就会知道这是些什么活动。12点过后，我换好衣服，吃过午饭，看着妈妈郑重其事地去国王大街（选举改革大街）。可是有一个人出乎意料地登门打搅我的清静，你想，除彼得·福克斯外还会是谁呢？我的天哪，我多害怕啊！此人一眼就看出我缺少主见，可以说他以前是从来不对我说话的，我一个人怎么能对付得了他呢！他满腹牢骚，非要诉说一下不可。我只得听他讲日夜困扰着他的事情：波兰、爱尔兰，改革同盟、“封建贵族”、“英国内阁”，他不是讲了一个问题再讲一个问题，而是东拉西扯，一直讲到天黑，我还以为是他杂乱无章地讲到的那些死去的东西显灵复活了哩。他嘟嘟囔囔，前言不搭后语，讲到后来连能自己也讲不下去了。
整个这段时间（一个半小时）我一直听他讲话，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我对这些问题一窍不通，而他却满心以为他所说的和要说的一切我都能理解。处在这种奇特的环境中，我觉得很可笑，只因为我竭力思着才没有笑出声来。
幸好，妈妈回来了，终于把我从他推心置腹的谈话中解救了出来，他讲的事情虽然有助于增长我的知识，但我还不懂事，神经又脆弱，她再讲下去实在令人担心。
过了一会儿，埃芙利娜来了。后来我和她一起出去，陪她回家，而且不得不在她那儿过夜。我只好听希尔施没完没了地演奏即兴曲，同时看着阿兹利亚胡闹和斯特朗先生发窘，最后还得跟他们一起分享兔肉糜，由于查理[1]在场，兔肉糜被吃个精光。这个傻瓜买了一块价值8畿尼的浮雕玉石，并把我的照片嵌在里面，我很生气，妈妈却认为没什么！他向你问好。
耶稣受难日你没有在，简直不能宽恕你。这儿吃奶油圆珠蛋糕[2]的人们胃口小得可怜，于是整个担子全落在我的肩上。虽然没有人帮忙，但我得保持这个已经有二十年的荣誉呀，你知道，我比谁都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不过男主角总得需要有一个女主角来配合，在空荡荡的舞台上唱独角戏总是不带劲的。尽管在这方面我同平时一样，很少考虑会出现什么后果，而且为了保住“家庭的荣誉”，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大堆蛋糕，但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使演出获得成功的。妈妈和海伦[3]在扮演她们的角色时则热情不高，勇气不大，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我实话告诉你，我险些儿因“十字架装得太多”而给撑死。
我还没有给查莱[4]写过一行字，他生气了，我只得跟他讲和。再说，为什么给你们写信呢？我不写吧，你们要说我懒惰；我写了，你们又会说我写得差劲。好吧，就把我以上胡乱涂写的东西算作是我想让别人听我说的话吧。就此搁笔了，等我再有这种愿望，有话要说的时候再给你们写信。
爱你的劳拉·马克思
现在可能有一个邮箱正行进在前往马尔吉特的路上。如果是这样，你将收到一本名叫《黛尔菲娜》[5]的书（妈妈一定让我寄给你，她说让你抽空看看，但我想你未必喜欢，因为故事结束的时候，正是人们特别希望故事往下发展的时候）。书里夹着一封内莉·肯宁安[6]的来信。实际上我没有读这封信，我只不过把信封拆开看了看有没有艾丽斯给我的附言。正象你唱的那首关于一个寡妇的歌曲（乐曲我只模糊记得一点）里说的那样，似乎人们已经把我忘了。
《黛尔菲娜》是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你要爱惜点。我自然还没有读过这本书。
再见吧。
你的感冒还这么厉害，我很难过。我的感冒已使我到了听不清，看不见，说不出话的程度。
你一看我的字迹便知道，因为感冒，我的右手已经不灵活了上帝保佑。
我写得很匆忙，一定有不少错！
[1]查理·曼宁1865年5月1日曾向劳拉求婚，但没有成功。
[2]按风俗习惯，复活节的时候，在每个奶油圆珠蛋糕上用餐刀划一个十字架图案，同时要进行比赛，看谁吃的多。〔一般在吃以前划十字。肚子里装了许多十字架就是说吃了许多圆床蛋糕。这类蛋糕大小不等，但多为球形。——译者〕
[3]海伦·德穆特是马克思家的保姆和忠实的朋友，也叫尼姆或尼米。
[4]查莱是女儿们给马克思起的诸多绰号之一，她们还管他叫查尔莱，摩尔（摩尔人），主人或老尼克（魔鬼）〔应为“家神”——译者〕。
[5]可能是德·斯塔尔夫人的小说。
[6]艾丽斯·肯宁安和内莉·肯宁安是燕妮和劳拉的朋友。 |
1．爱琳娜致卡尔·马克思（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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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
爱琳娜写这封信的时候才11岁。1866年3月14日马克思离家去马尔吉特休养，当时他得了一场恶性的痈病。他下榻的旅馆在这个季节比较空，有一个住客的举止使他感到蹊跷，起先马克思以为这是一个瞎子，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个聋子。于是马克思第二天就换了住所，寄住在一位名叫格拉赫的夫人家里，尽管这位夫人聋得厉害，但他感到十分满意。他这次疗养户外活动很多，有使人心旷神怡的海水浴（在三月？），还有远足等等。只是因为答应过参加女儿们3月22日举行的招待会，他才不得不中断这次休养。这次社交活动结束以后，他立即回到马尔吉特，因为爱琳娜和燕妮也要到那里同他团聚。马克思于4月10日回到伦敦。
爱莉只是爱琳娜诸多的别名之一。后来她只留下一个别名：杜西，她用这个名字签署书信，在这本通信集里这个名字处处可见，因此我们在讲到爱琳娜的时候干脆用这个称呼。在书信中她总是那样的朴实和坦率。
1．
爱琳娜致卡尔·马克思
1866年3月19日于莫丹那
别墅1号
我亲爱的爸爸：
既然燕妮要给你写信，我可以顺便附上几句话。你最初的奇遇真好玩。你居然把一个聋子错当成一个瞎子，这是异乎寻常的事。我感到惊讶的是，你的到达并没有打通“聋子的耳朵”。我很清楚，你单独和一个你以为是瞎子而实际上是聋子的人呆在一起是非常别扭的。
卡尔·马克思，蹩脚的哲学博士[1]，现在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星期四回来。
那么再见吧。
爱你的爱莉
劳拉（时年21岁）写信给她的姐姐燕妮（22岁）。这时，燕妮带着杜西到马尔吉特看望马克思去了。
[1]小爱琳娜学大人的样同他的爸爸逗趣。——译者 |
卡尔·马克思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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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的后代 |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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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卡尔·马克思的外曾孙马赛尔—沙尔·龙格交给埃米尔·博蒂热利339件文献，我们在这里发表的1866—1898年间的信札就是这批文献的一部分。这些书信编入了《博蒂热利丛书》，埃米尔·博蒂热利始终慷慨地提供给研究人员查阅，因此他们已熟知其内容，在某些著作中提到过这些书信，或者发表过部分信件的摘录。
为了使发表的信札保持连贯性，我们只得作出选择，把写给他人的信或他人的来信全部删去，只保留马克思女儿女婿们之间来往的信件。这本通讯集中的书信虽然有些没有注明日期，但总的来看，不仅使人们了解到通信者的亲属关系，而且了解到他们的兴趣和忧虑。对他们来说，家庭事务和政治事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十多年前，我们的朋友博蒂热利委托我辨认这些书信的字迹。他因为忙于教学任务、研究工作以及主持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出版，推迟了这本通信集的出版计划，似乎认为以后会有时间来做的。但他于1975年逝世了。这不仅对他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而且在他专门研究的领域里也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白。于是他的妻子马塞尔·博蒂热利—蒂丝朗夫人要我接替这项中断了的工作。
我们尽可能地设想他原先打算出版这本通信集的形式。并把这项成果献给他作为纪念，我们怀念这个慷慨大度、朝气蓬勃的人，他生前是如此充满活力，以致我们很难感到是在谈论一位故友。
在我们介绍的书信中，有一部分几经辗转，已残缺不全，另有一部分，我们则有意删去了其中一些没有价值的段落。还有一些书信没有签署日期，我们根据信的内容大概地、至少是近似地推算了日期，凡属这样的情况我们都在信的开头把日期打上括号。为了不使注释过于冗长繁杂，我们把所有的人名列在本书最后的简介中。书信原件中用法文书写的词或词组用黑体字印刷，而通信者划着重线的词均用斜体字。[1]
我愿在此向博蒂热利·蒂丝朗夫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她慷慨友好地让我出入他丈夫的材料丰富同时又具有科学性的图书室。
最后我要指出，伊冯娜·卡普在伦敦劳伦斯-威沙特出版社出版的《爱琳娜·马克思》一书资料非常丰富，很有人情味，使我获益匪浅，谨此致谢，否则我就问心有愧了。
奥·梅[2]
[1]本译文中均加着重点。
[2]奥尔嘉·梅耶。——译者 |
封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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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介绍
【封2】
燕妮·马克思（JennyMarx1844—1883）——-马克思的大女儿，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1872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
劳拉·马克思（LauraMarx1845—1911）——马克思的二女儿，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8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
爱琳娜·马克思（EleanorMarx1855—1898）——马克思的小女儿，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84年起为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
【封3】
本书收入的106封书信，主要是马克思三个女儿于1866年至1898年写的家信，一部分是给父母的，绝大多数是姊妹间的通信。这些书信，除少数被引用过以外，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我们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一家三十二年中的斗争、工作和家庭日常生活。
这些信的内容涉及面相当广，如普法战争、巴黎公社、1889年第二国际的成立、历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反对可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特别是英国的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马克思著作的出版情况等等都谈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伟大贡献，也有较多的叙述。 |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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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本书收入马克思三个女儿于1866年至1898年写的信（包括她们的丈夫写的）共106封。其中有一些是给父母亲的，绝大多数是姊妹间的来往函件。这些书信，除少数被引用过以外，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我们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一家三十二年中的革命活动和日常琐事。
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热情地帮助父亲从事伟大的革命事业。大女儿燕妮在她父亲写《资本论》的时候，为他搜集和翻译了大量资料。为支援爱尔兰革命，她写了许多杰出的文章。二女儿劳拉是法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拉法格的妻子，是丈夫在保卫法国无产者利益的斗争中最忠实的战友。她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法文和其他文字。恩格斯称赞她是“了不起的翻译家”。三女儿爱琳娜是英国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和政治家，经常出入于伦敦东区贫民窟，伦敦的工人称她为“我们的妈妈”。她是这本通信集的主要作者，写了69封。
这些信的内容，涉及面相当广，普法战争、巴黎公社、1889年第二国际的成立、历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反对可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特别是英国的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马克恩著作的出版情况等等，都谈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伟大贡献，这里也有较多的叙述。
本书译文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李其庆、宋琦同志校订。每页脚注中，少数为译者注，其余都是编者加的。为简略起见，一律省去“编者注”字样。 |
第三章声画结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与记者谈话录（1979）
第三章声画结合
“我怎样，又为什么离开这个伟大的爱情，而其他人——他们同我一样正直——仍旧留在那里呢？”伊文思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还得谈一些事情。我们谈到什么地方了？”
——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伦敦的荷兰政府因为我太左，拒绝我为它效劳。但是，流亡澳大利亚的荷兰东印度政府，在一九四四年任命我为高级电影专员。我同你说过，这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阶段。印度尼西亚自己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了。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了：“让我们帮助印度尼西亚人民赢得独立”，于是我的委任状立即就被撤销。
我拍了《印度尼西亚在召唤》，表现指定开往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商船的船员，团结一致，拒绝驶离澳大利亚港口。事后，我被困在悉尼，七年没有护照，而我想回欧洲。幸而让·潘勒韦请我来拍一部科学影片，替我搞了签证，把我解救出来。
我应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界的邀请，在几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前后住了九年（有间断）。为了社会主义，我在那里又碰了一次运气。在《最初的几年》中，我以三个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为例，表现经济如何得以改造。有一段是在南斯拉夫拍的，但是南斯拉夫走了另一条道路，这一段就没有用上。我把片盒用绳子捆好，埋在地窖里（后来再也找不到了）。我接受这个做法，因为我追随一条十分明确、十分忠实的路线。理想依然真实而可靠，裂缝还没有产生。
后来，随着冷战，人们看到两大意识形态强国进行较量。胜利主义，错误的宣传也沾染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没有证件，我不得不留在那儿。我感到那儿不是我的岗位。我看到官僚主义生根了。从此，我选择国际问题的主题——重新考虑某些国际问题，这是一种防卫手段。所以，我发现了危险，而且接受这个危险。这是个人问题。
多亏乔治·萨杜尔和吕塔·萨杜尔介绍我同钱拉·菲利普见面，我期待的返回西方的桥梁有了。我见了这位艺术家。他梦想拍一部机灵鬼蒂尔的影片，机灵鬼蒂尔是我国民族独立英雄。我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对这样一个计划会资助的。不料我就此夹在巴黎的阿里阿纳电影公司和柏林的德发电影制片厂之间，在两城之间来回奔走足有二十次！我花了许多时间解决合作问题，摄制工作就很少参加。
——你既然看到危险，知道真实情况，为什么不说？
——所有这些都比人们想象的更微妙。真实情况有时得服从大局，如果它与别人的命运有关，有时候你就不能把它完全说出来。在西班牙你就无权谈民主军队的弱点，因为这就帮了法西斯的忙。我们同海明威[1]谈得很多，他当时为报纸撰稿就十分小心。
我有时候考虑我是怎样一个人，我就出去同别人在一起，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真情实况只能接近，它从来不是绝对的，它的四周有许多因素。但是我没有说实情之实情的奢望，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玩弄真情实况。
从此就看到了下坡路。就个人而言，下坡路有时表现为软弱和为一时的利益丧失原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下坡路是从斯大林开始，从审查开始的。开始你还不知道，后来你就不愿意知道，你想解释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你把领导人的智慧和纯洁理想化。这就是我们的错误。现在我看得出这些错误了。我对生活又充满了信心，因为有些当，年轻人不会再上。当然他们会上别的当，这也有好处。
入侵匈牙利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怀疑，但是我想，真够。一九五六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玛斯琳·罗丽丹已经脱了党（到布拉格事件就完全清楚了）。但是你要知道，肩上没有三十年党龄要好受多了。
作为对东方发生的事情的反抗，我拍了《塞纳河》。请注意，这并不说明“我是自由的，我是抒情的”。
我在西方如鱼得水，悠游自如。解放运动，国际题材的工作：古巴、马里、意大利的马太，会见阿连德，应邀访问圣地亚哥（一九六四年，阿连德竞选失败，但是我把我的影片取名为《胜利的列车》，四年之后，列车到达了），日子过得很愉快，我没有后悔为什么不在法国，不在阿尔及利亚[2]。我们所去的地方都要冒风险，我们冒了风险。因此，我对我的摄制组苛求了。
再说怀疑与日俱增。最厉害的一着是在一九六〇年，对待中国。中国党和苏联党曾经是兄弟党，他们甚至合作搞过原子弹。然而关系破裂了。二十四小时之内，赫鲁晓夫撤回全部专家、顾问，带走计划、图纸。有的俄国工程师都哭了。我在华北看到空荡荡的造了一半的建筑物，真是现代废墟。我感到这是犯罪，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还有别的东西。后来我又去莫斯科，我看到电影界同事们关心汽车、房子比关心政治为重。一九三〇年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情况。
再谈更近一些的事。一九六七年，我带着我的影片《天空和土地》去苏联放映。你们为越南做些什么呢？工人们什么也不谈，他们说：“这种事由上面去管。”
越南电影工作者没有任何器材。我对莫斯科说，运一些编辑机去。在法国，克里斯·马克尔他们给了。荷兰也给了。苏联人什么也没有给。我是一个讲实际的人，我碰到的事心中有数。
后来，事态发展得更快。莫斯科只是部分发表它同小国的分歧。中国全文发表苏联论点。我年轻的时候，人们说托洛茨基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人们跟着布尔什维克说，而没有看过他的文章，这是我们的局限。
我在莱比锡同他们彻底决裂了。有些青年人因为去看了六八年的影片而被开除出电影学院。这些影片里有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像片。他们从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德国人民。
可是我从前还说，工人既然有了政权，就不罢工了……
我没有写理论文章，我继续干我的工作。我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安全感。这是一个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的过程。我避免同人会面，避免长时间的谈话。人们见我同苏联疏远了，同我见面也就少了。苏联电影工作者就此不同我通信。古巴人有时同我通个电话。既然我从来没有入党，也就没有被开除出党，也不会遇到和同一个支部的同志见面不再打招呼的情况。为了使心里更踏实，我又读了马克思，毛和列宁的者作。我也读了青年哲学家们的著作。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曾经接近苏联，为什么又不接近了。这段解释很长，也很必要。但是我不希望它在这次谈话中占太多的篇幅。
——我们能不能谈谈女人和爱情？
——同我一起生活过的女人很重要，因为我的私生活总是同我的工作、同电影连在一起的。但是，说实在的，人们很少谈及，好象可以一方面是男人，另一方面是战斗的电影工作者，两者各不相干似的。而我以前也不谈。我在柏林遇到的女摄影师是一九二三年离开苏联的。她险些被处死，后来一度想自杀。她象抓住大树一样地抓住我。我同她一起度过了这样一段时期，我就象陪着心爱的人渡河一样，把她带回现实生活来。后来我遇到了阿内克，一个认真而谦虚的画家，他教我如何欣赏自然景色。与此同时，我结识了埃莱娜·冯·登根。她是剪辑师，我们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一年在一起工作。后来就是玛丽荣，一个美国摄影师，她参加了那次在澳大利亚发生的印度尼西亚事件，也参加了《最初的年月》的工作。在波兰我娶了埃娃，一个诗人，她翻译艾吕雅[3]、希克梅特[4]、贝克特[5]等人的作品。
六十年代初，在观看让·鲁什[6]的《一个夏天的逸事》的时候，我爱上了玛斯琳·罗丽丹，而且现在仍爱着她。我们的结合也是声画结合。我们有胆量在一起拍了一部长达十二小时的影片。
——你为什么没有孩子？
——我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职业革命家最好没有孩子。但是我干过冒险的事情，有点冒险家的味道，不能有牵挂。总之，不能认为我的影片就是我的孩子。传宗接代和留芳百世的念头在我是很陌生的。
出于利他主义，有的共产党人说过：“我为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欢乐歌唱的明天而工作。”而我，我为了幸福，为了立刻看得见的结果而工作。欢乐歌唱的明天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我拍的影片就是为了今天能够在人们心里燃烧。
——你喜欢离群索居吗？
——我独自一人作过许多旅行。我从来不会感到无聊。这不是说我是一个爱沉思的人。现在仍然如此。我有时候出去三个星期，回来的时候，玛斯琳·罗丽丹对我说：“怎么样了？你在想什么？”我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步行走了一阵，我注意到在某个地方总是那只鸟在叫。我的眼力很好，什么东西一动，我立刻就能看见。
我也能忘掉一切，把思想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在柏林的时候，我简直疯了，我想理解爱因斯坦，结果电车一辆辆驶过，我都错过了。
——钱的问题怎么样？你是否总是有过日子和干工作的钱？
——我总是有足够的钱过日子，今年多些，明年少些。影片总是难搞，主要取决于经费。去西班牙和去中国拍片，是靠募款，去智利、古巴和苏联拍片是应邀，影片是订拍的。上一部影片的收入不够我拍下一部影片。在经营上，我丝毫没有赚钱，但是《在瓦尔帕来索[7]》获得了奖金。为了拍《十七度线》，我们把自己住的那套房间作抵押贷款，后来我们靠卖照片过了一年。为了《愚公》，我们不得不自己负担在全世界发行的费用。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只要我能工作下去，不管多久都能过得去。
十二年来，我一直住在老地方。但是以前是住旅馆租房子，想走就走，不带任何东西。我从来没有定居过，孑然一身，到处为家。所到之处，总是遇到热情，因为我爱一个女人。我们今天在这个旅馆谈话，如果哪一天我需要在这里住下来，很好，我就象一头猫，马上就会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你为阿姆斯特丹的展览会选了十一部关键影片。在你的其他影片中，有没有已经被你否定的？
——这个星期我特别喜欢这部影片，下个星期特别喜欢另一部。不过，我全都喜欢，对它们都非常有感情的。《新地》（1934年）这部影片，我相信我已经看过两千遍。请我到大学，到俱乐部去的人们，他们不知道我对自己的影片是十分熟悉的。不过这也不碍事，我每看一遍部是追忆往事的机会。
——我们一起重看了一遍《意大利不是穷国》第二部。有些镜头你不喜欢。订拍的影片是否对你有诸多限制？
——订拍的影片我搞得不多。大多数是我自己想搞的，针对某一具体情况而拍的。总而言之，老是一个人唱独脚戏。
有过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这是真的。为菲利普无线电公司拍片时（1931年），我答应不出工厂范围，不谈工人的家庭生活。为了拍摄《在瓦尔帕来索》，我向学生们解释，瓦尔帕来索的实际情况，就是码头工人的贫穷生活，就是他们的激烈斗争。按理应该把这个情况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更深刻。但是这是大学当局订拍的影片，如果这样做，学生们很可能被开除。极左派说：“你是机会主义。”我说：“好吧，你们说是就是吧。”
我可以在订拍的影片中搞含沙射影，但是做事要老实。拿了鹿特丹的钱就不能谈码头工人的生活条件，除非我不答应为它拍片。我在接受马太关于拍摄三部意大利能源问题的影片的要求之前，作了认真的考虑，马太当时领导意大利国营石油企业。我之所以答应，是因为这属于反对美国垄断的斗争范围。后来，在电视上放映时禁映关于意大利南方的第二部，我就把我的名字从片头字幕上撤掉了。
[1]ErnestHemingway，1898—1961，美国作家。——译注
[2]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同时，法国国内反战运动高涨。——译注
[3]PaulÉluard，1895—1952，法国诗人。——译注
[4]Hikmet，土耳其诗人。——译注
[5]SamuelBeckett，1906—，爱尔兰剧作家。——译注
[6]JeanRouch,1917—，法国电影导演。——译注
[7]智利城市名。——译注 |
第二章仍然相信世界立刻革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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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仍然相信世界立刻革命的地方
“我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荷兰人，一九二三年到柏林学摄影化学，”伊文思说，“一九二三年，通货大膨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成立，德国皇帝进监狱，格罗茨[1]的讽刺象闻名于世，德国签凡尔赛和约受序。
“凡是有正义感的人，无不向往一个人们能在一起工作的世界，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理论上，这是很自然的，对我来说，无政府主义同和平主义是连在一起的。你看过送皮杜中心的‘巴黎——柏林展览会’吧？我当时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中。那时我是一个大学生，我发现了埃格林、鲁特曼[2]、皮斯卡托[3]的人民舞台、舍恩贝格[4]、欣德米特[5]、艾斯勒和绘画革命。
“但是我看到社会党政府，施特雷泽曼[6]，拉特瑙[7]都不行。一九二四年，我在德累斯顿的伊卡照相电影器材厂实习。城里发生示威游行，社会民主党镇压人民运动凶狠毒辣。我埋怨自己没有参加直接的活动，于是我把指挥刀退还荷兰女皇，声明不愿再当军官了[8]。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决裂，因为无论如何，这把刀我是用过的。
“我参加示威游行，与同我一起工作的工人们站在一起。我看到共产党人的要求十分具体，这就促使我接近他们。我开始读列宁的早期著作，读他在革命初期写的文章。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对我说：‘列宁背叛了革命，巴枯宁是最伟大的作家，苏联处决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个政权问题。武装革命打碎社会之后怎么办？怎样对付现存的庞大的统治机器？我相信共产党人有办法。
“我没有加人德国共产党。我为他们在莱比锡和柏林之间运禁映的影片。这很好，因为这个工作很具体。但是我有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后来我又回到父亲的企业，做技术主任。”
——你同家庭的关系怎么样？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我有两个兄弟，两个姊妹），父亲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人，思想是十九世纪的。全部财产就是这个家庭企业卡比公司。哥哥学医，这已经是一个牺牲。父亲是这样想的：“我为科学牺牲了儿子”。他身后，母亲和两个妹妹怎么过呢？我是次子。我想走政治和艺术道路，这就在家里引起了一场风波，因为父亲要我继承他的事业。但是我没有商业头脑，对于买卖毫无兴趣。
我和哥哥的关系，就好象凡·高[9]和他的哥哥一样。哥哥支持我不从父命，同时又使我不担背叛家庭的思想负。
——在离开卡比公司之前，你的生活情况怎样？
——我在阿姆斯特丹父亲的一个铺子里做技术主任。我大量地读书，听音乐。我对斯特拉文斯基[10]爱之入迷，就象你们现在迷上了滚石乐队[11]一样。我当时过着两种生活：白天做生意，晚上同大学生、画家、雕刻家、诗人们在一起。我在柏林的时候遇到一个女摄影师，在阿姆斯特丹她就同我在一起。过的是放浪不羁的生活，什么也不需要。
艺术在发展，电影也有先锋派。当时还没有想到大规模生产电影赚钱。好莱坞简直是当代一怪。人们看爱泼斯坦[12]，日耳曼·杜拉克[13]，曼·雷，卡瓦尔康蒂[14]，雷诺阿[15]，雷内·克莱尔[16]等人的影片。人们发现了苏联革命时期拍的现实主义影片。为了看普多夫金（他后来到阿姆斯特丹来过）的《母亲》，因为怕检查，我只能用两台手提式放映机在夜里放映。就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了我唯一真正喜爱的影片。还有《战舰波将金号》。这是一大发现，于是同大学生们一起组织了一个俱乐部性质的电影协会，为我们喜爱的影片辩护。
我不是艺术界出身，是一个继承父业的工程师。怎样才能进入影坛？于是我开始进行纯美学的研究和尝试，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我进步得更快，我还没有把这些活动结合起来。
——你是工程师，也是知识分子。你同荷兰共产党的关系怎样？
——我在意识形态上，在唯物主义哲学上，同共产党很接近。但是我不愿意承担入党后的全部后果。我当时不在工厂里工作，而在经商。我将一辈子留在党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觉悟不比别人低。我认为我看得很清楚，这是工人的政党，没有我立足之地。
我每天看共产党报纸，好比现在看《解放报》，可以看到别的报纸不登的消息。当时界限非常分明，一边是资本主义，一边是共产主义。社会党人漂在资产阶级一边。
对我来说，我的生活很完美，我非常幸福。一九二八年，我完成了一部表现动作的习作《桥》。接着在一九二九年拍了《雨》，这个片子我父亲还能接受。一九三〇年，由于普多夫金的关系，我应邀访问苏联。
在那里，他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是无产阶级的天下，所有的人都戴鸭舌帽。人们坚信工人阶级有伟大的才能，人类已经赢得的东西，工人阶级能把它推到最高水平。这是最有朝气、最自觉的阶级。我看到的东西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创作灵感如泉涌。坏事我见得不多，内战我能接受，在人类历史上这样伟大的转折关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我回到荷兰的时候，就象十年前从中国回来时一样，是寥寥可数的几个到过苏联的荷兰人之一。我到处做报告，人们同我握手，因为我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探察。父亲很不高兴，因为顾客们会有什么看法呢？
第二次访苏（一九三二年）更进一步激起了我的热情，同时，要通过电影使人们考虑问题、使人们行动起来这个念头，更强烈了。一九三二年的苏联，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十分贫穷。他们已经考虑到德国会进攻。我开始懂得，一个相信自己的革命的国家，可能遭受多少苦难。
有人要求我拍一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影片。计划订得太笼统，普多夫金就为我出主意：“你为什么不抓住一个方面拍呢？”我到处跑，最后发现了乌拉尔的青年。年龄最大的工程师只有二十四岁。天气寒冷，住在木棚里。跳蚤成患。建设一个国家困难重重，但是人们意志顽强。劳累算不了什么，人们知道在朝一个目标前进。以后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犯了错误。
接着，我生平最有趣味的篇章之一开始了。我的头几部影片在巴黎的“28号摄影棚”[17]和“于絮琳修女院”[18]上映以后，在作家和艺术家中，获得很大的成功。在他们看来，我是荷兰绝无仅有的先驱者。一九三三年，亨利·斯托克邀我同他一起拍比利时博里纳奇矿工罢工的后果。技术上我是在行的，但是我突然处在一个斗争的环境面前，我的摄影机变得十分胆怯，十分呆板。
《博里纳奇》是我第一部“考虑问题的”影片。它控诉社会制度，揭露贫穷的根源。有人说：“这不是艺术。尤里斯·伊文思以前是个艺术家，现在完了”。于是，在荷兰再也没有人要我干了。
——几年之后，你应邀去美国演讲，谈你的影片。对你来说，这个世界是苏联的对立面，实地一看情况如何？
——我还记得纽约，建筑物高耸入云。后来，我告诉普雷韦尔，那里有自助餐厅，他还不相信。他对我说：“这个东西没有灵魂，不是生活。”一九三九年我同他谈起脱衣舞，他也是不相信。我想：“你错了，这里也马上就会来的。”但是后来因为战争而就耽搁了一下。
我带着我的划分世界的理论到了美国，发现那里资本主义正处于发展的顶峰。我把我的阶级斗争公式套到种族问题上，这个公式到处都能适用，懒人可以因此而满足。我很懒，但是慢慢地，老一套说法一个个站不住脚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出现在我面前。
面对这个富有、效率高，但是没有传统的国家，任何欧洲人都怀有一种优越感。如果说政治上美国是一个潜在的敌人，但是人们知道，在美国这个世界里，不是一切都是如此愚蠢的，例如听到人家谈起的波洛克[19]。我发现纽约有文化生活，我也知道，一旦发现某人有才华，就把他送到好莱坞，在那里把他毁了。
好莱坞影片的情感主义，我同你说过，我们是反对的。当时的好莱坞是一个幻梦制造厂。但是话也得说回来，在它雇佣的五万人中间，也有些作家、编剧、导演和摄影师是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他们在那里也是出于无奈。
在好莱坞，我受到一个接待委员会的招待，有克伦威尔、金·维多[20]、福特[21]、马歇尔等人。他们看过我的全部影片：《桥》、《雨》、《英雄之歌》、《新地》、《博里纳奇》。他们对我的影片的评价，以及多斯·巴索斯[22]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评价，都要比欧洲人高得多。
我很快学会了英语，熟悉了环境。我介绍苏联的情况，因为我是仅有的到过苏联的几个人之一。在好莱坞，做左派是很时髦的，是和反法西斯斗争的早期活动连在一起的。他们一边三千美元周薪，一边听马克思主义的课。
——那个时期，人们还在想世界立刻革命的可能性……在想起来，这些指导你一切行动的幻想真是奇怪。
——三十年代未，你认为哪个国家是你的祖国？你为什么没有在苏联定居？
——我当时漂泊不定，失去了经济基础，离开了父亲的企业。我不愿意留在苏联（我又去过第三次）。我想，你们进行了革命，但是我们还没有。我的斗争岗位在西方。我坚持保留了荷兰护照。有一次，钱拉·菲利普[23]对我说：“你终究仍旧是荷兰人。”我不理解这个“终究”是什么意思。当时，我在法国有所依恋，不过仅是精神上的关系，合不到一起。我是国际主义者，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四年期间，美国是支持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中心，就象后来的反帝斗争集中在越南问题上一样。
——你没有想参加人民阵线[24]吗？
——布鲁姆[25]背信弃义。说他背信弃义还不够。但是这也很容易理解，他代表着社会民主党的利益。
——那未你是一个战斗的电影工作者？
——我是一个用影片表达思想的国际战土。我不是政治家。在考虑工作时有时候很教条，但是现实马上会纠正这种情况，于是影片就通人情了。我是作为反法西斯战土，探索工人阶级和党的作用而到西班牙去的。美国人莉莲·海尔曼和多斯·巴索斯给我一个剧本。但是在巴伦西亚[26]我意识到：你在这里干什么？人们正在战斗，快到前线去。
即使在中国，我们也没有剧本。在我看来问题在于要向现实进攻，因为现实会使你着慌，你会掌握不住它，这是个危险，你需要防卫，就得进攻。同现实的这一种关系，画家、音乐家就有。
我从来不喜欢写作。我写过《摄影机和我》，因为当时正失业。这很困难。然而搞电影，我就心中有数，我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是碰机会凑巧，那个是趣味不雅。但是，我不是完美主义者（如果一组镜头不满意，又无法重拍，我就设法在剪辑时加强前面或后面的镜头）。在剪辑《西班牙的土地》时，要是再有三个月时间，我就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没有时间，我要行动，影片是武器，它不能出得太迟。
继《四班牙的土地》和《四万万人民》之后（两片都是知识分子组织资助的），有人向我订拍几部关于“新政”的片。美国当时的“新政”就象你们的左翼联盟[27]。它投入了最精锐的力景。这种精神产生于危机之后，现在已经消失了。罗斯福上台，安排失业人员就业。
罗斯福计划是建设计划，要拯救一个国家，不是小事情，不能骗人。然而“新政”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毕竟是资本主义。我在一部关于新边境的影片中开始揭示这个问题，这部影片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了。
——你当时仍旧是亲苏派？
——我对我的观念始终不渝：苏联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我同美国共产党人谈得很多，我同真正的反法西斯流亡者（布莱希特[28]，艾斯勒）保持联系。
我同情所有的左派运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直到去年我才能重访美国。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〇年期间，麦卡锡委员会（尼克松也在其中）提的一系列问题中，就有一个是：“你是否认识或曾经与伊文思先生交往过？”如果认识，就证明你曾经资助中国和西班牙。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进攻苏联，美国尚未参战。他们要等到十一月，日本人进攻之后才参战。为了动员美国舆论，我们同路易斯·迈尔斯顿一起拍了《我们的俄国战线》。必须赢得这场战争，这样苏联将更强大，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将更广泛。后来，我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了六个月书。格里尔森[29]邀我到北大西洋去拍一部关于加拿大舰队的影片（同时，弗兰克·卡普拉[30]请我参加陆军电影署，可惜晚了）。
——你选拍了什么东西？
——我不能一下子什么都抓。我选择了潜艇，拍了攻击和战士努力防御的镜头。我需要两场戏，超过就是故事片了。因为纪录片有它的限度（尽管我说的常常相反）。四个月中，我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观察，理解时刻威胁着人们的危险和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幻秘。但是我无法全部都表现出来。
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仍旧在那里，是不会消失的，而且以后会对你更慷慨。如果你真正体验了它，你一定能够再把它拣起来，再现它。限度是要找的，因此我谈我的经验。不过，如果你明天证明我错了……
——经验不是永远正确的吗？
——经验不是永远正确的。一九六八年的运动[31]中，经验没有用了。在智利，在古巴，我也感到应该慎重对待一生的教训。孩子总得生下来。
[1]GeorgeGrosz，1893—1959，德国画家。——译注
[2]WaltherRuttmann，1887—1941，德国电影导演。——译注
[3]ErwinPiscator，德国导演，1924年创立人民舞台。——译注
[4]ArnoldSchoenberg，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译注
[5]PaulHindemith，1895—，德国作曲家。——译注
[6]GustavStresemann，1923年到1929年德国外交部长。——译注
[7]WaltherRathenau，1922年德国外交部长。——译注
[8]伊文思于1917年应征入伍，服兵役两年。——译注
[9]VanGogh，1853—1890，荷兰画家。——译注
[10]Stravinsky，1882—？，美籍俄国作曲家。——译注
[11]RollingStones，英国摇摆舞乐队。——译注
[12]JeanEpstein，1899—1953，法国电影导演。——译注
[13]GermaineDulac，1882—1942，法国电影导演。——译注
[14]AlbertoCavalcanti，1897—，巴西电影导演。——译注
[15]JeanRenoir，1894—1979，法国电影导演。——译注
[16]RenéClair，1898—，法国电影导演。——译注
[17]、[18]两家专门放映各艺术流派影片的电影院。——译注
[19]JacksonPollock，1912—1956，美国画家。——译注
[20]KingVidor，1894—，美国电影导演——译注
[21]JohnFord，1895—1973，美国电影导演。——译注
[22]DosPassos，1896—1970，美国作家。——译注
[23]GérardPhilipe，1922—1959，法国电影演员。——译注
[24]指一九三六年法国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党组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译注
[25]Léon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袖，一九三六年人民阵线政府首脑。——译注
[26]Valence，西班牙港口。——译注
[27]指一九七二年法国社会党、共产党和左翼激进党组成的联盟。——译注
[28]BertoltBrecht，1898—1956，德国剧作家。——译注
[29]JohnGrierson，1898—1972，英国电影导演。——译注
[30]FranckCapra，1897生，美国电影导演。——译注
[31]指一九六八年的法国学生运动。——译注 |
第一章不存在一会儿是艺术家，一会儿是政治活动分子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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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不存在一会儿是艺术家，一会儿是政治活动分子这种情况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电影”，尤里斯·伊文思说，“是在一九〇八年。请不必惊讶，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对我讲布尔战争[1]了。我当时十岁，住在尼迈格。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表演马术的或者看手相的旁边，有时候有两个大帐篷，那就是电影场。这真叫我惊奇，我在外边也能听得见。上映的是梅里埃[2]的影片或西部片。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于是我在一九一一年，用一架在我父亲的店铺里找到的旧的木匣摄影机，拍了一部影片。父亲和祖父一样，是照相师。当时有两条道路。梅里埃给人的印象很深，但是太难。于是我让全家扮演角色，拍一部印第安人影片。尼迈格不是典型的荷兰风光，有一些土山。
“一九——年，有了一家电影院，叫做‘芝加哥’，我看了第一部《宾虚》和一些意大利浪漫派故事片。之后，我一直继续下去，从未脱离电影和照相，因为我在研究技术和摄影化学。到一九二八年我才正式‘下海’。”
——我们是否跳一跳，跳过五十年。最近电视上播送了你的最新影片《愚公移山》片断。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这一代人，什么新发明都看到了，电话、电灯、无线电，什么奇迹都看到了。至于电视，它的发展过程稍微慢了一些。
我从来不认为电视和电影之间有真正的矛盾。电视是一种传输手段，我可以通过它扩大同观众的接触（即使不在质量上，至少在数量上）。尺寸大小没有多大关系，问题是进电影院要买门票，而电视机就在厨房里，那里观众更自在。电影想要吸引观众，就得用别的方法。
我的影片同人们有着有机的联系，对电视很合适。不过，我要是专门为电视拍片，就要拍得更有魅力。无论如何，银幕换成了荧光屏，你就得重新考虑空间布局，你得知道你的大空间在荧光屏上放映时效果就不一样了，而且声音也会产生完全出乎预料的效果。
我一直考虑：谁看我的影片？在什么条件下看？这个影片是为谁拍的？影片拍成之后放映，我就关注外界反应如何。关于《愚公》，我和玛斯琳·罗丽丹是这样想的：这部影片要面向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广大观众。构思就从这点出发，一切都从这点出发。
——你是否每次都选择最广泛的观众？
——不是每次。例如《寒冷的西北风》就是我试图拍得尽可能紧凑的一部影片，表现了我对风的感觉，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影片里找到他的东西，它可以是革命，是爱情，是力量，或者是气象要素。这些东西就有深度了。
在中国拍片，我们的表现手法就十分朴素，因为需要朴素。我们拍摄日常生活，是书本里没有的日常生活，甚至中国人也没有拍过的。我们投入了报道，传输。
这不同于艺术片，不同于《塞纳河和巴黎相逢》中巴黎人与河的关系，我在那里可以任意而为，因为你远离具体事物，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拍。那部影片是乔治·萨杜尔[3]先有念头，普雷韦尔[4]受到启发，替它配了一首诗。普雷韦尔对我说：“你看到了我没有看到的东西。”于是他就做了一首诗。后来，我可以自由地对待他的原文。
不幸由此而产生把我一分为二的错误看法。有人说伊文思有时拍政治宣传片，同罢工、同人民解放事业连在一起，有时拍艺术片。二十年前在荷兰有人说：“伊文思只拍过两部影片，即一九二九年的《雨》和一九五七年的《塞纳河》，两片之间，他把自己出卖给工人阶级了。”
不存在一会儿是艺术家，一会儿是意识形态家的情形。我不过在某些时候需要搞搞别的东西而已。拍大自然不等于逃避现实。我下一部影片将接近大自然，而同历史的敏感点的直接联系少一些。
——人们在阿姆斯特丹庆祝你从事电影工作五十周年纪念，同时庆祝你八十寿辰……
——我是十一月八日生的，生肖属蝎子。……你信不信生肖？我什么都相信。我相信中国，不仅相信文化革命，而且相信更深刻的东西，文化、艺术、哲学。他们的哲学永远在运动，是真正辩证的，是货真价实的唯物主义。
——你一生是否只有一个哲学？
——我的人生观确实是唯物主义的。我出生于天主教家庭。我曾经看见有些人重新皈依青年时代的宗教。而我一九三三年在博里纳奇[5]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选择了工人阶级的事业。
我认为每个人一生之中都有一个使他转变的“博里纳奇”。拍这部影片之前，我从事美学研究。后来我领悟到这是一条死胡同。知识分子应该而对生活。这样做对艺术家有帮助，同时也为他规定一个范围。
我一贯力图避免拍摄豪华的、经过美化的新闻片，并力图发掘真理的深度。但是真理是永远也表达不全的，没有办法表达全的。艺术家要努力尝试，而纪录片应该起深化作用。我要拍一条河，我就得跳下去，知道河水是否冷，是否污染，是否有潜流，不能只看它是否美丽。
阿姆斯特丹电影艺术馆组织的展览会，需要我用四十块展览板的篇幅概述我的一生。人们向我提出一系列问题：当时你为什么到西班牙去？后来又为什么到中国去？是否因为你是一个“飞翔的荷兰人”？重新考虑这些问题，就是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回顾这条把我们引向今天所在地方的道路。西班牙战争是我经历的第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为自己找到了证明，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证明我所做的正是我所希冀的。
你考虑在什么地方才能更好地战斗，那个地方就是你愿意冒险的地方。不能站在岸边。荷兰有句俗话：“最好的船长在岸上”，这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法语里是这样说的：“批评容易做起来难”（请对照新思想家言论[6]）。对面桥头是法西斯匪徒和他们的机枪。我的旁边，国际纵队的波兰人在射击。我对自己说：你还没有受伤，你在华盛顿广场还有一套房间，你在这里会被打死的。我想我大概太聪明了，结果变得不聪明了。我的岗位就在这里，我并不是为了采访才到这里来的。
后来情况就不同了。一九三八年在中国的时候，我的胆子就大了一些。
——你一九三七年在西班牙，一九三八年在中国，一九六一年在古巴，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七年在越南，下一次打算到哪里去？
——目前还不知道。我花了许多时问研究厄立特里亚[7]问题。是不是到那里去？那里是不是我的岗位？我还不能肯定事变的因素在什么地方。我相信正义的，革命的事业，但是现在事情不如我年轻的时候那样泾渭分明。那时候，西班牙是对的，别人不对，越南对的，美国人不对，事情没有两重性。拍一部关于安哥拉的影片，这很好，但是要让那边的人去拍，要帮助那边的电影工作者去表达。事情很复杂，尤其你是不知趣的老殖民主义者。要纵观种族问题，而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懂的。总之，你要深入主题，把自己放到同你一起战斗的人民的地位，设身处地考虑问题。
体力上更困难些。工作很累，我还能干。年纪大了也得干，还要干得比人家想象的多一些，不能有限制，要不服老。人老了也很好，人老阅历丰富。
不要把我当作赶时髦谋私利的人。我只有在被某种东西触动之后才出发，只有当我想到这是正义的，我才敢去干。我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工作过。我想过，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的毛病是够厉害的。我一辈子都怀着这个想法，始终同我的良知一致，一贯正直，扪心无愧。
如果二十岁的年轻人认为应该不同于我，应该有另一种生活实践，这很好。事物的价值在变迁，他们有不同的理想。他们批评我们为他们造就了现在这个世界。每一代人总是在同上一代的冲突中进步的。
——依你看来，哪些价值变了？
——想到印度尼西亚，就看到价值变了。我们以前是地道的殖民主义者，为传教士收集锡纸[8]。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有个朋友，穿着一套白色的服装，胸前绣着一只象，他告诉我，印度尼西亚人是住在树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澳大利亚得到消息，说荷兰解放了，又说印度尼西亚人自己已解放自己了。我就支持他们，拍了《印度尼西亚在召唤》，秘密地印了一些拷贝，在夜里放映，直接帮助印度尼西亚人。我采取了脱离锡纸的立场。
后来，我参加一九五一年在柏林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印尼人用肩膀把我抬了起来。我感到满意，那是我的不谦虚。
布努埃尔[9]和威尔斯[10]都很幸福。我搞纪录片，也很幸福。我喜欢同处在历史的大动荡中的人们在一起，把摄影机投进去，使它参加运动——而不是把它藏起来——，让它有自己的立场。我不从事消极的艺术，我对取悦观众不感兴趣。在日常生活中，我喜欢吃喝玩乐，但是在工作时不是这样。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11]对你而言是否意味着觉醒？
——不是。但是后来我看到战后的情况。成百万人死亡，这不能说与你无关。这好比砍伐了一片大森林之后，阳光照下来感觉就不一样。
——你曾经同苏联十分接近，包括斯大林时代也如此。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后来又是如何破裂的？
——我非常愿意解释这个问题，但是这次采访范围有限，谈起来比较困难。老共产党人谈他们之间的关系要写很厚的书。我从来不是干部，从来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我很接近共产党。这是很困难的。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从很早的时候说起。
新思想家们[12]（当时还没有称哲学家）在斯大林问题上可以说很聪明。但是当你处在里面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也不是上百万的笨蛋。他们十年前同革命有过一段邂逅[13]，因此就想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未免为时过早。对于他们的指责我不在乎。我没有虚度年华，我已经尽力把我最好的东西贡献出来。
我们曾经相信一种神话，就是相信党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比我们知道得多。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感到这是盲从。理想慢慢地被上面背叛了，而你还不知道。
恶，魔鬼，法西斯，因为有这些东西，所以要冒生命危险。我在西班牙，在国际纵队，也是为了荷兰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如果说社会主义已经离开了它的原则，人们起初是看不出的。后来，人们就拒绝承认这个现实说什么会好起来的，至少这还不错，要保卫苏联，保卫一个堡垒。自己的祖国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是同世界革命连在一起的。我们犯过错误，但是我没有出卖法国，也没有出卖荷兰。我曾经为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而工作，包括冷战时代，我也采取这个立场。
——现在你的亲华立场遭到许多攻击，尤其是指货你在《愚公》一片上同“四人帮”勾结。
——关于《愚公》一片的起源，有一种奇怪的说法。我不止一次在法国报刊上看到这一则消息，说什么这部电影是应江背的要求而拍摄的，还说她曾要求我根据北京现存的档案资料，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电影，后来因为不能查阅这些档案，于是我和玛斯琳·罗丽丹同江青达成协议，拍摄《愚公》。这纯属捏造。我不知道这个无稽之谈是怎样编出来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从未同江青谈过拍片的问题。
事实是，拍片的念头是在一次同周恩来会见之后产生的。在一九七一年这一次会见中，我们双方一致同意，只有我们想拍什么就能拍什么，想怎么拍就能怎么拍，这个计划才可能实现。拍摄过程中，我们多次遇到困难，都是他出面干预之后，我们才得以继续。
——有人指责你把中国拍得理想化，而且你今天仍然是一个无条件的支持者。
——当我表现工人造领导的反的时候，当我表现一个渔村的落后面的时候，当我表现一个船长承认对文化革命、对毛泽东语录搞不通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把我所见的中国现状简单化了。或许有人认为，表现日常生活不能揭示矛盾，不能揭示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玛斯琳·罗丽丹和我是在西方公众对中国普遍无知的时期拍摄这部影片的，人们头脑里老一套的原始想法十分强烈，什么“黄祸”，什么“中国人是清一色穿灰衣服的人群”，什么“没有个性的蓝色的蚁群”。
仅有的几部电视新闻片也是太肤浅，太一般，带着另一套公式。总之，从来没有让中国人在影片中表现自己。
我同玛斯琳·罗丽丹拍的影片，表现中国人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个各不相同的，中国和共他地方一样，也是存在个性的。可能这一点还不够，但是我当时无法进一步深入了。至于中国的政治斗争，除了中国人是无法谈的。我从来不敢说关于中国问题我都说了，都懂了。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我所表现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表现过的。
——以前对苏联不也是这样解释的吗？今天知道了昨天的罪行，大家放过不谈，明天又会发现今天的罪行。
——我知道曾经有过残酷的暴行，中国人正在揭露。但是你不知道八亿人要团结，要工作，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庸人们不可思议的宏伟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法西斯专政，中国需要它，因为旧的反动势力不会自行灭亡。
我不能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中国人民自己会决定的。我同中国人民在感情上连在一起。我看到的是道德和伦理正伴随着中国的发展，这在苏联仅在早期存在过。我看到的是，有一个诚实和坦率的愿望，这是苏联所没有的。
我的电影界朋友们，在农村过了五六年，回来重新开始工作了。人们又信任他们。据说工厂里恢复了奖金。是谁决定的？人们自己在车间里决定的。后来领导上批了不同意。不能理想化，有的工厂很好，有的工厂还受某些人的影响。不错，我一生有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从来也不是为了掩盖种东西或者欺骗人。
[1]1899—1902年英国掠夺南非布尔人共和国的战争。——译注
[2]GeorgesMéliès，1861—1938，法国人，电影创始人之一。——译注
[3]GeorgesSadoul，1904—1967，法国电影评论家。——译注
[4]JacquesPrévert，1900—1977，法国诗人。——译注
[5]Borinage，比利时地名，产煤，伊文思在那里拍了同名影片。——译注
[6]请参阅第16页的译注2和第17页的内容。——译注
[7]Erythrée，埃塞俄比亚省名。——译注
[8]指收集各种包装锡纸，卖得之款献给教会，资助在殖民地工作的传教士。——译注
[9]LuisBunuel，1900年生，西班牙电影导演。——译注
[10]OrsonWelles，1915年生，美国电影导演。——译注
[11]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注
[12]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法国出现的哲学流派。它否定尼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思想，提倡希腊传统哲学中的自由、民主、个性，反对极权主义。代表人物为格罗克斯曼（AndréGlucksmann）等七人，起初称“新思想家”，现称“新哲学家”。——译注
[13]指参加过一九六八年的法国学生运动。——译注 |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与记者谈话录（1979）
前言
进行采访，需要一个人真正愿意谈，一个人真正愿意听。有人会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是当事的两位可能会说，这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因为一位艺术家有时候话已经说得太多，不愿意再来一遍，或者不愿意多谈，于是对方也只能有多少就听多少。
今年适逢尤里斯·伊文思八十寿辰，同时又是他从事电影事业五十周年纪念。他同玛斯琳·罗丽丹合摄的《愚公移山》是他最近的影片。历时十二小时的关于中国的画面，一部来得恰合时宜的文献巨片。伊文思的所有影片，有关荷兰的，有关西班牙战争的，有关印度尼西亚的，有关古巴的，有关智利的或有关越南的，都是及时而来的。
伊文思的人格，他的影片和这些影片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说明记者为什么要采访他。产生了这个愿望，用新闻界行话来说，就无论如何“需要”见尤里斯·伊文思，请他谈谈为什么同苏联断绝关系，——他在此以前从未谈过——并了解他目前对中国的看法，了解这位“无声电影之子”，这位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活动分子，今天对纪录影片的见解，打听一下他下一部影片的主题。
谈话起先在《世界报》社附近，一家住满日本人的巴黎大旅馆的客厅里进行。三个上午时间不够，而伊文思当时又要赴阿姆斯特丹，参加在电影艺术馆组织的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不久之后在蓬皮杜文化中心再次展出）。于是，谈话在从巴黎到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上继续进行。之后几天，又断断续续谈了一些。几周之后，利用另一次旅行的机会，补充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答问，不过他至今仍认为不全面。《世界报》的“艺术和戏剧”副刊分四期发表的《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一文，大致按谈话先后次序写的。伊文思有问必答，他有时说：“是到说出来的时候了。”他同意和一个没有看过他所有影片，对他不甚了解——否则不必一切都要解释一遍——同他之间隔了好几次战争，好几次革命的人谈话。这些战争和革命需要重提，好象不是谈历史事件而是谈时事一样。
最后，采访谈话总是难免遗忘，有所回避，有所选择。关于他八十年的经历，关于社会主义，伊文思显然没有全部都谈。而且他所说的，也没有全部记录。这些缺陷，很难说是说话人的责任，当然是耳听、笔录、口问，然后整理成文的人的责任。不过，结果毕竟是一幅自画象。这幅自画象托付给一个崇敬这位电影艺术家的记者，托付给一个崇敬这位老人的年轻人。两人彼此十分耐心，十分好奇。
克莱尔·德瓦里厄 |
〔序言〕飞翔的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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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飞翔的荷兰人
记得好象是一九六三年，一个晴朗的下午，大家在阿姆斯特丹的加里普索电影院聚会。放过《塞纳河与巴黎相逢》之后，尤里斯·伊文思满面春风，登台在幕前向大家招手致意，历时不长。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看见“飞翔的荷兰人”，这个在荷兰“不受欢迎的人”。当时的荷兰处在清教主义、狭隘思想和严厉控制的统治之下，而就在这个时候，伊文思首次在阿姆斯特丹的电影协会放映他的许多影片。伊文思亲自介绍他的影片，他的观众绝大多数是青年，集会常常进行到深夜方散。给我印象尤深的是，这位在政治上以毫不妥协而著称的人，其态度既灵活又坚定。我们可以举他对海明威的宽容态度为例。一次，观众中有人指出，海明威对法国制度的态度有改变，伊文思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们以后很可能又会合在一起的。”
那个时候，我们看了许多影片，这些影片对我们的学习帮助很大，有的也使我们晕头转向。但是，就在那个晚会上，我感到电影同我直接有关，因为我意识到，在这里，电影触及了某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影片同他的人格和他的生活密切相连，它指明了道路，指出了条件。这是艺术家的直觉，是投身社会斗争，是信仰和矛盾，是纲领和行动，是计划和实践，这一切在他的手里汇成一个整体。
我出于个人的气质和经验，对于“电影是武器”或“电影是斗争工具”之类的观点，历来都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历史一旦局限于银幕的两度空间之内，就很可能变成传奇。在这个意义上，伊文思被人看作是“传奇式”的电影工作者，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他本身就包含着本世纪的一部分，由他表现传奇十分相称，而且他也感到有某种乐趣。然而，与此同时，在他身上有某种东西驱使他完全脱离传奇。这个东西是否就是他那含着一丝狡黠的微笑的坚定信念？这种结合，在他的影片中都可以看出来，它把各种关系，各种矛盾，决定和错误，以及他在历史的长河中任意选取的独具个性的某一点，都加以放大，并且具体表现出来。斗争就成为日常生活，于是斗争开拓了我们的视界。尽管伊文思并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但是他的事业是一种以电影为形式的哲学，它不断地把历史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伊文思表现了历史和日常生活的汇合。
人们常说，伊文思的作品直接参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和为实现新的社会结构而进行的斗争，而且伊文思面临牺牲和危险毫不退却。他的影片“实地”感特别强烈，环境描写总是十分详尽。他的全部作品组成了一部长篇历险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这位旅行者为了描绘和介绍集体的历险事业，才变成了历险家。
同一个在十七度线上空被击落后成了越南人俘虏的美国大个子会面，是一次透过个人的镜头看到的会面。镜头后面必然就是伊文思的眼睛。在这个具体情况下，人们清楚地感觉到谁是观察者。这是两个西方人的会面，两人都是乘坐飞机到达这里的。不过，其中一位对于自己的目的和原因十分明确，而另外一位突然发现自己彻底完了（就在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被人发现了）。这是“我想，你是利文斯通博士[1]吧？”这句不合时宜的问话的又一新翻版。若干世纪以来，白人们在土人的热带森林中，就用这句话互相打招呼的。
大家都知道谁在观察。伊文思的电影是同作者分不开的。同样，作者同他所拍摄的人们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他就是为了他们才拍电影的。无论在电影中或生活中，他都要求你同他建立关系。影片中的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有着持久的联系，作品没有写到头，运动在继续，远未结束。虽然我不知道观察者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但是其影片的形式，总是使我感到意犹未尽而有着强大的表现力。有许多时候，柔和的节奏骤然中断，画面失去平衡，出乎意料的细节突然映到我们的心田，限度和节奏的规律仿佛不复存在。此时此刻，影片隐没片刻，向我们展示了所摄的现实生活。
然而，所有这些失去平衡的时刻，同雄伟的主流揉成一体，全片上下调度自如，一气呵成，而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张弛关系从来没有完全解决。我们不由得感到需要进一步考虑和体会。
尤里斯·伊文思及其影片的目的，在于表现集体的力量。而且，即使在逆风劲吹的时候，这些画面也没有湮灭，它们都作为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保存下来。集体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能做到的事，同样也能在其他地方，其他时候，以其他的方式加以实现。这就是尤里斯·伊文思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这个态度，在他同玛斯琳·罗丽丹合作拍摄的关于中国的一组影片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我并不认为，一个始终致力于了解中国，并怀着深厚的爱情，不遗余力地介绍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人，在每次发生政治变化的时候，他都要作一番说明，都要说明一下自己关注什么，偏爱什么。在《愚公移山》中，伊文思毫不掩饰怀疑的成分，以社会为代表的主流同跟不上集体的犹豫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几代人之间的矛盾，都作为题材而加以发挥。然而，我感到遗憾的是，在这本试图系统介绍伊文思的思想演变的著作中，在本书所记述的谈话内容中，对最近中国内外政策的发展考虑不多，而这些发展，今天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九六三年还不能在荷兰大张旗鼓地欢迎伊文思。这个愿望要等到伊文思七十岁的时候方能实现，而且还多少有一些犹豫。这是我进一步了解伊文思的机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放映了他的影片，举行了几次记者招待会，文化部长提出了一个意外的拍片建议。但最主要的是同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们频繁接触。他看了我的一部影片，而且说还要看我的其他作品。不久之后，我在巴黎陪他花了一天功夫看我的作品。尤其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随着画面的节奏低声哼哼，犹如在欣赏音乐，他的全身，他的气息都同影片的生命一脉相连，并赋予它某种含义。这个哼哼使我理解我的影片，更使我理解他的影片。“气息”是《献给北风》中经常使用的字眼。看完影片，我们挤在一辆充满卷烟烟雾的小型菲亚特牌汽车里，伊文思对我说：“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哲学，政治的也好，宗教的也好，这都没有关系，只要这个哲学完全是自己的东西。”当时，这个意见使我感到惊讶，尤其是“宗教”这个词。后来，我才认识到，伊文思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在我身上发现了矛盾心理。我仿佛感到他是一个老相识，所以丝毫没有感到拘束。再说，我也从未看到任何人在他面前感到拘束。在伊文思身上，友谊是最明显的东西。这是他的作品中的十分感人的力量。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尤里斯·伊文思八十岁了。他在阿姆斯特丹住了一阵。我给他看了我的一部近作，主题是荷兰的一泓清水，一块土地。他又开始哼哼。看完影片，他对我说：“是写实主义。你还记得十年前我同你说过的哲学吗？看来你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敢背定，但是我又一次感到惊讶，因为从在那辆菲亚特牌汽车里的谈话到今天，在这段时间里，他毕竟同人会面不下数千次，在中国过了几年，拍了十二小时的影片，结识了多少朋友啊！
他八十寿辰的时候，自然又放映了一些影片，而且可看出，他心里万分高兴。其中有一部把我完全压倒了。这就是《新地》：一泓清水，一块土地，在荷兰。这是四十四年前拍的影片，然而，光阴似乎没有流逝。一泓清水化入了另一泓清水，一块土地叠印在另一块土地上而。我们的手在摄影机后面紧紧地握在一起。
伊文思登上飞机，着陆，与人结识，开始工作。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是这一活动的变奏曲：他走下来，卷起袖子干起来，而我则继续向他请教，在他的回答中得到教益。他的影响，我仍在享用。
约翰·冯·台尔·考根
[1]DavidLivingstone，1813—1873，苏格兰探险家，曾在中非和南非反对贩卖黑奴。——译注 |
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加拿大﹞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Benston），196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Thepoliticaleconomyofwomen'sliberation
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
﹝加拿大﹞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Benston）1969年
彼得二世翻译
“和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社会中的一切别无二致，妇女的地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埃莉诺·马克思和爱德华·艾维林[1]
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中，“妇女问题”往往会遭到忽视。这是因为，一方面，阶级是由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界定的，另一方面，妇女与生产资料之间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联系。相反，妇女这个类别似乎跨越了所有阶级：工人阶级的妇女，中产阶级的妇女，等等。生活中，妇女的地位明显低于男性（1），但对这种状况的分析通常会落在讨论社会化、心理学、人际关系或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作用等方面。然而，这些是主要因素吗？
在论证妇女次要地位的根源实际上是经济因素时（2），我们可以证明妇女作为一个群体确实与生产资料有明确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与男子的关系不同。同时，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就来自于这种与生产的特殊关系，而后者的改变正是前者改变的一个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接受妇女与生产的这种特殊关系（3），对妇女处境的分析就自然而然地符合社会的阶级分析。
资本主义社会中讨论阶级的出发点是对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和那些为了工资而出卖劳动力的人的区别。正如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2]所说：
“无产阶级的状况，简单地说，就是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社会中，缺乏获得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途径，从而迫使无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这种劳动力的交换，她∕他得到了一份工资，这份工资使她∕他能够获得必要的消费手段，以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要。”
这就是工资劳动者的结构性定义，即无产阶级。从中必然流露出与她∕他的工作、她∕他的工作产品以及她∕他在社会中的整体状况的某种关系，可以用异化（alienation）这个词语来概括。
但从这个结构性定义中并没有得出任何关于她∕他的消费水平……她∕他的需求程度，或她∕他能满足这些需求的程度的必要结论。
我们对“妇女”缺乏相应的结构性定义。首先，我们需要的不是对妇女处于次要地位的症状的全面检查，而是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中定义“妇女”群体的物质条件的陈述。我们所知道的特定的上层建筑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建造的。
曼德尔的一段有趣的文字为这样的定义指明了方向：
“商品……是为了在市场上交换而生产的产品，而不是为了直接消费而生产的产品。每种商品都必须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它必须有使用价值，否则没有人会买它……因此，一种对任何人都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就无法销售，就会构成无用的生产，就不会有交换价值，正是因为它没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每一个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并不一定具有交换价值。只有当生产商品的社会本身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即交换是一种普遍行为的社会时，它才具有交换价值。
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即交换价值的生产，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商品为生产主体的社会。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并不都是商品生产。有两类产品仍然只具有简单的使用价值。
第一类包括农民为自己消费而生产的所有东西，直接消费在农场生产的所有东西……
第二类产品虽然不是商品，但仍然具有简单的使用价值，它由家庭生产的所有东西组成。尽管这种类型的家庭生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但它仍然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商品的生产。
每做一道汤或在衣服上缝一个纽扣，都构成生产，但这不是为市场生产。
商品生产的出现及其随后的规范化和普遍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劳动方式和她们∕他们组织社会的方式。”
曼德尔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他的最后一段话非常的正确。
商品生产的出现确实改变了人们的劳动方式。
正如他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现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大多数家务劳动仍然处于前市场阶段。这是留给妇女的工作，正是在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找到定义“妇女”的基础。
就数量而言，家庭劳动，包括照顾儿童，构成了大量的社会必要生产。然而，在一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它通常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因为它被排斥在贸易和市场之外。在这个角度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前资本主义。（4）
家务劳动是“妇女”这一特殊范畴的职能，这意味着这一群体与“男人”群体的生产关系确实不同。那么，我们将暂时给“妇女”下个定义，作为一个群体，她们负责在那些与家庭和家庭有关的活动中生产简单的使用价值。
由于男性不承担这种生产的责任，这两个群体（男女）之间的差异就在这里。请注意，妇女并没有被排除在商品生产之外。她们同样参与雇佣劳动，但作为一个群体，她们在这一领域没有结构性责任，这种参与通常被认为是暂时的。
另一方面，男人负责商品的生产；原则上，他们不被赋予任何家务劳动的角色。例如，当他们参与家庭生产时，不仅仅会被认为是一种例外；还会被人觉得消沉低落，失去男子气概，甚至对健康有害。（1969年1月，《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Sun）的头版报道称，英国男性的健康正受到威胁，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太多的家务!）
妇女地位低下的物质基础，正是从这种对妇女的定义中找到的。在一个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中，妇女却是在货币经济之外工作的群体。
她们的工作不值钱，因此没有价值，甚至不被视为真正的工作。而从事这种无价值工作的妇女本身，也很难被期望和为钱工作的男人一样有价值。从结构上看，与妇女状况最接近的是现在或过去在商品生产之外的其他人的状况，即农奴和农民。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Mitchell）[3]在她最近关于妇女的论文中，对这一主题作了如下介绍。“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妇女的工作在整个经济中只处于边缘地位。然而，正是通过工作，人类改变了自然条件，从而产生了新社会。在生产革命之前，劳动状况将规定妇女在男人世界中的处境。”她关于妇女工作的边缘性的陈述是一种未经分析的认识，即妇女所做的工作与男人所做的工作不同。然而，这种工作并不边缘化；它只是不属于工资劳动，所以没有被计算在内。她在同一篇文章的后半部分表示：“即使在今天，如果以生产性劳动来量化，家务劳动也是巨大的。”她给出了一些数字来说明。在瑞典，妇女每年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为2340小时，而妇女在工业上的时间为1290小时。大通曼哈顿银行（theChaseManhattanBank）估计妇女每周的总工作时间为99.6小时。（5）
然而，米切尔很少强调基本的经济因素（事实上，她谴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是“过度的经济主义”），并匆忙地转向上层建筑因素，因为她注意到“工业化的到来至今没有解放妇女。”
她没有看到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社会实现了家务劳动的工业化。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前提是让整个女性重新进入公共工业。而这是由于现代大工业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允许妇女大量参与生产，而且实际上要求妇女参与生产，此外，还努力将私人家务劳动也转化为公共产业。”
在后面他又继续补充道：“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妇女的解放和她们与男子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只要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生产性工作之外，只限于私人的家务劳动，这种状况就会继续下去。”
米切尔没有考虑到的是，问题不只是让妇女进入现有的工业生产，还包括将私人家务生产转化为公共生产这一更复杂的问题。
对于绝大多数北美人来说，作为“公共产品”的家务劳动给人一种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4]的直观印象，或者像是一种巨大的机构——介于孤儿之家和军营之间——我们都将被迫生活在那里。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妨接下来在这里简明扼要地概述一下工业化的本质。
前工业生产单位是指生产规模小且可重复的单位，也就是说，存在大量的小单位，且每个单位都很完整，彼此功能相同。与此同时，这种生产单位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亲属为基础的，它们是多用途的，在履行经济功能的同时，还履行宗教、娱乐、教育和性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品质，那些能带来声望的品质，不仅仅是由纯粹的经济标准来判断的：例如，在被认可的性格特征中，有对亲属的适当行为或履行义务的要求。
这种生产本来就不是用来交换的。但是，如果商品交换变得足够重要，那么提高生产效率就变得必要了。这种效率是由向工业化生产的过渡提供的，其中包括消除以亲属为基础的生产单位。取而代之的是只有一种功能的大规模的、不重复的生产单元，即经济生产单元，人们将通过经济水平与技能获得声望或地位。对生产的重视变得合理化，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并变得越来越公共化，成为一个综合社会网络的一部分。人的生产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社会生产力几乎完全为私人利益所利用。这些可以被认为是资本化的生产形式。
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应用于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很明显，每个家庭，每个住户，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一个工业化以前的实体，就像农民或编织工人构成前工业生产单位一样。其主要特征很明显，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作的重复性、亲属性和私密性。（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特征：家庭的多用途功能，妇女的理想追求并不以经济能力为中心，等等）向大规模生产的过渡并没有在这个领域带来生产的合理化。
工业化本身是一股促进人类福祉的强大力量，剥削和非人化伴随着资本主义而不一定伴随着工业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提倡将私人家庭劳动力转变为公共产业，与在社会主义社会提倡这种转变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力将为人类福利而不是私人利益而运作，所以结果应该是解放，而不是非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化的生产形式。
这些定义并不是技术性的，而是区分工业化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于将家政服务引入公共经济的结果的担忧是最现实的。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实现，利润动机及其随之而来的异化劳动将会消失，在一个工业化社会，家务劳动的工业化没有理由不比现在的核心家庭带来更好的生产，即更好的食物，更舒适的环境，更聪明，更有爱心的儿童保育等。
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在新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工作大大减少了。即使这是真的，它也没有影响到结构。除了那些能雇人做家务的富人之外，对大多数妇女来说，照顾家庭、丈夫和孩子是不可减少的最低限度的必要劳动。对于一个没有孩子的已婚妇女来说，这种不可减少的最低限度的工作每周可能需要十五到二十个小时，对于有小孩的女性来说，每周最低工作时间可能是七八十个小时。有些人反对把抚养孩子当作一份工作。当交换价值也参与进来时——当保姆、护士、托儿中心或教师完成工作时，劳动，即使用价值的生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一个悖论：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他的管家，他的收入将大大减少，因为他给她的钱不再被计算为工资。）将家务减少到最低限度也很昂贵，低收入家庭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在任何情况下，家务劳动在结构上仍然是相同的，是私人生产的问题。
家庭的一个功能，也就是学校里教给我们的和被普遍接受的功能，是满足情感需求：对亲近、社群和温暖安全关系的需求。这个社会几乎没有提供其他满足这种需求的方式；例如，工作关系或朋友关系并不像男人-女人-孩子的关系那样重要。甚至其他的亲属关系也越来越次要。家庭的这一功能对于稳定家庭很重要，这样它就能完成上面讨论的第二种纯粹的经济功能。挣钱的人，即丈夫-父亲，他的收入将用于支持他自己，也“支持”母亲-妻子的劳动，并“支持”孩子。一个人的工资将承担两个人的劳动。当家庭单位因离婚而破裂时，可以看出家庭的这第二项功能的至关重要性。在涉及孩子的情况下，经济功能的延续是主要的问题，男人必须继续为女人的劳动付出代价。他的工资往往不足以让他“支持”第二个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情感需求被牺牲掉了，因为他必须“支持”他的前妻和孩子。（离婚变得不划算）也就是说，当出现冲突时，家庭的经济功能往往优先于情感功能。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宣扬家庭的主要功能是满足情感需求的社会中。
核心家庭作为一种经济单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股宝贵的稳定力量。由于在家里做的生产是由丈夫——父亲的收入支付的，他在市场上保留自己劳动的能力大大降低了。就连他换工作的灵活性也是有限的。妇女则被剥夺了在市场上的积极地位，对支配其生活的条件几乎没有控制权。她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反映在情感上的依赖性、被动性和其他“典型”的女性人格特征上。总而言之，她变得保守，恐惧，支持现状。
此外，这种家庭的结构使其成为一个理想的消费单位。但这个在妇女解放文献中被广泛注意到的事实，不应该被认为是指这是它的主要功能。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家庭应该主要被看作是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的生产单位。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家庭的结构仅仅意味着它特别适合鼓励消费。女性尤其善于消费，这很自然地源于他们对家庭事务的责任。此外，由于女性的地位较低，她们普遍缺乏强烈的价值感和身份认同，这使她们比男性更容易被利用，因此是更好的消费者。
妇女在工业化经济部门的历史仅仅取决于该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妇女就像一支庞大的后备劳动力大军。当劳动力稀缺时（早期工业化、两次世界大战等），妇女就成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时（如现在的新资本主义），妇女就会成为过剩的劳动力—但她们的丈夫而不是社会要对其负经济责任。在劳动力过剩的时候，“家庭崇拜”就会再次出现，并被用来引导妇女离开市场经济。这是很容易的，因为普遍流行的意识形态确保没有人，无论是男是女，去重视妇女参与劳动工作。我们被教导说，女人真正的工作是在家里，不管她们是已婚的、单身的还是一家之主。
在任何时候，家务劳动都是妇女的责任。当她们在外面工作时，她们必须同时完成外面的工作和家务（或者她们监督一个代替家务的人）。妇女，特别是有孩子的已婚妇女，如果在外面工作，就相当于做了两份工作；只有在她们继续履行家庭中的第一份责任时，才允许她们加入劳动力队伍。这一点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尤为明显，在这些国家中，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机会增加了，但她们的自由却没有相应地扩大。平等获得家庭以外的工作，虽然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之一，但其本身并不足以实现妇女的平等；只要家庭中的工作仍然是私人生产的问题，并且是妇女的责任，她们就只能承担双重的工作负担。
根据上述分析，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将现在作为私人生产的家庭工作转化为公共经济中的工作。（6）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养育孩子不再是父母的唯一责任。社会必须开始对儿童负责；必须结束妇女和儿童对丈夫和父亲的经济依赖。家里的其他工作也必须改变，比如设立公共用餐场所和洗衣店。当这种工作转移到公共部门时，歧视妇女的物质基础将会消失。
这些只是先决条件。妇女地位低下的观念在社会中根深蒂固，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根除。但是，一旦产生和支持这种思想的结构被改变，那么，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希望取得真正的进展。（7）例如，建设公共饮食场所有可能只是意味着妇女从家庭厨房转移到公共厨房。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一个进步，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作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具有固有的剥削性质。一旦妇女从家庭的私人生产中解放出来，按照性别划分工作的僵化定义将被打破。这说明了上述两个前提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没有家务劳动的自由，工作机会的真正平等可能是不可能的，而除非妇女离开家庭去工作，否则家务劳动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从理论上讲，让妇女走出家庭所需的生产变革在资本主义下似乎是可能的。（8）妇女解放运动的来源之一可能是现在存在着其他资本化形式的家庭生产。日间护理是可以得到的，即使是不充分的，也是昂贵的；方便食品、家庭送餐和外卖都很普遍；洗衣店和清洁工提供批量的价格。然而，成本通常不允许完全依赖这些设施，而且这些设施也不是到处都有，即使在北美也是如此。因此，这些可能应该被视为胚胎形式，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结构。然而，它们显然是目前完成这些工作的系统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在北美，“服务行业”的发展对维持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这些替代方案与将妇女留在家中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将会增加。
将妇女留在家中的必要性来自于现行制度的两个主要方面。首先，妇女从事的无偿劳动量非常大，对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来说非常有利可图。为妇女的工作支付报酬，即使是最低工资标准，也将意味着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目前，对一个家庭的支持是对工资劳动者的一种隐性税收——他的工资购买了两个人的劳动能力。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即经济是否能够发展到足以让所有妇女作为正常就业劳动力的一部分来工作。战争经济足以将妇女部分地吸引到经济中来，但不足以确定对所有或大部分妇女的需求。如果有人认为，家务劳动的工业化所创造的工作机会将创造这种需要，那么，我们可以指出：上文讨论的支持现状和反对资本化的强大经济力量，以及目前的服务行业，在某种程度上能与这些力量相抗衡，却无法跟上目前构成的劳动力的增长这一事实。目前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只会造成“就业不足”，它们不能为家庭中的女性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妇女仍然是工业后备军中非常灵活和有弹性的一部分。只有在全面战争动员的条件下，新资本主义迄今为止实现的经济扩张，才有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将它们纳入劳动力——这将为家务劳动的资本化创造压力。
此外，这种结构变化意味着目前核心家庭的完全崩溃。（9）家庭的稳定消费功能，加上通过对家庭的崇拜从将女性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能力，实在是为新资本主义服务得太好了，很难会被抛弃。而且，在不那么根本的层面上，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了家庭生产性质的这些必要变化，它也会产生令人不快的后果，即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纳入现金关系中。在西方社会中，人们的原子化和孤立化已经发展到足以使人怀疑是否可以容忍这种完全的心理隔离。事实上，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种主要的负面情绪反应可能正是源于这种恐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能的替代方案——合作社、基布兹（kibbutz）等等——都可以被引用来表明，如果能够用其他结构来代替核心家庭，实际上对社区和温暖的精神需求可以得到更好的满足。
在最好的情况下，家务劳动资本化的改变只会让妇女获得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男性一样的有限自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妇女应该通过等待来要求摆脱歧视的自由。妇女目前的地位是有其物质基础的：我们不仅仅深受歧视，而且遭到剥削。（10）目前，如果整个（资本主义）系统要运作，我们在家里的无偿劳动则是必要的。而选择挑战自己性别角色的妇女所造成的压力将降低这种剥削的有效性。此外，这种挑战将阻碍核心家庭的运作，并可能使引导妇女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变得不那么有效。所有这些行为，都有望使我们更快地过渡到一个可以实际进行必要的生产结构改革的社会中。我毫不怀疑，这样的转变将需要一场革命，而我们的任务是确保社会层面上的革命性改变能够真正结束对妇女的压迫。
参考书目和说明：
1．玛琳·迪克森，《妇女的次要社会地位》（可选自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声，1940年，比斯尔，芝加哥，伊利诺伊州60614）
2．当然，生物学的论点是第一个被使用的，但它通常不被社会主义作家认真对待。玛格丽特·米德的《性与气质》是对文化而非生物学重要性的早期陈述。
3．这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或类别。作为个体的妇女可以而且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从社会化中解放了自己（她们甚至可以在有利的情况下接受经济状况），但大多数妇女没有机会这样做。
4．欧内斯特·曼德尔的《新资本主义下的工人》；在西蒙弗雷泽大学发表的论文（可通过加拿大伯纳比西蒙弗雷泽大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系获得。）
5．欧内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导论》（纽约：MeritPublishers,1967），第10-11页。
6．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长的革命》，《新左派评论》，1966年12月
7．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8年），第九章，第158页。恩格斯所知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原始时期女性对男性的支配地位。现代人类学对这种支配地位提出了异议，但为女性在恩格斯所举的母系社会中处于更接近平等的地位提供了证据。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的论点不要求以前的女性统治地位，而仅仅要求她们以前的平等地位，因此结论保持不变。
8．这样的数字很容易估计。例如，一个没有孩子的已婚妇女每周要做饭和洗碗（10小时），打扫房间（4小时），洗衣服（1小时），买食物（1小时）。这些数字是这项工作每周所需的最低次数。总共1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可能低得不切实际；即便如此，这也接近每周正常工作时间的一半。有小孩的母亲每周至少要工作6到7天，工作时间接近12个小时。
9．要找到这种教学的证据，可以查看任何有关家庭的高中课本。
10．除了恩格斯之外，早期马克思主义作家也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文中引用了恩格斯的相关语录，列宁的那些被包括在附录中。
附录：
列宁的文章，《论妇女解放》，进步出版社，莫斯科
大规模的机器工业，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工人，它坚决拒绝容忍父权制和个人依赖的残余，并以真正的“蔑视过去的态度”为标志。正是这种与陈旧传统的决裂，创造了规范生产和公共控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实质条件之一。特别是……必须指出，把妇女和年轻人吸引到生产中来，从根本上说，是进步的。无可争辩，资本主义工厂把这类劳动人口置于特别艰苦的条件下，但是，试图完全禁止妇女和年轻人在工业中工作，或维持排除这类工作的男权生活方式，将是反动和可笑的。通过打破以往从未在家庭关系的狭窄圈子中脱身出来的这类人口的父权隔离，让她们∕他们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工业劳动将会促进她们∕他们的成长，增加她们∕他们的独立性（第15页）。
尽管所有的法律都宣称要解放妇女，但她仍然是一个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使她受到压迫、窒息、迟钝和贬低，把她拴在厨房和育儿室里，她把自己的劳动浪费在野蛮的、没有生产力的、琐碎的、伤脑筋的、愚蠢的和令人沮丧的苦差事上。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只有在反对这种小动作的全面斗争（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开始的地方和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它开始全面转变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才会开始。
在实践中，我们是否对这个在理论上每个共产主义者都认为无可争议的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没有。我们是否对在这一领域已经存在的共产主义的萌芽给予了适当的关注？同样，答案是否定的。公共餐饮机构、托儿所、幼儿园——在这里，我们有这些例子，在这里，我们有简单的、日常的手段，不涉及任何华而不实的、冠冕堂皇的或礼仪性的东西，这可以真正解放妇女，真正减少和废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方面与男人的不平等。这些手段并不新鲜，它们（就像社会主义的所有物质前提）是由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首先，它们仍然是稀有的，其次——这一点特别重要——要么是具有投机、暴利、欺骗和欺诈等所有最坏特征的营利性企业，要么只是“资产阶级慈善的杂技”，这是最优秀的工人理所当然地憎恨和鄙视的（第61-62页）。
你们都知道，即使妇女拥有充分的权利，她们仍然受到压迫，因为所有的家务都留给她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务劳动是妇女所能做的最没有成效、最野蛮、最辛苦的工作。它是特别琐碎的，不包括任何能以任何方式促进妇女发展的东西（第67页）。
我们正在建立示范机构、餐厅和托儿所等等，这将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我们常说，工人的解放必须由工人自己来实现，同样，劳动妇女的解放也是劳动妇女自己的事情。劳动妇女必须自己设法使这种制度得到发展，而这将能够使她们的地位同旧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地位完全改变。（第68页）
※※※
一个历史时代的变化总是可以通过妇女走向自由的进展来确定，因为在女人与男人，弱者与强者的关系中，人性对野蛮的胜利是最明显的。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查尔斯·傅里叶（CharlesFourier）
在教育上，在婚姻上，在任何事情上，失望都是女人的命运。我这辈子要做的就是加深每个女人心中的这种失望，直到她不再向这种失望低头。
——露西·斯通（LucyStone）
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认识到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却不能理解其它人，特别是资本家自己竟会不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这个社会主义者往往不承认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因为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地触及到他自己的宝贵利益了。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Bebel）
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土地、工厂、工作、股份等私有制的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在世界任何地方，妇女都没有获得完全的平等地位。尽管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多世纪的时间。资产阶级在言语上承诺平等和自由。事实上，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使是最先进的共和国，给予女性一半与男性在法律上完全平等，或免于男性的监护和压迫的自由的权利。
——列宁，《真理报》，1919年11月8日
妇女解放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普遍解放的标准。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
[1]译者注：埃莉诺·马克思（EleanorMarx）是卡尔·马克思最小的女儿，她本人也是社会主义活动家和女性权利主张者。
[2]译者注：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是极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20世纪下半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之一，1946年以后成为了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第四国际）的长期领导人（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生前曾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他的逝世将为世界工人运动留下难以填补的空白。
[3]译者注：朱丽叶·米切尔（JulietMitchell），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先驱，代表作《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成为了西方女性运动的经典之作。
[4]译者注：《美丽新世界》是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作主要刻画了一个距今600年的未来世界，物质生活十分丰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们接受着各种安于现状的制约和教育，所有的一切都被标准统一化，人的欲望可以随时随地得到完全满足，享受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不必担心生老病死带来的痛苦，然而在机械文明的社会中却无所谓家庭、个性、情绪、自由和道德，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情感，人性在机器的碾磨下灰飞烟灭。 |
互联网、社交媒体与工作场所（﹝英国﹞马丁·阿普彻奇（MartinUpchurch），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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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社交媒体与工作场所
﹝英国﹞马丁·阿普彻奇（MartinUpchurch）2014年
第一星际译
原文链接：Theinternet,socialmediaandtheworkplace
〔说明〕自《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Socialism）2：141，2014冬
搬运并致谢《国际社会主义》网站。
由恩德·欧卡拉汉提供文本给ETOL
过去数年，在左翼人士之间，关于互联网与基于网络传播（WBC）的社交媒体〔扮演的〕的角色有过激烈的争论。在《国际社会主义》两年前的一篇文章中，琼尼·琼斯（JonnyJones）回顾了这些争论，并正确的强调了高估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起到的效果的危险[1]。尽管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包括社交媒体，无疑帮助了社会运动的组织化努力，但它们没有创造社会运动——技术决定论地评估它们的价值是本末倒置。一位社交媒体领域的权威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Fuchs）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写作以反对“技术中心论”（Techno-centrism），批评了视社交媒体为反抗运动的动力源的阐释，称其表现了一种“对事物的拜物教……一种决定论的工具意识形态，以对技术的关注替代了对社会的思考”。[2]
鼓吹网络传播（WBC）作为运动的动力引擎的价值的倾向，反映了过分重视新科技在鼓励自发抗议和社会变革方面可能有的社会影响的一种思潮。例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从后现代视角，在《失控的世界》（RunawayWorld）中论证道：“即时电子通信不仅仅是新闻或信息得以更快传达的途径，它的存在自身就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本质，无论穷富皆然。”[3]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Castells）在他不朽的三部《信息时代》（TheInformationAge）中，也置信息技术为现代社会变革的根基，故而网络取代了等级制成为支配性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且在相同的技术进程内，个体构建起自我的身份认同[4]。
一种劳动处于物质生产已然消融为一个失重世界的想象，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在《帝国》（Empire）中称之为“后现代化”。他们论述道，现在不再有固定的联结或地区性的权力中心。相反，我们由一个权力“无所不在但又不在某处”的世界联系在一起[5]。这个新世界为拥抱全球性文化“产品”、知识与交流的服务工作和“非物质”劳动所支配，在这一程度上，工业生产：
“已经被信息化，并以改变生产流程本身的方式融入了通信技术。制造业被视为一种服务，而生产耐用消费品的物质劳动则混杂并趋向于非物质劳动。”[6]
这类态度，不论“后现代”或“后现代化”的差别，回避或是破坏的不仅仅是变革的物质基础，更是〔对〕历史地植根于阶级构成与阶级斗争的变革动因〔的认识〕。凯文·杜根在他的书《新资本主义》（NewCapitalism）形容这类对阶级的回避为一种去物质化（dematerialisation）的学术表达。因为距离与时间之“死”，产生了一种运动和物体分离的失重世界的概念。在这种想象中我们似乎越过技术中心论而进入一个知识传播自身成为拜物教的世界。尽管事实仍然如此：“知识的生产与消费仍然是物质性的，但它的循环却是非物质的”。[7]
因此，一个任务，一个无法回避的任务，是藉由考察通信技术在工作场所的日常实际条件下的影响，令这些失重和去物质化的理论下降到现实。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阶级斗争的过程去考察这些技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不止于复述一般文化圈子内关于社交媒体的拜物教化和社会运动的辩论。如果我们充分理解可能的后果，那么关注通信技术在生产中对工作场所的影响就是迫切的。一些问题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分析所关心。其一，雇主利用通信技术，借劳动过程的变化提高劳动强度的力量；其二，通信技术为以工会团结工作场所〔的工人〕以组织化对抗雇主提供的潜在力量；其三，这种技术是否能触及工会内部的等阶、卷宗〔管理〕及其官僚作风的权力核心？为说明这些关切领域，〔我将〕对新通信技术和社交媒体已成为其中心特征的产业的当下争议提供一些反思。
工作的程序化与标准化
对马克思而言，技术是单个资本用以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sociallynecessarylabourtime）——即资本欲保持竞争力必须达到的〔占有劳动时间〕——内实现再生产的工具。“社会必要”指在一般生产条件、平均普遍技能熟练度和劳动强度下，产出商品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单个资本因而可以通过增强技能〔熟练度〕，提高劳动强度，以及提升生产率降低单位劳动报酬来获得利润。相似地，资本〔也〕可以延长每个工人在一周或一年内的预期劳动时长。前者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ratesofrelativesurplusvalue），后者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率（ratesofabsolutesurplusvalue）[8]。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不断变动着，决定〔市场〕价值的范围。所以单个雇主尽力想〔占有〕超过理论平均值〔的劳动时间〕，以赢得竞争优势。这是资本间竞争——一言蔽之，是单个资本为维持或提高剥削率从而提高劳动强度的持续不断努力——的根源。
现代管理学根据一条“钟形曲线”在“绩效管理”中的构建，归纳这一过程为其逻辑性结论。这种实践中，被他们的评定分数确认为表现底层10%的人，组织内会定期剔除，以提升绩效的整体水平。如杰克·韦尔奇（JackWelch），退休的通用电气总裁与一名钟形曲线度量的鼓吹者，在他致股东的最后一封信中陈述道，“我们必须剔除效率较低的10%，且坚持每年剔除——永远提升平均绩效标准和领导素质。[9]”所以在现代工作场所可以看出一种倾向于个人绩效度量与绩效薪酬的变化，不仅涉及度量物质产出，而且涉及以软性技能测试度量抽象形式的劳动——如团队合作能力、〔工作〕态度、“创新力”和“领导力”——的企图。这个〔变化〕过程，伴随着引入“高效率”生产管理的尝试，尤其是消除生产过程中的浪费与〔无必要的〕缓冲[10]。“做得更多，拿得更少”已成为新工作场所的主旋律。新通信技术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展现给雇主的，进一步程序化与标准化日常任务，以及为“淘汰”效率较低者，能即时度量工作绩效的机会。劳动生产率被提高了，不论是因为提高劳动强度抑或以技术创新替代日常任务。
当然，这个技术工作强度提高与〔绩效〕度量的过程并不是新事物。标准化时间和任务的努力紧随战争年代〔这些〕制度的初次建立出现，例如度量工作与时间的贝多克斯工人生产力提高法（theBedauxsystem），和吉尔布雷斯的时动研究（Gilbreth’stimeandmotionstudy）的应用。所有这些系统都深化和扩展了FW泰勒（F.W.Taylor）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management）体系，从而一种最终的劳动分工在完全的管理控制下建构起来。这对劳动过程的影响是巨大的：提升工作投入，降低技能熟练度要求和建立产出规范，它们似乎创造了使资本得以在量产商品的生产过程间调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作标准[11]。战后时期，这些度量手段迅速扩展至服务和文职工作，因此连完成最简单工作任务所需的时间都要与1948年在美国建立的方法时间衡量体系（theMethodsTimeMeasurementSystem）创建的〔该〕任务的照片库作比较[12]。
数码化的通信技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作度量的〔扩展〕进程。首先工作产出和速度能被远程地和即时地度量，而不需〔使用由工人〕自己填充的记账簿或时间、动作的巡查员[13]。所以，超市售货员的工作产出能通过核查条形码的扫描来度量，保险和税务机关的“办事员”不再只为了完成单单一份单据而努力，而是被电脑屏幕上闪出的刚完成一件就立即填补上空位的〔与先前的任务〕毫无关系的任务所束缚。如此，通过电脑化的监控，不只是以限制个人休息时间填满工作日的“间隙”，并且通过在决策过程中不顾背景条件，削弱工人的自主决定权。间隙的减少甚至延及至为满足一般生理需求所允许的时间——毋宁说是不允许的时间，例如上厕所的时间。比如，在泰斯科工作的仓库工人和叉车司机，曾经指控无线电连接（射频识别（RFID））监控工作效率并辨认那些在厕所待太久的员工[14]。俄亥俄州一家安保公司走得更远，对它两名员工植入了射频识别的芯片[15]。
其次，新的通信和网络技术允许雇主有机会将监控与监视从较易度量的工作产出，扩展至工作的各种方面。这种范围的扩展为某些理论家所展现（我们稍后会回头来评论），以替从边沁早期关于监狱的著作借来的福柯（Foucault）的环形监狱效应（Panopticoneffect）的使用辩护[16]。在这个令人沮丧的和奥威尔式方案的全景敞视监狱塔，被利用以体现工作场所里隐藏的服从，它使所有囚犯能被守卫看到，而守卫却不能被囚犯看到。它如此论证道，监视与监控在雇员间的〔产生的〕内化效应使得尽管监控不被察觉，但服从依然被创造出来[17]。从这个角度看，新科技增强了这一效应，由于它们的范围超越了传统的创造服从与控制的工具。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网络监控在专业和服务行业的〔应用〕迅速扩散，在这些领域，产出度量更加难以定义和量化是其基本特征。比如，英国联合政府自从2010年，寻求提高设定给学校的指标与“标准”的应用，以此为鼓励行业内的“选择”，及作为节省开支措施，加重教师工作负担的手段。指标与分数如今被公开发布，以商品化学校和每一个教师的“产出”。在指标设定方面，一个用来监控学生表现的信息与通信（ICT）系统（SIMS——学校信息管理系统（SchoolsInformationManagementSystem））被广泛地介绍给整个学校体系。SIMS监控学生的行为和出席情况（若学生缺席将连通〔发送〕给父母或监护人的自动短信）；创造一份关于教师专业资质及培训〔经历〕的学校劳动力调查，记录学生整学年的分数和成绩（在未能及时填写时会给教师一个“提醒”）。在这一潮流中，〔所收集到的〕涉及教师和他们每一名学生的信息是广泛的。
更重要的是，SIMS将学生的与基于过去成绩的预期等级相比，达到的成绩分数进行“颜色编码”。这些“预期”等不受教师个人的控制，因为他们被置于一线工作者的级别，而由外部顾问度量学校之间（考虑到邮政编码[18]）的一致性。通过这种途径，那些落后于“预期”等级的学生能被迅速识别出，一如那些教授低于预期的学生的教师。如果一名教师累计了太多“错误”颜色的编码，这会藉由监控系统向校长展示。这批信息之后最终会提供给绩效评价系统以设定表现目标和〔教学〕指标，并且既能用来作为惩戒性工具，又能用来作为绩效薪资的可能指示物。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这里暴露了一种企图——尽管笨拙而粗糙——度量教师的“抽象”劳动力并利用这一度量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准绳的企图[19]。不论学生能忍受怎样的教学质量，教师如今被鼓励去注重于“及格线左右等级”〔的学生〕，而花费更少的精力在班级里低分段的学生上。对政府而言重要的只有指标、产出，和新市场内通过商品化日程创造的竞争。
相似的过程能在社会性工作上发现，在那里指标被设定给儿童收养与保护工作，或〔设定在〕工作总周转期间，而不尊重为经由专业考虑保证做出正确决策所必需的〔时间〕[20]。在所有情形下，这个过程的一种副产品是教师与社会工作者不断增强的疏离感，因为他们为专业评估所束缚，被强迫提高强度地劳动，而且为了满足指标，变得不假思索地在工作中偷工减料[21]。
新技术与工作场所监视
整体控制论提高信息商品化机会的能力促成了变化显著的第三个方面。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崛起，例如脸书和推特，给予了雇主监控、窥探和最终规训和控制雇员的额外机会。同时，政府也在努力利用关键词驱动技术，如在英国智库GCHQ（GovernmentCommunicationsHeadquarters）的颞颥（Tempora）项目所使用的，以监控及窥探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交流。推特发布于2006年，到现在已经累计了超过三亿六千万每日推文；与此同时，脸书，在它2013年年初因为隐私问题开始引起用户担忧而丧失一千万名用户之前，于2012年十月登记了它的第十亿名用户。在这个线上社交媒体的美丽新世界，虚拟“形象”而非是“它的物质实体所代表的”价值与劳动力被消费着[22]。一个文化商品化的过程于是乎产生了。
不仅仅时间与工作场所被网络转瞬即逝和灵活的逻辑所损害，而且劳动自身由于它的〔来自〕指标及绩效与行为的抽象标准的压制而变得可控。因而，雇主能将个人推文和脸书的用户档案用以进行面试前的提前审查，〔通过〕调查我们的人格（尽管我们常常想构建〔一份〕它们）和糗事，记录朋友的类型和数量，以及扫描照片和“点赞”来描画一幅关于员工社会和政治倾向、性别、年龄与肤色的图像[23]。一次2011年由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SocietyforHumanResourceManagement）进行的访查发现，56%的受访公司在进行招聘筛选前会使用社交媒体扫描，比2008年上升了34%。四分之一的组织在提供岗位前会调查社交媒体档案[24]。这个过程的有害性与主观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美国一项更为深入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档案显示有酒精消费偏好的人，比那些档案强调家庭导向的人更难获得岗位。
当然，当雇主们运用社交媒体占尽先机时，他们同样意识到它可能展示的对他们权威性和控制工作时间能力的威胁。作为对所谓“网络摸鱼（cyberloafing）”的打击，雇主们如今联合起来以在工作场所的电脑上禁止社交媒体的使用。一份英国2010年的调查报道说，1765名作答雇主中的79%如今都在他们的电脑上禁止了社交网站[25]。2009年朴次茅斯市议会禁止了它的4500名议员使用社交网站，比如脸书，因为它发现这些议员一个月之间登录了这些网站达27万次（平均相当于一天三次）。议会表示，议员如果将它们用于工作用途，便能够申请解锁他们的账号。这类豁免也许〔还〕包括一名反欺诈官员对领取救济金者实行的为弄清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如其所宣称的检查[26]。
然而，作为控制形式的强迫和泰勒化不是唯一的在组织中间产生服从与同意的手段。如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Burawoy）于他的书《制造同意》（ManufacturingConsent）中所言，雇主能给雇员提供一种“选择的错觉”，作为一种微妙的拉拢形式[27]。拉斯姆斯·约翰逊和马里乌斯·古德曼·霍耶已使得常规的“服从与控制”论点颠倒过来。这类指标设定与对受雇佣者的组织化塑造过程，取代了强制和异化的主体性建构手段，也许（令人沮丧地）使得个人充斥着一种“匮乏”感[28]。换言之，尽管涉及通信技术的软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控制工具有些缺乏“人性”，而且由于量化抽象劳动力导致异化，但它更可能形成向我们灌输关于监视、指标设定与反馈流程的。
这潜在的可能性被一些雇主发现（尽管由于无可选择），他们不惧怕网络传播的内在不确定性和威胁，但却愿意拥抱这项技术，并寻求利用它创造一种将相关的匮乏感转化为组织的利益的组织氛围。的确，对关于我们自己的数码化信息的完全接纳，在量化自我运动（QualifiedSelfmovement）中被强化。个人因此持续地自我跟踪他们的重要健康信息（血压、心率、体温等），并根据自我观察的状态在进食、运动和性活动之后立即自我规划[29]。智能手机的应用，如Vine，如今允许个人通过持续视频流下的个人网络，可以迅速分享一定的信息，不仅仅包括他们当下的活动，而且包括即时的周边环境。当有些人认为这些发展可能使个人解放时，其他人则深感雇主和大公司对〔这种〕潜在作用嗤之以鼻[30]。但健康保险公司会格外感兴趣。IBM已经有了一种识别“不开心”的受雇佣者的工具[31]。
不仅在雇佣契约签订前如此，而且工作生活同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也已随着网络传播和社交媒体的到来而变得模糊不清。回到教师的案例，当今工作负荷的纠纷部分地由于政府对教师们遵守新的《教师标准》的坚决要求而火上浇油。政府发布的新标准自2012年起生效，旨在“评估教师的表现相对于标准处于一个与教师在有价值的岗位和在他们职业生涯有价值的阶段合理预期应达到的水平相一致的程度”[32]。校长们被要求在做出他们的判断时参照这些标准，并且通过评价系统贯彻这些判断。前面提到的色标SIMS系统，构成了包含涉及25项技能的对私人和专业行为的〔等级〕划分的绩效评价的一部分。正是这个稍后的条款踏入了教师们在校门之外的私人领域，它关注于〔教师〕“不违背基本的英国价值观，包括民主、法律秩序、个体自由、相互尊重，以及对各种不同信仰与信念的宽容”。“基本的英国价值观并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定义，但显然，任何超出政治主流的行为，都有可能招致校长的审判。
最鲜明地是，关于教师更普遍地参与如脸书、推特的社交媒体的争论，变得异常突出。苏格兰的阿盖尔-比特（ArgyllandBute）的地方议会已经在某学校的一名部门领导发帖谈论她班上的三名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男孩的事件之后禁止了它的受雇教师发帖谈论工作[33]。这个案例处于其他已然在英国发生的对发博客者与互联网社交网络使用者更高调的解雇〔的背景下〕。比如Waterstone’s书店、Argos零售店、监狱服务、Virgin航空的雇员身上发生的事件。这样的“不适当”使用，通常涉嫌受雇佣者对当事人的毁谤言论。然而对于教师和演讲者而言，区分开公共与私人的问题是尤其重大的。例如，一名美国的社会学教授，也许是由于天真，允许“好友的好友”看到她脸书上对她学生的揶揄，导致来自学生的投诉。这名教授被暂时停职，如她所在大学的政策恰当地记录下的——如果不是同情地陈述——社交媒体网站“模糊了个人声音与机构声音的界限，……隐私在社交媒体的世界里并不存在”[34]。
最突出的例子发生在2011至2012年英国航空（BritishAirways）的空乘人员纠纷中，雇主利用社交媒体对付受雇工人。全体空乘人员紧紧团结在的英航空乘人员工会（Bassa）（总工会的下属机构）组织了22个分散的罢工日，并且开始对CEO威利·瓦尔什（WillyWalsh）运营公司的能力产生现实的冲击。在一次周末铤而走险的报复性行动中，BA的管理层果断采取针对脸书、电子邮件网络和文字短信的一系列惩罚行为以对付Bassa和罢工的个人支持者。罢工迫使BA退缩，如此严重以至于BA被迫要求飞行员志愿接受乘务训练，以〔使其〕扮演罢工破坏者。随着飞行员的扩招，BA实行了工会积极分子的打击行动。超过40名乘务人员因对罢工的支持受惩戒，15名乘务人员遭解雇。
在这些受罚案例中，有18例与脸书发帖、短信、电子邮件和在Bassa或英航飞行员的Balpa论坛发帖有关，18例中的3例恰恰涉及对“好友”的私发信息。工会猜想，BA内部安保力量，AssetProtection在暗中破解私人发言。除了罢工的愤怒以及“高潮时刻”可能做出的发言大多数被当作受罚罪证的发言实际上相当温和。举个例子，一名女性乘务人员在脸书上征求一份志愿训练做罢工破坏者的飞行员的名单，她被指控暴力和骚扰，并被给予一次三年的最终警告、降职一级而且她不会再有不再有升职机会。另外一名男性员工说，他有一份“志愿”飞行员的名单，但不知道如何处置，因为“他同他们其中一人有私交”。他遭到解雇。第二名男性员工在他误将一条使用了“工贼”一词的文字短信发给他以为是“朋友”的人之后，也遭到了解雇。
与罢工者相比，发表了更多低劣言论的飞行员，却没有受到惩罚，或者只收到了少量无关痛痒的批评。一个例子是，一名飞行员，在Balpa论坛上发帖道：“我肏Bassa你们这群浪荡货虚情假意的烂屄”。他〔只〕收到了一份不正式的口头警告。所有被解雇的人，据了解都是积极的罢工者，这里面包括一名作为Bassa代表的女性乘务人员，她因为“代表”这些受罚人员的“方式严重失职”而被开除[35]。
这些是雇主利用网络传播和社交媒体来监控、窥探和惩罚工人积极分子的“阴暗面”。但另一面又如何呢？工人们能团结起来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传播来组织化并反抗资本的力量吗？
分布式话语？
我们已经描述了在工作场所预期〔出现〕和超越福柯理论的环形监狱的自我规训效应。对一些评论者而言，这个噩梦是真实的：这是工作场所中实现完全控制的末日性预言，因为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雇员的一举一动以及每一个错误都被监控和即时记录。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传播，通过它们超越规驯和控制的传统工具的范围，提升了控制和规训效应的强度。比如，伦敦经济学院的两名学者SueFernie和DavidMetcal就f谈到电脑电话通讯在一个有着电话服务中心环境的管理部门手中将使控制达到“完美”的效果[36]。
这种奥威尔式噩梦的描述，为菲尔·泰勒（PhilTaylor）和彼得·培恩（PeterBain）所驳斥。〔二人〕关注受雇佣者利用电话服务中心，以个人或集体的蓄意阻挠与拒绝服从的行动进行的反抗[37]。这二位作者辨认出一个受工作的质与量所决定的矛盾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人能克服即时监控，无论是通过个人的反抗行为，或是对幽默的利用，或是加入工会集体地为更好的工作条件和薪酬而斗争。如果劳动权利要最大限度地被转化成剩余价值，同时对质和量的要求，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依赖于受雇佣者的善意〔配合〕，而非简单的服从。奥威尔式方案必然因为工人对如何反抗这般的从属地位的了解而缓和。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网络传播赋予受雇佣者的通过反监控和揭露雇主自己的（错误）行为和公司过失的“逆转局势”能力的影响[38]。脸书和推特提供了一个无中介和即时的工具，给了这个“概观”效应以甚至一种“逆转环形监狱”的形式，从而雇主和公司的行为能被调解。对个人而言，检举揭发雇主的机会、方法、和倾向也许会相应的提高，增加既存雇主的犹豫不决。大多数已有的检举揭发的法规继续以解决“传统”形式〔的劳资纠纷〕为框架。然而，基于互联网的活动使事情复杂起来。与其借由第三方（例如传统媒体、工会、政府监管机构或雇主支持的“热线电话”）去检举，网络传播的发展允许立即上传（未经核实的）信息给全世界的观众。这些信息于是无中介、不受制约和爆发式地传播开来，而且这不限于在维基解密/BradleyManning/尤利安·阿桑奇（JulianAssange)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Snowden）的例子中，而且在揭露雇主的渎职和腐败等更加普遍的〔斗争过程中传播开来〕。
为展现这个对立的移动化视角，一些评论者回到福柯，联结预言、话语和权力为一个“话语秩序”[39]。这个视角展现了一个来自底层的集体行动的机会，在一个由网络提供反抗信息和领导反对资本在全球化生产体系的霸权效应所加强的“分布式话语”的过程之中：
“全球的组织和协调合作不再只是大公司、政府与国际协会的事情。全球交流如今成了每天实践的常规，它提供了一种领导运动和协商的新速度或高效率。”[40]
他们还陈述道，分布式话语有着不仅仅在全球经济中打乱跨国集团的权力联系的力量，而且在工会如普通成员能利用网络来挑战工会领导层的官僚保守主义。一份常被引用的例子使长期持续的利物浦码头工人纠纷（1995-1998)以及他们用互联网创造了一套跨英国海岸线的团结网络的案例。他们论述道，受压迫与受排斥的人们的复调话语是消解权威的关键，因为这样弥散的话语“不同于话语的权力”[41]。工会中的话语秩序（有所争论）由工会领导建构，由增强领导力、等级制权威与权力中心化的沟通渠道表达。通过网络传播保证的分布式话语，据约翰·霍根以及其他人所倡导的模型，将因此打破循环，允许另类的声音能从底层被听到，别样的斗争话语会出现[42]。
互联网通讯的出世，以及接下来更具交互性的Web2.0技术，确实使工会对网络使用增长，给予许多论者以捍卫电子工团主义理想的空间。这些讨论大多数在谈及信息通讯技术与网络传播令集体行动蓬勃发展的潜力时，持一种的乐观态度[43]。肖斯塔科（Shostak）的电子工团主义方案鼓励工会去“搭上”新的信息超级高速公路，承诺了一个“工会能提高形象和视野，包括长期目标、策略选择与靠近它们的形象所必需的优先事项在内的，成为一个成功的21世纪工会”的未来[44]。这个工会互联网专业化的涅槃，包含——在其他事项中——经常性的对成员观点的调查，“以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他们的美梦和梦魇”，还有通过“承诺24小时内个人回复”的工会官员经常性的电子邮件回应，来了解普通成员[45]。
电子工团主义不仅是为了提升工会的沟通方法与加强对产业政策的争取能力的手段，而且是联合新的国际主义浪潮和使普通成员重新焕发生机的手段。最早的互联网国际主义的提倡者是以伦敦为基地的埃里克·李（EricLee），他在1997年建立了LabourStart网站，并有了5000名订阅者，提供每日平均250条报道的23种语言版本。Paypal如今被用来支持募资。与LabourStart同期，相似的站点在全世界涌现，如RadioLabour、LabourNotes和UnionBook，有些为工会联合会官方支持，另一些则由劳工积极分子自发性〔支持〕[46]。工会还广泛地在反对公司的运动中使用网络传播，一个好例子是MakingChange在美国沃尔玛由食品和商业工人国际联合会的建立[47]。工会自己也使网络传播的广泛使用，并利用全范围的多媒体以增加影响。然而，尽管工会对网络传播的使用扩大了，但“分布式话语”有它能达到的明确界限，大多尤其是在涉及加强普通成员反对保守的工会官僚的力量〔的方面〕。
一个给基层积极分子的工具？
我们来复述一下争议：“分布式话语”的支持者说网络传播将使普通工会成员能组织和通过传播信息挑战官方话语，以达成阻碍保守的工会官僚的僵化影响的效果。抑或，如霍根和其他人所述，新的分布式技术可能“不仅令资本和劳动之间权力的重塑成为可能，更使劳工运动自身内部的权力重塑成为可能”[48]。然而，有一系列说服力较强的因素表明，这是一个过分乐观的估计。首先如埃里克·李自己间接提到的，积极分子所能消化和处理的信息量是有限的，互联网疲劳或许会显著出现[49]。其次，如其他人强调的，包含于“点击行动主义”（clicktivism）与“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现象中虚拟〔层面〕的消极状态的问题，或许会给我们一种网络传播将想法转变为行动的力量的错误印象。在批评方面，现实时间、现实空间的活动被消极的、虚拟的与物理隔离的活动所替代，这在一定程度上，藉由单方面的屏幕和键盘的交互来进行。懒人行动主义被埃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Morozov）引述为：
“感觉良好的线上积极分子，没有任何政治或社会影响力。它给了那些参加“懒人行动主义者”运动的人一种加入一个脸书群组之外，就能给世界以重大影响的错觉。”[50]
米卡·怀特（MikahWhite）形容点击行动主义为一种：
“行为模式，它不加批判地拥抱市场意识形态。它认为广告与市场调研用来售卖厕纸的手段，一样能建立社会运动。这展现了它自身对用公制量化成功的力量有一种过分的信念。因此数码积极分子所作的一切都被详细地监控和分析。对记录点击的痴迷令数码积极分子成为了点击行动主义者。”[51]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谈及集体工作环境的行动和团结互助时，我们必须评估网络传播不仅仅是超越欲求的能力，而且更重要地是超越工会权力与权威的形式的能力[52]。一份最近的关于工会对互联网和网络传播更普遍使用的报告总结道，工会成员“比起他们非工会的通辽是信息通讯技术更频繁的使用者”[53]。然而工会积极分子更常使用网络传播的事实并不能自动得出工会将会复兴或普通积极分子将能更有效地挑战工会官僚的结论。如果我们相信，只有战斗性的基层积极分子会利用网络传播，那我们就处于幻想之中，正如工会管理者或右翼积极分子也会有效地利用信息网络。因此，最近联合会总书记的竞选中，杰瑞·希克斯（JerryHicks）和兰·麦克库鲁斯基（LenMcCluskey）都利用了大范围的平台（网站、电子邮件列表、播客视频、脸书群组、推文）来进行他们的〔竞选〕活动。萨利·杭特（SallyHunt），大学讲师联合会（UCU）总书记，利用对成员的电子邮件调查，企图通过绕开分支和地区组织与其他工会的民主结构以强化他在工会里左翼积极分子间的权威[54]。
官方层面的联合利用有效的网络传播在空乘人员纠纷中组织反对威利·瓦尔什和英国航空公司，包括视频和滑稽模仿网站（“BrutishAirways”[55]）。在2010年3月，一个叫“支持BA乘务人员罢工的民主权利！”的脸书页面也建立起来，吸引看超过3500“赞”（这个页面的关注者）[56]。这个站点大量的主要帖子是对罢工的支持；这个站点经常联系报刊报道，以及更重要地，发布所有罢工日的航班取消信息，这是为了抗议BA管理层传达的“适于”更多顾客的服务风格和内容。
少数帖子强烈反对罢工，与〔上述站点〕同时，前往了另外的2010年5月建立的，BA、反罢工“志愿者”脸书群组。然而，这个站点却没能成功传播出去，并很快在只有十个“赞”〔的情况〕下陷入暂停活动状态。可能最关键的在纠纷期间使用的电子公共集会场所仍然是乘务人员联合会的Bassa电子邮件论坛，它使团结得到巩固，给予了Bassa地理性分布的成员反对雇主的一种普遍认同的感受。尽管在这次纠纷中互联网对抗现实的权力是基于乘务人员群众会议达成的决议，但甚至这些还不足以避免唐尼·伍德利（TonyWoodley）领导下的联合会在与BA达成协议时妥协放弃部分已由乘务人员自己认可的要求。
分布式话语的效用是有明确界限的。网络传播也许在引起更多人参与讨论方面表现良好，而且反抗的消息被传播和吸收的更快。但它挑战工会的等级制度或改变政策方向的能力仍然取决于〔是否能〕在集体公开讨论中赢得大多数的论辩。从这个角度，网络穿鼻或许能扮演一个散布信息和扩大讨论的有用工具，但它搅乱或转变讨论与决策的民主结构的能力也有着明确的界限。
作为结论，我们能论述道，在生产段利用网络传播和社交媒体的斗争极大地关系着我们的物质世界，而远远不是非物质的。网络传播和社交媒体能成为工人反对雇主的装备库中与为社会主义理念而斗争时额外的组织工具。然而它并非一个〔求得解放的〕坦途。尤其是资本已准备了针对它利润的劣化趋势的系列行动，还已经进一步拥抱网络传播来提高工作强度和取消工作时间与个人时间和公私领域间的界限时。需要理解的重点是工会能发挥的力量仍依赖于（恰当地说）决策领域的内在民主程序。社交媒体——确切地由于它的开放和无中介的性质——可能同工会内部民主的原则相违背[57]。这是尤其重要的点，如果我们希望理解普通工人如何利用网络传播去挑战全球资本以及沆瀣一气的工会领导们。与其以来网络传播拯救集体组织的涅槃，我们必须辨认出普通工人的独立性和力量是基于实际存在的战斗者的网络，基于在生产端从面向某群体的，进而是跨工作场所的团结协作的集体经验的共享和普遍化。
这里隐含了一次意识的跃进，历史已然证明，社会主义者在普通工人运动中的领导角色是至关重要的[58]。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面的联络与争辩，民主的讨论与和群众集会，是社会信任与为了令运动超越虚拟进入现实所必须的互惠的命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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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nes,2011.
[2]Fuchs,2012,p.386.
[3]Giddens,2002.
[4]Castells,2000.
[5]参见Choonara,2005.
[6]HardtandNegri,2000,p.293.
[7]Doogan,2009,p.50.
[8]这里作者指的是一个再生产周期，而不是实际的“一年”。——译者注
[9]前往www.citehr.com/76182-bell-curve-appraisal-system-employee-database.html#ixzz2THEpZgd9；亦参见Gary,2001.
[10]Carterandothers,2011
[11]参见Braverman,1974,作为一个经典解释
[12]如需当代版本参见MOST(MaynardOperationSequenceTechnique)WorkMeasurementSystems的手册(Zandin,2002).
[13]两个有参考意义的研究是Danfordandothers,2003,和Borehamandothers,2008.
[14]Rawlinson,2013.
[15]Waters,2006.
[16]福柯,1995.
[17]SewellandWilkinson,1992.
[18]即考虑到地区差异。——译者注
[19]马克思,1975.
[20]如需一种对社会性工作中这类过程的描述，参见FergusonandLavalette,2004.
[21]这类对指标设定的恐惧，同样影响到了坚定的保守派——警察联合会，它声明，政府的显示犯罪率下降的统计资料可能是误导性的，因为官员被鼓励操纵统计资料和少记录犯罪。参见Barrett,2013.
[22]GrassmanandCase,2009,p.175.
[23]前往http://journalistsresource.org/studies/economics/jobs/social-media-workplace-research-roundup#.
[24]BohnertandRoss,2010.
[25]Martinandothers,2011.然而，禁止工作电脑上的社交媒体是一次相当无谓的行动，反而增加了带网络传播功能的智能手机的使用。
[26]报道于2009年9月27日——参见Kisiel,2009.
[27]Burawoy,1979.
[28]JohnsenandGudmand–Høyer,2010p.10.
[29]前往http://quantifiedself.com.
[30]Finley,2013
[31]前往http://phoebevmoore.wordpress.com/2013/07/28/self-tracking-and-the-quantified-man/.
[32]DepartmentforEducation,2013,p.3.
[33]Kemp,2009.
[34]Stripling,2010.
[35]消息来自Bassa/联合会
[36]FernieandMetcalf,1997,p.10.
[37]BainandTaylor,2000.
[38]Mathieson,1997.
[39]Foucault,1972.
[40]Hoganandothers,2010,p.29.
[41]Hazen,1993,p.21,及Carterandothers,2003,p.295.
[42]Hoganandothers,2010.
[43]Lee,1996;Shostak,1999;FreemanandRogers,2002.
[44]Shostak,1999,p.125.
[45]Shostak,1999,p.113.
[46]如需对各种宣言的总结，参见Shoshtak,2001.
[47]前往http://makingchangeatwalmart.org/.
[48]Hoganandothers,2010,p.33.
[49]Lee,2006,p.16.
[50]Morozov,2009.
[51]White,2010.
[52]MartinezLucio,2003.
[53]Richards,2010.
[54]http://socialistworker.co.uk/art/28308/UCU+conference+delegates+defend+their+union%26%2339%3Bs+democracy.
[55]Brutish意为“野蛮的”，因其形近British，取双关意。——译者注
[56]SupportBACabinCrewsDemocraticrighttostrike
[57]Saundryandothers,2007
[58]参见Callinicos,1982作为一个总结。 |
二．巨型公司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二．巨型公司
1
科学的理解是通过构造和分析所研究的现实的各个部分和方面的模型来进行的。这种模型的目的，不在于对现实提供一个镜中影象，不在于把现实的一切因素均按其实际的大小和比例都包括进去，而只是在于把那些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找出来，以供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之用。我们略去非本质的东西，我们抽去不重要的东西，以便对重要的东西一览无遗；我们加以放大，以便改进我们观察的视野和正确性。一个模型是、并且必然是不现实的——就这个词最通用的意义来说。然而，从一种似非而可能是的意义来说，如果它是一个好模型，它就为理解现实提供一把钥匙。
构造模型并无规则可循，而且，正如经济学的文献所证明的，构造一个坏模型要比构造一个好模型容易得多——所谓坏模型就是抽去了本质的东西，因而既不能给人以见识，也不能给人以理解。〔注：杜森贝里说得对：“知道怎样简化我们对现实的描述而又不忽视任何主要的东西，这是经济学家的艺术中的最重要部分。”詹姆斯·S.杜森贝里，《商业循环与经济成长》，纽约，1958年，第14—15页。〕也没有简单的先验标准，可以检验一个模型的好坏。要知道点心的味道，只有尝一尝。我们只能从某种假设和想法开始；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来把不重要的同重要的区别开来；从剩下的重要东西中，我们可以形成似乎是一种制度的部分和因素；我们可以把这些部分和因素集合起来，在进行过程中加以精炼和润饰。当我们最后得到我们的模型时，我们必须使之通过一种检验：它是否有助于理解现实世界？换言之，它是否有助于使我们看出过去不曾看到的联系，把结果同原因的关系显示出来，用有规律的和必然的东西去代替任意的和偶然的东西？一句话，它是否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并在其中采取理智的和有效的行动？
在构造一个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模型时，我们是以上述一般的想法和目的为指导的。这种模型在于把这样一些特点置于舞台的中心，使之成为注意的焦点：它们尽管千差万别，并处在各种细节的覆盖之下，却是决定一种制度的根本性质的东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从分析典型的大企业单位即现代巨型公司开始，其理由已于上章指出。
再说一遍：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摄影式的现实主义。无疑地，有着非常接近于“理想型”——用马克斯·韦伯的名词——的公司，我们将要接触到；但即使没有这种公司，这种分析也丝毫不会丧失其中肯性。要紧的是，经济中的决定性单位都在清清楚楚地向着一个明确的、可以辨认的模式运动，而这个模式本身比任何同它接近的具体东西更重要得多。以理想型的公司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的模型，会把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以难于辨认和容易误解的伪装形式存在的东西明白清楚地表现出来。
2
我们愿意对其集中注意的公司范例具有若干特点，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列举于下：
（1）控制权掌握在经理部门即董事会加主要行政人员手中。外部利益常常（但并不总是）在董事会有着代表，以便使公司的利益和政策同顾客、供应商、银行家等等的利益和政策取得协调；但实权是操在内部的人——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公司身上并把自己的利益和事业同公司的命运连在一起的那些人的手中。
（2）经理部门是一个自行永久存在下去的集团。所谓对股东全体负责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每一代的经理吸收它自己的继承人，并根据它自己的标准和评价来训练、培养和提拔他们。公司的事业生涯中，普通有两种典型的擢升方式：在某一个公司中从较低的职位上升到较高的职位，以及从一个较小的公司向一个较大的公司转移。成功的顶峰是最大公司之一的总经理或董事长。
（3）每一家公司都企图通过内部资金的形成来达到财务上的独立，并且通常都能达到这个目的，这种资金继续处于经理部门的支配之下。作为一种政策，公司仍然可向金融机构借款或通过金融机构去借款，但它通常并不是非如此做不可，因而能够避免那种对金融控制的屈服，金融控制在五十年以前的大企业界是十分普通的事情。
在研究这种类型的巨型公司的行为以前，最好先作一些解释和澄清。
第一，在我们描述的公司范例中，并没有包含这样的意思：大量财富、家族关系或是个人或家族持有的大宗股票对于经理部门人员的选拔和提升是无关重要的——例如，说戴维·洛克菲勒在大通曼哈顿银行获得一个位置并爬上最高地位，在机会上同任何一个具有相同的个人品质和智力的人是完全一样的。恰好相反，财富和家族关系是极端重要的，并且的确可以认为，这些通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当然的事。我们所指的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股票持有、财富、家族关系等等，通常并不能使一个人从外部对一个巨型公司实行控制或施展巨大影响。它们不过是进入内部的敲门砖，公司的实权是从内部运用的。米尔斯把主要之点扼要地叙述于下
财富的重要单位，不是大财产，而是大公司，拥有财产的个人依各种方式附属于这种大公司。公司是继续存在的财富权力和特权的来源和基础。所有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和家族，现在都同他们财产所在的大公司打成一片。〔注：C.藏特·米尔斯，《权力人士》，纽约，1956年，第116页。〕
需要强调的是，权力存在于典型的巨型公司内部而不是存在于它的外部，使得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的“利益集团”概念成为过时的了。按照传统的用法，利益集团是处于共同控制之下的若干公司，其权力通常操在一个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或一宗大的家族财产手中。〔注：对于三十年代中期美国经济中利益集团的分析，见全国资源委员会的驰名报吿《美国经济的结构》第1编附录13，华盛顿，1939年（保罗·斯威齐，《作为历史的现在》，纽约，1953年，第12章中转载）。〕例如，一家摩根公司过去是投资银行公司——J.P.摩根公司控制之下的一家公司，一家洛克菲勒公司过去是洛克菲勒家族控制之下的一家公司，如此等等。一个利益集团的成员自然要协调它们的政策；在发生冲突时，控制权力（或由控制权力所解释的整个集团）的利益会占上风。
整个一系列的事态发展，使过去将巨大利益集团连结在一起的纽带松弛或打断了。投资银行家的权力，是以早期公司巨人在建立的时候以及在发展初期对外部资金的迫切需要为基础的。后来，当这些公司巨人由于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发现自己日益能够用从内部形成的资金来满足自己的财务需要时，对外部资金来源的需要就降低了重要性或是完全消失了。同时，家族财产的主宰一切的奠基人逐渐死去，把他们持有的股票留给了无数的继承人、基金会、慈善事业、信托基金等等，于是，一度对许多企业实行绝对控制的所有权单位变得日益乱七八糟，没有领导。这样，较大的公司逐渐从银行家和占统治地位的股东那里赢得了越来越大的独立性，因而使它们的政策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适应于它们各自的利益，而不是服从于一个集团的利益。
我们自然并不是说，在美国经济中利益集团巳经消失或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但我们的确认为，它们的重要性正在迅速降低，一个恰如其分的经济模型不再需要去考虑它们。用实际材料来证明这种看法并非本书的目的，尽管这种材料容易找到。但是，既然对利益集团的绝对重要性的信念是左派思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似乎应当引证一个具体实例，来说明实际影响了一度普遍承认是两个最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之一——洛克菲勒集团的解体过程。
洛克菲勒利益集团的核心，是原来的美孚石油公司，它于1911年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之下分裂，变成了若干单独的公司，在国内不同的地区营业。有着充分的证据，证明在整个二十年代，这些公司依然留在一个利益集团中，处在洛克菲勒的坚强控制之下。它们相互尊重各自的推销区域，并且通常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迅速兴起的独立公司。1929年，印第安纳美孚油公司总经理通过代理投票争取股东支持，以便从洛克菲勒家族夺取他的公司的控制权的企图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而这个未遂的反叛者也就被随随便便地免职了。
在1929年以后的年代中，石油工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卡特尔形成了；丰富的中东油矿开辟了；在国内，萧条造成的此例分配的制度带来了等于是政府强迫执行的垄断价格；三十年中汽车的数量增至三倍以及石油广泛地代替煤炭用作燃料，使得对石油的需求和石油的生产猛烈增长。原有的各家洛克菲勒公司是怎样对这种事态发展作出反应的呢？它们是继续作为一个队伍而行动，各自尽最大努力来促成整个集团的利益，象利益集团论会引导我们去期望的那样呢？抑或是每一个公司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各自去争取利用这些新的机会呢？
历史的记录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大量参加了中东的石油开采，然而没有足够的销售市场，它在国际上是同德士古公司而不是同“兄弟”公司之一合作，甚至不惜以压低汽油价格为代价，侵入了新英格兰六州的市场，而后者在传统上是泽西和索科尼公司的大本营。其他各家公司随即也效法加利福尼亚公司；现在，各家美孚油公司已经完全脱离了1911年划分的推销区域，忙于窃取彼此的市场，和窃取非美孚油公司的市场。
同时，印第安纳美孚油公司早年完全不参加外国油田的开采（无疑是根据洛克菲勒的命令），现在却渴慕国际石油卡特尔各公司在它们的中东营运中所获得的令人难于置信的巨大利润。于是印第安纳公司和意大利人、日本人以及某些较小的美国独立公司联合起来，提出给予伊朗和其他中东生产人以二十五——七十五的利润分成，而不是按五十——五十的标准平分利润，借此来破坏这个卡特尔。
很可能，各家老的美孚油公司仍然处于洛克菲勒的影响或许甚至是控制之下；公开发表的材料不能证实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如果它们是那样，人们只能推论说，洛克菲勒们已经决定，促进他们的利益的最好办法，就是容许、也许还鼓励每一家公司去促进它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洛克菲勒的控制问题，就变得与各公司的行为或与它们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制度的操纵法不相干了。这是我们在构成我们的模型时愿意加以考虑的一点：我们把可能仍然存在于巨型公司世界中的任何外部控制因素抽去了，因为它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决非必不可少的。
这自然并不意味着，每一家巨型公司都是孤立地经营的，没有同盟和组合，没有协议和派别。恰好相反，这些行为方式——象它们的对立物竞争和斗争一样——正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我们所主张的只不过是：相应的结合不是由对外部控制中心的联系所决定的，而是由内部经理部门的出于理性的深思熟虑所决定的。例如，在石油工业，各家美孚油公司随时准备并愿意同非美孚油公司联合起来，或同它们作斗争，就象它们随时准备并愿意同其他的美孚油公司联合起来，或同它们作斗争一样。一切视最大限度利润在什么地方为转移。
但是我们说得离题太远了。
3
我们从巨大的、由经理部门控制的，财务上独立的公司预期会看到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呢？
正规的经济理论基本上忽视了这个问题，它继续在这样一个假定上运用，即存在着追求最大利润的个人企业家；在远自亚当·斯密以前直到现在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理论中，个人企业家占据了中心地位。保留这个假定，实际上等于是作出了另一个假定：在同这个制度的运行有关的一切方面，公司也象个人企业家一样行事。
如果停下来想一想，这似乎从表面一看就知道是不可能的。其次，虽然经济理论家基本上忽视了公司，其它的社会科学家却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它。就我们所知，他们当中从来没有人赞成这个提法：现代大公司只是古典企业家的一个放大了的翻版。反之，自从本世纪开头以来，到伯利和米恩斯的名著达到顶点，有着大量的文献极端有力地提出了这种意见：现代公司代表着同个人企业家这种较老的形式在质上的决裂，从现代公司应当期望看到根本不同的行为方式。伯利和米恩斯说；
可以设想——如果公司制度想要存在下去，这的确好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大公司的“控制”势必发展成为一种纯粹中立的技术统治，它平衡社会中各个集团的不同要求，并根据公共政策而不是根据私人贪欲去把源源不断的收入分配给每个集团一部分。〔注：《现代公司与私人财产》，纽约，1932年，第356页。〕
伯利和米恩斯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描述为“可以设想”的事情，已被现今的许多商业现场观察家想当然地认为是既成事实。例如，卡尔·凯森在其向美国经济学会1956年年会提出的一篇论文中，把“经理部门承担的范围广阔的责任”说成是现代公司“行为的特征”之一，并继续写道：
经理部门不再是追求投资最大收益的所有主的代理人了，它把自己看作是对股东、雇员、顾客、一般公众，也许最重要的是，对作为一个组织的公司本身负责的。……从一种观点来看，这种行为可以称为是负责的：没有表现出贪欲或攫取之心；没有企图把企业的社会成本（thesocialcosts）的一部分去摊在工人或整个社会身上。现代公司是一个有灵魂的公司。〔注：卡尔·凯森，《现代公司的社会意义》，《美国经济评论》，1957年5月，第313—314页。还可参阅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总经理M.J.拉思伯尔尼在1960年4月16日《星期六评论》上所说的话：“大公司的经理部门必须协调范围广泛的各种义务：对投资人，对顾客，对供应商，对雇员，对社会，对全国利益。因而，大公司同受到严密控制的小公司相比，作出决定的范围实际上可能要狭窄一些；小公司在公众心目中不那么显眼，因而不那么容易遭到批评。”〕
根据这种看法（它今天肯定是非常流行的），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已经不再是商业企业的指导原则了。自行任命并且不对任何外部集团负责的公司经理部门，能够自由选择他们的目的，在一般的场合，它被认为把旧式的对于利润的追求置于各种其他的在数量上较不精确而在质量上则更有价值的目标之下。
这个“有灵魂的公司”学说的含义是非常深远的。事实是，如果接受了这个学说，全部传统的经济理论都必须放弃，而历史悠久的根据经济效率、正义等等来为现存社会秩序进行的辩护简直是完全垮台了。这一点已由爱德华·S.梅森极为有力地指出：
但是，如果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不是指导的力量，那么，资源是怎样分配以求得其最有效的利用的呢，价格同相对稀少性有什么关系呢，生产要素是怎样根据它们对生产所作的贡献来给予报偿的呢？假定一种经济是由几百家大公司组成的，每一家都享有很大的推销能力，全都在有“良心”的经理部门领导之下。每一个经理部门都想要尽力为社会做好事，这自然同它尽力为劳工、顾客、供应商和所有主做好事是一致的。在这样一种经济中，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生产要素是怎样得到报偿的呢，在报偿与功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保证资源有效利用的机构——如果还有的话——是什么，公司经理部门怎样能“正确对待”劳工、供应商、顾客和所有主，而同时又为公共利益服务呢？〔注：爱德华·S.梅森，《“经理主义”的辩护》，《商业杂志》，1958年1月，第7页。〕
经济学家没有试图去答复这些问题；的确，就梅森所假设的那种经济——由几百家有灵魂的公司组成或由它们统治的经济而言，提出这些问题究竟还有什么意义是可以怀疑的。价格和收入全是不确定的，也不会有在理论上可以明确表示的走向平衡的趋势。诚然，在这样一种社会中，经济生活可能会固定下来，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统计学家能够予以分析的惯例和模式，但今天的经济理论家将无事可做则似乎是相当明显的。
有一派思想——它同卡内基工艺学院赫伯特·A.西蒙的名字特别有联系——似乎已经得出上述结论，并在试图用西蒙所称的“组织理论”去研究大公司以及它的含义。根据这种理论，公司并不企图最大限度地得到什么东西，而只是想要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西蒙用他所称的现代公司经理部门的“获得满意结果”的行为去同设想为旧式企业家特色的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行为相对照。在1956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西蒙的一篇阐明这个观点的论文已由威斯康辛大学的詹姆斯·厄尔利予以答复，后者若干年来曾以美国成功的大公司为实例，研究经理部门的政策。他总结了大量精心搜集和分析过的实际材料，毫无困难地驳倒了西蒙的理论；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更有意义的是，他进一步对现代公司经理部门实际上是怎样行事的提供了最有教益和最富启发性的描述。这篇文章非常之好，却湮灭在美国经济学会的《论文与会议事项》这本没有题目的书中，值得我们将其大部分抢救出来。厄尔利在说明了他同西蒙意见的一些相同之点和某些小小的不同之点以后，进一步叙述如下：
对于看来是西蒙得出的基本经济原理，我有更严肃的保留意见。他的原理是：商业企业只寻求它的问题的令人满意的解决，特别是，只追求令人满意的利润。他的探讨如此直接地得出这一结论，就是特别使我怀疑它是否能令人满意的事实之一。不论对个人或其他类型的组织来说是如何真实，我却不能把西蒙的“求得满意的结果”的行为同大规模的美国商号的行为等同起来。我同意，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和一般的“使尽可能完善”的传统观念必须加以修正。我坚决认为，他的改变走得太远了。让我简单列举促使我们否定“求得满意结果”这个假定的各种主要证据。
（1）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钻研了最近的经理文献，包括一般的和专门的，我这样做的假设之一是，这种文献会透露出先进的商业经理部门的观点和惯例。这种文献的一个令人注意的特点是（除了显然以公共关系〔指对外宣传——译者〕为目的者外），它一贯地集中注意于降低成本，扩大收益和增加利润。自然有许多地方提到要建立标准和必须补救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倾向却总是谋求更好而且常常是最好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好的结果。象塞缪尔·冈珀斯〔注：塞缪尔·冈珀斯（1855—1924年），美国劳工领袖，出生于英国。——译者〕的理想的工会领袖一样，经理部门的模范人物似乎以“再多一些！”作为至少是他的信条之一。
（2）第二，我对主要的所谓“经理完善”的公司发送了调查表，调查它们的习惯作法和政策，这种研究使我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我已公布首批研究的主要成果，不想在此重述。〔注：作者在这指的是詹姆斯·S.厄尔利，《“经理完善”的公司的边际政策》，载《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3月。〕
（3）使我对西蒙关于商号的假定产生怀疑的第三个事实是，我们的较大企业所利用的经济学家、市场分析家、其他各种专家以及经理顾问的人数迅速增多。这些人大多数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商号降低成本，找出最好的方法，选择最有利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发现新的获得利润的机会。当这些老练的先生们在商业顾问班子中占据势力时——我深信他们将要占据势力——以利润为指导的合理性很可能越来越变成商业行为的典型。
（4）分析技术和经理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二者刺激和帮助商号找出费钱最少的做事方式去做最为有利可图的事情。业务研究和数学设计只不过是这种正在成长的技术中的比较新颖的东西。还有大大改进了的会计和预算形式，改进了的市场分析方法，商业预测的精心改进，以及各种非数学设计的有趣类型。这些新技术的统一性质是，它们寻求把合理解决问题的原则运用于商业计划和作出决定中。
让我把似乎是从我自己的研究中自然得出的关于商业行为的概念简单描述一下，作为总结。它落在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这个古老的假定和西蒙的“令人满意的利润”两者之间的某一处。它完全承认商号在获取情报和进行计算的能力上具有局限性。它也包含他所提出的“愿望水平”（aspirationlevel）概念和一种经过修正的“生活力”（viability）原则。我的关于行为方式的假定，最好是简单地描述为“对实际可能的最高利润所作的系统的世俗的追求”。
它所根据的理论可以非常简短地叙述如下：
现代大规模商业的主要目的是，高额经理报酬，充分的利润，强固的竞争地位和发展。现代经理部门不把这些目的看作是彼此有严重冲突的，而的确是把它们看作相互不可缺少的。经理部门相信，在今天迅速改变的技术情况和市场情况下，竞争能力，即使是为了存在下去，也要求作出技术革新和重大发展方面的大量开支。既然通过合并来发展是碰运气的事情，并且常常是不可能的，那末大量的并且多少是继续不断的投资支出就是必不可少的了。由于大家公认的理由，经理部门想要使外部的资金供应减到最小限度，因此，这种支出的大部分资金必须由内部形成。这就要求在支付股息之外，还有大量的和日益增长的利润。对经理部门人员的高额报酬也要求如此。所以，大量的日益增长的利润不但是非常重要的直接目的，而且是一种手段。
考虑到这些目的和需要，先进的经理部门是在一个长时期内来对利润作出设计的，所使用的各种互相配合的计划都包括实际上尽可能长的时期。这些计划所订的利润指标，不但足以支付充分的股息，而且还足以支付必要的革新和发展开支。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新机会的发现，计划是经常修订的。
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即实际可能的最高利润）的趋势，在这种制度中从几方面表现出来。在修改和重订计划的过程中，花钱较多和获利较少的活动被削减或放弃了，而花钱较少和获利较多的活动则加上去了。成本较低的生产过程和获利较多的那部分产品和市场起着标准的作用，预期其他的生产过程或其他部分的产品和市场都要向它看齐，或为它所代替。通过不断地选择有提供较大收益之望的那种方法和那部分产品与市场，这个标准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之上，可能时并使之上升。最后，整个企业的全部利润和发展目标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日益提高，除非困难的环境不容许这样做。
诚然，这种目标、计划和标准，在任何时候都代表一定的“愿望水平”，而满足这种愿望水平的努力则受到极大的注意。但这种愿望水平有两个主要之点：（1）它们很可能是难于达到的，（2）它们普通是随着时间而向后倾斜的（即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即使在顺利的时候，公司的愿望水平也是相当严峻的，并且它们的向上弹性是很大的。反之，把利润和其他标准向下调整则遇着极大的阻力，因此，在困难的时候，商号要试图作出更艰苦的努力，去获取实际可能的最高利润。
我完全同意，我所概略地叙述的，是可以称为“模范商号”的行为，而不是在数量上堪称现在商业界的代表商号的行为。但我的主要论点是，能使我的概念变成事实的经理技术和专门知识正在迅速发展，日益使商业界容易获得，并且正在被主要的商号迅速采用。因此，我认为，模范商号将变成未来的代表商号。如果是那样，它的行为将越来越适于而不是不适于用我们的某些历史悠久的观念去分析，例如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注：《美国经济评论》，1957年5月，第333—335页。〕
这篇极好的文章，有两个方面值得评论。第一，它对厄尔利所称的“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和一般的‘使尽可能完善’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一个健全的纠正。这个传统观念是同一个或多或少是明白叙述的假设连在一起的：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企业家，对于向他敞开的一切可供选择的办法，以及选定任何几种办法的结合所产生的后果，均具有完全的知识。在此种假设下，他总是能够选择提供绝对的最大限度利润的几种办法的结合。其次，如果假设在变化着的情势面前他的知识依然是同样完全的，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他总是能够根据新的情况作出立即的和合适的调整。这里包含了一个假设，即企业家是无所不知的，这个假设自然是荒谬的，它远远不是一种有用的抽象。实际上，经济学家对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原则确实常常赋予了比较明智的意义，但是，由于未能明白否定无所不知这个假设，未能清楚说明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这个假设中所包含的和所没有包含的都是什么，他们就让自己易于受到西蒙所提出的那种攻击。因此，厄尔利的精心考虑过的文章是很有价值的。通过强调“商号在获取情报和进行计算的能力上具有局限性”，他说得很明白：并没有包含具有完全知识这种假设，而他的全部论据是建立在否定任何绝对的最大限度或尽可能完善的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商号（是个人企业家还是公司，并无差别）总是发现自己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对于变化着的情况只具备有限的知识。在此种情况下，它所能做的决不能超过改善它的利润状况。实际上，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只能是追求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实现的最大的利润增长，自然要服从一个基本的限制性条款：利用今天的获利机会必须不致毁灭明天的获利机会。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这个原则的全部内容就在于此，但是为了证实“节约”行为模式所必要的东西也恰好尽在于此，这种行为模式是过去两个世纪中全部严肃的经济理论的主要成分。
我们想要加以强调的厄尔利文章的第二个方面，并且是同我们现在的目的最有关系的一个方面是：它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大公司如果不是比个人企业家更加以利润为指导（他十分恰当地把这个问题搁起来没有答复），它无论如何比他具有更好的装备，可以实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政策。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大公司的经济同过去的小企业家相比，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受到追求利润的逻辑的统治。
可能有人认为，这既足以驳倒所谓有灵魂的公司，同时又足以证明这样一些经济学家的传统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完全忽视了公司这种企业形式的兴起，继续用个人企业家来进行推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这有两个理由：第一，所谓公司具有灵魂，指的不仅是它对待利润取得的态度，而且还有它的对待利润利用的态度，后者尚有待于详细讨论。第二，在个人企业与公司企业之间，无疑地还存在着这样一些差别：它们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目标没有什么关系，但对经济理论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们讨论这些题目以前，对公司经理部门的动机模式和行为模式作稍稍更为深入的探索，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
4
大公司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达到全盛时代，首先是在金融和铁路领域，十九世纪末扩大到工业，然后侵入国民经济的大多数其他部门。在一般的场合，早期的巨型公司是由这样一类金融家兼创办人组织起来的（或者是由于合并、倒闭或其他突然事件，不久就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下的）：他们在美国历史中以“强盗大王”，“蒙古暴君”或“大君”闻名——所有这些名称都反映了一般人的咸觉，认为那个时期的美国大商人在掠夺习惯和对公共福利的缺少关心方面，是同封建领主相似的。
当时商业界的中心不是公司而是大君，后者一般地控制着不同活动领域的若干个公司。〔注：“大君”一词于十九世纪中叶见诸文字，是外国人（不正确地）送给日本幕府的首领的头衔。〕大君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可是他不相信要把他的资金永久束缚在公司中，即使这些公司是处在他自己的控制之下。公司的资产大部分是“别人的钱”，大君为了他自己的利润而不是为了别人的利润经理着这些钱。除了偷盗、欺骗、为了一个公司的利益而榨取另一个公司等等这一类方法（这在当时的丑史中全都是很著名的）以外，他的主要兴趣是，以廉价购入证券，而以高价售出，借以获得资本增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时可以创办一个公司，有时又可以使之倒闭。凡勃伦可以说是这种商业企业的古典理论家，用他的话来说：
随着现代紧密结合的和综合的工业制度的更充分发展，商人的主要注意点已从对某种工业过程（他的生计曾一度与之息息相关）实行的旧式的监督和节制，转到投资的再分配，即把资金机警地从获利较少的投机事业转到获利较多的投机事业上。转到通过精明的投资和同其他商人的联合，来对商业上的紧要关节实行战略控制上。〔注：索尔斯坦·凡勃伦，《商业企业理论》，纽约，1904年，第24页。〕
现代的公司经理同五十年以前的大君是一种非常不同类型的人。在一方面，他代表着回到大君以前的时代，他的主要关怀又回到了“对他的生计与之息息相关的某种工业过程实行监督和调节”。反之，在另一方面，他是古典企业家和大君二者的对立面：后二者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而他却是“组织人”这一类中的主要的一种。
有许多方式可以描写大君和现代经理的不同。前者是巨型公司的父亲，而后者则是巨型公司的儿子。大君站在公司的外面和上面，统治着公司；经理则是一个内部人，为公司所统治。大君效忠于他自己和他的家族（在其资产阶级的形态中，家族在本质上只是个人的扩大）；经理则效忠于他所从属的并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那个组织。对大君来说，公司只不过是发财致富的手段；而对经理来说，公司的好处变成了一种经济的和伦理的目的。大君从公司偷盗，而经理则为公司而偷盗。〔注：一般舆论宽恕经理而不宽恕大君。其所以有这种普遍印象（在对美国现况进行描述和评论的人们心目中，这种印象现在已经变成了自明的真理），大概是因为：今天的商人同半世纪以前他的前人比较，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似乎没有什么充分理由要接受这种观点；的确，已故的E.H.萨瑟兰在其重要的但很被人忽视的著作《白领犯罪》一书（纽约，1949年）中所揭露的，经理部门为促进公司的目的而造成的犯罪行为的广泛，显然会使人得出相反的结论。无疑地有了改变的，是经理部门犯罪行为的类型，虽然似乎还没有人（包括萨瑟兰自己）认识到这个事实对于理解最近的美国历史的重要性。还可以参阅J.G.富勒，《君子型的同谋犯》（纽约，1962年）：这是重型电机设备工业中有名的确定价格案的故事。〕
所有这一切，已由一位现代经理巧妙地总结起来，这位经理是过去最有名的企业家之一的孙子。在1955年4月28日向美国报刊发行人协会致词时，亨利·福特第二说：
现代的公司或股份冒险资本主义巳经主要地代替了大君资本主义。一个人班子的所有主兼经理已经迅速地被一个新的专门职业的经理阶级所代替，这种人更多地是献身于公司事业的促进，而不是为了少数所有主的发财致富。
实际上，经理并不象医师和律师那样的专门职业家——没有公认的标准、训练等等——但就主要之点来说，福特先生无疑是正确的。大君只对自己的发财致富感兴趣，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现代经理献身于公司事业的促进，他是一个“公司人。”〔注：福特先生的话后来被一位大企业的主管公共关系的人所借用，并加以润饰。通用电气公司伊万德尔工厂的主管雇员和工厂社会关系的经理J.C.麦奎因，1956年8月29日在辛辛那提公立中小学教师协会第十届年会上发表演说，他不加声明地重复了亨利·福特第二上面这段话中从“现代的公司或股分冒险资本主义”到“专门职业的经理阶级所代着”一部分，最后一部分那改变如下：“这种人献身于为所有对企业的货物和劳务有贡献和有请求权的人的经过平衡的最大利益服务”。（油印稿。）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有灵魂的公司——也可以瞥见它在公共关系界的想象力丰富的心田中的起源。〕
以上所述，并不包含大君已从美国现场完全消失这个意思。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长期通货膨胀，产生了一大批同大君的社会学类型完全符合的创办人和经营者。但他们现在是在美国经济的边缘和隙缝中活动，被今天的真正大商人即巨型公司的经理们所鄙弃和轻视。在这方面，我们有幸有着这两种类型的直接对抗的记录。现代的大君就是卡什·麦考尔，他是卡梅隆·霍利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这位作者自己原来就是一位大商人。公司经理是弗兰克·阿布拉姆斯，按资产列为美国最大的工业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退休董事长。对抗是由《商业周刊》安排的，它对不同背景的若干商人提出问题，询问他们对卡什·麦考尔及其经营方法的反应。〔注：《卡什·麦考尔这位经营者好不好？》，《商业周刊》，1955年12月17日。在被询问的人中，卡什·麦考尔的最热情的拥护者是刘易斯·E.沃尔夫森，也许是战后十年中真实的卡什·麦考尔们的最好标本。〕
卡什·麦考尔是一个具有几乎是超人的手腕和胆量的人，他拥有确实可靠的迈达斯〔注：迈达斯，或译米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弗利治亚国王，贪恋财富，曾由神赐给点物成金的法术。——译者〕的点物成金术。他专门从事购买公司，加以整理，然后将其售出，获得高额利润。为此目的，他有一长串精力充沛的侍从——律师，经理顾问，侦探，等等。他对于落在他手中的任何财产都没有兴趣去保持或发展，因此之故，他在全书中都被用来同“公司人”（这个名词是霍利创造的）相对照，公司人首先对自己为之工作的公司效忠，他被描写为越来越变成是标准的美国商人形象。弗兰克·阿布拉姆斯对卡什·麦考尔的意见要点如下（插入语和删节是由《商业周刊》作的）：
个人主义者〔在霍利的书中〕似乎是诡计多端的人，他在改组公司中创造奇迹，而公司人则是沉闷苦干的人，他对较大的事物安排很少或没有作出贡献。我的经验完全相反。我发现公司人是乐意尽最大努力去为一项正当事业奋斗的人，并满足于和〔他的公司〕一道获得成功。个人主义者很可能变成一个追求私利的人……他今天忠诚于这个公司，明天又忠诚于那个公司，他所关心的似乎主要是个人的权力和财富的装饰。
我的商业经验是……在税收舞弊和创办企业的阴谋诡计方面是没有沾手的，而这些似乎是书中重要人物所主要关怀的事情。也许我同较小的商业生涯中的某些事实是绝缘的，如果是那样，我现在，在退休中，就能够欣赏我过去是多么幸运。
这是一个真正贵族的声音，他在一生中职位牢固可靠，表现出安全而又自信。他以把他自己和他的公司等同起来并分享它的繁荣而自豪。个人主义者对他来说是毫无用处的：他们是不可靠的，而他们的不安全，又使得他们陷入了攫取权力和进行炫耀的鄙俗作法中。尤其是，他意识到他是生存于大商业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们也象古代的封建贵族一样，学会了优雅地生活着，“同较小的商业生涯中的事实绝缘”。
最后一句话充分说明了今天的美国社会。卡什·麦考尔并不是一个渺小的商店老板。他拥有费拉德尔菲亚市最大的旅馆之一，并占住它的整整一层楼；他乘自己的私人飞机旅行并拥有一宗大的乡村地产；他只要凭一时冲动，就可以花费千百万美元。事实上，按照好莱坞的标准，卡什·麦考尔就是大商人的典型。然而对弗兰克·阿布拉姆斯——他的钱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卡什·麦考尔假定所有的那么多——来说，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庸俗的炫耀和卑鄙的诡计。对公司人这个贵族阶级来说，大商业就是美孚石油公司和几十家类似的巨型公司，它们集体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运——所有其余的都被随随便便地抛进了“较小的商业”这个垃圾堆中。有一个贵族——匹兹堡玻璃板公司副总经理——写道：“在今天的美国，一百三十五家公司拥有工业资产的百分之四十五。这些才是值得注意的公司。经理权力就落在这里。”〔注：利兰·哈泽德：《经济学家所不知道的关于工资的事情》，《哈佛商业评论》，1957年1—2月，第56页。〕很明显，权力的行使同权力的自觉完全是一致的。〔注：在这里，不能试图去探讨大商人从大君到公司人的转变所带来的各种结果和含义。然而，我们在离开这个题目以前，不能不提一下，这个题目已经对严肃的文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卡什·麦考尔》应当看作是采取小说形式的当代记录）。戴维·登普西写道：“自从弗兰克·诺里斯在《地狱》一书中塑造了现代资本家这个典型以来的五十四年中，美国小说家对待商业界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完全的改变。诺里斯，以及后来的德莱塞，把公司的兴起看作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们的注意中心，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统治着商业的个人，但他的行为也影响整个社会。诺里斯书中的小麦投机商柯蒂斯·贾德温，也象德莱塞书中的十九世纪资本家弗兰克·考珀伍德一样，是按照牺牲他自己的正直来建立一个王国这种英雄的古典传统来塑造的。既然现在很少有美国公司是由单独一个人统治的，小说家就不得不转变——实际上是颠倒——自己的观点。今天，是公司本身……变成了反派角色；是陷在公司机构中的个人，而不是公众，变成了牺牲品。……”欧内斯特·帕韦尔对《来自黑暗之塔》一书的评论，载1957年6月23日《纽约时报》（星期日书刊专栏）。
在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分析从我们看来似乎不是十分正确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现在很少有美国公司是由单独一个人统治的”。有着很多这样的公司，即使是在最大的公司中。要害是，公司人——即使他在自己公司中上升到统治的地位，象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是同旧式的大君非常不同类型的人，并起着和旧式大君非常不同的作用。对大君来说，公司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对公司人来说，公司已变成了一种目的。〕
5
大公司是由公司人来经营的。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们企求的是什么，为什么企求这些东西？在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中，他们处于怎样的地位？
有一个普遍的印象，并且有许多文献来支持它和宣扬它：大公司的经理部门形成了某种单独的、独立的或者是“中立的”社会阶级。这种观点，我们在伯利和米恩斯的“中立的技术统治”和卡尔·凯森的“有灵魂的公司”中已经看到了它的基本形式；它在詹姆斯·伯纳姆的《经理革命》和伯利的《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这一类著作中得到了更详尽的发挥。这种理论的大多数不同版本都在提供有趣的和有启发性的见识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在我们看来，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基本观念是错误的。
事实上，经理阶层是有产阶级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一部分。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它的成员主要是从阶级结构的中层和上层补充进来的，他们同C.赖特·米尔斯所称的“非常富有的人”是部分一致的；除了少数的不值一提的例外，他们自己本来就是非常富有的人，这同他们由于和公司发生关系而得到的大宗收入和广泛特权毫不相干。〔注：到现在为止，对这些题目的最好的阐述见诸C.赖特·米尔斯的《权力人士》一书，特别是第6，7，8章。〕下面这一点自然是真实的，我们也已经着重指出：在普通的大公司，经理部门是不受股东控制的，从这种意义说，“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事实。但是没有理由从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一般的经理部门是同一般的所有权不发生关系的。恰好相反，经理们是在最大的所有主当中的；由于他们所处的战略地位，他们的作用是充当所有大规模财产的保护人和发言人。他们远远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而是实际上构成了有产阶级的领导阶层。
这并不是说，经理们按其经理的身份并没有与别人不同的利益。象有产阶级的其他部分一样，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的。但是由此引起的利益冲突是经理们与小财产所有主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经理们与大财产所有主之间的冲突。在这一点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股息政策。
一般假定，经理们要求得到最大数量的公司内部资金（上面已经提到），因而形成了在低股息支付率上的一种利益，而股东们所关心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可支配现金收入，因而形成了在高股息支付率上的一种利益。实际上，这种假定未免太简单了。大多数经理本身就是大股东（本公司的和其他公司的），因此，在股息上有着和其他大股东相同的利益。这种利益，既不是最小限度的股息支付率，也不是最大限度的股息支付率，而是落在两者之间：持有的股票应当提供合理的现金收入（对经理们来说，作为他们退休以后或死后家庭生活安全的保证，这是特别重要的）；另一方面，持有的股票也应当在价值上稳步增长。前者要求支付股息，后者则要求将利润用作再投资。然而，寄托于低支付率上的特殊经理利益确实是存在的，并且无疑是重要的。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使得经理们成为极大的股东的同盟者，对这些股东来说，最低限度支付率也是绝对必需的。理由自然是，最富有的人无论如何要把他们的一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如果他们持有其股票的公司替他们从事储蓄，而不是支付股息去让他们自己储蓄，那对他们是很有好处的。公司储蓄的结果，是增加他们的股票的价值。如果在任何时候他们为了消费或者为了作其他投资而需要现金，他们可将股票的一部分或全部售出，以资本增加的形式实现股票价值的增长，而纳税是按百分之二十五的最低税率的。反之，如果他们以股息形式获得更多收入，则必须按适用于他们等级的更高得多的税率纳税，这自然削减了他们的有效储蓄率。
要求较高股息支付率的压力，一般来自小股东。只在很少的场合，这种压力才能通过正式的公司表决机器对经理部门有效地施展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股东是没有影响的。从社会方面来说，美国的七百万左右的小股东是一个重要集团：他们很可能是有实力的公民，是具有地方政治影响的舆论领袖。既然有产阶级中的小小的上层（包括有产阶级的领导成分，即大公司的经理们）在政治上总是脆弱的，它自然想要得到小股东们的拥护和效忠。一种适度的，或许更重要的是，一种稳定的股息政策是保证获得这种拥护的最有效的方式。
实际上，股息政策是经理部门和大股东期求低支付率的愿望和小股东期求高支付率的愿望之间的妥协结果。而且，象可以预期的，在一个公司与另一个公司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主要为少数富人或家族拥有的公司，倾向于采取最低的股息支付率；而最高的支付率则可能是既有大量小股东而又处在可以称为“公共关系敏感”的经济领域的公司所采用的。还象可以预期的，经理部门在确定这种妥协的条件时一般都占上风；在大多数由经理部门控制的工业公司中，支付率维持在百分之五十或更少一些。而且，当利润增长时，经理部门故意拖延，不使股息同新利润水平相适应，以便在繁荣之时，实际的支付率（有别于支付率指标）倾向于下降。〔注：关于更完全的数字资料，参阅约翰·林纳的杰出的研究，《公司收入在股息、保留利润和税收之间的分配》，《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所有这一切均足以证明经理部门同非常富有者的联合权力：两者在事实上结合成为协调一致的利益集团，处在经济金字塔的顶峰。
6
公司人献身于其公司事业的促进。但这并不是说，同在他以前的大君或个人所有主企业家比较起来，在作为经济人方面，在自私方面，在利他方面，有多少不同的程度差别。所有这些概念，从好的方面说，是毫无关系的；从坏的方面说，是引起误解的。问题并不是任何一种“心理学”上的问题，而是制度加诸运用这种制度的人员身上的选择作用和陶冶作用的问题。这好象是太基本了，不值得一提，然而很不幸，不可能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学家具有这种程度的开明。经济理论仍然严重地渗透着十九世纪功利主义的“用心理学进行分析”的传统，需要经常提醒经济学家：这种传统只会导致混乱和蒙眛主义。
为了变得繁荣昌盛，一种社会秩序必须向它的成员逐渐灌输送样一种野心：获得按照这种秩序自己的条件所说的成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高的成功形式是商业上的成功；而在垄断资本主义下，最高的商业形式是大公司。在这种制度下，对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的正常压力，必然是努力工作，爬上一个尽可能大的公司的尽可能高的职位。〔注：“达到伟大和保持伟大的途径，永远是为某种更多的东西而奋斗。”奥斯本·埃利奥特，《登蜂造极的人们》，纽约，1959年，第40页。这本书包含许多关于美国商业领袖们的有用的情报。〕当他一旦进入了某一个公司之后，他使自己献身于两个目的：沿着经理的阶梯向上爬；提高他的公司在公司界的相对地位。实际上这两个目的是难以区别的：一个青年人在公有中职位的提高，依存于他对改进公司的地位所作的贡献。这就是事情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公司人是献身于他的公司事业的促进的：他的献身于其公司事业的促进，同他的献身于他自己职位的提高，在程度上是完全一致的。
即使在他达到了某一个公司的顶峰以后，以上所述仍然是真实的。如果他的工作成绩优良，他可能“被邀请”到一个较大的公司去。即使不是这样，或者没有这种希望，他仍然对改进以他为首的那个公司的地位同样感到兴趣；因为在商业界，名望、威信和权力并不是个别商人的属性，而是由他的公司的名望、威信和权力以及他在这个公司中的职位赋予他的。
这些命题在《卡什·麦考尔》一书中得到了生动的说明。格兰特·奥斯汀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一个小公司的所有主兼总经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公司变得获利异常丰厚，但奥斯汀不久就发现，他在商业界的地位依然未变。“利润跃增到能付给他自己年薪十万美元——这是一个总经理的标志——的水平，但格兰特·奥斯特从他同华盛顿、纽约和底特律商业界日益增多的接触中知道，萨福克铸造公司被说成所谓小商业的使人感到痛苦的小小实例。他在工业界的名望在社会学上等于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用谷物交租的佃农。”他的女儿被一个不对外开放的女子学校拒绝入学，借口是没有空缺。“格特兰·奥斯汀知道并非如此。还有些别的人，他们的女儿申请在后，倒都被接纳了。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他还不是一个大得足够算数的人。查德威克学校象他在普尔曼俱乐部汽车中遇到的那么许多人一样——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萨福克铸造公司。担任一个小公司的总经理是微不足道的。”格兰特·奥斯汀结婚以来最幸福的一星期是在纽约召开的全国制造商协会大会期间度过的，在那里他和他的妻子举行了一次宴会。“他们的客人都是其他的总经理夫妇，这些人的公司在资产净值上全都超过了他们，但米里亚姆保持着她的尊严。……在她丈夫参加大会的会议期间，她设法结识了两位妇女，她们的丈夫全都是证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的公司的高级职员。”通过奥斯汀商业生涯的结局，小说用一种讽剌的手法使人了解了主要的论点。他被小商业问题折磨着，弄得灰心丧气，最后决定把公司卖掉。他比公司的实际资产多得了两百万美元——反而发现，现在突然之间，由于同任何公司都没有联系，即便是在从前把他当作平等者接待的那些商业界，他也是一个无名小卒了。
但是规模大小并不是衡量公司地位的唯一指标：这未免过分简单化了。其他的重要指标是：发展速度，以及以信用等级和公司证券价格等为标准来衡量的“力量”。因此，假定规模大小一样，一个公司如果力量更强大些，发展得更快些，它就列在别的公司的前面；并且力量和迅速发展甚至可以抵消规模更大这种差别，如果较大的公司处在停滞状态或正在衰败下去。因此，公司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这同时也是，并且不可避免地是公司经理们的个人目标——力量、发展速度和规模。没有一个普遍公式可以用来在数量上确定或者用来结合这些目标——也无需有这种公式。因为它们可以归结到一个统一的共同标准——利润率。利润为扩大提供了内部资金。利润是力量的主要支柱，力量又使公司获得外部资金，如果当需要这种资金的时候。内部扩大、购入和合并是公司发展的方式，而发展乃是通往大规模的道路。因此，利润尽管不是最后的目标，却是达到一切最后目标的必要手段。就以这种资格，利润变成了公司政策的直接的、唯一的、统一的、数量上的目标，公司合理性的试金石，公司成功的尺度。厄尔利所如此卓越地描述的那种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行为（见第30—31页），其真正的——社会结构方面的而不是个人心理方面的——解释就在这里。
还没有谈到公司行政人员是否追求使他们的薪金和（或）个人收入达到最大限度。〔注：二者自然并不是等同的。主要由于纳税的原因，公司界发明了在旧式的薪金和奖金之外，对行政人员作出补偿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从行政人员整个的一生来看，这种“小额优惠”可能甚至比薪金更为重要。保证信托公司在1956年11月24日《商业周刊》刊登的一则广告中说：“在今天采用利润分享计划、退休计划和股票购买特权的时代，普通的商业行政人员的现在和将来的资本资产比起他的银行存款和薪金支票所表示的要大得多了。”〕可以有把握地假定，他们是这样做的，其理由有二。第一，有一种选择过程在发生作用，它倾向于把那些最有兴趣为商业赚钱的人吸引过来，使对这样做不太感兴趣的人转向别的行业。正如凡勃伦所说，“不以增加财产为目的的人不会走进商业界。”〔注：《商业企业的理论》，第20页。〕第二，在任何一定的商业环境中，薪金或收入的相对大小是名望的一个重要标志。小威廉.H.怀特在研究行政人员对待税收的态度时，发现下面的事是实在的：
行政人员对高额税收虽然感到不快，但对他们来说，薪金的关键方面，不是它的绝对数量，而是它的相对数量。而相对数量依存于纳税前的收入。看到表示薪金总额的那部分付款存根可能虚伪地哈哈一笑，但那依然是关键性的部分，每年得到三万美元的人，当考虑到他的每年得到三万七千美元的敌手拿到家中去的只比他多八百九十二美元时，并不感到多大安慰。〔注：《组织人》，纽约，1958年，第144—145页。〕
因而，不可能有任何疑问：公司经理们通常是为使个人收入最大限度化而奋斗的。但是，如果我们作相反的假定，即公司人不关心他们收入的大小，他们进入商业界并且为之艰苦地工作是因为欢喜这样做而不是为了赚钱，这对于公司行为的理论也不会有所改变。肯定有一些商人是这样感觉的；的确他们可能全都属于这种类型，并从而得到报偿，而不致改变他们作为公司人的行为的任何一点。
可以用类比来说明这一点。一个职业的棒球运动员用打球来谋生。他可能憎恶这种生涯，完全是为了金钱而继续打球。或者，他可能爱好这种运动，在必要时没有钱也十分愿意打球。当他去到运动场上时，这一切毫无关系。在那里，他的目标不再受他个人感觉或爱好所支配；这些目标在棒球规则手册中已经给他规定了。不管他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不管他内心的强烈欲望如何，他的行动必须指向一个唯一的可以测量的目的，即比另外一队得到更多的分数。如果他不愿意或不能够按照手册从事运动，他就会被从队里开除，失去工作。如果他对他的俱乐部的成功贡献不够，他就会被勒令退出比赛，或降到较小的联合会去。
棒球据说是美国的国民运动。可以更正确地说，商业是美国的国民运动：有着更多得多的人从事于此，而奖励也要更高得多。但是二者是在相同的原则上运用的。在棒球，目标是达到联合会的顶峰；日常的政策是，通过比对抗球队取得更多分数来赢得竞赛；运动员的成绩是根据他们逐日表演的累计数来判定的。在商业界，目标是爬上公司金字塔的顶峰；日常的政策是追求最大可能的利润；象在棒球中一样，人们的成绩是根据他们逐日的表演的累积来判断的。在这两种情况中，拒绝按照规则比赛的人是要被抛弃的。表演达不到标准的人要往底层沉下去。在这两种情况中，个人的动机都是无足轻重的，除非这种动机可能有助于行动的效率；而在这一方面，动机是和许多其他因素——例如体力，智力，技巧，训练等等一道发生作用的。
总之，商业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制度，它根据人所熟知的标准来进行选择和给予奖励。指导原则是，在一个公司内部，尽可能爬到接近顶峰，而这个公司在公司界中也要尽可能接近顶峰。因此需要有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需要把一经获得的利润用来加强公司的财政力量和加快公司的发展速度。这些事情变成了商业界的主观目的和价值，因为它们是这个制度的客观要求。是这个制度的性质决定着它的成员的心理，而不是相反。
这种分析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需要特别强调。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注：《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3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1—652页。原注199，“据基督教传说、圣经《旧约全书》是摩西和其他先知们写成的。马克思在这里用‘摩西和先知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主要的东西：这是第一诫！”——译者）〕但是他小心地指出，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欲望并非出自人性，而是它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制度的产物：
〔资本家〕同货币储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储藏者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注：《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3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650页）。〕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开始出现以来，即使从马克思写下《资本论》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一段长远的历程。在现今，一个抓住每一分钱不放、焦急地注视着他的财产增长的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似乎只是一部十九世纪小说的老一套。今天的公司人的态度很不同。诚然，他愿意能赚多少钱就赚多少钱，但是他花钱很慷慨，他从公司得到的退休金和其他额外津贴使得他能对自己的个人储蓄怀抱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注意到现代商人和他的早期地位相同的人的对照，人们可能匆勿作出结论：旧的推动力已经从这个制度中消逝了，由积累这个动机不断地推动它前进的资本主义这幅古典的画图同今天的状况就是不相符合。〔注：熊彼特正是犯了这个错误。“资产阶级主要是为了投资而工作，资产阶级为之奋斗并在目光短浅的政府面前为之捍卫的，与其说是消费的标准，倒不如说是积累的标准。随着家庭动机所提供的推动力量的削弱，商人在时间上的视野大体上缩短到了他的一生的期望。即使他看到无需担心结果只不过使他的纳说单数字增大，他现在也可能不象过去那样愿意去完成那种赚钱、储蓄和投资的职能。他被驱向一种反储蓄的心理状态，并日益易于接受反储蓄的理论，后者是一种短暂哲学的标志了。”J.A.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纽约，1942年，第160—161页。熊彼特似乎完全没有看到：这些话一点也不适用于公司资本家。〕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皮相之论。今天的真正的资本家不是个别商人，而是公司。商人在他的私生活中做些什么，他对待取得和花费他的个人收入的态度如何——这些同这个制度的运转在本质上无关。重要的是，他在他的公司生活中做些什么，他对待公司收入的取得和花费的态度如何。而在这里，毫无疑问的是，利润的形成和积累，在今天也同在过去一样，居于统治的地位。在今天的宏伟壮丽的公司办公大楼的大门上，也象在一两个世纪以前中等商号的办公室的墙垣上一样，如果看到铭刻着下面的格言，那会是同样合适的“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
7
个人资本家由公司资本家所代替，构成了资本家职能的制度化。资本家职能的核心是积累：积累一向是这个制度的原动机，是它的冲突的所在地，既是它的胜利的根源，又是它的毁灭的根源。但只在这个制度的幼年时期，才能把积累说成是资本家义务的全部。成功也带来了责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注：《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3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1页）。〕
这种交际费用在传统上采取的形式，一方面是摆阔气的挥霍浪费，另一方面是慈善事业。两者一向具有今天所称的公共关系目的：一种是用来眩惑和吓唬公众，另一种是用来获取对它的忠心和爱戴。两者都是由资本家以他的私人资格负担的。
近年来美国现场中最惊人的改变之一是：商业界的贵族阶级在两类支出上的显着下降。新港和南安普顿的大地产，摩根们和阿斯特们的豪华游艇，为初进社交界的子女举行的耗资五十万美元或更多的宴会——关于这些，人们现在更多地是在历史书中读到，而不是在每日报刊的社交专栏中读到。今天的大商人（得克萨斯的石油商除外，他们也应当如此）的生活，如果说不上是朴素的，至少也还是相当不引人注目的，他最不愿意做的是拿他的财富来作轰动一时的夸耀。同样，个人慈善行为所起的显著作用似乎日益减退——如此之甚，以致全国最大的商人之一在论述公司界的问题时，感到有理由将其中一章题名为“日益消失的慈善事业家”。〔注：克劳福德·H.格林沃尔特，《不平常的人：组织中的个人》，纽约，多伦多，伦救，1959年，第113页以下。〕
可是，这些事态发展并不意味着，资本的交际费用已经莫明其妙地取消了。也象资本家职能的其他方面一样，支付资本的交际费用的责任已经制度化了。在今天，必须由公司自己来在公众面前维持高度的生活水准，而它是这样来做的：建筑宏伟的总办公处大楼，为它的工作人员准备豪华程度与年俱增的办公室，用公司自有的成队的喷气式飞机和卡迪雅克牌汽车输送他们，给他们设立不限数目的开支账户，等等，等等。〔注：看一看六十层高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新大楼。该行印行的一个小册子——《纽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说：“大通曼哈顿银行大楼高达八百一十三呎，足以使清晨初升的太阳光折回去向它自己照耀，它代表着一种建筑理想的实现和一种现代经理部门的高水平标志。它的设计不仅是为了实用，而且是为了表现——它的耸入云霄的棱角预示着一个新纪元，而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需要……当这个建筑物还在酿酝中时，就决定：美术是装饰这个极度简单化的现代建筑的最好陪衬。因此，银行聘请了一个美术专家委员会，来选定各种作为装饰的美术作品，以便建立一个温暖的和令人兴奋的环境，不但雇员们可以在这个环境中工作，而且它同时还可以表示大通对于人们最感亲切的东西的关怀。选定来装饰私人办公室和接待区域的美术作品，从抽象印象派的最新创作到原始的美洲文物，无所不包，蕴涵着大通在美国历史中所起的丰富多彩的作用以及它在全球的利益。……大通曼哈顿广场1号真正是许多东西的统一体——它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遨游太空不再是徒托空谈，而人们穿越大洋的深渊就好象走过街道一般容易——它是建筑史上的水准基点——它是令人惊得的机器体——它是一个美术馆，同全世界任何的美术馆都不同——它是大通曼哈顿对于历史上有名的金融区的未来深具信心的巍然屹立的标志。”对于这座人们极为珍视的纪念馆，所有的美国人能够分享正当的骄傲，尤其是因为，他们作为纳税人，大约付出了它的一半费用。〕其中大多数彻头彻尾是摆阔气的奢侈浪费，同生产效率只有消极的相互关系（如果还有关系的话）；然而，认真要求享有大商业名望的公司，没有一个会梦想到忽视它的业务经营的这一方面。规模、成功、力量——公司政策所迫切需求的东西——不仅必须获得，而且还必须显示出来，让全世界都看到。眩惑和吓唬的需要还是同过去一样大，它所引起的支出肯定是随着资本的增长而一同增长了。已经改变的，是挥霍浪费的形式和方法，而不是它的目的或内容。
关于慈善事业，大体也是如此。这也正在制度化；虽然直到现在基金会还在领先，公司本身也正在起着日益增长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在为高等教育机关提供私人援助的领域。〔注：人们不应当认为，这全是纯粹的慈善事业。教育经费援助委员会主席威廉·M.康普顿写道：“商业公司并不是慈善团体。但当考虑到慈善行为对于它们的所有主有利时，商业公司是能够‘行善’的”。《美国大学联合会公报》，1954年3月。康普顿先生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大概是知道公司对于这种事情是怎样感觉的。或者再引用杜邦公司总经理克劳福德·格林瓦尔特的话：美国工业的继续进步，依存于国家有“一个平衡的研究计划，这意味着，国家必须用一定数量的基本研究去补充它的应用研究，这种基本研究须足以提供一切科学进步所依据的基本情报。……这种研究的很大一部分现在是由工业进行的。可是，主要的责任应当由我们的大学来担负，因为只有大学才能提供使真正的基本科学研究能够蓬勃发展的气氛。问题不是在于劝说，而是在于财政；正是在这一方面，工业通过援助高等院校的基本研究，能够同时为它的股东们服务，并满足一种公共需要（《不平常的人》，第137—138页。）〕这样一些观察家无疑是正确的：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种将要继续到永远的未来的趋势；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差不多一切私人慈善事业的费用，均将由公司直接负担。
正是在这个慈善事业的领域，以及在伴随着它并与之密切相关的公共关系的努力方面，我们发现在“有灵魂的公司”这个概念中具有一点点纯真的实在性。在早先批判这种概念时，我们驳斥了凯森在《现代公司的社会意义》一文中所持的观点，即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已经不再是公司行为的指导原则。但当凯森谈到现代公司“对一般公众的责任颇为广泛”并列举其中的“领导当地的慈善事业，关心工厂建筑和自然风景美化，对高等教育提供援助，甚至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时，我们是没有理由对他吹毛求疵的。公司在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利润以后，确实感到有责任去从事这种活动，并且差不多可以肯定，它将要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这样做。如果这些就是公司灵魂的产物，那末这种超自然的实体的存在可以被认为是事实。然而那是一种人们所熟悉的灵魂，而不是一种新灵魂。它从资本家人道主义者的垂死的躯体中逃离出来，现在移居到了资本家公司中。对整个制度来说，灵魂性并无丝毫增长。
8
我们曾试图表明，今天的巨型公司是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并把资本积累到至少是早期个人企业家所达到的那样大的限度的发动机。但是它不只是个人资本家的放大了和制度化了的翻版。在这两种类型的商业企业中，有着主要的差别，其中至少有两个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是极关重要的：公司比个人资本家具有更长的时间视野；公司是一个更富于理性的计算者。两者主要是同公司业务的无与伦比的更大规模有关的。
公司在原则上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对它的工作人员反复灌输了一种长的时间视野，这不是因为它的特殊的法律形式（归根到底，公司也象个人企业一样，能够很容易结束的），而是因为它“使之公司化的”是一宗巨大的和复杂的资本投资，其价值依存于公司的被保持作为一个业务发达的商号。同样，公司营业的规模迫使经理职能达到了广泛的专业化和合理化。杜邦公司总经理克劳福德·H.格林瓦尔特写道：“总经理职务的最好的类比，也许是交响乐队的指挥，在他的手下，一百种左右高度专业化然而又极不相同的技巧变成了一种效能极高的单一的努力。”〔注：《不平凡的人》，第64页。〕至于大公司的合理化因素，没有比在前面第29—31页所引证的厄尔利文章中那么强调指出的那些方法——成本会计，预算，资料整理，经理顾问，业务研究，以及另外许多其他东西——（以及运用这些方法的人员）的迅速扩展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了。
公司的长的时间视野和经理的合理化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1）系统地避免冒风险，（2）对公司界的其他成员采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在这两方面，同旧式的个人企业的改变在量上是如此之大，以致成为一种质的变化。
（1）关于冒风险，所不同的倒不是在于个人资本家生来就比公司具有赌徒的性质（虽然他可能是如此），而是在于他对风险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习惯去进行预测。他象一个继续玩弄着数字游戏的小赌棍，既不知道也不关心肯定于他不利的机会；而大公司则象一个专门职业的赌徒，仔细研究于他有利的机会。时间视野的因素在这里也起着作用：公司不是迫不得已地要迅速获得利润，又操纵着丰富的资源，它能小心谨慎地应付新的事态的发展，不等到作出了有关的研究和准备之后，就不决定承担义务。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司知道怎样利用它从而生长起来的小企业本身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一种新工业或营业领域正在开辟时，大公司往往是有意袖手旁观，让个人企业家或小商号去从事主要的开拓工作。许多人失败了，从画图中消失了，但是那些成功的却探索出了一条未来发展的最有希望的路线。正是在这个阶段，大公司走到了舞台的中心。通用电气公司前任副总经理T.K.奎因在提到他从长期经历中知道得很清楚的电气用具领域时写道：“我从来没有听说最初的产品发明是由任何一个巨型实验室或公司作出的，就连电动剃刀和电气暖身器也不是，只有家用食物研磨机可能是例外。……巨型公司所做的是，偷偷地走进来，购买和呑并较小的创造者。”〔注：T.K.奎因，《巨型企业：对民主政治的威胁》，纽约，1953年，第117页。当本章在《每月评论》1962年7—8月号发表后，我们收到了威斯康星州拉西恩市的莫里森·夏普先生的一封来信，其中有一部分如下：“奎因先生可以询问他自己的法律部门，或拉西恩商会，甚至是拉西恩的英-辛克-伊拉特公司，后者发明了并改善了家用食物研磨机。普通都传说，巨型的通用电气公司只在一次长期的胜利的诉讼案得别解决后，才以从英-辛克-伊拉特公司得来的权利，用自己的商标制造这种机器攻呀，假象破灭了！〕虽然在这个题目上似乎没有可供利用的一般情报，但有理由相信，奎因先生的话对许多其他的工业也是适用的。
（2）作为大商业特色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同样是从公司投资额的巨大和从它的经理部门的权衡利害的合理性产生的。大体说来，这种态度是专门用来对待其他大公司的，并不推及于较小的商人。例如，最大的三家汽车制造公司以熊彼特所恰当地称呼的“相互尊重的”〔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第90页脚注。〕态度彼此对待，而它们对待向公众出售其产品的成千上万的经销商的行为则是臭名昭著地专横和独断的。其理由自然是，每一家大公司承认其他两家大公司的力量和实行报复的能力，作为一种经过审慎考虑的政策，避免去触犯它们。但是相互尊重的行为决不仅限于竞争者之间。如果一个大公司不是另一个大公司的竞争者，那它就很可能是后者的顾客或供应商；而在这种公司关系的领域中，最高的原则是互惠主义，它要求采取相互尊重的行为，就象在竞争中一样。此外，大商业社会在人数上是很少的，在全国也许只有一万人左右，它的成员是由社会的和经济的纽带结成的一个大网连系在一起的。意识到他们在较大的全国社会中的权力和名望，他们自然会发展一种集团的道德观，后者要求在他们中间实行团结和互助，并对外部世界采取共同战线。
在过去，情形并不总是这样。当大商业从小规模竞争的混乱一团的局面中逐渐露出头角的初期，相互尊重的行为的确是少见的。甚至是铁路，也不得不经历一系列的彼此消耗力量的运费战，直到最后，它们才使公司的首脑们体会到，不管证券所有人或竞争的经理部门会发生什么变化，路基、路轨、机车和车厢还是会继续被利用来输送旅客和货物。原始的大君面临着残酷无情的竞争所带来的后果，他通过残忍的垄断化去寻找出路。可是，这个运动的牺牲者是数目众多的，而且也不是没有力量的。通过同心怀不满的农民和工人结成暂时的联盟，他们获得了反托拉斯法的通过，这些法律虽然远远未能达到其所宣称的保持（或恢复）自由竞争的目的，却在完全垄断化的道路上设置了真正的路障。由于这个理由，以及其他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理由，很少有这种情况，一个公司甚至一个财团对一个整个市场建立起有效的控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商人开始学习相互尊重行为的品德。这种学习过程由于高度个人主义化的大君从现场消失，公司人逐渐取代他的位置成为公司商业的典型代表而加速了。今天，真正的垄断组织比在本世纪初所有的也许要少一些，但是残酷无情的竞争更是要少得多。而这就把我们直接带到了公司巨人的相互影响的问题。 |
一．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一．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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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情况是自相矛盾的。研究工作者和教师的人数迅速增加。他们所受的训练和对于自己学科的造诣，包括运用精确的数学推理和复杂的统计方法的能力，都远远超过了甚至是一个世代以前他们的前人所达到的水平。各个大学、基金会和各级政府以空前的规模组织研究计划和发放津贴。书籍、报吿和论文源源不断地涌现。然而所有这一切力量强大的学术活动，对于我们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前进方向，却很少提供什么重大的新鲜见识。
的确，我们知道，我们社会的运转是根本不好的。然而，仅仅在几年以前，在C.赖特·米尔斯习于称呼的“伟大美国庆典”之中，社会科学家向我们保证，一切事情都好极了。事实恰好相反——闲散的人们和闲置的机器与国内的剥夺和国外的饥饿同时并存，贫穷随着富裕的增长而增长，大量的资源被浪费在无益的并且常常是有害的用途之上，美国变成了全世界反动势力的象征和保护人，我们从事于几场战争并且显然是向着更多更大的战争前进——对于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事情的认识，不是源于社会科学，而是源于对不可逃避的事实的观察。人们甚至可以说，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向我们保证，在他们认为是可能有的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他们这样做，是在尽最大努力阻止我们去正视现实。
有着更多的和受过更好训练的社会科学家，而又日益明显地不能说明社会的现实，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种矛盾呢？
答案的一部分无疑是存在于明摆着的机会主义中。谁出钱，谁点戏；人人知道谁是出钱的人和他们欢喜的是什么戏。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效的需求总是能造成它自己的供给的。
但是只说到这里，那是既不正确又不公平的。在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中，有着高度正直的男人和妇女，他们的动机是真正渴求真理。如果他们也不能阐明我们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其原因就不是机会主义，而是他们的观点和方法的内在局限性。这些局限性部分地是由过去承袭而来，部分地是由他们自己的环境形成的。这种环境首先是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要求在每一种类中和每一水平上有越来越多的独立专业。遵循这条道路，社会科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它的从业人员变成了日益狭隘的专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是受过极好训练的专门人材，但是对于其他专业所知道的、所能理解的却越来越少。至于整个社会——这在过去是伟大社会思想家的主要的全神贯注对象，因为它超越一切专业——简直是从社会科学的范围内消失了。它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情，没有人去注意它。
然而我们选择作为本书引语的黑格尔的格言，“真理就是整体”依然保留着它的不可磨灭的正确性。诚然，还有着无限多的小真理，这些是美国社会科学家孜孜不倦地追求的，并且常常得到成功。读者将会发现，我们大量地引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决不愿意轻视他们。但是，正是由于全体总是多于部分的总和，所以，关于社会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的许多小真理的堆积，决不能提供关于社会秩序本身的大真理——这种社会秩序怎么变成它今天这个样子的，它对于在它底下生存的人们有什么作用，它向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些大真理有权要求必须为了它们本身的缘故去加以追求。而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已经放弃了它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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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却不能说是这样。它集中注意于整个社会秩序，而不是其各个部分；它包含一种方法论和一种理论，也许更正确地说是若干理论，它很能说明我们社会是怎样运转的，正在向何处去。但在这里也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近年来，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著作已经少见。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过分满足于重复人所熟知的表述，仿佛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来——或者最晚自从列宁的时代以来，并没有发生什么真正新鲜的事情。结果，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说明重大的事态发展，有时甚至不能辨认它们的存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极端吻合的，这次大萧条的出现自然是大大加强了这种信念：同样的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大为惊奇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二十年已经过去了，严重的萧条并未重新出现。对于我们了解所谓“富裕社会”的某些主要特征——特别是它的造成私人的和公共的浪费的巨大能量，以及从这个制度的这种特点所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曾作出重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停滞不前，它的落后的生命力和成效性，不能用任何简单的假设来说明。既包含客观的原因，也包含主观的原因，要把两者分解开来，恰如其分地加以估计，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但是有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相信是能够识别出来、隔离开来并从而（至少在原则上）予以消除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归根到底依然停留在竞争经济这个假设上。
熟习列宁的理论著作的人们，不问其为马克思主义者与否，可能觉得上面的说法令人诧异。因为正是列宁写道：“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页。〕毫无疑问，列宁在分析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吿终的时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时，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所占的统治地位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进步，足以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其列宁主义——以及毛主义——的形式中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和永不磨灭的中肯性。然而这依然是事实：不论是列宁还是他的任何一位信徒，都不曾企图去探究垄断统治对于作为其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原理和“运动规律”所造成的后果。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继续居于最高统治地位。
马克思也并不是没有觉察到在他那时代的英国经济——这是他从其中提炼出他的理论模型的真实的历史制度——中存在着垄断。但是象他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他不是把垄断当作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看待，而是把它看作是封建的和重商主义的过去的残迹，为了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和趋势获得最清楚的概念，必须将其抽去。的确，同古典经济学家不一样，马克思充分认识到竞争经济中所固有的资本积聚和集中的强大趋势：他所想象的资本主义的未来肯定包含了新的和纯粹的垄断资本主义形态。但是他从来没有试图去研究以大规模企业和垄断的盛行为特征的这样一种在当时是假设的制度。部分的原因无疑是，作为这种研究的基础的实际材料还太贫乏，不能作出可靠的总结。但或许甚至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曾经预期，远在资本主义展开它的一切可能性以前，即在这个制度的竞争阶段中，它就会被推翻。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他自己的一些著作中，以及在他准备付印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者按语中，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垄断的迅速增长有所评论，但他不曾企图把垄断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中。是鲁道夫·希法亭在他1910年刊行的的《金融资本》这部重要著作中首先这样做的。但希法亭虽然十分重视垄断，却不曾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种在质上是新的因素；更确切地说，他认为垄断只是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基本规律的主要是量的限制。我们已经指出，列宁——他受到希法亭对垄断的起源和扩展的分析的强烈影响——把他的帝国主义理论直接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统治的基础之上。但我们也已指出，不论是列宁还是他的信徒，都不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中去探索这件事情。在那里，说起来也怪，在可以认为是最直接涉及的领域中，垄断的增长却并未给人以印象。
我们相信，纠正这种情势并且以明白的和根本的方式来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到了。〔注：在我们自己以前论资本主义的著作中，我们两人都曾企图注意垄断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请参阅，例如，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纽约，1942年，特别是第14章和第15章保罗·巴兰，《成长的政治经济学》，纽约，1957年，第3章和第4章。从这种意义上说，本书是我们以前的著作的直接继续。它也应当被解释为反映了我们对自己以前的著作的不满意。〕如果我们要追随马克思树立的榜样，并充分运用他的强有力的分析方法，我们便不能满足于对作为他的经济理论基础的竞争模型进行补缀和修改。我们必须承认，作为十九世纪英国市场关系的统治形式的竞争，已经不再居于那种地位，这不仅在英国是如此，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也莫不如此。在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典型的经济单位，不是为无法知道的市场生产一种统一产品的微不足道部分的小商号，而是生产一个甚至几个工业部门的大部分产品的大规模企业，它能控制自己的产品的价格、生产的数量以及投资的种类和规模。换言之，典型的经济单位具有一度认为只有垄断组织才具有的那种特征。因此，在构造我们的经济模型时，不容许忽视垄断而继续把竞争当作一般的情况。在企图了解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时，我们不能脱离垄断，也不能把它看作一个只起限制作用的因素；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分析工作的最中心。〔注：在本书中，除特别指明者外，“垄断”一词不仅包括一种没有代替品的商品的唯一销售人，而且包括“寡头垄断”这种更普通的情况，即少数销售人垄断着多少可以互相替代的那些产品的各自市场。〕
马克思是从研究英国得出他的关于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模型的，在他那时代英国是最富的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注：回顾起来，使人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一开头不曾十分强调：同英国（以及欧洲和北美的少数其他国家）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是对大部分其他世界的剥削，以及从而造成的这些地区的不发达。他是充分意识到这种关系的，下列表述可以证明：“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资本论》，第1卷第4编第13章第7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4—495页。）其次，马克思在论述原始积累时，强调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在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出，马克思未能把他的理论模型扩充到既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部分，也包括它的不发达部分——如果他能活到完成他的著作，他是很可能弥补这种疏忽的——这就产生了一种不幸的结果，即把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只在近年来，发达和不发达的辩证的相互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才开始被充分认识。〕按照同一原则，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模型必须以对美国的研究为基础，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美国今天远远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就象英国在十九世纪一样。
3
本书的意图，在于以最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为基础，开始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有系统的分析。可是，这个说法需要加以澄清，因为在科学中，也象在艺术中一样，开端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先画出一幅整个概念的草图，然后加以精制和补充；一种是实际上一开始就从事最后的创作。我们所作的努力具有一种草图性质，我们曾通过称之为“普通论文”〔注：本书副标题原文如本书扉页背面所示。英文essay一词，有“小品文”和“尝试”两种意义，此处语意双关。——译者〕来强调这个事实。我们希望，我们的成功或失败将据此来判断——不是看在事实或推理的细节中有些什么错误或缺点（虽然我们自然希望对这样的错误或缺点均将以应有的严肃性予以指出和批判），而是看我们是否足够有效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样来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上，以及我们是否指出了它的重大问题以及如何可以最有成效地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
我们的草创论文并不自命为无所不包。它是环绕着一个中心论题来组织并获得本质上的统一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产生和吸收。〔注：关于经济剩余这个概念的讨论，参阅保罗·巴兰，《成长的政治经济学》，第2章。〕
我们相信，这是分析这个制度的纯粹经济作用的最有帮助和最富启发性的方式。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相信，剩余的利用方式构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机构，它把社会的经济基础同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连结起来。在某些社会中，这种机构相当简单，它的效果是容易分析的。例如，在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剩余是由封建领主从农奴劳动中强迫榨取，并由领主及其家臣直接消费的，没有商人和其他类型的中间人的重大介入。在此种情况下，剩余大小的决定因素，它的使用方式，以及这些事情同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容易理解的。在其他的社会，经济现象与非经济现象之间的连结机构就要复杂得多，并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的运转中可能要起重大的作用。我们相信，垄断资本主义是属于后一种类型的社会，想要去了解它而又忽略或蔑视剩余的利用方式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并不主张，把注意力集中于剩余的形成和吸收就能给这种社会或任何其他社会提供一幅全面的画图。我们特别意识到，象我们所使用的这种方法，结果几乎完全忽视了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中心占据中心地位的一个题目：劳动过程。我们强调技术的改变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并没有试图去系统地研究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征的某种技术的改变对于工作的性质、工人阶级的构成（和分化）、工人的心理、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的形式等等所造成的后果。所有这些显然都是重要题目，在任何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详尽研究中都是必须探讨的。
可是，我们对于劳动过程的忽略，并不意味着本书与阶级斗争无关。由于若干原因（其中一些将在第7章中加以分析），我们时代的阶级斗争已经完全国际化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主动权在马克思的时代是操在工业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手中的，现在却落到了不发达国家贫苦大众的手中，他们正在为使自己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剥削之下解放出来而斗争。正是这种国际阶级斗争的紧急状态，象我们所企图表明的，在这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在剩余如何使用的决定中，从而在社会的整个性质上，起着日益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在第9章也将探讨美国的种族问题，这是国际阶级斗争与美国国内各种社会势力内部平衡之间的重要纽带之一。
4
经济剩余的最简短的定义，就是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剩余的大小是生产能力和财富的指标，是一个社会享有多大自由来完成它给自己树立的任何目标的指标。剩余的组成部分表明一个社会是怎样利用那种自由的：它在扩大它的生产能量上投资多少，它以各种形式消费多少，它浪费多少，是怎样浪费的。在每一个国家，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对剩余的发展具有完全的统计记录，那显然是极为称心合意的。不幸，就我们所知，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记录，即使是一个短时期的。达有各种原因，其中最明显的也许是，对剩余这个概念缺乏了解和缺少可靠的统计。但即使在拥有相当大量统计资料的美国，要对剩余的数量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作出精确的估计，也是非常困难的。
企图充分说明这些困难，不免为时过早。此刻只要提出这一点就够了：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剩余采取多种形式和伪装。〔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采用“剩余”这个概念，而不采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因为后者在大多数熟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人们的心目中，或许等于利润+利息+地租的总和。诚然，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一些分散各处的段落中，表明了剩余价值也包含其他的项目，例如国家和教会的收入，商品转变为货币时的支出，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但是，一般说来，他把这些看作是次要因素，并将其排除在他的基本理论图式之外。我们的论点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程序不再是恰当的了；我们希望，术语的更换，将有助于实现理论见解的必要转变〕问题的一部分是要从理论上辨认出这些最重要的形式和伪装，其余部分则是从为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设置和编制的统计中找出对它们数量的合理估计。在本书中，我们把自己的努力集中于理论分析上，引用数字资料主要是提供说明或例证。然而，提供关于剩余及其组成部分的系统估计，似乎也是很需要的。我们对于自己的关于统计资料来源的知识和避免统计错误的技巧评价不高，所以请求我们的朋友约瑟夫·D.菲利浦斯来准备这种估计，他在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是我们极为钦佩的。他在阅读了有关各章的草稿并考虑了资料来源的问题以后，得出结论，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因而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他对1929—1963年间美国的剩余及其主要组成部分的估计，载在本书附录中。我们完全相信，虽然要作一些限制性的和防止误解的说明，但作为有关数量大小顺序的指标，这些估计是可靠的。
所使用的某些统计范畴，只在尚有待于阐述的理论的指导之下才可理但有必要先行引述菲利浦斯的两个主要发现，因为它们对于本书的论证方法有所帮助。
第一，1929年，美国的剩余在数量上等于国民生产总値的46.9%。这个数字在大萧条的最初几年中下降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然又急剧上升。除了这些间隙之外，趋势是稳步上升，1963年达到56.1%。在这里，显着地表明了剩余作为一个研究题目的重要性。
第二，在同一期间，普通认为等于剩余价値的那一部分剩余（利润+利息+地租=菲利浦斯的“财产收入”）则急剧下降了。1929年财产收入为剩余总额的57.5%，而在1963年则仅为31.9%。很明显，不但对于确定剩余总额的各种力量需要加以分析，而且对于影响其分化及其组成部分的不同增长率的各种力量也必须加以分析。
5
马克思在分析他那时代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时，着重吿诉那些生活在比较不发达的社会中的人们：“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又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两处引语均见《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家今天还需要对资本主义世界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说同样的话吗？
当我们回顾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时，我们能够看出，马克思对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所说的话，实际上只适用于其中的少数几个——这些国家从来没有陷入，或是逃避了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统治，因而能够仿效它们，而不是被它们剥削并从而使自己的发展受到阻碍和歪曲，以适应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的需要。〔注：马克思的话，也许只是针对一群独立的和实际上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是专门对德国人说的，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国家能够逃脱英国的命运；至于他说到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看到自己未来的景象，他心中设想的也许是按当时的标准要算是发达的国家，只是发达的程度不及英国。他是否把先进资本主义强国附属的不发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包括在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之内，似乎是值得怀疑的。〕同样的限制在今天肯定也是适用的：只有少数国家——西欧的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许还有南非——可以设想能够追随美国的脚步。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余地区，许多的殖民地、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注定要停留在他们的不发达的和悲惨的落后状况中。对它们来说，唯一的前进道路就是径直脱离资本主义制度。〔注：这自然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见解，后者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忙着宣扬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处方。对于许多这种文献的批判，以及证明不发达国家在现存世界体系中实际上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参阅保罗·巴兰，《成长的政治经济学》，第6章和第7章。该书写成后十年以来发生的一切事情，均证明该书就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提出的论据是正确的和中肯的。〕
那么，我们的问题归结起来是，美国的经验对于也许是一打左右资本主义发达但不及美国那样发达的国家的关系如何。本书中提出的理论上的考虑是否也适用于这些“第二等级”的资本主义国家？抑或象我们常常听到的，它们已经进入一个“新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是，取消了旧的帝国主义纽带；由国家同大企业和有组织的劳工密切合作，实行合理化计划；超越了在美国过去环绕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出现的并且现在依然明显可见的那些矛盾和冲突（尽管其形式并不总是人所熟知的那些形式）？
我们不能自称是根据对有关各国最近历史的详尽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可以表示自己所坚持的意见：证明的责任不是落在我们这些预期经济发展处于类似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有相似经验的人们身上，而是落在那些宣扬一个新的天命的预言家身上。在我们的一生，美国经历了两个时期，在其中，资本主义的问题广泛相信并由最高权威向全世界宣布已经接近最后解决——二十年代的“新世纪”和五十年代的“美国庆典”。两者都变成了短命的幻想这一事实，应当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今天在接受类似的保证时务必十分小心。 |
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序
1962年初，当时在他兄弟的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F.肯尼迪，以一种美国友好使者的身份，旅行全世界各地。归来以后，他在美联社一年一度的午餐会上致词。在他的刊登在4月24日《纽约时报》的演说中，他提到下面这件事情：
在印度尼西亚，我被介绍给另一个很大的学生团体，当我演说完毕时，一个学生站起来提出一个问题。他在提问中，把美国说成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他说出了这个名称时，有半数学生鼓掌赞成。
于是我说，“好吧，好吧，我倒想要弄个明白。我在这里是美国的一个代表。你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名称在美国所明确表示的是什么东西？你使用这个词是出于贬义。这个名称在美国具体指的是什么东西？你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
然而他没有回答。于是我又说：“那末，好吧，我要请问任何一个曾经鼓掌的人，任何一个当这位先生说出那个名称时表示赞成的人——你所理解的垄断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肯出面回答。
如果肯尼迪认为他的听众拒绝同他辩论垄断资本主义这个题目是表示他们缺乏知识，那他肯定是大错特错了。印度尼西亚的学生，象全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学生一样，非常了解垄断资本主义他们在自己的切身体会中，看到了它的最丑恶的面目，尝到了它的全球政策的苦果。但是，如果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题目，不适于对它下圆滑的定义，或作卖弄小聪明的辩论，那是毫不足怪的。
可是，肯尼迪提出的问题依然在那儿，而且我们可以向他致敬，因为他假定这些问题反映了为他的大多数同国人所同具的一种真正无知的状况。本书是为他们之中任何一个这样的人而写的：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真正感到兴趣，并且为了对这个极端复杂而困难的题目获得某种理解而愿意付出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还希望，本书对于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学生们在对一个他们已经认识到其重要性的现实作更全面更透彻的理解时有所裨益。
有一种批评我们愿意预先答复。我们可能会被谴责为过甚其辞。对于这种指控，我们欣然接受。从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来说，科学和艺术两者的任务就是要过甚其辞，只要所强调的是真理而不是捏造。任何一个想要主张说我们逾越了这个限制性条款的限界的人，必须准备对今天美国社会的真实性质提供他自己的说明。我们欢迎作出这种努力。至于其他，则真理的最后标淮不是任何人的主观判断，而是历史的客观进程。
本书经历了一个异常之长的酝酿过程——从作出初步提纲到刊行问世，几乎是整整十年。供说明和叙述之用的实际材料是按照需要来搜集和使用的，但并未作出系统的努力使之成为最新的，也不曾企图去考虑已经刊行的与我们的问题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关的一切重要著作。这是一篇普通论文，如本书副标题所示，而不是一篇专题论着，它并不自命为无所不包。
我们在理智方面得到的启示，大多数从本书正文和脚注中便可看出，毋需在此特别提到。在细心的校订以及对表达和文体作无数的改进方面，我们要感谢约翰·拉克利夫，就象我们两人在过去的许多场合一样。
以上是根据我们在大约两年前就想要包括在序言中的东西匆匆作成的笔记改写的。使我深感悲痛的是，现在不得不由我来加上一个附笔——并在序言上单独签名。保罗·巴兰已于1964年3月26日与世长辞。〔注：在他逝世一年以后，《每月评论》出版了一期纪念专刊，名为《保罗·A.巴兰：一个集体的画像》（1965年3月号），由利奥·休伯曼和我自己合编，后来又印成专文：这本书包括三篇挑选的巴兰著作，两篇关于他的工作和生平的论文，三十八篇全世界各地人士发表的声明和一篇他的作品目录。〕
虽然巴兰不能见到交付打字员和印刷工的最后手稿，我必须着重指出，这丝毫也不减少本书的合作性质。远在初步提纲写在纸上以前，我们就开始继续不断地交换意见，共同商订本书的想法和结构。我们之中一个人起草的东西，都由另一个人详细地加以评论，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曾经不止一次地重新起草和重新评论。现在写在书中的一切东西，都在巴兰死前通过了这样的程序。除了把整个手稿变成出版形式之外，我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留下另外两章没有发表。这两章在他死时已初步草成，但对每一章他或我都提出了重大的问题，尚有待于讨论和解决。既然这两章对整个论文的主题均非必不可少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完全省去它们。由于即使省去这两章，本书也比我所预期的或我们当初设想的篇幅要长，我就更容易得出这个结论。
保罗·M.斯威齐
纽约市
1966年1月1日
真理就是整体。——黑格尔
两世纪前，一个欧洲的旧殖民地决定要赶上欧洲。它是如此成功，以致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了一个怪物，在其中，欧洲的污点、病症和残酷无情发展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弗朗茨·法伦 |
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MonopolyCapital:AnEssayontheAmericanEconomicandSocialOrder
垄断资本
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美﹞保罗·巴兰（PaulA.Baran）、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著
1966年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
序
一．导言
二．巨型公司
三．剩余增长的趋势
四．剩余的吸收：资本家的消费与投资
五．剩余的吸收：销售努力
六．剩余的吸收：政府民用支出
七．剩余的吸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八．论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
九．垄断资本与种族关系
十．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十一．不合理的制度
〔附录〕经济剩余的估计（约瑟夫·D.菲利浦斯）
译者的话 |
第六章美国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六章美国革命
1770年，美洲大陆各个殖民地向西印度群岛出口了大量的商品，其中有：占其总出口大约三分之一的干鱼，几乎全部的腌鱼；占其总出口八分之七的燕麦，十分之七的玉米，几乎全部的豌豆和大豆，二分之一的面粉，全部的黄油和奶酪，超过四分之一的大米，几乎全部的洋葱，六分之五的松树、橡树和香柏树的木材，一半以上的木桶板，几乎全部的铁箍、肥皂，蜡烛，全部的马、羊、猪和家禽。[1]正如皮特曼教授所指出的，“为新英格兰和中部地区殖民地的繁荣和文明奠定基础的，不是别的，恰恰是从西印度群岛贸易中聚敛起来的财富。”[2]
但是在十八世纪钦定的体制中，大陆殖民地的地位只能屈居第二。当时，蔗糖就是国王，高于一切，而西印度群岛正好是欧洲的糖罐。所以英国夺得牙买加后，克伦威尔真是喜岀望外。在宣布这个喜讯的那天，他竟兴奋得无心办理别的公事。如果他占领了小西班牙岛的话，他大概会高兴地休假一星期。这个岛的法属部分是圣多明各，它后来变成了安的列斯群岛的一颗明珠。然而对于英国种植园主来说，它却是一个祸害。巴巴多斯则是英王皇冠上的一颗宝石。这颗宝石虽小，却比所有欧洲君主的珍宝都要贵重和稀罕。[3]1661年，査理二世在一天之内授予岛上的十三个种植园主以男爵爵位，以表明该岛地位的重要性。牙买加的总督职位，在派驻殖民地的官职中占第二位，仅次于爱尔兰总督。该岛的邮政设施也比美洲大陆各殖民地优越得多。
重商主义者对于大陆北部的殖民地始终是另眼相看。那里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商人、渔民和海员，恰恰没有种植园主。除了制造业不甚发达之外，它们是名符其实的“新英格兰”。[4]它们与“旧英格兰”之间发生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在渔业方面，他们与母国竞争的结果是，培养了新英格兰自己的海员。由于地理上的优越条件，新英格兰能够在岛屿市场上低价出售自己的农产品，从而战胜了英国对手。在这场竞争中，英国屡遭失败，它在销售和货运方面，每年损失二百五十万英镑。一位无名氏作家问道：“如此下去，有谁还会相信殖民地的贸易和海运业对我们的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好处呢？”乔赛亚·蔡尔德爵士指出，在麻萨诸塞，十个人有活干也不能为国内一个英国人提供就业机会。他的结论是：”新英格兰对王国来说是个大为有害之地。”[5]奇切斯特说，他宁可在爱尔兰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也不愿“去弗吉尼亚跳舞唱歌”。[6]佩蒂说得更直率，应该把新英格兰的居民遣返英国或者送往爱尔兰。英国曾经先后四次极力想说服新英格兰人迁移到巴哈马群岛、特立尼达、马里兰以及弗吉尼亚。克伦威尔则“带着一种怜悯的眼光看待新英格兰，并认为它是又寒冷又贫瘠的荒原”。[7]1655年，国会向当地总督和居民发出命令，向要去牙买加的人提出了吸引人的条件，其用意在于“开导那些相信上帝敬畏上帝的人，还有那些新英格兰的臣民。这些臣民离开了他们土生土长的祖国，被迫来到了沙漠般的贫瘠的荒原。为了良心的缘故，现在可以让他们迁移到富庶的绿洲。”[8]
上述这些看法未免过于极端。倘若北部殖民地连食品生产都不能维持，他们又哪里有钱来购买英国制造的商品呢？事实上，英国对北部殖民地出口的制造品总值大大超过它的农产品和腌肉的出口总值。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将从中得到启示，发展他们自己的工业。德维南特由此得出结论，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将会发展自己的食品贸易。
因为西印度群岛各殖民地是需要食品的。假如这些殖民地要致力于生产蔗糖（这是在重商主义时代就形成了的经济单一化），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有生产粮食作物的农村。他们靠经济作物获得如此巨大的利润，根本不会想到要把他们的土地和劳力转向放牧牲畜和种植粮食。1647年，一个记者就西印度人的情况告诉总督温思罗普：“人们竟是如此热衷于种植甘蔗，尽管食品价格非常昂贵，他们也宁可去买而不愿自己种植。他们种植的甘蔗一旦制成食糖，所得的利润是无法计算的。”[9]这个传统就这样形成了，蔗糖就等于是西印度人的“小麦和面包”。正是由于有大陆殖民地提供食品，西印度群岛的土地才得以种植甘蔗。阿贝·雷纳尔写道：“为了维持美洲一个殖，民地的生存，在欧洲就需要耕种一个省的土地。”[10]英国心甘情愿地把这个权利让给大陆殖民地的居民以减少两方面的害处。重商主义作为一种有害的制度，最终被消灭了。但是，如果否认它曾经是一种制度，否认在它的害处中也有可取的地方，也是毫无道理的。
从此，北美各殖民地在英国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确认，他们承担向甘蔗种植园主及其奴隶提供所需要的食品。渐渐地新英格兰人被看作是美洲的荷兰人。美洲北部和中部殖民地的畜牧业弥补了西印度的单一化的农业，正如后来在十九世纪他们为南部美洲的棉花、稻米种植区提供肉类一样。远在1650年，新英格兰就一直抚养着他们的“姐姐”弗吉尼亚和巴巴多斯了。温思罗普把这一切归功于上帝，[11]实际上是重商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1667年巴巴多斯总督威洛比写道：“这些殖民地的居民，无论是在和平繁荣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如果不与新英格兰人互通有无，是不可能生存的。”除了食品，新英格兰还提供马匹，作为制糖厂牵引压榨机的动力，以及建筑材料。这些都是西印度群岛极其需要的东西。1708年，塞缪尔·维切写道：“英国在西印度占有的岛屿，没有一个不仰仗大陆而能够生存下去的。是我们把面包、饮料和其他一切生活必需品给他们运去的。他们种植园里的牛马耕畜，制作装迖兰姆酒、蔗糖和糖浆的木桶所需要的木材和木桶板也是我们运去的。如果不运去这些东西，他们的船能把货物装运到欧洲市场去吗？决不可能。总之，连他们住房的房架和屋顶的材料都是我们运过去的。他们的兴旺发达，甚至于他们的生存全都有赖于大陆。”[12]对于大陆提供食品和马匹的重要性这一点，西印度的种植园主是不存在怀疑的。1674年，波士顿的一个代理商写道，巴巴多斯人“都体会到，他们要是失去这两种商品所带来的益处，他们将会遭到极大的损失。除了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之外，世界其他地区都无法买到食品和马匹。”[13]
这是英国的政治家和殖民地的种植园主有意推行的政策。新英格兰运往各个岛屿的许多商品，在该岛屿其实也可以自己生产，然而没有这样做。一位牙买加的种植园主发问：“如果岛上能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食品和其他用品的话，那么新英格兰的贸易怎么办呢？”[14]回答是，倘若没有产糖岛，大陆殖民地将会严重倒退。大陆殖民地已变成了“西印度群岛的活命之源”。[15]没有它，这些岛屿就无法养活自己，除非是把收益极高的甘蔗田改为种粮食。然而这样做不仅会损害新英格兰的小农，而且会损害英国的海运业、制糖业和关税收入，甚至损害英国的光荣和伟大。1698年，英国议会否决了一项关于禁止英国向产糖岛出口玉米、肉食、面粉、面包和饼干的提议，因为这项禁令“会迫使那里的居民改种粮食而不种甘蔗、棉花、生姜和靛蓝。其结果，在海运和其他财富方面，将大大不利于英国。”[16]
私下的交往加强了各岛屿和大陆之间的经济联系。西印度人在大陆上拥有财产，北美洲人则在各岛上拥有种植园。巴巴多斯人还到南卡罗来纳定居。北卡罗来纳的米德尔顿家族、布尔家族以及柯莱顿家族则分别在牙买加、巴巴多斯拥有种植园。阿垅·罗培斯在罗德岛是个奴隶贩子，他在安堤瓜却是一个甘蔗种植园主。亚历山大·哈密尔顿本来出生于尼维斯。赛伦市的格德尼·克拉克家族可以说是北美人在岛上取得成功的突出例子。其父在巴巴多斯和圭亚那拥有大片种植园，其子是巴巴多斯的海关总监，并先后当过立法委员和国会委员。北美人很快发现了西印度群岛的阳光是十分宝贵的，而西印度人也要去北美恢复一下疲乏的身体。一个美国人在给费城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拟建议亚当·查特立即在那里建造一所楼房，命名巴巴多斯饭店，挂上饭店的招牌，以招徕疲惫不堪的西印度来客。这些人生活放荡，患有水肿，命在旦夕。”据说，西印度富有的女继承人在北美也象在英国一样很吃香。
大陆殖民地的居民用自己生产的食品换取西印度群岛的蔗糖、兰姆酒和糖浆。他们彼此交易的数量很大，以至远自1676年，英国商人对新英格兰日益成为殖民地产品的重要交易中心就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当然，进行交易的双方是互相依赖的。为了保持这种协调一致的关系，岛屿要做到两点：它生产的蔗糖和糖浆必须充分满足大陆的需要；它购买的大陆产品必须与大陆的生产能力保持一致。
要做到上述两点，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是困难的。因为相互依赖的双方，他们领土的面积相差很大。但是可以通过一两种办法延缓即将出现的矛盾。第一种办法，英国种植园主可以扩大耕种面积。这样就需要更多的奴隶，以便生产出更多的蔗糖，从而也就需要得到更多的食物供应。要做到这一点，牙买加比巴巴多斯容易得多。因为在十八世纪巴巴多斯使用奴隶劳动造成了恶果，土地日益贫瘠。而牙买加却有着大量未开垦的土地。第二种补救的办法是增加更多的产糖殖民地。这种办法倒是可以稍微安抚一下大陆的正当的不满情绪。但是，这些和平的、唯一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竟遭到了英国种植园主的坚决反对。扩大耕种面积和增加产糖殖民地意味着将给英国市场提供更多的食糖，从而会降低食糖的价格。巴巴多斯人从历史上很早就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英国不断扩大对产糖岛屿的征服。他们曾反对过英国人在苏里南殖民。[17]他们对把白人苦工迁往利华德岛极为不满。当牙买加总督请他们捐助讨伐利华德岛的海盗时，他们回答说，他们可不愿意掏出二十个先令来拯救利华德岛和牙买加。[18]1772年，英国国会曾提出建议，要给自愿资助在七年战争中吞并的甘蔗岛屿发展的外国人提供足够的安全措施。这个建议遭到了温和的反对，西印度的种植园主说，它是一个“不高明的发明”。[19]用纳米尔教授的话来说，这还是以那个旧分界线，来区别“达到饱和状态的种植园主”和“新兴的种植园主"。[20]
其他国家产糖岛屿的情况，也同样足以说明奴隶生产的发展规律。在法属殖民地岛屿，土地肥沃，发展种植业比较容易，生产成本也较低一些；而英属殖民地岛屿，由于殖民时间较长，土壤肥力衰竭，早在1663年，即蔗糖工业兴起之后的二十年，巴巴多斯已经在“迅速衰落中”，抱怨其土壤肥力衰竭的人愈来愈多。1717年呈递贸易局的一份报告说，在巴巴多斯和法属殖民地耕种同样大小的一块土地，前者比后者需要多五倍的奴隶、马匹和其他牲畜。法属圣多明各的一个奴隶的效率等于牙买加的四个奴隶。[21]1737年，巴巴多斯一个拥有一千英亩土地的种植园主，他的投资是五万英镑，所获得的利润仅百分之二，而在法属岛屿，同样面积的种植园只需花费五万英镑的六分之一，所获利润却是百分之十八。[22]虽然这些数字有点夸大，但是，法属殖民地领土辽阔，土质肥沃，那里的种植园主拥有绝对的优势，这是显而易见的。法国的食糖打入欧洲市场，其出售价格仅为英国国内糖价的一半。[23]倘若占有这样的产糖岛屿，势必打击旧有的英国种植园主，所以，英国种植园主宁可摧毁这些产糖岛屿也不愿占有它们。1748年，牙买加总督写道，除非法属圣多明各在战争中被摧毁，否则一旦和平到来，他们高质廉价的蔗糖就会把英国的产糖殖民地挤垮。在七年战争中，英国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古巴，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了瓜德洛普。这两个岛在1763年重归原主，条件是让英国占有佛罗里达和加拿大。
如果以上述各地区在今天的重要性来解释过去作出的决定，就会看不清问题的全貌。因为在1763年，古巴还不过是一只丑小鸭，但是傻瓜都能看出来，它最后会变成一只美丽的天鹅。至于瓜德洛普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伏尔泰以讽刺的口吻把加拿大描绘成“冰雪一片的荒原”。唯一可以夸耀的是它有毛皮货；而瓜德洛普却出产蔗糖。1763年，一位无名氏作家尖刻地问道：“几顶皮帽子有多大作用？它们能与甘甜的蔗糖相比吗？”他还指出，要保持北美的依附地位，就得让法国人留在加拿大。[24]
当时的英国内阁竟然对英国、法国和美洲等地的常识一无所知，这真是令人不可想象。从1759年到1762年，英国从魁北克进口的货物总值达48,000英镑，它对魁北克出口的总值为426,400英镑。从1759年到1765年，英国从瓜德洛普进口的总值为2,004,933英镑，对瓜德洛普出口的总值为475,237英镑。1762年到1766年，英国从哈瓦那进口的总值是263,084英镑，对哈瓦那出口的总值为123,421英镑。在1763年之前，格林纳达和多米尼加这两个西印度岛屿一直为英国所占领。下面拿这两个岛与加拿大和佛罗里达作一番比较。1773年之前，英国从格林纳达进口的货物总值为英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八倍。英国对加拿大出口的总值为它对格林纳达出口的两倍。从多米尼加进口的总值为从佛罗里达进口的十八倍以上。对多米尼加出口的总值仅为对佛罗里达出口的七分之一还弱。[25]由此可见，英国之所以保留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并不是因为它们比古巴和瓜德洛普更有价值，恰恰相反，前两者不如后两者重要。
因此，1763年缔结的和平条约只能被看成是强大的西印度集团的又一次胜利，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个胜利事后证明是不合算的，不过在1763年，它毕竟是一次胜利。西印度种植园主贝克福特和福勒曾极力主张收回瓜德洛普。贝克福特甚至对査塔姆施加了巨大影响。“瓜德洛普作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占领地，招致了许多怀有个人意图的人的强烈反对。瓜德洛普也只要求分享它的利益，但是，它要反对少数个人私利的力量常常很软弱。”[26]这里，西印度人想达到两个目的。他们一是想要阻止法国把加拿大变成北部的另一个美国，变为向产糖殖民地提供食品的基地。西印度人的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因为1783年以后，英国种植园主已经认识到，加拿大根本无法取代英国丢失的北美殖民地的地位。西印度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决心要把自己可怕的对手从英国的食糖市场排挤出去。因此，査塔姆是征服岛屿还是吞并大陆；是征服蔗糖还是吞并毛皮，这个问题，在英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次査塔姆竟然问道，如果他把加拿大或者瓜德洛普交出去，是否会对他处以绞刑。是否应该对他处以绞刑，贝克福特倒是最有发言权的。
这一切都说明了，整个英帝国对于甘蔗种植园主非常敬畏，并且愿意以垄断的价格买进英属产糖殖民地生产的蔗糖。这样，大陆的殖民地居民很自然地背离英国，转向外国产糖殖民地购买食糖。1750年，伦敦的商人在一份请愿书上这样写道：“这些人忘记了对国王陛下应尽的义务，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利益，忘记了对国家法律应有的敬重。”[27]然而，大陆殖民地居民懂得，扩大生产就必须扩大贸易。如果不能与英国管辖下的产糖殖民地进行贸易，他们只好与其他国家的产糖殖民地进行贸易，即使在战争时期这种贸易亦不能中断。否则，他们连生存都成问题。岛屿和大陆之间的一场拉锯战从此开始。以后，西印度群岛的居民和北美洲的居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僵的”。
当然，大陆的殖民地居民不会抵制英国的产糖殖民地。他们要是向甘蔗种植园主脸上吐唾沫，那么他们也会被对方割去鼻子。所以他们继续向英属岛屿提供物品。不过他们坚持要用现金支付。这样，他们就把岛上的金钱都赚走了，留下了通货膨胀这个幽灵。1753年，北美殖民地与牙买加之间的贸易总值约为75,000英镑，其中25,000英镑是北美殖民者从牙买加进口货物的总值，其余部分则是拿走的现金。[28]他们把这笔现金用来购买法属岛屿的蔗糖和糖浆。由于法国禁止种植园主用糖浆造兰姆酒与法国白兰地竞争，所以那里的糖价比较便宜。英国的种植园主失去了一个蔗糖和兰姆酒市场。这个市场落到了他们的对手法国人手里。同时，法国人还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供应，这就使他们在与英国的种植园主进行竞争时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美洲大陆这种错综复杂的三角贸易，对英国的帝国设想是一个彻底的破坏。甘蔗种植园主认为这件事应该受到谴责。在他们看来，最小的产糖岛屿对于英国来说，其价值等于十个新英格兰。[29]他们认为，这不是殖民地之间的斗争，而是英国与法国之间为了控制食糖贸易而展开的一场斗争。
那些强硬的重商主义者赞同这种看法。他们说，法国政府不但默许而且鼓励大陆的三角贸易，以图挤垮英国产糖殖民地。波斯耳思威特把这种贸易称为荒唐的、有害的贸易。他很快就看出，这种贸易“会大大削弱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依赖，并使他们的利益与法国的利益联在一起。这种联系将使他们疏远大不列颠，并使他们感到无论是处于法国政府还是英国政府的统治下，都没有丝毫的差异。”[30]查塔姆对于波斯耳思威特的观点深表同意。他说，这是一种“非法的、有害的贸易……，是一种可恶的行为，违反一切法律，对王国的利益十分不利。”[31]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要把美洲贸易特别提出来加以谴责呢？其实，美洲贸易同牙买加与西属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并没有多大区别。牙买加和西属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使后者的蔗糖冒充英属殖民地的蔗糖，通过走私大批运往英国。北美的政策是向法国种植园主提供食品；而英国的政策是向法国种植园主提供奴隶。因此，英国至少应该受到同样的谴责。
大陆殖民地的居民对此进行反驳：“蔗园主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随心所欲地提高价格，任意剥削自己的同胞，特别是北美的同胞，以换取更多的生活必需品。”[32]当时供求关系的法则已经盛行于欧洲，蔗糖产量的增加，势必造成糖价的下跌，但蔗园主们仍然企图在英国保持垄断价格，这真是愚蠢之极。他们倒是应该明智地请求国会通过一项法令，“使他们能够清洗自己身上的污点。”[33]这些“西印度的暴发户”，总是叫喊受到排挤，希望得到国会的体恤。其实他们并不穷困。相反，他们都是富有的种植园主。他们牺牲北美居民的利益，自己则安坐在富丽堂皇的马车里，威风凛凛地驶过伦敦大街。“当一个身穿锦绣外套的人要求我们给予施舍，我们应该对他说什么呢？”[34]如果为了一小撮穷奢极欲的巴巴多斯甘蔗大王的私利，而牺牲广大的北美居民和英国消费者的利益，那么还不如让这个岛沉到海里去。约翰·迪金森写道：“在我看来，有人认为公众受益，而西印度庄园并不阔气，众议院中的西印度绅士十人中只有一人能维持花费浩大的议员身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35]在宾夕法尼亚出现了一种新奇的论点：认为这些岛屿不如大陆对英国有用处，说是岛上的奴隶衣不蔽体，白人寥寥无几，加上气候炎热，许多英国海员的健康受到损害。北部殖民地要真是遭受损害，英国的出口，特别是毛织品的出口将要蒙受相当大的损失。英属西印度群岛从来无力买进新英格兰的全部产品，他们同样也无法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向北部殖民地提供糖浆。“他们自己无力提供，却又阻止自己的同胞从别处获得供给”，[36]这真是一种狗占马槽的态度。1763年，马萨诸塞进口糖浆的百分之九十七来自于法属西印度群岛，而英属西印度群岛仅仅为罗德岛和麻萨诸塞提供了所需要的十分之一。炼糖业在殖民地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763年，麻萨诸塞共有十七家制糖厂，罗德岛有三十家制糖厂。此外，由于罗德岛与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食糖贸易，使它每年能够向英国汇寄40,000英傍。这个殖民地的居民表白说：“没有这种贸易，我们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生存下去，也没有钱支付任何英国的商品。”[37]柯尔登的看法是，罗徳岛人与外国殖民地进行的贸易愈多，他们对英国商品的购买力就愈大。
上述道理都不能打动重商主义者的心，只有著名的重商主义者威廉·伍德讲出的道理才为他们所接受。早在1718年，伍德就表示，他准备容忍大陆与西印度群岛的外国种植园之间进行贸易。他认为，英国制造品通过这种贸易可以走私进入法属岛屿。这样，北美洲人也许就赚不到金币和银币了。然而，他们将换取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换取法属各岛屿的产品。“我国的种植园主也许不欢迎这种贸易。不过，他们若为了自身的利益，极力阻碍这种贸易的话，我深信他们是敌不过英国的整体利益的。因为通过这种贸易，我们既给外国的殖民地种植园以好处，实际上英国的殖民地种植园也会得到好处。”这种贸易还会促进海运业，增加海员人数，同时扩大英国向殖民地提供再出口的产品。但是，北美洲人必须遵守一个条件，他们在出售货物后不得购买外国的制造品。
以上就是一个重商主义者所提出的新奇的论点。这个论点在许多方面预示了十九世纪要实行的政策。这个论点在当时肯定是激怒了蔗园主，但却有助于保持大陆对英国的忠顺。但是，这是一种与重商主义信仰背道而驰的可恶的邪说。对此，美洲大陆的朋友们不是提出劝告而是进行辩护。奥格索普说，他们不应该在“鼓励或者抬高一个殖民地的同时，破坏或者贬低另一个殖民地”。[38]种植园主所请求的援助和支持，如果损害整个帝国利益，或者仅有利于西印度，而严重损害帝国其他部分利益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提供这种援助。[39]约翰·巴纳德爵士曾预言，既使是调动全部的税务官也无法阻止这种对大陆繁荣至关紧要的走私交易。希思科特告戒说，若是阻止这种贸易，就等于鼓励法国去开发加拿大。
英国国会对于甘蔗大王和西印度集团一直是唯命是从。“它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群岛才是我们最有价值的殖民地，而大陆却令人讨厌。”[40]1733年糖浆法的通过就是甘蔗种植园主的胜利。这个法令禁止美洲大陆向外国的岛屿出口货物，并且对其进口的外国蔗糖和糖浆课以重税。皮特曼写道：“这无疑是对从波特兰到巴尔的摩整个区域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挑战。”[41]
但是，通过这项法令是一回事，要实施这项法令则是另一回事。正如詹姆士·奥梯斯夸下的海口那样：即便英国国王亲自统率二万大军，驻扎在波士顿草地，也无法强迫人们遵守这项法令。因为在美洲人的经济活动中，无法无天已被视为主要品德。海关人员在实施法令中，可以捞到油水，所以就睁一眼闭一眼。只有牵涉到他个人利益时，他才对违法者执法。1751年宾夕法尼亚的一封请愿书上就这样写道：“哪个社会都会有一些品行不端的人。”[42]1764年实行的蔗糖征税法再次重申以前规定的禁令，以便制止走私活动。这一征税法降低了税收额，但是不准免税。巴纳徳总督说，这项法令在美洲引起的震惊比1757年威廉堡的陷落所引起的震惊还要大。确切地说，这项征税法远比印花税法更为沉重地打击了殖民地日益高涨的觉悟。北美人身为英国的臣民，竟遭到如此排挤，他们大为恼火。力图使该法令生效从而消灭走私活动的作法就直接导致了美国革命。这是约翰·亚当斯所持的看法，所以他说他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耻于承认糖浆是促使美国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43]
“在人类事务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他们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这是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上写的，他只说对了一半。当时要解除的是经济联系，而不是政治联系。1776年“独立宣言”的颁布和《国民财富》一书的出版，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美国独立不但没有加强产糖岛屿的地位，相反却成为它们日趋衰落的标志。所以当时盛行一种说法，英国政府不仅失去了十三个殖民地，而且还失去了八个岛屿。
美国的独立摧垮了重商主义体系，也使原有的殖民当局大为丢丑。美国独立正好发生在工业革命初期，这就使人们对亚当·斯密所说的殖民制度更加深恶痛绝，并使这种制度在自由贸易的极盛时期受到了最激烈的抨击。阿瑟·扬也是在亚当·斯密学习的那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是英国农业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他从美国的反叛中吸取了重要教训，所以他把殖民地看作是累赘。他严肃地指出：“这是当代政治上的重大教训。北美的独立应该使我们扩大自己贸易政策的视野。”美国的独立对产糖岛屿也不是没有发生影响，“有害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影响并不象美国独立的支持者们所炫耀的那么重要。”[44]
甘蔗种植园主们充分理解美国独立的意义。印花税法在大陆不受欢迎，也遭到了各岛商人的反对。人们高呼自由口号，当众烧毁印花税票。在敌对行动开始爆发时，平尼就从尼维斯写信回来说：“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将会得到什么下场，是饿死？还是破产？”[45]而结局更糟，既是饿死又是破产。从1780年到1787年，仅牙买加一地就有一万五千名奴隶死于饥饿。[46]然而，美国的独立只不过是产糖殖民地衰落的第一阶段而已。
大陆殖民地独立得到承认之后，蔗园主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他们说，航海法“必须修改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否则它的条文不合时宜，也是无益的”。[47]美国人同样明白他们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依赖关系。亚当斯说：“西印度贸易是美国贸易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失去它们，它们也不能没有我们。上帝让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是要我们彼此各取其利。”[48]在英国，亚当·斯密和皮特曾呼吁继续保留旧时的经济联系，但毫无作用。查默斯却说，一个只有七万二千奴隶主和四十万奴隶的地区并不太重要，不能为它牺牲英国的重大利益。[49]谢菲尔德勋爵写道：“航海法乃是我国海上威力之根基，它使我们拥有全世界的贸易。倘若修订了航海法，允许他国与我们的岛屿进行贸易，……我们真要抛弃了航海法，那就葬送了海运业。”[50]诺斯勋爵的意见概括了英国帝国主义的本质，他说：“美国人拒绝与大不列颠进行贸易，那只是因为它在与其他国家的通商中未遭受损失的缘故。”[51]
美国人已经是外国人了，所以要受航海法条文的约束。那些岛屿也就随着当时世界形势的发展，纷纷脱离了原有的市场。他们期望新斯科舍会变成另外一个新英格兰。但是新斯科舍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设起来，因失去美国所受的损失也就无法得到弥补。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并没有因美国独立而减少，只是要得到供应变得困难了。为此，西印度群岛曾要求开辟自由港口。[52]而美国的产品供应只能通过各种非法渠道进入英属岛屿，结果英国的种植园主只好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战争时期，禁止英属岛屿同美国进行贸易的规定有所放宽，为的是减轻岛屿的困境。所以1796年，美国对英属西印度的出口总额比1793年增长了两倍，而同一时期英国的出口却下降了二分之一。[53]1801年美国对西印度的出口总额为1792年的将近五倍。其中六分之五是通过加拿大或者瑞典所属的或丹麦所属的岛屿输入的。[54]
由于不准许美国人进入西印度群岛的市场，他们就越转向其他国家的岛屿寻求市场。当时英法正为争夺这些岛屿发生了战争，结果法国的海军和船队被消灭了。于是美国就成了法国岛屿和西班牙岛屿产品的最大运货商。它把这些岛屿的西印度产品运往欧洲。1791年运去了不足一百万磅的咖啡，七万五千磅的蔗糖。1806年运去的咖啡达四千七百万磅，蔗糖达四千五百万磅。[55]十八世纪末，尽管战争连绵不断，其他国家的种植园产品与英国种植园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从未停止过。
对英国种植园来说，最大的不幸是美国背叛后，他们只得单枪匹马对付法国这个竞争对手。美国革命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许多恶魔从中飞出。其中对英国种植园主威胁最大的恶魔就是法属产糖殖民地比英国的具有很大优越性。从1783年到1789年，法属产糖岛屿的发展，特别是圣多明各的发展，在所有殖民地的发展中非常引人注目。法属殖民地的肥沃的土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国生产蔗糖的费用比英国要少五分之一，而圣多明各蔗糖的年平均产量为牙买加的五倍。[56]1771年到1781年，牙买加朗恩家族种植园每年平均赚得的利润为百分之九点五，而1774年的利润竟高达百分之十六。[57]1788年，牙买加所获的纯利润为百分之四，相比之下，圣多明各的平均利润则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二。[58]1775年，牙买加共有775个种植园，到1791年，在一百个种植园中，有二十三个因负债而变卖，有十二个落入了清产人员手中，有七个被遗弃，[59]与此同时，西印度种植园主债台高筑，负债达二千万英镑。人们不禁会问：“在任何情况下，还有什么其他行业能使他们飞黄腾达，又使他们陷入如此穷境呢？”[60]1788年圣多明各的出口总值为牙买加的两倍。1789年，它的出口总值超过整个英属西印度群岛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一。从1779年到1789年的十年中，圣多明各拥有的黑奴种植园及其全部产量增加了几乎一倍。[61]希利厄德·奥贝多尔夸口说，英国所有的产糖殖民地也比不上一个圣多明各。[62]英国的种植园主自己也承认，“在欧洲市场，他们再也不能保持优势了。这种优势对英国来说恐怕一去不复返了。”[63]法属殖民地的出口总额超过八百万英镑，其进口总额超过四百万英镑，所租用的船只吨位为164,000吨，所雇用的海员是33,000人。而英国殖民地的出口总额为五百万英镑，进口的总额不足二百万英镑，租用的船只吨位为148,000吨，雇用海员14,000人。[64]从几个方面来看，产糖殖民地对于法国的重要性已远远地超过英国。
自美洲殖民地获得独立后，加勒比海就不再是英国的一个内湖了。英帝国的重心从此由加勒比海转向印度洋，由西印度群岛转向东印度。1783年是转折的一年，首相皮特开始对英国在东方的领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65]1787年，威尔伯福斯在皮特的鼓励下提出了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同年，东印度公司开始积极种植甘蔗。1789年，该公司的一个委员会正式向董事会建议种植甘蔗。
1783年之前，英国政府对于奴隶贸易一贯采取的是支持的政策。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后，整个英帝国拥有的奴隶数目大为减少。这种情况本来有利于废除奴隶贸易。然而由于轧棉机的应用，南部奄奄一息的奴隶经济又得到复活，奴隶贸易的废除就困难多了。1788年克拉克森写道：“只要美洲还是属于英国的，那么，我们的大臣就不会有机会听到非洲儿女的呻吟，不管他本人对非洲人的痛苦是否抱有同情。美洲这块地方曾经设置了重重障碍，力图阻止解放那些不幸的奴隶。只是在发生了一系列意外的事件后，才去掉了我们的心头之病，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前景：制定一个政策去解除奴隶们的痛苦。”[66]
旧殖民制度建立的思想基础是，英国如不垄断殖民地的市场，它的商品就无法销售。垄断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由殖民地来垄断宗主国的国内市场。这也是建立在同样的思想基础上。换句话说，旧殖民地制度完全否定那种认为贸易能自发地找到自己出路的原则。美国的独立打破了他们这些错误的观念。1783年7月，国会发布了一项命令，准许英国与美国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从1784年到1790年，英国从其过去的殖民地美国的进口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轧棉机的发明和使用之后，英国的进口又增加了，从1792年的九百万美元上升到1801年的将近三千一百方美元。[67]事情的发展正如1839年梅里威耳所说的那样，“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与广泛的国际交易相比，不过是羊肠小道。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得到发展的条件是，双边关系不应该是隶属的，而应该是平等的。”[68]这些事实给资本家阶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开始从得失的观点来考虑英帝国的问题。
为了打垮重商主义的哲学学说，他们大力赞助亚当·斯密那本名著的出版。赫斯基森是第一个自由贸易商，1825年，他一针见血地问道：“单从贸易问题来看，美国脱离英国对英国有损害吗？它们的贸易摆脱了殖民地制度的羁绊，这对大不列颠的商业和工业有影响吗？……从这个事例中谁道没有什么有益的教训可以吸取吗？”[69]当然，教训是有的。不过，里普·范·温克勒被灌了重商主义的麻醉药，竟在他的种植园里昏睡了一百年。
[1]Johnson,op.cit.,II,118-119.Theproportionshavebeencomputedfromthetableofexportsgiven.
[2]Pitman,DevelopmentoftheBritishWestIndies,Preface,P.vii.
[3]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V,382.Gov-ernorWilloughby,May12,1666$Ibid.,V,414,JohnReidtoSecretaryArlington,1666(?)
[4]Callender,op.cit.,96.
[5]Cambridge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I,572.
[6]Andrews,TheColonialPeriod....I,72.
[7]Andrews,TheColonialPeriod....I,72.
[8]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I,429-430.Sept.26,1655.GovernorWinthropopposedemigrationas“disp-leasing”toGod.R.C.Winthrop,LifeandLettersofJohnWin-throp(Boston,1864-1867),II,248.
[9]H.A.Innis,TheCodFisheries,theHistoryofanInter-nationalEconomy(NewHaven,1940),78.
[10]Callender,op.cit.,78.
[11]Harlow,AHistoryofBarbados....,268.
[12]Andrews,TheColonialPeriod....,IV,347.
[13]Harlow,AHistoryofBarbados....,287.
[14]CalendarofStatesPapers,ColonialSeries,VII,4.JohnStyletoSecretaryMorrice,Jan.14,1669.
[15]Ibid.,X,297.“NarrativeandDispositionofCapt.BreedonconcerningNewEngland,”Oct.17,1678.
[16]Stock,op.cit.,II,269.Jan.27,1698.
[17]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V,167.
1663年11月1日雷纳图斯·恩斯致贝内特大臣的信写道：“该殖民地不共戴天的仇敌，是巴巴多斯的西班牙绅士们……；他们不择手段来诽谤这个国家”。
[18]Ibid.,XI,431.GovernorLynchtoGovernorStapletonoftheLeewardIslands,May16,1683.
[19]Pari.Hist,,XVII,482-485.April29,1772.ThequestionisdiscussedinC.Wilson,Anglo-DutchCommerceandFinanceintheEighteenthCentury(Cambridge,1941),182-183.
[20]Pares,op.cit.,220.
[21]Pitman,DevelopmentoftheBritishWestIndies,70-71;Stock,op.cit.,IV,97.
[22]Bennet,op.cit.,22-25.
[23]Postlethwayt,GreatBritain'sCommercialInterest....,I,494；Postlethwayt,UniversalDictionary....,I,869;AnAccountofthelateapplication...fromtheSugarRefiners,4;Stock,op.cit.,IV,101.
[24]J.Almon,AnecdotesoftheLifeoftheRightHonourableWilliamPitt,EarlofChatham,andofthePrincipalEventsofhisTime(London,1797),III,222,225.
这段引文出自阿尔蒙重版的一本当代的小册子中，一位瓜德洛普的绅士给他在伦敦朋友的书信。
[25]Whitworth,StateoftheTradeofGreatBritain....,PartII,pp.85-86.
关于加拿大和佛罗里达的数字如下：
英国从……进口英国向……出口
加拿大448,563英镑2,383,679英镑
佛罗里达79,993英镑375,068英镑
有关格林纳达和多米尼加的数字，参见第三章，第16页注。
[26]Almon,op.cit.,III,225.
[27]Stock,op.cit.,V,46.March7，1750.
[28]Stock,op.cit.,V,537n.
[29]Anonymous,TheImportanceoftheSugarColoniestoGreatBritainStated(London,1731),7.
[30]Postlethwayt,UniversalDictionary....；1，871-872,II，769；Postlethwayt,GreatBritain’sCommercialInterest....,I,482,485,489-490,493.
[31]Almon,op.cit.,III,16.CircularLettertotheGovernorsofNorthAmerica,Aug.23,1760.
[32]Stock,op.cit,,V,478.April16,1751.
[33]Anonymous,ALettertoaNoblePeer,relatingtotheBillinfavouroftheSugar-Planters(London,1733),18.
[34]SomeConsiderationsHumblyoffer‘d…11.
[35]Whitson,op,cit.,70.
[36]Stock,op,cit.,V,482.April19,1751.
[37]Donnan,op,cit.,Ill,203-205.Jan.24，1764.
[38]Stock,op,cit.,IV,143.Feb.23，1731.
[39]Ibid.,IV,125.Jan.28,1731.
[40]E.Donnan,“EighteenthCenturyEnglishMerchants；MicajahPerry,”JournalofEconomicandBusinessHistory(Nov.,1931),96.PerrytoCadwalladerColdenofNewYork.
[41]Pitman,DevelopmentoftheBritishWestIndies,272.
[42]Stock,op.cit.,V.477.April16，1751.
[43]Innisop.cit.,212.
[44]ArthurYoung,AnnalsofAgriculture(London),IX,1788,95-96；X,1788,335-362.Thewholeessay,on“WestIndianAgriculture”，shouldberead.
[45]Maclnnes,op.cit.,II,515.
[46]Edwards,op.cit.,86.
[47]Whitson,op.cit.,II,515.
[48]Ragatz,FallofthePlanterClass....,174.
[49]G.Chalmers,OpinionsonInterestingSubjectsofPublicLawandCommercialPolicy；ArisingfromAmericanIndependence(London,1784),60.
[50]Ragatz,FallofthePlanterClass....,176.
[51]C.P.Nettels,TheRootsofAmericanCivilization(NewYork,1939),655.
[52]各个岛屿提出要求开放港口的请愿书如此之多，因而使霍克斯伯里勋爵担心，“我们在西印度群岛的每一个港口，会由于开放所带来的重大利益而被作为自由港口来使用。”
LiverpoolPapers,Add.MSS.38228,f.324.Feb.1793.
1784年2月20日，奥德总督从多米尼加写来的信说：“人们万分焦急地期待着自由港口法的公布”。
B.T.6/103(PublicRecordOffice),
[53]W.H.Elkins,BritishPolicyinitsRelationtotheCo-mmerceandNavigationoftheU.S.A.,1794-1807(OxfordUniv-ersityD.Phil.Thesisc.1935),96.
[54]Innis,op.cit.,221,251.
[55]T.Pitkin,AStatisticalViewoftheCommerceoftheUnitedStates(Hartford,1817),167.
[56]ReportoftheCommitteeofPrivyCouncil,1788,PartV,Question1.EvidenceofMessrs.Fuller,LongandChisholmeofJamaica.
[57]Pitman,TheSettlement....ofBritishWestIndiaPlanta-tions...,276.
[58]ReportoftheCommitteeofPrivyCouncil,1788.Seenote84supra.
[59]Pitman,TheSettlement....ofBritishWestIndiaPlanta-tions...,280.
[60]Pari,Hist.,XXIX,260.Wilberforce,April18,1791.
[61]Klingberg,op.cit.,13-14,103;H.Brougham,AnInqu-iryintotheColonialPolicyoftheEuropeanPowers(Edinburgh.1803),1,522.
[62]ChapthamPapers(PublicRecordOffice),G.D,8/349.WestIndianIslands,PapersrelatingtoJamaica(1783-1804)andSt.Domingo(1788-1800).Extractsfrom“ConsiderationsontheStateofSt.Domingo，”byHilliardd'Auberteuil,303.
[63]ReportoftheCommitteeofPrivyCouncil,1788,PartV.Seenote84supra.
[64]Brougham,op.cit.,I,539-540.
[65]IntheChathamPapers,G.D.8/102.
这封皮特注明日期为1783年11月25日的微妙的信，可能是写给东印度公司总督的，信上说：“我想，公司事务中最实质性的问题，是要讲明证券持有者在要求支付现款之前，他们是否愿意给公司提供一切方便。我已全面了解到，他们打算这么做；但是，如果从他们那里能得到一份以全体名义发表的公开声明，那么，这将具有重大意义。为此目的，召集他们开一次大会，可能是需要的。倘若没有一定把握的话，就不要冒然地采取这样一个措施。这点，我不能不提出来请您考虑。不过，我需要征得您的同意，不要说这个主意是我提出的，并请原谅我冒昧地打扰您。”
[66]Clarkson,EssayontheImpolicy...,34.
[67]Pitkin,op.cit.,30,200-201.
皮特金提供的1784—1790年的数字是以英镑计算，而1792-1801年的数字则以美元计算。本书正文提到的百分比数字系根据皮特金书中开列的表格计算出来的。说明贸易的増长情况比花费时间把英镑换算成美元，看来是更可靠的一种办法。
[68]Merivale,op,cit.,230.
[69]Anonymous,TheSpeechesoftheRightHonourableWi-lliamHuskissonwithaBiographicalMemoir(London,1831),II,312.March21,1825. |
﹝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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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
历史信札
﹝俄﹞彼·拉甫罗夫
1869年
译者：张静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第1版
初版序言
再版序言
第一封信自然科学和历史
第二封信历史过程
第三封信人类的伟大进步
第四封信进步的代价
第五封信个人的作用
第六封信文化和思想
第七封信个人和社会形态
第八封信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
第九封信社会各党派的旗帜
第十封信理想化
第十一封信历史的民族性
第十二封信契约和法律
第十三封信“国家”
第十四封信国家的自然边界
第十五封信批判和信仰
第十六封信进步的理论和实践
1．进步问题的双重性
2．学说的争论
3．提出问题的顺序
4．进步理论的内容
第十七封信作者的目标
译者2021年注：《历史信札》中译文在国内学界尚未完整出版。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俄国民粹派文选》，该文选在国内学界第一次发表《历史信札》中的“初版序言”、第四封信、第五封信、第六封信、第九封信、第十三封、第十四封信的中译文。本书译者在翻译时对这几篇中译文有所参考。本译著是国内学界首次完整翻译出版《历史信札》，不完善之处敬请谅解。 |
第十三章大萧条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1929—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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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大萧条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1929—1939年）
·喧嚣的二十年代
·饥饿的三十年代
·1933年：纳粹夺权
·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
·1936年：法国总罢工和占领工厂
·西班牙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世界革命的失败，以及俄国革命的孤立与衰退，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固的短暂时期。资本主义体系恢复了，世界的统治者早早入睡，而被1917-1923年革命性的群众运动所感动的数百万人，再次陷入日常生活的冷漠之中。但这个休息时间是短暂的。
20世纪中期到晚期的经济繁荣建立在金融投机的流沙上。1929年，当繁荣走向破裂时，这个体系被扔进了一个新的和无法克服的危机之中，比先前经历的任何危机都要严重。在即将被称为“大萧条”的时期，社会环境是如此令人绝望，以至于数百万普通人再次被卷入了决定欧洲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规模斗争之中。
这些斗争转化成两种力量——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尖锐对抗。法西斯主义出现并在欧洲大陆占据支配地位。其结果是另一场世界大战，相比一战更加漫长、血腥和野蛮。
喧嚣的二十年代
在美国，战后的斗争和激进主义浪潮是短命的。从1920年起，经济开始繁荣，一种新的个人主义文化崭露头角。到1928年，经济总量比1914年翻了一番。经济学家们声称，资本主义的“童年疾病”已经是过去的事情，而且“世界经济形势，似乎来到了一次伟大前进运动的起点”。
美国市场上充斥着从前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享受的消费品。普通家庭也有了电力供应。中产阶级家庭购置了电话、收音机、留声机、真空吸尘器和电冰箱。每周都有数百万人涌向电影院。小轿车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为一种大众市场商品。“美国梦”似乎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人人都应当富有。”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如是说。许多普通美国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
欧洲加入“喧嚣的二十年代”要慢一些。一战的经济冲击，社会的错位，革命的大高潮，在欧洲都比在美国强烈得多。但在1923年之后，欧洲同样加入了这个“爵士年代”。
在20世纪20年代，道威斯计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美国贷款，帮助德国资本主义实现了复苏，让魏玛共和国得以稳定。英国着手进行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轿车、飞机一类的高技术工业，以及耐用消费品在密德兰和东南部得到了发展，围绕旧城中心建立起了新的郊区。
同美国一样，资本主义的重建刺激了对永久繁荣与和睦的乐观预言。“我们的经济是健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哈曼·穆勒在1928年声称，“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健康的，而你们将会看到，共产党和纳粹党都会被传统党派吸收。”德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们表示认同：“欧洲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互相对立的倾向已经趋于平衡，增长缓慢，而且最终会消失。”
但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并没有根除。同样明显的——虽然评论得很少——是经济复苏的明显限制。国家军备支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一直支撑着世界经济。正是战前的军备竞赛，结束了1873-1896年的长期萧条。即使在19世纪末期，传出的信号是，这个世界体系对武器有着致命的沉溺。在1918年之后，武器上的花费已经削减到了战时水平的一小部分。结果是大批工人失业。因此，这个体系证明了自身无法进行民用生产的有序恢复。其市场也被证明，无法进行“自我调节”。
在整个20年代，增长依旧不均衡并且温和。对每一次胜利来说，都会伴随失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英国的失业人数从来没有少千100万。1926年，维修区的工资削减，激起了一场持续6个月的矿工罢工及另一次为期9天的总罢工。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战争赔偿将德国经济带入困境，而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彻底蒸发了存款的价值。
法国经济由德国赔款支撑，美国经济则由战争贷款的偿还和一种“容易之钱”（方便的贷款，不过利率低）维待。正是它们使美国经济能够繁荣十年。但一些资本家能够“喧闹”，仅仅是因为另一些人在“号叫”。事实上，“美国梦”是一场幻觉。
资本主义的一个中心矛盾，是其在工作场所实行低工资，在市场上却要求高花销。从长期来看，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两者。当工资出于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的考虑被压缩时，工人就消费不起自己所创造的产品。但如果工资增长而利润被缩减，资本家就没有了投资的动力。对利润的追寻为这个体系提供动力。
在美国喧闹的20年代中，农场收入下跌，工资也没有上涨。对“实体经济”的需求因此是不旺盛的。结果，工业投资过于迟钝，无法吸收这个体系流出的剩余资本。因此，它就流入了投机市场。特别地，它在华尔街股票交易市场供养了一种自给自足的投机泡沫。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空虚。其主角们——美国资产阶级中极其富裕的成员——生活得毫无价值，他们是社会功能缺失的真实写照。这种空虚的思维以及无休无止的自我放纵，反映了金融寄生病的泡沫经济。
金融泡沫和资本主义一样古老。在17世纪早期的荷兰，就有过一起投机于郁金香的泡沫（郁金香狂热）。而在18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则有一次对殖民地投资的投机泡沫（南海泡沫）。1873年到1896年的长期萧条，以投机性高涨导致了一次金融崩溃开始。
泡沫运行的方式是简单的。如果对一种纸质资产的需求足够高，它的价格就会提高。如果一种资产的价格处在上升中，更多的投资者将希望购买它，希望当自已出售它时，可以从进一步的价格上涨中获利。如果有足够的剩余资本，并且纸质资产的价格因为高需求而持续攀升，一种分离就成为可能：资产价值继续增加，仅仅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希望买到它们——无论他们的出价与其所代表的商品或服务的真实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
纸面资产事实上是一种为了得到所有权的货币贷款。它们可以采取的形式有公司股票、政府债券、保险单、货币储备、抵押贷款、商品预购，以及其他。在这方面，“金融服务产业”是非常独出心裁的。资本的“正常”回报是实体经济中利润的一个分成。当虚拟资产价格和真实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时，“投机”收益就增加了。在一种疯狂的快速致富的买卖交易中，价格上扬就变得自给自足并达到顶峰。
在20世纪20年代，全球债务增加了大约50%。这是虚拟资本创造力的一个量度。控股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这样全新的类别出现了。这些公司什么都不生产。它们仅仅是交易其他公司的股票。他们往往投资于其他控股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有时，虚拟资本的投资层次可以达到五层，甚至十层。
古德曼·萨克斯贸易公司是一个典型案例。它于1928年12月4日组建，最初发行了面值1亿美金的股票，90％直接向公众出售。它用这些资金投资于其他公司的股票。在1929年2月，古德曼·萨克斯与另一家投资信托公司合并。这时资产价值达到了2.35亿美金。7月，这家合资企业创建了谢南多厄公司，当时它提供出售的股票面值1.02亿，这次发行获得了7倍的超认购。没有人想错过这个不劳而获的奇迹。这家公司充分履行责任并发行了更多股票。
随着狂热攀升，外国贷款、工业投资和基础工程的资金都被吸出。任何生意也不如在华尔街投机有利可图。宽松的货币和疲软的经济，导致了虚拟资本价格与实际商品价值之间巨大的不平衡。
泡沫是一个陷阱。一些观察家试图发出警告。“一场毁灭迟早会来到，”1929年9月5日，罗格·巴布森在全美商业年会上断言，“而且它将是灾难性的。”但在大会上，末日预言不受欢迎。许多非常富有的人已经下了大笔赌注，为的是让自己赚得更多。他们全力支持柯立芝总统[1]。在上年12月的国情咨文：“美国没有一届国会召开时，能遇到比目前这一刻出现的前景更令人愉快……这是宁静和满足……以及繁荣年份的最佳纪录。”
片刻之后，当股票市场出现紧张时，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很快提供了再保证：“没有理由担忧。繁荣的高潮将会继续。”《华尔街日报》同样热衷于消除投资者的顾虑：“昨天主要股票实体的价格变动依旧展示了一个向上扬的主要特征，只是暂时因技术调整而停止。”
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票市场崩盘。金融崩溃将世界经济推入大萧条之中，并且引发了最终通向斯大林格勒、奥斯维辛和广岛的一系列事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已经开始呈现。
饥饿的三十年代
在“黑色的星期二”，华尔街股票交易几乎下跌了三分之一。数以千计的金融资本家被洗劫一空。数百万普通人失去了他们的存款。这场崩溃一旦开始，像之前的泡沫一样，是自给自足的。正如上升的物价巳经将投机资本吸入了漩涡，现在暴跌的物价造成了一场蜂拥式抛售，为的是“清算”资本，以便在价格继续下跌之前从市场撤退。而且，当投资者发现他们自己陷得过深，借债去偿还其他债务时，刺激了反向的恐慌性抛售狂热和价格下跌。整个债务综合体突然解散。
谢南多厄公司股票最高值曾经达到每股36美金，它最终下跌了50%。古德曼·萨克斯贸易公司股票曾经达到222.50美金，两年之后，你花一两个美金就能买到它。
这场崩溃并非没有来源。自从1927年以来，农业就一直处于萧条之中，在1929年春夏，因为过度扩张和消费不足，工业被一次经典的周期性衰退折磨。农业和工业危机触发了金融崩溃，但这个崩溃接着回馈到实体经济，使信用塌陷，使贷款和投资中断，并使需求收缩。
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放大了危机的规模。当一个小企业或者中型公司倒闭时，其总体的冲击是有限的；许多其他企业依旧开张营业。当一家主要银行或者工业公司破产时，它将会使其他许多家公司随着它一起关门，为更广阔的经济领域带来一波通缩风潮。这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在1933年，9000家美国银行倒闭，工业生产几乎下降了一半，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这里看不到一丝复苏的迹象。美国经济似乎要变成一潭死水。
同一个世界体系，意味着同一次世界危机。华尔街股市灾难引发了一场全球性衰退。世界贸易额下降到1929年数据的三分之一。全球失业人口从1000万猛增到1932年的4000万。在这一年，德国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英国则是五分之一。
使大萧条如此具有灾难性的，是世界领袖追求的政策。大幅度削减不是危机的立即反应。但在1931年，当全球经济暴跌时，政治家们恐慌不已。美国总统胡佛痴迷于“健全货币”及一个“平衡预算”，他公然抨击大规模扩张的方案，并很快向他的接班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传授我们今天称之为“削减赤字”的美德。他的财政部长的补救措施是“偿付劳工，偿付股票，偿付农民”。
而且，在面对群体抵制时，强硬右派政权迅速削减方案，而民主很快受到攻击。保守的德国总理海德里·布吕宁应对危机的办法是削减工资、削减公务员薪水、降低物价，以及提高税收。他这么做时，四分之一的德国工人正失业。其作用是将失业率推高到了三分之一。
布吕宁并没有执政多久。经济危机的深化和德国社会的极化使政治系统瘫痪。布吕宁辞职后，总统兴登堡很快任命了一连串的总理：冯·巴本，冯·施莱歇，然后是阿道夫·希特勒。没有一个能控制议会多数。德国的总理们被紧急状态控制。从1930年往后，民主在德国停止运行。1933年1月之后，它的真实可能性被纳粹独裁毁掉，后者被兴登堡授予权力，代表德国的传统执政者来发挥作用。
在英国，一个1929年当选的少数派工党政府，发现自己陷入了金融资本的包围之中。当失业率持续上升时，失业救济金却因为要满足“保证财政平衡的至关重要的需要”而削减。一个内阁大臣后来回忆道：
一直让我无法忘记的……是20个男人和1个女人，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在黑色星期天的夜晚，站在唐宁街花园，等候一封从美国发来的电报。其内容是：英镑是否能够得救，现在的情形——失业率下降10个百分点——能不能坚持住。
这个情形坚持住了。银行家们希望，失业者的贫困能作为工党政府完全屈服的标志。他们同样希望全体一致：内阁所有成员投票通过它。否则这届政府就要辞职。“因此，这是金融家们——英国的和美国的，来决定英国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调整，”费边主义者领袖比阿特丽斯·韦伯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资产阶级的独裁政权猛烈地报复！”
内阁解体了。政府辞职。前工党首相拉姆塞·麦克唐纳，成为一个反动的、削减赤字的“民族”政府的首脑。
各国政府同样使本国货币贬值以使出口更加便宜，同时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使其更昂贵。但保护主义是个竞争过程。当竞争中的国家都这么做时，其效果是一场加速的“向下竞争”，下跌的物价和收缩的市场，导致了国内贸易灾难性的崩溃。
紧接着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产生的通货紧缩和保护主义，摧毁了复苏的任何可能性。它们将世界带入了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的十年。它们担保了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国家政策评论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一个就业不足的平衡”——永久的大规模失业。
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是精神病院经济学。任何经济体系的目的，都应该是为人们生活之充实和幸福之需要而生产，但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的目的。
资本主义是一个由利润和少数人致富所驱动的竞争性资本积累。追求利润的动机——尽可能地多，尽可能地快——已经创造了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泡沫。现在，在崩溃时期，支撑利润，就意味着降低工资、削减服务、限制贸易，从而使世界陷入永久衰退之中。
上亿人的生活被痛苦折磨。农夫被市场消失和物价崩溃击倒。工人失去工作，靠流动厨房的救济品生存。那些依旧工作的人，生活在被开除的恐惧之中，而老板们发动了对工资、工作环境和劳动量的攻势。
在整个欧洲，对采取紧缩政策的主流政党的支持崩溃了，政治变成了工人阶级的激进运动与中产阶级的法西斯运动之间的两极分化。20世纪30年代，在柏林、维也纳、巴黎、巴塞罗那和伦敦街头，希望与绝望、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为了欧洲的心脏和灵魂反复地冲突。
1933年：纳粹夺权
1933年1月31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领袖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一个月之后，共产党被禁止，其报纸被关闭，一万名党员被关入集中营。很快，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领袖们也被送进集中营。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纳粹党就毁灭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劳工运动组织。
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是民主运动的基础。没有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组织，资本和国家的统治就不受挑战。因此，到了1933年底，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政党都被消灭。德国成为了一个极权主义的警察国家。
纳粹主义的最终代价将是极其巨大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700万德国人死于战事，1400万人无家可归。在1944和1945年，当苏联军队推进到德国东部，寻求野蛮复仇时，上百万男人被枪杀，上百万妇女遭到强奸。在全世界，由纳粹发动的战争夺去6000万生命。在1939到1945年间，10世纪的人种神话与20世纪的技术相融合，制造人类历史上这场最大的灾难。是什么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大萧条对德国的打击，超过了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美国银行家要求偿还在20世纪20年代推动了德国经济发展的道威斯计划贷款。德国银行家们则要求大幅度削减偿还额以平衡账面。德国政府感到了压力，削减工作机会，降低工资和利润。经济急剧下滑，三分之一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农场和小企业纷纷倒闭。管理者、专家们和行政人员发现，自己也与矿工和钢铁工人站在一起：大家都失去了工作。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撕碎了社会组织机构，让政治出现了单极化。当人们的愤怒直接针对银行家、政客和资本主义体系时，他们转而向左，转向了阶级斗争和革命式变革。当相互反目成仇时，他们转而向右，转向仇恨政治。大萧条在有革命抱负的社会主义政党与对反革命历史绝望的法西斯政党之间，制造了尖锐的敌对。
“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是意大利语，也是始作俑于战后意大利的一种新型政治运动。本尼托·墨索里尼——一个不安分的政治冒险家，因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主义政党决裂——在1919和1920年，即意大利“红色的两年”里，开始招募一股右翼民族主义支持者。
从本质上来说，法西斯主义是一个退伍老兵、专业人员、学生、小地主和小业主的中产阶级运动。法西斯黑衫军的准军事小队，针对“占领工厂行动”、哨兵线、工会办公地点、社会主义印刷机构以及个别工运分子实施攻击。但是，当工人运动采取攻势之时，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仅仅当1920年夏天的占领工厂运动失败之后，法西斯主义支持者才成为一支主要力最。活跃小队的数量，从1920年的190个，增加到1921年11月的2300个。
对于缺少社会主义传统熏陶的众多失业者和贫民区中的年轻劳工阶层来说，左翼的失败，使得法西斯主义很有吸引力。这也同样使法西斯主义似乎对他们的核心中产阶级支待者更加可信。但左翼依旧是个威胁，这也确保了墨索里尼得到了实业家和自由派政治家的支持。从此以后，法西斯行动队得到了主要资本家的资助，并被警方授予自行处理事情的权力。法西斯暴徒们被意大利统治阶级发动了。
到了1922年，墨索里尼已经足够强大，能够在政府中要求一个职位。一场法西斯的“向罗马进军”无人阻挡，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从此黑衫军和警察一起工作，去破坏工人阶级运动并建立一个极权国家。
墨索里尼平息混乱建立秩序，在欧洲统治阶级圈子中得到了广泛钦佩，被视为“强人”。意大利黑衫军为他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政治模型。在那些企图同样做的人中，有一个正是希特勒，一个失败的艺术家，住在小客栈的退学者，一战老兵，以及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但纳粹党早期的啤酒馆暴动（一次有预谋的右翼政变，1923年11月发生在慕尼黑）被警方粉碎。
希特勒的政党在以后6年里一直处于苦闷之中。但其投票支持从1928年80万（3%）火箭般增加到1930年的600万（18%）和1932年7月的几乎1400万（37%）。其准军事组织，褐衫军冲锋队（SA），从1930年底的10万人增加到1932的中期的40万人，增加了3倍。
纳粹三管齐下去争夺政权。面对社会危机，群众大会和游行创造了一种力量和决定的表现形式。褐衫军在街头开展一场不间断的斗争，去摧毁工人阶级的组织。同时希特勒游说商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争取资金、支持，并分享一份权力。
像意大利法西斯一样，纳粹的核心支持者是中产阶级。在一个四分五裂并粉碎了他们希望的世界上，希特勒表达了社会中有抱负之人的愤怒。小业主、低级行政人员、小城镇专业人员对引发危机的资本家和政治家，与代表工人的工会和左派政党，怀有同样程度的憎恨。他们的缺少力量让自己愤怒。
“国际犹太人共谋”这个概念，将莫斯科与华尔街，共产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工人与富人通通联系起来，是纳粹非理性世界观的最高表达。它成为那些被托洛茨基描述成“人间尘埃”者——将那些构成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若非如此就会被原子化的个人团结在一起的黏合剂——的丑恶意识形态。纳粹也顺手牵羊地利用了日耳曼的民族原因。《凡尔赛和约》已经夺去了德国的大块领土，限制其武装力量的规模，并强加了大量的赔偿支付。魏玛政治家们未能挑战这种剥夺国家力量的体系。希特勒承诺采取行动。
到了1932年底，德国统治阶级决心利用纳粹，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危机。希特勒将撕毁凡尔赛和约，终止给德国造成严重后果的赔偿支付，并在欧洲重建德国的势力。而褐衫军则将在国内消灭左派。
纳粹将终结动荡并使国家团结。他们将让世界对德国资本没有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一位鲁尔区实业家弗里茨·蒂森，会成为“一名热心的纳粹支持者”，为什么总理冯·巴本会说“如果希特勒运动解体或者被镇压，将是一场灾难”。以及为什么1933年1月，在纳粹的支持即将衰退之时，兴登堡总统，一位一战时的野战军元帅，会邀请希特勒，一名一战时的下士来组阁。
法西斯的胜利并非不可避免。1932年7月，社民党（SPD）和共产党（KDP）的总选票略微超过1300万（36%），几乎与纳粹相当（37%）。社民党和共产党都有自己的武装自卫力量。行进到工人阶级聚居区的纳粹，经常被攻击和冲散。至迟到1933年1月30日的下午和晚上，反对希特勒的大规模示威依旧在整个德国同时暴发。数百万工人理解这种危险，并准备为之而战。
但同时面对萧条和纳粹，社民党领袖屈服了。他们支持“容忍”严厉紧缩并“合理”应对褐衫军的暴力。希特勒一掌权，社民党主要报纸声明说，这个党“坚定地以宪法和合法性为基础”。
对共产党领袖们的控告同样严肃。他们本应当呼吁社民党工人，来形成一个反对法西斯暴力与接管的统一战线。相反，他们的策略是一种褊狭的愚蠢及自愿接受的孤立。他们驳斥法西斯威胁说，谴责社会民主党人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并拒绝与之联合，理由是后者对工人阶级造成的威胁比希特勒更大。
为什么共产党领导人要遵循这个路线？当然，社民党曾经造成了1918到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从此之后，德国共产党倾向于“极端左倾”，对改良主义领袖极端敌视，并不愿意和他们形成一个统一阵线去追求共同目标。德共的宗派主义本能，被来自莫斯科的路线强化了。
共产国际，以莫斯科为基地的共产主义者国际组织，现在处于斯大林以及苏联的控制之下，极左的宗派主义已经成为苏联的一种官方政策，以掩盖俄国境内进行中的激烈变化。
1923年，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已经错过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1933年，同样的共产党——现在长大了，但并没有更聪明，并且被斯大林主义扭曲——未能防止一场法西斯政变。革命领导能力的历史重要性，从来没有这样清晰。
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
首先，华尔街崩盘将世界推入大萧条并使4000万人失业。接着，纳粹这个现代最野蛮的政治力量，在德国攫取了政权。难怪数百万绝望的激进分子要寻找一个可替代的选择。他们相信斯大林所宣称的（苏联是）反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旗手，也就不足为奇。大规模失业及法西斯的威胁，使他们失去了判断力。他们为什么要相信西方报道中苏联的残暴和不公？资本主义的出版物诋毁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不正是不可避免的吗？
毕竟，当世界其他地方深陷萧条的泥沼之时，苏联经济正处于繁荣。斯大林五年计划的成功，成效似乎惊人。在1928到1938年间，工业产出增加了五倍。虽然苏联1929年在全球工业产品中的份额只占4%，到了1939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12%。
但这并非社会主义的胜利。相反，所有工人控制工厂的痕迹，已经清除干净，一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被首先倡导发展起来了，在那里，国民经济如同单一的巨型公司一样被管理，而所有形式的不满和抵抗，将被当作反对国家的犯罪来对待。
这个转变——从工人的民主到一种新形式的阶级社会——起因于革命群众运动的孤立与腐败。
党组织里充斥着后革命时代的野心家。早在1922年，40个党员中，就只有一个是二月革命之前入党的。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斯大林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
1928年，党内反对潮流的灭绝，很容易由官僚机构的警察组织来完成——包括布哈林领导的右派，代表在新经济政策下发展起来的私人资本家的利益，以及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代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
在一个资源耗尽、贫困的农业国，反对托洛茨基是一种本能。没有世界革命强化它们，既落后又遭到战争破坏的苏联不过是在消费它的革命者——直到他们数量少到能够被扫进地狱之中。
即使这样，革命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自我解放在大众记忆中幸存并用来唤起所有的跟随者。因为这个原因，在20世纪30年代，剩余的革命者被迫走上了不归路。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14个成员中，在1939年，只有一个依旧属于苏联共产党，事实上其他人都死了。
当外国政府正在断绝外交关系，禁止贸易联系，并引发一场真正的战争恐慌时，农民拒绝向城市提供足够的谷物。领导层的应对是抢夺谷物，压低工资，并强制实施快速工业化。“放慢工业化的步伐将意味着落后，”斯大林宣布，“而那些落后者都挨打了……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50到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赶上这个差距，否则他们就会压倒我们。”
苏联已经在内战和外国入侵中生存下来：新政权并没有被军事力量毁灭。但世界革命的失败，使苏联在一个由资本主义支配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孤立和贫困。所以反革命的完成，不是通过暴力推翻，而是因为外在的、无情的经济和军事竞争压力。苏联需要出口谷物以购买机器工具。它需要机器设备去建设现代工业。它也需要现代工业去生产枪支、坦克和飞机，在一个民族国家竞争的掠夺性全球体系中来保卫自己。
私人资本的积累过于缓慢。布哈林在20年代称之为“蜗牛步伐的社会主义”，将让自己落后，并容易遭到敌对强国的肢解。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集中资源，强加计划，镇压反对者，并进行快速的强制性工业化。
斯大林的政策反映了世界经济中更广泛的趋势。在大萧条的冲击下，全球都有一个向国营资本主义的转变，在经济中有更多的公共开支和政府干预，以弥补私人资本投资的不足。苏联的体制代表了一个光谱的最极端。斯大林的目标，是大规模生产以巩固国家权力。
但他们同样用手中的权力慷慨地奖励自己，他们掠夺农民、削减工资、提高工作压力。1937年，生产总监每月的工资是2000卢布。熟练工人是200-300卢布。而工人的最低工资是110-115卢布。在军队中，收入差距更加极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校的工资每月是2400卢布，列兵是10卢布。然而，生产总监和陆军上校的工资相比国家官僚机构的高级成员来说是温和的，后者一个月的收入能达到2.5万卢布——超过最低工资的200倍。
因此，这个官僚机构进化成一个特权阶级，有清楚的物质利益，忠于斯大林和国家资本主义系统。在以极高代价实施强制工业化的过程中，它被证明非常残忍。消费被牺牲，用于投资重工业。相对于消费产品，专用于工厂、机器和原材料的投资比例，从1927、1928年的33%，提高到1932年的53%，以及1950年的69%。其结果是短缺和排队——尽管存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与此同时工资在6年中大约削减了一半。
谷物从农民处被征用以供应增长中的城市人口，并支付进口的外国机器设备。因此，当世界市场的价格在1929年崩溃时，至少有300万农民饥饿至死。
这依然不够。国家宣布“农业集体化（国家控制）”。数百万农民——被指责为富农（为市场而生产的富裕农民）——被剥夺产业及流放。许多人死去了。
危害并没有局限在苏联。共产国际成为一种工具，将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强加给外国共产党。
1927年，抛弃了世界革命，赞成“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试图在国外寻求可敬的同盟，以打破苏联的孤立。因此中国共产党被指示，让自己服从民族主义将领蒋介石，并命令上海工人阶级放下武器。其结果是一场反革命大屠杀。
第二年，政策突然地转向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在共产国际灾难性的“第三阶段”，斯大林宣布了一个新的革命发展计划——共产主义将断绝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联系并为一场即将到来的夺权斗争作准备。这反映了其国内政策并为之辩护。对于富农的攻击，表现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一场攻击（这是事实），以及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次重大进展（这不是真相）。在国内，第三期的极左转向为官僚权力和强制工业化提供了一个障眼法。在国际上，它导致了灾难性的宗派主义，首先在德国，劳工运动的一次分裂，使得希特勒在1933年掌握了政权。
但是纳粹威胁要复活激进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因此斯大林在欧洲开始四处寻找同盟者。共产国际从极左的疯狂，充分地倾斜成“人民阵线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现在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结盟，使工人阶级后退到安抚俄罗斯国家的潜在同盟者。因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不再推动世界革命，反而成了积极的反革命。这就在1917-1923年的悲剧旁边，又制造了另外一些毁灭性的灾难。
1936年：法国总罢工和占领工厂
纳粹夺权给整个欧洲带来了一波冲击。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基于对内专制独裁和对外帝国主义的解决方案。他是一个其他统治阶级试图跟随的典范。
劳工组织因为国家镇压和法西斯恐怖的破坏，允许资本家在工作场所逐步提高剥削率。它同样消除了社会变革的任何可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功能，”托洛茨基解释说，“就是当资本家发现在民主机器的帮助下，他们自己不能统治和支配时，摧毁粉碎工人阶级，毁灭其组织，并扼杀政治自由。”
第一个试图复制这个模式并取得成功的是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革命高潮，曾经创建了有60万成员的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拥有40％的普选票，并有属于它自己的议会防御力量。奥地利统治阶级希望镇压这场运动。
联邦总理恩格尔伯特·多尔夫斯在1933年3月实行了一次内部政变，解散了议会，通过法令强加规则，并取缔工人阶级的组织。社会民主党领袖建议他们的追随者什么都不要做。他们宁愿支持信奉天主教的法西斯分子多尔夫斯反对其新纳粹的法西斯对手。1934年2月12日，多尔夫斯对社民党发动了全方位的警察攻击。在4天内工人进行了还击，但最终被镇压。11名积极分子被绞死。奥地利劳工运动被迫转入地下。
不像一年前的德国同行，至少奥地利工人曾经抵抗过。“维也纳胜过柏林”成为欧洲左派一句战斗口号。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将经常被听到。
维也纳并非法西斯在1934年2月企图夺取政权的唯一首都城市。6日在巴黎，一场大规模右翼示威，要求新成立的、以爱德华·达拉第为首的自由派政府辞职。示威者与警察一个晚上的剧烈冲突导致了15人死亡。此后担心自已无法控制局势的达拉第辞职。法西斯分子似乎可以用武力毁灭一个政府。
但法国总工会（CGT）号召在12日举行一场总罢工。社会党（SFIO）和共产党（PCF）组织了大规模示威。在巴黎，当分立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示威汇合在一起时，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和掌声，以及“联合！联合！”的呼喊。法共领袖曾希望保持两场示威的分离。他们依然散播社会党是社会法西斯分子的“第三共和国的疯狂”。但工人阶级已经对其偏狭的领袖们施加影响要求联合。
被欧洲孤立并被希特勒威胁，斯大林现在不顾一切地在西方大国中寻求同盟。因此共产国际转向了一个政治联盟的新政策：不仅仅与社会民主党，也与自由派结盟。在法国，这意味着一项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作为法国自由派而知名）的选举协定——一个人民阵线。1936年5月，人民阵线赢得了大选，社会党领袖莱昂·布鲁姆组建了一个新政府。
在他们“自己”政党胜利的鼓舞下，工人阶级很快发动了攻势。从5月26日开始，这场运动膨胀成为一次有200万人参加的总罢工。四分之三的罢工者采取了占领工厂的形式。英国大使馆将这次的形势与1917年的俄国相提并论。
雇主和警察是没有力量的。统治阶级指望社会党总理的拯救。布鲁姆充分地呼吁“公共安全”，并在尼翁宫召集了一次雇主与工会代表的会议，协商解决方案。随着雇主处于不利境地，让步是巨大的：工资增加7％到15%；每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减少到40小时，薪酬不减少；两星期的带薪假期；以及劳资双方自由集团谈判的原则性协议。
所有人民阵线党派都被劝说接受了尼翁宫协定并立即重返工作岗位。这其中包括了共产党人。其领袖莫理斯·多列士宣布：“那接下来会怎样？……我们必须懂得，当得到满足时，如何结束一起罢工。我们更必须懂得，当所有要求并没有全部满足时，如何接受一次妥协……”
但是，当雇主重新获得主动时，工人们的经济收益将必然要削减。在一个衰退期，特别会是这样。但对于如何创建一个工人委员会网络，以保护收益及组织未来为争取更多的进一步行动，多列士只字未提。他并不把六月运动看作是建立永久性人民民主的一个机会。他并没有将占领工厂作为进一步前进的平台，而是带领其支持者退缩。
在1936年6月，大多数工厂可能并不愿意为争取更多而继续战争。但他们的情绪正转向左翼。在这一年中，共产党员人数从9万飞涨到了29万。它很快成为人民阵线内部的主导力量。
但共产党领导层顽固地忠于斯大林。它坚定地追随人民阵线。这意味着他们从不干扰自由派政治家。这同样意味着减少政治要求，并劝阻罢工和示威游行。质疑这种处理方式的持不同政见者都遭到了驱逐。其效果是令工人阶级的利益从属于统治阶级的。“人民阵线”，托洛茨基写道：
代表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联合……这种联合既延伸到议会，又扩大到议会之外的范围。在两个层次中，激进的党派，保留它自己行动的完全自由，残忍地对无产阶级的自由行动强加了自由。
随着工人阶级运动减弱，政府转向了右翼。布鲁姆抛弃了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改革政策，赞成通货紧缩和重整军备。人民阵线选择了枪炮而不是奶油。这并没有解救他。一起资本外逃制造了一场金融危机，迫使布鲁姆在1937年6月辞职。第二届人民阵线政府是由激进派而非社会党领导的右翼政权。第三届是1938年春天形成的。这一次见证了达拉第，一个右翼激进派，再次担任总理。事实上，这已经根本不是一个人民阵线政权了，因为其中没有包括社会党，却的确有右翼政党参加。
1938年11月12日，财政部长保罗·雷诺宣布：“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中。这个资本主义体系，就其本身而言，它的法律必须得到遵守。这里有利润的法律，有个人冒险的法律，有一个自由市场的法律，有竞争动机的法律……”随后，这个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削减工资、增加每周工作时间，并暗中破坏就业的条款和条件。通货膨胀已经抹杀了1936年6月赢得的工资上涨。这轮新的攻势体现了对法国工人的一场全面反攻。
法国总工会号召一场总罢工，但其支持是参差不齐的，而警察用特别异常的暴力攻击那些确实采取了行动的人。在巴黎以外比扬库尔市巨大的雷诺工厂，工人们与1500名防暴警察进行了24小时战斗。失败之后，他们被迫撤出了工厂，向法西斯分子致敬并高喊：“警察万岁！”
罢工的失利，中止了由1934年2月和1936年5-6月的事件引发的伟大工人运动。工会成员由顶峰时的400万暴跌到了100万。总工会六分之一的地方机构被关闭。数以千计的工厂激进分子遇害。
1934年，托洛茨基就已经写道：
任何用“法国不是德国”这种措辞来安慰自己的人，都没有希望。在所有国家，同样的历史定律，资本主义衰败的定律，在起作用……资产阶级正引导其社会走向全面破产……它给人民既不提供面包，又带不来和平。这恰恰是它再也不能容忍民主秩序的原因。
托洛茨基解释说，这个选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与法西斯的野蛮专制。
法国工人运动的失利、解体和士气低落，为1940年的军事溃败、这个国家北部被纳粹占领，以及贝当元帅在南部建立亲法西斯政权，创造了基础。托洛茨基的分析被证实了。
西班牙内战
“这是第一次，我曾经住在一个由工人阶级掌权的城镇。”1936年11月，乔治·奥威尔记述巴塞罗那。
实际上每一幢建筑都被工人夺取，并被披上红旗……每一座商店和咖啡厅都有一个铭文，说它已经被集体化……没有私人汽车，它们都被征用，而所有的电车和出租车，以及大多数其他交通工具被漆成红黑色……在外观上，它是一个富裕阶级事实上停止存在的城镇……首先，这里有一种对革命和未来的信念，有一种突然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类正试图像人类、而不是像资本家机器中的齿轮一样表现。
西班牙已经变成了两个武装营地。在7月17日和18日，弗兰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已经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企图从在马德里民主选举的人民阵线政府那里夺取政权。这次政变被军队、教会、大地主，以及所有右翼政党——卡洛斯的拥护者、其他君主主义者，以及佛朗哥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所支持。在西班牙更加落后的农村地区，普遍更容易成功。但是在7月19-20日，武装工人包围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军营并迫使士兵投降。他们的行动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引发了民众起义。
在1910年到1930年间，西班牙工人阶级在人数上翻了一番。现在占全国总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一。1936年6月，在五个主要区域有革命起义——巴斯克郡，这里有西班牙70％的铁、钢及造船业；阿斯图里亚斯的煤矿区；马德里，首都；安达卢西亚，有80万人在大庄园工作；以及加泰罗尼亚，这里超过一半的工人阶级集中在一起。
自19世纪末期以来，西班牙的阶级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工业化已经造就了一支组织良好的工人阶级，并拥有武装斗争的传统。但它在政治上是分裂的。由社会党（PSOE）领导的劳工总工会（UGT），在马德里处于支配地位。相反，在加泰罗尼亚居于主导地位的全国劳工联盟（CNT），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更小的左派政党包括西班牙共产党（PCE），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PSUC），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以及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FAI）。
1931年，一个君主制与独裁的联合体被推翻，并被一个民选的自由共和派政府取代。但这个新政府拒绝履行承诺过的改革，并强力镇压土地占领和罢工。1934年10月，这届政府失去了议会多数并让位给了一个保守派政权。当两万名阿斯图里亚斯煤矿矿工起来暴动时，他们在两周激烈的战争后被镇压：3000多人在投降之后被谋杀，而4万积极分子被投入遍布西班牙的监狱。
但1936年2月，一个由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和独立党派组成的人民阵线赢得了大选。这场胜利使上百万工人和农民行动起来——攻击监狱以释放囚禁的积极分子，为了经济和政治要求而举行罢工，并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正是这场运动激起了右翼的政变。而这场政变在半个西班牙的失败，与人民阵线政府并没有关系。官方的建议是“用国家军事力量的方式，保证日常生活的常态，目的是树立一个宁静与信任的榜样”。
既然“国家军事力量的方式”正在进行一场政变，政府的建议相当于对佛朗哥的屈服。而且，不管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领袖，都对这个预言鹦鹉学舌：“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但绝不是令人绝望的。政府可以确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战胜犯罪图谋……”
工人忽视了他们。随着工人控制工厂，农民夺取土地，以及人民民兵的建立，来自底层的革命占据了西班牙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在民兵中，官员经选举产生，军衔得不到特权，而战术是可以讨论的。当民族主义者用大部分武器开始战争时，很多事情必须临时准备。但共和派有一个潜在的决定性优势：将他们的革命预言，向征召的普通士兵呼吁，使其为官员、地主和教士的利益而战。
“发动一场内战，不仅要使用军队，还要使用政治武器。”托洛茨基解释说：
从一个纯粹的军事观点来说，西班牙革命者比他们的敌人远远要弱。但其力量在于它唤起大众行动的能力。它甚至能从其反动官员那里带走军队。为了实现这一点，唯一必须认真地和勇敢地去推进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案。有必要宣布，从这一刻开始，土地、工厂和商店，将从资本家手中，转到人民这里……对于这个的方案的影响力，法西斯军队不可能抵抗24小时。
但它没有发生。在巴塞罗那，全国劳工联盟将权力转让给了自由派，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会与劳工联盟决裂，并提供决定性的、独立的革命领导。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革命的彼得格勒。但它是一座没有苏维埃或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这里没有民主委员会的网络，能够系统地表达出大众的愿望，没有一个革命政党，能够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去夺取权力并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这里是革命的蒸汽，但没有盒子或活塞。
在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的权力日益增加。这部分是因为工人们被其激进的言辞所吸引，部分是因为斯大林当时提供了军事装备。为风笛付款的那个人定调子[2]：共产主义的枪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影响力，但西共现在积极地扮演了反革命的角色。当其为解散民兵的合法性辩护，并将工厂交还给资本家，将土地交还给地主时，其“首先赢得战争，然后赢得革命”的口号，给了工人虚假的希望。为了向莫斯科的“人民前线”致敬，西共利用它掌握的俄国武器，帮助共和派资产阶级创造一支由顶层控制的、保护私有制的传统“大众军队”。
在1937年4月，奥威尔就能够看到在巴塞罗那的不同：“高档餐馆和酒店充满了富人，狼吞虎咽昂贵的食物，而对于工人阶级人口来说，在没有工资的相应增长下，食物价格已经显著地攀升了……排队领取面包、橄榄油，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队伍有数百码长。”
接下来的一个月，自由派资产阶级及他们的斯大林主义者同盟觉得自已足够强大，可以发动攻势了。他们用了三卡车的攻击护卫队，从巴塞罗那电话交换中心驱逐全国劳工联盟。这是工人在上年7月控制的最早一批建筑之一。作为回应，工人在整个城市设置了街垒。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如果全国劳工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决心行动——组织一次暴动，夺取加泰罗尼亚政权，接着颁布一个进行土地占领、工人控制和殖民地独立（佛朗哥最好的军队中，有2.5万摩洛哥人）的总号召——他们可能还会取胜。
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做了相反的事情。这些人号召他们的支持者放下自己的武器。经过导致500人丧生的五天战斗，大部分街垒被占领。
残酷的镇压接踵而来。这座城市潮水般涌入了5000名攻击警卫。统一工人党被宣布非法，其领导人遭到逮捕、拷打和谋杀。全国劳工联盟和统一工人党民兵被强行并入大众军队并受正规军事纪律约束。不同政见者被谴责为“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地产和工厂被交还给它们原来的主人。
1937年5月的反革命扼杀了1936年7月的革命。西班牙内战也就从不同阶级之间的革命战争，转变成一场同一阶级中竞争派别的传统战争。一边是自由派，另一边是法西斯主义者。现在，其结果决定于火力，而不决定于政治。这意味着，得到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支持的佛朗哥，将赢得胜利。
1939年1月，巴塞罗那陷入法西斯分子之手。而马德里的陷落则是3月。这证实了托洛茨基给西班牙内战写的墓志铭的真实性：“要求不违反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的要求，在实践中意味着，不是一种对民主革命的保护，而是对它的一次抛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1939年底，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工人阶级运动遭到失败和破坏。独裁已经战胜了民主，对革命的希望让位于对反革命的绝望。
15万人被关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在西班牙内战及随后的短时间内，佛朗哥的民族主义分子谋杀了20万人。法国工会会员减少了四分之三。极权政府，程度不同的法西斯政权，现在遍布整个欧洲建立起来了。在20世纪20年代，它们已经在土耳其、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葡萄牙建立，而在30年代，它们又在南斯拉夫、德国、奥地利、保加利亚、波罗的海国家、希腊和西班牙确立。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强国。但是，经济崩溃撕裂了社会，将中产阶级推到绝望境地，并且使社会主义革命的幽灵复活。纳粹主义是对这场危机的极端右翼反应。
纳粹政权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它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最落后部分的一个群众运动。将这些“人类尘埃”组织在一起的，是这个政党及其使命——摧毁国内的敌人并恢复德国国力。否则这些人就只有分裂。
第二，纳粹是一种反革命工具。在掌权之前，它的40万褐衫党准军事部队已经被用来攻击工会、左翼政党，以及工人的反抗。在1933年1月以后，纳粹准军事组织与德国政权融合，膨胀成一支能消除一切反对力量的、庞大的警察机构。
第三，纳粹是德意志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希特勒以损害斯拉夫“下等人”（亚人种）的利益来赢得生存空间（生活的空间）的要求，附和了德国资本主义在中欧和东欧传统的帝国主义野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领袖们曾梦想一个版图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庞大帝国——中欧（“中部的欧洲”）——以及一个从这里延伸到波斯湾的更大势力范围。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复苏和发展了这些野心。他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精神病患者和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但他不会死心塌地为这个缘故发动一场争夺全球支配权的世界大战。他的外交政策，正是德国资本主义长期利益的反映。
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18年并未得到解决；在许多方面，这些紧张甚至加强了。《凡尔赛和约》部分地肢解了德国，在其边界建立了一些与之竞争的国家，并强加了造成严重后果的赔款支付及军备限制。这些并没有终结冲突，它仅仅是为冲突的下一阶段创造了来龙去脉。
大萧条的冲击，为20世纪30年代的紧张升级铺平了道路。随着贸易崩溃，每个国家都让本国货币贬值，以使本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加便宜，并对外国进口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世界被分割成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的自给自足（经济上自得其乐）集团。
国家政权也用来通过公共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俄国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其所有经济活动都由国家控制，但德国同样模仿它去投资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和重整军备。
有利可图的国家订货与大约25％的工资削减的联合作用，导致了德国工业投资的大幅扩张。失业人数从1933年的600万下降到1939年的几乎没有。但德国被原材料短缺和市场封闭所抑制，其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风险。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在现有的国界内部无法容纳。德国需要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铁矿——两地在1919年已归还给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工业，波兰的煤矿，以及罗马尼亚的油田；也许甚至还需要乌克兰的谷物产区和遥远的高加索或者中东的油田。
随着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增长，希特勒对凡尔赛体系的处理的挑战快速升温。1936年，被设计作为保护法国东部前线的一个缓冲区的莱茵兰非武装区，被德国军队重新占领。1936到1939年间，德国向西班牙的民族主义分子提供枪支、坦克、轰炸机，以及“志愿者”，利用这里的战争，作为其快速增长的武装部队的一块训练场。1938年3月，希特勒将奥地利并入帝国。这个联合（合并）没有受到奥地利当权者的抵抗，并且受到了奥地利纳粹分子的广泛欢迎。1938年10月，他吞并了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讲德语的苏台德地区，9月30日，由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签署的慕尼黑协定，使这次占领成为可能。苏台德的丢失，使捷克斯洛伐克被剥夺了山岳屏障，并使得它更加无力应对进一步侵略。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也被完全吸收进了扩张中的纳粹帝国。
现在，欧洲被稳固地分成两大集团。德国和意大利在1936年11月已经组成了一个轴心，两者都是扩张主义政权，都威胁英国和法国利益。
然而，英国政府热心于避免战争，而法国统治者凭借自己的力量不能挑战轴心国。“绥靖”成为西方列强的官方政策。这意味着拒绝援助西班牙共和国，默许希特勒在欧洲的吞并，并忽视意大利在非洲东北征服埃塞俄比亚。
英国经济阶级日益分裂，但绥靖政策反映了多数人的利益，至少直到1939年9月，英国统治者希望保护1919年的瓜分成果。欧洲小国在一场更广泛的游戏中是可以牺牲的。他们希望限制希特勒并维持权力平衡。他们同样对法西斯主义有好感，认为这是打倒工人阶级的一柄铁锤，他们还把德国视为一座抵抗苏维埃俄国的堡垒。而且，世界大战可能会在另一回合的革命骚动中结束。因此，绥靖并非任性的愚蠢，它反映了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利益。
使局势无法支撑的，是德国资本主义持续推挤欧洲地缘政治体系边界的扩张方式。英法帝国主义的危险，是当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变得势不可当之时，一个倾泻点就要到来了。
波兰被判定为这个倾泻点。其结果是抓狂的、最后一分钟的外交。1939年3月31日，英国和法国向波兰担保遭受侵略时的军事支待。但它们继续寻求德国领土要求的外交解决途径，并拒绝与苏联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
斯大林不能得到一个与英国和法国的联盟，转而选择去与希特勒签订一份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在它们之间瓜分波兰的协定（1939年8月23日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仅仅一周之后，1939年9月1日，德国从西侧攻击波兰。俄国跟随其行动，于9月17日在东侧发动了攻势。在三周之内，波兰就已经被击败，而且尽管有零星的抵抗，它已经停止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了。尽管英国和法国在9月3日已经对德国宣战，他们未能对波兰提供任何军事援助。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在两次大战期间，社会主义革命的失利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这场胜利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不是通过推翻资本主义，而是通过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来解决的。两次大战期间欧洲工人阶级失利的代价，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及最野蛮的战争。
[1]当时的总统是赫伯特·胡佛，约翰·柯立芝在1929年3月3日离任。
[2]这是一句比喻，谁出钱谁说了算。 |
第十二章革命的高潮（1917—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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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革命的高潮
（1917—1928年）
·1917年：二月革命
·二元政权：革命的机制
·从二月到十月：革命的节奏
·1917年：十月起义
·1918年：大战如何终结
·德国革命
·意大利“红色的两年”
·世界革命
·第一次中国革命
·反殖民暴动
·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与墨西哥革命
·斯大林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敌对的国家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其目的是为了一个统治集团的利益，而牺牲他国利益，重新分配全球资源和势力范围。大部分民众不过是牺牲品，身处屠杀、破坏和贫困之中，既从胜利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正因为如此，而且因为一支发展中的、专注和稳固的反战少数派别的鼓动，一场再生的群众运动（因1914年8月战争的爆发而停止）逐步加快了步伐。它最终发展成为历史上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革命高潮，一场有力量首先停止东线战事，并最终严重威胁了欧洲资本主义生存的运动。
1917-1923年的事件，开始于俄国革命的爆发，而终止于德国革命的失败，对今天的积极分子来说，表现了我们历史经验最丰富的接缝。这个运动是如何建立，它采取了什么形式，以及它为什么会失利？
1917年：二月革命
在维也纳、彼得堡、柏林、巴黎和伦敦，战争的爆发将欢呼的爱国者人群带到大街上。罢工停止了，抗议取消了，工人阶级聚居区的路障也拆除了。这就是托洛茨基书写的“奥匈帝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亚瑟·朗索姆描绘的“将一个民族聚合成一个整体的时刻”，以及罗莎·卢森堡所指出的德国“陷入狂喜”。
不是所有人都被洗脑。狂欢的大众主要是中产阶级。工厂和工人聚居区的情绪通常更加压抑。但政治家们急剧地右转，劳工运动领袖向沙文主义投降，而许多起初能听到的反战声音再也没有动静了。数千万人急切地支持战争，而数千万更多的人感到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他们自己的军队。资本主义不仅将世界推入暴虐，还用战争狂热把人们逼得发疯。
几乎所有人期待一场以1870年的普法战争为模板的短期战事。德国计划六星期进驻巴黎。法国士兵在其军队列车的一侧涂上“柏林”。英国政治家宣布“战争将在圣诞节结束”。事实不是这样。战争是长期的，并且前所未有地残忍，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先进工业能以一个历史前所未知的规模，大批量生产破坏手段。
随着在屠杀中的投资增加，战争目的扩大到使投入的花销物有所值。德国领袖们计划控制整个中欧，合并比利时和法国东部的工业区，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巴尔干、土耳其和中东。英国垂涎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并且计划与法国和俄国一道瓜分中东。法国希望收回1871年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并企图夺取莱茵兰工业区。军事力量已经代替了经济竞争，成为资本扩张的首要机制，而生命和财产的出血损失，必须得到利润作为回报。
欧洲士兵、工人和农民所付出的代价是天文数字。德国失去了八分之一符合战争年龄的男人，法国的损失则是五分之一。数百万人终身残废。当在前线服役的本地军团被全部派出时，整个城镇就被剥夺了男人。这不是夸大其词。
在国内方面，当资源被转移到军工生产时，工资被削减，物价在上升，食品出现短缺。1917年，德国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所需热量的三分之二。在战争结束前，大约有75万人死于饥饿。
社会秩序出现混乱。以前从未离开自己村庄的农民，被派往遥远的战场上去送死。青年工人们被从城市贫民区赶出，加入现代工业化战争的大漩涡。从前是家庭主妇的女性，代替她们的丈夫在兵工企业上班，并加入了工会。
阶级矛盾加剧了。营养不良的士兵们，住在浸满水的战壕中，生活在炮火的威胁下。他们日益仇视住在后方乡间别墅的文职军官。当生活水准下降时，工人被禁止罢工，而银行家和企业主们却因为战争利润而致富。1916和1917年冬天，在整个欧洲，无论在战壕中还是在后方，处处都是悲观情绪。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风暴正在酝酿。但它会在哪里爆发？
“我们老一代人，很可能不会活着看到下一次革命的决战了。”1917年1月，列宁在苏黎士对一群年轻工人如是说。然而，俄国的落后，使得它成为欧洲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俄国参与争夺世界霸权的血腥战斗，是超出自身能力的。距离的遥远，农业的原始，铁路网的稀疏，以及工业基础的薄弱，无法支撑数百万军队进行军需品大量消耗的战争。俄国的失败命运是必然的。“在第一个月里”，托尔斯泰写道：
士兵们被炮火击倒，他们心不在焉，或者根本没想到；但日复一日，他们积累经验——被无知军官指挥的低级别士兵的惨痛经验。通过穿着唯一一双鞋被漫无目的调动的次数，没有吃饭的次数，他们评估将军们的困惑。从人员和事件的血腥混合中，一个概括性词汇浮现出来：“混乱”。
饥饿和一种无助感折磨着战壕中农民出身的步兵们。不守纪律和逃亡成为流行病。仅仅是在鞭打和射击之下，战线才勉强维持。饥饿同样逼近了工人区。在1917年2月23日早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权力，似乎和以往一样稳固。没有人得到哪怕最小一点暗示：这天——国际妇女节——的一个游行，将引爆俄国革命。
地下革命者本来不过是打算用集会、演讲和散发传单纪念这一天。没有人得到罢工或示威游行的通知。这没关系。一些事情突然发生。民众将不可能错过。纺织女工举行罢工，高喊着“打倒高物价！打倒饥饿！给工人面包！”的口号游行在大街上。当通过其他工厂时，她们作出手势，扔出雪球，大声呼唤里面的工人加入他们：“出来，停止工作！”当街头示威者的能量将一群又一群工人拉进行动时，这场游行膨胀成了一次自发的“蓄意”罢工。
第二天，彼得格勒40万工人中的一半人加入了这场运动，这时候，可以听到要求便宜面包的呼喊中混合了远为不祥的一些声音：“打倒专制！结束战争！”
这一天，以及随后几天，发生了游行队伍同警察、军队和哥萨克的冲突。并且所有冲突都是流血的。当哥萨克接到命令，攻击来自埃里克森纺织厂的2500名工人时，他们通过一个由工厂干部组成的狭窄走廊，当他们行走的时候，有人向工人微笑。托洛茨基评论道：“他们仍有纪律，但只剩下一个稀薄透明的贝壳，却随时扬言要突破。”
从2月23日到27日，在五天时间里，这场革命作为大批工人与国家武装力量在首都街头的对峙，双方不相上下。“毫无疑问，”托洛茨基接着说，“在某种程度上，每一次革命的命运，都是由对于军队的处置所打破的。”不管自己的抱怨和不满是怎样，不管他对自已被要求射杀的人群有多大程度不言而喻的同情，当士兵攻击自己的军官时，冒的风险是可怕的。为了发现易于感染的信心，他必须确保，自己面前的群众，有取胜的力量和决心。
在那五天中，在彼得格勒的街道上，这件事情在上千次大大小小的遭遇中被决定。它被一个扫视，一次微笑，一条引起共鸣的标语所决定；它被一个饥饿的母亲反对凶残军官命令的呼吁所决定；它被将所有人挤到一条拥挤大道上的压力所决定；它被革命的微生物学所决定。
在第四天，一波兵变潮横扫军营。工人和士兵在街道上合成一队，举着枪支和红旗一起游行。新从前线调来恢复秩序的兵团，被说服站在了革命潮流一边。将军们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他们提醒沙皇，如果他不退位，就无法恢复秩序。在五天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沙皇已经被废除。俄罗斯成为了一个共和国。
但它是什么样的共和国？它将如何被管理？现在谁将掌权？而民众是否能得到他们想要的面包与和平？这些问题有待回答。俄国革命不过刚刚开始。
二元政权：革命的机制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发动和取胜，完全是通过劳动人民的大规模行动实现的。资产阶级和中产者无论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但政权并没有交到工人手中，而是交给了国家杜马中宪政民主党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治家。宪政民主党是一个由自由派地主、实业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现实似乎是分娩中的大山生下了一只耗子。托洛茨基称之为“二月革命的悖论”。究竟发生了什么？
民众还没有组织成一支有能力领导社会的政治力量。他们对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也没有信心。但政治惧怕真空，而权力则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移动。因此俄国最高权力桌的空位，立即被一个现存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对派”政治家所占据。
这些政治家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经验，而且谈吐优雅。许多普通人依旧信任他们的花言巧语和承诺。人民需要通过学习痛苦的经历才会认识到，立宪派是代表权贵的阶级敌人。
混乱通过这个党的左派领袖而得到和解。社会革命党是一个激进知识分子的党派，形成于一些旧式民粹派团体的组合。在革命中，他们继续关注农民并膨胀成为一支以农民投票为基础的群众运动组织。但在政党构成上，他们仅仅体现了富裕农民的保守，中等收入农民的动摇，以及穷苦农民的消极。断裂和落后的阶级基础，使社会革命党人不能提供决定性的革命领导层。他们很快就分裂了。其右翼支持临时政府，左翼则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同盟。
孟什维克（改良社会主义者）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角色，就是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议会民主和公民自由的努力，而不是发动他们自己的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社会主义者）起初也持有相似的立场。即使在1903年与孟什维克分道扬镶，他们依然继续相信，俄国革命将是一场有限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立场的逻辑，似乎要求他们支持1917年新成立的临时政府。
4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到达了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迎接他从流放地回归的，是几千名工人和士兵组成的一支群众队伍。他很快否决了自己党的政策，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呼吁立即实现和平以及推翻临时政府，并主张“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党是高度民主的——整个1917年都在激烈地辩论，列宁不能通过一次讲话就推翻其立场。因此，他不得不发起一次困难的内部斗争，去改变一项被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更保守的领导人强烈支持的政策。
三件事情证明是决定性的。第一，列宁具体表达了普通党员积极分子的心声，而他们反过来在一场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将其嵌入。这场运动是为应对不断深化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并快速转向了左翼。
第二，因为其代表的阶级力量，临时政府不能满意大众封装在布尔什维克“和平，面包与土地”标语中的要求。这个政府正决定继续战争，不可能解决经济危机，更不可能将土地分给农民。
第三，通过工人的、士兵的和农民的理事会（苏维埃）网络，民众被组织起来了。苏维埃对大众需求给予了民主的表达，组织了大规模抗议以实现它们，并描绘了一个胚胎中的可供替代的人民政府。
布尔什维克决定用两条标语催化内在于苏维埃的这种革命潜力。它们是“打倒临时政府”和“全部权力归属苏维埃”。其含义是，资产阶级国家必须被推翻，并被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所代替。
二月革命的悖论创造了托洛茨基所说的“二元政权”。在社会内部同时存在的两个供选择和相互抵触的政治权威中心。临时政府控制了旧的国家机构并代表有产者阶级，是二元权力的一边。苏维埃，革命群众的民主大会，形成了另一边。
这个二元政权极不稳定，因此难以维持。要么是临时政府镇压苏维埃，重建无争议的私有制统治，要么是苏维埃推翻临时政府，并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列宁的使命是用这种理解力装备他的政党，并使其做好二次革命的准备。在七月，当托洛茨基和一小部分追随者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时，他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从此以后，两位革命领袖作为亲密的政治盟友而工作。
列宁写于1917年8月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对于党的重新武装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坚持资本主义国家并非一个中立力量，而是一种以保卫统治阶级利益为使命的组织。他的争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真正传统的再主张，因为马克思大体上参考的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通过一种基于大众参与民主的新型国家，才能被粉碎和代替。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合的产物和表现，”列宁写道，“无论何地，无论何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当客观的阶级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国家就出现了。”更简要地说，“国家是一种阶级统治的机构，一种一个阶级为镇压另一个阶级建立的机构。”它由“武装人员的群体”组成，以镇压大众对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和暴力的反抗。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寻求废除阶级并因此废除强制性国家。但国家的“消亡”只能伴随阶级矛盾的“消亡”。在革命的熔炉中，随着阶级斗争达到白热化，工人阶级为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必须创建他们自己的国家。
这就是继马克思之后，列宁所称的“无产阶级的独裁”。短语的选择是贫乏的。我们把独裁和民主看作是对立的，但这个概念是合理的。不管哪个阶级控制它，国家都是一种压迫机构。但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保卫的是富人的财产，与之相反，一个工人的国家，其中选举出的代表对群众大会负责，而武装的人民民兵处于民主的控制下，捍卫大多数的利益。
在1917年期间，苏维埃扮演了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渐渐的，在革命首都的普通工人、士兵和水手，忽视临时政府的命令，只遵守苏维埃发布的那些命令。在事件和经验的影响下，群众意识正急剧地左转。权力正从旧的国家转向新的民主政权。
在某一时刻，事件将突破临界点。群众将指望苏维埃来最终解决革命危机，满足大众的需要，交付革命的承诺。
时间将是决定性的。一场早熟的暴动将冒隔离革命先锋的风险，并允许统治阶级毁灭它。但是拖延起义将同样可能被证明是致命的。当最广大群众的希望达到顶峰时，如果革命者不能起带头作用，人民将很快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恢复到日常生活的老一套上。为革命提供燃料的热情和能量从此将渐渐枯竭，而统治阶级将有机会重建破碎的权力装置。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正在为一次最终考验重新武装：领导和组织一场以夺取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武装暴动。
从二月到十月：革命的节奏
在1917年，随着阶级斗争潮起潮落，俄国革命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危机。其中的四次——二月革命、四月革命、八月的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及十月暴动——都有推进革命发展的大规模行动，并且都取得了成功。它们削弱了旧秩序，加强了群众组织的力量，增进了民众的觉悟、信心和斗志，并为下一次的发展提升了平台。另外一个——七月危机——是一场局部逆流。它没有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反而令其倒退。即使这样，它还是打倒了一个总理，并教给大众宝贵的教训。
第一次危机是一场五日暴动。它摧毁了君主专制，使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控制的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并催生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民主公民大会（或称苏维埃）网络。
第二次危机在4月18日到5月5日之间完成。引发它的，是新任外交部长米留可夫与英法两国继续结盟并作战的承诺。这导致了4月20日和21日的大规模示威。许多士兵带着自己的武器游行。许多人呼吁推翻临时政府。但对于一场决定性战役来说，它来得太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阻止了行动。但是，四月事件制造了政府危机，见证了5月2日米留可夫的倒台，以及5月5日，一个包括克伦斯基和其他五名“社会主义者”部长的联合政府的产生。
七月危机以3日到5日彼得格勒流产的暴动为其表现形式。相比四月，这次危机对临时政府表现出了远为明确的挑战。它也引发了一系列迫使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的镇压行动。七月危机的问题在于，工厂和兵营中充斥着暴动情绪的彼得格勒，与俄国其他地方的明显差距。其危险在于，一场在首都发生的革命将会被隔离，接着像巴黎公社一样被淹没在血泊中。铁的纪律成为必须。布尔什维克党与首都群众一起游行，但其主要工作是反对立即进行推翻政府的尝试。许多工人指责他们是叛徒。许多他们自己的成员和亲密支持者都陷入了绝望。随着运动被平息，数百参与者被捕，革命刊物的印刷场所被关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其他领袖被迫隐藏。在工人阶级聚居区，情绪阴郁，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也在暴跌。
但七月危机并非是一个决定性的失败。它造成了宪政民主党总理普林斯·列沃夫的倒台，在21日被“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取代。而布尔什维克也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撤退行动，避免了革命被完全消灭。彼得格勒的群众运动暂时被威慑住了，但并没有完全失败。然而，布尔什维克的撤退足以鼓励发动一场沙皇式的反革命攻势。
8月26日，科尔尼洛夫将军要求获得独裁权力，以便在国内和军队中恢复旧秩序。克伦斯基代表临时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科尔尼洛夫的军队随即开往彼得格勒。这时列宁主张，革命受到了威胁，所有的革命者必须保卫克伦斯基，对抗科尔尼洛夫。尽管克伦斯基政府曾经背叛和镇压革命，也必须支持它反对科尔尼洛夫，因为如果政变成功，苏维埃和左翼政党都将被彻底消灭。
布尔什维克的干预是有决定意义的：它意味着全部革命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反对政变。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很快瓦解。士兵们不想为一个沙皇式的元帅而战。“这场暴动，”托洛茨基写道，“被击退，完全粉碎，被土地吸收。”它仅仅待续了四天（8月27日-30日）。
革命的钟摆现在剧烈摇动起来。百万人上升的期望进入了临界状态。七月的忧郁被八月的喜悦所清除。新成员大量加入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进入这个革命的年份，只是一个小规模的群众政党。3月早期，在彼得格勒只有2000名成员。到了4月底增加到1.6万，到7月末增加到3.6万。到这个时候，彼得格勒十分之一的产业工人都成为了党员。这意味着从总体上看，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持续上升。布尔什维克在首都的选票，从5月的20%，增加到8月的33%，以及11月的45%。在6月上旬的首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占13%。在10月底的第二次大会时，他们占53%。而他们的同盟，社会民主党左冀，又占有另外的21%。
科尔尼洛夫失败之后，更多人倒向布尔什维克一边，顺应了俄国经济、社会和军事危机的加深。士兵当时正拒绝出战，射杀他们的长官，并逃回家乡。而农民正在占领土地。少数民族正鼓动独立。工业正在慢慢崩溃。国家权力杠杆已经失灵。苏维埃逐渐控制了社会生活。临时政府事实上已经瘫痪了。
在9月12日到14日的某一时刻，依然在隐蔽中的列宁，写了一封题为“布尔什维克必须接管国家政权”的信。它是写给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的委员会。在这两大城市的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已经占据了多数席位。列宁指出，这证明了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现在群众意识倒向左派，足以确保如果革命先行者采取行动，人民就会响应。现在的延期是危险的。
不过耽误还是出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犹豫不决。直到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才批准了一项由列宁——他化装参加了会议——提出的决议，立即发起一次暴动。即使这样，还有进一步的犹豫，以及随后的彻底反对。中央委员会两个意见不同的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反对列宁的方针。10月24日，在离暴动时间非常接近之时，列宁认为有必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形势非常关键……现在没有一点疑问，延迟起义将是致命的……当革命者可能胜利之时，历史不会宽恕他们的耽搁……”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如此不愿行动？为什么几乎错过了最终测试？所有党派，即使是最革命的，都会导致它们自身的组织保守。没有谨慎和程序，持续的组织是不可能的。狂热的冒险主义是自我毁灭。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布尔什维克党在长期斗争中的完善是何等艰苦，通过地下斗争经验而成长是何等值得骄傲，他们采取保守政策，正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但这一刻到来了——而它将是短暂的——力量的平衡终于倒向对革命者有利的一边。托尼·克里夫在他的列宁传记中解释道，在大多数时候，工人要比他们的敌人弱。
多年以来，任何不能控制自身急躁的革命党，应该谴责自已为冒险主义——而这导致了它自身的毁灭。但这一时刻来到了，这时认为敌人强大的习惯，成为了通向胜利道路的主要障碍。
1917年：十月起义
右翼历史学家经常把十月起义描述成一场布尔什维克的“政变”，它之所以变成可能，是利用了1917年秋天俄国已经陷入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误解是有深远意义的。他们的基本错误是从顶层看待历史，而不是从底层。事实上，他们看起来像无政府状态的，是国家权威的流失，以及新的大众权力机构的出现。他们认为的政变，事实上，是数百万工人、士兵、船员和农民民主意愿的一种表达形式。
沙皇专制政权控制着一支数百万人的军队，但它在二月革命中却被推翻。临时政府继承了这数百万兵力。但它同样被十月革命彻底清除。单纯的政变，无法引发这种量级的历史事态。十月暴动的巨大成功掩盖了它的真实特征。革命时机是如此成熟，社会危机是如此深重，政府的权威是如此空洞，人民大众为一个决定时刻准备得是如此充分，以至于少数几万人就足以实施民众的意愿。
在暴动的当天，1917年10月25日，俄国强有力的冲突的全部能量，已经变得集中千大约2.5万名武装的男人和女人手中——工人、士兵、和水手。他们由一个“三巨头”中的高级军事组织者托洛茨基，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几乎没有做其他事情的时间了。大部分工人依旧待在家中，大部分士兵留在他们的兵营里。他们曾辩论、投票，并给他们的领导一个授权。现在不过是一桩简单的执行事宜：正式将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那里。没有抢劫或骚乱，剧院、电影院和商店照常开放。伤亡是微乎其微的，远远少于二月起义或者七月抗议。
高潮是一个反高潮。冬宫，政府所在地，被各种各样的沙皇官员、哥萨克、战争老兵，以及一个妇女志愿者的营地组成。这就是准备为克伦斯基而战的社会力量总和。
在10月25日夜晚，托洛茨基向彼得格勒汇报说：“临时政府已经停止存在。”列宁从隐蔽所走出来宣布“俄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我们有一个群众组织的力量，将战胜一切，带领无产阶级走向世界革命。”他继续说，“在俄国，我们必须立即前进，去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新政权的激进主义是史无前例的。一部土地法令将地主的财富移交给了数百万农民。一部工业法令给予工人控制工厂的权利。一部自决法令给予俄罗斯帝国境内的被压迫民族独立的权利。富人的宅第被接收，让穷人居住。平等接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成为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结婚和离婚法都被废除，两性平等成为命令。
以前类似这些事情从未发生过。大多数之前的革命，即使在其激进阶段，依旧在资产阶级控制之下。主要的例外，巴黎公社，被限制在了一个城市里，而且仅仅存在了两个月。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劳动阶级接管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权。
革命之前的八个月是必要的准备。斗争的起伏——革命的节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过程：学习大众，丢掉幻想，获得信心，以及通过政治经验的不幸而转向左冀。双重政权——革命的机制——已经给了社会力量不断升级的冲突以机制的表达形式，临时政府成为所有反动力量的集中点，苏维埃体现了人民大众成长中的意识与愿望。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政党——已经提供了嵌入普通民众中的积极分子，能够在每一可能层面给斗争作出指导。
人民大众、苏维埃和党的关系，就如同蒸汽、水箱和一部引擎上的活塞。是大众的力量（蒸汽）给了革命动力，但是苏维埃（水箱）集中了这些能量，而党（活塞）控制着它的力量。
然而，红色十月使人眩晕的胜利，立即被经济崩溃、农民抵制、国家分裂和军事帝国主义的瓜分所威胁。
在俄国的1.5亿人口中，仅有大约350万是产业工人。大部分人口是农民，而一战期间动员起来的1200万士兵，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应征士兵。沙皇军队中军官和士兵的阶级划分，反映的是农村中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差别。农民士兵支持革命，因为他们憎恨自己的长官，厌恶战争，并希望得到土地。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是因为后者给他们土地。但城市处于饥饿之中，而工业的崩溃意味着工人几乎没有向农民交换食物的产品。在彼得格勒，每日的面包配额从1917年10月的300克，下降到第二年1月的150克，接着又下降到2月的仅仅50克——一条面包的十分之一。
危机因为德国的入侵而变得更加糟糕。德国拒绝讲和，除非布尔什维克割让乌克兰（谷物和煤炭的主要产区）的大片领土。德国的最后通牒使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分裂。一些人主张“革命战争”保卫俄国领土。列宁则主张既然布尔什维克没有可以战斗的兵力，就应当接受最后通牒。托洛茨基主张既不进行革命战争，也不接受最后通牒，而是盼望德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爆发。德国军队入侵乌克兰，没有遇到实质性的抵抗。因此，列宁的立场被接受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将乌克兰大片土地移交给德国帝国主义。食品短缺加剧，革命似乎开始慢慢死于饥饿。
很快有其他帝国主义掠夺者参与竞争：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一支捷克兵团；北方摩尔曼斯克和南部巴库油田的英国军队；太平洋沿岸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军队。所有这些势力都怂恿反革命“白军”并提供补给。一场残酷的内战开始了。
布尔什维克曾经主张，社会主义只能在一个世界范围内实现。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曾经犹豫，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的经济落后，妨碍的不仅仅是一场创建议会民主及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现在，他们受困于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无法解决的经济矛盾。除非它能利用欧洲的工业力量，无产阶级革命要么被乡村的原始贫困所窒息，要么被外国和沙皇军队淹没在血泊中。
“社会主义在一个单一国家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1918年1月，列宁告诉第三次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我们的工业和农民拥护苏维埃政权，这个偶然事情是伟大的世界军队的一个偶然事件。”两个月之后，他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没有德国革命，我们必然灭亡，这是绝对真理。”
革命在危险中。它是否能被拯救？能够全球化吗？
1918年：大战如何终结
早在1917年，革命就在俄国爆发，因为它是各强国中实力最弱的一个。但革命很快传播开来。到这场战争的第三个冬天，工业化战争对整个欧洲社会施加了重大的压力。1916年的灾难让各国政府摇摇欲坠，让指挥官们被撤职查办。尼维尔将军取代了霞飞将军担任法军总司令之后，很快发布了一个新的进攻声明：“我们有一个准则……胜利是必然的。”但他没有说对。在5天内，法国损失了12万人。一个月之后，尼维尔同样被解职。到那个时候，一股兵变浪潮在法军中扩散。法国兵——法国的普通战士——确实已经受够了。
暴动于1917年4月下旬开始，在整个5月一直在扩散，而在6月达到高潮。开小差成了流行病，经常是成编制地拒绝上前线，在示威中，战士们唱着革命歌曲。大约有4万人直接参与，而有68个师受到影响。在一次为期两周的示威中，前线事实上已经没有法国军队了。兵变遭到了镇压，但554份处决命令只有49份得到了执行。战壕里的环境得到了改善，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法国军队继续处于防御状态。
在1917年10月，意大利军队分裂了。在1915年5月到1917年9月间，卡多尔纳将军在意大利东北前线的伊松佐河已经发布了不下11次进攻命令。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仅仅在1917年的两次攻击行动中，意大利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33万。当德奥军队在10月晚期发动反攻时，意大利军队崩溃了。战线向后移动了112公里，逃跑的士兵是死在战场上的两倍。数以万计的士兵扔掉了他们的步枪，从前线蒸汽般地消失，并且还唱着：“战争结束了！我们回家去！拥护俄国！”一条新战线在深入意大利东北部境内仓促建起，卡多尔纳被免职，士兵们的待遇大幅度改善，而且，在1918年下半年之前，意大利再不尝试新的攻势了。
在“无人区”的另一侧——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情况更加糟糕。全面战争意味着无数的攻势和在前线的一场“弹药战争”，这也意味着一个用饥饿迫使敌人屈服的企图——通过一次英国海军封锁德国港口，以及一场德国潜艇对抗英国海军的攻势来进行。
在一战中，德国损失了180万人，但又有将近90万人在国内死于饥饿。当这块土地因为征兵而缺少劳动力时，食品生产出现下滑。军品生产优先于消费需求。因为英国的海上封锁，德国贸易严重受损。在战争的后半程，普通德国工人的食物，只能提供长期生存所需热量的三分之二。
1917年4月，大约20万德国机械工人罢工，反对削减面包定量供应。不满情绪传播到了基尔的公海舰队。当定量供应减少时，对于恶劣处境、严酷命令和官员特权的痛恨，如同开水炸开了锅。士兵们选出了“食品委员会”并要求得到官方的承认。但运动还是被镇压了。两个领导人被处决，其他人被监禁并服沉重劳役。
在1918年1月，又一股清新的罢工风潮席卷德国，在柏林和12座其他城市中，有50万人走上街头。胚胎之中的工人协会应运而生，来协调行动。反战的社会主义者扮演了领导角色。激进分子对发生在德国的事件和俄国的革命进行直接比较。但是在当局的残酷镇压下，这场运动再度平息。
德国统治者得到了最后一次机会。俄国革命及布列斯特条约的签订结束了东线的战事。如今有可能加强西线兵力并对英法发动攻势。但是美国却在此时加入战争，并忙于把数十万军队穿过大西洋送到欧洲。德国的机会将是短暂的。
在1918年春天，鲁登道夫元帅发动了五次独立的攻势。协约国的防线几乎崩溃。英军总司令道格拉斯·海，发布一道命令说：“我们把背靠在墙上，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必须战斗到最后。”战线守住了，当德国的攻势在7月结束时，德国损失了50万人。协约国的损失更加惨重，但美军正以每月30万人的速度赶来。
协约国现在可以发动攻势，他们开始获得巨大的收益。西线的战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德国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并丢失了大片自1914年以来占领的版图。
轴心国的庞大攻势，是一战的一个重要特征。到了1918年秋，双方都承受了巨大并不断增长的压力。9到11月间，轴心国的四个成员全部瓦解。
马其顿的保加利亚防线，被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军队的一支联军，在9月底一次持续两周的攻势中被打破。保加利亚是个国土狭小、经济落后的国家。在从1912到1918年的六年战争中，它比其他任何交战国都损失了更高比例的军事人力资源。它的农业已经崩溃了。而处于起步期的工业已经被德国战争机器所束缚。保加利亚的领导人把他们的人民带进了一场民族灾难之中。通过9月29日在萨洛尼卡签署的停战协议，大部分军队被遣散，而国内已经爆发了一场革命。
在10月24日到11月4日的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中，奥匈帝国防线被意大利攻克。在意大利占领的亚得里亚海港口的里雅斯特，双方签署了一份停火协定。军事失利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军队按民族分裂成派系，而自由派政治家在十多座城市——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布拉格、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发；“南部斯拉夫人”在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波兰人在克拉科夫——争夺权力。哈布斯堡“二元君主制”的双子首都——日耳曼语的维也纳和马札尔语的布达佩斯——同样被革命洪流扫荡。一个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盟在维也纳掌权，而一个自由派贵族组织在布达佩斯执政。
9月29日，德国将军中的领袖人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向皇帝报告说战争已经失败。他们要求一部停战协议，一次妥协的和平，以及一个能包括社会民主党的新政府。他们解释说：“有必要通过顶层的革命，来防止底层的巨变。”
执拗的皇帝没有听从并企图继续这场战争。他命令公海舰队进行一场最后不顾一切的决死战，去击败英国皇家海军。德国海军将要成为上帝之战最后的一类牺牲品。
10月29日，士兵们开始叛乱。他们开始了攻击行动，在整个舰队和码头组织武装示威来传播起义。11月3日，基尔的德国海军基地被一个革命理事会占领。基尔是个扳机，德国全境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示威活动。在几天之内，数十座城市被由工人、士兵和水手组成的理事会所控制。
11月9日，革命波及柏林。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这个城市成了红旗和社会主义标语的海洋。反战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从帝国大厦的阳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并宣布了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及一场“世界革命”。德国革命开始了。俄国已经有二月革命。现在德国则有了自己的十一月革命。1917年的电影，将在欧洲的心脏重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当时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大屠杀——被全欧洲数以百万的工人、士兵、水手和农民的革命行动所终结。
德国革命
一旦意识到自已无法赢得战争，轴心国势力进行了一系列和平妥协的尝试。但每项努力都被对方拒绝。协约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等，希望的是一个彻底的胜利，以便按自己的意愿瓜分世界。在这种情形之下，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领袖们决定继续战斗。
统治这个世界的帝国主义者的贪婪，本来将会使人类社会陷入无休无止的大屠杀之中。阻止了这个趋势的是革命。首先在俄国，接着在保加利亚、奥匈和德国。革命的传染，并没有停留在失败的轴心国边界上，而很快传到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整个欧洲都被革命的精神所充斥。”在1919年写给法国同行的信中，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如此抱怨，“整个现存秩序，在其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都被欧洲一端到另一端的普罗大众怀疑。”
在大战末期，革命的震中从彼得格勒移到了柏林，从欧洲的边缘移到了其心脏。历史将呈现德国革命的结果。革命在德国的胜利，将把欧洲最富有的工业经济和最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带到社会主义一边，给俄国处于被围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带来立即的救援，从北海到太平洋建立工人的政权，而且，很可能确保革命将全球化。
如果这些发生，人类历史的未来命运将完全不同。将不会有大萧条，不会有纳粹，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1918-1923年的赌注也不会这么高。
德国的11月起义见证了大规模示威、大罢工和兵变，以及工人、士兵和水手委员会网络的快速形成。俄国革命已经显示，这样的网络代表了一种基于直接民主的、有潜力的替代性国家机构。但德国诸委员会选择将权力移交给传统的议会类型政府。一个由社会民主党（右翼社会主义者）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社会主义者）部长组成的政府，被一个由1500名工人和士兵代表的大会认可。这显示了委员会的力量——他们的支持是必要的，以及他们政治上的软弱性——他们将自己的信任交给了职业政客。
德国社会主义者已经分裂成了三个集团。
SPD，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支持战争并反对革命。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毁灭将他们推到执政地位的那些运动，以使德国平稳地走向资本主义。社民党领袖弗雷德里克·艾尔伯特在11月成为德国总理。格勒纳将军很快与其通了电话。最高指挥部将承认新政府，条件是它支持军队中“严格的纪律和严格的秩序”以及致力于“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艾尔伯特和格勒纳成为了坚定的盟友。
USPD，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间派。他们的队列里包括像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样社会民主党中的修正主义者，像卡尔·考茨基这样更激进的议会社会主义者，以及像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修辞学和修正主义实践按不同比例的组合。在1919年1月，社民党的选票支持是独立社民党的5倍（1150万对230万票）。但1920年6月，这两个党是不相上下。这是德国工人在一战后革命的伟大两年里迅速左转的一个转折点。
第三个集团是斯巴达克团，也叫KPD，或者德国共产党，因为1919年1月1日它改为此名。这是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的、革命的社会主义集团。在1918年11月，独立社民党的成员大概是斯巴达克团的十倍。
社民党是议会中的支配性政党，而其领袖与军队最高指挥部紧密勾结。因为士兵被“革命的精神”感染，社民党内务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授权将军们创建一个新的议会武装：自由军（自由军团）。
军事失败、经济危机和社会剧变的组合，已经将旧世界分裂。许多德国人转向左翼。其他人，包括许多低级官员、军士、精英士兵和军事专家，转向右翼。自由军团是从这些极右元素中招募的。它很快获得了这样的声誉：凶残、反犹太人、极端民族主义，并且强烈反对工人委员会、工会和左派。其中许多暴徒后来加入了纳粹党。
柏林是革命的首都，也是新成立的斯巴达克团最强大的基地。1月4日社民党操纵的政府撤掉了柏林的警察总长，独立社民党成员埃米尔·艾希霍恩，因为他拒绝对工人阶级反抗采取行动。数十万工人涌上街头，其中许多人带着武器。在警察总部，一个临时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了。
但领导层是犹豫的，地方部队依旧怀有敌意，柏林之外对行动的支持极为微弱。在革命已经成熟之前，柏林的积极分子已经被激励采取行动。革命的首都是孤立无援的。不仅自由军团，而且许多来自柏林之外的士兵，愿意参加将证明是对斯巴达克团血腥镇压的行动。李卜克内西被无意识地打倒，并被射杀。卢森堡的头盖骨被一把步枪枪尾打碎，接着被射击，尸体被扔进一条运河。德国革命被斩首。
斯巴达克团是一个新党，它在柏林之外的支持有限，缺乏一个更稳定组织的权威，许多其积极分子缺少经验并倾向于冒险。1917年7月，布尔什维克曾经干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以防止在首都发生一场早熟的夺权。1919年1月，斯巴达克团员未能在柏林做同样的事情，并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然而，这个挫折并不必然是致命的。在整个德国，危机继续发酵。民众的支持从社民党转到了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团。自由军团面对的是武装工人和革命士兵日益有效的抵抗。到1920年3月，在一系列的地区内战中，据估计有两万人被杀。
这时，德国统治阶级发起了一场“法律和秩序”政变，派遣军队进入柏林，推翻了社民党政府，并任命了一个保守的官僚，沃尔夫冈·卡普，代替其位置。
现在，跑得太快的是右翼。主要工会联盟的领袖呼吁一场总罢工。数百万工人不仅走了出来，还组织了新的委员会并拿起武器。卡普叛乱在几天之内就瓦解，社民党部长们回到了办公室。政变唤起了统治阶级的本性，而德国工人剧烈地左转。其失败同样显示了革命的力量，以及信心的高涨。
但潜力并没有实现。斯巴达克团准备从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中退却。卡普叛乱并不像1917年8月的科尔尼洛夫叛乱那样，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1919年1月斯巴达克团领袖过于大胆，他们吸取教训太过，而现在，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被证明过于胆小。
在革命的艺术中，时间就是一切。1920年夏天几乎肯定是一个革命者可以领导工人阶级在欧洲心脏取得胜利的时刻。他们失败的代价是无法计算的。
意大利“红色的两年”
在1920年夏天，当帝国主义大战的负担在一个不稳固的社会秩序中撬开沉重的裂痕时，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处于革命的边缘。在意大利“红色两年”（两个红色年份：1919和1920）中，这个国家非常接近于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其压力。这并没有成为事实，将会有可怕的后果。左派的失败成为了右派的机会：本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在1922年攫取了政权。
战后危机的根源，在于这个国家长期的、断断续续的、从来没有彻底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自从1796-1814年在法国统治下实施反封建改革以来，而且通过1820、1831、1848和1860年的一系列暴动，意大利已经成功完成了半成的近代化。这个国家是托洛茨基所说的“组合和不均衡发展”的一个鲜明例子。在1915年5月，当它参加一战时，它在像米兰和都灵这样的北方城市中拥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和一个近代工人阶级队伍，但也有一个由地主、牧师和黑手党支配的、由绝望农民组成的南部乡村。
在战前，北部工人阶级增长中的战斗觉悟和激进思想已经开始渗透进乡村腹地并激起了乡村的行动。这遭到了以腐败闻名的政治精英的严酷镇压，并转向民族主义言论。帝国主义，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被实施用来切断对社会主义的呼吁。1896年，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发动殖民战争，1911-1912年又入侵利比亚。它接着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首要目的是以奥匈帝国利益为代价，在巴尔干扩张领土。
尽管有最近的经济发展，意大利缺乏支撑其帝国主义野心的工业基础。俾斯麦曾经说过，意大利胃口很大，但牙齿很烂。战争给意大利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并将其根深蒂固的社会紧张推向了危机点。
从一开始，大多数意大利人就反对战争，并且只要战争在持续就一直反对。不幸的是，既包括改革派也包括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政党，不能作出一个清楚的反战榜样。其标语是“既不支持也不破坏”。而列宁的口号则是“打倒帝国主义战争”。
意大利在战争中损失了50万人，战壕中的不幸与后方的面包短缺和饥饿相互衬托。1917年8月，都灵的工厂爆发了大规模罢工，接着，在10月和11月，军队中出现了大面积逃亡事件。
乡村中由来已久的贫困、工厂中新的剥削，以及战争的大屠杀和苦难，三者结合催生了红色的两年。
1919年夏天见证了一场持续三天、声援俄国革命的总罢工。1920年春天发生了都灵金属工人要求承认其工厂委员会的罢工，革命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被视为俄国苏维埃的意大利标志物。运动在1920年8月达到高潮。米兰机械工人占领了工厂，作为对雇主封锁工厂的对策。一场占领运动接着遍布西北意大利的“三角工业带”。大约40万金属工人和10万其他工人参与进来。占领的工厂被当作军事基地：用它们来防御警察，并将武器储存在里面。意大利工人阶级受够了，暴动情绪在工人之中蔓延。
政府瘫痪了。首相乔瓦尼·乔利蒂向参议院要求自己有足够的武力来镇压这场运动。因此他做出了一些让步并与工会领袖达成协议。社会主义政党不打算挑战这个决定。修正主义者支配了工会和政党的机制。如果有一个大的、基础良好的革命政党来领导1920年8月的这场暴动，意大利工人阶级就很可能掌握国家政权，并将大量的农民和城乡穷苦人拉进随后的运动。这没有发生，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革命的思路、组织与指导。
他们付出的代价相当高昂：倒退的无产阶级运动很快被一场即将到来的法西斯运动所吞没。
世界革命
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最近很多谈论“全球化”的观点，臆断其不过是近些年才采取这种形式。相反，这有一个马克思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资本主义早期发展：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对马克思来说，“现代工业与世界市场的建立”是齐头并进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一样古老。它预言了21世纪初期的数字技术，20世纪的无线通信，以及19世纪的海底电缆。它预定了18世纪的奴隶贸易及17世纪最早的殖民地。它可以追溯到这个系统在15和16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贸易网络中的出生阵痛。
资本主义不仅是全球性的，也是高度渗透的。一旦在世界上某个部分有一个立足点，它就会很快传播。让它如此这般的，是一个被分成对抗的公司和国家的世界的竞争本性。那些无法在经济上取得发展，却依然陷在前工业社会系统中的，是一定要失败的。西班牙征服者的钢铁和火枪战胜了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石制武器。欧洲人用燧发枪和射击纪录征服了印度。机枪和大炮镇压了祖鲁人和伊斯兰苦行僧。为什么荷兰、英国、美国和法国来自底层的资产阶级革命，很快就会被来自顶层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意大利、德国、日本、土耳其及其他许多地方——所跟随，这就是其原因。因为资本主义发起了一场工业革命，在别处的统治阶级被迫去拥抱这种变革，否则就会在地缘政治竞争中落在后面。因此，经济和政治—军事竞争的紧迫性，确保了工业化一旦启动，就会跨越世界。商业的全球化变成了工业的全球化。
如果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是一个国际化的阶级。工人按国籍划分，但这并不反映他们的真正利益。要推翻在全球运作的老板，工人们必须沿着国境线组织起来。要实现社会解放，他们必须破坏民族国家并创造一个民主政权作为替代。为了保卫他们的利益，反对国际资本的反革命，他们必须将自己的斗争传播到全世界。
建立“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以及许多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已经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是世界范围的，否则它必将失败。社会主义的“紧缩经济”只能是一项临时措施。最终，或者是穷困和不安全将迫使革命闭关自守，并创造新的剥削和军国主义形式以保证生存，或者工人的国家将屈服于敌对压力——一种经济制裁、内战和外国武力侵略的联合作用。在十月暴动之后，这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基本见解。这就是他们在1919年把创立共产主义国际（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放在优先位置的原因。
布尔什维克希望创建一个国际性革命组织来取代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国际，在一战爆发前夕，当各成员投票支待本国政府之时，这个组织已经瓦解了。新的“共产国际”将作为世界革命的最高指挥机构。国际最早的四次大会是规模和重要性不断扩大的、真正的革命大会。1919年3月的第一次大会，有33个国家的51位代表参加；1922年12月的第四次，有61个国家的408位代表。
世界革命目标的现实性如何呢？
革命是有传染性的。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它的主要危机一直是国际性的。相似的环境激发了相似的响应，而别处的革命消息可以很快粉碎随波逐流与逆来顺受的稀薄虚饰。美国革命鼓舞了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波及到整个欧洲。1917年的俄国革命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强有力的革命高潮。其震动不仅局限于德国和意大利。整个欧洲及其外围都能感受得到。
在1918年底，匈牙利的自由派民主主义政府倒台，被一个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激进的“苏维埃”政权取代。其领袖是库恩·贝拉。1919年4月，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建立，而在同一个月里，维也纳的革命者试图夺权。短暂一瞥之间，未来就有了可行的替代方案：布达佩斯、慕尼黑以及维也纳本来可以在欧洲心脏地区形成一个革命集团。
这没有成为事实。在每一种情况下，革命者都没有强大到能防止改良主义者叛变革命的程度。一个巴伐利亚革命的领导人，在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之后，行将被处决之际，总结了与社会民主党及独立社会主义者“联盟”共事的经验：“社民党带个头，然后逃跑背叛我们。独立派迷恋诱饵，加入了我们，然后接着让我们失望。而我们共产党人站起来靠在墙上，我们共产党人都是被遗忘的死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革命是可能的。一再使其受挫的是工人对改良派领袖的信任，被后者用与捍卫资本主义及其国家。
革命的发酵并非仅局限于像奥匈帝国和德国这样的战败国，以及像俄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弱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都被这种革命气氛扫荡。
因为从法国遣送回国的时间被延误，英国士兵发动叛乱。而当被派往俄国时，他们拒绝投入对抗布尔什维克武装的战斗。1919年，格拉斯哥的机械工人罢工导致了与警察的激烈冲突及军队的出动。1920年早期，一个由矿业、运输和铁路工会组成的“三方联盟”使政府害怕。
西班牙有其1918到1920年的“布尔什维克的三年”，伴随着面包骚乱，大规模罢工，农民夺取土地，街头剧烈冲突，以及在城镇中宣布成立布尔什维克共和国。“这里，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美国小说家约翰·道斯·帕索斯写道，“俄国一直是指路明灯。”
传染病跳出了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美国，都经历了大规模罢工。工人们为建立工会、提高工资以及改善环境而战。这股风潮同样从主要的宗主国向外围殖民地蔓延。爱尔兰共和派发动游击战以争取独立。埃及民众要求结束英国统治。中国学生引发了一场反对殖民主义的大规模运动。
在1918到1923年间，人类的未来安危未定，主流历史学家否认革命的潜力并喜欢粗鲁和傲慢地提及无政府主义来总结这一时期。将军们的策略和政客们的程序，而不是普通民众的大规模运动，强大到可能使世界革命成为一种现实，更让他们感到舒服。
第一次中国革命
在1911到1949年间，中国被一个延长和复杂的革命过程所改变。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冲击下加速，在1927年被反革命所终结。第二阶段，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触发，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在第一阶段，一个参照俄国模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可能的。它在1927年的失败，决定了这个国家以后的全部历史。
中国的革命危机由帝国主义引发。在19世纪，主要的外国势力在中国沿海取得了一系列特权（殖民地和附属的商业特权）。这些特权是由贿赂、威胁和军事行动的联合作用得到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抵抗被镇压，在北京腐败的清政府得到了外国势力的支待，成为这些特权的保护者。
但是在1911年10月，因其捍卫国家领土的无能，清政府无可救药地名誉扫地，在一场军事叛乱中被推翻。一个共和国宣布成立，而刚刚从驱逐地返回的民族主义领袖孙中山，被选为总统。
孙中山很快被军队指挥官袁世凯取代，袁解散了国会，使自已成为独裁者。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无法实现其历史使命——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统一国家，以及完成近代化改革。因此它的位置被军官们占据。但后者同样缺乏手段解决造成中国社会分裂的冲突。
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在南部港口城市广州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基地。然而，中国大部分地区，既不由北京的独裁者统治，也不由广州的自由派领导；中国有上千个地方军阀，这些地区都是由一个或者另一个军阀所控制。
三个原因造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第一，中国的3.5亿人口中，只有五分之一生活在各类城镇之中，它本质上是个地主和农民的农业国，拥有少数铁路、恶劣的交通，以及极少的大型企业。
第二，资产阶级因为其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关系而分裂。一些中国资本家希望发展民族工业，并憎恨外国特权，另一些与外国资本家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
第三，资产阶级害怕劳动大众。即使那些希望为民族独立而战斗的人，也担心他们可能会被更激进的力量夺去控制权。他们带着不祥预感回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
广州资产阶级和北京独裁者共同的软弱，造就了一个政治真空。这个真空被军阀填满。他们是地方军事强人，通过与自己控制区域的地主、商人、军官和犯罪团伙的结盟，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基础。中央政府权威的崩溃，意味着秩序的瓦解以及对财富的一种威胁。其结果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拼合体。因此，清朝的灭亡有这样的影响：中国面对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掠夺时，更容易受到伤害。最主要的威胁来自日本。
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已经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而在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之后，日本军队又控制了中国东北三省南部。这两场冲突，使日本成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盗取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并发布了《二十一条》，相当于一份将整个国家变成日本保护国的声明。在战争结束时，日本是一个拥有世界第三大海军的强国，而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平会议上，它对德国殖民地的占据，得到了其他获胜列强的认可。
因此，中国代表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当此消息传到北京时，引发了一场新的革命高潮。学生主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抗议，发动了一波涉及百万普通中国人的行动，包括大规模集会、示威、抵制日本产品，以及在上海的一场总罢工。
1919年的“五四运动”远比1911年革命更有力量。在上海等主要港口和制造中心，军工生产提高了处于胚胎期的工人阶级的规模和信心。俄国革命已经说明了，在一个典型的农民国家中，工人阶级如何领导一场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小组开始在北京大学集会。而1921年，中国共产党（CCP）在上海成立。第二年，中国各大主要城市爆发了罢工，中国工人与公司暴徒、外国警察，以及军阀部队展开斗争。新成立的中共，现在成为一个群众政党。
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开始相互强化。不动员群众击败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民族独立不可能实现；不接收外国资本和警察，工人不可能结束他们的贫困状态。
1924到1927年间，国民党和共产主义者形成了一个联盟。俄国在黄埔建立了一所军事学院，用来培训国民党军官，而中国共产主义者被鼓励追随民族主义者孙中山的政治领导。
当蒋介石将军领导国民党在1926年将北伐付诸实施之时，当民族主义军队靠近时，工人和农民反对当地军阀的起义组织起来了。一波国家和社会革命的翻滚浪潮横扫南部中国。
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逃跑了。乡村合作组织建立起来。城市工人接管了工厂。缠足、童妓、鸦片上瘾，以及其他古老的压迫消失了。一个社会解放的新时代似乎正在开启。
上海是中国革命的彼得格勒。在1927年3月，当蒋介石逼近这座城市时，6万工人参加了一场12天的总罢工。武装的工人纠察队控制了城市。一个由工人领袖控制的政府接管了权力。当国民党军队到来时，工人们被其领袖告知放下武器，并欢迎作为解放者的民族主义士兵。1927年4月，当他们一这么做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他的军队在城市进行了一场反革命大屠杀。超过5万人被杀害，工会被解散，积极分子网络被清洗。几天之内，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就被毁灭。
反革命恐怖从上海传播到了其他城市和省份。随着夏天的结束，民族主义者——现在与地主、资本家及外国势力结盟——已经粉碎了第一次中国革命。通过这么做，他们破坏了动员必要的群众力量以赢得民族独立的任何可能性。
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它的领导人和军官来自有产者阶级。因此，1926到1927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农民革命，被其视为比军阀和帝国主义更大的威胁。
但为什么上海工人要放下他们的武器？为什么他们要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交出政权？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领导层，是如何犯下这样灾难性错误的？
托洛茨基曾竭尽全力反对与国民党结盟。中国工人必须维持一个独立组织，他坚持说，包括一支武装的革命民兵，并完成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他的提议被否决了。列宁已经去世，托洛茨基已经被边缘化，而现在斯大林是主导俄国的政治人物。
中国共产主义者被他们的外国顾问带向灾难。因为俄国领导层孤立并被围攻，对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转变成了一种官僚专政式的敌意。
反殖民暴动
中国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最重要的革命，但也有许多其他类似的革命。
19世纪的反殖民暴动通常采取一种传统形式。领导者由部落酋长和王朝君主担任。他们用旧式武器和过时战术来反抗近代火力。目标则是恢复旧秩序。
20世纪早期的反殖民革命则有所不同。它由新的抵抗力量所领导，由殖民社会中最先进的地区带头，他们被俄国革命和这一时期最激进的理念所鼓舞。使这些成为可能的，是帝国主义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外国资本带来的基础设施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新的工人阶级。上海和广州，孟买和加尔各答，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成为现代工业城市。市场渗透到边远的乡村，使它们的经济陷入危机。印度纺织业工人因为从曼彻斯特进口的机织品而失业。暴跌的商品价格将拉丁美洲农民推入贫困。
战争既加速了工业化，也加深了贫困。新的军需工业从乡村吸收工人。数百万亚洲人和非洲人被动员参军或充当劳工。但强制征兵、战争税和食品短缺，对贫民区和农民也意味着不幸。资本主义和战争撕裂了传统社会，同时创造了新的社会力量——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阶层和一个工业劳动阶级队伍，能够创造大规模的现代抵抗运动。
托洛茨基写道，“组合的及不均衡的发展”是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特征。先进的技术，大规模的工业，以及现代化都市与乡村并存。在那里，没有文化的农民仍旧依赖手控犁。在封建军阀和他们的武装家臣居住的城市中，大学生们参加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纠察的罢工工人，遭遇到挥舞中世纪宝剑的暴徒。
因为在外围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组合的及不均衡的发展”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形式，阶级斗争经常是爆发性的。爱尔兰和印度发生的事件，提供了对比鲜明的案例。
爱尔兰是英国最古老的殖民地，并有一段长时间贫困、压迫和抵抗的历史。在1916年复活节期间，800名武装的共和军叛乱者占领了都柏林市中心的主要公共建筑，特别是邮政总局，并与安全部队展开了一场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发生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而爱尔兰在1914年似乎处在了自治的边缘。但复活节暴动是早产的。大众的支持有限，而爱尔兰志愿者（特别是一支拥护自治的民兵组织）计划中的参与，在最后时刻被取消。结果是共和军先行者的孤立与失败。
但接下来对被捕领袖的处决，激怒了爱尔兰民意并导致了一次剧烈的左转，这就使主要的共和派系新芬党，在1918年底的大选中取得了一次压倒性胜利。新芬党拒绝在伦敦议会就座，反之，形成了一个爱尔兰下院。一支爱尔兰共和军由迈克尔·科林斯组织起来开展军事行动，以摧毁英国的安全机构。
在1919到1921年，英国发动了一场攻击爱尔兰的残忍殖民战争。彻底的胜利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但通过给予爱尔兰南部独立，作为承认英国统治北方阿尔斯特的回报，他们确实成功地分裂了抵抗力量。独立战争从此堕落成为一场内战。英国支持像迈克尔·科林斯这样保守、赞同分裂的“自由邦居民”；反对像埃蒙·德·巴莱拉这样拒绝承认分裂的“共和派”。
爱尔兰革命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康纳利，因为参加复活节起义被处决，他曾预言分裂将导致“一场边界两边嘉年华似的反应”。他是对的。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开始被爱尔兰天主教共和派的一个“绿色”政治精英控制，更加工业化的北方，被一个英裔爱尔兰新教保王党的“桔色”政治精英控制。边界将宗派裂缝变成了大分歧，导致了爱尔兰工人阶级严重分裂，并因此失去影响力。
如果说爱尔兰是英国最古老的殖民地，印度则是最大的。它有2.5亿居民。在战争期间，人力、资源和资金大量流入欧洲和中东战场。当战争结束时，抗议、罢工和粮食暴动在全国蔓延。
1919年4月16日，在阿姆利则一处用墙围起的地方，戴尔将军命令50名步枪兵向聚集在此的大约2万名示威者开火。他们连续射击了十分钟，杀死了超过1000人。当大屠杀的消息传播开来时，反抗上升到了新高度。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卷入了大规模行动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肩并肩战斗在一起，对抗老板、地主和警察。孟买总督后来承认，这场运动“给了我们一场惊吓”，并且“离成功只差一英尺”。
它的失败，与英国人没有任何关系。运动是圣雄甘地和国大党——印度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党——领导叫停的。甘地已经将“不使用暴力”（非暴力）变成了一项原则。尽管有最近帝国主义战争的残暴（甘地支持这场战争），尽管有一支准备使用致命武力镇压示威者的外国占领军的残忍，甘地反对印度民族运动在独立斗争中使用武力自卫。
对甘地——一个温和民族主义者——来说，非暴力或者是一个原则问题。然而，其政治重要性是，它限制了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热情，并防止它进化成一场反对剥削的阶级斗争——这将威胁国大党所代表的印度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坚决的革命者领导下，印度民族运动可能早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能终止英国的统治。在动摇的自由派领导下，它使得外国统治延续了另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并且，当其结束时，紧随其后的将是空前残忍的公共暴力和种族清洗。
为什么殖民地革命会失败？托洛茨基的永久革命理论，首先为解释俄国革命的特征提供了一个答案。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摇摆不定，是因为它与一个基于土地和资本私人所有制的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每当工人和农民的群众运动变得足够强大，能威胁殖民统治之时，他们同样威胁到了本土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与权力。因此，阶级本性确保了民族主义领导人要么去阻止运动，要么加入反革命一方去镇压它。这个教训是老生常谈了：民众的解放，只能由他们自己来争取。自由从来不是授予的。它只能去夺取。
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与墨西哥革命
从墨西哥城到莫雷洛斯州首府库埃纳瓦卡，不到40英里。但在1914年，作一次这样的旅行，就是从一种社会世界走到另一种。墨西哥城被一个地主、商人和政治家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府控制，库埃纳瓦卡则由萨帕塔主义者管理。
在库埃纳瓦卡，所有人都是头戴宽沿帽，身穿白色宽长裤，脚蹬凉鞋的墨西哥劳动人民。他们看起来都很相似。想要分清谁是领袖（首领），谁是追随者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讲简单的普韦布洛（村庄）语言。事实上，他们都是纯种的印第安人后代。很少人能读书或者写字。
简而言之，这个城市由革命的农夫（个体农民）所控制。富人已经逃跑了。农夫的领袖是一个小农场主转变成的游击队指挥官，名叫埃米利亚诺·萨帕塔。
萨帕塔人格化了墨西哥农夫革命。他从来没有完全超越普韦布洛的纯真和狭隘。他憎恨城市，不信任穿西装和皮鞋的人。“他们都是一群浑蛋。”谈及墨西哥统治精英中那些自私的政治家时，他如是说。因此他避开墨西哥城，避开了国家政治，以及企图用职业收买他的高级官员。
就自己而言，萨帕塔是不能收买的，经过十年革命，他依旧忠于农夫起义的理由。作为回报，墨西哥南部的穷人崇拜他。当一个孤立的小村庄的老太太被问及她对他的想法时，她回答：“我们贫穷的山间印第安人，一直紧紧追随萨帕塔领袖的马尾前进。”
萨帕塔领导的政治和农业革命，其试金石是《阿亚拉计划》。第六条要求富人归还从农夫那里夺走的牧场、木材和水源。第七条要求所有没收大地产的三分之一，重新分配给无地者。第八条要求将反革命分子的全部财产国有化，三分之二的收益用于支付战争津贴，以及对穷人的赔偿。
阿亚拉计划是一种对背叛——对于革命希望的背叛的回应。在1910年的革命中，许多穷人加入了反对独裁者波费里奥·迪亚兹的一场武装斗争。
当革命开始时，墨西哥被一个大土地所有者阶层所支配，他们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后代。政治是一个自利小派系的事情。而选举则由密室交易和选票舞弊来决定。无论发生什么，大庄园（大的地产）拥有者都将继续统治。
这并不意味着在墨西哥什么也没有发生，它仅仅是表明，变革总是让原班人马受益。事情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墨西哥初级出口产品的国际需求正在上升，特别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而大庄园主正忙于兑现收入，扩大他们的产业，挖掘灌溉工程，并安装新型磨粉机。
妨碍利润的是普韦布洛，但大地产主有钱，而国家是腐败的。通过雇佣自己的强盗及贿赂地方警察和文官，他们能够轻易地实现自己的方式，村民们将前往城市捍卫自己的过时主张，而法庭将他们像垃圾一样清扫回去。
这就是迪亚兹独裁统治下的墨西哥。但这个政权——一个围在一个年老独裁者身边的自利派系——过于排外和冷漠。当一个自由派政治家弗兰西斯·马德罗，在1910年挑战迪亚兹独裁政权时，他获得了中产阶级的普遍支持。更重要的是，当迪亚兹企图抵抗时，农村的暴动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一旦掌权，马德罗要求游击队解除武装。他接着违背了自己的土地改革承诺。当农夫抗议时，乡村中潮水般地涌入了武装警察和联邦士兵。墨西哥乡村的阶级斗争很快就重新开始了。
墨西哥社会的核心矛盾，是在大庄园与普韦布洛之间，在西班牙庄园主与印第安农民之间，在少数富人与多数非富人之间。而迪亚兹的保守派支持者和马德罗的自由派支持者的区别是次要的。
拉美的保守派通常支持独裁者，他们与军队和教会走得很近，并主要从统治阶级中更传统的派系，如更老的地产主家族那里获得支持。自由派青睐议会制政府，希望从外国影响（特别是美国）中得到更多权力，并从商业利益和中产阶级处得到更多支持。
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点远比他们的分歧要多：他们是一个单一的西班牙血统有产者精英的两翼。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派一除掉迪亚兹，就转向了农夫的对立面。
北方主要的军事领袖是从前的社会强盗派其奥·维拉。一个社会强盗就是一个歹徒，他掠食富人，并享受从中发迹的普通民众的支待。在危机时期，社会强盗就会膨胀成为一场土地革命运动，将一个像派其奥·维拉的角色，转变成一位民族领袖。
但维拉在政治上天真并有几分投机取巧。尽管他从来没有与墨西哥北方的农夫断绝关系，他也从来没有提供清楚和坚定的领导。
萨帕塔很快成为南方的主要领袖。本身作为一个小农夫，他比维拉更坚定地植根于普韦布洛，而他的政治纲领，是农村穷人对土地、水源和安全之渴望的一种更忠实反映。
维拉、萨帕塔和其他群众首领的抵抗，使整个墨西哥农村的国家机器瘫痪，留下警察、军队躲藏在主要城镇，将周边乡村交到反叛者手中。
接着，历史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重复它自己。马德罗被他自己的一个将军维多利亚诺·韦尔塔谋杀，但另一位自由派政治家，维纳斯蒂亚诺·卡兰萨，很快组织了一支“立宪主义者”军队复兴了与农民的联盟，并重启了反对独裁者的斗争。
1914年，维拉和萨帕塔的军队进入墨西哥城。但并没有掌握国家政权，他们将控制权归还给了自由派资产阶级。
萨帕塔对墨西哥农夫的土地社会革命的具体化也完成了。他痛恨富人和自由派。他从撒谎和背叛的长期经历中得到智慧。阿亚拉计划散发出悲苦。它谴责马德罗，因为他试图“使用刺刀的强制力量，禁止对他的革命承诺完成情况进行询问、请求和要求，甚至将普韦布洛淹没在血泊中”。
然而，在1914年11月，在其力量最大的时刻，萨帕塔将国家权力移交给卡兰萨的立宪主义者，马德罗的自由派继承人。萨帕塔满意地退休回到莫雷洛斯，并充当了其当地农业革命的监护人。
不能想象，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国家，萨帕塔允许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已经撬动的空间，在墨西哥顶层开放，以使农夫的阶级敌人重新占领。迟早，当准备已经完成而且时机正确之时，他们的敌人将反攻以根除萨帕塔分子的危险榜样：由乡村普通农民从底层发动的革命。
这用了他们六年时间。他们在北方活动，与边境对面的美国人结成同盟，而他们很快就让维拉逃亡。尽管游击队的抵抗仍在继续，北方的革命运动从来没有真正恢复过。维拉最终在1923年被谋杀。
南方的抵抗更加牢靠。但到了最后，毁坏和人口减少如此严重，以至于萨帕塔主义革命被缩减为仅仅是收缩的游击团体。
即使这样，1910年形成的南部革命领袖旧式“兄弟帮”团结在了一起。一些人接受了特赦，但没有人攻击还留在战场上的他们以前的同志。至于普通民众，他们唾弃报酬和威胁，继续给予逃亡的造反者以支持。
萨帕塔自己也被欺骗，被引诱入了一个圈套，并在1919年4月被枪杀。“萨帕塔已经消失，萨帕塔主义也死亡了。”莫雷洛斯的政府军指挥官宣布，“坦白地说，萨帕塔就是一个暴徒。”
一切并非如此简单。在1920年，萨帕塔分子领袖与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形成了一个联盟，并作为一支胜利军队的组成部分再度进入墨西哥城。卡兰萨被推翻并被暗杀。这时，自由派决定保留其权力，不干涉莫雷洛斯的农夫。萨帕塔已死，而墨西哥总的来说，已经为资本主义的安全提供了保证。这就足够了。
为了获胜，一场革命必须向前推进，使更多的群众卷入斗争，当事情变得可能时，夺取国家权力，接着运用其充当杠杆，去扩大革命的收益并将其向国际传播。另一方面，停止革命，甚至后撤，是为革命者的敌人提供重新组织、积聚力量和准备反攻的机会。
经过十年，萨帕塔主义者非凡的恢复力导致了农夫民众持久的收益。但他们的狭隘——他们的信念是，在自己的村庄进行革命就足够了——注定使他们看不到一个永久、彻底改变的世界的愿景。
斯大林主义
1923年，几乎世界每个地方，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大革命渐渐消退。德国革命已经失败，而一个自由议会政体——魏玛共和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稳定。1917年的十月革命并没有燃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自己成了革命希望衰退的一个深刻象征：他对一系列中风日益无能为力，在1924年去世。俄国革命被孤立，被敌人包围，被战争蹂躏，并因为经济崩溃而陷入贫困。在绝望的环境下为了努力生存，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闭关锁国。
斯大林主义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直接后果。现实有很大不同。从1928年开始，这个在苏联出现的、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机构在十年内一直在积聚权力，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当采取果断行动时，它有能力摧毁工人阶级民主政权一切剩余的遗迹。反对派被清洗，并被国家机器所驱逐。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则被解散。
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官僚集团通过清算来巩固其统治。十月暴动的老战士被拘捕，被指责为“破坏分子”和“肇事者”，并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处决。
在列宁时代最后一任政治局（1923）的九名成员中，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柯伦泰在1940年底还活在人间。其他人中，列宁死于自然原因，托姆斯基因担心被捕而自杀，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洛茨基都被谋杀。
这些如何成为可能？布尔什维克领袖一次又一次地坚持，落后的俄国无法在孤立中建成社会主义。三个压倒性的物质因素让俄国革命痛苦：农民的社会负担，战争引起的经济崩溃，以及工人阶级的分裂。
工人与农民间的联盟已经使革命成为可能。农民数量是工人的十倍。如果工人不能争取到农民的支持，他们就会被忠于沙皇的农民士兵打垮。相反，布尔什维克许诺“面包、和平与土地”，而农民则支持了十月暴动。
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出现了分歧。工人阶级是一个集体的阶级，因为其劳动是集体劳动。工人不能将矿山、工厂和铁路分割成独立单元。他们必须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管理经济。另一方面，农民是个体阶级，因为每个农民都渴望成为富裕的独立农夫。农民会支持允许他们拥有土地的城市革命者。但是，进一步合作，依赖城镇生产能够与农村交易的产品的能力。如果他们不能这么做。农民就不会交易，而城镇则面临饥饿。布尔什维克了解这些。问题是生产已经崩溃了。世界战争、革命历史和内战的联合作用，导致如此巨大的破坏作用，工业产出下跌到了1914年水平的五分之一。
食品、燃料和其他基础必需品的短缺，造成了1918年后期到1920年后期，大约900万俄国人死于饥饿、疾病和寒冷——比战争中死亡人数的两倍还多。这促成了第三个因素。数百万人放弃了他们的城镇，返回乡村，那里有他们的家庭。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就分裂了。俄国城市人口减少了一半。
即使留下来的工人，也和以前不同了。革命政府必须管理广阔的领土，使毁坏的经济再生，并进行一场抗击白军的内战。后者有多达14支外国远征军支待。1917年的革命无产阶级因此转变成1920年的红军。而且，当一些经济部门重新启动时，新工人从乡村被吸收进来。因此，1920年的俄国工人阶级不仅比1917年规模要小得多，其成分也相当不同。
随着内战的结束，革命的工人阶级解散了，农民控制了土地，而地主和资本家阶级已经消失。在国家层面运作，唯一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是国家的管理部门。
如果充分的民主恢复起来，这个国家将因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与俄国农民阶层的利益之间的矛盾而分裂。布尔什维克没有选择，只能努力掌握权力，期望他们将能够被世界革命所援救。暂时，革命传统自身可以充当一种历史力量，即使现在体现为一种革命装置。
列宁看到这一点：“我们事实上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后来，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国家）谁是谁的领导？”
1921-1928年的新经济政策（NEP），是为解决经济矛盾和在下一个全球性革命高潮来临之前赢得生存空间的一次尝试。它允许私人产品和自由市场与国有企业一道发展。其效果是促进了一个企业家阶层“耐普曼”及一个富裕农民阶层“富农”的发展。同时，管理国有企业的“红色实业家”日益地像传统资本家一样处理与工人的关系。在一个四面楚歌的国家中管理落后经济体系的当务之急，就是改变统治政权的政治特征。
1928年列宁的问题“谁是谁的领导？”得到了最后的答案。既压迫右派（代表耐普曼和富农），又压迫左派（代表布尔什维克传统），一种新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政治表达方式出现了。 |
﹝英﹞尼尔·福克纳《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AMarxistHistoryofTheWorld:FromNeanderthaltoNeoliberals
世界简史
——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
﹝英﹞尼尔·福克纳（NeilFanlkner）
（PlutoPress.London,2013.）
新华出版社，2014年6月。译者：张勇
导言：历史为什么重要
第一章猎人和农夫（250万年前—公元前3000年）
原始人革命
捕猎革命
农业革命
战争和宗教的起源
专业人员的兴起
第二章第一个阶级社会（公元前3000—公元前1000年）
第一个统治阶级
文明的扩散
青铜时代的危机
历史如何起作用
铁人
第三章古代帝国（公元前1000—公元前30年）
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
印度：孔雀帝国
中国：秦帝国
希腊民主革命
马其顿帝国
罗马的军事帝国主义
罗马革命
第四章古代文明的终结（公元前30—公元650年）
古代晚期的危机
匈奴人、哥特人、日耳曼人和罗马人
圣母与万能之神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阿拉伯、波斯与拜占庭
第五章中世纪的世界（公元650—1500年）
阿巴斯革命
印度教、佛教与笈多帝国
中国历史的旋转门
非洲：牧牛人、铁器商与贸易国家
新世界的帝国：玛雅、阿兹特克与印加
第六章欧洲封建制度（公元650—1500年）
时代的周期与方向
欧洲的特殊性
西方封建制度的兴起
十字军与圣战
中世纪欧洲的地主、市民与农民
中世纪欧洲的阶级斗争
新君主制度
新殖民主义
第七章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波（1517—1775年）
宗教改革
反宗教改革
尼德兰革命
三十年战争
英格兰革命的起因
革命和内战
新模范军、平等派与英格兰共和国
殖民地、奴隶制度与种族主义
帝国之战
第八章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次高潮（1775—1815年）
启蒙运动
美国革命
巴士底风暴
雅各布宾独裁
从热月政变到拿破仑时代
杜桑·卢维杜尔与海地奴隶革命
西蒙·玻利瓦尔与西班牙—美洲革命
第九章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1750—1850年）
工业革命
慈善组织及工人运动的起源
1848年革命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资本主义
工人阶级的形成
第十章铁血时代（1850—1896年）
印度兵变
意大利复兴运动
美国内战
日本明治维新
德国统一
巴黎公社
长期萧条1873—1896年
第十一章帝国主义与战争（1875—1918年）
掠夺非洲
侵袭中国
什么是帝国主义
1905年革命
奥斯曼帝国与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
1914年：堕入野蛮
改革，还是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十二章革命的高潮（1917—1928年）
1917年：二月革命
二元政权：革命的机制
从二月到十月：革命的节奏
1917年：十月起义
1918年：大战如何终结
德国革命
意大利“红色的两年”
世界革命
第一次中国革命
反殖民暴动
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与墨西哥革命
斯大林主义
第十三章大萧条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1929—1939年）
喧嚣的二十年代
饥饿的三十年代
1933年：纳粹夺权
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
1936年：法国总罢工和占领工厂
西班牙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第十四章世界大战与冷战（1939—1967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霸权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
冷战
大繁荣
帝国的终结
石油，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
1956年：匈牙利与苏伊士
切·格瓦拉与古巴革命
第十五章新的世界乱局（1968年至今）
越南战争
1968年
1986—1975年：工人反抗运动
另一次“9·11”：智利的革命与反革命
长期衰退：1973—1992年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尼加拉瓜革命
1989年：高度集权的崩溃
查维斯、委内瑞拉及“玻利瓦尔革命”
“9·11”，反恐战争与新帝国主义
2008年的危机：从气泡到黑洞
第二次大衰退
结论：创造未来
世界的财富
改变
谁的启示
大事年表
资料来源
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
既令人振聋发聩，又充满天启意味。
——《卫报》
本书能让你停下来思考。想使自己热血沸腾，你就应该好好读读这部历史著作。
——居伊·德·拉贝德维尔，历史学家，《罗马不列颠新史》作者
〔内容简介〕
从最早的原始人“露西”，到当前的全球经济萧条，本书对人类历史进行了权威分析，并将几代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与最新的关于历史发展的激进观念，完美整合在了一起。尼尔·福克纳以不落俗套的方式解读历史。他指出，历史中发生的一切并非命中注定，可以有多种选择，也往往会产生各种结果：可能带来解放，也可能催生专制。福克纳摒弃了传统史学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认为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的，正是无数普通民众的集体行动。
在21世纪之初，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本书提醒读者，我们能创造过去，当然也能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简介〕
尼尔·福克纳（NeilFaulkner），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布里斯托尔大学研究员。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UCL）考古研究学，获博士学位。他评价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革命社会主义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活动家”。主要著作包括：《罗马时代不列颠的衰落与解体》（TheDeclineandFallofRomanBritain），《天启：反抗罗马帝国的伟大犹太革命公元66-73年》（Apocalypse:TheGreatJewishRevoltAgainstRomeAD66-73），《隐藏的财富：发掘过往》（HiddenTreasure:DiggingupthePast）等。
感谢感谢长生（1-6章）、查拉图（第7-8章）、老忠实（第9章以下）录入及校对 |
一、苏联的本质特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意﹞布鲁诺·里齐《世界的官僚化》（1939）
一、苏联的本质特征
在（俄历）1917年的十月底，一件永辉史册的重大事件发生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无产者们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在这伟大的运动中出现了两名伟人：无与伦比的革命领袖列宁和起义的灵魂，天才托洛茨基。
这个狂暴的世界暂时停下了它野蛮的破坏，想俄罗斯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投去了难以置信的一瞥。在雪原上升起的，是一面招展的红旗。然而在这一瞬的混乱迷茫之后，人们又转回脸，仿佛在说，“走着瞧吧”，随后继续投身在互相毁灭的战斗里。
与此同时，一线光芒穿过愚昧的铁屋，可怜的，被残酷剥削的贫苦人燃起了希望。历史上第二次的，这些受欺压而漠然的大众从他们的苦工中直起腰望向黎明，从他们破烂的居所中伸出鼻子细嗅着空气。对他们来说，似乎时机终于到来了。一百四十年前，同样的群众被瓦尔米的枪声唤醒，连深山的山民都抄起斧子和长矛希望加入战斗。然而在他们刚刚跑出深山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第三等级们的炮火。失望的群众重新回到他们的深山之中，尽管他们刚刚是带着希望奔出丛山的。他们是明智的，明白属于他们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于是他们又继续了自己漫长的等待。
这次，这些深山的居民冲出了以往停步的山口，他们并不再受到资产阶级的炮击，而是能够作为主人而踏在过往地主老爷的土地上。克里姆林的塔楼里传出工农国家建立的消息，革命浪潮席卷，恐怖伊凡的宫殿现在成了同志们的宿营地。
最贫穷的人民走出他们肮脏的陋室，破衣烂衫地穿过城市大街，带来革命的精神。
三四年来，这股不断涌起的浪潮几乎就要冲开资本主义坚固的堤坝，然而这股力量退却了，尽管它时而还会掀起几片浪花，也只是汽船划过的涟漪，并非深海生发的巨浪。所以不是对这股力量的利用过于拙笨，就是群众其实并未真的被发动起来。因此革命的工程师们在着手利用这一能量时发现，由于潮头的退去，它干枯无力，孤立无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令苏俄成为了孤立的绿洲，因而社会主义，即国际无产阶级经济的问题似乎也不复存在了。自然，资本主义并非这名为苏维埃的国家的意识形态，那它应当是什么？这便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俄国革命距今已有二十余年，但令人诧异的是，居然无人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社会影响。苏联为我们提供了讨论，评述和报告，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仅从政治意义出发，却总是忽略社会方面。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在二十余年之后，俄国革命仍可被视为处在转变和改革区段。截至目前，它确实已经取得了一定正面结果，取得了未来，并确定了社会的意识形态。
有些人将它视作“强制劳动著称的帝国”或是“被背叛的革命”，有些人将它描述为“法西斯主义的凯旋”，更有人称之为“大谎言之地”。有些人叹息它是“革命的定数”，也有人叹息它是“革命的答卷”。从共产党人到温和法西斯主义者，各种政治倾向的作家写作了无论是在论证还是信息方面都极具价值的作品。研究者对此十分好奇，并亲身去往苏联进行观察。法德美的工人们满怀热情奔赴此地，然而他们一腔悲伤，带着被毒害的灵魂离开了。他们带给我们的是苏联有关生活，工作和自由方面客观实用且饶有趣味的信息。
这些海量的出版物并没有论述到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问题，更休说为我们提供任何结论了。诚然有些作品的确是出色的，但是它们更偏向于是论战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会学系统化的结果。被认定为对苏联现有状况和演变最有知识的托洛茨基承认，他曾用九段文字尝试给出苏联的定义。到目前为止，我们缺少的是对这个国家的全局观，缺少的是对它的综合判断和社会角度的具体表现。
在两年前的短文，《苏维埃将去往何处？》中，我们没能成功解答题目的设问。但是题目的问号至少证明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在1938年并没有进一步地怀疑，我们暂时免受了思想上的折磨。在其他国家社会领域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我们对于苏维埃社会状况的假说。
自此之后，这个世界仅有资本主义一种文明形态，所以世界上任一国家的社会转变都会令其他国家产生兴趣，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一隅的新变化中窥见它们未来的社会形态。
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把问题人为地搅成一滩浑水。收费喉舌人为地去掩盖问题，而非让它变得清晰。最大的愚蠢和最大的懦弱也被表现出来了。
诚然苏联的社会现状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拜访苏联的记者们对马克思，列宁，和他们的理论知之甚少。除此之外，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起始于对共产主义道路的尊循，然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停滞造就了堕落，它的社会组成在这几年停滞了。现在苏联的社会大厦已经有了明确的，近乎完成的线条。我们至少承认这些线条，尽管这一方面的专家们执着于别的理论。若是要寻找这类已经所剩无几的专家，那恐怕就要到反对第三国际的革命团体中去寻了。他们认为第三国际早已明确且完全地倒向机会主义。而且这些专家对苏联现状的问题完全是在他们政治派系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术和战略的内部争论中产生的，他们甚至从不怀疑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第三种社会形态。但是在他们论战的战火中，这一问题被明确提出，并维持着那些理论分歧。而这些分歧就是这些专家政治无能的基础。
今天的苏联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明确表明，我们对于苏联的剖析是并不精确的，细节会在之后说明。首先，我们只希望确定全体一致接受的内容。很明显的，苏联并非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独裁的国家。它的经济体制，并非建立在私有制，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所以显然并非资本主义的。从西特林到托洛茨基，从罗斯福到墨索里尼，他们一般都承认苏联经济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斯大林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与他们观点不同，所以我们并不采取他的观点。大量的作者已经证明他食言了，无论是他的社会主义和他的“世界上最民主的政体”。斯大林并没有退缩，只是顺理成章地在他“幸福之地”和“世界上最民主的政体”里禁止了这些出版物。那么托洛茨基、西特林、维克多·塞尔日，奇利嘉以及其他一系列不同政治倾向和国家地区的作者对苏联的专题著作就是确认无疑的了：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是法西斯国家有苏联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力度。这里没有出版，集会和言论的自由。这个国家检举成风，毫无疑问是一个警察国家。所有这些作家都同意，即在这个“幸福之地”，对人的剥削依旧存在，体现在资本家先生从工人身上榨取的著名的剩余价值上（只有在确定谁垄断它时才会出现分歧）。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是，就如同西方极权国家一样，民主在苏联只不过是一种宏大的戏剧广告而已。同样，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伪装的，对被神化的领袖的崇敬也是相同。统治集团享有极高的声望，而奴性也被推到了极致。人人自危，在外面一张脸，独处又是一张脸，甚至仿佛房间的墙壁都会告密。
通过这些广泛承认的定义再加上我们的区分，苏联的政治和社会面貌现在已经很好地显现出来。我们所要向读者解释的也正就是这一面貌。
十月革命的纲领是作为西方革命的杠杆，同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也要实行。基本上这片土地的土地私有制和大企业私有制被废除了。这些财产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手里让渡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
苏联为社会转型的经济条件当然不是很好，因为这个国家基本上是由农业工人和文盲组成的，其工业完全不能满足对于先进经济的需要。
布尔什维克们取得政权的第一瞬间，他们就立即使用广播鼓动广大无产阶级，让他们以布尔什维克们作为榜样。因为他们深刻了解，将西方先进技术和西方广大的受教育无产阶级嫁接在俄国革命上十分重要。如果不这样做，即使他们的武力可以抵挡旧世界的攻击，革命在经济领域也会注定失败。
德国的无产阶级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天然盟友。德国在大战中被击败，损伤而幸存的资产阶级提供了他们一击之力。但是除了斯巴达克的暴动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的牺牲，德国无产阶级一败再败，毫无荣誉。1923年，这样的力量又一次交付到他们手上，然而德国的无产阶级背离了他们的阵营，甚至都没有对希特勒匪帮展开斗争。这是领导者们的错误吗？是第三国际的错误吗？不是，这是大家所有人的错误，这些人中也包括德国过于冷漠的，过于服从命令的，而且没有一个非常革命的传统的无产阶级。五十年前，在1870年法国资产阶级的崩溃之后，在经济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巴黎的工人们宣布公社成立，有十万人为这微弱的一线希望而斗争，最后坚忍地战败在了巴黎城墙上。那些只处理经济问题，对于政治也只是钻数据堆的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他们可能会很生气。但我们声明，德国无产阶级的薄弱的革命精神与欧洲和世界工人阶级的失败有很大关系。同样，俄国无产阶级强大的革命精神与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有很大关系。德国人民从未进行过革命，在他们的政治演变中，他们总是跟随其他国家的步调，而且至少滞后一个世纪。相比之下，法国则一直在为世界抛头颅洒热血。
对于社会的变革，经济条件的确是必备之一。但是一旦这些时机存在并且成熟了，革命的成功就仅和两个因素有关：就那些必须进行战斗的人而言，只是革命精神的问题，就领导人而言，只是革命能力的问题。如果他们可以的话，让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解释去吧，就让他们根据正统派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欧洲无产阶级的失败吧！难道德国的经济对这种变化还够不成熟吗？
为了总结和重复以及说了几千遍的话，我们认为，在德国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发觉俄国已经孤立在对它怀有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了。曾在战后立刻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惧的革命浪潮也普遍消退。对任何有常识的观察者来说，革命的前景已经被无限期地推迟了。在此期间，资本主义恢复了活力，而且尤其因为在战争蹂躏的地区进行的维修工作以及库存的重建，它在1929年之前成功让生产增长了。
俄国革命面对着两个选择，即要么在等待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生活拮据，要么和外界沟通，同时改变内部政策。苏联选择了第二种，而斯大林正是这一方案的发起者和执行人，进行这种政策的彻底改变自然需要掩饰，至少需要表面上的掩饰，对于俄国的无产阶级和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是如此。这并不十分困难，因为近百年来工人们总是被政坛上的各路人马系统地欺骗，无论是各路“红”党还是其他政治派别。俄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遭受了这种巨大的蒙骗，对他们的领导人--真正的叛徒--只产生了太少的愤怒。可以说，这些无产阶级已经习惯了，而且实际上已经对蒙骗变得麻木了。
在列宁去世之后，需要选出一位继承者。无论是从品行还是才智，托洛茨基都是最佳的继承人。他对革命的正直和他的天才很明显都能够让他保卫好这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但是托洛茨基被抛在了一边，被全体一致的排挤并被革命的追随者抵制了。即使是那些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知之甚少的家伙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在列宁的追随者中，托洛茨基可以说是一位伟人，所以他们着手把他抵消掉，从而为他们在国内和国际的洗脑运动铲除一个巨大障碍。实际情况仍然是这样，即国家的专政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是党的细胞而不是苏维埃代表会议的专政。这就是为何布尔什维克党并不能代表无产阶级——虽然在革命前只有它未曾背叛工人，但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它认为不再有危险的时候就背叛了他们。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家们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设想可以说是苏维埃民主政权的指引者，然而实际上则是将它设计成了对无产阶级社会控制的垄断。这些理论家为官僚化开了个好头，而各种情况的结合则大大促进了这种堕落。
一个有着深远社会设想，号召全体工人参与控制的政党是不应该将自己设定成一个独裁者的。无产阶级唯一的保证就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同的作家都笼统地叙述了列宁去世后发生的一切，但我们在本书中感兴趣的是去确定结果。苏联政府的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官员在土地社会化和国家工业化中一点点削弱了工人的力量，最终垄断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得不和技术专家们串通，因为这些人对他们不可或缺。因此作为俄国新的统治阶级融合的第一步迈出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是这一现象的一个外在表现，同时也是一个鞭策工人群众去提高产量的新方法。另外的融合便是阿谀奉承者通过军队和半国家官僚机构的高级职位进行的。
我们现在抵达了一个境地，即经济和政治控制都被官僚所垄断，并且这种行为被新的宪法批准。在这个官僚机构中，存在着简单的劳动分工，从整体上看，其目的是为了维持经济特权和政治上的支配。官僚们和他们的家人组成了一个大约1500万人的群体，这一人数足以形成一个阶级，而且，既然托洛茨基向我们保证，40%的生产果实被官僚攫取，我们可以说，这个阶级当然也是有特权的!
由于控制着经济杠杆，这一阶级拥有无上权力，明确受训的警察国家保护着他们。他们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数字设定工资和物价，并加高商品的成本价格。就这样，我们以前称为吸血鬼的资本家们就摇身一变成了“诚实的商人”。据我们掌握的少量事实，基本必需品的成本加价甚至比我们唾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高两到三倍。
西特林给我们提供了无可动摇的信息。有时候，官僚会以一个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转手用十倍的价格转卖给工人。计划经济显然已经成了官僚的掌中之物，从中受惠最多的就是这一新阶级。据苏联新闻界自己的报道，工人平均住房面积仅有5平方米，而且条件很坏。耐人寻味的是，比起为工人建造住房，他们计划立即建设一座360米高的“苏维埃宫”。事实上这哪是苏维埃宫，分明就是官僚宫。如果要求纠正这样的财政管理失衡时，官僚永远会用工人并未反对来搪塞，就好像苏联工人们居然有自己的思想，并且甚至可以忤逆骑在头上的主人似的。官僚（政府官员，技术专家，警察，记者，作家，工会领导以及整个联共（布）组织）之间相互勾结，因此所有的错误都会被推到被绑在苏联经济机器上做奴工的工人们身上，更讽刺的是，这些官僚还会将其描述成无产阶级的机关。
官员自然是负责统治的，技术专家则是他们的工业代表。警察承担的是保护财产，以及确保公民都循规蹈矩地生活在统治集团圈定的政治范围内的任务。记者和作家则负责“科学地”愚弄群众，和工会高层的任务有所重叠。工会高层就是不折不扣的官僚，除上文提到的任务之外，还负责身处群众之中反映他们的心声。这一点和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各派工人组织是一致的。苏联和美国的工会无甚区别，因为工会官僚的意图往往相似。不过首要区别也确实存在，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官僚服务于资产阶级，而苏联的工会官僚服务于官僚阶级，同时自然也为自己服务。
联共（布）已然成为了官僚主义的受害者，工人也不再实际地参与这个组织。党内剩下的仅是看管羊群的狗，斯大林则是肩扛牧羊杖，背搭一口袋的“伟大牧羊人”。要是有羊离开了队列，狗群就会吠叫，斯大林就会用棍子抽打这只羊。羊群就此处处小心，一边害怕着狗群，一边对“伟大的牧羊人”哀哀咩叫。
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权利仅仅是在名义上属于他们的企业里劳动，尽管他们甚至没有对它最低限度的控制权。他们能做的仅是拭去自己的血汗，因为他们受到的系统的鞭策比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还要糟。
这叙述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仅仅是从“专家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总结出来的，至于他们的观点我们之后再谈。从这段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出，苏联社会状况显然和社会主义无甚关系。除了斯大林和苏维埃的官僚阶级，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
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实行计划经济——这就是托洛茨基及各派反第三国际的革命团体的重要论据。
据托洛茨基的看法，抛开一切不谈，苏联依旧是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也依旧是有效的！我们之后再讨论这个话题，现在让我们借助常识来研究苏联的性质，之后再继续研讨那些据称“科学”的论点。
在我们看来，资产阶级的确已被消除，不再可能回来。但是另一个统治阶级，即官僚阶级，已经从十月革命消退的浪潮中重新浮现了。
由于官僚篡夺了国家，他们也因而占有了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尽管这些已经公有化，并不完全属于这个新的统治阶级。不言而喻，尽管这个新阶级很小心地不去宣布这种占有，但经济杠杆的实际控制就在它手里，并且由GPU（国家政治保卫局）和被清洗过的军队保护着。每个企业都有着GPU的保卫，但在大企业里甚至有着专职保卫的士兵，他们手上的枪装着刺刀。他们检查每一个入内的人包括记者，并且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们，哪怕是工会领袖瓦尔特·西特林这样的大人物。
现在与其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不如说它是官僚主义的。因此比起逐步成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它反而在压迫之下鼓胀起来，有一千五百万寄生虫吸附在苏联的枝干上，吮吸着树汁。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则是和财产的被转移一致。通过调控工资和国营商店的物价，官僚阶级剥削着他们，决定着无产者的生活水平。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把无产阶级群体都买断了，工人们不再有去不同企业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正是官僚垄断完善了这个这个剥削体系，使得俄国无产阶级跌入了更深的火坑。
从社会层面来说，这种新的社会形式解决了使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取得任何进步的难以维持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早就是集体形式，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商品的生产中。但是商品，由于私有制则归个人所有，通过公有化以及通过将财产置于外表友好和谐的阶级管理之下。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矛盾就消解了，并被一个新体系替代。起初，这一系统对公民的剥削程度是与资本主义系统的一度的程度是相近的，随着这一系统的扩张以及自我完善，它的产出将会增加，统治阶级分给被剥削者的蛋糕也会成比例增大，在一个正常的国际环境中——哪怕是被官僚阶级所控制，鉴于今日过往庞大的军费开支正逐渐减少，并可能最终消失，建立在集体制之下的产出是明确会增长的，军备总是做得很好，国家就会完全倒向军国主义，这种巨大的劳动浪费会中和甚至否定生产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在财产集体化和按照预先确定的计划组织经济之后，是无可争议的。
这一种社会阶级是如寄生虫似的出现在人类历史演化之中，按照逻辑来说，权利本应从资产阶级手里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但无产阶级的政治不成熟阻止了这一切，事实上，社会控制权不仅不在资产阶级手里，也没有落到国产阶级手里，在大规模生产中资产家显得过剩，自然而然就被推到了一边。它的旧官员和推手与极权主义国家的工会官僚相勾结，继而产生了一个可预见的新生阶级有在不久的将来才能知道，这个正在世界各地涌现的新阶级是否能够首先抚平帝国主义留下的所有困难，然后通过采用新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方法来增加产出。还要注意使这个阶级是否能够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进而证明自己的“德行”。
政治症候和世界新生的官僚化相吻合，慕尼黑仅仅是官僚意识的初步凝聚，资产阶级和这一新生政体的代表们在将彼此推到悬崖边缘后，突然决定握手言和。他们当然是受到了对社会即将发生的演变的预感的刺激。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法国、英国和美国，意识到维持他们的世界霸权是没有用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它想生存，就不能继续保持在帝国主义的状态，而它们也确实正明显地朝着官僚主义的方向演变。
为了避免麻烦，老牌民主国家扮演出反法西斯的模样来，而无产阶级不得不在社会的秘密变革中保持沉默。与此同时，老牌民主国家则用反法西斯的政策来把工人们的随土中，正是这些人为了平息工人们的革命热情，以及卖出他们的重工业品的所作所为，西班牙成为了各国无产阶级不折不扣的屠宰场，在中国，工人们被要求在臭名昭著的蒋介石领导下进行抗日政策，此人手上沾满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鲜血，毫无疑问，工人们只能吞咽下苦果然后一无所知地孤身向前。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会逐渐丧失他们公民的身份，最终沦为官僚体制下的一个模块。这一体制会采用资产国有化等一系列以社会主义为名的策略，这个政权不会称呼自己为法西斯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但他们的基础仍然是一致的，即：财产集体化并在国家手中；由官僚机构充当统治阶级；存在集体生产和计划组织；对工人的剥削将从个人领域转移到阶级领域中。
这时，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就会声嘶力竭地呐喊了，与他告诉我们的俄国情况相反，无论是分配还是生产，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然后他将更进一步，对全世界的官僚主义进行革命宣传！
据他所说，官僚化的巩固是“一种历史可能性，而非确定事实”[1]。所以我们就必须等它已经变为事实之后再去给托洛茨基提供可供分析的材料！然后，已经在官僚政府的监护下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被要求采取行动；想象一下结果吧!
托洛茨基的研究或许是科学的，或许是百分百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不再有任何可能做事的时候，这就太晚了！他甚至可能说服官僚的领导人，作为回应，他们会称他为法西斯主义者，但我不在乎。
在俄国存在并且已经确定的事实，必须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这一事实也在德意两国肉眼可见的正在达成。这个事实的最初迹象到处发芽，甚至一些大的民主国家也存在这样的迹象。
确切地说托洛茨基手里还剩一张牌，但我们确信他没有打出他的想法。他伟大的身影在灰色的天空中慢慢衰落，而与此同时，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记忆也在逐渐消失在暮色的掩盖下。自杀前，乔夫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他只要保持列宁主义路线不动，就不用害怕被孤立。在我们看来，托洛茨基完全遵循了这个建议，但他肯定没有遵循列宁的方式。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普列汉诺夫选择孟什维克时，列宁多次恳求托洛茨基和他在一起。列宁的举措没有成功，但当1917年托洛茨基回到圣彼得堡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列宁就欢迎他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因为他明白，政治错误并不是背叛。而托洛茨基则与那些与他想法不同的人断绝了关系，在托派里按照他的体系培养年轻人。这位十月革命的丹东甚至从不怀疑他可能出错。他对自己太有把握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可以的，但在可疑的论战方法上建立推理就是真正的灾难了。这意味着他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要是这样，那就更应该去考虑对方的理由，并且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都会弄得更糟。
据我们看来，苏联属于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由一个新的阶级统治：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财产是集体化的，而且事实上归属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建立了一个更新，更优越的生产体系。剥削也从个人的领域转移到阶级的领域。
自1923年以来，苏联发生的政治斗争实际上都是形成中的管理局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至于起初这些斗争没有明确的目标，这一点并不重要。基洛夫死后，苏联喜闻乐见的对列宁老近卫军的屠杀，以及所有可能冒犯官僚机构的人的屠杀，只是新阶级为巩固其权力而展开的内战。这展示的并不是它的软弱，而是这个阶级的力量。
苏联早已放弃了一切革命倾向，拜倒在英法的资产阶级脚下。资本家们确信，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外在只是表象，只能用来欺骗傻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邀请接纳苏联进入日内瓦的庇护下。在他们国内，资本家则抗议共产国际的革命活动，但这只是为了欺骗无产者。重要的是事实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多年来苏联始终身处资产阶级的列车上。事实上，巴黎、伦敦和纽约方面都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国家。
将斯大林土地上存在着的真实政治和社会状况弃而不谈，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声，苏联仍然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国家。他们和那些追随拒绝第三国际政策的思想潮流的人，是仅有的在讨论中对苏联本质特征感兴趣的人，即使这兴趣只是间接的。我们之所以继续与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论战，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对苏联当下社会性质的明确判断。
[1]托洛茨基所说的小雇员们只不过是支配俄国二十余年，统治这个有1.8亿人口的世界第六大国的传声筒罢了。显然，这些雇员比例惊人，远远超出了他们主人的占比。这些主人需要一个“管家”，而在全国的层面上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阶级。为了强化这种统治，这个阶级延伸到各种领域，踩过堆积如山的尸骨来克服阻力。苏联的官僚主义政权为此首先牺牲掉了联共（布）和第三国际，随后献祭了红军本身。这样规模的工作并不能由“集团”、“雇员”或“办事员”完成，完成它的只能是一个阶级。 |
注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注释
↘上卷
↘下卷
上卷
我的生活道路（第51页）
第一次载于《少先队员》杂志1925年第2期和第3期。
克鲁普斯卡雅之父康士坦丁·伊戈纳季耶维奇·克鲁普斯基曾就读于武备学校，毕业后当了军官。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曾把她的父亲称作“典型的60年代人物”。有关康·伊·克鲁普斯基最新的传记材料，见于《历史档案》杂志1955年第5期。
克鲁普斯卡雅之母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在一所住宿学校（学院）毕业后，曾经在一些富人家里担任家庭教师。她亲自教克鲁普斯卡雅读书识字，甚至还给女儿编写带插图的诗歌课本（现存国立列宁格勒图书馆）。
我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忆录摘要）（第66页）
第一次载于《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22年，第5（56）期，3月号）。
①烈克柳，让·雅克·艾里吉（1830—1905），法国科学家，著有世界地理书籍多本，曾参加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政治信仰上是无政府主义者。
②沃多瓦卓夫（1864—1933），自由民粹主义派政论家，常为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主办的报刊撰稿。对十月革命持敌视态度。1926年逃亡国外。
③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824—1904），自由民粹主义派的思想家，实证论哲学家，主观学派的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他曾批判过马克思主义。
④《论劳动和奢侈》，列夫·托尔斯泰于1886〜1891年论文集的书名，即他的论文《我们该做什么？》的第39章。在90卷的《列夫·托尔斯泰全集》中，这一章编入时没有标题，因为这一标题不是托尔斯泰加的（参见《列夫·托尔斯泰全集》（九十卷集），第25卷，第392—405页）。
⑤《中介》出版社（1884—1925），列夫·托尔斯泰创办，其宗旨为出版最廉价的人民读物。继列夫·托尔斯泰之后，担任该社领导人的有捷尔特柯夫、比留柯夫，还有伊·伊·戈尔布诺夫一波沙朵夫。
⑥米尔托夫（拉甫罗夫）（1823—1900），民粹派思想家，主观学派社会学家，政论家，“土地和意志协会”会员，其后为民意党党员，第一国际成员，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书信往还。
在《历史信札》一书中（1869年出版），拉甫罗夫站在民粹派的立场上，从社会学主观学派的方法出发来探讨表述“批判地思考的人”的条件和任务这一问题，他认为这种人乃是社会进步的代表。
⑦H.B.谢尔古诺夫（1824—1891），革命民主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唯物论哲学家，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者，支持农民革命，反对“从小事入手”的自由民粹主义理论，著有《教育通信》和其他有关用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进行公民教育的书籍。
⑧谢·尼·尤沙柯夫（1849—1910），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和社会学家，自由民粹主义的思想家，曾批判过马克思主义。
⑨确切的书名为：H.И.吉别尔：《原始经济文化概论》（1883年）和瓦·巴·沃龙佐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1882年）。
⑩M.И.布鲁什涅夫（1864—1937），1888年至1892年间俄国最早的社会民主小组的组织者之一。1892年，小组解散后，曾被流放十年，以后脱离革命工作。
在斯摩棱斯克夜校工作的五年（第73页）
第一次用《在斯摩棱斯克的教学工作（回忆录片断）》为题发表在1929年第2期《教育通报》上（该刊系1922〜1929年由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出版的社会教育月刊）。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在本文中描述了她在彼得堡涅瓦关卡外斯摩棱斯克村成年男工第一星期日夜校的工作情况（该校每周授课二至三次，时间在晚上，星期日则在午后)。
①安·米·卡尔梅柯娃（1849—1926），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和马克思著作以及科普著作的出版家；与“劳动解放”组织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曾大力资助《火星报》；90年代在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任教；十月革命后在列宁格勒师范学院工作。
弗·雅·阿布拉莫夫(阿夫拉莫夫)(1845—？)，沃尔柯沃村一所学校的国民教师；90年代任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教员，后来成了成人教育方面杰出的活动家。
②陶瓷慈善会斯摩棱斯克村陶瓷厂附设的福利慈善机构。
③阿·亚·雅库波娃（1870—1913），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的教师；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为此曾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达四年之久)；后来，她同情“经济派分子”，与孟什维克打得火热。
④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0—64页。
⑤克鲁普斯卡雅在此处提及的斯摩棱斯克夜校的几位教师，其中很多人后来都从事了大量的党的工作、社会工作和教学工作。
普·弗·库捷尔里（1859—1944），民意党人，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俄国妇女运动积极的活动家；90年代任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教员；十月革命后从事过新闻工作和党史工作。
尼·列·米雪梁柯夫（1865—1942），职业革命家，民粹派分子，1901年成为布尔什维克；90年代任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教员；十月革命后任《真理报》编委，国家出版社社务会议主席，国家学术委员会委员，苏联大百科辞典副主编，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
恩·伊·鲁巴京娜（1865—1930），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教员，俄国杰出的教育家尼·亚·鲁巴京之妻；十月革命后在列宁格勒革命历史档案馆工作。
奥·阿·费拉托娃（1866—1948），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中学时代的女友，在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任俄语和文学教员；十月革命后曾在列宁格勒市工农速成中学和中小学任教。
安·伊·捷秋林娜（1866—1948），彼得堡斯摩梭斯克星期日夜校的教员，斯摩梭斯克国民阅览室图书管理员；1917年入党；十月革命后从事图书馆工作。
⑥《上帝见到真理，但不很快道破》，列夫·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1872年)。
⑦A.Г.巴兰诺夫（1844—1911），诺沃托尔日师范学校校长；著有国民学校教科书多本；其中有一部分从80年代直至十月革命曾印行数十版(如识字读本，阅读课本，地理教科书)。
⑧《斯姆林村纪事。俄国农民生活片断》，俄国民粹派作家П.В.査索基姆斯基（1843—1912）写的小说。
⑨Д.Л.莫尔朵夫采夫（1830—1905），俄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多本历史小说。
⑩《斯巴达克》17世纪罗马纪元历史故事，意大利作家、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拉法艾洛·若瓦里阿尔（1838—1915）所著。著者曾参加民族解放运动。
⑪艾尔克曼一沙特里安，法国作家艾弥尔·艾尔克曼（1822—1899）和亚历山大·沙特里安(1826—1890)所用的笔名。
⑫贝尔纳·艾德华(1850—1898)，美国作家，新闻记者，风靡一时的幻想小说《回首往事》(俄译本为：《在二〇〇〇年》)一书的作者。
⑬国民图书阅览室是90年代为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开设的，由社会和私人资助，但其业务活动受到沙皇政府的严格控制。
⑭彼·库·扎波罗茨(1873—1905)，社会民主党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村国民图书馆马克思主义小组负责人。
⑮这些教师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了党的积极活动家、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
尼·米·克利波维奇（1856—1920），90年代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教员，民意党人，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任《火星报》经理；在1905〜1907年的革命年代里，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尼·尼·雅柯夫列夫（1870—1966），苏联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90年代在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任教员，矿业学院教授（1899），俄国古生物学协会创始人之一（1916）和协会深孚众望的会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1)。
亚·里·卡坦斯卡雅（1872—1963），原为民粹派，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90年代在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任教员；十月革命后供职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
⑯Д.M.罗加切夫（1851—1884），俄国革命家，民粹派，曾在彼得堡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后来又到农民中进行这种宣传，1878年被判服苦役。
⑰伊·瓦·巴布石金(1873—1906)，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是列宁的学生和列宁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最亲密助手。
⑱A.H.斯特兰诺留布斯基（1839—1903），俄国数学教学法家，海洋学院教授；彼得堡别斯吐日内夫高等女子学堂的负责人之一。
⑲圣经基督教派系19世纪60年代〜90年代期间流行于欧洲许多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一种宗教派别；90年代与洗礼教派合并。
⑳俄国技术协会成立于1866年，其宗旨是促进技术和生产的发展，设有技术教育常务委员会，开办了一些学校来培养技术干部，并为成人和儿童举办了许多短训班和普通教育学校。
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的技术班于1889年开办。1894年获准开设一些非技术课程，如：地理，历史，文学。
㉑兹·巴·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卡雅(涅夫佐罗娃)(1869—1948)，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子；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地理教员；十月革命后供职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
㉒雅·普·科罗布卡，彼得堡亚历山大罗夫工厂工程师，马克思主义小组领导人；90年代曾在彼得堡一些中等学校担任数学课。
㉓《工人事业》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创刊号由列宁编审出版。1895年12月9日凌晨，创刊号被警察查获，未能问世。
㉔格·马·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基（1872—1959），共产党最老的活动家，列宁的朋友和战友，苏联杰出的电气科学家，科学院院士；曾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苏联国家计委领导人。
B.B.斯达尔科夫（1869—1925），曾参加彼得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1905〜1907年革命后脱党。
㉕克鲁普斯卡雅于1896年8月被捕，曾在狱中被关押7个月之久，随后一年受到特殊的监视，直至被判处三年流放为止。
妇女与儿童教育（《女工》一书捕录）（第95页）
《妇女与教育儿童》，娜·康·克鲁普斯卡雅1899年所著《女工》一书的第三章。该书最初由《火星报》于1901年在慕尼黑出版，未署作者姓名。
写一本有关俄国女工的书是列宁的主张。克鲁普斯卡雅回忆说：“还在流放时期，1899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与党组织的通信中，曾经谈到他想为秘密刊物撰写文章的一些题目，其中有一本书名就叫《妇女与工人事业》”（见列宁著《论妇女解放》一书克鲁普斯卡雅所写的序言，1934年版，第4页）。
①妇女在家庭中只不过是奴隶而已。这种从属地位使她深受影响。妇女毫无权利，备受欺压。——作者注
②参见列夫·托尔斯泰著《黑暗的势力》，芳信译，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123—124页。——译注
论自由学校问题（第101页）
此文最初发表于《自由教育》杂志1909～1910年第7期（1910年3月）。
①俄国和国外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自由学校问题的文章（时在20世纪初叶），内容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这些文章主要只触及到一些纯教育方面的问题（批判呆板的教学方法和教育上的专横作风等等），而未涉及社会教育问题、整个教育制度的民主化问题、教育制度的统一问题以及各级教育的普及性等问题，大多数文章都赞成所谓自由教育。
自由教育是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期在许多国家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教育流派。支持这个流派的人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当时教育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机械训练、呆读死记的表现，以及摧残儿童个性的作法。他们反对对儿童进行任何的强制，主张儿童有权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提倡儿童人人都要自由发展，不必加以约束。
拥护自由教育的人在捍卫必须使儿童和谐地发展这一思想的同时，都一致指出各种形式的儿童生产劳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指出必须使教育与学校周围的环境保持联系。他们同时还主张教学内容应随儿童兴趣和愿望的变化而变化，极不重视教学的系统性，认为没有必要去搞什么教学大纲、教科书、固定的课程表和一定的作息制度。因此，要求在选择教学方法和进行教育研究上让教师享有充分的自由。
②波尔·拉科姆（1848—1921），法国教育学家，著有《根据儿童心理进行的教育》一书。
是否应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第107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自由教育》杂志，1909～1910年，第10期（1910年6月）
①指1909年。
②《教育通报》，供家长和教师阅读的科普刊物。1890年〜1917年每月在莫斯科出版。
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第111页）
此文第一次载于《自由教育》杂志1911～1912年第3期。
1911年8月12日，克鲁普斯卡雅致书《自由教育》杂志编辑部，提出“最好把关于两种方法的那篇文章和《向母亲们进一言》发表在连续的两期上，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两文涉及的是同一主题。”（见《克鲁普斯卡雅敎育书简》第1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①肯尼希·舒尔茨（1872—1932），德国教育家，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1906年起任社会民主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著有《教育改革与社会民主》一书。
无产阶级的儿童（第117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1912年9月19日《真理报》，署名娜·康·。
家庭与学校（第119页）
此文写成日期不晚于1913年1月4日。
克鲁普斯卡雅1913年1月4日致书《自由教育》杂志主编伊·伊·戈尔布诺夫一波沙朵夫说：“现奉上《家庭与学校》一文。目前彼得堡正在召开有关家庭教育的代表大会，此文也许是适时的。”（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书简》第2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全俄家庭教育代表大会于1912年12月31日～1913年1月6日在彼得堡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共1253人。在讨论学龄前儿童教育问题时，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趋向，就是把儿童的家庭教育理想化，并且把这种教育与社会教育对立起来，似乎社会教育对学龄前儿童是完全不适合的。
布尔什维克主办的《真理报》于1913年1月4日在《自由主义的软弱无力》一文中指出，“软弱无力和畏缩不前表现在这次大会的全部工作、全部讨论和决议上”。
此文第一次载于《自由教育》杂志1913～1914年第1期（1913年9月）。
①弗里徳力赫·威廉·奥古斯特·福禄培尔（1782—1852），德国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信徒，曾创建独特的学前教育体系。
②德雷福斯案件系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法国德雷福斯（犹太人）的间谍案件，由法国反动军事当局于1894年一手炮制而成。此案引起了法国进步力量对反动当局进行的尖锐斗争（如：左拉、法朗士等人的反抗表现）。（可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87—588页。——译注）
③德兰士瓦战争指英国对南非各共和国发动的侵略战争（1899—1902），是帝国主义初期的一次战争。（可参阅程西筠、王璋辉著：《英国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译注）
④施泰恩肯尼希·弗里徳力赫·卡尔（1757—1831），徳国国务活动家，1807年至1808年期间任普鲁士总理，曾进行过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改革，是费希特制定的民族教育计划的支持者。
⑤洛齐·皮耶尔（1850—1923），法国资产阶级作家，著有《一个儿童的恋情》。
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迎接第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第128页）
此文第一次载于1911〜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教育》（1913年第11期，11月）。
①指自由经济协会所属彼得堡识字委员会（成立于1861年），该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倾向，其宗旨是在群众中开展识字运动。1865年，改隶于国民教育部，经彻底改组后，易名为圣彼得堡识字协会。
②第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于1913年12月22日〜1914年1月3日在彼得堡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六千多人，主要是小学教师。这次会议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有关这次会议的材料均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主办的报刊上（《教育》，1913年第11期；《无产阶级真理》报1913年12月〜1914年1月）。
③马尔丁·布兰泰（1727—1772），瑞士教育家和自然科学家，撰有多本物理和数学著作。他于1761年在加耳金斯坦创办了一所学校，企图实现“学校共和国”。
④贺拉斯·曼（1796—1859），美国民主主义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世纪30年代〜40年代，他为了改进美国的教育工作而领导了进步的社会教育运动。
⑤克魯普斯卡雅在他的一些论著（如《论学校自治》、《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等）中，肯定了美国学校的一些进步之处，但对欧洲和俄国许多学校的阶级一等级教育制度却持猛烈抨击态度。克鲁普斯卡雅曾把这种教育制度与美国资产阶级统一学校加以对比，认为这种学校比等级学校要进步得多。
后来，在1923年，克鲁普斯卡雅写道：“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倾向于把美国学校和美国教育理想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国学校控制在沙皇政府手中，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与美国学校加以对比（《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第3卷，第45页，1959年，莫斯科）。
她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例如，我们往往大肆赞扬美国学校，说美国学校极其民主，因为在美国学校苦力的儿子可以与总统的儿子同窗共寝。可是我们却忘了，美国的整个教育方针是适应总统的儿子的需要的，而不是适应苦力的儿子的需要的。人们往往未能透过民主的外衣而洞察其阶级实质”（见马列学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室档案）。
⑥弗尔·谢巴斯基扬（1858—1942）法国教育家，曾为贫民子弟和孤儿创办“蜂房”寄宿学校。
⑦有关该校的情况可参见《‘社会的未来’五年教育经验》（《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第1卷，第154—156页，1957年，莫斯科）。
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第135页）
此文第一次载于1913年第15号（12月24日）《无产阶级真理》报。
克鲁普斯卡雅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筹备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的工作。她先后在《无产阶级真理》报上发表了下列文章：《教育工作的组织》、《马克思论教育》（此文部分材料又用于《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无党性的学校》。她在这些文章中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在国民教育方面的反动政策，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克鲁普斯卡雅的这些文章，署名均用简称：娜·康·，直至60年代才为人们辨识出来（参见《教师报》1968年2月20日）。
①参见И.A.柯诺瓦洛夫著：《当代农民状况概述》，1913年，圣彼得堡。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第138页）
此文写于1913年。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63年第7期。
在《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一文的手稿上，标题系列宁亲笔所写。这个文件是克鲁普斯卡雅准备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上用作布尔什维克代表发言的草稿。但是，1913年6月，在讨论国民教育部1913年经费预算的报告时，布尔什维克代表宣读了列宁草拟的讲演稿（参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13页）。
①指内务部中央统计委员会。
②K.П.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俄国国务活动家，反动分子，专制主义的狂热信徒。1880〜1905年任元老院长。
③指杜马关于实行普及初等教育的法令草案，根据这一草案，宗教教区所属小学一律改隶国民教育部，但保留宗务院对小学的监督权。
④《新时代》是受沙皇政府资助的保皇派报纸。1868年至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
⑤M.O.孟什柯夫（1859-1918），反动政论家，黑帮分子报纸《新时代》的撰稿人。按照列宁形象的说法，此人乃是“……沙皇黑帮分子忠实的看门狗”。（《列宁全集》第20卷，第142页，俄文版）孟什柯夫在十月革命后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
⑥指立宪民主党。
⑦巴·尼·米留柯夫（1859—1943），立宪民主党头目，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在临时政府第一任成员中担任外交部长，是策划外国武装侵犯苏维埃俄国的组织者之一。
⑧右派政党是大工商资产阶级、地主和上层官僚集团的反革命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1907年该党解体，一部分党员成了十月党人，另一部分沦为黑帮分子。
⑨瓦·安·卡拉乌洛夫（1854—1910），立宪民主党人，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
⑩国家委员会系一立法机构。该委员会由官僚集团的高级官吏、军人、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组成。国家委员会经常阻挠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令的执行，1917年10月6日被撤销。
⑪弗·费·巴甫连科夫（1839—1900），进步的教育家，出版家。根据他的遗嘱所捐献的款项，修建了两千所免费国民图书馆。
⑫1912年12月9日，彼得堡私立维特曼实科中学逮捕了32名学生，借口是未经行政当局许可擅自召开大会。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第146页)
此文写于1915年，由《生活与知识》出版社1917年在彼得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此书是克鲁普斯卡雅教育著作中第一部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教育和教学的学说的论著。本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思想形成的过程和发展的历史。
克鲁普斯卡雅在撰写此书时，研究了大量原始资料和各种文献，阅读了历史上许多最有名的教育家的著作和各国与她同时代的教育家的著作。
本集编入了她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写的第一版、第三版和第四版序言。
①约翰·贝勒斯（1654—1725），英国经济学家，曾起草一个由富人资助的组织劳动公社(友谊性)的方案，著有《关于建立劳动学院的建议》一书，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
②指沙俄教育部(译者注)。克鲁普斯卡雅系借用列宁的说法(参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7页)。
③Д.И.伊洛瓦依斯基（1832-1920），历史学家，贵族君主派的政论作家，官方历史教科书(在沙俄中小学普遍采用)的编著者。
④参见附录(第198页)。
⑤谢·尼·尤沙柯夫（1849—1910），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和社会学家，自由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
⑥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402—431页。
⑦阿·叶·巴达也夫（1883—1951），苏维埃和党的活动家；1912〜1914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
⑧指列宁所写《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一文(参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4—134页)。
⑨《列宁全集》第19卷，第134页。“不是卡索的”系指国民教育部长卡索在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推行的反动政策（1910—1914）。
⑩《致拟出版〈教育辞典〉的出版商书》一文（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1卷，第240页)。
⑪艾曼路易·费林别尔格（1771—1844），瑞士教育家，大土地所有者，经济自立的学校制度的创始人。
⑫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工厂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的最初一批机构的组织者。
⑬让·安东·孔多塞（1743—1794），法国教育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巴黎科学院成员，吉伦特党员，立法会议国民教育委员会成员。
⑭热伯特·洛姆（1750—1795），立法会议和1792〜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代表，起草了许多有关国民教育的法令草案。
⑮让·加任费拉特茨（1755—1827），化学家，国民公会成员。
⑯泛爱派是一种教育流派，他们想在18世纪德国的条件下实现卢梭的教育思想。泛爱派成立了一种教育机构——泛爱学校，这是一种独特的寄宿学校，目的是为了满足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这个流派的领导人物有：巴兹朵夫（1724—1790）——德萨泛爱学校的创办人；卡门别（1746—1818）——巴兹朵夫泛爱学校的同事；扎里茨曼(1744—1811）——施涅普费达尔泛爱学校的奠基人，古特斯姆特(古特斯·姆特斯)、约翰·克里斯朵夫·弗里德里希(1759—1839）——扎里茨曼泛爱学校的教师。
⑰让·波尔·里赫杰尔(1763—1825），德国作家，反封建的讽刺文学和教育著作《列瓦那，教育学说》(1807年)的作者。
⑱参见《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⑲约翰·雅科布·波得米尔(1698-1783），瑞士社会活动家，裴斯泰洛齐的教师。他的收信人祖里茨尔(1720—1790），德国神甫，撰有许多教育著作。
⑳约翰·卡斯巴尔·布龙奇里(1743—1767），裴斯泰洛齐“古代瑞士人协会”(18世纪60年代瑞士爱国组织)的志同道合者。
㉑指裴斯泰洛齐所写《怀念人类的挚友》一文(载1782年8月8日第32号《瑞士之叶》)，是为悼念裴斯泰洛齐的朋友与保护者伊沙克·伊捷林而写(参见《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1卷)。
㉒《论农民》一文未译成俄文。
㉓指《致贵族卡尔·庆陈道尔夫伯爵关于职业教育与国民学校的联系的备忘录》(参见《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2卷)。
㉔裴斯泰洛齐在《怀念人类的挚友》一文中谈到了自己的错误。
㉕兰喀斯特学校又称贝尔一兰喀斯特学校，是指实行在教师指导下儿童互教互学这种制度的学校。拟定这个制度的是苏格兰人安德纽·贝尔(1753—1832）；伦敦的一位教师约瑟夫·兰喀斯特(1778—1838）把这一制度用于英国。
㉖主教协会系一宗教团体。
27奥托·龚茨凯尔(1841—1909），瑞士教育史家，著有《裴斯泰洛齐和费林别尔格》一书。
㉘约翰·雅科布·威尔里(1790—1855），费林别尔格在霍夫维尔办的学校的教师。
㉙参见《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一文注③。
30参见阿布拉莫夫著《裴斯泰洛齐传》，1893年圣彼得堡版。
311816年，罗伯特·欧文在纽兰纳克创办了一个“性格形成学园”,其中包含托儿所(1〜3岁的儿童)、幼儿园(4〜6岁儿童)，还有小学(6〜16岁儿童)。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
33佛兰西斯·普兰斯(1771—1854），英国政治活动家，为扩大手工业者选举权而斗争的激进主义者。
34指罗伯特·欧文所著《论人的性格的培养》(1813—1814)。1865年首次译成俄文。
351789年6月17日，法国“第三”等级(农民和市民)的代表与贵族和僧侣(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代表一起参加了国王召开的三级会议，他们自称为制宪会议，而在1789年7月9日(在巴士底监狱陷落之后几天)改称创宪会议。
36萨尔·莫里斯·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在五执政内阁、拿破仑一世以及后来在第二帝国时期起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37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立法会议，1791年具有创宪会议的地位。
38国民公会是法国的代表大会，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高立法机关，存在于1792年9月20日至1795年10月26日。1792年9月22日，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
39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雅各宾专制时期革命政府的首领。
40雷佩尔提(1760—1793），法国国民公会议员。
41让·若列士(1859—1914），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法国社会主义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1920年起为法共机关报)的创始人和主编。
42路易·安东·圣一优斯特(1767—1794），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的领导人之一。
43布基埃(1739-1810），法国国民教育委员会委员，1793年提交国民公会讨论的改革国民教育方案的起草人。
44有关比松辞典的问题可参见本书《〈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素材摘要》。
45约瑟夫·拉卡纳尔(1762—1845），法国国民公会成员，在国民教育委员会中起了领导作用。
46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巴黎科学院成员。
47塔列兰关于国民教育的报告是在1791年9月制宪会议最后几次会上讲的，未经讨论即转交给了立法会议。组织国民教育的方案包含了当时的某些进步思想，但从整体上看依然是温和稳健的。
48纳·威·西尼耳(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40页。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出处：西尼耳《社会科学会议》第55—58页。
50同上书第539页。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岀处：《童工调査委员会。第5号报吿》第XXV页第169号。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39页。
52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出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8、119页。
53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出处：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第66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
55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岀处：《童工调査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V页第162号和《第2号报告》第XXXVIII页第XXV、XXVI页第191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6页。
57《哥达纲领》第3条是这样表述的：“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35页。
59同上，第4卷，第490页。
60同上，第486页。
61同上，第485页。
62同上，第23卷，第533页。
63同上，第534—535页。
64同上，第535页。
65马克思为出席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的代表拟定了一个指示。他提出的九点指示中，有六点成了大会的决议，其中包括“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6—218页）。
66克鲁普斯卡雅译出了这一决议（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文集》四卷集，第1卷，1930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版）。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中，这段原文译为：
“我们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工作的趋势是进步的、健康的、合乎规律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趋势是不正常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九岁起都应该成为生产工作者，正如一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应该服从一般的自然规律一样，这就是：为了要吃饭，就应当劳动，不仅用脑来劳动，而且用手来劳动。
<……>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不把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父母和企业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解决儿童和少年参加劳动的问题的。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种东西：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在体育学校和军事操练所传授的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它使儿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使用一切最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技能。
智育和体育以及技术教育的逐渐复杂的程度，应该同儿童和少年工人按年龄的划分相适应。技术学校的一部分开支，应当以出售他们的产品所得的钱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能够使工人阶级大大超过中、上层阶级的水平。”
67参见《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一文。
68科恩基，法国20世纪初叶的教育家。
69波耳·拉法格（1842-1911），第一和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
70奥托·卡敏尔（1865—1951），德国工程师，著作多系关于技术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书。
71巴·尼·米留柯夫：《武装的世界和军备限制》，1911年圣彼得堡版。
72高级手艺学校是一种进行劳动教育的中等学校。
73原文为英文Cooperativeschoolsystem.
74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他的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表现为工具主义的形式）。杜威主张“通过动手”进行教育，也就是说，让一切知识来自儿童的实际独立活动和个人经验。杜威主张依靠教育和学校达到“阶级利益和谐一致”的思想。
75巴乌里辛·弗里德里希（1846—1908），德国教育家、新康徳派哲学家，有许多美学、教育学、国民教育史的著作。
76参见《向母亲们进一言》一文注①（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1卷）。
77狄库林·艾德孟（1852—1907），法国教育家、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法国“新式学校”的创办人。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素材摘要（第233页）
克鲁普斯卡雅的创作素材，共有26本笔记，现均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文的素材饶有兴味。她在这些素材中可以不必顾虑沙皇的检査制度。关于如何回避检査的情况，她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三版序言中已谈及。
①皮耶尔·克洛德·弗兰芬·杜鲁（1761-1840），国民公会成员，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拥护孔多塞。
②山岳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世纪末叶）对国民公会革命民主团体的称呼。
③Germinal（芽月）系法兰西共和历第七月，这一共和历系国民公会通过，从1793年10月5日使用至1806年1月1日。
④Bpromep（雾月）系法兰西共和历第二月。
⑤参见本书《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一文注④。
⑥罗宾·波耳（1837—1912）法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参加第一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致力于全面教育问题的研究。他曾于1880年在布烈沃（巴黎近郊）开办一所孤儿院，以实现自己的主张。
⑦《蜂房》是报纸名称。
⑧胡斯·扬（1371—1415），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思想家，捷克改革运动的理想家。
⑨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第一次全欧两大强国之间的战争。起初具有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性质，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一性质日益消失。这次战争以签订维斯特伐利和约告终，但这一和约并未使战前欧洲的政治组织发生多少变化。
列宁致阿·马·高尔基（第248页）
写于1916年2月8日之前，寄往彼得格勒，第一次刊印在1925年出版的《列宁文集》第三卷。现载《列宁全集》第49卷第182—183页。
克書普斯卡雅致阿·马·高尔基（第249页）
写于1915年12月14日和1916年2月8日之间，由伯尔尼寄往彼得格勒。第一次载于1961年6月17日第72号《教师报》上（见门得列维奇所写《高尔基和克鲁普斯卡雅》一文）。
①指克鲁普斯卡雅所著《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
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第253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月刊（1918年，第1〜2期，彼得格勒）。
①显然，克鲁普斯卡雅是指自由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的一些社会教育团体，如识字委员会和识字协会（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活动。俄国技术协会等团体坚持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的问题。在两次革命之间的这段时期，沙皇政府已不能回避这一问题，于是就向国家杜马提出了实行普及初等教育的法令。但是这一法令也未获执行。
②玛丽亚·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医生和教育家，她拟定了一个发展学龄前儿童和低年级学龄儿童感觉器官和协调动作的体系。她在很多方面赞同“自由教育”的思想。
③劳动教育法就是利用学生的劳动活动来向他们传授知识，发展技能和熟练技巧；使学生的认识活动积极起来，为此就要发动儿童运用其感觉器官。
一篇很有童思的文章（第263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刊《国民教育》（1918年，第1—2期，彼得格勒）。
①巴·布朗斯基所撰《教育原理雏议》一文编入《巴·彼·布朗斯基教育文选》，第145—159页，1961年，莫斯科。
论废除童工问题（第268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18年2月20日，第30号）。
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要求“禁止工厂主雇用（未满16岁的）学龄儿童参加劳动并把少年儿童（16—18岁）的劳动时间限制为6小时”。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曾根据1917年11月11日（3月29日）《关于8小时工作制》的法令，废除了童工制。该法令第9款写道：“……1）不准雇用未满14岁的幼童参加劳动，2）未满18岁的童工一昼夜的劳动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见《临时工农政府报》，1917年10月30日，第2号）。
1919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党纲指出：“……由战争所引起的严重破坏和世界帝国主义的进攻，迫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下述退一步的办法……允许14岁至16岁的少年参加劳动，限定工作日为4小时……”（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卷，第58页，第8版，1970年，莫斯科）。
②《哥达纲领》第3条是这样表述的：“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页）。
③同上。
④同上，第1卷，第273页。
⑤显然，克鲁普斯卡雅是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6节）和第13章（第3节和第9节）。马克思在揭露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全部残酷性时，提出不必禁止童工，而是要使这种劳动在适合少年儿童年龄特点的条件下进行。马克思写道：“……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0页）。
⑥给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代表的指示是马克思写的。他提出的九点指示中，有六点成了大会的决议，其中包括“（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6—218页）。
⑦法令草案于1917年11月30日抄送劳动人民委员部，草案规定在安排少年儿童劳动时应使他们有学习的机会，并让他们逐步熟悉各种生产。
职业教育的任务（第272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每周附刊《国民教育》（1918年第2期，6月2日）。
①工人大学系一种人民大学，是在工人组织的倡议下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兴办的。
俄国的人民大学出现于20世纪初叶，正值第一次俄国革命风起云涌之际。1917年10月之后，人民大学的网点有所扩大，成了整个教育机构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随着工人大学的发展，人民大学相继停办。
教师联合会和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第276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每周附刊《国民教育》（1918年第2期，6月2日）。
全俄教师联合会（全教联）是教师工会，成立于1905年4月，起初（1908年以前）叫做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在反动年代，该会停止了活动（1908年）。1917年2月革命后重新恢复，改称全俄教师联合会。在该会起领导作用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全教联的领导人对十月革命持敌视态度。共产党员教师和一些同情苏维埃政权的教师退出了全教联，建立了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2月23日下令解散了全教联这个反苏组织。1919年成立了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工会，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遂与其合并。
本文写于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时。这次会议是1918年6月2日至6日举行的。6月5日，列宁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社瓮主义教育的理想（1918年9月20日在无产阶级文教团体代表会议上的演说）（第279页）
第一次载于《第一次全俄无产阶级文教团体代表会议记录汇编》（第56—61页，1918年，莫斯科）。
①格奥尔格·凯兴斯泰纳（1854—1932），德国教育家，资产阶级公民教育和劳动教育的理论家，主张进行宗教教育，强调学生必须绝对顺从听话，认为普通教育的内容只限于对青年工人进行职业训练。
②参见《列夫·托尔斯泰教育文集》第243页，1953年，莫斯科。
③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德国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之一的创始人。他在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时，站在反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立场上，主张工人与资产阶级国家和平共处，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批判了拉萨尔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25页）。
④法国教师的工团主义运动发端于20世纪初叶，主张各个教师组织与工人的工会运动团结合作并建立密切的联系，因而受到政府的镇压。
⑤若尔日·本扎曼·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活动家，反动分子。1906—1909年和1917—1920年期间任总理，是武装干涉苏联的策划人之一。
⑥罗惹·库吉列（1881—1973），法国教育家，“新教育”的代表人之一。他创造了学生分组教学法（每组2〜5人，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各种课程）。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全俄第一次学校教育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第287页）
1920年8月16〜2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第一次学校教育科、省国民教育处代表大会，克鲁普斯卡雅在大会上的发言载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的周刊《国民教育》（1920年，第71—73期，11月1日）。
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进一言（第290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共产主义教育》杂志（1920年，第1期，11—12月号）。
①指1920年9月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必须成立统一的国家机构来领导全国政治教育工作。
②所引决议系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
③参见《无产阶级文化》杂志，1920年，第17—19，83—84页。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第293页）
这里发表的材料是克鲁普斯卡雅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提纲之一，她准备在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上做这个报告。这次党的会议于1920年12月31日至1921年1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的宗旨是为迎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准备有关组织全国教育工作的材料，并根据苏维埃政权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新任务，讨论有关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机构问题。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提纲（第295页）
第一次编入里亚波所著《苏维埃教育制度中的职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问题》一书（1929年，哈尔科夫）。
这里发表的材料是克魯普斯卡雅在党的第一次国民教育会议（1920年12月31日至1921年1月4日）上的报吿提纲之一。由于克鲁普斯卡雅患病，她所撰写的这一报告提纲由卢那察尔斯基代读。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是“社会教育的基础”，而有人却主张实行“单一技术”教育。克鲁普斯卡雅在提纲中主张实行综合技术教育。而格·费·格林柯和奥·尤·施米特则主张早期实施狭隘的专业教育。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会议结束以后。
列宁对克鲁普斯卡雅的提纲写了评述。
①显系“教师”之误。
共产主义教育问题（第298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女共产党员》杂志（1921年，第8—9期，1〜2月号）。
①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第一项法令是1917年10月29日发布的教育人民委员告俄国公民书。其中谈到有关“成立对全体公民统一的、绝对非宗教性的多级学校”的问题（见《苏联国民敎育》。1917〜1913年期间文件汇编，第8页，1974年，莫斯科）
由于实行统一的教育制度，全体儿童不论其家长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如何，都能获得同样的普通教育知识、劳动技能和熟练技巧。实行这一制度的前提是教育和教学的目的一致，基本的教育原则一致，各级学校相衔接。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行这一原则。
②显然，克鲁普斯卡雅指的是二月革命后在立宪会议选举时的选举权；当时公民权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并未消除.
③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党纲写道：“……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以衣、食、鞋袜及教材”（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卷，第48页，第8版，1970年，莫斯科）。
1918年至1921年期间，通过了一系列关于供给儿童伙食，特别是免费供给儿童伙食的法令。但是，1921年夏天克鲁普斯卡雅写道，“然而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经济的普遍凋蔽，我们至今未能实现普及教育，未能建立统一的学校，未能由国家负担学生的费用”。实际做到的只是大大扩充了收容孤儿的儿童之家，以及对部分家庭经济最困难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学生进行物质上的帮助。
④统一劳动学校这一名称见于苏维埃政府关于普通教育学校的第一个法令——俄罗斯联邦统一劳动学校章程。该章程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于1918年10月16日公布。章程把学校分为各种初等和中等学校（古典中学，实科中学，商业学校，等等），除高等学校外，凡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学校均授予新的校名。统一劳动学校学习期限为九年，分为两级，均为免费并实行男女合校，坚持非宗教性质。明文规定“生产劳动乃学校生活之基础……”（第12条）和“劳动学校的教学在一级和二级阶段均具有普通教育的综合技术教育性质”（第13条）。
章程还规定了学校工作的制度和学校自治的基本原则。在公布这一章程的同时，还下达了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通告《统一劳动学校的基本原则》。这两个文件均见《苏联国民教育》（第133—145页，莫斯科）。
论妇女职业教育问题（第304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1年2月27日）。
论学校建设（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提纲）（第306页）
第一次刊印（据俄罗斯联邦国立中央档案馆档案）。
①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系根据1921年2月11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批准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章程于1921年6月成立的。克鲁普斯卡雅于6月28日召开的科教部会议上根据这一提纲作了报吿，而提纲则于1921年7月4日通过。这一提纲成了国家学术委员会对各科学研究所下达指示的根据。
②学校合作社建立于20年代，其任务是负责供应学生在校的早餐和教学用品。克鲁普斯卡雅在《论学校合作社》一文和她所作的报告《二级学校的社会政治教育》（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3卷，第149—153，166—168，178—179页，1959年，莫斯科）中均曾指出：学校合作社应发展为生产性质的合作社，而非商业性质的合作社。她认为，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的这一生产合作社能够成为用集体主义精神进行劳动教育的一种手段。由于学校的物质基础薄弱，学校合作社后来未能得到推广。
③Text-book——教科书，指南。
在俄国共靑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309页）
第一次载于俄国共育团第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吿汇编（1925年，莫斯科）。
①俄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1921年9月21〜28日在莫斯科召开。
②克鲁普斯卡雅指的是1921年9月22〜2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局代表大会。
③俄罗斯电讯社。
④工厂学校，即工厂艺徒学校。根据共青团的倡议，1919〜1920年创办了此种学校。从1921年起，工厂学校发展成为群众性地培养专业技术工人的一种形式。最初，工厂学校招收具有小学程度的少年工人，学习期限三至四年，教学计划包含七年制中学的普通教育、社会政治教育、一般技术和职业训练以及生产教育。后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迫切需要干部，学习期限缩短为一年半至两年，压缩了普通教育课程，扩大招收七年制中学的毕业生入学。工厂学校是各个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首先要满足企业对干部的需要。为了满足那些不能自办工厂学校的企业对干部的迫切需要，1940年建立了劳动后备学校体系，同时对大多数工厂学校进行了改组。到了60年代，劳动后备学校改为城乡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期限不一。进入70年代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有了很大发展，学习期限三至四年。
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问题（第312页）
此文第一次载于《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22年，第8—9期）。
①《工人思想》是“经济派”的机关报，1897年10月出版，1902年12月停办。列宁在许多文章及《怎么办?》一书中，都对《工人思想》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②苏维埃党校分为一级和二级两种，是1920〜1934年为培养基层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作人员而开办的。学习期限一至二年。
一级学校的任务（第318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2年，第1期，7月号）。
《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2—1933）是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机关刊。该刊的宗旨是团结一切赞成统一劳动学校这种主张的教育家，让他们去探索建立新的、苏维埃学校的途径。1930〜1933年，该刊为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的机关刊。该刊从第2期起由克鲁普斯卡雅任主编。
该刊第1期在发表克鲁普斯卡雅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布朗斯基写的《小学的教育任务》，戈尔东写的《新式学校，原则、结构和方法》以及沙茨基写的《是学校为了儿童还是儿童为了学校》（第2期续完）。这几篇文章加有如下编者按语：“这几篇文章虽然实质上谈的是同一问题，但每个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却各不相同。编辑部认为，同时刊登这几篇文章可以充分阐述所涉及的问题。”
克鲁普斯卡雅在文中论述了苏维埃初等学校的教学和教育工作，以及这一工作与生活、与研究群众的劳动活动、与组织儿童参加集体的公益劳动的密切关系。她还提出，自治是学校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布朗斯基的文章着重讲了小学劳动教育的内容和组织，小学与群众的联系以及培养儿童积极参予周围生活的志趣。
沙茨基的文章特别强调环境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问题。
戈尔东反对小学实行课程教学制，主张改为按综合法讲授具体的生活材料。在采用这种方法时，各个课程的材料都集中为一个共同的主题，即综合体。
谈教学大纲问题（第327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2年，第2期，9月号）。
①1918年9月通过的《统一劳动学校章程》和《统一劳动学校的基本原则〉只规定了苏维埃学校教学和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但是，在1918〜1920年，全国性的大纲尚未制定。1921年成立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成了制定普通教育学校新教学大纲的中心。该部制定的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教学大纲一直用到1931年。
新教学大纲的总的构思，克鲁普斯卡雅已在科教部1921年7月4日通过的有关学校建设的提纲（见本书第255页）中谈到了。
制定一级学校教学大纲的主要工作是由布朗斯基和沙茨基负责的。
制定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即5〜7年级）和第二圆周阶段（即8〜9年级）教学大纲的工作是由M.M.皮斯特拉克主持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的。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教学法工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莫斯科市列别辛斯基实验示范公社学校的教师。
到1922年末，已制定的有：一级统一劳动学校大纲、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的教学大纲的草案。1923年3月5日，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通过了上述三种大绢的革案，决定在此基础上使大纲进一步完善详尽。
1923年7月15日，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同意了一级学校一年级和二年级教学大纲，以及二级学校一年级教学大纲，并将这些大纲印发下达供各实验示范学校讨论和试行。
大纲把全部教材分为三个部分：（1）自然界、自然资源和自然力；（2）人对自然资源和自然力的利用；（3）社会生活。这三部分的材料统一在总的综合性题目之中。大纲分为两种：城市一级学校用和农村一级学校用；两种大纲均应保证统一的知识量。
1924年，出版了一级学校全部四个年级的教学大纲，其中着重指出了社会学科、劳动知识、自然学科、数学和本族语的总的知识量。
预计在三年内（从1924〜1925学年到1926〜1927学年）使所有一级学校全部逐渐过渡到按新教学大纲进行教学。
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即5、6、7年级）的教学大纲汇编于1925年出版，包括下列课程的教学大纲：社会、自然、物理、化学、数学、本族语、文学、地理和外语。同时，每门课程的教材安排体系要服从总的综合性题目。过渡到使用5、6、7年级的新的教学大纲，规定在三年期限内，即从1926一1927学年到1928—1929学年。
上述大纲见于下列两书：《一级统一劳动学校新教学大纲》，莫斯科，1924年,《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5、6、7年级）教学大纲》，莫斯科，1925年。
1927年，根据各校执行新大纲的经验，修订出版了一级和二级学校教学大纲（参见：《统一劳动学校教学大纲和教学法说明书》，第1〜4册，莫斯科，1927年）。这次出版的大纲第一次纳入了1〜7年级劳动教学的材料。
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8、9年级）普通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于1927年出版（第5、6册）。
这两次新编的教学大纲（1924、1925年和1927年）在教育界统称为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
这些大纲促使教师注意加强学校与生活、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以及共产党政策的联系。这些大纲也引导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劳动。这是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的优点的一方面，也是它与旧时学校的教学大纲和1919〜1921年大纲参考材料原则上不相同的地方。
但是根据统一的综合题目来制定大纲的做法证明是不妥当的。综合性地安排教材往往导致各门课程之间的联系十分牵强，破坏了知识的系统性。因此，1931年就改变了综合性的结构。从此以后，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大纲均按课程体系制定。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不止一次地指出综合性有变为偶像的危险，极力反对教学大纲之间的主观臆想的、牵强附会的联系。她在《谈教学大纲问题》一文中说，综合性只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内容，只有在低年级适用，以后还是得按课程分（参见本书第256页）。
执行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的时期，是从原则上改革和更新学校教育内容的重要阶段，经过这一阶段之后，到30年代初期，苏维埃学校已能保证学生具有相当广阔的社会政治视野和总的发展水平，而这是革命前的和资产阶级的学校所不可与之比拟的。
但是，中小学校有一个根本的缺点未能克服，就是它为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输送的人才水平还不够高，科学基础知识还掌握得不够牢。废除综合性的大纲并不是否认各门课程之间的联系。1932年8月2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教学大纲和学校制度的决定中已指出了这种联系所存在的缺点及加强这种联系的必要性。
②指《七年制统一劳动学校教学大纲》一书（莫斯科，1921年）。
③分科制——为了实行专业化在中小学高年级分为许多科，但保持共同的基础教学内容。
无产阶級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336页）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2年10月8日）。
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系文学艺术领域里无产阶级独立的文化教育组织，成立于1917年9月，不受资产阶级国家的管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人在捍卫其独立性的幌子下，使这一组织走上了脱离无产阶级国家领导的道路。他们对文化遗产的意义估计不足，企图摆脱群众文教工作的任务，坚持通过实验的途径建立纯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理论。
列宁、联共（布）中央和克鲁普斯卡雅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一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立场。
20年代中期，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地方组织改由工会管辖，1932年由于文艺团体改组而解散。
②В.Ф.普列特涅夫（1886—1942），曾于1921〜1932年任“无产阶级文化”派中央委员会主席。
组织自学（第341页）
第一次以《读什么和学什么》丛书的一个分册的形式出版（1922年，莫斯科）。
1919年3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联共（布）党纲指出，学校及教育方面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国家全面协助工农自学及其自求深造（建立校外教育机关网；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文化宫，大学，短期训练班，讲演会，电影院，艺术工作室及其他等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卷，第49页，第8版，1970年，莫斯科）。
克鲁普斯卡雅主张，必须为自学者拟定教学大纲，编写教学法指导书，出版参考书、科普读物和自学杂志，推广各种形式的函授教育。克鲁普斯卡雅对自学问题写了很多文章，发表了很多演说。1922年成立了国家自学委员会，以后多次召开了全俄各种会议来讨论有关组织自学的问题。
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科技革命的形势下，不断更新社会全体成员的知识乃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任务。因此，1973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法律基础》中，有一条专门谈到自学问题：“12.为了促进公民的自学并提高其文化水平，特开办人民大学、讲习班、短训班、共产主义劳动学校及其他社会形式以普及政治和科学知识。国民教育各机关和机构均应协助组织公民的自学。”该文件的第19条指出，中等普通教育学校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他们（指学生——编者）不断完善自己知识的志向以及独立补充知识、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苏联国民教育》，第96页和97页，1974年，莫斯科）。
①泰罗·弗雷徳里克·温斯洛（1856—1915）,美国工程师，创立了工厂管理法，旨在尽量缩短劳动时间并合理地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泰罗制度是用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的。
②И.И.伊万纽科夫（1844—1912），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教授。他承认经济现象的历史正确性和进化情况，支持温和的民主改革。
③擒自普希金：《诗人》（《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下），査良铮译，第19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④威康·詹姆士（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撰有情感理论和“意识流”理论的著作多本。他在哲学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也是实用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⑤见威廉·詹姆士：《心理学》，第223页，第8版，1922年，彼得格勒。
⑥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杰潘诺夫）（1870—1928）,党和国家活动家，撰有经济学、历史学和无神论方面的著作多本，曾翻译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及其他著作。他是俄罗斯联邦首任财政人民委员，《消息报》主编（1925〜1928）,列宁研究所所长，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
⑦威廉·詹姆士：《心理学》第250—251页注。
⑧同上书，第251页注。
⑨A.A.波克罗夫斯基：《图书馆工作》（论人民图书馆的文化和社会工作），第6页，1919年，莫斯科）。
⑩孟德斯里·詹姆斯（1848—?），19世纪90年代兰开夏纺织工会的领导人。
⑪威廉·詹姆士：《心理学》，第101—102页。
与流浪儿现象作斗争（第365页）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3年3月7日）。根据克鲁普斯卡雅所著《少先队运动的道路》一书第2版，莫斯科1928年刊印。
①1910年，沙皇俄国共有250万流浪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流浪儿人数又急剧增加。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为消灭儿童流浪现象展开了斗争，拨出了经费，开办了许多儿童之家。但是，由于国内战争的影响，经济凋蔽，特别是由于1921年的旱灾，据克鲁普斯卡雅证实，流浪儿至1922年已达700万人。为了联合各个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来消灭流浪儿现象，根据捷尔尔斯基的提议，1921年2月成立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儿童委员会，负责建立儿童之家以收容流浪的少年儿童，安排他们从事劳动，并对他们进行职业训练。1924年7月24日成立的“列宁基金会”在拨款开办儿童之家这一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1917年，孤儿院收容的儿童只有3万人，而1923年，儿童之家收容的少年儿童已达80万人左右。
当时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儿童之家、收容所和公社的教育工作都搞得很好。
1924年，为了发动社会力量来反对流浪儿现象，成立了“儿童之友”协会。随着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流浪儿人数逐渐减少。到30年代中期，流浪儿现象已基本消灭。
②指保障未成年人的社会权利处。
浅论教师（第369页）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3年3月27日）。
弗·伊·列宁在他所写的《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和《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均发表于1921年2月）两文中，都提出要特别注意吸收具有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知识的教育家参加工作，并把他们安排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担任负责工作。同时指出，非党专家必须在党员监督下进行工作。教学内容，特别是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只能由共产党员来确定。列宁讲到要善于发现和使用专家，实现教育家与党员领导人的合作（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10—111页，第112—116页）。
教育人民委员部吸收了巴·彼·布朗斯基、H.H.约尔丹斯基、C.T.沙茨基、H.B.契诃夫等非党专家参加了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法的领导工作。
克鲁普斯卡雅此文捍卫了党在对待专家问题上的路线，反对在所谓与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的幌子下对专家一律持怀疑态度。约尔丹斯基、沙茨基和其他许多专家在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后，他们的全部活动充分表明他们无限忠于苏维埃新学校并且真诚拥护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思想。
①P.B.拉法伊尔（法尔布曼）于1921年至1923年任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局长。1927年，由于他积极参加“反对派联盟”的派别活动而被开除岀党。
②H.H.约尔丹斯基（1863—1941）,革命前系进步的国民教育活动家。1921〜1922年为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委员和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局长。晚后，在莫斯科高等师范院校任教授，撰有学校管理学方面的著作多本。
③C.T.沙茨基（1878—1934），俄国和苏维埃教育家。1905年在校外儿童工作方面开始其教育活动o1919年起任国民教育第一实验站站长；1921〜1933年任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委员；1929〜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委员，1932〜1934年任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教育实验室主任。1928年加入共产党。撰有大量教育著作，如关于学生社会公益工作法、关于儿童集体的组织问题、关于环境对儿童个性的影响等方面的著作。
改革教师培养工作（第371页）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3年7月11日）。
①指1923年3月召开的全俄第二次省社会教育科长代表大会。
②指国民教育处。
论道徳缺陷儿童问题（第375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3年，第9期，11月号）。
本文批判了1918年一1923年间在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中间流行的“道德缺陷”概念和理论。与“道德缺陷儿童”这一概念同时并用的术语还有“妨害社会利益的”儿童，“变态心理的人”，“不讲道德的人”。属于这一范畴的儿童主要是一些在道德感情的发展上有缺陷的人。道德缺陷这一概念是英国精神病学家布里査尔德在19世纪初叶提出的。在俄国，道德缺陷这一概念见于特罗辛的儿童心理学著作以及别里斯基等人的著作中。
克鲁普斯卡雅首先指出道德缺陷论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指出这种理论非人道的、露骨的资产阶级性质。与此同时，《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还于同期发表了巴·彼·布朗斯基写的《论所谓道德缺陷》一文，该文阐述了这一概念的起源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心理学的分析。
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在国民教育局长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第378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3年，第9期，11月号）。
1923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国民教育局长代表大会上，克鲁普斯卡雅作了报吿。她的报告提纲对有关各级教学和教育机关的整个制度作了说明，并且就这一制度如何在对国民教育进行了六年社会改造之后形成的过程作了描述。提纲阐明了这种改造的基本原则并指出了进一步发展苏维埃教育的前景。
1918年5月30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议通过的关于各级教学和教育机关一律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法令，是俄罗斯联邦国民教育制度的基础。稍后，又相继通过了有关国民教育制度的下列政府决议：
1919年2月20日：关于将孤儿院和其他儿童机构由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所辖改为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议；
1919年6月20日：关于扩大职业技术知识面的措施的决议；
1919年12月26日：关于扫除俄罗斯联邦居民中文盲的决议；
1920年1月29日：关于职业技术教育总局职权范围的决议；
1920年6月4日：关于高等技术学校的决议；
1920年7月29日：关于职业技术教学的决议，
1920年9月17日：关于工农速成中学的决议；
1921年9月2日：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的状况；
1922年12月27日：全俄第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报告的决定；
1923年8月20日：关于制定普及教育计划的决定；
1923年12月18日：统一劳动学校的章程；
1918年1月20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议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团体的法令和1918年2月18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非宗教学校的决定宣告了学校与教会脱离；
1918年5月31日：教育人民委员部通过了实行普及义务教育的决定；
1917年12月20日：教育人民委员部学前教育处的通吿，宣布要建立学前教育的国家制度，把学前教育作为整个国民教育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8年9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统一劳动学校条例。
①在20年代，长日制学校为数极少。
②暑期学校是指20年代暑期进行各种形式的教学和教育工作（保健活动，体育活动，参观旅行和乡土研究小组的活动，采集植物标本，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一种组织。
③参见《谈教学大纲问题》一文注①（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2卷，第112页）。
④参见本书《在俄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文注④。
⑤青年农民学校是农村不完全的中等普通教育学校。1923年10月，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关于建立青年农民学校的方案。1923年11月，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通过了这一方案。1924年5月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同年7月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同年10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决定都肯定了这种学校类型。青年农民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学校一直存在到1934年建立统一的初等和中等学校结构时为止（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1934年5月15日决定）
⑥设计教学法是20世纪初美国农业青年俱乐部在工作中采用的一种方法，它把各种课程的材料统一起来，使之服从于完成一定的劳动任务或实际工作的培养任务。它是使理论与实际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在知识的选择上完全从功利主义出发而对理论材料的作用估计不足。因此克鲁普斯卡雅反对把设计教学法变为一种万能的方法。
⑦市政劳动是指与城市经济各个领域有关的劳动。以这种劳动为基础的城市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法材料没有编出。
1925年起，与工业企业有联系的七年制学校在工人区有了广泛的发展，这种学校称为七年制工厂学校。从1934年起，七年制工厂学校改为不完全中学或完全中学。
⑧有关教师培训制度的问题详见本书《改革教师培养工作》一文（第320页）。
⑨科学教学法研究会是省国民教育局的工作机关。它由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的各种专业教师组成，其任务是编写教学大纲和教学法材料，这些材料要能反映本省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历史特点。它们还要编写教学法指导书，这些指导书要根据当地条件对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指导文件加以补充和发展。
⑩工农速成中学1919〜1920年附设于高等院校，目的在于培养未受过中等教育的工农青年尽快升入高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期限为三至四年。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有优先升入高等院校的权利。工农速成中学在培养新型苏维埃知识分子上起了重大作用。工农速成中学于1940年停办。
⑪参见本书《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问题》一文注②。
⑫共产主义大学系高级党校，学习期限三至四年，培养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干部。共产主义大学中包含培养国民教育机关领导干部的共产主义学院。
⑬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外，苏联其他各共和国均采用了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两个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不同，普通教育学校为七年制；下一阶段为三年制的职业学校，然后为二至三年的中等专业学校和三至四年的专科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专科学校被视为不同形式的高等学校。俄罗斯联邦的工厂艺徒学校是在四年制小学的基础上开设的。
培养列宁主义者（在俄国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387页）
第一次全文载于《俄国列宁共青团速记报告》一书（1924年，莫斯科）。
1924年1月24日，俄国共青团临时全会通过决议，俄国共青团以列宁命名。同时决定把苏联当时的斯巴达克小组和少年先锋队儿童共产主义小组更名为列宁少年先锋队员儿童共产主义小组。全会决定由俄国共青团全俄代表大会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审议。俄国列宁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7月12日至18日在莫斯科召开。在7月12日的开幕大会上，会议决定把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向全体团员、全体青年工人和农民发出了宣言。
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少年先锋队这个儿童共产主义团体和斯巴达克儿童团体易名为列宁少年先锋队这一儿童共产主义团体，并通过了告苏联全体少先队员、全体工农子弟书。大会讨论了共青团下一步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包括工农青年的劳动和教育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儿童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问题，红军和红海军中的工作问题等。克鲁普斯卡雅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培养列宁主义者》的演说。
①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14页。
②列宁在《政论家的短评》（1920年）一文中批评了法国和德国中派分子的两个决议，他们在这两个文件中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变成了偶像，正如第二国际的许多决议成了他们领袖的偶像一样。列宁说：“……对偶像应该祈祷，可以画十字，对偶像应该磕头，但是偶像丝毫不会改变实际生活和实际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23页）
③参见《列宁文集》中文版第5卷，第486页。
④《工人之路》是1917年7〜10月间《真理报》遭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査封时所用的名字之一。
⑤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299页。
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美国经济学家凯利所著《致美利坚合众共和国总统的政治经济书信》一书时写道：“历史的道路并非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这条道路完全通过荒野之地，有时尘土飞扬，有时泥泞不堪，有时经过沼泽，有时穿越密林。谁要害怕尘土满身，谁要害怕鞋子弄脏，谁就不可能投身社会活动”（参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5卷集，第7卷，第923页，1950年，莫斯科）。
⑦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5页。
论儿童之家问题（第392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4年，第7〜8期，7〜8月号）。
①克鲁普斯卡雅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曾在彼得堡巴甫洛夫学院学习。
学什么和怎么学（在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第397页）
第一次载于《共产主义教育》杂志（1924年，第5期，9〜10月号）。
克鲁普斯卡雅1924年9月20日在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靑团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在全会日程上所定的题目为《论青年团的列宁主义教育》。这篇报吿与她1924年7月12日在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有着有机的联系。这篇报告曾以不同的标题发表过：《培养列宁主义者》（1924年），《论列宁主义教育》（1925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1925年）。
①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13—52页。
②指1897年6月2日颁布的缩短工厂工作时间和安排节假日休息的新工厂法。工作时间缩短为一昼夜11.5小时，节假日规定为66天。列宁1897年夏天在流放地所写的《新工厂法》这本小册子对这一法令作了透辟的分析和批判（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228—271页）。
③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极右翼领袖，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家，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国家。
④卡尔·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初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最危险的机会主义——中派的思想家；敌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德国1918年11月革命，恶毒诽谤苏联。
⑤参见本书《我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文注⑥。
⑥指列宁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34，261页）。
⑦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86页。
⑧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在《英雄和群氓》一文（1882年）中把群众运动看作一种无意识的、模仿的运动，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种“超阶级的”力量，能够根除人民的不幸。“英雄”与“群氓”的理论（其创始人为П.Л.拉甫洛夫）是一种唯心主义理论，是社会学中主观派代表人物所特有的理论，具有反动的性质。
⑨指1917年11月4日（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列宁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时所说的如下一段话：“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发动群众参加学前教育工作（在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第406页）
讲话发表于1924年10月15日，第一次全文载于克書普斯卡雅著《学前工作》，1936年，莫斯科。
①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于1924年10月15日至21日在莫斯科召开。主要议题是农村的学前教育工作；会上还讨论了幼儿园新的工作内容的报告、研究儿童的方法的报吿和培养学前机关工作人员的报告。
学校和少先队运动（第408页）
第一次载于《辅导员》杂志（1924年，第6期，10月号）。
工厂艺徒学校的社会政治教育（在全俄工人教育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14页）
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25年，第1期，1月号）。
全俄工人教育代表大会1924年12月15日至21日在莫斯科召开。
①参见本书《在俄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文注④。
②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3—470页。
③同上书，第468页。
④根据1936年的苏联宪法，剥削阶级分子、过去的沙皇警察以及神职人士均无选举权。
苏维埃学校（在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20页）
第一次全文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25年，第2期，2月号）。
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1925年1月11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召开。岀席这次大会的有各县教师代表大会选举的1600名代表。
大会讨论了下列报告：教师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苏维埃建设的任务和教育在苏维埃建设中的作用：民族问题，与共青团的合作等等。克鲁普斯卡雅于1月11日向大会致贺词，1月14日发表了与流浪儿现象作斗争的演说，1月15日作了《苏维埃学校》的报告。
这次大会具有重大的社会政治意义。
①参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第417—418页，1924年，莫斯科。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
③1921年成立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成了制定普通教育学校新教学大纲的中心。该部制定的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教学大纲一直用到1931年。
④指安纳托里·华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
⑤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简称农互会）于1921年由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主持组成，遇有各种灾情和困难时给有困难的农民以救济。
全苏第一次教师代哀大会（第434页）
本文写于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同时发表于《人民教师》杂志（1925年，第2期，2月号）和《共产国际》杂志（共产国际执行局机关刊）（1925年，第2期，2月号）。《共产国际》杂志该期还发表了《大会告世界各国教师书》。本文据《人民教师》杂志（1925年，第2期）刊印。
①《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678页。
②全俄教师代表大会1917年4月7日至9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大会的代表多数是城市中学教师，其中许多人同情立宪民主党，主张只是对学校进行一点温和的改革。
③《列宁选集》第4卷，第676—680页。
④扫盲站：扫除文盲站。该站对成人文盲进行识字教学。由国民教育局、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举办。初期，扫盲站学习期限为三个月，后来改为识字学校，学习期限九个月。
⑤指1924年的农村苏维埃选举。
⑥吉敏剧院是一家私营剧院，1904年由吉敏创办于莫斯科。革命后收归莫斯科市苏维埃。
⑦参见本书《苏维埃学校》一文注③。
为建立文明的新国家而奋斗（在全苏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440页）
本文的摘要最初载于《真理报》（1925年5月20日）。这里发表的是1925年5月18日在大会的演说速记稿全文，曾编入《苏联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书，速记报告，1925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莫斯科—克里姆林。
①全苏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25年5月13—20日召开。
②参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75页。
③指列宁的下列文章：《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81—688页，689—692页，698—712页）。
④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96页,1959年，莫斯科。
少先队运动（在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第443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25年，第3期，3月号）。
克鲁普斯卡雅这一提纲是为迎接党的第二次国民教育会议而写的。这一会议原定1925年举行，后改定1929年举行，实际是在1930年4月26日至30日举行的。
①“前哨"是各校少先队员和学生的组织，分为若干中队。“前哨”建于1922年至1934年，当时少先队组织系按生产原则建成，少先队各中队均附设在各机关和企业。1935年以后，少先队组织才开始按学校的班级建制。
少先队运动的迫切任务（在全苏第二次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闭幕词）（第448页）
这次大会于1925年5月末在莫斯科召开。克鲁普斯卡雅的发言第一次载于《共青真理报》（1925年5月30日）。
①兰喀斯特学校是指贝尔—兰喀特斯的相互教学制度，是小学组织教学活动的一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时，高年级成绩优秀的学生（导生）在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为低年级学生上课。因其创始人是英国教师贝尔（1753—1832）和约·兰喀斯特（1776或1778—1838）而得名。这种识字方法由于花钱少、收效快而于19世纪初叶在许多国家（美国、法国、比利时）得到了推广。俄国学校从1819年开始采用这种方法，但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
②指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参见本书《苏维埃学校》一文注。
③指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
④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86页。
⑤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
⑥同上书，第5卷。
⑦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是为了纪念列宁逝世而于1924年吸收最有觉悟的工人大量参加到共产党队伍来的一次活动。在三个月内，吸收了24万先进工人和两万农民为候补党员。
⑧见列宁《论合作制》一文（《列宁选集》第4卷，第681—688页）。
⑨“候鸟”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组织。德国“新学校”的组织者之一——古斯特夫·维列金促进了这一组织的发展。他认为学校应该是一个自由的教育集体，师生应协同工作。
下卷 |
少先队运动的迫切任务（在全苏第二次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闭幕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少先队运动的迫切任务
（在全苏第二次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闭幕词）
我从旧学校讲起，从资产阶级学校讲起。资产阶级国民学校产生于资本主义普遍发展时期。在旧时自然经济的情况下，工人和农民不识字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当时生产很原始，很简单，范围有限，不需要你认识字，也不需要你有任何教育水平。但是，19世纪初叶欧洲资本主义普遍发展后，资产阶级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如何把工厂里的这许多工人稍加培养，好让他们更有效地被利用。于是我们就看到，资产阶级开始在考虑各种进行国民教育的方式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成立了大批学校来教育儿童，让他们初步学会识字。当时有一种所谓的兰喀斯特学校①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教员人数不足，于是就制定了在这种小学进行互助教学的计划。后来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对国民教育十分重视。目前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能上小学，在学校里不仅学识字，而且还授予一定的知识（当然，是一些起码的知识）。总之，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和工业的发展，甚至使资产阶级也面临着必须建立国民学校的问题，必须让全体儿童人人都识字，授予他们起码的知识，使他们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而资产阶级在这里就遇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它不能不教儿童识字；另一方面，让儿童识字和获得知识又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启发了他们的思想，而资本家又特别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工人，因为这种工人了解形势，懂得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深知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于是我们发现，资产阶级一边授予儿童一些有用的和必需的知识，一边又在搞乱他们的思想。资产阶级散布一种宗教观点，说资产阶级社会是上帝一手创造的并且是古已有之的。他们篡改历史事实，宣扬沙文主义；然后又培植一种残暴粗野的纪律，这种纪律不是内在的，完全是外部的，是靠棍棒实施的——资产阶级竭力通过上述种种手法来抵消他们授予群众的知识。
当然，在资产阶级学校里，在群众性的国民学校里，是谈不上自治的。资产阶级极其露骨地说，要善于采取“分而治之”的管理办法，他们编写的教育书籍甚至公开向教师出主意，告诉他怎样把最能干的学生分化出来，经常找这些儿童谈话，让他们脱离其他的儿童。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是资产阶级旧学校的固有特点。
现在谈谈我国的情况。当然，我国实行普及教育的问题和使学校授予儿童的知识更加深化的问题尤为尖锐。最近一年这个问题特别突出了。最近一年来，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看到农民对学校的压力，而应该坦率地说，我国农村学校的情况还很可怜：总共只有45%的儿童入学，这个百分比在目前看来是太低了。在我国是自然经济的时代，只有45%的儿童入学还可以过得下去，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着要把全国的工业提到比战前更高的水平上去，在组织工业、组织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问题（因为苏维埃俄国如果不在这方面超过资产阶级各国，它迟早就会被打败），因此就需要为发展工业而顽强斗争。如果学校不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就不能进行这种斗争。群众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我们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经常见到农民来谈学校的问题，他们说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希望给予支持帮助，等等。来访的人日益增多，可见基层的积极性多高。这也说明普及教育势在必行。
当然，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都希望，学校除了传授知识之外，还要使人有一定的发展水平，懂得社会发展的方向，明瞭周围的形势，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当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一个很响亮的词。有时孩子们也常常讲起这种豪言壮语。不久前有一个比桌子稍为高一点的小女孩来找我。当我问她平常（是平常，不是节日）他们在儿童之家干什么时，她非常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们学习列宁主义。”要是孩子们也这样来讲世界观，那就很有害，很不自然，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世界观。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对形势有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但不必说这些豪言壮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谈起学校时说，教育人民委员部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编制一份教学大纲，这份大纲可能不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但它实际上要能表明各种现象的本质联系，要能表明自然界的各种关系（经济的、社会的）之间的联系。让学生对各种现象的关系，对这些现象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了解，这就是向学生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教育人民委员部努力设法完成这一任务。这一任务极为困难，因为要用最简单的事实，通过孩子们能接受的形式去做才行。如果我们向孩子们讲马克思主义等等，那是不会有好效果的。但是我们要用简单的事例让孩子们懂得一一比如说——自然界和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懂得这些关系。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很起码的知识，但全部任务也就在于此——用儿童懂得的简单事例告诉他们各种现象的本质。我们主要是编制一级学校的教学大纲，因此首先提出了这一任务，因为一级学校目前暂时还是唯一的一种普通学校，所以从一开始就让儿童以正确的态度来研究各种现象是很重要的。经过我们的努力，终于编制了这么一份教学大纲，其中的事例不是随便选入的，而是有一定联系的。这些事例的排列和讲述有助于儿童们对环境有一定的了解。这个大纲刚开始实行，首先学习的是教师。召开教师代表大会②时，我们在会前曾与教师座谈。有一位教师（是个辅导员）说：“你们编的教学大纲是怎么回事？简直把人都搞胡涂了。”参加座谈会的教师（占60%）对这套大纲的反映如何呢？他们气愤地反驳说：“您这是指你们本省说的，我们谁也不觉得让大纲搞胡涂了。”
这说明教师们把这一大纲看做是自己的大纲。他们认为这个大纲也许应作部分修改，但他们不允许别人说这个大纲一点用处也没有。这说明教师们是以自觉的态度在对待大纲。这方面的困难是很大的。教师们谈了他们在使用这一大纲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但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他们开始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而且恰巧体现了这种观点的正确：要学习的不仅是学生，要学习这一大纲、加深对环境理解的还有教师。这个大纲的一个方面强调，根据大纲所讲授的知识不能是脱离生活的，而是要与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苏维埃学校的任务就不仅是授予一定的知识，而且还要指岀这种知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怎样用这种知识去改变生活。当然，如果我们现在来谈少先队运动与学校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说，少先队运动关心的是学校怎样办得更好以及少先队运动能充分利用这个学校。有人说，辅导员应该熟悉教学大纲，这个意见是对的。我认为，学校和少先队运动之间、教师和辅导员之间、学校的教学大纲和少先队工作计划之间，都应当有极密切的联系，因为没有这种联系，少先队员就不能像生活和时代要求他们的那样，去扎扎实实地学习。
如果认为营火会上的谈话可以代替学校的教育，那就错了，因为营火会上的谈话主要只能使人产生一种情绪，只能激发人的某种思想，而不能使人了解总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很重要的。它可以用一种体验、用一种感情把儿童团结起来，而学校却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少先队运动能做到。另一方面，新式学校离开了少先队运动就会寸步难行。如果我们要建设的不是旧学校，不是夸夸其谈的学校，而是真正的新式学校，那么，这种学校正是那些有独立精神、置身于一个把儿童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养成内在纪律的那一集体之中的学生们所需要的。资产阶级学校过去和现在一贯容不得少先队运动。它必然对少先队运动持敌视态度。
然而，苏维埃学校却竭力使儿童对环境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能把所学得的知识用于实际生活，这正需要少先队运动，而离开了少先队运动就达不到这一目的。从前我们只是想到要建立苏维埃学校，后来我们也的确建立了这种学校，不过我们并没有明确认识这一点，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少先队运动，然而现在生活却已明确地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总的说来，这八年来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现在也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需要的那种学校，没有独立的、不依赖教师的少先队运动是不行的。
我在与一些教师谈话时，接触到这样一件事，就是有的教师觉得儿童离他们远了，因此心里很生气。他们说：“要知道，我们也是关心孩子们的呀！”我尽量向他们解释说，问题的实质在于，少先队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没有这个组织，儿童就只是服从教师的意志，可是他们应当学会服从集体的意志。学校应该稍微走在生活的前面一些，应该教学生能过集体生活，能开展集体活动，而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教师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了，不过仍有很多人一直对儿童似乎离他们远了耿耿于怀。后来经过长时间谈话，主要是通过实际生活，他们才认识到，这是在校内建立集体形式的工作和生活、培养集体思想感情的最好途径。
共产党员常常说：共产党员有三项任务，就是学习、宣传和组织。少先队运动也是如此。这是对的。但是，当我看到孩子们写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样的句子时，应该说，我很不高兴。这多半是教师们向他们灌输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我们应该学习，学习，再学习”，这话首先是对共产党人讲的③；在评价一个人时，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人有用，他能学习”，——这些话都是对成人说的。而孩子们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应该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样的句子，就有点旧时读书学校的味道：“只要我把功课学好了，成绩考好了，我就是实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训。”这就把问题简单化到极点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要引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那就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少先队运动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学校传授的知识加以深化，教儿童们学会以自觉的态度对待老师的讲授，因此辅导员必须熟悉学校所采用的教学大纲。要把教师所讲的某些东西在少先队组织里加以强调，为让孩子们理解得更深刻，少先队中队应对下列问题着重加以说明。例如：阶级斗争问题，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民族问题，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团结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特别加以强调，而要做到这一点恰好需要依靠少先队运动，因为从总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教师把所有这些问题都讲得十分深刻。从调査的情况看，全体教师都愿意执行教学大纲，但并非所有的教师都明白大纲的精神实质，许多人还没有掌握大纲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因而辅导员必须掌握这种特点。辅导员随时可以通过共青团支部，通过与党组织的联系对这些问题得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可以得到有关的参考书等等。因而少先队运动的领导人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必须强调那些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特别重要的东西。
另外我还想讲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们常说：第一应该学习，第二应该宣传。因此，要使儿童们从小就养成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别的儿童的习惯。
现在，往往有些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基层组织闭关自守，使儿童和青年脱离广大群众，把自己置于这些群众之上。它们忘掉了，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共青团和少先队运动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社会改造成无阶级的社会。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工人代表大会去做报告，他看到一条标语上写着：“工农统治永远存在。”他在演说中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能够说工农统治永远存在这种话④。难道我们希望阶级社会世世代代保持下去吗？社会主义就是没有任何阶级、人人都劳动的社会；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在这种社会里不再存在目前这种阶级划分。年龄越轻，就越容易受到别的阶层的影响。童年时代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如果一个儿童出生于——比如说个商人家庭，岀生于一个资产者家庭，他是没有罪过的，重要的是使他的世界观符合工人的世界观，使他具备工人的思想意识。成人很难改变。一个40岁的人，他一直在干着榨取剩余价值的行当，很难让他变成一个关心工人阶级的胜利，希望工人们组织起来，更好地达到自己目的的人。而20岁的人可能性当然就大些了。12岁的人从来没有剥削过任何人。在充满同志情谊的环境中，他容易形成明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而也就可能成为为工人阶级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而这一点我们往往不理解。我收到一个13岁的男孩写来的一封信（我本想把这封信带来的，但临时忘了），他抱怨少先队不吸收他，而不吸收的原因是他爸爸是手工业者。我认为这太过分了，实在是太过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所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至今毫未失去其意义，并且至今还能说明很多问题）一书中说，工人阶级是由不同的阶层构成的：一种是工厂的工人——这是先进的队伍，他们在工厂的工作条件本身使他们成了有自觉性、组织性的人；再就是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这两个比较落后的阶层。可见，列宁所理解的“工人阶级”不只是工厂工人，而且还有为雇主干活的手工业者以及农业工人⑤。而我们竟然不吸收手工业者的儿子加入少先队。这样搞下去，我们就不仅巩固了旧的阶级社会，而且是在建立一个落后的等级社会，在制造等级隔阂。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反之，特别重要的是要让少先队员尽量把自己过去和现在所知道的东西告诉别的儿童。因此，我认为，少先队员在学校学的知识，以及后来他们在少先队中队里深化了的知识，都应该在校内外告诉别的儿童。我认为，可以利用“联欢会”来做这件事情。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还未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认为联欢会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当做开门日，不仅有小组的活动，不仅进行一定的独立活动，而且还应让那些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入学的儿童，利用这个机会来了解学校的教学工作情况，能够参加学生的某种活动。当然应该考虑一下吸引这些校外儿童的方法。不能简单地把校门一开，谁想来就来。事先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在这方面，少先队员可以做很多工作。有组织地吸引校外儿童参加学校的联欢会活动是一项重要任务，在校儿童应向这些校外儿童讲讲他们在校内学到一些什么东西，这也是一种宣传工作。要让少先队员一开始就好好学习，然后再学会做宣传工作，也就是学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校内儿童组织起来，这个问题与自治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治应该怎么搞？有各种类型的自治。有一种自治只不过是儿童协助教师搞好纪律，教师一个人对付不了全体儿童，因而就实行“自治”。我们所说的自治不是指起一种警察作用，或者督促某种学习活动的进行。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自治。1905年和1917年盛行的那种自治是，成立一个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选举儿童担负一定的职务，很少召开全体大会，全部工作都落在被推选出来的那几个人身上，落在担负了某种职务的人身上，其余群众则无所事事。这种类型的自治其精神实质跟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居民实行的自治差不多。
当代资产阶级国家就是按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选出某些领导人物，他们去执政，只是偶而形式主义地报告一下工作情况，其他事全体老百姓却不与闻问。
我们主张的当然是另一种类型的自治，是苏维埃式的自治。我们要在学校实行的自治，实质上是学校内的社会工作。实行这种自治时，全体儿童都从不同的方面组织起来，发动全体儿童参加工作，每人都担任一定的职务。这种自治可以最充分地发挥儿童的主动精神，儿童们会一起来寻求进行某项社会工作的方法，会共同来讨论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工作，因为这里可能有几种不同的社会工作，而关键在于选出那种特别有用的社会工作。在这里要从形式上划一条界线，哪些工作可以由学校进行，哪些工作只能由少先队员去做，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只能有一个大体的分工，而在具体情况下只能根据人力的安排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学校的社会工作中，少先队员要走在前头，要当带头人，要发挥主动精神。
拿农村的扫盲工作来说吧。目前识字的人还很少，学校想在扫盲工作上为居民做点事。有一位教师（可能是阿尔罕格尔斯克来的）谈了他们开展这项工作的情况。他们那儿主要是少先队员打头阵，少先队员们帮助学校进行这项工作。学校先把家里没有一个大人或小孩识字的这种人家加以登记，然后每家派一个少先队员去。派到这个不识字的人家去的少先队员要为这家的主人写信，找报纸读给他们听。他还要熟悉农村阅览室的情况，教这家不识字的孩子认字，发动他们上学。少先队员在其他同学帮助下，把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好，居民们开始重视少先队了。少先队随后还要报告开展这一工作的情况，它还发动其余的同学参加了这项工作。这是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是帮助文化机关开展工作。第三种形式是开展幼儿工作。例如，在一所学校里每周召开一次或两次在校儿童会议，邀请幼儿们前来参加。在这项工作中，打头阵的仍然是校内学生和少先队员们，学生们邀请这些小朋友来校作客，与他们一起做游戏，等等。小朋友们开始向往学校了，也能听学生们的话——经常洗脸洗手，友好地做游戏，等等。
学校自治要洋溢着苏维埃精神，要符合共产党人的要求，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一个教师是完不成这项任务的（他通常只能出点主意），这项任务应由少先队组织来完成。它还要发动其余的儿童，让他们学会做这件事。
在这项工作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学会按科学的劳动组织方法进行工作的技巧，也就是说，制定一定的工作计划，按计划进行分工，然后对工作进行总结。我们俄国人没有按计划进行工作的习惯，我们是随心所欲地干。
要在这方面进行学习：工作不要过于劳累，工作要尽量有成效。学校可以培养这种工作态度，但是少先队运动也应努力协助，使工作能按计划进行，不仅学习上有计划性，而且在安排整个学校生活上也要有计划性。
我还要谈谈学校的社会工作问题。我们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经常说，学校应该开展社会工作——不仅是教师，而且还有整个学校，都要开展这项工作。当然，要认真开展这一工作，少先队员应该充分发挥主动精神。到底是学校还是少先队组织来领导这项工作，争论这个问题毫无必要。有时作出一项决定，说这是少先队运动的工作，学校不必介入。这就划了一条界限：社会工作是我们少先队的工作，而不是学校的工作。我认为这种划分是不应当的。但是，由于少先队运动接触群众工作更多，与工人组织或农村的农民互助委员会、村苏维埃等组织联系更密切，它当然有必要更关心这项工作。
我想指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看待党组织的。当然，不能把儿童组织和党的组织等量齐观，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党组织的看法却可以说明应该如何安排学校生活。他在《怎么办？》一书中写道，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是党的这部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或齿轮，他应该履行一定的职能。如果他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一职能，整个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⑥。的确，一些过去做过地下工作并且受过锻炼的老党员，都把自己担负的党的工作看做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并努力完成这一部分工作。学校组织中也应该建立这样一条原则，就是每个学生都应担负一定的集体工作：先在全体大会上讨论工作计划，然后进行分工，每人担负一部分工作，他要对这一部分工作负责。要学会安排生活，处理好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谈到集体工作，谈到集体主义，谈到共产主义，而其基础则是善于进行共同的、集体的工作。学校生活是学会安排自己工作的一个场所。如果少先队员自己担负大量工作，如果少先队员排挤别的儿童而只是让自己去工作，别人则无事可干，那么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少先队员的任务不是这样，他要很好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那一部分工作，并且帮助别人工作，在进行集体工作上做出榜样，而不是自己把全部工作都包揽下来。
在学校的社会工作中，打头阵的应该是少先队员，他们还应发动其他的儿童参加这一工作。少先队员发动其他的儿童参加工作，这件事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党对待成人就是采取的这种办法——首先让他们参加集体工作。在为纪念列宁逝世而征收党员的运动中⑦入党的男女工人，从前都在各种社会团体或工厂委员会工作过，有的当过妇女代表，有的担任过其他社会职务。所以这批男女工人首先入了党。可见，社会工作对他们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如果少先队员想扩大自己的队伍，想把全体儿童都吸引到这一运动中来，那他们就应该逐步吸引全体儿童参加这种社会工作。对儿童进行这种工作要比对成人容易。我认为，少先队员在校内外都应在这三方面（即学习，宣传和组织）下工夫，使学校成为儿童向往的一个中心。
有关儿童运动的组织问题我不打算讲了，因为我没有实际参加儿童运动的工作。我只想谈点看法。
不能认为，一个人只要是共产党员就适合当儿童运动的领导人。我就认识不少共产党员，他们对教育问题，对如何对待儿童的问题，往往毫无所知。在这方面，共青团员却要强得多，因为儿童自然愿意与自己年龄相差不多的人接近。共青团员之所以能够影响儿童，是因为他具有天然的威望。这一点应该注意。
党应该讨论儿童运动的总方向，这一运动的主要问题和总的路线，但党不应干予具体工作。我们如果去干予具体工作，就会使少先队运动失去独立性，就会妨碍少先队运动的发展。
闭幕词
这次会上有人说，学校目前还不能胜任它肩负的任务，教师们在教学方法上往往也弄不清楚，等等。这当然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但是，教师们的进步无疑是很大的。教师们学习都极其努力，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工作很快就会有大的进展。现在谈谈教学大纲的分量过重的问题。分量过重往往是由于不善于使用大纲——纯粹是由于教师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一大纲。教师们采用的是过去用习惯了的旧大纲，然后又加上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这当然就使分量加重了。这种情况将随着我们改进对教师的工作而得到消除。会上还有人提出，不许布置各种形式的家庭作业。这对一级学校来说当然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要想在二级学校（七年制）做到这一点，就得安排儿童在校内自习……如果学生在校内的活动安排得合理，那就不必布置家庭作业来加重其负担。负担过重常常是由于我们没有妥善地处理这项工作。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教师学习，并给他们以帮助。有一位同志说得好，教学大纲中的一部分工作可以由“前哨”负责；“前哨”这种少先队基层组织可以做一些辅助工作。例如，要想做到不是教师讲什么自己就相信什么，而是要自觉地对待教师所讲的东西，那就需要扩大知识面。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儿童加入少先队之后，读的书比以前少多了——读书的兴趣不浓了。这当然是有许多原因的。一个原因是儿童比较能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所读的书了，许多书开始使他感到不能满足了；另一个原因是少先队和学校的工作都过重。这种情况必须扭转，因为少先队员要是书读少了，视野扩展慢了，将会影响他们的发展。这将给少先队运动带来极大的损失，尽管它还有许多其他的优点。开展读书活动可以在校外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可由“前哨”负责此事。再就是开展图书馆工作、图书小组的工作，等等。
其次，戈麦尔市的一位同志讲得很好，他指出基层少先队有种种机会加强与各种社会团体的联系，这样，“前哨”就可以大大减轻教师的工作，使教师能够更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教师应该更加深入地了解少先队运动及其各种形式，知道少先队运动所面临的种种任务，等等。各个中等师范学校、训练班、高等师范院校在教学工作中都应充分介绍儿童运动的情况。不仅要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际上进行这种介绍。
未来的教师一定要实际接触这一工作，深入研究当前少先队运动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项工作对提高他们的教育业务水平也有重大关系。
会上还有一位同志提出了如何搞好自治的问题，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少先队运动所面临的一项最重大的任务，就是自己要学会并且教其他的儿童也要学会集体工作和生活。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超过其他一切任务。没有集体工作的技巧我们就不会有多大成就，我们的合作化工作就行不通，我们生活中就会产生许多矛盾。我们目前之所以存在这种矛盾，就是因为我们缺乏集体工作的技巧。我们在社会工作、工会工作、党的工作、合作化工作以及其他各种工作中往往遇到种种困难，如果我们掌握了集体工作技巧，这些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学校里的自治工作首先就应培养这种技巧。我心目中的学校自治工作应该是这样：孩子们召开全体大会，讨论应在校内进行的各种工作，卫生方面做什么工作，学习方面做什么工作，与各个组织加强联系方面做什么工作，等等。全部工作分为几个方面，每方面又分为几个部分，然后讨论各部分应该如何去做：是向专家请教，还是査找有关的参考书；根据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进行分工。善于安排集体工作，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儿童运动在这方面可以给学校巨大的帮助，并且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现在许多儿童都有组织能力，这是生活培养起来的，要让孩子们把这种能力用去组织日常生活。我常常打听儿童的日常生活安排得怎样。据说安排得不好，往往毫无安排。我认为，要使儿童自己学会安排生活，特别要紧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共同生活、互相帮助的风尚。
典型的旧时学校总是不让学生互相帮助。如果一个孩子帮助别的孩子做练习或者讲功课，学校就大为不满。而现代的苏维埃学校则应该教儿童学会在工作中互相帮助，进行合理的分工，每个人担任力所能及的一部分工作。这是一项重大的自我教育工作，我们青年一代必须努力完成。现在在学校工作的人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他们只学过独自工作，而未学过集体工作。目前青年人之所以特别需要集体工作的技巧，是因为没有这种技巧他们就无法完成生活向他们提出的迫切任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群众向合作制过渡⑧。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教育，学会团结一切力量，而学校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对于学校里的集体工作，我们一直未予注意，或者注意得很不够，而这却是一个重要问题。当我们谈到儿童之家的问题时，那么集体工作在那里就具有更大的意义。我不想去争论这个儿童之家叫什么名字才好（也不妨叫“少先队员之家”），但毫无疑问的是，儿童之家要想成为真正的儿童之家，就得把生活建立在集体、友爱的原则上，就不能像现在的儿童之家那样虚度时光。这种儿童之家不应是一个孤岛，它的生活应与社会生活、各个组织的生活、工人的生活、住在儿童之家外面的孩子们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我认为，儿童之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把集体工作放在首位。
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少先队书籍上说，儿童运动与学校往往不能融洽无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两者是应该融洽无间的。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没有任何组织。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就是要按不同的工作目的把群众组织起来。社会主义就是各个方面的组织。这一定义说明：除了少先队组织之外，还允许有别的儿童组织如少年自然科学家组织（少先队员和非少先队员均可参加）存在。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许多年轻的同志倾向于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除了少先队组织之外，不应该有别的任何组织（即使这个组织是狭隘的专业性组织）。
就拿少年自然科学家这个组织来说吧。它不是一个以政治为宗旨的组织，它的宗旨是对大自然进行研究和探索。少先队员中有许多儿童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他们应当参加这种组织，同时把少先队的精神带到这种组织里去，因为大家都认为少先队员是优秀的组织者，能够捍卫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一定能把少先队的精神发扬光大。
根据不同的工作目的和领域把群众组织起来，这件事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压制这种方兴未艾的组织，那我们就完全歪曲了我们这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所肩负的任务。当然，少先队组织尽管是一个儿童组织，但是它带有一些政治组织的因素。其他政治性的儿童组织（如德国的“候鸟”组织⑨）则不应发展，但是研究自然界的组织却是不带任何政治性质的。
要大力支持这类非政治性的儿童组织的发展，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前进。下令禁止是轻而易举的，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列宁格勒省一个村的一些组织给我写来一封信谈反宗教宣传问题：“……难道不能采取某些措施禁止洗礼教派信徒在芬兰人中间传教吗？因为洗礼教在他们那儿很有市场……他们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下令禁止。可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芬兰人在这个村子里的地位如何，我们就会发现，芬兰人在苏维埃里没有自己的代表，苏维埃里也没有一个人会说芬兰话，他们完全无缘参加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工作。村里有一个农村阅览室，但一切工作都讲俄语。阅览室甚至连一份芬兰报都没有，也没有芬兰少先队员。这时人们才惊奇地发现，洗礼教派信徒对芬兰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他们什么社会生活也不去参加了。我举这件事作例子，是想说明下令禁止，不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我们就这件事下一些禁止令，是否就能使洗礼教派信徒的活动销声匿迹了呢？当然不会。不仅不会销声匿迹，反而会更加猖狂，更加隐蔽。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给芬兰党写了封信，请他们派人去，带一些图书去。我们给支部写了信。当然，要下令取缔各种儿童组织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这样做就会悄悄地出现一些秘密组织，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岀现一些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要禁止，要往那里派少先队员。难道没有关心合作制的少先队员吗？难道没有关心科学的少先队员吗？要是没有，那就说明儿童运动压制了他们的兴趣。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报告中还未涉及，这就是对待少数民族儿童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提请你们重视这个问题，重视少数民族的工作。最近，我们国民教育部门的视导员对少数民族中间的国民教育作了一些调査。
调査的结果说明，我们对少数民族的国民教育工作还很不重视。我担心在儿童运动中对其他民族的儿童也未充分重视，没有发动这些儿童参加少先队的共同活动。我当然不能随意表态，因为我对实际情况不了解。我们往往不仅忽视少数民族的国民教育工作，而且也忽视少数民族的妇女运动和其他方面的工作。我担心儿童运动方面也是这种情况。我认为，要特别注意培养少先队员友好团结的感情，吸引大家参加共同的工作，而不要分民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少数民族中间的少先队运动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那里的学校比别的任何地方更需要大大加强，因此少先队运动在那里就特别重要。 |
少先队运动（在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少先队运动
（在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1．少先队运动产生于工厂，那里的孩子每天都看到各种组织开展的活动，其中包括年纪大的儿童组织即共青团开展的活动。孩子们强烈要求建立组织，于是就出现了儿童运动这种形式。
2．共青团负责帮助少先队安排对孩子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共青团把少年先锋队员看做自己的接班人，而少先队员也乐于接受年长同志的领导。
3．但是，如果少先队运动只吸收工人子弟参加，把它变成了一个纯阶级的组织，那就不对了。我们生活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此时不应把社会分化为若干阶级），正在建立新的、集体主义的劳动组织，人们应该学会按照新的方式，即共产主义的方式生活和工作。儿童运动的宗旨正是要进行这种教育，它要把全体儿童组织起来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4．儿童运动目前在农村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农村里的分散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小私有者、个人主义的心理。儿童运动应该把这种心理与集体主义心理加以对照。
5．但是，儿童运动只有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才能起到它应起的巨大作用。
6．如果儿童运动追求一些华而不实的表面东西（如操练步法，穿上军服，召开大会，发表演说，讲一些少先队的“空话”，搞什么阅兵式），那对儿童运动将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7．少先队中队的主要工作应当是为公共利益而开展集体劳动。每个小队经常都要提出某种集体劳动任务并切实完成这一任务，即使这种任务微不足道、非常简单也无所谓。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就讲过这个问题。
8．不应认为只有具备了设备完善的工场、指导员等等之后，小队才能给自己提出劳动任务。小队应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劳动熟练技巧。
9．集体劳动的熟练技巧、合理安排共同劳动的技能、承担力所能及的任务以及根据小队每个队员的能力和知识水平进行合理分工的技能，还有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人力完成既定任务的技能，凡此种种，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0．由少先队员对自己集体的工作进行合理的考核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11．一切苏维埃机关、工会组织和党的组织都应考虑如何帮助少先队员安排社会公益劳动。学校在这方面也应做些工作。
12．学校和儿童运动之间应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共产党努力以求的，是把苏维埃学校变成对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儿童运动是儿童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其宗旨是组织儿童的共产主义活动。
总之，苏维埃学校和儿童运动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走向同一个目标。
13．学校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工作授予儿童一定的知识，并培养他们对周围生活进行观察、研究和思考的能力，同时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和有效地对生活产生影响。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采用最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要能引起儿童强烈的兴趣和高度的积极性，并且最大限度地节约人力。
14．儿童运动应协助学校把工作做得更好，为此，少先队运动的领导人（即共青团员们）和少先队员要尽可能深入地了解苏维埃学校的任务，“前哨”①应尽力帮助学校搞好工作。
15．另一方面，苏维埃学校只有依靠自觉的、有组织的儿童，它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
16．如果把学校与儿童运动等同起来，那就错了。学校无论何时都不能代替独立的儿童运动，正如学校工作应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负责，学校的任务不能交由儿童运动去完成一样。但是两者之间要有密切的联系。
17．学校的教学大纲、课程表都是根据一般的经济任务和一般的政治目的确定的，不能打乱，但是学校和少先队中队的计划和课程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互相协调一致。
18．教师和担任少先队领导工作的共青团员应密切合作。少先队领导人应参加学校的工作，经常与中队的少先队员谈话，以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领导少先队基层组织的工作，并参加校务委员会的工作。教师应该帮助少先队开展活动，参加少先队队部的工作和教学法委员会的工作，经常访问少先队中队和基层组织，帮助他们开展教育、教学法和实际工作，在中队队委会和少先队基层组织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9．学校自治一直搞得很不好。少先队运动应该帮助搞好这一工作。
学校自治工作应发动全体学生来搞，而不要只限于一部分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相反，应该定期召开全体会议，而不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或为了选举才开会。一切重要的、学生关心的问题都要在全体会议上讨论，以便在会上确定学生应承担的社会工作，当场在各班之间分配这项工作，好让每个学生在共同工作中担负一部分任务，并在全体大会上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
“前哨”无论如何不应破坏学校自治这项工作，用少先队组织来代替这项工作，恰恰相反，它应该对实行这种形式的学校自治加以协助。少先队组织应当成为儿童各种社会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积极参加儿童的各种活动并使儿童在这种活动中养成自觉性和纪律性，使这种活动洋溢着共产主义精神。
20．不过少先队运动的宗旨不仅是要合理地安排学校的生活和工作，而且也要合理地安排家庭和周围环境的生活和工作。
少先队运动通过学校学得了知识，并且懂得了如何把这一武器运用到生活中去之后，就应该实际地运用这一武器。
21．少先队运动与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它时刻都不应忘记必须培养身强体壮、具有战斗力的青年，他们时刻准备着手执武器去捍卫革命成果。
22．除此之外，现代战争要求每一个战士善于迅速判明各种情况，善于选择最适当的防卫手段和斗争手段，善于克服各种困难，能够和大家一起有组织、按计划地行动。少先队运动能使青年一代学会这一切，同时它也在培养青年一代学会建设新生活并结束一切战争。
23．不允许有损害青年一代身体健康的任何负担过重的现象出现。少先队中队应该：
1）严格规定少先队中队和小队每周集会和开展其他活动的时数；
2）注意少先队员在中队里的负担，必要时（身体不好等情况）可免去他们的活动；
3）每个城市各个大区应规定一个统一的少先队中队集会日。
24．学校应特别注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研究有关儿童卫生、体质方面的问题，关心校内热早餐的供应情况，关心全校生活的卫生安排和体育活动的开展。
25．要关心少先队员时间的分配（睡眠、休息和工作时间），关心积极开展体育活动（此项活动应与学校的学习协调起来），还要关心和搞好夏令营生活。
在时间安排上，必须留出一定的时间让少先队员自由支配。 |
为建立文明的新国家而奋斗（在全苏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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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文明的新国家而奋斗
（在全苏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的一篇演说中讲道：
“我们开始了伟大的战争……使俄国成为一个文明的、光明的、健壮的国家。我们不能很快结束这场战争……”②
如果把上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至今的政府工作加以概括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政府的工作就是为全国的温饱而斗争，而战斗，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能保证群众的生活，使它不是一个忍饥挨饿的国家，而是一个能吃饱饭的国家。现在，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政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它已经站稳了脚跟，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胜利。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现在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在全国人民中掀起一个文化发展的高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生前所写的最后几篇文章中③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把国家的发展（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对这个问题还必须重新加以强调，因为如果我们谈到电气化、机械化、农业的工业化等问题时，我们心里必须明白，为此就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广大农民群众能获得他们所渴求的知识。
目前已不必要讲什么在这方面促进一下农民的话了。
我们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人都知道，每天也都看到农民是如何渴求知识。农民的孩子在来信中写得感人至深：
“娜杰日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婶婶，请你求叔叔们给我们办一个学校吧！”
共青团在来信中写道：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学习，请为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吧！”
农民在办学上表现了强烈的主动精神，我们必须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求。
现在，在经历了革命之后，在经历了国内战争之后，农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知识的巨大意义。
早在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他当时还未成为机会主义分子而是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携手前进）就曾说：“……国民教育乃是无产者权利的保证……”④目前农民也认识到，国民教育是农民权利的保证，因为加强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巩固苏维埃的建设，都只有在提高群众知识水平的情况下才能取得好的结果。
因此我觉得必须向大会讲清楚，目前要特别重视国民教育才行。不要再讲国民教育是什么第三条战线（常常被理解为三等战线），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已要求我们在国民教育方面釆取一些措施来为农民群众服务。
这就要求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互相支持。不要只是让教育人民委员部单枪匹马地考虑怎样开办某种学校，怎样做这做那，而要让政府极其关心提供物质手段，关心选派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员和他们所奉行的政策。要让政府帮助教育人民委员部真正做到面向农村，因为单靠教育人民委员部是办不到的。
在国民教育问题上面向农村是什么意思？这是指在最短时期实行普及国民教育。
现在农村需要有文化的工作人员，希望他们在中等技术学校和青年农民学校毕业后不要离开农村，而能留在那里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实行电气化、机械化和工业化。否则我们就是纸上谈兵，而实际上却无显著效果。
合作制乃是农业新形式的萌芽，它在今后的发展中会获得越来越重大的意义。而只有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合作制才能顺利发展。
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支持农民在学校建设工作上的主动精神，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最短时期实行普及教育，并使失学少年有机会学习。要在农村开办七年制学校、青年农民学校，这些学校要能培养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目前迫切需要的有文化的工作人员。
必须对有关国民教育的条款作具体的说明，还必须使政府今后更加关心国民教育工作，因为只有国民教育战线巩固了，经济战线才能取得胜利。 |
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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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
两年前，列宁同志写道：“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的素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应当有步骤地加强组织人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毫无例外，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摆脱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①
在沙皇制度下，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受到严格监视，他必须去教堂礼拜，“效忠沙皇和祖国”，要与神甫、小商店的老板以及有钱的富农交往应酬。有的教师不愿这样做时，就立即被革职，驱逐出境，甚至还以“嫌疑分子”的罪名被流放。当局千方百计不许教师组织起来。分散在穷乡僻壤的教师对形势毫不了解。诚然，他们过去有过反对情绪。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布尔什维克，几乎从来不在教师中开展工作，让他们关心劳动人民先进的、战斗的队伍即工人阶级。在教师中有影响的是社会革命党人。战争时期，社会革命党人狂热的爱国主义行为曾使教师为之称颂。1917年春天，即二月革命之后两个月，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教师代表大会②，与会者之中，城市教师多于乡村教师。这次会议弥漫着爱国主义的热情。社会民主党人（既有布尔什维克，也有孟什维克）大约有二十人参加这次大会。
大多数教师对苏维埃政权缺乏了解，或者心怀敌意。莫斯科曾经发生过教师罢工事件。农村的情景更是五花八门。国内战争带来的全部灾难落到了教师身上。学校遭到了破坏，只好在宿舍上课。有的地方，白匪把女教师活活鞭打致死，另外又裹胁了一部分人随他们逃走。苏维埃政权往往对教师不信任，贫农对教师的态度也是如此。旧学校及其“神学”和专横制度再也行不通了，而如何建立新式学校，教师们心里又没有数。他们的工资越来越少，学校瓦解了，教师的威望下降了，战争使他们受到冲击。
列宁同志的这篇文章③就是呼吁党和苏维埃政权要关心教师。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曾作出改善教师物质生活条件的决议——现在各地教师的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善，有的地方搞得更好。
此外，上面提到的列宁同志那篇文章，提高了教师的威望，使教师深受鼓舞（每位教师都知道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使教师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发生了一种新变化。
教师花了两年时间提高自己。一连两个暑假，全俄举办了各种训练班来提高他们的思想，扩大他们的政治视野，丰富他们的教育经验。这种暑期训练班的名称有点奇特，叫做“轮训班”。教师们不仅在训练班学习，他们还在教育工作者工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协助下，经常开展集体活动。在方圆10～20公里的地区内，都有一所办得比较好的学校，教师们定期在这里聚会，听报告，讨论并交流教育经验。教师们都感到自己在精神上有很大提高。报纸开始往学校投送。随着教师觉悟的提高，他们逐渐成了社会活动家，而社会工作又促进了教师精神上的提高。教师进行什么社会工作呢？除了学校的工作之外，他们经常参加农村阅览室的工作，参加扫盲站④的工作（扫盲站是成人学习认字和掌握初步知识的学校），参加农业训练班的工作，领导农业小组，向农民宣传先进的耕种方法，从事合作化宣传和工作，帮助农民开展苏维埃工作，也参加农民互助委员会的工作，几乎所有的女教师都在农民中间开展工作，参加各种活动……。教师们的这种社会工作，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报酬的，但却有助于他们接触群众，特别是贫农和中农。从最近的农村苏维埃选举中⑤，我们看到农民对教师更加信任了，看到教师在这次选举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当然，并非所有的教师都成了社会工作者，许多人至今还未觉悟，但是即使是这些人也都是倾向先进教师的。
我们早就料到教师会成为社会活动家的，但是，只有这次大会才充分显示出教师的进步情况。他们已不是旧时那种愁眉苦脸、脱离生活的农村教师了，他们是置身于生活之中的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是具有独立思想见解和善于审时度势的组织者。在与教师谈话时，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字眼：“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流氓无产阶级”。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600人，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来自天南海北，有的教师还来自极其偏远的地方，那儿全村没有一个人见过镜子是什么东西。选举进行得很隆重。教师们都积极参加了选举活动，纷纷参加自己的教师代表会议，而特别对这件事关心的还是农民。他们嘱咐教师们：去看看中央是些什么样的共产党员，他们是否遵循列宁的遗训，是否信得过；打听一下集体经济怎么搞法。在莫斯科搞一台机器纺车（老太婆的叫法），我们纺纱都纺得厌烦了，让机器日夜去纺吧，我们得学着喝点茶，认点字，不再当文盲……
孩子们要求教师：帮我们与莫斯科的少先队员建立联系吧；给我们带一些《少先队守则》回来；到动物园去看看，回来好给我们讲讲狮子和老虎。
教师们如饥似渴地猎取各种新知识。在莫斯科为他们安排了参观活动，教师们去了革命博物馆、克里姆林宫、生产单位、学校、俱乐部。教师与工人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工人们到大会上来向教师们表示祝贺，送给他们印有列宁肖像的头巾。索科尔尼茨区的女工们送了一盏信号灯到舞台上来（大会是在吉敏剧院⑥召开的），点起了红色的灯笼，一位致词的女工在讲话结束时说：“教师与工人阶级团结的大道已畅通无阻。”大会向她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晚上，教师们分别来到了各个工人俱乐部，受到了工人热情友好的欢迎。教师们说，永远也不会忘记此情此景。
向大会表示祝贺的还有科学家、红军、俄国列宁共青团和少先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教师们感到自己成了劳动人民兄弟友爱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各地讲他们在会上和莫斯科的所见所闻。全国二十五万教师急切地期待着他们归来，全体居民也急切地期待着他们归来。
这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列宁关于提高教师的地位、使教师成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可靠支柱的这一遗训已在很大程度上付诸实现。教师们的全部发言证实了这件事；教师们也正是怀着实现了列宁遗训的这一心情去瞻仰列宁墓的。
但是，教师们不仅是对政治感兴趣，他们还在积极地探讨纯教育方面的问题：新的教学大纲、教科书、教学法。
前年和去年先后出版了新的教学大纲⑦。这套教学大纲要求儿童自觉地对待周围环境，把学校与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教他们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建设新生活。新的教学大纲（即国家学术委员会编制的大纲）与死读书的旧传统实行决裂。开始时它还不为人们理解，但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教师表示赞成这套教学大纲，指岀这套大纲对儿童的发展很有好处。农民对新教学大纲也开始有了认识，他们说：“现在学校里能学点东西了。”不过大家认为目前执行这套大纲还有困难，因为一个教师往往要教100～250名学生，分三个班上课，还没有必要的教材和教科书。
今年各校学生人数都超过定额，全体儿童都想入学，这几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入学的人也入学了。地方不够，农民很不满意。今年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知识的热潮。
从各分组会讨论建设新学校问题的情况可以看岀，教师的教育专业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这套大纲要补充地方教材，广泛开展参观活动，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教师们正在大力开展创造性的集体活动，并且对这一活动很感兴趣。群众对学校更加关心，因为学校日益深入到周围的生活里去了。进行社会工作的不只是教师，还有整个学校。
农村的学生还负责通知召开会议的事情；高年级的学生为不识字的家庭读报，儿童们教自己的伙伴、兄弟姐妹读书识字；有些地方的学校还广泛开展了卫生宣传——在学校的影响下，孩子们开始经常洗澡、理发、换衣服，房子里比以前干净多了，乡村的道旁不再堆放垃圾了，道旁挖了水沟，栽上了树；学校开展了农业宣传，在学校的影响下，农民采用了多区轮作制，菜园做到精耕细作，牲畜饲养方法也有改进，开始采用机器了，等等。这样的学校当然引起了农民的重视，他们心甘情愿地把孩子送去上学。
现在经常举办教育展览会来介绍学校的工作情况，还举办小型报告会，广泛邀请当地居民参加，让儿童们报告本校的工作情况。展览会和“小型报告会”是宣传、推广新式学校的一种工具。
与会代表极其热烈地讨论了儿童运动问题。现在少先队员已经超过百万。少先队员使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都很强，学习非常努力。他们使教师不再担任警察的职务，在教师和儿童之间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少先队员使学校的儿童自治搞得更加生动，更加深入。这种自治是名副其实的学校自治，儿童们可以充分独立自主地讨论并解决与他们有关的问题。全体代表一致认为，儿童运动是一种积极因素。讨论只涉及如何加强少先队运动与学校工作的联系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告红军和红海军书，告列宁共青团书，告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书，吿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告全国教师书。
除了召开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之外，教师们还参加了为他们召开的各种专业会议：农民工作会议，乡经费会议等等。《教师报》和《真理报》与代表们一起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发动教师经常为两报撰稿。会议发给教师们一些社会政治书籍和教育专业书籍。
教师们对这次大会一致感到非常满意。教师们说：“我们的所见所闻使眼界为之一新，现在各地都殷切期待我们回去。”他们讨论了怎样搞好汇报工作，到哪些乡镇进行传达。
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写下了新学校建设中新的一页。 |
苏维埃学校（在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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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学校
（在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十月革命已将旧学校摧毁。旧学校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效劳的资产阶级学校，因此人民对它深恶痛绝。
我不禁想起了一件往事。1917年末，布尔什维克刚刚取得政权不久，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同志对我讲，士兵们有一次在一个学校宿营时，把学校的图书撕得粉醉，物理仪器砸得稀烂；学校遭到了严重破坏。士兵们之所以做出这种事，是因为他们觉得拥有这些图书和仪器的这所学校是敌人的学校，老爷们的学校，是人民群众痛恨已极的统治者的学校。他们认为这种学校所传授的知识，不是为了搞好大家的生活，而是为了培养奴役人民的资本家的奴仆。必须建立新式学校。
1918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国民教育代表大会上发表他第一篇有关教育问题的演说时就曾讲到，俄国学校从此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控制，学校与挣脱了奴隶枷锁的人民一道，开始了建立在社会主义、平等友爱原则上的新生活。接着，在这篇演说快结束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了学校所具有的意义：“必须利用全部力量、精力和知识，以便尽可能快地建成我们未来的劳动学校，因为只有这种学校才能使我们今后免除任何类似今天这种持续四年多的世界冲突和屠杀。”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番话对学校评价很高，
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重视，原因是国内战争不久就爆发了，而且后来越演越烈。
国内战争使我们暂时把学校问题放到一边了。甚至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列宁给学校所作的这么高的评价都感到很新颖，不过，如果我们仔细体会一下他所讲的意思，我们就会发现，列宁是说学校应该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学校应该帮助青年一代按崭新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原则上改造整个生活。关于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说过，我们还面临着严重考验的年代，“我们还未完全度过所有这些考验阶段”。事实上，学校后来的确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岁月，教师的确经历了艰苦的考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前提条件，去建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8年8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那种未来的学校。
从实际上看，为什么过去这些年未能建成劳动学校呢？首先是因为战祸频繁、经济凋蔽，学校没有物质保证。席卷全俄的国内战争对学校的破坏特别严重。现在情况日趋好转，全国进入了经济高涨时期。当然，我们不能作任何特殊的幻想，但毫无疑义的是，这一最主要、最根本的困难将有所克服，而以前它一直妨碍着学校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农民对新式学校十分不满。农民对这种学校不理解，他们觉得这种学校有许多旧时贵族老爷的习气。
应该说，各地教师在开始时也不知道如何建立这种新式劳动学校，因而学校的劳动往往局限于自我服务。
农民和劳动学校
农民常常说：“这是怎么搞的，学校里老是干活，就是不学习。我们干了一辈子活，我们不该再干活了，得学点别的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当孩子们去远足旅行时，当农民看见孩子们唱歌、塑像、雕刻时，他们就觉得这都是贵族老爷们那一套，而农民们按新的方式建设自己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以及真正的知识，这种劳动学校却未教给学生。多少年来形成的传统的不信任感情既转向了新式学校，也转向了新的教师。从前，教师只与神甫和富人有来往，而凡是与贫农接触的教师，都认为是不可靠的人。这种把教师看做统治阶级走卒的旧观点，也被农民用来看待新式学校的教师了。
我们看到，今年各校入学的儿童特别多。各地来的同志和全体代表都说，今年有大批儿童涌进学校，以前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没有机会入学的孩子，以及由于农民对学校不信任而未送去入学的孩子，今年都纷纷上学了。
教师同志们都说，现在各班人数很多，一个教师有时要教150～180人。儿童入学人数剧增，根本原因还是物质条件的改善，但也说明农民对学校的不信任已开始消失。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曾经说过，过去农民对教师是不信任的，而刚开始时，教师心里也没有数，他的认识也不像现在这样明确，不懂得他应该与工人阶级的事业联系起来，应该与劳动人民的事业联系起来。
群众对教师的态度
最初那几年，教师们有些惊惶失措（当然，这不是他们的罪过，而是他们的不幸），对苏维埃政权没有认识，不知道是应该支持它还是反对它，后来逐渐地通过痛苦的思考、通过长时间的斗争，他们才得出了结论：应该把自己的事业与工人阶级的事业联系起来。
我们看到，最近两年来，教师们已开始参加社会工作。教师参加社会工作，这件事对加强教师与群众的联系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不仅要做到部分教师参加社会工作，而且要做到全体教师都能参加社会工作，因为这是教师与劳动人民建立最密切关系的唯一途径。
我们已经看到了教师参加社会工作所取得的成果。群众（特别是贫苦阶层的群众）已开始信任教师。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份材料说，许多地方在这次选举苏维埃时，教师们成了深受信任的社会活动家，而在沃洛格达省卡金柯夫县，乡农民代表会议甚至于给那些以前没有表决权的教师以表决权。这说明群众对教师的信任增长了，而现在教师的影响也比他过去置身事外、与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时要大出百倍。
教师在参加这种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视野开阔了，他对苏维埃政权的认识也提高了——知道这是劳动人民的政权，也是他自己的政权。教师们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领导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领导着全国在正确的道路上迈进。教师们的这种认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体现，所以说这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表现了教师和苏维埃政权的密切关系。这次代表大会表明，教师们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工作。
昨天有人告诉我一件小事：有几位巴什基里亚教师问一个过路的人：“同志，请问到教师代表大会怎么走，坐几路电车？”这个过路人看了他们一眼说：“我哪是你们的同志，我是资本家，那才是你们的同志，”他指着一群过路的工人说。这件小事很说明问题，资本家是外人，而他认为教师和工人是同志。
苏维埃学校是劳动学校
影响建立新式学校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不大清楚这种新式学校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共产党人认为，这种学校应该是劳动学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社会的富裕阶层可能不重视劳动，不懂得劳动的作用，那么整天与劳动打交道的工农群众不可能不关心这件事，他们希望全面地阐明这个间题。苏维埃学校是劳动学校。
早在1897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讲到要使学校成为劳动学校，而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说来都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早在1897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指出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只有把生产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能造就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人②。
工农取得政权之后，就提岀了建立劳动学校这一目标。但是具体去建立这种劳动学校时，却发现经验不足，办法不多，还有好多地方不明确。许多人对劳动学校的理解是，学校应该培养学生爱好劳动，劳动学校要大搞自我服务活动，儿童在劳动学校里应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经验表明，这样的学校对儿童很少有什么帮助。问题不在于养成儿童爱好劳动的习惯，而且恰巧是对于工农子弟，对于劳动人民的子弟来说，学校不大需要在这方面下工夫，而应该是换个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只有逐渐地在总结实际经验的同时得出结论：特别要紧的是把对劳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说明劳动的意义和劳动的组织，说明发展中的劳动问题。这时就会明白怎样把这个问题与实际的劳动活动联系起来。要注意探求具有前途的劳动形式；不要让学生去学那种旧时手工业的落后的劳动形式，而要让他们去学新的劳动形式，让他们懂得以知识作基础的劳动有助于提高经济，有助于驾驭自然力。
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
对劳动学校的这种新认识，在我们多次讨论过的国家学术委员会印发的教学大纲中已有反映③。大纲中那一部分就是讲的如何认识劳动的意义，如何讲述发展中的劳动这一问题。这一部分也指出了劳动与社会的联系，一方面指出了劳动如何成为这一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劳动如何以及通过什么途径掌握自然力和自然资源。因此，如果像有的地方所采取的那种办法，在使用大纲时把这一部分去掉的话，那就丢掉了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教学大纲。他多次讲到要编制新的教学大纲，规定出学校的教学内容。他在俄国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中指出，要以批判的态度去学习知识，应当学习那些最有价值、最有用处的东西，以便用改造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来武装青年。不能把现有的知识都告诉学生，因为这些知识数量太大。但是要从现有的知识中选出最有用的、最重要的来。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就是试图选出那些从劳动人民观点看来有用的东西，从现实生活看来有用的东西，以及青年一代为了根据新的原则改造生活有用的东西来讲授。当然，这些教学大纲还不够完善。它只是试图选岀必要的教材并以一定的形式向学生传授这些教材。
授予学生的知识不应是互不联系的，不应是类似用许多块零头布缝制成的百衲衣。所讲授的知识互相要有联系，也要留有余地。否则这些知识连一半的价值也不会有。
知识的联系不能生拉硬扯，而要合乎生活实际。由此就产生了综合编制的教学大纲问题。最近以来，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多，也写了不少文章。有些人把这种综合性大纲对教材的安排搞得神秘莫测，而我们只是希望所传授的知识不要与生活脱节，要有一定的生活联系。只有通过一定的联系传授的知识才能使学生用以自觉地对待环境，才能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这种环境、理解这种环境。
在教学大纲中，我们是从每种现象发展的角度来讲授这种现象的。我们观察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然后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这些现象。我们教儿童深刻地理解这些现象，认真地对待这些现象。当然，只有通过教师积累的经验，通过学校对这一大纲的检验，才能看出大纲中哪些地方要改。不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大纲的实质是正确的。
各地来的同志，大会的代表同志都一致指出，新的教学大纲有助于儿童的发展，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对待环境。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他们也指出，这一大纲很难与培养熟练技巧联系起来。如果认真探究一下一级学校的熟练技巧到底是什么，那就会了解到，这是指的能流畅顺利地阅读，详细地写下自己的思想而没有语法文字上的错误，再就是会算。
当然，农民们要求掌握这种熟练技巧是完全正确的，学校应该传授这些知识。但是这种熟练技巧与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教学大纲是否水火不相容呢？这是各地同志都很关心的问题。我要说，困难不在于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本身，困难在于我们往往没有可供阅读用的教科书。只要能发给学校与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有联系的书，从而给儿童提供了生动有趣的学习材料，这就可以使阅读熟练技巧的问题迎刃而解。用儿童感到生动有趣的教材去教他们阅读，这当然比用枯燥无味的教材去教他们容易得多。
书写熟练技巧也是如此。现在这些熟练技巧都大大简化了。凡是革命前上过学的同志都知道，旧的拼写法是多么烦琐。他们一定会说，现在培养学生的书写熟练技巧要比以前容易多了。从前要花很长时间学习字母“ы”及其他一些拼写法上的难点。现在学会书写要容易得多，不过要发给教师一本与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有联系的基本语法练习手册作参考，以便他们掌握儿童非常需要的正确书写方法。
最后，谈到数学，在这方面的意见比较少。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已经找出了一些办法来把教学大纲安排的教材与数学、与算术联系起来。今后再供应学校一些教科书，也许就有助于教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我要重说一遍，农民所产生的这种要求（会读、写、算）当然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如果教学大纲不利于培养这些熟练技巧，那这种大纲显然是不合适的。
但是现行教学大纲是合适的。目前的问题不在于修订教学大纲，不在于精简大纲的内容，而在于给学校相应的教学材料，相应的教科书。学校物质条件的改善，也许有助于这一教学大纲的贯彻执行。这一大纲要有助于熟练技巧的形成。大纲与熟练技巧之间要有联系。
关于劳动的问题还谈得不够。这个问题在一级学校里很容易解决，在二级学校里则比较复杂，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目前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需要指出（列宁早已指岀过）的是，必须发动技术界、职业界的知名人士参加学校的工作。例如，我们现在还经常看到，一部分懂得各种手工活的农民帮助学校，帮助儿童学习钳工、木工和其他手艺活。
学校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农民对学校的态度有所好转，教师的立场有所转变，劳动学校的面貌逐渐明晰，所有这些都是在新的原则上建设学校的前提条件。
少先队运动
近来，我们还发现我国学校有一种新气象。我们看到共青团和少先队运动在自发地成长。这一运动在农村也有了发展。起初我们以为，少先队运动会受到农民的强烈的抵制，但是，我们估计错了。农民总的说来是积极支持这一运动的，只有个别地方例外（如顿河省哥萨克的居住地区）。
农民常常说：“现在是新时代了，没法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加强少先队运动与学校的联系。某些教师感到不满意的是，这一运动是在校外发展起来而独立存在的。许多教师说，教师应该是当然的辅导员。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一运动产生于工厂并且不依附于学校，这正是一个优点，因为必须使全体在校儿童关心自己的学习，提出某种问题和任务，以便用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并通过自己的错误来学习。
在旧时的读书学校，教师与学生是对立的。即使是学识比较渊博的教师，尽管他什么都明白，也是靠自己的权威来压制学生。儿童们应该在自己的组织里学会集体工作和集体生活。
必须直率指出，自治工作总的说来是搞得不好的。个别地方的自治工作搞得不错，但是就整体而言，有些学校的自治工作没有走上正轨。有的学校大搞什么审判同学的儿童法庭，有的学校的自治工作不过是协助教师搞好纪律。自治工作名不符实，也就是说，不是着眼于通过组织培养新人。
我们说，我国的新式学校是苏维埃学校，是劳动人民即工农的学校。由于我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以我国的学校不仅应该是劳动人民的学校，而且也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学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学校不仅应向学生介绍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而且还应让他们知道社会发展的方向，向他们指出新的劳动形式。因此，学校要教育儿童们团结一致，提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任务，并通过共同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任务。否则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学校。少先队运动给学校带来了新的精神，即集体主义精神。友好团结的气氛和集体行动的习惯培养着一代新人，即具有集体主义思想感情的儿童，他们经常想到的不是“我”而是“我们”。这件事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学校也离不开少先队运动。
如果学校和少先队组织各行其是，那就不对了，因为少先队如果不经常学习各种知识，如果儿童不顽强地学习，那他们就不能合乎要求地去工作，就不能正确地给自己提出任务并且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得有知识。只是依靠演讲、谈话是不行的，要善于组织生活和组织工作，但若没有知识，离开了学校，就达不到这一目的。学校也应像少先队运动一样，要深入生活，而少先队运动恰好能给学校带来新的气象。
学校的社会工作
我国目前的学校已深入到生活里去了。例如，学校通过学生广泛地开展了卫生教育；一级学校高年级学生经常为不识字的家庭读报并开展扫盲工作。有时还通过学校，通过学生广泛地进行了农业宣传，等等。
正是从学校的社会主义发展观点来看，学校的这种社会工作是特别重要的。这是学校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任务是与研究周围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当然，中央制定的教学大纲应尽可能适应各地的具体实际，但各地的情况各不相同。在这里，学校和教师有一个共同的任务，这就是教儿童们学会观察生活，同时还要知道怎样改造这种生活。如果他们能懂得这一点，学校就能做到深入生活和改造生活，这项任务是极其重要的。
关于学校网点
目前已经具备了建立新式学校的前提条件。起初，在1917年到1918年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经认为一下子可以取得很大的成果，比如说，可以立即实行普及教育，可以立即给全体儿童供应伙食、衣服和鞋子。但是，长期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达到这一目标往往需要经过许多阶段，走完一个阶段再进入另一阶段。因此，我们现在应给我国学校提出一系列实际任务，实现了这些任务，它就向我们理想中的新式学校迈进了一步，这种新式学校能吸引全体儿童并使他们获得应有的知识。
目前我国的学校网点只能容纳一半的儿童入学。我们现在要提出的一个近期目标，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削减学校网点而要竭尽全力扩大学校网点。扩大学校网点要依靠农民的主动精神。
超龄生学校
除了扩大正常的学校网点之外，还有一个超龄生的问题，这是指的那些未能入学的儿童而言的。现在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些14～15岁的孩子与8岁的孩子在一个班上课，他们的发展水平完全不一样。这给教学工作增加了一些困难，有些地方对这些蜂涌而来入学的儿童简直有些招架不住。因此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④已经谈到过这件事），就是为这些孩子开办补习学校，让他们哪怕学习认字，学习读、写、算也好，也让他们掌握读书看报的本事。
改革二级学校
还有许多其他的任务。必须继续发展青年农民学校和工厂学校，这种学校与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能授予学生一些能直接提高这种生产的知识。但是与此同时却不能取消任何一所二级学校，因为国家目前迫切需要具有中等知识水平的工作人员。只需要把二级学校第二阶段加以改革就行了。迄今为止，二级学校一直是升入高等院校的转运站，上高等院校往往是旧观念作祟：不受高等教育就没有出路。因此，一个学生要是没有升入高等院校，那实在是他的一大悲剧。要改革二级学校，使它立即开辟通向生活的道路，立即帮助学生掌握某种劳动本领。
互助委员会和学校
还有一项任务要谈谈，就是必须支持贫穷阶层的子弟，使他们有学习的机会。在这方面，要吸引农民互助委员会参加这项工作⑤。儿童们不能上学往往是由于他们没钱买鞋子，而这不过只要十五个戈比。农民互助委员会应该认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地，校促会在这方面也可以做很多工作。我国有些地方的校促会已经广泛开展了工作。例如，医生们指出，在儿童就寝的房间里，一定得有通风小窗。于是校促会就到每家的房间去査看，如果发现孩子睡觉的房间没有通风小窗，而家长又没有钱安装这种小窗，校促会就负责给安装。这样，他们就帮助了家境比较贫穷的居民。开展活动的方式很多，这不过是其中之一。
谈谈教师的社会工作
现在来谈谈怎样使学校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问题。我已经说过，首先必须让全体教师参加社会工作，但是要特别注意减轻教师的负担，并且明确到底什么活动才算社会活动。例如，教师是否必须参加戏剧小组的活动呢？这项工作占去了他很多时间，但它并非都能叫做社会工作。当然，这项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鞑靼教师说，在伊斯兰居民中，戏剧有着特殊的作用。原来，按宗教规定，伊斯兰教徒不得出入戏院。如果一个伊斯兰教徒进了戏院，而且还随身带了妻子一同前往，他就会被革除教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参加戏剧小组当然就是在进行一种反宗教宣传。这种情况下参加戏剧小组的工作，无疑就是一种社会工作。但这种情况是极个别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参加戏剧小组的工作不过是组织文娱活动，而且还要占去教师很多时间（教师的时间本来就很少）。其他各种技术工作也是同样情况，这种工作往往全压在教师身上，使他没有时间从事本职工作，因此必须减轻教师的负担。此外，还要注意发动当地的医生、农学家、全体农村知识分子去帮助教师。
教师的轮训和培养
下面谈谈用知识武装教师的问题。在发给大会代表的调査表中，第一天由教师们填写的300份这种表格中就有282份希望免费供应或优待供应教师政治书籍和教育书籍。为了建设新式学校，为了建设居民现在所需要的那种学校，教师本人应当努力学习，精通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自觉地对待苏维埃政权开展的活动。这就要求对教师进行轮训和认真的培训。这一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同时要保证教师能够在工作过程中学习。
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提出了各地区的重点学校的计划，要围绕重点学校把教师组织起来，共同学习和检查自己的工作，互相交流教学经验。要让各地区的学校与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建立联系，教学法研究会也要与它们建立联系。这样一来，就会使这方面的指导比目前更为恰当合理。大会代表中有很多人要求经常给教师以指导，只要我们积极开展教师的集体工作就能做到这一点。
教师和报刊
除此之外，还要让全体教师明确认识到，教师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参加报刊即《教师报》的工作。大家经常谈到这张报纸的巨大作用。它起着组织作用，它使教师能通过报纸与别的教师交流思想。我们知道，教师的职业很分散，全国各个角落都有。所以，他们积极参加报纸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不打算详细地讲农村学前教育的意义和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了，因为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对这个问题已讲了一些意见。无论是学前教育抑或是政治教育工作都有助于完成学校所开创的事业。
我的报告完了，我相信这次代表大会一定能为教师们团结共事打下一个基础，能为建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那种学校打下一个基础。同志们，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 |
工厂艺徒学校的社会政治教育（在全俄工人教育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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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艺徒学校的社会政治教育
（在全俄工人教育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我要讲的问题是，我们所办的工厂艺徒学校①为什么必须把学生培养成为既有觉悟又有本事的工人。
每个学生所应当认识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给社会主义制度打下基础，如果我国不普遍发展工业，不大力提高农业，那我们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工业发达了，掌握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只有农业真正高度地发展了，我们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马列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因此必须使工厂艺徒学校的每个学生都能认识到他必须成为有本事的工人，他要参加劳动，要在提高工业、发展工业中表现出首创精神。要使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有这样一种志向：为了提高生产，一切都有赖他们的努力，这点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工厂艺徒学校就要让学生一时一刻也别忘了这个任务。当然，如果他一时一刻也未忘记提高生产的任务，他对学习的态度就会不同于从前的雇佣工人（雇佣工人根本不考虑工业发展不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不是生产的主人，工业是否会普遍发展起来，他们是不管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工资的多少、工人地位的高低。我国正在改变这种心理状况。因此，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工厂艺徒学校的活动、工厂艺徒学校的学习，都能做到让每个学生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能促进生产发展的有专业技能的能干工人。
当然，这与科学的劳动组织问题和生产劳动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使工厂艺徒学校和学校的一切组织都能教育在校学习的男女青年尽量有效地安排自己的全部工作，不要浪费精力和时间，要把工作安排得以最少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成果。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开设一门新课程（科学的劳动组织）是不行的。
我们要把工厂艺徒学校的全部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使工厂艺徒学校这个组织本身就能让学生们懂得，所谓合理的科学的劳动组织是指什么而言的。
这门课程应该单独开设，但要强调的是，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整个过程中（不管是教学部分，抑或是实际操作），通过每天学习合理地安排工作，学生应该弄清楚的是什么问题。
然后，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工厂艺徒学校必须培养生产所需要的工人。工厂艺徒学校在培养有专业技术的能干的工人时，不应该只着眼于今天，还要顾及到明天。
我们知道，我国的工业正在蓬勃发展，技术也在突飞猛进，因此我国工厂艺徒学校不能只是培养那种能满足目前工业需要的专业技术工人，我们还要考虑到明天工业的需要。否则我们就会面临着一种危险：目前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只适应今天的工业，但不能适应明天的工业向他们提出的工作条件。
我们知道，一般说来，从整体上看，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是很低的，以至目前还需要半手工业工人。然而，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之后，对专业技术工人的要求，更多的不是技术熟巧，而是很高的发展水平，很高的理论素养。如果没有这种理论素养，一个完全适应今天工业要求的专业技术工人，可能完全不适合改革后的工业，不适合更高发展水平的工业。因此，工厂艺徒学校的学习活动和教学大纲，不仅要看到今天，还应看到明天。
工厂艺徒学校教学大纲的任务，一方面要授予学生一些专业技巧，有时甚至是今天工业所需要的半手工业性质的技巧，但同时还要使学生具备一种理论素养，使他们能够适应日新月异的生产形势。这当然是不容忽视的，不仅学校的领导人要懂得这个道理，而且要让每个学生明白，工业不是停滞不前的，它在不断提高，不断发展，因此要把握这种发展的趋势，知道技术发展的方向，不要把工业看做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东西，而要在发展中研究工业。在编写工厂艺徒学校的教学大纲时，必须对这方面给予应有的注意。工厂艺徒学校在授予学生必要的技巧时，还要使他们具备理论上的素养。
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个问题：一个专业技术工人很可能同时又是一个觉悟不高的工人。有的工人可能很会使用机器和工具，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要求今天的专业技术工人还应具备另一条：要有觉悟。他不仅应当成为忠实的执行者，同时还应是生产的主人。十月革命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工人已由雇佣工人成了当家做主的工人。但是，要当家做主，成为生产的主人，光有专业技术，光会开动机器、使用原料等等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别的知识：懂得组织生产，懂得工厂执行的生产计划。
我们知道，德国的许多职业学校（例如铁路学校）里，生产本身就要求学生逐步由一个工厂向另一个工厂过渡，好让学生不仅知道本工厂、本企业一隅之地的情况，而且还了解整个企业的全面情况，知道他所做的工作与整个企业全面生产的关系。
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得不走这条路的。大生产本身的性质就驱使它们这样去做。但是，我们让我国的职业学校走这条路，却不仅是由于技术的要求，而且也是由于工人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提高工人的觉悟，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企业的主人。工厂艺徒学校的每个学生应当不仅熟悉自己机床的工作，还要了解整个企业的全部生产情况。因此他特别要关心工厂委员会这类机关的工作，关心工厂里各种组织的工作，关心各种生产会议，因为这种会议能使学生了解生产情况、组织情况及整个企业的全部计划。
大企业本身的劳动条件可以使儿童懂得计划性，懂得有计划地安排劳动的必要性，所以我们说整个工人阶级比别的任何人都能更深刻、更快地懂得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由资本主义走向另一种制度，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杂乱无章，一切都是自由竞争，一切为了个人利益，而在另一种制度下，计划性代替了杂乱无章，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代替了浪费生产力。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之点恰好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统一的经济计划，而是每个资本家各自安排生产，根本不考虑整体的利益；而工人们在工厂里、在生产部门却看到了这种计划性的必要，看到了统一安排的必要性，因此他们很容易理解，整个经济应按统一计划进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全俄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报吿谈到有关电气化的问题时，特别强调了这种统一的经济计划的意义②。所以，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在了解了工厂的计划性之后，还要了解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要很好地领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篇演说的意思。要弄通这篇演说的含义和意义，因为计划经济的问题乃是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础的问题。弄明白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懂得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许多一再提出的口号就失去了意义。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生产的计划性，工厂艺徒学校的教学大纲对此必须特别注意。
工厂艺徒学校的教学大纲中，要开设一些有助于了解每个工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的课程。要使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不仅了解本厂的情况，还要了解各个工业部门的情况，了解这种工业在国家整个经济中起什么作用，占什么地位。教学大纲对此也必须特别注意。要了解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列宁同志在全俄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演说中，多次提到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提到这个计划是以高度发达的技术为基础的，是以电气化为基础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③电气化就是在技术发展基础上的统一的经济计划，这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基础。
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应该懂得高度发达的技术所具有的意义，但是他还必须懂得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我们经常使用苏维埃政权这个词，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不仅要会用这个词，而且还要懂得它的含义。苏维埃政权的含意是什么呢？苏联宪法规定，选举权并非人人都有，而只有劳动人民才有，只有工人和农民才有④。这个意思每个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都应懂得。他要非常熟悉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政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因此全部生活的原则就是，劳动人民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处于雇佣工人的地位，处于被压迫阶级的地位，而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就应该懂得苏维埃政权乃是由一个制度走向另一个制度（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巨大进步。苏维埃政权是从剥削者手中夺取来的政权，这一政权完全交到了工人阶级和农民手上，交到了劳动人民手上。
各种教学大纲都规定了要学习苏联宪法。但是学习我国的宪法要有一定的立场。
我们苏维埃宪法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我们常常谈到联系，但是要充分理解我们所说的这种联系，就必须懂得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懂得生产的这两方面、这两种类型的生产之间的联系的必要性。
要懂得工人阶级是什么，为什么工人阶级觉悟比较高，为什么工人阶级的眼光比其他阶级都远大，还要明白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然后，还要弄清楚目前的农民是什么状况，一般说来小私有者是什么状况，它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是什么情况；还要知道，经济本身的发展推动了小生产走上联合的道路，即合作化的道路。这是农业走向大生产的必然之路，这是走向以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那种生产的必然之路。当前农民的情况如何，它在朝什么方向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它怎样改变自己的阶级实质——这些也都是每个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所需要知道的。这样就能明白把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关系，这种关系使农民对工人阶级的任务和目标理解更深，感情更亲。农民现在可能还不理解这些任务，但是，只要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他们就会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更深地理解工人阶级的这些任务，并成为工人阶级忠实的同盟军。
要使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懂得所有这些道理，这样他们就能成为自觉的列宁主义者。
但是，要保证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洋溢着工人们在工厂里充分体现岀来的那种集体主义的自觉精神，就必须使工厂艺徒学校与工厂保持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工厂里的全体工人团结成一个整体，生产本身的条件使他们的集体主义感情得到了发扬。只要工厂艺徒学校与生产单位保持密切的联系，让学生们有机会研究整个企业的组织，只要工厂艺徒学校是这样来制定教学大纲，那么，这一大纲就能使学生了解全国的经济情况，就能把学生培养成能干的工人和生产的主人。这样，他就一定能完成时代赋予他的重任。 |
学校和少先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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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少先队运动
教师们正在迅速提高并且日臻成熟，他们用建设新式学校所必需的知识武装自己，深受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熏陶。与此同时，少先队运动从工人阶级内部脱颖而岀，这一运动使教师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有了少先队运动，教师的工作好做多了；另一方面，却要求教师进一步提高自己。
少年先锋队是一种儿童组织，它有自己的章程、宗旨和工作方法。
在这个组织里，儿童可以培养集体主义的感情，学会集体行动并且服从集体的意志。
成立儿童组织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孩子们能够养成随时随地关心整个集体的利益的习惯，并能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集体的言行联系起来。这样，儿童就能形成一定的集体主义心理，这种心理能够对各种本能进行适当的调节，消除软弱无能、孤独无依的感情。儿童越早开始过集体生活，他就越有希望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共同事业而献身的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
在正常环境下成长的健康儿童，都渴望参加组织。凡是观察过儿童游戏活动的人都承认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儿童对少年先锋队组织很感兴趣，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少先队的宗旨是协助工人阶级的事业并且为这一事业服务。
有人也许会说：协助工人阶级的事业，帮助无产阶级开展斗争，这个宗旨是儿童们难于理解的。事实果然如此吗？现代的儿童感到这个宗旨很是亲切，很好理解。他们经常听到周围的人讲起不久前的事，讲起当时的斗争目的；他们看到周围生活中百废待举，因此他们就不难理解党和共青团的奋斗目标。他们越早为自己确定目标，越早使自己的行动服从于这一目标，就越能使他们成为更加坚强有力、志向明确的人。
尽早确定目标，开展集体活动，这本身就对儿童的发育成长具有重大的意义。
少先队采用的积极工作方法也能对儿童产生最佳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儿童看见“红领巾”的整齐队伍时，看见他们严守纪律的表现以及欢乐明朗的面容时，孩子们一个个都显得精神焕发，朝气蓬勃。
但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只是少先队员参加庆祝活动的这一方面的生活情况——看他们表演，听他们演说；然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日常平凡的工作。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要让儿童不断成长，不断进步，使他们的知识日益丰富，对既定目标的理解更加深刻。否则少先队运动就会不景气，过一两年之后就对少先队员失去了吸引力。少先队运动要与学校的学习联系起来，要依靠学校的学习。
再有一点，就是要让儿童在自己的工作中提出正确的具体目标，使它与总的目标密切联系起来，使它非常具体并逐步复杂起来；这也是很重要的。目标的选择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这恐怕也是件最为棘手的事。要使具体的目标合乎社会的需要，既是儿童们力所能及的，又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要使他们努力所得的结果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小队和中队提出的具体目标要随着儿童觉悟和能力的提高而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学校和儿童运动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有的青年为儿童运动的初步成绩而沾沾自喜，竟然说什么“学校无所谓，儿童运动才是关键”。
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十分尖锐地提出深入、系统地搞好学习的问题，而离开了学习，少先队员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列宁主义者。不把系统的学习与实际的经验结合起来，青年人就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一元论世界观。具备集体生活和工作的本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而具有远见卓识，能合乎逻辑地思考问题，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这是事情的另一面。如果少先队运动竟然提出要“打倒学校！”那么，尽管它旗帜如何鲜明，表现如何进步，它也不可能存在下去，客观上将起着一种反动的作用，而表面的华丽多彩不过是用来掩盖旧时的那种精神奴役的一种手段。
苏维埃学校与儿童运动一样，它力图用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力图培养他们能够解决历史向他们提出的任务。苏维埃力图很好地用知识来武装全体儿童，因为只有掌握了知识，他们才能明确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知道应该怎样去改造生活和安排生活；只有掌握了知识，他们才能取得胜利。苏维埃学校将教儿童学会把人类积累的知识用于实际工作，教他们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没有知识的人有如瞎子。苏维埃学校要使瞎子重见光明。由此可见，绝不能把少先队运动与学校对立起来，两者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内在联系。
儿童运动对学校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它为学校提供了新的儿童人才。少先队运动大大提高了儿童的人类尊严的意识，激发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兴趣，使他们养成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高度的纪律性。教师对这种儿童进行工作要容易得多。
教师和少先队运动的领导人即共青团员们，要向儿童们讲清旧的、资产阶级学校和新的、苏维埃学校之间的区别，渗透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学校与洋溢着无产阶级思想的苏维埃学校之间的区别；教师和共青团员们要向儿童讲明白，他们为什么需要掌握大纲的这一部分，他们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教师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会对儿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奇。对于儿童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件事？”教师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回答他们说：“这与你没有关系，你不必东问西问，好好学习就行了，大人会知道你该学些什么东西才有用。”而会这样回答儿童提出的问题：“你要建设新生活，就得有知识。比如说，如果讲的是历史，你就得知道从前人们是怎样建设自己的生活的，他们之间有过什么样的斗争，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斗争；这样研究历史，你就会懂得什么事情不该做，并且因此也就更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如果讲的是地理，教师会说：“你既然希望全世界不再有压迫和奴役，那你怎么能不知道哪个民族住在什么地方，他们生活怎样，工作如何，他们在怎样进行斗争？”如果讲的是物理，教师就会说：“你既然要让人们摆脱沉重的劳动，那你就应该懂得自然规律；只有学习了这些规律，人们才能驾驭自然力，让它为人类服务；只有学习了技术方面的成就，把它应用到生活中去，人们才能摆脱自然界的控制；你应该知道这些成就是什么，否则你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建设者。”
教学大纲上的各种课程都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让儿童理解其意义。教师在激发儿童学习热情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教学热情高涨起来，这种热情鼓舞着他的全部教学活动，使这种教学工作搞得生动活泼，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儿童。
每个人都很清楚，由于这种教和学的活动受到远大目标的鼓舞，教师和学生都将得到很大的益处。
如果这样来安排工作，就会使学校与生活很快接近起来。而当教师和学生明白了这种接近的全部意义时，他们就会共同把学校办成新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儿童运动早已成为这么一个部分一样。
教师渴望建设新式学校。但是他必须明白，只有与儿童一起他才能做到这一点。
少先队运动对完成这一任务具有极大的作用。
因此每一位教师都应该支持少先队运动，支持少先队的基层组织对全体学生施加自己的影响，支持它们把全体儿童都吸引到这个具有伟大目标的组织里来。
因此每一位儿童运动的领导人都应该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学校与苏维埃学校之间的区别，明白现代学校所面临的任务；都应该告诉少先队员们，他们通过帮助建设苏维埃学校将会对国家作出多大贡献。
现在，苏维埃学校教学内容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但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例如，有关学校自治的问题就完全没有解决。儿童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很多帮助。
我国劳动学校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未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教学大纲与儿童的实际活动和他们的劳动结合起来。虽然新学校从1917年起就已研究这一问题，但至今未能彻底解决。在这方面，儿童运动的经验也同样可以给予很多帮助。
少先队员要向自己提出（尽管范围有限）社会需要的具体劳动目标。这方面的实践还很薄弱，也未对这一工作进行充分的总结。毫无疑问，儿童工作者在发扬儿童这方面首创精神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创造出新的途径。
而当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之后，我们提出社会需要的具体劳动目标的本领，就会使我们把学校的工作摘得更好。
考虑到这一目标，现在就应该把少先队活动与学校的教学大纲结合起来。
苏维埃的新式学校和少先队运动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照耀着它们前进的道路。深入开展儿童运动离不开学校；儿童运动又为学校创造了新的条件，它在许多问题上不失为学校的一个基地，因此在学校和儿童运动之间应该保持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将有助于苏联青年一代去解决无产阶级世界斗争向他们提出的伟大任务。 |
发动群众参加学前教育工作（在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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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群众参加学前教育工作
（在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上的讲话）①
同志们，请允许我向您们表示祝贺！
我们大会召开的时刻，正值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热情明显高涨之际。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初期，广大的群众都卷入了根据新的原则改造整个生活的热潮，现在又出现了这种热气腾腾的局面。
今年，即1924年，工人阶级的主动精神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们看到，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中，非党工人如何积极争取入党并在党的领导下改造了整个生活。我们看到，农民的主动精神也表现得非常强烈。每天都有从农村来的青年到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来，向我们讲起他们在地方所做的大量工作。
刚才，就在我讲话之前，我还和一个在雅罗斯拉夫省偏远乡村工作的小伙子谈过话。他的一席谈话告诉我们，即使经费微乎其微，我们也可以做大量的工作。这个小伙子是个有残疾的人，他向我讲了他是如何在他那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的房里展开工作的。他在自己那间房子里办了一个农村阅览室，并且与附近各村的许多红角建立了联系，他在农村阅览室做了大量工作。他钱不够时，就拿起背包去为农村阅览室筹款。据《真理报》不久前报道，他在《真理报》主办的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这个小伙子并未因为经费不够而裹足不前，也不畏惧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他热情充沛，干劲十足。
当你看到工人正在按新的要求建设自己的生活，看到青年农民正在百倍努力地改变压得广大群众透不过气来的整个日常生活和千百年来形成的旧基础时，这时你就会明白，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尽我们的可能发展红角、农村阅览室、儿童游戏场，把我们的全部经验向群众介绍，并帮助青年、工人和农民真正按新的原则来改造生活。我觉得，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应该是一个转折性的大会。
应该一起来好好考虑一下，如何使幼儿园深入到城乡的日常生活中去，如何在目前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唤起社会对幼儿园的重视，如何做到使幼儿园不仅得到国家的帮助，而且也得到一切文化团体、一切认识到幼儿园和学前教育机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人士的帮助。青年大学生夏天经常到农村去，他们在农村开办了一些幼儿园，已取得了经验。我们的示范学校在有些地方也办了幼儿园，也取得了经验。这些经验说明，只要有首创精神，只要能引起大家对这件事的重视，就可以花少量的钱而取得很大的结果。只要依靠青年农民，甚至于只要依靠少先队员，就能取得在另一种形势下看来完全不可能取得的成果。
我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使居民关心幼儿园，如何使各地忘我工作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学会发动群众参加学前教育工作。这是生活本身提出的任务，这次大会应该加以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解决。我认为这一任务至关重要，因此衷心祝愿你们在这一工作中取得成就。 |
学什么和怎么学（在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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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什么和怎么学
（在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我只想讲几个问题。我觉得，在谈到进行列宁主义教育时，这几个问题特别重要，因而需要着重讲一讲。列宁的全部演说，他的每篇文章，都贯穿着一根红线，就是仇恨一切压迫和剥削现象。如果我们看一看无政府主义者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那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对待剥削和压迫问题的态度是很暧昧的，他们不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反对这种或那种剥削形式，而只是笼统地说要消灭产生这种剥削和压迫现象的制度，却又不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不考虑如何去根除这种原因。
如果我们看一看列宁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那就会发现，他认真地研究了每一种剥削形式。就拿工厂的剥削来说吧，他的研究不限于工厂里的一般剥削形式，而是认真地研究了这种剥削的一切形式。我们知道他写的这样一些小册子（如关于罚款的小册子①，关于6月2日法令的小册子②），对剥削究竟采取的是什么形式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列宁怎样对待农民问题，他怎样提出这个问题，怎样阐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呢？他是怎样从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从农奴的解放开始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农奴的这种解放是怎样进行的，地主是如何挖空心思去霸占从前属于农民的土地，以及他们又如何利用这些土地去奴役农民。
你们在学习列宁的演说和文章时就会发现，他对剥削和压迫的一切问题分析得非常透彻，入木三分。资本家的剥削，地主对农民的謝削，民族的压迫一所有这些问题列宁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探索其发展情况，找出最本质的东西，好让人们明确斗争的目标和斗争的方法。这似乎是很自然的和很简单的事。当然，每一个列宁主义者都会说，他不仅仇恨压迫和剥削现象，而且还知道产生压迫和剥削现象的那些形式。
但是，同志们，不应忘了下面这个事实：我们现在已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而是生活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下，这种过渡的基础是不大发达的工业和小农经济。当然，不能认为在这种过渡的制度下就不存在任何剥削现象了。诚然，由于革命的胜利，由于社会的巨大进步，许多旧的剥削形式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不能认为，现在就不存在任何剥削，不存在任何压迫了。这种剥削和压迫现在采取了新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与旧的形式虽然有着有机的联系，但毕竟在性质上有了某些不同之处。因此，同志们，这里就有一种很大的危险性，就是对旧的剥削形式的仇恨，将会由于旧制度的消亡而失去对象。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正视生活，不善于深入了解生活，不善于观察周围的形势，我们就可能发现不了新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当然，从前那种形式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了。从前对工人的那种残酷剥削现在已经没有了。地主的财产被剥夺了，尽管有的地方还有点反复，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旧的剥削形式已被摧毁了。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意观察身边的情况，这样才能发现各种新生的剥削形式。这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现在对旧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比较熟悉，今后，时间越久远，所有这些问题就越复杂，我们要注意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要流于空泛，要对这些剥削形式进行详细的探讨，详细的研究。现在已经暴露出我们对新的生活进行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很不够。我们现在谈起剥削和压迫时，往往流于一般化。所以我说每一个列宁主义者都应该认真研究一切新的剥削形式，否则时间越长就越复杂。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现在的社会发展瞬息万变，环境的变化也是迅猛异常，因此我们应该经常注视这种变化，研究各种变化中的剥削形式。
这个问题很复杂，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用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不久前，我曾经与一些团员同志谈过一次话，我问他们现在都成立了一些什么小组。他们说，有政治常识学习小组，还有列宁主义学习小组，什么都有，却似乎没有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而如果我们要懂得列宁主义，那我们首先就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是马克思的学生。他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经常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求教，尽管这些著作他过去都读过，但他还是经常重读，从中找出对待生活的新办法，认真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的每一句话。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阐明了这些规律。当我们谈到各种自然现象时，每个人都清楚，在这里必须具备对自然界的知识——化学和物理现象的规律，并且随着人们对这些规律的研究日趋深入，他们就越能控制自然界。研究自然规律的目的是为了驾驭自然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不用我们去讲。对待人类社会生活的态度也是如此。社会的发展是以一定的规律为根据的。各种现象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规律。要想驾驭运动，要想使革命运动走上正轨，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规律。
列宁曾经说过，必须学会马克思的“革命的辩证法”。马克思阐明了现象发展的情况，指出每一种发展中的现象都含有新的生活形式的萌芽，描述了新的形式如何摧毁旧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演说中，就提醒共青团不要迷恋各种口号。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了解个别的口号，而要研究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把他的革命辩证法运用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时期。他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和发展的情况，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如何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掘墓者的力量。他描述了工人阶级成长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指岀了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革命目的以及工人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以，理解工人阶级的目的，理解各种现象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才能洞察周围的情况，了解瞬息万变的形势。过去，有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诩的人，他们却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革命的辩证法。他们认为，只要随便读几本马克思的书，同意马克思的结论，这样他们就有资格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了。但是，列宁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是这样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所以，他把马克思的革命学说用于俄国的实际，用于他工作和活动的那一时代。他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已清楚表明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那时正是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时期。列宁根据他所精通地掌握了的马克思理论，评价了这个时期所具有的深刻的革命意义。
列宁不仅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研究了俄国具体条件的一切特点，反复思考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用于实际生活。由于列宁掌握了革命理论，所以他就能够找到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所必须经历的途程。列宁能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并且能够正确地运用这种理论，这不是出于他的个性特点。同志们，你们今后将会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要你们去解决，因此你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理论来武装自己。
列宁任何时候都很重视改变现存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这一革命目的。他十分重视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作用，这一点正是他和那些他毕生与之坚决斗争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不同之处。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③在发言中说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时，列宁站到了当时还是革命者的考茨基④方面。他指出，否认工人运动目的的重要性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经济派分子也举起了机会主义的大旗，不过形式稍有不同，带有特殊的俄国形式。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也完全估计不足。他们说，必须进行经济斗争，因此他们也只重视这种经济斗争，而马克思一向十分强调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他们却毫不重视。因此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一起与经济派分子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同样，列宁与之进行了顽强斗争的孟什维克的主要错误何在呢？列宁指出，孟什维克与自由党人沆瀣一气，投靠激进的资产阶级，放弃了基本的立场——正确评价无产阶级在整个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明确地理解目的，认清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认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凡此种种，使列宁能够对所有这些机会主义倾向作出正确判断。
青年要想走革命的道路，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这种理论能使他们了解周围的现实。一般说来，没有任何一个口号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每个口号只有在它所产生的那一具体历史环境中才有意义。米尔托夫⑤在他所著《历史信札》一书中曾说过，任何一个口号，即使在一定的情况下是革命的，但是时过境迁，它可能就是反革命的了。判断某一口号是否恰当，就看你能否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待现实并对此作出评价。一个政治上没有素养的人拿起列宁著作一看，他可能觉得列宁有很多前后自相矛盾之处。在许多问题上，列宁在不同的时刻捍卫的是不同的观点，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各种现象的内在联系，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他就会感到有矛盾，而实际上却是同一观点在不同形势下的发展。就拿立宪会议这个问题作例子来说吧。在无产阶级还未取得政权之前，这个政权最初是以苏维埃的形式出现的，这时布尔什维克是支持立宪会议的；而当革命的苏维埃建立起来之后，当苏维埃已经成了事实上的政权之后，这时立宪会议这一口号所具有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它已从一个革命的口号变成了反动的口号，因为它可能削弱无产阶级已经建立的苏维埃政权。
再以合作制作例子来说。列宁对合作制的论述，在取得政权以前的提法与他逝世前所写的几篇文章中的提法完全不同。他在逝世前所写的文章中说，目前合作制对于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上改造整个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只要我们把列宁的著作拿来读读，我们就会发现：列宁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对某种运动形式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
要了解具体的情况，首先就要掌握理论，因为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体系、一定的办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缜密地研究周围的现实。如果你们看一看列宁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你们就会发现，他根据书本知识、根据个人经验、根据同志们的谈话与讲述，对现实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如果你们看一看列宁的大量笔记本，你们就会发现他怎样把自己在俄国生活中所观察到的每一事实与欧洲生活中类似的事实加以比较，并且在进行这种比较时，尽量找出两者之间的某种差别。他在笔记本上的批注表明，他总是尽量抓住由于情况不同而产生的那种差别。如果你们读一读回忆列宁的文章，你们就会发现列宁如何细致地向同志们询问各种情况，他如何根据个别的叙述，根据个别的事实尽量把握事物的全貌，他如何每次都对每个问题进行检査。在党内的一次讨论会时，列宁写道：党内发生某种分歧，产生某种危机时，那就应该以极其忠诚老实的态度对待问题，要尊重真理。
列宁在研究现实时总是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能够尊重真理，而且他还善于向敌人学习。如果敌人能够正确地评价某种现象，列宁并不考虑这一评价来自敌人，他还是利用这一评价，以便找出正确处理事态的办法。另一方面，列宁不仅善于直接向敌人学习，也善于间接向敌人学习。他把敌人的赞扬当做警钟，以促使他重新审时度势，看看自己是否犯了什么错误。
列宁还善于从错误中学习。例如，1903年，列宁提岀并坚决捍卫了党纲中关于把1861年土地改革时地主从农民份地划出来的、不给农民耕种的地段归还农民的条文。后来，在1908年，他写了一篇文章⑥来总结第一次革命的经验。他在文章中直率地指出党纲中的这一条文是有关份地问题的一个不正确的口号。
尽管列宁曾经热情地捍卫过这个口号，激烈地反对过普列汉诺夫的主张，尽管他长期以来就一直在争取所有的人都站到他这一边来，力图让他们了解这种划出份地的做法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后来，在革命之后，他依然对这件事作岀了客观的评价。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个口号是有缺点的，当时应该立即提出更为革命的口号。
这种革命的诚实态度，在处理每个问题时，不计较可能一切都要重新作出评价；不计较可能要做大量的工作；不计较任何个人的尊严威信；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明确地提岀问题，直截了当，力求找岀正确的答案）；——这种认真学习的本领，这种深入观察的本领，这种善于学习别人经验的本领，这种敢于正视事实的本领，正是想成为列宁主义者的青年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最后，我想稍为谈谈列宁要求每个革命者忠于革命事业的问题。他在《怎么办？》一书中写了一个革命者准备怎么献身的问题。他说，在运动刚刚兴起的年代，应该是极度克制的年代，应该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的年代，在日后回顾这些工作时，会感到这一工作当初实际上很不惹人注目。一个革命者就应该准备做这种默默无闻的日常的粗活。但是，与此同时，一个革命者又应该准备建立丰功伟绩，准备表现最伟大的英雄主义。这也是列宁在《怎么办？》⑦一书中阐述过的观点。这本书当时曾使党员们爱不释手，它在革命运动中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一个革命工作者应该准备为一切献身：既要去干默默无闻的日常粗活，又要去建立英雄般的丰功伟绩。列宁的这种主张使我们明确认识到，列宁主义者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列宁主义者应该去干日常粗活，不管这种工作如何困难，他都应全力以赴。在革命运动处于高涨的时刻，他也应该对一切都有准备。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列宁如何认识群众的作用。90年代的时候，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刚刚建立，当时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问题讨论得很热烈。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当时特别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米海洛夫斯基写过一篇题为《英雄和群氓》⑧的文章。他认为，群众乃是唯英雄之马首是瞻的没有主见的群氓。拉甫罗夫也提出了英雄主义问题和有识之士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后来，社会革命党人也接受了这种英雄和群氓的观点，把英雄人物放到了首位。马克思主义者却持不同观点。他们讲的是阶级斗争。
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阶级斗争”这个术语的意义，我们就应该像列宁那样对待个人的作用这一问题。他放到首位的是群众问题，是群众在某种动机的影响下而行动起来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总是把个人的行动与这个人所代表的那一阶级联系在一起来看的。个人离开了群众，离开了阶级就会一事无成。但如果个人把自己的革命活动与革命阶级的活动、与无产阶级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由于个人把自己这一叶扁舟系在一艘大船的船舷上，系在无产阶级的事业这艘大船的船舷上，由于这个缘故，个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只有在他不脱离群众，只有在他代表了人民意志的情况下，他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们看一看列宁的著作，看一看他发表的演说，你们就会发现他是多么重视群众。他说过：“社会主义是群众生动的创造。”⑨在他逝世前的几篇文章中，他说现在应比从前前进得慢一些，但这是大批群众的前进活动，是千百万人的前进活动。如此评价群众的意义，如此评价群众的创造力，堪称为列宁的特点。列宁认为把群众组织起来，提高群众运动自觉性的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一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列宁主义者应该学习他的这种对待群众的态度。
而要理解群众、依靠群众，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到，因为马克思主义阐明了群众运动的始因，教我们认识革命的力量，以引导群众达到伟大的目的。
一个青年要想成为列宁主义者，他就应该认真学习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
论儿童之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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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儿童之家问题
儿童之家应该办成什么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起初，即1917～1918年，我们讲过必须进行社会教育，我们以为能够给全体儿童提供住宿、伙食、衣服，授予他们知识和社会生活熟巧。实际生活表明，这是目前条件下国家做不到的，这只是一个要经过漫长的途程才能达到的遥远的目标。
现在，我国有相当多的儿童需要国家抚养和教育；儿童的教育问题是一个极尖锐的问题，而我们却完全不能胜任这一任务。问题全然不在于没有经费，这是明显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认真考虑儿童之家的工作方法，我们对儿童之家的问题没有深入地、扎实地进行过研究，而这个问题却是关于一大批儿童的前途的问题。
儿童之家应该办成什么样？
儿童之家应该是这样一个机构，它能使儿童得到全面的体力发展；获得丰富的知识并能将这些知识用于生活；养成劳动的习惯并能过集体生活、能集体进行工作；能理解生活并在生活中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一员。
可是目前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就拿体育来说吧。儿童之家的体育活动往往开展得很不好，借口是穷，经费不足。是的，我国的儿童之家的确很穷，但问题并不完全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儿童之家的领导人对如何搞好儿童的身体往往认识不清。大多数教养员知道清洁卫生的重要，尽量把儿童之家搞得干净些，但是他们对新鲜空气、运动、劳动条件和睡眠等等的作用，却理解得很差。
举例说吧。夏天的时候，天气很好，可是孩子们却坐在地板上织袜子，房间里门窗紧闭。儿童之家有阳台、花园，可是却没有儿童可以在户外干活、学习的工场。于是只好在令人窒息的教室里和车间里干活。这并非由于车间里有什么机器和设备，举例说，编织车间所用的唯一工具就是编针，但孩子们却不能到室外去，而是坐在闷热难耐的房间里。当然，冬天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没有厚衣服；但是可以轮流穿嘛。宿舍、教室等处要开窗，这件事在我们儿童之家做得不如预期的普遍。夏天，儿童在户外、在阳台上睡觉是很少有的事情。
再谈谈运动的问题。年龄大的学生经常运动，但往往只限于年龄大的，其余的学生则无人过问。令人深感惊奇的是，比如说，连散步的活动也没有。我不谈远足旅行，这种活动只能偶尔为之。不过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到附近的小山上去爬山，这总是可以的吧！因为现在有许多儿童之家的孩子，从来没有走出校门一步。我不禁想起了我母亲给我讲的一件事。她在学院①学习了九年，九年间，她们只出去散步过一次。每个人都很惊奇：“当时是有时间的呀！”然而，这种旧时留下来的习气，这种旧时闭门读书学校的作风，至今依然存在。不让孩子们走出校门一步，这就是旧时闭门读书的学校的遗风。
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们可以到处瞎跑，而是要按班级经常组织他们去散步。
还有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就是儿童之家很少关心儿童在户外的自由游戏。我说的不是打棒游戏和踢足球，这种游戏往往使人如醉如痴；我指的是自由游戏，这种游戏可以发展儿童的首创精神、集体生活能力，激发他们的想象力。我国的儿童之家很少做自由游戏，甚至于学龄前的儿童之家也很少做这种游戏。要是孩子们在儿童之家能多做一些游戏，那么孩子们的生活就会丰富多彩。当然，应该教孩子们学会如何进行游戏。
儿童之家对擦身、洗澡、游泳也不大重视。很少有哪个儿童之家认真地组织过游泳活动。
所有这些都是生活中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做到的事情。
对睡眠问题更是不关心。往往一张床上睡两三个儿童。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能安然入睡，为手淫创造了条件。对睡眠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现在在儿童之家又常常演剧，儿童们也常到少先队俱乐部去玩，因此他们睡觉很晚，睡眠不足。有一次，一个来访的美国人提请我注意我国孩子睡眠时间很少的问题。她很惊奇地发现我国孩子的睡眠时间太少了。她对我说：“我们美国很重视睡眠。”
我们往往也不注意合理的休息，不注意让体弱的孩子白天得到休息，并且尽可能打开窗户。
有时（例如夏天在菜园里干活）完全不注意不要让孩子太疲劳，超过他们体力。
至于说到智力发展，这方面的情况更糟。孩子们在儿童之家往往什么也不学，或者学得很不好。谁都不管他们的学习。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儿童之家的主任应该负责儿童的知识训练。儿童要到附近的普通学校去上学，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它可以大大减轻儿童之家的负担，而且还可以让孩子们走岀儿童之家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儿童之家的任务就只是安排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学习落后的儿童搞好学习，并组织他们独立读书。我国儿童之家目前书籍奇缺，对读书也不感兴趣。谁也不关心培养并巩固这种兴趣，却说什么：“没钱买书！”没有钱，但是可以从图书馆借书，可以与别的学校和儿童之家交换图书呀！要组织年龄大的孩子系统地读报。在儿童之家往往见不到报纸，没有安排读报活动。儿童之家不抓学习，没有书报，这是令人发指的灾难。对此必须认真注意。
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儿童之家的儿童劳动问题。许多儿童之家的唯一劳动就是自我服务，夏天就是到菜园干活。每个儿童之家还应该另外设置一些手工业车间，如缝纫车间，制鞋车间，编织车间，木工车间，装订车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车间即使从手工业的观点来看也只有一些很粗糙原始的设施。
当然，自我服务，种菜园，能使用一般的劳动工具，这都是必要的。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安排这种劳动。可以安排得使儿童对整个劳动学习感到是一种负担，也可以通过这些劳动使儿童学会集体地工作，按照科学的劳动组织安排自己的活动，等等。
但是，即使自我服务、种菜园和果园、饲养牲畜、做手工活都安排得很妥帖，即使这些活动使儿童学到很多东西（顺便说说，这种情况很少），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儿童之家如何培养儿童走向生活？培养他们将来干什么？离开儿童之家后的生活出路是什么？儿童之家办得越好，向何处去，干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就越尖锐。
不久前我参观了一所儿童之家。孩子们都是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这是一所办得很好的儿童之家。孩子们很有教养，非常活泼，学习抓得很紧，儿童们自己管理事务，把儿童之家和个人的清洁卫生搞得很好，他们做木工活，搞装订，缝衣服和做鞋子，种果园和菜园，开展雕刻、绘画、歌咏活动，而主要的是，教师在这所学校的作用不是很突出的，因为儿童们组织得很好，他们有一种内在的纪律，他们表现很好。但是……这些儿童的生活出路何在呢？他们在严峻的生活中将占有什么地位呢？当然，他们并非公子少爷、千金小姐，他们在哪里都可以成为有益的人，他们将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生活，但是……儿童越是天真活泼，就越是使人摆脱不了这个问题：今后怎么办？今后每个姑娘、每个小伙子都将贡献岀自己的力量：如何为生存而斗争，如何适应工作、怎样才能适应工作——“只有天知道”。
我认为，应该换一种方式来组织年龄大的儿童的劳动。现代生活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也许，现在与其说是需要大学生，毋宁说是需要有很好的文化素养、能深刻认识生活、掌握一门专长并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的人。
我们试举几个方面的例子。目前国民饮食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否有足够的懂行的工作人员呢？因此，儿童之家就可以开设一个国民食堂，好让孩子们实际学习这门业务，而在学校里则让他们学习卫生学、营养学、会计等等——总之，学习作为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国民饮食业工作人员所必须知道的一切。工会要帮助这些孩子，等他们离开儿童之家后就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工作。
另一项工作——饲养家禽。儿童之家可以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可以让孩子们学习饲养家禽，学习包装和保存蛋品，等等。我们很需要会饲养家禽的人。做这种工作需要大学毕业生吗？不需要。儿童之家就可以培养出一批会饲养家禽的人，他们能像家禽饲养指导员那样作出不少贡献。
还有养蜂。
还有养兔。
还有种菜和管理果园。
目前儿童游戏场和幼儿园似乎发展很快。大量的农村幼儿园没有领导人。儿童之家可以开办幼儿园来培养这种领导人。
要培养年龄大的儿童走向生活。这个问题要细致研究。通过这种办法也许能使儿童之家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
而主要之点在于，生活出路有了着落，就能使流浪儿安心在这些儿童之家待下去，从而使流浪现象今后少出现一些。
各级工会、经济工作人员、各级执行委员会，一切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个人和单位，都要尽力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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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ructionofrationality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上、下卷）
〔苏联〕克鲁普斯卡雅
1952
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教育名著丛书〕第2版，2006年3月1日。译者：卫道治
这部教育文选为上下两卷，选自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其中包括有关她成长道路的几篇著名的自传性文章、她在革命前撰写的主要教育论文和革命后发表的主要教育论文、报告、演说词等，内容涉及教育史、欧美各国教育比较和国民教育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学前教育、少年儿童和青年的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成人教育等各个方面）。
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吴式颖）
上卷
自传性作品
我的生活道路
我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忆录摘要）
在斯摩棱斯克夜校工作的五年
十月革命前作品（1899～1917）
妇女与儿童教育（《女工》一书摘录）
论自由学校问题
是否应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
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
无产阶级的儿童
家庭与学校
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迎接笫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
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
附：《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素材摘要
列宁致阿·马·高尔基
克鲁普斯卡雅致阿·马·高尔基
十月革命后作品（1918～1925）
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
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论废除童工问题
职业教育的任务
教师联合会和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
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1918年9月20日在无产阶级文教团体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全俄第一次学校教育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进一言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提纲
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论妇女职业教育问题
论学校建设（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提纲）
在俄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一级学校的任务
谈教学大纲问题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组织自学
与流浪儿现象作斗争
浅论教师
改革教师培养工作
论道德缺陷儿童问题
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在国民教育局长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
培养列宁主义者（在俄国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论儿童之家问题
学什么和怎么学（在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发动群众参加学前教育工作（在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学校和少先队运动
工厂艺徒学校的社会政治教育（在全俄工人教育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苏维埃学校（在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
为建立文明的新国家而奋斗（在全苏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少先队运动（在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少先队运动的迫切任务（在全苏第二次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闭幕词）
下卷
十月革命后作品（1926～1939）
我们正面临文化革命（在全俄扫盲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论电影
工人大学
在全俄学前教育第三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谈七年制学校的历史和文学教学（1926年3月24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会议讨论会的报告和发言）
论学校的社会公益活动
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在全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
谈流氓行为问题
苏维埃和学校公益工作
工厂的七年制中学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届第三次会议上的演说
谈儿童读物问题
论普及教育
少先队运动和学校（在学校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观会议上的报告）
列宁论教育和国民教师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国民教育的十年
庆祝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十周年的演说
在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少先队的纪律
论培养劳动力问题
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
论综合技术教育
《论综合技术教育》报告提纲（1929年5月在国家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教育机关的阶级斗争（迎接党的国民教育会议）
论中学（全苏党的国民教育会议提纲）
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学校（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与第一届全苏少先队会议的代表们的联席会议上的演说）
培养新生活的建设者（在全苏少先队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教育咨询
论培养教师（在高等学校校长会议教育分会上的报告）
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会议上的发言）
当前技术条件下的综合技术教育（在全苏党的国民教育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说）
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在保卫儿童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国民经济的改造和综合技术教育（在综合技术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报告和闭幕词）
谈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问题
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期间对文化教育问题所发表的言论
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汇编前言
儿童读物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
论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法规
提高学校工作质量（在全俄普及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论儿童的学前教育（在全苏学前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与莫斯科教育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
为建立列宁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奋斗
教师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苏维埃教育家
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和学前教育的任务（1932年5月7日报告摘要）
努力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决定
评价教师的标准
有关教学法的几点意见
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在共产主义学院追悼会上的悼词）
自学须知
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沙茨基
列宁论儿童和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
谈自觉纪律（给少年先锋队员和学生们的一封信）
小学儿童的国际主义教育
共青团工作中的一个最重要部分
谈学校图书馆
论学龄前儿童的年龄特点
论学前儿童的玩具
对学前教育材料的几点意见
致日丹诺夫（联共（布）中央书记）
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1937年2月15日与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学生的谈话）
辅导员应该懂得教育学
与兄弟共和国幼儿园工作人员的谈话
谈学习教育史的问题
生活需要知识，正如战争需要枪炮一样
应当学会动脑和动手
谈家长用书
对共产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生平事迹年表
后记（克鲁普斯卡雅论著译事50年忆）（卫道治）
注释 |
莫普及所属组织简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莫普及所属组织简介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
↘“十月社”
↘“青年近卫军”社
↘“工人之春”社
编者按：这四篇介绍，选自《在岗位上》杂志1923年第1期，第201-208页。因系各团体的自我介绍，未免有不够客观之处，但从中可以了解这些组织成立前后的某些情况。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是根据今年（1923年。——编者）三月十五至十七日召开的第一次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它把无产阶级文学中所有先进的和有活动能力的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尽管有一小部分把自己小团体的利益置于无产阶级文学共同利益之上的无产阶级作家（“锻冶场”）进行抵制而没有参加代表会议，但是所有参加会议的人（74人中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工人）一致认为有成立莫普的必要。这个得到一致拥护的决定，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在无产阶级作家之中对实现统一和加强组织性具有多么坚定的决心。
在本届大会上有人谈到，莫普将不得不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在全俄范围内从事无产阶级文学的组织工作，这是因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瓦普）理事会似乎仅仅忙于破坏和最后摧毁它所领导的组织这件事。但是，“十月”社和其它一些团体的代表，虽然完全同意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却否决了相应的提案，条件是尽快召开全俄代表大会并广泛邀请各地无产阶级作家团体的代表参加。着重指出后面这一点非常必要，因为根据了解到的某些情况，瓦普理事会倾向于只让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无产阶级作家参加代表大会，完全忽视外地的无产阶级作家。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一些本来就比较悲观地看待瓦普理事会工作的同志的种种担心，现在比在会议期间所设想的有了更多的根据。
譬如，瓦普理事会曾宣布于五月一日召开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但会议没有开成，而且时至今日，不论是大会议程、代表产生的办法。还是大会日期，都未见宣布。莫普曾就这几个问题提出质问，瓦普理事会在提出质问后一个月才发表一个官样文章的答复加以敷衍，说什么“届时将在期刊公布”，此外就拿不出更象样的话来回答了。
莫普所面临的在全俄范围内表现出主动精神的问题，暂时还不那么迫切。但如果瓦普理事会今后继续怠工和破坏全俄代表大会的话，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只有走上代表会议部分代表建议走的那条路，此外别无他路。
会议闭幕以来的一段时期内，莫普理事会暂时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发现和团结莫斯科的无产阶级作家以及宣传无产阶级文学思想上。代表会议之前，“十月”、“工人之春”、“青年近卫军”等三个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已开始联合举办公开讨论会，如今它已成为整个莫斯科协会的讨论会。
这些讨论会每逢星期一在卡里宁中央俱乐部（沃兹德维仁卡16号）举行，讨论非常活跃，吸引了大批听众，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和无产阶级大学生。除了协会成员之外，昕众们也积极参加对他们阅读过的作品所进行的辩论和讨论。在卡里宁中央俱乐部朗读自己作品的作者人数相当多，其中有多罗宁、Н.库兹涅佐夫、扎罗夫、别泽缅斯基、索科洛夫、列列维奇、沃尔施斯基、李别进斯基、罗多夫、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彼列卡基-波列、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柯列涅夫、维肖雷等等。
除莫斯科的作家外，还有一些外地来的作家朗读了自己的作品，莫普热情地为他们提供在讨论会上朗读作品的机会。其中有来自西伯利亚的别列佐夫斯基和赫马拉，来自乌克兰的几个青年诗人——戈洛德内依、雅斯内依和斯维特洛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为莫斯科文艺界所熟知，其作品已发表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
另外还要单独指出，法国共产党员诗人埃特昂·拉科斯特也朗读了自己的作品，并由索特尼克同志即席翻译成俄文，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
除去口头的文学讨论会之外，莫普还通过各个相应的团体，进行了把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分配给各出版机构的工作。莫普理事会还为拟定使无产阶级作家和工人读者互相接近的方式方法做了准备工作。理事会受代表会议的委托，努力通过各区的文学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文化部进行调查，了解在各企业中有无读书小组，并尽量统计出这些小组的数目。在这方面暂时尚无实际进展，现在时值夏季，因此入秋之前不得不暂停这项工作。
在具有全苏意义的许多问题中，最感迫切的是关于作家的工会化问题。莫普理事会不得不同全俄农民作家协会一起支持作家和诗人参加全苏教育工作者工会所属的出版工作者分会。“锻冶场”则与此相反，它拒绝加入全苏艺术工作者工会。全体文艺家参加出版工作者分会的问题，已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最近作出的决议最后解决了。这样，有组织地加入到工会运动的行列中的任务就落到无产阶级作家身上了。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作家在工会组织中的工作，将会给无产阶级文学添加新的支柱，将促进无产阶级作家的统一和团结。
顺便指出，在各地，无产阶级作家要求统-和团结的愿望是相当强烈的。譬如，从乌克兰，从戈麦尔、伊尔库茨克、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特维尔等地都发来了赞同“十月”社和英普纲领仰的信件，并且询问全俄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在外省居住的同志们以十分急切的心情等待着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因为时值夏季，大部分无产阶级作家外出休假，莫普的活动范围将要缩小一些。
即使在夏季，讨论会仍于星期一在卡里宁中央俱乐部举行，不过不是每星期举行一次，而是每月举行两次。
本协会理事会仍将照常工作。现在除几位同志缺席外，参加理事会的成员有：别泽缅斯基、吉里金、柯列涅夫、列维、列列维奇、李别进斯基、普列特涅夫、罗多夫、索科洛夫。莫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有：李别进斯基（兼书记）、罗多夫和索科洛夫。
戴凤文译
“十月”社
去年（1922年。——编者），无产阶级文学的危机已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最大的无产阶级文学组织“锻冶场”还停留在表达革命第一阶段一般的“星云般”的激情上，在革命、的日常生活时期，他们从云端上扑通一声掉进了悲观失望情绪的泥潭里，和颓废派一样精雕细刻起缺乏充实内容的形式来了。“锻冶场”所领导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瓦普）实际上早已瓦解，只存在于纸上，工人阶级的年轻创作力量得到不断发展，撇开瓦普自行联合起来了。而在文坛上，厚颜无耻的和反动的皮里尼亚克派，则在某些头脑糊涂的同志的庇护下，利用这种涣散状态和意见分歧正在左右局势。
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一批无产阶级作家在《青年近卫军》杂志社聚会，决定成立“十月”社，其目的是为了在文学中贯彻共产主义的路线，巩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参加这个团体的有：退出“锻冶场”的罗多夫、马拉什金和多罗戈伊钦科；“青年近卫军”社成员维肖雷依、别泽缅斯基、扎罗夫、舒宾、Н.库兹涅佐夫；“工人之春”社的成员索科洛夫、伊斯巴赫、多罗宁；“野的”即无派别的作家李别进斯基、列列维奇和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后来人员有些变化（退出了４人，加入了大约10人），但基本核心不变。
“十月”社首先着手制定思想纲领和艺术纲领。这项工作花了大约两个月，是在－系列小组的协助下完成的，并引起了极为热烈的讨论。
制定出纲领后，该社被迫抓分散的无产阶级文学力量的联合工作。根据青年作家团体“青年近卫军”社和“工人之春”社的倡议，“十月”社提出了召开莫斯科代表会议和成立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遭到了“锻冶场”和由“锻冶场”成员组成的瓦普理事会的激烈反对。尽管遭到那些脱离了阶级的作家从小团体利益出发的反对，代表会议于三月十五日（1923年。——编者）召开，并进行得特别顺利，同时“十月”社的纲领被代表大会通过，变成了莫普的纲领。
后来莫普的组织工作变为巩固莫普和为召开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而斗争。“锻冶场”的悲观失望分子努力想把无产阶级文学变为“献身于艺术者”的狭隘的帮会的事，并破坏全俄代表大会的召开。“十月”社则与之相反，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应该而且可能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认为只有建立团结的、坚定的全俄协会，才能保证党在文学战线上取得胜利，才能结束当前的分裂和涣散状态。
虽然“十月”社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但它也做了不少艺术创作方面的工作。
从“十月”社成立以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俱乐部每星期一都举办公开的文学讨论会，会上朗读和讨论无产阶级作家的新作。现在这些讨论会政为由莫普举办。“十月”社还举行了一系列辩论会，辩论无产阶级文学问题（与“锻冶场”）、未来主义问题（与列夫）、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学问题（与沃隆斯基和奥列申）等。
“十月”社始终得到党员听众和无产阶级听众的同情。此外，该社还在总参谋部学院、高等军事电工技术学院、高等军事教育讲习班、斯维尔德洛夫大学、高等技术学院、国立第一莫斯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第二莫斯科大学、中央林业管理局俱乐部、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学院、列宁剧院等处进行了活动。
“十月”社成员积极参加一系列报刊的工作，如《青年近卫军》、《探照灯》、《红军战士》、《我们的文化》、《军事通报》、《真理报》、《工人莫斯科报》、《少年真理报》等等。
应当特别指出与报纸建立的密切关系和对当前革命的需要作出的积极反应。
在过去的七个月内出版的单行本有：别泽缅斯基的诗集《关于儿子的诗》、李别进斯基的中篇《一周间》、罗多夫的诗集《钢铁的队伍》。正在印刷和即将付印的有：扎罗夫的诗集《流冰》、列列维奇的诗集《在斯莫尔尼宫》、别择缅斯基的长诗《小镇》和他的诗集《钢的岩层》、柯列涅夫的诗集《在休息时》等。为纪念红军建军五周年，将出版文艺作品专集《在五角星照耀下》。
龚长捷译
“青年近卫军”社
“青年近卫军”社是根据几位在共青团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同志的倡议，在俄国共青团中央报刊部的支持下于一九二二年成立的，当时新经济政策正在思想战线上起着作用。
那时谢拉皮翁兄弟正受到赏识，意象主义还在莫斯科阴魂不散。
建社之初力量薄弱，因为它是在通向艺术的道路上第一支共青团的队伍（在这之前共青团的队伍在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自然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怀疑，这一次斗争能否取得同样的胜利？
现在已经过了七个月，要谈论当代文学而不提“青年近卫军”已经不行了，因为这个团体培育出来的人——别泽缅斯基、扎罗夫、维肖雷依和柯斯捷林等为文学增添了很多新东西。
“青年近卫军”的成员几次参加工厂和工农速成中学的活动而受到欢迎，他们发表的作品被贪婪地阅读着，这些事实说明这个团体是如何深刻地反映了青年工人的情绪。
全社共有十二人，它已成长壮大，不仅在内容方面，而且在形式方面都有自己本身的特点，正在越来越摆脱“外来的”影响。
本社在组织上加入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并与该协会的理事会有紧密的联系（本社干事别泽缅斯基同志同时又是协会理事）。由于部分成员转入“十月”社而造成工作上的短期停顿后，现在又开始在内部和外部进行系统的工作了（被吸收参加＂十月＂社的同志，仍留在社内）。
第一项工作是组织训练班的讨论和作品的阅读，第二项工作是分三人一组在各区共青团俱乐部参加活动，并与《青年近卫军》杂志和《少年真理报》取得更密切的联系。
龚长捷译
“工人之春”社
《工人莫斯科报》编辑部内工人诗人和小说家组成的小组，于五月七日（1923年。——编者）在萨方诺夫剧院庆祝成立一周年。在这一年间，小组做了大量工作，这可从它的总结中看出来（参见5月9日《工人莫斯科报》第99（371）号刊登的统计数字）。每周定期出版一期《工人创作》。已出版的作品有：诗人、小组的命名者多罗宁的诗集《花岗石的草地》、文艺作品集《工人之春》第一集；《工人之春》第二集已付印，不久将由莫斯科工人合作出版社出版。
每逢星期日以及在休息日，举办文学讨论会，会上小组成员和外来的同志一起读作品，并对所读作品进行详细的评论和分析。应当指出，在这方面小组是殷勤好客的。它的接待能力超过莫斯科所有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而且聚会地点不是一个穿堂院，而是一个漂亮的工作间，到这里来的有男女工人、红军战士、共青团员等，他们不仅来自莫斯科地区，而且来自遥远的外地，他们带来了诗、小说、剧本和文章，在这里进行文学加工。
从一九二二年起开始在莫斯科市内外的工厂、红军部队、苏维埃机关等地进行文艺作品的宣传。注意“工人之春”社活动的人就会发现，真正的工人创作如何受到工人听众的欢迎。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工人之春”社成员在同一个晚上要去几个地方与听众见面，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首先内容突出，在描写手段上善于用简单的、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反映了革命和工人的生活（“工人之春”社在自己的宣言中规定了正确的路线）。
小组的成员总共有六十人。就社会成分来说，大多是男女工人和红军战士。政治面目都是共产党员。但问题当然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而质量是具备的。最突出的组员几乎为俄罗斯联邦的所有报纸和定期文艺刊物撰稿。“工人之春”社内部拥有名副其实的语言艺术大师。“工人之春”社喜爱的题材是生产方面的，如“漆皮靴子之歌”、“面包工人”、“和木刨的谈话”、“在熔铁炉旁”、“煤矿工人”、“无线电塔”等。此外，某些成员还领导工人通讯小组和文学委员会。“工人之春”小组与"十月"社在工作上紧密合作，尽管成立时间很短，遇到过一系列困难，但已经成长壮大了。
龚长捷译 |
沃隆斯基被摔倒在地（Д.富尔曼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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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隆斯基被摔倒在地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九日莫普理事会与索林一起开会）
Д.富尔曼诺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问题》1957年第5期，第200-201页。从1921年以来，沃隆斯基都是一个人单独领导《红色处女地》杂志，1924年秋，俄共中央派索林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不久后者为雅罗斯拉夫斯基所取代）参加杂志编辑部。富尔曼诺夫的这则日记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当时他是莫普理事会书记。
还在莫普理事会开会前两三天就得到消息说，《红色处女地》杂志编委和中央报刊部副部长索林要来参加会议。这很重要。我们作了准备。昨天开了会。他说：
“同志们，我到你们这里来有这样一件事：对于文学、流派、你们的斗争我没有搞得特别清楚。但清楚知道，沃隆斯基领导的一派和莫普这一派打得很厉害。你们的远射程大炮是《在岗位上》杂志，并且应当说，现在已可看出岗位派十分之九是对的。”
“沃隆斯基也明白这一点了。他几乎单单只向同路人看齐——现在就给了他的编辑部两个‘同路人’，我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不错，我不常在编辑部，我没有时间到那里去，但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到，他将整个投入这项工作中去，将呆在编辑部，和沃隆斯基一起工作。”
“我在到你们这里来之前和沃隆斯基谈过，谈到我们以编辑部名义正式来找莫普。他拒绝这样做，并说，如这样似乎变得是他在卑躬屈节地请求了，似乎是他在某些方面被打败了，是在向谁认错。他说，他的杂志的大门永远对你们是开着的，是你们自己没有去，不愿意，而他也没有请过你们……
“现在，同志们，我邀请你们参加《红色处女地》的工作，用你们的力量支持我们，用你们的作品，艺术作品也好，评论文章也好，大力支持我们。”
接着提问题，纠正索林的一些说法，我们的人发了言。
“我们愿意和他合作，但他不接受我们的条件——积极帮助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沃隆斯基在《红色处女地》批评过同路人，但这叫什么批评？他在那里只把他们当作语言大师进行分析，不管思想这一方面……”
“因此，批评和书评这一栏应根本改变看问题的角度，从现在想用无产阶级文学的角度来分析作品。”
“我们莫普成员同意参加《红色处女地》的工作”。
“我们参加杂志的工作应逐步地和不知不觉地进行，无论如何不要吓跑了同路人”
大家一起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
我们的胜利得到中央的承认。
沃隆斯基破摔倒在地了。
是历史把他摔倒的。
这点早就应该预料到的。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张捷译 |
瓦普新理事会全体会议材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瓦普新理事会全体会议材料
↘关于思想战线和文学的任务问题的决议
↘关于瓦普理事会活动的决议
↘无产阶级文学的策略
↘关于列列维奇同志就召开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问题所作报告的决议
编者按：本文选自《在岗位上》杂志1924年第1期，第273-280页。这次瓦普新理事会全体会议于1924年5月1日至4日召开。所谓瓦普斯理事会，是由莫普自行成立的所谓“瓦普临时理事会”和从原瓦普理事会（1920年选举产生的）分化出来的一些人组成的。原瓦普理事会多数成员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听取了瓦尔金所作题为《思想战线和文学的任务》的报告、菲利普钦科的会务报告、罗多夫所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策略》的报告、列列维奇所作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道路》的报告和富尔曼诺夫所作题为《出版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决定接受“十月”社和莫普的纲领，并将《十月》杂志改为瓦普的机关刊物。会议还提出在当年不迟于秋天召开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的建议。
关于思想战线和文学的任务问题的决议
——瓦普理事会全会根据瓦尔金同志的报告通过
瓦普全会听取了瓦尔金同志关于思想战线和文学的任务的报告，得出以下结论：
一、文学战线作为无产阶级同敌对的小资产阶级耐普思想斗争的一部分，其状况值得引起党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密切注意。
二、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指出，在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基础上，资产阶级不仅对于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甚至对于无产阶级最落后的部分必然会扩大其影响。同时，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断定：“资产阶级正揭力通过文学和文化工作影响劳动群众。”全会强调，现在，一方面是农村的富农阶级，另一方面是城市资产阶级，它们的发展和加强使它们在思想战线方面向革命进攻。知识分子中未同资产阶级割断联系的那一部分，富农阶级和耐普资本的思想家，国内的和“返回祖国的”路标转换派，虽不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却提出恢复“过去的文化”问题。他们企图以和平方式，文字宣传方式，通过大学的讲台，利用自己的“学术”著作来逐步地改变共产党，蒙蔽它，用它的敌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意识来腐蚀工人阶级，尤其是腐蚀它的青年一代。
三、在文学方面情况同样如此。文章分为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一方面是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另二方面是资产阶级小市民文学。后者包括：（1）流亡国外的“文学死硬派”，（2）国内侨民，（3）大多数“同路人”他们口头上接受革命，思想上却敌视工人阶级。
四、“文学的死硬派”的创作是反动的寡廉鲜耻的表现，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并不危险。“国内的”侨民要危险得多，需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而最危险的是所谓的“同路人”。他们有时写革命写得很有才气，但是是根据他们的方式写的，他们往往透过资产阶级小市民的有色眼镜来观察革命；他们呈献给无产阶级的，不是教育和培养他们进行斗争的义学，而是将革命加以歪曲、颠倒和庸俗化的作品。
五、根据来自地方的报告，全会确认，同路人文学，在我们工人俱乐部、工农速成中学、高等学校以及苏维埃的和党的学校的图书馆里，已经筑起自己的坚固巢穴。文学教师们大多数是旧的语文数师，他们拣起皮里尼亚克们、爱伦堡们、尼基京们等等的作品，当作真正现代的革命文学来兜售。危险性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加剧，因为所有这些敌视我们的文学作品正在我们苏维埃的出版社出版，甚至在苏维埃的和党的刊物上发表。
六、全会强调，上述反革命文学的猖狂，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
七、瓦普全会认为，为了反击敌视无产阶级的思想在文学艺术中的进攻，必须：
（一）向党员、工会会员和青年广泛宣讲文学战线的形势问题，并对敌视劳动人民的文学进行系统的揭露；
（二）在我们的杂志和文集上，坚决取缔反革命文学；
（三）将同路人作家的最革命部分，首先是那些农民作家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同他们达成协议，以便进行反对反革命文学的共同斗争；
（四）竭尽全力加强具有统一的思想纲领和艺术纲领、并具有集中统一的组织的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关于瓦普理事会活动的决议
——瓦普理事会全会根据菲利普钦科同志的报告通过
瓦普理事会全会及地方代表，听取了菲利普钦科同志关于瓦普理事会活动的报告：
一、确认一九二〇年选出的原瓦普理事会已完全失职，名存实亡，其玩忽职守导致无产阶级文学组织上的瓦解。
二、赞同莫普在建立全苏无产阶级文学中心的工作中所表现的首创精神。
三、赞同瓦普新理事会的初步工作，认为它直至代表大会以前有权作为全苏中心，并委托它继续莫普在无产阶级文学的组织上和艺术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方面已经开始的工作。
四、认为，“锻冶场”在资产阶级文学进攻面前撕毁已经达成的协议，暴露出它完全脱离工人阶级和革命，因而使自己置身于无产阶级文学之外。
五、确认“锻冶场”的分化，其中一部分（菲利普钦科）在无产阶级文学队伍中找到了正确的位置，一部分向右转，参加了“超阶级的”作家协会（格拉西莫夫、基里洛夫），而大部分都从无产阶级文学向右转。
六、号召“锻冶场”的尚未失掉同阶级的联系的所有成员，同“锻冶场”断绝关系，加入到瓦普的队伍中来。
七、鉴于已经出现的形势，建议全体无产阶级作家不参加“锻冶场”的机关刊物《工人杂志》的工作。
无产阶级文学的策略
——罗多夫同志的报告提纲，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会通过
一、无产阶级文学对于非无产阶级文学的策略，曾经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五至十七日召开的第一次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文学和各个中间派的态度》的报告提纲中作了规定。
这一策略在最近一个时期，基本上仍然是正确的。
二、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创造了一些新的条件，全会和无产阶级作家的全部组织应予以注意。这些条件是：（1）无产阶级文学本身的组织形式和队伍已充分明确；（2）无产阶级文学同去年相比已大大巩固和加强；（3）一般文学问题，其中包括无产阶级文学问题，已引起工人群众和党的充分注意；（4）文学分化为两个截然对立和相互敌视的阵营，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和资产阶级反动阵营的过程深刻化了。
三、在无产阶级文学内部，整个去年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无产阶级作家队伍正在聚集和团结起来。在这次全会上我们可以十分满意地指出这一事实。任何时候都妨碍这一聚集和团结的极少数无产阶级作家，彻底暴露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质和反无产阶级目的。事实上他们是从无产阶级文学阵营投入资产阶级反动文学阵营的变节分子，不管他们是否已经或仅仅打算加入“超阶级的”作家组织。
对待这些因为误解仍自称无产阶级作家的分子，需要采取措施不断揭露他们真实的非无产阶级本质。全会有责任坚决地、永远地把他们排除在无产阶级文学队伍之外。
四、另一部分为数更少的脱离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主要是政治上没有受到充分教育和思想上没有经受多少考验的青年作家），并未对无产阶级文学表现出深仇大恨。对这些作家，我们应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以便使他们认识错误并回到无产阶级文学队伍中来。
五、同样，无产阶级文学应当继续进行理论的和组织的斗争，以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敌人，特别是反对那些现在和将来都竭力依靠无产阶级文学的腐化变节分子来制造它的分裂状态的人。
这场斗争由于在过去的一年文学战线的两个极翼——无产阶级的一翼和资产阶级的一翼——都通过中间流派的支持而得到加强而变得更为必要。
六、同资产阶级文学以及伪同路人文学的斗争应当大大加强和更加激烈地进行，而且还应当扩大，不仅扩大到这种文学的报刊和活动上，也要扩大到其大部分已成为反苏维埃情绪传播者的组织上去。
七、所谓同路人，甚至已经失去了人们以前赋予他们的那种意义，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发挥、也不能发挥独立的作用。人们开始在文艺上观察到中间流派倾向和归附于基本的阶级派别的自然趋势。
这就使无产阶级文学对同路人采取更加警惕的态度。首先，必须对这个人们兴之所至各有所指的称呼加以更准确的说明。尔后，需要对每一个“同路人”分别给以评价和对待。
八、我们对待某一个同路人的态度，主要地不应当是看他才能的大小，而是看他创作的性质，看他的创作和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革命及其任务的要求。我们可以积极支持的，仅仅是他们的创作不仇视无产阶级，不歪曲革命真相的那些同路人。具有这样一些同路人我们才可以相信，他们向往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学，并且不会再转向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学的阵营。
我们必须采取这种态度，尤其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过一些转向这个阵营的同路人，他们手实上边由共产主义的力量发现并推荐给广大读者的。
九、现在已经能够在同路人中间看到十分明显的分化，这就使我们有可能确定，他们之中谁是我们今后也真正应当支持的，谁又是我们应当看作敌视我们的势力。
十、我们支持同路人的基本条件应是他们拒绝同敌视无产阶级的报刊合作。
十一、此种策略已经在莫普同列夫的协议中得到良好的结果。需要把这一类协议扩大到一切真正的同路人，首先是农民作家的革命部分。
十二、同路人脱离资产阶级文学的反动阵线和接近无产阶级立场，只有无产阶级文学在苏维埃报刊和出版社具有指导性影响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同路人只有当他们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路人时，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的同路人。
十三、对真正的同路人的支持和协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导致组织上的接近，更不用说合并。瓦普组织及其成员不得参加任何其它文学组织，也不应让任何一个非无产阶级作家参加自己的队伍。
关于列列维奇同志就召开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问题所作报告的决议
一、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会在听取列列维奇同志关于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后认为，工人阶级文学力量的分散状态如继续下去，有引起思想战线上严重失败的危险。
二、只有召开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才是消除这一分散状态的必要前提，大会有责任建立坚强的、团结的和集中的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三、由于无产阶级文学不是关门主义的帮派的事业，而是广泛的社会运动，全苏代表大会应当不仅成为已经走上广阔的文学道路的无产阶级语言大师的会议，还应当是基层无产阶级文学组织代表的会议。
四、认为全苏代表大会必须不迟于今秋九月召开。
翟厚隆译 |
第二次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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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的前前后后
↘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编者按：选自《在岗位上》杂志1924年第1期，总第5期，5月号，第285-第286页。沃隆斯基的信原载1924年4月30日《真理报》。信中提到的第二次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于1924年4月20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十月”、“青年近卫军”、“工人之春”、“熔炉”、“火星”等团体以及少般民族的作家和各区文学小姐的代表。罗多夫作莫普理事会工作报告，别泽缅斯基作关于当代文学的创作道路的报告，列列维奇作关于召开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富尔曼诺夫作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莫普章程，并认为有必要召开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
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至今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九十六期《真理报》的《文学和艺术》栏内，刊登了题为《论第二次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的总结。顺便提一下，总结中断言：“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文学组织都参加了这坎会议。”实际上，“锻冶场”、《红色处女地》杂志编辑部所属的共产主义青年小组、全俄作家协会所属的共产党员作家等没有参加会仪。可见，根本就没有参加代表会议工作的有：卡津、亚历山大罗夫斯基、革拉特坷夫、桑尼科夫、马卡罗夫、奥勃拉多维奇、格拉西莫夫、基里格夫、维肖雷、戈洛德内依、斯维特洛夫、雅斯内依、柯斯捷林、阿罗谢夫、卡萨特金、斯维尔斯基和其他许多人。因为在文学中的比重不是通过代表的多少来衡量，而有其他二系列别的标志（比如天才、对时代的态度等等），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二次代表会议”的缺席者所代表的文学上的力量，无论如何也不会比莫普的同志们小，当然，由于他们的缺席，就没有权利说什么“几乎所有”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会议之类的话了。所谓“第二次代表会议”所联合的，实际上只是岗位派的作家，而这些人在另外一部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作家中间是毫无威信的。
沃隆斯基
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我们认为，对沃隆斯基同志的信（《真理报》第97期），有必要作如下答复：
迄今为止，沃隆斯基同志原则上一直是在充当无产阶级文学的敌人。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他对待艺术的不正确的、非共产主义的态度，并同他在文学问题上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作过斗争。
在上面提到的那封信中，沃隆斯基同志已经公开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破坏者。他的文学政策的彻底破产才迫使他这样做，这一点在第三次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代表会议的四十八名代表中有四十六名俄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会议主要提案和决议都是经沃隆斯基同志出席的共产党党团会议讨论和通过的。这并不妨碍他在代表会议的全体会议上提出与党团决议相反的建议；但是，沃隆斯基同志的建议没有得到任何一个人的赞成。
在这之后，沃隆斯基同志唯一能做的，就是企图造成无产阶级文学己在组织上瓦解和莫普代表会议没有被授权的印象。为此，他正在引用一些作家的话，而这些人有的从来不是无产阶级作家，有的不再是无产阶级作家，而且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作家。
至于沃隆斯基同志所提到的那些人名，其中只有三个是俄共党员。其余的人，有的从来没有入党，有的退了党或者被开除出了党.沃隆斯基同志的现状是：聚集在他周围的，除去资产阶级同路人文学的代表之外，或者是从来没有当过无产阶级作家的共产党员，或者是不再是无产阶级作家的人，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已离开了党和革命的队伍。
十分奇怪的是，沃隆斯基同志在列举名单时，竟“忘记”提到绥拉菲莫维奇同志和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这两位"岗位派"的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他们也没有参加代表会议。
关于“锻冶场”，我们坚决声明：“锻冶场”作为一个整体，对于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已经灭亡了。“锻冶场”不顾莫普、出版工作者分会中央执行局、以至俄共中央出版部代表多次不厌其烦的规劝，终于撕毁了关于联合的协议并拒不参加代表会议。
此外，“锻冶场”还推翻了以菲利普钦科同志为首的旧理事会，原因是旧理事会实行联合无产阶级文学的政策。原“锻冶场”主席菲利普钦科同志参加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并进入了莫普理事会。
至于“威信”问题，我们还应再问一句：难道我们需要在文学界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的沃隆斯基同志及其支持者当中，或者在从我们党和我们革命队伍中开了小差的格拉西莫夫、基里洛夫等公民当中去赢得“威信”吗?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第二次代表会议党团成员，瓦尔金、列列维奇。
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
戴凤文译 |
莫普理事会和瓦普理事会在联合问题上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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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普理事会和瓦普理事会在联合问题上的争执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体会议关于成立瓦普临时理事会的决定
↘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理事会的通告
↘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所谓的理事会的通告
↘1924年4月5日旧瓦普理事会和瓦普临时理事会协商会议记录（摘录）
编者按：下面五篇决定、通告、记录和声明，均选自《在岗位上》杂志1924年第1期，第279-284页。原来的总标题为《在建立无产阶级文学同一阵线之前》。第一篇首次发表于1924年2月28日《真理报》，第二篇首次发表于1924年3月16日《真理报》，第五篇则发表于1924年4月23日《消息报》。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体会议关于成立瓦普临时理事会的决定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日）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体会议注意到：
一、由于莫普为争取召开全俄代表大会，恢复和巩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瓦普）而进行斗争的结果，在已经过去的一九二三年内，在苏联所有大的中心城市（列宁格勒、罗斯托夫、哈尔科夫、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彼尔姆、阿尔汉格尔斯克、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特维尔、察里津等等），在莫普（“十月”社）思想纲领和艺术纲领的基础上，新成立了一些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和协会并正在开展活动；
二、无产阶级文学的组织建设波及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正在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把许多工厂的文学小组和工人通讯员组织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
三、尽管已经做了九个月的准备工作，预定要解决一系列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及巩固瓦普组织建设的全俄代表大会至今未能召开；
四、在全俄代表大会的日期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缺乏领导中心的问题使如此艰难地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学组织又面临着重新解体的危险；
为此，特委托理事会：
一、承担起瓦普临时理事会的职责，并着手领导各地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直至全俄代表大会召开；
二、召开瓦普临时理事会的全体会议，由每个地方无产阶级作家组织选派一名代表参加；
三、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提出建议，敦促其尽快开始工作，并规定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最迟不能晚于五月份的第一周。
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理事会的通告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莫普决定承担起瓦普临时理事会的职责，并着手领导各地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简讯。
经全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瓦普理事会并未自行解散，理事会正在继续工作，它认为莫普的这类行动重少是可笑的。
瓦普正在以自己的先进组织“锻冶场”的名义出版着自己的文艺、社会和科学普及的双月刊《工人杂志》。
“锻冶场”近两年来的全部工作——出版刊物，广泛宣传无产阶级的文学创作，吸收和培养青年工人作家——同时也是瓦普理事会的组织工作。这些工作的重要的文艺和社会意义，是参加瓦普的所有组织深为了解的。
同未来派（列夫）进行联合、控制着莫斯科协会的“十月”社是知识分子的团体，它并未加入瓦普。
莫普在那篇简讯中所说外省组织似乎拥护“十月”的纲领的情况，是不符合事实的。只要分析一下最大的列宁格勒协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象马什罗夫-萨莫贝特尼克、萨多菲耶夫、伊奥诺夫、С.谢苗诺夫、别尔特尼科夫等这样的作家，都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发起人，正在与“锻冶场”并肩前进；其中二人还是瓦普理事会的成员。而且所有最早的无产阶级文学组织，诸如察里津、坦波夫、巴库、捷列克、图拉、诺夫戈罗德、维亚特卡、雅罗斯拉夫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乌拉尔等地的协会，最早的分会，诸如亚美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分会，以及“创造”社等等，都参加了瓦普。
瓦普理事会早已在进行召开全俄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已征得俄共中央出版部同意。
瓦普主席团：菲利普钦科、桑尼科夫、奥勃拉多维奇、基里洛夫、沃尔科夫。
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所谓的理事会的通告
尽管我们觉得同瓦普的所谓理事会进行任何论战都是无益的，但我们认为，对今年三月十六日刊登的该理事会的一封信做出如下评论仍然是必要的。
一、瓦普的所谓理事会是在一九二〇年选举产生的，至今差不多已有三年的时间，不但没有进行任何活动，而且还处心积虑地企图取消瓦普。
二、只要指出以下一点便足以瓦普骨的所谓理事会作出评价：这个理事会的两名正式成员——前主席基里洛夫和前副主席格拉西莫夫同志甚至都已退出了“锻冶场”而转向“超阶级的”全俄作家协会，而且格拉西莫夫还是该协会的理事。
三、关于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组成情况，莫普几乎全是由党员组成的这一点姑且不谈，就是做过工的工人和目前还在从事生产的工人的人数就比“锻冶场”和瓦普的所谓理事会的人数总和还多一倍。
四、关于谈到外地的团体，瓦普的所谓理事会简直是故意歪曲事实。它的厚颜无耻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列宁格勒协会的例子中，该协会已接受了莫普、即“十月”的纲领。只要读一读《在岗位上》杂志第四期第二〇七页上这些协会的协议书，就可以证实这一点。而按照瓦普的所谓理事会的声明的说法，列宁格勒协会似乎是拥护“锻冶场”的。关于拉脱维亚分会和图拉等地的组织，情况可以说也是这样。
五、瓦普的所谓理事会并未为召开全俄代表大会做任何工作。它确有理由害怕在会上为自己的活动作出解释，便暗中阻挠大会的召开，正因为如此，根据莫普的倡议，撇开和违背瓦普的所谓理事会的意志，在瓦普和莫普理事会、出版工作者分会中央执行局和莫斯科执行局等组织的共产党党团会议上，成立了全俄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
六、莫普理事会是根据除“锻冶场”之外的所有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决议，承担瓦普临时理事会的职责的，并得到以下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支持，莫斯科协会（“十月”、“工人之春”、“青年近卫军”）、拉脱维亚、乌克兰和立陶宛的各个分会，以及列宁格勒（“建设”社）、阿尔汉格尔斯克、罗斯托夫、哈尔科夫、乌克兰（“锻炼”）、彼尔姆、萨拉托夫、伊尔库茨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特维尔等地的组织和其它一系列组织。
我们拥有一系列最活跃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就让瓦普的所谓理事会去拿它曾在一九二〇年经选举产生这一点去聊以自慰而自得其乐吧。
莫普理事会和瓦普临时理事会：
别泽缅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叶弗列莫夫、扎罗夫、列列维奇、李别进斯基、普列特涅夫、罗多夫、А.索科洛夫、富尔曼诺夫。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该声明己交《真理报》编辑部以供发表）
一九二四年四月五日旧瓦普理事会和瓦普临时理事会协商会议记录（摘录）
出席者：菲利普钦科、罗多夫、桑尼科夫、富尔曼诺夫、雅库鲍夫斯基和别泽缅斯基。
议程：
讨论两个瓦普理事会合并的具体形式。与会者听取了：
两个瓦普理事会合并的具体形式。
决定：
（甲）、解散现存的两个瓦普理事会，成立新的理事会。新理事会由两个解散的瓦普理事会中各自选出五名代表，一名俄共（布）中央的代表和一名出版工作者分会中央执行局的代表组成．新理事会设主席一名，由俄共（布）中央代表担任，设副主席一名，由原瓦普理事会中的一名代表担任，设书记一名，由瓦普临时理事会的一名代表担任。
本决议已被一致通过。
（乙）、委托菲利普钦科同志和罗多夫同志于四月七日之前邀请俄共中央的代表和出版工作者分会中央执行局的代表。
“锻冶场”的声明
编辑同志！请您不要拒绝在贵报上刊登“锻冶场”作家团体就与莫普合并问题所作的下列决定：
在四月十五日召开的无产阶级作家团体“锻冶场”的会议上，对“锻冶场”与莫普合并以筹备召开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并领导各地文学组织的问题进行全面讨论后通过决议，同意俄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如下决定：秋季以前不召开全俄代表大会（俄共中央出版部代表莫德扎列夫斯基同志在双方五位代表会议上的声明）；本团体宣布撤回按均等原则派出与莫普共同工作的五名代表，不允许利用无产阶级文学组织上的联合问题而解散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扩大和开展各团体的实际文学创作活动《工人杂志》、文选、文艺报纸、专门小组等）。
在这次会议上改选了理事会。被一致通过选入新理事会的有：诗人雅库鲍夫斯基、桑尼科夫和奥勃拉多维奇，小说家革拉特珂夫、利亚什科、巴赫梅季耶夫、沃尔科夫，选为候补理事的有诺维科夫-普里波依和德米特里耶夫。
主席团
戴凤文译 |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彼得堡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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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彼得堡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协议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199-201页。原载罗多夫的著作《在文学的战斗中》，第308页。
在现阶段新经济政策加强了资产阶级思想进攻的基础上，资产阶级贵族帮派残余的文学和歪曲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文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种现象由于此类文学决定着一系列党和苏维埃刊物和出版社的面貌而更加危险。西方的日益临近的伟大阶级斗争和苏联国内教育工作的深入，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俄共（布）面前，提出了同资产阶级和伪同路人文学进行斗争的任务，改变艺术方面政策的任务，以及直接采取面向艺术文学方面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观点和思想的唯一传播者——无产阶级作家的方针来取代消极旁观政策的任务。
这种形势迫切需要团结，首先是无产阶级文学本身队伍的团结，而在它的周围则是一切真正革命的和真正同路人的文学的团结。
由此出发，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双方达成下列协议：
（一）两协会通过协同行动开展争取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统一战线和改变党对艺术问题的政策的运动。
（二）为此目的，双方利用（见第四条）杂志和报纸，并通过作品、理论文章等的交换来宣传无产阶级文学，推广两协会及其会员的杂志、文集及著作等。
（三）两协会责成自己的会员贯彻执行理事会制订的协同一致的路线，对于那些不执行自己的理事会指示的会员坚决采取严厉措施直至开除其会籍。
（四）两协会理事会确定了这样一些机关报、杂志和出版社，它们必须加以占领，或者，必须在其中采取措施以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或者，必须改变它们的面貌——否则不惜退出或不参加这些或那些杂志和出版社。
（五）两协会把“十月”社的纲领作为规定自己创作任务的基础。
（六）两协会立即开展争取尽快召开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的运动，这一代表大会对于团结无产阶级文学的力量和建立战斗中心是必要的，因为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的全俄协会理事会早已不再反映无产阶级作家和已经突破小圈子范围成长为广泛社会运动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意见和利益。
彼得堡协会理事会：主席克拉伊斯基，书记沃尔科维斯基。
莫斯科协会理事会：莫普理事会理事兼“十月”社书记别则缅斯基。
“青年近卫军”社书记佐宁。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彼得堡。
雷声译 |
第一次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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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资料
↘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十月”社的思想纲领和艺术纲领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文学和各个中间派的态度
↘关于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
↘关于召开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的决议
编者按：以下的纲领和决议均选自《在岗位上》杂志1923年第1期，6月号，第193-200页。“十月”社的思想纲领和艺术纲领为1925年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所通过，成为瓦普的纲领。
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十月”社的思想纲领和艺术纲领
——根据罗多夫同志的报告《当前形势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通过，作为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纲领
第一节
十月革命开始了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这场革命在俄国确立了苏维埃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才使无产阶级有可能成为社会各个方面的组织者和改造者。
第二节
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远程中形成了经济和政治方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在其余方面尚未完全摆脱千百年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目前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和经济战线上斗争的日益深入，文化战线开始占有显著地位，它在新经济政策和资产阶级从思想上开始进攻的条件下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无产阶级面临着一项建设本阶级的文化以及自己的文学的首要任务，把文学作为对群众的感性认识施加深刻影响的有力工具
第三节
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一个运动，只是由于十月革命的结果才获得其表现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俄国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落后，资产阶级思想长期的压迫，近年来和革命前几十年俄罗斯文学的一度衰落，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产生了和产生着影响，而且造成资产阶级文学今后继续影响无产阶级创作的可能性。此外，它也不能不受到唯心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影响，这是由俄国无产阶级同时还面临着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所决定的。由于这些条件，无产阶级文学迄今为止，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都曾不可避免地具有、并且往往现在还具有折衷主义的性质。
第四节
同时，随着在各个方面用新经济政策的方法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随着俄共（布）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由鼓动改为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宣传，也就出现了给无产阶级文学建立}一体系的必要性。
第五节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十月”社作为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部分，力求建立这样的体系，并认为只有在制订了统一的思想上和形式上的艺术纲领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个纲领应作为无产阶级文学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十月”社认为，这样的纲领将在实际创作和思想战线斗争过程中最终形成，因而在建社之初，就将下列各要点作为自己活动的基础。
第六节
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同其他东西一样，是为一定阶级的任务服务的，而且只有通过阶级才为全人类服务，因此，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如果它能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心理与意识引导到解决作为世界的改造者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的无产阶级的最终任务上来。
第七节
在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无产险级文学仍然是具有深刻阶级性的文学，它不仅引导工人阶级的心理和意识，并且对社会上其余阶层也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铲除资产阶级文学最后的立足点。
第八节
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截然不同并与之相对立。资产阶级文学注定要随自己本阶级一起灭亡，官力求用脱离生活，遁入神秘主义和＂纯艺术＂领域，采取为形式而形式等方法，来掩盖自己的本质。无产阶级文学则相反，它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自己创作的基础，将当代现实作为创作素材，这一现实的１０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同时它还把无产阶级过去的生活和斗争中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未来可能取得的成果作为创作素材。
第九节
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社会意义的增长，在它面前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创作出主要取材于无产阶级生活的画面广阔和情节展开的宏伟巨著。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十月”社认为，这些要求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实现：除近五年来无产阶级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抒情诗外，也要把对创作素材进行戏剧的和叙事的处理作为基础。与此相适应，作品的形式也要力求达到最大的广度、朴素和艺术手段的节省。
第十节
“十月”社坚决主张内容第一。无产阶级作品的内容本身提供语言艺术材料并提示形式。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的对立：内容决定着形式，并通过形式在艺术上固定下来。
第十一节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形式的多样性，要求无产阶级作家写各种不同的题材，这就促使他有必要全面运用以往文学史上所创造的各种散文和诗歌的艺术形式和手法。
因此本社将不走偏爱某一种艺术形式并根据形式上的特征划线的道路，资产阶级文学流派至今还是这样划分的，这实质上就是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搬用于文学创作过程。
第十二节
鉴于颓废文学各流派把历史上统治阶级上升时代所创造的、实质上统一的艺术形式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而且越分越细，还把分出的某一部分说成是独立的原则，同时鉴于这些流派对无产阶级的创作产生了影响的事实及其今后还有继续产生影响的危险，“十月”社原则上摒弃：
（一）把创作上形象的概念蜕变为独立的、支离破碎的生动的装饰图案（意象派）；
赞成依据作品的社会必需内容而贯穿于作品首尾的、统一的、完整的、栩栩如生的形象。
（二）摒弃把语言韵律本身作为最后目的，结果使得艺术家往往只注意毫无社会意义的咬文嚼字，用这些冒充真正的艺术作品（未来派）；
赞成完整的韵律，这种韵律将根据艺术作品内容的发展而在统一的创作形象中有条不紊地发展。
（三）同样摒弃对音响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是在资产阶级没落时期出现并在不健康的神秘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象征派）
赞成艺术作品的音响与创作形象和韵律达到有机的融合。
只有从整体上、在其具体意义上和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中把握一部艺术作品的对象，才能达到历史地最高的艺术综合。
第十三节
因此，本团体的任务并不是培植资产阶级文学中现有的或以折衷主义的态度从那里移植到无产阶级文学中来的那些形式，而是通过实际掌握旧文学形式并用新的无产阶级内容加以改造，以及通过批判地分析过去的丰富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制订并发现形式的各种新原则和新类型，这样做的结果，就应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的综合形式。
李邦媛、雷声译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文学和各个中间派的态度
——列列维奇同志的报告提纲，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六日在第一次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通过
一、由于在资产阶级发动思想上的进攻的条件下必须最大限度地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因此要求彻底弄清楚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以及无产阶级文学组织的文艺政策问题。
二、评价文学流派或文学现象的基本准则，只能是它们的社会意义。在我们的时代，对社会有用的文学只能是这样的文学，它能把读者、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读者的心理和意识引到实现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者的无产阶级的最终任务上去，这样的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任何其他文学，对读者起着另一种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助长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复活。
三、明显的资产阶级文学，从侨居国外宣扬民族仇恨的吉皮乌斯和蒲宁之类的作家起，到俄国国内阿赫玛托娃与霍达谢维奇之类的神秘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为止，都把读者的心理引到僧侣的、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复辟的方向上。这种文学是属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来看，无论什么都不能证明它在苏维埃俄罗斯的活动是正当的。
四、小资产阶级作家团体虽然“接受”革命，但不理解在命所具有的无产阶级性质，仅仅把它领会成最盲目的无政府主义的农民暴动（“谢拉皮翁兄弟”及其他），因而用哈哈镜反映革命，不能把读者的心理和意识引向解决无产阶级的最终任务上。所以它们对工人阶级不可能有正面教育意义。但与此同时，他们能使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减少对革命的敌意，向这些群众灌输必须同掌权的无产阶级认真合作的思想，在这方面能够起某些作用。
五、这些文学派别的典型特征，提供了制订对待他们的正确策略的可能性。对资产阶级派别，根本谈不上任何合作，这里是公开的阶级斗争。对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合作。
六、但是这种合作仅仅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导致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结果，即必须认识到，同路人不会按照我们需要的方向教育无产阶级群众，最好的情况也只是从思想上解除我们敌人的武装。况且同路人的小资产阶级本性使他们即使在这件事生也并非始终可靠。因此，同他们的合作，只有利用它们作为瓦解敌人的辅助队伍才是合理的，同时还必须经常揭露他们混乱的小资产阶级特性。
七、所以，估计到将来无产阶级文学将成为语言艺术领域中唯一重要的力量，那么就应当承认，思想战线的利益目前就要求无产阶级文学在党的主要文学报刊中起到领导作用。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能利用“同路人”的辅助力量以利于革命，正象在政治领域中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俄共（布）党占有了指挥地位才得以利用路标转换派以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一样。
八、因此，唯一适当的策略口号如下：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文学领域的主要支柱，可利用“同路人”文学作为辅助力量以瓦解敌人的思想，同时要经常揭露同路人小资产阶级特性；时刻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学进行斗争。
九、关于无产阶级作家参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派代表人物所编辑的机关报刊问题，由协会理事会根据本提纲精神，按每个刊物的具体情况酌情解决。
李邦媛译
关于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
代表会议赞同无产阶级作家第一次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活动。这个委员会是由各有关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推选的代表会同出版工会中央执行局共同推选的。代表会议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以这种或那种借口破坏会议的任何企图，都是破坏统一的无产阶级文学阵线的阴谋，都是扰乱工人阶级思想斗争的行动。
代表会议相信，瓦普理事会将会认识自己所作决定的错误，回到高举无产阶级文学旗帜的人的队伍中来
戴凤文译
关于召开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的决议
——根据柯列涅夫的报告通过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认为，召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是必要的。
大会的日程、代表产生办法以及开会地点等应预先通知，以使各地能够为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戴凤文译 |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编者按：选自《在岗位上》杂志1923年第1期，6月号，第199-200页。首次发表于1922年12月12日《真理报》。这封信标志着拉普的前身“十月”社的成立。
敬爱的编辑同志，谨借贵报一角，刊登下列声明：
一
我们认为，一九二〇年初成立的无产阶级作家团体“锻冶场”，最近变成了一个少数人的与世隔绝的小集团，这些同志所抱的宗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日益发展的斗争任务。
鉴于在这种情况下“锻冶场”已经成为阻碍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生力量向前发展的组织，一部分在本声明上签名的成员宣布退出“锻冶场”，并与在本声明签名的其他无产阶级作家共同组成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十月”社。“十月”社的近期目标是加强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共产主义路线和在组织上巩固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马拉什金、罗多夫、多罗戈伊钦科、柯列涅夫、别泽缅斯基、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扎罗夫、李别进斯基、维肖雷、A.索科洛夫、伊斯巴赫、М.库兹涅佐夫、列列维奇、舒宾、多罗宁
二
我们认为我们应以对党和苏维埃政权负责的精神发表下列声明，对于“锻冶场”作家出版社的思想倾向和实践活动，我们不负任何责任。
马拉什金、罗多夫、多罗戈伊钦科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戴凤文译 |
“青年近卫军”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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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近卫军”宣言
编者按：译自《文学宣言》，第179-180页。本宣言发表于1922年秋。原载“青年近卫军”社三周年文集《青年近卫军》，1926年版。
全体共青团员诗人和作家们：
对于广大工农青年群众来说，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近四年来不仅成了使他们投入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替代了他们的学校和家庭。一些来自机床旁和犁把边的工农青年，经过共青团的培育而成长起来，进入了新诞生的无产阶级文学界，他们的创作与共青团的学习和团的工作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我们有自己的共青团诗人和作家。这并不意味着凡是他们笔下的作品都应当赫然打上团的印记。这仅仅意味着他们的创作是在团的队伍中展开的，他们不能想象在与俄罗斯共青团内的工农青年群众没有组织联系的情况下自己能求得进步和自我完善。
我们这个共青团诗人和作家的团体正是这样解释自己产生的涵义的。本社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联合共青团员诗人和作家，使他们协同工作和进行同志式的互相批评，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和文学的自修活动，首先与各工厂的俄罗斯共青团支部建立固定联系，并通过这些支部与全体青年工人建立联系，有组织地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的报刊工作。
本社也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对地方上那些类似的团体和单个的共青团员——地方上的文学工作者——提供，同志式的帮助。本社向他们呼吁建立固定联系，希望他们把自己已发表的作品和手稿以及关于各个小组的意见和活动情况的报告寄来。中央总社与哈尔科夫分社（后者已成了中央总社的分社）之间建立的联系表明，这种合作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
我们这个共青团员诗人和作家的团体并非文学宗派：我们不以任何教条限制自己，也不以任何框框束缚自己。
我们是共青团员。
我们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创作，并深入到工厂青年之中进行创作。就是这些把我们联合起来，使我们的队伍团结一致，也正是为此我们呼吁你们同我们联系。
贺国安译 |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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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
前言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下编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继续选编文学流派和团体的资料，这些流派和团体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诗语研究会、意象主义、“谢拉皮翁兄弟”、“山隘”、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全俄农民作家协会和苏联作家联盟等。在编排顺序上，特将拉普放在前面，以与上编岗位派相衔接，其余流派和团体则大致以成立的时间先后为序。
拉普的前身为“十月”社，成立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十月”社于一九二三年联合“工人之春”、“青年近卫军”等团体，组成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同年又出版《在岗位上》杂志，故莫普的核心被称为“岗位派”。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后，岗位派控制了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瓦普）的领导权。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成立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联合会（沃阿普），并把瓦普改名为拉普。一九三二年，这些组织全部宣告解散。拉普是所有文学团体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组织。在其存在的十年中，虽然思想上和组织上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但内部发生过分裂，领导核心有过局部变动，某些观点也有所变化。有鉴于此，同时考虑到这个团体资料的分量较多，故将其分编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围绕《在岗位上》杂志活动的材料，即岗位派部分，已收入上编。收入下编的三个部分为：莫普部分（从一九二二年起到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全议之前）、瓦普部分（从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起，到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之前）和拉普部分（从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起，到一九三二年解散为止）。除拉普外，其余流派和团体虽然前后也有变化，有的组织也改换过名称（如全俄农民作家协会曾数易其名，苏联作家联盟的名称前后也不相同），但情况比较筒单，而且资料分量不多，因此不再分开编排。
大多数流派和团体的资料，都以《文学宣言》（苏联联盟出版社1929年版）一书为基础，并作了若干增补。拉普部分、诗语研究会和“谢拉皮翁兄弟”的资料，则选自各种书报杂志.每个流派和团体的资料，一般分为两部分，前面是其本身的宣言、纲领、决议及其成员的重要发言和文章，后面是他人对该流派或团体的评论，最后附以简要介绍。不过有时因材料来源所限，有些流派和团体只有它本身的资料。
第二部分为涉及各个文学流派和团体的综合评论部分。其中除高尔基的评论和柯甘的文章分别为摘录和选译外，其余均为全文。有些材料比较重要，如伏龙芝的讲话为一九二五年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定下了基调，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勃柳索夫的文章材料丰富，对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五年内的诗歌状况作了详细评述，柯甘的文章对十月革命后十年内的文学进行了全面分析，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个部分还附有美国学者斯洛宁《苏俄文学：作家和问题。一九一七——一九七七年》一书中的有关章节。斯洛宁的某些看法带有明显的偏见，史实也有不符实际之处，仅供读者比较和参考。
为了如实反映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苏联文学流派和团体的历史面貌，本书所录，除个别篇目（如费顶的《高尔基在我们中间》的摘录）外，均为当时发表的原始材料，不作任何删改。至于后来的回忆和评论，尽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一律不收。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作家和评论家后来改变了原先的观点，有的甚至作了自我批判，但由于本书目的不是为研究某个作家或评论家的思想演变和创作道路提供材料，因此只收他们当时的言论，不收他们改变观点后的言论，对他们的思想变化也一般不作说明，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本书在编辑体例上基本与上编一致。每篇之后附有简短的“编者按”以说明材料的来源和发表的背景。注释一律采用脚注。凡是作者和原编者的注释，均分别注明“原注”和“原编者注”，其余均为本书编者或译者所加。书中提到的人名较多，为节省篇幅起见，除原注和原编者注外，一律不另加注解，只在书末所附人名表中作简要介绍。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是苏联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文学界的明显特点之一是流派众多，团体林立。它们发表了无数的宣言和纲领，申述自己的文学主张，它们之间进行着连绵不断的论战，以致整个文坛处于分裂状态。各个流派和团体的各种理论和主张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紧张探索。这些理论和主张虽不乏有价值的东西，但其中也包含着许多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观点。这些错误的东西有的是由于“左”派幼稚病造成的，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色彩；有的则是受俄国和西欧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总称为现代派的各种思潮影响的结果，不过某些受现代派思潮影响的流派有时也以“左”的面貌出现。我们今天介绍这些流派和团体，并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因为赞同它们的看法或对它们的观点有什么偏爱，而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苏联文学史上这段被西方资产阶级评论界称之为“黄金时代”的真实情况，以便通过研究和对比，汲取有益于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
应当指出，当时活跃于文坛上的人物主中，很多是在十月革命前后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比较年轻热情。虽然他们的不少观点是错误的，但大多数人主观上是要革命的。因比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积极引导他们转到无产阶级思想的轨道上来，帮助他们消除相互之间的分歧，加强团结，并且鼓励他们在创作上进行自由竞赛，以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各种流派和团体被简单地否定，不少活跃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重者受到镇压，轻者遭到批判，被逐出文坛。其余的人，或因改弦易辙，或因迫于形势而有难言之隐，以致在后来出版的文集中，往往不收早年发表的言论。即或收入，也往往经过删改，已面目全非。二三十年代大量作品和文章长期未得到重印机会，文书档案被束之高阁。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起，苏联开始重新评价二三十年代各种文学流派和团体，为不少作家平反昭雪，同时也重新出版了他们的一些作品，公布了一些文件和档案材料，但数量毕竟有限。我们国内又非常缺乏二三十年代的苏联书报杂志。因此在编选本书时，首先碰到的是材料来源问题，虽经多方收集，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许多重要材料，如拉普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其他带有纲领性的文章（阿维尔巴赫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道路》、李别进斯基的《拉普的艺术纲领》和《杰米扬化的任务》、叶尔米洛夫的《当代文学中的活人问题和列昂诺夫的〈贼〉》、柯尔的《不是同路人，而是同盟者或敌人》等等），诗语研究会、“谢拉皮翁兄弟”、“山隘”等团体的成员的不少重要文章，均因找不到原文而暂付阙如。有的文章未见原文的全文，不得己只录其片断，读起来未免有零碎之感，但毕竟聊胜于无。
此外，因受材料来源限制，各个流派和团体的资料详略不均，有时因找不到主要材料，退而求其次。某些文章篇幅长而内容失之空泛，针对性较差，加上编选者孤陋寡闻，取舍失当之处，在所难免。匡谬补阙，有待于今后继续努力。
书中某些流派的材料用词乖谬，文字晦涩，均按原文迻译，以存其真。大多数流派系初次介绍，其所用名称和术语，无现成译法可循。译文中不妥甚至错误之处谅不在少数，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张捷
一九八二年，北京 |
本书人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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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人名表
Ａ
阿达莫维奇（Адамович,未详）国家教育委员会委员
阿达莫维奇（Адамович,М.未详）苏联特写作家
阿拉事夫（Адуев,Н.А.1895-1950）构成派作家
阿尔瓦托夫（Арватов,Б.И.1896-1940）列夫派批评家
阿加波夫（Агапов,Б.Н.1899-1973）构成派作家
阿赫玛托娃（Ахматова,А.А1889-1966）阿克梅派女诗人
阿克萨科夫（Аксаков,С.Т.1791-1858）俄国作家
阿克肖诺夫（Аксёнов,И.А.1884-1935）未来派诗人
阿雷莫夫（Алымов,С.未详）未来派诗人
阿里斯托芬（Аристофан，约前446-前385）古希腊戏剧家
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М.В.1857-1918）白卫军首领
阿桑切夫斯卡娅（Азанчевская,С.未详）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
阿瓦库姆（АввакумПетрович约1621-1682）俄国分裂教派首领
阿维尔巴赫（Авербах,Л.Л.1903-1939）拉普领导人之一
阿维尔钦科（Аверчнко,А.Т.1881-1925）俄国作家
阿谢耶夫（Асеев,Н.Н.1889-1963）列夫派诗人
阿依库尼（Айкуни,Г.未详）“锻冶场”成员
阿泽夫（Азеф,Е.Ф.1869-1918）政治内奸
埃尔德曼（Эрдман,Н.Р.1902-1970）意象派诗人
埃克豪特（Экоут,1854-1927）比利时作家、诗人、批评家
埃列夫费罗普洛斯（Элевферпулос）不详
埃斯库罗斯（Эсхил,前525-前456）古希腊悲剧家
艾兴包姆（Эйхенбаум,Б.М.1886-1959）诗语研究会理论家
艾亨瓦尔德（Айхенвальд,Ю.И.1872-1928）俄国批评家
艾利斯（Эллис,Л.1879-1947）柯贝林斯基（Кобылинсий）的笔名，象征派诗人、批评家
艾里金娜（Элькина,Д.未详）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
艾略特（Эллинот,Э.1781-1849）英国诗人
爱尔维修（Гельвеций,1715-1771）法国哲学家
爱伦堡（Эренбчрг,И.Г.1891-1967）苏联作家
爱森斯坦（Эйзенштейн,С.М.1898-1948）苏联电影导演
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ев,Л.Н.1871-1919）俄国作家
安加尔斯基（Ангарский,未详）“文学阵线”成员
安年斯基（Анненский,И.Ф.1856-1900）象征派作家
奥勃拉多维奇（Обрадович,С.А.1892-1956）“锻冶场”诗人
奥尔舍维茨（Ольшевеч,М.未详）苏联新闻工作者
奥尔明斯基（Ольминский,М.С.1863-1933），亚历山大罗夫（Александров）的笔名苏联政治家、批评家
奥格尼约夫（Огнёв,И.1888-1938），罗扎诺夫（Розанов,М.Г.）的笔名“山隘”派作家
奥利姆波夫（Олимпов,К.К.1889-1940），福法诺夫（Фофанов）的笔名未来派诗人
奥列申（Орешин,П.В.1887-1938）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
奥索尔金（Осоргин,М.A.1878-1942）俄国作家
奥新斯基（Осинсий,Н.1887-1938）奥波连斯基（Оболенсий,В.В.）的笔名苏联政治家、批评家
B
巴别尔（Бабель,И.Э.1894-1941）苏联作家
巴尔科夫（Барков.И.С.1732-1768）俄国诗人
巴尔蒙特（БальМонт,К.Ф.1867-1942）象征派诗人
巴尔特鲁沙伊季斯（Балтрушйтис,Ю.К.1873-1944）立陶宛象征派诗人
巴尔扎克（Бальзал,1799-1850）法国作家
巴甫洛夫（Павлов,И.П.1849-1936）苏联生理学家
巴格里茨基（Багрицкий,Э.Г.1895-1934）苏联诗人
巴赫（Бах,А.Н.1851-1946）苏联科学家
巴赫（Бах,1685-1750）德国作曲家
巴赫梅季耶夫（Бахметьев,В.М.1885-1963）“锻冶场”作家
巴拉丁斯基（Баратынский,Е.А.1800-1844）俄国诗人
巴雷什尼科夫（Барысхников,А.未详）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
巴索夫-维尔霍扬采夫（Басов-Верхоянцев,С.1896-1952）“文学阵线”成员
邦契-布鲁耶维奇（Бонч-Бруевич,В.Д.1873-1955）苏联学者
鲍勃罗夫（Бобров,С.П.1889-1971）未来派作家
鲍狄埃（Потье,Э.1816-1887）法国诗人
鲍利沙科夫（Большаков,К.А.895-1938）未来派作家
鲍姆巴奇（Бомбаччи,未详）意大利作家
鲍日达尔（Божидар,Б.П.1894-1914）未来派作家
贝利斯（Бейлис,未详）生理学家
彼尔佐夫（Перцов,В.О.1898-1980）列夫批评家
彼列维尔泽夫（Переверэев,В.Ф.1992-1968）苏联批评家
彼舍霍诺夫（Пешехонов,А.В.1867-1933）俄国作家
彼特拉克（Петрарка,1304-1374）意大利诗人
彼特尼科夫（Петников,Г.Н.未详）未来派作家
毕加索（Пикассо,1881-1973）西班牙画家
别布托夫（Бебутов,1898-）苏联戏剧家
别德内依（Бедный,Д.1883-1945），普里德沃罗夫（Придворов,Е.А.）的笔名苏联诗人
别尔德尼科夫（Бердников,Я.П.1889-1940）苏联诗人
别尔格（Берг,Л.С.1876-1950）苏联科学家
别雷（Белый,А.1880-1934）象征派作家
别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В.Г.1811-1848）俄国批评家
别萨利科（Вессалько,П.К.1887-1920）无产阶级文化派作家
别斯金（Бескин,О.М.1892-1969）国家出版社文艺部主任
别泽缅斯基（Безыменский,А.И.1898-1973）苏联诗人
别兹鲁契（Безруч,П.1867-1958）捷克诗人
波格丹诺夫（Ботданов,1873-1928），马林诺夫斯基（Малиновский,А.А.）的笔名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家
波克罗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М.И.1868-1932）历史学家，副教育人民委员
波梁斯基（Леведев-Полянский,П.И.1881-1948）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
波列塔耶夫（Полетаев,Н.Г.1889-1935）苏联诗人
波列扎耶夫（Полежаев,А.И.未详）苏联诗人
波隆斯基（Полонский,В.П.1886-1932）苏联批评家
波莫尔斯基（Поморский,А.Н.1891-1977），利诺夫斯基（Линовский）的笔名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
波波夫（Попов,В.未详），即杜波夫斯科依（Дубовской）“文学阵线”成员
波特莱尔（Бодлер,1821-1867）法国诗人
波瓦罗夫（Поваров,И,1821-1867）“文学阵线”成员
波兹涅尔（Познер,В.1877-1957）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
勃里克（Брик,О.М.）列夫批评家
勃柳索夫（Брюсов,В.Я.)苏联诗人
勃洛克（Блок,А.А.）苏联诗人
博马舍（Бомарше,）法国剧作家
薄伽丘（Боккаччо,)意大利作家
柏格森（Бергсон,）法国哲学家
柏拉图（Платон,）古希腊哲学家
伯特兰（Бертран,）法国诗人
布尔加科夫（Булгаков,М.А.）苏联剧作家
布尔柳克（Бурлюк,В.Д.1888-1916）俄国画家
布尔柳克（Бурлюк,Н.Д.1890-1920）未来派诗人
布尔柳克（Бурлюк,Д.Д.1882-1938）未来派诗人和画家
布哈林（Бухарин,Н.И.1888-1938）原俄共（布）领导人之一
布林哥利弗（Брингольф,）骑士作家
布洛赫（Блох,1871-1936）德国作家，出版者
布琼尼（Будёый,С.М.1883-1973）苏联将领
Ｃ
柴可夫斯基（Чайковский,П.И.1840-1893）俄国作曲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И.Г.1828-1889）俄国批评家
楚尔科夫（Чулков,Г.И.1879-1939）象征派作家
楚科夫斯基（Чуковсий,К.И.1882-1969）苏联文艺学家
楚扎克（Чужак,Н.Ф.1876-1937），纳西莫维奇（Насимович）的笔名列夫派批评家
D
大卫（Давид,1748-1825）法国画家
戴默尔（Деммел,1863-1920）德国诗人
但丁（Данте,1265-1312）意大利诗人
德罗兹（Дроз,Э.未详）瑞士作家
德米特里耶夫（Дмитриев，未详）布景师
邓尼金（Деникин,А.И.1872-1947）白卫军首领
狄更斯（Диккенс,1812-1870）英国作家
杜邦（Дюпон,П.1821-1870）法国民间诗人
杜勃罗留波夫（Дубролюбов,А.М.1876-1945）象征派诗人
杜勃罗留波夫（Дубролюбов,Н.А.1836-1881）俄国批评家
杜尔诺沃（Дурново,П.Н.1884-1915）沙俄内政大臣
多罗戈伊钦科（Дорогойцхенко,А.Я.1894-1947）“锻冶场”诗人
多罗宁（Доронин,И.И.1900-1978）苏联诗人
E
恩格斯（Энгельс,Ф.1820-1895）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
恩奇曼（Енчмен,Э.未详）生物学家
F
法英什泰因（Файнштейн,З.未详）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
菲狄亚斯（Фидий,约前490-前432/431）古希腊雕塑家、建筑家
菲利普钦科（Дилипчнко,И.Г.1887-1939）苏联诗人
费多罗夫（Федоров,A.M.1888-1949）俄国作家
费多托夫（Федотов,未详）布景师
费特（Фет,А.А.1820-1892）俄国诗人
芬奇（Винчи,1452-1519）意大利画家
冯维辛（Фонвизин,Д.И.1744-1792）俄国剧作家
弗拉马里昂（Фламмарион,1842-1925）法国天文学家
弗赖利格拉特（Фрейлиград,1810-1878）德国诗人
弗兰科（Франко,И.Я.1856-1916）乌克兰作家
弗里契（Фриче,B.M.1870-1929）苏联批评家
福法诺夫（φофанов,К.М.1862-1911）象征派诗人
福楼拜（Флобер,1821-1880）法国作家
富尔曼诺夫（Фурманов,Д.А.1891-1926）苏联作家
G
冈察洛夫（Гончаров,И.А.1812-1891）俄国作家
冈恰连科（ГОнчренко,И.И.1908-）乌克兰诗人
高尔基（Горьлий,A.M.1868-1936）苏联作家
高乃依（Горнель,1606-1684）法国剧作家
高斯（Гаусс,1777-1855）德国科学家
戈蒂耶（Горье,1811-1872）法国诗人
戈尔巴乔夫（Горбачев,Г.Е.1897-1942）拉普批评家
戈罗杰茨基（Городецкий,С.М.1884-1961）阿克梅派诗人
戈洛德内依（Голодный,М.1903-1949），艾普施泰因（Эпштейн）的笔名苏联诗人
革拉特珂夫（Гладков,Ф.В.1883-1958）“锻冶场”作家
哥尔多尼（Гольдони,1707-1793）意大利剧作家
格拉西莫夫（Герасимов,М.П.1889-1939）苏联诗人
格里戈里耶夫（Григорьев,А.А.1822-1864）俄国诗人、批评家
格林卡（Глинка,М.И.1804-1857）俄国作曲家
格鲁齐诺夫（Грузинов,И.В.1893-1942）意象派诗人
格涅多夫（Гнедов,В.И.1890-1978）未来派诗人
歌德（Гете,1749-1832）德国诗人
古罗（Гуро,Е.1877-1913）未来派女作家
古米廖夫（Гумилёв,Н.С.1886-1921）阿克梅派诗人
果戈理（Гоголь,H.B.1809-1852）俄国作家
H
汉姆生（Фамсун,1899-1952）挪威作家
豪普特曼（Гауптман,1862-1946）德国剧作家
海尔佐格（Герцог,未详）德国作家
荷马（Гомер,约前12-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
贺拉斯（Гораций,前65-前8）古罗马诗人
赫尔松斯卡娅（Херсонская,М.未详）“文学阵线”成员
赫里桑弗见罗西扬斯基
赫利勃尼科夫（Хлебников,В.В.1885-1922）未来派诗人
惠特曼（Уитман,1819-1892)美国诗人
霍布森（Гобсон,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
霍尔巴赫（Гольбах,1728-1789）法国哲学家
霍夫曼（Гофман,1776-1822）德国小说家
霍文（Ховин,В.未详）未来派诗人
胡德（Гуд,1759-1846）英国诗人
J
基尔萨诺夫（Кирсанов,С.И.1906-1972）列夫派诗人
基里洛夫（Кириллов,В.Т.1890-1943）苏联诗人
吉皮乌斯（Гиппиус,З.Н.1869-1945）象征派女诗人
吉皮乌斯（Гиппиус,В.B.1890-1942）俄国诗人，文艺学家
吉卜林（Киплинг,1885-1936）英国作家、诗人
加勃里洛维奇（Габорилович,Е.И.1899-1979）苏联剧作家
加尔特尔（Гартель，未详）德国作家
加斯捷夫（Гастев,А.К.1882-1941）苏联诗人
杰格佳科夫（Дегтяков,Н.未详）苏联诗人
杰克·伦敦（ДжекЛондон,1876-1916）美国作家
杰缅季耶夫（Дементьев,Н.И.1907-1936)“山隘”派作家
捷尔-奥加涅索夫（Тер-Оганесов，1890-1962）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
捷连季耶夫（Герентьев,И.1892-1937）未来派诗人
金兹堡（Гинзбург,Л.Я,1902-1980）苏联女批评家
津克维奇（Зенкевич,М.А.1891-1973）“阿克梅”派诗人
K
卡达耶夫（Катаев,В.П.1897-1986）苏联作家
卡津（Казин,B.B.1898-1981）“锻冶场”诗人
卡拉瓦耶娃（Караваева,A.A.1894-1979）“山隘”派作家
卡莱尔（Карлейль,1796-1881)英国作家
卡里宁（Калинин,Ф.И.1882-1920）无产阶级文化派批评家
卡缅涅娃（Каменева,О.1883-1941）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
卡缅斯基（Каменский,В.В.1884-1961）未来派诗人
卡维林（Каверин,В.А.1902-）“谢拉皮翁兄弟”社作家
凯尔任采夫（Керженцев,П.М.1889-1940）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家
康察洛夫斯基（Кончаловский,未详）布景师
康德（Кант,1724-1804）德国哲学家
康定斯基（Кандинский,B.B.1866-1944）俄国画家
考茨基（Каутский,1854-1938）德国社会主义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
柯甘（Коган,П.С.1872-1932）苏联批评家
柯罗连科（Короленко,В.Г.1853-1921）俄国作家
柯斯捷林（Костерин,А.Е.1896-1968）“山隘”派作家
科尔尼洛夫（Коринлоб,Л.Г.1870-1918）白卫军首领
科罗文（Коровин,1861-1939）苏联画家
科涅夫斯科依（Коневской,И.И.1877-1901）象征派作家
克拉依斯基（Крайский,А.П.1891-1941）无声阶级文化派诗人
克雷奇科夫（Клычков,1889-1940）苏联作家
克伦斯基（Керенский,А.Ф.1881-1910）俄国临时政府总理
克柳奇科夫（Крючков,Д.1876-1950）未来派作家
克罗卜史托克（Клопшток,1724-1803）德国诗人
克鲁格利娃（Круглива,Е.С.1865-1941）苏联版画家
克鲁乔内赫（Кручных,A.E.1886-1968）未来派诗人
克鲁普斯卡娅（Крупская.Н.К.1869-1939）苏联革命家、教育家
克威里奇（Квельч,1858-1913）英国作家
库尔贝（Курбе,1819-1817）法国画家
库尔宾（Кульбин,Н.И.1868-1917）俄国画家、医生
库列绍夫（Кулешов,Л.В.1899-1970）苏联电影艺术家
库普林（Куприн,А.И.1870-1938）俄国作家
库齐科-穆津（Кузько-Музин,，未详）“文学阵线”成员
库什涅尔（Кушнер,Б.A.1888-1931）苏联诗人
库西科夫（Кусиков,А.Б.1896-1977）意象派诗人
库兹明（Кузьмин,未详）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
库兹明（Кузьмин,М.А.1875-1936）象征派诗人
库兹涅佐夫（Кузбецов,Н.А.1904-1924）苏联诗人
库兹涅佐夫（Кузнецов,未详）布景师
L
拉比什（Лабиш,Э.1815-1888）法国戏剧家
拉伯雷（Рабле,1494-1553）法国作家
拉狄克（Радек,K.Б.1885-1939）原俄共（布）活动家之一
拉法格（Лафарг,1842-1911）法国革命家
拉斐尔（Рафаэль,1483-1520）意大利画家
拉夫罗娃（Лаврова,К.未详）“文学阵线”成员
拉季谢夫（Радищев,А.Н.1749-1802）俄国作家
拉里奥诺夫（Лариионов,М.Ф.1881-1964）俄国画家
拉甫列尼约夫（Лавренёв,Б.А.1891-1959）苏联作家
拉斯克尔尼科夫（Раскольниов,Ф.Ф．未详）《红色处女地》编辑
拉斯普庭（Распутин,Г.Е.1872-1918）尼古拉二世的宠臣
拉斯特列利（Растрелли,В.1700-1777）俄国建筑师
拉文斯基（Лавинский,A.M.1893-1968）俄国画家
拉祖尔金娜（Разуркина,Д.А.1884-1974）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
腊贝克（Рабек,未详）工程师
兰格-缪尔（Лэнг-Мюр,未详）科学家
兰格谢特（Лангсет,未详）挪威作家
兰凯斯特（Ланкестер,1847-1929）英国动物学家
莱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М.Ю.1814-1841）俄国诗人
莱尼斯（Райнис,Я.1865-1929）拉脱维亚诗人
兰波（Рембо,1854-1891）法国诗人
劳合-乔治（ЛлойдДжордж,1883-1945）英国首相
梁赞诺夫（Рязанов,Д.Б.1870-1938）原俄共（布）活动家之－
李别进斯基（ЛИбединский,Ю.Н.1898-1959）拉普作家
利多夫（Льдов,未详）象征派诗人
利尔，勒贡特·德（Лиль,Леконтде1818-1894）法国诗人
利弗希茨（Лившиц,В.1889-1939）阿克梅派诗人
利托夫斯基（Литовский,О.未详）“文学阵线”成员
利托夫-罗加切夫斯基（Львов-Рогачвский,В.М.1873-1930）苏联批评家
利亚什科（Ляшко,Н.Н.1884-1953）“锻冶场”作家
里德（Рид,Дш,1887-1920）美国记者、作家
李嘉图（Рикардо,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
连图洛夫（Лентулов,未详）布景师
列昂季耶夫（Леонтьев,К.Н.1831-1891）俄国作家
列昂诺夫（Леонов,Л.М.1899-1994）苏联作家
列彼申斯基（Лепешинский,П.Н.1868-1944）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
列宾（Репин,И.E.1844-1930）俄国画家
列菲弗尔（Лефевр,1901-1991）法国哲学家
列里赫（Рерих,Н.К.1874-1948）俄国画家
列列维奇（Лелевич,Г.1901-1945）岗位派批评家
列米佐夫（Ремизов,A.M.1871-1967）象征派作家
列宁（Ленин,В.И.1870-1924）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
列日涅夫（Лежнев,А.З.1893-1938）苏联批评家
列维多夫（Левидов,М.Ю.1891-1942）列夫派作家
列宪科（Лещенко,Д．1876-1937）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
隆茨（Лунц,Л.Н.1901-1924）“谢拉皮翁兄弟”社理论家
卢戈夫斯科依（Луговской,В.А.1901-1967）构成派诗人
卢里耶（Лурбе,А.未详）教育人民委员部音乐处长
卢那察尔斯基（Луначрский,A.B.1875-1933）苏联文艺理论家
卢瑟福（Розерфорд,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
卢梭（Руссо,1712-1778）法国作家和哲学家
鲁宾施坦（Рубинштейн,А.Г.1829-1894）俄国作曲家
鲁科姆斯基（Лукомский,Г.К.未详）俄国艺术理论家
罗德钦科（Родченко,А.М.1891-1956）列夫派画家
罗多夫（Родов,С.А.1893-1968）岗位派批评家
罗加里斯基（Рогальский,И.未详）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
罗曼（Роман,Ж.1885-1972）法国作家
罗帕尔德（Роппард,未详）教授
罗西扬斯基（Россияский,М.1886-1955）未来派批评家
罗辛斯基（Россинский,Н.1882-1960）“文学阵线”成员
罗依兹曼（Ройзман,М.Д.1896-1973）意象派诗人
罗扎诺夫（Розанов,В.В.1856-1919）俄国作家
罗扎诺娃（Розанова,1886-1918）苏联画家
洛巴切夫斯基（Лобачевекий,Н.И.1792-1856）俄国数学家
洛蒂（Лоти,Н.1860-1923）法国作家
洛赫维茨卡娅（Лохвичкая,М.А.1869-1905）俄国女诗人
洛基诺夫（Логинов,И.С.1891-1942）苏联诗人
洛克斯（Локс,Г.1889-1956）苏联批评家
洛帕舍夫（Лопашев,С.1882-1938）“文学阵线”成员
M
马蒂斯（Матисс,1869-1954）法国画家
马尔托夫（Мартов,Л.1873-1923）俄国孟什维克的首领之－
马卡罗夫（Макаров,А.А.1898-）苏联诗人
马克·莱恩（МакЛейн,未详）英国作家
马克西莫夫（Максимов,Д.Е.1904-1987）苏联文艺学家
马拉美（Малламе,1842-1898）法国诗人
马拉什金（Малашкин,С.И.1888-1988）苏联作家
马雷什金（Малышкин,А.Г.1892-1938）“山隘”派作家
马里廷戈弗（Мариенгоф,А.Б.1897-1962）意象派诗人
马利涅蒂（Маринетти,1876-1944）意大利未来派理论家
马列维奇（Малевич,K.C.1818-1938）苏联画家
马留京（Малютин,未详）布景师
马丘申（Матюшин,М.1861-1934）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
马什罗夫见：萨莫贝特尼克
马雅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B.B.1893-1930）苏联诗人
麦谢里亚科夫（Мещеряков,Н.Л.1865-1942）苏联批评家
曼杰利什塔姆（Мандельштам,О.Э.1891-1938）阿克梅派诗人
梅列日科夫斯基（Мерешковский,Д.С.1866-1941）象征派诗人
梅尼耶（Менье,未详）比利时作家
梅特林克（Метерлинк,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
梅耶荷德（Мейерхольд,В.Э.1874-1940）苏联戏剧家
蒙戈利菲耶（Монгольфье,Ж.1740-1810）法国人，气球发明者
蒙戈利菲耶（Монгольфье,Э.1745-1799）法国人，气球发明者
米开朗基罗（Микеландшело,1475-1564）意大利画家
米亚索耶多夫（Мясоедов,С.未详）俄国数学家
明斯基（Минский,H.M.1855-1937）象征派诗人
莫泊桑（Мопассан,1850-1893）法国作家
莫尔德文金（Мордвинкин,В.未详）“文学阵线”成员
莫里哀（Мольер,1622-1673）法国剧作家
莫里斯（Морис,1834-1896）英国作家
莫罗佐夫（Морозов,М.未详）“文学阵线”成员
缪塞（Мюссе,1810-1857）法国诗人
N
纳德松（Надсон,С.Я.1862-1887）俄国诗人
纳尔布特（Нарбут,В.И.1888-1944）阿克梅派诗人
纳谢德金（Наседкин,B.Ф.1895-1940）“山隘’派诗人
尼采（Ницсе,1844-1900）德国哲学家
尼基京（Никитин,Н.Н.1895-1963）“谢拉皮翁兄弟”社作家
尼津（Низен,Е.1874-1972）未来派女作家
尼佐沃依（Низовой,П.Г.1882-1940）“锻冶场”作家
涅多利亚（Недоля,Л.未详）列夫派作家
涅格利（Негри,1870-1945）意大利女诗人
涅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Н.А.1821-1878）俄国诗人
涅恰耶夫（Нечаев,E.E.1869-1921）苏联诗人
涅维罗夫（Неверов,A.C.1886-1923）苏联作家
涅兹纳莫夫（Незнамов,П.В.1889-1941）列夫派作家
努西诺夫（Нусинов,И.М.1889-1950）苏联批评家
诺维茨基（Новичкий,К.1879-1960）“文学阵线”成员
诺维科夫-普里波依（Новиков-Прибой,А.С.1871-1940）苏联作家
诺瓦利斯（Новалис,1772-1801）德国作家
O
歌里庇得斯（Еврипид,，前480-406）古希腊戏剧家
P
帕芙洛娃（Павлова,К.К.1807-1893）象征派女诗人
帕利莫夫（Пальмов,1888-1929）列夫派作家
帕斯捷尔纳克（Пастсрнак,Б.Л.1890-1960）苏联诗人
裴多菲（Петефи,1823-1840）匈牙利诗人
佩尔谢（Пельше,Р.1880-1955）苏联批评家
皮里尼亚克（Пильняк,Б.А.1894-1937）苏联作家
皮斯卡利（Пискаль,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
皮谢姆斯基（Писемский,А.Ф.1821-1881）俄国作家
皮亚斯特（Пяст,B.A.1886-1940）苏联诗人
坡，爱德加·爱伦（По,ЭдгарАллан,1809-1849）美国作家
蒲宁（Бунин,И.А.1870-1953）俄国作家
普拉夫杜欣（Правдухин,В.П.1892-1939）苏联作家
普拉特（Платте,未详）德国生物学家
普里什文（Пришвия,M.M.1873-1954）苏联作家
普列汉诺夫（Плеханов,Г.В.1856-1918）俄国理论家
普列特涅夫（Плернев,В.Ф.1886-1942）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家
普列谢耶夫（Плещеев,А.Н.1825-1893）俄国诗人
普宁（Пунин,Н.Н.1888-1953）未来派批评家
普希金（Пушикин,А.С.1799-1837）俄国诗人
Q
齐热夫斯基（Чижисвский,未详）“文学阵线”成员
奇里科夫（Чириков,Е.Н.1864-1932）俄国作家
奇切林（Чичерин,А.Н.1894-1960）构成派作家
契诃夫（Чехов.А.П.1860-1904）俄国作家
乔尔内依（Чрный,С.1880-1932），格利克贝尔格（Гликберг,A.M.）的笔名俄国悔人
切鲍塔廖夫斯卡娅（Чеботаревскиая,А.H.1817-1921）俄国女作家
切尔尼亚夫斯基（Чернявский,Е.未详）未来派诗人
切尔诺夫（Чернов,В.М.1816-1952）社会革命党人
丘特切夫（Тютчев,Ф.И.1803-1873）俄国诗人
R
日尔蒙斯基（Жирмунский,В.М.1891-1971）苏联语文学家
茹科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B.A.1783-1852）俄国诗人
芮加（Жига,И.1895-1949）苏联作家
S
萨多菲耶夫（Садофьев,И.И.1889-1965）苏联诗人
萨多夫斯基（Садовский,Б.А.1881-1952）阿克梅派诗人
萨尔都（Сарду,1831-1908）法国戏剧家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Салрыкоб-Щедрин,М.E.1826-1889）俄国作家
萨莫贝特尼克（Маширов-Самобытинк,А.И.1884-1943）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
萨莫基什（Самокиш,H.C.1860-1944）苏联画家
萨亚诺夫（Саянов,B.M.1903-1959）“锻冶场”诗人
桑尼科夫（Санников,Г.В.1889-1989）苏联诗人
沙皮罗（Шапиро,未详）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
沙金孃（Шагинян,М.C.1888-1982）苏联女作家
莎士比亚（Шекспир,1564-1616）英国剧作家、诗人
舍尔舍涅维奇（Шершеневич,В.Г.1893-1942）未来派、意象派诗人
什捷连别尔格（Штеренберг,Д.П.1881-1948）苏联画家
什捷英曼（Штейнман,未详）苏联批评家
什瓦洛夫斯基（Шкловсий,В.Б.1893-1984）诗语研究会批评家
施塔尔根堡（Штаркенбург,未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施特恩（Штерн,1907-1989和1908-1998），库尔特（Kурт）夫妇的笔名德国作家、政论家
施特拉乌赫（Штраух,М.1900-1974）苏联戏剧家
叔本华（Шопенгауэр,1788-1880）德国哲学家
舒里雅齐柯夫（ШУлятиков,В.М.1872-1912）俄国批评家
斯捷克洛夫（Стеклов,Ю.М.1873-1941）《消息报》主编
斯捷潘诺夫（Степанов,未详）身分不详
斯捷潘诺娃（Степанова,В.Ф.1893-1958）苏联画家
斯克里布（Скриб,1791-1861）法国剧作家
斯卢切夫斯基（Случевский,К.1837-1904）象征派诗人
斯塔林格（Старлинг,1866-1927）英国生理学家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К.С.1863-1938）苏联戏剧家
斯特恩（Стерн,1713-1768）英国作家
斯特凡尼克（Стефаник,1811-1936）乌克兰作家
斯维特洛夫（Светлов,М.A.1903-1984）苏联诗人
苏格拉底（Сократ,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
苏马罗科夫（Сумароков,A.II.1717-1777）俄国剧作家
斯托雷本（Столыпин,П.А,1862-1911）沙俄内阁总理
绥拉非英维奇（Серафимович,A.C.1863-1949）苏联作家
索毕诺夫（Собинов,Л.В.1872-1934）俄国歌唱家
索波列夫（Соболев,Ю.1887-1940））苏联批评家
索弟（Содди,1877-1956）英国物理学家
索福克勒斯（Софокл,前497-前406）古希腊戏剧家
索里内（Сориный,未详）《红色处女地》编辑
索洛古勃（Сологуб,Ф.К.1863-1927），捷捷尔尼科夫（Тетерников）的笔名象征派诗人
索洛维约夫（Солоьёв,В.С.1853-1900）俄国哲学家，批评家
索斯诺夫斯基（Сосновский,Л.С.1886-1937）苏联批评家
T
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Тарасов-Родионов,А.И.1885-1938）苏联作家
塔特林（Тарлин,В.Е.1885-1953）苏联艺术家
泰伊洛夫（ТаировнA.Я.1885-1950）苏联戏剧家
汤姆生（Томсон,1824-1907）英国物理学家
特列季亚科夫（Третьяков,С.М.1892-1939）未来派诗人、批评家
图曼内依（Туманный,Д.1903-1973）,潘诺夫（Панов,Н.H.）的笔名，构成派作家
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И.C.1818-1883）俄国作家
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А.Н.1883-1945）苏联作家
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Л.Н.1828-1910）俄国作家
托洛茨基（Троцкий,Л.Д.1879-1940）托洛茨基集团首领
托马尼（Томани,未详）奥地利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Ф.M.1821-1881）俄国作家
W
瓦尔金（Вардин,И.B.1890-1941）岗位派批评家
瓦尔-万·维尔斯特拉斯坦（Вар-ВанОверстрастен,1891-1981）比利时作家
瓦格纳（Barнep,P.1813-1883）德国作曲家
瓦列伊基斯（Варейкис,И.М.1894-1939）俄共（布）中央报刊部部长
王尔德（Уайльд,1854-1900）英国作家
威尔斯（Уэллс,1866-1948）英国作家
维尔哈伦（Верхарн,1855-1916）比利时作家
维列夏金（Верещагин,В.В.1842-1904）俄国画家
维诺库尔（Винокур,Г.О.1896-1947）苏联语文学家
维什涅夫（Вешнев,В.1881-1932）“文学阵线”成员
维特（Витте,С.Ю.1849-1915）沙俄内阁大臣
维肖雷（Весёлый,А.1899-1939）苏联作家
维庸（Виён,1431-1463）法国诗人
魏尔仑（Верлен,1844-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
魏列萨耶夫（Вересаев,В.В.1867-1945）苏联作家
沃尔科夫（Волков,М.И.1886-1946）“锻冶场”作家
沃伦斯基（Волынский,A.1863-1926）苏联批评家
沃林（Волин,Б.М.1886-1957）岗位派批评家
沃隆斯基（Воронский,А.K.1884-1941）苏联批评家
沃罗夫斯基（Воровский,B.B.1811-1923）苏联批评家
沃依托洛夫斯基（Войтоловский,Л.Н.1876-1941）苏联批评家
汉兹涅先斯基（Вознесенский,未详）俄国剧作家
乌里扬诺娃见克鲁普斯卡娅
乌斯季诺夫（Устинов,Г.1889-1932）“文学阵线”成员
乌特金（Уткин,И.П.1903-1944）苏联诗人
X
西比里亚科夫（Сибиряков,С.未详）特写作家
西洛夫（Силлов,В.1901-1930）列夫派批评家
西摩尼得斯（Симонид,前558-前468）古希腊诗人
西尼亚科娃（Синякова,М.1890-1984）未来派作家
西瓦切夫（Сивачев,М.1877-1937）“锻冶场”作家
希姆凯维奇（Шимкевич,М.1885-1942）“文学阵线”成员
希什科夫（Шишков,В.Я.1873-1945）苏联作家
席勒（Шиллер,1769-1805）德国诗人、戏剧家
夏里亚宾（Шаляпин,Ф.И.1873-1938）俄国歌唱家
谢尔文斯基（Сельвинский,И.Л.1899-1968）构成派诗人
谢甫琴科（Шевченко,Т.Г.1814-1861）乌克兰诗人
谢雷（Серый.А.未详）苏联作家
谢芙琳娜（Сейфуллина,Л.Н.1889-1954）苏联女作家
谢苗诺娃（Семенова,Е.1898-?）苏联画家
划维里亚宁（Северянин,И.1887-1941）未来派诗人
辛克莱（Синклер,1878-1968）美国作家
雪莱（Шеллин,1792-1822）英国诗人
Y
雅柯夫列夫（Яковлев,Я.А.1896-1938）苏联批评家，曾任俄共（布）中央报刊部部长
雅库鲍夫斯基（Якубовский,Г.В.1891-1930）苏联诗人、批评家
雅库洛夫（Ялилов,未详）布景师
雅罗斯拉夫斯基（Ярославский,Е.М.1878-1943）苏联政治家，学者
雅斯内依（Ясный,Н.未详）苏联作家
雅新斯基（Ясинский,И.И.1850-1931）俄国作家，记者
亚历山大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В.Д.1897-1934）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
亚兹科夫（Языков,Н.М.1803-1847）俄国诗人
叶赛宁（Есенин,C.A.1896-1925）意象派诗人
伊凡诺夫（Иванов,Вс.Вяч.1895-1963）“谢拉皮翁”兄弟社作家
伊凡诺夫（Иванов,Вяч.И.1866-1949）象征派诗人
伊凡诺夫（Иванов,Г.В.1894-1958）未来派作家
伊弗涅夫（Ивнев,Р.A.1891-1981）未来派、意象派作家
伊格纳季耶夫（Игнатьев,И.В.1882-1914）未来派作家
易卜生（Ибсен,1828-1906）挪威剧作家
英贝尔（Инбер,B.1890-1972）构成派女诗人
英古洛夫（Ингулов,C.Б.1893-1938）苏联批评家
雨果（Гюго,1802-1885）法国作家
约翰生（Джонсон,未详）工程师
z
扎克见罗西扬斯基
扎罗夫（Жаров,А.А.1904–1987）苏联诗人
扎米亚京（Замятин,Е.И.1884-1937）苏联作家
扎莫什金（Замошкин,Н.И.1896-1960）苏联作家
扎伊采夫（Зайцев,Б.К.1881-1972）俄国作家
泽林斯基（Зелинский,К.Л.1896-1970）构成派理论家
兹达涅维奇（Зданевич,И.М.未详）阿克梅派、未来派诗人
左拉（Золя,1840-1902）法国作家
左里奇（Зорич,А.1899-1937）苏联作家、记者
左琴科（Зощенко,М.М.1895-1958）“谢拉皮翁兄弟”社作家 |
三．剩余增长的趋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三．剩余增长的趋势
1
垄断资本主义是由巨型公司所组成的一种制度。这并不是说，在这个制度中没有其他的成分；也不是说，在研究垄断资本主义时，把一切的东西都抽去，只留下巨型公司，是有益的。比较现实和比较富于启发作用的作法是，从一开头起，就把或多或少是广泛存在的较小的商业部分连同公司垄断部分一起包括进去，其理由是，较小的商业通过许多途径，进入大商业的计算和策略中。把较小的商业抽去，无异是在研究领域中把大商业行为的某些决定因素除外。
可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陷入这种错误：假定大商业和较小的商业两者在质上是均等的，或者说它们对于这个制度的运用方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主导的力量，是组织在巨型公司中的大商业。这些公司是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者和资本的积累者。它们是由公司人经理的，后者的命运同公司的成败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在这里，这个代词既指公司，又指公司人——向前看着，小心地计算着。正是由于他们的创始，这个经济才被推动起来；正是由于他们的力量，这个经济才运转不息；正是由于他们的政策，这个经济才陷入困境和遭受危机。较小的商业处于被动的一方，只能对大商业所施展的压力作出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这种压力的进展并为之开辟道路，但没有实在的力量去对抗它，更没有力量去发挥自己独立的主动性。从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观点来看，较小的商业，严格说来，应当看作是大商业从中活动的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舞台上的一个演员。
2
在公司的内部，关系是直接的，有等级的，官僚主义的。在这里，真正的计划性占着统治地位，命令是从上而下的，责任是自下而上的。可是，从整个制度来说，这种关系并不存在。甚至最大的公司，所生产的也只不过是社会总产品的极小一部分。以通用汽车公司为例，按销售量说，它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公司。1957年该公司的工资、一般管理费用和利润总计（这同该公司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大体一致）只不过稍稍超过四十亿美元，约占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几个巨型公司常常协同行动，这诚然是实在的，但它们这样做是为了达到它们各自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影响（更不要说控制）整个制度的运转。
总的说来，垄断资本主义同它的前身竞争资本主义一样，是无计划的。大公司彼此之间的关系，它们同消费者、劳工和较小的商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市场。这个制度的运转方式，仍然是组成它的无数单位关心自己利益的行动所始料不及的结果。由于市场关系实质上就是价格关系，所以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也象对竞争资本主义的研究一样，必须从价格机构的运用开始。
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众所周知的，可以总结在下述命题中：在竞争资本主义之下，个人企业家是“价格的接受者”，而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大公司是“价格的决定者”。〔注：这种恰当的名称，是由蒂博尔·西托夫斯基采用的，见《福利与竞争：充分就业经济的经济学》，芝加哥，1951年，第18，20页。〕但结合整个制度的运用来对这种区别的含义所进行的研究，其贫乏是令人吃惊的。关于各个商品或各个特定工业部门的产品的价格形成，有着理论方面的和实际方面的大量文献，但是关于垄断价格制度的运用和后果的文献，则非常之少。
在对这个制度的各个部分的分析与对它的整体的分析之间——即在今天通常所称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如此缺乏联系，并不是各种较老的竞争经济理论的特色。不论他们是从商号和工业部门的角度来研究这种事情，象马歇尔那样；或是从把这种制度看作一个整体的观点开始，象瓦尔拉那样；他们都试图表明：竞争的价格制度怎样趋向于产生一种平衡状态，在其中，资源得到分配，产品从而生产出来，收入按照清楚说明的原则实行分配。其次，当这种竞争模型由于引进资本积累（储蓄和投资）而“具有动力”时，这个理论被扩充到可以表明，如果作出合适的假设，价格机构（包括利息率）怎样会调节资本供应的数量，以适应人口曾长和技术进步的要求，同时又能保持现有生产资源的充分利用。
自然很明显，这样一种关于和谐地发展着的制度的模型，并不是资本主义现实的忠实反映。因此，又增加了一种关于商业循环的补充理论，它从宏观经济的水平出发，并且主要地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商业循环及其有关的各种现象，被看成是对一种正常发展进程的干扰，这种干扰，是由于在构造和谐运转的模型时曾予抽去的某些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中最常被强调的是：货币与信用制度，商人心理的变动不居，技术变革的不平衡。通过强调不同的因素，或把这些因素按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就产生了若干不同派别的商业循环理论。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这些理论中，没有一种对价格制度运用的性质或方式曾经作出了新的假设或结论。
当三十年代初期乔安·罗宾逊和E.H.张伯伦对传统的价格理论进行首次大进攻时，情况就是如此。他们并没有否认，这种理论按照它自己所作的假设来看，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着重否认了这些假设具有一般的恰切性，他们坚持：大多数工业部门既不具有传统意义的竞争性，也还不具有完全的垄断性（这种情况，在过去被看作是一般规律的有趣例外，但并无普遍意义）。罗宾逊和张伯伦分别提出的“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理论，后来由许多其他作家作了发挥和补充，现在可以说，涉及各个商品和各个工业部门的数量众多的价格模式已经被或多或少充分地研究过了。
可是，所有这些工作都停留在微观经济的水平上，对于分析整个制度的运用所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过去三十年中，这个领域的最大进展自然是同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刊行于1936年。虽然这已经是在罗宾逊和张伯伦向传统价格理论开火几年之后，凯恩斯却没有表现出曾经受到这些新理论的影响的痕迹。他的著作以及他的信徒们的著作（包括罗宾逊夫人自己的著作，这是很矛盾的），依然停留在正统的商业循环理论的传统中，假设存在着竞争的价格制度，并试图在宏观经济的水平上探索某些新的。在许多方面更现实和更恰切的假设所产生的结果。
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之间这种日益明显的分离，其理由应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性中去寻找。我们将要看到，把两种分析水平彻底重新结合起来——用垄断价格制度代替传统的竞争制度，并分析它对于整个经济的含义——其效果简直可以说是将要摧毁这样一种主张，即把资本主义看成是能促进其成员的福利和幸福的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任务长期以来就是支持这种主张，经济学家们自然不热心于遵循一条以表明这种主张的虚伪性而吿终的路线。
自然有些例外，但在这种场合，他们的著作照例很少得到应有的注意。把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重新结合起来的先导者是迈克尔·卡勒基，他不仅“独立地发现了〔凯恩斯的〕《通论》”，〔注：乔安·罗宾逊，《经济哲学》，伦敦，1962年，第93页。〕而且还是第一个把他所称的“垄断程度”包括在他的综合的经济模型之中。〔注：卡勒基的独辟蹊径的著作《有关经济波动理论的论文》与《经济动态学研究》分别刊行于1939年和1943年；他的《经济动态学理论》，伦敦，1954年，是把早期两部著作结合起来的修正第2版。〕在同一方向继续走出一大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卡勒基的影响），是约瑟夫·斯坦德尔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1952年）。任何熟悉卡勒基和斯坦德尔著作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本书作者得益于他们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我们没有更频繁地引用他们的话，或没有更直接地利用他们的理论表达，其原因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更方便和更合用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和表达形式。
3
当我们说巨型公司是价格的决定者时，我们的意思是，它们能够选定而且事实上在选定对它们的产品应该索取的价格。它们作出这种选择的自由当然是有限度的：在某种价格以上，或在某种价格以下，最好是完全停止生产。但是一般说来，选择的范围是广阔的。是什么东西决定着在这个范围之内来索取某种价格呢？
最简单的回答是由传统的垄断理论提出的。给垄断者下的定义是：一种没有代替物的商品的唯一出售人。当他从高往低调整他的价格时，人们将要购买更多的他的产品，但这并不损害一个竞争的出售人的同类产品。既然没有其他出售人直接受到垄断者价格变动的影响，就不会有人受到任何剌激去作出反应或进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者的问题的解决是简单的，他将把他的价格降低到这样一点：出售一个额外单位产品带来的收益增加（考虑到所有以前的单位产品的价格也将下降），与生产一个额外单位产品的成本增加恰好相等。在达到这一点之前，生产和出售一个额外单位产品会比成本的增加带来更多的收益；在超过这一点之后，情况完全相反。因此，这一点规定着使垄断者的利润达到最大限度的价格和产量。
可是，一般巨型公司并不是一个这种意义的垄断者。相反它是生产或多或少可以彼此适当代替的诸种商品的几个公司之一。当其中一个公司调整它的价格时，其影响将被其它的公司立即感受到。如果甲商号降低它的价格，可能会激起某种新的需求，但主要的效果是把顾客从乙商号、丙商号和丁商号吸引过来。这些商号不愿意让甲商号把生意抢去，必将用降低自己的价格来进行报复，甚或还要用削价来同甲商号抢生意。甲商号原先的举动是期望增加自己的利润，而其最后结果可能是使所有的商号处于更糟糕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单独一个公司不可能知道什么价格将使它的利润达到最大限度，即使它对于对整个工业的产品的需求以及它自己的成本拥有最完全的情报。它所能售出的，不仅依存于它自己的价格，而且还依存于它的竞争者们所索取的价格，而后者它是无法预先知道的。因此，一个商号对于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价格可能要作出越来越仔细的估计，但在缺乏关于竞争者如何反应的知识的情况下，这种估计只有偶然才能命中。一次关于竞争者反应的错误猜测可能使整个算计全部推翻，必须作出重新调整，这又会激起竞争者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此等等，整个过程完全可能落到相互毁灭的价格战。
这样一种不稳定的市场情况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早先各阶段是非常普通的，而且现在仍然不时产生，但对今天的垄断资本主义来说，已经没有代表性了。它显然是大公司所强烈谴责的，大公司十分爱好向前看，小心地计划着，只在确有把握的事情上打赌。因此，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变成了公司政策的首要任务，对于有秩序的有利可图的商业经营是一种绝对必要条件。
这个目的是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来达到的：禁止把削价作为经济战的合法武器。〔注：较小的商人有时无意中泄露了他们的更具公共关系自觉性的大哥哥们所谨慎地保持着的秘密。下面一段是从联邦贸易委员会审理锁链协会（锁链制造商联合会）案件的记录中摘来的，它为商人对待削价几乎是普遍采取的态度提供了确实可靠的说明。证人在对锁链协会的普通会议程序加以说明之后，就继续说道：“但是，在我们处理了一大堆这样的东西以后，……于是我们就开始聊天。可能有某人对你说，‘你这个坏蛋狗娘养的，你对比尔·琼斯干了些什么？’于是某人骂某人是撒谎鬼，等等，然后他可能会说，‘我有证据可以证明你在撒谎，你是个撒谎鬼’，于是你就会同这个家伙打起来，你知道，首先是一些旁的人会围拢来，倾听这种谈话，然后会有六个人在那儿，他们会责骂你——我不是说责骂我，而是责骂那些削价的人，你知道。……我可以向你保证，当骂起来时，我有一部不可思议的词汇，而这是协会的毎一个成员都试验过的，当我骂一个家伙是一个卑鄙的、下流的坏蛋削价者时，他知道他已经被宣布是一个削价者。我要坦白说，如果你想把我钉死在十字架，我要加上这几句：我要告诉他，如果他不停止这种该死的削价勾当，我会让他看看怎样来削价，我曾经多次削价，当我削价时，如果削的是你的价，你会知道我的历害，老兄，你知道你的价被削减了。我可以继续不断地说下去，——但是我想要说，当任何两个商人碰到了一起，不论那是一次锁链协会的会议，或是一次圣经讲习会，如果他们恰巧属于同一个工业部门时，一当祈祷文读过以后，他们就开始谈论这个工业的状况，它（这个谈话）肯定会落到这个工业的价格结构上。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谈的呢？”联邦贸易委员会，《有关锁链协会以及其他》，审议记录第4878号，第1096—1098页。〕这自然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也不是自觉地作出的决定。象其他强大有力的戒律一样，反对削价的戒律是从长期的并且常常是痛苦的经验中逐渐成长的，而它之所以具有力量，是因为它符合社会中各种强大势力的利益。只要它被接受并被遵守，危险的不确定性就从最大限度利润的合理化追求中消除了。
在价格竞争被禁止以后，某一种商品或其最接近的诸种代替品的出售人，就会注意使价格或各种价格的确定，务必能使整个集团的利润达到最大限度。他们可能会为这些利润的瓜分而斗争——这个题目我们马上就要谈到——但是没有人愿意看到为之斗争的利润总额更小一些而不是更大一些。这就是确定一般大公司的价格政策和策略的决定性因素。而这就意味着，对于这样的公司所统治的经济来说，合适的一般价格理论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的垄断价格理论。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当作特殊情况看待的东西，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变成了普通的情况。这种观点在今天的经济学家中或许会得到相当广泛的赞许，虽然至今还很少有人作出努力去把它的含义充分发挥。〔注：参阅，例如，杜森贝里的话：“……在寡头垄断的条件下，价格对成本的一般关系同在垄断条件下存在的关系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詹姆斯·S.杜森贝里，《商业循环与经济成长》，纽约，1958年，第113页。〕
如果追求集团的最大限度利润构成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价格形成过程的内容，那末，它的形式可能随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法律条件而有广泛的差异。在某些国家，出售人被准许甚至被鼓励去联合起来，协调他们的政策。结果可能出现一系列不同的安排，从规定价格和产量的严密的卡特尔（同纯粹垄断的情况非常接近），到遵守某种价格一览表的非正式协定（本世纪初期美国钢铁工业中著名的“加里聚餐会”可以作为例证）。在美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有垄断化的事实，竞争的思想意识依然很强烈，所以反托拉斯法律有效地制止了出售人之间这种公开的串通。秘密的串通无疑是很普通的，但是这样做有它的缺点和危险，很难把它说成是一个典型的寡头垄断工业所倾向的准则。〔注：关于最近一个广泛宣传的串通案件的描写，参阅《惊人的电气阴谋》，《幸福》杂志，1961年，4月、5月。〕似乎很清楚，这种准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串通，这在所谓“价格领导”中达到了它的最发达的形式。
根据伯恩斯的定义，“当一个工业部门中大多数的单位在决定售价时都采用它们中间一个单位所宣布的价格时，这就存在着价格领导。”〔注：亚瑟·R.伯恩斯，《竞争的衰落：美国工业发展研究》，纽约，1936年，第76页。〕领导者通常是这个工业部门中最大的和最有力量的商号——例如美国钢铁公司或通用汽车公司〔注：参阅第85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凯弗维尔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的两个出色的报告：《管理价格：钢铁》（1958年3月）；《管理价格：汽车》1958年10月）。〕——其它单位接受它的支配作用，不仅是因为这样做对于它们自己有利，而且还因为它们知道，万一发生价格战，领导者会比它们更能忍受因此造成的困难境况。
从这种严格意义讲的价格领导，只是更大的一类中主要的一种。例如，在纸烟工业，各个大公司轮流发动价格变动；在石油工业，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区域市场并且在一定的限度内在不同的时间带头行动。只要维持着某种相当规则的模式，这些例案就可以称为价格领导的变形。但还有许多其他场合看不出有这种规律性：由哪个商号带头作出价格变动，似乎是任意行事的。这并不是说，心照不宣的串通的基本要素并不存在。带头行动的商号可能只是向这个工业的其他商号宣布“我们认为，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而提高（或降低）价格的时候到了。”如果其他商号同意，它们就会跟着做。如果它们不同意，它们就坚持不变，于是作出建议的公司就会撤销它所提出的价格变动。〔注：我们不知道有对这类价格行为的研究，但阅读商业报纸若干年来，使我们深信，它一直在扩大，现在已经十分普遍，象下面这样的新闻是常常遇到的：“凯泽铝和化学品公司昨天撤销了它在星期四宣布的就铝锭每磅增价1美分的决定。这个行动是在美国铝公司前此声明它不打算在此时提高它的铝锭价格之后采取的。……铝价原先已于10月2日由这种金属的第二号最大的生产者雷诺兹金属公司提高每磅半美分。这次铝价从每磅二十二点五美分增至毎磅二十三美分，已由整个工业迅速采用，包括外国供应商在内（《纽约时报》，西方版，1963年12月7日。）〕正是这种在提议改变价格得不到附和时就予以撤销的意愿，使心照不宣的串通局面同价格战的局面有所区别。只要所有的商号都接受这种惯例——这实际上只不过是禁止价格竞争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一整个集团为确定能取得这个工业部门的最大限度利润的价格而探索道路就变得相当容易了。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改变的倡议者在行动时不但要想到它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想到这个集团的利益；其他的商号要随时准备用跟随或坚持不变去表示它们的同意或不同意。如果这些条件能够满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在任何时候所确定的价格都是理论上的垄断价格的合理近似值。
把这种情况同严格的价格领导区别开来的是：在后者，所有的商号实际上是预先同意接受它们中间一个商号的决定，而在前者则是它们全都在每一次遇到提出变动问题时才作出决定。从政治学上借用一个类比，我们可以说，在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独裁”，在另一种场合是“民主”。但两者的目的都是一样——追求整个集团的最大限度利润。“独裁”自然倾向于在一个商号比其他商号要大得多和强得多的那些工业部门——如钢铁和汽车——出现，而“民主”则很可能是在那些起支配作用的商号在规模和力量上更接近于平等的工业部门出现。
对于上面的分析似乎需要作一种限制。在“纯粹的”垄断场合，价格适应改变着的状况而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是同样容易的，完全随增价或减价是否能改善利润状况为转移。在寡头垄断下，情况已不完全是这样。如果一个出售人提高他的价格，这不可能解释为进攻的举动。对他能够发生的最坏的事情，也只是其他的人坚持不动，因此他不得不撤销自己的提议（或者接受市场的较小份额）。反之，在削价的场合，总是具有进攻是有意作出的这种可能性，削价者企图通过违反关于价格竞争的戒律，来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如果竞争者确实是这样来解释最初的举动，就可能造成所有的人同遭损失的价格战。因此，每一个有关的人对于降低价格比对于提高价格可能更为小心谨慎。换言之，在寡头垄断下，价格在下降方面比在上升方面倾向于更不易动；这个事实使得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一般价格水平具有明显的上升偏向。《商业周刊》的名言是合乎真理的：今天美国的价格制度是一种“只向一个方向运动——上升”的制度。〔注：《商业周刊》，1957年6月15日。〕
还有一个限制：虽然价格竞争在寡头垄断的情况下通常是被禁止的，这并不是说，它已经被完全排除了，或者它从来不起重大作用。相信能从进攻性的价格战术中永远获得好处的任何一个公司或一群公司，是会毫不迟疑地使用这种战术的。这样一种情势，在一个新工业部门中特别可能发生，在那里所有的商号都在运用一切手段去加强自己的地位，市场份额的合理稳定布局尚未形成（所有的工业部门自然都必须经历这个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成本较低的生产者可能牺牲可以立即获得的利润去达到增加他们市场份额的目的。成本较高的生产者经不住这种考验，可能被迫按不利条件而同意合并，或者被完全挤出市场。按照这种方式，这个工业部门经历一种调整过程，在末了时，若干商号使自己处于极为牢固的地位，并表明它们有能力从激烈的斗争中得到生存。达到这个阶段以后，留下的商号会发现，进攻性的价格战术不再给人以用长期利益去抵销短期利益的希望。因此，它们追随较老的工业部门的榜样，放弃用价格作为竞争武器，并发展一种心照不宣的串通制度，这是与它们的新情况相适合的。
由于在任何一定的时候都可能有若干工业部门处于发展中的调整阶段，所以总是可以指出在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领域，它们远远不是竞争的（从这个词的传统的原始的意义来说），然而在其中价格竞争是很普通的。但这些实例并不能证明下面的命题不能成立：寡头垄断价格能够通过传统的垄断价格理论得到最好的解释。这些实例只不过提醒我们：稳定的寡头垄断是需要时间才能出现的，组成它的公司要形成一种合适的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行为模式也需要有一定时间。
调整时期的结束自然并不意味着争取较大市场份额斗争的结束；它只意味着在那种斗争中用价格竞争作为武器的结束。斗争本身仍在继续进行，不过使用的是其他的武器。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虽然传统的垄断价格理论只要加些小小的限制就能适用于巨型公司的经济，然而这种经济的运转并不表明它好象是由纯粹的垄断组织构成的。
4
有一些工业，其中有非常重要的工业，不适用上述理论上的考虑。这些工业包括“天然的”垄断组织：电力，电话以及其他公用事业（铁路过去通常属于这一类，但它们现在受到运货汽车和飞机的严重竞争）。它们还包括采掘工业如原油生产以及农业。从一种意义上说，这两类工业处于两个对立的极端：公用事业是严密的垄断组织，它们的产品是必不可映的，所以它们易于收取这样一种价格——它会提供比普通的巨型工业公司所享有的更高得多的利润；而采掘工业则具有异常之大的竞争性，并且是无利可图的。换言之，如果听其自然，这些工业用大商业的准则来衡量，一种是获利过多的，一种是无利可图的。
现在在垄断资本主义下，这一点就象在马克思的时代一样真实：“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而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中，就包括这样一种关怀：在经济中起重大作用并涉及巨大财产利益的那些工业部门，既不应获利太多，也不应获利太少。额外的大量利润的获得，不仪会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会牺牲其他资本家的利益（例如，电力和电话服务是一切工业部门的基本成本），此外，这种利润还可能刺激、而且在政治不稳定的时候也确实刺激起了采取真正有效的反垄断行动的要求。反之，象农业这样一个主要经济部门的利润过低，会损害一个大的和在政治上强有力的财产所有主集团的利益，这些人能够通过施加压力以及和其他资本家讨价还价，去谋求必要的支持，来采取补救行动。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国家有责任尽可能保证，在有特殊情况的实业部门中，使格价和利润边际纳入在巨型公司一般情况下所通行的范围以内。
这就是产生成为今天美国经济特色的无数调节计划和机构——公用事业的委员会调节，石油生产的比例分配，农业中的价格支持和播种面积控制，等等——的背景和理由。在毎一种场合，自然都是假定为某种有价值的目的服务——保护消费者，保持自然资源，拯救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场——但是只有天真的人才会相信，这些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目的不象春天盛开的鲜花那样对于各该场合毫不相干。事实上有着大量的文献，大部分以官方文件和统计为根据，证明调节委员会是保护投资者而不是保护消费者，石油生产比例分配是浪费自然资源而不是保持自然资源，家庭单位农场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往的时刻正在衰落得更快。〔注：大量的有关材料在下面一书中被合适地收集到一起并得到总结：沃尔特·亚当斯和霍勒斯·M.格雷：《美国的垄断：作为扶植者的政府》，纽约，1955年。〔译者按：本书有中译本：《美国政府是垄断势力的扶植者》，三联书店，1958年。〕〕对于所有这一切，一旦掌握了下述基本原则，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国家的职能就是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自由竞争的两个卫护士说得极为真实：“随着垄断向更大的经济势力和更普遍的社会认可每前进一步，联邦政府就变得更加顺从它，更加依赖它，更加趋向于用给予特权、保护和补助去优待它。”〔注：沃尔特·亚当斯和霍勒斯·M.格雷：《美国的垄断：作为扶植者的政府》第1页。〕
因此，政府干预经济的市场机构的后果，不管这种干预的表面上的目的如何，就是使这个制度的运用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象一个完全是由巨型公司组成的制度，这些公司按照本章和上章分析过的方式行动，并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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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垄断和调节它的运用，自然并不是在垄断资本主义下政府的唯一职能。在后面，特别是在第六章和第七章，我们将比较详细地分析：国家怎样通过它的税收和支出活动，以及通过它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政策，在这个制度的运用方式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一开始就采用这样一个名词，提起对国家在这种制度中所起的作用的注意并加以强调，岂不是更好吗？有着这样做的充分先例。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中，列宁谈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现今在共产主义世界，公认的观点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历了这个过渡阶段，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我们决定不遵循这个先例，宁愿使用“垄断资本”和“垄断资本主义”二词，不加限制，这样做有两个理由：第一，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一向起着重大作用；虽然这种作用在量上肯定是增加了，我们觉得证明近几十年来它在质上有所改变的证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特别强调国家在现阶段垄断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徒然使人误会，以为国家在资本主义历史初期中的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更重要的是，象“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名称，几乎不可避免地带着这种涵义：国家大概是一种同私人商业并行的独立的社会力量；这个制度的运用不仅是由这两种力量的合作所决定的，而且是由它们的矛盾和冲突所决定的。这从我们看来，似乎是一种引起严重误解的观点——实际上，看来似乎是商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反映——我们认为最好是避免使用会使这种观点流行起来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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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价格竞争并不意味着一切竞争的终结：竞争采取新的形式并以日益增长的强度激烈地进行着。在这种新的竞争形式中，大多数可以归入我们所称的销售努力的一类，下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只限于注意与生产成本直接有关因而与剩余的大小直接有关的那些竞争形式。
如果象我们所主张的寡头垄断成功地获得了与理论上的垄断价格非常接近的近似值这一点是真实的，如果它们的永不止息的降低成本的努力——象詹姆斯·厄尔利所那么强调的〔注：本书前面，第29—31页。〕——一般地获得了成功，那末，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个结论：剩余必定具有强大的和持久不断的增长趋势。但在这个结论能被接受以前，我们必须要问：寡头垄断制度是否产生迫使公司经理们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压力？我们知道在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具有这种压力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毎一个资本家。”〔注：《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3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650页）。〕但这对于巨型公司之间所存在的那种竞争来说，也是真实的吗？抑或我们必须象亚当·斯密谈股份公司（他把它和垄断等同起来）那样来谈巨型公司：“垄断是良好经理的大敌，如果不是在自由的、普遍的竞争迫使每一个人为了自卫而求而助于它时，决不能普遍确立。”〔注：《国富论》第1编第11章第1部分。（请参阅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0页。——译者）〕
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垄断资本主义都是极端重要的，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回答，对于公司组织本身所发表的文献，不能信以为真。我们知道，巨型公司的经理们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对于突出技术进步和组织效率的形象具有充分的兴趣。我们也知道，这种形象只不过是据理推出的空想。需要予以确定的，不是公司经理部门想要使我们相信的东西，而是这个制度本身的运用所强加于他们的行为方式。
由我们看来，价格以外的竞争似乎有两个方面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可以称为市场分享的动态学的。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中销售努力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的。
首先，在争取市场份额的斗争中，成本较低和利润较高的商号比成本较高的竞争对手享有各种有利条件。（这个事实似乎基本上被经济学家忽视了，〔注：杜森贝里是例外：参阅他的《商业循环与经济成长》，特别是第124—125页。〕但商人是看得十分清楚的。）成本最低的商号高举着拿鞭子的手；它有能力实行进攻，甚至以价格战相威胁，而在极端场合，竟至突然发动价格战。它可以安然无事地采用一种战略（特别折扣，有利的信用条件，等等），这种战略如果虚弱的商号也采用时，就会惹起报复。它有能力对新的产品品种和额外的服务等等刊登广吿，进行研究和试产，这些都是为市场份额而斗争的通常手段，它们总是会按所花费的款项比例地提供成果的。还有一些其他不太看得见的因素，它们很容易逃脱经济学家的视网，但在商业界却起着重大的作用。成本低、利润高的公司享有特殊的声誉，这使得它能招徕并保持住顾客，把有出息的行政人员从竞争的商号拉过来，招收工程学校和商业学校最能干的毕业生。由于这一切理由，在一个寡头垄断工业部门中的大公司具有强大的积极的推动力，不仅要追求继续不断地降低自己的成本，而且要追求比它的竞争对手更快地降低成本。
在这里，亚当·斯密所认为十分重要的自卫因素起着作用。任何一个在降低成本的竞赛中落在后面的公司不久就陷入困境。它的回击进攻的力量被暗中破坏了，它的采取机动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它运用进行竞争的正规武器的能力被削弱了。它起着越来越被动的作用，发现自己的处境日益恶化，最后面临着某种不愉快的然而又是不可避免的抉择：它可以同一个更强的商号实行合并，〔注：这个更强的公司可能是在同一工业部门，它也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行业中的成功的公司，它有资本可以投出，因而正在注意寻找机会在别的工业部门进行购入，在那里，一个经理完善的子公司预期能为它开辟一条有利可图的蹊径。由于经理不善以致倒闭的公司，它们的证券价值即使同它们资产的清理价值相比，也常常是大大被低估的，这些正是这种扩充计划的理想工具。近年来许多横跨一打以上工业部门的混合性大公司帝国，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自然是按照不利的条件；它可以试图改组和恢原有地位，通常是在新的经理部门领导之下进行，并加入新的资本；它还可以关门大吉，把地盘让给它的更成功的竞争对手。这种事情在商业界经常发生，每一个经理都知道无数的实例，他生活在经常的恐惧之中，生怕他的公司在成本竞赛中落在后头，因而使他遭受同样的命运。因此，在寡头垄断制度中，也同在竞争资本主义制度中完全一样，失败的大棒与成功的胡罗卜是相辅而行的。
还有一个理由（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但却被人忽视了），可以说明为什么产生成本下降的趋势是整个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流行病，甚至包括这样一些领域在内：它们如果听其自然，在技术上将是停滞的。这是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非价格竞争的迫切需要产生的。在这里，也象在生产消费品的工业部门一样，出售人必须永远追求把某种新产品投入市场。〔注：我们在下章讨论这一点在消费品领域中的含义。〕但是他们与之打交道的，不是这样的买主：这些买主的主要兴趣，是时新式样，或者邻居和朋友们有的东西他们也要有。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关心增加利润的精明买主。因此，向未来买主提供的新产品的设计，必须有助于增加他们的利润，这一般意味着有助于降低他们的成本。如果制造商能说服其顾主，使之相信自己的新工具、新材料或新机器将为他们省钱，这些东西差不多就会自动地销售一空。
关于生产资料制造商的技术革新活动所导致的降低成本的效果，最明显的例子也许可从农业中找到。正如加尔布雷斯指出的，“如果不是由于政府津贴所进行的研究，辅之以设计并向农民出售产品的公司所进行的研究，在农业中就会很少有技术发展，也不会有很大的进步。”〔注：J.K.加尔布雷斯，《美国资本主义》，波士顿，1952年，第95—96页。〕没有疑问，正如这段话所包含的，政府研究是造成过去二十年中农业成本惊人降低的主要因素；但农业机器、肥料、农药等等的渴望推销的制造商在研究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样，机床、电子计算机和计算系统、商业机器、自动控制设备、装货和传递机器、新的塑料制品和合金、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各种生产资料的生产者，都在忙着研制能使他们的顾主——简直是包括整个商业界——生产成本更低因而获利更大的产品。一句话，生产资料的生产者由于帮助别人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利润。这种过程具有自行加强和累积的作用，大有助于说明形成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特色的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异常迅速的发展和提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强加在它的成员身上的成本纪律，同它的前身竞争资本主义经济是同样严厉的；此外，它还产生了新的和强大的从事技术革新的推动力。所以，对于垄断资本主义下生产成本下降的趋势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表面看来，这个论据似乎把垄断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合理的和进步的制度。如果能够用什么办法把它的成本降低倾向从垄断价格形成中分解出来，并且能够想出一种办法利用生产能力日益提高的成果为整个社会谋利益，这种论证的确会是一种强有力的论证。但这自然恰恰是不能办到的。降低成本的整个动力是增加利润，而垄断资本主义的市场结构使得公司能够直接以更大利润的形式把生产能力增长的成果的最大份额攫为己有。这就是说，在垄断资本主义下，成本的日益降低意味着利润边际的不断扩大。〔注：据报道的有关全国最大的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真实情况，对于统治这个经济的巨型公司是真正有代表性的：“关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效率和急剧发展的显著证明是：它现在的问题是降低费率而不是提高费率。一般说来，该公司不再要求收取较高的费率；它只是想要委员会〔联邦交通委员会〕让事态自然发展，听任利润率上升。换言之，“话铃系统”现在是规模如此之大，效率如此之高，以致它的投资利润几乎会自动增长，除非通过削减费率使之降低。”《商业周刊》，1965年1月9日，第70页。对于大多数的巨型公司来说，并没有什么委员会要劳他们烦心的。〕而利润边际的不断扩大又意味着利润总额不仅在绝对数上而且在所占国民产值的份额上都在增长。如果我们暂时使利润总额同社会的经济剩余相等，我们就可以把剩余随着这个制度的发展而在绝对数上和相对数上增长的倾向表述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规律。〔注：事实是，统计记录上所载的利润，远远没有包括整个经济剩余。利息和租金也是剩余的形式；我们将要看到，在垄断资本主义下，还有其他的剩余形式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可是，直到此刻，我，们使用的“利润”一词单指售货收入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而按这种意义说的利润总额，就是经济剩余这一充分发展的概念的初步合理近似值。〕
这个规律马上引起了同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比较，这是应当的。我们不必分析后者的各种不同说法，就能够说：它们全都预先假定有一个竞争制度存在。因此，用剩余增长的规律去代替利润下降的规律，我们并不是否定或修正政治经济学上的一条历史悠久的原理：我们只不过是估计到这个无容置疑的事实，即从这个原理制定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关于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改变的最本质的东西，在这个代替中获得了它的理论表现。
但在我们探讨剩余增长规律的含义以前，必须考察——尽管是简单地——已经提出或可能提出的用来否定这样一种趋势存在的一些论据。
7
反对垄断资本主义下剩余增长趋势这个理论的论据之一，可以用熊彼特的有名的“终年不断的创造性毁灭狂风”这个观念作为根据，这个观念最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提出的，但只是近年来才在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家中间受到广泛宠爱。这个论据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来，价格竞争是比较不重要的；即使不存在价格竞争，垄断利润也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用熊彼特的话来说：
但是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同它在教科书的画图中不同，那种竞争〔价格竞争〕并没有什么重要性，重要的是来自新商品、新技术、新供给来源、新组织形式（例如最大规模的控制单位）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成本或质量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有利条件，它不仅冲击现有商号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边际，而且冲击这些商号的基础和它们的存在本身。这种竞争比其他竞争更为厉害的程度，就象用炮轰和用强力敲开大门相比一般，它是这么更为重要，以致普通所说的竞争发生作用是更快一些还是稍慢一些变成了比较无关重要的事情；在长时期内扩大产量和降低成本的强大杠杆，无论如何是由其他的材料制成的。〔注：J.A.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第84—85页〕
当这种理论在二十世纪初期首次提出时，毫无疑问是有些理由可以为它辩护的。突然出现的巨型公司——即熊彼特所称的“最大规模的控制单位”——事实上是在摧毁它们的较小竞争者的基础，常常是在这个过程中来扩大生产和降低成本。但在今天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下，这种现象的重要性已经不大了。一旦由“最大规模的控制单位”接管以后，“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全都会被少数巨型公司所垄断，这些公司彼此之间用熊彼特自己所说的“相互尊重”〔注：同上书，第90页脚注。〕的态度来对付。这些相互尊重的公司，正如他所熟知的，并不习惯于威胁彼此的基础或生存——甚至也不威胁彼此的利润边际。它们所从事的那种非价格竞争，同垄断利润的永久存在及其随着时间而不断增长决不是不相容的。
我们决不是主张说，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技术革新都是来源于少数巨型公司。在上章已经指出，确有理由相信，许多巨型公司采取一种蓄意的政策，让较小的商号去试验新想法和新产品，然后对证明是成功的东西加以抄袭或将其接收过来；毕竟，这样做省钱，也合乎只在确有把握的事情上打赌的原则。但即使这种政策不是蓄意采取的，即使人们同意T.K.奎因的意见，认为小公司生来就更能从事技术革新，巨型公司还是能够走进去，购买和吞并较小的创造者。的确，被购买和被吞并常常是小商业的最大野心。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熊彼特的终年不断的创造性毁灭的狂风已经减弱成偶然才吹起的和风，它对大公司的威胁，并不比它们自己对彼此的相互尊重的行为更大。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熊彼特在他自己的理论变得陈腐以后还坚持不放，但是这种理论在近年忽然流行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如加尔布雷斯所说摆现今一代的美国人，如果它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从少数公司的这一家或那一家购买自己需用的钢，铜，黃铜，汽车，轮胎，肥皂，食油，早餐食品，咸猪肉，纸烟，威士忌酒，现金出纳机，棺材，正是这些公司现在供应着这类主要商品。稍加思索即可断定，几十年来供应这些产品的商号并没有多大变动。”〔注：《美国资本主义》，第39页。〕事情应当可以说是一清二楚的了，这应当可以说是把任何由技术革新产生的创造性毁灭理论驳得体无完肤了。
对于剩余增长理论的第二种反对意见，是由卡尔多这样陈述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许会主张说……不仅劳动生产率，还有生产的集中程度，都可以预期会随着资本主义的进步而不断增长。这就使得竞争的力量不断地削弱，其结果是，利润的份额不断上升，以致超过足以满足投资需要和资本家消费的那一点。因此，根据这个理由……这个制度不再能产生足够的购买力，去使增长的机构发生作用。
对于上述主张的明白回答是，直到现在，无论如何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虽然在巨型商号手中的生产日益集中是依照很象马克思所预言的方式进行的，这却没有伴随着利润份额的相应增长。恰好相反，所有的统计材料表明，在各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近几十年来利润在收入中所占份额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不是上升的趋势，并且显然落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水平之下；尽管三十年代的萧条异常严重和持久，“实现剩余价值”的问题在今天似乎不比在马克思的时代更为严重。〔注：尼古拉斯·卡尔多，《一个经济増长的模型》，《经济学杂志》，1957年12月，第621页。〕
在这篇文章中，看来卡尔多同意，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是竞争力量的削弱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并不否认，这些力量将逻辑地引导到利润份额的增长。换言之，他显然并不否定他所归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但是，他随后在实际上断言，不管这个理论多么正确，它已被统计记录所驳斥。我们认为，这不是处理这件事情的令人满意的方式。必定有什么东西是错误的，要不是理论，就是统计记录。
卡尔多错误的地方，第一，是在把利润的记录同理论上的“利润份额”等同起来。后者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剩余，即全部产品和生产全部产品的社会必要成本之间的差额。在某种假定下，这将等于利润总额；但是，正如已经指出的，在现实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产品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只有一部分作为利润表现出来。因此，卡尔多的论据部分地是由于观念上的混乱产生的。
但是，在他的论据中，还有第二个甚至是更重要的缺点。他所说的“利润的份额不断上升，以致超过足以满足投资需要和资本家消费的那一点”的过程，依其性质来说是自我限制的，它在统计记录上是不能作为利润（当作总收入的一份）的实际不断上升出现的。凯恩斯及其信徒，包括卡尔多自己在内，巳经使人理解这一点：即既不用来投资又不用来消费的利润，根本不是利润。可以合理地谈论潜在的利润，即如果有更多的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赛时就会获得的利润，但是这种潜在的利润在统计记录上是找不到的——毋宁说，它们在统计记录上只在失业和设备能力过剩这种荒谬的形式中留下痕迹。如果卡尔多曾经在美国统计中寻找利润增长趋势的这一类指标，他的研究就不会是白费的。毕竟，“三十年的萧条异常严重和持久”并不是偶然的事，而近一年来失业率的持续上升为下面这个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实现剩余价值的问题在今天的确是比在马克思的时代更为严重。真实的情况似乎是：除了在战争中以及与战争有关的繁荣时期，停滞现在是美国经济的正常状态。〔注：这些是以下四章的中心题目。〕
对于利润增长理论的最后一个反对意见，可以比较简短地予以说明：工会现在是强大有力的，能够把由成本不断下降和垄断价格形成两者结合所产生的利润额，攫归其会员所有。例如，这是约翰·斯特雷奇在其《当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持的立场，它当然也是工会运动中的共同观点。
工会在货币工资的确定中确实起着重大作用，而在组织比较强大的工业部门中的工人，一般比在组织不那么强大的经济部门中的工人能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好处。可是，这并不是说，整个工人阶级已经能够侵占剩余，甚至把剩余的增长额攫为己有，这种剩余增长额如果能够实现，它会有利于资本家阶级而不是有利于工人阶级。〔注：如果工会拥有斯特雷奇所说的那种力量，那就不明白，为什么它们会满足于采取一种只不过是防止资本家去把总收入的更大份额攫为己有的政策；斯特雷奇主张说，自从马克思制定了他的责本主义理论以来，在一百年左右中，工会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人们会期望它们能为工人攫取一个不断增长的份额。它们没有这样做，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它们对收入的阶级分配在事实上并不具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而这种分配是由各种力量的联合所确定的，其中公司的行动和政策比工会的行动和政策起着远为更加重要的作用。〕理由是，在垄断资本主义下，雇主能够而且确实在以较高的价格形式把较高的劳动成本转嫁出去。换言之，他们在面临较高的工资（和小额优惠）时，有能力保障他们的利润边际。的确，近年来在许多场合，他们能够把工资的增长纳入他们的垄断价格形成政策中，使这种价格比在采用其他办法时能够更迅速更密切地接近于理论上的垄断价格。就钢铁工业来说，这一点已经由凯弗维尔委员会在它的意见听取会中，特别是在它的关于各大钢铁公司定价办法的重要报吿中〔注：《管理价格：钢铁》〕，令人信服地用文件证明了；没有理由假定，五十年代中期钢铁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不管利用工资增长作为提高利润边际的口实这种做法是否普通，垄断公司毫无疑问地有力量去阻止工资增长造成利润边际的降低。莱文森说得很恰当：“虽然集体的经济力量在提高劳动价格中可能有效，但是，只要生产者可以继续自由地调整他们的价格、技术和就业，以便保护他们的利润状况，那么，重新分配利润的潜在可能性就是非常之小的。”〔注：H.M.莱文森，《集体议价和收入分配》，《美国经济评论》，19S4年5月，第316页。〕 |
《列夫》二首（В.马雅科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列夫》二首
В.马雅科夫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5卷，第253-254页。《最好的建议》原载《老鼠夹》杂志，莫斯科，1923年7月，第1期。《向前！》原载《列夫》杂志，莫斯科，1923年8-12月，第4期。
最好的建议
反对旧事物要毫不留情——
请您读《列夫》。
向橱窗里瞧一瞧——
请您买一本《列夫》。
晚上坐下来——
请您读一读《列夫》
对于老处女的批评——
请您保护《列夫》。
这是一本好书！
要不
国家出版社
又何苦
出一本
坏书！
向前
《列夫》一双眼
只能向前看
不能向后看。
“向后，倒退！”——
人们
向我们
一天十次这么喊。
《列夫》的腿
不会向后转，
《列夫》的嘴，喊声能震天——
我们的事业——
向前，
目光和声音
向前。
1923年
翟厚隆译 |
致“锻冶场”诗人（В.基里洛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致“锻冶场”诗人
В.基里洛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苏维埃时代早期无产阶级诗人选集》第254-255页。原载文学作品集《“迎接”战争残废者周》，莫斯科，1923年版，第23页。原载时没有最后一节。
工人的生活哟，你可甜美？
生活的道路艰难又狭窄。
工人们花五戈比从街头货摊
买来一点儿吃的，没有油水。
谁能象我们，过惯了
饥寒交迫的可怕的日子，
黑夜就是我们的家，
土地就是母亲的胸背。
但是衣衫褴褛的流浪者，
比起黄爪子的肥鹅[1]更高贵。
从塞纳河到叶尼塞河流域，
到处有我们的足迹。
许多国家对诗歌叹赏不已：
它包含芝加哥混凝土的强大威力，
它发出海洋的忧伤叹息，
还有那舰船林立、汽笛声此伏彼起。
有一个牧童放牧着羊群，
他的歌声低沉，而草原广袤无际。
这是钢铁之花在锤击下怒放，
同时把舵杆紧紧操在手里。
我们从往日的深渊中站起，
卷起诗的风暴，鼓起火的双翼，
在磨光了的钢铁之中，
却流淌着语言花瓣儿的柔情蜜意。
在喀尔巴阡和阿尔泰山脉那边
听得见锤子歌唱般的敲击
这是年轻的朝气蓬勃的生活
同嘶哑的命运老太婆争论不息。
我们无产阶级和预言家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来到这里
要锻造火红的诗句——
把光明的赞歌献给未来的土地。
1923年
翟厚隆译
[1]喻指喻指资产阶级。 |
译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译者的话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合着的《垄断资本》一书，初版于1966年。十年来，它经多次重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出版发行。
保罗·巴兰出生于俄国，祖籍波兰。二十年代，他离开苏联转到德国。后为逃避纳粹党迫害，于三十年代离德到美国定居。他以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了十四年的教授职位，已于1964年去世。他的《成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1957年出版），曾被吹捧为是对经济思想的一大贡献，实际上这是最先用“经济剩余”概念歪曲、篡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散布“分配决定论”的一部著作。
保罗·斯威齐一向以左翼经济学家和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领袖着称。1949年创办《每月评论》以来，他一直任该杂志主编，颇多论著。随着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势力的增长，近几年来，他任科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新型社会研究学院的经济学巡回教授。1974年，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理事。1974年9月，他同哈里·马格多夫（《每月评论》主编之一）来我国访问期间，对我态度友好。他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1942年出版），一直被西方许多经济学家捧为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经典解说”，实则福在该书中的“解说”和阐述，存在着不少错误和歪曲！
作者在《垄断资本》一书中，试图以美国为基础，论述垄断资本统治的特征及其经济规律。它揭露和分析了战后美帝扩军备战，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充当世界“反动堡垒”，以及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与腐朽没落情况。最后表明应为反对和推翻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作者的这种尝试和努力，以及在本书中提供的一些情况和统计资料，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垄断资本》这本书，被认为是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或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著作。现予翻译出版，供进行有关研究工作时批判参考。
本书出版以来，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各派社会科学家，纷纷发表评论及阐释性的论文或专着。有人竟宣称：《垄断资本》一书是继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后的一部“杰作”。“它表现出第一次认真努力要把马克思的竞争资本主义的模型扩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情况。”这显系浮夸虚妄，根本不符合事实！谓予不信，且看作者如下观点：
第一，《垄断资本》所论述的主题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剩余的产生和吸收。”所谓“经济剩余”作者说它的“最简短的定义，就是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由这个差额形成的“经济剩余”的要素是：全部财产收入（利润、利息、地租等），买卖过程中的浪费，某些其它广告费用，金融与法律服务部门从业人员的报酬，以及由政府吸收的剩余。作者就是这样用“经济剩余”来代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他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等于利润+利息+地租的总和，而其他项目，如国家和教会的收入，商品转变为货币时的支出，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等，被马克思“看作是次要因素，并将其排除在他的基本理论图式之外。”作者断言，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样做已“不再是恰当的了”！不仅如此，作者还竟宣称，尽管列宁对垄断统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却“不曾企图去探究”垄断统治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所造成的后果。可见，作者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明显地放弃、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阵地的！
第二，作者认为，“经济剩余”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不仅其绝对量，而且作为国民收入（或总产量）的份额（百分比）都趋于增长。也就是说，存在着“剩余增长趋势规律”。作者声称，用这个规律代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才能从理论上表明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本质。
第三，作者认为，在“经济剩余”总量中，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比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日益增大。因为公司留存的未分配的利润，其绝对量和相对数都扩大了，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却“没有提供消费和投资的出路”，因而，剩余的吸收就成为愈益突出并越来越困难的问题。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势将由此而陷于停滞。
第四，作者还认为，工业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已“不再具有说服力了”。他声称，垄断资本主义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只能在“世界革命”中被推翻。
作者从上述方面所要实现的“理论转变”和所得出的政治结论，存在着明显的极大错误，是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
首先，作者用“经济剩余”取代剩余价值，这不是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具体运用，而是一种“修正”。列宁指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4页。〕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科学地阐明了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创造的，它具有利润、利息和地租三种基本的转化形式，这三者之和等于剩余价值总量。其他各种形式的收入，都不过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都是由剩余价值转化成的。作者错误地把剩余价值总量称为“全部财产收入”（纳税后），列作所谓“经济剩余”的一项，完全掩盖了这些剥削收入的根源和实质。同时，作者把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的项目，特别是把由国家控制和调节的日益增大的再分配项目，划在剩余价值之外，作为“经济剩余”的其余部分。从而，他用扩大了的、混沌的“经济剩余”概念来包括他所谓的全部“剩余”。其实，所谓“经济剩余”，都是根源于剩余价值，抛弃后者来谈前者，是完全错误的。
背弃剩余价值，作者立即陷入困境，无法说明不断增大的所谓“剩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作者既宣称本书的主题是论述“剩余的产生和吸收”，本应首先集中研究和回答“剩余”及其”不断增长”的源泉问题。奇怪的是，作者完全避开了这个根本问题，并且把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只作为一个具体研究题目而有意予以“忽视“。他只一般地从数字上来确定整个社会的“剩”总量，即只探究“剩余”的纯数量关系；并仅仅从追求利润，促进技术革新，导致降低成本，以及维持垄断价格，想方设法推销，膨胀广告费用等方面来表面地说明“剩余的产生”及其“不断增长”，根本没有接触到资产阶级残酷剥削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一最本质、最关键的问题。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重要发现之一，“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页。〕因此，只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才第一次彻底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经济根源，从根本上说明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对抗的必然性，从而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作者完全撇开了社会生产关系的阶级实质，抹煞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完全不去说明所谓“剩余”究竟是怎样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所谓“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不仅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完全背弃了剩余价值这一科学理论，掩盖和抹煞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互相对抗的阶级结构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关于这一点，有的资产阶级评论家也曾指出：《垄断资本》提出了剩余增长趋势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却看不出解决这种矛盾的力量，从而这不过是真空中的运动。这种评论是不无道理的。作者最近也不得不承认，在他们的“经济剩余”概念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关系上，已引起误解和混乱。问题当然不是什么“误解和混乱”，而是要不要以及如何坚持并正确地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去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问题。
其次，作者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巳不能从理论上说明问题，这也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实际上是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资本积累引起资本量的增大，使剥削到的劳动量绝对地增加，从而使利润量不断增长。但资本积累必然引起整个社会资本平均有机构成的提高，因而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剩余价值率提高幅度慢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幅度的条件下，平均利润率会趋于下降。利润率的下降和利润量的增加，是资本积累这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加重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动机是追求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而用以增加利润量的种种剥削手段，又必将终于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利润率趋于下降。因此，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决定的，它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由它规定的各种矛盾的表现，另方面它又促使这些矛盾日益尖锐化。马克思揭示的这个规律，即使由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种反作用因素的加强而有所削弱，但它并没有失效，而且在长时期内使垄断统治下的剧烈矛盾和斗争更趋激烈，更难克服。所以，作者用所谓“剩余增长趋势规律”取代“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由此引起的各种深刻矛盾的否定，是对资本主义内在运动规律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否定！
再次，作者着重强调所谓“剩余吸收”的困难，并由此引出垄断资本主义处于停滞状态和垄断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论断，也是和马列主义理论观点严重相悖的。背弃剩余价值理论，回避所谓“剩余”增长的源泉问题，回避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及其矛盾的分析，光强调“剩余”不断增长和“剩余吸收”日益困难之间的矛盾，那至多也不过是看到在流通、分配领域的一些现象。我们知道，流通、分配过程的性质和矛盾是由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矛盾决定的，反映在资本主义流通、分配领域的种种矛盾，都是由榨取剩杂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决定的。作者离开这一切来论述“剩余吸收”的困难，很明显不过是在分配上兜圈子，不过是强调“剩余吸收”要致力于创造必要条件来刺激新的需求。一些激进派经济学家指出，本书作者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势的研究方法，在好些方面同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论相类似。他们说，作者提出的“‘剩余吸收’与维持总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公式两者间是一致的。”这个评论，确也多少看出了本书作者在观点上的错误。
列宁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得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这一科学结论；并指出资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困难”及其趋于腐朽停滞，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趋势，是由垄断统治这一帝国主义经济实质所决定的必然趋势，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帝国主义阶段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所以它不根源于所谓“剩余吸收”的困难，也决不是靠什么“剩余的吸收”所能解决的。在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的分析上，作者直接违背了列宁的科学论断，坚持否定金融资本的统治，这就决定了作者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发展趋势。
至于作者从“剩余吸收”的困难，从资产阶级“自由”处理“剩余”的范围和方式（包括浪费）等来断定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其根本错误在于无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看不到正是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决定了垄断资产阶级有任意处理“剩余”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不决定于“剩余”的处理和吸收；我们的任务也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理性原则来评判垄断资本主义，不能设想通过“剩余社会化”或“投资社会化”来使资本主义改变得“合理”。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指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促进资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最后，作者虽然正确地看到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谈到不发达国家贫苦大众解放斗争的革命性，然而却错误地否定美国无产阶级必将逐步觉醒，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性。作者说什么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牺牲品”并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失业者、到处漂流的农场工人、中途辍学者、没有技能而难于就业者、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等等“局外人”。由于这些集团太杂，太散，不能组成坚强的社会力量，于是作者认为，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才能推翻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论断是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随着资本积累和垄断的发展，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奴役和压迫越来越重，无产阶级贫困化日益加深，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斗争意志正在逐步提高，他们必将完成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历史使命。这个规律即使在今天的美国，也不会变成例外。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在美国人中间，虽然有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坏人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好人”；在美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敌强我弱这种形势，完全是暂时的现象，它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起变化。”〔注：转引自《红旗》，1959年第3期。〕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主席的科学预见。所以，任何低估和否定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革命领导作用的观点，都是非常错误的。
此外，本书还持有其他一些错误观点，请读者注意分析批判。至于本书把我国领土台湾说成是一个国家，把苏修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来赞扬的错误，作者现已改正。
综上可见，《垄断资本》一书并不是一部什么“杰作”，更不是什么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研究垄断资本主义新情况的什么“经典！毛主席教导我们：“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涝话》。《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19页。〕翻译出版《垄断资本》这本书，目的在于为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工作者提供一种参考材料，便于大家在研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时，了解国外研究的状况及其基本观点，从而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通过对本书的比较、鉴别，来提高识别真理和谬误的能力，在同谬误作斗争中更好地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 |
〔附录〕经济剩余的估计（约瑟夫·D.菲利浦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附录〕
经济剩余的估计
约瑟夫·D.菲利浦斯
关于美国经济所产生的经济剩余数量的估计问题，由于缺乏可供直接利用的统计资料，所以变得很复杂。必须主要依靠美国商务部编制的国民收入核算所提供的数字。但是这种资料中有许多只是约略的近似值一例如，对非公司化企业收入的估计。更严重的是，在国民收入核算中使用的范畴和经济剩余概念中包含的范畴两者之间有着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必须在现有资料中作出若干粗略的调整。
对经济剩余作出估计时所使用的方法，是从比较得到普遍承认的剩余因素开始，直到那些不是普通都包括在内的因素，虽则事实上不可能自始至终贯彻这个程序。因此，最初的一步是把国民收入核算中所包括的财产收入各因素都纳入经济剩余中。其中有几项需要加以调整，使之接近于这里使用的概念，这将在下面说明。
其次，在商业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可以称为浪费支出的数量，是估计得来的。从个别商号的观点来看，这种支出中有许多似乎是必要的商业开支；但是从整个经济的观点来看，它们构成了各种形式的浪费。因此，把它们纳入了经济剩余中。
所估计的第三大类剩余是政府吸收的剩余。政府的全部开支都包括在经济剩余中，这样，就不是以政府支出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否为必要的或有用的为标准。
然后把这三大类经济剩余——财产收入，商业过程中的浪费，政府支出——各自的合计数加在一起，得出我们的总数。可是，应当注意，这些合计数仍然不包括剩余的一切因素。有一些因素由于资料不足，不能按逐年的基础来估计。其中之一是销售努力对生产过程的渗透；但是搜集了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资料，借以表明它的规模大小。另一个可以合理地包括在剩余中但在此处予以略去的因素是，由于失业的存在以致丧失的产值。〔注：“经济进步会议”估计，1953—1960年由于这个原因而丧失的产值为二千六百二十亿美元（按1959年的美元价值计算）。《职位与成长》，华盛顿，1961年，第33页。〕
1.财产收入
公司利润是按扣除公司所得稅并进行存货价值调整后的数字列入的。（参阅表18。〔注：所有的表都列在本附录的末尾。〕）对超额折旧摊提的调整，是在把非公司化企业的利润收入加进公司利润中借以获得商业总利润之后作出的。
A.非公司化企业的收入
这里的总的问题是：究竟是把非公司化企业的收入当作利润，还是当作劳动收入，抑或当作两者的混合物？至少有一种研究把它完全当作劳动收入。〔注：杰西·V.伯克黑德，《收入的职能分配中的变化》，《美国统计学会杂志》，1953年6月，第192—219页。〕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这种办法似乎是不合理的。从税收报表和人口普查所得到的资料表明：非公司化企业中有好多商号雇用了若干工人，获得了相当大的利润。反之，把非公司化企业的全部收入都当作利润也是不适当的，因为在得出非公司化企业的收入总额时，没有扣除所有主的薪金，这些所有主在许多场合是他们自己商号的唯一工作人员。
有一种提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这类收入中，用非公司化企业从事业务的所有主的人数，去乘雇员的平均工资（这两种数字是从每一个主要的工业部门得出的），这样来估计劳动收入。然后把对所有主劳动收入的这个估计数字与非公司化企业收入总额之差，列为财产收入。〔注：爱德华·C.巴德，《分配份额的处理》，载《美国收入和产品核算评论：收入与财富的研究》，第22卷，第356—357页。巴德对1952年非公司化企业财产收入的估计为这类企业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
另一种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由丹尼森提出的。他论证说：
处理这个问题〔代表对投入劳动的报偿的那一部分非公司化企业收入〕的最好办法或许是：假定对劳动一包括雇用人员、所有主和家属工作人员的劳动——的报酬总额在非公司化企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同在公司（在公司，这个问题最小）中一样（大约占四分之三）。
这样一种假定……会意味着，1952年对农场以外的非公司化企业所有主的平均报酬相当于整个商业经济中付给雇用人员的平均报酬的三分之二左右。它也意味着，在总数中，在农场以外的所有主收入中代表劳动报酬的不超过一半。如果这种比率似乎显得很低，那就最好是记住：大多数农场以外的所有主是在这样的商号中，它们的按所有主计算的净收入总额比平均的雇员报偿要低得多；这种所有主收入总额的大部分是由较大的商号造成的，后者的财产收入可能占统治地位。〔注：爱德华·F.丹尼森，《收入类型和规模大小的分配》，《美国经济评论》，1954年5月，第256页。〕
在我们这里就采用上面这种解决办法。每年公司收入中归于雇员的百分比，被认为是单一所有主和合伙企业收入中劳动成分的尺度。从余数中，减去单一所有主和合伙企业中的净利息收入，就得出我们对非公司化企业利润的估计（参阅表19）。把这些加在公司利润上，就得出未调整的企业利润总额，尚待调整的是要考虑超额折旧摊提。
B.超额折旧
国民收入核算中提供的利润数字需要作出的一个调整，是由于超额折旧摊提所引起的。《美国收入和产量》的作者们承认有这个可能性：
利润显然很难正确计算。应当特别提到，在规定合适的折旧费时是有困难的。这里所得出的利润率〔利润占公司收入的百分比〕是根据公司纳税报表中所使用的折旧概念来计算的。对经济分析来说，这些概念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例如，它们反映了税法的改变，如1950年制订的特殊摊提规定和1954年税收法典中允许加速折旧的另一公式的合法化。为了消除这些改变的影响所作的调整，可能使1957年的利润率要高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百分之二十左右到百分之二十一或二十二左右〕并表明在过去几年中的动态略有不同。可是，1951年以来的下降的粗略格局……仍然会存在，似乎不需要在对它的解释上加以改变。〔注：美国商务部，《美国收入与产量》，华盛顿，1958年，第15页。〕
可是，他们迸一步论证，对于某些目的来说，折旧摊提是不足的：
纳税上的计算折旧是根据原来的成本价值的，这个事实引进了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特别是在涉及长期比较的问题中。就经济分析的许多目的来说，最好是根据现在的更新成本来计算折旧。一般说来，这种方法上的改变会提高折旧，并使利润在战后时期比在二十年代减少得比较多一些。〔注：美国商务部，《美国收入与产量》华盛顿，1958年，第16页。〕
后面这一点是根据这样的理由：在通货膨涨时期，设备和建筑物更新的成本比现行折旧费要大一些，后者是根据这些资产的原始价值计算的。艾斯纳对这个理由提出了反驳：
（1）价格上涨可能不足以消除超额折旧费超过由于实际投资数量的增长所造成的设备更新需要。
（2）为消除实际投资数量增长的影响所必要的价格上涨的程度，是投资增长率（按货币计算，它是实际增长和价格变动两者的产物）、资产使用年限和摊提期限三者的函数。用作例证的实例表明，只在价格的上涨比实际投资的增长略快一些时，设备更新的需要才接近于折旧费的规模。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增长的现象使那些主张折旧不足以满足设备更新需要的人很站不住脚。就设备更新的需要可能为折旧费的大小提供一个标准而论，作出相反的假设似乎是合适的。或许折旧费太高，习用的会计方法对于净利润、以及净收入和净投资，都估计太低了！因此，或许我们对于“收入”分配的传统分析忽视了社会产品的一个重要成份——以慷慨的折旧费形式归于商业企业的部分。〔注：罗伯特·艾斯纳，《折旧费，设备更新需要和成长》，《美国经济评论》，1952年12月，第831页。〕
艾斯纳还指出，“尽管物价上涨，很可能用这样的新资产去更新旧资产：它的按每单位生产能力或产量计算的美元成本比所代替的价格较廉但效率较低的资产那样计算的美元成本要小。”其次，他特别提到，设备更新的需要与考虑折旧费究竟有无关系是可以怀疑的。“许多会计师将坚决主张，折旧会计只不过是分摊原始成本的一种手段，与设备更新的需要完全无关注。”〔注：罗伯特·艾斯纳，《折旧费，设备更新需要和成长》，《美国经济评论》，1952年12月，第820页。〕
艾斯纳在另外的地方主张说，1954年“国内税收法典”中的改变，即明白规定（a）支付折旧的“下降差额”法，其比率为直线法比率的两倍，和（b）“历年数字总和”法，通过它们对公司利润计算的影响，对公司税款的支付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两种任择其一的公式，容许作出快速折旧。〔注：罗伯特·艾斯纳，《新税法下的折旧》，《哈佛商业评论》，1955年1一2月，第66—74页。〕他粗略地估计，由于1954年税法改变的结果，到1960年，财政部每年税收损失大约为三十亿美元，假定纳税义务的改变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没有影响。这个数字意味着，1960年由于这一来源的超额折旧估计将近六十亿美元这样它就意味着，单单由于1954年税法改变的结果，1960年的商业利润应当比所报告的高出将近六十亿美元。〔注：这里是按公司所得税税率为百分之五十计算的，实际上是百分之五十二。——译者〕
艾斯纳在1959年坚决主张说，他的预测的正确性和保守性已由财政部和商务部以及由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所作的公司实际折旧赛的估计和报告所证实。财政部的报告表明，公司的折旧和加速摊提扣除数总额从1953年的一百二十亿美元增至1956年的一百七十六亿美元。商务部的估计表明，公司的折旧和摊提从1953年的一百十八亿美元增至1957年的一百九十七亿美元，联合经济委员会工作人员估计在1958年将进一步增至二百十三亿美元。再加上非公司化企业的折旧摊提，1953年至1958年间折旧摊提额的增长，估计到1958年时，将使财政部的税收损失达每年五十亿美元以上。这“除了折旧方法的改变之外，还包括总资本增加额增长率的直接效果”，但损失部分“能明确归之于折旧方法改变的无疑在二十五亿美元以上”，这是艾斯纳根据总资本增加额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四时给1958年预测的数字。〔注：罗伯特·艾斯纳，《折旧费对税收目的的效果》，《税收法修正概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印行，华盛顿，1959年，第2卷，第794页。〕这样，到1958年，从这个来源的超额折旧费已经接近六十亿美元，从此以后还会迅速增加。
这些估计表明了仅仅从一个来源——1954年国内税收法典中的改变——产生的超额折旧数。很有根据可以推断，美国企业长久以来就有夸大折旧费的趋势。考虑到法布里坎特的估计——美国固定资产的平均寿命大约为三十年，这已为多马从商务部得到的口头估计所证实——似乎甚至在1954年的税法改变以前，国内税收法典所允许的折旧的速度就比更新的实践所要求的高。〔注：所罗门·法布里坎特，《资本消耗与调整》，纽约，1938年，第34页；埃夫塞·D.多马，《经济成长理论论文集》，纽约，1957年，第158页脚注。多马指出，由于各商号的可以折旧的资产中设备较诸建筑物的重要性有所增长，平均寿命在过去一段时间可能正在下降。〕就许多类型的设备来说，法典允许的折旧都是根据不到三十年的寿命估计的。
苏联经济学家M.戈兰斯基曾试图估计“美国的实际折旧”：
美国统计大大地高估了固定资本磨损的更新成本。除了折旧之外，这一项目〔资本消耗折扣〕还包括固定资本和投资的意外损失的更新成本，这种损失是当作普通支出处理的。……也不可能利用官方的折旧数据。折旧代表着固定资本磨损价值更新所需的货币数量。这指的是实际参加物质生产过程的固定资本。但是美国统计忽视了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的区别，在固定资本的折旧中包括了不参加生产的住宅和其他建筑物与财产的磨损。
此外，固定资本更新基金由折旧率的规定过高而大为夸张了。
显然，这样大加歪曲了的数据是不能作为固定资产折旧的正确指标的……〔使用它们〕会导致国民收入被低估了几十亿美元。
由于缺乏适当的统计，我们不能从官方折旧总额中除去上述剩余价值因素。可是，根据美国制造工业各部门可得的折旧资料，可以粗略估计物质生产部门固定资本折旧的实际价值。我们暂定折旧在制造业最终产品的价值中所占的份额，等于一切物质生产领域的最终产品中的折旧份额。……1947年的记录是：在美国制造业最终产品的价值中折旧所占的百分比为最低（百分之四）。这个百分数最正确地反映了固定资本的实际磨损，我们把它当作折旧在我们所考虑的整个时期内在美国的最终物质产品的价值中所占份额的指标。〔注：《重新计算美国国民收入所使用的方法》，《经济问题》，1960年3月，第162—163页。译自苏联《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59年第11期。〕
戈兰斯基得出了下列折旧估计（百万美元），我们将其同商务部相同年份的总数作比较：
年份戈兰斯基商务部
19292,8387,698
19476,53212,150
19507,83118,042
195510,42528,110
〔注：《国民收入，1954年版》，第162—163页；《商业现况调查»，1957年7月，第8—9页。这些是戈兰斯基使用的资料来源，因此我们用来作为比较，虽则折旧估计后来已经修正了。〕
不可能把戈兰斯基的估计方法应用于其他年份，因为他对估计最后物质产品的某些步骤，特别是关于间接税方面的步骤，未加充分说明。可是，我们把他的折旧估计当作相应年份中生产者耐用设备和非住宅建筑方面私人总投资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是从百分之二十五至二十六点八。这样它们就同多马对苏联的折旧对总投资的比率的估计数百分之二十八〔注：《经济成长理论论文集》，第160页。多马引证了诺曼·卡普兰的苏联投资估计（《苏联的资本形成和工业化：兰德公司研究》〔第277页〕，圣莫尼卡，加利福尼亚，1952年），来表明苏联的折旧对总投资的比率在1930—1950年期间按现行价格计算平均为百分之十二至二十五，但他认为这个变动范围由于急剧的通货膨胀而意义不大。因此，多马作出了他自己对苏联的折旧对总投资比率的估计，其根据是卡普兰对苏联投资实际增长率的估计，和他自己对苏联投资资产平均寿命的估计。〕密切相应。如果我们把1929年至1963年生产者耐用设备和非住宅建筑的私人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六当作我们估计折旧的根据，我们就得出在此三十五年中的折旧总额为二千零四十三亿五千万美元。
另一种估计是这样得到的：把戈兰斯基对1929年，1947年，1950年和1955年的折旧估计数总额当作商务部对这些年份的修正折旧估计（减去了自用住宅折旧和公共机构的折旧）相应总额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等于四十八点二，当应用到1929—1963年期间商务部的折旧总额（经过按上述办法的调整）时，得出这一时期的折旧估计数为二千五百七十六亿五千五百万美元。
采用了这两种估计中的较大的数字作为1929—1963年期间的商业折旧总额。这个总额按下述指数来逐年分配：这个指数反映了商务部折旧数列的逐年分配，但经过调整，以消除自用住宅的折旧和公共机构的折旧，并减少1954年及以后年份国内税收法典变动的影响。〔注：后一个调整是这样作出的：从商务部的数列中减去艾斯纳对超额折旧的估计，这种超额折旧在这些年份中是由每年在折旧中使用“历年数字总和法”去代替“直线法”造成的。减去的数字见经济报告联合委员会，《促进经济成长和稳定的联邦税收政策》，华盛顿，1955年，第6栏，表4，第520页。艾斯纳后来指出，这些估计被证明是太保守了。《税法修正概略》，第794页。〕
然后把这样得出的折旧估计数从各商号的净收入总额中减去，就得出我们对纳税前商业利润的估计数。（参阅表18。）
C.地租，利息和其他财产收入
国民收入核算中所列的另一类习惯上列为财产收入的，是个人的租金收入。近年来，也象在三十年代一样，国民收入核算中出现的这类收入有一半以上是归在自用住宅上的净租金。把这个因素包括在经济剩余中似乎是不恰当的，因此，将它从个人租金收入中减去，来得到调整后的租金收入，包括在经济剩余的估计中。
利息是财产收入的另一个因素。在我们的估计中，包括在经济剩余中的是净利息，而不是个人利息收入。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出现的个人利息收入包括净利息（它不包括政府支付的利息）和政府支付的利息。由于政府的全部支出稍后都包括在我们对经济剩余的估计中，为了避免重复计算，政府支付的净利息已从我们的利息这个成分中除去。
在这里需要考虑的唯一的另一收入因素，是对公司高级职员的补偿。这种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代表着利润的一份，虽然对它不是这样明白处理的。在我们的估计中，把公司高级职员补偿费总额的一半包括在该年份的经济剩余中。这种估计见表20。
2.商业过程中的浪费
重要的是，对于采取商业过程中的浪费形式的经济剩余因素要作出某种考虑，而表22包括了其中一些的估计数字。一般说来，这种浪费的最大部分是同推销商业产品的过程有关的。这包括许多这样的支出：刊登广告，市场研究费用，招待费，过多数量的销售点的维持，以及销售人员的薪金和额外津贴。密切有关的是这一类支出：公共关系和议会院外活动，华丽的办公大楼的租金和维持费，以及商业诉讼。
得出了从1929年起的各年在分配方面的成本估计数字。为了这样做，我们把巴杰对1929年分配所增价值（占全部零售商品的零售价值的百分比）的估计数应用于1929—1934年的零售额，把他对1939年的估计数应用于1935—1945年的零售额，把他对1948年的估计数应用于1946—1963年的零售额。〔注：哈罗德·巴杰，《1869年以来分配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第57—60页。他的百分比不包括生产者和最初的分配者之间的运输支出，但包括最初的分配者、随后的各级分配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运输支出。1929年的数字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六，1939年的数字为百分之三十七点三，1948年的数字为百分之三十七点四。〕由于贸易方面的利润（公司的和非公司的）和净利息已包括在我们所估计的剩余中，其中有一个相应的份额已从我们估计的分配增加价值中减去。留下来被看作是剩余的那一部分分配成本是这样任意得出的：即每年把剩下的成本的百分之三十五加在剩余之上。非贸易公司的公司广告也包括在经济剩余中。
除了在分配中所消费的那部分经济剩余之外，在同金融，保险、不动产和法律服务等行业有关的成本中也用去了很大一部分经济剩余。〔注：即使在管理得最合理的经济中，自然也会有这样产生的一些成本：需要有企业相互之间的财务核算，需要有律师的服务，来对人民提供法律帮助，或帮助解决各经济单位之间的争端。可是，这些成本还得由经济剩余中支付。〕在这些行业中所产生的利润、地租和净利息，已包括在我们对经济剩余的计算中。剩下来的最大成份是雇员补偿金。这个成份也被看作是经济剩余的一部分。在这些部门的非公司化企业中我们看作是对所有主的劳动报偿的那一部分收入，没有试图将其包括在经济剩余之内。
3.政府吸收的剩余
对政府所吸收的剩余的估计，是根据政府全部开支作出的。从政府开支中减去了联邦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补助金（因为否则它们就会出现两次——作为联邦支出，又作为州和地方支出）。这些估计数字见表21。
最后估计的剩余总数见表22。这种全部剩余估计数字，当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表现出来时（图5），近年来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或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要高一些。
4销售努力对生产过程的渗透
由于销售努力对生产过程本身的渗透所用去的经济剩余的数量，只能非常粗略地予以估计。我们在这里所处理的是这一类成本：汽车及其他耐用消费品型式改变的支出，这时不牵涉到质量或效用的根本改变；提供表面上的产品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成本；以及其他类似的支出。这样一种现象构成了美国经济的重大特征，是许多商业行政人员所承认的。《哈佛商业评论》在它的订户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发出调查表，询问他们对“计划的陈旧”是否感到是一个问题，在三千一百起回答中约有三分之二是肯定的。〔注：约翰·B.司徒亚特，《考察中的问题：计划的陈旧》，《哈佛商业评论》，1959年9—10月，第14页。〕
当凯弗维尔委员会调查汽车工业中的管理价格时，向它提供的证词表明：“汽车工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普通管理费用，是由于强调式样竞争，而不是由于价格竞争引起的。”福特汽车公司副总经理西奥多·O.英特马估计，福特在所有汽车型号上的型式改变的正常开支每年为三亿五千万美元，虽则1957年这种开支达到四亿四千万美元。这些数字包括式样设计，工程技术，以及购买特殊的商业工具，但不包括型式改变中的设备支出或重新布置的成本等任何费用。通用汽车公司的弗雷德里克·唐纳作证说：他的公司在汽车和卡车的式样改变方面“每年约费五亿美元。”克莱斯勒的代表声明，为了使他们的新型汽车投入市场，每年平均大约花费二亿美元以上。这样，三家主要的汽车制造商为了采用他们的新型式，每年一共花费了十亿美元左右。
式样设计成本增长的规模，由福特汽车公司提供的一张图显示出来了，这张图表明了1948年至1957年它的工具摊提、工程技术和式样设计等方面的成本改变。这些成本在1948—1951年间保持稳定，在1951—1953年间增加一悟，1957年比1948年水平增加百分之五点五倍。型式改变成本对销售收入的比率，1957年比1948年大约高百分之一点五倍。
式样设计成本上涨的另一个标志，表现在特殊商业工具的成本摊提中。这些工具包括为生产特殊模型的汽车所定购的工具和冲模，它们按照为之购买的那种模型的流行期限，作为生产成本，实行折旧摊提。三个主要的汽车制造商这一成本项目的总计，从1950年的一亿八千二百万美元左右增至1957年的七亿六千二百万美元。这种增长的一部分是由于通货膨涨，但大部分是由于型式的更大的复杂性和更频繁的改变所造成的。这种成本的依存于式样改变由英特马指出了，他在作证时说，1955年福特型（他用它作为实例）的特殊工具成本有百分之七十二是用在车身和前后部件上，这些是最容易在式样上变得陈旧的。底盘安装工具占百分之十二，引擎安装工具占其余的百分之十六。在这些1955年的工具中，按价值计算，只有百分之三点五在1958年的模型上还在使用。〔注：所有上列数字均引自《管理价格：汽车》，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反托拉斯和垄断小组委员会报告，第85届国会，第2次会议（1958年），第121—123页。关于汽车型式改变对整个经济的成本的讨论，参阅上面第五章。〕
关于销售努力渗透到生产过程的情报，在其他工业部门比较难于得到。强调式样改变，以便说服买主，使之相信他们的旧型式已经过时，是大多数其他耐用消费品工业的特色，并反映在频繁的，有时是一年一度的型式改变中。可是，其他耐用消费品的型式改变在设计、工程和投入生产上的所费一般不那么昂贵。既然汽车工业中型式改变的成本每年约在十亿美元以上，对所有其他耐用消费品工业中型式改变的成本粗略地估计为每年五亿美元似乎是合理的，因为消费者在它们上面的支出约为对汽车支出的一倍半。
这种估计并不包括在已经作出型式改变后的每一辆汽车上用铬化合物进行印染，在汽车尾部安上突起状装饰物，以及其他不必要的装饰上所花费的劳动、材料和其他成本。也不包括任何由于产品过分的多样化和差异化所引起的成本。这些成本可能比型式改变的成本还要高一倍或两倍。与销售努力渗透到生产过程有关的各种成本，很可能占消费者在耐用品上付款的百分之十至二十。
在非耐用消费品工业中，与式样改变有关的额外生产成本同其他生产成本或同销售成本的比例，比在耐用消费品中要小得多。可是，在这些工业中也广泛存在着产品的多样化和差异化，显示了生产过程中的“互相渗透效果”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这些因素在消费者对这些工业的产品的支出中至少要占百分之五。
可见，由于销售努力渗透到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成本，总计一定会达到消费者在商品上的支出的百分之十左右。 |
第十七封信作者的目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十七封信作者的目标
在读这些信时，读者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这些信是“历史的”，它们的哪些内容是历史的？我研究的不是个人，不是时代，不是事件，而是一些普遍的原则，它们在读者看来有些抽象，甚至有时与读者对历史叙述的兴趣格格不入。但是请读者更加认真地看待问题。我努力使这些在不同的信里阐述的思想相互接近，有些思想我可能没有充分阐释，但是我希望这些思想可以唤醒读者。那么是否可以原谅我？
我们在历史中寻找什么？难道是对事件的各种叙述？一些少数人敢于明确地回答，那些正在寻找答案的人也是完全正确的，即使他们抱怨这些信过于抽象。我对历史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在历史中寻找个人和社会争取人类利益的斗争，寻找各种意见的冲突，寻找人的各种理想的发展；或者寻找普遍的自然规律，它包括历史事件的所有趋势—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一种观点使历史兴趣与自然科学兴趣相互孤立；第二种观点把历史归结为研究自然的普遍原则。但是对于严格研究而言，这两种观点本质上不是相互分离的，因为对任何对象的认识不仅是由对它的理想认识决定的，而且是由对它的可能认识决定的。因此关于在历史中寻找什么的问题转变成另一个问题：根据永恒不变的心理规律，人如何看待历史？在历史中什么不可避免地逃避科学评价，什么是历史理论的虚幻现象？人一旦确定了科学研究的基础，他就可以自信地把它运用在他想知道的历史问题中。
但是我努力发展理论，虽然对于人而言，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道德信念、自己的道德理想带入历史事件的评价中。在个人的斗争中，对于个人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些本性，也就是道德人格的因素：智慧、机智、能力、信念力量、思想信念等，它们对于研究者是重要的，有意或者无意地加强或者削弱它们所产生的影响。
在团体和党派的斗争中，对于研究者最重要的仍然是加强或者削弱道德思想，也就是那些对他而言使他成为最坏的或者最好的，最真实的或者最虚假的思想。人在普遍的世界观中理解过去和将来的整个历史过程时，就不能根据自己的思想规律在历史中寻找除了自己的道德理想的进步过程之外的任何其他东西。因此，人在理解历史时，人试图使历史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时，不可避免地用自己的发展标准看待个人、事件、思想和社会变革。如果他的发展是狭窄的和微小的，那么历史对于人仅仅是一系列毫无生命的事实，这些事实对于他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他的发展是片面的，那么历史的真正研究也不能阻止他片面地认识历史事件。如果他有畸形的脱离实际的信仰，那么他不可避免地歪曲历史，无论如何对历史不会有客观的认识。在任何情况下，在充分的真实的认识中，个人的发展阶段、个人的道德高度决定对历史的认识。个人的历史意义是由某些个人引起的，是由某些事件引起的，归根结底是他们参与人类的进步发展的普遍意义。在整体上寻找历史规律提出了自然科学的普遍意义的问题，这个意义不是别的，就是在历史的进步过程中实现我们的道德理想的意义。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历史中只能寻找各种各样的进步阶段，理解历史意味着清楚理解在历史环境中实现我们的道德理想的方法。我们的理想是主观的，但是我们越是批判地审视理想，它就越有可能成为我们时代的最高的道德力量。我们把这个理想运用到历史的客观事实中，这不影响历史事实的客观正确性，因为它们的正确性取决于我们的认识和我们的批评；主观理想使它们具有前景，不是用任何其他方法，而是在道德理想中建立这个前景。有人反对我，说有一个更加正确的方法：这就是根据事件的内在联系和时代本身的道德理想确立事件的前景。但是内在联系是什么？这个时代的道德理想是什么？
我们从了解这个时代的各种事实中建立对我们最可能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认识个人的最真实的心理现象，群体的最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对于我们是“内在的联系”。认识到经济问题对社会影响的历史学家与只认识到政治权谋对社会影响的历史学家不同，前者寻找事件的内在联系。认识到个人的信念、爱好的力量的作家与习惯算计和阴谋的作家不同，前者按另一种方式建立事件的联系。
这就是“时代的道德理想”！为什么我们从这些事件而不是从其他与其相关的事件中总结它的特征？为什么我们主要从这个作家而不是从他的同时代人中获得见证？因为这些事件更有价值，更合乎逻辑；因为这个作者比他的同时代人更聪明、更合乎逻辑、更诚实、更坦白。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对最有意义的个人的最有意义的事件阐明我们的道德理想？应该在“内在联系”中阐述历史事件，应该根据“时代的道德理想”评价历史事件，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内在联系和这个道德理想只能通过在我们身上培养公正的真理理想和历史的正义理想才可以建立，时代和合乎逻辑的理想之间的联系是其他批判的标准，是批判历史进步的标准，也是我们的道德理想在整体上的标准。因此，与其他时代相比，我们赋予一个时代更加重要的意义，与其他事件相比，我们更加认真地研究一些事件的内在联系。我重复一下：历史的道德理想是唯一能够在整体和部分上赋予历史前景的真理。
因此，在我们时代认识历史——意味着认识道德理想，因为它培养我们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意味着认识实现道德理想的历史条件，因为历史过程不是抽象的过程，而是具体的过程。它与任何其他过程一样，可以利用某种工具，可以在可能和不可能的环境中进行，可以强调自然的必然规律。认识历史还需要经常关注人类理想的外部条件。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过程是必然的，它们既不可能偏离，也不可能跳跃。在我们时代也很难历史地消灭这些过程及其影响，正如从来不能消灭其他必然性一样。光明的真理，崇高的正义在自身的表现和传播中隶属于这些限制条件。最有才华的和最精力充沛的个人只能从自然的必然条件和历史的当前条件中为自己的思想和活动汲取材料。历史意义是清楚明确的，它对每个时代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个时代什么对于进步运动是可能的？活动家如何理解它们所处的条件？他们是否为了自己的目标利用这个时代的一切条件？
但是清楚地认识现代理想—意味着消灭它的一切虚幻，也就是附加在它身上的传说、错误的思想传统、以前时代的有害习惯。在我们时代的所有旗帜上都写着真理和正义，但是政党之间的分歧在于真理是什么，正义是什么。如果读者不明白这一点，那么历史对于他仅仅是联结各种事件的模糊过程，仅仅是好人之间的微小纠纷，仅仅是不理智的人之间的虚幻纷争，仅仅是精明的阴谋家盲目斗争的工具。许多夸夸其谈的大话从各个方面传来。许多美好的旗帜树立在各个队伍中。各个政党的代表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他们的口号看起来如此相近，但是为什么争论不休？为什么昨天最优秀的人拿着的旗帜今天在最肮脏的人手中？为什么自己美好的思想遇到如此严重的冲突？为什么不仅这个社会的剥削者，而且最诚实的人也反对这个思想？只有当我们更加认真地研究真理发展和加强的过程，政党形成和冲突的过程，推动人类的伟大口号的内在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变化过程，重新改造文化的思想过程时，这些任务才可以解决；只有当我们为了必要的历史资料，为了政党的伟大口号和真理、正义、进步的永恒要求，为了批判和信仰研究个人情况时，这些任务才可以解决。以前的信简要说明了这些对象，在充分解释各种历史进步的因素和各种决定历史进步的因素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消灭以前和现在的历史研究所遭受的那些误解。
除此之外，历史没有终结。它就在我们周围，就在正在成长的每一代人和还没出生的每一代人的周围。现在不能脱离过去，但是如果过去与现在已经完全不相关，如果一个伟大的过程不能在整体上包括历史，那么过去就失去了任何鲜活的和现实的意义。以前的活动家死了。社会文化被改变了。新的具体问题代替以前的问题。以前的口号改变了意义。但是个人在全人类中的作用在现在与几千年以前是一样的。在各种文化形式中，在新时代的复杂问题中，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各种口号中隐藏着全部这些任务。没有真理和正义就从来没有进步。没有个人的能力就从来没有任何正义。没有对自己旗帜的信仰，没有与反对者的斗争，任何一个进步的党就不会获胜。文化形式在自身的发展中要求思想的活动，这与几千年前一样。伟大的口号丝毫不能阻止失去自身意义或者改变自身意义的危险。不能为了可能的进步改变社会条件。进步的代价不能是忽略个人的发展。这一切对于我们的先辈是存在的，对于我们是存在的，对于我们的后代也将是存在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比先辈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的后代可能比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因此，以前的历史书信包括解决任何历史时代的任务的尝试，包括清楚阐释现代任务的尝试。它们不仅向读者提出以前的问题，而且提出现在的问题。作者清楚认识到，这些信是不充分的，不完善的。此外，这样的论述在我们时代非常不合适。这些信看起来是沉重的、抽象的、无趣的，与时代问题格格不入的。其他作者在其他情况下可以写得更好，更出色。但是我希望在我们的社会，哪怕在年轻的读者中可以找到这样一些人，他们不害怕认真思考以前的但是一直保留到现在的问题。对于这些读者，我的著作还没有完成，可能在内容上还稍有逊色。这些读者将明白，与作者在这些信中涉及的永恒的历史问题相比，时代问题具有真正的和重要的意义。这些读者将明白，他们作为个人应该完成对现代文化的思想批判活动；他们应该用自己的思想、生命和行动补偿进步长期以来积累的巨大代价；他们应该使自己的信念与社会上的谎言和不公正相对立；为了加快进步的过程，他们应该形成正在成长的力量。如果这些信可以找到这样一些读者，那么作者的事业就完成了。 |
第十四章世界大战与冷战（1939—196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十四章世界大战与冷战
（1939—1967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霸权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
·冷战
·大繁荣
·帝国的终结
·石油，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
·1956年：匈牙利与苏伊士
·切·格瓦拉与古巴革命
从1914到1945年，可以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全球危机，它集中于欧洲，并在两个维度表现出来。
首先，它是一个涉及敌对的民族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竞争的地缘危机。这场冲突的中轴是盎格鲁-德意志竞争，而主要战场在欧洲。
其次，它是一场再发的社会危机，在其中有连续的来自底层的群众运动，集中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挑战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将社会主义革命置于历史议程之中。事实上，在1917到1936年间，每个主要欧洲国家都至少经历了一次有革命潜力的工人阶级运动高潮。在整个时期，欧洲都面临着社会主义与野蛮主义之间的尖锐抉择。
工人阶级的失利，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进一步重新分割世界。这次分割是在以美国和苏联为核心的两大成型的地缘政治集团之间进行的。在本章中，我们将分析这场战争及其形成的战后世界——这个世界，首先在西方被解释为一场长期繁荣，其次是一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武平衡，以及第三世界一波反殖民解放斗争的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它持续6年，夺去了6000万人的生命，并破坏了其他上亿人的生活。同一战一样，它改变了生产率并把现代经济的潜力解放到了它的对立面：屠杀与破坏的工业化机制。当战争将人类劳动的产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转变成大屠杀的工具时，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核心的异化。
生命和财富的浪费是显著的。在1939年9月到1945年8月间，平均每天有2.7万人死亡。1942年，俄国工厂在一年内生产了2.4万辆坦克和2.2万架飞机。1945年4月，在对柏林总攻的第一天，差不多有9000门火炮发射了超过120万发炮弹。炮击是如此强烈，60公里之外的墙壁都发生了震动。
是什么刺激了这次生命与资源的惊人挥霍？并不是英国、俄国和美国统治阶级声称的，一个击败法西斯并实现世界的安全与民主的愿望。同盟国领袖的动机，并不比轴心国高尚多少。让我们审视一下证据。
德国企图恢复它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并且能够安全地使用保证本国资本主义持续扩张所需要的原材料、劳动力资源、工厂和市场。当德国看起来要取得胜利时，意大利参战了。法西斯掌权的意大利，依然是一个二等强国，它需要一个强大同伙，因为自己有这样的野心：在北非和巴尔干建立一个帝国，并将地中海变成一座意大利湖。
斯大林的当务之急是国土安全。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准备袭击芬兰，合并波罗的海诸国，并和纳粹德国一道瓜分波兰。
斯大林几乎被德国1941年6月的入侵所毁灭。大清洗已经基本上摧毁了红军的管理团队。数百万人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失去生命。但俄国的巨大——就领土、人力和资源而言——经受住冲击并拖垮了德国军队。然后，经过全民动员，俄国在斯大林格勒扭转了战局（1942.8-1943.1）。自此以后，随着红军的推进，斯大林的野心也在增加。
“三巨头”——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及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来讨论战后安排。1944年10月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中，丘吉尔写了如下的便条，并将其交给斯大林：
罗马尼亚：俄国90%；其他10%
希腊：英国（和美国一起）90%；俄国10%
南斯拉夫：50％对50%
匈牙利：50％对50%
保加利亚：俄国75%；其他25%
斯大林看了便条，把俄国在保加利亚的比例改为90%，用一支蓝色铅笔在左上角标上记号，然后将它还给丘吉尔。这样，上千万人的命运，就被欧洲日后的征服者决定了。
欧洲的战事在东线取得了胜利。俄军歼灭了大约450万德国士兵，英国和美国消灭了大约50万。这个差距，部分是因为英国更加弱小，而且英国和美国同时在远东与日本进行一场全方位战争。
丘吉尔的主要战争目标是捍卫大英帝国。当德国有可能变成欧洲的霸主时，丘吉尔立即赞成开战。英国统治者总是担心一个敌对的大国控制欧洲西北部，威胁他们的海上霸权和贸易。威胁的突然出现是在1940年五六月间。当时德国一种基于装甲兵先头部队的“闪电战”战略，在六星期内就导致了法国的陷落。英国本土没有遭到侵略，但与海外帝国的联系立即处于危险境地。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战争后期，丘吉尔一直更重视在地中海、中东和远东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在欧洲西北开辟一个第二战场。他想要保护埃及、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我不能成为国王陛下的第一个”，他声称，“眼睁睁看着大英帝国解体的首相。”
这就使得战争比其原本应该的更加艰苦，历时更长，更加血腥。在1942年，保卫印度的英国士兵，比与日本作战的更多。通过对抗议者的枪击、鞭打，这里民族主义示威被野蛮地镇压。3万名抗议者被监禁。一年之后，因为英国政府拒绝组织救援，孟买有300万人死于饥荒。一些印度人选择参加“印度国民军”，站在日本一边与英国作战，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英国是一个衰落中的工业和帝国主义强权，是海洋拯救了它免受纳粹的占领。这意味着1942年之后，它可以成为美国军事力量行动的平台。美国轰炸机从英国机场起飞攻击德国，美国军队从英国港口进入法国。
无论是财政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英国都无法独自支撑这场世界大战，它需要美国成为“民主的兵工厂”，在《租借法案》基础上提供食品、燃料和武器。但“民主国家”的统治阶级一点也不团结。美国有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它希望从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支配世界的强权。这意味着欧洲旧式帝国对美国产品开放其受到保护的市场。《租借法案》的设计目的，正是以大英帝国为代价拓展美国的利益。这些条款要求英国完全清算其金融资产和海外财富。英国统治阶级的选择，要么是向德国求和，失去他们的帝国，要么是在经济和军事上成为美国的从属。他们选择了后者。二战期间铸就的英美“特殊关系”，现在依旧没有改变。
英国和美国实际上进行着两场帝国主义战争，一场是在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对抗德国和意大利，另一场是在远东对抗日本。
日本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成为一个重要的帝国主义强权。日本工业化速度很快，但缺少重要资源。工会很弱小，民主还未能扎根，从1927年起，日本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受统治阶级中的军国主义一派影响。日本军国主义者希望在远东用一个他们自己的帝国，来代替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的帝国。1931年他们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他们发动了一场全面入侵中国的战争。1940年他们宣布，自己的目的是创建“大东亚共荣圈”。
1941年12月，日本同时攻击英属马来西亚和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在6个月时间里，日本几乎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和西太平洋。为了保住印度及保护边界免受日本侵略，英国维待了大批军队。为击败日本帝国，美国投入了大量海军和海上资源。在1944年10月的莱特海沟战争中，美国舰队由225艘战舰组成，其中有航空母舰34艘，以及大约1500架飞机。
在长期的消耗战中，苏联和美国工业力量的联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他国家对胜利的贡献是次要的。因此，这场大战不仅意味着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帝国的终结，也同样意味着大英和法兰西帝国的解体。英军驾驶着美国的坦克和卡车一路杀进德国。法军紧跟在美国军队的后面回到巴黎。柏林被由东面发动进攻的苏联红军占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相互对抗的资本主义集团试图重新瓜分世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在胜利者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美国和苏联统治阶级。这场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催生了一个两极对抗的世界新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霸权主义
20世纪30年代革命运动的失败意味着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支配地位，意味着堕入野蛮。
反犹主义为纳粹提供了意识形态框架。一个联结华尔街与莫斯科的国际犹太同盟幻想，表达了一种中产阶级暴怒的非理性，他们被经济危机折磨，又生活在对工人阶级的恐惧之中。一个更广泛的反斯拉夫种族主义，附和了流传上千年的种族神话，成为了新帝国战争正当性的一种解释：东欧的劣等人（亚人种）——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将被奴役或者种族清洗，以便一个雅利安优等民族模仿中世纪条顿骑士创建“生存空间”（生活的空间）。当众多的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被蹂躏时，纳粹种族主义和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双重逻辑，导致了其种族灭绝。当战争的潮流不利于侵略者时，种族灭绝强化了。犹太人成了失败的替罪羊。
大约600万波兰人被杀害（占全部人口的16%，其中一半是犹太人），他们首先被迫移入犹太人区，接着，从1942年起，被运送到专门修建的死亡集中营。奥斯维辛·比尔克瑙，这些死亡营中最大的一个，是一栋工业综合设施，其唯一的建筑目的是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杀掉尽量多的人。这个死亡营杀害了300万人。其中250万人死于毒气室，剩余的人死于饥饿或者疾病。
在这场我们称之为大屠杀的种族灭绝中，纳粹总计谋杀了600万犹太人和600万其他民族人口。但还有上百万人死于饥饿、疏忽和随意射杀。东线的战役夺去了2700万俄国人的生命（占全部人口的16%），其中大多数是战俘或者被占领土地的平民。
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与纳粹占领波兰同样凶残。在二战期间，至少有1500万中国人被杀害，其中包括被当作慰安妇的年轻女性，遭受医学试验和武器测试的战俘，以及被当作“人畜”被与物资供应基地隔绝的日本士兵吃掉的当地民众。
野蛮并不局限于极权主义体制。“民主力量”同样是征服当地人民的帝国主义势力——英国在印度，法国在印度支那，美国在菲律宾。“民主力量”同样会实施可怕的战争犯罪。英美空军在德国城市进行的地毯式轰炸，经常是没有任何军事目的。1943年7月27日对汉堡的轰炸导致了无法控制的火灾。房屋爆炸，市民藏在地窖里窒息而死或者被活活烤死。铺设柏油的飞机跑道沸腾了，像捕蝇纸一样将逃跑的人群黏在其中。头发烧着了，眼睛熔化了，肉体成了一堆碳。在一个晚上造成了四万人死亡，人数是历时八个月的伦敦闪电战的两倍。所有死难者几乎都是平民。
空军元帅亚瑟·哈里斯，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的负责人，是一个复仇和恐怖轰炸的鼓吹者。他的目标是摧毁每一座德国重要城市。他的夜间轰炸，安排了多达1000架飞机，杀害了60万德国平民，并且摧毁了64个城市的340万座房屋。
但是，最恐怖的命运是为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准备的。在1945年8月6日，美国B-29轰炸机艾诺拉·盖号在广岛市丢下了一颗绰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爆炸在第一天就至少夺去了4.5万人的生命，受伤和日后生病的人数与此相近，其中大多数人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三天之后，“胖子”被投掷在了长崎，第一天就杀死了至少三万人，后来又有相近数量的人死亡。
这两个城市都没有任何军事重要性，战争几乎已经结束。一种这种武器存在的证明，也许会促使日本投降。但美国政府想要展示其刚刚得到的军事力量，并宣示其承担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国同样想在一个活靶子上测试一下这种武器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广岛和长崎的人民，是即将开始的冷战的牺牲品。
二战的帝国主义特征，将世界人民陷入一场工业化的消耗和种族灭绝之中。因为1917-1923年大革命高潮的失利，使这场战争成为可能。
一战结束之后，人类要面对一个鲜明的抉择：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失业、法西斯专政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结果是由革命组织及领导层的失败决定的。直到战争真正结束及之后，这些失败的代价依旧需要支付，因为在两次大战期间，欧洲大部分地区工人阶级运动的失败，防止了一场类似于曾经在1917年发生过的革命爆发。相反，在战争行将结束时，纳粹主持了一个暴力的高潮。
当希特勒躲在他的柏林地堡中，幻想并不存在的军队，发布不可能的“战斗到死”的命令，并极力反对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和叛国者时，他的秘密警察征召十几岁的少年和老人去抗击俄国坦克，并沿着道路两侧绞死好几批“逃兵”。
1945年之后，战后世界的分赃，面对的只是脱节、混乱，以及基本上不成功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
在二战期间，轴心国因其野蛮统治而遭到了不断增长的国际抵抗。当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937年侵略中国时，他们希望在进行一场更大范围战争之前快速征服。他们的暴行激起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猛烈而持久的抵抗，迫使他们直到二战结束之前，一直在中国维持着大约65万军队。德国尽管在占据的欧洲领土上实施警察恐怖，同样被迫派出大量军队去压制占领国人民。即使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柏林自身已经遭到轰炸，希特勒依然在挪威布置了40万军队。
许多被占国家解放了他们自己。南斯拉夫的解放不仅依靠盟军，也依靠游击队——一个以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为领袖的、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游击队赶走了德国军队，粉碎了他们的克罗地亚法西斯同伙——尤斯塔斯，并且边缘化了保王派的南斯拉夫祖国军运动。游击队是一支真正多种族的群众运动。在战争结束时，几乎100万南斯拉夫人积极参与。这给了铁托独立一个很强的基础。在之后的冷战中，南斯拉夫与东西方都不结盟。
波兰同样有一个强大的抵抗运动。在其高潮之时，波兰家乡军人数估计有40万。当苏联军队逼近华沙时，莫斯科电台宣布“行动的时刻已经来临”，并号召波兰人去“加入反对德国的战争”，大约5万波兰人响应，包括一些当时从隐藏地点走出的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华沙市中心被攻克。建立在犹太人居住区现场的集中营获得了解放。德国的武器被缴械，临时建立了武器车间，食堂和医院也搭建起来了。
但斯大林接着命令苏军停止推进，允许纳粹集中他们的力量镇压起义。这花费了两个月时间。这座城市首先被轰炸，然后被迫投降。随后遭受了一次恐怖的惩罚。受伤的士兵在其病床上被火焰喷射器活活烧死，波兰孩子被射杀作为取乐。仅在华沙旧城，就至少有3万人被杀。
波兰抵抗被斩首。执行死刑的是纳粹，建起断头台的却是斯大林。苏联是一个从事征服战争的帝国主义强权。它不希望本土成长的抵抗力量成为自己计划扶植的政权的对手。因此，它是积极的反革命势力。斯大林在东方的政策，可以与英国和美国在西方相媲美。但斯大林的角色再一次是决定性的。
二战见证了英国和法国统治阶级矛盾的严重分裂。在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担心和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担心之间，他们被撕裂。丘吉尔反对绥靖政策，因为他相信：革命的威胁正在减弱，而纳粹的威胁正在增加。他的目标是保卫大英帝国，并维护世界和平以保护大企业和富豪的利益。这意味着同时在欧洲和殖民地镇压革命。
三巨头在他们战争期间的峰会上达成的交易，是为了将欧洲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在东欧有自行处理权，丘吉尔和罗斯福在西欧亦然。后者要面对三个重要挑战：法国、意大利和希腊。
在1940年五六月间的失败之后，法国统治阶级不可改变地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的通敌派，另一派是以伦敦为基地，由查尔斯·德·戴高乐领导的流亡的民族主义派别。戴高乐在美国的帮助下，组织了一支自由法国战士的军队。
自由法国参加了在北非和西北欧的联合作战。但在法国由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抵抗组织，变得强大得多。在法国于1944年6月到11月的解放战争期间，工人们进行罢工行动，抵抗组织击败了当地德国军队，并建立了解放委员会和人民法庭。
但是，当被驱逐的法共领导人莫理斯·多列士从莫斯科返回巴黎时，他号召工人阶级服从戴高乐主义者，并杜撰了“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警察机关”的口号。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在1943年7月就已经被大法西斯议会罢免。巴多利奥元帅，一个保守的将军，组建了新政府并与盟军实现了和平。但德国派出军队突袭意大利，重新将墨索里尼扶植为北方一个法西斯傀儡政权的首脑。纳粹的占领引发了一场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很快从1943年的1万名武装农村游击队员，膨胀式地发展到了战争结束时的10万，甚至更多。
城市中同样组建了地下抵抗团体。数十万工人最终采取了罢工行动。1945年春天，热那亚、都灵和米兰三个北方工业城市被武装起义所解放。共产党的成员由5000增加到了40万。
但是，当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从俄国的流放地返回时，他宣布自己的党加入巴多利奥的政府。游击队员应当放下武器，而工人返回他们的岗位。
在希腊，纳粹已经面对一个逐渐增加的游击队起义。他们在1944年底的撤离，使得这个国家事实上控制在“人民解放军”——共产党主导的抵抗运动手中。在法国和意大利，当地的共产主义政党服从斯大林的命令并放弃武装。在希腊，他们试图做同样的事，解释道：“每个人对国家的首要责任是维护秩序。”他们催促自己的拥护者支持“民族联合政府”。但丘吉尔决定使用武力恢复君主政体并镇压左派：“不要遇事犹豫，好像你正在一个被征服的城市，那里有一个地方叛乱正在进行。”他给当地的英国指挥官发电报。其结果是一场延长的、恶毒的、英国支持的内战，其目的是消灭人民解放军，这个已经将希腊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的抵抗运动组织。再一次，西方领导人的行动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他告诉丘吉尔：“我信任英国在希腊的每一个政策。”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大片的欧洲被占领土地由当地抵抗组织从纳粹手里解放。当纳粹势力崩溃时，这些组织已经从小的地下组织发展成为涉及百万人的大规模运动。大多数是由共产党主导的。
但欧洲社会一场彻底革命性转变的潜力，从一出生就被抵制。旧的统治阶级，包括从前的法西斯及其同伙，又在国内和殖民地恢复了权力。
冷战
“改变了世界的蘑菇云”，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如是描述广岛的核爆炸：
它导致了前所未见的伤害：
骑士的战马直立，是粉红色的，马皮已经被剥去；穿着衣服的人，图案已经印在了他们的肉体上；一排排的女学生，撕裂成条状的皮肤从脸上飘落；仅有的幸存者，被烧得丑陋不堪，没有希望得到有效的药物救助；大量被烧焦和皱缩的尸体。
炸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1.25万吨TNT。地面温度上升到了4000摄氏度，这座城市90％的建筑被冲击波或者大火毁坏。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当场死去，另四分之一开始慢慢地死于他们的伤痛。
尽管这些武器疯狂而恐怖，到了1952年，美国试验出的氢弹，其能量超过在广岛使用的原子弹100倍。在核武竞赛中俄国并没有落下太远。他们在1949年试验了第一枚原子弹，在1955年试验了第一枚氢弹。
和平时期的军备开支攀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将20％的GDP用于军费开支，俄国经济规模小，相应比例是40%。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相互对敌的两个超级大国所部署的破坏力量总吨位，大约是广岛所使用的原子弹100万倍。美国和苏联的统治者，有能力多次彻底毁灭人类文明。
“相互保证毁灭”（MAD）这个术语，指的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恐怖平衡。他们各自的核武库，充当了全面战争的威慑。但是怀疑和对抗意味着战争从未远离。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它走到了最近处。苏联正在古巴秘密安装核导弹，这是一个距美国很近的加勒比海岛屿。美国要求它们撤离，并为核战争作准备。
美国将其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基础导弹以及空中导弹置于警报状态。它还集合了一支10万人的入侵队伍。“我们都同意，”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回忆说，“如果俄国准备为古巴而战，他们就要准备核战争，而我们不妨在6个月之后摊牌。”俄国人退却了。但在两周时间里，这个世界屏住了呼吸，全体人类徘徊在终极疯狂的边缘——在一小群核武暴君的命令之下的全球灭绝。
1945年，朝鲜半岛从38度平行线被分成苏占区和美占区，因为冷战的加剧，随着1948年两个独立国家的形成，这个分裂变成了永久。后来的一场旨在统一的三年战争（1950-1953）使得两个超级大国卷入，苏联支持的中国站在北方一边，美国及其盟国站在南方。200万朝鲜人，以及200万中国和西方人阵亡。一半的南方人口失去其家园。南北双方的经济都趋于崩溃。但沿着最初的边界，这场战争以僵局告终，没有任何正式的和平协议，在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冲突依旧固化，前线由铁丝网、了望台和仪式化的军事对峙所明确。这场战争完全是徒劳的。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持久的军事对峙？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创造了一个被两个超级大国瓜分的世界。每个大国都在用其经济对全球“势力范围”实行有效控制，它在其中起经济支配作用。这两个势力范围，以一种异常的程度相互独立。它们组成了大体上自给自足的帝国主义集团。
起初，东欧国家政府除了共产党人之外，还包括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但随着苏联控制的深入，非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岗位。那些被证明思维过于独立的当地共产党组织，也是同样的下场。到了1948年，亲苏的斯大林式政权，已经在整个东欧建立起来了。主要产业被国有化并引进了政府计划。首先在俄国倡导的、经济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现在在整个东欧铺开。这是在一个帝国主义框架内部发生的。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经济，都从属于苏联经济。
苏联仍旧是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因此它的统治者打算创建一个封闭的帝国市场。相反，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生产全球大约50％的产量，并支配世界市场。因此它的统治者需要开放的市场。这意味着肢解欧洲旧的殖民帝国，并限制苏联的范围。
马歇尔计划（1948-1952）是完成这一目标的首要机制。美国以慷慨的条款向欧洲提供大笔贷款，帮助它们重建被严重破坏的经济。作为回报，它们必须推进自由贸易，并排斥共产主义。正如一位参与计划的美国经济学家后来解释的那样，其想法是“巩固斯大林仍然没有控制到的地区”。
“一道铁幕已经落在了（欧洲）大陆。”1946年3月，在对美国听众演讲时，丘吉尔说。这个词语永载史册。在1945到1989年的长期“冷战”期间，“铁幕”成为描述世界主要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断裂线的专用术语。
在东方，持不同政见者被妖魔化为“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法西斯主义者”。在西方，共产主义者被列入黑名单并被勒令“返回俄国”。一些英国工会禁止共产主义者担任职务。美国对参议员乔·麦卡锡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从事一项对“共产主义同情者”系统的追查迫害。各类激进分子都被解雇并阻止他们工作。一些人被迫自杀。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伯格两人，因为据称向俄国传递原子弹机密而被处决。
在西方，共产主义者继续把俄国认作“社会主义母国”。东方的工人，被国家资本主义剥削，西方的劳动者，则被市场资本主义压迫。但任何地方的人，都对冷战意识形态及竞争“体系”之间虚伪的二分法感到困惑。
大繁荣
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理性和功能失调的系统。危机永远不会远离，繁荣和衰退是其天然的节奏。
19世纪末期的长期萧条，只有通过帝国主义、重整军备和世界战争才能结束。这个体系在20世纪20年代的停滞促使资本涌入金融业而不是工业，引发了一股投机的风潮。当气泡在1929年破裂时，资本主义体系又陷入了大萧条。它再一次需要帝国主义、重整军备和世界战争来结束低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1848年持续到1973年的大繁荣，显得是这样的非同凡响。
在这段时间里，增长率是显著和空前的。1970年的美国经济总产出，是1940年的4倍；从1948年到1970年，德国工业产量增长了5倍，法国增长了4倍。旧的工业中心继续扩张，新的中心开始形成。其大型企业雇佣数百、数千甚至数万工人。特别是轿车生产厂，为日益增长的大众市场进行流水线生产，成为一种新型消费经济的象征。最终美国在制造业雇佣了7000万员工。
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失业率都有所回落。美国降低到了3%，英国降到了1.5%，而德国则降到了1%。新的劳动者被工作场所吸收。美国黑人从南部种植园迁移到了北部工厂。意大利农民离开西西里的贫瘠乡村，去都灵和米兰的工厂上班。土耳其人在科隆的轿车厂找到工作，阿尔及利亚人在巴黎的旅馆有了营生，而旁遮普人则在英国的纺织厂就业。对劳工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进入劳动大军的妇女达到了和平年代前所未有的数量。1950年，只有1/5的已婚女性参加工作，从那以后，这个比例稳固上升，1970年达到了2/5。而2000年则有3/5。工资增加了，生活水准也在提高。工人阶级家庭购买真空吸尘器、洗衣机、电冰箱、电视和二手轿车。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建立起来了。政府在国有经济、社会福利住房、国营医院、新兴学校等领域投下巨资，并提高穷人的救济金。青年文化诞生了。因为年轻人在他们的青春期时，第一次从工作中获得了充分的独立、收入和自由，来培养他们自己的服装、音乐和个性方式。
高增长率，快速提高的生活水准，一个商业周期的偶然减速轻微到可以完全忽视——对很多人来说，这些事情似乎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它所有的问题，并为所有人带来持续增长的繁荣。1956年，社会民主党员政治家托尼·克罗斯兰在其广受好评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洞察到了这种气氛：
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对许多早期的社会主义先行者未说似乎是一个天堂。贫穷和不安正在消失。生活水准在快速上升；对失业的担心在稳步减弱；而普通的青年工人都有希望，永远不会和他们的父辈一样……我们在英国，站在充分富足的入口。
专业学者自告奋勇地给了这个“充分富足”的新时期一个智慧的解释。社会主义学者谈到“资产阶级化”的“富裕工人”——舒服、安全、满意，因此对于阶级政治再也不感兴趣，只关心生活方式。其他人建立社会模型，强调其凝聚力与共识，或者他们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其理由是在一个技术官僚管理和社会工程的时代，它已经变得不相干。政治家们达成了一项广泛的共识：最受欢迎的国家编制计划和公共开支，同时赞美改革、现代化，以及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所说的“技术革命的白热”。
这个时代的乐观主义，是一部老电影的重演。以前的繁荣——1848到1873年，以及下次的1896到1914年——同样迎来了愉快预测：这是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新社会。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效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社民党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观点。
但是繁荣建立在不稳定的根基上，而且从长期来看是不能持续的。事实上，它是三个因素的一种产品。所有因素植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军需扩张，国家管理，以及工人阶级的战斗性。
尽管在1945年之后有下降，因为冷战的关系，军备开支依然格外地高。政府武器合同为一众顶级公司提供了有保证的销售和利润。一份合同一旦签约，在军需生产上的投资，包括研究和开发，事实上是没有风险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在武器生产上的急速发展会刺激整体经济，因为武器制造商会向其他资本家购买原材料、零部件、能源，以及各种服务。而且因为，军需企业的工人会将他们的工资花费在各种不同的日用消费品上。而且，因为军需生产是浪费性支出，它从体系中泄露剩余财富，减少导致经济过热的资本积累趋势，并且对市场、价格和利润都进行了挤压，因此促进了衰退。
第二个因素，是国家更加普遍地行使了经济职能。除了购买武器，战后的国家将主要产业国有化，修建基础设施，扩充政府工作人员，并通过救济金、养老金，以及由医院、学校和其他公共服务机构所代表的“社会福利工资”等形式，进行收入再分配。这同样也为资本家提供了市场和利润，例如，建筑公司修建福利住房，制药公司为公立医院提供药品，或者工厂为国有化铁路网络修建全部车辆。乘数效用在这里再次发挥了作用。
这个因素与第三个紧紧联系在一起：被萧条和战争所激化的，一个工人阶级的好斗性。
统治阶级明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1917-1923年的一波革命中结束的。他们明白，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衰退，刺激了再生的革命高潮，像1936年发生在法国和西班牙的那样。他们同样明白，欧洲工人阶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浮现，既是愤怒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救济金队伍和贫困，也得益于1939-1945年间战时经济下的充分就业。战后立即出现的共产主义威胁也许已经退潮，但左派对于计划和福利的要求，在一个由工人阶级主导的西欧，已经成为普遍，不可能回到20世纪30年代了。
昆廷·霍格，一位保守党官员和下院议员，1943年曾经在英国下院提出了这个改革方案：“如果你不给人民社会改革，他们将给你社会革命。”战后的马歇尔援助有着同样的动机：通过缓和社会不幸来制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在二战之后，欧洲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多亏了美国贷款资助投资，保持充分就业，以及建设福利国家。
“永久性军需经济”的复合经济作用以及“福利国家共识”是一种国家主导的繁荣，它使得资本主义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可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它不可能持久。它没有持久。这个体系的矛盾暂时潜入水中，但它们并没有被溶解，而且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阶段。
帝国的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获胜的强国是为他们的帝国而战。当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就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维持帝国上面。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对殖民地的主权。日本曾经把英国赶出了马来亚，把法国赶出了越南，还把荷兰赶出了印度尼西亚。所有人都回来了。
但改变的更多。在一个极化的世界中，欧洲传统强国不仅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阴影之下，他们在财政上也更加依赖美国贷款，以重建衰败的经济。英国尤其如此。他们在六年的时间里，全身心地投入世界大战，从1941年开始，就已经变得严重依赖美国财政和军事援助。
同时，殖民地中民族主义者对英国统治的抵制日益增长。这反映了本国资产阶级和中产者财富的增加，城市工人阶级群体的扩大，政治组织和工会力量的加强，在战争中已经发展起来的激进情绪，以及越来越频繁的反殖民斗争的成功榜样。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被三波之前的民族主义风潮所动摇——分别是发生在本世纪的20、30和40年代早期。1942年的“退出印度”运动特别有力量，质疑了英国代表3.25亿印度人民宣战的权力。为镇压这起运动，当局采取了极端暴力的形式，但这些事件让一些印度统治者不再抱有幻想。英国驻印度的总督，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在1943年告诉丘吉尔：“保住印度所必须的镇压力量，在战后将超过英国的承受能力。”
战后帝国主义的过分伸手激起了三种反应：镇压、分而治之，以及支持代理统治者。镇压激起了几场全面的殖民地战争。法国与越南进行了一场长期战争（1946-1954），损失了50万生命，以及另一场与阿尔及利亚的长期战争（1954-1962），损失则是100万。英国在马来亚（1948-1960）、肯尼亚（1952-1956）、塞浦路斯（1955-1959）和亚丁（1963-1967）进行殖民战争。这些“肮脏的战争”包括大屠杀、集中营，以及酷刑的广泛使用。
殖民战争，需要从母国出发征伐很长的距离，对抗当地土生土长的民族游击队，这对衰落中的帝国主义列强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在葡萄牙表现得最为清楚。这是一个欧洲小国，在非洲有一个旧式帝国。在几内亚比绍（1956-1974年）、安哥拉（1961-1974年）和莫桑比克（1964-1974年）同时爆发的一系列战争，是1974-1975年葡萄牙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革命是由不满的军官发动的。
在这一系列的战后冲突中，最后发生的是1964到1979年，罗德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反抗种族主义政权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母国”拒绝支持白人定居者。保守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60年对南非的访问中，已经总结了英国统治者的观点。当时他说：“改变之风已经吹遍了这个大洲。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这种民族意识的增长速度是一种政治事实。”其他的，更为狡猾的保护帝国利益的方式是需要的——例如1947年那些在印度“去殖民化”过程中采用的。
长期以来，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都是印度民族主义的主要表达者。其最激进的成员青睐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的联盟，一个跨越次大陆的单一国家，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及支持工人权力。其潜力在1946年2月显示，当时78艘英国轮船和20座海岸站的全体成员发生兵变。学生和工人支持兵变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肩并肩前进。
但更右翼的成员敌视阶级斗争。后者威胁到了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起主导作用的印度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国大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政党，并不是一个革命组织。圣雄甘地，代表国大党右翼，反对兵变，甚至反对更加“左倾”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忙着控制它的企图。这给民族主义运动留下了一个弱点，可以被印度教沙文主义者、穆斯林分离分子和英帝国主义当局利用。阶级斗争倾向于团结被剥削者反抗他们的剥削者。阶级斗争的缺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使人们分裂并易受仇恨政治的影响。
英国积极鼓励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穆斯林联盟——它偏爱一个单独的穆斯林国家——作为国大党的平衡力量。其效果是释放了大量的公共暴力，使得贫穷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其中相互攻击。
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人口是混杂在一起的，特别是在次大陆西北的旁遮普地区。一旦国大党和穆盟领袖同意分割，经过英国的纵容，右翼暴徒就在新国界两端采取行动去对“他们”的土地实行种族清洗。1947年，当印度和巴基斯坦分离时，有25万到100万人死于社区大屠杀。由分享制造的分歧依旧没有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依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争执不休，而且，沙文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继续毒害着这一地区的政治。
英国人已经分裂了他们的对手，排斥了议会反对派，并确保在德里和卡拉奇的新政权赞同外国资本。同样的方法在别处被采用，以控制向本土政权的过渡。
在马来亚，英国发动了一场反暴乱战争，以对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运动。游击队主要是华裔。英国人利用这一点，影响马来人去怀疑华裔少数民族，同时对温和的马来亚政治家许诺永久独立。
在肯尼亚，英国在1956年首先击败了茅茅革命，接着几年之后，1963年，放出了拘留中的重要的民族主义领袖、相对温和的乔莫·肯雅塔，以便同他谈判一场有秩序地向独立的转变。
一些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塞浦路斯。英国无法在岛上击败埃奥卡民族主义游击队运动。相反，他们安排了一次停火并谈判了一场向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权力移交，相比游击队的指挥官格里瓦斯将军，前者是一个更温和的民族主义者。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正式的帝国——直接的殖民统治——在一系列的冲突中解体了。有一些非常血腥，另一些相对不那么残忍。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终结。在转变之中，外国利益通常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高度的经济依赖束缚了许多新独立国家。在一个由巨头公司的军事强国支配的世界上，很少国家能够轻易找到他们摆脱贫困的出路。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政权有时候将试图冲破这个束缚。但当他们这么做时，会发现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它们。全球大国的背景已经改变了。但这些表演者作秀的舞台依旧还在。
石油，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
自从1945年以来，地球上的一个区域得到了列强的特别重视：这就是中东。原因在于，它拥有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大约70%。
石油是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商品。它是燃料，是热，也是光。没有它，资本主义经济就会慢慢停止。石油还有无穷大的利润。世界最大的十家公司中，有五家是石油企业。
1945年之后，美国的石油生产远远跟不上经济增长速度。在50年代，美国只有10%的石油依靠进口，到了80年代，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超过一半。同时，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对石油供应施加了日益增长的压力。中国经济年均增长大约8%，但对全球石油的消费份额，已经从1978年的大约5%，上升到今天的大约20%。
石油是一种关键商品，对其需求一直在上升，但它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中东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战场，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19世纪末期，英国控制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主要为了确保他们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交通。在一战爆发前不久，他们获得了影响中东的第二个、同样紧迫的原因：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将其舰队的能量供应由煤换成了石油。控制伊拉克南部的油田成为一项战略首选。
现代中东由一战所创造。1918年，英国在这里部署了50万士兵，将奥斯曼土耳其赶出了伊拉克和叙利亚。这样，根据英国与其同伙法国的秘密战时协议，中东就被他们瓜分成若干殖民地。
但英国已经加入了其他两项战时协议：他们承诺了哈桑家族领袖的独立权，这是阿拉伯本土一个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政治力量；他们还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定居并为犹太人创建一个民族家园提出支持。这两条许诺的第一个失效了，而第二个得到了遵守。
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在19世纪后期建立的一个右翼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在一战之前，只得到了一小部分欧洲犹太人的支持。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政治上活跃的犹太人都是左派。绝大部分的欧洲犹太人是中世纪犹太教皈依者的后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反犹主义不可避免，犹太人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因此，来自世界上不同地域的犹太人应该在一处单一的地点定居并生活在一起。这个地点选在哪里是次要的。其中一个建议是马达加斯加。
大多数犹太人认为这个建议是一个天方夜谭。他们有工作，有家庭，在居住地有事业。他们融入了当地社区。反犹主义是一个真实威胁，但最实际的反应，似乎是与社会主义者和工会联盟联合起来反对它，而不是做白日梦地幻想逃到一个理想化的“家园”。
是帝国主义给了犹太复国分子动力。他们的领袖理解这一点。他们为回归在欧洲高层进行努力游说，尤其是德国皇帝、俄国沙皇和土耳其苏丹。但实施者却是英国人。在一战中，他们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者鼓励犹太人志愿从事军事服务，这样就能看到一个有利条件：在战后巴勒斯坦建设一个亲英的犹太飞地。“我们能够发展这个国家，”一个复国分子领袖在1914年写道，“带回文明，并为苏伊士运河形成一种非常有效的保护。”
问题在于，巴勒斯坦已经被人占据了。而且在1918年，其70万人口中，只有6万犹太人，其余的都是阿拉伯人，其中大多数是佃农。但在1947年，当英国放弃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权时，犹太人数量已经增加了10倍以上，达到65万人，而阿拉伯人增长了不到3倍，达到200万。这个不同可以解释为在英国当局允许下，大规模的犹太移民涌入。
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欧洲和美国捐助者那里得到了重金。因此他们通过向不住在本地的阿拉伯地主开出诱人的价格，可以买下土地。接着他们移入，并驱逐其家族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工作了若干世纪的阿拉伯农民。犹太人的攫取，以及英国对阿拉伯反抗的镇压，引发了1936-1939年的巴勒斯坦起义。复国主义分子与2万英国军人站在一道镇压了起义。大约5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
随后为了缓解摩擦，英国试图限制犹太移民的比率。这使他们陷入20世纪40年代里，与日益自信的复国主义分子间的武装冲突。巴勒斯坦的失败，意味着英国人培植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如今有了自己的生活。
纳粹的大清洗，给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巨大的深层动力。600万犹太人在一个蓄意灭绝方案中被谋杀，这个发现震惊了世界。这似乎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断言，即反犹主义是如此普遍，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家园。这让许多人感到，国际社会在道义上必须支持犹太复国分子的要求。
1947年，随着英国的撤退迫在眉睫，联合国以调解人身份安排了一个国际和平方案。巴勒斯坦将被分割，领土的55％拨给犹太复国分子——他们只占当地人口的30%，绝大多数是移民定居者。阿拉伯人拒绝了这个方案。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示威。巴勒斯坦人为了自卫组织起来，并且希望得到阿拉伯世界更多支持。但现在的犹太复国分子人数如此之多，组织如此之好，装备如此精良，无法将他们赶走。他们发动进攻，并占领了历史上巴勒斯坦80％的土地。
在1948年，至少有70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亡。
阿拉伯君主们将其规模有限、作风散漫的部队投入战争，他们很快就被打败，但勉强接受了一块自己占有的土地。巴勒斯坦领土的残余部分被埃及和约旦分割。
以色列国在1948年宣布建立。此后它在1956、1967、1973和1982年，对邻国发动战争。1967年，它从叙利亚占领了戈兰高地，从约旦占领了西岸，从埃及占领了加沙地带和西奈沙漠。这一年，另外的35万巴勒斯坦人加入了第二次大逃离。以色列在1967年获得的额外领土，大部分一起保留至今。它继续吞并领土，建立定居点，并鼓励犹太人移民。它也继续打击巴勒斯坦。其高峰是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1987-1993），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2000-2005）和加沙战争（2008-2009）。
以色列是一个建立在驱逐基础上的殖民定居国。因为已经占据了邻国的土地，它永远不可能与它们和平相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对增长扩张领土和增强人力施加了永久的压力。
1956年：匈牙利与苏伊士
1956年是战争、革命与醒悟的一年——一个过去之后再也不可能重来的一年。
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1948年战争和以色列国的建立是灾难性的失败。其效果是在整个中东都有这种感觉。腐败、反动的傀儡国君们承受着来自底层的巨大压力。阿拉伯军队的下级军官提供了这种公众不满的最有效表达方式。1948年，他们已经站在了军事失利的最前线。这些人有很好的理由来拥护改革和现代化。而且因为其职业角色，他们作为一种民族力量组织起来了。
在上涨中的大规模抗议中，1952年7月23日，埃及的自由军官运动筹划了一起军事政变，终结了国王法鲁克的统治。在运动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上校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
纳赛尔的土地改革规划、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尖锐攻击，让他在国内受到欢迎，并且在整个中东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座灯塔。在接管权力三年之后，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1956年11月，英国和法国做出回应，与以色列一道入侵埃及。
对帝国主义强国来说，这次入侵是一场政治灾难。它在阿拉伯世界激起了愤怒的风暴，并在国内引来了大规模抗议。一场由工党和总工会号召的示威，是自二战以来伦敦最大的一次，而以唐宁街10号[1]。外面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达到高潮。美国利用了这次敌对反应，通过威胁切断英国经济所依赖的资金，来终止这次行动。美国的目标，是取代英国成为盛产石油的主要帝国主义强国。因此，苏伊士危机毁掉了大英帝国的任何幻觉：它很显然处在最终衰退期；独立于美国，它不可能继续在世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上升到了新高度。
与此同时，在铁幕的另一端，更加激烈的事件正在演变。斯大林在1953年已经死去了。他的统治已经制造了很多牺牲品；现在，斯大林的警察头目贝利亚被处决。
1956年2月，当新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谴责斯大林时，一场内部的权力斗争在公开舞台爆发。他说，斯大林曾经谋杀过数千人，将上百万人驱逐出境，并在1941年6月的德国入侵危机中被证明是怯懦和不称职的。这个冲击波是无边无际的。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机器已经压制了最微弱的不满私语，突然，一切都有了问题。也许不是所有人在“社会主义祖国”都很好。也许一些批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谎言”。
自从1953年以来，不满情绪一直在苏联内部增长。在这年6月，东柏林一处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当被告知他们必须为同样的工资工作更长时间时，他们罢工了。当他们游行穿过城市时，上万人加入了他们。第二天，整个东德被一场总罢工所控制。在一些城镇，示威者洗劫办公室，攻击警察局，甚至砸开监狱。在7月，暴动同样在俄国本土远北位于沃尔库塔爆发。在5天中，50个矿井停止了作业，25万矿工在罢工。两起反抗都被军队粉碎。但对改革的需求是明显的。
在波兰，两种回忆依旧新鲜：纳粹的长期占领，以及由战争结束所带来的对自由和繁荣的强烈愿望。斯大林的死以及随后对其的谴责，重新点燃了这些希望。1956年6月，像三年前的东柏林工人一样，波兹南工人停止了工作，游行在城市中，并很快与警察冲突，释放囚犯，夺取武器。这场暴动被控制住了，但并不是完全镇压了运动，一部分赞同有限改革的官员操纵了权力。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一位被斯大林拘禁的、有独立意识的波兰领导人，从监狱被释放，并组建了一个新政权。
俄国以入侵相威胁，但被说服后退。哥穆尔卡在一场有25万热情支待者的公众集会上致辞。以一次工人阶级革命开始的行动，已经转变成一起权力政变。10月的波兰之春——正如它被称呼的——仅仅是将权力交给了改良主义派别。
匈牙利的事件进行得相当不一样。波兹南事件和波兰之春是一场在欧洲心脏的工人阶级伟大革命的炸药。在1956年10月22日，布达佩斯理工学院的学生起草了一份14点声明，要求民主，言论自由，释放囚犯，撤走俄国军队，并结束国家对农民产品的强制征收。第二天，学生游行去提交他们的要求。当他们这样做时，上万名工人加入了他们。在晚上，当在无线电台集中时，他们遭到了秘密警察的火力攻击。
工人们用来自运动俱乐部的枪支武装自己。士兵们将他们的武器交给示威者。在整座城市，接着在整个国家，人民委员会和武装民兵夺取了政权。
彼得·弗赖尔，为英国共产党报纸《每日工人》采访事件，报道说这个新的民主政体就像在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丢掉的工人的、农民的和士兵的委员会……他们立刻就成了暴动机构——在工厂和大学、矿山和军队单位中选出的代表的集合，也是武装群众信任的人民自治机构。
由纳吉·伊姆雷领导的一部分匈牙利统治阶级，试图用哥穆尔卡在波兰曾经用过的同样方式——通过驾驭人民革命的猛虎——重新掌权。但这场运动过于强大。事件已经超越了一次政府改组的程度。
11月4日苏军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当工人阶级的聚居区化为瓦砾，数千名匈牙利人一条街一条街地与侵略者战斗到死时，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战区。扮演1905年和1917年彼得格勒苏维埃角色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号召一场总罢工，使这座城市瘫痪了两个星期。
这年11月，布达佩斯在双重政权统治下。工人委员会组织必需品供应，分发面包，维持医疗卫生服务，并制造武器。相反，新成立的卡达尔·亚诺什政权，其权威依靠苏军坦克和炮塔。
但是，工人们不可能战胜3000辆坦克和20万军队，革命不传播到东欧其他地区，这就不可能。罢工失败了，工人委员会被镇压，而包括纳吉在内的350个反对派被处决。即使这样，卡达尔政权依旧是脆弱的。当它争取重新控制匈牙利时，被迫将平均工资提高了22%，并许诺“在所有现在的管理实体中……民主选举”。
在东德，因其在1953年起义中的作用，从共产党中被净化出来的人中，68％在1933年之前就是党员了。这些老革命者是在与他们自己的阶级对抗。新统治阶级中合适的政党工作人员，依旧留在他们的岗位。
彼得·弗赖尔发自布达佩斯的报道是尖锐的。他从《每日工人》辞职并随后被驱逐出了共产党。他并不孤单。在匈牙利革命之后不久的余波中，英国共产党损失了它的7000名党员，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包括许多主要的知识分子和工会主义者。
随着斯大林的崩溃，一个新左派开始形成。而随着革命分子再凝结成新的团队，他们被一些相互矛盾的“反斯大林主义”政治传统所吸引。其中一种在遥远的加勒比海岛的一处偏远山区形成。它将产生一个鼓舞人心的偶像人物，在一个被剥削和不公伤害的世界中，此人似乎是革命理想主义的人格化。他的名字叫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与古巴革命
1956年12月，一支由82名革命者组成的团队在古巴海岸登陆，打算推翻腐败、凶残、美国支持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他们称自已为七二十六运动，以纪念1953年这天对蒙卡塔军营的一次失败的进攻。这次冒险的总指挥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其他领导人还有菲德尔的弟弟劳尔，以及一个阿根廷博士，欧内斯托·切·格瓦拉。
他们中只12人能存活足够长的时间，在遥远的马埃斯特拉山脉发动一场游击战争。尽管这样是，这个组织团结一致，而且吸引到了新鲜成员。到了1958年夏天，他们有200名成员。6个月之后，在1959年1月，他们作为革命战争的胜利者，进入了古巴首都哈瓦那。
美国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看成自己的“后院”。这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被形形色色的将军、地主、实业家和暴徒组成的委托政权所管理。这个系统旨在这一地区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由美国情报机构进行监督。例如在1954年，当一个温和的修正主义政权在危地马拉掌权时，它在一次CIA组织的政变中被推翻。
然而，凑巧的是，巴蒂斯塔已经变得非常不受欢迎，美国已经决定在最后时刻甩了他，并相信自己可以和卡斯特罗达成协议。然而为什么没有？俄国革命是由工人实施的。中国革命是由农民实现的。古巴革命的完成者没有经过二者，它是一次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
卡斯特罗颁布了一系列声明，显示了对自由改革的支待，但除此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迟至1959年5月他宣布：“我们不反对私人投资……我们信任私人投资者的有效，信任他们的经验，也信任他们的热情……拥有国际投资的公司，将和民族企业一样，拥有相同的保障，得到相同的权益。”
革命者们是天真的。使胜利成为可能的，是古巴农民和农村劳动者的支持。这些是美国资本的驮兽。不触犯大企业的利益，他们的生活就不可能改善。
古巴经济欠发达的矛盾使卡斯特罗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他要么停止管理一个巴蒂斯塔式的代理人政权，要么进行土地改革，并运用这个岛屿的财富来资助学校、医院和福利。
起初，卡斯特罗的变化是谨慎的。但他面临的，是美国对于任何能察觉到的威胁，都会进行猛烈报复。一个日益紧张的对峙，以这个岛上美国企业的全部国有化、与苏联发展稳固的商业联系，以及后来宣布古巴的革命为“社会主义”而达到高潮。随后，在1961年4月，中央情报局支持富有的古巴被驱逐者对这个岛进行了一次武装攻击。正如普通古巴民众已经抛弃了巴蒂斯塔，任其自生自灭一样，现在，他们团结起来保卫卡斯特罗政权。猪湾入侵是一场惨败。第二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当卡斯特罗的苏联同盟（暂时性的）在这个岛布置核武器并几乎引发核战争时，美国和古巴之间的不和被密封了。
城市工人在革命中没有起什么作用。农村劳动者曾经为来自边线的革命欢呼，但几乎没有人做过游击战士。这场革命几乎完全是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以及他们沿途成功招募的少量个体农民的行为。因此，古巴革命并不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一个范例。因此古巴“社会主义”，是一个遭受美国抵制的加勒比蔗糖生产岛屿，没有创造力的国家资本主义与经济依赖。其改革是真实的，但它们是由上层发动，并受贫困制约的。
尽管，切·格瓦拉将古巴经验总结成了一种能在世界范围内应用的革命游击战理论。他确定了三个关键要点：
1．大众游击队可以击败正规的政府武装。
2．乡村而非城市，是欠发达世界天然的斗争地域。
3．革命者不需要等待时机成熟，他们自己能够通过组建一支革命游击队伍并充当催化剂，来制造革命。
切强调，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其小规模、机动性强、坚强有力的团队可以提供革命“中心”（基础），启动革命游击战争，并在整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颠覆美国支待的独裁者。
切说到做到。他本来可以留在古巴，继续当一个舒服的、受尊敬的高级官员。但他很快看破了古巴领导人青睐的苏联式经济和外交模式。本质上，他依旧是自己一直以来的那样：一个英勇无畏、充满理想及献身精神的革命战士。因此他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并秘密出行，首先在1965年到达刚果，接着在1966年到达玻利维亚，试图将他的革命理论付诸实现。
但这个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仅仅通过意志力和活力，革命不可能被复制，历史不可能被唯意志论推动。主观因素——领导能力、组织、意识形态——在革命形势中起决定作用，但客观环境必须合适，革命是否可行，同样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平衡、国家的凝聚力，以及大众的意识和信心。
而在两者之间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关系：革命组织必须能够嵌入社会，深入其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这样革命者才能对流行情绪保待敏感，并使需求和呼吁与行动相匹配，以便在可能的时机行动。
在古巴，所有的社会力量都是弱小的：社会精英、巴蒂斯塔政权、中产阶级、劳工运动、农民、农业劳动者。腐败和剥削是地方流行病。生活是悲苦的，但异化疏离和死气沉沉是普遍的。进入这样被掏空的社会，游击队是空中的砂粒。
在其他地方，事情有所不同。在刚果，切被军阀对手的腐败和宗派主义，以及他自己的不良健康击败。但在玻利维亚，他面对的情况更为糟糕。他的大约50人的游击队，深入了一个遥远的山区，发现自己在当地民众的漠不关心与恐惧中被孤立。游击战士们在一次次的灾难中蹒跚而行，而接着，在1967年10月初，剩下的一小部分人被1800名玻利维亚士兵包围，并被全歼。
切被俘虏并立即处决。然而，在一个被苦难折磨的世界，因为其英雄气概和理想主义，他成为革命抵抗的一个偶像。接着，他也许已经成为了这个行星上最著名的一张面孔。
[1]英国首相的官邸。 |
第十六封信进步的理论和实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十六封信进步的理论和实践[1]
1．进步问题的双重性
2．学说的争论
3．提出问题的顺序
4．进步理论的内容
1．进步问题的双重性
我们将研究以前关于进步的现实认识，这一认识培养了人类的进步思想，必须把它与其周围的幻想相区分。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历史任务在思想家面前成为人类研究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对象之一时，思想家不再从理论上解释进步概念，也不再分解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人们不再相信父辈们遗留的社会秩序是不可侵犯时，从这一刻起在他们当中开始形成个人，在当前的社会形态和条件下，个人的思想不再局限于个人利益，而是把发现和实现更好的社会生活形式作为自身的任务，直到世界上不再有争取进步的斗争。
大多数思想家和实践家都错了。在解释理论概念时出现无法明说的、有时完全无意识的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思想家及其朋友的利益的愿望，出现对墨守成规的认识的传统崇拜。甚至在思想家完全真诚和完全希望批判地对待问题的情况下，他的进步概念常常由于在社会事实中缺少观察和经验而备受折磨。在实践中为争取进步而斗争的人的错误是更多的，也是更令人伤感的。一些人非常愤怒地反对他周围的现有的社会制度的缺点，没有时间思考可能改善这一制度的条件，他们没有考虑自己的力量，也没考虑反对者的力量就加入了斗争，他们牺牲自己，毁灭进步的狂热对他们的触动，在历史中仅仅保留英雄的光环，虽然它使一些人盲目，使另一些人害怕，成为历史进步条件的新幻觉，在未来引起新的灾难。另一些人试图抓住所有的复杂条件，害怕自己的活动引起更多的痛苦，犹豫不决地对待以前的传说，怀疑不确定的未来，他们阻止自己和自己的朋友通过适当的方式争取进步的斗争，他们使自己的追随者失去热情，他们战胜不真诚和不理解的人，回避强劲的对手，当他们发现，他们推动的历史风暴完全不接受他们为之斗争的方向，他们准备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幸福时沮丧地垂下了双手。
这些理论和实践的错误后果是令人伤心的。实际上，为进步斗争的人经常成为社会灾难的源泉，甚至直接成为反动的活动家，阻碍人类社会走向更好的未来。实际上，大量关于最好的最合适的社会制度的著作给新的一代留下了困惑：这个“最好的和最合适的”制度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一代的父辈们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实际上，争取进步的斗争所带来的结果与进步本身完全不同。实际上，“最好的和最合适的”对于子孙而言有时候是上一代大多数“进步的”人没有思考的道路，是这一代最真诚地争取最好的社会制度的人所厌恶的和所反对的道路。原始时期的智者坚信对社会的唯一拯救是保留古代的珍贵习俗；但是他们的后代认为这种保留是社会最大的恶，他们在社会形式的重建中，在人的日益增长的理性需求的影响下，建立唯一合理的历史过程。民族内部之间的独立和对立成为古代世界的理想，在争取理想的斗争中人类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牺牲了自己，也毁灭了他人；但是几个世纪过去了，在这些民族中间发展了信仰，民族独立的这个理想一直是人类进步的最有害的原则，所有发达的和不断发展的人类在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上的团结是进步唯一可能的目标。宗教信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对于最优秀的人而言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文学、艺术和哲学的精神体系，但是它们对于这个时期人类思想的最高表现而言仅仅是装饰或者支柱。但是另一个时代到来了，在世俗文明的时代，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人与其说可以从思想和生活领域消灭宗教因素，不如说人获得的唯一真理是在宗教领域之外，唯一与人的尊严相一致的道德是根据人的自然需求，人的逻辑批判和理性的信念。17和18世纪伟大的国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实际上对于19世纪的人而言仅仅是现实经济的幻影。在没有解决国家财富合理分配的问题之前，在不断成长的或者不断骚动的无产阶级日益壮大之前，富有的国家后来提出的经济目标实际上在我们的时代是模糊的和片面的目标。最终，最近几个世纪孤独的经验科学脱离了生活，脱离了迫切重要的问题，在平静的冷淡主义中完成自己对无机和有机世界的占领，对于我们时代的先进的人而言实际上只是科学思维的基本训练，是比较发达的人类应该经历的智力经验；人类把现代知识的最高成就—社会科学作为自身的任务，社会科学不仅不要求学者与生活及其重要问题隔绝，而且一切社会科学都在生活中，如果生活本身在这些全部重要的问题上不仅对自己的信徒提出任务：理解我！——而且提出更多的要求：理解我就要实现我！真正实现我的要求—不然你就是没有理解我！
如果理解进步概念的历史和争取进步斗争的历史是人类迷惑、自欺幻想和血腥错误的历史，那么必须更加迫切地消灭这些迷惑、幻想和预先防止这些错误。如果我们的先辈提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对于他们的后代而言常常是不充分的，那么这一代人可以安于既定的提法、既定的生活和发展的任务。他们应该重新问自己：我们在以前所有的成果和错误思想的基础上如何理解进步的理论任务？我们在我们的先辈们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和他们所遭受的一切失败的基础上如何按照我们理解的进步形式更加合理地为进步而进行斗争？我们错误地理解进步；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认真研究我们先辈们的错误，尽力把我们的错误降到最低。可能，我们会失败；当然，这是可能的；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获得胜利，或者在失败的时候向我们的先辈们说明可能胜利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记住，进步的任务不可避免地是双重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没有争取进步的斗争，没有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进步的任务，不仅不能掌握进步的含义，而且会用我们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手段阻止争取进步的斗争。没有批判地理解什么是最好的，就急忙投入争取最好的斗争时，我们就有可能重复以前时代的大量错误，就有可能为反动或者停滞的胜利而斗争，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在为进步而斗争：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只满足于理论解释，拒绝争取进步的现实斗争；我们要么不明白这一过程的实质，要么有意识地反对我们所认为的最好的。在对进步的理解中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因素，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也从来没有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个人力量之外理解和实现最好的仅仅是重复以前的，仅仅是墨守成规和习惯占据主导地位，仅仅形成停滞；只有个人的思想活动可以重新对社会世界观加以批判，这些世界观本身是由固定的传说自然形成的；有信仰的个人具有持续不断的力量，哪怕这个力量很小，但是这个力量可以使争取进步的战士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能够在与其他社会趋势的斗争中捍卫自己旗帜的社会力量，能够战胜这些趋势的社会力量，能够为了以后的进步战胜停滞和冷淡主义的社会力量。如果是这样，如果历史进步是通过对任何本质过程的理解而获得的，那么他应该明白，如果我们丝毫不参加持续不断的斗争，那么不仅削弱我们的拥护者，而且直接加入墨守成规或停滞的拥护者的队伍中，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由于对真正进步的不同理解，是由于任何反对停滞或墨守成规的进步观，因为无论是在社会学还是在机械学，一切物质的自然惯性只有当存在与这个惯性相对立的力量时，才允许运动完成或者改变当前运动的特征。在社会生活中，这些在没有社会运动的地方创造社会运动的力量，这些在社会运动缓慢的地方加速社会运动的力量，这些在人类革新的时代赋予社会运动其他文明特征的力量，实质上不是别的，也不可能是别的，正是实现这个时代的要求和以前一切时代的思想成果的个人思想和个人能力。任何没有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实现进步的人，按照他对进步的理解，实际上是反对进步。
因此，参加争取进步的斗争是个人的道德责任，这些人已经认识到进步概念的意义。但是如何参加斗争？如何根据我们对进步的理解合理地实现进步？——进步活动家的道德责任在他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阐述。首先，如果他的信念是真诚的，他应该为了自己的信念向其他人解释他所理解的进步观；他应该尽力得到这种进步观的拥护者。但是如果他孤掌难鸣，那么一切分散的个人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无论他们的信念多么强大和真诚；因为只有集体的力量才具有历史意义。因此争取进步的战士有责任加强与志同道合者的联系，有责任加入有组织的集体，因为组成集体的个人有明确的行动方向。与此同时产生另一个道德责任：争取进步的战士形成进步必然性的认识，形成必须改变社会制度或者社会思想的认识；他由于某些有利的情况形成这个认识，也就是允许他批判地和理性地对待他生活和发展的环境；他不应该用幻想欺骗自己，他形成这个认识后，应该立即脱离他周围的环境；他的各种生活和思维习惯都与这个环境相关，所有这些习惯都与社会制度或者社会思想的各种缺点一起产生，他试图在自己的进步观中消灭这些缺点。因此，他在自已身上发现那些进步活动家反对的因素。为了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表现中战胜它们，他不得不与它们斗争，与自己斗争，重新培养和重新改造自己的生活和思维习惯。为了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进步观在思想领域的传播者、集体组织的成员、社会力量的组织者以及争取进步的战士在一定程度上在自己的个人思想和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应该成为实践的榜样，进步在某些方面影响个人的思想和生活。
进步的理想成为个人信念的不可分割的因素，因此确立与这个进步理想一致的个人生活计划是非常必要的，实现这个计划的决心是如此坚决，无论情况是否允许，无论环境是否允许，无论个人在旧的墨守成规和旧的习俗中受到多少压制，无论个人缺点和个人爱好是否允许，这些缺点和爱好都是在重新改造进步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担心自己的理解和信念变化的情况下，人为进步服务，人有责任为争取进步而斗争。
因此，必须清楚地掌握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活动计划，没有它不可能实现未来的进步。必须清楚地明白在实现进步的过程中将遇到的阻碍以及对实现进步有利的条件；必须清楚地明白反对者的力量和手段以及不得不利用的手段；必须清楚地明白社会上哪些人在即将来临的争取进步的斗争是真正的和可能的朋友。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已经制定的计划，为了消灭进步的障碍，为了镇压进步的敌人，为了利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无论这些手段是什么，只要它们不与我们追求的进步理想相矛盾，为了进步的最终胜利，为了在这之后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必须以最合适的方式坚定地利用有组织的集体力量。
因此，为了我的进步信念成为那个我呼吁的人的信念，合理的严谨的论证体系是必要的。对于只认可批判思想的少数人而言，我应该有逻辑的论据。对于那些不太需要概括而需要具体的实证论据的人而言，我应该有直接的重要的事实。对于感性的人而言我应该有感性方面的论据。最终，对于绝大多数仅仅为了个人的切身利益而行动的人而言，我应该在所有人可以感觉到的、可以达到的和密切相关的利益中有最广泛的真实依据。只有这个进步拥有大量的可靠的拥护者，因为这个进步是依据科学的方法，想象的情感和个人利益的计算。
这就是进步的实践条件，只有实践才可以实现进步。
但是所有这些条件本身要求内在的理论。为了在各种不同的社会领域传播思想，为了组织社会力量争取进步的活动和进步的胜利，为了在与人的进步理想一致的方向中合理地改造个人，必须明白许多理论。必须明白那个产生和培养进步活动的环境，必须明白那个形成进步环境和培养批判思想的历史过程，这个思想批判地对待这个环境，建立重新改造这个环境的任务。无论历史运动由于其复杂性和多变性看起来多么混乱和无序，把进步理解为社会制度的自然过程应该成为一切的基础，但是在某些条件下根据某些规律的进步受到某些力量的影响。
因此，进步的内在实践就是它作为自然过程的理论，它作为现实的历史现象的理论，进步的内在实践就是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中运用这一理论，因为社会环境引起进步活动家的实践活动。
2．学说的争论
当前时代进步观的结果是什么？现代社会生活与进步任务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认真地研究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完全矛盾的、看起来不一致的进步观，我们在这些观点中找到一个共同点：我们所经历的时期是任何稳定的社会联系瓦解的悲惨景象，是阶级敌对和个人斗争越来越残酷的景象。这个斗争的结果几乎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治疗大家公认的社会疾病的方法又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认为那些公开诉诸宗教因素解释现实的社会症结和历史事件的人是预言家，他们的学说是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的思想体系。
我们对这些解释社会过程的人过于满意，他们现在仍然这样，或者他们认为他们是以现实为基础的。
首先悲观主义者在我们面前对我们说：所谓的历史进步是人类的灾难不断扩大的必然趋势。所有的道路都导致这个结果。如果我们更好地理解一切本质，那么就明白它是灾难的源泉，随着我们理解的深入就会越来越相信它们不可避免地扩大。
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乐观主义者平静地安慰道：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生存和人类生活在各个方面的提高和改善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灾难、所有纷争都是想象的和暂时的。个人的错误和痛苦，以及对进步的那些偏离和反动只是古老的“时间长河”上的涟漪；它随风而动，虽然风的方向时刻在变，但是任何风不能阻止这条长河的总方向。人类思想的力量不断增强，发现一个又一个真理，阐明以前未知的进步道路。有些阶级通常被说成是现代文明的分支，他们的财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人类各种乐器也在不断增加，与时代融合成一幅和谐的景象。
历史上一些所谓的自然主义者完全保留这两种直接对立的世界观。他们说，进步是各种各样的幻想之一，在人类生活过程的各种事件的更替中，这些幻想一个接一个地哄骗人类。任何理想，所有最好的、最高的理想，个人或者社会的理想——都是幻想或者新的幻想。只有机械—化学的现象过程在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重复阶段中是真实的，它们在宇宙中形成有机的生命过程和意识过程。有机生命从哪里开始，争取生存的斗争就从哪里开始，只有当生命停止，斗争才结束。意识在哪里形成，真、善、美、道德责任和社会关系的幻想就在哪里发展，清醒的但又可悲的真理有时透过幻想的迷雾看到了幻想。一些单独个体的幸福和另一些单独个体的痛苦都是偶然的，在普遍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就像沸腾的液体表面上的气泡。在自然中既没有改善，也没有恶化，既没有降低，也没有升高；只有现象的更替，它们具有同样的意义，任何道德评价对它们都不适用。争取生存的斗争，当前力量之间的斗争是历史过程的唯一现实，所有在这个过程的表面思想和理想仅仅是自我欺骗，它虽然也是意识的过程，但是隐藏正在完善的现实过程的片面性并且继续这种片面性。
历史的现实主义者反对各种空想主义者，完全改变了提出问题的方式。他们说，我们不可能了解物质的本质，对物质的关心也是徒劳的。假设，我们追求理论和实践真理的整个精神世界不是别的，正是虚幻的世界，也就是千篇一律的争夺生存的斗争，我们终究不能揭开物质的实质，终究在现实生活中提出自己的目标，寻找达到目标的方式。无论我们的痛苦和快乐对于“整体”是多么微乎其微，我们仍然会痛苦和快乐。我们寻找真理或者寻找我们认为的真理。我们因为不公正而愤怒，或者因为对于我们的不公正而愤怒。因此，什么是“最好”的问题，什么是进步的问题对于我们永远具有重要意义，无论物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对精神世界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精神世界构成我们的科学、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哲学。从这个观点来看，悲观主义者或者乐观主义者的观点对于我们是一样的。一切历史上不可避免的都是在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活动之外。可能，邪恶和痛苦在整体上难以遏制地增长。可能，它们也难以遏制地减少。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更加痛苦，他们的痛苦是以前历史时代过程的结果，而且他们像我们一样参与发展过程。在我们面前的是人类可能的未来，也是我们不得不参与建设的未来。我们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我们有我们的观点和信念，我们有科学的批判和行动的决心，无论我们的精神和道德品质是什么。因此我们必然对自己说：这里有邪恶和谎言；这里有真理和幸福。这是进步的现象，这是过去退步的事实，因为前者对于我们是不断接近幸福和真理，后者对于我们是不断远离幸福和真理。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不得不参与未来的建设，这就是最高真理和幸福的表现；为了人类减轻痛苦，我们不得不进行斗争。他们说，他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痛苦。可能，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活动反对他们的痛苦，我们知道这些痛苦，我们理解这些痛苦，我们使未来一代可以深入思考反对恶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恶”还没有明确的概念。—对另一些人说，人类的痛苦是不重要的。这是可能的；但是只有他自己能感受到他的真正痛苦，我们有责任在过去寻找对它们的解释，在未来寻找对它们的治愈。进步对于我们是历史向“最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趋势，在这个充满知识的时代我们如何理解进步。对于我们，争取进步的斗争必然影响这个可能的方向，无论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可能的方向完全可以被对立方向代替，因此，争取进步的斗争需要影响所有那些这样理解它的人，而不是别的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及其普遍想法完全是在进步理论之外，我们的实践需要这样的理论。
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应该从确立进步的真正理论的角度进行讨论。
在这里我们将消灭我们时代那些少数的神秘主义代表，他们在宗教的更替中寻找人类的进步，他们把现代的恶看作缺少宗教信仰，在建立新的教义和新的宗教仪式中寻找拯救人类。如果在历史形而上学中保留宗教因素，那么诉诸宗教理解它的现实进步和治愈社会症结未必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对现代社会状况的现实解释是多种多样的，对它的困难的可能结果的现实解释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我只限于几个主要的学说。
现在极少数思想家在思想的世界中认识罪恶之源，他们为了治愈社会的恶，试图在成熟发达的人中建立更加正确的世界观，在社会各个阶级中普及合理的教育。对于充分阐述进步的这些思想家而言，思想可以推动世界。对于他们，科学的发展和世界观的解释就是全部进步，因此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个因素决定所有其他方面。对于他们，争取进步的斗争就是自我发展，就是宣传科学和理性哲学，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清楚地解释这个主要领域就可以消灭人类生存的其他领域的恶。
大多数人都是在生活利益的领域。
一些人说：进步就是在社会制度中加入权利原则，就是建立法治国家，这个国家消灭任何领域的暴力和不平等，保护弱者和抑制强者，实现自由和平等，以集体力量消灭争取生存的极端斗争和争取利润、权力的极端竞争；这个法治国家本身服从它为自己的臣民建立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与自己的所有同志，与其他法治国家一起构成政治单位的平等联邦。对于这些法治崇拜者，进步在过去是向法制国家推进，这种进步逐渐通过和平改革和血腥革命的方式实现，应该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这些手段走向未来。所有其他现象都在这个发展阶段找出根据，在它之外就是有害的虚幻的世界。争取进步的战士应该团结在法治国家的旗帜下，团结在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的原则下。成熟发达的人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力量献给争取这些最高的社会原则的斗争。
但是另一些人反对，法治关系和全部政治生活是更加重要的社会过程—经济发展过程的外在表现。国家的进步在于它的丰富性，也就是由它的外部意义和它的文化的内在发展所决定的丰富性。君主制和共和制等政治形式的差别，各种自由宪法之间的差别消失在世界的生产过程和世界的交易流通中，消失在所有国家、所有人民和所有社会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的不可破坏的联系中。文明是财富的产物，人类的进步在于逐渐发展人类的工业，扩大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更加密切地结合所有人类组织。财富给予独立和力量，产生人的尊严，成为确立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为了达到唯一现实的经济目标，国家的进步可以造成各种各样的牺牲，可以无视各种各样的痛苦，因为牺牲和痛苦是暂时的，当所有密切的经济利益具有团结和和谐的认识时，牺牲和痛苦可以得到百倍地回报。人类争取进步的斗争在于对财富和竞争的自然追求，最聪明和最灵活的人在富有的同时向人类说明最好的财富过程和最正确的进步道路。个人把自己的所有力量献给这场斗争，消灭所有使人脱离理性道路的情感幻想和道德幻想，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评价一切，确立市场价格，个人以最好的方式培养自己的个性，发展自己的能力，成为理性的争取进步的战士，迅速地确立个人利益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和谐和一致。
最近有些作家比较坦率，在这种情况下提出非常奇怪的新学说。他们认为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是幻想，甚至经济利益一致的希望也是幻想。他们在法治国家的概念中找到内在的矛盾。他们说，进步可以通过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和少数人领导多数人的方式实现。国家是统治，而不是权利。它可以建立法治关系，可以在自己的臣民当中建立一定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国家本身对于他们是纯粹的统治。但是政治统治不可能没有经济统治，因此占有国家权力的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也是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也是把他人财产集中到自己手中的阶级。财产的经济垄断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国家权力就不可能有文明，也不可能有进步。进步就是国家统治更加稳固，国家统治存在的条件，也就是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更加普遍；进步还是统治阶级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更加人道地对待被统治阶级，给他们提供更加人道的生活。在这些条件下，争取进步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促使所有权和政治权力从其他阶级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一个阶级的过程，归根结底是世界主宰者的道德宣传使被统治阶级保留一部分人的尊严和幸福。
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虽然反对以前的社会学说，但是吸收每个学派的一部分原则，然后对它们进行完全不同的组合，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个学派的拥护者说，人类的进步在于使社会制度具有自由和平等，使社会生活具有权利和真理，但是国家不能使社会具有这些原则，因为国家在本质上是统治；国家是不平等，国家是限制自由。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不断加强和稳固的情况下，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不仅没有更加人道的生活，而且他们所遭受的物质、精神和道德屈辱不断加剧。法治国家是未完成的理想。因为国家作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毫无疑问具有统治因素，但是它在自身的力量和历史意义上努力以进步的名义把这个因素降到最低。由于社会发展不足，国家作为外部力量，可能很长时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它逐步把自己的职能让位给其他社会因素，它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下降。现在它已经认识到自己完全依赖在社会发展形式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因此，社会真理、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实现不是应该首先在个人和组织之间确立的最好的法律关系中寻找，而是应该在确立更加正确的经济制度中寻找。如果后者是正确的，那么不正确的政治形式不可能长久地确立。
但是现在的经济制度是不正确的。对于大多数人，它不可避免地引起不平等和限制自由。它不可避免地建立一个阶级对于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它引起经济竞争，使个人之间的敌对因素、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的斗争因素不断稳固和合法化。它压制大多数人的个性发展，仅允许少数人发展，但是使他们沉浸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中，从而歪曲他们的发展。进步只有通过这些方式才是可能的：根本改变不正确的经济制度，允许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原则，允许在生活中尽可能地实现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允许在社会生活中用真理的原则代替其他原则。在以前进步仅仅是一些思想的发展，也就是向人们清楚解释物质之间的真正关系、个人发展的真正需求和正确的社会制度的真正要求；进步仅仅是加强社会关系的一些因素，也就是加强个人之间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的因素，并且扩大这个关系直到善于思考的人加入其中。换句话说，进步就是通过不断培养批判思维加强对真理的认识，进步就是不断实现人与人之间团结的社会生活，最终这个团结扩大到所有善于思考的人，从他们的合作到普遍的发展。这个团结应该被确立，当然不是在争取财富的竞争和争取生存的斗争中，而是在所有体力和智力劳动者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在允许所有人和每个人具有个人发展的方式和生产劳动的方式的基础上；在消灭任何物质的或精神的垄断的基础上，在为了共同利益的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对现有社会关系的墨守成规，而且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个人和组织的利益都是与进步敌对的因素，因为少数人将失去自己的统治以及终止一些人与另一些人的竞争，前者是为了获得勉强生存的权力，后者是为了最高的利润和最大化地占有奢侈品。当前许多思想趋向是与进步相敌对的：与进步敌对的是不承认经济利益在社会体系中对其他利益的统治，不承认经济利益的团结是人与人之间团结的唯一基础；与进步敌对的是把进步的主要工具看作是个人利益之间的竞争，而不是他们之间的团结；与进步敌对的是把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作为进步的必要条件；最终，与进步敌对的是把进步或者退步看作形而上学的力量而不是个人力量发挥作用的必然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学说中，争取进步的战士呼吁把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培养成一切具有思维和劳动能力的个人组织之间团结的新型关系，呼吁向每个人清楚解释当前那些促进改革的因素，那些阻碍改革的因素；呼吁培养能够利用一切促进变革因素的集体力量，呼吁培养能够消灭或者破坏在这条道路上阻碍变革的集体力量；呼吁根据个人思想力量的信念，根据个人在争取进步的斗争中反对敌人的力量，根据个人建立社会制度的力量培养自己和志同道合者，当然，这是一个尽可能巩固个人和组织之间团结的社会制度。
以上就说到这。上述学说最清楚和最明确地表达了各种进步思潮，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意义不大的学说，特别是用于以上我指出的各种过渡和中间阶段。但是对于这封信的目的不是列举这些调和主义的学说，而是必须说明它们在进步观上的根本差别。每一种观点都有自己的拥护者，自己的历史，自己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每一种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充分的论据。因此问题是：在阐述各种进步学说的区别时如何考虑那些赞同或者反对某种有争议的学说的论据？如何有意识地停留在某种进步实践中，而它正是某种进步理论的必然后果？—我在这里只是提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我认为对合理解决问题最有利的顺序。提出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不是个人任意提出的问题，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必要的，因为以上已经说过，一个不想寻找进步道路和不想在这条道路上尽力成为战士的人就是反对进步的人。
3．提出问题的顺序
进步在人类历史上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用三份资料。第一，我们可以观察社会，它以什么形式存在，它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它有哪些共同的和敌对的因素，它有哪些合理的和病态的过程。第二，我们有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我们至少可以在历史批判的基础上准确地恢复这一过程的真正方向。第三，我们有不太完善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主要是社会学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心理学和生理学方面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通过以上描述的资料和历史批判要求的资料，通过引导和推论的方法，通过那些与我们在其他科学领域得出结论的方法相比不太准确的方法，研究和分析社会制度及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各种不同因素，说明它们之间的依存关系。
因此，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有三种解决方法。
我们周围的社会是与我们联系最密切的社会，是我们最熟知的社会。看来，最简单的是直接从它开始：难怪教育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永远从已知到未知。因此，我们收集详细的资料，统计数据，比较不同的表格，我们努力解决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什么是进步的源泉，什么是进步或者退步的因素？为了人类的发展任务应该促进什么应该阻止什么？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我们不能盲目反对这种必然性，就像不能反对万有引力定律，什么是个人信念和个人能力创造的结果，因为它能够通过阐释信念和其他方向的能力得到改变。
但是难道对现代社会的这种观察可以允许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的只是漫长的不文明的结果，但是我们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揭示这个过程。
这是一系列痛苦；这是罪犯和自杀者的名单；这是血腥战争、血腥革命的预算；这是劳动者收入的计算，但是这个收入不可能满足他的必要花费。所有这一切——是无可争议的恶，我们以激情和同情的名义消灭这一切。很好，但是如何做呢？
与以前的情况完全不同：越来越强大的技术使各大洲彼此之间相通，给日常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科学的大量成果使观察者疲惫不堪，科学通过充分的解释使没有知识的人明白智力发达的人的思想；在争夺利润的普遍斗争中进行慈善活动；在相互残杀的血腥场面中出现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在各个生命体之间必然有长期的争取生存的斗争，虽然这个斗争无法获胜，但是在生命体之间在为了生存竞争的同时也有团结的壮举。我们不由自主地为这些现代成就自豪；我们想不断扩大成就，并且深刻总结现代成就。我们说，这就是进步的因素，发展它们必须依靠其他因素。如果是这样，但是如何做呢？
如果罪犯和自杀者的数量如此少地影响社会变化，就像每年的雨季和雹灾的平均量？如果我们一直反对的“恶”被另一些更坏的“恶”代替？我们在辉煌的景象中看到人类幸福和发展的因素，如果这些辉煌的景象与令我们生气的社会灾难景象相关，那么随着我们喜欢的美景的增加，这些令人生气的灾难大概也不可避免地达到最高程度？因此血腥的战争和血腥的革命，准确地说，无论是科学和技术的成就，长期饥饿的劳动者，还是这些劳动者的团结，都不是根据随便的命令，而是作为历史过程的结果，成为某些发生作用和完成过程的力量，在这个历史过程的进一步发展中，一些可能被消灭，另一些可能被扩大，一些可能采取行动完成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现代社会的观察向我们说明进步的实践，当我们明白我们周围的现象，也就是自然的或者历史的范畴时；当我们知道，哪些现象取决于自然原因，哪些现象取决于其他经常重复的现象（例如食物的需求），哪些现象取决于在很多代人中发生作用的过程（例如国家的气候和地缘条件）；哪些现象与共存和逻辑依存的条件有着牢不可破的关系，哪些现象是过去历史的结果，哪些现象在某些条件和某些社会力量的影响下产生，哪些现象在另一些条件和其他力量的影响下消失或改变。在我们还没有明白社会制度是以前全部历史的结果时，即使认真观察现代社会制度也不可能获得进步的理论，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是历史力量：一些力量是长期由自然过程决定的，另一些力量是由历史本身形成的，是一次形成的，能够投入斗争的，有时候所向无敌的，并且具有自然赋予的基本的历史动机。
为了理解现代性是历史的结果，不得不研究以上提出的第二种资料—历史材料。我们不得不研究它：什么是在文化条件下不断重复的现象？什么仅与文明的某些形式相关？哪些社会现象在所有因素必然存在的情况下可以永远被观察？哪些因素在各种各样的组合中？哪些历史力量的产生与个人信念和个人能力无关，这个信念和这个能力在哪些历史力量中成为不可分割的因素？哪些动机成为历史的真正基础，也就是任何争取进步的战士不得不考虑的基础？当这些动机开始连锁反应时，它们在哪些组合下成为进步的现实基础？哪些力量虽然是重要的，但是对于进步活动家仅仅是临时的辅助力量，因为它们既没有持续性，也没有永恒性。
毋庸置疑，历史提供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它的材料充分广泛，二是充分提出它的任务。
准确的历史批判要求涵盖比较长期的材料。它是社会景象，有些模糊的景象，与较新的时代相比，与有些危险的时代相比，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景象时更加倾向恢复古代时期。然后是半历史时期和前历史时期，对这个时期只能依靠想象，哪怕是在部分上，而且非常容易加入研究者的个人思维和生活习惯。在这样的方式下，任何历史形态都有在这个时代产生的理由，也有在另一个时代暗淡和衰退的理由，有时候历史学家把历史形态描绘成不变的、长期的和自然的社会制度。古希腊人把奴隶制作为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的机构。大部分现代法学家认为当前的家庭、所有制、司法和审判形式都是不能改变的。现代政治学家几乎在任何时代寻找国家的因素，也就是独立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允许当前制度的经济力量决定内部和外部的政治，不允许未来的任何社会因素把国家的作用降到最低。
历史任务不断扩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提出同样的任务。如果在传记历史的时代，那么没有一本完整的著作充分详细地研究经济力量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阶段的作用。在现有的历史著作中，特别是在学术著作中，哲学世界观的发展与政治事件的进程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融合。尤其是要考虑到在这个社会的当前时代各种组织的共存，一些少数人的组织处于完全不同的精神和道德发展阶段，以各种方式参加思想活动，与此同时还有大多数人的组织，他们也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还要考虑到这些相关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每一个组织完全不同的发展进程，以及这个时期共同的历史生活的形成因素。当然，对于所有历史时期而言，这些任务在现在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当然，绝不能要求这个领域的现代作家完全令人满意地研究这些难题，只有严格研究历史材料才能解决它们，但是一部分材料到目前为止完全被忽视，一部分材料研究地非常不充分，甚至还是未知的；但是对于任何达到现代思想水平的历史著作而言是非常必要的，为了研究者可以发现问题的所有方面；为了研究者能够看到与历史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关的事实，能够理解它们的意义，无论这对于他是否可能。但是我们时代有多少历史学家了解经济领域，可以适当地评价这个事实的经济意义？许多人是否可以独立地理解学术著作的作用？当然，我不是指对这些学术著作与文化总体状况之间关系的考察。许多人是否能够习惯各种社会群体的同时发展，重新想象既定事件对每个群体的各种影响？遗憾的是，不得不否定地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是不清楚地理解生产、交换和财富分配的经济过程，历史学家就永远不能成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学家，因为群众主要从属于经济保障的条件。但是不准确认识思想的科学内涵，历史学家是否可以理解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真正特征。把自己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一些社会群体，或者从不提出这些群体可能或真正的相互影响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形成关于某个时期社会进步的准确认识？
因此，正如以上所说，这些问题都来自于研究进步理论的历史材料，回答它们要求研究资料的人明白社会学的任务及其相互依存关系；为了阐明这些事实材料，研究者应当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相对关系和本质关系，这些关系一部分植根于人的自然需求的根本规律，另一部分植根于暂时的历史需求的规律，因为历史需求是由事件的进程形成，而事件不仅取决于普遍的社会生活，而且取决于某些文化形式的社会生活。历史材料只有在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规律中得到充分解释，这些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因素，它们由历史形成，由历史摧毁，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长期重复的因素。习惯容易加工的食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营养的生理和病理条件，正如意识核心器官的神经活动过程是在各种社会生活形式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直接与生理条件相关的心理过程，与在社会关系和社会需求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心理过程相比，是完全微不足道的。目前关于社会学未必有真理，未必重复真理，社会生活的所有功能随着历史发生量变和质变，历史根据人的各种社会需求的变化、产生和消失建立这些功能的所有机构。因此，历史材料为心理学和社会学规律的结论服务，一旦这些规律被确立，它们又为分类和解释今后的历史材料服务。我们甚至没有着手研究历史材料与进步理论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把已经确立的人的需求理论作为结果，没有把明确认识社会形式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作为结果，没有把明确认识个人在社会变化进程中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结果，没有把明确认识主要的社会力量作为结果，根据一些学说，社会力量必然创造人类的进步，但是根据另一些学说，社会力量在一些情况下促进进步，在另一些情况阻碍进步；最终我们没有把历史的主要过程作为结果，因为这些过程是评价最重要的、不太重要的或者次要的历史事实的依据。更加广泛的和更加深入的研究历史事实可以改变结果，这就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成果，它们首先引起对历史的重新理解；而且不得不在社会学及其相近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的材料的基础上评价和分类历史材料，因为这些领域在现在的认识中是最有可能的。
因此，以上提出的进步理论包括三个问题，按顺序分别是：在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现代材料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什么？
在充分研究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历史进步的各个阶段是什么？
我们观察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观察社会各个群体的思想活动，研究现代制度产生的历史过程，研究历史上主要的进步现象，在此基础上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是什么？
进步实践对于成熟发达的个人是必要的，进步实践取决于如何回答进步理论提出的问题。
4．进步理论的内容
以上提出的三个普遍问题首先包括哪些个别研究？我们努力分析其普遍特征。
为了回答进步是什么的问题，不得不首先明确进步的因素，不得不首先在各种“发展”过程中寻找我们最好的追求。
在这里我们有两个过程，从第一种进步观来看，不得不承认这两个过程，但是它们之间有如此大的区别，以至于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在现实的历史中是相互冲突的。
我们面对的是个人思想、技术发明、科学成就、哲学体系、艺术创造和道德英雄主义的发展。在我们面前是社会团结及其主要动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了生活和发展所有的一切都是必要的；每个人把全部力量用于社会利益、社会幸福和社会发展”。
个人意识的增长、个人在思想领域的发展，毫无疑问对我们而言是进步现象。那些保障个人思想在人类最快发展的条件就是进步的条件。
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的稳定是社会合理存在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个体成员幸福的必要条件。因此，一切增强这个关系的因素对于我们都是有益的进步的因素；一切削弱这个关系的现象，一切在社会中引起敌对的现象，一切在社会中建立不平等的现象对于我们都是退步的、病态的。社会理想对于我们是这样的社会：个人在自身的利益和信念上相互平等和相互团结的社会，个人在相同的文化条件下生活的社会，个人尽可能地消灭一切敌对因素的社会，个人消灭社会成员之间任何生存斗争的社会。
但是这两种关于进步的认识在历史中一直是相互冲突的。
原始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平等的理想，任何思想活动和任何个人发展在原始社会都受到占据主导地位的墨守成规的生活的压制，社会平等在这样的生活中仅仅意味着所有人都同样没有更高的需求，所有人都同样没有机会获得更好的生活。难道人类这种原始的半神秘的状态是合理的和最好的吗？
少数人的思想成果越重要，这些少数人就越吞噬大多数人的生活，就越使大多数人服从他们的统治，就越剥夺个人参与少数人精神生活的任何可能性，这样的社会符合个人思想最高发展的理想，但是个人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奴役多数人为代价的，是以无数的痛苦为代价的。社会环境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促使少数人发展最强大的思想意识，难道社会环境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就可以称为进步的环境吗？
我们知道，原始人没有进步的理想，他们完全服从习俗，就像蚁穴或者蜂房完全服从本能。在可能的条件下，只有当意识增长和新的最高需求增长时，社会才是进步的；只有当个体之间的平等成为每个人更大发展的基础时，只有当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在不断扩大的思想影响下被重新改造时，只有当社会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不是继承下来的习俗而是所有人的信念时，社会才是进步的。
我们知道，个人思想的发展不是满足进步要求的过程，因为它以大多数人的奴役和痛苦为代价。这是片面的现象，少数人的思想成果毫无疑问成为社会的标志，但是对少数人的培养是由他人的痛苦来承担的，因此当少数人在现有的条件下有机会发展自身时，当少数人对培养他们的条件满意时，这个少数人在道德上是不成熟的。只有当这个发展以比较成熟的个人和不太成熟的组织之间的团结为方向时，只有在这个方向的意义上重新改造社会关系时，只有在减少不平等和个人思想的真正进步发展时才可以实现。个人的真正发展只有在成熟的个人组织中，在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中才可以实现，因为在那里个人发展程度的差别尽可能达到最低限度，而且这个最低限度是不断降低的趋势。在合理的社会形式中，个人的发展不是依靠他人的发展，而是所有人在发展的道路上主动合作。
但是这个理想是不可能的吗？是不是必须在两种社会之间做出选择？第一种社会是稳定的、团结的，但是否认个人思想发展的条件；第二种社会具有发达的思想，但是处于个人和组织之间持续不断的纷争和永无止境的斗争中，处于不断重复的内部和外部的灾难中。是不是必须在有思想的少数人和缺少思想发展之间做出选择？因为少数人以大多数人的奴役和痛苦为条件发展自身的思想。是否可以建立与社会成员的信念相关并且与这些信念一致的社会制度，是否可以建立为了共同发展个人合作的制度？个人利益是否永远使个人之间处于相互对立中？他们在使个人成为社会的剥削者或者社会的受难者时，是否永远把个人与社会制度相对立？个人需求是否与社会任务一致？个人利益是否可以成为社会形式的坚固力量，是否可以成为个人思想活动的动机？
在这个理解进步的发展阶段中，不得不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比较，不得不看看它们是如何一致的。
历史的事实说明，在稳定的社会联系和强大的思想活动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中，在社会对个人的剥削中，而且在成熟发达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一致中，个人思想都是卓有成效的，个人是属于社会的，个人呼吁热爱本民族，热爱同胞，热爱人本身，个人加强他们之间团结的意图，加强自己与他们团结的意图，个人呼吁为了共同利益牺牲自我，甚至为了共同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幸福，个人感情和个人生命。发展社会进步文明的思想活动在历史上伴随着反对社会习俗的思想斗争。在争取生存的利益斗争中，在争取幸福的斗争中，在争取垄断享受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与这个斗争相对立的自觉服务社会事业的崇高行为和全部生命献给人与人之间团结的力量。
个人不仅同情地看待他生活的社会关系，不仅服从占据统治地位的习俗，而且他的个人利益不仅在于为了自己的目标利用社会环境，虽然这些目标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目标相对立。个人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将承认他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相同的；他将承认社会关系更加稳定对他是有利的；因此，他的思想活动将以加强社会关系和加强社会团结为方向。不断发展的个人思想的力量在那时将与越来越团结的社会的力量一致。以上两种因素的共同的进步发展将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过程的现象相互促进，成为真正的进步现象。
深入研究一下推动个人活动的动机。这是—习俗的权力、利益的力量、迷恋的激情和信念的道德威力。习俗和墨守成规的统治是与健全的思想活动绝对相矛盾的，绝对被认为是退步的现象。进步的思想通常根据正在发展的理想重新改造传统的习俗。它在对现有的材料进行改造和分类时，成为更加具有批判性的思想。它在自己的领域内成为更加广泛的、更加合乎逻辑的和更加和谐的世界观，成为更加严整的思想和更加包罗万象的哲学。
激情是没有规律的和极不稳定的，因此激情如此少地作为独立的行为动机，以至于占统治地位的习俗被公认为社会生活的进步推动者。只有当激情使本身就进步的利益和信念具有更多的能量时，它才是进步的；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容易成为停滞和退步的工具，也可能成为进步的工具。
现在是利益和信念。当它们在同一个人的心中相互矛盾时，我们可以有幻想家、英雄和孤独的智者，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有特殊的事实，有不能成为社会力量和历史影响的基础的事实。当少数人的信念或者利益与大多数人的信念或者利益相矛盾时，在社会中就没有团结，也没有稳定的关系。社会在面临灾难时，任何辉煌的文明，任何外部文化或者个人思想的巨大成就都不能遮掩社会机体的伤口。社会制度注定灭亡或者根本改变。
只有当少数高度发达的人认识到为了社会制度的稳定他们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他们的认识成为他们的信念时，进步才是可能的；只有当高度发达的个人为了自身利益使社会成为更加团结的整体，并且他们的意图成为他们的道德信念时，进步才是可能的；只有当个人加入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并且使这一力量的所有方面的利益一致时，进步才是可能的；只有当个人在成为这一力量时更加清楚地认识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改造他们的道德信念时，进步才是可能的。然后明确地确立进步的任务。一方面进步是社会意识的增长，它促进和加强社会团结；另一方面进步是社会团结的加强和扩大，它依靠不断发展的社会意识。不断发展的个人作为进步的工具，没有个人的活动就不可能有进步，个人在自身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建立社会团结的规律，社会学的规律，并且把这些规律用于他周围的现代生活，个人在自身能力的发展过程中找到实践活动的道路，并且根据自己的信念理想和自己的认识条件重建他周围的现代生活。
如果思想的利益和社会生活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在这条道路上有真正的进步观和真正的进步实践，那么必须更加仔细地研究和划分个人需求的范畴，他在社会生活中寻找满足这些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社会建立各种职能机构，这些需求还构成历史发展的基本方案。这些需求是基本的、主要的，是思想和生活的发展过程形成的，是这个发展本身决定的，是历史的过渡阶段引起的，是暂时的，甚至是病态的。那些病态的需求使历史进程具有病态的趋势；消灭它们是争取进步的斗争形式之一。确立正确的需求层次，主要的和暂时的需求，清楚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合理关系是批判的思维活动的主要领域之一，批判的思维活动正是为正确的进步实践做准备。无论人是否认识到他的需求，无论这些需求是低层次还是高层次，根据他的个人发展，尽可能地完全满足他的合理需求是历史正确发展的目标。
历史的基本过程就表现为人的基本需求和合理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
纯粹物质的需求以及与最基本的生活过程相关的需求就是基本需求。暂时的需求是由历史形成的，是更加复杂的。人通常抬高它们，但是在它们的后面隐藏着用最好的方式满足所有那些基本需求的意图；其他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成为病态的毒瘤。基本需求最初在形式上是无意识的，建立习俗，而且在单方面满足一种需求的意图中，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大量纯粹病态的、阻碍个人和社会在其他方面发展的毒瘤，思想在争取进步的过程中不得不与它们斗争。在最后的发展阶段，这些需求表现在宗教信仰、哲学世界观和艺术形象中，这些需求作为神秘的或者形而上学的思想，作为艺术或者道德的理想，以禁欲主义的形式或者最高的智慧形式及其自身的基本形式加入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又是病态的现象。基本需求应该得到满足，人的思想的正确活动应该以最全面和最好地满足它们为方向。
与此同时，思想活动本身创造新的需求，与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且又合理的需求，以及在人的发展中形成的需求，也就是历史进步创造的需求。它们既是加速进步的力量，也是正确满足人的主要需求的最强大的工具。批判思维要求揭示习俗和暂时需求的病态特征，从他们的文化习俗、宗教、形而上学、艺术体系和形象中揭示主要需求的现实内容。科学提出关于人的合理需求的层次的明确任务。哲学思维要求个人解决这一任务的各种尝试具有统一性，要求合乎逻辑地重建思维体系，直到这个体系掌握所有科学成就，并且尽可能最低限度地降低自身内容的假设性。艺术创造要求在严整的和热烈的形式中更加清楚地解释人的主要需求和历史需求。道德活动要求创造在生活和行动中实现这一认识的英雄和受难者，要求在社会的重建中添砖加瓦，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可能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消除人的病态需求，通常是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来巩固。
但是在争取进步的复杂斗争中毕竟还有历史的基本过程，还有以最好的方式满足人的主要的基本需求。
在更加深入的研究中，这些基本需求归根结底是：对吃、穿、住和劳动工具等的需求，也就是所谓的经济需求和安全需求。前者创造经济制度及各种不同的职能和机构；后者创造政治关系，外部的和内部的关系。人的全部基本需求不是这两个范畴，也不是与加强或者减弱社会团结有直接关系的需求，因此在这里根本没有研究它们。其他相关的所有需求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都是在历史过程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无论是临时的需求，还是病态的需求，或者是以上所说的需求，都是社会合理发展的产物，都是加速社会进步的工具。
因此，在复杂多样的历史和现代的社会现象的景象中，不得不首先在各种习俗的简单形式中，在对人的活动的宗教、科学、哲学、艺术和道德产物的华丽掩盖下，研究个人和社会的经济利益，研究个人和社会安全的利益，因为这些利益应该首先被满足，因为不满足它们社会就没有稳定性，也没有团结，个人也不能在道德上发展。
但是在这些基本需求之间必须确立思想上的依存关系，因为它决定对进步条件的真正理解。为什么政治或经济利益在社会任务和社会发展中占优势？——是否可以通过国家的正确重建达到经济利益，或者在政治冲突和争取权力的斗争中仅仅认识到经济任务？——是否需要问问古代最有智慧的梭伦，或者问问神秘的乌有之乡的征服者，他们可以通过法律建立合适的经济制度？——是否必须在上议院和下议院，在打着“自由、平等和博爱”旗帜的国民议会，在联邦共和国的华盛顿会议，在伊凡雷帝、阿列克谢或者叶卡捷琳娜的伟大立法的缙绅会议中寻找，它们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是否必须鼓动普遍投票和组织街垒站，像巴黎、维也纳、柏林、罗马那样，在达到政治进步的同时达到经济进步？—或者，可能，人类在这条道路上仍然充满幻想；智慧的“梭伦们”仅仅使现实的经济统治具有法律形式。从来就没有乌有之乡，即使有，在统治他们的经济力量面前也是毫无力量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打破这些力量的方法。那些永远在手中掌握经济统治权的社会组织是否制定了宪法、法典和宪章？在个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中，一切政治革命如果不改变社会的财富分配，是否必然失败？经济重建是否是多余的？重新分配财富的计划是依据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真正改变，这些计划是否可以实现？战斗的党不仅满足经济的要求，而且符合这个时代的经济生活的真正条件，它们的那些要求是否是真正现实的和真正激进的？
在研究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在历史中的相互关系时，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总是倾向经济对政治的主导，借助历史材料可以非常详细地分析事实的真正趋势，不得不说，政治斗争及其不同阶段都是以经济斗争为基础；解决某个方面的政治问题取决于经济力量；这些经济力量每次建立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形式，然后在相应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世界观中寻找理论的理想化，在相应的艺术形式中寻找美的理想化，在维护他们原则的英雄荣誉中寻找道德的理想化。
这些政治力量，这些抽象的思想和具体的理想都是由经济力量创造的，但是它们在确立后，在成为文化制度的因素后，变成了独立的社会力量，忘记或者否认自己的来源，与创造它们的那些经济力量一起加入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使新的经济需求形式，新的经济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封建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被它为了保护自己所建立的国家行政体系破坏，被它自己提出的防止国家中央机关滥用权力的契约思想破坏。现代军国主义保护交易所和工厂主的财产，使它们不受饥饿的无产阶级侵犯，不止一次地成为拿破仑三世、俾斯麦以及他们的仿效者手中的武器，虽然与这些统治者的经济利益根本不一致。平等的理想成为当前社会斗争的双刃剑，资产阶级以它的名义加强自己对以前的封建所有者的统治，而激动不安的无产阶级在这个理想中强调经济平等的因素。
因此，经济力量的斗争日益复杂，因为这个斗争的产物参与到政治形式和理想任务中，这些产物以其在历史存在中的独立权的名义要求自身的统治。但是，无论这个斗争的形式多么复杂多样，它的过程本质上并不复杂。
这个时代的生产和交换条件，在与现有的政治形式的结合中，在与既定的文化习俗的结合中，不可避免地确立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劳动和闲暇的分配以及劳动机会的分配。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少数人，他们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主要财富，垄断主要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权力，几乎不可避免地垄断创造思想活动的闲暇以及思想活动本身。他们尽力加强自身对习俗、法律、信仰、哲学、科学认识和艺术创造的统治。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状况越来越糟糕。思想和生活的习惯越来越使少数统治者脱离大多数被统治者。从少数人的辉煌的外在文化形式和强大的思想成就来看，他们的历史与大多数创造少数人文明的劳动者的社会生活完全格格不入。但是二者的共存产生一些病态的现象。大多数必须服从的被剥削者歪曲少数人的思想活动。大多数人在物质和精神领域都无法得到满足，这越来越激怒他们，使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敌人，使他们成为当前一切社会秩序的敌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社会团结是虚假的，社会存在面临危险。
在古代世界到处存在的这种社会纷争重新上演时，灾难迅速地、果断地降临在孤立的民族中。一个比较贫穷的狡猾的邻居来了，他的意图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占有这个社会少数人积攒的财富。大多数人对即将来临的危险漠不关心。少数人破产或者死亡。全部辉煌的文明消失了，几千年后考古学家非常惊讶地在纸莎草和黏土砖上看到了前所未闻的思想成就；他们哀悼这个被灾难毁掉的“被遗忘的”文明，却忘记了哀悼成千上万的人的命运，他们与文明共存，用自己的血汗创造了文明，却从来没有享受过文明，在文明存在的时代里痛苦地生存着，冷漠地看着它瓦解。
还有另一个结果。思想活动和政治形式的建立导致有利于少数统治者的社会生活，新的社会组织或者利用机会，或者利用生产和交换技术以及政治生活技术的必然发展，为自己争取经济独立和社会影响。在绝对的少数统治者和绝对的多数被统治者之间产生一些中间阶层，一些阶层既有统治的一面又有被统治的一面，自然试图加强统治一面，弱化被统治的一面。思想活动有时几乎全部属于这些中间阶层。技术和交换领域的进步不断加强一部分阶层。文学、科学、哲学、艺术的创造成为另一部分阶层的领地。在思想的舞台上创造各种理想、各种世界观，它们之间相互冲突。各种力量参与争夺社会统治的斗争。一部分力量能够把自己的利益与绝对服从和受苦的大众的利益—真正地或者虚假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占优势的力量，因为它成功地使“社会意识的增长”朝着有利于加强社会团结的方向，无论这个增长是真还是假。这个占优势的力量要么瓦解自己敌人的社会机构，在分崩离析的废墟上发展（如教会组织是罗马帝国瓦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么引起的革命，使被统治阶级达到绝对的经济和法律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形式，在斗争中帮助他们的人通常处于从属的位置，正如在以前的制度中。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它在本质上由新的社会阶层的经济统治决定，这个阶层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政治形式，为了理想化创造新的思想产物，同时为新的中间阶层奠定基础，他们有可能成长为新的社会力量。
但是在这种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它出现的根基经常发生变化，因为现象本身从来不能重复。经济上新的统治阶级根本不能成为自己的先辈，因为他们依靠其他的生产和交换形式；在他们周围有其他社会力量的联合，他们还要考虑其他思想的理想产物，其他的社会习惯，因为它面临着其他灾难。
与此相应的是，争取进步的战士在每个时代还有其他任务：一是传播自己的进步观的机会，二是为了争取进步的斗争组织社会力量的方法，三是培养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具有新的思想和生活习惯，也就是与新的进步观一致的习惯。这些任务永远是正确合理的，并且具有相同的本质。这个本质在于：根据现有的生产和交换条件，利用社会组织的当前惯例和法律形式，考虑各种科学成果、各种哲学体系、各种艺术形式、各种道德理想的情况下，改变社会力量的分配形式，改变主要的财富分配形式；在最大限度地加强和扩大社会团结，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意识的条件下完成这些改变；最终，通过与已经完成的变革完全一致的政治形式，通过最大限度地为这个变化辩护的科学、哲学、艺术的理想产物，通过实现与人的合理需求完全一致的道德理想，巩固已经完成的变化。
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地提出以下问题：历史进步的真正阶段是什么？
在这里首先必须指出文明的历史任务，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理解历史过程的整体阶段。我在第一封信里已经指出了这些任务，但是现在从不同的角度论述。
文明的历史可以说明，文化最初是如何从自然需求中产生的；它如何以习惯和传统的形式在自然需求中增加人为的需求；增长知识，阐释正义，发展哲学和实现理想，在这个基础上思想如何发展；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代替，一系列文化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它们的形式如何使思想活动不受束缚；这样产生的文明如何通过个人的批判斗争而发展，如何由于没有充分理解正义的要求而削弱和毁灭自身，或者如何由于没有充分发展批判思想而陷入停滞，或者如何成为外部历史灾难的牺牲品；批判思维活动不断加强的时期如何加速和复兴人类的进步运动；它们如何被群众深信的传说占主导的时期代替，如何被还不发达的先进的少数人代替；在看起来最不利的形式下，在最不合适的口号下，批评思想如何重新继续发展；政党如何壮大和冲突；如何改变他们旗帜上的伟大原则的意义；批评如何带领人类向前；错误的文明如何逐渐被真正的文明代替；真理的领域如何扩大；如何阐释正义，如何在个人的生活和社会形式中实现正义；如何在他们面前动摇最古老的传说，最根深蒂固的习惯如何消失，最强大的力量为何看起来最虚弱；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名字如何载入史册，进步或者反动如何成为工具；现在如何在人类中培养进步活动的理想，这个理想反对我们时代一切错误的文明和它周围一切公开反动的意图，反对旧时代的各种文化习俗和传说，反对大多数人的冷淡主义。
还可以这样表达文明的历史任务：个人的批判思想在文明中试图加入更多的真理和正义时，如何重新改造社会文化？
根据以前的基础，可以通过以下形式解决历史进步的实际过程的问题。研究者不得不首先研究人类从习俗世界向独立民族的转变。由于各民族之间物质和精神产品的交换不断加深，由于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智力的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在研究者面前产生万能的人的智慧的思想，万能的法治国家的思想和万能的宗教友爱的思想。但是正是因为这些万能的原则与人的基本需求没有根本关系，因此人不能成功地建立人类的团结，而新的欧洲文明的特征是世俗文明，在所有语言和所有流派宣传的万能的科学真理存在的情况下，在对所有人万能的、唯一的宗教信条被保留但是越来越衰弱的情况下，在万能的世界主义的工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新的欧洲文明重新回到独立国家互相矛盾的思想，而世界主义的工业把全部文明的人类或者半文明的人类都包括在自己的生产、交换、货币流通、信贷、交易投机和不可避免的危机的体系中。自然而然，在这里建立的社会理想是矛盾的，不稳定的。在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里两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社会团结的理想。它几乎被民主国家的理想代替，与此同时，它在要求经济原则具有首要意义时，反对瓦解政治理想的政治经济学。但是政治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统治的同盟者和辩护士，作为法治国家的科学内容，很快遇到新的任务，资产阶级对于解决这些任务是无能为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必然引起无产阶级不断增长、日益退化和骚动不安的同时，它及其所要求的政治形式，它在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新的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所产生的理想产物既没有给资产阶级提供任何机会消灭无产阶级的存在，也没有给他提供任何机会阻止无产阶级壮大成社会力量。打着以前制定的民主理想的旗号，经济重建的要求在社会上以各种形式重新出现。最初乌托邦主义者向世界描绘新的景象：人类生活的新组织，资本、人才和劳动之间的和谐，劳动的普遍合作和发展的世界。但是社会力量的斗争从来不能和平地结束。为现代文明作出贡献的劳动者的阵营与利用这一文明的阵营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随着现代思想的发展，在无可争议的最聪明的商人和在市场出卖自己的体力和脑力的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能没有大量的中间阶层。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众多暴动者当中慢慢出现了汲取以前一切思想成果的战士，这些思想在发展中必然提出更加尖锐和更加明确的任务。它把社会学任务作为唯一的科学，作为科学的最高成就。它提出普遍的进化规律，宣布一切社会现象和形式都是暂时的现象和形式，都是“历史的范畴”。它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即将面临不可避免的灾难。通过普遍的竞争，通过整个世界对沙皇手中积累的无数财富的交易投机，劳动者团结的理想与资产阶级的进步理想相对立。政治无政府主义是依据相互交换服务的原则，全能国家是保护投机商人的神圣财产，二者的理想是相互对立的。呼吁所有国家和民族的长期挨饿的阶级“联合起来”，为战胜旧势力而建立新的社会力量的想法在这个号召中实现了，这个力量使旧世界的所有统治阶级害怕，从第一次尝试组织这个力量到现在已经整整8年了[2]。虽然第一次尝试不可避免地组织地不够充分，但是在他们的打击下它没有瓦解。国家之间喧嚣的政治竞争、外交官的阴谋诡计、世俗思想反对教权主义的文化斗争的临时硝烟，从来不能在认真的研究者面前遮掩现代纷争的经济原则和经济任务，正是那些经济原则给我们时代的大多数人带来痛苦，正是那些坚决要求解决的经济任务决定其他一切任务的解决。
正是在理解进步的普遍内容和进步的阶段的基础上产生第三个问题，它是在以上提出的问题中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它与实践最接近：在我们的时代可能的社会进步是什么？
如果目前的制度不正确，如果在制度中存在无法调和的纷争，如果以前的历史破坏宗教、民族和家庭的团结，破坏国家的关系，如果一切旧理想暗淡无光，失去活力，如果现象的社会学关系的普遍规律使我们相信，不能满足经济需求是任何社会疾病的原因，经济重建是治愈任何社会的最必要的第一步，—这个对我们时代必要的重建是什么？在现有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下，是否直接说明如何改变分配？科学、文学、哲学和生活是否在任何真诚的人面前非常清楚地提出那些可以在实践中实现的真理，那些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的理想？是否已经完全毫无疑义地确定，竞争在哪个方向上必然不允许思考利益的一致，不允许建立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团结，团结在哪些方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最不利的条件，在最悲惨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是否可以在以前思想发展的基础上明确地确定社会意识进步发展的最近阶段？
如果我们可以解决经济重建必要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掌握了恢复和加强在现在社会被破坏的团结的明确计划，如果我们掌握了社会意识发展的明确计划，那么哪些政治形式最符合生产、交换、分配等新的经济形式，最符合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集体发展的普遍合作的要求，哪些政治形式最能保障这个进步过程？哪些认识论体系，哪些哲学世界观，哪些艺术形式最能在思想领域巩固新的秩序？在我们时代争取进步的战士为了他的生活合乎他争取进步的决心，应该如何生活？
我们仅仅提出问题，但是我们面对的读者，他们没有扔掉以前那些使他们的思想无法平静，使他们的生活无法墨守成规的书信，他们深入思考这些书信提出的任务，并且已经知道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这些答案不是从书中读到的，不是信以为真的，而是应该从生活中获得的；它们应该成为生命信念的基础。
当一部分答案被找到时，那么它们在重新组合后成为以上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们时代可能的社会进步是什么？它对于社会而言是什么？这个社会欲成为现代人类的最优秀的代表。它对于个人而言是什么？这个人不是渴望平静的墨守成规的生活，不是渴望感官的肉欲的快乐，而是渴望自己意识的思想生命的快乐，而是渴望与人类思想发展相一致的生命的快乐，而是渴望发展人类最广泛未来的历史生命的快乐。
在这个阶段进步理论与它的实践相融合。不理解进步，就不能参与它的事业，这个事业本身清楚说明对它的认识。这个认识要求内在的破坏和大量的生命牺牲，因此是不容易的。这个事业经常破坏人与亲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个人的不切实际的信仰，有时迫使个人脱离家庭、祖国，甚至脱离使人温存和平静的一切，但是与此同时缩小他的进步目标；有时迫使个人远离他被拉进的社会停滞的泥潭，因此这样的事业也是不容易的。一个承担伟大但又危险的任务的人将成为争取自己和他人发展的战士，但是他给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带来牺牲。这些牺牲正是历史要求的。应该解决发展的任务。应该争取最好的历史未来。每一个认识到发展要求的人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当你成为自觉的和公认的进步活动家时，你是否准备做出任何牺牲和遭受任何痛苦，或者你认识到自己偏离发展道路时，你将成为你周围的可怕的恶的消极看客，那么你何时能感觉到发展的要求？选择吧。[3]
[1]1870年初次出版单行本《历史信札》，也就是1868—1869年在《星期周报》上发表的十五封信。1881年，《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一文首次发表在合法杂志上。我现在把该文放在60年代末的书信中，因为它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论述同一个问题，可以向读者说明我在什么方向上改变《历史信札》的整体结构，即使我是在80年代，而不是在60年代。一些重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重复的地方不多，我认为不需要删除。因为读者不会找到与之前文章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我的观点可能比之前的文章更加清晰和明确。—作者注
[2]这里是指第一国际，也就是从1864年成立到1872年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总委员会在海牙代表大会后从欧洲搬到美国。—译者注
[3]由于俄国的书报检查制度，杂志被迫刊在刊登这篇文章时删掉了结尾。遗憾的是，手稿也已经丢失。10年后很难准确地想起那时写这个结尾的思维过程。因此，如果在什么地方还保留着1881年的手稿，那它与现在这篇文章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作者注 |
参考书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参考书目 |
导言：历史为什么重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导言：历史为什么重要
历史如同一件武器。我们如何理解过去，影响我们今天如何行动，正因如此，历史有政治性，并且充满争议。
所有关于现在的知识——其危机、战争和革命，必然具有历史性。我们要制造一台电脑，不能不参考过去几十年来积累的知识；同样，我们要了解今天的世界，也不能不参考过去。我们的统治者清楚这些，同时他们对于自己财产和权力的保护，有着永久不变的兴趣。因此，他们就会用自己对教育和传媒的控制，向社会提供一种净化过的历史观。他们强调连续性和传统、驯服与顺从、国家主义与帝王统治。对于统治阶级的压榨与暴力，以及被压迫者的反抗，他们有意轻描淡写。
过去30多年中，他们的历史观已经变得更有支配力量。历史上的一些帝国，如罗马和大英帝国，已经被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新保守派”们推崇为文明的典范。而中世纪的欧洲，则被重新解释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标杆，而这种经济学特别受银行寡头们欣赏。构建宏大的历史叙述学的努力——也就是说，去解释过去，这样我们就能理解现在，并采取行动来改变未来——已经被后现代的理论家们所蔑视。他们主张，历史没有结构，没有模式，甚至没有意义。这些观念的效果，是令我们在智力上残废，在政治上无能。什么都不做，这就是其传递的信息。因为战争可以促进民主，市场没有替代物，历史不能通过人类有意识的活动来塑造。
本书则定位于一个与之不同的传统之上。它包含了卡尔·马克思在1852年出版的一部政治小册子上的一些内容：“人类(包括女人)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创造，也不能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换句话说，历史的进程不能根据人们的所作所为事先设定。形势可以转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历史，也不单单是由政治家和将军们塑造的；它暗示我们，如果普通民众把自己组织起来集体行动，他们一样可以塑造历史。
本书的起源，是首发于“逆火”（www.counterfire.org）上一系列每周更新一次的论文。为了以图书形式出版的需要，笔者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这个导言，以及一个相当长的结论，都是后来加上的。这些网络章节的集合，组成了一本较长图书的部分内容。每一章都增加了一个简短介绍。我还加上了一个参考书目，以便读者核对出处并寻求深入阅读。同时我还附上了一个大事年表，帮助读者掌握历史的时间轴。
我将网上系列原创进行重新整理和编辑，使其成为一本可以一页页翻阅的图书。但是，你也不一定非要这样阅读。对那些希望理解过去，以指导当下的人们来说，作为一本对重大历史主题进行简短分析的论文集，在需要时使用，它同样可以很好地起作用。
许多改变都应归于以下人士，他们所有人都挤出时间、不辞辛苦地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或部分，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建议：威廉·奥德森，多米尼克·亚历山大，大卫·卡斯尔，林赛·日尔曼，伊莱恩·格雷汉姆一利，杰基·穆赫伦，约翰·雷斯，亚历克斯·斯诺登，阿拉斯泰尔·斯蒂芬斯，弗兰·特拉福德，以及弗农·特拉福德。不用说，我有时被证明是顽固的，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因此最终的结果完全由我自己承担。
一个普遍的批评，是我忽略了某些地方和时期；本书受欧洲中心论甚至是英格兰中心论的影响太深。这些批评合乎情理。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修正，但只成功了一部分。原因是简单和明显的：我是一个立足英国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我的专业知识是不均衡的。像所有的“通才”一样，我从来不能完全逃避自身训练、经验和阅读的约束，因此对于那些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欧洲人的读者，我必须寻求他们的放纵和宽容。
即使在我已经涉及的范围，我怀疑自己也留下了一连串错误和误解，欢迎各位专家的批评指正。这也是“通才”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仅仅是一个辩护。改正错误和误解会使主要观点失去价值吗？如果这样，这个计划就是失败的。如果不是——不管它对细节的误解如何，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主要事件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并发展了人类历史——那这个计划就是成功的。
然而，我希望，它能实现更多：它可以说服一些人，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因此未来就由我们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决定，他们应当积极起来。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因为：“哲学家不过是解释世界，而关键是改变它。”
尼尔·福克纳
2012年12月 |
后记（克鲁普斯卡雅论著译事50年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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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克鲁普斯卡雅论著译事50年忆
卫道治
年华易逝！屈指算来，我迻译克氏论著，从起意到今天，恰好50年。50年来，拙译先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和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凡6本，约240万字，加上有待付梓的60万字，共约300万字。再回首，往事历历，如在昨日。
1954年，我供职于东北师范大学俄语系。在著名教育家、哲学家陈元晖先生的夫人赵洁珍老师的指导下，与她一起，给三年级的学生上俄语翻译课。陈先生关爱青年，提携后进，是有口皆碑的。一日，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上好翻译课，自己必须有一定的翻译实践，要翻译一些东西。这话，我当然是认同的。就在当年，陈、赵两先生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不久，我收到他们寄来的《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俄文原本，嘱我翻译，并告已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计划。怀着跃跃欲试的兴奋心情，我把原书从头到尾粗略地通读了一遍。掩卷之后，感到难处颇多。以克氏的重要著作《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为例，文中涉及到欧洲和北美诸多国家的知名教育人物、重大教育事件和极具影响的教育著作，当时都没有相关参考资料和中译本，甚至书中引用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稿，也没有中译本。我向陈先生表示了难于动手之意。他回信鼓励我知难而进，并延请了该社的陈侠先生审校我的译文。陈侠先生既是教育方面的专家，又精通俄文。刚开始，我边译边寄，他改完后再寄返。他极其认真，不仅指出我误译的所在，而且分析造成误译的原因。有时改动一二字，他的说明却长达几十字。以“克鲁普斯卡雅”的译法为例。当时我国青年普遍阅读的书中，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外，还有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据“卓娅”的译法，把克氏译作“克鲁普斯卡娅”。陈侠先生说，鲁迅早已批评过中国女人姓名总是俗气地加些女性化的偏旁部首的现象，并调侃地说，周府的小姐不必姓绸。因此，陈侠先生主张译为“克鲁普斯卡雅”似乎更“雅”一些，更合乎克氏的身份。他的推敲之工，由此可见一斑。在两位陈先生的鼎力扶持下，这本60余万字的稿子，终于在1959年，即克鲁普斯卡雅诞辰9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初版第1次印刷的印数为21900册（其中精装本6400册）,分上下两卷（精装本合为一卷）。至1983年第4次印刷时，印数已达40400册。这本文集纳入了克氏有关教育问题的主要论文、演说和报告。分编为自传作品、列宁和国民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的一般问题、学前教育、学龄儿童的教育和教学、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几部分。在学龄儿童的教育和教学这一部分，还把论述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德育、体育、美育、教师、教学法的文章分别编辑，以便读者查阅。各部分的材料是按发表年月顺序排列的。为使读者使用该书方便，书末附有人名索引和名目索引。当时出版界好像还没有责任编辑制，因此，陈侠先生在书中连名字也没有出现；此外，根据当时不成文的规定，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译本上，译者的名字只以小号字出现于版权页。我当时用的是笔名卫嘉，那是我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的名字。后来该书第四次印刷时，才改用我的真实姓名。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经陈元晖先生推荐，我借调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参加“上面”抓的一项写作工作。同时调去的，有刘佛年（华东师大）、潘懋元（厦门大学）等数十位教育学界的知名学者，他们多是我的前辈。与他们朝夕相处一年多，耳濡目染，有缘亲炙，使我获益良多。这期间，利用在京之便，我又找到了克氏的许多俄文论著，工作余暇，断续译来，日积月累，又得数十万字。
上世纪80年代初，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院长朱九思先生受国家教委委托，主持了对潘懋元教授主编的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的审定工作，我应邀参加，叼陪末座。在会上，见到了与会的胡寅生君（他当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理论室主任）。60年代他随刘佛年先生去京参加上面提到的写作工作时，我们得以结识。他知道我一直在译克氏的文稿，对我说，人教社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决定出版《外国教育名著丛书》，要我在1959年出版的《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的基础上，另行挑选一些文章，结集成册，准备出版。我将篇目初步选定后，先后请北京师大顾明远教授和吴式颖教授审定；根据他们两人的意见，对篇目作了一些调整。1989年，在克鲁普斯卡雅诞辰120周年时，人教社推出了两卷集的新译本。除自传性作品及少数几篇重要代表作（如《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再次收录外，其余各篇，都未见于1959年的译本。两卷共82万余字。上卷分为自传性作品、十月革命前作品（1899~1917）、十月革命后作品（1918~1925）三部分，下卷为十月革命后作品（1926~1939）。为了读者更好地了解并研究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思想和活动，吴式颖教授写了《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一文，另外，又编写了克氏的生平事迹年表，分别置于新选两卷本的卷首和卷末。
就在我为人教社《外国教育名著丛书》选译克氏文稿时，曾经先后出版过我几本书的湖南教育出版社和湖北教育出版社得知此事后，也约我为他们选译一些，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起，于1989年克氏诞辰120周年时推出。于是，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书简》（近56万字），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论》（近32万字）。前书纳人了克氏1888年到1939年书信近400封。信件内容极为丰富，既论及到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任务以及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的原理、原则和改进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又涉及到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成人教育等教育的各个领域。收件人极为广泛，既有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还有党和国家的干部；既有教育工作者，也有教育对象；既有工人、农妇，也有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书中还附有克氏乘“红星号”轮巡视时的日记。本书为研究克氏的教育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湖南师范大学王隐雄先生为该书写了《作者生平简介》。后书则由我选出了未纳入人教社克氏教育文选的另一些文章、演说和报告。为了有别于人教社出版的克氏教育文选，书名为《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论》。
当年，在克氏教育文选出版后不久，陈元晖和陈侠两先生均曾嘱我：“下一步可以写点研究克氏教育思想的文章了。”垂爱之意，我是领会的。但我未能应命，原因是，当时译文还少，对克氏的了解尚浅，贸然执笔，恐有“瞎子摸象”之失。今天，在有了约300万字译稿的基础上，我可以试笔了。2003年，我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申报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探索”的课题。先由专家通信评议，后经专家开会审定，承参与此事的诸位专家抬爱，幸蒙通过。2004年初，我收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正式通知，告以“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探索”已被列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不才虽已逾古稀之年，但顽躯尚健，自当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努力奋蹄，完成任务，藉以表示我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的崇高敬意，亦为今后有志研究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者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历数陈年旧账，除了旨在简略介绍50年来拙译克氏六书的梗概，还想表明，六书的面世，离不开本文提到的出版社及诸位老师、朋友和同志们的扶持和帮助。区区此意，当蒙读者诸君体察！ |
我们正面临文化革命（在全俄扫盲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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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面临文化革命*
（在全俄扫盲协会[1]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全俄第一次扫盲协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正值列宁逝世两周年的日子，所以我们最好还是来重温一下列宁对我国文化发展中一些问题的看法。
1923年1月17日，即列宁逝世前一年，他口授了一篇题为《论我国革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驳斥了那些认为俄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人。他写道：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2]
他在这篇文章的另一处又重复了这一思想：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3]
他在同一时期写的题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说：“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4]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经历整个发展阶段”[5]。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写道：“……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充分教会居民利用书报，没有这一切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6]
他接着写道：“……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7]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着说：“……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8]
“我们正面临文化革命”，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工农群众自己将以最大的努力取得知识，即通过我们常说的战斗得到知识。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在这一建设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农民将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们为提高文化水平而进行的斗争将具有空前的规模。这是当前极其必要、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
群众脱离文化生活，一字不识，这种沙皇时代的遗患是很严重的。显然，光采用一般的行政方式是不能奏效的。不久前刚刚召开了一次普通教育会议[9]，决定建立一级学校网，而统计学家们却对此有争议，怀疑在七年或十年之内是否能把它建成。是的，如果只是采用行政方式，很可能十年之内也建不成。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搞革命时所采用的方式——发动千百万群众的方式，这种方式将使整个工作具有完全不同的规模了。
“如果群众自己能把工作担负起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列宁1920年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曾讲过这个问题：
“大家都在谈论扫除文盲。你们知道，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单靠苏维埃政权颁布一道命令，或者靠党提出一定的口号，或者派一部分优秀的工作人员去进行这一工作，那是不够的；还需要青年人自己把这个工作担负起来。共产主义就是要男女青年团员自己来说：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联合起来到农村去扫除文盲，使我们这代青年中不再有文盲。我们要努力使青年们能主动地积极地从事这个工作。你们知道，要很快地把俄国从一个愚昧的文盲国家变成人人识字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青年团担负起这个工作，如果全体青年都为大家的利益而工作，那时这个拥有四十万青年男女的组织，就有权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青年团的任务在于要掌握各种知识，帮助那些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摆脱文盲愚昧状况的青年。”[10]
文化革命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人民群众订报的越来越多，他们办起了红角、农村阅览室、农业研究小组。现在，农村里的图书馆挤得水泄不通。群众自己开办了少年学校、成人学校，一切经费概由自己筹措。我们欢迎群众自己办学，并就学校和教师的供给问题与各地国民教育处签订合同。应当支持这种主动精神，并将其引上正轨。
应该明确一点：如果不提高整个文化水平，就不可能单独做到扫除文盲。在既没有报纸，又没有书籍，没有东西可读的地方，是不可能扫除文盲的。如果不激发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不教他们学会把知识用于改善生活、改善对生活的安排，那是不可能扫除文盲的。如果不把扫除成人文盲的工作与对少年儿童进行普及教育的工作联系起来，如果不关心报刊的推广工作，不关心图书馆的组织和自学工作，是谈不上扫除成人文盲的。这些事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紧相联着的。
因此，要建立扫盲小组！
一般说来，扫盲协会的每个会员应该认识到自己是一名文化战士，而扫盲协会应该成为反对愚昧无知的堡垒，是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革命的堡垒。
*这篇演说发表于1926年1月20日。第一次载于《教师报》（1926年2月4日）。
[1]全俄扫盲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20日~24日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代表大对农村和各民族共和国的扫除文盲问题以及扫除妇女中的文盲问题特别重视。
《扫除文盲》自愿协会（简称《扫盲》协会）成立于1923年，至1936年撤销。该会在扫除成人文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协会主席为加里宁。
[2]《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
[3]同上书，第691页。
[4]同上书，第710页。
[5]同上书，第683页。
[6]同上书，第684页。
[7]同上书，第687页。
[8]同上。
[9]俄罗斯联邦各工业省普通教育会议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1926年1月20日至2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
[10]《列宁选集》第4卷，第357页。 |
第十五封信批判和信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十五封信批判和信仰
在前面的信中，我研究了最主要的口号，也就是通常在社会政党旗帜上的口号，对于一切政党而言，它们实际上正确表达了以前的理论：任何一个口号本身不是进步的表达；因为由于各种情况，它或者代表反动，或者代表进步，它或者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者是空洞的辞藻。错误的唯心主义通常研究这些口号，用它们掩盖那些完全外在的、根本不高尚的本能，忘记了那些可以真正理想化的自然需求。因此，伟大的思想，历史的动力，只有在它们的具体意义上，只有在某些情况下作为某些个人的旗帜时，才是真正伟大的思想。只有对它们的具体历史内容的长期批判才可以使人相信旗帜上的口号是夸夸其谈的大话，个人不应该追求虚幻，也不应该成为精打细算的自私自利的阴谋家手中的工具。
在这些信中经常看到“批判”一词，读者有权问我：如果个人永远批判，而且只批判，那么批判是否消耗自身的行动力量？批评意味着不相信，意味着犹豫，意味着充分考虑是赞同还是反对。但是生活是否永远有闲暇？当有人在我们的眼前快要死去时，是否有时间思考，救他是有益还是有害？当政治风暴由于一个偶然的理由鼓动社会和群龙无首的大众时，可能冲到错误的道路上，可能把朋友视为敌人，把敌人视为朋友，或者由于犹豫不决失去自身的一切力量和自身的灵魂，那时难道明白真实情况的公民有权犹豫不决吗？有权错过机会吗？在办公室里美好的东西可能不适用于户外；对学者必要的东西可能对于社会活动家是有害的。
这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批判是一生的事业，是人应该获得和掌握的习惯，由此才能称之为思想成熟的人。当人们看到一个危在旦夕的人时会心情不好，难道不去想也不去考虑是否应该抢救这个奄奄一息的人？与历史运动格格不入的人没有权利认为自己是社会活动家，因为人民的爆发在他的意料之外，他仍然犹豫不决和仔细斟酌：说什么？做什么？去哪里？真理在哪里？什么旗帜是这个时代的旗帜？激发人果断行动的时代是很少的，整个一生都在为它做准备。当个人面临非常可怕的个人情况或社会环境时，没有人会说：去做你自己应该做的事。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时刻准备着。人在培养自身的同时，解决各种各样的生活问题。人在了解各种各样的历史风暴的同时，培养自身加入需要他的斗争。他不是事情开始的时候需要批判，而是为了这件事需要批判。
这个呼唤批判的时刻到来了。社会已经从长久的冬蛰中愤怒地苏醒过来。反对党的旗帜到处飘扬。批判完成了自己的事业。人在总结自己的体力、智力和道德力量的资本时，把这个资本投入事业中。他的批判越严厉、越谨慎、越冷静、越广泛，他的信仰就越强大、越激烈。
确实，信仰，而且只有信仰可以移山倒海。在行动时它应该被人掌握，或者在必须发挥自己的一切力量时它是无能为力的。不是敌人对战斗的党有害，而是没有信仰的冷淡主义者对它最有害，因为他们在他们的队伍中，在他们的旗帜下，有时比最忠诚的领袖更大声地宣传他们的口号；当那个时刻到来时，必须行动时，对他们有害的是那些反对批评这些口号的人，当战斗开始时，对他们有害的是那些进行批评的人，犹豫不决的人，准备战斗的人。
最有力的语言通常可以赋予它们各种不同的意义，但是那些相互争论的人几乎是没有信仰的，正是由于误解，争论双方使用同一个词表达完全不用的对象。
完全没有必要把各种各样的宗教文化、神话、教义或者哲学世界观与“信仰”一词联系起来。人由于自己的信仰为神话和教义辩护、鼓吹，举行各种祭祀仪式，但是这只是信仰的表现之一。准确地说，也完全没有必要把“信仰”这一术语与超自然的认识联系起来。日常生活、自然和历史及其多样性为信仰提供了非常广泛的材料；那个怀疑一切的人可能最具有信仰，因为在对世界的观察中一切都是不同的。
信仰是心理学或者外在的活动，在其中有意识，但是没有批判。当我被认识控制时，我已经无法选择，而且它成为选择其他认识的基础，因为我相信这个认识。用其他人的话来说，当我行动时，我在思考如何完成它，而不是思考是否需要完成它，因为我相信它。当我提出目标和反对批判达到目标的方式时，我相信我的目标，而不是目标本身。
因此，信仰与批判相对立，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人不会批判他所相信的东西。但是丝毫不排除特殊情况，例如，今天信仰的对象可能是昨天批判的对象。相反，这样坚定的信仰是唯一合理的，唯一可靠的。当有这样或那样行动的理由时，行动就是对信仰的检查；但是如果我的信仰不是批判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没有遇到反对的情况，那么谁能保证，在行动时鼓舞我行动的理由与这个信仰不一致时会不会动摇这个信仰呢？
只有批判可以建立坚定的信念。只有培养自身具有坚定信仰的人在这些信仰中可以为坚定的行为找到充足的信仰力量。因此，信仰与批判不是在本质上，而是在时间上对立：这是思想发展的两个不同方面。批判为行动做准备，而信仰激发行动。
形象是在艺术家的想象中形成的。艺术家对它进行严格的科学批判和美学批判。这种批判在艺术家的加工中具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完整生动的形象呈现在艺术家面前。他选择画笔或者雕刻刀表达自己的理想，因为他相信它的生命力，相信它的美。否则他的活动是犹豫不决的，是缺乏灵感的。当绘画或者雕塑是客观的，艺术家才可以开始新的批判过程，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不满，可能会破坏作品。但是批判不参与艺术创作的过程，而生命力的信念参与这个过程。
学者认真确定和仔细研究事实。他们不由自主地在思想中形成一些假定的规律。他所知道的其他事实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记忆中，证明、补充和加强已经发现的科学推论。他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批判完成了自己的事业。他相信已经发现的真理。他走上讲台向学生宣布新的科学发现。他总结经验，及时防止反对意见，提出一种推论，说明新的可能发现。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批判，也不再犹豫：他相信充分批判的力量，他宣告新的真理。在他没有相信时，他没有宣布它，那是因为批判的价值高于一切。
人在与他人越来越接近时，认识到他的优点和缺点；知道他的朋友喜欢什么，然后可以理性地对待各种不同的对象。在这个时候，必须依据朋友的意见这样或者那样行动。这是以前的批判过程产生的结果。人相信或者不相信自己的朋友。他在自己的信念的基础上决定和行动。
生活和社会历史对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人培养真理和正义的理想，一方面在这些理想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在日益积累的生活经验和批判的思想过程的影响下发展理想。人研究他周围的社会文化，研究他不断完善的思想活动，研究现代政党的各种口号的具体意义。他承认没有完美的过程，但是在历史上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他知道没有完全的真理和正义，没有绝对的恶和谎言。但是他明白，在这些历史条件下，斗争只有与这些政党联合才可能成功，只有这些政党可以一个又一个地挑战胜利。当一个政党比另一个政党更好时，进步只有通过它的胜利才是可能的。它是最高的真理，是最高的正义。当然，善于思考的和真诚的人认识到它的缺点，尽力通过自己的影响减少和克服这些缺点，增加真理和正义的比重，这也是他的时代的最好的政党的目标。如果它是强大的，那么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分歧，违背它的领袖，特别是举起自己的旗帜。但是冲突的历史时刻到来了。一切社会力量呼吁争取进步的斗争，或者呼吁维护反动势力的斗争。置身事外—意味着削弱最强的力量。他相信，这是最强的力量，为了信仰靠近它们。批判和分离的时期过去了。所有最优秀的人为了争取可能的进步联合起来。所有人会加入这个政党，因为它承诺最好的未来。人越是严格地批判地研究各种政党的缺点和优点，越是根据自己的批判坚信这个政党有最好的未来，就越是更加愿意为这个选举产生的政党奉献自身的力量，他与这个政党的敌人进行斗争，为这个政党的胜利欢呼雀跃，为这个政党的失败痛苦。思想的批判没有减弱，但是它的时代过去了，它将重新到来，一旦它到来将是有利的时机。
当不需要做出让步而是必须树立新的旗帜和向人类提出新问题时，激励个人行动的信仰将更加强大和更加全面。社会痛苦和批判思想发展了个人的信念。它是孤独的，几乎没有同情它的人。可能，历史风暴在不久前已经消灭了那些斗争的人，他们是为了个人认可的真理和正义而斗争。从各个方面压制古老的文化习俗和传统。敌对政党的思想具有强大的、聪明的和既定利益的代表。如何使个人不气馁？为什么他认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但是没有采取疯狂的措施？尽管阻碍重重，尽管大多数人漠不关心，尽管一部分人胆小，另一部分人可耻，尽管敌人嘲笑，那么是什么激励他投入斗争？这就是信仰。批判使人相信真理和正义就在这里。他相信，对于他显而易见的真理和正义对于他人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相信，激励他行动的思想将战胜他周围人的冷淡和敌对。失败没有使他气馁，因为他相信明天。他把古老的习俗与自己的个人思想相对立，因为历史告诉他最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也将在真理面前崩塌，他相信真理是唯一的。他把用国家力量武装起来的法律与自己的个人信念相对立，因为法律和国家力量都不能使他所相信的真理和正义成为错误的和非正义的。他在敌人的打击或者局势的压制下牺牲，要求志同道合者像他一样斗争和牺牲，如果只相信他为之牺牲的东西。
对此根本不需要超自然的因素。五彩缤纷的神话、无法理解的教义、庄严的祭祀仪式丝毫没有使那些决定为信念生活和牺牲的人具有更强大的力量。确实，在人类历史上更多的是人为的虚幻的宗教和形而上学斗争和牺牲的传说，而不是人为的真正的信念斗争的传说。对虚幻的信仰是可能的，正如对进步思想的信仰。不善于思考和不善于批判的人只有在宗教信仰的过程中才能达到英雄主义，这个过程成为他们唯一的特征，在历史中使他们成为宗教信仰的英雄。善于思考和批判的人通过批判的方式培养信仰的英雄主义，这使他们在生活中进行许多艰苦的和不懈的斗争，使他们牺牲许多幸福，甚至生命，传记作家们虽然全面地介绍他们崇高的智力活动，但是有时没有足够重视甚至忽视了这种信仰的英雄主义。乔尔丹诺·布鲁诺[1]的火刑并不逊于圣劳伦斯、扬·胡斯[2]、斯宾诺莎、费尔巴哈的思想，施特劳斯家族[3]可以忍受贫穷，忍受古代和现代宗教的排斥。共和主义者坚定地死在君主主义者的子弹和刀剑下，正如君主主义者死在议会的断头台上。在所有党派的斗争中那些为了信仰时刻准备牺牲的人，那些为了我们公认的真理和正义时刻准备牺牲的人，既不留恋时间和舒适的生活，也不留恋亲人和生命。信仰甚至可以激励那些没有优点的人。信仰也可以激励那些反动的政治活动家，他们流血牺牲和竭尽全力地阻止他们不能阻止的历史。信仰还可以激励思想的受难者和进步的英雄。
因此信仰是真理和谎言、进步和反动的发动机。没有信仰，进步是不可能的；没有信仰，任何自我牺牲的活动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不是进步运动的充要条件。我们在哪里看到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我们在那里就无权断定存在进步的目标。只有以严格的批判为基础的信仰才可以促进进步；只有批判才可以确定生活的目标，也就是思想成熟的人可以相信的目标。
善于思考的人形成了对利益、真理和正义的认识。有信仰的人为他们相信对他们有用的和合适的东西而斗争；最优秀的人为他们的真理和正义而斗争。这些人的信仰越强大，斗争就越激烈。思想越软弱，批判就越不充分，对有用的、合适的、正确的和公正的认识就越全面，在人类毫无意义的斗争中就越容易失去力量。虚幻可能有无限的多样性，它们可能越多样，就越远离现实。我在第四封信中所说的进步的可怕代价主要就是源于虚幻的认识，没有经过充分批判的认识。人越是相信每一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相敌对，就越在反对剥削者的公开斗争中，在不怀好意和相互不信任的人的秘密斗争中耗费更大的精力。人越来越相信应该有神秘的宗教仪式、虚幻的教义和神话、划分等级和阶层的礼仪，他们就越消耗自己短暂的生命，几乎没有给自己留出真正发展和享受的时间。他们的真理有越多的谎言，他们的正义就越不道德，他们的思想就越糟糕，生活就越繁重。深刻的信仰，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大部分白白地浪费，因为它们没有依据充分的批判。
随着虚幻在思想活动的影响下不断消失，随着虚幻越来越接近现实，可能减少斗争和力量的耗费，因为以最好的批判为基础的新信仰导致和解，而不是敌对。相信唯一的科学真理，在真理中区分虚幻的创造，在思想的领域消灭敌对。相信人格尊严的平等权利是唯一的正义，消灭民族、法律、阶层和经济的各种正义之间的冲突，消灭支持这些偶像的一切斗争。相信个人的发展和正义是唯一的责任，在努力传播真理和正义的过程中调解个人的所有目标，克服由于虚幻的义务所浪费的力量。相信每一个思想成熟的人的最高利益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个原则将导致在进步的道路上最低限度地消耗人类的力量。这些信仰的崇高影响恰恰是因为它们不是通过宗教思想形成的，它们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因素，它们不需要神话和秘密。它们是依据严格的批判，依据在自然和历史中对现实的人的研究，它们只有当呼吁个人行动时才成为信仰。它们的主要信仰是人。它们的宗教仪式是生活。虽然它们不是宗教信仰，但是它们能够激励个人自我牺牲，激励个人牺牲各种幸福生活，甚至激励个人在圣台上牺牲自己的生命。
有些人反对这些信仰，甚至反对它们仅仅属于杰出的少数人。确实如此。人类的进步是非常少的，但是它的代价是巨大的。历史既不会在今天终结，也不会在明天终结，而且进步的未来仍然属于以批判为基础的信仰。
但是进步的未来是否是可能的？现实的历史进步在这里所赋予的意义上是否是可能的？
到目前为止，准确的预见在历史上仍然是不可能的。由于非常复杂，由于缺少不断增长的个人信念，气象学不可能预见欧洲在1872年9月的天气情况，甚至对大陆在人口和植物数量变化等影响下的气候变化的预见也大部分是猜想。但是可以肯定进步在历史进程中的可能性，个人信仰在个人中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因素，到目前为止也无法统计，但是可以预见。可能在非常遥远的未来，科学将达到那些成就，以至于可以预见星体在几十亿年前的变化或者机体形式在几万年前的变化；那时或者稍早一些，大概将有充分的可能性预见历史的现实趋势，因此，必须检查进步理论及其实现的可能条件。现在这样的任务—是幻想。说到进步，没有人认为它能解决问题：事情是如何真正进行的？历史的自然规律是什么？进步理论是道德发展的自然规律在社会学中的运用，是它们如何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进步理论对已经完成的历史事件做出道德评价，如果批判思维的人想成为进步活动家，那么进步理论对他的发展指出道德目标。个人的道德发展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是可能的。个人活动的道德进步只有在一个方向是可能的。进步是否可以实现它的最终任务—这是未知的，正如巴克尔[4]不知道他是否终结自己的“历史”，康德不知道他是否终结自己的“实证哲学教程”。一个人在活动开始时死了，另一个人不仅结束自己的活动，而且一直活到实证宗教的阶段。对于开始活动的思想家而言，这是可能的，偶然的，不具有丝毫的意义。他开始活动，似乎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似乎作者从来没有脱离这个活动。准确地说，批判的个人对进步理论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个人在道德上不断发展；他把自己的道德要求运用在现有的文化形式中，运用在人类财富的分配中；他对自己说：只有这条道路可以实现这些要求；这就是今天可以宣传的思想；这就是今天必须与之斗争的敌人；这就是明天必须准备的斗争；这就是今天和明天都不能实现但是最终可以实现的目标。一旦确定道路，个人应该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我尽力逐一说明这条道路，这就是全部。自然规律是否存在，自然规律是否导致道德进步的规律—这没有涉及个人，因为他现在毕竟还不知道。一切与他的意志无关，一切对于他只是武器、环境、客观认识的对象，但是一切不应该影响他的道德目标。他丝毫没有希望实现信仰时，奥林匹斯神会帮助他达到目标，或者他丝毫也没有担心，他们嫉妒他的独立活动；他丝毫没有发现，有意识的奥林匹斯神是决定论，或者无意识的奥林匹斯神是宿命论。培养信仰，实现信仰—这就是需要知道的一切。进步不是必要的和连续的运动。从进步是最终目标来看，评价历史运动是必要的。从这个观点来看，真正的历史是进步的和退步的阶段。批判思维的个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使自己的活动以促进进步和缩小退步为方向，应该在自己的信念中，在自己的信仰中寻找方法。
[1]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1600年2月被罗马宗教裁判所施行火刑。——译者注
[2]扬·胡斯是14世纪的捷克宗教思想家、哲学家、改革家，曾任布拉格查理大学校长、布拉格伯利恒教堂神父，是捷克的骄傲。1415年因异端罪名被处死。由此激起捷克人民的极大义愤，引起了胡斯战争的爆发。著有《论教会》一书。——译者注
[3]施特劳斯家族是19世纪奥地利维也纳著名的音乐世家，主要指约翰·施特劳斯父子，即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1804—1849）和他的三个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约瑟夫·施特劳斯（1827—1870）和爱德华·施特劳斯（1835—1916）。—译者注
[4]巴克尔（1821—1861）：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家，以其1857—1861年间所著《英国文明史》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
第十四封信国家的自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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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封信国家的自然边界
在上一封信中我谈了社会的政治进步问题，得出了这种进步就在于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国家因素的结论。我必须指出，当代的社会制度在这条进步的道路上走得还不远，强迫国家的一部分居民服从没有经过他们讨论的国家制度，是当代社会的共同规则。这种情况由于下列原因使人们受到更大的压抑：各个国家为了能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保障而不断扩大，随着各个国家的扩大，它们不断占领在人的经济和道德需要方面越来越不相同的地区。当然，个人是没有力量反对那个占领他们居住的地方并使他们承担臣民义务的国家的。但是，为了保障个人能够避免这类经常不断的偶然事件，思想家们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指明国家扩大自然界限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够确定下来，那就可以为每一个国家科学地确定它的存在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它所进行的征服战争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一句话，可以科学地确定一套把地球表面划分为领土的理想办法。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扩大自己领土的明确目标，而在偏离这一目标时它就会去嘱咐后代进行艰苦的斗争，这种斗争毕竟将以国家在某个时候恢复自己原来的自然边界而告结束。这种想法也许会把许多流血冲突和人们的许多痛苦从人类的历史上消除掉，因为应当这样假定：掌握着人民命运的某些领导人也许会明白过来，为了实际上同时代的自然潮流背道而驰的事情去流血和耗费资金应该是多么荒诞无稽的。
但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或多或少合理的原则连一个也都还没有被提出来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自然边界无非是打算对某一小块地盘进行掠夺的一个幌子而已。如果仔细看一下历史上有名的形形色色的占领者的活动，那么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所追求的边界实际上仍然是自然边界，但却完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然边界。他们遵循的是一条向他的野蛮小兄弟们看齐的非常简单的原则：能拿就拿；在这种情况下，实力的自然边界也就决定了国家的自然边界。世界国家一向是这些获得者的理想。不论政府的形式，还是征服者的种族和他们的文明程度，在这里都毫无差别。塔梅尔兰、路易十四、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拿破仑一世、罗马共和国、威尼斯的贵族政体、北美的民主制度全都一样。
如果我们大洋彼岸的朋友们使自己的政治纲领仅仅局限于新大陆，那也无非是一种暂时的耻辱，因为，第一，控制美洲大陆的计划已经足够庞大，可以使以后的几代人找到很多要做的事情。第二，一个包含整个美洲大陆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统治世界所有的国家；因此，它们的独立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第三，如果实现第一个纲领，那还有什么可以妨碍制定第二个更为广泛的纲领？
迄今为止在确定各国自然边界方面所提出的各项原则中，只有两项原则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战略边界和民族边界。
如果各国之间的本质关系就是斗争的话，那么对每个国家来说，把它最能保证不受侵犯的界限，也就是它能以最少的费用来保卫自己的领土不受侵犯的界限作为自然的边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只有在国家准备进行防御并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防御，而且防御者的力量并不逊于进攻者的力量时，这种界限才是适宜的；换句话说，只有当国家的防御能力即使在没有战略边界的情况下也很强大时，这样的战略边界才是好的。如果一个国家不具备上述条件，那么战略边界在任何时候都无济于事。宽阔的江河和浩瀚的海洋，如同高山峻岭、万里长城以及不值一提的四角城堡一样，都很少能阻挡住智勇双全的统帅。对于一个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强大的国家来说，到处都是名副其实的战略边界；在政治上遭到削弱的时候，这种边界只能在地图上存在。
最近时期民族原则对历史事变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在第十一封信里曾谈到过个人同这个原则的关系以及一个民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成为进步的基础。但是在那里不便于对那种使问题复杂化的情况即民族冲突的情况进行分析。如果不注意国家原则，要分析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民族冲突或者表现为国家之间冲突的形式，或者表现为一个国家内部为维护国家完整和争取分离的斗争的形式。虽然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战争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之间是经常发生的，就像在属于同一个民族的各个社会之间经常发生的一样，但是最近有许多人认为，在防止未来的战争和内讧方面，被用以确定国家的自然边界的民族原则是一种最可能的手段。在这一方面这个原则表现出双重倾向：第一个倾向是积极的倾向——使同一个民族的人们联合成为一个国家；第二个倾向是消极的倾向——使人们脱离由异族组成的国家整体。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民族原则的两个方面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进步的。
第一个方面可以概括如下：使所有通过语言、传统和生活方式而由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人们都来履行同一个国家契约，这是自然的和公正的。完全可以理解，对于那些在政治、经济和精神要求方面很不相同的人，也可能存在文化上的联系。用同一种语言的两个集团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环境。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可能有共同的工商业中心，而生活方式相同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工商业中心。对于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人来说，保卫自己的生存和防止邻国掠夺的利益，可能要求更加集中的管理和给政权以最高的特权，而这个民族的另一部分人由于所处的地形特点而具有不受外来侵袭的保障，因此无须这样的集中，而可能力求把国家契约的强制性减少到最低限度。在用一项国家契约把这些形形色色的集团联合起来的过程中，究竟有什么可以被认为是进步的呢？
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居民出于他们的特殊利益和需要而制订的政治条文，要由该领土的另一部分居民予以履行，而他们同前一部分居民只不过是由统一的语言和其他的一些文化特点联系在一起的，难道能说这是一种进步吗？无论是对个别人的真正需求的了解，或者是对他们之间最真实关系的了解，都不能从这种通过强制性的契约人为地把很少有共同之处的人们联合起来的做法中得到好处；在这种联合中很少能在社会形式中看到正义的精神。这种联合给国土上的居民带来的只有相互的敌视，即分离主义倾向的根源，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个根源要比国家解体本身更危险。它把国家变成一个越来越抽象的整体，而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组织，在一个国家联合时越来越把靠行政组织和武力支持的契约的强制性提到重要地位，而不是把利益的一致性和文化习惯以及思想方面的问题的一致性提到重要地位。因此，一个民族的各个社会联合为一个国家丝毫也不能保证促进社会的进步，一个民族分布得越广—因而，由这个民族所组成的国家领土越大，那么就越可能是：国家契约对居民的约束将会更加厉害并将成为社会进步的更大障碍。
但是仍然有理由认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联合与其说是促进社会的进步，不如说是阻碍社会的进步。我在前面几封信里谈过，通过对社会某一原则的理想化，靠这个原则培植了享受这种理想化好处的少数人，并且由于社会的稳固，少数人就负有把这些好处普及到多数人的责任。虽然这是道义上的责任，并且包括少数人本身的利益，但是正如历史上人们知道的那样，这样的任务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实现的。相反，曾经享受过这种文明福利的少数人出于存心不良的利己主义，却想自己独占文明的大部分利益，而留给大多数人的只是文明的重担。国家组织通常成为并且也能够成为实现这种意图的最得力的工具。垄断文明的少数人企图靠国家组织来巩固自己的文明的利益，镇压任何想要改变社会正常秩序的尝试，而这种改变的目的就是要把个人之间的公正的关系带进社会。但是由社会的苦难所引起的这种尝试是由个人进行的。出现了旧法律和旧政体的反对者。改革家们进行了宣传。成立了现行制度的反对派政党，这些政党在某种程度上是朝气蓬勃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唯一道路。因此，社会进步要求使个人有可能试图对现行的社会制度持批判态度，宣传自己的思想，把志同道合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和建立能为争取更正确地理解和更公正地实现社会任务而斗争的政党。否则合法改革的要求就会转而准备进行革命。反对派会变成暴动者；在有利的条件下，他们会变成革命者。当然，这种争取社会进步的个人斗争所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宣传或鼓动（包括口头的或文字的），所用的语言就是其制度受到个人批判的和人们为了自己的改革或革命的目的而必须对之施加影响的那个社会的语言。然而，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独享文明的国家组织要特别打击的正是这些人。所以，如果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住在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内，那么个人就很难对该领土的居民施加影响；批评的思想变得薄弱了；改良政党和革命政党的建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试图把社会推上更进步的道路的人大部分都在斗争中牺牲了，社会的进步缓慢下来了。相反，当几个独立的国家使用同一种语言时，那么它们之间不仅在政治势力范围内，而且一般也在思想领域内很快就产生了竞争。那些由于怀有批判意图而使自己在一个国家遭受和可能遭受迫害的人可以在另一个国家找到避难所。他们的思想在自由中得到了加强。两个国家的文化条件的共同性使语言和思想容易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而不管存在什么样的障碍。进步的政党加强了，社会中实行进步改革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
历史上有许多例子都证实了这一情况。希腊世界由于分成了一些独立的中心，因此这不仅在自由共和国时代，而且甚至在专制的狄亚多希[1]时代，都促进了希腊思想的发展。罗马国家的统一压制了批判思想的发展。欧洲的封建世界，尽管它的文明还处在野蛮状态，它的文化极端贫乏，但却为讽刺文学和论战文明奠定了基础，在宗教裁判所和草菅人命、无视人的自由的统治者独断专行的恐怖时代，这种文明的勇敢精神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对旧法兰西的批判在波旁王朝之所以成为可能和有权威，只是因为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都无法阻止法国文学在他们的国家边界以外的讲法语的居民中间存在。如果德国的大学不是分散在那些像古代的狄亚多希一样尽管自己喜欢专制制度，而是在思想领域进行竞争的各个独立的城邦，德国的哲学思想未必就能得到如此光辉的发展和对自己的对象有如此独立的见解。甚至就古代的罗斯来说也可以发现，罗斯北部对罗斯南部的优势和后来莫斯科对罗斯的优势，在独立自主的民权丧失的情况下，是随着思想研究的削弱而向前发展的。在莫斯科罗斯，批判就只能通过斯切潘·拉辛[2]起义和分裂运动的形式才得以表现出来。
由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各民族分散成一些独立的国家，要比讲某种语言的整个民族联合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之下更能促进加入该民族的各个社会的进步。正因为如此，进步政党更加关心那些在本国政治边界之外但和自己国家是同一种语言的地区的独立，而不是关心把这些领土并入一个国家。当然，具有健全思维能力的法国进步党人在第二帝国时代本应看到，保持比利时和日内瓦独立要比它们加入拿破仑帝国要有利得多。在不存在这种独立领土的地方，进步政党则应尽量关心这些独立领土的形成，因为它们对于个人的自由批判、独立思想的传播和进步政党的强大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总而言之，划分领土的民族原则不应该被认为是进步，一个谋求国家自然边界的民族如果把这种谋求看成是一种进步，把所有讲这个民族的语言的人都并入自然边界之内，那是极其错误的。
民族原则的消极面具有更大的意义。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差别在多数情况下决定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差别程度，足以使国家的统一在这种条件下成为极其苦难的事。在各个不同的民族联合为一个国家时，把这些民族维系在一起的契约多半对一个民族有利而对另一个民族是一种约束，并引起它们之间的相互敌视。冲突的结局要么是最强大的民族吞并最弱小的民族，逐渐抹杀它的民族特点；要么是国家的统一越来越趋向变成几个独立国家组成的联邦。在这种情况下，最弱小的民族为了全力保全自己的生存，便力图组成一个特殊的国家，这是完全自然的事，因为否则它们就会受到灭亡的威胁。争取自身生存的斗争是完全合法的斗争，而渴望保持国家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完全自然的。同样，由于各个大国之间的斗争，就像我在上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国家政权努力保持国家整体的统一也是自然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两种自然倾向便发生了冲突，但是关于正义和进步的问题却同任何问题都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社会党派的各种旗帜一样，无论是为了实现民族原则的分离主义也好，或者是力图保持国家统一的努力也好，在一种情况下可能是进步的现象，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可能是倒退的现象。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各种情况的总和，而不是取决于其中某个个别的情况。
每个民族在其历史的某个时代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思想家的同情，要看它在自己的文明形式中谋求实现真理和正义的程度。当各个民族在国家统一或分离的问题上发生冲突时，凡是对思想领域的问题持批判态度和积极谋求真正实现更正义的事业的民族，都希望为了进步而赢得胜利。一个民族如果要求依靠数量上占优势的粗暴力量，依靠同科学格格不入的传统，依靠早已过时的历史时代，依靠那些在某个时期保护掠夺者权益的契约条文，那就会在各个民族的历史冲突过程中自己给自己签署判决书。历史与其他自然过程的区别正是在于历史的现象并不重复，过去的事情给它留下的只是回忆而已。如果为了过去可以改造现在，那么这样的改造就会无休无止，因为在半个世纪之后，然后一个世纪之后，两个世纪之后，等等，各式各样的冲突和希望，各式各样的英雄和恶棍。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它不可能成为现在的裁判。现在的裁判就是那个在现在的真理和正义的理想（即在现在的思想家头脑里存在的那种形式的理想）中尚未得到实现的未来。
思想家面对的是不能改变的自然规律，这是一切事物的基础，任何最美好的愿望、最符合真理和正义的愿望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思想家面临的物质、思想和道德力量在现在的实际分配，是一种由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的分配，为了新的理想也不能不承认它，因为它已经实现了。思想家面临的是历史在他周围和在他自身形成的真理和正义的理想。在这些理想中蕴含着未来的动力，这些动力的作用则受到不能改变的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的现有基础的限制。为了这些理想，也仅仅是为了这些理想，可以宣布现在的力量分配是正确的。其他任何权利在当前的历史法庭面前都不可能得到承认。一个民族想要在对自己不利的条件下通过争取生存的斗争来保存自己，就必须宣布自己是未来的美好要求的代表，而不是指靠不可挽回的过去。一个民族想要居于其他民族之上，就必须抛弃所有那些用陈腐的原则来禁锢各族人民生活的东西；必须在思想领域里尽可能严格地进行批判，在生活领域里尽可能更好地施行正义。不这样做，各民族的国家发展便没有牢固的基础。如果它们把过去的幽灵作为自己的旗帜，那么不管人们怎样英勇，不管弱者反抗强者的殊死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总是怎样赢得旁观者的同情，它们的生存也将始终是不稳固的和空虚的。如果一个民族把自己束缚在毫无生命的僵死的原则中，那么无论广阔的领土或庞大的物质财富都不会使它在各民族中享有巩固的统治地位，因为它的思想将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最美好的愿望将是无法实现的，它将不得不在思想和道德方面听命于比它软弱得多的那些民族。只有在真理和正义之中才蕴含着各民族的力量。
因此，在为争取国家统一或分离的斗争中，一个完全放弃了过去的幽灵并给思想领域带来批判和生活领域带来正义的民族把哪些因素作为它的旗帜，这就是权力的代表。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不包含实际内容，那么它就成为一个偶像，对它贡献和牺牲是毫无意义的和不道德的。只有正在发展中的个人才能赋予概念以实际内容。只要把真理和正义的要求注入国家的概念之中，人就把偏见的偶像变成最高社会理想的不可分割的成分，为了这个理想，任何牺牲都是合理的和正当的。虽然离理想还很远但在逐渐实现理想要求的地方，民族分离作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正在逐渐消除。美利坚合众国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已经是整个世界移民的第二代了，有的在第一代就成了美国人。在有史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面前，在规定种族权利平等（这种权利平等是专门用来反对奴隶制的）的法令面前，南部诸州的分离主义者是无权显示自己的。另一方面，欧洲和南美的许多分离主义者却经常要求拥有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那些因为其完整性受到分离主义者奋起反对的国家，绝不容许在思想领域中进行自由批判和在社会形式中实现正义。在这里，分离主义者在分离时所追求的国家理想越进步，权利就越倾向他们。而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和分离主义者由于意见不同和过去的幽灵而争论不休，因而很少把现时代的理想列入自己的要求，那里不是为了进步、不是为了人的愿望而进行斗争；那里的思想家由于舍不得花费力气和流血而退缩不前。那里只有历史传奇剧的爱好者贪婪地注视着角斗士的流血斗争，注视着呼喊各种口号的过去时代的骑士的狂热的自我牺牲。荷马艺人将永远歌颂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但是为争夺美丽的海伦而进行的斗争对亚里士多德能有什么意义呢？
当一个民族满怀真理和正义的要求、决心同过去决裂和为进步服务时，它就有权坚决从约束它的意愿的国家统一体中分离出去；或者如果它已经获得了国家的优势，它就有权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政治组织（连同处于低级文明阶段的邻国一起）的稳固性以及物质力量。进步的民族有权从不进步的国家分离出来。进步的民族也有权镇压那些历史上同自己订立国家契约的不进步的民族的分离要求。但是这后一种抽象的权利任何时候都没有实际运用过，因为一个进步的民族不应当同一部分领土上的全体居民的分离主义进行斗争。而同这部分领土上的居民的某个阶级进行斗争则要另当别论。例如，美国北部诸州反对的不是南部诸州的全体居民，而是极力维护自己对多数人统治的少数人。因此，斗争只有在这样的情况才是正当的：捍卫国家统一的民族不仅在不断地改善大多数受压迫者的状况，而且比试图分离的民族能给他们真正带来更高的社会原则。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这里我们遇到一个已经研究过的问题：如果国家原则在其进步发展中应该降到最低限度，那么进步政党是否应当避开国际政治问题而完全转向社会活动的其他方面呢？由于已经说过，历史条件是可能进行任何活动的基础，因此就应当从这些条件中去寻求问题的答案。由于最进步的政党还只占人类的少数，并且由于最进步的民族面临邻国暴力掠夺的危险，所以它们必须准备斗争，必须捍卫进步，使进步具有更多的物质力量。这样一来，进步政党在一段时间里不仅有义务通过批判来捍卫自己的思想和通过说服来实现这些思想，而且还有义务利用现有的国家组织来同领导其他国家的敌对政党进行斗争。
当然，这仅仅是由于国家关系的掠夺和政治战争的危险所引起的暂时性义务。我们看到，政治进步在于把社会中的国家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也就是在于消除政治契约对赞同该契约的人的任何强制性。由于这种进步会把分离主义倾向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各民族之间发生冲突的借口和一些民族以国家统一为名压制另一些民族的借口就会随之消失。与此同时，关于国家自然边界的问题也就将失去它的意义。经济、文化或科学的暂时利益应当使社会互相接近，并确定具有一定宗旨的联邦的临时版图。这个宗旨改变、扩大和缩小联邦的边界，这个边界始终是自然的边界。至于说到最高的统一，那么正如我们在上一封信中所谈到的那样，必须由全人类的科学巩固下来，而对于科学来说自然边界在任何地图上都是无法划分出来的。可能应当追求的前途就是这样，读者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不过对于过去的事，读者当然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内部的强制性原则和国与国之间的掠夺关系占了优势。这种状况给少数在智力和毅力方面出类拔萃的人造成了最大的困难，这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很清楚，过去的先进人物的智慧和毅力通常最明显地表现在政治问题上。当强制力量掌握在那些与强制本身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手里时，自然就会发生滥用强制力量的情况。而这种滥用则很可能导致出现反对派，成立政党，引起各种力量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历史的最引人注目的一面就是国家斗争的历史。制定国家契约的权利实际上属于谁？个人和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契约的制定，反对它的不妥之处和要求对它进行修改呢？谁会毫无异议地遵守国家契约呢？争论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为了争夺王位、争夺高官显爵或大臣职位而进行的斗争，各个政党在报刊、议会等大庭广众的论战中进行的斗争；各个民族为争取独立或征服其他民族进行的斗争；各个国家为争取优势而进行的斗争；优秀人物为争取政治进步而进行的斗争等。
但这是历史的最显而易见的一面，是它的戏剧性的外表，是它的五光十色的服装。善于思考的历史学家的兴趣是要在这外表下面寻找更本质的东西。最富于戏剧性的时代有时只是证明把力量消耗在不太重要的问题上。最富有才干的人有时竟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浪费在最微不足道的问题上。活动的胜利和成就还不能说明个人作为崇高的人的意义。历史的前景应当说明这些事实与人类进步的意义相一致。那些对扩大进步有着极为重要作用的因素，在它刚被察觉出来的时候可能是有意义的。而那种随着社会的进步就失去了自身意义的因素，是没有什么权利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社会中的国家因素逐渐减少到最低限度；因而对于想要在人类历史中进行某种探索的人来说，政治历史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在各个国家每一次发生外部冲突时，就像在它们每一次发生内部动荡时一样，历史学家应当首先问一问自己：哪些非国家因素在这次冲突中、在这次动荡中起了作用？应当要求每个有影响的活动家总结一下：他在减少强制性的国家因素对社会的影响方面做了什么？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止了非国家因素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的扩大和瓦解、广泛的征服措施、流血的战斗、外交计谋、行政命令正在获得新的意义，但已经完全不是从前历史学家的心目中所具有的那种意义了。这些现象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因为它是一种历史的气象过程。猛烈的飓风、地震、瘟疫，特别是美丽的北极光、孪生婴儿和畸形婴儿的不寻常的降生，都是与以上过程具有完全同样意义的事实。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事实的重要性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事实的结果或事实的原因。事实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对它的精心研究，目的是为了找到身心的基本现象的新的普遍规律，或者为了在未来造成事实的有益分配或消除有害分配。是什么样的需要和思想造成这种或那种政治现象呢？这种或那种政治现象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新的需要的出现和旧的需要的改变呢？它在多大程度上动摇或巩固原先的文化呢？它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呢？这是涉及每个政治现象的重大历史问题。接着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根据这一现象来研究人的心理过程、人的思想的灵活性、人对个人发展和正义的企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根据这一现象来研究社会文化对人的心理生活的影响？解决第一类问题就会指出政治事件本身的历史意义。解决第二类问题就会说明这些事件作为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资料的重要性。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然科学高级部分的任务或文明历史的任务都将使政治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1]狄亚多希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各个将领。他们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为争夺政权彼此进行残酷的厮杀。——译者注
[2]斯切潘·拉辛（约1630—1671）：俄国农民起义军领袖。—译者注 |
第十三封信“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十三封信“国家”
虽然在各项伟大的社会原则中，不能说有哪一项原则在被人们理想化的同时没有被滥用过，但就其被滥用和理想化的程度而言，未必有哪一项原则能与国家原则相比。当然，这是有它的逻辑原因。这项原则曾经是推翻封建专制、反抗天主教的神权旨意、反对统治者个人独裁欲望的极为有力的工具。新欧洲的进步政党在反对独裁的历次斗争中，毫不迟疑地把这个原则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国家原则派和法学家们同欧洲的君主结成联盟，帮助他们打败封建主和教权派。斗争是在残暴的势力之间展开的，但是为了国家原则，理想化的做法是美化路易十一、天主教徒斐迪南、伊万雷帝等君主的活动，使他们的活动赢得了明智的和谋求公共幸福的荣誉。到17世纪末，路易十四和斯图亚特王朝相对其他势力已经占了优势，这时进步的政党便提出“国家就是公共幸福”的口号来对抗“朕即国家”的口号，并且展开了维护法制反对暴政的斗争。不过这里产生了我曾经提到过的那种现象。“国家”这个词灵活性相当大，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一些人把国家理解为加强政府的意思，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是对政府的限制，让社会尽可能广泛地参与政治事务。一些人强调要扩大国家的规模及其对外的影响；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实行高明的行政管理、全国整齐划一的法律和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而形成的国家各个部分的机械联系高于一切；还有一些人则一再证明，只有明确意识到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起的各个生机勃勃的、完全独立的中心之间的那种有机联系才是国家。这样有必要进行辩论的倒不是拥护国家或者是反对国家，而是要弄清楚真正的国家到底是什么。关于国家是主要的社会原则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辩的。除了僵死的封建主义和教权主义以外，所有的人在这方面都是一致的，而国家原则对中世纪原则所取得的胜利，对个人专横所赢得的胜利，人们是记忆犹新的。这样保守分子和进步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秩序派和革命派，实践家和哲学家便走到一起来了，他们都承认国家是一种在权力上不能与其他权力相提并论的最高原则，它是一种最高的权力，它容许某些限制，但这与其说是出于承认其他权力，不如说是出于王道。大约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国家的神化已达到了顶峰，德国唯心主义最后的一个伟大代表黑格尔同时也是一个最公开地阐明这种神化的思想家。
然而历史在前进，阐明国家的真正含义的评论界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政治经济学家在社会生活中发现了一些新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同政治格格不入的，但是比政治更加深刻地决定公众的幸福或苦难，而交易所对政治事务的影响则把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主张引导到实践中来。唯心主义者忽略的民族原则宣布自己有权监督外交家们关于领土边界的决定，它的声明往往相当有效，以致连国家原则也不得不服从这一新的（实际上是很陈旧的）原则。结果发现，原来严重地威胁当代社会制度的与其说是政治变革，不如说是社会变革；各个政党交融混杂，它们的作用在各个经济阶级的对抗面前黯然失色。况且在国家理论家中，单单一个保守党就给它帮倒忙了，这个党证明了国家实际上并不是理智和深思熟虑的产物，而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然的文明现象。当然，他们想借此赋予国家以额外的稳定性，但在实际上却破坏了它的唯心主义意义：人正在竭力领悟和改造一切必然的纯粹自然的东西。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把国家的自然现象也改造成为高级的产物，以便使人类理智的分量超过国家的自然现象的分量？
这一切使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不以加倍的批判态度来对待不久前还是崇高至上的原则，揭示出对它的虚假的理想化，并代之以真正的理想化，即弄清国家的最简单形式的自然基础，指出这个原则通过什么途径才能为进步过程所接受，怎样才能适应个性发展，以及怎样才能使真理和正义具体化为社会形式的条件。
只要人们还抱着经济的、道德的和思想的宗旨（每个人可以自由地改变或甚至放弃这些宗旨，而不必担心任何强制）生活在一起，人们就始终处于不受一切法律和政治约束的社会联系之中。人们一经加入一项为缔约各方都必须遵守的契约时，他们的社会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生活阶段。如果监督履行契约的强制力量属于没有参加契约的人们，社会就只受法律的约束。当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责成社会成员履行契约的权力时，社会就会成为政治社会。而当社会把只有参加契约的成员才必须遵守的契约变成那些从来没有对契约表示过赞同的人必须遵守的契约时，或者变成仅仅由于害怕反对契约会对个人不利而才表示赞同的人也必须遵守的契约时，政治社会就会成为国家。学术团体、合法商业协作社和秘密政治组织就是三种形式的最初例证。
由此可见，国家与使一些人服从于另一些人的暴力一样历史悠久。由于社会上总是有很多的人因为智力、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原因，需要其他更聪明、更有知识和更有能力的人来为他们选择生活条件，所以国家制度就在氏族以前的最初的人类集团和氏族的人类集团中，在最初的流动部落中扎下了根，而且至今仍完全不以被称之为社会的政治机关为限。凡是在一个人无异议地服从不是由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条件的地方，他就得服从国家原则。
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解释我在第十二封信的开头提到的关于国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当然，国家的强制性原则完全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这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年代，甚至我们往古代追溯得越远，这一原则就被应用得越广泛。起初，它表现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肉体统治，继而过渡到经济依附，最后通过理想化的途径变成道德力量。
但是，在国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出现了契约的因素，它使国家区别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简单服从。一个家庭的成年人和强大有力的家长左右着年幼的孩子和软弱的妇女，这不是根据强制性的国家原则，而是根据个人所占的优势。同样，先知能控制住信徒，是因为有个人的影响。当家庭中成年的成员可以不服从家长，但能帮助家长控制其他人的时候，当教派中的先知不仅有执行其命令的随从，而且还有助手的时候，在家庭和教派中就出现了国家的因素。一般地说，当一群人为了理解正确的或者理解不正确的自身利益而自愿支持由个人、机关、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作出的某些决定所产生的义务，而这种义务也扩展到其他自愿不参加这个联盟的人的时候，国家便产生了。因此，契约的原则在这里便同强制性的原则结合在一起了，其特点是缔约的人比较少，而强制性扩大的人则比较多。
当然，契约原则的扩大从本质上改变了契约。契约的全部道德和法律的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在于一个诚实的人有义务履行他经过深思熟虑而接受的条款。但是在这里，实际上缔约的是一些人，而契约拟定却扩大到其他一些人。契约是由一个人代表其他一些人缔结的，而这些人对所缔结的契约一无所知，但是却负有履行契约的义务，这就违反了最起码的正义的要求，因而也是与进步的概念背道而驰的。一个法学家怎样看待一项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是由几个人起草、批准和变成由成百上千乃至几百万人必须遵守的契约（可是谁也没有授权这几个人去签订这样的契约）？一代人订立的契约要求后代人必须遵守，要求后代人在没有用暴力推翻或者没有用鲜血摧毁这些契约时必须遵守上一代人订立的契约，这样的要求是否是正义的？当然，在这一类契约里是没有正义的，它们的前提只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或者从契约中得益的相当大多数人的人，这些人靠自己的组织或自己的多数而用暴力强迫一切对它们不满的人服从国家契约。要么退出国家，要么履行国家契约—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每个臣民面临的抉择。
如果不满这项契约的人数不多，那么这种抉择只能使他们痛切地感受到，他们不得不在他们所憎恨的法律的桎梏下受罪，或者去体验牺牲最起码的舒适生活的乐趣，体验因为不执行或反对这些法律而去坐牢、流放和被判处思想的乐趣。最后，不满的人还可以侨居国外。只要这批不满的人是一盘散沙，他们就将永远遭受压制。这种压制的时间延续得越长，同时法律秩序越混乱，这种环境就越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感到沮丧，使他们丧失清楚的理解力、刚毅的性格、信仰和为信仰而斗争的能力以及社会团结的意识。
但是，随着不满的人形成日益壮大的社会力量和组织起来，他们已经变得不可忽视，连国家制度本身也受到了威胁。这种威胁有两类。如果不满的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或密集在主要的中心，那么国家就会面临通过改革或革命来改变其根本法的危险。如果不满分子集中在国家的某一部分地区，那么国家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联系都是不巩固的，之所以不巩固，是因为国家的法律是一种虚拟的而不是实际的契约，因为国家有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必须服从国家契约，但是从来没有向他们征求过关于契约的意见，他们也从来没有对契约表示过同意，他们服从契约仅仅是出于无能为力，出于毅力不足或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力量。
随着参加国家契约的人数的增加，国家契约变得越来越巩固。因为，第一，其中不妥之处很快被人发现，可以更合乎实际地进行讨论，并且通过改良而不必通过革命就能很容易地予以消除；第二，有更多的人承认国家的法律是自己必须履行的契约；它的反对者则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宁愿服从它。显然，理想的国家制度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成员都把法律看成是全体自觉接受的相互间的契约，这个契约的改变要征得缔约人的一致同意，它只对那些同意这个契约的人才有强制性，这是因为他们既然赞成这个契约，他们就得为违约而受罚。
但是读者会立即发现，从国家原则的实质本身得出的理想正在竭力否定该原则本身。国家不同于其他社会形式的地方正在于国家的契约是由少数人通过并被他们作为大多数人必须遵守的契约而保持下来的。国家联系的两个来源—强制的自然因素或契约的人为因素—相互冲突起来，因为后者为了正义而力求减少强制性。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进步应当表现为缩小社会生活中的国家原则。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政治进步表现为两种趋向。第一，为了建立自己的专门机构，国家因素正在从当前的社会要求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形式中分离出来。第二，强迫多数人服从国家契约的人越来越少，而国家的虚拟契约却变得更实在了，国家的联系在巩固，但是与此同时，它却直接接近社会的联系。这两种趋向可以叫作进步的趋向，因为前者是指国家的理论真实，后者是指把正义纳入国家形式。然而这两种趋向在其实现过程中都要使人类生活中的国家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
当夫权、父权和家长权在比较文明的社会里几乎失去了全部强制力时，当经济义务由于得不到履行而交由与此无关的人审理时，当司法同教会和行政分离时，—法律的强制就由人的那部分活动来承担了。有许多人可能活了一辈子都几乎没有感觉到国家因素的压力。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的作用在思想家的理论中起了变化。家庭的理想变成了相爱的人的自由结合，变成了长辈对晚辈的理性教育。主宰一切的和偏执的教会理想，被个人信仰自由的要求和信徒们为了信仰的实际任务而自由联合的要求所代替了。经济联合的理想变成了对自由的、团结一致的社会的憧憬，在这个社会里没有社会的寄生虫；竞争已经消失而被代之以普遍的合作，人人为公共幸福和共同发展而劳动，同时，劳动变得丰富多彩，并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它不仅不再是沉重的负担和使智力衰亡的因素，而且本身就包含着快乐和发展的因素；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按照他个人的需要从团结一致的社会中得到他生存和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工作，因为任何人都意识到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就是自己的发展。
这样一来，起初扩展到家庭，扩展到奴隶主同奴隶、地主同农奴、私有者同无产者的经济联系以及扩展到各种法律形式—财产继承的、教会的、官僚的等法律形式的强制因素，也就逐渐在这些方面失去效力。诚然，文明的习惯还在支撑家庭中的专横霸道；资本仍在统治无产者；终身制的选定法官和独立陪审员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时还在听从政府当局的指示；这些“社会良心”的代表人物往往不过是阶层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而已。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在这里面临的仅仅是个人滥用权力的行为，这一情况在那种只有最有修养的寥寥无几的少数人受到思想原则的指导，而大多数人却是在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影响下进行活动的社会里是难以避免的。另外，我们看到了阶级斗争的结果，由于阶级斗争越来越带有自觉性，所以斗争就越来越尖锐；这里的祸害只有随着斗争本身的停止才有可能消除，祸害的出现已经不取决于个别场合的强制因素，而只取决当前社会中一个阶级迫使另一个阶级处于不利地位的这种状况。为了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承认和正在通过自然的途径力求得到圆满地实现的理想，现在和将来都要进行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制因素的斗争。这些理想的一部分在当前的制度下是为了个人的自由竞争而得以实现的，完全不以这项原则的其他结果为转移。理想的另一部分一定要在普遍合作代替这种竞争的时候才会得到实现，许多思想家希望到那时消除社会上的全部强制因素。
但是，社会形式的理想对强制因素的容忍程度越低，它对自由的要求就越强烈，它就越应受到保护，以防个人偶然滥用权力的行为。即使认为在所有这些领域里进行合乎道德和理智活动的人不容许自己去实行强制，那也应该记住在第十封信中所指出的，即合乎道德的、理智的活动仅仅是人类活动的种类之一；除此之外，人还会在肉欲、陈规旧习或感情冲动的影响下，不由自主地进行活动。可以指望，人类的进步将会减少用于这类活动的行动；但是只要这类活动还在，只要人的智力和道德的发展得还不充分，就需要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损害。这种保护不可避免地带有强制的性质，因而也就包含有国家的因素。当然，即使在这里这种因素也在力求使自已减少到最低限度，然而它毕竟还存在着，一直到进步把人的爱好和习惯大大改变为止。为了消除个人和行政当局的专横，社会力求把国家机关完全变成没有个性的法律的执行机构，并把国家的作用限制在监督不实行强制、保护弱者不受强者强制的方面。人作为一个有家室的人，作为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作为一个经济企业的参加者，都要竭力限制他所服从的那个国家制度，这种限制只能通过不受任何国家利益左右的法律形式，不受法官所解释的和运用的那个普遍的法律形式来进行。
在这里，最初要求把国家职能同其他方面分开的社会政治原则的进步过程逐渐结束。社会一切领域服从政权的虚假的理想化正在被自由联合的原则所破坏。国家的真正理想化要求它主持正义：保护弱者维护公正的契约，阻止不诚实的行为，把国家在这方面的职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它在将来随着人们本身的进步而自然而然地不断缩小。在这方面进步的障碍与其说是事物本身，不如说是旧的社会习惯。进步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很多人被迫服从国家契约，而且这些人的数量居高不下。
第二种政治趋向遇到了无比巨大的障碍；然而它是和第一个趋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理想在先前的一切发展同国家的保护作用一样，都是依靠这样一个假定，即法律符合社会的切身需要。但这是这项伟大原则的虚假的理想化的表现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律本身并不包含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素，但是它更倾向于使社会戴上文明形式的枷锁并使社会停滞不前。只有在其他的补充原则中，即在利他主义的激情中，在被正确理解的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中，以及在道德的信念中才包含有发展立法的可能性。法律是可以由人们来发展的，但它自己不能发展，正义要求法律在其产生、存在和废除的过程中越来越失去强制性的因素。这是通过扩大社会参加立法来实现的。随着立法向社会和社会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的过渡，法律本身也在提供修改法律的手段。使社会道德完全败坏的政府形式（其权力仅仅受到习俗的约束）正在变为等级警察国家（在这种国家里一部分居民根据法律对事业的进程施加影响）的种种形式；然后就要负担法治国家（在这种国家里只有阶级斗争的经济条件才为群众限制这种影响）的各种任务。国家联盟越来越接近于社会联盟。国家越来越带有缔结自由契约和自由修改这一契约的人们的联盟的性质。国家契约的强制性正在减少，并且力求继续减少。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国家的理想正在变成关于这样一种联盟的观念，在这种联盟里，只有那些条件和有可能讨论契约，可以自由地讨论和承认契约，也可以为了拒绝承担契约的一切后果而同样自由地拒绝履行契约的人，才服从契约。
但是，这种理想是否有可能实现呢？社会上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一般进步运动是否有可能存在？在这条道路上难道就不存在不可克服的自然或历史的障碍？当我们把各个文明民族的现状同前面提出的那些理想相比较的时候，当我们发现那些理想距离它们的实现是多么遥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这些问题。
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是使个人能在不侵犯别人自由的情况下捍卫和享受自己的自由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传播知识和发展性格在人类中间是如此地无足轻重，以致除了要多数人必须服从少数人所规定的条文以外，不能期望从当前的制度中得到任何别的东西。国家还处处使我们感到它是由一大批从降生时起就服从现行法典的人组成的，如果他们声明不赞同从未征得他们同意过的政治形式，他们就会被宣布为罪犯或变节分子。在这一大批人中间，有极少数人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以至于能够详细地指出，在那些使大批人都受到限制的形式中，究竟什么东西是最要不得的，为了在不削弱国家联系的条件下用改良的办法来改善社会的状况，究竟用什么来代替这些东西为好。在这些政治知识分子中，只有极少数人可能做到通过立法来实现自己的观点，或者试图去做到这一点。然而这些少数人的工作已经在历史上有所反映。已经进入这样的历史而又继续保持着像我国那种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的古老形式的国家是越来越少了。在最先进的国家里，按照契约原则建立的政府是通过由有选举权的群众选举他们信任的代表的方法组成的，并且尽可能地增加选民的人数。参加修订契约的权利越来越扩大：贵族允许平民政治上的平等；第三等级同贵族和僧侣都混合在一起；议会改革法案放宽了资格；成年男子的选举权总的来说已经成为法定的权利；出现了妇女政治权利的维护者。但是不管选举权如何广泛，不管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制度同亚洲国家的蒙古汗国或俄罗斯帝国的制度之间的差别是如何大，在这两种极端的制度中，正如所有的中间形式一样，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多人都要服从他们从没有讨论过的或宣布自己对之不表示赞同的法律契约或阶级统治。国家在任何地方对于本国领土上的大部分居民来说都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
这最后一句话正是体现了国家契约对个人的约束。一个人出生在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某一个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因为时间多少已经久远的一些事件，把人们居住的整个土地都划分成了政治领土。一个人只要出生在这里，他就要服从这里的法律，虽然这些法律他并没有参与讨论，没有接受，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永远不可能参与讨论。然而这些法律却压制他，阻碍他的发展，反对他的真诚的信仰，并认为他是对法律不满的人。抛弃祖国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这个决定有时甚至是无法接受的，无论如何也是很难接受的。违背信念的服从是对人的尊严的损害。出路只有一个—这就是同一切可能的约束及其对人的可悲后果进行斗争，加入改良政党或革命政党的行列。我已经谈到了当前正在形成的一些政党必然要走的道路问题。不过现在我们应当注意另一种情况，即国内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存在给国家机体造成的威胁，以及这一斗争常常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混乱。由于在国土上存在着不满的人，因此国家不得不拿出无可比拟的力量去维护法律，以免遭到他们的破坏，保持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这就使社会力量脱离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活动，而转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按照进步的要求本应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活动。这就加剧了社会的反对情绪，加深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因而成为健康的社会合作的障碍。在这里，保守派的会议能使一个担任司法职务的很有能力的优秀法律家落选，因为他对最好的管理形式持另一种看法；在那里，自由派的编辑部不会购买一个自称是保守派的人的小说；在那里，一个植物学家教授被撤换的原因在于他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在政府官员看来是危险的观点；在那里，一个狂妄的人被判处死刑，他的朋友也可能受到牵连甚至被枪毙。一个国家的领土越来越辽阔，由于存在各种不满的原因，不满的人可能就会越来越多；对他们进行监视也就越来越困难；需要花费更多的力量完成那种本来应该仅仅属于保卫者的任务，也就是说，花费在社会非生产方面的费用也就越来越大。加强这类措施又常常会加重人民的不满情绪，而社会制度的稳定性也就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社会制度被越来越深的不信任和各种麻烦所破坏，这些麻烦通常是由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引起的。即使事情尚未发展到暴动的地步，社会机体的一切正常活动也会出现反常的情况，社会道德日益败坏，社会团结也化为乌有。
在那些领土辽阔的国家，如果法律只是引起个人不满，而不是引起一些地区不满，如果法律在一些地区基本上是人们资源认可的契约，但在另一些地区却引起了人们的敌视，那么国家就会处于无比巨大的危险中。在全部历史进程中，很少根据人们的明确需要划分政治领土的边界。但是，即使政治领土的边界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明确确定的，也不能保证各部分领土之间的合理联系是永远稳固的和合理的。居民在某个时代的需要还不等于他们在一切时代的需要，各种不同的利益为那些原先没有理由独立的地区奠定了获得独立的基础，社会在发展中也会这样来稳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分离主义会把模糊不清的动机当作非常明智的论据。但它却始终是削弱社会的因素。这里的“削弱”绝不应当被理解为是一个控制着10万平方英里的国家中心正面临着领土缩小两万平方英里，收入减少几百万法郎的危险。美洲殖民地的分离并没有削弱英国，就像印度和澳大利亚的独立大概也不会特别削弱英国一样。分离主义之所以削弱社会，是因为它是社会内部纠纷和不信任的因素；它引起一部分公民对共同事业的冷淡；并使另一部分公民花费（大部分是非生产性的花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来维护国家的统一，而这些财力和人力正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如果分离的尝试归于失败，那么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记忆里疑虑和敌对情绪仍会长期存在下去。即使分离实现了，也仍然需要时间来使遗留的敌对情绪平静下来，使以前不自主的盟友以及昨天的仇敌变为和睦的邻邦，变成全人类事业的同志和有明确目标的自愿的盟友关系。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动荡及其所提出的广泛的政治理想终于消除了布列塔尼和法国南部对占优势的巴黎的恶感。约翰牛[1]和乔纳森老弟[2]对18世纪战争的记忆还没有消失，尽管他们之间现在相互亲近。里士满[3]周围墓地上的树叶还要多次变青，多次枯黄，一直到美国佬和土著的后裔完全感到自己又重新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时为止。所以，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在它们中间产生分离主义的倾向要比分离本身更加危险。在经济条件的差别、政权中心和落后地区政治作用的差别、人们的政治活动和政党的政治活动范围的差别随时都会引起不满的国家里，防止这种倾向便成为进步的目的。暴力可以掩盖和暂时推迟危险的发生，但对国家来说，这种危险会随着国内采取的暴力措施的增加而增加。第一，公民之间互相激怒的情绪正在增长，这也就是分离主义的最大的祸害；第二，暴力措施正在损害人的尊严，使习惯于这些措施的社会得不到任何发展。但是，社会上激怒情绪的加剧和公民尊严受到损害，是一种大大削弱国家和使国家在对邻国的关系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现象，而国家同分离主义的斗争所能着眼的却仅仅是从外部来巩固国家。
事实上，如果我们细心地观察各个历史阶段，那么就可以发现，国家的大小及其各部分之间的牢固的联系，仅仅从对外关系的观点来看才是特别重要的。在小国与在大国一样，也会有社会经济的繁荣，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个人权利的扩大和人们相互之间比较公正的关系。即使我们设想世界是由各个专制的村社组成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上述各方面的进步的程度会降低，因为广泛的经济的、学术的和诸如此类的事业是可以通过各村社之间专门为了一定的目的而结成的联盟来实现的。
然而对外关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有着稳定政权组织的国家，即使在同物质力量优于自己的国家联盟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只要文明程度的差别不太大的话（就像波斯人和希腊人斗争中的情况那样），在战争中和在外交上会占据很大的优势。在保守准备斗争的秘密和努力追求外交目的方面，一个国家比几个专制国家的联盟要更加有利。且不必说，几个国家的联盟可能是不稳固的和虚假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小国可能很容易被大国压制，可能成为大国掠夺的牺牲品，或者可能处于不得不追随大国的地位，这样一来，所谓的专制国家就仅仅是一个名义而已。不管怎么说，国家的对外关系将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提出小国和大国的问题。国家越小，它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就越薄弱，它的地理条件使它受到邻国掠夺的可能性就越大，它的独立所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因此这个国家的社会内部发展就越不巩固；它就不得不把更多的力量耗费在非生产性的、应付可能遇到的外来掠夺上，这笔庞大的费用也就沉重地落在该国国民的身上。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虚假的理想化把国家的任何扩大都看作是实力的增强，而把国家的任何缩小都看作是实力的衰落。当然，有时国家的分裂会使国家削弱，但只有这一部分领土是国家机体的真正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被邻国掠夺的情况下才是如此的，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贪婪地掠夺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就是这样的例子。当然，对于遭受掠夺的国家来说，这种掠夺所造成的后果是沉重的，但还不能单从这个国家实际上被削弱这一点来看，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将在长时期内把渴望收复失地和报仇雪恨作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头等大事。然而掠夺的事实对于进行这种掠夺的国家所造成的影响则更为可悲。瓜分波兰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几次瓜分对欧洲列强所造成的道德败坏的影响至今都还没有结束。现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及其顽强的分离主义倾向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分离主义倾向根深蒂固的地区，常常会由于它们的脱离而使国家实力得到加强，而不是使国家走向衰落。然而，由于这部分领土的分离主义倾向在这一地区究竟有多深很难确定，由于在这方面发生错误是自然的事，以及由于往往会发生分离主义倾向符合一个居民阶级的利益而违背另一个阶级的利益的情况，因此，在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同本国一些地区的分离主义进行斗争和社会不得不在这一斗争中耗费巨大的力量，但是却毫无效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要其他想要进行掠夺的强国还存在着，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自甘软弱。但是各国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原始的掠夺性质。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无法避免的后果。由于历史大国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对这个事实必须加以考虑，而当世界地图仍将只代表几个大国时，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发展，所有的社会很自然地都将力求联合成为强大的国家机体；而当一个国家已经联合起来时，它就会很自然地竭尽全力地捍卫自己的完整。
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二者取其一的抉择。国家越小，在对外斗争中就越软弱，它丧失独立的外来危险也就越大；它只有在这方面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时才能捍卫自己的独立。但是与此同时，它的各个地区的利益差别、国家各中心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政治影响的差别在增长，政治不满也在增长，因而被分离主义削弱的国家在遭受巨大的内部危险。
国家制度的进步当然在于致力解决这种抉择，即逐渐消除这种抉择所显示出来的两个不利的方面。这只有在国家尽可能少地限制国内的人的自由和使各个小的居民中心能有尽可能广泛的政治生活的情况下保持自己对外的作用时，才能在理论上做到这一点。
美利坚合众国已经作了尝试—这是迄今为止在历史上最广泛的一次尝试—这就是把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统一体联合起来，这个统一体能扩大到所需要的任何规模，拥有尽可能充分独立的主要中心。但是美利坚合众国在这方面是由一些极大的单位组成的联邦，这些单位不允许居民普遍参与州的政治生活的那些最重要的职能，因此不能保证州的全体居民都认为自己是真正赞同国家契约即州的宪法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样清楚的是，联邦的中央宪法还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成分，这些成分后来可能转移到地方中心，而整个联邦并不失去它作为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在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时期提出了政治联邦制的纲领，各个小的中心的自治比重很大，但是斗争的条件没有允许这个纲领发展到即使能称之为政治实验的程度。
由此可见，前面提到的抉择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得到解决，但是只要把国家生活的两个方面即内部方面和外部方面更严格地分开，就能得到解决。如果建立更完善的联邦制形式，这一点也许是可以实现的，条件是要按照美利坚合众国的计划稳定地确定共同的领土，或者要有为了一定的目标而组成的临时的自由联邦，这在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未来制度下是比较有可能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生活的外部方面——即国家在世界国家体系中作为单独的力量——仍然属于拥有统一领土的中央政权，它可能有扩大这一领土的自然愿望，但是当代历史使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掠夺性变得越来越小，使国家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没有可能的时候，这种职能就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国家生活的内部方面——即对于个别地区和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限制和可能引起强烈不满的方面，——一定会越来越全面地转移到最小的中心去，因为这些中心容许几乎所有的成年人真正参加政治活动。各种各样的地方需要和地方文化一定会反映在当地的制度差别上，同时，受一个地方政治制度条件限制的公民可以转到在政治上享有同样充分权利的但更适合他本人生活理想的另一个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辽阔的领土不仅不会使一个公民受到限制，反而会使他感到更加方便，因为由于领土辽阔的关系，一个公民越来越有可能找到符合本人愿望的地方中心；同时，他仍保持这样的认识，以及他的生活的政治条件虽然为其他条件所代替，但是他依然忠于自己共同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只能负责维护那些对整个领土通行的法律，构成这些法律的不是历史上形成的文化条件，也不是地方的要求或一时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有关全人类真理和全人类正义的不变的科学结论，也就是前几封信中指出的那些进步的条件及其直接的共同结果。这些法律的科学性和全人类性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些法律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不以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为转移。这些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性只能有这样的内涵，即必须保护整个社会的进步条件，使之不为个人的爱好所左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约束力会从国家的法律越来越转变为个人的信念，因而也就越来越失去自己的强制性，也就是说，国家制度有别于其他政治联系的特点将越来越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法律强制性的态度就会完全不同于一切历史时期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不太文明的人总是比较容易适应文明，不太用脑思考的人就较少感受到现行制度缺陷的痛苦。而最文明的人和思考得最多的人对法律的强制性也就感受最深。在刚刚分析过的那种社会制度下，善于思考的人将很少在国家制度方面遇到困难，因为远迁的可能性使他们能够在不抛弃政治祖国的情况下生活在他们所选择的文明环境中，而全国性法律的科学性则可以使他们不必致力于改变政治条件，而致力于谋求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切身利益。这样一来，人类生活中的国家因素，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就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而力求减少到最低限度。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减少将会降低国家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而个人觉悟的提高和各种社会形式的真理和正义的实现则会减少来自国家总中心的对内强制性。由于地方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它同地方文化的一致性，以及由于个人有选择最适宜的政治制度而不必离开祖国的充分可能性，因此那部分可能会转到局部的小中心的国家职能也就会失去自己的强制性。这样一来，地方中心就会尽力把自己变成自由的社会联盟，国家则会力求把自己的存在和统一建立在理性的约束力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历史形成的强制基础上。国家契约一方面会成为人们的自由契约，另一方面会成为科学的成果。国家的联系差不多会完全转变为自由社会的联系。但是连国家制度的这种形式，也只能被看作是向各中心和集团的更完善和更自由的联邦过渡的一种形式，现代社会主义在将来所要实现的就是这种联邦形式。
读者会说，但是这一切在任何地方都是没有的，当前的国家都在互相戒备，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武装，并用法律和惩罚严格地维护自己的完整。国家契约对于从来没有被问过是否同意这项契约的臣民来说是必须遵守的，在这里服从也是靠对惩罚的恐惧来维持的。科学仍然停留在讲台或书本上，并没有变为法典。
当然，现在的国家就其目前存在的形式来看，本身就包含着远远超过明显地追求进步倾向的以往的历史痕迹。还有许多人拥护对国家机构的虚伪理想化。希望国家成为一种本身力求不断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保护因素的真正理想，不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而且认识到的人也寥寥无几。我们不能责备现在，因为它是过去的必然结果。但在现在里面有进步的可能性，而对国家来说只有进步这一条道路可走。一切懂得进步和愿意为进步服务的人，都应借助于改革或借助于革命而努力使现在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如果这条道路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进步就是不可想象的，而政治历史也将成为社会病态的历史。
为了政治进步而提出降低社会中的国家因素的要求，会不会使其他读者感到是直接的矛盾呢？他会不会感到，如果为了整个进步要求而削弱社会中的这种因素，那不就等于一个进步的政党自己解除自己对敌斗争的最好武器吗？
关于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不断减少社会中的国家因素的想法绝不是什么新的思想。其实，费希特早在他1813年出版的著作[4]中就提出了这个思想，从那时起，这个思想曾不止一次地被阐述过。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把消除国家因素作为自己学说的基础，甚至在同进步的强大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的时代也都否认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不过这是难于使人赞同的。削弱国家因素当然要靠减少以国家力量来保存弱者、保护思想自由等的必要性才行。只要还存在着受法律保护的资本垄断者，只要大多数人甚至连起码的发展资金都还没有，国家力量就是那些为争取进步或促使倒退而斗争的政党力图掌握的必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只能把它当作是进行这一斗争的工具，会尽一切努力来掌握必要的工具，并用它来促进进步，镇压反动党派；但在使用这一工具的时候，争取进步的战士必须记住，它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要求进步的活动家格外谨慎地对待它。在斗争中关心强化所使用的工具是完全自然的事，不过从国家政权的实质来看，国家政权的强化在某种具体场合只要稍稍超出正当防卫的限度，这种强化就可能为社会进步带来危害。国家政权的强化总是同加强社会生活中具有约束力的强制因素一致的，总是要压制个性发展和批评自由的。这既是国家手段为进步活动造成的主要困难。这就是那些在条件不具备的社会里颁布进步法令的著名改革家造成失败和带来危害的原因。在争取进步的斗争中，要在每个具体场合确定使用国家力量的程度是困难的，但是看来还不如这样假定，即这些力量只有消极地加以使用，也就是用于消除现有的文化形式造成的束缚社会自由发展的障碍时才是有益的。不过，这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只要国家联盟在争取进步或促使倒退的斗争中仍然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就有权把它当作工具来保护弱者；伸张真理和正义，给人们提供发展德、智、体的手段，向大多数人提供走上进步道路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方便条件；为思想家提供阐述自己思想的手段，为社会提供评价其思想的可能性；使各种社会形式增加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会阻止它们僵化，使它们成为可以改变的形式，这种改变将有利于扩大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这不仅对当代国家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对个人在文明环境中所遇到的一切社会形式（如像在第八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来说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国家因素的辅助下，为了科学地实现人类对其他社会形式的需要而进行工作时，进步的活动家应当记住，国家组织的形式本身不符合任何特殊的现实需要；因而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进步活动的目的，在所有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一种手段，因此必须随着其他指导性的目的不断变化。在生命的机能极端紊乱的情况下，可能有必要用效力最强的药物来治疗。随着病人情况的好转，药量不断减少。医生知道只有当他的患者拥有足够良好的卫生条件时，患者才会健康起来，而治疗手段也就完全不必要了。
难道人类社会不是把符合社会卫生规则的健康生活当作自己的目的，而是把永久性的政治治疗当作自己的目的？
[1]约翰牛是英国的拟人化形象，源于1727年由苏格兰作家约翰·阿布斯诺特所出版讽刺小说《约翰牛的生平》，主人公约翰牛是一个头戴高帽、足蹬长靴、手持雨伞的矮胖绅士，为人愚笨而且粗暴冷酷、桀骜不驯、欺凌弱小。这个形象原来为了讽刺辉格党内阁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政策所作，随着小说的风靡一时，逐渐成为英国人自嘲的形象。——译者注
[2]乔纳森老弟：美国人的绰号。——译者注
[3]里士满：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在美国内战期间，里士满是当时美国南方邦联的首都。——译者注
[4]费希特（1762—1814）：德国作家、哲学家。1813年出版了《国家论》和《论国家或论原始国家同理性王国的关系》两部著作。——译者注 |
第十二封信契约和法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十二封信契约和法律
契约是国家的基础还是国家在契约之前出现，这是许多人争论的问题。历史学派[1]在许多方面嘲笑理论家们，因为他们想象一下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野蛮人是什么样的，突然就想到：对于我们最好的是订立契约和在国家中生活；那我们就这样做吧。他们联系，然后辩论，如何成为最好的，如何解决，如何成为国家。显然，历史学派论证了，这种自觉订立的契约要求从契约中得出一切结果。无论这多么不明显，但是国家的特征是如此地清楚——它的成员的法定义务是维持它的制度，强制那些不想履行法定义务的人自愿履行。因此，在这里有真正的或虚假的契约，它与国家的所有成员相关。法律就是对这个契约的表达。这两个原则本身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常常受到虚幻的理想化，我认为最好从头研究它们，然后转向国家问题。
思想最简单的表现之一是对未来的关心。当个人开始思考自己美好未来的保障时，他将结束幼稚的阶段。如果允许在任何意义上运用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通常使用的但非常不准确的比较，那么可以说，当人与人之间确立契约原则时，社会的幼稚阶段将结束。人试图通过这个方式保护自己免遭突意外。由于人的意志变化无常，由于无法预见明天要做的事是最好的、最合适的还是最有益的，由于在需要的时刻必须诉诸力量或者信念，就产生或多或少自愿承担的义务。人自己限制自己的未来。看不见的强大的神通过惩罚人的未来保护契约。法律通过更加严厉的惩罚来保护契约。人内心的自尊，人信守诺言的名誉可以保护它。应该认为，这种方式实际上非常有效，因为对于大多数社会形态而言，思想家试图真实地或者虚假地运用契约原则。这个原则就像两个恋人的相互吸引，准确地说就是公民对待国家的态度；甚至是宗教生活，是崇拜耶和华，犹太人发现可以在犹太人的上帝和上帝选择的子民之间建立契约的形式。
实质上，契约仅仅是经济的原则，因为对服务的纯粹定量比较只有在数值领域是可能的，经济现象只有从社会现象中找到自身的价值标准。只有可以估价的东西才可以价值相等；在不可能建立平等的地方，契约永远是虚假的，因为没有正义。契约要求服务，给予他人平等的服务。因此在一切可以估价的地方，完全可以运用契约。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劳动与价值之间的交换是最简单的，但是退步现象已经伴随着进步表现表现出来。这些情况说明人对人的剥削，说明一个人的力量和资金的消耗有利于另一个人力量和资金的垄断。只有当两个人同样理解商品的价值、劳动和资本的作用时，只有当两个人同时需要交换时，只有当两个人同时坦诚相待时，契约才是公正的。但是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即使有也未必需要正式的契约。必须把契约看作是反对欺骗的工具，反对压迫的工具。但是这样的工具在进步的意义上只有保护弱者反对强者时才需要，因为强者由于自身的力量可以不受欺骗和压迫。当法学家与不懂法律的人签订合同时，那么不是后者在合同中加入那些使订立契约的当事人担心的条款，那些法律不能预见的条款。当资本家一工厂主与无产阶级一劳动者达成条件时，那么从资本的方面来看存在着压迫。因此契约只有在它保护最弱的人免受最强的人任意改变时才成为进步的原则。比较聪明的、比较渊博的、比较富有的人与不太聪明的、不太渊博的、不太富有的人签订契约时，那么契约的道德责任应该全部落在前者的身上。因为后者不明白，也不能评价他们承受的条件，也没有机会逃避这些条件，每一种情况在消灭契约的公正时也破坏了它的道德力量。在社会看来，对于维持社会秩序、国家法律和神圣的习俗而言，履行契约是重要的，但根本不是正义的。
越来越多的契约超出进步发展的界限—也就是超出正义的条件，—尤其是当它需要达成协议的双方或者其中一方的任何服务时，但是这些服务是无法估价的，或者是任何价值都无法补偿的。第一种情况到处都有，经济要素不能涵盖契约活动的所有领域，甚至根本不能涉及这个活动。所有让步取决于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中的爱情、友情、信任和尊重，不是根据人与人之间的责任，因为人的尊严不能成为契约的对象。只有当契约适用于契约方的全部生活或者大部分生活时，第二种情况才会发生，任何理性的计算都不能预见到所有可能的情况。在这里，那个有责任提供无法补偿的服务的人，与那个承担这个责任的人一样，同样不喜欢。这个责任受到虚幻认识的影响：我今天希望什么，我明天也希望什么，我今天是什么样，我后面的一生也是什么样。这种对遥远未来的精打细算不会给经济情况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服务的价值被改变，货币单位的价值也被改变，但是对于各种情况的个人而言，一个方面的损失通常与另一个方面的获益相等，在适当时候，提供那些具有巨大经济利益的服务，有时是对冒险的奖励。但是对于无法估价的服务，不是这样。这些无价的服务没有客观的标准，也不可能成为其他被代替的等价物，它们只能在自己的道德意义上依靠个人的内在信念。只有合乎信念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只有合乎信念的行为才是个人的发展因素；但是契约可以要求我的行为，当我签订契约时，我的行为与我的信念一致，当我的行为与信念不一致时，我也必须履行它。诚信要求履行契约；我履行它，但是我的行为是出卖灵魂的和假仁假义的。当没有爱情或者爱情已经没有时，当贪婪或者蔑视代替友情时，当权力成为可恶的桎梏，法律成为人为的不公正时，当对异乎寻常的力量或者神秘的仪式的信仰消失时，对爱情的伪装、对友情的牺牲、对权力和法律的尊重、对宗教仪式的履行等都是出卖灵魂和假仁假义。这些行为是出卖灵魂的，因为当我违背契约时，我通过它们获得逃避他人责备和自我责备的权力；它们是虚伪的，因为在所有这些契约中有许多隐含条件，我按照契约履行义务，也就是自愿履行，但是我违心地履行契约。可以说，我逃避这种虚伪，我迫不得已履行契约，但是我不是心甘情愿地履行它，而是在这种情况下不道德行为的责任就落在那个需要履行契约的人身上，而不是落在我身上。应该承认这是虚伪的。当然，当已经宣称他不能履行这个责任时，可以把那个要求履行非经济责任的人视为罪犯。他要求不道德的和有失体面的行为，因为他本身是不道德的和卑劣的。但是他人的犯罪行为丝毫不能减少我的犯罪行为，当我知道我犯罪时，毕竟已经犯罪了；当我知道时，我已经出卖了不能出卖的东西。那个把自己的道德责任推给他人的人实际上把自己看作机器：因为只有机器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把自己作为机器不仅是有失体面的，而且是通过违背信念的行为出卖自己。在这里犯罪行为已经包含在契约中。在未来，任何要求服务的契约本身是道德犯罪，因为服务的本质是诚信和不可代替。只有自我陶醉的人才会对遥远未来的友情或者爱情负责，才会对相应的行为负责，当他们现在的友情或者爱情的对象已经不值得爱时，他们自身可以改变；引起友情和爱情的行为如果没有真诚的情感，仅仅是由于责任，那就是不道德的。把服从国家无限权力的命令作为自己的责任，同样也是犯罪，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些命令是什么，因为你不能监督它们，也没有机会影响它们。
自然而然，用契约签订整个一生或者模糊的遥远的未来，同样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被多次放大，以至于继续重复做坏事，这比做一次坏事更加糟糕。做一次坏事可以是人的发展的推动力，因为人希望把做一次坏事的不道德行为改正成有益的活动。但是重复做坏事就是把恶变成习惯，减弱人的道德感，不仅使人降低到机器的程度，而且使他把机械的活动作为全部生活或者一部分生活的理想。这特别适用于以上列举的那两个方面。出卖一生的爱情是有损尊严的，虽然它被教会和法律尊崇。自愿支持不受限制的和不受监督的权力是不道德的和有害的。为不信教的人举行宗教仪式是衰落的表现。现实的奴役和道德的奴役及其各种形式都是贬低人的尊严的自然表现。社会用强制的契约支配个人的大部分生活，它在自身中加入更多的反动因素和自我灭亡因素，就更加认真地制定规则。
因此，契约是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最简单和最有益的发现之一，如果契约被扩大到它的合理范围之外，那么它将成为可怕的恶。在社会生活的一些时期，它是唯一的救星。在社会生活的另一些时期，它是最痛苦的桎梏。
在个人的活动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相似情况。青年应该经历这样的时期，也就是他养成考虑现在和未来的习惯，养成提高自己的语言和自己行为的习惯。但是这种习惯的养成不应该成为成年人的活动基础，因为它仅仅是这个活动的因素之一。那个小心谨慎的人成为懦夫，那个不果断的人失去合适的时机；有时候胆小比冒险对他的危害更大；最终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最必要的情况下，他完全失去坚定活动的能力。只有当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成为坚定的行为方式，是坚强和勇敢的思想因素之一时才成为生活成功的有力工具。
社会在早期就是这样达成契约的。基本的直觉、文化的习惯、祖辈的风俗或者直接的利益共同体把人临时联合起来。他们的联合对于所有人是合适的、习惯性的或者有益的；这一点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愿望和能力变化无常；这种认识使他们恐惧未来是否可以实现他们认为对自己合适或者有利的事情。他们签订他们必须履行的契约，实质上这是对他们最有利的。然后另一个时期到来。在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强大的人和越来越弱小的人，也就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后者忍受前者，但不信任他们。有时候没有后者的帮助，前者竭尽全力也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们通过自身的力量保障被剥削者的未来生活，从而获得这种帮助。当强者偶尔变弱，弱者偶尔变强时，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订立契约；因此，这个契约使社会制度比以前没有契约时更加公正。
这些契约的益处是如此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人逐渐发现社会生活方式的改进，它是契约的直接结果。契约被理想化。通过神秘的仪式加强契约，通过严格惩罚它的破坏者加强契约。在它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有一些无形的精神。地下的神和天上的神是誓言的守护者，这些无所不能的和无所不知的见证者们，这些惩罚人间和阴间的见证者们使契约具有客观的神圣性。诚信在其最简单和最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人的道德理想，这个内在评价要求个人比奥林匹斯神[2]更加坚定地履行契约。这个契约获得主观的神圣性。诚信的人的理想表现在诗人的各种形象中，表现在各个思想家的世界观中。它成为社会的习惯。契约的破坏者在朋友的微笑中，在朋友的冷漠暗示中，在说话人的含蓄暗示中看到对自己的责备。诚信从神话的虚幻世界和信念的主观世界转变成最神圣的社会关系的现实世界。
但是严厉的奥林匹斯神和誓言的守护者由于祭祀仪式产生慈悲心，基督教的神甫接受违反教规的人的忏悔，因为可以在未来惩罚他们。人的内心世界是隐蔽的，看来，只有那个最诚信的人暗自期待不光彩的行为。至于社会舆论，由于人际交往的礼仪不能完全阻止不诚实的行为，以至于那些破坏契约的人仍然可以舒适地生活；并且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功名利禄很难避免不诚实的行为，很难完全区分愚蠢和欺骗，甚至大概不得不成为前者的一部分。因此，为了保护契约，还需要额外的力量，它与奥林匹斯神无关，与契约者的良心无关，与社会对违背誓言的人的态度无关。契约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法律本身成为国家一切力量保护的社会契约。
这两个因素与契约的道德原则格格不入，但是它们与契约相关。正如我们在下一封信中将看到，法律本身是虚假的契约，因为不是所有国民有义务履行这个契约，不是所有国民表达自愿赞同契约；即使提出这样的要求，大多数国民也不能评价接受契约的好处或者坏处。因此，我们根本没有运用诚信这个术语，我们完全处于其他行为领域。—另一方面，合法的契约永远越来越形式主义。它的强制性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契约方的内在信念，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各种法律，例如，提交公文的期限，见证者的数量和特征，签订契约的语言文字等。最合法的契约可能本质上是最不诚实的，正如最诚实的条件可能是不合法的。只有当立法具有以上两个基本要点时，法律才成为进步的因素和道德的力量。第一，任何要求坦诚服务的契约，任何限制人的自由的契约本身就是违法的。第二，只有当契约双方同样理解契约时，只有当契约双方都有不签订契约的可能性时，要求对服务做出评价的契约才是正义的。因此，为了立法具有道德性，应该禁止第一种绝对契约，而且在契约的条件下，应该保护契约双方宣布可以履行契约或者不能履行契约的机会。立法应该不仅保护已经签订的契约，而且在签订契约时在强者面前保护弱者，在更加聪明的和更加渊博的人面前保护不聪明的和不渊博的人，使后者有机会了解清楚那些后来可能使自己遭受损失的条件。只有当法律保护诚实契约的神圣性时，只有当法律成为不诚实的障碍时，法律才是道德的工具，才是进步的工具。
如果立法不是这样的，而是依靠虚假，那么大多数行为可能是契约的对象，契约双方同样理解契约的意义和力量，具有不签订契约的同等机会，那时对于弱者而言，契约成为强者手中的捕鼠器，而且仅仅发展社会的一个方面—欺骗和谨慎，也就是普遍相互不信任的后果。那时神和誓约的保护者转变成形而上学的上帝，也就是国家，法典代替了道德在国家中的位置。诚信在法律面前黯然失色，那些道德败坏的人认为他们履行了书面协议就是诚实的。社会舆论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公众意见在法律的辩护和审判面前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形式完好在成为社会的习惯时，逐渐改变理解诚信和履行诚信这个义务的习惯。
自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两种社会形态特别突出。因为契约实质上是把所有生活关系转变成商业关系，那么工业因素得到了合法性的全部益处，它推崇完全自由的契约。工业竞争成为社会关系的形式。家庭关系、社会生活和公共服务具有商业交易的特征；文学、科学和艺术具有手工业生产的特征。那些比他人具有更便利条件的个人，那些比他人更有机会评价契约的力量和及时签订契约的个人具有广泛的发展能力；社会财富不断增多；工厂技术获得极大的成功；它试图把科学和艺术转变成自我完善的简单工具。相反，没有便利条件的个人越来越没有能力发展，甚至停滞不前。不仅强有力的个人压制他们，而且不可抗拒的法律力量也压制他们。交易所和工厂越来越具有社会因素。
另一方面，因为法律靠国家力量维持，国家在生活和思想领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另一些情况下，在更好地监督法律的假象下，行政集中不断加强，行政网络分支不断设立。在另一些情况下，抽象国家的荣誉和诚信要求不断地牺牲毫无生机的财富和生机勃勃的个人。国家与上帝的理论，人的最高的理想与国家一致的理论，在思想的领域不断发展，思想家正是通过加强这个因素寻找社会进步，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在社会的进步发展中经历完全不同的过程。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原则和国家原则在社会中的加强引起一种现象。因为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最强大的个人容易成为最幸福的少数人，那么最强大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深刻体会到社会制度的不利，仅仅在思想的领域批判它，不仅与这些不利很快和解，而且大部分人在物质方面成为它的辩护士。一切不满如此深刻地席卷了行政机构和法典，以至于几乎没有批判现状或者批判的力度太弱。由此国家与最稳定的社会制度的理想相接近，如果更正确或更直观地说，应该称为停滞的理想。更加稳定地在社会中确定习惯和传统的文化因素。在商业利益和法律限制下，思想越来越难发生作用。它越来越成为传统观点和传统形式的正轨。社会生活的活力开始降低；它的人道开始减少；进步的可能性逐渐变小。
当然，与此同时，社会上客观地出现一些因素，它们是思维在自身的批判活动中的依靠对象。国家原则有时与经济原则相冲突；或者在经济问题的范围中，比较有远见的人发现社会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既是由于压制大多数人的利益，又是由于停滞；科学需要工业，也需要国家，科学成为社会批判和进步的工具；或者，最终，思想在受压迫的大多数人中发挥作用，引起爆发，它首先唤醒社会开始新生活。最近100年有很多例子说明，在工业和国家因素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社会不满导致重大的改革运动，在缺少合法的改革道路的情况下，社会不满将导致革命的爆发。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具有足够的经济和知识力量，在旧制度不做出任何合法让步的情况下，依靠受国家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群众，进行有利于自身的纯粹的政治变革。19世纪30年代，又一次依靠不满的群众，但是人民群众没有认识到自身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那时资产阶级似乎已经成为法制国家反对警察国家的代表，实质上只是巩固自身的合法统治和经济统治。现在社会学家的理论著作越来越充满阶级斗争的意识，激动的工人群众也越来越充满阶级斗争的意识；工人群众不断扩大自己的组织，它不可避免地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也就是财富集中，工业、商业和交易不可避免的崩溃过程；欧洲和美洲的政府以及统治阶级利用一切力量，预先防止即将来临的灾难，它在经济变革的基础上席卷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在这里还有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统治阶级及时地合法地做出让步，这容易转向新的制度；但是这种可能性日益减少，而且更加尖锐的和血腥的灾难可能日益增加[3]。
但是在这里我不得不说解决社会问题的其他道路，那些在法律领域之外的道路。以前我特别关注的情况是：契约的道德原则向法律的形式原则的转变是反进步的现象。我在第九封信中已经说过，正如所有的伟大原则，法律本身可能是进步的工具，却也可能是反动的工具。从以前的内容中可以得出结论：无论对于法律，还是对于逐渐转变成法律和其他原则的契约，法律的真正理想化具有自身的来源。这些次要原则在补充和调节契约和法律的原则时，仅仅消灭在合法的形式主义的本质中存在的停滞倾向。
契约在签订时尊崇个人的信念，正如在履行时尊崇个人的诚信。法律尊重个人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好的，它保护诚实的契约，在另一个意义上，恶更多的是来源于对法律的对抗，而不是对法律的履行。在要求真诚行为的契约中，个人可能处于道德的犯罪中。谁做出这样的承诺，谁就会后悔，因为违背承诺或者出卖灵魂的两难境地对于他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在反对个人信念的法律中，个人状况更容易合乎道德要求。许多国家通过法律向个人说明批判法律的方式和废除过时的法律的方式：这是合乎法律的方式。如果没有这样的方式，那么个人不得不加入反对他不认可的法律的队伍中，不得不加入反对不允许他批判的制度的队伍中；无论结果怎样，有信念的人永远对自己说：我根据我的信念行动；即使受到法律的惩罚：这是合乎道德的方式。当个人由于最高利益使自己的信念服从不为这个信念辩护的法律时，所谓的结果就是功利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永远难以解决的问题：比违背信念的行为相比，“恶”是否更加不合乎道德？社会进步不是取决于保留任何文化形式，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个人信念的明确和强大，因为个人构成社会。
[1]历史学派是西方民族学学派之一。亦称“批评学派”（CriticalSchool）或“历史批评学派”。1843年，罗雪尔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被称为“历史学派”的宣言。——译者注
[2]奥林匹斯神源于希腊神话，是指以宙斯为中心的神，因他们都居住在希腊北部的奥林匹斯山上而得名。——译者注
[3]在我们祖国及其古老的政治形式中，争取法制国家的基本要求的斗争伴随着争取最好的经济秩序的新的世界斗争；在不受监督的权力民主化的影响，在未来面临的社会灾难的影响，稳定的和广泛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组织以及法制国家的拥护者们对它们的支持可以促使社会灾难的减少，他们应该明白，现在法制国家在劳动与资本的斗争中没有劳动的胜利是不可能建立的。但是这个重新组织的力量能否胜利？因为这18年来一些力量在争取俄国最好未来的斗争中已经损失惨重。俄国自由主义者是否将发挥这样的作用？他们的原则，他们迫切的利益允许他们承担这样的作用。俄国参与世界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方式取决于这一点，对于所有参与现代文明的一切民族而言，这个变革不可避免地到来。——译者注 |
第十一封信历史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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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封信历史的民族性
地域、气候、历史状况等各种不同条件使各种不同的氏族联盟相互接近。大部分联盟使用同一种语言，差别仅仅是方言；大部分联盟具有大致相近的心理倾向，一些共同的习惯和传统；在过渡时期结束时，一个与其他人群不同的人群正在历史中形成；逐渐形成文化和成长的历史产物—独特的民族性。一旦它独立，它将开始争取生存的斗争，正如一切生命体，它的后代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一个非常简单的意图：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生存；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使周围的一切服从自己；尽可能地在身体、政治或者智力上吞噬其他民族。一个民族越强大，它越能更好地完成第一个要求。一个民族越仁慈，越容易失去后一种意义。在保留自己和其他民族独特性的情况下，它的历史作用是由它影响其他民族的能力决定的。
作为历史和自然的产物，民族性是完全合理的原则，但是虚幻的理想化立即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这个伟大的原则。因为这种或那种民族性在当前历史时刻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进步运动的真正代表，这就出现了把人类思维产生的各种社会思想与各种民族性视为同一的理论。因为各个民族的大部分历史是相互屠杀和相互吞噬，这就出现了错误的爱国主义学说，也就是公民把吞噬一切民族性作为自己尊严的学说。因为在政治史中民族性原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出现了根据民族性划分国家领土的政治理论。
在历史著作和论述中不止一次地遇到一个思想：这种或那种民族性是进步的主要活动家；它在人类的共同运动中提出某种思想；人类的发展与它的胜利相关，人类在进步道路上的停滞与它的死亡相关。甚至有历史学家——思想家——包括非常杰出的人，——他们把主要民族的普遍历史意义与人类理性的各种思想，或者与个人精神的各种心理现象视为同一。这个历史理论具有哪些合理的意义？
如果研究历史事实，一个民族的领袖人物，一个民族在文学和生活中的优秀表现在这个时代具有共同的特征，个人受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支配，而文学和生活成为思想的表现；总之，如果在这个民族的思想中看到概括它的文明阶段的公式，那么就是赞同以前的表现和承认它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实际上，比较发达的社会的文明在每一个时代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自己主导的思想，这个文明比社会形态更好地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比健全的社会，比它的更有价值的文明，更加全面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民族的文明作为思想中心影响与它同时代的其他民族，影响人类的下一个时期，这种影响越进步，这个文明的主导思想本身在这个时代越能促进个人的发展，越能促使在社会生活的形式实现正义。如果完成最后一个条件，那么可以说，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是进步的代表，人类的成功，或者人类在发展道路上的停滞都与它的历史命运相关。
但是通常只是指民族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个思想不受时代的限制，而是可以约束这个民族的全部时代；它概括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说明这个事实：
某种制度文明已经成为民族的习惯，成为文化，成为人类学的特征，所以个人的思想不能虚构社会生活的改善，或者个人的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社会形式的压制。一代又一代人，但是生活的形式和主导的思想仍然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全面停滞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历史变成野蛮的管理。——非常奇怪地谈论文明的进步性以及实现思想的这种形式。达到这种状态的民族性已经不能影响人类的发展。没有人希望它们胜利；没有人惋惜它们灭亡；在与任何生命因素相冲突时，如果不能激发自己的生命力，它们注定遭受历史的灭亡。
这个民族的一些天才认为领导民族的全部历史的思想是他们的大脑结构固有的人类学因素决定的，是每一代人发展的人类学因素决定的，无论每一代人的文化形式有多么不同，无论他们的思想发展有多么广泛，无论他们的偏离有多么虚幻。—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性不得不被认为是人的种族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在个人出生地相同的情况下，必须寻找个人的大脑或者心理结构一致的原因。换句话说，根据这个观点，民族性思想仅仅存在那些通过成长的方式形成的民族中，在同一个民族的人之外是不可能有民族性的。
但是那些历史民族性在哪呢？在现代欧洲，一些德国人以同一个民族的人自居，因为对于所有其他民族而言，部落的混合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在德国人当中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民族性；可以读一读罗马的名著《土地和人民》。在古代历史上，罗马是混合的民族。许多学者在一些假想的资料上推测希腊。波斯文明实际上是古波斯的文明。不能深入地研究非常古老的时代，因为在那里没有运用科学获得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基本结论。如果不认为同一个历史民族的起源可能是一致的，那么以上提出的民族性思想就没有自身的位置。
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部落或者几个部落的人在同一种气候、土壤、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影响下，在其他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形成一些共同的心理倾向。无论这些心理倾向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它们是所有人共同的，构成民族的独特性。在还没有形成共同的心理倾向时，在还没有形成民族时；一旦获得共同的心理倾向，那么可以在独特的思想中表达它们，这个思想不断地表现在民族的所有生活中。随着民族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相应的思想也进入历史中。民族的胜利和灭亡导致它的思想的增强或者减弱。—这就是这个理论的首要论点，当然，现在一些思想家已经提出了研究人民心理现象的任务。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在独特的民族倾向中发现某种进步因素，并且把它们作为不变的因素。
如果个人生活和民族生活之间的比较具有任何意义，除了对这两种不同过程的外在比较以外，那么可以认为，民族的历史生活与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的生活是一致的。当思想成熟的个人理解自己生存的意义，权衡自己的力量，充满明确的信念时，他就可以提出生活的共同目标并且根据这个目标来生活，由于外在的影响或者内在的兴趣，有时偏离目标，但是在这个目标中寻找自身发展的意义。如果在社会中存在这种类似现象，那么可以相信在某个时期唤起民族意识；它构成民族发展的目标；个人追求这个目标，把自己对民族目标的追求传递给后代，因为他们充满这个思想，将在新的时期追求这个目标。只要民族的发展力量还没有消耗殆尽，正如个人还没有完全衰老时，或者，只要历史灾难还没有毁灭民族，正如疾病或者暴力还没有毁灭个人时，它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进行。
但是，这样的类比其实是幻想。对于每一个被破坏的民族而言，个人生活和民族生活之间的共同性仅仅是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刻，在历史上存在的时期以及濒临灭亡的时代。然后就不同了。对于个人，生理学家说明了个人成长的过程，从胚胎到婴儿，从婴儿成长为成熟的个体，然后从老人走向必然的死亡。对于社会，到目前为止进行的一切尝试，给出的任何类似解释都被认为是不科学的。除此之外，在社会历史生活中有些现象多次重复，如果按严格的类比，它们就如同青年和老年时期。至于社会历史的灭亡，那么历史不会自然的死亡，但是在历史上充满着民族之间的各种残杀，因此，历史民族是否自然灭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此，与个人相比，民族更加真实，因为个人出生后逐渐长大和衰老，大部分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偶然地死亡。这样的个人是幻觉。
更加不切实际的是，把民族思想作为自觉传统从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民族而言，从来没有人证实自己的说明与科学事实相似，也从来没有人说明任何思想的自觉传统。正如我们在这封信的开头看到的，这个民族的每一代人之间相互传递的不是理想的目标。它的要求是所有民族的共同要求，没有包含任何思想。这不是别的，正是争取生存的自然斗争。这些管理要求就表现为在人与野兽的冲突中管理人，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中管理原始人，在民族之间的冲突中管理民族。在这些要求中没有任何进步。当然，没有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能产生任何进步；没有民族之间的斗争，未必可以成功地传播文明。但是进步开始的必要条件还不是进步，民族之间斗争的传统是在明白它们之间的公平关系之前，是在明白斗争停止和民族的共同进步开始之前。
在民族思想的自觉传统之外，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不知不觉地传递某个不变的理想目标。——但是这样的目标是否可以在事实上论证？我们列举两个毫无争议的历史民族，它们甚至有机会成为同一个民族，虽然这个民族产生的古代时期不能完全科学地解决问题。
犹太人尽管人数少，但是在古代发挥着历史作用；他们甚至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发挥着历史作用；他们在我们时代也没有失去历史意义，因此一些作家把40年代末德国的革命剧变与生活在德国的大量犹太人对德国社会的影响联系起来。犹太社会主义者的名字不仅在科学的编年史中是不可磨灭的，而且在社会思潮的编年史中也是不可磨灭的，后来尽可能地否定他们的影响，虽然这几乎完全使他们失去民族性。最近十年的反犹太主义运动病态地把犹太人作为敌人，犹太人在整体上形成社会力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职能。——难道可以马上说，第一次降临耶路撒冷的先知们、中世纪的犹太教神秘主义者们、犹太教法典研究者们、阿维洛伊[1]的译者们、海涅[2]、罗斯柴尔德[3]、梅耶贝尔[4]、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同时代人都在历史上提出了这个思想。与此同时，未必有比犹太人更加独特和更加有传统力量的民族。
我们以法国作为另一个例子，在这里为了方便，我们将寻找在它的历史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当然，现在这个特征看来是承认行政集权的倾向。议会、温和保守派[5]和拿破仑三世在这方面是一致的；政治活动家集中管理；大学教授集中教学；奥古斯特·孔德[6]通过自己的实证主义试图集中思想和生活的一切表现。如果各种政党在最近时期的共同特征不是“民族思想”的要素，那么我们未必可以找到任何其他特征。但是在封建制度的法国如何寻找这个特征？不能不说，法国的民族性在封建制度时代是独特的。—我们列举法国文学无可争议地影响欧洲的几个因素。12世纪的法国建筑，被世界各地争相模仿；13—14世纪巴黎大学的经院哲学家是整个欧洲的老师；17世纪的宫廷诗人又一次找到了效仿者；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成为统治欧洲的思想。我们比较这四个时代；也许还有新的法国浪漫主义和折中主义，虽然它们对时代的影响不大。我们在这些影响人类发展的法国思想中可以找到哪些共同的思想？——如果完全拒绝人为的牵强，那么不得不拒绝全部历史时代与法国思想共同的任何思想。—可以说这无论如何是法国和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根本不能拒绝任何民族的全部历史所包含的共同思想。
因此，可以把某个民族或者某个国家的文明临时总结的原则作为民族思想。在共同的心理倾向和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这个民族性在当前时代根据自身的文明特征可以成为某种思想的重要代表，然后，以这个思想的名义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期成为进步的或者反动的活动家。
批判揭示错误的理想化，也就是把思想与民族性视为同一的理想化，批判转而开始对这个原则的真正理想化。我们认识到，民族性在实质上不是进步思想的代表，也不是进步的工具，但是可能成为进步的代表和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对民族性原则的真正理想化。
在第九封信的基础上我们容易得出结论，无论这个民族性的文明在这个时代的思想是什么，但是如果民族性长期成为这个思想的代表，那么几乎不可避免地从进步活动家转变为反动活动家，或者反过来，因为这个思想不承认垄断是永恒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发现，这种民族性在自己的历史时期可以成为各种思想的代表。它有时领导争取进步思想的运动；有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另一种思想，也就是最反动地影响人类的思想。
由此得出，如果这种民族性坚持以前掌握的思想，并且改变自己的指导原则，那么这种民族性就不能成为进步的活动家。保守主义和革命在思想的领域中同样不能成为进步的保证。为了在历史中发挥进步活动家的作用，以前获得这种意义的民族性，无论它的思想多么进步，都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坚持自己的指导思想，经常检查新的情况，新的要求，新的思想。民族性在改变指导思想时，应该从对人类的现代需求和现代思想的批判中汲取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以进步的名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些原则承诺个人的最高发展，承诺在社会形态中最充分地实现正义。
由此得出，任何民族性在幸运的情况下都可以成为历史进步的活动家。民族性越深刻地理解人类的现代需求，越全面地在自己的文化形式和自己的思想表现中实现它们，就越有可能达到这个历史状态。当然，与此同时，在社会制度中必须具备我在第三封信中所说的那些条件：社会环境允许和鼓励个人信念的独立发展，学者和思想家有机会阐述他们提出的真理和正义的理论，社会形态允许改变那些不再为实现真理和正义服务的形式。在这些条件之外，民族性的进步的历史意义是完全偶然的，因为民族性本身是抽象的，只能隐喻地谈论它理解什么或者实现什么。实际上只有个人可以理解和实现，正如在以前的信中所说的，个人是唯一的进步活动家。只有他们可以使他们的民族性成为人类的进步因素，或者使他们的民族性具有反动性。
因此，对于个人而言，真正的民族性在于通过批判地理解全人类的进步要求说明自己民族的自然要求。以上我指出了民族的三种自然趋向，但是对于理性批判而言，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
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立性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符合人类的愿望，人相信的思想，人使用的语言和人树立的生活目标是未来的真正要素，并且根据进步的要求根本改变人类，但不是灭绝人类。只有相信民族性是不可分割的因素，只有相信民族性摆脱停滞或反动原则的人才有权利拒绝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但是哪种民族性能这样做？
吞噬他人的民族性，消灭他们独特性的想法是“反进步的”。提出这样理想的人没有权利称为爱国主义者，宣扬人类的社会文化是弱肉强食规则的人没有权利称为人类的思想家。这样的“爱国主义者”亵渎民族性的旗帜，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贬低自己祖国的人民，对他们施以暴行，阻止他们成为进步的活动家。伽图参议员及其著名的歌曲《一定要打败迦太基！》就是这样的“爱国主义者”。罗马的最后一段历史说明，大部分罗马公民并没有因为打败迦太基而获得政治和道德上的好处；在这之后，罗马人的唯利是图让努米底亚王朱古尔塔非常震惊，而他们的公民意识则表现在街头争斗、血腥倾轧和威权政治当中。在俄国这种“爱国主义”的机关报是60年代的《卡特科夫[7]的文学》，它在最近几年非常受欢迎。否定进步，一个民族吞噬另一个民族的想法都是对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否定。
请在你们的民族性思想中加入最高的真理；请在它的社会形态中加入最高的正义，那时它可以毫无畏惧地站在其他民族旁边，因为这些民族的思想缺少真理的内容，这些民族的社会形态缺少正义。它将影响他们；它使他们在道德上服从，但是从来没有想吞噬他们，也没有剥夺他们独立的历史生活。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有权要求这样的影响，这样的服从；它有充足的理由使自己的国家追求这样的意义；它有理由竭尽全力地影响本民族对其他民族的这种历史统治，因为它可以促进人类的进步。进步不是无个性的过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它的工具。在这个时代，任何民族都应该比其他民族更早地、更好地和更全面地成为进步的代表。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应该希望这是他们的民族；希望他影响民族的这种历史意义。正是因为他更加了解和更加习惯自己民族的文化，他更容易掌握自己本民族的思维和行为，他在追求全人类的目标时，可以更快地成为爱国主义者。理性的爱国主义在于努力使自己的民族成为人类进步的最有影响力的活动家，同时尽最大可能地不失去自己民族的独特性。
为此，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具备以上这些社会制度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发展；他尽最大可能地在自己的同胞中扩大便利的卫生和物质设施；他将成为批判理解的宣传者，科学认识物质的宣传者，最大限度地包含正义要求的社会理论的宣传者；他将成为改革或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为了培养和捍卫个人信念，这些运动力图在他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加入更多的可能性；他将成为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和社会契约的拥护者，因为它们用更加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代替过时的法律和制度。然后他尽力充分地理解科学和正义的现代任务。最后，他竭尽全力地使自己的国家在现代民族中成为科学和文化的最高代表。在这些愿望之外，没有爱国主义，只有关于人类激情本能的愚蠢的空谈家、自私自利的政论家或者精打细算的剥削者对它的伪装。
与此同时，如果民族冲突不是为了统治者的偶然利益，或者不是为了相互吞噬的本能原则，那么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民族因素在进步中的意义。但是以上说明的情况使民族组织的稳定性和物质力量具有历史意义。民族问题在实践上引起国家问题。
[1]阿维洛伊（1126—1198）：西班牙穆斯林医学家、哲学家。阿维洛伊的作品在他死后不久被翻译成了拉丁文，为欧洲哲学家和神学家所知。——译者注
[2]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德国抒情诗人和散文家，被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译者注
[3]梅耶·罗斯柴尔德（1744—1812）：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创始人，“国际金融之父”，欧洲银行巨擘，创建了全球第一家跨国公司，首创国际金融业务。——译者注
[4]贾科莫·梅耶贝尔（1791—1864年），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虽然出生于德国的柏林，但却是19世纪法国式大歌剧的创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译者注
[5]温和保守派（Доктринёры）：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法国资产阶级温和保守派政党，从1814年4月拿破仑退位到1830年六月革命，由鲁瓦耶—科拉尔和基佐领导。——译者注
[6]奥古斯都·孔德（1789—1857）：19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是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创始人，被尊称为“社会学之父”。——译者注
[7]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批评家，1851—1855年和1863—1867年编辑《莫斯科新闻报》，从1856年起到去世为止始终是《俄国导报》的主编和发行人。——译者注 |
第十封信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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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封信理想化
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作为自然的奴隶，从来不想认识自身的奴役状态。人屈从于不断重复的非理性本能，屈从于偶然状态，但是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动机是非理性的，也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偶然作用的结果。在他最隐秘的内心深处，我们可以发现他隐藏着把不可改变的规律依附在无意识的物上的意图，可以发现他用某个东西来掩饰自己不坚定的和不合逻辑的行为。他借助于理想化来进行。
理想化的过程是这样进行的。我在某一刻做了好事或者坏事，但是没有思考这件事本身是好还是坏。但是当我去做这件事时，就已经做出了评价。如果在我看来这是好事，那我非常高兴。如果我在没有思考这件事本身是好事时，就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在自己心中做出了一些好评。可能我掂量了，但是我不记得。现在我想起来：我确实迅速地想到这是好事，考虑的速度显示出我的一个优点：我是一个理解力很快很强的人。但是我们只是假设我天生记性好，没有记错这件事。好极了。我做了一件好事，没有深思熟虑，没有仔细考虑，仅仅是根据自己的本性和内在的本能。这意味着，我的本性是如此地善良，以至于我可以做很多好事，甚至不需要理性地认识这些事是不是好事。我是一个好人，不是由于智力的发展，而是由于本性。这意味着，我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另一个理想化的方法是适用于习惯宗教思维的人。我做好事不是为了自己：它是上帝赋予我的，正是那个控制人的意志和行为不需要人思考的上帝。我选择上帝作为解释我做好事的意图的工具。这种方法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比前面分析的方法隐藏着更多的自我抬高。在所有完全非理性行为的情况下，在非理性行为偶尔有好的结果的情况下，理想化的结论是：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和理解力非常强的人；我是一个在本性上特别好的人；我是一个为上帝做好事的人。
如果是坏事，那么理想化的方法是不同的，但是有相同的范畴。最后一种方法是适用的，而且在这里没有任何改变。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上帝审判和愤怒的工具。上帝选择我做这件事；在智力较低的人看来它是坏事，但是智力较高的人却不这样认为，如果上帝决定他选择的人完成这件事，这意味着，它实质上不是坏事。唯理论者不说上帝，而是说最高规律，它支配一切事情，从坏事中得出好的结果；而是说一切存在的最高和谐，在其中个人的行为是单个的音符，如果单独听，这些声音就非常刺耳，但是为了整体的和谐，它们又是必要的。看来，坏事作为普遍和谐的必要因素，根本不是坏的，应该做坏事，而我从做坏事的人变成“世界音乐会”的有益参加者。但是与此同时，人们愿意运用最合适的方法。即使事情就本身来说是坏的，但是记忆迅速根据一系列最高原则检查我的行为，如果任何一个原则从远处看是符合标准的，那么从想象力来看可能说的是我完成这个行为的原则。我大骂朋友，在决斗中杀死朋友：我用伟大的名誉原则为自己辩护。我爱慕女性，在没有谋生方式时抛弃了她和孩子：我遵循了自由恋爱的伟大原则。我与农民签订对他们毫无益处的条约，起诉他们直到他们陷入赤贫：我以伟大的法律原则的名义行动。我告发阴谋家：我赞同伟大的国家原则。在文学艰难的时期我由于个人的愤怒诋毁党的思想机关报：我是一个为争取伟大的独立原则和文学的纯粹性而斗争的战士。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从来不能坚定地根据某一个伟大的原则。从最高的观点看，我的事不仅不是坏事，而且是好事。—又一个非理性的行为，尽管它的后果是有害的，但是这个行为使我成为伟大原则的辩护士、世界和谐的有益参与者和最高意志选择的工具。
理想化的范围非常广泛。在它所有的发展因素中它是依据人的无意识的和半意识的行为使人的想象具有意识特征的意图，而且有意识的行为也从比较初级的阶段发展到最高的阶段。但是在这里不得不区分必要的理想化、错误的理想化和真正的理想化，因为必要的理想化取决于人的思维本质，在很多领域还有错误的理想化，为了真理和正义的批判活动应该反对错误的理想化，最后，还有一些情况是真正的理想化，在其中批判本身不得不为人的现实的合理的需求辩护，不得不反对否定它们的人。
唯一的理想化对于人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是对自由意志的认识。正是由于自由意志，人无论如何不能脱离主观信念，它任意地对自己提出目标，选择完成目标的工具。无论令人信服的客观认识如何论证，他的一切“任意”行为和思想不是别的，正是以前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事件，身体和心理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对这些行为和思想的任意性的主观认识不可避免地是经常不断的幻觉，甚至是对统治外部世界和人的精神的普遍决定论的论证过程。不得不接受这种不可避免性。人对自己的动机不由自主地理想化，这在人的活动领域中成为人的广泛的科学和哲学活动的有益基础。人对自己提出的目标，人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选择的方式，无论本质上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都是完全独立的，这些目标和方式以明确的好坏等级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但是学术批评被认为是在它们中间确立正确等级的工作。把无可争议的真理与可能的假设、错误的见解、虚幻的想法、矛盾的认识相对立。把不合理的方式与合理的方式相区别，把有害的方式与有益的方式相区别。从大量非理性的、偶然的、充满激情的和自私自利的动机中突出道德的动机。在人的动机、思想和行为的范围中，人自身不能发现自觉意志的痕迹，把它们与人的其他动机、思想和行为的范围相比较，对于这一类范围，人不能摆脱思考它们的意识，不能摆脱为它们负责的意识，也不能摆脱他人像他一样承认为它们负责的意识，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与前一类范围一样，都应当是决定论。对于人的大脑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统治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把任意提出的目标和任意选择的方式隐秘地理想化，在每个人面前确立最好和最坏目标的道德等级，仅仅保留了他批判检查的能力，在这个批评中是否必须改变这个等级，承认其他东西是最好的或最坏的。由于意志的决定，选择某种行为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道德的批评可以赋予这个选择最高或最低的意义，在自己和其他赞同那些信念的人面前使个人为这个选择负责。这要求把理论认识领域与道德认识领域相比较，在道德认识领域中得出自己最初的主观的自由意志的事实，而这个事实与它的理论意义相独立；给实践哲学提供坚实的基础。请允许我在这些信里与读者说一说个人的道德责任、个人反对过时的社会形态的道德必然性、道德理想以及从它们当中得出的历史进步。
人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自身意志的表现，如果自己对一切负责的原则被认为是必然的理想化，而且是不能消灭的，那么这个原则就是唯一具有这样特权的理想化。只有在批判的基础上才可以避免一切。在对理想化现象提出这个要求时，我们发现，它是多么广泛地运用自己理解无意识过程的方法。与此同时，它并不局限于人，而是试图把整个世界拟人化，把整个世界理想化。根据人在所有现象或者极大多数现象中加入意识和理性的意愿，通过观察可以得出三种理想化形式。第一，现象在人看来是超自然的行为，是个人、精神和上帝之外的行为，是意识、理性和意志所赋予的。第二，现象在人看来是世界统一的有意识的理性的本质表现。但是，理想化世界的第三种方式是起源于原始时期的人类最古老的生活。外部世界的对象在它的所有领域几乎都被认为是意识、理性和意志所赋予的生命体，或者是这些生命体的处所，而世界的现象被认为是这些生命体的蓄意行为。科学认为精神和上帝的世界是想象创造的产物。它认为“精神世界”“绝对精神”和“绝对意志”是形而上学创造的产物。但是它不得不解决到现在还没有在各个方面得到解决的问题：意识、理性和意志是外部世界的哪些对象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是外部世界的对象。史前的人长期把对意识生命，也就是人的意识的认识扩展到几乎所有对象。后来批判思维越来越缩小有意识的对象的范围。曾经尝试认识一个人的心理过程，但是必须把这些过程逐渐扩展到各种本能。现在一些研究者假定有机体在低级发展阶段有意识，甚至几乎所有物质都有意识，似乎把原子也看作“有思维能力的人”。但是批判说明人的行为具有长期的理性。批判在人的行为中还发现了一类纯粹机械的、无意识的现象。然后在其他类现象中认识到最低级的本能，它们与无法遏制的、没有任何理性的力量一起行动。然后在新的一类现象中思维是墨守成规的，似乎是机械的，虽然不能说，在这里缺少意识或者思维，也不能说行动的速度阻碍了对它做出评价；尤其是个人责任的评价仅仅是由于事情已经做了或者做了一半，或者完全做完了。后来我们遇到非常复杂的、充满激情的行为；在这里大部分是自我负责的道德评价和思考，但是激情的力量，或者激情占主导优势，以至于人故意使思考和道德要求服从激情。在这类现象的后面是行为的范围，人在行动中是思考的、完全为自己负责的生命体。人的大部分生命，他们的任何行为都是隶属于最后一类现象。人的大量行为与第三类现象有关，也就是在墨守成规、习惯和习俗的影响下的行为，如何进行自己的行为，尤其是相当复杂的本能行为。正如我们以上所说，自我负责的评价同时是行为本身的延续或者行为的结束，但有时候完全不是。人的生命发展程度是由命运决定的，在人的所有行为中，最后一类完全自觉的行为就是命运。
从以上可以看出，寻找行为的理性动机不可能是永远合理的方法；在人的行为中，机械的或者动物的本能常常多于人的本能。对于侦查学家必须权衡判决和建立刑法，这就如同对于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必须在过去和现在批判地对待人的行为，批判地对待人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理想化的意图，寻找它们的理性动机，最终是为了在追求实践目标时不犯错误。
无论人可以称之为理性的行为是多么有限，但是假定行为是理性的理想化意图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大多数人愿意把自己所有机械的、墨守成规的和富有激情的行为都看作理性的行为。一些人完全真诚地进行这个理想化过程，另一些人—仅仅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抬高自我或者是为了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但是知识的缺乏和思想的变化不允许大部分人这样做。当其他人跟着他们这样做，当其他人愿意跟随那些允许他们暴露愚钝思想的人，允许他们毫无理性地对待道德一政治原则的人，允许他们墨守成规地对待保守理论的人，允许他们胆小地背叛国家，蔑视英雄的行为，好奇地探索真理和憎恨反对谎言的斗争的人时，他们是非常高兴的。这使那些把伟大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党派拥有了大量的追随者。永远有人高举这样的旗帜，因为他们需要用夸夸其谈的大话掩盖自己的行为。因此，在伟大原则的保护下，首领打算实现自己阶层或者团体的自私自利的利益，这些原则的精打细算的宣传者在大部分情况下越来越快地集中党的拥护者，或者这个党更加广泛更加方便地用新的旗帜掩盖机械的、动物的、墨守成规的和充满激情的个人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方便地进行理想化，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大话不止一次地成为先进的党的口号，成为进步的公式，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诗歌和哲学、习俗和传统完全真诚地和合理地包围着伟大的荣耀。那些虚假的理想化的人指责这些真诚的和天才的夸耀者，从他们建立的宝库中为自己的目标寻找工具。
由于这样的现象，批判应该更加严格地对待写在党的旗帜上的夸夸其谈的大话，更加认真地研究在这些大话中隐藏着多少对个人不合理的或者合理的本能的理想化。
在上一封信中，我区分了两种伟大的思想，一种符合普遍的原则，一种符合个别的社会形态。我们在这里也这样做。相对于普遍的原则，批判的方法对于揭示虚假的理想化是非常简单的：必须清楚党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理性、自由、幸福、正义等这些词语。必须检查，这些词语被赋予什么意义，哪些意义在当前情况下符合它们真正的进步意义。当然，只有当进步本身预先解释这些词语的真正意义时才是可能的。
对于个别的社会形态，任务更加复杂。我已经在第六封信中说了，社会形态是由自然需求和本能形成的。无论这些要求和本能多么自然，无论它们形成的形态多么合理，但是没有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在历史中一个需求形成的形态实际上非常方便满足另一些需求，因为没有更好的需求；由此这个形态转变成一个具有各种职能的机构，在这种形式下遭受真诚和虚假的理想化，这种形态被宣布为党的旗帜和进步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的活动是双重的。第一，它不得不确定，党的哪些真正意图隐藏在它们的旗帜下。第二，它必须尽力寻找自然的合理需求，因为这个需求产生了在党的旗帜上作为它的主要原则的形态。批判通过第一种方式破坏虚假的理想化，也就是为了维护与它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意图，提出实质上可能令人尊敬的形态。批判通过第二种形式反对那些把夸夸其谈的大话当成偶像崇拜的人，反对不理解它的意义的人，反对那些虚假的理想化，反对那些否定完全自然的合理要求的人，这要么是歪曲人的本质，要么是伪善。最后一个任务不仅具有否定的内容，而且具有肯定的内容，在当前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自然需求和自然本能，批判承认这些原则是合理的，要求在真诚的基础上，也就是在真诚对待人的自然需求和本性本能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形态。在社会形态中实现植根于人的本质的道德力量，这是对他的自然需求的合法的和人道的理想化，这与在历史文化形态中对它们的纯粹理想化相对立。这个人道的理想化是完全科学的理想化，因为在其中存在如此多的主观意见因素，以至于它在心理现象的研究中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需求是现实的心理事实，是应该研究的事实，特别是这在什么程度上是可能的。一旦需求被确立为自然需求，它就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得以满足，必须寻找最能满足它的社会形态。我错误地确定在当前社会形态基础上的自然需求；我错误地得出结论，我认为这些结论必须是真诚地对待这个需求。比较内行的研究者在最后一种需求中发现新内容，从而建立更加正确的与社会形态一致的理论。但是可能的错误和合乎逻辑地消灭它们丝毫不能破坏普遍方法的科学性。把社会形态归结为需求，研究者对这些需求的真诚态度（也就是直接的自己的想法），使社会形态与它们相适应的要求，这些都是在个人的任意性之外，在任何教条的盲目性之外，在任何创造性的幻想之外。这个过程可能严格地进行，消灭任何个人错误的源泉。因此，它是科学的，它的结果是社会形态理论，正如它应该清楚理解人的需求，—它是对这些需求的真正的科学的理想化的结果。因此，任何需求允许合法的人道的理想化，特别是属于它本身的理想化，因为否定它就如同否定它的文化；思想对它的态度受到限制。我们否认自然规律，但是不能消灭规律，只能在虚伪占主导的社会形态中引起它更加病态的表现。虚幻的理想化丝毫不能改变自然规律，而是在道德形式中加入虚伪，它使比较狡猾的和不太老实的人有可能欺压不太狡猾的和比较老实的人。
但是在纯粹理想化的掩盖下，各种自私的利益在社会形态中加入虚伪和不公正，正是这种虚伪和不公正引起对现有社会形态的强烈不满，使它们非常不稳定。为了使它们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唯一的方法是在它们当中加入真正的生命力，也就是用真理来代替它们虚幻的理想化。在这里，这种思想活动过程比形成文明活动的文化形态更加重要。正如读者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否定的、破坏的和革命的东西。思想通常想给社会形态带来更强的稳定性，在人的现实需要中寻找它们的真正基础；它研究这些需要，用科学和正义巩固社会形态。思想批评否定的正是那些使社会形态不稳定的因素。思想摧毁的正是那些威胁破坏文明的因素。思想及时防止革命，而不是引起革命。
我们研究人的最基本需要，也就是对食物的需求，我们在人对昂贵食物和发达文化的需要中，在寄生者免费施舍的虚幻恩惠中，都可以看到虚假的理想化。同时，禁欲主义的虚假理想化在否认每个人的温饱需求时，自然产生毫无意义的斋戒形式，毫无意义地在上帝的神殿中聚集大量的珍宝，这些珍宝不仅没有人需要，而且把隐居生活的中心变成不道德的和无知的避难所。科学把这两个虚幻的理想化与承认饮食需求是自然的和合理的观点相对立，科学把这两个虚幻的理想化与承认它在生理学和社会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满足感相对立。如果科学把温饱需求理想化，那么它的理想化是正确的，它指出在没有破坏食物分配的公平时，个人需要多少食物，个人可以占有它的多少价值，为了准备健康的、经济的和美味的食物必须发展烹饪技术。
这就是关于食物的基本需求，它还可以更好地应用在所有其他领域，一切社会形态的进步都在于更加严格地区分它们的自然需求，更加真诚地对待这些需求，消除关于它们的虚幻，对于它们的理想化重要的是指出需求的本质。我们研究一下最主要的需求。
人的第一个稳定联盟是母系氏族，所有的社会职能同时尽力满足个人的所有需求。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直到母系氏族在向父系氏族过渡时产生了宗法家庭。文化的贫乏造成的后果是，这种社会形态应该立即满足培养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需求，个人的经济保障需求，个人免受外部敌人的保护需求，个人家庭免受他人暴力的防护需求，积累知识的需求，创造的需求。氏族或宗法家庭的首领实际上也是孩子们的领袖、全能的企业家、政治活动家、法官、理论和实践传统的守护者，祈祷文中的抒情诗人，神话中的史诗，祭祀中的演员，这一切是因为种族关系明确了它们在部落中的地位。习惯和传统通过美好的诗歌、伟大的神圣联盟、规则的保护、社会意见的桎梏使家庭关系具有复杂的宗法形式。与此同时，禁欲主义不仅否定家庭的现有文化形式，而且认为性本能是玷污人的尊严，宣扬压抑性关系。对家庭的错误的理想化的结果就是可怕地滥用家长的权力，把婚姻变成买卖关系，把孩子对父母的依附关系变成奴役关系；对家庭的错误的理想化的结果就是家庭在礼仪的伪装下腐化堕落，毫无节制地公开堕落；它消灭人的一切关系，放纵个人的伪善和侮辱。如果不做极端的阉割手术，这些宣扬压抑性关系的禁欲主义者是无法消灭性本能的。在这里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扭曲人的本性，要么是伪善，它用更加精致的本能掩饰对公开否定的东西的喜欢。大多数狂热的宗教信徒通过这种方式歪曲人的生理机能；但是其他的信徒，例如北美的宗教派别可以成功地扭曲人的心理。在那里盲目迷信不再发挥作用，在僧侣的天使衣服下掩盖着伪善，他们放弃一切肉欲，隐藏着比俗人更加兽性的本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举世闻名的过程说明，所谓纯净的避难所实际上成为狂欢暴饮的场所，不仅经过自然需求的所有阶段，而且深入到本能的领域，在新的欧洲人看来，这些爱好是反自然的。实际上在一些教派的热烈的心醉神迷中，对性本能的神秘否定与对这些爱好的人为夸大得到了和解。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看到，禁欲主义引起一些人在社会中表现错误的意图，他们的特殊使命就是否定或歪曲人的本性的基本爱好，并把这个作为自己的功绩。
在氏族和家庭关系的历史中通过三种方式产生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从宗族家庭的家长活动中逐渐突出那些在不发达的文化状态下所具有的属性。首先，依靠习俗的氏族关系让步于其他社会关系，在其中个人的思想以考虑、影响或者信念的形式发挥作用。批判思维建立了劳动分工的工业体系，这种分工起初根据阶层继承，然后根据个人爱好；批判思维建立了个人抵御外敌的国家防御体系，臣民或公民参与管理的政治体系；批判思维建立了与受审人的利益无关的司法体系；建立了与氏族族长或家庭家长的权威无关的科学方法论；批判思维建立了艺术形式，它把艺术活动变成有天赋的个人财富；批判思维建立了（或正在建立）培养青年一代的教育体系，它在智力和道德上培养成年人。
随着宗族家庭家长的权力被限制，为了反对在这个领域的错误理想化，思想具有最好的文化基础。对家庭的讽刺与对家庭的赞美相对立。怀疑主义和厚颜无耻的攻击动摇了它的珍宝。法律使家庭成员免受家长的专制主义，允许脱离家庭。通过舆论寻找其他理想。与此同时，在科学和正义的基础上，批判思维与否定性本能的怀疑主义相冲突。生理学论证了怀疑主义的非自然性；政治经济学论证了它在社会的破产；历史学论证了它的传说的虚幻性和它在宣扬个人理想时缺乏根据。
这些错误的理想化在批判思维下黯然失色，被性本能的真正理想化代替，真正的理想化正是通过真诚的需求进行的。正如这种生理本能是不可否认的自然事实一样。他把思维活动的事实变成自由选择。从远古时期这种选择就被理想化，正如以美的本能的名义的选择。理想化的进步恰恰在于，随着思想活动的发展，“美”或者“吸引”仅仅变成选择的借口，而智力和道德的优点则成为它的真正基础。爱的理想化—与家庭关系无关，与禁欲主义对立，它被如此长久地歌颂，就像一直被保留的人的语言；但是当它与萨迪[1]的歌曲一起时，当它与歌唱家、抒情歌手的歌曲一起时，它经常出现一些错误，当婚姻和爱情引起对永恒责任的共同认识时，一夫多妻的文化习俗，根据父母意志和根据商业利益的婚姻习俗与现代主义者席勒的抒情诗并存，与17—18世纪的情诗并存。由于文化习俗，由于思想发展，女性的地位在宗法家庭中仍然低于男性，到目前为止精神理想对于相爱的人仍然是不同的，因此，爱情的理想化还没有达到权利平等。女性试图在男性中找到力量、智慧、能力、社会影响和公民活动的精神理想，但是这种理想对于她不是理想，而是崇拜，因为她自身拒绝实现理想。男性只是根据美丽和优雅的审美理想来看待女性，这个理想本身是对自身的贬低，甚至把粗鲁的形式看作尊严。因此对女性而言，这不是对性本能的正确理想化。她因崇拜偶像受到指责，也就是崇拜精神力量的合理本能，在这种情况下她受到家庭文化形式的压制。所有的思维活动在理想化的过程中不得不通过美的合理本能来考虑男性的利益。只有当女性以男性所具有的精神尊严的理想的名义获得尊重时，相互爱慕的真正理想化才是可能的。那时爱的联合就成为两个生命体彼此之间的自由选择，他们在生理上相互吸引、相互接近，因为一个人完全尊重另一个人的人格。生理的本能成为个人相互吸引的合理基础，但是它受到合法的和人道的理想化；个人的联合由于一个共同的精神理想而得到巩固，他们通过自身的联合相互完善和相互发展。这使偶然的吸引变成稳定的精神吸引，这种精神吸引不是从外在强加的，也不是以文化习俗和传统的名义强加的，而是个人本身建立的。外在强制在稳定的联合面前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相互的尊重使联合非常珍贵，自由的关系消灭任何虚伪，而相互的信任使联合的个人在经济斗争、思想活动、社会事务以及对下一代的教育责任中完全能够相互帮助。在它的正确的、科学的理想化中，现在家庭的任务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思考自然需求的必要条件，根据真诚的自由的情感，以正义的名义确立人的活动的必要目标。性本能是必要的源泉，个人喜爱是亲密的关系，是自由确立的选择，两个平等的生命体在参加社会进步活动中的相互发展是社会的目标—是现代家庭的理想内容之一。培养孩子是必然的源泉，培养者为培养事业做准备是个人的本能，也是对事业的自由选择，发展未来的人的思想、批判能力、信念和自我牺牲的能力是社会责任——也是这个理想的另一个内容，——因此，真诚地对待自然爱好，消灭虚幻的和错误的文化形式，树立家庭的新理想。这个理想培育思想，具有以前的家庭理想的所有优点，而且保持着最高的稳定性，因为它是依据科学资料，依据正义的要求，依据人的尊严。
例如，人类文化早期阶段的另一个需求—经济保障的需求，它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所有权、继承权、使用权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经济依从关系等。一旦广泛的氏族联合瓦解在习俗或者法律的保护下相互竞争的家庭联合，逐渐从临时的基本方式和持续的占有方式到必须关心个人和家庭的垄断地位的形成和保持。在社会低级发展阶段，个人的工资可能基本没有保障。今天狩猎，抢劫，好的天气条件就使人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东西，但是这样获得的战利品不能长久地持续。因为不仅今天，而且明天、后天都要生活。除此之外，在家庭中还有老人和孩子，还有不能获取食物的人，必须考虑他们的生活保障。最简单的和最合理的决定就是在顺利的一天尽可能多地储存，以防其他可能的不顺利。精明的猎人、幸运的强盗把在未来保障自己和家庭的一切东西据为己有。他们攫取的东西成为他们自己的垄断财产，哪怕他和他的家庭还不能享有。甚至孩子已经可以自己获取食物时，他们还是被父亲占有和垄断的财产。在社会还处于这样的低级阶段时，没有人可以保证不被饿死，个人对财产的这种垄断远远超出他和他的家庭的直接需求，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不得不用尽一切方式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争取生存的斗争对于人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那么也至少是占主导的规则。但是社会的状况逐渐改善；畜牧业和农业达到了可能保障生活的要求，而且这种可能性在未来的一定时期超过各种突发死亡的可能性。占有或继承的垄断失去必然性的意义，虽然它在比较困难的时期说明了垄断的正确性。尤其是，垄断失去了自身的合法性，仅仅是远古时期的传说，仅仅是文化习俗，它通过改善技术，通过奴隶和雇佣工人的劳动，通过改进剥削方式——达到把巨额的财产垄断到一个阶层、一个团体、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手中。这就是依靠垄断私有财产的社会经济制度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继承财产的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奴隶、雇佣工人和赤贫者[2]。在这里我们看到对这个制度的诗意的、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理想化。财富、奢侈、掠夺、占有、继承财产的贵族以及贪婪的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歌颂者、赞扬者和他们的理论家，有保护他们的准则，有他们自己的上帝，有对他们的无尽赞美。禁欲主义否定任何财产，否定任何经济活动，打着上帝的旗号使人民处于寄生的贫穷的生活。这种制度条件的自然发展是在批判思维之前，它促进了批判思维。掠夺和垄断的习惯从比较野蛮的制度转移到比较文明的社会，改变了原始野蛮人的生活方式：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尽一切力量保障各种不稳定性。贵族阶层在生理和道德上日渐衰微。个人和家庭的感情使财富分散，家庭成员在极不理智的挥霍中失去了通过掠夺所积累的财富，为了自己获取更多的财富，互相偷窃和互相谋杀。国家尽可能多地攫取私人的珍宝。饥饿的雇佣工人和穷人不断侵吞所有能侵吞的东西。社会制度是如此不稳定，以至于外部的推动力或者内部的爆发力就可以破坏少数人的璀璨文明。除此之外，私人之间的相互斗争一个接一个地毁灭它们。近年来，为了巩固社会制度，私人垄断者不得不牺牲自己在军队、警察和监狱中的一部分财富，不得不分给穷人一部分财富，不得不在偶然的经济危机中牺牲一部分财富。由于这些历史事实，社会主义的经济批判不断发展，这使奢侈的私人垄断者和寄生的禁欲主义者倍感震惊。批判思维组织反对垄断资本的联合劳动的斗争，确立新的经济理想。批判思维承认经济保障的需求，但是要求个人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得到保障，与此同时，不能垄断那些超出自身需求的财富。在这里，与需求一致的理想化不是新事物。这是对劳动的理想化。但是以前劳动被理想化为资本的武器，工人的依附（它不仅在世俗的法律中，也在上帝的旨意中），以及对原罪的神秘惩罚。
社会主义向工人提出了另一个理想。这就是有效的生产劳动反对不劳而获的资本的斗争；这就是保障劳动者生活的劳动，是使劳动者获得自身发展和政治意义的劳动；这就是享受舒适的，甚至奢华的生活的劳动，不需要诉诸野蛮的方式，不需要垄断个人的财富，因为人人都可以享受舒适的和奢华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在虚幻的和真正的理想化中对人的基本需求的研究，现在我们从基本的需求转向更加复杂的原则，也就是人的历史制定的原则。
[1]萨迪（1208—1291）：中世纪波斯诗人，萨迪作品风格一直是波斯文学的典范。-译者注
[2]这要求多方面的发展，它在俄国的出版物中是不可能的。我几乎没有改动这篇在1870年的文章。（1890）——作者注 |
第九封信社会各党派的旗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九封信社会各党派的旗帜
我在上面几封信里阐述了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即一切社会进步必然依赖个人的活动；只有他们才能使文明得到巩固并使之免于停滞；他们有权利并且有可能批判地对待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态；争取新事物反对旧事物的斗争，争取新生事物反对陈腐事物的斗争，必然导致建立各种思想旗帜的党派，必然导致各个党派为了实现各自的思想而发生冲突。
但是在各个党派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哪些党派是在维护过时的、陈腐的旧事物，哪些党派是在维护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看起来问题可能很奇怪，但是实际上非常容易区分，人们宣传的是2年、3年、4年、20年，100年之前流行的思想，还是在前一段时期被嘲讽和憎恶的新思想。最新的最时髦的思想，权威杂志上最新的政党论文，受人尊敬的宣传家的最新言论，——这就是生机勃勃的新生东西。一个政党，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如果它的拥护者越来越少，那它就是一个反动的政党。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所有迟钝的盲从的人都遵循这个方法；所有这些毫无信念的具有惊人的看风使舵本领的夸夸其谈者都遵循这个方法。成功的可能性，参加某个政党的人在社会盛筵上分尝一杯美羹的可能性，——这就是他们称之为渴望前景、追随时代的东西。如果他们是对的，那“进步”这个词就会失去任何意义，历史就会成为类似气象图表那样的东西，在图表上可以标出雨天、晴天、刮西南风还是东北风，不过要想从上面弄清比统计数字表格更多的东西，那是非常困难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写我现在写的这些书信，因为我对社会气象学，和对自然气象学一样，根本不感兴趣。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在极少的国家里，阴雨和干旱才是一种普遍的、一贯的现象。我们生活在气候多变的地带；根据昨天和前天的风向，预言明天的风向，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我们苦于气候的多变，然而弄不清楚原因。如果你们愿意并且有可能的话，那就请准备好套鞋和雨伞，准备好厚实的衣服和门窗紧闭的房屋，但是你们未必会去研究今天的这场雨和上星期四的那场雨有什么联系。从我们的知识现状来看，无论在自然气象学方面，还是在政治气象学方面，这样做都会是一种劳而无功的事情。科学不过是那些人设置的最容易遭到危险的气象站，它在几小时之前向他们预报暴风雨即将来临。
遗憾的是，我不能设想用上面所讲的那种简便方法来区分进步分子和反动分子。我在第三封信开头提出了各种进步的要求，为了前后一致，我应该假定这些要求也决定着各党派之间的区别。战败的政党也可能是进步的政党。10年前、50年前、100年前写成的但很少为人所知晓的书籍，可能比杂志上的最新文章包含更多的生动的历史原理。昨天时髦的东西，可能比今天时髦的东西更能使未来思想最敏锐的人焕发光彩。是的，你可以相信，我认为我们1861年的杂志，比1867年，甚至比1890年的杂志更好。我觉得康德胜过谢林，伏尔泰胜过库辛；我认为卢契亚奴斯要比卡特科夫[1]具有更多的生机勃勃的进步因素。这肯定会引起某些自诩为始终站在最流行的潮流水平上的进步人士的愤慨。这可能会招致那些把“潮流游戏”视为儿童嬉戏的终生稳重的活动家们的轻蔑嘲笑。这也可能使那些《治家格言》和拜占庭的头脑迟钝的崇拜者感到高兴，他们会以为，这样一来，连他们也可以算作是真正的进步分子了。让所有这些人愤慨、嘲笑和高兴吧。
假定进步正是在于个人的发展，在于社会形态所表现出的真理和正义，那么就很难解决以上提出的关于区分进步政党和反动政党的特点问题，因为外部的独特标志，对它们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呜呼！事情确实如此。在人类文明的词汇中，没有一个词可以绝对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写在进步派的旗帜上或者写在反动派的旗帜上。最优秀的善于思考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能产生使社会富有生机的伟大思想，那些阻碍人类发展的党派在某个历史时期成为吸收党员的诱饵。最反动的东西在某些时代成为进步的工具。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分别研究这两种思想，即那些与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一般原则相符合的思想，那些与社会生活的个别形态相符合的思想。这两种思想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常常成为相互斗争的各个党派的旗帜，无论这些党派实质上追求的是寸步不让的自私目的，还是这些党派相信只有它们的拥护者才是绝对真理和正义的代表。这两种思想既可以成为发展的源泉，也可以成为停滞的工具；这两种思想实际上轮流出现；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对这两种思想来说是各不相同的。
至于说到一般原则，如发展、自由、理性等，它们的命运是由于自身的广泛含义造成的，它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始终是极其含糊不清的，毫无固定意义的，可以被一些人反复使用，同时也可以成为另一些人达到极其卑微的、反动目的的工具。
“发展”这个词在宿命论的意义上通常被理解为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仅被当作一种存在的事实，而且是理性承认和精神崇拜的合理原则。对于拜物教教徒来说，历史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因素，就如同病态的毒瘤细胞和健康的神经细胞一样都是人的发展因素。然而，对于那些认为历史具有人道意义的人来说，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明白，无论病态的细胞，还是健康的细胞，同样都是已往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可是，只有健康的细胞才决定着发展的方向；病态的细胞则是破坏和死亡的因素。第一种“发展”（如果在这里已经使用了这个词）在现在和将来应当尽可能地反对。第二种“发展”（实际上只有它才在历史上有权得到这个名称）应当积极促进。
毫无意义地使用“自由”一词，已经为每个深入思考历史的人所熟知，以致几乎完全没有必要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强者有折磨弱者的自由，贫者有饿死的自由，父母有摧残儿童体力、智力和精神的自由，这是人所共知的原则形式。—为了理性，人们沉溺于对必然事物的直观，否定对既成事实的批判；人们认为现存的即是合理的，否定对社会形态的批判。把正义与法治混为一谈，即使是《德拉古法》[2]也罢。把真理当成是无法理解的、只能呆板重复的神秘的信条。把美德看作是为了最坏的人牺牲最好的人，为了虚幻的幸福牺牲现实的幸福；不是反对派，而是勿抗恶。人既进行间谍活动，又采取野蛮行为：狡狯的教会中学生对同志的告密，对玛基人、亚玛力人和亚摩利人的残杀，违背向异教徒许下的诺言，焚毁宗教裁判所，圣巴托罗缪之夜[3]的大屠杀。人的圣洁被看作是对个人发展的否定，是对现实真理和人类正义的否定，是苦行僧的毫无怨言的自我折磨，是遁世者的兽性状态，是神的侍者的狂热，是对不可思议的事物的信奉，是对不信教的或信异教的人的迫害。总而言之，人的一切最坏的、最野蛮的、反社会的、最不体面的、反人性的方面，都可以在发展、自由、理性、美德、责任、圣洁的假面具下找到自己的庇护所。只有批判，只有持续的准确无误的批判，才能使个人不受响亮口号的影响，错误加入与他的愿望、本能和全部天性毫不相容的阵营中。一般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常见的，所以两个本质上相互对立和斗争的政党可以共同捍卫伟大的原则，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所有的教派分子，都把自己称为真正的信徒，而把其他教会称作偶像崇拜者。所有的哲学家都认定，只有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才能找到对世界正确的合理的解释。无论是恺撒，还是伽图，似乎都维护罗马的利益。无论是奴隶主，还是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似乎都要求正义。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竭力探索：哪个政党的伟大口号具有真正的意义？要求自由（如同法国僧侣们那样）会不会仅仅是要求压迫别人的权利？呼吁正义（如同农奴主、奴隶主和资本家那样）会不会仅仅是甚至在已经认识到它的不道德的情况下仍想把历史的不道德合法化？
一般原则由于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常常被各个敌对的党派作为自己的旗帜，在个别的社会形态中似乎没有这种情况。家庭、法律、民族、国家、教会、科学协会、经济学会、艺术学会都有一些难以理解的任务，因此可以判断这个形态究竟是发展和进步的起源，还是衰亡和反动的因素。遗憾的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因与把一般原则变成响亮口号的原因是根本不同的。一般原则的含义过去广泛，因此只有清楚地说明它们所表达的具体内容时才具有意义。个别的社会形态，正是由于其个别性，本身并不是进步的，也不是反动的：所有这些形态都包含着对于个人产生进步影响的可能性，如同所有这些形态也都可能成为个人在其发展道路上最沉重的障碍一样。每一个形态的历史意义取决于这个形态在一定时代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的综合，以及这个时代一切社会形态的综合。社会发展的各种条件必然在一定时期内把某种形态作为进步的工具，同时，在这个时期，只有在其他所有形态都受这个主导形态支配的条件下社会才能发展。然而，条件是不断变化的：昨天占优势的基本要求，今天可能变成仅仅是个人和社会的某一个要求。昨天还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今天可能要求具有同等地位，明天则要求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社会还想保持进步的话，它就必须过渡到新的条件。昨天占据主导地位的形态，昨天的进步分子有充分根据为其优势而进行斗争的形态，今天必须让出首位，而那些还要去维护它的人，则将成为反动分子……新的条件，同样也将存在一段时间之后必然被其他新条件代替。谁如果像崇拜偶像那样地崇拜社会形态的条件，那他就必然要冒着成为反动势力拥护者的危险，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条件能够一劳永逸地满足进步的各种要求。对于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来说，社会形态可以说是一件“不结实的衣衫”，它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只有当社会形态在当前条件下适应当前时代的各种要求时，它才获得自身的意义。也就是说，符合个人的自由发展，符合个人之间最合乎正义的要求，使个人能够尽可能广泛地享有文明的好处，使这些得到的好处更加稳定，并且消除停滞的危险。
人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奠定了氏族和家庭联合体的基础，不止一次地改变了人类的进步意义。很难清楚地描述灵长类动物生活的社会形态，灵长类动物是人类的远祖，甚至就是原始人类，考古学家在地壳的第三纪中与其说是观察到，不如说是猜测到他们的遗迹。不过，这种动物式的社会形态，与聚集在母亲周围的氏族联合体相比较，肯定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现代的社会胚胎学家越来越有根据地把氏族联合体作为第一个纯粹的人类联合体，重现于我们的想象（关于这点，我在前面第四封信中已经谈到）。这种母系氏族几乎到处都让位给家长制氏族，以后又让位给在家长制氏族基础上形成的父权制家庭。这两种形态之间的斗争及其进步意义对我们是完全模糊不清的。也许，甚至很可能，家长制氏族和父权制家庭对于母系氏族的胜利，是利己原则对于社会原则的胜利，这是由于人类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保障，争取生存的斗争有所减弱，因而使利己的欲望有可能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可是，也许处境优越并有较多闲暇的少数人的个人批判能力只有通过族长和世袭贵族占有特殊地位的家长制形态才能培育起来。也许对于人类来说，确实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即家长制是联合体的发展基础，在族长对其后代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各代人之间存在着最紧密的等级制联系的情况下，能以最好的方式使人类在经济、政治、宗教以及一部分科学方面的要求得到满足。不过，我们先把父系习俗是否比母系习俗更为进步这个现在很难解决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先用氏族联合这个词语来概括其共同事业与联合体内部的亲族关系密不可分的原始结合体的一切形态；在这里，这个概念也适用于有共同妻子和共同儿女的母系氏族；也适用于被古希腊—罗马法制进一步加强并保存至今的闪族人习俗—父权制家庭；也适用于一妻多夫习俗的各种过渡形态；也适用于在人类某些地方保存下来的其他比较特殊的形态。在所有这些形态中，作为为了共同防御而把人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建立牢固联系的第一个联合体，氏族联合体是主要的进步基础。习俗的专制主义、对异族人的憎恨、琐碎的家世方面的骄傲、对死去的祖先的迷信、部族之间的敌视，—这就是当时的结果，并且造成了许多苦难。但是比较起来，这种形态可以使社会遭受较少的苦难，或者可能至少可以制约未来比较广泛的思维，从而能够在争取真理和正义的斗争中减轻后代人的苦难。无论如何应该肯定，氏族制度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无论氏族的战争引起部族之间多么残酷的屠杀，在这样的屠杀中死亡的人可能还是比在个人没有氏族联合的保护下要少一些。无论习俗对某些个人如何沉重，无论族长如何肆无忌惮地剥削部族成员的劳动和生活，但是，氏族习俗或族长权力统治下的部族活动，与个人的分散活动相比，可以使部族中更多的人免除饥饿和危险。无论氏族和部落的首领如何惨无人道地对待其他族人，使他们成为奴隶，把他们杀掉或吃掉，可是人在氏族联合体中逐渐明白人不仅应该捍卫自己的生命，也应该捍卫与自己亲近的人的生命、幸福和尊严，应该捍卫他人的生命、幸福和尊严，这些人与他在思想方面有联系，就是说，他们与他具有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义务，为他们造福是他品德高尚的表现，对他们的侮辱也就是对他自己的侮辱。
一旦法律开始保护个人，氏族的血腥复仇就变成极其有害的社会偏见，并且从进步因素转化为反动因素。一旦自由的经济联合比氏族的和公社的联合体给个人带来更大的保障和更多的利益，维护氏族的经济原则就开始具有反动的性质。一旦人开始意识到，任何人的尊严与自身的尊严都是互相关联的，对任何人的侮辱就是对自身的侮辱，那么，只能同族的人之间联系的想法就变成文明道路上的障碍。
法律在人类生活的某个时代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则，并且理所当然地成为进步的因素。它保障弱者的生活免遭强者的蹂躏。它巩固了契约，使公社获得了自由和广泛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它教育人认识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平等地位，认识到人的尊严超越于出身、财产以及其他一切偶然情况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然而，法律并非任何时候都是进步的因素。我将在另一封信中分析随着法律的形式因素的加强社会发展必然停滞的趋向；现在我仅仅指出这个问题。法律总是字面上的东西；社会生活在不断的发展中必然会产生比立法者所能预见的更多的问题，甚至很快超过最尽责的立法者制定法律时所依据的各种条件。如果有人想把各种各样的现实生活全部硬塞到法典的固定条文中，那他就不会是一个进步活动家。如果有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维护陈旧的法律，那他就是一个反动分子。当然，几乎所有组织比较完善的社会都包含着废除陈旧法律的可能性。但是，有时政府或少数有权势者为了私利维持社会意识摒弃法律形式，如果不是1870年的战争破坏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原则的话，这个帝国可能可以更长久地以合法形式继续统治法国；然而这个帝国的真正拥护者是如此少，以至于它在9月4日找不到任何一个保卫者，尽管取代它的政府在政治、精神或道义方面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在类似的情况下，字面上的东西会依然记载在法典上，有时甚至可以找到利益攸关的坚定的保卫者；不过，真理、生活和进步都与之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检察官起诉的要求从法律观点看如何正确，但是真理始终在那些不根据法律而宣告被告无罪的陪审员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车磔犯人的刽子手是多么合法，无论警察多么合法地用拷问刑具恐吓犯人，但是把受难者从刽子手中解救出来才是进步，把强加在无权的人身上的可耻刑具摧毁才是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元老院关于恺撒·奥古斯都·多米齐安是上帝以及在他的雕塑前要奉献祭品的法令有多少正确的法律根据，无论格斯勒[4]让人们向他的礼帽鞠躬致敬的要求是多么正确，但是历史未必不站在那个宣称“不，多米齐安不是上帝，不应该给他的塑像奉献祭品”的衣衫褴褛的宣讲者；历史未必不站在那个不但不向格斯勒的礼帽致敬，而且给了他致命一击的半传奇式的射手一方。
在最后几任恺撒和最初几个野蛮部族国王统治的时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占优势的意义，一切社会原则都受它的支配。当一方面罗马国库，另一方面野蛮部落掠夺了多数人的生活资料时，当不管是古代法还是新的社会需求都还不足以保障个人时，主教为了精神上的威望成了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他的关心是片面的，然而，这是对灾难深重的黎民百姓的关心。他的审判是不公平的，然而，这毕竟是向正义的某种接近。他甚至有时可以公开谴责任何人都未曾指责过的皇帝的野蛮行为。他能以地狱遭劫和神灵惩罚的恐吓制止任何人都无法制止的野蛮部落的暴行，尽管只是有时。无论卡西雅和贝涅基克特[5]的法规如何野蛮，但在当时条件下，只有它们才能提供保存知识传统（也就是识字）和文化传统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个时代，这对西欧来说是进步的积极因素。不过很快这种关于主教和僧侣的社会意义的观念在西方就成了反动的因素。最粗俗的财产继承法庭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也比宗教法庭更为公正。在与天主教的主教干涉社会事务的弊端对比之下，封建主义、集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成文法的一切弊端都显得微不足道。作为教阶制要素的教会的独立性，在与国家对比之下，变成了反动分子的思想。神学家对其他研究部门的统治，变成了对发展危害最大的障碍。只有教阶制的组织不是成为社会的主导者，而是作为争取其他主导原则，争取民族性，争取在低等种族中传播高等种族文化等的斗争参加者，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它才是进步的推动者。
我再举一个我在第五封信中提到过的例子。科学在自己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无疑是一种进步因素；然而在一定情况下，当社会现有的全部力量都必须用来解决各种迫切的实际问题时，当社会上任何一个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的成员都是社会的敌人时，当任何人以骄狂的态度蔑视政论家之间轰动一时的论战，蔑视群众政治集会上的喧嚣争论，蔑视各党派之间的流血冲突，而他无权认为自己是进步活动家时，科学协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很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在这种时候，如果科学协会理解自己的人道意义，那它就会使自己的著作倾向符合社会的需要，或者说，它的成员就会把自己关于纤毛虫新形态的研究，关于克洛维外衣式样的研究，关于克勒特语动词变位法的研究摆在次要位置，而把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用来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几何学新领域的开拓者蒙日[6]就会整天在作坊中度日，啃干面包，给工人书写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创立了化学科学的贝多莱和福尔克鲁就会献身于硝石的采掘和对农人出身的矿工的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比较语言学的首创者威廉·洪波尔特就会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用于普鲁士的复兴。天文学家阿拉哥就会坐在共和国立宪者的议席上。细胞病理学的奠基者微耳和[7]就会在议会中击败俾斯麦。但是，科学协会也可以有另外一种做法。它可以以自己研究室中的超世的平静而自豪，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周围的人对群众的苦难漠不关心，而去尊重官方的现状，或者它至少可以认为，参加轰动一时的迫切问题的讨论会有失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著作的全部科学价值也不能使它逃脱历史的宣判：为了科学—当然是十分糟糕的科学—而宣传对于迫切的现实问题的冷淡主义并且逃避参加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协会，将是一种反动的因素，而不是进步的因素。
我们暂且只限于讨论这些例子。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一点：发展的因素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无条件地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然而每一种社会形态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环境中都可以成为有一定影响作用的进步工具。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维护某一种社会形态，必然会宣扬反动的因素，因为同一种社会形态，或者甚至同一种社会形态的综合，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居于主导地位，并给人类带来利益。历史的正确进程必然使各种形态轮流占据统治地位，使一种形态让位给另一种形态。
究竟如何在历史的当前时刻弄清楚什么是进步？哪个政党代表进步？在所有的旗帜上通常都写着伟大的口号。所有的党派通常都宣传那些在一定条件下过去和将来都是进步推动力的各项原则。这个也很好，那个也不错。然而，究竟如何选择呢？
没有知识的、不善思考的、迷信他人权威的人，无法正确无误地进行选择。任何一个字眼本身都没有代表进步的特权；进步是不能塞进任何一个形态里的。要探究词语背后的内容。要研究某个时代和某种社会形态的条件。要增加自己的知识，加深自己的信念。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只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决心才能把人类变为具有个性的人，而且除了具有个性的人以外，就没有任何进步的原则，没有任何进步的形态，也就根本没有进步。重要的不是旗帜，不是旗帜上写着的口号。重要的是旗手的思想。
[1]卢契亚奴斯（约125—200）：古希腊杰出的讽刺作家。卢契亚奴斯在对柏拉图的哲学体系感到失望后，通过自己的某些著作用嘲笑的语调批评了柏拉图的著作，特别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批评家。——译者注
[2]公元前621年，奴隶主贵族德拉古将习惯法整理编纂，颁布了雅典第一部成文法，史称《德拉古法》，标志着雅典法进入了成文法时期。——译者注
[3]圣巴托罗缪是法国的狂欢节，时间是每年的8月25日。由于法国天主教对胡格诺教徒的屠杀发生在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夜，故称圣巴托罗缪之夜。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是法国天主教暴徒对国内新教徒胡格诺派的恐怖暴行，开始于1572年8月24日，并持续了几个月。由于胡格诺派的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使该事件成为法国宗教战争的转折点。——译者注
[4]格斯勒：13世纪统治瑞士的奥地利总督。在席勒的作品《威廉·退尔》中被射手威廉·退尔击毙。——译者注
[5]卡西雅：罗马法学派的首领；贝涅基克特：那不勒斯附近寺院的奠基人，他的法规奠定了天主教僧团的基础。——译者注
[6]加斯帕尔·蒙日（1746—1818）：法国数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译者注
[7]鲁道夫·鲁德维格·卡尔·微耳和（1821—1902）：德国医学家，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1858年发表巨著《细胞病理学》。——译者注 |
第八封信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八封信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
“单人不成伍”，——一个古老的谚语这样说。带着对社会形态的批判，怀着把正义体现在社会形态中的愿望，个人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个体，面对社会确实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样的个人却成了一种社会力量，成了社会的推动者，创造了历史。他们是怎样做到的？
首先，应该承认一个事实：如果这个活动家是一个真正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那么他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他对社会形态的批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比别人更深刻地理解这些形态的缺点，意味着他比别人更清楚地明白这些形态缺乏正义。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就有许多人会在这些形态的重压下痛苦、埋怨、辗转不安和面临死亡。只是他们这些缺乏批判思维能力的人不明白他们如此不好的状态是什么造成的。可是，如果有人给他们讲一讲，他们是能够理解的，并且他们——这些能够理解的人—可以和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人一样地理解，甚至比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人理解得更好，因为他们在饱经忧患之后，对这个思想的正确性的认识，要比它的最早提出者更充分、更全面得多。所以，为了不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反对社会形态的斗争者应该把自己的思想讲得使别人能明白：如果思想是正确的，他就不会孤立。他在那些思想最敏锐、最富有接受能力的人中间，会有许多同志，许多志同道合者。他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分散的、彼此互不相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压迫他们的恶事面前是孤单的、无能为力的；当他们懂得为什么他们会受恶事压迫的道理时，他们可能变得更加不幸，然而，他们的思想越正确、越公正，他们的人数也就越多。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一种还没有表现为行动的力量，然而，这已经是一种力量。
要使力量的作用显示出来，需要榜样。要使个人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应该让他知道还有另一个人，这个人不仅知道自己是如何地痛苦和为什么如此痛苦，而且还反对这些恶事而进行活动。需要的不仅仅是言论，还需要行动。需要坚毅的热情的人，他们敢于冒着一切风险，准备牺牲一切。需要殉道者，他们的传奇故事要远远超出他们真正的品德和他们实际的功绩。人们把他们并不具备的毅力加在他们身上。人们借他们之口讲出他们的后代才能达到的最美好思想，最美好情感。他们在群众面前将成为不可企及的、难以想象的理想人物。可是，他们的传奇故事将以斗争所需要的坚毅精神鼓舞成千上万的人。从未讲过的话将不断地重复。起初似懂非懂，后来理解得越来越好，一种从未鼓舞过奇异的、理想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似乎作为是这个人物的启示，体现在后代的事业中。牺牲者的多寡是无关紧要的。传奇故事总是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增多。而社会形态的保守分子，正如历史证明的那样，总是以自我牺牲的精神迫使普通百姓向大量的被迫害的斗士叩拜，结果就使某种社会形态的反对派可能制订出一长串牺牲英雄的名单。在斗争的这个阶段，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已经有了真正的力量，不过还不是一种协调一致的力量。这种力量大部分都白白地消耗在一些最先引起注意的无谓琐事上。人们由于丑事的出现而死亡，而丑事的实质却没有变化。苦难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增加，因为随着斗争的加剧，敌人也更加凶狠了。在斗士自身中间开始出现分歧、瓦解，因为他们越是激烈地斗争，他们彼此也就越加歧视。尽管活动家们付出了全部精力，做出了一切牺牲，效果仍然不大。力量表现出来了，不过被白白地浪费掉了。然而，这已经是一种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力量。
为了使力量不被白白地浪费掉，应该把它们组织起来。具有批判思维能力和具有强烈愿望的个人，应当不仅希望斗争，而且希望胜利；为此就必须不仅知道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知道能够达到目标的手段。如果斗争是严肃的，那么在反对腐败的社会形态的斗士中，就不会都是一些为了自己的苦难，而且只是听了别人的言论和靠了别人的思想才了解这种苦难而进行斗争的个人。在斗士中间，还会有对整个情况都批判地考虑的个人。这些人势必要彼此寻求，他们势必要联合起来，以使这种刚产生的历史力量中的不协调因素成为协调一致。于是，力量组织起来了，它的作用可以集中到某一点，集中到某一个目的；现在它的问题纯粹是属于技术方面的：耗费最少的力量去完成最多的工作。无意识地受苦和幻想的时期过去了；英勇的活动家和狂热的蒙难者的时期，不计成效地耗费力量和无畏牺牲的时期过去了。一个安详的、自觉的工作者，有计划的冲击，周密的思考和始终不渝的、坚持不懈的活动的时期开始了。
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是自然而然地发展的。苦难在个体中产生某种思想；思想被表达和传播出来；苦难变成觉醒；到处都有更坚强的个人冲杀出来；苦行者出现了；他们的牺牲增强了毅力；他们的毅力加强了斗争；所有这一切，就像任何自然现象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按照必然的顺序发生。没有一个时代不是在较大或较小的规模上发生这样的现象，而有时，这种现象可以达到极其广泛的传播程度。然而，在所有那些为了真理和正义而同陈腐形态作斗争的党派中，获胜者寥寥无几。其余的灭亡、瓦解或者僵化；当新的时代引起了新的冲突，组织了新的党派，而原有那些党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时，它们也就消失了。这些党派未能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它们自然而然地通过了前两个阶段之后，不善于为自己开创第三个阶段，因为第三个阶段不会自行创立。对于第三个阶段，必须周密地考虑它的每一个细节：原因和后果，目的和手段。对第三个阶段应该渴求，坚定地渴求，尽管个人会遇到无数的烦恼，尽管要进行使人疲劳的、单调枯燥的工作，而这种工作在多数情况下又是不显眼的、不被重视的。对第三个阶段应该做好准备，全力保持和维护，坚韧地承受一切挫折，利用每个机会，不放过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件事。这是一个经过周密思考的阶段，是一个人创建的阶段，也是一个最好能尽快度过的阶段，因为在整个这个阶段中，各个党派在极大程度上都会遭到威胁着一切生命的危险，我们在讲到文明的进步时，曾提到过这些危险：由于没有持续巩固而瓦解的危险；由于片面的意图造成停滞而陷于僵化的危险。在这个阶段，这些危险对于党派之所以最为严重，正是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政党才具有有机体的生命力；所有不同种类的器官都被用来从事一种活动。瓦解和僵化只能威胁有机体的生存。在此以前，个人曾听从各种爱好的支配，而爱好是牢固的，因为它们直接从各种情况中产生。现在，个人必须听从思想的支配，而思想只有在它极其明确时，才是牢固的，然而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爱好却又总是妨碍明确的思想。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阶段的主要困难究竟在哪里？因为只有战胜这些困难，个人才能在争取真理和正义的斗争中成为社会上真正有机的力量。
为了组成一个政党而必须凝聚起来的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由于他们比别人更有能力和更有毅力，就已经具有更为鲜明的个性。他们培养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难赞成别人的观点，也更难接受别人的观点。他们培养了独立活动的精神，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难于强迫自己不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进行活动。他们比其他人更善于在社会的因循守旧的环境中，捍卫自己的独立性，因此，他们最适宜于单独进行活动。然而，正是这些独立思考、独立活动、习惯于精神上独处的人，现在必须聚集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思想，共同行动，组成某种强大的、统一的，然而是以集体力量而强大、以思想一致而统一的整体；而他们的个性，他们倍加爱护并避免受因循守旧影响的个性，他们如此习惯、如此珍视的个性，则必须消灭于共同的思想潮流之中，消失于共同的行动计划之中。他们创建了一个有机体，而自觉则在这个有机体中降到某个器官的地位。他们是自愿如此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颇为难堪的。在这些具有坚强毅力的人中间，经常存在着发生分裂、产生分歧的危险。不过，现在与前一阶段相比，分歧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那时，个人的行动占优势，处于以榜样和个人毅力进行宣传的时期，把精力消耗在哪些方面，这不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有毅力，只要能使之具有崇高声望、能以其名义和榜样去鼓舞人们投入新的事业的英雄人物就行。两个把力量消耗在相互间无谓斗争的敌人，可能像伏尔泰和卢梭那样，并排立于先贤祠中。但是现在，瓦解就意味着死亡，意味着放弃共同事业的胜利，放弃政党的未来。于是，独立的个人，怀着放弃一部分自己熟悉的观点和一部分自己习惯的活动的坚强意愿，聚集在一起，只要自己那些最亲切、最深刻的信念能够在将来获得胜利。他们思想的全部力量又都用来批判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活动，甚至不是为了弄清这样做是否真的合乎正义和真理，而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样做是否真的同我的愿望、我的信念的实质如此密不可分，以致如果我不愿有损于自己的品德，如果我不想牺牲我所珍爱的一切，我就不能放弃，因为，否则的话，只会是我的思想在名义上的胜利，而在此名义下则隐藏着如此庸俗的东西，如此被歪曲了的东西，以致我在其中根本认不出自己的思想。只有完全弄清退让到什么地方为止，对事业的背叛在哪里开始，为了这个共同事业而聚集起来的个人，才能组成坚强有力的政党。如果他们持有决不放弃任何东西的想法，那他们就根本没有必要聚集在一起。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事业。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很乐意地把别人变为自己这套思想的工具，这套思想是在他自身形成的，具有完整的形式以及在信念和习惯方面一切实质性的和偶然性的因素。可是，这种为了彼此把对方变为精神奴隶的聚集不是组织政党，而是企图把一切变为实现某一个人的动机和目的的机器。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见解中分清实质性的和习惯性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抱着为了实质性见解的利益，抛弃那些哪怕是非常可贵的习惯性见解的决心参加联盟；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看成共同机体的一个器官；他不是无生命的工具，不是无思想的机器，而仍旧只是一个器官；他有自己的结构，自己的机能，然而他从属于统一的整体。这是有机体生存的条件，并且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是一致行动的条件，取得胜利的条件。
单单是，如果说分歧是毁灭性的，如果说在习惯方面的让步是必要的，如果说个人应该服从共同的事业，那么，在实质方面的让步也同样是毁灭性的；活动家同样必须始终是有思想的个人，而不是变成别人思想的机器。谁在自己信念的实质方面做了让步，谁就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信念。他为之服务的不是他理解了的经过思考的自己向往的事业，而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是空洞的言辞。当然，没有牢固的联盟，没有一致的行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当然，任何一个斗士都希望胜利。但是，胜利本身不能成为善于思考的人的目的。应该使胜利具有某种内在的意义。重要的不是谁胜利，而是什么胜利。重要的是思想获得胜利。如果思想由于让步而失去自己的全部内容，那么政党就失去了意义，政党就没有什么事业可言，争论就是系谁占优势。那样的话，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人组成的政党就会同他们所反对的那些社会制度的因循守旧分子毫无区别。在他们的旗帜上写着的字样，过去曾经是真理和正义的标志，而现在则无所标志。他们还会千百次地重复这些响亮的口号。那些把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心灵、自己的生命全都纳入这些口号的青年还会信任他们。但这些青年将会不再信任自己的领导者，将会抛弃自己的旗帜。叛逆者将会蹂躏昨日的圣物。反动派将会嘲笑被举旗的人自己玷污了的旗帜。伟大的、不朽的口号将期待后继者还它以原意，将它实现。为胜利而牺牲一切的旧政党也许不会取胜，而很可能会在自己无谓的停滞中陷于僵化。
因此，为了胜利，必须组织政党；不过，为了使政党变得生机勃勃；器官受整体的支配和器官自身的生命力都是同样必要的。政党由思想和信念坚定的成员组成；他们清楚地懂得，他们为何聚集在一起；他们非常珍视自己的独立信念；他们下定决心，为了这些信念的胜利而全力以赴。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才有希望避免威胁他们的两种危险：既不瓦解，也不停滞。
假定这些条件都已具备。具有批判思维能力和强烈愿望的个人联合起来了，并且组成了政党。但是，这类组织赖以产生的条件本身已经十分清楚，完全合乎政党组织者必备条件的人，即使在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当中，也是极为稀少的。然而他们，第一，在这些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当中有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那些虽然没有达到批判思维的高度，但是有组织的政党所要消灭的社会混乱的苦难群众中有必然的同盟者。
首先看看第一类人。如前所述，这是一些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一些知识分子，不过在这里，他们还缺少成为强大政党组织者的某种东西。其中有些人，尽管有着非常健全的思想，却想不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胜利，因此停留在前一阶段单枪匹马的英勇斗士的观点上。另一些人虽然想到了这点，但没有决心为了共同事业而牺牲个人的尊言和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第三种人不善于区分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相反，第四种人，出于对胜利的热切愿望，却准备完全屈从，牺牲本质的东西，变成机械的工具，并且指责那些不能这样做的人。还有可能其他类型的人。显然，为真理和正义的斗争而组成政党的人，在人数甚少的情况下，首先应该利用一切分散在自己周围并且能够参加组织的人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里，重要的与其说是数量，不如说是参加者的作用，是他们的独立思想和坚强意志。特别重要的是那些能够成立独立的、坚定的组织的人把新的生命力不断传向四方。因此，特别重要的是那些还没有参加运动的前三种人。应该向第一种人说明事业的实际意义；向第三种人讲清楚事业的理论实质；而对第二种人，就应该把他们吸收到事业中来。他们所有的人在将来都可能成为极为有益的活动家；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可能的同盟者；如果从共同利益出发，就应该这样去看待他们。对于已经加入了组织和以后可能加入组织的分子，正在组织的政党就应该从这个观点出发去进行活动。
但是，社会的政党不是关在书斋里的学者的政党。它以具体的方式为真理和正义而进行斗争。它注意的是社会上存在的某种恶事。如果这真是恶事，那么很多人会因此而遭受苦难，这些人感到这种恶事的重压，但是既不懂得造成恶事的原因，也不懂得同它斗争的方法。这些人就是我在前面讲到的那些决定着进步可能性的平凡英雄们。这些人就是组织政党的现实基础。政党能够组织起来，确是因为它知道存在大量的个人，他们一定会愿意接受它提出的要求，一定会向它伸出双手，因为他们就是由于它所反对的恶事而受苦的。很可能，这些受苦的群众，美好未来的平凡的维护者们，不能马上认清自己的拥护者，对这些人怀有戒心，不能认识到，在已经形成的批判思维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的斗争，正是他们自己在模糊的趋向和信仰的基础上本能地要求进行的斗争。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政党毕竟将由于同这些社会力量的联合而组织起来，这种联合迟早必然会实现。起初没有被认清、没有被理解的、为争取美好未来而斗争的拥护者们，在自己的一切言论和一切行动中，必须时刻注意到这些不仅是可能的同盟者，而且是必然的同盟者。
这样，政党组织起来了。它的核心是为数不多的经过锻炼的、深思熟虑的、具有坚强毅力的和把批判思维与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的人。在他们周围，是受过较少锻炼的知识分子。而政党的现实基础则在必然的同盟者之中，在那些遭受正是组织政党所要反对的恶事的苦难的社会集团中。在个人见解中已经形成的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决定着党内行动的自由，也决定着党外活动可以容忍的限度。无论成员们在被公认为非本质的各个方面上有多大分歧，他们仍然是它的有用的或未来必然的盟员。党的所有成员，无论是正式的还是可能的，都受党的保护。每个参加党组织的善于思考的人，都不仅是现在已经属于本党的人的辩护人，而且是明天可能入党的人的辩护人。辩护人不应歪曲被辩护人的事实；他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确实为了被辩护人的利益说话，而闭口不谈一切可能损害他的东西。这样做并不是撒谎，因为敌对的政党也有自己的辩护人，他们不会也不应宽容自己的敌人。明显地歪曲真相的辩护人，只会以此危害自己的旗帜，损害自己作为一个明智而真诚的辩护人的声望。但是如果辩护人给敌人提供有力的论据，那他就根本不是辩护人。党的成员之间的相互辩护，这是政党最有力的联系，是对敌人最有效的对抗；对于一个有组织的政党来说，这也是吸引还没有入党的人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正如统一的思想、统一的目标构成党的内在力量一样，相互辩护乃是党的外在力量。
在非本质性问题的界限以外，党的成员就不再有行动的自由，党对党外的人就不再予以容忍。党的成员中有谁超越了这个界限，他就不再是它的成员，而是它的敌人。党外的个人中有谁在实质性问题上同党有分歧，他也是党的敌人。党经常集中也必须集中自己组织的一切力量，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来反对这些敌人，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斗争，集中打击敌人。每个党员都是自己正式的和可能的成员的辩护人；同样，他也是对于一切公认的敌人的检察官。这里也同样要求不歪曲真相，因为这决不是一个真诚的检察官应做的事。需要注意敌人的真正的过失，并且将一切指控的情节公之于众。辩护人要做的事，就是为被告人申辩。正如辩护人的明显偏袒的申辩会起到与他的愿望相反的作用一样，过于琐碎的控告同样会在细心的公众眼中对被告有利，而有损于原告的声望。然而，把敌人的错误轻易放过，给他们提供隐瞒自己过失的手段，这与党员的任务也是不相容的。细心地、始终不渝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这是政党的生命力的表现，正如思想的统一是这种生命力的基础，而党的成员之间的相互辩护是党的联系一样。
社会力量就是这样壮大起来的，它从起初孤立的、力量单薄的个人过渡到其他人的支持，然后在没有组成一个政党使斗争具有一定方向和统一性以前，又过渡到这些人尚不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当然在这里这个政党会与其他政党相遇，但是能否取胜的问题就成为一个人数和策略的问题。哪里有更多的力量？哪里有最聪明的、理解能力更好的、更坚定的、更灵活的个人？哪个政党组织得更好？哪个政党能够更好地利用各种机会，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人并战胜敌人？在这里已经是在组织起来的力量之间进行斗争，历史的兴趣已集中在它们旗帜上写着的各项原则。
读者会说，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些我们早就知道。
如果这些你们知道，那很好。在历史上根本找不到什么奇闻异事，不过历史可以弄清，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如何。个人反对社会形态的斗争和社会上各个党派之间的斗争，如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组织一样古老。关于力量单薄的个人同社会形态的巨大力量进行斗争的条件，关于对文化习俗与传统进行思维加工的条件，关于进步的政党取得胜利的条件，关于文明要得到生机勃勃发展的条件，我们只希望读者注意到这样一些老生常谈而已。如果个人在自身培养了批判思维的能力，他就从而获得了成为进步活动家的权利，获得了同陈腐的社会形态进行斗争的权利。这种斗争是有益的、理智的。不过个人仍然仅仅是可能的进步活动家。只有当他们能够进行斗争，能够从微不足道的个体变为集体的力量并代表着一种思想时，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进步活动家。为此只有一条道路，无可辩驳的历史见证将指明这条道路。 |
第七封信个人和社会形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七封信个人和社会形态
假定个人解决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切身问题，他估计自己的能力，确定自己的事业。在他面前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形态。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即这些形态，就其本质与广度来说，符合个人关于真理和正义的信念。于是，他怡然自得：他可以在这些形态中进行活动，不必与之斗争，也不会受其压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谈不上把自己算作进步的活动家。他作为一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并不比那些没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有更大的贡献，他们都只能在进步的浪潮中随波逐流。他只是对发生的一切比别人理解得更好些罢了。
然而，这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哪里会有完全满足科学性和正义性的社会形态？如果个人在自己周围看到的都是良善，都是幸福，都是理智，那可以确信，他没有以批判的态度深入思考很多事情，或者由于疏忽，由于天生的精神上的“近视”，使他无法清楚认识许多事情。他缺乏决心或者缺乏能力去做一个完全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
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不是极其热情地寻找现存的良善，而是寻找良善和丑恶的界限，这种丑恶是和进步相对抗的力量，是庸俗下流和因循守旧。让所有那些没有个性的人去欣赏美好的人如何创造美好，社会生活如何保持平静，快乐的酒宴如何欢乐吧。他们不是有个性的人，对他们来说，独立斗争是不可能的。
对于美好的人，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寻找他们的不美好，评价他们的缺点和优点，指出他们的弱点，希望他们能够看到并且改正。对于身心疲惫的人，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给予他们鼓励，使他们有勇气更快地前进。对于迷失方向的人，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引导他们重新从事原先的活动。对于不能从自己身上去除那些消耗他们一部分精力的弱点但是可以把其余精力用来促进进步的人，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为了他们的工作可以宽恕他们的弱点。对于那些可以坚决撕下面具的人，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可以揭露那些对抗进步的庸俗的人。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进行研究，而且正是研究人身上的丑恶，研究他除了有能力，还有什么弱点，更多的是研究他的鄙俗方面，而不是他那些明显优点。
同样，批判的思维只能在生活的幽静角落和安谧的隐居之地休息片刻。温顺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女，优裕的生活和显赫的地位，无疵的工作和无瑕的良心，渊博的学识和学者的声望，艺术家的公认才华和作品的优厚报酬，——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幸福，然而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套结构。在这绚丽多彩的外壳里，在这永不停息的忙碌中，人可能像一个会推理的蚂蚁那样度过一生，成为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生儿育女的人、挥霍钱财的资本家、管理社会的官吏、写论文的学者和满足人们美感的艺术家。
只有坚定不移的批判可以破坏平静的生活和摆脱浑浑噩噩的状态，这时人造蚁蛭才能变为人类社会。忠诚的夫妇，你们真的按照人的方式自觉地彼此相爱吗？生育和培养儿女吗？幸运的卫士，你真的拥有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地位吗？“忠诚的”官吏，你真的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劳动吗？著作等身的学者，你真的推动科学进步了吗？艺术家，你真的创作了富有诗意的作品吗？所有这些你们乔装打扮的生活形态，你们隐藏起来的形态，你们赖以为生并用自己的全部生命使之完善的形态，——这些形态本身和经过你们改造之后的形态包含合理的人道内容吗？为了真理和正义，这些形态不应该是另一个样子吗？不应该反对它们并使之新生吗？你们是因此而屈服于因循守旧、拒斥思维、崇拜狭隘的个人主义吗？难道不应该推倒这些偶像用真正神圣的东西取而代之吗？
我感觉到各个方面的反对意见纷至沓来。单独的、微不足道的、软弱无力的个人居然想批判各族人民的历史，批判人类的历史形成的社会形态！个人居然认为自己有权利并且有能力打倒社会上其他人当作偶像的神圣东西！这是犯罪，因为个人在大众面前是无权的。这是有害的，因为对社会形态感到满意的大众的安宁要比把社会形态当作丑恶而加以否定的个人的痛苦更为重要。这是无意义的，因为几代人形成的社会形态要比任何单独个人的设想更完善。这是狂妄的，因为个人在社会及其历史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让我们逐一分析这些反对意见。
首先，谈谈权利。要么是没有进步，要么是把社会形态中的虚伪与非正义当作进步。我认为真理和正义应该是另外的形态，而不是现有的这些形态，我在现存事物中指出虚伪和非正义，并且想去反对这些被认识到的虚伪和非正义。谁有权利否定我有权这样做？是活着的个人吗？那就让他们向我证明我错了；让他们同我辩论；让他们同我斗争；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不否认这个权利；不过我也有权向他们证明他们错了，我也有权同他们辩论和斗争。是整个社会吗？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于我这个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而言，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权利；但是按实际内容来看，它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些个人并不比我具有更多的权利。是历史吗？历史的全部实际内容仍然在于个人的活动。在这些个人中，有的人已经死去，而对于我这个活人，死人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另一些人活着，但他们的权利和我一样多。总之，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我为真理和正义进行斗争的权利，如果不是由于我的活动可能产生什么害处，如果不是由于我在社会和历史的理解面前不相信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是由于我在有组织的社会力量面前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由于这些原因，我自己剥夺了自己的这个权利。在第一点上，个人已经获胜。
如果我向社会指出社会形态中的虚伪和非正义，并且努力去实现真理和正义，由此会产生什么害处呢？如果我讲了，但是没有人听；如果我做了，但是毫无成效；那么受痛苦的只是我。如果有人听从我，社会形态有了更多的真理和正义，那么这将不是害处，而是益处，因为社会形态中的真理和正义是个人快乐的最高条件，是使更多的人拥有快乐的条件。当然，如果一部分人听从我，拥护我，而另一部分人反对我，那就会引起斗争，会暂时搅乱所有享受到社会制度好处的人的平静。一些人会感到不高兴，因为在他们心中现在经常会出现一种意识，即他们是由于不公正的社会形态才得到快乐的。另一些人也会感到不高兴，因为他们将会受到他们敌人的骚扰，更加担心和恐惧他们的幸福转瞬即逝。不可否认，这对于目前所有享受文明好处的人来说，是一种不愉快的境遇。然而，能够把这些说成是绝对有害的吗？恐怕未必。在前一封信中我已经列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有时从混乱的生活中可以产生出多么有益的结果。我在第三封信和第四封信中已经讲过，截至目前，只有为数极少的少数人享受着进步的好处；为了少数人的发展，付出了数不胜数的代价；只有努力在社会中传播真理，体现更多的正义，才能偿还这个代价。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为实现真理和正义的斗争就不仅没有什么害处，而且是巩固文明的唯一途径。大多数人在任何时代都遭受苦难，因此，苦难在人类中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只是应该力求使苦难尽可能不要对历史无益，可是有什么苦难能比那些实现真理和正义的苦难更为有益呢？首先，如果享受文明好处的幸运者只以痛苦来偿还这种享受的话，那他们根本无法偿还为他们遭受苦难的成千上万的先辈们所做出的牺牲和所付出的代价。其次，如果计算害处的话，那也不应该忘记历史不会在当前的一代终结，在这一代之后还有下一代，因此要估计这个行动造成多大的害处，以及这个行动给整个未来造成多大的害处。如果我可以把更多的真理和正义体现在社会形态之中，那么对于后代的人来说，他们将能享受到带给生活的一部分好处，因而害处将会减少。如果我不这样做，他们的苦难将会增加，而在当代社会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享受当代社会制度好处的少数人当中，痛苦会少一些。但实际上，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社会上真理和正义越少，一些人的痛苦就越大，另一些人的品德也就越低下。这样，一方面肯定会给多少代人造成危害；另一方面对现时的一代人的好处则是可疑的；是否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解决问题？烦恼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些人弄清了，昨天对他们来说还是真理的形态，实际上并不是真理，一个有学识的人不应该以它为满足。难道认识错误的烦恼是坏事？假使人造蚁蛭朝着人类社会迈进了一步。难道使社会发生变化是坏事？
因此，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在任何情况都是有益处和有意义的，只要这个真理和正义是真正的真理和正义，斗争就有成功的希望。只有当我怀疑我对真理和正义的认识时，或是确信自己没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信念时，我才承认斗争的害处，并因此剥夺自己斗争的权利。—个人已经赢了两点；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让我们来看看，在多大程度上个人反对社会形态的斗争被认为是无意义的。
批判地估计自己能力和自己智力的个人，充实了自己在某个领域的知识，把自己的思想集中于这个领域，并且得出信念。但是这个信念与历史形成的形态不一致。于是就有人向这个人说：屈服吧，因为民族的精神、人类的经验、历史的理智都反对你。对个人来说，有没有充分的理由在这些论据的基础上放弃自己的信念，把它看成是无意义的呢？
什么是民族精神？是生活在某种环境影响下的许多代人成为民族的必要的自然基础吗？在许多代人中，一些少数人在历史上为他们创立了文化，这种文化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扩展到人民的不同阶层，成为人民各种各样的习惯，各种各样的传统。时而也出现过一些可能对少数人产生影响、并通过他们对多数人产生影响的个人。这些个人把新的思想纳入到原有的文化形态之中，或者为了另一种文化而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或者在新思想的基础上完成这些改变。在历史上的每个时刻，在自己的生活中，人民都是三种因素的产物：自然必需的因素、历史习惯的因素、个人思考的因素。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构成民族精神。其中，那些受身体和气候所制约的东西是不变的。其余一切则是在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下不断变化的习惯。如果个人很少进行思考，很少采取行动，那么习惯在许多代人的漫长岁月中不会改变；文化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文明越来越陷于停滞；民族精神越来越具有固定的形态，可以说几乎与动物的习性一样。如果个人是积极活动的，他们的思想不会局限在少数人狭小的圈子里，而是力求深入到多数人当中，那么习惯就不会定形；文化在少数人中很快就发生变化，并慢慢地传播给大多数人；文明虽然会有不稳定的危险，但是不会僵化。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民族精神是极其困难的，而多数谈论民族精神的著作家们彼此互不了解。在社会上，在自然必需的共同基础上，文化在少数人中迅速变化和在多数人中慢慢传播必然会存在几种历史的、习惯的文化层。著作家们根据自己的学识，把民族精神归结为他们喜欢的文化层，并把某个时代的标准看作是人民的真正历史。
可以问一问法国人：真正的法兰西民族精神是什么？在所有合法的强权的君主政体被推翻之后，在霸权专制垮台之后，在经历了流血牺牲或被官方出卖了的共和政体的无数经验之后，在文学中，在社会上，在议会里，你们可以找到所有党派的代表，他们将会证明，真正的法兰西民族精神，正是体现在他们拥护的历史传统中。有的人说法兰西民族精神是古代政体、路易十四及其虔诚的天主教和他的拉辛们和布瓦洛[1]们；有的人说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有的人说是罗伯斯庇尔或巴贝夫；有的人说是小军士[2]；有的人说是路易·菲利普统治的轰动一时的议会制时代；有的人说是第二帝国庇护下的“安宁、富足、光荣”的时代；还有的人说是圣路易和宗教裁判所的时代。所有人都会找出各种理由证明这是体现真正的法兰西民族精神的时代。
问一问我们的同胞：真正的俄罗斯民族精神是什么？有的人说是伊凡雷帝统治的莫斯科、“百条决议”[3]和《治家格言》[4]；有的人说是诺夫哥罗德召集的市民会议的大钟；有的人说是弗拉基米尔的可爱的红太阳，神奇的斯维亚托戈尔[5]；有的人说是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斯彼兰斯基改革。有的人说是1854年，有的人说是1861年，有的人说是1863年，甚至有的人说是1889年[6]。所有人都在争辩；所有人都想证明，真正的俄罗斯民族精神正是在这里被发现的，正是体现在神话、风俗和言论中。谁是正确的呢？俄罗斯民族精神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展的呢？是史前时期的斯拉夫人的风俗？是拜占庭文化？还是彼得大帝的文明和官僚制度？或许这种精神，在保存自己面貌的同时可以不断吸取并且一定会不断吸取新的因素？—即使有的人不这样想，但是其他人会这样想，并且按照这个信念行动，因此意见纷纭。有的人认为，民族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比动物更有可能汲取新的因素。在对民族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对真理和正义存在各种各样理解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表达和实现他们关于真理和正义的见解，希望他们的见解能够被汲取到民族精神中去，如同过去很多力量被吸收进去一样。为什么《治家格言》的作者比我有更大的权利表现民族精神？为什么有的新因素可以吸收到民族精神中去，而有的新因素却不能呢？
只有批判地对待历史、民族精神、真理和正义，才能够理解这一点，而且只能通过个人进行，也只能通过个人才能进行。正是为了民族精神，不过不是固定不变的动物习性，而是人类不断发展的民族精神，个人应该对它进行批判，应该分辨哪些是自然必需的，各种文化因素在什么程度上是不变的，从确切的真理和正义出发可以改造哪些因素。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就是这个时代那些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的精神，他们不仅了解人民的历史，而且积极帮助人民获得更多的真理和正义。同样，人类的经验也无非是这些具有批判思维能力和强烈愿望的个人对于人类历史的理解。
至于历史的理性，如果这种理性超出下面的范围，即大多数人屈服于必然性，少数人追求享受，为数不多的个人表达和实现真理和正义，那么理性只不过是一些空话，只不过是空想家的幻想和吓唬胆小鬼的东西。从本质上说，清楚了解过去和强烈追求真理的个人才是真正人类经验的理所当然的鉴别者，才是历史理性的真正阐释者。
因此，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对过去有清楚的了解，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那他就不能也不该因历史形成的社会形态而放弃自己的信念，因为理性、利益和权利在他这里。他应该为了即将来临的斗争充分运用自己的能力，而不浪费自己的能力，并且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应该估计可能达到的目标，好好考虑自己的行动，然后下定决心。这样，只剩下最后一点了。
个人反对被习惯、传统、法律、社会组织、体力、道德等防护起来的社会斗争，往往被认为是狂妄的。个人反对一群紧密团结的人，而这群人当中有许多人也和这个单独斗争的个人一样具有力量，这个人能做出什么呢？
历史是怎样发展的？谁来推动历史的发展？是那些单独斗争的个人。他们如何做到的？他们形成了并且肯定会形成一种力量。可见，这要求形成更为复杂的答案。个人在社会形态面前确实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个人反对社会形态的斗争只有在个人不能形成一种力量的时候才是狂妄的。历史证明，这是可能的，甚至这是历史上实现进步的唯一途径。因此，我们必须提出并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力量单薄的个人如何变成社会力量？
[1]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与高乃依和莫里哀合称17世纪最伟大的三位法国剧作家。拉辛的戏剧创作以悲剧为主，作品被称为古典主义戏剧代表作。主要作品是《昂朵马格》《费德尔》《阿达莉》。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文学理论家。被称为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和发言人。最重要的文艺理论专著是《诗的艺术》（1674）。这部作品集中表现了他的哲学及美学思想，被誉为古典主义的法典。——译者注
[2]小军士指拿破仑，因他个子矮小，最初当过军士。——译者注
[3]1551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宗教会议确定了统一的宗教章程，俗称“百条决议”。这个文件最初称为《宗教法典》，共有101章的内容，每一章都有若干宗教问题问答，对已有的宗教仪式加以规范化、法律化。——译者注
[4]《治家格言》是16世纪中期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的一部法典，据称为伊凡雷帝的牧师、大司祭西尔维特斯特所著，它是16世纪到17世纪俄国城市富裕家庭生活的百科全书。——译者注
[5]斯维亚托戈尔：俄罗斯语，意为“圣山”，是最古老的勇士。在俄罗斯英雄史诗里，他身体极重，连“大地母亲”都承受不住，他是原始力量的化身。——译者注
[6]1854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重大打击，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1863年俄国镇压波兰起义，1889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颁布了《关于地方自治长官条例》，加强了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生平事迹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生平事迹年表
吴式颖
1869年
2月14（26）日克鲁普斯卡雅诞生于俄国彼得堡（现名列宁格勒）的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军人家庭。
——．括号外为俄历日期，括号内为公历日期，十月革命后统一。
1881年
9月克鲁普斯卡雅先人公立学校，以后转入私立奥波连斯卡雅女子中学学习。
1886年
春克鲁普斯卡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奥波连斯卡雅女子中学，转入该校附设的师范班学习。
1887年
11月至1891年8月克鲁普斯卡雅从师范班毕业，获得家庭教师资格证书。她担任了奥波连斯卡雅女子中学的辅导教师，同时又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当一些学生的辅导教师。其间，克鲁普斯卡雅曾在彼得堡高等女子学校学习（1889年9月至1890年1月），并经常到彼得堡市立小学观摩，听有经验的教师讲课；1889年秋，她和米·伊·勃鲁斯涅夫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1890年初，她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为了学习《反杜林论》，她开始学习德文。
1891年
8月至1896年夏克鲁普斯卡雅主要是在彼得堡涅瓦关卡外的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教书，在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1894年2月底，克鲁普斯卡雅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的会议上第一次同列宁见面，不久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895年秋，她参加了列宁组织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为该协会的核心成员；1895年12月8日，列宁被捕入狱，克鲁普斯卡雅同狱中的列宁继续保持联系，执行他委托的一切任务；1896年夏，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了彼得堡三万纺织工人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
1896年
8月11（23）日夜因“斗争协会”问题第一次被捕，9月10（22）日获释后，继续坚持斗争。
10月28日（11月9日）第二次被捕入狱，1897年3月获释，但行动受警察局特殊监视。
1897年
12月底克鲁普斯卡雅被判决到乌法省流放三年，根据她自己和列宁的申请，沙皇政府同意她到列宁的流放地（西伯利亚的舒申斯克村）去服刑。
1898年
5月7（19）日克鲁普斯卡雅同母亲一起来到舒申斯克；1898年7月10（22）日，她同列宁结婚，此后，她从各方面协助列宁工作。
秋天根据列宁的建议，开始撰写一本描写俄国劳动妇女状况的书，该书于1899年脱稿，取名《女工》。这是克鲁普斯卡雅撰写的第一本小册子，也是俄国的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于1901年2月在慕尼黑的《火星报》印刷厂第一次印刷出版，以后又被多次印行，成为俄国工人运动中宣传鼓动家的重要参考材料。
1900年
1月29日（2月10日）列宁流放期满，克鲁普斯卡雅和她的母亲同列宁一起离开舒申斯克流放地。
2月6（18）日克鲁普斯卡雅和她的母亲同列宁一起来到乌法，克鲁普斯卡雅还要在这里服刑一年。
1900年2月至1901年3月初在乌法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中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同时加紧学习外语，又为谋生而从事教学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她写了三篇以教育为主题的文章：第一篇以《优秀教师的典型》为题，发表在《教育》杂志190。年第10期，其余两篇（《教育问题的社会作用》、《学校与生活》）都发表在《萨马拉报》上（1901年1月17日和2月16日）。
1901年
3月11（24）日至13（26）日克鲁普斯卡雅结束流放生活，离乌法经莫斯科、彼得堡出国，她将母亲暂时留在彼得堡。
4月初克鲁普斯卡雅来到慕尼黑列宁侨居处，她担任列宁创办的《火星报》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
9月20～22日（10月3～5日）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的工作。
9月22日或23日（10月5日或6日）参加《火星报》、《曙光》杂志小组和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成员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她后来被选进该同盟的领导核心。
1902年
3月30日（4月12日）至4月初（中旬）同列宁一起离开慕尼黑，迁居伦敦（因俄国警察局在国外的侦察机关掌握了关于《火星报》所在地的情况）。
1903年
4月底～5月初克鲁普斯卡雅和列宁迁居日内瓦（因《火星报》迁到此地出版）。
7月17（30）日至8月10（23）日参加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1月22日（12月5日）由于孟什维克把持了《火星报》编辑部，克鲁普斯卡雅拒绝继续担任该报编辑部秘书的工作。
1904年
不迟于8月l（14）日参加22名布尔什维克会议。在这次会上通过了列宁写的《告全党书》。根据列宁的委托，《告全党书》立即被发往俄国。
9月底（l0月中旬）参加布尔什维克（22人会议的参加者）会议，会上拟定了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编辑部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成员。
11月至1905年5月底担任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编辑部秘书。
1905年
4月12（25）日至27日（5月10日）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代表都是布尔什维克），她担任大会的秘书，并作了多次发言。
4月27日（5月10日）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秘书，同时担任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的秘书。
11月初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结束第一次在国外的侨居生活（将近5年），先后回到俄国。
11月下半月～1907年底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担任秘书工作。
12月10（23）日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战斗和联合军事组织活动家会议，会上讨论了支持莫斯科武装起义的各种措施。
12月12～17（25～30）日参加在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
1906年
1月～12月在彼得堡进行秘密工作，掌管着布尔什维克的住址和秘密接头地点，同列宁保持着秘密联系。
4月10（23）日～4月25日（5月8日）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由于孟什维克把持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作梗，克鲁普斯卡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她在大会上提出了书面抗议。
1907年
1月～12月在彼得堡和紧靠俄国的芬兰边境地区继续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
12月17（30）日或20日（1908年l月2日）克鲁普斯卡雅来到斯德哥尔摩，列宁已先期到达这里。由于俄国政治形势恶化，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在1907年12月初己决定将《无产者报》转移到国外出版。
12月25日（1908年1月7日）同列宁一起来到日内瓦，开始了持续将近十年之久的第二次侨居生活。
1908年
2月13（26）日以前至1909年11月（不迟于28日）担任《无产者报》编辑部秘书、《信箱》部的领导人。
8月11（24）日以前被布尔什维克中央选进财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管理党的经费、交通和出版事业。
不早于9月克鲁普斯卡雅考察日内瓦学校的组织情况。1908年或1909年，她在考察的基础上写出《在瑞士学校（个人印象记）》，批评瑞士学校不注意启发儿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2月1（14）日因为《无产者报》迁移到巴黎出版，克鲁普斯卡雅和母亲同列宁一起迁居巴黎，他们在这里一直住到1912年夏。
1909年
夏初克鲁普斯卡雅作为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的秘书，为召开《无产者报》扩大的编辑部会议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6月8（21）日～17（30）日参加《无产者报》扩大的编辑部会议，负责会议的记录工作。她被选入布尔什维克中央书记处和经济委员会。
1909年末至1910年克鲁普斯卡雅写了《男女合校》、《论自由学校问题》和《是否应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等三篇以教育为主题的文章。
1910年
1月～12月克鲁普斯卡雅每星期到巴黎“高等社会知识学校”去听课和参加讨论会。
9月2（15）日以前直至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任布尔什维克《工人报》的秘书。
1911年
春夏克鲁普斯卡雅在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党校中给学员们讲授新闻业务知识、出版秘密报纸的经验和进行秘密工作的方法。
6月在《自由教育》杂志上发表《论学校法庭问题》一文。
7月《自由教育》杂志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论文：《学生中的自杀问题与自由的劳动学校》。
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布尔什维克举办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杂志《教育》编辑部当编辑。
在1911年克鲁普斯卡雅还撰写了《论学校自治》和《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均发表在《自由教育》杂志上。
1912年
4月22日（5月5日）～1914年7月克鲁普斯卡雅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与《真理报》编辑部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
6月27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以《国民教育的改革》为题的论文。
9月19日《真理报》刊载克鲁普斯卡难的文章：《无产阶级的儿童》。
12月26日（1913年1月8日）～1913年1月1日（14日）参加在克拉科夫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会议。
1913年
3月克鲁普斯卡雅在《自由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以《柏林德国教师代表会议上的劳动学校问题》为题的文章。
秋天克鲁普斯卡雅为出版布尔什维克的妇女杂志《女工》作了细致的筹备工作。《女工》杂志于1914年正式出版发行，由她担任主编。
9月《自由教育》杂志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以《家庭与学校》为题的文章。
9月23日（10月6日）～10月1日（14日）参加在波罗宁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第二次会议，担任大会秘书，并作了中央委员会财政情况报告。
11月布尔什维克的《教育》杂志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迎接第一次全俄国民教育大会）》。
在1913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无产阶级真理报》上发表了四篇论文：《学校工作的组织方法》、《马克思论教育》、《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党外学校》。
1913年底～1914年初克鲁普斯卡雅为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写了有关教育问题的发言稿。列宁为这个发言稿加了《关于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的标题，它首次发表在1963年第七期的《国民教育》杂志上。
1914年
年初布尔什维克的《教育》杂志刊载了克鲁普斯卡雅写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的总结》。
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的家中集会，讨论面临的形势与问题。
8月24～26（9月6～8）日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伯尔尼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对待战争态度的报告，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策略口号。
1915年
2月14（27）日～19日（3月4日）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了在伯尔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布尔什维克支部代表会议。她在会上作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布尔什维克的首要任务是阐明列宁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的观点。她被选为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委员。
3月13（26）日至15（28）日克鲁普斯卡雅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在伯尔尼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宣传列宁关于战争、和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观点，她参加起草代表会议的呼吁书。在1915年克鲁普斯卡雅完成了她的最主要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她同列宁曾讨论过该书的写作计划。列宁阅读了她的手稿，并曾于1916年2月初致书高尔基，向他推荐此书并请他设法协助出版。
1916年
2月～6月帮助列宁搜集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资料。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了关于统一学校和它的发展前景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布列明斯克小组主办的理论周刊《工人的政策》上展开的。克鲁普斯卡雅于1917年2月17日在该刊上发表了题为《谈谈关于普及统一学校的问题》一文。
1917年
2月5～6（18～19）日以前克鲁普斯卡雅制订了出版《教育辞典》或《教育百科全书》的计划。列宁于1917年2月18～19日曾向住在彼得堡的马·季·叶利札罗夫写信，表示支持克鲁普斯卡雅的这个计划，并请他设法找到出版者。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克鲁普斯卡雅从事更紧迫的任务，这一计划当时未能实现。
3月2（15）日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得知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消息。他们当天就与侨居各地的布尔什维克取得联系，准备起程回国。
4月3（16）日同列宁一起回到彼得堡，结束了长时期的侨居生活。
4月至5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出版局工作。
4月24～29（5月6～11）日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四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
5月初克鲁普斯卡雅受列宁委托，拟定了党纲中与国民教育有关的条款的修改草案。
5月13（26）日前为《士兵真理报》写了一篇题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的一页》的文章，揭露资产阶级针对列宁取道德国回国所散布的谣言。列宁看过这篇文章的原稿，并作了修改和补充．
4月至6月《真理报》发表了克鲁普斯卡雅的一系列文章：《青年团》、《为争取工人青年而斗争》、《工人青年应当怎样组织起来？》，等等。《真理报》还刊登了克鲁普斯卡雅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托拟定的《俄罗斯工人青年团章程》草案。
5月5（19）日《真理报》1917年第49号刊载了克鲁普斯卡雅撰写的《市立学校纲领》。
5月底克鲁普斯卡雅在《士兵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给备受压迫者指明道路》的文章。
6月4（17）日～10月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提名．克鲁普斯卡雅被选为彼得格勒（即二月革命前的彼得堡，列宁逝世后改名列宁格勒）维堡区杜马成员。她领导维堡区杜马参议会的文化教育司。
7月2（15）日克鲁普斯卡雅参加彼得格勒市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她作了关于组织青年的报告。
7月26日～8月3日（8月8～16日）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她参加青年工作小组的工作。
8月～10月克鲁普斯卡雅负责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之间的联络工作（列宁因形势险恶避居拉兹里夫）。
10月25～27日（11月7～9日）参加全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与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1917年10月25（11月7）日清晨宣告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组成了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苏俄人民委员会。
11月1日（11月14日）苏俄人民委员会任命克鲁普斯卡雅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她在这一岗位上任职到1920年底。
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苏俄人民委员会任命克鲁普斯卡雅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1918年
3月6日～8日参加俄共（布）第七次临时代表大会。
3月9日由于决定将首都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安·瓦·卢那察尔斯基（教育人民委员）奉命暂留彼得格勒，苏俄人民委员会任命克鲁普斯卡雅为驻莫斯科的副教育人民委员。两天之后，她作为苏维埃俄罗斯政府的成员迁居莫斯科。
5月23日根据克鲁普斯卡雅个人的请求，人民委员会解除了她的副教育人民委员职务。
从春天至10月参加《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和《统一劳动学校的基本原则》的制定工作；参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1918年6月26日苏俄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少数民族学校的决定》（教育人民委员部1918年10月31日通过）等文件的拟定工作。
6月25日全俄执行委员会选举克鲁普斯卡雅为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正式成员。
7月参加全俄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作了报告。
8月26日至30日参加全俄第一次国民教育代表大会，以《新制度下的社会教育》为题作了报告，并致闭幕词。
9月下半月参加全俄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以《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为题作了报告。
10月29日以前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倡议，为召开全俄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组织局，克鲁普斯卡雅领导这个组织局。
11月6日～9日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1月16日～21日参加全俄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将每天的情况向列宁作报告。
在1918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例如，发表在《国民教育》月刊上的有《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论世俗学校》和《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有《论废除童工问题》（2月20日）；发表在《消息报》每周附刊上的有《教师联合会和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职业教育的任务》，等等。
1919年
3月18日～23日参加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积极参加了有关战争形势、军事政策、农村工作、党和苏维埃建设以及无产阶级妇女和青年工作等问题的讨论，还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党纲委员会组织的有关党的纲领的讨论，特别是对有关国民教育的条文作了审查。
5月6日～19日领导和主持了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报告。
春天为制订教育人民委员部6月14日批准的《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教育事业组织条例》付出了大量劳动。
6月27日～8月13日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红星》号宣传鼓动船沿伏尔加河和卡玛河航行，向苏维埃和党的工作者、女教师和工人作了34次报告或讲话。
10月5日～8日参加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致贺词。
10月5日～9日参加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19年～1932年秋克鲁普斯卡雅是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科学教学法中心——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是该委员会科学教育部主席。
1920年
3月29日～4月5日参加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7月19日～8月7日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7月参加国际女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苏俄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妇女工作部、共青团中央、工会中央理事会、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代表组成常务会议。克鲁普斯卡雅为常务会议成员，在制定扫盲的基本文件和组织扫盲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1月12日苏俄人民委员会批准《关于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法令，由克鲁普斯卡雅担任总委员会主席。她在这一工作岗位上做到1930年为止。在192。年克鲁普斯卡雅撰写了题名为《关于社会教育事业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任务》的小册子。该书于当年出版，其中指出各级社会教育管理机关要集中力量提高群众对待劳动和工业组织问题的自觉性，用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知识武装工农大众。
在1920年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她写的《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进一言》刊载于《共产主义教育》杂志1920年11～12月号。
年末克鲁普斯卡雅为俄共（布）党的第一次国民教育会议（1920年12月31日～1921年1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准备了两份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提纲。她准备到会上作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由于患病，没有能做这个报告。列宁就克鲁普斯卡雅的提纲写了著名的评述。
1921年
年初发表《共产主义教育问题》一文（《女共产党员》杂志1921年1～2月号）。
2月27日《真理报》刊载克鲁普斯卡雅的《论妇女的职业教育》一文。
3月8日～16日参加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就讨论宣传鼓动工作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活动的报告作了发言。
6月22日～7月12日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6月28日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的会议上提出《论学校建设》的报告，该报告的提纲于1921年7月4日通过，成为国家学术委员会对各科学研究所下达指示的根据。
9月21日～28日参加全俄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就学校教育问题作了报告，号召共青团员充实教师队伍。
10月17日～22日领导和主持全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工作。
12月23日～28日参加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2月参加全俄苏维埃党校和高级共产主义学校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了演说。
1922年
2月参加全俄扫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报告。
3月27日～4月2日参加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有关报刊和宣传问题的委员会和小组成员。
5月在《青年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我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文。
10月11日～19日参加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致祝词并讲了话；在代表大会的政治教育工作小组会议上作了有关青年自学问题的演说。
11月5日～12月5日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关于共产党在群众教育和培养方面的工作》的报告。
11月27日～12月1日领导和主持了全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2月23日～27日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2月30日参加全苏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本年根据列宁的建议，克鲁普斯卡雅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审查一长制问题的委员会委员。
1922年～1930年克鲁普斯卡雅是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教育》杂志的负责人。
1922年～1932年克鲁普斯卡雅是《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的责任编辑。本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几篇重要的教育论文：《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问题》（《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22年，第8～9期）、《一级学校的任务》（《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2年7月号）、《谈教学大纲问题》（《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2年9月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真理报》，1922年10月28日）。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还撰写了《组织自学》的小册子，是作为《读什么和学什么》丛书的分册出版的。
1923年
1月～3月克鲁普斯卡雅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托，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关于国内政治教育统一的系统材料，她又是党内和群众宣传、学校工作方法提纲起草委员会委员。
4月11日～15日参加全俄苏维埃党校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讲了话。
4月17日～25日参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5月20日～26日参加全俄第二次扫盲代表大会。
10月22日进入列宁研究院院务委员会。
11月2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国民教育局长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关于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的报告，该报告的提纲发表在《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3年11月号上。
12月初参加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会议，就苏联国民教育体制问题作了报告。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在报刊上还发表了下列教育论文：《与儿童流浪现象作斗争》（《真理报》，3月7日）、《谈教育家》（批评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观点，见3月27日《真理报》）、《论高等院校的改组向题》（《真理报》，6月3日）、《改革教师培养工作》（《真理报》，7月11日）、《社会教育》（《走向新学校之路》，一月号）、《谈学校的目的问题》（《走向新学校之路》，五月号）、《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论外语教学》（《走向新学校之路》，七至九月号）。
1924年
1月21日列宁逝世，克鲁普斯卡雅守在他的身旁，直到他停止呼吸。
1月21日至27日在列宁灵枢旁守灵。
1月26日在纪念列宁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追悼会上讲话。
1月29日全俄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克鲁普斯卡雅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2日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克鲁普斯卡雅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10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必须这样做》，该文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写的。克鲁普斯卡雅在这一年参加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委员会的工作，她为宣传列宁及列宁主义做了许多工作。
3月底参加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
5月23日～31日参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人主席团，在讨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时发言谴责挑起争论的托洛茨基分子，建议停止争论，并作了关于农村文化工作的补充报告。
6月8日～13日参加第三次全俄扫盲代表大会并讲了话。
6月17日～7月8日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7月7日～11日参加全苏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了报告。
7月9日俄共（布）中央任命克鲁普斯卡雅为中央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
7月11日～18日参加国际女共产党员第三次代表会议，被选人主席团，作了关于对妇女进行社会教育的任务问题的报告。
7月12日～18日参加俄罗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作了题为《培养列宁主义者》的报告。
10月15日～21日参加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作了《发动群众参加学前教育工作》《农村与学前教育》两个报告。
10月21日～24日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农村支部组织书记会议，作了关于农村政治教育工作的报告。
12月15日～21日参加全苏工人教育代表大会，作了报告。
12月16日《真理报》刊登了克鲁普斯卡雅《关于十月教训问题》的文章，文中批评托洛茨基的观点和他的《十月的教训》一文。
在1924年《真理报》和其他报刊刊载了克鲁普斯卡雅关于列宁《从侨居到彼得堡》的回忆录及关于列宁的生活与工作的纪念文章。克鲁普斯卡雅还撰写了《列宁在国民教育方面的遗嘱》一书，该书于当年出版。在1924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过其他一些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如《论儿童之家问题》（《走向新学校之路》，7～8月号）、《学什么和怎么学》（《共产主义教育》杂志，9～10月号）、《学校与少先队运动》（《辅导员》杂志，第6期），等等。
1925年
1月5日～12日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农村妇女工作会议，作了报告并致闭幕词。
1月12日～17日克鲁普斯卡雅领导和主持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题为《苏维埃学校》的报告，作了关于同儿童流浪现象作斗争的讲话，致大会开幕词并作总结报告。关于这次会议，她还给《真理报》和其他报纸写了一些文章。
1月24日参加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题为《合作制与广大群众》的讲话。
1月下半月发表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和讲话。
1～2月应少先队员的请求写了《我的生活道路》。
2月26日～3月6日参加全苏农业工作者会议。
5月7日～16日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被大会选举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5月13日～20日参加全苏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入主席团，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建立文明的新国家而斗争》的报告，大会选举她为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5月末参加全苏第二次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少先队运动的迫切任务》的报告并致闭幕词。
10月10日～14日参加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召开的全苏第一次自学会议，以《计划性与自学》为题作了报告。
12月5日～13日参加莫斯科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并讲了话。
12月18日～31日参加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被选入主席团，在讨论政治和组织问题的报告时作了三次发言，在会上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就列宁在1898～1901、1901～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在代表大会上和代表大会之后、在1905年侨居国外以及1917年回国等时期的活动撰写了回忆录。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论文，如：《论培养熟练劳动力问题》（《真理报》，3月4日）、《少先队运动》（《国民教育》杂志，第3期）、《农村青年学校的教育》（《教师报》，6月18日）、《学校里的列宁和列宁主义学习》（《真理报》，7月21日）、《职业选择》（《走向新学校之路》，第4期）、《学校自治》（《走向新学校之路》，第4期），《论艺术教育的任务》（《一级学校的艺术教育。编写教学大纲的资料》，莫斯科1925年出版的文集）。
1926年
1月18日～24日参加全俄扫除文盲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月20日以《我们正面临文化革命》为题发表演说，这个演说发表于2月4日《教师报》。
3月11日～22日参加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作有关儿童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的报告。
3月15日参加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会议，致开幕词并以《论农村的学前教育》为题作报告。
3月24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的会议上作《谈七年制学校的历史教学和文学教学》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在《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上发表。
5月9日在全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5月20日克鲁普斯卡雅宣布全俄政治教育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她为大会提供了在工人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的材料。
5月30日～6月4日参加全俄农民互助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并讲了话。
8月24日～27日访问特维尔（现加里宁市），给工人和教育工作者作了报告。
11月5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届三次会议上就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普及初等教育的报告作了发言，她的发言后来发表在《教师报》上（11月13日）。
11月25日参加全苏农村青年文化教育工作第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从1926年秋至1927年克鲁普斯卡雅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共产主义教育学院以《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为题进行了一系列讲课。
本年致力于《列宁回忆录》的撰写工作。该书的第一和第二部于当年出版。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下列谈论教育的文章：《工人大学》（《真理报》，2月26日）、《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大纲》（《真理报》，6月24日）、《谈流氓行为问题》（《真理报》，9月24日）、《苏维埃和学校公益工作》（《教师报》，10月2日）、《论电影》（《走向新学校之路》，第一期）、《论学校的社会公益活动》（《走向新学校之路》，第三期）、《工厂的七年制中学》（《走向新学校之路》，第十期）、《谈儿童读物》（《走向新学校之路》，第十一期）、《论二级学校的文学教学》（《走向新学校之路》，第十二期）。本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写了《论普及教育》、《谈编写小学劳动教学大纲》，时间不详。
1927年
1月24日在儿童和学校电影工作会议上作《论学校电影的任务》的报告。
1月在农村青年学校学生代表会议上作《学校里的集体工作》的报告。
3月26日参加全苏教育工作者第六次代表大会，就政治教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问题讲了话。
4月10日～16日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就俄罗斯联邦国民教育总情况的报告发了言，在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4月18日～26日参加全苏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5月8日～22日之间在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观会议上发表题为《少先队运动和学校》的演说。
4月18日～26日参加全苏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5月21日参加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少数民族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国际和民族文化问题作了报告．
7月2日参加全苏学校工作者会议，就工厂艺徒学校的教育发表了演说。
7月29日～8月9日参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她发言表示支持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批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
9月6日《真理报》刊登克鲁普斯卡雅关于培养训练熟练工人的文章。
9月15日～17日到布良斯克参加该州的群众宣传、文化和政治教育工作者扩大会议，会见了男女工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
10月14日～15日参加全苏女工和农妇代表大会，作了报告并致闭幕词。
10月参加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纪念会，以《走过的道路》为题写了一篇文章。
11月14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为纪念该部成立十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发表演说。
11月参加莫斯科省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发言批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反党立场，谈到加强党的纪律的必要性。
12月2日～19日参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农村工作》报告发了言，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12月27日在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召开的儿童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真理报》12月29日发表了她的演说辞。
本年莫斯科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的文集：《少先队运动的道路》。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撰写了关于列宁1917年回国和列宁撰写最后几篇著作的回忆录。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如下的一些教育论文：《教师的教育作用》（《走向新学校之路》，第1期）、《作为教育学问题的少先队运动》（《教师报》，4月9日）、《苏维埃学校与自然科学》（《走向新学校之路》，第5～6期）、《列宁论教育和国民教师》（《走向新学校之路》，第10期）、《国民教育的十年》（《农村阅览室》杂志，第19期）、《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少先队员》杂志，第20期）。
1928年
1月上半月参加全苏改善东方妇女劳动条件和生活习惯会议并讲了话。
1月20日《教师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列宁论无产阶级的教育工作》。
1月21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论列宁的科学工作方法问题》。
1月23日～24日参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研究少先队运动问题的党的会议以《少先队工作的深刻内容》为题作了报告。
1月23日在全俄俄语和文学教师代表会议上作《共产主义教育与文学》的报告。
3月15日～20日参加全苏第一次电影工作会议并讲了话。
4月22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第二次侨居国外（1908-1917年）》。
4月28日在共产主义研究院做《国民教育诸问题》的报告。
5月5日～16日参加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5月14日作《共青团在儿童中的工作》的报告，15日作结束语。
5月30日～6月3日参加联共（布）中央召开的宣传鼓动工作会议，发表了演说。
6月前半月参加工人大学会议并发表演说。
6月22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论工人大学》。
8月21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经济基础与文化生活、上层建筑》。
9月17日～30日参加儿童图书馆管理员学习参观会议，以《儿童图书馆的作用和当前条件下的图书管理员》为题作了报告。
9月曾到乌里杨诺夫斯克市，在纪念国际青年节的群众大会上和在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乌里杨诺夫斯克红旗步兵学校指挥员毕业晚会上讲了话。
10月5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论培养劳动力的问题》。
10月28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努力完成列宁的遗训》。
11月7日《教师报》发表她的《谈苏俄统一劳动学校章程》。
11月26日在纪念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题为《列宁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演讲。
12月3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发言（讨论舒里金的“学校消亡论”观点）。
12月10日参加全苏东方妇女会议并讲了话。
12月下半月在联共（布）党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和作了一些报告，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25周年。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的《伟大的周年纪念》一书出版。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以下一些教育论文：《教师的教育作用问题》、《学校的组织影响和教育影响》、《论列夫·托尔斯泰》、《社会公益劳动的方法学》、《论国民教育制度》、《教育》（前几篇依次发表在《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8年第3期、第5-6期、第9期、第10-11期，发表在第12期和1929年第1期上的《教育》系克鲁普斯卡雅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写的辞条）。
1929年
1月25日～28日参加苏联“扫盲”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2月15日～20日参加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并讲了话。
3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授予克鲁普斯卡雅劳动红旗勋章。
4月23日～29日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
5月9日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会议上作《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报告。
5月10日～18日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发表了演说并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5月20日～28日参加全苏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6月8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教育机关里的阶级斗争》。
8月前半月同玛·伊·乌里杨诺娃一起到萨尔斯克市和罗斯托夫访问。
8月18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少先队运动的道路》。
8月18日～21日参加全苏第一次少先队代表大会。其间，于8月20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第一届少先队会议的代表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学校》的演说。8月21日，又在少先队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培养新生活的建设者》的演说。
8月22日在全苏少先队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以《培养优秀的社会活动家》为
题发表演说。
10月8日参加改善妇女劳动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全苏会议。
10月15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任命克鲁普斯卡雅为副教育人民委员。
12月8日参加全苏突击队代表大会并讲了话。
12月22日参加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就集体农庄的文化工作作了报告。
1929年12月31日～1935年2月克鲁普斯卡雅任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主席。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在出版和宣传列宁遗著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她写了《对出版列宁选集（五卷本）初步计划的意见》；参加苏联境内各列宁博物馆工作人员会议；为出版《帝国主义战争时期通信集》中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本人的信件写序言；给1929年出版的《列宁与教育》一书写序言。
本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的《反宗教宣传》文集。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以下一些教育论文：《在斯摩棱斯克夜校工作的五年》（《教育通报》，第二期）、《论综合技术教育》（《走向新学校之路》，第2期）、《论中学》（《共产主义革命》杂志，第14期）、《企业附属七年制学校》（《走向新学校之路》，第7～8期）、《苏维埃学校与少先队》（《走向新学校之路》，第9期）、《论职业选择》（《走向新学校之路》，第12期）。
1930年
1月9日《真理报》刊登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
1月10日～13日参加全俄高等学校校长会议，11日在师范组以《论教师的培养》为题作了报告。
1月15日在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的任务》的讲话。
1月16日在莫斯科河外区工人大学会议上以《改造时期的工人教育》为题发表讲话，并作了总结发言。
1月18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以《论儿童的日常生活》为题的文章。
不早于1月20日参加全俄少数民族教育委员会会议并讲了话。
1月曾到梁赞去参加梁赞州国民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集体农庄学校工作者代表会议并发表演说，出席了梁赞州庆祝农业集体化大会，对工农和红军战士讲了话。
2月6日《真理报》刊登克鲁普斯卡雅以《工人学习的联合学校》为题的文章。
2月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的会议上以《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为题发表演说。
2月参加全苏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2月26日～3月5日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讨论关于普及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时发了言。她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3月9日发表《列宁论儿童营养》的文章（《真理报》）。
3月8日～17日参加全苏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入主席团，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4月20日参加政治教育总局召开的工人教育会议，以“工人教育制度”为题发表讲话。
4月26日～30日参加党的第二次国民教育会议。4月27日，在讨论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H.A．斯克雷勃尼克的报告时，她以“当前技术条件下的综合技术教育”为题作了发言。
5月10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课本？》
5月11日～16日参加全俄第二次教科书问题讨论会，5月11日，她在会上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科书》为题作了报告，并由她作了会议总结。她的这些讲话在1930年曾以单行本发行。
5月26日在第三次保卫儿童代表大会上以《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为题作了报告。
6月26日～7月13日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发了言，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7月12日～15日参加全俄师范专科学校代表会议，以《师范专科学校的当前任务》为题作了发言。
7月23日发表《当前最重要的一项任务》（《真理报》）。
8月10日～16日领导和主持了全俄第一次综合技术教育大会，致开幕词，作了报告并作会议总结。这些讲话于1930年以《国民经济的改造和综合技术教育》为题出了单行本。
9月18日由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就完成五年计划第三年的任务发表了号召书，克鲁普斯卡雅就此撰写了《群众文化工作——为响应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号召而服务》的文章。
10月2日在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为纪念列宁发表《青年团的任务》十周年而举行的莫斯科团员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演说。
10月17日参观奥列沃-祖耶沃市的图书馆和儿童设施。在该市教育工作者党的会议和为发展文化而举行的市苏维埃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讲了话。
10月18日参加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法规起草委员会的会议，就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法规草案发表意见。
10月21日参加人民委员会的普及教育委员会会议。
11月13日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发表题为《教育干部的综合技术教育修养》的报告。
12月1日～5日参加全俄博物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讲了话。
12月10日～12日撰写了《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时期对文化教育问题发表的言论》，该文在《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1年第1期上刊登。
12月29日在国家学术委员会第三次常委会作了《将教学法工作提到更高的阶段》的报告。
在1930年克鲁普斯卡雅发表的重要教育论文还有：《论民族文化问题》（《民族教育》杂志，第3期）、《谈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问题》（《走向新学校之路》，第8～9期）、《学校的儿童自治》（《走向新学校之路》，第10期）,等等。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撰写了《列宁关于集体农庄和小农经济的论述》一书，该书于当年出版。
1931年
l月18日克鲁普斯卡雅为《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汇编》写了前言。
1月16日～26日参加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发表了演说。
2月1日克鲁普斯卡雅被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参加者选为科学院名誉委员。
2月2日《争取共产主义教育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儿童读物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
2月6日《争取共产主义教育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题为《为学校的学习质量而斗争》的文章。
2月9日写信给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谈自己对苏维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普及教育和学校综合技术教育的决议草案的意见。
2月19日～25日参加全俄普及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2月22日，她以《提高学校的工作质量》为题作了报告。
2月26日～3月5日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被选人主席团，在讨论普及教育和学校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时发了言，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3月8日～17日参加苏联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入主席团并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4月16日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教学法理论组的会议上发表关于学校自治问题的讲话。
4月参加全苏科学规划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
6月28日～7月4日参加全俄师范教育会议，以《必须掌握技术》为题发表演说。
7月5日在全苏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论儿童的学前教育”的演说。
7月11日～8月3日参加全俄生产教育代表会议。
8月初参加全俄边区和省教育局国民教育负责人及自治州和自治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实行普及教育而召开的。
8月10日～15日参加全俄第一次工厂七年制学校生产教学会议，作了报告并作了讨论总结。
9月12日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和莫斯科教育工作者联席会议上作了贯彻联共（布）中央《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九·五决定”）的报告。
10月17日在马克思主义者教育家协会的晚会上作题为《列宁在第二次政治教育代表大会上讲话以来的十年》的报告。
12月17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注意学校里的造型艺术教育》。
12月31日克鲁普斯卡雅给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写信谈职业教育问题。
本年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的《论学校自治》（文集）。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以一系列重要的教育论文：《论综合技术教育法规》（《走向新学校之路》，第2期）、《理论与实践》（《走向新学校之路》，第4期）、《儿童共产主义道德训练》（《辅导员》杂志，第24期）、《为建立列宁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奋斗》（《青年共产党人》杂志，第13期）、《党的最重要的决定》（《人民教师》杂志，第9期），等等。
1932年
1月24日在《少先队真理报》发表《“我的”与“我们的”》一文。
1月30日～2月4日参加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的指令。
1月对《综合技术学校儿童自治章程》草案提出意见。
3月8日以《将资产阶级作风从苏维埃学校中清除出去》为题发表文章（《少先队真理报》）。
3月8日对语言研究所研究人员撰写的《关于学校俄语教学的教学法信札》手稿提出书面意见。
3月14日对《关于学校数学教学的教学法信札》手稿提出书面意见。
4月1日～8日参加全苏教育工作者第八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
4月8日对师范专科学校的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提出书面意见。
5月7日对学前教育工作者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决议与学前教育的任务问题。
5月20日在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作关于列宁《怎么办？》一书出版三十周年的报告。
5月23日《少先队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纪念少先队组织成立十周年的文章。
5月23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她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与少先队组织》一文。
6月14日以前写《工厂史——阶级斗争史》一文。
7月12日写信给A.T．雅沃尔斯卡雅（克鲁普斯卡雅少年时在农村遇到的女教师，对她热爱教育工作产生过影响——编者）。
9月底为放映有声影片《我们的高尔基》发表演说。
10月9日《少先队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论国际儿童周》。
10月14日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谈示范学校的任务。
10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0期发表克鲁普斯卡雅以《从无产阶级革命十五年看文化革命（某些总结）》为题的文章。
11月23日《文学报》发表她撰写的《我们的儿童需要怎样的书？》一文。
11月29日对中央儿童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所拟订的“关于少先队在企业和集体农庄的某些社会工作的教育价值”课题的调查计划提出意见。
11月参加全苏工程技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综合技术教育制度小组的工作。
12月11日在共青团中央所属儿童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全体会上发表题为《为知识而斗争是少先队组织最重要的任务》的演说。
12月20日参加全俄文化战士代表会议并讲了话。
12月参加全俄边区和省国民教育局负责人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议并讲了话。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在《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上还发表了下列教育论文：《论文学教学》、《论儿童百科全书》、《有关教学法的几点意见》、《职业选择》、《列宁论青年》、《努力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定》、《评价教师的标准》（以上文章分别发表在第1期、第4期、第5期、第6期、第8期、第11～12期）；在《接班人》杂志上发表了《我们的经典作家作品是研究现实的武器》（第2期）；在《为共产主义教育而斗争》杂志上发表了《列宁在为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作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第9期）。
1933年
1月参加北部边区文化工作者会议并讲了话。
2月17日～19日参加全苏集体农庄突击手第一次代表大会。
3月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授予克鲁普斯卡雅列宁勋章。
3月15日对《列宁儿童共产主义组织章程》草案提出意见。
5月11日《文学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谈中学文学教学的文章。
7月30日一些报纸刊登克鲁普斯卡雅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三十周年的文章。
8月8日～12日全国各采煤区的报纸刊登她致“开始向文化生活进军的矿工妻子们的信”。
10月11日在为举办国际儿童周而组织的晚会上发表题为《为国际主义教育而斗争》的演说。
10月19日《文学报》刊登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我们的儿童需要能够将他们培养成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书》。
10月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诞生15周年，克鲁普斯卡雅写文章和贺词。
11月15日～17日参加全俄校外工作会议，15日发表题为《我们的接班人应得到全面发展》的演说。
11月17日参加莫斯科少年队辅导员集会，以《辅导员必须是怎样的人》为题发表演说。
11月20日～23日参加全俄托儿所管理局领导人会议并讲了话。
11月23日《少先队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给少先队员的信。她号召少先队员到图书馆去，阅读书籍，向列宁学习如何利用图书馆并成为推广好书的助手。
11月26日～28日参加全俄图书馆工作人员会议，26日发表演说。
12月5日《少先队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致少先队员的信，号召少先队员爱护图书，建立“少先图书馆之友”小队。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下列重要教育论文：《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2期）、《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走向新学校之路》，第1期）、《给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以优秀的教科书》（《走向新学校之路》，第1期）、《马克思论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布尔什维克》杂志，第5期）、《党的纲领与国民教育》（《宣传家》杂志，第13～14期）。
本年继续致力于有关列宁的书和文章的整理工作。
本年参加文化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在该委员会历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对小学的一些教科书手稿提了书面意见。
1934年
1月3日在共产主义学院举行的卢那察尔斯基追悼会上发表《悼卢那察尔斯基》的演说。
1月26日给下契尔斯克儿童之家的学生写信，勉励他们多读些书，互相帮助，友好相处。
1月26日～2月10日参加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人主席团。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发了言，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不早于2月19日给《少先队员》杂志写信，祝贺该杂志出刊十周年。
不早于2月21日给“新生活”劳动公社的学生写信。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女生。克鲁普斯卡雅勉励她们上进。
不晚于4月20日写《自学须知》，该文载于《提高文化》杂志1934年第3期。
7月l。日参加关于扫除文盲和半文盲问题的俄罗斯联邦少数民族共和国和州的会议并讲了话。
10月12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论共青团员的家庭》。
10月26日参加各人民委员部女领导工作人员会议并讲了话。
11月21日参加少数民族苏维埃党校校长会议，就党校的国际主义教育问题讲了话。
12月26日就“扫盲法令”发表十五周年作了广播讲话。
在1934年克鲁普斯卡雅的《列宁回忆录》第三部分出版。
1935年
1月10日《消息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题为《有效的方法》的文章，指出电影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1月15日～23日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就苏联的民族政策和鞑靼地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问题讲了话。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月21日《警钟》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列宁论儿童与培养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
1月28日～2月6日参加苏联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人主席团，并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月～4月发表了纪念列宁的文章。
2月10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给少先队员的信：《论对小朋友的工作》。
2月14日参加全俄集体农庄突击手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妇女自由和男女平等问题发了言。
2月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举行集会庆祝克鲁普斯卡雅65岁诞辰．她收到许多贺信。
4月6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谈自觉纪律的信。
4月22日参加全俄教师突击手会议并讲了话。
5月22日发表题为《苏维埃学校的任务和它的建设者》的文章（《为共产主义教育而斗争》）。
5月23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任命克鲁普斯卡雅为教育人民委员部苏维埃副主席。
7月1日～4日参加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全苏青年妇女代表会议并讲了话。
7月25日～8月25日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9月30日以前向少数民族共和国劳动青年妇女代表大会致贺词。
10月2日发表以《行动的指南》为标题的文章（《共青团真理报》）。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以下一些论文：《论教育工作》（《辅导员》杂志，第4期）、《小学儿童的国际主义教育》（《革命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教育》杂志，第5期）、《论自学》（《青年共产党人》，第5期）、《共青团工作的重要部分》（《青年共产党人》杂志，第8期）、《十月革命与儿童》（《辅导员》，第11期）。
1936年
1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期刊登克鲁普斯卡雅回忆列宁的文章。
2月1日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最高鉴定委员会授予克鲁普斯卡雅教育科学博士学位。
4月9日写信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学校部负责人M.Л．马累舍夫，对学校劳动大纲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7月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写报告，谈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问题。她着重指出，联共（布）中央1931～1932年决议中有关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指示落实得不好，还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
11月17日在文化工作者会议上以《为了使文化教育工作同党的政策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为题讲了话。
11月25日～12月6日参加苏联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通过了苏联宪法。
12月16日参加全苏图书馆学和图书馆理论问题讨论会，以《履行列宁对图书馆工作的指示》为题讲了话。
不迟于12月写报告给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和安·安·安德烈也夫，提出为成年人中等学校编写劳动组织课本问题，对讲授这门课程的必要性作了说明。
本年莫斯科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的《学前教育工作》文集。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给许多科学家写信，请他们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撰写科普读物，她撰写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需要科普读物》一书出版。
本年《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克鲁普斯卡雅的下列文章：《论友谊》（2月21日）、《伊里奇的理想实现了》（5月17日）、《谈职业选择》（6月26日）;《消息报》发表了她撰写的论述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文章（9月21日）。
1937年
1月22日《为共产主义教育而斗争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伊里奇与学校》。
2月9日写信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安·日丹诺夫，反对取消学校里的劳动教学。
2月10日写信给弗罗洛夫不完全中学女教师K·阿克谢诺娃，谈如何保持良好的课堂纪律题。
2月15日与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会见，向学生作了《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的谈话。
2月17日写信给科姆帕讷伊镇（哈萨克共和国卡拉干达区）的儿童之家的校长阿尔希波夫，谈儿童教育间题，特别强调了生产劳动的教育意义和儿童之家与周围居民生活的联系。
3月下半月～5月初参加成人学校教师会议，同他们进行了交谈。
7月8日《少先队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给少先队员的信，谈正确安排夏令营的生活。
7月27日～30日参加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苏维埃会议，在发言中强调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9～10月为青年报刊写文章，论述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精神。
12月4日给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提尤尔金写信，请他注意解决超龄生问题、在农村中学设置集体宿舍问题和改善少数民族学校的俄语教学问题，并设法维护由居民和社会团体设置的校外教育机构（儿童活动室、文化红角、学生学习之家，等等）。
1937年秋～12月12日苏联劳动人民提名克鲁普斯卡雅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她在谢尔普霍夫向选民发表讲话；她被～致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2月18日写信给博古舍夫斯克镇（白俄罗斯共和国）中学二年级教师扎哈尔丘克，指出搞好课堂纪律的关键是要激发儿童的兴趣，将课堂教学安排得引人入胜，还要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
12月26日与非俄罗斯民族各加盟共和国幼儿园工作人员代表座谈。
12月30日《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以《各民族人民兄弟般的团结》为标题的文章。
本年苏联报刊还发表过克鲁普斯卡雅的以下教育论文：《关于反宗教宣传的几点意见》（《消息报》，4月27日）、《列宁论外语学习》（《真理报》，9月5日）、《列宁论共产主义道德》（《共青团真理报》，10月2日）、《苏维埃教师的光荣任务》（《教师报》，11月19日）、《论教学大纲的内容》（《成人学校》杂志，第3期）、《要关心儿童的全面发展》（《辅导员》杂志，第6期）、《辅导员必须懂得教育学》（《辅导员》杂志，8～9期）、《列宁与国民教育问题》（《初级学校》杂志，第11期）。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写了《论学前教育中的曲解》和《谈谈学习教育史的问题》，当年没有发表。
1938年
1月2日写信给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部院士、书记A.M．德波林，支持查尔诺卢斯基（1865～1941）关于在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设立教育学与国民教育的专门研究机构的意见。
l月12日～19日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1月21日《真理报》刊登克鲁普斯卡雅的以《干部的学习》为标题的文章。
1月～6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9、12期刊登克鲁普斯卡雅回忆列宁的文章。春天同莫斯科图书馆学院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会见并讲了话。
9月22日《少先队真理报》刊登克鲁普斯卡雅给少先队员的信，强调掌握知识的重要性，她指出：“生活需要知识，正如战争需要枪炮一样”。
10月30日写信给莫佐列夫小学校长达维多夫，要求谨慎对待开除学生的问题。
10月底参加成人学校、农村阅览室和文化宫工作者联席会议并讲了话。
11月27日参加全俄儿童参观站工作人员会议，以《尽力扩大儿童的眼界》为题讲了话。
12月14日参加全俄校外工作会议并讲了话。
本年克鲁普斯卡雅的《给少先队员的信》一书出版。
本年苏联报刊还发表了克鲁普斯卡雅的以下文章：《怎样向学生讲述列宁的事情和讲些什么事情》（《教师报》，1月22日）、《要使学习接近周围的生活》（《共青团真理报》，4月16日）、《论文学课本》（《文学报》，7月5日）、《培养无愧于接班人称号的人》（《辅导员》杂志，第5期）、《马克思的学说是苏维埃教育家的行动指南》（《苏维埃教育学》，第5期）、《伊里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2期）。
1939年
1月13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接见了农业机务人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同他们讨论了农村政治教育工作。
1月16日同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各区以及工厂报纸的编辑谈列宁。
1月～2月发表文章和作报告纪念列宁。
2月16日以前给少先队员写了最后的一封信，以《应当珍惜自己和别人的时间》的标题发表。
2月18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对共产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
2月23日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就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国民教育和文化建设计划要点发了言。
2月26日《真理报》刊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祝贺克鲁普斯卡雅70岁诞辰的贺词。
2月27日克鲁普斯卡雅病逝。 |
对共产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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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
布尔什维克党史教科书的出版以及联共（布）中央关于对出版这一教科书而展开宣传的决定[1]，使全体文教工作者无不深受鼓舞。这一决定促使我们对我国的文化工作进行一番认真的检查，看看我们是怎样培养学生的，我们是怎么帮助他们独立工作、独立扩大他们的知识面的。
学校工作和校外工作是互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把这两个概念截然分开。我国的学校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学校。我们希望并且力求在学校培养出一代新人，这代人要具有共产主义道德，他们对待一切问题不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公众的利益出发。
现在，只要我们深入实际生活一看，就会看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几位母亲的来信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有一位母亲的儿子掉在水电站的水库中淹死了，她来信说：“请采取一些措施，把各地的水电站都围起来。”另一位母亲的儿子生病住院，病势垂危，她很担心，可是她在这时写来的信却是说，我国的假期与复活节、圣诞节总是碰在一起，这很不妥，因为乡村的神甫挨家挨户动员孩子们颂赞基督，然后就发给他们糖果吃。她的儿子一病不起，但她想到的却是全体儿童，关心他们不要受到神甫和宗教的影响。
我们随时随地都可碰到这种关心社会集体的母亲们。
我们经常谈到我国的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不只是飞行员，英雄人物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工厂干活，与同志们并肩劳动。他所考虑的，是怎样搞好自己的工作，同时又要使同志们的工作也干得出色。
我们有时做得未免过分了，给孩子们讲的主要是外国人的事迹。于是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想出国，都想远走高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大善于向孩子们讲述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共产党员要时刻准备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而献身，但是，与此同时，他还应为党的利益而做一些默默无闻的繁杂的日常工作。可是我们却不善于培养儿童的这种品质。培养孩子们将来能英勇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能临危不惧去救列车，这固然很好，但同时也应该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生活，才能使我国过上新生活，即有组织的生活，共产主义的生活。
学校目前还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学校过于注意让学生接受现成的东西。有时就像小鸟进食一样，孩子们张着嘴，教师把一切嚼现成的东西塞给他们。孩子们记忆力很好。大人们一下子记不住的东西，他们可以整段背下来；他们的知识往往使家长大为惊奇，但是我们在学校里却很少教他们学习认真思考问题和独立工作。因此，孩子们往往不会认真地独立工作，离开了别人的指点就提不出问题，即使他们关心的问题也提不出来。这种现象在高等学校也存在。
许多学校的孩子只会呆读死记，而不理解其涵义。如果他们不学会思考，如果他们不能透彻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他们又怎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呢？
校外工作与校内工作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有些校外机关却不明白这一点，因而，他们不是去帮助儿童，去给他们指点，而只知道把他们严加看管。我不久前参加了莫斯科市国民教育局的一次会议，议题是儿童阅读问题。许多同志的发言使我大为惊奇，因为他们对儿童阅读作了种种限制。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要是有人这样来管我，不让我读我想读的东西，而规定我要读哪些书，那我就一本书也不会去读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曾送我一本普希金的书——是他的著作摘录，其中有《杜勃罗夫斯基》。小说在发现杜勃罗夫斯基根本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之处中断了，正是最精彩之处，却没有下文了。我跑遍了所有的图书馆，想找到这本书把它读完。我还记得，我那时对莱蒙托夫的作品爱不释手。跑到一个角落里，朗诵一段莱蒙托夫的作品（少年儿童都很喜欢这么做），如果这时有人跑来对我说：“你别读莱蒙托夫的作品，读克雷洛夫的就行了”，那我就会连克雷洛夫的书碰都不会去碰一下的。
儿童都有自己的兴趣，不要压抑儿童的个性。有些教师的讲话令我吃惊，他们学校图书馆按时令借阅图书：春天读有关阳光的书，冬天读有关严寒的书。这种对待儿童的做法是不对的，也是违反教育学原则的。人们对每本书都要进行思考，他在阅读时往往会产生一些新的思想。还有的在学校图书馆举行比赛，看谁的书读得多。要教育孩子们读书不要囫囵吞枣，而要对所读的东西认真加以思考。
有一段时期，去少先宫活动的只限于有天才的学生、优等生。与此同时，我们却看到一些孩子满街闲逛，用好奇的眼光看着醉汉，看着一些大人的流氓行径。现在，许多少先宫还规定凭票入内。
校外活动应该吸收全体儿童参加，既包括被学校开除了的，也包括那些只会捉迷藏的孩子。有人会说：“文化宫怎么能让他们进去？他们会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坏的。”如果到少先宫去的孩子能让任何人把他带坏，那么那儿究竟还有什么教育工作可言呢？要懂得怎样引起儿童的兴趣。要了解一个不守纪律的少年对什么感兴趣，然后让他参加这方面的工作。要给他布置一些独立的工作，这样，他很快就会由一个淘气的孩子变成积极向上的孩子。
可是，我国的一些少先宫往往成了享有特权的儿童机构。两年前我曾到莫斯科少先宫去过，我感到惊奇的是，少先宫的活动不过是校内学习的继续，在上地质学课、矿物学课、文学课、舞蹈课、歌咏课。总之，课程繁多，都列人了课表。这完全是学校学习的继续，而不是合理地安排儿童的课外时间，好让他们学会按新的方式生活，学会集体地工作、讨论问题、观察生活、干预生活。
当然，少先宫容纳不了全体儿童——没有地方。不过我认为，不能只吸收优秀学生，不能把没有加入少先队的学生拒之门外。
教师对少先队员还有一个不正确的态度：他们把少先队员突出出来，使他们处于特权地位。
有一次，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从外地一所学校来了一批儿童，要给他们授奖。我发现一个小女孩十分激动地注视着谁得奖了。我就问：“有这个小女孩吗？"“有她。”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个小女孩虽然与别的少先队员一起来到莫斯科，尽管她也学得很好，但却没有得奖，因为她不是少先队员。
要做到：吸引男女儿童加入少先队的，不是因为少先队组织是一个“特权阶层”，而是因为少先队的生活丰富多彩，很有组织性。
各个少先队之家、文化馆和一切从事校外活动的机构都肩负着重大的教育任务。校外工作应该激起儿童新的兴趣，它应该从组织性上对他们进行教育。
我国旧的残余还很严重。旧社会的情况是，工人的子弟从早到晚干活，而地主资本家这些富豪人家的孩子却游手好闲，只是让他们成天玩乐。我们开始时让孩子们玩得太多，这是不对的。不应娇惯孩子。当然，小学生们需要看电影、看戏，不过要有节制。要弄懂到底什么才是幸福的童年。所谓幸福童年，绝不是把儿童当作资本家的儿子，一味要人伺候。童年的欢乐在于，我们的生活是集体生活，而不是孤独的生活。集体生活更为充实、全面、深刻。如果儿童对一切感到厌倦，他们就会变得寂寞无聊。而我们往往过分使儿童去从事文娱活动。
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让儿童们担任一些力不胜任的社会工作，完全不考虑他们的需要和愿望。
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也各有不同。有一段时期，曾经强令儿童收集废品。我记得，“狄纳莫”工厂的一个女孩曾讲过她们收集了多少废品。为了收集废品，她们必须到无数的人家去。要是这么干，那孩子们就没有时间学习，没有时间读书了。可是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工作。就拿那些经常去居民住宅红角的少先宫的孩子作例子吧。他们在那里能够熟悉生活。他们可以看到别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需要在哪些方面帮助这些孩子。再比如，有的人喜欢画地图：他要画一幅西班牙地图，做一些剪报工作。如果他把这地图和剪报资料都送给半文盲小组，这就是一项很好的社会工作，于是孩子们就会努力画得更好一些，绘画的过程对他说来就更有意思了。
我想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21年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指出，我们有三大敌人——文盲，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和贪污。[2]
少先队员中常常有一些孩子非常自负。有的少先队员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做报告的专家。有的女少先队员学了两天音乐，就认为自己才华出众。我们要注意，不要让有才华的儿童冲昏了头脑，要让他们全面发展。
少先宫能够和应该发现并培养新的天才。这是毋庸置疑的。列夫·托尔斯泰有一篇名作，描写一个女学生始终沉默不语，什么也不会回答，可是当她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时，就突然站起来，开始说话了。于是托尔斯泰写道：“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我看到了一朵鲜花如何开放一样。”[3]
善于激发儿童新的兴趣，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是所有儿童教育工作者的任务。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共产主义道德可以给人巨大的力量和无比的欢乐。我们应该使我国儿童具备这种道德，把他们培养成社会活动家。校外工作不能放任自流，而我们往往撒手不管，听之任之。我们不仅要考虑工作内容，而且要考虑如何安排休息，如何才能真正把儿童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列宁主义者。
我们无论对校内还是对校外的工作都管得过多，应该纠正这种做法。要让孩子们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一点极为重要。苏维埃学校一定要在这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但不是管得过死，而是要善于引导儿童的兴趣和思想。
儿童的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对待儿童兴趣绝不能采取公式化的千篇一律的态度。有一次我到少先宫去，发现女孩子坐在一边，男孩子坐在另一边；女孩子在学刺绣，男孩子在听象棋规则的报告。除了两个女孩之外，其余全是男孩。有些人认为，下象棋是男人们的事，而唱歌跳舞则是妇女们的事。一群女孩子在唱歌，一个男孩子为了怕被人发现，躲在一个角落伴唱。我国的男孩子认为唱歌有损自己的尊严。他们说：“让女孩子去唱吧！”这种男女孩子分工的做法就是旧的残余。
校外工作应该更加重视艺术，要使艺术成为学校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要竭尽全力，把孩子们培养成列宁主义者。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各种条件。
凡是善于正确安排休息、妥善支配空闲时间的儿童，他们在学习上必将与别人有所不同。他们不需要列宁戏称之为“级任老爷”的那种教师。
*第一次载于《共青团真理报》（1939年，2月18日）。
本文系克鲁普斯卡雅根据她1938年12月14日在全俄校外工作会议的讲话写成。
[1]指联共（布）中央1938年11月14日《关于开展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工作的党的宣传的决定》。
[2]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60页。
[3]参见《列夫·托尔斯泰教育文集》，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60页。 |
谈家长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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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家长用书*
1．现在，劳动人民极其关心教育问题，因此，目前特别需要为家长编写一批儿童教育问题的书籍。这里所说的儿童，当然包括各个边区和省以及不同民族的男女工人和集体农民的孩子。
2．对这种书籍的要求：
1）售价低廉，字号要大，不用插图，特别重要的字句加着重点；
2）通俗易懂，不要用过多的教育术语，因为术语一多，解释就会冗长，反而分散了注意力。这种图书应该与生活，与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的实际保持密切联系；
3）这种图书对儿童劳动问题、日常生活问题这样一些为家长们关心的问题不能“避而不提”；
4）这种书籍应贯穿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具有苏维埃社会主义教育学的高度。
3．这种书应由什么人撰写？
承撰人应是实际教育工作者，他们对儿童的了解不是从教育书籍的本本出发，也不是以分数的优劣为依据，而是源于日常对孩子进行的教育工作；承撰人应是洞悉生活情况的教育工作者，应是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从事社会活动的教育家。
4，这种书的写法：
1）全书的写作计划和各个章节都应与城乡各种干部家长，与各民族家长进行讨论；
2）个别情况下可以吸收学生本人（要有普通学生，而不只是优等生）参加讨论；
3）还可以吸收个别科技专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讨论。
从上述观点出发，应该说，目前的编辑成员多不合适（都是教育科学博士和行政负责人）；家长只有两人（男女各一）；回避了社会环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儿童的社会工作（对孩子们来说——包括8岁的孩子，这一工作显然被“保持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所取代）等等问题；没有涉及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也未谈到许多最重要的教育学问题和政治问题。
*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57年第10期）。
1938年末，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学校科研所拟定了一份家长教育用书书单，征询克鲁普斯卡雅的意见，本文即为此而写。 |
应当学会动脑和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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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学会动脑和动手*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农奴制时代有两个主要的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占有土地，农民从早到晚为地主干活，从幼年开始，直至老死为止。地主是剥削阶级，农民是被剥削阶级。
地主向来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被看作是“粗活”。我国许多优秀作家都描写过地主和农奴的生活，你们不妨去读读这些作品，如：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谢德林和其他一些描写过农奴制的作家的作品。地主们即使在家里也是什么事都不做的。他们自己连穿衣梳头都不会，雇了许多女仆、厨娘、奶妈和女裁缝等等。老爷们也学学读书写字，稍微从事一点脑力劳动。他们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便于统治别人，为了消磨时光。后来，修筑了铁路，使用了机器，开办了各种工厂，资本家阶级逐渐巩固了，他们开始剥削起工人来了。
资本家阶级剥削工人，靠工人的劳动发财致富。资本家同地主一样，也从事脑力劳动，以便统治别人，支配别人，同时也是为了消遣。而工人同农民一样，从事着体力劳动，也就是干“粗活”。当时的分工情况是：狼狈为奸的地主和资本家只从事脑力劳动，而让工人和农民处于愚昧无知的境地，以便于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农民和工人（被剥削阶级）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稍为精深和重要一些的知识他们就学不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隔着一道鸿沟。
当时所设立的学校也是不同的：给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开设了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在这些学校，他们掌握了一些日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也需要各种职员―技术员、技师、会计、医士、教师以及各种官员，他们必须掌握从事脑力劳动的一定知识。工程师、医生和农艺师这类高级职员主要是为资本家和地主服务的。这类职员里面，大多数是破落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弟，只有极个别的人是工农子弟。
体力劳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卑下粗野的工作，人们只是在穷困撩倒的时候才去从事这种劳动。
现在，我国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了，剥削现象也消灭了。能够很好地从事体力劳动已经成了一件光荣的事。当上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一种荣誉。苏维埃政权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的态度跟从前完全不同，这些人经常受到提拔重用。
此外，由于科学和技术上的种种发明，现在体力劳动的性质已经有所改变。过去是赶马车，现在是驾驶汽车和轮船；过去是坐在小窗下摇纺车，现在是看管几十台纺纱机；过去是用木犁耕地，现在是用拖拉机耕地；过去的体力劳动和今天的体力劳动已经是两回事了。无论是司机、纺织厂的女工或拖拉机手，虽然他们都应该有一双能干的双手，但是他们还需要有知识，他们应该学会动脑和动手。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经常谈到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劳动教育，谈到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知识授予群众！我国已经实行了普及教育，对学校教学工作也很重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孩子可以成为一些少爷：不会钉大衣钮扣，不会烧牛奶，不会刷皮鞋，不会打电话，不知道怎样开汽车，不知道照看马匹。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少爷。在日常生活和各种工作（其中包括技术工作）中需要有一双能干的手。
难道不爱干粗活的人能够成为巴巴宁队员吗？有一些小朋友不久前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谁都不需要做工作。不对，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工作，不过这种劳动不同于从前的劳动，它要轻松得多，有意思得多，而且效果也大得多。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不过从事这种劳动要有知识，要能把这些知识用于生活，要能使用各种工具，会操纵机器。既需要知识，又需要踏实的劳动技巧。
……你们应该成为组织得很完善的社会主义劳动的自觉的工作人员。要学会去做一个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那样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人员。
但是你们都知道，资本家仇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妄想消灭我国，企图通过间谍来更多地搜罗一些像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这样的叛徒。他们妄想奴役我们的国家，但是他们不可能能得逞。叛徒只是一小撮，千百万群众却是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紧密地组织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敌人胆敢来犯，他们定要反击……
*第一次载于克鲁普斯卡雅著《给少先队员的信》文集，莫斯科，1938年。 |
生活需要知识，正如战争需要枪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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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知识，正如战争需要枪炮一样*
亲爱的小朋友们！开学已经将近一个月了。最初，当你们领到教科书的时候，当你们很高兴地碰到老同学或者同新教师见面的时候，你们的情绪显得很激动。现在，学校的生活已经走上正轨，因此我想跟你们谈谈你们的学习问题。
苏联学校的学生已经不是那种不知道掌握知识的重要性的小孩子了。他们了解，知识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他们需要丰富的知识，以便了解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能够读一些有趣的书，了解人们的生活情况，了解某些优秀人物如何为大家的富足的、光明的、有文化修养的生活而奋斗，了解列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过去是怎样做的，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怎样做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飞行员、劳动英雄和战斗英雄是怎样做的。为了真正地过一种光明而又幸福的生活，就应该有丰富的知识，应该反复思考，应该学会用脑子和双手来工作。生活需要知识，正如战争需要枪炮一样。
正因为如此，就必须按时上学，不能旷课。旷课对学习很有影响，旷课以后要补。如果听不到老师的讲解，以后的学习就会发生困难。
在课堂上应该聚精会神地听讲，因为教师的讲解对学习很有帮助。如果不听教师的讲解，以后独立学习就要发生困难。上课时不准随便讲话，不要淘气，因为这样会妨碍别的同学听讲。
要按时而又认真地完成家庭作业，做家庭作业时要专心，切不可马虎。同样一课书，可以只准备半小时，也可以准备三小时。做功课不可草率马虎，但也不应拖拖拉拉，耽误时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干活时总是聚精会神，非常细心，毫不仓促，但很迅速。
应该帮助别的同学（尤其是学习落后的同学）学习。如果一个班有几个学习落后的同学，就会影响全班的学习进度。此外，苏联学校的每一个班都应该是一个友好的集体。在旧时代，学习好的学生只是考虑自己的事而不管别人，现在的优秀生应该关心全班的事。
但是，如果认为帮助同学就是给他暗示答案，做夹带，把自己的作业让学习差的同学照抄，那就太可笑了。这不是帮助，这是欺骗。这会使小朋友不去认真读书，非但没有帮助他，反而害了他。
苏联教师努力授予学生知识，把儿童培养成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件事并不像许多小朋友想象的那么容易。教师自己要多多学习，互相帮助，交流经验，努力把最重要、最必需的知识授予学生。教师应坚决拥护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白匪曾经监禁并且枪杀了许多男女教师。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的困难年头里，许多教师都义务工作，对儿童们非常关心。
苏联学校的学生应该尊敬教师，协助他更好地安排课堂工作，并且应该爱惜他的时间。
学生对教师的尊敬也应该表现在外表上。不允许对教师采取任何粗暴的态度，同教师谈话时要称教师为“您”，当教师走进教室和离开教室时，全班学生要起立。
必须执行教师的指示，要知道，这些指示对学习都是有帮助的。
苏联学校是一个巩固的苏维埃组织。我们看到，工厂、集体农庄、红军等等各个单位的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都按时上班，按计划工作，执行指挥员、厂长及其副手的指示，每个人都能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并且尽力把它做好。应该使学校里的一切也都井井有条，使学校成为有组织性的典范。
首先需要建立外部秩序。学生上课不能迟到，要按时出席，听见铃响就走进教室，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
未经教师允许，任何时候都不能随便出人教室。
要及时把上课所必须用的东西（文具、教科书、学生个人记分册）准备好。当教师要的时候就交给他。
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要发言的时候，应该得到教师的允许。要发言应该先举手。
在实验室、小型工厂活动时，在食堂里，在参观和休息的时候，都应遵守秩序。
但是问题不只是注意外部秩序。
应该共同地安排工作，应该让全体同学都关心整个学校生活的安排，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在成长，使每个人都变得更自觉。应该使每个人都热爱学习，使他感到自己在逐渐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有益的人。
应该戒除骂人、胡闹，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吵架以及闲扯等等坏习惯，而最主要的，是要成为列宁所希望的那种社会活动家。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曾向共产主义青年团谈过。应该帮助图书馆、幼儿园、红角做些工作，帮助把整个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应该互相商量一下：要做些什么事情，怎样去做；哪些事情是力所能及的，哪些事情是不会影响学习的。
有些小朋友常常在想，应该让他们过得更舒服一些，应该让他们经常看电影、看戏、娱乐。实际上不能这样。电影和戏是应该看的，但应该看好的，而且是偶尔去看。否则样样都要吃一点，结果弄得索然无味。经常看电影、看戏会影响学习。
在和睦的气氛里学习和进行社会工作会有很多收获，能使每个学生觉得自己是集体的一员。
苏联学校应该成为友好而又团结地进行工作的典范。
祝你们好，亲爱的小朋友们！
*第一次载于《少先真理报》（1938年9月22日）。 |
谈学习教育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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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习教育史的问题*
我过去念书的那所学校，有一位优秀的俄语教师斯米尔诺夫。他要我们读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并且做笔记，同时还得说出我们喜欢的是什么地方。他还要我们作文，出的题目都要研究了原著才能写得出来。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包括《编年史》、《伊果尔远征记》等这样一些东西。当我们根据《编年史》研究罗斯的洗礼时，我们得知圣弗拉基米尔有妾四百余人。一个同学的母亲非常生气，她认为不应该让十三四岁的小女孩读这些东西，就跑去跟斯米尔诺夫吵了起来。斯米尔诺夫决定跟我们谈谈这个问题。他对我们谈起根据原著学习历史（包括文学史在内）的意义所在，根据原著学习历史可以启迪思想，使你具体地理解各种史实。他说，原著里有些东西可能惹得某一位母亲恼怒，但他认为我们已经有相当的分辨能力，完全能够慎重地对待所学的材料。
后来，我看到列宁经常根据原著来研究某些事实，并且是在认真研究了某一作家的作品之后才来判断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即使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列宁也要把马克思所引用的作品加以研究。
例如，列宁在读完马克思于1858年2月1日致恩格斯的信[1]（马克思在这封信里猛烈抨击了拉萨尔写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二卷〕》一书）后，就把拉萨尔写的这本书找来读，甚至还做了笔记，然后才据此得出结论说：“总之，马克思的批评是正确的。拉萨尔的这本书不值得一读。”[2]
从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我们知道列宁希望青年能够理解各种事实，考虑各种事实，学会区别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
列宁的这一演说要求我们授予我国青年的知识要能使他们学会理解各种事实……
历史学习如果安排得当，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入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问题在于怎样妥帖地安排历史学习。
负责培养教师的单位应该激发青年教师对历史的兴趣。如果能够认真地学习教育史，就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教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科学，教育史与一般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是我国教师应该了解的。当他们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例看到教育史与当时的一般历史的有机联系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这也为学生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开辟了道路。
列宁说：每一个专家都是通过自己的道路、通过自己的专业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话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应该使教育史跟一般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学生通过教育史来学会认识历史的方向，通过历史文献来学会独立地理解这些文献。
个别古典教育学家的专题学术著作在这里极有用处。
根据这一点，康·德·乌申斯基（1824-1870）的专题学术著作由于他所生活和工作的那一时代的特点而具有重大的意义。乌申斯基的世界观形成于尼古拉时代，即垂死的、已经解体的农奴制占统治的时代，而他成为一个教育家是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初年的时期，那时正在准备1861年付诸实行的改革……1848年，法国、德国都爆发了阶级斗争，接着就开始了法国第二帝国的反动年代。一方面是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俾斯麦的势力在德国的巩固以及1866年爆发的普奥战争；另一方面是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女作家斯托的《黑人吁天录》一书的出版，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1863年波兰的起义——这一切都无不影响着乌申斯基的教育观点。这是研究乌申斯基教育思想史的简略资料。
在研究乌申斯基当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这一工作可能会使青年教师很感兴趣，使他们知道从乌申斯基的思想中应该吸取什么、摒弃什么、改造什么。
与此同时，还应对乌申斯基的每一篇文章加以注释。文集应附以俄国和外国的简要年表。序要写得能促使学生去进行科研工作，其中也应该包括研究工作的计划，这种计划难易程度不同，完成的时间也各异。
担心学生会感染乌申斯基的宗教思想或保皇情感，这是非常可笑的。在现代读者眼里，这种思想情感是极其幼稚的。
乌申斯基生于1824年。40年代初期，他在大学学习；毕业后，从1846年到1848年任雅罗斯拉夫法政学院代理教授，讲授法学通论、国家法、财政（当时叫财政学）。1848年，他发表了关于《财政教育》的演说。这篇演说是对当时尼古拉国民教育部的一个反抗，因为那时的教育部要求教师严格遵照教学大纲规定的时数来教学；要教师写出讲授提纲，千方百计地束缚教授的教学活动。乌申斯基认为，这样做就不可能使教学生动活泼，不可能面向学生而使教学流于形式。乌申斯基因为发表这篇演说而被免职，直至1855年才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我国高等师范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如果读了乌申斯基的这篇演说，就能对尼古拉时代有一个具体的了解，知道怎样由于德国和法国的革命运动而于1847年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即使是与革命最格格不入的分子也开始觉察到尼古拉政策的极端反动性，觉察到农奴制的反动性。1848年至1855年，乌申斯基没有从事教学工作，他研究英语；1852年至1854年，他在《现代人》杂志当翻译，撰写对国外杂志的评论文章。
1855年起，乌申斯基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教育活动。他找到了一个地理教师的工作，随后又在加特钦斯克孤儿院担任学监[3]。1857年至1858年，乌申斯基供职于《教育》杂志（杜勃罗留波夫也在该处工作），撰写了《论教育书籍的益处》、《学校之三要素》、《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北美之教学改革》、《北美学校的内部结构》等论文，并在《祖国之子》杂志上发表了《论通过识字推广教育的种种方法》一文。
1859年，乌申斯基在斯莫尔尼学校任教。他在该校推行了许多新的方法，但1862年初又被迫离开该校。政府假心假意派他出国，为期5年。
1860年至1862年，乌申斯基任《教育部公报》编辑，撰写了许多论文，如：《劳动的心理意义和教育意义》，《论俄国教育中的道德因素》，《星期日学校》，《有关国民学校的几个问题》、《师范学校计划草案》，《祖国语言》，《尼·伊·皮洛戈夫教育论文》等。1861年，乌申斯基出版了他所著的儿童读物《儿童世界》，该书出版的第一年就印了三版。乌申斯基在国外研究了瑞士的学校，并于1862~1864两年内在《教育部公报》上发表了他所写的《瑞士教育参观记事》书信多件。1864年出版了他编写的《国语》教科书（供一二年级用）和教师教学法指南。这套教科书大受读者欢迎。他在国外还着手撰写了《人是教育的对象》这一主要著作。
乌申斯基归国后著述不多，以后所写的两篇论文《首都设立技工学校的必要性》（1868年）和《对于我国设立国民学校的雏议》(1870年）都很有意义，但这段时期他写得很少。精力既已衰退，许多新的问题又摆在他面前，与出国前相比，乌申斯基归国后判若两人：从前他不明白的东西，现在有许多他都很清楚了。
研究乌申斯基的生平和学习他的通俗易懂的著述，可以使每一位教师明确向乌申斯基学习什么，可以使每一位教师能够自觉地对待现代教育学中的各种流派。
*第一次载于《苏维埃教育学》杂志（1940年，第2期）。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2-265页。
拉萨尔·斐迪南（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其立场是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主张工人与资产阶级国家和解，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对拉萨尔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2]《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2页。
[3]乌申斯基在加特钦斯克孤儿院担任俄罗斯文学和地理学教员（1954年末）。 |
与兄弟共和国幼儿园工作人员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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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兄弟共和国幼儿园工作人员的谈话*[1]
同志们，我首先想讲讲培养各族儿童友谊的问题。
1919年，我乘《红星》号轮船[2]巡视，有一次船泊在喀山城郊。我们与当地的同志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我发现鞋靶人非常疼爱孩子。我们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一般都是把孩子们赶走的：男人站在前面，妇女在后面，孩子一般都赶走。可是在喀山则不然：先让孩子们进去，然后是妇女，而男子们站在最后面。后来我在那儿参加了各种会议，我发现：只要一个鞑靼妇女走过，后面就跟着一群孩子——有小有大。有一次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东部许多民族的人，我向他们谈起这件事，惹得他们哈哈大笑。我问：“你们笑什么？”他们对我说：“我们那儿都是如此。”
所以我想说：热爱儿童，关心孩子，这是俄罗斯族要向东部各民族学习的地方。
我常对我国幼儿园工作者说：要善于发动家长参加你们每个学前机关的工作，成立家长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就会主动关心并帮助你们开展工作。这样一来，幼儿园就会大为改观。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我认为，目前采取这种做法也有效。可是我们幼儿园往往对家长说：“你把孩子管严一点，他很调皮。”我们至今缺乏那种家长与幼儿园团结一致的气氛，因而幼儿园老师和清洁工就不能很好地听取家长们的意见，幼儿园其他工作人员也不能很好地听取家长们的意见。你们要使我国的每一所幼儿园都能引起社会的关心，这是一项重大工作。
我再举一个例子。直到1925~1926学年，印古谢基那里还有氏族社会的残余。二级学校的学生家长骑着马把孩子送去上学，然后就在学校看着，不准不同氏族的儿童互相来往。怎样处理这件事，怎样消除这种残余？！我们主张：要多给孩子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共同活动，产生共同的感受；比如他们看了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交谈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可以一起来讨论，以此来消除氏族之间的仇恨。
要消除这种隔阂，就得让他们一起做游戏，看电影，共同讨论各种问题。这样一来，孩子们之间的氏族关系就会逐渐改善。要让他们严守纪律，把纪律引上正轨。
一个女大学生向我讲了下面一件事。她曾在阿斯特拉哈尼的一些幼儿园实习。她对一位俄罗斯族的母亲说：“你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呢？”这位母亲说：“幼儿园里很多卡尔梅克族的孩子，脏极了。”于是这个大学生就与卡尔梅克族的母亲们个别谈话，告诉她们怎样给孩子洗手洗脸，告诉她们应该常给孩子们换洗衣服。卡尔梅克族的人也是很喜爱自己的孩子的。结果，幼儿园的卡尔梅克族儿童反而比俄罗斯族的孩子讲清洁了。像这样采取分别对待、过细地做工作的态度，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我们设置了教学法研究室，但这种研究室往往不务正业。而这种教学法研究室应该了解列宁对民族问题的态度，考虑各地区经济政策的各种特点，考虑当地的生活特点。这样就有利于工作的广泛开展。
我认为，幼儿园应该成为一个十分友好和睦的集体。在幼儿园，不仅教养员要做工作，而且全体职员也要做工作。幼儿园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可以做很多工作。当母亲们来幼儿园等着接孩子回家而与清扫员交谈起来时，如果她要对这位母亲做点工作的话，就可以讲讲怎样教育孩子的问题。
不仅是幼儿园主任或教养员，而且幼儿园全体工作人员都应关心一件事，就是让家长对孩子们采取正确的教育方法。我们注意到，我国优秀的幼儿园在家长中广泛地开展了工作，向家长介绍教育儿童的方法。
我父亲就很关心让我从小培养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孩子的感情，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他有一段时间在波兰工作。我至今记得，当我们住在华沙时，那时我还只有5岁上下，他总让我到室外与孩子们玩。那里有波兰小孩、犹太小孩、鞑靼小孩。我与一个犹太男孩交了朋友，他请我吃甜面包，后来鞑靼小孩又请我吃马肉。我们大家都在一块玩，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边是犹太儿童，那边是鞑靼儿童，另一边是波兰儿童。
在华沙住所的室外，有一个木棚和木梯。我们这些小孩常常坐在这木梯上玩。后来我长大了，到加里茨亚或国内去的时候，我经常看到院子里有这种梯子。我十分高兴，不禁脸都红了：我想起了我与犹太儿童、波兰儿童和鞑靼儿童的友谊以及我们在一起做游戏的情景。
要安排各族儿童经常交往，要使他们从小建立起友谊。
我还要谈谈幼儿园的伙食问题。伙食要简单清淡，而我们为了让孩子吃得好，往往做些很油腻的点心。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对孩子们也无好处。我们有一个大工厂，名叫“三山”[3]。当我从报上读到那儿孩子们吃的是什么东西时，我就在想：这些孩子真可怜——因为给他们吃的东西都是很油腻、难消化的。当然，饭菜做得很可口，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吃了之后就得病。在这里，问题不在于烹调技术，而在于如何指导。当然，炊事员有时是想把包子做得美味可口，不过应该讨论一下怎样才能使孩子们吃了有益无害。保健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应该做一些工作，而幼儿园主任也要就此问题向炊事员和家长讲清楚。我认为，如果清扫工、炊事员、洗衣工能经常与家长们进行交谈，他们就可使家长们得益不少。我还记得，1919年，一些女工从城里下乡去，有一位女工去帮助一位农妇洗衣服，这位农妇立即觉得这位女工是自己人，这样，如果这位女工对她讲点什么，她就会深信不疑。
我认为，凡是在幼儿园工作的人，都应该对全体居民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
结束语
我曾经看到过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选举前运动。我参加了莫斯科家庭主妇的一些会议。家庭主妇有时脱离生活。为了对日常生活进行改造，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次选举运动把广大家庭主妇都发动起来了，使她们参加了社会工作。我自己也有这种印象，就是这次选举运动一般说来说明社会工作有了很大提高。我们莫斯科有所谓“百病之源”，这指的是恶劣的居住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家庭主妇开始了对住宅的整理。一般说来，目前正对整个苏维埃工作进行改造，正对官僚主义作风和不关心人的态度进行着严肃的斗争。在这方面，你们全体学前教育工作者应该卷起袖子，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抓起来。
常常有人说：幼儿园宁肯办得少些，但要办得富丽堂皇些。这话不对。应该是尽量简朴些，不能追求豪华，而要多收一些孩子。当然，幼儿园要搞得舒服些，使孩子们生活起居觉得方便。要清洁干净，而不要追求豪华。
我认为，如果我们都能认真把工作抓起来，那我们下次再开会时，你们将会告诉我在幼儿园工作上取得的很多成绩。最后，祝你们工作顺利。
*第一次载入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著《学龄前儿童教育》文集，莫斯科，1939年。
[1]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与苏维埃各兄弟共和国幼儿园工作人员的谈话是1937年12月26日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的。
[2]1919年6月至8月，《红星》号宣传轮沿伏尔加河和卡马河航行，行经不久前从高尔察克反革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的一些地区。“《红星》号轮的任务就是，在白匪盘踞过的地区开展宣传工作，贯彻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巩固各地的苏维埃政权。”（《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第58页）。克鲁普斯卡雅以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的身份，在《红星》号轮上工作了一个半月。这段时期，她多次在工人、农民、士兵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参观学校和文教机关，与教师和其他国民教育工作人员见面，接见妇女和青年代表团。此行归来后，克鲁普斯卡雅于1919年8月2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上做了一个详细的报告：《省的国民教育工作情况》。
[3]莫斯科市捷尔任斯基“三山”纺织厂（即从前的普罗霍罗夫工厂）系苏联最老的纺织企业之一（创办于1799年）。 |
辅导员应该懂得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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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应该懂得教育学*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儿童的科学。谁都知道，儿童刚出世时是一个什么也干不了的小仔，既不能站，也不会走；既不能思考，也不会说话，对周围的环境毫无辨识能力。要在多年之后，他才能具备正常成年人所掌握的那种技能和知识。我们要为儿童创造这样一种条件，使他能健康成长，成为一个积极有为的人。体力的发展与智力的发展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进行的，教育包括用知识武装儿童，即包括教学在内。
教师首先要懂得的，就是人体的构造和机能，即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以及人体的发育情况。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不能正确地去培养儿童。
现代科学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儿童的天然教师就是母亲、家庭其他的成员：父亲、哥哥、姐姐、保姆、奶奶和周围的孩子。
但是，往往母亲、奶奶以及家里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什么对儿童有益，什么对儿童有害，因此还像过去他们受教育时那样来教育孩子，一点也不懂起码的卫生常识，不明白孩子为什么突然死去。过去常说：“上帝给的，上帝也可以拿走。”革命前，我国出生的儿童未满5岁就夭折了的占五分之四；而活下来的又有多少成了终生的残废啊！即使以后年龄大些了，儿童的机体更强壮一些了。对少年儿童体育教育的基本知识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忘了教师必须十分关心儿童的睡眠、休息和饮食，要交替安排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要使儿童过度疲劳，要让他们多在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多多活动，等等。
从前认为体力发展和智力发展是两件不同的事，上帝赋予人体以灵魂，人体是一回事，灵魂是一回事，两者各不相干。“精神发展”与身体发展分了家。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学校的工作就只是管“精神发展”。建筑师为学校修建的校舍往往走廊很窄，没有大休息室，没有场地可以让孩子们在休息时跑跑、玩玩；设计学校的时候，往往没有儿童食堂，于是只好取消学校的早餐，从而影响了学习。有些人往往是知名的专家而不是称职的教师，他们制定的教学大纲使学生负担很重，极易疲劳。可是却有很多教师主张：我们给学生下命令，他们就应该执行。他们忘了教师的命令应该合理。这种情况已是屡见不鲜之事。
另一方面，由于不了解儿童的身体发育情况，体育活动也安排得不合理，过于消耗学生的体力，这对过渡年龄阶段的儿童的发展非常有害。散步，溜冰和滑雪等活动往往与成年人一样，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阻碍广大劳动群众觉悟的提高，就利用体育活动来诱使青年脱离政治，身体过度疲劳之后就会对少年儿童的智力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应忘了体力发展和智力发展的联系。
辅导员应该透彻了解教育学上这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要了解少年儿童的年龄特点；否则他就不能合理地安排儿童的日常生活，不能真正帮助他们在身体上和智力上有所发展，而这正是他的职责所在。
但是，如果把教育学仅仅归结为研究儿童的体力发展和年龄特点，那就大错特错了。教育学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封建时期的教育学是一回事，资本主义时期的教育学是一回事，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教育学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封建领主和地主总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对愚昧无知的群众进行残酷剥削的老爷。他们让僧侣和牧师来领导这些群众的教育工作。僧侣和牧师鼓吹“君权神授”，教人们容忍谦让，绝对服从金钱权势；威胁不顺从的人，死后要让他们下地狱；许诺俯首帖耳的人，死后要送他们上天堂；教他们勿抗恶。教育方式也与此相配合，无非是处罚、恫吓。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学，他们对大资产阶级、“工业巨头”的子弟采取的是一种教育方法；对小资产阶级（小业主、职员）的子弟采取的是另一种教育方法；而对工农子弟采取的又是一种教育方法。
为富人的子弟，为剥削者的子弟开设的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特殊学校。在这种学校里，实行的是一种教育学，一种教育方法；而在工农学校里，实行的是另一种教育学，另一种教育方法。在工农学校里，从幼年起就使受剥削人民的智慧迟钝起来，使他们不断受到欺骗，让他们盲目服从剥削者，教他们学会讨好主人，学会忍让。为此制订了相应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养成剥削者所需要的一些习惯。
在我们这个无阶级的社会里，一切剥削现象已经连根铲除，因此实行的完全是另一种教育学。我们是统一的学校，我们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方法与之迥然不同。教学大纲的内容完全不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所讲授的是科学中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它授予青年一代的是真正的知识。为全体儿童编写的教科书应能激发他们的思想和首创精神。学校对儿童的组织工作应能使他们友好生活、友好工作、友好学习、互相帮助、彼此尊重，珍惜别人的时间，学会使个人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培养自己的意志力和深刻的信念。
如果苏维埃教师能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那他就一定能学会认真地教育青年一代。他不仅能从他们的著作中求得对周围生活的理解，懂得社会发展的方向，他还可以从中找到如何安排青年一代教育的大量指示。少去寻章摘句，多去读一些他们的主要著作。
苏维埃教师应该深入钻研资产阶级教育学，吸取其经验，摒弃其缺点，以便把苏维埃教育学提到应有的高度。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国学校不是一种封闭式的机构；学校的学习、学校的生活应该与周围的生活保持密切联系。周围生活对儿童具有重大意义。周围的生活安排得越合理，越有组织性，旧的残余越少，越是文明，那么它对儿童的积极影响就越大，就越容易搞好学校的工作，实现既定的目的。
辅导员是教师的助手，不过他所应关心的，不仅是在校内组织儿童，还应在校外组织儿童。他的任务是把儿童培养成社会活动家，使他们从小就能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认真学习苏维埃教育学。辅导员是儿童的组织者。辅导员的称号是一个光荣的称号。但是，要想成为我国儿童的名符其实的组织者，就必须掌握苏维埃教育学即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学，它可以帮助辅导员洞察旧的残余以及日常生活中敌视共产主义的观点和习惯及对儿童的影响，参加并吸引儿童本人参加与它们斗争，把儿童培养成新人。
*第一次载于《辅导员》杂志（1937年，第8~9期）。 |
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1937年2月15日与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学生的谈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
（1937年2月15日与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学生的谈话）[1]
同志们，目前，学前教育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现在我国的学前教育工作已经非常广泛地开展起来了。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但是旧的残余还很多，这种旧的残余在家庭、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最为顽强。现在正在大力改造日常生活，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一切都不可能自行来到。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刚一建立时就开始了的那一工作，现在要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通过这一工作来提高整个的文化水平。儿童最初获得的印象会使他终生不忘，所以，如果我们要认真地、而不只是在口头上培养出能逐年把生活提到更高阶段上的一代人的话，那就应该在儿童生活刚开始的头几年就要非常慎重地对他们进行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应该特别重视儿童，重视学前期。我不是一个学前教育工作者，但是由于学前教育工作是我们整个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部分，所以也需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充分地提出了教育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学习过《共产党宣言》？（大家说：“学习过。”）读的原著吗？（大家说：“读的原著。”）既然你们读的是原著，那你们就知道，那里对家庭、儿童问题的阐述是多么精辟[2]。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读一点什么东西，读呀读——似乎是掌握了。这里，让我们回忆一下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国家学说课程时所讲的话[3]。列宁在他第一次讲课的导言中指出，只有从各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并且把它与建设苏维埃国家而进行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才可能真正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亦即国家问题。
苏联宪法里扼要地谈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多年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想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再读几遍，想把列宁所说的话再读几遍。以《共产党宣言》为例子来说，敌人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想消灭家庭，取消教育，并使妇女处于一种难以忍受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好地回答了这种攻击。他们说，任何社会制度的变化都会引起人们意识的变化，但是至今为止在社会制度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都是这样一种变化，即一部分剥削者被另一部分剥削者取而代之；地主被资本家取而代之，一种剥削形式被另一种剥削形式取而代之，因此改革总是很表面的。他们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要消灭任何剥削现象，那时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也会根本改变，对家庭和教育的看法也会改变。
同志们，这一点我们根据经验是了解的。我们知道，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我们立即充分地提出了关于家庭和妇女地位的问题，以及儿童的社会教育问题。如果我们看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情形，那么大家就会发现，学前教育的问题是与妇女的地位，以及和家庭有关的法律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我记得，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很多年，幼儿园才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有一个很能干的年轻农妇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习，有一次她说：“一个学前教育工作者到我们村里来讲起幼儿园有什么作用，可是妇女们交头接耳地议论了一阵，接着都走散了，只剩下这个学前教育工作者一个人。她甚至难过得哭了起来。”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农村对学前教育工作者的态度。
我还想起了另一件事。1918年，在高尔基省拉波特卡村，有一个母亲跑来对我说，她想向列宁控诉一下她的儿子。我以为她的儿子一定是个成人，可是原来是一个5岁的小孩子。她不让他到幼儿园去，可是他偏要跑去。我好不容易才劝住她，花了很长时间向她解释，进幼儿园是一件好事。
最近展开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妻子（现代的妇女知识分子）的运动。几个工程技术人员的妻子从高尔基省索尔莫夫工厂来找我。我给她们讲起了这件事，并且说：“你们在高尔基省附近工作，所以请你们到拉波特卡去看看，现在那里有没有幼儿园，母亲们是否让儿童进幼儿园。”
这几个工程技术人员的妻子写信告诉我：“现在有学校，校舍很好，幼儿园也有。”不过儿童进幼儿园的有多少，人们对幼儿园的态度如何，这些她们都没有提到。
现在幼儿园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了。不管从哪里来的人都说，他们需要更多的幼儿园。这是因为在这方面文化水平有了变化。
家庭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日常生活问题。同时，使我特别惊奇的是，马克思非常了解学前儿童的情形。他对学前期儿童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他和他的小孙儿一块儿玩，注意观察他们的情况。他说：“小孩称呼自己往往不用‘我’，而总是用第三人称：‘乔治做的这件事’，而不说‘我做的这件事’。”[4]
学前教育工作者都很了解，幼童对自己总是用第三人称：“丹尼亚做了某件事”，“瓦夏做了某件事”。
马克思还发现了另一点：“儿童对‘伟大的’和‘高大的’这两个词总搞不清，当他们谈起伟大的人物时，他们总是把这些人画得很高大。”[5]
在一次学前教育会议上，有人给我看一些儿童画的画——身材高大的列宁在红场上发表演说，周围是一些个子很小很小的人。
不管是马克思或者是恩格斯都很关怀儿童。他们总是把教育问题放在心上。现在，家庭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社会教育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我记得也曾经发生过偏差，就是认为只应该进行社会教育。我曾经写文章反对沙布苏维奇，因为他曾经设计怎样建立农业城，而且在这种农业城里，工人住宅里不包括儿童住的地方，所有的儿童都住在一个特别的小城里。对这种主张要认真加以反驳，因为要是这样做我们就剥夺了父母和儿童接触的机会了。于是学前教育处提出了另一种计划：要在父母居住的公寓里给孩子拨出一间最好的、光线充足而且朝阳的房间，同时要安排得能使母亲有机会到托儿所、幼儿园去，帮助料理一下对孩子的工作，不要破坏了同儿童的联系，要把学前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联系起来。
这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争论。现在当然不必谈这件事了，因为我国的学前社会教育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中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父母要关心儿童的要求。
在学前教育方面我们还有一个偏差，就是认为我们的儿童什么都能做，什么都知道。我记得，有些幼儿园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这些标语都是儿童完全不明白的。即使是目前，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往往在这方面还发生了一些偏差。
我常常想起科特-穆尔雷克的一个童话故事以及猫和小孩之间的对话。猫对小孩说：“站在我的位置上，钻到我的肺腑里来。”教师也应该像这样来理解儿童，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应该能够“站在儿童的位置上”并且“钻到他的肺腑里去”。否则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形：儿童突然在不适当的地方笑了起来，母亲或者学前教育工作者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开始责骂他。而他之所以笑，是因为不理解问题的本质，他觉得使成人为之激动的事未免可笑。
就拿儿童如何讨论战争来说吧。他们说：“打起仗来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当别人把具体事实讲给他听时，他会说：“知道吗，妈妈，我将来可能当一个炊事员。”儿童的思想就是转变得这么快。
当然，常常有些印象特别强烈，这种印象能使人终身难忘。我记得，当我10岁的时候，一个革命者到我父亲这里来。这时他们打发我到别的地方去，以免我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我记得，后来我们在尼古拉大街附近的涅瓦河大道上走着。苏洛夫也夫百货商店就在那里。我记得，当时街灯闪闪发光，父亲和母亲边走边谈。我在前面走着，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公妻制，真是愚蠢。”显然，这个革命者说了些什么。当我长大成人之后，我读到《共产党宣言》，其中谈到有些空想家[6]是如何理解家庭的，这时我立即想起了这件事。我眼前立即出现了涅瓦河大道、百货商店、街道以及母亲所说的话。可是当时我一点也不懂，而且多年来一直没有想起这件事。可见童年时代的印象在人的脑子里是多么深刻。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一些儿童不理解的词句和概念硬塞给他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善于对待儿童，而对于学前教育工作者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钻到儿童肺腑里去”。
我最近看到这样一个两岁半的小女孩。人们给她讲了一个有关山羊的故事，这只山羊跑过一道小桥，贪婪地去吃树叶。可是，它刚才已吃饱喝足了啊！这个小女孩以一种接受教训的口吻对我说：“山羊原来是一个骗子。因为老太婆喂过它，可它却骗人，装出没有吃过东西的样子。于是老头大骂老太婆，怪她为什么不喂。老头自己去喂，可是小山羊还是跑过桥去吃树叶。这时老头也亲眼看见了小山羊是在骗人。”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小女孩便坐在椅子上，自己在想什么是骗子。她开始感到很沉重，并且说，“我有多么累啊”，接着她又笑着说：“我也是一个骗子！"
值得注意的是，她把这个故事翻译成生活中的语言了。她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骗子。
我们要善于选择一些故事，让儿童读后懂得——比如说——什么才是骗子，而不要跟他们讲一些带有神秘幻想色彩的故事。我们要能够“钻到儿童肺腑里去”，要站到他们的位置上去。
不久前，我们同驻远东的红军指挥人员的妻子举行了一次很有意义的会议。她们是一些很好的人。她们说，她们需要幼儿园。只不过她们碰到了一个严重的困难，就是没有人教她们认真地对待儿童。“哪怕随便给我们派一个教师来也好。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他能教我们学会如何正确地、认真地对待儿童”。对我们大家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学会认真地对待儿童，更好地想想应该做些什么工作以及怎样去做。居民在这方面的要求很迫切。现在，摆在学前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任务，就是怎样尽量地扩大学前教育工作，因为目前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的这种要求极其迫切。
不久前，我曾到过一个国营农场。那里有200名学前儿童（包括婴儿在内）。可是托儿所只能容纳30人。另外，露天幼儿园能容纳30人。现在正在修建幼儿园，工作进展得很慢，可是幼儿园和托儿所的主任说，他们买了一些价钱很贵的玩具：狗熊、布娃娃，而且每个小孩都有一件玩具……大家想想看吧！
目前的任务就是尽量扩大学前教育工作，尽量多使一些儿童受到这种教育。目前正在修建幼儿园。这一工作的进行速度很慢，好像乌龟爬行一样。大家都责怪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条战线上远远落后了。但是问题还不完全在于为幼儿园修建一些房子。在这里还需要对工程师进行巨大的工作，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幼儿园，因此也就不知道应该怎样修建。还需要对建筑工人进行巨大的工作。此外，还要使幼儿园适合周围的生活条件。
不久前，我参加了女拖拉机手的会议。在拖拉机手中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巴莎·安格林娜[7]。女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们开展了拖拉机工作队之间的竞赛。可是她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要设立流动的幼儿园、流动的托儿所，因为他们到拖拉机站去工作，家里没有人照管孩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和居民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年是存在的，目前需要特别注意这件事，要注意倾听居民的要求。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办到的。
我记得列宁有一次回复群众来信的情形。1918年，一群农民写给他一封信，信里谈到了他们的生活情形，谈到了贫农的情形，同时也谈到了“空气”税（系人头税之误）。列宁并没有在字眼上吹毛求疵，而是认真负责地回复他们说：“至于说到税款，对贫农不应征收。至于对中农的问题，日内将发下文件，其中会详细谈到减免税款的情况。”三天之后文件就发下去了，其中谈到什么人可以减免什么税。减免税款的面很大。在这封农民的来信中还谈到每一个农民需要一头乳牛。这是1918年的事，这一点不能忘记。但是只有目前才能满足这个要求。现在每一个农妇都有一头乳牛和小家畜，而农民还在当时就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列宁在农业人民委员部也提出过，当我现在重新翻阅这些文件时，我就想到这种乳牛在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件事说明，列宁对农民的意见是多么重视。我认为，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注意倾听女拖拉机手的意见，注意倾听各阶层劳动人民的意见，注意倾听女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意见，以便研究怎样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怎样把工作真正做得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我曾经参加了许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大家责怪教育人民委员部对幼儿园的修建工作进展缓慢。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各个人民委员部代表的发言。甚至听到有人这样说：“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最好是给工程技术人员妻子的孩子修建幼儿园，而且还要修得比较豪华些。”我认为这种主张是完全不对的，因为现在我们要满足群众的需要，所以要使学前教育运动开展得尽可能更广泛。我们要尽可能广泛地培养干部，更多地修建一些适合当地条件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可是现在我们常常去购置一些售价昂贵的玩具。
你们都是一些斗志昂扬的人，而不是死气沉沉的人。我从前和图书馆管理员常常交谈，听到他们向我发牢骚（图书馆撤销了，买书的钱也不给），这时我往往跟他们讲：“要自力更生。你们别给我讲这些，而要谈谈你们是怎样为图书馆而积极工作的，你们取得了哪些成绩。”现在，图书馆管理员首先谈起的，就是他们如何努力使图书馆保存下来，他们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这才是最主要的。需要更加广泛地进行宣传，因为一部分居民完全不了解儿童在幼儿园里干些什么。事实上也果真是这样，有些幼儿园的很多作法很不妥当。例如，有一个幼儿园花了不少钱，被认为是一个办得好的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主任认为，如果一个小孩说话说得不对，或者是顽皮捣乱，就把他放在床上躺一整天。怎么会这样？你们大家都在我们这个高等学校学习，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儿童。我曾经到一个幼儿园去参观，那里的情况使我很不满意：一会儿读这首诗，一会儿又读另一首诗。显而易见，儿童对此感到非常枯燥无味。我们要使儿童对幼儿园感到亲切，使他们愿意到幼儿园来，使儿童在幼儿园里能过一种幸福的生活。但这并不是说要给他们买一些售价昂贵的玩具或者是一些构造很复杂的玩具（他们不会玩这种玩具）。儿童有时想数一数马有几条腿。当列宁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有一次，别人曾经送给他三匹玩具马。他把这些玩具带到一个角落里去，数呀数，怎么也数不清所有的马一共有几条腿了于是他就把这些马都拿来拆坏了，并排放在一起。父母亲走过来了，而他还坐在那里数。
小孩毕竟是小孩。我们要站在他们的位置上，“钻到他们的肺腑里去”，而不要把他整天放在床上。我曾经见过一个乡村的幼儿园。那个幼儿园的主任对孩子很好，给孩子洗衣服，关心他们，可是要对孩子进行些什么工作却不知道，她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干，注意什么问题，怎样组织儿童。我们是知道的，应该怎样对待儿童，怎样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起初是两三个人一起玩，然后集体在一起玩，要使儿童起初学会在一个小组里友好地生活。大家都知道，儿童对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每一句话，总要翻来覆去重复几遍。我曾经见到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头一次听到“立即”这个词，后来在20分钟的时间内，她在谈话中把这个词在一切可以用得进去的句子里重复了好多遍。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儿童，那么就会发现，他们往往要把一个词重复10遍。他还把这个词告诉和他一起玩的别的孩子，也告诉成人。
我们还需要给儿童一些发展自己主动性的机会。另方面，要培养集体精神，要使他们学会大家一起友好地生活，要给他们一些共同的、能够理解的体验，而不要无休止地带他们去看电影。我认为不能带学前儿童去看电影，他们不明白电影的内容。看电影很容易使儿童的神经系统紊乱。儿童在电影院里背着银幕，回家时大喊大叫，开始变得顽皮起来。我们要给儿童一些使他振奋的东西，而不要给他一些使他涣散的东西。成人不应该用自己的口味来评判儿童的需要。
现在小学正带着儿童去看《青鸟》[8]。成人对此很感兴趣，可是儿童认为枯燥无味，他们不懂剧情，这种戏太复杂了。我现在很少看戏，不过前些时看了一次木偶戏。
虽然这是木偶，但是对学前儿童来说还是复杂了一些。他们不明白有过哪些沙皇，有过哪些贵族，为什么这些人带那种帽子；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贫农、中农和集体农庄庄员。同时剧里反映了许多非常复杂的东西。当然熊演得很好，兔子的耳朵也能动，表演技术也很精彩。成年人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而且从艺术的观点来看也是非常出色的，但是我发现儿童坐在那里简直无动于衷。他们没有见过梭鱼，也不明白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此外，一个小孩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也许，他们明白女皇涅斯米扬娜发了脾气，不想吃东西。这是他们能看懂的，可是其余的就看不懂了。这种戏甚至对小学儿童来说都很复杂。在这里，应该先看看一个小组的情况，了解一下他们接受了多少。
有些故事很容易懂，有些却很令人害怕——全是些妖魔鬼怪，等等。有一次我到一所学校去参加一项庆祝活动，儿童们立刻都来照顾我。有一个女孩给我领来一个参加过这种庆祝活动的小女孩，并且用手把她举到我跟前。那里的儿童自己设想了一种鬼出现的场面。他们把它的尾巴、角都拿掉，原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儿童们感到很可笑，但是当舞台上出现了鬼的时候，我感到坐在我身上的那个小女孩的脚掌有些发冷……这个鬼给小女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必须在各个重新修建的幼儿园中广泛地展开工作。在这里，经验特别重要，你们不仅要给低年级介绍自己的经验，而且还要给所有的学前教育工作者介绍经验，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认为可以添置售价昂贵的玩具，可以讲一些鬼怪故事，认为儿童如果不听话可以把他放在床上。你们应该讲讲自己教育儿童的经验，讲讲照顾儿童的办法，因为经验具有重大的意义。你们应该把别的幼儿园工作能力较差的青年人邀请来，让他们参观参观；你们要和他们谈谈，给他们一些辅导。
1929年，乌拉尔克拉斯诺波梁斯基区有一个文化馆，它是这样建成的。那里早就成立了公社，周围有30个乡村。这个文化馆起了指导作用。当我们得到了关于这个文化馆的材料之后，我们决定从教育人民委员部派5个人——学前教育工作者、扫盲工作者、政治工作人员、图书馆管理员、农艺师——到那里去几个月。后来，他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文化馆的工作中有趣的事情。他们谈到，文化馆给居民什么问题都讲，特别是农业上的问题。
……在学前教育工作方面，曾经从每个村子找来一些代表，学前教育工作者以幼儿园做例子，告诉大家怎样给儿童洗脸、洗手，怎样照顾他们睡觉，要做些什么；然后到各处检查大家是否照着做了。这种办法具有重大的意义，据说，现在这些村子的学前教育工作做得很不错。所以说，这种示范是很重要的。
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将怎样在没有经验的人中间进行学前教育宣传。我们知道，现在要在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这方面现在将要进行很多很多工作，你们要认真地对家长进行工作。
……必须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这样，当一个教师懂得什么是火车头时，如果布置学生一个有关火车头的习题，他就不会说这是设计教学法了。他将会懂得生产，了解日常生活而布置一些接近儿童理解力的习题。物理教师将会发现主要应该注意什么。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就是列宁所一再热情地谈到的问题。他说，旧时学校最坏的毛病就是理论脱离实践。对于你们学前教育工作者来说，也许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还不太尖锐，不过你们要了解儿童的生活环境，应该与居民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必须专门对家长进行一些教育幼儿的工作，因为可能在幼儿园里一切都很美好偷快，可是当儿童回家之后，却要挨打，不能按时吃饭。必须在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培养我们理想的一代人的保证。
必须避免偏差，仔细观察生活，学会了解儿童，研究儿童，不过不要官僚主义地研究，要考虑到全部经验，集体进行这一工作。不必购置一些奢侈的玩具。我记得，一个女工曾经说，我们幼儿园里在培养一些地地道道的阔少爷。我们不要在那里培养阔少爷，而要培养完全新型的人，没有阶级的社会的人。此外还要提高自己，以便很好地了解由此可以产生什么结果。其次必须扩大这一工作，尽可能多包括各阶层的居民，还要教育家长，以便把学前教育战线变为提高群众文化水平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战线。一个母亲，如果她会给儿童洗脸洗手，经常开小气窗，按时给儿童吃饭等等，她就能使儿童一生都养成卫生习惯。
最近我曾和一个同志谈过话。这个同志过去领导过我们的儿童之家，现在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省委会工作。他说，我和列宁流放时住过的那个乡村[9]已经发生了变化，那里设立了医院、学校，还在进行改建工作，那里修筑了街道，修缮了屋顶，等等。整个村子具备了文化的外貌。那里还有学前教育机关。一个女大学生写信告诉我，她一定要到寿山村去看看那里托儿所的情况。你们也必须到各地去，看看日常生活是怎样按新的方式进行改造。有些家长经常打自己的孩子，必须对这种作风进行斗争。因为有些地方的人常常说——打打孩子，至少可以使他更守纪律一些。还要善于进行反宗教宣传，把这种宣传与日常生活的改善联系起来。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些条件来做很多工作。
……当你们去实习的时候，你们不要只到城市里的幼儿园去，还要到农村去，看看那里幼儿园的情况。可是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往往不了解农村的情形。必须注意地方报纸的报导，以便了解农村的情况。当你们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不应该关起门来，只关心幼儿园的利益，不要觉得好像世界上只有幼儿园一样，而要尽可能与学校、图书馆密切地联系起来。要敦促图书馆管理员，使图书馆能购置一些有关学前教育工作的小册子，并且使居民能阅读这些小册子。要与农村文化室、俱乐部保持联系，把集体组织在幼儿园周围，问问女教师，她的女孩子们是否开始旷课了，如果有这种情形发生，就要利用这一点来开展学前教育宣传。告诉她们：“现在妇女有受教育的权利。可是您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把您的孩子送到幼儿园去吧。我们将在这方面帮助您。”这可能对做母亲的人很有影响。
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全都能成为学前教育工作的宣传者，你们要同一切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图书馆管理员、各种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让他们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而为我们的儿童创造一个幸福的童年。
*第一次系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莫斯科，1937年。
[1]与莫斯科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学生的谈话系1937年2月15日进行的。该学院现为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学院。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6-488页。
[3]指高级党校，即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1919年7月11日，列宁曾在该校作《论国家》第一次讲演（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28-444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页。
[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页。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6-488页。
[7]巴·安格林娜（1913~1959）系乌拉尔第一批妇女拖拉机队的组织者（1933年）。她发起了青年妇女掌握这一专业的群众性运动（1938年）。曾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她是第五届最高苏维埃代表，1937年入党。
[8]《青鸟》——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据梅杰尔林克剧本演出的剧目。
[9]指舒申斯克村。 |
致日丹诺夫（联共（布）中央书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致日丹诺夫*
（联共（布）中央书记[1]）
安德列·亚历山大罗维奇：
昨自洛博夫[2]同志处获悉，学校是否进行劳动教学的问题将交付表决。有人认为劳动教学毫无补益，一切校办工厂均应停办。
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及《反杜林论》等书中，凡是论及有关教育、学校以及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脱节现象诸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学校必须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只有在未来的学校里，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原则才能彻底实现。他们同时还指出，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但是他们认为，这一工作必须立即着手进行，因此，1866年在第一国际的日内瓦代表会议上，马克思就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必须把儿童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3]。这一提案当时就得到通过。
列宁从开始自己革命活动的第一天起就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他在《民粹派空洞计划的典型》一文中把尤沙柯夫[4]批驳得体无完肤，因为尤沙柯夫认为在沙皇制度下能够实行这一极其重要的措施，而且他只是想对农民而不是对所有的儿童实行这一措施。
侨居国外期间，列宁曾要我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阅读了我写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我们不只一次地谈过这个题目。
十月革命后，列宁要求立即开展此项工作。
我党党纲第十二条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5]。
关于学校进行劳动教学（不是手工劳动，而是有现代技术高度的劳动）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同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分子作过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曾经同过去文科中学轻视劳动的教师们作过斗争。通过和人民教师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就把他们吸引到苏维埃政权一边来了（1918年，我在莫斯科省许多县里就这个题目做过报告；1919年，我在伏尔加河和卡玛河一带也就这一题目做过多次报告），而且还激发了工农群众对这一工作的强烈兴趣。
在这个问题上，斗争是分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方面，在生产停滞、百业凋蔽的年代，不学现代技术和农业的基本理论，而代之以只学家务劳动，让孩子们干农活（本来应让他们上学的），不把学习与劳动结合起来。这是右倾。另一方面，把儿童与成年人同等对待，让儿童到工厂去堵塞完不成计划的缺口等等。这是“左”倾。
不过，不管学校里的劳动安排得如何不得当，它总还是能使儿童受到一定的锻炼，能加强他们的组织纪律性。可以问问过去在劳动学校学习的青年（那时他们的年龄是12~15岁），他们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至今还有一种亲切的感情。
列宁始终关注这项工作的进行情况。他反对那些用“单一技术教育”即狭义的职业教育来代替综合技术教育的人。
近几年来，学校的劳动教学已不复存在。在学习某种手工“劳动过程”时，教学与劳动完全脱节。
不久就要在中央委员会上对取消学校的劳动教学和停办校办工厂的问题进行表决。不是重新安排劳动，而是取消劳动[6]。对这个问题，没有邀请工程师、农学家、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青年一起讨论。只是邀请了一些老教师，即各学科的教员。
我知道目前时间很紧，组织部和政治局的委员一时还顾不上这些问题。可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呀！
新宪法业已颁布，社会主义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已取得胜利。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切前提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劳动学校的遗训，此时此刻，作出取消学校劳动教学的决议是不应该的。有些人反对学校进行劳动教学，说什么学校要抓的是学习而不是劳动；说中央委员会已决定取消学校的劳动教学；我们不应受人以柄。
当然，我国的学校最终必将成为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7]，但是不能现在就对这项工作不闻不问。
致共产主义敬礼！
娜·康·克普普斯卡雅
1937年2月9日莫斯科
*写于1937年2月9日。第一次载于《苏维埃教育学》杂志（1961年第11期）。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此信的内容，与她1936年所写的如下几篇有关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状况的便函和文稿有着密切的联系：《致联共（布）中央学校处马雷雪夫同志》，《致联共（布）中央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草稿》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所提出的若干问题》（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六卷）。
[1]安·亚·日丹诺夫（1896-1948）党和国家活动家，1912年参加革命运动，1915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在沙德林斯克、特维尔、下诺夫戈诺德、列宁格勒等地从事党和苏维埃工作。1930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39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时期任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
[2]И．Г．洛博夫（生于1895年），当时（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学校工作处处长。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6-218页。
[4]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402-431页。
谢·尼·尤沙柯夫（1849-1910），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和社会学家，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之一。22卷集的大百科辞典的主编（1900~1909）。《俄国财富》杂志领导人之一。他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
[5]参见《苏共历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卷，第48-49页。
[6]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取消学校劳动教学》的命令系1937年3月4日发布的。根据这一命令，校办工厂的全部设备移交给儿童之家。各加盟共和国当时也下达了类似的命令。
[7]1952年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党代表大会在对1951~1955年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令中提出：“为了进一步提高普通教育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意义并使中学毕业生有条件得以自由选择职业，应立即着手在中学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并采取措施向普及综合技术教育过渡”（参见《苏联国民教育》，第45页）。1954~1955学年普通教育学校教学计划中已在各年级安排了劳动教学并开始筹建校办工厂。
1956年，苏共第20次党代表大会指出必须“切实使学生参加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实验田和校办工厂的劳动”（同上书，第46页）。
1961年苏共22大通过的苏共党纲宣称：“中等教育应当保证人们获得牢固的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原则，保证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日益提高的水平，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以及学生的才能和志愿进行劳动和综合技术的训练，保证健康的正在成长的一代受到道德、审美和体育的教育。”（参见《苏联国民教育》，第69页）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1973年）规定：“普通中等学校……是对儿童和青年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统一的劳动综合技术学校。”（同上书，第97页）
新宪法（1977年）确定了苏联公民在教育与生活、与生产联系的基础上有权享受普及中等义务教育。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完善普通教育学校学生的教育、教学工作并培养他们参加劳动》的决定，再一次强调指出：“普通教育学校是真正全民的、一贯执行列宁原则的、统一的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参见：《真理报》，1977年12月29日第一版）
苏联普通教育中学广泛地采用了以下形式来组织学生的劳动教学和教育，并使之与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劳动结合起来：校办工厂（联合工厂，木材加工，金属加工，缝纫工厂，电机工厂，等等），校际教学和生产联合体，教学车间，企业的工段，农业试验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学生生产队，学校育林区，城乡中学高年级的生产教学，学习自动操作、开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以及其他农业机器，高年级学生在暑假参加生产实习，中年级和高年级学生参加各种劳动联合体（例如修建队）。 |
对学前教育材料的几点意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对学前教育材料的几点意见*
我们应使我国幼儿园的小朋友成为幸福的儿童，不仅要考虑到如何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模范学生，而且还要考虑到如何为他们创造一个环境，使幼儿园成为他们自己的家，都愿意上幼儿园。“愉快的童年”可以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而给我的材料中却很少谈到这个问题。
如果认为要使儿童幸福，就得尽量给他们买一些贵重的玩具，吃最可口的点心，每天领他们看芭蕾舞，看戏和电影，穿丝着绸，讲一些荒诞无稽的故事，那就十分可笑了。
谁要是这样想，那就是不了解儿童，就是想把他们培养成地地道道的少爷公子。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深入了解儿童，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要像科特-木尔雷卡[1]所说的那样，善于“设身处地，洞察其心”。要了解他们已掌握了什么概念，具备了什么技巧。要了解儿童并理解儿童。只有理解了儿童，才能给他们以真正的慈母般的关怀，使他们成为幸福的人。
我看了这份材料之后的印象是，我们忽视了应该让儿童了解周围的生活，扩大他们的视野的问题；我们只是把他们看作一种教育对象，一团可以随心所欲捏成某种标本的蜡料，甚至是应该砍光削平的一根木头。
我们把学龄前儿童关闭在高墙深院之中，为他们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给他们讲一些荒谬的、毫无意义而且不能理解的童话故事，不让他们去观察生活，只让他们讲讲玩具和童话故事，讲一些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磨平他们的棱角，自以为是地把他们培养成一群供实验用的家兔。
我们应该尊重儿童的权利，首先是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受他们那一年龄阶段所需要的那种教育的权利，让他们触摸每种东西，闻嗅每种东西，反复摆弄它，观察它，反复叫出它的名称，等等。要满足他们通过观察生动的自然界和具体的人以及通过他们的劳动和互助来扩大自己视野的愿望。我国幼儿园在实际工作中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幼儿园里全然不讲具体的人，不讲人的劳动和人们的兴趣所在。这是一大错误。我们不妨看看农村的儿童，他们很早就学会观察人；我们不妨再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幼年的印象往往令人终生难以忘怀。为什么不让儿童去了解人呢？为什么不把儿童带到地里去看看大人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到铁匠炉、木工房、厨房去看看呢？为什么不每周用几个钟点安排他们与年龄大的小朋友见面，与男女工人和集体农民见面呢？等等。学龄前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乃是他们认识周围生活环境的权利。
什么是学龄前儿童的劳动权利呢？对学龄前儿童来说，劳动就是做游戏。规定一些具体要求对他们来说还不起作用：开始时他想用粘土捏一个小猫，结果捏出的却是一个人。不过，要教他们从小学会收拾东西，擦掉灰尘，刷洗食具，采摘浆果，喂狗喂猫。不过，儿童很喜欢他熟悉的人指点他。一个5岁的小姑娘在缝着什么，她缝了三遍之后就去问奶奶：“奶奶，缝得好吗？''“好，乖孩子，缝得好！”这样，她慢慢就学会了。然后她又没完没了地想把两块布缝在一起。要重视儿童的劳动。孩子们是多么喜欢干各种活儿啊！
休息的权利。小朋友很容易疲乏，因此功课表要尽可能灵活一些。一堂课不要上45分钟，也不要上30分钟，而要在上课中间穿插唱唱歌，让他们在空房间里或室外跑跑，与小狗玩玩，等等。要购置一些轻便小床。不要忘了儿童很容易疲乏，不要带他们参观展览会和看电影，不要用一些很难的玩具弄得孩子们疲惫不堪。
社会保障的权利，即对贫困儿童的关怀。
各族儿童关心自己的权利。
当然，向儿童讲苏联法律和宪法，那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在这方面要特别慎重，不要过高估计儿童的力量和发展水平而陷入左倾泥坑。这类“左”倾表现有：讨论学龄前儿童（他们往往没有离开过本村、本条街）中对祖国之爱的问题，而对祖国之爱必须具备地理概念、国家体制概念和本国经济的概念。可是让儿童反复背诵他们不懂的词句是最糟糕不过的。不必向儿童讲什么儿童的种种权利，而是要使整个学前工作符合苏联宪法的精神。
给我的材料中还缺少艺术教学部分。这项工作在教儿童认识周围现实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至于语言的发展，重要的不仅是不要放过发音错误的地方，而且还要扩大词汇量，避免语言的单调——办法是扩大儿童的视野。
在教学过程中，要用他们熟悉易懂、经常使用的词去教他们阅读。不许用印刷体书写，一开始就要用手写体书写，事先可以搞一些绘画、缝补等活动作为培养书写能力（发展手的功能）的准备。
但是，学前工作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教育，培养儿童友好地生活、游戏和活动的能力。这首先是一个组织问题。幼儿园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分成各种各样的小组来游戏、劳动。这里需要考虑的是，儿童小组由哪些人组成，组成之后去干什么。这个问题似乎考虑得很少，而这对发展主动精神和组织才干来说，却是一个关键问题。要善于组织全班的集体活动，不过学龄前儿童应广泛开展小组活动，总结并交流经验。
最好通过两三个人的活动来培养儿童从事集体工作的习惯，不过要一步一步地进行，而且要考虑周到。在这方面不要简单地模仿学校。
培养自制能力的游戏很重要。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的目的。如果这一目的不明确，如果目的只是培养听话的孩子，就不可能养成自觉的纪律。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方面，应该关心家长本人的知识水平，帮助他们进行自学，让他们掌握起码的教育学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幼儿园的实际工作并发动他们参加这一工作。
为什么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蒙台梭利以及西欧和美国的经验“不胫而走”呢？因为对我们很有益处。
对许多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省的工作要采取分析的方法，这个问题很重要，不能放过。
*第一次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6卷，莫斯科，1959年。
1937年2月7日，沃尔柯娃领导的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学前教育处的教学法专家编撰的这份材料，由她交给了克鲁普斯卡雅。意见就是对这份材料而提的。
[1]科特-木尔雷卡系Н．П．瓦格涅尔（1829-1907）的笔名。他是动物学教授，研究白海动物区系。他用这个笔名在70年代写了以善与恶斗争为题的25篇童话，内容带有寓言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引起了教育刊物的讨论。 |
论学前儿童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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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前儿童的玩具*
我们谈论儿童玩具这一问题时，不能从成人喜欢什么玩具的观点出发，而应该从儿童喜欢什么玩具和需要什么玩具的观点出发来对待这个问题。
重要之点在于确定什么年龄的儿童需要什么样的玩具。
最需要玩具的是学前期的儿童。他们需要大量价廉物美的玩具。
年幼的学前儿童还不熟悉周围的环境。他们往往通过观察、摹仿和不断地重复同一动作、词语、游戏的方法来认识周围的环境。我们要注意儿童的主动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然后就给他们一些能够发挥其主动性并把这种主动性引向一定轨道的玩具。
儿童还不会很好地分辨各种颜色。因此应该给儿童一些能使他们学会分辨各种颜色的玩具（在这方面，最好的东西是儿童们可以用来给自己的洋娃娃做衣服的各种布头，以及各色圆圈和盒子等等）。
儿童还不会区别大小，因此应该给他们一些能使他们学会区别大小的玩具。
在这方面，最好的玩具是：各种可以装东西的盒子，儿童所熟悉的大小不同的木制野兽或人像。儿童很可能按高矮大小把这些人像排列起来：两个成年人，两个小女孩，两个小男孩；两个成年人，三个小女孩，五个小男孩等等。人像应该很简单，其式样和颜色不应分散儿童的主要注意力。
儿童还不知道距离的远近，因此应该给他们一块石板和一支石笔，好让儿童从不同的方面画一些长短不同的线条。这种石板可以擦了再画。
还需用一些软球，这种软球能够上下抛掷、滚转而不会损坏任何东西，也不会打伤什么人。
儿童触觉还在发展，应该让他们什么东西都摸摸。给他们的东西要有硬的、软的、光滑的、粗糙的；要教他们用手摸的方法来区别物体，辨明其形状，从口袋里拿出某样东西。
最好能给学前儿童各种音响器具，如小铃、鼓（当然，这不是室内玩具）。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让儿童有一个普通的、打不破的、非畸形的洋娃娃，要他能给这个洋娃娃洗澡、洗脸、穿衣、脱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系带子、钉扣子。洋娃娃应该是最普通的，最便宜的，但是要非常好看，而且不容易弄坏、变形。
另外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给儿童一个碗，好让他们装沙子、谷粒等等。不一定要把大象、老虎、狗熊这种玩具给年幼的学前儿童玩，因为他们还没有见过活的大象、老虎、狗熊。如果他们喜欢熊这个玩具，那只是因为它很软和，它的脚掌能动。最好是给儿童玩一些软和的猫、狗、马，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活的猫、狗、马，可以对这些动物进行观察。
要给儿童一些积木（大而轻便的）以及其它一些木质材料，好让他们用这些东西堆成各种建筑物。
夏天要给儿童一些木铲子、手推车、小包和可以装各种东西的小筐。冬天应该给他们雪橇。
年龄比较大的学前儿童喜欢哪些玩具呢？
如果说年龄小的学前儿童比较喜欢单独玩，那么年龄较大的学前儿童就喜欢大家一起玩。
如果说年龄小的学前儿童喜欢单个的猫、狗、牛、马、小女孩、小男孩、单个的叔叔和婶婶这些玩具，那么年龄较大的儿童就喜欢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活动的，都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因而在这里图片和图片性质的玩具就特别重要了。
年龄较大的学前儿童对周围的人已经开始注意起来。见到母亲，就要看看她在做什么事情；见到父亲，就要看看父亲在做什么事情，还要看看哥哥在做什么事情等等。使他感兴趣的，首先是他最接近、最了解的东西——他感兴趣的不是外国情调，不是他视野以外的东西，而是他亲眼见到的那种生活，那些人。
在这里，准备一些这种类型的分开的图片是很重要的。从前，常常在硬纸板上画着一个土耳其人坐着抽烟。画着一个老头坐在树桩上。在他旁边的硬纸板上留出一点地方，可以把别的图片放到那里去。“瞧，来了一个小姑娘”——一张画有穿着玫瑰色衣服的小姑娘的图片移到旁边来了。现在，图片的内容当然应该有所改动，但是这种玩具的形式还是可以保留的。如果我们所选择的材料是儿童所熟悉并且理解的，那么这种游戏就会很有意思。
如果你看一看四五岁的儿童所画的图画，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所画的东西和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中。他们还未注意到事物的细节。这个时期是儿童开始学习图画的时期。应该给儿童一些纸和有色的软铅笔。
为年龄大的学前儿童提供玩具是一个最难的事，因为这个年龄时期儿童的生活环境是极其多样的。而这种年龄的儿童对任何事情都想具体地了解。
所以这个年龄时期的玩具应该有助于儿童了解周围的现实，对于这个年龄时期的儿童来说最好常常带他们到儿童剧院去。比如说，学前儿童非常喜欢傀儡戏，不过傀儡戏的内容应该具体，尽量减少一些臆想成分。有时成年人往往都不明白儿童笑什么怕什么。成年人应该仔细地研究儿童年龄特征。玩具制造者也应该研究儿童的年龄特征，否则玩具就不能为儿童所喜爱，无助于儿童的成长和发展。
这篇文章只是谈到了几点对学前儿童玩具的意见。不要在玩具的装演上煞费苦心，重要的是朴素大方、价廉物美。现在由于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广泛发展，儿童的玩具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对这问题应该好好加以研究。
*第一次载于《共产主义教育报》（1936年12月18日） |
论学龄前儿童的年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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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龄前儿童的年龄特点*
1842年的《莱茵报》上，刊载了马克思早期的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话涉及到儿童。我们研究不同年龄儿童思维特点的教育工作者，对这几句话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马克思在文中写道：
“小孩称呼自己往往不用‘我’，而用自己的名字：‘乔治’等等。”[1]
大多数家长都会同意：马克思的这一观察十分正确。
他接着写道：“空间，这是第一个以自己的量使小孩敬畏的东西。空间是小孩在世界上遇到的第一种量，因此，小孩以为身材高大的人就是伟人……”[2]
我读过马克思这番话之后，看了我国儿童画的一些图画，找到了大量证据来证实马克思的这种观点。群众大会上的列宁、伏罗希洛夫往往被画成高大的伟人，而四周的群众则画得很矮小，是一群侏儒。
马克思注意到儿童往往把“伟大”与“庞大”混为一谈，这要求我们更加注意儿童的图画。谁要看看这些画上所反映的儿童对周围事物的概念，谁都会大为惊讶的。
我曾多次翻阅过7岁儿童、入学前预备班[3]的学生的笔记本。儿童在图画中很好地反映了他们对劳动的理解。
头几页画的人，双手交叉在胸前。后来他画的人就已把两手分开了，而且两手都握着不同的东西：有时手里提着桶，有时拿着扫帚。后来，双手开始出现铲和锹。再过了一段时间，画的是一个人站在拖拉机旁，一手握着方向盘。最后，画的是一辆汽车和一个人，这个人坐在车内，双手扶着方向盘，正驾驶汽车。
学龄前儿童图画中所反映的他们对周围环境的理解力，往往令人十分吃惊。
学龄前儿童思考事情总是特别具体，他们喜欢通过生动的形象来想问题。他们十分重视颜色。如果您对学龄前儿童讲话，给他讲故事，说有一个小姑娘穿了一件玫瑰色的连衣裙，要是您下一次改口说是穿的天蓝色的，他就会不满意地打断您的话：“不对，不对！她穿的是玫瑰色的，你怎么忘了。”
他们的思想非常具体，这使他们很难理解词的转义。
“妈妈，以前不是说，列宁是红色的吗？''
“是的，是红色的。”
“可我刚才到卡佳那儿去的时候，看见他塑的列宁像，是白色的，用的是石膏。我说，这恐怕不行吧？列宁是红色的，不是白色的。”
不能进行抽象思维是学龄前儿童的某种年龄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喜欢模仿。对学龄前儿童来说，模仿是掌握的手段。同样，学龄前儿童可以多次听同一个故事、同一首诗，而兴趣依然不减。他虽早已会背了，却还要您一讲再讲。
学龄前儿童往往把从大人那儿听来的东西一再重述，不过他并没有完全理解。大人们觉得很惊奇，他的孩子怎么能讲得这样有条理，其实大人们是没有察觉，孩子们并不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做父母的尤其察觉不到这点。成年人往往把沉思型的儿童看作水平低下的人，其实这种儿童只是力图把他听来的东西加以思考，而有时之所以未能及时加以表述，只不过是他找不到合适的词句。与此同时，人们往往把那些重复别人的讲话却不理解其意的孩子看作聪颖过人的儿童。
这样一来，往往不是对儿童的发展水平估计不足，就是对他们的力量估计过高。
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教师不了解、不知道如何引导儿童的兴趣，不善于对待儿童，不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不懂得向儿童讲什么、怎么讲，不明白让儿童干什么。
在后一种情况下，是教师把学龄前儿童与小学生等同起来，向他们讲一些他们根本听不懂的东西。
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我们不懂得学习要有一定的系统性。在后一种情况下，是我们采用了学龄前儿童接受不了的教学方式和方法。
必须考虑儿童的年龄特点；在组织游戏，安排阅读、旅行和布置劳动时，必须切合儿童的发展水平。
无论是福禄培尔的经验，还是蒙台梭利的经验，还是我们苏联多年的经验，在学习时都要持批判态度，这样才能使拟定的学龄前儿童的教学大纲具有生命力，具有趣味性，并能照顾儿童的知识水平和兴趣。
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要抓紧进行。
*第一次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著《学前工作》文集，莫斯科，1938年。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页。
[2]同上书，第37页。
[3]预备班：为升入一年级的7岁儿童开设的教学班，设置于1926~1927年；1929年8月16日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指令使之合法化，一直到30年代中期。 |
谈学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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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校图书馆*
最近一年来，学校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教师的工资也大为提高，全体居民对学校工作也普遍重视起来了。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切条件来用布尔什维克的方法使每个公民享有教育权。普及义务教育已经实行，接踵而至的一个尖锐问题，就是怎样提高教学质量。不久前闭幕的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上，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怎样肃清儿童学[1]的错误影响。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儿童学不良影响的决议，不仅对儿童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极尖锐的批评，而且也促使教育战线上的领导部门痛切地感到自己对青年一代教育工作所负的政治责任，认识到使苏维埃教育学适应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类型学校所要求的政治责任。
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这次部务委员会上，郑重地提出了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进行斗争的问题；谈到必须关心每个儿童、了解每个儿童的心情和要求；谈到要善于激起儿童的兴趣，使他们喜欢学习，并且要这样来组织各种功课，使之能够培养儿童的自觉纪律。会上还谈到了在学校工作的各个部分必须严肃认真地进行教育工作的问题。
学校图书馆的问题毫无疑问地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直接的关系。儿童的阅读是跟每个教师关系最密切的问题。
当我侨居在日内瓦时，我曾经得到允许去参观当地的学校。他们给我一张说明书，上面写着瑞士民主政府为实行普及教育所做的工作。此外，上面还谈到每一所学校都设有一个儿童图书馆。可是当我到由他们教育部指定的一所办理得很完善的学校去参观时，我请他们领我到学校图书馆去看看，一个女教师却告诉我说：“说老实话，我们学校并没有图书馆，要图书馆干什么？您瞧，我们的教科书多好，是用上等纸印的。”这是1908年的事情。当时瑞士是一个平静的地方，我没有看出当时日内瓦的儿童有任何特别喜欢读书的表现。
至于我们的苏联儿童，他们是非常喜欢阅读的。从白俄罗斯来的一个图书馆管理员告诉我，有一个学校的儿童决定自己建立图书馆，因为他们城里没有学校图书馆和儿童图书馆。在中央图书馆设立专门的儿童部之前，他们把各自所有的书收集起来，从自己的同学中选出图书馆管理员。
儿童一再向家长恳求，于是家长们就要求公共图书馆购置儿童图书。儿童图书需要量极大。儿童是否去阅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识字水平。让儿童养成阅读的习惯越早，他们成为有文化的人也就越快。书籍对儿童的发展和他们的兴趣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有些儿童图书馆办理得很完善，不过这种图书馆为数不多——俄罗斯联邦总共只有512个左右。但是大家对儿童图书馆非常不重视。比如说，在莫斯科对此事就很不重视。我曾经到过普希金图书馆，其中附设一个专门的儿童图书馆。普希金图书馆里的人挤得满满的，光线明亮，非常舒适。可是在儿童图书馆里，连炉子也没有生。这时正是儿童的假期，他们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可是书架上一本书也没有。我又走到克鲁普斯卡雅图书馆去，那里有个设备很完善的儿童图书馆，不过四年级以下的儿童图书部没有开放，房子做了师范学校学生的宿舍。据说12岁以下的儿童根本不准到图书馆去，说他们可能在那里得传染病；说他们不必读书，只要休息就行；说12岁以下的儿童主要的是阅读与学习有关的东西，而图书馆也只应该是供应教科书补充读物的地方等等。很多学校图书馆只借阅教科书，阅览室变成了准备功课的地方，而且学校图书馆的书大部分是供给教师使用的，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许多学校的图书馆经常锁着或者一个星期只开放两个小时，很多学校不愿意开设图书课（这种课的目的在于告诉学生怎样查阅图书目录，怎样借阅图书），这种情况也不是个别的。
不能低估儿童阅读的意义。儿童阅读在教导工作中应该占有比它现在大得多的重要地位。教师应该亲自动手管理这件事情。教师应该像优秀的教育家戈罗云同志[2]（他是恰巴柯夫学校的校长，该校图书馆有5000册图书）那样熟悉儿童图书。戈罗云同志对该校图书馆的每一本书的内容都很了解，他知道某个学生该读哪本书，他对图书馆的工作非常关心。
儿童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之间不应该产生可笑的本位主义的争论。儿童图书馆应该和学校图书馆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帮助他们：向他们介绍自己的经验，供给流动图书，介绍图书管理的技术。这种联系毫无疑问也会使儿童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得到改进，使他们更加了解学生和他们的学习兴趣。
根据1934年10月1日全国图书目录的材料，俄罗斯联邦13万学校里只有25658个学校设有儿童图书馆。学校图书馆里的图书在俄罗斯联邦图书总数209900000册中仅占16002600册。当然，学校的图书目录不完善，因此全国的图书目录的材料可能是不完全的。不错，最近两年来工作已经大有改进，但是儿童图书馆的工作（特别是在乡村、民族地区、小学）仍然是个尖锐的问题。
学校图书馆的问题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且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切实的解决。在这里需要进行巨大的全面的工作。儿童图书的印数应该增加许多倍，必须设法把这些图书供应给学校图书馆。这就要求国家拨出大笔款项，要求各出版社进行紧张的工作。儿童图书的质量问题也很重要。我曾经看过一份为小学（也就是为12岁以下的儿童）图书馆大量重印的书籍的目录。在预定重印的100种书里，半数以上都是童话和诗歌。描写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活，描写我们祖国的人民，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工作和学习、他们的斗争、他们的成就，描写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描写这些方面的书籍少得可怜。曾经有一个时期，许多教师对儿童的力量估计过高，他们因此受到了人们的不少指责。但是我们又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我国8~12岁的儿童都是不懂事的孩子。必须供给我国学校一些写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优秀儿童读物。
苏联的作家们，你们在哪里呢？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哪里呢？在这项工作中教师也可以起巨大作用，如果他们能够彻底摆脱儿童学的影响，并且认真地了解儿童，了解他们的兴趣和要求的话。
儿童图书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快就得到解决。我们的教师和儿童图书馆管理员必须研究苏联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并且从教育家的观点把每一个作家描写儿童的作品挑选出来。这对每一个教育家说来是一个最丰富的宝库，不要只挑选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谢德林、格·乌斯宾斯基和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不要只是挑选外国古典作家的作品，也要挑选普通作家的作品，因为几乎所有的作家在提出自传性的材料时都要写到童年的事情。
我国图书馆管理研究人员应该充分研究这个问题，图书馆学研究所应该出版一种图书索引。儿童书籍中应该包括许多这方面的材料。
要特别注意培养儿童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管理员。最近一段时期我们在这方面遇到很多困难。师范学校图书科已经取消。由于教师的工资提高，图书馆管理员的工资比较起来就低了，因此很多受过师范教育的图书馆管理员都离开图书馆工作岗位转到学校去了。仅莫斯科一个地区就有100个图书馆管理员转业到学校教书去了，愿意上图书馆学院儿童图书馆系的教师为数非常少。今年儿童图书馆系甚至不招生了。由于干部缺乏，学校图书馆网的扩展就受到了影响。
市苏维埃、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各级组织必须重视这项工作，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儿童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从而来帮助学校搞好教导工作。关心青年一代，授予他们知识——这是我们共同应该关心的事情。
*第一次载于《消息报》（1936年9月21日）。
[1]就字面而言，儿童学是研究儿童的科学。儿童学力图从整体上对儿童进行研究，亦即企图把有关人的发展的许多科学的材料加以综合，但是，儿童学实际上只是儿童发展的心理学，解剖生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概念的简单总和。儿童学家在有关遗传作用和环境影响的问题上，有很多观点都是错误的，他们贬低教育在儿童发展中的意义，对20年代到30年代的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们不加批判地利用测试来确定学生的所谓智商，结果歪曲了儿童发展水平、成绩和行为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学校工作受到一定损害。
[2]H．M．戈罗云（1889-1954），苏维埃教育家，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自1943年起）。1908年起他任教于雅罗斯拉夫省，从而开始了教育活动。1914年至1951年，他在雅罗斯拉夫省土塔耶夫区恰巴柯夫学校工作，后来在恰巴柯夫师范学校工作。 |
共青团工作中的一个最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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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工作中的一个最重要部分*
共青团面临着种种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共产党坚决奉行的解放妇女的事业进行到底。
我们在解放妇女、提高妇女觉悟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已是勿须赘述的事了，因为过去已对此写了很多文章，发表了很多谈话。
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讲讲现在摆在共青团面前，特别是摆在女共青团员积极分子面前的几项这方面的具体任务。
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忘记，共青团积极分子应该带领城乡广大青年妇女前进。我们有一支很好的女共青团员积极分子队伍，但如果从总体上来看广大的青年妇女，那我们就会发现，她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有着许多旧的残余。因此，需要开展大量的、经常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这项工作往往并不引人注目，却是必不可少的，它需要有耐心和恒心。共青团应该经常不断地做下去。
旧的残余之一就是妇女在文化发展上的落后。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对妇女和女青年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妨碍极大。繁重的家务劳动以及照顾孩子，都要影响她们的学习。从前都不让女孩子上学，因为她在家里要帮助料理家务，就像保姆一样。普及义务教育的法令在我国起了巨大的作用。现在父母必须把自己所有的孩子都送去学习。不过，即使是目前，我们也还应注意这一法令贯彻执行的情况，不允许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女孩子留在家里不让上学；要注意不让女孩子负担过重的家务而妨碍她们的学习，等等。与此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对女孩子说来，重要的不仅是在学校里的学习，让她们参加校外工作和社会活动，也是同样重要的。
不过，问题不仅对女孩子，她们现在的处境比她们姐姐过去的处境要强得多。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要保卫她们的学习权利，真正做到让她们（特别是某些民族省和共和国的女孩子）能参加学习。在这方面需要开展经常的社会监督。
对全体女青年（特别是农村女青年）说来，掌握知识的问题日益尖锐。共青团和全体青年对此必须加以注意。文化落后就会影响对女孩子的提拔。首先应扫除女孩子中的文盲。但是，只识字远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根据我们苏维埃国家所处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水平，劳动人民必须具备这样的知识水平：它能使之用崭新的知识去武装自己，能为其开辟独立工作的道路；它是从事生产劳动、社会公益工作以及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全部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社会主义建设各部门的现代科技发展要求每个工作人员具备一定的和相当高的知识水平。科学技术越发展，与之相应的劳动技巧水平越高，那么就越需要较高的普通教育知识水平。
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千百万劳动人民参与其事，要求他们进行集体的社会工作。要使这项工作得以正确开展并纳入必要的轨道，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
我国的女青年都熟知列宁的这句话：“每个厨娘都应学会管理国家。”要学会管理这件事，就得有丰富的知识。
就拿苏维埃工作做例子来说吧。一般说来，青年人（男女都在内）还很少参加这项工作，不大关心苏维埃各部的工作，青年积极分子不大接近苏维埃代表。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局面。列宁十分重视苏维埃各部的工作，他坚决主张青年人应千方百计协助这项工作，认为它是学习管理的学校。
还需要十分关心通过苏维埃各部的工作，对女青年身上所特别严重地反映出来的日常生活中不文明的表现进行斗争。但是，消灭日常生活中不文明的表现也需要知识，需要了解这方面面临的任务是什么。否则，与不文明的表现进行斗争就不可避免地会滑向市侩习气，会滑向模仿旧时老爷商贾的文化。
目前特别突出的问题是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把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但是，青年一代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也遇到了文化问题、家长普通教育知识问题方面的困难。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到处都是一样：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全体劳动群众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现在，半文盲的概念扩大了。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地理，不了解人类发展的基本阶段，不理解各种自然现象，不善于分析周围的情况，不明白如何使科学为改造劳动和日常生活服务，不知道怎么样和从何处汲取他所需要的知识——这个人就是一个半文盲。
共青团应千方百计为广泛发展青年和成人学校而努力奋斗，要使全体青年都能进入这些学校。要特别关心那些至今还是文盲或半文盲的青年。全体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和集体农庄青年应掌握七年制学校的全部知识。这是一件大事，一件严肃的事。在为扩大这种学校的网点而进行的斗争中，青年人应该站在最前列。要特别关心那些未能适时入学的少年，即所谓超龄生的学习。这种人在女孩子中为数甚多。对他们进行工作特别重要，但是这项工作还没有广泛开展起来，因此还有许多少年未能入学。
目前，自学具有特别的意义。要进行自学就得有图书馆，而图书馆却寥寥无几。图书馆是应该为每一个居民服务的．现在正在开展优秀农村图书馆竞赛以及图书馆管理员为全体居民优质服务的地区竞赛。在举办这种竞赛时，要让全体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特别是女积极分子）参加。
在努力创造必要的学习条件（发展城乡青年和成人学校体系，巩固和发展图书馆网点，组织自学辅导等等）的同时，必须按工会系统保证妇女和女青年的学习权利。拿保姆工会作例子来说吧，为了保证保姆有一定的学习时间，要与雇主达成协议，工会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对这件工作是否有检查和监督？是否对那些不让保姆学习的雇主课以罚金？如何保证那些参加小工业生产的女孩子的学习权利？等等。这方面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发展的现阶段，工会工作的重心应转移到为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努力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条件，努力根据新的原则改造日常生活上来。女青年对这件工作特别关心，她们应该更热心于这件工作，尽可能广泛地参加工会工作。
正在进行改造的生活，向我们直接提出了深入开展文化革命的问题。生活还向我们全面提出了家庭间题、男女互助和父母与子女互助的问题；提出了培养青年一代的问题。青年们现在对这些问题特别关心。只有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为基础，以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为依据，才能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现在，许多问题完全是按新方式提出的，而以前是不可能这样提出的，这是因为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需要另辟蹊径。这里遇到了一些重大的困难，而主要的困难就是一些陈旧的观点往往披上了时髦的外衣，我们必须备加小心，要提防小私有者道德，提防小私有者的家庭观点、教育观点。
不妨让我们回忆一下往事。75年前，农奴制在我国还占着统治地位。地主主宰着农奴的命运，出卖农奴，霸占女奴，根据“主人的喜好”把女奴许配给人。家庭生活完全是奴隶关系：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妻子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互相体贴、慈祥恩爱。当时的农民家庭生活在高尔基写的一部小说中已有生动描述。他写了七十五年前赫尔松省孔德村的一个丈夫如何残酷地折磨妻子，而周围的农民又是如何熟视无睹[1]。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之事。
60年代推翻了农奴制，代之以资本主义制度，但农奴制时期看待妇女的观点却在日常生活中延续了多年。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强制婚姻虽有削弱，但婚姻依然具有买卖性质，依然盛行从财产多寡出发来考虑婚姻。嫁富娶贵是有利可图的，嫁给有地位的名流权贵或者迎娶达官显要之女为妻也是有利可图的。有时起作用的不完全是金钱方面的，但依然有所盘算：娶妻可以为佣，嫁夫得以为生，等等。
不言而喻，买卖婚姻、金钱婚姻不可能不给人的关系带来虚假伪善。而虚假伪善极易变为欺骗。往往从金钱出发订婚的过程就是制造假象、亵渎爱情的过程。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家庭生活很难给人带来欢乐。有时，一些所谓“有家有室”的人，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外遇，最常见的是宿娼嫖妓，玩弄那些迫于生活而出卖肉体的人。金钱婚姻的必然后果就是欺骗、虚伪、腐朽的家庭生活方式，放荡淫佚的情欲。当然，这种婚姻的主要灾难是落在妇女头上。
在小资产阶级环境中，“实用”婚姻的一切毛病暴露无遗。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撰文指出，只有在无产阶级内部才能产生新式的婚姻，这种婚姻不以金钱为转移，而以互敬、互爱、互相信任和观点一致为基础。
苏维埃法律已经创造了一切条件把妇女从旧时沉重的婚姻关系中解放出来。
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旧的残余。小私有心理流毒甚广，乔装打扮，利用新的环境以售其奸。
把妇女当作玩物的观点还很普遍。追逐妇女，放纵情欲，玩弄妇女——难道共青团员中没有这种现象吗？“逢场作戏，寻欢作乐，至于结婚，以后再说。”姑娘怀了孕——“真是惹麻烦，不过，可以去打胎。”这是旧时的观点：不管妇女死与活，只把她看作小玩物。
小资产阶级的庸俗习气往往也在工人环境中出现。人们渴望尽快摆脱旧时的贫困、粗野以及还带有农奴制印迹的旧的家庭关系，可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警惕性，不能察觉那种必须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小私有者的腐朽表现。
小私有者个体经济是封闭的，也是脱离农村社会生活的，只要这种经济占统治地位，那么旧的残余就会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保留下去，消失得非常缓慢。农业的集体化，整个劳动组织的改变，使妇女得以解放。集体农庄的妇女成了一股力量，这就使男女的权利和关系发生了变化，家庭关系也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蓬勃开展；劳动人民的觉悟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党、共青团、工会和苏维埃的注意力集中于提高全体居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创造了许多物质条件来改造整个生活方式（新的居住条件的创立，公共食堂的发展，托儿所、幼儿园、俱乐部、文化与休息公园等等数量的增加）；如人们所说的，正在为新生活缝制新装——在上述这样的形势下，新的家庭将日益巩固，因为这种家庭是建立在深厚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思想接近、观点一致、情趣相投的基础上的，它使人感到爱情的欢乐是无涯无际的。
最后谈一谈教育问题。
妇女乃是目前或未来的母亲。她有强烈的母性本能。这种母性的本能乃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它能带给母亲无比的欢乐。
我们对母亲们深怀敬意。母亲是天然的教师。母亲对儿童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幼儿的影响尤其大，我们都知道，孩提时代的生活对一个人的整个性格、对一个人的整个发展会打下多深的烙印。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进行的是什么教育。
一个女孩子可能培养成奴蝉，可能培养成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不关心周围蓬勃发展的生活，远离这种生活，孤芳独赏，自怨自艾；也可能培养成一个集体主义者，她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把友好的劳动和为伟大的目标而斗争当作快乐的源泉，也就是说，培养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这一切都取决于母亲本人，取决于她的观点。
现在，只要看一看我国的女工，看一看我国的集体农妇，看一看她们如何热衷于实现社会主义，如何努力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你就会感到．，这对于青年一代的教育该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都十分重视教育问题。我国的学前机关、苏维埃学校都应成为把儿童培养成新人即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楷模。我国学前机关和我国学校进行着社会教育，而在家庭里，母亲们又都是些信仰于社会主义的人。如果我们把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培养出杰出的一代人。女共青团员和整个共青团应在这方面开展广泛的工作。
*第一次载于《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35年，第8期）。
[1]指高尔基的短篇小说《结论》。 |
小学儿童的国际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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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儿童的国际主义教育*
教育小学儿童的国际主义教育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应该指出，童年时代的印象对一个人以后的成长和以后的品行往往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认为国际主义教育只不过是让儿童记住一些一般的口号和原理，那就大错特错了。
苏维埃政权对苏联各民族的整个政策就是培养国际主义的情感；我国目前的形势最适宜于发展国际主义，但是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了我国过去的情况。常言道：“积重难返”。沙皇政府的全部政策，一方面是在俄国各民族中培养最放肆的大国沙文主义，另一方面是培养暴虐的民族主义，造成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民族隔阂（过去，在人口占多数的民族的压迫之下，这些被压迫民族一度团结在一起）。如果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和广大群众的思想里大国沙文主义的残余已经消除殆尽，认为对俄罗斯族的疑虑业已烟消云散，民族主义情绪现已不复存在，认为阶级敌人不会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这种情绪，这种想法就过于天真幼稚了。
对这种情况不能听之任之。学校不仅应该进行教学工作，它还应该成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中心。而国际主义教育乃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应该成为经常的工作，而不只是局限于国际主义性质的集会和活动。国际主义教育应该贯穿于整个教育工作之中。
我国小学的教学工作是用各民族的本族语进行的，同时着眼点不在于儿童的出身籍贯，而是他所说的语言。这种做法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儿童对所讲的东西就会一点也听不懂，少数民族的儿童在发展上就会落后于人口占多数的民族的儿童，因为教学所用的语言是人口占多数的民族的语言。
但是，如果在不同的学校对不同民族的儿童进行教学，这往往又会使各民族儿童的关系变得疏远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谨慎。要使只有一个民族的儿童就读的学校里的学生尽量多了解一些有关其他民族的生活情形。教师不仅要告诉学生这个民族在沙皇时代备受压迫的情况（这当然是必要的），而且还要指出这个民族性格上的优点，生动地讲述足以显示该民族可贵之处的历史事迹。有一次，中亚细亚（可惜我把这个共和国的名称忘掉了，因为这是几年前的事了）一所儿童之家的几个俄罗斯族的小朋友写信给我说，他们的教师告诉他们，当地居民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民族，这个民族在沙皇时代很受压迫。于是这些小朋友就说，等他们长大了之后，他们一定要帮助这个民族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骤然看来，这种愿望似乎无可厚非，但是让孩子们瞧不起文化落后的民族是不好的。所以我在回信中就跟这些小朋友说，我们俄罗斯族不文明的表现还很多，接着就给他们举出一些俄罗斯族人不文明的表现作例子。然后我又问他们是否常跟周围民族的小朋友一起玩，问他们是否知道这些小朋友是些多么勇敢机智的小朋友，接着我又讲了几个例子给他们听。
要让儿童注意各个民族的优点，指出这些民族在革命斗争中的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等等。要知道，随时都可以见到这样一些不良的事情，例如反犹太人运动。在人民的思想残余里常常可以碰到这种东西。有时小孩子也说：“犹太人是资产阶级”，一点也不想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这里要特别警惕。为了改变孩子们对犹太人的这种恶劣态度，要跟儿童讲讲那些犹太战士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时表现出的英雄气慨，跟他们讲讲犹太工人在劳动中表现出的顽强精神，等等。
为了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利用文艺作品（既包括俄罗斯文艺作品，也包括各民族的文艺作品）。但是在选择文艺作品时要特别小心。我们在这方面往往有些粗枝大叶的作风。举例来说吧。列·托尔斯泰写的《高加索的俘虏》这篇故事，我们常常念给孩子们听。这篇作品的艺术性确实很高，但是如果不加任何说明就念给孩子们听，就可能引起他们对鞑靼人的仇恨，因为故事里讲到鞑靼人把俘虏当成商品买卖。可以在讲这篇故事之前把鞑靼的富豪对俄罗斯人的态度与鞑靼女孩的态度对照一下。同时还应发给孩子们另一篇故事，其中讲的是俄罗斯厂主或富农对少数民族进行剥削的情况。
利用民族的文艺作品，让各民族的儿童都去阅读这种作品，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仅要从理论上使儿童知道邻近的其他民族的生活情况，重要的是要使包含不同民族儿童的各校之间的学生彼此实际接近起来。在这方面，少先队组织和苏联社会各界应该帮助教师和学校。
要经常组织有不同民族儿童的各个学校的孩子见面。在这里，文艺活动能起特别重大的作用。要广泛地组织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参加苏维埃的各种庆祝活动，一起去参观游览。挑选各民族的一些优秀歌曲（其内容要能为孩子们理解），翻译过来，说明歌词的涵义，组织他们一起来唱；这也非常重要。这种活动可以使各民族的儿童变得非常亲近起来。
游戏在儿童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研究各族儿童的游戏，对这些游戏加以分析，从中挑选一些最有趣的形式，赋予它以现代的内容，将其中原有的意图加以改变，这是极其重要的。在这方面可以找到很有趣的材料。小学对游戏应比现在更重视一些才对。要记住，游戏往往是儿童最实际的学习。
共同的劳动也可使儿童亲近起来。儿童技术站有着极其重大的教育意义，因为不同民族的孩子要在那里共同活动。当孩子们一起制作一个什么模型或者必需品时，这也可以使他们亲近起来。
在高年级应该开始组织一定的社会工作。比如，组织孩子们一起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帮助托儿所、露天幼儿园做些工作，帮助装饰俱乐部，帮助图书馆借还书，等等。要用特殊的方法组织儿童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安排这种劳动，要使儿童不感到疲倦，要使他们所干的活儿很有兴味，不觉得厌烦。重要的在于确定目的。可以组织校际间互相服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比如说，俄罗斯族儿童所在的学校给鞑靼族儿童所在的学校制作某种东西，反之亦然。
共同游戏、一起游览以及集体活动，还可以使孩子们产生学习他们所接触的那一民族的语言的愿望。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俄罗斯人不愿意学习被压迫民族的语言，认为这样就会降低自己的身份。现在，压迫现象已经消灭了，但人们对学习解放了的民族的语言这件事，往往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小学三四年级就应当成立一些小组，来学习孩子们经常接触的那一民族的语言。这种小组可以广泛发展，因为它在促进各族儿童的友谊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这种小组的学习应按所谓的发音法来进行，即以每种语言的发音特点为基础。一般说来，这是学习外语的一种最恰当的方法。而在这里，还有另一种意义，即这种小组的目的在于学会经常接触的那些同学所使用的语言。这种小组对于培养对该语言的兴趣很有好处。在高年级学习这种语言时，应该更加深入一步。
此外，在地理课上指出哪一民族分布在哪里也是很重要的；在历史课和社会科学概论课上，应当讲讲沙皇专制制度的政策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讲讲列宁和斯大林在执行各民族平等这一政策中的作用。在各民族州和共和国，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应该超过一般教学大纲的规定。当然，在给儿童讲历史的时候应该避免各种复杂的定义和空洞的口号。讲解要具体，要使儿童觉得特别好懂，特别生动。
应该告诉学生，沙皇政府的政策怎样使得各民族的生活贫困已极；这种政策导致了对宗教的狂热，使少数民族陷于愚昧无知的境地，强化了阶级分化和各民族内部的压迫，使妇女备受奴役。
国际主义教育应从有关苏联国内各民族的问题谈起，因为这样可以使孩子们对全部问题感到更现实，更亲近。但是，当然也不能停留在这些问题上。应该从这些问题过渡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主义教育。
要告诉学生，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掠夺弱小国家的。例如，可以向学生讲讲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情况。在讲述殖民政策的基础上，应该讲讲帝国主义战争，讲讲帝国主义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其次，还要讲讲布尔什维克如何顽强地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者妄图发动的新的掠夺战争。要告诉学生，全世界的工人应该联合起来反抗资本家，制止战争。要向学生讲解五一劳动节的意义，而且不只是讲讲，还要在校内特别热烈地来庆祝这一节日。
各校图书馆和儿童图书馆可以而且必须选购一些有关的文艺作品。
应该利用外宾每一次到苏联来的机会，邀请外国工人到我们学校、少先队俱乐部等地方去参观。
少年先锋队的报纸要多登一些国外情况，使儿童养成拿着地图读报的习惯，让他们做读报笔记，绘制简略地图，多读一些国外消息。当然，儿童们进中学后会得到关于国外的比较重要的知识，但是在小学里他们就应该受到一定的锻炼——使他们在小学时就对各种国际问题发生兴趣。
应该竭尽全力使孩子们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感到非常亲切！
*载于《革命和民族》杂志（1935年，第5期），《民族教育》杂志（1935年，第5期）。 |
谈自觉纪律（给少年先锋队员和学生们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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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自觉纪律*
（给少年先锋队员和学生们的一封信）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少年先锋队员工作部建议少年先锋队各级组织的负责同志、中队辅导员和中队委员会主席，将克普普斯卡雅同志此信在少年先锋队集会和全校学生、儿童之家全体儿童大会上宣读并讨论。）
亲爱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儿童在校外时间里的所作所为。有些小朋友的表现很坏，他们扒车，打架斗殴，出口骂人，总之，胡闹已极。老师们为此深感不安，家长们也很担心。为这些事情召开了多次家长会议。教师们和共青团员也纷纷开会讨论这个间题。上面所谈到的现象在大城市尤为普遍。有些从农村进城来参观的小朋友们很惊奇地说：“你们莫斯科的小朋友怎么这样不守纪律，我们走我们的路，他们却扔石头打我们……”
有一次，几个民警对我说，好多小朋友因为扒电车或者汽车而成了残废，甚至于送了命（其中男孩子特别多）。听了他们这番话之后，我想起了1918年的时候，曾经见过这样一个“扒车的”小孩（大约只有10~12岁）被电车压倒的情形。他的双脚都压断了，躺在电车下边，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但是妈妈并不在旁边，而且这时妈妈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事情现在还不时发生，因此妈妈们都为自己爱去“扒车的”孩子担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全校学生大会上，在少年先锋队大会上，儿童们总说再也不扒车、不打架了，以后一定规规矩矩，不再胡闹；但是他们很快就把自己的诺言忘得一干二净。
小朋友们，你们自己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以后别再发生这种事情，否则给别人看着是很丢脸的事。为什么说丢脸呢？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般说来都是好的。你们不妨听听我讲一讲有些小女孩或小男孩的情况，看看他们是如何认真地理解生活的。我记得不久前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你们，告诉你们要照顾弟弟妹妹。后来我收到了几百封回信，其中很多信写得非常好。
我最喜欢的一封信，是基洛夫城的一个小朋友寄来的，他是四年级的学生[1]。他在信里说，他经常在想，怎样能使全体小朋友都能成为坚定不移、受过锻炼的革命战士的接班人。他也谈到他自己，说他的生活很困难。他写道：“我有时产生了一种不好的念头，想去偷别人的东西。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要是偷了东西，全苏联都会因此蒙受耻辱。”关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意志坚定，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大家，他爱惜苏联的荣誉。跟这样的小朋友比较起来，就可看出打架斗殴和“扒车”的小朋友是多么丢脸。那些喜欢打架斗殴、经常“扒车”的小朋友不会控制自己，他们总想表现自己的勇气。但这算什么勇气？这不过是胡闹。过去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常常为非作歹、无理取闹。可是为非作歹、无理取闹是一回事，而勇敢无畏、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必要时甚至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劳动人民的事业，这是另一回事。要勇敢，就要有意志力，要有自制力，要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而要开个什么玩笑，这是不需要太多智慧的。应当嘲笑那些爱打架斗殴和“扒车”的孩子，不能放纵他们，更不能学他们那样。
同时，还要培养自己的性格，锻炼自己的意志。要善于克服恐惧感和不果敢、不振作、急躁等缺点。为什么？原因是很明显的。一个没有意志的人只不过是任何一个骗子手中的玩具而已。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呢？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句话很对。必须共同行动。男女工人对此理解得最深。过去，他们曾经共同反对过地主和资本家，并且取得了胜利。现在，他们又在共同改造旧生活，并把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但什么是共同斗争呢？所谓共同斗争，是指每个人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而要按照大家考虑和大家决定的去做。为了进行共同的斗争，为了进行共同的工作，就需要高度的组织性，需要自觉的纪律。这种组织性要从小养成。不仅是校内需要组织性，而且课余时间也要有组织地度过。这样就会过得更快乐，更有意义。
课余时间并不是让你睡大觉，什么事也不做（如果觉得无聊，当然可以这样）。课余时间也不是让你完全用在娱乐上，跑去看电影或者看戏，这样你很快就会感到厌烦的。要学会从事广泛而又有趣的社会工作。这种社会工作很多，比如：绿化街道，改进各种设备，进行少年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还可以做一些义务工作，送书工作，等等。但不要把社会工作变成只是开会，不要使社会工作成为“负担”，而要使它成为共同的、集体的工作，这种工作既引人入胜，又能把大家组织起来。
小朋友们，把少年先锋队组织和儿童自愿团体巩固起来，把所有的儿童都组织起来，吸引他们参加到儿童组织里来，这是消灭纪律松弛、行为放荡、举止粗野等现象的一种方法。
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第一次载于《共青团真理报》（1935年4月6日）。
[1]指巴·科诺索夫的来信。 |
列宁论儿童和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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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论儿童和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
在纪念列宁的日子里，我们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列宁对儿童的关怀，回忆起他对培养、教育儿童问题的历次谈话。
选举苏维埃的情况说明：在我们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文化工作和改造日常生活的工作有了广泛的开展。各级苏维埃对这项工作不能袖手旁观。苏维埃的文化部应大力抓好这项工作。在苏维埃政权下，社会普遍关心儿童，为千百万儿童开设了托儿所、幼儿园和儿童游戏场，实行了普及教育。不过，这方面还要不断提高工作质量，要让每个儿童都受到社会的关怀，使儿童的生活越来越欢乐幸福，越来越有组织性。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列宁如何关心儿童的物质待遇。
1919年3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是列宁费了很大精力制订的。党纲指出：要“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文具”[1]。当时国内战争方酣，形势非常艰险：经济凋蔽，工厂停产，民不聊生。然而，1919年5月17日，列宁发布了免费供应儿童膳食的命令[2]。命令指出，必须对全体未满14岁的儿童免费供应膳食而不问其父母的口粮定额多少。这个命令是对16个不能进行农业生产的省内的大工厂中心发布的。不久，国内战争趋于激烈。6月12日，列宁又签署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扩大5月17日命令有效范围的决议——增加了免费供应膳食的地区，享受免费供应膳食的儿童的年龄，延长到16岁以下[3]。
1919年6月，列宁写下了《伟大的创举》这篇著名的文章。他在文中大力赞扬了一种首创精神，即工人在开展社会工作以改造日常生活方面所开展的“创举”。列宁在谈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时，曾强调必须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他说：“我们在实践中对所有的共产党员在理论上都不反对的这个问题注意得很够吗？当然不够。我们对这方面已有的共产主义幼芽关心得很够吗？再说一遍，非常不够。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毫不华丽、毫不夸张、毫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4]
1919年9月24日，列宁签署了关于扩大儿童食堂和其他儿童饮食网点的命令，作为对儿童膳食命令的一个补充。
当然，国家对儿童的关怀丝毫也不能取代父母对儿童的关怀，这一点在法律中已有明文规定：父母离婚时，必须支付儿童的抚养费用，关心儿童。
经常有人曲解国家对儿童的关怀。国家并不是不让父母关怀儿童，它只是规范这种关怀，把这种关怀引向一定的轨道并千方百计帮助父母实现这种关怀。父母一定要关心儿童的健康，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一定要让孩子们都去上学，等等。
国家应关心全体儿童。这一点在儿童膳食法令中已有明显表现，在党纲第12节中已有记载；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早在1897年所写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就强调指出，必须教全体儿童学会劳动[5]。
1921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时，列宁曾说：“在婚姻家庭法上的特别下流、可耻、卑鄙的不平等，在对子女关系上的不平等，已经被苏维埃政权消灭干净了。”[6]
列宁要求对儿童平等，这绝不是主张平均主义。恰恰相反，他要求特别关心过去备受沙皇政府压迫的那些民族的儿童，要求特别关心贫苦儿童和流浪儿童。
1917年9月，伟大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写道：要使一个最普通的粗工，任何一个失业者，每一个厨妇，随便那一个破产农民都看到，无产阶级政权不但不向财富卑躬屈节，反而帮助贫民，“……强迫富人出牛奶钱，可是在所有贫苦人家的儿童没有得到足够的牛奶供应以前，一滴牛奶也不给他们……”[7]
学校是对整个青年一代进行教育的国家机关。党纲载明，无产阶级国家应把学校“……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变为把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工具。”[8]列宁早在1913年就曾写道：“我们已经为新的大厦奠定了基础，我们的子女将要把它建成。”[9]苏维埃学校要把全体儿童培养成无阶级社会的自觉建设者，培养成社会主义的自觉建设者。
要使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教他们学会分析各种最重要的问题，能够自觉地对待周围的生活，懂得怎样通过集体的努力来改善这种生活。要让他们学会把已掌握的知识用于生活，能按照共同的计划有组织地、集体地开展工作。有组织的、集体的公益劳动最能培养自觉纪律。所有这些观点，1920年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都已谈到了。这篇演说应该成为我国青年一代教育工作的指南。
列宁在这篇演说中讲到要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10]接着，他解释了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这就是使自己个人的利益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列宁说：“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11]
近来，全国都为基洛夫同志的被刺[12]而深感悲痛，同时非常震惊的是：在共产党队伍里发现了许多反革命组织，他们把共产主义道德抛到了九霄云外，把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的伟大目标忘得一干二净，把自己夺权的野心置于社会主义胜利的利益之上，完全置广大群众于不顾。
苏维埃政权立即采取了一切措施来把这些杂草连根除掉，但我们一时一刻也未忘却我们肩负的教育整个青年一代的任务，因为他们是要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的人。我们要像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所教导的那样，使青年一代从小就养成共产主义道德精神。每一个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应学习这篇演说，并大力贯彻执行列宁的方针。
*第一次载于《警钟》（1935年1月21日），谢尔普霍夫市委和区执委会机关报。据该报印出。
在《争取共产主义教育报》（1935年1月22日）上，本文发表时所用标题为《列宁论儿童》（略有修改）。
[1]《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和决定汇编》，第八版，莫斯科，1970年，第2卷，第48页。
[2]参见：《苏联国民教育》，第343-344页。
[3]参见，同上书，第344-345页。
[4]《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8页。
[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15页。
[6]同上书，第32卷，第154页。
[7]《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09页。
[8]《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和决定汇编》，第八版，莫斯科，1970年，第2卷，第48页。
[9]《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9页。
[10]同上书，第31卷，第257页。
[11]同上书，第261页。
[12]谢·米·基洛夫（真姓科斯特里科夫）(1886-1934)，党和国家杰出的活动家。1923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6年起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书记，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员，1934年起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 |
第十五章新的世界乱局（1968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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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新的世界乱局
（1968年至今）
·越南战争
·1968年
·1986—1975年：工人反抗运动
·另一次“9·11”：智利的革命与反革命
·长期衰退：1973—1992年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尼加拉瓜革命
·1989年：高度集权的崩溃
·查维斯、委内瑞拉及“玻利瓦尔革命”
·“9·11”，反恐战争与新帝国主义
·2008年的危机：从气泡到黑洞
·第二次大衰退 |
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沙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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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沙茨基*[1]
今天，莫斯科音乐学院将要安葬该院院长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沙茨基。但是参加葬礼的不仅有音乐界，还有进步的教师界。熟知沙茨基这位教育家的名字的也不限于苏联。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今年刚满56岁，在莫斯科，他为流浪儿童设立儿童俱乐部，开办儿童工学团，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教育活动。
他很重视儿童自治和儿童劳动问题。他认真地研究了西方和美国先进学校的全部成就，多次出国考察当地的教育工作经验。1907年末，沙茨基由于“企图在幼年儿童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而被捕。与沙茨基共事的几位进步教育家（兹艾连柯，斯列格尔，福尔通拉托娃[2]等），研究了工人和城市贫民子弟的生活条件，研究了儿童的情况以及儿童工作方法，为青年教师举办了各种短训班。
1919年，在沙茨基主持下，在克鲁什省一个农村创办了儿童工学团。这个工学团从事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只有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沙茨基多年热情向往的工作才得以广泛开展。
1919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建立“国民教育第一实验站”，该站的农村分校遍及三十五个村镇。该站的工作很有意义。成千上万的教师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国外的教育家也纷纷到此访问。他们对这里儿童的组织性和所取得的成绩深为叹服。
该站不仅对儿童进行工作，而且也对成年居民进行工作。通过这种教育活动，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逐步靠近了党。1925年，他成了预备党员；1927年转为正式党员。他的夫人瓦莲基娜·尼古拉耶芙娜[3]是一位满怀热忱的教育家，也参加了党。他们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共同为农业集体化而斗争；有一次，他们的住宅被富农焚毁，但他们继续工作，利用一切机会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尽可能把学校工作搞得更好。
他的音乐教学搞得生动活泼，还演出戏剧，组织合唱队。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毕业于当时的音乐学院，他热爱音乐。
国家学术委员会[4]成立后，他是最积极的成员之一。他把自己丰富的教育经验用来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与他一起热烈地讨论如何大力提高教学质量，使苏维埃学校无论在教育方面还是在教学方面都能成为楷模。
我想举几个事例来说明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的为人。他农村住宅的大门从来是不关的，有时清早四点钟左右邻村某一个农民会突然走近他的卧室找他去开会。他的住宅被焚毁的那天晚上，他预定要给教师讲课的。火刚一扑灭，他就按预定计划开始讲课了。
近年来，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这位受过广泛音乐教育的人，虽然被任命为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但他并未放弃亲身参加教育活动。教育人民委员部委托他领导实验学校。就在几天前，我还与他约好见面谈谈一些迫切的教育学问题。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是一位有创见的教育学家，他培养出了一代青年教师。这一代青年教师面临的严重任务是：大力提高苏维埃学校的教学和教育质量。他所做的工作定会结出丰硕成果。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34年11月1日）。
[1]斯·杰·沙茨基（1878-1934)，杰出的苏维埃教育家，俄国儿童校外机关（1905年的儿童俱乐部，1911~1919年的《朝气蓬勃的生活》工学团）最初的组织者之一。1919年，他建立了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实验站，即城乡幼儿园和学校体系。1921年至1933年任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委员，1929~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32~1934年任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和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实验室主任。
[2]A．Y．兹艾连柯（1871~1958），苏维埃教育家和建筑家，是革命前莫斯科儿童校外机关的组织者之一，1929~1933年是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委员。1947年起是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艺术教育学院科研人员。
л．К．斯列格尔（1863-1942)，苏维埃教育家，自1903年起，为学前教育活动家。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国民教育第一实验站工作人员，致力于识字教学法和幼儿园大班工作特点的研究。
Е．Я．福尔通拉托娃（1882-1965)，农村小学教师。1905年至1925年与沙茨基共事。晚年是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教学内容和教学法研究所小学教学法研究室高级科研人员。
[3]瓦·尼·沙茨卡雅（1882~1978)，苏维埃教育家，教授，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正式委员（自1950年起）。她与斯·杰·沙茨基一起组织了《朝气蓬勃的生活》儿童工学团（1911~1919）和国民教育第一实验站。1932年起在师范院校和音乐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曾倡议在各音乐学院建立音乐师资系。1947年至1962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
[4]国家学术委员会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教学法领导中心（1919~1932）。下设以下各部：科学政治部，科学技术部，科学艺术部，科学教育部。科学教育部成立于1921年6月，由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负责。该部的任务是讨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问题，制定中小学教学大纲、教学参考书和教科书。科学教育部出版了《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2~1930）。 |
资料来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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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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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须知*
1．为使自学工作顺利进行，必须具备如下熟巧：中速默读的习惯，使用报纸、参考书和图书目录的能力，做读书笔记和读书摘要的能力。换句话说，为使自学顺利进行，必须掌握起码的自学技术。
2．为使学习得以最顺利地进行，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最好在不要太疲乏的时候学习，即俗话说的“头脑清醒”的时候学习。所以，最好在早晨或休息后学习。
不要在学习时弄得很快就疲乏了，不能在光线昏暗、空气污浊、闷热不堪的房间里学习；周围喧闹嘈杂、干扰甚多的情况下是很难学习的。
手边有必要的参考书和详解辞典等等，学习时就感到很方便。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阅览室、在图书馆阅览厅学习最为方便。
3．要认真考虑想学什么。常常有这样的事：有人只是一般地想学习，至于具体地想学什么东西，却不甚了了。集体农庄、工厂的工作搞得比较好是因为工作是按计划进行的，同样，自学的人要想搞好自学也得有计划，而不能东翻翻，西看看：一会儿学历史，一会儿学文学，一会儿又学物理。这样学习是不行的。有人想了解党史，有人想了解集体农庄，有人想学习技术，还有人想教育孩子，等等。有的人想上七年制学校，有的人想上十年制学校或中等技术学校。每人的情况各不相同。
4．但是，光是知道学什么还不够，还要制定一个周密的学习计划。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初学者往往不了解他想掌握的那门知识的范围，也不了解这门知识的体系，即他要掌握的这门知识的系统：学完了这之后再学什么。
在这方面，各种自学辅导材料、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会有很大帮助。但是，最好在学习开始时向专家请教，听取他的意见，或者如通常说的，向他提出咨询。能够担任这项工作的有教师、图书馆管理员和辅导人员，他们现在经常被邀请到图书馆协助开展自学工作。也可以邀请农艺师、工程师和医生等等担任这项工作。
学习开始时的辅导特别重要，它往往决定今后学习的成败。
5．应该怎样学习？
1）不要着急，或者如以前老话说的，要“慢慢地着急”。急于求成对自学特别有害。
2）要注意别留下疑难不懂之处，要查详解辞典（百科全书），要向内行请教，找辅导人员答疑。
3）要把学过的材料经常复习一下，一定要复习前一次学过的东西。
4）学习不能中断，特别是学习刚开始，所学的东西还没有记牢的时候，学习要持之以恒。
5）记笔记对记忆很有好处。要把学习材料中最重要的地方记入笔记本，要把自己不懂的成语和单词的释义记下来，还要把城市的名字、人的姓名和有关数字记下来。要经常复习一下自己笔记的东西。笔记要记得明白无误，干干净净，免得日后费时间去辨识所记的东西。
6）如有可能，最好采用函授教科书，因为这种教科书实际上是一种函授辅导材料，对掌握所学的课程很有好处。
*脱稿日期不晚于1934年4月20日。第一次载于《提高文化》杂志(1934年，第3期）。 |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在共产主义学院追悼会上的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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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卢那察尔斯基*[1]
（在共产主义学院追悼会上的悼词）
同志们，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长期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他1904年来到日内瓦，当时形势已经明显：与孟什维克彻底分道扬镳的时刻到了；必须进行斗争；孟什维克不可能对无产阶级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时真可谓困难重重，艰苦异常。国外支持列宁的人寥寥无几；孟什维克在我国侨民中颇占优势。这时，布尔什维克决定出版自己的报纸《前进报》[2]。这就需要挑选一些能在工人运动出现新高涨时进行斗争的同志到那儿去工作。
恰好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于此时抵达日内瓦。我至今依然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一见到他，就紧紧拉着他的手不放；他们两人滔滔不绝地谈到工人运动的前途，谈到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谈到如何在党内开展工作，以便立即把整个工人运动提到应有的高度。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留给我们的最初印象是一个战斗者的形象。刚刚来到日内瓦的这位同志，他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及当时还为数不多的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携手并肩，共同战斗，把自己的全部才华和全部力量都投入到为了贯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了反对孟什维克而进行的斗争中
那一时期，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为《前进报》撰写了不少文章。当时为《前进报》撰文，不仅是写几篇文章的一般举动，因为每一篇文章都是一篇政治上的檄文，都是投向孟什维克的一把匕首。当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所用的笔名“沃依诺夫”（意为“战斗者”——译注），也不是一个信手拈来的笔名，这个笔名充分体现了他当时活动的全部性质。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们侨居在国外的同志得知一月九日消息的情景。我记得，当时我与列宁正到图书馆去，对于报告一月九日事件这一消息的电报毫无所知，我们边走边谈，谈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正在这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快步流星地迎面向我们走来。他是第一个告诉我们枪击工人事件的人。我们不仅无比愤慈，而且还意识到：一月九日事件对整个工人运动将是一股极大的推动力，党的肩上将要承受巨大的重任。我们就是这样与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一起度过一月九日事件的。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当时正潜心研究其他各国革命运动中的诸种问题。他在《前进报》上以《西方革命运动概论》为题发表了许多文章[3]来探讨这一问题。由于吸取了西方革命运动的经验，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党应该走的斗争道路。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最后几期的《前进报》上撰写的许多篇文章是论述群众罢工的。我们都知道在1905年革命中群众罢工所起的作用。所以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当时就著文指出了群众罢工的革命意义。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招致了孟什维克的无比仇视。在孟什维克眼里，沃依诺夫这个名字乃是一个望而生畏的名字。在1905年革命迅猛发展的时期，我们与孟什维克的分歧己极为尖锐，以致他们拒绝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共同的党代表大会，而准备另行召开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在这一革命迅猛发展时期召开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4]，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做了关于武装起义的报告。他的这一报告事先曾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共同讨论过并得到了列宁的同意。凡是现在重新读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当时所做的这个报告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报告的中心思想和主要意思在于指出必须发动革命，这也正是我们与孟什维克的争论所在。他们把革命视为一种自发力量，全然不了解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这个报告中讲到了组织革命的必要性，讲到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必要性。遗憾的是，当时的演说都没有速记记录，而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这篇演说是由一位记笔记的人转述的，因此要比原稿逊色得多。记得准确无误是一回事，用别人的话转述演讲人的话则是另一回事。这篇演说的内容极有战斗性，这种演说正是当时所需要的演说。
后来，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的统一党代会[5]上，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又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在那次会议上的几次发言都作了速记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演说极富机智。在这次会议上，孟什维克疯狂地攻击列宁，而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又是多么机智地捍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捍卫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啊！当我们现在重新读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这些演说时，我们就不难理解孟什维克何以要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
我不想谈第二次侨居国外的情况了——我们第二次侨居国外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工作地点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身边的同志很远。这段时期，他在哲学思想上犯了一些错误[6]。这些错误是大家都熟知的。我现在想谈谈我与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接触最多的工作，即他在国民教育方面的工作。
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彼得格勒各区杜马都在进行国民教育工作。当时，即1917年，这项工作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与工人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与政治工作交织在一起。那时在各区从事这项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到杜马开会时，都是由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主持会议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国民教育方面的起步草创工作就是这样在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领导下进行的。
十月革命后，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每当我们与现代的青年谈话时，往往就会发现他们对过去教育战线进行的斗争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了解，那个时代是与目前迥然不同的。
我不禁回忆起当初我们一行数人在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率领下进驻旧国民教育部（后改组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情景。当时，旧国民教育部的一些怠工者处心积虑，阻挠我们，甚至威胁我们不得接近教育部，而布尔什维克很想掌握教育部。
当我们来到旧国民教育部大楼时，那里除了几个勤杂工、清扫工和看门人之外，全楼空无一人。我们几个人在一间办公室商议对策。我记得，我们把全部的职员找来开了个大会。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对他们讲了国民教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些多年来供职于国民教育部的人，第一次见到人民委员（相当于旧时部长的人），待人平等，毫无架子，听他郑重地向他们讲到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这次讲话极为成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就是一步一步地占领各个阵地。拿教师界来说，当时小学教师深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对布尔什维克采取敌视态度。二级学校除个别人之外，都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更为敌视。因此，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我们不得不逐步争取教师界。这是一项平凡而又重大的工作，虽不惹人注目，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还要争取青年，因为当时的中学青年几乎都心怀敌意。我记得，在七月事件的日子里以及午后（下午三点钟放学之后），克谢辛斯卡雅宫[7]附近经常聚集着一群不满布尔什维克的古典中学学生，阿列克辛斯基之流[8]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煽动起来反对列宁。当时必须在青年学生中注人一批新鲜血液。教育人民委员部经常有一些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学生来访，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总·是与他们交谈。
我还没有谈到群众工作。这是一项基本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必须打破旧的官僚机构，建立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机构[9]。在国民教育方面，由于以前在各区与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工作中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当时经常到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来的还有许多男女工人，他们很快发现，教育人民委员部是他们自己感到亲切的机关。当时我们与前线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与群众建立了这种亲密的关系，使我们后来得以扭转教师界的情绪，得以争取大批青年干部。在这方面，工农速成中学起了特殊的作用[10]。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这是充满战斗气息的宣传，他这位战斗者提出了许多原则性问题，他善于用自己的热情去唤起群众，向他们指明前景。十月革命像一个探照灯，照亮了各方面前进的道路，也照亮了教育的道路。
在这方面，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年代，在为建立苏维埃制度而斗争的年代，为国民教育所做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与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比美。他善于对待群众。当时正值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全国都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所做的工作，所发表的演说，都使人受到很大的鼓舞。
当然他也使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受到鼓舞，因为置身在当时那种战斗环境中从事工作，只有亲身感受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有这么一位使人深受鼓舞、明确前进方向、善于进行领导的人，才可能把工作做好。我还记得我们召开部务会议时的情景。这种会议不仅是讨论日常工作。每次会议往往都要提出一些方针，指出发展远景。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对每次部务会议都很关心，这种会议也使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每位工作人员得益不浅。
当时我们要在各种各样的居民阶层中开展工作，不仅要在工人和教师中开展工作，而且还要与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打交道。在这方面，依然需要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才干，需要他的广阔视野，需要他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态度的本领。当时，凡是对国民教育工作感兴趣的人，不论是工人、士兵还是农民，都经常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我记得有一位农民，我们戏称他为“非直观家伙”，因为他曾经把直观教具叫作“非直观家伙”。这位“非直观家伙”讲起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与他这个来自卡鲁什省的庄稼人谈话的情景。他说：“卢那察尔斯基让我坐到沙发上，他自己却边走边谈，边走边谈。他谈到了学校。我听了他的谈话后，就去给我们那儿的一位女教师买了一双鞋。”显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讲话使他认识到应该关心教师。这位农民还谈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送了一些书和“珍贵的礼品”给学校。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讲起学校工作时言简意赅，热情洋溢，他和农民谈起话来兴致勃勃。
应该承认，当时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是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的。工农速成中学开办后，工农青年看到了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新的道路。我记得，有一次有人领了一位刚从农村到莫斯科学习的青年小伙子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他不懂得入学手续，只是听说贫农子弟现在可以上学了。他到了莫斯科之后，找到罗蒙诺索夫纪念像，坐到那儿等人带他去上学。什么教育人民委员部，什么工农速成中学——他一无所知，闻所未闻。凑巧一个过路的人与他交谈起来，弄清了原因，就带他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了。到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之后，大家就领他去见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于是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与他作了长谈。我记得，几天之后这个小伙子来讲了他的打算和做法，并且回忆了他与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那次谈话。
类似这样细微末节、默默无闻的工作，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从未推辞过。每一个工人和每一个农民都感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所谈的事情他们都感到十分亲切，十分有意义。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这种诚挚待人的作风，他对群众教育工作的关心，是每一个工人（甚至觉悟不高的工人），每一个外地来的贫农、中农（甚至觉悟不高的人）都有深切体会的。
在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当然是相当大量的。群众逐渐被争取过来了。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酷爱艺术，但他希望艺术成为群众的财富。这表现了他对群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艺术方面的全部演说一般不是谈的枝节问题，而是讲的如何使艺术成为宣传工作的组成部分，如何通过艺术点燃群众对政治的热情。这种对待艺术的态度正是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身上最可贵之处。他不谈艺术领域中各种局部的问题，而是讲远景，讲艺术的组织作用，讲激励群众感情的重要性。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这个方面有很多传闻轶事。当我们现在来回顾他一生所走过的途程时，凡此种种无不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您不能不感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国民教育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随后，开始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年代。这段时期困难重重，各种琐事都要过问。例如，居民开办的学校遭到了破坏，于是就把学校租赁出去，说什么：“我们实行的是经济核算制。”当时对经济核算制的理解十分肤浅。所以，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关心的是，要给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和他的副手米海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11]配备一个得力的助手去处理这些琐事，好让他们两人摆脱一些琐事，不要过问何处应修什么校舍，何处应防止学校关闭。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紧迫的不是处理这些琐事，重要的是不要降低整个工作的共产主义思想水平，要使共产主义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其中。这方面的工作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做了相当多。
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对他都深怀敬意，把他看作用知识武装群众的、用一切艺术成就武装群众的积极斗士。
*悼词作于1934年1月3日。第一次载于《共产主义学院学报》（1934年第1期），标题为：《在共产主义学院追悼会上的悼词》。
[1]安·瓦·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维埃国家和社会活动家，社会主义文化的杰出建设者，俄罗斯联邦首任教育人民委员（1917~1929)，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1929~1933）。著有文化、国民教育、文学、艺术理论和艺术史、无神论方面的著作多本。院士（1930年起）。
[2]《前进报》——布尔什维克秘密出版的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至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
[3]显系指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概论》为题发表的一组文章，载于1905年1月~5月《前进报》。
[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5月10日）在伦敦举行。
[5]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4月10~25日（4月23~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6]1908~1910年，安·瓦·卢那察尔斯基站到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领导了“造神说”学派。他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结合。列宁揭露了卢那察尔斯基的错误观点，并在他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年）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观点。
[7]1917年3月以后，在芭蕾舞演员克谢辛斯卡雅私邸的旧址，设置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许多工会的管理机构，阅览室和士兵俱乐部。
[8]格·阿，阿列克辛斯基（1879-?），最初从事政治活动时系社会民主主义者。1905年至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系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反动年代系召回派分子，反党派别“前进”派的组织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狂热的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7月，他诬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伪造文件说他们是德国间谍。1918年4月逃往国外。在国外侨居时，投靠了极端反动的阵营。
[9]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37页，俄文版。
[10]工农速成中学系三~四年制的普通教育学校，创办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旨在加速培养工农升人高等院校。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创办于1919年2月2日，附属于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1932年，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已达34万人。后来，随着中学数量的增加，工农速成中学有所削减，至1940年全部停办。
[11]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杰出的苏维埃国家和社会活动家，著名的历史学家，院士。莫斯科市苏维埃首任主席（1917~1918）。1918年至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19年起任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曾担任许多科学机关（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社会科学院、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领导人；1929年起任院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阶级斗争》杂志主编。著有许多苏联史著作。 |
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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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
1920年12月末和1921年1月展开了关于工会的争论，讨论了工会在当前发展阶段上的作用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列宁很扼要地说明了应该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某种事物、现象、问题，应该怎样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这些事物、现象、问题。下面就是列宁所说的话：
“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的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1]
这寥寥数语是列宁多年来研究哲学问题的成果。列宁学习哲学并不是由于哲学是一门“饶有兴趣的学科”，而是为了从中寻求行动的指南。他的确也在辩证唯物主义当中找到了这一指南。辩证唯物主义使他能够异常深刻地研究各种现象，找出对这些现象产生有组织的影响的方法；辩证法使他具有非凡的远见和坚定的见解，使他具有如平日所说的那种“击中要害”的本领和阐明每个问题中最本质、最重要之点的本领。
凡是想彻底了解列宁主义的人，都应该了解上面所引用的列宁所说的那段话，分析列宁的许多著作，注意列宁是怎样阐述每个问题的。举例来说吧。19世纪90年代曾经争论过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是否在俄国有发展。这是当时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决定着应该进行的革命活动的整个性质。于是列宁就着手来写一本长篇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他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且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必须进行组织工作去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
列宁所选择的问题总是非常现实的；他的每一篇论文，每一本著作都对“做什么”这一问题作了一定的回答。他的每一本著作，每一篇论文都是行动的指南。
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得到了非常具体的阐述。列宁所谈的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问题；而是具体的资本主义（在那时还很落后的我国当时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具体地提出一切问题是列宁全部著作的特点。列宁不是片面地而是全面地谈论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他考察了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考察了资本主义的一切形态和表现。
广泛地提出一切问题——这也是列宁对待各种问题的特点。列宁从一切联系和中介中来探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问题。在沙皇检查机关横行霸道的时候，要想使所写的东西能够合法存在，就不能把问题谈得太明显，虽然如此，列宁还是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与刚刚崩溃的农奴制度之间的联系，把俄国的资本主义与整个社会制度、居民文化水平等等联系在一起作了一个剖视。列宁总是从一切联系和中介中来探讨各种问题。正因为如此，只要我们比较一下他怎样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考察同样一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他从哪些新的联系中来探讨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他每次怎样用新的方法提出同样一个问题。
列宁在描述19世纪末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景时，列举了大量实际材料，研究了当时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各种发展形式的全部经验，挑选出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列宁极其细心地研究了实际材料和当时所掌握的全部经验。他研究了那些资本主义的发展要快得多的国家的经验，然后根据这点来确定哪些东西是特别需要阐明的——他研究了人类在这一领域中的全部经验，在此基础上又研究了我国的经验，最后才从这一问题的发展上来探讨整个问题。这一切都使他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得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
每门学科的教员都应该了解，要成为讲授这门学科的优秀教师，首先就应该深刻地掌握这门学科的知识。在研究每门学科——文学、社会科学概论、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教育学等等——的时候，必须进行全面的研究，而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辩证地对待这些学科的研究。列宁的指示在这里也特别重要。
1933年将召开规模很大的科任教师代表会议[3]，我们应在会议召开之前对这一问题认真加以研究。让那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科任教员”尽快在小组对它进行研究将是很适宜的。我觉得，这也可以使“科任教员”本人受益不浅。
以数学为例。“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这是对辩证地研究对象的第一个要求。数学家应该知道数学的几个主要部分，知道这几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一个部分怎样补充另一个部分。但是这还不够。必须知道这一部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如果用这种态度来研究数学，那么就应当明白数学在研究自然现象和自然力上起着什么作用，数学在技术等等的发展上起着什么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知道数学科学的发展怎样推动了技术、工业、计划经济的发展。必须在数学和天文学、自然地理、物理、化学、社会科学概论之间建立起巩固的桥梁。如果不了解数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就不会了解，比如说，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要费那么多心血去研究数学。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他们的怪癖奇好，还是由于他们深刻理解了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呢？
考察一下数学是怎样并且在什么东西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指出数学发展的要点，在数学的“自己运动”、在数学的发展上来探讨数学，这是极其重要的。这恰好有助于教师理解在教学时要特别详尽地讲解的那些要素，能比较明显地揭露出在讲授该部分时需要克服的种种困难。
其次，在考虑数学这门课程的时候，必须明白应该怎样在每一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搭上一座桥，明白数学对解决许多迫切问题中有何重要性以及为什么重要。为了使人们能体验到数学的那种迷人的、独特的诗意，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是特别重要的，是特别可以唤起人的首创精神和思想的。数学教师应该特别注意跟学生一起做那些具有实际意义的习题，注意在这方面鼓励学生。真理应该是具体的。应该学会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最抽象的数学概念。
喜欢奇谈怪论的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一个不会把高等数学原理讲得使每个人都明白的数学教授，到哪里也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见解有很大一部分是真理。数学教员如果能开始考虑辩证地对待数学这一问题，那么他就能把这一问题解决得很全面、很深入。
以另一门学科——经济地理为例。这里既要加以全面地研究，也要注意这门学科的发展。应该根据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来研究这门科学，因为这些自然科学能揭露每个边区、地区的资源、生产条件和远景，揭露这门科学跟地质勘查、生物学成就的联系，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应该根据技术和社会主义的经营形式的发展情况来研究。要揭示经济地理过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怎样的，而在苏维埃制度下又是怎样的。要阐明这门科学的发展前景。
应该把经济地理的研究跟计划经济的实际任务联系起来，通过许多例子来说明经济地理怎样有助于经济的合理化。最后，应该编订在一个具体地区进行自然和经济情况调查的具体计划，并且一定要根据调查做出结论。
经济地理是这样一种科学，对这种科学进行研究而采用辩证的态度完全是出于现实生活的要求。我不知道《卡拉一博加兹海峡》这本极有兴趣的书的作者巴乌斯托夫斯基同志是否考虑到辩证地描写里海的这个海峡，但毫无疑问，从这本书里是可以学到这种辩证的态度的[4]。
我不打算再谈生物学、物理学、化学这些学科的情况了，因为这方面问题很明确。我想以另一类型的学科——文学——作例子来谈谈。大家都知道，文学和社会生活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沙皇时代，文学是这样一种学科，通过它，政治暗中闯入人们的思想领域，它教导人们仔细地观察生活并且自觉地、批判地看待周围的社会制度。在社会制度的研究和文学之间如果没有一座巩固的桥梁，那么对社会制度的研究也就会毫无生气，文学里也会失去生动的人物形象。难怪普列汉诺夫说：研究乌斯宾斯基的著作和当时由农奴制进入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对于理解该时期来说，其重要性并不次于对许多科学研究著作的研究[5]。文学总是渗透着政治的，因此研究文学就不可能不过问政治。文学跟语言科学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如果认为语言科学只不过是各种定义和拼写法规则的堆砌，那么这种“语言学”就会跟文学隔上一道铜墙铁壁，但如果了解语言跟人们的直接感受，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劳动、思想工作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使文学的研究脱离语言的研究的一切言论都是毫无价值的了。80年代反动时期的个人主义者——诗人拉德松[6]曾说：“我们贫乏的语言平淡而且可怜。”然而，在千百万双手建设着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国家里，其语言必将变得日益热情、有力、丰富、国际化。随着普及教育的发展日益广泛深入，随着知识的深入群众以及科学和劳动的结合，随着城市和乡村在文化上的距离的消除，随着农村集体化的发展和巩固——词汇和概念也会不断发展，语言结构就会更加简化，语言也会更加明白易晓，更加具有表现力。难道文学能够脱离历史吗？文学史必然要反映社会发展的进程，文学可以用鲜明的线条刻划时代的特点。文学跟艺术、音乐、造型艺术是有联系的。这一点大家都了解。文学跟劳动的联系日益巩固。过去，文学跟各种精确科学是脱节的，跟改造地球的外壳是脱节的，跟掌握地球力的斗争是脱节的。但是随着群众对这些科学理想的实现，文学的内容也有了变化，文学所描写的主题范围也扩大了，文学开始为各种精确科学服务，开始帮助群众更好地、更深刻地理解各种精确科学的成果，理解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在一切联系和中介中，在文学的发展中来研究文学。但同时文学应该跟目前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文学面临着许多重大的任务，这些任务我在上面已经部分地涉及了。文学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要素。我不打算再谈别的学科了。
如果各门学科的教师不故步自封，那么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就会使他们受益不浅。如果教师能够对学科进行热心的研究，那么他们也就会使自己的学生对这门学科发生兴趣。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3年第1期）。
[1]《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84页。
[2]同上书，第3卷，第3-535页。
[3]俄语和文学、数学、生物、历史、地理教员会议于1935年在莫斯科和许多省城（罗斯托夫，诺沃西比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举行。
[4]巴乌斯托夫斯基所撰《卡拉-博加兹海峡》一书出版于1932年。不久，即1933年1月5日，娜·康·克鲁普斯卡雅即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书评，题目是《这种图书很需要》。
[5]指普列汉诺夫所著《我们的民粹派小说家》，谈乌斯宾斯基、卡罗宁-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纳乌莫夫等人的创作（参见普列汉诺夫《文学和美学》，第2卷，第220-340页，莫斯科，1958年）。
[6]拉德松：诗集，莫斯科，1962年，第16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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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教学法的几点意见*
意见每一门学科——数学、生物、历史等等——都要研究一系列多少有些相同的现象。
上列的每一门课程里，都有大量的事实以及从各种不同观点（有唯心主义的，也有唯物主义的）来讨论这些事实的许多著作。问题在于怎样从所有这些材料中选出最必要最本质的东西；怎样把材料系统化；怎样把材料安排得使学习它的人能异常清楚而确切地了解某类现象的本质。换句话说，能使他了解这门科学的原理。科学原理的知识能使学生通晓某类现象，通晓他们在今后将会遇到的各种新的事实。列宁在谈到必须掌握科学原理的时候，他所指的就是必须了解每一知识领域里最本质、最基本的东西[1]。
要想妥善解决正确选择和安排材料的问题，就必须以辩证法为指南。
1920年末到1921年初，共产党内对工会问题展开了争论，当时列宁曾给辩证法下了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他说：
“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2]
列宁本人在研究各种社会现象时就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辩证法。
举例来说。列宁是怎样研究资本主义这种现象的呢？当民粹派分子扬言俄国没有资本主义的时候，列宁撰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重要科学著作作为回答[3]。列宁力图在这本著作里把握和研究资本主义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尤其是他在研究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情况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贡献，他在各个部分都指出了从旧的、前资本主义形式怎样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形式。他研究的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而是具体的资本主义，即俄国改革时期以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他既揭示了资本主义落后的一面，也指出了资本主义进步的一面，分析了扩大落后的黑暗面和扩大进步面的政治条件。列宁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工农生活的影响。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的时候，不是单独地考察俄国的资本主义，而是联系了其他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来研究，他也考察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他研究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想寻求这样一种道路，即怎样加强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和组织性，指出消灭资本主义并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它的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成为人类前进的原动力。这是人类所需要的。
我们可以从列宁的著作里找到许多材料，这些材料能告诉我们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去研究各种社会现象。
我们在编制中小学教学大纲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教材并且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教材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辩证法为指南。
例如，我们在学习数学的时候，应该研究数学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
还要使儿童明白几何、算术和代数之间的联系。
要使儿童明白数学对于研究技术和把技术提到最高水平所起的作用，明白学习数学对研究自然界（例如天文学）所起的作用，明白数学对组织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统计、计算、计划的作用）。其实，最好能出版一套通俗又浅显的书，来说明怎样依靠数学越来越深入地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怎样依靠数学去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生活。
数学教学本身应该进行得使儿童能够清楚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应该把学生自己编应用题的工作提到最高的程度。要使儿童在编应用题（取材于周围的生活）、比较和概括应用题的过程中，能够明白数学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各种现象的规律。学校必须培养儿童通过“数学眼镜”来观察各种现象的能力。
举另一课程——历史——作例子来说明。
必须全面地研究过去的情况。必须研究生活的一切方面：经济、政治、文化。应该指出生活的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否则就不能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应该研究过去的全部情况。应该指出各国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性。要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为背景来研究每个国家。
应该指出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在人类的发展中来研究人类。必须提供一些生动、具体而又典型的事实，而不只是提供一些定义；要指出学习历史的目的，指出历史对现实的影响。
当我们研究现实的时候，不应该只是研究现实的若干主要方面，而要研究整个现实——包括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现实的研究应该非常具体。应该以国际现实为背景来进行研究，应该把对现实的研究跟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的组织紧密地联系起来。
对每一门课程所抱的态度都应该像列宁所一再指出的那样。否则，我们的教学就不会使学生形成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会使他们具备理解周围生活的能力，不能教会他们进行合乎逻辑的思考，不能教会他们把所学的知识用去改变和改善生活。
或许有人会说：“您又想走单元教学的老路。”单元教学与单元教学各有不同。有一种“单元教学”，它模糊了实际的联系和中介，把许多相互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我们学校的实际工作中几乎随时都可以看到；还有另一种“单元教学”，它有助于理解各种现象之间所存在的实际联系，从而有助于形成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我们采用了分科教学制度，这种制度容易使学生系统地研究各种现象，但这是不是说我们想在各门课程之间筑上一道高墙呢？我国学校所抱的宗旨，就是授予学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知识。
各门学科都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传授各门学科的教员都应该用这种观点来对待教学工作。他应该给儿童指出理论与实际运用这些理论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这种态度可以把各门学科用一个共同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而这种内在联系是必须建立的。
谈到必须以辩证法为指导来编写我国的教学大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谈谈系统问题。设计教学法取消了一切系统，不过旧时学校习用已久的旧系统对我们也不太适用。所谓系统也各有不同。以自然科为例。林奈在世时是采用的林奈系统[4]，后来这种系统被进化论的系统所代替。通常，教学上的系统和科学上的系统是完全脱节的。这种现象必须根除。在这方面，我国各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我还想着重指出必须在对象的发展和“自己运动”中来研究对象。“自己运动”——这是由简单向复杂、由局部向一般、由具体向抽象（可以具体说明）的发展。这是每一个教学法专家所早已知道的。
系统性的原理应该从该门科学的发展史中去寻找。
每门科学的发展史说明了这门科学在“自己运动”的一定阶段内的发展上的困难。教学法专家应当了解困难之所在，以及怎样克服这一困难，了解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又是怎样克服这一困难的。这一问题目前还研究得不够，需要进行巨大的科学研究工作。
教学法是与所教课程的实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教数学采用的是一种方法，因为在这门课程里，逻辑思维居于首要的位置；教自然科所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因为在这类课程里，重要的是跟周围环境内众所周知的各种现象的特殊联系，在这里，感情因素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
教学法也是与学校的宗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学校的宗旨是给资本家培养顺从的奴仆，那就会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而且科学也就会用来培养一些尽可能不会独立思考和判断的顺从的执行者；如果学校的宗旨是培养社会主义自觉的建设者，那么教学法也就迥然不同，全部科学成果也就会用来培养这样一些人才：他们会独立思考，能够集体地、有组织地行动，明白自己行动的结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
长期以来，对儿童进行感化、影响的方法，一方面是以个人经验为根据；另一方面也是以唯心主义的心理学为基础。旧的教学法谈不上任何科学性，即便有，也是虚假的东西。现在，以现代神经学的成果为基础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心理学给我们提供了最稳固可靠的科学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就可以建立科学的教学法。最后，教学法还与感化的对象（也就是对之实施该教学法的那一正在成长发育的人）所具有的知识有机地联系着。工具的特性是由它要使之改变形态的那一物质的特点所决定的：缝麻布要用针，缝皮子要用锥子，打石头要用铁锤，等等。因此教学和教育的方法也要随时改变，应该根据学生的体力、生活经验、技能和知识水平以及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等等而有所改变。儿童学[5]在此应提供确切的指导。它应对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环境的儿童进行研究。
所以，在选择和组织教材时就要运用辩证法。
辩证法也决定着教材系统性的性质。
教学法要想安排得很正确，就应该从该门课程的实质出发，以研究这方面的知识的发展史为基础，以学校的宗旨为转移，以科学的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成果和对儿童及其年龄特征的全面理解为基础，并且还以这些特征在适应该时代的环境中所表现的情况为基础。
中央委员会1931年9月5日的决议[6]极其尖锐地提出了教学质量和系统性的问题。教育人民委员部根据这一决议出版了教学大纲和教学法指导书——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要拟订充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就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把这些问题提到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所要求达到的高度来加以解决。
最后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些受过实践检验的、用于对成人进行宣传鼓动的方法里，我们应该吸取哪些东西用到我国中小学的教学法中来。
只要我们看看我们党成立以来是怎样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我们就会发现，党的面前总是摆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由这一总的目标在各个时期、各个不同情况下所提出来的一切个别目的都从属于它。组织罢工运动和武装起义，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宣传反对战争，组织群众讨论和平与战争的问题等等——这一切都从属于一个总的目标，即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整个宣传鼓动工作都是以对群众的深刻了解，对群众的切身利益以及当时他们最为关心的东西的深刻了解为基础的。这种对群众的了解就使党能够感到在各个时期群众最为关心的东西是什么，使党能找到应该抓住的环节。眼前利益可以作为出发点，它是一个组织因素，可以围绕着它来展开全部工作。最初从沙俄时代工厂经理不给工人开水喝、工人常常被罚款、工作日太长这些方面开始，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工人懂得社会主义。应该从简单的、具体的、近处的东西引到复杂的、抽象的、远处的东西，但是这种抽象的远处的东西必须是随时都可以用具体事实来说明的，是随时可以从当前的需要出发和为了达到既定目的而加以阐释的。其次，不要为了宣传而宣传，也不要为了鼓动而鼓动，而是为了通过一定的方式动员人们的意志，为了发挥人民的独立精神，使人们准备去行动才进行宣传鼓动。
实际生活已经证明这种宣传鼓动方式是适宜的。
读者也许会问：“可是这些东西与学校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每门课程的教员一分钟也不应忘记教育的目的，即培养没有阶级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觉而又积极的建设者。教材的组织也好，系统性和工作方法也好，都应从属于这一目的。我国学校的任何一门课程都不可能“客观地”开设，不可能不问政治。当然，这并不是说教师就要让各种事实去适合一定的结论。但是，列宁早在他革命活动的初期就曾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和《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两文中阐明了这一问题，即真正的客观性及其与阶级斗争的密切联系，以及阶级斗争的敌人（即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隐匿其后的、加引号的客观性的问题。[7]
目的可以使各门课程、各种方法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
另一个结论，就是必须对儿童、儿童的年龄特点及其生活环境进行深刻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研究，必须对儿童集体和儿童的兴趣进行研究。不要轻视儿童，把他们看作什么下等动物，要好好地对待他们，善于照顾他们目前的利益和发展的利益，而不要忽视他们的利益。
末了，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学习安排得使它成为行动的指南。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我们反对在设计教学法中所看到的那种结合，因为学习、理论在那里已被化为乌有。但是也绝不应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我们应该把儿童关在校内，使学习和生活脱离。列宁在《远方来信》、《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8]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直接指示我们，必须使理论与实践、儿童的学习与社会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学习，应当使儿童获得知识并把这些知识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一点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忘记。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2年第4期）。
[1]《列宁全集》第36卷，第560页。
[2]同上书，第32卷，第82-83页。
[3]同上书，第3卷，第558页。
[4]见本书《关于中小学的决议》一文注[14]。
[5]见本书《论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法规》一文注[10]。
[6]指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参见《苏联的国民教育》第156-161页）。
[7]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11-481页；第2卷第432-474页。
[8]同上书，第23卷，第317-350页；第31卷第250-266页。 |
评价教师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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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教师的标准
1．教师应是社会活动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2．教师应熟悉本门学科及其教育特点，以及由这门学科的实质而产生的特殊的任务和方式。
3．教师应能把教学工作与教育工作结合起来。
4．教师应了解本班情况，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全班面貌，班级的优点和缺点，班级的情绪及其产生原因；教师应了解每个学生及其生活条件，了解他的优点和缺点，应根据学生的情况采取分别对待的态度。
5．教师在学生中间应有威信，受到尊敬。
6．教师应懂得科学组织劳动的原理，善于组织儿童的集体工作，避免无人负责现象，能把竞赛提到社会主义竞赛的水平以利于集体的巩固。
7．教师应能懂得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并善于将其付诸实践，善于影响少先队辅导员并使少先队组织成为优秀学生真正先进的队伍。
8．教师应掌握教学法，善于简单明了、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讲述某种事实或事件，善于用鲜明的事例、图片或通过参观及劳动的方法讲述短文，从而使课程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师要善于提出问题以弄清学生理解的程度和掌握的深度；善于发现学生不明白的地方，然后详细地加以讲解；善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布置一些能启迪这种主动性的作业；善于妥当地在学生之间分配任务，使每个学生随时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进步和提高；善于通过辅导答疑和系统的检查来教学生学会独立工作。
9．教师备课时应突出重点，次要的只需略加说明；备课应从教学法上认真考虑；要善于发动全班预习功课，其办法是事先布置学生阅读一定的材料、观察某些现象，以激发他们对该问题的兴趣。
10．教师应善于检查学生对所讲授材料的理解程度和掌握情况；检查对材料的牢记程度，了解学生是否能把所掌握的材料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11．教师应善于组织学生从事该门学科的校外工作―成立固定的和临时的小组；组织学生开展旨在实际运用所学知识的活动。 |
努力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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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决定*
我国学校现在已经拥有大量学生，学校的比重增加了，只要我们注意一下党纲对学校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提出的任务，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党中央最近如此重视学校。“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在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的影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1]
学校应以知识武装青年一代的每一个人。知识就是力量。以前，知识一直是少数上层人物的财富，它是统治阶级手中进行奴役的强大武器；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地采用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法堵塞群众取得知识的道路。它们授予群众的知识却是虚假的，被歪曲了的，数量既少，也不成体系。
1918年1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指出：“过去，全部人类的智慧、全部人类的天才创造，只是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连切身需要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而且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剥削手段。这些我们都知道，为了实现这一最伟大的历史任务，难道还不值得努力工作，还不值得献出全部力量吗？劳动人民一定要完成这一宏伟的历史任务……”[2]
使知识成为全民的财富，这就是我国学校面临的任务。这项任务是艰巨的，光靠学校是无法完成的，因为不仅要在孩子中间开展工作，而且也要在成人中间开展工作。但是学校在这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本文中不想涉及这些原因），我国学校在用知识武装学生方面，工作做得很差。学校未能贯彻它应该贯彻的方针，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在阶级斗争的形势下，这一缺点更是不能允许的。中央委员会在1931年9月5日的决定[3]中指出了学校这一带根本性的缺点。这一缺点现在已有很大改正，但远远不够彻底，所以中央在1932年8月25日又作出了新的决定。教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教什么——这取决于教学大纲。中央指出教学大纲份量过重。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缺点。重要的是，不要把每一方面的知识都尽量地纳入教学大纲，而要把最本质、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选进去。有的教学大纲可能内容广泛，但同时也很有可能没有把科学基础知识包括在内。要从这个角度对所制订的教学大纲作仔细的检查。在制订教学大纲时，充分估计到学生现有的知识量并以此为根据制订每年的教学大纲，这是特别重要的。不能过高地估计学生的力量，要十分了解他们的水平。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来纠正“孩子们什么都能干”的错误观点。因此，我们不能忘记：学生不可能对任何教学大纲都掌握。
中央也指出了各门教学大纲之间联系不够。教学大纲所授予的知识，要能为唯物主义世界观打下牢固的基础，因此各门教学大纲应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如果缺乏联系，就会出现很多不必要的重复，而主要的是学生应掌握的各门知识之间的实际联系就会化为乌有。不要使各门课程彼此隔离，而要体现出其间的联系。
中央还指出必须使各门课程的教学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实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使教学有了活力，可使教学更接近生活。
中央指出了许多教学大纲存在的种种原则性错误，以及某些制订大纲的人对自己的工作采取的简单庸俗的态度。中央还指出，所讲授的材料应该是经过科学上认真审定过的；教学大纲应考虑到年龄特点，但不能讲一些虚假的知识，用这些知识去“适应”儿童的需要。教学中应该努力消除不科学的这个重大缺点。
我们应该在发展中来讲授各种现象，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使青年一代学会辩证地思考，学会朝前看，预见事件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央坚持必须以历史的态度来研究社会现象，要求“加强社会学科、语言和文学、地理教学大纲中的历史主义因素，在讲授这些学科的基本部分和专题时，必须采用历史材料，进行历史参观和比较。”
中央指出教学大纲必须包括有关苏联各族人民的文化、文学、艺术、历史发展的知识，这是很重要的。中央的这一指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至今还未彻底纠正对苏联领土上各民族的特点采取旧的、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大国主义的轻视态度，以及对各民族的发展估计不足的种种偏向。
党纲指出，我国学校应是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应把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中央1932年8月25日的决定强调指出了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正确安排劳动教育的意义。从苏维埃学校建立之初开始，就在学校实行了劳动教育，我们已经有了15年经验，我们已经可以据此找到这项工作的正确路线。最初几年，人们往往把劳动教育归结为自我服务（擦地板，挑水，烧饭等等）。这是由于严重的经济凋蔽引起的。
这样安排学校的劳动是不正确的。但是，劳动教育应该包含自我服务的因素，因为我们想改善一般的生活方式，使它更加合理。在安排劳动教育时，有的学校往往步入了手艺匠的道路，完全无视我国在工业化、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他们只是授予学生一些狭隘的手工熟巧，而这种熟巧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计划经济却毫无联系。既然已经看到这种做法的错误，那就应该使学生掌握使用基本工具的技能，同时应该明确规定至少应掌握哪些熟巧。否则，不管你是开机器或拖拉机，是装配机器还是制作模型，都是不行的。
不仅于此，还要授予学生工艺学、动力学、机械学方面的知识，把这种知识与开机器、驾驶汽车的技能联系起来，与合理地安排工作的技能联系起来，计划自己的工作，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检查，等等。
学生在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工厂与成年工人一起干活，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种活动是企业有计划的总的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不能简单地把孩子们当“劳动力”，他们的活动应从属于教养和教育的目的。在实际工作中，日常生活的劳动往往失去了综合技术的方针，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注意，学校和教师都应更加关心如何把学生在工厂的劳动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把生产劳动与普通教育知识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应从教育学上加以认真考虑。与此同时，必须在学生中广泛地开展校外技术宣传。
中央关于修订教学大纲的指示使我们明确了教什么的问题。
不过中央也讲到，问题不止于教什么，还有怎么教的问题；不只是教学大纲的问题，还有教学法的问题。
在教学法问题上，我们也应纠正放任自流的现象，不要老是摇摆不定，时而完全倾向旧的方法，时而倒脏水时又连孩子一起泼了出去，把旧的东西全盘否定，不善于存其精华，并且把这种好的东西与新事物联系起来，使它成为新事物的基础。不要再去追求什么最新的、“包罗万象”的方法。各种进步的教育学书籍早已指出，教师应把他所负责的班级和整个教学集体的工作搞好，同时他应该了解每一个学生，领导他们的活动，不要把自己的部分职责转嫁给组长这样一些成绩最优秀的学生[4]。书中还指出，教师讲课要能激发孩子的兴趣，引起他们对某些问题的注意，善于生动具体、简单明了地向孩子们讲述许多问题，利用标语、实验和参观增长学生的知识。
书中谈到，教师应善于安排儿童的学习和劳动，教他们学会独立学习，并且应经常帮助他们。
每一位优秀的教师都应做到这一点。
不过他同时还应该教孩子们学会在小组、小队集体里有计划地进行工作，要在教学和劳动的过程中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公民，成为社会活动家，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来按照新的方式，即社会主义方式安排自己全部的生活和工作。
中央要求对各种苏维埃工作的执行情况和完成结果进行检查总结。对于教育工作，中央也要求进行切实的总结。如果一个教师不能准确地了解学生的知识情况，他就不能讲好自己的课程。所以中央要求教师注意学生的成绩，每个学季结束时对学生成绩作出鉴定，指出他掌握了的知识是什么，未掌握的知识是什么，应该从哪方面进行帮助。学年结束时要进行考试。评定学生的成绩不是教师本人，而是由某一集体来负责。这种检查已不只是对学生成绩的检查，而且也是对教师教学质量的检查。
要想培养苏维埃国家的自觉公民，培养能把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的一代人，那就要使每个学生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让他们能够使自己的意志服从集体的意志，能够把握自己，成为为劳动人民的事业而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的战士。教育工作越是进行得好，每个学生就越容易做到这一点。然而学校迄今为止并非一向都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学校的影响往往很薄弱，家庭和街道的影响却更大。我们对工厂的财产、集体农庄的财产都很爱护，难道我们能不爱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未来吗？
常常有这样的事：有的少年儿童在生活中遭到挫折，受到街道和离散的家庭的影响，他们上学之后，开始把别的孩子带坏，讲下流话，耍流氓，领着别的孩子去偷东西、干坏事。这时，学校为了使别的孩子不受影响，就把这个学生开除一至三年。
这种开除的做法说明教师软弱无能，没有办法去影响这个顽皮捣蛋的学生，他在学生心目中威信不高，全校的教育工作很薄弱。但是，我们不能想入非非，而要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有时不得不采取开除学生的办法，这是对学生实行社会保护的一种措施。
有一部分教师（我们认为，为数很少）受旧传统的影响很深，工作上虽能勉强应付，但他们不明白当代的苏维埃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学校，想把中央的决定看作可以在学校实行一系列惩罚的依据，希望走回头路，又去求助于旧的奴隶式的而非自觉的纪律。这是对中央决定的曲解。
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对学校的要求已不同了，学校要把学生培养成不同于过去的人。
当然，特别重要的是不仅要知道应该教什么和怎么教。重要的是谁去教。所以，中央强调指出必须系统地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中央还讲到要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更加关心他们的疾苦，减轻他们一些不必要的负担，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一心一意投入学校工作，把学校工作提到必要水平上。中央认为，教师的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工作，因此教师在子女、供应和权利问题上享有同工人同等的待遇。
我们知道，中央的决定涉及到学校一些重要的关键问题。这个决定将有助我们掌握必要的知识，迅速地建成我国青年一代真正的列宁主义综合技术学校。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2年，第8期）。
本文所说系指联共（布）中央1932年8月25日《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制度的决定》（参阅《苏联国民教育》，第161-164页）。
[1]《列宁文选》，第3卷，第746页。
[2]《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1-452页。
[3]指《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参见《苏联的国民教育》，第156-160页）。
[4]指分组实验法——一种教学形式，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盛行于苏联普通教育学校、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在采用这种方法组织教学过程时，全班分成若干组，独立钻研所分配在一个较长时间（由两周至两月不等）要学习的教材，教师一般只作答疑。分组实验法不能保证学生牢固地、系统地掌握知识、技能和技巧，并且降低了教师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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