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ets:
gotime
/
VC-LLM-Dataset

Dataset card Data Studio Files
xet
Community
1
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和学前教育的任务（1932年5月7日报告摘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和学前教育的任务*[1] （1932年5月7日报告摘要） 怎样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学龄前儿童？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很大的危险，就是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人们常常把共产主义教育理解为让儿童背诵一定的共产主义词句。有人认为，只要我们张贴一张标语，然后告诉儿童要拥护共产党，那我们就尽到了责任。我们教儿童一些大道理，但往往没有考虑到儿童并不懂得而且也不可能懂得这些大道理。 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学龄前儿童。比如说，一个6岁的小女孩跑来说：“妈妈，伊凡诺夫一家不都是共产党员吗？可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列宁是红色的呀！”妈妈回答说：“是的，是红色的。”“可是伊凡诺夫一家却把列宁弄成白色的。”原来，这个小女孩看到用石膏做的列宁塑像。还有这样的谈话：有的家庭人口很多，父亲，兄弟全住在一起，后来纷纷迁居到别的城市，家里只剩下妈妈与小儿子。小儿子就问：“妈妈，我们从前是富农吗？”妈妈说：“你怎么会问这种间题呢？"“因为我们以前人口很多，现在我们是贫农了：只有你和我两个人了。从前人口多，现在人口少。”您瞧，他们的小脑袋想些什么，一切都是按自己的理解。他们的视野和生活经验的范围都很狭窄。成人往往不能站在儿童的观点上来看问题。比如，孩子就很喜欢破冰船是“红色的”等等。母亲对他讲，有几个飞行员降落到沙漠地里了，饥寒交加。这时他就会说：“这是奇怪的事，说明他们不了解苏维埃制度。”你要问他为什么，他会说：“他们怎么不知道，各地都有合作社呀！”他根本不明白，沙漠上是没有合作社的。凡是与学龄前儿童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有些字眼，成人已有一定的意义，他们却给它一些完全不同的内容。另一方面，儿童还喜欢模仿。他们能背诵一些词句。有时一个男孩或女孩突然讲出一番话，使人觉得他们俨然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家长们很高兴：这孩子什么都明白。可仔细一了解，原来不过是这孩子在重复讲述一些偶然听来的话语，他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我们要注意，可别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只会讲大道理的人。儿童对周围生活中一些往往很简单的事物和现象都缺乏起码的知识。无论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还是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都需要经常扩大儿童的知识范围。这并不是说只应当向儿童讲一些他们明显地懂得的东西，降低到他们能理解的水平上。例如，既然儿童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者，那就不应该当他们面使用这个词。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其所以不对，是因为成人说的某一句话，往往使儿童终生难忘，当他们长大一些之后，他就会想起这句话而可能影响到他的整个发展。我记得童年时有这么一件事：我6岁时，有一次跟父母一起坐着一辆地主家的马车（当时还没有修铁路，出门是坐马车）。我们经过一座村子时，迎面来了一辆农民的雪橇，拖着一具空棺材。我们坐的是三套马的车，转弯不及，马车夫把棺材撞翻了。我记得，那个农民把我们的车夫打得鲜血直流，一边说着：“你是地主的狗腿子。要把你和你拉的地主塞进冰窟窿才解恨。”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父亲说的一句话我却记住了：“这就是农民对地主的血海深仇。”这句话以及车夫挨打的情景却使我终生难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以后的发展。我十分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农民如此仇恨地主。我特别注意去了解地主怎样剥削农民，榨取他们的血汗。 因此，教养员有时对孩子们讲一点他们当时还不懂的话，这还是很重要的。我这绝不是说，我们要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孩子们能背上一句口号或一首短诗，就是受到了共产主义教育。这还不能算作共产主义教育。我们应该用知识武装儿童，让他们掌握一些研究周围情况的方法，同时我们还要观察儿童，观察他们本人如何研究周围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就不大重视模仿的作用。要知道，儿童不是瞎模仿的。儿童在模仿时，他是机械地重复别人的动作，这样他就能更好地理解别人在做什么。 要观察儿童如何掌握周围的情况，观察时要特别留心。去年我碰到过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8岁。6岁的女孩望着天空，边跳边说：“没有上帝，没有神仙；这些鬼话，都是神甫在瞎编。”另一个孩子也同时随声附和地重复着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觉得这两个孩子是彻底地反宗教的。可是后来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女孩子在上学时却说：“你知道吗，一个我认识的小男孩对我说，所有的树都是活的东西。”另一个女孩也说：“是的，是的，我也发现了：树与树还说悄悄话呢！”这是地道的神秘论。您怎样让孩子们不受这种神秘论的影响呢？他们知道既无上帝，也无神仙，可是依然相信那些胡说。深入观察、仔细了解、认真研究儿童的观念是极其重要的。儿童的绘画很有益处。低年级的男女学前儿童往往不是画的个别物体，而是一整张图画。根据这种图画，我们可以对儿童的观念进行判断，判断哪些东西是他们懂了的，哪些是没有明白的。我曾经看到预备班的一个小孩子画的一幅图画。他起初画的人，双手都是固定的，不能动的。他不懂得双手是可以活动的。 我常常看孩子们的图画，发现他们画的双手不是高高伸开，就是下垂在胸前。后来，等这个孩子进了幼儿园，开始用双手干活的时候，他的画法就改变了：他对双手的画法是不同的。他开始注意双手在干什么，于是每只手的画法就有所不同：一只手提着水桶，另一只手拿着笤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一本练习本上，就可以看到儿童对人的概念的发展过程。刚开始，所画的人不过是一个不能活动的物体，后来却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一个人站在拖拉机旁，一只手掌握方向盘，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把斧子。他开始关心斧头这种劳动工具了，开始关心机器来了，他对人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如果我们偶尔看看儿童的图画，我们就能根据这些图画发现儿童是怎样理解各种事物的。 要全面地研究儿童，以便学会正确地对待他们。要知道，往往一种很普通的尖叫声或者一种威胁，都会使他终生变得胆怯害怕。例如，我就碰到过这么一件事。我90年代住在列宁格勒时，常坐铁轨马车到沃洛达尔区去。那里有一座圣母像，一些腿瘸眼瞎的人都到那里去。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妇女领着一个4岁左右的男孩。每当有人与这个男孩谈话时，他就十分害怕，两眼泪水汪汪。他的奶奶说，这孩子的父亲是个酒鬼，有一次打了这孩子一顿，从此以后，这孩子见人就害怕。老奶奶希望圣母能治好他的病。 不久前，我见到一个小女孩。她是上了幼儿园的，也很怕见人。谁要一走进来，她就喊道：“不要，不要。”见到一个新鲜东西，她就眼泪汪汪地喊道：“不要，不要。”显然，她是害怕什么东西。去年她上过托儿所，这一现象出现在上托儿所之后。这个女孩3岁多一点。看来她有过这样的经历，即被什么人用什么东西吓坏了。对成人说来，那也许并不可怕，而对孩子说来却很可怕。可现在却要费很大力气来消除使她变得如此胆小害怕的印象。还有一个小男孩，有一次走过一幢正在修建中的房子，随手拿了一块木板。一个工人开玩笑地说：“你偷木板，我这就把你抓起来。”这可把这个小男孩吓坏了。这一年，凡是见到这个小男孩的人，都发现他变得非常胆怯了。对孩子的态度要特别谨慎，尤其是对学龄前儿童。总的说来，在学前工作中，我们对孩子的态度还是很好的。应该指出，苏维埃共和国的学前工作是新开展起来的，它没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那些坏习气。 我们之所以必须全面研究儿童，因为他们是我们要进行加工的原材料，如果我们对之不了解，那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待我们的工作。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要重视年龄特点。我们发现儿童特别要求具体性——他们对一切东西都要摸一摸，从不同方面看一看，有时甚至想用舌头舔一舔。列宁的姐姐说，列宁小的时候，有一次有人送给他一个三套马车的玩具。他带着这个玩具不知到什么地方玩去了。大人们找呀找，等了很久，后来才发现他坐在门后，把三条马的腿全扯了下来，放在旁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想数一数马有几条腿，于是就把马腿全扯了下来放在旁边。 如果您去观察儿童，您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喜欢具体化：要尝试一下，仔细看看，动手摸摸。儿童的这种要求特别强烈。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是不了解儿童。其次就是儿童的模仿力，这种模仿力连幼小的动物也是有的。这是掌握知识的一种方法——儿童什么都想自己动手做。比如说，如果大人朝前跑，那么小孩一定跟在他身后跑。 我们不能压抑儿童的积极性。模仿就是一种积极性。游戏就是通过亲身的实验进行的一种检验。我们往往对游戏的作用估计不足，没有考虑到儿童在游戏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学龄前儿童所做的一切还不能称作劳动，因为劳动是有明确目的的，而儿童的情况却是：开始想用黏土捏一个有用的东西，可是在捏制的过程中却想改做别的。于是他就要捏一个炉子，一边捏一边又在想：也许最好捏一个泥人。于是他又开始捏泥人。这就是儿童年龄的特点。儿童这种事先未能想到的创造性念头，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在教儿童从事劳动时，我们应该影响儿童，不过我们不要伤害了儿童的主动性。我们要做到：在影响儿童时，要尽量别挫伤儿童的首创精神；恰恰相反，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发扬这种首创精神，并且要巩固儿童自发地掌握的学习方法。还有一种情况，也反映了儿童的一种年龄特点：孩子们有时能耐心地把一首诗听十四五遍。他早已会背这首诗了，但还是一再重念。显然，他是想掌握某些单词，掌握某些词组。如果有人说，我们去研究儿童以及儿童掌握知识的方法就是背离我们的原则，就是回到经验主义，那么，这种说法就是完全错误的。医生如果不了解病情，又怎么能治好病？如果我们不了解年龄特点以及儿童生长环境的特点，难道就能把儿童培养好吗？ 我还想谈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共产主义教育问题。我们谈到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时，往往说的是国际主义教育和反宗教教育，然而共产主义教育却不止于这两方面。必须特别重视同志情谊，善于集体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对儿童的游戏加以重视。游戏可以教儿童学会集体行动。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在某些时刻能使自己的工作和行动与别人的工作和行动协调一致。就这一点而言，游戏具有重大的意义，而我们有时却对游戏的这种意义估计不足。我们往往挑选了一些不应该让儿童参与的游戏。例如，我们有时进行“白匪与红军打仗”的游戏。孩子们根本不了解什么叫白匪，什么叫红军。我上面已举了一个例子，说是一个小女孩讲的，列宁不是白色的，而是红色的。他们的理解过于简单。成人赋予白与红这两个词的社会含义，儿童们还不具备。 因此，白匪与红军的游戏就完全成了一场混战：看谁把谁打败。这种游戏就达不到教育者提出的目的。有许多游戏是早已形成的，只要换个名称，想出个别的叫法就行。过去有这样一种游戏：“国王，您好！”“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好！你们到哪儿去了？”“到森林去了！"“在那儿干什么呀？”于是所有的小朋友就表演他们刚才做了什么。现在只需要把这种游戏改换一下词句就行。把国王换成集体农庄主席，把国王的孩子换成集体农庄庄员。这些庄员讲一讲他们干了什么。这种游戏很能吸引儿童，同时也可使他们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应该在研究周围生活的同时，寻求在生活和游戏之间架设桥梁的形式。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例如，我们对玩具就很少研究。现在莫斯科正举办玩具展览会。你们大多数人可能参观了这个展览会，不过我不了解你们的评价如何。我担心这次玩具展览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教育的目的。例如，常常给孩子们一些工厂制造的玩具。学龄前儿童对此全然不感兴趣。某一个小女孩用纸做的公鸡往往比工厂制造的小鸟更珍贵。评价一个玩具的价值，应该看这个玩具是否有助于研究周围的生活，是否有助于发扬儿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玩具对研究周围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那么游戏就在组织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特别重视儿童的游戏，因为这是培养儿童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自制力的途径。 使儿童具有集体的体验也是特别重要的。讲得娓娓动听的儿童故事，在班级展出一幅图画，或者在音乐声中散步游玩，凡此种种都能起到一定的组织作用，并使儿童学会集体地生活、集体地工作和集体地感受。这样一来，儿童就在不知不觉中紧靠集体，不与集体对立，开始意识到自己是集体中真正的一员。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培养这种集体感受的能力、集体行动的能力和集体工作的能力。当然，儿童的工作不同于成人的工作。所以，儿童的游戏与工作之间的差别要比成人的大。要使劳动有组织，尤为重要的，是要使儿童对劳动的目的感到亲切易懂。我国有些教师往往认为，他们向儿童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目的，这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从集体主义的观点看，最有组织作用的目的通常都是为儿童本人感到亲切易懂的目的。而教师向儿童提出的目的往往不能把儿童组织起来，于是教师大为惊奇：这个目的很好，可是孩子们不感兴趣。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使这一目的让儿童感到亲切易懂，这样就有助于把集体劳动组织起来。可以向儿童介绍许多方法，让他们学会集体行动。要具体告诉儿童，两个人在一起工作时，怎样才能避免一人干、一人看的现象产生；告诉他们小组应如何开展工作。然后，特别重要的是要把儿童培养成自觉的集体主义者，从儿童的观点出发来讨论游戏和劳动问题。每年每个班的孩子都要订一个很简单的规划，这是极其重要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规划非得刻板地执行不可，而要因班而异。农村班就完全不同于城市班。手工业者的孩子所在的班就不同于工厂工人的孩子所在的班。要考虑环境，考虑环境的差异，而学龄前儿童的环境差异是很大的。有时出现这样一种偏向：对全体孩子用同一尺度来衡量，这就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我国工人的孩子看起来比较笨，知识少。教师中一部分思想反动的人正是这样叫嚷的：瞧，知识分子的孩子要聪明得多。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不善于对待，不善于发现不同居民的孩子所在班的儿童特点和优点。有些教师往往不会采取一种有助于这些儿童显现自己才能的办法。如果办法得当，就会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很聪明的。不要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生活在不同环境里的孩子。我们对游戏的形式，对儿童劳动的形式都要认真加以研究才好。 要使劳动日常生活化。旧时的家庭都能培养某些劳动熟巧。现在，从前的家庭劳动转向了工厂、食堂等地之后，儿童学到的劳动熟巧就比过去要少，因此，儿童之家、幼儿园应该创造一种环境，使孩子们能获得各种劳动熟巧。 同志们，我的讲话就要结束了。我还想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工作。 各民族省和民族共和国建立的一座座工厂，以及农业的集体化，凡此种种，都使旧的生活习俗从根本上得以消除。但是还需要对居民进行大量工作，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旧的残余。这要更困难一些。在这方面，学前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举例来说，我们学校是男女儿童同校，然而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旧的偏见，由于性别上的偏见，却做不到这一点。这些地方的家长对男女儿童同在一个学前机关是看不惯的。在这些地方，重要的是从学龄前教育开始就采取男女合校的办法。少数民族在我国旧政权下备受欺压凌辱，我们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旧的残余和宗教迷信以及半奴隶制观点的残余。当然，这种状况正在迅速改变，但是，要想根除日常生活中旧的残余，就需要特别重视学前教育。 如果我们从幼儿园、即从儿童机构的观点来看待第十七次代表会议的决议，那我们就会发现，幼儿园这类学前机构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而家长们的自觉参加这一工作，他们对这一任务的重要性的认识，都将有助于大大推动这项工作向前发展。 *第一次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6卷，第246-255页。 [1]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1932年1月30日~2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的指令。
教师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苏维埃教育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教师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苏维埃教育家 教师要提高教学质量，就要掌握教学的艺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个问题正是国家学术委员会学校部所研究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它已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表述这些结论。 教师首先应该了解自己所教的这门课程，了解他所讲授的科学及其原理。他应该明白这门科学的精神实质，它的现状如何，它经历了哪些主要发展阶段，它与别的科学和社会现象有何联系；他要知道这门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它与生活和实际的联系。总而言之，他应该掌握辩证法的科学原理，因为只有掌握了辩证法，才能彻底揭示这门科学的特性和特点。科学原理可能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烦琐地来理解，但苏维埃教师却应该辩证地来理解。 教师对所授科学辩证原理的知识是必要的，但远非唯一的。另一个条件就是要掌握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的技能，善于介绍事物、现象，不是泛泛而论，而要利用现代技术的一切手段揭示其中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教师要善于解释现象，同时懂得运用具体性的作用，能从具体到一般，掌握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他要能向学生证明自己论断的正确性，帮助学生掌握、记住所讲授的材料，学会把所得到的知识运用于实际，把知识变为前进的动力。有些教师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但多半带有纯经验的性质。只有最新的科学成就，如神经心理学，才能从唯物论的角度来论证知识的传授方法。 最后，第三点，教师还应掌握儿童学，也就是说，要了解儿童在感知和思维上的年龄特点，儿童在每一年龄阶段的发展条件，当代儿童生活经验的容量，这种经验的性质和深度。要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考虑向儿童传授知识的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员都应掌握他所讲授的这门科学的辩证原理知识，掌握讲授知识的一般方法，了解儿童思维的年龄特点，了解他的生活经验的容量和性质。 但是，每一门课程，每一门知识领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难点（这些特点和难点在该门知识的发展史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自己特有的认识方法（例如，在自然科学中起特殊作用的是观察和实验，在数学中则是形式逻辑，等等），自己理论联系实际的性质（数学是一种性质，文学是一种性质，自然学科又是另一种性质，等等）。由于有着这些特点，每门学科都要考虑到向不同年龄的儿童讲授时的不同方法，要考虑怎样衔接，怎样讲授。这就是每门学科教学法的实质所在。 我们应该研究前人在教学方面所积累的全部经验——长期以来在文化发展上处于先进地位的各国的经验，要根据我们的观点、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对这种经验加以分析、改造。我们有着西方、美国的丰富经验，有着革命前俄国的经验。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和改造这种经验。我们还应该对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教师们在各门知识领域所进行的巨大的创造性工作进行研究和分析。 向青年教师传授教学技术也有其特点。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讲述要通俗、具体，通过实例来说明，要正确地安排实习。 研究讲授过程的理论基础，观察这一过程的进行情况，分析观察的结果，对每门学科的教学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这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全体苏维埃教师必须群策群力，完成这一任务。
为建立列宁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奋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为建立列宁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奋斗 共青团应该特别认真地对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的决议》[1]。我国青年渴望掌握知识和技术，但是往往认为小学的问题是部里的问题。然而一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常常是密切相关的。学校应该为掌握技术、掌握科学成就开辟道路，它应该教学生学会按共产主义态度学习和工作。我们常常谈到文化革命。但是我们往往只是把文化革命的概念与司令部、文化总动员、突击任务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文化革命的实质是什么呢？它的实质在于群众要掌握技术，掌握科学成就，学会把这种科技成就运用于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生活。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仅仅跨出了第一步。群众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掌握技术和科学成就，这就需要我们进行顽强的、经常的工作。 要掌握技术、掌握科学，首先就得具备丰富的普通教育知识，否则是不行的，就只能是镜花水月，只能是美好的愿望。正因为如此，中央委员会在决定中强调指出，重要的是使学校能授予学生一些基础知识。学校不仅要使学生在知识水平上有提高，而且还要使他们获得实际熟巧，让他们学会独立学习：养成读严肃的书籍的习惯，会使用参考书，能将耳闻目睹的事记录下来，会统计、计算，懂得最重要的科学的原理，否则就很难了解周围的生活，更不用说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改造生活了。 我们已经开始创办综合技术教育学校，高年级学生开始进工厂了，不过他们的劳动往往与学习、与理论没有建立应有的联系。中央委员会已指出这是不能允许的。 中央委员会在决定中指出关于“学校消亡”的种种论调[2]的危害性。 从前有一段时间，一所群众学校也没有，群众处于愚昧无知的境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工厂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与使用集体的劳动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集体工作要求一定的劳动组织，要求起码的文化熟巧。资本主义开办了群众学校，这种学校能授予学生一定的知识。但是，资产阶级在授予这些知识时，总是力图通过学校来模糊青年一代的意识。在苏维埃国家里，学校的宗旨完全不同：学校授予知识，同时培养共产主义者，它竭力把青年培养成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人。 学校在将来也不会消亡，因为学生的年龄特点将一直存在下去。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3岁的小孩，7岁的小孩和12岁的小孩。他们的教育和教学在未来也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系统的社会教育以及成人对儿童集体的教育。学校还将存在，不过形式将有改变。孩子们将更有水平，更为友好，更有组织性。教师将不同于现在。他们除了教学活动之外，可能还有别的工作：有人在机床上干活，有人当飞行员等等，但是，学校和教育过程依然存在。 说什么学校将要消亡，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越快越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国现在的学校乃是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全体儿童的工具。我们正在实行义务教育。实行义务教育的还有别的一些国家，但是教学生学习共产主义的义务学校，在别国却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必须关心我国学校的建设，提高学校的质量。 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要求大家都来关心学校，关心教师，帮助教师。 普及教育需要大批新的教师，成千上万没有经验的青年涌进了教师的队伍。他们特别需要教学法上的帮助。所以中央委员会号召共产党员认真研究教学法问题，要培养一批能干的教学法专家，要建立模范学校，通过示范来帮助青年教师。共青团应通过少先队组织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告诉学生，并对他们提出简单明了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自觉地对待这项工作，组织互助。 旧时学校的优秀学生，学得比较好的学生，也常常帮助学得差的学生。他们到校早些，给学得差的同学讲解功课。要使班上的每个小组都关心全组学习质量的提高。要在儿童中形成一定的舆论，使上课迟到、在班上淘气、学习马虎的人感到难为情。要互相帮助。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上课迟到了，同学们就要去了解一下原因。也许是他妈妈让他干的家务事太多，那就要找他妈妈谈谈，让她别这样。再比如，有的孩子没有意志力，他虽然按时离家，却未及时到校——一路上东张西望，打架斗殴，那就要找一个自制力较强的同学跟他一起上学。谁算术学得好，就去帮助那个学得差的。有的人喜欢地理，就让他去培养别人对这门课的兴趣。 学校要成为一个友好的集体，能集体开展工作。少先队要用这种精神教育儿童。 知识就是力量。学校也应该用这种力量来武装儿童，共青团应该在这项工作中帮助学校。 在建设我国苏维埃学校方面，还需要进行巨大的工作。教学工作要经过科学的考虑，把一些无用的知识从教学大纲中删除，而讲授一些特别重要的东西。教学法要有助于知识的掌握，使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而又能为儿童所理解。 学校也是一条斗争战线。旧意识还很顽强。很多人主张：新事物越少越好。他们想把学校拖向后退。对这种右倾思想必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向后倒退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有的人不去克服困难，而是绕着困难走；有的人不知道学会认真负责地工作多么重要；有的人制订各种新方案，面铺得很宽，而不知道自己远远脱离了生活；对于上述种种现象，都要进行斗争。 我们要全力以赴，创办我国列宁式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为此，人人都要勤奋工作，共青团更应走在前头。 [1]参见《苏联国民教育》，第156-157页。 [2]参见《关于中小学的决议》注[8]和注[9]。
《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与莫斯科教育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关于中小学的决议》* （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1]与莫斯科教育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 我的报告不想讲得很长。我希望地方来的同志们能普遍谈谈对中央关于中小学的决议的认识，并且谈谈怎样贯彻这一决议[2]。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最近一年我们在国民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首先是指我们实行了四年制普及教育。这当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学校业已成为教育青年一代的巨大因素。学校招收了8~12岁的全体儿童以及各个阶层的居民，并且真正成了教育青年一代的强大武器。 最近一年的另一特点，就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即提出的把我们苏维埃学校变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这一口号，现在已经付诸实现了。我们看到，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在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综合技术教育化已成了一项普遍活动，不仅是个别学校在搞综合技术教育化，而且所有的群众学校都在搞综合技术教育化——到处都在搞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现在已经有了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基础。 这一进步是很大的，但是文化战线的形势至今还不够稳定。一部分教师发起的活动和他们的好的倡议，其他的教师往往都不知道，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常常得不到真正的支持。一般说来，人们往往把学校看作无关紧要的部门。我曾经听到一个录取到中师[3]的小伙子说：“您知道，我想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我不想去中等师范学校。”我认为青年中这种情绪很普遍。甚至工人来信中也有持这种观点的。我曾收到一个工人的来信，他说：“我女儿想去中等工业学校，她想当工程师，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可是您却让她去中等师范学校。” 我认为，中央的这一决定将会使这种言论销声匿迹。这一决定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它使全党的注意力转向了学校问题，转向了教育问题。这一决定的整个精神和它的全部内容都说明，学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门之一。当然，至今为止，凡是粗知马克思主义的人，凡是读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人，都会知道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互相关系。但是，由于过去把全部注意力长时间都集中在政治斗争上，集中在持续至今的阶级斗争上；由于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战线上，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关系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放在次要位置上了。中央的这一决定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意义。它把全党的注意力引向了学校。过去常常有这样的事，就是经济工作人员把学校看作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只要稍有一点借口，就争着去占领校舍。学校嘛，可以搬到郊区去。当然，最近一年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让学校搬家已非易事，让学校搬到坏房子里去也非易事。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对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有过帮助，使学校的工作趋于稳定，但还是认为学校工作不足挂齿，对学校依然不够重视。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指出，把教学与儿童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要服从（完全服从）于教学和教育的目的。这是中央决定中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人员在广泛开展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的运动中，往往把学校看作提供劳动力的场所。我曾经与一位在制糖工业工作的同志谈过话。他说：“我们今年的情况将不错。孩子们为我们耕种了多少公顷甜菜。”我说：“您说的是多大的孩子——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他说：“就是一般的学生。”我说，小学生不能干这种活儿，他们要学习，力气又小，他们怎么能耕种几公顷的甜菜。 当你谈到儿童的劳动，指出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该服从教学目的，它应使儿童养成对劳动的自觉态度，给他们以广阔的综合技术教育视野，不能让儿童长时间干机械的活儿（因为他们只是刚开始干时才有兴趣），这时教师可能会说：“你要知道，咱们是经济第一呀！”对此，我们就得说：“这是当然的，不过，不仅今天的经济取决于对青年一代的教育，而且明天的经济也取决于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我们应该看到未来，并且还要想到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什么人，要把他们真正培养成什么样的工作人员，而不要只看到眼前，算计他们一天能挣几文钱。” 同志们，我们当然不能狭隘地理解“培养干部”的涵义。我们要培养我国青年一代，能够按崭新的方式管理经济，能用社会主义的态度安排全部工作。为此，我们必须按新的方式来教育青年一代。 决定中已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教育青年一代的途径。这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承认了学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还有一点，就是决定十分重视教师，要求给教师以教学法上的帮助。决定发布至今已一周了。我们知道，一周来，就莫斯科的情况而言（我想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各校都召开了群众大会来讨论这一决定。我昨天就在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区参加了一次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种会议（这是一次大会，出席者近九百人）的是一些普通教师。通常参加会议的都是一些巡视员，各种文教官员等等。但是出席昨天会议的却是一些群众教师，他们的年龄都很轻。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大家满怀着苏维埃的情感。有一位年轻女教师的发言特别有意思。她不久前毕业于七年制中学，然后上了四个月短训班。她说：“我们时刻准备执行我们党的指示。我们决心贯彻中央的这一决定。”青年的这种情感极为强烈，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担心。只要一读决定，就会看到对学校、对教师的关心。这使教师们产生了一种愿望，就是想了解这一决定实际会怎样执行。他们之所以一字一句都用心去听，是因为决定中明确地谈到了学校的意义，谈到了从教学法上、物质上以及其他方面对教师进行帮助。而与此事有密切关系的教师，又很想知道根据党的决定他们应如何工作。 同志们，一般教师都在探求一条正确的途径。他们懂得学校目前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还感到，全世界劳动人民都在关注着我们苏维埃国家。我们的每一错误都会使那些正与旧世界进行斗争的人们感到不安，而我们的每一成就都将鼓舞他们的斗争。您们都知道许多国家目前的局势多么紧张，您们也都了解目前的国际形势。我今年曾有多次机会与国外来访者进行交谈。每当与他们谈话时，都使你感到他们是在密切注视着我国的一切。我国学校引起了普遍注意。德国、瑞士等地纷纷来信索取各种资料，因为他们现在迫切需要了解我国学校情况，了解文化战线情况，得到这方面的资料。我国的普通教师当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他们通过读报就能了解国外的情况，并且知道应该怎样工作，知道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至于说到应该怎样工作，这个问题在中央的决定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中央决定中谈到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将会对教师有切实的帮助。 我随后还要详细谈到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等等问题。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决定中谈到在教育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潜心研究教学法。决定中的这一要求表明，党认为教学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想重复说一句，党目前认为教学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党十分重视对待儿童的方法、教育儿童的方法以及把教学安排得最合理的办法。决定不只是提到了共产党员，而且指出，校长要对学校工作负责，而要想负责就得懂得业务。因此，校长也应该掌握教学法。 决定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视导员的问题。视导员是教师的助手。他不能只是泛泛地议论，而要实际做出示范。 大约两年前，我曾经同一位十分著名的视导员谈过话。我很关心这样的问题，就是视导员能否看出教学法方面的问题，能否帮助教师改正教学法方面的错误。我就这个问题向一位优秀的视导员作了了解。这位视导员热心并忠诚于国民教育事业，他采取的一般方针是对的。我问他：“您到学校去发现教师教学不合要求，您能否代他上课，让他看看应该怎样讲法吗？”可他说：“不，我不干这种事。”当然，作为一个视导员，他能够及时发现组织工作中的缺点，但他既然是一个视导员，他就应该从教学法上对教师进行帮助。所以，中央强调指出组织这种教学示范是极为重要的。 通过示范对教师进行帮助是极其重要的。视导员要做示范，但一个区只有两个视导员是不够的。要大力进行教学法方面的帮助，而且要经常进行帮助，所以中央特别强调基础学校[4]的巨大重要性。我国过去建立过实验示范学校[5]。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大家很快就明白了，应该按新的原则建设学校，不能再按旧章法办事，至于怎样建设学校，则有不同想法，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不知道怎样去做。我国的实验示范学校为新思想开辟了道路。当时设立这种学校是完全必要的。当然，我们取得的经验是不同的。有些实验学校办得很好，它们的确做了大量工作。而有些实验学校却完全是老式的，它们规定了要教学生一些特别的知识。我记得，乌拉尔有一所拉脱维亚学校，它在1919年想给学生讲解为什么有人眼珠是蓝色的，有人则是棕色的。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讲的；那里的孩子们成天劳动，理论学习则放任自流。有的实验很有意思，但有的实验却毫无价值，毫无用处。不过从总体上看，实验学校在当时还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学校。我们需要的是普通学校，但是这种学校的教员要有水平、有经验；这种学校要具有全面开展工作的条件。我们要认真考虑如何建设我国的基础学校。中央的决定中谈到了这种学校，并且指出基础学校应起示范作用。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在何处建设这种基础学校：要在可以观察到这一工作进行情况的地方开设这种学校；要发动周围的群众帮助这种学校，使学校或者与一些经营管理完善的企业、机拖站[6]保持密切的联系，或者与一些办得较好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得到这些单位实际的而不是纸上的帮助；要使学校能成为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地方。 我们知道，我国已经自发地出现了这样一些单位，那里的教学思想是通过示范来实现的。我们不妨拿乌拉尔的克拉斯诺波良斯克区的经验作例子。这个区包括三十多个居民点，全都实行了集体化。这个地方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开展了集体化运动，所以这里有一些集体农庄已成立十年之久。当地居民中有很多游击队员，但居民的文化水平却很低。教育人民委员部派到那儿去的工作队，收集了有关该区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材料。例如，工作队说，一位年老的女游击队员讲：国内战争时期，集体农庄刚刚建立，她曾祈求上帝，保佑他们的农庄能够巩固下去。可是现在这位女集体农民却说，她早已不相信任何上帝了；生活教育了她，使她懂得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结果，克拉斯诺波良斯克区的大村子都建立了文化宫，这种文化宫已成了全体居民经常性的示范学校。我们以这个文化宫为基地开展了各种教育活动。那里来的一位农艺师说，农村里实现集体养鸡，可是鸡却不断死去。养鸡离不了沙子，但他们只是把鸡群赶到一间屋子里，撒上一些饲料，却不在地上垫一层沙子。于是农艺师们就为全村居民开办了短训班。每个居民点推选一个农民（男女均可）来学习这项业务。在文化宫里，农艺师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搞集体养鸡，怎样才能使鸡长得壮实而不死亡；应该怎做，才能把一切都搞得很好。他们还搭了一个鸡棚，具体进行示范。集体农民们都很满意，因为他们以前不会干的，现在都会干了。 他们对学前工作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他们在文化宫开办了学前工作短训班，也是每个居民点派一两人来参加。他们先在短训班学习一个月，然后再实际观察如何照料孩子，懂得为什么要给孩子洗手，为什么不能把没有洗干净的水果给孩子们吃，等等。凡是教养员需要知道的东西，都在实际工作中做给他们看。后来，各边远居民点凡设有学校的，都派教师来，与这些教师一起开会，组织他们参观当地的学校，同时向他们具体介绍工作经验。这样一来，这座文化宫本身就成了一个基本的示范点。据我们所知，目前这种示范点已设立了很多，这种示范点可以告诉人们某项工作应该怎样做。有些集体农庄也是采取这种办法。有一个成立很早的公社抱怨说，边远地方经常有些农民到他们那儿去，但是吃住无法解决。于是这个公社要求在他们那儿建立一个中心文化宫：农民来了之后，可以参观公社的工作，收集资料，看看某项工作应该怎样搞，并且能有一个地方住宿，等等。应该说，这种想参观、学习如何搞好工作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因此，基础学校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对这个问题当然应持慎重态度。我们知道，中央委员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能对普通教师进行一些切实有效的帮助[7]。 同志们，当然啰，在我们日益广泛深入地开展的工作中，我们也发现存在各种错误倾向。这种倾向有时表现在理论上，有时则是由于缺少熟悉业务的人，由于水平太低，或者由于旧时的影响。而这种情况又在实际工作中助长了对教育工作的错误态度。现在既然十分重视学校，我们就必须采取统一的正确路线，避免对正确路线的各种歪曲。 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两种偏向。一种偏向的表现就是，认为一切做法都应该与以前一样，而未充分认识到：我们目前的教学有了根本的变化，它的精神与从前的有本质的不同；教学大纲应该充分体现马列主义精神。有的人不喜欢这样。这就产生了右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不了解生活，不了解具体条件以及错误的“左”的理论，又造成了另一种偏差，使人们认为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在制定庞大的计划时，乍看起来一切都很革命，可是深入了解，这种计划不是有助于、而是有碍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左”的倾向是对右的倾向的最好帮助。一直往左走，到头来就会走向右边，于是就形成了“左”右同盟[8]。 现在，我想就此谈几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学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国的某些教育学书籍表述了（而在生活中也实际表现出）这种思想：学校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有些人认为，瞬息万变的生活和革命化的环境不会对学校发生根本影响。他们看不到学校和生活之间应该存在并且实际上已经存在的有机联系，想使学校闭关自守、保持原样。这种情况至今屡见不鲜。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言论，说什么学校不应“受干扰”。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截然不同的言论，即一些“左”得很的人在说：“你们看，我们的生活瞬息万变，生活使人得到改造。”生活当然使人得到改造，这话并不错。但是，“左”倾分子却由此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他们说：“学校不起作用，学校必将消亡[9]，因此，一般说来，重要的是让儿童了解周围的生活，至于学校，则是无足轻重的。”这种“左”倾理论当然会对未来作出错误的估计，在生活中就会忽视学校，这个问题是必须引起重视的。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提出如何安排和组织学校工作，如何真正按新的方式搞好学校工作的办法。但他们却不提出这种办法，而是回避目前的困难，不去寻求新的途径，说什么：“生活会产生影响，而学校……学校对我们说来却无关紧要。” 党对学校是怎样看的呢？我们首先引用一下列宁同志对学校的论述。1918年8月，他在国民教育代表大会上说：“必须竭尽全力和运用一切知识来尽快地建立我们未来的劳动学校，因为只有这种学校才能使我们将来能避免目前这种已持续了四年多的一切世界冲突和战争。”[10]目前正在争论不休地讨论学校是否将要消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列宁关于学校具有重大作用，要我们十分重视学校的指示。列宁说，我们必须把全部力量、精力和全部知识用于建立我国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此外，如果我们看一看我党的党纲，那么大家都知道，党纲上谈到了学校，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在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的影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11] 你们看，党纲第十二节十分重视学校。学校应该按新的方式培养全体儿童，我们苏维埃学校的利刃应该把各个阶级的最后一点残余的杂草铲除干净，应该把青年一代培养成能够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的人。如果我们从列宁的上述言论出发，从党纲第十二节出发来看待9月5日发布的中央决定，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决定是符合上述路线的，因为决定指出要重视学校——学校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部分。要千方百计办好学校，为提高学校质量而努力。 另一个问题，就是教学大纲问题。在这方面，也存在“左”、右两种倾向。我们知道，有一部分人这样主张：“不要经常修改大纲，最好让大纲稳定下来。旧的课程一定要保留。一般说来，这里没什么可以自作聪明”；至于生活的不同要求，科学不断前进，因而要选用新的事例，采用新的分类法，对于这些，右倾分子中谁也不说一句话。他们也绝口不提教学大纲应该充满马列主义精神，这是右倾。 但也有另外的论调，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开始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化、开始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之后。由于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确非易事，毫无经验可循，于是这些人就说，没有必要搞新的教学大纲，应该向沸腾的生活学习。与其说是教学大纲重要，毋宁说是“号召”重要，口号重要。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学校教学的核心（奠定世界观基础）就不复存在了。我们不是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而是把教学大纲丢在一边。不用教学大纲，而采用各种“草案”。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些“草案”，把1，2，3，4年级贯通起来，完全谈不上教学大纲知识的衔接性和系统性。于是就提出了各种口号：“大家都来完成工业财务计划！"“人人都要参加文化革命！”这些口号成了一级学校的工作要求，全体都要照此行事。当我们指出：这样下去，孩子们就无法学习，就不能逐渐地积累知识，孩子们就不会感到自己有所提高。这时，他们就会回答我们，说：“您这是什么话？生活要求这样做！”这当然是“左”倾。 党是怎样说的呢？我还是想从列宁同志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谈起。您们都知道，他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过，“只有把教育组织和训练青年的事业加以根本改造，我们才能使这一代青年努力的结果是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12]列宁说，必须依靠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他反对资产阶级学校，反对资产阶级学校的教学大纲。他在1918年全俄教育工作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资产阶级学校使青年人满脑子都被一些最粗野的偏见所填塞。[13]资产阶级学校的教学大纲充斥了谎言和诬蔑以取悦于资产阶级。中央的决定是怎样讲这个问题的呢？决定指出，儿童应该掌握知识，掌握全部科学成就。不是掌握片断的知识，而是需要掌握系统的知识。每个成年工人之所以特别赞成这一点，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工人还是儿童，似乎都是“通过空气”来获得知识：读报纸，听报告，听收音机。获得的知识不少，但缺少什么呢？缺乏系统性。他们有知识，但这些知识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怎样把这些知识统一到一定的体系里去，却不甚了了。现在上学的工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要把这些零碎的知识纳入一定的体系，他们要奠定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他们要使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成为亲切易懂的。系统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整个教育和教学工作中对系统性的意义估计不足的现象，是极其有害的。所以党特别强调不要讲授片断的知识，而要讲授系统的、科学的知识，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不掌握技术，不掌握科学，我们就不能按照要求进行建设工作。 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斯大林指出，要掌握技术和科学。他把全国人民所感受到的东西用自己的话表述出来：必须掌握科学和知识。 您只要看一看广大工人、集体农民目前对待知识的态度，您就会懂得：忽视教学大纲是不行的，对掌握系统化的知识，对掌握极其科学并经过检验的知识一事的意义估计不足是不行的。资产阶级学校力图通过教学大纲向儿童灌输各种谎言和诬蔑，力图煽起沙文主义，力图把儿童培养成奴才，他们对历史事实大肆歪曲，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就应该授予儿童经过严格检验的、科学的知识，我们就应该极其认真地对待教学大纲的制定工作，反复从科学的观点对教学大纲进行检查。我举一个例子：不久前，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的同志说，我国植物学教科书至今还是采用的林奈[14]的体系，这是一个受到科学批判的旧体系。我们不能把这种东西列人教学大纲，不应采用在科学上早已陈旧了的体系。所以，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教学大纲必须从这个角度好好加以检查。 我们都看到，党的决定目前非常重视教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加以考虑。 下面再谈谈怎样教。怎样教的问题牵涉到对儿童的了解以及对教学法的认识这两个问题：怎样向孩子传授知识，怎样对待孩子，怎样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有右的偏差，也有“左”的偏差。这些偏差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右倾的特点是什么呢？右倾观点认为：儿童是一个幼小无知的生物，他的使命就是多多听取父母和老师的教诲。我们之所以应该教育儿童，引导他们，一举一动都要督促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幼小无知。这是一种右的偏向，对儿童估计不足，不相信儿童。这种偏向极其有害，至今仍有表现。我有一次曾经与一位老教师谈话。他对我说：“怎么能跟孩子谈政治，孩子们懂什么政治？”然而事实上孩子们自己现在常常在谈论政治。您不妨试试，现在不跟他们谈政治行不行。列夫·托尔斯泰早就说过，当农村要重新分配土地时，学校里简直不可能上课：任何一个最优秀的教师都不能上课，因为全体儿童都想着农村正进行的重新分配土地的事。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竞赛。如果有的孩子住在工厂附近而对社会主义竞赛毫不关心，那您会怎么想呢？我记得，过去开展罢工斗争时，我正在彼得堡涅瓦关卡外[15]工作，有人对我说，一个学生到学校来对老师讲：“咱们罢工了，我跑在最前面，狠狠用泥团揍了厂主一下！”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母和全体工人都反对黑帮分子厂主，用罢工来反对这个厂主。他们也反对厂主，也想参加这一斗争，他们参加这一斗争的方式是朝厂主扔泥团。孩子们想参加周围的生活，教师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与他们谈到政治，他们自己也要谈到政治。我记得我们流放时[16]，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常常来玩，有一次我发现他站在那儿，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谁在说谎，是乡主席说谎，还是政府说谎。”当然，他是机械地重复他听来的话。他常常跟他父亲到乡里去，听到乡里的农民在说“不知道谁在说谎，是乡主席说谎，还是政府说谎”，于是他就重复，这么反复讲十来次，他就记住了，等到将来，他就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不跟儿童谈政治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却有人说：“没有什么年龄特征，儿童什么都知道，他们什么都懂，不怕负担过重。”我国的儿童了解并懂得很多东西，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我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两岁的孩子与六岁的孩子也会有区别；而6岁的孩子与14岁的孩子也有区别。所以不能置年龄特点于不顾。那种认为可以不考虑年龄特点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什么儿童一切都会，说什么没有年龄特点，这些论调是大错特错了。我们要认真研究年龄特点，我们要了解这种年龄特点，并且要知道应该怎样根据年龄特点使儿童全面发展。我们要学会全面培养儿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善于对待儿童。当然，研究儿童并不是制定各种研究模式等等，而是要掌握现有的科学成就，因为这种成就能向我们指明研究儿童的途径。所有这些都应在观察儿童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必须承认年龄特点。认为儿童什么都能干，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划上等号，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现在谈谈教学和教育方法问题。右倾分子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什么呢？右倾分子会说：要知道，方法是世世代代形成的，在这个问题上别自作聪明。要知道，过去教育出来的孩子要比现在好，纪律也比现在强。昨天，列宁格勒区开大会时，有人递了一张条子：“你们的方法行不通，学校里秩序太乱。”落款是“一个过路人”。不过我知道他来自何方。这里的问题在于：对待儿童，对待学习，采用的是世世代代的老办法，人们害怕这种老办法遭到破坏。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左”的偏向。我们的新方法源于西欧、美国，我们在采用这种方法时没有对它加以检验，没有认真加以研究，把各种方法团圈吞枣地接受下来。认为“设计教学法[17]是唯一的、万灵的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并未受过检验。是否应该向西方和美国学习方法呢？当然应该。举例说，我就记得列宁曾让我办过这么一件事。杜拉柯夫教授[18]去过美国，列宁对我说：“你问问他，美国人用的什么方法。”后来，一位老党员的妻子来了，她在美国住了20年，回国后参观我们的农村时，她说：“您们农村能做的事太少。在美国，那里的居民会做很多事。”列宁对我说：“详细了解一下他们是怎样培养各种能力的。”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的全部经验，看看他们采取什么办法和用什么态度对待成人和儿童。当然，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的观点为依据。如果我们只是盲目照搬德国的方法、美国的方法，那就一点好处也没有。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教的是谎言和诬蔑，那是用的一种方法，而如果教的是真正的科学，如果教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那就要用另一种方法。我们只能采用那种对我们适用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方法。我们应该对这一切进行深入的改造，以便真正能形成一种我们需要的方法。 就拿设计教学法来说吧。在与杜拉柯夫谈话之后，受他的影响，我开始看了一些美国书籍。书中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提到要把设计教学法用于农业。某校的学生要搞一项设计，比如说，要设计一个鸡笼，因为他打算养鸡。他设计怎样搞这个鸡笼，从何地能弄到有关品种的鸡，并且拟定一个完整的经营计划。这一计划送交学校讨论，由教师提出意见。教师和全班同学一起到提出这个计划的学生的经营地方去，与家长们一起讨论这个计划，然后签订合同。这里有什么值得借鉴之处？这种值得借鉴之处在1923年给人什么启迪？首先，学生学会了计划，学会权衡各种手段和条件。我们俄国人要认真学会做计划；不仅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做计划，而且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都要做计划。否则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某个工厂刚修建一个新车间，过了一年却把这个车间拆了另建一个。一栋房子，今天维修，明天弄坏。由于我们俄国人不会做计划，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没有计划，不善于考虑各种条件，不会做计划，这是一大缺点。我们要学会做计划，列宁说过，我们应该学会工作：“我们俄国人要学会工作。”他晚年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他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说，我们要学会工作[19]。我们要掌握工作的技能。这种技能我们还未彻底掌握。而由于设计教学法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学会制订计划、权衡条件（在许多细节方面让我们学会），可以使我们学会工作，所以这种方法还是很可贵的。美国的设计教学法中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它体现了务实观点，目的方针明确，注重个人利益和物质刺激。一个学生养鸡，然后按一定价格出售，这个学生拍拍口袋，表明他赚了多少多少钱。这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像一根红线贯穿在美国的各种设计之中。因此，我们从这种设计教学法中所能学到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就是：设计的能力，计划工作的能力，而个人主义则是我们不能吸取的。 1923年讨论这种方法时，主要是从政治教育工作的观点出发来讨论的。我们主张在俱乐部工作和教学工作中采用设计教学法，目的在于多关心俱乐部的成员，多考虑他们的兴趣所在。这种设计教学法在政治教育工作中未能推广，它更多地是用于农业小组中。青年农民学校根据我们的精神把这种设计法加以改造后，也开始采用了。城市学校几乎没有采用。最近一段时期，大家认识到：学校应与生活保持更紧密的联系，理论应与实际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而设计教学法却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的），加之生活本身也有此要求，所以设计教学法在我国采用得就很广泛了，而采用得最广泛的是一级学校。不过对它的采用很有特色，什么东西都随心所欲地叫作设计法，例如把各种宣传工作也叫作设计法。当“帮助我国工厂完成工业财务计划”这一口号提出后，也把这叫作“设计法”。为什么？这里哪有什么计划，哪有劳动力配置，哪有克服困难之处，哪有公益效果？这些都没有。结果，我们往往把一些与设计法相距甚远的东西叫作设计法，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而名副其实的设计非常之少。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我收到孩子们一封来信，孩子们在信中说，他们决定按设计法进行工作；他们在信中非常具体地、用孩子的口气讲到他们怎样制定这种设计；其中谈到扫盲工作等等。信的详细内容我记不住了，这封信不在手边。这当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设计。 如果认为其他一切方法都要淘汰，什么研究法、劳动法、直观法都要淘汰；认为有了设计法，其他方法都可弃置不用，这种态度当然是错误的，不值一提的[20]。我们在培养实际的计划能力时，很需要设计教学法。当我们谈到五年计划，谈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时，全体教师都认识到，我们应该教儿童学会有计划地工作。但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却不知道，于是就把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所作的尝试，统统称之为设计法。这样一来，设计法就成了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有人就主张不要搞教学大纲了，只要提出一些设计就行了，等等。这样做行吗？这当然是对设计法这一概念本身的歪曲，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所以中央指出必须寻求新的途径。中央的决定要求建立一个研究所，派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优秀而又坚强的干部到那里去，让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出发研究出一些新方法，能真正寻找出一些如何合理地、正确地安排教学工作的新途径。但是中央提出对新方法要慎重，新措施要通过试验来检验，要对我国学校目前进行的工作加以认真的研究。可是您们都知道，我们非常不善于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宣传。有时个别学校采取的办法和新的方法很好，而对此却沉默不语，认为“既然学校一切都好，那就行了。难道有必要登在报上？报道一下也好，但是没有时间写。”恰恰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就忽略了普通教师所进行的巨大的创造性工作，而他们是在教育儿童，是在考虑如何更好地把知识传授给儿童以及考虑用什么方式来合理地组织学校生活的。中央还提出，我们研究所要特别重视对经验的检验，要推广经验，使个别的创举成为集体的财富，使这项工作成为一项能经受检验的工作，使整个这项工作贯穿一种精神，即辩证唯物主义精神。要三思而后行。对我们的教学法也应如此。我们迫切需要新方法，因为我们首先要合理地安排教学工作。教学工作的安排要能做到合理分配儿童的时间。 我国的一批青年教师，毕业于七年制中学之后，上了四个月的短训班。我们对他们应予关心。这些教师在学校的工作如何呢？他们对孩子很好，他们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使学校井然有序。同志们都知道，我国现在的七年制学校能使儿童获得一定的组织熟巧。的确，只要我们看一看我国的学生，看一看我国的少先队员，并且把他们与旧学校的学生加以比较，那么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学生与过去完全不同。旧学校的学生什么也不会干，而现在的孩子就组织方面而言，都是一些心灵手巧的人。诚然，他们难免写错别字，把“彼得罗夫”写成“皮得罗夫”，但是，我要再说一遍，就组织方面而言，他们都是一些心灵手巧的人。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来，青年教师教学经验往往不足，他们不懂教学法。举例说，他们往往一连两小时教数学。而我们的教学法跑到哪儿去了呢？教学法，你在何处呢？研究儿童，又表现在何处呢？因此，应该让我们的青年教师知道怎样安排儿童的时间，怎样把教学大纲的时间安排得很经济，以免用一刻钟的时间去倒墨水或找书，或者瞎忙一阵，而这种情况在学校里是屡见不鲜的。学校里的整个制度要非常合理，而这取决于很多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轻纪律问题的难度。我已讲过，目前中央特别重视教学法，中央号召学习教学法，因此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工作，既要制订新的一般教学法，又要制订个别学科的教学法，即分科教学法。所有这些问题都要从科学的观点加以考虑，因为每门知识都有自己的结构，必须使教学法与内容联系起来并且符合我们总的方针。 同志们，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教师问题上也存在着种种偏向。右倾分子说：“教师乃一校之主”，而不说明是什么样的教师。“左”倾分子则说：“教师对学校的工作干预得越少越好。他要撒手不管也非坏事：学校将会更快成为儿童组织。” 中央的决定十分关怀教师。只要我们翻阅一下决定，我们就会发现，决定中谈到了物质待遇，谈到要从教师中提拔一些最有才能、最有牺牲精神的教师；决定还反对把教师当作某种无足轻重的人。中央指出必须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提拔最有才能、最有牺牲精神的教师。中央指出要从教学法上帮助教师，中央特别强调教师的质量。 末了，我要讲讲儿童组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既有右的偏差，又有“左”的偏差。有些教师往往认为：儿童组织、学校组织都只不过是教师的助手；学生委员会只应该召集家长开会。教师自己出面召集家长开会目前有所不便，而如果由学校组织来召集，则情况另当别论。右倾分子就是这样看待学校组织的，他们把学校组织的巨大教育作用忘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则是“左”的偏差。“左”倾分子说，成人对学校的干涉越少越好。中央是怎样讲的呢？中央承认学校组织的重要性，但是学校组织应该关心学习质量的提高，激发儿童以自觉的态度对待事业，养成自觉的纪律。我们知道，有许多途径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学校的儿童组织如何提高学习质量？右倾分子认为，学生委员会应召集家长开会，一般说来它应极其严肃。但我们知道还有别的途径。我们知道，即使在旧学校里，成绩好的学生还经常帮助学习比较差的。我们应该关心的是，让我们的学校组织、儿童组织尽力把这种互助搞得更好，并且形成一种儿童舆论。你们都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儿童对同学的意见比对教师或家长的意见更容易接受。所以，在儿童组织中形成这种舆论，让孩子们反对不守纪律、不讲秩序的表现，让他们经常帮助比较差的同学，所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巩固纪律的共同工作和这种互助，对学校说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要让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认真讨论这一问题。 同志们，您们都已看到，中央的整个决定是对我们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实际指示。决定中还有对马克思主义教师的指示，决定中谈到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应该研究一下如何在教师的日常工作中对教师进行教学法帮助的各种基本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的工作，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综合技术教育部的工作搞得最有意思。该部制定了文化计划。但是现在考虑到中央的决定，我认为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就是我们应搞好研究儿童和儿童集体的工作，深入研究如何组织学校工作、安排全校生活的问题。要特别重视对各种方法的讨论、制定，重视教学大纲和大纲内容的讨论。在这方面，对我们说来重要的是尽可能密切地与普通教师加强联系，帮助他们搞好教学工作。我们应该这样来帮助教师，使他们的每种主张、倡议和新的创举都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而做到人人皆知。恳请大家鼎力帮助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一决定。 *报告作于1931年9月12日。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1年，第10期）。 [1]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系根据联共（布）中央1929年8月5日《关于国民教育领导干部的决定》而成立的（1930~1935年），附设于共产主义社会科学院，其宗旨是对教育学、教育和教学等方面的理论问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反对敌视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潮，协会下设教学法理论部，综合技术教育部，学前教育部，民族部，政治教育部和外国教育部。协会主席为娜·康·克鲁普斯卡雅。 [2]指联共（布）中央1931年9月5日发布的《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参见：《苏联的国民教育。文件汇编。1917~1973年。》莫斯科，1974年，第156-160页）。 [3]中师系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员和幼儿园教养员，始办于1920年（1937年改为师范学校）。 [4]基础学校是一种普通教育学校，它是附近各小学的教学法中心。高等师范院校、教学法科研机关都广泛利用基础学校进行实习。 [5]实验示范学校建于1918年，其宗旨是通过实践检验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理论原理，通过实验提出教育和教学的新形式和方法，向群众学校推广自己的经验和成果。1922年3月，为了领导这些学校的工作，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总局成立了实验示范学校工作处。1937年4月20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实验示范学校改为群众学校。 [6]即机器拖拉机站。 [7]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的决议》规定，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加强对他们的教学法指导（成立模范学校，建立视导员、教学法专家工作组，提高教学法刊物的质量，等等），大量培养新的教师干部。 [8]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的决议》指出：“……中央要求各级组织展开坚持不懈的斗争以反对教育工作中机会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歪曲党的政策的表现。只有加强对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加强对‘学校消亡’理论和贬低教师作用的言论的斗争，才能保证与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道路上的主要危险进行的斗争取得胜利，才能保证与歪曲党的政策的右倾机会主义表现进行的斗争取得胜利，因为这种错误言行反对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妄图保存旧的等级学校，使理论学习与实际严重脱节。”（《苏联的国民教育》，第160页） [9]指所谓的学校消亡论，这种理论20年代末在苏联教育界颇为流行。它是学校工作方法研究所的领导人B．H．舒尔京和M．B．克鲁平尼娜提出的。他们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学校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青年一代的教育和教学将通过不同形式的校外工作来实现。联共（布）中央在1931年至1932年发布的几个决议中揭露了学校消亡论反科学的实质，强调指出了学校和教师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将不断加强。 [10]列宁的这段演说是克鲁普斯卡雅据《真理报》（1918年8月30日，第184号）的原文摘引的。 [11]《列宁选集》，第3卷，第746页。 [12]《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1页。 [13]同上书，第28卷，第67-70页。 [14]林奈·卡尔（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学家，植物和动物分类体系的创始人，反对有机界历史发展的思想。 [15]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于1891~1896年在彼得堡涅瓦关卡外工人星期日夜校任教。 [16]克鲁普斯卡雅和列宁于1898~1900年在叶尼塞省舒申斯克村流放。 [17]设计教学法是一种教学组织形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盛行于美国。在采用这种形式时，由学生自己定出计划去完成某些实际作业（设计）而在此过程中掌握知识、获得技巧。这种学习制度导致狭隘的实用主义，对学习过程中理论材料的意义估计不足，不能保证牢固地、系统地掌握科学基础。克鲁普斯卡雅在探讨把设计教学法用于苏联学校这一问题时，不止一次地谈到在采用这种方法时要取批判的态度，并且指出了把这种方法当作学校教学中万灵方法的错误思潮。联共（布）中央1931年9月5日《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对设计教学法作了批判。 [18]H．M．杜拉柯夫（1875-1938)，系苏维埃科学家，干旱土壤学专家，教授，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 [19]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9页。 [20]参见《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10卷，俄文版，第139-142页，第311、331页。
论儿童的学前教育（在全苏学前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儿童的学前教育* （在全苏学前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 同志们，大家也许都读过了今天报上刊载的斯大林同志的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讲到，工人们英勇顽强地劳动，积极参加突击手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他们也还有某些别的要求，即文化方面的要求。 同志们，其中的一种要求就是大规模开展学前教育。 我曾经到过奥列霍沃祖耶沃。我到那儿本来是去解决图书馆工作问题的，可是在各种会议上，大家却不谈图书馆工作，而谈学前工作。女工们纷纷发言，强烈要求学前机关多收儿童。他们那儿有几所学前机关办得极好。 我曾经参观过一所幼儿园，这所幼儿园设在俱乐部里。我推开门一看：一些孩子站在那儿，站成一排，严肃认真，正准备洗手。这时一个小女孩瞧着我说：“婶婶，你不守规矩，怎么能穿着大衣进屋呢？”学前教育，这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们正按最新的办法教育儿童。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机构为数太少，简直是在捉弄人。虽然这几年学前机构有所增加，但是与目前的要求比较起来，规模当然还是很小的。我们要使娃娃们百分之百地到学前教育机构学习，当然，首先是接纳女工的孩子。现在，妇女都参加了生产，没有人照管孩子。而我们有什么设施呢？当然，我们在报纸上都看到了，新建筑群的设施齐全。乍看起来，这是一件大好事。可是我们知道，在新建筑群工作的都是单身汉，成了家的人要到后来才搬进去，那儿的孩子为数很少，他们的问题好解决。举例说吧。我收到由谢里马什斯特洛依寄来的一封信。那里的情况如何？信内只谈到托儿所，而没有谈到幼儿园。谢里马什斯特洛依有一万五千工人，入托儿所的孩子共192人。至于托儿所的工作情况如何，信中没有谈到，但是谈了一些别的情况，这些情况说明那儿的学前教育工作也不怎么样。信里说，工人有食堂，工人家属却没有食堂。孩子们则任何食堂也没有，因此很多工人都想把自己的饭菜带回家去喂孩子。于是一个民兵就站在食堂门口，不准工人把饭菜带回去。这样一来，由于父母都很忙，孩子们只得吃饼干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人照看他们。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学前工作的范围应该大大扩充。我认为，这里的关键不在经费，虽然我深知学前工作的经费多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这话的意思当然不能这样解释：既然关键不在经费，那好，不要钱也行。这样理解当然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途径和条件来开展这项工作，而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又会找到开展这项工作的经费来源。扫盲工作刚开始时，我们都在说：从哪儿弄钱搞这项工作？可是，当工人们认真抓起这项工作，把基层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当这项工作有了很大规模，如像在中央黑土地带省[2]那样，在过去文盲充斥的国度，全体农民人人参加了学习，这时，经费问题已不在话下了。问题已不在经费了，而摆在首位的是任教的人员了。 当然，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学前机构要采用三班制。就连一般学校也不行。到第三班时，低年级已不能上课了，更不用说学龄前儿童了。这样做就变成了：孩子们白天在街上东游西逛，然后再到学前机构呆几个钟头。本来，学前机构的目的，就是要照看那些眼下无人照看的孩子。 前几天我接待了一位美国人。她向我提出了各种问题：妈妈们怎么会同意成天把孩子放到一个什么地方的幼儿园里呢？我回答说：“因为当妈妈在企业或其他工作单位的确很忙。”她说：“不管怎么说，凡是能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妈妈，大概都不会愿意把孩子交出去的。”我只得向她解释，我国的社会工作很发达，要是一位妈妈不在工厂干活，她也会去从事社会工作的。但她对此似乎毫不理解。她具有的是资产阶级心理，与我国女工的心理完全不同。 我曾经同一位女工谈过学前工作。她说：“我为什么愿意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呢？当然，我也可以雇一个保姆在家里，不过我希望我的孩子受到新式教育。”所以我就尽量向来访的这位美国女士解释，我国女工之所以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不仅是因为家里无人照看，而且还由于她希望孩子受到新式教育。这种教育应该是共产主义的。如果我们主张三班制，如果我们只关心多收些孩子，而质量却不断下降，这当然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我们要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儿童有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一整天）呆在学前机构里。所以，首要的是规模，要让百分之百的儿童能上学前机构；其次，学前教育应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两项任务。 列宁谈到扫盲工作时曾说，如果工人们自己把这件事承担下来，那就会有很快的进展。学前工作也是如此。如果群众自己把这项工作抓起来，那这项工作就能进行下去。你们大概都听说过和读过萨拉托夫市的经验，都了解他们如何实行分别对待的计划，如何尽力让每个孩子都上幼儿园，如何与家长们讨论谁能给他的孩子所在的幼儿园什么帮助。据说，目前萨拉托夫市已有62％的儿童上了学前机构。这不仅对工人的孩子，而且是对全体儿童。萨拉托夫已有62％的学龄前儿童上了幼儿园。当然，这个较大的数量只是与别的城市比较而言的，该市的经验却可能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不过我相信，生活中还可以找到更多途径来广泛地开展这项工作。 我要说，我国的教育刊物对这项工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我有一份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的杂志《共产主义教育》[3]，今年我一直在看这份杂志。上面没有发一篇学前教育的文章。我担心《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4]也是一篇也没有。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发现这份杂志果然没有发这方面的文章时，我真是大吃一惊。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们要更加关心这项工作。在这方面，应当采取普及教育那样的办法。 你们知道过去普及教育是怎么搞的吗？事先规定一定的指标：设置多少学校，招收多少学生，缺少多少教员，缺少多少校舍。然后抽查三四个指标，就可以看出这项工作的进展。刚开始时，大家想尽量把检查的范围搞得广泛一些，但是后来却只搞了几项指标。同时向各省和地区发简报，报导各地工作进展情况。我认为现在也应采取这种方针和检查办法，这样就会大大推动工作。人人都能注意到工作的进展。要不断采取措施来扩大这项工作的规模，而报刊在这方面应该做很多事情。我们有了文化进军[5]的经验；我们要把学前教育方面已经开展起来的工作进行到底。 在开展学前教育进军的同时，还必须组织卫生进军。卫生部或医卫工会的工作人员应该像教育工会中央[6]那样把这项工作抓起来，并且也要坚持开展这一运动。要让医生、医士和全体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参加并帮助学前教育工作人员和从事这项工作的文化大军，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儿童卫生保健知识。 我们要努力造就身体健康的一代，要让下一代从小健康强壮。这是自不待言的，因为我国学前教育工作人员很注意儿童的生活条件，让每个儿童有一张小床，让他们经常洗手，保持清洁，逐渐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是一项很大的成就，不要估计低了。我总是说学校工作人员应向学前工作人员学习。我国的学前教育工作很重视儿童的健康，而学校在这方面则差得多。我认为这件事不容忽视，不能削弱，恰恰相反，要加强，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学前工作人员都是一些热心肠的人。现在他们很多人员主张让儿童参加完成工业财务计划的斗争，要他们参加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等等。这都是些好主意，我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否因为这样就可以削弱、忽略保护儿童健康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呢？我认为一点也不能，这项任务过去和现在都很重要。在个人健康上，童年的早期对一个人以后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努力保护儿童健康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为此，要建立各种儿童活动场所，采取各种措施使儿童夏天能有很多时间在露天度过，冬天也能呼吸新鲜空气。所有这些都极其重要。儿童的饮食问题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什么人。要知道，工厂和集体农庄的新技术劳动，这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一种集体劳动。正是这种集体劳动可以养成工人阶级的心理，可以培养具有集体农民的意识。关键是这种集体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集体劳动将在我们苏维埃国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要把儿童从小培养成集体主义者，也就是说，要把他们培养成善于从事集体工作、适应集体生活的人。应该说，我们学前教育处在这方面也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如果把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与资产阶级的学前教育加以比较，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学前教育工作采取的是培养集体主义者的方针，我们培养儿童能友好相处，会干活，能互助。要使他们养成一定的熟巧，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集体工作应该如何安排。我想说，在学前工作方面，尤其是在学校工作方面，开始时往往把集体理解为无人负责。这件事由集体做，那件事由小组做，还有一件事由班级做，但是，班级里由谁去做，到底要做什么，往往不清楚。常常有这样的事：从事活动的只有两三名儿童，而其他的人则不知干什么。低年级的儿童往往也是如此。有时展出一些图画，虽然不怎么好，却还是孩子们大家各自动手画的。可是有时展出的却只是一些画得最好的图画。三个孩子画的，你一看却大为惊叹：啊！咱们的孩子们画得多好啊！但这是全班画的吗？不是，只不过几个人。其他孩子的画根本未展出。我们今后应特别注意让全体儿童人人都参加活动，参加劳动，参加儿童生活的建设，从而使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学会集体工作，让每个孩子都能量力完成哪怕一小部分工作，让他们参加共同的活动，根除学前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甚至在大学生中更为明显的）现象。现在，生活使我们认识到，集体不应理解为无人负责。恰恰相反，生活要求每个人善于与别人共事，善于与别人一起安排生活。 我们经常谈到国际主义教育，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向儿童讲述某些原理，那就得不到应有的效果。我不妨向您们讲一个例子，是年龄稍大一点的学龄儿童的例子。 我收到了一封信，好像是乌兹别克斯坦一所儿童之家的俄罗斯孩子写来的。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懂得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意义。我们附近住着一些野蛮的乌兹别克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成为有文化的人。我后来给他们的老师写信说，要向孩子们讲讲乌兹别克人生活的一些情况，说明乌兹别克的儿童在某些方面比俄罗斯儿童强。显然，乌兹别克儿童的游戏就非常有趣。凡是儿童的生活接近自然的，他们的游戏就非常有趣，他们明显地比俄罗斯儿童跑得快。不要讲乌兹别克儿童落后的一面，要讲他们比俄罗斯儿童强的一面。 总之，在民族问题方面，我希望找出一些正面的东西告诉孩子们，否则他们嘴上说得头头是道，行动上却表明他们一窍不通。比如说，如果集体活动安排得很妥贴，如果儿童养成了在集体中友好生活的习惯，那么在此基础上就比较容易向他们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在反宗教宣传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往往把反宗教宣传理解得非常简单：只是告诉孩子们没有上帝这回事就得了。不久前我碰到两个小女孩，只有六七岁光景，都是领导干部的孩子。她们边跳边拍手，两眼望着天空说：“没有上帝没有天，没有天使和神仙！"可是后来一个女孩却说：“你知不知道：一个男孩对我说，树影是活的，树木也是活的，什么都是活的，一切都是活的。你以为树木什么都不懂吗？它们什么都懂。”这是典型的万物有灵论，典型的神秘主义。一方面认为没有上帝，而另一方面孩子们却在信奉一种原始的独特宗教。重要的是根除宗教。在这方面，养成友好地集体地工作和生活的习惯，使孩子们不是把“我”放在首位，而是把“我们”放在首位，这样就有助于消除任何宗教情绪。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例子可以用来对学龄前儿童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奥尔洛娃同志[7]对我谈起过这样一件事。几个孩子给菜地浇水、施肥，其中有一个孩子说：“浇不浇都一样，就看上帝怎么样：上帝高兴，地里就能长东西；上帝不高兴，地里就不长东西。”这时另一个男孩就建议说：“那就把这块地浇上水，算我们的；那块地不浇水，算上帝的，怎么样？”于是他们就在自己那块地上浇水、施肥，结果地里生长的蔬菜非常好，而上帝那块地里什么都没长，全干死了。后来他们把自己的父母领来看：上帝地里什么也没长，全是一片荒草，而要想地里东西长得好，就得浇水和施肥。 这种反宗教宣传自然会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既然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集体主义者，那我们就要把他们培养成智力发达的人。我认为，我们学前处的工作路子是对头的。每当我读到这样的材料，说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张罗着带孩子们外出参观游览、庆祝节日活动等等时，我总是非常高兴的。这种做法可以大大开扩儿童的视野。 去年冬天我在列宁格勒。十月革命前，我曾在那里的一所星期日夜校工作过。这所学校在涅瓦关卡外，现在这地方叫沃洛达尔区。那里当时有许多纺织工厂。涅瓦河对岸还有一家制呢厂，这家制呢厂的厂主叫托仑顿，他总是从斯摩棱斯克省的几个村招募工人。他让他们过本教堂的节日，挖空心思不让他的工人到涅瓦河对岸去，因为施里谢尔堡驿道的工人们都很革命。这已是90年代的事情了。这次我到沃洛达尔区去时，看了我过去工作过的一些地方。我看到了隔岸远处的这家工厂。随行的一个同志对我说：“您知道吗，托仑顿工厂至今还有一些工人从没到这边来过。” 岁月流逝，发生了1905年的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也已13年多了，而这些工人现在的生活还一如过去，与世隔绝，像受了催眠术一样。 我以前在农村住过一段时期。常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往往从未到过邻村，她的思想甚至未曾逾越过本村的范围。 因此，学前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扩大儿童的视野，尽量让农村的儿童了解城市的生活，参观企业，让他们看看拖拉机和轮船是什么样。要从童年起就扩大儿童的视野，使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闭塞。尤其是妇女，她们的闭塞简直令人惊讶。现在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忘记了。 要推广儿童的经验。我曾经看到一个五岁的孩子用木铲去敲打石头台阶，于是保姆就说：“瞧，铲子会把台阶弄坏的”，可这个小孩（他上过幼儿园）一本正经地瞧着她说：“你怎么这样说呢，难道木头还能打坏石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认识物质，熟悉物质——这非常重要。特别重要的是幼儿园要让儿童多获得一些生活经验，让他们了解动植物的生长情况。哪怕让他们多少了解一些，那他们也就会变得比以前的儿童聪明一些。 我们的儿童常说：我们是活泼的儿童。这是对我们学前机关最大的称赞。我曾经参观过瑞士和法国的幼儿园，看到它们努力把孩子们从小就培养成听话的人。有一次我问一位主妇：在所谓母性学校里究竟教孩子们学些什么？她回答说，教他们学习模仿：教师举起一只手，那么他们就得举手。资产阶级的学前机构绝不培养儿童的思维能力和独立自主精神。它们只会千方百计摧残儿童。而我们却要大力发扬儿童的独立自主精神，让他们更多地具备这种精神，善于观察周围的生活，更加成熟地对待生活。 现在，我们都在努力掌握技术。我国学校长期未能成为真正的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但是近几年来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儿童更加接近工厂企业了，他们经常到厂里去，而全体工人也发现孩子们在努力掌握技术。 我不打算详细谈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这种趋势已把我国学校引上了完全不同的轨道。在我国学校面前展现了条条新的道路。我国正在为掌握技术而斗争。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在考虑应该帮助学前儿童掌握技术。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必须考虑年龄特点。不过，不管儿童年龄多小，都必须唤起他们对技术的兴趣。天上的飞机，身边驶过的汽车、拖拉机，日常用的缝纫机，所有这些都能引起儿童的注意。他们对这一切都怀有天生的兴趣。应该大力培养这种兴趣。我们要出版一些有关的儿童读物，生产一些有关的玩具，开展一些有关的游戏，等等。 我们的儿童游戏往往毫无特点。例如，4岁的儿童总是玩红军打白匪。可是他们根本不懂得红军和白匪到底是什么，只是做游戏玩玩。于是他们彼此就厮打不休：一部分人当白匪，另一部分人当红军。他们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要狠狠地打。这种游戏只能起反作用。 有许多游戏可以锻炼身体，发展劳动技巧，提高视觉的精确程度，使人机智灵巧。我国学前机构应该大力开展那种可以培养人的机智灵巧、加强人的体力、培养达到目的的毅力的游戏，以及各种在劳动中具有极重大意义的游戏，这一点特别重要。 对掌握技术来说，最重要的是掌握绘画、建造的技能。这种性质的游戏也极其重要。不过，我们往往是这样想的：我们的孩子怎么会不去参加全国都参加的建设工作呢，当然要吸引他们去参加这项工作啊！这是对的。是应当吸引他们参加这项工作。他们自己也想这样做。我们知道，儿童是善于模仿的。他们看到少先队员为集体农庄运动、为工厂做了什么工作，这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就要学着去做。但这往往使我们心里盘算：儿童的劳动能为生产做些什么呢？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如果学前儿童能做点什么有益的事（比如撕麻屑等等），这从赚钱的角度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另一方面，如果强迫他们去干这件事，让他们去干一些对他们的成长无好处，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疲乏、厌倦的活儿，那就会影响他们的发展。我们要记着，当他们年龄还小的时候，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一亿分之一，两年之后，他们可能是百万分之一，五年之后，他们可能就是十万分之一了。儿童年龄越大，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我们要特别重视儿童的发展。 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记不起是谁了，大概是一个“只顾现得利”的人说的），孩子们喜欢做各种甜点心。很可能就有人让他们去干浇铸模型的活儿。我觉得这是很不恰当的，因为我们首先要关心的是爱护儿童微弱的力气。教儿童学会劳动是对的，但这种劳动应该是儿童感兴趣的，有助于他们的成长，而不能只从对生产直接有利这种眼光短浅的观点出发。 我们当然要着眼于生产，我们当然要为生产培养顶用的工人，但如果我们采取目光短浅的态度，希望儿童们眼前马上就为生产作出贡献，那可能适得其反。我们往往批评儿童，你为什么不做这、不做那，我们往往采取一些对成人有效而对儿童不适合的方法。例如，我十分担心在儿童中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这种做法。而我们往往盲目地搬用成人中的那一套。成人已经能自觉对待劳动了。对成人说来，社会主义竞赛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可是孩子们为了争得一个甜点心而展开竞赛，那就与法国学校一样了。那儿的五岁幼儿非常喜欢搞竞赛游戏，看谁是品德最优秀的孩子。凡是品德最优秀的孩子，就给以奖励，授予奖章，上面写着：品学兼优。他们经常在儿童中开展这种个人竞赛，使儿童的神经系统大受摧残。他们破坏了儿童之间的友好团结，损害了儿童从事集体活动的能力。如果我们在成人中，即在幼儿园工作的教养员中开展竞赛，这是很好的，因为他们明白这件事的意义，明白他们要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在幼儿中开展社会主义竞赛，那就会有百害而无一利。那就会使他们自高自大，认为自己什么都会；他们就会不去学习，而只会夸夸其谈。这种风气很不好，必须与之斗争。 我们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校里既有领导干部的孩子，又有工人的孩子。领导干部的孩子回家之后，他们的妈妈与他们一起谈话，做功课，他们念书就念得好些。可是工人的孩子回家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什么可读的，也没有人带他们学习。然后，学校里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那么结果又是如何呢？领导干部的孩子读得很流畅，可是工人的孩子却落在后面。得奖的当然是领导干部的孩子，而这些孩子的生活条件与工人的孩子却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从事儿童工作的教养员会敏锐地感到，这种社会主义竞赛对儿童说来是不妥当的。可是我们往往把那些在成人中间行之有效的方法搬用到孩子身上，这是不行的。孩子们的生活条件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因此这种做法是不行的。 我还想谈的是，综合技术教育这个概念不仅包括劳动技巧，不仅包括有助于形成这种劳动熟巧的知识，而且还包括组织熟巧。工厂、企业以及任何从事集体劳动的地方，工作本身都要求较高的组织性。您只要看一看工人，就会发现工人的组织天才处处都在显露。工人往往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如果拿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工人作比较，那么工人多半是优秀的组织者。其原因何在呢？ 原因在于，企业的全部劳动组织工作有助于培养这种组织能力。我国当前的集体农庄已进入到组织劳动的阶段。刚开始的时候，人们看到正在地里干活的拖拉机时，看到某些集体农庄的生活如何美好时，于是就大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至少在有些地区是如此。可是到了集体农庄之后，却不知道下一步将该怎么办，工作从哪里着手。他们等待着别人来给他们安排工作，自己却不会把工作开展起来。这是集体农庄运动初期的情况。可是现在我们都已看到，男女集体农民如何在生产会议上讨论各种组织问题，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些问题得到了提高。 克拉夫琴柯同志[8]任职于《农民报》，她不久前到过米列罗夫区。她带回一份速记稿。她在那儿住了两周，与许多男女集体农民谈过话，并且出了一些题目让他们做。但他们口头上讲得很好，可是提起笔来却不大会写，所以她就这样来进行这项工作。 举例说，一个女庄员讲了她们办托儿所的情况，但语焉不详。克拉夫琴柯向她提了许多问题，这个女工回答得很好，速记稿把她讲的内容全记了下来。结果写成了一篇很生动的通讯，语言很生动。这篇通讯反映出：一位女庄员能把她的全部感受表达出来。因此，这本小册子写得趣味盎然，因为这不是某一个人从旁代笔的，而是男女集体农民们自己亲口讲述的。这些文章生动地反映出在生产会议上他们讨论除草工作和劳动报酬等等的情况。而通过讨论这些组织问题，可以看出集体农民觉悟提高的情况。 其他到集体农庄去过的人也讲到了这样的情况。 由此可见，集体农庄现已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即集体农庄的工作也可以培养组织熟巧。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想把我国的儿童培养成未来有用的人，那我们就应该让他们从小就养成组织熟巧，让他们养成守秩序的习惯（按一定的方式把玩具或工具摆好），能够准确地交待受托之事，能两三人一起完成某项工作。我们要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要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这种教育。如果幼儿园能授予这种技能，那么，以后孩子们进了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之后就会进步得更快。 下面我还想谈谈计划性问题。要教孩子们做事要有计划，但是他们总是坚持不下去。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计划应该简单明了。学前教育工作者则是另一回事，他们应该计划儿童的工作。他们要考虑应该授予儿童一些什么知识才能使孩子们受到教育，得到提高，增强体质，掌握劳动熟巧和组织熟巧，等等。学前教育工作者要有这种考虑，但如果对儿童提出这种要求，要他们订一个长远的规划，那纯粹是乌托邦。在这里，重要的是让学前教育工作者制订工作计划，使她知道为什么以及怎么样来安排某项工作，而儿童只要了解一下就行了。不过制订计划时要考虑儿童的兴趣，因此计划要有灵活性，不要把计划变成官僚主义的计划，而是很有活力的计划。这就要注意儿童兴趣之所在，他们对周围生活的了解―他们对这些都会进行模仿，而这一切也会使他们深感兴趣。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来组织儿童的兴趣，把它引上一定的轨道，并且授予他们这样一些知识，使他们不断提高，成为自觉的人。在这里，要少说一些空话，多干一些实事。这当然不是说不能对孩子们讲任何重大的事情。有些成人往往认为儿童什么也不懂，实际上，五六岁的孩子就已经明白一些大事了。 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培养学前教育干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认真地做一些工作来大量培养干部，用两三个星期或一个月的时间讲授一些有关学前教育工作的初步知识。但是，由于孩子们经常提出各种问题，所以学前教育工作者在政治上要成为一个对周围形势有所了解和分析的人。同时，他们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医药卫生知识。所以在学习期间需要安排辅导课，经常举行讲座，交流介绍学前工作经验；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其次，全体学前教育工作者应该是一定集体之内的干部，他还应该对自己这一重大的工作有一定的认识。 同志们，请允许我祝贺教育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这次代表会议，希望您们在学前教育工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取得完满的成就，培养出一支学前教育工作者和文化战士的干部队伍，使我国的青年一代打下共产主义世界观基础，能够从小就以共产主义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各种现象。 *演说发表于1931年7月5日。第一次全文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著《论儿童的学前教育》，莫斯科，1931年。 [1]全苏学前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由教育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于1931年7月5日召开。 [2]中央黑土地带省存在于1928~1934年，包括目前沃龙涅什、库尔斯克、奥勒尔、唐波夫等省的疆域以及梁赞和土拉省的部分疆域。 [3]《共产主义教育》杂志系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政治教育总局机关刊，出版于1920年至1936年（刊期不同）。 [4]《走向新学校之路》系教育科学刊物（1922~1933)；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机关刊，1930年起为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机关刊。该刊宗旨为团结全体教师，发动他们积极参加制定建立苏维埃新学校的措施。参加该刊工作的有П．П．布朗斯基，С．Т．沙茨基，М．И．皮斯特拉克，М．В．克鲁平尼娜，В．Н．舒里京等人。主编为克鲁普斯卡雅（自1922年起）。 [5]文化进军是为实现苏联文化革命而开展的一项广泛的社会运动，是1928年由共青团倡议的，其主要宗旨是扫除文盲，后来转为提高日常生活的文明水平、发展和扩大学前机关网点、学校和群众图书馆网点的运动。 [6]卫生部即卫生人民委员部。 医卫工会即医疗卫生工作者工会。 教育工会中央即教育工作者中央委员会。 [7]Р．Э．奥尔洛娃（1890-1975)，苏维埃教育家；1918~1929年任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学前教育处处长，后来担任国民教育方面的行政、党和科研工作。 [8]А．Г．克拉夫琴柯（1890年生），国民教育工作人员。1921年起任职于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总局（从1925年起任副局长），先后担任《农村阅览室》、《成人学校》和《农民报（初级版）》的主编。后来在国立列宁图书馆工作，撰有许多有关政治教育和图书馆工作的著作。
提高学校工作质量（在全俄普及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提高学校工作质量* （在全俄普及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 同志们：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为普及教育而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为学校的数量而斗争，不仅是要让全体儿童都能上学念书，而且还是为了使教育和教学具有一定的质量。对我们说来，为提高学校的质量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学校是社会主义学校，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学校，因此，评价我国学校质量的尺度，应该是看这个学校的方针、全校的教育和教学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是一所社会主义学校。这种学校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一条战线。列宁说过，不仅要铲除剥削制度的秀草，而且要翻耕土地，使它不能再生长出任何富农、资本家，不能再生长出任何剥削制度来[2]。他一向认为，在翻耕土地方面，在按照新的原则改造整个生活方面，学校的工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现在我们读到他在这方面的谈话时，就会发现他所讲的许多话我们一直未能做到。我们现在正处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期，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正迈着巨大的步伐向前进。我们知道，我国在工业化方面，在农业集体化方面，在计划经济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在这块土地上已生长出劳动人民高度的自觉性。新的社会主义学校在全国各地充分发展的时刻已经到来。这种学校的特点是：它具有并且应该具有综合技术教育性质。列宁说过，社会主义需要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即大型现代化工业这样一些前提条件[3]。同样，我国社会主义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要充分发展，也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苏维埃政权以及列宁用“电气化”一词表示的现代化大工业。我们发现，这两个前提条件现已具备，因而，目前学校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就不是偶然的了。 我国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基础是劳动。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信奉的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所以我们深知技术的重大意义，深知技术和劳动组织的决定性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劳动当作我国学校全部工作的重点，不过这种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我至今记得，1919年我在喀山与几位教师谈话时，他们对我说：“我们在校内教学生要爱干活。”“爱干活”是一个旧词，我们现在不是教学生要爱干活，我们是教他们以自觉的社会主义态度对待劳动，教他们善于工作，善于在任何条件下工作。由此可见，作为我国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基础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发展中的当代劳动。我们创办了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同时我们把劳动摆在一切中介和各种联系中去认识。一方面，我们把这种劳动与掌握各种自然力、与科学工作联系起来；另方面，我们把我国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劳动与社会发展、与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组我们的整个生活联系起来。这样理解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就不是一种手工劳动，不是学习各种生产，而是与其他一切联系、与其他各种中介摆在一起，这种综合技术教育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存在其自身的矛盾。工业的发展需要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工业所需要的不仅是自觉的执行任务，而且还需要自觉的工作人员，这种工作人员要能适应各种变化的情况，而由于科学的进步，现代技术经常出现这种变化。 这就是工业提出的要求，但是资本主义各国的整个制度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因为工人一旦有了自觉性，资本主义制度的末日也就到了。这是使资本主义注定灭亡的诸种内在矛盾之一。 我们在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综合技术教育劳动学校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学校办成单纯的劳动学校，而要办成社会主义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列宁在十年前指出，我们一定要立刻尽可能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4]。他指出了当时在生产领域、工业领域所业已具备的许多条件，足以使我国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一转眼，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如果我们看一看目前的情况，就会发现，列宁在这方面的指示还远未实现。 教育界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在工业落后的农村和民族地区，是否可以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呢？是否只能在大型的先进工厂才能开办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在落后的地区却做不到这一点呢？ 只要看一下我国工业化的情况，就会发现这个工业化运动不仅涉及某些工厂，而且席卷全国。改造时期的特点在于，手工劳动为机械化劳动即机器劳动所代替，然而这种改造却不只是在大工厂进行的，它也在最落后的生产部门进行，在农业生产中进行，在日常生活和家务劳动中进行，这种手工劳动为机器劳动、机械化劳动所取代的情况堪称为改造时期的一大特点。这种现象我们现在在穷乡僻壤都随处可见。 现在，农民们对拖拉机特别关心，拖拉机已成了改造广大劳动群众世界观的强大动力，可以充分说明这方面的情况。我国的改造有些什么特点呢？建立了大型的电力基地。列宁曾说，要把每个电站变成一个宣传站，围绕这个宣传站开展大量的工作[5]。我们现在对电站还未充分加以利用，而我们是能够这样做的，并且将逐年越来越广泛加以利用。那些还未利用电站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内燃机，利用拖拉机，利用汽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告诉儿童许多东西，使他们了解我国现已具备的基本力量。 祖传的耕种方法已成历史陈迹。与几年前相比，科学的组织和科学的生产态度起着更大的作用。因此我国学校也应采取同样的科学态度。我们所编写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应该具有更大的科学性。我们应教儿童从低年级起就学会观察，做出一定的结论，对所见到的每一种现象采取研究的态度。同志们，这是很有特点的。再就是根据新的原则组织劳动并使劳动集体化。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6]已下达命令，要学校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组织劳动的教学。这件事是应该做的，而我们却做得很不够或者说根本没有做。小农经济为大农业所取代，其好处可以通过实例来说明，不仅用大城市的例子，而且也用农村的例子。在农村，所有这些方面都表现得更明显，因为农村极其落后，刀肠儿能更清楚地看到拖拉机的作用，看到大生产的优越性。集体化创造了组织劳动的新形式，因而它的意义十分明显。 改造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济的计划性。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就可以使我国儿童了解这种计划性。当我们去了解我国学校的工作质量时，我们要看看它对上述方面研究得怎样，这项工作是否深入，是否安排得当。建立社会主义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不能只靠教师。这一点党纲中说得很清楚。党纲指出必须吸引居民，首先是吸引工人群众。党纲根据列宁的提议，增加了必须建立国民教育委员会[7]的条款。我们有教育委员会[8]，家长委员会，不过我们还需要建立这样一种委员会，参加者不仅有家长，而且还有工人、集体农民、党员、共青团员、突击队员等先进阶层的人物。 不久前，我们实行把学校附设在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拖站[9]。这在加强工人、劳动人民与学校的联系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拿莫斯科作例子，情况如何呢？我曾经参加过列宁区的一次代表会议[10]。同志们纷纷祝贺代表大会的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区各工厂的代表。不是个别的代表，而是一大批代表在热情地讨论如何办好学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还要在工人中间，在广大集体农民中间广泛宣传综合技术教育化，让他们明白什么叫综合技术教育化，因为这个问题他们还远未弄明白。这种宣传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列宁说过，应该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他说得非常清楚明确：“避免过早地专业化。”[11]可我们是怎样做的呢？拿列宁格勒来说，从统计材料上看，一些完全是按七年制范围进行学习的儿童，把他们从六七年级挑选出来，动员他们到工厂艺徒学校[12]学习，也就是说，这就降低了工厂艺徒学校的意义，使儿童不能预先受到综合技术训练，而这种训练是应该先于工厂艺徒学校的。诚然，每个人都在为综合技术教育化而努力，但是应该知道，工厂艺徒学校毕竟是职业学校，那里已有某种程度的专业化。我们应该避免过早地专业化，我们应该把七年制工厂学校[13]当作进行一般综合技术训练的基地加以发展。每一个少年工人，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在他确定将来要从事何种专业之前，都应该到七年制工厂学校这种学校学习。只是把七年制工厂学校附设于企业，这还不能保证工作的进行。 人们常常把综合技术教育的概念缩得很小，仅仅归结为劳动教学，而不是在综合技术教育这一概念的各种中介中来理解它。当然，自觉对待劳动的工人突击手、党员工人、团员工人，他们对此事是很关心的，他们深知社会主义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意义，但我们学校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以便广大的劳动群众对综合技术教育能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这里还必须指出列宁的一段讲话。他曾强调指出，必须把整个生产宣传，把在成年工人中进行的职业教育工作与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结合起来[14]。如果我们把成年工人的教学工作与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那我们就使这项工作具有了这样一种性质，这种性质在学校建设中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值得一谈。 乌拉尔一位女工写信给我谈扫盲问题。她在信上说，目前工人们正奋力完成工业财务计划，他们完全投身到突击手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中去了，因此，如果目前的识字教学不与他们当前关心的工作结合起来，那么谁也不会去参加扫盲学习的。必须把扫盲工作与培养自觉的劳动态度，与突击手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结合起来，与完成工业财务计划结合起来。 这位女工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扫盲工作必须面向生产，不仅要面向生产，重要的是要把这项工作与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目前很多工厂为新投入生产的工人开设的《生产导论》课，也应该体现综合技术教育的性质；只有这样，工人们才能具备他们所必须的综合技术眼界。我们的整个政治教育工作也必须体现综合技术教育的精神，因为这是当代生产的要求，这是当前改革的要求，而我们在这方面是极其落后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对提高普及教育的质量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现在，在工人中进行的综合技术教育宣传，从口头到实际都做了一些，而在集体农民中，这项工作却搞得不大好。我们必须认真开展农村的综合技术教育宣传工作。 列宁讲过，必须动员全体工程师、农艺师、全体大学数理系的毕业生，来做关于电力和综合技术教育的讲演，以指导综合技术教育工作，指导参观实习工作，从而扩大综合技术眼界[15]。这番话是十年前说的，然而这项工作我们至今还“无声无息”。当然，列宁格勒的同志在会上也谈到了《劳动旗帜》工厂在综合技术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且讲到他们已动员了一部分工程师从事这项工作。我不知道莫斯科和其他中心城市会讲些什么情况，不知道他们的动员工作做得如何。我觉得，我们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疏漏：我国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院校（工业院校、农业院校等）的大纲没有列人“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化”课程，而这门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工程师、农艺师、教师如果不学会在农村工作，不会帮助广大群众具备和扩大综合技术眼界，那他就不是一个苏维埃教师，不是一个苏维埃农艺师，不是一个苏维埃工程师…… 每一个苏维埃工程师、农艺师和专家都必须彻底弄明白什么叫综合技术教育，这样我们才不会出现狭隘的手工教育和多种手工教育的偏向，就不会出现屡见不鲜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就不会把综合技术教育化归结为狭隘的技巧教学。所有这些偏向都会得到纠正。但是不仅要在工程师和农艺师中间，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我们都应把综合技术教育的宣传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我们现在己把学校附属于企业，但各个企业是否都成立了由自愿者组成的支援学校的委员会呢？我们已经有了促进委员会[16]，但这种委员会主要是由家长组成的，而我们要使在这种委员会起主导作用的是工人阶级，是先进的工人。因此，应该在企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设置委员会，让这些委员会深入研究教学大纲，研究学校工作方法，使企业对学校的帮助不限于物质方面。当然，物质帮助是极为重要的，但这种帮助往往是这样进行的：“我不要的都给你”。机器坏了，那就送给学校。生产部门的各种废旧物品一概送往学校。不能这样去帮助学校。对学校的物质帮助应该采取极其认真的态度。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应该懂得这一点。集体农民和国营农场工人都应透彻了解教学大纲。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诚然，这种情况还不多）：工人和集体农民“逐字逐句”研究教学大纲，然后决定何处应该修改。要让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教学大纲和教学法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使我国的教学大纲符合社会主义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要求。 我国学校对自治问题处理得很不好，它是我国学校的一个薄弱环节。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其他各国（法国、英国、德国）的自治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诸国的学校自治都是国家体制的翻版。而民主国家的学校自治有着自己的特点。例如，美国的做法是这样的：那里的自治反映了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全部虚假和伪善。我国学校的自治要能反映苏联国家组织的特点。我国各级苏维埃有发言权的是谁呢？劳动人民。我国最近几年的选举都注意到把一些对生产最自觉的突击手推举到各级苏维埃去。所以，我国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学校组织应该按照苏维埃组织的原则来建立。我国学校的学生都是劳动人民子弟，全体儿童都有权实行自治。自治工作主要的是组织生活和劳动，组织与这种劳动密切联系的学习。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但很不够。我国的学校自治往往有些像沙皇时代一些优秀学校的自治。我国的学校组织往往缺乏一种真正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精神。为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而斗争，就是为儿童参加生产、参加生产劳动而斗争。我国儿童是欢迎这样做的，只不过需要帮助他们找到必要的形式。 我国目前盛行儿童工作队。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很明确的工作和组织形式，可以让儿童从事生动有趣的工作。这种5~7人组成的工作队要提出工作的目的，并让孩子们加以讨论：我们的工作（生产活动或社会公益活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要让孩子们讨论达到这一目的的整套办法：应该做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应该在何处学习，学些什么。然后，就是让他们分工，使整个工作的完成成为集体劳动的结果。我们首先要制定工作队工作计划，小组工作计划（小组比较容易开展活动，也易于儿童们组织起来）。每个学生、每个工作队要从事各种类型的工作。决不能（而我们却往往这样做）把一些水平最高的孩子组成一个工作队，将主要的社会工作交给他们，而对其余的孩子则听之任之。我们现在过于沉醉于工作队这种形式，以至常常想用它来取代年级、班级等较大的集体。我们要使学校建立一些较大的集体，让各个工作队都结成一个共同的组织。所以在组织年级和班级时，就要使它成为一个与劳动组织有关的真正的社会组织，要认真考虑到使年级（班级）与工作队的工作结合起来，使工作队的工作限于一定的范围，不是妨碍，而是有助于班级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要通过工作队的工作教儿童掌握组织的技能，但不要停留在工作队工作上，还要组织劳动，使这种组织工作与整个年级的工作结合起来。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锻炼，需要的是从理论上对全部工作进行说明，需要的是用知识武装儿童。我们要让儿童充满社会主义精神，渴望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战士；我们要使学校为集体化、为自觉地对待劳动而努力奋争；我们要使学校成为一个战斗的组织，在阶级斗争的战线上自觉地进行斗争。这种任务不能按工作队分配，而要集中到一个较大的团体——年级、班级去完成。可能要把教室划得很小，从令人发闷的教室走向广阔的活动场所，然而，班级作为一个集体却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取消，而只能加强的。要教学生学会比现在更好地组织班级、年级的工作。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在班上选出几个领导人物，这几个领导人物管理全班事务，其做法恰如资产阶级学校一样。我们应使班执行委员会能经常受到监督，可以改选，让孩子们学会组织工作，学会监督工作，而不只是宣读工作报告。当然，现在孩子们已开始自觉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懂得应该对所做的工作进行总结报告，这是可喜的，不过还要更深入一些。组织儿童的问题是一项基本任务，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以及学校工作中其他许多极重要问题的解决，都无不取决于它。 举例来说，各民族儿童的团结问题。有时收到远东地区孩子们的来信，发现他们对别的民族的儿童关心的事情全然无知。例如，俄罗斯族儿童之家的孩子们写道：“我们将要帮助附近比较落后的民族的小朋友。”在他们眼里，别的民族的小朋友都是落后民族的儿童，可是，如果他们看一看，这些“落后”民族的儿童往往比我们的孩子更会工作，那他们就会改变这种看法了。我们的国际主义教育往往与我们学校的整个工作脱节。须知，我们学校的全部工作都应贯穿国际主义精神，而不只是在某些节日才来讲国际主义。莫斯科一家工厂的代表乌兰诺娃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这位乌兰诺娃同志对我说起她开展反对反犹太人运动的斗争情况——她在本厂是一位有影响的工人。她说：“厂里有人反对犹太人，我就这样说：‘你反对犹太人，可你看看犹太人是怎样在机床上干活的，看看谁不大闲逛——是犹太人还是你们，看看并且比比。犹太人从不闲逛，可你们却常闲逛。再看看谁总爱喝酒，然后再说话’。”用其他工人的话说，她的宣传取得了很大成功。当不同民族的孩子站在同一台机床旁，干着同一样活，关心着同一件事的时候，这时，结合劳动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要用儿童的本族语进行教学，但这并不是说，儿童应该闭关自守，民族学校应该是封闭式的学校。民族学校应该与说其他语言的孩子所在的学校保持密切联系。综合技术教育化大大有助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劳动旗帜》工厂的同志们说，他们办了两所学校：俄罗斯族学校，鞑靼学校。俄罗斯人与鞑靼人并肩工作。孩子们有着同一目标，他们关心同一件事，而这对国际主义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再拿另一个问题来说（我们往往把这个问题说成是“无关痛痒”的）——这就是反宗教教育问题。本来，整个教学都应该贯穿反宗教教育，可是我们往往只是在圣诞节、复活节、斋期才把这个问题列入教学大纲中去。不对，整个教学工作都应该与反宗教宣传有联系。要把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全部工作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所以也要善于把反宗教宣传与学校的综合技术工作结合起来。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儿童从小就看到，他在研究自然力时，也就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力，他对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实质都有透彻的理解，因此他就能成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儿童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学会正确地对待社会现象，懂得某一事物是如何产生的，懂得阶级结构，懂得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这时他就会以迥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宗教——他就会明白宗教是什么，明白宗教的阶级实质和根源。反宗教宣传不能脱离整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宣传，因为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是与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不能使国际主义宣传脱离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工人所面临的任务。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也许会说：“她讲得文不对题，她应该讲学校的质量，可她却在讲学校的自治。”同志们，学校的质量也正在于此。如果我们善于吸引儿童，善于做工作，善于吸引居民，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会很好地学会读和写，学会自学，等等。 巴尔苏柯夫[17]同志要讲到中伏尔加达尼洛夫区的一所学校，它如何在比较落后的地区把学校变成了为集体化而斗争的战斗组织，使学校具有了综合技术教育性质的情形。该校的学生既写得漂亮，又读得流畅，还很会利用图书。学校能够吸引儿童，教他们学会做组织工作——同志们，这是很重要的。我国学校往往脱离生活，因为教师总想自己包办一切。教师不可能只靠自己的双手而不依靠劳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来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今天我收到东西伯利亚一位女教师的来信。她在信中写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农民不愿供给学校取暖用材，谁也不关心学校，连区执行委员会也这样。农民不供给学校取暖用材，区执行委员会也不罚他们的款。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上了几天课，后来学校就无法取暖了。”[18]要是这位女教师开始时能建立起一支积极分子队伍，善于发动这些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又会吸引农民，那她就不必奔走于区执行委员会了。 列宁说过，要动员全体工程师、农艺师、大学数理系的毕业生帮助进行综合技术教育。但是，不仅应该发动工程师和农艺师；在列宁区召开的代表会议[19]上，我收到一个条子：“我们老工人为什么不能帮助学校？本来，斯大林同志早就讲到老工人的重要性，可是我们却没有认真发动老工人参加学校的工作，没有让他们有机会学会认真地帮助学校。”这张条子写得好极了，它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工作：不光是教师教，而是要让一大批工人学会工作，学会要怎样更好地工作。 当然，现在教师们应该重新学习。我们大家都在重新学习，因为在工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学习。任何一个想真正搞好工作的人，都不会认为他对所从事的工作十分精通——他必须坚持不断地学习。我们大家都经常在学习。学习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现在，教师面临着一项任务：学习生产，学习比以前更好地了解工人的环境，寻求与工人、与集体农民的共同语言。今年春天，在扎莫斯克沃烈茨区（该区纺织女工很多）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教师们发言时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工人们说，最主要的是，教师们与他们更亲近了，对工厂更关心了。我国工厂经常搞生产宣传，到处都在召开生产会议，应该让教师参加生产会议，这样，就会把教师看作我们集体的一部分了，供给问题就不存在了。我认为，教师也应通过自己的工作让工人阶级把教师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看作与他们从事一种共同事业的人。 很多问题取决于教师本人。只要教师做到让工人在各个方面大力支持他们，那就会摆脱目前这种状况。工作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工作能力，取决于教师对来校工作的文化战士的领导水平——在这方面需要进行同志式的互助。 如何检查学校的工作呢？我认为，我们需要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要表述得简练明确，便于检查。我们在组织方面制定了许多检查办法，例如拟订了质量指标。不过，不一定匆匆忙忙地拟订质量指标，但要便于检查：学校是否已附设于工厂；工厂的文化工作搞得如何；这项工作是否与综合技术教育有联系；在扩大工人的综合技术教育眼界方面做了什么工作；是否有积极分子；学校附设于工厂是否只是一种形式，或者这种做法确能给学校帮助；是否由工人组成了支援学校委员会，它与教师的联系是否密切；与该委会的联系是否密切；教师是否坚持提高，怎样提高；在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中是如何帮助教师的；是否动员了工程师、农艺师，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动员工作是否广泛；学校的劳动采取什么形式，是否过早地专业化了；劳动是否广泛开展起来了，与教学的联系是否密切，教学工作是否安排得当；是否达到相当的高度。要事先预计到许多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不难提出，而且也应该提出。社会各界都应过问这项工作，为提高质量而斗争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正如为搞好质量指标一样。要把这种质量指标确定下来，要在整条战线开展斗争。苏维埃这一我国的基本组织应该最积极地、直接地参加这一工作，以便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学校综合技术教育的这些并非直接的问题。当然，苏维埃就得为此做很多工作，尤其是现在的苏维埃，因为工人和集体农民中的一些突击手选到里面去了。 同志们，在结束我关于学校工作质量的讲话时，让我预祝我们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开展广泛的社会斗争以提高学校工作的质量。 *这篇报告是1931年2月22日做的。第一次全文单独出版：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提高学校工作质量》，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 [1]全俄普及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2月19~25日）是根据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全国普及教育委员会的决定召开的。在大会召开之前，各企业和集体农庄党、团和工会都召开会议讨论了儿童普及义务教育问题。这次大会的材料参见：《全俄普及教育代表大会决议和决定》，莫斯科，1931年。 1931年3月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又召开了各地区的普及教育代表大会。 [2]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6页。 [3]参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364-365页。 [4]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7页。 [5]同上书，第558页；第33卷，第214-215页。 [6]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系监察国家机关执行党和政府决定的机构。该部设有与各人民委员部对口的处或组。国民教育处（或组）督促党和国家有关国民教育决定的执行。 [7]参阅《苏共中央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和决定汇编》，第8版，第2卷，莫斯科，1970年，第48页。 [8]教育委员会系管理学校的机构，成员包括教师、学生代表和社会团体代表。 [9]即机器拖拉机站。 [10]指1931年2月在莫斯科市列宁区综合技术教育第一次工人代表会议。克鲁普斯卡雅在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参见：《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4卷，第356-371页。 [11]《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7页。 [12]工厂艺徒学校系共青团倡议于1919~1920年建立的。它作为培养专业技术工人的一种群众形式，其发展始于1921年。起初，工厂艺徒学校招收受过初等教育的少年工人，学习期限三至四年，教学计划包括七年制学校普通教育的内容以及社会政治教育、一般技术和职业的理论训练和生产教育。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急需干部，学习期限缩短为二年，削减了普通教育课程，增加了招收七年制学校毕业生的人数。由于必须为那些没有开设工厂艺徒学校的企业培养干部，因此1940年建立了国家劳动后备军的学校系统，大多数工厂艺徒学校改成了这种学校。到了60年代，劳动后备军系统改成了城乡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期限不等。到了70年代，中等生产技术学校有了飞速发展。这种学校以八年制学校为基础，学习期限三至四年。 [13]参见《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汇编前言》一文注[3]。 [14]参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142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6-367页。 [15]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9页。 [16]促进委员会系学校附设的社会组织，由普通学校的家长大会选举产生。促进委员会的任务是从物质上帮助贫困的学生。促进委员会积极参加了学校教育工作的安排。 [17]И．И．巴尔苏柯夫（1899-1940)，国民教育工作人员；1929~1932年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委员兼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学校司副司长；1935~1937年任齐良宾斯克省国民教育局局长。 [18]指东西伯利亚边区土龙斯克区尼基塔耶沃小学校长施韦尔斯基赫的信（来信见克鲁普斯卡雅的回信，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书简》，第686-687页、第27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19]参见本文注[10]。
论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法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法规*[1] 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是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的耕种方法和作物栽培方法去代替落后的、原始的方法。占地广阔并且使用机器耕种的大型农场是非常优越的，所以它能代替个体的小农，正如大型工厂代替手工业式的家庭劳动一样。大型农场、工厂要求对人数众多的集体进行有计划的组织。现代工厂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进行这种组织的明晰图景。整个的生产过程分为许多生产环节（工厂的车间），每一个环节都根据自己的设备而需要特殊地挑选人才，需要这些人才受过特殊的训练、具有特殊的素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大生产尽量在作坊内进行分工，把每一生产过程分为若干构成要素。为了完成生产过程中的个别部分的工作，已经不需要具有专门的职业素养。把生产过程分为若干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科学。科学的工艺学对各个生产过程都运用科学材料，这就使这些问题得到统一，经常改变其形态。“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2]他接着说：“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枚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3]接着马克思谈到必须培养“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的人”[4]。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如果能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5]。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了未来教育，这种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6] 国民经济的改造，大型农场的建立，都要求重新组织劳动、有计划地进行分工，都需要全面发展的、能适应经常变化的劳动形式的工人。一切与工厂劳动有关的东西亦将日益与农业劳动有关。 改造时期的任务是提高社会生产并且改造现代社会。在改造时期，党、苏维埃政权及其各级组织一定会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指示非常重视新一代的教育工作。 还必须注意，马克思是把综合技术教育化的问题与普及教育的问题以及体育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在普及教育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必须实现义务教育，必须同父母和亲属剥削儿童的现象进行斗争，并且要采取许多措施来创造一些现实的条件使义务教育得以实行。另方面，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在城市和农村发展七年制学校。 马克思提出要把生产劳动与体操，亦即与体育发展结合起来时，强调指出国家必须关怀新一代的健康。如果不在组织儿童集体伙食方面采取许多措施，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经济破坏和饥谨的年代也影响了新一代。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新一代身体瘦弱的现象。我们对儿童的体育问题研究得很不够，可是体育对于增强新一代的体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为了培养出身强体壮的一代人，在进行儿童集体劳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根据年龄来决定劳动的分量，要特别照顾体弱的儿童，要注意预防任何使儿童疲劳的现象产生，因为疲劳过度对儿童的健康和学习都会产生有害影响。 在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右倾现象，表现为对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工作的意义估计不够，表现为对待这一重大问题采取消极的态度；还有一种“左”倾现象，就是由于轻视保护儿童的法律以及没有充分地把儿童劳动与提高学习和健康水平联系在一起，因而使广大群众对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工作产生了反感。 七年制学校的教学大纲必须根据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情况而作很大的改变。从低年级开始，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就应该在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体操应该成为每天工作的组成部分。当然，少年儿童的体操在性质上应该与一般的体操不同，其中游戏的、定向的、劳动的因素应该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塑造、绘画、制图、模型制造可以巩固形象思维和视觉记忆，它在综合技术教育的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它应该在学校里占据完全不同的位置。 要特别注意在各个年级从理论和实践上讲解组织劳动的问题。在国民经济的改造中，集体劳动的组织问题起着重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苏维埃的劳动学校对这一问题置之不理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问题应该与统计、计划、组织劳动的问题非常密切地联系起来。 讲解这个新的领域的知识―组织劳动的问题―应该与安排整个校内和校外作息时间密切地联系起来，并且从根本上重新解决儿童自我管理的问题。 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7]。在我国的学校里，还没有给这种教学工作以适当的位置。我们目前还只是研究科学工艺学的某些要素，因为物理学和化学课程中包括这些材料。但是，科学的工艺学要求我们研究物理学和化学时，要比我们在一般的物理学课和化学课上更加密切地、有系统地与生产联系起来。我们应该研究这个问题。 马克思还谈到必须讲解农艺学。改造时期的特点是使城乡生产接近起来，这就非常有必要在各个学校（包括工厂艺徒学校[8]在内）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讲解农艺学。 讲解科学的工艺学和农艺学可以确定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劳动性质。一定要竭尽全力去消除学校小型工厂的那种狭隘训练的手工业性质，把学校小型工厂改造成为研究材料及其制作方式的劳动实验室。 与此同时，学校小型工厂还应该组织儿童的校内和校外生产劳动。 每个班级的儿童的生产劳动都应该具有各自的一定的面貌，要考虑儿童的年龄特点和生活经验，并要易于统计。 把生产劳动与学习结合起来，把具体的生产劳动与综合技术劳动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只有许多实际任务解决后，这个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 学校应该对它所从属的那一企业进行特别深入的研究。企业方面应该尽力予以协助。但是这种研究在工厂艺徒学校里不应变成职业训练，变成给该企业培养劳动力的手段，而只能作为更深入地研究任何生产部门的出发点。训练因素在职业训练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它在综合技术教育中只应起一个辅助作用…… 在研究企业工作的同时，还必须研究其他一些劳动形式，如：工农通讯员工作，教学活动，合作事业，统计工作，等等。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要求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 更重要的是把工业劳动和各种农业劳动（园艺、养鸡、栽种亚麻、播种牧草，等等）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把各种形式的活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 正确地选择职业可以最合理地运用每一个人的力量。因此学校应该协助这件事情，对预先确定选择什么职业进行一些辅导工作…… 考虑儿童的能力及其协调的发展情况，从教育上消除个别儿童在兴趣和发展上的单一性，考虑到专业才干并且满足由这种才干而产生的各种要求——这就是苏联少年儿童应用心理学所走的道路。 正确地选择职业会使人对工作非常满意，并且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问题不能再拖延了。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有广泛的工人群众参加。必须立即组织经常的训练班，从各种职业的工人中培养一些进行综合技术劳动的指导员。但这只是一部分工作。发动工人参加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工作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成人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综合技术教育化。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虽然它的迫切程度并不次于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是需要根据年龄来确定的。整个成人教育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和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应该密切地结合起来，并且应该尽快加以解决。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1年第2期）。 [1]第一次全俄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1930年8月）闭幕之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准备制定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法规。这个法规的草案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制定（委员会的主席是安·谢·布勃诺夫），娜·康·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了该委员会（参见她1930年10月18日在该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四卷第341-343页）。法规草案未经政府讨论，故未获通过，但是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曾通过了一项 关于把学校附属于工厂和国营农场的专门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拟定了示范合同，规定经济机关要帮助学校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化：给校办工厂提供工具、车床，组织学生生产实习，协助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社会各界都参加了签订这种合同和整个综合技术教育化工作。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534页。 [3]同上书，第534-535页。 [4]同上书，第535页。 [5]同上书，第19卷，第35页。 [6]同上书，第23卷，第530页。 [7]同上书，第535页。 [8]参见《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汇编前言》一文注[3]。
儿童读物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儿童读物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 儿童读物是有力的教育武器。童年的种种印象往往特别深刻，令人终生难忘。我们经常谈到环境的影响，社会的影响，谈到必须考虑这些影响，把它引向正轨，同时要清除其中的某些影响。可是我们却很少关心儿童读物。此外，我国儿童读书甚少，其原因不是他们不喜欢读书——孩子们把图书馆的大门都挤坏了，可是儿童读物却有如凤毛麟角。儿童读物少得可怜，白天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而儿童读物的质量更是不堪一提。要知道，儿童读物乃是对年轻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最强大的武器。同时也不应忘记，这种读物可以大大提高学校的学习质量。如果我们把那些阅读课外书籍很多的学生的学习成绩，与那些除了教科书别的什么书也不读的学生的学习成绩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的文化水平有很大差距。经常阅读课外书籍的孩子能独立学习书本知识，能较好地把握书中的内容，并能从中找到使他们感兴趣的各种问题的答案。年轻一代对图书的需要，并不亚于对学校的需要。 最为重要的是儿童读物的内容。这种内容应该很有意义。现在我们很多书籍内容贫乏空洞。很多儿童作家不善于把新的内容注人儿童读物，因而他们往往阉割了儿童读物的一切内容。 儿童读物应该具有共产主义的内容。这绝不是说，儿童读物只应该复述党纲和党代会的决议，而是要告诉他们一些有助于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的知识概念和生动形象。许多人对儿童毫无了解，他们认为，如果图书和教材不写成决议那样，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共产主义内容了。举例来说，不久前展开了这样一场争论：是否应该向7~8岁的孩子讲授有关剥削的概念？乍看起来，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争论之处。如果不懂得什么叫剥削，那就不懂得什么叫阶级斗争，那就不懂得为什么工人群众如此仇恨资本家，广大的农民群众如此仇恨地主；也不会懂得为什么苏维埃国家没有富农容身之地。但是……有些共产党员却不去向孩子们讲清剥削的实质，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我们都在搞社会主义了，为何还要去讲什么叫剥削？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事实的确如此。这场争论生动地说明了出版儿童共产主义书籍之困难。 我们要通过儿童读物给年轻一代打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这是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也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任务。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儿童作家在向儿童介绍某些事物和事件时，就必须生动具体、十分连贯，善于用儿童懂得的方式对这些事件做出恰当的评价并指出这些事件与周围现实的联系。换句话说，撰写儿童读物也像做其他通俗化工作一样，要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上述一切也都适用于描写当代的事件。不要粉饰现实——孩子们非常讨厌弄虚作假，但是要帮助孩子们认清现实，影响现实。共产主义的儿童读物要能鼓舞儿童去进行斗争、从事建设，养成他们相应的志趣，在这方面对他们进行组织工作。 对那些散布异己思想的儿童读物必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是不言而喻的。娃娃们缺乏生活经验，他们对异己思想毫无分辨能力，因为这种思想往往是通过伪装的形式、用动人感情的手法表现出来的。这绝不是说，凡是非党作家的作品都要扔人火炉、付之一炬。要善于选择，要给许多儿童书籍写前言，并且提供一些补助性的现实材料。 儿童读物不一定是小说。我们特别需要一些务实的儿童书籍。这个问题目前争论很大。我们需要共产主义的儿童百科全书，需要综合技术教育的儿童百科全书，需要儿童农业百科全书、儿童游戏百科全书，等等。 与内容有关的还有插图。插图也应该有意义而不能空空洞洞。插图不应歪曲现实，而要比较确切的反映现实，丰富现实，要能激起一种十分明确的思想和感情。 除了内容问题之外，装帧问题也很重要。儿童读物要写得浅显能使儿童感到易懂，不要用一些遁辞饰语，弄得晦涩难解；不要让一些细节充斥全书，而要突出中心思想。要在运动中、行动中、相互联系中描述一切。如果读物是小说，那么它的情节应使儿童感到亲切有趣，能鼓舞他们，吸引他们。这里必须考虑到儿童的年龄特点和生活经验。同样一件事情，对学龄前儿童的讲法与对小学生、少年儿童的讲法就不一样；对城市儿童是一个讲法，对农村儿童又是另一种讲法。他们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各不相同。但是不管对哪一年龄阶段的儿童，读物都不能歪曲现实，讲一些谬误的东西。对于这种书籍说来，艺术性不仅不能减轻坏处，反而要扩大坏处。艺术手法高超的神秘主义读物，要比枯燥无味的同类读物有害十倍。但是，如果方向正确的读物写得很有艺术特色，那它的作用就会提高百倍。阶级敌人经常利用艺术手法以售其奸。我国的儿童作家应该学会写得很有特色，使儿童感到明白易懂。要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是如何领会某些读物的内容的。不要泛泛地讲全体儿童，而是要弄清楚：工人的孩子、中农的孩子、贫农的孩子对同一事物是如何理解的。要用阶级的观点来研究儿童的阅读兴趣。这样我们就可以学会怎样为儿童写作了。 要培养儿童作家队伍。要吸引工人、集体农民出身的年轻作家从事儿童读物的创作。要对他们认真加以培养、提拔。 现在需要特别关心儿童读物。去年，国家出版社在儿童读物出版工作方面无疑有了进步。在出版少年业务书籍方面的进步更为突出。现在已经出版了不少图书，主题重大，浅显易懂，饶有兴味，装帧美观（例如：伊林所著《伟大的计划》[1]；奥列格·施瓦尔茨所著《集会》；比斯库诺夫所著《巨人》，等等），但是遗憾的是，同时也出版了不少内容贫乏的次品，其发行量与新型的业务书籍不相上下。小说方面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供农村阅读的小说奇缺。有些读物乍看起来是极为革命的，可是细读之下却发现有很多实难容许的东西。仅举戈留诺夫所著《列宁同志》一书为例。书中描写一个有流氓习气的小伙子梦见了列宁，列宁如何开导他按时上学，并且不要欺侮贫农的孩子。 我们必须加强对儿童图书战线的关心。我国青年的成长不是以日计算，而是以时计算的。青年一代肩负重担。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就得用必要的知识和必要的信念来武装我们的下一代。要为少年儿童提供我们苏维埃的共产主义图书。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工作 *第一次载于《争取共产主义教育报》（1931年2月2日），标题是《供应孩子们苏维埃的共产主义图书》。 本文写于1931年2月2~7日在莫斯科召开全俄儿童图书第一次代表会议之前，这次代表会议讨论了如下问题：改造时期的儿童图书，综合技术教育和儿童图书，教科书和学校的儿童图书。娜·康·克鲁普斯卡雅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参见《争取共产主义报》（1931年2月5日）和《少先真理报》（1931年2月5日）。 [1]指伊林所著：《伟大计划的故事》，莫斯科，1930年。伊林系雅·马尔夏克的笔名。
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汇编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1]速记记录汇编前言* 综合技术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一国际讨论过综合技术教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撰文论述过综合技术教育，我党党纲也谈到了综合技术教育。教育人民委员部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这个问题摆到了议事日程上。但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之外，却很少有人关心这个问题——生产者不关心这个问题，工人群众也不关心这个问题，可是实行综合技术教育是离不了他们的。忽视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因是缺少开展综合技术教育的客观前提条件。综合技术教育要有一定的基础，即大工业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综合技术教育只能在大企业附设的学校进行，而不能在农村进行。这里的问题在于全国的态度如何，在于一般的工作方法，在于是否善于利用每一台拖拉机、每一部机器来为综合技术教育化服务。 连年的战祸以及由此造成的破坏，大工业的凋蔽，凡此种种，无不使综合技术教育化遭到破坏。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工业的飞速发展目前已为它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无论对综合技术教育化来说，还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大工业的发展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并非唯一的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大工业无条件地把教育推上这条道路，但是综合技术教育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不可能把工人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培养成生产的真正主人，而不过是培养成简单的执行者，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就妨碍了综合技术化的发展；资本主义阉割了综合技术教育的社会主义本质。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使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的内在矛盾之一。 列宁说过，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全部东西[2]。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是发展现代大工业的重大因素，同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部分即整个国民教育工作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全部条件…… 无论从政治的观点看，还是从生产的观点看，召开第一次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都是必要的。这次大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会议大厅容纳不了来自各地的全体代表。会议没有书生气。代表中间，有许多人是先进工厂和集体农庄的代表、经济机构和工会组织的代表。大家在讨论各种问题时热情高涨，表现了对工作的极大关心。 这次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闭幕已经几个月了。这段时期的情况表明，综合技术教育化已广泛深入到生活之中。企业附设七年制工厂学校[3]和国营农场附设青年农民学校[4]起了特殊的作用。 目前迫切需要劳动力，加之工人群众社会主义劳动的自觉性大大增强，这就为苏维埃国家开展综合技术教育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我们将努力以赴，毫不懈怠。 *写于1931年1月18日。第一次载于《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10卷，莫斯科，1962年，第577-378页。 [1]全俄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于1930年8月10~16日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材料分载于以下两个文集：《全俄综合技术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和决定》莫斯科，1930年；《全俄综合技术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论文、决议及其他材料》，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 [2]参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364页。 [3]七年制工厂学校，系1925~1934年的一种普通教育类型的学校。这种学校附设于工业企业之内并与这些企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教学和教育工作过程中了解这些企业的生产过程，在企业里进行系统的参观学习。学校在企业的帮助下设置了车间和实验室。自1931年起，这种学校成了城市和工人新村普通教育学校的主要类型。 1934年，由于建立了中小学的统一结构，七年制工厂学校改成了不完全中学或一般中学（见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1934年5月15日决定）。 [4]青年集体农民学校（1930年以前叫青年农民学校）是在四年制初等教育的基础上设置的三年制普通教育学校，始建于1924年。这种学校把七年制学校的普通教育与对农业的理论和实际学习结合起来。从1934年起改成了不完全中学。
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期间对文化教育问题所发表的言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期间对文化教育问题所发表的言论* 列宁对国民教育问题所发表的全部言论，至今还未汇编成册。目前只出版了他的载于全集第一版的有关国民教育的演讲和论文的集子。但是恰巧第一版中所收人的列宁对国民教育问题的言论不太多，这些言论见于第二版。再者，出版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文集时也未作注解。然而，列宁的每一篇论文、每一篇演说是他在各该时期所写的论文和所作的演说中的一个环节，所以要想深刻了解这篇论文和演说，就得把它与一切有关的言论联系起来才行。注解就应该说明这种联系。此外，在列宁论述其他问题的演说和论文里，有很多顺便涉及文化、学校、教育、宣传鼓动等等方面问题的言论。这些言论尚无一处把它汇集在一起，也没有和他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联系起来。这一工作应该尽快做好。[1] 在这篇文章里，我只想谈谈列宁全集前三卷的情况[2]，这三卷书包括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期间这一整段工作时期。当时，一切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报刊都在大力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党纲已经订好，党的组织原则已经确定。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在这个时期关于国民教育问题的言论就特别重要。 列宁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专门论述国民教育问题的论文并不太多。 全集第一卷收入了《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这篇通俗短文[3]，这是列宁为通俗报纸《工人事业报》（原拟在一个民意党的印刷所秘密出版）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未能见报，因为列宁和一部分同志在1895年被捕，而1896年夏天，负责印刷该报的秘密印刷所又在拉黑特被查封。《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一文所谈的是星期日学校的工作问题。1895年末，列宁为《萨马拉新闻》写了一篇文章《中学农庄与感化中学》[4]（载该报1895年11月25日第254号，署名：克·土林），这篇文章是对尤沙柯夫所著（《全民中等义务教育计划》一文（载《俄国财富》五月号）的分析。“中学农庄”只是该文的开头部分；由于作者被捕，续稿未能刊出。 《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一文所谈的是星期日学校的活动。列宁对星期日学校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参加我们社会民主小组的有许多女教师，她们在涅瓦河关卡之外的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学校工作。在那里工作的有雅库波娃、克尔日扎诺夫斯卡雅、克利波维奇。列宁对我们全部的工作都很了解，他经常听学生谈起学校的情况。我有几个星期日学校的学生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小组，他们经常跟他谈起学校的情形。列宁很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他知道我们打算通过学校宣传马克思的学说。我们通过学校了解到一些有关工厂里的制度以及工人生活情况的材料。后来这些材料都利用来写传单了。 1897年，列宁根据《中学农庄与感化中学》一文的基本思想写成了一篇独立的文章，即《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评谢·尼·尤沙柯夫著：《教育问题》；《政论的尝试》；《中学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和任务》；《中学教科书》；《全民教育问题》；《妇女和教育》。1897年圣彼得堡版，全书序言8页，正文283页，定价1卢布50戈比）[5]。这篇文章编入《列宁全集》第二卷。 这篇文章跟列宁这一时期的一本极其重要的著作，即秘密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6]一书有密切的联系。这本书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拟订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阐明了我们存在资本主义的问题，指出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进行革命活动的方式，无情地批判了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以及他们企图用微不足道的文化工作来暗中替换革命斗争的做法。 《什么是“人民之友”》共分三编，全系胶印版印刷，在搜查时被拿走了；后来花了很大功夫才在柏林档案中找到第1编和第3编，批评尤沙柯夫的第2编至今尚未找到。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最好的补充，它跟该书有着有机的联系。 除了《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之外，第二卷里没有任何别的有关国民教育的文章。 第三卷里也没有专门论述国民教育的文章，全卷谈的只有一个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7] 因此，1893年到1900年这个时期，列宁只写了三篇专门论述国民教育问题的文章。其中最有意义的一篇是《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谈谈这篇文章。 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这篇文章里，列宁首先谈到了等级学校和阶级学校之间的区别问题。列宁在摘引了尤沙柯夫的一些胡言乱语之后说：“这里正确地指出了阶级和等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差别不在于法律上的特权，而在于实际的条件，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是以法律上的平等为前提的。等级和阶级的另一个差别，尤沙柯夫先生似乎也并没有忽视，他说：‘……我们……当时（即农奴制度废除以后）摈弃了……国家生活中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同时也摈弃了具有等级限制的等级学校制度。目前资本主义过程的加深，与其说把俄罗斯民族分成了等级，不如说把它分成了经济阶级，……’。这里也正确地指出了把欧洲和俄国历史上的等级区别开来的另一个特征，即等级属于农奴社会，阶级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8]列宁在注解中又说：“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当我们只谈到阶级的时候，总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非等级的阶级”。[9]列宁摘引了尤沙柯夫的一些文句之后说：“所有这些都异常清楚地证明：尽管题目很大，尽管词句漂亮，但是尤沙柯夫先生根本不了解阶级学校的实质是什么。最可敬的民粹主义者先生，这个实质就是：教育的组织和受教育的机会对一切有产者来说都是同样的。阶级学校不同于等级学校的实质就在有产者这三个字上面。因此说上面引证的尤沙柯夫先生的一段话，在考虑到学校的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似乎‘根本谈不上制定一个国立中学的共同形式’，就完全是胡说。恰恰相反：阶级学校如果办得彻底，就是说，如果它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的残余，它必然要以学校的共同形式为前提。阶级社会的实质（因而也是阶级教育的实质）就是：法律上完全平等，所有的公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有产者享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等级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属于一定的等级。阶级学校没有等级，只有公民。它对所有的学生只有一个要求：要求他们缴纳学费。阶级学校根本用不着把大纲分成富人的大纲和穷人的大纲两种，因为缴不起学费、教材费和整个学习时期膳宿费的人，阶级学校根本不让他受中等教育。阶级的学校决不以阶级限制为前提（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因为，阶级和等级相反，阶级总是使个人保持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的完全自由。阶级学校对任何有钱读书的人都不加以限制……由于尤沙柯夫先生暴露出来的概念异常混乱，我们认为对他再做下面的补充解释也未必是多余的：在现代社会中，即使是不收任何学费的中等学校也仍然是阶级学校，因为学生在七八年中的膳宿费要比学费高得多，而能缴纳这笔费用的只有极少数人。”[10] 接着列宁写着，尤沙柯夫“不慎重地说”，似乎我们应该立刻就坚决地“抛弃了等级学校”，并且还引用了中学和实科中学等级成分的统计材料。列宁说：“不言而喻，我们决不是想说，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的问题，改进阶级学校的问题，对于那些没有享用、也不可能享用中等学校的阶级来说，是无关紧要或无足轻重的问题。相反地，这些问题对于这些阶级来说也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因为等级制度无论在生活中或在学校中对它们的压迫都特别沉重，因为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不过是俄国全盘欧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11] 阶级学校与等级学校比较起来是前进了一步，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报刊上很少谈到。很少有人了解上面摘引的列宁的言论。可是这些言论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性，因为我国现代的学校在实践中往往走上了等级学校的道路，而这是完全不允许的。由于我国的阶级还未彻底消灭，因此苏维埃学校仍然是并且也应该是阶级的，这一点列宁在1918年8月28日的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已经指出来了。[12]全部问题在于学校在哪个阶级手里。资产阶级把学校变为反对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写道：“我们的学校是阶级的，但它绝对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列宁于1897年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说：“阶级学校决不以阶级限制为前提。”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884年“劳动解放社”拟订的纲领草案中，就已经包括这样一条，即必须实行“世俗的、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同时应由国家供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和学习用品”。这项“实行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由国家供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和学习用品”的要求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添加了“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等字，而“教育”之前也添加了“普通的和职业的”等字。普及义务教育并未改变学校的阶级性质，但是已经消除了学校的阶级关门倾向[13]。 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我党目前的党纲上，也谈到对17岁以下的全体男女儿童实施免费的和义务的普及教育，同时在引言部分阐述了要求这种普及性的意思：“学校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该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的影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14]学校在内容和方针上应该具有坚定的阶级性，但是不应有阶级的关门倾向。 尤沙柯夫在拟订农业中学（包括8岁到20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计划时，完全没有打算改变教育的阶级内容。他甚至准备不改变“已经规定的教学计划”，只准备把古代语改为现代语。根据他的计划，少数民族和宗教教徒不能享受全民中等教育的福利。尤沙柯夫为了尊重“欧洲大陆反对”男女“合校制的偏见”[15]，准备保存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两种中学制度。列宁在指出了这点之后，就详尽地论述了尤沙柯夫的基本思想——计划用学生的劳动给中学作“抵偿”，因为中学同时要从事农业。 列宁说：“这里的确有正确的思想……这个正确思想就是，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这个思想还是伟大的老空想家们（列宁指的是欧文。——克鲁普斯卡雅）提出来的，‘学生们’（马克思的。——克鲁普斯卡雅）也完全赞同这个思想。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妇女和少年从事工业劳动，认为完全禁止这种劳动的企图是反动的，他们只是坚决主张这种劳动必须在完全合乎卫生要求的条件下进行。”[16]这并不是说，列宁同意任何年龄的儿童都可以在工厂工作。在他于1896年在监狱中所拟订的党纲草案中（第四部分第三条），曾经写着：“由法律禁止做夜工。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做工。”（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 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这一条修改为：“禁止企业主使用学龄（未满16岁）的童工，少年（16~18岁）的工作时间限定为6小时。”[17]这项条文要求保护16岁以前的儿童不受企业主的剥削，但这并不是一般地禁止儿童的生产劳动。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写着：“禁止使用未满16岁的儿童和少年做工”，建议“完全解除幼年儿童的工作，并进一步缩短少年的工作日”，[18]仅仅由于战争引起了严重的破坏，才临时允许用14岁到16岁的少年工人，同时工作日还限制为四小时。 指出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在儿童劳动方面我们发现很多过火的地方：让儿童从很小的时候（9岁左右）起就在企业工作。 接着，列宁阐述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学校应该培养全体儿童无一例外地都参加生产劳动。“为了使普遍生产劳动同普遍教育相结合，显然必须使所有的人都担负参加生产劳动的义务。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吧？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我们的‘民粹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应该规定体力劳动的义务是一个共同的原则，但这决不是为所有的人规定的，而只是为穷人规定的。”“因此义务生产劳动在我们的民粹主义者看来就不是人类普遍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而只是为了付中学学费。就是这样。”[19]列宁详细地分析了尤沙柯夫拟订的全部计划，指出这一计划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农奴制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实验，如此而已。富人进一种学校，穷人进另一种学校；有钱就缴学费，没有钱就做工。列宁曾经把尤沙柯夫的民粹派的乌托邦跟农奴制拥护者谢尔盖·沙拉波夫的实际活动相比较。沙拉波夫曾描写他整个夏季“几乎等于恢复农奴制度，当然，打嘴巴和在马棚里的肉刑除外”[20]。 列宁同时还谈到，尤沙柯夫在自己的乌托邦中想保留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不仅现时学生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克鲁普斯卡雅）曾经写文章反对这种荒谬的观点，就是老空想家、甚至我们俄国伟大的空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克鲁普斯卡雅）也曾写文章反对这种观点。尤沙柯夫先生连这一点都不了解！”[21]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非常现实。 《中学农庄和感化中学》一文（编入全集第一卷）简要地分析了（这是一篇为报纸所写的文章）尤沙柯夫载于《俄国财富》上的这篇文章（以后编入尤沙柯夫的文集）。 在前三卷里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直接跟文化问题有关的思想。这个时期使列宁感兴趣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1．文化的发展受经济的发展的制约性，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2．资产阶级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3．知识分子问题。 经济制度和经济形态能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人的世界观。 小农经济把小农培养成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列宁在他所写的《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写于1897年）一文中举出了一些例子，引用了如恩格尔加尔德这种农村知名之士的材料。他说：“恩格尔加尔德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农的惊人的个人主义。他详细地表明了：我们的‘农民在财产问题上是最极端的私有者’（第62页，引自1885年版），他们忍受不了‘大伙一起工作’，由于狭隘的个人的、利己的动机而仇视这种工作：在大伙一起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怕多作工’（第206页）。这种害怕多作工的情形，简直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可以说甚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例如，作者说：住在一个房间里因共同经济和亲戚关系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一些农妇，每个人只擦自己用过饭的那一小块桌面，或者每个人轮流为自己的婴儿挤牛奶（怕别人把牛奶藏起来），单独给自己的婴儿煮粥（第323页）。恩格尔加尔德是这样详细地说明了这些特点，用这样多的例子证实了这些特点，以致根本不可能说这些事实是偶然发生的”[22]。 列宁在《1894~1895年皮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一文（写于1897年）中总结了调查材料，指出了家庭手工业对世界观和文化水平的影响。他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拥有20000工人的将近9000个小作坊的调查中，会发现生产者如此惊人的分散性和原始性：在这些生产者中，公有财产的事例只有几十个，3~5个小业主联合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事例还不到10个！这种分散性也许成了可悲的、经济上和文化上停滞不前的最可靠的保证，如果我们幸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在一天天地摧毁着宗法式的手艺及其自给自足的小业主的地方局限性，一天天地破坏着细小的地方市场（它们支持着小生产），而代之以全国的和全世界的市场，迫使不只是什么加夫里亚塔村的生产者，而是全国甚至各国的生产者联合起来，使这种联合超出于只是业主和小业主的范围，向这些联合提出了比更便宜地购买木材和铁或更有利地出卖钉子和大车的问题更为广泛的问题”[23]。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揭示了小生产者的信仰根源。他指出：“零散的小生产者各人兼干几种操作，所以不大依赖别人：例如一个手工业者自己种麻、纺麻、织布，几乎是不依赖别人的。正是在这种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下（也只是在这种制度下），‘人各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俗话，即市场波动的无政府状态，才是有根据的。当劳动已因资本主义而社会化，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织布厂老板依赖纺织厂老板；后者又依赖棉田资本家，依赖机器制造厂老板，依赖煤矿老板，等等。结果每个资本家离了别的资本家就不行。‘人人为自己’的俗话显然完全不适用于这样一种制度：这里一人为大家工作，大家为一人工作（上帝没有存在的余地，他既不能作为天空的幻影，也不能作为人间的‘金犊’）。”[24]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的材料是列宁1896~1897年搜集的）一书中，也有几处说明文化建立在发展的工业的基础上的这一原理的地方。工场手工业（在家庭手工业中）的发展已经把文化水平提到一定的程度：“工业以及与社会其他部分的比较发达的商业交往，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及其文化程度；手工业工场中的工人已经瞧不起种地的农民了。大机器工业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使工业与农业完全分离，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创造了一个与旧式农民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居民阶级，它具有不同于旧式农民的另外的生活制度、另外的家庭关系以及更高的物质需要水平和精神需要水平。在小手工业及市场手工业中，我们始终看到宗法关系及各种人身依附形式的残余，这些残余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环境下使劳动者的状况极端恶化，侮辱他们并使他们堕落。大机器工业把往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已经绝对不再与宗法关系和人身依附的残余相妥协，并且以真正‘轻蔑的态度对待过去’。这种同陈腐的传统的分裂，是使调整生产及对生产的社会监督成为可能与必要的重要条件之一。”[25] 城市的文化水平比农村的文化水平高。工业中心对促进居民的智力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写于1894年）中曾谈到这一点。 “与此相反，科学理论（指马克思主义。——克鲁普斯卡雅）指出了大工业资本带来的这一矛盾（城市比农村优越。——克鲁普斯卡雅）的进步方面。‘随着大城市的资本主义生产而聚集起来的城市人口日益取得更大的优势，资本主义生产积蓄了社会前进的历史动力’。（diegeschichtlicheBewegungskraftderGesellschaft）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跃居特权地位，使乡村变成从属的、落后的、无助的、闭塞的，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人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26]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曾经引用弗拉基米尔省波克罗夫县的材料来证明这一事实。“‘木匠业给当地农民生活的整个结构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农民木匠渐渐地同农业生疏了，后来就完全抛开农业’。都市生活在木匠身上打下文化的印记：他们比周围农民要清洁得多，而且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智力发展程度’都与农民截然不同。”[27] “‘就生活设备来说，外出零工县份大大超过农业县份和森林地区。……彼得堡人的衣服清洁、美观、卫生得多。……儿童们比较清洁，所以他们中间很少看到疥疮和其他皮肤病’……在科斯特罗与外出零工乡下，‘你在半数人家中可以找到纸、墨水、铅笔与钢笔’……‘识字的彼得堡人，的确更好地和更自觉地求医治病’，因此传染病在他们中间不像在‘文化很低的’乡下那样厉害。”[28] “外出到城市，削弱了旧的父权制家庭，使妇女处于更加独立的、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与定居的地区比较起来，索利加利奇与丘赫洛马的家庭（科斯特罗马省外出做零工之风最甚的各县），不仅在家长的宗法的权力方面，而且在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方面都薄弱得多。对于12岁就被送到彼得堡去的儿子，当然不能希望他对父母如何热爱，对于父母的家庭如何依恋；他们不自觉地变成世界主义者了：‘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过惯了不受丈夫支配与帮助的生活的索利加利奇妇女，与农业地带受践踏的农妇完全不同：她们是独立自主的……殴打虐待老婆在这里是稀有的例外……男女平等差不多在一切地方与一切方面都表现出来了。”[29] 城市的文化水平在提高，农村依然没有文化。 列宁根据1894年至1895年在皮尔姆省进行手工业调查所得的材料指出：“就调查的材料看来，‘与农业的联系’对手工业者识字程度的影响异常显著……不经营农业的居民比经营农业的居民的识字程度高得多，并且在所有各个分类中，无论男女情况都是如此，毫无例外。[30]……“我们……可肯定……（1）与农业（指小农经济而言。——克鲁普斯卡雅）的联系保留了最落后的工业形式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3）阻碍了那些需求水平较低和识字程度远远落后于不经营农业者的居民的文化发展。”[31] 列宁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条件的问题。西方的消费要大些。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说：“为什么西方的消费较大呢？因为那里的文化高些。可是这种文化的物质基础如果不是资本主义技术的发达，不是使人们彼此更加接触并打破地方的中世纪式孤立性的商品经济和交换的增长，又是什么呢？（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例如法国在大革命前，当半中世纪式的农民尚未完全分裂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它的文化不是并不比我国的文化高吗？如果作者更仔细地考察俄国生活，那他就不能不看出例如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地区的农民的消费要比纯农业地区的农民的消费大得多……‘人民之友’丝毫不注意这类‘小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过是’由于文化或一般生活复杂化的缘故，他们甚至根本不去想想这种文化和这种复杂化的物质基础的问题。”（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32] 经济决定文化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文化也是影响经济的一个因素。结果辩证地变成了原因。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举例说明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商业资本（在抵押土地下出贷货币，以及购买各种生产品等等）与工业资本（在雇佣工人下进行商业性农业等等）像两条线一样交合在农民资产阶级手中。这两个资本形式哪一个将牺牲其他一个而发展，这要取决于四周的情况，取决于我国乡村中亚洲习俗的被排除程度与文化的普及程度。”（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33] 文化水平也影响着剥削形式。 列宁说：“这样大量的农村小剥削者乃是一种可怕的势力，其所以可怕，特别是因为他们对劳动者实行各个击破，牢牢地束缚他们，使他们毫无挣脱的希望；其所以可怕，是因为这种剥削在农村的愚昧的情况下（这是由于该体系所具有的低微劳动生产率和缺乏交往的现象而引起的），不仅是对劳动的掠夺，而且是农村中常有的亚洲式的对人格的侮辱。”（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34] 社会环境的阶级性质确定着谁去利用“技术改良”。 “不懂得他为之抑制进步方案的社会环境是资产阶级的环境，不懂得在农民经济中确已看出的一切‘技术改良’都不过是改善少数人状况而使多数人变成无产者的资产阶级进步，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他对之提出方案的国家是一个只能拥护资产阶级和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35] 列宁特别详尽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农村的影响的问题。“工业从农业中抽走最有力、最强壮、最有知识的工人，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仅工业国如此，农业国也是如此；不仅西欧如此，美国和俄国也是如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文明的城市和野蛮的乡村的矛盾，必然会产生这种结果。”[36] “城市资本主义竭力提供一切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发展农业技术，但是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仍旧像从前一样悲惨；城市资本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城市文化输入农村。”[37] 列宁也注意到资本主义不好的一面。他在评论1899年出版的考茨基著《土地问题》一书时说：“在现代社会中进步活动只能是减弱资本主义进展对于人民的有害作用，提高人民的觉悟和增强人民进行集体自卫的能力。”[38] 从列宁在1898年到1900年这段时期对文化问题所发表的见解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明白了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落后的原因。在经济备遭破坏的时期和恢复时期，还不能为发展文化创造物质的前提，只有改造时期才能创造这种物质前提来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建设；自从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进行，我国扫除文盲的工作才开始有了迅速的发展，我们才能够进行普及教育，这绝不是偶然的。另一方面，使我们明白了必须提高文化水平（为了加速经济建设），加强工业中心对农村的影响；必须提高农村文化，这是资本主义没有做到的，却是苏维埃政权非常关心的。使我们明白了必须把整个文化工作与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同时尽量广泛地吸引群众来参加文化建设工作。 早在1894年，列宁就非常果敢地谈到了资产阶级文化和小市民文化，“资产阶级的对立者”（工人阶级）和这种文化彻底“分开”，跟它势不两立。 这种资产阶级的、小市民的文化是怎样产生的呢？ 《人民园地上的新苗》（载于1879年之《祖国纪事》）一文的作者说：“……他们（指俄国资本家。——克鲁普斯卡雅）竭力模仿西欧资产阶级，订购书籍，学习。”列宁反驳作者说：“请看作者自己已不得不承认他刚才虚构出来的幻想是多么虚无缥渺，说我国的‘小市民文化’是在愚昧无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对的。要知道，正是它给改革后的俄国带来了文明、‘学识’。”[39] 列宁指出：‘文化界’将仍旧兴致勃勃地在吃点心和玩纸牌的间隙中谈论小弟弟，并编出一些‘改善’小弟弟生活的人道草案。”[40]" 这是一种什么草案呢？ 列宁在论述了民粹派纲领的反动的一面之后说：“但民粹派纲领中还有另一些条款，如实行自治，使‘人民’能自由而广泛地取得知识，用发放低利贷款、改良技术、调整销路等方法‘振兴’‘人民’经济（即小经济）等等。这类一般民主的措施是进步的，这一点司徒卢威先生当然也完全承认。这些措施不会阻碍而会加速俄国经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加速国内市场的形成，用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提高其需要水平的方法来加速技术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加速和促进劳动者的独立思维和行动。”（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41] 只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指一般民主措施——克鲁普斯卡雅）的提法应该和民粹派先生们的一贯提法有所不同。后者是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出发提问题的；照他们说来，似乎这类改革的不能实现，没有什么深刻的、潜藏在生产关系本身中的原因，而只是由于情感粗暴方面的阻碍，如‘理智的光芒’微弱等等，似乎俄国是一块tabularasa（净地），现在只是需要在上面正确地规划正确的道路而已。”[42] 用列宁的话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应该接受其一般民主的条款，而且应该更确切地、更深入地和进一步地实行这些条款。这些改革在俄国实行得愈彻底，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得愈高，俄国生活中（现在已经是）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社会对立就会表现得愈尖锐，愈明朗。”[43]“俄国生活中的社会对立”是什么？这是指的“阶级利益的对立”。上面的引文摘自《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它是为合法刊物写的，因此其中谈到“阶级利益的对立”时用的是暗示的办法。谈到阶级斗争时更得用一种“隐语”了。阶级斗争称为“阶级对抗理论”，工人阶级的要求称为“某些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表达”，工人阶级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称为“运用”，工人称为“最发达最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参加者”，秘密工作称为“看不见的工作”，拒绝为实现民主要求而斗争并且忽视这种要求称为“线被切断”，社会主义称为“理想”。 不仅沙皇的检查官，就连读者也很难猜出下面这段话的意思： “如果按照阶级对抗理论提出这些问题〔为此当然需要‘重新观察’俄国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会被这些有关的阶级而且只会被它们运用于实践当中（要这样‘运用’，当然需要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按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看不见的工作），这些答案就会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绝妙地形容的那样，冲出‘知识分子的小天地’，奔向最发达最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参加者，奔向最强烈地反映出‘线被切断’和‘需要’‘理想’（因为没有理想，他们就会很糟）的人们。”[44] 这段话用普通的话说就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问题（为此就需要从这一观点来分析俄国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那就必须拟订一个纲领，这个纲领要能表达工人阶级的实际要求，应该组织工人阶级为之进行斗争（当然，为此需要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而且这种工作按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秘密的工作）。这个纲领不仅应该在知识分子中间讨论，而且应该成为广大工人群众行动的指南，因为他们受专制制度的痛苦最深，实行社会主义和他们有切身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命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非常悲惨）。 我不知道，检查官是否了解了这段写得非常含蓄的话的意思，不过无论如何这段话的精神他们是懂的，刊载这篇署名克·土林文章的文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1895年圣彼得堡版）被沙皇检查宫焚毁了。 阶级斗争应该赋予整个文化工作以特别的色彩。文化工作不应该蜕化为一种脱离政治的文化工作，列宁曾经谈到这个问题。 列宁说："‘人民之友’忘记了这种对抗（即阶级利益的对立。——克鲁普斯卡雅），丧失了任何敏感，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圣洁的俄罗斯，十足的资产者也是‘在民主主义掩盖下’隐藏着的；所以他们（“人民之友”。——克鲁普斯卡雅）现在是反动的（对无产阶级来说），因为他们抹杀对抗，不谈论斗争，而谈论调和的文化主义的活动。”[45]（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 他接着说：“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出，这种思想已经腐朽到怎样的程度，它已经丧失了任何完整的理论基础，堕落成了可怜的折衷主义，堕落成了最平庸的文化派机会主义的纲领。”[46]（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 给群众以知识 必须把知识、科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授予群众。列宁在彼得堡工作的时期，曾和他的整个小组一样，在工人小组中进行过工作。他把小组里一半的学习时间用去和工人谈他们工厂的工作情形和劳动等等情形，另一半时间则用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其他同志大致也是这样工作。我们在星期日夜校工作的小组的组员，如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尽量把初级课程的教学工作跟向学生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联系起来。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和理论推广到群众中去！”在流放期间，我们小组帮助工人、流放时期的同志学习，和他们一起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等。当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尽力通过通俗小册子和传单来使群众接近理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尽量学习把文章写得浅显使工人易懂。在这段时期，列宁为工人写了许多小册子（如《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新工厂法》[47]）。因此对于列宁在1897年8月16日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的这一地方就很容易理解了：“您和他（指普列汉诺夫——克鲁普斯卡雅）对我的习作（为工人写的）所下的评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们写作。”[48]当时为工人出版通俗书籍、通俗杂志的重要性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曾经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决不是仅仅指这类读者（工人）而言，他对科学界人士也是有所期待的’。这话完全不对，因为马克思十分懂得，对资产阶级科学家方面的公正态度和科学批评不能有多大指望，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这一点作了非常肯定的说明。他在那里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大众中间所迅速得到的理解，对我的劳动是最好的奖赏。站在资产阶级观点上观察经济问题的迈耶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时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道出了一个完全正确的思想，他说被视为德国人的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索能力（dergrossetheoretischeSinn)，在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间已经完全消失，而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却在复活起来’。”在另一个地方说：“……我们这位作者（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克鲁普斯卡雅）为了根本打破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就拼命痛斥‘这个几乎可以容纳在袖珍字典中的科学’。的确，这还了得：又是科学，又是只值几文钱的小得可以放在口袋里的社会民主主义小册子！！显然，有些人只是因为科学教导被剥削者独立进行争取本身解放的斗争，教导他们拒绝任何抹杀阶级对抗并想独揽一切的‘人民之友’（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才重视科学，因而才用一些使俗人都觉得难堪的便宜小册子叙述这个科学，这些人的自信心是多么没有根据呵。如果工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民之友’，那就会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人民之友’就会拿出真正的、大部头的、学院式的俗人科学给他们看，就会把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组织详细地介绍给他们，只要……工人们愿意等待，不抱着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而自己进行斗争就行了！”[49] 关于知识分子 特别有意思的是列宁这几年写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现在（1930年12月）我们正在处理“工业党”的案件[50]，它非常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幕，这些知识分子投靠资产阶级，并且在资产阶级已被剥夺政权十多年的国家里继续为资产阶级服务。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说："‘知识分子’的成分，也和从事物质生产的社会的成分一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后者中间起统治和支配作用的是资本家，在前者中间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人数日益增加的野心家和资产阶级的奴仆，也就是那些心满意足、毫无梦想、深知本身欲望的‘知识分子’，……除此而外，还有一种自由派的和激进派的‘知识分子’，他们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进步、科学、真理、人民等等，他们喜欢追忆60年代的情形，说当时没有争执、消沉、灰心和冷淡，大家的心都热衷于民主主义。”[51] “当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因受农奴制度的压制而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农奴制度激起了全体知识分子一致的抗议和斗争，从而造成一种幻想，以为我国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支撑点，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获得成效。”[52] 可见，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已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参加工人阶级（这是一个有前途的阶级）的斗争，他才能成为一股力量，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获得成效。有一次在西伯利亚和列宁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曾提起涅克拉索夫，谈到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不牢固的小划子系在大船的船尾上”，即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才能成为一股力量。 列宁在他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中也谈到无等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当俄国的等级制度在1861年遭到坚决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具有了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为实行民主改革而进行的斗争并不是与资产阶级观点不相容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农民中开始了分化的时候，民粹派的知识分子就在自己的言论中反映了小农资产阶级的观点。我们把列宁有关的一段话引证在下面。 “‘如果·····一切社会集团所以是现实的力量，只是因为……它们和社会各个阶级一致或是依附于它们，那么很明显，‘无等级知识分子’就不是‘现实的社会力量’。就抽象的理论意义来说，作者当然是对的。他可以说抓住了民粹派的词句。你们说知识分子应该把俄国引上‘另外的道路’，但是，你们不了解如果他们不依附于一个阶级，他们就等于零。你们吹嘘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向来以思想‘纯洁’著称——其实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始终没有力量。作者的批评只是把民粹派的知识分子万能的荒谬思想和自己的‘知识分子在经济过程中没有力量’的十分正确的思想做个对比。但这样对比是不够的。要判断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是俄国社会中标志着改革后整个时代（贵族被平民知识分子最后排挤出去的时代）和无疑起了并继续起着一定历史作用的特殊集团，就必须把我国‘无等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纲领同俄国社会现有各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做个对比。……俄国先进的、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等级性’丝毫不能抹去知识分子思想的阶级根源。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主义都是为了无等级性，我国无等级知识分子反对旧贵族制度即等级制度也是为了这个。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起来反对过时的等级束缚和其他中世纪制度都是为了全体‘人民’（因为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当时还不够尖锐），无论在西方或在俄国，资产阶级都是对的，因为它所批评的制度的确束缚了所有的人。一当俄国的等级制度遭到坚决的打击（1861年），‘人民’内部的对抗就立刻暴露出来，无等级知识分子内部的自由派和民粹派即农民思想家（俄国直接生产者的第一批思想家没有看见而且不可能看见农民内部对立阶级的形成）之间的对抗也随之而暴露出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俄国社会中的社会对立更加充分暴露，迫使人们承认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事实。民粹主义把自己同马克思主义分开，几乎完全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53]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文（写于1897年）中详细地论述了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小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容易被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所欺骗，它能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开明分子，一般‘知识界’，不能不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摧残思想和知识的野蛮的警察压迫，但是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棒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至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制宗教中间的民主主义分子，那么谁都知道，谁都看得见，这几类居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要比每一类中所有各个阶级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制度的团结性深刻得多，坚强得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政治压迫最厉害地打击到无产阶级身上，而不容对这个阶级作丝毫让步，因为这个阶级既没有接近最高政权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54]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将要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其中工人知识分子开始占有很大的地位。列宁在1899年末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中曾谈到这种知识分子。我现在把有关的一段话引证如下： “正当知识界对说真话的不合法书刊失去兴趣的时候，工人强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社会主义的热情却日益增长，工人中间的真正英雄人物也不断出现，他们虽然生活环境很坏，在工厂中从事着摧残智力的苦役劳动，但是有顽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来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成为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现在俄国已经有这种‘工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使他们崇高的精神需求充分得到满足，使他们的队伍中间产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55] 列宁在1899年写的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中还指出了一种知识分子，即农村教师：“其次，也不应该忘记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如民校教师。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被人瞧不起的，他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人民没有权利和受压迫的情形，所以他们普遍同情社会民主主义（在运动进一步开展的情况下）是毫无疑义的。”[56] 列宁在1894年到1900年这段时期对“知识分子”所作的评价，至今还具有现实的意义。现在，由于“工业党”案件的发生，每一个“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会提出和将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把自己的命运同哪一个政党联系在一起：同垂死的资产阶级呢还是同工人阶级呢。生活使一切问题都明确起来了。“工业党”案件揭露了投靠大资产阶级的现代“知识分子”的面貌。康德拉基也夫案件揭露了把自己的命运同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命运、同富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现在，政府和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干部上，放在使他们获得必要的知识上。这种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跟工人阶级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目前整个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使他们掌握必要的知识，如何借助于这些知识把资产阶级的文化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文化。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1年第1期）。本文手稿完成于1930年12月10~12日。 [1]列宁有关国民教育问题言论的专题文集，从30年代开始曾多次出版。例如：《列宁论教育》，第三版，莫斯科，1973年（中学校长丛书）。 [2]指1925~1932年出版的《列宁文集》第二版前三卷。 [3]《列宁全集》第2卷，第65-68页。 [4]同上书，第53-59页。 [5]同上书，第402-431页。 [6]同上书，第1卷，第109-309页。 [7]同上书，第3卷，第558页。 [8]同上书，第2卷，第404页。 [9]同上。 [10]同上书，第405-406页。 [11]同上书，第408-409页。 [12]同上书，第28卷，第67-70页。 [13]参见《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卷，第63页。 [14]《列宁全集》第3卷，第746-747页。 [15]同上书，第2卷，第413页。 [16]同上书，第413-414页。 [17]《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卷，第64页。 [18]同上书，第2卷，第57-58页。 [19]《列宁全集》第2卷，第414页。 [20]同上书，第426页。 [21]《列宁全集》第2卷，第422页。 [22]同上书，第447页。 [23]同上书，第388页。 [24]同上书，第1卷，第155-156页。 [25]同上书，第3卷，第499页。 [26]同上书，第2卷，第193页。 [27]同上书，第3卷，第485页。 [28]同上书，第527页。 [29]同上书，第528-529页。 [30]同上书，第2卷，第347页。 [31]同上书，第348页。 [32]同上书，第1卷，第227页。 [33]同上书，第3卷，第57页。 [34]同上书，第1卷，第214页。 [35]同上书，第177页注。 [36]同上书，第4卷，第133页。 [37]同上书，第131页。 [38]同上书，第81页。 [39]同上书，第1卷，第324页。 [40]同上书，第248页。 [41]同上书，第478页。 [42]同上书，第480页。 [43]同上书，第479页。 [44]同上书，第481页及注。 [45]同上书，第261-262页。 [46]同上书，第264-265页。 [47]同上书，第2卷，第13-52页；第228-271页。 [48]同上书，第34卷，第6页。 [49]同上书，第1卷，第140-141页；第165-166页。 [50]工业党，1928年前为“工程师组织协会”，是一个反革命破坏组织，由资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上层分子和资本家组成，1925~1930年活动于苏联。工业党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得不到支持，就主要指望国外的帮助和其他反革命地方组织的支持（其中包括所谓“劳动农民党”的支持，这个党的领导人是农业经济学家康德拉提也夫）。1928~1930年在许多工业省和运输部门发现了这一破坏组织。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对工业党进行了审判。 [51]《歹四宁全集》第1卷，第272页。 [52]同上书，第271-274页。 [53]同上书，第398-400页。 [54]同上书，第2卷，第289页。 [55]同上书，第4卷，第246页。 [56]同上书，第221页。
谈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谈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问题*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弄清楚什么是综合技术教育，综合技术教育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恩格斯曾经在一个地方谈到，“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栓桔”的社会可以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一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实际地阅历过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1] 所以，工厂艺徒学校开始时应该研究它所从属的那一企业的生产工作（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要研究“母厂”的生产工作）。 开始时应熟悉企业的情况。要了解企业的目的方针（制造什么），了解它加工制作的材料（用什么东西制造），以及产品的制造过程（怎样制造）。 但是熟悉情况并不等于研究。要想研究制造过程，开始时应该把整个过程划分为几个组成部分（车间），弄清车间制作的顺序，了解各个车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个车间所占的地位。然后必须根据同样的方法来全面地研究每一个车间；把整个生产过程划分为个别的过程，了解其间的顺序，但是在这里还必须研究各个过程的性质（是机械性的或是化学性的过程）。一定要给研究每一过程打下科学基础，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了解这种过程。 这里，重要的是要把各个车间的作用以及各个车间工作的性质加以比较。 其次，研究企业的动力基础也有极其重大的作用。要使学生了解这一动力基础怎样影响着生产的速度，以及这种速度如何改变着生产本身的性质，这时，由于速度的关系，数量变成了质量。 再其次，必须在研究企业生产的基础上理解个别车间以及整个企业的劳动组织情况。 最后，要确定企业劳动的形式和劳动的性质。 从理论上对该生产部门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本企业的情况以及该生产部门的发展趋势。 对企业的研究应该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到各门课程里去。在物理课上，要特别详细地讲一讲与该企业各种机械过程有关的问题。要特别详细地研究该企业的动力基础。化学课应该科学地说明该生产部门里的各种过程。 数学课要能有助于学生从数学上理解生产的各个过程和劳动组织，提出许多统计数字并把在研究企业的过程中所说明的问题具体化。 绘画课也应与一定的组织联系起来。 工厂艺徒学校的小型工厂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它应该与研究该企业生产情况的研究室保持联系，这里应该有工厂生产过程图表、各车间生产过程图表、个别机器的模型、工厂的生产财务计划，等等。材料应该经常加以补充和研究。这个研究室应该接受全厂的监督，每个工人都要到这里来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根据他的口述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的。 其次，应该设置学校小型工厂车间来检查原料和产品质量。这项工作对企业来说是很必要的；它应该具有生产的性质。儿童们也可以通过这一工作得到提高。要设立的另一个车间，就是训练车间（要照顾儿童的年龄）。其次是研究机器构造的装配模型车间，还有化学实验车间。最后，在这四个车间的基础上，就是关注企业里各个车间循序进行的工作。小型工厂里应该设立一个相应的技术参考图书馆。 对本生产单位进行全面的研究，就可以找出检查企业的方法。 除了“母厂”的生产工作以外，还必须同样深入地研究一个跟学校协作的企业的情况。 这个企业的生产应该是另一个类型的。比如说，如果第一个企业是金属加工业，那么第二个企业就应该是具有较多的化学过程的企业（如造纸业），或者是面包烤制业，等等。要把这两个企业的生产性质加以比较，还要把原料、操作体系、主要的车间加以比较。至于说到以后的生产部门，那么所需要研究的可能只是个别车间的工作或者是不同的动力基础的影响，等等。 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是从农业机械化、农业化学过程和动力基础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特别重要的是研究生产过程的组织和劳动的组织。 附言：美国的职业学校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方法，可以检查出儿童对某些部门的知识掌握和理解的程度。这种方法就是让儿童说出：如果发生了某种情况，将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应该广泛采用这种方法，特别是在综合技术教育方面。 这可以使儿童在任何情况下及时作出判断的能力得到很好的发展。 例如，一个小型工厂如果停电了，那么会怎么样？如果在某个车间工作的只有粗工，那么这个车间会产生什么结果？如果发明了某种机器，会有什么结果？等等。这种重要习题中包含的正确课题，可以大大促进儿童思想的发展。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0年第8-9期）。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21页。
国民经济的改造和综合技术教育（在综合技术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报告和闭幕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国民经济的改造和综合技术教育* （在综合技术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报告和闭幕词） 开幕词 ……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了。你们大家都很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曾经非常尖锐地提出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现代大工业为全面发展的人进行崭新的劳动教育创造了条件。我现在不打算详细讲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我国出版的书籍中已经谈得很多了。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曾特别着重指出，这一问题是与社会主义建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恩格斯还指出，城乡之间的矛盾的彻底消除，只有在全面发展的、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才有可能。现在这一问题就是像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所阐述的那样提出来的。 19世纪90年代，工业的发展为我们俄国奠立了工人运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因此获得了牢固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小组纷纷成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先提出了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问题。列宁在他写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1]一文中曾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实施综合技术教育，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列宁还把这一问题同普及教育问题和全民义务劳动问题联系在一起。只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从前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对于这一方面、对于综合技术教育与普及教育的这种联系不知道为什么不太注意，而现在，当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实行普及义务教育的决定之后，我们就非常自然的，而且也特别明显地把普及教育的问题与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问题极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同志们，这是我们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90年代谈论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第一阶段。后来过了很多年，直到世界大战在许多国家引起劳动力缺乏的危机的时候，在产生了变世界大战为国内战争的问题以及工人阶级胜利的问题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综合技术教育问题、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的问题才重新变得迫切起来。只要注意一下1915年和1916年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刊，那么就可以看到，由于劳动力缺乏的危机，它们是怎样重新提出了培养劳动力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了这一问题的正确提出，使它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脱离开了。正好那时要详尽地研究学校综合技术教育这一问题的情况，所以在十月革命爆发后，我们立即制订了有关普及义务教育的明确方针，同时也制订了有关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明确方针。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恰好也指出，我国的学校应该变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在1920年末国内战争刚刚结束，1921年初开始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综合技术教育问题又非常尖锐地提出来了。当时，党内极其热烈地讨论着生产宣传、扩大成年工人的综合技术眼界等问题。在当时进行的关于职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列宁同志特别强调了生产宣传的重要性，他希望这种生产宣传能带有综合技术的性质，能扩大工人的综合技术眼界。他看到了工人阶级面临的巨大任务，即在社会主义的新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任务，因此，他强调指出了发动群众参加这一建设工作的必要性。列宁在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2]曾说，要用电力化的计划来发动群众，实际地进行电力化的宣传工作。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正是在对群众的态度以及发挥群众积极性的方法问题这两方面进行的。1920年和1921年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首先是从对成人进行工作这一观点上提起的。 同时，这一问题也在当时举行的党的讨论学校问题的会议上提出过。列宁那时写了评注来论述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问题，并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文中谈到了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指出用单一技术教育去代替综合技术教育是不正确的。[3] 当然，在国内战争时期不可能顺利地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因为当时经济备遭破坏，条件非常困难，不能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企图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个别实验学校，以及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点点滴滴的成功的创举，在当时毕竟是“实验性”的；至于群众性的学校，根本没有实行综合技术教育。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里，在恢复时期，我们看到在我国群众性的学校里已经显露出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一些迹象，不过这种迹象还很不够。当时我们只有两类学校比较近似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第一就是工厂艺徒学校。这是一种群众性的学校，它表明了怎样把教育与生产实际联系起来。这是一种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当然，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找出工厂艺徒学校[4]的许多缺点，但是应该指出，工厂艺徒学校的基本思想是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思想，是教育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思想。应该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是为了建立工厂艺徒学校而奋斗的战士，它对这项工作是很关心的。 其次是另外一种群众性的学校，这种学校实施的教育也接近综合技术教育——这就是农村青年学校。在这种学校里，教育也是与生产紧密联系的。不过我国的农业是落后的，这种情况不能不对学校有所影响。只是现在，由于正在实行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农村青年学校才呈现出新的远景，它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但是，如果我们拿所有的学校的情况来看，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我们只是进行了一些试验和尝试，就所有的学校来说，不管是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都没有变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如果我们有时把我们的小型工厂叫做综合技术工厂，那往往也只是为了聊以自慰。可是现在，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的条件完全改变了。 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次代表大会指出了我国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根本性的变化，揭示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建设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实质。 工会已经面向生产，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于是就从另一方面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问题，并且使这个问题成了一个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同时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辟了新的蹊径。 诚然，旧的影响还紧紧地束缚着我们，某些经济工作人员，某些专家，教育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某些工人还往往不去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很多人还认为，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完全是政府部门的事，只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事，但是现实生活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现实生活教育了人们。现在举行的代表大会，这个第一次代表大会，它的召开是十分适时的，因为目前正要充分提出学校综合教育化方面的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过去一段时期，我们仅仅是宣传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思想，这一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要使我国各级群众性的学校（从一级学校开始到高等学校为止）都实际变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这是生活所绝对要求的，也是生产所绝对要求的。必须对学校进行巨大的改造。 不消说，单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力量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里不仅需要党的帮助（党一直是赞成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不仅需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持（它对此事非常关心），而且还需要工会的大力帮助，需要经济工作人员的大力帮助，因为只有依靠共同的力量才能建立这种学校，而这种学校的建立又意味着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一大步。 报告 我的报告的题目是《国民经济的改造和综合技术教育》[5]。同志们，我们所亲眼看见的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这项改造工作的特点，这项改造工作充满了社会主义的精神。 问题不只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扩大了，而在于整个组织是根据新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在于改造国民经济的宗旨是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 当然，我国的国民经济改造工作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改造工作。在资本主义国家，改造国民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使一小撮资本家发财赚钱。 其次，我国的改造工作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这种改造工作是靠人民群众的双手进行的；如果人民群众不积极地、自觉地参加这一改造工作，那么这一工作也就不可能完成。 列宁在他所写的《伟大的创举》[6]这本小册子中，曾经谈到经济改造方面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是在1919年他看到当时自发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景而写的。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方面的特点就在于这是另一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各国是一种什么社会关系呢？那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是地主和为他干活的农民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各国，天下是地主和资本家的，那里的全部社会关系，都是由此决定的。在我国，政权是苏维埃掌握的，所以这种不同的社会关系，这种由苏维埃掌握政权的社会关系就为群众的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及其主动性的发扬创造了条件，而这种条件是资本主义各国所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群众才能产生一种创造力以保证大踏步前进成为可能。当我们说，在国民经济方面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时候，这并不单纯是一个宣传口号，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在我国的情况下，在苏维埃国家的情况下，有一种新生的、巨大的力量，即组织起来了的有觉悟的群众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资本主义各国没有的。而正是这种力量能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口号变为最现实的口号。这也不单纯是一种宣传方式，而是对我们耳闻目睹的事实的一个证实。 当列宁在《伟大的创举》这本小册子里谈到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中表现出来的自觉的劳动纪律时，他同时也谈到了这种新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种自觉纪律怎样在新的情况下形成起来。我们亲眼见到了这种自觉纪律在工厂里形成起来的情况，这种纪律不是资本主义的纪律，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里形成的纪律，而是由人的内在觉悟形成的纪律。 其次要谈及新的劳动组织。如果我们现在到工厂去，我们就会看到正在开展竞赛的工作队，看到紧张忙碌的工作情况，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真的参加了新的劳动组织。如果我们看到目前集体农庄正在进行的建设，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那里全部生产工作都是按照新的方式进行的。这种组织不同于从前的组织，这是一种集体化的组织，它是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它是一股巨大的创造力。 列宁所强调指出的这种关系中最后一点，就是必须使“……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的普遍联合结合起来”。[7] 列宁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必须学习西方、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成就，要把这一技术成就都拿过来，但是拿过来之后，应该按照新的方式运用于我国的新情况。 1918年，在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曾经说：“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而且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剥削手段”。[8]他接着指出，这些技术上的奇迹和科学成就有助于把群众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列宁在世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全部实际地解决了。 现在正进行着社会主义竞赛，它所具有的规模与过去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完全不同。社会主义竞赛日益深入，它已发展到各个大生产部门去了，新的劳动形式正在建立。每天，当我们打开报纸的时候，我们都可读到一些关于新的劳动形式的消息：有时是关于协作的，有时是关于混成作业班的，有时是关于其他一些新的劳动形式的。我们读到了关于劳动协作公社的消息，这种公社是根据新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在这种公社里，工人们在劳动时互相帮助。所有这些情形使我们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国的建设。 例如，我们现在提出了向浪费现象作斗争的问题。《在计划工作战线上》[9]这本杂志的第9期和第10期里，刊登了鲁达柯夫写的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他说，根据统计，我们每年的浪费总值达40亿卢布。当我们向工人阶级提出向浪费现象作斗争的任务之后，他们立即认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根据统计，十个重点选择出来的工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进行了一项生产改造，立即节省了300万卢布，同时还提出了许多建议——工人一共提出22000条建议——说明怎样用最好的方法去进行生产、改造生产。它也说明工人阶级正以新的态度积极参加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工作。这也创造了使我们能够大踏步前进的新力量。但是，如果工人的技术修养越好，他对全部生产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了解越深刻，他的综合技术眼界越广阔，那么工人群众的主动性、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就能产生更大的效果，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这里需要的不是一些狭隘的专业技巧，不是某一小范围的知识，这里需要的是无产阶级敏锐的眼光，这种眼光能看见生产中的一切缺点；这里需要的是综合技术的眼界。 当然，绝不能说工人提出来的每一条建议都应该采纳实行。由于技术水平低，不会计算，等等，有些建议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切合实际的。如果工人的技术水平更高一些，他所提出来的建议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不消说，人民群众的综合技术水平越高，那么他们的创造能力就越能发挥效果。正因为如此，列宁在他所写的生产宣传提纲和他所写的应该如何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评注中说，我们立刻需要细木工、钳工，但是他们必须具有综合技术眼界。列宁经常指出综合技术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发现，我国正在自发地对工人进行着各种非常广泛的综合技术训练。就拿初级生产训练班来说吧，仅乌克兰一地在1929年就有36000工人参加这种训练班。 当我们到一个工厂去的时候，往往会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厂设有初级生产训练班”——但这种训练班的情况如何，它是怎样进行工作的却没有说，也没有统计材料。必须指出的是，这项工作完全是自发地进行的。 再拿长期生产参观来说，仅仅今年一年就有15000名五金工人进行长期生产实习。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比较落后的工厂的纺织工人要到设备比较好的大纺织工厂去看看各种成就，获得进行比较的材料，扩大自己的综合技术眼界。 比如说，如果您现在到莫斯科的一个工厂去参观，往往有人会对您说：“我们厂有一半工人都在学习。”但是在哪里学习呢？他们通常是在工农速成中学预备班、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种中等技术学校的、高等学校的预备班学习。必须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预备班与生产的结合都不密切，多半是讲一些抽象的道理，但是除了旧的学习形式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形式，比如工厂学校就是。在这种工厂的每一个车间里，围绕着每一生产过程分出许多专门训练班，从各方面来阐明生产情况。整个教学工作是以工厂为中心进行的。从实际出发，从生活出发，根据新的办法来开设各种训练班，这当然不是一条很普通的道路，注意考核这种企业学校的工作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教学形式：展览、讲座、与生产有关的流动展览——所有这些形式都大大扩大工人的眼界。由于生产需要而把工人从一个工厂调到另一个工厂，这毫无疑问地也可以扩大工人的综合技术眼界，工人的综合技术认识毫无疑问是提高了。 列宁在他所写的《生产宣传提纲》[10]中曾指出生产宣传应该采取非常大的规模。例如，他曾强调说，扫盲站应该同生产宣传、同综合技术宣传联系起来。这当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的扫盲工作的规模很大，如果把它同生产宣传联系起来，这将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工人中间最落后的一部分人将要得到提高，从而自觉地去对待生产工作。 使工人的广泛的综合技术眼界变得特别重要的另一原因，就是我国的国民经济改造工作是在非常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我们拿各个民族省、拿个别地区来看，我们就会发现，那里需要在新的地方进行建设。列宁曾经谈到五种类型[11]。这对我国国民经济改造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判明方向，考虑到工人参差不齐的水平，考虑到整个情况，因此这里不能按死板的公式办事，需要发动群众参加这种建设工作。如果群众不参加这一工作，我们的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达到目前生活所要求的那一深度和规模。 我们经常谈起综合技术眼界以及成年工人掌握技术知识的问题。这与学校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在于，成人教育的这种综合技术教育化是与我国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有密切联系的。大家都知道，党纲中曾经谈到国民教育委员会[12]的问题；列宁在世时也曾经谈到这种委员会的重大意义。这不是家长委员会，而是另一种东西，是群众直接参加学校建设工作的一种组织。不言而喻，如果群众的眼界扩大了，如果他们具有综合技术的眼界，那么这些受过综合技术训练的群众就一定能够非常积极地参加我国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 同志们，我们用不着自己欺骗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的校舍很差，我们拨来作为小型工厂用的地方也非常狭小。据一个统计材料说明，十月革命胜利后所修建的新校舍里小型工厂仅占校舍面积的2%，而衣帽间却占5%。这说明，目前我国群众学校里小型工厂所占的地方是多么狭小，不过我们也不应幻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整个局面改观。我们应该注意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列宁所说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们所有的那点不多的东西。列宁在给斯切潘诺夫著的一本关于电气化的书所写的序[13]里曾经说，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发电站变为一个特殊的技术宣传点，使每一个发电站成为宣传全国电气化知识的中心。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只是发电站应该利用，还有每一台拖拉机，每一座工厂，周围生活中的一切，与技术有关并能使人们了解技术工作、了解技术机器和工具的一切——这一切都应该加以利用。 拿我们的一个区来说。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区的一切可能利用的东西（包括很小的东西在内）都加以利用。如果有汽车，那么就要从综合技术教育的观点加以利用；如果有拖拉机，就应该从展示拖拉机的整个内部构造的角度加以利用，说明拖拉机是一种什么东西。我们要把每一个火车站变成一个特殊的学校。 马克思曾经谈到磨、钟表及其在技术史上的作用。这些东西也应该用来为综合技术教育服务。[14] 比如说，在伏尔加河中游有很多制粉机和碾谷机，——那里需要利用制粉机，那么就要在附近进行初步的综合技术宣传。现在，技术已经日益深入农村。每一个机器拖拉机站无疑地都应成为技术宣传点。如果我们能注意到周围的环境，注意到一切可供我们学校利用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在农村里，目前也有很丰富的材料可供我们向儿童介绍现代技术之用，并且可以说明这种技术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利用每一个工厂。 不久前，我曾经去过一个工厂。这个工厂附近就是一所七年制学校。所有的废物、碎铁、金属丝——这一切自然都是学校小型工厂所需要的，以便利用这些废品来说明发动机的全部构造，可是这个工厂对学校并不关心。这个工厂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关心学校：能不能把学校并人工厂的范围，能不能用学校的地方再建一个车间。至于学校的情况如何，学校教学大纲的内容如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学大纲，工厂应该怎样帮助学校，——这些，工厂都不关心。 必须使工厂关心学校的事，学校关心工厂的事。现在，很少有哪个工厂去讨论学校的教学大纲，很少有哪个工厂去讨论综合技术教育的大纲编订得是否正确。我们发现各个企业不重视这一点，那些参加生产竞赛并且提高了生产的突击队员，也不重视这一点；我们发现大家对学校的各种问题都不够重视。我们还发现这样的情况：莫斯科一所中学里有一个小型工厂，这个工厂从前是一个手工业式的工厂，现在由于综合技术教育很时髦，于是他们就宣布说，这是一个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小型工厂，虽然这个工厂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一个纯粹手工业式的工厂。如果你要问学生们做些什么，他们会说：“我们有两小时实行综合技术教育，而且最妙的是这两小时排在最后，因为这样就可以偷偷溜走，所有能溜走的人都走了”。我问他们，这两小时的学习与其余的学习怎样联系起来。他们对我说，小型工厂里的工作与学习一点联系也没有。如果工人能够参加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那么这种现象当然也就不会发生。学校的教学大纲应该拿到工厂大会上去广泛地讨论；只有在学校把自己的展览品拿到工厂里去，只有去参观那些综合技术教育的教学工作进行得很好的示范学校，只有请工人来听课，——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引起他们对学校的关心。 不久前，我在一个工厂做了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工人们对综合技术教育一点也不懂。那里对教育问题谈得很多，大家都发言，谈得很热烈，于是就引起了兴趣，但是我相信，可能只是几个人对综合技术教育这个问题感兴趣。如果能举办一个展览会，说明如何使教学工作与学习纺织联系起来，表明教学与生产联系的情况，那么大家的兴趣就会大些户同时也就会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来。我们要通过关于具体工作的展览来吸引群众参加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 综合技术教育的宣传工作应该安排得生动活泼，现实具体，应该通过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问题，不要抽象地议论，而要讨论一些实际的问题。 这不只是与工厂有关，与集体农庄也有关。现在我想谈谈我党党纲中曾经提到的国民教育委员会的问题。这种委员会就是工人代表的委员会，就是学校附近的生产部门的工人代表的委员会。这些生产部门应该非常关心大纲，正如一个集体农庄庄员所说的，要“逐字逐句”地研究学校的教学大纲。只有当群众真正关心学校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建成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 ……现在，扩大工人综合技术眼界的问题表明，目前关心学校的群众已经不是从前那样的群众了，他们将关心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 现在谈另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资本主义各国进行的经济工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的建设是有计划的。我国的五年计划在资本主义各国存在的那种竞争者面前有极大的原则性意义。我们现在已经亲眼见到了北美、德国以及其他许多大国的严重经济危机，这种危机正是生产没有计划而引起的。统一的五年计划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大家都知道，谁也不会认为制定这个五年计划只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事情。我们必须懂得，计划性意味着这一五年计划的制定应使每一经济组织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就在最近一段时期，我们发现这种计划性已经深入到每个工厂、每台车床去了，它使工人阶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看到了一个得到响应的工业财务计划。 “得到响应的工业财务计划”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计划性已经从办公室走到每台车床、每个工人那里去了，而随着这种得到响应的工业财务计划的广泛发展，工人对这种计划性的理解也就越深刻。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与下面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必须广泛地使工人了解这种计划性的许多要点。因此，我们也应该使我国的学校工作进行得很有计划，不要到了学校小型工厂之后，随便做点什么，就万事大吉。不能把计划性理解为填写教学表格。问题不在表格，问题在于要让儿童自己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事，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我们希望通过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帮助来安排学生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的安排要使他们能培养学生做事有计划的能力，要使计划性深入学校的各个方面去；这样我们就是用新的方法来培养我国的新一代了。 在周围的生活中，还存留着许多旧的余毒、很多缺乏计划性的陈旧现象。修建一个小型工厂，花了45000卢布，可是过了一天，一看，工程师又提出一个更好的设计方案，刚刚修好的这个工厂就要拆毁，45000卢布等于丢到水里去了。这种错误目前还不可能完全避免。 但是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培养能够有计划地进行工作的新一代。这个任务是与我国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工作有计划性，其前提就是要有一定的眼界，要对生产有一定的理解。 在这方面，生产的计划性具有重大的意义。 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全面发展的、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一代人成长起来后，城乡之间的矛盾才能消除。列宁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也曾谈到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问题。这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社会分工的基础。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一个由于实行集体化而使城乡之间的这种对立正在消除的时期，我们所见到的完全是一些新的情况。现在我们看到，即使是农村也开始以不同的态度来关心技术问题了。现在城乡之间距离的缩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现实，而这种情况是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在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说从前工人到农村去是怀着某种宣传目的，那么现在到农村去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有25000人到农村去，他们把自己的生产经验、自己内在的自觉纪律、自己从事集体劳动（这种集体劳动产生于工厂的整个环境）的习惯和无产阶级的修养——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带到农村去了。如果你了解一下刚成立的集体农庄，并且把昨天还是单干户的集体农庄庄员的心理状态和工人的心理状态加以比较，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工人们会说：“真是怪事，机器摆在雪地上，拖拉机放在雪地上，集体农庄庄员们从旁边走过，可是谁也不管这台拖拉机，而把这台拖拉机放到草棚子里去并不是什么难事”。从这里可以看出，工人们已经养成了爱护公共财产的习惯。他们懂得，拖拉机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可是集体农庄庄员们还没有这种习惯，他们还没有养成爱护公共财产的习惯。我们看到，农民刚刚养成这种为进行集体耕作所必需的习惯，刚刚在按新的方法组织劳动的集体农庄里养成这种生产上的主人翁的态度，养成作为一个集体主义者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从这一点看来，派遣25000人到农村去，对于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现在，农村闭塞的现象已大为改观了，这种情况当然会对而且不能不对我国的学校产生影响。不久前还曾听到这样的言论：“我们城里的学校是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乡下的学校是农业化的学校”。农业化倒是农业化，但是农业化不能以落后的农业为基础。它与综合技术教育化应该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党纲中关于统一学校的条文，不仅是指的一般的方向和方针，而且是指必须在城市和乡村都设立统一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目前城乡之间的距离日益缩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现在谈另一个问题。我国正在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许多大城市里，我们即将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这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新的方法来建设农业，农业将要机械化，此外还说明，交通邮电事业也将要用新的方法把一切都联系在一起，并且要把现有的一切技术成就都在这方面加以运用。 不久前，我读到前德国教育部长别克尔写的一本德文书，其中谈到文化危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很有意思。书中实际上谈的不是一般的文化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别克尔很明显地揭露说，邮电方面的技术成就削弱了资产阶级对群众的影响。别克尔说，从前，农村是很闭塞的，可以在那里进行宗教宣传，人们相信这些话（他对这一点当然说得躲躲闪闪），可是现在人们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到大城市的消息，农村再也不闭塞了，农民再也不相信那些话了。从前可以进行个人的宣传鼓动，可是现在如果对个人进行宣传，实际上是对集体进行宣传，而集体又不太接受这种开导，于是别克尔就认为文化危机到了。 工业化给邮电事业展示了崭新的远景。有声电影、收音机―所有这些都是新的技术成果。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把它用于完全相反的目的。我们要利用这些东西在最广大的群众中传播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把技术成果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但是对于学校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电影和收音机。我们仅仅开始把收音机用于函授教学。而所有这些都应该更大规模地利用，这样我们的学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常常在农村里无人过问了。借助收音机和电影，所有的优秀人物和技术上的知名人士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教育服务，为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服务。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还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够。这是目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当列宁一般地谈到工业化问题的时候，他说必须把另一种业务（人们往往不承认它是业务）加以改造，——这就是家务。今年冬天，由于大城市的建设，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引起了社会人士的注意，因为大城市的机械化要广泛地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设立公共食堂，设立公共洗衣房，把技术运用到各种家务中去。现在，由于需要妇女的劳动力，所以这个问题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诚然，我们也有很多过失。到一个修得很好的食堂里去，看起来富丽堂皇，可是仔细一瞧，简直不像一个食堂，而是畜栏，饮食很随便，东西都白白浪费了。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成绩。 我们应该利用好的建设经验，使我国的城乡家务工作达到同一水平。在农村里，集体农庄运动也为合理地安排日常生活创造了前提。这对我国的学校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前，总是不停地让儿童去打水，儿童得做各种零活，这种零活占去了他很多时间，把他束缚在家庭里而养成了小私有者的心理。现在我们看到，普及义务教育正在进行，同时学校面前也呈现着另外的前景，提供另外一些条件。 现代技术在学校面前为综合技术教育化开辟了道路。我们看到，目前各个工厂正在运用的那种现代技术，我们向西方学来的那种技术，已经具有一定的性质，它使手工业技术成为无用之物。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我国工厂的设备，我们就会发现目前还有很多工作是用手工劳动从事的，为此也就需要多种形式的手工技巧。在很多工厂，还只有一部分生产活动机械化了，但是我国的改造工作正沿着以最新的科技成果来重新装备我国工厂的道路前进。而这种装备上的改变是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的，因为机械化可以改变要求工人所具有的修养的性质，首先它可以改变学习时间过长的状况。 马克思早就说过，不要成年累月地学习，要用几个月、几个星期的时间学会某种劳动过程。 其次，我们现在还看到，在现代技术中，各个完全不同的部门使用着同一类型的机器。许多乍看起来迥然不同的生产部门，其间往往有很多共同之点。生产的机械化为各种生产的接近打下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不同的生产过程接近之后，从前存在的那种生产上的独特性就开始消失了。 目前，所谓受过教育的工人当然起着特殊的作用。受过教育的工人应该具有一定的劳动素养，具有现代技术劳动的素养。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苏维埃俄国已经创立了一套培养这种受过教育的工人的体系——这就是加斯帖夫同志的体系。 我们发现从农村来工厂里当工人的人，他们白白地浪费了许多时间，他们不懂得机器，不知道照顾机器，他们没有起码的劳动素养，而这种素养又是从事大生产所必需的。 加斯帖夫的成就在于，他恰恰培养了人们这种素养。但是加斯帖夫也有错误，就是他认为，在我们这个进行着社会主义改造并且群众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国家里，只掌握这些技巧就行了，停留在这一点上就行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认为这种观点和另一种观点是对立的，即：力图局限于机械地训练，局限于仅仅学得一些技巧，这种做法是与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做法——培养全面发展的、能够同时做生产的执行者和生产的主人的工人——对立的。 一个工人，如果被束缚在自己的狭小的专业上，而这种专业可能由于技术的进步在明天就成为无用之物，那么这种工人实际上没有具备任何技能，他对国民经济的改造不能作出任何贡献。所以全国人民（首先是经济工作人员）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除了使广大的群众获得这种起码的生产素养之外，还要使他们具有广泛的综合技术眼界，以及把自己的知识、技巧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加以运用的能力。 新的技术同时也改变了有高度技能的工人的性质。从前，有高度技能的工人都是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多年的手艺学习才获得一定的技能。他往往除了自己的技能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连最简单的计算都不会。拿一个老建筑工人来说，他常常不能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最简单的计算问题，没有起码的、对他说来非常必要的几何知识，可是他学习过很多年的手艺。所以现在需要另一种技能，就是把生产劳动同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的技能。 当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建立工厂艺徒学校而斗争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一斗争中支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候，我们也是为培养具有新技能、具有现代技术所需要的新技能的工人而斗争。 如果我们使不熟练的工人具有综合技术眼界，如果我们从技术上对工人加以培养，那么我们就能使没有技能的工人和有高度技能的工人之间的距离缩短。资产阶级的全部策略在于它控制了一小部分熟练工人。只要我们看看工联的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资产阶级对熟练工人是如何百般殷勤，力图把这些工人培养成资本主义的奴仆。对我国说来，苏维埃国家的劳动人民并不是只有一双手的工人，他们是生产部门的主人，所以我们要大力运用一切技术成果，使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的这种差别缩小到最低限度，使不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 当然，这样就能使生产得到蓬勃的发展，能使每个人从事根据他的能力和爱好说来最适宜的工作。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设想；这个问题目前是由我国国民经济的改造提出来的，今后这个方针将越来越明显。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人，把所有的人从童年时起就毫无例外地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大家知道，我国从今年起开始实行普及教育。今后普及教育包括的年龄将越来越大，我们将采·用这种办法通过综合技术教育学校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人，使他们变为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劳动者。 考虑到现代技术的特点，每一个经济工作人员都应该竭尽全力去帮助建设我国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绍辛同志[15]在他的报告中将要提出许多实际的建议，指出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使学校加强同工厂的联系，使集体农庄管理处的工作和全体集体农庄庄员跟农村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的工作加强联系。他的报告里将提出许多建议。我不打算再谈这些问题了，因为这样就已经占了不少时间了。 我这篇报告的目的是想着重指出，工人群众、与这些群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工会以及经济工作人员（他们当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的工作是在苏维埃国家进行的，这种改造工作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所有这些人都应该直接参加各级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工作。这项工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现在，我们也正在使我国的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加强同生产部门的联系。我们一直在那里进行生产实习。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这实际上只是第一步。我们要使整个实习工作安排得卓有成效，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如果工人、工会和经济工作人员不配合在一起进行工作，以便从综合技术教育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实习工作，为培养我国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青年打下广泛的综合技术基础，那么我们就会长时期在这条战线上挣扎，直到我们走上能够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到底的道路上为止。 遗憾的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经济工作人员并不太多，而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却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看到，在工人中间，由于目前他们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竞赛的巨大工作，他们已经对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发生了兴趣。我认为，在今后的讨论中，应该提出一些更实际的问题来。 闭幕词 ……在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时，我们可能会产生哪些危险呢？ 第一种危险，就是我们往往使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变成非常狭隘地去获得一些技巧，而不是使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常常发现倾向于狭隘手工业式的技术。我们常常发现这种情况。 在基斯洛沃德斯克城附近有一所儿童之家，它被称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校内有一间房子上挂着一个牌子：“针织工厂”，厂内有一些这所儿童之家的学生，他们用织针在织袜子，一个老太婆坐在那里告诉大家怎样织袜子。工厂的性质就是如此，没有一点技术的味道，——远古以前是怎样学织袜子的，现在还是用的同样的方法。再拿缝纫工厂来说，没有一台缝纫机。可是所有这些工厂都叫做“综合技术的”工厂，实际上是狭隘的手工业工厂。倾向于手工业——这是很大的危险。 甚至在中部地区，在兹纳明卡某地，有的学校自称是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小型工厂自称为综合技术工厂。首先也得打听一下，劳动教学是怎样与其他课程的教学联系的。这是一块试金石，利用这块试金石可以试验出是综合技术教育还是手工业，甚至还要糟些，只不过是胡乱摆弄摆弄工具而已。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明白，我们不只是研究劳动，我们的小型工厂不只是一个学习初步劳动技巧的地方，必须使小型工厂里的活动与生产有一种联系。如果在一个纺织工厂附近有一所七年制学校，而校内又有一个小型工厂的话，那就必须使这个小型工厂与纺织工厂的全部生产活动联系起来。问题不只是要在纺织工厂设立一个综合技术教育化方面的司令部，而是要使这个小型工厂怎样与生产结合起来。小型工厂怎样订计划？通常，我们的计划总是订得很死板。不管是什么样的工厂——造纸厂、纺织厂，等等，总是要你去学习细木工、旋工、钳工的工作。诚然，每一个生产部门都需要旋工和钳工，但是所有这些活往往与生产劳动没有关系，只是为了练习才干一下，这样儿童就会对这些活感到非常苦恼。可是如果改变一下做法，让儿童在学校里去做一些虽然很细小，却为企业所需要的工作，那么整个的性质就会改变。这也就是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不是一般地说劳动训练要与教育结合起来，他指的是生产劳动与教育的结合。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怎样建立小型工厂才能使它与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试验原料和检查成品。在这方面可能有很多工作可以委托学校去做。又如设立小型装配工厂。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向美国学习学习。福特在他的学校小型工厂——他的这种学校小型工厂具有综合技术的性质——设立了装配车间、翻砂车间——凡是能完整地说明机器的概念的东西以及学校小型工厂所做的东西，都不送人地下室藏起来，都不让儿童拿走，而供给工厂应用，在工厂里作价之后，作为工厂的出品。 我们当然不能因袭福特的劳动组织，因为在这种组织里，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工作，每个学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工作，没有集体的工作。但是生活本身、生产本身促使福特去设立这种小型工厂，其中进行的劳动确实是生产劳动。 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这项任务绝非教育人民委员部单独能够完成的，要想完成这个任务，还得依靠工人的帮助，依靠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帮助。所以当大家责怪教育人民委员部没有拟出一份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的大纲时，我一点也不介意，因为要想坐在办公室里炮制出一些与生产完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小型工厂的样本，那简直是荒诞的空想。而目前似乎工人已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了。我想，不久经济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关心这个问题的，而教育人民委员部也应向他们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工会学习，向集体农庄和公社学习，以便学会怎样帮助、真正地帮助拟订出一套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正确的大纲。 我们要了解儿童的力量。我们往往只从热情出发去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不考虑儿童的力量。当我们看到集体农庄的儿童从8岁开始经常从事非常繁重的工作时，我们还很高兴。在这里，需要《友好儿童》报和许多学校的协助，来弄清楚集体农庄的儿童劳动究竟具有什么性质。我说的是集体农庄，不是公社，因为公社的情况要好些。儿童劳动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对保护儿童劳动的问题重视不够，甚至学校有时竟然这样来安排儿童的劳动，就是让儿童无休止地去看守瓜田——这是一种最枯燥、最没有意思的工作，这种工作只能使人不想劳动，而不能使人养成劳动习惯。 我们往往损伤儿童的力量，让他们做些力不胜任的工作，我们一点也不考虑他们的身体发育情况，我们常常把用于成人的竞赛方式用到儿童身上，采用与成人完全一样的形式，而不考虑是否有什么别的形式适用于儿童。就拿穷苦人家的儿童来说，他们忙于家务，身体发育很慢。过去，常常看到工人很小（从10岁起）就在工厂做工，他们的身体很弱，智力也差。如果我们强迫我国的儿童在年龄很小时就从事繁重的劳动，要他们无条件地进行劳动竞赛等等，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就不是好的效果，而是坏的效果。在这里，我们要善于对待儿童，要爱惜儿童的力量，照顾到儿童的情况。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 我们谈到了工厂工作的问题。我听说，有人想从五年级起，就是从12岁起，就把儿童送到工厂去劳动。当你提出抗议，把我们的法律规定指给他看时，他就说，并非工作4小时，而可能是在五天一周中工作一次，等等。 我们必须了解儿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参观、在工厂里干少部分工作——这是一回事，而经常从事现代技术所要求的繁重的工作，这又是一回事。如果您把儿童弄到传送带旁边去工作，在这里工作又是一点也不能休息的，那您就损伤了儿童的力量。 但这绝不是说，我们甚至在学前期就放弃了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主张。我们要引起儿童广泛的兴趣，使他们获得技巧，要善于使儿童从年幼时起就获得技巧，并且学会从事集体劳动。在有关劳动组织的问题中，很大一部分是集体劳动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儿童学会的不是一般的劳动，不是对劳动的爱好，而是集体劳动，有计划的、自觉的劳动。大家都知道，在我们面前还摆着许多重大的任务。我觉得，由目前的整个环境所造成的对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兴趣，说明综合技术教育化似乎已经走上轨道，因此当我们在第二届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上见面时，我们就完全有可能来谈谈我们的成绩了。 *三次讲话分别作于1930年8月10日（开幕词和报告）和8月12日（闭幕词）。 第一次全文以专著发表，即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著：《国民经济的改造和综合技术教育。开幕词，报告和闭幕词。》莫斯科，1930年。 [1]《列宁全集》第2卷，第402-431页。 [2]同上书，第35卷，第467-468页。 [3]同上书，第36卷，第557-560页；第32卷，第112-122页。单一技术教育是一种狭隘的专业化，它使普通教育从属于职业培训。 [4]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2]。 [5]克鲁普斯卡雅报告的摘要，发表在《共产主义教育》报（1930年8月12日），标题如下：《国民经济的改造和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把每一台拖拉机，每一个电站变成技术宣传站！》 [6]《列宁全集》第29卷，第371-395页。 [7]同上书，第382页。 [8]同上书，第26卷，第452页。 [9]《在计划工作战线上》（1929~1931）系双周出版的政治经济杂志，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主席团机关刊。 [10]《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5-367页。 [11]《列宁全集》第32卷，第321页。 [12]《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49页，俄文版。 [13]《列宁全集》第33卷，第214-21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9页。 [15]A．П．绍辛（1901-1941)，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20年代初期为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工厂艺徒学校和农民学校的组织者之一；1929~1932年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32~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工作人员；1934~1937年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全俄第一次综合技术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学校集体化的途径和形式》（1930年8月11日）。
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在保卫儿童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 （在保卫儿童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我的报告的题目是：《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目前，广大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17年，革命胜利初期，我们一开始时曾力图通过个别实验示范学校、实验示范儿童之家来生动具体地说明应该怎样按新的方式进行教育，不是用旧时孤儿院的方法，而是用新的教育方法。当时开办了一些儿童之家，而且数量很大，但是只有少数儿童之家真正称得上示范儿童之家，儿童们在这里多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如果从全局看，那么应该承认，我们这项工作搞得是不好的。 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对广大儿童进行教育的问题近来特别尖锐地提了出来。目前，经济方面的变化（小农个体经济向机械化集体经济过渡）引起了其他种种变化，更不用说工业化的广泛发展了——工业化为教育提供了许多崭新的机会。我认为，儿童共产主义教育的关键在于组织他们参加劳动。我们都很了解组织劳动对成人的教育意义。 拿农村来说。在农村，农民个体经济使人们养成了一定的世界观、一定的性格以及人们处理一切问题的一定的态度。我们常常说：“小私有者心理”。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一个人不懂得各种现象的普通原理，不明白一些基本的问题，只看到自己鼻尖底下的一点事情，衡量一切事物用的都是小农经济的标准。 我们知道，农村里常有这样的事：这家当家的与另一家结下了仇；妇女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翻了天；他们的思想非常狭隘，超不过自家庭院那大的天地；小农的信条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就是小农经济养成的世界观。他们不了解新的劳动形式和新的组织形式。每个人只顾自己，这样一来，上帝当然就开始起作用了。年成不好“怪老天爷有错，我们只能各顾各”。 一个农民偶然来到工厂。他见到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劳动组织井然有序，劳动分工十分明确。他发现，所有这些都是按一定的计划精确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的。一个人的工作与另一个人的工作扣得很紧。每个人都开始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一个小齿轮。于是，这个到工厂来的农民，如俗话说的，经过工厂大锅炉的一段时期的熏烤，看问题的眼光开始变了，看问题的出发点，已经不是个人的蝇头小利，而是集体的利益了。工人阶级为什么是领导阶级？因为大生产本身的条件和工厂的劳动把他培养成了集体主义者。所以在宗教问题上，进厂多年的基本工人，一般说来很少有人信教，因为他们时时刻刻看到对原料、生铁进行机械加工的成果，看到机器生产的成果。他们比较容易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 我刚参加工作时，曾在一所星期日夜校[1]当了五年左右的教员。我亲眼看到，有的农民刚进校时，甚至都怕听学校讲的东西。他随身带来一本旧约，总想找时间去读读，可是在工厂干了一年下来，你再看，到了春天就不知道他把旧约扔到何处去了，斋戒也不搞了，在复活节前的大斋戒，他却大吃大嚼起腊肠来了，对上帝鬼神的态度也变了。这种情况在机械、冶金生产部门更为明显，因为机器的威力在这儿看得更清楚。当人们亲眼看到怎么把一块铁做成了小巧的工具、精密的机器时，他就会认识到技术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工厂经受过锻炼的工人阶级能够比较深刻地认清各种社会关系，并且成为领导阶级，不断巩固加强这种地位。 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的情况。全国的工业化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威力。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全力以赴搞集体化，其结果如何呢？它使祖祖辈辈习以为常的小农经济的旧的劳动形式瓦解了，新的大集体经济开始按新的方式改造着农民整个的世界观。现在已经具备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来对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这种条件今后将越来越好。但是，为了弄清楚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进行这种教育的各个环节。 从前，在手工业生产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时，家庭起着巨大的作用。农民家庭里的每个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和全家人的劳动情况。他学大人的样子，不过他不懂得如何解释这种或那种自然现象。他从小就掌握了熟巧，也就是说，8岁的儿童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劳动熟巧。我们且拿手工业生产作例子。儿子看父亲怎么干活，这样他就学会了。从前的家庭是进行劳动教育的。现在呢？现在工人的劳动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尤其是高级形式的集体农庄运动（如公社）的劳动，都是在室外进行的；我们发现，家庭不再是一个经济单位。工人在工厂干活，孩子们就看不到干活的情况。在家里，他经常受到老奶奶的影响，她常常对他说些假话来哄他；或者是受到母亲的影响，母亲也不在工厂干活。要是母亲也干活，那他就完全受到街头巷尾的影响。 由此可见，成年工人在工厂所受到的那种教育影响，儿童是受不到的。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也开始发生于农民家庭。当农民参加到机器生产的大型集体农庄或大型国营谷物农场去之后，家庭也不再起从前它所起过的那种劳动教育的作用了。如果我们看看职员的家庭，也就是城市里非工人家庭，那么这种家庭即使进行劳动教育的话，也无非是搞些家务劳动：擦洗地板，帮忙做饭烧菜，到市场或小铺买东西，等等。可见，这种劳动教育往往局限于自我服务。而现在我们是到工厂的食堂吃饭，因此这种劳动教育也开始解体了。 现在，不仅是我国，就连资本主义各国（例如德国）都说，由于工业化和妇女参加劳动的结果，家庭的影响大为削弱，因为家庭已不再是从前那样的劳动单位了。这并不是说家庭正在消亡，但它已不是从前那种类型的劳动单位了，所以它的教育影响就削弱了。 目前利用儿童劳动的情况如何？只要我们了解一下农村儿童劳动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与富农展开的斗争，我们对目前个体经济中采用雇佣劳动的限制，使得仍在自己经营的中农不敢采用雇佣劳动，他又没有机器，只好一切都靠自己利用原始的工具去干。结果我们发现，儿童就担负了力所不及的劳动。你如果问问孩子们的劳动情况，就会发现：他们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6点。这种劳动完全是孩子们不能胜任的。结果有的孩子往往离家出走。凡此种种都再一次证明，家庭在劳动教育上的影响正逐渐削弱。 这种影响在别的方面也有所削弱。我们面临着一些家庭影响削弱的情况，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合乎心愿。就拿富农作例子来说吧。从前，富农在家里是想用“自己的精神”来熏染孩子的。托尔斯泰写得好，有个富农不愿送自己的孩子上学，因为他想“用自己的精神熏染孩子”。现在这一点办不到了。因此富农及其家庭对儿童和青年一代的影响日益削弱，而学校和环境的影响却在不断增强。 家庭影响和劳动教育的削弱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流浪现象因此严重了。儿童往往想离开家庭，因为他在家里受不到从前那种教育。家庭影响不断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从前，家庭可以进行教育（尽管它是手工业者、手艺匠或小农家庭），那时学校只有一种职能，即教学职能。就像过去人们常说的：老师教，学生学。学校教学生读、写、算等等。但学校不教学生劳动。群众学校不教学生劳动（只有职业学校才教劳动），这一情况以及所有群众学校都不是劳动学校，既给学校本身、也给我们的一些儿童机关打上了一定的烙印。所以，当时的学校并不具有现在这样的教育意义。 当前，由于生产性质的变化引起家庭影响的削弱，因而学校开始具有了重大的教育意义。我们面临着如何组织学校的劳动，组织我国儿童机关的劳动。我们要实行普及教育的方针。现在这种普及教育已不是什么遥远的事了：它已近在眼前，可以看得到了，已成为一种现实。而普及教育意味着学校将对广大儿童产生影响。不过，重要的是不仅要估计到学校的影响，不仅要授予学生大量知识，而且要使学校成为劳动学校，要使劳动的安排能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学生。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党党纲中关于教育和学校的部分讲到，必须建立劳动学校，而且不仅是劳动学校，还是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这种学校是按新的方式进行劳动教育的学校。 那么它怎样按新的方式进行劳动教育，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教育呢？我不想谈目前已形成的实际情况，而只想讲一讲原则方针。这种学校要怎样进行劳动教育呢？它要了解目前工厂、大型国营谷物农场和大的生产单位需要什么样的劳动，这些生产部门需要工人具备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 从前的情况颇有不同，那时，要学会这门手艺，掌握有关工具。当然需要进行长期的手工教育。如果我们看一看集体农庄的情况，就会发现庄员们往往缺乏劳动技能，他们不会使用劳动工具，不会计划自己的时间，不会分工，不会采用工作所需要的速度，等等。 大老远来到集体农庄的工人对下面这件事感到非常吃惊。一台拖拉机停放在那里。冬天到了，拖拉机还在雪地里，谁也没有想到要把它放到棚里去。没有人想一想机器是否会坏损，没有人考虑怎样妥当地分工。现在出版了《爱护拖拉机》报。为什么要出版这份报纸？因为集体农庄庄员还缺少这方面的劳动技能，而工人们是有这种技能的。所以现在我国的劳动学校要继续培养学生会使用各种劳动工具的一般熟巧，让他们懂得劳动的过程：为什么要这么干，而不那么干，等等。 在这方面，工人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工厂受到了相应的锻炼，所以我们应努力使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育机关与广大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保持联系，以便他们把自己的劳动经验带到学校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进行教育。现在必须发动各个工厂，大型的、条件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人群众到学校进行劳动教学，因为我们如按旧的模式安排儿童在学校的劳动，那就会一事无成。 从前的一些儿童之家既有设备，也有劳动指导员，但一个在那儿学习的女孩子抱怨说：“我在儿童之家工场里干了6年活，学的始终是一个东西：锁边。”手工学校也是如此：教你一种劳动，几年都干同样的活儿。男孩子们成年累月地在图片上涂色，或者干一些零活。 然而，重要的是让儿童能适应各种形式的劳动，并使学校的教学有助于儿童掌握劳动技能。重要的是我们的儿童机构和学校不要成为旧式的学校，要使它们成为一种生产单位，但又不同于家庭和小农经济那种类型，也不同于小手工业经济那种类型，而是另一种类型的生产单位。 学校应该与工厂或大型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挂钩，让学生参加一部分劳动，从而使学校本身成为一个生产单位。以后我还要讲这种生产单位的特点，不过目前需要做的是改造学校的类型。 如果我们认为全部工作就是按老样子在学校里教手艺，那我们就没有把教育劳动摆到应有的高度。如果只是找一个装帧工人坐在那儿自己糊纸盒，而孩子们坐在一旁观看，这就毫无作用，也不可能进行劳动教育。要按现代的方式安排劳动。而我们往往没有这种认识。 工厂艺徒学校[2]自以为它是附属在厂内的，可是它与工厂往往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工厂出钱，让工人的孩子上学，只此而已。工厂是工厂，学校是学校，各不相干。学校设置的是木工手工工场，而工厂却是大型机械化设备，产品完全不同。 所以说，我们的教育机构、校办工厂都应该与大生产建立联系，这样它们才能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口机械化劳动对人的教育很大。我们不妨看一看按新的方式正确安排的劳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就拿设在科斯金纳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办的学校[3]来说吧。这里收容的青少年都是劳动家庭抛弃了的人。他们流落街头，走上了犯罪道路，是一些难办的孩子。 怎么办呢？那里的做法是：开办劳动学校，设立机械化工场，邀请一些有经验的工人当师傅，这样一来，孩子们都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孩子们知道应该怎样干活。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产生了学习的愿望，并有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凡是到这儿参观过的人，都一致公认这所学校是一个强大的教育基地。 这类学校还有一些。例如，雅罗斯拉夫尔区有一所儿童之家，负责人是一名共产党员。刚开始的时候，他写信给我们说，对孩子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我们开始通信了。他成功地进行了劳动教育，办了一些机械化工场，管理很完善。后来他来信说，他的学生变得让他都认不出来了。“他们处处都听话，干什么都很乐意。”劳动发生了变化，劳动组织发生了变化，学校的教育意义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问题还不完全在这里。共产主义教育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教育。小私有者看待一切事物都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这对我有利，这是我的”，等等。然而工人是怎样看待工厂的呢？就拿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或社会主义竞赛来说吧。这对工人起了什么教育作用呢？在十月革命胜利12年之后的今天，工人群众已把工厂看做自己的亲骨肉，他们感到自己应对工厂的生产负责，这也就是说，形成了列宁同志称之为自觉纪律的东西，这种纪律不是棍棒纪律，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觉的纪律。没有这种自觉纪律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纪律。 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看到，目前集体农庄还没有这种纪律。必须以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和社会主义竞赛为榜样进行长期的教育，这种教育将使广大集体农庄庄员养成对劳动的自觉态度。这正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关键所在。如果对劳动采取自觉的态度，我们就会懂得，每个人的劳动乃是共同劳动的一部分。在这里，互助是建立在另外一种原则上的，即：认识到为了搞好劳动必须进行互助。互助是和集体劳动不可分割的。集体劳动可以培植团结感情。 通过集体劳动，我们能够把他们培养成自觉的集体主义者。这样的人，这样的少年，他们将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对他说来上帝是一文不值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教育是深刻的反宗教教育。小私有者无所不怕，他对一切都感到不可理解，突如其来。而集体主义者却懂得，问题的实质在于劳动的组织，上帝对他毫无用处。他需要的是工程师，是同事，是正确地组织劳动，没有上帝照样行得通，所以他对上帝不感兴趣。 集体主义者对社会问题也开始持新的见解了。 受过集体主义教育、具有内在自觉纪律的人，在社会关系方面也是恪守纪律的，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态度迥然不同。这是一项最重要的教育任务。 此外，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有何不同之处呢？ 它不像资本主义经济那样：一个资本家与另一个资本家竞争，并且拼命想多占他一些，以便夺取更大的利润。 我国不存在这种资本主义竞争。这一点我们都清楚。我们现在正全力以赴地制定整个经济的统一计划。对这一重大的前进步骤不能估计不足。但是对这一计划我们还可提出更多的要求。同志们，问题不在于我们在哪个大剧院里对我们的计划鼓掌欢呼一番，说什么计划性是一个好东西。我们要以适当的方式把我们的整个教育引向这个方面。所以现在我国教师都十分重视计划了。 拿一级学校来说。我们要做一件小事，假定要在一天之内完成。给您一个8岁的孩子，他不是一个人去干，而是再找几个人（比如说，五个人）去干。这几个人怎么安排自己的工作呢？孩子们不会估计自己的力量，他们总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干。他们热情很高，却不知量力而行。但是如果他们头一次碰了钉子，第二次又失败了，那他们就会发现，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计划是不合适的。 在这里就需要高年级的出面帮助。对于二年级说来，可能不只一天的工作，而是一个五天的计划；并且干活的不是五个人，而是十个人。对二级学校来说，可能就要布置复杂得多的任务。整个学校生活都需要计划性。这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因为这既可以培养工人，同时又培养生产的主人，也就是说，当他日后参加生产时，他就不仅是一个只会摇把手的执行者，而且同时也能胜任厂委会的工作，不会出现差错，等等。集体农庄也是如此。他不仅应该会使锹，而且还要会开拖拉机，拖拉机再也不会停在雪地里，集体农庄庄员将成为一个会当家理财的主人，他关心一切，并能量力办事，懂得有组织的集体劳动具有什么意义。 应该指出，劳动教育必须适合儿童的体力。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对待不同年龄的儿童。绘画的过程很好地反映了儿童劳动的能力。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是这样画画的：开始画的是一个东西，结果画出来的是另一个东西。他们干活也是这样。开始时想用粘土捏人，后来在干活的过程中又转念一想：“不，我最好还是捏一栋房子。”于是就改捏房子。所以，他们既不量力，也没有固定的目的。 八九岁儿童的劳动不同于成人的劳动。成人（甚至少年）的劳动都有一定的目的意图，而儿童劳动的目的却只是认识环境。所以他的劳动经常变化。儿童劳动是一种很有个性特点的劳动。儿童往往不注意劳动的各个方面。刚开始做一件事，突然被另一件事吸引住了，或者发现了什么别的东西，他就忘了劳动的事。一只蝴蝶落到手上来了，他开始观察它的翅膀，至于他刚才想干什么，他早忘了。他已醉心于这种观察了。 这就是儿童年龄的特点。我们必须考虑这些特点，因此给八九岁的孩子安排劳动时，要使他们通过劳动能学到东西，有所进步。可是我们往往让他们干一些纯机械性的劳动：看守瓜地，喂鸡，等等。 现在再来看看三年级和四年级。他们画的完全不同。他们能把握整体。 不过他们只对某些方面感兴趣，他们希望全面把握这些方面。9岁到12岁的孩子这种想把握整体的愿望，说明这时最好安排综合技术性的多方面的劳动，以便说明劳动的各个部分之间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拿少年的图画来说。他画的不同于10岁孩子。他已经不把头画得大于身体了。他感兴趣的是细节。他想把每一部分都画得合乎要求。这是过渡年龄阶段的特点——注意细节，希望集中注意力。这是这一年龄阶段的特点。 为了正确对待这一因素，就要在前一阶段给予正确的训练。 在谈到劳动的时候，要注意儿童比大人容易疲倦得多。所以要慎重对待和估计不同年龄儿童的力量。如果我们让儿童担任力所不及的劳动，那我们就会培养一批懒汉，培养一批对劳动马马虎虎的人。要使劳动既有兴趣又能胜任，同时还是创造性的劳动，而不只是机械性的劳动。 我还想谈谈劳动的选择问题。现在有这么一门科学——技术心理学[4]，这门科学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飞行员、拖拉机手、甚至组织者的，等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与他的素质有关。有的人可能一下子就能把握全部，另外的人可能有自己特殊的办法做到这点。有的人朗读效果好，有的人则在做作业的过程中掌握得更牢，还有的需要看了才能记住，等等。素质的所有这些不同特点十分重要。只有每项工作都有相应的人负责，这时劳动才能成为有效的劳动。资产阶级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很关心在每一个合适职位上安排一个合适的人。德国、美国的学校都设有劳动顾问，那里，技术心理学有了广泛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些顾问，那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发现，他们对不同的社会阶级提出不同的建议。如果是工人的孩子，他们就派这些孩子干某一种工作，他们总是建议工人的孩子去当一个执行者，而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孩子则说，这些孩子可以当工程师、农学家、医生，等等。顾问们不管工人的孩子可能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们也不建议这个孩子当领导人，而认为他只能当执行者。于是就建议他去干执行者的工作。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在职业的选择上给予不同的建议。 我们不这样对待这个问题。此外，资产阶级不管某项工作对机体的影响如何，而只看这项工作能给资本家带来多少利润。我们将来有了顾问之后，不仅要注意这项工作对生产的重要程度，而且还要看它能否教育人并提到很高的发展阶段。 我在这个报告中是想讲讲综合技术劳动的巨大教育作用。现在，家庭的影响正在削弱，社会教育提到了首位，这一点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需要改造我国的儿童之家。儿童之家现在已不合适了。这点必须直率指出。最近几年来尤其不行。也许个别儿童之家不错，但总的说来儿童的生活过得不好，这不是他们期待的那种生活。我们听人说，孩子们经常从儿童之家逃走。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也可以说是由于儿童之家不能满足孩子们的劳动要求。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怎样使所有的教育机构具有劳动性质，使它们的规模更加扩大，因为它们将日益取代过去在家庭中进行的那种教育。 怎样安排这种劳动教育？这是一项极其重大的任务。我们需要许许多多机构，而不只是儿童之家。我们需要设置工场、技术站、儿童劳动组合，我们需要彻底搞好组织儿童劳动的工作。这是基本的一环。它有助于我们把整个教育工作提到最高的阶段。 儿童之家为什么搞得怨声载道呢？因为那儿或者是没有安排劳动，或者是安排得不好。没有围绕这个问题把儿童组织起来，等等。 我觉得，这次代表大会应当特别重视这些问题。必须记住，没有男女工人的帮助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在扫除文盲上，我们有一批文化战士，他们是专门对文盲进行帮助的人。没有这样一批来自工农的广大文化战士，我们是不可能真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我的报告的目的就是反映这些情况。请允许我就此结束我的讲话，我希望这次代表会议能认真地注意这些问题。 [1]参见《在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工作的五年》一文。 [2]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2]。 [3]设在科斯金纳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办的学校是未成年犯罪分子的教育机关，位于莫斯科省布尔什沃火车站附近，通称《布尔什沃公社》。影片《走向生活的通行证》（1931年）艺术地表现了该校的活动情况。 [4]技术心理学系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为解决实际问题（主要是劳动心理学问题）时的心理状态。
当前技术条件下的综合技术教育（在全苏党的国民教育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当前技术条件下的综合技术教育* （在全苏党的国民教育第二次会议[1]上的演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谈到综合技术教育时，曾经指出我们必须培养共产主义者。我认为，这一任务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毫不次于综合技术教育问题。不能离开了这一基本任务来谈综合技术教育问题。我不打算详尽地讲述这个问题，但我想指出的是，必须特别注意我国学校和训练班的教学大纲。 我们往往在谈到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我国学校、改进我国学校时，只是简简单单、草草率率地把教学大纲修订一下了事，而不认真讨论应该怎样修订并且从哪个方面进行修订。可是我们面临的任务却是，要使学校（从小学到高等学校）的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世界观并把我们所授予的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然而，恰好是在世界观的培养上，我们做得很差。只要浏览一下某些教学大纲，就会发现我们没有做到这种结合，没有进行这种培养，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是不可缺少的。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慎之又慎，一方面不要使我们的教学落入旧的教学的巢臼；另方面也不能使我们的教学变成空洞无物的宣传。可是，如果我们看看目前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反宗教宣传问题，另一个是国际主义宣传问题），我就想说，我经常的印象是，我们在对待这两个问题上，采取的都是一些极其表面的做法，没有把这两个问题与世界观联系起来。对这两个问题，我们是应该认真予以注意的。 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群众教育问题。当然，必须在最短时期实行普及教育，扫除成人中间的文盲并用最必要的知识武装他们。要想开辟自学之路，就得这样做。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制度变得更灵活机动一些，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 我国的学校现在是四年制，而且我们坚持这样做。可是，在实际开办这种四年制学校时，还得采取一些辅助办法。比如说，现在有许多农村，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小娃娃们有困难，那就要在这些人口不多的小村子里开办低年级班次，还要对学习差的孩子补课，就像瑞士学校那样。这么一来，就不会有留级生了。所以，应当考虑怎样使我国学校更灵活机动一些。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考虑得非常不够，这就是不久前上过学或者干脆没有上过学、识字不多的少年的问题。要让他们赶上来。我们对成人还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对少年的工作，社会教育局[2]和政治教育总局却不大管。这些孩子都是些超龄生，因此一般的学校不收他们，扫盲班又因为他们是儿童而不要他们。他们从年龄上看不属于政治教育制度的对象。这就需要办一些特殊的学校。没有这种灵活性，我们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已发动全体居民投入了这项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进军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基本的方面。为了使工作搞得更快些，必须这样做。不过，现在做得还不够，也不普遍。许多省至今仍在原地停步不前，只好搬用鲍曼区、下伏尔加边区[3]和中央黑土地带省的经验。我们要让各地都能搞得很好，对此必须特别重视才行。 当然，开办七年制学校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为建立七年制学校而努力已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 二级学校的问题是个难题，我们现在已对这个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我开始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一谈，我国的工业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人员，我国的工业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我不打算讲学校，只讲“劳动力”。我国正处在改造时期，旧的工厂正在改造，新的工厂不断建立。新工厂与旧工厂有何不同之处？旧工厂的工作有一部分是靠手工劳动完成的，那里的机器需要有人专门看管，这种看管带有半手工性质。旧工厂的一个特点就是劳动力来自手工业。至今还有很多工厂的设备是陈旧的，再过几年之后，所有这些工厂都将走上新的轨道。这些工厂需要既有较好的半手工艺熟巧，同时又很熟悉机器的专业技术工人。新工厂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工人分两类，一类实际上不能称之为专业技术工人，这类工人通常叫作“操作工”，他们同传送带打交道，等等。这只需具备一般的劳动技能，专门学习一两个星期到半年就行了。 但是，除此之外还需要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技能的工人，他们不属于半手工艺类型，而是掌握了管理整个机器的技能、懂得生产全过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人。技术不是停滞不前的，它是不断发展的，每次都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因而就需要一些受过充分训练、了解生产过程、善于管理机器、能够适应各种条件的工人。目前的新生产所需要的，正是这种类型的专业技术工人。 中等技术人员的问题目前也极其尖锐。我们需要技术员，需要专家，这些人能够指导各种行当的专业技术工人。然而这种中等技术人员我们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我们现有的中等技术员，都是过去在旧工厂工作的，而能够适应新工厂的需要、能够按新的方式工作的中等技术人员，目前还极少。我们曾经由国家学术委员会[4]科教部出面召开过一些专门会议，邀请了一些精通生产的工程师参加。他们说，培养技术人员是我们生产中的燃眉之急。这里的症结何在？在于我们不能从国外招聘，因为要招聘的量太大了。个别人可以招聘，而这种中等技术人员，具有专业技术的技术员的需要量的确太大了。另一方面，技术员必须了解群众，了解下边的工作人员。否则，工程师制定的计划就无人能够执行。但这一环节我们却有故障，而这一点却是目前最重要的。 现在再来看看我国学校。先谈职业学校吧。这种学校自古以来都是培养半手工艺型的工人。这种学校的工作很不好搞，因为生产稍有一点改进就使职业学校培养的工人失业。工厂的设备一改装，需要的就是另一些掌握了比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工人。尽管如此，在一定时期内，这种职业学校还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应该使这种职业学校在培养学生掌握手工艺和半手工艺型熟巧的同时，也掌握一些别的熟巧；使这种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能很快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至于说到那种半专业技术的工人，他们都是加斯帖夫同志[5]所培养的。加斯帖夫的错误不在于他从事了这样的工作。我们不能说这种工作是不必要的。加斯帖夫的错误在于，他把这看做（而且仅仅看做）是一种出路，他完全没有看到必须培养另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技术水平的工人。此外，他还没有看到必须把这种教育同一般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以及社会工作联系起来。 最后，谈一谈我们在理论上称之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那种学校，即工厂艺徒学校[6]。实际上，工厂艺徒学校往往不能做到符合要求。这当然是以生产性质为转移的。不过，工厂艺徒学校的任务就是培养现代的专业技术工人。从为生产提供劳动力的观点看，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但是，如果不从培养劳动力的观点看问题，而从提高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的文化的观点看问题，那我们的工作就要做到：工人不仅是一个执行者，而且同时还是一个积极的创造者，是每个工厂的主人。他还应该是他所在工厂的社会活动家，懂得技术发展的方向，明白工厂整个的生产过程；他还能参加旨在改进该厂的生产的创造性的工作，他已养成了自觉的纪律。加斯帖夫恰好忽略了培养这种工人，职业学校往往也忽略了这一方面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却是极其重要的。 现在谈谈生产实习问题。我们的认识有时非常模糊：组织了生产实习，于是就洋洋得意了。但是一般说来，问题完全不在于组织实习，而在于组织了什么样的实习。我曾经了解过一些学员，问他们经常参加的是什么样的实习。工厂接纳了他们，付给他们一定的报酬，等等。然而他们干了些什么呢？一天三次去看车间的温度有多高！这难道也是实习？可是却认为他们是在实习。怎样组织实习，如何使实习具有连贯性，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应由实践来解决，而不能坐在办公室里解决。我觉得，组织实习的问题还未提到应有的高度。 现在来谈谈二级学校这个迫切的难题。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只是为工厂培养人才，也要为农业培养人才。要搞农业集体化不能没有一定的准备。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不知道应该怎样办。在这里，农村童工劳动的问题极其尖锐。应该指出，在劳动保护上，我们集体农庄恰好搞得最糟，同时，农村一般说来也是如此。不久前，《友好儿童》杂志[7]刊登了一个小征询：儿童们在集体农庄如何劳动。于是一位小朋友写道：“你问我们怎么劳动。那我就谈谈自己的情况：我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没有马，靠人力耙地，等于白耙。父亲有病，他已经60岁了。我们的村苏维埃根本看不到：小孩子干活，庄稼汉睡觉。”“小孩子干活，庄稼汉睡觉”这句精彩极了的话说明，学校和少先队组织固然是把少年发动起来了，但是从大人方面看，从各个文化机构看，却未注意劳动保护、劳动组织问题。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可惜我不能详尽地讲这个问题。不过应该指出，综合技术教育给农业工作提出的，就是实际地了解农业的机械化并且实际地研究农业经济。所以，我们在谈到综合技术教育学校时，要把这个问题完整地提出来，并且应该认识到：综合技术教育不仅是指培养在工厂企业劳动的人，而且也包括培养参加农业工作，参加社会工作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以及各个工作部门的人。必须培养教师、艺术家、作家、各种工作人员，各种各样的工作部门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技术力量。 我认为，我们这次党的会议将会取得一定进展。应该指出，如果说教师能把综合技术教育背得滚瓜烂熟，但在教育界这个问题还未得到充分认真的讨论。社会教育司已决定在五月十五日召开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8]。大会负责人请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9]派代表参加，因为这次代表大会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经济工作人员的代表与会才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此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我们谁也没时间管这事儿。”我要说，有些经济工作人员根本不懂什么是综合技术劳动以及它对生产有何意义，对经常出现的劳动力危机有何意义，对消除生产中不断出现的缺点有何意义。这是毫无疑义的。 关于中等技术学校的问题。当然，我国现有的中等技术学校作用不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多大贡献。所以我认为不应把它看做理想的东西。我们要致力于建立综合技术教育机构，让它提供目前需要的中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无论是我国的二级学校还是我国的中等技术学校，都不可能提供这种具有中等专业水平的现代工人。 我们对综合技术教育的这一切问题，以及一般地对技术训练的问题，往往采取极其简单的态度。不久前我们召开了工人教育和工农速成中学代表会议。这次会上明显地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把普通教育摆到了次要的位置，而且只有在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时才承认它。我们不能许下这种诺言：念完一级学校，你就可以得到学徒的称号。当然，文化程度的确是当学徒的必要条件，是必要条件，但非唯一的条件；除了一般知识之外，还需要有专业知识，生产知识。没有广泛的普通教育知识，就不可能获得目前技术条件下所必须的那种专业技术，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真正的专业技术。这一点必须认清。 我认为，这次党的会议之后，必须深入研究一下综合技术教育的有关问题。要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搞明确。这次党的会议必将在这方面起着推动作用。 *这是1930年4月27日在讨论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H.．A．斯克雷勃尼克的报告《苏联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时的发言。第一次载于《争取共产主义教育报》（1930年4月29日），标题是：《综合技术教育与马克思主义锻炼同等重要》。 [1]党的国民教育第二次会议于193。年4月26~30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的问题是：苏联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新教学法和文化工作的统一计划，改组国民教育机关等等。 克鲁普斯卡雅在会上的报告和闭幕词可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7卷，俄文版，莫斯科，1959年。 [2]社会教育局全称为社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总管理局，1921~1930年设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内。该局所辖单位为：学前教育机构、中小学、幼儿园；同时负责保护儿童的权利，提高全体社会教育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3]鲍曼区指莫斯科市鲍曼区。 下伏尔加区（边区）包括现在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加尔梅克省、阿斯特拉罕省、伏尔加格勒省、萨拉托夫省的疆域以及古比雪夫省的部分疆域。 [4]国家学术委员会系1919~1932年俄罗斯联邦教学法科学领导中心，下设科学政治部，科学教育部，科学技术部等部。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是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科学教育部主席是娜·康·克鲁普斯卡雅。 [5]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12]。 [6]参见上文注[2]。 [7]《友好儿童》系农村儿童杂志，共青团中央少先队中央局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刊，出版于1927~1953年。 [8]全俄综合技术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0年8月10~16日召开。 [9]参见《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一文注[10]。
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会议上的发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1]会议上的发言） 2月7日的发言 同志们，目前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比如工业的发展，农业集体化的发展以及我们耳闻目睹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进步，不可能不在国民教育工作中有所反映。我国的制度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度有霄壤之别。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度适应于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济需要，在资产阶级国家，整个这一制度的阶级性质也特别露骨地表现在国民教育制度上。 革命前，我国的制度乃是末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翻版，这种制度甚至还带有前资本主义时期、封建时期的深刻烙印。现在，虽然十月革命胜利已经12年了，这种烙印仍未消失，以致我们至今未能实行普及教育，因为旧的国民教育制度还统治着我们，还妨碍着我们，并且捆住了我们的手脚。 党纲明确指出了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制定的社会主义国民教育制度的基本路线，而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对我党党纲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我不打算再讲党纲这个问题了。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一制度还远未得到贯彻执行。十月革命后不久出现了的各种问题，现在又极其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末和1918年曾经出现的那些问题，现在又提出来了，不过我们已经有了别的方法和别的条件来解决。 1918年，很多问题只是作为未来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的，许多既定的任务究竟怎样完成，当时并不清楚。然而，12年之后，经过长年累月的斗争，依靠这些年来新成立的组织，现在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已经不是把它当作遥远的未来的问题，而是立即就可着手解决的问题。当我们着手解决不仅是国民教育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对所走过的道路有着一种特别的感受。 那些从前被看做是遥远的未来的东西，目前看来已成为眼前的事了，只不过被革命提到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而已。只要我们看一看我国的国民教育制度，那我们就会发现，我党党纲提出了要使整个青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教育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这项工作的情况，那我们就会发现这项工作做得很不好。在这方面，我们不仅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水平，甚至连资产阶级国家也未超过。我们至今未能实行普及教育，学前教育工作也很可怜。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类型的学校还很少。可见我们在这方面是极其落后的。 不过，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方法来吸引群众参加文化建设。文化进军[2]的方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中央黑土地带省[3]的例子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我们要讲一讲中央黑土地带省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在那儿接收下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摊子。这里原来是地主分子的一统天下，群众中文盲充斥，可是现在，中央黑土地带省开展了文化进军活动。这在一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当时那儿还不具备开展文化进军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大约两年前，那儿的一位农妇还在来信中说：“我们连‘集体农庄’这个词都说不上来。”我至今记得这封有趣的信结尾是这么写的：“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对地界连看都不能去看一眼。”这是两年前的事，可是现在那儿已完全实行了集体化。 那里的居民中绝大多数是贫农，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出路，因而那儿的旧心理已被彻底摧毁。随着旧心理的被摧毁，我们看到那儿有了很大的进步。我经常读《奥勒尔真理报》（当然并非很有系统地去读）。该报每一期都报道说，那儿正在进行真正的文化革命。 另外还有几个例子。文盲扫除之后，那儿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他们把缝纫机集中起来，成立了修补车间，还派了裁缝队去。再如学前教育工作，一下子就成立了500个学前教育站。他们自力更生实行了普及教育。他们在全省开办了2500所学校，这就是说，他们让年满八岁的儿童全部入了学。凡是到过那儿的人，都一致认为，那儿成人的热情极高。值得一提的还不止于此。 就拿儿童之家来说吧。那儿现在特别重视儿童之家（而我国各地近来对这一工作都不闻不问），他们在儿童之家之间展开了社会主义竞赛。我从最近一期的报纸中了解到，各个方面都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工作。 几年之前，我们开始设立了若干省的“档案卡片”（当时还没有地区的建制）。档案卡片记载着有关自然条件的材料，有关当地从1861年以来的历史材料，当地的历次群众运动的情况，以及当地工业、农业和整个建设工作的情况。最近突然在《奥勒尔真理报》上读到一条消息，说是奥勒尔州正在拍电影，影片既包括典型的自然条件的资料，还包括该地的历史状况：邓尼金匪徒是怎样窜入奥勒尔的，当地人民是怎样与之斗争的等等。影片还反映了目前的生活：沙基洛夫车站，国营农场，集体农庄，企业，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像扫盲这种低级形式的教育工作得到了推动，而且在各个方面，甚至在拍摄电影这一方面也有了进展。 现在，当我们听取下伏尔加地区的代表的发言，讲起他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时，那我们就明显地认识到，我们已经跨入了速度完全不同的另一时期。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已经能够办到了。我们的建设必须保持这样一种速度，要使我们的青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教育，——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我国学校和政治教育机关的质量。我党党纲明确指出，我国学校应该成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的学校。此外，它还应该是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 如果谈到这个问题，那就要问：这12年来，我国的学校是些什么类型的学校，它们的教学内容如何呢？比如说，社会公益工作这个主要问题是怎样处理的？这个问题过去曾经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这一点也许就是我国学校与资产阶级学校根本区别之所在。我国学校所进行的公益工作，一方面表现为文化工作，另方面表现为经济工作。也许，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青年农民学校[4]。如果你们去参加青年农民学校代表会议，就会听到学生们谈到他们的这项活动：他们如何参加扫盲活动，如何参与苏维埃的改选工作；同时，他们还会讲到，他们怎样参加精选种子的工作，怎样宣传正确的饲养家畜的方法。 一级学校（主要是农村的一级学校）也是如此。它们同样做了大量的社会公益工作；这种做法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社会公益工作可以把青年一代培养成新生活的积极建设者。 不过，如果我们看一看城市进行这项工作的情况，那我们就会发现，我国城市是远远落后了，一级学校也落后了，但最落后的是二级学校。在农村，青年农民学校几乎是人人都参加社会公益工作，而城市的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却完全不能这么说。 当然，农村的情况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们发现，有的学校提出了很有意义的创举，而另一些学校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偶尔搞一点社会公益活动。许多省最近作了一些调查，证实各校在社会公益活动上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的。 现在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认为学校必须进行社会公益工作呢？每个人都会说，这是能够做到的，它不需要大规模的建筑，也不需要设备，只要求明确的方针，做起来并无特殊的困难。不过，要注意的是，各校的社会公益活动必须要求一致，使之能教入学会读书写字，并且授予一定的普通教育熟巧。我国学校必须培养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的熟巧。 常常有人说，要搞校内的社会公益工作，实际上在学校里从事这项活动的只是少数学生头头，大多数学生都持消极态度，再不然就是一位教师或者一位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去干，而不是整个单位都参加。 我主张，必须让整个学校（全体学生，全体教师和全体技术职员）都来参加社会公益工作。 如果整个学校都参加这一工作，那它就应该认真制定一个生产计划，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大问题。 我们常常以五年计划自豪。在苏维埃代表大会[5]上，我听到，当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刚刚做完的时候，全场就激动地唱起了《国际歌》，显然，大家的情绪十分激昂。但是，什么是五年计划？经济计划不光是国家计委搞计划，而是意味着全国、每个人都要对本机关、本企业的工作做计划。学校工作也要有明确的计划。当然，制定这种计划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而要发动全体学生参加。这将使学生养成有计划地安排工作的熟巧，而这种熟巧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培养我国的青年一代时，应该使他们懂得，每个人的工作都是整体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要通过这一工作实际地培养他们制定计划的能力。计划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是我国经济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的区别所在。这也是我国经济工作与资本主义经济工作的本质区别所在。 既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学校，那我们就要培养学生的计划能力。当然，学校的计划不能随意制定，在制定计划时，一定要做到：把社会公益工作这一项很必要的工作纳入计划。学校和农村图书阅览室的工作计划应该从属于地区的计划。现在各个地区都制定了生产计划。学校不仅要制定政治运动方面的社会公益工作计划，也要制定日常社会公益工作计划。通过这项工作，让学生（特别是二级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学会理解并研究本地区的计划。制定计划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善于精确地估计一切条件，能够把计划付诸实行，而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学校的计划、每个机关的计划都要与地区的总的计划相联系。 当然，我国的一切教育机关都应互相帮助，他们之间应有一个分工，不要大家都去干同一件工作。一级学校的工作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条件上都与中等技术学校或二级学校有质的不同。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分工，而分工的依据也包括年龄状况在内。 我们讲到我国教育机关的工作要依附于社会任务和文化生活任务，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一系列新问题。 不久前，我们召开了少年自然科学家和少先队员中央局代表大会[6]。大家都谈到要在农村开办儿童集体农庄这个问题。有一段时期，他们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大办儿童集体农庄”。但是，现在少年自然科学家们和少先队中央局已经明确认识到应该怎样安排儿童的劳动。他们打算，在一般的成人大型集体农庄里，组织孩子们在儿童集体里劳动。“儿童集体农庄”将完成各种任务，参加一定的经济工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这样做的话，那么在集体农庄里就会有一些儿童工作负担过重，妨碍他们成长，而另一些儿童却无所事事，不能把自己的力量用到正经的地方。 我曾经对提出儿童劳动问题的集体农庄庄员谈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组织儿童劳动，哪怕让他们干点轻微的活儿；哪怕是让他们喂鸡，毕竟是干了点活儿，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到自己是集体农庄的一员。 我们都听说过中央黑土地带省的某些集体农庄，其中有一个名叫“列宁的火星”的集体农庄，很有意思。这个集体农庄的教师参加农庄的组织工作，他们通过一定的方式组织儿童干活。现在，不管是青年人还是成年人，大家都认为必须组织全体儿童参加劳动，根据集体农庄的原则组织这种劳动。怎样组织这种劳动呢？这个任务明摆在那里，每个教师都得考虑。 《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通过不同的形式涉及到这个问题。有的文章写得生动有趣，认为：如何组织集体农庄儿童劳动，特别是组织儿童参加能学会集体工作、学会劳动分工的那种劳动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现在，城市里的工业日益发展，日常生活服务的形式（比如各种食堂）也有了很大发展。现在，住宅合作社提出了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服务方面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所有这些日常生活服务的问题都是从下面涌现出来的，它展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就拿日常生活的机械化和社会化来说吧。学校应该与之保持联系，正如它应该与生活保持联系一样。我们开办了七年制工厂学校[7]。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当然，同时存在重大的失误。 有这样一种学校，它们只是在校办工场里安排劳动，而完全不把这种劳动与工厂和企业的劳动联系起来。它们只是在理论性的教学中涉及某一生产方面的问题，却从不参加企业的劳动。这些企业往往也特别脱离儿童，脱离学校。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不过，现在对学校的看法在很多方面已有改变，特别重要的是工人中这种观点的改变。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可能取得进步。我今天曾和劳动人民委员部[8]的一位同志谈过话，使人感到似乎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现在劳动人民委员部花在失业救济上的资金少了，因为失业人数大大减少了。随着这种新局面的出现，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同志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劳动人民委员部一定要帮助教育人民委员部搞好青年一代的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 要把我们的青年一代培养成个个都能劳动的人，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工农群众是很了解这一任务的。而在这方面我们却做得很少，如果单靠劳动人民委员部来抓这项工作，它本身的力量也是很有限的。 今天，我翻了一下《统计评论》[9]第九期，其中有篇文章指出，从1918年以来修建的校舍中，校办工厂仅占校舍总面积的1.9%，而校舍中衣帽间甚至都占有大约5％的面积。 可见，尽管党纲中说的是办综合技术学校，而在修建校舍时，却把校办工厂塞到角落里去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角落，才发现都在地下室，等等。 如果单枪匹马抓这项工作，那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必须使劳动人民委员部、国民经济最高苏维埃[10]以及其他经济组织都能懂得青年一代劳动教育的意义。现在，劳动力的问题极其尖锐；由于参加生产的新工人缺乏最起码的劳动技能，因而劳动战线经常出现完不成任务的现象。在这种时候，经济工作人员对劳动教育所具有的意义比以前领会得更深刻了。 如果一个工人打开水阀就走了，因而机器被水浸泡，全厂只好停工，整个企业停产修理，那就是缺乏劳动素养的结果。 资产阶级各国都认识到必须在学校培养劳动技能和素养，但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它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尖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年还是几年后）才能解决，不过我国的经济工作人员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国家的工业化急需劳动力，这已是燃眉之急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对“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解还应更深一层。我们不仅要教儿童学会主要的、基本的劳动形式，而且还要使他们把将要获得的技术知识和农业知识在各种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加以运用。 如果把综合技术教育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来讲授，那是死气沉沉的综合技术教育。生气勃勃的综合技术教育是与企业、与社会公益工作相联系的综合技术教育，而现代生活所要求的，就是要进行这种生气勃勃的综合技术教育。 现在大家都明白，在这方面能够做些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去做，因而整个问题已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了。儿童组织建立之后，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把组织的因素纳入到儿童整个的劳动中去了。我们大家都看过少先队集会[11]并且发现人数如此众多的少先队员都养成了组织性，有了组织能力和熟巧。这对我们的综合技术教育和儿童的教育产生了极其良好的影响。这是因为儿童习惯于独自学习和工作，这是一回事；而儿童习惯于与其他的儿童一起来组织自己的全部生活、全部活动并在这种组织工作中获得一定的熟巧，这又是一回事。 我觉得，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已有可能使我们去实现党纲中国民教育部分所提出的任务，即：使青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教育；使劳动群众人人都能参加国民教育事业；加强我国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培养儿童的组织熟巧，意识到自己是集体的一员，养成一定的集体主义熟巧和文化熟巧——凡此种种都使我们有可能去真正实现改造时期的任务。我们面临着广阔的前景，无论在计划工作方面，抑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是如此。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一向非常重视的问题，即：使青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劳动教育，因为他们正在建设劳动共和国，并将生活在劳动共和国里。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新的角度提出来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某些带争论性的问题将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澄清。我们曾与共青团争论得很激烈。共青团主张中等技术学校应办成七年制。社会教育总局说，要办二级学校；共青团说，要给生活出路。 二级学校能否给生活出路？围绕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应该说，只有那种与经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的学校，才能够培养具有把理论与实际生活知识结合起来的能力的人，因为这种学校能使学生受到实际锻炼，从而使他们获得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所以说，是应该授予普通教育知识还是综合技术教育知识的问题，或者说，是否可以像中等技术学校那样，把普通教育知识压缩到最低限度，以及如何进行劳动实习，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已失去其尖锐性。既然我们即将实行七年制普及教育，那就可能开办一些别的类型的七年制学校，这种学校将兼有中等技术学校和二级学校[12]两者的优点。在这种学校里，理论将密切联系实际，所培养的一代人，由于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将通晓实际生活，而不是光从书本上通晓。他们将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工作人员。这样一来，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至于说到成人教育机关，这个问题我今天不打算详细谈了。今天我着重谈的是学校。当然哆，我们也可以举出波罗金斯克的一个农村图书阅览室作例子。这个阅览室曾与一些积极分子计划把教堂改建成磨房。在那些常来阅览室借书看报的积极分子的热情帮助下，由于积极分子们亲自动手修建，同时阅览室经常公布工程进度，于是磨坊就建成了，这个计划实现了。这个磨坊立即把宗教信仰磨得粉碎，这时，居民们就会把另一座教堂改建成社会主义文化馆。——如果我们举出这个例子，那我们就会看到，这项有计划的工作推动了农村整个文化的发展。 要是这个农村图书阅览室只是借书（这种倾向是有的，例如列宁格勒省就是如此，那里希望农村图书阅览室少干预生活，然而它却干预了生活，并且不能不干预生活），那我们就不会取得上面说的那样的效果。凡是阅览室管理员多少受过一些训练的地方，凡是阅览室管理员善于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并把这一工作与建设任务联系起来的地方，那里的工作就会取得极好的效果，这样，大家就不会把教育机关看作是一个穷亲戚，而看作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单位。邻近的工厂，本来不想拨给农村图书阅览室一点水泥，现在却乐于提供，因为你把教堂改建成了全体居民朝思暮想的磨坊嘛！ 我们就应该这样来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应该这样来安排教育工作，做到上面帮助下面，大家按一个计划办事，这样就能使我国的学校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学校，真正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3月4日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开了整整一个月。因此我担心很多人恐怕已经记不清我们讨论过一些什么问题了。此外，今天出席会议的同志，有一些可能以前没有参加过这次会议。所以我想简略地概括一下我们这次座谈会的内容及其宗旨。 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应该怎样反映到我国国民教育制度中去。我在报告里曾经讲到，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条件，可以把学校办成真正的综合技术学校，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广义的综合技术学校（在这种学校里，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是一个方面。我讲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条件，可以把学校办成社会主义的学校，也就是说，不是一般的劳动学校，而是可以从事社会劳动和集体劳动的学校。这就是使我国学校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现在我们最多不过是一些劳动学校，而我们特别需要的，是要创办社会主义精神的学校。 最后，我想讲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曾讲过。这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每一个教育机关办成能够完成一定文化任务和经济任务的机关了。我国现在的国民教育制度应该而且也能够比以前更好地依靠整个经济制度，与这一经济制度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因为我国整个经济制度的建立，应该能使各个机关互相联系，结成一个整体。这使我们得以用略为不同的方式、更加深刻地提出我们过去提出过的基本思想：建立统一学校。现在各级学校都可以变为真正的统一学校。这就是我的报告的内容，围绕这一报告，大家展开了讨论。 上个月，在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各种会议上，同志们互相交谈时，都从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因此我想对过去的讲话稍作一些补充。 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一方面，人们感到我们面临的条件很好，因而常常开始幻想，觉得有些事情可以按新办法去做，做得更加深入一些，范围更加广泛一些。举例说，有人主张消灭学校，说什么学校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现在实际上可以从教育制度上规定不需要设立学校。而与此同时又出现了这样一种理论，主张从童年起就规定儿童必须参加劳动。比如，我就听说过，有人主张儿童从7岁起就必须劳动。这样就完全忽略了儿童学方面所强调的各种问题[13]。把7岁的孩子与成年人同等看待，这就完全忽略了儿童的年龄特点。这样一来，这方面就出现了很多过火的行动。 同时还有这样一种主张，就是儿童的劳动应按集体农庄的任务和命令去进行。这就应该考虑一下了：儿童劳动按集体农庄命令进行，它意味着什么。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管理处并非一个能从教育学的角度处理这种问题的单位。集体农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对儿童的看法就像小农经济时对儿童的看法一样。一会儿该在那儿看守小牲畜了，一会儿又该在这儿薅草了。该看守瓜地了，儿童就去看守瓜地。总之，都是一些极单调乏味的劳动，儿童参加这种劳动得不到一点提高。按集体农庄命令下达给儿童的也正是这种劳动，而且儿童还必须完成。这当然与综合技术教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此外，我们还特别迷恋实践。甚至共青团员也常常主张搞什么“分类”劳动，说这样可以给青年打下一个烙印，让他们知道如何组织集体农庄的经济。于是，有的人去挤奶，有的人去喂牛，还有的人负责养鸡，另外还有人干这干那，一句话，实行劳动分工。人们发现，这样分工效果很好，因此深感满意。有人就开始讲话了，说是儿童也要学习“分类”劳动。分类劳动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分工很细，各干一行：女孩子从7岁起就只学如何挤奶。这不是综合技术教育，而是狭隘的职业教育，这种狭隘的职业教育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上面说的这种过头做法，虽然是很自然的，却极其有害。 问题刚刚开始讨论时，往往有很多地方提得不妥当，这是常有的事。我希望今天要发言的同志，能够多谈一谈你们所看到的儿童在集体农庄劳动的情况，并且谈一谈你们认为如何在集体农庄安排劳动。不过不只是儿童在集体农庄劳动的问题，现在还有在企业劳动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厂办高等技术学校，工人在这种学校里要接受各阶段的教育。我们打算让青年在这种高等技术学校里接受一定的综合技术训练。 最后，第三点，今年冬天，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生活问题，如整个经济的社会形式问题，集体饮食问题，幼儿社会教育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谈得很多。而在讨论比如说公社住宅问题、社会主义新城市的住宅问题时，有时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意见：在那里应使用儿童的劳动。但是，如果我们不谈在有2000人居住的公社住宅里应该怎样有效地利用这种劳动，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要利用儿童劳动，那将出现什么结果呢？结果就会是：孩子们听人差遣，他们将一层楼一层楼地去送开水，投信件，当传达；于是我们就说：我们在搞有组织的劳动了。所以，我们必须慎重地对待儿童的家务劳动（即使是在公益劳动）。我们应该考虑，在这种比家务繁重得多的劳动中，孩子们到底能起什么作用，他们是否可以起任何作用，怎样起这种作用，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应放过可以对儿童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新机会，不应放过可以对我国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新机会。我认为，一个月来，这个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了。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同志们能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意见，那就太好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经济战线取得的成就，极其尖锐地提出了一个使青少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劳动训练、受到综合技术教育训练的问题。 当然，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不可能开办足够的提高型的学校来接纳全体青年入学。学校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辅导站，是一个机构，在它周围还有许多辅助机构。但是，有了这样一些有组织的单位（如学校），我们就应该对我国的青年（甚至未入学的青年）施加我们的影响。要让这些青年受到综合技术教育。其他一些国家（如奥地利）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是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当然，他们不是主张对工人的子弟进行劳动教育，不过毕竟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我们知道，德国很重视青年人的劳动教育。在德国，劳动教育是义务的。我认为，现在我国也提出了对青年一代进行义务的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不光是对工人的子弟，而是对全体儿童，对整个青年一代人人都进行这种教育。如果我们在最近的将来能做到这一点，即我国的一级学校能接纳全体儿童入学，那我们立即就要执行普及七年制教育的方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正在这样努力，这已不是遥远的远景，我们一定能够在最近的将来使一级学校的教育成为义务教育）。 现在年满14岁的儿童就可以进企业工作，他们可以领工资。工资分等级，按一定办法调整。不要使集体农庄青年的劳动流于自发，而要预作安排；也不要把这种劳动搞成什么分类劳动；不要只授予青年狭隘的职业熟巧，而要授予他们在各个不同部门劳动的熟巧，使他们掌握综合技术技能。这是一项任务。我认为，不能只是寄希望于开办足够数量的学校来帮助青年学习，因为这在最近几年是很难做到的；而是要建立完整的国民教育制度，开办各种训练班、讲座，向他们推荐必读书目和函授教科书。 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建立在这种意义上的为青年进行文化服务的制度，认真考虑如何从综合技术教育的角度来安排城乡少年的劳动，认真考虑用必要的知识武装青年，那么，我们就能完成生活所迫切提出的任务，即在学校经常的帮助下，在学校的辅导下对校外青年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任务。 这就是我想在讨论开始之前讲的几点意见。 闭幕词 我想先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上一位发言人已经讲过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城市的讨论[14]究竟有多大效果。 当然，如果对社会主义城市只是纸上谈兵，而不了解我们今天应该做些什么，那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事。但是问题在于，有关社会主义城市的讨论对我们的日常工作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这种讨论可以使我们自己作一番检验，看我们究竟能怎样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观察周围的事物。 所以说，尽管这种争论对我们说来极为突然，但却有着重大的意义，这就是说，每一个参加讨论的人都能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知道社会主义城市是什么样，认清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哪里——只是表现在楼房上，还是表现在什么别的地方。 当然，在国家计委这样的机关讨论这一问题时，多半都是讨论建筑本身的问题。对于教师来说，这个问题当然提得更广泛一些：这种社会主义城市的教育工作怎么安排？这种城市如何满足居民的要求？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都是些什么要求？于是我们就陷人了不能自拔的空谈：成天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们大家都以为，我们早已懂得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是通过这次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城市才发现，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认真加以思考。就拿社会主义城市这个问题作例子来说。在这种城市里如何安排生活？我曾经到过勃良斯克，在该市的中心，耸立着苏维埃大厦，这是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经常开会的地方。它旁边是一个大剧院，那是群众开会的地方。这个位于市中心的苏维埃大厦乃是吸引全市群众的中心。勃良斯克并非一个社会主义城市，而且与社会主义城市极少相似之处，因为除了这个苏维埃大厦之外，其余的建筑物都是一些典型的旧式省城的房屋。但是苏维埃大厦和整个的景观却使您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后修建新城市时，似乎一定得有这么一个中心，使它成为城市生活的心脏。 后来，每当我听到有关讨论社会主义城市这一问题的情况时，我总要想到整个城市生活要有一个中心这件事。当然，这些城市不一定修建得跟勃良斯克市完全一样，也可以是另一种样子，简单得多，比如说，有宽阔的街道，等等。 很明显，当时勃良斯克市修建这幢苏维埃大厦时，未必会有人想到社会主义，而只是考虑到怎样更方便些。这一新建筑的幼芽说明，必须使一切结合成一个整体。 社会主义城市乃是集体的城市，城市的全体居民之间要有密切的联系。这些人不是独居一隅的普通市民，他们有的人住在这栋好房子里，另一些人住在别的好房子里。他们有如汇聚在一起的一股强大的力量，时刻关心着共同的利益，考虑着共同的利益。 有时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城市时，谈论建筑面积时，总是考虑不要违背标准，每间房子得花多少钱——所有这些都是死东西，听不到生活脉搏的跳动。按这种计划修建的城市，往往都是一个面孔：有多少多少人口，大家都在工厂干活。关于儿童的问题有过很多争论：儿童们在何处定居？是在市郊还是在市内？后来作出让步，孩子们都住在城里，但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儿童们具体说来住在何处并且他们将怎么生活，却回避了。此外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城市怎样保持与农村、与别的地区的联系？我们总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乡之间的差别正日益缩小，城乡将逐渐接近，而我们在修建城市时，周围却好像是一片真空地带，无人居住，有如荒漠。 城乡之间的这种联系应该比目前还要大大加强，然而我们恰好忽略了，而且也很少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从建筑物、从建筑布局的合理化、从城市外观开始的讨论，却使我们明白了我们应该怎样搞好建设。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再回头看看我们周围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更多过去没有发现的东西。一个工人参加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会议回来后，就觉得他现在住的集体宿舍或房子简直让人呆不下去，使得他想立即动手重新修造。 如果我们只是开会议论一下社会主义城市，那就是在做十足的表面文章。我们应该与此同时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日常生活运动。关于日常生活的问题现在常常谈到，而且不仅是谈，还直接取得了某些具体的效果。这种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与改进日常生活的联系的讨论具有重大的意义。 每当我们谈起日常生活的时候，我总是想起约翰·里德写的一篇小说《革命之女》，也许你们很多人都读过。这篇小说谈到巴黎公社一个社员的孙女后来当了妓女。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小市民的庸俗日常生活。在这种家庭生活中，父亲是一家之主，妇女只应干家务活，对妇女的态度极其陈腐，还有另外一些影响，即作为巴黎公社社员的父亲在家庭中起着压抑的作用。尽管父亲是巴黎公社社员，参加过革命运动，尽管如此，这个公社社员的孙女，革命之女，却始终对革命感到格格不入，因为日常生活是旧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约翰·里德提出来的这个有关日常生活的问题，现在还很有现实意义。 目前群众会议上提出来的各种日常生活问题，当然都与我们面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重大问题有着直接联系。 近年来我们常常说“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们说的只是经济建设，然而社会主义建设却不只是经济建设，它包括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全部改造，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很多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革命初期早已提过的。克鲁平尼娜同志[15]告诉我，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内部在1918年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一般说来学校是否还有必要，尤其是在列宁在一篇演说中谈到了学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之后。列宁曾说，只有学校才能使青年一代免受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的灾害，避免我们亲眼见到的这种人力的浪费[16]。 列宁对学校的这一论断遭到了某些同志的反对，之后在《国民教育》杂志上就刊出了我们的一位同事、沙皮罗同志[17]的一篇文章，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需要学校。这种看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学校是不可缺少的。学校是一个组织中心，它可以帮助青年一代和全体儿童按新的方式组织起来，按新的方式掌握知识，它是全体青年的一个中心，这样的学校当然会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组织。 列宁一贯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在于组织，因此，有人认为工会过一段时期就会消亡，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消亡，而是在很近的时间内就会消亡，这当然是错误的。无论是纺织工会，还是五金工会，以及其他一些工会都是需要的，它们各有其特点。要根据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方面把群众组织起来。 如果我们把现在的群众与1917年的群众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组织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我至今还记得，最初很少召开妇女大会；只有一些女工参加过妇女代表会议。上面掌管一切，基层只是出席开会，并不积极参与其事。如果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况，就会发现已完全不是从前那样了。我们不能说1917年列宁格勒市的积极分子很少，恰恰相反，那儿的群众在革命和政治活动中是非常积极的。但如果谈到日常生活问题，那我至今记得，我们维堡区曾经开过一次会，讨论开办俱乐部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全体进步工人都成了两位厨师的俘虏，这两位厨师是掌权人物，他们大谈特谈俱乐部应该准备食品，并且应该烹调得尽量可口一些。由于谁也不知道办俱乐部从何着手，不知道工人俱乐部应该办成什么样，结果很有觉悟的工人也只能洗耳恭听厨师的烹调经。那次会议令人感到，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需要按新的办法组织起来。 再拿农村来说，1917年农村的组织情况是很糟的，而现在呢，一大批组织者已在农村成长起来了。作为一个组织者，农村的组织者更明显地表现出他懂得群众工作的方法，懂得怎样把群众组织起来。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问题按新的方式提出之后，我们也就有了新的可能性来依靠群众自己的双手去建立整个国民教育制度，而这在1918~1919年是根本办不到的。 特别是现在，工业建设和农业集体化正在进行，这就创造了一些新条件，而这种新的经济形势，经济本身的新组织，以及群众中的组织才能，——所有这些汇合在一起，就为我们能更加深入地按新的办法组织整个国民教育制度，提供了无比广泛的可能性。 在座谈中，同志们还简略地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主要是要学校改变一下方向，使之更加综合技术教育化。大家讲到，现在已经具备了新的前提条件，可以使全体少年（甚至未入学的少年）人人受到教育。还对新的教学法发表了很多意见。 就拿儿童之家来说吧。如果我们看看1920年以前那段时期，那时对儿童之家的看法与现在完全不同。现在我们都习惯于这样看，我国的儿童之家是为流浪儿设置的机构，所以我国的儿童之家已成了一种收容流浪儿的机构，接纳不幸者的单位。 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1918、1919、1920这三年的情况，那时谈起儿童之家，是把它看作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新形式的。 我们与儿童之家一起度过了极其艰苦的岁月。我国刚建立儿童之家时，曾经发展过一段时期，到1921~1922年，儿童之家收容的儿童达到54万人，而从1921~1922年以后，儿童之家收容的儿童人数急剧下降。现在只有136000人了，儿童之家收容的人数大为减少。大家现在已一致把儿童之家不仅看作收容流浪儿的机构，而且也看作有助于对儿童进行一般教育的地方。 我们看看目前集体农庄的情况。公社在修建房子的时候，首先是修牲畜棚，其次就是儿童之家。诚然，往往把儿童之家修建在牲畜棚旁边，以致医生来了也只好把双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的神情。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给予真正的帮助，也没有相应的指示。我们延误了，没有看到当前存在的需要，可是我们必须了解，这种需要是很迫切的，因为已经开始自发地修建新式的儿童之家了，这些儿童之家就在集体农民眼前，他们的孩子就在其中受教育。 现在迫切需要讨论一下儿童之家问题，让儿童之家对全体儿童开放。儿童之家的这一事例说明，人们对所有问题的态度都改变了。儿童之家应该成为国民教育制度中的一个环节。 当然，对职业教育所有问题的态度也改变了，出现了种种新的形式，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个制度也有了变化，等等。 我们讨论国民教育新制度这一问题的三次会议，进行得有些分散拖拉。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刚刚成立，会员还不太稳定―我们还未形成核心，没有基本干部。不过我认为，我们三次会议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国民教育制度问题，而没有讨论某个抽象的、纯理论的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您们知道，今年4月25日将要召开党的教育会议[18]，会上将讨论国民教育制度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记录，当然会提供一份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国民教育制度问题。 我们这个会议与党的会议有一定的联系，委员会还未确定这次会议的下一个主题。也许应该通过别的问题来提出列在党的会议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我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会议，往往某个同志的一句话、一点意见就可以使整个问题得到一定的阐明。 所以我觉得，今后还应召开这样的会议，不过要比这次会议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但我认为，我们这次对国民教育制度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载于《改造时期的国民教育制度》，莫斯科，1930年。 [1]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系根据联共（布）中央1929年8月5日作出的《关于国民教育领导干部的决议》建立的（见《真理报》，1929年11月5日），存在于1930~1935年。协会主席为克鲁普斯卡雅。 [2]文化进军系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其宗旨为在苏联实现文化革命。1928年下半年由共青团发起，进行扫除文盲和半文盲的进军；以后转变成为日常文化生活的、为发展学前教育机构和学校以及扩大群众图书馆网点而斗争的进军。 [3]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9]。 [4]参见上文注[3]。 [5]指1929年5月20~28日召开的全苏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3）。 [6]指1930年1月22~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少年自然科学家协会、生物学实验所、农业基地和儿童农业站会议，这次会议是由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所属儿童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共同发起召开的。 [7]参见《论中学》一文注[3]。 [8]劳动人民委员部（1917~1933）负责劳动法令的执行，采取措施调整工资和保护劳动，实行社会保险，等等。 [9]《统计评论》月刊，系苏联中央统计局机关刊，出版于1927~1930年，后与《计划经济》杂志合并。 [10]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系1924~1932年全国工业管理中心。1932年1月，在国民经济最高苏维埃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工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三个人民委员部。 [11]全苏少先队员第一次集会于1929年8月18~25日在莫斯科召开。 [12]1930年8月10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改组二级劳动学校》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至少有40％的中等技术学校高年级改由相应的部委管理。 [13]详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3卷，第437-438页，俄文版。 [14]指由于T．赫越辛、Л．沙布索维奇和A．扎连柯教授所写的公开信《停止个人安乐窝的建设，要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日常生活》而引起的讨论。该信载于《共青团真理报》1929年12月15日。公开信说：“目前，重新修建的城市应以充分为工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需要服务的社会形式为原则，同时也应以对儿童进行充分的社会主义教育为原则。” 《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在发表这封公开信的时候，建议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同时也对所提出的安排日常生活、建设新城市和改造旧城市的意见进行广泛的讨论。 [15]M．B．克鲁平尼娜（1882-1950），苏维埃教育家，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教授，从1921年起任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委员，学校工作研究所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16]参见《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学校》一文注[2]。 [17]Л．Г．沙皮罗（1888-1957)，自1902年以来一直参加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统一学校处和政治教育工作总局工作（1920~1921)，以后在莫斯科一些高等学校任教。 [18]指1930年4月26~30日召开的党的国民教育第二次会议。
论培养教师（在高等学校校长会议教育分会上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培养教师* （在高等学校校长会议[1]教育分会上的报告） 当然，如果不讲讲我们目前国民教育的情况，就无法说我们应该怎样改组高等师范院校，给这些院校灌输一些什么新的东西。目前国内正在进行的工作——向全面的集体化过渡，改造农业的各种形式——当然它在农民的整个世界观上也有反映。它将摧毁一切旧的传统。 现在国民教育的范围非常之大，而我们的文化工作人员又非常之少，他们的人数完全不能满足目前的需要。我们通过了许许多多决议，决议里谈到这种和那种情况：派遣了多少多少文化战士，做了什么什么工作。所有这些都不错，可是再来看看我们应该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那我们不能不说，我们对各地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还没有认真予以重视。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还不能去为群众服务，能够去为广大群众服务的社会活动家式的教师、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战士的新的工作人员，为数还非常之少。 现在正在改选文化战士[2]。莫斯科省和整个俄罗斯联邦都将选举文化战士，也就是居民中最关心这项工作的代表。但是对他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要把他们全部组织起来。而我们的教师和政治教育人员首先应该成为这些居民代表的组织者，成为唤醒社会人士的组织者。应该说，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虽然在各地积极参加了群众工作，但是他们对这件事却缺乏充分的考虑，因而把它当成了一种额外的负担。这件工作往往没有纳入教学计划，而是某种附加的任务，是生活所提出的一种强制要求，既不能回避，但又不能列人我们的教学大纲。 目前整个国民教育工作所具有的这一巨大规模，决定了我们要采用新的形式来组织整个国民教育工作。拿政治教育工作来说吧。我在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过，在那个部门我工作的时间最长。我们发现目前的网点简直微不足道，完全不能满足要求。正在拟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中，已试图把所应做的工作规定了一定的数量。但是它对这些网点所应发生的质的变化，对工业和农业发生的转折所引起的质的变化，却反映得非常之差！非常不够。我们在这里订计划，可是生活已经提供了新的工作形式。例如，我们在议论办集体农庄大学[3]，讨论怎么去办这种大学，考虑这种大学的教学计划，然而实际上许多这样的大学早已成立了。我们还在讨论怎样改革苏维埃党校[4]并修订党校的教学大纲，然而成千上万个培养农村工作人员的学校早已出现了，并且其布局早已调整好了。我们刚刚在说工农速成中学应该接近群众，工人们却早已着手建立工农速成中学了——在某一个大工厂办起一个这样的中学。 如果我们想培养符合生活要求的教师，我们就要着眼未来，同时也要重视过去的情况。这当然应引起这次校长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是各省大学的代表）对这一问题的特殊关注。 我们现在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教师呢？高等师范学校的现行教学大纲对此没有充分反映。大纲上当然列有《马列主义原理》课程，但马列主义的分量是否符合必须的要求呢？因为整个大纲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列宁主义的精神。重要的不是在课堂上让学生把马克思和列宁有关国民教育的论述都学完，而是要使每个学生都能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懂得在某一具体的环境中怎样把这些原理与整个国民教育工作结合起来，懂得根据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整个精神体现了什么，大学生由此应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我们看到，现在的速度真是一日千里。没有根据认为，两三年后这一速度会放缓，生活会步入常轨。恰恰相反，有充分根据可以断定，很长一段时期内速度都是飞快的，并且眼下还不能预见这方面会出现暂时的平静。而速度决定着每天必须独立地解决一系列问题。因此，培养大学生就必须使他能适应每一种新情况，而不要在他刚一开始工作时，突然挠着脑袋说：“哎呀，我得上研究生班，我什么也不懂，我还得从头上培训班”——然后又到某处学习去了。应该这样来培养，使之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应各种新的形势。我们根据经验知道，马列主义有助于我们弄清最复杂的问题和最复杂的情况。所以说，这些问题，也就是指马列主义的问题，当然应在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占有比现在更重要的位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把这些原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重要的不是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负担如何，而是他应该关心周围发生的事情，就像一个真正的社会活动家。可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情况却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不是让学生成为善于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并能急国家之所急、能对各种问题进行分析的人。同培养理论人才一样，我们当然要培养能把理论与实践、与整个社会活动联系起来的学生。 我几年前在共产主义教育学院[5]工作时，曾经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既然每一个大学生都应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教育工作人员，那么他从一年级起就应成为一个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几年前，我曾经给共产主义教育学院的学生开过一门导论课——政治教育工作引论，为期半年。我认为，各个高等师范学校都应开设这门课程，因为要想成为一名教师，成为国民教育活动家，就得掌握宣传鼓动的方法，就得学会组织群众。不管他念的哪个系，也不管他在哪个科，当教师也好，当政治工作人员也好，或者当国民教育工作的负责人也好，有一个方面，即善于做群众工作，应该成为他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他不会做群众工作，不懂得这项工作，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活动家，更谈不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培养学生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乃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再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办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当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理解这个问题。苏维埃国家要使全体居民人人都成为劳动者，人人都能在各个不同的战线工作。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肩不能挑担、手不会拿锹的人。不用说，现在已经谈不到用锹了。在国家计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工人说，现在实行的是没有休息日的工作制度，他觉得应该这样安排：让他在机床旁干四天活，第五天能到农村去用锹干干活。这时大家朝他喊道：“不是用锹，是用拖拉机。”是不是什么都可以用拖拉机？菜园子里的每一种蔬菜都可以用拖拉机栽种吗？这不是现在要讨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受过综合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训练的人应当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包括城市劳动技能和农村劳动技能。这种劳动技能现在非常差。只要你想到这种情况，并且了解一下美国的现状，你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在用原始的方法对待这个问题。美国开办了各种劳动短训班，这种短训班都是从该地区的特点出发举办的。比如说，如果某个村庄或者某个农场、某个地区敷设了自来水管，那么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和每一个老师都到那儿去学如何修理自来水管。如果没有自来水管，那就采用别的劳动教育形式。这种自来水管教学，以及别的一些小事情，都充分说明美国人多么重视城市劳动技能和农村劳动技能，说明应该怎样去做工作，并且促使我们认真考虑并且严肃地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培养我们的教师，使他们能掌握综合技术的劳动技能。 可是如果我们看看加斯帖夫同志的劳动研究所，也就是中央劳动研究所[6]，那我们会发现，中央劳动研究所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不能否认，每个人都必须掌握一定的劳动熟巧，一定要懂得怎样使用某种工具，开动某种机器。这种起码的技能与一定的修理技术，正是我们高等师范学校所应授予学生的。 不过加斯帖夫提出的劳动技能，主要是工厂的劳动技能，可是还应该有农村的劳动技能。我不知道是否有哪个机关、有哪个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讲的不是拖拉机手。拖拉机工作与这种劳动技能有一些关系，但是它另外还有专门的农业劳动技能，所以就必须把机械劳动与农业劳动的教学结合起来，使两者密切联系起来。这就需要拟定这类训练班的综合技术教育教学大纲，还需要使每个教师，不管他是学什么的，也不管他是哪方面的科研人员，必须同时掌握这种劳动熟巧。我们专门为教师、为学前教育工作者设置了各种工场。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像一个没有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人，刚开始时，要想解决某些现实问题，每次都得去听一个专门的报告，或者到哪儿去学习学习。同样，一个没有掌握综合技术劳动熟巧的人，总得不断地学习。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还未彻底解决，但是，这个问题无疑必须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不要只是在系里，在学前教育部门，在一级学校去研究这个问题，而必须使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获得这种劳动技能。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儿童的问题。这可是一个专门的问题：向儿童进行宣传鼓动的能力，把儿童组织起来的能力。在这里，必须懂得年龄特点，同时还要掌握一视同仁地对待儿童的方法。这个问题在大纲上要比别的突出一些反映出来。最后，我们要谈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对劳动的态度，对有计划地安排劳动的这种能力的态度。我认为，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能够有计划地安排工作的问题应该列人教学大纲，使之在大纲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还缺少这种能力，即有计划地安排本单位劳动的能力，有计划地安排整个集体、地区劳动的能力，有计划地安排教育工作以及国家规模的工作的能力。 现在我们都在谈五年计划，不管您到哪儿去，到处都可以听到“五年计划”这个词。甚至学龄前儿童也想学这个词。但什么是五年计划，它与什么有关系，这个五年计划的意义何在？这是每个人肩负的重任。必须弄明白的是：每个组织对五年计划负什么责任，每个人对五年计划负什么责任，每个儿童对五年计划负什么责任，这个计划是什么意思，我们对这个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统一的教育计划负什么责任，怎样负责任。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我们还毫不了解。 我曾在政教总局[7]工作过，那里有负责各地政治教育工作的各种机构，既有工会文化处，也有各种合作社，还有各种自愿组成的协会，以及谷物托拉斯，跨村镇拖拉机站，总之一句话，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些机构中，每个单位都要花钱进行政治教育工作，都要放映电影，关心收音机的设置，进行扫盲工作，等等。但是，这些机构中有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真正弄懂了我们要对这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和统一的教育计划负什么责任呢？一个也没有。我们在工作中总不能协调一致。要知道，我们正在执行并且应该百分之百地执行的这一经济计划，不仅牵涉到经济，它也涉及到教育，可是这方面的计划技能我们一点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修订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大纲时（在使用过程中它肯定要不断修订），必须使这些大纲具有灵活性，否则它就无法与生活步调一致。在拟定大纲并进行适当修订时，仍然需要时刻注意这一点。大纲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加深。 另一个问题，就是要更加有步骤地、自觉地吸引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去做群众工作，搞好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还有就是研究城市劳动和农村劳动的各个方面，大学生的综合技术训练，最后就是研究儿童，善于按计划办事。 我认为，应该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待教学大纲。我想举共产主义教育学院作例子。就拿修订大纲来说吧，当我们最初提出综合技术教育问题时，我们曾说（而且大家一度都同意），作一个教师（不论过去干什么―计划工作者也好，组织工作者也好），他必须在机床旁边劳动一段时间，在国营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共产主义教育学院的这一经验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后来这一经验却无人理睬了，不照此办理了，于是就产生了消极效果。现在我们在谈大学生的实习，而且这种实习的范围比过去大得多，我认为，在进行别的实习的同时，一定要到企业和集体农庄去实习。这还不够。实习应该分几个方面：有宣传鼓动实习，有组织工作实习，有儿童工作实习，有口头的和实际的生产宣传工作实习。 现在我想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早在1923年就已提出来了。现在常常把一些过去提出过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因为当时解决这些问题缺乏前提条件，而现在，在新的形势下却能够解决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等师范学校，以及一般地说还有其他各种高等学校，都应该成为一个生产单位。重要的不只是在学校学习；重要的是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大学生们和整个学校都要参加劳动，参加国家所需要的那种劳动。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阔绰，能让我国的青年只是学习，只是掌握某些知识，我们还需要他们参加国家的建设。 那么我认为高等师范学校能做些什么工作呢？目前教育方面正在进行有计划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是形式主义地，不是官僚主义地对待有计划的教育工作这一问题，那我们就应该明白，要使这一计划得到贯彻执行，必须对工会、对合作社、对经济机关进行大量的工作，才能真正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不光是经费的集中使用，而且是要联合经济战线上的一切力量。参加制定计划，各个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要全力以赴地参加这一工作，我认为这乃是一项最重大的任务。有一个受援地区，就是奥列霍沃祖耶沃。我们派安·格·克拉夫琴柯同志[8]到那儿去（她不久前去过美国，研究美国的图书馆工作经验）。她在那儿推行图书馆工作的统一计划。要知道，我国每一个单位都希望运用自己的权利，独立进行工作。她恰好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问题，谈谈怎样做说服工会的工作，要开多少次会，如何制定这一计划；现在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开始把人力财力集中起来，这时大家发现，实际上人力财力都有，因此可以把工作搞得很好，搞得超出大家的所设想的，甚至还要修建房子。他们曾经自我解嘲地说，他们创办了“第一号图书馆集体农庄”。现在，那儿的党组织和苏维埃在地区提出，不仅应该开办“图书馆集体农庄”，而且要开办“教育国营农场”，以便整个的教育工作能按一个统一的计划安排。但是，最好不只是奥列霍沃祖耶沃一个地区要这么做，而且到处都能这样做才好。为此就需要对那些正在进行这一工作或者打算进行这一工作的单位做大量的工作，这是工作量很重的工作。 现在谈谈计划问题。这一计划应交给某一高等学校负责。 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对高等师范学校说来永远是主要的，这就是关于培养干部的问题。当然，重要的是要培养大学生。不过我觉得，高等师范学校现在应该不仅仅是只考虑培养大学生即未来的教师。我国中等师范学校的情况很糟。你只要到中等师范学校看看，就会发现它们一筹莫展，步履艰难。我总是问共产主义教育学院：“你们与中等师范学校建立的联系怎么样？”我这些话已经对大学生说腻了。我不知道，也许莫斯科其他的高等师范院校与莫斯科所有的中等师范学校建立了联系，但是，我看现在各地高等师范学校都未能做到对中等师范学校的工作负责；不仅是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与中等师范学校建立联系，而且应该开展某种共同的活动；高等师范学校要负责对中等师范学校的工作安排。当然，没有计划，对某一工作没有分工负责，那是做不成的。 以培养师资为主的二级学校，十年制学校又怎么样呢？要知道，这些学校也是培养教师的呀。这里的工作如何？当我谈到必须对它们负责时，我并不是主张对一些琐事也进行干预。当然，如果高等师范学校这样来理解自己的责任，认为它应该连小事也管并且干预大家的工作，那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不过，它应该从工作上加以帮助。要明确对机关部门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机关部门人数很少。它忙于对付日常工作，要求它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这是力所不及的事。在这里，应该让那些关心这项工作的干部与国民教育局保持密切的联系。我认为，对高等师范学校说来，这项任务要好解决得多。这样一来，它就不会另搞一套，不会干涉琐事，却可以通过自己职工的力量和本校大学生的力量对中等师范学校进行帮助。 我国的文化战士是城市和农村最大的一支干部队伍。扫盲工作人员，图书推销员，现在由于要搞流动工作，因此又有了指导员，还有苏维埃各部门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要受到教育学的训练。我们甚至还未意识到我们干部队伍现在多么庞大，他们愿意并且认识到在国民教育部门工作的必要性。要把他们好好组织起来。谁来组织呢？国民教育处怎样去组织他们呢？这需要人力，所以我觉得，高等师范学校可以通过中等师范学校，通过二级学校，通过许多教育机关和工农速成中学对这些文化战士，对这支文化大军从教育上给予帮助。在任何一个教育系内开办短训班，可以部分地完成这项工作，不过我觉得，这项工作需要更有系统性、更有强制性、更有责任感。最后，它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力量，开办教师的轮训班。我觉得，高等师范学校应该团结一批有用的教育人才，这样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生产单位而对整个国民教育工作产生影响。那时也就不会讲应该怎么做，怎样拟定教学大纲。朝气蓬勃的生活将因此而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我们还有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问题还会一再产生，但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机构总是植根于生活深处并且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应该把高等师范学校变成马列主义教育学的教育实验室。 *报告作于1930年1月11日。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0年，第3期）。 [1]全俄高等学校校长会议于1930年1月10~13日召开。会议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1928年）《关于改进培养新的专家的工作》的决议和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1929年）《关于国民经济干部的决议》等问题。与会者还讨论了高等学校新章程草案。 [2]文化战士系自愿的社会工作人员，他们参加了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开展的群众性文化教育运动。 [3]集体农庄（亦称农村、农民）大学系培养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干部的一种函授学校。第一所为期四个月的农村大学是在萨拉托夫开办的。 [4]苏维埃党校系20年代创办的专门学校，其宗旨是培养苏维埃和党的建设方面的干部，包括：村镇和区一级工作人员，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宣传员，党的工作的负责人以及集体农庄和合作社建设的负责人。 [5]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建立于1919年；1920年以前叫社会主义国民教育学院，1920~1924年叫社会教育学院）系一所高等教育和教育科研学校，其宗旨是培养国民教育领导干部、教学法专家、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类中等学校教员。1936年改组为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直至1941年。 [6]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12]。 [7]政教总局全称为全国政治教育工作总局，根据1920年11月12日人民委员会命令成立，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它负责全部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领导成人的群众教育以及党的教育工作。它工作中的思想内容问题由联共（布）中央直接负责。该局直至1930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后才撤销。政治教育工作总局主席为克鲁普斯卡雅。 [8]克拉夫琴柯（1890年生），最老的国民教育工作者，1921年起在政治教育总局工作，曾在许多杂志社任主编；1925年起任政治教育总局副主席；1943年起在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担任科研工作。
教育咨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教育咨询* 男女工人都有很多有关子女教育的问题，他们感到很有必要找懂行的人谈谈。所以应该开展教育咨询工作。 这种咨询工作要非常方便才行。要在各个工厂的红角经常举办座谈会，同那些对子女教育问题感兴趣的男女工人讨论这个问题。座谈最好安排在工人方便的时间，比如安排在午饭后的休息时间或交接班之前的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负责咨询工作的教师要认真听取所提出的问题。往往由于提问题的人牢骚满腹、说话激动，使您不能马上弄清楚他的问题所在。要善于对待他，有条不紊地问清情况。最初，这项工作可能具有答疑的性质。他们会问，怎样安排孩子上学，等等。但是，逐渐地，座谈就会深入下去。 我们常常在家长促进会上讨论孩子的行为和表现，家长们对此非常急躁不安，因而讨论就很勉强。讨论儿童的行为时，最好两人面对面地谈，而且时间要略为充裕一些。负责咨询的人要认真地研究问题。他还应该挨家挨户访问那些不在工厂工作的母亲。他既要经常到学校去，也要经常到少先队中队去。他还要帮助孩子们安排好阅读，组织儿童小组，发动家长参加教育工作。如果他能把自己的工作预先安排好，定期与学校的老师谈话，同老师们，同图书馆管理员们一起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那他的工作就很有益处。这种咨询人才应该专门培养。他们还应帮助青年小组，在职业的选择上，在有关学校、家庭生活和少先队组织的问题上进行指导答疑。这种咨询人员要弄清哪些问题男女工人对它感兴趣，并在俱乐部就此问题举办座谈会。 我希望《当代儿童》杂志的读者能发表发表意见，看看企业里是否应开展教育咨询工作，并且怎样才能把这一工作搞好。 *第一次载于《论我国儿童》杂志（1929年，第7-8期）。
培养新生活的建设者（在全苏少先队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培养新生活的建设者* （在全苏少先队代表会议[1]上的演说） 提倡集体主义提倡组织性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共产党人都懂得，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是组织性。列宁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在组织性。”过去，每当谈到未来社会的组织工作时，主要考虑的是把成人组织起来，把穷人组织起来，而很少想到，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还要把儿童组织起来，把少年组织起来。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很少有人谈到，也很少有人写这方面的文章，谁也想不到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如果你们读一读过去的社会主义者力图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情况的书籍（这种未来生活的远景称之为乌托邦），那你们就会发现，这些老一代的乌托邦主义者的笔下，写的都是大人，而儿童在未来社会则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十月革命之后，甚至于二月革命之后，我们就已发现，儿童也渴望组织起来一显身手。当时维堡区有一个小孩子，只有12岁（现在他已长大了，可能入了团）。我记得1917年五一节他在工厂发表了一次演说。他说：“五一节资本家也应给我们发工资，这是我们的节日，工人的节日。” 列宁格勒的青年工人渴望组织起来（别的城市想必也是如此），而且年龄稍大一点的小朋友几乎自发地组织起来了。党已开始过问这件事，但起初这种活动却是自发的。如果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的青年一代，再来看看正在成长中的一代，那我们就会发现，不仅年龄大些的青年参加了共青团，而且现在已有200万儿童参加了少先队组织。 少先队组织的源起 我们当然知道，这200万儿童当中，很多人工作能力很差，只不过是参加了组织而已，但是我们发现，你们少先队员已经完全懂得了组织的重要性，都想尽力共同参加党和全国正在进行的那一重大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国内战争正在进行，到处都遭到破坏，成人的组织也比较弱，我们刚刚开始按新的方式，即按社会主义方式安排我们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建立少先队只不过是七年以前的事情。最初，孩子们主要是被少先队的气派所吸引——鲜红的领巾，咚咚的鼓声，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气派也是一种组织手段，特别是检阅这种形式，它对那些还未参加组织的小朋友很有意义。气派使整个组织显得井然有序、整齐划一。现在国内有些偏远地方才刚刚开始建立少先队中队这种基层组织，那儿的孩子们常常来信，从信中可以看出，目前最吸引他们的还是红领巾和队鼓。但是，仅仅依靠一些表面的东西来吸引人，那是刚开始时，现在孩子们的认识逐年提高，他们关心的不仅是表面的东西，更关心能使他们的工作成为有用的工作，重要的工作。同时我们发现，凡是周围都组织起来了的地方，孩子们的工作就比较容易开展。 生活走上了新的轨道 全体小朋友都知道，我国农村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农村整个生活的变化。从前，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活着，并且持有这种见解：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可是现在农村里的看法已在改变。我们发现，农村的生活走上了新的轨道。在北高加索，在西伯利亚以及乌拉尔等地的农村，都在建设大的集体农庄，涌现出一些大规模的农业单位。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共产党人就在谈论大规模的集体农庄经济，但当时很难组织起来，因为农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不能再按旧的方式生活下去了。可是现在我们却看到，很多地方甚至整个地区都开始考虑怎样过渡到集体经济上去，而且是过渡到有计划的集体经济上去。 一代新人在成长 公社的青年也在成长。有些公社几乎全体儿童都是少先队员；公社的成人社员经常讲到，公社的孩子比成人更支持新制度。中央黑土地带省[2]有一个公社，名叫伊里奇公社，这个公社的负责人写来一封信，谈到这个公社的种种困难：成人互不谅解，经常争吵，但他们那儿加入了少先队的孩子却比成人组织得更好。就是现在，在你们这次大会上，也令人突出地感到新的一代正在成长。我高兴地看到这次集会，看到这么整齐的队伍，看到你们都具有组织性。我和高尔基同志坐在一起，我们谈到，在我们那个时代，这样的事当然是做不到的，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只有在苏维埃制度下，在群众普遍有了组织性的情况下，在全体群众的觉悟有了提高的情况下，像你们这样一代的人才能成长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景况 同志们，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我国农村正走上大规模集体农庄经济的道路，这样它就能与城市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这是文化提高的保证，是使我们得以指望（我们共产党人也殷切期望）你们青年人将在比较有文化、比较幸福的环境中成长的保证。这种环境当然不像不久前几个二级学校学生所想象的那样。大约在三年前，有人给我看了莫斯科市二级学校几个学生的作文。有人问这些学生：“你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会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回答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什么活儿都由机器干，人不用做任何事。”我想，你们少先队员们，还有上面那几个写作文的学生，现在都完全懂得了，社会主义并非不用做任何事，而是人人富足，或者如列宁所说的，就是要使俄国成为文明的、光明的、健壮的国家[3]，而主要的，是要使人与人的关系不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里那种弱肉强食的关系，而是一种同志友爱关系，要使强者帮助弱者。在社会主义社会，处处都是团结友好的气氛，人们习惯于合作共事，合作解决存在的问题，奔向同一个目标；人与人的关系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亲密得多，而这样的生活才会是真正光明幸福的生活。 与旧的残余作斗争 但是，小朋友们，你们同样也很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凭空产生，要一砖一瓦地去建设，它得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进行斗争。所以，尽管你们将生活在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里，将会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社会主义，但是你们还要进行很多斗争，斗争的形式也许不同于老一代，但是为了建立新的生活方式，还要进行很多斗争。列宁曾经写道，十月革命胜利后，我国的旧事物已被打倒，但还没有根除，还有很多旧的遗迹。而这种旧事物将会妨碍、影响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旧的东西随时随地都可看到，表现在各种小事上。小朋友们，你们要与这种旧的东西进行斗争。你们现在正在进行斗争。每当与少先队员交谈时，就能了解到他们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态度。每当他们发现某些不合规矩的现象时，他们自己就知道，应该与这种现象进行斗争。昨天我们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与一部分小朋友座谈了国民教育问题。座谈会的第二部分，是分组进行的，分组会给我们教育工作人员留下了极愉快的印象。小朋友们发言很热烈，而且他们不仅是口里讲讲，还看得出，他们每个人都认真考虑过少先队中队所进行的工作。 要有自己的见解 我特别喜欢一个小朋友的发言，他在一个问题上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在讲话中说，小朋友们应当表现出首创精神，如果他们只是按教师或辅导员的命令行事，这并非十全十美的表现，他们应该主动找工作做，他们自己应表现出首创精神，提出各种建议，把自己的工作搞成自觉自愿的集体工作。这时，那个不同意我的看法的少先队员就说：“我们也应该重视老师或辅导员的经验；要认真倾听老师或辅导员的意见。”这个小朋友有独立见解的发言，使我感到他是认真考虑问题的。要让孩子们学会考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自己深入思考每一个问题并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觉得，目前的少先队组织，少年儿童组织，已经是一个巩固的组织了。毫无疑问，它将日益发展壮大，而你们，小朋友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怎样吸引更多的孩子参加你们的组织。 要更加关心你们的同志 有一段时间，少先队中队只考虑本中队的事，只顾自己的工作，而对那些没有参加少先队活动的孩子，对那些还不明白应该参加少先队组织的孩子——对这些孩子却很少关心。我认为，现在少先队员都相当有觉悟了，可以吸收全体儿童参加活动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要让全体儿童把少先队组织看作他们应努力以赴加入进去的组织，要让加入这一组织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我讲话快要结束时，我祝愿你们的工作一年比一年搞得深入扎实，你们的组织一年比一年更加巩固；希望党向全国提出而由共青团协助完成的那些任务也能成为你们的任务。最近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日益发展，希望你们更好地帮助大人搞好这一工作。孩子们，祝你们诸事如意。 *这篇演说是1929年8月21日讲的。第一次编入克鲁普斯卡雅所著《革命的孩子》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 [1]全苏少先队代表会议于1929年8月20~22日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来自各共和国、边区、省、州的一千多名代表。在讨论了少先队中央局的总结报告《苏联少先队运动的现状和任务》之后，大会分为十二个分组会，讨论少先队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2]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9]。 [3]参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75页。
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学校（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与第一届全苏少先队会议的代表们的联席会议上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学校* （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与第一届全苏少先队会议的代表们的联席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几年以前，许多小朋友还认为，重要的是少先队运动，至于学校，那是次要的，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少先队员，年轻的列宁主义者，我们干我们的，学校干学校的，各不相干。同志们，我想对大家说，十月革命爆发后，我们的整个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紧张，特别担心，都在想：今后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十月革命刚一胜利，人们纷纷议论，工人们在工厂里应该怎样组织起来，农村应该怎样改造。当时也谈到我国的学校应该办成什么样。后来召开了国民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列宁在这个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谈到了学校。他说，我国的学校现在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控制。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国外来的少先队员同志也许会告诉你们或者已经告诉你们了：各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学校是如何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如何强迫儿童去念那种把他们培养成资本家的顺从奴仆的书。西欧和美国的少先队员会详细地对你们讲：由于他们的想法不符合教师的讲法，他们在学校里怎样挨打受罚。而教师的所作所为，则完全是按资本家的命令行事。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学校的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从历史上得知，过去我国学校的情况也是如此：命令我们干这干那，强迫我们做各种祷告，为沙皇的健康长寿祈祷，等等。我国旧时的学校也是完全掌握在地主和资本家手里的。所以列宁说，十月革命后我国学校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控制。不光是学校如此，全国人民也成了不受资产阶级控制的自由的人了。现在，我国的学校正同摆脱了奴隶枷锁的人民一道沿着新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他们将在平等友爱的原则上进行自己的建设工作。列宁在结束讲话前，说了下面一段话：“必须竭尽全力和运用一切知识来尽快地建立我们未来的劳动学校，因为只有这种学校才能使我们将来能避免目前这种已持续了四年多的任何世界冲突和战争。”[2]列宁1918年发表这篇演说时，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屠杀正在进行。所以列宁说，我们应该建设新的劳动学校，这种学校据以建立的原则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学校。在这种学校里，孩子们将会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并能自觉地对待周围的一切。他说，这种学校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消灭各种战争。列宁殷切希望，在新学校的帮助下，青年一代能组织起来，能深刻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殷切希望青年一代成长起来之后，能够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希望青年一代能够团结一致，并在自己内部建立这样一种同志关系，这种同志关系将成为不可战胜的，是任何资产阶级所不能破坏的。这就是列宁十一年前讲的话。 走过的道路 所以，必须建立这种劳动学校。您们知道，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是多么困难。当时国内战争正在进行，学校的事几乎无人过问，部队调动频繁，校舍被占用，甚至遭到破坏，尽管都知道学校所具有的意义。当时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一心要为捍卫我们年轻的共和国而斗争，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学校是遭到了破坏。后来，您们知道，随后几年我们又为恢复一切被破坏了的东西而斗争；为了开垦荒芜的土地，为了使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而停工的工厂重新投入生产，我们花费了多少人力和资金啊！当时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所以我们不能按我们的要求那么快去建设学校，以致我们至今还没有足够的学校来接纳全体儿童入学。我们一定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有教养、有文化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可以真正地建设新生活。我们迫切需要学校。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任务却是恢复一切被破坏了的东西。 后来，在完成恢复任务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怎样建设这种新学校以及孩子们在学校学什么？应该说，对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也弄不大清楚。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考虑并全力以赴的，是从教学中剔除旧学校所教的那些无用的东西。当然，我们一开始就已知道，类似神学课这样的课程是不应该在学校开设的。我们所培养的儿童，要能用正确的观点理解整个周围世界，也就是说，要认识这一世界的本来面目；要向儿童讲述科学的最新成果，讲述科学是如何解释各种现象的。这样，我国学校很快就停止讲授神学课了。您们知道，旧时的古典中学学习的是远古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语言，而毫不注意当代人的生活情况。现在谈起这种情况甚至都使人感到好笑，因为儿童们已经非常习惯在学校里学习周围的生活，这是由于我国学校是与生活相联系的，是与校外发生的一切事情相联系的。从前的中小学生成天攻读希腊和拉丁语法，研究帝王将相的生活，而现在我国学校的学生首先研究的是周围的生活，了解的是当代人的斗争目的和方式。新式学校已不再开设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此外，旧时学校实行男女分校。男孩子学的是一种内容，女孩子学的是另一种内容。教育女孩子应服从男人，让她们在普通中学或古典中学毕业后能成为丈夫的百依百顺的妻子，等等。我们很快改变了男女分校的做法，我国学校现在是男孩与女孩一起学习。我们竭力在男女同学之间建立真正的同志关系。 与周围生活步调一致 我们从一开始就想把我国的学校办成劳动学校。这个任务相当艰巨，因为我们学校里不仅没有劳动工具，甚至连纸张、铅笔和书本都没有。因此，最初我们学校的劳动原则表现为洗地板、刨木头、缝补衣服。但是，同志们，这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学校。几年之后，国内战争虽已结束，我们开始从贫困状态中摆脱出来，我国学校的情况也开始好转，但是很多事情实际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遗留给我们的有很多旧制度的偏见和旧的习气，遗留给我们的还有一批旧的教师，最后，家长本人往往受旧的偏见的主宰，要求按老办法教育他们的孩子。我们过去还有过这样的事，一个没有觉悟的母亲到学校来，带着遗憾的口气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处分我的孩子？”可见旧的生活习性的影响之大。特别困难的是在农村推行新的制度。 如果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的学校，就会发现它已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可以高兴地说，现在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就是应该怎样理解周围的生活，应该怎样工作和学习。儿童随着大人一起前进，经常帮助大人。大人建设社会主义，儿童也根据自己的力量去建设社会主义。不久前我到过北高加索，在那里参观了一些规模很大的国营农场和公社。公社的孩子都过着新的生活。我经常收到生活在公社和国营农场的少先队员们的来信。可以看得出，孩子们在这些按新原则建立的经济单位里学到许多东西，他们亲眼见到集体的事业日益发展壮大。同时家长们也开始以新的态度来从事工作和考虑问题，所以到学校来的时候，不再要求按老办法来教育他们的孩子了，而是希望多给他们讲讲什么是集体经济，怎样建设集体经济，以及如何在其中工作。我们的生活朝前发展，孩子们也在逐渐成长。 七年前我们还未建立儿童组织。我们当时还在争论是否需要建立这种组织。当时许多同志认为，孩子们只要学习就行了，没有必要建立任何组织。只是到了后来，主要由于共青团的努力以及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支持，才成立了庞大的共产主义儿童组织。少先队组织终于建立了，儿童们纷纷当了少先队员。 什么是“少先队员”的本意？ 什么是“少先队员”的本意？“少先队员”的本意就是开拓者，即新事物的创建者，新道路的开辟者。从前把最先到达美洲，在一片荒芜之地经营农业并开创新生活的人叫作开拓者。这就是说，少先队员乃是新事物的创建者，新道路的开辟者。我们的少先队员应该向别的儿童指出走向新制度的道路。每一个少先队员都应该明白，他不能把自己封闭在学校里，封闭在自己少先队组织里，而要关心全体儿童，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不久前曾经同一些没有参加组织的小朋友谈话。我问他们：“你们学校的少先队中队做些什么工作？”他们说：“少先队员从不同我们谈起他们做什么工作，他们不搭理我们。”孩子们，我希望这只是个别情况，而大多数少先队员都能与全体同学保持密切联系。学校少先队中队应该成为把全体儿童组织起来的倡导者。 小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今后能把校内其他小朋友都组织起来，因为你们是最有觉悟和最先进的儿童。我再一次祝你们在这项工作中取得成功，祝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建成列宁所说的那种学校―这种学校要能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培养在我国和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建设者。 *这篇演说是1929年8月20日讲的。第一次以《我们正在前进》的标题编入《新学校的少先队员》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 [1]指1918年8月26~9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 [2]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克鲁普斯卡雅系根据《真理报》所载报导摘引的（见该报1918年8月30日，第184号）。
论中学（全苏党的国民教育会议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中学* （全苏党的国民教育会议提纲） 中学的一般状况 1．国家的工业化以及工农业的改造，既要求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也要求培养相应的中等技术人才，这种人才能够从生产上把群众组织起来，领导他们前进，指导他们工作。 旧的中等技术人才是沙皇时代培养的，他们越来越不适合需要，首先是由于他们不能领导现代的群众（他们仍然以主子的态度来对待群众），不能与群众一道工作；其次，由于他们的技术训练是在完全不同的技术水平上进行的，他们不了解今天的建设任务，也对它不感兴趣，因而很难适应日新月异的生产条件。同时，我国劳动者的素养还很差，集体劳动的技巧刚刚开始培养，一切经济工作都得重新做起，所以中等技术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培养工业和农业中等人才的工作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学。中学应该培养新型的中等技术人才，这种人才一方面要具备相当的教育和社会素养，另方面要能从实际上和理论上了解自己的专业。 在改造时期，使这种新型的中等技术人才具备较为厚实的普通教育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了。 工厂艺徒学校[1]的经验生动地表明，四年制的基础远远不够，由于缺乏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知识，迫使你花费一些时间去学习基本的东西，不然就要严重影响学习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2]和共青团都主张，工厂艺徒学校应以七年制为基础。职业学校也是如此。 因此，培养中等人才的基础应该是七年制学校。改善这种学校的现状应是国民教育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2．就七年制学校现状而言，尽管最近几年无论在工作范围方面，还是在工作内容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还远远不能满足改造时期所提出的任务要求。七年制学校及其毕业生人数还是微不足道（据1927~1928学年的统计，一年级入学的学生念到七年级的仅占7.4%，包括青年农民学校和七年制工厂学校[3]在内）。七年制学校的社会成分也不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被淘汰的学生主要是低工资工人的孩子和贫农的孩子（工人和雇农的孩子在七年级总共只占23.6%）。 七年制学校的方针是：1）用知识和技能武装学生，这种知识和技能是今后进行普通教育学习所不可缺少的；2）教学生学会把知识运用于生活；3）授予学生一般的综合技术的劳动技能，使学生养成有计划地、合理地安排工作的能力以及集体工作的能力；4)给儿童打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5）养成根据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调节自己行为的习惯―目前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还未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最近几年来，七年制学校注意用普通教育的知识和技能武装学生，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今后还应更加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在使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方面，青年农民学校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些；至于其他七年制学校，一般说来，要比四年制学校要做得差些。 至于说到一般的综合技术技能以及有计划地、合理地和集体地工作的能力，大多数七年制学校都搞得很不好。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是没有校办工场，毋宁说是由于舆论对综合技术教育不重视，因而使之难于与周围的生产单位建立起联系，此外，缺乏能干得力的劳动指导人员也是一个原因。 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问题，教学大纲对此要充分加以强调，但是由于七年制学校教学内容过多，教学大纲分量太重，加之教员水平不高，就把这个问题推到次要位置上去了，结果共产主义世界观问题在学校里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 教育学生懂得必须以共产主义道德原理为准则的这项工作，在一般七年制学校往往蜕变为采用旧学校那一套教育方法了。这表现为在很多方面采用与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相同的学校自治的形式，表现为不善于在儿童中培养同志式的气氛，不善于激发儿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3．七年制应该是第二（即职业化）圆周阶段的基础，也是部分中等技术学校、工厂艺徒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基础。 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工厂艺徒学校、职业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应该成为给工业和农业输送中等水平劳动力的最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学生的最重要渠道。但是，这类学校远远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是二级学校职业化圆周阶段的状况——职业学校只有16％的学生（据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统计）受到生产训练，而其余的人则是培养他们从事教师或职员的职业。因此人们往往把职业学校主要看作是升入高等学校的一个梯子。就社会成分而言，第二圆周比七年制学校还差，它实际上是职员子弟的学校，生活拮据的工人、贫农和雇农的子弟根本进不去。 中等技术学校授予的专业技能更扎实一些，不过，授予技能的只占中等技术学校的48%，医学教育方面的占11%，艺术教育的占11%，其余都是培养师资的。中等技术学校不大注意普通教育，甚至取消它；此外，有些学校还未进行生产实习，办学方针往往不能适应生活的要求。部分中等技术学校只招收年满18岁的学生。这些中等技术学校急于办成十年制的，而不是七年制的。 职业化圆周和中等技术学校之间往往互不协调，而且不能满足该行业对它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中等技术人才的要求。 现在我们又在七年制的基础上办起了工厂艺徒学校。这种学校实际上是一种享有优待的学校，它与其他学校不同之处，就是它的学生是领工资的。工厂艺徒学校的境况比其他中等学校强些，不过它的工作还须大力改进。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培养中等职业人才的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职业圆周阶段学习的只有1/3的中学生时，就更会感到这一点）；中学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改造时期日益增长的需要。 改进中等学校的若干措施 1．随着苏维埃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七年制学校将成为普及的义务学校（1920年召开的党的国民教育会议[4]即已指出此点），并将成为培养专业技术劳动力的教育机构的基础。有鉴于此，必须： 第一，增加七年制学校学生的数量，办法是建立更多的七年制学校，首先是在工人中心、大的国营农场、公社、集体农庄建立这种学校，从而消除现有学校网点的旧的痕迹，因为现有学校的布局都在中心城市和从前的商业城镇；由于七年制学校的建设与工业和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必须发动经济机关参与这项工作。在发展七年制一般网点的同时，还需要开办一些补习学校，比如在中等技术学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技校）里设七年制训练班，招收不能上七年制学校的工人子弟，雇农、贫农、集体农庄庄员和公社社员的子弟入学。还要开展七年制的函授教育，由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组织辅导答疑。 第二，大力提高工人、雇农和贫农子弟在七年制学校的比重，办法是采取专门措施，在物质上给予帮助，如发放助学金，免费供给衣服鞋子、教科书、热早餐等等，广泛发动社会团体进行这种资助。在一般七年制学校为贫农、雇农的子弟，为低工资的工人子弟以及尚未巩固的集体农庄和公社的孩子们设置宿舍。 第三，要使七年制学校成为综合技术学校。为此，青年农民学校（农村学校）不仅必须更好地面向集体农庄建设，而且还要更好地面向工业劳动；为此，最好把这种学校设在各村联合拖拉机站。工厂七年制学校必须与生产保持更紧密的联系，为此就要对各企业下达指示并发动工厂基层组织参加这一工作。最好让企业出面组织儿童参加企业的某些劳动，为学校开办一些工场。其他七年制学校最好在与市政企业、饮食行业、化学工业和建筑业加强联系的基础上，体现其生产性质。 七年制学校的整个教学大纲要从综合技术教育的观点加以修订。据此，高等师范院校要为综合技术学校培养一批新型的教师。要注意使培养师资的工作具有综合技术性质，因而要相应地修订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学大纲，改变高等师范院校的设备，改变其生产实习的内容。开办不久的七年制学校教师劳动讲习班应该加强。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教学大纲与培养学生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一任务的联系，一方面应适当减轻七年制学校教学大纲的知识分量；另方面必须补充如下一些材料，如：五年计划，国家的工业化，集体农庄建设，等等。要特别重视教学大纲中关于世界观的部分，比较详尽具体地向儿童介绍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是阶级斗争，以及宗教起着何种作用，要突出国际主义思想，等等。 由于自治问题、学校社会公益工作问题、禁止体罚问题以及培养自觉纪律问题都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讨论，所以目前的任务主要是贯彻执行，以便合理地安排和组织全部的工作。 2．为了保证培养中等技术人才，即培养生产的组织者和群众的指导者，要采取以下的基本措施： 1）要使第二圆周的职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工厂艺徒学校联成一气，共同满足各个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 2）需要劳动力的单位要对劳动力实行特殊的“订购”。培训工作不应只顾眼前，而要考虑到该部门的发展趋势，考虑到升入高等学校以及改行等等情况。 3）教学大纲中要充分突出培养具有中等专业技能工作人员的各类中等学校所具有的那种广泛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特点。对第二圆周、中等技术学校和工厂艺徒学校也应如此。 4）上述各种学校都应与生产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学生能在他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参与一定工作；这项工作要计算成绩和报酬。如果是以师范教育为主的学校，那学生就应去教多少个文盲识字，当多少天图书推销员，在幼儿园干多少天活，进行多少次参观，等等。中等医学技术学校有自己要干的事，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和以农业为主的学校也有自己要干的事，工业学校则有另外一些要干的事。 不管是哪种专业，都得具备一定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熟巧和知识。实习生的劳动，一定要在确有效益的条件下才能付酬。凡此种种，都使我们的中等技术学校和二级学校职业化圆周阶段具有务实的性质。 5）还要像中等技术学校那样，要逐步实行下述办法：凡在二级学校职业化圆周阶段毕业的青年，以及在工厂艺徒学校毕业的青年，在升入高等学校以前，必须在相应的部门工作两年或三年。在这段时期内，他必须与学校保持联系并根据学校的任务完成某些工作。 6）必须大力从物质上加强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因为它在物质基础上远远落后于所有其他学校。 7）要特别重视改善社会成分，特别是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的社会成分，可采用与七年制学校相似的办法。 8）要大力发展业余教育和提倡自学（办职业夜校，中等技术学校，函授班，等等）。 为了使改进中等学校状况的一切措施得以贯彻执行，必须进一步明确文化五年计划[5]对培养中等技术人员的要求以及各省和州的要求。 由于现在许多学校在工业技术和农业方面都有新的侧重面，因此这一点尤为必要。 保证上述措施贯彻执行的另一必要条件，就是充分发动社会各界（尤其是共青团和党组织）关心中学的工作。 *第一次载于《共产主义革命》杂志（1929年，第14期）。 [1]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2]。 [2]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12月10~24日召开。 [3]青年农民学校可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3]。 七年制工厂学校是1926~1934年在城市和工人区开办的一种普通教育学校。七年制工厂学校与各工业企业保持直接联系。它们培养学生对这些企业的生产过程有一个一般的了解，并且经常组织学生去这些企业参观并在企业的帮助下建立本校的工场和实验室。它们力图在安排教育工作和学生的社会公益活动时考虑并反映企业及其社会组织的劳动集体的生活特点。1934年，七年制工厂学校改为不完全中学。 [4]指1920年12月31~1921年1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国民教育会议。 [5]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文化建设计划。
教育机关的阶级斗争（迎接党的国民教育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教育机关的阶级斗争* （迎接党的国民教育会议）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的一段话[1]。 现在，八十二年过去了，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经历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工人阶级已经牢固地结成了一个阶级，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来消灭旧的生产条件。但这些条件是否已全部彻底地被消灭了呢？当然没有。我们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向农业集体化过渡。这种集体化正是为了消灭旧的生产条件，因为旧的生产条件乃是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源。现在，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之后，集体化已具有了群众性，它已在自发地进行着了。现在正在摧毁旧的生产条件，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否则，不仅农业不能转向新的、社会主义形式，而且大工业也不能建立相应的基础，而没有这种基础，大工业也就很难具备真正的社会主义形式。 如果以为向集体化农业过渡不会导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且往往是极残酷的斗争，那就十分天真可笑了！我们知道，有的地方在放火烧集体农庄，谋害工人通讯员等等；教派又在死灰复燃；农民中的“坚强”阶层、市民中的某些阶层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但这儿有着特殊的辩证法：为了铲除阶级存在的根子，为了终止阶级斗争，却必须走激化阶级斗争的路子。目前的阶级斗争比前几年激烈。阶级斗争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阶级斗争各有不同。有的阶级斗争是自发的、盲目的，而有的阶级斗争是自觉的、有组织的、经过缜密考虑的。无产阶级破坏机器，这也是阶级斗争，不过其形式极其幼稚而已；那个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就是缺乏自觉性和组织性。还有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那是有组织的，例如1905年10月大罢工，抗议连拿枪杀事件的罢工，以及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斗争。 我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已经十一年多了。这个政权是通过顽强斗争取得的。我国工人阶级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人数众多、内在纪律严明的强大政党；他们成立了工会。不言而喻，他们目前所领导的阶级斗争就会是经过缜密考虑的，通过适当形式体现出来的。 应当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国民教育方面的阶级斗争，其经常表现的形式似乎使人觉得我们一点革命经验都没有。似乎我们在这方面刚刚起步一样。 举例来说。我们对富农、私商、神甫、被剥夺公民权的份子[2]……进行斗争。 我们又是怎样做的呢？往往是在学校里整那些小娃娃——被剥夺公民权分子和神甫的孩子。这是易如反掌之事，因为不像对成年人进行斗争那样。往往不让他们去参观，说：“你是神甫的孙子；别人可以去参观，你就呆着吧。”有时在高年级说：“你是被剥夺公民权分子的女儿。我们不管你学习成绩如何优异，一心想入团，是一个好同志，经常做社会工作，双手很能干，有一颗火热的心，富有首创精神，意志坚强··········……一年后毕了业，可能为国家作出不小的贡献……我们不管这些。因为你是被剥夺公民权分子的女儿，就该滚出学校去！” 党纲规定，学校应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全体儿童，影响儿童，组织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当然呷，话是这样说，但这件事却是很复杂的，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孩子赶出学校，于是就不断地把他们赶走。教育人民委员部说这样做不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3]赞成……但是还有人坚持这种意见，认为把神甫和被剥夺公民权分子的孩子赶出学校，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然而，正是那些忙于收拾出身不好的孩子的学校，往往旧的底子很厚实；苏维埃学校的思想很难得传播到那儿去，那儿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方法，与生活毫无联系；学校领导人很少考虑如何为儿童奠定共产主义教育基础的问题。 我听说，许多图书馆不让被剥夺公民权分子、神甫及其子弟借阅图书，剥夺了他们接触唯物主义和反宗教内容的书籍的机会，也使他们无法了解我国如何日益强大的事实……这种做法荒谬绝伦。难道这就是斗争，难道这就是捍卫阶级斗争观点？ 不让异己分子借书是轻而易举之事，要比为了贯彻真正的阶级路线，从图书馆里挑选出一批恰当的书容易得多，要比让贫雇农能借到书，让图书馆千方百计贯彻党的路线容易得多。 社会主义意味着科学和文化的蓬勃迅猛发展，社会主义不仅要求人人识字，而且要使每个人都有很高的教育素养和综合技术素养。这一切，联共（布）党纲都讲得非常清楚。社会主义为每一个人开辟了通向知识的道路。 1918年，在全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曾说：“过去，全部人类的智慧、全部人类的天才创造，只是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连切身需要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4]共产党员如果剥夺了别人受教育和发展的权利，那是毫无道理的。资本家总是堵塞工人通向知识的道路，而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也不能堵塞任何人通向知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时间越往后推移，共产主义的火炬就燃烧得越明亮，它就不仅会给工人和农民，而且给全人类每一个人更好地照亮前进的道路。 禁止读书，不许某些居民入学，这并不是阶级斗争。 问题不在出身，而在本人的表现。当然，对其他阶级出身的人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因为童年的回忆、周围的环境都会产生影响，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学校滑到中世纪泥坑里去了，从而扼杀了一切发展的动因，一切趋向共产主义的动因：不管你学习成绩如何，不管你工作好坏，不管你进行何种社会工作，反正你是神甫家庭里出生的，你到死也是外人…… 不言而喻，首先应该接纳工人的孩子、贫农的孩子、雇农的孩子入学。这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他们当然应该比其他居民阶层享有一切优先权。从前，他们的各条道路都被堵塞了，为了使他们处于与别的阶层平等的地位，应该为他们制定一些优待的录取条件。要用知识武装他们，以便他们能把已经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到底，并且带领广大群众前进。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为了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而是为了按自己的方式改造整个世界，为了消灭一切阶级，为了把整个人类提到最高的水平。 阶级斗争是我们教育机关一定要进行的，而且也正在进行中。我们应该经常注意阶级斗争，但不要使它具有阻碍明确的发展进程的形式。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9年6月8日）。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2]被剥夺公民权的分子系指由于社会出身和过去从事过反人民性质活动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1936年苏联宪法颁布后，不再根据社会地位或出身而剥夺选举权。 [3]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系1923~1934年党和国家的检察机关。 [4]《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1页。
《论综合技术教育》报告提纲（1929年5月在国家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综合技术教育》报告提纲 （1929年5月在国家学术委员会[1]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1．我国至今还是一个最落后的工业国家。现在我国已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世代相传的落后的劳动方法正趋于死亡，而被以最新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大的现代工业所替代。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正在进行。 2．尽管我国很落后，但是我国目前正在建设的大的现代工业却是很稳固的。这种工业的特点，如马克思早就指出了的，就是生产过程不断变化，生产的技术基础不断变化，也就是生产的永恒改组。这就要求现代工人能够适应各种不断变化的生产条件，掌握新的生产方法。在我们国家里，由于要尽可能快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生产基础，由于在改造工作中居民的合作化起着重大的作用，由于没有群众的参加就不可能进行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列宁经常指出这一点），所以群众的综合技术眼界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3．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激发了群众（其中包括儿童）对技术的兴趣，这就给进行综合技术教育、发挥这种兴趣并为它打下科学基础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4．我国各级机关，从幼儿园开始，都不应扼杀这种兴趣，而应通过对有关事实的概括，通过对这些事实的科学思考，通过出版有关读物，通过参观和观察，通过对劳动过程的研究等等来千方百计地培养这种兴趣。应该用现代技术的理想来吸引儿童。 5．为了实际地了解现代技术，应该利用每个电力站、铁路工厂，利用每一台拖拉机、缝纫机，利用每一个小型工厂、重工业工厂和轻工业工厂。 6．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认为它的内容只是局限于获得一定的技巧……或者如某些人所认为的：只是会从事许多种手工业，或者只是研究现代的、而且最高的技术形式，那就错了……综合技术教育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基础是在各种技术形式中、根据技术的发展及其全部中介来研究技术。这里还包括对马克思称之为“自然的工艺学”的具体的自然界的研究，对材料工艺学的研究，以及对生产工具及其构造的研究，对力学的研究。这里还包括对经济地理的研究，开采加工方式对社会劳动形式的影响以及社会劳动形式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影响。[2] 7．综合技术教育不是一门什么特殊的学科，它应该贯穿到各门课程里去，体现在物理、化学、自然课和社会概论的选材上。这些课程互相之间应有联系，特别是这些课程要跟劳动教育联系起来。只有这种联系才能使劳动教学具有综合技术的性质。 8．不言而喻，根据综合技术教育的精神制订的教学大纲跟其他的教学大纲比较起来，就要求学生更多地进行观察，并且通过试验，通过实践，特别是通过劳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观察结果并使它深化；就要求学生能够确定自己的观察结果并且从中得出结论。 9．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里，劳动的学习一方面应该授予学生一般的劳动技巧（例如：能够给自己的劳动提出一定的目的，给自己的工作订出计划，能够计算，会制图，合理地安排互相之间的工作，能够集体地工作，能节约材料，爱惜工具，在工作中能做到该年龄时期所能做到的一定的细致程度，等等）；另方面，能从技术、劳动组织及劳动过程的社会意义来理解劳动过程（当然，仍然要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生活经验）。 10．授予劳动技巧有助于学校公益工作的深入开展，而这种公益工作对培养集体劳动的技巧以及培养儿童用集体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劳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1．绘画班和制图班、实验室、小型工厂和实验园地等是学校必需的设备。不过学校应该尽量在生产过程中组织儿童。 12．不言而喻，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面貌。在第一级学校里，劳动教育必然具有共同的性质。但是在七年制学校里，作为起点的已经是某种生产部门了（例如我们在少年学校、农村青年学校和工厂七年制学校所见到的情况一样）。但是在七年制学校里还没有专业化。这种专业化的目的是让学生懂得生产的基本原理，帮助他们了解该生产部门同其他生产部门在技术和经济上的相互关系，使他们能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在二级学校第二阶段时，就可授予学生一定的专业了，不过授予这种专业所采取的方式，是通过传授某一职业所必需的技能而同时扩大学生的综合技术眼界。 13．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跟职业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里，重点是理解劳动过程，发展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能力，发展理解一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能力，而在职业学校里，重点是使学生获得一些劳动技巧。 14．但是，现代大工业的性质所要求的是这样一种专家，这种专家能适应各种不断变化的生产条件，所以即使是在职业学校（至少是在一些包括大生产的部门）里，目前也逐渐开始为传授技巧奠定综合技术的基础了。 15．但是，安排妥贴的综合技术教育可以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工作人员，而这种工作人员是资本家所不需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综合技术教育在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16．大工业的基础薄弱影响了我们苏维埃国家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的发展。但是，这一困难将逐渐消失，苏维埃学校将越来越具有综合技术的面貌。 [1]国家学术委员会是1919~1932年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教学法科学领导中心，下设科教部、科技部、政治科学部等。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系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科教部主任系娜·康·克鲁普斯卡雅。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页。
论综合技术教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综合技术教育* 全国工业化和农业改造的问题又一次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培养劳动力以及综合技术教育在这一培养工作中的作用问题。 在教育界，已经平息下去了的对综合技术教育以及应该怎样安排综合技术教育教学工作的争论又开始了。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党提出工业化问题当然不是偶然的。越来越广泛的居民群众都认识到必须放弃旧的耕种方法和作物栽培方法。全国必须工业化只不过是反映了我们非常迫切的要求，以及我们对这种要求的认识。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亨·施塔尔肯堡的信中说：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液体静力学（如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和17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理性的东西。”[1] 对技术的需要不断把科学推向前进。对技术的需要不仅引起了科学界人士对技术的兴趣，而且也引起了广大群众对技术的兴趣。现在，群众对技术的兴趣非常浓厚，不过我们要善于培养这种兴趣，善于把它纳入正轨。成人对技术的兴趣也能感染少年儿童。 不久前，我碰到一个5岁的小孩子（他的父亲是个工程师），他对技术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常常用木铲在石头上铲。 别人对他说：“你怎么啦，沙列奇卡，快别铲了，要不地就弄坏了。”这个孩子毫不在乎地说：“铲子是木头的，可是地是石头的，我怎么能把地弄坏？" 我还看见这个孩子非常惊奇地站在风磨前面问：“这是什么东西？”人们讲给他听了。到了晚上，他已人睡，突然从梦中惊醒，说：“这个风磨怎么会转动呢？" 应该从小就养成对技术的兴趣。这种兴趣本来很早就产生了，但是我们往往千方百计地压制它，扼杀它。学校在这一点上比家庭表现得更严重。 如果我们想认真地进行综合技术教育，那么我们就需要出版父母（男女工人）读物，讲讲怎样引起儿童对技术的兴趣；我们应该审查一下幼儿园的教学大纲，并且看看幼儿园怎样引起儿童对技术的兴趣；我们应该根据这一观点检查一下我国四年制学校和七年制学校的教学大纲；我们也应该采用适当的方式来安排全部校外工作。 各种劳动的学习或者可能具有职业教育的性质，或者可能具有综合技术教育的性质。 就拿最普通的学习项目——缝纫——来说吧。学习缝纫可能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可以一连几小时学习如何缝合得均匀或者学习如何缝纽扣孔。这是手艺学习。但是这种学习也可采用另外的方法。可以使这一学习跟材料和工具的学习结合起来，让儿童明白由于材料不同而同一生产过程就需要不同的工具：缝细布用一种针，缝呢子要用另一种针，缝皮子要用锥子；纸不能缝，要粘；木头不能缝，要钉，等等。这就是用综合技术的方法学习缝纫。也可以不只是让一个人去工作，还可集体地工作：两个人，三个人一起有节奏地工作，一会儿慢些，一会儿快些，然后再做其他许多动作，也打拍子，唱着歌。学习机器缝纫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只不过需要指出怎样转动轮子，怎样装梭子；或者也可以把学习机器缝纫跟学习缝纫机和类似的机器结合起来。由此可见，可以把缝纫当作一种手艺来学习，也可以使学习缝纫跟学习材料、工具和发动机等结合起来，这就成了综合技术教育。 不用说，对待教学的态度取决于教师的综合技术水平，取决于他能否把最简单的劳动行为跟比较复杂的联系起来，能否生动地分析劳动过程的一切要素，而不是仅仅取决于设备。当只有手工业存在的时候，就不可能有综合技术教育，因为在各种手工业之间有一道墙隔着，各种手工业之间究竟有何共同之处也不清楚，对各种手工业也没有进行过分析。只有机器生产的发展才使我们得以理解、分析手工业的劳动过程，知道其中的共同之处。技术越向前发展，那么就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每一劳动过程的实质。但是，为了利用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这一分析结果，完全不必要非到设备最完善的工厂里去不可。可以领儿童去参观最先进的工厂，但是如果事先没有进行一些工作来培养他们对技术的兴趣，使他们养成自觉地对待每一劳动过程、每种机器的技能，那么这种参观所得到的益处就非常少；反之，如果进行了有关的一些准备工作，即使是到一个比较落后的工厂里去参观，也可能对扩大儿童的综合技术眼界有很大好处。 我国当前的技术情况决定了综合技术教育可能达到的深度。但这决不是说，在比较落后的地区就不能进行综合技术教育，因而在这些地区我们就只能束手等待全国工业化后再说，目前暂时只好在少数工业先进的城市进行综合技术教育。抱着这种想法的人忘掉了一个事实，就是综合技术教育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且也是工业化的工具。综合技术教育应该是群众性的，无一例外的。只有在群众的帮助和参与下，全国才能工业化。 这就是列宁的看法。这种看法在他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通信中谈到全国电气化计划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应该吸引群众，激起他们的主动性。 列宁在1920年1月写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说：“不能补充一个计划吗？不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或国家的计划，即无产阶级的任务。 “大概：在10年（5年？）内修建20~30个（30~50个？）电站，使全国布满以400俄里（或200俄里，如果不能搞更大的）为半径的发电中心，其中有的用泥炭，有的用水力，有的用页岩，有的用煤，有的用石油（把整个俄国大概地、粗略地划分一下）。现在就开始定购必要的机器和样品。10年（20年？）以后，我们就能使俄国‘电力化’。 “我想，这样的‘计划’―再说一遍，不是技术的而是国家的计划―计划草案，您是能够提出来的。 “计划应该现在就提出来，要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以便用清晰明确的（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远景来吸引群众：干吧，在10~20年内我们就会使整个俄国，不论工业和农业，都实现电力化。…… “再说一遍，必须用10~20年的伟大纲领来吸引工人和觉悟的农民群众。”[2] 如何把群众发动起来，这是列宁很为关注的问题。他写信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同志说： “格·马！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必须宣传电的知识。如何宣传呢？不仅是口头的，而且要用实例。 “这是什么意思呢？最重要的是把电的知识普及起来。为此必须现在就制定一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每一幢房屋用电照明的计划。 “这要很久才能做到，因为无论是2000万（-4000万？）个灯泡，无论是电线或其他器材，我们在长时间内都会感到缺乏。 “但是目前仍然需要一个计划，尽管要许多年才能实现。 “这是第一。 “第二，应当立刻制定一个简略的计划，然后，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应当善于激起群众的竞赛和主动性，使他们立即行动起来。 “为此能不能立即制定这样一个计划（大略的）： “(1)所有的乡（10000~15000）在一年内都有电灯照明； “(2)所有的镇（50万~100万，大概不超过75万）在两年内都有电灯照明； “(3)首先是农村阅览室和苏维埃（两盏电灯）；" “(4)电线杆立刻如此如此准备； “(5)绝缘体立刻自己准备（陶器厂，比如说，地方的和小型的？）。如此如此准备； “(6)电线用铜？自己到各县各乡去收集（巧妙地暗示铜钟等物）； “(7)关于电的教育如此如此进行。 “能不能把这方面的事情考虑研究一下，并发出指示？”[3] 这是列宁在1920年写的。 我之所以摘引这样长一段话，首先是因为这段话最好地说明了列宁对群众的态度；其次，这段话也说明了列宁为什么这样重视综合技术教育。他在1920年末对我的提纲所作的评注就是论述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他在评注中写道： “决不能这样来谈综合技术教育：从抽象的观念出发，针对遥远的未来，而不考虑当前的、迫切的、糟糕的现实情况。” 应当“说明白，我们决不能放弃原则，我们一定要立刻尽可能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接着又说：“把立即过渡到综合技术教育，或者确切些说，立即实现许多马上就能做到的走向综合技术教育的步骤，规定为必须绝对执行的任务。”[4] 接着，他发挥了自己的可贵的思想，即如何利用我们所有的不多的一些机构；同时应该指出，在这不多的一些机构中，还有国营农场，因为列宁是把农业也包括在综合技术教育之内的。[5] 我不打算继续摘引列宁的话了，―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机会去研究列宁的这一提纲。[6]这一提纲清楚地说明了列宁是怎样理解综合技术教育的。 列宁所关心的不只是“劳动力”，“人力”，他还关心培养新的技术基础的自觉的建设者，因为这种基础能把我国变成一个富强而有文化的国家。列宁从来不把培养劳动力跟培养新的技术基础的自觉的建设者分隔开来。 综合技术教育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因此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就特别激烈。 列宁一般地总是把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跟新的劳动态度、跟纪律问题等等联系在一起的。 就在1920年，列宁写文章论述了星期六义务劳动，论述了新的自觉纪律。 列宁在《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一文中谈到了社会主义劳动问题： “树立新的劳动纪律，建立新形式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创立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方式和新方法，―这是需要做许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工作。 “这是最能收效最高尚不过的工作。 “幸好我们已经推翻了资产阶级，平服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是说，我们已经夺得了使这种工作有可能进行的基地。”[7] 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劳动。“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造福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8] 我国现在已经有了统一劳动学校。但是如果我们想把它办得符合列宁的希望，我们就不仅要关心授予儿童一定的劳动技巧，而且还要培养儿童能够从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劳动。由于各种奇怪的情况的凑合，由于我国很穷困，不能给学校各种设备，又不善于教学生学会用别的方法工作，我们就越过了一级而在我国学校里进行共产主义劳动教学就比社会主义劳动教学多些。我们的公益工作就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小部分，不过这种公益工作往往变成组织群众集会，变成了上演戏剧等等。其所以变了，是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劳动作它的基础，缺少技能，缺少爱好工作和认真工作的习惯，缺少真正的劳动锻炼和对工作与技术的兴趣，不善于集体地工作，不会检验自己工作的成果。 正是由于我们教育中还缺少社会主义劳动基础，综合技术教育对我们说来就具有如此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能使我们懂得怎样从事各种劳动，它不仅能使我们懂得应该从事这一劳动，而且还使我们懂得怎样用最好的方法、最合理地完成这一劳动。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9年，第2期）。该刊系教育科学月刊，出版于1922年至1933年间（1930年第6期以前系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机关刊，以后系教育人民委员部和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机关刊，1933年则为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机关刊，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系该刊主编）。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98页（信致瓦·博尔吉乌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收件人误作施塔尔肯堡）。 [2]《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3-434页。 [3]同上书，第465-466页。 [4]同上书，第36卷，第557-558页。 [5]同上书，第558页。 [6]指1926~1933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三版。 [7]《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6页。 [8]同上书，第475页。
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 就安·瓦·卢那察尔斯基所作报告《党的会议的主要问题》的发言 首先谈一谈我国学校的阶级面貌。会上大家对我国学校的成分问题讲了很多意见。我认为，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观点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因为我们讲话要从阶级观点出发，而不能从等级观点出发，可是现在我们往往滑到中世纪的等级观点上去了，出身问题成了一大障碍。所以说，我们党纲上谈到要进行改造，要对所有的人进行改造，这绝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应根据出身来看人，而要从工人阶级事业上的需要出发来作评价。我们往往把有些孩子赶出学校，原因是他的父亲或者爷爷当过诵经师。这是毫无道理的。我前些时收到一封信，信里说，有个孩子的爷爷过去是诵经师，父亲是红军，但因为爷爷当过诵经师，所以把这个孩子赶出了学校。这简直是胡闹。我向政保局[1]问起这件事，他们答复说，已经下达了一项妥善的命令。我不知道，只是这么一般地作一个指示是否有效。我认为，今后凡遇到这种情况，都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处理办法。既然有人认为，阶级观点就是等级观点，那就显而易见，所通过的决定再好，到地方上也不会认账，不会研究执行。 另一个问题：我国学校是否真正称得上是合乎要求的学校？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说得对，重要的是要在工人区开办足够的学校。而我们在这方面却没有做什么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所应当关心的，是怎样尽可能在工人区多开办一些二级学校，并且要办得好些。 再谈谈工厂艺徒学校[2]。我曾经到过皮尔姆的一所工厂艺徒学校，我对这所学校的工作深感怀疑。学校附近有一个大工厂，如果我们对工人进行过一些宣传工作的话，那学校就会办起一个工场，并且办得很好：校办工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由这家工厂提供。我到这所学校去参观的时候，只看到一个雇来的木工在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刨什么东西。我问学校的人，是否邀请过附近工厂的工人到学校来干活，回答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我发现，我们没有发动广大工人参加学校的建设，而这恰巧是问题的关键。 现在说说青年农民学校[3]，同时一般地说说农村学校。现在，好多地方还没有开展建设公社和集体农庄的宣传工作。 常常有人发牢骚，说是学校有时对公社的教育任务毫不理解。在这里，我认为不管是国民教育处，还是教师界，重要的是让学校懂得根据新的原则对整个农业进行改造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如果教师和各个学校不关心这件事，那我们就不可能使学校成为阶级学校。 这个问题要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因为我们要讨论我国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学校，要修改学校的教学大纲，使全部工作能做到：学校能成为阶级学校，其他阶级入学的每一个孩子也能受到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 很多人都谈到反宗教宣传和国际主义宣传问题。当然，这两者都是重要的。不过全部的教育工作并不局限于进行反宗教宣传，并不局限于妥贴地安排国际主义教育。遇事采取阶级的态度，这个范围要大得多。 关于校内纪律问题。几位视导员同志谈到了学校常常采用的一些处罚。这并非什么好事！搞好儿童工作的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要培养集体主义者？如果从上面那种观点出发来处理问题，那我们的学校自治归根结蒂就成了盲目之举了。有一位代表说，如果我们的二级学校，尽管阶级成分很好，一个异己分子也没有，但孩子们互相告状；不去建立同志式的纪律，而是经常抱怨儿童，并且把这种情况告诉家长，那么仍然是什么好结果都不会取得的。从前，教师经常把家长找来，向家长讲孩子们在校的表现，然后孩子们在家里就挨揍（这是90年代的事了）。现在教师不处分孩子，可是孩子们却向家长责怪自己的同学说：“您的儿子违背纪律，干了什么什么事。”这种做法对吗？这是什么同志式的教育？这是什么阶级教育？这说明，我们汽车开的方向不对头。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如何使我国学校的工作内容本身成为具有彻底阶级性的。 谈一谈调查结果。我们的调查总是能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情况。但是，让孩子们去填写是否信仰宗教，这算什么调查？孩子们可以按您的口味填写。那这种调查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毫无意义。说说反宗教工作问题。有人责骂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骂得对。但是骂我们的人常常提出一些我们过去极力反对过的意见。在教师代表大会[4]上，大约有60位教师提出了一些迫切的问题。他们谈到反宗教宣传。一位男教师问一位女教师：“您们怎么样，搞了反宗教宣传吧？”那位女教师回答说：“是的，刚开始搞。” 我们是怎样搞共青团圣诞节活动[5]的呢？我记得，我有一次对列宁说起，我们花了好几千卢布搞共青团圣诞节活动。列宁说：“您们怎么有权这样做？尽管是进行反宗教宣传，是个好主意，但这是苏维埃的钱，要用苏维埃的方式去花。” 我是知道我们是怎样过这种圣诞节的。画一些挂着十字架的各种各样的神父，有的扭捏作态，有的道貌岸然，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是游行，仅此而已。这算什么反宗教宣传？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联系？ 我们的社会公益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一工作与反宗教宣传联系起来？工作如何着手？我们是否向群众讲过怎样自力更生建设生活，而不是依靠上帝老爷？ 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各地情况不同，条件各异，需要各地考虑自己的特点，并从这一特点出发来安排本地的反宗教宣传。此外，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考虑和研究。 再谈谈教师。是的，我们在师范学校和师范院校培养的青年人，并非人人都热爱教育事业。这里应该比较尖锐地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要热爱教育事业，就学下去；你要不喜欢，就另谋出路。现在我们不能要求全体教师都能进行反宗教宣传，因为他们中间很多人就是在宗教环境中长大成人的，所以对他们说“去进行反宗教工作”，这是做不到的事。我们有共青团，还有少先队组织、政治教育机关可以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本可以抛弃那些不能进行反宗教宣传的教师的，但这样做将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当然，如果有人来顶替，最好是把这些教师弃而不用。等我们培养的不信宗教的教师成长起来之后，我们是会这样做的。可是现在我们却拿不出人来顶替这些既精通农业、又善于组织儿童的有经验的老教师。 会上很多人谈到，我们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6]不太称职，但是我要说，这些管理员在政治上多少受过一些训练，而别的人连这一点也不具备。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既要从事粮食收购工作，又要在农村小屋里工作，所以说，要是有时阅览室关门了，并不能说明管理员什么工作也没干，他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干另外的工作去了。我很清楚，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的工作还有很多缺陷，不熟悉业务，但他们的工作还是开展得很好的。诚然，在改选运动中，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落后于一级学校，而一级学校在改选运动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知道，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在进行改选工作时，应该突出阶级路线，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所以卡卢什省有一名管理员被杀害，下戈罗德省也有一名管理员被杀害，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有一名管理员被杀害，而原因都是由于他们贯彻了阶级路线。在这里不应该只是讲他们不讲当地所没有的那种文化力量，而是要使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与教师团结得更紧密一些，并且创造一种有利于管理员开展工作的气氛。阿夫克申基耶夫斯基[7]同志讲了托尔斯泰乡的学校取得了什么成绩，却一字不提全县农村图书阅览室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们知道，学校是早已有之的，而农村图书阅览室却是革命后才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应对它关心才是。我们要提高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的业务水平，同时要在省委会和州委会内大力反对那种给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找麻烦的现象，要给他们工作的机会，而这应该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现在我们已使工会的情绪有所转变，因此我相信，只要我们同工会和其他进行政治教育的机构一起，就一定能克服这项工作中的困难，而不能认为这项工作已毫无希望了。 就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所作报告《国民教育制度问题》的发言 一级学校年龄阶段中的半数儿童（不含莫斯科省和列宁格勒省[8]），即8岁至12岁年龄阶段的半数儿童是文盲。我认为，我们应在落后的农村开办一年制学校。我们曾经一度甚至不敢提出这个问题，害怕我们的四年制学校会降为三年制，二年制，等等。但是，现在居民渴望获得知识，因此就不应顾虑缩短学制的事情了。我们听说，在黑土地带省[9]有许多农村，不管是成年农民还是小孩子，都是一个大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这些地方就应该开办一年制的学校。这丝毫也不会降低我们的四年制学校，相反，还会对它有帮助，因为孩子们在一年制学校学了一年之后，第二年就会学得更多些。 不能说我们十年来一事无成。最初几年，许多学校开展了各种有意义的劳动活动，形势很好。当外宾参观我们的学校时，他们都认为，我国的学校的确是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现在由于学习上的压力，很多学校都做不到这一点了。以前，布基科夫工厂[10]曾经开办过一所学校，它与纺织生产以及许多有关的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该省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创举。现在我们更多地是注重学习一些事先规定好了的知识，而不管是否能使我们的学校成为真正的劳动学校。我认为，米海伊尔·尼古拉耶维奇[11]着重指出了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认真地抓好建立综合技术学校这项工作。鉴于我们与加斯帖夫同志[12]的争论，这项工作尤为必要。加斯帖夫同志是这样提出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他说，所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熟巧，某些熟巧，某些手艺。而我们认为，需要懂得技术，能掌握各种机器的运转要点，需要掌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称之为见识的东西[13]，需要综合技术的见识，需要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在正在对农业和工业进行改组的我国。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对我国比对其他某些国家更为重要。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执行者，一个会操纵机器的人，而是一个自觉地参加建设新的劳动国家的人。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乌托邦，但我认为，现有的一些学校的经验表明，我们需要能利用周围的一切的技能。如果有一副犁，那就要在学校生活中充分加以利用；如果有一个发电站，那就要学会利用它来发电。对乌克兰沃叶沃丁那的参观提供了关于乌克兰一所学校的材料，这所学校制作了许多水电站所用的仪器设备，而这所学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条件。例如，莫斯科省有许多水电站，足够不少学校在教学中加以利用。此外，还有拖拉机、簸谷机，一个明白的教师是知道怎样使这一切与学校生活联系起来的。 我们只是图名求大，而不去授予学生农业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熟巧。美国学校在这方面要灵活得多。他们教学生如何焊接水管、修理灯具，等等。这就是说，美国学校授予学生一些一般的知识。我完全同意米海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如此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下面谈谈中学。我们在这方面的处境很困难。地方来的同志都很清楚我国中等教育面临的困境。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里，中等职业教育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看一看比如说煤炭工业的情况，或者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处处都缺少中等专业人才。莫斯科一家五金工厂竟然出了这么一件事：由于技术员水平不高，弄错了图纸，结果全厂一周内生产出来的齿轮全部报废了。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些图纸，没有一个业务水平高的技术员。我国中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问题极其严重。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整个的建设事业就会垮台，因为我们现有的中等技术学校已多少有些过时了。如果一个美国人谈到他们的中等职业学校时，他首先要抓的事情，就是授予一个专业技术工人从事工作所需要的那种实际知识，以便他将来能担当起这项工作。我国革命前的中等学校都是培养工程师，而不是培养专业技术工人。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在二级学校会议上，来自奥列霍沃祖耶沃和斯大林格勒的同志说，他们根本不办职业学校。斯大林格勒办的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它办的是七年制的工厂艺徒学校，而别的地方的工厂艺徒学校却是四年制的。列宁格勒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们说：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必须扩大我们职业化学校的范围，要使它增加教育学的和合作化的内容，并且突出技术方面。职业化学校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各种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都应根据当地条件办理。我从一个报告中听说，有一个煤矿区本来有两所中等矿业技术学校，后来由于改为地方支付经费就停办了，而另外办了师范学校，结果采煤工业没有一所中等矿业学校，没有中等技术人员。在中央黑土地带区，在唐波夫省，没有中等农业技术学校，而只有一所中等育马技术学校。所有这些情况说明，每个地区都要根据该地需要开办一所职业学校。我认为这是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工人的子弟开办补习学校，以便培养他们上中等技术学校。加强中等技术学校的工人成分极为必要。这种学校不需要像工农速成中学[14]那样附设宿舍和发放助学金，但是要采用一些相应的措施。我国对中等学校的理解之肤浅，简直使我吃惊。我国农村的每一个男女青年农民，不是想到中学去学专门知识，而是一心要上高等学校。我们收到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信。有一个小伙子来信说，他在四年制学校毕业了，早就毕业了，结果现在几乎是一字不识。后来他去建设公社、集体农庄，他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少，做不出什么贡献，因而需要学习。他听说罗蒙诺索夫曾徒步走到莫斯科求学，于是他弄了五卢布就动身到莫斯科去了。他到了莫斯科之后，各个学校都满员了。而且由于他一字不识，任何学校也上不了。他说他到过职业技术教育总会[15]，还谈到他怎样在小客栈过夜，最后只好回家。当地没有给他一点帮助。这个小伙子看来是很有毅力、渴望学习的，但一点常识和办法也没有。应该扩大人学须知、学校介绍的发行量。要让这种有才能的青年能到中等师范学校去学习一两年。 中等技术学校应该同时教学生学会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在生产单位工作，如何把实际工作提到相当的高度。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谈谈青年农民学校。对青年农民学校的成分我们应该是满意的。我们要把这种学校当成一种工具，用以培养建设集体农庄和公社的人才。青年农民学校必须特别注意此事，否则就会变成一走一过的转运站。鉴于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我们不仅应该鼓励农村青年留在农村，而且还要吸引城市青年到农村去。 再谈谈工厂艺徒学校。我不知道这种学校实际上办得怎么样，但我知道从理论上它们应该怎么办。工厂艺徒学校的每个学生不应仅仅懂得自己狭隘的专业，而且还应懂得这门专业在整个生产中的作用。他要学会以自觉的态度对待生产；不要当一个盲目的执行者，而要当生产的自觉参加者。但是，我们的工厂艺徒学校往往办得不合要求。这就使某些经济工作人员找到了借口，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口实，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来取消和代替工厂艺徒学校。他们主张必须采用中央劳动研究所的方法：操纵机器，迅速有效地使用机器，仅此而已。在这方面，我们与工会是有争论的。工会认为，按中央劳动研究所的培养办法既有利、又经济。但是中央劳动研究所只主张教如何操纵机器，而我国工人所处的状况是，他们应该懂得如何改建、如何安排生产。何况我们不是把工人培养成一个单纯的执行者，而是要培养成生产的主人。工厂艺徒学校应该进行广泛的职业教育，而不只是授予某些熟巧。当然，熟巧还是应培养的，但不止于此。 最后说一下我国中等学校是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们还不能说它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我曾经看过一份高年级（8年级和9年级）的材料，其中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干活的是机器而不是人。”这话显然是某个教员讲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仅一年级学生不明白，而且高年级学生也搞不清楚。不过，不能把现在的学校与旧时学校相提并论了。 *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29年，第3~4期）。该杂志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于1918~1930年的月刊，封面上印有“国民教育的政策和组织问题”字样。 由于预定在1929年4月召开第二次党的国民教育会议，因此，1929年2月15～2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会上讨论的问题是：文化革命形势下教育工作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国民教育的五年计划，等等。克鲁普斯卡雅在2月15日讨论安·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报告和2月17日讨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报告时发了言。 [1]政保局，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2]工厂艺徒学校系1920~40年培养工人干部的一种形式：除进行职业教育外，还进行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 [3]青年农民学校系农村一种三年制的普通教育学校，由共青团倡议于1923~1924学年在一级学校的基础上成立，直至1934年。除了进行7年制学校那种普通教育训练之外，还授予学生农业基础知识。 [4]指1925年1月11~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教师代表大会。 [5]共青团圣诞节活动系20年代盛行的一种反宗教宣传形式（每逢圣诞节时，共青团员们举行游行狂欢活动，手持反宗教的标语牌，唱着反宗教的歌曲走向教堂）。 [6]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系农村阅览室（农村的一种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起着图书馆馆员和文化组织者的作用。 [7]Д．А．阿夫克申基耶夫斯基(1885-?)，系国民教育机关的工作人员：1925~1926年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实验示范学校处处长；1928~1930年任中央黑土地带省国民教育局局长。 [8]列宁格勒省成立于1927年，包括现在的列宁格勒省、穆尔曼斯克省、诺夫戈罗德省、普斯科夫斯克省的疆域和加里宁省的部分疆域。 [9]指中央黑土地带省（存在于1928~1934年；包括现在的沃龙涅什省、库尔斯克省、奥尔勒省和唐波夫省的疆域，以及梁赞省和土拉省的部分疆域）。 [10]现土拉省扎阿克地区。 [11]指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系杰出的苏维埃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著名的历史学家，国民教育方面的活动家，科学院院士；1918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1919年起任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 [12]A．K．加斯帖夫（1882-1938），系无产阶级诗人，劳动合理化和劳动力培养方面杰出的活动家；他创办了全苏职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劳动研究所并任所长。 中央劳动研究所1921~1940年附属于全苏职工会中央理事会，研究劳动过程的心理生理分析问题和个别劳动业务的教育方法问题。加斯帖夫认为，在培养专业技术工人时，可以只限于完成合理的动作并达到快速的工作。克鲁普斯卡雅尖锐地批评了中央劳动研究所领导人的立场，认为他们是把“按自己的方法进行训练”与工人的综合技术教育对立起来。 [13]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7-560页。 [14]工农速成中学系学制为三年的普通教育学校，从1919年起附设于一些著名的高等学校，培养未受过中等教育的工人和农民使之尽快升人高等学校。 [15]职业技术教育总会全称为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技术教育总委员会，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1月29日的命令成立，直至1930年。职业技术教育总会辖：工厂艺徒学校，职业学校和训练班，中等技术学校，工农速成中学，高等学校。1928年，培养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干部的工作改由有关部委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只管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学校。
结论：创造未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结论：创造未来 ·世界的财富 ·改变 ·谁的启示
论培养劳动力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培养劳动力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这是很自然的。在我国的过渡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培养劳动力的问题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善于在现象的发展中研究现象，所以他具有一种预见能力，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以他所特有的这种预见力谈起这个问题。马克思异常生动地描写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经济进步都会变成社会的不幸：“……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1]在谈到这种情景之后，他指出打破这种局面的出路就是改变培养劳动力的性质：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有形式看作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2]他接着又说： “……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3] 马克思认为，虽然学校里已经自发地有了某些综合技术教育的因素，但是工人的普遍的综合技术教育就其目的和性质来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制度以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完全矛盾的，所以要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夺得了政权之后才有可能。 “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人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4] 工艺教育是综合技术教育的基础。 “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种形式中进行，正像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5] 列宁是儿童和成人综合技术教育的热烈拥护者。他曾在自己所写的“生产宣传提纲”[6]中谈到采用一些什么方法来在群众中推广综合技术教育。列宁认为在成年工人和农民中推广综合技术教育是工业和农业合理化的前提。列宁在我打算在党的会议上作演说而写的提纲[7]的评注中写道： “(1)补充一两个论点，说明综合技术教育的原则性的意义 {根据马克思 根据我们俄国共产党的党纲} (2)说明白，我们决不能放弃原则，我们一定要立刻尽可能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 (3)把立即过渡到综合技术教育，或者确切些说，立即实现许多马上就能做到的走向综合技术教育的步骤，规定为必须绝对执行的任务…… ……我们是穷人。我们立刻需要细木工、钳工。绝对需要。大家都应当成为细木工、钳工等，但是同时必须具有最基本的普通知识和综合技术知识…… 要使这些‘手艺匠’…… ……有综合技术的见识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基本（初步）知识。”[8] 在讨论培养大量的劳动力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究竟是想恢复旧的劳动分工制，把工人培养成狭窄的专家（这种专家只精通本专业的业务，掌握这门专业的熟练技巧，但也仅仅是了解这一门专业的业务，因而也就永远固定在这门专业上）呢，还是用马克思和列宁的精神去培养专家。 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完全摆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有一位鼎鼎有名的专家，他所坚持的观点正是把培养劳动力限制于一种狭隘的专业，这种培养只限于一种训练。 这个大名鼎鼎的专家就是中央劳动研究所的创办人加斯帖夫同志[9]。他的伟大功绩在于，一方面他利用了工艺学的成就；另方面他利用了反射学来创造出一种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授予工人劳动技巧的方法。 加斯帖夫同志的伟大功绩还有：要求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与纪律松弛的现象作斗争。他的方法是脚踏实地的方法，所以就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就。“我们立刻需要细木工、钳工。绝对需要。” 但是加斯帖夫同志后来举起了一面应该受到批评的旗帜。 他开始把根据自己的方法进行的训练与工人的综合技术教育对立起来。这无论如何也是不恰当的。几年前，加斯帖夫同志对普通教育问题，对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劳动学校的问题漠不关心。现在他已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认在学校进行劳动教育是有益的―根据他的意见，在一级学校里，这种教育只应该授予一些综合技术的技巧，在二级学校里则授予一些“个别的综合技术的”技巧。学校里要进行训练工作，要有严格的训练，“严肃的纪律”。至于理论和综合技术眼界，加斯帖夫则只字不提。 加斯帖夫的这一理论目前是很危险的。在多加多夫同志领导的委员会[10]里，讨论了把工厂艺徒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问题，目的是使它“合理化”，同时还解释说，这种合理化就是要从工厂艺徒学校中排除一切综合技术教育的影响。尽管工厂艺徒学校有很多缺点，尽管由于企业部门的忽视而使学校的境况非常困难，尽管到企业去的学生的培养工作水平很低，等等，——但工厂艺徒学校毕竟是以综合技术教育为基础的学校，而且一般说来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青年一向是奋勇前进的人，他们自己不可能对这种“合理化”工作采取平静的态度。教育人民委员部也不可能对这件事采取平静的态度，因为教育人民委员部年复一年地都是根据列宁直接交给他们的任务，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尽力实现着综合技术教育的原则的。 那么，加斯帖夫的主张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手工业在我国的工业中目前还起着极大的作用。加斯帖夫对于比较迅速地培养出一批手工业者的工作作了很多贡献。各个工厂艺徒学校都应该运用中央劳动研究所的成果。但是除了“技巧”之外，工厂艺徒学校还应该使学生具有综合技术眼界——工艺学的知识，力学和化学的知识。如果不具备这种知识，工人就绝不可能自觉地去参加我国的工业建设。 现在，随着许多新工厂的建立，工人干部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他们操纵机器，好像成了机器的附属品一样。加斯帖夫认为，可以对他们进行两周和一月的教育。 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一点。我国的工人不是一个简单的执行者。今天他是一个执行者，明天他可能是一个发明者，后天他可能成为自己生产部门的一个著名的组织者。后面这种情况是加斯帖夫所不愿看见的。 他不往前看，不在工业的发展中来看工业。他对改造时期的动态不大感兴趣。他坚决相信，现代工业可以精确地确定它需要多少劳动力，需要什么技能。好像工业只是站在原地不动而不发展似的。加斯帖夫认为，全部问题在于从工业得到准确的订货，然后用机器去完成订货。订货是需要的，完成订货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我国的建设应该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可是，如果工人没有受过广泛的普通教育、政治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训练，那么我国的建设就不可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第一次以《论培养劳动力》为题发表于《真理报》（1928年10月5日）。 20年代后期，为了实现工业化并创造条件向集体化的大农业过渡，迫切需要具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并注意对新干部的培养。由阿·卡·加斯帖夫领导的中央劳动研究所拟定了培养工人的独特方法，即通过坚持不断的训练，逐渐加强负担，准确地找出最经济的运动因素，形成劳动熟巧。但是这种方法忽视普通教育训练和综合技术训练，忽视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理解。加斯帖夫正是想通过这种途径培养新型工人。他得到了经济组织和工会某些代表人物的支持，但克鲁普斯卡雅、卢那察尔斯基和共青团的代表人物却反对这种片面的、“事务主义”的态度，反对“加斯帖夫习气”。这反映在本文和克鲁普斯卡雅其他论著（如：《论培养具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论新型工人》等等）中。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4页。 [2]同上书，第533-534页。 [3]同上书，第534-535页。 [4]同上书，第535页。 [5]同上书，第533页。 [6]指列宁所写《生产宣传提纲》一文（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5-367页）。根据这一文件，克鲁普斯卡雅撰写了政治教育委员会关于《生产宣传》提纲的草稿，载《真理报》1920年11月27日。 [7]这一提纲是克鲁普斯卡雅为准备向第一次党的教育会议（1920年12月31日~1921年1月4日）作报告而撰写的，但她因病未能在会上宣读。这一提纲有两种版本，标题各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和《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提纲》，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本）第2卷，第69-73页。 [8]《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7-559页。 [9]阿·卡·加斯帖夫（1882-1941)，系俄罗斯苏维埃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1920年至1938年期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劳动研究所组织者和领导人。撰有多本研究劳动组织的著作。 [10]指各部培养具有专业技术工人的协作委员会，参加该协作委员会的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计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青团中央的代表。它经常讨论有关工厂艺徒学校和中央劳动研究所训练班在培养劳动力总计划中的作用和比重问题，讨论各种工厂艺徒学校的学习期限问题。该委员会设置于1927年至1928年，主席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亚·伊·多加多夫。
大事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大事年表
少先队的纪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少先队的纪律* 现在随处可以看到许多杂乱无章的现象。 从前人们寄希望于上帝，指望上帝给人降福。现在连小孩子也懂得，上帝是靠不住的，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美好的生活，团结一致，组织起来，按新的精神改造生活。 为了实现既定的目的，必须齐心协力地行动。有时本来不愿意去做某件事，可是不得不去，因为不允许单独行动。 必须齐心协力地行动，这一点是全体儿童都懂得的。有时个别少先队员不服从集体的决定，其他的小朋友以及辅导员都很生气，对他大肆训斥，甚至还把他开除出队。 这样一来，少先队的纪律成了强制纪律，少先队员服从决定只是由于害怕开除。这种现象正常吗？ 列宁在他写的小册子《伟大的创举》中曾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只是为了挣钱谋利而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的是强制纪律。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就不再有强制的纪律，只有自觉纪律[1]。列宁之所以极其称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由于它乃是自觉纪律的典范。工作一周，到了星期六本可休息一下，但他们却不去休息，而是同心协力地去劳动，干那种往往是极其繁重劳累而且枯燥无味的活儿。谁也没有逼着他们去干活儿，然而他们还是要去，因为他们深知，恢复备遭破坏的经济是当务之急。 少先队是一个要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的儿童组织。正因为如此，所以少先队组织重要的是培养自己队伍的自觉纪律而不是强制纪律。 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怎样才会形成自觉纪律呢？只有明确地认识到正是应该这样去做，而不是按别的办法去做，才能产生自觉纪律。 有一个小男孩的母亲病了。她得弄药吃。买药要到十俄里以外的地方去才行。室外夜色如墨。这个孩子很爱自己的母亲。谁也没有派他去。但是他揣起药方，独自一人在黑夜里，一会儿也不停歇，穿过一片树林，去给母亲买药。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做的呢？是因为他爱母亲，知道药能救母亲的命。少先队员也应当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以及为什么做这件事。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形成巩固的自觉纪律。 在车间或俱乐部工作的，只有年龄比较大的少先队员。年幼的儿童是不准上工作台的。他们乱拉小锯，打翻胶水。别人骂他们：“你们这算什么少先队员？简直是些小无赖，应该把你们都开除才好。”这种态度对吗？不对。上面的情况说明工作安排得不妥当，应该让年龄比较小的儿童也参加活动―让他们熬胶水，干点不太费力的活儿，等等。这么一来，小朋友们就不会再打翻胶水，乱拉小锯了，也不会调皮捣蛋了。他们调皮捣蛋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那些对他们不关心的年龄大一些的人的不对。如果我们关心他们，他们就会形成一种内在纪律，不仅不会去妨碍大家干活，而且还会积极参加这种活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你们自己也可以找到大量这样的例子。 *第一次载于：克鲁普斯卡雅著《少先队运动的道路》文集，莫斯科，1927年。 [1]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71-395页。
在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在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 在我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2]上，大家都说我们正在对我国的整个生活基础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所以，这次代表大会充分地提出了我国的文化问题就不是偶然的了。如果我们没有文化上的巨大进步，那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必须认识到，我们应当对培养新人，即培养具有集体主义思想和感情的人的工作加以改造。 我国目前的学校不同于旧时的学校，我们的教科书已重新改编。但是，有一件最基本的事情我们没有做到，就是我国儿童的知识还掌握得不牢固，而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在教学方面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学校在授予儿童知识时，怎样做到既不加重学生负担，又使他们能把所学的知识实际加以运用。我们经常看到少年儿童显得精疲力竭的样子，这说明我们还不善于合乎要求地授予学生知识。 据说我们的教学方法很多，为什么不可以对某一种方法加以探讨呢？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利用某种教学方法来促进儿童的发展。在运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应该懂得这一年龄的儿童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这次代表大会重视了这些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 代表大会还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劳动教育问题。我国的学校是劳动学校。我们希望我国学校所培养的不是寄生虫，而是劳动者。我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呢？ 我记得，1919年的时候，有些人曾主张要教儿童学会担水、糊纸袋，等等。现在我们当然已经懂得了，不能让儿童软弱的双肩去担水。我们不是要教他们从事奴隶的劳动，而是要他们从事目的明确的劳动。这里有许多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建立劳动学校。 大会的议题中，关于集体的问题占了很大的位置，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集体的问题、集体创造的问题和集体经济的问题在现代生活中日益尖锐。这个问题我们是提出来了，但未彻底解决。这里存在着许多漏洞。 还想稍微谈谈所谓的劳动童年的问题。只有彻底解决了我在上面指出的那些问题之后，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劳动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已经设立了许多流浪儿集体组织，但是什么成果也未获得，只有把这种集体变为劳动集体才行。 切实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妥当地安排培养新人的工作。重要的是这次会上能对劳动问题和集体问题作出尽可能具体的指示。所有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将使这次大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演说发表于1927年12月27日。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7年12月29日），据该报刊印。 [1]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系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联合在莫斯科召开的，时间为1927年12月27日~1928年1月4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代表与来宾约2500人。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卢那察尔斯基、谢马什科（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和克鲁普斯卡雅都讲了话。大会分七个分组：教学法研究组，学前教育组，学龄前组，学龄一组，学龄二组，难教儿童组和教学大纲组。 儿童学就其字面意义而言是指研究儿童的科学，然而，它实际上是研究儿童发展的心理学、解剖生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的一些观念的机械总和。 20世纪初叶，出现了最早一批儿童学性质的著作（在国外有霍尔、波东、梅曼等人的；在俄国有B．M．别赫杰列夫、Г．И．罗索里摩、А．П．涅恰耶夫等人的）。到了20年代～30年代，儿童学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儿童学机构（实验室，研究室，咨询处）纷纷建立，许多师范院校也设立了儿童学的科系，陆续出版了一些科研著作、教科书和通俗读物，先后召开了儿童学会议（1927年）和代表大会，并且出版了《儿童学》杂志（1928~1932）。 儿童学家的旨趣是对儿童进行综合研究，力图把心理学、解剖学、生理学、教育学以及其他科学的材料融于一体。他们研究工作的重点是儿童发展问题。 但是，尽管苏联儿童学家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儿童科学”，他们始终未能确定儿童学的对象和特征，因为这门学科不能纳入几门科学混杂的内容。他们只不过是把这几个学科简单地揉合在一起而已。在儿童学的研究成果中，正在发育成长的人的本质特征变成了一种生理上的表述，对环境的“社会学”研究取代了对儿童个性的研究。 1936年7月4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儿童学的错误表现的决定》，对儿童学家们的错误立场进行了批评。 应该指出，在М．Я．巴索夫、巴·彼·布朗斯基、Л．С．维戈特斯基、H．M．谢洛瓦诺夫等人的儿童学著作中，除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之外，也确有许多有用的实际材料，堪称为儿童发展知识宝库中的一笔财富。 克鲁普斯卡雅赞成这样的主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儿童科学，对儿童的研究采取全面的态度。她强调指出，为了对教学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进行科学的说明，一个唯物主义教师必须了解年龄特征，因为考虑年龄特征是教育工作中极重要的一点。但是，还在20年代末期，克鲁普斯卡雅就对儿童学家们的某些错误立场表示担心。这些错误立场是：力图把测验当作研究儿童的主要方法，对客观观察估计不足，企图把集体看作一个社会机体，把劳动教 育归结为获得劳动熟巧，脱离教学和教育的实际任务，对儿童在学龄前阶段的发展可能性估计过高等等。克鲁普斯卡雅还认为，不能一般地研究年龄的心理特征而不考虑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时代特点；不考虑当代少年儿童在道德和社会政治面貌方面，和他们的视野、兴趣、情绪及理想方面的重大变化。（参见：《对全苏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几个报告提纲的意见》，载《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10卷，第246-249页；《对扎尔肯特同志关于（儿童学战线的现状和现阶段儿童学的任务）报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儿童学讨论会资料，载《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2年，第6期，第39-43页；《学前工作中的错误现象》，载《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6卷，第326-333页）。 [2]参见《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文注释。
庆祝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十周年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庆祝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十周年的演说* 当我们谈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时，就不能不谈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为他一向十分重视教育人民委员部。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经济上的成就。列宁的全部方针，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对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理解，都与上述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1920年1月24日，他在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谈到：“我们要建设文明的、光明的生活。”[1]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与必须大力提高文化、促进文化高潮的到来这一认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持的这种态度使他对教育工作特别关心。 我现在谈谈政治教育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位宣传鼓动家，他对这方面的工作特别关心，这是因为，如果不把政治宣传工作与一般文化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我国就不可能进行政治宣传工作。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政治教育工作一向关怀备至。他对通俗化问题很感兴趣，十分关心。我至今记得，在革命活动的最初年代，有一次他曾把布哈林、奥辛斯基、索斯诺夫斯基等负责干部找到他的宿舍，一连讨论了两个晚上：怎样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一种主张，就是要把报刊文章汇编成册，发行到农村去，以便阅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过问这一工作的进行情况。 我还记得有关图书馆工作的一些情况，他经常问阿瓦涅索夫同志[2]（当时在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工作）是怎样对图书馆工作进行检查；怎样对图书事业的发展速度进行检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希望我国也能设置一些像瑞士那样的图书馆。当然，我国图书馆藏书的内容应不同于瑞士，但是管理技术应与欧洲各先进国家一样。他特别重视图书普及推广的办法。他对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很关心。他认为不仅应该向群众提供图书、开设俱乐部等等，他还经常打听有多少群众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们的创造精神如何；他们是否关心这项工作并且积极参与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检查这一工作的进行情况。我记得战后部队复员时，有大量军事干部转业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3]，他们把为群众服务这个问题局限于只是作些宣传鼓动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参加我们的一个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是在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他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会议结束时他说，要把工作搞得更加深入一些，要发动群众参加这一工作。不仅要为他们服务，而且还要发动他们参加这一工作。这是列宁一贯的主张，他在历次对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指示时，都提出了这种主张。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与地方工作干部的谈话各地都无记载，甚至连速记记录也没有，因此只好根据回忆来追记其内容。 列宁写了一篇论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文章，其中谈到了书报的分配问题；他还详细地谈到如何分配报纸，谈到如何张贴报纸才能使其不受损坏[4]，等等。他特别关心宣传鼓动工作。他多次参加政治教育会议，并且发表了长篇政治演说。他认为“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事事关心”，同时提出了要同拖拉作风和贪污行为作斗争，而有些政治教育工作者却觉得这些问题与他们无关。他们听讲的时候感到纳闷，心里想：我们怎么去同这些现象作斗争？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日常工作应该与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应该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争取新生活而进行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给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一些宝贵的指示，并且常常要我们报送反映这方面工作的材料。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生产宣传问题十分重视[5]，他要我们把全部有关文件、材料、决议都送给他。 有一次，有一件事使我们政治教育工作者很恼火。事情是这样的，生产宣传工作最初本来是由政治教育委员会搞起来的，不久，在列宁参加的一次人民委员会议上，决定这项工作改由工会负责，当然，工会应与各级政治教育委员会一道进行这项工作。政治教育委员会感到很委屈，因为这项工作是自己搞起来的，逐渐打开了局面，可是现在却要以工会为主去搞。但是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生产宣传不能抽象进行，而要紧密联系生产，因此，由工会负责这一工作当然更为合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贯主张要把政治教育工作与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并在这方面给我们作了许多极其有益的指示。在他最后写的几篇文章中，他谈到了在农民中间广泛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谈到了我国即将来临的文化革命。 不久前，我们召开了女工和农妇代表大会[6]。从代表们的报告和发言中看出，居民对一切有关政治教育工作的问题都十分关心。这就清楚地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文化革命的预言已接近实现。群众对教育问题如此关心，如此热情，使我们深感文化革命就是下一步摆在我们眼前的工作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谈到了政治教育工作。早在1897年，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的教育思想，指出必须把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同时谈到了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问题[7]。 只要我们回忆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初几次关于劳动学校问题的讲话，我们就不难看出，他是极其重视综合技术教育劳动学校的。1918年，他在讲到学校问题时指出，从今以后，我国统一的劳动学校将与摆脱了奴役枷锁的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友爱和平等的道路，而且只有这种学校才能使我们将来避免战争[8]。他如此重视学校，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特点。他特别注重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关心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他经常找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同志谈建立新式学校的问题。应该指出，最初在对待建立新式学校这个问题上，我们往往把它简单化了。即使到了现在，马克思关于综合技术学校的主张也未实现。为教育事业而斗争所处的整个形势，使我们不能普遍实行马克思所希望并为列宁坚持要实行的那种综合技术教育劳动学校。但这绝不是说，这种学校看来不可能设立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彼此联系的，因此，在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萧条不振的时期，国民教育工作当然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当时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认为一切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现在我们学会了一定的克制，在工作中常常不忘汲取革命初期艰苦年代所积累的经验教训。 我想谈一谈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的一段往事。新经济政策实行初期，我国学校受到严重影响。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这里也谈到，当时我们所建立的一切很快遭到破坏，但是，后来我们逐步在更为稳固的基础上重建了一切[9]。恰好是在这个经济萧条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强调了学校工作内容的重要性。他对这方面的细微末节都不放过。我还记得，有一次他与一个小学生谈话的情景。他问这个小学生，他们在学校里干什么。“你们第一节是什么课？”“数学，讲十进位小数的乘法。”“然后呢？"“然后是历史课，老师给我们讲埃及的历史。”“然后又是什么呢？”……他根据这个小孩的回答来了解学校的实际情况。他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和过去的情况一样！”此后，他不只一次地说：“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关心教学大纲的制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主张成立国家学术委员会，因为它可以摆脱许多琐碎工作而致力于制定教学大纲和研究教学方法。您们大概都还记得1918~1920年对教育上的一切问题所持的冒进态度。当时我们认为，中央应该支付儿童之家全体儿童的伙食费。而且，那时中央集权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买好了腌西红柿之后，要先运到中央，然后再分发给全苏的儿童之家。不言而喻，这样来安排工作，当然就会让西红柿挤掉了教学大纲。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修复校舍，这些校舍在国内战争时期备遭破坏：一切进到城市的部队首先是到学校去，在那里驻扎下来；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和各种各样的会议都在学校召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些小事也不放过，尽一切可能帮助教育人民委员部搞好工作。根据列宁的意见，研究教学内容应由一个摆脱了行政琐事的机构来负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内容，应该通过教师的工作，使它简单明了能够为儿童所理解。只有这样，学校才能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战士和自觉的干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的父辈不善于斗争，我们稍微学得好一些，而我们的下一代将把我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他们定将取得胜利。”[10]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他一直关心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部工作。他经常找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谈话，既谈政治教育工作，也谈职业教育；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整个工作。他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教育问题将日益提到首位并且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他在生前最后写的文章中，曾经谈到初级国民教育应占首要地位[11]。由于他一向从群众利益出发，他自然就特别重视国民教育的群众形式。 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习惯于什么小事都向他请教，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解释。 不久前，卢那察尔斯基曾经在一个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12]，我是从广播中听到他的讲话的。我一边听他的演说，一边就回忆起教育人民委员部所经历的途程。我想起我们是怎样通过集体的共同努力逐步开展我国的教育工作的，这不仅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力量，而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有关单位和教育工作者集体的力量。谈到教育工作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说，要善于用自己的热忱去发动他们，向他们指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全部意义。在1925年举行的教师代表大会上[13]，我们已经可以说，教育工作者已为这种热忱动员起来了。他们大都已经踏上列宁指引的道路，可以与他们一起把当初艰难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并且通过共同的努力，在全体居民的参加下把这一工作推向前进。今天，在我们欢庆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令人不禁回忆起它所遇到的难以言状的困难以及我们并肩战斗并齐心协力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同事。今后，只要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清除旧的遗毒。我们更多想到缺点，少想到成绩。这样，在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考虑到：这一点还需要纠正，这一点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还搞得不好，等等。成绩主要是向外宾讲……这样，在总结工作时，你就会发现我们做了不少事情。最后，我要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要齐心协力，与全体教育工作者一道，力争取得更大的成绩。 *这一演说是1927年11月14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召开的庆祝大会上发表的。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27年，第11-12期）。据下书排印：克鲁普斯卡雅著《列宁的文化方针》，莫斯科，1934年。 [1]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1-275页。 [2]B．A．阿瓦涅索夫（1884-1930）系苏维埃国务活动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3]指1921年。 [4]指列宁《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21年）一文中谈书报分配问题的那一部分（《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2-122页）。 [5]同上书，第31卷，第365-367页。 [6]全苏女工和农妇代表大会——即各级苏维埃委员代表大会（代表人数逾千）于1927年10月10~16日举行。这次大会是由联共（布）中央妇女部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的。大会决定采取措施全面吸收广大劳动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7]指列宁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列宁全集》第2卷，第402-431页），写于1897年末。 [8]参见关于列宁1918年8月28日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的报导（《真理报》，第184号，1918年8月30日）。 [9]参见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这次会议的演说，载《国民教育》杂志，1927年，第11-12期。 [10]引文不准确。列宁的原文是：“我们比我们的父辈奋斗得好。我们的子女将比我们奋斗得更好，他们一定会胜利。”（《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8-229页）。 [11]指列宁的《日记摘录》一文（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421页）。 [12]指1927年10月16日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纪念会做的报告《苏联文化建设的十年总结》（参见《卢那察尔斯基论国民教育》，莫斯科，1958年，第369-393页）。 [13]参见《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一文注[2]。
国民教育的十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国民教育的十年* 列宁最后写的几篇文章中，有一篇《论我国革命》。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人说，我们共产党在干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想在一个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里从事建设。列宁当时指出，说这种话的人不懂得，无产阶级只要夺取了政权，就能大大推动整个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把文化提到资产阶级统治下不可能达到的高度。[1] 现在，当我们对国民教育方面十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时，我们看到，列宁的话真是千真万确啊！ 我们应当回顾一下工作刚刚开始的前五年的极其艰难的条件。当时我国在文化方面的确极其落后：有些地方的居民（如沃龙涅什省的旧教徒）甚至认为识字课本是魔鬼的读物，而幼儿园则是一种军事学校，把孩子们培养成六亲不认的士兵（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1919年就是这样看的）；有些民族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经济凋敝，加上国内战争以及民不聊生、破坏严重等等情况，大大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但是，革命的号角唤醒了巨大的创造力。有的工人刚从国内战争的前方回来，放下武器之后，立即拿起了识字读本。在窗户破损、没有取暖的学校里，孩子们穿着各种破烂不堪的衣服，用心学习着；教师们没有工资，照样进行教学工作。现在我们有充分的把握说，我们在文化方面已阔步向前了。 当然，我们希望取得的成绩更大些，希望彻底扫除文盲，每人都能得到一本书；我们想把人类已有的全部知识完全传授给群众，我们想让群众充分接触艺术。 但是，要想做到以上种种，就需要具备物质上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把工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必须提高技术，使男女农民、男女手工业者摆脱落后的小生产的束缚，因为这种小生产使他们没有空闲时间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群众需要有一定的物质福利条件，日常生活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改变。 在我们对十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时，必须对已取得的一定的成绩加以肯定。我们还未实行普及教育，但是我们不久即将实行（学校发展的速度比预期的快，主要原因是居民的主动精神很强）。也只有实行了普及教育，我们才有可能扫除文盲。但是我们并不坐待（也不能坐待）普及教育的实行。我们要进行工作，全力以赴，去扫除成人中间的文盲。七年来，参加扫盲站[2]学习的有500万人，此外还有一些人虽未参加扫盲站，但也在学习识字。只消对最近一次的登记[3]资料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我们在扫盲战线上所取得的实际成绩。 不过，不是扫除了文盲就万事大吉了。还要让学会识字的人读点书。我国报刊发行的成就（如报纸发行量很大，地方报纸蓬勃发展）充分说明，能够读书识字已经成了一种进行教育的有效武器。工农通讯员密切了报纸与群众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报纸是欺骗群众的工具，而我们的报纸却是进行教育的有效武器。它讨论群众关心的问题。农村阅览室网以及日益扩大的红角网，使报纸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大大帮助了群众去了解形势。 由于群众中产生了许许多多实际问题，由于群众的思想极为活跃，因此他们渴望读书，对书籍的兴趣很浓。向广大群众供应图书，这也许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必须予以注意。这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但是必须加强。 我国建立了一些新型的成人学校，如农民短训班[4]，工人大学[5]。我国的工农速成中学起了重大的作用，它使工农受到了中等教育，而在旧制度下，他们是无缘迈进中学大门的。由于设立了工农速成中学，我国高等学校更加无产阶级化了。政治学校、苏维埃党校[6]继成人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之后，继续进行教育工作。 戏剧、电影和广播把扫盲站开始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与此同时，新式学校也日益成长。它已与宗教一刀两断[7]，这是不可逆转的了：现在学校里的宗教教学已销声匿迹了。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都力图切实地奠定劳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从前，学校高墙耸立，与实际生活完全隔绝，而现在则与生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学校告诉学生如何改善周围的生活，如何使生活更加光辉灿烂、富有理性。学校教孩子们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际去做一些事，教他们从事公益劳动。 师生关系发生了变化。教师成了儿童的同志，他们帮助儿童组织起来，不打他们，不处罚他们。从欧洲到我国访问的资产阶级国民学校的教师，对我国儿童享有的自由，对我国师生之间的关系，无不感到惊奇。 儿童共产主义运动和少先队运动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组织起来。学校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校所培养的是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的一代人。诚然，并非每个学校都如此：还有一些旧的残余，而且这种残余还不少，但是这种残余正在被清除。 我国学校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改进。我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并且一定能做到。我们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教育工作者工会坚定不移地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教师日益成长，不断学习；他们投入了我国的生活洪流，为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懈努力。 我们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群众对学校日益关心，他们与学校的关系日益密切，经常帮助学校。我们通过各级苏维埃密切了群众和学校的关系。 在非俄罗斯语言的民族中开展工作，这是一项具有特别意义的工作。这些民族占我们国家全体居民的半数以上。在沙皇时期，谁要是提出必须用本族语教学这种主张，那就是大逆不道之举。少数民族备受压迫，处于愚昧无知的境地。苏维埃政权奉行的方针是，对广泛发展的民族文化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加强帮助和关心，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我们在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刚刚起步，不过这开始的步伐却己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这方面，正如在苏维埃建设中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正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前进！ *第一次载于《农村阅览室》杂志（1927年，第19期）。 [1]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1-435页。 [2]扫盲站——扫除文盲站，负责成人文盲的识字教学，由国民教育局、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建立。刚开始时，学习期限为三个月，后来改为识字学校，学习期限为十个月。 [3]指1926年的全苏人口登记。 [4]农民短训班是农村对成人进行普通教育和农业技术训练的一种短期学习班。 [5]参见《工人大学》一文注[1]。 [6]参见上文注[7]。 [7]1903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十月革命后，这一要求通过1918年1月20日发布的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法令得以实现。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不久前，《少先队员》杂志社寄给我一包儿童的作文，描写儿童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他们在作文里谈到了巨大的技术成就，谈到了生产力的发展，说今后不再有贫穷现象，人人都很富足，还说机器将会代替人去做工干活，人们都有明亮温暖的住宅…… 有一点却是孩子们没有写到的，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变了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思想、感情、志趣完全变了；整个生活也完全变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生活不再有孤寂贫乏之感，人们不再为琐事而争吵不休，互相仇视。强烈的集体主义思想，强烈的集体主义感情代替了个人的悲愁和单枪匹马的探求。 目前出版的一些充满理想色彩的小说，只是说到人人富足，没有贫困，没有犯罪。然而，却全然没有谈到新人，没有谈到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没有谈到集体体验的丰富多彩、集体思想的深刻广阔，没有谈到新的社会组织。列宁目睹了新制度的建立。他曾说，应当把“……分散在辽阔国土上的千百万人的意志统一为一个意志……”[1]他谈到了团结一致的自觉纪律，谈到了共产主义道德。列宁说，共产党员应该通过自己的热忱努力去发动国民教师大军，去建设社会主义学校。列宁认为，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统一劳动学校乃是用共产主义新精神教育青年一代的一种工具。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学校时说，只有这种学校才能使我们在将来避免任何世界冲突和血腥屠杀。 *第一次载于《少先队员》杂志（1927年，第20期），标题是：《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的观点》。 [1]《列宁选集》第4卷，第349页。
列宁论教育和国民教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列宁论教育和国民教师* 列宁的父亲是19世纪60年代的教育家，多年从事初等学校的组织领导工作[1]，因此列宁一向非常关心国民教育事业，并且对国民教师的作用评价很高。他在《日记摘录》[2]一文中的观点大家都很熟悉，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始终注意到，绝大多数教师都是靠近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并且关心他们的。由于这一事实，列宁对教师总是很信任的。他在1919年1月举行的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3]上的演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时，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的领导人害怕扩大联合会的范围。他们认为，对于在一开始就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教师和一直站在旧制度立场上的教师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必须倍加小心。这一斗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列宁在那次代表大会的演说中，一开始就表示他相信现在这场斗争应该结束了，相信这场斗争正在结束。他说：“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教师都靠近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现在都深信社会主义革命有它深刻的根源，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扩展到全世界；因此我认为，在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在反对那些一直抱着资产阶级偏见、站在旧制和虚伪的立场上、幻想可以把旧制度的一些东西保存下来的教师的斗争中，绝大部分教师是一定会真诚地站到被剥削的劳动者的政权方面来的。”[4] 由于列宁相信国民教师将会和群众站在一起，并且和群众一道拥护苏维埃政权，所以他主张建立一个广泛的教师联合会。他说：“……现在拥护共产国际、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这部分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要设法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尽可能把一切教师都包括在内的教师联合会。”[5]列宁对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说：“……你们的联合会的任务就是要把广大的教师吸收到你们的大家庭中来，教育最落后的教师，使他们服从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结成一个共同的组织。”[6]这些话充分体现了列宁把工会看做“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的观点。他说，动摇的民主分子由于大势所趋不得不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因为他们深信，任何别的作法都会把他们推到保卫白卫分子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去。列宁当然不会设想教师联合会可能走“中间路线”。他毫不怀疑教师联合会在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斗争中会站在哪一边。他认为，“……只有那些承认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阶级斗争的联合会，才能成为享有全部权利的工会团体。”[7] 在这篇演说里，列宁还谈到了摆在教师工会面前的广泛的任务。教师联合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努力“……使知识和科学成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工具，不再是特权者的东西，不再是巩固富人和剥削者的阵地的材料……”[8] 要想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学校，就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教师联合会。列宁说：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及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他们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现在大家都知道，只有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有密切的联系的、诚心诚意拥护苏维埃纲领的社会主义学校，才能成为这样的工具。”[9] 列宁的这番话表达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思想，就是只有社会主义的学校才能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这一思想应该特别加以强调。由于许多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苏维埃学校十分关心集体主义教育这一问题，也特别重视培养人格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即读书学校，实行的是强制纪律，压抑了儿童的独立精神，妨碍了人格的发展，并且使它不断受到摧残。只有劳动学校才首先为人格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这种学校跟周围的生活和儿童的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为儿童施展自己的能力提供了各种活动场所，这种学校教学生学会集体生活，并向学生提出了崇高的目的。 全面发展的、具有内在纪律的人感情深厚、思想明确、行动有组织，应该把培养这种人与培养集体主义者联系起来。 目前，学校的教学内容已经确定下来，在这个时候，教育问题的位置已日益重要，并逐渐引起了教师的注意。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见解在当前就特别可贵。 就在这篇演说里，当列宁谈到学校必须跟政治保持密切联系的时候，他还指出：“当然，改造学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然，在这方面犯过一些错误，有人企图粗暴地歪曲学校同政治联系的原则，硬把政治不适当地灌输到应该好好培养的年轻一代的头脑中去。无疑地，我们应该时刻同这种粗暴地运用基本原则的行为作斗争。”[10] 列宁是指什么而言的呢？从他的其他一些演说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歪曲学校同政治联系的原则，就是把共产主义教育曲解为一种新的学习，让儿童死记硬背许多他们不懂得的东西，不把学习和社会工作联系起来，不教儿童学会共同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互助，把共产主义曲解为跟真正的、实际的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一种东西。列宁这篇演说发表至今不到九年。教师们早已站在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了，他们努力用列宁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培养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的一代新人。教师所面临的奋斗目标，不管就其意义来说，抑或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是非常伟大的。列宁教导我们要信任教师。 教师要更加坚定地举起列宁的旗帜，要更高地举起列宁的旗帜。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7年，第10期）。 [1]列宁的父亲伊·尼·乌里扬诺夫（1831-1886）于1869~1874年任督学，1874~1886年任辛比尔斯克省国民学校校长。由于他的努力，当时开办了450所农村学校。 [2]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421页。 [3]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1月12~19日召开（代表共222人）。会议的主要议题为成立教师群众性的职业组织。列宁于1月18日的会上指出，为了从根上改造整个国民教育事业，必须“……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尽可能把一切教师包括在内的教师联合会”（《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7页），国际主义教师协会也应该成为统一的教师工会。这次代表大会决定组织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联合会以团结这方面的各种工作人员。 代表大会还讨论了红军中的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城市学校的生产劳动问题等等。 [4]《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6页。 [5]同上书，第387页。 [6]同上书，第388页。 [7]同上书，第389页。 [8]同上。 [9]同上书，第387页。 [10]同上。
少先队运动和学校（在学校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观会议上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少先队运动和学校* （在学校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观会议上的报告[1]） 在少先队运动中，永远要把少先队运动的宗旨放在首位。儿童们往往对运动的宗旨理解不深。在我们偶尔召开的少先队大会上，少先队员讲话时总要说，“我们要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甚至在学校里与小朋友谈话时，少先队员们往往也要表示：“我们誓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乍看起来，似乎对少先队运动的宗旨已经明确了：儿童们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工人阶级开创的事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话每个少先队员都会说，但实际上孩子们往往并不明白“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的真正含义。他们的热情很高，但认识肤浅，即使就感情而言，我看也是不够深厚的。可是，11岁至16岁的少年儿童已经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了。我们且看一看旧时的革命者的成长情况。这个过程通常是：在少年、青年时代，一个人遇到了一件使他极为愤懑的事，看到工人怎样受到欺侮，军官如何虐待士兵，农民怎样遭到剥削―于是这件事就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凡是见到过镇压农民起义的人，凡是目睹过国内战争的人，他们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感受，因为他们亲历了所见的事件。 托尔斯泰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舞会之后》，描写一个青年人为了讨好一个姑娘，就与她的父亲——一位将军在舞会上跳马祖卡舞，清早出门一看，一个士兵正在穿过棒阵（帝俄军队的一种残酷折磨士兵的办法，使受罚的士兵穿过用棒打的队形——译注），而下令进行这种处罚的，正是他与之跳马祖卡舞的那位将军。他马上充满了对这位将军的仇恨，同时对他女儿的温情柔意也随之一扫而空。这惨不忍睹的景象使他大为震惊。这是文艺作品中的一个例子。每一个革命者，当他回忆自己的一生时，他同时就会回忆起童年时代使他深受激励并促使他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奋斗的那些事实。有的人可能记不清他何时经历过何事，但是正是这一经历当时曾对他的思想和感情产生了影响。我国儿童现在所处的环境，已使他们看不到过去那种惨无人道、极不合理的现象了。他们看不到穿过棒阵，看不到剥削，看不到资本家如何压榨工人等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一切都尽善尽美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说过：“旧事物虽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2]的确，只要我们放眼一看，就会发现旧的残余还有很多很多。通常我们从农村的每一封来信中都可以发现，一方面，新生活的幼芽在农村茁壮成长：成立了各种机构，妇女们也组织起来了，新的生活日益巩固；但是另一方面，还有许多旧的残余，还有许多应该与之斗争的东西。举例来说，一位农妇来信说起她所从事的大量组织活动。这位农妇识字不多，但她的信却写得很清楚明白；她谈起她怎样把妇女们组织起来；起初她怎样不愿参加会议；她怎样弄到一本书之后就挨家挨户去宣读；农妇们怎么逐渐产生兴趣，开始聚在一起劳动并听她读书；她如何把她们按十人分组；而在召开会议时，没有一人缺席。这就是新生活的幼芽。在过去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过这么大量的组织工作。可是除此之外，这位农妇也谈到有的丈夫还打妻子；妇女们让她去告诉那些当丈夫的人，苏维埃政权不许丈夫打妻子。那些男人问她：“您在哪儿听说的。” 这使我们不得不经常想到列宁的话：“旧事物虽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要想消灭旧事物，就得在基层开展工作。不管中央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但是，如果不在基层开展大量的组织工作，我们就会长期陷于旧的残余的包围之中。少先队员应该做些什么呢？他们要学会把新旧事物区别开来，要能分辨出什么是旧的残余，什么是新生事物。少先队员口口声声说誓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而具体行动却不了解，这要怪我们没有向他们讲清楚。如果我们看一看为少先队员写的书，那就会发现这些书写得不大得体。书上讲的都是一些大道理。对于成年人说来还可以通过切身的体验来理解，而对十一二岁的少年儿童（国内战争和革命时期，他们只有两三岁，他们只是听别人讲过战争与革命的情况），我们不应该讲大道理，而要运用生动的形象。我们应该发动男女工人来做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们少先队俱乐部是否有邀请老战士到俱乐部来讲历史的这么一个传统习惯。这些老战士在家里倒是经常讲的，他们的孩子可以听得到，可是在俱乐部和开会时往往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书本上往往把这一切描写得神乎其神，远远脱离了生活实际。我们笔下的少先队员们都是一些很自觉的人，即使调皮捣蛋，也很有限度，毫不过分，并且知过即改。不久前有人送我一本书：《同心相连》，写的是少先队员在夏令营的种种活动。书中描写少先队员去夏令营的情况，他们马上看出了一切缺点，发现儿童没有运动场，就拆除了那里的板棚，修建了一个少先队体育场，等等―总而言之，为居民造福不浅。我前不久对一些少先队员讲过：“孩子们，你们下乡时太爱吹牛了，你们想要为农村造福，不是要在那儿演戏，就是要给大家做报告，等等。”你们知道，我们的少先队员往往做有关多区轮作制的报告。不久前有人向我讲了一所青年农民学校的情况：“我们在进行农业宣传，我们走访了十八个乡村。”原来是有两个学生下乡去做了几次报告。可是列宁对共产党员讲的是，他们在农业方面应该多向农民学习，少向农民进行教育。我给《同心相连》一书的作者写信说，他的书并不坏，不过，最好让儿童自己去写他们去夏令营的经过，是否所有的家长都同意孩子们去；如果同意的话，又向他们嘱咐了一些什么话。这样就能看出儿童与家庭的关系，看出儿童经常在家里忙些什么以及少先队员们如何去帮助自己的同学。最后，再让他们描写一下旅途的心情：他们原以为要去的地方有很漂亮的建筑物，然而实际上一切都未安排就绪，只好迁就一下算了。可是书中的儿童却是一些少爷，不知道谁洗餐具，谁擦地板，谁把一切安排好的；他们“业已到达，目击一切，取得胜利”。这就使儿童养成了一种讲排场、摆架子的习气。他们可以下乡，可以做报告，可是干活却不是他们的事。这就牵涉到少先队的宗旨了。他们以为，只要他们写了“誓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那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怎样去做到，怎样分辨周围生活中的好与坏，孩子们往往一无所知。对于许多儿童说来，“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这个口号只不过是一句漂亮话，至于怎样去做，孩子们却一无所知。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少先队运动的一项任务，就是要通过生动具体的形式，让儿童明确认识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而且不是按照枯燥的政治常识教材去讲；同时还要告诉他们谁曾为此事业而奋斗，这一斗争的经过如何。如果儿童善于对周围的生活进行观察，并能分辨好坏善恶，那他们也就会对此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我想讲一件这方面的事。 我国的儿童总是谈到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在这方面似乎是训练有素），他们对中国人[3]深为同情。可是一旦碰到少数民族儿童的问题时，少先队员往往会轻蔑地说出“犹太鬼”，如果这个孩子是犹太人，那他甚至会受到迫害，这种事情已屡见不鲜。国际主义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遥远的东西，与当前周围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而对周围生活中的楚瓦什人、犹太人、摩尔达维亚人，孩子们往往瞧不起他们，完全忘掉了应该尊重这些过去受压迫的民族。而孩子们现在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得！举例说，很多人不懂得沙皇俄国时期的民族压迫。 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负责支援邻近的一个工厂，有一次为这个厂的孩子们放映一场电影。我与克拉夫琴柯同志[4]一起前往观看。电影里演的是对犹太人的蹂躏暴行，可是孩子们过去从未听说过这种事。电影里的暴行正在进行，犹太人遭到毒打，东奔西逃，尘土飞扬，可是孩子们却哈哈大笑，这并非由于他们心地残忍，而是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斗殴打架。这时克拉夫琴柯同志对他们讲，电影里演的是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沙皇政府是这种暴行的策划人。经她这么一讲，孩子们对电影的看法完全变了，同时全场鼓掌表示对克拉夫琴柯同志的感谢。现在，当他们再看到反犹太人的暴行时，他们就想起了她所讲的话。 在对儿童进行工作时，我们要把一些大道理尽可能变成儿童能懂的话，把这些大道理与某种生动的形象联系起来；否则全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孩子们将来也会变得光讲大话而不干实事。这是关系到宗旨的问题。现在也是关系到组织的问题。 当然，独木难成舟，孤掌不能鸣。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组织起来。但组织是指什么而言的呢？在我批评少先队的时候，我请您们不要见怪；这不是教训少先队，只不过是希望我国的少先队运动搞得“呱呱叫”。我有时可能言过其实，但您们可以纠正。我想谈谈组织问题。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组织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你到农村走走，首先看到的是什么？新农村与旧农村有何不同？旧农村什么组织也没有，而现在各种组织都有。党支部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但共青团却是各地都有的；少先队每个村都有，还有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等。还有“扫协”[5]和“儿童之友”[6]。农村的组织很多，因此有人就主张工作中要齐心协力，少先队员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但是，光加入组织这还不够，还要使这个组织能正确地开展工作。有时对少先队组织的情况稍微了解一下，就发现各种集会、各种表面的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来。我想向你们谈一下马克思和拉萨尔的一次争论[7]。拉萨尔认为，最重要的是让政府为工人把一切都安排好，拨出一笔钱来进行帮助，等等。马克思不同意拉萨尔的主张，他认为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给予真正的帮助，同时问题不在于帮助，而在于工人的自助，在于发展工人运动。列宁同志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也十分重视群众的独立精神。他写过一篇论合作制的文章，他认为，只有那种确实有真正的居民参加的合作社才有意义[8]。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这一争论也与少先队运动有关，因为我们常常对我国少先队运动中的这种独立精神的意义认识不够。儿童们更多地是注意纪律和列队行进。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应当使每个少先队员确实参加这一运动并且尽可能充分表现自己的积极性。小队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儿童独立精神的发扬。儿童们在大的集体里难于开展工作，所以建立了小队这一级组织。发扬儿童独立精神的工作总的说来搞得如何呢？我认为还须大力改进才行。我们往往看重表面工作，而没有给予儿童的首创精神以应有的支持。我当然不是说对儿童可以撒手不管。必须要有领导，但领导不应只着眼于一些琐事，不应只是辅导员才有积极性。 一位老工人曾经描写过他亲眼所见的一件事。辅导员想把少先队带到几俄里外的村子里去帮助农民收割干草。孩子们答应了。他们去了，把活也干完了，农民想留他们吃餐饭，但是辅导员高傲地回绝了。孩子们都累了，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但是这位辅导员说：“纪律到哪儿去了？原地休息！”接着又让大家继续前进。当然，我们要有纪律，但不应该是这种强制纪律。在这里应该找到一种方法，既有领导，另一方面却不是强制儿童，而是发扬他们的内在纪律。 1919年，列宁写了《伟大的创举》一书[9]。他在该书中说，纪律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纪律，它是靠外部纪律、扣除工资、处以罚款、开除和采用警察手段来强迫人们做这做那；另一种71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下卷）纪律则不是强制性的，它不强迫人们去做什么，而是他们自己去做该做的事，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建立在这种内在纪律的基础上。少先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它是未来的幼芽。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织培养未来社会的人，这种人要强壮健康，有坚强的毅力，具有内在纪律，而培养这种内在纪律乃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少先队运动要千方百计发展这种内在纪律，这是很重要的，不过除了这种内在纪律之外，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少先队培养集体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1918~1919年，人们把集体生活理解为，只要大家在一起，这就是集体。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集体的前提是一个安排得很妥贴的组织。过去，建党刚刚开始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指出应该如何建党。他说，党好比一部机器，每个党员好比这部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或齿轮。如果这个小螺丝钉不起作用了，整个机器就会停止运转；要使每个部位正常工作，要使每个齿轮咬合密切，全部机器都能运转[10]。我曾经读过一个工人写的回忆文章，谈沙皇时代一座工厂制造机车的情况。工人们为了捉弄工程师，就拔掉了一个小螺丝。到了机车试车的时候，却开不动了。这位工程师急得手足无措，只好把机车拆开检查，然后又重新安装上。但是两周的时间却白白过去了。工人们这段时期工资照拿，他们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位老工人的回忆文章很能说明问题。它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小的局部会影响到整个组织。少先队运动也是同样的情况。特别重要的，就是要使每个儿童认识到，他是少先队组织这个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或齿轮。在这方面，我们还应大大加强对少先队员的工作。某种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工作，这当然是有的，但他们对此却不重视，他们重视的是红领巾、大操练，等等。有时孩子们还来信说：“我们想成立少先队，可是我们没有红领巾。”我回信对他们说：“问题不在有没有红领巾。”我们俄国人的工作能力很差。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通常都是靠自己的一双手两条腿工作，而组织本身则不够健全。现在的青年应该学会在集体中工作。他们目前还不会有组织地进行工作。要使每个少先队员都有事可做，每个人都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不要三五成伙地游逛，而要一起工作，即使每个人量力而行只干一点工作，但也得去干。 我还想讲的问题是：对于每一项集体工作来说，除了需要知识和能力之外，还要有愿望。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能力不强，成效很大。我今天刚好读完我的一位老朋友克利波维奇[11]的传记。她起初是民意党人，后来和我们一起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她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人。她的突出特点是善于与每个同志相处，对任何工作都能积极去干。她很少在大会上发言，所以广大群众不大知道她，但是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都很了解她。为什么印刷厂能开工？因为她在那儿工作。为什么地下书刊的运送很顺利？因为她做了工作，帮了忙。当时这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因为干这种工作的唯一奖赏就是进监狱。她总是帮助大家，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者都在她家避过难。她是老一辈久经考验的革命者的楷模典范。今天，当我读到她的传记时，我心里想：最好给青年写一本描绘她一生经历的书，因为她过去对我们大家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她对人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每个人与她分手时，都决心加倍努力去工作、去战斗。这样的人，这样的同志，在我们中间是很有影响的。她常常为同志做饭，照顾有病的同志就像照顾自己的儿子一样。她没有架子，有的只是劳动人民的一双灵巧的手。 要想帮助同志，首先自己得有深刻的认识，同时要什么都会干，而不是依赖别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童子军[12]学习。童子军的宗旨是要能从事实际工作，他们自己学习做各种事情而不要指导员的帮助，可是我国的儿童却是什么都坐等现成，指望别人来指导，来帮忙。 我还想谈谈有关学校的问题。恰好在获得知识和能力方面，学校是大有作为的。苏维埃学校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每个少先队员不可缺少的。对旧学校应进行不懈的斗争，而新式学校却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把新旧学校进行过对比。列宁格勒的几个大学生问我：“难道一级学校的小孩子也得有世界观吗？”我讲了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举例说，我们怎么向孩子们讲述影响收成的原因呢？这取决于土、水、肥、种等等。可是从前是怎样讲的呢？柯里佐夫[13]有一首诗，结尾两句是这样说的： 我耕地、播种时敲肤祈祷， 上帝，请踢我粮食―我的财宝。 在这里，用隐蔽的形式向孩子们灌输了一种思想：收成取决于上帝，而不取决于选种。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另外再举一个例子。乌申斯基编的一本教科书[14]，大家认为编得很好，现在还有一些教师常常说：“从乌申斯基的教科书上举一个例子。”应该用这本教科书作范本吗？这本书上有一篇文章：《奇妙的小房子》，文中描写了人体，写得不错，但谈到身体为什么能动这个问题时，就不然了。文章认为人是受灵魂支配的，灵魂离去，人体就死亡。旧时学校就是这样教学生的。而我们则告诉孩子们大脑、神经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身体如何受它们的支配而行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前学校灌输的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而现在正如列宁说的，大家讲的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没有上帝我们也能行。再举一个例子。从前学校里教孩子们的是：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世界，而现在农村的一些少先队员到我这儿来看图片时，他们指着其中的一张说：“这是冰河时代”，―他们已经知道了冰河时代，知道地球的历史了。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过去书上对英雄人物的描写是：抓住奔马，救人性命；挽狂澜于既倒，防堤溃于未然，等等。而现在重要的是在集体中埋头苦干，使整个集体和睦相处，愉快劳动。我们现在要突出的不是个人，而是友好的劳动集体。从前有一个人叫米海洛夫斯基[15]，他写了一部著作《英雄与群氓》，书中描写群氓如何追随英雄前进。他在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北方有一种“模拟”症，患此症者总是情不自禁地模拟别人的动作；群氓也正是这样步英雄之后尘的。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的观点的，马克思经常讲的是广大群众，讲的是团结一致，讲的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别英雄。他认为个人实际上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现在少先队员在学校里应该干什么呢？当然，他们应该学习，要会写字，掌握学校所传授的知识，然后还要学会独立工作，不过这只是他们在校工作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少先队员赞成现代的学校呢？因为现代学校不讲资产阶级学校所讲的那些东西。少先队员在学校里要与其他许多儿童打交道，并且碰到许多不正确的现象。如果少先队员把自己与其他的儿童对立起来，把学校里的各种职务都担当了，把自己视为特殊人物，那就不对了。这样一来，往往使其他一些儿童为了享受特权而想加入少先队，而家长们也劝孩子人队，以便今后好找出路。少先队员在学校里不应使自己与别的儿童对立起来，而要尽量把他们组织起来。当然，具体应该如何去做，您们知道得更清楚，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这种对立现象是很有害的东西。教师在这方面可以给予许多帮助。凡是在这方面作了帮助的教师，今后与他工作起来就省劲些；而凡是妨碍这样做的，就要向他进行斗争。好，同志们，我的讲话就要结束了。通过大会讨论，我们将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弄清楚…… *这篇报告是1927年5月8~22日期间所作。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7年第7~8期）。 [1]学校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观会议干1927年5月8~22日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除了讨论克鲁普斯卡雅的这篇报告和艾普斯坦关于社会教育的报告之外，还讨论了学校少先队工作、城市和农村学校社会工作和辅导员工作等有关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五十位代表了解了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地区许多少先队的工作情况，参观了一些企业、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关。 [2]《列宁选集》第4卷，第698页。 [3]指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 [4]安·格·克拉夫琴柯（1890年生），系二十年代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人员（1925年起任该会副主席），《农村阅览室》、《成人学校》杂志以及《农民报（普及版）》的主编；撰有多本有关政治教育工作问题的著作，致力于克鲁普斯卡雅教育遗著的研究。 [5]参见《我们正面临文化革命》一文注[1]。 [6]“儿童之友”系1924年于俄罗斯联邦成立的一种自愿团体，宗旨是发动社会各界关心保护儿童的工作，消灭儿童流浪现象并组织儿童的校外工作。1935年，随着国内儿童流浪现象的消灭，该团体即解散。 [7]拉萨尔·费尔基兰（1825-1864)，系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德国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时，反对革命和阶级斗争，主张工人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驳了拉萨尔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8]参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97-298页。 [9]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71-395页。 [10]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25页。 [11]尼·米·克利波维奇（1856-1920)，系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90年代曾任教于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 [12]资产阶级国家的儿童组织。 [13]指柯里佐夫的诗《庄稼人之歌》。 [14]指乌申斯基编的教科书《国语》。 [15]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系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
论普及教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普及教育[1]* 普及教育的问题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各国的资产阶级无时不在周密地考虑广大居民的读写能力和教育水平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具有的意义。资本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之所以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并非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关心，也不是由于某些崇高思想的影响，而纯粹是出于生意经。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会影响工业发展的速度。 我国是一个半文盲国家。这一点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只有彻底消灭愚昧无知的现象，只有尽快地实行普及义务教育，才能掌握我们全部的生产力和所有的财富，才能很好地发展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在这里不允许有任何疏忽大意和松懈，也不允许拖拉作风存在。必须在日常劳动中努力完成生活所提出的这一任务。 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的另一件事，就是我们之所以必须尽快实行普及教育，还因为我们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前提条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能建设社会主义，而在这一建设工作中，半文盲状态对我们有很大妨碍。大家只要想一想：我们有苏维埃政权，每一个厨娘都应该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今后苏维埃政权将越来越广泛地吸引工农群众参加管理机关―必须把整个生活加以改造，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愉快，可是我们是一些半文盲。我们的文化水平越高，我们在合作化道路上的进步就越快。我们整个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获得文化的程度。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最近写了不少文章。可是我们普及教育的工作还是进展得很慢。 我知道，困难是很大的，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我知道，这里牵涉的问题不少，经费不够、房屋和木材缺乏等等情况都对普及教育的实行有影响。 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的一个学生（他是一个成年的纺织工人，刚刚摘掉文盲帽子）所写的第一篇文章―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他说：“工人们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因此要学习是很困难的。但是必须使我们的‘恩人’不让我们工作十五小时，这是困难的，但一定要做到。” 必须获得文化，必须实行普及教育。 我想谈两个问题。 必须防止陷人老一套的泥坑。计划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制定学校网的计划[2]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记住，这些学校网很不完善，因为它很少考虑到当地的日常生活、生产和一般文化条件。所以我认为，还必须通过生活来检验所有这些学校网。请同志们原谅我对学校网的怀疑。当我看到各工业省召开的实行普及教育的会议[3]记录时，我发现不只有一个例子可以证实我的怀疑是正确的。从地图上看，到学校去不到三里路，但那里有沼泽和洼地；必须绕着圈子走，这样就有八里地。―从地图上看，离学校只有一里路，可是过桥时很危险…… 所以我建议在安排学校布局的计划时要更多地考虑居民的生活情况和要求。我们还存在着旧时的官僚主义的偏见——轻视居民的主动性，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消除这种偏见。 每一个村子的人都希望本村有一所学校。这当然会把一切学校网都打乱。两里路远的地方有一所很好的学校，可是农民修建一所只能容纳30人的草房子学校；这种草房子学校很简陋，只能维持5-6年。这种做法很不恰当！这是“网”的领导人的看法。可是农民这样认为：村子很穷，儿童没有衣服鞋子穿。冬天室外很冷。让孩子到两里路外去读书不可能；何况幼童根本走不动。走路还要花时间。即或邻近的学校很好，可是儿童仍然是文盲。从目前来看，这是不恰当的。由于后面这种情况，人们就修建了草房子学校……而教育行政部门在一旁看到这种情况就做出决议说：只有那些根据学校网的规定修建起来的学校，才能得到援助；为了预防修建草房子学校，规定只有在省工程师对修建计划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开工兴建。农民抱怨不已。他们之所以修建草房子学校，并不是由于愚昧无知，而是由于没有钱。对于每一项创举都要加以支持，而不应以官僚主义的态度轻率地加以禁止。 请原谅我的话说得过于尖刻，但是旧的作风还束缚着我们，妨碍我们去进行生活要求我们进行的工作…… 修建校舍、聘请教师、解决经费问题以支付教师工资、起码的供应―所有这些都只是第一步。为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地实行普及教育，还要采取其他一系列的辅助性措施来使居民更积极地参加这一工作。 因此，特别重要的是要有计划地进行普及教育的宣传工作。要在农村文化室、农民之家[4]里报告本省、本县、本乡这一工作的进展情况。每一项创举（如穷苦农民利用公耕地来修建学校）都应该让大家知道，写在红榜上，等等。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展开竞赛，重要的是使普及教育的思想成为居民感到很亲切的思想，吸引他们参加这一工作，指出这一工作的必要性。 为了实现普及教育，必须进行集体工作。不是不要群众，而是要和群众一起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写于1926年（更准确的日期难于判定）。 第一次编入《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279~282页）。 [1]党纲（1919年）规定，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及义务综合技术教育。而实现这一要求的第一阶段，就是实行普及的义务初等教育。早在1919年1月，在各省国民教育处长会议上，就已讨论了制定俄罗斯联邦普及初等教育计划的问题。但是，由于国内战争方酣，经济倍遭破坏，饥荒十分严重，因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推迟到了国内经济开始复苏之际。1923年8月，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立即着手拟定实行普及初等教育的十年计划。时隔两年，即1925年8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实行普及初等教育和建立学校网》的决定，并且规定了以十年的期限作为实现这一计划的最大期限（1927年10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了这一期限）。1927年4月13日，授权地方苏维埃在个别边区、县、地区、乡、城市以及条件具备的个别居民点实行初等义务教育。据1927~1928学年的统计，8~11岁儿童的入学率，在苏联已由1914年的大约50％增加到75.7％。 1925~1926年，教育人民委员部公布了三集《俄罗斯联邦实行普及教育的准备工作》，在1926~1929年，公布了四集《普及教育问题》，1928年出版了俄罗斯联邦实行普及初等教育的综合计划。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了上述出版物的一部分版本，其上有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的眉批和统计数字。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民经济远景规划时，认为文化战线的首要任务乃是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开展群众性的职业技术教育，而1929年5月召开的全苏第五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认了党的这一指示。1930年6月召开的第16次党代表大会承认了文化建设的步子不快，提出要加快步伐，并把实行普及初等教育和扫除文盲当作党在近期的战斗任务。党中央在1930年7月2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8月14日先后通过决议，自1930~1931学年起（即比预定时间早了4年），对8~10岁儿童普遍实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并要加速11~15岁少年在一年制和二年制学校义务教育的步伐。同时准备在城市、工厂区和工人居民点实行七年制普及义务教育。尽管当时困难重重（校舍不足，教员奇缺，没有教科书），但是低年级学生数仅在1930~1931学年一年中就增加到250万；1927~1932年的五年间，几乎增加到800万，而到1932~1933学年，则已达到1760万。 [2]指我国一些具体地区的建立学校网的计划。 [3]俄罗斯联邦各工业省普及教育会议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1926年1月20~24日于莫斯科召开的。 [4]农民之家系城市里的一种政治教育机关，其任务是对进城来的农民提供物质服务和文化政治服务，向他们宣讲苏维埃政权为了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采取的政治措施和经济措施。
谈儿童读物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谈儿童读物问题* 1．学龄前儿童读物 学龄前儿童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体呢？ 首先，他是一种毫无阅历的生命体。他还不知道图片上画的女孩能不能跑；不知道小猫会不会说人话；有没有浅色的母牛，绿色的小狗。对他说来，世界是前所未见的，而且正是他力图认识的。 凡是为学龄前儿童写书的人，都应该帮助他们认识世界，而不应把他们引入歧途。因此，学龄前儿童读物应该极其现实，但它同时又不能太狭隘（不应该只讲小猫小狗），而应该反映实际生活。图片要反映大人的劳动和生活，反映不同地位和职业的人，以及乡村和城市的风貌，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扩展儿童的视野，他们对这些东西的兴趣并不亚于杜撰的菲亚仙女，美人鱼公主以及其他胡编的东西。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实际生活中不存在的形象会阻碍儿童的发展。此外，童年的印象将使他终生难以忘却，因此不要让他们受一些恶劣形象的影响，如扑向儿童的恶狼或者妖魔鬼怪，因为儿童会梦见这些东西，不断在眼前出现这些东西。学龄前时期极易播下神秘的种子。 图片要用厚纸粘好，因为孩子们为了更好地认识所描绘的对象，很容易把图片撕坏。 还要考虑到儿童的模仿力很强。所以不要画打架斗殴、丑态鬼脸，等等。孩子们往往会去机械地模仿这些东西。最好画一些大孩子帮助幼童，这个幼童帮助另一个幼童的场面，等等。 至于说引人发笑的东西，那就不应忘了：成人感到可笑的东西，幼童可能感到完全不可笑，因为可笑的东西是一些违反自然的现象的综合，而小孩子还不懂得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违反自然的。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态度都是认真严肃的。对幼儿说来，笑只是欢乐的表示。他们往往问正在发笑的大人：“你高兴什么？" 他们也不大懂得忧伤。他们知道冷，知道饿，挨打时知道疼，但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不大懂得。 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对词语的记忆力特别强。他们能记住大量的句子，整篇整页的诗，很复杂的短语，却不大注意这些词语的含义。为学龄前儿童写书的作家，不必故意迁就孩子的说法，去另搞一套什么专门的儿童语言，表达的形式应该合乎文学、艺术的要求。在这一年龄阶段，应该用一些新词语来丰富儿童的语言，这些词语表达的概念，儿童以后是会懂得的。他们目前感兴趣的只是形式。形式与内容对他们说来是不可分割的。学龄前儿童不允许随便更动诗歌中的词语，他不允许穿浅蓝色衣服的女孩子在另一幅图画上突然变成穿红色衣服的。 儿童喜欢在诗中有重复的诗节，喜欢听别人没完没了地讲同一条狗、同一个女孩子的故事。我们应该满足儿童的这一要求。学龄前儿童喜欢翻来覆去看一本书，他们并不追求新奇。 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为学龄前儿童编写几本装帧精美的优秀读物，数量不必多，但装帧要好，内容能使儿童感到亲切易懂。 2．8~13岁儿童的读物 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已经有了生活经验。他们懂得了：小猫小狗不会说人话，脸盆和刷子不会在房间里打滚。八九岁的儿童是很讲实际的。讲马和狗的故事不会使他们感到茫然。他们已经或多或少能了解所观察到的周围的世界，未来的东西，他们向往那些他们目前还不了解，但企图了解的东西。10-13岁的儿童很喜欢读儒勒·凡尔纳、曼·李德的书，因为这些书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森林之子》、《神秘岛》和各种游记常常使他们爱不释手。另一方面，他们也很喜欢更进一步认识周围的环境：观察动物的生活，进行各种试验，参加一定的劳动。在这一年龄阶段，儿童读物可能成为劳动的工具。《自己该怎么做》―这类题目对儿童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重要的是要告诉儿童怎样两三个人或五六个人一起去工作，告诉他们怎样分工互助。 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对形形色色的人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还不理解，但他们对此又很关心。年龄大一些的儿童开始对动物的故事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人。他们认真地研究各种人及其相互关系。在这方面，儿童读物应该给孩子们一些帮助。对于8?10岁的儿童，儿童读物要塑造一些生动具体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儿童读物应该揭示基本的社会关系。在这方面，童话和寓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然，这种童话不应该是杜撰的，而应该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并能说明一定的社会关系。关键在于选择童话。但是比童话更重要的是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生动的故事。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故事能适合儿童的要求，不要搞冗长的描写和议论，要提供鲜明的形象，活生生的形象。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不大注意形式，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内容和情节上。重要的是典型和情节。儿童们还不会进行心理分析，还不会体察细腻的性格刻画，他们需要的是鲜明的典型及其在情节中的展现。对于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来说，读一些传记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些传记往往写得不符合儿童的需要，没有写出儿童们所关心的东西。最使孩子们爱不释手的传记，就是索菲雅·别罗夫斯卡雅这一类的传记。索菲雅·别罗夫斯卡雅童年生活在一个贵族家庭里，后来离家出走，到乡下一家干酪作坊去干活。她亲眼见到沙皇政府与地主狼狈为奸、欺压人民。她参加革命后，奋不顾身，帮助刺杀沙皇，最后自己被杀害。在这里，性格鲜明完整，人物有血有肉，毫无含混不清之处。主题很庞大，但语言的表达却符合儿童的特点。再比如，某个小镇有一个犹太儿童。贫困的环境使儿童身心遭到摧残，备受凌辱。后来生活发生了变化，这个孩子成了一名医生，他遇到了过去侮辱过他的一个孩子。现在，他已是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了。他们共同回忆起那段往事，猛烈地抨击了旧的制度。孩子们对这种故事是十分喜欢的。 这种故事的情节曲折，基本思想明确，这正符合8-13岁的儿童的口味。 儿童们想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在这个年龄阶段已开始形成自己的道德观。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并不讨厌“带教训口吻的”故事。他们希望作者帮助他们从各种事实中得出结论，而不只是对那些不以事实为依据的简单判断作出孰好孰坏的评论。不过您经常可以听到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们说：“怎么一回事儿，这不是很好的吗？”儿童们不喜欢画他们不了解的人。这个年龄阶段，最危险的是小市民的、资产阶级的道德。他们自己还没有一定的主见，只是刚刚在形成这种主见。他们还不能以批判的态度对待道德价值。 正因为如此，所以学龄前儿童主要应不让他们接触巫婆等乌七八糟的形象，而对8-13岁的儿童，则要防止他们受资产阶级道德、受乌七八糟的社会关系评价的影响。但是，要保证他们不受资产阶级道德的影响，不是通过口头上的批评，而是把它与共产主义道德（体现为鲜明生动、引人入胜的形象）加以对比。在目前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这是很薄弱的一环，需要加强。 学龄前儿童几乎不能画漫画，而8-13岁的儿童特别喜欢笑话。他们也很注意区分哪是坏的，哪是好的。他们还很注意哪些人物和社会关系符合实际，哪些不符合。他们喜欢读果戈里的作品，他们喜欢读契诃夫、戈尔布诺夫的短篇故事，翻阅报上的漫画。他们对能看懂书中的内容，能看出所描写的东西令人发笑而感到十分满意。 在性成熟的年龄阶段，在过渡的年龄阶段，少年儿童在很多方面很难做到以冷静的态度对待自然现象，并且也难于对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出一定的评价。 3．过渡年龄阶段的读物 这一年龄阶段，在其身体发育的影响下，产生了许多以前不曾有过的情感和体验。他开始比较有感情地对待许多问题，对自己和别人的要求都比以前严格。当然，不同的少年儿童有不同的表现，不过这个年龄阶段是最不沉着、最不冷静、最具批判性的阶段。在这一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特别害怕别人的影响，他特别喜欢独处、读书，而不愿与年龄大的人接触（即使他对之很好的人）。这是自立的年龄阶段，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儿童在以前阶段，即7-12岁所获得的知识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概念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一年龄阶段，少年儿童已不满足于对基本类型的人和关系的描写，尽管他们还喜欢读符合以前年龄阶段的文学作品，但他对比较复杂的现象很感兴趣。在自然学科方面，他对繁殖、遗传、变异等问题感兴趣，对大脑的工作也很感兴趣；在社会学科方面，少年儿童最感兴趣的是各种情绪的内部斗争，各种冲突的矛盾所在以及克服这种矛盾的途径；在社会方面，他们感兴趣的是社会结构以及体现在社会结构上的公正。少年儿童对剥削，对社会上各种不公正的现象感到愤慈，因此他准备对这种现象进行斗争，并且想从中找到出路。在这一年龄阶段，在有的不信教家庭里，可能显得突然（大家都会感到出乎意料之外）。有的小孩开始读起福音来了，自己感到不好意思，偷偷地读，或者相反，干脆大摇大摆地上教堂。另一方面，他又深受各种社会小说的吸引，他在探索社会制度的出路。他在这一年龄阶段已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了。当然，过渡年龄阶段的儿童的这些兴趣，他们自己往往意识不到，在这里，很多东西取决于环境。 对于各种道德说教，对于强加的观点，过渡年龄阶段的儿童都极其反感，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种年龄的儿童说：“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小孩子”，“别唠叨，您不说我也知道”。 在成人的言谈中，在少年儿童的读物里，只要他发现一点很小的不实在的地方，他由此就会产生对形式的要求。如果说8-13岁的儿童对形式很少感兴趣的话，那么，过渡年龄阶段的儿童却已对艺术性有要求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却要求读一些严肃的书。少年是不轻信口头上讲的东西的。他要自己进行观察，他要掌握第一手材料。研究的方法最适合他们的口味。 凡此种种，都决定了少年儿童读物的性质。是的，他们什么都想读，而不喜欢对他进行介绍，不过最好还是发给他一本编制完善的图书介绍目录。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11期）。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届第三次会议上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届第三次会议上的演说*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1]的整个报告说明，这次普及教育会议上即将通过的决议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此外，您们每个人都与各地的农民、与广大工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您们知道，劳动群众将把您们的决议当作一项政治决议。 工人和农民对国民教育问题十分关心，十分热情。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引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3年写的《日记摘录》[2]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目前必须特别关心初级国民教育问题，整个国家预算应首先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考虑到国民教育问题的政治重要性，特别强调初等国民教育问题的政治重要性。 1925年1月召开的全苏教师代表大会[3]显示了国民教育的力量，显示了初等教育的力量，因为参加这次全苏教师代表大会的大部分是国民教师。当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和其他许多负责同志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演说，这些演说向群众表明了对国民教育问题的深切关注。 那次大会到现在快两年了。因此现在还说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段时期对这一问题不够重视，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说，在文化领域不可能像在军事领域那样快取得胜利，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我们对工作还是抓得很紧的，但是，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要想取得必要的成果，就必须使全国，使中央各部，还有人民委员会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并协助教育人民委员部开展这项工作。 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决议应该予以通过。但是我反对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在大会上的提案。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普及教育委员会，而又提不出这个委员会应该做什么工作。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目标可能有二：或者是它担负教育人民委员部同样的工作，这样一来，就有两个部门搞同一种工作；或者是它把宗旨定为支持劳动群众在国民教育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巨大首倡精神。 应该指出的是，各地对这种首创精神往往重视不够。常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农民想办学，自己筹集了一笔钱，可是国民教育处却说：“这笔钱太少，办不了一个好学校，还是别办了。”我们都很清楚，对任何首创精神只有千方百计加以支持才对。 工农监察部提议设立的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什么呢？怎样组成呢？它对下面的这种首创精神能否加以支持，并在物质上给予帮助呢？我不知道此事该如何安排才好。如果工农监察部是想设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那当然首先是把这笔基金用于支持居民的首创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较快地推动普及教育向前发展。 在这里，我还应该再一次指出，相信群众，关心群众在日常工作中的创造，是我党的一贯作风。各级国民教育机构和地方执行委员会应该热情关心群众的这种首创精神。如果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那我认为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它还是旧时识字委员会[4]那样的机构，那么，尽管名称改了，不叫识字委员会，而叫普及教育委员会，那它的工作只不过是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雷同，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建立这种委员会。 其次，雅柯夫列夫同志[5]在会上反对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6]。我想谈点意见。教学大纲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问题不在方法，而在教学大纲，即需要讲授的内容。我曾不止一次地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过这个问题，他对教学大纲是极其重视的，我们的教学大纲要培养青年一代具有深刻认识周围生活的能力，具有找到改善这种生活的办法的能力。 我们在讨论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时，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教学方法（议论单元教学法是好是坏）上，而要看它的内容是否合适，即教学大纲是否包括了我们想授予儿童的东西。只谈单元教学法容易把思想搞乱，因为很多教师不喜欢大纲的内容，原因是这个内容是新的，是革命的，所以单元教学法问题容易把他们搞糊涂。问题的实质不在方法，而在内容。当然，如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出面决定应该采用什么教学法，那是不可思议的。要作决定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应该作出必须建立我们所需要的新学校的决定。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个问题上会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诸位委员的大力支持。 工农监察部还有一个提议是我坚决反对的。这就是他们主张把我国学校从四年制改为三年制。我们必须明确，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目前我们不能在许多地区向群众宣布把四年制学校缩短为三年制。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缩短学制（尽管在个别情况下）是行得通的，那也只是说有些地方没有怎么反对而已。我们甚至应该把落后地区的学校延长为四年制。如果我们主张搞三年制，这显然会被人们认为是降低要求，而降低要求则是完全违背群众意愿的。 以特维尔省为例，那里的农村甚至对四年制也不满足。在特维尔省常有这样的事：四年制学校的毕业生带着户口进城去继续上七年制学校。面对这种渴求知识的情况，我们却说无力开办四年制学校，只能搞三年制；我觉得，这简直令人难以理解。 当然，我国不同地区的国民教育状况是不同的。政治教育委员会不久前对各地n岁至35岁的文盲人数作了一个统计，具体情况是：中央工业区n岁至35岁的文盲不到5%，而中央黑土地区的却占2。肠以上，中部伏尔加地区的文盲占23％。由此可见，各地区有各地区的情况。 目前，我们应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首先要考虑每个地区的力量和条件。不应该把经费都集中使用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因为这两地都能筹集到经费；但对沃龙涅什省或唐波夫省这样的省，我们却应该加以帮助，以便把那里的国民教育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人民委员会拨出了一笔专款资助中央黑土地区。对其他地区的教育资助也应女阴比。不能使一种国民教育形式与另一种脱节。不能说我们现在只应关心改善一级学校而对其余的则不闻不问―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发展校外初等国民教育。托尔斯泰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知书识礼的母亲绝不会养育一字不识的孩子。” 要创造出一种群策群力，共同帮助，加强联系的气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即将通过的决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希望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这一决定发布一个相应的通知，各地来的同志应把这一决定当作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向各地汇报，并协助这一指示的贯彻执行。 *演说发表于1926年11月5日讨论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普及初等教育的报告的会议上。第一次全文载于《教师报》（1926年11月13日）。 [1]指安·瓦·卢那察尔斯基。 [2]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421页。 [3]参见《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一文注[2]。 [4]识字委员会于19世纪下半叶建于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等城市，创办者系一些自由民主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主要在成人教育、图书馆工作、帮助自学方面做了大量组织工作、文教工作。 [5]Я．А．雅柯夫烈夫（艾普斯坦）(1896~1939)，系党和国家活动家。1921~1922年任俄罗斯联邦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副主席；1923~1929年任《农民报》主编，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以后，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部长。 [6]参见《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工厂的七年制中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工厂的七年制中学* 工厂附设的七年制中学[1]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单位。工农速成中学是一种临时性的机构，因它需要国家很多钱，而且使精力充沛的青年工人脱离生产，脱离正常的生活。过去由于没有开办七年制中学，就只好使工厂艺徒学校大大延长学习时期，结果仍然是花钱不少。执行节约的制度就要求我们迅速在工厂区开办七年制中学。 这种学校应该怎样建设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谈谈顺利发展这类学校所必需的两个前提条件。 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种学校的教师要具备相应的素养。学校的负责人和教职工必须了解所在工厂的情况，必须了解该工厂所从事的生产，了解该厂的历史、日常生活、文化水平、男女工人所关心的事情。 为此，教师就必须对工厂的情况进行研究，阅读有关的书籍。此外，教师还必须参加全厂大会，出席生产会议，等等。 如果对全厂和厂内生产的情况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就不可能正确地安排学校的工作。 因此，必须给工厂的教师发一些了解工厂情况的详细图表以及必要的书目，向他们介绍共产主义教育学院[2]对教师进行生产培养的经验。 要向他们介绍诺沃兹布科夫中等师范学校的经验和其他师资培训班的经验。 另一个前提条件是，要让工人群众和厂内的行政部门重视学校。工人群众通常是关心学校工作的。必须形成一种习惯，定期就青年的发展问题、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如何通俗化的问题进行调查、座谈。在许多问题上，都要了解群众的意见如何，评价怎样。像学校的社会公益工作问题也应在成人大会上加以讨论，把它与全厂的社会公益工作联系起来。在这样讨论学校工作的过程中，就会涌现出一批直接承担学校一部分工作的工人，如：有的工人向孩子们讲工厂的历史，有的工人领导技术小组，有的讲解机器的使用、介绍产品的质量，等等。 与此同时，还必须让行政部门关心这项工作。它可能不会在物质上白白给予支援，但要让它卖给学校一点废料，拨给学校几间房子作工厂展览室用，准许学生去参观，等等。 要采取各种办法取得行政部门的支持，如：通过党支部、妇女代表施加影响，把问题提到市苏维埃去，把事情公诸于众，出售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刊等等。 至于说到教学大纲（亦即教学内容），那么，七年制中学具有普通教育的性质，也就是说，其目的是授予少年儿童这样一些知识和能力，这种知识和能力是他们今后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必需的。每个少年儿童都要学会读、写、算；都要了解周围的生活，懂得它与全国生活、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生活的联系。每个少年儿童都要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了解人类的历史，懂得地理。每个少年儿童都应知道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基本规律。每个少年儿童应该知道社会发展的方向，应该知道如何建设新生活。 每个少年儿童都应学会有组织地、集体地进行工作，会使用各种工具，等等。 工厂附设的七年制中学不讲授专业知识。 工厂附设的七年制中学按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般大纲[3]进行教学工作，而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的特点是要了解周围的生活，要研究、分析、思考少年儿童周围的具体环境。而工厂附设七年制中学周围具体的现实就是工厂，就是工厂的劳动、工人的日常生活。 因此，要从工厂的生产、生活中补充一些事例来丰富大纲的内容。 下面举几个例子。 假设这所学校附设在一个纺织工厂内，那里纺织、印染各种亚麻布。不言而喻，研究亚麻和亚麻业及其发展条件在这所学校就特别重要。在学习有关农村的内容时，就要特别注意栽培亚麻的地区，注意这些地区土壤肥料的特点，手工加工的特点；比较手工加工与机器生产将占有特殊的地位；占有特殊地位的还有当地农民和工厂的相互关系问题、相应发展榨油业的问题，等等。在进行劳动教学时，要特别注意纤维物的加工，注意纺织的过程，注意对织布机的分析，注意改变织物形状的化学过程，注意花色，注意妇女的劳动条件，注意劳保条件的实施，注意通风设备以及休息的安排，等等。 但是，教员在谈到亚麻业的时候，不仅要讲亚麻种植，还要一般地讲讲土地的翻耕，讲讲每种作物的生长如何受温度、土壤湿度、土壤翻耕等条件的影响。亚麻只是一个例子。关于卫生，关于人体的活动也要一般地讲一讲。打麻车间和染色车间不卫生的环境只作为一个例子。 当然，这种作法还不能算作职业培训，但它却为这种培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这种培训工作进行起来要容易得多了。 并非所有上七年制中学的孩子都要去上工厂学校的。有一部分孩子在学习花色选配、染织、绘图（这些都是纺织工业所需要的）后，他们不想上工厂学校，而想上美术学校了；学生们学了各种织物及其质量特点之后，可能不想上学习如何生产这种织物的工厂学校，而是想去当营业员，出售这种织物；女学生则想去当裁缝，等等。但是不管怎样，学校将培养他们的理解能力和工作能力。 任何一种生产部门都包括许多种职业。全面地研究这一部门，而且研究得愈深刻，那么儿童（少年）就会对各种职业获得一个概念，就会了解这些职业的实质，各种职业的工作特点，这样，他将来就能比较自觉地选择职业。 熟悉工厂、工厂的工作、工人的生活对那些今后不在工厂工作的人也将产生教育上的影响。因为工厂使他们懂得了有计划地组织集体劳动所具有的意义，明白了组织劳动所具有的力量，更加认识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以及他们团结友爱的精神。工厂使他们懂得，人一旦学会了控制自然力就能做出多少事情。工厂使他们懂得了各种自然现象的成因。群众对不久前胜利结束的革命斗争的回忆，将大大激发少年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工厂附设的七年制中学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工厂生活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教育青年一代。 工厂附设的七年制中学应该使少年的劳动得到保护，不要让他们过度疲劳。 机器劳动是很单调的。单调的劳动容易使人疲劳不堪，并且扼杀人的首创精神。例如，纺织工人就存在这种情况。 有些局部任务与总的任务有着有机的联系，我想谈谈其中的一项，即选择儿童图书的事。图书的选择特别重要。对工厂区说来，特别要注意多收藏一些能培养对技术、物理、化学感兴趣的图书。工人要有技术情趣。还要有一些能使儿童了解工人阶级的任务，工人阶级在当代的作用的图书。这种书目前很少。要编印一些这样的书。多少得有一些。 另一项任务就是在学生中开展建立青年技术知识普及协会的活动。 工人区的居住条件目前还很不好。母亲们整天不在家。家长从工厂下班回家后已是精疲力竭。发展全日制的七年制中学是当务之急。但全日制不应是整天读书，而应该合理地安排学习和游戏。特别要注意成立物理、化学的研究小组和培养各种技术能力的小组。 例如，模型小组就特别重要。绘画小组也很重要。在工厂设立展览室早已列人议事日程，展览室可以反映工厂的组织机构，厂内的劳动组织，工厂的历史，全厂的生产情况，等等。工厂学校曾考虑过设立这种展览室，但是，由于领导上人手不足，工作安排不当，以及工厂学校的负担过重，因此工作进展不大。要发动七年制中学的教师、关心学校的工人和七年制学校高年级的学生来参加，这样工作就会有进展。 发展工厂附设的七年制中学将给七年制中学的全部工作注人新的血液，使这类学校获得生命力，而这正是它们所欠缺的。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10期）。 [1]七年制普通教育中学与工业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1925~1934年期间称为工厂七年制中学。这种学校在教学和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让学生一般地熟悉与该校建立联系的企业的生产过程，有计划地在企业进行参观活动，依靠企业的帮助建立校办工厂和学校实验室，在安排学生的教育工作和社会公益活动时尽量考虑并反映企业劳动集体及其社会组织的生活特点。1934年，工厂七年制中学改为不完全中学。 [2]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是党的高级师范学校（1923~1935)，培养中学社会学科教员以及教育学、政治教育工作专家和国民教育系统的领导干部。 [3]参见《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苏维埃和学校公益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苏维埃和学校公益工作*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1]分析了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指出改进苏维埃机关的途径在于进一步吸引广大工农群众来管理国家。这并非是一种新主张，而不过是我国宪法原理的一个发展。 苏维埃学校不是平白无故地称为苏维埃学校的。它是苏联各种组织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我国学校不止是向儿童传授一定知识和熟巧的“机构”，我们苏维埃学校日益成为朝气勃勃的社会组织，它与其他社会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 它还未能完全做到名副其实，但正在逐步做到这一点。去年一年我们热烈地讨论了学校社会公益工作的问题。教师已经成了社会活动家，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没有这一前提，就不能使学校成为用社会精神教育青年一代的中心。发动学校参加社会公益工作又为实现这一目的创造了另一前提条件：社会公益工作可以使学校本身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成为一个社会组织。 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不是说我们只是在发展生产力，建立大工业等等。这只不过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建立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建设还在于把社会本身变为一个按计划、自觉行事的社会组织。社会主义意味着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改变人们的愿望、意向和情感。人也在发生变化，它将成为一个把个人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融为一体的具有深刻社会性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社会主义就是组织群众；要使人民中所觉悟到的东西和适于创造的东西都汇人到组织中去。“先进工人在没有学会组织几千万人以前，他们还不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还没有获得必要的组织知识。组织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要求我们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工作和具备我们现在还很缺乏的相当的知识。”[3]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列宁是多么重视组织广大群众。所以，我们在建设苏维埃学校时，就不能忽略学校应该把儿童培养成新人，培养成社会活动家和优秀的社会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所以说学校的社会公益工作就特别重要，因为通过这项工作可以使青年一代受到社会的教育。 全部问题在于如何组织这项工作。 通过各级苏维埃是组织群众的一种途径。 如果我们认真考虑一下这一道理，那我们就会发现，对学校的社会公益工作也应得出同样的结论。这项工作应与苏维埃的工作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与其他的苏维埃组织并肩前进。学校的社会公益工作如果能与各级苏维埃的工作联系起来，它就不会是偶然为之的工作了。农村的学校与村苏维埃和乡执行委员会关系比较密切，早已走上了这条道路。市苏维埃的情况就比较差了。所以我想谈的正是如何加强学校公益工作与市苏维埃工作的联系的问题。 市苏维埃的各种措施和市苏维埃的工作应该让广大群众了解，连偏远的角落也不要漏掉；同时还应依靠群众的积极帮助。报刊要广泛宣传市苏维埃的各种决定，苏维埃代表要在所在的单位做报告来宣传这些决定。尽管我们知道报纸现在已发行到群众手上，但却不能说读报工作搞得十分理想。尽管代表们常常做报告，但这些报告并非总是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 学校可以做的工作是什么呢？首先，它应关心市苏维埃的工作——在这方面，二级学校、工厂艺徒学校[4]、中等技术学校的工作特别重要。学生在学校的帮助下应该获得明确理解市苏维埃决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学生应负责在家中宣传这些决定，负责在最落后的居民中宣传这些决定，关心读报工作的进行情况，看看大家是否听懂了。 有许多工作是应该由居民去完成的。例如与卫生保健有关的工作，照看孩子，保持住宅清洁整齐，美化环境，安排学校的早餐，帮助合作社，等等。 在这方面，学校可以做许多实际工作。这种工作不胜枚举。 有时有些学校不与其他苏维埃组织合作而独自从事某项社会公益工作，而所承担的任务又是其力不胜任的。 学校应使自己的工作与苏维埃联系起来，只承担能够胜任的那一部分工作。与学校一起进行工作的，还有其他一些组织，学校应该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另一方面，这些组织也会帮助学校进行工作。围绕苏维埃的日常活动（特别是市苏维埃的日常活动）来开展学校的社会公益工作，这是由手工业方式向计划性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向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作用迈出的第一步。要立即实际地完成既定的任务。 *第一次载于《教师报》（1926年10月2日）。 [1]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5月13~20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高涨，号召要特别重视发展重工业，扩大农业合作社并巩固财政。 [2]《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3]《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4]工厂艺徒学校的任务是培养专业技术工人，同时授予七年制中学普通教育的知识。
谈流氓行为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谈流氓行为问题* 农村青年渴求知识，但我们却很少去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于无所事事，他们就游手好闲，养成了流氓习气。我们面临着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要在文化上为广大青年服务。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了解了一下特维尔农村的生活情况。今天的农村已不同于旧时的农村。农村的兴趣变了，农村的要求也变了。因循守旧之风已成过去。农村的各级组织都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工作。妇女代表们从邻村发现了一台地方自治会时期留下的缝纫机，通过乡执委会[1]领来之后，立即成立了一个缝纫小组。农互会[2]开办了一个锯木厂，那台旧机器一开动起来就摇晃，随时都有可能伤害工人。但是他们用这台过时的机器赚了两千卢布，拿去买了一个新机架。乡执委会把一切都油漆粉刷一新，邮局改成了医院，办事员在地里走来走去，用卷尺丈量土地，口里说：邻村正在搞新的土地规划，咱们也得动手了。他们考虑必须马上修一条路通往伏尔加河，以便流送木材；一定要恢复制材厂，等等。农村的要求很高：几乎每家每户都订了报，全体农民都是统消社[3]的社员，都是农业合作社（农民称为“部”）的社员。现在该村有十七个居民点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少先队员所见皆是。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农村的文化服务工作做得太差。学校的玻璃全是破的：流动电影放映队来了，在学校里放映了一场，于是窗子就被打破了。农村阅览室里都是一些从过去地主庄园里弄来的旧书。在乡教师大会上，农民说青年们无处可去，他们想学手艺，可是没地方可学。目前农村的各种组织不少，却没有学习的地方。至多是共青团支部有一间好的房子，而其余的青年却无处聚会，只好在街头巷尾胡扯。结果，附近一个村子的几个小伙子把一个女孩子在谷物干燥室里强奸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干，这几个小伙子平时表现还是不错的，很能干活。这次都判了几年徒刑。没有房子供青年们开会学习之用。十月革命之后到处都成立了戏剧小组，各地都在演戏。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曾说，我国一个省的剧院比全法国还多。青年们当时是多么喜欢戏剧啊！戏剧里充满了力量和激情，它使青年们大受鼓舞！“克鲁普斯卡雅同志，请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想，化装用品都没有，可是我们剧本已写好了。”学校里开始演起戏来。这说明教师的生活已成了苦役，孩子们无处学习。现在，青年们撤出了学校，学校又成了孩子们的天下了。学校可以整天学习了。可是青年们呢？他们没有地方可呆。艺术的组织作用在农村削弱了。流动电影放映队无处放映，没有房子，也无处听广播。农村修建群众文化馆[4]的问题成了一个极为迫切重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村青年的流氓行为势将日益严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村青年在农村无处学习。在特维尔省，孩子们念完四年制学校之后，不分青红皂白，都得到特维尔市去念七年制学校。女孩子们还好办，她们可以替别人看房子，照管孩子，小伙子却没有人愿收留。由于在农村学不到知识，进城的愿望日益强烈。我在莫斯科也看到了类似特维尔省渴望学习的情况。今年，农村热衷于上工农速成中学，而录取的人只有十分之一。于是有的成年人垂头丧气，甚至号陶大哭，因为他们认为上工农速成中学是一生中的大事。他们把自己积蓄的零钱当路费，忍饥挨饿，在街心公园露宿，就是不肯回农村。旧时的农村从来没有像新农村这样尖锐地感到自己的愚昧无知。按老样子过日子不行了，可是又不会按新方式安排生活。不久前，一个上工农速成中学的小伙子对我说：“我们青年农民建立了《走向共产主义之路》农业劳动组合，可是干起活来什么也不会，不知从何下手；于是《走向共产主义之路》就派我来上工农速成中学。我们什么也不会，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他却怀着绝望的心情读了这样的通告，说是工农速成中学名额已满，一个人也不再录取了。 农村的老太婆说：“青年们到哪里去？过去我们学手艺，经常被拧耳朵，终于学到了本事，可现在怎样呢？”这是老太婆们的议论。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农民说：“我们农村的人会干事的很少，但现在的生活、农活却要我们比过去有更大的本事。我们得会做饲料槽，会修理农业机器，会磨工具，等等。” 当我们听到这些谈话时，就不禁回忆起列宁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所写的关于“地方流通的口号”，对于小工业的论述。“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恢复大工业。可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比较认真地有系统地着手恢复这种大工业，我们就需要恢复小工业。”[5]只要我们看一看农村的日常生活，我们就会发现发展小的流通、提高地方手工业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对青年进行职业教育。但是我们还没有做什么工作来发展这种职业教育，在农村进行这一教育。 农村青年有流氓行为，这不好，不像话。但要避免发生这种事情，就得修建人民文化宫，使青年们能在那里学习、唱歌、看电影、听广播、演剧，能在那里有组织地从事艺术活动。目前政治教育委员会还没得到一点修建人民文化宫的经费，而这是极迫切的。 发展农村成人学校以利于识字青年学习，这笔经费是由地方支出的，因而工作进展很慢。 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很慢，尽管共青团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尽管成年男女农民在这方面要求很强烈。 没有中央的帮助，地方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的。农民自己还在观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呢？不久前，平扎省、唐波夫省和撒马尔省的教师向我说明了原委。如果学校、农村阅览室的水平太低，如果学校里的窗户都打破了，如果农村阅览室连电灯也没有，那么，谁也不会来帮忙的。一旦学校里有了书，稍微走上了正轨；农村阅览室的状况有了某些改进，居民就会非常积极地乐于进行帮助。不过对待这种帮助要特别慎重，不要对这种活动进行行政干涉。 需要有一定文化机关的设备，有一定的条件，这样大家就会来帮助，就会热情支持。不幸的是许多地方的设备都很可怜，危楼险房使居民的热情受到挫伤。目前在居民的要求和满足这些要求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青年人比谁都尖锐地感到这些矛盾。 农村青年向往城市，这往往是一部分最积极的青年。城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对他们的关心很差。我们没有地方接纳他们，不能对他们施加任何影响，于是他们就产生了变态的情绪。由于无所事事，因此就产生了流氓行为。这部分青年的情绪不可能不影响城市青年。城市里的青年工人有俱乐部（不管办得好坏如何）可去，而属于工人阶级的青年手工业工人却无任何可以消遣的地方，更主要的是，他们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我觉得，青年中产生了流氓行为这件事，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在文化上为广大青年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摆在共青团面前，成了它的首要任务；这个问题也摆在政治教育委员会的面前，而且不仅是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工作，需要各级党、苏维埃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单枪匹马是一事无成的。 关心农村青年，关心从农村来的青年，关心工人阶级各阶层青年，这是我们目前很薄弱的一环。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6年9月24日）。 [1]乡执委会——指乡（区）执行委员会。 [2]农互会——指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 [3]统消社——指统一消费合作社。 [4]群众文化馆——革命前俄国一种俱乐部类型的文教机构，通常设有图书阅览室，茶馆和剧院，演讲厅等等。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还存在。 [5]《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9~400页。
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 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其方针是向学生介绍周围的生活环境。这些教学大纲旨在以集体主义和团结友爱的精神教育儿童，而这正是苏联社会主义学校所必需的。 国家学术委员会制订的教学大纲已普遍采用。来自乡村的农民常常谈到大纲，偶然聚集在救世主耶稣基督教堂里的群众也在热烈地议论大纲。这些大纲究竟是好还是坏？ 对此还无一个肯定的共产主义的意见。经常可以听到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反映说：“应该教孩子们会读会写，不要在那里变戏法、玩花样，搞什么单元教学[1]。”但是，如果你要问他是否见过或读过这些教学大纲，他会说，既未见过，更未读过，但是他知道，他的8岁的小女儿一点也不会读书。原来如此。要是这位共产党员把大纲找来看看，就会发现那里讲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一年的四季，儿童周围的自然界，水，空气，太阳能和阳光，土壤的特点，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人体构造和生命，保健知识。大纲中谈到了父母的劳动，谈到了周围的人的劳动，谈到了农民的劳动和工人的劳动，谈到了田野和工厂。大纲中还谈到了邮电交通，城市和农村，谈到了商品交换，合作社，苏维埃，农民互助会，革命节日。高年级的学生（11一12岁）通过学习本地区和共和国的情况，就了解了它的经济，了解了苏维埃政权和其他各国的情况。 大纲里是否有孩子们不懂的地方，有他们不需要的知识？无疑，这些大纲不同于旧时的大纲。康·德·乌申斯基是一位老教育家，他对俄国整个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主张在初等教育阶段就必须对周围的生活有一个了解，必须通过周围的具体材料来学习语言、语法、算术。每一位老教师都知道教育上的这一真理。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大纲吸取了乌申斯基的观点，但与乌申斯基教孩子学习的方法完全不同。 区别并不在于乌申斯基认为孩子们应学习读、写和算，而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却否定识字教学。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乌申斯基的教学法在俄国教育界已是根深蒂固，每一个熟悉这种教学法的教师都很清楚，应该怎样把阅读、书写和算术的教学与研究具体的实际联系起来。一切有关培养熟巧的叫嚷，关于不要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而要培养熟巧的叫嚷，都是想让我们回到过去的时代，甚至不是回到革命前学校的时代，而是回到改革前学校的时代[2]。 但是，乌申斯基时代的教学大纲与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教学大纲之间是有霄壤之别的。那时要上神学课，学斯拉夫文，现在则不用了。当时书本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劝告：“孩子们，好好念书吧！上帝不许人偷懒。”现在我们不这样讲了。当时还讲灵魂，它可以飞离人体。现在我们不这样讲了。当时常讲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和露西的洗礼。现在讲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十月革命。当时既没有苏维埃，也没有合作社，只有教堂、沙皇和地主。当时没有沸腾的新生活。 我们采用了乌申斯基的方法，而我们的教学内容却是新的。结果怎样呢？我试引用《教师报》转给我的一位女教师的来信。这封信引人注意的是，它是一位精通乌申斯基教学法的旧时女教师写的。信的内容如下： “我执教农村中学43年之久。我极其热爱自己的事业和学生，但是在过去的学校里，由于教学脱离生活，使我极为苦恼。因此我对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教学大纲很感兴趣，那是不足为奇的。1924年整个夏季我致力于教学大纲的研究。秋季开学时，我即按新大纲给一年级授课。最初几课我就发现，教学与生活有了联系。课堂教学经常进行得生动活泼，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度过。效果极为突出。我校一年级和二年级[3]学生的水平从来没有这么高。在过去的学校里，有一现象使我极为痛心：孩子们人学时兴高采烈，求知欲极盛。但是，时隔两月，生动活泼的气氛荡然无存。而在新式学校里，孩子们在第二学年仍与刚人学时一样生气勃勃。他们的观察力大为提高。旧时学校高年级学生无法说明的周围生活中的诸种现象，新式学校低年级的学生能讲得头头是道。不过我手边没有必要的教科书，也无必要的教具。如果我有教科书和教具，那我岂只是教一个年级！当然，成绩也很快会变得优异得多。” 当然，这位女教师也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位吧？不过，在教师代表大会上[4]，我听到好几十位教师称赞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并讲了他们执行这一大纲的情况。 我知道对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有许多意见。一些没有教育学素养的教师感到大纲很难。特别感到困难的，是因为往往没有教科书、纸和铅笔，没有儿童读物，而让教师们承担了他们以前从未承担过的任务―教学生阅读而没有书，教学生写字却没有纸，等等。我们学校所处的困难条件，自然增加了执行国家学术委员会大纲的困难。 现在，教师总的说来是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了，不过在有些大城市里水平较高的教师中间，偶尔（诚然，不是经常）还可听到这样的议论：“可以向孩子们讲列宁的葬礼，教他们唱《国际歌》，却不能向他们讲革命前还有剥削工农的地主和资本家，因为这些概念是当代儿童不理解的。”这些教师对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也是不满意的。当然，我要重说一遍，这种人为数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人对国家学术委员会大纲的态度。不久前，这些大纲译成了法语。比利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中央机关报《火星》对大纲作了评述。该报对大纲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说：“苏维埃共和国的教学大纲使学校具有了革命性质和政治性质：大纲的这一部分应该坚决删除，因为它破坏了学校的气氛。相反的，大纲的教学部分却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在表述上往往不清楚，这使原文不够确切明了。不过应该承认，这个大纲是建立在可靠的心理学基础上的：它向教师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要激发和发展儿童对周围生活的兴趣；培养学生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和团结友爱的精神。此外，在这一部分都能从教学法的角度来研究本族语、算术、自然学科。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件，因为把自己的观点与别人的观点加以对比总是有益的，即使别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也无所谓。” 总之，摇摆于巴黎教师国际[5]和阿姆斯特丹[6]之间的社会主义教师协会认为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教学大纲从教学法观点看来是值得称道的，但对它的革命精神却咒骂不休。这是很高的奖赏。 去年到我国访问的有许多外国教师―有共产党人，有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有非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态度各不相同，但都一致指出我国学校具有革命精神，学校与生活保持了密切联系，在教学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融洽无间；大家一致赞扬我国儿童朝气勃勃，很有教养。德国、美国等外国教育报刊都对我国学校进行了评价。我们自己倾向于多看我国学校的缺点，少谈我国学校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以偏概全，要把我国学校变为旧时的读书学校，摈弃它的革命内容，抛开它的全部教学法上的成就，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6年6月24日）。 本文所指系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制定的普通教育学校教学大纲，出版于1924~1925学年。这套大纲的主要成就在于：它彻底更新了教学内容，确立了学校密切联系生活和革命改造的方针，力图让学生了解各种现象之间的最重要联系，努力用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儿童，发动他们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在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里，教材不是依靠个别的课程组织起来，而是通过共同的主题来联结的，即通过一组单元材料来联结的（例如：《乡村冬日的生活和劳动》，《乡村和家庭的保健》，《城市的生活》等等）。每一单元主题都从三方面进行研究：1）自然界及其资源和力量，2）人类对这些资源的利用，3）社会生活。 在二级学校里，保留了课程教学，但这种教学也要从属于共同的综合性主题。 我们原以为，采取单元的办法安排教材，可以使儿童逐步掌握并加深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保证他们在各种生活现象的联系中去认识这些现象。 但是1924~1925学年执行大纲的结果，却发现大纲的结构在很多方面有问题：学习个别的单元材料往往使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没有必要的连贯性、系统性和继承性。人为的“联系”往往代替了各种现象之间复杂的辩证联系。“这种单元材料没有揭示现实的、基本的联系，没有扩大儿童的视野，相反，这种人为的单元材料提供的是人为的联系，增加了学生理解现实的难度。”——早在1925年，克鲁普斯卡雅就说了这番话（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3卷，第147页）。 1927年春，发布了新的《统一劳动学校教学大纲和教学法要点》，其中总结了1924~1925学年执行原大纲的经验，在教师会议和教育报刊上对原大纲进行了批判。本文指出了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的教育学价值。克鲁普斯卡雅在本文以及其后的文章和讲话中都着重指出，必须把教学大纲的内容与大纲结构上所采用的单元形式加以区别，不能借口批评单元教学法而否定了大纲的革命内容。 [1]原字为德语，意指变戏法，玩魔术，搞新花样。 [2]指1861年俄国取消农奴制的改革前的学校。 [3]指年级或班级。 [4]参见《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一文注[2]。 [5]巴黎教师国际：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教育工作者团体，存在于1922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其宗旨是团结全世界教师，使他们在为学校民主化而进行的斗争中互相帮助，同时为改善教师物质待遇和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国际教育工作者团体重新组建，采用了国际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的形式（简称国际教联）。 [6]指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国际改良主义工会团体（1919~1945）。
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在全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 （在全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 同志们，最初一段时期，学校工作主要是摧毁旧的体系，既包括内容陈旧的教学大纲，也包括教科书。您们都会记得革命胜利后最初一段时期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当时有人主张：应该把旧的方法、旧的内容和旧的教科书一古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去；当时盛行一种主张，就是学校上课可以不要教科书。当然，在新式学校里，在苏维埃学校里，使用内容陈旧的教科书和教学方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只要看一看“摧毁”时期之后的那段时期，就会发现我们把部注意力都投向了确定教学内容，即确定教学大纲的工作上。不过我觉得，教师代表大会[2]上的情况表明，国家学术委员会[3]制定的教学大纲基本上得到了教师的承认。 有关教学大纲的下一步工作，只是使之简化，更加适用，从教学法上进行更深人的研究而已。但是教学大纲的内容，就一级学校来说，在全苏教师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己完全确定下来了。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一新的内容要怎样才能最恰当、最经济、最简单易行地加以贯彻实行。当然，在这方面必须大力强调教科书的重大意义。 现在再也没有人主张可以不用教科书的了。特别需要教科书的是普通学校。美国人说得对，教科书实质上既包括教学内容，也包括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没有确定时，我们的教科书不可避免地就是某种飘忽不定的东西。现在我们有了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就可以谈得上编写具有固定内容的稳定的教科书了。已经基本确定的教学工作方法就可以用于教科书了。如果我们编写的教科书无论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完全适用于我们的目标，那么这种教科书无疑会对广大教师有重大的帮助。 要了解普通学校教师的工作条件。如果教学中没有教科书，那每天教师们就得做大量的工作，而他们又没有时间。教师如果要取代教科书，他就必须具备广泛的普通教育和教学法的水平。教师手边必须有各种参考手册和书籍。 如果我们看看目前我国普通学校的情况，我们当然就会说，不能指望教师每天都深入地去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由于种种原因，教师是无力去完成这些任务的。视导员的调查和个别同志的巡视，弄清了普通学校教师目前在教学法上碰到的巨大困难。现在完全可以说，教师已经成了苏维埃教师，但是同时还应该说，他们的教学法水平很低，在这方面亟待给他们以认真的帮助。 对教学法水平不高的教师，不能让他们担任难以完成的任务，而应给他们以帮助。帮助的形式之一，就是编写一本在内容上和教学法都适合的教科书，这本教科书能把我们目前认为在内容和教学法上所必需的东西编进去。除此之外，符合这一要求的教科书有助于教师深人广泛地搞好教学工作。 学生也需要教科书。我们在一级学校授予儿童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只能对他们进行一般的训练，而对大多数青年来说，下一步主要是自学。我们要在一级学校就开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阅读的能力，而一本符合要求的教科书乃是培养这种能力的起码的工具。如果我们把我国学校与美国学校加以对比，那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学校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独立分析所阅读的材料的能力。我们对这一问题也应特别注意，从一开始就教儿童学会利用书籍。教科书也应根据这一原则去编写。如果我们翻阅一下我们目前的教科书，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旧的残余。它还带有实验学校即条件优越的学校的痕迹。这种教科书的内容往往很有趣，但是它要求教师做很多额外的工作。如果我们看看普通学校的教学工作情况，我们就会说，教师只能授予一般的观点，因此我们的教科书要写得简单明了，让孩子们感到亲切易懂。内容不应压缩，但形式应通俗易懂，否则，不经过额外的解释，孩子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我听说有人担心这样会降低对教科书的要求。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不会降低、而只会提高教科书的质量。 教科书还应使学生能记住许多事实，随时可以说出这些事实。我们虽然反对死记硬背，把一些不懂得的材料机械地记下来，但我们同时也应指出，学习不可能不以记住一定的事实为基础，这对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很有帮助。如果我们看一看我国的学生，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孩子们能说会道，见多识广，可是基本的事实却弄不清楚。教科书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帮助。当然，有些事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记住的，不知道这些事实就很难进一步自学。特别要慎重的是，一些必须记住的有用的事实，不能采用旧的学习方式，即简单地把教科书背诵下来。 我国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起初是对旧教科书进行修订，使它能适应当时需要。这种做法是完全必要的，尽管当时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可以不用教科书。”但是实际生活很快表明，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在教学内容尚未固定的情况下，编写新的教科书是很困难的，所以在教科书方面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使旧的教科书适应苏维埃的实际。在这项工作中也确实闹了一些笑话，例如把涅克拉索夫“按照自己和上帝的意志”这样的诗句[4]改为“按照咱们庄稼汉的意志”，等等。如果我们看一看经过修订的教科书，我们就会发现，修订后的教科书大多数并不大符合学校的要求。当然，这比没有任何教科书要强得多，因为没有教科书，没有儿童读物，没有任何阅读材料，那就不可能学习文化。即使有一本最简单的读物，这对于没有教科书的学校来说，也是一大进步，因为没有读物显然就不可能学习阅读。这是不言而喻的。修订旧教科书只是权宜之计。 但是，下一步的问题就是编写一本内容新颖、符合教学法要求的教科书。早在1924年，教材编写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编写新教科书的计划。这个委员会认为，教科书不仅应是一种读物，将一些故事和诗歌编入其中；而且它同时还应是一本自学书籍。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比较理想的这类书籍。 我想稍为谈谈一级学校的教科书问题。 对于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大纲，应该说一级学校的大纲比较精练，比二级学校的要明确得多，因此这一大纲还要做大量额外的工作。这一额外的工作份量很重，因此很自然的，一级学校的教科书所要做的工作要比二级学校的多。我认为，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既要讲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又要讲二级学校的教科书，不过很自然的，我们更多地将要谈谈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现在已经开始按专题、按单元教学法来编写教材了。根据我的看法，我想谈谈应该怎样按单元教学法编选材料。最初必须选一些有感情色彩的材料，因为这种材料会引起儿童的兴趣，使儿童关心这一专题。如果翻阅一下我们的教材，往往就会发现开始讲的都是、应用文或者读起来索然无味的故事。因此，正确地挑选这种具有感情色彩的材料是十分重要的。这要求我们非常了解儿童的情况，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关心什么。所挑选的材料要确实能引起学生关心，使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专题上来。当然，有时也可能不是一篇故事，不是一首诗歌，而是一种使孩子们感到激动的有趣的作业，在完成这种作业后，他们就想额外做些工作，想阅读一些有关这一专题的应用材料。但是我认为，应该通过某种形式用这一具有感情色彩的材料先对专题作一说明，因此不妨有时也可以背诵一些诗歌。如果孩子们对这首诗歌有兴趣的话，他们就会记住的，并将会产生某种激情。 接下来谈谈作业。我想稍为谈谈作业的问题。 在我想对教科书问题作些研究的时候，我案头上放着一本乌克兰教材。我翻开一看，书中的作业内容令我大吃一惊。在一篇短文之后，好像布置了十道作业题，而且这十道作业题时空范围之大，孩子们根本不可能去完成它。例如：向老奶奶们、父辈和婶婶们了解过去的情况；调查研究，然后绘制统计表―总之，作业题之多（而且都是很难完成的），连成年人也难以应付[5]。 我认为作业应这样安排：首先，不能一下子就布置十道作业题，应该一个一个地布置。不能一下子让孩子们干十件事。要考虑到他们的力量和能力，等等。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批评列宁格勒市编的教科书把可以在课堂上做的作业布置到课外去做。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我认为可以把作业分为三种：一种是可以在课堂上做的；一种是参照书本，根据大自然的生动情况去做（只是应有一定的标本）；一种是可以在校外做的。我认为，应该把作业加以区分。而目前却没有这种区别（哪些作业可以在校内做，哪些作业可以在校外做）。 现在谈谈在学校里做的作业。我觉得不能轻视与数学和俄语的有关作业。有时，语法作业可能与文艺作品有关。我不禁回忆起我童年的一件事情。我特别讨厌《三棵棕搁树》[6]，因为要对这首诗进行语法分析。我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去了，怎么也记不住这首诗，虽然其他的人很快就记住了。我不久前听说，有一个学校讲完有关列宁的事迹之后，接着把关于列宁的故事与语法练习“联系”起来。这种笨拙的做法和这样的练习只会把事情搞糟，并使具有感情色彩的材料被挤到不引人注意的范围里去了。要善于选择作业。许多学校的作业选得很好，教师都能做到把所学的主题与本族语和数学的材料联系起来。这件事要处理好。 作业也应具有社会公益劳动的性质。不久前我收到基辅市的小朋友寄给我的一包儿童作品。孩子们从他们的课堂作业中编选了一本读物。他们抄写得很工整，还有插图，最后决定卖给家长和一切愿意买的人，每本收费十五戈比。他们用卖书的钱买了一些布给流浪儿做衬衣。这种做法就带有明显的社会公益劳动性质。还有一些从具体生活中取材编写教科书；他们希望这种教科书能出版。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否会出版，不过我感到他们是想使自己所做的工作对其他学校有帮助。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是否应该专门安排一些培养语言和数学熟巧的练习呢？有时连学生本人也有这种要求。列夫·托尔斯泰的教育文集中就已谈到，他所办的学校里的学生们往往患一种“特殊的流行病”：突然全体学生迷恋于书法了，于是好长一段时期全班的书写都很整齐干净。这一时期过了之后，又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完成某种任务的时期，等等。我认为，学生们这种醉心于某项工作的行为，说明他们想获得一定的技巧。所以我看目前学校常常会出现学生们想获得某种技巧的时期，这时就要对他们加以帮助。教科书应该编选一些这种练习。 至于说到校外作业，这里当然需要考虑到家庭环境及学生的生活条件。 我还想谈一个方面的问题：不应布置那种无法由全体学生或教师谁也不能检查其结果的作业。要使每一项作业及其结果都能得到检查。我们教育学生的办法往往不对头：孩子们开始干某一件事，但是没有做完，我们却不对已做的作业进行检查。这样，我们就在孩子身上养成了一种坏习惯，而在高年级去纠正这种习惯，就比一开始对作业进行检查要难得多。此外，既然我们要注意教科书如何布置作业的问题，那就应该指出，作业很少有集体完成的。诚然，教科书也给小组、班级、全体同学布置了作业，但未指明应如何完成。集体主义并不表现在三五人、七八人一起去干某件事，而主要是怎样去干这件事。要大伙一块地去拟定共同的目标，一起讨论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决定怎样分工才能达到目的。要讨论一下是否有必要大家都做同一件事，还是一部分人做这件事，而另一部分人做另一件事，然后怎样把这项工作统一起来。我们所布置的作业对培养这种熟巧很不注意。 此外，还要提供一些带感情色彩的材料。所布置的作业要能吸引儿童，使他们感到清楚明了、饶有兴趣。再者，还要提供一些应用材料，这种材料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扩大他们的视野。我认为这是不应忽略的。我们发现，目前我们的教科书往往成了唯一的知识源泉。教师忙忙碌碌，不能给孩子们讲很多东西，而教科书却是应该对教师的讲授进行补充的。要让孩子们一开始就把书本当作知识的源泉。 我对一级学校教科书的意见就是这些。不言而喻，除了教科书之外，还应有教具。这当然不是指的旧时那种直观教具，也不是指整年挂在墙上的那种狐狸图像。孩子们迫切需要一些带插图的书。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许多学校的所在地往往不通铁路，没有工厂，孩子们（甚至老师）很多东西都未见过。因此，图片、插图就具有很大的作用，它能使他们了解国内和世界上的许多情况。这一点不应忽略。一位女教师在教师代表大会上说，她所在的那个村子，没有一个人见过镜子。所以，插图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作用。当然，应该给孩子们提供一些他们可以使用（锯、砍伐、造型）的材料。这种材料有很大的作用，过去制作教具时往往没有充分为之提供这种材料。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不要过于醉心于这种材料。除了这种材料之外，还应给一些可以扩大儿童视野的插图材料。 随着儿童开始利用书籍，他们就会产生对阅读的渴求。目前迫切需要儿童读物。学生们想读书，少先队员也想读书。少先队组织刚建立的时候，少先队员们什么书也不读，现在他们却极其渴望读书。据说，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市有一个图书馆拒绝接纳的儿童达三千人，因为没有儿童读物。是的，儿童书籍的出版工作正在进行，我觉得这项工作应该抓得更紧一些，因为目前急需书籍。儿童们学会了阅读，掌握了教科书的材料之后，还想读些别的东西。我收到大量的儿童来信，谈到许许多多问题。上星期我就收到好几封信。有一个男孩在信里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让书快一点出版。我们搞过宗教节日活动，玩拳斗双手都弄得脱了臼。”写信的这个孩子叫瓦夏，只有13岁，连他们都看出农村玩拳斗很荒谬。他信中还谈到农民打架斗殴，谈到接生婆的活动——他希望通过读书把这些现象加以根除。 孩子们渴望知识，而我们提供的图书却不够，非常少。还要指出，我们出版的书籍往往对孩子们的程度估计不足。生活本身促使孩子们在思考许许多多问题，旧书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新书往往也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出版的书常常讲的都是一些英勇斗争的事迹。这当然很好，但这并不能完全符合儿童的需要。他们需要那种能使他们产生劳动情趣的书，需要那种能使他们产生技术爱好的书，需要那种能吸引他们，给他们以地理知识、历史知识的书。 令人遗憾的是，这方面的书还非常少。我认为可以把过去出版的地理、旅游方面的书加以改编，把欧洲文学、美国文学、东方文学的作品加以改编，选用其中能使儿童感兴趣的东西，摈弃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举例来说，孩子们非常爱读儒勒·凡尔纳的作品，爱读印第安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往往把印第安人和其他殖民地人民看做没有前途的民族。这些故事多半是用英国资产阶级的观点写的，把印第安人污蔑为注定得受剥削的下等种族。孩子们读这种书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觉察到这一点，不过多少会产生一种不快之感。在改编这些书的时候，要把这些地方都删掉。这是一项重大的工作，工作量非常之大。我觉得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吸收一些人来编书，来编教科书。我们正在发动全体教师参加这一工作。改编工作可能不尽完善，还需进行修订，但这项工作体现了一种很可贵的思想。 不久前我检查了《儿童教育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我们出版过儿童百科全书，但却没有出版过儿童教育百科全书，特别是按综合教学法编写的这种百科全书，因为它有助于儿童了解各种材料。这种主张本身是很有意思的。这项工作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只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极难做到的。但不能因此就放弃了这种主张。要鼓励这种主张。编辑委员会应在该书发起人和其他许多教师的帮助下全面研究这一主张，并且制定一个进一步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总的计划。要成立一个由专家或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小组。这样工作就能取得重大的、有意义的成果。重要的是对这方面的任何主张都要支持。孩子们很欢迎儿童教育百科辞典。我曾经看到孩子们对拉霍斯[7]主编的百科全书爱不释手，逐页翻阅，看里面的插图，等等。当然，我们不是想给孩子们提供拉霍斯主编的百科全书，而是更有用处、更有意义、更好理解的材料，不是什么徽章、旗帜、招牌等等，而是生动有趣、很有意义的材料。同时，一级学校学生使用的百科全书应该是介乎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之间的东西。我认为对编辑出版这种百科全书应加以研究。 现行的一些图书可能有很多疏漏，形式也不可取，但重要的是如何发动大家把工作做好，经常进行指导。目前，在编写儿童读物的时候，要考虑什么样的书才能使当代儿童最感兴趣，使不同年龄、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儿童最感兴趣。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要吸收教师参加这一工作，而且还要吸收图书馆管理员和儿童本人来参加这一工作。从儿童们寄来的东西中，从他们的练习本上，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进行研究工作的，他们是怎样做题、写短文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儿童们对这项工作的兴趣，远比我们估计的要浓得多。 我国急需教科书、教具和图书。这项工作是很迫切的，必要的，因为它对教师和学生都很有帮助。现在大家议论纷纷，说是教学大纲与熟巧的培养脱节，这只是说明教师的负担过重，教学法水平不高。而主要原因在于教师没有时间进行研究。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会议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我还想稍微谈一谈二级学校的教科书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搞得很糟。我们今年了解了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职业教育管理总局[8]向我们提出中等技校的最低知识量究竟是多少的问题。原来，我们几乎不可能提供二级学校所需要的社会学科的书来。当然，这方面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我们要特别重视集体活动、社会公益工作等这类问题，因为二级学校的社会公益工作的范围应该比一级学校的大得多。毫无疑问，集体劳动的熟巧在二级学校要比在一级学校牢固得多。而且，既然我们在一级学校里创造性地进行了编写教科书这件有意义的工作，那么我们对二级学校的教科书编写工作就更应该搞得深人扎实些，特别在社会学科方面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我想谈几点意见。许多同志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教科书必须与教学大纲保持极密切的联系。这个意见是对的。但是，有些发言的同志对教学大纲表示不满，说是大纲份量过重。情况也可能是这样，不过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里谈，而应在教学大纲编审委员会上谈，由该会加以删减。 自学用书（一级学校）是否应编入语言和数学课并使它与单元[9]结合起来呢？我认为应该这样。拿数学作例子来说，我觉得大多数单元都可以提供一些从数学上进行研究的材料，得到一些由生活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材料。我们要揭示其间的联系。这种做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不如此儿童们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学习数学。儿童们要做的许多练习，可以另编成册，作为独立的作业，但是要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让他们做这种习题，为什么他们必须背会乘法表。对语言课也要如此。每当碰到生动具体而且兴味盎然的材料时，儿童们自然就产生了一种愿望，如何更加明确清楚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善于利用这种要求，把它引上学习语言的正轨。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要考虑地方特点。每当翻阅地方文学作品时，常常听到一种意见，就是如果你要研究一个乡村，那就不要超越这个乡村的范围——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离开这个乡村的大门。我认为这样来解释考虑地方特点是牵强附会、很不正确的。所谓考虑地方特点，就是要使儿童能够评价、分析周围的现象，并由此向前发展下去。由周围环境产生的印象可能相当深刻，可能唤起对类似现象的浓厚兴趣，但这决不是说，对别的东西就绝口不提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出发点而已。 再谈一下有关童话的问题。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说，锯末和凡士林是难于消化的食品，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是，难道周围的生活在其研究过程中会仅仅是一堆锯末吗？难道其中没有一点引人人胜之处吗？难道只有童话才是儿童们能够受用的食品吗？童话与童话各有不同。我曾经碰到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子，只有7岁左右，她读过很多童话。这个7岁的孩子问道：“女妖是什么样子？”她确信女妖是的确存在的。当你告诉她，母鸡发现老鹰飞来时，就把小鸡雏拢在自己的翅膀之下，她会问您：“这是童话吧？"她把现实的东西与虚构的东西混为一谈了。 有些童话就是把实际与幻想混为一谈的。童年往往令人终生难以忘怀，而许多童话中又含有一些神秘莫测的东西。儿童日后当然要证实这些东西，他要解开这些神秘之谜，办法是打破旧的看法，因此我们对待童话问题要特别谨慎。当然，如果童话里只谈小狗或小猫，那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因为每个小孩都很清楚这是虚构的，但童话里往往没有这些东西。因为童话里有很多暗示的东西，而所暗示的东西可能冠冕堂皇，实际上对儿童的智力却极其有害。许多民间故事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儿童们很喜欢这种故事，他自己就有这样的体验。如果认为儿童只关心小孩子、玩具和游戏，那就大错特错了。民间故事通常反映的是过去的事；现在生活大大变化了，而这种故事反映的不是现时，而是既往。我们很少从成人生活中给儿童提供一些鲜明的现代形象，儿童们往往在童话中去寻找，而童话里的英雄人物却是小私有者，损人利己的人。 现代的儿童不同于从前的儿童。环境改变了，儿童也在变化，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有农村的儿童、城市的儿童；有来自穷乡僻壤的儿童；有的儿童见多识广，他在国内战争所在地住过，见过很多世面；有的儿童所住的地方却没有经历过这些事。要善于判断、了解这个孩子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有时您问一个孩子喜欢读什么东西，他往往会说：“童话”。但他是否了解通过童话形式向他灌输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往往只是对一些生活情节感兴趣，而我们却向他灌输一些他不需要的虚幻的东西。 现在谈另一个问题。我认为，当代的教科书应该充满共产主义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每句话都要提到共产主义。举例说，有一本二年级的教科书中，布置了这样一个作业题：指出在哪些句子里可以使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个10岁的女孩子坐在那里绞尽脑汁。“共产主义”一词不难找到：“共产主义万岁！”这道题算是做出来了。“共产主义的”这个词就比较难找了。“社会主义”就更不用说了……，“妈妈，什么叫社会主义？”妈妈说：“先别管这个！"“我怎么能不管呢？这是做功课呀！”我当然坚决反对做这种枯燥无味的练习，反对去下定义、抠概念。所谓教科书应该充满共产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这绝不是说我们口口声声都要提到“共产主义”、“集体主义”这些词，而且还要把它用于语法上的各种“格”。要使教科书做到这一点，就要通过歌曲、通过故事使集体主义真正成为儿童放在首位的东西。 我有时看到一些不怎么样的教科书。例如，我记得一个共产党员写的一本教科书。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共产主义”这个词，然而与此同时却明显地散布了小市民的道德观。书里不谈斗争精神、大胆的探求精神和真正的集体主义，列在首位的却是“我的家”、“我的农庄”等等。总之，都是“我的这”、“我的那”。有一位从国外来的同志说到，他从美国到苏联后感到最为惊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美国无时无刻不听到“我、我、我”。而在俄国则相反，大家都说“我们，我们，我们”。例如，孩子们放学时说：“我们今天学了某个单元。”红军战士也好，代表也好，他们总是讲“我们如何如何”。 我认为，这个小例子说明，编写一本书，很可能表面上[10]都符合共产主义准则，可是内容上却充满小私有者精神、小市民习气。问题的关键在于书中是否体现了共产主义风尚。我们有很多书都以共产主义自诩。但是，真正充满了集体主义精神并且以儿童所感兴趣的材料来吸引他们的书，却是非常之少。我认为应该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而且周围的生活又不是那么平淡无奇，不要使人觉得必须在童话中才能做到超凡脱俗。莫斯科市的每个孩子目前肯定关心什么是工会，什么是英国工人的斗争。在解释什么是工会时，可能讲得枯燥无味，但是也可以用图片来说明，使孩子们很快就明白什么是工会。 我还想谈谈有关列宁的问题。教科书中总是把列宁描绘成一位热爱儿童的长老。我坚决反对这种“童稚化”的作法。它歪曲了列宁的形象，把他描绘成“适合”儿童口味的人，这种作法是很不妥当的。难道10岁、11岁的儿童在学校里不了解工人和农民过去生活很苦，就会去参加斗争？为什么不提列宁如何参加他们的这一斗争？要向儿童介绍列宁的真实形象，而不是杜撰的、“适合”儿童口味的形象。 既然我们真想编写一本符合要求的读物，那我们就应该深人观察周围的生活；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量的材料来编写孩子们所需要的书。孩子们在期待！ *演说发表于1926年5月9日。第一次全文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7~8期）。 [1]全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6年5月9日至13日在莫斯科召开。 大会讨论了如下问题：根据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编写的新教科书；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的教学用书；供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教科书；对教科书的卫生要求，学校教科书的供应；儿童文艺读物和科普读物；教师参考书，等等。大会的决议经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批准。大会材料见：《向苏维埃学校提供新教科书》，第7-8期，别姆、斯维尔德洛娃、舒里京等主编．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 [2]指1925年1月11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 [3]参见《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4]指涅克拉索夫的诗《学生》。 [5]指安德烈耶夫斯卡雅和波尼亚柯夫主编的《我们的攀登》。（参见本书《普通学校的教科书》一文） [6]系莱蒙托夫诗。 [7]拉霍斯·皮埃尔（1817~1875)，系教师和词典编纂家，法国大百科辞典（十五卷集）的出版人（1865~1876年出版）。 [8]职业教育管理总局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于1921年，负责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文化部门培养专业技术工人和专家。1930年，由于职业教育机关转隶于有关部门，该局遂告撤销。 [9]有关教学大纲的结构可参阅《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10]原字为法语译音。
论学校的社会公益活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学校的社会公益活动* 在苏维埃学校所应授予学生的各种熟巧中，一个最主要的熟巧就是社会工作者的熟巧，而且这种社会工作者不是单枪匹马地开展活动的社会工作者，而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工作者。 我国是个农业国家，信奉“人人为自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信条的小私有者的心理、小农的心理极为强烈。如果我们想使我国走上合作化的道路，那么除了采取一些措施来促使各种合作制在物质上的繁荣之外，我们还应当广泛利用一切条件从思想上克服小私有者心理。学校应该成为进行这一斗争的一个基地。教科书应该从头至尾贯穿着集体主义精神。要通过教科书来培养儿童这样一种习惯，即处理每一个问题都要从整体的利益出发；处理每一个最简单的和最复杂的问题，都要使儿童能把自己看成整体的一个部分，而这一点我们现在却做得不大好。我们应该学会做到这一点。 另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写了不少文章，提出学校自治应使儿童学会从全班、全年级、全校的利益出发来解决本校的实际工作。自治活动应养成学生齐心协力、共同解决生活所提出的任务的熟巧。我们已经多次讲过，自治活动要能做到使每个儿童都能参加自治工作，使每个人都能担任对集体负责的一定的社会工作。 但是，如果我们局限于在学校提出用集体主义精神进行学习，同时使学校自治充满集体主义精神（尽管这两项任务都是很重要的），那就错了。我们应该教儿童从集体主义的社会工作者的观点出发来对待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 首先应该激发儿童对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深厚兴趣。国家学术委员会[1]制订的教学大纲，就把让儿童正视周围的环境作为其中的一个目标，而且不只是正视。使用这一大纲的方法应该是，它能使学生在感情上受到陶冶。重要的不只是让学生能发现农村里的泥坑和水塘，而是要使他们对于农村肮脏、道路泥泞、坑坑洼洼感到不安。如果学校能使学生关心一切公益的事，这所学校就是办得好的。旧时学校对一切都不闻不问。苏维埃学校却应对一切都关心。 但这还不是全部问题所在。要使学生养成一种积极地对待每个问题的习惯。要把道路平整好，因为路不好走。要使儿童们懂得这件事的意义，使他们为此感到不安。下一步就要考虑：我们全校的人应该做些什么来搞好这件事呢？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对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有一个正确的估计，要制定一个工作计划。可能力所不及，那么是否能获得呢？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体力行不行？怎样把分工搞好。最后得出结论：只靠一部分人不行。应该与谁商量呢？吸收谁来参加这一工作呢？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考虑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善于与别人一起工作，这就是摆在孩子们面前的任务。在这里，要让孩子们自己考虑这些问题，允许他们犯错误，帮助他们从错误中学习。有的学校的教师一下子给孩子们布置一周的社会活动任务，然后再去检查；这样安排工作是不妥当的。教师可以提出倡议，给学生出主意，但他不应该成为主角。任务要由孩子们自己提出，他们要学会考核工作的成绩。宣传多区轮作制是学校常见的一种社会工作。假设教师给孩子们布置了这一任务，周末再去检查孩子们完成任务的情况。这样安排工作是否妥当呢？不妥当。首先要使孩子们自己认识到三区轮作制的害处，对它很不满意，想去干预此事。让他们检查一下自己对三区轮作制和多区轮作制的了解程度，充实一下自己的知识，互相进行检查。要制定工作计划，进行分工。怎样进行检查呢？检查农民关于向多区轮作制过渡的决定，农民是否邀请农学家来讲解向多区轮作制过渡的问题和措施。用生活本身和所取得的成果来检查，而不是向集体或教师形式主义地做一个报告。孩子们看到灭火栓旁边放着一台弄坏了的水泵而感到不安，他们开始修理起来了。检查的内容就是水泵是否修好了，是否可以使用。 善于给自己提出社会任务并且善于集体地完成这些任务，吸收一些新的力量（例如懂技术的成年人）参加自己的集体，善于与关心解决所提出来的任务的其他集体商量办事，所有这些都是学校应该教学生学会的。学校提出来的社会工作的量有多大，这是无关紧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重要的是学校所培养的那种从事社会工作的熟巧。 我国的少先队员也不会做社会工作。他们往往比学校更多地把不计成果的宣传当作社会工作，他们更不会考虑自己的力量和进行分工，他们自以为是，过于自信，不善于与别的组织共事。学校所培养的社会工作熟巧，孩子们也会用到少先队里去的；还应该通过少先队员让大批没有参加组织的儿童也能养成这种熟巧。青年一代将成为善于齐心协力、集体地完成社会任务的社会工作者。 我们要在这方面做工作！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3期）。 [1]参见《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谈七年制学校的历史和文学教学（1926年3月24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会议讨论会的报告和发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谈七年制学校的历史和文学教学* （1926年3月24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会议讨论会的报告和发言） 研究现实情况是二级学校社会课教学大纲的基础。在第一圆周阶段，即七年制学校，不开设历史课，只是进行一些历史方面的参观，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对现实的理解。第二圆周阶段也没有开设历史课，只是对各个历史时期进行一些社会学的评述。 这种作法是否正确呢？我觉得是不正确的。当然，应该以研究现实，研究实际生活为中心。而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历史，完全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现实生活，特别是为了理解现实的发展趋势，理解当代社会的成长过程，理解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要使历史课为实现这一目的服务，就必须对历史与现实分开进行研究。它们两者之间具有极其密切的、有机的、稳定的、内在的联系，但是，两者的教学应该分别进行，否则既不可能对现实进行认真的研究，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可以正确阐明并深刻理解现实的历史知识。这是因为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一方面它必须揭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还得指出一个时代如何为另一时代所替代，以及造成这种更迭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撰写整个历史。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在七年制学校给历史唯物主义下个定义。但是，我们要为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为掌握实际材料打下一个基础。 如果孩子们从一开始就这样研究历史，同时根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不去涉猎全部历史，而主要是了解与当前相近的时代，那么，历史就有助于他们对现实的理解。目前搞的一些历史参观活动，往往是脱离了任何历史时期而从具体的时代中抽出一些史实，堆积在一起让人观看，尤其是一些业务水平差、马克思主义修养浅的教师在教学中更是如此。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我们必须认识到，13-15岁的儿童还不具备任何历史的展望能力，他们把一切都加以现代化——他们心目中的列宁，就是工农速成中学所教的那样。那些对历史时期具有明确概念的人去进行历史参观，这是一回事；而那些对历史没有任何明确概念的少年儿童去进行这种参观，这又是一回事―结果只不过是用离奇的方法往他们头脑中塞进各种历史情节而已。如果历史教学安排得妥当，少年儿童自己就会尽力去联系实际，进行历史与现实两者的自然对比，这样就能激发学生去积极地进行独立思考。当然，要使历史能为说明现实这一目的服务，那还需要在现实和历史的教学中有一定的适应性，需要有一种内在、明确的联系。 必须指出，由于研究现实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七年制学校应把现实和历史的教学分开进行。研究现实的方法不仅是参观实际的情况，而是积极参加实际工作，参加共同生活的建设工作。少年儿童不仅要观察现实，还要积极参与其事。而研究历史则不然，在这里仅仅是研究，而且十分之九是对书本进行研究，对各种文献、文学作品等等进行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也要加以注意。 在第一圆周阶段，应该选学比较接近现实的时期，即从农奴制产生的时代开始，以农民改革为中心，直到现实为止。中心是俄国历史。如果这样安排教学，七年制学校的学生就能比较明确地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2至于8年级和9年级（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的历史教学，它只占一年时间，带有明显的社会学性质。我认为，这样安排是错误的。要了解社会学的各种结论，需要具备明确的历史知识，否则全部教学就会成为一些现成定律的灌输。在讲授社会学结论的同时，只应讲那些特别严谨的东西，这样才可以把注意的中心放到系统地学习历史上去，而且，这种学习应占两年时间。 同时，要特别注意阐明那些与二级学校专业方向有关的历史发展方面[1]。如果是教育专业方向，那么历史课就要阐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教育问题等等。如果是合作化专业，那么重要的是特别详尽地讲述一下各种交换形式，小生产和大生产、手工业等等的相互关系。 据说，教育界有人认为我的建议是复旧。我们的教学大纲不可能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要根据使用这一大纲的经验，不断对它进行修订，使之日趋完善。过去的经验恰好要求我们在上述方面对大纲加以修订。这是前进，而不是倒退。 说到文学教学，在这方面必须坚决而又明确地规定，不能根据当代的小说作品来学习历史，不能根据亚历山大·布洛克的作品来研究埃及，更不能根据艾别尔斯来研究埃及，不能根据安纳托里·弗兰斯来研究希腊，不能根据叶甫盖尼·肖和圣克维奇来研究罗马，不能根据维克多·雨果来研究中世纪。但是，在历史教学中，该时代的小说作品却有极宝贵的价值，因为关键不仅在于研究那个时代，而且还要研究那个时代所创造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世界观和感受体验。 但是，正如历史应为现实服务一样，文学也应为现实服务。 文学不仅是研究过去的手段。文学还是创造新人的强大武器，是巩固一定的感〔情〕体验的武器，是影响人的行为的武器。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确：要放在首位的东西是什么，要唤起的“善良”感情是什么，要憎恨什么和热爱什么。所选读作品的作家应不是沉缅于过去的人，而是能反映具有前途的新生事物的作家。要善于做到这一点。 不能把通过文学作品研究历史时代与研究“风格”混为一谈。研究风格是研究感情作用的手段。这是完全不同的一项任务，它与研究语言、科学和人的行为是密切相关的。 米·尼·[2]所说的凡是被当作普通教育的东西要有一定的条件，这个意见是完全应该同意的。现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大纲中还有很多现在用不着的知识，在这方面当然还应进行大量的修订。我们看到，在升入中等技术学校时必须具备许多预先规定的知识，升入大学时要求的更多。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做法表示同意。 下面再谈谈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有人说，最好闭口不要提“历史”一词，否则伊洛瓦伊斯基[3]编的那套旧教科书又将死灰复燃，教师们还会采用老一套的方法。我认为，事情并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我们要把教科书编写成这样：即使旧时的教师想复旧也做不到。我们应从编写这样的教科书着手，并且同意这样的观点。不过我认为，在目前强调现实与历史联系的情况下，某些人仍在想方设法按伊洛瓦伊斯基那一套来讲述史实的片断。 如果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要讲地方行政长官，这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因为他能够把这位地方行政长官与整个旧制度联系起来，但是，旧时的历史教师如果按伊洛瓦伊斯基的观点来搞“参观活动”，可能会得到很糟的效果。我们曾经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谈过这个问题，他说，由于孩子们忘记了什么是专制制度，因此应该详细讲讲这些问题。可见，我们一般地应把地方行政长官与专制制度联系起来讲。 日阿沃龙科夫同志[4]说，孩子们年龄很小，因此不应该给他们开设系统的课程，开设系统的课程就必然会使这一课程很抽象。我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说法。这并不是说：可以开设很具体的课程，讲得十分生动，自然地得出各种结论。 但是，我们对这种教科书，例〔如〕，特拉赫杰别尔格[5]编的教科书，对各种社会学方面的特拉赫杰别尔格，应比对旧时的历史教师有更多的防范，因为如果出现了用社会学的结论来代替历史时，孩子们所得到的各种概念就会十分混乱。 现在的社会学没有任何生动实际的材料，一般说来，历史并非这样的社会学。 是否有必要把普通的社会科学课程分为两段[6]而把它称为一门课程呢？我认为，所谓两段乃是两门课程的婉转说法，是两门课程的客气称谓，但是对此不必担心和粉饰，不必担心因此会给单元教学法造成什么损失。 问题在于，我们在第二阶段采用的单元教学法不同于第一阶段。我认为，对各个历史时期搞“参观活动”是很危险的，因为只是从历史的某一侧面入手，而不与该时期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察；这样我们就会把各种概念混淆起来。如果某一整体缺乏联系，那在这儿就只能进行一些很肤浅的比较。所以，我认为必须让学生对旧制度有一个概念，而不只是讲个别史实。这是否会脱离现实呢？我认为不会。举例来说，如果在讲授现实知识的同时，让学生学习有关农民、农奴制及其更替的情况，那么，只要我们鼓励儿童提出各种问题，让他们进行比较，这时他们就会从自己对前一时代的理解出发，认识到这一时代如何演变发展成为当前的时代。如果不把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而是无休止地进行历史参观，那是不会有任何益处的。 列列维奇同志[7]也谈到了狭隘的“实践主义”。应该承认，目前的确存在这种东西。你们在我国儿童和共青团里都可见到这种东西。也许这种实践主义是出自生活的需要，其中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但是还是要使它与深刻地理解现实联系起来，而如果我们不系统地讲授以往的各个时代，我们就不可能达到这种深度。当代青年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对各种现象的发生、发展缺乏理解，因此我认为，一定份量的历史主义还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谈谈8年级和9年级。当然，这两个年级学习的史实，应该从现代的观点出发进行研究，应该按目前要求的观点进行研究，但是我认为，如果对历史的全貌不了解，那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这种了解是不可缺少的。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5~6期），据该刊印出。 [1]1925~1930年，俄罗斯联邦中学8年级和9年级实行职业训练，分为：师范、合作化、行政管理等专业。 [2]指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系苏维埃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1918~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和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 [3]季·伊·伊洛瓦伊斯基（1832~1920)，系历史学家，贵族君主派的政论家，承撰官方的历史教科书，该书在革命前俄国中小学广为发行。 [4]Ь．Н．日阿沃龙科夫著有社会学科教学法方面的著作多本（出版于20年代），系学校工作教学法研究所研究人员。 [5]O．B．特拉赫杰别尔格（1889~1959)，系苏联哲学家，二级学校社会学科教科书的作者。 [6]有关教学大纲的结构问题请参阅《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7]Г．列列维奇（生于1901年），系《岗位》和《十月》杂志主编(1923~1925)，文学团体《岗位》的组织人之一。
在全俄学前教育第三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在全俄学前教育第三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 同志们，首先我向您们表示祝贺。同志们，最近我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职业是否适当的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以及培养各个劳动部门所需要的能干的工作人员的问题。可是，同志们，只要我们注意一下科学对不同职业的人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要求对许多种职业来说都是共同的。例如，对于许多种职业来说，都要求具备很强的视觉记忆力，对于另外一些职业又要求锐敏的听力，等等。一个工人具备什么能力，决定了他在所从事的职业方面专业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他在这一劳动领域贡献的大小。因此，只要看一看工人应具备的是什么素质，我们就会自然而然想到我国的学校的状况，我国统一的劳动学校的状况，它授予了一些什么知识来培养工人的这种能力，来培养他们的这种视觉记忆力，来授予他们关于式样、花色的知识，培养他们合理调配几种劳动过程的能力呢？我们给了学生一些什么东西呢？应该说，只要我们一接触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承认，我国学校在这方面给予学生的东西太少了。但是，当我们研究儿童的某种能力是怎样发展的时候，却往往认为，儿童的一切都是天生的，一切都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然而，只要我们认真观察一下某种能力是怎样发展的，我们就会发现，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童年的某种感受。一个小孩童年时玩过各种形式的积木，于是就对造型产生了兴趣，他把一种造型与另一种相比较，然后就会在周围的环境中寻找这种造型，有时我们就看到，他的某种为别的儿童所不具备的能力得到了发展。有时我们又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小孩常常玩小兵，这使母亲很担心，可别让他产生军国主义的思想呀！可是这个孩子玩的却是另一套：让小士兵如何排列队伍，如何互相配合协调；于是，他就从而培养了一种数学能力―排列组合。 由此可见，我们就应当有意识地安排儿童在童年时接触一些什么材料，因为这些东西将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当然，我不是学前教育方面的专家，我常常向我国的儿童学家[2]请教这个问题：从童年起应该明确一些什么东西？给予儿童的应该是一些什么材料？什么玩具才能培养他们的某种能力，激发他们的某种兴趣？我估计，我们这次会上大概也会提出这个问题。 我认为，目前我们当然还谈不上个性的和谐发展问题，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国学校和我国的学前机关应该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培养最大限度地适应劳动的人。这也是我想向这次大会提出的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童年的印象到底如何。儿童是仅仅能接受一些最起码的东西呢，还是也能接受社会意义极其复杂的东西？我认为，那些对自己童年时代记忆犹新的同志，都知道童年时往往能理解许多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我至今还记得我童年时的一件事。有一年夏天，我和妈妈一起到一个地主家去，也就是常说的去做客，因为妈妈以前在这里当过家庭教师。我常常与农村的孩子们一起玩，非常恨这个地主婆，因为她总是把孩子们赶出花园，并且骂个不停。冬天我们离开了这个地主家，走的是雪橇道，我们的车夫把一副拖着空棺材的雪橇撞翻了，我至今记得这个车夫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情景。全村的人都骂地主们是一群恶棍，要把他们扔到冰窟窿里面去。这个情景使我终生难忘。当时我还只有五岁上下。那时一点也不懂阶级斗争，不懂阶级利益的冲突，但是这幅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后来我还不只一次地想到它。我认为，这对我以后理解马克思主义很有帮助，这是我终生难以忘却的一件事。 但是我认为，不能由于我们童年时代能接受一些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就得对孩子们进行有关这些问题的谈话。如果我们对五岁的孩子讲什么阶级斗争，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会扼杀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 因此，每当人们听到幼童们在唱什么有关牧师神甫等人的各种歌曲时，往往产生了一种怀疑：这种做法究竟是否明智；为了使生活中的印象不那样深刻，我们在做法上是否应格外小心？ 我当然是竭力主张儿童应尽可能多从生活中获得一些印象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在幼儿园创造一些条件，使儿童们日后能消化这些材料，那我们走的路子就会更正一些。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能在幼儿园造成这样一种气氛，使孩子们感到在那儿生活很美满，那他们就会留下许多与这个幼儿园有关的回忆。如果我们能这样安排幼儿园的生活，使孩子们能亲密无间地共同完成各种小任务；如果孩子们之间有一种团结友好的气氛；如果他们能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处理每一个问题，我认为，那我们就是为孩子们日后很好地理解这些印象，并从集体的观点来对待这些印象创造了前提条件。这就是我所关心的第二个问题。 下面谈第三个问题。昨天我正好看了我们督导员的一些报告，他们不久前到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莫托维里呼、卡纳维诺等一些大城市作了调查，他们一致指出：这些工人集中地区的女工都深明事理，很懂得学前教育的重大意义。不过，另一方面，由于经费拮据，在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每72000个工人才有两个半幼儿园。在莫托维里呼，每30000工人仅有两个幼儿园；在卡纳维诺，每22000人才有一个幼儿园。女工们迫切盼望开办幼儿园。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当地却缺乏经费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同志们，我觉得这次大会要认真考虑一下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工作，各地最好也与男女工人们一起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全体工人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开办一些简易的幼儿室也好。但是，当我们遇到每72000人仅有两个幼儿园而与此同时女工们却渴望开办幼儿园这种情况时(我们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愿望是国民教育处和女工部[3]进行宣传动员的结果），那我们就该指出，出路就在于：工人们在这个领域也应进行必要的合作，正如在其他许多部门一样。必须让工人们懂得，出路并不在于他们跑到国民教育处去苦苦要求幼儿园收下他们的孩子，因为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幼儿园，所以这种要求不会有任何结果；而是要使他们团结一致，关心幼儿园，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幼儿园网，好让工人们的孩子脱离他们所生活的那种可怕的家庭环境。举例来说，伊凡诺沃-沃兹列辛斯克的居住条件很糟，所以那儿孩子们的处境很坏。必须找到出路。我想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会很好地讨论这个问题并且会找出一个妥当的解决办法来的。我只能粗略地谈一谈：必须团结一致，必须加强合作，至于怎样团结起来，怎样组织起来，您们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因为您们都在地方工作。这个问题很可能在许多会议上都要与男女工人们谈到，因为他们强烈要求多开办一些幼儿园。 这些问题都是最近以来生活所特别严肃地提出来的，也是我想向这次会议讲的一点个人看法的问题。最后，祝大家工作顺利。 *演说发表于1926年3月15日。第一次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6卷，莫斯科，1959年。 [1]全俄学前教育第三次代表会议于1926年3月15~20日在莫斯科召开。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在代表会议上致了开幕词并做了《论农村的学前教育》报告。 [2]有关儿童学问题可参见本书《在第一次儿童学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文注[1]。 [3]指妇女工作处。俄共（布）各级地方党委的妇女工作处建于1919年，其任务是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劳动妇女并发动她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29年，俄共（布）中央发布决定，撤销妇女工作处。
工人大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工人大学[1]* 我国的经济水平已经开始上升，工业日益发展。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也逐渐壮大和巩固。这不仅是指人数而言。我们政治教育工作人员无时无刻不感到工人阶级的需要在不断增长。 例如，今年莫斯科市自发地成立了许多夜校和工人大学。是谁开办的呢？谁能办就办。有一些得到了省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帮助[2]，有一些得到了工会的帮助，还有一些得到了党组织的帮助。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些学校是由于工人们的迫切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经费从什么地方来？国立第二莫大[3]附属工人大学(130人）每月的经费为80卢布，其中30卢布由区委支付，20卢布由第二莫大支付，30卢布由区苏维埃国民教育科支付。但是也还有一些类似扎莫斯克沃烈茨基工人大学这样的学校，它的学员人数与上面差不多，每月的经费却达两千卢布。 工人大学能否称之为名符其实的大学呢？某些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工人大学没有严格的招生制度，到实验教室听课的工人，尽管他们很成熟，但在学习进化论规律的同时，往往还得提高自己的识字水平。这些人认为，这不是“正规的”大学，因为其中开设的许多课程是普通教育课程，而且还经常根据学员的要求和水平而加以改变，“降低”。 在大量夜校中（这种夜校今年办了不少），参加夜校的工人达到84.064万人。工人大学共有四所：罗戈日斯克-西摩诺夫斯基工人大学，扎莫斯克沃烈茨基工人大学，国立第二莫大附属工人大学，十月革命工人大学。这四所工人大学的人学条件比较严格，普通教育课程也开设得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招牌和校名，也没有必要把工人大学与工人夜校严格加以区分。有时有些工人夜校在本区比工人大学更受欢迎。 工人阶级渴望学习、渴求知识，一个最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为工人自学设立高等院校。 并非所有的高等院校对这件事都是同样热心的。例如，国立高等工艺学院[4]行政当局只同意在该院为工人开设一所工长学校，而工人们却想在该学院受到普通教育。 有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欢迎工人们来上学。例如，高等技术学校就为工人开设了学习班。参加工人学习班的有500多人，他们是鲍曼区各工厂的男女工人。学校的教授们担任教学工作，报酬极少；大学生们热心帮助教授，每位教授有两个助手，他们不取任何报酬。学习班每周学习三次，每次都是从晚上七点到十一点。工人们都很愿意来学习。学习班开设普通教育课程，但同时还开设了专业制图，电工学，机械学，纺织学等课程。高等技术学校的实验室一律对工人开放。工人们学习很努力，并能把自己学得的知识运用于本厂的生产。该校与本区各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校的大学生也从而加深了对工人的认识，学会了与工人们共事。一批工人成长起来了，一批红色专家成长起来了。 国立第二莫大附属工人大学的专业方向是自然历史方面的。该校的实验室向工人们开放。为了便于学习，科特斯创办的达尔文大博物馆[5]也开放了。男女工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 无论是夜校还是工人大学，都不给工人任何特权，只是授予知识。 目前，每一所夜校，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附设于高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6]、苏维埃党校[7]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成立的夜校的特色，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它们究竟归谁管辖，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另一方面，工人们也强烈要求学校应认真考虑他们的需要。 我不禁回忆起“幸福”的旧时代，即90年代的一段往事，当时我在彼得堡涅瓦关卡外的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执教。我记得，1895年我们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招生，就是尽可能满足工人的需要。 技术协会[8]《章程》上有一项规定，可以按各门课程办班。于是我们就这样做，开办以下的班：几何班，物理班，化学班，地质学班，欧洲各国人民生活班，俄国地理班等等。然后通告各工厂：某一个星期天，什么时候，教员将讲他们愿意学习的什么课程；接着各班开始报名，谁愿意上什么班就上什么班。不少工人来了，有好几百，把大礼堂挤得满满的。全体教员都很努力，举行观摩课，讲授他们所担任的课程的内容。报名参加几何班的人最多，教员是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工厂的工程师柯罗布科，工人们都知道他参与了工人运动。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卡雅[9]担任地理课（欧洲各国人民生活），她也讲得有声有色……但是，无论哪一个教员都没有明确地说…… 如果说三十年前都能了解工人的兴趣所在（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那么现在就更容易找到这种办法了。现在，只要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工人的要求，就可以创造这样一些自学形式，与工厂建立密切的联系，使工人自学更为容易。 现在，工作才刚刚开始。到夜校和工人大学去学习的，并不是所有愿意去学习的人，而只是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以及工厂保送的（顺便说说，上夜校的不是很年轻的人。例如，国立第二莫大就不招共青团员，只招工龄很长的人）。能上学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而想学习的却是所有的工人。 现在不必忙于去制订一个统一的教学大纲，因为这样会使各个夜校和工人大学失去其灵活性，不能适应工人的要求。目前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帮助各个夜校和工人大学去克服其明显的缺点，弥补其明显的不足。不要用一般大学的章程去束缚工人大学，要制定一种能使工人在教学大纲、教学法等问题上充分反映其意见的章程，能与各个企业保持密切联系的章程。目前我们还未制订出这样的章程。 目前，最主要的，是对已经开展起来的学习运动加以支持，帮助它更为广泛地发展起来。我们不只是在莫斯科看到了工人们这种自发的学习愿望。类似的工人夜大，在托木斯克、斯摩棱斯克、伊凡诺沃一沃兹涅辛斯克等地也开办了起来。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目前只是拟定了一个章程，还没有开办工人大学，不过工人们已经与大学生有了接触。 大学生们开办了收费夜校，去学习的工人们很多很多。省委起初没有把握，不知是否应该允许开办收费夜校，但是工人们是不会同意取消这种自发开办的夜校的。这些夜校的工作开展得很好。 1920-1921年，由国民教育局开设的夜校很快瘫痪了，可现在不同了。一般来说，目前整个政治教育工作的规模更大了，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它。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6年2月26日）。 [1]工人大学成立于1925年，附设在一些高等院校和大型工业企业之内，系为培养工人积极分子而设，学习期限两年至三年。工人大学学员可以不脱离生产而受到普通教育和一般技术训练。到1931年，工人大学即已停办。 [2]省政治教育委员会——指省政治教育工作委员会。 政治教育工作委员会是根据1920年2月23日的命令设立的，附属于地方（乡、县和省）国民教育局。地方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受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总（局长为克鲁普斯卡雅）领导。1930年，该局改组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群众工作部。 [3]国立第二莫大（国立第二莫斯科大学）系1918年在莫斯科高等女子学校的基础上成立的；1930年，在该校的基础上建成了目前的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皮罗果夫第二医学院和罗蒙诺索夫轻化工学院。 [4]指国立莫斯科高等工艺工厂。1926~1927学年改组为高等工艺学院（直到1930年撤销）。 [5]莫斯科达尔文博物馆建于1913年，系А.Ф.科特斯教授创立。科特斯担任该馆馆长，直到1964年。 [6]工农速成中学建于1919~1920年，附设于高等院校之内，其宗旨是培养未受过中等教育的工农青年尽快升人高等学校；学习期限三至四年。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可以优先升入高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存在于1919年至40年代初期。 [7]苏维埃党校系培养党、苏维埃和共青团基层干部的学校，学习期限1~2年。苏维埃党校存在于1920~1934年。 [8]指俄国技术协会（1866~1920)，其任务为促进俄国技术和工业的发展。该会除按口设部之外，还有一个技术教育常设委员会．该会在各工厂企业开办普通教育和专业学校及短训班，召开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会议，出版《技术教育》杂志。 [9]吉·巴·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卡雅（1870~1948）系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校外工作处任副处长（处长为克鲁普斯卡雅），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委员，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政治教育系主任。
论电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论电影* 视觉形象对我们的感染力是极大的。因此，电影就成了影响广大群众（包括青年在内）的最有力的武器。当代电影制作的技术使我们能充分扩大观众的视野。他们可以“目睹”海底的景象，探视地心的奥秘，观察云彩的变化，也可以看到热带森林的景观，还可以领略北极的风貌，等等。通过电影，观众可以看到当代技术的一切奇迹，“亲临”各种各样的工厂，了解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情况。 现代的电影使穷乡僻壤的居民能接触到全人类的生活，不再与世隔绝了。 我们对电影的这一重大意义往往估计十分不足。 电影不仅可以扩大视野，它还是使人们产生很多极其深刻的感受的源泉。 例如，目前正在上映的影片《波将金战舰》。应该看到群众，看到它对群众所激起的巨大热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电影所包含的深厚的教育意义。 但是……电影不只是反映现实，它还可能歪曲现实；它既能培养革命精神和团结友爱的感情，也可以歪曲现实，搞乱人的思想，使人变得很粗俗，养成人们的残暴性格、仇恨心理、利己主义等等。 资产阶级深知电影所起到的作用，所以他们总是利用电影在群众中播下神秘主义的种子，制造民族敌对情绪，使人崇尚财富和权势；利用电影来灌输各种偏见，以此来分裂劳动人民的队伍。 我们应该广泛而又充分地利用欧美电影中的科学影片，就像我们现在所采取的这种做法一样。但是我们更应该拍摄自己的具有革命内容的影片，这种影片要充满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友爱精神和渴望建设光明生活的精神。 影片与书籍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武器，不过影片的作用更大。我们应该掌握影片。我们应该借助电影来把列宁的思想变为群众的财富。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1期）。
第六封信文化和思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六封信文化和思想 假设一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意识到自己是人类进步的可能的或必然的活动家，试问，为了自己这个认识，为了成为真正进步的工具，他应该怎样去做？ 当然他首先应该批判地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学识，对待自己的能力。对于自己学识不足的领域，他应该进行研究，而不是弃之不顾。对于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情，在没有积累足以完成此事的力量之前，最好不要触及它们。这并不是说，因此整个一个活动领域，某个人就不能涉足其间；而是说，当一个人面向某一个领域时，他应该明确地提出并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以我所具备的学识和能力，我究竟能在这个领域做些什么？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可能合理地给自己提出切合实际的任务。 然而，当个人开始接触某一领域时，他会遇到一些彼此似乎相反的论点。熟悉路易·勃朗[1]关于个人主义和社会性或博爱的著名观点的读者，可能由于看到我所赋予的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而怀疑这些书信的作者倾向于这位名噪一时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所赋予的那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我不会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一个实质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字面问题。 路易·勃朗说（见《法国革命史》1847年版第1、9—10页）：“个人已认为人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它使人过多地考虑自己的权利，而不去想到自己的义务，使人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主张自行其是，而不要任何政府。”接着他又说：个人主义“通过无政府主义导致压制”。关于“博爱”，我们从路易·勃朗那里可以找到的与其说是确定的概念，不如说是响亮的词句，不过在给此原则所规定的“人的事业就是按照上帝所创造的人体的式样，去组织未来的社会”这一意图中可以看出，在博爱原则支配下，个人被勃朗视为社会的一种从属因素，如同个别的无意识的人体器官从属于有意识的个体一样。个人主义，按照路易·勃朗的理解，企图把公共的利益从属于个体的个人私利，如果社会性倾向于以社会的利益吞噬具有自己特点的个人一样。然而，个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把社会的利益从属于个人的利益，即他把社会和自己看作是同等现实的，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竞争的两个因素。同样，只有在设想社会不是通过个人，而是通过别的什么东西能够达到自己目标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社会吞噬个人的情况。然而，这两者都是幻觉。离开个人，社会就不包含任何现实的东西。被清楚地意识到的个人利益，要求个人努力去实现公共的利益；社会的目标只有通过个人才能达到。因此，真正的社会理论所要求的不是使社会因素从属于个人因素，也不是社会吞噬个人，而是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融合起来。个人应该充分理解，社会的利益也就是他的利益；他应该使自己致力于把真理和正义纳入社会形态之中，因为这不是什么抽象的愿望，而是他的最符合心意的、利己主义的利益。处在这种高度上的个人主义，会使公共利益在个人努力的推动下得以实现，而公共利益也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社会性将使个人目的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而个人目的也不可能在其他环境中实现。 所以，个人的切身任务，如果他是一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然而，也许可以设想，进步的这两方面条件能够各自单独地实现。可以把个人的发展同个人在社会形态中体现真理和正义这两方面从思想上独立开来，同时，也出现不同的思想家会以不同的方式去解决的任务。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是否应该主要致力于自我修养，不顾其周围的社会形态，而以个人完善作为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是在社会形态完全符合自己要求的限度内去参加社会生活？还是他应该使自己主要致力于从现存的社会形态中为现在和将来培育出尽可能良好的成果，尽管他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形态是极不令人满意的，他的活动也是极其微小的？ 这两种做法，如果各自走向极端，都会导致对个人及其活动的曲解。在树立自己的精神理想时，个人永远不能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全部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条件；因此，个人的理想始终将是也应该是远远高于历史现实的；这样在多数情况下，个人也就似乎有理由脱离社会活动。个人越是有学识，越是完善，他就越是不得不这样做，越是不得不带着枉然的嘲讽神态袖手旁观一切都按常规进行，也就是让具有较低精神水平的人去任意处置。这样的自我完善将等于是社会的冷淡主义。其实，这对其自身也将是矛盾的。当个人能够哪怕是部分地救治社会恶事，而他竟然对此漠然置之，这样的人除了似是而非的思想力量，以及烦琐哲学的、毫无用途的、脱离一切现实的一堆响亮的准则或神秘主义的自我提高以外，不可能在自己身上培养出更多的东西。况且如果这个人所生活的环境，能够使他发展到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那么，这种环境就还不是坏到无药可救的；在这种环境中可以成长起来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直至更多的人，只要使他们具有同样的条件，就是说，只要消除那些束缚人的、令人窒息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可能出现更好的事物，而如果个人看不到这点，那就说明他没有使自己获得充分的学识，只不过是自己觉得有学识罢了。 然而，如果完全适应现存的社会形态，就很容易不知不觉地转向完全把自己从属于这些形态。如果满足于自己活动的越来越少的效果，最终可能会满足于完全没有效果。结果，社会活动家就会降低到令人鄙视的水平，就像在空无一人的屋子里发表激昂演说的雄辩家。如果把要求在自己的活动中不降低到这样的水平之下的个人品德抛在一边，那么个人不仅不能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而且会使自己没有能力去判断，他给社会带来的究竟是利益还是危害，他生活在社会上是作为一个生产者，还是作为一个寄生者。 上述两方面的要求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个人只有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对现实世界，即对自然界的批判，向人表明自己和他人生活的不可逾越的范围，表明那些若加以反对必将陷于荒谬的必然规律。对现实的过去，即对历史的批判，使人充分认识到他和其他所有同时代人立足于其上的必然基础，一个容许实行变革的基础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按其本来面目去认识这个基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使人学会把对进步具有独立意义的人与靠别人思想生活和拥护反动的人区分开来，使人学会区分主要的恶和次要的恶，区分今天的问题和可以留待明天解决的问题。对“现实的我”的批判，可以使人充分估量自己的力量，并且在既不自我贬低也不妄自尊大的情况下确定自己的活动。然而，所有这些批判不是别的，正是个人自身的发展。同时，如果个人不是最迫切地关心社会问题和社会疾苦，如果他的批判不仅仅是从事有益活动的开端的话，这些批判就成为不可能或者不切实际的。 另一方面，只有在自我发展的情况下，在经常检查自己，检查自己的能力、知识、信念以及自己捍卫这些信念的才能和决心的情况下，社会活动才具有人的意义。能力在活动中受到锻炼并且不断增长；生活的经验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知识不断增加信念在斗争中逐渐变得牢固，捍卫信念的能力不断增长。意识到自己应该参加社会事业，这已经是发展崇高事业的开端。个人只有在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下才能健康地发展，同样，只有在参加社会活动的个人自我发展的情况下，才会有有益的社会活动。 正是这点规定了一个界限，如果个人不愿有损于自己品德的话，在参加社会生活时，他就不能超越这个界限。凡是还有可能提高社会利益的水平并使之欣欣向荣的地方，凡是还有希望把人性纳入生活机制之中，唤起思想，加强信念，激起对日常丑恶现象的憎恨和厌恶的地方，—凡是在这样的地方，个人就可以而且应该站到社会进步活动家的行列当中。然而，如果他意识到，在他的周围，庸夫俗子们已经形成单独的个人无力撕破的帷幕；如果一个人为了事业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那些人却根本不考虑社会的需要而寄生于社会；如果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和卑躬屈膝压制官吏们对于国家利益的任何考虑；如果在操练和检阅中由于一致的步调和整齐的队列，军人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人，一个公民；如果社会的集团，去除个人的仇恨、个人的友谊和极其琐细的利益以外，对其他一切都置若罔闻；如果丑恶现象在社会上有增无减，而懦夫鄙徒对之熟视无睹或屈膝逢迎，—那么，一个理智的、有觉悟的，但无能为力的活动家就只好躲开这个帷幕……如果可能的话。为了制止哪怕是极小量的社会的丑恶，他的力量也是不够的，（不过）他至少可以不把自己的力量用来承袭或增加丑恶。在社会的愚钝之中，他必将加入我在前一封信中提到过的那些平凡的进步传统保存者的行列。也许会有一天他将有可能参加社会生活。如果这一天永不到来，那他就把真理和正义的传统转交给下一代，这个传统对他来说只不过停留在他未能或不善于将它实现的意识领域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单是他没有向普遍存在的丑恶现象屈服，没有变成丑恶现象的工具这一点，就已经是一种功绩了。另一个具有更好的理解力、更坚强的毅力、更大的能力的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会成为一个积极的活动家，也许会进行斗争，即使不能取胜，至少也给别人做出斗争的榜样。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即使在同一时代，同样环境中成长起来，有时也会有人构成例外，他们有本领避开普遍存在的丑恶，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丑恶，保持纯粹的个人生活。 但是，一旦出现了活动的可能性，一旦在社会中有了斗争和生活的因素，有学识的人就没有权利逃避这个斗争。尽管在泥泞的洼地中寻找道路是多么令人厌烦，可是仍然需要去寻找。尽管在千百个半开化的拥挤的人群中，从100个人当中发现一两个能够接受生活召唤的人是多么使人劳累，不过还是必须去发现。可以预料，会有很多挫折。甚至那些看来能够接受新鲜思想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也往往屈服于懦弱和猥琐的动机，而去追求一块肥肉，或是沉溺于响亮的词句而牺牲事业。许多人落伍了，许多人溜掉了，还有更多的人，有时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由于个人之间的争吵，而放下了旗帜。先进思想以及为了先进思想必须进行坚决斗争的鼓吹者们，当他们在激烈的现实环境中看到了这些思想之后，反而对那些在字面上显得如此美妙、如此温良、如此无害的东西害怕起来，背弃自己的过去，与过去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与过去自己的追随者分道扬镳，变成滑稽可笑的、孤独的、爱发牢骚的人，变成平淡的、怯懦的、微不足道的人。也会有因个人利益而背叛自己过去的赤裸裸的厚颜无耻之徒。斗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会起变化，有时，进步保卫者的队伍似乎越来越壮大，越来越不可战胜，但是，可能忽然会发现，这不过是假象，只要击溃两三个先进的活动家，就足以使那些进步的假卫士们躲藏到各个角落里，背叛或者抛弃旗帜。所有这些，当然都非常令人憎恶，令人愤慨，然而，倘若进步的斗士只是凯旋，那他们的事业也就过于容易了。为了斗争的成功，终究只能在现实历史进程所赋予每个人的环境中进行活动。人们只能用这样的武器即在这个环境中，对目前面临的这种战斗最适用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只有认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人，才有权退到一边。如果谁感到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当他有某种可能去扩大活动范围的时候，他在道义上就没有权利把自己的能力消耗在细小的个人活动的范围内。有学识的人，随着自己学识的增长，应该更多地偿还人类为了他的学识所付出的代价；因此，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去选择只有他才能从事的广阔的社会活动范围。 由此产生了使自己弄清下列问题的必要性：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哪些因素是行动的基础，哪些因素是活动的工具？哪些是有些活跃但是实际上已经死亡的形态？哪些是活生生的力量？ 需求决定着有机界的各种发展过程，决定着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它是人的生理学和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也是解释任何历史现象的必然的出发点。凡是意志起作用的地方，在其作用的基础里就存在着需求；因此，历史现象的一切因素都可以归结为个人的各种需求。需求是人群所共有的事实，不过，由于不同的个体有着各种不同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结果，需求所引起的欲望也是各不相同的。这里，可以指出两类不同的需求。 第一类需求是一切有生命的物体所共有的，它引起无意识的或微弱意识的反射活动，引起适应环境的简单技能，发展动物的各种本能，在人类社会里则引起所有那些我们称之为习惯的行为，所有那些在人的生活中属于传统的东西，所有那些机械行为的东西。人在这样做的时候，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为什么他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对于这些做法，他只能做出这样的解释：“我习惯这样做”“就该这样做”“过去都是这样做的”，或者“通常都这样做”等。我已经说过，这一类生理的和习惯的需求，使各种动物互相接近，在这方面，人和其他脊椎动物或非脊椎动物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在非脊椎动物中也有表现这类需求的最令人吃惊的例证，比如在蚂蚁和蜜蜂的社会，以及在其他与它们相近的动物中。这些需求是社会生活中最牢固的，甚至可以说是最自然主义的因素。它造成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那些经济的和统计学的不变规律，以及国家的自然条件与其文明的相互制约。它引起最初的技术，从而也形成最初的知识；在它的影响下，如同其他动物一样，发生了人们最初的互相接近。来源于此的社会生活已经是文化的生活，于是，离开需求就难以想象的人，如果离开任何文化，也就更不可思议了。与昆虫和脊椎动物的其他某些同类一样，人属于文明的动物之列。 随着最初的个性化爱好的出现，第二类更复杂、更多样、不太普遍的需求也进入有机界。这类需求只是以某种程度上的固定形式在高等脊椎动物（鸟类和哺乳类）出现的；即使在这些动物中，也仅仅是在某些科、某些属、某些种类的生物中才完全形成；这类需求显然是在任意的选择之中，在各种各样的由喜好或厌恶引起的激情之中，这些激情不可能简化为对变化无常的爱好的共同需求，这些爱好，在完全相似的情况下，可以从完全的冷漠态度转为不可遏制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则可以使个体忘记保全自己，压倒其他一切需求，有时引起完全是疯狂的举动，有时是处心积虑的狡猾行为，在人身上则表现为英雄主义或犯罪行为。第二类需求在个人的隐秘生活中起着广泛的作用，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起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因为个人短促的生命使个人即使处于极有影响的地位，也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留下自己明显的激情，何况激情因人而异，变化无常，在同时并存的许多个人的各种激情中，这些影响大都互相抵消了。 生理的和习惯的需求可能会把任何文化变为永远不断重复的蜂巢或蚁蛭的形态。激情上的需求可能会引起个人的悲剧，然而却不能创造历史。历史只有在思维活动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历史还取决于一种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只有在人身上，只有在世世代代的苦难所培养的卓越学识的、为数不多的个人集团当中，才能产生。这就是进步的、历史的需求，发展的需求。 最初的技术和最初的利益考虑就已经表现为思维活动，不同社会的文化随着社会思想的发展而变得多种多样。在思维活动的影响下，需求不断增多，爱好不断变化；各种考虑引起一系列排斥直接爱好的相应行动；以激情和热情形式出现的爱好本身，不是直接满足爱好，而是针对爱好本身。于是，思想便将各种爱好进行比较，满足激情活动。最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思维的批判不是把它们按思维批判所具备的优点加以分类。另一方面，思想本身则变成心爱的目的，唤起激情；设法满足这种为了把思想成果的激情变成一种新的、纯属人类的、最高尚的需求。使思想作为引人入胜的目的，作为未知的真理，作为一种希求的精神财富而日臻完善的过程本身，则变成个人发展的需求。在不断进行批判的情况下，面对作为一般目的的发展，所有的需求和爱好分为好的爱好和坏的爱好、高尚的需求和低级的需求，并具有各不相同的前景。产生了不计得失的对真理和正义的需求：创立了科学和艺术的原理。产生了给自己提出生活理想，并且通过精神生活使之体现出来的需求。人逐渐变得能够抵御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需求，完全醉心于思想、观念、生活目的甚至幻想，为此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而且往往甚至连想也不想去批判它。一旦思维活动在文化的基础上以科学、艺术、精神方面的要求来制约社会生活，文化就转变为文明，人类历史也随之开始。 一代人的思想成果，并不只是以思想的形式传递给下一代。这些思想成果可以转化为生活习惯，转化为社会传统。对于以这种形式获得这些成果的人来说，起源如何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人类来说，最深刻的思想，如果是习惯性地或按照传统不断重复的话，那它比起海狸和蜜蜂的习惯性动作对于所有的海狸和蜜蜂来，并不是更为高级的现象。第一把斧头、第一个烧制陶罐的发明，是原始技术思想的巨大成果，然而，现代人类使用斧头和陶器，就像小鸟筑巢那样自然。第一批新教徒远离五光十色的、富丽堂皇的天主教堂，聚集在自己的传教士周围，在明确意识到的思想的影响下进行活动；但是现在他们的大部分后代在天主教堂做礼拜，这是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是在这样的教堂听同样的布道，正如鹳雀迁飞归来时，仍旧落在去年它曾落过的屋顶上一样。甚至在人类思想更高级的领域，也是重复着同样的现象：今天的教师和今天的学生重复着阿基米德关于平衡和杠杠定律的思想、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的思想、普鲁斯特关于化学定比定律的思想、亚当·斯密关于供求规律的思想；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是依据教育传统，就是说，过去这样教，现在也这样教，并且应该这样教，而不是由于从实际出发的、独立的智力上的需求，这种需求在现阶段必然把人引向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正好得出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答案。应该设想，海狸把树木放倒，剥去树皮，流运树木并构筑巢穴，这也是由于类似的教育和技术的传统。一般说来，以习惯和传统形式出现的父辈文明，不过是其后代生活中的动物性文化的因素，新的一代的思维应该批判研究第二个发展阶段的习惯文化，以便使社会不致陷于停滞，以便从继承下来的习惯和传统中，识别出那些能够提供在追求真理、美好和正义的道路上进一步开展思维活动可能性的习惯和传统，而把其余那些陈腐的东西抛弃，以便创立一种因思维活动而生气勃勃的，作为新的文化体系的新的文明。 在人类的每一个世代中都重复着这种情况。每一代都从自然界和历史得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习惯和传统的需求和爱好的总和。每一代都以继承下来的社会设施、手工工艺以及陈陈相因的技术来满足这些日常生活的需求和爱好。所有这一切构成这一代的文化，或人类生活中的动物性因素。但是，在从任何一种文明继承下来的习惯中，都包含有批判的习惯，而正是它引起历史的人道因素，引起发展的需求和由这种需求导致的思维活动。对科学的批判可以使世界观包含更多的真理；对道德的批判可以在生活中更广泛地运用科学和正义；对艺术的批判可以更完善地掌握真理和正义，使生活更加和谐，使文化更富于人的优雅。在社会中，在多大程度上文化因素占优势，而思维活动受压制，社会就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蚂蚁和蜜蜂的组织，尽管它的文化多么灿烂；这不过是需求和爱好在程度和形式上的差别而已。在社会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强有力的思维活动和对自己文化的批判态度，社会就在多大程度上更为人道，更独立于低等动物，即使由思维活动，由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所引起的斗争造成了可悲的情景，采用了社会革命或思想革命的武器，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只有通过暂时的骚动和混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取得对大多数人未来安定和秩序的更好保证，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当色拉西布洛斯[2]率领雅典逃亡者返回雅典去发动祖国暴乱，起来推翻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治时，他无疑掀起了骚动和混乱。当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和18世纪的现实主义者发动了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时，他们在学校中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在思想界造成了惊人的混乱。当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脱离宗主国时，这显然是一场暴乱。当加里波第率领他的千人红衫志愿军来到西西里岛沿岸时，根本看不到对秩序有丝毫的敬意。当达尔文推翻了物种不变的偶像时，他打乱了植物界和动物界的分类，破坏了它们的基础。然而，为了雅典的自由，为了欧洲的新科学，为了北美共和国的政治思想，为了推翻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为了对有机界发展的辉煌的总结，付出某些混乱和骚动的代价是值得的。 社会的文化是历史为思维活动提供的媒介物，它必然制约着思维活动在现时代的可能性，其必然性与任何时候自然界的不变规律给思维活动造成的限制一样。思维是使社会文化具有人的美德的唯一活动者。受文化制约的思维的历史，与在思维影响下不断变化的文化的历史相互联系，这就是文明的全部历史。只有那些能够在相互作用中阐明文化和思维历史的事件，才能写进合乎情理的人类历史中。 需求和爱好由自然界或者由文化产生，并引起社会形态的形成。把真理和正义纳入社会形态之中，这是思维的任务。自然界赋予社会形态的东西，思维无法加以改变，只需注意就是了。思维不能剥夺人对食物和空气的需求，不能消灭性欲，不能不让小孩和大人一起生活，不能改变人是传播思想的必要工具。然而，一切由文化带进社会形态的东西，则应该受到思维的批判。在进行思维活动时，文化应该作为一种历史产生的媒介物，而不是作为一种不变的规律来加以考虑。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不同时代的文化，那就不难发现，文化的最基本的因素是如何变化不定。然而，对于那些生活在某种文化统治时代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提供了任何人都只能在其中进行活动的环境，任何人都没有可能把自己活动的环境改变成另一个样子。天然的需求和爱好在思维批判的作用下可以产生出现有文化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真理和正义的社会形态。 这样，我们就面临一项进步的任务：文化应该由思维来加以改造。我们面前就出现一个唯一的、现实的进步活动者：衡量了自己的能力并且确定了自己所能承担的事业的个人。思维只有在个人身上才是现实的。文化只有在社会形态中才是现实的。因此，具有一定能力和要求的个人和社会形态仅仅是相对并存。 [1]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译者注 [2]色拉西布洛斯：雅典著名的统帅，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10年把雅典从三十僭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在公元前388年科林斯战争领导一支雅典海军部队时被杀。——译者注
第五封信个人的作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五封信个人的作用 我在以上两封信的结尾中得出同一个结论。如果社会摧残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它就会面临停滞的危险。如果社会文明变成纯粹是为数不多的少数人的财富，那么这种文明无论怎样都将消亡。因此，无论人类的进步多么微小，但已经取得的进步完全是靠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人取得的：没有他们，肯定不会有进步；没有这些人传播进步的愿望，进步也是极不稳固的。由于这些个人通常都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看作是有学识的人，由于正是为了他们这些人的学识，付出了我在上封信中讲到的那些巨大的代价，因此，正是这些人在道义上有责任偿还进步的代价。这种偿还，就像我们已经讲过的，在于尽可能使大多数人享有生活上的福利，使大多数人达到智力和精神上的发展，使社会形态具有科学和正义的形式。我们来谈谈这些作为人类进步唯一工具的个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社会进步不会像莠草那样自然成长。社会进步不会像纤毛虫在腐败的液体中那样繁殖，也不会像空气中浮动的胚胎那样繁衍。社会进步不会作为某些神秘思想的结果而突然出现在人类当中，关于这些神秘思想，40年前就有过许多议论，而现在也仍有不少人在谈论。它确实是思想，但不是神秘地存在于人类中的思想；这种思想产生于一个人的头脑中，并在其中发展，然后从这个人的头脑传到其他人的头脑；随着这些个人在智力和精神上的成长，它在质量上不断提高，随着这些个人在数量上的增加，它的数量也不断增长；而当这些个人意识到他们志同道合，并且决心采取一致行动时，它就变为一种社会力量；当这些个人把这种思想融入社会形态之中时，它便取得胜利。 如果一个人仅仅谈论自己是如何热爱进步，而不愿以批判的态度思考一下怎样去实现进步，那他实际上就是从来不希望进步，甚至根本不是真心希望进步。如果一个人认识到进步的条件，然而袖手旁观，坐等其自行实现，自己则不去花费力气，那他就是进步的最坏的敌人，是进步道路上最可憎的障碍。应该向所有那些埋怨岁月的蹉跎、世人的渺小、社会的停滞和反动的人提一个问题：你们自己，你们这些盲中之明者，弱中之强者，你们为促进进步做了些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力量薄弱、缺乏才干、无用武之地、敌对的情况、敌对的环境、敌对的人等。他们说，“我们算什么活动家呀！教也没把我们教好，给杂志写篇文章也写不出来，老天也没赋予我们预言家的辩才，同时，职位卑微，有时还根本捞不到，祖先也没留下财产，而挣的钱只够混个半饱。假如既有财产，职位又高，又有才干，那我们就会大显身手”。 我说的不是那些一辈子都为生计而挣扎的人。我在上一封信里谈到过这些人，他们不应受到任何非难。如果进步与他们毫不相干，使他们得不到任何发展，那么他们只不过是进步的牺牲品。如果智力的发展触及他们，如果对美好事物的意识点燃了他们对谎言和罪恶的怒火，而环境却压制了这种意识的任何表现，并使他们的生活局限于为谋生而操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保持了人的尊严，那么他们以自己为榜样，以自己的生存为榜样，他们仍然是进步的最坚定的活动家。在这些没有做出辉煌业绩的人类的平凡英雄面前，就历史意义来说，那些最伟大的历史活动家也显得黯然失色。如果没有前者，后者也就永远不能实现自己的任何一项创举。正当那些出众的英雄们为争取美好的事物进行斗争，并且常常在斗争中牺牲的时候，平凡的英雄们，尽管条件不利，却在社会中保持着人类尊严的传统，维护着对美好事物的意识；而当一百个伟大活动家中有一个得以实现自己的想法时，他会忽然发现，在自己周围有一批坚强的、在劳动中经受了锻炼、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的人高兴地向他伸出了自己的双手。在任何伟大的历史时刻，正是由于这些平凡的英雄构成了改革的基础。他们在自己身上保存着未来的全部可能性。如果社会上没有这些人，任何历史进步就会马上中止。这种社会如果继续生存下去的话，在精神方面就会和其他社会性动物的生存毫无差别。 然而，这些坚定的活动家仅仅包含着进步的可能性。由于十分简单的原因，实现进步的任务永远不属于也不可能属于他们：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刚一着手去实现进步，就会饿死或者丧失人的尊严，而在这种情况下，他都将从进步活动者的行列中消失。实现进步的任务属于那些摆脱了谋生重负的人，这些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都能在人类中实现进步。 是的，任何一个。请不要再说什么缺乏才干，缺少知识。为此既不需要特殊的才干，也不需要渊博的知识。如果你们的才干和知识足以批判地对待现存事物，认识进步的需要，那你们的才干和知识就足以把这种批评和这种认识加以实现。只是不要放过生活确实为此提供的任何一个机会。即使你们的活动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所有物质都是由无限微小的粒子构成的，最巨大的力量也是由无限微小的动力集成的。由于你们的活动而带来的益处，无论你们自己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做出正确的估价：它取决于成百上千的各种情况，取决于难以预见的大量巧合。最美好的意愿往往导致极恶劣的结果，正如乍一看极不重要的行动可以发展成无可估量的后果一样。然而，我们能够不无根据地预期，如果我们给予一系列行动以同一趋向，我们得到的结果将不会与此趋向完全相反，尽管只有当某些行动恰好遇到合适条件时，才会显现出这一趋向的明显效果。也许，我们看不到这些效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尽力去做，效果一定会有的。耕种土地和播种的农夫知道，许多种子会死去，同时，他也无法使田地免受践踏，免除歉收，以及夜晚免受猛兽的侵扰，但是即使歉收，他仍然继续播种，仍然期待未来的收获。如果每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始终积极追求美好的事物，那么无论他的活动范围多么狭窄，无论他的生活领域多么狭隘，他仍然是一个能起作用的进步推动者，他将能够偿还为了他的发展所付出的那一份巨大代价。 难道真的存在什么微不足道的和极其重要的活动领域吗？人类在哪些领域有权垄断进步呢？文学家？艺术家？还是科学家？ 请看这位进步派文学家，他以华丽的辞藻论述社会的福利，而同时却更加巧妙地剥削自己的同伴，或者说，他通过自己，使他似乎为之服务的思想遭受敌人的凌辱。更不要说各种各样的“忧郁的一帮”，对他们来说，文学是最丑恶地糟蹋人类思想和人类尊严的工具，是造成社会停滞和腐化的工具。 请看这位进步派文学家，他歌颂言论自由，虽然他全然不拒绝参加书报检查机关；他在自己的艺术工作室之外从来不想一想坏事和好事的区别。更不要说所有那些人—简直是数不胜数—他们沿着诗歌、音乐、绘画、雕刻和建筑的创作阶梯往上爬，以求得到养老金、勋章、高官和宅邸。 请看这位进步的教授，他准备根据情况把自己的渊博学识变成随便某个学派的武器。还有多少麻木不仁的只知道提出论据和进行实验的人类仪器，他们一辈子只是观察化学代换和分解，观察细胞繁殖和肌肉收缩，只知道研究希腊词语的变格和变位，研究梵文和波斯古经的语音间断，考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和伊凡雷帝时代的器皿特征；他们从来不想一想，他们的智慧和知识是以多少代人的苦难为代价换来的一种力量，是他们理应偿还其代价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负有义务提出论据和进行实验，这既可以把一个科学家推到他的时代的人类美德的顶峰，同样也可以把一个人降低到蜘蛛那样的水平。 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学，都不能解救不道德的冷淡主义。它们本身不包含也不制约进步。它们只是为进步提供工具。它们为进步积蓄力量。但是，只有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或科学家，当他尽一切可能把自己获得的能力用来传播和加强自己时代的文明，与丑恶进行斗争，并把自己的艺术理想、科学真理、哲学观念和政论思想体现在和时代共命运的作品之中，体现在和自己力量大小完全一致的活动之中，才是真正地为进步服务。谁做得较少，谁出于私心而半途停止，谁为了女祭司的美丽头像，为了观察纤毛虫的乐趣，为了和文学对手进行妄自尊大的争论而忘掉了应该加以反对的丑恶和愚昧，那他可以随便当个什么东西：优雅的艺术家，出色的科学家，卓越的政治家，然而，他自己把自己从历史进步的自觉活动家中勾掉了。从道德意义上看，作为一个人，他比一个无才华的、但一生孜孜不倦地向同样无才华的读者反复重复要同丑恶和愚昧作斗争的陈词滥调的小作家更为低下；比一个一知半解的、但始终热情帮助无知的孩子们去理解那些似懂非懂知识的教师更为低下。这些人做到了自己会做和能做的一切；从他们身上不可能再要求更多的东西。如果在几百个读者当中，有一两个聪明些的、感受能力强些的人，他们能把从小作家那里明白的道理运用于生活之中，那么这就是进步。如果教师的热情哪怕在为数不多的学生中燃起了认真思考的渴望，自修的渴望，追求知识和从事劳动的渴望，那么这也是进步。我不再去说，比起我在上面谈到的那些在自己身上保存着未来进步全部可能性的、进步事业的平凡活动家来说，这里提到的先生们—不管他们有多大的艺术才华，有多么渊博的学识，在政论界有多高的声望——更是低下得无可比拟。 可能有人会说，我对待艺术和科学的态度是不公平的。一个连艺术家都不能理解的美好作品，竟然会增加人类不断增长的财富；且不论艺术的其他作用，人从庸俗状态转到真理和正义领域，大都只能通过这些美好的事物。它能引起注意，增强感受能力，因而它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的工具，而不管鼓舞艺术家的是什么思想。同样，知识领域的任何一个新的事实，无论它对于当代各种实际问题来说是多么细小，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增加人类思维的财富。只要对自然界的所有物质都按其本来面目进行分类加以研究，人就有可能从对人类的福利，从对多数人的利害的角度来对这些物质加以分类并进行研究。今天，一个昆虫学家可能由于在他的收集品中增加了两三个过去未曾发现的小甲虫而感到高兴，而过些时候一看，对这些小甲虫中的某一只所进行的研究，会给技师一种新的方法来降低有益于健康的食品的价格，因而也就部分地增加了多数人的生活福利。后来，另一只小甲虫则成了某个科学家探索动物形态和功能发展规律的出发点，这些规律也是人类从原始状态发展起来，并且由于这种状态不可避免地把许多不幸的经历带到自己历史中的规律；这些规律向人表明，只有为了自己的发展进行斗争，人才能在自己身上培养出能够使其成为进步活动者的除了不可避免的动物性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今天，一个语言学家兴高采烈地提出一种古代元动词变位的特点；明天，这种特点可能把迄今互不相关的几种语言联系起来；后天，通过这种联系可能会弄清许多史前时期的神话；而那时你再看，出现了探究这些神话对基督教义影响的可能性，少数人更加了解了多数人的思想体系，从而更好地找到不断发展进步活动的途径。艺术和科学的产物是进步的工具，这与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情绪和意愿毫不相干，甚至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只要艺术作品是真正艺术的，只要科学家的发现是真正科学的，那它们就是属于进步的。 我并不是想说，艺术和科学不是进步的工具，艺术作品和科学发现作为事实不为进步服务。然而，无可争辩的是，地下蕴藏的金属和蚕茧吐出的丝也是进步的工具，对进步来说也是事实。单纯追求艺术、从来不想一想艺术对人有什么影响的艺术家可以具有巨大的美学力量。他的作品优美，他的影响很大，甚至极其有益。然而，他的力量，就其精神价值来说，肯定不会超过那个把自然铜矿分布于各地，把铁矿置于沼泽和湖泊之中的巨大力量；而关于金属对于人类文明的益处，任何人都不会争辩。美学力量本身根本不是一种精神力量。它只是在受了优美作品的鼓舞而更接近幸福的人的头脑中，在受了艺术家的作品的影响而变得更为完好、更有感受力、更有教养、更坚强、更积极的人的身上，才成为一种精神的、文明的、进步的力量，而这是不以艺术家为转移的，就同金属只是在那个想出了用它制造第一件有用工具的人的头脑中才变成为文明的力量一样。艺术家作为一个艺术家，与任何一种完全没有人道意义的，强大的物理的或有机的过程完全一样。无论是声音，还是血液循环，都能成为思想、善良愿望、坚定决心的来源，然而它并不就是思想、善良和决心。为了使艺术家本人成为文明的力量，他应该自己把人道主义纳入作品之中；他应该在自己身上培育进步的源泉和实现进步的决心；他应该着手进行充满进步思想的工作；那时在创作过程中他将会毫不勉强地成为一个自觉的历史活动，因为透过他所追求的美好理想，对真理和正义的要求将对他也永远闪耀着光芒。他将不会忘记反对丑恶的斗争，这一斗争对每个人都是必需的，而对于他，他的禀赋越高，也就越加如此。 关于科学家可以这样说。知识的积累本身丝毫也不比蜂房里蜂蜡的积累具有更大的精神意义。但是蜂蜡在养蜂人手中，在技师手中则成为文明的工具。他们非常感激蜜蜂，非常爱护它们；他们知道，没有蜜蜂就没有蜜蜡。然而，蜜蜂毕竟不是人；不能把蜜蜂称作文明的活动家，蜜蜂由于自身的需要而分泌蜂蜡，这只是进步的材料。收集甲虫的昆虫学家和研究动词变位法的语言学家，如果他们做这些事只是出于自己观赏甲虫搜集或通晓动词变位的乐趣，那他们丝毫也不低于—不过也不高于—分泌一团蜂蜡的蜜蜂。如果这团蜂蜡落到技师手上，技师把它变成蜡制药膏，或者落到化学家手上，化学家利用它发现了新的概括性规律，那么，这团蜂蜡就成了文明的材料；如果它在日光下无益地消融了，那蜜蜂的劳动对进步来说也就白费了。可是，这两种情况都与蜜蜂毫不相干；它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把食物转化为一团蜂蜡，把这团蜂蜡按动物习性放进蜂房，然后就飞去寻找新的食物。与此相似，知识领域的事实变成文明的工具，只能通过两条途径。首先，在那个把事实用于技术或概括性思维的人的头脑中；其次，在这样一些人的头脑中，他得出了科学事实，但不是出于把这个事实当作一团新的蜂蜡加以观赏的乐趣，而是抱着事先预定的目的，把事实作为一种为了某种技术上的应用或进行某种科学或哲学概括的材料。科学和艺术是强大的进步工具，但是我在这封信的开头已经说过，进步只能通过个人实现，只有个人才能成为进步的推动力；而在这方面，艺术家和科学家作为个人，不管他们多么有才干，多么有学识，却可能同那些没有精神的无意识的金属或动物一样，不仅不是进步的有力的推动者，甚至可能完全置身于进步运动之外。另外一些真正的人，可能他们的才干和学识都差一些，却能够赋予由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劳动者积累起来的材料以人道的意义，不过他们是以自己的观点去赋予这些劳动成果以人道的意义。他们将把这些劳动成果纳入历史进步之中。 我有意把科学和艺术作为文明最有力的因素加以论述，为的是表明这些领域本身并不构成进步的过程；无论是才干，还是学识，它们自身还不能把人变成进步的推动者，而才干和学识较差的人，如果他竭尽全力，却能做得更多。我再重复一遍：任何一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并决心实现自己理想的人，都可以成为进步的活动家。 [1]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20—1263）：13世纪俄罗斯人的领袖，诺夫哥罗德大公。因在涅瓦河打败瑞典人被称为涅瓦河英雄，在冰上之战打败利沃尼亚骑士团而名声大振。他在13世纪击退了欧洲的一系列侵略者，对待蒙古征服者时，他采取了怀柔政策，成功保持了俄罗斯的统一。1547年被东正教追封圣徒。1942年7月29日，斯大林宣布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为民族英雄。——译者注
第四封信进步的代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四封信进步的代价 在漫长的生存过程中，人类造就了一些天才人物，历史学家骄傲地称他们为人类精英，英雄豪杰。为了使这些英雄豪杰能够发挥作用，甚至单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出现于以其为荣的社会之中，就需要培育出为数不多的这样一批人，他们自觉地竭力在自己身上培养人的美德，追求渊博的知识，锤炼明睿的思想，造就坚强的性格，渴望建立一个更加适合于他们的社会制度。为了培育出这样一批数量不多的人，就必须在时刻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多数人当中分出不必为生活的重负而操劳的少数人。为了在那些为最低的生活资料、容身之所和蔽体之衣而斗争的多数人中培养出人的精华、文明的优秀代表，就必须使多数人能够生存下来，而这决不像初看起来那样轻而易举。 在最初为了自己而和自己的同类——动物进行的斗争中，人的处境是并不美妙的。他没有像其他动物那样具备有力的进攻和防御的天然工具，而其他动物正是依仗这类工具，在同各种敌人的斗争中生存下来的；因此，在凭体格进行的斗争中，更为强大的动物往往把人吃掉。人不具备爬、跳、飞、游等器官，因而不易逃脱危险，而其他较为弱小的动物可能由于具备这些器官而得以幸存。人必须学会一切，适应一切，否则他就不能生存。据某些著作家的意见，人的幼儿平均在自己生命的五分之一时间内，对双亲是无可奈何的负担，而对其他动物来说，这个时间则不会超过二十分之一。即使假定在原始人当中，这种数字上的差别比较小，但对于人来说毕竟是不利的。可见，人类能在动物界生存下来一般而言是极其困难的。 有一种逐渐发展的器官能够使人在斗争中取胜，替代其他动物的长处并超越后者。这就是思维器官。或许在产生能够比那些敌人更好地思维的个别幸运者之前，在产生能够想出保卫自己生存手段的个体之前，已有大量的、数不胜数的双足个体在和自己的敌人—兽类—的无望搏斗中归于死亡。他们保存了自己，以其他个体的死亡为代价，而这个最初的、天然的双足个体中的特殊阶层则创造了人类。继承下来的能力或模仿能力，把这些原始天才人物的发明转交给处于最有利于环境的为数不多的人。人类的生存巩固下来了。 如果说在过去，人与人之间，也和人与其他动物之间一样，为了夺取食物或将对方吃掉而进行斗争，那么现在，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则只限于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在这里，斗争双方是势均力敌的，因此，斗争也必然会更激烈、更持久。无论在身体的灵巧方面，在使用进攻及防御武器方面，还是在模仿最初那批兽类方面的任何改进，或是某个个体获得成功的任何发明，都引起了许多个体的死亡。被弃之不顾的幼儿死亡了，怀孕的或者刚刚分娩的母亲死亡了；较弱小的、不够灵巧、不够机敏、不太谨慎、模仿能力较差的死亡了。有的幼儿，由于身体结实，可能比其他幼儿更早地不需要照看，或者由于幸运的环境可以更久地得到照看而生存下来了；在体格和思维方面最有才能的生存下来了，具有同等才能中的幸运儿也生存下来了。他吃得较好；他睡得安稳；他知道的东西较多；他有时间更好地思考自己的行动。这些幸运者是人类当中能以所有同伴们的毁灭为代价而使自身生下来的第二个特殊阶层。个体为了共同防御或共同劳动而结成巩固的联合体，这对于人类的精神发展来说，可能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人从自己的动物状态中带来了最初的、最古老的家庭；这种家庭团聚在长久哺育自己婴儿的母亲周围。人类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以猛兽或某些猿类为榜样，也熟悉了另一种社会生活，即为了防御或进攻而暂时组合起来。在原始的母系家庭的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分布极广的人类联合体—母系氏族。在争取生存的艰苦斗争中，人创造出这种密切联合的形式，它以共同事业为基础，并使个人利益从属于自己。当代许多学者研究的共同成果向我们表明，几乎普遍存在的人类共同生活的最古老形式是一种具有共同的妻子、共同的儿女、共同的财产、彼此紧密联系的原始人群。这就是最初的人与人之间的牢固联系，一种建立在自发起支配作用的习俗基础上的联系，而在这种联系中，人为了未来逐渐掌握一系列经过考虑的行动能力，即计划生活的能力。这是人的最初经验，它使人懂得，当他加入某个联合体时，他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就会得到很大好处；为此，个体必须牺牲自己的利益，然后从中获得更强大的力量，获得联合体所有成员的共同经验和共同思维成果以及世世代代的传统。后来，由这个基本的人类联合体又形成了家长制氏族、父权制家庭、各种形态的家庭联合，发展成部落和民族。在同这样的氏族联合体作斗争时，所有较为弱小的集团都遭到必然的灭亡，或者也结合成某种联合体。在这些团结起来的力量面前，那些没有及时想到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仿效这种发明的个体，根本无法保护自己，因而死亡。斗争双方越是具有更大的力量，原始人群的经济需求越大或是储存的物品越多，从而他们彼此之间对可以满足需求的贫乏物资的争夺越是不可调和，那么氏族联合体之间毁灭性的斗争也就必然越激烈。以多数人被消灭为代价，人类换来了文化不断进步的可能性；而通过一代又一代地传承，换来了社会生活和个人爱好的习俗以及知识和信仰的传统。 后来，社会生活的形态更趋复杂，出现了公社的、氏族的、家族的、部落的以及个人的所有制形式，形成了等级的、阶级的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奴隶制度，氏族、部落、民族之间的斗争也不断延续下来了。当仅仅是为了生存而进行斗争的时候，被击败的敌人总是被残忍地消灭掉；然而，别人的生命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舒适的经验不可能白白地丢掉。想增加自己享乐的愿望促使人们考虑：有时不把战败者杀掉，是否更有利呢？如果战胜者只从事培养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灵巧，而把为获取生活必需品所进行的劳动转嫁在他人身上，是否更有利呢？那些想到了这种实利主义原则的史前时期人类的天才人物，在人类中奠定了尊重别人生命和个人尊严的基础。他们也因此不自觉地给自己以及后代提出了发展体力和智力的要求，发展文化和科学的任务，并且以此为道德的理想境界。他们使自己和后代有了闲暇，以求得不断的进步。他们在人类中间创造了进步，正如他们的聪明又幸运的前辈在兽类中间创造了人类，在人的个体同处于半动物状态的集团的斗争中创造了人类社会和人类家族，创造了未来进步的可能性一样。可是，这种少数人的进步，是以奴役多数人为代价换来的，剥夺了多数人达到体力和思维灵巧的可能性，而这种灵巧则是文明代表的优势。一方面，少数人在自己身上发展了智力和机体，并在军事活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穿插着空闲和休息的暂时性活动中，机体系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多数人则注定要为别人的利益不停地从事单调的使人疲倦的劳动，他们没有闲暇去进行思维工作，在灵巧方面也不如自己的统治者，因此一直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争取发展和实现真正的人的生活权利。 由于认识到文化和科学是一种力量，具有享受的重大意义，自然就产生了垄断这种力量和享受的愿望。直接的强制、社会的组织、法律的制裁、宗教的恐吓、从襁褓时代起就被灌输的传统习俗，把那些高贵的、有学识的、发展良好的少数人同其他所有人分离开来。以所有这些其他人为了生存而不停地工作和斗争为代价，少数人就有可能为自己挑选更美好的女性，生下更优秀的后代，给后代以更好的供养和教育；就有可能把时间用于观察、思考、判断，而不必为食物、住所和最简单的生活条件操心；就有可能去探求真理，分辨正误，摸索技术改进，寻求更好的社会制度；就有可能在自己身上不断发展对真理和正义的热爱，随时准备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幸福，决心宣扬真理，实现正义。 对真理和正义的传播，起初是一些具有坚定信念和良好理解力的人传播给一小部分把获得学识当作乐趣的人。这种传播把这些人当中接受能力最强的拥护者组织起来，同时一部分生活上有保障又信仰宗教的少数人也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来。通过暴力或协商，关于真理和正义的学说逐渐被纳入法律和习俗。就像有教养的人出于内心的需要力求实现正义和传播真理一样，善于思考的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觉得最好把一部分生活用品分给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有知识的人的范围。我已经说过，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对这种扩大的必要性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发展得很慢；精细的算计经常使得分给别人的物品尽量地少，并且尽可能限制别人接触知识的范围。由于不愿意思考，结果把时代的这些新要求，看成是某种和社会制度敌对的东西，看成是某种犯罪和罪恶的东西，因此，垄断知识的少数人千方百计地反对这种进步。他们把自己的知识紧紧地禁锢在传统的理论之中，禁锢在权威教义之中，把这些知识同神秘的传说，同超自然的启示混为一谈，从而力图把自己的知识变为不容许进一步批评的东西。后来，当知识变成世俗的，不能再用神圣的神秘性来防护自己的垄断者时，就出现了一帮御用学者，他们头戴闪闪的冠珠，手执博士、教授、院士的赫赫证书。这些人也同样竭力使自己摆脱进一步的思维活动，尽力把自己与一般人隔绝起来，排挤并扼杀那些无比勇敢地亮出科学批判旗帜的新生力量。垄断知识的人力图把御用科学变成像过去神圣科学那样的习俗和传统。被公认的知识经常成为批判的对象，成为科学进步的敌人。这种进步的弱点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人类尊严和各种正义的不良看法。由此产生了文明的长期不稳定；由此造成了文明经常趋于停滞；最后，也使人类的进步极其微小，但是为了在几千年中产生几个伟大人物，为了极少数人的进步付出了无数人生命的代价，使世世代代的人们血流成河，历经千辛万苦和无穷无尽的劳作。 为了使几个思想家能够在自己的书斋里谈论人类的进步，人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几个规模不大的培养教育家的学校，人类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这些教育家至今也未给人类带来多大好处。如果计算一下当代有教养的少数人的数量，计算一下过去在为他们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估计一下世世代代的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发展而进行的劳动价值；同时，如果计算一下丧失了多少人的生命，以及现在过着体面生活的人平均耗费多少劳动价值，—如果做到这一切，那么我们的同时代人一想到为了他们的发展花费了多少血汗和劳动的代价时，很可能会大吃一惊。他们之所以能够心安理得得，是因为这种计算实际上不可能做到。 然而，应该吃惊的还不是为少数人的进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是为它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而做出的事情却如此之少。如果少数人更早更努力地在自己周围传播文化和思想学识，那么未必丧失如此多的生命和耗费如此多的劳动；我们每个人平均分摊的份额就会少一些，并且也不会一代又一代地增加。我们对于自然界的必然规律无能为力，因此，每个通情达理的人都应该听命于这些规律，平心静气地去研究它们，并尽可能地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利用它们。我们对历史也无能为力，过去的一切只给我们提供有时可供我们作为将来借鉴的事实。对于父辈的过错，我们应负的责任只是在于我们继续这些过错、利用这些过错而不设法去消除其后果。我们只是对于将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影响力，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是构成未来真理与正义的全部内容的材料。每一代人对于后代人应负的责任仅仅在于他们能够做什么和没有做什么。因此，面对后人的评判，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们称之为历史的进步这个响亮字眼的过程中，有多少灾祸是不可避免的，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的祖先给了我们这些文明的少数人以享受这种进步成果的可能性，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毫无必要地加重并延续了那些从未享受过进步好处的多数人的苦难和辛劳？在我们后代的心目中，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对这些苦难负责？ 生存斗争的规律在动物界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在人们没有认识到互相团结的意义，没有产生对真理和正义的要求以前，这一规律在原始人类当中也起作用，我们对此没有丝毫理由加以谴责。在人们只知道相互残杀，还没有达到用剥削代替杀戮以前，这种认识难以产生，所以我们只能把在人的个体、组织、氏族、部落和民族之间不断斗争的漫长时代看作是动物界的现实。 知识的积累，也就是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思想的发展，很难想象最初不是在处境特别优越的少数人中实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靠别人而有闲暇，并得到更好的饮食和受教育的条件，而别人则以越来越繁重的劳动，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或巨大的苦难为代价，给他们提供闲暇、饮食和受教育的机会。为了学习，必须先有教师。多数人只有靠有教养的少数人对他们的影响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在人类中，要么是根本没有任何发展，要么是多数人承担最幸运的少数人的重担，为他们劳动，为他们受苦和牺牲。这看起来也是一个自然规律。有鉴于此，我们只好说，我们完全不想要以如此代价换来的发展；或者把这也看作是人类的现实。可是，我在前一封信的开头已经把全面发展包括在进步的公式中，因此，如果根本拒绝发展，就将陷入前后矛盾。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人类为了自己的发展，必须以非常高昂的代价来建立师范学校，来培养有教养的少数人，以便使科学和生活实践，思维和技术在这些中心积累起来，然后逐渐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人当中。 在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灾祸仅限于上述这些，而超出这些规律的范围，就要由世世代代的人，尤其是文明的少数人来负责了。历史上除了直接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之外，在对于人的生活权利多少有了明确认识的时代所流淌的全部鲜血都是罪恶的结果，要由那些流血的一代人负责。任何文明的少数人，由于他们不愿意成为广义上的文明人，而要对他们同代和后代人的一切苦难负责，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只去充当文明的代表者和保存者的角色，而是担负起文明的推动者的角色的话，他们本来是能够消除这些苦难的。 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评价迄今的历史画面，那我们可能就会承认，即使排除为争取生存而斗争的辩解，人类的世世代代都是血流成河的，同时，几乎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那些以文明自傲的少数人，为了传播这种文明都做得甚少。少数人关心在人类中扩大知识的范围；更少的人关心树立健康的思想，寻求最合理的社会形态；而在文明的少数人中力图把这些合理形态加以实现的就更是寥寥无几了。有许多辉煌的文明，由于不善于把自己的存在同更多的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而归于消亡。在所有文明社会中，绝大部分享有文化利益的人根本不去考虑没有享受并且不可能享受文明的那些人，更不去考虑为了获得生活和思想的利益曾经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然而经常也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在文明的各个阶段，认为这个阶段就是社会发展的极限，因而愤怒地反对批评这个阶段，反对把文明的利益扩展给更多的人，减轻那些没有享受文明的多数人的劳动和苦难，使思想具有更多的真理，使社会形态更为公正。这些鼓吹停滞的人非常害怕一种思想，即全部历史是确定不移地追求更好事物的赛跑，在这里，谁落后了，谁马上就会脱离历史活动家的行列，消失在无名的观望者的人群之中，作为一个野蛮的、微不足道的人死去。不善于进行这种赛跑的人想说服别人停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平静的乐趣，似乎如果他还想做一个人的话，这样做也是可能的。这些鼓吹停滞的人们极少有可能给社会进步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他们却往往能够延缓这一进步，并且加重多数人的苦难。 因此，我们应该承认，为现代文明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有不可避免的灾祸，而且还有大量的完全不必要的灾祸。对于这些灾祸，文明的少数人的先辈们是要负责的，部分是由于漠不关心，部分是由于直接对抗传播文明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去消除以往的那些灾祸。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多数人已经死去，他们没有减轻自己身上的劳动。现代文明的少数人正在享受着他们的劳动和苦难。更有甚者，他们还享受着自己同时代的许多人的劳动和苦难，并且影响到加重他们子孙后代的劳动和苦难。由于这后一种情况，我们对后代承担了或将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历史地研究已经完成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将导致这样一个实际问题：现在这一代人有什么办法来减轻自己的责任？假如具有不同教养程度的活着的人都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了不在后人面前对人类新的苦难负责，我们应该做什么？即使他们清楚地明白自己该做的事，那么，答案当然也是各不相同的。 像自己的祖先在人类初期进行的斗争那样，那些每天为了自身生存而斗争的大多数人会这样对自己说：尽你所知，尽你所能去斗争吧；捍卫你自己和你所爱的那些人的生存权利吧！这是你的父辈所遵循的准则；你的境遇不比他们好，这也是你唯一可以遵循的准则。 这些多数人中更为不幸的人（文明在他身上虽唤起了对人的尊严的意识，然而也仅限于此）会这样对自己说：尽你所知，尽你所能去斗争吧；捍卫你自己和别人的尊严吧；如果需要，就为它去死！ 少数文明的人（仅仅希望增加自己的享受并巩固自己的享受地位，而且更多地是追求舒适的生活，而不是追求精神享有）对自己说，只有在团结合作或多或少地起支配作用的社会里，你才能得到享受；你要在自己和别人身上反对那些与团结合作不协调的东西；当你意识到当代社会的不协调是一种社会病态，你自己就会因这种不协调而感到痛苦；努力改善多数人的处境来减轻你自己的痛苦吧：你为此目的而牺牲的一些眼前利益，在你意识到你使这种给你自己也带来痛苦的病态有所减轻时，将会得到补偿。你要去研究自己的实际利益；去减轻自己周围和自己本身的痛苦，这对你是最有益处的。 少数文明人当中的小部分人（他把自身的发展，探求真理和实现正义当作自己的享受）对自己说：我所享受的每一种舒适生活，我有闲暇去获得或形成的每一个思想，都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苦难或劳动换来的。过去的事，我无法去纠正；我所得到的教养无论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我也无法拒绝；这种教养正是促使我去从事活动的理想。只有软弱无力和没有学识的人，才会被肩负的责任所压倒，而跑到菲瓦达[1]或坟墓中去躲避灾祸。应该尽可能地消除灾祸，而这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做到。如果我用自己的学识去减少当前和未来的灾祸，那我就能解除自己对于因这些学识而付出的血的代价的责任。如果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就有义务做到这一点；这个义务对我而言是非常轻松的，因为它正好和我所享受的东西相吻合：探索并传播更多的真理，弄清什么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并竭力实现这种制度，这样，我就增加了自己的享受，同时，也就为现在和未来的饱经苦难的多数人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因此，我只是遵循这样一条准则：按照一个有教养的人给自己提出来的理想去生活！ 如果所有的人都明白事理的话，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是很容易，很简单的。但糟糕的恰恰在于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懂得这个道理。遵循上述准则的只有第一类人中的一部分，以及其他类中的一些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为了自身生存而斗争的另一部分人没有坚定地捍卫；不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不会做，而是由于决心不大，由于消极。第二类人大部分是为了最起码的生活资料而丧失尊严，自惭形秽，结果仍然不能摆脱自己的处境。第三类人大部分不懂得自己的实际利益，因循守旧，哪怕在很小的程度上也不会抵制每个人，因而也给他们自己带来痛苦的社会病态，也就是说，在力求避免苦难的同时，他们不会去减少由于社会的不协调而给自己造成的苦难。最后一类人大部分或者把真理和正义当成偶像，或者局限于头脑中的真理和正义，而不是生活中的真理和正义，或者不愿意看到那些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享受文明进步的利益。 为这个进步付出的代价在不断增长…… [1]上埃及的一个沙漠地带，第一批基督教徒曾在那里过禁欲生活。——译者注
第三封信人类的伟大进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三封信人类的伟大进步 当然，上一封信要求我在读者面前明确地指出，我把什么作为人类进步运动的目标。我现在将这样做。但是在这之前我不得不消除一种反对意见，因为看起来它要破坏我全部论证的科学性。 我发现，如果历史仅仅被理解为进步的科学，如果进步本身仅仅是我们根据道德理想对事件的主观认识，那么历史的科学性取决于科学培养道德理想的可能性，而道德理想不可避免地被确定为人类的唯一科学真理。我承认这个推论，可以反驳我，人的道德理想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极其多样的，在本质上，它作为纯粹主观的现象永远是复杂多样的；我们在这里不是处于科学的领域中，而是处于信仰的领域中；一种信仰对另一种信仰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他人的道德理想对任何人几乎不具有约束力；每一个人有充分的权利培养自己特殊的道德理想，因为对于纯粹主观的观点而言，没有科学真理的标准；因此，不能科学地确定进步的评价标准和进步的观点；那么进步的科学理论，历史的科学理论也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不认为这些反对观点是合理的，我将详细阐述。 如果人与人之间确实永远存在差别，那么不得不反对道德理想的唯一性，不得不反对科学真理的唯一性。在1400万人当中，绝大多数人不仅不具有浅显的科学知识，而且没有养成科学认识的原则，甚至没有超过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原始部落没有很多的人，也不是抽象的词语。对辟邪物和占卜的盲目崇拜，对神奇现象的迷信不仅统治着野蛮人和欧洲没有文化的阶层，而且一再重复地出现在所谓的少数文明人当中。是否得出科学不存在确定不移的真理的结论？是否应该研究欧洲学者得出的结论，即思考并不比预见和预言具有更多的见解？与此同时，如果物质在世界持续这种状态，也就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状态，那么具有科学思维的人将永远压倒相信预见和预言的人。我认为，与科学真理的唯一性相比，道德理想的唯一性可能是更加令人不信服的理论。那些想批驳它们的人的理由是，它们要求个人的专门发展，但是大多数人过去和现在都达不到。虽然有些人认为少数智力发达的人的科学是唯一必要的真理，但是他们未必有权批驳少数道德发达的人的理想是唯一完美的理想。 所有科学结论不是一次得到的，而是通过培养思想和批判事实得到的。在他有能力理解和掌握科学真理之前，必须做好提高才智的准备；因为大多数人一直到我们的时代仍然处于科学运动之外，大多数了解科学批判结论的人仅仅是作为信念重复这些结论，正如他们重复那些奇怪的事。对于研究者，只有当事实经受住一系列方法检验时才能成为科学的；没有矛盾，与观察一致，允许那些与现实相似的假设，消除任何不符合经验的假设—这就是任何新理论的要求，它以成为科学真理而自居。这些要求很难完成，因为在人类知识的历史上出现过一系列错误，准确的科学正是从这些错误中逐渐产生的。没有矛盾的要求是阻碍知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不得不把新的理论与那个公认的毫无争议的真理作比较，只有比较的观点本身被批判地确立时，这种比较才有可能是富有成效的；从大量的哲学思考中产生专门的科学，这是非常必要的，最简单的科学真理成为最复杂的科学的基石，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不难理解的是，最有才能的人在与这些真理没有矛盾的基础上，过去和现在一直批驳某些科学理论。与观察一致的要求是不太难的任务；但是必须学会观察，而这是不容易的；古代最伟大的智者和新的时代最著名的学者留给我们许多错误观察的论据，关于在某种情况下的观察是否准确的争论到现在还没有停止。我们不打算传播确立合理假设的困难，当它们对于推动科学的前进是如此必要时，很难说明科学假设在形而上学思考中的界限；这在最普及的著作和最受人尊敬的学者中是常见的例子。 所有这些困难说明科学认识的缓慢进程，应该使具有批判思维的研究者相信，根本没有理由认为在那些杂乱的意见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中以及在古代的自然科学领域中不可能运用严格的科学思维。古希腊世界形成了对演绎法、数学和几何学真理的逻辑认识；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人找到无法解决的问题。17世纪确立了在客观的现象学中检验真理的方法；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专家把导致矛盾结果的不同实验过程相互对立。心理观察的意义也成为争论的对象。社会学在不久前才开始建立自己的一些理论。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不同意见的人相互反对，坚决否定对方的科学合理性，不能达成一致的问题有：哪些观察在这些领域是毫无争议的，哪些假设是被允许的，哪里存在矛盾，哪里没有矛盾。尤其是，研究者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寻找毫无争议的普遍的科学真理；大多数批评家认为这个真理存在，并且可以找到真理。为什么在道德理想领域存在永恒的自相矛盾？为什么把充满本能和冲动的人与分析道德现象和揭示其规律的人置于同一水平？为什么从思想家关于道德问题的争论中可以断定从来没有达到科学结论？根据亚里士多德（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人）的运动理论，可以否定任何变化存在的可能性。 因此，不可能通过科学方法培养道德理想，随着人类的发展，道德理想不可避免地成为日益扩大的个人团体必须履行的真理。与此同时将有可能建立科学的进步观和科学的历史观。 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没有和几乎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科学方法不能用于道德领域，尤其是对于每一个积极关心人类最重要的问题的人，每一个尽力批判地培养最合理的道德理想的人，每一个在这个理想的基础上尽力建立进步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人。我在以上全部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明确的观点说明我对人类进步的认识。我认为，个人在体力、智力和道德方面的发展；真理和正义在社会形式中的实现—这就是包括一切进步的简要公式，我补充一点，我不认为这个公式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至少有一些内容是准确的和全面的，它是最近几个世纪所有思想家的共识，而且在我们时代成为真理的表现，甚至被那些在行动上与它不一致的人重复，被那些有另外想法的人重复。 我认为这个公式的概念是完全明确的，而且对于认真的人而言没有不同的解释。如果我错了，那么在任何情况下确定这些概念，论证这个公式的理论，以及对它的充分发展都成为道德的标准，而不是进步的理论。化学真理不能在生理学论文中论证；伦理学真理在用于历史过程中时也不会有任何发展。我认为，以上提出的公式是非常简要的，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我们在发展这一公式得到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全面理论。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公式作为以后的根据，并且直接着手研究在以上这个意义上实现进步所必要的条件。 只有当个人得到一定限度的卫生和物质保障时，个人在体力方面的发展才是可能的，否则痛苦、疾病和长期担忧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任何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发展也只是少数特殊的人的发展，其余大多数人注定时时刻刻为争取生存而斗争，没有任何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 只有当个人产生批判一切的需求时，只有当个人相信支配现象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只有当个人明白正义在其结果上与个人利益的要求是一致时，个人在智力方面的发展才是可能的[1]。 只有当社会环境允许和支持个人发展独立信仰时，只有当个人具有捍卫自己信仰的机会和尊重他人信仰的自由时，只有当个人认识到他的尊严就是他的信仰以及尊重他人的尊严就是尊重自己的尊严时，个人在道德方面的发展才是可能的。 真理和正义在社会形式中的表现首先要求学者和思想家有机会表达那些他们公认的真理和正义理论；然后要求社会提供最低程度的普遍教育，以便使大多数人可以明白这些理论和评估对他们有利的论据；最后，当这些社会形式不再是真理和正义的表现时，它要求可以改变那些形式。 当个人的体力发展是可能时，当个人的智力发展是可能时，当个人的道德发展是可能时，当社会组织具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最低程度的中等教育以及完全允许改变社会形态时，——只有那时社会进步在整体上或多或少是有保障的，只有那时才可以说进步的所有条件已经具备并且只有外部的灾难可以阻止它。在所有这些条件还没有达到之前，进步只能是偶然的、局部的，不能给最近的未来任何保证的。在整个社会最不利的条件下，其他人由于有利的环境可能远远超出自己周围的发展水平。这些有利的情况对于个人组织是存在的，但毕竟是转瞬即逝的现象，那时整个社会将陷于停滞或者反动。大多数不可改变的规律永远没有证明，一些小人物在特殊的条件下具有多少历史意义。大部分社会处于各种可能的发展条件中，可以说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 我根本不相信读者同意以上我所说的进步条件，无论我多么希望他们无条件地接受我最初提出的简要公式，但是这是它的普遍命运。许多人在它们还没有被充分解释时非常赞同；但是一旦开始解释，以前接受它们的人就开始猜测，他们拥护这个公式，但是不能完全相互理解。这些条件对于我来说是必要的，我允许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保留意见和提出其他条件。 但是，我在提出这些条件时要问一问读者，我们现在是否有权利说人类的进步？是否可以说，在1400万现代人当中，进步的最初条件对于大多数人已经实现？甚至是否已经实现一部分条件？在这1400万人当中，对于哪部分人已经实现？是否可以毫不畏惧地想一想，对一些被历史学家称为文明的代表的人而言，进步的实现是否值得牺牲成千上万不幸的人？ 如果时刻质疑读者如何回答“进步的最初条件是否已经实现”的问题，那么我认为这是在侮辱读者。在这里可能只有一个答案：进步的所有条件对于一个人是不能实现的，对于大多数人也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只有一些小组或者单独个人有时处于完全有利的情况，为了争取进步，为了把斗争的传统传给其他同样处于最有利状况的小组。那些获得某种进步的个人永远到处与数不胜数的障碍进行斗争，为这场斗争耗费自己的大部分精力和生命，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发展的权利。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成功。只有在个人的特殊情况下，才没有争取生存的斗争，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扩大享受的斗争中。还有一个例外的情况，一些人为了自觉发展人道原则和实现这一原则的社会形态而斗争，利用其他人争取享受的斗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斗争需要一定的力量和生命，但是如此少地实现斗争目标，因此不难理解的是，即使一部分人得到最好的发展，人类也如此少地达到。令人吃惊的是，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一部分人竟然有权不实现进步，而仅仅是为正确的进步做准备。但是成功的人为何如此少？值得其他人这样做吗？ 人类在个人体力发展条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与此同时，一些人在这方面已经实现了必要的卫生和物质保障！在1400万人当中，只有极少的人享有充足的健康的食物，拥有基本符合卫生要求的服装和住房，可以在生病的时候去医院就诊，可以在饥饿或者突发不幸时得到社会救济！绝大多数人几乎整个一生都在为必要的生活资料操心，都在为争取自己卑微的生存而斗争，但是也不能永远保护自己！——这个斗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使民族摆脱这种状态，请算一算有多少民族几乎与其他动物没有任何区别？请算一算，饥饿、流行病使多少民族失去一切文明成果？请算一算，在文明的欧洲有多少人在争取明天的面包的斗争中失去生命？请想一想，工人在最发达的欧洲国家生活的卫生条件是多么可怕。请看一看，在死亡单中哪些数字与面包涨价的比例是一致的，如何改变穷人和富人的生活际遇。请想一想，欧洲绝大多数人的工资是多么低。—当这些数字在您的面前成为可怕的现实时，可以问问自己，有多少人真正享有现代文化在工厂、医学院和穷人委员会中所提供的那些生活便利和那些人的体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科学和人类慈善事业在我们的时代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对于大多数人的发展具有多大的实践意义？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欧洲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引人注目的，毫无疑问，有机会享有健康的食物、舒适的住宅、医疗救助服务和意外安全保障的人的数量在最近100年大大增加了。这一部分摆脱贫穷的人在我们的时代承载着人类的全部文明。 人类在实现智力发展条件的道路上还处于很低的阶段。对于大多数捍卫自己的生存反对时刻危险的人而言，就不用说培养批判的物质观，理解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和正义的实际意义了。但是少数人或多或少地摆脱了这些沉重的负担，他们成为一小部分习惯批判思考、掌握现象规律的意义和清楚认识自身利益的人。在列举风气、习惯、传统和权威在少数文明人当中占主导的例子时引起太多的人嘲笑和愤怒，因此我必须普及这个例子，重复已经成千上万次重复过的真理：可以养成批判思维习惯的人是极其少的。有一些人习惯概括任何一个比较广泛的领域的现象，但是这样的人很少。在这个领域之外他们就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毫无意义地重复他人的意见。——至于理解支配现象的规律的不变性概念，那么只能在严格从事科学的少数人中寻找它。但是在他们之间并不是所有人在口头上宣传自然规律的不变性，并不是所有人真正掌握这个原则。最新的流行病术—催眠术、精神蛊惑术、招魂术——可以列出很多人沉湎于这些流行病，遗憾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有科学家。在这些流行病之外，特别是在生命危险和精神动荡的时刻，科学家不止一次地求助辟邪物和咒语（当然是在广泛使用它们的基督教形式中），这表明，关于现象过程是不可改变的信念，关于自然进程不可能偏离它们的必然性的信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是如此地不坚定。基督教的辟邪物和咒语在19世纪欧洲的璀璨文明中发挥着如此有效的作用，正如非洲沙漠上的辟邪物和咒语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或者几千年以前在我们的先辈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这奇怪吗？自然科学占领了奇迹的世界，我们时代的文化在生活琐事上提出各种各样合理的和偏颇的方法，在这个合适的理由下，相信奇迹将唤醒大多数受过教育的阶层。 我甚至不敢提出理解正义的实际内容的问题。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中，普遍竞争的条件将直接否定正义行动的实际意义，因此，期待加深与主导思潮相矛盾的概念是不可能的。人对日益激烈的占主导地位的竞争非常吃惊，这是人的本能，而且这一切迫使人崇拜正义的假象。但是这是事实。我们周围的几乎每一个无耻的剥削者不仅想在他人面前表现出正义，而且经常在自己面前表现出正义。这是不由自主地承认以上提出的理论是真理的征兆，即使在其中有对这个理论的否定。但是自然而然，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上掌握这个真理的人是非常少的。—甚至在不用为生存而直接斗争的少数人当中也几乎不能达到智力进步的条件，但是，毕竟这些条件已经部分地完成。一部分人在个别知识领域中培养自身批判思维的习惯。现象规律的不可改变性在理论上被大多数学者承认，但很少成为个人的信念。正义的实际意义即使在理论上也很少被认识到。 但是个人道德发展的条件是什么？因为只有培养自身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才具有信念，那么道德发展的条件对于这部分人而言是具备的。但是在这部分人当中只有一些人处于法律保护而不是惩罚个人信念的国家里。在这部分人当中还有一些人生活在一个不重视独立信念而重视道德缺陷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从童年就处于培养顺从的教育而不能根除道德缺陷的社会环境中，一个通过各种方式没有去除损害社会秩序的道德缺陷的社会环境中。当一部分人养成信念时，这部分人在道德发展的条件方面比另一些人幸福，那么只有这一小部分人宽容地对待他人信念，还有更少的一部分人认识到，人的尊严在于他的信念中。因此请评判一下，在每一代人当中，哪一小部分人可能有道德进步？在道德进步中，每一代人重复这样的活动，因为信念的力量和独立以及对信念的培养不能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而是每一个人独立地养成。进步仅仅在于掌握强大的和独立的信念的人的数量。对于少数人这个信念是可能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方式可以确定这个进步是否存在。可以假设，由于领土的扩大进步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法律保护思想自由的地方，不过最好的行政监督方式也比以前那些压制立法的地方更加限制思想自由，因此未来面临着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对于这部分人没有特别的重要性。我发现，伯克利在否定人类的道德进步时，指的完全是另一种。 我们转而研究对于在社会形态中实现真理和正义所必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阐述自己的科学知识和哲学信念的可能性—至少在欧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地方已经实现，这是人类历史最真实的进步，虽然对于立场坚定的人而言没有这个条件是不能将就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德国的命运，以前的罗舍福尔、马罗托、埃姆别勒[2]在法国的命运，甚至布雷德洛[3]在议会发言时所遇到的困难，说明在这条道路上已经争取到了许多进步。但是第二个条件——是充分的社会教育——正如我们看到的，仅仅对于摆脱生存斗争和养成批判思维的少数人而言已经实现；其余所有社会成员或者是受到日常生活负担的压制，或者是习惯跟随权威。第三个条件—是讨论和改变过时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性—看来，在宪法使立法和执法合法化的地方已经实现。但是在我们时代社会意见对于这些合法机关不抱什么希望。它们是否可以准确地代表社会意见，也就是一个国家大多数成年人的社会意见？我们看到，体力发展的条件对于大多数人是没有充分满足的，而智力和道德发展的条件几乎对于所有人都没有充分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允许，立法和执法会议无论如何都可以在辩论和决议中表达真正的社会意见？因为生活资料的重负使大多数人不可能完全参与各种复杂的立法形式，这些形式被强加给他们，甚至强加给那些偶然有机会发展智力的少数人，现在的社会制度在大部分情况下产生各种各样的障碍，那么现有的社会形态只能被少数生活富裕的代表决定和改变。因为这些少数人几乎没有批判思维的能力，也几乎不能理解正义的实际意义，那么正义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偶然性，而普遍的规律是以少数人的利己主义利益为基础的结论和决定，这些少数人是立法机器的推动者。根据这些少数人的认识，根据他们对个人利益最好或最坏的理解，他们在立法中或多或少地全面地实现这些利益，但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立法尝试满足大众的最低需要，预先防止革命暴动。大部分统治阶级或者少数统治者在立法中实现这样的社会斗争，它促使资本占有者为了自己的财富仅仅把大众看作经济剥削的客体，促使政府官员把国民仅仅看作警察监督和惩罚措施的客体。 不仅少数人的利益阻碍社会形态的完善；根深蒂固的习惯，流传已久的传统也阻碍它。在最发达社会的少数人看来，只有一些政治形式和一些不重要的经济形式永远可以讨论和合理的改变。其他所有形式将成为不可改变的圣物，在许多不得不容忍它的人看来，尤其是在那些感觉不到它的负担的人看来。自由共和国的每一个政治演说家都在说消灭奴役的时候到了。宽容异教徒的时候到了。但是在我们时代在欧洲和美洲的议会可以平静地讨论税率和债务，但是不可能根本讨论财富分配的问题。关于部长责任的讨论是被允许的，但是一个王朝对另一个王朝的替代或者君主专制向共和制的转变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进行。家庭关系的经济方面被重新审视，但是还没有触及这些关系的实质。在许多情况下不能说，触碰这些圣物被法律直接禁止或者违反者遭受惩罚。如果在立法者中间有批判思维和勇敢的个人，就有可能说出意见。但是习惯和传统不允许大多数立法者和大部分人讨论它的主题，哪怕是小声地讨论。意见没有被听取，没有被认识到，不是因为它的反对者的论据多么薄弱或者他们的利益同时被触及，而只是因为这个意见在他们的眼中根本不值得讨论。在少数富有的人和立法的人缺少批判发展时，在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较少因不可侵犯的圣物受损时，后者实际上已经长期成为圣物，甚至在它们已经在思维领域失去自身的不可侵犯性之后，在绝大多数人已经感受到它们的压迫但还没有认识到必须改变这些不可侵犯的形式之后。不满日益增长。痛苦成倍地增加。发生地方暴乱，但是很快被镇压。为了减轻公开的苦难，政府和统治阶级采取临时缓解的方法和不彻底的办法，采取减少警察监督和惩罚的措施。当少数有批判思维的人重复自己的改革要求时，他们遇到无法战胜的阻碍。当这些形式（当然还有信仰）不适用的意见没有传播到更多的人那里时，当不满的人没有认识到和平改革的道路对于社会而言是不可能时，所有的一切仍然是这样。当腐朽的形态被破坏，但是已经不是通过和平立法改革的道路，而是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因为与和平的立法改革相比，革命在历史进程中是更加客观的社会进步工具。政府当然永远尽力防止革命。革命也几乎永远是要求改革的政党所反对的和不欢迎的。但是占统治和领导地位的个人和组织在智力和道德发展中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可避免地导致血腥的冲突。革命的痛苦是众所周知的。对于遭受压迫的群众来说，绝大多数革命造成的痛苦使他们对历史进步的方式无比悲伤。但是大部分进步在社会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有时甚至可以直接说明，群众在保持以前制度中的长期痛苦有时候远远超过在革命时期可能经历的所有痛苦，于是和平的但是真诚的改革者不得不转变为革命者。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对革命引起的真正变革进行理性的讨论才有可能减少痛苦，那时正如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的，革命只是一个统治阶级被另一个阶级代替，虽然真诚的革命者尝试改善群众的状况，虽然革命通过群众的力量进行，但是群众很少在变革中获益。 有些作家长期以来重复地抱怨人类的痛苦和历史文明的脆弱，我们不再为他们的悲伤腔调吃惊，虽然我们发现，人类的进步条件是很难达到的。正如在我们时代，绝大多数人注定是永不停歇的体力劳动、愚笨的头脑和精神，可能注定是饿死或病死，大多数人永远处于这样的状态。人类的劳动机器是永恒的，经常挨饿和永远担心明天，在我们的时代也根本不比其他时代好。对于劳动机器而言，没有进步。文化及其宫殿、议会、教堂、书院、画室都是高高在上的，是劳动机器永远不可触及的。在以前少数人统治的时代，把劳动机器与古老的习俗和宗教的圣物相联系。后来劳动机器相信宗法长老和遥远的沙皇对他们的关心。然后他们又寄希望于“人民的”部长，寄希望于在议会和集会上的“激进的”演说家，听到这些人热情地高喊“人民”。但是历史破除了一个又一个幻想，文明十分出色地成为少数人享受而大多数人长期痛苦的手段。尤其是，在社会面前重新产生一个问题：为了巩固文明，是否必须确立利益和信念的一致，是否必须确立统治阶级和大多数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在没有财产的群众和文明的少数之间不存在，那么他们的文明永远不会持久。与外国侵略者的冲突，新的宗教宣传者，饥民的瞬间暴动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消灭璀璨的文化，尽管它看起来在物质、精神和道德上占有优势。文明更加持久的唯一方式—就是把自身的存在与大多数没有财产的人的物质、精神和道德的利益相联系，把物质生活的便利、不断发展的科学影响、个人人格的认识和更加公平的社会形态的积极影响扩大到更多的人。只有更加合理地大量的福利资本，智力和道德发展的资本，文明的少数人才有可能巩固自身的发展。 古代东方的王国以及墨西哥和秘鲁的王国，还有那个在帕伦克森林地区[4]建立了宫殿和教堂但是没有留下名字的王国，与它们的全部文明一起被第一次社会风暴毁灭。这不是偶然的，完全是这些文明形式的自然结果。当精神发展被神权政治垄断时，当生活富裕和文化进步被少数财产继承者或者皇室宫廷的人垄断时，当一个人的宫殿和少数人的教堂是绝大多数人全部劳动的结果时，当大多数人没有看到保留当地的社会形态对生活有任何改善时，当大多数人没有看到外来侵略者的占领有任何害处时，那么什么可以把大多数人与文明真正结合起来？与那个对于他们仅仅是奇怪的、遥远的和虚幻的景象的文明结合起来？外来侵略者入侵时容易毁灭少数文明的社会最高阶层。尼尼微[5]向巴比伦臣服之后，它的富丽堂皇的宫廷和教堂空旷无人，破败不堪、杂草丛生；劳动和资本涌入苏萨和波斯波利斯[6]之后，巴比伦衰落了。大多数人失去五光十色的舞台，他们为辛那赫里布[7]劳动，也为尼布甲尼撒[8]劳动；他们的思想生活和利益与阿玛西斯[9]以及大流士[10]几乎不相关；他们在居鲁士大帝[11]的军队中像机器一样死亡，正如在克罗伊斯[12]军队中一样。完全不公正地分配体力、智力和道德的发展条件，使所有这样的文明极其不稳固。 这样的现象在古希腊一罗马崩溃时再次重复。但是在这里文明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文明的形式更加公正，因此古希腊一罗马的文明更加持久，因此在外部和内部力量的破坏下它不容易被毁灭；因此它在人类历史中的痕迹比较深刻和丰富。大多数公民的经济利益与它相关，那些有机会进入思想和政治生活的城邦中心的人的精神利益也与它相关。个人的专横暴虐被国家和法律所理想化的专制代替。精神发展的垄断与神权政治一起消失。精确的科学，独立的哲学思维，公民对政治的自觉参与扩大了体力、智力和道德发展的实现条件。尤其是大量的奴隶阶层处于自由公民阶层之下，他们提供了全部的手工业劳动，但是他们与公民的政治生活几乎完全无关。专制政体的城市扩大了领土，服从专横和剥削，与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格格不入。科学和哲学思维的教育活动是薄弱的，取而代之的是扩大有文化的人的范围，哲学家在学院的大门上写着禁止文盲进入。古希腊的思想快速发展，但是不理解社会的学者们，与日常生活利益格格不入的哲学家们在这样的高度上越来越离群索居。他们不能一直等待不可避免的命运。大多数公民没有把自己的利益与手工业者—奴隶和被统治者的利益联系起来，没有保卫自己城邦的自由免受外部的暴力。保留公民传统的城邦人在长期的斗争中和大量的与这个传统格格不入的外邦人混合在一起，古代政治生活的中心失去自身的意义。少数学者和先进的思想家没有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与大多数人的思想结合起来，没有捍卫自己批判大众盲目崇拜的权利和方法，没有捍卫自己批判少数富有的智者懒惰和毫无逻辑的权利和方法。在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后继者们的动荡时代的影响下，在罗马入侵的影响下，具有批判思维的少数人淹没在与批判格格不入的大多数人当中；荒谬的信仰需要压制了深思熟虑的信仰需要，物质保障的需要压制了公民生活的需要。古希腊人关于正义生活的理想被罗马人关于法律形式的理想代替。城邦—统治者的范围不断缩小，起初是一个统治世界的城邦的执政官[13]，然后是一个统治世界的人的亲信。当古罗马被外部敌人入侵抢占后，它在他们的手中瓦解，因为没有人珍惜帝国的金库，也没有人可以忍受帝国的沉重压迫。当新的基督教圣灵向阿里斯托杰利、阿尔希梅德和埃皮库尔的后代提出思考的要求时，批判已经消失，科学已经被废弃，哲学已经成为奴隶，因为它们的代表是离群索居者，或者他们受到与精神利益格格不入的群众的影响。古代文明的不充分的正义破坏了文明的持久性，尽管它与以前的生活和思维形式相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只有当少数人及其所代表的物质、精神和道德利益在经济上与大多数人的福利相关，在教育上与他们的思维相关，在生活上与大多数人的信念相关，也就是他们的优势与当前的文明一致时，欧洲的新文明才可以考虑自身的持久性。谁发现这些条件在当前的社会制度中不能完全实现，谁发现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不是一致，而是社会纠纷，那他就不可避免地寻找这样一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这种病态可以转变为健康，可以转变为更加公平的制度，在这条道路可以建立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的利益的一致。文明在自身的分布中成为最公正的和最持久的。 但是文明的持久性有时是由它的发展能力决定的。如果地理条件以某种方式从外部保障文明，那么它还可以通过阻碍具有批判思维的人的发展从内部防止危险，因为这些具有批判思维的人不能太多，否则当他们出现时无法压制他们。有一些人比那些遵守习惯和风俗的人更加固执，可能在大脑的结构上就不具备批判思维，最终在几代人中形成习惯于重复不变的思维结构，正如蜜蜂的蜂箱和白蚁的蚁房。那时在社会中可能产生宫廷政变，血腥的战争，王朝的更替，甚至文化的变革，但是它的文明没有改变，而且它的历史生活停止了。不过，不应该认为，最高级的人种可以完全摆脱陷入停滞的危险。拜占庭越来越远离这条道路。莫斯科公国已经向它俯首称臣。但是更加发达的国家形式也最终将走向终结。 因此，任何文明都通常面临两种危险。如果它仅局限在极少的少数人中，那么它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如果它没有在文明的少数人中培养具有批判思维的活跃的个人，那么它面临着停滞的危险。 在防止文明停滞和动荡时，在防止文明反动和变革时，不充分满足进步的主要条件，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使进步成为任何文明的固有特征。停滞使一切文明面临危险；如果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中是罕见的，那么仅仅是因为长期的停滞不能消除那些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外部的敌人和内部的病症没有使社会成为蚁穴。因此，人类可能永远都不存在持久的进步，尽管有不利的条件，尽管不可能达到，但是对于极少数人而言，进步的科学和历史可以在某些地方积累一些资料。个人和组织在某些地方获得体力、智力和道德的发展，他们获得某些真理，在组织中实现更多的公正，把争取进步的成功方式留给其他人。如果社会进步的条件没有实现（也就是说，稳固的不受阻碍的进步在这个社会所必要的条件），那么单独个人的进步活动条件通常俱在：对当代文化的批判态度，坚定的信念和不顾危险实现它的决心。这些条件不是很难达到，因为它们实际上存在，即使考虑到社会进步完全缺乏实现的条件。个人的智力发展如果不持久，那么就不能永远阻止个人批评现状，有时甚至不能阻止个人认识到正义与发达个人的利益的一致性。道德发展无论在现有的社会制度是多么不可能，但是已经在最落后的环境里表现出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思想家表达了自己的真理和正义理论，遇到了同情和理解。坚决反对进步的社会生活形式不止一次地在革命的暴动中瓦解，如果它们在思想发展的压力下不做出让步。在最敌对的条件下进步实际上是可能的。它真正地发生了。由于文明不稳固，当一个地方的成就与文明的毁灭一起消失时，它们的大部分传统将在另一个地方复活，发芽，然后夺回一些新土地。但是人类从来不能以全部牺牲和全部历史斗争为代价，获得持久的渐进发展的充分条件。与此同时应该记得，这仅仅是进步的条件，它的目标包括更加广泛的要求。如果我们把以上所说的持久的社会进步的主要条件与这个条件的最终目标进行比较，那么这一切很容易认识到。 最低的卫生和物质保障—这是进步的必要条件；生活有保障的劳动和人人都能享有的舒适生活—是这个条件的最终目标。需要批判的观点，相信自然规律的不可改变，理解正义与个人利益的一致—这是智力发展的条件；系统的科学和公正的社会制度—是它的最终目标。对独立信念有利的社会环境，对信念的道德意义的理解—这是道德进步的条件；发展及实现理性的、清楚的和坚定的信念—是它的目标。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最低程度的教育普及，进步的社会形态—是社会进步的条件；每个人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每种社会形态可能取得的进步结果—是社会进步的目标。 由于这些目标，以上条件成为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与此同时，它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得到满足。大多数思想家认为进步的真正目标是乌托邦。尽管这样，尽管完全缺乏持久的进步条件，但是历史终究在人类中存在，进步也在不断地实现。 但是人类为进步付出了多少？ [1]为了防止误解，我认为必须清楚解释最后这几句话，俄罗斯帝国公开出版的书籍不可能对此详细解释。 在充满普遍竞争的现代社会，正义与个人利益的一致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现在的人只有当获得财富和不断扩大财富时才可以享受到文明的好处。但是资本主义的财富进程实际上是故意减少工人工资的过程，交易所不诚实的投机过程，以及用自己的智力和政治及社会影响力进行市场交易的过程。最高明的诡辩者把这条道路称为正义，但是他坚信，当个人寻找个人利益与正义一致的可能性时，个人的智力发展还远远不够。他提出一个理论：生活就是斗争，真正的智力发展在于全面武装起来争取长久的胜利。当把这个胜利与良心的不安进行比较时，当把这个胜利与斗争的危险进行比较时，当把这个胜利与社会蔑视和社会憎恨进行比较时，所有这些论据很容易被享受现代生活的理论家推翻：当良心的不安成为一种习惯时就会相信可以通过合法的方法获得财富，就会相信法律；如果绝大多数人在合法的基础上争取和扩大财富，那么大多数人就不会蔑视和憎恨胜利者，而是为他高兴，崇拜他，尽力效仿他，向他学习；如果在长期的斗争中获得战胜失败的机会，那么首先是充分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这些机会，第二是保证个人享受短暂的生命。 这样，应该同意，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个人利益不仅与正义不一致，而且与它直接对立。为了得到更多的享受，个人必须阻止正义；为了得到更多的享受，个人必须把自己的全部能力用于剥削他周围的一切东西和一切人；必须记住，如果他听从正义的想法或者听从真诚情感的影响，那么他自身将成为他周围的人的剥削对象。企业主不得不挤压工人，不然工人将偷盗他。顾家的人不得不疑心重重地监视妻子和孩子，不然妻子和孩子将哄骗他。政府不得不建立很多警察局，不然其他人将夺取它的权力。积累财富，保持警惕，因为在期待更大的回报时，朋友给你造成牺牲；情人给你的吻是买来的吻。到处都是战争，拿起武器时刻准备反对一切。 因此，正义与个人利益一致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现有的社会制度是病态的制度。如果读者认为，最后的是错误的以及一切应该这样，那么请合上这本书：它不是为他所写。但是出现一些问题：读者自身是否发展了批判地认识周围一切的要求？他是否有法律不可改变的信念：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基础的社会是任何合法性和任何警察都不能巩固的社会；这是一个不断瓦解的社会，一个要求激进变革的社会？如果读者无意识地和有意识地反对这样的社会制度，也就是必然地注定地要相互不信任、相互剥削的社会，如果他在辉煌的现代文化中认识到病态过程的存在，而且这个过程在其目前的理由下不能保留这个制度，那么批判地认识周围一切的要求应该使他得出一系列其他问题。是否必须治疗这个社会制度的病症，是否必须寻找这个病的源头和采取反对它的行动？如果这个病的源头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么激进地改变经济、政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这些关系的原则而言是否要求其他的表述？在重建病态的社会制度时是否可以不采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不采用普遍的竞争，而是建立尽可能紧密的和尽可能广泛的个人团结？社会成员之间没有团结是否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和稳固的社会？什么是社会团结？难道不是认识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难道不是认识到个人尊严只有通过保持所有与我们团结的人的尊严才能达到？如果这是批判地认识周围一切的要求所能达到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与本文的观点——健康社会的正义在其结果上与个人利益的意图是一致的——有什么区别呢？（1889）。——作者注 [2]罗舍福尔（1830—1913）：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反对拿破仑三世，同情巴黎公社。马罗托（1848—1875）：新闻记者，报纸出版商，反对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巴黎公社时期出版报纸《山》和《社会拯救》。埃姆别勒（1814—1876）：政务活动家，拒绝对拿破仑三世宣誓。——译者注 [3]布雷德洛（1833—1891）：英国议会议员，因拒绝宣誓被驱逐。——译者注 [4]帕伦克：墨西哥文化名称，1750年发现古代城邦的遗址和玛雅文明的遗迹。——译者注 [5]尼尼微：西亚古城，是早期亚述、中期亚述的重镇和亚述帝国都城，最早由古代胡里特人建立，其址位于现在的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省，底格里斯河的东岸，隔河与今天的摩苏尔城相望，意为“上帝面前最伟大的诚实”。——译者注 [6]古波斯帝国建立之前，苏萨就已成为波斯的都城。居鲁士大帝时期，苏萨是帝国四大都城之一，并开始在城内修建宫殿。苏萨的宫廷建筑是在大流士大帝时全面展开的。波斯波利斯，又称塔赫特贾姆希德，是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即位以后，为了纪念阿契美尼德王国历代国王而下令建造的第五座都城。希腊人称这座都城为“波斯波利斯”，意思是“波斯之都”，伊朗人则称之为“塔赫特贾姆希德”，即“贾姆希德御座”。——译者注 [7]辛那赫里布（？—前681）：亚述政治家、军事家，新亚述帝国皇帝，前704—前681年在位。发起多个征服战争，不断扩大帝国版图，具有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华，是新亚述黄金时期的一位明君。—译者注 [8]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II，约前630—前561年），是位于巴比伦的伽勒底帝国最伟大的君主，他曾征服了犹大国和耶路撒冷，并在他的首都巴比伦建成著名的空中花园。——译者注 [9]阿玛西斯（Amasis）也称雅赫摩斯二世，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法老。前570—前526年在位，他是埃及被波斯征服以前最后一位伟大的统治者。——译者注 [10]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也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之一。他在继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前后进行了18次战役，终于平定了叛乱，使波斯帝国重归统一。大流士功成名就，踌躇满志，并巡行各地。在巡行至一个叫贝希斯敦的小村庄时，他让人在附近的石壁上刻上了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为自己歌功颂德，以便流芳百世。他自称为“王中之王，诸国之王”，后人尊称为“铁血大帝”。——译者注 [11]居鲁士大帝（前550—前529年在位）：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波斯皇帝、伊朗国父。居鲁士大帝以伊朗西南部的一个小首领起家，经过一系列的胜利，打败了3个帝国，即米底、吕底亚和巴比伦，统一了大部分的古中东，建立了从印度到地中海的大帝国。——译者注 [12]克罗伊斯：吕底亚最后一代国王，以财富甚多闻名。—译者注 [13]执政官在这里是指罗马共和国两个最高职位的人。在古罗马“执政官”一词有两个意义：一是以前的领事，一是省的总督。
第二封信历史过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二封信历史过程 现在让我们研究“历史”这个词的另一个意义。 在第一封信中阐述了作为人类知识领域的历史；现在将研究作为过程的历史，也就是成为作为知识的历史的研究对象。作为过程的历史，作为现象的历史在一系列现象中具有自身的真正特征。这些特征是什么？在善于思考的人的眼中，历史现象与石头掉落、液体发酵、消化过程等在玻璃器皿中观察到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现象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的问题看起来很奇怪，因为任何读者都会想到，历史过程是由人、民族和人类完成的，在这一点上这个过程与其他一切过程有根本区别。但是它不完全是这样。第一，地质学家有权利说地球的历史，天文学家有权利说宇宙的历史。第二，并非所有人、所有民族都进入历史生活的过程。在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日常活动中有许多方面连最仔细的传记作者也从来没有描写到，这就如同成千上万的个人生活，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都不能引起研究者的任何兴趣。在社会生活中，历史学家不是描写每年定期重复的现象，而是指出它们如何变化。许多历史学家从整个人类中区分出民族和种族，并称之为历史的，把其余的部分留给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总之，无论是什么科学，反正不是历史学。他们在某个方面是正确的。这些民族的生活问题，这些民族的思维方法与动物学家对某种鸟类或者某种蚂蚁的研究是完全一样的。动物学家描述这些动物的特征和习性，它们筑巢或者建造蚁穴的方法，它们与其他动物的斗争等。民族学家也研究这些问题。确实，人的机能是更加复杂的，需要更多的描述。语言学家不仅了解表达的方法，而且了解语言的意义，但是动物学家只能从鸟的抑扬顿挫的歌声中了解鸟的意思。人类学家描写知识、手艺、工具、神话、习惯，但是他的问题与动物学家一样：根据它们的实际情况描写这些事实。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对于我们是更加有趣的，因为我们不仅研究人，而且还同情人。但是在应用方法的科学意义上不应该欺骗我们。人类学家仅仅是把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家。他仅仅描述人本身是什么。 但是我认为，把民族和种族区分为历史的和非历史的历史学家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实际上，还有另一个方面，它使这种区分的正确性令人怀疑。也许有这样一个不幸的岛，两个旅行者对岛上居民的描写完全相同，但是这两个旅行者相差一百年。这些居民的生活在两个时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如此普遍，以至于科学有充分的权利在没有变化的地方假设变化，因为人类学家总是对自己关于某个部落的研究补充一些假设性的说明，如部落文明在一定时期如何变化，文明如何产生。但是历史学家有义务把这些问题归入自己的领域。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可以说明整个有机界的历史，因为从变化的角度看，每一个机体形式只有在机体起源的时刻才具有意义，但是机体形式的起源到目前为止还只是科学的解释，而不是观察到的事实。科学仅仅划分机体形式，对它们分类，每一个个别情况只有在普遍过程的研究中才具有意义。个别情况仅仅是研究的手段。只有在研究当前的环境条件和新出现的形式之间的依存关系时，个别形式在某些条件下的产生才具有意义。除此之外，在机体形式的变化中，最值得研究的部分是植物和动物在人的影响下的变化，也就是已经进入人本身的历史领域。 当然，在动物学领域中有一些现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学家的研究相似。这就是动物习性变化和发展的现象。到目前为止可以得出结论，那些现象已经完成、正在完成和将要完成，但是动物学家在完成的过程中没有观察到任何一个这样的现象。很有可能的是，所有人工培育的动物具有某种类似的过程，或者至少它们的人工培育形式有一系列的变化。例如，蜜蜂现在的群居生活是从比较简单的群居中产生的，这是完全合理的。脊椎动物出现了习性的变化，特别是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条件。但是蜜蜂的“发展过程”，正如所有无脊椎动物以及复杂的微生物的“发展过程”，超出了科学观察的范围。在新的环境条件的影响下，脊椎动物的习性很少发生变化，正如移民虽然被安置到新的气候条件下，但是他们在移民区也很少改变房屋的建筑风格，在服装和食物方面也很少有变化。动物学家的世界，正如科学所说，是不断重复的现象的世界。因此到目前为止，抽象理性只是把人类历史与动物相类比，实际上历史是被人限制的。 研究者在所有其他过程中寻找包罗所有重复现象的规律；只有在历史过程中不是重复现象的规律，而是正在完成的变化本身具有意义。只有外行观察者对这种晶体的形式感兴趣；矿物学家认为畸形的扭曲的形式来源于那些严格服从地质学规律的固定类型。这种反常成为解剖学家建立规律的理由，因为它表明，某个机体的正常结构偏离某些界限。但是人的生活现象，个人或者集体的生活现象具有双重意义。 卡斯帕尔·豪泽尔突然出现在纽伦堡的街道上，五年后被刺杀[1]。开普勒发现行星运行的规律。北美内战导致美国在人员和金钱方面损失惨重，引发欧洲的经济危机。我们在这些事件中研究什么？ 对于心理学家，卡斯帕尔·豪泽尔是一个在成年后才进入社会的特殊个体，一个比其他个体更适合研究心理现象普遍规律的个体。对于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卡斯帕尔·豪泽尔是这个时代的特殊现象，是以前各种奇怪情况的综合结果，这个神秘的人在17年之前被剥夺一切社会关系，在5年之后又被凶手刺杀。当安塞姆·费尔巴哈假设他是策林根家族的最后一个后代时，他不是研究重复的历史现象，而是研究唯一的历史现象。 对于逻辑学家而言，开普勒的发现过程是科学思维普遍规律的范例。密尔和惠威尔[2]争论的地方在于，这个过程是否是真正直觉的范例。但是对于历史学家这些发现是一次完成的事件，没有重复的可能性，因为它是由以前各种极其复杂的科学发现、17世纪初期的社会发展、德国当时的各种特殊事件以及开普勒的特殊经历决定的。但是这个事件一旦发生，它就成为智力发展的新因素，它的过程不能再次重复，因为它是科学、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和偶然的个人经历等各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在与美国内战相关的一系列现象中，社会学家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普遍规律寻找一系列实例，历史学家把这些复杂的现象视为特殊的、一次出现的现象，视为在整体性和复杂性上不再重复的现象。 与其说历史现象为确立个人的心理现象、经济现象、政治形式的必然更替提供材料，或者为确立人的理想的普遍规律提供材料，不如说历史现象引起对心理学、社会学、个人或社会精神的现象学，某一种自然科学及其在人类的运用的兴趣。但是对于历史学家，它们不是不可改变的规律，而是偶尔一次发生的变化的特征。 可以从两个方面反驳以前的观点。历史理论家说，我不明白作为科学的历史的要求：它与其他科学一样，寻找不可改变的规律，历史进步的事实对于历史学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可以清楚解释这一过程的普遍规律；事实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而是它们被赋予意义—意味着历史成为各种各样的千变万化的悲剧或者喜剧，这对于平庸的历史学家而言就是历史的理想。读者有权利认为以上所说都是重复以前的老生常谈的思想，但是他们将在这里发现，只有人具有历史，只有事件在历史中不会重复，而是不断组合成新的事件。 最后我要指出，我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冒充为新思想；但是有时候不妨想一想旧思想，而我想起这个旧思想，这是因为最近在“历史规律”这个词的意义上出现了一些概念的混乱。例如，巴克尔的许多追随者说，他发现了一些历史规律。我在这里不是想证明或者否定他的发现是否准确，无论这些发现是什么，它们都不属于历史规律。他仅仅是通过历史确立了一些社会学规律，也就是通过历史资料确定哪个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占优势，如果重复这种优势，它将如何发挥作用。这根本不是历史进步的规律，如何理解维科[3]、博须埃②[4]、黑格尔、康德等所确立的规律。 至于历史理论家，我认为他们在两个方面赞同我。第一个方面—有些思想家试图像维科那样把历史归结为重复现象的过程，一旦对两个不同的时期进行比较研究，他们的尝试就失败了；因此历史就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确定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就是那些在每个时刻仅仅一次出现在历史学家面前的现象。第二个方面—历史逻辑的规律在整体上还没有找到，但是正在寻找。如果这样—我们将继续寻找。 首先应该清楚解释问题的意义：历史规律是什么？在以上提到的两种自然科学中，“规律”一词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现象学中，现象的规律是阐明现象按特定的顺序不断重复的条件。因为历史现象不会重复，那么这个词的意义根本不适用于历史。这个词在形态学中还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即表达形式和对象的分类，也就是把形式和对象划分到密切相关的类别中。例如，在天文学中，当说到天体在天空表面的分布规律时，或者在有机体的系统学，当说到有机体的分类规律时，在这个意义上“规律”一词是“发现”的意思。“规律”一词在这个意义上被用于历史，因为它的意思是对事件的分类。 但是找到或者发现某种分类规律意味着什么？我们唯一的答案来自形态学，也就是我们对形式分类的理解。这就是单个机体的形态学。当胚胎学和发展理论在研究中深入考察组织、机体和机体系统的形成过程，以及最小的卵细胞从萌芽、果实到幼仔等所有阶段一直到我们观察到的阶段时，我们将明白机体解剖的标准结构和畸形结构。我们研究解剖形式的分类，因为它对于我们是一系列完整的逻辑分类的一个方面，这个完整的系列分类是由机体的发展过程决定的，它不是别的，正是机械的、物理—化学的和生物的现象的总和。 在另一种形态学中，我们的知识还没有大的进展，我们的理解还不够清楚，但是我们正是以同样的方式理解我们所理解的东西。我以地质学为例。岩石和山脉的层系分类对于我们而言是地球的历史痕迹和地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机械学规律、物理—化学规律是在我们星球连续不断地发生作用的一系列结果之一。 在其他形态的学说中，对分类规律的理解也不是别的，正是清楚解释形态的形成过程，即使我们只知道这个过程。在最后一个条件还没有完成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通过认真的观察更加清楚地解释分类规律，也就是纯粹经验的规律，但是我们还没有理解它。随着望远镜的发明，在天空表面可以观察到新的天体，它们的分类规律不断改变或者越来越准确。随着机体形态学知识的不断增加，它们的分类规律越来越准确。但是只有当我们充分了解世界物质的形成过程时，只有当我们认为观察到的天体是来源于这一过程的某些阶段时，我们才能说我们理解天体分类的规律。在天文学中甚至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星座的分类到目前为止仅仅是经验描述的对象，而不是科学解释的对象。对于机体的分类，科学解释的时期是从第一次试图揭示有机界的形成过程时开始的：达尔文的理论在这一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现在机体的分类规律仍然是科学的任务：理解这个规律—意味着从机体的形式转向它们的形成关系。在以上这两种情况中，分类从一开始就是无序的、几乎任意的，很容易在原始人的思想中产生生命体任意行动的认识，它分布在星体中，似乎是各种奇怪的机体形式。科学解释把不可改变的现象学规律作为这一分类的起源；与此同时，现象连续不断地重复；但是在某个领域发生作用的现象学规律在世界空间中产生越来越新的物质分类，在地球表面产生越来越新的机体分类形式。物质的形态学是指物质分类的逻辑变化的规律，也就是物质在空间（机械）和不同成分（化学）上的分类。机体的形态学，正如海克尔[5]对它的解释，是在永远发生作用的生物学规律的基础上，把发现机体分类的逻辑变化的规律作为自身的任务。 比较这些科学可以得出结论，即什么是发现历史规律，什么是科学理解历史规律。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好处是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形成过程，正如肤浅的观察者从一开始就把形形色色的各种事件看作是星座和星云的无序排列或者机体形式的多样性；但是无论在别处还是在这里，开始非常迅速地根据形成关系和事件意义进行分类。 在解释现象的关系时，在解释形式、对象或者事件的分类时，第一步永远是区分最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在现象学中自然科学家容易这样做：重复不可改变的关系就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就是规律；那些与偶然变化有关的东西不仅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只是对未来的可能想法。即使在相同的折射环境也没有一个研究者可以找到完全相同的光的折射角度，也没有一个研究者可以找到完全相同的化学分析结果，除偶然的经验偏差以外，他发现了不断重复的现象的规律。这是唯一重要的。 事实的意义在形态学中由什么决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在形态学中对形式分类规律的解释与对现象学规律的连续作用的解释是一致的，因为现象学规律决定分类的形成过程。显然，这个促使更好地理解形式分类规律的因素，也就是现象学因素，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天文学家把太阳系分成不同的类别，因为组成它的物体与遵循万有引力规律的机械现象相关；由此分出两层或者三层星体体系；正如在分析化学中，由于钾、钠、氯的化学作用相似，我们使它们相互接近；由于化学成分和结晶现象相似，我们使矿物质互相接近。现象学规律明确指出，哪些在形态学的分类中是比较重要的，哪些是不太重要的。为此必须考虑所有在这种分类中发生作用的现象学规律，特别是那些影响分类本身及其形成过程的规律。 哪些现象学规律影响人类历史事件的分类及其形成过程？机械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规律，也就是说，所有现象学的规律，必须科学地思考它们。其中，哪些规律对于理解历史特别重要？为什么需要思考生命体的特征，这个生命体是历史的唯一工具和唯一对象，也就是人。特殊的发电现象不能从动物类别中区分电鳗[6]，正如特殊的化学产物不能决定植物分类；在这两种情况中，生物现象成为最重要的说明。一切与人有关的科学分类应该根据人的特征使用最重要的标准，而且不可避免地根据他的主观评价决定这些特征，因为研究者本身，也就是人任何时候也不能脱离他所特有的过程。 在普遍的世界体系中，认识现象可能（甚至是很有可能）是非常次要的现象，但是对于人它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至于他永远把自己的行为分为有意识的行为和无意识的行为，永远区别地对待这两类行为。有意识的心理过程，是根据信念或者违背信念的有意识的活动，是对社会活动的自觉参与，是政党之间对历史变革的有意识的斗争，与在这些情况下的无意识活动相比，对于人永远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意识的影响在历史事件的分类中应该占首位，因为它们逐渐有人的意识。 根据这个意识，哪些过程对事件的形成具有首要的影响？人的需要和本能。如何根据人的意识对这些需要和本能进行分类？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需要和本能是源于人的身体和心理结构，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它们成为人的活动的准备因素时才可以被认识到。第二类是个人无意识地从他周围的社会环境中获得的，或者从先辈们的习俗、传说和传统，从已经确立的法律、政治分类和文化形式中获得的；这些文化需求和本能也是成为人的活动的准备因素时才被认识到；它们对于个人是给定的，虽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它们在文化形式的起源中具有一定的意义；研究者寻找和猜测这个意义；但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这种文化形式的人而言，它是外在的，独立于个人意识的。第三类需要和本能是完全有意识的，对于每个人而言是在个人中产生的，是不受任何外在的强制的，是人的意识的自由和独立的产物：第一是活动领域，也就是以对利己利益和与他人密切相关的个人利益的精打细算为基础的活动；第二，对历史进步更加重要的是对“更好的”状态的需要，是增加知识的本能，是提出最高目标的本能，是根据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道德理想改变外部给定的一切的需要，是根据真理的要求重建思想世界的本能，是根据公正的要求重建现实世界的本能。后来科学研究使人确信，这一类需要和本能在个人中是不自由的，不独立的，而且是受到周围环境和个人发展特点的复杂影响；虽然他在客观上坚信这一点，但他终究不能消灭主观幻想，因为这个幻想是在他的意识中，为他明确两种活动之间的重大差别，第一种活动是他树立目标、选择方式和批判地审查目标和手段的优点，第二种是机械的、激情的和习惯的活动，他在这种活动中认识到自己是外部给定的工具。 在所有与人相关的科学中，对人最重要的是现象学过程，根据这个过程，以上三类需要和本能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这些类别是科学地确立的，它们对于历史事件分类的意义是源于它们对意识过程的态度。第三类是最有意识的，对于人的历史而言，应该在这个历史的本质上是最重要的，因此它必然对历史学家，也就是在个人本性上的人，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有目的的意识活动在提出问题时提供中心线索，人的其他活动围绕着线索进行，这就像人试图达到的各种目标是一个隶属于另一个的，对于大多数人—是根据个人的最大利益，对于思想最成熟的人—是根据他们对道德尊严的认识。理论的科学性在这里源于两个主观过程的一致，一个是在历史学家的思维中完成的过程，另一个是对历史个人和团体观察的结果。从这个观点看，历史事件进程的规律实际上是明确的研究对象；必须在每个时代抓住智力和道德的目标，也就是思维最发达的个人在这个时代建立的目标是最高的目标，是真理和道德理想；必须建立产生这个世界观的条件，必须建立培养它的批判的和非批判的思维过程和它的逻辑变体；必须对在它们的历史和逻辑联系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世界观进行分类；必须根据原因和结果、作用和反作用、实例和例外来排列它们周围的所有其他人类历史事件。从各种形形色色的事件中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转向历史逻辑规律。 在这个理论中，所有主要的研究对象和工具属于客观世界。个人和团体在这个时代追求的各种目标是主观的；他们的同时代人用来评价这些目标的世界观是主观的；历史学家对这个时代的世界观的评价是主观的，为了从它们当中选择那个他认为在一切世界观中最高的最核心的世界观，为了确定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必须说明进步的和倒退的时代，说明历史运动的原因和结果，向同时代人说明可能的和现在希望的。但是主观性的来源在这些情况是不同的，消灭错误的方式也是不同的，虽然这些错误可能是这一方法的后果。个人目标及其道德评价的主观性在这个时代的是完全必然的、完全科学的事实，它得到全面的观察和研究：为避免错误，历史学家在这个时代应该以最谨慎的态度汲取文化环境和个性发展程度；他在这里收集事实，正如在任何其他科学中，他的个人观点极其少地参与这些事实的确立。如果他允许塞索斯特里斯[7]或者帖木儿[8]使用路易十四或者俾斯麦的复杂的外交策略，那么他就不了解他所写的时代。如果他赋予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以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么他没有充分地理解时代的差别。如果他使文化现象、国家扩张和民族斗争在历史中具有主导意义，那么他就不清楚人的本质特征，不清楚如何认识人自身。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科学资料的准确性、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消灭错误的最好方法。但是客观评价这个时代的各种世界观或者历史学家确立的历史进步理论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作者确立错误的理想，那么，即使学问最渊博的人也不能消灭错误；在这里显示出历史学家个人的发展；他在对自身发展的关怀中找到使自己的理论更加正确的唯一方法。人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把他自己获得的道德培养运用到人类的全部历史中。第一类人在人类的生活中寻找建立或者破坏强大国家的因素。第二类人主要关注民族之间的斗争、强大和灭亡。第三类人试图使自己和他人相信获胜的一方永远比失败的一方正确。第四类人只对事实感兴趣，无论这些事实是否实现了他们作为人类绝对幸福的思想。他们全部根据自己的道德理想主观地评论历史。 读者不要以为，历史学家在考虑某个事件对人的影响范围时，为了讨论事件的重要性可以接受客观的标准。我认为，对于奥古斯丁或者博须埃而言，影响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件远远比成吉思汗或者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军队更加重要，正如对于现代历史学家而言，蒙古人对庞大的中华帝国的入侵并不比瑞士的几个州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更有意义。当然，在这里可以确定大多数人的标准，如果不仅考虑这些事件直接影响的所有个人，而且考虑几代人的思想和生活都是由这些事件决定的。但是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常处于幻想的影响下。那些他根据自己的主观道德观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在他看来实际上间接影响大多数人的未来命运。一位作家在新欧洲的精神文化中发现从加利利[9]传来的布道的普遍影响，他坚信古希腊哲学学派的影响并不显著；另一个历史学家非常坚定地坚信完全相反的命题。 这样就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主观评价应用于历史过程中，也就是根据自己的道德发展程度理解某个道德理想，根据历史事实促进或者阻碍这个道德力量来确定它们在历史中的位置，这种促进或者阻碍在这些事实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来，根据重要性把它们置于历史的首要位置。但是在这里有两个重要情况。第一，在这个观点中所有现象被孤立起来，它们是有利的或者有害的，合乎道德要求的“善”或者“恶”。第二，从我们确定历史前景的道德理想来看，我们成为这一过程的终点；以前的一切在追求某个目标的准备阶段中成为我们的理想。因此，历史在我们看来是有益原则和有害原则的斗争，有益原则在不可改变的形式中或者在不断的发展中达到终点，这个点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人类的最高幸福。无论如何有益原则必然获得胜利，无论如何下一个时期必然更加接近我们的道德理想。可是，一些观察者完全清楚地认识到，退步的时代在历史中是十分常见的；另一些人总是抱怨“恶”在人世间占上风，抱怨新的一代腐坏堕落；还有一些人直接断言，最好的未来对于人类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人开始观察历史事件，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根据他们的价值观确定以前的一切在历史中的位置。只有那些促进或者阻碍实现他们理想的事件被置于首要位置。如果思想家相信现在或者未来可以真正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那么全部历史对于他都是围绕着那些准备实现理想的事件。如果他把自己的理想转向神话，那么历史仅仅是培养这个与未来世界的幸福相关的信仰。如果他放弃实现最高理想的任何可能性，那么他的理想成为历史在人的思想中培养的最高的内在信念，毕竟以前的一切，无论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在他看来都是培养道德信念，这个道德信念在现在没有实现，在未来也无法实现，但是在人的认识领域被作为人的发展的最高点。对于历史的唯一意义而言，历史事实与我们的现实道德或者理想道德的这种接近，我们的道德理想在人类过去生活中的这种发展成为历史事件分类的唯一规律，成为进步的规律，我们是否认为这种进步是连续不断的或者易受动摇的，我们是否相信可以真正实现进步或者真正认识进步。 因此，在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认识进步。如果我们拥护在我们的时代胜利的原则，那么我们把自己的时代看作以前时代的最高成就。如果我们不再拥护那些原则，那么我们相信我们的时代是批判的、过渡的和病态的，在它之后是另一个时代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理想在现实世界或者在神话未来或者在人类最优秀代表的认识中的胜利。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人—而且世界在他们看来充满邪恶—相信虔诚的人应当幸福。相信史前完美的人随后提出进步理论。甚至演化论的拥护者在历史中（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发展）不由自主地服从人类思维的这个普遍规律。根据这个思维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历史过程对于人永远是争取进步的斗争，永远是进步趋势和进步观点的现实发展或者理想发展，只有那些影响进步的现象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是历史的。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我对“进步”一词的理解。客观公正是自然过程固有的，一切希望历史也具有这种客观公正性的人会对我的观点气愤不已，因为对我而言，进步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观点。一切相信自己的道德世界观是绝对正确的人试图使自己相信，只有与这个世界观的原则最接近的东西在历史过程中不仅对于他人，而且对于自己都是更加重要的。但是，当善于思考的人理解一件简单的事情时：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有利的和有害的，好的和坏的之间的差别仅仅是对于人而言才有的差别，而且是与本质和“物自身”完全不同的差别，对于人而言，把人的（人类的）观点方法用于一切是完全必要的，对于物而言，在它们当中遵循与人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过程也同样是必要的。对于人重要的是普遍的规律，而不是个体的事实，因为他只有概括对象时才能理解对象；但是科学和现象的普遍规律是人所固有的，而且在人之外仅仅是各种事实在时间和逻辑上的复杂联结，这些事实如此微小，以至于人未必可以掌握它们的所有细节。对于人而言，人（或者人的团体）的思想、情感和活动在传记和历史中从长期的庸俗生活中突显出来，因为它们是最重要的，最具有理想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但是这种突出只有人才能完成；无意识的自然过程产生万有引力的思想，产生人的团结一致思想，这完全就像甲虫脚上的绒毛，或者像小店铺老板想赚取顾客的多余戈比的想法；加里波第、瓦尔兰[10]和19世纪与他们在本质上完全相同的那类人，就像拿破仑三世的一位元老，德意志小城邦的一位市民，一个把基辅大街的人行道弄脏的人。公正的研究者是否有权利把自己对普遍规律、天才或者英雄的道德评判从人的理解和希望领域转向无意识的和无感情的自然领域，对此科学没有提供任何根据。 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论述两个杰出思想家的进步概念，虽然他们不同意我以上提出的定义。蒲鲁东说，“进步—是确定普遍的运动，因此，是否定任何不变的公式……否定任何施加到生命体的公式；是否定除世界的体系之外的任何没有被破坏的体系；是否定任何没有变化的经验的或者超验的主体或者客体”。这似乎是完全客观的观点，把自己的信念置于世界变化过程的殿堂上。但是进一步阅读伟大思想家的著作，您将发现，对于他，各个领域的进步—是自由、个人、正义等思想的同义词，也就是说，他认为进步就是那些达到对物的最高理解的变化，那些达到个人和社会的最高道德理想的变化，蒲鲁东如何培养这个理想。对于蒲鲁东而言，有绝对最好的，正如对于任何思想成熟的人而言，过去和将来都有最好的；这个最好的对于蒲鲁东而言就是真理、自由和正义，这种绝对最好的在这本书里成为进步的目标和本质，这种主观强制就像千年王国对千禧年主义信仰者一样。而且，蒲鲁东在另一本书中也论述了进步概念，即他的重要著作《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在这本书里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在我的信中所阐述的观点相近。他说：“进步比运动的范围广，运动表明事物在运动，但我们丝毫不能说它在进步”；他认为进步“不是我们的制度在某些危机和当前秩序中的必要条件，进步不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社会变迁”。对于他，“进步—就是正义和自由，如果我们研究它们：（1）它们活动的时间；（2）它们的影响力，它们从属于并且随着自身的前进运动不断改变这个影响力”（1868年版，布鲁塞尔，第244页）。蒲鲁东甚至要求“完全正确的进步理论”，要求论证进步不是注定的。他后来又说，“我们不可避免地相信进步”（III，270）。 斯宾塞指出：“为了正确地理解进步，我们应该研究这些变化的实质，对它们的研究与我们的兴趣无关……把次要情况和进步的有益结果先放在一边，我们问问自己，进步本身是什么。”（《论文集》第1卷、第2卷）。然后他把从单一向多样的转变称为有机界的进步，论证这是任何进步的规律。在这里看来，我们完全客观地看待现象。但是请认真理解斯宾塞对行为的研究，您将发现，他完全从主观的角度出发。他把条件当作进步的日常概念，如人口数量的增加，物质产品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改善，已知的事实和规律的数量的增加，总之，一切与提高人类幸福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条件的增加。他在这些概念中仅仅找到进步的模糊痕迹，而不是进步本身。他想清楚解释这些变化，他想找到这一过程的本质，他以为可以在有机体发展的类比和分化中找到它，因为他把有机发展称为进步。但是有机发展是否包含现象的特征，作者正是从这些现象中借用进步概念，这是令人怀疑的。人口数量的增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增加具有普遍的特征，我们把这些看作是最好的，是更合乎人的愿望和更符合人的要求的。但是新出生的动物在哪些方面比孕育它们的胚胎或者卵细胞要好？为什么成年的动物比新出生的动物更好？如果“动物的进步发展”是正确的说法，那么“自然的目标”“植物的愿望”和“太阳系的国家”等这些说法也是正确的了。最好要知道，斯宾塞本人是否把人类社会从单一向多样的转变称为进步，如果这种分化达到每个人都用特殊语言说话的程度，那么是否有关于真理、正义和美的特殊概念呢？—斯宾塞的思想一般来说是正确的，因为经验表明，个人和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斯宾塞的道德理想的接近是通过分化进行的；但是这个概念不能包括所有进步现象，甚至不能排除完全反对进步，也就是反对培养这个道德理想的过程。在思想正确的情况下，它仅仅说明进步的原因，而进步本身始终在思想家的主观认识中，也就是什么对于人或者对人类是最好的或者最坏的。我们看到，斯宾塞在自己的著作《第一项原则》的第一版中已经认识到过于宽泛地使用“进步”一词是不准确的，他在大多数情况下用“发展”（进化）一词代替进步，并为此提出了公式：“发展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分化和整合，从不确定的不连贯的同质向确定的连贯的异质转变的过程”（《斯宾塞全集》第7卷，第233页）。这个公式的反对意见比较少，一部分是由于其真正的广泛性，另一部分是由于其不够准确，并且在这个公式中还允许异质的情况，虽然这些情况未必符合它的直接意义。而且，这是发展的公式，不是进步的公式，因此，它与这里研究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总之，我认为，我以上列举的两位思想家仅仅在语言上对进步观存在着分歧，但是在本质上他们与所有人一样，都处于人的思维本质所决定的同一个基础上。他们自己提出或者借用他人的某个道德理想，在历史事件中认识争取最高幸福的斗争，认识这个不断接近的幸福。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 [1]一个朋友对我提出批评时说，任何一个俄国朋友在我们的时代几乎都记得卡斯帕尔·豪泽尔，知道他这个人。这完全是对的，最好举个例子，但是我更倾向修改这个注释。1828年，一个流浪汉模样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纽伦堡的街道上，他手里的一张字条上说他是一个弃婴，生于1812年10月7日，只会一些简单的词语。他在一生中只见过一个人，这个收养他的人只给他面包和水，让他生活在地牢里，不久前突然释放了他。这个不幸的年轻人成为全城好奇的对象，忍受着各种粗鲁的试验。然后许多人开始参与研究他，包括安塞姆·费尔巴哈。作为一个在社会之外成长的人，卡斯帕尔成为心理学家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但是最感兴趣的是他的出生问题。所有的寻找都是徒劳的。安塞姆·费尔巴哈发表了一篇关于卡斯帕尔的特殊文章，论证卡斯帕尔可能是巴登的策林根家族的最后一个男性后代，策林根家族被贵族大公卡尔·弗里德里希消灭。卡尔·弗里德里希出生于盖尔·吉伯尔施塔特家族，为了把王位留给自己的儿子利奥波特，试图通过释放卡斯帕尔向他的沽名钓誉的跟随者说明已经没有反对者。1829年，一个陌生人试图杀死卡斯帕尔。1833年5月29日，安塞姆·费尔巴哈逝世。1833年10月17日，卡斯帕尔被刺死。——作者注 [2]惠威尔（1794—1866）：英国哲学家，先后出版了《归纳科学史》和《归纳科学哲学》，奠定了他在科学哲学领域开创者的地位。他的名字也被译为休厄尔、华威尔等。——译者注 [3]乔瓦尼·巴蒂斯塔·维科（1668—1744）：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意大利哲学家。近代历史哲学之祖和精神科学原理奠基者。——译者注 [4]雅克—贝尼涅·博须埃（1627—1704）：法国主教、神学家，以讲道及演说闻名，拥有“莫城之鹰”的别名。他是路易十四的宫廷布道师，宣扬君权神授与国王的绝对统治权力，被认为是法国史上最伟大的演说家。主要著作有《哲学入门》《世界史叙说》等。——译者注 [5]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德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捍卫者和传播者。——译者注 [6]电鳗，裸背电鳗科的鳗形南美鱼类。能产生足以将人击昏的电流，是放电能力最强的淡水鱼类，输出的电压可达300—800伏，因此电鳗有“水中的高压线”之称。——译者注 [7]塞索斯特里斯：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的国王。有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塞索斯特里斯二世、塞索斯特里斯三世。——译者注 [8]帖木儿（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创建者。—译者注 [9]加利利是指巴勒斯坦北部地区，古代的加利利可能还包括今黎巴嫩南部的一些地方。史学观点认为耶稣生于加利利的拿撒勒。—译者注 [10]路易斯·欧仁·瓦尔兰（LouisEugeneVarlin，1839—1871），法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法国革命者，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主席，1871年巴黎公社领导人之一。1871年3月18日参加了巴黎公社起义，3月26日当选巴黎公社委员；5月28日被俘，不久后牺牲。——译者注
第一封信自然科学和历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一封信自然科学和历史 如果读者对现代思想的运动过程感兴趣，那么他会立即要求关注它的两个方面：自然科学和历史。哪一个方面与现代生活更加密切相关呢？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它可能是一见钟情。我知道，自然科学家和大多数善于思考的读者毫不犹豫地作出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决定。实际上，如何轻松地论证自然科学与人的生活时刻相关的问题？如果机械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一系列规律不发生作用，是不是人就不能转身、观看、呼吸和思考？相比较而言，历史是什么？难道是无所事事的好奇心？最伟大的活动家，无论是在个人生活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活领域，不需要记住古希腊主义是何时渗透到亚细亚部落以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队，不需要记住在专制的统治时代所制定的那些成为现代欧洲法律关系基础的法典、规章及增订部分等，不需要记住封建主义和骑士阶层的时代是一个最粗鲁、最本能的动机与热情的神秘主义共存的时代。我们在了解祖国的历史时，问一问自己，许多对现代人的生活有利的变化是不是在俄罗斯民间诗歌壮士歌，在革命纲领《俄罗斯真理》[1]，在伊凡雷帝野蛮的削藩制，甚至在彼得大帝的欧洲形式与古莫斯科的斗争中？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新的首要的问题是要求关心和思考现代人，保持对紧张局势的关注，保持更加准确地实现人的思想的兴趣……这样看来，在决定我们生活的每个因素的知识和其他解释有趣的对象的知识之间没有可比性，就如同在重要的精神食粮和令人喜爱的甜点之间没有可比性一样。 自然科学是理性生活的基础，这是无可争议的。如果没有清楚地认识自然要求和主要规律，那么人将盲目地对待自己最主要的日常需求和最高的目标。严格地说，完全没有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没有丝毫权利被称为受过教育的现代人。但是，当他赞同这个观点时，试问一下，什么与他的生活利益最密切相关？是关于细胞繁殖、物种退化、光谱分析和双层星体的问题，还是人的认识发展规律、社会利益原则与公平原则之间的冲突，民族联合和人类统一之间的斗争，大多数饥民的经济利益与少数富人的精神利益之间的关系，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形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除了知识的庸人（他们是多数）外，未必有谁会不承认，后面的问题比前面的问题与人更加密切相关，对人更加重要，与人的日常生活联系更加紧密。 甚至，严格地说，一些问题与人密切相关，一些问题对人非常重要。前面的问题与其说是重要的和与人密切相关的，不如说它们是为更好地理解和更深入地为解决后面的问题服务的。没有人对文化的益处有争议，也没有人对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绝对必要性有争议，但是在文化中未必有如此愚蠢的辩护者，他们在文化中假设某种独立的神秘的力量。也许有人说，阅读和写作过程本身对人是重要的，因为人通过阅读获得思想，通过写作表达思想，但是只有这个过程成为掌握思想的工具时对人才是重要的。从阅读中什么也没有汲取的人丝毫不比文盲高明。“文盲”这一名称就是指基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受教育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手段。自然科学在人类普遍的教育体系中也几乎发挥这样的作用。自然科学仅仅是思维的知识；而发达的思维运用这种知识是为了解决纯粹的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人的发展的本质。即使没有读过书，也明白它。思维发达的人也很难准确地理解物理学和生理学的基本规律，也很少对蛋白质的试验和开普勒的规律感兴趣。对于思维发达的人，蛋白质不仅是化学合成物，而且是人的食物的组成部分。开普勒的规律不仅是星体抽象运动的公式，而且是人在掌握普遍的哲学观的道路上的精神发现之一，也就是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以及自然规律绝不依赖上帝意志的独立性。 以上我们比较了自然科学原理和历史对于实践生活的重要性，我们发现在这里恰恰相反。蛋白质的化学试验和开普勒的数学公式是令人好奇的，而蛋白质的经济意义和天文学规律的哲学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为解决人研究的所有问题提供了人必须使用的完全必要的材料。我们为这些问题使用这些材料，但是问题的实质不是外部世界，而是内部世界，是人类的认识问题。食物是重要的，但不是作为供给过程的客体，而是作为消除饥饿感的产品。哲学思想是重要的，但不是作为精神及其逻辑抽象性的发展过程的表现，而是作为人的认识的逻辑形式，也就是对自己较高的或者较低的人格的认识，对自己生存的比较远大或者比较狭窄的目标的认识；为了实现最好和最公正的社会制度，无论作为反抗现状的形式，还是作为满足现状的形式，它们都是重要的。许多思想家发现人类思想的进步在于，人首先认为自己是一切存在的中心，后来认识到自己只是外部世界必然规律的无数产物之一；人类思想的进步还在于，人从对自己的主观认识转向对自然的客观认识。确实，这是极其重要的进步，没有这个进步科学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个进步人类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进步仅仅是第一步，在它之后必然迈出第二步：研究外部世界的必然规律。人类主观地认识到什么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的，为了达到这样的状态人类必须在外部世界的客观性中研究外部世界的必然规律。在这里证实了黑格尔思想的伟大规律，也证实了人类认识的其他许多领域的规律。第三步看起来与第一步最接近，但是实际上是为解决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的矛盾。人重新成为整个世界的中心，但是不是人自身生存的世界，而是人理解的世界，人的思维征服的世界，是以人的目标为方向的世界。 但是这正是历史的观点。自然科学向人阐明世界的规律，在世界中人自身仅仅是重要内容之一；自然科学重新计算机械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过程的结果；在动物王国的最后几个过程的结果中发现痛苦和喜悦的意识；在这个王国与人类最密切相关的部分中发现可能提出自己的目标和试图达到目标的认识。自然科学的这个事实不仅成为动物世界个体发展的唯一基础，而且成为这个世界群体发展的唯一基础。历史作为科学，接受既定的事实，向读者阐明事实；历史作为人类生活的进程，在人试图摆脱痛苦的意识中，在人试图发现喜悦的意识中产生；与此同时，在与痛苦和喜悦相关的概念中，在痛苦和喜悦的分类和等级中，出现了哪些变体；哪些思想的哲学形式和哪些社会制度的实践形式产生这些变体；哪些追求最好和最公正的逻辑进程产生抗议、保守、反动和进步；每个时代在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实践理论之间存在着哪些联系，这种理解以信仰、知识和哲学认识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最好的和最公正的实践理论在人的行动、社会的形态和人民的生活状态中实现。 因此，历史学家的著作不是否定自然科学家的著作，而是对它们的必要补充。忽视自然科学家的历史学家是不能理解历史的，因为他没有地基就想建造房子，虽然承认教育的益处，但是否认知识的必要。忽视历史学家的自然科学家说明其思维狭隘和没有见识；他不想或者不能认识到，提出目标和实现目标与其说是必然的，不如说是人的自然本性，这就如同呼吸、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目标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崇高的，意图可能是卑鄙的或者高尚的，活动可能是非理性的或者合乎目的的，但是目标、意图和活动在过去和将来永远存在；因此，它们既是研究的合理对象，也是光谱的颜色，既是化学分析的要素，也是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的种类。只限于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不想或者不能看到，整个外部世界对于人仅仅是痛苦、喜悦、希望和活动的材料；最专业的自然科学家在研究时不是把外部世界作为某种外在的，而是把它作为认识的对象，作为给科学家带来喜悦的认识过程以及激发他的活动和进入他的生活的过程。忽视历史的自然科学家认为人建造地基，但是没有在地基上建造房子；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受到知识的限制。 我反对自然科学在历史面前的两个无可争议的优势，这使自然科学家有些傲慢地对待历史学家著作的学术性。自然科学制订准确的方法，得到无可争议的结果，形成很多不可改变的规律，不断证实和预见事实的规律。历史相对来说是令人怀疑的，它是否建立了一个完全属于它本身的规律；它创造出优美的景象，像天气预报那样进行较为准确地预见。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点就是追求最好的和最公正的，无论是在对目标的清楚理解和对方式的正确选择中，还是在选择活动的合适方向中，几乎都是从自然科学的材料中汲取资料，而历史提供几乎没有用处的材料，一方面是由于以前时代进程的意义不明确，它们为那些直接对立的生活理论提供华而不实的论据，另一方面是由于环境随着时代发生变化，因此很难运用现在的结论，即使这些结论是正确的，但是与未来是脱离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在理论的科学性上，在实践的有用性上都逊于自然科学家的著作，那么，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否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呢？ 为了清楚解释这里提出的问题，应该规定在什么范围内我们使用“自然科学”一词。在这里根本不是严格的科学分类，也不是科学所提出的一切有争议的问题。自然而然，历史作为自然进程，如果可以归为自然科学领域，那么以上研究的对立情况就不再存在。我把自然科学这一术语理解为两种科学：现象科学和形态科学。现象科学研究重复的现象和过程的规律，形态科学研究对象和形式的分类，它们决定被观察的过程和现象，而且这些科学的目标是从过程发生的时刻开始追溯所有被观察的形式和分类。我先把各种形态科学放到一边，把注意力转向我如何对待各种现象科学：几何学、机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我们使自然科学这一术语具有以上意义，回答我们以上提出的问题。 在机械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中不应该怀疑方法的科学性和独立性。但是个人的认识理论和概念理论，个人的伦理学几乎很少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至于社会科学（社会学），也就是社会发展的过程和结果的理论，那么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几乎所有工具都是无法运用的。这个重要的和与人最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领域以它之前的领域的规律为基础，也就是以现成的材料为基础，通过其他方式寻找自身的规律。通过哪个方式？精神的现象学和社会学从哪里汲取自己的材料？从个人的经历中汲取，从历史中汲取。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著作是如此不科学，以至于心理学家在其最广泛的科学领域的结论也可能是不科学的，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其科学范围内的著作也可能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以至于自然科学在其与人最密切相关的领域也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在这里，科学性成功地制造出这两个知识领域的共同福祉。从对传记和历史事实的外在观察中获得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近似真理；这种近似真理允许更加理性地观察传记和历史事实；它首先更加接近真理，更进一步地完善历史观察等；不断改进工具提供最好的产品，然后最好的产品进一步促使改进工具，又对进一步完善产品产生影响。历史在适当的意义上为自然科学提供非常必要的材料，只有以历史著作为基础，自然科学家才可以清楚地了解人的智力、道德和社会生活的过程和结果。化学家认为自己的专业比历史更加科学，忽视它的材料。用自然科学这个词包罗所有自然进程和结果的人无权把自然科学置于历史之上，应该认识到它们之间紧密的相互联系。 以上是解决实际效用的问题。如果心理学和社会学随着对历史事实的充分理解而不断完善，那么研究历史对于清楚理解个人和社会生活的规律就是绝对必要的。这些规律与其说依据机械学、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不如说是依据历史学的材料。虽然历史学材料不够准确，但是不能取消对它的研究，相反，而是更加广泛地传播它，因为历史学家不会由于结论准确就在大量读者面前增加声望，而化学家和生理学家却可以这样。关于最好的和最公正的现代重大问题要求读者清楚理解精神现象学和社会学的结论，但是这种理解不是通过相信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的某个学派的观点来达到的。在这些学派的争论中，认真的读者不得不研究那些以他们的结论为基础的材料本身；研究这些学派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明他们学说的起源以及这个学派的形成情况；最后研究影响他们发展的事件。但是除了这些主要学科之外，所有一切都属于历史。谁把历史研究束之高阁，谁就表明自己漠不关心地对待最重要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或者表明自己准备相信某个偶尔一次出现在眼前的实践理论。因此，最初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哪个与现代生活更加密切相关的问题，根据我的观点，可以这样解决：自然科学的主要领域是现代生活完全必要的内容，但它们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是间接的。至于自然科学的最高领域，也就是全面研究个人和社会生活的过程和结果，那么这个研究在理论科学和实际效用方面与历史处于同样的水平；毫无疑问，自然科学的这些领域，与历史相比，更加与人的重要问题相关，但是没有历史研究根本不可能认真研究它们，它们对于读者的意义就如同历史对于读者的意义。 因此，可以在现代思想的意义上研究历史问题，特别是那些与社会学任务紧密相关的问题。我将在这些信中研究普遍的历史问题；研究那些决定社会进步的因素；研究“进步”一词对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意义。社会学问题在这里必然与历史学问题交织在一起，尤其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两个知识领域紧密地相互依赖。当然，这使现在的论断具有比较概括和比较抽象的特征。读者不能亲身处于现场事件中，但是可以接近各个时期的事件，可以对这些事件做出结论。历史故事很多，可能，我后来可以改变它们。但是历史事实仍然还在，对它们的解释可以改变它们的意义。在解释过去时，每一个时代都加入自己时代的关怀，自己时代的发展。因此，历史问题对于每一个时代成为现在与过去联系的纽带。我不能把我的观点强加给读者，但是我向读者表达了我对它们的理解，—对我而言过去反映在现在中，现在反映在过去中。 [1]俄罗斯真理，又译为《俄罗斯法典》，是俄国十二月党人组织南方协会的革命纲领。——译者注
再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再版序言 距这本书第一次出版已经20多年了，这20多年对我们的国家十分重要。 车尔尼雪夫斯基[1]和赫尔岑[2]的宣传在那时还是新颖的。谢德林的讽刺越来越令人“难以忘记”。皮萨列夫的追随者在理论上过分强调自然科学，在生活上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民粹主义者认为刚刚解放的俄国农民已经进入历史生活，但是社会斗争的要求仍然被压制，因此，二者之间产生了争论。那时仅仅是模糊地感到，还没有预见到—以自修为主的分散的俄国青年小组将在马克思和拉萨尔[3]的理论学说的旗帜下[4]，在高昂的口号下，在“平民化”的实践要求下，三年后热情洋溢地呼吁“到民间去”。 俄国社会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起就经历了社会主义。它经历了那场自由主义的陶醉，在整个俄国宣告维拉·查苏利奇[5]无罪。它经历了短暂的但是危险的历史：80年代初一些年轻人的小组把20年代十二月党人的革命历史传统与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相结合，也就是在沙皇尼古拉长期的和压抑的统治时期宣传人道主义和人类尊严的原则，而且这些原则是从自由的假象中产生的，揭示日益成熟的渗透着阶级的历史斗争的社会问题。为了俄国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解放，“民意党”与俄国专制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而且不考虑给它的追随者们带来多大的牺牲。但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专制主义的敌人们在培养思想斗争的传统时，向20年代的先辈们表达了捍卫自己思想的政治决心。 俄国社会为自身的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无论现在还是未来，俄国社会革命运动都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中具有不可磨灭的特征，但是对它的暂时压制反映了令人痛苦的社会疾病。精神堕落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争取俄国未来的牺牲自我的战士的队伍中那些厌倦的和失望的人开始掉队。在这些以前的战士的名字上不得不加上这样的词：“离经叛道者”“变节者”“叛变者”。俄国文学在埋葬萨尔蒂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叶利塞耶夫、舍尔古诺夫的遗体时[6]，也几乎埋葬了最后一批思想斗争的代表。那些仍然活跃在文学舞台上的人是孤独的，是被压制的。80年代的文学“青年”开始公开脱离别林斯基和杜波罗留夫斯基的传统。“先进的”作家开始承认模糊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者和基督教神学异端的辩护士是自己事业的志同道合者。“勿以暴力抗恶”（托尔斯泰宗教哲学学说用语）的宣传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利欲熏心的人和冷淡主义者们开始在俄国大学生中大张旗鼓地宣传。没有一个“已经适应的”人为自己越来越多的让步感到羞愧。在俄国，所有人，所有决心反对精神堕落、社会冷淡主义、古老的俄国专制主义和文明世界的资本主义剥削的人——所有保留俄国知识分子伟大思想传统的人，所有明白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务的人被迫转入秘密小组的地下活动，不仅要躲避公开的和暗中的密探，而且还要谨防那些胆小的不知所措的人，不仅要躲避可能的背叛者，而且还要谨防以前的同志们道德堕落，他们在伏特加和风流韵事中丧失了自己的道德，还要远离新的青年代表，他们丧失了斗争的意愿，丧失了自己的思想信念，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任务。 在我们社会生活的20年后，出版商发现了这本书，它在1870年首次出版，也就是60年代末在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作者是否同意继续再版这本书，如果他有兴趣再版，那么这个版本以什么形式出版？俄国作家和读者在思想领域面临着一些任务，这本书就属于这个领域，但是这些任务要么在它们提出时就已经被改变，要么被其他任务代替。70年代初期的读者本身已经变化了，新的一代在这个时代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经历，但是与他们的先辈们几乎没有区别。新的读者有充分理由问问自己：是否需要重新出版这本以60年代末的形式来表达俄国生活和思想任务的著作？如果必须回到这个对象，那么是否应该完全重写这本著作，是否应该向读者提供更加符合俄国思想和生活现状的著作，更加符合作者现在对这个思想和生活，对这种状况的态度的著作？它最终在国外再版，因为任何作家和出版商在俄罗斯帝国都没有这样的出版条件。如果俄国读者要求再版这本书，那么为了反映俄国时代的发展变化是否现在要求完全重写它，如果在出版时完全不做任何修改，也就是按照它1870年的版本再版，这个版本现在只能找到两本了，连作者手里都没有，作者还是在巴黎找到了一本，而且恰好是在德国军队包围巴黎后切断巴黎与外界联系，包括切断与俄国联系的那天的前夕找到的。 作者同意继续再版自己的著作，但是既不能完全重写它，也不打算没有任何改动就再版1870年的版本，作者认为必须向自己的新读者解释清楚。 正如拉丁格言所说，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这个命运在多数情况下很难预见—即使可以预见—也是作者刚开始出版自己的著作时。《历史信札》首先发表在《星期周报》上，这是60年代末作者的好友[7]负责的杂志，因此作者可以在杂志上发表这些书信，但是据作者所知，这些书信在那时遭到很多著名的先进文学代表的指责。当然不是只针对这本书，而是一系列与它提出的问题普遍相似的文章。作者在遥远的沃罗格达省写作时还担心，这些书信随时可能被停止刊登，编辑可以“由于某个与它无关的原因”向作者提出转向其他主题。根据作者的观点，这些书信提出的问题不是永远重要的；但是有时候它们在当时占据了整个报刊。作者在不同地方从不同方面提出这些问题，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可以出版一本完整的书；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这本书会引起极大的关注，尤其是俄国青年对它非常关注。这对于作者是非常意外的，他非常了解自己，经常听到自己比较坦诚的朋友说，他的写作方式有些抽象和晦涩，很难吸引大多数读者。随着书信的数量不断增加，它获得了很高的价值，无论作者是否意识到，它集中讨论两三个主要问题，使作者的思想自然形成这本著作，在读者面前提出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好还是坏，他对某些的问题都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当这些信写完时，作者在沃罗格达流放地得知，一些读者认真地阅读和赞许这些书信；他出版这本书可以获得一定的成功；因为许多人认为出版这本书符合这个时代的读者的要求。作者修改了这些单独的信，使它们更加符合整体的逻辑性，正如他在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1870年9月出版的这本书是60年代末在《星期周报》上单独发表的文章组合而成的。 作者不在俄国，与祖国也没有什么联系，根本没有关注这本书的成功、传播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也有一些批评。他在《知识》杂志上回应了这些批评[8]，并且做出了解释，还在《祖国纪事》杂志发表了关于米海洛夫斯基进步公式的文章[9]。1872年3月，我们向他建议在俄国再版这本著作。他高兴地着手做这件事，并且对之前的批评文章做出了说明，对刚刚提到的在《知识》和《祖国纪事》杂志上的文章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作者对第二版做出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提出解释进步的任务是自己的目标，而且是以作者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认为可能使俄国读者明白的形式来进行解释，因此，第二版是完全准备出版的，而且是准备在俄国出版；甚至几乎已经开始印刷新版本。但是实际上不可能了，因为它被禁止出版了。很快根据沙皇俄国书报检察机关的命令，第一版也被禁止出版。 10年过去了。作者知道这本书已经是稀有的珍本了；它在俄国青年中如此成功，令作者深感意外；它提出的问题在俄国青年中引起极大的兴趣；在遥远的祖国有很多支持它的读者和朋友。但是作者那时没有想过再版。他觉得，他在60年代末的著作已经不能令人满意了；俄国思想已经向前发展，更加成熟；俄国生活也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清晰；俄国读者不仅需要准备进入社会斗争的时代，而且需要更加明确地说明这个斗争的任务；我们国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了精神高涨的和激烈的社会运动，它们通常要求新活动提出更加明确的和更加有针对性的问题。他有机会在新杂志上发表文章了。他决定用1881年的新著代替《历史信札》，在新著里他从他认为在这个时代对俄国读者可能有益的角度研究这些任务。第一篇这样的文章就是《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作为第十六封信收录在现在的版本中。而且它是唯一保留下来的。《俄罗斯语言》杂志已经被查封[10]。 10年过去了。去年我们向作者提议再版《历史信札》。与俄国思想和生活在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初期的情况相比，我们在这里简短地说明了它们在现在的悲惨情况。《历史信札》的作者根本不确定，在他已经离开很久的祖国现在是否还有那些他称为“读者朋友”的读者。他不知道，在那里是否还有很多读者对他提出的问题感兴趣，他仍然认为这些问题对思想发达的人，尤其是对俄国思想发达的人而言，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前所述，第一版《历史信札》已经在市面上消失，可能在俄国的某个地方还能找到石印版，他认为没有必要建议新的出版商用新版本代替第一版，正如他在1881年的想法。他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出版商。他认为可以采用新版本，但是新版本不是1870年的版本，而是已经修改和补充的版本，这个版本其实早已准备印刷，甚至在1872年已经印刷了一部分。作者对这个计划在俄国印刷但是没有在市场出售的版本有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也就是读者在这里看到的变化。作者在把自己的著作寄给俄国出版事务管理机构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时，认为需要以语言的形式保留某些说明和掩饰，这对于在管辖范围以内的地方出版的任何著作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对于1870年和1872年的《历史信札》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1891年的版本使用了更加明确、更加准确和更加公开的表述。作者在1870年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封信，也就是第十六封信，这封信是对《俄罗斯言论》杂志上的文章的重新修改，他还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他在1881年关于这些问题的著作。作者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修改，几乎所有他认为必须在这个新版本中修改和补充的地方都已经标注。 因此，《历史信札》新版本的读者不仅有1872年的版本，也就是那时打算在国外出版的版本，还有1881年的一篇补充文章，以及1890—1891年所做出的修改和补充，这些修改几乎已经标注出来。 1870年作者在印刷出版自己的著作时，根本没有想过俄国读者如何看待它。它获得极高的好评，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它获得极高的赞扬，远远超出其他著作。作者在那时遇到了“读者朋友们”。他知道了他们的赞扬，深深感谢“读者朋友们”，因为那是他经历的美好时刻。作者现在还不知道，许多70年代的“读者朋友们”现在仍然欣赏这本著作。他不知道，新一代的读者如何看待这个新版本。作者在巴黎很难知道俄国读者的真正想法。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向在遥远的祖国欣赏他的读者问好，无论这些欣赏的读者有多少。让这本书告诉那些不欣赏他的人，哪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20年引起读者的兴趣。那些在分散的小组中把生命献给孜孜不倦地争取俄国未来的人，那些用思想和生命作为武器跟随他们先辈的人，那些用现在最合适的武器继续战斗的人，需要的不是提醒一去不复返的过去，而是能够团结地形成历史的力量，清楚地认识思想发达的俄国人所面临的新任务，并且决定牺牲自我完成这些任务。 拉甫罗夫 巴黎，1891年10月17—29日 [1]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译者注 [2]赫尔岑（1812—1870）：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被称为“俄国社会主义之父”。——译者注 [3]费迪南德·拉萨尔（1825—1864）：普鲁士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法学家、工人运动指导者、社会主义者。德国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导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立者。——译者注 [4]1873年俄国民粹派还没有接受马克思和拉萨尔的思想，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俄国农村公社。1874年，拉甫罗夫在《前进！》杂志第2期上刊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地址的信》时，在序言里回应了拉萨尔关于“鼓动比理论更重要”的观点。——译者注 [5]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3acyлич，BepaИвановна，1851—1919），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6]1899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1891年叶赛宁和舍尔古诺夫逝世。——译者注 [7]即《星期周报》的创立者叶甫盖尼娅·伊万诺夫·康拉迪（1838—1898）。——译者注 [8]参阅《拉甫罗夫哲学与社会学文集》第2卷《关于＜历史信札＞的批评》第297—328页，莫斯科，1965年。——译者注 [9]拉甫罗夫的文章《米海洛夫斯基的进步公式》发表在《祖国纪事》1870年第2期。——译者注 [10]据我所知，该杂志被查封不是由于我的文章。——作者注
初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初版序言 当我把过去发表在《星期周报》上的书信全部收集到一起，并以新的形式奉献给读者时，我认为有必要对本版做一点说明。 在我开始寄送这些书信的时候，对于杂志编辑部是否会把信中所探讨的一系列问题全部刊登出来，根本没有信心。由于远离首都，我无法知道事情的进展，并且无从判断，我的这些书信究竟引起了读者多大的兴趣。杂志当然总是希望有人阅读的。在连载这些书信的过程中，我曾不止一次地考虑过：或许我该就此停笔了。只是在全部书信刊载之后，我才确信，这些书信对于杂志的读者来说，可以构成一个具有某种联系的整体。此外，我清楚地知道，杂志的读者往往缺乏耐心去观察较为抽象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如果这种发展过程的开端刊载在一期杂志上，而且经过几期连载，到结束时离开端已相隔整整一年。所有这一切使我不能完全顾及这些探讨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只能赋予每封信以更为完整的形式。因此，对问题的一系列探讨也就可能缺乏联系，缺乏完整性。加之写作过程时常中断，经过一定时间再回到某一思想上来，思想本身也就显得极不连贯。因此，在修订这些书信时，为了使读者便于掌握全貌，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说明书信之间的联系，说明某些探讨之间的从属关系，并对某几点做些发挥，对个别地方做些改动。目前出版的《历史信札》和它最初发表时相比，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这些纯属形式上的改动。由于加强了书信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对基本思想进行了说明，我希望信札的这种新形式将会使我的这本著作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 我本来想在这本书中做一些较为实质性的修改，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的批评界对我毫无帮助。无论在厚本的杂志里，还是在每天的报纸上，无论在内容严肃的历史性杂志里，还是在各派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杂志中，至少就我所看到的这些出版物而言，我还没有遇到过什么评论、驳斥、纠正或者指责能促使我去思考：哪里应该说得更明确些，哪里需要进一步发挥；是否在某处我遗漏了重要的问题；是否在另一处我把虚幻的现象当成了重要的东西等。也许我的书信没能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足够的兴趣；也许批评家们认为其中所论述的思想过于浅薄，不值得予以注意；最后，也可能正好是我所需要的那些报刊没能到我的手上。无论如何，在这方面，除了考虑一些我所听到的片断的、个人的意见以外，我只好自行其是。这些意见特别集中在一个缺点上：抽象、枯燥、晦涩……遗憾的是这个缺点部分地在于研究对象本身。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在我的叙述方法中也确实存在这个缺点。这次出版时，我竭力改正这个缺点，加了一些例子。但是我并不打算重新写新论文，只想把原来的著作加以改善而献给读者。同时，我觉得援引过多的例子会阻碍思想发展的连贯性。所以，整个思想仍然原封未动，只不过某些地方的表述比过去更加明确。 我不想改动我的著作的总标题，然而我认为无须保留我原来使用的书信体裁的某些形式。 我完全不知道，我的这些书信，《星期周报》的读者们究竟读了多少，或许根本没有读过。也许批评界至今仍然对它不屑一顾。我在最后一封信中说，我自己也意识到这部著作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来说更是如此。我只能尽我所有、尽我所能地奉献给读者。 拉甫罗夫 1869年于卡德尼科夫
十一．不合理的制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十一．不合理的制度 1 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商品和劳动力两者一般都在市场上买和卖。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由等价交换的原则支配的，不仅在经济的事情上是如此，在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亦莫不如此。 这并不是说，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普遍实行的，或曾经普遍实行过。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结尾各章所令人信服地表明的，原始资本积累是通过暴力和掠夺来实行的；在资本主义附属的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同样的方法每天都还在继续使用。然而等价交换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几乎变成了绝对的。在资本家彼此的相互关系中，以及在他们对自己所统治的人们施行的教育中，他们完全采用等价交换的原则，既做为行动的指针，又做为道德的标准。 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在人类意识的进化中，采用等价交换原则反映了向前推进的重大一步。只有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比较合理的利用，而这种合理利用正是资本主义的中心成就。〔注：马克斯·韦伯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把采用复式簿记——等价交换原则的标准副产品——当作社会历史的一个主要里程碑来纪念。〕同时，决不应当忘记，等价交换的合理性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到了某一个发展阶段，它就变得同作为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了。忽视这一点，把等价交换当作合理行为的普遍准则，这样做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就象说在社会主义下等价交换可以立即取消这样一种听起来很激进的主张，暴露出对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性质所持的一种鸟托邦式的观点一样。〔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着重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等价交换原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继续存在，作为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利用的指针。可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从社会主义演进到共产主义时，要求对这个原则作毫不调和的斗争，以便最终代之以合乎理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一个充分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会象在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企业中那样组织起来，稀少性已经大体克服，如果再采用等价交换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原则，就无异于在现时把一张椅子从一个人的寝室搬到他的起居室中时，要将这件家俱的价值记入寝室的贷方和记入起居室的借方一样。这句话显然并不包含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不需要合理的核算的意思；它所表明的是，经济核算中所含有的合理性在性质上经历了深刻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只是人类需要和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转变的一种表现形式。〕 然而即使在资本主义本身的生存期间，等价交换作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合理原则也垮台了。巨型公司从市场领域中把经济活动的一个一个的大部门抽出来，置诸科学的计划管理之下。这种改变，代表着这个制度中各个部分的合理性在不断增长，但并没有伴随着整体的任何合理化。相反地，由于商品不按照它们的生产成本而是根据如何得到最大可能的利润来规定价格，等价交换原则巳经转化为合理经济组织的促进者的对立物，变成了在潜在的丰富之中维持稀少的一种公式。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被闲置着，因为在市场上没有等价物来同它们可能产生出来的东西相交换。即使这种产品的实际成本等于零，情况也是这样。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大部分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在不发达的国家，数以亿计的人遭受疾病和饥饿，这就是因为没有一种机构，来实现他们所能生产的东西和他们如此迫切需要的东西之间的交换。当所要交换的东西根本不需成本时坚持等价交换的不可侵犯性，很大一部分资源被人浪费时坚持要对资源实行严格的节约——这显然是对价值概念和等价交换原则最初所表现的合理性的根本否定。 资产阶级思想中这类中心范畴的逐渐过时，只不过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性的一种征兆，是实际生产过程迅速增长的合理化同整个制度的没有衰退的自然性〔注：在本章中，我们使用自然的（elemental）和自然性（elementality）两词来说明这样一种社会，它好象是由巨大的自然力量如风、潮汐所支配的，人们只能设法适应它，而对它是无力控制的。〕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的一种征兆。这种冲突影响着社会的一切方面。虽然合理性一直在征服着越来越新的意识领域，资产阶级思想对于理解整个社会发展的无能为力却基本上依然如故，这是资本主义秩序本身的继续存在的自然性和不合理性的忠实反映。 因此，对社会现实是用过时的、颠倒的、偶象化的观念来想象的。无力证明一种不合理的和不人道的社会秩序是正当的，不能答复它所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问题，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只好坚持着时代错误的和即将消灭的概念。这种意识形态的破产，与其说是表现在创造新的偶象和片面真理中，倒不如说是表现在顽固地维护旧的偶象和现在已经变成明白谎言的片面真理中。而这些旧的偶象和片面真理越是失掉它们一度具有的一点点真实性，它们就越加被坚持要灌输到群众的意识中去，就象广告中的标语口号一样。 认为美国经济是一种“自由企业”制度的主张，就是这种情况。企业从来就不是真正自由的，如果从任何人想要开办一个自己的企业就能做得到这种意义来说。然而这个概念还是表达了真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指出了以竞争资本主义的相对自由为一方和以行会制度与重商主义国家所加的各种限制为另一方之间的差别。早就丧失了主张自己具有真实性的这种有限的权利，现在事实上指的是巨型公司不受干扰地行使它们的广大垄断权力的自由，“自由企业”一词已经变成了一种口头禅，丝毫不具备描述或说明的效力。 不断地重复说美国今天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也具有相同的性质。在美国，也象在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没有财产的人民大众从来就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条件或美国政府的政策。然而，只要民主政治所指的是推翻了君主专制和人数比较多的资产阶级取得了权力，这个名词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变革上。但是，在一个由建立在广泛经济权力的基础上并完全控制着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机构的极小的寡头统治集团作出一切重要的政治决定的社会中，这个真理内容究竟还留下了什么呢？很明显，主张说这样一种社会是民主的，只是掩盖了真理，而不是揭示了真理。 或者看一看宗教吧，它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依然是显得很重要的。宗教的世界概念现在是并且从来就是虚伪的想法，这是无需证明的；基督教和其他有组织的信仰也只是对征服、剥削和不人道的行为作合理的说明或证明其为正当，也无待赘述。然而，毫无疑问，在过去，宗教思想由于促进了知识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而带有真理的性质。在欧洲的最黑暗的那些世纪里，正是罗马的天主教堂充当了文字、学问和历史思想的保护人；而现代科学是在信仰与理性之间的长达许多世纪的斗争中产生的。宗教在今天所起的作用是多么不同啊！它对理性主义的屈服越是明显，它不再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施展影响的事实就变得越加清楚，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中这一个成分的贩卖就变得越加刺耳。路旁无数广告牌上出现的“耶稣救世”的标语，有关四邻教堂活动的大量刊登的广告，参加到处都是的任何一个基督教会组织的卡特尔化的劝告，通过报刊和电波这些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送达千百万家庭的宗教福音——所有这一切都同人们的信仰和道德毫无关系，同他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更无关系。在宗教市场上提供出售的东西，是获得“积极的思考力量”或得到“宁静的心境”的处方——同酒和安眠药、海岸航行和夏季避暑胜地完全一样。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再是一种世界观，一种Weltanschau-ung〔注：德文“世界观”。——译者〕，后者试图在现存的混乱中辨认出秩序，在生活中发现意义。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分类的工具和骗人玩意儿的箱子，用来达到资产阶级政策的中心目标。而这个目标——资产阶级在自己年轻的时代用物质进步和个人自由这些词藻来给它下定义——越来越明显地仅限于一件事情：维持现状，别号是“自由世界”，连同它的一切明显的罪恶、荒唐愚蠢和种种不合理性的事情。 自然不能为这种现状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的确这种努力也很少再做了。辩护不再采取证明垄断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可取性的形式，而是日益集中于否定社会主义——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唯一真正的代替物；集中于摒弃革命——这是达成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手段。为一个更好的、更人道的和更合理的社会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不现实的，和颠覆性的；由于同样原因，现存社会秩序被加以粉饰，表现为不但是唯一可能的形式，而且是唯一想象得到的形式。 一方面，社会的生产方法和体现这种方法的组织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运转和对它的理解却呈现没有衰退的自然性和不合理性，两者的矛盾，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一片荒原，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但我们必须坚持，这并不是——象某些对现状的辩护士想要我们相信的——“意识形态的末日”；这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和没落的意识形态取代了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就是反共产主义，达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暂时的结合，就象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备战和“冷战”一样。这些政策只能是反对；没有剩下什么东西是它们所要拥护的。 2 亚当·斯密从分工中看到了国家财富的锁钥，他自然是对的。许多在他以前和以后的人看到了分工的比较黑暗的一面，他们也是对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分工不但扩展到了经济领域，而且扩展到了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到处为专业化和人的细分这种无所不包的制度、为在一个人身上发展一种才能而牺牲其他一切才能奠定基础，这就使得亚当·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叫喊说：“我们成了奴隶民族，我们中间没有自由人。”〔注：《资本论》第1卷，第14章，第4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我们在这里的译文同《全集》的译文略有出入，是为了在语气和内容上完全吻合本书作者所引的《资本论》英文原文。——译者〕 十九世纪的伟大社会批评家，从欧文和傅立叶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都被对于资本主义分工的这种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深刻效果的愤怒感所激动。尽管他们关于良好的社会的看法彼此各异，他们全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必须创造条件，去促进所有的人的发展，成为“自由的公民”，拥有他们的全部才智，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一切潜力。有些人的思想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要回到所谓失去了的“黄金时代”去。另外一些人，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从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来促进人类劳动生产率的最大限度发展看到了解决办法。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一段著名的文章中所说的，只有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马克思认为，这样一种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才能实现。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错觉；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的潜力比马克思，或者就这件事情来说，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家所想象的要大得多。巨型公司在促进科学和技术上，以及在利用它们来生产货物和劳务上，已经证明是一种空前有效的工具。在今天的美国，用来战胜贫穷，用来供给每个人以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设施，用来为所有的人提供一种真正全面的教育和自由的时间去充分发展他们的能力——一句话，用来逃避马克思所说的那个专业化和人的细分的无所不包的制度的手段已经存在。 事实上，这种事情自然没有发生。人们仍然是被专业化的和细分的，仍然被禁锢在分工为他们准备好的狭隘圈子里，他们的才能被压抑了，他们的心灵被削弱了。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显得很严重的那种对他们的保障和安宁的威胁，随着垄断资本主义下技术改变的影响扩大和进展加速而成正比例地增长了。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巳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我们巳经看到，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注：《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9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534页）。〕 为了使这一段话合乎现在的情况，人们只须加上：工业的规模在过去一个世纪内已经发展成更大得无比了；随着自动化和电子计算机控制化的到来，它的技术基础已经变得远远更为革命了；工人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一事过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在如此众多的工业领域中以那样惊人的速度发生。如果不是由于在经济的所谓劳务部门（包括政府）中就业机会的扩大，工人所处的必须出售劳力借以维持生活的困境一定会是令人绝望的。 劳务部门的发展虽然部分地补偿了现代技术的摧毁就业机会的作用，现代技术和有关的发展却对资本主义下劳动过程的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效果扩大到了一种新的规模。无须在此重复前面各章所那么强调指出过的东西：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中有很大的和日益增长的一部分，从真正的人类需要来判断，是无用的、浪费的或起积极破坏作用的。最明显的实例，是每年呑噬价值以百亿美元计的货物和劳务的一个军事机器，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世界人民用他们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革命的社会主义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然而不仅仅是那些为这个军事机器提供人力和物资的人们是在从事一种反对人类的事业。生产没有人需要的货物和劳务并为之创造需求的千百万其他的工人，在不同的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样。而经济的各个部门和部分又是互相依存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卷入了这些反对人类的活动：农民为对越南人民作战的部队提供粮食，制造机床和冲模的机工生产出一种新型汽车所需要的复杂机器，纸张、墨水和电视机制造商的产品是用来控制和毒化人民的心灵的，如此等等。 保罗·古德曼写道：“有着‘差不多的充分就业’（具有极其值得注意的例外），然而必要的和绝对有益的职位，需要有精力并能引导出人们的某种最好的才能的职位，能够去做而又能保持自己的荣誉和尊严的职位，却变得越来越少了。”〔注：《变得越来越荒谬》，纽约，I960年，第17页。〕古德曼强调这个“简单的客观事实”在说明这个社会的青年感到的烦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肯定是对的。然而不仅如此。它在说明下列现象中也是重要的：在感情上同工作疏远，愤世嫉俗，腐败——它渗透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有历史观念的人都不难看出，它是一种全面没落的社会的主要特征。 3 被问到他是否欢喜他的职位时，约翰·厄普代克笔下的人物之一回答说：“见鬼，如果我喜欢它，那它就不是一个职位了。”除了极少数特别幸运或有特权的工作者〔注：workers—词在本节中根据全节行文原意，均译为工作者，即既包括工人，又包括职员，而不译为工人。——译者〕之外，所有的人无疑都是同意的。工作者所必须完成的那种分得小而又小的任务，本身是没有任何兴趣的；这种职位的目的，往好处说是不明确的，往坏处说，是降低人格的，工作者从自己努力所完成的工作中，不能得到任何的满足。就他来说，从事工作的唯一正当理由就是得到工薪支票。 工薪支票就是这个社会中工作人员所能得到的任何满足的锁钥：他所能得到的自尊心、地位和自己伙伴的承认主要依靠所拥有的物质财富。这个工作者的住宅，他的汽车的型号，他的妻子的衣着——作为成功或失败的指标全都具有主要的意义。然而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内，这些消费品越来越丧失了它们的使人得到满足的能力，使得工作者同工作疏远开来的那些力量，同时也使得他叫消费疏远开来。由于对货物的追求是为了它们具有表示地位鬲品质，所以用较新和价格校贵的东西去代替较旧的和价格较廉的东西的竞赛就不再同货物的有用与否发生关系，而变成了在社会阶梯爬上一级的手段。 这样，消费就变成了谋生过程的一种扩张和继续。正如工作者在车间或办公室中经常被迫要牺牲他的同伴去出人头地一样，消费者在下班以后也要牺牲他的邻居去追求同样的目标。不论是工作者还是消费者从来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他们总是在留心寻找一个新的职位，总是想要迁住到一个更好的环境中去。工作和消费这样就新是意义不明确的：虽然满足了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它们却越来越丧失了自己固有的内容和意义。 当转到工作者的工作以外的生活那一方面——休暇时光的消磨时，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休暇在传统上被设想是为了“休养”，即是说，恢复他在被迫委身的工作中所消耗的身心能力并重新倾注在真正有兴趣的事情上。可是现在，休暇的作用也经历了一种变化。正如埃里奇·弗罗姆所说的，休暇变成了无聊的消磨时光即闲着的同义语。它不再表示作一个人想要做的事情，以别于他在工作中所必须做的事情；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它只是意味着无事忙。其所以是无事忙，部分地是由于从人的角度来看真正有兴趣的值得去做的事情太少了，但或许更多地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空虚和缺乏目的，窒息了想做任何事情的愿望。 这种无事忙的偏向，在确定为塡补休暇时间——在晚上，在周末和假日中，在假期中——而提供的娱乐的种类上起着决定的作用。基本的原则是，提供的东西——读物，电影，无线电和电视节目——对于读者和观众的智力和感情决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目的是在提供“逗乐”、“轻松”、“过得愉快”——一句话，可以随随便便接受的娱乐。甚至题材的形式和组织也受到影响。上演是继续不断的，电影院可以随时进去；书籍可以从前面往后面读，也可以从后面往前面读；在连载的小说中跳过几段也没有什么关系；电视机可以从一个波道转到另一个波道，而不致丧失连贯性或造成不可理解。 其他的“消遣”——多么泄露天机的名词！——形式也很少是更加费力的。一个运动迷不包含参加任何的运动或获得任何的技巧。一年四季都有运动项目，甚至不一定要亲自入场，因为巨型公司发现，主办运动会和比赛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广告形式。编制了详细的统计记录，并定期在专门的书籍和期刊中发表，这就使得一生从来没有亲自参加过一次比赛的球迷们也象专家那样，可以确有把握地讨论各个球队和运动员。在一年的不同时候对与季节相适应的运动感到兴趣，变成了人们的一种共同爱好。就象不同样式和型号的汽车的主要是幻想的优缺点一样，球队和运动员的长处和弱点也变成了谈话的资料，这种谈话由于题材本身就是琐碎平凡的事情，所以变成了瞎扯。〔注：对于这种兴趣的共同性，不仅在各个社会阶级内部而且还跨越阶级界线而造成一种虚伪的团结一致的纽带，因此起了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作为底特律棒球队或曲棍球队的球迷，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扫地人作为同等的人而走到了一起。〕 对于休暇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或许没有比谈话堕落到了瞎扯更富有代表性的了。象友谊一样，谈话是以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目标、兴趣和活动为前题的。友谊包含有感情的寄托；而谈话则要求作智力的活动。当这些前提条件并不存在时，——当人们在一起生存却并无任何基本的途径使之彼此发生关系时——友谊与谈话都必然要变得空洞无物。当人们没有什么可说时，“闲聊”就蔚然成风。当朋友这个词失去了原意、开始用来表示人们偶尔遇到过的一个什么人时，它就适用于无数的相识者，而不是专指某一个人。社交集会的动机，与其说是渴望和别人在一起，倒不如说是害怕自己单独一个人。这些社交场合的特点是，人们既然没有由什么共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就常常以饮酒而告终。 —通过这种吃吃喝喝得到的满足是转瞬即逝的；酒后头痛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在孤独中感到令人窒息，个人也不能通过——象戴维·里斯曼所说的——变成群众的一分子去克服它。寂寞中感到痛苦，在一起又感到可怕，这就产生了一种在卷入和退出之间徘徊歧路的矛盾心理。他在离开一个宴会时想到不如留在家里的好，在奔赴另一个宴会时又想到不如还是去到那里的好。这样他就被卷入接连不断的繁忙社交中——自然是在不同的水平和规模上，依不同的阶级、地位和收入为转移——或者得出结论，象阿瑟·米勒所说，如果一个人必须是孤独的，那就不如自己一个人呆着的好，因而他变成了一个遁世者，连续几个小时地在屋子周围劳动着、刈平草地，在后院子里忙这忙那。郁闷地沉思着和自言自语，他开上收音机，听听片断的新闻或广告节目的歌唱，又打开电视机，看看“西部电影”〔注：西部电影（AWestern），取材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西部生活的电影。——译者〕的结尾，然后离开两者，心不在焉地瞧着充满犯罪和丑闻报道的新闻纸——总之，不停地从一种方式的无事忙转到另一种方式的无事忙，始终渴望着和担心着工作周的到来，到时候他又将渴望着和担心着周末的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休暇所造成的感觉是同在工作中所得到的感受密切相连的——难熬的折磨和使人衰弱的厌烦。只是必须加上一句：在休息的时刻和日子里所感到的厌烦比在工作周中所感到的厌烦可能更加使人难以忍受。就工作来说，那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是用额上的汗珠来赚得自己的面包的冷酷无情的必要性的一个方面。全部人类历史已经教导人们视为当然：生存的代价，就是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只要稀少性还统治着人类的状况，这种微积分学对于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就是有说服力的和令人信服的，虽然按照拥有特权的少数人所享受的闲逸和奢侈看来，它是残酷的。对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工作日的任何一点点缩短，工作周的任何一点点减少，全都是向着自由前进了宝贵的一步。 今天我们却要问：当工作的折磨所购来的是较长的非工作时间——它本身已被剥夺了一切欢乐，它已经变成了工作本身的延续，变成了现代休暇的空虚、沉闷和麻木时，上面所说的那种说服力，那种向自由的进步，究竟还剩下什么痕迹呢？当工作日和工作周的尽头就是厌烦（即这个社会的休息时间）这块不毛的沙漠之地时，忍受着工作中的自我克制、约束和强迫，究竟还保留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呢？ 4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过程实行日益增长的专业化和合理化，计算渗透到了生活的一切方面。个人从一开始就被用现有的预制模子之一来压造——随他或者毋宁说他的家庭所属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为转移——这种模子的正常产品是标准化的、合理化的“人的产品”，由从幼儿园起用无数测验方案来实施的统计的质量控制办法来加以系统检验的。这种“产品”的反应和反响，变得越来越是自动的和可以预见的了。笑，预期会从旅馆接待员和航空线上的女服务员的脸上看到，从售货员和加油站侍者的脸上看到——而不问他们的情绪、他们的身体状况和他们对待另一方的态度如何。勉强表现出高兴的神情，在对待工人和雇员、对待供应者和顾客时是必不可少的——也不管打交道的事情的内容和意义如何。同样，一个人、一幅风景画、一首乐曲，要判定其为美好与否，不是看它本身的特点，而是看它在市场上的成功与否，看它同流行的风尚、成本、新颖的关系，看它提供“逗乐”和“轻松”的能量。 由于缺乏对于人和物的发乎自然的鉴别，假装——这种对于过时的信仰和理想所表示的疏远的敬意——变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代替物。就象巴甫洛夫的对于铃声发生反应的狗一样，人在指定的场合就喀嚓一声表示假装的立正；对一本书或一次谈话表示假装的兴趣；对本国或外国的政治发展表示假装的关怀；对别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表示假装的高兴或忧愁；在一定的日期，象圣诞节、生日、纪念日，表示假装的欢乐。 这种用来掩盖彼此没有关系或缺乏感情寄托的机构似乎很起作用，使人类的共存能或多或少是和谐地不断进行。它保证在人与人的交接中保持表面上的客气；强制某种行为准则的遵守；使教堂、慈善机关和俱乐部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为社会的许多文化活动提供了基础。可是，它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它的效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日趋于减弱。 由于假装浸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就变得越来越难于按它的表面价值去接受它。当人们已经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假装时，所假装的内容就变得没有关系，所感受的只不过是假装行为的本身。当受到笑脸相迎的人了解到这种笑脸是人为的、虚伪的和勉强作出的时，这种笑脸就不再表示友谊、善意和温暖了。它被回报以同样是人为的、虚伪的和勉强作出的笑容，使得这两张笑脸彼此抵消，留下的是相互的漠不关心，这就是两个面部表情所要将其伪装起来的东西。 同样，当一个美术家看清楚，他的作品所受到的接待同他的才能和见识没有什么关系，而只是反映了人们不得不假装采取某一种时髦态度这样的迫切要求时，他的创造性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假装。他试图激发观众的假装的爱好，结果一个假装否定了另一个假装：艺术家没有什么可以向他的观众表达的东西，而观众对艺术家也不能提供什么灵感。艺术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的决裂，使艺术本身丧失了充当表现真理的工具的可能性，同时也使社会丧失了在整个历史中能够用来理解真理的少数手段之一。〔注：在假装已被公开放弃并试图提供事实的真实影像的地方，甚至艺术的语言也被抛弃了。现实被描述为赤裸裸的东西，不是用艺术的想象力来构思的，这种艺术的想象力就象所有各种形式的自发性一样，变得越来越不易得到了。这可以从，例如，亨利·米勒的作品中，从坦内西·威廉斯和爱德华·阿尔比的戏剧中，以及从许多现代的绘画和音乐中清楚地看到。〕 但是，这种假装的机构趋于全面崩溃、不再发生使维持基本的人类接触成为可能这种作用的地方，是在两性关系的领域。在这里，假装最不能成为自发性的代替物，因为在这里，自发性和从事感情交合的能力不仅仅是这种关系的组成部分，而且正是这种关系的本质。在这里，假装，即使不是有意识地作出的，也不能掩盖对于色情冲动的压抑和对于感受性的满足的无力。在这里，一切保持表面的爱情、表面的享受在一起的乐趣、表面的家庭幸福的努力，都不能掩饰马克思所看到的人同他自己的疏远化〔注：参阅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个手稿：〔疏远化了的劳动〕》。——译者〕和后来弗罗伊德所称的个人的“感情上的残缺”。 这种现象本身自然不是最近才有的。压制永远标志着人对人的剥削。抑制着争取自由的努力，克制着对辛劳和自我克制的厌恶，摧毁着对同伴的同情心和休戚相关的感觉，压制便这样把人强迫纳入了使他适宜于剥削人和被人剥削的模子中。正如弗罗伊德所说，“不可能忽视：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抑制着本能的满足上，文明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对强烈的本能的迫切需要不予满足（抑制，压制，或用某种其他办法）为先决条件的。”〔注：西格蒙德·弗罗伊德，《文明和对它不满的人》，伦敦，1955年，第63页。〕 多少世纪以来，各种压制力量从两个来源获得它们的大部分可怕的势力，这种来源依然是相对不变的。一种是起抑制作用的稀少性，它被——在当时的条件下，正当地——认为是自然界不可逃避的事实。对于这种稀少性所强加的重担的归宿自然是可以怀疑和可以批评的：与之相联系的不公平引起了几乎是继续不断的群众抗议；能够提出并且事实上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表明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下，稀少性的悲惨的后果是可以减轻的。然而稀少性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承认它的存在，必然包含着承认对绝大多数人类来说，毕生从事劳动和保持仅足维持生存的生活水平是不可避免的事。 作为压制这部引擎的另一个燃料来源，是同第一个来源密切相关的：人们绝对地相信作为在社会中支配人们行为的戒律和禁令、规章和条例的基础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由社会的文化和宗教机关精心制作的，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被内在化了并以“人性”的永远不变的一个方面出现；它们凝结成一种良心，一种超自我，后者总是在警惕着，对于违反它的教训的人予以严厉的制裁，其办法是使之具有自己犯了罪的痛苦感觉。就这样，社会获得了一种可以称作心理上的警察力量的东西，有效地维护着精神上的“法律和秩序”。 使我们的时代同以往的一切时代区别开来的是，现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压制机构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所强加的劳动纪律和自我克制，巳经使得大量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从而建立了一部庞大的工业生产机器。过去二十年中自动化和电子计算机控制化的发展，标志着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在那个时代中，稀少的不可避免性构成人类生存的中心事实。毫无疑问，在美国今天的现有条件下继续接受那种不可避免性，那就纯粹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它现在只是为保持和维护一种压迫的社会秩序服务，而它在人们心灵上所占的统治地位，只不过是反映了一种时代的错误，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的风行。 使得在客观上有可能消除稀少性的那些历史过程，大大有助于削弱社会的心理上的警察力量。从科学和技术的惊人进步所产生而又回过来促成这种进步的合理性已经发展和普及了，它致命地损毁了对于指导人们行为的许多基本道德原则的信仰。这些原则由于经济现实中的深刻变革而变得陈旧了，由于一切形式的合理批评而受到侵蚀了，它们在传统上被召唤来予以支持的那个压制机构，不再给它们增加影响了。 压制的经济方面的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基础所受到的这种逐渐的侵蚀，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后果，既是重要的，又是复杂的和矛盾的。一方面，压制的最直接的和最明显的表现已经显著缩小和消失了；在婚姻生活以内和以外，性的关系比较自由了；廉价避孕用具的容易得到和广泛使用，大大有助于把妇女从家务奴役中解放出来；儿童的抚育，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为明智和敏感。 另一方面，压制机构的削弱，也产生了同样显著的消极效果。古老的道德准则主要是由个人的良心来强制实行的，它的作用现在是明显地突然下降了。但是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证明自己完全无力产生一种新的道德，去指导人们在一种潜在的丰富时代中的行动。结果，保障社会使之免于破坏行为的重担，越来越落在个人外部的压力上面——落在经济上的奖励和惩罚，尤其是落在警察和法庭上面。这些外部压力之不能代替一种有效的道德准则，从无数大大小小的事例中看得很清楚。例如，犯罪率远比人口增长得更快。〔注：1962年10月11日的《纽约时报》引证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的话说，自从1946年以来，犯罪案已増加了一倍以上，为1957—1962年人口增长速度的五倍。〕但或许甚至更有代表性（和可怕）的是，暴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充塞着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本身。城市居民，《纽约时报》（1963年5月20日）报道说，“甚至在白天都不敢去游公园。”纽约和别处的警察部门刊行专门的小册子，劝告公民们只能在有灯火的街道上行走；夜间要把所有的门加上双锁；当有人敲门时，在没有弄清来访者是谁以前，不要开门。“即使在费拉德尔菲亚这个兄弟般友爱的城市”，费拉德尔菲亚前任市长理查森·迪尔沃斯说摆在夜间，除了在一部备有门锁的出租汽车里，我是不愿考虑到街上去的。”〔注：《纽约时报》，1965年3月17日。〕 这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的无可逃避的命运：这种社会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能力为它的成员们提供一种途径，为着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有兴愈的和有价值的目标去利用他们的精力。 5 弗罗伊德的主要卓识之一是：文明不仅依存于对色情冲动的压制，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还依存于把色情冲动大量地导向创造性的目的——这个过程他称之为升华。当压制的需要已经消逝、压制的机构已经破坏时，似乎很清楚：只在升华的各种渠道不断地加宽和加深时，只在人们能为他们的潜在能力找到永远是新的出路同时这种出路也提供真正的满足泉源时，文明才能发扬光大。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发生的事情却是恰好相反的：升华的整个生命过程正处在崩溃的危险之中。工作丧失了自己原来的意义，在休暇中感到显得荒谬可笑的厌烦，以文化之名而行的一切东西都在退化，为社会所应经历的进程而进行斗争的政治活动正在消失——对于这些，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呢？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为什么性欲又重新回到了显著的地位，作为满足色情冲动的日益居于统治地位的手段。在官方的思想意识中，性欲的恢复活力所采取的形式是：坚持快乐应当在一个人的四壁之内去寻找，在自己配偶的怀抱之中去寻找，在同家人的团聚之中去寻找。这种恢复活力在国家文化中，在销售努力中也是同样明显的，后者不断地诉诸性欲，作为快乐的泉源——通过购买一部汽车或一盒肥皂，作一次旅行，购买一件新衣服或一件珠宝就能得到。 但是这种“重新原始化”是不能奏效的。在牵涉到的过程中有一种原始性的不对称：戒律和升华对于色情能力的抑制和改导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戒律的削弱和升华渠道的堵塞，并不能自动地使色情冲动重新导向它们原始的生理目的。相反地，其效果只不过是使人的直接满足色情需要的精神能力进一步受到摧毁。通过重新强调性欲而慷慨地许愿的表面上的可能性，依然基本上是不可捉摸的：麻木的人患一种心理上的阉割，无力通过性的活动感受到心理上的精神发泄。虽然过去常常被禁止的事情现在巳经被允许了，现在被允许的事情却不再和过去常常被禁止的事情完全一样。屈服于理性主义的进攻，古老的禁律和命令已经失效了，但在它们使所要防止的活动完全失去感情的内容并从而使其丧失意义和满足能力以前，还没有失效。这同在经济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类似是惊人的：在这个社会中，在个人和各个经济单位发生作用的方式进行合理化的同时，随着也就逐渐失去了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弗罗伊德所谈的“性生活的萎缩”并不是性活动的萎缩，萎缩的是那种活动的心理内容和意义。 象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表面现象是使人误解的。就象唐胡安〔注：唐胡安（DonJuan）：或译唐璜，西班牙传说中的荒淫贵族，专门玩弄女性。——译者〕和梅萨利纳〔注：梅萨利纳（ValeriaMessalina，？—48）：罗马女皇，克劳迪亚斯的第三个妻子，以生活放荡著称。——译者〕的冲动现在被认为不是极度的生活之乐的标志，而是性的满足持续不得实现，因而永无休止地去寻找能帮助他们获得伴侣（对他们来说是不能得到的东西）的标志一样，这个社会的被性欲所缠着，也不应认为是性的满足的普遍增加的反映，而是性的机能失常的明显标志。这种机能失常可能采取性的活动的技术能力受到削弱的形式。但重要的是要了解，机能失常不一定要采取这种形式，它也同样可以在通过性的活动来感受心理上的精神发泄的能力的映乏或重大减少上表现自己。正如原先由弗雷伊德指出、后来又由威廉·赖希强调和发挥的，两者决不是等同的：技术上的能力同心理上、情欲亢进上的无力能够同时并存，并且事实上也是常常同时并存的，后者又引起了各式各样的精神失常。 性的机能失常的最重要的后果是，它严重地破坏了“内心世界”，后者被认为是使人同外部世界的阴郁和沉闷取得和解的。性欲不但不能帮助去克服他在维持人的关系上、在爱情和休戚相关上的无能力，反而变成了心理紧张和挫折的泉源。我们再一次遇到了这个怪事：部分的合理性同全体的不合理性同时并进。日益增长的知识削弱了古老的戒律和禁令的基础，减少了无知和恐惧，使性的活动的量的增加成为可能。同时，性的要求的表面上的满足同从性的活动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之间的差距，由于心理的官能不足所造成的痛苦，变得越来越使人衰弱，使人难于忍受。一个研究美国社会的英国学者丁沃尔博士说，“关于性生活的知识的增长，给予妇女是更坏的影响而不是更好的影响。”“因为她知道得越多，她就越加怀疑她是在受欺骗。”〔注：埃里克·约翰·丁沃尔，《美国的妇女：历史的研究》，伦敦，1956年，第220页。〕他进一步得出了这个不可避免的结论：“许多美国妇女所表现的不满，其核心就是缺乏性的充分满足”，这种缺乏“在每一个生活领域中都有它的影响。”〔注：同上书，第222页。〕 最直接受到影响的生活领域，当然是婚姻关系领域。婚姻双方由于因性的机能失常而在心理上受到损害，不免陷入一种感情上的痛苦状态，这种状态既妨碍了他们相互给予彼此所需耍的东西，又妨碍了他们去理解自己感到苦恼的原因。丈夫和妻子都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不免去责备对方。弗罗伊德所称的“早先对于性的目的物的过高估计”现在被放肆地加以毁谤。一度被爱慕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使人恼怒和厌烦的根源，结果造成了就与实际问题毫无关系的事情发生的争吵和互相责备。在这种场合表现的敌意，产生了内疚和懊悔的感觉；这种感觉导致了和解；而和解又使整个的恶性循环重新开始。 男人能够通过性的关系使紧张获得几分肉体的放松，而这种可能性对于女人来说是比较很有限的，这一事实，在妻子方面不免增强了一种被利用和被滥用的感觉。这又引起了一种固执的要求：丈夫至少在婚姻生活的其他领域中要履行他的义务。在另一方面，他也感到烦恼不已，摸不清究竟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特殊的官能不足而造成了他的妻子的不快乐，就只好屈服于压力。他加倍努力去瞻养家庭，试图在家中成为尽量有用，不惜借债去满足她的一切怪念头。他把他的女人当作偶像来崇拜，唯她的命令是从，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抚慰她——徒然发现，他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他所能给予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她的需要，不但不能赢得她的爱情，反而丧失了她的尊敬。 个人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去逃避这种尴尬的处境，这些途径随经济和社会地位、宗教和种族背景以及特殊的性格特点一类因素而有所不同。改变对手将是一种有效的救济办法这种观念——大部分是一种幻觉——在某些社会阶层中造成了超婚姻的关系的增多，以及在很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频繁程度上使家庭由于离婚、分居或遗弃而破裂。离婚率的迅速增长使得“美国家庭服务协会”宣称：“家庭破裂是美国的头号社会问题。”〔注：引自《家庭服务的重点》，该协会的刊物，见《纽约时报》1961年11月12日。大约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大学贸德森·T.兰迪斯教授发表了这种看法：加利福尼亚——在许多方面是一个起带头羊作用的州——的家庭生活的退化，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在一百起婚姻中有五十起（而在旧金山则为55起）以破裂告终。”（《旧金山纪事报》，1961年11月2日。）〕 在由于宗教的或经济的原因而避免了离婚的场合，丈夫和妻子呆在一起，家庭的气氛常常是索然寡味的或公开敌对的。很少或没有经济上的活动自由的人，为谋生和养育子女的冷酷的必要性所屈服，只好安于自己的命运。既无能力生活而在客观上又没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就只能忍受极端的痛苦，用他们的能力和从未发现出来也从未得到发展的潜力去度过他们的日子。在许多人，酒是唯一的安慰；在某些人，自杀是走投无路的一种逃避方法。 在经济方面比较幸运的人常常期望通过外部环境的改变去得到救济。为另一个虚幻的观念——即不可捉摸的感情上的发泄可以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把握住——所驱使，他们迁入新的住宅，周围陈列着贵重的小摆设，经常到海外去旅行。这些人不断地寻找某种新方式来克服他们在感情上的饥荒，他们就是众所周知的心神不定的美国消费者的典型：总是容易接受新的风尚和式样，新的产品和模型——以及新的镇静剂和止痛药。〔注：这同样是对于一种捉模不定的东西的徒劳无益的追求——只是从相反的方向——这种东西使得所谓颓废派的人通过放弃“古板”的生活方式，连同它的使生活舒适的事物和令人愉快的事情，而代之以一种以古怪、杂乱和麻醉剂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去求得感情上的满足。〕 所谓“高保真度接收机”〔注：原文为hifi-set，指收音机、照相机等保真度很高的东西，这里用来借喻特别敏感的人。——译者〕所追求的是一种不同的方式，这些人来自各种专门职业的成员，文娱业和报纸、广播、电视业中的工作者，学院和大学中的教师和学生。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他们的职业的性质，这些人对于轻松与压制的矛盾，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在情欲冲动的精神满足上所设置的日益增长的障碍可能最为敏感。他们对于危机的反应是：常常作出一种狂热的努力，通过或许可以称为某种程度的“再升华”，去在个人水平上找到一种解决办法。由于是审慎地采取的，这种企图具有职业疗法的一切特征。从事绘画或内部装饰；变成稀有古玩的鉴赏家；收藏音乐唱片（常请突出地仅限于某一个国家的或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这些就是这种“文化”冲动的特殊表现。它的人为性常常是显而易见的。书籍可能从来没有打开过，只是用来装饰设计得很优雅的书架；技术上极好的唱机继续不断地开动，与其说是表明爱好音乐，倒不如说是表明畏惧寂寞；对着古董商和艺术品商人的目录册沉思，或选取新的织品去重新装饰起居室，除了向单独同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在一起的必然性提供一种暂时的逃遁以外，再不能有所作为。人造的使人得到满足的泉源，同它们用来代替的正在消逝的泉源一样，是不能产生结果的。 追求替代性的满足的影响被最强烈地感觉到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领域，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丈夫和妻子之间的麻烦，将由于他们对子女的共同责任和爱情而变得缓和，这种信念几乎是普遍持有的。然而在实际上，子女的到来，远远不是使一切问题得到解决，而是常常使问题变得更多、更复杂。虽然有子女是一种满足和骄傲，但他们所强加的负担和义务却限制了父母的自由，增加了他们在其下生活的已经很可怕的紧张和压力。万一走到了婚姻破裂的一步，子女的存在就使得分离在感情上的创伤更深，在经济上的困难更大。 在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今天美国家庭生活的老一套想法中，这种不愉快的事实已经消失了。在那里，儿童被当作比妇女更高一级的偶像来崇拜。他们经常被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和宠爱着，家庭收入中有很大的和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然而这种把儿童当作偶像来崇拜，虽然被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所强调，被无处不在的销售努力所利用，却远远没有表明美国是一个儿童的天堂，而是指出了儿童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父母同他们子女的关系都存在着问题。因为，父母自己在感情上感到饥荒，无法彼此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一方面怀有对儿童的天然的和社会允许的爱情，一方面又受到一种常常是不可抵抗的引诱——认为儿童至少是部分地要对自己无力打破生活上的痛苦境遇负责，这样他们是不能满足儿童的感情需要的，也不能同儿童建立健康的关系。 这种矛盾心理增强了统治着家庭气氛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可能在剧烈的冲突中。在无言的敌对中或在不自然的“聚会”中表现出来。儿童对于他的环境从来就是敏感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整个身心上都受到影响。父母的彼此漠不相关陶铸了儿童本人的个性；一代人的感情上的残缺变成了一种“遗传的”特性，摧残着和毁灭着下一代人的生活。 在为数甚微的，虽然不幸是日益增多的少数场合，父母感受到的挫折通过控制不了的借故生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突破一切禁律，造成对儿童不可想象的虐待。〔注：“现在摆在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少年管理当局面前的大批案件，表明残酷成性的父母正在虐待他们的子女。单是在旧金山，过去两年中虐待儿童的案件增加了两倍以上，自从本年1月1日以来，父母使用暴力的案件似乎在以甚至更大的步伐加速增多。”《旧金山纪事报》，1961年4月5日。〕更常见的是柔取放任的形式，它普通只是对儿童的发展缺乏兴趣和缺乏关心的一层薄薄的伪装。儿童们被鼓励去花费许多小时坐在电视机旁，或做他们高兴做的任何事情，对他们的主要要求是，不要去打扰他们的父母。由于自己老是在妨碍人，老是被抛给别人去照顾，儿童们就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只是麻烦和花钱的根源。 可是，就绝大部分而言，父母对其子女不能感到出于自然的爱情，这的确和意识形态的准则与良心的要求是冲突的，这就造成了一种使人痛苦的内疚感，父母试图通过走另一个极端即给予他们的子女以慈爱的象征去使之减轻。这种关心是假装出来的，并非发自真正的热情和对儿童的感情倾注，这是在每一步都能感觉出来的——尤其是儿童自己会感觉出来，他是最有效的和最可靠的测谎器。 这样，儿童每天的经验就是被哄骗包围着。铭记着在他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件，从最早的时候起就喜欢模仿，他既受到父母对待他的态度的影响，也同样受到他的父母彼此对待的态度的影响。即使接受着爱情的一切外部表现，他也不能不受到成年人的彼此漠不相关的深刻影响：在最好的情况下，儿童的世界也是不能同成年人的世界的冰冻气氛完全绝缘的。父母生活的无目的的漂荡，他们的紧张、挫折和厌烦，不会不在儿童的性格和发展上打下它们的烙印。这样，父母们就按照自己的模式铸造了他们的子女。就象父母们对社会失去了信仰，对它的意识形态失去了信心，对他们的工作和对彼此变得敌视一样，子女们也对他们的父母失去了信仰，看透了他们的教训和告诫的虚伪性。父母和子女全都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莽莽丛林中，在这里，既没有爱情，也没有信赖；既没有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也没有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 6 这种事态是不能用愿望或符咒去加以改变的。宣布美国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复苏”或者是“国家目标”的明确化，这既表示了它们所要反对的病理状态，又表示了理解这种病状的性质和起源的十分无能。当保罗·古徳曼这样一个敏感的和有观察力的作家诚恳地声称，“我们的社会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既要维持正统的和不体面的制度，又要有技术高强和生气勃勃的人去运用这个制度”时，他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在各行各业如果有一万人站起来，说出心里的话，并且坚持着，我们就会把国运扭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充分看到，即使我们的最好的社会批评家，也未能正视我们时代的危机的真实性质和规模。〔注：《越来越变得荒谬》，纽约，1960年，第14，XVI页。〕 因为在毒害着这个社会的人的生存的空虚、堕落和痛苦的背后，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深刻的不合理性和道德上的破产。任何愤怒的抗议，任何在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以内的改革，都不能挽救全体的腐朽。正如每天都变得越来越清楚的，这种腐朽使得科学知识中的以及技术和组织技巧中的即使是最辉煌的进步，其合理性也越来越成为问题。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的改进，只是加速了群众文化的退化。毁灭武器制造中的最大完善，并不能使它们的生产成为合理的。目的的不合理性，否定了手段的一切进步。合理性本身变成了不合理的。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唯一真正的合理性在于采取行动，去推翻这个已经变成了绝对不合理的制度。 这样一种行动的产生，是否能具有足够的能量和强度，去达成它的目的呢？美国的未来，垄断资本主义的未来，显然都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有，虽然是比较间接地，人类本身的未来（在将来的一个长远的时期内），也是如此。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答复——工业无产阶级必须最后起来革命，推翻它的资产阶级压迫者——不再具有说服力了。产业工人在美国工人阶级中只是人数越来越少的一个少数，他们在各个基本工业部门中的有组织的核心，由于作为消费者和在意识形态上能够适应的社会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乜经同这个制度结合成为一体。他们不象马克思时代的产业工人那样，是这种制度的特殊牺牲品，虽则他们和所有其他的阶级和阶层一道，从这个制度的自然性和不合理性遭受痛苦——比某些阶级和阶层多一些，比另外一些阶级和阶层少一些。 这个制度自然有它的特殊牺牲品。他们就是失业者和不能被雇佣的人，是农业季节工人，是大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居民，是失学的青少年，是靠不充分的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一句话，是局外人，是由于他们所掌握的购买力有限以致不能使自己得到消费上的各种满足——尽管这种满足的质量不过如此——的人。但是这些集团虽然人数众多，〔注：参阅关于美国贫穷的程度的讨论，上面第267—271页。〕却是太复杂了，太分散和分裂了，不能构成社会中的一种团结一致的力量。寡头统治集团知道怎样通过发放少量的施舍物和救济品，去使他们保持分化，防止他们变成一种流氓无产者——铤而走险的饥饿汉。〔注：这些自然都是约翰逊政府的所谓向贫穷宣战的目标。〕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限制在先进垄断资本主义的内部动态学的范围之内，那就很难避免得出这个结论：采取有效的革命行动去推翻这个制度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可能的发展进程是现在这个腐败过程的继续，使这个制度的强制性与人性的基本需要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不可克服。必然的结果是：越来越严重的心理失常扩展开来，导致这个制度的运转——即使是按它自己的条件——能力受到损毁，最后是完全衰竭。〔注：但所谓“曼哈顿中间市区研究”的发现，表明我们可能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这个研究是迄今为止对大量人口的心理健康所进行的一次最彻底的抽样调查。根据在纽约市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和全都是白人的地区所进行的八年的研究，专以年龄在二十岁至五十九岁之间的成年人为限，这个研究发现：抽样对象中只有百分之十八点五的人能列为“良好”，没有重大的症状。症状构成中的“轻微”和“中等”两级各占抽样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三和百分之二十一点八。“明显”、“严重”和“丧失资格”三级各占百分之十三点二，百分之七点五和百分之二点七。这样，在抽样中发现有五分之四以上的人患有某种以可辨认的形式的心理失调，将近有四分之一的人“处在心理健康连续统一体中的损伤区域。”利奥·斯罗尔等，《大都市中的心理健康：曼哈顿中间市区研究》，纽约，多伦多，伦敦，1962年，第342页。〕 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强调指出的，先进的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关于它的未来的推测，如果只考虑到它的内部规律和趋势，那肯定会引起误解。美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统治着和剥削着所谓“自由世界”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因而遭遇着不同程度的抵抗。抵抗的最高形式是革命战争，目的在于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战争就不曾间断过，革命人民在越南、中国、朝鲜、古巴和阿尔及利亚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的胜利。这些胜利，连同不发达国家越来越明显的无力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体制内解决它们的问题，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某些种子的发芽和成熟将要快些，某些将要慢些，还有一些也许将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萌芽期才能成熟。无论如何看来很清楚的是：它们现在已经植入，没有可能将其根除了。谈论世界革命不再只是一种词令：这个名词所描写的是一种巳经变成现实的东西，它肯定将越来越变成我们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主要特征。 这个事实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未来的含义，刚刚开始变得明显。美国统治阶级根据阶级本性并通过经验，懂得世界革命每前进一步，就是它自己的一次失败——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失败。它下定决心，要在可能具有这种威胁的一切地方，采用可能采取的一切手段去抵抗这种前进；它指望依靠自己在战争技术上的巨大优越性去取得自己的胜利。然而事实是，在这个斗争中，反革命方面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真正胜利的。在革命高潮的下面，是真正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人口问题；而反革命的根本性质就在于防止对这些问题进行合理的处理，更不要谈解决。反革命可能赢得、事实上也的确赢得了许多场战争，但是战争还在继续着，坚决地扩大到新的民族和新的地区。当革命战争扩大时，美国的卷入也就扩大了。 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美国日益委身于世界反革命事业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但是同样也没有人能够怀疑，它将深刻地影响到事态的内部和外部进程。从长远来看，它的主要影响很可能是落在美国的青年身上。军事人力的需要似乎肯定会急剧增长；这可能不久就会变成正规现象：美国青年在自己的一生中要花去几年——如果他们能幸免于死的话——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丛林和群山中作战。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所经受的心灵上的紧张和身体上的痛苦，将使一种反对人类的社会秩序所强加的极度痛苦增加新的分量。其效果将只是加速已经走得如此之远的腐朽过程呢？还是，这种震动或许将惊醒越来越多的人，使他们认识到进行根本改变的迫切需要？抑或，象有些人所相信的，美国统治阶级的事业的越来越明显的没有成功希望，将使它走到最大的不合理性的地步：发动一场原子毁灭战？ 现在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这件事意味着：所有这些选择都不能排除；以改变事态进程为目的的行动是有成功的机会的。甚至有着迹象，特别是在南方的黑人自由运动中，在城市少数民族居留区的暴动中，以及在学术界反对越南战争的不断增长的抗议中，表明美国人民中有着值得注意的许多部分随时准备参加积极的斗争，去反对一种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的令人不能容忍的社会秩序。如果情形是这样，谁能限制在将来可能参加他们行列的人们的人数呢？ 但是，即使现在的抗议运动可能遭受失败或不免夭折，也没有理由永远一笔勾销在美国发生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可能性。当世界革命扩大时，当社会主义国家用它们的榜样表明，可能利用人对自然力的支配，去建立一个能满足人类正当需要的合理社会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必定会对他们现在视为当然的东西怀疑其存在的必要性。一旦大规模地发生这种事情，现行不合理制度的最有力的支柱就将垮台，而重新创造的问题也将成为绝对的必要。这不会在五年或十年之内发生，也许不会在本世纪内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少有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发生的。但甚至更少有的是：这种重大事件一旦真正开始之后，在它们的一切可能性全部展开以前，能改变它们的性质，或扭转它们的方向。我们时代的重大事件就是世界革命；在它席卷全世界以前，它是决不会停止的。 与此同时，我们在美国所需要的是：历史的眼光，面对事实的勇气，对于人类及其未来的信心。有了这些，我们就可能认识到我们在道德上所负的义务，要献出自己的一切，去为反对这样一种万恶的、有害的制度而斗争？它不仅摧残、压迫和侮辱在它底下生活的人，而且对全世界其他亿万人民也以毁灭和死亡相威胁。
十．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十．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上面的讨论，目的不仅在于促进对现代美国经济运行原则的理解，而且也在于对我国社会中陶铸生活方式、形成心理状态、决定个人发展的各种力量获得一种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在今天是迫切需要的。萦绕在所有各界美国人心中的迷惑、冷漠，常常还有悲观失望，在我们的时代已经达到呈现出深刻危机的程度。这种危机影响着国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并在它的社会政治领域和它的个人领域——每一个人的日常生存——中起破坏作用。一种沉重的和令人窒息的生活空虚和无聊的感觉，弥漫于全国的道德和文化气氛中。各种最高一级的委员会被委托去寻找和说明“国家目标”，而在文献市场上每天出现的印刷品（小说和非小说都一样）中也浸透着阴郁的情绪。这种不健康的状态，使工作失去了意义和目标；使休暇变成了毫无欢乐和令人衰弱的懒惰；使教育制度以及青年人健康成长的条件受到了致命的损伤；使宗教和教会变成了商业化的“社交”工具；并且摧毁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基础，即家庭。 某些批评家可能提出反对说，这些现象决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向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特征，甚或是一般人类社会的特征。其他的批评家可能感到，这些现象代表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是“富裕社会”的必然会有的特征，是经济进步的无可逃避的代价。有一件事情一开头就必须说清楚：我们并不坚持说我们所分析的状况是崭新的，也不坚持说它同二十年或五十年以前的状况相比一定是一种恶化。我们的强烈印象——意见最为不同的各种派别的富有思想的观察家所同具的印象——是，危机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清晰鲜明和深刻普遍，并且事情近来正在每况愈下。但是我们理解，这里我们是在一个难于得到精确的甚至是近似的数据和证明的领域中行动。简单说明一下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可能是有益的。 关于社会发展的统计情报是贫乏的或模糊的。〔注：其所以是贫乏，主要由于撰写报告和捜集统计资料的机构不愿泄露从消极方面反映现存社会秩序的许多过程；其所以是模糊，由于有许多概念上和理论上的问题，只在“行为主义科学”愿意把它的气力花在重大的争议问题上而不是花在现在显然支配这一领域的细微末节上时，才能使之比较接近于充分的解决。〕看一看，例如，象自杀人数这种社会病症的统计指数，除了有关数字的不完全之外，它们的价值显然随对涉及的死亡如何报道为转移。这样，在自寻绝路被认为是对遗族名望的严重玷污的时代，许多自杀案被报道为心脏病或其他自然的原因导致的死亡。当对待自杀的社会态度有了改变，不愿承认它的发生的心理已经消失时，报道了更多的自杀案件并这样记录下来了。这种报道上的改变会给人以事态恶化的印象，实际上却可能并非如此。此外在自杀方面，常常认为在美国黑人中要比在白人中少得多。可是，由于一般的当局，尤其是南方各州的当局认为黑人是不值一顾的，因此不肯费力去查明他的死亡原因，所以关于黑人自杀的统计，在无法估计的程度上低估了黑人自杀的数目。 再看另一个例子：究竟少年犯罪问题是否比过去更为严重。确实的回答首先随官方关于少年犯罪的定义以及这种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无改变为转移。如果定义变狭了，如果许多在以前会被认为是少年犯罪的轻罪现在被认为“小小的胡闹”，那末，最近的统计同早先的统计显然是不可比的。〔注：同样的考虑使得不可能把少年犯罪按阶级区分去加以比较。对一个中等或上层阶级的少年男女来说认为是一时的高兴或“恶作剧”的行为，对一个工人阶级的最黑人的少年来说就可能认为是犯罪。〕其次，答案还依法律执行机构的智谋以及它的勤勉和警觉程度改变的大小为转移。“少年罪犯”被警察和少年法庭逮捕及处罚的人数比例，比——譬如说——五十年前究竟是大一些还是小一些？除了问题的数量方面之外，还有问题的质量方面：少年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动机有无重大改变？因为，究竟少年犯罪行为是谋杀、强奸、吸毒成瘾和沿门贩毒，还是小偷小摸、未得准许的开车和未成年饮酒，显然是有着巨大区别的。在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上，都缺乏全面的和可靠的情报，因此不可能得出有统计资料作为根据的结论。 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有着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离婚（或者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分居）而吿终的婚姻比例显著增长了。〔注：附带说说，甚至这一领域的情报在“穷人的离婚”即简单的遗弃方面也是映乏的。〕可是，从这一点得出的结论是模糊不清的。我们自己认为，这种发展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家庭日益分裂和解体的明显趋势，而且反映了人们的日益增长的寂寞和痛苦；但是没有办法证明这种意见的正确性。的确，也可能认为下面这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是正确的：破裂的婚姻所占比例的日益增长，表明人生状况的一种进步而不是一种恶化。人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现在不再是闷塞在不幸福婚姻的桎梏之中，而是更能够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论点有很大的道理，它同我们的观点只是在表面上不能相容，它比传统的关于典型美国“幸福家庭生活”——它被认为是为个性、道德和秩序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结构——的印象肯定是更接近于事实。不管怎样，这种论点有足够的说服力，使得不可能运用离婚对婚姻的比率作为人们幸福和福利的正确指标。 面对着这种障碍，我们决定不在某些非常重要的领域作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我们作出这个决定是情不自愿的，因为我们深信必须要按照历史背景来观察一种现象；其次，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是，我们的印象在实质上是正确的，尽管在统计上无法证明。可是，为了把讨论保持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我们只限于概略地说明现时存在的状况，把它们同以前时期的状况是否不同，好一些或者坏一些的问题暂时存而不论。 在某些可以测度的社会现实情况方面，这种不作历史比较的保留是不必要的，并且的确是完全不许可的。这样，对于我们社会在现时比在任何早先的时期要富裕得多这个重大事实，肯定是能够提供数量说明的。生产力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和收入比以往要高得多；已经做到的和可能做到的两者之间的差距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明显。在这一点上，即使是国民产量和收入测算领域中最为小心谨慎的语言纯洁主义者，也只能就产量和收入增长的确实数目，就现有成就和可能达到的成就之间的确实差距提出问题。而关于具体数量提出的这些怀疑尽管是合理的，却并不影响我们的论证的性质，同它的正确与否毫无关系。因为极其重要的发现是：垄断资本主义尽管造成了它所有的全部生产力和财富，却没有能够为这样一种社会提供基础：这种社会能够促使它的成员得到健康的和幸福的发展。 2 当本章草稿于1962年在准备付印时，〔注：《每月评论》，1962年7—8月号。〕用很大的篇幅去证明一个当时流行的观点——贫穷正在美国现场消失——之为错误似乎是重要的。甚至在一年之后，这样做就没有必要了。迈克尔·哈林顿的《另一个美国》一书也在1962年出版，成功地使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贫穷问题上，从此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书籍以及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中的文章——的涌现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最后，约翰逊总统在他的1964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向贫穷宣战”，正式通知了整个世界，贫穷不仅存在于美国，而且是美国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就我们现在的目的来说，我们今天只须记下少数容易得到的统计数字，它从纯粹经济方面表明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失败。但在这样做之前，问一问为什么只在几年前还被当作实际上已成过去的事一笔勾销了的贫穷突然又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是有益的。 我们相信，说明可分为两部分。第一，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以及随后一个世纪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所一再证明的，资本主义到处在一极生产着财富而在另一极生产着贫穷。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最发达的宗主国和最落后的殖民地是同样适用的，但它自然从来没有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他们所宣传的是一种辩护的说法，资本主义中内含有平等化的趋势。 这里就需要有说明的第二部分。人们总是发现，资本主义贫穷的根子是失业和就业不足——即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它们直接剥夺了其受害者的收入，暗中削弱了失业者与之竞争少数职位的人们的安全和讨价还价能力。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业实际上被扫除了几年。尽管最有生产能力的年龄组别中有一千万以上的人被动员到武装部队中去了，整个生产还是要扩大到三分之二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有劳动力的人，不问肤色、年龄或性别如何，都可能得到职位；加班变成了常规而不是例外。当每一个家庭有几个成员受雇时，处在各低收入等级中的家庭的收入急剧增长了。说在战争中贫穷已经消灭自然是错误的，但是全国穷人的生活水准的改善简直是激动人心的。所有这些对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的有利条件，由于战争后果的繁荣，以及朝鲜战争和伴随着它与在它以后的庞大军事预算所造成的五十年代初期的繁荣而继续存在，虽然不是那么强大。在十年以上的时期，贫穷在美国减少了，然后被抑制住了，整个经济在战争——热战和冷战——的巨大需求之下扩大了。 戴着正统经济理论的眼罩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完全曲解了这种发展。他们欢欣鼓舞，认为在这里，资本主义到底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表现了。过去的事被忘记了，尤其是最近的过去——大萧条；一个世纪以上的教训被忽视了；未来被描绘为环绕历史上最大一次战争的那种完全非典型年代的继续。因此有了“美国的庆典”，帯着它的自鸣得意的保证：在这个最最富裕的社会中，贫穷不久就将成为只不过是一种不愉快的记忆。 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运动规律暂时虽然被阻止了，不久却又恢复了它的作用。失业不断上升，战后时期新技术的性质大大加剧了不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不利处境。处在经济阶梯底层的人，相对说来曾经是战时充分就业的主要受益者，现在发现自己受到了加倍的打击。 到五十年代终了时，真实的事态再也无法隐瞒了：不可能继续相信存在一种改善的趋势，它到时候会自动地消灭贫穷。不仅贫穷仍旧和我们在一起，象它一向就和我们在一起那样；并且在各方面——尤其是各大城市的日益衰败的中心——都有证据，表明贫穷正在扩大和深化。富裕开始以它的本来面目出现——它不是贫穷的救星，它和贫穷是如影随形的一对朋友。 对待贫穷的看法和态度现在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贫穷从一个行将消逝的讨厌的东西，突然又一次变成了一个问题，象在战前一样。这种改变所造成的第一个结果是关于贫穷的新文献，第二个结果是贫穷在政治舞台上的再现。约翰逊的“向贫穷宣战”，实际上只不过是对一个人所熟知的题目的不同说法。赫伯特·胡佛在1928年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竞选时，即曾宣称：“靠着上帝的帮助，我们不久就将看到贫穷从我国被消除那一天。”他的继任者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发誓要改变这种情况：“一个国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不好，穿得不好，吃得不好。 我们现在知道了，不论是上帝还是罗斯福，都没有办法获得成功，也没有理由认为林登·约翰逊会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可是在同时，我们可以问问，他的“向贫穷宣战”所要对付的问题究竟有多么大。 要答复这个问题，我们自然首先必须给贫穷下个定义。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理论家常常表示束手无策。他们说，贫穷是一种相对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权给它下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定义。有些人甚至竟然主张说，既然最穷的美国人——比如一个在密西西比的靠公共救济维持生活的不能被雇佣的人——毫无疑问地比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平均工人或农民能够支配更多的收入，所以实际上在美国并没有贫穷。可是，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主观的判断往好处说是没有意义的，往坏处说是故意骗人的。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衡量贫穷的标准；虽然这些标准在数量上无法使之精确，可是它们是实在的、客观的事实。这里所涉及的，主要是传统的最低生活费的概念，它在马克思的工资和剩余价值理论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他不认为最低生活费是从生理学方面来确定的。他写道，“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工人的〕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注：《资本论》第1卷，第2编，第4章，第3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可见，最低生活费是随着历史而变动的，但在任何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对它可以加以认识并大致衡量。从这里可以在逻辑上得出贫穷的定义：它是一个社会中自己的收入不足以维持那个社会在当时的最低生活费的那些成员的状况。 当劳工统计局给工人阶级家庭的“适度的但又充足的”预算下定义时，它的工作显然是以上述推理为基础的——自然并不是从马克思得来。如果我们把这种预算同传统的最低生活费等同起来，我们可以说，所有收入在这种规定水平之下的人都是生活在贫困中。 根据这个标准，美国在1959年——最近的人口普查数字能够应用的一年——究竟有多少贫穷的人呢？ 在这一年，要保持一种“适度的但又充足的”生活水平，在美国的二十个大城市中，每个家庭需要五千三百七十美元（休斯顿）至六千五百六十七美元（芝加哥）。〔注：《美国统计摘要》，1963年，第359页。〕同时，全国有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每年收入不到二千八百美元；另有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收入在二千八百美元至四千八百美元之间；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收入在四千八百美元至六千五百美元之间。〔注：赫尔曼·P.米勒，《富人，穷人》，纽约1964年，第7页。〕 我们怎么能避免得出下列结论呢：根据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的标准，将近有一半人民生活在贫穷中？ 3 让我们转到现代美国现实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既然这个国家所生产的钢铁、水泥、铝、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至今是世界上最多的，这个国家的住宅状况怎么样呢？ 在1960年对全国五千三百万所有人居住的住宅进行的“住宅普查”中，发现有八百八十万所（百分之十六点六）列为缺乏私用厕所或浴室或自来水。〔注：根据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1960年住宅普查：住宅特点初步报告》（1961年4月）计算。〕这些住宅中将近有三分之二是普查所称的“正在变坏的”或“已经坍坏的。”〔注：正在变坏的住宅需要比在正规维修过程中所提供的更多的修理。它具有一种或更多的中间性质的缺点，如果该住宅要继续提供安全的和充分的掩蔽，就必须予以补救。……已经坍坏的住宅不能提供安全的和充分的掩蔽。同上书，第2页。〕居住在一所住宅中的平均人数估计为二点九人。因为平均数是观察资料在上限和下限各占一半的数值，因为穷人的住宅通常比富人的更为拥挤，我们不能拿这个数字当作居住在不合标准的住宅中的人数的适当估计数字。然而即或使用这个数字，我们也得出二千五百五十万人。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写道：“每十个美国家庭就有一个居住在坍坏了的住宅中；甚至更大比例的住宅单位还缺乏平常的卫生设备”，〔注：切斯特·拉普金，《经济发展对城市性质的某些影响》，《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第295页。〕他肯定没有夸张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以上是就整个居民而言。非白人的居住条件还要坏得多。在非白人居住的五百一十万所住宅中，约有二百三十万所（百分之四十五）缺乏私用厕所或浴室或自来水；正在变坏和（或）已经坍坏的住宅比例比全国的要大得多。由于每一住宅中居住的人数在非白人中比在白人中通常要多得多，可以确有把握地估计，至少有一半非白色居民缺乏适当的住宅。 当注意力不是集中于全国总数而是集中于各个城市时，事情更加显得阴暗。《幸福》杂志的编辑们在1957年报道说： 我国各大城市中的贫民窟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糟。今天约有一千七百万美国人居住在不能再住人的住宅中：腐朽，肮脏，鼠害严重，没有象样的取暖、照明或水管。这个问题折磨着我们所有的大城市，但在最大的、最富有的和最工业化的城市中最严重。〔注：小威廉·H.怀特等，《人口激增的大城市》，第93页。〕 实际上，最大城市中情况最坏的看法似乎只不过是古老的浪漫观念——大城市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的一种反映。根据一种比《幸福》编者们所作的更有系统的研究：“从最广泛、最一般的意义可以……说，实际上在所有的城市都呈现一种枯萎病。……这同人口的多寡没有什么联系。总之，这个问题显然并不以大城市为限。所有的城市，大的和小的，郊区城市，核心城市，独立城市，全都被卷入了。”〔注：鲁埃尔·赫姆达尔，《都市重建》，纽约，1959年，第46页。〕 这样，例如，1950年在伊利诺斯州的罗滨斯，人口四千七百六十六，全部住宅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点六是已经坍坏的，缺乏自来水、厕所或浴室；而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市区，住着五十五万一千七百七十七人，可比的数字百分之三十一。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1960年人口十二万零七百四十），1958年发现“百分之五十七的剑桥住宅在现时是不合标准的；百分之二十二的住宅实际上不能再住人。”〔注：剑桥城市协会，《市民公报》，1958年11月。〕 的确，在大都市中心，这种癌症似的枯萎病最为显著，它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特别令人吃惊。 纽约这个城市就象一个伸开手脚的吃人的怪物。它占地三百十五平方哩；它贪婪地呑噬了八百万人左右。至少有一百万人，占它的全部居民的整整八分之一，居住在拥挤的肮脏处所，六个人到十个人住一间房子；他们居住在鼠害严重的贫民窟住宅中，平均每年有一百个人被老鼠严重咬伤，就今年来说，实际上有两个人被咬致死。象征性地说，纽约的老鼠或许比人还多——估计共有九百万只。〔注：弗雷德·J.库克和吉恩·格利森，《纽约的耻辱》，《民族》，1959年10月31日。〕 《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在1958年用更有统计根据的话来说： 在〔纽约的〕二百二十五万所住宅中，估计有四十万所是在贫民窟的建筑物中。其中有二十八万二千所由于缺乏私用厕所或浴室，是“凉水公寓”，或没有自来水，或处于物质上恶化的不良状态，而不合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住宅要求标准。另有十一万八千所，虽然合乎人口普查局的最低结构要求，却因住人十分拥挤，以致违犯了城市的健康。卫生或居住标准，完全可以算作贫民窟。〔注：《纽约时报》，1958年11月30日。〕 但是正如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发展行政官爱德华·J.洛格所说： 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太多的统计数字，而是代之以少数好的旧式步行参观：走到贫民窟中去，爬上发恶臭的楼梯，走进过分拥挤的、破旧的房间；走到颓败的商业地区去，留心看看在底层店铺门面上头被人舍弃不住的几层楼房上灰尘封满的窗户；走到浸满油污的、沉闷的工厂统层楼去，那是在装配线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时候兴建的。污秽、苦难和危险全都在那儿——很容易看得见，而且一经看过，就不可能忘怀。〔注：《都市毁灭，还是都市重建？》，《纽约时报杂志》，1958年11月9日。〕 上引两段文字的写作日期——战争以后从十年到十五年——拆穿了这种广泛持有的意见的虚伪性：在“富裕的”战后时期，住宅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进。情况正好相反：不管政府——联邦的，各州的和地方的——作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去解决住宅问题，不仅未能触及到问题的根源，而且实际上使已经变得严重的全国危机进一步恶化了。结果，情势越来越坏：贫民窟和枯萎区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扩大了。纽约是在这方面的最著名的实例，它在1950—1958年中 完成了或开始进行了十三个联邦补助的计划。它们包括清除二百二十七英亩的贫民窟，并用二万一千八百二十所新住宅去代替二万零四百三十七所坏的住宅，此外还点缀着科勒西恩〔体育馆〕和林肯广场文化中心。面临着住宅短缺，净增一千三百八十三套住房是微不足道的。全部计划是……在今后十年改建总数为九百零六英亩的贫民窟，并提供六万五千套新住宅……这个野心很大的计划只能……清除现有贫民窟面积的大约八分之一，还不一定能阻止新贫民窟的形成。〔注：查尔斯·格鲁兹勒，《纽约时报》，1958年11月30日。〕 洛格先生在上引文章中说，“事实是，每年从有限的联邦资金中赠给纽约的二千万或三千万美元所能完成的一切，远远不足以使对贫民窟的扩大所进行的斗争仅仅保持使它不增不减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要懂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某些对现状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把它归咎于人民对普遍的状况不够理解，这种状况是由于政府用于所谓“公共部门”的资金过少造成的。其他的人则责备各级地方政府的职权重迭混乱，各个市政府几乎完全不受真正的民主控制，因此造成的市府官吏的贪污腐化，以及所有各级立法人员对压力集团臭名昭著的敏感反应。所有这些责难都是有道理的，但它们甚至还没有接触到问题的表面。首先，在城市设计和住宅领域，比在其他公共的和私人的事业领域或许有着更多能干的、不自私的和具有献身籍神的男人和妇女在工作。如果贪污和腐化继续不断地阻碍着他们的努力，使得他们造成与预期相反的结果，那末，这种现象就必须加以说明，而不能仅仅假定并归咎于立法人员和行政人员的“人性”。此外，主张说造成住宅方面可悲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对整个公共部门的拨款不足，也是令人误解的。军队也属于公共部门，肯定不能把它视为被当作前房子女对待的，除此之外，置于政府支配之下的资源是否分配得当，足以促进公共福利，是大可怀疑的。〔注：关于这些题目的详细讨论，见上面第六章和第七章。〕还可以为下述命题提出充足的论据：政府用于公路——也是公共部门的一部分——的支出是太多了而不是不足。 这样，这个难题的答案必须从别处去寻找。作为第一步，先看一看所谓都市更新计划的实际执行过程，也许是有益的。用极其简单化但不省略整个链条的任何主要环节的方式，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简略描述如下：市政府指定自己辖区以内的一个地区作为需要重新开发的对象。一个“地方公共机关”——其确切的性质，州与州不同；即在各州以内，在某种程度上亦有所不同——利用征用权将指定地区以内的土地和建筑物完全收买过来，付出的价格是以估定价格（由该区域的现存状况所决定的）为基础的。将现有建筑物全部拆毁，然后把土地售与开发人，他们承担重建该地区的责任。〔注：主要由于需要弥补各市政府在这种交易中所蒙受的损失，联邦补助以及因而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的联邦控制才参加进来。〕重建计划的性质普通是由“地方公共机关”同开发人共同商订的，除了原有的区域划分规程和建筑条例之外，可能还向开发人提出某些特殊条件。公共住宅管理机关。地方政府机关、医院等等可能参加计划的制订；但是一般说来，都市更新立法——联邦的，州的和地方的——的动机和效果是，恶化的和其他不可取的地区最后应当在幸运的私人企业家手中变成有价值的资产。 熟习“贪污经济学”的人们在这种方案中很容易看出腐化的可能性。第一，既然一个城市的地图上一般都星罗棋布着或多或少是广大的贫民窟和枯萎区，当选定下一个更新地区时，总有着可供选择的广阔范围。很明显，负责当局是处在这样一种境地，他们让作出的决定为许多重大的考虑所影响。例如，一种考虑可能是，市政当局特别喜爱体面和炫耀，这就将暗示，清除那些使本市最有势力的高贵人士及其国内外访问者感到看上去不舒服的地区会给予高度优先权——这就不一定包括该市最糟糕的贫民窟。这种地区常常能在城市最好的区域附近找到；开发人可能对它们感兴趣；因此，这些地区的更新，不仅从政治的和公共关系的方面看来，而且还由于它们对市府财库来说费钱较少，似乎是最吸引人的。或者，创议能直接来自房地产利益集团。一个地区可能由于若干理由（接近“好的”邻居，自然风景，交通设备上的方便）对建筑公司来说成为优良的新住宅建筑基地，而它的投标出价可能使市政当局深信，指定这个地区作为值得专新的贫民窟区域是迫切需要的。一般说来，赋有作出决定之权的人在作出选择时，显然受到强大的压力，不仅要考虑住得不好的人的住宅需要，而且还要考虑性质完全不同的其他利益。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第二步，即选择承订合同的公司。尽管着重以秘密竞争投标作为指导原则，却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个原则的作用是模糊了而不是明确了实际作出选择的动机。同机构庞大的市政府的政治联系，公开的贿赂，重要官员在各种交易中的“插手”——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声名狼藉的作法，每天在报纸上报道着，被认为是在获得人所觊觎的合同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不难设想，在作出最后决定时，除了标价上所列的美元美分数目之外，还有投标公司的信用地位、名誉以及其他规定得很模糊的特点可以——而且的确可能是必须——考虑，这当中有多少进行贪污和运用裙带关系的机会啊。其次，如果考虑到重建者的利润主要依存于必须同负责官员讨价还价才能订立的合同的具体条款，那么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诚实和文官责任并不属于同都市重建计划有关的人员的显著美德。因为他们也是——借用奥斯卡·王尔德一句话——最不能抵抗引诱的。 都市重建计划一般都包括把数以百计或数以千计的家庭从他们的家园驱逐出去，普通都是贫穷的家庭，并且常常完全是或主要是黑人的家庭（因此，在黒人中，把都市重建同“黑人迁居”痛苦地等同起来）。他们的遭遇又怎样呢？ 从法律上讲，“地方公共机关”有责任提供重新安置的服务，并寻找另外的“象样的、安全的和卫生的住宅。”但在实际上，尽管许多专业的城市设计人员和社会行动集团作出了动机良好的努力，被驱逐的居民还常常是需要自己去想办法。他们到处奔忙地寻找另外的住所，同其他的人合住，整个整个的家庭挤进提供膳宿的寄住处所的单人房间或合住一套房间，这样就把贫民窟的状况从其刚刚被消除的地方移到了同一城市的另外地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旧环境中所保持的一点点友谊和个人联系全都被摧毁了，这种友谊和个人联系在苦难的日子里曾使他们的生活负担略为减轻，并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安慰和安全。1960年刊行的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个详尽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按这种计划现在进行的情况来看，真正的穷人并没有得到都市更新的帮助，他们当中许多人由于被从熟识的邻居关系中连根拔出而移入他们没有联系或威情的其他地区而弄得处境更为悲惨了。”我们可以补充说一句，在这些地区，他们通常须为更小的面积付出更大的价钱。〔注：爱德华·希格比，《挤：没有空间的城市》，纽约，1960年，第83页。〕1960年以来，情况也没有什么改进。最近在1964年刊行的关于重新安置问题的一个详细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有： 除了强迫的重新安置所造成的个人关系方面的破坏之外，绝大多数被迁移的家庭负担了增加的住宅费用，而这种增加的比例常常是很大的，并且不问住宅有无改善和家庭有无财力。其次，看来似乎是，最可能由于重新安置而获益的，是具有足够的财力和办法的家庭，这些家庭可能在短时期内自动地使它们的住宅条件提高。为移动或为应付这种改变而具有的财力或办法最小的家庭，受到了重新安置的最不良的影响。还很可能，“地方公共机关”有关重新安置的报吿，对于重新安置的最不良的影响没有充分表达实际情况。〔注：切斯特，哈特曼，《重新安置的家庭的住宅问题》，《美国设计师协会期刊》，1964年11月，第266页。应当补充说说，关于都市更新的唯一新的东西，就是名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写道：“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到处总是一样：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有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2页。）〕 现在我们来谈都市更新这出戏的最后一幕。在发展地区的建筑物被拆除、居民被驱散以后，幸运的合同持有人就着手进行他的计划，目的自然是在使他的投资得到最大限度的收益。替“地方公共机关”工作的设计人员可能成功地在合同中写进某些限制条款，希望防止私人土地开发的最坏的弊病。但是他们不能希望做更多的事情。为收入低的家庭建筑坚固的、租金低廉的（或价格低廉的）住宅，是不能得到利润的。要能得到利润，只有建筑和出租或出售豪华的成套的建筑物，供商业用途的摩天楼，或供中等阶级或上层阶级居住的私人住宅。因此，“按现行规程进行的清除贫民窟应当恰当地称之为贫民窟的搬家或贫民窟的转移。它并不是真正的都市更新。住宅区域的大规模更新计划并不象有时描述的那样是社会促进计划，而是被称为由政府补助金资助的土地强夺和著名房地产的强大特权。”〔注：希格比，《挤》，第£6页。应当附带说说，文中提到的政府补助金不仅包括联邦补助金，而且包括用于新学校，道路、公园等等上面的开支，这些是市政当局用公款来为重新开发地区的新住户提供的。〕这些没有一样同解决全国的住宅危机——为全国社会地位低下的三等人提供象样的住宅——有任何关系。事实恰好完全相反。詹姆斯·马斯登·菲奇说得好： 许多……都市更新计划似乎……只不过是造成一群一群的上等阶层的成套住宅。即使这些计划不涉及营私舞弊或有牟取暴利的嫌疑，究竟清除贫民窟而代之以豪华住宅是否做得明智，也是值得严重怀疑的。巨大的高楼耸立在人工美化的荒凉地区，这种格局正是最明显的阶级建筑风格。〔注：《保卫城市》，在政治科学院关于“都市问题”的春季会议（1960年4月29日）上的发言。政治科学院，哥伦比亚大学，1960年，第10页。〕 在未来的年代中，情况改善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很不幸，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很微小的。不是缺乏关于应当做些什么事情的知识，也不是缺乏做这种事情的手段。在这两点上，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在他的第二届任期中任命的“国家目标委员会”的报吿是明确的： 到1970年时，在美国应当有大约一千万所新增的住宅，还应当有将近一千万所住宅用来代替严重不合标准的住宅以及大量通常因其他原因而遭毁损的住宅。……每年兴建两百万所住宅，比1950年的最高产量大约还高百分之四十，比达十年的年度平均产量高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是这种数量，加上维修和服务，是建筑业的预期的生产力所完全能够完成的。……但是如果对新住宅的市场需求依然只限于现有人口上层的百分之三十或四十（在人口密度更高的发展区域还要少些），而在底层则只有微量的公共住宅建筑（1959年占新建筑的百分之二点五），那末，上述建筑率是不能达到的。〔注：凯瑟琳·鲍尔·沃斯特，《一个都市社会的结构》，《美国人的目标：总统国家目标委员会报告》，纽约，1960年，第234—235页。在准备她的备忘录时，沃斯特夫人有一个由在此领域的杰出权威组成的专家小组充任顾问。〕 这一段话自然是意味着，上述建筑率是不会达到的。不论在资本主义历史的任何时候，各个低收入集团都没有为新住宅建筑提供过市场，战后各年度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在“富裕”的时代也同在早先的“匮乏”的时期一样真实。只要政治权力依然集中在一个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手中，公共住宅建筑想要达到巨大的规模是毫无希望的。所夸耀的都市更新，正如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为富人而不是为穷人提供住宅。在六十年代能够预期的，只能是先前的“伟大美国庆典”年代的趋势的继续：为上层阶级提供越来越多的豪华住宅；为中等阶级提供较好的住宅；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则毫无改进，并且枯萎区和贫民窟行将越来越扩充到广大的地区。 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可以主张说，社会缺乏解决住宅问题的资源，而且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来剥夺多数人是文明和进步的代价。这个论点早就失去力量了。正如沃斯特夫人在上引文字中所说的，提供所需要的住宅在今天是“建筑业的预期的生产力所完全能够完成的”。现在需要的“只是”为了穷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富人的利益来利用这种生产能力的决心；不再空谈富裕社会，福利国家，向贫穷宣战，如此等等；不再通过使土地投机商和不动产投机商发财致富的伪善立法；不再进行调查去证明已经证明过一百次的东西——现在需要的，是真正的设计和坚决的行动，去为美国的大多数人民重新提供住宅。可是，这样的设计和这样的行动，决不是经由富人和为了富人来进行管理的政府（每一个资本主义政府都是而且必然是这样）所能承担的。向一个资本主义政府要求做这些事情，就是要求它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政府。 4 有两种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美国社会的性质，现在必须予以考虑。一种是都市郊区发展的惊人，另一种是全国交通系统拥挤的同样惊人，在某些地区甚至有断绝的威胁。这两种发展自然是同住宅问题密切相关的；的确，枯萎区和贫民窟的扩大同都市郊区的发展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当一个街道接着一个街道、一个居民区接着一个居民区陷入肮脏、拥挤和坍毁的状态时，比较富裕的住户就迁往别处。由于在城市的较好地区土地价值很高，因而成套住宅和独户住所费用昂贵，除了真正富人之外，所有的人的确都无法享受，所以需要居住面积的带着子女的中等阶级家庭就迁出市区。结果，自从战争以来，发生了大量的内部移居，新建了将近一千五百万所独户住宅——大多数在都市郊区。市郊生活的这种惊人扩大，或许比任何其他因素更有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年中美国幸福形象的出现。市郊住宅备有电气厨房和洗衣机；多个洗澡间；地下娱乐室，家庭起居室和电视室；后院，屋前草地和能容两部车子的汽车房：这种住宅变成了美国富裕生活方式的象征和展览品。用来使外国人对美国的成就留下深刻印象的国外展览会，一定要陈列一个某种这样的“住宅”的复制模型，作为它的主要项目。 然而，如果相信所有的城市郊区都是由这种豪华住宅组成，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毫无疑问，市郊化是一种奶油分离过程，收入较多的中等阶级自行浮游出去，去到在公共福利上花费较少，在自己的欲望上花费较多的地方。”〔注：希格比，《挤》，第100页。〕但是不论在郊区与郊区之间，还是在各个郊区之内，都有着巨大的质的差别。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发展起来的或因比较邻近较大城市而大为扩张的某些郊区，全部或部分地是由宽敞的和建筑坚固的房屋组成的，这些房屋位置于大块的土地上，为它们的住户提供了直到最近只有统治阶级的上部阶层才能享受的那种居住条件。这些住宅群集在“排他的”居民区，享有良好的公共服务，宽敞的和设备优良的学校，娱乐设备，如此等等。这种奢华的富人住宅的集中产生了可以称作“第二次奶油分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等的和中上的收入阶层移入壮丽的地区，使自己同居住在绝大部分市郊地区的中等阶级其余部分隔离开来。 最后这个社会集团的住宅占郊区住宅的大多数，其中大部分是建筑在小块土地之上的质量低劣的房屋，预期的使用年限很短，而维修费用则相应地很高。说这种房屋的大部分是由它们的住户所拥有这种广泛宣传，不应过分认真地看待。正如希格比指出的，一所住宅的“所有权”，在今天“只不过是掩盖赤裸裸的长期贷款的一层薄薄的遮羞布。”〔注：同上书，第40页。〕贷款的偿还，高额（并且是急剧屡退）的房地产税的缴纳，公用事业帐单的支付，以及木工、铅管工、屋顶修缮工和电工的继续不断的反复修理工作的工资，占去了“所有主”收入的主要部分。〔注：参阅格伦·H.拜尔，《住房供给：事实的分析》，纽约，1958年，第163页。〕由于修理工作经常拖延和被忽视，由于坍坏老早就已经开始，拥挤在狭小地域并只具备最小限度社会服务的都市郊区小分区和发展地带迅速地退化，并表现出有发展成为郊区型的贫民窟和枯萎区的强烈趋势。 然而，就最狭义的住电供给而言，迁入即使是不那么称心如意的郊区地点之一，对中等阶级的家庭（特别是他们的妇女和儿童们）的物质福利也是一种重大的改进，这些家庭从前闷塞在黑暗的、窒息的、拥挤的都市住宅中。一些新鲜空气，少数树木和植物，额外增加的三两百平方呎的房屋面积，以及儿童在户外游戏的机会，对于拥挤的都市社会的禁闭生活方式来说，全都是一种改进。但是，即使郊区有这种微小的好处，我们在承认它以前，还必须考虑郊区生活的一个特征，它主要影响到各个家庭中赡养家口的成员。这就是严重的和日益尖锐的交通危机。 交通设备的演进在美国生活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既是决定性，的；又是自相矛盾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都市中心工作的人们想要定居在市外地区，是或多或少受到铁路网结构的严格限制的。由于铁路仅限于提供从一站到一站的服务，只有住在路轨两旁比较短的距离之内的人才易于利用，这种可以定居的地区必然是十分有限的。直到二十年代汽车大量推广之后，遥远的地点才有可能变成大面积市郊居民区的基地。汽车的不平衡的然而又是不止息的激增，是促进城市郊区惊人扩大和城市本身同样惊人改变的主要力量。正如我们在第八章已经看到的，在二十年代这个繁荣的十年中，美国登记的客车数目从八百万辆增至二千三百万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萧条十年中，只稍有增加（增四百万余辆）；然后在1950年跃增至四千万辆，在1962年增至六千五百万辆以上。 这种发展的全盘经济影响，已在第八章讨论过。这里所要强调的一点，是它对运输和对城市与郊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的直接影响。正是在这一方面，这个过程的辩证法是最引人注目的。由于根本“否定”了马车的缓慢和带轨火车的严格限制，汽车使得城市的内部住宅区有可能惊人扩大。直接驾驶汽车或把驾驶汽车同乘坐火车结合起来，使得人们每天能在直径长达五十哩的范围之内上下班，结果，在几十年中，全国某些人口最多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变成了面积辽阔的连续不断的大片都市和市郊地区。 “否定之否定”不久就来到了。正象在一群人中人人都跟随某一个人的榜样，站到椅子上去以便看得更清楚些，结果弄到没有一个人能比以前看得更多，只不过使全体都从坚实的地面上换到了摇幌的椅子上一样，汽车的激增在全国许多地区使原先的所有主享受的最初好处几乎化为乌有了。事态发展的进程很快就招致了无可避免的结局。当汽车拥挤、烟雾迷漫、喇叭嘈杂的城市变得越来越没法子住下去时，移出市区的人数增加了，而他们依靠来每天上班工作的汽车数目也就增加了。道路和公路的拥挤达到了阻塞的地步，停车场所问题几乎无法解决，汽车变成了原先用途的对立物：从一种迅速运输的工具变成了不可克服的交通障碍。 这样，原先被有迅速而方便的运输工具可供利用所引诱而迁出城市的郊区居民，上班和回家变得越来越消耗时间、使人厌烦和伤脑筋。而“一旦停车费和公路、桥梁、隧道通行税加在私人汽车支出之上，美国人在汽车运输上的支出总额就占他们个人收入很大的和日益增长的一部分。”〔注：琼·戈特曼，《特大城市：美国东北部都市化的海滨》，纽约，1961年，第679页。〕作为游赏和娱乐的手段，汽车也不再是旧日那样的情形。随着都市郊区的扩大，需要驶过越来越长的距离才能去到任何值得一去的地方。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世界上最超级的超级公路只是引导到无何有之多。 汽车的迅速走向自我否定所带来的影响，比对汽车本身要大得多。在这个过程中，它对各个方面给予了致命的打击。它迫使指定日益增长的一部分资源供修筑额外的公路之用，而结果是这一整个巨大的努力总是赶不上车辆交通的甚至更加迅速的扩大。它迫使划出日益增大的空地供停车设备之用，而结果是“在城市为车辆提供的面积越多，使用车辆的需要就越大，因而需要为它们提供更大的面积。”〔注：维克托·格鲁恩的话，简·雅各布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引，纽约，1961年，第351页。〕它使得越来越多的长期车票使用者离开铁路，从而导致铁路旅客服务的越来越贵，越来越坏，而这又增加了马路上的汽车数目。它依照同样的方式（并具有同样的效果），削弱城市中现有的（或曾经有过的）任何迅速的交通系统，以致“许多专家认为，要挽救美国的公共交通，为时已经过晚了。”〔注：戈特曼，《特大城市》，第658页脚注。〕 对于居住在城市和郊区的人们来说，结局真正是戏剧性的。汽车——它是在城市中孕育、出生和抚育的，它自己又产出了郊区——现在正呑噬着它的父母和它的后代。作为一种新自由——移动的自由——的预兆出现的东西，它正在减少城市内的移动性，使得郊区生活对所有必须每天上下班的人变成了一种痛苦的经历。象在资本主义下许多技术进步的情形一样，汽车的结局正在变成它的无限巨大的潜力的对立物。它不但没有把它从中出现并对它大量采用的国家变成一个能够生活得更好的国土，反而使得富有思想的观察家认为：“可以很有理由地说，我们的国家在许多方面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适于居住。对‘适于居住’一词可以下个简单的定义。它表明一个可供工作和休憩之用的生存处所，是一个健康的处所，还能对快乐的感觉有所贡献。”〔注：费尔菲尔德·奥斯本，为爱德华·希格比的《挤：没有空间的城市》一书所写的《前言》。〕 5 “不单纯是靠面包。……”大多数不仅把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价值视为当然而且走得更远的人，大多数思考它的存在理由并试图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批评而为之辩护的人，近来都把他们的论据集中在这一点上：这个社会具有所谓满足其成员的精神需要和文化需要的卓越能力。〔注：在这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捍卫和对于社会主义的攻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不久以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主张说，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盘经济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文化的和伦理的理由来说可能是最可取的，但在经济上是完全行不通的：取消了私人财产制度，剥夺了利润动机的好处，没有竞争的市场作指导，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必然会陷入混乱状态。人们今天读到的东西同这种说法是多么不同啊！〕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论据，有待仔细考察。幸而，这个任务由美国派赴苏联的第一个官方教育代表团锐敏地观察到的一个事实而大大地变得容易：“任何一国人民或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是一种文化的辉煌灿烂的照明面之一。”〔注：《苏联承担的教育义务》，美国卫生、敎育和福利部，公报1959年第16号，华盛顿，1959年，第116页。这个文件以下简称《德塞里克报告》。〕记住这一点，我们把本章剩下的篇幅用来考察美国今天的教育。 美国教育制度的状况怎样？它的官方宗旨和目标常常得到了表述。《德塞里克报吿》说，“我们的制度旨在向青年人传授实际知识，帮助他们去在他们的最好的努力领域中作为自由的个人而显得出色。我们从每一个儿童寻找创造性的火花，试图教导我们的青年人怎样独立地思考，并怎样去工作，以便在他们可能为自己选定的生活方式中为了一种有益的和幸福的生活而发展他们的才能。”〔注：《德塞里克报告》，第116页。〕约翰·W加德纳博士是纽约卡内基公司的总经理和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董事长，曾作为“全国最受尊敬的教育领导人之一”，受“总统国家目标委员会”的委托，撰写关于教育的报吿，他宣称：“象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致力于个人的价值，承担了培养自由的、理性的和负责的男人和妇女的义务，是有特别的理由重视教育的。我们的最深刻的信念，迫使我们去促进个人的成就。我们渴望每一个人都能完成他所能完成的事业。我们渴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社会的人，有能力去加强一个自由社会。”〔注：《美国人的目标》，第81页。〕事实上，现在流行的关于“人民资本主义”、关于无阶级的社会在美国的出现的谈论，有许多是以下面这个观点为基础的：美国的教育制度，通过日益增多地为所有的公民提供接受良好教育的均等机会，正在消除古老的阶级障壁。〔注：“若干种有影响的喉舌一直在向我们发出忠告：不管过去我们有过一些什么社会阶级，它们现在的确正在消失。我们被告知说：我们国家的人民已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平等。”万斯·帕卡德，《地位的追求者们》，纽约，1959年，第4页。“能够吸收机器的永无穷尽的产品的一种市场组织，已经废除了阶级，并且大大缩小了个人之间和集团之间的差别。”奥古斯特·赫克谢尔，《美国人的目标》，第131页。〕 这里包含了若干重要的主张：让我们从事情的纯粹物质的、经济的方面开始。我们相信，特雷斯教授这样强调是正确的：”有着最新的建筑物，最宽敞的图书馆，最现代化的体育馆，最明亮的教室，最少人数的班次，最闪闪发光的设备，和最热的午餐供应计划的一个学校，可能还只是这样的一个学校，在那里进行的学习是非常之少的。”〔注：小A.S.特雷斯，《什么是伊凡知道而约翰不知道的东西》，纽约，1961年，第5页。〕然而，重要的是要知道：究竟一个社会把多大数量和多大比例的可用资源置于其教育机构的支配之下，这些资源又在多大程度上为全体人民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 1960年，全国用于所有各级教育的支出总额，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约达二百三十一亿美元。这个数字必须联系到其他的数量来加以考察。首先，在这一年用于教育的支出总额占全国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点五。当然，加德纳博士这样说无疑是对的：“即使我们确实知道苏联的教育是在向何处去，这种情报的关系也是不大的。离开了一种教育制度所反映的并为其服务的社会，就不可能去对它加以评价。”〔注：约翰·W.加德纳，为詹姆斯·B.科南特的《今天的美国中学》一书所写的《前言》，纽约，多伦多，伦敦，1959年，第Ⅺ页。〕然而，五十年代后期苏联在教育上的全部支出，据权威性的估计，为其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注：《德塞里克报告》，第31页。〕这件事情肯定是意味深长的。由于苏联按人口平均的收入至多只有美国的一半，这种在教育上承担的义务，对于苏联人民来说是远更沉重的负担。 但是，把教育所获得的支持同用于其他目的的资源分配相比较，对于我们社会给予教育的相对重视，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清晰的概念。这样，在1960年，军事组织的支出为全部教育支出的二倍以上。用在购买金融机构、股票经纪人、房地产代理人、投资顾问人员等等的服务之上的部分，同分配给军事组织的数目大体相等；而汽车的购置，维修和使用共达三百七十亿美元以上——用在公路修建上的一百亿美元还没有计算在内。同时，广吿支出将近为我国所有高等院校全部预算的三倍。 美国教育总署报吿说，小学招收的学生超过它们的正常设备能力约一百七十万人，结果，许多教室异常拥挤，多班轮流上课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此外，约有二百万儿童在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的学校上学。当各州和地方政府每年用在校舍建筑上的钱不到三十亿美元时，估计在六十年代每年至少需要六十亿美元去消除现存的校舍短缺现象，并赶上日益增多的入学人数。 所有这一切是够严重的了，但它对于教育制度的影响，同另一件事情产生的影响比较起来还算是小的：这就是我们社会对于自己委托其教育自己的青少年的人付给的薪金极其微薄。1957年，城市公立学校专职教师每年平均薪金为四千三百二十四美元。据说在1957年至1959年间平均工资户增加四百二十四美元，〔注：海伦·T.列森斯基，《城市公立学校教师的薪金，1957—1959年》，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劳工评论月报》，1961年3月，第250页以下。〕在随后两年中也可能有同样的增长，条末，到1961年平均薪金或许已增至五千美元左右。〔注：这些数字指城市教师；乡村教师的薪金氷平还要低得多。〕这样，即使在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以后美国教师薪金有了“跃进”，全国也还有一半教师的薪金比可以认为是最低的生活工资至少还要低三分之一。 关于学校设备和教师薪金的总的情报，自然是掩盖了地区的和社会的重大差别。以公立中小学平均每一学生支出（1958年为三百四十一美元）的百分之八十作为基点，经济发展委员会发现，“有十一个州在1957—58年达不到这个百分之八十的水平——其中大多数要低得很多。这些州是：密西西比，亚拉巴马，阿肯色，田纳西，肯塔基，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佐治亚，西弗吉尼亚，弗吉尼亚，缅因。而这十一个州占全国公立学校入学儿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注：拉尔夫·拉扎勒斯，《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学校》，经济发展委员会，纽约，1960年，第14页。应当注意，还有若干其他的州，如爱达荷、夏威夷、俄克拉荷马、犹他和佛罗里达，比“典型南方“〔theDeepSouth，指美国典型的南部保守地区，包括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各州的南部——译者〕的可怜的标准高不了许多，在后者中以密西西比为最低，每年每个学生的支出仅一百七十四美元。〕 在教育制度内部，社会的差别或许甚至比地区的差别更为惊人，这同我们社会“没有阶级”和教育制度为全体人民提供均等机会的一切谈论是完全相反的。处在社会金字塔顶峰的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多数根本不把子女送入公立学校；而是送入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这种私立学校的数目，也象惠顾它们的富有家庭的数目一样，是相当少的：其学生总数约为六万至七万人。它们的设备通常都是头等的，它们的教师是慎重遴选和报酬相当优厚的——平均每一学生的支出估计远在每年一千美元以上〔注：提供教学、住房和膳食的寄宿学校，每学年约需二千五百美元，衣服、零用和车费不计在内。〕——它们的毕业生（特别是男生）常常去到第一流的高等院校继续接受教育。达种中小学和大学的社会职能是极端重要的。正如米尔斯所说：“如果想要为美国今天的上层社会各阶级的全国统一性找出一条线索，那末最好莫过于收费真正奇昂的女生寄宿学校和男生预备学校。”〔注：C.赖特·米尔斯，《权力人士》，第64页。〕 但就整个资产阶级、就为了某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将自己的子女送入私立学校的中等阶级广大阶层来说，“奶油分离过程”是在公立学校制度本身内部进行的。用一个卓越的教育家的话来说，“有着具体的证据，令人无法怀疑地表明，我们的公立学校制度已经放弃了它的促进社会流动性的作用，在事实上变成了美国社会中社会的和经济的阶级区分的工具。”〔注：肯尼斯·B.克拉克为帕特里夏·卡约·塞克斯顿的《教育与收入：我们公立学校中的机会不均等》一书所写的前言，纽约，1861年，第Ⅸ页。〕的确，正如塞克斯顿教授在她的值得注意的书中所表明的，“在现代美国的学校中，我们仍然发现，来自‘不舒适的小屋’的儿童，或者把时间和地点换一下，来自‘都市贫民窟’的儿童，不能同高贵人物的儿童竞争。其所以是这样，不一定是因为前者缺乏天资或能力，而是因为由这些高贵人物所统治的社会给予了他们的子女一个良好的开端，学校也总是效法成种榜样，为他们提供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优越的教育服务，从而加强了这种有利地位。”〔注：同上书，第XVII页。〕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教育混合物的几个成份，暂时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问题的经济方面。当我们谈到总支出时，最好莫过于从最近的一个有权威的报吿中引证有关的一段： 富有的郊区学校可供利用的金钱同一个大城市中的学校可供利用的金钱两者的对比，动摇了人们关于机会均等的意义的概念。面对贫民窟学校教师的教学任务，比起他们在富有的郊区的同事所面临的教学任务来，要困难得多。然而富有郊区的学校每一个学生的支出高达每年一千美元。大城市学校的这种支出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更值得注意的是观看学校设备和注意专职教师数目所提供的对比。在郊区，常常有宽敞的现代化学校，每一千名学生有七十个专职教师之多；而在贫民窟，人们看到的是拥挤的、常常是颓败和令人讨厌的学校，每一千名学生只有四十个专职教师或者更少。〔注：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贫民窟和郊区：关于大城市地区学校的评论》，纽约，多伦多，伦敦，1961年，第3页。〕 其他的不平等也是同样值得注意的。塞克斯顿教授在报吿她对“全国最大城市之一，而且根据许多标准来说是最繁华的一个城市”所进行的调查时，提供了大量的富于启发性的情报。在低收入集团，全部学校约有一半缺乏供进行科学研究之用的适当设备；而在高收入阶层中，只有百分之二的学校感到缺乏这种设备。不管美国教师的资格和能力的一般水平如何——我们马上就要回过来讨论这一点——实习和代用教师肯定不是最有资格和最有经验的。然而恰恰是在低收入的一半学校——在那里对最有训练和最有经验的教师的需要也是最大的一中，人们发现由所谓“正规职位的紧急替代者”任教的班次所占的百分比，比在为高收入的学生服务的学校中要高两倍以上。同样，学校提供的医疗服务也是最不平衡的。虽然风湿病、脓毒性咽喉炎、白喉症在低收入的儿童中比在来自富有家庭的儿童中远更常见，低收入背景的儿童所得到的医疗照顾却比上高收入学校的儿童要小得多。据塞克斯顿教授说： 可以认为是表明学校服务分配得不均等的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能够从免费午餐计划中找到。……在低收入集团，在午餐时对均衡的、适合卫生的饭食可能感到有最大需要，而且最可能是营养不足和患病的儿童中，几乎有一半（百分之四十二）所上的是不供给免费午餐和免费牛奶的学校。……除了在最感需要的地方被拒绝提供免费午餐之外，在没有设置午餐室的学校上学的儿童们也被拒绝给予拨给付款午餐计划的补助金。高收入学校通常供给热午餐，在那里上学的儿童能够买到的午餐，就象在家里能为他们烹调的午餐一般便宜。此外，这些儿童能享用合乎卫生的、均衡的午餐；他们节省了回家午餐的时间和避免了这种麻烦。……在低收入地区，成员们常常在工作，午餐时不在家，儿童们可能根本不吃“午餐”。〔注：塞克斯顿，《教育与收入》，第134—135页。〕 这里描写的是小学的情况。当谈到中学——它在决定青少年的床来生活中起着主要作用——时，情况更为复杂，甚至更加引人注意。由于中学一般比小学要大得多，并且从较为广大的地区招收自己的学生，它们就倾向于包括一种更有代表性的社会横断面。可是，城市的情况不尽是这样，它需要有不只一所中学。在这里，差异和歧视的方式同在小学所通行的颇为类似。在这些地方，“各个地区……是按社会阶级而具有选择性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邻近地区——或者至少是郊区在那里三分之二或更多的学生是预定要上大学的。……所有较大的城市也在肮脏破烂的贫民窟设立地区中学，在这些学校只有极少数的学生曾经考虑过接受大学教育的可能性，而学科上的选择自由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注：马丁·迈耶，《中小学校》，纽约，1961年，第323—324页。〕分别为高收入集团和为低收入集团服务的中学之间的纯粹物质上的差别，也同在小学一样引人注目。这种差别可以从建筑物的质量和安全，从可供利用的各种设备，从教师的遴选，以及从各种学术奖励和奖学金的分配中见到。 在较小的学校区，只设立一所中学去为整个市镇服务，可能还要加上附近的郊区和农村地区；在这里，歧视过程是在学校本身内部展开的。塞克斯顿教授写道广就某些方面讲，中学比小学更能透露社会阶级制度的运用。……所有的小学儿童，不问其出身和志愿如何，都学习大体相同的课程和经历相同的科别。只是在中学这一级，他们才开始各走各的路。在中学，学生被按照学校对他们一生的目标所作的评价而井井有条地分成许多类——就象邮局的信件一般。”〔注：塞克斯顿，《教育与收入》，第152页。〕由于这种分类，学生被分配到可供选择的三种典型科别——常常称为“轨道”（Tracks）或“航道”（Lanes）。——之一：大学预备科，普通科和职业科。“分配在哪一科就可能决定了一个学生的整个未来的一生。例如，如果一个学生被分配在普通科或职业科（在年龄十二岁到十四岁的时候），他想要具备进入大学的资格是很困难的，即使他被允许进入大学，也很难读得下去。因此，他进入专门职业或获得要求高度技术的职位的机会是同样受到限制的。”〔注：同上。〕 学生出身旳社会阶级同他被学校行政人员、顾问和教师所塞进去的中学“轨道”或“航道”之间的关系，在阿瑟·B.霍林希德对“埃尔姆斯市”的典型研究中作出了详尽的探讨，他把埃尔姆斯市称为“标准的中西部社会。”〔注：《埃尔姆斯市的青年：社会阶级对青少年的影响》。〕他的研究结果令人无可置疑地表明：上层阶级的学生比起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来，有着无比优越的机会，被接纳入大学预备科并读得很成功。除了前一类儿童在家中一般被照顾得更好因而能更好地完成学校作业以外，每一种可能有的特权和偏爱均有利于一个来自“良好家庭”的男孩或女孩的学习生涯。霍林希德援引了许多实例来说明这种差别待遇。这样， 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如果一个教师认为一个学生的作业不佳或未能完成作业，她将对他进行课外帮助；但是看起来是合理的事情并不是实际会发生的事情；相反地，据报作业不佳或未能完成作业的学生，并未列入接受课外帮助的学生名单中。例如，II级学生中据报有百分之二十七为在某一时候作业不佳或未能完成作业，而这样的学生在V级中有百分之九十二；其他各级则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与此相反，百分之六十三的II级学生得到了课外帮助，而在V级中则只有百分之八。〔注：同上书，第179页。在霍林希德的分类中，I级是社会地位最高的，而V级是社会地位最低的。〕 或许甚至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即使在执行纪律和评定学业成绩方面——对这些工作人们预期会以最大的公平去进行——行政人员和教师均倾向于按照学生的阶级地位而使用不同的标准。霍林希德报吿说，“广泛相信，在IV级和V级中，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在III级中，学生得到的分数是由他们的父母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他本人的能力或勤勉所决定的。这种信念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就象我们所遇到的另一个坚持的信念一般，后者已由若干年来关于对来自显赫家庭的学生评定分数的可疑作法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故事得到了阐明。”〔注：《埃尔姆斯市的青年：社会阶级对青少年的影响》，第181页。还可以参阅关于“纪律”的富有意义的讨论，第185—192页。〕霍林希德得出结论说： 很明显，平均说来，一个青少年的阶级地位越高，他得到高分数的机会就越大。反之，在成望结构中的地位越低，这个青少年得到低分数的可能性就越大。诚然，家庭环境这个真正有差别的因素，可能决定着每个级别中一个小孩对学校情况的反应，但这并不能否定阶级与分数之间的关系。〔注：同上书，第173页。〕 这些事实，自然是在教育制度中有实践经验的人们所熟知的。但是它们远远没有引起愤怒，而是通常被接受为一种“明明白白的道理”的证明——上等阶级的学生比他们的下等阶级的同学更聪明，更具有学术才能。其实真正得到证明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统治阶级，也象从前的统治阶级一样，在被统治者的心目中成功地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少数人的财富和特权是以天然的、生成的优越性为基础的。既然这种信念是同“美国信条”的全部项目中最空洞的一个项目——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直接冲突的，那它就需要小心翼翼地加以哺育和扶持。这个课题就——可以说——交给了公立学校制度，它欣然地接受了，有效地完成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广泛而有效地利用了的武器莫过于所谓“智力测验”了。塞克斯顿教授写道：“就象统治的权力是由上帝赋予国王们的一样，上等阶级的统治权力是由‘大自然’赋予他们并凭借他们所暇定的自己的优越的智力来得到的。”〔注：塞克斯顿，《教育与收入》，第51页。〕 然而这种测验实际上并不能衡量天赋的才智。用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位学者的话来说： 标准的智力测验包括要求对知识作出回忆的问题。有些问题要求作算术上的推理，其他的问题要求懂得空间上的关系。许多问题测验儿童识字的多少。儿童必须阅看的测验是印出来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衡量他的阅读能力。现在，很明显，知识的回忆，算术的推理，空间关系的理解，字汇的广博，阅读的能力，这些都是学习的产物。因此，每一种智力测验都是测定儿童学得了多少东西：但是一个小孩学得多少，部分地随他有多少机会学习为转移。……关于儿童的一个主要事实……是他们的环境不同。他们不具备同样的经验，他们不是都有相同的学习机会。〔注：欧文·艾德勒，《我们所要求于我们学校的是什么：教育漫谈，从理论到预算》，纽约，1957年，第71—72页。〕 可以从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权威人士引证许多类似的言论。的确，现在占压倒优势的一致意见是：“智力测验的记录，从比奈〔注：艾尔弗雷德·比奈（1857—1911），法国心理学家，他和另一位法国心理学家西奥多·西蒙（1873—1961）一道首创了智力测验。——译者〕到现在，从最高到最低的两端，都毫无疑问地表现了‘阶级偏向’。”〔注：迈耶，《中小学校》，第107页。〕 在智力测验以及类似测验的阶级偏向被这样表明以后，它们的拥护者们却以实用主义的理由来为之辩护。就算这种测验并不能证明有关天生才能的任何东西，他们仍旧坚持，这种测验在预测学生的未来学术事业中是有用的和可取的。这无疑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值得认真对待。的确，它比下述自由主义的学校改革家们的托词更接近于事情的要点：他们要试图通过优良的教学方法去提高甚至是最低的智力测验记录。用来衡量——智力测验事实上是这样——社会经济背景而不是用来测验天赋才能，用来或多或少可靠地预测——智力测验事实上也是这样——学生的学业成就，测验记录具有远远超越教育制度范围以外的意义。它们在事实上雄辩地证明了在一个阶级深刻分化的社会中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歧视的程度。抱怨测验的“不公平”，要求在教育制度中采取补救措施去改进其结果，或者要求将其根本废弃不用，就象由于一架照相机照出了一种丑恶现实的相片，而要设法去加以改进或把照相机打碎一般。诚然，智力测验及类似的记录所描述的现实，并不是自然的、天生的人类不同能力、天才和潜力的现实。揭露比奈、特曼〔注：刘易斯·麦迪逊·特曼（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译者〕和其他的人的这种主张是一种谬论，无疑地是现代“反智力测验”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可是，超出这一点，否认测验记录或多或少充分地反映了在现存社会经济秩序内人类能力。才具和机会的现实，就无异是用一种谬论去代替另一种谬论，没有掌握问题的关键，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用肤浅的改善主义作为处理这样一种人类的尴尬处境的方式，这种处境的根子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子是同样深的。〔注：彻底否认智力测验的效力和用处，也可能导致对其在一种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所能起的作用的误解。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学习方面的社会和经济机会变得至少是大体平等的，采用智力测验这种方式来调查天赋的能力是富有意义的。这时，只有在这时，这种估计才变成有用的工具，有助于对教育过程作更合适的组织，并为每个儿查提供更好的机会，让他或她去发展自己的自然兴趣和倾向。〕 重要的是要懂得，这种尴尬处境不仅影响着下层社会阶级的在智力测验中得分很低的儿童，也还影响着上等阶层本身的青年们。它涉及到美国中小学和大学向全体美国青年——有特权的和下层社会的——所提供的教育质量。坚持说被歧视的人的处境加倍悲惨是有理由的并且的确是绝对必要的，但不应因此在言外之意中造成这种看法：上层各阶级所接受的教育是良好的。 这远远不是事实。如果一种教育制度的目标：——把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的极好的说法解释一下——是帮助人们发挥他们的最大力量，变成他们可能变成的那样明智的人，〔注：罗伯特·M.哈钦斯，《美国的中学教育》，纽黑文和伦敦，1962年。特别参阅平装本序言。〕如果使一个儿童的能力发达到他的力量所及的限度的唯一途径，就是力图经常使他的力量超过他的现有能力的限度”，〔注：艾德物，《我们所要求于我们学校的是什么》，第91页。〕那末，今天的美国学校所完成的差不多是它们的本来任务的反面。这可以从教育制度的所有各级——小学，中学，学院，大学——看到，“只有一个东西阻止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随同过去设计它的才智之士一样化成灰烬，而这就是各个教师的顽固性格。”〔注：埃里克·林克莱特，《拉克斯德尔学园》（LaxdaleHall）。艾伯特·林德《公立学校的骗术》一书中所引，后者出版于纽约，1953年，第Ⅹ页。〕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非常之多的，困难不在于将其搜集起来，而在于只对其中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东西作一个简单的描述。 就小学一级而论，最近刊行的一项调查报道说，全体美国青年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在阅读上感到严重的困难，另外有百分之四十的人不能象他们可能做到的那样很好地阅读。以下的事情，被描述为美国小学情况的典型：第一册学前儿童识字书只有十五个字。第二册只增加了二十六个字，随后的初级课本有八十个生字，再有一个读本另有一百十四个字。这样，一个成功的启蒙读者共熟习二百三十五个字，而一个九岁的儿童读完三年级时共“熟习”或者毋宁说认识一千三百四十二个字。把这些字一再连缀起来，组成课文，这就包含了无止无休的和令人厌倦的重复，因而不免阻碍了儿童继续阅读的兴趣和愿望。〔注：参阅查尔斯·C.沃尔卡特编，《明天的文盲：今天的阅读教学的状况》，波士顿，1961年，书中各处。〕诚然，有些学生到九岁时在某些学校还额外学到了一些字，但以上所述是小学教学中的通行标准。 为了免得被人认为这种标准是由“事物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是由于一般儿童的天生能力不许有所增加，看一看苏联学校中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富有教益的。这一点由于有特雷斯的研究〔注：《什么是伊凡知道而约翰不知道的东西》，书中各处；关于本段引证的消息，特别参阅该书第30—51页。〕而变得很容易做到。重复一句，美国儿童在读完三年级时所熟习的不到一千五百个字；而苏联三年级的《国语》读本却约有八千个字；美国四年级的读本只包括五百三十二个以前书中没有教过的字，而苏联同年级的教科书却大约有一万个字，这就是说，比以前的读本增加了大约二千个字。 如果我们从字汇——这是我们衡量阅读上的成就的一个最简单的尺度——转到提供我们小学儿童的读物的内容，情况也是一样。在美国，“初年级的小学读本所选的，主要是关于幻想的男孩和女孩所参加的日常生活方面的琐事，牵涉到的是妈妈和爸爸，最小的妹妹和来访的阿姨，自己有一个农场的爷爷，邮递员，拐角上的警察和拐角上的杂货店，其他在一种假想的和索然无味的社会中的各式各样的人物。”这些课文的文字在文学，意味上是极端贫乏的，它们要不是读本的编者们自己的作品，就是出于“毫无想象能力的或不知名的儿童读物作家之手，这些人只懂得控制字汇的规则。”反之，相应的苏联读本所包含的，绝大部分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科罗连柯、涅克拉索夫，高尔基以及其他杰出的俄国作家的作品（散文和诗歌）。总结起来，特雷斯写道：“我很愿意能够说，在美国的基本读物中，能找出这样一套，它的选文在难度上、在文学质量上、在知识价值上勉强可以同俄国的《国语》读本中的选文相比拟，但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套书。关于这些基本读物，往最好的地方说，也只能是：某些课本。比另外一些更坏；但也坏不了许多，因为彼此全都不好。”这样，我们的小学所“不断工作”的，远远不是使儿童变成宿们可能变成的那样明智的人，远远不是力图经常使他的力量超过他的现有能力的限度，而是使儿童的智力压缩到“一种过分简单的，纯粹中等阶级的被理想化了的东西中去，几乎永远同现实的生活不发生关系”〔注：《什么是伊凡知道而约翰不知道的东西》，第21，28，29页。〕——或者，用莫蒂默·史密斯的严峻的然而是恰切的话来说，“摧残儿童的心灵。” 小学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我们爬上阶梯的上面各级时，情况变得或许略为复杂一些，但决不是更好。诚然，这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项主要成就：童工已经大为减少，虽然没有完全消灭；差不多所有十四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百分之九十的十四——十七岁的青少年均已经入学。有可能实行这种将近是全面的入学一事，似乎表明了现行教育制度的潜在力量，并为在一个合理组织的社会中所能达成的事业提供了具体的说明。可是，根据客观事实来看，这种统计不免带来一种最富欺骗性的印象。这种统计使人联想到，教育上的成就是能够从数量上去衡量的；入学的学生人数，上学的年数，以及每星期上课的时数都是教育工作的数量和成就的富有意义的指标。 然而，当谈到了关键性的东西——教育质量时，下面的一段文章或许是最好不过地总结了现实的情况： 在美国教育中有一种“格雷申规律”〔注：“格雷申规律”（Gresham’sLaw）——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相传为英国理财家托马斯·格雷申爵土（1519—79）所发现。——译者〕在起作用。水平都在全面下降。今天的平均分数八十五分只等于一个世代以前刚刚及格的分数六十分——表明中学文凭的国家要求一般都降低了。越来越多地，中学必须讲授小学的课程，因为小学没有教过这些课程。大学必须给中学——有时甚至是小学——的课程补课，因为一年级的新生拼写错误，作文不合语法，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因为他们当中有那么多的人在数学上是无知的。每一年我们高兴地看到，有更大数量的美国儿童学习的年限比较长些，并达到了教育的更高各级。但在同时，更高的级别变得更低一些，因此我们最终走到了一百年前开始起步的地方——大多数人只达到初级职业教育的程度，少数学生只学到了可怜的大学预备课程。〔注：H.G.里科弗，《教育与自由》，纽约，1959年，第145页。〕 这种发现已经被许多不同的和独立的调查和研究所证实，它的正确性是无可置疑的。这样，在1960年，“才能调查方案”——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测验方案，包括四十五万学生——表明，百分之九十九的全部中学生不能写出一篇能说五分钟的文章而不犯英语上的错误。测验的负责人威廉·A.戈勒姆得出结论说，“测验的结果对我们中学的产品是一个可悲的评论。”〔注：基本教育协进会，《公报》，1960年12月，第8页。〕这种毛病也不限于英语。用基本教育协进会的话来说： 我们怎么能期望中学生去掌握各种外国语，如果他在小学时从来没有学过他本国语言的基本结构？他怎么能够懂得历史，如果他对事件的按照年月的进程没有概念；或者懂得别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他对地理上的意义或地理位置没有概念？他怎么能懂得高等数学或新物理学，如果算术主要是为了它的社会实用性而教的，作为当你想要找零钱或者填写你的所得税报表时迟早总会有用的东西？尤其是，他怎么能懂得和欣赏良好的书籍，或者在写作时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如果他从来没有学习过很好地阅读和怎样写作？〔注：基本教育协进会，《公报》，1960年1月，第8页。〕 同时，中学的课程表充塞了摄影术、木工手艺、家庭生活的调整、怎样处理成为关系相当确定的情侣的问题。约会、打字、演说、开车、零售，等等，等等这样的科目。正如哈钦斯所特别精辟地指出的，“美国的教育标准已经化为乌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专门化的主张，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和讲究琐碎的事情。”〔注：哈钦斯，《美国的高等教育》，第Ⅺ页。〕 试图详细讨论学院和大学所提供的那种教育，会使我们离题太远。索尔斯坦·凡勃伦大约在四十五年以前所说的话在今天加倍地适用：“不管在较早的时期——美国的大学首先成长和发达的时候是多么真实，今天取代了大学的‘大学生部’不能列为高等教育的机构是毫无疑问的。”〔注：索尔斯坦·凡勃伦，《美国的高等教育：关于商人管理大学的备忘录》，纽约1918年，引自第三次印刷本，斯丹福，加利佛尼亚，1954年，第24页。〕这一点也为前任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所承认，他说“一个学士学位，作为一种学术成就或是完成了一个正式的学术训练课程的标志，早已丧失了它的意义。”〔注：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今天的美国中学：对感到兴趣的公民们的第一次报告》，纽约，多伦多，伦敦，1959年，第6页。〕事实是，大学通常变成了只不过是中学的延续，部分地为了补救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最大缺陷，部分地为了给它们的顾客提供另外四年同样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地是由于，象《纽约时报》的教育编辑所说的，“归根到底，甚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权力，也是由小学和中学所支配的。”〔注：弗雷德·M.赫软格，《大红校舍》，花园市，纽约，1962年，第17页。〕可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决定我们教育制度的质量的那些力量，在大学一级也同在这个结构的下面各层一样，积极发挥作用。结果，引用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最近一次重大研究的话来说，“仔细看一看美国大学毕业的人就足以消除任何这样的想法：我们的高等教育机关正在把自由主义教育的工作做得很好。”① 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美国的大多数大学里，不论是好大学还是坏大学都一样，课程表的前半部分——通常称为下半部或普通科目计划——所包括的课程，是按任何合理的标准来说应当列入中学甚至是小学的课程。可以想象得到，这种努力几乎不可避免地是注定要失败的。企图在两个学年中去改正在小学和中学的十二年教学课程中所形成的思想习惯、对待学术工作的态度和学习的方式，这是一种西西弗斯的努力。情况实际就是如此，可以从一切方面看到。就英语来说，绝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不但不懂得英国和美国文字（更不要谈世界文学）的内容、趋势和意义，而且也不能从事在文体和拼写方面都能勉强过得去的写作。②而在必须肯定视作全部人文主义教育的支柱的领域——历史中，情况是特别惊人的，并且是不幸的。这里，在一门一学年的死记硬背的课程中，“包括了”从史前人类到最近的总统选举的全部历史时期，加在从小学和中学教过的所谓“社会学科”这种大杂灯中可以获得的片断历史知识上。考虑到关于“西方文化史”——或它们可能列入的任何类似的名目——这类概论课习惯上是由不能胜任的、没有经验的助教和讲师来讲授的——的确，谁真正有资格来担负这种任务呢？——并且是根据必然是枯燥无味的教科书和大部头的原著选编（包括从苏格拉底到汤恩比每一个“伟大”作家的著作各选几页）讲授的，那就很可以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还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摧毁学生对历史的一点点兴趣和作历史思考的一点点能力呢？在“普通科学”这个送料斗里加进三两门初级课程，就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提供一点点肤浅的知识，整个情势并没有得到什么改进。这种“教育”所传授给它的接受者的，是一种关于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知识和理解的假装，这种假装很快就发展成为进行学习的有效障碍物，从而变得比纯粹无知更具有破坏性。 从大学课程的下半部转到上半部，包含了一定的中断。为了补救入大学以前的教育的不足而订立的那种“补课”十划，假定是在头两年完成的；后两年的任务是比较多样化的。有相当一部分未来的大学毕业生——或许多到三分之一——继续学习上半部课程，没有任何具体的职业目标。大部分来自上等或中等阶级家庭，“做游戏又年纪太大了，作工作又年纪太小了”的男生们，就追求一个学士学位，作为社会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标志，作为在商业界获取任何一种白领职位的必备条件；而对上大学的女生来说，也是通向合适婚姻的最好途径。这些学生大多数不对任何特殊的专门领域感兴趣，每每选定大学里普通认为是“容易到手的主修课”，把他们的努力限制在得到高贵绅士的及格成绩所要求的某种最小限度之内。点缀着各种体育活动和社交活动，这个上半部的教学计划包括若干这样的课程：它们的内容在最后考试一经完毕就立即从学生们的脑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它们不要求阅读很多东西（通常只要读教科书），对已经获得的知识增加甚少。这对于美国最好的大学来说就是如此；而在占压倒多数的大学所达到的效果还要更小得多。哈钦斯的话对于所有的大学都是适用的：“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之一，就是拼凑一个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所开设的热闹科目的课程表。这些课程反映了在这些高等院校中的完全缺乏连贯性和合理的目标。”〔注：哈钦斯，《美国的高等教育》，第XIII页。〕 或许能够争辩说，就学生界的这个三分之一的“高贵绅士”而论，所有这一切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学生们感兴趣的只有学士学位，没有别的东西。但当考虑到另外的大约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时，情况就变得真是惹人注目的了：这些人读大学，是为了要在小学和中学去从事艰难的和负责的教学和（或）教育行政事业。我们的教育者所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劳伦斯·A.金普敦在他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期间，对这个问题曾经给予了一个严厉的回答：“训练教师和为中等学校制定课程的师范学院总的说来是一种蹩脚的地方，常常同大学的主体是分开的，标准是令人怀疑的，内容是非常薄弱的。”〔注：基本教育促进会，《公报》，1960年2月，第5页所引。〕另一位观察家在对我们的师范教育作了广泛的研究之后，作出总结说：“有着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教师训练机构———用《哈佛报吿》的话来说，他们教一切的东西，就是不教必不可少的东西：对知识的热爱——向我们提供的教师乃是我们当中受到教育最为贫乏的公民。”〔注：莫蒂默·史密斯，《被削弱了的心灵：对我们公立学校中按计划产生的平庸之辈的研究》，芝加哥，1954年，第87页。〕这个发现被一系列的测验和调查所证实了，这些测验和调查按大学各系现有学生的普通智力来划定这些学系的等级。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师范是处在分配的最底层。“这种次序的一个最明显的解释，就是它反映了在大学生一级所通常讲授的各种课程的不同难度。这种次序在事实上被证明是同各个学系在大学生当中所享有的难度名声实质上相符合的。”〔注：卡尔·贝雷特和默文·B.弗雷德曼，《研究的领域以及这些领域中的人们》，见内维特·桑福德编，《美国的大学》，第564页。〕情况也不能不是这样：一个有志充任教师或学校行政人员的学生的学习课程表中，充满了一整套这样的课程，它们以内容空洞、琐碎平凡、单调无味而臭名昭著。学科内容的讲授，所培养的是装模作样的无知，“就象一个师范学院的暑期讲习班一样，它讲授从古代到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全部在三十天之内讲完。”〔注：莫蒂默·史密斯，《被削弱了的心灵》，第93页。〕而对于“如何教”的全神贯注，把对于“教什么”的全部关怀推置脑后了。强迫学生接受这种混杂的课程、“实验班”研究班讨论会，以便有资格得到毕业证书，这就保证了师范学院能得到一批非听讲不可的听众，而“在这个事实上，善意的批评家看到了这样一种趋势：它很快就会成为在不很高尚的活动中的一种极端的和庸俗的诈骗。”〔注：埃德加·W.奈特，《对中小学校的专业教育的义务》，载《学校与社会》，1951年10月6日（见史密斯，《被削弱了的心灵》，第91—92页所引。从书中看到，奈特直到1953年逝世时，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教育史凯南讲座教授）。〕 教育者所受教育的性质和质量，可以通过对授予最高教育学位的基础得到一个概念来进行估价。这样，全国最主要的教育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用下列题目提出论文的研究生授予教育博士学位： 《通过花园市各公立学校三年级的教学计划来进行对为幼儿园服务的学校设备的合作选择》。 《学校野营指南，特别以布朗克斯维尔为例》。 《形成一个专业护士的混合理想形象的方法论刍议》。 《美利坚合众国各学院和大学划船竞赛的历史》。 在密执安州立大学，为满足最高教育学位的要求提出的论文包括下列题目： 《根据某几种冲击测量来对十三种牌号的足球防护帽进行评价》。 《在足球防护帽的坪价中所使用的各种方法的调查》 《对一群曾经参加成人教育计划缝纫班的妇女和她们的一群不曾参加任何成人教育活动的朋友和邻居之间在个性上的差异的研究》 北达科他大学对一篇题为《在教授第一年的打字术中的若干主要问题》的论文授予它的最高教育学位；而印第安纳大学中一篇博士论文的重要目的，是在“确定教师和学生所使用的大笑和微笑对教学效果所能产生的影响。”〔注：基本教育促进会，《公报》，1960年1月，3月，11月；1961年5月，12月。美国对于“自由世界”的文化影响从下面的言论中可以见到：“我们看到合众国际社有一天从日本发来的一个不是没有关系的电报，日本这个国家……是充分得到美国的指导的。他们显然学习得很到家，因为新闻报道说，岛根大学的助理教授大塚淑江提出了一篇以《洗碟子》为题的论文，刚刚获得了她的博士学位。”同上，1961年3月。〕 可能有人提出反对说，这些情况都是可悲的例外。很不幸，这种反对是没有根据的。首先，各个师范学院宣布的在内容上极端空洞无聊的开设课程和授予博士学位的论文的名单；是很容易列举一大堆的。但是甚至更重要的是，常常恰恰是李嘉图所说的“强有力的事例力（The“strongcase”）和按照普通说法可以视为“夸张”而弃置不顾的东西，最能说明研究中的现象。“强有力的事例”和“夸张”要求对潜在的状况予以注意，否则这种状况是不会被人注意的。在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使我们能看出师范学院的本来面目：“大学校园里的智育上的贫民窟，在学校中被人嘲弄的正当目标。”〔注：同上，1960年2月，第5页。〕 关于攻读《工商》专业的将近百分之十五的学生在大学上半部课程表中所受到的教育，不须多谈。提供会计、推销、广吿、打字和类似科目的训练，严格说来只是一种职业课程，同人文主义的教育没有关系；由许多人看来，在大学文科的课程表中是没有地位的。这种教育事实上主要是由州和市政府资助的学校提供的，比较有名的私立学校以不屑于提供这类教学计划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注：差不多是一致地，这些名牌大学设立了工商研究院。尽管它们的课程表近年来由于把经济理论、统计学、“经理科学”这一类的课程包括进去而变得花样翻新，这种研究院在大学组织之内究竟有无存在的理由，也同大学中的工商学系一样，是值得怀疑的。〕大学里的这些工商学系作为在商业中就业的踏脚石，可能有用也可能没有用——对于这一点有很大的怀疑，即使在商人之中。但是不论你怎样幻想，也不能主张说，这些学系所提供的知识和技术能够扩大它们的学生的视野，或是提高它们的学生的智力。 其余六分之一左右的大学生，把他们的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用在各种专门职业的预备科目上。就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的训练以得到工程、应用科学、农学之类的学士学位而吿终。其他的人继续到专门学校（法律。医学等等）当研究生，或进入文学和科学研究院，在那里他们绝大部分是为在学院和大学中充当教师和研究人员，在政府机关、私人基金会和工业实验所担任研究或行政职务作准备。不论他们在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学习的目的如何，这一部分学生所受到的教育被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们认为是从相当好到最好的，随具体的学校为转移。在这里，普通都承认，美国的教育是最好的部分。 然而即使对这个特权集团的学生所受到的教育的质量，人们也不能不作坚决的保留。有送样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专业化开始得过早，预先占去了学生的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就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专家所作的嘲弄已经接近于击中要害，对于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隔开来的鸿沟变得越来越深的哀叹是确凿有据的。这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结构内所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使是教育制度中的上等产品也不免是“科学野蛮人”和“在智力测验中得分最高的低能儿”。这并不是说，美国的教育制度中没有产生出有思想的和真正受到教育的人。可是，他们的数目是少得可怜的。而他们之所以达到了智力上的优越的水平，并不是这种教育制度的功绩，而是由于藐视这种教育制度的结果；他们不是流行的文化和学术风气的产物，而是同这种风气进行激烈斗争的产物。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即使在最不顺利的环境下，人类追求知识和理解的努力也是不能完全被阻止的。在现有条件下还能有这样的人，这就说明了：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中一种良好的教育制度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总之，就整个国家来说，教育的状况是阴暗的。受过十二年公立学校教育的人很少有几个不是半瓶子醋的，算是读书识字和上过学的人——很大一部分中途退学，从来没有在中学毕业的人就更不用谈了。能够设法进大学并读到毕业的那些比较幸运的人，也没有很大的不同。在最好的情况下，有极少数的大学生受到了可以真正被认为是一种富于理性的和强大有力的人文主义教育，但是有“很多证据表明，大学很少能在态度或价值上成功地带来重大的改变，四年大学教育的主要效果是使学生彼此更加相象。”〔注：P.E.雅各布，《大学中对价值的改变》，纽约，1957年，内维特·桑福特编《美国的大学》第13页所引。〕哈钦斯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研究，提出质问说，“为什么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同从来没有他们那种幸运得到上大学机会的人民大众比较，甚至在他们的语法上也没有差别呢？他们的语法或许是由于美国学校的缺陷所造成的，我们的同胞直到最死之日都带着这种不可消除的烙印。但是在求知的兴趣，关于推理的意愿和能力，思想和品格上的独立性……方面又怎么样呢？”〔注：《自由，教育与基金：论文和演说，1946—1956年》，纽约，1956年，第76页。〕 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所应有的这些必不可少的特点，即使在成功地爬上了学校阶梯的顶峰，最后在真正的学术领域得到了博士学位（甚至最终成为教授）的那些极少数大学毕业生的精华中，绝大多数人也毫不具备。事实上，为在数学、科学和技术这些要求极为苛刻的领域中获得成就而进行艰苦工作的紧张压力，剥夺了我们大学教育中最卓越的产品的机会，去发展哈钦斯所正当地将其同受教育者联系起来的那些基本品质。在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中，从底层到顶峰，很少有形成和发展才智的余地，很少有使这样的个人出现和发展的机会：他对周围的世界能采取理智的、批判的态度，他被教导并学到了将现在当作历史来思考。而绝大多数的人，那些只不过受到一种马马虎虎的中学教育或设法得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大学学位的人，就这样走上了生命的旅途：他们不能清楚地思考，关于越来越多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少，对于理智、对于人类积累的知识和智慧毫无尊重之心。 由于苏联在1957年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而引起的对于教育制度的突然出现的忧虑，其本身就是为教育状况所忠实反映的社会状况的一个方面。除了少数值得注意的例外之外，参加美国教育批评者的行列的人是最不关心它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退化”——用哈钦斯的话来说〔注：《自由，教育与基金：论文和演说，1946—1956年》，纽约，1956年，第16页。〕——的人。他们全神贯注的，并不是教育制度既加以反映而又有助于使之永久化的对于人类能力和潜力的大量的残酷的摧残。只在大约二十五年以前，当教育状况并不比今天更好的时候，“政府和企业对于教育是基本上漠不关心的。它们不给教育提供资金，因为它们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应当这样做。它们感到兴趣的只是……使教师不要激起学生的任何进行社会改革的愿望。”〔注：哈钦斯，《美国的高等教育》，第Ⅹ页。〕在今天，与这种保持现状的兴趣相辅而行的，是要充分理解统治美国社会的军事和公司绝对主宰的迫切需要。这种迫切需要不是对人民进行更有理性的、更合乎人文主义的教育——的确，它们是反对这种教育的。它们所要求的，是合格技术人员和人数令人满意的头等科学家的充分供给。为了得到二者，不须教育群众；对于最有希望的、智力测验得分最高的少数人进行适当的训练就是需要加以组织的全部东西。〔注：利用工业中和军事系统中现行“科学工业革命”的成果，似乎不是依靠对整个劳动力的文化和技术的改进，而是依靠有人数相对甚少的受过高度训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一个小小阶层的技工和工头可供使用。对普通工人的技术要求在事实上可能正在下降，因为他的任务变得越来越惯例化，降到了最简单的动作。参阅在下书中对这个问题的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詹姆斯·R.布赖特，《自动化与经理》，波士顿，1958年，第176页及以下。〕 因此，现在的提高中小学和大学教育水平运动的重点，主要是集中在所谓“天才”儿童身上。虽然“这种‘天才’儿童计划几乎完全是为高等收入集团服务的”，〔注：塞克斯顿，《教育与收入》，第60页。〕我们的关心教育的政治家们却毫不踌躇地把它当作通向教育上的“惊人进展”的一条最有希望的道路来推荐。这样，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最近发表的关于教育的报吿的杰出的作者们，谈到了“我们”对“个人的尊严”，对他的“智育的，道德的和精神的成长”，对“所有的人均有平等机会”所承担的义务——只不过用这样的悲叹来作结束：“我们的社会对于具有特殊优异的才能或潜力的个人注意得太少了这种映点，现在正由“对于优秀的追求”来补救；为了使那些可能怀疑这种“追求”将对普通人的教育树立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的人敞开思路，就加上了这么几句：“我们关于优秀的概念，必然包含在某种水平上的多种成就。……无论在抽象的智力活动中，在艺术中，在音乐中，在经理活动中，在工匠手艺中，在人类关系中，在技术工作中，都可能出现优秀。”〔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对于优秀的追求：教育与美国的未来》，花园市，纽约，1958年，第1、2章。最后一句见第10页。〕想要让挖沟的人在挖沟中去“追求优秀”同时对已经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赋予更多的特权，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公式吗？ 值得称赞的还是科南特校长，他在对教育制度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以后，坦白地承认，他的兴趣是在他所列为“具有学术才能”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中学生身上。证明了“隹备充当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学者和大学教师的青年人的百分比在美国也同在欧洲大致相同……约为一个年龄组别中的百分之六”〔注：科南特，《美国今天的高等教育》，第3页。〕以后，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和关怀倾注在这个精华的身上。他觉得，对“在学术上有才能的人应当给予他们一个突破的机会：应当对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应当把他们的学习课程计划格外加强和扩大，应当让他们学习更多的外国语，应当引导他们在学校更努力地学习。”〔注：我们并不是主张说，在某种情况下，严格的选择性甚至是所谓的天才儿童计划是不需要的。这样，一个刚刚从落后状态中走出来的贫穷社会，可能无力提供高质量的大众教育。但是很肯定，如果苏联能在经济上维持“非常接近于欧洲上等中学的优秀水平，在学术上远远超过美国的通常为大学作准备的中学水平的大众教育”（里科弗，《教育与自由》，第177页），那未，美国就物质条件来说，是能够维持一个甚至更具雄心的教育制度，而无需乞灵于教育上的“定量供应”的。〕 对待其余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的人，科南特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他为这些平民们所开的处方，是“一系列有意义的循序渐进的课程，导致能找到出路的技能的发展。”这些课程的设计，应当取得“由经理部门和劳工的代表们组成的谘询委员会”的协助，学生入学以后，也应当教一些英语、社会学科等等，在他们的课程表中不应当不适当地强调各种学术科目。事实上，就这些学生而论，现行教育制度被认为大体上是令人满意的。对于这样一些男生和女生——他们在中学的几年是花在学习这样一些课程上：速记法，打字，使用办公室工作方面的机器，家庭经济学，建筑行业，零售和汽车检修——科南特所忧虑的，不是他们没有接受真正的教育，而是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而且是黑人中的多数——在中学退学或毕业后不能找到职业。 当我在1961年6月写作时，全国的失业率就所有各种年龄的人来说为百分之七以上，但在年龄不满二十一岁的青年人中失业率约为百分之十七，为全国所有工人失业率的两倍以上。这些青年人是我所主要关怀的，尤其是当他们大量麕集在大城市贫民窟的四壁之内的时候。象“自由”（freedom），“自由”（liberty）〔注：英文freedom指行动上的自由，liberty指从解放得到的自由，在某些场合亦可通用。——译者〕和“机会均等”这些名词，对这些青年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能够期望从他们得到何种热忱与献身精神，去抵抗共产主义的无情压力呢？〔注：科南特，《贫民窟和都市郊区》，第34页。〕 科南特“所主要关怀的”似乎不是“这些青年人”以及在寻找职业中比较幸运的那些人的继续处在没有文化和愚昧无知的状态，而只是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抵抗可能削弱，他们可能变成“社会上的具有爆炸性的东西”。 又一次，值得称赞的还是科南特，他把统治阶级对于教育状况的真正兴趣明白地，毫不掩饰地说出来了。他的残酷无情的现实主义，比起所有的关于“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人在精神上的提高”的空洞词令来，远远更能说明当前状况的真相。然而，这也是一个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我们社会的文化破产：一个全国最有名的名牌大学之一的前任校长毫不客气地把全国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人看作是“不可教育的”——当有人提出我们需要说出我们所谓的教育是什么意思时，他同样毫不迟疑地宣布，“一种令人不快的厌恶之感突然向我袭来”。科南特，就他来说，是“愿意给教育下这样一个定义的：教育就是在中小学和大学中所进行的一切。”〔注：基本教育促进会，《公报》1960年1月，第3页所引。〕如果这不是一种对人类的整个人文主义传统的完全的、绝对的否定，那末，请问，又是什么呢？
九．垄断资本与种族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九．垄断资本与种族关系 1 美国的种族问题，不是由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它是从古代南方〔注：古代南方（OldSouth）：指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以前的南方各州。——译者〕的奴隶制度继承而来的。可是，问题的性质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有所转变；在一个有色人种正在摆脱压迫锁链的世界中，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美国的未来将受到国内种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深刻的、或许是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最详尽的，广泛受到赞扬的研究，无疑是冈纳·米尔得尔的《美国的棘手问题》一书，因此，它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出发点〔注：第1版，两卷，纽约，1942年；二十周年纪念版，一卷，纽约和埃文斯顿，1962年。〕 美国种族关系的动态，据米尔得尔说，应当从白人偏见和他所说的“美国信仰”的紧张关系中去寻求。偏见造成了歧视，隔离，和黑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普遍低劣。“信仰”表达了全体人民对自由和平等理想的忠诚。偏见、歧视和卑劣三者是互相影响的：偏见越深，歧视越大；歧视越大，卑劣越甚；卑劣越甚，偏见越深，恶性循环，有增无已。但这也从另一方面发生作用。为了促进这种“信仰”的实现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将减轻卑劣，减少偏见，和抵消歧视；而这也将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尽管每一个方向的自行永远继续在理论上都是可能的，米尔得尔却相信，在实际上和在长期中，“信仰”会居于统治地位，他从这种信念得出了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改善趋势的结论。此外，米尔得尔还认为，由于各种理由，战争对于黑人的地位颇具有有利的影响。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写作时，米尔得尔得出了怀抱乐观主义的双重理由。在第一版的《作者序》中，他写道——着重号是他自己加的——“自从‘重建’〔注：重建（Reconstruction）：指美国南北战争后原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的改组与重新加入联邦的时期（1867一1877年）。——译者〕以来，有更多的理由预期：在美国种族关系中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包含一种朝着美国理想的发展。” 二十年后，在位二十周年纪念版写一个《序》时，米尔得尔引用了上面的话，并说“一个在自己的预言中常犯错误的学者，当指出有一次他是正确时，是可以原谅的，他在研究中的亲密伙伴，阿诺德·罗斯，在纪念版上写了一个《跋》，对于他们在研究中所作的预测怀抱同样的赞许观点，并预言这种改善趋势在将来会加速进行。罗斯说： 毫无疑问，到1962年，各个种族正在迅速地走向平等和解除隔离。回顾起来，过去二十年中的变化在人类关系史上是最迅速的。……变化是如此迅速，等级制度和种族主义已变得如此衰弱，以致我敢于冒昧预测，一切正式的隔离和歧视在十年之内就会结束；非正式的隔离和歧视也会减弱，在二十年内变得不过是一个阴影……造成不平等的能动的社会力量，我预测，实际上将在三十年内消除。 可见，米尔得尔和罗斯相信，美国的种族问题，在现存社会秩序的结构中，正在走向完全解决。果真如此吗？黑人解放运动的日益增长的战斗性，南方种族主义者的继续不断的暴行，北方和西方城市中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的居民的暴动，全国的日益全神关注这个“棘手问题”——所有这一切仅仪是进步的象征，象米尔得尔和罗斯似乎主张的那样吗？ 要试图认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相信，必须从米尔得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开始，设法把美国的种族关系问题去同美国社会的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结构联系起来。 2 世界上今天存在的种族偏见，差不多完全是白人的一种态度，其起源是由于从十六世纪起，欧洲征服者就必须为他们对全世界有色人种牺牲品实行掠夺、奴役和继续剥削的行为提供合理的说明和辩护。〔注：关于对这个题目所作的出色的探讨，参阅埃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教堂山，1944年，第1章；和奥利弗·C.考克斯，《等级制度，阶级和种族》，纽约，1948年，第16章。〕当奴隶制度被引进美国南部时，种族偏见自然随同它一起来到，而对于这种制度在思想上的辩护，在这里也许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制造得更为勤奋和精致。从殖民时代起，美国人，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处于有组织的和继续不断的宣传火网之下，培养白人优越和黑人低劣的思想。 自然，总是很容易举出证据来“证明”白人优越和黑人低劣的命题。黑人遭受奴役，被剥夺了一切机会去享受文明生活的好处，就各种文明社会用来判断优越和低劣的一切方面来说，他们显然地、无可否认地是低劣的。认为这种事实上的低劣是由于天生的种族特征所造成，这种理论对于乐意相信它的人来说是令人信服的。不仅白人接受它；许多黑人也被成功地洗了脑，相信他们自己的生成低劣是实在的，而这种自贬就作为种族制度的最重要的堡垒之一而起作用。〔注：这个题目已由哈罗德·R.艾萨克作了富于启发性的阐述，他令人信服地表明：“黑人不断地被贬低和自我贬低是…由黑人小孩从赤身露体的、不文明的非洲人得出的印象开始或由它加强的。”（《美国黑人的新世界》，纽约，1963年，第161页。）这很可以说明独立的非洲国家和领袖们的出现，以及他们被完全接纳进国际社会中来，对于美国黑人在心理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应当注意，奴隶制度虽然孜孜不倦地培养了黑人低劣的思想，却不一定包含白人对于黑人因其为黑人而加以憎恨。只要黑人懂得并保持他的“本分”，他是为白人所容忍甚至喜欢的。白人所憎恨的是这样一些黑人：他们相信所有的人生来平等的原则，并依此行事。 南北战争不是北方的统治阶级为释放奴隶而进行的，象许多人错误地相信的那样。它是为抑制南方奴隶主寡头统治集团的野心而进行的，这个集团想要逃脱对北方资本的基本上是一种殖民地性质的关系。取消奴隶制是斗争的副产品，不是它的目的；即使是在“重建”的插曲中，北方的资本主义不论从任何意义来讲，都无意去解放黑人。它在征服南方的种植园主以后，乐于让后者恢复他们所扮演的剥削黑人劳力的角色，自己又可以对他们进行剥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臭名昭著的妥协，就是默认南方的重新恢复的殖民地地位已为双方所接受，由南方的寡头统治集团剥削黑人，又向北方资本缴纳贡赋，交换这样做的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对黑人劳动实行控制的新方法去代替奴隶制，而这种方法就在各种式样的工资劳动、谷物地租、雇佣日工中找到了。当黑人企图利用他们的法律自由去在人民党运动〔注：人民党（PopulistParty，1891—104）：美国的政党，主张金银铸币自由，公用事业公有制，征收所得税，支持劳工和农业。——译者〕中同穷苦白人一道组织起来时，种植园主就报之以暴行和合法化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制度。到十九世纪末，对黑人的压迫和剥削或许同过去在奴隶制底下一般坏，而种族主义的宣传在北方至少是同样恶毒——甚至更为成功，因为种族主义不必再蒙受彻头彻尾的奴隶制这个道义上的污名。〔注：参阅雷福德·W.洛根，《美国生活和思想中的黑人，最底层，1877—1901年》，纽约，1954年。十九世纪的这最后二十年，用哈罗德·艾萨克的话来说，是“西方白人在全世界居于最高地位的顶峰年代。”《美国果人的新世界》，第119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的黑人中占压倒多数的是南方的农民。1880年左右他们确曾开始以巨大的数量迁出“古代南方”，但是晚在1910年，人口普查表明，黑人居民仍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住在从前的南部邦联各州，他们有百分之九十居住在农村。整个说来1914年以前黑人在北方经济中只起较小的作用。 在北方，在十九世纪中，日益迅速扩大和工业化的经济引起的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开始形成一种独特的供给制度。经济阶梯的最低各级被接连不断的潮水般的外国移民占据了，他们大多数来自欧洲，也有来自亚洲、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当新来的移民在底层接替他们时，“老”移民的子辈和孙辈就在阶梯上爬上一级，去满足对于半熟练工人、熟练工人和白领工人的需要，公共教育制度在培养他们去担任这种报酬较优和地位较高的职位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米尔得尔所那么强调的卑劣——偏见—歧视模型，在新移民中也起作用。当地居民的反应几乎总是敌视的，有时是极端凶恶的。安妮·布雷登是当代捍卫黑人权利的一位英勇战士，她描写了在她的家乡城市发生的现在以“血腥的星期一”闻名的事件： 1855年8月6日，星期一，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成群的男子暴徒进入了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居住的市区，向商店和住宅纵火，当住在里面的人试图逃跑时，就向他们开枪，将其打死。甚至怀里抱着婴儿的妇女从着火的屋里逃出时，也被射死。暴徒们由沉着的主妇们和她们的女儿们的叫喊声激励着，她们希望“每一个德国人，每一个爱尔兰人，和他们的所有的子孙都被杀死。”〔注：安妮·布雷登，《中间的墙》，纽约，19S8年，第Ⅸ页。〕 不时以全面计划迸发的反对移民的偏见和敌视，无疑地大大阻碍了外国人群的向上移动。这种态度之所以不能完全摧毁向上移动，是由于两个原因：经济的和社会心理的。一方面，有着对合格劳动的迅速增长的需求，只能从升级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新的移民群继续来到，占住较老的移民群刚刚离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使本地人（以及较老的移民，当他们已被同化时）能继续发泄他们的优越感、敌视和压迫。爱尔兰人和德国人这些目标被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代替了：基本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仍旧保持不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这种美国劳动市场供给制度的实际终结。欧洲移民突然减少到只不过是涓涓细流，不久以后，对各种劳力的需求剧增。问题部分地靠使失业者参加工作解决了。我们已经注意到，1915年失业率是极高的，为劳动力的百分之九点七。到1918年，这个数字已降到百分之一点四〔注：参阅上面，第218页。〕。但这还是不够；还必须大规模地开放剩余劳力的水库，这已经在农村中建立了若干时日，特别是在南方。 移民差不多总是靠推和拉来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从农村向城市的巨大移民运动也不例外。推力是由农业中由于机械化，更集约的耕种方法等等所造成的日益提高的生产率提供的。结果，对农场劳动的需求落后于日益增长的农业产量，这种需求最后达到了1910年的普查年度顶峰，从此以后，不但相对于产量而言，就是在绝对数上也日益下降了。 〔注： 1870年至1930年各普查年度 农业中有报酬的工人数目如下（千人）： 18706,850191011,592 18808,585192011,449 18909,938193010,472 190010,912 《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57年》，第72页。〕 面对着日益下降的对农场劳动的需求，农民的众多子女自然要向城市寻找谋生的机会。1907年以后的年代中存在的大量失业无疑地阻止了许多人向城市移动，虽然此时大量移民正在进行。战时城市中劳动需求的巨大增长不仅撤去了这个障碍，而且代之以强大的吸引力。大量移民的一切条件现在都具备了。美国过去总是依靠国外移民的，现在发现，在目前的情况下，突然地，它靠吸取它自己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能过得去，就象欧洲从工业革命的开头起一直在做的那样。 战争以后，无须回到旧制度去。农业革命加速了，农村的人口增长率很髙，使城市能获得非熟练劳动的不断流入。在这种情况下，对移民加以法律上的限制是自然的事。早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开始有人反对国外移民，但在战前，国外移民从来不违反有势力的资本家的利益，他们乐于有廉价劳动的丰富供给。现在，国内来源的供给已经确有保证，资本家们自己也就参加反对了，主要是由于恐惧工人阶级的移民会把在俄国已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似乎威胁着欧洲其余部分的革命毒素传染给美国。移民没有完全被截断，但1924年采取的限额制度实际上使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移民停止了，这些国家曾经是非熟练劳动的主要来源。从这时起，大多数移民都是从事地位较高的职业的人们，他们能够被指望成为他们新祖国现存秩序的强有力的捍卫者。与预期完全相反，移民性质的这种根本改变的重大后果之一，是减少了从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群众升级的需要。1924年以后，国内流入城市的移民从经济阶梯往上爬，比在战前时期的欧洲移民更难了。 3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主要的事情是，从对非熟练劳动需求的外部供给转到内部供给，意味着黑人的都市化。表15表明，南北战争以后的时期内，在各次人口普查之间，从“古代南方”移出的黑人净额〔注：1940年代以前数字的来源是《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57年》，第46—47页。这些数字如在第39页所说明的，是人口普查资料的提炼：不能得到五十年代这十年的严格可比数字。我们得出的估计，是对1950年代的人口普查数字（《美国统计摘要，1962年》，第40页）减去《历史统计》编者对1940年代人口普查数所减去的同一百分比。〕 表15从以前参加南部邦联的十一个州 移出的黒人，1870—1960年（千人） 1870年代47 1880年代59 1890年代242 1900年代216 1910年代480 1920年代769 1930年代381 1940年代1,260 1950年代1,170 黑人从南方移出是在十九世纪终了之前开始的，但只在战争的十年中具有真正很大的规模。在三十年代，流动率有所下降，但即使在这十年中存在的严重失业状况，也未能阻止黑人向北移动。最大的移居浪潮是随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到的，从此以后一直继续着，变动甚小。 从南方来的移民几乎全部定居在北部和西部的城市。但这还不是黑人的唯一移动。在南部本身，有着从乡村向城市的不断移居。结果是，在1910年至1960年的半个世纪中，黑人从一种地区性的农民阶级变成了城市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1910年的三对一的乡村与城市黑人居民比例几乎完全倒转了：今天四分之三的黑人人口是城市居民。 黑人进入城市经济的最底层，这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事。他们在来到时，是最穷的，最没有文化的，最没有技术的。他们蒙受着双重的偏见和歧视：一种是历史的种族偏见和歧视，一种是用来迎接每一群贫穷的新来人的偏见和歧视。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他们移居城市以后，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能否踏着早先移民群的足迹，沿着经济阶梯向上爬，逃脱他们最初居住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在答复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留心不要把这两者混淆起来：一是从乡村向城市移动（遂个过程继续了半个世纪以上）所产生的效果，一是来到城市以后发生的事情。从乡村向城市移动，一般说来，对黑人无疑地意味着较高的生活水准：如果不是这样，移居早就停止了。换言之，都市工业阶梯的底层比南方农业阶梯的底层要高一些，当黑人从后者走向前者时，就是爬高了一步。可是，这并不是我们主要感到兴趣的事。贫穷的欧洲农民离开他们的故乡移居到美国，同样是爬高了一步：这个移动继续着，直到被战争和立法切断才终止，这又可以作为证明。重要的是，在他们来到这里以后，他们不久就沿着新的阶梯向上爬，而新的移民群又在底层接替他们的位置。我们想要知道的是，黑人是否遵循着同样的途径，来到城市后沿着新阶梯向上爬。 有少数人自然是这样，当我们谈到“象征主义”这个题目时，我们将要讨论这些少数人的作用和重要性。但就绝大多数黑人来说，答复肯定地和毫无疑义地是“否”。广泛接受的与此相反的意见，如果它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话，是把从一个阶梯走向另一个阶梯和在新阶梯向上爬两者混同起来了。这个重要之点，由人口普查局局长特别助理、美国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权威之一，赫尔曼·P.米勒向克拉克委员会作了说明： 今天上午我们从金兹伯格教授处听到，黑人在五十年代有了惊人的进展。参议员贾维茨在他的杰出的《美国的种族歧视》一书中也谈到了黑人经济地位的改进。甚至劳工部也提到黑人在过去二十年所获得的职业上的收益。这些全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我认为可以根据人口普查统计来表明，黑人自从1940年以来所获得的职业地位的改进，大部分是通过他迁出南方的实物租佃和农业劳动而进入你们北方的工业区域造成的。 当我们察看北部和中部各州的数字时，我们发现自从1940年以来，黑人的职业地位相对于白人而言，并无重大改进。〔注：《平等就业机会》，劳动和公共福利委员会就业与人力小组委员会证词录，美国参议院，第88届国会，第1次会议，第773、1210、1211、1937节，1963年7月24、25、26、29、31日，8月2、20日，第375页。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约瑟夫·S.克拉克是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 在收入方面，情形比较略为复杂，但对黑人正在沿着阶梯向上爬的理论并不是更为有利。米勒在他为克拉克委员会准备的说明中对这一点解释说： 虽然自从1940年以来，在大多数的州中，非白人的相对职业地位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白人和非白人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却已经缩小了。可是，在过去十年中，在这两类人中的收入差异没有改变。……1947年，非白色工人的平均工资或薪金收入为白人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四。1962年，这个比率几乎相等（百分之五十五）。……鉴于战后时期收入差距的稳定性……对于战争年代中差距的缩小不能看作是一种继续不断的过程的一部分，宁可把它看作是与下列事实密切相关的一种现象：一是战争引起的非熟练劳动的短缺；一是政府的规定，例如战时劳工局的一般旨在提高低报酬工人的收入和促使经济全速运转的规定。〔注：《平等就业机会》，第323页。政府统计习惯上只区分白人和非白人，而不区分白人和黑人。由于黑人占非白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大多数场合下交互使用这两个词是合理的，就象米勒在他向克拉克委员会作证时所做的那样。〕 重要的是要懂得，黑人的地位不仅仅是由于普通说来他们受教育较少和集中于非熟练和半熟练的职业这些无可置疑的事实所决定的。即使他们具有同白人一样的教育程度，他们的职业地位也比较低些。即使他们做同样的工作，他们的报酬也比较少些。在这两方面，在职业和收入的两种级别上越高，黑人的相对不利处境就越大。 一个教育程度没有超过八年级的非白人很少有机会成为比苦力工、搬运工或工厂工人更高的什么人。在非白人中，每十个受过八年级教育的人在上次人口普查中就将近有八个是苦力工，勤杂工或技工。而在受过同等教育的白人中，每十个就只有五个人在这种报酬低微的岗位上工作。 非白人的中学毕业生在获得报酬较优的职位时机会略为好些；但即使这种机会也并不是很好。每十个黑人中学毕业生中，约有六个是苦力工、勤杂工或技工，而在受过同等教育的白人中每十个只有三个这样的人。 非白人大学毕业生能从事专门职业工作的人数似乎比较多些。大约每四人中有三人为专门职业或经理工作者——同白人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几乎相同。但是有一个巨大的差别。非白人集中在报酬较低的专门职业中。…… 受相同年限教育的非白人的收入此白人低，至少有两个原因：（a）他们受雇于报酬较低的职位，（b）他们即使做相同的工作，报酬也较低。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的影响，表现在……白人和非白人按所受教育年限的毕生收入的数字中。这个表表明，白人和非白人的相对收入差距随着教育程度的增高而增加。非白人小学毕业生的毕生收入约为白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在大学毕业生中，非白人只为白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事实是，受过四年大学教育的非白人平均在一生中只能希望比教育程度不超过八年级的白人在一生中所赚得的更少。〔注：《平等就业机会》，第324—325页。〕 可见，自从1940年以来，黑人的职业地位相对于白人而言并无改进；自从战争终了以来，他们的收入地位也没有什么改进。而且，在某些其他的关键性方面，他们的地位显然正在日益恶化。我们特别指出失业和压力下的集中居住的程度。 表16表明了1940年至1962年各段时间内白人和非白人的失业率。这里我们看到了黑人地位的急剧恶化。把综合的失业数字再加剖析，揭露出了黒人所遭受的某些独特的不利处境。其中有一些在劳工部副部长约翰，F.亨宁给克拉克委员会准备的说明书中列举出来了： 表16白人和非白人的失业率，1940—1962年（占劳动力的百分比） 共计白人 非白人非白人占白人的百分比 194013.313.0 14.5112 19504.64.1 7.9176 19605.44.9 8.5157 19625.64.9 11.0225 资料来源：关于1940年、1950年和1960年，《美国人口统计，1960年。美国概要：社会的和经济的一般特征》，华盛顿，无日期。关于1962年，《总统人力报告》，华盛顿，1963年，第43页。 整个非白人的失业率在今天高达白人的两倍以上——在5月〔1963年〕，为百分之十点三与百分之五之比。在有家庭负担的已婚者中，差别甚至更大，为百分之八与百分之三之比。 在报酬较丰、更吸引人的那种职位，黑人的不利处境特别严重。……在苦力工中，非白人的失业率约高三分之一，而在技术性行业中则高出一倍以上。 今天的失业对比较年青的工人打击最大。在本年5月……十几岁的非白人少年男子的失业率将近为百分之二十五，而白人少年男子则为百分之十七。对少年女子来说，则差别更大——为百分之三十三与百分之十八之比。 非白人少数民族在需要救济的长期失业中的遭受更是比例悬殊。他们虽然只占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一，却占失业在六个月以上的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五。〔注：《全国的劳力革命》，劳工与公共福利委员会就业与人力小组类员会证词录，第88届国会，第1次会议，关于全国人力资源的训练与利用，第二部分，1963年6月4—7日，第403页。〕 在全国所有城市中，黑人在压力下的集中居住日益增加，证据是极为确凿的。种族和住宅委员会在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研究之后，提出报告说：“在大多数城市，隔离的障壁在1950年比十年之前更为森严。……证据表明，整个说来，当非白人聚居在白人放弃的中央城市区域时，种族集团的划分日益增长了，这些白人继续移居到禁止黑人进入的新的市郊地区。”〔注：《我们将住在哪里？》种族和住宅委员会报告，伯克利，1958年，第3页。〕卡尔·E.和阿尔马·F.托依伯夫妇根据1940年、1950年和1960年的人口普查进行的统计研究表明，用《纽约时报》报道的话来说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种族隔离在美国远远不是正在消失，而是正在增长。”〔注：《种族隔离在增长的报道》，《纽约时报》，1964年11月26日。〕 这也不只是近来的趋势。伯利森根据对十大城市人口普查数字所作的深入统计整理表明，自从1910年——黑人大规模移居城市刚刚开始进行的一年——以来，他们的住宅隔离的程度就不断增长，而这在外国移民群方面则一直在下降。 在总结关于黑人和欧洲移民住宅格局〔从1910年至1950年〕的发现时，我们可以说，虽然在一个时候，在一个城市中，各个特殊外国移民群之与黒人隔离，比与本地白人的隔离程度略为小些。一般综合数字表明，黑人和外国移民群却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变动的，即是说，对外国移民的隔离越来越小，对黑人的隔离越来越大。单就数量来说，黑人比外国移民群的隔离程度要高得多。旧与新之分〔“旧”移民群与“新”移民群之分〕在早先的分析中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就同黑人的隔离来说，却并非特别重要。就是说，新旧移民在同黑人高度隔离方面一般是相同的。〔注：斯坦利·利伯森，《美国城市的种族格局》，纽约，1963年，第132页。〕 根据所提的数据——这些数据自然能够使之更为丰富和详尽——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个结论：黑人自从移居到城市以后，就被阻止去改进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未能追随较早的外国移民群，在职业的阶梯上向上爬去，并迁出在压力之下形成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4 象在社会科学中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回答了一个问题又会引起另一个问题。是什么社会力量和制度机构，迫使黑人扮演着永久移民的角色，进入都市经济的最底层，年复一年地停留在那里？〔注：“黑人居民”，种族和住宅委员会说，“虽然他们若干世纪以来居住在美国，现在仍具有未完全同化的移民群的某些特点了《我们将住在哪里？》，第8—9页。〕 从我们看来，在对这个极端重要问题的答复中，涉及到三种主要的因素。第一，有着令人生畏的一长列私人利益集团，它们从一种隔离的次无产阶级的继续存在中直接地、立刻地获得好处。第二，由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方面的压力，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现存的种族偏见，从而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第三，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对非熟练的和半熟练的劳动的需求相对地和绝对地减少了，这种趋势对于黑人比对任何其他人群影响更大，从而加剧了黑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卑下。所有这些因素都交互发生影响，趋向于把黑人在社会结构中推向越来越低的地位，并把他们封锁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首先来看看从一种黑人次无产阶级的存在中获得好处的私人利益集团。（a）雇主们从劳动者的分裂中获得好处，他们能够利用一个集团去反对另一个集团，从而使它们都被削弱。在历史上，例如，有为数不少的黑人移民是对招募罢工破坏者的直接响应。（b）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房地产所有主能够让房子住得拥挤不堪和勒索奇昂的租金。（C）中等和上层收入集团因有大量廉价家务劳动力的供给可供利用而获得好处。（d）许多小的处在边际上的商业，特别是在服务行业中的商业，只在他们有廉价劳动力可供使用时，才能经营获利。（e）白人工人从黑人的竞争中获得好处，因为可以保障他们得到较适意的和报酬较高的职位。因此，在习惯上区别——尤其是在南方——“白人”的职位和“黑人”的职位，把黑人排除在学徒训练计划之外，许多任务会拒绝黑人入会，如此等等。〔注：“产生了一种黑人职位和白人职位的制度。而这是南方黑人在就业中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莱斯利·W.邓巴，南部区域委员会行政主任，向克拉克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均等就业机会》，第457页。〕在所有这些集团——加在一起，他们构成了白人居民的极大多数——中，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注：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译者〕，被召唤到战场上来使黑人“安分守己”。 关于种族偏见，上面已经指出，这种独特的白人态度，是为了证明对有色劳力的奴役和剥削为合理和正当，有意识地创造和培养出来的。〔注：在各有色民族中，种族偏见（如果当真存在这种偏见的话）是对白人侵犯行为的一种防御性反应，因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可以使各有色民族联合起来，刺激他们去为争取自由和平等而斗争，但一旦这些目标达到以后，它就迅速地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根据。正如奥利弗·考克斯所指出的，“今天的交通已经非常发达，没有一种有色民族，不管它是多么单纯，能够希望在他们和白人之间设置一种文化上的隔离，堪与商业和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人对全世界各有色民族实际上建立的那种隔离状态相比拟。而这样一种关系，对于欧洲人所能获得的那种生理上的优越感和随之发生的肤色偏见的变态信念的发展是极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种族偏见不仅是在欧洲人中发展的一种文化特性，而且是没有其他民族能够希望予以重复的现象。象世界的发现一样，似乎很明显，这种种族上的成就只能出现一次。”《种族制度，阶级和民族》，第348—349页。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既然各有色民族显然能够而且将在文化和技术方面对白人取得平等，现代白人的种族偏见就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而且也是一种暂时性商历史现象。可是，必须补充一句，从白人的意识中将其完全消除，即使在一种主要是非剥削的（即社会主义的）世界中，也许需要经历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或几年的事情。〕但是后来，种族偏见和随之而来的歧视行为方式也服务于其他的目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它的垄断阶段，社会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并发生分化。在基本的阶级结构（这在主要之点上依然未变）内，发生了社会阶层和地位集团的多样化，这主要是由职业和收入来决定的。象“阶层”和“地位”这些名词所意味着的集团，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一高一低、层层相应的，整个构成一种不规则和不稳定的等级制度。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所有的个人总是按“地位等级”来看待和划分他们自己，这样做的动机，就是向上爬的野心和向下坠的恐惧。〔注：地位等级制度在形成个人意识中的极端重要性，很可以说明在美国十分广泛流行的一种观念是错误的：在美国没有阶级，或者象用来表示同一想法的话，每一个人都是中等阶级的一员。〕这些野心和恐惧无疑是被公司的销售机构所夸大了、加剧了和利用了，这种机构从它们那里找到了玩弄消费大众的“效用函数”的主要手段。 所有这一切的最后结果是，每一个地位集团有一种内心的要求，要用自己对下面的人怀抱的优越感和鄙视去补偿自己对上面的人怀抱的自卑感和妒忌。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在底层有一个特别的贱民集团，它为所有的上面的集团的沮丧和敌视情绪起避雷针的作用，这些集团越是接近底层就越加是这样。甚至可以说，这个贱民集团存在的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调和器和稳定器——只要这些贱民驯服地和依顺地扮演着他们的角色。这样一种社会终究要变得为种族偏见所彻底渗透，使之沉入下意识中，变成社会成员的“人性”的一部分。〔注：在这种发展水平上，种族偏见远远不是民意测验或“社会成员心理研究及测定学”的类似手段所能达到的，这些测验或手段只停留在接近个人和社会现象的表面。偶然地，在这里有另一个理由使我们相仁，从白人心中消除种族偏见，即使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也是一种困难的和拖得很长的过程。〕白人从他们对黑人的社会经济优越感中所得到的满足有相对的一面，就是对黑人获得平等的前景感到吃惊，愤怒，甚至恐惧。地位是一种相对的东西，白人不可避免地要把黑人的上升运动解释为他们自己的下降运动。这种病态心理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层次划分和地位成的产物，它为下面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一部分说明：为什么白人不仅拒绝帮助黑人上升，而且激烈地抵抗他们这样做的努力。（当我们这样不加限制地谈论白人和他们的偏见与态度时，我们自然不是指所有的白人。在约翰·布朗〔注：约翰·布朗（JohnBrown，1800—1859）：美国的废奴主义者。作为奴隶总起义计划的一部分，他领导了一次向一个美国军火库的进攻，以谋反罪被判处绞刑。——译者〕以后，并且远在约翰·布朗之前，就有摆脱了种族偏见病的白人，他们同黑人战士一道，为结束这个腐朽的剥削和不平等的制度而战斗，希望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团结和兄弟般的友爱的关系将代替优越和卑下的关系。而且，我们深信，在未来年代中，这样的白人人数将不断增加。但是在今天，他们的人数还不多，在一个宗旨不过是描绘当前社会实况的轮廓的概括研究中，赋予他们以决定性的作用是完全会引起误会的。） 对黑人的相对地位起不利影响的第三种因素，是同技术上的趋势及其对不同种类和不同等级劳动的需求的影响相联系的。1955年，当时的劳工部长詹姆斯·P.米切尔向一个国会委员会作证说，不熟练工人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1910年的百分之三十六下降到了1950年的百分之二十。〔注：《自动化与技术变革》，经济报告联合委员会经济稳定小组委员会证词录，第84届国会，第1次会议。根据第79届国会P.L.304〔第304号公法〕第5（a）条设立。1955年10月14、15，17、18、24、25、26、27、28日，第264页。〕后来的一位劳工部长，咸拉德·沃茨在1963年告诉克拉克委员会说，非熟练劳动力所占的百分比到1962年已降到百分之五。〔注：《全国人力革命》，第一部分，1963年5月20、21、22、25日，第57页。〕折合成绝对数字，这意味着，非熟练劳动工人的数目略有下降，在1910年至1950年间，从比一千三百万略高变为略低，然后，仅仅在十二年后，暴跌到不足四百万。这些数字格外清楚地说明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黑人就业情况迅速恶化的原因。发生的事情是，直到大约十五年以前，当非熟练职位的数目保持稳定时，黑人能够通过代替在职业阶梯上向上移动的白人，在就业总数的图画中保持自己的地位。这说明了为什么，如表16所示，在大萧条终了时，黑人失业率只比白人失业率略高。反之，从1950年以来，由于非熟练职位以惊人的速度日益消失，没有资格担任他种工作的黑人发现自己日益被完全排除在就业之外。因此，到六十年代初期，黑人失业率上升到超出白人失业率一倍以上。换言之，作为最不熟练的工人的黑人，由于机械化，自动化和电子计算机控制化所造成的非熟练职位（而且在日益扩大的程度上还有半熟练劳动职位）的消除，受到了不成比例的严重打击。由于这种技术上的革命的进程尚未完结——的确许多权威认为这种革命还处在初期——黑人的职业情况还可能继续恶化下去。诚然，技术发展趋势并不象许多人相信的，是失业的原因；这种作用，正如我们在开头各章所试图表明的，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殊机构所产生的。〔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不管是多么迅速或什么种类，没有理由一定要同失业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社会，技术进步使得工作的年限、星期和时数有可能继续减少，但这种减少会采取资本主义的失业这种完全不合理的形式，那是不可想象的事。〕但在这个社会的结构之内，技术发展趋势由于它们对就业机会产生的不同影响，可以正当地认为是黑人失业相对增长的一个原因，并且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5 我们所讨论的各种力量——既得经济利益集团，社会心理上的需要，技术上的趋势——都深深地植根于垄断资本主义之中，合在一起是十分强大的，足以说明黑人未能爬出美国社会最底层的事实。的确，这些力量是如此普遍深入和强大有力，以致值得奇怪的只有一点：为什么黑人的处境没有急剧恶化。没有发生这样的事，而且从绝对数来说，他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力或多或少地跟随着其余的居民有所增长，这只能用存在着起反作用的力量来说明。 这种起反作用的力量之一我们已经评论过，就是迁出南方农业而进入都市经济。受一些教育总比完全不受教育好；即使是一所鼠害严重的住宅，也比“烟草路”〔注：源于一部同名的小说（1932年）和戏剧（1933年），描写美国佐治亚州一个萧条的乡村地区居住的白人。这个地区有一条年久失修的大道，是由早年滚动烟草大桶去往市场形成的。现在用来泛指贫穷污秽的地区。——译者〕上的一所塌倒的棚屋能提供更多的遮蔽；列名于大城市的救济名单中，也比从事只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场劳动能得到更多的收入——金钱和实物。当全国按人口平均的收入有所增长时，最低收入集团的按人口平均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即使是列入永久救济的无力就业的人。象我们已经看到的，正是这种从乡村转向城市的事实，使得如此众多的观察家相信，在过去二十年中黑人真正有了大规模的惊人进展。实际上，这是经济结构改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黑人在经济中的地位的改变。 但是有一个特殊领域，即在政府就业领域，黑人的确有了惊人的进展，这毫无疑问地是阻止黑人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剧烈下降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表17提供了主要的数字（包括所有各级政府在内）。 表17非白人在政府中的就业人数，1940—1942年（每年4月数字，千人） 19401956 19601961 1962 政府雇员共计3,8456,919 8,0148,150 8,647 非白人政府雇员214670 8559321,046 非白人占总数的百分比5.69.7 10.711.412.1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美国黑人的经济情况》，公报S-3，1962年修正版，第8页。 1940年至1962年间，政府全部雇用人员增加了一倍多，而非白人（已经说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黑人）在政府中的就业人数则扩大了将近四倍。结果，非白人就业人数从占总数的百分之五点六增到了百分之十二点一。由于在1961年年中非白人占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一点五，可以有把握地推论，黑人在政府就业中的比例比应有的更高。〔注：如果可以得到数字，把白人和非白人从政府就业所得的收入拿来比较，局面对黑人来说自然要不利得多，因为他们大量集中于报锅较低的各类。但在这方面也有了改进。文官委员会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62年6月至1963年6月间，联邦改府中的黑人就业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分比的增加大部分是在报酬较优的职位中。”《纽约时报》，1964年3月4日。〕 有两种彼此密切相关的力量，是造成黑人在政府就业中的地位得到相对改善的原因。第一种，并且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是黑人解放运动本身的日益增长的规模和战斗精神。第二种是，决心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各色人种在内的全球帝国的美国寡头统治集团，需要尽可能避免种族主义的污名。如果美国黑人温顺地接受他们的屈辱地位的继续存在，历史告诉我们，寡头统治集团是不会作出让步的。但是一旦受到富有战斗精神的黑人斗争的挑战，它就由于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情势的逻辑所迫使，为了双重目的不得不作出让步：一是绥靖本国的黑人，一是在国外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作为一种自由社会的美国，正在努力克服一种由过去承袭而来的邪恶。 寡头统治集团通过联邦政府，在北部和西部则通过州和地方政府，也对黑人斗争作出了其他的让步。武装部队中取消了种族隔离，通过了大量的人权立法，禁止在公共设备、住宅、教育和就业中实行种族歧视。可是，除了武装部队中取消种族隔离之外，这些让步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批评家们常常把这种失败归之于欺诈：据说，在黑人要求的平等方面，从来没有打算把任何具有实质性的东西赋予他们。这是对客观情势的严重误解。无疑地有许多白人立法家和行政人员是完全应当受到这种严厉责备的，但对寡头统治集团的最高的经济和政治领导——巨型公司的经理们和他们在最高各级政府中的伙伴们——来说，情形就不是这样。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不是受他们的个人偏见支配的，而是受他们的阶级利益观念支配的。虽然他们有时可能由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或错误而把短期利益同长期利益混淆起来，但是似乎很明白，在美国的种族问题方面，他们已经开始懂得——或许太迟了一点，然而究竟是确实的——他们的制度本身的存在正处在危险中。要不能找出一种解决办法，保证黑人民族的忠诚，或者至少是中立，那末世界革命或迟或早地会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强大堡垒的内部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和具有强大潜力的特洛伊木马。〔注：意为内部颠覆集团，源于古希腊传说。——译者〕当肯尼迪、约翰逊，沃伦这样的人拥护象1964年的“人权法”这一类措施时，谴责他们只是继续玩弄廉价的政治手腕显然是皮相之论。他们知道自己正处在困难中，他们正在寻找出路。 那末为什么效果如此贫乏？答复是简单的：寡头统治集团没有力量去形成和控制经济关系，就象他们没有力量去计划经济的发展一样。在属于政府行政管辖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政策是能有效地执行的。因此可以在武装部队中消除种族隔离，可以大大增加黑人在政府就业中的数量。但当谈到住宅、教育和私人就业时，“所有上面分析过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和社会心理的力量就发生作用。正是资本主义，连同它的对贪欲和特权的尊崇，造成了种族问题，使它变成了象今天这样的丑恶东西。正是这同一个制度，抵制和阻碍一切寻求解决的努力。 6 尽管作出了一切政治方面的努力，黑人的相对经济和社会地位近年来却没有什么变动，并且在某些方面还在退步，这一事实，使得寡头统治集团感到有极大的迫切需要，必须想出一些策略，分裂和削弱黑人的抗议运动，从而防止它发挥出它的全部革命潜力。这些策略全都可以合适地归入“象征主义”这个标题之下。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象征主义的真实性质，兢必须在心中记住自从由南方乡村向外大迁移开始以来黑人社会中的某些发展。当黑人从一种主要是维持生存的经济移进一种货币经济时，当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上升时，他们在货物和劳务上的支出自然就相应地增长了。货物大部分是由已经建立的白人企业供给的；但是隔离——在南方是法律上的，在北方是事实上的——造成了对于某些种劳务的迅速扩大的需求，而这些是白人不愿或不能提供的，或者是黑人能更好地提供的。其中主要有这样一些人的劳务：教师，传教士，医生，牙医，律师，理发师和美容院，殡葬人，某些种保险，服务于被隔离的黑人社会特殊需要的报刊。专门职业者和提供这些劳务的企业所有主形成了富兰克林·弗雷泽所称的黑人资产阶级〔注：E.富兰克林·弗雷泽，《黑人资产阶级：一个新中等阶级在美国的兴起》，格伦科，伊利诺斯，1957年。〕的核心。由于在中级和高级文官中黑人就业的增长，由于黑人在运动界和娱乐界人数的迅速增多，黑人资产阶级的队伍扩大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黑人资产阶级的增长特别显著。在1950年与1960年间，收入在一万美元（按1959年的美元计）以上的非白人家庭所占的此例，从百分之一增到了百分之四点七，这种增长比率接近于白人中的三倍。在相同的年份，黑人家庭中的收入总分配变得更不平等了，而在白人家庭中的变化则正好相反。〔注：所有的数字均引自赫尔曼·P.米勒，《美国家庭和个人收入的趋势，1947年至1960年》，人口普查局技术文献第8号，华盛顿，1963年，表9，第168—18）页。米勒使用的不平等的尺度是所谓“吉尼”系数，在非白人家庭从1950年的·402增至1960年的·414，而在白人家庭则从·372降至·357。 除了变化的方向之外，这些数字所表明的非白人收入方面的更大程度的不平等不应解释为：在物质环境方面，在白人中比在非白人中真正有了更大程度的平等。在社会结构的上层各级中，收人并不如财产重要；虽然我们不知道有关于黑人财产所有权的数字，但似乎不容置疑的是：在这方面，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悬殊比在收人方面更是大得无可比拟。〕 象征主义背后的理论——不是常常明白说出的，但从实践中可以清楚地引伸出来——是，黑人资产阶级是黑人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它包括知识界和政治界的精华，即受过教育并具有领导能力和经验的人们。它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已经具有物质利益，但是由于纯粹因为它的肤色而加在它身上的特殊资格限制，使它的忠诚成为可疑的。如果能够设法确保这种忠诚，那末对黑人抗议运动的可能革命化就可以预先防止，并且可以通过把忠实的黑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向全世界提出明显的证据，证明美国并不追求一种南非式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是与此相反，为反对它而斗争，并力求使自己的黑人公民获得平等的机会。这样，问题就是怎样保证黑人资产阶级的忠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证黑人获得法律上的平等的政治运动必须继续下去。我们知道，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保证真正的平等：例如，有权利光顾最好的旅馆和饭店，对黑人大众是毫无意义的。但对富有的黑人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而纯粹根据肤色所作的任何资格限制的继续存在，对所有的黑人来说都是可恨的。只要对黑人种族歧视制度的痕迹还存留着，黑人资产阶级的忠诚就决不能保证得到。因此之故，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不管斗争可能会是多么长久和多么激烈，南方终究要按照北方的样式改造过来。 第二，必须为黑人资产阶级提供更大的机会，可以进入社会上的占统治地位的机构：公司，政府中制定政策各级，大学，郊区。在这方面，寡头统治集团正在表明它是警觉的和适应性强的。《纽约时报》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 这里的商业和工业，当面临着公民权革命时，都在重新确定它们的雇佣政策，并雇用黑人担任他们以前很少担任过的办公。室和其他支取薪金的职位〔注：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所得称为“工资”（wage），职员所得称为“薪金”（salary），二者是有区别的。——译者〕 许多在纽约市设有总管理处的全国性企业宣布了新的或重申了旧的不歧视政策。人事管理人员正在对自己的补充人员的方法重新进行审查，并就如何发现和吸收资格最好的黑人征询黑人领袖们的意见。 就全国规模来说，在根据“总统平等机会委员会”的“进步计划”来录用人员的全国最大的公司中，约有八十家报告说，它们大大增加了雇佣黑人担任支取薪金的位置。…… 去年提出报告的八十家公司的最近数字……表明：在新设置的三万一千六百九十八个支取薪金的职位中，有二千二百四十一个由非白人担任。这表示在这些公司中非白人的职位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九。〔注：《纽约时报》，1963年11月12日。〕 在政府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上面已经提到；除了在报酬较优的等级中受雇的人数较多之外，黑人正在被日益增多地放在内阁级或接近内阁级的行政职位上，放在联邦法官一类职位上。而当黑人被引进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机构时，他们在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郊区中也变得更受欢迎——自然以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准能同他们的邻居们相比为条件。 在上层的经济和社会级别中这样松弛分隔种族的障碍，是不会影响到许多黑人的一事实上，象征主义的实质是，不应有许多人受到影响。但这并不使这种现象丧失其重要性。只要存在这种向上移动和向外移动的可能性，就能产生深刻的心理影响。 第三，象征主义的战术不仅要求黑人领导须出身于黑人资产阶级，而且要求它必须继续依靠来自白人寡头统治集团的宠爱和财政支持。现有的争取公民权的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都市联盟，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全都是建立在有黑白人种共同参加的基础之上的，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自白人方面；因此，它们不构成潜在的威胁。但是必须经常注意新的和有潜在独立性的领袖的出现。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对待新来者有两种标准的手法。头一种是用奉承、职位或其他物质方面的好处去把他们收买过来，让他们来为寡头统治集团服务。诺埃尔·戴是在1964年竞选国会议员的一位波士顿黑人青年领袖，他评论这种手段说： 虽然这个制度已经腐败不堪，可它却是异常复杂的，就象有着好多层窝的鹦鹉螺一样，以其复杂性而显得美妙。收买过程是从出生的时候开始的；收买的潜在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个制度本身中。这就是我们被教导说什么是善的一部分。我们被教导去认为，赚两三千美元一年是好的。黑人和大多数其他少数民族集团被教导去希望进到主流中去，他们没有被教导去朝他们自己看，并在他们集团内部培养任何自尊心或荣誉感，他们被教导去渴望变成主流中的美国人。就黑人来说，渴望变成白人。……变成白人的一个途径是有着较高的薪金，或是一个头衔，或是一个有名望的地位。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这是这种制度的邪恶妙处之一。它具有那么多内在的牵制和控制，一齐发生作用——其中有一些已经在消耗自由运动的精力。官方的措词已经改变了——为了回答混乱和压力，我们正在看到一种大量收买的企图，与对劳工运动的大量收买相类似。例如，美国企业的反应是惊人的。某些主要公司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是敏捷的和内行的——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在两个月前约有五十个黑人雇员，而现在已有一千多个了。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压力之下，它们在两星期内就服从了该会的要求。两个月后它们的高级人事管理人员之一来到我的办公室说——现在我们真正在关心订立一个救济中途退学的人的计划。他所说的是：他们在维持美国企业的平衡、在用改良来作为革命的消毒剂方面，是非常具有适应性的，是非常具有伸缩性的；他们甚至愿意走向超出公民权运动的要求之外。〔注：《座谈会：新政治》，《关于左派的研究》，1964年夏季，第44—45页。〕 如果收买失败了，标准的手法就是，企图用加上共产党、颠覆分子、捣乱分子等罪名，使之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受到折磨，来消除一个可能具有独立性的领导者。 在诺埃尔·戴关于订立一个救济中途退学者的计划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象征主义的第四个方面：为所有各个阶级的黑人青年开辟更多的机会，他们由于幸运、勤奋的工作或特殊的才能，能够克服他们的出身这个障碍，开始沿着教育的阶梯向上爬。对于一个“有资格的”黑人来说，在今天的美国，他可以追求的东西似乎是没有限度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罗伯特·F.戈欣博士昨天说：各学院和大学彼此之间为招收能干的黑人学生而进行的竞争，比较传统上为招募足球运动员而进行竞争要“激烈得多”。……戈欣博士说：“这肯定是很清楚的，能干的同时也有充分机会接受教育的有色人为数非常之少。我们看到，我们全都在向这些为数相当少的青年男女伸出手去。”〔注：《纽约时报》，1963年10月21日。〕 从这里，我们能够象在一个放大镜之下那样，看清象征主义的机构。由于象最高学府这样的全国主要机构都渴望招收有资格的黑人学生——还有巨型公司和联邦政府全都渴望在他们毕业之后抢夺他们——对这些幸运儿敞开的前途的确是光辉灿烂的。但正如戈欣校长强调指出的，他们的人数是很少的；只要绝大多数黑人继续被拴住在经济阶梯的最底层，他们的人数就只能继续保持很少。 广大黑人群众从象征主义得不到好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它的影响。象征主义的目的之一，在它获得成功以后的效果之一，就是把最能干的青年男女从他们自己的民族中分离出去，这样就剥夺了解放运动的最好的领导人材。并且即使对在这个制度中没有既得利益并且毫无希望去获得这种利益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竟然相信，他们的子女，甚或他们的子女的子女，也许能超脱他们自己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也就会同这种制度实行和解了。 7 在美国寡头统治集团面临着它所认为是——就种族关系而言，正确地认为是——对它的生存的威胁时，如果我们低估它的应付技巧和坚韧性，那是绝大的错误。而低估象征主义这个策略的实际的和潜在的效力，也同样是严重的错误。然而我们相信，从长远来看，黑人大众的真实状况将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果它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得到一些改进，不管怎么微小和缓慢，一个设想周到的象征主义政策可能足以使黑人不致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内部敌人”。但是，如果最近的过去这种趋势继续着，如果前进为后退所抵消，如果在潜在的富裕之中存在着广泛的贫困和堕落这个棘手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那末，美国黑人在他们自己的生存需要的推动之下，在他们的不发达国家中的兄弟们的斗争和成就的鼓舞之下，会产生出他们自己的革命自觉性，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如果对情势的这种估计是正确的，那末了解这一点就真有极大的重要性了：在现存制度的范围以内可能进行的各种改革——由现有的各种争取公民权的组织及其白人支持者所拥护的各种改革——对黑人大众能否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 对我们来说似乎很清楚：答复是否定的；这一类改革的主要受益人是黑人资产阶级；不管这类改革的提倡者的动机如何，它们的客观效果只不过是补充象征主义政策罢了。 就雇佣劳动力方面禁止种族歧视而论，可能有人认为情形不是那样，这种禁令在战时确曾有助于对黑人开放许多新的职位。可是，在一个严重的和日益增长的失业时期，就不能希望产生这种效果。即使肤色不是理由，黑人也会由于他们的资格低劣而受到歧视。只有具备特殊才能和训练的人才能获益，而他们已经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群众分离出去了。 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居民，也没有希望能从住宅领域的反歧视措施中得到好处。会使他们获益的唯一的一种住宅，只能从这样一种计划中得到：为最需要它的人在他们最需要的地方大规模地兴建租金低廉的住宅单位。在现有条件下，这样一种住宅建筑是无法实行的。要试图在边际居民区建设租金低廉的住宅并使之由黑白人种都去居住，就必须强制实行所谓“仁慈定额”——换言之，要求黑人住户数保持很低，因而只有少数黑人能够获益。至于在私人住宅出售方面的防止歧视，不论是根据法律规定还是根据法院对限制性契约条款的宣布无效，肯定能帮助富有的黑人迁入以前的纯粹白人居留区。可是，就收入低的黑人来说，至多也只不过能说，通过所谓“侵入和继承的连续性”、便于少数民族聚居区本身的扩大而已。从这种严格有限的意义来说，反歧视措施确有助于收入低的黑人：归根到底，他们总得有个住处。但这丝毫不能提高他们的地位，或在社会结构的较低阶层中促进种族结合。 只要作一些适当的修正，就学校的结合来说，真实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种族混合居住的居民区，学校结合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并且无疑地对所有有关的人都是有好处的。但这只影响到少数黑人，其中大多数是高收入集团。真正的问题在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学校。这些地区的居民所上的学校，可以通过把学校设在聚居区的边际上，和把黑人居住区和白人居住区都划进同一个学校区内，使它们的质量略有提高。但这不接触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学校本身的问题，而在这里，所有的传统、惰性、偏见和特权等势力一齐发生作用，来阻挠改革的尝试或使之夭折。用汽车把一定数量的黑人儿童从少数民族聚居区载往他处的白人学校，只不过是逃避这个问题；有着很多的证据表明，这样做只不过使这些儿童更加不安全和缺乏自信心。〔注：参阅A.詹姆斯·格雷戈尔，《黑人民族主义：对黑人激进主义的初步分析》，《科学与社会》，1963年秋季号，第427—431页。格雷戈尔也对住宅中的反歧视计划对黑人大众的重要性微不足道一事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 停留在这个制度的范围以内的改革为什么没有希望对黑人大众的地位造成重大的改进，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这个制度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财富，特权，权力；另一个极端是贫穷，剥夺，无权。情形一向是如此，但在早先，整个整个的集团能够往上升，因为经济扩张使上面空出了地盘，而在底层也有人准备取代他们的地位。今天，黑人处在底层，上面既没有空出的地盘，下面又没有人准备接替他们的地位。这样就只有个人能够向上移动，而一个集团就不能向上移动：改革只有助于少数人，无助于多数人。对于多数人简直可以说，只有完全改变这个制度——取消两个极端，而代之以财富和权力由所有的人分享的一个社会——才能改变他们的状况。 有些人会说，尽管这是实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黑人大众必然会理解他们处于屈辱地位的原因，更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能获得一种革命的自觉性。他们难道不可能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故弄玄虚蒙住眼睛，被从象征化的精华中产生的领导集团弄得麻痹瘫痪吗？归根到底，所有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的情形一向都是如此，而革命自觉性的获得只不过是一种稀有的历史事件。我们为什么要期望着美国黑人会做出在他们之前只有极少数人能做的事情呢？ 我们相信，有两个理由，同样迫使他们不得不那样做。 第一，美国黑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它已经掌握了技术，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即使在几年以前也梦想不到的那种水平。的确，这样做是为了追求利润和寻找更完善的毁灭手段，但是造成人类富裕和自由的潜力已经摆在那儿，再也掩盖不住了。贫穷和压迫不再是必要的；使之永久继续的一种制度，在它的受害者看来，越来越清楚地显出是一种野蛮的时代错误。 第二，反对帝国主义剥削——送在我们的时代只不过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一面——的世界革命潮流正在汹涌澎弄，它太强大了，决不能使之逆转或停止。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兴起已经使美国黑人在改变他们对自己所怀的印象。当黑人——以及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把他们的革命从争取民族独立推向争取社会平等时，美国黑人的觉悟行将一再提高——通过他们自己的认识和经验，以及通过全世界为反对同一个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这种不人道制度而斗争和日益取得胜利的人们的榜样。 黑人大众不能希望结合到按现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美国社会中去。但是他们能够希望成为这种历史使命的承担者之一：推翻这种社会，而代之以他们在其中将不仅享有公民权（这最多也不过是一种狭隘的资产阶级概念），而且享有全部人权的一种社会。
八．论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八．论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 塞尔索·富塔多写道：“单单构造一个抽象的模型并对它怎样运转提供说明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表明在应用到历史实际时，这样一个模型具有说明的效果。”〔注：塞尔索·富塔多，《发达与不发达》，伯克利和洛杉矶，1964年，第1页。〕根据我们的模型，垄断的成长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剩余增长趋势，而同时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吸收剩余的机构。但是，不会被吸收的剩余也就是不会被生产出来的剩余：它只是潜在的剩余，它在统计上留下的痕迹，不是在关于利润和投资的数字中，而是在关于失业和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的数字中。如果象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似乎都同意的，我们能够把垄断在美国的成长从大约南北战争〔注：美国南北战争是在1861—1865年进行的。——译者〕的终了时算起，我们应当能够表明，我们的模型在说明上一世纪的经济史时是有效的。 而在对于社会的分析中，即使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也不可能在历史记录中找到直接的和明白的确证。它所识别的力量和趋势不是在真空中发生作用的，它们可能在或短或长的时期内被没有包括在这个理论中的其他的力量和趋势所抵消或中和。没有人会认为，例如，飞机的航行否定了地球引力定律。但是，重要的是，也应当把这些起反作用的力量找出来，并表明事态发展的实际进程是包括在理论中的力量和起反作用的力量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合乎逻辑的和始终如一的结果。我们不能只是说，包括在理论中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被没有指明的那些起反作用的力量所抵消了：这无异是自己招供这个理论是空洞的和无用的。 2 如果日益增长的垄断所产生的萧条效果的作用不被制止，美国经济在十九世纪终了之前会早已进入一个停滞时期；而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的下半叶。那末，究竟有哪些强大的外部刺激，它们抵消了这种萧条效果，使经济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相当迅速地成长，并在二十世纪的开头三分之二的时间内（有几次重大的打断）也是这样呢？〔注：我们称这些刺激为“外部的”，并不是说从任何最终的意义来说它们都是外部的，而只是说，相对于我们企图包括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的那一方面的现实而言，它们是外部的。从目前分析的观点来看，它们依然是外部的，国为我们不是企图去说明它们的原因，而只是去考虑它们的效果。〕根据我们的判断，有两种这样的刺激，我们区分为（1）划时代的发明，和（2）战争及其后果。 （1）我们称这样的发明为“划时代的”：它们震撼了经济的整个格局，从而在它们直接吸收的资本之外，创造了大量的投资出路。显然，一种发明要能当得起这个称号，它就必须对经济活动的地理位置和产品的构成两者予以深刻的影响。尽管关于发明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影响虽然还有辩论的余地——以及进行研究的必要——我们认为，只有三种发明真正合乎“划时代”这个标准：蒸汽机，铁路和汽车。每一种都在经济地理上造成了根本的改变，伴随着国内移民和整个整个的新居民区的建立；每一种都要求有许多种新商品或劳务的生产或使之成为可能；每一种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为整个一系列的工业产品扩大了市场。 似乎很清楚，蒸汽机和汽车二者所开辟的投资出路，远比它们本身所吸收的资本为多。蒸汽机生产工业在整个经济中从来不曾显得很重要，但是没有蒸汽机，我们称之为工业革命的那种经济生活的巨大变革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归之于蒸汽机。汽车工业对于资本的需求，间接的影响也比直接的影响大得多。都市郊区化的过程，连同伴随它的全部住宅、商业和公路建筑，全都是由汽车推动的。石油工业比任何其他美国工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它主要也是汽车的产物；还有几个其他的主要工业（橡胶，玻璃）也同样是依附于汽车的。许多服务“行业”也是随着汽车成长起来的，例如加油站和修理店，汽车游客旅馆和假期游览胜地。显然，所有这些投资出路所吸收的资本数量，要比汽车工业本身的投资大许多倍。 可是，铁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占居一种独特的地位。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的最初年代中，铁路网的修建直接吸收了大量的资本。按十年计算的资产增长普查材料表明，从1850年至1900年，铁路投资超过了所有各个制造工业部门加在一起的投资：这个印象也由库兹涅茨的最近计算所证实。〔注：西蒙·库兹涅茨，《美国经济中的资本：它的形成和资金来源》，普林斯顿，1961年，第198页。〕在1880至1900年间，净私人耐用资本的形成在库兹涅茨的四个主要部门中的百分比分配如下： 农业12.0 采矿业6.5 制造业31.4 各个管制工业部门50.1 共计100.0 库兹涅茨不曾对铁路提供单独的估计，但既然铁路当时在“各个管制工业部门”中无疑是最大的一个，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即垄断化过程真正进行的时期，私人资本形成约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是在铁路方面。投资这样集中于一个工业部门，在以前或以后的任何时候肯定都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我们加上铁路对经济活动从而对投资的间接效果——在范围和数量上无疑地堪与蒸汽机和汽车的间接效果相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种发明真正是统治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半个世纪。〔注：在其他方面，铁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正是在这里，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典型企业单位，即巨型公司，采取了它的特殊形式。根据宾夕法尼亚铁路一个股东委员会1874年的报告（现存哈佛大学图书馆）中提供的数字，宾夕法尼亚铁路（当时也象现在一样，是全国最大的铁路）有资产约四亿美元，在其他方面也密切符合上面第二章所举的公司范例。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类似的公司才开始在工业中普遍出现，此时相应的金融机构和法律形式已充分发展了。〕 在这三种发明之外，其他的发明自然也具有深远的经济效果，但是我们相信，就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剩余吸收的充足与否——而论，甚至没有一种是能同上述三种接近于平等地位的。电力或许是主要的竞争者，但比起在发展时间上和它重迭的铁路和汽车来，它的投资效果肯定要小得多。电力比起蒸汽来，是一种更有效的和更具伸缩性的动力，但输送成本的格局是类似的。因此产生了一个极端重要之点：电力不曾象铁路和汽车那样，在经济地理上引起一次根本的和逐渐增大的改变。在这些年中，电力诚然使得必须在各个中央发电站上投入大量资本，在这种程度上它开辟了新的出路。但在它的最重要的用途之一即照明上。它代替了煤气，后者如果按照人口和收入的比例去发展，就会需要大量继续不断的投资。总而言之，看来似乎是，甚至象电力这样一种主要的技术突破，对于剩余吸收过程的效果也必然是相当小的；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论证的，对于从我们今天的科学和工业实验室中产生的各种发明来说，情形就会更加是如此。〔注：参阅上面，第91—102页。〕就剩余吸收的过程而论——虽然不一定是就生活水准或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提高这一类其他的问题而论——使一种发明变成意义特别重大的，是它震撼经济生活的整个格局的程度如何。而在这一方面，蒸汽机、铁路和汽车是自成一类的。 （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经济学家把战争只当作对历史趋势的没有特殊意义的干扰看待的习惯，很可能是颇有道理的。归根到底，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从各次拿破仑战争以后），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齐卷入的战争为数甚少，并且——除了美国南北战争这个唯一的例外——时间短暂，经济影响相当小。似乎很可能：如果这些战争不曾发生，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史也不会有很大的不同。（诚然，对于殖民战争并不能这样说，但是这种战争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的直接经济影响，而在于由此建立的各个帝国。因此，从这一点着眼，谈帝国主义的经济重要性比谈战争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更为正确。） 二十世纪的经验同十九世纪的经验恰好相及。十九世纪开头是十五年的战争，然后是和平发展居于统治地位。二十世纪头十五年是（相对的）和平，从此以后，整个世界继续处于毁灭性的战争或其后果的影响之下。显然，在处理二十世纪的经济史时，把战争看作好象只是对于本来是和平的发展进程的一种干扰，无异是把在形成现实的轮廓中起主要作用的力量抽去。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这样主张：没有战争，二十世纪的经济史也会象它实际上的情形那样。因此，我们必须把战争纳入我们的说明图式中，我们提议这样来作：把战争和划时代的发明一道，包括在主要的外部刺激之内。 从其所产生的经济结果来看，战争必须分为两个阶段：作战阶段和后果阶段。两者都震撼着经济；战争越是全面，它经历的时间越长，对经济的震撼也就越激烈。因此之故，象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这样的世界大战，在经济方面就同划时代的发明相似。 在作战阶段，军事需求自然是急剧上升，资源被转移到满足这种需求的各个经济部门；民用需求由于价格上涨和配给两者的某种结合而削减。就民用耐用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而（衬衫多次换洗，汽车共同使用，房子挤着住，继续使用通常会废弃的设备，等等）。现有厂房设备转用于军事生产，大多数新投资也导向同一用途。住宅建筑减少到军用生产工人和军事人员所必需的限度。总之，不仅全部生产升到现有资源所定下的限度，而且经济生活的整个格局根本改变了。 这就为后果阶段布置了舞台。战时格局理所当然地具有暂时的性质，而在战争终了时必然要恢复到以前存在的某种状态。可是，这种恢复不只是简单地走回头路。在作战阶段，原有的民用资本和耐用消费品的使用强度比通常更大，增加的数量微不足道，甚至不能再用的东西的更新在很大程度上也中断了。除了军事供应和生产这种供应的能力，社会的能供再生产之用的财富已趋于缩减，而人口的增长又加剧了正在形成的稀少和短缺。这就是主要战争终了时存在着需求广泛积压不得满足的根源。在有限的范围内，这种积压能够通过把军事工厂转到民用生产来满足。但是，有许多以前在军用生产能力上的投资是过于专门化了，或者在地理位置上不适宜，因此不适合于民用生产，必须予以废弃。这样，就创造了投资出路，在未来几年中能吸收大量的剩余。 对于作战阶段和后果阶段的这个素描自然能够予以展开和阐发。对于在税收、货币、物价管制、配给等等方面采取的不同政策的特殊效果可以进行分析；对于两个阶段之间的间隙的性质可以进行探索；对于作战地区的战时破坏的额外效果可以进行估计，如此等等。但我们的目的只在说明历史过程的最广阔的轮廓，为此，只要知道有这两个阶段存在，每一个在一定的时候对剩余的吸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是通过军事机器的极大需求，另一个是通过在作战阶段造成的民用需求的积压——也就够了。 我们现在为之寻求答案的问题可以表述如下：垄断资本主义能生产出比它所能吸收的更多的剩余的趋势，可以由主要的外部刺激予以中和，甚至加以克服；但当这种刺激减弱或消失时，它又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垄断的成长可以从1870年左右算起，此后一直在继续进行，虽然步调有快有慢〔注：有着大量文献否认这一点，这些文献有许多是由M.A.阿德尔曼的著名论文《工业集中的测度》（《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1951年11月）引起的。这一点可能是实在的：按四个（或八个）最大的出售人所控制的市场份额来下定义，平均的工业集中比率很少变化。可是，这是垄断权力的一个蹩脚的指标。首先，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学习的过程，其重要性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着重指出：在今天控制一个市场的四个公司比在1900年控制同一个市场的四个公司知道怎样更加有效得多地追求自己的最大限度的利润。第二，这个比率只适用于各个个别的市场，因此，对于典型的巨型公司扩充到成为许多市场的统治因素的程度没有提供什么线索。可以举例来说明这一点：假定一种经济包含四个工业部门，每一部门有四个公司。在第一时期，共有十六个公司，每一市场有四个公司。在第二时期，在经过一系列的合并以后，每一市场有四个出售人，但一共只有四个公司，每一个公司现在都进入了所有四个市场。似乎很明显，这代表着垄断势力的巨大增长，尽管工业集中比率不变。我们只须补充一句：有着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这种全面意义讲的集中正在不断增长。例如，1957年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报道了最大的制造业公司所增加的价值总额的百分比如下，用1954年同1947年比较： 19471954 最大的五十家公司1723 最大的一百家公司2330 最大的一百五十家公司2734 最大的二百家公司3037 （《美国工业的集中》，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反托拉斯和垄断小组委员会报吿，第85届国会，第1次会议，1957年，表1。）向同一委员会最近提供的证词对于这种趋势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卡迪纳·C.米恩斯在1964年7月1日作证说：一百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控制了1962年制造业中所使用的土地、建筑物和设备的百分之五十八，而在1929年为百分之四十四。如果把象存货、应收帐款这样的流动资产也包括进去，这一百家最大的公司在1962年控制了百分之四十九，而在1929年为百分之四十。（《纽约时报》，1964年7月2日。）〕①因此，我们可以假定，生产过多剩余的趋势的发生作用，已经历时八九十年，它的强度一直在不断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它已被主要的外部刺激所抵消，又在多大程度上它已经表现出来，支配着重大事件的进程呢？ 首先，没有证据证明，剩余吸收问题在1900年以前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关于失业率或利润率没有可靠的数字，但是资本积累率，根据库兹涅茨的估计，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比在七十年代高。〔注：库兹涅茨关于这三十年中能供再生产之用的财富増长率的年度百分比如下：1869—1879年，四点一；1879—1889年，四点九；1889—1899年，四点九。西蒙·库兹涅茨，《1869年以来的国民生产》，纽约，1941年，表IV（第228页）。斯坦德尔从这些数字出发，估计私人商业资本的增长率如下：1869—4879年，百分之三点九；1879—1889年，百分之四点八；1889—1899年，百分之四点五，J.斯坦德尔，《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第160页。〕为什么这个时期的暴风雨般的垄断化运动没有显出剩余吸收困难的增长呢？ 从我们看来，答案似乎是很清楚的。这是铁路的时代，铁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吸收了全部私人投资的将近一半，并开辟了更多的大量投资出路。说过多剩余生产的趋势为铁路化所淹没，似乎是完全合理的。 但这就引起了另一个问题：铁路时代的终点究竟应当定在什么时候？在这里，按十年或按世纪来谈问题的习惯虽然通常是方便的，却可能把我们引入困境。如果我们能够把注意力局限于每十年的平均数，把铁路时代的终点定在1900年，那会显得很整齐。可是，考察逐年的数字，显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的确，铁路投资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在1892—1896年的长期萧条中，有明显的衰退，但是大约在十九世纪终了时，又有着强大的恢复。真正的转折点是由1907年的危机带来的，它使铁路投资突然锐减，从此以后，这种投资经常处在低得多的水平上。表8把1900—1907年同1908—1915年两个时期中各种最重要类型的铁路资本拿来比较。 表8铁路资本的增长：年度平均数（千单位） 1900—1907年1908—1915年 变动百分比 路轨铺设哩数a5.12.8 -45.1 机车增加数b2.31.4 -40.5 运输车厢增加数b87.043.8 -49.4 a年历年度。 b6月30日终止的年度。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57年》，第2次印刷，华盛顿，1961年，第428—430页。 还可以合理地假定，虽然我们不知道怎样去从统计上加以证明：铁路所造成的新的经济地理格局和新的国民产品构成到1907年已经变得颇为稳定了。换言之，甚至在南北战争之前即已开始的大震动，大体已经过去了。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那末，资本主义历史中最大的外部刺激是在1907年失去了它的惊人力量的。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理想的机会来测验我们的理论。一种划时代的发明所提供的动力已经逐渐减小了。下一个划时代的发明，汽车，刚刚在经济舞台上出现，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暂时还很小或根本没有。在美国卷入一次大战之前，还得经历一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如果这个理论是健全的，在1907—1915年这个时期就应当有清楚明白的停滞征兆。 而这的确是有的，虽则大多数现今的经济学家似乎都忽视了它们。在三十年代进行的关于停滞的“大辩论”中，我们不记得曾、经遇到任何对1907—1915年这个时期的分析。这是颇为令人惊奇的，因为象汉森和斯坦德尔这样的“停滞论者”，如果能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停滞的症状，他们的论据是会得到很大的支持的。〔注：汉森的停滞论观点，主要包含在两卷论文和评论选集中：《完全恢复还是停滞？》，纽约，1938年，和《财政政策与商业循环》，纽约，1941年。斯坦德尔的这种观点，包含在他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中。〕而对于反对的论据——是由熊彼特所大量强调的，说是一次萧条，即使是象三十年代那样严重的萧条，也不能证明有关长远趋势的东西——是可以有效地预先答复的。〔注：J.A.熊彼特，《商业循环》，纽约，1939年，第2卷，第1036页。〕 关于1907—1915年的停滞的证据共有几种，而对于这个时期的更详尽的研究无疑地会提出更多的证据。以下所述，应视为只不过是一种全面分析的序幕。 第一，全国经济研究委员会所搜集的关于商业周期发生的时间的资料，表明周期格局在1907年以后有了显着的改变。表9显示了这一点，表中包括了该会所计算的从1890年至1914年的七个整个周期。 表9商业周期的格局，1890—1914年 周期顺序整个周期 持续月数 最低点 最高点最低点扩张 收缩 11891年5月 1893年1月1894年6月 2017 21894年6月 1895年12月1897年6月 1818 31897年6月 1899年6月1900年12月 2418 41900年12月 1902年9月1904年8月 2123 51904年8月 1907年5月1908年6月 3313 平均， 周期1—523.217.8 61908年6月 1910年1月1912年1月 1924 71912年1月 1913年1月1914年12月 1223 平均， 周期6—715.523.5 资料来源：R.A.戈登，《商业波动》，纽约，1952年，第216页。 在头五个周期，扩张大于或大体上等于收缩，而在后两个周期，则收缩大于扩张。平均的扩张和收缩长度大致恰好彼此相反：在头五个周期，平均扩张为二十三点二个月，平均收缩为十七点八个月；在后两个周期，平均扩张为十五点五个月，平均收缩为二十三点五个月。 索普的著名的《商业编年史》所说的情形也相类似。从1890年至1907年的十八年，在索普的定级中，六年得到了毫无保留的“繁荣”级别，还有五年得到略带保留的“繁荣”级别。从1908年至1914年的七年中，没有一年得到了毫无保留的“繁荣”级别，只有三年得到了有保留的“繁荣”级别。〔注：W.L.索普，《商业编年史》，纽约，1926年，第136—142页。〕有趣的是：熊彼特从索普的《编年史》中直接引用了这个材料，他对这个材料的正确性和有用性予以高度评价，并说它很好地表现了他正在分析的1898—1907年和1909—1914年这两个“较短时期”之间的差别。然而他把这一切只写在一个脚注中，而在正文描述这个时期的一段中却使用完全不同的措辞，同索普的定级很少有明显的关系。〔注：J.A.熊彼特，《商业循环》，第1卷，第427页。〕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在熊彼特的周期史图式中，1898—1914年被假定是同一个长周期的上升阶段相适应的，〔注：熊彼特称之为“康德拉节夫周期”，采用一位俄国经济学家的名字，后者头一个声称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历史中发现了一个长约五十年的周期。关于这个周期存在的证据，我们一直认为是脆弱的和不能令人信服的，而熊彼特对于1908—1914年这个时期的模棱两可的处理，亦无助于消除这种印象。〕而关于1908—1914年事实上正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停滞时期的证据，并不是他最想要予以强调的东西。 第二，在对紧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商业周期至今所作的一种最详尽的研究中，一开头就承认1907—1914年这个时期的特点，并着手加以解释。〔注：W.C.施吕特，《战前的商业周期，1907年至1914年》，纽约，1923年。〕我们从《序言》中引证一段： 这个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在美国造成1910—1911年和1913年的商业萧条的原因。可是，任何这样的研究也包括联系到国外商业状况的正常消长来讨论这两次萧条的过早出现。可以忆及，在1909年的复苏已经顺利进行、一个高度繁荣的时期已经呈现预兆之后，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商业正在继续不断地大踏步前进——在那里只是因为农业歉收而发生了一次温和的反作用——而在美国却出现了不曾预期的1910—1911年的萧条。 还可以忆及，当1913年的萧条在美国出现时，世界普遍的商业状况正在接近于一次繁荣周期的终了，然而，即使是这样，当欧洲的商业状况仍在繁荣中时，这个国家却已经陷入了一种萧条状态。 施吕特对于这些事实的“解释”（认为是由于美国银行和信贷机构的缺乏伸缩性）甚至从来没有触及到需求落后这个真正的问题，但是他所找出的事实却并不因此而丧失其重要性。 普通经济史的作家倾向于用相似的方式处理1907—1914年这个时期，虽则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证据帮助不大，因为他们很可能是大大依靠索普的《编年史》和施吕特的专著作为资料来源。举福克纳的颇受尊重的关于美国进入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历史为例： 1909年的上升历时甚短。随之而来的是1910—1911年的萧条，1912年的第二次上升，和1913年的再度下降。1907年的低潮比一般所认为更为重要。从那一年起，到美国在1915年感受到战时繁荣的影响为止，美国经济史基本上是一部关于短促的突然兴隆和衰退的历史。〔注：H.U.福克纳，《放任主义的衰落，1897—1917年》，纽约，1951年。〕 在这里，对这种经蒂表现不佳，即1907年的低潮“比一般所认为的更为重要”的解释，只不过是以命题论证命题。但是福克纳意识到1907—1914年的经济的确表现不佳，这可以认为是在经济史学家中间普遍接受的知识状态的反映。 我们把从我们看来似乎是对1907—1914年日益增长的停滞的最有力的证据保留在最后。其理由是读者所熟知的：失业和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是剩余吸收不足的最可靠的标志。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开工不足没有数字可考，但有追溯到1900年的关于失业的可用的统计数列。〔注：《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57年》，第73页。关于资料来源和说明，参阅第68页的数列D46—47的附注。〕所谓“可用”，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数列对于任何一定时候或一个时期的绝对失业人数提供了一幅正确的图画。根据我们的判断，现在官方计算失业的方法严重地低估了失业的数量；既然对较早年代的估计也是在尽可能可比的基础上作出的，在这种程度上它们也必定低估了失业数量。〔注：参阅菲利普·伊登《对于失业的比较充分的测算》，《当代经济评论》（经济与商业研究所，伊利诺斯大学），1959年11月。〕然而在把这一年同那一年、这个时期同那个时期拿来比较时，这种数字还是有用的。在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失业的趋势和消长而不是它的绝对水平，所以我们相信可以颇具信心地利用这种数字。表10提供了1900—1963年的数列，图3以图表的形式表现了同一数据。对于以后各个年份，我们马上就有机会加以评论。 表10失业率，1900-1963年（对民用劳动力百分比） 19005.019164.8193223.619483.4 19012.419174.8193324.919495.5 19022.719181.4193421.719505.0 19032.619192.3193520.119513.0 l9044.819204.0193616.9l9522.7 19053.1192111.9193714.319532.5 1P050.819227.6193819.019345.0 19071.819233.2193917.219554.0 19088.519245.5194014.619553.8 19095.219254.019419.919574.3 19105.919261.919424.719586.8 19116.219274.119431.919595.5 19125.219284.419441.219605.6 19134.419293.219451.919616.7 19148.019308.719463.919625.6 19159.7193115.919473.619635.7 资料来源：1900-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第73页；1958-1963年，经济顾问委员会，《经济指标》，当年各期。 图3格外清晰地表明了1907年和1908年之间的明显的不连续性。除了1920—1921年的颇为特殊的情况以外，这是在大萧条以前任何一年中的最大的上升，比1929—1932年的年度平均上升数略高。使1907—1908年的情况同1920—1921年有所不同而与1929年及其以后年代相似之处是：在急剧上升之后，失业率并没有迅速回到以前的水平，而是在若干年的时期内停留在较高的水平上。1900—1907年这八年中的年度平均失业率为百分之二点九；而在1908—1915年则为百分之六点六。而且，从1900年到1907年，失业率从未达到百分之五的高度；而从1908年到1915年，则只有一度落到百分之五以下。最后，当经济进入在各方面表现为一次严重的萧条时，失业率在1914年升到了百分之八，而在1915年升到将近百分之十。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有力的证据，证明1907年以后的年代的特点是，剩余吸收的困难日益增剧，并产生了一种我们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所习见的“爬行的停滞”。如果对于这些事实还有任何其他的解释，我们肯定会准备根据它的是非曲直来予以考虑。但在我们还不知道有这种解释以前，我们感到有理由作出这个结论：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曾到来，1910—1920年将以异常萧条的十年载入美国史册。我们并不是主张说，大萧条会早十五年出现。到1915年时，汽车时代已经开始，它在生活格局和消费习惯中所带来的巨大震撼也许会造成一种繁荣——即使从来没有发生那次大战的话。但在此之前，全国很可能从萧条力量在一种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怎样深刻地和普遍地发生作用吸取良好的教训；而当大萧条终于来到时，也肯定不会显得是那么骇人听闻的意外袭击。 3 然而战争终于来到了——正在关键的时刻；而局面就从停滞变成了繁荣。在1918年11月的停战协定以后，有一次短暂的温和的“从战争时期转变到和平时期的恢复危机”，它在1919年的春天为战争后果的繁荣所代替。物价在战争中已经高涨，战争后果繁荣的第一阶段很快就发展成为投机的狂热。1922年气泡爆裂了，批发物价从1921年的一百五十四点四急剧跌落到1922年的九十七点六（1926年=100）。但是伴随着的萧条虽是剧烈的，却是短暂的：战争后果的繁荣只是被打断，没有被扼杀。特别是，对住宅和其他各种建筑积压的需求还是很强大的，并且是在以后几年经济局势中起支配作用的特征之一。同时，第一次巨大的汽车化浪潮——可以从1915年左右算起，并且在战争中连续不断地向前推进——正在达到顶峰，产生着多种多样的副产品和间接效果：市郊化，公路建筑，辅助性的工业，等等。汽车的实际生产在1929年（生产四百五十万辆）以前没有超出1923年的水平（三百六十万辆），但是汽车的影响能够更加正确地用使用中的汽车数目的增长率来表明；而在这十年中这个比率一直是很高的。图4表明1911年至1962年汽车的工厂销售数和登记数——非常接近于生产的数量和使用的数量。1915年至1929年间登记数量增加到十倍（从二百三十万辆增至二千三百一十万辆），表明了在这些年代中汽车的巨大影响。因此，这是不奇怪的：当战争后果的动力减弱时——在1925年左右，这一年建筑达到了它的最大限度——汽车化的势头已经足够强大，可以使繁荣维持更多几年。 对于失业数字的考察，表明剩余的吸收事实上是进行得很顺利的（表10，图3）。就整个十年来说，平均为百分之五，这个数字由于1921年的通货紧缩所造成的衰落而提高了。就1923—1929年的七年来说，平均为百分之三点九，与1900—1907年的数字接近，根据任何有关的历史标准来看，肯定是很低的。 然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二十年代的繁荣——大受赞美的“新世纪”——的表面之下，灾难的种子正在忙着发芽。刚刚足以维持一个充分就业的合理近似值的投资率，比支持经济成长率所需要的投资率要高得多。结果，1923年以后过多的生产能力迅速积累了。从唐纳德·斯特里弗在设备利用与投资的关系这个有趣的研究中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二十年代的设备利用率指数。〔注：唐纳德·斯特里弗，《设备利用与商业投资》，伊利诺斯大学公报，第57卷，第55期，1960年3月，第64页。〕斯特里弗编制了1920—1955年制造业和采矿业的生产能力指数，并把联邦储备委员会编制的工业生产指数同它放在一起。如果我们用送个生产能力指数去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指数，我们就可以得到设备利用率的大致规模。表11表明了二十年代的结果。 表11设备利用率，1920——1929年（百分比） 192094192591 192165192689 192280192783 192394192882 192484192983 资料来源：唐纳德·斯特里弗，《设备利用与商业投资》，伊利诺斯大学公报，第57卷，第55期，1960年3月，第64页。 我们可以看出1925年以后设备利用率不断下降——或多余生产能力不断增长，这是事情的另一方面。显然，在这十年的下半段中投资达到了难以支持住的高水平：剩余的吸收暂时进行得很顺利，但付出的代价是随后几年的灾难性的崩溃。〔注：关于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的理论解释，参阅上面第82—88页。〕1929年至1930年设备利用率的突然下降（从八十三降到六十六），反映了从1928年和1929年头三个季度开始进行的许多工程项目已经完成，以及在1929年秋股票市场垮台后新工程数量的急剧削减所导致的普遍的不景气。 斯特里弗的数字可靠地反映了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情况，已由布鲁金斯学院的众所周知的研究，1934年刊行的《美国的生产能力》有力地证实。〔注：E.G.诺斯及其同事，《美国的生产能力》，华盛倾，1934年。〕在美国经济学家所进行的关于生产能力的这个首次的认真研究中，布鲁金斯的调查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说，1929年美国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平均为百分之八十三，这个估计同斯特里弗通过完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数字恰巧完全不谋而合。 4 由于大萧条的袭来，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罕见地接近于全体一致）认为它是同美国正常的和自然的历史道路显着背离的。美国经济学家作出了两种主要的尝试去加以解释，都是在三十年代。汉森提出了熊彼特所恰切地称呼的“投资机会逐渐消失论”，引证较低的人口增长率、较新发明中的资本节约偏向以及所谓在本世纪终了以前边远地区（thefrontier）消失等作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注：参阅他的《完全恢复还是停滞？》和《财政政策与商业循环》，两者均已在上面第215页的脚注中引用。〕这个理论的巨大优点是在试图把三十年代的深刻萧条状况去同客观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它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特别是那些年青的经济学家，他们受了凯恩斯学说的熏陶，倾向于从影响投资数量的因素中去寻找萧条的原因。 与这个理论相反，熊彼特本人主张，——从我们看来似乎是有说服力的，——汉森所强调的因素（即使假定它们是实在的和有关的；而这是熊彼特所决不愿意做的），没有一个是能单独地或联合地说明象大萧条这样一种如此突然和如此空前的经验的。熊彼特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他把这次崩溃的严重性归之于三种周期——他相信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的最低点都偶然碰到了一起，再加上各种独特的历史事件，其起源他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农业的过分扩张，银行和信贷制度中的弱点，1931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等等）。他的理论的第二部分——这是真正紧要的部分——企图用一种政治因素去解释1933年以后的恢复的弱点和不完全，即所谓新政的反资本主义偏向，这不仅存在于它的立法中，更多地是存在于它用来执行它的立法的那种精神中。〔注：J.A.熊彼特，《商业循环》，第2卷，第15章，特别是D节（《使人失望的瓶颈》）。〕 熊彼特关于三十年代的理论自然受到了保守派和反动派（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的人）的热烈欢迎，可是对于在1929年以后达到成年的一代经济学家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并且可以说是由他的学生和最热烈的赞扬者之一——阿瑟·斯密西斯的论文给予了致命的一击。这篇论文题为《三十年代的美国经济》，是1946年1月在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提出的（并且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它是在熊彼特自己对二十年代作了分析之后立即提出的），它无情地揭露了任何这样一种企图的空洞性：把大萧条当作所谓激进政治的一种副产品而解释掉。 其后不久，战后的繁荣和“美国大庆典”就来到了。美国的经济学家们松了一口长气，马上把三十年代当作恶梦一般完全抛到脑后去了。约瑟夫·斯坦德尔的有权威的论文《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1952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每一个严肃的分析家看来都会认为是对于他的科学责任感的一种持续的挑战，这部书却实际上被人忽视了，直到今天，丝亳没有受到它所完全应得的注意。可以不怕反驳地说：美国经济学界，甚至一般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这样一种现象确实没有什么理论来说明：这种现象也同任何其他现象一样，在二十世纪第二个三分之一的时期内决定了整个历史的进程。 在这种背景下，似乎很清楚：我们的理论的主要优点是，它很容易地并且合乎逻辑地，不是把大萧条解释为“大例外”，而是把它解释为美国经济制度运行的正常产物。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停滞趋势，在1907年以后的年代中已经开始统治经济舞台。战争和汽车曾经将其淹没，但只是暂时的。在三十年代，它们又浮到表面上来，在经济史的整个十年上打下了它们的不可磨灭的烙印。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一个极其清晰的印象：在一个持久的时期内，当外部剌激降到最小时，这个制度是怎样运转的，使马克思所称的它的“运动规律”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让所有的人都看到。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是一种背离的东西，事实上是这种制度永远倾向的理论准则的具体实现。 自然，没有一种一般理论（象本书中所提出的）能够说明历史进程的全部细节。1929年以后下降的急剧性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熊彼特所强调的因素——除了他的三种周期的图式之外，这从我们看来似乎缺乏合理的根据——肯定是起了重大的作用，就象其他的“偶然事件”一样（例如在赫伯特·胡佛及共和党领导下美国寡头统治集团所采取的政策的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愚蠢）。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不可避免的是：经济或快或慢地会沉入一种深刻的停滞状态；从这种状态中它只能作出半心半意的努力去浮现出来——直到它再度被一种足够强大的外部刺激（这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向前进为止。 为了避免误解，必须着重指出：上面提出的论证，丝毫不包含这样的意思——汽车化的力量到1929年已经耗竭了。显然，正如图4中上面一条线所表明的，另一次巨大的汽车化浪潮仍将到来，它注定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巨大的作用。然而，甚至二十年代汽车的强大推动力，象我们所看到的，也不能维持那个时期的投资的高涨。而当萧条袭来时，它的袭击力量是如此势不可挡，以致汽车化的进一步发展被有效地阻止了整整十年。从1929年到1933年，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数目实际下降了，要超过1929年的水平还得经过三年；从此以后，直到这十年的终了，增长数不超过早先十年中可比时期增长数的一半。只是在战争中汽车存货受到严重侵蚀以后，以及在战争后果繁荣的一般推进浪潮中，汽车化连同它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分枝才能再度成为一种主要的刺激。 三十年代的萧条是多么深刻——或者，从另一方面来看，剩余吸收过程的垮台是多么彻底——可以根据若干种指标来判断。第一，自然是失业的空前未有的规模（表10，图3）。虽然在1908年到1915年这些可以称为半停滞的年代中失业数字平均为劳动力的百分之六点六，它在1930年至1939年这个全面停滞的十年中却升到了令人惊愕的平均百分之十八点二。 从斯特里弗的数字得出的设备利用率指数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况。表12是表11的继续，列举了三十年代的数字。 表12设备利用率，1930—1939年（百分比） 193066193568 193153193680 193242193783 193352193860 193458193972 资料来源：唐纳德·斯特里弗。《设备利用与商业投资》，伊利诺斯大学公报，第57卷，第55期，1960年3月，第64页。 可见，在三十年代达到的最高设备利用率（1937年的百分之八十三），仅仅比二十年代的最低设备利用率（1928年的百分之八十二）略高。平均数也是同样惊人的：从二十年代的百分之八十四点五降到了三十年代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四。 甚至这些数字，尽管是引人注目的，也未能表达三十年代萧条的真实深度。这些数字吿诉我们：在1939年，即当这十年将近终了时，全国的劳动力将近有五分之一，生产能力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在闲置着。从这一点，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即使把更多的工人纳入劳动力中，资本设备的使用比通常的强度更大，产量也不会增加到——譬如说——三分之一以上。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在战争的影响下，以及由于资本市场的内在束缚暂时被解除，工业生产却增加了一倍以上，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分之二以上。而且这种增长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出现的：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净投资没有增加，而且在最富生产能力的年龄组别中有一千一百万人以上被动员到武装部队中去了。虽然不论是人力还是设备自然都不能以战争时期的最高强度永远继续不断地使用，我们还是认为，1939年至1944年间所达到的生产惊人扩大，足以确凿证明：官方的失业估计数字以及通过广泛接受的统计方法得出的设备利用数字，都大大低估了在一种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人力物力资源利用不足的程度。这种偏向是很自然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没有兴趣去强调私人企业制度的缺点，透露——哪怕只是在字里行间——一种合理地组织和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能够表现得怎样更好。失业和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的继续存在是无可否认的，但可以而且正在被估计得最低。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指出，经济上升，不管是怎么开头的，都会造成剩余的迅速增长——在绝对数上以及作为总产量的一部分。一当这种日益增长的剩余中寻求投资机会的那一部分超过了可供利用的投资出路时，扩张立即停止，剩余的增长亦立即停止。而这样一个上部转折点“在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或劳动的充分就业实现以前，可能早已达到了。”〔注：上面，第88页。〕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三十年代的商业周期为这个命题提供了充分的例证。表13表明了1929—1938年间的国民收入，纳税后的公司利润，股息，未分配的利润以及利润（或亏损）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年度数字——得不到1946年以前按季度分列的数字——不免稍稍歪曲了这幅图画，但是主要的轮廓已经显示得足够清晰了）。当收入下降时，利润的缩减（或亏损的增加）要快得多，反之亦然。另一方面，股息比收入或利润要稳定得多。结果，从1930年至1936年的每一年中，整个公司系统要从资本中拿出钱来支付它的股东。 表13利润和国民收入，1929-1938年（百万美元） 国民收入纳税后的公司利润 股息未分配的利润利润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192987,8148,259 5,8132,446 9.4 193075,7292,480 5,490-3,010 3.3 193159,708-1,278 4,088-5,366 -2.1 193242,546-3,402 2,565-5,967 -8.0 193340,159-370 2,056-2,426 -0.1 193448,959972 2,587-1,615 1.9 193557,0572,194 2,863-6693.8 193664,9114,331 4,548-2176.7 193773,6184,733 4,685486.4 193867,5812,271 3,187-9163.4 资料来源：《1962年经济指标补编》，华盛顿，1962年。 利润中寻求投资出路的份额终于在1937年又变成了正数；但是由于没有外部刺激发生作用，投资出路实际上并不存在。正是因为无法为日益增长的剩余找到出路，就使经济上升停止下来，并突然造成1937年下半年的急剧衰退。而所有这一切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现的：此时约有百分之十四的劳动力和百分之二十的生产能力仍然是在闲置着。垄断资本主义没有外部刺激就处于停滞状态而无力自拔，难道还有比这更能令人信服的证据吗？ 5 对于战后时期的解释，在我们的理论上不产生什么严重问题；战争后果的繁荣所起的作用，以及军事预算的大量增长对于支持一个相当高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意义，已经充分强调指出了。但是如果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这些是这个时期中对经济的仅有的有力支柱，那是不对的。同样重要的，还有汽车化和市郊化的第二次巨大浪潮，由于不动产抵押和消费信贷的惊人增长而使它增添了力量。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和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第二次汽车化浪潮在此时出现？为什么它不在1937年出现，使三十年代的恢复延长下去，并使它变成一次全面的繁荣呢？毕竟，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或技术上的突破，人们在战前大概也和在战后一样，“需要”更多的汽车和市郊生活。 回答是：人们在1937年不曾具有所需要的购买和借贷能力，去使事情发动起来，而在1945年以后他们却具有这种能力。在战争期间，消费者偿清了债务，积累了大量的现金储蓄。当他们又可以自由花费和借贷时，他们能够并且确曾把自己对于汽车和郊区住宅的“需要”变成有效的需求。一旦这个浪潮相当发动起来之后，它就逐步积累了自己的势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典型实例。如果只有少数人购买汽车并移住郊区，事情就这样完结了。但是如果有许多人这样做，所有各种事情就都变得有利可图或成为必要，否则不会是那样的——商业中心可以代表有利可图的一种，学校可以代表必要的一种。〔注：人口普查局给它所称的“标准都市统计区”提供的人口数字，指明了究竟有多少人被卷入这个运动。在1950年至1960年（1940年的可比数字无法得到），在这些区域（但在中心城市以外）居住的人口增加了三千六百八十万人，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五十。这比同一个十年中全国人口增加总数还多三分之一左右。〕产生了一种滚雪球式的扩张效果，它继续发生作用，直至达到山脚为止，即直至国内移民已经平息，必要的新的便利条件已经提供。在本书写作时，战后将近二十年已经过去了，还不可能说整个运动将在何时失去它的动能。〔注：在使第二次汽车化和市郊化浪潮增强的所有许多因素中，有一个是在对这个题目如果作详尽的论述时就会值得仔细加以分析的，我们对它至少应当在脚注中提出一下，这就是联邦政府赞同并在事实上补助个人住宅所有制的无数互相交织的政策。〕 这样，美国经济在战后时期的表现就没有什么神秘了。由于战争后果的繁荣引起了几千万人生活格局的大变动，由于军事支出增加了将近四倍，——从1947年的一百十四亿美元增至1963年的五百五十二亿美元，——可以满有把握地说，自从铁路时代达到顶点以来，美国经济在和平时期还没有经受过如此强大的刺激。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刺激是强大的和持久的，习见的剩余吸收不足的症状——失业和设备利用不足——却在一个很早的阶段即已开始出现，并且除了周期性的波动之外，逐渐变得更为严重。表14显示了主要的情况。〔注：设备利用指数，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指数作分子、以麦格劳—希尔的工业生产能力指数作分母来编制的。在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现在使用的关于生产能力的一切估计中，麦格劳—希尔经济学部的估计从我们看来是唯一全面的，它并没有系统地排除或低估也许是战争以来生产能力增长的最重要的方面：由于技术的或组织的进步所造成每一美元价值的厂房设备的效率增长。麦格劳—希尔的估计是从向生产者直接发送调查表得来的，这种程序有它的困难和弱点，但是它避免了所有把生产能力同股本（不管怎样下定义）的美元价值等同起来那种方法的下降偏向。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对生产十七种主要材料的工业的生产能力的估计（它主要是以工程方面的数据为根据的），也避免了用股本价值方法所作估计的一般下降偏向。五十年代中生产这些主要材料的工业部门的加权平均设备利用率的下降同麦格劳—希尔对整个工业的估计非常接近，这个事实颇能证明麦格劳—希尔方法的可靠性。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参阅《生产能力的测度》，联合经济委员会经济统计小组委员会证词录，第87届国会，第二次会议，1962年5月14，22，23，24日。〕 表14设备利用率和失业率，1950—1963年 设备利用率（1950年=100）失业对劳动力的百分比 19501005.0 19511033.0 1952992.7 1953982.5 1954875.0 1955924.0 1956893.8 1957854.3 1958766.8 1959815.5 1960815.6 1961806.7 1962835.6 1963835.7 资料来源：关于设备能力指数的说明，参阅本页脚注。麦格劳—希尔的关于1950—1961年的设备能力估计，见该脚注所引《证词录》第11页；关于1962年和1963年的数字，见麦格劳—希尔的新闻稿，1963年4月26日和1964年4月24日。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业生产指数和失业对劳动力的百分比，见经济顾问委员会，《经济指标》，现行各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表所包括的时期在终了时的失业状况，实际上比表中数字所表明的要严重得多。在1960年至1963年，劳动力参加率下降了百分之一，这意味着，除了由于死亡和退休的正常减少外，约有一百三十万工人从劳动力中退了出来。这种中途退出的主要原因只不过是，当工作机会稀少时，许多人感到失望，因而放弃了寻找工作。如果我们把中途退出的人数同官方计算的失业人数加在一起，以便对客观情势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概念，我们就会发现，1963年的失业人数是占劳动力的百分之七点一而不是百分之五点六。〔注：即使这样做，也还是低估了实际的失业人数，因为在1960年就已经有许多人没有由官方统计包括在劳动力中，这些人如果有工作机会是会就业的。在一个最有趣和最有价值的关于劳动参加率变动的研究中（《民用劳动力参加的周期变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64年11月），肯尼斯·斯特兰德和托马斯·德思伯格按他们所称的“充分就业劳动力”来估计失业的百分比，所谓“充分就业劳动力”即如果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五（“高度充分就业”）或百分之四（“低度充分就业”）时也会工作或寻找工作的人数。他们称这个百分比为“差距失业率”。使用高度充分就业标准，他们得出了如下的差距失业率，包括从1953年至1963年的每年11月（第388，390页）： 19535.719564.819597.8196210.3 19547.619576.919608.5196310.4 19554.919588.6196110.0 这样“可以看出，自从1956年以来，差距失业率的趋势是相当稳定的。……的确，我们的分析暗示，失业状况在不断恶化。”（第388页）斯特兰德和德恩伯格的研究还有一令副产品，就是发现“1975年的潜在劳动力至少要比劳工统计局现在提出的数字多四百万人，并且很可能多五百万人。”（第378—379页）〕 仍待补充说明的只是：1963年是一次持续上升的第三年。失业甚至在商业周期的扩张阶段也在增长的这样一种经济，肯定是处在困难的深渊中。随着军事支出显然已经达到了顶峰，自动化的步伐不断加速，青年人的洪流（四十年代“婴儿繁荣”的产品）日益涌进劳动市场，美国经济的前途看来是并不光明的。发展，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本来可以大大推进全体的富裕，但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却构成了对劳动人民中越来越多的人的生存本身的威胁。
七．剩余的吸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七．剩余的吸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上章末尾提出的问题可以重新表述如下：为什么美国寡头统治集团今天需要并维持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而它在过去却经常同那么小的一个军事机器相安无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军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资本主义从它在中世纪的最初萌芽时候起，从来就是一种国际制度。而且它从来就是一种等级制度，顶峰有一个或几个领导的宗主国，底层有居于完全从属地位的殖民地，中间有许多层的上级和从属关系。这些特点，对于这个制度的整体以及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运行是极关重要的，虽然这个事实的重要性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贯忽视或否认了，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也常常对它低估了。〔注：马克思本人是懂得资本主义的国际结构的极端重要性的，但是《资本论》的写作计划，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活到能完成他的著作这一事实，造成了一种似乎是普遍的印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关于列宁自然不能这么说，但甚至在今天，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似乎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只能被理解为各国资本主义的集合体。因此，奥利弗·考克斯在他的《作为一种制度的资本主义》一书（纽约，1964年，第14章）中提出的批评是有根据的，他的再三坚持这一点是有价值的：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对于构成它的各个国家单位的性质和运行一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如果不把这个制度的国际性放在分析的最中心，就会完全不可能懂得军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队只在国际领域内使用。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是用来剥夺、镇压和用其他方式控制国内的劳动力的。但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在今天的美国，通过军事机器来吸收剩余——而言，这一方面不甚重要，可以存而不论。〔注：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也把事情的另一方面放到了视野之外：这一方面如果从不同的关系去看，必须列为极端重要的。战争的技术和军队的组织与供应一向——不仅是在资本主义下——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peculiumcastrense〔军营里的财产（指古代罗马人军营中的士兵的个人财产）。——编者注〕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fabri〔古代罗马人军队里的作业队或军事工匠。——编者注〕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用途，看来最初……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9月25日，《通信选集》，第98—9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5—336页）。〕我们可以集中注意于军队的国际用途。 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各个国家的等级关系的特点是：有一整套复杂的剥削关系。处于顶峰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剥削所有处在下层的国家；同样，处在任何一定级别的国家又剥削处在它下面的国家，直至我们达到最低一层再没有可供其剥削的国家为止。同时，处在一定级别的每个单位，又力图成为在它下面为数尽可能多的单位的唯一剥削者。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对抗关系网，其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对抗，互相竞争的剥削者又彼此对抗。丢开法律范畴不论，我们可以称处在等级制度顶峰或接近顶峰的单位为“宗主国”，称处在底层或接近底层的单位为“殖民地”。某一个宗主国的剥削领域就是它的“帝国”，竞争者被或多或少有效地排除在外。处在中间阶层的有些国家可能被并入一个帝国之内，有的偶尔甚至还带着它自己的一个帝国一道（例如，葡萄牙和葡萄牙帝国是较大的英帝国的两个附属单位）；其他处在中间阶层的国家可能还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如美国在开国后的最初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内那样。 现在很明显，所有的国家——除了处在底层的附属的和毫无防御能力的国家——都需要有军队来维持、可能时并改进它们在剥削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某一国家在某一时刻究竟需要多少军队，依它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以及当时整个等级制度中的关系格局为转移。领导的国家永远需要有最大的军队，它们的需要的大小，随在它们中间是否正在进行争取最高地位的积极斗争为转移。次一级的国家的需要也作为几个变数的函数而时有变化，特别是随它们同一个或几个争取领导权的竞争者建立保护性同盟的能力而变化。 这个图式是从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提炼出来的，自然能够从同一来源得到说明。这样，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就是高度“军事化”的世纪——在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几乎是不间断地进行了争取建立帝国和领导权的斗争，最后缩小到英法之间的长期决斗。1815年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之而来的是半个多世纪的英国统治下的和平。有一个不受到挑战的领导者处在顶峰，通过它自己的力量和一种有伸缩性的联盟制度而使整个制度得到稳定，军国主义的强调和军队的需要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大为降低。〔注：很自然，资产阶级思想把这种情势看作是正常的而不是例外的，这个结论因为下述情况而看来似乎更为有理了：这也是这样一个时期，英国在工业上大大走在它的主要竞争者前头，因而它能够提倡自由贸易主义，并把所有以往的帝国曾经用来环绕自己的垄断和保护工具中的好些东西安心地抛弃掉。政治经济学现在把帝国主义和战争不看作是使国家致富的手段（这是重商主义的观点），而看作是国家对资本积累的不正当的侵犯。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走得这样远，以致宣称——用熊彼特的话来说：“现代和平主义和现代国际道德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结构和态度越加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看到它就越加是和平主义者——它就越加倾向于计算战争的成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第128页。 重要的是要了解：一百年以前，这种立场中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因素。在竞争条件下，并含默地假定有充分就业时，认为浪费的政府支出是资本积累的制动器，并从而加以反对，那是正确的。可是在今天，这种思想——人们偶尔在《华尔街日报》和类似的旧式保守主义堡垒中遇到——纯粹是一种时代错误。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特点是闲置的人员和闲置的机器，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浸透在凯恩斯主义中——充分理解到：额外的政府支出，不管其结果是多么浪费，总是提高收入和利润的。而且，最大的和最有势力的公司得到军火合同的最大份额，并把它们可能随带的任何额外赋税转嫁到自己的顾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本身）身上。在此种条件下，肯定再没有任何理由让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以它的和平主义和它的计算军国主义成本的偏好而自豪。〕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挑战，分别从在普鲁士领导下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明治维新开始，自然就推翻了这种相对的平衡，直接导致军国主义的新高涨，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点。 说了这么多理论上的开场白以后，我们可以略举美国资本主义军事实力需要发展情况的梗概。美国远在它获得独立并成为国家之前，早就是扩张主义的和有帝国野心的，但是早期的国家领袖们并不怀抱这样的幻想：认为他们能够成功地向较老的帝国主义列强挑战，起到最高的领导作用。〔注：参阅R・W.范阿尔斯泰因的卓越研究，《正在升起的美帝国》。范阿尔斯泰因表明：“美帝国的概念和它的未来发展的主要轮廓，到1800年时就完全具备了。”（第100页）〕因此，他们追求一种建立联盟和缔结密约的政策，旨在利用各领导国家的需要和冲突，取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由于同法国建立联盟反对英国，才使独立本身成为可能；拿破仑同意了从美国的观点看来是极端有利的路易斯安那州的购入，因为他希望这样可以加强美国对英国统治大西洋的对抗。1815年以后，在英国领导权不受挑战的时期，美国基本上扮演着英国同盟者的脚色，可是对于自己提供的支持总是索取最大限度的代价。在十九世纪，华盛顿用这种方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虽然还是第二流的帝国，并且坚持要求成为一个更大的帝国（特别是在门罗主义中），而从来没感到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庞大军事机器。 到徳国人和日本人准备发动他们争取领导地位的斗争时，美国已经达到了“有”的强国的地位，它不得不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其他“有”的强国联合起来。可是，这并没有阻止美国去提出它自己的领导权的要求。事实上，从1914年至1945年的整个时期内，美国的相对实力或多或少在继续不断地增长，以它的盟国和敌国两者为牺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了时，美国以一个没有争论的领导国出现，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完全和1815年后的英国一样是主宰一切的。 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在两次大战期间大大膨胀起来的美国军事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保留着按任何和平时期的标准来说是巨大的规模。没有争论的领导国必须通过它自己的军事力量或通过操纵联盟或通过两者来保持一种明显的军事优势。美国选择了两者。同时，当各个旧的殖民帝国日益瓦解时——这是由于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我们不能在这里加以分析——美国利用它的军事和财政力量，去吸引它们之中的大部分到它自己的新殖民帝国中来。〔注：主要由于它自己的历史是一个不得不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前殖民地，美国的扩张主义很少采取殖民主义的形态。因此，美国首先采用——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今天习惯称为新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剥削形式。这个长期的经验，大大促进了把英国以及其他旧殖民帝国的前殖民地变成美国的新殖民地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庞大的世界规模的美帝国出现了，控制这个帝国和担任它的警察使美国的军事需要大为增加。〔注：究竟这一国或那一国应否算作属于美帝国，自然存在着合理的意见分歧。我们提出下面的名单作为保守的估计：美国本身及少数殖民领地（特别是波多黎各和太平洋岛屿）；除古巴以外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加拿大；近东和中东的四个国家（土耳其，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南亚和东南亚的四个国家（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南越）；东亚的两个国家（南朝鲜和台湾）；非洲的两个国家（利比里亚和利比亚）；欧洲的一个国家（希腊）。按照这种计算，1960年的美帝国规模如下： 面积（千平方英里）人口（百万） 美国及其领地3,682183.3 十九个拉丁美洲国家7,680196.5 加拿大3,85217.9 四个近东和中东国家1,69355.5 四个南亚和西南亚国家735161.3 两个东亚国家5235.3 两个非洲国家7222.5 一个欧洲国家518.3 共计18,467660.6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描要，1962年》，第7，第911—912页。关于南越，《世界年鉴》1962年，第387页。〕 这样就容易说明，为什么美国的军事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依然很大。但英国在十九世纪也具有同样的经历，却没有感到军事实力不断上涨的需要。事实上，英国的经历似乎可以支持这种观点：一个没有争论的领导国本身的存在，就具有稳定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中所有各单位的需要、包括领导国本身的需要的效果。 2 为了说明为什么美国的军事需要在战后时期迅速扩大了，我们就必须超出以过去的资本主义经历为基础的一种理论，而考虑到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即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竞争者和替代者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竞争者的兴起，使得资本主义领导国方面产生不断上升的军事需要呢？ 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舆论制造家——从总统和国务卿到小市镇的报纸主笔——有一个现成的答案：美国必须保护自由世界，使之免受苏联（或中国）侵略的威胁。这种威胁的现实性和严重性或者被认为是当然的，或者经由两种论证得到了“证明”。一系列真实的或指称的共产党行动，从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芬战争），直到南越的拉长的游击战争，被指出作为共产党侵略的“明显”实例。此外，对这种所谓侵略行为的理论上的解释，以一种三段论法的形式提出来了：极权主义国家是侵略成性的，这可以由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得到证明；苏联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所以苏联必然是侵略成性的。 苏联侵略性这个主题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被如此频繁和如此响亮地重复着，以致它现在已被大多数美国人当作事实来接受——就象白天过去就是黑夜来临一般，不会受到怀疑。然而，尽管看来是多么自相矛盾，我们不知道有哪一个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政策的认真的分析家真正相信它。甚至著名的“遏制”主义的理论阐述家，乔治·F.凯南，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机构的头儿，也断然否定了这种看法：苏联是象希特勒德国那样的一种侵略国。〔注：参阅一篇著名的文章，《苏联行动的根源》，作者X〔凯南〕，《外交》，1947年7月。这篇文章正是在杜鲁门总统煽起对苏朕的歇斯底里的恐惧，以便保证国会采纳杜鲁门主义的时候写的。 亚利桑那大学政府系尼尔·D.霍顿教授的一篇优秀的文章值得在这里引用。在提到“假定俄国想要‘进攻’美国和西方”时，他写道：“在所有把这种精神病患者的恐惧当作我国国防和冷战政策基础的普通人中，显然没有一个人曾经不惮辛劳地去证明这种恐惧是合理的。没有人肯费力去冷静地解释为什么俄国有这种企图。……恰好相反，我所知道的每一个有理性的调查过这件事情的人都得出了这种信念：俄国人民或苏联的领袖们都没有这种欲望或企图，他们从来也没有过。”尼尔·D.霍顿，《最近美国外交政策中对国际领导权的挑战》，《社会科学》，1961年6月，第174页。〕在主张苏联政策一向基本上是站在防御方面的各种专栏作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当中，包括许多美国精神生活中的杰出领袖。事实上，很难说出一个题目，比这个题目研究得更彻底或论证得更充实的。〔注：参阅D.F.弗莱明的不朽的著作：《冷战及其根源，1917—1960年》，共2卷，纽约和伦敦，1961年。这个用文件详细论证的研究被弗雷德里克·L.舒曼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舒曼是我国关于国际关系的主要权威之一。（《民族》，1963年1月13日。）〕此外，比较富有思想的政治家，象切斯特·鲍尔斯和参议员富布赖特这样的人，都常常尽力强调这一点：苏联威胁——其存在他们是不怀疑的——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就是在态度上对苏联最好战的那些人，或许特别是那些人，也并不相信苏联政策的侵略性。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 一个主战派包括密谋策划和煽动打起一场战争的人，他们认为国家从战争中将赢得好处和光荣。很难找到一个美国人，他认为今天的任何巨大战争会有许多的好处或光荣。战争呐喊派包括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不管我们怎样做，俄国人是不会打仗的。〔注：《华盛顿邮报》，1963年3月5日。〕 而威廉·S.施拉姆——前任《幸福》杂志编辑，他赞成用原子弹这个最后通牒作为把俄国人赶出东欧的方法——最最强调：“共产主义靠和平来繁荣，它需要和平，在和平中取得胜利。”〔注：弗莱明，《冷战及其根源》，第2卷，第1096页所引。〕 要对这个题目进行全面讨论，自然就必须分析纳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不同，表明两者不但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是处于对立的两极。军国主义和征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本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包含有坚持要从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政策中得到好处的阶级或集团，象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大资本家那样。但在此处进行这种讨论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也只不过是能增强一个在消息灵通的人士看来已经是很明显的结论：苏联对外政策主要是采取守势的，同纳粹德国和它的轴心同盟国的侵略战争政策并无相同之处。 3 美国寡头统治集团需要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其理由必须从别处去找，而不是从并不存在的苏联侵略的威胁去找。一旦我们认识了这一点，并使我们的思想摆脱了寡头统治集团在意识方面和宣传方面的歪曲所带来的黑话和混乱，我们可以立即发现我们所要找的东西：从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夺取政权的时候起就支配着资本主义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同一的对社会主义的无法平息的仇恨，同一的必须予以摧毁的决心。中心的目标永远是这样：防止范会主义的扩张，把它压缩在一个尽可能小的地域内，最后把它从地球上消灭掉。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了的是：用来达到这种不变目标的方法和策略。 当苏维埃制度还在年轻和软弱的时期，似乎真正有希望去资助和供应它的反革命的反对者，并侵入它的领土。当这种努力失败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对战争感到厌倦的工人的抵抗——在苏联的西部边境上建立了一条反动的依附国的封锁线，并不得不接受一个不稳定的对峙时期。十年以后采取的政策是，建立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机器，推动它们最后去进攻苏联。这种策略发生了事与愿违的恶果——的确，如此之甚，以致迫使西欧列强同它们想定的牺牲者建立了联盟。当烽烟从战场上消逝以后，苏联仍然站在那儿——而封锁线被一条一直延伸到欧洲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带代替了。这样，从沙皇俄国的少数几个工业城市发韧的社会主义势力就伸展开来，席卷了从易北河到太平洋的广大地区。资本主义在欧洲和亚洲的传统中心现在要不是化成了废墟，就是摇摇欲坠，仅能幸免于经济崩溃。其次，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在骚动中，社会主义力量对长期建立的制度第一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显然，世界资本主义正面临着空前未有的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美国走出来，承担了组织巨大的资本主义反攻的全部领导责任。这种想法至少早在1945年秋天就在杜鲁门总统的心中形成了，〔注：这由弗莱明，《冷战及其根源》，第1卷，特别是第441—442页确凿地表明了。〕但是美国舆论对此尚未作好准备。在杜鲁门和他的谋士们断定人民以及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们已经准备好赞成世界规模的反社会主义十字军以前，需要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来进行紧张的反共宣传——而温斯顿·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的富尔顿发表的著名的“铁幕”演说或许是它的最精采的场面。 1947年2月24日，英国人在克服一次剧烈的经济危机的斗争中，宣布他们撤消对希腊当权的右翼政府的支持，后者正为反对一次革命的游击战运动、争取生存而战斗。美国的直接反应就是杜鲁门主义。这在事实上是宣布把希腊和土耳其置于美国保护之下，并宣吿“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抗由武装起来的少数人和外部压力所进行的颠覆活动。”用弗莱明的话说： 没有一个声明能够比它更彻底的了。凡是发生共产党造反的地方，美国就要去镇压它。凡是苏联试图推进的地方，不论是在它的广阔周围线上的任何一点，美国就要去抵抗。美国要变成全世界反共、反俄的警察。〔注：《冷战及其根源》，第446页。〕 杜鲁门主义虽然很彻底，它却决没有规定华盛顿的新的全球政策的全部范围。它表明了那种政策的可以说是消极的方面——防止社会主义进一步扩展的决心。积极的方面，包括一整套长远的目标，在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1950年3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发表的两次主要演说中简单而明白地列举出来了。 在第一次演说中，艾奇逊规定美国政策的目的是确立“实力地位”然而，实力地位可能只不过是防守上的战术据点，用它们来保卫现状。它也可能是中间整备区域，从它那里去攻克新的阵地。艾奇逊随即把他的意思说清楚了。他于3月16日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声称，如果两个制度要能共存，某些分歧之点或早或迟必须得到解决。他举出了七个这样的分歧之点；它们可以归结如下： 第一点：徳国的、奥地利的和日本的和平条约，必须使这些国家“自由”——换言之，使它们成为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点：必须在“我们习惯于设想为卫星地区的一整类国家”中采用“有秩序的代表程序”——换言之，当美国在东欧组织反革命时，苏联必须袖手旁观。' 第三点：“苏联的领袖们应当在联合国中放弃他们的阻挠政策”——换言之，苏联必须默认联合国变成美国政策的工具。 第四点：苏联必须接受“控制原子能的现实的和有效的安排和一般的军备限制”——换言之，苏联必须把它在原子能领域内的工作置于一个由美国支配的机关的监督之下，并让它的军事机构接受外部检查。 第五点：苏联必须“停止、并协力防止超越国境线的间接侵略”——换言之，既然“间接侵略”是社些主义革命的通常的假名，苏联必须不仅同意美国采取反革命的行动，而且必须在实际上援助和支持这种行动。 第六点：苏联及其同盟国（只要它还有同盟国）必须让美国官方代表自由出入它们的国境。 第七点：苏联的领导人必须停止批评美国及其同盟国。 威廉斯学院弗雷德里克·L.舒曼教授马上对这“七点”作出了如下的评论：“不谋而合，它们包括了詹姆斯·伯纳姆的《即将来到的共产主义失败》中所提的‘五点’，这本书提出的主张是：‘美国对外政策只能有一个目标：毁灭共产主义势力。’”〔注：《指南针日报》，1950年3月24日。〕自从1917年以来，这的确就是美国政策的指路明星，它到今天依然是这样。 4 为了执行这个全球反共政策，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有： （1）使资本主义势力的传统中心得到最迅速的复兴和增强，并把它们纳入由美国统治的军事联盟中。这些目标，通过1947年6月——杜鲁门主义宣布后刚刚三个月——宣布的马歇尔计划，以及在下一年商订并于1949年4月签字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达成了。同样的政策转变不久也在日本发生，以在1951年签订一个单独的和平条约而吿终。资本主义在西欧和日本复兴的内在条件比表面上所看到的要有利得多。固定资本和受过训练的人力是可以充分得到的；所需要的是流动资本的大量输入，而这是美国所能提供的。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华盛顿可以说是赢得了它在战后时期的一次真正大规模的、极好的外交政策上的成功。 （2）环绕着整个社会主义集团的周围组成一个军事条约和基地网。这种工作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始，至今一直在进行。这个网现在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外，还包括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原称巴格达条约），以及同到处的许多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或“互助”协定：西班牙，土耳其，巴基斯坦，菲律宾，台湾，日本，和许多其他国家。到1959年，美国——根据弗莱明——在三十一个国家总共拥有二百七十五个主要的联合军事基地，另有一千四百个以上的外国基地，包括美国人当时留驻的所有地点和预定在紧急时可以占据的地点。这些基地共计约费四十亿美元，由将近一百万美国军队驻守。 （3）尤其是，美国的政策需要有一切种类和样式的武器，以及运用这些武器的人，去赋予这个世界规模的联盟骨骼以肌肉，从而确立“实力地位”以便抑止社会主义的扩张，并在适当的时候施加足够的对抗压力，迫使它后退。在这些目的不能达到时，必须把军事机构设计得足够强大，以便进行并赢得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从而为用纯粹军事手段最后消灭社会主义廓清道路。 总之，美国寡头统治集团之所以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军事机器，是它遏制、压缩和最后摧毁竞争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目标所产生的逻辑的必然结果。 5 在我们离开需要有军事实力这个题目以前，必须探讨资本主义对一个竞争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予以敌视的原因。如果象有些人似乎所想的，这种敌视主要是基于不合理的偏见和恐惧，象孜孜不倦地培养出来的对苏联侵略性的信念那样，那末似乎至少还有一个机会，到时候比较合理的观点可能会占上风。假使那样的话，可以把和平共处和裁军看作不是两个制度之间进行斗争的宣传口号，而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目标。反之，如果这种偏见和恐惧只不过是——碰巧常常是这样——根深蒂固的利益的假面具，那末我们对这种看法就得进行不同的估价。 首先，我们必须处理一个非常普通的论据，它是用来证明社会主义的扩展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致命威胁的。常常听到说，资本主义没有对外贸易就不能存在，而社会主义毎前进一步，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贸易地区的缩小。因此，这个论据继续说，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即使它们不受到强大的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威胁，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也确实就是争取生存的斗争。按照这种形式，来自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论证是一种不根据前提的推理。说没有对外贸易资本主义就不可想象，那是实在的，但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那是不实在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扩展，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包含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贸易地区的任何缩小。我们甚至还可更进一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来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一个国家越是工业化，它作为贸易伙伴的潜力就越大。既然不发达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化得更快，按照这种论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应当欢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发达部分扩展。它们不这样做，反而拼命加以抵抗，那就必须用其他的理由来说明。 这个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只有用完全不同的措词才能恰当地摆出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一般并不相互进行贸易。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贸易是由私人企业进行的，主要是由大公司进行的。这些大公司感到兴趣的，不是为贸易而贸易，而是为利润而贸易：它们以及它们所控制的政府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扩展，不是因为这样会必然减少它们的进出口机会（虽则这种机会自然是可能减少的），而是因为这样必然会减少它们同新社会主义化地区和在新社会主义化地区做生意的获利机会。当考虑到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公司来说，同较不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做生意和在这些国家做生意的利润率一般比国内的利润率较高这一事实时，恰恰是反对社会主义对这些地区的扩张非常激烈，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 我们经过考虑以后，使用“同这些国家做生意和在这些国家做生意”这个一般性的措词，而不使用“从这些国家购入和向这些国家售出”这种比较有限制的措词。一般巨型公司的国际关系和利益在今天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和极端复杂的，比单纯的出口或进口要复杂得多。要说明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或许莫过于总结无疑是主要的美国“跨国公司”——新泽西美孚油公司〔注：“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corporation）一词似乎是从戴维·E.利伦撒尔开始使用的，他是罗斯福手下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局长，杜鲁门手下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现在是开发和资源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是由拉扎德·弗里尔的国际银行公司支持和控制的。利伦撒尔1960年4月在卡内基工程学院提出的一篇报告，随后由开发和资源公司印行，标题就是《跨国公司》。这个用法后来由《新闻周刊》在一篇专题报告中采用，《跨国公司》，见该刊1963年4月20日一期。〕的世界范围的规模和性质。下列事实和数字是从该公司的正式刊物援引的〔注：《特别股东会议通知书》（1959年10月7日）；《1962年12月31.日终止的财政年度报表10—K》（根据1934年的证券法第13条向证券和交易委员会提出）；和1962年《年度报吿》。〕。 按美元资产计，泽西美孚是美国最大的工业公司，1962年年终共达一百十四点八八亿美元。同年的总收入为一百零五点六七亿美元，净收入（利润）为八点四一亿美元。可是，只在把这些数字按地区划分以后，国外业务的极端重要性才看得很清楚。到1958年末了，资产和利润按地区分配的百分比如下： 资产利润 美国和加拿大6734 拉丁美洲2039 东半球1327 共计100100 泽西的资产有三分之二在北美，而从这个地区获得的利润只有三分之一。换一个说法，泽西的国外投资为其国内投资的一半，而国外所获利润则为国内利润的两倍。这样，国外利润率为国内利润率的四倍。 泽西的业务真正是世界范围的，这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到：1962年该公司在一百多个国家出售其产品，在五十二个国家拥有二百七十五个子公司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票。表6列举了这样的子公司，按国别区分。按地区总计，我们看到泽西的子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有一百十四家，欧洲七十七家，拉丁美洲四十三家，亚洲十四家，非洲九家，其他地区十八家。 表6美孚油公司的子公司 美国77瑞士2 加拿大37乌拉圭2 大不列颠24委内瑞拉2 巴拿马17阿尔及利亚1 法国12但泽1 巴哈马8多米尼加共和国1 意大利6埃及1 瑞典6萨尔瓦多1 哥伦比亚5芬兰1 荷兰5匈牙利1 澳大利亚4印度1 巴西4印度尼西亚1 智利4肯尼亚1 德国4卢森堡1 菲律宾4马达加斯加1 阿根廷3墨西哥1 丹麦3新西兰1 爱尔兰3巴拉圭1 日本3秘鲁1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3刚果共和国1 挪威3新加坡1 奥地利2南非1 比利时2西班牙1 百慕大群岛2苏里南1 伊拉克2突尼斯1 马来亚2 摩洛哥2共计275 泽西国外业务的种类繁多和范围广大，可能使人认为，多年来，该公司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资本输出者。事实决非如此。除了最初在许多年前曾输出小量资本外，泽西的国外资产扩张是由它的国外业务利润提供资金的。而且，这种国外利润很大，在照顾到全部国外扩张的需要以后，仍剩下很大数量，供汇回美国母公司之用。国外利润汇回数额的单独数字没有公布，但其规模大小可以由1962年的下列数字看到。在这一年，正如已经提到的，利润总额为八点四一亿美元，其中有五点三八亿美元作为股息付给股东，他们的大多数是美国居民。其余三点零三亿美元加在公司的国内和国外投资上。在记录这些数字的同一年度报吿中，我们看到1962年在美国的营业利润为三点零九亿美元。可以看出，这个数字比付出的股息少二点二九亿美元。换言之，这一年付给股东股息的大约百分之四十加上在美国所作的净投资是由国外营业的利润提供资金的。总而言之，新泽西美孚油公司始终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本输入者。 可是，在此刻，我们必须停下来问问：究竟新泽西美孚油公司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理想典型，可以帮助我们吸取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实质；抑或相反，它究竟是不是一种例外情况，我们应当加以忽视而不把它当作注意的中心？ 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把美孚油公司当作一种例外那是正确的——它的确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例外，对美国的世界政策具有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不仅在它的业务的跨国性范围和规模上，它远远走在所有其他公司的前面；而且只有少数几个公司可以说是在沿着同一路线向前发展。许多美国公司在进出口贸易上自然有着巨大的利益，很有几个是拥有国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可是，不论在哪一方面，1946年的情况和1929年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的确，在这两年之间，美国公司的直接国外投资实际上从七十五亿美元降到了七十二亿美元，即降低了百分之四〔注：美国商务部商业经济局，《美国商业在外国的投资：商业现况调查补编》，华盛顿，1960年，第1页。〕。在这些年代中统治美国经济的巨型公司，用《商业周刊》的话来说，大多数“是从事国际营业的面向国内的公司”，而不是象美孚油公司那样“真正面向世界的公司”。〔注：《跨国公司》，《商业周刊》，1963年4月20日。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在美国，商业期刊常常远远走在经济学界的前面，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最新发展，甚至还试图加以分析。〕 在以后的十五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引用《商业周刊》的话来说：“在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中，美国公司发现它们的海外赢利激增，它们的国外投资收益常常要比在美国的高得多。当国外赢利开始上升时，国内营业的利润边际就开始缩小了。……两者结合起来，迫使跨国公司发展了。”〔注：同上。〕结果，美国公司国外直接投资自然是急剧增长了——从1946年的七十二亿美元跃增至1963年的四百零六亿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这些年代中增至五倍以上。〔注：《商业现况调查》，1964年8月，第10页。〕在这种国外投资增长的同时，国外分支机构和子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也增加了。在制造业中（除了石油和采矿之外），这种附属机构的销售额从1957年（可以得到数字的头一年）的一百八十三亿美元增至1962年的二百八十一亿美元，六年中增加百分之五十四。〔注：弗雷德、卡特勒和塞缪尔·皮策，《美国工业的国外业务：资本支出，销售额和资金供应》，《商业现况调查》，1963年10月，第19页。〕 美国公司这些国外业务的相对重要性的增长，从表7可以得到一个概念，表中列举了制造业国外附属机构的销售额，国内制造业的总销售额和非农产品的输出。 表7国外和国内剧造厂销售额和商品输出的增长，1957—1962年（十亿美元） 制造业国外附属机构销售额国内制造业总销售额 商品输出（除粮食外） 195718.3341 16.8 1958不详314 13.8 195921.1356 13.7 196023.6365 16.6 196125.6368 16.9 196228.1400 17.3 资料来源：国外销售额，弗雷德·卡特勒和塞季尔·皮策，《美国工业的国外业务》，《商业现况调查》，1963年10月；国内销售额和出口额，《经济指标》，现行各期。 把有国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那些公司的国外与国内销售额和出口额拿来比较，自然还要好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公司从国外业务和国内业务分别获得的利润包括进去，那就更好了。如果这样的数字可以得到，我们对于美国巨型公司卷入国外活动的程度就可以得出一幅非常清晰的图画。但即使表7所列的数字，也雄辩地证明了这种卷入的迅速增长。在从1957年开始的六年中，国外附属机构的销售额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四，而国内制造厂销售总额只增长百分之十七，非农业产品输出根本没有多大改变。 近年来的记录就是如此。如果我们向前看，我们发现美国的公司界远远没有把它的海外扩张看作是到了头，而是让它的未来繁荣严重地依赖于对其他国家经济的继续渗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特别报道说“美国作为一个‘机会的国土’在许多美国商人心目中已经开始丧失这个资格。”〔注：《寻找新的机会；现在的口号是“走向海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64年6月1日。为了给这篇报告收集资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国际部成员同几十个在海外的美国公司谈了话。又从在美国大量从事国外业务的公司获得了补充的资料。”〕报道进一步吿诉我们这是为什么： 这些商人越来越断定，海外的市场——而不是美国的市场——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这种感觉增长了：美国的市场虽然很大，却已经相对“饱和”。 正是在海外，商人看到了巨大的、未开发的市场，有亿万顾客需要——并且越来越有能力购买——所有各种产品和劳务。 为了追求这个市场，美国公司正在全世界建立和扩大工厂。自1958年以来，单是在西欧就有二千一百多家美国公司开始了新的业务。…… 所有各种类型的营业——从汽车到婴儿食品——均在为美国的国外市场预示着光辉的前景。 加拿大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总经理L.E.斯潘塞说：“在今后十年中，国外市场的扩大将比北美市场快好几倍。” 国际商业机器世界贸易公司副总经理C.C.史密斯说产在每一种主要的产品类型中，我们在国外营业的增长率比在美国要大。到时候，我们预期国外的数量会超过国内。” 听一听科尔盖特—帕尔莫利夫公司一个高级职员的评论：“在美国你所看到的是一个饱和的市场，这里新产品是对发展的唯一回答。在海外每年有千百万人民在他们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达到这个阶段：他们购买肥皂、牙膏以及其他的东西。” 这个断然的预言是由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弗雷德·J.博尔奇所作的：“不管经济或政治上的盛衰兴废如何，今后二十五年中扩大得最迅速的市场将在海外。” 在这种背景下，从美国海外公司的调查提供了这些主要的成果： 1.美国公司的国外销售额增长比相同的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额的增长要快得多。增长的百分比常常要大两倍或三倍。 2.国外的利润率一般比在美国的类似活动的利润率高。许多公司报吿的百分比收益“在国外有在美国两倍那么高。”大多数公司报吿说，在海外的工资成本较低——竞争较少。 3.国外市场的开发，就地经营比从美国输出更好。设在国外的工厂能够逃避关税和建立起反对美国输出的其他贸易壁垒。…… 这样看来，不论是从过去的记录来看，还是从未来的计划和希望来看，美国公司界巳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美孚油公司早已开拓出来的道路。美孚仍然是跨国公司的典型，但它不再是例外了。它只不过以最发达的形式，向我们显示其他巨型公司现在是什么样子，或正在变成什么样子。 碰巧，新泽西美孚油公司的最近历史，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为什么跨国公司对社会主义的扩展表现深刻的敌视。在古巴革命以前，西泽通过几种方式大量地卷入了古巴。它在这个岛上拥有炼油设备，并经营一个广泛的分配系统，财产共值六千二百二十六万九千美元。〔注：斯坦达徳和普尔，《美孚油公司说明》，1961年7月24日。〕此外，泽西在古巴的子公司从泽西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按国际石油卡特尔维持的高价购入原油。因此，西泽在这两个国家从三种不同的业务上获得利润——出售原油，炼油，出售成品。由于革命，泽西在古巴的财产被无偿地收归国有，而克里奥尔也失去了它的古巴市场。六千万美元以上的资产和三种利润来源一下子就丧失了——毫不牵涉到美国的进出口。 可能有人主张，如果泽西和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革命政权就会高兴继续向委内瑞拉购买石油，后者究竟是最近的和最合理的供应来源。这无疑是实在的——但有一个大大的附带条件。革命政权会高兴继续向委内瑞拉购买石油，但它不会高兴继续支付美孚油公司所定的价格并同意它所定的支付条件。由于它能转向苏联作为另外的供应来源，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屈从这个卡特尔的条件。因此，为了留在古巴市场上，泽西至少必须消减它的价格，并提供较好的信用条件。这不仅会意味着向古巴售货的利润较少，而且会威胁到卡特尔价格的整个结构。泽西和华盛顿决定代之以向古巴革命开战。 在美国和古巴的冲突中，存亡攸关的事情并不是两国之间的贸易，这可以由古巴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得到证明。在古巴经济社会主义化了很久以后，哈瓦那政府仍在大力促进它同英国、法国、西班牙、加拿大、日本之间的贸易——一句话，大力促进它同任何一个愿意并能够同古巴做生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的确，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最初年代中，由于组织解体和其他困难，古巴的进出口能力自然大大地减少了，但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古巴自己的论点：在几年之内，这个海岛将是一个比在旧日新殖民主义制度下更好得多的贸易伙伴。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如果撤销了封锁，并在两国之间重新建立了正常关系，美国会取得古巴贸易的较大份额。 但这并不是真正使统治着美国政策的巨型跨国公司感兴趣的事情。它们所想要的，是对外国原料来源和外国市场的垄断控制，使它们能按特别优惠的条件进行买卖，把定货从一个子公司转到另一个子公司，对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予以特惠待遇，随哪一个采取最有利的税收、劳工及其他政策为转移——一句话，它们想要按照它们自己的条件并在它们选择的任何地方做生意。为此，它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贸易伙伴，而是愿意调整它们的法律和政策以适应美国大商业要求的“同盟者”和依附国。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可以看出，古巴的罪行就是在言语上和行动上主张有为了它自己人民的利益处理它自己的资源的主权。这就牵涉到削弱和在以后的斗争中最后废除巨型跨国公司从前在古巴享有的权利和特权。正是由于这一点，而不是由于丧失贸易，更不是由于任何不合理的恐惧或偏见，各公司和它们在华盛顿的政府对古巴革命的反应是那么强烈。 或许还可能有人认为，既然古巴是一个小国，反应的强烈同所遭受的损失未免太不成比例了。但这是没有看到主要之点。古巴之所以如此重要，恰恰因为它是那么小，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离美国又是那么近。如果古巴能够不受惩罚地脱离“自由世界”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那末任何国家都可以这样做。如果古巴在新的体制下繁荣起来，全世界所有其他不发达和受剥削的国家都将被诱使去追随它的榜样。这样，在古巴的生死攸关的事情不仅是一个小小国家的受到剥削与否，而是“自由世界”本身的生存问题，即是说，整个剥削制度的存在问题。 正是这个事实，决定着美国的古巴政策。美国的策略是用一切方式去破坏并剥弱古巴经济，其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古巴人民迟早会对他们的革命领导感到幻想破灭，从而为一次成功的反革命政变准备条件。第二，教训不发达国家的人民，革命没有好处。第三，使落在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身上，特别是落在作为经济最发达的成员的苏联身上的支持古巴经济的重担达到最大限度，从而诱使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它们的影响，去抑制可能使它们已经过分紧张的经济进一步增加负担的任何新革命。 6 这自然并不是用来保卫“自由世界”的唯一方法。美国起先未能理解在古巴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的革命的性质，后来想要不使革命者巩固其权力，已经为时太晚。现正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免重蹈覆辙。一切革命者都自动地受到怀疑；一种政权不管多么反动，都值得美国倾全力去支持。 部分地，这种支持采取所谓经济援助的形式——实际上是对各国腐败的寡头统治集团的施舍，目的在于保证它们对华盛顿效忠，而不是为了它们各自的国家的利益。〔注：据从1948年到1961年在美国各届政府中。连续主持对外援助的一个高级官员D.A.菲兹杰拉德说：“对于对外援助提出的许多批评，是由于批评者认为其目的是获得经济发展，而这根本不是对外援助的目的。……这要看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有一半时间主要的目的是对付短期的政治危机——而经济发展，纵有，也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访问记，1963年2月25日，第49，50页。〕部分地采取军事援助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由美国部队在依附国的领土上直接参与：把军队驻扎在美国控制的基地上（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约有二百七十五个主要的联合军事基地，和一千四百个由美国军队占领或预备占领的基地）；“紧急”派遣部队到邀请国领土内由两国政府所决定的任何地方（1958年夏的黎巴嫩，1962年春的泰国，1965年春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派溃各种顾问团或训练团到依附国的部队中去（1957年，单在拉丁美洲就共有四十个陆军、海军和空军代表团，除了墨西哥之外，每个国家都有）。正如在南越所表明的，训练代表团可以迅速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改成反革命的战斗部队。〔注：南越也表明了：在不发达国家，今天的反动政权，不管美国给予多么慷憾的装备和“顾问”，对具有献身精神和经验的革命游击队总是不能打胜仗。这里不是试图估计这个重大事实的含义的地方。我们只记下我们的深刻信念：随着年代的消逝，它的意义将显得越来越大；将来回顾起来，南越的斗争将被承认是二十世纪后半页历史的转折点之一。〕 第二种军事援助形式，是为依附国的军队提供物质和财政支持。虽然美国同全世界不发达国家签订的许多军事援助条约表面上是用来对付苏联或中国的侵略“威胁”，却没有一个认真的军事计划人会想象这是真正的目的。这样一种威胁如果真正存在的话，只有美国本身才能与之对抗，企图同许多微弱的同盟者协调军事策略会是虚弱的根源而不是力量的根源。这种军事援助的真正目的，由留温在他对武装部队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的最早研究中清楚地阐明了： 这些〔军事〕政策……主旨不是在对付共产主义的军事威胁，而是在赢得拉丁美洲的友谊，赢得它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中的合作与支持。里约军事联盟，各种共同防御援助条约，军火让渡，有偿援助，泛美防务委员会和各种军事代表团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巨大的军事意义。它们的目的首先是在吸引拉丁美洲的军官团——它们在大多数共和国的政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使之更接近美国，希望它们能排除苏联的影响，给予美国帮助，维持政治稳定，保证美国继续获取战略原料，并提供使用基地的权利。〔注：艾德温·c.留温，《拉丁美洲的军火与政治》，纽约，1960年，第226页。〕 更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对不发达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目的是：如果它们已在美帝国之内，就保持它们在那儿；如果它们还不在美帝国之内，就把它们带到那儿——并且无论如何要保证再不发生背弃“自由世界”的事情。对接受军事援助的国家来说，后果是悲惨的。哥伦比亚的政治家爱德华多·桑托斯说：“我们正在做的是建立一种军队，它按国际尺度说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在每一个国家的国内生活上却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每一个国家都是由它自己的军队占领的。”〔注：留温引用，同上书，第237—238页。〕一群在伦敦的巴基斯坦学生所刊行的关于美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的卓越研究中，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并特别加以强调： 从长期来看，军事援助的最坏的方面，在于它完全改变了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均势，以利于保守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军事援助播下的罪恶种子，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收获物——军官们，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在我们社会中最保守的部分，他们所学的就是对我们的人民进行审判。这是亠种压倒一切的力量，没有任何抵消力量能够约制它。〔注：《美援的负担》，《今日巴基斯坦》，新编号第I期，1961年秋季。〕 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量繁殖忠于华盛顿的小小军事机器，决没有在美国本身减少对庞大军事机器的需要。当在“自由世界”的被剥削国家中掀起革命的抗议浪潮时，只有通过美国军队越来越多的直接的和大规模的干预，才能使旧秩序多维持片刻。当继续转到原子武器和洲际导弹时，甚至把全球基地系统是为了防御俄国侵略的借口也丢掉了。《纽约时报》外事专栏作家赛勒斯·L.苏兹伯格写道：“逐渐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区域的周围建立军事基地的需要也逐渐减少了。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加上海运导弹正在改变着我们的回击力量的重点。但是人们能够想象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全部需要均已消失的时候尚未来到；恰好相反。”随之是同拿破企战争以后的英国政策作透露真情的类比，虽然赤裸裸的“帝国”一词只在提到那个以往的时代才使用的： 今天华盛顿强调准备在必要时进行有限战争。这就需要有机动性，即使用国外中间停留基地，把人员和供给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的能力。这也需要在战略重要港口进行所谓“先期储备”。 五角大楼现在对这个特殊问题正在进行研究。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海军进行了这样一种研究，去弄清英国为了捍卫它的广大海外帝国所必需的东西。后来，美国海军对于如何从事全球行动进行了同样的分析。 现在华盛顿的研究更多地是注意有限战争的各方面而不是总体战。…… 同样，政府看到了我们可能在其他战场上进行有限战争的可能性，类似在南越的冲突，在这些地区，我们不是交战国，然而却承担了日益增多的义务。例如，如果伊朗遭受到俄国的压力，援助它的初步努力就可能是“有限的"而不是“总体的”。为了准备采取这种行动，美国必须维持足够多的海外基地，以便积累储备，从而采取除大破坏以外的其他方法，迅速作出反应。〔注：《纽约时报》，1962年4月23日〕 苏兹伯格难道实际上不是说，美国象十九世纪的不列颠一样，需要有一部全球性的军事机器，来控制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吗？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美国也需要一部全球性的军事机器，来对社会主义的前进作不调和的斗争。而事实是，控制这个帝国和对社会主义作斗争正在迅速变成（如果不是已经变成）同一件事情。因为对这个帝国的威胁来自革命运动，后者象两百年以前的美国革命一样，是由对民族独立的根深蒂固的渴望激发起来的，是由对经济发展的日益迫切的需要增加力量的，经验日益证明，今天的不发达国家除了在公共企业和全面计划的基础上是不能求得经济发展的——总之，只在它们的民族主义革命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才能达到目的。 由于这两个巨大的社会政治转变溶合成了一个单一的过程，所以反对它们的斗争也是一样。美国要保卫它的帝国，在今天就意味着同社会主义作斗争，不仅是在帝国以内，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存在的一切地方；因为社会主义在本性上是一种国际运动，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获得成功，在每一个地方都增强力量。因此，对所有的革命都必须加以反对，对每一个给予社会主义革命以物质或精神援助的泉源都必须予以削弱，可能时予以摧毁。正是这种对维持政治的和社会的现状所承担的双方面的、全世界范围的任务，规定着美国寡头统治集团的军事需要。 7 美国寡头统治集团对于军事机构的需要就是如此。其次我们必须考察满足这种需要对寡头统治集团各个成员的私人利益、对于美国阶级结构的稳定和紧密结合所产生的影响。 在上一章我们相当详细地论证了：用来满足集体需要的大多数政府活动或是会引起同私人利益集团的竞争，或是会损害寡头统治集团的阶级地位和特权；因此之故，这种活动立即引起了反对，并且当它扩大时，反对迅速增强。结果是，远在从社会方面说合理的和合乎需要的目标达到以前，就遇到了路障。政府在军事领域的活动，情况又怎样呢？ 首先，很明显，建立一个庞大的军事机构，既不造成，也不涉及同私人企业的竞争。并没有什么私人的军事机构，它具有既得利益，要把政府保持在它们的禁区之外；军队对私人商业来说是一个理想的顾客，每年花费数以十亿计的美元，而条件则是于出售人最有利的。由于所需资本设备的大部分另外并无其他用途，它的成本普通就包括在最终产品的价格之内。因此，生产军火的商业实际上是不冒风险的；尽管这样，容许得到的利润率中却包括一个非常慷慨的边际，供抵销幻想出来的风险因素之用。而军事采购官员又常常预期在从部队退休以后受到军火制造商的报酬优厚的雇佣，因此他们在同供应商打交道时很少是很严格的。〔注：根据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在1960年，全国七百二十个最大的国防合同人雇用了一千四百二十六名退休军官，其中二百五十一名是从前的陆海空军将官。奥利弗·C.考克斯在《资本主义与美国领导》中引用，纽约，1962年，第118页。〕 这种制度的结果，在向调查全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之一——波音公司赢利率的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提出的证词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农纳利先生〔公司会计师〕证明：自从1951年以来，波音在制造波马克、B-52和B-54轰炸机，KC-135运油机以及其他工程上的政府定货共达一百十八亿一千八百九十万美元。他说，公司在这些工程上的成本共计一百零九亿一千一百二十万美元，毛利为九亿零七百七十万美元。 他说，公司的逐年利润同净投资（资产净值加全部借入资本）比较，表明利润百分比从1953年的百分之一百零八点六到1951年和I960年的百分之三十六不等。 农纳利先生说，波音的利润按公司的资产净值核计，在它的政府合同方面，纳税前平均为百分之七十四点三八，纳税后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五点六八；在政府和商业两种生意合计时，纳税后为百分之十九点零五。 他说，后者同政府各管制机关按资产净值计算的同一年度美国所有一切制造工业部门平均净利润百分之十点七三比较，“几乎为两倍”。〔注：《纽约时报》，1962年5月23日。农纳利先生还证明，在他和公司之间关于这些数字的正确性并无争论；但《时报》记者附带说，波音反对用“净投资”这个尺度，认为利润率应当按销售量计算。〕 就我们所知，关于军火生产的赢利率的全面数字从来没有人编制过，波音可能是一个特别受到政府青睐的公司。就算这样，供应军火普遍认为是好生意，这是毫无疑问的：所有的公司，不论是大是小，都争取得到尽可能大的一份。寡头统治集团的私人利益对于军事支出不但不加以反对，而且鼓励它继续扩大。 寡头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也向着同一个方向发生作用。政府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大量支出会逐渐损害这个集团的特权地位，军事支出却与之相反。理由是，军事化会培养社会中一切反动的和不讲理性的力量，抑制或扼杀每一种进步的和人道的力量。产生了对权威的盲目尊敬；教导并强迫人采取驯服和顺从的态度；持不同意见被当作不爱国甚至是叛逆看待。在这种气氛中，寡头统治集团感到它的道德权威和物质地位就有了保障。凡勃伦比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更欣赏军国主义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 商业原则所支配的最大的和最有希望的文化训练因素——最有希望作为对各种反对传统的古怪行为起矫正作用的东西——是国家政治。……商业利益强烈要求采取一种侵略性的国家政策，而商人则指导着这种政策。这种政策既是爱国的，又是尚武的。一种尚武的商业政策的直接的文化价值是明确的。它在群众面培养一种保守的主导精神。在战争期间，以及在军事组织中，在所有的时候，公民权被搁置起来；战争和备战的时间越长，搁置的时间也就越长。军事训练是一种礼节上的先后次序、强制命令和无条件服从的训练。……这种训练越是一贯，越是全面，社会成员就越能有效地养成服从的习惯，并离开那种日益增长的轻视个人权威的偏向，后者是民主政治的主要病症。这自然是首先地和最值决地适用于军人，但对其余的居民也同样适用，不过程度较小而已。他们学会按照级别、权威和服从等尚武的概念来思考，对于他们的公民权的侵蚀变得日益更能忍受。……习惯于一种尚武的、掠夺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最强大的训练因素，可以用来抵销由和平的工业和机器生产所造成的现代生活的庸俗化，并恢复日益削弱的地位观念和不同等级的权贵思想。战争，以及伴随军事组织的强调服从和统治、坚持尊严和荣誉的划分等级，一向表明是野蛮思想方法中的一种有效的训练学校。〔注：索尔斯坦·凡勃伦，《商业企业的理论》，第391—393页。〕 这些判断大概至少是部分地以凡勃伦在西美战争时期的观察为根据的，它已被过去二十年中的事件所极其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在这个期间，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深深打动人心的吿别演说中所称的军事——工业变态心理在美国生活中日益占居统治地位。公民权的确已被搁置起来了，不同意帝国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全球政策被看成就是共产主义，因而就是对国家的背叛。 如果留下洛个印象，即认为只有寡头统治集团才赞成在这些年代中不断增加军事支出，那就会引起误会。如果人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将永久存在，连同它的已经证明的无力将其巨大生产潜力合理地使用于和平和人道主义目的，那末他们就必须作出决定：是喜欢作为大萧条特征的那种大量失业和悲观绝望呢，还是喜欢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由大规模军事预算所提供的相对就业安全和物质福利。既然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工人在内，仍然毫不怀疑地认为这个制度将永久存在，那他们喜欢对个人和私人更为有利的一种局势就是极其自然的事。为了对这种喜好提供理论根据，他们就接受了官方的反共意识形态，这似乎能证明以军事机构的无限扩大作为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是正当的。 在这种背景下，就很容易懂得，为什么近年来对于军事预算扩大的政治反对如此之少。在以院外活动集团和压力集团之间进行凶猛斗争为特征的国会中，一当提出为军队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预算时，即出现庄严的全体一致场面，国会议员互相争取提出最大增长额的光荣。〔注：一条典型的新闻：“军事拨款法案，美国和平时期历史上最大的，以八十八对零票〔在参议院〕得到通过。”《纽约对报》，1962年6月14日。〕 人民代表们是如此热心，以致很少注意到钱是怎样花的，它是否具有严格的军事合理性。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说：“我自己在参议院的经验向我表明，我们的民主政治在抵抗庞大军事机构所带来的过分开支和浪费的惰性上真是令人痛苦地感到无能为力”。〔注：《国防上的挥霍者》，《民族》，1962年8月25日，第63页。〕他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说明对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强烈要求的在B-52和B-58轰炸机上的开支不要超过总统已经提出的请求，参议院是如何反应的： 只有三个参议员和我一道投票赞成我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会取消这项拨款。在参议院辩论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压倒一切的理由，反对在这方面作超过五亿美元的支出。但是那天参加投票的参议员中，约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拒绝了我们提出的理由，拒绝了总统、国防部长及其助手们的忠吿，投票赞成拨出这笔资金。这笔钱比同一年联邦政府花在医药研究上的钱多；比花在所有联邦住宅建筑计划上的钱多；比分配在美国对外使领人员、国家公园事业，鱼类和野生动物事业上的预算加在一起还要多。〔注：同上，第64页。〕 难怪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得出结论说：“作为联邦支出的合理化建议，国防是很少匹敌的。那些不会得到国会再看一眼的计划，如果附在军队拨款法案中，就会迅速通过。”〔注：同上。〕普罗克斯迈尔是有名的参议院自由派议员之一，他的观点可能被认为不免言过其实。而对佐治亚州的参议员理查德德・B.拉塞尔就不能这么说，他是一个保守的南方人，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常常被称为国会中最有力量的人。这里是参议员拉塞尔对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在参议院会议厅中的正式谈话： 在准备进行毁灭时，有某种东西使得人们在用钱上比他们在为了积极的目的而进行建设时更不小心。为什么是这样，我不理解；但我在参议院的将近三十年的时期内观察到，在购买武器来杀戮、来摧毁、来消灭城市、来使巨大的运输系统化归乌有时，有某种东西使得人们并不严格计较美元价值，象他们考虑合适的住宅建筑和关心人类健康的时候那样。〔注：《国防上的挥霍者》，《民族》，1962年8月25日，第65—66页。〕 对于整个社会秩序，很难设想有比这更具摧毁性的谴责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理由也不象参议员拉塞尔似乎设想的那么神秘。冷战，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利克特在1949年解释说，“增加对货物的需求，有助于维持高度的就业水平，加速技术进步，并从而帮助全国提高它的生活水准。……所以们可以感谢俄国人，因为他们使美国的资本主义比以往运行得更好。〔注：这一处和以下两处引文，取自弗雷德·J.库克的有影响的小册子，《不可抗拒的力量：战争国家》，首先作为《民族》的专刊印行，1961年10月20日，第300页。〕几个月后，由超级保守派戴维·劳伦斯发行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极端爽直地说明了同一种看法： 政府的设计人员估计他们已经找到了魔术般的公式，来获得几乎是没有穷期的好辰光。……冷战就是催化剂。冷战就是自动的抽水机初给器。打开一个龙头；公众就叫喊要更多的军事支出。打开另一个龙头，叫喊就停止了。杜鲁门的信心充足，趾高气扬，就是以这个“杜鲁门公式”为基础的。总统被吿诉说，杜鲁门的好辰光时代可以超过1952年以后很久。冷战的需求如果加以充分利用，是几乎没有穷尽的。 1954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还在说着同样的事情。随着美国爆炸了世界上第一个氢弹的消息发布以后，它评论说：“氢弹对商业意味着什么。一个长时期的……大量定货。在未来的年代中，新炸弹的影响将不断增加。象一个评价人所说的：‘氢弹已经把萧条思想吹得无影无踪了。’” 在这里，垄断资本主义最后好象找到了“在什么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什么上面政府能够花出足够的钱，来使这个制度不致陷入停滞的泥沼呢？在军火上，更多的军火，永远是更多的军火。 然而不知怎么，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冷战加强了；军事预算，在朝鲜战争终了时下降以后，恢复了它的上升趋势。然而一种爬行式的停滞仍旧来临了。〔注：这种现象将在下一章加以分析。〕 为什么军事预算不能更进一步地扩大？如果五百亿美元不够，为什么不用六百亿美元？我们知道，国会已经表明它准备投票通过向它请求的任何数量的军事拨款，而且更多。为什么总统不使他的请求适应一种繁荣经济的需要？为什么让成长率缓慢，让利润边际下降，让失业率上升？显然，即使是军事支出的数量，也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变数，只要操纵它，寡头统治集团的领袖们就可以在经济引擎中保持恰当的蒸气源头。看来似乎是，在这里也有障碍和矛盾在起作用。 8 作为经济控制工具的军事支出，其效力所受到的限制，是从现代科学和技术所创造的新武器的性质产生的。这种限制有两种，第一种是经济的，第二种是军事的。 经济限制说来非常简单，就是战争的新技术减少了军事支出刺激经济的力量。 战争变得越来越多地是一种科学和技术的事情，越来越少地是一种大量人员和武器的事情：这是一种普通常识。火箭和导弹正在代替轰炸机，并使战斗机基本上失去了作用；大队的水面舰艇已经陈旧了，人数众多的部队正在让位给运用一系列破坏力极大的武器的高度专业化部队。由于这些变化的结果，军事支出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性质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其中大得多的一部分是用于研究和发展、工程、监督和维修；只有小得多的一部分用于成批生产的军事重器（大炮，坦克，飞机，卡车，吉普车，舰艇），后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军事需求结构的这种改变意味着，一定数量的军事支出在今天比在过去经常雇用的人员要少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军事支出的增长非常之大，它虽然给大公司带来很大的利润，对于投资和就业的影响可能是相当小的。〔注：《科学美国人》的著名的发行人写道：“军事预算正在失去它作为经济止痛剂的能力。它越来越不能成功地掩盖我们经济制度中的潜在的转变。战争技术中的进步，也象所有其他技术部门中的进步一样，正在无情地减少工资开支。随着在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有人驾驶的飞机到导弹这一步中暴力的小型化，军事支出所起的经济剌激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小了。”杰勒富·皮尔，《我们的经济能经得起裁军吗？》，《大西洋》，1962年9月，第40页。〕在军事需求的现有性质下，通过军事预算的简单增加来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或许是完全不可能的：远在支出增加的间接影响达到匹兹堡的失业钢铁工人、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的煤矿工人、全国各大城市的贫民窟和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的失学儿童以前，一个专门化的科学和工程技术上的难关就可能变成对进一步扩大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今天的大量军事支出甚至可以在实质上促成失业的增长：作为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副产品的新技术，其中有许多也适用于民用生产，在那里很可能产生提高生产率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的效果。 对于利用军事支出作为经济刺激工具的第二种限制，是由军事形势本身的逻辑产生的。在两个力量匹敌的强国之间进行军备竞赛，使摧毁一切的现代武器堆积起来，这不仅没有合理的军事目的——这或许没有多大关系——而且实际上减少了国家能够在全面战争中获得生存的机会。结果，继续扩大军事预算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合理的：它同军事机构所要达到的目的本身相违背。杰罗姆·B.威斯纳和赫伯特·F.约克在一篇文章中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情势：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以来，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长。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却迅速地，不可抵抗地日益削弱。…… 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情况也相类似，而且还更坏得多。自从苏联在1949年变成原子国以来，它的军事力量不断增长。可是，苏联的国家安全却不断减少。…… 这样，军备竞赛中的双方都遇到了同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军事支出不断增加，而国家安全则不断减少。我们的经过仔细考虑的专业性判断是，这种困境在技术上是无法解决的。如果各个大国继续只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寻找解决办法，结果将使局势变得更坏。军备竞赛的可以清楚预见的前程是：一个现成敞开的堕入永劫不复的螺旋。〔注：杰罗姆·B.威斯纳和赫伯特·F.约克，《国家安全与禁止原子能试验》，《科学美国人》，1964年10月，第8页。〕 这个声明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所说的东西——别人已经多次说过大体相同的话——而在于它的作者是谁。威斯纳是肯尼迪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约克是艾森豪威尔威尔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他们两人在一篇毫不含糊地声称军备竞赛是使自己的目标不能实现的文章上署名，这个事实只能是意味着：这一真理现在已由美国寡头统治集团的负责领导人所消化和吸收，这些领导人准备把舆论引导到赞成采取具体军备限制措施的方向。 巳经采取了某些预防步骤。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是一种，虽则它的重要性主要是象征性的。最重要的是约翰逊政府第一个预算中的军事支出的稳定，以及官方发言人表明了这种希望：到1970年，军事支出可能比1964年的水平削减百分之二十四。〔注：参阅《我们的国防需要：长远的观点》一文，作者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1960—1964年的国防部副部长，载《外交》，1964年4月。〕鉴于威斯纳和约克二人提出的情势具有使人非相信不可的逻辑，似乎很少有理由怀疑这种预测的真诚。它标志着这种幻想的破灭：通过无限制的军事预算扩大，可以保证永久的繁荣。 可是，它的意义也仅限于此。特别是，它并不意味着：冷战已濒临结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已决定接受和平共处，在全世界范围内反社会主义斗争的紧张程度将有所放松，或真正的裁军目前巳经在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真正战场，现在已有多年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朝鲜，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刚果。美国在大多数这些战场中已经直接地在军事上卷入，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设想，美国寡头统治集团的领袖们预期在将来以日益增长的规模继续卷入。美国军事机构内部越来越强调常规武器，强调建立所谓“反暴动”部队和“特殊”部队，强调按上面第193—194页从赛勒斯·苏兹伯格的引文中所着重指出的那种方式进行军事设计以及军队和供给的部署，其明显的意义就在于此。 这些活动将继续下去，并日益加强。它们无疑地将导致一长列的大灾难、危机和对抗——其性质我们全都已经十分习见了。这看来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他们可以提出别种东西代替原子武器竞赛作为军事支出的目标。垄断资本主义在民用支出领域找不到答案的“在什么上面”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现在也鬼鬼祟祟地潜入到军事机构本身中来了。从一切现有的迹象来看，在这里也是找不到答案的。
六．剩余的吸收：政府民用支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六．剩余的吸收：政府民用支出 上章已经表明，销售努力直接地、间接地吸收了一大部分剩余，否则这部分剩余是不会生产出来的。本章及下一章有两个目的：第一，论证政府在更大的规模上起着同样的作用；第二，论证政府将其吸收的剩余投入的用途，是受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严格限制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消逝，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和具有破坏性。 在较早的各种理论中——在这里，我们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通常都假定：经济是充分利用其厂房设备的生产能力的，因此，政府从社会总产品中取去的部分，必定是牺牲社会的某些或全体成员的。〔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失业（“产业后备军”或“相对人口过剩”）被假定是正常的，它在调节工资率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可是，当不存在闲置的厂房和设备时，失业者就不能被驱使去工作，以便生产额外的剩余。〕当在这一点之外，又假定实际工资是按传统的最低生活费用来规定从而实际上是不能减少时，结论是：供应政府资金的重担，必然落在得到剩余的各阶级肩上——要不然，他们将用来消费或增加资本的一部分资金，现在却通过赋税归于国家，供维持官吏、警察、军队、济贫等等之用。这就是古典的国家财政理论的核心，并且由于明显的理由，成为维护最好的政府就是统治最少的政府这个原则的强大的堡垒。似乎很清楚，把政府的职能尽可能限制在警察作用的范围内，最能促进富人和有势力的人的利益——这种限制也从实行自我调节的竞争市场理论同样地得到辩护，表面上是为着整个社会的利益。 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事情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正常的状况是生产上的开工不足。这种制度就是不能造成足够的“有效需求”（借用凯恩斯主义者的用语），来保证劳动或生产设备的充分利用。如果这些闲置的资源也能被利用，它们就不仅能为生产者生产出必要的生活资料，而且也能生产出额外数量的剩余。因此，如果政府创造出更有效的需求，它就能增加它对货物和劳务的支配，而不致侵占其公民的收入。这种有效需求的创造，可以采取政府直接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对能够证明自己有某种理由得到特殊待遇的集团实行“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商人和农民的补贴，对失业者的救济，对老年人的养老金等等）。 主要是由于凯恩斯及其信徒们的著作，这种可能性在三十年代的萧条中首先开始被人理解。可是，在一个时候，广泛地相信，即使在经济学家中间也一样，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创造额外的需求：它的支出超过收入，并用印刷更多的钞票或向银行借款这种“赤字财政”的形式来弥补收支差额。这个理论认为：总需求（政府的加私人的）的增加会是政府赤字的某个倍数。因此，大家相信，政府刺激的力量不是同政府支出本身的水平成比例，而是同赤字的大小成比例。这样，如果政府支出有同等数量的税收与之相抵，它就不能产生届总需求扩大的影响。 现在普遍承认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当存在着失业的劳工和闲置的厂房设备时，政府即使维持平衡预算，也能创造额外的需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即可说明这一点，而并不略去各种主要因素的任何一个。设总需求（=国民生产总值）为一百。设政府在其中的份额为十，而税收亦为十，恰好与之相等。现在政府决定增加它购买商品和劳务——譬如说保持人数更多的军队或数量更大的军火——的支出十，并征收相同的额外税收。增加的支出将使总需求增加十，并且使总产品也增加十（因为有闲置的劳力和厂房设备可供利用）。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收入也增加了十，这个数额能通过税收吸入国库，并不影响私人支出的水平。最后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扩大十，与政府平衡预算的增长额恰好相等。在这个场合，“乘数”等于一：税收的增加切断了私人需求的任何第二级扩大。 设现在政府决定支出再扩大二，但此时不征收额外税收，因此整个数字代表赤字。〔注：要达到这个结果，自然必须在税率上有所降低。〕当政府付出这种新印的钞票时，私人收入增加了，增加收入的一部分用作支出，如此等等。因为在几个回合之后私人支出的增加变得微不足道，如果能知道每次支出增加的成数，就可以计算出私人支出的总增加额。例如，假定这个总增加额为三。于是由于赤字而产生的需求扩大总额为五（政府二，私人三）。可见在此场合，乘数为二点五。 现在来观察整个经济，我们看到，同最初的状况此，国民生产总值从一百增至一百十五，私人支出从九十增至九十三，政府支出从十增至二十二，政府赤字为二。显然，这种状况只在政府继续维持这个赤字时才能持续下去。设决定再使预算平衡。如支出减少二，以便消灭赤字，乘数会从相反方向发生作用，国民生产总值会降到一百一十。反之，如支出不变，税收增加二，私人支出就会减少，而国民生产总值稳定在一百十二。 这些高度简单化的例子，能够使之更加详细和精确。〔注：参阅，例如，丹尼尔·汉伯格，《增长经济的原理》，纽约，1961年，第12，17章。〕可是，主要的原则不会受到影响。这些原则可以总结如下：（1）政府对于有效需求水平的影响，是赤字大小和政府支出绝对水平两者的函数。（2）暂时的赤字产生暂时的影响。（3）即使是持续的赤字，除非它不断地增大，否则不会累积地提高有效需求。 由于我们的注意中心是美国经济，由于美国财政史并不具有持续的和不断增长的赤字的特色，我们可以集中讨论政府支出水平的变动。正是通过全部支出总额的变动，政府对有效需求的大小，从而对剩余吸收的过程施展了它的最大的影响。 2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政府支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注：这里讲的数字是政府的全部支出，包括“转移支付”，而不仅是“政府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后者构成了官方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政府部分。上面已经看到，政府通过把购买力转移给个人和商号，以及通过直接购买商品和劳务，来造成有效需求。可是，在官方的国民生产总值估计中，转移支付被从政府部分扣除，而列入个人和商业部分中。这种程序在统计上为了避免重复计算是必要的，却不应让它模糊了作为有效需求创造者的政府作用的实际规模。〕在官方统计中；政府支出（联邦支出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只追溯到1929年，现有的更早年代的数字不是严格可比的，也不是十分正确的。但是，知道的东西已经足够，使我们对于有关数量的大小，从而对于总的趋势无须怀疑。表3列举了选定的非战争年份的数字，从本世纪初起。 表3政府支出，1903—1959年（十亿美元） 国民生产总值政府支出共计 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数 190323.01.7 7.4 191340.03.1 7.7 1929104.410.2 9.8 193991.117.5 19.2 1949258.159.5 23.1 1959482.1131.6 27.3 1961519.7149.3 28.8 资料来源：1903，1913年：保罗·赛罗斯·拉贝里，《寡头垄断与技术进步》，剑桥，马萨诸塞，1962年，第181页。以后各年：经济顾问委员会，《1962年经济指标补编》，华盛倾，1962年，第3页。 政府支出的趋势，不论是绝对数还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数，在本世纪是不断地上升。在1929年以前，上升是缓慢的——从1903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七点四上升到1929年的百分之九点八。从1929年起就快得多了，现在的比率是大大超过了四分之一。这种比率上升可以看作是一个近似的指数，表明政府作为有效需求创造者和剩余吸收者所起的作用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增长程度。〔注：在政府作为有效需求创造者所起的作用方面，美国决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下面的数字表明六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选定的最近年份中政府支出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英国（1953年），百分之三十五点七；比利时（1952年），百分之三十一点二；西德（1953年），百分之三十点八，加拿大（1953年），百分之二十六点六；瑞典（1952年），百分之二十五点九；美国（1957年），百分之二十五点五。F.M.贝特，《政府支出问题》，纽约，I960年，第157页。〕 政府支出越来越大的这种趋势，自然并没有吿诉我们在它下面的事态发展是合乎需要的还是不合乎需要的。只有对政府吸收剩余所采取的方式——这个题目我们还未讨论到——加以适当注意之后，才能作出这种判断。同时，应当注意，政府吸收更多剩余——在绝对数上以及相当于社会总产值而言——的趋势，并不是垄断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显然是大多数正在发展的经济制度的特征。在一个合理组织的、其生产潜力堪同美国相比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为满足集体欲望和人民需要所吸收的剩余的数量和比例，比起今天美国政府所吸收的数量和比例来，肯定会是更大一些，而不是更小一些。 回到我们的主题：近几十年来为政府所吸收的巨大的和日益增加的剩余数量，并不是——我们重复一遍——从本来可以由公司和个人用于他们私人目的的数目中扣除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是这样：继续不断地增长的剩余额硬是不能通过私人的渠道来吸收；如果没有可供利用的其他出路，它根本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政府所吸收的，是在私人剩余以外的增加额，而不是从私人剩余之中扣除的。尤有进者：由于更大数量的政府支出把经济推进到更接近于全面开工，由于直到此刻剩余比整个有效需求增长得更快，必然的结论是：剩余中的政府部分和私人部分能够同时增长，而且一般地也的确在同时增长。只是在政府的吸收甚至在达到充分利用以后仍在继续增长时，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各年中那样，私人剩余才会受到侵蚀。 这种关系可以从近几十年来纳税前和纳税后公司利润的情况得到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公司所得税相当低。在大战中，税率突然提高，在朝鲜战争期间再一次提高，以后就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可是，公司纳税水平的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纳税后利润数量的任何减少。恰好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纳税后的利润数量增加了，它在五十年代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与二十年代大致相同。 表4清楚地表明：损害公司纳税后的赢利率（绝对数及相对于经济的其余部分而言）的，不是高额赋税，肯定不是高额政府支出，而是经济萧条。〔注：另一个造成损害的因素应当提到：价格管制。四十年代同二十年代成五十年代比较，纳税后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较低，可以由战时管制得到最有力的说明。这个因素在朝鲜战争期间也在较小的程度上存在，因而影响了五十年代的记录。此外，五十年代的爬行的停滞自然也在纳税前和纳税后公司利润份额的下降趋势中得到反映。〕政府通过税收取去的是在私人剩余之外的增加额，而不是从私人剩余之中扣除的。此外，由于大规模政府支出使经济的运转能更加接近于全部生产能力，对私人剩余数量的最后影响不但是积极的，而且是很大的。 表4公司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百分比） 纳税前纳税后 1919—1928年8.46.7 1929—1938年4.32.8 1939—1948年11.96.0 1949—1957年12.86.3 资料来源：欧文·B.克拉维斯，《相对收入份额的事实与理论》，《美国经济评论》，1959年12月，第931页。1929年以后的数字是商务部的官方数字：1919—1928年的数字是库兹涅茨提出的数字，经过拉维斯调整的。 美国统治阶级，无论如何它的领导阶层——巨型公司的经理们，通过三十年的萧条、战争和冷战的丰富经验，接受了这些教训。它对待税收和政府支出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原有的对政府活动的任何扩张的敌对态度自然并未消失。在思想意识领域，根深蒂固的态度从来不是迅速消失的。而且，在统治阶级的某些部分——特别是食利生活者和较小的商人——对于收税人的憎恨支配着对待政府作用的感情。但是现代的大商人虽然有时候使用传统的语言，却不再象他的前人那样当真对待。对他来说，政府支出意味着更多的有效需求，并且他意识到可以把大部分的有关赋税向前转嫁给消费者或向后转嫁给工人。〔注：正如博尔丁教授所说：“纳税后利润的相对稳定，足以证明公司利润税在事实上几乎完全被转嫁出去了；政府只是利用公司作为收税人。”K.E.博尔丁，《组织上的革命》，纽约，1953年，第277页。〕此外——这一点对理解大商人的主观态度是极为重要的——特别制订来适应所有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的税收制度是错综复杂的，它为投机取巧和大发横财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注：《哈佛法律评论》上登载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这篇文章的产生，是由于一位华盛顿律师偶然的一句话。他问道：“当我们花费同样的时间和金钱就能修正一项法规时，去提起一件有关税收的法律诉讼还有什么意义呢？”他的说法或许不正确，这肯定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在老练的律师看来，这是毫不为奇的，他每天研究税收手续，以便确定国内税收这床旧被子上有了哪些新补钉。不论他们的努力是采取增加新条款的形式，还是委婉地称之为‘技术改变’，今天有一种日益加速的脱离统一和走向差别待遇的趋势。”威廉·L.卡里，《压力集团与税收法典：逝去的税法统一性的挽歌》，《哈佛法律评论》，1955年3月。〕总而言之，美国统治阶级中的起决定作用的部分正在日益变成一种虔诚的信徒，相信政府支出的慈善性质。 对于工人和其他低收入集团的人又怎么样呢？既然大公司把它们的税收负担转嫁出去了，是不是政府吸收的剩余的增多最后要从凡勃伦所称的处在下层的人口榨取而来呢？这个问题至少已经含蓄地回答过了。如果政府拿来的是它不去拿就根本不会生产的东西，这种东西就不能说是从任何人榨取而来的。政府的支出和税收一向主要是供转移收入之用的机构，现在却大部分变成了把闲置的资本和劳动投入生产来创造收入的机构。这并不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受到损害。收入相当固定的那些人（食利金生活者，年金领取人，某些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集团），当税收提高并由公司转嫁出去时，肯定遭受到损失。但同直接间接从政府支出获得就业机会的大部分工人的所得相比，这些集团的损失就是比较小的和次要的了。其次，整个工人阶级的讨价还价力量，从而它的捍卫或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的能力，在失业水平较低时自然要大些。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之内，当政府的支出较大和税收较高时，各低收入阶级整个说来处境要好一些。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某些传统主义者表示哀叹，对于近几十年来所特有的政府支出和税收的不断增长，从来没有过任何真正有效的政治反对。既然垄断资本主义无力为它很容易创造出来的剩余提供私人的用途，那就没有疑问：政府不断增加它的支出和税收，对于所有的阶级都是有利的——虽然不是对于它们内部的所有成员都是有利的。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驳斥这个广泛接受的观念：群众私人利益是反对这种趋势的。不但整个制度的生存依存于这种趋势的继续，而且它的绝大多数成员的个人福利也同样依存于这种趋势的继续。因此，大问题不是要不要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支出，而是这种支出用在什么上面。在这里，各私人利益集团理所当然地是控制的因素。 3 在政府支出增长最迅速的时期（1929年以来），它的构成改变的主要事实，是大家熟知的。表5包括1929年至1957年，所列政府支出，按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分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注：我们拿1957年作为最近的一年，以便利用巴特的估计，后者是根据商务部的官方数字加以修订的。〕“非国防采购”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供民事用途所采购的全部货物和劳务。“转移支付”包括失业救济金，养老金，退伍军人津贴等等；政府公债利息；政府企业补助金减盈余。〔注：“转移支付”不包括联邦政府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助金，后者包括在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中。〕“国防采购”包括供军事目的所采购的（几乎全是由联邦政府）全部货物和劳务减军用品出售。 表5政府支出，1929—1957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数） 1929年1957年 非国防采购7.59.2 转移支付1.65.9 国防采购0.710.3 共计9.825.4 资料来源：F.M.巴特，《政府支出问题》，1960年，表1，2。 在1929—1957年期间，全部政府支出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十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其差额的绝大部分所代表的剩余吸收，是如果没有政府支出就本来不会生产的剩余。在这种政府支出对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的增长中，几乎有十分之九是转移支付和国防采购，只有十分之一稍强是非国防采购。我们怎样来解释这些数字呢？ 首先，政府对社会职能和社会福利的直接贡献几乎完全归在非国防采购项下。这里我们有公共教育，道路和公路，保健和环境卫生，资源保护和娱乐，商业和住宅建筑，警察和消防，法庭和监狱，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这里，尽管公路支出由于1929年以来使用的汽车数目增加一倍以上而有了巨大的增长，但相对于整个经济的规模而言扩大是很少的。因此，商品和劳务的非国防采购的增长，对于剩余吸收问题的解决几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 反之，转移支付有了很大的增长，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不到百分之二增至将近百分之六。虽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百分之十二）是由于利息支付的增长（利息主要付给银行、公司及上层收入的个人），大部分则是由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险支出的增长（失业，老年和遗孤，退伍军人），这肯定是提高了人数众多的各类贫困公民的福利。普通所说的自从1929年以来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福利国家”，其唯一实在的一分真理就在这里。在其他方面，涉及人民福利的支出的增长，其速度只是和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同。就剩余的吸收而言，转移支付的增长无疑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注：如果不是由于社会保险制度的资金供应是同累退的工资税紧密连在一起的，那末这种贡献还会要大些。这只不过是我们在一个简短的概论中不能进行分析的许多复杂现象之一。〕 自然是在国防采购领域支出的增长最大——从国民生产总值的不到百分之一增至百分之十以上，占二十年代以来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而言的政府支出增长总额的三分之二左右。〔注：应当记住：1929年和1957年都是和平年份。在1943年和1944年，国防支出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一的最大限度。在这个水平上，私人剩余受到了很大的侵蚀，这可由下列事实证明：纳税后的公司利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在战争年代中不断下降了（从1941年的百分之七点五，降到1945年的百分之三点九）。但即使是政府在战争年代中吸收的大量剩余，大部分也是由于资源的比较充分和比较合理的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不是从私人剩余或从工人的实际收入中扣除的。后者事实上在战争中达到了最高峰，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无与伦比。参阅保罗·斯威齐，《工人阶级的状况》，《每月评论》，1958年7—8月，第120—121页。〕战备吸收了大量的剩余，这是战后美国经济史中的主要事实。约有六七百万工人，占劳动力的百分之九以上，现在是依靠军事预算获得工作。如果军事支出再一次削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规模，美国的经济就会回到深刻的萧条状况，失业率达到百分之十五以上，象三十年代的情形那样。 这一点自然有很多人不肯承认，持不同意见的人主要可分两类：第一类人主张说，如果同时削减税收和军事支出，私人支出就会增长到相应的程度。到此为止，本书大部分是用来说明这个制度为什么不起那样的作用，也不能起那样的作用的，无需在此重复所提出的论据。第二类人承认，军事支出现在是经济的支柱（虽然一般都低估了它的重要性），把它取消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们主张，用其他的政府支出来代替军事支出，就可以避免这种后果。他们说，我们能够而且终究应当建立一个真正的福利国家，来代替一个战争国家。〔注：关于这种立场的简要说明，参阅J.K.加尔布雷斯，《我们不要军事定货也能繁荣》，《纽约时报杂志》，1952年6月22日。〕他们毫无困难地列举了许多有用的和必需的计划，其所需的政府开支会同现在的军事预算一般大，甚至还要大些。〔注：例如，雷金纳德·伊萨克斯，哈佛大学城市和地区计划系主任，在替“美国改善我们的邻居关系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以后，得出结论（1958年）说：都市更新所需支出到1970年共计约二万亿美元之谱，“单是必须由联邦政府担任的支出部分即将与国家安全支出相等。”经济发展委员会，雷金纳德·R.伊萨克，《美国经济发展问题》，纽约，1958年，第1卷，第339页。〕 认为非国防支出在支持这个经济上和国防支出同样有效，因而“我们”应当用前者去代替后者的论点，用来表示什么是需要的，无疑很正确。但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内，用来表示什么是可能的，它是否同样正确，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赞成作出改变的人常常忽视的。然而，对于任何想要了解这个制度实际上是怎样运用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事情的关键所在。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力量的形态，尤其是它的特殊的美国形态。由于这是一个大题目，不能在现在这本书中详细讨论，我们只限于提出几点观察和意见。 4 除了在危机时期，资本主义——不论是竞争的还是垄断的——的正常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投票是政治权力的名义上的来源，而金钱则是政治权力的实际上的来源：换言之，这个制度在形式上是民主政治，而在内容上则是富豪政治。这一点现在已经被一致承认，似乎不需要加以论证。只要提提这一点就够了：要开展和执行可以说是构成这个制度的主要特征的一切政治活动和职能——对选民大众进行灌输和宣传，组织和维持政党；举行选举运动——只有靠金钱，靠大量的金钱。既然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大公司是大笔金钱的来源，所以它们也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源泉。 的确，这种制度具有一种潜在的矛盾。〔注：马克思就1848年通过的法国民主宪法写道：“但是，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下面这点：它通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的阶级正是它要使它们的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被它剥夺了维持旧有社会权力的政治保证的阶级正是它批准具有这种权力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勉强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7—428页）。〕构成压倒多数的不拥有财产的选举人可能形成他们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工会，政党），通过缴纳会费或党费来筹集必耍的资金，从而变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赢得了正式的政治权力，然后试图以会威胁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的经济权力和特权的方式来运用它，那末这个制度就面临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只在这个寡头统治集团准备不战而降时，才能按这种制度自己的规则去解决。既然就我们所知，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特权的寡头统治集团这样做的实例，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摒除这种可能性。代之而发生的是，直接地或通过其委托的代理人控制着全部强迫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等等）的寡头统治集团放弃民主的形式，而采取某种直接的权力主义的统治形式。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民主的垮台和权力主义统治的实行，也可能由于其他的原因而发生——例如，长期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议会多数，或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的正常运行所必需的改革进行有效的抵抗。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特别富于在资本主义国家用权力主义的政府代替民主政府的实例：二十年代初期的意大利，1933年的德国，三十年代末期的西班牙，1958年的法国，以及许多其他的例子。 可是，总的来看，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宁愿采用民主政府而不愿采用权力主义的政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由于群众定期地批准寡头统治——议会和总统选举的普通意义就在于此——而得到加强，而某些对寡头统治集团本身非常实在的危险——个人独裁或军事独裁却避免了。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具有民主政府的长远历史的国家，寡头统治集团对付反对运动或解决困难问题不愿采用强力主义的方法，宁愿想出比较间接的和微妙的方法去达到他们的目的。用作出让步去解除工会和怀抱激进目标的劳工政治运动的武装。它们的领袖被收买了——用金钱、阿谀奉承和荣誉。结果，当他们获得权力时，他们呆在这个制度的框子以内，只是企图在这里或那里赢得少数更多的让步，以便使普通成员感到满意，但决不向寡头权力在经济中和在国家机关强制部门中的真实堡垒实行挑战。同样，寡头统治集团在必要的限度内改变政府机构，以便防止陷入可能促使民主程序崩溃的任何对峙和僵局（例如，故意限制政党的数目，以便防止出现不稳定的议会各党混合政府）。通过这些方法，以及许多其他的方法，民主比较权力主义的统治能够远远更加有效和更加持久地为寡头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实行权力主义统治的可能性从来没有被放弃——的确，大多数的民主宪法都有特殊规定，在紧急时期实行权力主义的统治——但对正常运转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肯定不是寡头统治集团宁愿采取的政府形式。 美国政府制度自然是刚才讨论过的那种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一。在宪法理论上，人民行使最高权力；在具体实践上，人数甚少的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实行最高统治。但是民主机关并非仅仅是一个烟幕，在它后面坐着一小撮工业家和银行家，制定政策，发号施令。现实较此要复杂得多。 美国的开国祖先是锐敏地觉察到了民主政府形式中的这种潜在矛盾的，象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那样。他们承认有这种可能性：没有财产的大多数人一旦获得选举权以后，可能要企图把自己的名义上的主权变成实际权力，从而危害被他们看作是文明社会的基础的财产安全。因此他们设计了有名的互相牵制、互相抗衡的制度，其目的在使现存的财产关系制度尽可能地难于颠覆。美国资本主义后来通过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和各个部分之间进行的无数的并且常常是剧烈的斗争而发展——它们从来没有象在欧洲那样，由一个共同的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联合起来过。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原因，在美国形成的政府机构的重心大大地落在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和特权这一边：整个的有产者少数反对人民，财产所有人的不同集团彼此反对。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讲历史——三权分立是怎样写进宪法中去的，各州的权利和地方的自治权怎样变成了既得利益的堡垒，政党怎样发展成为纠集选票和分发赏赐的机器，没有计划，没有纪律。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结果如何，这在十九世纪末以前就已经形成了。美国成了私人财产和商业主权的理想世界。政府结构本身防止了在经济或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采取有效的行动（例如城市设计，只举一种近年来变得日益迫切的需要〔注：《一千四百个政府》，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罗伯特·C.伍德最近刊行的一本书，在他的名字上提到了纽约大市区中存在的独立的政府机关的数目。每一个这样的机关都是既得利益的储藏所和代表；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去控制和协调他们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侈谈“设计”自然是可笑的。〕）。即使情况不是这样的地方，政治代表制度，连同不存在负责的政党，也赋予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暂时的或永久的联合以有效的否决权力。政府的积极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少数职能之内，这些是各有钱阶级中实质上所有的成分都同意的：扩大国家疆界和保护海外的美国商人和投资人的利益，这种活动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是联邦政府首先关怀的；〔注：不了解这一点是大多数美国历史著作的最大弱点之一。可是也有例外。参阅，例如，R.W.范阿尔斯泰因，《正在兴起的美帝国》，纽约，1960年。书中对从最早的年代起对外关系在形成美国的发展中所起的决定作用作了正确的估计。〕在国内使财产权利更臻完善并对之加以保护；在最有势力的和坚持不放的权利主张人之间瓜分公地；为私人商业的有利经营提供最低限度的基础结构；按照众所周知的滚木头和分猪肉〔注：滚木头（log-rolling）：美国政客之间的互相帮忙，如对彼此提出的议案互相投赞成票。分猪肉（porkbarrel）：政治分肥，如为报答选举支持者而授予政府职位或从政府预算中拨给项款去兴办地方事业。——译者〕的原则分给赏赐和补助金。在三十年代的新政时期以前，甚至并不假装说，促进各个较低阶级的福利是政府的责任：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认为，任何依赖政府来获得收入或服务的做法是败坏个人道德的，是违背自然法则的，是毁灭私人企业制度的。 这就是二十年代景气衰退时的一般情景。我们巳经看到，自从本世纪开始以来，政府支出的相对重要性只有小小的增长（大部分是由于建造道路和公路来配合汽车数目的迅速增加造成的），在第八章我们将要看到，为什么这时整个说来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但随着大萧条的到来，政府起更大作用的需要突然变得急迫了。在自由主义的新政时期，这种需要是怎样满足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编了表5a，除了把1929年同1939年相比而不是同1957年相比之外，它同表5是一样的。 表5a政府支出，1929—1939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929年1939年 非国防采购7.513.3 转移支付1.64.6 国防采购0.71.4 共计9.819.3 1929年至1939年间发生的变化同1929年至1957年间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尖锐的对比。尽管在1939年年终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美国的卷入显然已有可能，国防采购的重要性却仍然很小。反之，两类民用支出——非国防采购和转移支付——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有了急剧的增长。在三十年代的十年，在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政府支出总增长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非国防采购，百分之三十以上是转移支付，而国防采购则不到百分之十。 在这里似乎有着证明，象某些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剩余吸收不足问题可以由政府福利支出的增加来解决。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想要提出疑问的，并不是政府支出中新政增加额为之服务的福利目的。的确，这种支出的大部分具有对受到萧条威胁的大小不同和种类不同的财产所有人实行救助的性质，〔注：新政的这一常被忽视的方面，A.H.汉森在其《财政政策与商业循环》一书中讨论得很充分，纽约，1941年，第4章。〕但对非有产各阶级来说，许多真正有益的事情也完成了，至少是开始了。但这在基本上与本题无关。三十年代政府支出不好的地方不是在于它的方向，而是在于它的数量：它对于抵消私人经济部门中正在起作用的强大萧条力量是远远不足的。用通用的美元计算，政府支出从1929年的一百零二亿美元增至1939年的一百七十五亿美元，增加百分之七十以上。可是在同时，国民生产总值本身却从一千零四十四亿美元降至九百十一亿美元（降低百分之十二点七），失业占劳动力的百分数从百分之三点二升至百分之十七点二。〔注：即使用不变（1957年）美元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亦只从1929年的一千九百三十五亿美元增至1939年的两千零十四亿美元，不足以保持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按人口平均数而不略为下降。〕 因此，从对美国整个经济的救助行动来看，新政显然是一种失败。甚至加尔布雷斯这位主张不要军事定货也有繁荣的预言家，也承认：在三十年代，这个目标甚至还不曾接近。他说：《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从来没有终止。它只是在四十年代的大动员中消失了。”〔注：《美国资本主义》，第69页。〕 军事支出完成了福利支出所没有完成的事情。1944年，失业从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七点二降到了最低限度的百分之一点二。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政府支出从1939年的一百七十五亿美元增到了1944年的最大限度一千零三十一亿美元。这并不是说，在和平时期，需要有如此大规模的支出才能实际上消除失业。如果不是由于在战争时期民用支出必须用各种方式加以限制，那末，接近充分就业在一个低得多的政府支出水平上就可以达到。但肯定必须有比1939年的水平大得很多的增加额——也许大一倍或二倍。为什么在整个萧条十年中这样一种增长不曾出现呢？为什么新政未能做到战争证明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呢？ 5 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下，民用支出的增加到1939年已将达到它的外部限界。反对进一步增加的力量太强大了，以致不能克服。 在分析这些力量及其所加于民用支出扩大的限界时，应该首先指出：州和地方政府各级的支出比联邦政府一级的支出伸缩性要小得多。在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中，各种财产税起着主导的作用。它们比起提供联邦政府大部分收入的税收（公司和个人所得税，工资税，货物税，关税）来，是更难转嫁或逃避的，而当它们落在个人的财产上时，的确是根本不能转嫁的。其次，高财产税率并没有为少数有钱的人开辟迅速致富的途径，象高所得税率同低资本利得税率结合在一起时那样。对支配着地方政治的富有的个人或集团来说，州政府和市政府两级的更多的支出就意味着更大的纳税额；既然任何一个市政府或州政府的支出数额相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常常是很小的，那就没有理由期望，收入会有相应的增长。因此，州和地方的支出一般紧紧保持在维持各种必不可少的职能和服务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之内。霍林斯里德说的埃尔姆斯市的情形，也完全适用于全国所有的城市和城镇： 大笔税款伴随着大宗的不动产所有权；因此，这些家族〔属于第I类，处在社会经济等级制度的顶峰〕对于保持低的财产估价和税率具有直接的利益。他们在一个地区和一个县内，通过控制市县两级的两个主要政党的组织，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各种公职候选人——除了区检察长和法官之外——通常不是第I类的成员，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受第I类利益集团所施加的控制。金钱、法律才能和政治职位是用来把利益转成有效权力的工具。依靠它们来在争夺中执行作出的决定，这种争夺包括通过公共改良——例如新的公共建筑物、学校、道路或福利计划来提高税收。这种幕后控制的结果是保守政策的形成，和充当第I类利益集团代理人的人当选为官吏。〔注：奥古斯特·B.霍林斯黑德，《埃尔姆斯市的青年：社会阶级对青少年的影响》，纽约，1949年，第86页。霍林斯黑德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是研究现代美国社会中的社会阶级的主要学者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这是毫不为奇的：在最近三十年中，当整个政府支出的作用发生了如此根本的改变时，州和地方支出的相对重要性却很少改变。1929年，州和地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点四，1957年占百分之八点七。〔注：F.M.巴特，《政府支出问题》，第127页。〕诚然，在大萧条末了时，这个比例升至将近百分之十三，在大战中又降至百分之四以下。可是，这两种情况的解释是很清楚的：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能不可能随着作为大萧条特征的国民生产总值的锐减而予以削减；而在战争期间，各种管制又阻止了州和地方支出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重要的是，在战后恢复“正常”以后，百分比又回到大体上是二十年代的水平。 可见，在现有的美国政府和政治结构之下，政府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的任何进一步的改变，十之八九是要靠在联邦一级开始的。因此，以下所说的必须理解为主要适用于决定联邦支出数量的力量。 在这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税收的大小虽然不是没有影响，却远远不是确定政府支出数量的决定性因素。当存在着闲置的生产资源——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现象——时，更多的支出宽味着更高的收入，从其中可以支付增长的税收。有些人会受到损害，但其中很少有人可能是属于拥有政治权力的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的。整个寡头统治集团肯定会得到好处，因此具有强大的推动力，要把政府支出水平不断提高。 如果税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那末是什么东西决定民用支出扩张的限界呢？回答是：是构成寡头统治集团的个人和集团的特殊利益，以及这些利益受到各种支出的影响的方式。 我们可以假定：预算中的每一个支出项目，有某种最低数额是一般都同意、不引起很大反对的。超过这个数额以后，赞成继续增加的人逐渐减少了，而反对的人则逐渐集结，直至达到平衡，于是进一步的增加停止了。从这个图式出发，我们可以试图为主要的预算项目定出平衡点，希望这样来发现各个支出限界，然后加在一起，得出总的限界。可是，这种程序会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可以称为“互相依存的影响”的存在，后者排除了个别限界的简单相加。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同时考虑两个预算项目，例如住宅建筑和保健。在今天，很少有人会反对一个适度的公共住宅建筑计划，自然每一个人都赞成至少要有足够的保健支出来控制传染病的流行。但超过某一点之后，在每一个场合反对都开始集结，首先是不动产利益集团反对住宅建筑计划，医药界反对公共医疗计划。但不动产利益集团大概没有特殊理由要反对医疗，医生们也没有特殊理由要反对住宅建筑。但是，一旦他们各自进入反对在自己的领域中增加支出以后，他们可能不久就发现，如果把力量联合起来，同时反对更多的住宅建筑和更多的公共卫生支出，是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的。这样，当同时考虑两个支出项目时，对于每一个项目的反对就会集结得更快，当考虑整个预算支出的全面增加时，反对就集结得最快。我们可以比喩地说：当考虑一个支出项目时，反对的增长是同支出增长的数量成比例的；当考虑到所有的支出项目时，反对的增长是同支出增长的平方成比例的。〔注：威廉斯学院政治学教授詹蜗斯·麦格雷戈·伯思斯在其致《纽约时报》的一封信（1962年8月5日）中所说的话是中肯的：“今天总统与国会之间的鸿沟是太宽了，不是通常的施展压力和讨价还价的技术所能渡过的。反对的因素是如此强大并互相连结在一起，以致他不能把一个政策推进到从局外人看来是可行的程度而不触动整个反对机器。”〕 在实际上，自然不能假定有这种简单的数量关系，更不能予以证实。我们只须心中记住：整个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对于政府民用支出提议普遍增加中的每一个项目的反对，比对各该项目在单独考虑时的反对要强烈得多。〔注：这个规律不适用于军事支出的增加；参阅后面，第194—201页。〕这对我们的问题是极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是需要有全部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情况，除非许多预算项目都同时增加，否则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就民用支出预算的几乎每一个主要项目来说，当扩大超过了必要的最低限度时，都会激起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每当涉及对私营企业的重大的竞争因素时就发生这种情况，然而在大体上不存在甚至完全不存在同私营企业竞争的其他支出项目，情形也是如此。 有许多紧急的社会需要，政府要能加以满足，就只有对私人利益集团进行某种形式的竞争。例如，江河流域的发展是一个私营企业决不能希望有效经营的领域，它对控制洪水、保持水土、重建被侵蚀的土壤等等是极为重要的。但它也生产电力，这就同私人动力发生竞争，从而提供了一个尺度，可以用来衡量私人动力垄断组织的性能。因此之故，江河流域的发展不仅受到公用事业本身的激烈反对，而且也受到整个大商业界的激烈反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历史，对于这种反对力量的强大提供了雄辩的证明。管理局的起源，是由于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需要硝酸盐。在亚拉巴马州的马瑟—肖尔斯地区建立了一个水坝、一套水力发电设备和一个硝酸厂，来满足严格的军事需要。在二十年代，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诺里斯领导了一次运动，要把马瑟—肖尔斯变成一个广泛的江河流域发展计划；但是，在资本主义的这个繁荣时期，运动并没有得到结果，甚至原有的投资也任其闲置变坏。只是在罗斯福于1933年就任总统后的“百日新政”中——这对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来说，是一个接近恐慌的时期——诺利斯的坚决的努力才获得了成功。此后寡头统治者们一直懊悔他们这个软弱的时刻。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带来的麻烦是它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使美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在赋有执行一个合理计划所必要的权力的政府机关下面，明智的设计能获得多么大的成就。只举它的成就之一：到五十年代后期，在管理局所辖地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在用电上只付一半的钱，就能消耗相当于全国平均数两倍的电。在全世界范围内，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变成了新政的象征，是指引着其他的人走上民主进步道路的灯塔。在这种情况下，寡头统治集团没有敢把它立即毁灭掉。它转而组织了一个长期的运动，进行不间断的批评和骚扰，目的在于把管理局限制起来，削减它的职能，强迫它服从资本主义企业的规范。这个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来没有让管理局完全实现它的全部生产能力。可是，它受到它所管辖的七州地区人民的欢迎，这就保护了它，使它免于遭受内部破坏，并离开它原来的目标。因此，反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运动的最大胜利，在于它完全成功地使多目的的江河流域管理局的原则不能应用于美国无数其他的江河流域的任何一个，在这些流域中，这个原则能大大地促进人民的福利。需要更多这样的管理局是很容易向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证明的；在三十年代和以后，在江河流域发展上扩大政府开支作为剩余吸收不足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是常常会被人很好地理解的。但马克思所称的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译者〕被彻底唤醒了，很轻易就把对于私人利益的神圣领土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犯击退了。〔注：根据这种记录，当寡头统治集团反复援引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作为美国热心于全世界不发展国家的进步目标的证据时，真是令人特别作呕。国务卿腊斯克为了说服拉美各国政府参加摧毁古巴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于1962年1月在埃斯特角的外长会议上说：“需要有多年的思想、工作和辩论，来使美国准备好采取自助和社会改革的必要步骤。我清楚地记得，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能够赢得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支持以前所遭到的剧烈抵抗，这个管理局下面有一个巨大的水坝网，许多的水电站、肥料工厂、农业推广局，它们在我国南部造成了奇迹般的变化。但是前仆后继的进步领袖们下定决心要在取得政治同意这种结构之内造成社会的变革，在美国国内组织成功了‘争取进步联盟’。”（《纽约时报》，1962年1月26日。）如果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果真作出了这种奇迹，为什么这些伟大的“前仆后继的进步领袖们”从来没有能建立起即使是再多一个的江河流域管理局呢？（有趣的是，这位国务卿在这次北美、中美、南美各国的会议上，显然并没有觉得在提到合众国时径直称为“美国”有什么不合适。）〕 公共住宅建筑这个潜在的福利支出的广阔领域，是另一种侵犯私人企业领土的活动。一个真正实际可行而又成本低廉的住宅建筑计划，必然会要求在空旷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建筑，这种空地在美国大多数城市中是很多的。但这恰恰是有势力的都市不动产利益集团所反对的。触着这种反对的暗礁，对于住宅不充足和不适宜这一对孪生问题进行认真解决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代替它的是我们有着说得好听的“消除贫民窟”或“都市更新”计划，除了对颓败失修的财产的所有主给予丰厚的报偿之外，一般是把比它们所安置的更多的人抛向街头。〔注：对“都市更新”的更详细的分析，参阅下面第276—281页。〕此外，公共住宅建筑通常体现在陵墓一般的“规划”中，这决不是能生存的社会所能扎根和成长的一种环境；这样“清除贫民窟”实际上是在地基的后面和地基的上面创造贫民窟；而“都市更新”则是对日益衰败的“灰色地带”的房地产所有主的一种户外施舍制度，这种地带从我们的大城市中心无法阻挡地蜿蜓而出。自从公共住宅建筑在三十年代首次变成政治问题以来，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的确是如此可怕，以致今天它再也得不到半点群众支持。《幸福》杂志的一位编辑丹尼尔·塞利格曼写道：“早在三十年代，公共住房建筑的倡议者具有传教士般的热忱。他们相信，新住宅建筑本身就会驱除罪恶、堕落和疾病。然而公共住宅建筑并没有实现它的倡议人所怀抱的那种期望。今天，提倡公共住宅建筑的人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根据，他们的热忱已经消逝了；这种运动在今天是如此软弱，以致大多数不动产集团认为值不得费脑筋再去攻击它。”〔注：小威廉·H.怀特等，《人口激增的大都市》，纽约，1958年，第93页。〕一个深思熟虑的破坏公共住宅建筑的阴谋不可能获得较此更辉煌的成功：私人利益集团无须再加反对了——公众已经替它这样做了。 江河流域发展和公共住宅建筑只不过是侵犯私人利益领域的政府活动的两个例子。在所有这种场合，由于私人利益集团握有政治权力，政府支出的限界就被定得很狭窄，同社会需要毫无联系——不管这种需要是多么极端的明显。但这种限制的施加不只是在同商业企业发生竞争的场合：象教育和保健这种直接竞争不存在或不甚重要的领域，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在这里，很快也会激起私人利益集团对政府支出增加的反对；在这里，实际支出的数额同明显的社会需要也不发生联系。 其所以是这样，原因决不是很明显的。说这种非竞争性的政府活动的绝大部分属于州和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并不能算是解释。的确，政府支出的大量增长不可能从州和地方两级开始，但这主要还与本题无关。联邦政府在这些事情上可以起更大的作用，直接地或通过对州和地方政府单位的补助；事实上它近年来也在这样做，虽则规模还不大。这里的问题是要解释：为什么在经济的健康迫切要求联邦支出数量不断增长的时期，用来满足社会共同消费需要的增长部分如此之少？为什么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例如，对于本人并非什么激进运动战士的历届总统年复一年地向国会提出的增加联邦对教育补助的提案，那么一贯地和有力地加以反对？这种需要——更多的学校和教室，更多的教师，更高的教师薪金，更多的奖学金，所有各级的更高标准——在任何一个留心观察的公民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在政府报吿、学术论文和通俗小册子中都曾经反复予以证明。自从1957年第一个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以来，被苏联大幅度地超过这个无法摆脱的忧惧就极端迫切地摆在全国面前：我们被吿知说，两种制度之间的竞赛，最终获胜的一方将不是具有最大火力的，而是具有最大智力的。尽管如此，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1月15日——第一号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后四年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议上是用这些不吉利的数字开头的： 1951年我国大学毕业生在自然科学方面共有一万九千六百人。1960年，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我国人口有了巨大的增长，尽管由于我们在国防和空间、工业研究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努力而对这个领域的技术人才的要求大为增加，大学毕业生的数目还是从一万九千六百人降到了一万七千一百人。 1951年，研究生物科学的有二万二千五百人。1960年，只有一万六千七百人。 在工程技术领域，在1951年至1957年期间大学入学注册人数从二十三万二千人增至二十六万九千人。1957年以后，注册人数不断减少。去年的数字降到了二十四万人。〔注：《纽约时报》，1962年1月16日〕 当国家的利益处在危机——从这个词的最简单、最露骨的意义来说，这个词就是寡头统治集团中头脑最迟钝的人也应当是容易理解的——中的时候，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联邦对教育补助的甚至是极小的增加也常常被拒绝呢？ 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现行教育制度是主要使寡头统治集团得到好处的一大堆优惠和特权中的决定性成分。从三方面来说，这是实在的。 第一，教育制度为寡头统治集团提供了它的成员自己和他们的后代所需要的那种质量和数量的教育服务。〔注：这并不是说，这种制度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关于美国教育制度的阶级性的这一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参阅下面，第287—315页。〕对富人的子女来说，并不缺少昂贵的私立学校和大学。富裕阶层居住的郊区和远郊地区的公立学校并不象在城市和乡村为中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服务的学校那样缺乏资金。换言之，现行教育制度并不是一个质量均匀的整体。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为了寡头统治集团，一部分为了其余的居民。迎合寡头统治集团需要的那一部分具有充足的经费。在其中受教育是一种特权和社会地位的标志。而它只为居民的一小部分服务这个事实本身，正是它最可宝贵和被小心翼翼地加以捍卫的特色。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使它的好处普遍化的企图注定要受到寡头统治集团的顽强反对。这也或许是对扩大联邦教育补助计划的反对之所以强大有力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也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用来为绝大多数青年服务的那一部分教育制度，必须是次等的，必须制造出适合于低级工作和低级社会地位（这都是社会为他们保留的）的那种人材。这个目的自然不能直接达到。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中的平等主义是它的力量之一，不能轻易予以放弃。人民从孩提时代起就被用一切办法教导说：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摆在他们眼前的不平等并不是不公正的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而是他们自己的天赋聪明才智有优有劣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按照欧洲的划分阶级社会的方式，设立两套不同的教育制度，对寡头统治集团一套，对群众一套，那就会同这种教导相违背。想望的结果必须用间接的方法去追求：对为寡头统治集团服务的那部分教育制度予以充分的供应，而对为中下层和工人阶级服务的那部分教育制度则使之资金匮乏。这可以保持教育上的不平等，后者对于支撑作为整个制度核心的普遍不平等是极端必要的。可是，要对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强行喂食而对另一部分迫使挨饿，不需要作出特别安排即可达到目的。私立学校和大学不管怎样总是供应充裕的，而对公立学校由地方政府管理和提供经费的现行制度，自动地造成了对富裕阶层居住的郊区和远郊地区的公立学校和对城市和乡村的学校的极不平等的待遇。极关重要的是，要防止这种精密的平衡被大规模的联邦入侵所推翻，即利用全国政府的巨大的征税权力和支出权力，去实现教育改革家的古老的理想：一切的人都有接受平等的和优良的教育的机会。这里有第二个原因，迫使寡头统治集团在这样一个领域把政府支出保持在最低限度：理智吿诉我们，这个领域能有益地吸收社会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 从第三种意义所说的教育制度支持现存阶级结构，是同以上两点相辅而行的。每一种能生存的阶级社会必须提供一种方法，把下层各阶级中的聪明才智之士选拔出来，加以使用，并将其纳入上层各阶级。在西方的封建社会，天主教会提供了这种必要的机构。竞争资本主义使下层阶级的能干的和有进取心的青年能沿着纯粹的经济阶梯上升到寡头统治集团中去。垄断资本主义有效地堵塞了这条向上流动的渠道：现在很少有可能从开办一个小企业开始，把它建成一个大企业。在教育制度中找到了一个代替的机构。通过收费低廉的州立大学、奖学金、贷款等等，真正能干而具有野心（即渴望成功，这个社会所给予的定义）的男女青年可以从教育制度的劣等部分向上爬。被接纳到较好的预备学校、学院和大学以后，他们可以受到同上层阶级的青年人同样的训练和造就。从那里，敞开了一条道路，通过公司机构或专门职业，而同中上的，偶尔也同最高的社会阶层结合起来。皮相的观察家听到平等机会的口号，可能从这里看到了教育制度对阶级结构起破坏作用的证据。绝没有比这更不合乎事实的了。一切的人都有平等机会的理想，只在取消了上层阶级的特殊权利以后才能实现，单单让下层各阶级的精选的少数人享受这种特权是不能实现的。这只不过通过把新鲜血液吸收到上层各阶级来，并夺去下层各阶级的天然领袖，而使阶级结构更为增强。〔注：马克思写道：“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资本论》第3卷，第36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9页）。〕当代时髦的教育改革，包括寡头统治集团准备容忍的联邦补助的少量增加在内，实际就是为这种目标服务的。任何满足一个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现代社会的真正教育需要的认真尝试，必须采用完全不同的办法——包括承担使用大量资源的义务，其规模之大，使热衷于保持它自己的狭隘特权的寡头统治集团甚至连做梦也想象不到。〔注：关于现行阶级教育制度实际获得的结果的讨论，参阅下面，第299—315页。〕 可以把全部民用支出项目一一加以研究，表明在每一个场合，寡头统治集团怎样基于私人利益而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实行坚决反对。对私人企业的真正竞争不能被容忍，不管这种竞争的作用是多么不完全和多么不充分；对于阶级特权或阶级结构的稳定的破坏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予以抵抗。而几乎所有的民用支出都包括这两种威胁之一或全都包括。在今天的美国，对这个普遍结论就只有一个主要的例外，而这种例外恰恰证明了这个规律是正确的，这就是政府用于公路的支出。 在这里无需详细说明汽车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注：这个题目在第八章讨论得比较详细。〕我们只须说：有几个最大的和最赚钱的公司，其主要业务就是生产机动车辆；石油工业中约有十个公司，资产达十亿美元以上，大部分利润是从出售机动车辆所用汽油得来的；有其他几个主要垄断工业部门（橡胶、炼钢、玻璃）主要依靠向汽车制造商或使用人出售产品；有二十五万以上的人从事汽车的修理和服务；还有无数的其他商业或职业（货车运输，汽车游客旅馆，游览胜地等等）之所以能够存在，直接或间接是由于机动车辆。这种环绕着一种产品聚集起来的私人利益复合体在经济中——或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相同的一种。而这一整个复合体自然完全依靠政府来提供道路和公路。这样，有着极大的压力，要继续不断地扩大政府在公路上的支出，是很自然的事。来自私人利益集团的反压力确实存在——显然是来自铁路，它受到了公路运输发展的严重打击，但铁路并不是汽车复合体的敌手。政府在公路上的支出激增：州和地方财政所加的限制被日益增长的慷慨的联邦补助克服了。在今天，公路作为政府民用支出的目标，仅次于教育。〔注：1957年，政府在民用方面的商品和劳务采购共计四百零四亿美元。其中，一百三十六亿美元或百分之三十三点七用于教育，七十二亿美元或百分之十七点八用于公路——两项合计，占政府民用支出半数以上。参阅F.M.巴特，《政府支出问题》，第26—29页。〕 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公路支出超出了社会需要的任何合理概念。它所证明的是——显著地和不可抗拒地——汽车复合体象毒癌一般的成长所加于美国社会的可怕的浩劫；如果政府在所需公路上的支出受到了寡头统治集团加诸其他民用支出上的那种限制和削减，这种成长是不可能的。城市已经变得可怕地拥挤；它的空气被带细菌的染污物质污染了；城市和乡村的大片好地变成了混凝土带和柏油地；宁静的居民住宅区被猛烈冲过的汽车和卡车的喇叭叫声和汽油臭味搅扰了；能够高效率地和不受阻拦地运送货物和旅客的铁路失去了生意，因而造成了提高运费的恶性循环，这就威胁了我国大城市的长期车票旅运事业本身的存在；城市迅捷的交通系统既感不足，又觉阻塞，以致通过纽约、芝加哥以及其他许多大都市的商业区变成了一种苦难的经历，只有贫困的和莽撞的人才会忍受。对于这种日益加剧的可怖的和使人惊惧的事态，通常的救济办法是什么呢？更多的公路，更多的街道，更多的汽车库，更多的停车场——更多的同样的毒物，它已经在威胁着一种日益都市化的文明的生存。而这一切之所以有可能，是由于公共资金的慷慨补助，这是拥有财富的寡头统治集团所渴求和批准的，而他们对那些于自己的大部分同胞有利的公共服务的扩张则拼命予以反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疯狂，没有比在这里表现得更明显和更不可救药的了。 6 新政设法使政府支出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但这离经济达到人力物力充分利用的水平还差得很远。寡头统治集团对民用支出的继续扩大加强了抵抗，使失业仍然保持在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五以上。到1939年，越来越看得很清楚，自由主义的改革，它想要从垄断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的倾向中来对它加以拯救，是可悲地失败了。当罗斯福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将近届满时，深刻的挫败和不安的感觉遍及全国。 然后战争来临了，随之得到了拯救。政府支出激增，失业骤减。诚然，战争终了时，军事支出大为削减；但由于在战争中民用需求积压得很多（这是供给短缺和流动资产储蓄的大量积累两者所造成的），军事支出削减带来的下降趋势是相当温和而又短暂的，不久就由一个通货膨胀性的恢复景气所代替了。当冷战当真开始时，这个景气还在有力地继续着。军事支出在1947年降到它的战后最低点，1948年开始上升，在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年）有惊人的增长，以后两年稍稍下降，然后在1956年又开始缓缓上升，除了在I960年稍有间断外，一直继续到六十年代。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军事支出变动的格局也大体相似，除了在1955—1961年变动很小以外。 〔注：1946—1961年军事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如下： 1946—8.91950—5.01954—11.01958—10.1 1947—4.91951—10.31955—9.81959—9.6 1948—4.51952—13.41956—9.91960—9.0 1949—5.21953—11.01957—10.01961—9.4 资料来源：《总统经济报告》，1962年1月，第207页。这些数字同早先从巴特所引的1957年和以前各年的数字稍有不同（上面第145、152页）。〕 在第八章，我们对战后时期经济的特点还将有所论列。在这里我们只须指出：三十年代的深刻停滞和五十年代的相对繁荣的差别，完全是由于五十年代的大量军事支出造成的。例如，在1939年，有百分之十七点二的劳动力失业，其余约有百分之一点四可以假定是被雇用来生产军事方面的货物和劳务的。〔注：这是“国防”采购的商品和劳务对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换言之，有百分之十八以上的劳动力要不是失业，就是依靠军事定货来得到工作。1961年（象1939年一样，是从周期性衰退中开奸恢复的一年），相应的数字为百分之六点七失业和百分之九点四依靠军事支出，共计百分之十六左右。可以使这种计算更为详尽和精确，但没有理由认为，这样做会改变一般的结论：1961年的失业率或依靠军事支出就业的人数和1939年大体相同。由此可以推论：如果军事预算降到了1939年的规模，失业也会回到1939年的规模。〔注：依照今夭流行的自由主义逻辑，显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有一类自由主义者显然忘记了全部凯恩斯学说，从来也不理解垄断对经济运用的关系，他们主张说：如果军事支出少一些，私人投资和消费就会多一些。他们不去解释，为什么在三十年代，当军事支出事实上很少时，私人投资和消费没有更多；他们也不去解释，为什么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失业率上升了，当时军事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一般是稳定的。在他们未能对这些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以前——我们相信，只有沿着本书所概举的线索才能予以解释——他们所宣布的削减军事支出可能产生的效果是无法认真看待的。另一类自由主义者至少没有完全忘记大萧条，却同样口若悬河地侈谈以福利支出代替军事支出。但是他们忘了透露他们的魔术般的方案：怎样能使寡头统治集团和他们想到一起去。我们关于这种自由主义者所要说的，正是马克思关于他那时代的改良派所说的话：“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信选集》，纽约，1935年，第1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8页）。〕 为什么对民用支出控制得那么严格的寡头统治集团，在过去二十年中对军事支出却变得如此大手大脚呢？
五．剩余的吸收：销售努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五．剩余的吸收：销售努力 1 在分析社会经济剩余——社会总产品产它的社会必要成本之差——的利用时，经济理论在传统上集中注意于资本家的消费和私人投资，这是上章所讨论的题目。并不是说其他的利用方式完全被忽略了。国家和教会总是被承认为剩余的共同消费者；古典作家和马克思都认为，除了国家官吏和僧侣之外，还有“非生产”工人的重要一类，其代表是家庭仆役，他们从资本家和地主获得自己收入的大部分或全部。其次，马克思还把他所称的流通费用加在剩余的使用上： 一般的规律是：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流通费用，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这仅仅是实现价值或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需的费用。投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包括它所支配的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必须从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种扣除。〔注：《资本论》第2卷第6章第3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67页）。〕 可见，从原则上说，除了资本家的消费和积累以外还有其他的剩余利用方式，这是从来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些其他的方式普通都被当作次要的题目看待。它们被看作只涉及资本家阶级消费支出的再分配或积累率的略为降低，从来没有被看作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着整个经济制度的运转方式，或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性质。 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竞争资本主义下流行着这种观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把赋税和什一税降到最小限度感着兴趣，结果教会和国家所消费的剩余部分比在封建时代要低得多；当时可以合理地设想，当资本主义社会变得更富有时，这一部分还会继续下降。同样，流通费用同在商人资本对工业资本仍然占据上风的重商主义时期相比亦大为降低，而这似乎也表明，在将来，资本家的消费和积累会日益增多地占用社会的剩余产品。 这两种利用方式是否足以吸收这种经济所能生产的全部剩余——这个问题在经济学文献中早就出现了——曾由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认真地讨论过，并且在西斯蒙第和一系列异端的“消费不足论者”的著作中居于统治地位。这个题目也出现在马克思及其信徒们的著作中，虽则显然处于从属地位。古典作家和马克思之所以未能更多地关心剩余吸收方式的充足与否问题，也许是因为他们深信，资本主义的中心难题集中在马克思所称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方面。从这个角度去看，资本主义扩张的障碍，好象更多的是在于用来维持积累势头（themomentumofaccumulation）的剩余太少，而不是在于利用剩余的特殊方式的任何不足。自然，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中，由于他们集中注意于市场的平衡机构，整个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的问题在半个世纪以上实际是完全看不见了。 当我们从分析竞争制度转入分析垄断制度时，必须在思想方法上作出根本的改变。由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由于剩余利用的正常方式显然不能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剩余利用的其他方式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必须有这些利用方式，它们应当具有庞大的和日益增长的数量，变成了这个制度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当它们相对于资本家的消费与投资而增长时，它们就日益更多地支配着社会产品的结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社会本身的性质。 其他利用方式之一我们称之为销售努力。从观念上讲，它同马克思的流通费用一样。但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它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所起的作用都是马克思从来梦想不到的。 2 远在资本主义达到最高的、垄断的阶段以前，销售努力就已经出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任何现象很少有不呈现预兆而象神仙般突然出现的。各种趋势通常是暂时地出现，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停留在微弱和无足轻重的状态中。有一些从来没有超出幼苗的阶段，被起抵销作用的过程所压倒和窒息了。其他的则长成了强壮的大树，最后变成了社会景色的显著特征。〔注：正是把前者同后者分辨开来的能力，构成了对历史过程的理解和经验主义者的历史“事实”堆积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这样，销售努力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秩序，要比资本主义老得多。它在古代就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中世纪变得十分显著，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则在范围和强度上都增长了。它的本质已由桑巴特加以简洁的描述： 激发兴趣，博得信心，唤起强烈的购买欲望——这就是幸运的商人所作努力的最高成就。至于采取什么手段来获得这种成就，那是没有区别的。只要是通过内部的强迫而不是通过外部的强迫来达到目的就行了，只要交易的对方不是违反自己的意志而是出于自己的决定来进行交易就行了。商人的目的必然是暗示。内部强迫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注：《资产阶级：关于现代经济人的精神生活》，慕尼黑和来比锡，1913年，第74页。〕 然而，尽管这种“内部强迫手段”的武库在以往是很大的和多样化的，它只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发达的阶段——在今天的美国——才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种扩张深刻地影响了销售努力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原来是这个制度的比较不甚重要的特征，现在已经发展到成为它的决定性神经中枢之一。就其对经济的影响而论，超过它的就只有军国主义了。在社会存在的所有其他方面，它的无孔不入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销售努力的惊人发展以及它的势力的显著加强，是由于它经历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质的变化。价格竞争作为吸引公众惠顾的手段在作用上已经大为降低，并屈从于促进销售的新方式：广吿，产品形状和包装的多样化，“人为的商品陈旧”，模型改变，信贷计划，如此等等。 3 在竞争激烈残酷而竞争者为数甚少以致不适用削价的一种经济制度中，广吿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竞争的主要武器。广吿在商业上的直接目的和效果在经济文献中已经得到详尽的分析，是很容易了解的。在原始竞争的条件下，一个工业部门包含许多出售人，每一个出售人只楼给同一种产品的一小部分，这时是没有个别商号刊登广吿的机会的。不管它生产的是什么，它可以按现行市价出售；如果它扩大产量，小小的减价将使它能把增产部分售出；即使是小小的涨价，也会促使它的顾客转向它的按原价提供同一产品的竞争者，从而使它自己丧失买卖。诚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可以由生产商协会刊登广吿，促请消费者扩大他们对某一类产品的购买额。但是这种呼吁（“多饮威士忌”或“多吸纸烟”）在广吿史上从来不曾起过主导的作用。 当出售人为数甚少，每一个都占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量和销售额的很大部分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种相当大的商号，可以通过在它们自己的产品和它们的竞争者的产品之间确立并维持明显的差异，来对它们的产品市场施加强大的影响。这种差异主要是靠广吿、商标、牌号、与众不同的包装、产品的多样化来获得的；如果成功的话，它就会导致这样一种状态：从消费者看来，这种差异化的产品不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近似代替品了。产品差异化的努力越加有效，差异化产品的出售人就越加接近于垄断者的地位。公众对他的特殊牌号的依恋越强烈，他所须考虑的需求就越少弹性，而他也就越能提高价格，而不致遭受收益的相应减少。 所有这一切首先适用于消费品，但在生产资料领域，也有很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关系。只要看一看任何一种对商人发行的无数普通的或专门的杂志，就可以相信：即使是消息极其灵通而在技术上又是精明的购买人，也决不是不受广吿影响的。 正如广吿及其有关政策能在购买者心中创造对某种产品的依恋一样，也可以制造对一种新的，或表面上是新的产品的需求。E.H.张伯伦在他的独辟蹊径的著作中，关于这个题目所说的是： 广吿影响需求……是通过改变欲望本身。欲望本身的改变同现有欲望得以满足的渠道的改变的区别，虽然在实际应用上由于两者常常混在一起而弄得模糊不清，但分析起来却是十分明白的。一项广吿如果只是说出一种商标或制造商的名字，它可能没有提供什么消息；但是如果能使购买者更为熟悉这个名字，他们就会愿意购买它，而不愿购买未登广吿和不熟习的牌子。同样，有些销售方法，如打动购买者的感情，使用购买者不熟悉的因而无法防御的心理法则，恐吓他、奉承他或消除他的疑虑——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增加他的知识。它们不是提供消息的，它们是操纵的手段。它们通过重新安排他的动机，来创造一种新的欲望组合。〔注：《垄断竞争理论》，剑桥，马萨诸塞，1931年，第119页。〔中译本：《垄断竞争理论》，三联书店，1958年。——译者〕〕 很明显，新创造的欲望越强烈，满足这种欲望的产品的价格就可以定得越高，而这种商号的利润也就越大。因此，正如西托夫斯基所说，“广吿支出的长期上升是利润边际长期上升和价格竞争衰落的一种标志。”〔注：蒂博尔·西托夫斯基：《福利与竞争》，第401页脚注。〕 4 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统计时间数列虽然常常是意义不明确的，但美国经济中的广吿支出经历了一个真正显著的长期上升则是没有疑问的。一个世纪以前，在迎来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集中和托拉斯化的浪潮之前，广吿在产品分配过程中和在影响消费者的态度与习惯上起的作用非常小。有过一些广吿，但主要是由零售商刊登的，即便是他们也并不企图去树立不同的牌号或有牌子的商品。制造商本身还没有开始利用广吿作为一种手段，来给自己的产品获得最后的消费需求。可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广吿的数量和气氛都改变了。1890年的广吿支出达三亿六千万美元，为1867年的七倍左右。到1929年，这个数字已增加到将近十倍，达到了三十四亿二千六百万美元。〔注：《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57年》，华盛顿，1960年，第526页。〕 这样，当垄断资本主义达到成熟阶段时，广吿进入了“劝说的状态，这是同宣布或反复申说不同的。”〔注：E.S.待纳，《骇人听闻的广告史》，纽约，1953年，第36页。〕广吿刊登人的工作的新阶段，早于1905年就在《油墨》杂志中充分描写过了： 这是商标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候，几乎任何一种有价值的产品的生产者都可以拟定需求的规模，这种需求不仅将随着年代而增长到超出以前所知道的任何范围以外，而且将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垄断。……到处……有机会带头刊登广吿——用有标准商标的产品，来代替无数混杂的、不知名的、不被人承认的布匹、衣着、食品，辅之以全国性的广吿，这种广吿本身在大众眼中就变成了价值的保证。〔注：戴维·M.波特，《富有的人》一书中所引，芝加哥，1954年，第170—171页。〕 因此，广吿业以极大的速度发展着，它的扩大和成功由于经济的日益增长的垄断化和被利用来为它服务的媒介物——特别是无线电，现在尤其是电视——的效率很高而不断地得到了促进。1957年用于广吿媒介物上的全部支出增至一百零三亿美元，而在1962年达一百二十亿美元以上。〔注：《美国统计摘要：1963年》，华盛顿，第846页。〕连同广吿机构和其他专门公司所进行的市场研究、公共关系、商业设计以及其他类似服务，总数现在可能超过二百亿美元。而这并不包括生产公司本身所进行的市场研究、广吿工作、设计等等的费用。 这种确实可以说是大得难以相信的资源耗费，并不反映公司经理部门的轻率和不讲理性，也不反映美国人民对于无线电和电视中带唱的广吿节目；五光十色的广吿牌，杂志报纸中连篇累牍的广吿具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广吿对公司商业这一大部门来说，已经变成了不可缺少的工具。它已被竞相使用，成为公司追求最大限度利润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用作保障垄断地位的不可逾越的城垣。虽然公司经理部门最初把广吿看作是可惜的成本，应当减到越少越好，可是不久对许多公司企业来说，它就变成了一个广吿公司所正确地称呼的“为了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注：这种“为了生存必不可少”的原则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可以从近来由全国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所发售的一种称为“康达”的特许专卖药见到。这种药品的广告费估计为“使人吃惊的一千三百万美元，用在或许从未有过的煞费苦心的药品推销广告之一上。大部分的钱用在电视方面。”关于这笔支出，该制药公司“据说以批发价格从药房售货上得到一千六百万美元了（《纽约时报》，1964年1月9日。）把自然要加在销售成本以及生产成本之上的可观的利润边际算进去，似乎很清楚，生产成本即使在批发价中也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当加上零售商的利润边际时，生产成本在消费者所付价格中的份额实际上必然是小得看不见的。〕 5 前面已经提到，广吿现象并未逃脱学院经济学的注意。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已经区别了“建设性的”广吿和“竞争性的”广吿——赞许前者是用来“提起人们对于购买或出售机会的注意的，他们或许愿意利用这种机会”，而谴责后者主要是说服或操纵的工具。〔注：《工业与商业》，伦敦，190年，第305页。〕后来，庇古更进一步，提出“可以由国家对竞争性广吿征税或予以禁止，来向这种坏事进攻——如果能够把竞争性广吿同不是严格的竞争性广吿区别开来的话。”〔注：《福利经济学》，第4版，伦敦，1938年，第199页。〕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把广吿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区分，捍卫一个而猛烈抨击另一个——统治了以后大多数专业经济学家的著作，它的确变成了经济学的一个突出部门——所谓福利经济学的特征。 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尤其是采取同样态度的很多社会问题评论家的大量出版物，对我们了解广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着这些情报在手，就很难认真主张说，广吿在任何可以看到的程度上完成了马歇尔和庇古所说的“建设性”职能，或者导致了其他经济学家所称的“更加消息灵通和更加完全的市场。”的确，今天很少有人会怀疑路易斯·切斯金的话，他是一个推销技术的老资格专家，他说“由于消费者对大多数产品并不了解，他们就专看标签、商标和牌名；”他还说：“一种高级产品意味着它在消费者眼里是高级的。它不一定意味着按客观价值或按实验室的标准来说是高级的。”换言之，消费者的爱好，不是通过让他去在真正不同的产品之间进行选择来造成的，而是通过使用日益完善和精心设计的暗示和“洗脑”技术来造成的：这也变成了一种普通常识。再引用切斯金的话，“过去十二年所进行的研究最后表明，个人受到了广吿的影响，但并不觉察到这种影响。个人被一项广吿推动他去购买某种货物，但他常常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推动他去干的。”〔注：路易斯·切斯金，《人们为何购买？》，纽约，1959年，第65，54，61页。显然，请责所谓诉诸下意识的广告为特别令人讨厌，这很津说是有理由的：所有的广吿在本质上都是诉诸下意识的。〕还有许多研究同样使人信服地表明：广吿诱使消费者付出的价格，比在实质上相同但没有适当的广吿技术撑腰的产品所索取的价格要高得多。〔注：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广吿的一个有关的但是独立的职能，即常常这样来欺骗消费者：让他喜欢所买到的东西，而不问其价格或质量如何，或是引诱他去购买一种同广吿上所描述的实际不同的产品。〕 最后，有时提出来为广吿辩护的理由是，广吿的媒介物能为高质量的音乐和文学节目的演出提供资金——这无异于是为了烤猪肉而去把房子烧掉。不仅由群众宣传工具人为地提供的直接或间接作为广吿手段的艺术节目在价值上有着严重的问题；而且无疑地，这些节目的直接提供所费于消费者的，可以比他们被迫通过商业广吿付出的费用要无比低廉。 6 试图衡量广吿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这种推理，导致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几乎是一致地谴责广吿，说它浪费大量的资源，继续不断地消耗消费者的收入，有计划地破坏他在真正的替换物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注：这并不适用于“新”福利经济学，它也许比经济学的任何一个其他领域更多地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思想中的理智丧失。以消费者的“表现出来的偏好”作为它的出发点，这种时髦的学说不表示任何的“价值判断”。例如，它的最杰出的发言人之一，保罗·A.塞缪尔森，对这件事根本不表示态度：“广吿的辩护者认为它具有许多经济上的优点。能向公众提供有益的消息；能创造大量生产的市场；而作为广告支出的一种副产物，我们有了私人报刊，许多精选的无线电和电视节目，以及厚本的杂志，如此等等。另一方面，有人主张说，许多广告是自相抵销的，对于消费者的有益消息増加很少；配合每一分钟的交响乐，就有半小时闹剧。情况会更加引起争论，如果不是由于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发现的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许多人似乎欢喜广吿。他们不相信他们所听到的全部东西，但他们还是不期然而然地全都记得住。”《经济学》，第5版，纽约，1961年，第138页。〕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始终未能包括真正是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这样来处理广吿的问题的一切方面是没有意义的：把广吿看作是经济制度中某种讨厌的赘疣，只要“我们”下决心去掉它，它就可以消除。广吿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物，是价格竞争衰落的必然的副产品，它象巨型公司本身一样，构成了这个制度的组成部分。正如庇古偶然提到的——他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个题目——“如果摧毁垄断竞争的条件，就可以把广吿完全除去。”〔注：《福利经济学》，第199页。〕但是很明显，战胜资本主义——因为这就是摧毁垄断竞争一语在今天应有的含义——并不属于福利经济学的范围，它的任务只在消除或者减轻资本主义的最不幸的结果，以便加强必然生产和再生产这些不幸结果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福利经济学在研究广吿时所具的第二个甚至是更大的弱点是，它明白地或者含蓄地假定了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是它的全部推理的基础。用萨伊的定律作为出发点，它把广吿（以及一般的销售努力）看作是在经济中造成了某种“歪曲”。首先，既然大家同意，广吿和销售费用是由消费者负担的，〔注：“归根到底，这种由消费者负担的费用必须算作销售成本——改变他的需求的成本，而不是生产成本——满足他的需求的成本。”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第123页。〕因此就认为，广吿的增多造成了收入的再分配：消费者的收入减少了，而刊登广吿者和广吿媒介物的收入增加了同样的数目。其次，既然公认为广吿使消费者从购买一种商品转到购买另一种商品，造成他们根据荒谬的理由来作出自己的购买决定，诱使他们在无价值的或伪造的产品上花费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所以广吿就被责备为歪曲消费者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干预了消费者的最大限度满足。但是在这种理论中，不是把广吿看作改变消费者购买的总量，因而在分析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原则中不必太多地注意它。 这种处理方法故意地模糊了广吿以及和它有关的东西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心职能——对这种职能商人和研究美国经济现实情况的商业分析家了解得更清楚。例如，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经济学部写道：“事实是，下一个广泛的定义——它很可以下这样的定义——把从产品设计经过定价和刊登广吿，直到逐户推广和最后出售这一整套推销业务都包括进去，销售或推销不仅是自由社会的象征，而且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是我们这个特殊的自由社会的正常必然性。”〔注：德克斯特·M.基泽及同事，《美国商业中的新力量》，第90页。〕在缺乏这一整套推销业务时会使“我们这个特殊的自由社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在一个显要的纽约投资银行家的严厉的话语中列举如下：“购买衣服将只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购买食物将只是根据它的经济和营养价值；汽车将拆卸得只剩下必要的东西，在其有效寿命的整整十年至十五年中始终由同一个所有人拥有；房屋的建造和维修只是为了聊蔽风雨，不考虑风格或邻居关系。对于一种依存于新模型、新风格、新想法的市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注：保罗·梅休尔，《我们所提高的标推》，纽约，1953年，第32页。梅休尔先生似乎没有想到，在选择衣服和食品时，审美的考虑和嗜好会起着作用；不考虑麦迪逊路的所谓“风格”，只要完全考虑到建筑艺术，就可以盖房子，并且盖得很好；邻居关系可以既不是“孤傲的”，也不是“有限制的”，既不是阴郁的地带，也不是贫民窟，而是考虑到自然位置，接近工作地点、公园、运动场所、运输设备，计划得很好的住宅区的一部分。〕 这的确是事情的关键。被需求不足所不断苦恼着的市场，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遭受长期消费不足、投资不足和就业不足的经济制度，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因为广吿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它促使消费者的支出在不同的商品上进行再分配，而在于它对有效总需求的大小，从而对收入和就业水平的影响。这一点很容易为推销术和广吿术的教授们以及商业记者们所理解，但除了少数例外，却被经济理论家忽视了。〔注：最值得注意的例外，而且我们相信是头一个，就是K.W.罗思柴尔德。参阅他的不幸很少受人注意的文章，《关于广告的一则短文》，《经济学杂志》，1942年4月。〕 送种疏忽的产生，是由于不承认长期停滞趋势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以及用来抵销这种趋势的广吿在运用方式上的复杂性。因为，虽然重要的是要了解全部广吿努力构成了利用经济剩余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商业会计上处理它的方式却模糊了这个基本要点。困难是因此产生的：广吿支出因为被算作成本，看起来就好象同生产成本完全一样，它自然不列入利润之中。然而，既然它显然与必要的生产和分配成本——不管下怎么广泛的定义——无关，它就只能算作总剩余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剩余具有某些特点。首先，它是由两个不同的成分组成的。第一个成分是通过生产工人所购买的消费品价格的增长来支付的那一部分社会广吿及其他销售总支出。生产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了这个数目，而剩余——它是净产值总额与生产工人实际工资总额之差——则相应地增加了。另一个成分比较复杂。它是由资本家本身所负担的和由非生产工人通过他们所购商品的涨价来负担的其余一部分广吿和销售费用。广吿和销售努力支出中的这个成分不是由生产工人负担的，它不构成剩余的增加，只是造成剩余的再分配：某些靠剩余生活的个人被剥夺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去维持其他靠剩余生活的个人，即从销售“行业”本身所产生的工资、薪金和利润中获得收入的人。 维持销售努力的那一部分总剩余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它的“自行吸收”的性质。因为，虽然这种剩余中有一些是从生产工人榨取而来，另外一些是从非生产工人扣除的，但整个数额却是用来维持销售努力的。同采取净利润形式的那部分剩余不一样，采取销售成本形式的这一部分剩余却不要求有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来与之抵销。它可以说是给自己提供了抵销的办法和出路。（这个说法需要作一点限制：广吿机构和其他从事销售努力的企业的利润，显然列在利润总额中，必须用资本家的消费或投资或兼用两者来抵销。） 因此，销售努力对于经济的收入结构和产品结构的直接影响，就同政府靠租税收入所作的支出一样。这种影响是用经济学文献中所称的“平衡预算乘数”来测量的，它将把总收入和总产品扩大一个与原来的税收（和支出）同样大的数目。〔注：平衡预算原理将在下面，第138—139页，详细讨论。〕自然，总收入的扩大是同广吿机构、广吿媒介物等等中非生产工人的较高就业率相联系的。 到此为止，我们注意的是广吿同收入产生和剩余吸收两者的直接关系。间接的影响也许是同样重要的，是朝着同一方向起作用的。一般说来，间接影响有两种：对于投资机会的具备与否及其性质的影响，对于社会总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划分（即凯恩斯主义者所称的消费偏高）的影响。 对于投资机会，广吿所起的作用与在传统上归之于技术革新的作用相似。广吿使得有可能创造对于一种产品的需求，从而鼓励了对厂房设备的投资，不然这种投资是不能发生的。登广吿的产品是否真正是新的倒没有什么关系：一种新牌子的旧产品也行。在这种场合自然是浪费资源；但在存在着失业和生产能力闲置的情况下，这些资源不这样利用也一样会弃置不用：广吿造成了投资和收入的净增加额。 对于总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划分，广吿的影响是明白的，它虽然无法测量，然而可能是很大的。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要记佳，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民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而经济剩余的增长甚至更大。这些发展，连同技术上的进步（上述发展既是技术进步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使得劳动力的职业分布有了重大的改变。狭义的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划分增多了，产生了许多类型的技术工人和白领工人，他们享有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在不久以前只有中等阶级的成员才能享有。同时，旧的“食剩余者”阶层的人数已经增多，又加上了新阶层：公司和政府的官僚，银行家和律师，广吿撰稿人和公共关系专家，股票经纪人和保险代理人，房地产经纪人和殡仪业者，如此等等，似乎是无止无休的。所有这许多类型的人，自然还有C.赖特·米尔斯所称的公司富人和极富有的人，他们的大量收入不但足以使他们过着舒服的生活，而且可以过着不同程度的奢侈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习惯地从自己的收入中储蓄一部分；当他们的收入增加时，他们全都面贴着把增加部分消费掉还是储蓄起来的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实在的：这些类型的人是信用卓著的，在贷款机构增多（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色）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得到贷款来购买住宅、汽车、游艇或他们灵机一动想要购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称的任意作出的开支数额——可以储蓄也可以使用的收入数额加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贷款——是巨大的，一年达数百亿美元。因此，广吿的职能，也许是它今天的主要职能，就是站在消费品的生产者和出售人方面，进行一场无情的战争，反对储蓄，拥护消费。〔注：某些广吿——储蓄银行、储蓄贷款协会、人寿保险公司等等的广告——自然是从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但在数量上同货物和劳务供应商的努力相比是很小的。〕完成这个任务的主要手段是：造成式样的改变，创造新的欲望，定出新的地位标准，强迫接受新的礼仪规范。广吿在达到这些目的上所取得的公认的成功，大大地加强了它的作用：它既是一种抵销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趋势的力量，同时又表明它是著名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总设计师。 7 刊登广吿者的策略，是在人们的头脑中打进这样的观念：拥有进入市场的最新产品无疑是称心合意的，的确有这样的迫切需要。〔注：万斯·帕卡德援引《芝加哥论坛报》（它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报纸”）研究和推销经理的话说：“传统现在惹得我们厌烦。它不但不是一笔资产，而且对于这样的人民来说实际上是一笔负债：他们期待最新的东西，最新的东西——永远是最新的东西！”《浪费制造者》，纽约，1960年，第165页。帕卡德的许多著作，象现代许多其他的秽闻丑史写作专家的著作一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益情报，同时也表现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批判方法的长处和短处，这种方法知道评论现在，判处现在，却不知道理解现在。”《资本论》第1卷第13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页脚注）。〕可是，这种策略要能奏效，生产者就必须使“新”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没有一个生产者敢落在后面，因为害怕他的顾客为了他的竞争者的新将转向后者。 可是，真正新的或不同的产品是不容易遇到的，即使在我们这个科学和技术迅速进步的时代。因此，许多向消费者连珠炮轰般地宣传的所谓新，要不是骗人的，就是对产品的作用或耐久性只有价值不大的改进，而在许多场合甚至是没有改进的。关于骗人的新，全国最大广吿公司之一——特德-贝茨广吿公司的首脑罗塞·里夫斯出色地描述了一个极好的实例： 格劳德·霍普金斯的撰写广吿的天才使他成为广吿方面的不朽人物之一，他讲述了他的伟大啤酒广吿之一的故事。当他在啤酒厂里参观时，他向麦芽和蛇麻子这些珍品客气地点头，但是当他看到空瓶子是用新汽〔注：新汽即直接从锅炉出来的蒸汽。——译者〕来消毒时，他活跃起来。他的委托人抗议说，每一家啤酒厂都是这样做的。霍普金斯耐心地解释说，重要的不是它们做了什么，而是它们在广告上说它们做了什么。他写了一则不朽的广告，宣布“我们的瓶子是用新汽洗涤的！”大烟草制造商乔治·华盛顿·曾经一度刊登纸烟广告，用的是现在驰名的话：“它是烤过的！”的确，每一种其他的纸烟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其他的制造商都不够机灵，没有看出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所蕴藏着的巨大可能性。霍普金斯又一次获得了广吿上的大成功，他写道“去掉你齿上的薄膜！”的确，每一种牙膏都成样做的。〔注：罗塞·里夫斯，《广告中的现实》，纽约，1961年，第55—56页。这本书以成功广告的最精明的指导者驰名。〕 这种例子自然能够无穷无尽地引伸下去。但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要强调的重要事情不是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而是它完全只限于推销领域，并不回过来影响到生产过程本身。 第二种新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产品在设计和外形上的确是新的，但它的用途基本上同它所要代替的旧产品一样。不同的程度可以很大，从包装的简单改变直到汽车型式每年的影响深远而又耗费巨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产品的变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确实反过来影响到生产过程：销售努力一向只不过是生产的附属物，帮助制造商去有利地处理用来满足公认的消费者需要的货物，现在却日益侵入了工厂和车间，指示它们根据销售部及其在广吿业中的谘议和顾问定下的标准来生产什么。这种情况由麦格劳-希尔经济学部总结得很好： 今天，制造公司的方向越来越面对市场而离开了生产。事实上，这种改变在某些场合已经走得很远，以致通用电气公司——作为一个惊人的实例——现在把它自己看作主要是一个推销组织而不是一个生产组织。这种想法回过来影响到公司的机构，以致市场的需要影响和决定着生产设备的安排和组织。〔注：德克斯特·M.基泽及同事，《美国商业中的新力量》，第97页。〕 万斯·帕卡德补充了一个情报：“每当用具工业的工程师们在五十年代后期聚在一起开会时，他们常常哀叹：他们已经变成了只不过是推销部的按钮。”他引用消费者协会的话说，“今天的所谓产品研究，许多在事实上是一种促进销售的支出，用来提供这个行业所称的有利的产品混合物（productmix）。”〔注：《浪费制造者》，第14页。〕事情还不止此。《幸福》杂志是大商业的数量与效能的忠实记录者，它的研究人员调查了美国各大公司的研究与发展计划，发现这种几十亿美元的努力同可以销售的产品生产的关系比同它的大为吹捧的提高科学技术的任务的关系更为接近。〔注：埃里克·霍金斯，《美国研究的奇怪状况》，《幸福》，1955年4月。D.汉伯格提出了类似的结论，《工业研究实验室中的发明》，《政治经济学杂志》，1963年4月。〕 就消费者而论，经济重心这样从生产转到销售，其效果完全是消极的。消费者协会是从事消费品的检验与评价的最大和最有经验的组织，它的前任主任德克维特·马斯特斯说： 当设计是同销售而不是同生产职能连在一起时（情况日益是这样），当推销策略是以式样的频繁改变为基础时，有着某些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使用劣等材料的倾向；健全的产品发展必要时间的缩短；忽视质量和应有的检验。这样一种内在的陈旧的效果是对消费者的变相涨价，其形式为产品寿命更短，并且常常是修理费用更大。〔注：万斯·帕卡德，《浪费制造者》，第127页所引。〕 但对整个经济来说，其效果却肯定是积极的。象美国这样的社会拥有大量的耐用消费品，当这种耐用消费品的一部分磨损或被抛弃时必须予以代替，这就构成了对货物和劳务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内在的陈旧增加了磨损的速度，而频繁的式样变化则增加了抛弃的速度。（实际上，正如马斯特斯指出的，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最后的结果是，代替的需求在速度上逐渐增加，收入和就业普遍提高。在这一方面，销售努力变成了对垄断资本所陷入的长期萧条状况的趋势的一种抵销力量。 8 销售和生产努力彼此相互渗透以致实际上不可分辨，这种状况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必要生产成本的构成以及社会产品本身的性质的深刻变化。在竞争模型中，如果它所依存的一切假定都不变，只有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由通行的工业技术所决定的），连同最低限度的包装、运输和分配（由现存习惯所要求的）成本一道，才能被市场——并由经济理论——承认是向消费者提供一种产品的社会必要成本。这种产品本身——虽然在资本主义下不是以它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来生产的，而是以它的交换价值为目的当作商品来生产的——可以正当地看作是满足一种真正的人类需求的有用物品。诚然，即使在资本主义的竞争阶段——这个模型大体上可以适用于它——社会必要成本也比在一种比较不是那么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制度下所需要的更多，但是实际上没有销售成本的问题，肯定没有生产与销售努力互相渗透的问题。社会必要成本可以明确地规定为，至少在原则上可以测定为，一种有用产品的生产与交付所必不可少的支出——假定生产力和相应的劳动生产率所达到的发展程度不变。一旦成本被规定以后，社会剩余就会很容易看作是总产值与成本之差。〔注：资本主义的会计方法把租金和利息都当作是各个商号的成本。如果社会产品的总成本是把各个生产者的成本加起来计算的，那末租金和利息将会列入成本而不包括在剩余之中。可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不难透过这个现象来看清实质：租金和利息也同利凋一样，是社会剩余的组成部分。〕 在寡头垄断和垄断统治之下，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凡勃伦是第一个承认并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许多方面的经济学家，他在相当早的阶段就正确地指出了这个关键之点： 生产者不断地给予更多的注意于其产品的销路，以致许多在帐簿上以生产成本出现的东西应当正式列为销售外观（sala-bleappearances）的生产。工艺与推销二者的区别就这样弄得模糊不清，以致现在无疑地可以说是实在的：为市场而生产的许多产品的工厂成本，主要是供生产销售外观之用，一般都是夸张的。〔注：索尔斯坦·凡勃伦，《近代的非经营的所有权与商业企业》，纽约，1923年，第300页。〕 这种现象在二十年代初期是否真正象凡勃伦的话似乎包含的意思那么广泛，是可以怀疑的。但没有争论的是，作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情况的描述，他的话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把社会必要成本和剩余包括在其基本概念中的任何理论来说，这个问题既是重要的，又是困难的。 这个问题是：当象凡勃伦所说的工艺与推销的区别弄得模糊不清时，社会必要成本是什么呢？单只有销售成本时，还不发生这个问题。只要销售“业”和生产企业的销售部是分开的，并不侵犯生产部，样样事情都是一清二楚的。在这种场合，销售成本也象租金和利息一样，可以很容易看出是剩余的一种形式，应从总成本中扣除，以便得出真正的社会必要生产成本。但当销售成本同生产成本确实无法分辨时，象在——例如——汽车工业的情形那样，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没有人怀疑，生产一辆汽车所费的实际劳动有很大一部分——究竟有多大，我们马上就要研究——不是以制造一种更有用的产品为目的，而是以制造一种更能行销的产品为目的。但汽车一经设计出来，就是一个单位，它由车间和装配线上所有工人的共同努力制造出来。生产工人同非生产工人怎能区别呢？销售成本同生产成本怎能划分呢？ 回答是：二者不能以汽车制造公司帐簿上所列的任何数字为根据来加以区别和划分。唯一有意义的做法是，把汽车现有的实际成本（包括其全部内在的推销性质）同旨在完成同一职能但用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设计出来的汽车应有的成本去比较。于是后者的成本就是汽车的社会必要成本，这种假想的成本与汽车实际成本之差应称为销售成本。如果我们从这个例子引出一般性的结论，那就可以看出，在社会规模上，要辨认代表销售成本因而应当包括在社会剩余之内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就必须把假想的产品混合物的假想成本去同实际的产品混合物的实际成本比较。 记住这一点是有益的：这种比较在原则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完全接受的，虽则由于明显的原因不是用数字去进行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拥护者毫不迟疑地把自由竞争制度下应有的产品结构和成本去同他向其进行思想战和政治战的封建的、重商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混合制度下实际生产的产品的结构和成本比较。他们的目的是用理智去同现实对抗，得出必要的结论，以便采取自觉的行动，造成需要作出的改变。而这种对抗不可避免地包括了现实的东西和合理的东西的比较。 现代经济学看问题自然完全不同。对它来说，生产出来并由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东西是唯一有关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负担的一切成本都是一样的，根据定义全都是必要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把有用产品和无用产品的区别、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社会必要成本和剩余的区别一概否定，将其看作不科学的——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现代经济学满足于一切现状，用不着进行什么思想战或政治战，它不想要用理智去同现实对抗。 这种态度所造成的最可悲的结果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精力都不花在这里所考虑的题目上了，尽管这些题目的阐释对于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运用原则显然是极关重要的。诚然，所需进行的研究工作，是充满了难于克服的观念上和实际上的困难的。制订想象的产品混合物的规格并估计它的成本要求很大的独创性和健全的判断力；关于实际生产成本的情报常常是秘而不宣的，至多也只能靠把分散的和不全的片断证据拼凑起来去获得。然而，在这个领域可以完成许多工作，已由富兰克林·M.费希尔、兹成·格雷里希斯和卡尔·凯森对于汽车型式改变的成本所作的卓越的和在方法论上独辟蹊径的研究所证实。〔注：《1949年以来汽车型式改变的成本》，《政治经济学杂志〉1962年10月。在美国经济学会1961年年会上提出了一份摘要，略去了估计程序的细节，刊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62年5月，从第259页起。我们的引文出自后者。〕略为讲一下这个研究的内容，就可以把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性质说得更清晰，为其所涉及的数量大小提供某种概念，并指示迫切需要作出的进一步研究可以遵循的路线。 主要的问题——把实际产品的成本和质量去同假想产品的成本和质量进行比较的必要性——的解决，费希尔、格雷里希斯和凯森是以1949年作为他们的出发点，用这一年的型式作为质量和成本的标准。作者们着重指出，选定1949年的型式作为标准，并不是因它有任何特殊优点，而只是因为这是一切必要数据可以获得的最早的一年。从观念上讲，显然可以采用比1949年型式更为合理地设想并构造的型式——操纵起来更安全、更耐用、更有效、更节约的型式——作为标准。这样一种汽车也许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实际存在，也许还需要有一个专家小组来为它制订蓝图。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两者均可用来代替1949年的型式，这种代替无疑地会使型式改变的成本估计要高得多。但即使用1949年的不完善产品作为它的尺度，这次调査得出的成本估计在作者本人也认为是“高到令人惊愕的程度”。 他们“集中注意于：如果每年按照1949年型式的长度、重量、马力、联动机件等等来制造汽车，可能节约的资源成本会是多少。由于在汽车工业中发生了技术变革，〔他们〕因而不是估计1949年型式本身继续生产时可能节约的资源支出，而是估计继续采用1949年的规格但按正在发展的技术（按实际的汽车制造成本和性能数据估计的）来生产时可能节约的资源支出。”这些计算表明，型式改变的成本“达到每辆汽车七百美元（占买价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在1956—1960年间，每年共计三十九亿美元左右。” 事情决不以此为限，因为“还有其他的型式改变成本，不是在汽车制造中花费的，而是在它的整个使用过程中花费的。”在这些成本中包括备用零件的加速陈旧，由于汽车设计和制造的改变所产生的较高的修理成本，和额外的汽油消耗。作者们只对最后一项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 虽然实际的汽油哩程在1949年每加仑行驶十六点四哩，十年以后降到十四点三哩，而在1960年和1961年又升到十五点三哩左右，但平均的1949年型汽车的汽油哩程每加仑会升到1959年的十八哩，和1961年的十八点五哩。这意味着，平均的1956—1960年型汽车的所有人比继续使用1949年型汽车时每行驶一万哩会多付四十美元左右（约占他的全部汽油费的百分之二十）。 由于型式改变造成的额外汽油消耗，据估计在1956—1960年期间平均每年约九亿六千八百万美元。此外，作者们估计，“由于这种额外支出在汽车的整个使用期间继续存在……即使1962年和以后各年的型式都回到1949年的规格，到1961年为止已经制成的汽车（打九折）额外消耗的汽油的1961年现有价值（按1960年价格计算）也将达到七十一亿美元左右。” 总结型式改变本身的成本以及由于型式改变造成的额外汽油成本，作者们得出结论：“我们因此估计，自从1949年以来型式改变的成本，在1956—1960年期间平均每年约五十亿美元，未来的汽油费按现行价值为七十一亿美元。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由于还有些项目没有包括进去，这些数字是低估了的。” 所有这些计算都假定：汽车成本包括巨型汽车制造公司的巨额垄断利润（这些公司的利润在经济中是属于最高一类的），以及零售商的加成——约为消费者买价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如果把这些从成本中除去，看来似乎是：用1956—1960年的技术制造出来的1949年型汽车，其实际生产成本会不到七百美元。如果我们再假定合理设计的汽车会比1949年型的成本低——譬如说——二百美元，又假定存在着一种节约的和有效的分配制度，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消费者最后付给一部汽车的买价不必超过七百或八百美元左右。这样节约的全部资源一年会在一百一十亿美元以上。根据这种计算，五十年代后期的汽车型式改变耗费了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出乎意想之外的是，象广吿这种销售努力的重要成分只不过每辆汽车十四美元，占型式改变成本的百分之二左右。虽然汽车无疑是一种极端的例子，可是这也可以表明销售活动和生产活动互相渗透的范围和程度，以及在表面上不是销售成本而在实际上却融合在生产成本之中的销售成本的巨大数量。在汽车制造业，以及无疑还有许多其他在这方面类似的工业，销售努力中的最大部分不是由销售人和广吿撰稿人这样的明显的非生产工人来进行的，而是由工具和钢型制造人、制图员、机械师、装配线工人这些表面上的生产工人来进行的。 但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费希尔、格雷里希斯和凯森的研究，明确地肯定了在实际产品和假想产品之间、在生产实际产品中所负担的成本和生产一种比较合理的产品中会要负担的成本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在原则上是可行的。如果就整个经济来进行。这样一种比较会给我们提供有关对现在由销售努力和生产努力的互相渗透而掩盖起来的那一部分剩余数量的估计。 9 这并不是说，这样一种全面的计算在现在就能充分进行。没有哪一群经济学家，不管他们怎样富于想象力，没有哪一群统计学家，不管他们怎样富于独创性，能够或应当试图去规定只有在一种比较合理的经济秩序下才能有的产品结构。那种结构同我们今天习见的结构肯定会非常不同；但是，象常常见到的，不一定非要能把更合理的东西的细节都提出来，才能清楚看出什么是不合理的东西。人们不一定需要具备关于合理地构造的汽车、计划得很好的邻居关系、美妙的乐曲的具体概念，才能认识到不断强加于我们的汽车型式改变、环绕着我们的贫民窟、喇叭向我们嘟嘟叫的摇摆舞是有损于人类幸福的利用人力物力的方式。人们不一定需要有关于国际合作和共存的详细计划，才能理解战争的恐怖和破坏性。可以肯定地说：消极的说法虽然具有它的消极性，却构成了从政治经济学中能够获得的重大的深远见识之一：由寡头垄断公司的追求最大限度利润政策所决定的产品的数量和组成，既不符合人类的需要，而所付出的人类辛劳和忍受的代价也不是最小的。〔注：《纽约时报》（1964年3月3日）有一篇报道，说明了按照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指示设计出来的产品能够真正是最有害于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的。报道说，美国汽车协会发现，汽车制造商为了汽车形体的美化，完全忽视了安全的考虑。全国汽车协会及其马萨诸塞分会的主席罗伯特·S.克雷奇马尔说，有资格的工程师的建议被“形体风格专家和推销商推翻了”。他继续说道：“制造商把汽车看作是‘类化商品’，不是一种必须使之尽可能安全的机械。”在列举的安全方面的缺点中，有“缺乏自动安全闸，轮胎有缺点，内部设计粗劣，驾驶装置的不完善，架构的脆弱和单薄。”可是汽车工业每年还把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用在研究和发展上！〕一种合理的社会产品的具体结构及其最令人满意的生产条件，只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经历充分的时间——通过不断摸索和反复试验的过程——才能予以确定，在这种社会中，经济活动不再由利润和销售来支配，而是以创造人类幸福和全面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资丰富作指针。 10 同作为剩余利用方式之一的销售努力——至少是其中同生产可以分开的部分——完全一样，还有用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所列的“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项下的大量资源。〔注：“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部分包括下列各个领域中的私人企业组织：金融（银行和信托公司；银行以外的信用机构；持股公司；其他投资公司；有价证券和商品合同中的经纪人和买卖人），保险（保险送达人，保险代理人和经纪人），和不动产（所有人，出租人，承租人，购买人，出售人，代理人和不动产开发人）。”美国商务部，《商业统计，1963年，商业现况调査补编》，第235页。〕由于不涉及新的原则问题，就无需对这些活动及其在经济上的意义作详细的讨论。需要强调的仅仅是它们的规模。 1960年，这一部分经济在收入中共四百二十三亿美元，等于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点二。〔注：《美国统计摘要：1962年》，第317页。〕这几乎同农业、采矿、包工建筑三项加在一起的收入相等。没有人会否认，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部分中有一些资源利用应当看作是社会产品的必要生产成本。任何一个以劳动分工和商品买卖为基础的社会都要求有某种银行制度，虽则其职能可以比现在简单得多，因而成本也低廉得多。如果所有各种保险能作为综合的社会保险制度的一部分自动提供给每一个人，那末代理人、经销人、收款人、会计师、保险统计员以及供他们办公之用的巨大建筑物这一切无用的装饰品都可以不要。就不动产来说——按美元数量说，它占这一部分经济收入总数的一半以上（1960年为二百五十八亿美元）——一定数量的管理和维修工人显然是必要的，但是整个寄生性的营业如不动产的买卖和投机（在资本主义下这是赚大钱的门路），在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中都没有存在的余地。我们社会在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上的支出，大多数只不过是剩余吸收的形式，是一般资本主义的特征，而就其现在的大为扩张的规模而言，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它的根源在于公司制度的性质本身，没有比马克思在公司刚刚开始爬上统治地位时描写得更好的了：“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6页）。〕然而，维持这个庞大的投机、诈取和欺骗制度所需资源的全部支出，就象在广吿和型式改变上的支出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必要生产成本的计算方式中扮演着相同的角色。 也许情形应当就是这样。犹如广吿。产品的差异化、人为的陈旧、型式改变以及销售努力中的其他各种手段在事实上促进和增加了销售额，从而成为收入和就业的不可缺少的支柱一样，整个“金融、保险和不动产”机构对公司制度的正常运转是必要的，对收入和就业水平是另一个同样不可缺少的支柱。所有这些活动所吸收的大量资源，在事实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成本。应当看得极其清楚的是：一种竟然以这样的成本为社会必要成本的经济制度，早就不再是社会的必要经济制度了。
四．剩余的吸收：资本家的消费与投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四．剩余的吸收：资本家的消费与投资 上章已经表明，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由于巨型公司价格政策和成本政策的性质，有一种强大的和规则的趋势，即剩余在绝对数上和作为总产品的份额均在增长。我们现在来讨论剩余的吸收或利用问题。 一般说来，剩余的吸收有下列各种方式：（1）它可以被消费掉，（2）它可以用来投资，（3）它可以被浪费掉。在本章，我们集中注意于垄断资本主义通过私人消费和投资来吸收剩余的能力。 2 资本家消费掉的剩余是多少，可供投资的数量也就相应地减少多少。因而，通过对资本家的消费作出合适的假定，就总是能够得出可以维持的投资率。假定有充分就业，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一定的，那就可以认为：总收入（或总产量）——包括工人和资本家所消费的数量——增长之快，适足以使资本家未消费的那部分剩余用作投资。剩余吸收问题就能这样解决——在纸面上。至于资本家的消费在实际上是否能提供任何解决办法，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人们不必去仔细计算，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资本家未消费（因而要求用作投资）的剩余数量相对于总收入而有所增长，我们就不能沿着上述线索去找出解决办法。我们已经看到，剩余实际上是相对于总收入而有所增长的。因此问题可以归结为：资本家的消费，作为剩余中的一份，也倾向于增长吗？如其不然，那末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剩余就必定相对于总收入而有所增长，而通过资本家的消费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让我们假定，资本家把分配的利润全部消费掉。这自然不是真实的，但是如果能够证明，即使在此种场合，作为剩余的一份的资本家消费也不倾向于增长，那么因此得出的结论，在资本家从其所分配的利润中进行储蓄的场合就更不容置疑地是正确的了。 问题现在只不过是，当剩余本身扩大时，分配的剩余份额（股息）事实上是否有增长、不变、或下降的趋势。在这里，证据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答案。〔注：这样得出的命题是根据约翰·林纳，《公司收入在股息、未分配收益和税收之间的分配》一文，《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大多数大公司定有股息支付率指标，在长时期内显然是保持不变的（百分之五十似乎是最普通的数字）。可是，当利润增长时，它们并不立即调整股息，去维持股息支付率指标。例如，假定一个公司在某一时期每股赚得二美元，分配股息一美元，再假定它现在每股赚得四美元，股息的提高到二美元不是在一年内实行，而是在几年之内实行。此时，实际支付率将落后于支付率指标。如果坚持这个模式——有着充分的迹象表明，这是公司行为的根深蒂固的一面——其结果是，收益的不断增长会伴随着股息支付率的同样不断下降。 在此种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在绝对数上将会增加，这自然是可以预期的，但它作为剩余的一部分将会下降，而作为总收入的一部分则会下降得更多。既然这些结论对于资本家就他们的股息收入进行储蓄来说更加站得住脚，那就很明显，从这方面是不能期望得到剩余吸收问题的解决的。 3 可见，不仅是剩余，而且还有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剩余，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都倾向于增长。可是这种趋势能否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企图回答它时，我们首先必须确定：这个制度普通所提供的投资出路，是否大到足够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中一个日益增长的份额？ 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如果总收入按加速的速度增长，那末就有越来越大的一个份额必须用于投资；反过来说，如果有一个越来越大的份额用于投资，总收入就必定会按加速的速度增长。〔注：参阅埃夫塞·多马，《经济成长理论论文集》，纽约，1957年，第127—128页。〕可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一点所包含的意思是荒谬的。它意味着，必须把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其唯一目的就是供在将来生产数量更加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之用。消费在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小，而股本的增长同消费的实际扩大或可能扩大则完全没有关系。〔注：这主要是杜干-巴拉诺夫斯基在他的批驳所有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理论的著名尝试中所分析的情况。关于有关的参考文献，以及对杜干理论的讨论，参阅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纽约，1942年，第10章第2节。〕 完全撇开这种爆炸性的增长过程或迟或早会要超过任何一种可以设想的经济的物质可能性这一事实不说，根本就没有理由假定：在现实世界中，任何象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生产资料制造商并不能对彼此的产品相互提供无限扩大的市场，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尤其是，设想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小心谨慎和精心算计的巨型公司，会对这种情况所预先假定的那种滚雪球式的扩张计划进行设计并予以执行，那纯粹是幻想。 如果加速增长被当作完全不现实而予以排除，我们就会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相对于收入而增加的一定数量剩余的实际投资，必然意味着这个经济的生产能力比它的产量增加得更快。这样一种投资模式肯定是不可能的；诚然，这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常常出现过。但不可能的是：它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或迟或早，多余的生产能力会变得如此之大，以致阻拦进一步的投资。当投资下降时，收入和就业也会下降，因而剩余本身也会减少。换言之，这种投资模式是自我限制的，必定会以经济趋向下降而吿终——即衰退或萧条的开始。 直到此刻，我们一直是默然假定这个经济是在它的全部生产能力水平或者接近这个水平上运转的。成为注意中心的剩余增长趋势是来源于垄断的价格政策和成本政策，而不是随产量对生产能力的比例大小为转移的。但是我们一终承认有低于生产能力的生产可能性，就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在利润与开工率之间无疑具有密切的关系，后者的定义是实际生产与生产能力之比。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公司的生产能力是在一定的成本和价格之下提供最大限度利润的产量，那末，开工率的降低，不论是由于产量的减少或生产能力的增加或由于二者的某种结合，必然也造成利润的降低。而且，利润的降低比产量降低的比例还要大些，因此，在某种具体的产量上，利润将完全消失，这在商业用语中普通称为“损益两平点”（The“break—evenpoint”）——在这一点上，收入恰好补偿成本，既无利润，亦无亏损。利润之所以有这种表现，是由于存在着——这尤其是大公司的特色——管理费用，它不随同产量一起变动。产量增加，分摊在单位产品上的管理费用就降低。如果价格保持同一，如果单位产品的可变成本在相应的范围内是不变的，那末，单位产品的利润将会增长，也象作为产值的一个份额的总利润一样。 下面这个引自凯弗维尔委员会对沮车工业的研究的数学实例，将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注：《管理价格：汽车》，第129页，生产量见第107页。〕1957年，通用汽车公司生产三百四十万辆汽车，平均每辆以二千二百十三美元的价格售出。可变成本（主要是按时工资和材料）每辆一千三百五十美元，剩下八百六十三美元为管理费用和利润。管理费用共计十八亿七千万美元，按三百四十万辆平均，每辆五百五十美元。因此，利润每辆为三百十三美元，共计十亿六千八百万美元。现在生产如果下降百分之二十五，每辆的利润将下降百分之五十八，实际为一百三十美元；如果生产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利润将跃增百分之三十五，实际为四百二十三美元。在产量约二百二十万辆，即该年度实际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五时，利润将完全消失。〔注：应当注意，这并不是上面所说的损益两平点。1957年的生产仅为1955年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四，而即使在1955年，汽车工业也许没有按充分生产能力生产。凯弗维尔委员会的结论是：“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该公司现在的损益两平点是在实际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五之间。”同上书，第112页。〕 对通用汽车公司来说是真实的事情，对其他大公司乃至对整个制度来说也是真实的：当生产降至生产能力以下时，剩余的减少相对地更为迅速。而且，由于股息支付率在下降方面也象在上升方面一样落在后面，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剩余甚至缩小得更快。反之，如果经济从低于生产能力的位置向上移动时，剩余和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部分两者在绝对数和相对数上均将扩大。 在这里讨论的关系问题可以表述如下。假定成本和价格结构不变，我们可以划一条“赢利变动线”，把利润率（按销售量或按投入资本计算）同开工率（产量与生产能力之比）联系起来。图1中的AA′线表示这样一种假想的赢利变动线。它从利润率的负值开始，通过损益两平点的零，上升到充分生产能力水平的最大限度利润。在AA′之上的BB′线表明，当价格上涨和（或）成本下降时，贏利变动线怎样上升：此时损益两平点移向左方，在任何一定的开工率上，相应的利润率上升了。当我们在第三章和本章开头谈到利润（或剩余）增长趋势时，我们所指的是由普通的公司价格政策和成本政策所造成的整个嬴利变动线的上升。在以前所述剩余大小变动的原因之上，我们现在增加另一个原因：即在一定的价格和成本下开工率的变动。对于垄断资本主义下剩余波动的任何令人满意的分析，必须注意这条变动线本身的位置移动和沿着这条变动线的运动。两者可以设想为反映了确定剩余大小的长期力量和短期力量。 图1假想的盈利变动线 经济学家们很少注意到赢利变动线的研究，但有一个对于美国钢铁公司的研究，它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运动。〔注：约翰·M.布莱尔，《管理价格：寻求理论的一种现象》，《美国经济评论1959年5月，第442—444页。布莱尔先生好意地给我们提供了1958—1960年的补充资料。很不幸，这种相互关系不能推广到1960年以后，因为在这一年钢铁工业停止公布开工率，以后不久，税收立法和行政的变动使得利润同以前几年相比低报得很厉害。〕在图2中，每一点表明某一年度美国钢铁公司的利润率和它的开工率的关系。〔注：这里的利润率是股东投资在纳税后的收益率。〕这个图包括1920年至1960年，略去了战争年代——当时的状况是没有代表性的。在1954年以前的所有年份，都接近于这样一条线，它表明损益两平点约为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三十八，最大限度利润率百分之十三是在百分之百的生产能力上达到的。〔注：1920—1956年的相关系数是+0.94。〕但从1955年至1960年，这种关系不再存在了。反之，所有的观察都接近于新线（我们已通过检验把这条线绘入图中），将近与旧线平行，约在它之上百分之四。例如，在1960年，开工率为百分之六十五。在旧的关系下，预期的收益率会比百分之六略低；而1960年的收益率实际上是百分之九点四。可见，从1920年至1955年，美国钢铁的价格和成本结构都是极其稳定的，因而赢利变动线也是极其稳定的。从1955年起，价格和成本有了改变，它把赢利变动线提到了一个新的和高得多的水平。在这种发展中或许包含有两个主要因素：第一，采用了新的和更加自动化的炼钢技术；第二，价格随着工资的增长而增长，但比例更大。正如我们在上章所见到的，两者都是垄断公司政策的典型产物。 图2美国钢铁公司：开工率和股东投资纳税后的收益率1920—1940年，1947—1950年，1953—1960年 这个例子说明了正在这里阐释的理论的两个方面：整个赢利变动线随着时间向上移动的趋势；在一定的生产能力基础上，当产量向上或向下移动时利润的可变性。〔注：自然并没有包含这样的意思：象1955年美国钢铁点利线的突然跃增是具有代表性的。发生作用的力量通常会使赢利线逐渐上升。然而美国钢铁公司的例子是具有高度启发性的，因为突然的跃增比逐渐的增长更能清楚地说明典型变动的性质与方向。〕两者对于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动态都是非常重要的。赢利变动线的上升表明，当生产能力被充分利用时，剩余怎样增长。而变动线的形态本身表明，当找不到投资出路和总需求下降时，剩余怎样迅速减少。当剩余减少时，它的寻找投资出路的部分在比例上减少得更多。换言之，当下降时，消费对剩余和总产量两者的比例就上升，这就或迟或早会使收缩停止。当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数额恰好为现有的投资出路所吸收时，即达到了下部转折点。在这一点上，暂时的平衡达到了，其特点是，存在着多余的生产能力，存在着失业工人。事情的相反一面是：当上升时——不管是如何发动的——剩余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同样迅速地增长。一当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部分超过了现有的投资出路时，扩张即行终止。应当记住，这个上部转折点在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或劳动的充分就业实现以前，可能早已达到了。〔注：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历史中的这种关系的讨论，参阅本书第8章，特别是第228—229页。〕 4 我们上面所分析的，可以称为——追随斯坦德尔及其他的人——“内源的”投资：投资导向从这个制度的内部机构产生的出路。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机构倾向于使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供应不断增长，而按其性质，它们又不能使投资出路的大小得到相应的增长。因此，如果内源投资是现有的唯一出路，垄断资本主义就会陷入永久的萧条状态中。同存货的扩张和收缩有关的那种波动还会出现，但只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发生，其上限会远远低于这种经济的潜力。剩余增长的趋势在实际上会转化为不断增长的失业。 但并非所有的投资都是内源的。还有“外源的”投资，即不随这个制度的正常运转所产生的需求因素为转移的全部投资。例如，发明了某种新的生产技术，它能使某种商品更廉价地投入市场；于是，即使对于这种商品的需求没有发生变动，也可发生对应用这种新技术的设备的投资。在经济学文献中，有三种外源投资居于突出的地位：（1）用于满足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需要的投资；（2）用于新生产方法和新产品上的投资；（3）国外投资。它们预期能在多大程度上单独地或者联合地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那种投资出路呢？ （1）人口。近年来，经济学家对投资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提出了彼此直接相反的看法。根据汉森，“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在十九世纪，一笔数量十分庞大的资本被吸收了，其理由不外是人口增长率大得惊人。”〔注：A.H.汉森，《完全恢复还是停滞？》纽约，1938年，第313页。〕反之，卡勒基却主张说： “重要的事情……在这一方面不是人口的增长，而是购买力的增长。赤贫人数的增加并不能使市场扩大。例如，人口增加不一定意味着对住房需求的增长；因为，如果购买力不增加，结果很可能是更多的人挤住在现有的住宅中。”〔注：M.卡勒基，《经济动态学理论》，伦敦，1954年，第161页〕 汉森的主张似乎既前后倒置，又把资本迅速形成的条件同它的形成的原因混同起来了。这样说会更加接近于事实：十九世纪的高度投资率刺激了高度的人口增长率；而后者通过它对劳动力的影响，又使高度投资率的继续成为可能。 然而，卡勒基似乎又走得太远了，他否认人口增长对于投资的需求有任何影响。就他所举的住宅而论，由于人口增长而造成的拥挤，可能导使人们需求较多的住宅和较少的其他各种货物；既然住宅建筑要求相当大的资本投资，这就会导致投资总额的扩大。其次，投机的建筑商可能以人口统计为指导来作出他们的投资决定，某些其他的生产者特别是公用事业也可能是如此。但在这一方面，有关系的不是全体人口的增长，而是在某一区域或某一地点的人口增长。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新工业和运输方式的兴起所推动的国内移民的结果——一句话，是由同总人数的增长只有间接关系（如果还有关系的话）的力量所造成的。 可见，虽然没有理由否认人口增长本身确实能创造某种投资出路，但也没有理由赋予这个因素以巨大的重要性。美国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人口增长率比起三十年代的降低了的增长率来是急剧上升的，这种经验强有力地支持着下述理论——古典经济学家所持的理论：人口增长是一种附随的变数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变数。是战争导致的繁荣促进了出生率的增长；较高的出生率对投资出路的相应影响肯定是造成这个时期的繁荣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至于将来，如果（不问原因如何）人口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同时其他的投资出路又在减少，其结果很可能是失业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持久的投资景气。 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认为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外源投资对解决剩余吸收问题能作出很大的——更不要说决定性的——贡献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2）新方法和新产品。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这样一些划时代的革新，如十八世纪的蒸汽机，十九世纪的铁路，二十世纪的汽车。它们每一个都在经济史上统治了整个时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直接地和间接地创造了大量的投资出路。在此刻的分析中略去它们，并不是否定它们的极端重要性；只不过是为了给予这种观点以理论上的表现：它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独特的历史事件，并且必须这样来处理。我们将在第8章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在该章我们将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作简单的历史分析。 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可以称为“正常的”技术革新，即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源源不断地涌现的那种新方法和新产品〔注：“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9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534页）。〕——二者常常是不可区分的，因为一个生产者的新产品可能是另一个生产者的新方法。多年来有一大部分投资体现在生产资料的改良品种或全新品种中。这是否意味着，技术进步能为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自动地提供出路，任何的出路缺乏都在原则上能由技术进步速度的适当加快而得到克服呢？ 在经济学家中间早就常常这样主张，仿佛这些的确都是不言而喻的命题。汉森在三十年代中期十分担心人口因素和地理因素对于投资出路会有严重的不良影响，他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正在迅速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我们如果想要找到足以维持充分就业的私人投资机会，就必须求助于技术比过去更快的进步。”〔注：A.H.汉森，《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的下降》，《美国经济评论》，1939年3月。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一个委员会选编的《商业循环理论读本》中重印，费拉德尔菲亚，1944年，本段在该书中见第378页。〕而在近年来，随着“研究与发展”运动的兴起，几乎也是同样普遍地假定：技术变革的速度已经或即将达到这样一点，在这里任何关于投资出路短缺的谈论严格说来都是一种时代错误。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有心去理解科学与工业之间正在改变着的关系，他发现他所称的“革新工业”的兴起在经济和商业思想中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变革： 在《纽约时报》或《幸福》杂志中，你很容易读到新的课文：今天经济的推动力量是直接的、有利可图的、制度化的对新奇事物的研究。这里有着无穷无尽的边疆，不仅有理想的边疆，而且有营利的边疆。这就是对于“利润率下降”、“消费不足倾向”需要新的投资出路的回答。读一读彼得·德鲁克，或萨默·斯利克特，甚至是更专门的技术文献，收尾的复唱词都是一样的。”〔注：菲利浦·莫里森，《革新的工业》，《每月评论》，1959年7—8月号，第103页。在某些场合，通过“研究与发展”传来的救世福音是用极大的热情来传布的。金融专栏作家西尔维亚·波特在评论一项麦格劳-希尔的工业研究支出计划的调查时说：“这将是美国整个发明和革新史中新事物和新服务的最大涌现……这将不断地灌输这个崇高的启示：我们现在正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根本变革的前夜，我们将促使我们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近年来的迟缓步伐，我们将在同苏联的增长竞赛的紧要关头中恢复速度。”《旧金山纪事报》，1961年5月1日。〕 这些关于更迅速的技术变革会对经济运行产生有利影响的观点，来源于对竞争制度的传统分析。根据这种理论，在竞争制度下发生的普通情况是：某些特别有进取心的商号在技术革新上进行投资（在熊彼特的模型中，这些商号是为此目的特别组成的），它们在一个时候享受着额外利润。其他想要分享它们的幸运的商号也就跟着做。于是供应马上大量扩张，价格开始跌落。在这些其余的商号中，有些采用新方式是为了保卫它们的利润地位；其他的商号行动太慢或者力量太弱，无力回答这种挑战，它们被排挤掉了，它们的旧设备变成了一堆废铁。在这个过程——它一再重复发生，其步伐是由技术进步的速度所决定的——中，许多新资本投入了，许多旧资本毁灭了。〔注：熊彼特因此谈到“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一书第7章的标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资本被创造了，也被毁灭了，股本的净增加额甚至从来就不是竞争经济中新投资的近似尺度。〕逻辑的必然结论是：任何技术变革的加速必定会开辟新的投资出路，并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 在垄断资本主义下，这个理论不再适用了。革新的技术普通是由巨型公司采用的（或不久就接收的）。它们不是在竞争压力的强迫下行事，而是根据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方针小心计算地行事。在竞争场合，没有一个商号能够——甚至实行革新的商号自己也不能——控制一般采用新技术的速度，而在垄断场合，情形不再是这样了。很明显，巨型公司不是以单独考虑的新方法的赢利为指导，而是以采用新方法对商号的全部赢利的最后影响为指导。而这就意味着，一般说来，采用革新技术的速度比在竞争的标准下慢一些。 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假定有一项新的生产技术可供利用，如果通过作出新投资来采用它时，可提供百分之十二的利润。在竞争情况下，只要利息率低于百分之十二，这项新投资将立即作出。可是，如果想要使垄断资本家立即采用这项新方法，他就必须采取两种办法之一：或者是降低他的价格，以便诱使市场吸收用新旧两种方法生产的产品；或者是停止使用一些旧设备，借以避免把更多的产品投入市场。既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反对削价的强烈偏向，可以确有把握地把第一种办法排除。至于第二种办法——停止旧设备去为新设备让路——只在下述情况下才对垄断资本家有吸引力：用新设备可以获取的利润同用旧设备实际获得的利润之差，大于采用任何其他可供利用的投资办法所能获得的利润。假定旧方法实际提供百分之十的利润，而新方法可以提供百分之十二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只在利息率低于百分之二时（又没有获得比百分之二更多的其他投资可能性），垄断资本家才会立即决定投资。乔安·罗宾逊用稍微不同的措词来发挥这个论据： 有时候有人主张说，一个垄断者面对着一项新技术的蓝图时，如果用新技术生产的他的垄断商品，平均单位成本比用他的现有设备生产时的主要成本更低的话，他就会……〔安装〕新设备。这种主张看来是错误的。垄断者没有必要因为发明了一项成本较低的技术就降低他的价格。他的标准是：在一年的产量上主要成本的节约……须足以使新投资所提供的利润率同他用任何其他办法所能得到的利润率一般大。如果他由于某种原因只限于生产这种商品，那末，只要引用新技术的平均成本，包括所需借款的利息，低于旧技术下的主要成本时，他就会感到值得更换所用的设备；但是在普通情况下，垄断者可以让他的旧设备继续运用，而在其他方面随着自己的意愿进行新投资。只在这种商品的成本节约是他所能利用的最吸引人的投资时，他才肯对他的设备在其物质寿命终了以前予以废弃。因此之故，认为垄断并不阻碍技术革新的传播的观点，似乎是没有根据的。〔注：乔安·罗宾逊，《资本积累》，伦敦，1956年，第407页。〕 我们的结论是：从垄断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当采用新技术会增加他的生产能力时（假定需求不变），他普通就避免采用。在他的现有设备需要实行更新以前，他宁愿等待，而不去安装新的设备。〔注：这条规则的一个例外，也许是颇为重要的例外，将在下面第96—97页讨论。〕重要的是，要认识这一点所包含的意思和它所没有包含的意思。 它并不意味着，新技术的发明速度必定有任何的减缓。我们已经着重指出，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大公司具有强大的推动力，要去发明成本较低的新技术；由于它应用科学和技术的能力比竞争性的小商号大得多，我们实际上应当预期垄断资本主义会加快发明的速度。这个理论也并不意味着，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必定有任何压制新技术的趋势。在任何一个大公司，总有一些设备达到了它的有效寿命的终点，它自然会被体现着现有最新和最获利的技术的新设备所代替。这个理论的意思是：在垄断资本主义下，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的速度，要比传统经济理论会引导我们去假定的更加缓慢。因此，看来虽然好象是荒谬，我们却必须预期垄断资本主义同时具备两个特点：技术进步的速度是迅速的，可是大量技术陈旧的设备仍然保留使用。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状况恰恰就是这样。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经济学部的成员于1958年对现有广房设备的陈旧程度进行了一次调查。他们发现，用最好的新厂房设备去代替所有的陈旧设备，至少须费九百五十亿美元。查出的某些详细情节的确是令人吃惊的： 我们对美国商业厂房和设备状况（在古老和陈旧程度方面）的调查还表明：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现代的（从1950年以来真正是新的这种意义来说）。但1950—1958这些年代构成了一个这样的时期：迅速改变着的技术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已经使较老的设备变为陈旧。…… 陈旧程度的意义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窥见一斑：平均说来，一台1958年的金属切削机床比在1948年所能购到的同种机床的生产率大约高百分之四十五。把新的运货卡车同现代的货运站设备结合起来，可以使营业成本降低到百分之五十。自动地控制化学（或其他原料）过程的进行的新工具，常常可以这样降低成本，使得在一年之内就能偿还控制工具的价值。在较老的设备中，这种节约是很少可能的。〔注：德克斯·M.基泽等，《美国商业中的新力量》，纽约，1958年，第23页。作者们对于经济现况是很好的观察家而不是同样好的分析家，他们把这些事实解释为意味着有作出新投资的巨大需要，他们的意思是：由于某种未能说明的方式，这种需要已转化为对投资的需求，即我们所说的投资出路。很明显，他们在这里是在用竞争的理论来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的事实。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应当补充说：陈旧的设备不仅仅是在垄断的工业部门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最完全的竞争条件下，调整到一个更高的技术水平的过程也需一定的时间——撇开这个事实不谈，也还有这样的重大考虑：垄断经济中的竞争工业部门，可能具有这样的特色：过份的拥挤，经常的生产能力过剩，利润率低。在这种情况下，旧设备常常可以按远远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购得，这构成了对购买效率更高的新设备的强大阻碍。此外，竞争性的小商号常常发现，要获得供新投资之用的贷款是利息奇昂的，或者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一切说明了，为什么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就在经济由于缺乏足够的投资出路而日益陷入停滞的时候，保留显然陈旧的设备的使用能够如此广泛。〕 诚然，某些新技术不太需要在新厂房设备上进行投资，这就没有理由说，它们的引用必须根据旧厂房设备的磨损程度来规定时间。一个典型的实例是注射氧气的炼钢方法。把输氧长管插入现有的炉子中（并加强炉壁以获得更大的热阻力），加热的时间即可锐减，炉子的生产能力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里革新的实际是，加快现有厂房设备的生产速度；如果不需大量支出即可达到这个结果，那它自然会同样受到竞争资本家和垄断资本家的欢迎。可是，就整个制度的投资出路的充足与否而论，这一类革新是一种十足的祸害。它们直接吸收的资本很少。又由于它们必然增加现有的厂房和设备的生产能力，就阻碍了用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新投资。尤其坏到极点的是，由于降低成本，它们使利润增大，从而使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数量增大。 从上述论证得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在技术进步速度和投资出路大小之间，不存在象在竞争制度下所存在的那样一种必然的关联。技术进步倾向于确定在一定时间内进行的投资所采取的形式，而不是它的数量。〔注：清楚地看出了这种关系是斯坦德尔的巨大功绩之一（《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第133页），但他的错误是，把这种关系表述为适用于资本主义一切阶段的一般命题。在寡头垄断下这是实在的——这一点已由保罗·赛罗斯·拉贝里在他的富于启发性的《寡头垄断与技术进步》一书中加以承认并强调，剑桥，马萨诸塞，1962年，待别是第148—149页。〕 这并不是一条毫无例外的严格规则。特别是就新产品来说，它和现有产品的新样式不同，可能首先涌向市场，享受一时的不受挑战的垄断地位。麦格劳-希尔的调查说：“新产品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们常常带来非常之高的利润边际。当一个公司首先来到战场时，它可以规定相当高的价格……并希望赚得很高的收益——在大多数场合，比起市场处于高度竞争状态的标准产品来要高得多。因此，有着建立新设备能力以便迅速利用新产品发展的充分推动力。”〔注：《美国商业中的新力量》，第34页。一种新产品究竟是怎样有利可图，可以从塞罗克斯公司的成功故事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在描写塞罗克斯及其产品的一篇文章中，《新闻周刊》（1964年9月9日）谈到了“在静电誊写器中，等于是垄断的一种惊人的利润潜力。例如，A914的制造成本不到二千五百美元。但塞罗克斯将其大部分出租，通过折旧来收回制造成本——每一台出租的机器平均每年收入至少为四千美元。如果顾客有意购买，定价为二万九千五百美元。甚至威尔通〔塞罗克斯总经理〕也说：‘当我将要醒来时，我不断地询问自己。’”所说的在销售上获得百分之一千以上的利润边际，必然是一种打破纪录的事情。〕可是，对于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应予以过分夸张，因为同一项研究在讨论科学发明与经济应用之间的差距时，表明也有从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的因素，阻止为引用新产品进行大量投资： 由于开始制造新产品所需的支出通常是极小的，所以资本投资特别倾向于缓慢。常常可以把现有的设备或其一部分转为试制新产品之用。为建立一个完全的新厂所需真正大量的开支须在一两年后始行作出。同样，为采用一种新工序的开支，通常要等到有相当大的产量需要作出这种开支时才真正作出。特别是在我们的重工业部门中，新工序是作为增加新生产能力的成本低廉方式来采用（并——在实际上——设计）的。〔换言之，它们仅仅决定着无论如何必须作出的投资的形式。〕因此，新产品和新工序的资本支出，总是拖延到严格的科学发展的时间以后，直到销售前景证明有建立大规模设备的必要之时。〔注：《美国商业中的新力量》，第62页脚注。〕 在这个论据适用的范围内，没有必要对新产品和新工序予以区分：两者都是在控制着的方式下采用的，两者都只决定投资采取的形式而不能决定它的数量。新产品取代旧产品，正如新工序取代旧工序一样；没有被熊彼特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动力的那种“创造性的毁灭。” 还有一个怀疑技术革新的剩余吸收能力的理由，可以从巨型公司的折旧办法中找到。在为了计算剩余数量而必须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的社会必要生产成本中，自然必须包括为更新厂房设备因通过使用和时间消逝所遭受的磨损的开支。这种开支的确切数量——普通称为折旧——只在不存在一切技术变革的经济中才能精确算出。在这样一种经济中，各种厂房设备的使用年限通过反复的经验可以确定。如果那种经济也是一种竞争的制度，习见的竞争压力会迫使生产者在他们的长期成本核算中把刚刚足以替换旧设备（当其磨损不能再用时）的费用从收入中扣除。实际上，在一种以技术变革和垄断为特征的经济中，无法知道一项资本设备的使用年限是多少，也没有什么竞争压力会迫使巨型公司去作出仔细的估计，来指导它们确定其折旧费用。反之，确有强大的推动力去使公司在税收当局许可的范围内定出尽可能高的折旧率，因为称为折旧的那一部分总收入完全可以免纳公司利润税，同时象未分配的利润一样，可供公司随意使用。很自然，商人总是要求采取立法的和行政的措施，放宽有关折旧提成的规定。近年来，它们特别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这一点，连同先进资本主义各国全部可以实行折旧的厂房设备现在已经达到巨大数量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今天的垄断资本主义下，有大量的（和日益增多的）金钱以折旧提成的形式流入公司的金库中。在理论上讲，自然，其中有一部分应当看作是合法的生产成本，有一部分是变相的利润；但是，既然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一个止于何处，那一个起自何处，对于两者就没有办法作出正确的数量划分。人们几乎不得不接受这种通行的惯例：利润（因而也是我们所说的剩余）应当看作是扣除了实际出现在公司账簿上并向收税人报吿的折旧提成以后的净额。〔注：商务部最近对战后利润进行的一次研究，可以为这里所牵涉到的数量大小提供一个概念。财政部为征税目的而规定的折旧办法在1962年大为放宽。“程序的最近改变，连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后来在朝鲜战争危机中所批准的加速摊提，以及根据1954年《国内税收法》所产生的较大的折旧提成，使1962年的公司利润总额比在没有这些法律上的改变时大约低六十——七十亿美元。”小罗伯特·E.格雷厄姆和杰奎琳·鲍曼，《公司利润与国民产值》，《商业现况调查》，1962年11月，第19页。用百分比来计算，这意味着：1962年的公司利润比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时期的折旧办法仍在实行时的公司利润大约低百分之十五，关于这个题目，还可参阅本书附录（1B）。〕 可是，不能接受的是：这些事实和关系的含义竟被误解或被忽视了。在任何一定的收入水平上，总的投资出路不仅应当足以吸收未消费的那部分剩余，而且还应当足以吸收折旧提成总额。这并不是意味着，公司经理部门必须把恰巧落到他们控制下的那部分折旧提成用于投资：他们可以将其用于任何公司目的。但这确实意味着，对这整个制度来说，在我们能够即使是开始谈论剩余的吸收以前，投资至少必须同折旧一般大。 由于“折旧”一词所具的根深蒂固的涵义，人们不免陷入这样的错误：假定更新磨损的厂房设备的要求将为折旧提存自动提供出路，让剩余去满足“新”投资的需要。实际上，那样的情况只有在这种经济下才能发生：生产方法和消费者的爱好均保持不变；新投资的出路完全是同人口的增长和（或）平均每人收入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些条件是远远不能实现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爱好都在继续改变着（或被改变着），在这种情况下更新力和“新”投资的区别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旧资本总在磨损，新资本总在投入，但两种过程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一台机器已经磨损，消费者对它本来所生产的那种产品正在失去兴趣，那它就根本不必更新了。如果体现旧方法的设备磨损了，它就将被体现新方法的设备所代替——只要预期未来的需求会高到足以保证生产的继续。从有理性的公司经理部门的观点来看，所有的投资都是新投资，应当严格按照未来的利润前景而根本不是按照既定的模式将其导入这个或那个渠道。我们只能说，在某个一定的时刻，如果要维持现有的产量和就业水平，就有一定数量的总投资必须找到出路，这个总投资等于全部折旧加在该项产量水平上产生的剩余数量，减用于消费的那部分剩余。 现在，我们想要说明的观点只不过是，在折旧数量非常之大的地方，象在今天的垄断资本主义下，很有这样的可能：企业能够单凭这种财源，去供应它认为在技术革新（新产品和新工序）方面有利可图的投资，不会留下什么“技术革新的”出路去帮助吸收要求投资的剩余。换言之，对于通过公司经理部门自己“慷慨的”折旧政策提供给它使用的资金，技术进步只不过形成最为有利的用途。如果情况是这样，技术进步对于解决剩余中要求投资的“可见”部分的出路问题根本不能作出什么贡献；不管要求有多大投资去体现可供利用的革新，它很可能不足以吸收日益增长的折旧提成的高潮。 试图从统计方面来证明这一点并不是本书的目的。然而，鉴于技术进步与投资出路问题基本无关这个观点很可能遭到反对，同时它对垄断资本主义一般理论又是如此重要，似乎应当提出少量综合性的数字来作为它的根据。 表1非金融公司若干财务1953—1962年（10亿美元） 研究和发展支出（1）厂房和设备支出（2） 折旧提成（3）折旧提成占厂房设备支出的百分数（4） 19533.523.9 11.849.4 19544.022.4 13.560.2 19554.824.2 15.765.7 19566.129.9 17.759.2 19577.332.7 19.760.2 19588.226.4 20.376.9 19599.027.7 21.678.0 196010.530.8 23.175.0 196111.029.6 24.885.2 196212.032.0 26.281.9 资料来源：研究和发展支出：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繁荣的锁钥》，纽约，无日期；《商业周刊》，1961年4月29日；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通讯，1963年4月26日。厂房设备支出和折旧提成：《商业现况调查》，每年关于公司资金来源和用途的文章。 1953—1962这十年是技术迅速进步甚至是加速进步的十年。表1中第1栏所列的研究与发展支出的惊人增长，可以作为技术进步速度的大略指标。如果这曾经引起大量新投资出路的开辟，它肯定应当在厂房设备支出（第2栏）中表现出来。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十年中厂房和设备支出的全部增长是在1953年至1957年间。从1957年至1962年，虽然研究和发展支出继续猛增，厂房和设备支出却上下波动，平均比1957年的水平低百分之八十左右。与此同时，折旧提成（第3栏）的高潮却不断上涨，结果，在厂房与设备支出中，用折旧偿付的，在1953年还不到百分之五十，1962年却升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我们并不主张说这些数字就是证据，然而我们确实相信，它们为这个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技术革新与投资出路两者的相互关联是很小的，如果还有的话；室断资本主义日益能够用折旧提成来满足它的投资需要。 有人还可以主张，既然研究和发展支出占厂房和设备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那末研究和发展运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投资出路。〔注：如果我们把非商业组织（政府，大学，基金会）的研究和发展支出也包括在内，根据全国科学基金会的计算，在1959年的这项支出总额共达一百二十四亿美元，约占该年度厂房和设备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五。见全国科学基金会，《关于研究和发展数据的评论》，编号NSF61—69，华盛顿，1961年2月，第1页。〕如果研究和发展支出是从总利润（折旧加净利润）中支付的，毫无问题地会是那样；假使情况果真如此，研究和发展支出就会同厂房和设备投资处于同等地位。可是，在实际的商业惯例中，研究和发展支出是当作生产成本看待的，在计算总利润以前就已经从售货收入中收回来。因此很明显，研究与发展运动并没有为总利润的投资创造任何出路。 这并不是说，研究和发展支出真正是生产成本。显然并不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它构成一种剩余利用的形式，可以同——譬如说——教育支出相比拟。从一种外形的意义来说，最好是把它同销售成本相比，后者将在下章进行详细分析。（事实上，在研究和发展一项中有许多只不过是销售术的美化形式，因此两者在实质上和观念上都非常类似。） 最后，我们的结论是：技术进步对于剩余吸收问题的解决，也不能此人口增长作出更为重大的贡献。 （3）国外投资。为了了解今天世界的现状——特别是它的划分为经济先进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很少有比国外投资更重要的题目了。可是在此刻，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关心的，只是国外贸易是否能为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公司部分中所造成的要求投资的剩余提供出路。而在这一方面，它既没有也不可能期望会起重大的作用。的确，除了可能在先进国家资本输出特别高的一些短暂时期之外，必须把国外投资看作是从不发达地区吸取剩余的方法，而不是把剩余导向不发达地区的渠道。 典型的实例是在它的帝国权力处于极盛时期的英国。这可能是真实的：大约在1870年以前，当时英国经济还处在竞争阶段，曾经有过大量的净资本输出——从而消耗了英国国内生产出来的剩余。但从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中，英国的海外投资收入大大超过了资本输出。据凯恩克罗斯估计，在1870—1913年，净资本输出为二十四亿英镑，而从国外投资获得的收入达四十一亿英镑，这样，资本输出只占所获收入的五分之三。〔注：A.K.凯恩克罗斯，《国内和国外投资，1880—1913年》，剑桥，英国，1953年，第180页。〕（达些数字自然并不包括以殖民地官僚阶级的薪金和退休金形式从帝国抽取的庞大数目。）从这种贡赋中，英国能够维持世界上最大的有闲阶级和支付一个起着全球警察作用的军事组织。 美国的经验并无本质上的不同。1963年，美国公司（几乎全都是巨型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达四百零六亿美元。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也许是过半数——是购买来的，没有任何来自美国的资本流出。克利奧纳·刘易斯叙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许多场合，一个公司在国外建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时，它所作的贡献大部分是专利权。例如，当一个加拿大人，戈登·麦格雷戈，在1904年建立加拿大福特汽车公司时，把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本让给底特律公司，永久交换福特在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和英属马来亚的全部权利和制作法。随后的年代是极为成功的，虽然付出了很大的股息，用作再投资的收益也是很大的。1912年，一次股息分配使公司的全部股本从十二万五千美元增至一百万美元；1915年10月，决定支付百分之六百的股息，使公司的全部股本增至七百万美元。到1925年年终，该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和剩余共达三千一百万美元以上。据估计，到1927年，由于购买股票，使美国在该公司的份额增至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同时，公司付出了大约一千五百万美元的现金股息。这样，这宗在加拿大的大投资所费于美国经济的，似乎只是有关的专利权，加上不到所获股息全数的再投资。〔注：克利奥纳·刘易斯，《美国在国际投资中的重大利益》，华盛顿，1938年，第300—301页。〕 即使在输出大量资本的那些场合，随后的扩张普通都是通过利润再投资来进行的；利息和股息的回流（更不用提以支付服务等等形式伪装起来的汇款）不久就超过了原有投资的许多倍——并且还在继续把资本输入美国母公司的金库。因此，毫不奇怪，虽然每年有资本流出国外，投资收入的回流总是要大得多。根据1950年及以后的政府官方统计可以编制的这两个数列，如表2所示。 表2资本输出和收入，1950—1963年（百万美元） 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净额直接投资收入 19506211,294 19515281,492 19528501,419 19537791,442 19546641,725 19557791,975 19561,8592,120 19572,0582,313 19581,0942,198 19591,3722,206 19601,6942,355 19611,5992,768 19621,6543,050 19631,8883,059 共计17,38229,416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商业现况调查》，1954年11月；以后见该刊每年8月号的年度调查文章。 在解释这些数字时——应当记住，其中不包括经理酬金，专利权税，和以各种形式掩盖的汇款〔注：“除了以股息、利息、分行利润的形式获得的收入之外，美国母公司还从国外分支机构获得大景的付给各种经理服务的报酬，和使用专利权、版权和类似的无形财产的费用。到1961年，这种入款接近每年四亿美元，并且比列为‘收入’的数额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增长。”塞季尔·皮泽和弗雷德里克·卡特勒，《美国海外投资的扩张》，《商业现况调查》，1962年8月，第24页。〕——重要的是必须记住，根据同一来源，国外直接投资总额从1950年的一百十八亿美元增至1963年的四百零六亿美元，增加了二百八十八亿美元。这样看来，在此期间，美国公司能够以收入的形式收进的比它们当作资本输出的要多一百二十亿美元，同时，把它们的国外财产（通过国外所赚利润的再投资，向外国银行和投资人的借款，等等）扩充了二百八十八亿美元。 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外投资远远不是国内形成的剩余的出路，相反，它是把海外形成的剩余转移到投资国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那就自然很明显：国外投资使剩余吸收问题更为严重，而不是有助于它的解决。 5 不管人们怎样转弯抹角，终究没有办法可以避免得出这个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制度。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既然不能吸收的剩余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在一定的资本总额和一定的成本与价格结构之下，这个制度的开工率不会高过生产出来的剩余数量能够找到必要出路的那一点。而这就意味着现有人力和物力的经常使用不足。或者，把这个论点用稍为不同的措词来说，这个制度的开工率在它的赢利变动线上必须处在这样一点：它低到不使形成的剩余比所能吸收的更多。既然贏利变动线总是在向上移动，“平衡的”开工率就必然会有相应的下降倾向。如果听其自然——即是说，当不存在构成这个制度的所谓“基本逻辑”的一部分的抵销力量时——垄断资本主义会越来越深地陷入长期萧条的泥沼中。 抵销的力量的确是存在的。如其不然，这个制度早就应当自行崩溃了。因此，理解这些抵销力量的性质和含义是一件最关重要的事情，以下三章就是用来完成这个任务的。这里我们只限于说几句开场白。 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相矛盾的性质——它的长期无力吸收它所能生产的剩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给予普通公民以深刻的印象。对他来说，经济问题似乎同教科书上所说的恰好相反：不是怎样去更好地利用稀少的资源，而是怎样去处理过多资源的产品。不管他的财富或社会地位如何，都是如此。如果他是一个工人，普遍存在的失业吿诉他，劳力总是供过于求。如果他是一个农民，他总是在为漂出生产过剩的海洋面上而奋斗。如果他是一个商人，他的销售量持续地落在他所能有利地生产出来的数量之下。总之是太多了，从来不是太少了。 这种状态是垄断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太多”这个观念本身，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中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的竞争阶段，它也只是描述一种暂时的混乱，而不是一种正常的状况。在一个合理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管它可能赋有多么丰富的天然资源，具有多么发达的技术和人工技巧，“太多”只不过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信号，使人把注意力转向一个“太少”的领域。只有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太多”才作为一个在所有的时候影响每一个人的普遍问题出现。 从这个源泉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的态度和利益，它们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和运行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一方面，有着充满公共机关结构内的顽固的限制主义精神。〔注：这就是法国人一用一种不太强的逻辑——所称的“马尔萨斯主义”。〕工会的要求资方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亨利·华莱士的把小猪崽埋葬掉，只不过是人所共知的最好例子，证明在商业和政府中几乎是普遍的做法：对供给过剩的最原始的反应就是削减。在三十年代，当“太多”发展到成为普遍灾难的程度时，原始的限制主义在“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全国复兴署”中获得了官方全国性政策的尊严与威力。 但是把削减用作对“太多”的救济办法，即使对某些集团和个人有利，也徒然使整个局势更为严重。因此出现了一套次要的和更高明的态度和政策，在最初是摸索地和缓慢地出现的，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的目的性和推进力都在日益增长。它们的理论基础是从这个简单的事实得来的，供给方面的“太多”，其反面就是需求方面的“太少”，它们不去削减供给，而以刺激需求为目的。 这样，刺激需求——创造和扩充市场——就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下商业政策和政府政策的主题。但这个说法尽管是真实的，却容易引起误会。有许多可以设想的刺激需求的方式。例如，如果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发现，由于某种计划上的错误，有比可能售出的更多的消费品正在生产出来，假定现有的价格和收入结构不变，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救济办法显然是减价。〔注：参阅卡勒基，《经济动态学理论》，第62—63页。〕这会减少计划当局所能支配的剩余数量，并相应地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供过于求的威胁可以迅速地、毫无痛苦地避免：每一个人的经济境况都会更好一些，而不是更坏一些。在垄断资本主义下这种行动方针显然是无法采取的，在那里决定价格是巨型公司小心翼翼地捍卫着的特权。每一家公司都以追求它自己的最大限度私人利润为目的来作出它自己的决定。除了在全面战争的短时期内——此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威胁着整个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之外，并不存在有权管制价格的机构。而且，在和平时期维持或建立这样一种机构的每一次尝试，其结果不是可耻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价格管制的可耻下场可以作为见证），就是使“被管制的”工业部门中所实行的垄断价格形成办法披上一层薄薄的合法化伪装。明摆着的事实是：价格形成过程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想象可以为着公共利益来对这种过程加以管制，就会把使这种社会之所以成为这种社会的特征本身都想象掉了。 如果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内通过减价来刺激需求是不可能的，其他可供采取的方法却不能说也是这样。可以拿广吿和有关的销售术形式来作为例子，这将在下章详细分析。每一个巨型公司为它的处境的逻辑所驱使，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和资源用在销售努力上。而整个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充分的兴趣，去促进而不是去限制和管制这种创造新市场和扩大旧市场的方法。 同减价和销售术的情形一样，其他刺激需求的形式可能是与构成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实质的利益布局、权力结构、思想意识体系相适应的，也可能是与它们不相适应的。相适应的将受到鼓励和提倡；不相适应的将受到忽视和禁止。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刺激需求。它必须刺激需求，否则就只有灭亡。 问题是怎样刺激需求。在这里，我们将试图表明，这个制度有它自己的内在选择机构，这种机构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无产阶级诗人（С.奥勃拉多维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无产阶级诗人 С.奥勃拉多维奇 编者按：本文选自《苏维埃时代早期无产阶级诗人选集》，第324页。原载《下游》杂志丛刊第5期，1922年，第4页。作者С.А.奥勃拉多维奇（1892-1956）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和“锻冶场”诗人，1918年曾在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文学讲习班工作，1919年退出该协会，1920年参加组织“锻冶场”及其同名杂志的工作。 够了，不要再模仿纳德松和费特， 把夜莺和月亮来谈讲， 因为我们的行星地球， 正在苦难的大火中改变模样…… 我们来了，——不是送葬， 不是把往日的苦泪泼洒在广场， 我们叱咤风云、满身火光—— 我们是身穿蓝工装的诗人，来自车床。 我们的音律里包含街垒的呼唤， 一节诗射出一组炽热的口号， 它们象照相机一般准确无误， 象无线电一般迅速、酣畅。 你们可曾在波涛汹涌的诗篇里 听到“我们”这个破坏和创造的字眼？ 这是力的汇合，象银河上的群星 聚集在漆黑的天穹上。 快挺起胸膛，用粗野的目光， 赞美乌金，那花岗岩般的筋肉和大阳！ 对于那慵懒困倦的肉体， 用火热的诗句把它烧光，烧光！…… 光荣啊，在创造中永葆青春， 赞美那广场上的朝霞、铜号和脚步声， 光荣啊，作一个预言家、创造家和政论家而死， 沐浴着簌簌飘扬的旗帜的闪光…… 1922年 翟厚隆译
机器天堂（А.萨莫贝特尼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机器天堂 А.萨莫贝特尼克 编者按：本文选自《苏维埃早期无产阶级诗人选集》，第297-298页。原载《彼得格勒真理报》，1920年1月18日，第13期。原题《新日子的勇士》。作者А.И.萨莫贝特尼克，又名马什罗夫-萨莫贝特尼克（1884-1943）是无产阶级文化派著名诗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机关成员，1918-1920年是《无产阶级文化》杂志主编，后为列宁格勒拉普主席。 你浑身笼罩着鲜花、阳光、露水的清香， 向我温柔地低声诉说那古老的梦乡。 但是它的回答却是一阵威风凛凛的雷鸣， 那是我亲爱的机器天堂在向我歌唱： “在我轰响的穹窿里有一座理想的殿堂： 一切都很活跃，那迷人的王位杠杆在跳动， 庄严的手臂下是铁的躯体在轰鸣， 从它黑色胸膛里吼叫出渴望创造的歌声…… 我干么要那彩色的谎言、古老的迷信， 我在连续的成就中创造真实的奇迹。 我想，让那钢铁的巨鸟飞向太阳， 我想，让那铁块闪耀着宝石的光芒。 我想，让那钢铁的语言在海底轰响， 那海底电缆的声音会把未知的世界震惊。 我沿着弯曲的铁轨，在无底深渊驰过， 用烈焰将你们灼伤，再抛向冰雪之乡。 那珍珠之泉在喷射，难道不是我的力量？ 还有那彻夜不熄放射异彩的霞光， 巨人们耕耘大海的白色波涛， 地球的胸膛被切开，直到火山的心脏。 辉煌世纪的前额不正向我照耀吗？ 那上面有三个太阳：自然界三大规律， 大自然的古老力量，人的顽强劳动， 还有他的燃烧的理智，那神示的理智之光。 庆祝吧，胜利地轰鸣吧，复苏的自然， 颂扬铁的救世主，勇士的新时期！ 在这晦暗的手掌里有无限的自由， 在这钢铁的肌肉中有人类的曙光。 1920年 翟厚隆译
工人的节日（В.亚历山大罗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工人的节日 В.亚历山大罗夫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苏维埃早期无产阶级诗人选集》第93-94页。原载《红军战士》，1921年第31-32期，第9页，原题《苏维埃的节日》。 啊，我不能呀，我不能， 不能不为这新的神话高兴，—— 朝霞映照在雪地上 象美丽的织锦一片深红。 当我同别人一起漫步， 心儿不能不充满骄傲之情，—— 我的反叛的心灵哟， 在许多人的脸庞上照映。 燃烧吧，十月的春天， 烧掉那陈旧的怀疑，—— 解放了的国家 敞开大门，喜气盈盈。 啊，旗帜，在人们眼中， 看得见多少欢乐的光芒， 啊，今天，从我们手里， 有多少叮当响的鸟儿飞向天空…… 啊，我不能呀，我不能， 不能不为这新的神话高兴。 朝霞映照在雪地上， 象美丽的织锦一片深红。 1920年 翟厚隆译
警钟（И.洛基诺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警钟 И.洛基诺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苏维埃早期无产阶级诗人选集》，第428页。原载《红色报》1919年4月3日，第173期。作者И.С.洛基诺夫（1891-1942）是十月革命时期著名诗人和作家，党报的撰稿人，颓废派诗歌的反对者。 让那些正人君子、爱美者 去嚷嚷我们的“粗鲁”吧！ 而我们，工人阶级诗人们， 却要更使劲地把警钟敲响： 当苏维埃共和国， 从四面八方受到包围， 不需要抒情的十四行诗， 不需要抒情的诗章！ 倘要我们的诗行， 醉心于大自然母亲的美色， 要待到一切国家、民族 全都拨开云雾见太阳。 当苏维埃共和国。 从四面八方受到包围， 不需要抒情的十四行诗， 不需要抒情的诗章！ 只有在公社的红旗下， 走来了建设者——新人， 我们才把江河湖海， 把喧嚣森林和潺潺流水歌唱。 当苏维埃共和国， 从四面八方受到包围， 不需要抒情的十四行诗， 不需要抒情的诗章！ 1919年 翟厚隆译
致同志的敬礼，马雅科夫斯基（В.马雅科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致同志的敬礼，马雅科夫斯基 В.马雅科夫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2卷，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版，第28-29页。原载《公社艺术报》，彼得格勒，1919年2月9日，第10期。为该报纪念教育人民委员部造型艺术局成立一周年而作。 从前 有三百个希腊人 同时跟所有的波斯军队 打仗。 我们也是这样。 可是我们 未来派 总共只有七个人。 人们在历史的尘埃中 找到他们 算出了 有多少人死在战场。 于是就歌唱 温泉关[1]的阵亡。 赞颂铤而走险的行动。 如果歌颂那 潜入敌阵 掏出刀剑 行刺的牺牲者—— 又怎能不歌颂 我们， 这些在思想的关隘 坚守了一年而不投降的人？ 光荣属于你们！ 为了你们死后得到的赞扬 死神也不再找你们。 你们刀枪不入，往上爬吧 沿着语言的悬崖峭壁． 让你们的灵魂 哪怕是一滴、 两滴 注入世界 去浇灌 被命名为 “革命”的 工人的功勋。 难道祝贺的客人 还没有挤破大门？ 他们难道 会吓得 头脑发昏？ 这可不必 革命一百周年—— 我相信！—— 我们一定会迎接那一天来临。 1919年 翟厚隆译 [1]温泉类是希腊地名，公元前480年此地发生希波战争。
且慢高兴（В.马雅科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且慢高兴 В.马雅科夫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2卷，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版，第16-17页。原载《公社艺术报》，彼得格勒，1918年12月25日，第2期。该刊第4期，发表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一勺解毒剂》，对这首诗提出批评。同－期还发表马雅可夫斯基的答辩诗《致对方》，表示他不接受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在发表卢文的前面，还加上了一个同情马雅可夫斯基的编者按语，指出对《且慢高兴》一诗的批评是以“对该诗的诗歌形象的错误理解和字面上的解释为依据的”。 我们寻找未来。 乡村木板路留下我们的足迹。 最后自己 躺进了墓地， 身上压着宫殿的石板 你们要找到 白卫军——就把他枪毙。 难道你们忘记了拉斐尔？ 忘记了拉斯特列里？ 子弹 应该沿着博物馆的墙壁， 向旧时代尖叫。 用一英寸的钉子向旧事物射击！ 你们要在敌人营垒中播种死亡． 你还没有碰上资本的走狗， 而沙皇亚历山大 不是正在起义广场 站着吗？[1] 就往那里轰击！ 在林边架好大炮， 它们才不理会白卫军的温存呢。 可为什么 不向普希金 和其他 古典作家将军们进攻？ 我们以艺术的名义保存古董， 或者 用革命的利齿向王位攻击？ 快！ 让通心粉工厂的烟雾 在冬宫上头升起！ 我们已从枪膛里射击了两天 于是我们想—— 我们定要让旧事物望尘莫及。 这算什么！ 换一件上衣——是不够的， 同志们哪！要从里到外 翻一个彻底！ 1918年 翟厚隆译 [1]指亚指亚历山大三世纪念碑，竖立在彼得格勒的兹纳缅斯基广场（今起义广场）。——原编者注
我们（В.基里洛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附：诗选 我们[1] В.基里洛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苏维埃早期无产阶级诗人选集》，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1959年，第228-229页。原载《未来》杂志，1918年第2期。作者В.Т.基里洛夫（1890-1948）是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曾任莫斯科市郊区党委书记（1917-1918），后在彼得格勒等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机关和刊物编辑部工作，自1920年起参加“锻冶场”，1921年当选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主席。 这首诗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代表作之一。原诗共分八节，在收入诗集时，剧去原诗中的第5节，这一节的内容如下： 五金是我们的亲人，机器是我们的灵魂， 我们早已不为天空叹息和悲伤， 我们希望不再听到啼饥号寒， 希望天下不再有辘辘饥肠…… 我们是数不清的、威严的劳动大军。 我们征服了辽阔的陆地和海洋， 我们用人造太阳把城市照亮， 我们高傲的心灵燃烧着起义的火光。 我们醉心于反叛的、狂热的激情， “你们是美的刽子手！”让他们去喊吧， 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 拆毁博物馆，踩烂艺术的花朵。 我们已经扔掉沉重的遗产， 我们也不要神妖的无力空想， 姑娘们在未来的光明王国里 将比弥罗斯的维纳斯[2]更漂亮…… 我们的眼泪已干，爱已死， 我们忘记了青草和花朵的馨香。 我们爱上了蒸汽和炸药的力量， 汽笛悠扬、车轮飞转、波涛激荡…… 啊，爱美的诗人，你们诅咒伟大的无知[3]， 在我们脚下亲吻往事的碎片， 用眼泪去清洗神庙的废墟，—— 而我们自由，我们勇敢，我们表现 另一种美的力量。 我们的膂力渴望巨大的劳动， 集体的胸膛里燃烧着创造的苦痛， 我们向蜂房灌满神奇的密浆， 为我们的星球寻找新的光明之路。 我们热爱生活，爱它醉人的欢畅， 我们的精神在严峻的斗争和磨难中变得坚强。 我们是天下的主人，我们是胜利的火光， 我们就是上帝、法官和法律。 1917年12月 翟厚隆译 [1]本篇只选各流派诗人表现其流派、团体的思想和诗歌主张以及其它有代表意义的或有争议的诗作，以作为这些流派、团体的宣言和理论文章的参考和补充。 [2]希腊的断臂的女神雕像。弥罗斯是希腊的一个岛，维纳斯是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3]指1906年象征派摞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出版的一本书《未来的无知》，作者在书中预言“无知”的到来，喻指工人阶级革命运动。
《在岗位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在岗位上》 编者按：本文选自《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5卷，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莫斯科，1968年版。 《在岗位上》（《Напоету》）——俄罗斯苏维埃批评杂志，沃林、列列维奇、罗多夫任编辑，在莫斯科出版：一九二三年出版了第一期（6月）、第二——三期合刊和第四期，一九二四年出版了第一期（总第5期），一九二五年出版了第一期（总第6期）。为“十月”派批评家们的喉舌，该团体于一九二三年排挤了“锻冶场”的领导，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者。无产阶级文学中的一个流派——“岗位派”是同《在岗位上》相联系的。这家杂志号召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其中包括反对私营出版社），然而这种斗争是从团体的和宗派的立场出发进行的。同无产阶级文化派一样，“岗位派”对于“非无产阶级的”创作，对于古典遗产（即敌对阶级影响的根源）均持否定态度。《在岗位上》激烈攻击的有高尔基（见《昔日鹰之首，今朝蛇之王》一文）、马雅可夫斯基和同路人作家们（见列列维奇的《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沃林评论爱伦堡、尼基京、勃里克的《诽谤者们》、М.П.的《文学的庭里尼亚克作风》等文章，《在岗位上》，1923年，第1期）。“岗位派”要求将“党和苏维埃的主要文学报刊的领导作用……”转交给他们，以确立无产阶级文学的领导权。《在岗位上》，1923年，第1期，第198页）。沃隆斯基在《红色处女地》上发表反对《在岗位上》的论战文章。论战（在《在岗位上》和《星》上）一直进行到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俄共（布）中央公布《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为止；这个决议既批判了岗位派的“共产党员的妄自尊大”，也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派”的动摇。《在岗位上》最后一期（1925年7月）没有刊登中央决议；某些文章中仍有“共产党员的妄自尊大”的内容。 雷声译
《在岗位上》影印版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在岗位上》影印版后记 编者按：本文是西德慕尼黑威廉·芬克出版社1971年影印版《在岗位上》合订本后记。原文为德文。翻译时对原注有删节。 二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批评有负众望，产生十分迟缓，而党政机关又象它们干预非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那样，一再通过鼓励、遏止亦即匡正，对其进行干预。对那一时期的苏联文学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文学的另一个一眼看来令人惊奇的现象是，那些组织比其他文学团体严密、大部分由党员组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由于奉行的思想纲领过分激烈以及在它们的官僚主义管理机关和领导机构内部激烈地争权夺利，因而都是四分五裂的和短命的，属于它们的刊物也是如此。 这方面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是由“十月”社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间出版的《在岗位上》杂志，它是第一份无产阶级的纯粹文学批评性杂志。现谨就这份显然是过激的刊物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来看一看它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对于其他无产阶级的或自诩为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团体及刊物，如《无产阶级文化》（1918-1920）、《锻冶场》（1920-1922）、瓦普以及《在文学岗位上》（1926-1932）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它们的方针往往使得党反对这些通常拥有数千名成员的组织并最终于一九三二年将其彻底解散，同时也对其他文学团体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现象令人惊诧不已，因为正是这些无产阶级团体声称要保卫革命的成果并在意织形态上支持实现共产主义。 “十月”（1922）和它的文学批评刊物《在岗位上》（1923年夏）的产生与其他某些团体不同，它既与在它之前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如无产阶级文化派或《锻冶场》（1919-1922）的发展有关，与新国家的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有关，也与当时因此而形成的刊物出版发行状况有关。一九二三年的总形势的特点是错综复杂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只想略加介绍。 早在一九一七年前，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组织就作了理论上的准备，革命后发展成为一个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想领袖们认为该组织应该在意识形态领域独立于党之外，进行一场以创立无产阶级文化为目标的革命。党反对这种似乎是脱离政治的倾向、要求和与此联系着的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化的评价；党只让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范围内行使一般的教育职能而不想干预无产阶级文化创作在艺术领域内塑造形象的自由。因此，再加上其他原因，大约自一九二〇年以后，无产阶级文化派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 未来派——他们自称为康夫，即共（产）未（来）派——的情形也差不多。他们在一九一八年同样投身于革命，用各种宣传支持革命；但是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相反，他们恰恰希望在党和他们的团体之间划等号；未来派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党组织要求登记，这一公开的尝试遭到拒绝。党指示说，它不愿由于这一行动破例。另一个差不多同时想间接达到目的的尝试也同样地失败了。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亲自批评了未来派在一些文章中隐晦地表达出来的观点，他们认为，在未来派的刊物《公社艺术报》上提出的思想就是党和政府的意见。 无产阶级文化派和共产未来派都宣布自己的纲领是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然而尽管他们的目标是在作家的思想教育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还是未能使党把权力交给他们，即未能让他们独立行使职权。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以前的那些年代的特点是：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和在政治、经济领域清洗政权的反对派。整个新闻事业实行集中领导，并受党的监督。由于时代的政治动荡，一切刊物都受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教育人民委员郁的控制，也由于纸张短缺、普遍的经济衰退以及运输业的瘫痪，作家的文学创作到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间才缓慢地发展起来。当时的那些小刊物，如《未来》（1918-1921）、《汽笛》（1919）、《熔炉》（1918-1923）、《创造吧！》（1920-1921）、《锻冶场》上的无产阶级文学，相对来说作用不大。 但是列宁在第十次党代会上（1921年3月8日-16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几乎使整个事态发生了突变。现在又允许私营出版社开业了。在短期内出版社的数量剧增，许多革命前的作案，尽管属于资产阶级的旧知识界，现在又可以出书了。在很短时间内出现了一种消遣文学，尽管常刊登在短命的杂志上，然而却甚为丰富。这种文学成了尚处于萌芽时期的、大多是描写日常政治题材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劲敌。 在政治和经济崩溃之后，党竭力至少避免文化崩溃，积极支持并召集尚留在俄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帮助，一个无疑是十分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复兴的。 由于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学根本就不存在（尽管有许多萌芽），而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和全民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都有赖于政治上中立的或旧知识阶层中的作家们的自愿帮助，基于这样的认识，当时在列宁和高尔基的积极参预下，党在一九二一年资助创办了二十年代富有传统的大型文学和文学批评杂志《红色处女地》（主编为沃隆斯基）和《报刊与革命》（编辑为卢那察尔斯基、麦谢里亚科夫、波克罗夫斯基、波隆斯基等）。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两家杂志就成功地把当时最重要的，后来（1923年）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被叫做同路人的作家，团结在自己周围。 和这两个出版社机构相比，当时的无产阶级刊物印数很少，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影响。此外，《锻冶场》杂志于一九二二年停刊，因为这家杂志的领导小组中的部分成员不理解和不能从思想上解释与新经济政策有关的措施而脱党。另一部分人在一九二二年秋组成“十月”社，其宗旨是重新推动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与资产阶级消遣文学以及虽然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但是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相抗衡。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1922年3-4月）要求加强政治工作，在这之后，党和共青团给自一九二二年开始出版的科普及文学刊物《青年近卫军》赋予同样的职责，即抵制庸俗的资产阶级新闻报导及其对青年的影响。在该刊发表文章的文学团体有“十月”、“锻冶场”、“青年近卫军”和“列夫”等。自一九二二年起，《红色田地》、《星火》、《探照灯》、《艺术生活》也支持上述工作。 一九二三年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复杂。随着经济全面繁荣，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列夫”、“构成派”、“山隘派”、“呸主义”等），他们向公众发表了一些大吹大擂的宣言，旨在对国家今后的文化发展施加影响。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局势在许多共产党人看来是靠不住的，有风险的，由于这种情况，现有的无产阶级刊物都不起作用，同时党依然认为受到指责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刊物不可信赖，因此文学批评杂志《在岗位上》在一九二三年夏季问世，它虽然得到党的批准，但是却没有得到党特别的支持。《在岗位上》和《锻冶场》不同，它的年轻的创办者们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他们的目的是使该刊成为一支与同样以文学批评为主的《报刊与革命》杂志相抗衡的力量，并且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检查机构，不仅对所有无产阶级文学，而且特别是对非无产阶级文学，主要是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发表的文学作品进行思想检查。此外，《在岗位上》还希望通过发表深入的、有针对性的文章，比任何一个文学批评杂志更有效地促进无产文学的发展。《在岗位上》还认为，它能够受党的委托，以党的名义担当意识形态监督人的角色，确定与苏联文化生活的继续发展有关的方针路线。 仅仅这一纲领就已经导致了以《在岗位上》为一方，和起决定作用的大型文学及文学批评杂志《红色处女地》、《报刊与革命”》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在岗位上》特别指责《红色处女地》的编辑沃隆斯基，说他过份鼓励了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文学同路人；攻击党对此熟视无睹，没有执行彻底明确的文学方针，也就是没有明确的文学政策方案，最后还攻击党让无产阶级文学听其自然地发展。此外，一些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如“锻冶场”的残部），特别是自吹自擂致力于未来主义文学的马雅可夫斯基派的未来派，也受到《在岗位上》的指责，而实际控制《在岗位上》的团体莫普（或瓦普）还曾经和列夫派签订过一项协议，以抵御同踏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过大影响，在共同的目标下相互合作呢！ 引起双方争论的基本上是三个具体问题，一、对待同路人的态度，即如何评价他们在旨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文学活动中的作用；二、无产阶级文学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三、党对待同路人和无产阶级作家，以及对整个文学的态度是促进还是妨碍这一过程。此外这三个问题同确定文学的作用以及古典文学的意义，即所谓的古典遗产问题联系在一起。 由于现在大型刊物受党的高级干部领导或监督，它们都是由党自己倡议创办的，而党对当时的出版方针在原则问题上从未提出疑问，党的一些代表也只是很有节制地提出过疑问，同时，《在岗位上》却因它直率的态度受到批评，因此一九二三年开始的论战，基本上与党内两个相互斗争的阵营有关。抛开上述争论不谈，“十月”派的追随者们实际上被禁止在《红色处女地》上发表作品，而《红色处女地》上因有大量同路人的高质量作品，不刊登或只在极有限的版面上刊登那些思想健康但艺术水平多半低劣的无产阶级青年作家的作品，这就使形势更加尖锐。此外，《红色处女地》随时都能向党证明该刊发表的都是质量好的和优秀的作品，而《在岗位上》在由它通过瓦普控制的无产阶级刊物如《工人杂志》（1924-1925）或《十月》（1924）上却做不到这一点．这多半是由于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他们是通讯员或者刚刚由通讯员变成作家）缺乏一个作家所必备的文化水准，还因为他们为党的工作所牵累，比那些同路人——假如真的“使用”他们的话——忙得多。总的看来，无产阶级作家水平差些，因此，《在岗位上》在辩论中的地位比对方大为不利。 这就是《在岗位上》的批评家们在宣传思想要求的同时，因为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学，因为无产阶级文学在文学活动中无足轻重而势必对同路人，对不支持或几乎不支持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党，进行不正当的、过于尖锐论争的原因。他们警告，要警惕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同路人文学的过分影响，指责沃隆斯基是同路人的鼓励者，思想动摇，没有执行党交给他的团结、分化或改造同路人的任务。他们埋怨党没有制订出一项文学政策来。此外，《在岗位上》的发言人企图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无产阶级文学已经在广泛的基础上得到充分发展，正在排挤掉同路人文学。 根据上述最后两个观点，《在岗位上》要求党的机关赋予它及由它控制的新成立的无产阶级组织瓦普以进行思想监督的霸主地位（这一点与无产阶级文化派不同）。 在《在岗位上》看来，《红色处女地》、《报刊与革命》编辑部和党的领导内部的党员的态度显得十分奇特，原因何在呢？这个团体里的党员们在论及上述论争的主要问题时观点又如何呢？ 革命后不久，在这方面定调子的主要是卢那察尔斯基、列宁和布哈林，一九二一年后是沃隆斯基（《缸色处女地》，由一九二三年起还有托洛茨基。党作为一个组织，其正式态度仅仅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也许反对康夫的决定是例外，我们看到的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对康夫，也就是那些后来自称为“康夫”的未来主义者的否定评价不能全归于党，这些评价具有非正式的，更多是私人的性质，上述这几位决定文化和文学方针的政治家们的观点，虽然概括起来说基本倾向是一致的，但是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末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决议中才正式见诸文字。[1]尽管如此，大多数党的领导以及这些政治家的观点之间，在绝大多数原则问题上不存在分歧，卢那察尔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的言论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分歧一般是非原则的，是日常政策和策略性的。[2] 党内大多数决策人物，避开了意识形态方面辩论方法的原则问题，在对上面已概括叙述的主要问题作出决定时是务实的。他们在决定他们的立场时特别考虑到下列情况和看法： 一、无产阶级文学并不存在或者说无足轻重。 二、与仍然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作家相比，无产阶级文化派以及无产阶级作家在文化水平上的差距估计只能逐渐消除，因而无产阶级文化也只能缓慢地发展。[3] 三、要迅速有效地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只有依靠持中立态度或自愿援助的作家们的帮助，通过批判地吸收和利用革命前一切社会阶层的文化宝库才可能实现。[4] 四、文学在文化和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质和职能。党的领导层把文学作品解释成特殊类型的传递信息和建立多种联系的工具。它“反映”了一个作家认识过程中的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也包括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现象），通过这一反映，它们给读者和党提供了关于由革命引起的俄国社会和思想变革的丰富材料。文学作品则是汇总这些材料的最好途径。此外，文学也促进新鲜经验的传播。 不言而喻，只要文学描写不进行公开的反革命宣传，党就认为文学是对于党和全体人民都十分有利的情报手段，它对于日常政治判断和决定具有明显的重要性，因此也就尽可能不用审查的办法去校正甚至歪曲一个作家观察、评价和说明的客观事实，从而也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党把这种据说是丝毫不带偏见，然而却是意识形态的图解式的和非常简单化的无产阶级文学不大看作艺术，而更多地看作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宣传的有效手段。在这种态度的背后，必须看到卢那察尔斯基所代表的观点，即在政治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给予艺术创作尽可能多的自由。[5] 这一切充分说明，党执行了一条完全积极的文艺方针，当然不是《在岗位上》那种意义的积极。党既不能一概反对《在岗位上》的观点，也不能仅仅赞同同路人的态度，因为这样会违背迄今为止的文艺政策，而且党一直重视同路人的支持，也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当时党不得不在对立双方之间谨慎从事，而且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仅仅准备缓和过激的态度。毫无疑问，党应当关心这场争论。这时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在于党应该如何直接干预和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干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17日至25日）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在很短的章节里谈到党在文学领域的领导。党考虑到文学对群众的影响，承认文学的作用，并提出了一个总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党必须把对于产生社会影响的某些形式的领导问题提到日程上来。”[6]这里首先指的是文学作为党的宣传工具的作用。紧接着党代表大会之后，卢那察尔斯基于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即执行新经济政策整整一年之际，也对文学政策问题表了态。他重申决定党在文学政策问题上的行动的那些观点，指出，由于缺乏一种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以致党对文学问题把握不稳；[7]然而现在已有渐趋稳定的迹象。这样他也就承认了由“十月”提出的批评言之有理：党的文学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统一的政策。然后他根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继续说：“这一切证明，在最近期间，无论是对文艺问题的实质，还是对由此而来的实践，都将形成明确的看法。”[8] 人们必须根据这一要求来看待托洛茨基于一九二三年里就文化政策问题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的意见（全书于1923年9月出版）。文中他再次详尽而坦率地谈到全部争论的问题，而且用一种卢那察尔斯基不常采用的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卢那察尔斯基则谈得不那么具体。托洛茨基粗略地阐述党对同路人的态度和他们在文学活动中的关键地位，而且特别针对“十月”的攻击为沃隆斯基辩护，说他正确地执行了一九二一年《红色处女地》创刊时党对他的委托。联系到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早些时候的看法，他断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就是艺术的方法。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领导历史过程。在某些领域中党进行监督和帮助；在另一些领域中党只给以帮助；最后还有一些领域，党只能确定方向。艺术领域不是党能够发号施令的领域，它可以而且必须保护和帮助艺术，然而却只能实行间接领导”[9]。此外，他告诫“十月”，禁止同路人文学，实际上等于禁止几乎一切文学，因为无产阶级文学还拿不出出色的东西来；因此，党出于政治考虑，也总是反对把自己只等同于一个文学派别，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作家才能创造革命艺术的观点。他说：“党保卫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10]，对文学和文学派别的评价，如果必要的话也包括对它们的支持帮助，取决于“在准备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那些派别所持有或可能持有的”[11]立场。党拒绝“按政治标准明显是有毒的、起瓦解作用的艺术倾向”[12]……“我们的标准明显是政治的、命令的和不容异见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应该清楚地描绘出自己起作用的范围。为了表达得更明确些，可以说：在实行警觉的革命的书报检查条件下，在艺术领域内实行同小圈子的恶意吹毛求疵（特别指十月派和《在岗位上》杂志）截然不同的宽大而灵活的政策……全部问题只在于：干预从什么地方开始，它的界限在哪里……”[13]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托洛茨基对于党的攻击做出的回答再明确不过了。对这个回答没有一个文艺政策的决策人物提出过异议。它清楚地表明，党对待文学同路人一直是讲策略的，宽容的；众所周知，只有富有文学经验，被看作师长的同路人才能促进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党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反对任意摧残文化和一切思想上的片面性。 继托洛茨基之后，沃隆斯基也针对对于他自己及党内大多数人的攻击表了态。他就所谓“文化遗产”对于建立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文化的意义和作用作了较长的论证，然后他强调指出：“就因为如此，我们的党，我们出版界的领导机关，不断强调文化工作者最基本的任务。这种观点要求对待科学和艺术要极其小心谨慎，要求对过去提供和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要有继承性、渐进性和谨慎、细心、爱护的态度；更求在没有充分掌握过去的发现的条件下，对于本身带有新发现的印记的东西采取清醒的批判态度。”[14]“在这里，任何租心和匆忙，任何仓猝都不会带来好处，如同机械的措施不会带来好处一样。”[15] 他这段话大致重复了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在他之前和无产阶级文化派争论时已经强调过的意思；同时他也对现在又潜藏在“十月”派内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观点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在这里，沃隆斯基也证实了在这个领域的党的领导人列宁、卢那索尔斯基、托洛茨基和他本人之间，在上述问题上没有原则的分歧。 在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上，文化政策领导者在超出日常政策范固的重大决定之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态度，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对作家的未来起决定作用的态度，则大不一致。当以《在岗位上》为首的“十月”加紧着手为无产阶级文学奠定基础，并且要求党给以支持时，卢那察尔斯基对待他们就象先前对待无产阶级文化派一样地态度友善。实践家列宁主张“在开始的时候”，可以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16]。托洛茨基，还有沃隆斯基则拒绝创立无产阶级文学，即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17]也因为他认为未来是一种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觉得提倡一种与阶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文学是没有意义的，更不是迫切的，那时存在的文化，将是与现在过渡的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文化。 托洛茨基和沃隆斯基所代表的观点，加之党对于争论双方总是克制地谨慎从事，不是积极地而只是附带地促进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这已经使《在岗位上》及其追随者有充分的理由挑起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论。 一九二三年中，《在岗位上》每新出一期都使由“十月”煽起的围绕党的文艺政策的论战更加尖锐化，以至一些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都觉得这种论战没有道理。戈洛德内依、雅斯内依、柯斯捷林、斯维特洛夫、维肖雷和“十月”及“青年近卫军”（两个组织是联合的）中的许多其他人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在一九二三年底离开了这两个团体并在沃隆斯基的领导下和一些同路人一起创建了“山隘派”。 这大大削弱了《在岗位上》和“十月”的力量并使它们日益孤立，尽管如此，《在岗位上》仍然报导在地方上成立以“十月”的纲领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团体的消息，发表已经存在的无产阶级组织，如“工人之春”、“青年近卫军”以及更小的文学团体和一批老共产党员表示同情的声明，力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以《在岗位上》为首的“十月”执行了一条唯一正确，有深厚基础并得到广泛支持的文艺方针。在这场争论中也受到攻击的党，忧虑地注视着对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学自由和自然发展的、由急于求成的策略所决定的创作气氛；党与《在岗位上》相反，把这种气氛更多地看作对于解决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障碍而不是动力。党终于决定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召开党和论战派别之间的会议，旨在讨论存在的意见分歧，以达成大家满意的妥协。但是会议延期到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和十日才举行。会前，《在岗位上》的阿维尔巴赫、别泽缅斯基、瓦尔金、沃林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九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中立还是领导》一文，再次概括了他们的立场，详细重申了他们的理由，力图使党相信他们的立场是有益的。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沃隆斯基也作了同样的努力。以阿维尔巴赫为首的一派强调，文学是一种与阶级密切联系的思想武器，并得出结论说，“共产党在这个领域中应该持有并执行一项坚定的政策”，只有无产阶级文学才能按革命的最终目标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因此党只能有一个抉择：用一切方法加强无产阶级文学领导干部的力量，以便在思想上逐渐同化同路人。由于实现革命终极目标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只是意识形态问题，因而在通过文学去影响思想意识的目的问题上党和无产阶级作家的看法不同。沃隆斯基在反驳罗多夫派的观点时说：党力图用谨慎灵活的方针争取同路人，而不是象《在岗位上》的好斗的文学政策造成的后果那样，使同路人与党和国家疏远，使它们成为政权的反对者。党的策略是正确的。沃隆斯基还指责《在岗位上》毒化了创作气氛，在无产阶级文学内部搞派别活动而分裂了自己的队伍。“十月”派和岗位派提倡的文学不是文学，而是对现实的玷污，是乐观主义捧起来的红色圣像画和宣传品。[18]这些指责实际上（虽然没有明说）是建议处分“十月”派。 楚扎克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发言中把“十月”及其追随者给整个文学造成的实际危险说得更清楚了。此人当时与“十月”的观点十分相近，但他不在《在岗位上》编辑部工作。他指出，党只有借助行政命令式的干预，才能对付一切所谓客观的同路人文学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危险，这种危险在皮里尼亚克散文颓废的资产阶级思维及写作方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紧接着他要求规定出一种单一倾向的文学：“艺术是有节奏、有组织地生产商品价值的、统一的、愉快的过程——这就是每个共产党员应该遵循的纲领性倾向。” “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促使这种倾向发展，这些措施包括有效地改造人类社会以至有效地支持艺术中现存的任何流派，只要这流派能锻炼意志去争取胜利，力求有节奏、有组织地改造事物——这就是我们对待日常的艺术建设的态度。” “锻炼意志去争取胜利，去进行建设——这就是当前阶级的文学第一位的和绝对必要的任务……觉特别应该运用深入生活的所有方法警惕地坚守岗位，以便： “用一切办法锻炼无产阶级夺取胜利的意志，培养对建设和生活的情趣，在未来胜利的标志下统一文学。” “文学的意志的统一化——这就是今天党的基本策略任务”。[19] 一九二四年五月初的会议虽然使局势明朗化，但是没有能解决问题。沃隆斯基代表一方，瓦尔金（《在岗位上》〉代表另一方作了主要报告。参加讨论的布哈林、雅柯夫列夫、卢那察尔斯基、麦谢里亚科夫、奥新斯基、波隆斯基、梁赞诺夫基本上站在沃隆斯基一边，别泽缅斯基、凯尔任采夫、列列维奇、拉狄克、拉斯科尔尼科夫、罗多夫支持瓦尔金的立场，还有别德内依也部分地表示支持，《在岗位上》的阿维尔巴赫和“锻冶场”的雅库鲍夫斯基在一些问题上持中立态度。 在所有提出来的问题上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一、对于岗位派指责沃隆斯基没有履行党的委托这一点，波隆斯基、梁赞诺夫为沃隆斯基辩护，甚至还有拉狄克以及麦谢里亚科夫也间接为他辩护。因此沃隆斯基在结束语中断言：“现在谈的不是我，而是我们领导机关采取的立场。每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我检查一次自己的策略，征求同志们的意见，还没有发现我的路线被谁认为是不正确的。” 二、关于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已经发展起来，并且唯有它才能从革命目标的意义上实现对人类的改造的断言受到怀疑。因此，说明无产阶级文学的功效和它已相当普及的理由，也已经被证实是完全骗人的，因为麦谢里亚科夫说，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滞销，把库房都堆满了。 三、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重申，衡量对文学普及工作支持的尺度，是它对整个文化建设和革命目标所起的作用，卢那察尔斯基则象过去一样，强调文学的价值是一种重要的，不能为其他资料所代替的情报手段：“艺术的繁荣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国家的极好资料。”[20]因此一方面，如果出现了有缺点的作品也不要紧，因为它不能再损伤业已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不应该在艺术作品中，放进狭隘的党的纲领性目标。”[21] 四、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以前还有托洛茨基，都反对瓦尔金、罗多夫特别是别泽缅斯基在文学方面提出要规范化的不恰当要求，因为他们“不重视艺术的特殊规律”。[22]“幼稚的意识形态”（雅库鲍夫斯基语）、《在岗位上》不正当的论战方式和由此造成的同路人与党的疏远，这一切都象《在岗位上》所代表的轻视文化遗产对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的作用（雅柯夫列夫语）一样遭到否定。 雅柯夫列夫指出有人持有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相似的、早已受到列宁明确批判的态度。这表明一种倾向，即有人想和无产阶级文化派有些类似的思想发生联系，以此来促使《在岗位上》放弃其立场（如凯尔任采夫，参看下文）。 瓦尔金要求党必须在文学界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党的基层组织，一个布尔什维克派，并把它作为瓦普的核心，尽可能团结和控制其他作家及作家组织（瓦尔金）。由于岗位派迄今进行文学批评的态度和策略不够有说服力，因而这个要求遭到沃隆斯基派的断然拒绝。尽管如此，瓦尔金在发言结束时仍宣布：“既然我们在这里，在这个领域里进行斗争，既然文学的契卡是我们所必需的，同志们，应该理解这一点……在文学领域里，我们的口号不在瓦普专政，而是党专政”[23]。与此同时，瓦尔金还提醒党注意一九二三年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的第二十四条。 大会期间，约三十名著名的同路人作家和工人作家给大会递交了一封信，要求保护他们免受岗位派的攻击，并请求考虑文学的特殊性，即希望考虑“做一面反映我们周围新生活的镜子……创造有个性的作家的面貌”[24]。对于文学的作用和特性的这个公认的估价，原则上和卢那察尔斯基及沃隆斯基的观点极为一致，得到巴别尔、叶赛宁、格拉西莫夫、卡达耶夫、卡维林、基里洛夫、曼杰利什塔姆、皮里尼亚克、沙吉嬢、斯洛尼姆斯基和А.托尔斯泰签名赞同。 这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内容，基本上逐字逐句地写进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末）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完全恪守了沃隆斯基派代表的路线：虽然强调应面向无产阶级和农民作家，也想比以往更有力地支持和帮助他们，但是同时也强调给同路人以特别支持的愿望，而且强调党对他们的态度不变。岗位派所进行的文学批评方式以及“十月”和“锻冶场”之间的派别斗争，受到了严厉批评．强烈要求建立“作家和俄共中央报刊部的党员评论家的定期会晤，党员及文艺部门党组织对工作更加系统的领导”，来取代由一派组成的党在文艺领域的监督机构。 会议的结果是，党现在愿意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有待解决的文艺政策问题，但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当然也有一点成果，那就是《在岗位上》论战的锋芒减弱了（参看第五期），尽管它基本上还坚持同过去一样的论点。这种情况部分地出现在《在岗位上》杂志本身，但更多地出现在论战各方五月会议之后在《星》上继续进行的讨论中。”这次讨论的材料陆续发表，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五年春。最激烈的攻击针对沃隆斯基在《作为对生活的认识的艺术与当代现实》中发表的看法，以及托洛茨基断言不可能也不会有无产阶级文学的说法．五月决议指出，文学政策必须面向无产阶级和农民作家，为他们提供一切物质支持。在继续进行的讨论中，这被说成是号召单方面给这些人以特权，这一要求最终必将成为现实。然而事实却是，无产阶级作家象过去一样，由于他们大多数缺乏相应的文化水平，拿不出有吸引力的作品，而只能拿出些销路不佳的作品，因而许下的物质上更多地支持他们的许多诺言——因为不大妥当——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已。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无产阶级作家必然获得这样的印象：要摆脱这种可能性和实际条件不相符合的困境太困难了。谢雷是这样描绘那时的情况的：“我们的辩论越来越神经质，正好用我们大多数作家的文学工作走进死胡同来解释。”[25]因此他建议，无产阶级作家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是“暂时拒绝同路人，即使不得不停办轻松读物的专栏，也要这样做。过一段时间将会得到补偿。我记得在一次代表会议上，一位非常负责的党内同志斥责岗位派分子的时候曾建议：‘你们写吧，象谢芙琳娜一样，——我们将拿出一百万’。没有谁回答他：‘现在就把一百万拿出来吧！过一年我们给你谢芙琳娜那样的作家’”。[26] 同时，在论战中以回忆的形式提到的列宁关于党在文学中的领导作用和关于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言论也没有能按岗位派的意见使问题得到解决。有人引证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关于党性的段落，断言列宁在这里指的是整个文学，不只是新闻报导。但是这个观点没有引起特别重视，因为同时有人在讨论中指出，列宁仅仅指党的新闻事业，而不是指纯文学，——这是在一九三七年已为克鲁普斯卡娅所证明的一个事实。但是有关党性的那一段落的提法决不意味着否定党在文学中的领导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后来继续进行的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点。讨论中引用的第二点指示是，列宁主张创立为千百万人所理解的文学，但这也不需按岗位派的观点来解释，即认为这一定是，而且只能是一种无产阶级文学，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要求质量高、更易于接受的文学。 总的看来，岗位派继续坚持僵化态度，使它更加孤立。《在岗位上》编辑部在第五期出版约一年之后，才为第六期的出刊找到新的发行人，这就是这种孤立的明证，罗多夫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月”派又一次全体登场。他们企图通过召开一次所有无产阶级作家声势浩大的大会，来显示他们在文学活动中的政治思想职能和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性；卢那察尔斯基又一次力图从中斡旋，可是劳而无功。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瓦尔金的与一九二四年五月稍有不同的立场明显压倒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调和折中的立场。凯尔任采夫把辩论推向了高潮，他断言岗位派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合乎逻辑的继续。[27]但是与一九二四年五月不同，主要争论不太集中在党的身上，而几乎是全部集中在沃隆斯基和托洛茨基的态度和影响上。 一九二五年初讨论的目标是，缩小沃隆斯基在文学活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影响，至少也要达到平等对待无产阶级作家和非无产阶级作家：“文学政策的任务是要找到一条中间路线，这条路线我们现在还没见到，在沃隆斯基那里也没有。”[28]在谈到同路人时可以看出有一点小小的让步：“……我们应该这样扭转我们的文艺政策，以致能利用同路人和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对我们有利的各种各样其他人物的文明力量，为无产阶级作家开辟一条宽阔而自由的道路，在评价作品时把内容提到高于艺术性的地位……”[29] 到一九二五年春，人们最终将看到：无产阶级作家，首先是以列列维奇、罗多夫和瓦尔金为首的极左派的要求是否行得通，党是否相信必须贯彻一种比较强硬的文艺政策。 在无产阶级作家大会决议中，关于同路人和古典遗产的作用的措辞温和，人们估计整个斗争的气氛将渐趋缓和，但是情况恰恰与此相反。虽然支持沃隆斯基的党的领导人承认，沃隆斯基应该给予青年无产阶级作家比以前更有力的支持，但是也再次说明他是忠诚的。然而人们对此不予置理，决定让两名干部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索里内到《红色处女地》编辑部去监督沃隆斯基；此外试图通过他和岗位派的会晤调解分歧。由于沃隆斯基和岗位派现在都强化了各自的立场，这种努力归于失败。 这种情况加上瓦尔金在会上发言又坚持同一年前一样的观点，使得党的高级干部在其后的几个月内对原则问题重新表了态，他们还在中央委员会新同局里发表了一系列新的讲话。这次也和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四年一样，议题仍然是对同路人的评价和在用行政手段建立一个岗位派即“十月”领导下的瓦普的文学霸主地位问题。这次讨论并没有提出更多论据，而基本上只是把过去已陈述过的理由比较清楚地具体化而已。当时奥新斯基、布哈林和伏龙芝曾强调，在需要依靠同路人的时期里，人们还是应该策略地辩证地对待他们，到了某一时刻——布哈林没有进一步明确哪一时刻——倘若无法把同路人改造过来，就可以最终将他们排挤出去。布哈林奉劝过激派——岗位派，不要期待党会给予垄断的批准书，而要靠自己的文学成就去争取。瓦列伊基斯明确地补充说：“党不能，也不应该把文学的领导权转托给任何作家组织，即使它是由最最优秀、最最革命的人们组成的”。[30]党的干预应该象先前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局限于确定总的文学政策。对文学实行监督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必须通过更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和明确的刊物方针来进行：“假如在一个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里，没有‘对文学施加影响的可能性’那将是可笑的，有许许多多可能性，我们在这里只列举三种最主要的途径：（1）保障我们的文学刊物、报纸的编辑部和各出版社的编委会内政治思想坚定的成份，（2）党最广泛地运用批评的工具（在工人阶级垄断出版的条件下），（3）对那些具有明显反对苏维埃、反对革命倾向的作家的作品采取查禁和不予出版的手段。”[31]卢那察尔斯基也说过同样的话。 维护岗位派的戈尔巴乔夫和佩尔谢，现在也同“十月”内部以罗多夫、列列维奇和瓦尔金为首的极左派一样孤立了。当时的瓦普最高领导人之一富尔曼诺夫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全苏和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组织事实上还把自己摆在这样的地位上，以至于上从中央下至莫斯科市委（苏共的地方委员会），没有任何一个党的机构认为这些作家组织是从属于自己的，因为这些作家组织的所作所为，绝不是要去靠近党的机构，恰恰相反，是在分庭抗礼，从而遭到了党的机构的反对，同样也遭到许多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本来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朋友，至少也是持中立态度的，现在正在变成敌人。”[32] 党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颁布（七月一日公开发表）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结束了延续两三年的论争。决议中基本上把一九二四年五月决议中确定的内容正式地确认下来。 党和岗位派之间进行的从年初直到夏天的争论，由此引起的瓦普内部的路线斗争，以及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决议，最终导致《在岗位上》的停刊和一九二六年二月瓦普的分裂。列列维奇、罗多夫和瓦尔金后来失去了他们迄今为止的职位，而且被开除。一九二五年四月就已转向的阿维尔巴赫成了瓦普的领导人，并成了决定瓦普（拉普）自一九二六年以来开始时比较温和，后来又变得特别激进的方针的关键人物．这个政策的大本营是继《在岗位上》之后出版的《在文学岗位上》。后来这一文艺政策几乎出于同样的原因又走进了死胡同。这时，党又一次进行了干涉，并且解散了所有无产阶级的文学组织。 宁瑛译张泰凰校 [1]俄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化问题》，1925年，第215-220页。——原注 [2]参见：《卢那察尔斯基选集》，1964年版第3卷，第275页；《俄国艺术政策的原则》，载《新世界》1966年第8期第240页，《卢那察尔斯基选集》，1964年第2卷，第306页，托洛茨基：《论文学》，载《报刊与革命》1923年第7期，第1-16页。关于卢那察尔斯基、布哈林和列宁之间对于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未来派评价的分歧，参看《列宁给波克罗夫斯基的便笺》，《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349页，《决议草案》第454页，《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便笺》，第493页，布哈林，《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汉堡，1923年版，第73页，和《文化问题……》第142页，以及《无产阶级和艺术政策问题》（1925）等。——原注 [3]沃隆斯基：《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艺术和艺术政策》，《红色处女地》，1923年第7期，第53页。——原注 [4]同上。——原注 [5]《卢那察尔斯基选集》，l964年版，第3卷，第262页。——原注 [6]《关于宣传、出版和鼓动问题》，《革命中的苏共中央》，1954年版，第736页。——原注 [7]《艺术政策问题》，《卢那察尔斯基选集》，1967年版，第3卷，第275-207页。——原注 [8]《艺术政策问题》，《卢那察尔斯基选集》，第275页。——原注 [9]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61页。——原注 [10]同上。 [11]同上。 [12]同上。 [13]沃隆斯基：《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艺术和艺术政策》，《红色处女地》。1923年，第7期，第261页。——原注 [14]同上。 [15]同上，第259页。——原注 [16]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698页。 [17]沃隆斯基：《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艺术和艺术政策》，《红色处女地》，1923年，第7期，第265页。——原注 [18]见沃隆斯基：《论当前时刻……》，《无产阶级和文学……》，第49-51页。——原注 [19]楚扎克：《无舵无帆（论我们的政治和文学）》。见《十月的思想》，1924年第l期，第47页。——原注 [20]卢那察尔斯基：《文化问题……》，第115页。——原注 [21]同上。 [22]卢那察尔斯基的这句话，见《文化问题……》，第114页。布哈林的同样的意见，见《文化问题……》，第84页。——原注 [23]参见《文化问题……》，第129、132页。——原注 [24]作家的信，见《文化问尴……》，第137-138页。——原注 [25]见《无产阶级和文学》，第132页。——原注 [26]同上书，第130页。——原注 [27]凯尔任采夫：《关于托洛茨基、沃隆斯基和其他同志的错误……》，《十月》1925年第1期，第l14页。——原注 [28]列别杰夫-波梁斯基：《论文艺政策》，《十月》1925年，第l期，第120页。——原注 [29]列别杰夫-波梁斯基：《论文艺政策》，《十月》1925年，第1期，第123页。——原注 [30]瓦列伊基斯：《论我们文学艺术的路线……》，《文化问题》第186-187页。——原注 [31]见《文化问题……》第187页。——原注 [32]《富尔曼诺夫日记摘抄》，《十月》1937年第6期，第246页。页。——原注
回忆片段（С.罗多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回忆片段 С.罗多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在岗位上》合订本，西德威廉·芬克出版社，慕尼黑，1971年影印版。原文为俄文打字体，即未曾在《在岗位上》杂志各期中刊载，而是影印版编者所收，附在该刊各期总目录之后。原文最初刊载何处未详。 今年六月，《在岗位上》杂志第一期问世到现在己有五个年头了。这个日子看来是值得纪念的。 当然，评论《在岗位上》的功绩及其在当代文学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这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这个杂志的积极意义，现在连它的敌人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承认。 如果说《在岗位上》的任务基本上是在文化领域，尤其是在其中的文学领域保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那么这是对的。这一基本任务决定了其余的一切，同时也决定了杂志的策略。关于出版《在岗位上》的思想，产生于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发动进攻的时期。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俄共（布）会议上，对这一进攻曾给予极大注意。尽管如此，在报刊上仍然出现了一些掩盖文学中的阶级斗争的文章。另一方面，在一部分无产阶级作家中宇宙题材和脱离革命的直接任务的倾向很盛行；还有一部分无产阶级作家不同意新经济政策，并滋长了行帮习气；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中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这些都是它处于危机状态的征兆。出现了取消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给基里洛夫和格拉西莫夫关于解散瓦普、无产阶级作家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全俄作家协会的提案打下了基础。 对于这一切现象和情绪必须给以反击。一九二二年秋天，在后来加入“十月”社和当时在《青年近卫军》编辑部周围结社的少数同志们中间，本文作者提议创办《在岗位上》杂志。虽说设想中的杂志只有两个印张，但这一方案也未能实行。为这件事所做的准备工作太少了。对于使《在岗位上》问世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一九二二年二月我同当时编辑《工人莫斯科》的沃林的一次会见和谈话。沃林曾与“工人之春”社进行了很好的合作，那时他就很熟悉无产阶级作家中的意见分歧和总的文学形势。沃林马上就明白了出版《在岗位上》的重要意义，我跟他很快就商定了杂志的原则立场。后来，就出版杂志问题同出版社进行一系列谈判等工作，都落在沃林同志身上了。 很快，除了几个无产阶级作家之外，有一批党的工作者，主要是新闻工作者参加了我们的工作。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一些老的党活动家的同情，其中一些人，如奥尔明斯基等部主动地担任了《在岗位上》的撰稿人。党的新闻工作者在《在岗位上》撰稿人中占多数的情况，同《在岗位上》绝不是特殊的文学刊物，而是在文学领域进行固定工作的党员团体的机关刊物这一编辑方针完全一致。 编辑部特别关心的是《在岗位上》每一期的严整和完善。这一要求严格地规定了杂志的原则性立场及其特殊地位。每一期出版时间的间隔太长。第一期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出版，第二、三期合刊在九月，第四期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第五期在一九二四年五月，而最后一期即第六期，是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俄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著名决议当天出版的。最后两期找不到出版者。我们偶然得到机会出了这两期，因而撰稿人拒绝领取稿酬。 当然，寥寥数语不可能涉及《在岗位上》提出来的全部问题。但是，在建议读者阅读由于《在岗位上》的创办及其路线的贯彻所引起的大量理论和辩论文章时，我们想指出一个异乎寻常的情况。在第一期提出《在岗位上》的基本要求之一即在文学领域中党的领导和明确的党的路线（见列列维奇的文章）时，我们当时还只知道这一路线在几个方面的主要敌人（见沃林、英古洛失以及持此种观点作者的文章）。那时我们没有想到《在岗位上》的主要敌人会是托洛茨基分子，因此沃隆斯基的路线只是顺便提到而已。《在岗位上》第一期出版之后，这个敌人才充分暴露在我们面前。《在岗位上》第二、三期合刊就已经几乎是完全针对文学中的托洛茨基主义，从此以后岗位派和托洛茨基派就成为文艺领域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和路线的代用词。 当然，岗位派的斗争没有能避免某些个别的错误。例如，由于当时文学方面党的力量的薄弱，使得某些只是偶然同我们发生联系的分子加入了岗位派，到了斗争的尖锐时刻他们离开我们的方向，现在已经滑到了甚至比我们的敌人还要右的立场上去了。还需要谈一谈关于共产党员的妄自尊大问题。在那时，无产阶级文学的弱小和斗争的尖锐，使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可能性本身都受到威胁，这就迫使我们把能够证明我们观点正确性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任何成绩提到首位，有时就损害了自我批评。这就在个别情况下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在岗位派中间存在着共产党员的妄自尊大情绪，尽管岗位派从来都是反对文学中的共产党员的妄自尊大的。 可是，虽然犯了一些在那种环境下不可避免的错误，我们觉得《在岗位上》和岗位派在形成和确定党的文艺路线的工作中，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学和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工作中，都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岗位上》杂志提出的基本原则被党所接受并贯彻于现代文学生活之中，在许多方面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发展。现在，当意识形态战线上资产阶级活动重新猖狂之际，五年以前建立起来的岗位派又获得新的意义。 雷声译
论活人（С.英古罗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论活人 С.英古罗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在岗位上》1924年第1期。 革命前曾有一种特殊类型的作家，他们的名字一年之中只有两次在定期刊物上出现在复活节和圣诞节的两期上。这些作家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名字，如同其作品的主题和主人公一样，一俟人们读完小说，即刻就被遗忘。 但是有一个短篇小说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作者嘛，当然，我忘记了。主人公的名字也忘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忘记了。不过情节和主题思想我却记得。 一、论两种真实 有一位采访记者写了一个关于他怎样度过圣诞节前夜的故事。他走在街上，遇到一位年轻的、模样俊秀的女子。她冷得发抖，孤单单的一个人。采访记者也是独自一人。他们相识了。一起愉快地逛了商店，买了酒和零星的食品，于是去到他的住处。原来她还是个讨人喜欢的主妇。屋里温暖、舒适、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女子信任地、以同志式的态度向他叙述了自己怎样沦落到这种生活地步的经过。他们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度过了这个夜晚，后来她走了。当然，是象哥哥妹妹那样分手的．这就是故事的全部。 这岂不就是圣诞节的一个普通故事吗？这也不就是个“冻得发抖的孩子”吗？为什么这个记者和这个流落街头的有德行的女子能被人们记住呢？ 啊，原来……这就是为什么！故事还没有完。作者在小说的末尾，特意补充了单独的一小段，其中他道出了不无趣味的详情细节。 载有记者所写的这篇小说的一期杂志出版后，他的朋友们问他，是否当真同那位女子那样感人地象兄妹似的分手的？ “难道说你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发生过？” “当然发生过，”作者回答说，“但是您要知道，这是生活真实。可是小说里应当提供的是艺术真实。” 这两种真实论——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正是整个复活节文学的特征。“复活节文学”——这是在“复活节之夜”教堂内金钟齐鸣、在战争日子里七英寸口径的“炮筒”对准律师出身的年轻旗手的胸前香囊[1]猛轰（诚然，香囊保护着旗手的生命）、而在革命时期一年两次——五月一日与十一月七日——准时在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街道上……攻击斯莫尔尼宫与冬宫的一种文学。 这是艺术真实。是不曾有过的事情。 无疑，这种类型的文学同样是需要的。正如电影院里需要《印度陵墓》一样。正如需要《住宅联合社》杂志一样。 在革命风暴袭击的时代，“艺术真实”的虚假不知何故未被人们注意。当阿根廷的种植园里的每一次罢工都震撼了旧世界的一切根基，并且被新闻界和集会的工人群众完全领悟的时候，在“复活节”文学刊物上轻而易举就能使惶惶不安的读者相信，顶上红旗飘扬的王宫不是威廉二世的宫室，而是红色的克里姆林宫。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这种文学能够煽起对德国人的仇恨。在国内战争时期，它也象我们的刊物和宣传画那样做了政治性的鼓动工作。 是的，这种文学是需要的。但是这种文学如果作为唯一的或者是占主要地位的一种创作，那就是不幸，很大的不幸。一个三十岁的模型工，三年前在特别处、在装甲列车上、在余粮征集队里轮番工作过，而今在罗蒙诺索夫学院里依然那样顽强地思考着牛顿定律以及巴西种植园里黑人的罢工与征用俄国资产阶级的汽车和住宅之间的联系。他在现象、情节、事实、事变里，而且还在自己本身的行动里寻找这种因果联系。他想了解，自己能否在这些事变的漩涡里不成其为自己，能否采取另外的做法，不象自己已经做过和正在傲的那样。这个只知道用武器进行批判的工人，如今用批判的武器武装了起来。他对已经走过的革命道路进行伟大历史的和理论的检验。并且在科学、知识与文学的宝库里寻找能够证明他所做过的事情的正确和客观必要性的东西。 我们的文艺作品能否给他提供这种证据呢？ 迄今为止，存在有纯粹唱革命赞歌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文学，以及表面上友善，实际上咒骂革命的皮里尼亚克式的货色（在诗里和在散文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大部分来自“艺术真实”的领域。所有这一切都是头脑里的、想象出来的、“创造出来的”东西。然而艺术真实只有在它同时又是“生活真实”的时候才是真实的。 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 拆毁博物馆，踩烂艺术的花朵，—— 基里洛夫这样叫喊。这是一种姿态，是艺术上的“俏皮话”。 拉西莫夫说道： 当烟囱冒烟的时候—— 一绺黑头发 从那耷拉到眉头的黑披巾里 垂落到我的肩头。 从闪光的眼睛里 流下镭的射气。 （《电力叙事诗》） 难以相信他。这些话语是有意的诽谤。契诃夫的叶皮霍多夫也说过这样的话，曾引起周围人们的哄笑。人们更相信的是忏悔地感叹时的基里洛夫： 我是那么可怜而又那么渺小。 审判吧，全是我的过错。我没拔刀出鞘， 没把敌人叫做敌人。 还有一桩罪行。 法官，把我的罪再加一条： 我写过空洞的文章， 里面全是幻想，幻想与谎言…… 之所以更相信，是因为这里有更多的真挚感情。这里的真实不在于诗人承认自己所有的“空洞的文章”都是“谎言”。一个人在自怨自艾的时候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毫无疑问，基里洛夫在革命年代写的并不是“空洞的文章”。在工人阶级为确立自己的专政而进行斗争的时期，基里洛夫的诗是适应于自己的时代的，倘若它们感动过工人群众，那就说明达到了目的。上述所引的诗人自白，真实地反映出他的那种失望和疲倦的心情。这里的真实在于，诗人谈到自己的思想时，不带通常的那种高调和浮夸；他象是在写不准备发表的日记似地谈论自己。在这首诗里，“生活的”真实被放到诗的形式里。诗人谈到的自己，谈的是活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基里洛夫。这就是不能不相信他的原因。 颇为遗憾的是，诗人的这些真挚而感人的曲调，只是当他为日常革命工作中的晦暗日子伤心地忏悔和哭泣的时候才会产生。在基里洛夫的创作里，真正的革命与斗争——连同它全部的失败和高潮——是鼓动，是口号，是复活节的钟声。 基里洛夫——并非是他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集合名字。这是我们无产阶级诗歌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它从革命开始的时候起，到第一个革命浪潮低落的时候止。在这揭开革命斗争更为曲折与更为漫长的新道路的拦路杆面前，一部分无产阶级诗人止步不前：有的彷徨，有的惊恐，有的流着绝望的眼泪。 当然，在这拦路杆面前并不意味着是在最终界线的面前。决不能认为革命文学已完全失去了我在前一篇文章[2]里谈到的那批无产阶级作家。但是这种文学的创作主题以及形式上和思想上的倾向性，无疑使它面临着成为我国当代文学中“圣诞节枞树”的代表的危险。 二、是否需要促进月蚀？ 就是说，我们向艺术家提出的要求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综合。但是对当前的艺术家来说，还有另一个要求：时代精神。屠格涅夫生活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他给文学带来的是俄罗斯虚无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者、他的时代的英雄（诚然，是用自由主义贵族的成见来看待的）。屠格涅夫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是作为自己时代的一位作家而进入文坛的。 在我们当前的（尤其是在无产阶级的）文学里，我们当前的（其是无产阶级的）读者将去寻找的并不是奥涅金，也不是毕乔林，而是这样的主人公，他在六年之内接连地从一个铣工变成一个红军军官，变成一个革命法庭的法官，变成一个托拉斯的商务经理，之后，变成一个劳动监察员，而今重又变成一个红军军官，他以顽强的精神日复一日地完成着自己的革命使命，这样的人物只有我们的时代才能诞生出来。 革命使俄罗斯的旧生活彻底改观了。不论是奥涅金还是毕乔林，如果能够回到生活中来，那他怎么也无法辨认自己那古老而优美的、贵族的和长满苔藓的故乡。 没有必要去争论和猜测苏维埃国家内部结构美国化的发展速度；但恰恰是它的生活方式如今已受到根本改造，而且这种产生于革命烈火中的新结构，在我们的文学里尚未得到应有的反映，这一点无须加以证明。 无怪乎托洛茨基同志教导工人通讯员们要有清醒的估计，即他们所写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被未来的专门撰写俄罗斯革命的社会小说家所搜集，并且给予艺术加工。 契诃夫去世以后，出版了他的笔记本。其中记录了各种见闻、听到的最有代表性的对话片断、有趣的形容词、妙语、比喻、形象，——所有能够在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的卓越文学天才的“庞大业务”中派上用场的一切。那些以半散文或政论形式确认新生活中个别事实、现象和问题的工人通讯员们，实际上是在集体写今天的日常生活作家的笔记。 无疑，只根据工人通讯员的笔记本去“炮制”自己的作品，会使作家纯粹变成苏马罗科夫。但是如果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连工人通讯员用铅笔写的笔记都不去注意的话，他就未必能做出什么成绩，因为工人们的笔记是与工人区、工人的日常生活和利益有着直接的联系。 “锻冶场”轻视工人通讯员的笔记，这批作家的主要错误和缺点正在这里。工人通讯员描写的是现实的工厂，包括描写工厂里实际存在的停工现象，那主要只卖鞋油和辣山药的不景气的消费合作社，那几乎在没有省工会组织帮助的情况下创办起自己的工人学校的强有力的共青团支部，那只有一条腿的厂长（他从前线返回后在索别斯去了一条假腿）。在“锻冶场”诗人们的笔下，工厂是一种神的力量。它能奇妙地升上天空，而假如降落太地，官总是不安地要向某处行进， 迈着金属的步伐， 拄着烟囱的长杖…… （格拉西莫夫：《力量》） 在“锻冶场”诗人们看来，只能用祈祷文去赞美工厂，因为正是工厂把大地送上太空中，送到使诗人们和读者们只在“艺术真实”的形象里才看得到的那个永恒的世界里。然而，工厂产生了一个这样的阶级，它进行了俄罗斯的革命，这种革命是在流血的伤口里，在最残酷的斗争中，在沉重的、非人的痛苦与灾难中进行的。这一切简直太真实了，一个真正与工人阶级相联系的诗人不能不去注意工人阶级的这些实际的痛苦感受。 普列汉诺夫在同民粹派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争论中说： “在月蚀所必需的种种条件之内，人的活动无论如何也不包括在内，并且也不可能包括在内。单就这点来看，己可知道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产生出一个促进月蚀的政党”。[3] 有时觉得，结合为“宇宙派”的一些无产阶级诗人是企图用自己的诗去证明，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种“促进月蚀”的组织有可能存在，而且仿佛也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 当前的文学，我们这个充满了人们的、集团的和阶级的意志力、斗争与激烈活动的狂热时代的文学，能够成为把握这种“人的活动”并且坚决根除任何玄学（其中包括涂着工业保护色的玄学）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将是写革命中的活人的文学：写从上层领导地位进入社会科学系的工人，写根据铬革靴筒的价值去估价人的生命的马赫诺分子，写年迈的将军——他表现出象他那样年龄的人所没有的进取心和失去劳动能力后能够自立的精神，写那些如今根据妇女部指令在顿河农村进行扫盲的哥萨克姑娘们，她们仍象一九一九年拿着草权向包古恰尔斯基红军兵团进攻那样勇敢顽强。 在一次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道路的讨论会上，格拉西莫夫替革命感到委周，似乎年轻诗人别泽缅斯基亵渎了革命，把革命庸俗化了。那毕竟是革命啊，可别泽缅斯基竟然谈起“毡靴”来。这里，格拉西莫夫忽略了，这双曾经踏遍库班草原、乌克兰田野、西伯利亚雪地和首都广场的穿坏了的毡靴，正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从华沙城墙出发胜利地到达太平洋岸边时所穿的那双毡靴。 臆造出来的那座格拉西莫夫的“复活节的”工厂，凭良心说，连别泽缅斯基毡靴里的一块裹脚布也不值。格拉西莫夫的“工厂”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的教科书中找到两句淡而无味的恭维话（“没有别林斯基式的人物”）。而被别泽缅斯基歌颂过的毡靴，无疑会在伟大俄罗斯革命的编年史中占有光荣的地位。 因为别泽缅斯基的“毡靴”踏遍了俄罗斯革命的整个田地。如今它们把工厂的儿子（真正的而不是甜言蜜语的）带到了非常清洁的工农速成中学： 而我的毡靴 踏着细碎的节拍…… 突然——带着局促的微笑—— 我跳了起来，高兴地大声问好。 两个红军战士（穿的是毡靴！） 肩背步枪 谈论着 伊里奇的著作。 三、论饭钵 不过，这是过去的争论了。 曾经使别林斯基生气的是普希金对待“庶民”的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饭钵对你更为珍贵： 你用它给自己煮饭…… 他“匆匆地，从这头走到那头，眼睛闪闪发亮”，[4]暴怒地回答说： “那还用说，当然更为珍贵。我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我是为所有的家庭，为别的可怜人而用它煮饭，——在我欣赏这个偶像的美之前——哪怕它是个比菲狄亚斯还高超的雕塑家创作出来的阿波罗——我的权利、我的义务是喂饱自己的人和自己，同所有气鼓鼓的老爷们和拙劣的诗人们作对……” 显然，批评家在这里是为了矫枉过正，有意粗鲁地，以虚无主义态度斥责诗人为“贵族子弟”，存心为饭钵进行袒护。对于培养了巴扎罗夫和拉赫美托夫一批人的四十年代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文学界当前又出现了关于饭钵的争论，那么，很明显，这不仅是由于某些无产阶级诗人染上了严重的贵族习气，而且还由于题材——“有价值的”与“无价值的”——问题本身也存在着引起主要争论的根源革命的神秘主义还是革命的日常生活？ 诗人伊凡·菲利普钦科歌颂我们的革命。众所周知，革命是在地球上，在陆地上，在占世界面积六分之一的欧亚大陆土地上实现的。一个平常的诗人，当然可以只眼于在地球大陆这块发生了革命的池方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和声。但是菲利普钦科在地球上的这块小小的地方感到拥挤。 我以一只脚掌踏在弯曲轨道的边沿上， 在无底深渊中，在地球飞奔的疆界上， 那里有许多可怕的世界，各自夸耀永恒的合唱， 各自不停地转动，就象实干的蜜蜂。 宇宙的一切都在空中劳作， 为了古今，世世代代永不停顿。 不论是悲痛的哭声还是人的呻吟 都被暴风雨呼啸的声响淹没。 在那无止境的圆周上， 从那可怕的远方，你带着暴风雨的轰鸣 拐过弯来向我直冲， 地球，整个地球都处在云层的保护中。 无数个太阳在黑暗中给你喂食， 黑暗系统被轨道推动着飞行， 在你身上凝聚着 黑暗的规律， 每一条都是星球叙事诗的叙事诗。 不习惯的读者可能会这样想马里宁打算采用“菲利普钦科”这个假名用诗去写自己的宇宙学课本。甚至他还可能进一步去描绘星球图表。这样想是对的。请试试不借助于天文图表去读《光荣的长诗》： 长着翅膀的人鸟们， 闪耀着珍珠母般的光亮拼命飞跑， 酷似星空的一条奇异的银河。 在空中节日般地伸展开来。 那超人的行列 环绕着星球，用自己去团团围住， 就象土星的环， 隆重地庆祝碧蓝的节日。 （《手》，第113页） 我们不知道，是否会有人根据菲利普钦科的诗歌课本去学宇宙学或天文学。但是我们想，就连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的教育人民委员郁的国家学术会议，也不会主张在学校里以菲利普钦科去代替弗拉马里昂，正如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不会主张在图书馆里用他的书去代替普希金的书一样。 菲利普钦科、格拉西莫夫、基里洛夫、桑尼科夫对无产阶级文学持同一种态度站在高高的“弯曲的轨道”上蔑视梁赞省，当然，更不用说梁赞的“毡靴”了（国家学术会议，请在菲利普钦科课本的前言里提醒高年级学生，站在轨道上要注意，它是弯曲的，会滑下去）。 请看对于文学，对于题材的选择，归根到底也是对于革命所采取的另一种态度： 世界还是那样。但它已不是一个演习场。 房屋似乎未被摧毁， 但那骄傲的大肚子公鸡-木马 被偶然射来的一颗于弹撂倒。 空覆盖下的大地还是那样。 白天意味着阳光，而夜意味着黑暗。 只有亚历山大二世的雕像 一被推倒就再也树不起来。 还是那些教堂——象商人的肥胖的妻子。 那西洋梨式的圆顶——象玩偶的拳头。 只有建筑架似的绷带所缠着的 监狱的被打坏的颧骨在渐渐变黄。 还是那些小菩提树。还是那个街心花园。 波涛在河水里滚动着肚子， 唯独街上的喧嚣消逝了。 它在某处游逛。在某处安身…… 别泽缅斯基：《小城》，第3部分 菲利普钦科是为那个通过“世世代代”而到来的读者写的，并且，这个读者看来只能通过世界语来读菲利普钦科的作品，至于谈到现今的读者，那么，他所喜欢的而且感到亲切的是城郊小菩提树的变化，这种变化读者亲眼见到并被别泽缅斯基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难以预料，通过“世世代代”而来的读者是否会“赏识”当前这些只会对他讲（完全按帕斯卡尔学说）“光是发亮微粒的光体运动”的宇宙派。因为在他们那里这个未来的读者就连沃隆斯基同志所说的那种“客观价值”也找不到。 然而，别泽缅斯基的小菩提树之所以在许多许多年之后还能引起读者的文学与历史的兴趣，正是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实实在在的苏联小菩提树，——有弗拉基米尔的，有科斯特罗马的，有阿斯特拉罕的，——这一点我们是不怀疑的。 今天，我们怀着很大的兴趣去读果戈理、屠格涅夫、谢德林、契词夫的著作，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作品具有语言方面的卓越成就，或者说，有“客观的”、“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而是由于他们同自己的时代共呼吸，他们的作品与这个时代是相共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从文学观点来看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这本小说使我们今天的读者为之激动，并且将会长久地激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这种激动不亚于屠格涅夫的就文学价值来说属于优秀作品的《前夜》和《父与子》。这是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们乃是他的同时代人，因为其中谈的不是 星星在闪耀， 星星的小瀑布、 小火球 闪闪发亮，闪闪发亮。 菲利普钦科：《手》，第98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是自己同时代的人，是那些受到自己社会和自己时代的一些问题和痛苦折磨的人们，尽管那个时期“星星的小瀑布、小火球”同样闪耀过。 在菲利普钦科与格拉西莫夫那里，到云外世界去的意图取代了时代精神，这种取代渐渐导致了对我们革命现实生活中的“饭钵”持高傲的唾弃态度，整个“锻冶场”都培植着这种态度，显而易见，它利用了这样一点：“没有别林斯基式的人物”，因此不会有人责备它的“老爷态度”和毫无意义的“炮制劣诗的行为”。 四、在迷雾中 然而，时代精神是现代读者对现代作家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尤里·李别进斯基的《一周间》，目前每个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都知道它，共青团小组也在朗诵它，这不是由于布哈林“发现”了它，而是由于它是《我们今天》上刊载的关于我们今天的唯一的故事。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的《巧克力》并不是因为索斯诺夫斯基的责骂才成为讨论和争论的对象，而是由于它是关于生活在我们现实中的活人的故事。 我们是如此渴望我们的文学，渴望短篇小说、短诗、中篇小说、长诗以及能够反映我们当前现实生活概貌的作品，以致托洛茨基同志甚至准备原谅皮里尼亚克对革命所犯的许许多多文学上的错误，因为皮里尼亚克给我们的文学提供了一个被直接从火车上赶下来的真实的走私贩子，而布哈林同志之所以蔑视爱伦堡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无赖行为”，是由于他在《胡里奥-胡列尼托》里针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同时也针对我们苏维埃生活方式给予了“最吸引人的讽刺”。 А.托尔斯泰的半“宇宙派”中篇小说《阿艾里塔》在《红色处女地》上的出现，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得到人们的谅解，因为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复员的红军战士在火星上的居留，使小说带有时代精神的因素，并且正因为如此，《阿艾里塔》才没有使现代读者感到那么枯燥乏味。 别泽缅斯基、罗多夫、扎罗夫、列列维奇的诗歌作品以及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和马卡罗夫的部分诗作之所以在一般无产阶级诗人的大量诗作中显得比较突出，在于他们选取我们国家的革命生活作为主要素材，用这种素材创造出了自己公社时代的诗篇。而脱离俄罗斯革命，他们就写不出这种诗篇，也不会象当时格拉西莫夫的《电力叙事诗》、菲利普钦科的《光荣长诗》以及一些“锻冶场”诗人的主主本整本诗集那样，在时间之外和空间之外写成。 不过，这同样是关于饭钵问题的老争论。“锻冶场”诗人们对人的看法象对“毡靴”的看法一样，表现出同等程度的鄙视，他们宁肯要“集体”：不是红军战士，而是红军；不是工人，而是工厂，是群众；不是我，而是我们。只要这个“我们”还是对旧的、资产阶级的、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作出的自然反响，那么，它就是一个正面现象。但是后来，当“锻冶场”诗人只不过是在卖弄自己的“集体主义”，其中并不纳入任何实际内容的时候，当他们的诗中人己消失、接着工厂也脱离大地的时候，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他们已陷入宇宙主义的虚谷之中，于是就一个个相继消失不见了。 菲利普钦科是这样写工人群众的： 群众——这是大熔炉， 群众——这是熔铁炉， 它坚持不懈地创造， 它无止境地建设天堂。 再看罗多夫怎样描写集体和群众： 我不只是一个： 到处都有许多许多个我们。 将有困难的道路， 将有光明的时刻。 ……没关系！虽然劳累，但会变得年轻， 我不请求帮助。 菲利普钦科叙述群众的情况，罗多夫则感觉到他们，生活在他们之中：“我不只是一个”。他是这个大集体的一部分。在别泽缅斯基那里，“个体”与群众的这种联系表现得尤为鲜明： 我们不是赞美而是表现那个 被工厂的凿刀雕刻出来的人。 我想表现一个人， 使千百个人通过他来说话。（《彼得·斯莫罗金》） 在“锻冶场”诗人那里，没有主人公，没有典型，没有具有个人感受的个别的人，没有具体的现象和事实，而有的是一样的脸，穿着一样的蓝色工作服，做着一样的动作，具有一样的思想、行动、情绪和话语。格拉西莫夫、基里洛夫、菲利普钦科认为，他们的无产阶级诗歌的功绩就在这里，就在于他们消除了工人的个性，使其溶化在集体之中；“须知并非个人创造历史”。 “锻冶场”诗人不明白，他们对个人与集体这个问题所持的超“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正好接近于那些同普列汉诺夫进行争论的民粹派的观点，这些民粹派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解释弄到荒谬的程度。民粹派政论家们正是用没有个人志趣、爱好和思想情绪的这样一个人体模型的社会，来对我们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的理论的。 有人认为卡尔·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 “Moinesuispasmarxiste（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假如这句话当真属于马克思的，那么他可能是在人们对他关于集体与个人理论问题作出“锻冶场”那种解释之后说的。 普列汉诺夫写道：“个人因其性格的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这种影响发生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组织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地方、时候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5] 因此，普列汉诺夫不仅没有否定个人的作用，而且还强调说，个人的性格的特点能够影响事变的进程，当然，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在他所存在的社会结构范围之内。普列汉诺夫接着写道，“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各种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6] 根据普列汉诺夫的定义，人乃是“客观必然性的主观表现者”。因而这种对“客观必然性”的主观理解如何形成，这种“必然性”在集体的每个个别成员（个人）的“主观”心理上、工作中、环境里、行动上如何反映——对这一切的表现，乃是艺术家、作家、诗人的事情。 正由于在“锻冶场”的大部分诗人那里“集体”吞没了活人，由于在这个“集体”里人被溶化而失去了自己的面目，“集体”本身也就如同他们笔下的工厂，成为实际并不存在和虚无缥缈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格拉西莫夫、菲利普钦科、桑尼科夫、基里洛夫以及其他人所看到和所描写的一切才有那么多神秘的谜。对工人阶级出身的诗人来说，写现实也就意味着写劳动。可是在格拉西莫夫那里，不断出现的是“劳动的神秘”、“播种的神秘”。 请看基里洛夫笔下的这种人： 我早已离开了这块土地， 我在另一个国度里安居乐业。 我倾听那迷人的歌声， 我游泳在惬意的水浪里。 不消说，这对基里洛夫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了听到“迷人的歌声”，他必须应该离开“这块土地”。接着是与恋人关于对“另一个国度”的印象的一段简短对话。 “呶，人们呢，请谈谈人们？” 我藏起眼泪回答说： “他们是些怪人，他们 一面哭一面爱又一面残杀。”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当一个人在另一个世界的“惬意的水浪”里游泳时，他看到的不是一些怪人那才奇怪呢。我们则持另外一种观点：诗人没有必要去到“另一个国度里安居乐业”。他在我们这个不甚迷人的地球上，在我们这个不甚洁净的国家里去寻找人们会简单得多，那时，基里洛夫也许会找到那些能带着不同的情绪去哭、去爱、去残杀的普通人们。 桑尼科夫最喜欢的词是“雾”、“阴影”。诗人把这些词演变为形容词和动词形式。有一个真实的码头工人因跳到水里去迎接空幻的“雾中的轮船”而毙命。“黑色的阴影”象停泊着的轮船。无疑，诗人是“日暮”时“在重负下”走出来的。月亮出来和他作伴。 我们俩都心情阴郁， 我们一起在向夜的广阔天地。 既谈自己孤独的生活， 又谈起重负这个话题。 黎明前的微风骤然而来， 又象阴影一样消失在寂静之中。 桑尼科夫的整本诗集《在重负下》都是这样一种阴沉的调子。诗人独自一人，他在月亮底下比在太阳底下的自我感觉要好得多。可是集体，群众，在前进，向往……往哪个方向？不清楚；为了什么？也不清楚。 队伍在行进， 向那倾泻瀑布的远天， 向那冒着烟气的炮身的 空旷的田野…… 黎明到来了…… 朝霞升起了 红烟。 大地在颤抖。 整齐的队伍 消遁在雾中。 道路上尘埃弥漫，烟雾腾腾。 模糊了整个远天。 烟、尘埃和雾这么多，因此“整齐的队伍”向前运动的目的和意义也都模糊不清了。需要去猜测才会想到，这里所说的是军事进攻。但是那为什么要如此神秘呢？须知这不是侦察，而是进攻，况且还是排着整齐的队伍进攻呢。 主要是跟天河的星云打交道的“锻冶场”诗人，也把“集体”升高为最无法探知的“星云”之一。由此出现霍夫曼与索洛古勃的全套东西：神秘、奥妙、怪诞、神奇和由之产生的那么多的宇宙印象主义。 五、一中的一千 （“锻冶场”诗人的任务） 有两个工人，在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个小组里，在同样的操作台旁并排地工作。一个是共产党员，另一个是非党人士。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不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两个都是非党人士？ 在同样热爱革命的无产阶级诗人的同一个组织里，在对待革命和文学任务问题上突然出现了意见分歧。这是为什么？ 请看，奥勃拉多维奇和波列塔耶夫是同一个“锻冶场”组织的两个诗人。两者都是城市诗人。奥勃拉多维奇甚至把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城市》。这可不是简单的题词： 我赞美花岗岩与钢铁的你， 伟大创始与伟大前程的城市…… 诗中的确令人感觉到现代城市的柏油和混凝土。然而被列塔耶夫却总是被农村吸引着： 田野啊！我离开了满是灰尘的城市， 来到你们这里，我的田野…… 这是为什么？象“锻冶场”这样典型的（简直可以参加评比！）集体，也不能在波列塔耶夫身上驱除他旧时农材的东西；奥勃拉多维奇顽固地坐在城市里不想过问萨图恩[7]的命运；不管格拉西莫夫如何努力模仿菲利普钦科，菲利普钦科如何模仿基里洛夫，而桑范科夫又如何模仿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在对题材、形式、和声、前律、节奏等的选择上必然表现出作者的个性，——难道原因不就在这里？ 毫无疑问，这是对集体与个人这一问题认识的庸俗化。可有什么办法呢，须知我们的宇宙派诗人以无产阶级艺术的“集体主义”基调名义对活的个人进行的排斥，正是来自这种严重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作用问题的观点。 我们是“无意识的过程的有意识的表现者”（马尔托夫对普列汉诺夫定理的翻译）。让我们来阐述清楚，这种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它不是在整个阶级那里（这一点，我们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作了足够充分的说明），而是在属于本阶级或本社会组织的单独的人那里形成的。我们在吉特·吉特奇身上看到的不仅是四十——七十年代的一个海上商人，而是整个俄罗斯商人阶层。在果戈理笔下的官吏伊万·安东诺维奇——“罐子嘴”身上，我们看到了盗窃国库、贪赃枉法、行私贿赂占统治地位的沙皇俄国的整个官僚阶层。玛尼洛夫、奥勃洛摩夫、加耶夫难道不比一些极愤懑的叙事诗更好地给我们展示了无意志的、慵懒的地主与贵族俄罗斯的面目吗？ 别林斯基很重视俄罗斯文学的“典型性”。由此可知，这位批评家为什么对果戈理特别崇拜。别林斯基在分析果戈理的人物形象时赞叹地说：“庇罗果夫！……老天爷！这就是整个等级，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呵，独一无二的、无可比拟的庇罗果夫！”[8] 创造典型，在活的环境里，在我们时代的人们、事实、事变之中表现活人——这就是当前作家的使命，显然，与菲利普钦科、格拉西莫夫对立的那些无产阶级诗人正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他们目前所写的正是他，正是活人。 当诗人别泽缅斯基在写彼得·斯莫罗金这个俄罗斯共青团中央书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虚构人物，而是真正的、活的人，他是如此真实，以致诗人可以无须去为斯莫罗金杜撰一个姓名。 他现在就在办公室里。 一个工人。 共青团员。 共产党员。 在履历表里斯莫罗金填写—— 中央委员。 代替沉重枪杆的是 他手中的笔和文件。 又是会议，学习， 中央全会，组织部会议。 只是偶而，无缘无故， 心不在焉，往空里还是往亮处 唾一口唾沫，骂一声不堪入耳的话—— 可诅咒的年代的肮脏。 世上的怪事很多。 还有别的一些罪过。 我知道：彼嘉·斯莫罗金 偷偷地写诗…… 彼得·斯莫罗金这个人是谁？是个人还是集体？作者本人回答说： 人们又对我说：不能 雕刻个人纪念像。 彼嘉，我之所以选择了你， 因为你是千百人整体的一部分。 李别进斯基抄录了三组有待于作家进行创作的题材。[9]三组题材部在阵歌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但是更能吸引我们诗人注意力的是第二组题材，包括国内战争、夺取政权的斗争与肃反委员会工作的那些故事。这是必然的。诗人本身就是斗争的参加者。诗集《在五角星下》提供了这一斗争的某些突出片断，以及比那些赞美“群众是大熔炉”的浮夸颂歌更能体现阶级意志的许多形象。列列维奇的“旅长伊凡诺夫”和“国际主义者施泰因”——这是自己阶级的儿子，他们永远铭记着自己阶级的嘱咐。在他们的行动上工人读者比在菲利普钦科的拙劣的抒情诗里，更能意识到自己同工人阶级的全部斗争过程的联系。 彼得·斯莫罗金是“千百人整体的一部分”。事实上，革命造就了多少这样的斯莫罗金呢？难道关于这样的“工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叙事诗，不比那些一味强调集体主义的“我们”的作品更能表现工人阶级的雄伟力量吗？难道读者没有觉察别泽缅斯基完全出于对语法的共青团员式的尊重，才用大写字母写斯莫罗金吗？要知道，在别泽缅斯基笔下，人没有专有名词，只有普通名词，只有集合名词。而有一种伟大事业——革命，它使参加者失去了名字。诗人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的人，但我们在他的行动里感觉到了他的阶级的坚强不屈的意志。 罗多夫的省肃反委员会主席也是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革命事业里，众所周知，个人是十分具体的形象。 老的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被打死了。 于是从省委会开出了小汽车—— 它扬着尘土，象枪弹——样飞向城郊， 但是肃反人员久久不能判断 省委会的命令转给何人： 天空披着蓝色的绸缎外衣， 尼古拉把多包羽毛鸽子放到天空。 小彼嘉张着嘴鼓掌 发出鼓翼般的噼啪声。 接下去是： 而在纺织厂里，应喇叭声的召唤， 另一个厂委会主席代替了肃反委员会主席。 （《省肃反委员会主席之歌》） 罗多夫把儿子叫做彼嘉，把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叫做尼古拉。别泽缅斯基仿佛为了回答罗多夫，概述道： 今天，他是尼古拉， 明天，也许是伊凡诺夫。 省委会将会说：“就是如此”。 今天——睡觉。明天——赶路。 也许，在征途上 你留下 足迹。 今天是父亲。明天你就忘记。 去当 省肃反委员会主席。 在李别进斯基的中篇小说《一周间》里，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死也只是一个插曲。在第一次党的会议上，新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就作报告，谈城里与县里发生的事情。 同样的思想也表现在罗多夫的“关于卖报姑娘”之歌上．卖报姑娘把革命传单夹在报纸里散发。她被捕了。 但是同志们让奥丽加知道， 另一位姑娘接替她继续卖报。 诗人们在选择主题与人物形象时，恰恰停留在肃反委员会这把磨得锋利的革命刀子的活动上，这并非偶然。就连资产阶级诗人也写过并且还在写肃反委员会，但他们的诗却因仇恨、疯狂与复仇而死亡。肃反委员会不能不在一部分人中间引起恐惧和刻骨仇恨，在另一部分人中间引起自豪感和内心的喜悦。因此那些站在我们苏维埃方面，怀着真挚崇敬感情去看待肃反委员会的紧张工作的诗人们，渴望去歌颂在斗争最激烈的环节上表现出革命意志力的英雄们，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诗人纳尔布特力图表现的，不妨说是肃反委员会的心灵。 对整个1106案件， （有个水兵站在门口，穿着宽腿裤子） 笔插进墨水瓶——询问结束， 意味着结案。 理性又被交给了重担， 第一个重担——苦闷， 日日夜夜歌唱的蟋蟀： 既不去扼杀，又不去怜爱， 可生命——益发微弱，益发短促。 无比空荡而又明亮的道路—— 第二个死沉的重担。 你要忘记那晴朗的天空， 被兜囊牵引着的心灵 你要学会平静，心灵， 你要变得无动于衷——第三个重担 可怕的年代转动着磨盘， 压扁、磨碎…… （《“肃反委员会”是“狂涛巨浪”》，1920年，第2期） 纳尔布特写肃反委员会的活动，不带青年诗人作品中渗透着的那种对其英雄业绩的赞赏感情，肃反委员会是革命所需要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这是革命在取得胜利之前不能从肩上卸下的一个“重担”。 不是任何一个诗人都会冒险去写肃反委员会。只有对肃反委员会的生活不是进行观察（不管带的是什么感情）而是深入了解它的诗人，才能够一方面把现实情况同庸俗之见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把它实际的日常工作同浪漫主义的虚构区别开来。不管怎样看待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的中篇小说《巧克力》，它值得肯定的一面在于，其中省肃反委员会的生活正是在对宫的日常生活现实的描写中反映出来。罗吉昂诺夫的省肃反委员会——就象是实际存在的一个省肃反委员会，它以自己的真实面貌进入我们的文学。 列列维奇在《肃反工作者谢苗诺夫之歌》里，也提供了省肃反委员会的一个生活片断。谢苗诺夫落到了土匪手里。 拂晓……敌人把俘虏带了出来， 一个额头上深红色皱纹在闪光的人…… 密密的丛林黑得不见咫尺， 枪闩的磨擦响起了回声。 匪徒的首领把铁锹递来， 让俘虏自己为自己掘一个墓坑。 突然，铁锹被抡起， 象沉重的战斧劈了下来。 一个土匪的脑袋开了花，瘫倒在地…… 一阵报复的射击撂倒了我们的肃反工作者， 在断气之际，谢苗诺夫 苍白额头上的皱纹舒展了开来。 一个插曲。许多插曲中的一个。每一个县城、任何一个菩提树村都有自己的谢苗诺夫，都有几十个自己的谢苗诺夫。诗人一面从时代的合葬墓里挖掘他们中的一个，一面展示这个把谢苗诺夫献给了革命阶级的整个悲剧的威力，他指出，谢苗诺夫牺牲了，但是他那战斗的和胜利的阶级却活着，因为谢苗诺夫仅仅是“千百人整体的一部分”。 六、论短裤 没有必要去争论无产阶级文学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托洛茨基同志指出，它正处于七十——八十年代那种小圈子习气时期。他认为，我们的歌德和席勒们正穿着短裤在散步。 一个未被托洛茨基同志承认为席勒的人，就这一点指出： “的确，穿的是短裤，这是事实。但究竟穿的是什么样的短裤，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却没有指出。我们穿的是运动短裤。我们是在同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争斗，我们在它的球门里不只射进一个球。” 不消说，就我们的歌德们的裤子长短进行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况且争论将只不过围绕这样的问题：是少先队员短裤还是共市团员短裤。在无产阶级文学界还没有席勒和歌德。资产阶级文学界里席勒和歌德也己经不存在了。以谁为指针呢？这一点引起了争论。 凭良心说，这个指针将关系到短裤尺寸太小的客观评定。 在关于当前文学道路与命运的争论中，一个首要问题是，谁能在其中更好地反映我们的革命时代。谁最好地感觉到时代、谁能本着革命不断发展的精神领会时代，谁就能更好地反映它，这一点难道还要证明吗？ 普列汉诺夫写道： “若是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在童年时期就被一些与意大利社会政治和精神发展的一般过程没有关系的机械原因或生理原因杀死了，意大利的艺术也许会没有那样完备，但它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的一般趋势仍旧会是那样的。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并没有创造出这种趋势，他们自己不过是这种趋势的优秀代表而已。”[10] 可见，这里所谈的是关于谁是体现我们时代特征的社会政治发展趋势优秀代表的问题。难道说在这种社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来自领导阶级的艺术家将是优秀代表这一点还需要证明吗？ 难道还需要证明——象彼得·奥列申，《莫名其妙的事》一诗（我是从偶然看到的最近一期《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引来的）的作者这样的人，是不能被视为我们时代的社会情绪和意向的代表的。 你用雪把我窒息， 你化作雾降落到我的胸上。 我做了无数不安的梦， 我走，为了陷入雪中。 你那凄凉的歌声、钟声， 你那矫捷的蹲下跳跃的舞步、 伏尔加河汹涌的波涛、原始森林的威力，—— 都振荡了我的心弦，对于我你是一个永恒的幽灵。 你以濛濛的尘雾笼罩着我， 但与你同往，我到哪儿去都行。 你的眼睛象池塘里的星星， 并非无故优愁地凝然不动。 突然在路途上隐约可见 迷雾中路边一堆堆篝火的似绺绺竖立的头发的烟。 又仿佛是茨冈人在呐喊， 在小铃铛的伴奏下跳着蹲下跳跃的舞蹈。 让那些一帮一伙的人在森林里 打着呼哨进行抢劫，——我不害怕。 也许，由于喝了醒洒的家酿麦酒， 俄罗斯使我产生幻觉？ 难道这也需要证明吗——我们的愿望和情绪的极其优秀的代表，比如，不妨说是年轻的工人诗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我同样从偶然见到的《在共青团的口号下》这本诗集里随便引出《无线电发射塔》一诗。 向一百五十米高的蓝天， 到那被风驱赶着的乌云， 建设一座无线电发射塔， 从那里可以眺望远处的耕田。 封锁圈缩小了， 当我们工人的双肩 把这个庞然大物 矗立在莫斯科河的岸边。 它比爱菲尔塔略低， 这没有什么不好。 乌云依然在空中奔驰， 舔吻着塔顶…… 有什么能比我们顽强的工作 更令人不顾一切？ 当别人卡我们脖子的时候， 我们建设着无线电发射塔。 看来，两首诗在同一时期写成，至少说是在革命年代。我们认为，代表我们革命时代特征的，不是奥列申的假民粹主义的空谈，而是库兹涅佐夫指出的那种冲破饥饿和水泄不通的封锁圈的有效的活力。 之所以这样说，很明显，是因为关于方向与短裤的争论的缘故。当然，我们这里既没有歌德，也没有席勒。但是我们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说实在的，己并不年幼，它正在长大成人，连嗓音也在改变。诚然，有相当一部分了解自己的任务、并且摆脱了诗歌创作上矫揉造作的卖弄和晦涩、不着实际的歇斯底里作风的无产阶级诗人，的确尚未超过共青团员年龄。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创作里也确实是共青团的主题占了主要地位。 得了吧，星星，何必羞怯地 往云影背后躲藏： 你们都多大了？……而我才十八。 同年轻人散步该有多好。 夜晚走到村外， 去迎接温暖的白天该有多美， 一辈子象一个愉快的共青团员那样， 沿着阳光普照的道路前进…… 扎罗夫：《夜晚》 啊，我爱日暮之景。 此时我内心里无所惋惜…… 我献出一切，为了夜莺的歌声， 为了共青团员的悲戚…… 戈洛德内依：《啊，我爱日暮之景》 而在一个角落里，马尔福特卡 悄悄地与心爱的万尼亚交换着戒指。 小小的村庄 在等待着共青团员的动员报告。 奥古尔佐夫：《农村青年晚会》 这有什么不好呢？共青团员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共青团员是我们的时代。使奥列申为之激动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事，以及把桑尼科夫裹了起来的那些浓雾，对共青团员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假如“锻冶场”诗人不是通过显微镜观察生活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便看不见共青团员。 那些直接从我们苏维埃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的，不赞同迷恋天文学的格拉西莫夫和菲利普钦科的无产阶级作家与诗人组织的优点就在这里。这不仅指的是首先挺身反对“纯抒情诗”宇宙扶乩术的那个“十月”组织，而且也指组织外的诗人们（多罗戈伊钦科），甚至也指“锻冶场”里的那些虽然身在组织之内，但实质上与组织的方向毫无共同之处的诗人（马卡罗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部分地包括波列塔耶夫和奥勃拉多维奇）。 与革命相联系的诗人，不能不如饥似渴地伏向它的水源。星星是诗歌所需要的点缀，这无可争议。但是只有在地球上无所事事的人，才会煞有介事地要从天上摘下它们。法国有句谚语不同意那些“想把星星摘下来点燃蜡烛”的人，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不存在有这种点燃蜡烛的方法，——那是徒劳的事情。 要点燃蜡烛还是在地上为宜。并非所有的诗人都脱离了地球，他们当中不仅有星占家，而且还有其他职业的人，现在却要把他们也归入我们无产阶级诗歌队伍之列，岂非咄咄怪事。而一旦书的封面上标出“锻冶场”字样，当然就得作出这样的评价。可是，您瞧，诗人马卡罗夫倒有巨大的功绩：他从未尝试去扑灭阳光。只要想一想，他，一个“锻冶场”诗人（简直是一只白乌鸦），写的竟是一个工人家庭的纠纷。 她记得丈夫是个不拘小节的小伙子， 常常俏皮话不离口； 满脸灰垢，令人发笑， 他在钳工车间比谁唱得都匀调。 如今他是个严厉的政委…… 阳光沐浴着白杨…… 请帮我在荒地上安顿： 我的生活，我的爱…… 《春天的融合》，第50页 不知道这里问题在于丑事家家有呢？还是在于马卡罗夫——因为年轻——尚未受到“锻冶场”的精神错乱症的影响。但是事实不容辩驳：马卡罗夫坚定地站在大地上，他有敏锐的目光，灵敏的听觉。他“沿着一九二一年的街道”徘徊，请看他的某些观察： 那大肚皮马的阴沉的脸， 温柔地贴向偶然伸来的手， 不远处战士们排队走过， 每把刺刀都闪耀着太阳的光辉。 盲人在篱笆旁想念着光明， 两只眼睛象熄灭了的木炭， 油污的军服上衣碰着报纸瑟瑟作响， 克里姆林宫顶传出了法令： 雨水在梁赞的田野上映成蓝色。 伏尔加同赤贫如洗的饥民在逃命， 而在那烟雾腾腾的会议室里 人民委员会在设想着方案。 老太婆们议论着“可怜”的婚礼， 载着彩礼的货车在检查站被扣住， 国营农场的金色禾捆 簇立在贵族庄园的寂静的林荫路上。 正如我们所见，这完全不是菲利普钦科式的烦琐哲学。这里一切都栩栩如生，不论是“温柔地贴向偶然伸来的手”的马，不论是“在篱笆旁想念着光明”的盲人，抑或是“设想着方案”的人民委员会。这里有苏维埃精神，这里散发着刚脱下毡靴和裹腿换上皮鞋的苏联人的——我们的、今天的气息。此时这个苏维埃俄罗斯所梦寐以求的并不是关于星球的自然现象的抑制，而是关于识字课本，关于廉价的食盐，关于缝补破洞的裤子的必要性。 全苏扫盲非常委员会正在开展全俄罗斯的扫盲运动。这便是我们今天的特征，而不是萨多菲耶夫的什么“在成就辉煌的宇宙中即将发生太阳的爆燃”的预言。可以说，我们不需要在宇宙里得到面包，只在地球上得到就可以了，哪怕只在欧洲也行。现在呢，最好是为欧洲革命盛况的到来准备人力——让人们学会读、写、算。这里，正如伊里奇通常喜欢说的那样，正是问题的中心。我们文学的未来正是属于他们——不是在星际空间瞎扯的、而是象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整个工人阶级那样自由呼吸的诗人们。因为他们懂得我们革命中的真实的东西。 列列维奇《关于省党校的学员》之歌中，谈到“在工厂里能轻易地抡起大锤，在旅里枪法很准，一只手能把马蹄铁打直，但在讲义和书本面前一筹莫展”的旅政治委员；谈到为执行地区委员会的宣传鼓动任务而组织了俱乐部，并且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和造纸业托拉斯办公厅里消耗了自己残余的肺部的那个患肺痨病的俱乐部主任： 请看书柜里的书籍已列成行， 马克思蓬散着雪白的大胡须， 钢琴在地毯上投下了影子，—— 《真理报》上标出了新的一天。 旁边登载着寥寥数字的消息： 区委会通告：彼得罗夫逝世…… 别泽缅斯基关于苏联啤酒铺的长诗《笑声的障碍》，描写了两个世界的象酒一样的飞溅的泡沫： 克里姆林。克里姆林宫大门。 旁边——肮脏的浮沫， 在被唾污的小公园里 用几个纸币就能买到肉体 （生活——各异。 那边是人民委员会，这儿是肉体）……—— 这是今天的一切。这令人不安，令人激动。《真理报》上用“小型铅字”刊载的关于彼得罗夫生命止息的消息，在关于文教事业指导方法和关于工厂组织指导员会议的文章的讨论中加以报道，会被人们淡漠地读上一读。报纸上关于彼得罗夫逝世的报道，也不过是“党的生活”。在党的生活里这同样只是一种例行公事的表格，在简短的诗体小说中，这却是活人的一生，这个活人曾有过心肺、感情和痛苦的残余，而在新的建设的坎坷道路上失去了这一切。 伊凡诺夫、彼得·斯莫罗金式的旅长、尼古拉式的肃反人员，明有这些人都是存在的，都是我们时代的活人。诗人们的功绩并不在于“发现了”他们，而在于描写了他们。根据当今的时代，当诗人生活在斯莫罗金式的人们中间时，便会认为应该写： 你一定会离去，眼泪不会洒下一滴， 当你再来回忆，眉毛也不会颤动，—— 更为可怕的是，你赶走了爱情 从家里赶走狠毒的后母一样，—— 克雷奇科夫：《红色处女地》，1923年，第5辑 或者是应当写：诗人—— 有了灾难。 心与星球发生了碰撞。 一片黑暗。 格拉西莫夫：《电力叙事诗》，第41页 当诗人们表现出不是极端远视就是极端近视，怎么也不想保持普通正常的视力时，对旅长伊凡诺夫哪怕采取不回避的态度也会成其为个别诗人的极大功绩。而别泽缅斯基、马卡罗夫、列列维奇、罗多夫、扎罗夫为了揭示斯莫罗金，揭示革命的本来面目，不仅不会采取回避态度，而且会怀着不可抑制的热情深入到直接产生出斯莫罗金的那个阶级中去。“发现”斯莫罗金，意味着发现早已被发现了的工人阶级。不是Л.托尔斯泰“发现”了彼埃尔·别祖霍夫，是生活，是与他同时代的社会发现了他。托尔斯泰的功绩在于他把他带到了“人间”，在于揭示了别祖霍夫。 肃反工作者尼古拉早已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在政治与日常生活里——被发现了。但是整个问题在于，要在我们的文学中去发现他。我们的整个生活得到了彻底改组和重新熔铸。整个问题在于，要使这种重新熔铸的生活被我们的文学揭示出来。 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类型，是认识生活的手段吗？好极了。那就要摘掉歪曲我们生活的墨镜，尽管它配的是时髦的角质镜架，但却是在“大不列颠”买的。应当去掉望远镜！让我们用普通的肉眼去观察生活。 王守仁译 [1]香囊，旧教徒所佩装圣物之囊，用作护身符。 [2]《渐衰》，《在岗位上》，第1期。——原注 [3]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页。 [4]屠格涅夫：《文学与生活回忆》，国家出版社，第47页。 [5]《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4-26页。 [6]同上，第30页。 [7]萨图恩（Saturn），罗马神话中的播种之神，即希脑神话中的克洛诺斯。 [8]《别林斯基选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卷，第193页。 [9]《在岗位上》，1923年，第2-3期。 [10]《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34页。页。
关于党的文学政策（Л.阿维尔巴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关于党的文学政策[1] Л.阿维尔巴赫 编者按：本文选自《在岗位上》1925年第1期（总第6期），《在岗位上》杂志合订本，联邦德国威廉·芬克出版社，1971年影印版。本文是对奥新斯基发表于《真理报》上的文章的反驳。作者Л.阿维尔巴赫（1903-1939）是著名的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曾任拉普总书记、《青年近卫军》、《在文学岗位上》主编等。 《真理报》开始了对我们党的文艺政策问题的讨论。每个同文学工作有关的人都一定会认为这样做是很及时的。一些团体的同志间的分歧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分明，人们只能对《真理报》的这个开端表示欢迎。但我们和能不感到遗憾，这次讨论中发表的第一篇（即奥新斯基同志的）文章很少有助于使讨论在党所面临的那些问题的范围内进行，很少有助于创造这样的气氛，即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原则性的、要求党来答复和作指示的问题，才向党提出。奥新斯基同志的文章，在一切方面都是作者素有的那种恶意的吹毛求疵的绝妙样板，如果为着同奥新斯基进行争论来组织我们的文章，那只会使我们偏离正确的道路。之所以没有必要这样做，还因为岗位派主要不是同奥新斯基进行争论，尽管后者也以通常的谦虚谈论文学，这种谦虚乃是我们知识界冒牌的共产主义绅士们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从争论的实质看，他们是反对作为主要思想家的托洛茨基同志和作为主要实际组织者的沃隆斯基同志的，尽管奥新斯基常常在我们的反对者中间扮演发起人的角色。这位奥新斯基，他为了达到自己策略上的目的，就给自己的每－次表演镀上一层薄薄的原则的金。 我们还是转到争论的实质方面来吧。我们主要的原则分歧，是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在过渡时期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可能性问题。我们岗位派是从列宁关于文化革命时代的原则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请你们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在第十八卷第二部分里的全部文章和演说。伊里奇的最后一篇文章讲到“整个的文化革命”，讲到“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学习的号召和对我们活动的当前时期的分析，象一根红线贯穿着整个这一卷；在当前，我们国内工作的重心转到了文化建设上，转到了开展人民教育事业、根除我们“半亚洲式的文化落后状态”的工作上．“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末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向文化建设了。”[2] 只有当我们把一切可以作为“别人的手”而加以利用的阶层都吸引过来时，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地进行，这一点对列宁来说是很明确的。这一点之所以明确，正是因为他在这里是从同那些“共产主义自大狂”作斗争出发的，这些人使得受他们管辖的事业和机关放任白流，对它们不闻不问，而有时它们甚至在反对我们。列宁所说的“别人的手”是作为对这样的问题深思熟虑的结果提出来的，即不提高文化我们就不能前进，有时我们的读者不理解我们应当从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那份遗产出发来建设共产主义。不妨顺便指出，列宁在制定党对专家的关系的正确路线时，正是在同奥新斯基作斗争。[3]但是，奥新斯基同志从一个极端堕入另一个极端。列宁主义者奥新斯基在反对反列宁主义者瓦尔金的斗争中，歪曲了列宁对问题的提法。当然，如果把列宁的立场理解成是把无产阶级置于仅仅是学生、批评者和监督者的地位，那倒可以对列宁的“作战部署”进行修正。我们认为不需要作这种修正，因为这种修正使人感到，似乎列宁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而我，也就是奥新斯基，则要比列宁走得远。——我们只要把列宁对问题的提法加以正确的叙述就已经足够了。“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万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4]（着重号是我加的。——阿维尔巴赫）对列宁来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唤醒新的，首先是被压迫的阶层参加社会生活，吸引他们积极工作，使他们到社会实践中去并在社会实践中培养他们，越来越广泛地和继续不断地把劳动中的先进分子输送到各种工作中去，用他们去代替旧专家。——伊里奇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不怕犯错误，只要这些错误是自觉地对待建设事业的群众犯的，因为我们依靠的只是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双手。”——列宁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应当把足够数量的有实际经验的无限忠诚的工人和农民派到各机关去担任小型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助理或政治委员．关键就在这里！这样你们就能有更多的工人和农民来学习管理工作，要他们在学习时一直跟旧专家在一起，将来代替专家的位置，执行同样的任务，使我们非军事部门即工业管理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也象我们军事系统己进行的那样，为改变领导成分作好准备工作。”[5] 列宁完全不认为借用别人之手来建设社会主义在原则上是必要的；对他来说，这只是沉重的，不可避免的事，这种不可避免性应当更顽强、更迅速、更切实地加以克服。他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增加本阶级出身的管理人员，开办学校，由国家大力培养工作干部”[6]。伊里奇从来都把我们对专家的政策看作是由于自己缺少文化所支付的赎金，是我们向自己征收的一种租税等等，这决不是偶然的。伊里奇指望的是群众的历史创造，是他们不断增长的实际经验。奥新斯基却忘掉了这些，忘掉了群众，而热衷于“别人之手”。一九〇八年，伊里奇在总结第一次革命时曾经写道：“千百万群众在形式极为多样化的真正群众性的和直接的革命斗争（直到举行“总罢工”，驱逐地主，焚烧地主的庄园，举行公开的武装起义）中获得了实际的经验。革命前就已经是革命者或觉悟工人的人不是马上就能够充分理解这个事实的巨大意义的，因为这个事实根本改变了以前对政治危机发展的进程、对危机发展的速度、对群众实际创造的历史的辩证法的种种看法．群众吸取这个经验的过程是一个不显著的、艰苦的、缓慢的过程，它的意义比国家政治生活表面上的许多现象重要得多。”[7] 一九二二年，伊里奇正是从群众的这种经验出发来谈文化革命闲时代的。如果大家把上面的一段引文同“文化工作时代”联系起来，估计到群众积累的丰富经验，估计到这一时期以来群众发生的根本变化，以及由于最近一次讨论在群众中特别表现出的对我们革命的基本关键问题的关心，奥新斯基的主要错误就完全清楚了。 而且，奥新斯基过分重视别人的手的问题，很明显是政治性的。《俄罗斯》杂志第四期刊登了列日涅夫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社会意义，在于它用一种我们已经忘却的鲜明性提出知识分子是国家的最优秀分子的问题。《俄罗斯》杂志反映了我们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情绪。我们从党早经确定的对知识分子的原则性观点出发，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同他们协调工作。我们没有必要掩盖这些原则性观点，知识分子本身更不需要吞吞吐吐的含混不清或夸大其辞。列日涅夫的文章，首先对知识分子本身是有害的．奥新斯基比列日涅夫更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别人之手”的意义，这是在为谁摇旗呐喊？我们没有可能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但这种对知识分子作用问题的提法在政治上的危险性，是任何人都非常清楚的。 岗位派也是从列宁关于文化革命时期的观点出发的，并且，这里他们同布哈林同志完全一致。在这一群众性学习的时期，无产阶级在一切领域所积累的经验开始在增长、扩太、深化和系统化。在国内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受到了锻炼的工人阶级开始在一切文化领域中显示出自己的才华。显然，在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这一过程并不是平衡的。很明显，在有的领域中，我们进展得快些，在另一个领域中比较慢些，在第三个领域中，我们只开始懂得点，在第四个领域中则还仅仅只是开始学习。从另一个方面看，我国初步的群众性的文化高涨，即便是拿扫除文盲来说，就已经不仅为解决初步的问题，而且还为解决最复杂的问题积累和集中了文化上的动力。在这个时期，过去只不过是萌芽甚至只是些迹象的一切，都完全地展现出来，正如同鲜花盛开一般。无产阶级文学也是这样。俄国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产生了工人诗歌的初期萌芽。它们不是波格丹诺夫的卡普里学校培育出来的，不是在那种什么训练班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不是的。它们是无产阶级开展的阶级斗争创造出来的。最初一批工人作家是团结在一九一二年的《真理报》周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后，工人作家和农民作家开始大量涌现，这是很自然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在我们这里，“往往把最时髦的矫揉造作冒充为某种新东西，并且在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抬出某种超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这是完全正确的。伊里奇以类似的方式嘲弄留里克·伊夫涅夫们的胡闹及波格丹诺夫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断然地声明，——我们的全部实践证实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岗位派成员中没有一个人赞同波格丹诺夫的观点，我们始终同他们进行斗争，我们的对手在证明不可能人为地编造无产阶级文学时，他们是打不到岗位派头上来的，因为我们在讲无产阶级文化时，从来不曾想到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训练班，而是在事实上组织和建立了广阔的文学运动，它既包括初学写作者，也包括已经形成的工人作家。同时，我们是以我在中央召开的五月会议上已经提出的观点为出发点的产无产阶级作家产生的过程，同过去的艺术家产生的那些形式有本质的区别．他不是简简单单地一个人从某个地方出现的，而是只能从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产生、成长，因为我们把作家组织看成是从工人通讯员开始的那一链条中的一环。”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无产阶级为保住自己的政权而斗争，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吸收和改造旧文化，并在掌握旧文化的过程中辩证地加以改造，从而使得自己在文化上成长起来，由此出发，岗位派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正是从这些工人文学创作的大量萌芽中产生出来的。托洛茨基同志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简直没有时间创造自己阶级的文化，而它能创造出来的只是一些社会主义艺术的萌芽。我们常常说，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有许多“全人类”的成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过去的作家那里是“全人类”的东西，到了我们的作家这里就会变成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愈是往后，社会主义的东西就会愈超过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东西。在这里，托洛茨基同志是从那样一种观点出发的，即认为“在原则上，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新社会的生产-文化组织，而是为它而斗争的一种革命的战斗制度”。[8] 我们觉得，把生产-文化组织同革命的战斗制度对立起来本身，是不正确的，是静止地看问题．用革命的方法破坏旧事物和建设新事物的过程，要经历好多年。难道它因此就不是某种生产-文化的组织，难道它不是整整一个时代？而我们认为，过渡时期的艺术即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繁荣的时代的艺术就是无产阶级的艺术；社会主义艺术不是从过去的文学中产生的，而为了使无产阶级艺术变成社会主义的，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托洛茨基同志那里，问题是这样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社会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是另外一种与之对立的社会制度。事实上，它们之问“从一种社会——文化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短暂过渡”（托洛茨基语），是一个漫长的时期，而且“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定革命阶段上的文化问题必将成为整个革命的中心问题”[9]。布哈林同志认为，我们来得及，我们应该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而且它一定会创造出来。请回想一下，伊里奇是怎样举出鞑靼人的历史作为例子来说明文化问题的全部迫切性的。如果我们在掌握旧文化的同时，不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不在文化上成长起来，我们就会落到鞑靼人那种情况，——我们就要缓慢地、默默无闻地，但却是不可避免地蜕化。如果象托洛沃基同志那样理解无产阶级文化，我们不晓得无产阶级是否来得及创造出包罗一切的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把新的原则带到各个领域，并且它就是这些新的技巧和新的原则的系统化。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些问阶级斗争有直接关系的领域里，无产阶级会创造出自己的东西。而现在，甚至连奥新斯基都不想对认为文学在我们的条件下乃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这一点加以嘲笑了。无产阶级正在不断地创造自己本阶级的文学。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我们首要的和基本的分歧所在。正是这一点，决定我们和沃隆斯基同志通过实际行动提出的和尽可能付诸实施的文学政策方面的不同。 党是否应当有文学政策呢？党是否应当给作家以影响，在对待文学方面它是否应当有自己的某种目的呢？这是要求回答的第二个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深感惊讶的是布哈林同志所表现的明显的不彻底性。尽管在出发点上，我们存在有共同点；尽管布哈林同志竭力表现出对无产阶级作家们的同情，可是他却还是坚持“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竞争原则”。[10]实质上，在这里，布哈林同志采取于比托洛茨基同志更加绝对化的立场。非常清楚，在艺术领域中，党同样哪怕是一天也不能持“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任其自流）[11]的原则。 布哈林同志在文学策略问题上的立场，怎么也不能同他的原则性观点结合在一起。在我们引用的那本小册子中，布哈林同志在对待意识形态的问题上甚至有些过了火（例如第29页）。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即在他论文化的一本小册子中，布哈林同志完全没有提到在无产阶级革命及长入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存在农民文化形式的问题。而且十分明显，在我们的条件下，提出指靠无政府主义的竞争不能不意味着是对初学的无产阶级作家的打击，而不是别的。难道这会是一种在平等条件下的平等竞争吗？绝对不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作家有许多的优越性，他们的阶级能给予他们的文化要比工人阶级给予自己的作家的文化多得多。在今天谈论自由竞争，意味着对任何作家提供帮助，只有工人作家除外。谁都不反对创作竞争、创作竞赛的方法；一般讲，它们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决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不应当给自己自发增长的阶级文学的发展以更多的帮助。在这里，托洛茨基同志发表意见说：“艺术应当用自己的两只脚走出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党领导的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历史过程。”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领导无产阶级就是领导历史过程，后者是由一系列的因素决定的，无产阶级在这些因素中不是最后的因素，但有时却是决定性的因素；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当然，艺术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难道我们不是按马克思主义加以理解的吗？难道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它们，并为我们提供对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以这样或那样影响的基础吗？ “艺术不是党应该去指挥的领域。党可以而且应当信任那些真正诚意努力想接近革命的各个不同艺术团体，这种信任是一种有条件的贷款，目的在于帮助革命，使之在艺术中得到反映。在任何情况下，党都不能而且也不会站到一个文学团体的立场上，哪怕这个团体正在同其它的文学团体进行斗争，而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在进行竞争。”在布哈林同志这里，干脆就是这样：小伙子们，大家都上啊，堆儿小，往上挤，互相用拳头打；在托洛茨基同志那里，则比较文明点：大家都来啊，打啊，但小心着点，——我们还在看着呢，对太粗暴的，我们就要出来加以制止。事实上，托洛茨基同志代表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呢？善意的中立？是的，是善意的中立，一种表示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空洞愿望和依靠同路人的方针。在沃隆斯基同志那里，这个政策把特别的重点放在同路人方针上，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轻视无产阶级作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合伙反对无产阶级作家。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这里在文学方面进行活动的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作家。旧作家成批地去国外侨居。同路人伴随着革命开始成长起来，这是一些多少带有农民思想的作家、城市小市民和担任公职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家等等。新经济政策使所布这些作家登上了文坛。新经济政策是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打击，因为：第一，在一部分作家中间自然地出现了颓废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无产阶级作家脱离了本阶级，孤立起来，开始出现退化为行会的现象等等，第二，新经济政策不可能不打击刚刚诞生的大批工人作家的幼芽。资产阶级的出版物立刻开始出现，而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文学大肆泛滥．党应该怎么办呢？第一，应当为本阶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积聚力量和创造一切可能，第二，应当对同路人施加共产主义的影响，分化他们，把他们之中尽可能多的人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但受党的委托实际主管文学工作的沃隆斯基同志在干什么呢？奥新斯基同志又写了些什么呢？沃隆斯基同志在和同路人建立联系之后，就听命于他们，受他们支配，无产阶级作家却被置之脑后。奥新斯基同志则一直以评论阿赫玛托娃的文章自吹自擂，在那些文章中，他企图在阿赫玛托娃这个神秘主义色彩的超级个人主义者身上寻找某种同时代相一致的东西，——同时，他打击工人作家，他不分析他们的毛病，不给他们指出正确的道路，却一味打棍子。奥新斯基的言论的客观含意，就是要为扩大和加强不属于我们的意识形态的言论和表现提供可能，无怪乎在不久以前发表的那篇文章《一年的文学总结》中，他说他的任务是“为了帮助文学解除战时共产主义的文学解除战时共产主义的枷锁吗？而岗位派给自己提出的是另一些任务。当然，用不着再一次指出，如果不相信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可能性，当然也就不能指望它，否认无产阶级文学的可能性就必然把希望寄托到同路人身上。况且，同路人却辜负人们寄予他们的过大的希望：而无产阶级文学则愈来愈巩固，愈来愈发展壮大，如果说它还没有能立即提供出一些大作家，那么它还是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他们之中必然会日益迅速地出现，而且已经出现了“真正的作家”。岗位派也是在这一时期登上文坛的。岗位派观点——这不是什么别的，而是一种信念，即相信无产阶级不能不创造而且必将创造出本阶级的文学。应当竭尽全力帮助创造这种文学，应当把我们的作家置于注意的中心，应当停止执行依靠同路人的方针，要组织力量对同路人进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使他们同无产阶级作家建立联系并使后者成为对同路人施加影响的基础。而最后，岗位派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要求党有某种文学政策，它在职权分配上对我们的报刊、出版社等等应是统一的、协调一致的。《在岗位上》杂志提出了这些口号，并在这些口号下进行了建立无产阶级作家小组并把它们联合成全苏规模的组织的工作。 现在是停止以不需要小组为题进行廉价的嘲笑，或以轻视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时候了！应当懂得，小组和协会对一个工人作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工人作家和通常的资产阶级作家不同，他们只有在小组里，在集体工作的基础上，才可能得到成长；在那里，他将克服自己的羞怯，学习并完善技能，思想上成熟练达起来。 围绕着对待同路人态度问题出现的错误最多。如果听信奥新斯基和沃隆斯基的话，岗位派无形中被描绘成那种阴暗恐怖的家伙，他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心要在某个角落用棍棒把同路人打死，或者把同路人抓越来，进行恶毒的侮辱，直到把他们折磨死。这一切？全是胡说八道．所谓岗位派是粗暴的棍子的叫嚷，实际只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作家和同路人之间散播不和，为了扼杀我们所亟需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组织工作。所有这些叫嚷，只是出于掩盖沃隆斯基同志的实际错误的需要，他的错误在于把自己的注意只集中在同路人身上，不能真正为我们对他们施加有组织的影响创造条件，在于他把在一九二一年曾经在原则上是正确的策略搬到新经济政策开始阶段不同的条件下来。岗位派即便是在开头时做得稍稍有点过火，那也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一种必要的和有成效的反应，但他们从来也没有讲过要摧残同路人。尽管有人在岗位派对同路人的态度问题上进行种种恶意宣传，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还是把同路人当中那些最革命的团体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同农民作家，同“列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特列季亚科夫等等），同构成主义者（薇拉·英贝尔、图曼内依、谢尔文斯基等等）签订了协定。请大家严肃地看待对同路人施加影响的问题。为了施加影响，党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支柱、基础吗？把同路人团结到我们作家组织周围的政策，难道不是最为适宜的吗？为了弄清奥新斯基关于“夺权”的言论的全部欺骗性，这样提出问题就足够了。奥新斯基把掌握文化同夺取文化对立起来。但是，奥新斯基企图把我们看得如此愚蠢，完全是徒劳的。大家都清楚，在瓦尔金同志对问题的提法中，“夺权”乃是掌握文化的漫长过程的结果，因为“夺权”——这不是别的，而是由于我们的作家成长的结果而取得最后的优势和领导权。谈论文化时，看来应当向奥新斯基同志指出，不妨记住文化的阶级性。伊里奇并不是这样同波格丹诺夫对问题的提法作斗争的。伊里奇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社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2]早在一九〇五年，列宁已经讲到创造自己的文学的必要性：“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打破这块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着重号是我加的。“公开”一词的着重号是列宁加的。——阿维尔巴赫）岗位派对同路人的策略，正是以问题的这种提法为基础的。但是，这里我们又回到关于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可能性这个基本分歧上了。如果象奥新斯基那样，认为“我们正是在知识分子作家当中，才看到有人非常广泛而又合理地掌握（艺术文化的——阿维尔巴赫）所有这些成分，这一行业的能工巧匠都集中在这里，并且还要长期集中在这里”，[13]如果象托洛茨基同志那样由此作出结论，说什么“无产阶级也需要创作传统的不间断性。对这种不间断性，它现在主要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实现的，是通过多少有些倾向于无产阶级或想从它那里捞点好处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实现的；而无产阶级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则是容忍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支持其另一部分，把第三部分收作干儿子，对第四部分，则使自己完全同他们同化”[14]，那就很自然，我们之间发生了策略上的分歧。在对待同路人方面，岗位派策略的整个不同之点在于它依靠无产阶级作家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于它希望创造一种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文学。 至于讲到重新教育、同志式的联系等等，对这些问题，岗位派从来也没有表示过任何的怀疑。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在无产阶级文学同全民族文学之间划等号；在过渡时期，整个文学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这是常识，谁都清楚；最后，还应当估计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随着农材的普遍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批不“土里土气”而是真正的农民作家干部——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由此难道不应再一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使无产阶级文学成为核心，以便在这个核心的周围组织一种农民文学并保证给它以思想意识上的影响。关于作家还是文学、关于一翼还是一种文学的争论，其实质就在于奥新斯基对无产阶级作家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而不是别的。昨天还在称道阿赫玛托娃，昨天还在讨好同路人，昨天还在伤害我们的作家的奥新斯基，今天却把阿赫玛托娃抛到一边，怀疑分析自己原先对同路人的热衷并企图瓦解无产阶级作家，把他们当中的这一部分同那一部分对立起来，把赌注押在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分化上。从奥新斯基提出的“共产党员站到批评的阵地上来”的口号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所进行的关于一翼还是一种文学的争论的含义，既然只搞批评，那么文学呢？怎么，难道把文学租让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我们要这样问奥新斯基同志。奥新斯基谈论一翼，是因为他不希望有无产阶级文学，不希望无产阶级文学在文学中占领导地位。奥新斯基讲到蛊惑宣传、阿谀奉承和恐怖恫吓。他在克服了难以置信的困难才建立起来的整个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只看到阿谀奉承等等，这不足为奇，难怪列宁曾经说过：“奥新斯基的特点就是把一切看成是政客手腕。”奥新斯基这样做是白费力气的。不管奥新斯基们怎么样，无产阶级文学成长起来了，也不管他们如何，无产阶级文学将沿着自己正确的道路前进。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等等——无疑是危险的，但无产阶级文学将会努力避免这种危险而不需要奥新斯基来帮倒忙。阿谀奉承、蛊惑宣传、恐怖恫吓，——这是有人企图用来破坏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手法，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罪名回敬奥新斯基。瓦解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没有成功，要消灭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也一定不会成功。算了吧，奥新斯基同志！ 结论。托洛茨基同志说，党连一个文学小组也不应依靠，他用这句话来掩盖他依靠同路人而不给我们的文学以帮助的作法。我们也反对党授给某个文学团体以特权，但我们主张党采取依靠群众性的工人作家的方针，要求党支持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使它得以巩固，希望党注意在我国建立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使无产阶级文学成为党对作家施加影响的杠杆和支柱。 托洛茨基、沃隆斯基和奥新斯基等同志的观点是否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在文学中的运用？现在让读者自己来回答。让读者去考虑，什么叫托洛茨基主义——它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是一种意识形态，那末它是否应当特别在文学问题上表现出来？如果应该，那末它又表现在哪里呢？奥新斯基把自己排除在“拴在一起、编了号的托洛茨基分子”之外，他企图引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为同道。第一，我们同布哈林同志特别是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分歧，和同奥新斯基的分歧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第二，我要就“捆在一起的人”的问题说几句话。奥新斯基讥笑罗多夫同志是不久前才成为正统派的。恰恰正是罗多夫同志，他在上一次争论中是不属于反对派的。许多岗位派成员，其中包括我，却是反对派。但在那时，我们同托洛茨基同志在文学问题上就已经有了分歧。我们觉得，只有我们才是彻底的反对派，因为我们反对派的立场的基础，是相信托洛茨基执行的是列宁的路线，并认为中央委员会执行的是蜕化变质的路线，而且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从来都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的路线客观上是蜕化变质的路线。我们大家认识到了自己在党内犯的错误，克服了自己对托洛茨基的爱，并在全党面前说明了这一点。但我要指出，就是在当时，即在我们作为反对派时，假如和奥新斯基这个顽固的老牌反列宁主义分子无意中结成联盟，这对我们大家也是最难受的事，他这个人，人们可以用手指头把他指给大家看——从他的脸就可以知道，这就是那个反对列宁的路线的人。 所以，应当解决的争论问题是：1）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创造本阶级文学前可能性；2）是否需要有党的文学政策；3）如果承认党需要有文学政策，那末就要指出党的基本方针是依靠无产阶级文学还是依靠同路人。问题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对奥新斯基抹煞这一问题的企图，我们将以应有的尖锐性加以指出和揭露。这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纯洁性问题，是关系到思想战线一个重大领域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未来和不远的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我们不怀疑这一点，我们记得列宁的话：“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15] 列宁的这些话难道不是反对他们的吗？难道不是整个地、完全地反对沾染上对新事物的幼芽抱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和老爷式的轻蔑态度，在文学和建设中都依靠知识分子——“别人的手”的奥新斯基们的吗？[16] 靳戈译 [1]本文是在《真理报》（1925年2月11日）发表奥新斯基的文章之后立即写成的。文章未能及早发表，我们现在没有作任何改动。我们这篇报纸用的逐点分析奥新斯基同志论点的文章的一切缺点，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原注 [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7页。 [3]“在奥新斯基看来，这句话是很可笑的。他想把托拉斯的组织若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如果这种言论是出于诗人所描写的‘年方十五，不会多一点？……’这种年龄的人的口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习了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上和文化上的成就，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实现的理论，竟讲出了这种话，这就未免叫人有此奇怪了。这里已丝毫嗅不出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卷，第555页。）——原注 [4]《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卷，第483页。 [5]《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14-215页。 [6]同上，第434页。 [7]《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4页。 [8]着重号是作者加的，《文学与革命》，第110页。——原注 [9]布哈林，《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第31页。——原注 [10]见他在党中央五月会议上的发言。——原注 [11]《文学与革命》，第163页。——原注 [12]奥新斯基指责我们是波格丹诺夫派。众所周知，波格丹诺夫是要建立一种同政治平行的特殊的文化运动。任何一个同路人都懂得，谁客观上把文学同政治分离开来，谁反对后者的优先地位——是我们还是奥新斯基。——原注。引文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13]见奥新斯基同志在《真理报》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原注 [14]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69页。——原注 [1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4-15页。 [16]正象读者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文章是用与奥新斯基的文章完全不同的语调写的。这绝不是因为我们不想礼尚往来，用奥新斯基争论时所用的话如“三个乳臭未干的人”这样尖刻的话加以回答。把艺术家与专家庸俗地等同起来，肯定超阶级的艺术文化界的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使我们有很多理由采用奥新斯基非常喜欢的语调。但是这一次我们认为还是克制一下我们的“岗位派脾气”为好。——原注
论党的“文学”政策问题（Н.奥新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论党的“文学”政策问题[1] Н.奥新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真理报》1925年2月11日。 不久前，《真理报》发表了瓦普代表会议的决议。决议出自“岗位派”御用思想家瓦尔金同志之手。决议提纲全面叙述了“岗位派”的思想，措词是确切的，论据是充足的。因此，对于这个提纲应该给予准确的评论。 非常清楚，在我们的时代，只要把自己的观点和本派的利益宣布为“正统”的列宁主义观点和列宁派的利益，那么，在我们工作的任何一个领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自己的观点取得胜利，使自己的特殊利益得到满足。不久以前，就在一月三十一日星期六那一天，斯克维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这样一位我们党的受人尊敬的党员，在共产主义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纲要和捍卫，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特殊观点（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的”立场，而不是“抽象的”立场）时，也对这个方法着了迷。他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号召回到李嘉图那里去（虽然谁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号召），无非是经济理论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这里最可笑的是，斯捷潘诺夫同志把矛头指向布哈林同志和《布尔什维克》编辑部。 如果托洛茨基同志反对过某一小集团捍卫的立场，那么这些人现在就）可以从中渔利了。事实上“岗位派”就是这么干的。事情的真相是：反对他们立场的不仅有托洛茨基，而且还有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以及文学领域各种组织的其他许多人，但是目前最简单的做法是：反对“岗位派”的既是托洛茨基，那么就可把所有不同意我们的“三个乳臭未干的人”（据说这指的是三个最出色的“岗位派分子”）是一伙的，宣布“岗位派观点”为真正的列宁主义，一切反对意见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而且把布哈林和卢那察尔那基都算作“托洛茨基分子”。 这种方法非常简单省事，然而却很象谢芙琳娜描绘的“红色青年教官”的方法。这位青年人想把所有的农村青年都吸引到“红色青年”中来，并想把所有苏维埃当局置于他的影响之下。他奉行这样一条原则：先“挥舞棍棒打所有的人”，然后说：“谁赞成红色青年，请签名！”事情的结果是：一个严肃正经的布尔什维克抓住了这位出类拔萃的“岗位派分子”的手，没收了他的委任状，将他直接送到城里“听候处理”。他是一位热心有余然而对列宁主义一窍不通的青年，还好，他并没有使用“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词。但是他当时也没有吓住那些严肃正经的人。 瓦尔金同志起劲地把代表会议上的听众中的某一个人“抓来当枪使”（很遗憾，他抓住了），但是他终究没有吓倒任何人，人们弄清了他真正鼓吹的是什么货色。 瓦尔金同志的提纲的中心意思是：“我们的机会主义者（首先是笔者本人，仿佛还有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等都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但他们同拴在一起、编了号的‘托洛茨基分子’有所不同。——本文作者）正是如此，他们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开始，而一旦这种文学成为事实，就企图使它变成‘一般文学’的左翼。这就是那种取消派立场在新条件下采用新的方法的继续。我们已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发展上这样的时期，只是‘承认’无产阶级文学已经不够，一定要承认这种文学的领导权原则，承认这种文学为争取胜利，为吞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学而进行的顽强而系统的斗争的原则。” 请注意作者本人加上着重号的这段话。他说出的真理是多么重要呵！是否有人“承认”或者“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学，是否有谁建议把它变成“一般文学”的“左翼”，我们暂且不谈。我们来看看瓦尔金同志提出的究竟是什么货色？他提出了两种东西：无产阶级文学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和由它来吞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学。他在现在，在目前的“文化工作时期”，提出这两点。 瓦尔金尽量想小心谨慎一点。他企图“万无一失”，他提到了列宁（当然只有一处），提到了列宁“不要骄傲自大”的劝告，但是马上又加上断章取义地摘来的伊里奇关于“改造”（旧文化）的引文（甚至连沃隆斯基都不会完全同意“改造”二字）。他在另一个地方又指出应该“在文学战线上利用”（多好的措词）优秀的同路人。 瓦尔金尽量想小心谨慎一点。可是在领导权和吞掉的提法上，他显然伸出了修正和反对列宁主义立场的触角，这种立场，我们已经称之为我们文学中的“工人反对派”观点。 列宁是否在文化建设工作方面宣传过瓦尔金式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他是否在文学方面宣传过要无产阶级活动家吞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同行呢？ 恰恰相反。在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列宁为了向我们的这些“糊涂虫”强调这一问题，他声明，认为只靠共产党员的手就可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你们看，问题提得何等极端：就连共产主义社会也要用“别人之手”来建设！瓦尔金同志，列宁决不仅仅提出了一个“不要骄傲自大”的消极劝告，而恰恰是把它作为积极的建议提出来的：共产党员同志们，请学会使旧的知识分子、旧的文化力量给你们建设共产主义吧[2]。俗话说不能把词从歌曲中删掉，列宁同志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当然，为了迫使旧的文化力量建设共产主义，就要知道他们应该建设什么。当上了旧的思想体系“专家”的“共产党政委”，就应该善于“强迫”他们工作，并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样的“政委”要千方百计地珍惜自己的无产阶级本质，使之不被削弱，要捍卫自己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纯洁性。因此，从问题的这种提法之中就已经包含着自己独立研究文化问题和善于在文化方面保持独立立场的必要性。但是，列宁专门强调（正是向瓦尔金们强调的）这个问题时，把共产党员——无产者只是放在学生和批评监督者的地位上，他们的领导权只在社会政治领导方面，并不是要他们亲自站在专家的岗位上把大量专业工作揽过来，以此确立对他们的领导，不是要他们自己到专业工作中去“驾辕”，而把专家当作“拉套边的马”牵着前进，也不是要去“吞掉”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无用的东西”。 这正是列宁的观点，并且是一个总的提法。但是瓦尔金却有一个相反的总的提法。他谈的不仅是文学产无产阶级自从登上历史舞台直到现在，创造了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巨大财富。”你们看，这里谈的是一般的文化，甚至谈的是物质的文化。无产阶级在这里甚至已经创造了“巨大财富”：问题是清楚的，无产阶级能够在一切文化领域率领“同路人”。在生物学领域，例如有恩奇曼[3]学说的“巨大财富”，就应该让他驾辕，而让该领域其余的巴甫洛夫们（或者不知他们叫什么）去拉边套。 对文学来说，从列宁主义立场的这种最尖锐的提法出发，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员们应站在文学批评的立场上。有些文学家过去和现在出身于旧的文化阶层，请用批评的武器迫使他们，即用“他人之手”给你们创作“共产主义文学”吧．请把所有这些皮里尼亚克们、Вс.伊凡诺夫们、尼基京们都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吧！ 那些不可挽救的人就不要去改造了。他们的位子在国外（因为正是列宁把扎伊采夫、奥索尔金这样一批明显地不可挽救的文学家、教授送到了国外）。但是，请改造、教育那些不直接反对无产阶级的人，让他们跟上生活的步伐前进吧，请放心，生活也将教育他们！在教育他们的时候，请别用棍棒去压制，相反，“要把他们放在同志式的信任的气氛里”。请不要放弃自己的任何立场，请准确地揭露他们的一切自然的动摇和偏向，但是要平心静气和耐心细致；直截了当的发号施令将无济于事，发号施令是与同志式的气氛相悖的。要通过说服可批评、揭露缺点来改造他们，并且迫使他们建造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已经说过，列宁是针对那些糊涂虫和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强调这一点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着重提出的。应该说：既然共产主义教育正取得愈来愈大的成绩，既然我们的一些新阶层正在从底层开始站起来（多么令人高兴，多么使人幸福，他们已经站起来了！），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建成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部分）。当然，建设力量的分配的这种变化将不会背离列宁的教导。相反，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对列宁说：您瞧啊，伊里奇，我们已经亲自依靠工人工程师领导工厂，那些农民青年己经在管理农业，在实验室里，新的社会气质的教授们已经坐在显微镜旁，在文学领域里，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工农出身的大专家，所有这一切都将是对列宁的最好的纪念，将是我们献给这位己经逝世、然而永远活着的人的最好礼物。 但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这个时刻才会到来呢？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不是经过一年，也不是经过两年。这个时刻绝对还没有到来。无产阶级还没有创造出“物质和精神的巨大财富”。这是一种谎言（照列宁的说法是“甜蜜的谎言”），这是一种有害的谎言，它既麻痹无产阶级的警觉，引起他们“轻易取胜”的心理，还使他们自命不凡。在工人和农民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时候，这种自命不凡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向什么人学习呢？列宁极其肯定地回答说：“向资产阶级学习”。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个时刻才会到来呢？如果我们不是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庸俗的爱国主义”和各种乳臭未干的人（其中有过去的孟什维克和颓废派诗人）领导下学习，而是遵循上述列宁的原则去学习的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会到来。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无论是文艺方面的“领导权”，还是“吞掉”的问题，我们都是无权谈论的，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拥有领导权？应在批评领域拥有，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评论家注定要担任文学的“政委”。觊觎对文学本身的领导权，是有害而又愚蠢的。在这里我们应该不是“利用”同路人（这是多么愚蠢的两个字，它暴露出使用这样的术语的人完全没有能力实际控制知识界的文化力量，使他们接近无产阶级并改造他们）。在这里我们应该对同路人进行系统的、同志式的重新教育，这种重新教育是从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出发的，不用那种流行的折磨和摧残的方法（“岗位派”就是这么干的）。同时，我们应该教育和组织我们那些正在兴起的新阶层，它们构成了苏联文学的愈来愈广泛的无产阶级的一翼。 瞧，出现了“无产阶级的一翼”！瓦尔金、罗多夫、列列维奇在暗中窃笑，是的，“无产阶级的一翼”已经出现了，它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请不要以此为借口与“全世界机会主义分子的手法”作愚蠢的比较。“他们一开始总是反对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旦这种政党成为事实，他们就‘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他们又鼓吹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政策，放弃领导权的思想，放弃由这一政党夺取政权的思想。” 这个笨拙的比较一定会使你们碰壁：显然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借用你们的比较来宣传“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而且宣传的居然是一种“更坏的东西”，用你们的话说，显然应该把这种东西叫做“在资产阶级面前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当你们只会喊叫“提出文学和政治平等论”和“文学独立于政治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时，你们自己却不理解：无论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多么密切，无论前者如何服从后者，在任何情况下这两者都不是同一种东西：后者不仅要文化从属自己，而且甚至要经济也从属自己。列宁建议采取与政治领域里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在谈到卓越的革命者时说，为了学会做生意，革命者就应该“从头学起”、从“预备班开始”向粮食行里的店员学习。）你们不说我们也知道，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是密切的，但是你们不知道在文学领域宣传“夺权”[4]，就象要颁布命令，宣布在苏维埃俄国明天就扫除文盲那样异想天开。文化只能掌握，但是不能夺取，在夺取的过程中，将会碰得头破血流（无论头有多么坚硬），剩下的只是一些文化的碎片。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明白，无产阶级掌握文化的方法只能是这样的：第一，通过尖锐的、彻底的、然而是同志式的批评的方法，重新教育旧的“文化人士”，不采用岗位派的棍棒，第二，教育正在成长的自己的“文化工作者”干部向旧文化人士学习技术和方法，第三，把这些新干部组织起来，使他们与推荐他们的群众保持联系，并且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总之，让他们渐渐学会“独立地走路”。 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依然应该明白：在最近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那些正在成长的干部仅仅构成苏联文学的一翼。因为第一，他们在成熟的、训练有素的艺术家中间将是少数，第二，他们应该与“同路人”处于同志式的、但是在思想上绝对独立的相互关系之中，因为他们应该向“同路人”学习，学习，再学习。 最后，关于“承认”无产阶级文学的议论（瓦尔金暗指我们“承认”）完全是胡说八道。在曾经发表的第一篇文学小品中，我们特别满意地提到了无产阶级作家卡津，把他作为一个工人诗人。但是，至今我们不会仿效瓦尔金的做法，也就是说，用在“俄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概念之间划等号的方法来承认无产阶级文学。四年以前我们就不这样承认，现在也不这样承认。在过渡时期，全部苏联文学都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无产阶级的一翼仅仅是它的正在成长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影响（不仅通过“我们的”作家——小说家，而且主要是由于我们在知识分子中的普遍的思想政治工作）将会在整个苏联文学中越来越大。这种影响将延续很久，就象我们改造农民需要很长时间一样，——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 象正统的（早就如此了吗？）罗多夫等人一样，“正统的”瓦尔金虽然极为正统，但有一点没有弄清楚：他们对待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态度并不来源于列宁，而来源于波格丹诺夫。后者的思想（不以他本人的意志为转移）曾养育过我们工人反对派的各个派别，而现在则正在培育“岗位派”。因为我们不喜欢从波格丹诺夫那儿吸取营养，那么，我们就宁愿“承认”无产阶级作家，而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学”（=俄罗斯文学），我们宁愿说我们文学的无产阶级的一翼，而不说无产阶级文学，等等。当我们自己在谈“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我们是指“我们作家的无产阶级部分”。任何初出茅庐的、然而还没有弄清开头和结尾的正统派分子，都不能迫使我们“承认”……《在岗位上》这个派别的鼻祖和精神之父——波格丹诺夫。 瓦尔金提出“无产阶级在艺术领域里夺权”的有利论据之一是：文学是“思想阵地”之一，是“阶级斗争的强有力工具”，无产阶级应该占领这一块阵地，因为不然的话，就“没有同领导者阶级及其革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没有那种积极帮助无产阶级引导社会并使其到达社会主义的文学”。文学是“思想阵地”，是阶级斗争的“强有力工具”，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各种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的一切形式都是这样的东西。生物学这样的科学是思想阵地，历史学也是思想阵地，政治经济学及其分科也都是思想阵地。所有这些科学都是“阶级斗争的强有力工具”。因此，照瓦尔金的说法，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夺取”，因为不然的话，这一切都不会“积极帮助”无产阶级，反而将会妨碍它取得胜利。 当然，要是把这一切都“夺取”了，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是糟糕的是，要夺取教授的讲台、椅子、办公室和图书馆，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仅仅夺取了这些东西，而没有把教授的头脑一起夺过来，那么情况并不妙，就象一个农夫夺取了地主的一件强有力的文化工具——一架名牌钢琴，把它放在家里的草棚里，却没有把附加的东西，即弹钢琴的本领夺过来，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夺到。但是这位精明的农夫将会怎样摆脱这种困境呢？他请一位旧文化的代表教自己的女儿（最少需要两三年）学弹这架钢琴。这位农夫要为女儿这两三年的勤奋努力不知花费多少普特的面粉。比方说，“夺取”教授的生产工具之后，需要做的事就更多了：许多在此之前念完大学课程的人，要花五六年的时间阅读、思考和学习教授的那些书。只有他们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而不会更早），才会真正“夺取”科学。五六年的时间是不够的，如果在克服障碍的道路上没有一位从前读过这些书的人指出一条捷径的话。这样的人——对不起——也要到教授中去寻找，因为“尽管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可是总比我们高得多”。 瓦尔金同志，我们的全部工业计划和规划、信贷政策、卢布的稳定、商业的安排等初步设想，都是由各种“专家”——经济学家事先仔细研究的。这是一件“可耻”而又“令人愤慨”的事，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些人当中十分之九甚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按照我们的任务，在我们的监督之下，为我们干的是什么呢？他们在制造我们与农民联合的环节，锻造通往共产主义的链条。在这方面找们并不害怕，他们不得不在我们的监督下运用他们的思想工具。而你们却在用文学的工具“吓唬”我们，你们声明：“没有自己的（“自己的”一词是在“我们的”意义上使用的）文学，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对农民的领导权！”够了，不要认为自己的听众和读者都是乳臭未干的笨蛋！ 但是，有人会对我们说（有一段在党中央讨论文艺的会议上，我们从凯尔任采夫同志那儿就听说过），在科学方面所有这一切都很好。在这里不能用拳头把专家赶走，因为在这儿需要有事先的训练、文化的素养。但是作家——小说家就不经过这样的训练；作家只需要才华。只要有才华，他就会写出好作品，无论什么样的作家训练班和讲义，都培养不出作家来。 一个没有这种才华的人，是无法教会他写作的（从专门的意思讲），只有这样说才是对的。但是反过来说就绝对不正确了。不广泛吸收从前的艺术文化，就不能成为一个作家。高尔基出身底层。但是浏览一下他的自传就会发现，在成为作家之前，高尔基单独地和分放地读了多少书，学了多少东西。他成为作家时就已经完全达到了时代的艺术文化水平。Вс.伊凡诺夫也出身下层，但是你们想一想，在他发表成熟的作品之前，他不是就已经吸收了大量文化艺术的成分吗？ 还有一个事实：我们正是在知识分子作家当中，才看到有人非常广泛而又合理地掌握所有这些成分，这一行业的能工巧匠们都集中在这里，并且还要长期集中在这里，因为在无产阶级国家还很贫困的情况下，知识界继承的遗产以及通过每日的教育得到的精神文化财富（它一开始就给知识分子造成了一种优势），足够我们的知识分子整整一代人使用（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确实如此，如果我们不吸收经济学“专家”和技术专家做无产阶级的经济建设工作，不同志式地批评教育他们，不学习他们的秘诀和技巧，而是在这个领域宣布“革命”和“夺权”，这是愚蠢和有害的，在文学领域，这样做，同样是愚蠢和有害的。当然，在文学领域，剥夺所有同路人的“火与水”，把整个文学出版事业置于瓦普的监督之下，总之，“在艺术领域里夺权”，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糟糕的是：瓦尔金同志是否能向我们保证有足够数量的、能写出有趣作品的作家呢？法国人俏皮地说，一切文学形式，除了枯燥无味的之外，都是好的。请不要在这方面反过来，说什么我们的论敌希望有具备知识分子的“热情和辛辣”的文学。当我们斥责我们的知识分子作家的“热情和辛辣”（就在不久之前，我们有根有据地斥责了巴别尔的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研究文学问题呢。不，我们需要的是广大群众感到有趣的文学，是“振奋群众，唤起群众的艺术家的”（别德内依摘自列宁的著作）文学。写出这样的东西，使读者不打哈欠，也使他不至于紧张地去跟踪故事的结构、事件的发展、作者的描写方法中的颠三倒四的东西，为此，就需要有艺术文化。可是你们却把同路人都赶跑，这样你们甚至会毁掉自己的文学正在成长和巩固的萌芽。因为艺术文化界将会消失。要把这个艺术文化界驱散，是容易的，只要有嘴和手就够了。但是要创建它则是困难的，为此需要人的大脑连续不断的工作。还是那么一句话：“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但毕竟要比我们高一些。” 但是，有人会对我们说：你们责备瓦尔金想驱赶所有的同路人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瓦尔金打算“尽量利用”“同路人的优秀代表”，他不过是想迫使这些人“集合在文学界的无产阶级核心周围”。但是瓦尔金也曾向列宁求教，接着宣布了“文化革命”和“夺取文化”。我们知道，去年春天在党中央讨论文艺的会议上，瓦尔金鼓吹：把文学出版社移交瓦普管理。当有人问岗位派，这种要求是否意味着无产阶级作家的垄断权，那时对同路人该怎么办的时候，他们接着回答“让他们在私人出版社出版”。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之后，无论用什么样的战术手腕和故作姿态的修正，都于事无补了。 瓦尔金特别强调的是：“‘同路人’的多数类型是在文学中歪曲革命、往往诽谤革命、充满着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神秘主义精神的作家……可以有充分的根据说，‘同路人’文学其实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与‘同路人’中的这些反革命分子必须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同路人都是反对革命的，需要同他们坚决斗争，为此必须“夺取文学”，无产阶级应“夺取在文学方面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表现在建立无产阶级核心——瓦普。读者同志，您明白这些结论吗？要是您还不明白，那您就回顾一下“岗位派”的实践。只要一发表什么东西，他们就对全体同路人一个不漏地打棍子；您就回忆一下他们是如何对谢芙琳娜打棍子的，但是后来——唯一的一次——他们不那么放肆。您就回忆一下普拉夫杜欣事件吧，您大概在《真理报》读过他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那封信。归根结底，阴谋陷害普拉夫杜欣的不是别人，正是瓦尔金同志。 必须毫不客气、响亮而又明白地告诉瓦尔金同志和其同伙：不要再胡闹了，朋友们！你们所希望的东西是不会有的！我们不会让你们随心所欲地糟蹋我们的文艺。不用说，我们已经尝够了你们那思想上的棍棒操练。在这种操练中，如果还有真理这个词的话，那么，也是你们从某个论敌那儿“借来的”。而你们自己的东西，要么是最有害的愚蠢的胡扯、共产党员的妄自尊大，要么是“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对于那些“声名狼藉的”同路人，简单地说，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阶层，你们侮辱得够多的了，无论是俄罗斯共产党，还是苏维埃政权，一般地都不愿、也不会用流行的压制方法对待知识分子。为了取得“文学的领导权”和“艺术的控制权”，不要再用极端“革命的”词藻和对无产阶级作家的颂扬来投机了。 绝不许“岗位派”的三个乳臭未干的人操纵文艺的事发生。在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这个小组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依靠的方法是恶意煽动、阿谀奉承和威胁恐吓。取消这种优势是一切聪明的、搞文学和写作的共产党员的任务。真正无产阶级的自豪，真正工人的自重，都要求这样做。这种自豪和自重不是为了博得颂扬，也不相信那种认为在评价无产阶级作家成就时采取审慎态度是对无产阶级的“蔑视”和“傲慢”的说法。同志们，对待自己应该非常严格，颂扬自己人应该尽量慎重一些。无产阶级评论界在颂扬无产阶级作家的时候，实际上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在近行自我颂杨。对于一个以顽强的劳动来吸收和改造旧文化的阶级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集体的自我吹嘘更有害了。 十二月份的《红色处女地》上有列昂诺夫的中篇小说《獾》，我读完后又依次读了卡津、波列塔耶夫、多罗宁等同志的诗和看完了他们的全部作品，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自言自语地说：“啊，是呀，同志们写得多棒啊！要知道，他们已经是真正的诗人，活见鬼，是真正的诗人！自己的同志是真正的诗人啊！原来，波列塔耶夫首先想的不是关于‘捺脂抹粉、出卖灵魂的缪斯’，而是他不愿与之绝交的勃利扬卡。”这是特别好的。这就是说，波列塔耶夫同志并没有沾染上文学小团体习气、病态的自尊、要求受到颂扬、嫉妒同路人以及我们的岗位派拼命在无产阶级作家身上煽起的一切。从我们的人中将会产生真正的诗人，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瓦尔金之流都腐蚀不了他们．这样的人不需要颂扬。他们懂得，在阵地还没占领的时候，战友们只能为坚决而又成功的攻击而紧紧握手。但是一旦攻克了阵地，只需要向他们热情地道声谢就行了。阶级和政党要干的工作那么多，应该“从头学起”和“从预备班开始”学习的东西那么多，难道他们能有另一种心理吗？其实，我们干吗需要表面的成绩和搽脂抹粉、出卖灵魂的缪斯呢？ 这种心理（我们以它作例子作了这样的主观叙述）——岗位派的蛊惑宣传家们当然是完全不理解的。他们不理解这种心理，主要是他们不需要、对他们不合适。但是无产阶级和工人作家需要这种心理，并且应该相信：他们能够理解。 需要使这种心理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作家队伍中占优势。需要让那些表现健康的本质而没有染上知识分子萎靡不振、嫉妒心理、爱闹意见等毛病的人们，在无产阶级作家中间走在前列。需要使已经涌现出这样一些诗人的无产阶级作家队伍不再去“夺取文化”，不再去“夺取对艺术的统治”（这对于知识分子是需要的），而去努力争取文化，和持久地、有组织地创造出新的文学成分。 冀元璋译 [1]编辑部发表此文供初步讨论。——原注 [2]列宁是以并非赞赏的口吻说明这种旧文化的，“这里可以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被征服者有高度的文化。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但毕竟要比我们高一些。尽管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可是总比我们那些做负责工作的党员高得多……”（《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7页） [3]Э.恩奇曼著有《新生物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一书（1923年）。 [4]瓦尔金用“夺权”这个说法，绝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比喻。在决议的第七条，他直截了当地声明，对艺术具有现实性的是：“无产阶级在一般政治和经济领城里所走的那条道路……是争是争取领导权的道路，是无产阶级在艺术领域里夺权的道路”。——原注。
昔日鹰之首，今朝蛇之王（Л.索斯诺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昔日鹰之首，今朝蛇之王 ——论革命题材、蛇的才智、思想的奴隶、无辜的小鸭等……兼论马克西姆·高尔基 Л.索斯诺夫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在岗位上》，1923年第1期，《在岗位上》合订本，西德威廉·芬克出版社，慕尼黑，1971年影印版。 外省初学写作者斯维什尼科夫已决定把自己还未付印的处女作（几篇短篇小说）送给马克西姆·高尔基审阅。为什么一定要送给高尔基，无需多作解释。从来就是这样，初学写作的文学工作者无限信赖的只有高尔基，他饱经风霜，比所有其他人更善于体谅初学写作者的创作艰辛。 斯维什尼科夫于一九一九年开始写作。这是怎样的一年，谁都明白。在每一个人，每一个稍有眼力和敏感的人眼前逝去的这一年，是最激烈的、腥风血雨的一年。乌拉尔、土尔克斯坦、乌拉尔河畔的哥萨克地区，——这就是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斯维什尼科夫生活过的地方。初学写作者提起笔来能描述些什么呢？ 是樱桃园里鲜花的洁白和芬芳？贵族之家的宁静？孤独心灵的思念？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炽热的爱情？梦幻之海的蔚蓝鱼海岸？动物园里海象的痛苦？ 斯维什尼科夫写他的见闻，而他看见的是残酷的东西——国内战争的最激烈的鏖战。 斯拉什尼科夫写得好坏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他写得不好，过于仓促和草率。也许斯维什尼科夫的天赋本来不高，这是可能的，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出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不管怎样，在俄罗斯文学中，是他第一个试图向我们介绍无产阶级中最底层——经历了伟大革命的土尔克斯坦的雇农、短工的生活和情感。 对斯维什尼科夫这位从富裕的奥伦堡哥萨克家庭出身的人来说，他对半殖民地世界无权的奴隶的心灵进行洞察的尝试，是值得注意的。也许，在斯维什尼科夫之后，将有其他更善于表现当地无产阶级意志和感情的作家产生出来。 其中，我们就以他的一位主人公，红军战士包其三为例吧，此人是中国人，被革命凤暴卷入红军队伍中来，可有谁研究过他的个性、他的精神、他的心理呢？ 白党作家对红军中的中国战士的骇人听闻的谎言、中伤和诽谤铺天盖地而来。斯维什尼科夫以一部中篇小说来回答诽谤者，它描写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其三，明天他将在太平洋岸发挥他的作用…… 斯维什尼科夫短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残酷的、殊死的、最后的斗争。斯维什尼科夫完成自己的任务是好是坏，这是另一个问题。高尔基认为不好，我打算部分地同意高尔基，就算是不好。 ※※※ 但是，高尔基在给斯维什尼科夫的信中补充道： “在您的小说里，有许多粗暴和残酷的东西，世界并不依此而存在，而有赖于对另一种真正人的生活可能性的理想、对这种生活的可靠希望，有赖于实现这种生活并将看到人是健康的、正直的、精神饱满和勇敢的可能性的信念。您的阶级斗争的主题，引起仇视人类的感情。这是非正义的感情。‘资产者’是一种思想的奴隶；您是另一种思想的奴隶；而中学生，即在您的小说里被人用刺刀捅了的那个中学生，是野兽格斗中无辜受难的小鸡。 “作家必须精确地分析这些东西。我奉劝您多读书、多学习。 阿·彼什科夫” 于是，革命及其最突出的表现——国内战争，在高尔基看来是野兽的格斗。照高尔基的意见，作家不应该描写这场格斗，因为要写到许多租暴和残酷的东西。应该描写另外的事物，描写经过若干年后，生活将变得多么美好，人们将多么善良和温顺。而今天的人们不值得描写．所有的人都是奴隶。农夫和工人是一种思想的奴隶。资产者是另一种思想的奴隶。但全是奴隶。其实不然。高尔基并非被这种或那种思想所奴役，他既不属于前一种人，也不属于后－种人。他喜欢在罗汉松下的禅房中打坐，让空气里充满鸟语花香，让资产者与工人和解，全然没有战斗发生。哦，多么美好哟！…… ※※※ 但是，令高尔基十分伤心的是，一切完全相反。工人不跟资产者接吻，而资产者也未格外热情地伸出双臂拥抱工人。相反，吸引千百万人的殊死斗争正在进行，斗争越过了部分国家的国界。 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写过一篇美妙的文章献给这场斗争，题名曰《无所不在》。 是啊，无所不在。 高尔基歌颂无所不在的阶级斗争时，这实际上仅仅是一点非常朦胧的斗争迹象。而目前，在俄国白卫军骚乱之后，在芬兰、匈牙利、意大利发生残酷的镇压之后，高尔基才喋牒不休地抱怨什么使中学生无辜受害的“野兽格斗”。 ※※※ 俗话说得好： “你要唱得好，就找个落脚处。” 高尔基的鹰之歌、“海燕之歌”唱得不错，只是落脚处很糟糕。直截了当地说，落到潮湿泥泞的沼泽地里去了。 高尔基给温顺的、爬行的蛇传授斗争艺术，勇敢、高飞的艺术。“勇敢者的奋不顾身——这就是生活的智慧。” 蛇坚持与众不同的意见。蛇不为斗争的诗所降服。而高尔基的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却认真对待他的悲痛，并认为在为自己的思想而斗争中牺牲是令人羡慕的幸福（正如昔日的鹰如今给斯维什尼科夫的信中所说，这是－种思想的奴隶）。 看来蛇本身是对的。正是高尔基自己加入了蛇派，并当选为名誉之蛇或蛇王。他的肠胃坏了，牙齿脱落了，神经受到刺激。战斗中鬼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诗？当老虎紧挨着绵羊躺下时，能幻想美好的未来才好呢。 ※※※ 是的，昔日鹰之首的落脚处很糟糕，最好我们不要看他，而是跟着蛇慢慢爬进潮湿而温暖的石缝。沉重而又痛苦。就象有人曾经污辱过你愉快的青春，唾弃它，甚至还不知道他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让我们再读一读昔日的（确切地说，也即是年轻时的）高尔基的作品吧，欣赏他那充满勇敢精神的战斗诗篇，竭力忘却今朝的高尔基，他已开始谄媚欧洲的资产阶级社会，软弱无力地幻想着宁静的生活和所有人都以麦片粥为食的时代。 ※※※ 至于涉及高尔基提到的无辜受害的小鸡（中学生），那么对于小鸡也值得想一想。要知道，在斯维什尼科夫的短篇小说《十三》中，这些中学生小鸡枪杀工人，工人才用刺刀对付他们。这样看来，白卫军小鸡能象高尔基所说，是无辜受害的吗？而总的说来，在国内战争中，小鸡一般都起一定的作用。 先从士官生小鸡说起。在克里姆林宫，在十月的日子里，士官生屠杀诚心投降他们的工人、农民（士兵）。被小鸡杀害的人们，是第一批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阵亡将士公墓中的烈士。 是否应该提一下在起义后受到无产阶级宽大的彼得堡的士官生小鸡们？他们得到宽恕后，成批跑到顿河投奔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耶夫·邓尼金．高尔基是否知道，这些小鸡组成了白卫军的精锐部队（就象德罗兹多夫斯基分子[1]等）。小鸡们砍杀和绞死工人，比起名副其实的哥萨克大尉毫不逊色。 也许，小鸡还未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不，他们十分清楚。小鸡们不明白的地方，父母己对他们解释过了。 譬如说，过去有奇里科夫和彼舍霍诺夫这两位作家。他们是爱人民的人，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奇里科夫在和平时期“奇里奇里”地叫着什么关于人民的事，彼舍霍诺夫虔诚地在《俄罗斯财富》中写满非常喜爱人民的什么东西，而两个人的作品都使中学生小鸡称心如意。 当他们所热爱的人民起义反对资本家和地主时，无论是奇里科夫还是彼舍霍诺夫都转到白卫军一边反对人民。由于奇里科夫和彼舍霍诺夫本人因年老力衰无法打仗，只好舞文弄墨，而把他们的小鸡打发到白军里去。伟大的爱人民者彼舍霍诺夫的儿子甚至当了邓尼金本人的传令兵。而奇里科夫的小鸡在反对顿巴斯工人的战斗中丢了一条腿。 莫非高尔基想让我们相信，彼舍霍诺夫、奇里科夫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小鸡们的所作所为吗？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而且是自觉地将自己的小鸡投入内战之火。如果彼舍霍诺夫们（即邓尼金们）能战胜工人，那他们的子弟便会作为胜利者、解放者等等在无产阶级的坟墓上驰骋。而如果他们被打死，不用说，就变成了小鸡，他们的双亲——所有的奇里科夫和彼舍霍诺夫们则变成了可怜的老母鸡。 而如果象彼舍霍诺夫和奇里科夫这类爱人民者的子弟充斥保皇白卫军的队伍，那末地主、商人、将军、神甫的子弟们就不在话下了。他们是一群狂暴、嗜血的看家狗。 请不要再对我们讲述有关无辜受害的小鸡的童话啦！我们早就看透了这些小鸡。 赵惠媛译 [1]白军将领М.德罗兹多夫斯基（1881-1919）的部下。
《在岗位上》社评三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7．岗位派 《在岗位上》社评三篇 社评 （一九二二年第一期） 奥新斯基的几篇“著名”文章问世已有一年了，而在苏联还在玩着文学批评的走马灯。每一个人，只要是同文艺有点关系，抑或是他觉得有关系，他就会大吹大擂。有的共产党员喜欢在修道院里遁世独处的阿赫玛托娃，有的喜欢荒淫的持斯拉夫派观点的皮里尼亚克，还有的喜欢“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的”谢拉皮翁兄弟。于是，许多天才就培养出来了，革命也得救了，又找到了受命管理我们革命文学的代理人。最不可饶恕的意见分歧，最荒谬的紊乱，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在文学问题上曾占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应当结束了。我们需要坚定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路线。在复活中的资产阶级文学和动摇中的“同路人”面前，应当把原先的战斗旗帜重新骄傲地、坚定地举起。 艺术过去是、现在也还是直接影响群众感性认识的强大武器。然而，在艺术领域里，无产阶级极少作为，几乎毫无作为。 工人阶级能够明确和坚定自己的立场并创造真正珍宝的唯一地方，就是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作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表现出工人阶级文学的新的处世态度和世界观。他们唤起了一个巨大的文学运动。现在已经没有人否认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无产阶级文学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意义，这种意义在国内战争年代尤其显著，那时老作家或逃亡国外，或躲在纯艺术和小市民怨言的堑壕里，而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作家，则沉溺于各种形式主义的花招之中。 近年来，我们无产阶级文学的声音与革命是和谐的，甚至通过革命的雷鸣就可以听到它。 但是，在现在革命发展的新条件下，无产阶级文学必须深入开展自己的工作，必须寻找新道路。首先，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在思想方面和形式方面彻底摆脱过去的影响。俄国无产阶级文化上的落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长期压迫，近几年和革命前几十年俄国文学的衰落，这一切加在一起必然对无产阶级的创作产生影响并造成继续影响它的可能性。 必须扩大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范围。迄今它只有两个基本主题：劳动和斗争。必须与劳动同时提出无产阶级的建设，而在对斗争的艺术反映中，首先要完整地利用我们富有英雄主义的现代生活和我们的宏伟的时代。要更接近活生生的、具体的现代生活。 同时，我们应该利用无产阶级充满斗争、失败和胜利的过去以及它在未来取得胜利的前景，来创造革命的无产阶级浪漫主义精神。 无产阶级文学内容的这些重大课题，要求无产阶级作家运用近五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抒情方法的同时，还要运用叙事的方法，只有这种方法能帮助我们创作与时代相称的宏伟巨著；文学内容的这些课题使无产阶级诗人不得不寻找适合于内容的形式，这种形式只能是综合性的。 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扩大和深化文学的内容，制订无产阶级文学新的综合形式，处于这样的岗位上，我们将进行无情的斗争，一方面同某些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本身的停滞不前和老调重弹斗，另一方面同过分注重形式及形式的个别因素的倾向斗。 在进行这一项工作时，我们将在无产阶级文学中坚守明确和坚决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岗位。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的各种资产阶级文学团体的猖狂活动面前，任何思想意识的动摇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而且将受到我们始终不渝的揭露。 我们将同样地坚守在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组织建设的岗位上，并将为它的团结和巩固而斗争。 我们将同那些马尼洛夫们斗，他们从歪曲和诽谤我们革命的“同路人”[1]的一系列腐朽的文学创作出发，竭力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造美学的桥梁。 我们将同那些旧脑筋斗，他们摆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不进行充分的批判却站在旧资产阶级贵族文学的花岗石纪念碑面前发呆，不想从工人阶级肩上卸掉这种文学的思想的重负。 我们将同那些悲观绝望的人斗，他们在寻求新事物中支持玩弄文字游戏的作家，建立“未来”的理论，忘记了现在，并沉湎于发了霉的华而不实的词句。 最后，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社会团体，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不仅同公开的白卫军和在群众眼里威信扫地的文学流派作斗争，而且还要同那些在革命性假面伪装下出现，实质上反动和反革命的作家团体作斗争。 文学中的鲜明的、坚定的、严格而彻底的共产主义路线，将是本刊的指导原则。 经过多次战斗洗礼的无产阶级的武器——它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和工人阶级对知识和创作的日益增长的渴望，是我们能够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的保证。 《在岗位上》编辑部在自己的工作中主要地希望得到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共产主义青年和无产阶级大学生的广大群众的注意和关怀。 我们期望一切无产阶级作家，一切在文学领域工作或对它有兴趣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同志们积极支持并同我们合作，我们号召他们齐心协力地建设无产阶级文学，发扬共产主义的韧性，投身于意识形态战线上不间断的斗争。 雷声译 编者按：本文选自《在岗位上》，1923年，第一期，《在岗位上》杂志合订本，西德威廉·芬克出版社，慕尼黑，1971年影印版。 社评 （一九二二年第二——三期） 《在岗位上》的出现，似乎妨碍了“美的”文学爱好者迄今为止还未受阻碍的“旋转”。尽管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惋惜，但是我们还是应当说，对于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来说，讲清形势总比空话连篇地议论“客观真理”和古典的（不是阶级的）大师的用处更好。 形势明朗表现在，非十月文学和伪十月文学的组织，已经扯下了临时的和辅助的遮羞布，以“同路人”的面目公开出现。在右翼中，所有精神上反动、本质上仇视革命的文学势力——从侨居国外的前伯爵，到十月革命后“背口袋”的粮食贩子，从昨天的朋友蒲宁们到明天的吉皮乌斯们——在我们某些同志的帮助下，全都组织和联合起来，与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文学进行斗争。 不仅如此。 这些昨天的敌人、明天的死人的文学，还冒充为从资产阶级制度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唯一可能的和最需要的文学。 无产阶级文化被宣布剥夺了存在的权利，无产阶级文学被否定，甚至连其存在的可能性也被排斥。 已经向无产阶级文学宣战，对它的公开讨伐正在进行。 首当其冲受此打击的，是无产阶级青年们的创作愿望和巨大的文学成就，这些青年不仅被送去学习，而且还要去服务，去臣服气数已尽的资产阶级文学。 与无产阶级文学同时遭到攻击的，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站到十月革命方面的最革命的作家团体。 这样一来，那些虽然尚未最后确定自己的文学道路，但毕竟会站到我们一边来的同路人，便退居次要地位。由于对这些同路人谈论和介绍得太少，因而那一批作家被突出了出来，其中多数人与革命格格不入，有时往往敌视革命。 “催人呕吐的堡垒”的建筑师们和贩卖春宫画的商贾们，被宣布为仅有的有点价值的人。 形势很清楚。 曾经在虽然重要、但却只具有纯文学和理论意义的问题上相互争论不休的个别文学团体已不复存在。它们分成了面对面互相对峙的两个阵营，两条战壕：一边是植根于过去的、假革命的和伪装同路人的文学；另一边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和真正同路人的文学。 在文学、艺术和文化中，现在不是右翼和左翼阵线，而是反动阵线与革命阵线。 每一个作家、每一个诗人、每一个文学活动家都必须公开宣布，他跟谁站在一起，他拥护什么．对于面临的文学决战任何人都不能袖手旁观的时刻已经到来。 中立者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 在捍卫无产阶级文学的斗争过程中，我们善于把真正的同路人同伪装的同路人区别开来，我们将欢迎前者参加到我们的阵营中来，我们与后者并不同路。 工人读者也不会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命运漠不关心。 我们清楚地知道，与西方国家中我们的同志们的文化水平相比较，俄国无产阶级是落后的无产阶级，因为它是在一个几乎文盲的国家里生活、成长和斗争，但也不要低估俄国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凡是在工人小组、训练班和俱乐部里实际开展文学工作的人都知道，无产阶级的积极分子目前对文学艺术问题的分析是何等的清晰和敏感！ 在工厂里，无产阶级文学拥有的朋友，比某些人预料的要多。 而这些朋友在正在开展的文学和文化斗争中，已不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的党至少在文学艺术问题上能保持中立。 显然，党不能规定这样或那样的文学方向，但是，她的支持应该在无产阶级文学和那些追随她的真正革命作家一边。 对于文学，党必须加强自己的老传统，并坚守在自己的光荣岗位上。 赵惠媛译 编者按：本文选自《在岗位上》，1923年第2-3期合刊，《在岗位上》杂志合订本，西德威廉·芬克出版社，慕尼黑，1971年影印版。 社评 （一九二四年第一期） 在十月革命六周年之际，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文学阵地，比以往一切年代更引人注目：在这块阵地上，休战时期早已结束，而战斗行动、猛烈的进攻、急射和肉搏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教授文学的神经衰弱的家庭女教师，在搏斗着的双方的枪炮声和战争的叫喊声中晕倒在地。于是主张停战，用“文明的”、“人性的”方法解决争论问题的呼声开始甚嚣尘上。 同时，我们的炮火，有时是重炮的炮火，有助于发现敌人，他们以无法接近的杂志和出版社为堑壕，用党的指示和保守的社会舆论作掩护。 寻找敌人的巢穴虽然不无困难，但总算找到了，根据敌人的还击和单独的偷袭，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他们的意图、兵力和潜力。而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是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开展的思想斗争，就能够清楚地判断，他们的纲领不完整，他们的行为举止与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的实际任务不协调。 我们十分明显地发现，我们的许多报刊，我们的出版社和领导同志，已成为与革命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伪同路人文学团体的俘虏，这些伪同路人绝不会反映革命的激情和英雄主义，不能组织年轻的革命阶级的意志，也不能使他们的思想意识受纪律的约束。 《在岗位上》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从事文学评论的党的新生力量，它对这一切不能允许的、共产主义信仰所不能接受的现象不会置若罔闻。《在岗位上》坚决投入战斗，毫不吝惜弹药和力量，开始搜索敌人，并举枪瞄准他。 打仗就要象个打仗的样子！ 声音是粗鲁的，动作是剧烈的，战斗是无情的，不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 在激烈的斗争中，我们吸引过许多朋友到自己方面来，以此扩充和壮大战斗者的队伍，他们维护党在文学中的正确路线，纯洁文学队伍，扫除伪同路人的一切污垢。而与此同时，没有骨气的和软弱的人却开始离开我们的队伍，但是，有哪一个战斗的军队没有过这种经历呢？ 《在岗位上》无反顾地行动了，因为它知道，在它背后是巩固的革命后方。当我们投入战斗时，我们获得了深切的同情，这同情正来自我们所指望的那个阶层。文学委员会和文学小组、无产阶级诗人和作家团体、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和工人通讯员、个别老的党员文学工作者和老布尔什维克们、莫斯科和外省，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可靠后方，哺育和激励着我们，给我们扩充干部，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运动战，指出应该瞄准什么样的目标，使用什么样的武器，应该怎样侦察和向哪个方面侦察。 最初，我们是一支规模不大的游击队伍，在很短时期内，变成一股紧密团结、纪律严明、特别善战的力量．发起《在岗位上》的少数编辑和亲密的合作者，变成最朝气蓬勃、经得住党的考验、具有革命热情的文学批评家和政论家的广泛组织，他们被一个共同的思想愿望——在文学中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联合在一起。 我们带着这些短期工作的战斗成果，正跨入伟大十月革命的第七个年头。我们毫不奢望，我们这个据点在今年将会特别扩大，将会引起特别的注意。西方发生的事件，把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心服引到不同于文学的另一方面——生动具体的政治现实方面，这一现实充满激动人心的斗争时刻和异样的战斗行动。 然而，能让我们文学阵地的战壕里长满荆棘吗？能让我们的刀剑入鞘，把已经占领的阵地让给敌人吗？难道我们应该完全退出战场，把它交给思想上不正确的文学政策完全控制吗？ 不能！在党还未召唤我们奔赴更重要的、战斗的、负责的岗位时，我们应该继续我们的事业。在继续我们的事业时，我们应该一如既往地适应课题、时间和地点的要求，有时对谁也不怜悯，而要揭露其有意无意的罪恶；有时却需要与我们全党和党的朋友们一道，冷静而慎重地端正共同的文学路线。 赵惠媛译 编者按：本文选自《在岗位上》1924年第1期，《在岗位上》杂志合订本，西德威廉·芬克出版社，慕尼黑，1971年影印版。 [1]“同路人”是二十年代苏联批评界非常流行的一种称呼，指那些力图为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服务、同情革命、但尚未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作家。这个称号常常与“无产阶级作家”、“农民作家”并提。“同路人”首先指那些加入无产阶级作家组织以外的各种文学团体的作家和诗人，如“谢拉皮翁兄弟”的左琴科、Вс.伊凡诺夫、卡维林、隆茨、斯洛尼姆斯基、吉洪诺夫、费定；“山隘派”的普里什文、卡达耶夫、巴格里茨基、奥格尼约夫、杰缅季耶夫、卡拉瓦耶娃、马雷什金；“构成派”的谢尔文斯基、奇切林、泽林斯基、卢戈夫斯科依、巴格里茨基、英贝尔、阿加波夫、阿拉耶夫、加勃里洛维奇、图曼内依；“意象派”的格鲁齐诺夫、叶赛宁、伊弗涅夫、库西科夫、马里延戈弗、罗依兹曼、舍尔舍温维奇、埃尔德曼等。此外，也有一些人不属于任何文学团体，如列昂诺夫、拉夫列尼约夫、A.托尔斯泰、莎吉嬢、希什科夫等。 “岗位派”（《在岗位上》、《在文学岗位上》）以及“拉普”组织还常常把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列为“同路人”。 一九一九三二年随着一切文学团体的解散和筹建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同路人”的称呼便逐渐消失。
〔附录〕创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附录〕 创造！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174-175页。原载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训练班杂志《创造！》，1920年12月。本文原为该刊的“编者的话”。 “创造！”——我们这样号召。应当有这样号召的权利。应当自己去创造，并且从这里开始——不管年轻的幼芽还是怎样地不完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第一件作品属于“首创”。 它已经在为自己开拓道路。“有前途吗？”有些人怀疑地问道。有的！不论无产阶级文化的敌人怎么说．无产阶级文化有自己的前途，这至少是因为它已经在前进中。我们知道这个前途吗？我们眼下正在了解它。“首创”树立着路标，它们可以计数，可以凭它们找到无产阶级无畏舰的前进方向。如果在它的航路上风暴与晴朗还不很清楚，那么舵手的意志已不容许任何的怀疑。《我们的道路》从属于这种意志：巩固以往，认识现在，敏锐地洞察未来。 但并不是所有的“首创”都可以送交《创造》杂志。除此而外，还要问一问：这一切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深入“首创”的工厂，让读者到“我们这儿”来看看。在这儿，他感受到的将不是细颈瓶注水的汩汩声（要知道有人就是这样中伤我们的），而是生活的搏动，因为我们的武器是在斗争中锻造的。但是为了斗争应当了解敌人，为了胜利应当对敌人无所畏惧。最后，还应当用敌人之所长。此外，或许我们还能在敌人的营垒中找到迷途的朋友。谁知道呢？因此，为批评的三棱镜所折射的“外入”之光也流泻到这些篇页之中。它以虚幻的闪光把自己的那些吹捧者照耀得够呛了。 我们渴望着自己的、新的东西。 同时，资产阶级残留的东西所散发出来的霉味还充斥于无产阶级的文化之宫，毒害着无产阶级的呼吸。而人们却是如此地渴望着自由的呼吸。但为此就需要新鲜的空气。它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正在寻找。我们不害怕伤风或者咳嗽。正因为如此：过堂风万岁！自我通风万岁！只有当“通风器”吹拂着健康清新的空气时，“我们的”“首创”才不至于变成“外人的”，而能踏上“我们的道路”。 贺国安译
锻冶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锻冶场 编者按：本文选自《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3卷，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莫斯科，1966年版，第877-878页。 锻冶锻冶场（Кузница），span>莫斯科的一个文学团体，存在于一九二〇——二三年。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里分化出来的一批诗人（亚历山大罗夫斯基、格拉西莫夫、卡津、基里洛夫、奥勃拉多维奇、波列塔耶夫、罗多夫、桑尼科夫）创立的。“锻冶场”的参加者们力图摆脱“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那些企图用他们制订的教条来约束诗歌创作实践的理论家们的监督，他们主张“充分自由地选择创作方法”，重视艺术技巧，要求专业化（1921年发表了第一个组织宣言人“锻治场”是独立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1920年成立）组织的倡导者。然而“锻冶场”的理论主张在很多地方都停留在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框框里，带有它关于十月革命后新文化发展道路问题的庸俗社会学观点。不过，在当时的文学争论中，“锻冶场”终究由于对艺术形象与艺术真实的要求（亚历山大罗夫斯基与奥勃拉多维奇的纲领性文章）而引人注意。“锻冶场”诗歌是战时共产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浪漫主义抒情诗的鲜明典型。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到来，许多“锻冶场”诗人经历了创作上的危机（二十年代初期抽象浪漫主义总危机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临近二十年代中期，“锻冶场”形成了新的创作集体，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一批能力很强的现实主义者散文作家：革拉特珂夫、利亚什科、诺维科夫-普里波依、沃尔科夫、尼佐沃依、巴赫梅季耶夫等。革拉特河夫的《水泥》、利亚什科的《熔铁炉》被这一团体视为纲领性的作品。二十年代后半期，“锻冶场”受到拉普的排挤，在文学生活中起的作用愈来愈小。“锻冶场”内部发生尖锐斗争以后，最后加入了拉普（1931）。一九二〇——二三年间，这一团体出版过《锻冶场》杂志；一九二四——二五年间出版双月刊《工人杂志》。二十年代末出版《大众杂志》、《无产阶级先锋队》。 于韦译
《“锻冶场”作家文学写照》序（Г.雅库鲍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锻冶场”作家文学写照》序 Г.雅库鲍夫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雅库鲍夫斯基：《“锻冶场”作家文学写照》一书，国家出版社，1926年版。作者Г.В.雅库鲍夫斯基（1891-1930）是“锻冶场”中期的主要理论家。本文是对“锻冶场”的前期工作所做的总结。 “锻冶场”作家团体的社会活动和创作繁荣时期，整个说来已经过去了。因此，对它在文学与社会革命两方面的发展进行某些总结是不无裨益的。哪怕是最一般的总结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文艺创作与革命活动决定着当代文学派别的生命力。这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彼此相互渗透，文学得到革命舆论的酵母，就会象发酵的革命一样发展起来，从“锻冶场”这一团结了老一代无产阶级作家的团体的历史和创作的明晰形态中，考察一下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老人们”的生活和文学道路，同工人阶级的革命成长不可分割，它发端于俄国无产阶级登上阶级斗争舞台的最初阶段。实际上“锻冶场”团体在一九二〇年十月革命牢固胜利之后才成立，因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作家，对“团体”的兴趣倒不大。这是一本论述“锻冶场”作家，而不是论述“锻冶场”团体的书。 “锻冶场”作为一个组织，其比重从来不大，也许，这就是它的寿命不长的原因吧。“锻冶场”不能打破小组、小团体这些框框而成为广泛的组织，去同各种阶级关系及其纽带上的许多分支间进行联系。在小团体的狭小范围里，作家们的活动自然就要向提高技巧和生产方面、表现和权聚青年文学力量方面深入，在这种意义上说，尽管有派别活功的不好的一面，尽管常常有无谓的内部纷争，“锻冶场”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锻冶场”作家的工作重心总是放在文学创作范围内，而不是在其社会活动中。“锻冶场”在组织上从来不是特别巩固的，受过扎实的现实主义训练和具有革命艺术观点的作家们的联合过程一旦结束，团体也就不复存在。团体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事实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不久前“锻冶场”与全俄作家协会的合并结束了它的动摇和怀疑，正是这种动摇和怀疑曾使它在整个过去的发展道路上造成内部分裂。一九二五年初，团体寻找过下一个环节的另一种形式：要么结束团体的生命，要么就可能打开其社会和艺术生活的新的一页。“锻冶场”参加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会议，看来正是要揭开这个新阶段，当时被派定的艺术家小组已能领导文学青年了。结果没有成功。“锻冶场”选择了另一个结局，而且应该说是比较不那么光荣的结局。如果我们能稍为注意一下它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对团体的命运将更清楚一些。 组织“锻冶场”团体的青年作家们是从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分出来的。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里度过于学习时期。安德烈·别雷（在文学方面）和被格丹诺夫（在理论方面）对于成长中的青年发生过巨大影响。无产阶级文学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时期——这是卡里宁提出艺术中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时期（这个口号代表着主张工业化的工人诗人的方针）。“锻冶场”的奠基人是诗人，他们是教育人民委员部文学局下面无产阶级文学组的组织者，于一九二〇年二月奠定了团体的基础。这些受过安德烈·别雷的文学训练和受过波格丹诺夫公式主义影响的诗人们，在许多方面决定了团体的后来命运。他们为团体的工作带来了革命的浪漫精神和战斗年代的充沛精力。波格丹诺夫论述无产阶级文化任务的某些“公式”占据了理论上和组织计划事务方面的地盘。“锻冶场”的首批领导者和创始人还不能给予在无产阶级文学旗帜下组织起来的青年以理论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只是到了它的末期才能这样做。在“锻冶场”里他们只学习了技巧，主要是诗歌技巧，并在亢奋的诗歌里汲取了浪漫主义激情。随着文学队伍的巩固，团体同工人区的联系的比重也大大增加了，——“锻冶场”作家是各种工厂所期待的客人。他们在各地区的出现也加强了出版工作，这一工作成了对青年文学力量的重要支柱．新经济政策时期之前，“锻冶场”表面上有所繁荣，人数增加了，新的写作力量补充了它的队伍，向工人群众的联系加强了。但是在团体内部并不是一切都顺利。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革命转折的到来，很快就出现了危机和分裂的痕迹。渴求党的坚强领导的比较积极的一部分作家分离出来，组成了新的“十月”小组。一九二三年中期的第二次分裂剔除了狭隘的浪漫主义者，因为他们停留在过时的立场上，不理解新经济政策的深刻性和意义。尽管有分裂、争吵，“锻冶场”毕竟还是巩固了、支展了，为了在短时期内使一切力量得到充分发展，组织上竭尽全力去完成自己的使命。“锻冶场”走向了广阔的文学道路。一九二三年秋它所进行的巨大工作受到注意和承认，各种报刊上出现了论述这个团体的诗人和小说家的文章。只是随着《工人杂志》问世，即一九二四年春，“锻冶场”才终于在观点和作品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面貌。绥拉菲莫维奇加入“锻冶场”组织并积极参加团体生活，说明了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因为这个组织不仅仅吸引青年。除《工人杂志》外，在内部按照分组工作的轨道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在散文和理论组里热烈地讨论了青年作家的作品，相互之间批评意见的交锋常常是很激烈的，但却是一种有益的学习。一九二四年是“锻冶场”创作成长、繁荣时期，当时在《工人杂志》周围，在成熟的有功勋的艺术家绥拉菲莫维奇、革拉特阿夫、巴赫梅季耶夫、利亚什科等的领导下，形成了一批有才能的青年作家。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和诗人的艺术都表现了一定的现实主义特点。社会成分也明确了：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它领导着带有农民倾向的广大作家阶层。在文学战线上，“锻冶场”为文学建设的第二路线而顽强斗争，——不向所谓同路人作家的观点让步，但也不要幼稚的左倾——结果获得了成就。但是，这一成就由于许多原因，团体并没有加以利用和发扬。由于对文学生产的深入和作家力量集中过程的加强而减弱了同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杰出的散文作家和诗人在获得重要创作成就后，便走出团体的范围，他们本身与组织的联系也减弱了．考察一下实质上什么是派别作家的文学事业和成就（激烈的争论和文学斗争是与这种派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是尤其富于教益的…… 人们说得对，书是意识形态战线上的一支枪。读者要能使用这支枪，就应当学会分析艺术武器的复杂体系。只有那善于从生产的根部沿着阶级斗争的分支去摘艺术之果的人，才能受益于艺术的果实，并尝到它的真正滋味。 最近时期，“锻冶场”作家们给文学带来两大贡献，是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和革拉特珂夫的《水泥》，如果再补充一点，——使农村同文学衔接起来的光辉代表涅维罗夫迄今尚未得到批评界的应有评价——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锻冶场”作家应该受到广泛注意和认真研究。我们的任务只是简略介绍一下当代文学最重要流派中的一个派别，为研究一些作家的创作开辟道路。这些作家为唯物主义艺术最初的形成做了许多工作，对艺术的唯物主义作出了宝贵的成绩。 李辉凡译
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提纲 П.列别杰夫-波梁斯基 编者按：本文原标题为《由列别杰夫-波梁斯基同志提出，经“锻冶场”委员会通过的提纲》，选自《文学宣言》第171-173页。原载《读者与作家》杂志，1928年4月28日，第17期。原文后附记：“当《读者与作家》周刊1928年第50-52期刊登1928年12月4日会议一致通过的‘锻冶场’无产阶级作家全苏协会的新宣言时，本书己准备好付印。”作者П.И.列别杰夫-波梁斯基（1881-1918）曾为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家，《无产阶级文化》主编。 一、文学同任何艺术一样，不仅是认识生活的手段，而且是组织生活的手段。 二、大家都很清楚：文学是表现，而不是证明；必须千方百计地使这一表现作为直接认识现实的结果而处于意识的监督之下，而这意识则应当是最大限度地有组织的。 三、文学应当是深刻地真实的。创作的生活真实取决于艺术家的阶级的心理-思想体系，并且在生活的进程中被认识。 四、文学应当是迫切的，它在其艺术的分析和综合中不仅反映过去的现象，而且反映现代生活的现象。 五、既然我们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并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研究一切现象，那么文学应当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尤其是在当前生活如此坚决地提出了文化革命问题的时候。 六、当代文学应把注意力集中于在城市里无产阶级中间发生的过程和农村里农民中间发生的过程。 七、文学迄今吸取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素材。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时期——经济改造时期，工业化时期，那末艺术家认清并思考了生活的新的课程后，就应当用新的观点来选择素材，当然不能放过新的现象。 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但是无产阶级是通过同农民的联盟来实现它的。工人和农民之间所存在的一定的矛盾，是由他们的社会本质所产生的，现在还不能排除。苏联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成长提出了农业集体化问题。这个问题将要展开，变得复杂起来，并要很多年才能实现。艺术家的眼睛应当注视这一具有头等意义的方面。 九、新的意识、新的心理、新的人应当作为生活的某种有机的东西而在生活的形成和巩固的过程中加以表现。这一过程是在同过去的残余和遗物的斗争中进行的，要表现它很困难，而且这种表现离开了阶级的辩证法就完全不可思议。 十、当代新人是在十月革命大变革中诞生的。他们经历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把心理上似乎更复杂的今天的人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人对立起来是不行的。心理的复杂性还不能说明心理的新颖，应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 十一、新生活问题应当涉及生活的一切方面——既有其表现的内在方面，也有其外在方面。首先应当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同新经济政策的冲突过程中人们的新关系，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当然不是从生理学方面）、两代人的关系。在这些社会现象的背景上，应当对新的日常生活“小节”有所研究。 十二、当代文学在艺术形成的过程中应记住：它的读者是广大劳动群众，文学应当是深刻地现实的。形式的因素应当有机地同内容材料相联系。意识形态落后于经济，意识形态的形式落后于它的内容。尽管这样，当代的艺术家应当提出自己当前的教育任务：跳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勃洛克、托尔斯泰的模仿。生活已暗示出新形式的因素。 十三、作家，尤其是无产阶级作家，一刻也不应忘记，他是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并且不只是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这赋予他最大的责任，不过，这也给予他不小的褒奖。 李辉凡译
对“锻冶场”代表的指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对“锻冶场”代表的指示 ——致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无产阶级文学问题委员会的代表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168-171页。原载《工人杂志》第8期，《锻冶场》双月刊，1925年。 一、由于承认艺术语言的巨大社会作用，所以“锻冶场”认为，不可能由某一个文学组织来领导文学生活。 二、对文学的总的领导应由党密切关注地加以保障，党不能也不应当把对文艺力量的思想教育工作转托给某一个组织。 三、语言艺术家的艺术不应当脱离工农群众，但它同时也不能禁锢在统一的文学派别的框框里，因此必须承认并千方百计地鼓励文艺团体、小组、组织等的多样化。 四、劳动者的文学力量只有根据两条理由能够结成统一战线。这就是：维护自己的职业要求，并为端正苏联作家创作中的思想意识而斗争。按第一条理由，作家，尤其是无产阶级作家，没有权利离开存在于俄国工会运动中的共同组织形式。按照第二条理由（思想体系的斗争），作家没有必要建立自己特殊的、帮会式的组织，这种组织常常使工人作家脱离工人阶级，党员作家脱离党。 五、无产阶级文学的活动场所，离开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局面，及其目的和任务，那是不可思议的。文学战线是苏联一般文化战线的一部分。 六、根据上边情况，“锻冶场”对出身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人和所谓同路人的态度，过去和现在都建立在与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文化战线上的一般政策相一致上面，认为合理的办法是，利用并千方百计地吸引各种类型的作家走上苏维埃轨道，就象我们利用并吸收一切专家参加工人阶级的创造一样。 七、因此，“锻冶场”一方面不为无产阶级作家谋取任何特权，这特权在苏联一般条件下是为时过早的和有害的；然而它过去和将来也反对不恰当地、无缘无故地对所谓文学专家（А.托尔斯泰、爱伦堡）和旧知识分子（皮里尼亚克、尼基京、什克洛夫斯基等）予以特别的重视，由于对无产阶级作家作品介绍不够，结果夸大了他们的意义。 八、“锻冶场”认为，在苏联文学界确定下列的原则是适时的：居中心地位的是无产阶级作家（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家），周围是同路人、余孽、弃儿等等，等等。（“在管理得很好的家里，——一切都能派用场。”）相反的原则——顺便说一说，这是沃隆斯基同志直到最近所坚持的，即同路人处于中心，而无产阶级作家则在他们的周围和旁边——必须坚决地加以修改。况且，把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作家的老师，这只能是一种对无产阶级文学领域的完全无知。 九、但是，在给予无产阶级作家，首先是青年作家足够重视的同时，也必须同具在腐蚀性影响的某些蛊惑性的口号进行斗争，诸如“打倒资产阶级作家，自己的无产阶级作家万岁！”“尽管流鼻涕，终究是自己人”，“既然是从车床旁来的，你什么都能做”等等。“锻冶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在文学这块园地里，应当由文学作品的质量来证实你可以脱产。对待初学者的地种态度可使倾心于写作的工人青年避免痛苦的失望、失去阶级性和有时是灾难性的结局（酗酒、思想上的马赫诺习气和自杀等等）。 十、文化的增长是无疑的、迅速的，尽管这样，无产阶级作家的力量现在也还没有压倒任何人。不过，以党的十三大决议精神对他们的应有关心，作家本身进一步的顽强劳动，便有可能在最近几年愈来愈少地受资产阶级专家的影响的支配，愈来愈坚决、愈来愈牢固地把青年同路人从平民知识分子那里吸引到工人思想体系的范围里来，这些青年同路人目前正处于一些有名望而无本领的领导人的腐蚀性影响之下，这些领导人促进了他们中的个人主义倾向的发展。 十一、对无产阶级作家不仅应当保证他们的成功作品有正常的销路，也应当保证他们有过得去的劳动本身的条件（住房问题、休息和医疗等）。 十二、在结尾还要谈一谈无产阶级作家不得不在其中工作和斗争的一般文学条件，必须指出下面最重要的几点：一、缺乏健康的有修养的和在思想上始终不渝的批评；二、编辑和出版机构领导中的保守主义和无知；三、出版部门被旧的，嗜好成癖的专家们所把持，他们没有现代市场知识，而且完全不顾及新读者的要求，以致造成广大读者与无产阶级作家之间脱节。 “锻冶场”社全体会议全权委托的委员会成员：革拉特珂夫、巴赫梅季耶夫、雅库鲍夫斯基和利亚什科。 李辉凡译
“锻冶场”无产阶级作家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锻冶场”无产阶级作家宣言 编者按：本文选自《真理报》1923年6月21日。 一、辩证法 任何一种现象，在它的发展中都孕育着否定自身的内在因素。这一矛盾法则好象一条红线，既贯穿于整个变化无穷的自然界，也贯穿在包括自己的全部上层建筑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中。 二、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是同这个社会矛盾的。工人阶级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个社会的否定，它的发展从内部推动着这个社会．由于这种否定和发展在这个社会内部已经成熟，旧制度的铁锁链正在被砸碎．受压迫的人占这个社会的多数，他们在劳动和为改造自身生活基础的斗争过程中团结起来了，同时，他们也正在顽强地改变着自身的面目——心理。 三、形式的活动性 无产阶级革命是由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决定的，这个革命正在把社会生活的旧形式打得粉碎。革命是一种破坏，它正在埋葬整个过时的意识形态、情感和观念的体系。一种新的心理正在通过新的社会活动形式表现出来；而新的社会运动又通过艺术家反映在新的艺术形式中。 社会方式的变更就这样决定着艺术形式。 四、艺术史一种特殊的手段 无产阶级需要艺术，正如同它需要军队、交通运输和各种工厂一样。摆在新的艺术面前的，是新时代的广阔天地、生活的无限前景和革命现实的闻所未闻的规模。现在，艺术已经从供人赏玩的目的和资产阶级剥削中解放出来了，它成了组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有力的武器。 五、风格——就是阶级 在革命前的现实条件下形成的艺术家，是没有能力把翻天覆地的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创作材料表现出来的。人民大众以自己的热爱和激情完成了空前的壮举，为了把这种伟大事件反映出来，需要有一种特别的世界观；革命前的现实条件下形成的那些艺术家恰恰缺少这样的世界观。他们也没有相应的表现手段、文字技巧和风格。总的来说，风格——它不仅仅是把作品的内容和精神遮盖起来的外套，不只是现实和存在的象蜗牛赖以栖身的外壳，它也不只是一个阶级的显露在外的、什么也无法掩盖的做法。它是一个阶级的结合在一起的、本质完美的众人们的意志的生动形象。过去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因为都同无产阶级没有联系，所以他们都是同无产阶级的实践、意志和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而风格——就是阶级。 六、被历史判决的艺术 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意象主义，作为文学流派，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制度里的同胞姐妹。象征主义是没落的资产阶级社会面对未来的革命感到恐惧的产物。它始终表现为防御和保卫，而不是一种进攻。它正好比是一个受困于单身禅房中的僧侣，其神情又是愤怒又是虔献。 未来主义是一种极端畸形发展的产物，归根到底，它是丧失了生命力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未来主义也就是死亡主义、僵尸主义。在它看来：朝前走——就是自取毁灭，原地站着不动——意味着搞些莫名其妙的游戏，在纯技术的迷宫中折腾，而要后退——却又无路可走。 意象主义则是旧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临终前的最后一下抽搐（1918年）：这个小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只剩下那么一点点时间了，它只能用来对眼前所发生的事件作些类比和毫无联系的形象化说明。 昨天的语言艺术己经蜕变为全面的畸形现象，它好象一具僵尸无法同活人握手一样，对于表现工人阶级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七、停尸室的艺术 资本主义的艺术家在作垂死挣扎。他们早已把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段本身看成就是目的。他们大写篇幅浩繁的叙事诗，只是为了显示“节奏”而故弄玄虚，他们作诗，为的是表现“不曾有过的”韵律；那用以表达叮当作响的“同音法”和音响“形象”的诗句涌如喷泉；他们编的戏剧以一堆混乱的形象化语言令人目瞪口呆。他们把诗的格律（如抑扬格、扬抑格等等）拆散，把一个诗句分割成两半，又把两个半句割裂成四截等等。他们还把单词拆成音节，一个个地分开来写，又把音节拆散成一些单个的字母。他们汲取文学材料的世界是对近乎疯狂的个人主义的空前的偶像崇拜，是诲淫，是生理本能的发泄，一种用革命的词句不十分巧妙地掩饰着的“谢拉皮翁们”的巴尔科夫气息，[1]一种“发自他人之腹”，也就是异己的毫无意义的嚎叫等等。 旧制度的艺术已经进入彻底没落的阶段。而我们，正举着沉重的锤于把这个可怕的“建筑物”的门紧紧钉死，我们正在给这个用五颜六色粉刷一新的艺术棺盖上钉上最后一枚钉。 八、荒漠中的一面红旗 新经济政策，作为革命的一个阶段，现在正处于某种类似大猩猩玩把戏的艺术的包围之中。那象猴子的艺术家，仿佛是在模仿那些满怀激情地创造了适应自己时代的艺术的先辈。今天，那种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模仿，冷漠无情地耍弄空洞无物的形式，正在被当作迫切的任务提出来——想通过颓废没落的技巧来复兴、来复活艺术僵尸。为了这一切，甚至不惜工本进行着宣传。渴望获取知识和掌握艺术创作的青年工人，被弄得晕头转向。现在没有别林斯基．在艺术的荒漠上正是一片黄昏景象。 所以，我们大声疾呼，举起无产阶级艺术的纲领性宣言的红旗。 九、十月的幼苗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的艺术是对颓废没落的资产阶级艺术的否定。在过去，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艺术家，而只是站在对自己表示同情的艺术家眼前。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却早己长出了新艺术的鲜红的幼苗。 在所有的国家中都产生了这种艺术家的萌芽：在英国——有艾略特、莫里斯、托马斯·胡德；在法国——有杜邦、鲍狄埃、朱里·罗曼、维尔哈伦；在比利时——有梅尼耶、埃克豪特；在德国——有弗赖利格拉特、施特恩、戴默尔，还有部分的豪普特曼；在意大利——有阿达·涅格里；在美国——有部分的惠特曼，杰克·伦敦和部分的辛克莱；在乌克兰——有部分的弗兰科，部分的谢甫琴科；在匈牙利——有裴多菲、斯特凡尼克、别兹鲁契；在拉脱维亚——有扬·莱尼斯；在俄罗斯——有部分的涅克拉索夫，部分的高尔基。 无产阶级的诗人和作家是同经历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本阶级一下子突然地出现的。他们的艺术是一种年轻的、唯物主义阶级的艺术，一种用来对抗的艺术；这种艺术的使命，是要取代和代替所有一去不复返的神秘主义偶像崇拜。 十、我们 我们宣告艺术是一个健全的机体，它不仅本身是和谐一致的，而且是同周围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这个机体产生出各种艺术需求的结晶。在我们看来，艺术创作是社会意识形态、感情和一般心理的功能。它的基础是国家生产力的状况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经济关系；其次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政治制度，再就是部分地直接取决于经济、部分地是由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一定阶级的人的心理，而最后，还有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意识形态。为了组织共产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斗争和劳动——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本原和我们创作的首要基础。群众——这是我们的艺术呼吸的空气．同群众的联系——就是通向艺术家心理实验室的敞开着的窗户。 十一、诗歌是无产阶级的实践 十月的阶级把劳动人类的社会实践提到了空前的、令人瞠目的高度，从这个高度上可以看到昨天和今天已经完成了些什么，明天又该做些什么，这个阶级使实践变成了诗。建筑材料堆积成山，闻所未闻的新生活基础的改建工程搭满了跳板和脚手架，正在一层又一层地兴建；一切野蛮和迷信的产物都被扫进黑乎乎的垃圾堆；火光把整个天际染得通红；团结一致保卫自己工人的国家的炮声正在轰鸣。这每天每日进行的创造性劳动，这每时每刻都叫世界上的条件来为自己服务又使自己作为一个建设者去适应那世界上的条件的过程，这种又破坏又建设、边破坏边建设的奇妙高超界的技巧，这种创造的实践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诗。无产阶级的实践就是无产阶级的诗。 十二、艺术家是阶级的媒介 一个阶级对世界的感觉怎样，官在艺术家心中的世界也就怎样。无产阶级对世界的胸怀有多犬，它的官能——艺术家的世界也就有多大。一个阶级为了建设生活，它的心胸能吸进多少东西，它能容纳东西以便赋予这些东西以形式，它就能通过自己的艺术家把这些东西呼出来并赋之以形。无产阶级的艺术是集中映示本阶级面目的棱镜，是一面工人群众用来照自己、照他们已经走过的道路和已经取得的成就、照正在建设的以及未来的东西的镜子。我们的目的和任务，是要认识和展现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形象。要塑造出新人的革命典型。要以劳动的语言为武器去开垦处女地，在它上面培植新生活的条件和红色的现实。不是拍电影式地，不是装腔作势地，不是象“谢拉皮翁兄弟”那样淡漠地、用“不会说话的巨人”的方法去表现这种新生活，——而是要通过感情的爆发和思想的冲击深入进去，装上蓄电池，以便把那些暂时是零散的、但已经同革命的生活建设接通的意志和认识收集起来。要塑造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艺术形象，要用艺术去摧毁原始的私有者那种传统感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对革命作出总结，并指明走向未来的道路。要回顾过去，再朝前走。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就是本阶级的创作媒介。 十三、内容和形式 存在提示并决定形式，存在本身又借形式得到表现和确定。内容预测表现手段，它本身又为表现手段所预测并通过这些手段表现出来。创作材料的元素同一、节奏，二、结构，三、词义等三元素应该成为统一的、有机的整体．还有：一、作品的画面，二、激情和情节的紧张性，三、音乐性和词的音响——应当组成一个统－有机的形象及其环撞，不论是叙事诗，或剧本，或长篇小说，或不大的诗篇，都须如此。我们的创作应该包括的，不是点点滴滴的生活，而是现实的整个天地。在日薄西山的资产阶级及其颓废没落的艺术中，是没有合适的手段和描写技巧的：这样的艺术手法和描写技巧，我们应当到那个源于历史上的阶级的政权和生活的世界各国文学中去寻找。包括到我们十月革命时代的文学中去寻找。 我们反对无内容和无情节。 我们反对空洞无物、做写诗匠和玩弄韵律。 我们反对死板的文字游戏。 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瞬间和情绪。 无产阶级有足够健全的机体和坚强的神经，它可以不去注意这些瞬间，——因为在它前面有很多个世纪，无产阶级处于历史飞速前进的过程中，不会陷入这种情绪。 “锻冶场”将努力寻找同我们时代的规模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加以锤炼，但不会去模仿、照搬那些没落的颓废派。 十四、无产阶级的艺术 无产阶级的艺术是这样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把创作素材的三维空间装入同本阶级相适应的鲜明、确切、综合性的形式，并在其中贯彻，奔向无产阶级最终目标的路线。就其本性而言，无产阶级的艺术是一种画面广阔、风格豪迈的宏伟的艺术。 无产阶级是一个在劳动、斗争和失败时都万众一心、全面协作和团结互助的阶级二这个阶级，从日常的琐事到奔向高峰的理想，都具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感情和共同的感受；这是一个象整块巨石的阶级，历史用它雕出宣告新世纪曙光出现的门农的纪念像。[2]这个阶级只依照自己及同自己的模样创造艺术。它的独特的语言，音响雄浑，色彩绚丽，并具有多样性；这种语言以丰富的词汇，把从不堪入目的动物性生理本能的实体到最复杂的观念和崇高伟大的思想，一层层地展现出来，同时，它也就以自己的质朴、鲜明和确切性，使那种豪迈的风格变得宏伟有力。 十五、遏止莠草生长 无产阶级艺术在摆脱当代颓废派艺术的影响的同时，也使它自己变得更坚强，它用一条红线愈来愈紧密地把自己同劳动人民联结在一起，不仅把无产阶级的各阶层而且还把小资产阶级中接近革命的阶层吸引到自己影响的范围之内。有许多文学流派的形式已经受到无产阶级艺术的影响。它们都正在尝试用我们的方法去表现我们的材料。这些试验常常得出积极有益的结果。但是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些搞政论的同志，却因为习惯于挥舞大棒，由于不谨慎而使正在压住莠草的第一批无产阶级艺术幼苗受到伤害。 十六、结合 我们的艺术之门，对一切倾向无产阶级，倾向无产阶级的意志和意识形态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都是敞开着的。我们不害怕接纳他们，欢迎他们参加到我们的行列和工作中来。我们首先欢迎农民出身的作家。“锻冶场”的核心是坚实的。“锻冶场”正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锤子够所有的人使用。 十七、突击队 “锻冶场”工人作家联合会是唯一的完全站在工人阶级革命先锋队和俄国共产党纲领的立场的作家联合会。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实现工农民主的事业中，——它认识到自己是意识形态战线前沿阵地上的一支突击队。 十八、关于国际“锻冶场” 通过自己的组织工作和创作活动，“锻冶场”团体正在把全苏联的工人作家队伍团结到一起，同时，我们还正在为使所有国家的工人艺术团体联合起来，为建立“锻冶场”国际联盟而锻造统一的无产阶级艺术的基本核心。 十九、结论 资产阶级艺术已经堕落为完全畸形的艺术，它正象是一具僵尸无法同活人握手一样，对表现工人阶级显得完全无能为力。我们举起沉重的锤子给这个艺术的棺盖钉上最后一枚钉。 社会形式的更替改变着艺术的形式。我们宣告艺术是一个健全的机体，它不仅本身是和谐一致的，而且也是同周围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在我们看来，艺术创作具有社会意识形态、情感和一般阶级心理的功能。无产阶级的艺术是这样一种艺术，它把创作素材的三维空间装入同本阶级相适应的鲜明、确切、综合性的形式，并在其中贯彻奔向无产阶级最终目标的路线。为组织共产主义社会而进行的劳动和斗争，——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本原，也是我们艺术创作的首要基础。 存在决定形式，它又通过形式得到表现和确定。内容预测表现手段，它本身又为这些手段所预测和得到表现。 创作材料的元素同一、节奏，二、结构，三、词义等三元素应该成为统一的、有机的整体。作品的一、图景，二、激情和三、音响应该组成统一的、有机的形象。风格——这就是阶级。艺术家——乃是这个阶级的官能和创作媒介。而创作，即诗——就是无产阶级的实践。 “锻冶场”工人作家联合会的观点就是俄国共产党的观点，它认识到自己是意识形态和艺术战线前沿阵地上的突击队。“锻冶场”社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把全苏联的工人作家队伍团结在一起，并为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艺术锻造锻冶场派的核心。 “锻冶场”主席：菲里普钦科 副主席：利亚什柯 书记：桑尼科夫 理事会成员：阿依库尼、基里洛夫 靳戈译 [1]巴尔科夫（1732-1768），俄国诗人，多写淫秽的诗歌。 [2]门农，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之一。
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特征（Н.利亚什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特征 Н.利亚什克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152-158页。原载《锻冶场》杂志1922年10月专号，第5-6页。 它的第一个特征是：对周围事物采取自觉的态度，努力把生活的混乱现象改造成为有组织的、能够按计划发展的力量。无产阶级文学是在无产阶级结束对于世界的不自觉态度的地方开始的。它排除争吵、恼恨、苟且偷安。无产阶级文学中被许多人看作倾向性、故意如此的东西，是根据它的本质而来的。它的本质是这个阶级必须进攻、必须胜利的阶级的本质。而为了进攻、胜利和改造，就必需组织那些处于冬眠状态的力量。不论是领袖们的死或是挫折都不阻止，而且不能阻止我们的这种有组织的创造性工作。挫折和死亡多半引起资产阶级作家的忧郁情调。在无产阶级作家那里则相反，会召唤他们对战害个人和部分群众的人进行新的战斗，去同压迫、贫困、不守纪律、沮丧、龌龊、疾病等等进行斗争。一个人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了，会有新的人们占据他们的位子。留下了寡妇、孤儿、残废，——就让它这样吧。这也不是残酷无情。有多少生命被贫乏的生活、停滞、痨病、醉酒、梅毒以及其他种种祸患所糟蹋和消灭？为什么在斗争中的死者受到哀悼，而对“和平生活静的牺牲品却可以漠不关心？须知，在斗争中和昏睡中无产阶级总是在受苦。哪一种情况更折磨他们呢，哪一种情况使他们牺牲得更多呢？统计学作出了可怕的回答。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减弱，但也会增长。个人的目的，从这个词的广泛意义上说是没有的，有的是阶级的目的。 在无产阶级诗人的意识里，无产阶级是铁的救世主，但并不是用神秘之雾打扮起来的和长着金翅膀的救世主。这是人引为自豪的一切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是由于什么特殊的品质，而是由于劳动、力量、团结和对世界的自觉态度，这些东西是他积累起来的、用他的痛苦和鲜血培育起来的。 因此，对于不觉悟的一部分人来说，当他们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和世界的任务时，无产阶级文学才变得亲切。愚昧无知的人多半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学。（见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基里洛夫、菲利普钦科等人的作品。） 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劳动的自发力量，劳动，对劳动的力量的认识和由这一认识所给予的快乐。 有一种意见认为，似乎无产阶级文学的特点首先就是那种照例被粗暴地称之为政治的东西，这种意见根本不对。遗憾的是，对这种意见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责任的，因为一些也许除了真心或者假意的善良愿望外与无产阶级毫不相关的人也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作家、诗人、幽默作家等等。 使无产阶级作家联合起来的主要东西是劳动感，他们都意识到只有用劳动、通过劳动才能到达理想，才能烧掉堆在工人身上的全部责难，认识到劳动是正义、平等的标准。甚至自然现象他们也拿劳动过程来划分。月亮、夜莺的啼啭、星星、太阳、布谷鸟——一切都给无产阶级作家暗示出劳动的形象。 卡津笔下的瓦匠，黎明时沿着自己建造的房子的密林走时，看见清晨举起自己的砖头——太阳。在这个卡津的作品里，夜晚和星星如同养蜂人和蜜蜂一样。 格拉西莫夫呼唤太阳去刨地板和房顶，从愁闷的脸上刨去忧郁。我们在格拉西莫夫的作品里还发现，在刚刚离开矿井的矿工意识里有一种对自然现象的具体的劳动折射。 在桑尼科夫的作品里，落在铁砧上的铁锤咕咕地叫；干草叉从滚出来的太阳那边直扎进干草垛里；汽笛的叫声象清晨公鸡的啼声等等，等等。 例子不胜枚举。而且这并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学不仅在意义上，而且在节奏上都充满劳动过程…… 无产阶级文学对劳动的喜悦贯穿着一种思想：只有当天才的构思和布局由于工人的劳动而使创作的内容变得丰富时，它们才能改变生活。 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三个特征是：机器主义和金属题材。现代落后的、不完善的机器，作为一种剥削工具，把无产者降低到自动机器的角色，另一方面，它暗示着一些机器样品——万能机，朋友机器。 无产阶级文学并不盲目崇拜机器和劳动，不象奴隶似地拜倒在它们面前：从它们今天的状况看，它们乃是通向劳动——通向欢乐，通向作为解放者的机器的必经的阶梯。 无产阶级文学相信人类天才的无限能力。由此产生它对于通过劳动求得解放的信念。今天做得愈多，将来就会愈光明，将来的粗活愈少，人的伟力就愈广泛地施展出来…… 无产阶级作家们正深入于金属的灵魂中，深入到它们的历史中，它们的内心世界和性格中。这方面表现得最鲜明的是格拉西莫夫的《铁之歌》。 铁虽然也服务于强暴者，但是它愈来愈来用新的形式，睁开被蒙住的眼睛，使得通过生产方式连成一体的无产者直起腰来。这个格拉西莫夫，在《生铁的圣水盘》里揭示了这一最深刻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无产阶级的敌人，就是它的不切实际的思想家也不能在任何显微镜底下观察到。这就是无产者如何从机器和金属那里获取力量的过程。在这方面加斯捷夫写得很清楚，如《大门》、《我们图谋》等等。 无产阶级文学的第四个特征是集体主义和全球性。不论工人作家作品的思想主题是什么——草原、森林、大地、歌曲、工厂、爱情，——作为基础的东西都是为工厂、城市、国家及全世界的集体而产生的忧虑、痛苦或欢乐。在个人的、主人公的感受后面，可以感觉到集体——个人好象把集体吸选去了。 无产阶级文学中的“我们”排斥“我”，但是这并不导致各式各样的所谓革新者冒充“集体创作”。个人是自由的，他面前有着广阔的天地——他只是合乎集体的要求，在最基本、最主要的方面合乎集体要求，然而，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反映他所亲近的集体的灵魂的。 召唤工人的汽笛是一首号召几个国家的工人前去劳动的歌。在同一个时间里，千百万工人拿起工具，开动车床、机器，并用劳动的音响歌唱未来。 无产阶级作家们非常清楚，引起一些人误会的根源也在这里，这些人把无产阶级文学看作最简单的现象，认为以劳动的音响唱的歌没有特色，是一种继续。几千年以前，只意识到自己痛苦的“今天”的劳动者，用笨拙的斧子、锄头、十字镐和铁铲无意识地唱起这首歌。现代无产阶级则自觉地接着唱这首歌，他们不仅完全意识到自己的“今天”，也了解过去和未来。 无产阶级“握紧大锤”时，感到它是朋友，是解放的工具。全体劳动者——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是用劳动音响歌唱未来的合唱团．他们全都是一条统一链条中的环节。他们的一切种类和形式的劳动与斗争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萨莫贝特尼觅·马什罗夫、基里洛夫、加斯捷夫等人的诗歌。） 在无产阶级文学面前，是一片由幻想和诱人的生活激发的五彩缤纷的生活，不过其中草草地勾勒出来的一些基本特征，作为与产生这种文学的阶级相符合的基调而首先被感触到。 城市、工厂、战争和许多其它事物，常常是无产阶级作家作品的思想主题。这在上面己谈过，再说就多余了。 顺便提一下，无产阶级文学的粗线条的基本特征只是它所固有的。在涉及到机器主义的部分，可能发生争吵：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文学流派注意过机器和技术。在过去，这种注意没有超过对机器和技术的功利主义的赞美。在当代，对那些开始保护机器的作家来说，机器只是一种外在的、作为新的韵律的来源而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关于脱离劳动、脱离劳动集体的机器，要说出深刻的全人类的话来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文学带来什么技术上的新东西呢？如果认为形式是整个地、一下子改变的，那么它确实没有带来任何东西．但必须提出另一个问题：在封建主义残余上确立自己地位的资产阶级，在其统治的最初十至十五年里在文学形式的领域里提供了什么？ 回答将是：也几乎没有什么。当时作家的作品只是在内容上有别于他们所继承的作品。如果说，新的内容促使他们在新的形式方面取得成就的话，那末这些成就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新的形式总是预先确定新的内容，而且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确定的。关于形式问题同无产阶级作家对待所谓文学遗产的关系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首先必需排除一种陈腐的意见，好象无产阶级文学是某种特殊的文学学派。 无产阶级作家在思想体系意义上说，是一个相对地统一的整体。在形式方面，他们因有各自的个人特点而各不相同。 无产阶级作家崇敬文学遗产中蕴含着历史地需要的精神价值的部分。所谓古典文学就属于这部分遗产。它鲜明地表现了更换历史舞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威力。 不仅如此，当代无产者在这一部分文学遗产中还经常找到甚至比较亲近的主题。 李辉凡译
论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道路（В.亚历山大罗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论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道路 В.亚历山大罗夫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伊凡诺夫：《苏联文学思想统一的形成》，国家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版。这是“锻冶场”重要作家亚历山大罗夫斯基的一篇宣言式的论文，原载《锻冶场》杂志1920年第4期。本文是摘译。作者В.Д.亚历山大罗夫斯基（1897-1934）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和锻冶场诗人，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积极分子，曾任《汽笛》杂志编辑。1919年底，他成为“锻冶场”骨干之一，并任《锻冶场》杂志编辑。1920年当选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理事。 韵律，这是运动的上帝，他不喜欢书房里的文学。不过，这里谈的已不是“过去作家们的事”，在最新的文学里我们也没有找到前律（我是就韵律这个词的全部意义而言的）。须知，归根结底我们不能把维尔哈伦或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称之为韵律的根据。对于我们来说，韵律具有更大得多的意义。诗人应当把每一个动作都打下韵律的印记。一扭头、一挥手，乃至说话时嘴唇最微小的折痕——这一切都是有韵律的。对于每天都聆听着劳动的音乐，聆听着铁、机器、皮带和火光的音乐的无产阶级诗人来说，创作的天地是多么的广阔！……艺术家愈是细腻地捕捉和传达劳动的韵律，他就愈加理解并接近劳动群众。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家们”和保护人如此关心的一场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作家的考试……不管马雅可夫斯基如何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诗人，我们也不相信…… 李辉凡译
“锻冶场”社莫斯科无产阶级诗人和作家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锻冶场”社莫斯科无产阶级诗人和作家宣言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150-152页。原载《锻冶场》1921年第7期。这个宣言曾在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训练班的杂志《创造》1921年第2期转载。 无产阶级文学是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现象。 它产生于工人阶级斗争的过程之中。它的存在和进一步的成长，取决于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这一进程始终一贯地把人类引向高级社会形式——共产主义。 我们把现代俄国文学及其颓废倾向以及从这一倾向中合乎逻辑地产生的各种流派——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等——看作是资产阶级社会腐败的标志。这些流派的思想体系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和蔑视社会理想的基础上，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意识是敌对的，后者充满行动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强大活力。 我们认为，由于上述的特征，当代的艺术流派中没有一个能够奠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此外，无产阶级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和阶级方面的现象，目前正排除整个地禁锢在某一种艺术流派里的可能性。 无产阶级文学的道路在于通过掌握过去和现在艺术的一切成就来建立自己的创作方法和手法。 在取决于新生活因素的全部总和的艺术创作过程中，无产阶级诗人将会有自己独到的方法和手法。 “存在决定意识”，新的生活方式引起艺术中新形式的产生我们把艺术家的材料——词语、音响、色彩等——看作是一种体现思想或艺术构思的手段，坚决反对那些把创作归入形式主义学科之列，并通过这种方法偷运其旧日的反动口号——“为艺术而艺术”——的流派。 我们给我们的诗人同志们以选择创作方法的充分自由。第一次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一致承认这个观点。 我们不承认那些招摇过市的所谓最好最新的招牌——未来主义、意象主义等，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最完善的学派也不能证明无能之辈的正确。 我们的口号是——为取得新的成就和建立符合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艺术，去研究和克服我们过去的一切文艺流派。 我们承认，无产阶级文学作为最年轻的文学，在形式上还远不是尽善尽美的，同时我们又肯定，这是正在开创的共产主义时代的唯一的和真正的文学，它能够发展成为伟大的全人类的艺术，为生活的艺术，为了和谐美好的人的生活和创造的艺术。 莫斯科无产阶级诗人和作家： 亚历山大罗夫斯基、格拉西莫夫、卡津、基里洛夫、奥布拉多维奇、波列塔耶夫、罗多夫、桑尼科夫、利亚什科、涅恰耶夫、菲利普钦科、尼佐沃伊、诺维科夫-普里波依、多罗戈伊钦科、西瓦切夫、沃尔科夫、波莫尔斯基、什穆列夫 李辉凡译
《锻冶场》发刊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锻冶场》发刊词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149-150页。原载《锻冶场》杂志（无产阶级作家机关刊物）1920年5月，第1期。 在威严的轰隆声中，在同阶级敌人剥削者的紧张斗争中，无产阶级正建立新的自由社会的锻冶场。 它从资本主义世界挖掘物质的文化，并用高超的技术方法锻冶适合于自己阶级独特禀性的新的高级的生活形式。 最好的组织形式——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取代了资产阶级世界无政府主义的、起阻碍作用的个人主义。而且不仅在经济领域，不，新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充满着集体主义精神。 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集体主义的第一个表现。 我们的《锻冶场》，艺术的锻冶场，是伟大的社会无产阶级锻冶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分部。 昨天我们在“基本的”物质部门里锻冶新生活，今天我们努力用和谐的活生生的语言形象“增建”新生活的新内容。 在物质部门里，你要是想用新材料更好更快地锻冶出新形式，你就得知道一般应在什么地方和如何敲打材料，同样，我们在诗歌技巧中也应当成为掌握高级的组织技术手段和方法的能手，只有那时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才能锻入独特的诗歌形式里，我们才能建立独特的无产阶级诗歌。 就这样，工人同志们，《锻冶场》，创刊了！ 让我们齐心协力地着手工作吧！ 编辑部 李辉凡译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6．锻冶场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编者按：本文是《锻冶场》成立的第一个声明，选自《真理报》1920年2月5日。 我们是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群无产阶级作家，今年二月一日在自己的会议上讨论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的工作条件，由于一系列原因，这些条件阻碍着无产阶级作家创作可能性的发挥，故决定在坚持无产阶级文化观点的同时，退出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立一个直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文学处的无产阶级作家小组。 格拉西莫夫、桑尼科夫、罗多夫、奥勃拉多维奇、卡津、杰格佳科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 1920年2月1日 李辉凡译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1959） Товарищикитайскиебойцы 中国战士同志 ——“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俄﹞诺沃格鲁茨基杜纳耶夫斯基 苏联国防部出版社1959年出版 纪家俊、韵逸译贝金校人民出版社，2019 再版前言 前言 1．三行字 2．万能的“钥匙” 3．历史的前奏和历史的开端 4．“同志”，这是个好词儿 5．途中相遇 6．卡兹别克山麓 7．莫斯科的传单 8．《大同报》 9．十六个地址 10．在卡姆别列耶夫卡河畔 11．神机妙算 12．一副白挽联 13．第一次考验 14．如火如荼的八月 15．楼房里的战斗 16．死里逃生 17．两张假钞票 18．“俄罗斯妈妈” 19．撤退前夕 20．冬天，草原，阿斯特拉罕 21．一周 22．第一批坦克 23．神出鬼没的战术 24．功勋的一部分 25．战争结束了 新增附录 1．“十月革命”中的十大中国红军部队 2．在俄中国烈士纪念设施情况介绍
吴季严纪念文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吴季严->吴季严纪念文集 吴季严纪念文集 吴孟明编 2014年 吴季严（希之）年谱简编（吴孟明） 我的父亲（重明） 父亲的两个好友（重明）（2013年6月23日） 忆四叔（启明） 我的四叔吴季严（吴孟明）
〔附〕新见巴金佚文两篇解说（近藤光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金 〔附〕新见巴金佚文两篇解说 近藤光雄 〔来源〕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主办《点滴》2013年第6期（总第30期） 芾甘《黄庞死后的第四年》与佩竿《要认清我们的敌人》是巴金在《黄庞四周纪念册》（湖南劳工会，1926年1月)上发表的两篇杂感，均未收入《巴金全集》之中。 自经历五四运动、接触安那其主义思想起，到以处女作《灭亡》登上文坛，巴金发表了多篇有关安那其主义的文章、译作、及人物传记。1925年8月，巴金于南京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因病放弃投考北大，回到上海。直到1927年1月赴法留学，巴金一直居住在上海，并在这约有一年半的时间里，发表了数篇关于安那其主义方面的文章。 五四运动后，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慢慢走向低潮，为实现无政府社会的社会革命，已经几乎无从展开。而巴金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通过言论逐渐确立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独自形象。无论是在安那其主义思想刚刚传入中国的清末，还是在安那其主义运动已处于低潮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人们眼中安那其主义往往与恐怖主义连接在一起。而巴金的安那其主义思想则与此相反，尽管他没有否定恐怖主义的效用，但他强调要割断两者的关系。巴金在《杂感》（见《民钟》第1卷第15期，1926年6月）中说：“并不是人生来便是坏的，而是现社会的制度使他们变坏的。假若现在社会制度一天不推翻，那我们一面在杀坏人，他便一面再造坏人；那么我们虽以杀坏人为义务，一生也杀不尽的”。在《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覆同志的一封信—》(见《民钟》第2卷第6、7期合刊，1927年7月）中巴金又说：“无政府主义的实现只有靠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暗杀的行动对于无政府主义没有多大好处。”由此可见，巴金的核心思想即是：实现无政府社会，只能靠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来展开社会革命、消灭现社会制度。这一点在巴金登上文坛后，也多次出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 由此可以说明：芾甘《黄庞死后的第四年》与佩竿《要认清我们的敌人》体现了巴金抗议现社会制度的基本立场。这可以说是巴金安那其主义思想的出发点，而这两篇文字，在笔者看来不过是强化了巴金这种基本立场的一个因素而已。
要认清楚我们的敌人（1926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金 要认清楚我们的敌人 巴金1926年1月 〔说明〕署名佩竿。原载《黄庞四周纪念册》，湖南劳工会，1926年1月，第55—56页。 自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黄爱庞人铨两君在浏阳门外殉难以后，到现在已足足有四年了。这四年中我们后死者固然曾奔走呼号过许多次，然而究竟做出过什么可以安慰他们的事来？那杀人不眨眼的赵屠现在不是仍然高坐在长沙城内么？杀黄庞的人不是仍然快乐地生活着么？羞呵，羞呵，我们后死者的羞呵！ 从今天起，我们要立誓去做那死者所未做完的工作，我们要尽力去为死者复仇，虚伪的追悼，不是我们的事。 我们是人，如果人死血未冷，这杀兄弟们的仇终是要报的。 然而我们的仇是不能零碎的报复的，我们要大规模的报仇。 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要算总账，要向我们的一切敌人报仇。 然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最大敌人是制度，而不是一个人。假若那种使一人握着万人生杀予夺之权的制度一日不打倒，那么赵屠及其他怀着野心的一个人仍可凭藉着制度以为恶，来杀我们的同胞。我们去掉一个赵屠，仍然生出其他无数的赵屠。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岂不是无效么？我们的血泪岂不是花费在无用之地么？更何况去掉一个赵屠也不是容易的事呢？ 黄庞死了已四周年了，而那些与黄庞生前共患难的同志呢？请不要再沉默吧！可怜那死了四周年的黄庞，他们的仇固然未复。而且他们的身体尚未觅得一个安葬地呢！我们尤其是那些与黄庞生前共患难的同志们，对于死者的态度便是这样么? 从今天起我们要振作起来，立誓要替死者复仇，尽我们后死者的责任。 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敌人，然后努力去打到他。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于上海
黄庞死后的第四年（巴金，1926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金 黄庞死后的第四年 巴金1926年1月 〔说明〕署名芾甘。原载《黄庞四周纪念册》，湖南劳工会，1926年1月，第18—21页。 一 哀诔千行，不如心香一瓣；心香一瓣，不如热泪一汪！但是，你们便哭到天摇地撼，你们能哭起那死的来么? 大家总该记得在黄庞殉难后不久出版的一种刊物名叫《血祭》的罢，这四句诗便是从《血祭》第一期上那篇《血祭与泪祭》的诗引来的。我一面写，一面流泪。一半为的是悲痛，一半为的是惭愧。我悲痛死者；我又为自己惭愧，我为我们生者惭愧！ 现在是黄庞死后的第四周年了。我们问问自己的良心，我们在这四年中究竟做了好多对得住死者的事，究竟尽了好多我们生者应尽的责任！“哀诔千行”罢，“心香一瓣”罢，“热泪一汪”罢。然而我们能把已死的哭活起来么？我们能把我们的仇敌哭死么？假若不能，那么我们的眼泪便是无益的了，我们的追悼也是虚伪的了。死者的肉体已经 埋葬了，难道还要我们的眼泪来埋葬他们的精神么？ 假若生者的责任只是追悼死者，那么年复一年的做下去，充其量只能造就两尊偶像；非但不能把死者的精神发挥而光大之，而且还把他一天一天的销磨尽了。 二 俄国虚无党人加利叶夫将上断头台的时候，与他的同志们写了二封信。他说：“一个人为信仰而死就是叫其他的同志继续向前奋斗。”最近日本东京的殉难者古田大次郎在将上绞首台的五分钟前给他的同志们的信上，也说：“望你们活动。”（原信只有两三句话）一八八七年美国支加哥劳动运动殉难者柏尔孙司在临刑的前夜，也在狱中大呼“将来就在这个地方必有替我们复仇者。”这些话足以表示先烈殉难时的心理。他们希望同志们继续奋斗，希望同志们替他们复仇，而他们并不希望同志们来哀悼他们。 “请不要哀悼我们的死罢，我们死者自己会来爱护死者。……你们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俄国虚无党人伯痕司坦在临刑的前一日给同志们的信中这样的写着。这不是很明显的么？他们死者所希望我们的是这样，而我们所报答他们的是那样。继续奋斗说不到；报仇也说不到，这四年中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热泪一汪”和“哀诔千行”的追悼罢了。想起来怎能令人不痛心，不惭愧！ 三 死果然是值得哀悼的么?支加哥劳动运动殉难者司柏士在法庭演说道：“假若死是对于我们宣传真理的刑罚，那么，我愿昂然的来付那高贵的代价。”斐失儿在断头台上也高叫：“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我们的先驱者黄爱也曾说“我的血，终于是要流的。”可见在他们看来，死并不是可哀悼的事，他们以为人类而死是很可乐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哀悼岂不是徒然无益的么？ 不管我们怎样的哀悼，而现在赵屠仍然高坐在长沙做他的省长，华实公司仍然年年得利；湖南的工友们仍然处在军阀高压势力之下，黄庞组织的湖南劳动会早已不能在湖南存在了，这些事别人纵然能忍受下去，然而在我们——愿意继续黄庞壮志前进的人们——这实在难受极了。我们不能在这样情形中来哀悼黄庞，实在我们也无面目再来做那“虚伪的哀悼”了。 四 从今天起，我们决定要振作起来，抛弃那徒然无益的哀悼工作，而一致团结起来继着先烈的壮志前进，向着敌人猛攻。 我们的仇自然是要报复的，但是我们不仅要打倒杀害黄庞的赵屠，我们还要打倒那赵屠所凭藉以为恶的制度；否则虽去掉一个赵屠，不久便会生出其他无数的赵屠；黄庞个人的仇虽报，而黄庞的壮志是不会实现的。那么对于黄庞，对于我们都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了。 黄庞死后已有足足的四年了。 徒然无益的哀悼，我们决定要抛弃了。我们记着： 眼泪是愚蠢； 痛哭是无益的； 泪祭是不如血祭的；(见《血祭》第一期) 我们在血光中相见罢！
〔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199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1993） LaphilosophiedeMarx 马克思的哲学 〔法〕埃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Balibar） 1993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王吉会译 第1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抑或马克思的哲学？ 哲学与非哲学 中断与中止 1848年以后 1871年以后 编年表 附：马克思的生平 第2章改造世界：从实践到生产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对异化的批判 反哲学革命 实践与阶级斗争 当前行为 唯心主义的两个方面 主体即是实践 “人类本质”的实在性 理论上的人道主义 人的个体的转换 关系的本体论 施蒂纳的异议 《德意志意识形态》 历史的倒转 无产阶级，一个普遍的阶级 实践的单一性 第3章意识形态或拜物教：权力与约束 理论与实践 主导意识形态 意识的独立和限制 虚构的普遍性 思想分化 知识分子与国家 意识形态的疑难 商品拜物教 表象的必要性 理想性的诞生 马克思与唯心主义 主观性的诞生 “物化” 交换和义务：马克思的象征体系 “人权”问题 自由，平等，财产 从崇拜到盲目崇拜 国家或是市场 第4章时代与进步：依然是一种历史哲学吗？ 否定之否定 辩证法的模糊性 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 历史的完整性 一种进化论吗？ 因果模式（辩证法Ⅰ） 阶级斗争的迫切要求 历史的“坏的方面” 现实矛盾（辩证法Ⅱ） 倾向历史性 经济主义的真理（辩证法Ⅲ） 国家的消亡 俄罗斯公社 反进化论吗？ 第5章科学与革命 三条哲学路线 未完成的著作 赞成与反对马克思 书目 译后记 作者简介 埃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Balibar），南代尔巴黎第十大学哲学教授，路易·阿尔都塞的学生和合作者，他的书被翻译成世界多种主要语言。 封底评论 用简短的文字概括马克思的哲学及其现实意义，没有几个作家敢于迎接如此大的挑战,埃蒂安·巴利巴尔却用他精彩、言简意赅的文字和独断论的自由做到了。……不能不承认这本小书既是对马克思遗产的精彩总结，也是20世纪末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巨大贡献。 ——《文学半月刊》 远远不只是对马克思的哲学的一次很好的全新介绍。……本书论述马克思哲学的关键问题时从始至终清楚晓畅。 ——《哲学杂志》 这是一次成功:作者能够以平易和开放的态度介绍卡尔·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为当今哲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课题。 ——《现实的马克思》 本书不仅仅局限于学说的阐释,而且努力澄清马克思在哲学内部和哲学边缘所进行的尝试的特点，作者采用了开放和独特新颖的观点，充足的参考文献也使这本小书更加完善。 ——《世界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22年度选书（﹝英国﹞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Roberts），2022年1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22年度选书 ﹝英国﹞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Roberts）2022年12月22日 志愿者译、日土兀校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对我评论过的那些书进行回顾。我会从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Delong）的著作《无精打采地迈向乌托邦》（SlouchingtowardsUtopia）开始，因为这本书曾被看作是本年度最佳的经济史书籍。 德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之一。在2016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我与他进行过辩论。在那场辩论中，德龙批评了我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就只会等待戈多”（语出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意指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说，在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无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我们只能等着它自行崩塌。与之相对，他和其它的凯恩斯主义者则不会一味等待。人们现在可以用正确的经济学决策来处理世界难题。 嗯，在他的新书中，德龙似乎对他的观点显得有点没那么乐观了。德龙宣称，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运作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命运，尽管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骇人的世界大战，有着持续不断的局部冲突，还存在着跨国公司的高度剥削。不过，这个“漫长的二十世纪”于2010年结束，那时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已“无力按照自1870年就成惯例的平均速度恢复经济增长，就连趋近也已无法做到”。看来，在二十世纪无所不能的资本主义现已经慢下步伐，以至匍匐前进，而在21世纪漫长萧条的阴影中，乌托邦似乎成了一个更加遥远，乃至永远消失的愿景。问题，就在于资本主义，毕竟就连德龙也说“因为它只关注财产权而不关注人类基本的权利”。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德龙表示，不应该去寻找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恰恰相反，“政府必须进行管控，有力地管控”。 针对世界经济危机，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继续占据着主流经济学的支配地位。最近一次试图宣称凯恩斯是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者的，是史蒂夫·马格林（SteveMarglin）。他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长期成员。当代最重要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说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像马格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他的书《凯恩斯在崛起》（RaisingKeynes）应当进行广泛探讨。”像萨默斯一样把马格林称作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种滥用。即使是马格林也说，自己“只有在不反对马克思的意义上”才能被叫做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马格林在新书《凯恩斯在崛起：21世纪通论》中表示，凯恩斯的激进观点已在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下被埋没、失了真。《凯恩斯在崛起》展现了如何以及为何对凯恩斯的正统解读是错误的，它还证实了凯恩斯的洞见，即就算你把资本主义身上的毒瘤全拔光，你还是会得到一个没有能可靠地提供足够工作岗位的机制的系统。因此“我们需要政府，不是偶尔、断断续续地需要，而是一直、长期地，危机中亦然。” 这和传统的凯恩斯式做法有作什么根本性决裂吗？没有多少。那这个“马克思主义者”马格林为达成充分就业所提出的解决政策是什么呢？“政府必须运用其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并驾齐驱。”因而，他所提出的方法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替代，不是终结私人利益与社会需求间存在的矛盾冲突。相反，政府还必须要助力资本主义生产做得更好。正如奥地利学派〔注：原文为AustrianSchool，但熊彼得从不是奥地利学派的成员——译者按〕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Schumpeter）一次评论过的，“既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凯恩斯化的，又存在着凯恩斯主义马克思化的尝试……事实上这些（指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作家用对方的观点去充实自身的思想的行为，确实是可行的，（但是）分析起来，他们在决定性的命题上是处于两个极端的。”与其像马格林那样试图复兴凯恩斯的思想，不如就让它归于沉寂。 来自最近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世界正朝气候灾害方向一路狂飙。我已经争辩过，提议的市场式解决方式，如碳定价、征税或是发展新能源，在化石能源产业被允许继续运营而免受惩处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公有化与全球化规划是能把我们从已经在我们当中出现的环境灾害拯救出来的唯一出路。 苏格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科克肖特（PaulCockshott）和阿林·科特雷尔（AlinCottrell）以及简·菲利普·达普利奇（JanPhilipDapprich）在他们的新书《在气候危机下的经济计划》（EconomicPlanninginanAgeofClimateCrisis）中，就着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阐述了代替了市场的计划会如何行得通。 现如今，障碍并不来自于按计划对资源和劳动力进行分配来满足社会需求在技术上的可行性，而是来自于资产阶级为了阶级利益而施加的政治阻力。这本书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计划政策，以应对气候危机。 即使是在单一的经济体中，计划经济也能使情况变得更好吗？这个疑问提出了计划以及现存的“计划经济体”的成功性问题。阿尔贝托·加布里埃尔（AlbertoGabriele）和埃利亚斯·贾布尔（EliasJabbour）的新书，《21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发展》（SocialistEconomicDevelopmentinthe21stCentury），便宣称要“针对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与败提供一个新颖的、平衡的、基于历史的解释方式”。这本书获得了关于中国的最佳外国图书奖——中国特别图书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的年度奖项。这本书也是第一本获得此奖的政治经济学书籍。因此很明显，这本书因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的看法而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支持。 诚然，作者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导向”的经济体和国家，无论其是民主还是专制，都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腾飞并非是资本主义的成果，而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结果。这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经济形态（SEF）。”中国和其余的像越南和老挝这样的国家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古巴、朝鲜或二战后的东欧并不相像。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社会经济形态，其可被称作“市场社会主义”。这才是中国非凡的经济腾飞的基础，而不是苏联的，存在微乎其微或是根本不存在“私人财产形式”的计划经济。与苏联相反，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导向的、在宏观层面进行规划的国度，而在微观层面上，资本主义与市场以一种基本和谐的方式进行统治。这个新社会经济形态是推翻了资本主义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的未来模范。 依我之见，加布里埃尔和贾布尔是将中国转型之路中的日渐增长的矛盾尽数忽视的。大型资本主义部门的“特洛伊木马”和在“社会主义导向”的中国经济中神秘莫测的中国共产党，都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大威胁。确实，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的压力在下个十年的持续，以及中国共产党中的亲资本主义分子把经济向资本主义“开放”的行动，中国依旧存在着掉头倒转至资本主义的重大风险。 全球气候变暖确实是21世纪的燃眉之急。但，是什么致使全球气温呈指数级增长？在日本的一本超级畅销书《人类世的“资本论”》（MarxintheAnthropocene:TowardstheIdeaofDegrowthCommunism），中，马克思主义者斋藤幸平（KoheiSaito）对资本主义与地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这本书传达出的信息是清晰明了的。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贪婪索求正在将地球摧残殆尽，而只有“去增长”才能够通过减缓社会生产与分享财富来修复这种破坏。人类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要取代资本主义。斋藤的书的副标题是“走向去增长化的共产主义”（Towardstheideaofde-growthcommunism）。去增长在诸多环保人士与左翼主义者中变得越来越流行。去增长的支持者认为，如果人类想要避免生态的崩溃，就绝不能跨越那绝对的“行星极限”与固定的“承载能力”。 这个观点并没有对社会产生的极限与自然本身的极限进行区别与划分。然而，破坏自然、物种灭绝、与破坏地球大气层的威胁产生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而不是来自某种存在于体系外的威胁。污染与环境恶化加速发生是因为资本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利润，而不是因为技术本身。社会主义者应当把生产资料本身以及它们在资本主义下的运用区分开来。 在社会主义式的去增长的图景中，目标将为减少生态破坏与社会中必要性较低的生产（一些人可能称之为经济的交换价值部分），同时将保护甚至加强围绕人类福祉和生态再生（经济的使用价值部分）进行组织的经济成分。 今年还存在着暴露出来的另外两个关键问题：新冠疫情与经济数字化之后，工作领域会发生什么变化？在美帝及其盟友和俄罗斯与中国等与之对抗的崛起的经济大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下，将会发生何种事件？ 关于第一个问题，约翰·迈克尔·罗伯茨（JohnMichaelRoberts）（与本文作者并无关联）在他的新书《在新冠疫情之前与期间的数字化、阶级、工作》（Digital，Class，Work:BeforeandDuringCOVID-19）中指出，疫情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中的诸多社会实践。但罗伯茨批评了一些理论家，他们声称后疫情时代的数字化资本主义意味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对劳动力的剥削理论不再能解释现代社会阶级关系与压迫的本质。 一些人认为，新的数字技术带来了新的剥削方式，它模糊了人们曾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界限，比如工作与消费之间的界限。其它人就没有那么关注新的剥削形式，而是声称数字技术创造了工人和用户之间的新型合作与“协同创造”模式。罗伯茨总结道，这两种观点都是对于更加微妙和复杂的工作流程的片面化描述。相比于数字劳动与工作的分析方式，罗伯茨更偏向于使用基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分析框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数字时代以劳动力的异化与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剥夺的形式延续。 关于第二个问题，克里斯·米勒（ChrisMiller）的《芯片战争》（ChipWar）一书就大有关联了。这本书赢得了《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的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米勒在书中勾勒了半导体的发展，以及台积电和其它几家制造商如何主导全球先进芯片的供应。他所传达出的主要信息是令人不安的，尽管在美国与苏联的“冷战”期间，核武器和互相确保毁灭的潜力创造出了某种有平衡的休战，避免了彻底的冲突。但在美国与中国间的这场“冷战”，并不存在什么平衡，只有无限制的竞赛。芯片开发和生产现在是美国试图孤立、削弱中国，消减中国以及其它被认为是反对美国的全球利益的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关键领域。 也请让我提一嘴英国全国总工会的前首席经济学家邓肯·韦尔登（DuncanWeldon）写的一本简短但中肯的书。这本书是关于“英国例外论”的。在《蒙混过关的两百年：英国经济从繁荣到萧条再到衰退的惊人故事》（TwoHundredYearsofMuddlingThrough:ThesurprisingstoryofBritain’seconomyfromboomtobustandbackagain）中，韦尔登描述了英国资本主义衰落与崩溃的悲惨故事，从19世纪的霸权国家沦落为21世纪20年代表现最差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虽然英国有一些地区是整个西欧最为富裕的，如英格兰东南部，但也有一些地区是整个西欧最为贫困的，如东北部或威尔士。“就经济而言，将英国描述成‘底下是新加坡的葡萄牙’，这一点都不夸张。”韦尔登的书让我们对英国的灭亡有了深刻的了解。不幸的是，它并没有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为何如此低迷做出任何值得我们注意的解释。例如，韦尔登指出，许多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目前正在经历所谓“生产率难题”，即生产率低增长问题。英国也是其中表现最差的国家。但韦尔登难以解释缘何如此。 我也敦请读者注意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Grossman）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巨著的最新版本。里克·库恩（RickKuhn）是格罗斯曼的传记作者，也是他的作品的复原者，他发布了另一本格罗斯曼作品集。这次，人们期待已久的格罗斯曼的《积累与分解定律》（Lawofaccumulationandbreakdown）完整版首次被译成英语。这是格罗斯曼作品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但也最受谴责与诋毁的作品。它不仅复盘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崩溃趋势所做的重要阐释，而且恢复了他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方法。去年，Brill出版社将这一最新版本以昂贵的精装版的形式出版。现在，Haymarket出版社出版了平装本。我将与里克·库恩（RickKuhn）一起参加一月新版的国际发布会。 最后，古列尔莫·卡切迪（GuglielmoCarchedi）和我本人的《21世纪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inthe21stcentury）也将由Pluto出版社出版。开启预订后已过了些许时日，不过下周就承索即印了。这本书“透过价值的棱镜”对危机、通货膨胀、帝国主义、环境、科技与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探讨。我预计将在2023年的帖子中对每一章的看法做进一步的阐释。新书的发布会也将举行。 原文链接：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ss.com/2022/12/22/books-of-the-year-2/
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 DieDiktaturdesProletariats 无产阶级专政 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 （1918） 录自《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 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 何疆、王禺根据维也纳伊格纳兹·勃兰特出版公司1918年德文版译出 一、问题 二、民主和政权夺取 三、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四、民主的效果 五、专政 六、立宪会议和苏维埃 七、苏维埃共和国 八、实际事例的教育 九、专政的遗留物 甲农业 乙工业 十、新理论 感谢小瞳录入并校对
外一章：苏联解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附篇 外一章：苏联解体 笔者在上文分析，除俄罗斯和乌克兰外，其他加盟共和国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故此，除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维亚表现出较强烈的分裂倾向，它们都拥护维持联盟完整。经济上，联盟解体对俄罗斯及乌克兰都没有好处，基于此，笔者在上文判断，俄、乌所要求的并非联盟解体，而是在它们要求的条件下组织新联盟。但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及乌克兰联同白俄罗斯达成明斯克协议，宣判苏联死刑，成立独立国家联邦。这怎样解释昵？ 首先，应当留意，经济上依赖俄罗斯及乌克兰的白俄罗斯在12月8日协议仅扮演陪衬角色。其次，除陷于内战的格鲁吉亚外，其余11个共和国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签署协议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明斯克协议既成事实，其他共和国便只有接受，实力较雄厚及最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松散联盟构思的哈萨克斯坦，及分裂倾向最强烈的摩尔达维亚都不例外。以上显示，笔者对于俄、乌以外其他共和国的处境及取向的判断，没有出错。俄、乌对自己主宰联盟命运的能力当然清楚不过。它们达成明斯克协议，深知其他共和国除了被迫接受外，没有其他选择。 一般评论把独联体的成立形容为叶利钦/俄罗斯的胜利，这是极之错误的。直到11月下旬，俄罗斯都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松散联盟建议。11月14日，七个加盟共和国通过新联盟条约草案（详后），俄罗斯包括在内（缺席五国中包括乌克兰）。11月30日，于乌克兰同时选举总统及投票表决独立问题前夕，叶利钦仍然不反对新联盟条约，但表示倘若乌克兰不加入，俄罗斯亦不会参加。[1]（按：如前分析，所有加盟共和国当中，经济上对俄罗斯最重要的是乌克兰。）可以看到，直到11月底，俄罗斯依然谋求在它所要求的条件下建立新联盟。 令俄罗斯改变态度的是克拉夫丘克于12月1日宣布不仅苏联不再存在。甚至连10月18日签署的新经济条约（乌克兰于11月6日才正式签署，详后）都因为俄罗斯决定单方面实行经济改革而作废。他建议由乌克兰、俄罗斯及白俄罗斯成立一个斯拉夫经济共同体。[2]三国稍后同意于12月7日在明斯克举行闭门会议进行磋商。 显而易见，俄罗斯最后放弃松散联盟模式是对乌克兰所作出的让步。我们稍后将分析为什么它同意作出这个让步。 综合上述，除就乌克兰外，笔者上文关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共和国就新联盟问题的取向的判断，大致上是正确的。为什么就乌克兰的判断会出现偏差？ 其实，如笔者所料，跟其他共和国一样，乌克兰亦希望能尽可能维持旧联盟的经济完整性。1991年10月1日，12个共和国草签一份新经济条约，设立共同经济区。条约草案由亚夫林斯基及西拉耶夫联同12国代表共同草拟（西拉耶夫于9月27日辞去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一职，集中处理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及苏联国民经济应急管理委员会主席两个职位的职务）。内容包括：商品、服务可自由出入各共和国，共和国互相不设关税；维持卢布作为共和国之间贸易的货币；各共和国可发行自己的货币；成立类似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跨共和国银行体制；共和国互相协调财政及货币政策；共和国就能源及运输进行紧密合作；共和国边界五十年不变等。[3] 10月10日，乌克兰总理域·福金（V.FOKIN）就以上条约表示：“我们（按：指各共和国）不能独立地生存。这样的一个条约是极度必要的，只要它不危害签署国家的国家主权。”[4] 10月18日，八个共和国正式签署条约。（按：其实条约仅属于一份意向书，具体细节有待17份尚待磋商的协议落实。）[5]乌克兰当日没有签署，据报导是出于就货币、跨共和国银行体制及如何分担苏联外债这几方面的问题有不同意见。[6]（其他缺席共和国为摩尔达维亚、阿塞拜疆及格鲁吉亚，原因不详。） 11月6日，乌克兰及摩尔达维亚正式签署条约。[7] 较早之前，十个共和国（乌兹别克及阿塞拜疆除外）和西方七个发达工业国家于10月28日就苏联外债问题签署备忘录。各共和国同意承担连带责任（JOINTANDSEVERALRESPONSIBILI-TY），即不把本金拆开由各共和国各自承担一部份。[8] 11月19日，九个共和国正式批准备忘录。乌兹别克及阿塞拜疆要求在澄清一些细节后才签署。乌克兰表示在乌兹别克、阿塞拜疆未签署及在各国未能就如何摊分苏联海外资产达成协议前，不会签署。 11月21日，七个发达工业国家先同八个共和国（上述九个减去格鲁吉亚）正式签署协议，其余四个共和国可于后来加入。协议容许共和国延期一年偿还36亿美元债项；七个发达工业国同意给予各共和国10亿美元新贷款。[9] 新经济条约规定各共和国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但在经济崩溃的环境底下，各国急切谋求自救，进行协调在实际上仅属于良好愿望。倘若无法取得协调，其他共和国便必然会被俄罗斯牵着鼻子走，否则便有被它鲸吞之虞。例如，俄罗斯1992年1月2日单方面取消物价补贴，放开价格，包括乌克兰克在内的其他共和国只有跟随，不然，俄罗斯人便会四处到其他共和国抢购低价货品。 就乌克兰而言，既然协调几乎没有可能实现，避免被俄罗斯主宰或吞噬的最有效手段，便是发行本国货币（乌克兰是各国当中最先提出及最坚决要执行发行本国货币的共和国）。乌克兰及一些其他独立国1月开放物价后发行购物券，便是在未发行本国货币前所作出的一种临时安排。 发行本国货币当然也是实行独立货币政策的前提。独立货币政策对于防止俄罗斯的经济霸权主义至关重要。1991年9月，苏联国家银行终断给乌克兰供应卢布，乌克兰因此而没有货币支付9月份旳工资。[10]直到1991年底，莫斯科对乌克兰增加卢布供应的要求，置若罔闻。[11]因国家银行不停印制钞票而持有大量卢布的俄罗斯人便因此能蜂拥往乌克兰进行形同掠夺的捜购。 以上表明，乌克兰要跟俄罗斯经济上平起平坐，发行本国货币是必要前提。从这个角度看，新经济条约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代表乌克兰的胜利。 乌克兰11月19日拒绝批准外债备忘录是有根据的。八·一九政变流产后，俄罗斯陆续接管苏联政府国内外的资产。在未能就如何摊分苏联资产达成协议前，乌克兰绝对有理由拒绝承担苏联外债的连带责任。 乌克兰谋求在自己要求的条件底下维持旧联盟经济完整性的努力，取得一定成就。那为什么它要拒绝维持一个松散政治联盟？现在看来，笔者当初认为乌克兰这方面的取态，没有因为八·一九政变流产所提供的契机而出现转变的判断，确实出了偏差。出现偏差原因是笔者当时忽略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并非空泛的民族主义，而是一个经济因素。（笔者强调这点并非完全抹煞民族主义的作用，但民族主义本身往往亦以经济为唯物基础。） 八·一九政变流产为分裂主义者提供梦寐以求的契机。但不计波罗的海三国，除了乌克兰外，其他共和国都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搞实质的独立。这是出于笔者在上文分析的经济因素。 乌克兰的情况却有别于其他共和国。除俄罗斯外，它是最有经济独立能力的共和国。它的发电工业在东欧有庞大现成市场。只要能够一定程度上维持旧联盟经济上完整，它的农业、钢铁工业及暖水港口便能保持俄罗斯的庞大市场及水路运输需要（旧苏联所有港口当中，只有位于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冬天期间不受冰封）。乌克兰主要进口为原油、木材等，供应来源自然是俄罗斯。（乌克兰本地生产仅能满足能源需求六成。）但显然，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经济关系是互补不足，而非单方向的依赖。 维持政治联盟经济上对乌克兰十分不利。俄罗斯人口占旧苏联总人口51%。加上其他共和国经济上对俄罗斯的依赖比对乌克兰为大，任何新政治联盟必定由俄罗斯主宰无疑。根据戈尔巴乔夫八·一九政变流产后提出的新政治联盟协议草案，中央政府（架构包括总统、副总统及国会）负责国防及外交政策。旧苏联仍然是军事超级强国，即使实行裁减军备，军费开支仍涉及庞大数字。换句话，乌克兰会因为维持政治联盟而需要负担很大程度上不由它控制的巨额军费开支。新政治联盟协议草案规定主权国对外可建立独立贸易关系，但这些关系不得违反联盟的外交政策及义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对外贸易需要显然有所不同。换句话，维持政治联盟表示乌克兰在建立对外贸易关系时会受到由俄罗斯主宰的联盟的外交政策掣肘。 踪合上述，只要旧联盟的经济完整性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维持政治联盟便会对乌克兰产生不利经济作用（这是乌克兰缘于它的经济实力所处于与其他共和国有别的独一无二的位置）。乌克兰把握八·一九政变流产提供的契机决意脱离联盟实属非常符合情理。它8月24日宣布独立后表明，不打算参加任何新政治联盟。新经济条约制订进展大致符合乌克兰的要求，它更加没有改变上述态度的需要。 俄罗斯于政变流产后陆续把苏联中央政府的部门、资产、职能篡夺、接管，充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完全无视其他共和国。 政变失败后，俄罗斯便成立俄罗斯中央银行及俄罗斯外贸银行。俄罗斯企业把大量卢布及硬货币存款、资金从苏联国家银行及苏联外贸银行转到俄央行及俄外贸银行。根据中央政府规定，国家与外贸企业外汇倒四六分成（即国家占四成，企业占六成）。但政变后，俄罗斯境内外贸企业拒绝执行有关规定。[12] 共和国拒绝向中央政府履行财政上缴任务（见第廿二章），国家银行及联盟外贸银行的存款基础又被汲干，联盟政府财政自然拮据。1991年11月头，戈尔巴乔夫要求国家银行供应财政部300亿卢布，以缓解政府财政燃眉之急。[13]但国行本身已变得一穷二白，没有俄央行的帮忙便无法满足戈的要求。戈唯有向叶利钦求救，却被叶所拒绝。[14] 11月15日，叶利钦下令由12月1日开始，除克格勃、国防部、外交部、铁路部及核能部外，俄罗斯将终止为其他联盟政府部门提供财政。[15]（叶这个决定于10月15日已预早宣布。）[16]同一日，俄罗斯停止给联盟政府原油出口发出口许可证；宣布短期内接管联盟政府的煤、黄金及钻石出口（俄罗斯10月已接收境内黄金、钻石及贵金属矿场，仅给联盟政府上缴小部份生产，为中央政府赚取外汇）。[17] 11月22日，俄罗斯国会通过法例，由俄央行接管国家银行及苏联外贸银行。法例规定，国家银行把全部资金存放于俄央行；外贸银行重新向俄罗斯政府登记为贸易银行，负责替联盟偿还外债；1992年1月1日开始，俄央行将成为发行卢布的唯一合法机关。[18] 11月28日，苏联外贸银行宣布由于缺乏外汇，暂停向客户提供现汇。[19]同一日，最高苏维埃上议院批准国家银行向联盟政府提供900亿卢布，以供联盟政府未来三个月周转。但国行行长格拉先科向最高苏维埃报告，国行能调动的资金仅30亿，而由于银根紧更将于29日停止向联盟政府提供款项。[20] 联盟政府财政没有着落，身陷倒闭边缘。叶利钦有计划、有部署地把联盟政府赶致绝境才于最后关头伸出援手，承担联盟政府12月份的工资开支。[21] 11月29日，俄罗斯通过法例接管联盟政府外交部国内外所有资产。[22]12月1日，俄罗斯接管联盟政府财政部。[23] 以上一连串发展告诉乌克兰，它对于新政治联盟会被俄罗斯主宰，因而参加该联盟会令自己蒙受经济损失的担忧完全有根据。既然俄罗斯为了自身利益亦表明会尽力维持旧联盟的经济完整性（焦点在贸易关系），乌克兰便没有理由改变政治上脱离旧联盟的计划。 鉴于上述，戈尔巴乔夫复职后致力于建立一个松散联盟的努力一早便注定要失败。 1991年10月11日，戈尔巴乔夫向各共和国提交一份新的新联盟条约草案。内容包括：联盟易名为“自由及主权共和国联盟”；联盟政府负责国防及外交政策；主权国对外可建立独立领事、贸易及外交关系，“只要这种关系与联盟的国际义务相一致“；主权国有自己的政府体制；联盟总统五年一任，经普选产生，最多连任两届；共和国参加新联盟以自愿为原则，预早一年通知后便可退出；联盟国会最高苏维埃由共和国院及联盟院组成等。[24] 10月23日，乌克兰表示将建立本国军队，人数42万，黑海舰队部份船只应归乌克兰所有，苏联核武应置于各国共同控制之下。[25] 11月14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塔吉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及阿塞拜疆出席新联盟条约会议，通过条约草案。草案亦于同一日得到苏联国务委员会通过。[26] 11月29日，苏联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与除阿塞拜疆外的其他11个共和国国防部签署协议，同意共和国可建立本国部队。[27] 30日，叶利钦表示若乌克兰不参加新联盟，俄罗斯亦不会加入。[28] 12月1日，乌克兰同时进行独立投票及选举总统。克拉夫丘克顺利当选；赞成独立票数高达九成（按：乌人口中五分一为俄罗斯人，赞成比率达九成表示部份俄罗斯人亦支持独立）。克宣布由于俄罗斯决定单方面实行经改，新经济条约作废。他建议成立斯拉夫经济共同体，各国有自己货币，贸易收益存放于一间由斯拉夫族三国共同拥有的银行，盈余、赤字以硬货币及信贷结算。[29] 12月2日，叶利钦宣布承认乌克兰为独立国家。7日，俄、乌、白俄三国首脑在明斯克举行闭门会议，商讨斯拉夫经济共同体问题。8日，三国达成协议，成立独立国家联邦。 9日，戈尔巴乔夫反对由俄、乌、白俄三国私自决定苏联命运，要求召开人大，或经由全民投票决定。 10日，沙波什尼科夫表示拥护独立国家联邦。同日，戈尔巴乔夫与国防部、参谋部首脑会面。笔者在第廿七章分析，武装部队于八·一九政变前已出现分裂。政变结果，淸楚说明拥护俄罗斯的力最在武装部队中已占主导。戈尔巴乔夫希望军队会反对明斯克协议显然属于白日造梦。（独立国家联合体于12月21日成立后，很多军官要求武装部队维持统一，不外乎是代表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讲说话。） 11日，叶利钦会见国防部、参谋部及俄罗斯各军区首脑、司令。会后，叶表示武装部队拥护明斯克协议。[30] 12日，克拉夫丘克任命自己为乌克兰境内所有武装部队总司令。[31]17日，戈尔巴乔夫终于接受现实，同意年底前结束旧联盟。19日，俄罗斯接收克里姆林宫，解散苏联外交部。21日，除陷于内战的格鲁吉亚外，其他11个共和国在阿拉木图签署《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独联体武装部队临时总司令。25日，戈尔巴乔夫正式辞职。30日，独联体各国元首在明斯克举行会议，协议：①成立战略核武统一司令部，核按钮由叶利钦控制，但任何决定需得到另外三个拥有战略核武的独立国（乌、白俄、哈）元首同意，以及需征询其他独立国家元首意见；②成立协调机关——国家元首会议（两年开会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一年四次会议）、大使委员会（常设机关）；③独立国家可于两个月内决定是否成立本国军队，或接受独联体统一指挥。 就俄罗斯而言，保持政治联盟对它最为有利。那为什么它同意向乌克兰让步？ 俄罗斯阻止乌克兰独立的办法不外两个：军事侵略或仿效苏联1990年春对付波罗的海三国的做法对乌克兰进行经济封锁。 军事上，乌克兰当然无法匹敌俄罗斯。但首先，鉴于苏联当时的混乱状态，俄罗斯人及部队不会支持任何军事行动。其次，任何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西方国家谅解，西方经援便会切断（虽然援助为数不多，但俄罗斯极希望政局稳定后援助会迅速攀升）。再者，任何军事行动只会延长经济混乱。况且，俄罗斯经济上能否承担军事行动也不无疑问。鉴于上述，笔者相信军事解决办法从来没有在俄罗斯考虑范围之内。 如前所述，俄罗斯经济上对乌克兰的依赖不下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依赖。故此，经济封锁只会带来两败俱伤，把双方的经济从现存的崩溃状态更加推向深渊。 强迫不通，利诱亦无法见效。新经济条约容许各国发行本国货币经已是俄罗斯所能够作出的最大让步，但效果恰恰相反，不仅无法改变，更助长乌克兰的去意。 苏联经济1990年出现滑坡的情况第廿一章已有所分析。1991年的经济环境更趋恶劣。1月至9月，国民收入下挫13%；入秋，通胀升至周率3%。[32]卢布8月份发行量达2,500亿，相等于1990年全年发行数目。[33]原油产量由1990年5.7亿吨（按：1989年为6.1亿吨）再降至5.25亿吨（1992年估计数字）。[34]俄罗斯1991年农业生产估计比1990年下滑20%。[35]根据格拉先科报告，1991年全年财赤将由1990年600亿卢布升至2,530亿。[36] 第廿二章分析，1990年的滑坡缘于政治因素。这种情况延续到1991年。八·一九政变流产使政局更趋混乱，经济崩溃更加恶化。在这种环境下，为防止国家焚身于燎原整个苏联的经济崩溃火焰，尽快恢复政局稳定显属燃眉之急。既然乌克兰去意改变不了，俄罗斯便唯有接受它独立，谋求尽快创造防止经济继续下滑所需的政治环境。 俄、乌成立独联体，希望维持旧联盟的经济完整性。但事物的发展逻辑往往超出人的主观意愿及原来预算（戈尔巴乔夫最有资格为这一点现身说法）。独联体把旧联盟解体，由此而被解放出来的分裂因素会否最后发展到把独联体也解散呢？ 1991年除夕 ——全书完—— 注： [1]《文汇报》，1991年12月1日。 [2]《经济学人》，1991年12月7日号，页55。 [3]《文汇报》，1991年10月2日及3日。 [4]转引自《南华早报》，1991年10月12日。 [5]《经济学人》，1991年10月19日号，页58。 [6]《南华早报》，1991年10月20日及11月7日。 [7]《南华早报》，1991年11月7日。 [8]《南华早报》，1991年10月30日及11月7日。 [9]《南华早报》，1991年11月22日。 [10]《经济学人》，1991年9月28日号，页59。 [11]《文汇报》，1991年12月31日。 [12]《南华早报》，1991年11月21日。 [13]《南华早报》，1991年11月2日。 [14]同上注。 [15]《南华早报》，1991年11月17日。 [16]《文汇报》，1991年10月17日。 [17]《文汇报》，1991年10月17日；《南华早报》，1991年11月17日 [18]《文汇报》，1991年11月23日；《南华早报》，1991年11月23日。 [19]《南华早报》，1991年11月30日。 [20]《文汇报》，1991年11月30日；《南华早报》，1991年12月1日。 [21]《南华早报》，1991年12月1日。 [22]《文汇报》，1991年11月30日。 [23]《文汇报》，1991年12月4日。 [24]《文汇报》，1991年10月11日。 [25]《文汇报》，1991年10月24日。 [26]《文汇报》，1991年11月16日。 [27]《文汇报》，1991年12月1日。 [28]同上注。 [29]《经济学人》，1991年12月7日号，页55。 [30]《南华早报》，1991年12月12日。 [31]《文汇报》，1991年12月13日。 [32]《文汇报》，1991年10月2日。 [33]同上注。 [34]《文汇报》，1991年10月17日。 [35]同上注。 [36]《文汇报》，1991年11月20日。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三、经济改革对社会生产关系及阶级构成所产生的作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三、经济改革对社会生产关系及阶级构成所产生的作用 苏联模式国家以所谓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实际上，官僚干部阶级是实际的拥有者。提高国营部门的效益，搞活国家经济，最终都是为了官僚干部阶级自身利益，使它的社会霸权得以巩固。 虽然苏联模式国家在国内消除了竞争，这只不过把竞争提升上国际水平。例如，尽管个别外贸公司不直接感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这种压力其实由整个国家透过外贸及价格补贴来承担。国际竞争迫使官僚干部阶级不断进行积累。东欧在粗放发展期间，尽管生产效率低，剩余价值绝对量的增加，满足了早期积累的需要。踏入集约发展阶段，不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用一般术语讲，即不提高效益，继续进行积累就会发生困难。进行经改，是官僚干部阶级在巨大国际竞争压力下，为保障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作出的努力。 一般而言，经改归纳为几个范围：（1）企业改革；（2）体制改革；（3）价格改革；（4）扩大第二经济[97]。 企业改革：这些改革针对科尔奈所指出的“软预算约束”、“投资饥饿症”等现象，以提高企业效益。一般涉及对企业放权让利，提高它们的自主性，使它们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及经营者。 体制改革：这类改革目的在于与企业改革配套。例如，金融方面实行“拨改贷”（财政无偿拨款改为银行有偿贷款），以把预算约束硬化和减低瞎投资。 价格改革：把价格开放，以反映价值关系。一般把价格分三类：指令性的计划价格、指导价格（一般设上限或浮动幅度限制）、及完全开放的自由价格。 企业（及体制）改革与价格改革有着密切关系。此所谓“以搞活企业为中心、价格改革是关键”。不开放价格，企业盈亏在自己控制范围以外，就无从搞活企业。只开放价格，不进行企业及体制改革，首先，不能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其次，只会制造机会给企业谋取暴利，对搞活企业无甚裨益。 扩大第二经济：官僚式的统一包揽在照顾消费资料方面一向效率低，在小商业及服务行业尤为如此。扩大第二经济，不独能补充苏联模式自身的不足，亦同时对国营部门经营的市场化起有一定作用（如提高竞争性）。（在一些国家如中国，这更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 在传统斯大林模式，官僚资本高度集约化，企业几乎完全没有自主权。真正履行官僚资本阶级任务的集团是以主管部门为核心的干部（按：指中央部委整个庞大架构）。其他干部只有利用职权进行小规模的贪污活动。换句话，他们基本上属于一种寄生体，依附在由主管部门为核心构成的官僚资本阶级。当然，企业主管并非百分之百被动，他们透过对有关企业的资料的操纵，跟主管部门进行关乎计划指标的讨价还价。虽则如此，这仅属于在力量不平等底下的回旋空间，不影响上述结论的准确性。（上述分析详见第一章，附注1所述著作。） 经改令统治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中央主管部门向地方、企业放权让利，使地方、企业干部对生产资料拥有实际控制权，他们从而转化成一个独立于主管部门的利益集团。中国近年形成的“诸候经济”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个利益集团透过对国有资本的控制权[98]，利用经改把经济关系市场化，通过种种途径化公为私、以权谋私。需要留意，未进行经改前，地方、企业干部所能够进行的贪污活动，规模受到客观经济条件限制。经改的开展给予以上行径空前广阔的活动场所。例如，中国进行价格改革，实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官僚干部以计划内价格（多为国家补贴价）搞来紧俏货品（以煤、钢材等最为重要），以高出很多的自由议价倒卖出去，谋取到的暴利，非以前的小贪污能够比拟。除利用价格“双轨制”外（这是中国“特产”，匈牙利及波兰均没有实行这种制度），其他化公为私、以权谋利的方法、形式，数不胜数，如官商、倒卖紧缺车皮、出售匮乏货品入口许可证、回扣、非法出口、无牌经营……。经改没法调动国营企业正面的积极性，却大量启动了官僚干部的反面才华。 这个利益集团拥护更大的改革[99]，因为这些改革除有利于他们继续谋私外，还能够：（1）不仅加强他们对国有资本的实际控制权，更能进一步把这控制权逐步变成实际，乃至法理的拥有权。例如，通过企业交叉控股的股份制。另一种提议是把企业估值，资产权归企业干部，国家只收回利息。[100]这种建议刚巧把中共五十年代中叶把民族资本收归国有的过程调转过来。（2）通过上述途径，他们已形成完全属于自己的原始资本。很多时，他们苦于缺乏投资门路，被迫把这些资金用作奢侈消费。更大的改革可为这些资本开辟或进一步扩阔投入市场，进行累积的空间。（3）把部份国营企业私有化或招租经营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便是这些官僚干部，因为他们拥有原始资本，又可依靠权力关系，择肥而噬。（4）更大的改革使这些官僚干部在转变中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所获得的地位，得以透过市场机制来确定、巩固和保证。 笔者认为，当这个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101]。它已经转化成为一个雏形阶级。本文把它简称为新兴干部（资本）阶级，以对照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102] 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和新兴干部资本阶级的政治代表，分别是保守派和改革派。（按：保守派和改革派为管治集团，与上述两个阶级属于不同范畴，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中统治阶级与管治集团有比西方国家为高的重叠性。有关这点详见第七章。）当然，在苏联模式的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给定的前提下，两派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有一定的独立经济意义。改革派认为必须继续改革，否则就死路一条，这有客观正确性。保守派指出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切忌一哄而上，否则必定制造混乱，这亦有一定道理。其实，两派都接受改革的必要性，因为这是为了整个官僚干部阶级的利益着想。但两派有关改革步伐的争论，除了是关于那一个的方案最能维护统治集团整体利益的交锋外，意义更为深刻的是，这些争论是这个集团内部出现阶级分化的标志。东欧自七十年代及中国自八十年代，历史是站到改革派一边的。[103]为了阻挠新兴干部阶级继续壮大，保守派代表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处处企图拉经改后腿。但客观形势使然，这不外是它在受到历史淘汰的败退中作出的负隅顽抗。因为即使它自己亦深切认识到，要回到传统模式是不可能的，那只会令官僚干部阶级走向灭亡。这是保守派所面对的它无法解开的矛盾。 查实，并非所有地方、企业干部都拥护改革。因为改革把一些干部（以低层干部为主）的小贪污途径堵塞了。[104]例如，政府把小商贩经营放开，会削减操审批、发牌大权的干部的贪污机会。又如，开放价格使部份货品的短缺情况得以纡缓，国营商店低层干部便会因而少了发财门路。再如，竞争能力低的企业自然对削减国家照顾的改革措施有所保留。这些干部构成保守派在建制内的社会基础。不过，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同一命运，客观经济形势的压力透过经改的效果不断把他们的力量削弱。 综合上述，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有着一个唯物基础，即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和新兴干部阶级两者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改的历史愈悠久，历程愈相对稳定，内容愈彻底，新兴干部阶级的力量便愈壮大。 概括之，改革派的冒起和壮大是透过一个循环的过程发展的。客观经济形势的压力使改革派在党内抬头。改革使新兴干部阶级强大起来。这反过来再加强化改革派在党内的实力。研究人的行为，必须给予它客观解释，否则没有科学价值。以“良知”、“明智”或其他类似范畴来理解改革派的角色，不外乎是一种宗教式（“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观。 新兴干部阶级对共产党专政有着暧昧的态度。它在初期形成及发育阶段，要依赖这个政权来发展自己。在这阶段，它政治上的需要是争取改革派在建制内强化。长远而言，它的利益在于摆脱透过这个政权来保障自己的发展和地位，以市场机制代替它来发挥这种功能。一日这个政权维持下去，一日保守派就有机会代表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开改革倒车，或最低限度，剎改革车，从而束缚和掣肘新兴干部阶级的发展，或甚至扼灭它于萌芽或雏形状态。再者，共产党政权维持下去令新兴干部阶级新获得的阶级地位在人民心目中来得不光采。由此可见，这个阶级的发展愈趋成熟，其翅膀愈加丰满，它对共产党政权的依靠便愈低，它便愈有能力放弃这个政权。同理，到这阶段，它亦没有需要把自己局限在共产党内找改革派做政治代表。它更可进而扶植党外的反对力量，双管齐下，进一步促进自己的利益。 新兴干部阶级对共产党政权的态度，还受到其他因素左右。例如，其他阶级的动向、国外形势[105]等。这些因素所产生的作用待我们就波局、匈局进行具体分析时才作出讨论。 不从新兴干部阶级的发展，以及就上述各错综复杂因素对它与共党政权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波、匈改革派会促使共产党和平地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经济改革不独滋生新兴干部阶级，它同时造就民营资产阶级的兴起。[106] 一般而言，民营经济在工业、金融业及其他大型生产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107]它主要集中在小商业、运输业、个人服务业等。基于劳动力短缺，民营经济在匈牙利和波兰的发展受到很大掣肘。虽则如此，变局发生前，匈、波两国的民营资产阶级不仅在以上行业占有不容忽视，甚至主导的位置，在工业亦占有一席位，构成一股有一定实力的社会力量。它的目标在于寻求政府继续进行改革开放，最终达到打破官僚资本在大工业、物资供应、金融信贷等方面的垄断，以便进一步拓展自己。 所有阶级都谋求组织代表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维护它们的经济利益。民营资产阶级当然也不例外。 政治上，东欧各国属于单元社会，共产党垄断政权。前面分析，共产党内部分成两大派，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级。由于社会其他阶级不能自由地，或只能在受到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在党外组织代表自己的政治力量，所以，它们有需要在党内找代办。从这个角度看，党内改革派有着二重角色。它不独代表新兴干部阶级，也同时代表民营资产阶级。当这两个阶级利益一致时（例如，要求更大的改革），改革派的身份不会出现矛盾。但当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或在一定的局势下，政治取向上出现分歧时，改革派便会面对一个内在矛盾的局面。[108]一般来说，当这种情况出现，它会以新兴干部阶级的利益为重。理由是，若经改仍属初步，民营资产阶级力量微弱，不足以令改革派违反新兴干部阶级（正式来说，这段时期，它属于利益集团多于雏形阶级）在这阶段需要维护共党政权的要求。倘使经改已有很大发展，出于新兴干部阶级的势力必定大于民营资产阶级，改革派仍然会以前者的利益为优先。 民营资产阶级除了在共产党内找代办外，还致力于建立党外政治力量。这股力量与党内改革派的关系完全视乎后者在一定的形势下能否代表民营资产阶级的利益。[109]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不是共产党的教条，而是唯物史观的科学结论。所有政党、派别、政治力量都是一定社会阶级的利益代表者。它们之间的政治斗争不外是这些阶级的经济利益角力政治上的体现，非什么“明智”对抗“愚蠢”、“良知”对抗“罪恶”等。这些政治斗争的胜负取决于各个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非什么“认识的深化”等。现象不能告诉人们事物真理。单看表面，我们只能见到各党各派的关系转变，只能根据有关人物的言谈判断他们的主观自觉。但是，这些转变及主观自觉都不能为我们揭示它们的深层客观基础。 注： [97]根据匈牙利经济学家伊·基巴（ISTVANGABOR）界定，第二经济包括注册私营部门及没有注册的其他私营经济活动。（基巴，《第二经济》（“THESECOND（SECONDARY）ECONOMY“），载ACTAOECONOMICA，第22卷（3—4）（1979），页291—311） [98]这控制权可以是直接的（如企业主管），也可以是间接的（如有关经济活动的行政审批权）。 [99]这是指一般而言，并不排除企业对个别改革措施会加以反对。例如，把大企业分解成多个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减低垄断性，显然不会受到大企业欢迎。 [100]厉以宁，《改革国家资产管理制度的建议》，载香港《经济日报》，1989年2月13、14日。 [101]例如，中国1988年开始治理整顿以来，中央一直企图向地方、企业（尤其是地方）收权，但始终没有什么成效。显然，这个集团的发展已达一定成熟及巩固程度。 [102]一些人可能不同意笔者用“阶级”一辞来形容这个利益集团。应当承认，它是刚新兴起的，它能否得到稳定的发展还有待时间考验。但如注5指出，当它的发展达一定成熟阶段，它有一定的稳固性。换句话，它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有独立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的实质存在及位置。再者，东欧事变后的情况显示，它的阶级地位正在得到市场机制保障（这点本文后面会论及），而没有因事变而丧失。另方面，新兴干部阶级兴起的情况，有别于以前统治阶级（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党政企干部）的内部利益分化。在传统苏联模式底下，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也会岀现利益矛盾（例如，产业部门争夺资源）。但各个集团的阶级地位都建基于同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上。市场化的经改在斯大林模式的生产关系中引入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跟传统官僚资本阶级不同，新兴干部阶级的阶级基础逐步从前一种生产关系转到后一种。基于这个因素，当新兴干部阶级的发展达到一定成熟程度，它的性质已超越于苏联模式底下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集团的界限，而具有雏形阶级的性质。 [103]这是因为斯大林模式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与东欧小国不同（尤其是像匈牙利那般缺乏资源），中国国力远较雄厚，但到七十年代末叶，终于也顶不住改革的压力。这为邓小平东山再起提供了客观基础。其实，中国的改革压力与东欧有所不同，这点本文后面会作出论述。 [104]笔者这一个见解取材自谢·达尔考科斯基（JACEKTAR-KOVSKI），《波兰和苏联新与旧的贪污形态》（“OLDANDNEYPATTERNSOFCORRUPTIONINPOLANDANDTHEUSSR”），载《戴罗斯》，1989年夏季号。 [105]笔者并非指抽象的国际大气候，而是一些实际及具体的客观因素，如石油危机对匈牙利的打击等。 [106]准确地说，个体户及民营小合作社不应归纳在“民营资产阶级”这个范畴。 [107]1989年，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超过7，530亿，占全国总产值近25%。1990年，乡镇企业职工达9，400万，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以上见《文汇报》，1990年9月27日）一些论者把乡镇企业一概归纳于民营经济（例如，万润南载香港《信报》.1989年8月12日的讲话），这是不正确的。乡镇企业非一个所有制范畴。它包括社队企业、乡或镇政府办的企业、民办企业等。但由于官方统计没有分类，故无从稽考其中民办企业的正确比重，但据悉，除了在一些如温州的个别地方外，一般都很低（见晓亮，《中国所有制结构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205）。 [108]赵□□派在中国□□□□中便面对这种矛盾情况。（见刘荣锦，《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及朝野良性互动论，兼论□□□□的失败及策略得失》第10节，载《四五行动——评论》，第3期（香港，1991年3月10日），页32—36） [109]中国□□□□期间，赵□□派和党外代表民营企业家阶级的政治力量最终分道扬镳。见刘荣锦，1991，页32—36。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二、经济改革在东欧的必要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二、经济改革在东欧的必要性 2.1东欧采纳斯大林模式的经济背景 2.2斯大林模式的体制性局限 2.3斯大林模式:从经济的发展形式到经济发展的桎梏 2.4历史潮流：从抽象到具体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东欧变局最终缘于经济问题，但与温辉的讲法相反，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中间经过很多层次的转折。 本章首先论述东欧采纳斯大林模式的经济背景，和分析这模式的体制性局限。跟着就东欧的具体情况，分析是在什么条件下，这模式对东欧二次大战后首十五至廿年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并且在什么环境底下，这模式的消极作用终于凌驾其积极作用（虽然这不表示经济增长会马上停顿），迫使东欧进行经改。最后论述最终的经济问题怎样经过中间多个层次的转折导致变局的发生，从而给予“历史潮流”这个抽象的讲法以具体内涵。 东欧采纳斯大林模式的经济背景 国家介入经济，非苏联模式的专利。自十九世纪末叶，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形态被取代。即使经过戴卓尔十一年统治，英国也没法将历史倒流。[81] 为了战争需要，德国在一次大战期间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建立军事垄断资本主义（一些德国社民党人称之为所谓“军事社会主义”）。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把资源集中起来，统一配置，这是命令经济的第一个典范。 德国的经验有很大启示作用。列宁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解救俄国因大战而陷入的极端险况的唯一办法。[82]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政权能够赢得内战，也得力于所谓“军事共产主义”的实施。 命令经济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著名波兰经济学家奥·兰格（OSCARLANGE）便曾这样说： “广泛运用超乎正常的经济强制手段之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及管理办法，不是社会主义（按：即苏联模式）的特征，而是战争经济的特有手段。”[83] 德国的希特拉模式及日本的东条模式都是为了备战和作战的需要而建立的。 斯大林1928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在和平时期通过国家垄断来发展国民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84]一些资本主义发展得迟的国家，不想沦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地，并希望赶上先进国家，纷纷把斯大林模式视为金科玉律。 二次大战后，东欧各国经济千疮百孔。所有政党一致同意国家垄断是唯一出路。例如，捷克在1948年2月共产党政变前，超过六成工业已被国有化（按就业人数计。若按产值计，比率会更高。见第廿八章）。1947—48年度的计划委员会，由各党派组成，主席是一位工业家。[85] 斯大林模式的体制性局限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86]，建立社会主义需以消灭价值为前提。这涉及在主要生产部门以劳动时间作为经济计算尺度。1920年期间，一些俄国经济学家曾对如何把这种计算方法付诸实践，作出过研究。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1921年3月）令这项研究不了了之。 不消灭价值，就只有以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为经济计算尺度。价值是一个不能观察到的数量。[87]而价格需要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易，才能达到表现价值的水平。因此，计划价格是一个内在矛盾的范畴。一方面无法知道商品的价值，另方面却又取消市场，结果是计划价格与价值背离，不能形成一定关系。 经济计算尺度是资源配置的根据。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需要转化为价值，再而间接通过价格来发挥这个作用。[88]不能表达价值关系的价格体系对资源配置的效益起有负面作用，造成社会劳动浪费。[89] 所有苏联模式国家的经济学家都面对以上矛盾。在不知道产品价值的情况底下，他们无法设计出一个比市场价格为优胜的相对价值体系。但计划经济又要取缔市场。于是，他们只能试图以降低成本的方法来提高经济效益。但这些成本却又需要以计划价格为依据。换句话，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再者，计划价格使评核企业经济效益无法进行。在市场经济，利润是量度效益的尺度。但在以计划价格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一个企业可能实际效益很高，但由于产品的计划价格订得低，却反而要亏本。换言之，企业的赢亏不由自己控制，完全视乎国家的订价政策。既如此，银行贷款亦缺乏评核标准，所以也只有根据国家的指令进行资金调拨。 计划价格令企业不能掌握自身的盈亏，使它们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竞争，从而体制性地破坏企业的效益。这种情况使科尔奈得出举世闻名的短缺经济的结论。[90]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斯大林模式是一种内在矛盾的制度。它不消灭价值，却又要像经已消灭价值一样实行计划经济。于是产生了计划价格这头怪胎。计划价格没有、亦不能打破价值规律（例如，总价格仍然相等于总价值，只是个别价格与价值不规律性地偏离），但却严重干扰价值规律的运作。这种干扰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发生[91]，但程度有异，在斯大林模式下最为彻底。出于这种干扰，很多衍生于价值规律的经济范畴，如货币、银行等，都无法发挥它们的正常功能。由此，斯大林本人及一些苏联模式国家的经济学者，曾把这些国家中的价值、商品、价格、货币、银行等，视作形式上的范畴，没有价值关系的实体。[92] 斯大林模式半步也未有踏上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相反，它仍然植根于价值规律。它对价值规律进行的干扰无可避免地产生以上种种体制性的经济问题。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经济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减少对价值规律的干扰。换句话，必然是朝向把经济关系市场化。但这并不表示市场规律是不能逾越的自然法则。在一个以打破价值规律，而非对它进行干扰为前提的制度，任何可能产生的困难都会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在此情况下，经改的方向是如何完善以劳动时间为经济计算尺度，而非减低对价值规律的干预、非回头把经济关系市场化。 斯大林模式：从经济的发展形式到经济发展的桎梏 上述斯大林模式的体制性局限，东欧经济学家很快便亲身体验到。1954年，匈牙利经济学家大胆地对产品质量素低、浪费、缺乏创新动力等企业效益低的各种弊端加以公开评论，并提出改革要求。以奥·兰格1936—37年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为基础，乔·彼得（GYORGYPETER）提出一整套改革方案。 但尽管上述体制性局限很快便显露出来，如前所述，在共产党执政头十五至廿年，斯大林模式对于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总体而言，还起有积极作用，因而改革的压力不大。理由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中期，东欧各国经历着粗放发展（EXTENSIVEDEVELOPMENT——“粗放”为国内一般译法）阶段。这是一个基本工业化时期，重点在建立基础重工业如钢铁等。这类工业的生产方式、所需的资源等投入产出各方面的技术知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大致定型，变化比较少。统一的资源调拨对发展这些工业所起的正面作用，掩盖了苏联模式上述体制性弊端所起的负面作用。这期间，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是扩大这些工业的规模。 踏入六十年代中叶，基本工业化完成，东欧进入集约发展（INTENSIVEDEVELOPMENT）阶段。粗放发展期间，大量劳动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初步解决了劳动力供应问题。但出于人口增长率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便出现劳工短缺。于是，提高生产效率便成为首要课题。 劳工短缺迫使东欧各国把工业转型，提高技术水平，以减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二次大战前，东欧各国作为西欧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向以出口农业产品为主（捷克是例外），工业发展受到限制，技术水平大大低于西欧。现在，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必须从西欧进口高科技生产资料。以前，出口在东欧各国属于一个“剩余”（RESIDUAL）范畴。即是说，在计算各主要产品的内部供求差别后，才把“剩余”的产品用作出口。现在，由于要输入高科技生产资料，对西方的出口便变得份外重要，上述消极的出口政策便需要改变。 与此同时，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亦开始把东欧推向西方市场。（这点我们在论述苏联变局时会有所分析。） 增加对西方出口[93]表示，出口企业要在受西方支配的世界市场竞争。二次大战后，共产党在东欧执政，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的操纵，进行经济上自力更生的发展（东欧陷入苏联的控制是另一个问题，不关眼下的讨论，而这种控制也不影响东欧的工业化，属于自力更生做法的这点）。自力更生的发展，往往跟参与国际分工的要求互相矛盾。所以，在竞争方面，很多东欧产品有这种缘于历史因素的缺陷。加上西方国家对东欧出口诸多限制，这种竞争更是对东欧不利的不平等竞争。平等竞争对技术水平较低（西方的“微型软件”革命更加把这个差距拉开）及受上述历史因素拖累的东欧已是吃力的事，不平等竞争就更之然了。为提高货品在西方市场的竞争能力，政府需要提供贸易及价格补贴。这对政府财政是沉重的负担。因此，东欧各国都面对提高企业效益之巨大压力（留意：影响范围不限于出口企业，因出口企业的原料为其他企业的产品）。 另方面，基本工业化完成后，大力发展轻工业便提上日程。由于轻工业产品属于消费资料，所以不民主的、依靠长官意志的资源配置便出现很多问题。产锁脱节、结构失衡或比例失调的情况，经常出现。 基于以上各点，斯大林模式的体制性弊端的负面作用便愈趋突出，造成进行经改的巨大压力。 历史潮流：从抽象到具体 东欧巨变显然有着超越国界的历史因素，但如上一章指出，“历史潮流”这个提法有待具体化。 东欧一向落后于西欧。前面分析，粗放发展期间，苏联模式的积极作用掩盖了它的消极作用，令东欧的经济发展优越于过去，并与西欧看齐。踏入集约发展阶段，问题便接踵而来。苏联模式的体制性局限、一向相对落后的历史包袱、自力更生发展的反效果，全部汇聚一起，为东欧带来极端的困难，令它在与西欧的经济竞赛中节节败退，迫使它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 东德于1963年实行“新经济计划及管理体制”，成为率先发动改革的经互会成员。（有关为什么东德会成为首个进行经改的国家，见第廿八章。）两年后，苏联、波兰及保加利亚相继进行改革。1968年，捷克亦全面投入改革浪潮。翌年，罗马尼亚也被卷入改革运动。但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使各国的改革纷纷剎车。唯一的例外是匈牙利。自1968年以来，它是经互会中改革得最彻底及执行改革最稳定（虽亦有反复）的国家。这有着客观因素。匈牙利非常缺乏资源，格外依赖进口原料，所以受踏足西方市场的压力最大。[94]波兰的强大工运令波共政府难以提高剥削率，更相反需要安抚工人阶级，以高消费来换取政治稳定，从而一方面削弱波兰出口的竞争力[95]，另方面使从西方的进口不断标升（波兰农业很失败，没法满足国内消费需要）。由此，六十年代末叶扩大与西方市场接触后，贸易从基本平衡发展到庞大赤字，外债迅速累积。[96]八十年代的急剧改革就是这种环境迫出来的。以上当然把匈牙利及波兰的经济危机的形成简化了。例如，波兰倚重机电工程的工业结构严重制约着它对西方出口的能力。下文会就这些情况作出详细的分析。笔者在这里希望指出的是，即使同样是踏入集约发展阶段，东欧各国的具体情况也有分别，不能空泛地作出一些一般性的论断。 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东欧改革得最彻底、经济体制出现最大变化的经互会国家，成为整个东欧变局的两个突破口。 下一章分析，经改使社会生产关系及阶级构成产生变化。随着经改深化，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便出现转变，加上其他客观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这终于导致匈牙利和波兰发生变局。两国变局加上同样缘于经济因素的苏联的新东欧政策，于1989年秋、冬触发东、捷、保、罗的突变。 可见，从最终的经济问题，即（西方）资本主义战胜苏式国家资本主义，到东欧变局的发生，中间经过多个层次的转折。没有这种具体分析，“历史潮流”这种提法，不独流于空洞及抽象，更往往充满意识形态味道（例如民阵的理解）。 注： [81]《经济学人》，1990年11月24日号。 [82]《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等。 [83]《1957年11月布尔格莱德演讲》，转引自基撤，同，页15。 [84]当然，这些成就有很大代价。但不要忘记，西方资本主义建立时期的历史，同样是以火和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廿四章《所谓原始累积》）斯大林把英国几个世纪的发展，压缩在不到十五年内完成，自然也把原始积累的残酷性浓缩地显露出来。恩格斯上一世纪已经预见到这种情况的出现，表现出不能不令人佩服的历史远见：“由于俄国是被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征服的最后一个国家（笔者按：当以欧洲而言），而它同时又拥有那么多农村人口……经济革命所带来的革命性改变将较其他国家来得深刻及尖锐。这个过程……只能在可怕的苦难及震荡中、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完成。”（致丹尼尔逊的书信，转引自罗斯多思基（ROSDOLSKY），《资本论的创作过程》（THEMAKINGOFMARX’SCAPITAL），第2卷（伦敦，1989），页463—4） [85]基撤，同，页19。 [86]《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11，1975），页95—96；《哥达纲领批判》，载《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页8—13；刘荣锦，1987，第3节《什么是社会主义？》。 [87]刘荣锦，1987，页53—57。 [88]同上注。 [89]必须指出，市埸价格对资源分配的高效益作用，是指在资本主义而言。由于市埸价格其实是偏离价值的生产价格（《资本论》第3卷第2篇），只不过这种偏离是有系统性的，所以，资源分配其实同样有不符真正效益的偏差，只不过这种偏差没有在市埸显现出来，换句话，是隐藏着的。再者，这种效益以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为前提（分配关系决定各类产品的需求），因此含有阶级性质，绝非所谓客观或属于自然规律的效益。 [90]科尔奈，《短缺经济学》（THEECONOMICSOFSHORTAGE）（亚姆斯特丹，1980）。另一些被称作“失衡学派”（DIS—EQUILIBRIUMSCHOOL）的学者对科尔奈的结论不表赞同。近月来（现为1991年2月底），中国老牌经济学家薛暮桥亦几番提出，中国近两年的市场疲软显示短缺不一定是定律，生产过剩同样可以出现。 [91]刘荣锦，1987，页96—100。 [92]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骆耕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科学出版社，1957）；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载《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等。 [93]根据经济互助会议（CMEA）官方数字，经互会成员国对西方贸易占总贸易比例，从I960年20.6%增加到1975年30.3%。（尼·列亚什（REZSONYERS—匈牙利1968年“经改之父”），《匈牙利经济改革与政策之间的关系》（“INTERRELATIONSBETWEENPOLICYANDTHEECON-OMICREFORMINHUNGARY”），载《比较经济学期刊》（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第7期（1985），页213）就匈牙利而言，可兑换货币进口占总入口比率从1968年31.3%增加到1974年50.6%，出口由28.7%升至44.2%。（保·马勒（P。MARER），《匈牙利外贸机制及表现，1968—1979》（“THEMECHANISM&PERFORMANCEOFHUNGARY’SFOREIGNTRADE，1968—1979”），载夏雅尔、雷达斯及史云（P.G.HARE，H.K.RADICE&N.SVAIN）（编），《匈牙利：经济改革十年》（HUNGARY：ADECADEOFECONOMICREFORM）(伦敦，1981），页180）波兰对西方贸易占外贸总额百分率从1970年三分一増至1975年近50%。（夏雅尔及温里斯，同，页492） [94]以1973年数字为例，匈牙利外贸总值相等于净物质生产86.6%。（夏雅尔，《匈牙利工业价格》（“INDUSTRIALPRICESINHUNGARY”）下篇，载《苏维埃研究》，第28卷第3期（1976年7月），页377）1968、1970、1975、及1980，出口总值顺序相等于净物质生产26.4%、39.2%、44.7%、及52.7%。（列亚什，同，页219）保加利亚贸易占国民收入比率比匈牙利更高，但经互会贸易占总贸易约八成，故情况不能与匈牙利相提并论（详见第廿八章）。 [95]落后或较落后国家的工人运动往往面对一个矛盾的局面。世界经济一日被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操纵，斗争往往令国家更加陷入经济困局。笔者指出这点的意思，当然不是认为这些国家的工人不应该进行斗争。但这是一个与本文无关的间题。 [96]夏雅尔及温里斯，同，页492—493。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